作者简介

约瑟夫·A.邦焦尔诺（Joseph A.Bongiorno），医学博士，私人行医的精神病学家，同时在芝加哥大学的普利兹克医学院（the Pritzker School of Medicine）精神病学系兼职授课。他在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Chicago Institute for Psychoanalysis）学习过精神分析。他分析伍德罗·威尔逊的文章是首次涉猎心理史学。现在，他正在着手写作一篇大部头的论集体行为的精神分析论文。

普拉卡什·德赛（Prakash Desai），医学博士，伊利诺伊大学（芝加哥）精神病专业的副教授，兼任芝加哥西部医疗中心退伍军人精神疾病管理服务处（Psychiatry Service of the Veterans Administration West Side Medical Center）的主任。他正在撰写专著《印度传统的健康和医学》（Healthand Medicineinthe Hindu Tradition）。

彼得·盖伊（Peter Gay），博士，耶鲁大学历史系德菲教授。他著有多部论述现代欧洲史的著作，代表作有《启蒙》（The Enlightenment，1966）、《魏玛文化》（Weimar Culture，1968）、《弗洛伊德、犹太人与其他德国人》（Freud，Jews，and Other Germans，1978），还有近几年出版的《资产阶级体验：从维多利亚到弗洛伊德》（The Bourgeois Experience：Victoria to Freud）第一卷：《感官教育》（Education of the Senses）。

托马斯·A.科胡特（Thomas A.Kohut），博士。他于1983年在明尼苏达大学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在辛辛那提的精神分析学院（Cincinnati Psychoanalytic Institute）取得硕士学位，现任威廉学院（Williams Col‐lege）历史系副教授。

海曼·马斯林（Hyman Muslin），医学博士，芝加哥伊利诺伊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他在精神病学和精神分析学领域发表了许多篇论文，代表作有《多拉案例的转变》（Transference in the Dora Case），见《美国精神分析协会期刊》（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on，26，1978）；《罗密欧与茱丽叶：青春期的悲剧自我》（Romeo and Juliet：The Tragic Self in Adolescence），见《美国青春期精神病学协会年报》（Annals of the American Society for Adolescent Psychiatry，1982）；他最近的著作是《科胡特的自我分析》（Kohut’s Analysis of the Self）（Cam‐bridge University：Current Medical Literature，1981）。

丹尼尔·奥弗（Daniel Offer），医学博士，迈克尔·里斯医院的精神病学部主任，兼任芝加哥大学精神病学系教授。他就青春期发展和精神健康的概念出版了9本著作。他最新的著作（与M.Sabishin合著）是《正常与生命周期》（Normality and the Life Cycle）（New York：Basic Books，1984）。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Charles B.Strozier），博士，桑格门州立大学历史系教授，拉什医学院（Rush Medical School）客座教授，迈克尔·里斯医院资深研究顾问。他发表了论述心理史学的许多篇论文，出版了《林肯追求邦联的公共与私人价值》（Lincoln’s Quest for Union：Public and Private Meaning）（New York：Basic Books，1982），编著了《心理史学回顾》（The Psychohistory Review），由他编著的《自我和历史》（The Self and History）（Nortor Publishing Company）也即将出版。

詹姆斯·A.沃尔特（James A.Walter），博士，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现代传记学院（the Institute for Modern Biography，Griffth University）院长。

马文·佐内斯（Marvin Zonis），博士，芝加哥大学行为学系人类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Development）副教授。

总序：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

萧延中

生命的河流可以因一个人的性格而改道。如果米提亚底斯在马拉松逃跑，查理·马特在普瓦提埃逃跑，西方文明可能会与今不同。而如果基督在彼拉多面前否定了自己的教理，一切也可能是另外一副模样了。

——S.弗洛伊德

历史之谜——不在理智之中，而在愿望之中；不在劳动之中，而在爱情之内。

——N.布朗

一、缘何想起要编译这样一套丛书？

如果说到这一“译丛”的缘起，那么，就难免回忆起上个世纪80年代的往事。当时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编辑的《未刊稿》中，读到用精神分析理论研究鲁迅心理结构的文章，瞬间被大大地震惊了。“伟大的鲁迅”居然还存在着鲜为人知的另一面！自此以后，在泛泛的阅读中发现，中国“新文化运动”的领袖人物，如陈独秀、李大钊、鲁迅、胡适等均有其“童年丧父”的相似经历。后来又接触到梁漱溟因其父梁巨川自杀而致使其人生发生重大转折，以及洪秀全、康有为分别“大病生幻”造就其思想、事业的案例。这引发了我的好奇心。“这是一种什么现象？‘偶然性’这样的说辞能够给出具有说服力的解释吗？”于是，在“好奇心”引领下，一方面，我对弗洛伊德的学说越来越感兴趣，另一方面，也经常性地观察那些著名人物的童年时期。后来才知道，其实诸如孔子、孟子、秦始皇、汉武帝、曹操、诸葛亮、成吉思汗、范仲淹、欧阳修、岳飞、康有为、孙中山、冼星海、茅盾、傅雷、亚里士多德、但丁、哥白尼、达·芬奇、彼得大帝、牛顿、门捷列夫、巴赫、马丁·路德、华盛顿、亚当·斯密、乔治·桑、拜伦、毛姆、尼采、安徒生、托尔斯泰、马克·吐温、列宁、斯大林、高尔基、甘地、卓别林、松下幸之助、川端康成、曼德拉、希特勒等等中外著名人物，其早年经历也都呈现相同的轨迹。
(1)

后来在“西方史学理论”的课程中，我知道了“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
(2)

这一流派。在读书的过程中按图索骥，在著述的注释中发现了不少关于著名人物心理传记的著述目录，不是一两本、几十篇，而是很多很多。为了更全面和更准确地掌握有关知识，我又托朋友找到了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史所的罗凤礼研究员，他毕业于北大西语系，是中国大陆“心理史学”研究领域里的资深专家，那时已发表和翻译了大量的专业论文和系统著作。罗凤礼研究员对我这个门外汉不嫌不弃，不仅耐性讲解，还借给我他私人藏书中的英文原著，有的还是他出国访问时带回来的复印件。罗老当时感叹，虽然关于“心理史学”介绍性的著述不算少，但系统的译介工作则并未展开，这必然会诱导学人“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为了避免这样的一种可能性危险，在罗老的指点和支持下，我们就开始准备引进并翻译这套《心理传记学译丛》。

开始，译稿质量并不令人满意，其中书籍有改译的，有重译的，甚至还有更换译者的，其他麻烦也曾发生；后来又因为忙别的教研项目，疏忽了这一选题。总之，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事拖多年。最后，在中央编译出版社的极力支持下，《译丛》终得问世。这套《译丛》具体包括：埃里克森：《甘地的真理：好战的非暴力起源》；罗伯特·塔克：《作为革命者的斯大林（1879—1929）：一项历史与人格的研究》；埃里克森：《青年路德：一项心理与历史的研究》；沃尔特·兰格：《希特勒的心态：美国战时秘密报告》；布兰察德：《卢梭与反叛精神：一项心理学的研究》；费德·怀特：《心理变态的“上帝”：阿道夫·希特勒》；斯特罗齐尔、奥弗：《心理史学视野下的领袖们》；托马斯·库特：《威廉二世与德国人》；格德温：《约翰逊与美国梦》等。

面对这一系列译著，主编、译者和责任编辑之多年的“心智励炼”，似乎也可以随之逐渐冰释了。

二、“心理传记学”是什么？

对于中国读者来说，“心理传记学”（psychobiography）虽然谈不上十分陌生，但也只能说它处于人们认知视域的边缘之上。上个世纪80年代，随着弗洛伊德众多著作的热传，以这一学说为其基础理论的“心理传记学”，也开始逐渐被介绍到中国，但其范围似乎更多地被限定在史学理论的专门领域内，以至于对于其他学科乃至一般读者来说，“心理传记学”究竟具有怎样的性质，它与“一般人物传记”有何性质上的区别，这一研究方式的优势和困难又都是些什么，这些问题并非十分清晰。

事实上，我们的确很难把“心理传记学”归类于某个具体学科，甚至可以说，它本身从来就不是一个学科，而是同时涉及多个研究领域，至少包括心理学、历史学、政治学、文学，甚至也在一定程度上搭上了哲学的边缘。例如，在历史学中，学者们把它看成“历史学”旗下的一个偏门“心理史学”中的“人物分析”；在政治学中，学者们把它看成是“政治学”的二级学科“政治心理学”（political psychology）中涉及“政治家”的相关部分；而在文学的角度上，“心理传记学”的含义更加模糊，因为文学作品中随处可见的大量人物心理描写，不能算是“心理传记学”。总之，这一研究领域是一个典型的学科交汇点，处于由于没有中心而又层叠边缘的“几不是又都要管”的“独特”地带，因此，无论它多么地想“独立”发展，但却始终也构不成一个学科。当然，我们说“心理传记学”不是一个学科，并不意味着它自身没有严格的研究规范，反之，相对于其他较成熟的学科来说，人们对“心理传记学”研究规范的关注和要求不是更少了而是更多了，不是更加宽容而是相当苛刻。面对人们已习以为常的知识分类系统，“心理传记学”的位置的确显得很是尴尬。就像先前犹太民族是一个世界上罕见的没有自己独立领土的共同体，这种独特的“存在”必然地与独特的“精神”联系在一起一样，如果不是如此地坚守由犹太人弗洛伊德所创立以及由此引申出来的各种“精神分析”学说的指导，那么，“心理传记学”不就早就“应当”被其他学科所同化了吗？在这里，我们想要说和所能说的只是：正是“精神分析”学说透视的深刻性，造就和成全了“心理传记学”无可替代的重要位置；或许也正是在这种“不伦不类”的挤压窘境中，孕育和隐藏着“心理传记学”不容忽视的内在魅力。

按美国学界的分类惯例，“心理传记学”被归类于“心理史学”两个脉络中的一支。其中一支，是侧重于个体人物精神分析的“心理传记学”；而另一支，则是侧重于族群整体精神风貌研究的“心态史学”（history of mentalities）。
(3)

在学理构成和理论渊源方面，这两个分支有着不同的“基因”和“血缘”。前者主要发源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并以此作为主导性的分析工具，并由于“二战”期间大量欧洲学者到美国寻求避难而在美国形成了广泛影响；后者则主要继承法国悠久的史学传统，“研究的是历史上社会群众（或其中的一个部分或集团）所共有的观念和意识，这种观念和意识在民间世代相沿，一般不因政权更迭而发生变化，因此不同于官方意识形态，是人类社会精神文化乃至整个人类历史中最具相对稳定性的部分。”
(4)

中国大陆学界似乎也跟随这一分类。我们虽然认为不应当把“心理传记学”仅仅限制在历史学科，它在政治学和文学等领域的研究中也占有相当重要的位置，但总体而言，学界的一般性判断惯例也大体上是可接受的。在这里，理解“心理传记学”的透视视角和逻辑理路，应当说比定义它的学科属性显得更为关键。

“心理传记学”不同于一般文学作品中的心理描写，它不是靠人们的常识中所固有的感觉去对传主的故事进行描述，而是通过运用心理学的理论和研究，对具有历史意义的生命过程展开分析。其目的是理解人，并揭示其公共行为背后的个人动机，无论这些行为涉及的是艺术作品的旨趣，科学理论的创造，还是政治决定的采纳。如果要更加直白地区分上述两种人物传记的根本差异，那么，我们会说，一般传记描述“意识”（con‐scious），而心理传记则分析“潜意识”（the unconscious）。“潜意识”不仅是指当事人并未感知的心理实在，而且是指当事人“不愿承认”的心理实在，最为关键的恰恰就是这种当事人并“不愿承认”的心理实在，其实成为此人行为的真实动力或深层理由。比如，某位领袖人物叱咤风云，运筹帷幄，他嘴里吐出来的口号，即意识层面上的表达，可能是“为民族”、“为国家”、“为人民”等等，甚至他本人可能也真心在那样想，但其潜意识层面则很可能被一种“怕被别人瞧不起的恐惧”所支配，因此要处处逞强，不容批评，充分地表现自我角色的独一无二性。这样，在精神分析的透视镜下，在如此雄伟的人物之“自负”行为的表层下，实际上真正起支配作用的恰恰是与其完全相反的“自卑”，但是，我们在这位英雄人物的著述和言谈中，却绝不会找到明显的“自卑”陈述。所以，对“潜意识”的剖析不能从撰主自身的意识中产生，需要用精神分析这面透视镜去探查和扫描。正因如此，弗洛伊德主义的继承者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才说：“我们本身内在大部分真实的东西是没有被意识到的，而许多被意识到的却是不真实的。……一个并不懂得无意识现象的人会深信，他能说出他所知道的一切，这就意味着道出了真理。弗洛伊德则认为，我们在或大或小的程度上都错误地看待了真理。即使我们真诚地相信我们意识到的一切，我们也可能是在说谎，因为我们的意识是‘虚假的’。”
(5)

这些浅显的论述，道出了精神分析学说以及“心理传记学”独特的精髓与奥秘。

在更规范的学术意义上，学者早已对这一研究领域给出过不少精雕细琢的定义。“心理传记学”开拓者之一的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把整体的“心理史学”简要地定义为“用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个体和群体的生活”。
(6)

著名的斯大林精神分析专家、美国耶鲁大学的罗伯特·塔克（Robert C.Tucker）则把“心理传记学”的特点概括为“可视为一种学术研究，是传记家尝试去理解被研究对象的生命历程或重要阶段，而这些生命历程或阶段是对传主人格有意识地运用心理学的解释……它意味着所有的心理学传记家都会运用某种人格理论，无论是一种特殊的理论（例如弗洛伊德理论、后弗洛伊德理论以及非弗洛伊德理论），或者是以折中组合的方式提出解释的理论取向”。
(7)

而《心理传记手册》的主编威廉·托德·舒尔茨（William Todd Schultz）则认为：“心理传记不是一般的传记，虽然所有心理传记作者都使用传记资料。对于一般传记而言，其目的是尽可能全面地讲述了一个生命的故事。相反，对于大多数心理传记作者来说，他们将目光聚焦于一个生命的侧面，一个独特而神秘的问题……心理传记首要方法是通过心理学的方法和视角，去集中透视某些单一的事件和单一的生命历程。一般传记作者的目的不是运用心理学方法，至少这种方法不是主要的。相反，他们期望确定生活的记录。因此，一般传记作者的首要任务是描述；而心理传记作者需要做更多的说明和解释。一般传记作者关注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心理传记作者关注的则是‘为什么’的问题，是有关动机的问题。”
(8)

读者眼前的这套“译丛”，就是以译介“心理传记学”这一领域的重要研究成果为其学术要旨，“心态史”的作品不包括在这一系列之内。

三、探险，退缩，还是渗透？

早在20世纪第一个十年，德国心理学家闵斯特伯格（Münsterberg）就提出了运用心理学解释历史生活事件，建议历史学家运用心理学的研究成果去解释和理解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倡导建立“心理历史学”（psy‐chohistory）这一门全新的独立学科。
(9)

而真正把心理分析引向历史人物研究的，正是精神分析学派的创始人弗洛伊德本人。1910年弗洛伊德出版了著名的《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一书，开“心理传记学”之先河。在该书中，弗洛伊德首次提出了撰写“心理传记”的两条原则：一是，要真正理解传主的精神生活，必须顾及他在“性生活方面的活动和特点”；二是，如果人物具有某方面突出的天性特质，那么，它可能源于其“童年早期”，并从原是性本能的动力中由性欲的升华而取得了增援能量，致使这种天性特质的活动能够取代一部分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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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在很大程度上，弗洛伊德此项研究是其“精神分析”之天才学说的自觉推演，本身存在着诸多问题，并由此引发了后人们的激烈批判，但作为一种重要的尝试和探索，我们不仅不能对这一研究以“败笔”论处，而且应该看到，弗洛伊德的透视视角和具体方法都给“心理传记学”留下了丰厚的遗产，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进入20世纪50年代后期，时任美国历史学会主席的W.兰格在就职演说中认为“现代心理学注定要在历史阐述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心理分析方法应当成为所有历史学家的“下一个任务”。在兰格的号召下，50年代末以至整个60年代，美国心理史学迅速成长。作为弗洛伊德之女安娜·弗洛伊德的学生，埃里克森于1958年出版了《青年路德》。该书把个体生命划分为八个阶段，在这其中，每个人在每个阶段都可能遭遇到特殊的“社会心理危机”（psychosocial crisis），而处于青春期和青年期中的人们，则会出现“自我认同危机”（identity crisis）。埃里克森以德国宗教改革领袖马丁·路德为案例，分析了他如何在解决“自我认同危机”的同时，也找到了解决社会及其信仰问题的途径。尽管《青年路德》一书中还留有化约论的痕迹，但比起弗洛伊德的初始研究来看，则在摆脱“泛性论”的路径上前进了一大步。

自埃里克森以后，美国的“心理史学”如火如荼，其中“心理传记学”也有了长足的发展。其中固然不乏杰作，但在一定程度上也有些“泛滥成灾”。在“心理传记学”的早期著述中，存在大量硬搬生理病理学术语的现象，如“自大狂”（egomania）、“偏执狂”（paranoia）、“虐待狂”（sadism）、“迫害狂”（Mad persecution）、“臆想症”（hypochondriasis）、“抑郁症”（melancholia）、“焦虑症”（anxiety neurosis）、“狂躁症”（Ma‐nic psychosis）、“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神经官能症”（neuro‐sis）、“强迫型人格障碍”（Obsessive‐Compulsive PD）等等不一而足，其中几乎每一个词组在《医学辞典》中都涉及一大篇具体的解释和说明。自从“心理传记学”诞生的那一刻起，来自各方面的批判就未中断过。“臆想”、“武断”、“拼凑”、“牵强附会”、“生搬硬套”等等指责，不绝如缕。其中最重要的批评直指“心理传记学”的始作俑者弗洛伊德。如1975年发表在《纽约书评》上的文章甚至激愤到有失雅量：“精神分析学是20世纪最惊人的智力欺诈，是思想史上近乎于恐龙那样的绝代怪物，一个设计上根本不健全的、断子绝孙的庞然怪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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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大利亚学者大卫·斯坦纳德（D.E.Stannard）对“心理史学”的批判最为系统。他从“证据”、“逻辑”、“理论”和“文化”四个方面展开。认为：“从最初力图创作心理史学的著作开始直至当今，那些自诩为心理史学家之人的著作中都一致地表现出对事实的傲慢态度、对逻辑的肆意扭曲、对理论验证的不负责任，以及对文化与时代差异的短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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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以弗洛伊德《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为例，展开批驳，其中不乏贬低讥讽的明显态度。应当说，这些尖锐的评判并不是无的放矢。例如，弗洛伊德在他自己的核心著作中就曾说：“精神分析的第一个令人不快的命题是：心理过程主要是潜意识的，至于意识的心理过程则仅仅是整个心灵的分离的部分和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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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他的脑际中，撰主就是“患者”，精神分析学说预设，任何一种看上去是不可思议，甚至是不可理喻的非理性、反常规的举动，其实都具有潜意识意义上的“逻辑”基础，而且这一人们不愿正视和极力否认的“逻辑”，实际上恰是行为动机的真正源泉。只是一般人没有理解那种“逻辑”，拒绝进入“患者”的精神世界罢了。这样，精神分析学说的基础预设十分清楚：其一，重要人物都是“病人”而非“常人”；其二，“偶然性”在行为取向和思维动因中占有一个极其重要的位置。这样的思想在一部对美国总统威尔逊的分析作品中表现得更加直接，作者直言不讳地认为：“在人类历史上的某些时候，疯子、能见到幻象的人、预言者、神经官能症患者和精神错乱者，曾经起过重大作用，而且不仅仅是在偶然的机会使他们生而为王的时候。通常，他们都造成了极大的破坏，然而并非总是如此。某些人对他们的以及后来的时代产生过无法估量的影响，他们发动过重要的文化运动，作出了巨大的发现，也就是说，他们克服了他们的反常；但另一方面，往往恰恰是因为他们性格中的病态的特点，他们发展的不平衡，某些欲望不正常地强烈，无保留、无分别地献身于一种唯一的目标，使他们具有力量，拖着其他人跟在他们后面，并战胜世界的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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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我们也要同时看到，虽然弗洛伊德这部开创性的研究中存在着明显的假想和推论成分，但时过境迁，其影响力不仅没有消失，其思想传播的范围反而越来越大，学术界对这位天才心理学家的赞叹和宽容似乎远远超过了对他的鄙视和批评。人们更倾向于认为，《列昂纳多·达·芬奇及其对童年的一个记忆》的意义不在于支持其结论的证据是否可靠，而在于它所透视的角度是否深刻，以及其初步运用的方法是否可行。换言之，弗洛伊德的贡献是他深信历史人物的无意识内容总会通过各种零乱散见的历史痕迹泄露出来，因而分析家就像考古学家那样把各种碎片收集起来，按照一种可能性规则拼凑出一个原本的面貌。这个面貌恐怕连被研究对象自己也不会承认，但这一现象正体现出了精神分析学说的精髓，因为任何人都不可能意识到自己的“潜意识”，也就是说，一旦“潜意识”获得了自身的确认，那么，此时它就已经变成了浮出水面的“意识”了。

心理历史学家面对批评也不断地进行自我规范的调整，但这一研究流派并未消失。20世纪70年代，美国学者劳埃德·德莫斯（Lloyd De‐Mause）提出了心理历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主张，其理由是“决定历史进程、并以某种形式影响决策者精神世界的关键，不是物质进步，而是人的心理”，由是，“心理史学作为一门研究历史动机的科学，它所关心的可以是成文历史所记载的相同事件，但它的目的绝不是记流水账。……心理史学将永远是一门以问题为中心的学科，而历史学则始终以时期为中心，两者的任务迥然相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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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同时创办了《心理历史学评论》（Psychohistory Review）和《心理历史学杂志》（Journal of Psychohistory）两种刊物，在美国史学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特别应当提及的是，1982年威廉·麦金利·鲁尼恩（William McKinley Runyan）所著《生活史及心理传记：理论与方法的探索》（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Explorations in Theory and Method）；1994年艾伦·C.埃尔姆斯（Alan C.Elms）所著《揭开生命：传记与心理学的不安联盟》（Uncoveringlives，The Uneasy Alliance of Biography and Psychology）；2005年由威廉·托德·舒尔茨（William Todd Schultz）主编的《心理传记手册》（H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这三部“心理传记学”理论方法著作相继由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由此使这一领域的研究得到进一步规范化。以下是K.哈里森（K.Harrison）2003年总结出的关于衡量“心理传记学”之优劣的几项指标
(16)

：

可信心理传记的标记

说服力
基本的诠释的说服力，例如，对陪审团的说服模型。最好的心理传记给读者留下了难以言状的“获胜”感。

叙事结构
让结论从一系列资料中自然地导出。

综合性
与缺乏若干核心细节相比，诠释的问题所关照到的一个行为的多个侧面越多，就越令人信服。这对于澄清任何种类一贯“多因素决定”（“overdetermined”）之行为的事实，尤其如此。

资料融合
越多的资料支持一个事实或一种解释就越好，其资料来源的渠道也是越多样化越好。

意外的一致性
最好的解释是使原初混乱无序的资料呈现连贯性。澄清难以理解之现象（Mystery’s elucidation）是心理传记最为有益的目的。

逻辑合理性
不受逻辑不一致或自相矛盾的限制。

连贯性
与所有的已有证据相吻合，并与有关人类功能的一般常识相吻合。

可行性
抵挡造假企图的能力。

拙劣心理传记的标识

病理翻译机
以“诊断”（diagnosis）为视角的心理传记学，以静止的心理病理范畴和症状看待撰主，降低整体人格的复杂性。

孤立案例
过分依赖一组资料所提供的解释。把最深刻的洞见堆积在一块，以此替代各种证据、由履历纪录支持的事实之间的联系。

人为建构
虚构心理事实，常常诉诸缺乏可验证资料的童年史，据此推论出没有直接证据的存在。

化约主义
完全依据早期童年经验解释成人的性格和行为，而忽略后天形成的过程和影响。但对于人格来说，童年经历无疑非常关键，但却不是永远的唯一关键。

不恰当理论
在该领域内选择使用完全缺乏实验支持或完全缺乏信誉的理论。

蹩脚的叙事
提交粗糙拙劣的结构分析，结论比仔细地引入证据占有更加优先的位置。

简而言之，由于“心理传记学”自身的性质，批评和争论必然仍会持续不断，但它的广泛影响力则是无法否认的。正如学者指出的那样，自弗洛伊德（Freud，1910）以来，特曼（Terman，1917）、艾利斯（Ellis，1926）、桑代克（Thorndike，1936，1950）、斯金纳（Skinner，1939，1942）、霍夫兰（Hovland，1940）、卡特尔（Cattell，1953，1963）、埃里克森（Erikson，1958，1969）、麦克莱兰（Mc Clelland，1961）、马斯洛（Maslow，1970）、麦圭尔（Mc Guire，1976）、默里（Murray，1981）、奈瑟（Neisser，1981）、西蒙（Simon，1988）、塞利格曼（Seligman，1994）等人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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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都推动了这一领域研究的发展，也吸引了越来越多心理学家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

四、哪种价值上的“意义”？

涉及“心理传记学”的意义，似乎有很多辩护性的话要说。对一个研究领域之所以还需要进行辩护，其原因可能就隐藏在对现代学术认知构成的整体评估之中。正如学者们业已指出的那样，在以“唯科学主义”为精神支柱的现代性认知框架中，“可见性实在”（visible reality）已成为接近“真知”的最佳途径。除意识形态研究之外，实验、数据、田野调查等与自然科学更加贴近的研究路径，似乎比苦思冥想的传统“哲学沉思”占有更加优越和实在的位置，而非物质主义的“精神生命”（Geistesge）领域，则被安排到“人文—社会生活”整体视域的边缘。“惊奇”被“复制”所替代，作为“发现”之基础和动力的“好奇心”也被打磨得光滑圆润，甚至已被列为“知识贵族之奢侈品”而连欣赏的兴致和价值都已荡然无存。这样，丰满复杂的“人”，不是变成了一大群全身心围绕着物质消费而蠢蠢欲动的“聪明物种”，就是被视为基本上与动物相差无几的“有序的、特殊的蛋白质堆积物”，生物本能似乎就是冥冥众生唯一的“本质规定性”。在物质分配不平等的严重压抑下，人们已被押进“精神贫困”的牢笼之中。“知识”已成为就业的砝码，欣赏、品味、沉思、反省都显得那样的愚不可及，至少也是无暇顾念的不合时宜，以至于满眼都是“精神生命”萎缩的“单向度人”。当然，在此情此景之中，决不能说弗洛伊德已再无“用处”了，因为他实实在在地曾经是一位“诊断”精神错乱疾病的临床心理医生。质而言之，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最后部分所预料到的“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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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情境，在当今的世界却不幸地“实现”了。

置身于如此的时代语境下，精神分析除了“诊断”（diagnosis）的实用功能外，还能给我们每一个人带来稍许的暗示和启示吗？这是第一个问题。

如前所述，就“心理传记学”的性质而言，它毕竟是一部精英史，但在我们看来并不是所有的精英人物都适合采用这一研究形式和探讨路径。有史以来，精英人物林林总总，各色人等，但在少数值得进行精神分析的人物背后则似乎存在着一条一致性的线索，那就是：随着他们的出现，人们看待世界的认知方式被改变了！这里需要强调的是，这里所谓的认知方式，所指不仅仅是人类“知识”在深度和广度方面的进展，更主要的是指这些人物以其独特的思想洞察力，触及到了人类“精神”状态的某些“奥秘”（Mystery）。这些所谓“奥秘”对人们日常性凡俗生活的影响可大可小，但其深远的内在趋向的结构性意义则无可替代。因此，那些有意或无意地去谋求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其个人的精神遗产对后来的世界产生了不可磨灭之影响，这种影响已深深渗入进人们的思想和认知的内部组织中，以至于达到根本觉察不到的程度的那些人，才有资格，也有必要成为“心理传记学”的研究对象。原则上，这些具有强烈开拓性的人物都是“异端”（deviationism），都是偏离了传统常识轨迹的“离经叛道者”。或许正是这种“离经叛道”，在精神承受力方面要经受过于超常的刺激，以至于来自传统的舆论压力甚至可能把人撕裂成精神碎片，因此，这种创始意义上的人往往会表现出非同一般的勇气、毅力和执著。相对于传统而言，在精神上或在政治上，他们都脱不掉“破坏者”的罪名。在一定意义上，这是一种自然和必然。这里，我们遇到了一个十分重要但又难以确解的词汇Gnosis，它的一个释义是“intuitive knowledge of spiritualt ruths”，中文强译可称之为“灵知”、“感悟”、“直觉”等。实际上就相当于中国人常说的内心之深层体验的“顿悟”、“猛醒”和“自觉”，亦即某人经长期困惑和焦虑，突然间进入了某种难以言传的精神状态，其观点、态度、信念乃至行为，由浑浊到清澄，瞬间发生了颠覆性的异变。这样，似乎越是在常规分析中分歧极大的人物，就越适合于“心理传记学”的分析，因为在很大的程度上，他们均属于广义的克里斯玛（Charisma）式人物，摩西、苏格拉底、耶稣、老子、孔子、佛陀，以至于哥白尼、路德、笛卡尔、卢梭、马克思、尼采、牛顿、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大林、甘地、弗洛伊德、爱因斯坦、鲁迅、毛泽东、梁漱溟等等，均属此列。不能激起社会情势之普遍信仰激情的人，换句话说，那些无意于谋求改变人类精神构成的人，不适于采用“心理传记学”的分析方式，尽管他们透视“人性”的角度千差万别。所以，“心理传记学”把“难以理解之现象”视为自己“最为有益的目的”之一。这样说来，这些人物均可视为“一次性造物”，空前绝后，不可复制。

既然“心理传记学”只适用于特殊人物的研究，那么，对于一般读者又有何意义呢？这是第二个问题。

论述至此，读者将会发现，当我们把上述两个问题连接在一起时，亦即当我们把作为个体的自身融入世代的大背景之中的时候，立即就会出现一个“分裂的人”。在很大的程度上，我们已被时尚的潮流所裹胁，已身不由己。我们的确一方面声称要做一个具有独立思考的“精神自由人”，另一方面又不得不在为物质消费的欲望而拼死竞争。说实话，我们似乎什么都不缺乏，只是再没有了“慎独”的余暇，失去了反思自我生命及其内在价值的动力。我们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时代困境和心灵困境。如果一个人不满足成为一个“无心之人”的形体躯壳，那么，读一读这些充满灵智的“特殊之人”的心理镜像，难道真的对你的深层感知就没有一点精神生命的触动吗？人们在分析别人的心理状态时，其实也在透视自己。在一定程度上，稍微从寻求“确定性”知识的框架中抽身歇息，那么，“启示性”智慧的光辉即会温暖你的心田。正如威廉·布莱克（William Blake）所说：“普遍化只不过是痴人的梦语。”（To generalize is to be an idiot.）
(19)

一万双眼睛阅读同一本书将会留下一万种不同的感悟。但当我们站在类似“恐惧是情感上的动力，而结果则是道德上的排斥”
(20)

这样的心理镜像之前的时候，将会多少被折射出我们自身的潜意识图景。在与特殊人物进行心理对话的过程中，刻意的模仿不仅适得其反，而且贻害无穷。而由此激活自我关顾、自我反思的意识，逐渐由此路径去探寻自己的潜意识空间，才是宏图正路。所以，“心理传记学”研究者威廉·托德·舒尔茨说：“从杰出人物的生命经验中加以学习，所能获得的喜悦与视野的扩展，世界上没有几件事可以与之相比。理解这些人的生命，对我们自身有着很深的影响，可以帮助我们想象生活在不同的社会及历史情境下，生命是何种模样；也可以让我们对于生命的运转产生新的领悟；并且或许可以提供我们一个参考架构，让我们重新评估自身的经验、命运以及存在的各种可能。”
(21)

因此，在原则上，“写”心理传记和“读”心理传记是两种不同的语境。在前者，我们想起了牛津大学校长H.R.特雷弗－罗珀在1957年11月12日一次演讲中说过的话：“在人文学科的研究上，一个新的错误往往比一个古老的真理要来得更有生命力，而拿一个有成果的错误去和一个没有成果的准确性相比也是如此。”
(22)

而在后者，歌德《浮士德》中的名句则响在耳边：“理论是灰色的，生命之树常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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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屠雨迅：《“五四”领袖们早年丧父给我们的启示》，opini on.people.com.cn／GB／1036／9234297.html，2009－8－14。

(2)
“心理史学”（psychohistory）不是指讲述心理学自身发展过程的“心理学史”（Psycho‐logical History），二者分属不同的研究领域。

(3)
“psycho”和“mental”这两个词根分属不同的词源系统。我们一般把前者理解为“心理”，而把后者理解为“精神”。参见周兵：《心理与心态——论西方心理历史学两大主要流派》，载《复旦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6期。

(4)
J.勒高夫、P.诺拉、R.夏蒂埃、J.勒韦尔主编：《新史学》，姚蒙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9年版，第140页；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12页。

(5)
E.弗罗姆：《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张燕译，赵鑫珊校，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94页。

(6)
Erik Eriks on，Dimensi ons ofa New Identity，New York，1974，p.113.

(7)
R.C.Tucker，The Georges Wils on Reexamined：Anessay onpsychobiography，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1977，71，p.606.

(8)
See William Todd Schultz，Whatis Psychobiography？www.psychobiography.com.

(9)
参见闵斯特伯格：《基础与应用心理学》，邵志芳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

(10)
See Sigmund Freud，Le onardo Da Vinci，AMemory of His Childhood，ARK，1984，pp.16，24，转引自罗凤礼：《历史与心灵——西方心理史学的理论与实践》，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8页。

(11)
P.B.梅达沃：《精神病的受害者》，《纽约书评》（1975年1月23日），转引自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关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14页。

(12)
大卫·斯坦纳德：《退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及其心理史学的破产》，冯钢、关颖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09页。对中译文有改动，参见D.E.Stannard，Shrinking Histo‐ry：On Freud and thefailure ofpsychohistor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47。

(13)
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引论》，高觉敷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8页。

(14)
转引自皮埃尔·阿考斯、皮埃尔·朗契尼克：《病夫治国》，何逸之译，新华出版社1981年版，扉页。

(15)
劳埃德·德莫斯编：《人格与心理潜影》，沈莉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5页。该书原名为The New Psychohistory（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Divisi on of Atcom，Inc.1975）。

(16)
See William Todd Schultz，Introducing Psychobiography，in H andbook of Psychobiogra‐phy，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pp.7，10.

(17)
Sim ont on，D.K.，Qualitative andquantitativeanalyses ofhistoricaldata，Annual Review of Psychology，2003，Volume54（1）.

(18)
马克斯·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于晓、陈维纲译，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43页。

(19)
See William Mc Kinley Runyan，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Explorati onsin Theory and Metho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166.

(20)
John Duckitt，Culture，Pers onality and Prejudice.In S.Rensh on＆J.Duckitt，Political Psychology：Cultural and Crosscultural Foundati ons.L ond on：Macmillan Press Ltd.2000，pp.103－105.

(21)
William Mc Kinley Runyan，Life Histories and Psychobiography：Explorati onsin Theory and Metho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p.3.中译文参见：《生命史与心理传记学》，丁兴祥、张慈宜、赖诚斌等译，台北：远流出版公司2002年版，第23页。

(22)
此语作者曾任牛津大学校长。此语出自他1957年11月12日在牛津大学所作题为“历史：内行与外行”的演讲。转引自田如康、金重远选编：《现代西方史学流派文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304页。

前言

彼得·盖伊

昭示心理史学错误的事例不胜枚举，这些错误似乎无可辩驳，而且具有毁灭性：它们玷污了英语的纯洁性，打乱了科学步骤，违反了常识本身。心理史学的研究对象虽然绝对真实，但在批评家看来，它的研究框架和重心却奇怪地发生了扭曲。从外部看，心理史学家之于历史学的关系，就像精神分析学家之于心理学：即一大群异想天开的人以相同的方式，犯同样的错误。从内部看，原来心理史学家之间也是高度分歧、甚至动辄引发争论的。哈特曼（Hartmann）的弟子排挤科胡特的拥趸者；传统的精神分析学派声称，它们已经独占了心理史学的全部领地，跟自成一派的新心理史学产生纠纷；正统的弗洛伊德学派坚持主张，精神分析法囊括了心理史学研究的一切方法，不料却发现自己招致用社会学来修正心理史学的研究者的围攻；一部分毫无防备的心理史学家遭到了狂轰滥炸，而另一部分早已准备应战的心理史学家却安然无恙。不管怎样，反对心理史学的充分理由有三条，条条都直指它的核心，不知何故，心理史学家们却对这些关乎自身安危的理由视而不见。把反对声作为某种形式的抗拒轻描淡写地打发掉，这样做虽然简便，却是全然不可接受的。当年，精神分析的倡导者可以对批评家进行精神分析，借此挫败有理有据的批评；如今，那样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

把反对意见总结为三点，它们依次是：心理史学是空想的、粗鄙的、琐碎的。说它空想，是因为它试图用心理学中最顽固的个体性来揭开群体行为和群体事件的谜团。从生理学到历史学，这条路无法正确地追踪精神分析的历程，因为就算精神分析称得上是一段历程，它也是一段指向心灵的历程。说心理史学粗鄙，是因为它把历史经验和事件降格为神经机能的作用。的确，如果说有一种针对心理史学的意见在批评家中广为流行，并引起心理史学支持者的普遍不安，那就是它的简单化。最后，说心理史学是琐碎的，是因为我们不能对死者进行精神分析，死者不会也无法像活生生的精神分析的对象那样有言谈举止。首先，我应该指出，依据我的判断，这些反对意见都不无道理，只是不能就此得出抹杀一切的结论。

心理史学一直被称为用传记、一种特殊形式的传记对历史进行错误解读。精神分析是个人的心理学，这点不是秘密。精神分析的情境，加上分析师是单独与一位分析对象进行隐秘的会面，于是，这种对单个人的集中关注具有了戏剧性。精神分析师自觉地充当了保守秘密的私人传记作家，成了窥视隐私的眼睛和探听隐衷的耳朵。

可是，把对过去的解读截然分成传记（个人的历史）和历史（群体的传记），是误读了这两个相互作用、互有重合的门类。每位传记作家都是某种意义上的历史学家，每位历史学家也都是某种意义上的传记作家。有些近代社会历史学家是穿着历史学家外衣的社会学家，他们依靠回忆过去来进行研究。由于这些人的存在，人文学科的价值几乎被全面削弱了。我得承认，他们得出的是拙劣的历史学；就好比传记如果不能把传主稳稳地纳入他当时的生活环境，纳入他所处的经济、社会、宗教背景，就是拙劣的传记。传记和历史这两个门类，无疑都有其看待过去的独特视角和职业偏见。这二者之间有张力，也有合作。但是，历史是关于人类，关于人类与自然、技术、权力，人类彼此以及人类与自己交接的学科，这个定义是始终不变、始终成立的。社会历史的实践者，不管他们对精神分析学的敌意多么深，恰恰强调了这种承诺；毕竟，他们渴望求得所谓的总体历史（histoire totale）。必须提醒他们，如果一个人、哪怕是一个死去的人成为研究对象，如果要深入追问死者的经验，即将跨入这一深度的精神分析学在构建浅白易懂的模式和可信的解释时，就应该被特殊对待。

精神分析学让历史学家产生同感，还有一条理由。人类跨越时间、空间、阶级的鸿沟和性格癖好的差别，拥有千奇百怪的体验，这恰恰也是历史之所以丰富有趣的地方；然而，由于人类天生的生理结构和势必经受的情感折磨，所有人大体上又是彼此相像的。情感煎熬由长久的无助、性心理的分两个阶段成熟和进化过程中遭遇的无可逃避的危机所决定，最有名的就是俄狄浦斯情结和青春期的心灵动荡。简单地说，一切人彼此相像，因为他们必须解决相似的矛盾，克服雷同的障碍；人人都要学会遏制冲动，推迟满足，放弃乱伦的情爱对象，如果做不到就要受到惩罚。一切人彼此相像，归根结底，是因为每个人身上的自我都在与外部世界进行交往，尝试着适应现实生活。人类的动机和行为五花八门，纷纭复杂，我认为文字记载的历史其实就是这种广阔性的记录，但是，壮丽辉煌的历史画卷却是由相对较少的成分，以独特的方式排列组合而成的。在这个意义上，基本的人性就像棋子，进攻和防守的主要活动就像棋盘上的运筹，对一段史实的详细阐述就像描述一场比赛，每场比赛都由属于一个家族的十几个基本成员构成，这些成员却又并非一模一样。要分析象棋比赛，专家必须专注于具体情况和已知的普遍规则。历史分析家的处境也一样。他是在一般的基础上研究特殊。这里我要借用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鲁克洪（Kluckholn）和美国人格心理学家默瑞（Murray）言简意赅的说法：“人人在某些方面（1）跟其他所有人相像，（2）跟其他一部分人相像，（3）跟其他任何人都不像。”我再说一遍，传记是一种历史，历史也是一种传记。
(1)

可是，心理史学家从这种密切关系中几乎得不到安慰，因为如果传记和历史是一对孪生子，那么，二者共用的思维方式就跟二者共同的烦恼一样多。个案史与笼统的历史记录如果随意堆砌在一处，那复杂的动机和彼此冲突的外力作用会让人无从解读；个案史和大历史都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overdetermined）。弗洛伊德明白这一点；毕竟，他发明这个词正是基于对复杂性和矛盾性的尊重。两个几乎一模一样的冲动组合可能产生截然相反的结果；而两个迥然相异的冲动组合也许反而产生了般般相似的结果。看似明白无误的表述，可能掩盖了遭到挫败的相反意愿；而看似果决的行为，如果细加省察，则可能揭开它背后的矛盾心理。心理学界众多大名鼎鼎的人物在人类社会的几个层面扮演着多重角色，这些角色还随着时间的推移互相转换。
(2)

打算绘出过去的精神发展轨迹的历史学家，要有一杆精细的笔和一块好使的橡皮，因为画这样的图必须灵巧、耐心，在精神的广度和局限方面要一丝不苟地打好底稿。但是，无论任务多么艰巨，结论多么偏颇，历史学家必然会从行动中获益，历史总归是可以分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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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Clyde Kluckholn and Henry A.Murray，Pers onalityin Nature，Society， and Culture（New York：Knopf，1948），p.35.

(2)
Robert Waelder，“The Principle of Multiple Functi on，”Psychoanalytic Quarterly5（1930）；Heinz Hartmann，Ego Psychology and the Problem of Adaptati on，trans.David Rapaport（1939；rpt.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8）.

献词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1979年，阿诺德·戈德堡（Arnold Goldberg）与我们商量筹划一场学术研讨会，让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齐聚一堂，探讨已故的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关于领袖研究的著作的意义。戈德堡博士的提议引起了我们和科胡特博士的兴趣。

会议于1979年6月在迈克尔·里斯医院（Michael Reese Hospital）顺利召开。那是一件鼓舞人心的事。与会人员来自多个学科，列席者有科胡特、彼得·盖伊、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罗伯特·J.利夫顿（Robert J.Lifton）、弗雷德·温斯坦（Fred Weinstein）、迈克尔·弗朗兹·巴施（Micheal Franz Basch）等。会后，我对会上提交的论文进行了整理，又约到一些别的稿子，在4年多的时间里我们还自行开展了以领袖为主题的研究。这本书就是上述努力的结晶。

几年来，几名研究助理支持了我们的工作。他们是迈克尔·克里尼（Micheal Creany）、帕特里夏·迈克尔森（Patricia Michaelson）和林内·拉森（Linnea Larson）。我们也感谢精神病院的病友和迈克尔·里斯医院的病友，他们参加了这个主题的研讨会，交流了对领袖问题的看法。特别要感谢我们的朋友赫尔曼·西奈克（Herman Sinaiko），他在我们研究开展之初所提的建议非常具有启发性。彼得·巴格洛（Peter Barglow）、琼·卡尼（Jean Carney）、塔玛·奥弗（Tamar Offer）和拉尔夫·奥弗（Raphael Offer）审阅了这本书的各章内容。他们的评价对我们很有帮助，我们向他们致谢。

我们还要感谢普莱南出版公司的希拉里·埃文斯（Hilary Evans）对我们的指引和鼓励。我们也感谢伊利诺伊人文科学委员会（Illinois Hu‐manities Council）对本项研究给予的部分支持（MG5089－0000－0580）。这项研究还得到了青少年研究基金会（Adolescent Research Fund）的部分支持，以纪念迈克尔·里斯医院精神分析科的朱迪思·奥弗（Judith Of‐fer）。最后，我们衷心感谢玛乔丽·K.奥弗（Marjorie K.Offer），她自始至终都在帮助我们，鼓舞着我们的斗志。

目录

作者简介

总序：在明澈“冰山”之下的幽暗底层

前言

献词

第一部分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内容简介

第二章　古代领袖：约瑟、柏拉图和亚西比德

第三章　心理史学的英雄主义时期

第四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历史

第五章　埃里克·H.埃里克森、自我心理学与伟人理论

第六章　心理史学的成长

第七章　新方向：海因茨·科胡特

第二部分　研究

第八章　林肯与19世纪50年代的危机——群体自我思想

第九章　圣雄甘地的自我转变

第十章　重访伍德罗·威尔逊：从政前的岁月

第十一章　国家的镜像

第十二章　自恋型领袖的得与失——惠特拉姆与澳大利亚政治

第十三章　领袖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第三部分　结论

第十四章　对领袖问题的思考

第一部分　研究方法

第一章　内容简介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一般学者喜欢把心理史学的创立时间确定在1958年。这一年，威廉·兰格（William Langer）向美国历史协会（American Historical Association）发表了题为“下一项任务”（The Next Assignment）的主席讲话；同年，埃里克·埃里克森（Erik Erikson）出版了《青年路德》（Young Man Luther）。
(1)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年标志着重大变化。威廉·兰格主席向历史学家们发出号召，要求他们在心理史学范畴开展动机研究；《青年路德》无疑是第一部优秀的心理传记，它是根据史料撰写的，文笔优美，思路清晰。自此以后，心理史学催生了许多附属学科，各种刊物和研究机构应运而生，竞相开放，还形成了一定的研究方法。它影响了几所高等学术机构的历史教学，而且它决定性地摆脱了最初的起源（心理史学研究本来是精神分析学家工作之余偶尔为之的活动）。最后，心理史学本身还可能对文化和政治产生了影响，使得某种心理学意义上的自我意识在当时的政治话语中风行一时。

然而，1958年绝非真正的转折点。心理史学是一项复杂而繁难的研究活动，把1958年定为它创立的确切时间，理由始终是不充分的。心理史学自称具有创新性，但历史学家经常对这一点提出异议。历史学家对动机的研究一向深入，有时他们比多数心理史学家的研究更透彻。双方的论断背后潜藏着某种地盘争夺战的心态。于是，同情心理史学家、立足心理学研究的历史学家弗兰克·曼纽尔（Frank Manuel）在1968年反驳说，弗洛伊德不是推动“新”历史的中心人物，他认为这一荣誉应该归于维柯（Gi‐ambattista Vico）。
(2)

另一方面，按照精神分析学的传统，论文的作者似乎认为，心理史学不仅始于弗洛伊德，而且始终只是对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得出的新理论加以检验而已。所以，在精神分析学刊物上发表的文章，除了从事精神分析的专业人士的观点，参考文献中一律排斥其他人的观点。
(3)

地盘问题对明确这门学科的定义、方法、目的以及本学科适当的研究训练具有重要意义。举例来说，分析师库特·艾斯勒（Kurt Eissler）坚称，只有训练有素的精神分析从业者才有资格撰写心理史。
(4)

历史学家弗雷德·温斯坦则委婉地指出，艾斯勒的立场是荒谬的。温斯坦认为，我们必须像对待其他一切建立在主观基础上的理论一样对待和使用精神分析理论。他由此含蓄地指出，精神分析师的主观倾向在实践过程中扭曲了他们的视角。
(5)

最后，还有一些人整个改变了辩论的基础，对精神分析学本身能否有效地充当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提出质疑。
(6)

你来我往，唇枪舌剑成了这场辩论的代名词。

心理史学的起源是个核心问题。路易斯·霍夫曼（Louise Hoffman）不久前指出，当代就希特勒与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初的纳粹的辩论，定义了心理史学的假设、方法和风格。她最后写道：心理史学是一笔分量可观的遗产。
(7)

但是，20世纪30年代的应用心理分析学著作却是弗洛伊德思想较晚开花的结果。早在1933年之前，弗洛伊德就已经写出了他的大部分具有历史意义的著作。此外，弗洛伊德热忱的弟子们也著述颇丰，写出大量有关历史、文学、宗教和文化的著作。毫无疑问，在评论20世纪30年代的政治时，阿德勒（Adler）、萨克斯（Sachs）、兰克（Rank）和其他人的理论指导承袭自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从1905到1911年间的早期会议，延续了《意象》（Imago）于1913年后刊载的文章，借鉴了各种各样的精神分析学国际大会的会议和讨论内容。

我们说心理史学创立于20世纪，在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弗洛伊德的启发，这种说法是否准确呢？最早，柏拉图就把他的政府理论放在带有鲜明的心理学特征的框架下。《圣经》里也有些故事是典型的心理传记。普鲁塔克写的那些人们喜闻乐见的故事也在常规的叙事中探讨了意识和无意识动机的复杂性。距现代较近的政论家如托马斯·霍布斯、马基雅维利、约翰·洛克、大卫·休谟、让－雅克·卢梭和其他许多人也都常把错综复杂、难以驾驭的心理学理论纳入政治行为和政府制度中。

本章力图以反思的而不是系统的方式把握这段历史。我们两个人都不认为自己拥有漫长的西方思想史的任何特殊知识。对20世纪以前的材料，我们的讨论都从一个我们认为可以首先轻松回答的简单问题入手：在弗洛伊德之前，有没有心理史学？我们的回答是加了许多限定条件的“是”。我们发现，有些思想家具有惊人的心理洞察力，对这些分析感兴趣的人如果忽视他们的著作，是很危险的。但是，从柏拉图到弗洛伊德，说得直白一点，这中间总好像缺了点什么。这缺憾就是两者之间的界限和不完整的思想，它们为自弗洛伊德以后的思想家的特殊贡献提供了一些线索。

心理史学的发展在接近当代时遽然深化。文献浩如烟海，参考资料也急剧增多。我们给心理史学的发展设定了时间顺序，这个顺序也许更符合我们要求的连贯性，而非真正反映了文献所呈现的模式。此外，我们想用插图的形式，重点突出心理史学领域部分重要作者的著作，其他作者的文章则一笔带过，或者只在脚注里略略提及。这一章内容不是参考书目的综合，我们也无法公平地宣称人人都有发言权，就像法庭辩护那样。我们写的是历史，历史总是有选择的，否则它毫无意义。

一门新学科的成熟需要时间。书中谈到的作者各辟蹊径，创造性地推动了它的发展。我们想详细描述在这个发展过程中出现的独特而精辟的洞见。有时候，当下看来十分新鲜的东西，其实古已有之。举例说明，心理传记不能是个案史，这是个从20世纪50年代就被一而再、再而三地提出，以至于令人生厌的陈旧观点。这个观点本该在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辩论之后就寿终正寝的（协会成员在1907年4月17日到12月11日间，定期在弗洛伊德家里开会
(8)

）。但是我们也敏锐地意识到，没有兑现的承诺和已经错过的机会必须被一一指出，否则我们就会停滞不前。

这里要定义一下“学科”这个词。一般来说，可以把心理史学定义为一种历史，它系统地使用心理学的概念、原理和理论，以加强我们对历史上某个具体人物、某些特定事件的理解。
(9)

这个定义泛泛地涵盖了对历史应用的精神分析或者心理学理论、政治心理学（也许具有历史意义）、正统的心理史学、心理学基础上的社会学或人类学，还有对已故的文人墨客的心理剖析。这个定义排除了对文学艺术的心理解析。它把心理史学纳入了更大的历史学范畴。

心理史学是认识过去的一种方式，但它不是筛选历史资料的唯一工具。比如，现代国家的演化史不一定是一部心理史学的发展史，虽然就领袖和普通公民的生活而言，其中最有趣的很可能是民族—国家的心理学意义。

不过，本书探讨的是领袖问题，不是通常的心理史学。许多观察者争论这两个问题的区别，他们同意唐纳德·B.迈耶（Donald B.Meyer）的意见：“一个观点要直截了当地指出：精神分析史是以传记为核心的历史。”
(10)

毫无疑问，领袖研究的重心放在传记上。传记研究自从它因弗洛伊德而正式诞生之后，就一直主导这个领域。大量著作呈现“病史”的形式。早期维也纳学派用“病史”这个词来指把研究重点放在领袖的病症上，看领袖怎么把个人的矛盾和困惑转化到公共事务中。哈罗德·拉斯韦尔（Harold Lasswell）把这种观点变成了政治法的形式。
(11)

不过，关于领袖的学术研究背后，大多隐含着公共和私人之间特定的病理联系。弗洛伊德和布利特（Bullitt）笔下的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66［1923］）是个念念不忘自己父亲的人物，历史给威尔逊提供了一条自我宣泄的途径，让他希望自己像基督一样伟大的幻梦通过行动表现出来。沃尔特·兰格（Walter Langer）笔下的希特勒（Hitler）（1967［1943］）实在是普罗大众心目中的希特勒：一个精神病患者，昂首阔步地走在德国的土地上，把自己巨大的问题强加给一个刚毅顽强的社会。
(12)

近几年，还有布鲁斯·马兹利什笔下的尼克松（1971），他用危机来检验岌岌可危的自我感觉；“水门事件”后，详细阐释尼克松心理问题的研究还有更多。
(13)

用这种方法来研究领袖问题，可说的很多。许多领袖并不隐瞒自己不堪回首的过去，这一点尤其容易授人以柄，让人总结出他们的病态。

然而，上述观点有一定的局限性。从精神病学的角度，病态很容易扼杀创造力，这实在是精神病的一个可悲的特征。
(14)

而且，仅仅因为对领袖的心理学研究容易指出他们心理病态的一面，就给所有的领袖扣上精神病的帽子，这简直是荒谬之至。此类研究不该只限于这种方法。我们还有亚伯拉罕·林肯的例子呢。就连希特勒也是一个令人恐怖的多面统一体。实际上，领袖经常表现出鲜明的心理病态特征，这一点也许纯粹是出于偶然。最后，心理史学也像日常的趣闻一样，喜欢用恶棍而不是英雄大做文章。这就在我们所指的历史的意义上歪曲了神经症或精神病的意思。也许在大多数情况下，正是领袖自身的心理病态制约了他的成长和他巧妙地适应历史的能力。

本书旨在通过对领袖的研究，消除把心理病态和心理正常一分为二的说法。个人是在历史背景下活动的，迄今为止，关于领袖问题最有趣的心理史学著作都是想要准确地指出，领导者与被领导者之间，在历史上某个独一无二而又意义重大的时刻，究竟存在何种性质的相互关系。除非我们说整个社会都“病了”，否则，病态基本上是个不相干的问题。因为我们对姑且称之为“追随”现象的心理学研究，是作为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必要对应物而出现的。怎样逐步认识到这一点，是接下来要讨论的核心主题。此外，我们还想解释一下精神分析学自身的理论发展如何一步步推动了致力于领袖研究的学者对这二者联系的理解。

一个人要想探讨别人的主观世界，就不能不正视自己参与这项研究的私人动机。当然，斯特罗齐尔和奥弗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尽相同，详细讨论我们两个人的回答无异于自我沉溺。不过，我们经常讨论自己对某些领袖的独特兴趣，并且注意到，把领袖理想化是个常见的问题，这问题对我们非常重要。我们两个人以不同的方式渴望理想人物的存在，渴望把理想化看做一个过程，也许，我们还渴望不失却自己内心的理想。

第二章　古代领袖：约瑟、柏拉图和亚西比德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约瑟

约瑟的故事是《圣经》里最扣人心弦的、最详细和最复杂的。虽然没有直接的考古学证据把以色列人跟埃及关联起来，但是《圣经》假定，为了寻找更加肥沃丰产的土地，以色列人从迦南（巴勒斯坦）迁徙到埃及。他们是公元前1730年入侵埃及的希克索斯人，属于闪米特部落，他们统治埃及长达150年。

约瑟的故事很可能是一个边缘族群（游牧部落）的领袖故事，他统治过一个存在了上千年的稳定社会。

《圣经》写道，青少年时期的约瑟是父亲最钟爱的儿子，因为约瑟“是他年老生的”（《创世纪》37∶3）。父亲雅各给约瑟做了一件彩衣，引起他的哥哥们的嫉妒和猜忌。他们对约瑟产生了强烈的憎恨，约瑟却不明白这是为什么。约瑟似乎对自己和他在家里的地位很满意。他做了两个明显地以自我为中心的梦，梦里人人都臣服于他。于是连他的父亲也感到不安起来。

后来，父亲打发约瑟到哥哥们那里去，看是不是一切都好。他向哥哥们走去时，他们说：“你看！那做梦的来了。”（《创世纪》37∶19）他不仅作为受宠的儿子跟大家不同，还幻想在世间占有高高在上的地位。哥哥们合计打算把他杀掉，结果却没有这么做，后来他们把约瑟卖给一队过路的商人当奴隶，卖了20锭银子。他们回到家对父亲说，约瑟被野兽吃掉了。

约瑟被卖给一个叫波提乏的埃及人，波提乏是法老的内臣。约瑟是忠实的仆人，他辛勤劳作，后来当上了波提乏家的总管。在这里，《圣经》说了一句题外话，它告诉我们，约瑟“原来秀雅俊美”（《创世纪》39∶6）。（我们可能有点奇怪，这里会不会是受了希腊人的影响。）主人的妻子喜欢他，想要引诱他。约瑟一向忠于主人，他拒绝了，她对他很生气，指控他想要强奸她。结果，约瑟被投进了监狱。

上面的故事与我们在第十九王朝（Nineteenth Dynasty）（约公元前1300年）“埃及民间故事”（Ordinary Papyrus）里看到的故事惊人的相似。故事是《两兄弟的故事》，它这样写道：

很久很久以前，有一对兄弟……哥哥叫阿奴比斯（Anubis），弟弟叫巴塔（Bata）。阿奴比斯有一座房子和一个妻子，弟弟跟他们生活在一起，他待弟弟就像自己的儿子。弟弟白天把牛羊赶到野外，夜里把它们赶回家，晚上就跟它们睡在牛棚里。耕种季节到了，两兄弟就一起耕田。他们在田里待了几天，谷子用完了。哥哥让弟弟回去：“快进城给我们带一些谷子来。”弟弟发现哥哥的妻子正在梳头。“快，”他说，“给我一些谷子，我要赶回田里。哥哥对我说了：‘快点，不要浪费时间。’”他装好谷子和小麦，扛起来要走……这时，她对他说：“你的力气真大！我见你每天都那么强壮……来吧！让我们躺一会儿！……你会觉得快乐，我还要给你做好衣服。”年轻人听到这个下流的主意，很是生气，就像南方的黑豹一样怒气冲冲。他对她说：“你刚才的话太失体统……千万不要再说那样的话。今天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说着，他把包袱扛在肩上，去了地里。妻子对自己说过的话害怕起来。她抓起一些化妆用的油彩，把自己画成好像挨了一顿狠揍的样子。她的丈夫……看见妻子平躺着，她（假装）爬不起来了。丈夫对她说：“谁跟你在一起？”她回答说：“没有别人……只有你弟弟。他回来取谷子，见我一个人坐着，就对我说：‘来，我们躺一会儿！把你的头发梳好！’我不理他。‘我对你像你的妈妈，你哥哥对你像你的父亲啊！’我对他说。他害怕了，就打了我，不让我把这件事告诉你。现在，你要是让他活着，我就去死。”这时，哥哥也像南方的黑豹一样气得咆哮起来。他磨刀霍霍……把弟弟杀了。（Keller，99－100）

在监狱里，约瑟的才华又一次帮了他的忙，他替司狱管理囚犯。因为解梦解得妙，他被从监狱里放了出来。约瑟很理解别人，他表现出天生的领袖才能。于是法老向他求教。约瑟30岁时，法老任命他为埃及宰相。约瑟是非常能干的领袖，他领导埃及人度过了艰难困苦的岁月。

《圣经》详细描述了约瑟和他的哥哥们怎么解决了过去的纠葛。中东遭遇大范围的饥荒，以色列人需要粮食，约瑟的哥哥们就到埃及去筹措。因为约瑟未雨绸缪，对饥荒早有准备，整个中东的人们都到埃及去买粮食。约瑟见到哥哥们时，他认出了他们，他们却没有认出他。约瑟想起了自己少年时代做过的梦，以及当年哥哥们是如何待他的。他指控他们是奸细，把他们投进了监狱。经过几番复杂的交涉，约瑟让哥哥们心里充满恐惧，把他们逼到了绝望无助的边缘，给自己报了仇。看到他们被他玩弄于股掌之间，彻底失去力量，他才向他们说出真相：他是他们的弟弟。最后，约瑟作为兄弟们的领袖，是个高尚、有权力、乐善好施、仁慈宽厚的人。

雅各随整个部落一道迁到埃及。在埃及，约瑟是大家的领袖，他们渐渐形成了新的伟大的国家以色列。约瑟安排以色列人住在歌珊，歌珊是一片沃土，尤其适合放牧。约瑟的哥哥们和别的亲戚就在这里安居乐业，繁衍后代。

同时，约瑟巩固了他在埃及的统治权。他用自己在丰年储存的粮食换取金钱、牲畜、马匹，最后，换取土地的所有权。然后，他制定了新的税收制度，遵照这种制度，人们要把全年收入的五分之一献给法老，剩余的归各人。《圣经》告诉我们，埃及人瞧不起饲养牲畜的人，在通常情况下，像约瑟这样的人不大可能出人头地。正如凯勒（Keller，1969）所写：

只有在外国领主，即希克索斯王朝（Hyksos，也称“牧人王朝”）的统治下，“亚洲人”才有机会崛升到国家的最高职位。在希克索斯王朝统治时期，我们多次发现闪米特姓氏的官员。在可以追溯到希克索斯王朝时期的古埃及护身符圣甲虫雕饰物上面，“雅各”（Jacob‐Her）这个名字被人们清楚地识别出来。伟大的美国埃及学家詹姆斯·亨利·布雷斯特德（James Henry Breasted）得出结论：“在这个平淡无奇的时期，雅各所在的以色列部落有一位领袖，一度获得了尼罗河谷的控制权，这种情况不是没有可能。这种情况与以色列部落迁到埃及是相当吻合的。不管怎么说，以色列人的迁徙肯定发生在这一时期。”

雅各死后，约瑟的哥哥们害怕“约瑟怀恨我们，照着我们从前待他一切的恶，足足地报复我们。”（《创世纪》50∶15）他们找到约瑟，对他极尽尊崇，请求他的宽恕。事实上，他们对待约瑟就好像他是他们的神，这跟他们过去待他的态度简直是天壤之别。哥哥们的态度让约瑟很是尴尬，他对他们说：“不要害怕，我岂能代替神呢？”（《创世纪》50∶19）他安慰哥哥们，保证不为自己过去受到的虐待报复他们。约瑟后来活到了高寿，据我们所知再没遇到别的问题。

约瑟的故事像《圣经》里的其他故事一样，被一代代学者研究了3000多年。我们不打算讨论约瑟的故事，除非是从狭义的心理史学的角度。关于约瑟的童年没有什么资料，只说他很小就失去母亲，是父亲最宠爱的儿子。约瑟少年时代的自我中心惹恼了他的哥哥们，他们打算把他杀掉。我们前面已经指出，约瑟的故事融合了更为古老的神话，这些神话都很相似，很难区分开来。权力的运用和滥用、报复和暴力、奸细、欺骗、偷窃、宽恕、优雅、虔敬和高贵绚丽的梦想，这些都是约瑟故事的组成要素，它甚至描述了新的税收制度，该制度对位高权重者尤其有好处。这个故事的要素与我们在今天的领袖身上看到的东西没有多少不同：金钱、权力、性、暴力和智慧。最后，约瑟在埃及是外人，他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因而能够采取举措，制定新的政府制度。埃及人虽然很聪明，却不知道危机到来时该怎么办。这个例子里，只有作为外人的约瑟能解开法老的梦（即法老内心的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新办法。这位新领袖还把传统与革新的制度糅合起来。不管是对约瑟还是对埃及人，这种糅合都取得了极好的效果。

柏拉图

柏拉图可能是第一位以心理学为基础，系统地研究领袖问题的理论家。《理想国》当中有不少真知灼见，它探讨了多种多样的领袖风格，这些风格满足追随者需求的种种方式，儿童教养与成年和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还对暴君作了精辟的心理传记式分析。

这些观点在《理想国》的第八册和第九册中被逐一阐释。苏格拉底在跟格老孔（Glaucon）对话时，描述了不同的政治形式：贵族政治、寡头政治、民主政治和暴政。《理想国》前几章的内容大多是在详细论述何谓柏拉图意义上的善良公正的人，以及他在贵族统治的共和国怎样统治和报答这种善良。《理想国》分上下两部，柏拉图在书中分析了背离这种理想的种种政府形式。《理想国》不是描述政府形式随时间演化的历史模型，而是对国家怎么会偏离理想展开的抽象研究。柏拉图承认，存在例外现象——比如，买来的王国或者混合形式的政府，但他认为，国家形式的主要竞争类别是寡头政治、民主政体和暴君统治。

柏拉图认为，一种政府形式向另一种形式演化时，起调和作用的是发生了变化的群体的童年经验。例如，善和正义的贵族统治不能持久。苏格拉底说：

生在地里的植物，及长在地表的动物，当生命周期完成时，其灵魂与肉体的繁衍与绝灭就会发生。其中，寿命短的，其活动空间也小；寿命长的，其活动空间也大。但是关于人类的生育与不育知识，并非都是你们统治者的智慧与教育所能通晓的；规范生育与不育的法则，不被糅合了感觉的智力确认，所以人们在不应该生儿育女的时候生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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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孩子会目无尊长，忽视音乐、体育和文化。他们长大以后，就贪婪地攫取财富，一味追求感观享受；他们的家（成年以后）变成“不折不扣的妓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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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钱渐渐占据了他们存在的中心位置，他们努力，只是为了获取财富。这是寡头政治的特征。寡头政治当中，富人掌握权力，穷人受到排挤。这种国家的公民永远不会把思想转化成真正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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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格拉底问道，请你解释，这种公民是从哪里来的呢？“来自对孤儿监护不当，来自不公的行径不能次次受到惩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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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寡头政治也包含着自我毁灭的种子，因为在蜷曲、贫穷、没有选举权的群众中间，有充满活力的强健的青年。他们在战斗中观察到了娇生惯养的富人的怯懦和软弱。他们相互交谈，发现穷人处于相同的境遇。仇恨开始积聚，最后，穷人团结起来，用武器的力量或者某种恐怖主义把富人杀掉。然后，群众没收富人的财富，控制了政府。民主继而被推行。

在民主政体下，人人都过着自己想过的生活。这可能“是一切政治形式中最美好的；它像一件五颜六色的锦袍，饰有各种色调的花边，还用千奇百怪的符号做装饰，看上去美轮美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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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种政府形式肆意践踏善良的人，这些人从童年起就追求真和美。这些人在洗牌过程中迷失了方向，因为在民主政体下，人人都是平等的，没有歧视，平等权被一视同仁地赋予了平等和不平等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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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的年轻人品尝着财富的快乐，尽情满足自己的欲望，他纵情畅饮，抚琴弄笛，参加运动，在心血来潮或者机缘凑巧时，哲学又似乎占据了他的身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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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政治固有的不加区别、一视同仁敞开了暴政的大门，在暴政之下，人们不得不忍受“最残酷、最痛苦的奴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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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个享乐的问题。苏格拉底对格老孔说：

“在我们必要的享乐和趣味当中，我想，有些是无法无天的享乐，它们可能存在于我们每个人身上。但是，当它们被法律制约，或者更可取的欲望与理智结成同盟时，有些人可以把前一类欲望彻底戒绝，或者几乎戒绝，只留下很少的、极微弱的残余。而在另外一些人身上，留存下来的欲望更多，更强。”“你指的是什么欲望？”格老孔问。我说：“那些在睡梦中被唤醒的欲望。在灵魂的其他部分，即在理性的、高尚的、占据主导的部分沉睡不醒时，野蛮的、暴虐的部分，酒足饭饱后张牙舞爪，不肯消停，横冲直撞，想要满足自己的本能。你知道，在这种情况下，在解除了一切羞耻感、丧失全部理智之后，它没有什么不敢做的。如果它想跟幻想中的一位母亲或者任何别的人、男人、上帝或者畜生一起睡觉，它也不会犹豫。它随时准备做卑鄙的、血腥的事；它不戒绝任何食品。一句话，任何极端愚蠢和无耻的事情，它都做得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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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在生活中把这些幻想变成现实；也就是说，他颁布的命令是好的法律必然限制的。柏拉图认识到，暴君的命令都非常符合人性：“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可怕的、凶猛的、天马行空的欲望，就连那些我们普遍认为德行最高的人也不例外，这些欲望在我们的睡梦中暴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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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自取灭亡，是由于他荒淫无度，不加节制：“那么，我的朋友，‘我说，当一个人出于天性、习惯或者这两者的结合，成了地道的酒鬼、色魔和疯子时，’他就变成了彻头彻尾的暴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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暴君在清醒时成了“他睡梦中极少呈现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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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再说一遍：“我认为，他（暴君）是这样一个人，他在清醒时具有我们在他的梦寐中看到的品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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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柏拉图的领袖理论描述了一种控制力大小的变化，即从贵族政体的善和美德（有节制、适应性的自我的力量）占上风，到寡头政治和民主政府对放纵、堕落和享乐的追求（正常情况下受到压抑的冲动冒了出来，创造性的升华濒于崩溃），再到暴政的无法无天、不可遏制的激情（纯粹的本我）。他的观点具有敏锐的心理洞察力，他认识到在善和正义的梦境里，有暴君的激情存在。自取灭亡是由于过度放纵，或者用我们的说法，由于法律的制定。正义的法律增强控制，使美德盛行。可是，善是脆弱的。儿童尤其可能在不合适的季节出生，在心魔的缰绳被解开之后扮演调和的角色。

亚西比德

普鲁塔克（公元46—120年）是一位历史学家，他在鸿篇巨制《希腊罗马名人传》（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中讨论了古代重要的政治领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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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部著作囊括了公元前5个世纪以来51位地位最高的希腊和罗马贵族的传记。每部传记都详细叙述了传主的军事、政治和个人成就，还特别注意到他的领袖风格、动机、个性及其与追随者的互动。普鲁塔克似乎具有强烈的柏拉图式是非观，他从道德角度探讨了这些古代领袖的生平，并且急于加上自己对每位领袖为人善恶的印象。他经常把一位领袖的成败归因于他的善、德行和尊重法律的程度。这部著作说明，普鲁塔克清楚地意识到一位领袖的精神动力甚至精神病态怎样塑造了他的领袖风格。个性特征，如雄心、德行、残忍、复仇欲、守信和与生俱来的才华都在古代领袖的成败中起到很大的作用。普鲁塔克描述了人类已知的每一种心理特征，在对领袖成就的叙述中融入了带有他个人风格的对心理品质的讨论。我们认为，普鲁塔克是西方第一位心理史学家。

从现代心理学的角度来看，普鲁塔克的议论明确忽略的唯一要素是童年经历，这一点引起我们的兴趣。他对《名人传》中论述的政治人物的童年着墨很少，只笼统地提到了他们的家世。虽然普鲁塔克没有提出无意识要素的概念并加以探讨，但他经常提到梦境或者其他心理作用，来说明他所讨论的现象的复杂性。

弗洛伊德的出现比普鲁塔克晚了18个世纪，不过，从普鲁塔克深入研究人类处境的层面来看，他的心理学无疑是一种矛盾心理学。他笔下的主人公总是在跟两种相互冲突的情感或状态作斗争，一方是善，另一方是恶。人类不仅在德行之间难以取舍，还在两种迥异的、自相矛盾的情感状态之间挣扎。

为了说明普鲁塔克的研究方法，我们以他对亚西比德的评价为例。亚西比德无疑是古代政治领袖当中最有趣的一位。我们认为，亚西比德的表现说明他是一位富有争议而才华横溢的领袖。

亚西比德于公元前450年出生在雅典，公元前404年在弗里吉亚（Phrygia，小亚细亚中西部古国，现在的土耳其）去世。他出身豪门，贵族血统。他与著名的伯里克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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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远亲。这个年轻人前程远大、智识过人、身体健壮、相貌英俊、勇敢坚毅，是一位极具幽默感的杰出的演说家，但是另一方面，他以自我为中心，容易冲动。关于亚西比德的童年，我们只知道他刚刚三四岁时，父亲克里尼亚司（Clinias）就在科罗奈（Coronae）战役中阵亡。忙于雅典政务的伯里克利成了他的监护人。我们不知道伯里克利能抽出多少时间陪伴亚西比德。考虑到上天赋予亚西比德的超乎寻常的品质，享有盛誉的苏格拉底对他产生浓厚兴趣就不足为奇了。亚西比德刚成年时，苏格拉底便把他置于自己的翼护之下。

亚西比德是一位天赋过人的领袖，这一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位军事天才，不管他效力于哪一方，他从没打过一场败仗。可是，每当他实现了自己的雄图大略，受到同胞的尊崇和爱戴，他就逞一时之兴做一件鲁莽的事，满足自己当下的需求，长远看来则导向他的自我毁灭。我们只能猜想，如果军队在与斯巴达作战时采纳了亚西比德的建议，雅典将会怎样。但实际上到了那个时候，亚西比德的声誉已经大大受损，即使他的军事天才一如既往，雅典人也不再信任他了。

让我们细看他的一生。根据普鲁塔克的叙述，亚西比德青年时代满怀对知识的渴求，但他很容易被享乐俘虏，心性也很不稳定。在语法学校上学时，他因打过一位老师而闻名。亚西比德小时候，有一次想跟监护人伯里克利说话，人家告诉他，伯里克利正忙着跟人商量怎么向雅典人交代自己的账务，没时间陪他说话；亚西比德走的时候，说：“他想办法不要把自己的账务交出去，不是更好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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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次，他打了贵族、有钱人希波奈德斯（Hipponides）一个耳光。他和希波奈德斯没有争执；他打对方只是因为他和伙伴开了个玩笑，说他要揍希波奈德斯。后来，他内心羞愧，就去了这位贵族家里，脱掉衣服，请希波奈德斯痛打自己一顿。希波奈德斯笑了，原谅了他；事实是，日后亚西比德还娶了希波奈德斯的女儿为妻。用现代语言来说，亚西比德似乎是一位冲动的年轻人，他一直在寻找爱和接纳，却没有得到成年人持续的指引。亚西比德的自负和野心使他很容易授人以柄。他对自己的政治实力怀有不切实际的膨胀认识，苏格拉底必须耐心地劝他谦卑，纠正他的错误，让他明白自己的德行多么不够完美。普鲁塔克写道：“他用伟大的希望鼓舞人，他本人则玩味着更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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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比德从政时被认为拥有巨大的优势：他的贵族出身、财富、勇气和领袖魅力都是毋庸置疑的。公元前420年，他当上了统帅，发起反对贵族尼西亚斯的战争。他率领雅典的大队人马到达西西里，轻松地打赢了第一仗。然而，敌人指控他毁损了整座城市的赫尔墨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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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像。他被召回雅典接受审判。他出逃斯巴达，在斯巴达受到崇敬，帮助斯巴达人打赢了与雅典的战争。他改变个人生活习惯，采纳了斯巴达人的生活方式，放弃了“奢华的生活”，很快赢得了斯巴达人的尊重和爱戴。

然而，亚西比德总是不甘寂寞。斯巴达国王阿基斯二世远征在外期间，亚西比德与王后发生私情，他们生了一个儿子。于是，亚西比德不得不逃离斯巴达。他加入了希腊的劲敌波斯人的队伍。他取悦于仇恨希腊的波斯国王，帮助波斯人与希腊作战。

后来，公元前411年，亚西比德回到雅典，帮助雅典夺取了几场戏剧性的军事胜利。雅典人原谅了他过去的所作所为，他作为英雄受到了雅典人的欢迎。“然而，”普鲁塔克写道，“这种公开表达的欢乐是混合着泪水的，眼前的幸福已经被他们（雅典人）遭受过的痛苦的记忆冲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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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人对亚西比德疑忌很深。他的敌人一有机会就捏造故事，对他恶意中伤。普鲁塔克写道，那些事都是莫须有的。亚西比德不得不再次逃亡，这一次他逃到了土耳其，后来，他在土耳其遭人暗杀而死，据说是斯巴达人干的。斯巴达征服了雅典，亚西比德本来有可能让雅典免遭如此结局，却无奈只能不光彩地逃离雅典。普鲁塔克写道：

如果说有人曾经被自己的荣耀毁灭，那这个人就是亚西比德。他接二连三的成功让人们对他的勇气和行为产生了一种观点，即他做的每件事情，倘若失败，只能怪他自己疏忽大意，谁也不相信那是因为他渴望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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亚西比德也许是他那代人当中天分最高的雅典领袖，那个时代被认为是雅典的黄金时代。可是，在和平时代，他是个遇事冲动、自我中心、及时行乐的人。他在危急时刻才显露出最高的勇气和才华。他不是一个残暴的人，虽然他背叛了自己的祖国，当他认为雅典危在旦夕时，还是立即动身，前去帮助雅典。他有时相当慷慨，可是，他的反复无常让他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此外，他广博的才华引起一些人强烈的忌恨。他深信自己有权取得成功，没有设法调和自己的幻想。是他播下的自我毁灭的种子过于强大，以至于他无力克服吗？还是说，假如情况不同，他会取得成功？也许只是他的天赋过于出众，结果对他自己、对他的同胞都没有好处罢了。他的无限才华使他无法掌握适当的分寸，一切对他都是轻而易举的。他可能以为，领导和掌权是他的神圣权力，因此，他不懂得怎么处理自己招致的失败。他一手造成的危机似乎没有让他学到任何教训，反而加强了他高人一等的感觉。他天真地相信自己是坚不可摧的，结果他夸大了自己的能力，低估了敌人的力量。他不断地追求荣耀，毫不掩饰自己的雄心抱负，这两者的致命结合使他无法与自己的追随者妥协。对他来说，好像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可是最后，再也没有什么不可能的使命要他执行，于是他就被暗杀了。

第三章　心理史学的英雄主义时期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大多数学科都有过伟大的发端：“经典”作品问世，研究更加深入，向未知的领域挺进，而这些领域此前可能只是被人偶然瞥到，并不曾充分探索。举例来说，弗洛伊德总喜欢说，很久以来，诗人本能地懂得他的学说，他本人不过是用科学语言把它们表述出来，使凡夫俗子也能明白罢了。英雄主义时期创作的著作在当时是光辉灿烂的，只是后来才有些黯淡下来。所以，对18世纪的第一本英文小说更感兴趣的，是文学教授而不是普通读者，马克斯·韦伯也才会要求当代研修社会学的学生要有耐心和决心。这条普遍规则有些可爱的例外，比如柏拉图的著作无疑比现代哲学家的著作更好读，不过，上述普遍法则依然成立。此外，在经典诞生时期，随着新研究的开展，通常会产生对方法的执著。这就好比汪洋大海中的一座小岛，线条简单的地图不可能把某一枚珠宝的存在标记出来；在某种意义上，就连岛屿本身也必须在全新绘制的世界地图上被小心地标记。

普遍的观点认为，弗洛伊德和他的小圈子之所以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对广泛的历史、艺术、文学、宗教和文化的理解上，是因为他们早期没有足够的病人，不能让他们以一定的科学精神来探讨精神分析问题。他们真正感兴趣的是精神分析学的临床和理论问题，心理史学和心理文学不过是替代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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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种观点有失偏颇，它贬低了早期弗洛伊德学派在探讨隐含动机和一切更深的人性方面作出的深刻努力。诊察室在某些特殊方面是很重要的（它是实验室），但它得出的资料缺乏广泛的理论价值，除非它也适用于最广义的文化。早期弗洛伊德学派的心理史学不是琐碎的：它是一切问题的根本所在。

弗洛伊德在受到孤立的10年中取得了显赫的成绩，还有他与威尔海姆·弗里斯（Wilhelm Fliess）分道扬镳，这些都成了刻意酝酿的1902年运动的组成部分。这一年，弗洛伊德第一次约请几位受自己著作影响的同事，每个星期三晚上去他家里开会。前4年，他们的会谈没有留下记录。不过，从1906年起，奥托·兰克（Otto Rank）用笔记忠实而详尽地记录了讨论的内容，这份笔记一直有规律地持续到1911年，之后断断续续地记到1933年（1918年后没有了科学讨论的记录）。可喜的是，兰克的笔记资料被保罗·费登（Paul Federn）保存下来，没有落入纳粹之手。后来，赫尔曼·南伯格（Herman Nunberg）与保罗·费德的儿子恩斯特（Ernst）重新誊写、翻译、编辑并出版了4卷本的笔记。因此，这些“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会议记录”（Minutes of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为我们提供了考察第一个应用精神分析学团体的独特窗口。

他们的讨论旁征博引，经常十分热烈。1907年12月4日，伊西多·萨杰（Isidor Sadger）提出了几条思路，对康拉德·费尔南多·迈耶（Konrad Ferdinand Meyer）进行精神分析。马克斯·格拉夫（Max Graf）引导讨论，他认为迈耶是一位无足轻重的诗人，三言两语就把迈耶打发掉，他还说萨杰用以“支持其观点的假说和论据是马虎大意的”。威尔海姆·斯泰克尔（Wilhelm Stekel）给萨杰的论文扣了一顶“肤浅心理学”的帽子，表示担心萨杰的文章“有损我们的事业”；根据斯泰克尔的观点，萨杰的陈述纯粹是“胡说八道”，流于粗鄙下作：“诗人与母亲的关系应该只提一次，而且要很谨慎，不该唐突地一再强调。”奥托·兰克想在萨杰的论述中找到一些弥补不足的优点，但很快就被保罗·费德的声音压了下去。保罗很生气，萨杰没有讨论迈耶的性发育：“萨杰只字不提诗人的性发育。”费德发表了他的看法，

因为我们不知道真相，所以写不出他的病史。迈耶一定有过不同寻常的性体验。一个神经过敏的人（即萨杰）从迈耶的作品中看出他与妹妹存在乱伦关系。迈耶可能喜欢手淫，为此在他母亲面前感到羞耻。

弗里茨·威特尔（Fritz Wittels）觉得场面有点失控，他对“斯泰克尔和费德两个人掺杂私人情感的愤怒发作”表示气恼。弗洛伊德也劝大家心平气和一点，但他接下来却表达自己的意见，说“萨杰的研究没有说明任何问题”。接着，弗洛伊德给出了他本人对诗人迈耶的人格及形成，以及迈耶诗歌意义的简要概括。萨杰遭到众人批评，他说了最后一段话。他说，他原本希望听到的不仅仅是咒骂和侮辱。他还说，他没有从这些批评中领悟什么。“从诗人的著作中准确地推断出他的真实体验是不可能的，没有什么可以把实情与幻想分开；我们不知道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诗人的想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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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不到一年，1908年10月14日，这回轮到斯泰克尔遭受叱责了。他发言的内容是弗朗兹·格里尔帕策（Franz Grillparzer）的戏剧《幻梦人生》（Der Traum，ein Leben）。我们从兰克的笔记中得知，斯泰克尔似乎把这出戏看做洞悉格里尔帕策这个人的资料，认为他承受着精神痛苦，患有神经官能症。斯泰克尔最后总结说，格里尔帕策是一位强迫性神经官能症患者。用这个团体的标准来看，讨论刚开始是很温和的。费德在斯泰克尔的发言中看到了“斯泰克尔这个人，看到了他的缺点和优点。斯泰克尔向来缺乏批评性的判断，他把所有的东西都胡乱堆砌在一起，在细节上是完全武断的”。然而，赖特勒（Reitler）喜欢斯泰克尔的发言，他提到了发言内容的几个有趣的要点。赖特勒的意见得到了威特尔、斯坦纳（Stei‐ner）、里（Rie）、萨杰和兰克的响应。

这时弗洛伊德开口了。他不但不同意斯泰克尔的诊断，还认为，“丝毫没有证据表明，格里尔帕策是个神经官能症强迫症患者。”此外，弗洛伊德觉得斯泰克尔“错误地理解”了格里尔帕策的性问题，他的研究方法也太“激进”，没有章法，不加区别。弗洛伊德的批评似乎影响了其他评论者：阿尔伯特·约阿希姆（Albert Joachim）、阿道夫·多伊奇（Adolph Deutsch）、爱德华·希施曼（Edward Hitschmann）和阿尔弗雷德·阿德勒（Alfred Alder）等——除了多伊奇，他们都不客气地表示，自己很不喜欢这篇论文。约阿希姆对斯泰克尔的方法提出质疑，理由是“艺术家的创作与神经官能症患者的创作只是部分相像”。希施曼用挖苦的口吻批评了斯泰克尔的论点。格里尔帕策成年以后自觉受到爱的束缚，原因是他童年时没有得到过母爱，对此希施曼很不解：为什么“许多男人也没有得到过母爱，却没有变成阳痿”？阿德勒最后指责斯泰克尔把格里尔帕策剧作中的单个要素想当然地罗列在一起，他的分析完全错了，由此结束了大家对斯泰克尔的攻击。斯泰克尔在“最后申辩”时，只对“教授”表示感谢，他指出自己的论文完成了它的使命，因为它引出了弗洛伊德的回答。
(37)

这种对弗洛伊德超乎寻常的敬重和团体成员之间不留情面的争论表明，与会者之间的交接丝毫不逊色于他们所探讨的问题，也是非常有趣的研究领袖问题的心理史学模型。弗洛伊德是无所不在的。小组在他家里开会，按照他的要求讨论他的观点。我们有一种感觉：大家的争论都是为了博得弗洛伊德的赞许。在讨论中，弗洛伊德肯定甲方还是乙方，会决定性地改变讨论的方向。如果不能很好地领悟弗洛伊德的观点，其结果似乎是遭到大家的一致排斥，虽然我们始终没有搞清楚小组成员更换的确切原因。
(38)

当然，这样的团体是要求非常严格的：每周开会，持续地接受审察，时刻都要对弗洛伊德表示顺从。

还有那只瓮。在1908之前，小组成员把自己的名字写在一张纸上，放在瓮里。一个人发言之后，在座的其他人必须发表评论，次序由从瓮里抽出的名字随机决定。这是弗洛伊德的主意，他想以此避免一言堂，鼓励小组成员自我克制。然而，这只瓮在教学法上的意义是，“教授”在用巧妙的方式每周给自己的学生／追随者打分，具体考察他们对自己理论的理解程度。难怪小组成员提到了这只瓮的专制。费德后来甚至报告说，小组许多成员在发言结束、讨论开始前，为了避免自己的名字被抽到，会偷偷溜出去。
(39)

难怪1908年，“关于重组会议的提议”第一条就是废除这只瓮。在1908年2月5日讨论各种建议的会上，多数提议都引发了唇枪舌剑的交锋，只有第一条提议（废除那只瓮）是一致通过的。
(40)

从我们的角度，很容易看出维也纳小组内部隐含的紧张关系，就像弗洛伊德的传记著作中常常写到的，它揭开了弗洛伊德专横地把自己的个性强加给小组，迫使大家遵从自己观点的真相。早期精神分析团体的这一面具有类似于宗教、至少是意识形态运动的性质。激烈的分歧是允许、甚至得到鼓励的，真正的异议则必然意味着与弗洛伊德彻底决裂。此外，团体有一位当仁不让的、强有力的领袖，他操纵自己的追随者，迫使他们臣服。追随者在心理上接受了这个程序，因为他们把弗洛伊德本人和激动人心的精神分析学新理念理想化了。后来，弗洛伊德本人在描述这种关系时说，追随者渐渐地把弗洛伊德当成了大家共同的理想自我（egoideal），在这个意义上，他们调和了各不相同、相互冲撞的人格，形成一个小组，这个小组由于弗洛伊德的领导而具有了心理学意义上的凝聚力（coherence）。

然而，要记住的是，弗洛伊德在小组里是具有独到观点的。还有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外界对精神分析理论极尽嘲讽。也许为了推动事物向前发展，保持大家对相关主题的研究和讨论不跑题，小组需要有一定的强制执行的连贯性。对于弗洛伊德领袖角色的专制，小组成员也并非毫无察觉。他们抗拒那只瓮。会议在1908年甚至搬出了弗洛伊德的家。许多发言与弗洛伊德的观点截然对立，留下大量有待探讨的问题，弗洛伊德和他的追随者都不能轻松地确定一条正统的指导路线。举例来说，斯泰克尔在头几年一贯喜欢特立独行，令人耳目一新。小组在继续发展，不管它还有什么别的活动，都极大地培养了小组成员的创造力。
(41)

一个例子是1908年11月25日的会议。发言人是奥托·兰克，他简略说明了自己对英雄诞生的神话故事的看法。他后来根据这项重要的研究写了一本专著，深入探讨了各国开天辟地的神话之间奇特的相似性，和英雄诞生及其童年生活的一再重复的要素，即英雄出身贵族，早年遭到遗弃，通常是被丢到水里，后来被人搭救，在卑贱的环境下由慈爱的养父母抚养长大，后来他摆脱了无名小卒的身份，赢得声名和荣耀。兰克指出，神话故事里的这些常见主题与童年幻想的普遍性有关。在散漫的讨论之后，弗洛伊德提出几条相当精辟的洞见，受到它们的启发，他后来至少写了两部著作——《图腾与禁忌》（Totem and Taboo）和《摩西与一神论》（Moses and Monotheism），它们还引出了他在20世纪20年代才正式形成的焦虑理论。
(42)

实际上，发言内容既细致详尽又合纵连横的时候也不少。1907年5月8日，阿道夫·多伊奇讨论了不久前自杀的年轻诗人沃尔特·卡莱（Walter Calé）。多伊奇认为，卡莱具有“喜欢沉思、喜欢手淫的年轻人”和多愁善感者的“典型特征”。多伊奇在诗人的剧作《克林索尔》（Kling‐sor）中找到了证据，说明卡莱的“神经紧张”和忧郁之间存在关联。这出戏是卡莱17岁时写的，剧中克林索尔用阉割自己来谋求权力。多伊奇还讨论了卡莱献给妹妹的爱情诗。他指出，两人之间也许真的发生过关系，因为诗中多有愧疚和赎罪的表示。多伊奇猜想卡莱是把对母亲的爱转移到妹妹身上，这爱也许是实现了的，但他却无法摆脱它固有的矛盾。“他（卡莱）既不能跑到别的女人身边，”多伊奇最后说，“也不能在同性爱中找到救赎，于是他选择了自杀。”
(43)

针对多伊奇发言的讨论是庞杂的，弗洛伊德也作了评论，他详细论述了母亲对男子成年以后的一切恋爱关系所产生的影响。弗洛伊德这条一般观点的证据来自歌德，他最后说：

这种爱的条件存在于每个人身上，一切都可以追溯到婴幼儿时期。选择爱的道路，或者说正常的精神状态，是为了避免走上别的道路，导向更加严重的恐惧症。婚姻的历史非常有趣：许多人结婚是为了惩罚自己。
(44)

一般来说，这个最早的精神分析团体对诗歌和诗人很着迷，再没有比弗洛伊德就此所作的评论更有趣的。举例来说，1909年1月13日，弗洛伊德严厉批评了与众不同的斯泰克尔，因为后者称所有的诗人都是歇斯底里患者。弗洛伊德指出，斯泰克尔误解了压抑的本质，在他看来，压抑是“一种普遍的性质，它不仅是所有神经官能症，也是其他精神现象的性质。”此外，弗洛伊德还指出，一些伟大的作家如左拉是偏执狂或者强迫性神经症，但也有许多无疑是正常人，比如席勒。弗洛伊德最后作出结论，我们对诗人的性早熟其实一无所知，因为我们对爱情和性的过早发育知道的很少。
(45)

在这次讨论中，弗洛伊德引用文学作品的证据发表了对于歇斯底里、压抑和性心理发育以及正常心理的一些重要的理论观察。有时候，非临床证据可以说走了另一条路，它们在一些纯理论讨论中被作为相关资料引入。例如，1906年11月21日，菲利普·弗雷（Philipp Frey）发言的题目是“论正常人的夸大狂”。这个话题引出了马克斯·卡亨（Max Kahane）对诗人、演员、艺术家以及国家甚至宗教夸大狂的讨论，即犹太人是“上帝的选民”。弗洛伊德补充说，可能带有挖苦的意思，他很早就注意到，未达到自己预期成就的学者们表现出夸大狂的倾向。“他们用夸张的自尊，”他说，“来掩饰真心的遗憾。”
(46)

文学作品是这些早期分析家最重要的非临床资料来源。
(47)

不过，在现实的意义上，这个世界任由他们探讨和研究。1909年1月27日，雨果·赫勒（Hugo Heller）作了“论魔鬼的历史”的发言，它其实上是一篇论述该问题的书评。赫勒指出，对魔鬼话题的主要兴趣在于，它为检验弗洛伊德的个体心理学理论提供了一个大众心理学的战场，由此引发大家对这个问题的精神分析学讨论。接下来的观点五花八门，有的说魔鬼是“正在发展的文明所谴责的一切事物的清单”；阿德勒认为它是一道屏障，是为了强调魔鬼下流的男性气质和巫婆被严重扭曲的女性面貌，两者似乎都来自父亲和母亲（萨杰）；有的说魔鬼是更为纯洁的生殖器，是一根阴茎（威特尔）；还有的说，

从魔鬼现在站在我们面前的完整形状来看，可以说，它是无意识的、被压抑的本能的化身，是人类被压抑的性成分直到最后细节（比如肛原性）的化身（弗洛伊德）。
(48)

有时候，这个小组直接探讨文化和文学人物以外的政治问题和领袖。1907年4月10日，弗里茨·威特尔提交了一篇关于塔特扬·莱昂蒂耶夫（Tatjang Leontiev）的论文，后者是一位俄国革命志士，曾图谋暗杀沙皇政府的一名高官。好坏暂且不究，威特尔的发言也许可以看做是心理日志的发端。心理日志是心理史学的一个分支，在政治学的多数分支和CIA里保持着活力。威特尔比较了莱昂蒂耶夫与众多女性刺客的异同，从《圣经》人物开始——包括雅亿（Jael）和犹滴（Judith），雅亿把一枚钉子钉入西西拉（Sissera）的太阳穴把他杀死，犹滴砍下了荷罗孚尼（Holo‐gernes）的头——一直谈到圣女贞德（把莱昂蒂耶夫与圣女贞德作比是很奇怪的）。不过，听了威特尔的解释，理解选择这些故事的原因似乎容易了一点。威特尔认为，雅亿的钉子“是阴茎的象征”。犹滴以为荷罗孚尼要强奸自己，就用剑砍下他的头。也是类似的例子：

这么做解放了肉体，因为肉体呼唤着要实现可歌可泣的英勇业绩。在理想主义的动机下，掩盖着怎样的满足啊……她也许还是处女，因为她打算实施自己的计划时必然会流血。父亲带她去参加婚礼时，她抬头望着他说：“没错，玛拿西（Mannasseh）看起来完全不一样。”这里第一次提到了父亲的重要性。我们还可以欣然假设，所有这些暗杀故事当中，女儿对父亲萌生的最早的性的爱慕起了作用；因为这种爱总是遭到拒绝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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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说明小组对政治现状的态度比威特尔的发言所暗示的更理性、更敏感。阿德勒和弗洛伊德都对威特尔没能充分评估革命志士所处的政治环境表现得很激动。阿德勒强调指出，意识形态不能从感情生活中剥离，他接着说，意识形态也不能解释一切，虽然它本身是可以分析的。弗洛伊德关心的是威特尔谴责刺客的严厉态度，他指出了这种不加掩饰的无意识动机的局限性。他说，扎实可信的分析必须对隐含的情感具有一定程度的宽容。不过，弗洛伊德评论时，还是肯定了威特尔分析的基本思路。“让这些女人拿起武器的，”他说，“是受到压制的情欲。恨的一举一动都出自性的倾向。被拒绝的爱尤其容易促发这种转变。”
(50)

两年以后，阿德勒作了一次关于马克思主义心理学的陈述，把上述笼统的问题集中了起来。现有的对阿德勒这篇论文的总结只有寥寥几行，所以很难指出它的特点。不过阿德勒似乎强调说明，利他主义具有本能的基础，它“遍及生活中数不清的关系”。利他主义作为一种反向作用，把关于意识的精神分析学与马克思主义思想联系起来。“在工人阶级当中，”阿德勒接着说，“它（很遗憾，此处指代不清）的存在是与每一种困苦潦倒相关的，是存在于阶级意识本源的结果。”
(51)

弗洛伊德听到阿德勒的思路兴奋起来，他详细探讨了压抑与文明之间的张力，这番议论预示了他20年后的著作《文明及其不满》（Civi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
(52)

除此之外，讨论散漫地转向了比如费德等人的平淡无奇的思想，费德指出，马克思和弗洛伊德都为人们提出了把自己从基督教的束缚下解放出来的办法。
(53)

因此，维也纳小组的讨论是内容广泛、无拘无束的，虽然目的始终很明确——就是把弗洛伊德的思想应用于文化、艺术、文学和历史。小组成员一开始就很清楚，他们面临着具体的方法问题。他们对具体的诗人、艺术家或者历史人物展开研究，很早就用来指代其研究方法的术语是“病史”，或者像《会议记录》的编辑的说法，“从医学角度撰写的、格外关注心理异常的传记”。
(54)

“病史”属于当时常见的学术造词，但它敏锐且尤为准确地抓住了维也纳小组的论断和方法的实质。比如，伊西多·萨杰头几年作过几次关于诗人的性病态和情感病态的发言，把它们作为他对更大范畴的人格遗传医学研究的组成部分。
(55)

弗洛伊德像往常一样奠定了讨论的基调。在1909年将近年末时，他作了关于达·芬奇的论述，他附带地却又（对小组而言）明白地指出：“要想了解达·芬奇性格的特殊性，在承认这一点的基础上，我们当然首先要研究他的性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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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方法论观点是把临床法则扩展到文化层面。萨杰大言不惭地说，他写病史“纯粹是出于医学兴趣，不是为了揭示艺术创作的真谛。顺便说一句，即使用精神分析的解析法，也始终无法解释艺术创作的过程”。
(57)

弗洛伊德小心地防备别人机械地用自己关于神经官能症的观点给文化材料分门别类，但是对于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说明“病史材料”，他从来没有质疑过。
(58)

在维也纳小组内部，只有一个人对小组探讨心理传记的方法提出了严肃的反对意见，他就是马克斯·格拉夫。有一次，他区分了案例史和心理描述的不同。他说：“案例史是病史，只有在资料丰富、病状存在的情况下才可能有案例史。但病史几乎不能揭示创作过程。”他指出，要想了解创作过程，“必须具备弗洛伊德本人那样的艺术敏感性”。
(59)

这是一条精辟的观察，可是因为格拉夫明显地渴望讨好弗洛伊德，这条论断失去了它在方法论上的力量。

大家对应用精神分析理论的局限性还是有所察觉的。小组明白，他们正在非临床领域搜寻临床的证据。他们这么做，态度即使不算太谦恭，往往也很谨慎。谈到与一个国家的精神生活相关的压抑时，谁也不能一点不受伤害。
(60)

况且，弗洛伊德认识到，在他开创的事业和我们现在所谓的社会学和人文科学之间，方法论上存在根本的差别。弗洛伊德认为，心理学最终将以生理学和化学为基础。他放弃了自己的“科学心理学研究项目”，只是因为他对大脑的机能和细胞的神经活动所知甚少，无法全面地推进这项研究。于是，他转而开始研究心理学的比喻。他毕生的努力，正如他后来故作谦逊时所说的那样，不过是兜了一个圈子。然而，历史和文学不是自然科学中更为深奥、更为基本的现实的道旁驿站。弗洛伊德明白这一点，虽然有时候他表现得刚好相反。小组可能意识到了，也可能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在接下来的20年里，弗洛伊德的维也纳讨论小组展开了无数次心理史学研究。弗洛伊德本人至少有5本著作是直接受讨论的启发写成的，它们分别是：《图腾与禁忌》（1913）、《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1920）、《文明及其不满》（1930）、《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1967）和《摩西与一神论》（1936）。他的追随者们的文章被集中在《意象》上发表，这本杂志创立于1912年，1927年前一直由奥托·兰克担任编辑。奥托也是小组早年的秘书。《意象》杂志的副标题是“精神分析学刊”（Zeitschrift für der Psychoanalyze auf der Gei‐steswissenschaften），这个标题值得引起特别思考。

《意象》的出版在1912年至1937年间从未间断。刚开始，它的重点是文学主题，经常提到宗教，偶尔会探讨历史和领袖问题。在这方面，《意象》切实反映了小组早期的立足点（《意象》的作者多是小组成员）。因此，在刊行头10年，《意象》只发表了5篇（全部文章为138篇）与本书主题直接相关的文章。如果算上关于宗教和人类学的文章，这个数字大概可以增加3倍。比如，弗洛伊德在《意象》上发表过《图腾与禁忌》的几个章节。艾丽斯·巴林特（Alice Balint）于1913年写了《家庭中的父亲角色》（Der Familienvater）投给《意象》，文章认为，大草原上的印第安人不能成功地克服俄狄浦斯情结，所以它作为一种文化陷入青春早期无法自拔。不过，《意象》大体上继续刊载正式的文章，与维也纳讨论小组更为松散而庞杂的内容形成对比。伊西多·萨杰为杂志撰写了一系列论述诗人的文章，反映了他对病史的持久兴趣。欧内斯特·琼斯（Ernest Jones）写了一篇剖析盐的心理学，分为上下两部分的文章。西奥多·赖克（The‐odore Reik）分析了幽默。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Lou Andreas‐Salomé）写了探讨“女性气质”的文章。这几年的一些研究成果值得我们深入考察。

在1912年《意象》的创刊号上，卡尔·亚伯拉罕（Carl Abraham）写了一篇文章，对阿蒙霍泰普四世（Amenhotep IV）作了精神分析，文章中，他把注意力放在阿蒙霍泰普四世的宗教活动上。他认为，这些活动可以看做是这位埃及国王成功地实现了针对父亲的敌对行为。
(61)

亚伯拉罕写到，和许多朝代一样，阿蒙霍泰普的家族也是在最初的强盛之后日渐衰败的。他的祖先是建立了伟大的埃及帝国的勇士。他的父亲阿蒙霍泰普三世却是一位孱弱无能的统治者，他的英勇表现在打猎方面。而作为直系继承人的最后一位子嗣，体弱多病的阿蒙霍泰普四世则是一位梦想家，他的历史很像弗洛伊德笔下的神经官能症患者。

阿蒙霍泰普四世的母亲泰杰（Teje）在才智、精力和容貌方面均胜过他的父亲。阿蒙霍泰普三世年老体衰时，是她在执掌政权；他去世以后，她是活跃的摄政王。亚伯拉罕认为，像许多类似的案例一样，阿蒙霍泰普四世的力比多显然固着在他的母亲身上，后来，母亲由受宠的妻子纳芙蒂蒂（Nefertiti）取代。阿蒙霍泰普四世从来没有纳过妾，这与习俗相悖，虽然纳芙蒂蒂只给他生了一个女儿。在流传下来的铭文和艺术品当中，他强调一夫一妻的爱情。阿蒙霍泰普三世去世以后，泰杰开始热衷于供奉阿顿（Aton），而不是传统的高级神灵阿蒙（Amon）。阿蒙霍泰普把母亲的这个转变推进了一步，干脆用新的唯一的神阿顿取代了他父亲信奉的神。在象征意义上，父亲被抛弃了，一个更为强大的形象代替了他。阿顿是阿蒙霍泰普四世创造的和平之神灵（没有被赋予人形），伴之以和平的精神风貌和自虐的人类贡品的升华。他被认为像太阳一样，把光芒照耀在拥护国王的人们身上。阿蒙霍泰普四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依恒阿顿（Ikhnaton，意思是使阿顿满意），称自己是太阳之子，这就像神经官能症患者常常幻想自己的父亲真的是出身名门。

亚伯拉罕接着写到，阿蒙霍泰普四世统治期间唯一的敌对行动是针对他的父亲的。他迫害信奉阿蒙的牧师，把阿蒙的名字从所有的碑文上刮掉，当然也包括写有他父亲名字的碑文。泰杰去世后，阿蒙霍泰普四世没有把她安葬在父亲旁边，而是安葬在他为自己准备的墓地里。实际上，阿蒙霍泰普四世废止了父亲支持过的多数传统，甚至把首都向北迁到了古老的下埃及。

亚伯拉罕最后得出结论：阿蒙霍泰普四世信奉一神（以取代一位父亲）教，即和平的爱之神（这位父亲与他本人的个性相同），这种宗教代表了成功的升华。他独独选中阿顿是别有意味的：太阳常常代表父亲（它是唯一的，不像星星那么布满天穹，它的温暖代表爱）。阿顿与阿多尼斯（Adonis）有关，阿多尼斯也像阿蒙霍泰普四世一样年轻，早逝，爱美胜过爱战争。和神经官能症患者一样，阿蒙霍泰普四世也生活在一个梦想的世界，他对邪恶的现实视而不见，不肯接受自己必须保护帝国的事实。

两年以后，路德维希·杰基尔（Ludwig Jekels）也在《意象》上发表了一篇心理传记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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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篇文章论述的是拿破仑一世的生命转折点。杰基尔这篇文章的内容解释了拿破仑如何从科西嘉人一变而为法国人。拿破仑小时候痛恨法国征服者，他想出各种计策推翻他们的统治。他把比自己年长的爱国者泡利（Paoli）视为理想人物。泡利在法国占领前担任科西嘉岛的摄政王。1793年拿破仑回到科西嘉，当时法国国王已经失势，法国向英国宣战。这时，泡利由于与英国的关系而名誉扫地。就在这个时候，拿破仑一反常态谴责泡利叛国，他站在了泡利的对手萨利塞蒂（Saliceti）一边。因为民众仍然拥护泡利，拿破仑就把泡利的房子烧掉，离开了科西嘉。拿破仑为什么突然变换效忠的对象，对这个问题，杰基尔给出了与传统的政治解释不同的意见。他认为，纯粹的政治分析无法解释拿破仑改变效忠对象的速度之快和态度之坚决。

从这一点来看，杰基尔认为，拿破仑的爱国主义是他与母亲、与大地本身紧密相连的结果，因为对于拿破仑，大地是一个母性角色。所以，拿破仑的理想是热爱祖国的斯巴达女性（拿破仑的母亲是科西嘉岛的爱国者）。他坚持认为，现代人用性爱来代替爱国主义是错误的。一般来说，拿破仑生命中的女人常常是母亲的替代角色，她们比他年长，多是寡妇。谣传拿破仑的母亲曾与法国执政官马尔博（Marbeuf）有染，这位执政官是拿破仑一家的朋友。在家庭和政治这两个地方，外人都是征服者。杰基尔指出，通常说来，拿破仑痛恨女人，约瑟芬是个罕见的例外。他接受了约瑟芬的不忠，但他要求别的女人忠贞纯洁。拿破仑对父亲的心理十分矛盾。他特别认同查理曼大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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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曼大帝也建立了新的王朝，还打算征服西班牙和意大利。［杰基尔指出，拿破仑的父亲名叫“查理·玛丽”（Charles Marie）。］父亲死后，拿破仑在家中担当起父亲的角色，开始养家糊口，虽然他是二儿子。

杰基尔最后写到，拿破仑对母亲的固着性依恋和他对父亲的矛盾心理是很明显的。矛盾心理导致他的父亲形象有两个：一个是爱，一个是恨。泡利是一个，马尔博和法国国王是另一个。1793年法国国王被处决后，拿破仑更像个法国人了。父亲当年不让拿破仑接近母亲，却跟外国人共同占有母亲，这个父亲就不复存在了；现在，俄狄浦斯情结让拿破仑拥有了他的母亲。以前，在拿破仑眼里，法国的象征是马尔博（一个对手）；现在，这个象征是他的母亲。泡利是被理想化的父亲，他保护自己的母亲（科西嘉岛），不让她被陌生人夺走。可是，在路易被杀以后，拿破仑希望这些父亲形象统统消灭，特别是泡利竟然支持英国，而英国扮演了把陌生人带到母亲身边的角色。于是，拿破仑转而反对泡利，以此效仿背叛了泡利的他的父亲，他父亲当年就曾经为法国占领者工作过。从这时起，拿破仑不再对科西嘉岛有爱国热忱，而是情不自禁地想要拥有一系列母亲角色的替代（意大利、近东），情不自禁地要打败权威。于是，杰基尔巧妙地把拿破仑个人生活中发生的一件事与法国革命期间举足轻重、规模宏大的时局变化联系起来。毋庸置疑，杰基尔文章中的这种联系是武断的、肤浅的。

又过了6年多，在1920年，《意象》才又刊登了一篇心理史学论文。文章的作者是埃米尔·洛伦茨（Emil Lorenz），文章论述了政治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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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伦茨感兴趣的是政治的心理学或内在动力，以及在追逐权力的过程中理性与非理性动机是如何混合交织的。

洛伦茨认为，国家的创立既是基于其公民共同的社会归属感，也是基于一种固定的、有一位领袖高高在上的等级关系。洛伦茨认为有两股力量在起作用，它们都是俄狄浦斯情结的体现：对身为领袖的父亲形象的矛盾心理和对哺育自己的“祖国母亲”的爱。为了说明这一点，洛伦茨引述了莉薇（Livy）对希腊神话故事中的布鲁图（Brutus）的描述，布鲁图意识到，神谕提到的“母亲”是指大地，于是他杀掉暴虐的统治者，取代了后者的位置，这样一来，统治者就变成了大地的儿子和丈夫。

在这里，很奇怪，洛伦茨为了阐释自己的论点，认真地研究起席勒的许多戏剧作品来。此类剧作的内容都是弑君、革命和积极斗争、争取自由。笼统地说，洛伦茨把自由斗士视为大地的儿子，儿子与暴君父亲斗争并取而代之。沃伦茨指出，自由斗士往往也是傻瓜的象征（Brutus，Tell，Don Carlos），就像童话故事里，英雄通常是一群人当中年龄最小或者最愚蠢的。洛伦茨认为，这跟孩子们假装无知的游戏有关。

洛伦茨接着又指出，所有的统治者、牧师和魔术师都是父亲的形象，大地是所有人的“母亲”，所以，大家都是兄弟姐妹。革命时代会出现母亲权势的回归。如果人们与大地的关系极为牢固，革命释放的力比多最终会转化成忠诚，或者具有其他的正面性质。但是，如果人们与大地的关系不够牢固，针对统治者／父亲的仇恨就会导向可怕的结局，比如法国革命的野蛮暴戾。洛伦茨还认为，刺客和革命者之所以怀疑一切、嫌恶女人，是由于他们对母亲过于依恋的缘故。

最后，洛伦茨把政治现实的发展划分为三个历史阶段。刚开始，生活俭朴的部落有几位男领袖，但女性也受到崇拜。随后产生定居文化，与大地／母亲和领袖／父亲之间的纽带是它的典型特征。最后，到了人口过多、土地可以买卖时，群众运动发生了。如此发展可以导向社会主义和新的无领袖的“女性”社会。

像洛伦茨这样对政治问题的深奥评论一段时间内没有再在《意象》上出现。接下来的几年，杂志回归到了较为熟悉和得心应手的主题，即用精神分析理论来解析具体的领袖。这样到了1921年。J.C.弗卢杰尔（J.C.Flügel）写了一篇剖析亨利八世的人格和生平的有趣论文。
(65)

弗卢杰尔认为，亨利八世的婚姻问题是由三种强大而自相矛盾的欲望造成的，它们都始自俄狄浦斯情结：首先，他在恋爱时既需要又痛恨情敌；其次，他既渴望又排斥乱伦关系；第三，他要求自己的女人贞洁。亨利八世的俄狄浦斯情结尤为突出，因为他是国王的儿子，他看到父亲对美丽的妻子漠不关心；他母亲约克郡的亲戚们认为，作为统治者，她的孩子比都铎王朝的亨利七世更合法。亨利八世的感情转移到哥哥亚瑟身上，他娶了亚瑟的孀妻。亨利的父亲也曾考虑迎娶阿拉贡（Aragon）的凯瑟琳，这样一来，亨利、亨利的父亲和哥哥彼此之间都成了情敌。

亨利当上国王以后，在自我和性欲之间达到了平衡，他的自信和渴望人们的赞美都说明了这一点。可是，他性格中自私的一面在他第一次离婚后占了上风，当时他也是英国教会的领袖，他成了自己的父亲、主教和上帝。他对凯瑟琳的恐惧似乎是由衷的——她毕竟是他的妹妹，但他选了另一个妹妹当妻子（他与安妮·博林的妹妹玛丽有私情）。更何况安妮多年来不肯跟亨利发生性关系，吊足了他的胃口。他们一结婚，亨利几乎马上就厌倦她了。弗卢杰尔认为，亨利必须靠一些障碍才能保持他的兴趣，这是相当明显的俄狄浦斯式诉求。给安妮定罪的理由是亨利本人提出的：她与自己的亲哥哥乱伦（亨利曾经想乱伦），她要谋害他（亨利也曾想杀死自己的父亲和哥哥）。

他的第二任妻子简·西摩（Jane Seymour）也是一位亲戚，亨利在她哥哥家里见到了她。她可能不是处女，亨利对她的过去充耳不闻。简婚后很快死去。亨利接下来与克利夫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缔结了政治婚姻，当亨利不再需要新教的联盟时，他们的婚姻走到了尽头。他的下一任妻子凯瑟琳·霍华德（Katherine Howard）因不忠被斩首，这一指控无疑是有根据的；亨利不肯正视她过去的性史，他在不得不面对真相时经历了一场个人危机。最后，因为亨利八世有着俄狄浦斯式欲望，两次丧偶的凯瑟琳·帕尔（Katherine Parr）简直成了他完美的婚配对象：她曾与简·西摩的哥哥订婚（所以也是他的“妹妹”），她名义上还是他哥哥的妻子。历史记录似乎说明，弗卢杰尔对亨利八世的猜测是可信的。

第二年，威廉·博文（William Boven）发表了研究亚历山大大帝的文章，文章回到了早期的套路，是带有较多夸张成分的猜测。
(66)

博文的目的是解释亚历山大的夸大狂根源，他认为亚历山大征服亚洲，本质上是他征服父亲的补偿。

亚历山大与母亲奥林匹亚丝（Olympias）关系紧密，据说她曾参与某种色情膜拜仪式的魔术表演。谣传她跟奇怪的动物交合。她恨自己的丈夫菲利普（Philip），菲利普独断专行，又到处留情。亚历山大是前程远大的儿子，他聪明、勇敢、有才华。他积极地与父亲竞争，他是勇士，比父亲出色，为此他感到骄傲。

菲利普又娶了一位妻子。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地位受到了威胁，他和母亲奥林匹娅遭到流放。后来，亚历山大重返故土，在父亲被暗杀前重新获得父亲的恩宠。亚历山大精力充沛地执掌了政权，他首先杀了可能觊觎王位的人，接着踏上了雄心勃勃的征服之旅。

博文认为，亚历山大实际上是在替母亲向父亲复仇。他指出，亚历山大以对女性仁慈宽厚著称。另一方面，他一时冲动杀了一位赞美菲利普的老朋友（再次“杀掉父亲”）。随着夸大狂症状的加深，亚历山大自称是宙斯的儿子，这显然是对菲利普的背弃，可能也是由于奥林匹娅的膜拜行为。最后，亚历山大把自己放在与大力士赫拉克勒斯（Heracles）和哲学家狄奥尼索斯（Dionysius）齐身等列的位置，只居于宙斯一人之下。他希望母亲也在诸神中占有一席之地。而亚历山大最终战胜父亲菲利普，取得胜利，则是对亚洲的征服，他把亚洲等同于他的父亲。

也是在《意象》出版发行的这前10年，一些作者在其他刊物发表了研究领袖的精神分析文章，还有大部头的著作。这个时期，应用精神分析学著作普遍硕果累累，即维也纳小组会议关闭后，20世纪20年代末其研究结果广泛传播前。比如，俾斯麦于1863年做过一个梦，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写了一篇短文分析了这个梦。1913年，萨克斯在德国的“国际精神分析研讨会”上发表了这篇文章。
(67)

俾斯麦在日志里写道，在梦里，他骑马走在阿尔卑斯山的一条小径上，小径越走越窄，它的两侧一边是悬崖，一边是峡谷。最后，他走投无路了，既不能前进，也不能后退，也不能翻身下马。俾斯麦很生气，他拔出鞭子抽打右侧的悬崖，呼唤上帝帮助自己。这时候，鞭子突然变得无比长，悬崖像拉开的窗帘一样哗啦啦向后退去，一条路赫然呈现在眼前，放眼望去，一派漫山遍野都是普鲁士军队的波希米亚景象。梦醒以后，俾斯麦立刻就想把这个梦告诉国王。

萨克斯分析道，这个梦有一层意思是手淫的幻想：左手握着鞭子，暗示一件被禁止的事情；而且，鞭子还变得无穷的长。还有一个层面的意思，他认为俾斯麦把自己比做摩西。像摩西一样，俾斯麦也想解放一个不懂感恩的民族。圣经故事里，摩西击打岩石，泉水喷涌而出，这个故事带有性的意味：摩西忤逆上帝的意愿，他找到泉水，却受到了惩罚。俾斯麦想把这个梦告诉国王，这就好比向别人吹嘘自己的性征服或者请求惩罚——不过他是受保护的，因为这个梦带有明显的政治信号。

早期的弗洛伊德学派十分迷恋拿破仑。欧内斯特·琼斯于1913在《变态心理学刊》（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上论述了路易·波拿巴的故事。琼斯指出，路易·波拿巴这个人物值得研究，因为他对哥哥拿破仑·波拿巴的倒台起了作用。
(68)

拿破仑打算彻底而全面地控制荷兰，他在1806年让路易当了荷兰国王。拿破仑想实行封锁反对英国，封锁可能让荷兰付出巨大的牺牲。这时候，路易采取了独立的亲荷兰立场。后来，拿破仑把荷兰并入了大法国，但是直到拿破仑最后被推翻，兄弟二人之间长期存在着隔阂。

琼斯认为，路易平庸无能的政治举措是心理投射的结果，它反映了路易的私生活以及他与哥哥的关系。路易是拿破仑最喜欢的弟弟，拿破仑亲自教育他。路易年纪很小时就开始追随拿破仑左右。路易20岁时得过一场性病，病愈后他性格大变，此后，他就成了一个整天郁郁寡欢、牢骚满腹的疑病症患者，经常离开领袖岗位去做水疗。拿破仑对路易的态度其实是理性的、前后一致的——开始是高估，后来渐渐厌烦。可是，路易却觉得哥哥像一般的家长，忽而溺爱，忽而又对他吹毛求疵。

路易对拿破仑的同性吸引力是路易主要的内心冲突。路易的气质明显地偏于柔弱，他用勇敢的性行为来克服这一点。拿破仑让路易娶了约瑟芬的女儿。这场婚姻很失败。拿破仑宠爱路易的大儿子，谣传这个儿子是拿破仑的，路易很嫉妒。拿破仑与约瑟芬离婚时，路易也提出要离婚。琼斯认为，路易的决定说明了他与拿破仑认同的心理。拿破仑终于有了自己的儿子时，路易极其痛苦。

琼斯认为，路易的嫉妒心和有人迫害他的错觉来自他被压抑的同性欲望。在这种情况下，当初的爱变成了恨，这时他以为，他所爱的对象反过来也恨他。路易对拿破仑的感情在爱恨之间徘徊，这跟他本人的病症是吻合的，他的同性恋倾向影响了他的行为。例如，路易曾经怀疑妻子与拿破仑发生过性关系（可能没有这回事），可是，几年以后，他却又宣称，拿破仑从未背叛过约瑟芬，我们都知道事实并非如此。琼斯得出结论：路易沉湎于自己跟拿破仑的私人关系，使他不能胜任领袖岗位。

一般来说，从1912年前后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应用精神分析学著作的日渐丰富似乎体现为量的增加，在方法论或理论研究方面没有长足的进步。
(69)

大致而言，当时的解析现在读来显得牵强呆板，似乎也没有引入新的视角。精神分析理论和应用精神分析类著作要由弗洛伊德来打开新局面，后来，关于领袖的心理史学和心理传记研究才能在20世纪前10年创造性的发端之后，再次向前推进。

参考文献

German，French，and Italian authors，not related to Imago，from Psychological Abstracts1927－1939；Psychological Index1894－1930；Index of Psychoanalytic Writings，ed.A.Grinstein，5 volumes（New York：1956）.

Ach，N.Uber die Determinationspsychologie und ihre Bedeutung für das Fuhrerproblem（Leipzig：1933）.

Behrendt，R.“Das Problem Fuhrer und Masse und die Psychoanal‐yse，”Psychoanalytisehe Bewegung，1（1929），pp.134－154.

Bergler，E.“Die Biographik macht der Psychoanalyse Konzes‐sionen，”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5（1933），pp.501－512.

Bergier，E.“Motifs inconscients de l’attitude de Napoléon ’égard de Tallyrand，”Revue Franaise Psychanalyze，6（1933），pp.409－457.

Binet‐Sanglé，C.La Foliede Jésus（Paris：A.Maloine，1908）.

Bloch，L.“Die Sexualethik Luthers，”Die neue Generation，9（11），Feb.，Mar.，1913.

Carrard，S.“Psychologie der Führung.”Psychologische Rundschau，1（1929），pp.301－307.

Deri，M.“Caligula，”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2（1930），pp.400－407.

Fenichel，O.“Psychoanalyse der Politik，”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4（1932），pp.255－268.

Freund，H.“Helmut von Gerlach.Eine Politikeranalyse，”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lpsychologie，7（1929），pp.351－353.

Friedlander，R.“Wilhelm II.Eine psychologische Studie，”Die Um‐schau，1919，No.13－17.

Gerling，R.“Dr.Martin Luther，”Zeitschrift für Menschenkunde，2（1926），pp.6－18.

Hammer，W.“War Mohammed geisteskrank，fallsüchtig，oder mettersüchtig？”Zeitschrift? Psychotherapie，8（1922），pp.170－200（another source has this as8［1924］，pp.341－362）.

Hentig，H.von.Robespierre（Madrid：Entorial Espana，1930）；and Machiavelli（Heidelberg：Carl Winters，1924）.

Kornfeld，H.“Diesimulierte Geistesstorung Konig Davids，”Psy‐chiatrie‐Neurologie Wochenschau，9（1907），pp.450－451.

Krauss，F.“Ein Traum Konig Karls，”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Psychoanalysis，6（1920），pp.347－350.

Ley，A.“Les méthodes de pathographie historiques et biographiques，”Journal beige de neurologie et de psychiatrie，34（1934），pp.438－444.

Liertz，R.“Seelenkundliches zum Charakterbilde Konig Ludwigs II von Bayern，”Altigemeine Zeitschrift für Psychiatrie，82（1925），pp.56－80.

Lindworsky，J.“Die charakterologische Bedeutung der Exerzitien des hl.Ignatius von Loyola，”Jahrbuch der Charakterolosie，1（1924），pp.271－288.

Lomer，G.Ignatius von Loyola（Leipzig：J.A.Barth，1913）.（Note：Abstract in Dooley on English list.）

Ludwig，E.Wilhelm der Zweite（Berlin：E.Rowohlt，1926）.

Oppeln‐Bronikowski，F.“Eros als Schicksal bei Friedrich dem Gros‐sen und bei Stendhal，”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2（1930），pp.314－325.

Ostwald，W.Grosse M－nner（Leipzig：Akademische Verlags，1909）.

“H.P.”“Napoleon als Psychoanalytiker，”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is，4（1914），pp.411－412.

Pick，R.“Zum Führerproblem，”Internationale Zeitschrift für In‐dividuale‐Psychologie，4（1926），pp.368－371.

Portigliotti，G.“L’erotismo di papa Allesandro VI，”Rude Psicoto‐gie，11（1915），pp.55－69.

Schaefer，H.Jesus in psychiatrischer Beleuchtung（Berlin：Ernst Hofmann，1910）.

Schestow，L.“Alexander und Diogenes，”Almanach，1931，pp.117－119.

Schneiter，C.“Ein Traum Julius Caesars，”Zentralblatt für Psycho‐analysis，1（1913），pp.80－83.

Vorberg，G.“Martin Luthers skatologische Ausdrucksweise und ihre Beziehung zur Pers9lichkeit，”Fortschrift Sexual Psychoanalysis，2（1926），pp.526－528.

第四章　西格蒙德·弗洛伊德与历史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经过多年的酝酿，弗洛伊德本人在应用精神分析学领域勤于研究，涉及的范畴相当广泛。只有音乐没能引起他的兴趣。他有两部著作直接探讨了领袖问题：《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1921）和与威廉·布利特合著的《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心理分析》（Thomas Woodrow Wilson：A Psychological Study）（1966［1932］）。
(70)

不过，广义地说，领袖问题是弗洛伊德始终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他对俄狄浦斯情结的理论分析浩繁深入，在某种意义上，它们阐述的正是家庭内部的领袖与追随者的心理过程。1910年，他研究了达·芬奇，把关注的焦点放在了这位艺术领域的领袖人物身上。《图腾和禁忌》（1913）提出，文明根源于原始社会里部落领袖的斗争。《文明及其不满》（1930）探讨了现代生活中的负罪感和抑郁的复杂的心理机制，这些情感往往会给群众运动推波助澜。最后，弗洛伊德写出了研究摩西的皇皇巨著《摩西与一神论》（1939），在生命晚期，他再次把目光转回到催生了西方文明的领袖角色上。

研究弗洛伊德的文献可谓浩如烟海，系统地参阅它们是徒劳的，而且多此一举。这些文献随处可得，受过教育的公众也都很熟悉它们。我们这里只打算从弗洛伊德的著作中，浏览和收集一些与本书的内容最切近的概论。只有假定本书的基本论点是读者普遍熟知的，我们的概述和分析才可以进行下去。如果换用别的方法，已然很长的篇幅更会膨胀到大而无当的地步。

关于领袖问题，对弗洛伊德著作可以作出的唯一最重要的概括也许是，家庭模式在他看来是居于核心地位的。在家庭当中，父亲决定了家庭内部领袖的心理世界；别的都是这个世界的延伸。拿弗洛伊德本人来说，这一点对他理解自己与父亲的关系具有重要的私人意义。弗洛伊德的父亲雅各布在1897年去世。父亲的去世触动了弗洛伊德，他开始给自己作分析。在自我分析得出的许多精辟洞见中，最重要的莫过于他对父亲、继而延伸到一切权威人物的矛盾心理。如果把《梦的解析》（The Interpreta‐tion of Dreams）当做自传来读，可以看出，弗洛伊德在个人体验中与领袖的多重含义展开了激烈的无意识斗争。

在《梦的解析》一书中，弗洛伊德描述的梦境主要涉及的是他对批评作出的回应是对的，他在权威人物面前的自负和果断，等等，这些梦境的主题具有惊人而鲜明的一致性。在艾尔玛（Irma）的梦里，弗洛伊德为自己构建了精巧的防御工事，因为他觉得他遭到了朋友奥托的批评。奥托在艾尔玛做梦当天向弗洛伊德报告，患者艾尔玛“有所好转，但还不太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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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梦里责怪了艾尔玛，因为她抗拒他的治疗；责怪了资深的同事M大夫，弗洛伊德阉割了他，他却肯定了弗洛伊德的诊断；梦里还责怪了奥托，因为问题其实是奥托造成的，奥托一时粗心，用一支不干净的注射器给艾尔玛打了一针。
(72)

在解释图恩伯爵（Count Thun）的梦之前，弗洛伊德首先说明，这位奥地利政治家在火车站台上，随同皇帝大步流星从他身边走过，要去给大家讲话时，弗洛伊德感到受了冷落。图恩伯爵只摆了摆手让检票员走开，什么话也没说。弗洛伊德设想他当时也在那个站台，嘴里哼着歌剧中起义的曲调，他想起一部法国喜剧，剧中有位不幸降生于世的伟大绅士，这人恳求火车上的办事员给他一节带盥洗室的车厢（却没有成功）。弗洛伊德还梦到了革命，联想到了他在父母的房间里尿床的梦。父亲对这件事的回答是：“这孩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73)

弗洛伊德指出：“父亲的话一定对我的抱负造成了可怕的打击，因为这件事仍然反复出现在我的梦里，它总是跟我逐一列举自己的成就和功绩联系在一起，就好像我想说：‘你看，我确实没有出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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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在作自我分析时意识到，他本人与家里的男性权威人物的竞争，深深地根植于他对母亲的力比多依恋，因此，这个结论也适用于每个人。他要说，被年轻的妈妈宠爱的儿子具有一种特殊的自信。小男孩对妈妈的爱与他跟父亲的竞争之间存在紧张关系，弗洛伊德用以俄狄浦斯·雷克斯的神话故事命名的情结抓住了这种紧张关系的本质。弗洛伊德第一次阐述俄狄浦斯情结时（见《梦的解析》），他用哈姆雷特的故事说明，过于强烈的矛盾心理会产生致命的后果（哈姆雷特“病恹恹的，愁容满面”）。哈姆雷特什么都可以做，除了一件事：他不能“报复那个人，那人杀害他的父亲，取代了父亲在母亲生活中的位置，那人向哈姆雷特表明，他童年时代被压抑的愿望实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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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我们有一种感觉，害怕马咬的“小汉斯”、施列伯（Dr.Paul Schreber）以及“鼠人”等案例也给我们留下了类似的感觉，那就是：男孩受到母亲的吸引，是带有微妙的危险意味的，但是，家庭内部的矛盾心理、斗争和竞争的真正根源则在于孩子与父亲的关系。

因为父亲是大家真正的领袖，一个人由内在到外在、由心理向政治、从家庭向文化的微妙过渡是由父亲协调的。埃里克森的父亲在他出世前抛弃了他们母子，后来，埃里克森30多岁时，指定自己当了他的父亲（他取名埃里克·埃里克森，埃里克森的意思就是埃里克的儿子）。他谈到父亲时说：“一个人必须正视自己的童年，首先，他必须对他与父亲的冲突作出解释。”
(76)

此外，领袖也曾经是孩子，他们“必须在成年以前，就成为自己的父亲，在某种意义上，成为父亲的父亲。这就造成了特殊的矛盾和特殊的任务。”
(77)

如果说母亲调整的是自我的私人面——首先是爱和性，那么，人们只能基于他与父亲的关系而在公共世界里成为某种角色。对于这种观点，弗洛伊德有一种贴切的临床表述，就是小汉斯的例子。小汉斯患了恐惧症，不敢离开家（母亲），他害怕自己一旦摔倒，父亲／马就会咬他。除非汉斯能解决与父亲的冲突，否则，这个世界太危险，不能踏进去。
(78)

小汉斯后来转身变形，成了伍德罗·威尔逊。威尔逊对爸爸的矛盾心理让他备受煎熬，这种心理在他缔结《凡尔赛和约》（Treaty of Versailles）、规划欧洲版图时起了作用（在弗洛伊德和布利特看来，是灾难性的作用）。书中有些地方的表述十分不妥，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本书的真正作者是布利特，但同时，毫无疑问，书中表达的观点是弗洛伊德的。因此，威尔逊始终没有彻底克服他对父亲恼人的痛恨，这种情感被他深埋在心底，表面上，他带着强烈的感情把能言善辩、令人肃然起敬的父亲理想化了；但他把对父亲的恨用行为表达出来，先是在普林斯顿大学与迪安·韦斯特（Dean West）争斗，接着在凡尔赛与整个世界争斗。这时候，年龄的增长和疾病加剧了他的自大妄想和对父亲的矛盾心理。他代替上帝和死去的父亲，成了整个世界的耶稣。他表演的舞台发生了改变，可是戏剧角色的心理冲突始终一脉相承。弗洛伊德认为，威尔逊的行为是神经官能症患者的举动，原因恰恰是它把一个私密的家庭问题直接带到了公共事务当中，即儿子对父亲怀有矛盾心理。

在弗洛伊德看来，通常与父亲有关的家庭问题总是围绕着一些核心的冲突展开，这些冲突可以被明确地识别，它们形成了预测双方行为的基础。他认为，这些冲突的性质大多与欲望有关，是本能的，不可避免的。儿子对母亲的力比多依恋引发了与父亲的竞争，这种依恋在某种意义上经过了编码，因为父子之间的这种冲突发端很早，并且居于核心位置，它们必然会延伸到公共领域。要想解释林肯的行为，我们不能逃避自己的历史。弗洛伊德的世界从本质而言是个冲突的世界，心理正常是根植在心理病态当中的。隐藏在每个人身上的被摈弃的情感是普通的、可预测的家庭环境的病态产物。我们可以成长，超越自己的出身，可是这个过程极其艰难，我们遇到困难时总是屈服于退行（regress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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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洛伊德把它叫做被压抑者的退行（the return of the repressed）。

不能说弗洛伊德的模型令人鼓舞。他在《威尔逊》一书的内容简介里写道：

傻瓜、空想家、痴心妄想者、神经病和疯子在人类历史的整个进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远不限于他们偶然降临人世、短暂逗留的一生。他们通常造成严重的破坏，不过，情况不总是如此。他们对自己所处的时代和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们推动了重要的文化运动，发现了伟大的真理。他们之所以能够取得如此成就，一方面是由于他们的个性完好无损，也就是说，排除了变态的一面，他们是没有瑕疵的；另一方面恰恰是由于他们性格的病态、人格发展的偏颇、某些欲望的反常力量，以及对目标一心一意的盲目执著和忘情投入，这些品格赋予了他们力量，使他们能够克服全世界的阻力，拖着别人往前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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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弗洛伊德看来，这种病态模型还决定了文化本身的神秘起源。在《图腾与禁忌》中，弗洛伊德认为，强大的父亲主宰着原始部落，排除年轻的男性，独占了拥有女性的权力。仇恨和嫉妒最终使其他男性联合起来，杀掉父亲。这种事要求大规模的压抑和补偿，弗洛伊德觉得它们正是宗教和文明的基础。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的结论部分强调说，文明在人类物种发展史上的萌芽导致了人类神经对某些行为的抑制。弗洛伊德写道，文明人的神经抑制与原始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原始人是绝不抑制的，他们的“思想直接变成行动”。换句话说，历史事实出于各种原因，要求人类生出压抑和新的心理结构，所以是先有历史事实，然后才在这个过程中演化出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文化和文明。不过，历史事件的残留物似乎从个体发展史的角度根深蒂固地存在于每个人的经历中。弗洛伊德写道，这些欲望激活了人类固有的物种发展史的记忆，对个体而言，这些记忆变成了人类曾经用行动表达欲望的幻想。
(81)

卡尔·荣格（Carl Jung）在上述观点的基础上得出了最后结论。但是即便有了弗洛伊德的论断，如果不密切关注由人类群体共同历史而形成的尘封的无意识记忆，人们也不能理解一般处于家庭或者文明当中的个体。所以科胡特经常指出，弗洛伊德的模型是一个雅致而连贯的整体。它的根本观点是，欲望及病态是灵魂（die Seele）的“正常”组成部分。对个体适用的原理，对群体同样适用。个体发展史和物种发展史必须在逻辑和心理层面上相互关联。问题是怎样定义这种关联。父亲、总统和国王必须担任领袖，个体和群体要追随他，这种关系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类对久已遗忘的往事的内在信号作出的反应。也许我们是自由的，只是不像我们想象的那么自由。

在弗洛伊德的思想中，领袖的家庭模式还有一个特点，即它以男性为中心。弗洛伊德认为，家庭和政界、特别是广大的文化艺术和文明领域的领袖都是男性。弗洛伊德总是从男孩的角度认真分析俄狄浦斯情结的发生发展，他只是附带说明，男孩的类似冲突也发生在女孩身上。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的新入门讲演》只在第33讲系统地归纳了女性的问题，他认为女性是个“谜”。
(82)

他认为，阴蒂是萎缩的阴茎，女性在心理上追求的目标是被动。
(83)

然而，与男孩相反，女孩真正的困境是把力比多的激动从阴蒂转移到阴道，随着俄狄浦斯情结的发展，把母爱的对象换成父爱的对象。弗洛伊德认为，这一切复杂的任务深刻地影响了女孩超我的形成，“她们不能获得能够使之具有文化意义的力量和独立。”
(84)

基本上，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似乎因为女性的性心理发育更为复杂，所以她们更容易患神经病。认为女性不论在家庭还是政治上都不胜任领袖岗位，这在逻辑上算不得巨大进步。

弗洛伊德对领袖问题最重要的、其实也是唯一系统的探讨是1921年的专著《群体心理学与自我的分析》。弗洛伊德在这本书的第一段就开宗明义地表示，他打算用精神分析的临床实践得来的洞见考察群体现象。书中陈述了指导维也纳会议的假设：

在个体的精神生活中，他人无一例外地以榜样、对象、帮手、对手的身份参与其中，所以从最早的个体心理学开始，个体心理学这个概念在其引申广泛而又完全合理的意义上同时也是社会心理学。
(85)

接着，弗洛伊德详细剖析了勒庞（Gustave Le Bon）的《大众心理学》（Psychologiede Foules），区别了自己与当前研究同类问题最重要的思想家勒庞的不同。弗洛伊德对勒庞著作的最大兴趣在于后者对原始社会群体意识的看法。弗洛伊德认为，群体使差别沦为最小公分母，于是个体几乎像受到催眠一样迷失了自我。群体是冲动、易变、急躁的。弗洛伊德在《图腾与禁忌》中指出，群体“不能容忍欲望与欲望的实现之间有任何耽延。它有一种无所不能的感觉；个体如果处于群体当中，不可能的概念就消失了。”
(86)

更进一步而言，群体从不怀疑它的正确性或者力量。它不能容忍差异，对权威表现为具有讽刺意味的顺从。它要求领袖强大甚至残暴，领袖要主宰和压迫群体。弗洛伊德认为：“群体是一群驯服的羔羊，它一天也不能没有主人。它如此渴望被驯服，以至于它本能地屈从于任何一个自己指定的主人。”
(87)

弗洛伊德讨论了其他理论家对领袖问题的看法，比如麦克杜格尔（W.Mc Dougall），后者于1920年出版了《群体心理》（Group Mind）一书。但他却发现，书中没有什么内容比勒庞的著作对他触动更大。

弗洛伊德认为，在一般意义上，群体行为的基本事实在于，自觉感情的强化和领悟力的抑制相互关联，它们对群体中的个体产生心理影响。
(88)

群体行为的这两个层面都来自于把人们绑在一起的力比多纽带：“……群体由爱欲（Eros）、群体自我保存本能联结在一起，世界上的一切都是由它联结起来的。”
(89)

一个人失去在群体中的位置是可怕的，因为它威胁到他基本的力比多组织；因此，群体的恐惧与个体的焦虑可以直接类比。

个体的恐惧由可怕的危险或者情感纽带的断裂（力比多精神集中发泄、欲力贯注）诱发；神经症患者的恐惧或焦虑属于情感纽带断裂的情况。同样，群体出现恐慌是由于共同危险的加大或者把群体联结起来的情感纽带消失，情感纽带的消失类似于神经症患者的焦虑。
(90)

于是，问题就变成了怎样更为准确地定义把个体联结成群体的力比多纽带的性质。由此导向了弗洛伊德对自居作用、身份认同的探讨，就是“努力效仿被视为榜样的人，以此塑造一个人的自我”。
(91)

身份认同既描述了与客体纽带的第一种形式，也描述了力比多客体关系的退行的替代。但是，它也代表了“与别人具有相同品质的全新认识，这个人不是性本能的对象”。
(92)

正是在这个“全新”的意义上，身份认同充当了群体凝聚力的基础。在这个意义上，实际上也是在身份认同的一切意义上，爱的对象被作为理想纳入一个人的自我当中。在个体心理学中，我们可以在如同性恋、抑郁、催眠和正常的恋爱（恋爱对象被高度理想化）状态下产生的各种崩溃现象中，观察到这种发育过程中被纳入模式的力量。群体中存在着与领袖人物有关的自我理想的集合。“这种初级群体由几个人组成，他们把唯一和同一个客体放在自我理想的位置，进而在这个自我当中彼此认同。”
(93)

因此，群体的所有成员对领袖倾注了诚挚的情感，他们对领袖的依恋成了他们情感存亡的理由。这样，群体使原始部落恢复了生机，其心理是“最古老的人类心理”。
(94)

群体退行重新创造了人类事务中最早的纽带。在物种发展史的意义上，个体把他自己的客体当做内心的声音（自我的理想）纳入一种结构，这代表了群体成员与被理想化的领袖之间原始关系的差异。然而，历史的进步似乎是以频繁的倒退为标志的。
(95)

我们继续形成群体，继续创造理想化的领袖。

因此，用弗洛伊德的语言来说，领袖在人类社会不是一概受欢迎的。我们承受着被领导的痛苦，背负着他们的行为造成的后果。自我的理想在群体中的集合迫使人们退行，把外在的领袖理想化，这种理想化的形式和意义既原始又古老。弗洛伊德从来没有探讨过领袖在这个泛化过程中的具体作用。在很大程度上，领袖似乎是出于群体的需求被创造的，它几乎是群体活动一个偶然的副产品。此外，领袖权力巨大，群体对领袖的心理纽带让领袖有权利满足他本人的各种不容置辩的需求。考虑到这个观点是弗洛伊德在希特勒崛起前10多年提出的，它实在是了不起的洞见。

第五章　埃里克·H.埃里克森、自我心理学与伟人理论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在受弗洛伊德思想影响的学者当中，埃里克·埃里克森用最具创意的方式在精神分析学与历史之间搭建了桥梁。埃里克森早年是一位艺术家，他在20世纪20年代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吸引，加入了安娜·弗洛伊德（Anna Freud）的精神分析。1933年，他作为维也纳精神分析协会的最后一批学员毕业。不久，埃里克森乘船前往美国，途中，他把自己论希特勒的文章给外交官兼历史学家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看，凯南帮他把文章翻译成英文。在美国，埃里克森很快就确立了作为儿童分析学家的声誉，还结识了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等名人。在20世纪30年代和40年代末，埃里克森开展了一系列研究，并把其成果在第一部著作中结集出版：《儿童与社会》（Childhood and Society）（1950）。从那以后，埃里克森的兴趣总是既包括临床实践，也包括历史人物的研究。
(96)

埃里克·埃里克森的心理史学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是难能可贵的。他写了三部长篇传记，分别解说了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圣雄甘地和托马斯·杰斐逊（Thomas Jeffers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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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情不自禁地想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名字添在后面，因为埃里克森剖析这位精神分析学开山鼻祖的研究文章散见各处，它们无疑足以构成一本专著（只是如果把这些论文汇总起来，其内容会显得庞乱杂凑）。埃里克森在多篇文章和多部著作的不同章节，探讨过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希特勒和高尔基（Maxim Gorky）等人，前不久，他还研究了拿撒勒的耶稣（Jesus of Nazareth）。
(98)

这一系列著述令人肃然起敬，它们的着眼点是领袖问题，但范围却广及今天的心理史学涵盖的一切相关问题。

埃里克森的应用精神分析学著作的内容之庞杂有时令人不解，但这不应该掩盖纵贯他的著作的一条雄辩的领袖理论。首先，他认为，要理解领袖本人的心理，就要考察领袖在生命周期8个阶段的沉浮变化。埃里克森研究的领袖人物中没有女性。至少在理论上，从生物学的渐成发育角度来看，领袖人物既定的生平是按照心理与社会相协调的计划展开的。在生命的每个阶段经得起考验的人们，他们的“德行”高下也自然显现出来。在埃里克森著名的表格当中，发育过程被设计成对角线。他试图用它来阐释固着、抑制和退行的持久效果。

然而，这份表格也表达了一个根本观点，即成长和变化贯穿整个生命周期。没有什么是不可改变的。埃里克森对甘地中年危机的细致剖析也许最完整地阐述了他的这个概念。在南非，青年甘地在开展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用友好的被动反抗向当局施加压力，以实现社会和政治改革）的过程中，政治风格日趋成熟。但甘地从未采用过绝食手段，也从未与千百万渴望摆脱英国统治、取得政治独立和自由的印度人产生过共鸣。甘地最早介入反抗运动时怀着矛盾心理，而且运动的效果显然不佳。他选择的第一次印度民族行动是1918年，这一年，他领导了在阿默特巴德举行的小规模的纺织工人起义。他为这次运动倾注了宗教热忱，发出了道义谴责，他宣布，除非工人工资增长37%，否则他们将绝食抗议到底。甘地从一开始就怀疑这次行动的效力，他不得不承认资方的指控，即这次绝食与其说是正义的举动，不如说是勒索。最后，他勉强接受了纯粹为了挽回脸面的妥协条件。他对自己的惩罚远比工厂主实施的一切惩罚更为严苛：他很快就陷入内心的煎熬，后来发展到了精神崩溃。但是，甘地也像亚伯拉罕·林肯一样，善于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在成长过程中这次严峻的危机当中，甘地找到了与追随者对话的适当口吻。他重新给非暴力下了定义。他发现自己有能力作出政治和道德承诺。他和英国人都不再是原来的样子了。

不过，埃里克森的著作关注最多的是青春期和随之而来的身份认同危机。甚至有人说，埃里克森创立了身份认同危机以后，它几乎成了进入青春期的标志，少男少女到处展示和卖弄他们的危机，不管这危机有没有道理。但值得强调的是，埃里克森用详尽的案例分析说明了身份认同危机的准确意义，他选择的是历史人物。埃里克森最早引用的例子是马丁·路德，马丁始终是个极其有趣的人物。1505年，马丁在从大学回家的路上陷入了沉思，想着父亲为他选择的新娘和事业。突然，在雷电交加中，他听到了上帝要他从事圣职的召唤。他逃离家庭，加入了奥斯定会（Augustin‐ian order）
(99)

的牧师行列。在修道院，慈祥的长辈史陶皮兹神父耐心地倾听了马丁直抒胸臆的忏悔，指引他从批评的角度思考《圣经》，神父还似乎爱上了他。
(100)

在认同延偿期，马丁的内心经历了许多次情感动荡。1517年，他在符腾堡教堂的门上贴出了自己的95篇论文。

埃里克森探讨身份认同危机的另一个案例不太著名，却同样引人入胜，他就是萧伯纳。20岁时，萧伯纳挣脱了压抑个性的家庭和美好的从商前景，离开爱尔兰，以逃避经商成功的危险。当一名成功的商人与他模糊的宏伟抱负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101)

他到了英格兰，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每天写5页纸的文体浮夸的散文，写了5本没人肯出版的小说。他说，那是他的“学徒阶段”。
(102)

埃里克森指出，萧伯纳抛弃了他不能接受的工作，却没有丢掉工作的习惯。萧伯纳本人也指出，父亲喝酒时，他在工作，在这个过程中，他找到了一只坚定有力的锚：他抓住了父亲无能的象征。
(103)

埃里克森在他最有文采的一段话中得出结论，说明了工作在一个人的身份形成过程中的地位：

人要想在社会上立足，就必须“免于冲突”，这就需要学会运用某种主要能力，要精于一种职业；亲身从事这种职业，从它提供的伙伴关系，从它的传统当中得到无穷的力量，得到回馈；最后得出一条关于生命发展的睿智道理，也是年老的无神论者急于以振聋发聩的口吻警示后人的话，因为这道理在年老的无神论者眼中，就像宗教一般神圣。
(104)

埃里克森在两部著作里详细阐释了他对希特勒的思考：即《儿童与社会》和《青年路德》。虽然现在有关希特勒的心理史学著作汗牛充栋，但埃里克森略略提及的题外话始终是中肯而见解独到的。青少年时期的希特勒内心苦闷，却又极富创造力。他有个朋友叫奥古斯特·库比切克（Au‐gust Kubizek），希特勒经常跟库比切克一道在林茨的大街小巷溜达。希特勒满怀激情地谈论着艺术和文学，偶尔停下来，翻开随身携带着的一本黑皮小书，读几节诗给朋友听。不过，希特勒谈论最多的是建筑和他重建一座城市的梦想。“那座房子的位置不对，”他对库比席克说，“应该把它拆掉。”库比席克接着写道：

“街道需要修正，以便给人更紧凑的印象。那些可怕的、拥挤不堪的佃户街区要拆掉！视野要开阔，城堡必须一览无遗。”于是，希特勒一直在重建这座小镇……他完全沉浸在幻想的建设当中，浑然忘记了周围的现实。他每次想到一个点子，就像着了魔似的。对他来说，其他一切都不存在了。他忘记了时间、睡觉和饥饿……他每次从街上走过，总要被自己看到的街景触怒。他的脑子里通常总是同时考虑着五六项建设工程。有时候我不禁觉得，小镇所有的建筑像一幅巨幅的全景图在他脑子里排列起来，他觉得自己对已经建成的一切负有责任。
(105)

埃里克森引用了特雷弗－罗珀（Trevor‐Roper）的叙述，他指出，希特勒在陷入困境、周围的世界轰然倒塌之际，脑子里思考的最后一项工程是为林茨设计一座新的歌剧院和美术馆。埃里克森得出结论：

这段描述说明，在一个15岁时就“觉得自己对已经建成的一切负有责任”的年轻人身上，毁灭与建设、自杀者的一无是处和独裁者的无所不能之间保持着一种奇妙的平衡。也就是说，他受压倒一切的意识和尚不成熟的人格主宰，这是意识形态的领袖共通的典型特征；他用来拯救自己的媒质是建筑，他以致命的痴迷投入其中。也许如果他当初被允许建设，就不会造成后来的毁灭。
(106)

埃里克森的著作言之凿凿，多年来让批评者无言以对。可惜，糟糕不过的是，埃里克森被忽视了。比如，美国的《历史学周刊》（Historical Review）从未刊登过《青年路德》的书评。埃里克森是处于文化动荡中的一代人的思想和精神领袖，这种政治身份也会使人们的异议发生偏离，转向别处。然而，埃里克森的心理传记和心理逻辑理论存在一些问题，我们必须把这些问题指出来。他的论述总是芜蔓庞杂，令人困惑。乔尔·科维尔（Joel Kovel）说过，埃里克森的理论是一盘“身份认同沙拉”。
(107)

埃里克森的理论含混不清的时候太多了。举例来说，在埃里克森的论述中，青春期的时限决定性地延伸到了中年。他在《青年路德》中写道：“我主要感兴趣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在30岁左右——对天赋聪颖而推迟了身份认同危机的人们来说，这是一个重要的年龄——路德把对极权主义重新思考后得出的片断思想综合起来，他的神学第一次呈现出完整性。”
(108)

此外，正如弗兰克·曼纽尔（Frank Manuel）指出的那样：“埃里克森的心理学不包括社会变革的理论，这一点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没什么不同。他只假设每一代人都努力超越上一代，对上一代的工作有所创新，在这个过程中可能产生俄狄浦斯式的矛盾心理。”
(109)

情感的成长最能够通过危机实现，这一点也几乎不是不言自明的。要解释生命周期的标准意义，上述观点听起来很有道理。奥弗对此进行了详细的阐释。
(110)

领袖的创造力也许是特殊的，它必须经受某种成长发育之火的洗礼。埃里克森说：“伟大就在于保留和继续巩固曾经身为儿童的大多数人已经失去的东西。”
(111)

可是，耐人寻味的是，马丁·路德之所以伟大，可能是由于克服了、而不是遇到了身份认同危机。

埃里克森的领袖理论远比挖掘伟人内心冲突的心理传记更为深刻。在病态存在的地方，病态问题必须被正视。但是，领导、创造和启迪的能力有其独立于内心冲突之外的根源。

领导力的一个重要根源是领袖对象征符号的操控。举例来说，埃里克森在论述托马斯·杰斐逊的著作《新的同一性维度》（Dimensions of a New Identity）一书中，曾经详细叙述了身体象征和政治修辞之间的关系。埃里克森在题外话里解释说，杰斐逊对笔直身躯的持久兴趣让他着迷，在这里他讲了一则寓言：

到了该实行新政的时候。这是一个伟大而富有的国家，它经受过经济萧条的创伤。现在我可以看到，萧条似乎使自我奋斗的国家身份陷入瘫痪，人们对它的永恒产生了疑问。在最消沉的时期，一位领袖出现了。他自己无法站立，啊，因为他自腰部以下全瘫痪了。可是，在儿子或助手的扶持下，他似乎总是站得笔直；降临在他身上的灾难似乎丝毫不能影响他的情绪，他悦耳的声音响起来，扫除了一切情感的阴霾，他能鼓舞群众的斗志，让他们大步前进——跟在这个坐轮椅的人身后。现在，生活重又变得幸福起来。
(112)

杰斐逊的个头明显高过同时代的大多数人。他曾经形容这块天然大陆桥就“好像要弹升到天上”。
(113)

杰斐逊说，英国人就像美国直肠里的东西，所以要除掉它。
(114)

杰斐逊提出了一些象征美国的基本意象，它们也帮助塑造了这种象征。站得笔直就是要自豪、强大，像个美国人。埃里克森指出，重要的“是展示正面，把正面武装起来”。
(115)

容易处理的是背后的“屎”，从印第安人到黑人再到美莱的越南人
(116)

，都是背后的“屎”。

身体符号及其与政治修辞的联系实际上是埃里克森领袖理论的一个核心主题。例如，埃里克森解释了甘地与黑暗、性欲和罪孽展开激烈斗争的方式。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为什么甘地虽然全神贯注于性、腌臜、种族和贫穷，却逐渐认识到，文明人只有学会理性地、饱含同情地区分什么是污染的不洁，什么是纯象征的不洁，才能克服自己由虚拟人种（pseudospecies）而生的骄傲。这种现代意义上的区分不再排斥印度种姓制度下谁也不愿接近的“贱民”——几个世纪以来，把一切污秽投射到贱民身上已经成了老规矩。但他还认识到，这种“洁净”一旦变成虔诚的强迫行为，就会像它的对立面一样肮脏；就连极其严苛的道德主义也可能像罪孽一般污秽。
(117)

埃里克森还谨慎地指出，甘地崇拜阴茎的男子气，他那不由自主的步态和充满阳刚活力的几近赤裸的身体，都纳入了他决定性的政治影响力当中。然而，他积极进取的男性形象与强大的母性关怀的形象轮流出现。旋转的车轮是修道院的核心象征，甘地爱护追随者，就像女人呵护自己的孩子一样。在禁欲期间，甘地也许否认他拥有上帝赐予的独具潜力的器官，但他在否认时，却把个人需求与印度虔信宗教的国家潮流融合起来。
(118)

创造性地操控身体符号，不必服务于心理史学意义上的健康目的。举例来说，路德说过：“我像成熟的屎块，世界像一扇巨大的肛门。也许它们很快就会彼此放行。”
(119)

埃里克森与这种病态展开了正面交锋。

路德流于放纵的污秽下流表达了他的躁狂抑郁天性的需求。这种天性总是无情而偏执地诋毁外界某个指定的敌人，它必须保持这种状态，以免自己成为受害者或者被消灭。
(120)

路德把人类的意识提升到了新的高度，他也在自己的神学理论中留下持久的罪恶感。埃里克森写道，路德“提供了一种公共解释，借此解决了他的私人问题”。
(121)

埃里克森理论的核心观点是，领袖在个人奋斗的过程中表达了时代正在酝酿的问题。埃里克森在他也许最著名的一段文字中，描写了路德身上公德与私行之间的联系：

千千万万男孩面临过这些（与父亲斗争）问题，并用这样那样的方式解决了它们——正如亚海勃船长（Captain Ahab）
(122)

所说，他们只是半心半意、心不在焉地生活着，世界因此变糟了。然而，偶尔有人会受到召唤（只有神学家声称知道受了谁的召唤，只有拙劣的心理学家声称知道受了什么召唤），把他个人的病患提升到宇宙的高度，并试着解决他无法独自解决的所有问题。
(123)

埃里克森在这里用了“群体的病患身份”这个概念，它是指西方基督教中人类与天父上帝之间的关系危机，这种危机可以直接类比于人们与世间的父亲、牧师和主教的斗争。埃里克森最后写道，路德干了他那个时代的脏活儿，后来我们都得到了张扬个性的好处。

在这个关键的契合点心理学和历史相遇，这里也是埃里克森的理论最经不起推敲的地方。普遍或者群体的病患身份这个概念不完全相当于历史学家们喜欢探讨的群体的历史经验。此外，埃里克森的著作有时候倾向于就这个观点含糊其辞。《青年路德》至少试图指出16世纪初私人场合的个人与公共问题之间的某些具体关系。可是，自《青年路德》以后，埃里克森一步步变得模糊、宏大，更富于哲理而缺乏历史性。在《甘地的真理》（Gandhi’s Truth）一书中，圣雄表达了群体的哪些隐含的意义，这一点始终十分模糊。“群体”从带有具体诉求的南非印度人变成了展开独特而复杂的政治斗争的印度人，又变成了一切地点的一切人。它最后的意义尤其令人迷惑：

我来到阿赫梅达巴以后，越来越清楚地知道（因为我刚刚出席了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召开的裁军大会）：人类作为一种物种，再也不能对“人性”抱有幻想，他也不能对其他物种以及被人类称为“虚拟物种”的敌人的本性抱有幻想了——如果人类积极地发明和制造可以毁灭全球的武器，如果他想光靠超级武器内部所包含的超级制动装置来实现内心和外在的和平。甘地似乎是唯一一个认识到这个问题并作出了相反选择的人。
(124)

继甘地之后（1969），埃里克森转向了对托马斯·杰斐逊的研究（1979）。杰斐逊说出了新的美国身份的维度。但这意味着什么？“地球属于有生命的事物，”他引用杰斐逊的名言，也引用杰斐逊的评论，“上帝禁止我们活到20岁却从来不曾……反抗。”
(125)

埃里克森对这句话的分析相当牵强：

20岁大概是人作为个体获得某种身份感所必需的发育时期，这种身份感必须足够牢固、足够明智，使人能够采取行动：它要有足够的阅历以便认可事实的权力和权力的事实；要有切合实际的理想主义，以便使婴儿期的理想附着于活生生的人和问题；要承诺对将来作出充分的反抗，以便把婴儿期的一些负罪感作为内化的累赘抛到脑后。
(126)

在《新的同一性维度》的其他章节，埃里克森通过论述美国移民的经历，详细阐释了杰斐逊的人要自我奋斗的理想。
(127)

他解释了杰斐逊对第一代黑白混血女人萨莉·亨明斯（Sally Hemmings）的爱，认为亨明斯基本上是美国黑人和白人的典范；他用含糊的观点得出了杰斐逊和美国已经步入成年的结论：

我们可以总结说，如果不是由于精神状况，杰斐逊不可能成为如此伟大（同时可悲地对此具有意识）的人物，即杰斐逊与过去几代人共同拥有暴虐的道德心，而他青年时代理想形象的化身则是一些真正的成年人和能干的人，他的道德心在非常重要的层面通过这些理想形象达成了平衡。我相信，这就是我们今天重新对他展开研究的最大意义所在。
(128)

埃里克森对拿撒勒的耶稣的研究则散漫地包括了从伽利略到弗洛伊德和甘地——至此他只发表了一篇很短的论文——文章对生命终极意义的关注不亚于对历史上耶稣的真实身份的关注。实际上，哲学家埃里克森（我们很想说布道者埃里克森）和历史学家埃里克森之间的张力使这篇论文的内容超出了理性的范畴。神学范畴的形式批评家们重在指认耶稣最早的、最“真实”的名言。一方面，埃里克森以冗长的篇幅讨论了这些形式批评家们的著作。另一方面，他根据形式批评家们的判断，深入研究了耶稣的每一句名言和每个寓言故事，随后却又突然转入幻想，这幻想既容易导向弗洛伊德，也容易导向犹太人的大流散或者美国的拓荒者：

现在我们要研究大流散这个独特的时空结构——它对一个国家的存在可能是个相当模糊的概念。我们也许会简短地重新思考一下拓荒者建立的空间感。拓荒是美国历史上一个极其重要的事实，作为整体的格式塔（gestalt），拓荒者逐步向西北方推进，一直到达太平洋岸边。然而，到现在为止，拓荒仍是许多人的终生计划和冒险的主题，当然，它也是记忆的主题——更何况媒体的习惯性报道了。顺便说一句，我们不要忽视美国的移民结构，就像今天的以色列——它长期以来都在表达新的归家者“成功抵达”的热切心情，不管他们当初为什么要离开自己出发的地方。“拓荒者”显然在“新政”的含蓄意象以及“新的拓荒者”这句直白的口号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如今的

美国人对战争的认识也是这样（或者特别有意义的是，一直是这样），它总是假设军队是远征力量，要被派去在外国的前线作战，而不是等待可能的敌人发起侵略。个人的命运感依赖于这种共同的时空结构，它可以由最简单的自卫心理构成，比如谁可以为我做什么——如果他做了，我可以为他做什么。这种习惯性的期待和全新的全面核战争威胁正在发生急剧的变化，这种情况被极其缓慢地纳入了个体的存在感以及心理社会和国家身份当中。他们要求、实际上是在等待建立新形象，这番改变不亚于整个世界的形象启示录般的重新定位，它的基础是接受不可否认的技术进步的事实，还有新的道德调整方式可供运用。
(129)

也许上述观点条条都很有趣，可是它们的联系过于松散，整体读来几乎不知所云。埃里克森在他最优秀的著作中，喜欢用旁白来加强叙述的张力。这里，他似乎通篇都在旁白。

不过，这里的问题也许更基本，它反映了一种精神的游离：埃里克森离开心理史学，进入了宗教界。下面的内容读起来就很像布道：

现在，为了对照，（我）要举几个例子说明拿撒勒的耶稣早期名言的风格和逻辑，这些例子具有生而为人意义上的“我”的多个层面。我这样做是因为我抱持同样的信仰，即“公元前”1000多年和耶稣本人短暂的生平所出现的质朴格言，探讨的都是人类的意识，现在，这些意识以新的方式从个体和普遍性的角度得到表达。也就是说，更有觉悟的“我”与更加普遍的“我们”发生关联，以研究同一种人类。
(130)

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曾经用豪猪和狐狸的古老寓言来比喻托尔斯泰的生平和思想的内在力量。故事里，狐狸知道许多事情，而豪猪只知道一件最要紧的事。狐狸型的伟人可以包括孔子、莎士比亚、杰斐逊等；豪猪型的伟人则可以包括基督、但丁、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林肯等。托尔斯泰说伯林是一只狐狸，但这只狐狸总希望、并且总认为自己应当是一只豪猪。我们可以说，当埃里克森成功地把自己身上豪猪的成分包裹起来时，他是独具创意的。然而，像比他更早的弗洛伊德一样，埃里克森在生命进入90多岁时，偶尔也有败给豪猪的时候。啊，现在，他干脆变成了豪猪。

第六章　心理史学的成长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埃里克森的《青年路德》拉开了心理史学研究进入全新阶段的序幕。心理史学在识文断字的公众那里，成了广受争议、成效卓著的努力方向：20世纪70年代的《纽约客》上刊登过一幅漫画，画的是精神病院的一间病房锁着门，一扇小窗户上贴着“心理史学”的标签。专业的历史学家对它既表示深刻的怀疑，又怀着矛盾的好奇心。自1970年以后，常规的研究如果不举办一场或者几场标准的心理史学研讨会，就没有分量。渐渐的，重要的史学刊物开始发表一些明显地倚重精神分析理论的文章。精神病专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对心理史学的兴趣不再那么引人注目，他们的态度变得较为和缓，心理矛盾也有所减少。精神分析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占据了更为持久而稳固的地位，现在，这种应用的范围更广了。在1962年，布鲁斯·马兹利什（Bruce Mazlish）出版了最早的心理史学论文集，此后，该领域的著述变得相当流行。
(131)

定期总结文献资料、评选“最新科研成果”成了声称“研究心理史学”的学者们的惯例。
(132)

几乎每个人都把它的研究追溯到1958年，也就是埃里克森发表《青年路德》和威廉·兰格号召历史学家接受“新任务”的那一年。但也有一些人，特别是海因茨·科胡特（Heinz Kohut）和罗伯特·利夫顿等精神分析学家则采取了更为宽泛的视角。不知不觉中，历史学家也开始把心理史学放在更纵深的时间框架内。

这些总结和评选都是心理史学在1960年以后迅速壮大的直接结果。传记由于含有大量的心理信息，过去一直居于心理史学的中心地位，现在，它的领地大幅扩张。其他研究领域也开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系统地思考动机问题。罗伯特·利夫顿探讨了日本的原子弹爆炸和美国的越南战争引起的集体反应、毛泽东的群众拥护问题，近期还有一篇尚未发表的文章剖析了医生对纳粹主义的反应。
(133)

其他研究人员也找到了别的超越传记的方式，如彼得·洛温伯格（Peter Loewenberg）、鲁道夫·比尼恩（Rudolph Bin‐ion）、卡伊·埃里克森（Kai Erikson）、查尔斯·斯特罗齐尔和彼得·盖伊等，但他们的目标始终是统一的——从心理学的角度探讨广泛的历史问题。
(134)

在过去的20年里，心理史学领域别有趣味的拓展是所谓的“新社会史”。约翰·德莫（John Demos）以他1971年对美国殖民时期家庭生活的研究《小理想国》（ALittle Commonwealth）充当了开路先锋，不久他又出版了研究巫术的著作《逗趣的撒旦》（Entertaining Satan）。
(135)

一旦打开了家庭史研究的大门，心理史学很快就在家庭史与女性史这两个新生领域之间找到了创造性的纽带，比如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Carroll Smith‐Rosenberg）于1970年发表了著名的论19世纪女性友谊的文章，文章认为，做母亲的先决条件决定了女性世界里爱和习惯构成了独特的情感氛围。
(136)

心理史学的发展状况参差不齐，人们对它的反应莫衷一是，往往很难理清头绪。现在，心理史学界有几种相互竞争的研究方向，从弗洛伊德到埃里克森，再到利夫顿，再到科胡特学派。近几年，也有不少人认为，精神分析学整体而言是不相干（或者不充分）的，呼吁心理史学采用观察实验法，或者把精神分析理论看做认知不协调理论或心理史学与法国群体心态学派的融合。
(137)

像心理史学这样生机勃勃而又具有典型的心理学特征的学科，在它的边缘出现两种奇怪的发展趋势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一是在历史研究中不负责任地、有时甚至不合道德地使用心理史学；二是把心理学纳入明显的传统学科当中，研究人员虽然口头上不承认这种应用，实际上它却非常重要。我们也许可以说，有三类研究：正统的心理史学、对心理史学的滥用，以及私下进行的心理史学研究。

私下展开心理史学研究的学者指出，心理史学具有涵盖面极广的影响。1980年，戴维·斯坦纳德（David Stannard）在一本著作《萎缩的历史：论弗洛伊德与心理史学的缺憾》（Shrinking History：On Freud and the Failure of Psychohistory）中猛烈抨击了心理史学研究：这本著作最早的题目暂定为“弗洛伊德学派的历史”（Freudian History）。
(138)

因为斯坦纳德和这本书的出版社——牛津大学出版社——都颇具盛名，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关注。书中写道，心理史学从最早的努力开始——斯坦纳德把它确定为弗洛伊德在1910年发表的论达·芬奇的文章，“未来的心理史家所写的每一篇文章都表现出别无二致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对事实持漫不经心的态度，对逻辑持肆意扭曲的态度，对理论的有效性持不负责任的态度，对文化差异和时代错乱持短视敷衍的态度。”
(139)

为了证明这个论点，斯坦纳德回顾了心理史学领域屈指可数、弥足珍贵的几本专著，他提到的著作都被轻慢地看待。
(140)

他真正关心的是，心理史学的理论基础缺乏科学性，这个问题在于精神分析学本身，在于它毫无根据的假设和不当的治疗方法。这样，斯坦纳德就对精神分析学的理论有效性作出了含糊的评估，却给科学研究和逻辑的意义下了自信而肯定的定义。

心理史家对斯坦纳德的著作作出了预料之中的愤慨反应。
(141)

连约翰·伦纳德（John Leonard）也在《纽约时代周刊》上表示震惊，斯坦纳德的猛烈抨击和蔑视比喻大大出乎他的想象，他写道，这“让我们许多人得到了解放”。
(142)

但是，对于戴维·斯坦纳德，我们要指出的最有趣的一点是，他本人的著作中也存在心理史学的要素。他在1977年出版的著作《清教徒式死亡：对宗教、文化和社会变革的研究》（The Puritan Way of Death：A Study in Religion，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就是敏锐地把心理学应用到社会发展史一个重要领域的典范。斯坦纳德在这本书的开篇引用了弗洛伊德的原文，他还在后文指出，我们生活在后清教徒时代、后爱因斯坦时代、后达尔文时代和后弗洛伊德时代，“在征服无知、从人类的宇宙观中剔除超自然力量的过程中，作为物种的人类和他的自我揭开了新的奥秘，这种奥秘的性质更让人惶惑不安。”
(143)

清教徒的儿童概念是贫困和无法无天，斯坦纳德主动而睿智地思考了这些概念与“子女和父母的情感距离”之间的心理纽带
(144)

；他还认为，当代美国人的葬礼是“一种无意识的抗议，被异化和孤立起来的美国都市家庭，不得不自行消化吸收死亡的影响”
(145)

；而清教徒关于迷失、压抑、无助、罪孽、针对自己的敌意和把死亡理想化的布道则具有心理学的意义。
(146)

这本书的脚注俯拾皆是对相关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精神分析学文献的参考——从威廉·詹姆斯到约翰·鲍尔比（John Bowlby），再到曾经使斯坦纳德受益的其他心理史学家，如约翰·德莫，甚至还包括饱受诋毁的劳埃德·德茅斯（Lloyd DeMause）。

戴维·斯坦纳德似乎不知道自己写了些什么。私下研究心理史学的学者当中还有更有趣的人物，典型的例子也许是加里·威尔斯（Gary Wills）。没有比威尔斯对心理史学的嘲讽更大胆放肆的。
(147)

他把心理史学研究称为“心理废话”，劳埃德·德茅斯则被他称为心理史学界最浮夸做作、喜欢招摇过市的发言人，就像一只“德茅斯米老鼠”。可是，没有比威尔斯在1968年出版的《竞技者尼克松》（Nixon Agonistes）更精彩的领袖心理学研究专著了。这本书对尼克松的人格进行了鞭辟入里的分析，它提出并回答了相关的心理学问题。《竞技者尼克松》没有参考弗洛伊德的著作，但它表明，传记写作深刻地受到心理史学的影响。此外，《竞技者尼克松》系统地探讨了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联系——这一点使威尔斯的论述截然有别于二流心理史家论尼克松的著作。威尔斯表明了尼克松在1968年具有多么奇特的代表性。威尔斯不是信口开河。我们只是为威尔斯矢口否认心理史学感到遗憾。

埃里克森早已指出，历史学家在引入心理学结论时常常带着一种“童贞的歉意”，他们暗示“要跟自己毫不相信的专业心理学分道扬镳”。
(148)

他们的歉意往往认可了浅显的心理学观点，而那些观点本身的依据不过是直觉。还有一些历史学家只是避免公开使用专业的心理学知识。詹姆斯·托马斯·弗莱克斯纳（James Thomas Flexner）写了4卷本的研究乔治·华盛顿的专著，这本书的心理学要素极少，但他却觉得，他可以大言不惭地告诉我们，年轻的“乔治”在特定的场合是什么心情，哪怕这些直觉和心情突变纯粹是他的猜测。
(149)

历史学家、研究林肯的优秀学者唐·E.费伦巴克尔（Don E.Fehrenbacker）公开对心理史学表示蔑视。他似乎觉得，他有权仅凭借常识和丰富的想象力来解释林肯的负罪感：

没有证据表明林肯持久地承受着负罪感的折磨，不管这种感觉是真实的还是神经症的发作。不过，有些时候，身为总统所肩负的责任必然像杀手的罪恶感一样沉重地压在他的心头，最新的战争伤亡名单也一定好像在无声地控诉他。在那些辗转难眠的夜晚，他看到自己手上沾满鲜血，发现自己的双唇莫名地发出一句祷告……这种情形并非全无可能……因为像林肯这样一个人永远会在大地母亲的怀抱里恸哭。
(150)

历史学家罗伯特·G.L.韦特（Robert G.L.Waite）用心理学分析希特勒，他的态度要谦恭得多。韦特从相当传统的历史学角度拉开序幕以后，就转入了心理学研究（并参考了埃里克森和其他人的著作），因为“希特勒的发展道路提出了单凭心理学或历史学无法回答的问题”。
(151)

韦特的坦诚和魄力既难能可贵，又让人耳目一新。一般来说，历史学家总是敏捷地一跃，稳稳地跳到心理学的本能上面，在谈到动机时，却又用最严格的标准来测量心理史学家的经验有效性。

一门学科在某些方面是由它的边缘定义的。私下研究心理史学的这些人比列举一长串参考书目更能说明心理史学的影响之广。但是，另一方面，心理史学的滥用也说明，它如果被不适当的人掌握，会变得多么不负责任。当然，就像社会史或者经济史、政治史研究领域有许多拙劣的学者一样，心理史学界也有许多半瓶醋的专家。但是，心理史学的滥用和蹩脚是一种特殊的、值得引起我们注意的拙劣，因为通过他们的夸张、没有根据的引证和对历史或心理学一知半解的把握等，我们看到了心理史学在方法论方面存在一些亟须警惕和减少的倾向。

经常在《心理史学学刊》（The Journal of Psychohistory）上发表文章的劳埃德·德茅斯及其追随者就是心理史学的滥用者。当然也有个别例外。德茅斯及其追随者当中，也常常闪现惊人的创造力的火花，可惜它们似乎总是被言过其实的火焰淹没。举例说明，德茅斯10多年前就开始提出一个有趣的观点，即童年史应该作为单独的问题加以探讨。结果，这个观点变成了一条重大“发现”，即童年史遵循某些“合法的”演化模式，这个新领域是研究历史上个体和群体的个性和行为模式的基础。
(152)

还有，大多数心理史学研究者觉得，出于道德和学问扎实的考量，要想用精神分析的观点来理解他人，亲身体验心理治疗是有好处的。这种观点几乎没有把心理史学视为专门的学科单独分开，而且毫无疑问，即使不加区分，许多人也可以有效地展开历史学或者心理史学的研究；还有些人甚至认为，亲身参与治疗对心理史家而言是个坏主意。
(153)

不过，有一点达成了共识，那就是对于大多数凡夫俗子来说，精神分析或者某些心理疗法是探讨一个深奥而未知的领域的有益开端，该领域声称探索主观世界。在德茅斯那里，一个本该审慎对待的问题变成了走入歧途的断然肯定：

我不再相信大多数传统历史学家在情感上具备把自己的感情当做心理史学研究工具的能力，尽管他们具有学术素养；虽然现在整个新一代开始著书立说的心理史学家能够做到这一点。期待普通的历史学家开展心理史学的研究，无异于教盲人当天文学家，他们对于把现代心理学的任何学派得出的心理学结论用在自己身上或者用在历史材料中极其反感。
(154)

夸大某个观点的有效性是个问题。可是，德茅斯及其追随者系统地搜罗了毫无根据的引证。举例说明，戴维·拜瑟（David Beiser）写道，吉米·卡特（Jimmy Carter）对母亲怀有“被压抑的愤怒”。证据是：“（卡特的）自传《为什么不拔尖？》（Why Not the Best？）中描写母亲的篇幅少于父亲。”
(155)

德茅斯对卡特的母亲也好像怀有类似的看法，认为由于她传达了“疏远的、往往是扭曲的信息”，结果儿子“非常容易受到美国隐秘的群体幻想需求的影响”。
(156)

可是，莉莲小姐与人“隔膜和疏远”的证据是不存在的。就算她不善与人亲近或者还具有别的性格特点，从她的超脱冷淡一下子就跳到卡特的总统作风上，说卡特的作风成了特殊的美国幻想需求的集合体，是既无理论依据也无经验基础的。美国隐秘的幻想需求的证据是德茅斯在分析了卡特的演讲、每日新闻发布和电视评论后得出的结论，而这些分析带有德茅斯本人特殊的个性色彩。他称自己的方法是“幻想分析”，似乎对其科学性笃信不疑。1978年，他对这种方法的用途十分肯定，甚至预言美国在1979年将介入一场大规模的战争。
(157)

最后，还有一个基本问题：德茅斯及其追随者对精神分析学和历史学的研究方法都只是一知半解。理论上，他们属于严格的克莱因学派（Kleinian），这个学派在精神分析学领域一向占有重要的、但是边缘的地位。没有人能够真正反驳克莱因学派的观点，可是，他们确信不疑的早期口欲和攻击幻想却也无法用事实证明。当然，临床研究人员在工作中几乎从不采用克莱因的观念，顶多偶尔顺便提一下。临床研究人员是最适合检验这些观点的人选，但他们只在严重的精神错乱的病例中用到它们。德茅斯对历史的理解也是错的。他所谓激进的经验主义是一码事，而历史证据向来难以驾驭，严肃的历史学家一个世纪以前就谈及制约人类社会发展的刚性法则。心理学理论合理地把动机问题纳入了历史学的框架，给心理—历史学研究明确了范围。不过，最后的分析表明，心理史学没有优于、也没有劣于历史学的地方。如果缺乏一种叙事感，没有对理性与非理性的评估，没有像分裂力量一样的联合传统，社会和政治体制又极其复杂，那么，人类就只能看到几棵树木，却对广袤的森林视若无物。

大约25年以后，心理史学界现在涌现出大量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对希特勒和纳粹德国的研究。
(158)

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这个课题的研究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正如路易斯·霍夫曼（Louise Hoffman）不久前指出的那样，20世纪30年代，学术界从当代心理学的角度对纳粹进行了持续的观察。
(159)

战争期间，美国情报部门专门聘请了一组精神分析学家和心理学家研究希特勒，即“情报办公室”（Office of Secret Services），该情报部门由“天马行空的”比尔·多诺万（Bill Donovan）领导。最著名的研究成果是沃尔特·C.兰格（Walter C.Langer）写的《希特勒的精神问题》（The Mind of Adolf Hitler）。文章写于1943年，当时是一份战时秘密报告，后来在1973年公开发表。
(160)

战争的直接结果是，一部分了解心理学的学者把注意力转向了希特勒、希特勒身边的小圈子以及整个纳粹德国。
(161)

接下来的20多年，论文和著作接连不断地发表和出版，最重要的要数詹姆斯·H.麦克兰德尔（James H.Mc Randle）、亚历山大·米彻里克（Alexander Mitscherlich）、彼得·洛温伯格、鲁道夫·比尼恩、罗伯特·G.L.韦特和索尔·弗里德兰德（Saul Friedl－nder）等人的著作。
(162)

我们甚至可以说，对纳粹德国的研究是由心理史学家主导的。作为人类历史上的一个极端事件，希特勒和纳粹德国很适合（也许很遗憾）用精神分析学来加以分析，通过研究病态得出一些关于正常心理的结论。

不过，心理史学不限于对纳粹的研究。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欧洲各国的历史被众多学者从心理学角度予以考察，包括俄国、法国和英国历史等多项研究。
(163)

如前所述，埃里克森在1968年写了一本论甘地的优秀著作，现在这本书成了研究印度文化心理学的经典的参考资料。
(164)

但是从1960年以后，心理史学界新的最引人注目的背景研究方向是用心理学来研究美国历史的方方面面。近几年出版的几本论文选集更是明显地呈现出这种潮流，《心理史学周刊》（The Psychohistory Review）频繁刊载对特殊问题的研究，也是这种潮流的体现。
(165)

约翰·德莫牢牢地确立了他在殖民史研究方面的杰出地位，虽然他的研究不是领袖研究的组成部分。研究领袖问题的最优秀的著作是论述总统的，包括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西奥多·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约翰·肯尼迪、林登·约翰逊、理查德·尼克松和吉米·卡特等。这些著述当中有许多在理论上乏善可陈，但少部分著作却推动心理史学的方法进入了新的领域。
(166)

这项工作存在一个令人遗憾的倾向，那就是作者把重点过多地放在切近当前的人物和事件上面，实际上是放在仍然在世、有时放在仍然担任公职的人物身上。所以这些著作在方法和道德方面都是可疑的。因为心理日志永远不能定义心理史学。

在过去的20年间，罗伯特·杰伊·利夫顿撰写了一系列著作，创造性地提出了研究领袖和探索问题的心理史学模型，以新颖独特的方式摆脱了一直主宰该领域的弗洛伊德或者埃里克森学派的束缚。利夫顿对四组特殊的人群进行了采访和研究，他们分别经历过一段对当前时代具有重要参考价值的历史，他们是：经历过“思想改造”或者“洗脑”的中国人和西方人、20世纪60年代的日本大学生、广岛原子弹爆炸的幸存者和反战的越南退伍兵。
(167)

研究的重点放在群体明显共有的主题、形式和意象上，而不是个体的生平故事。利夫顿的方法要求访谈方式具有重大的革新。

为了接近和理解形形色色的人物，20多年来，利夫顿不断地修改着精神病式和精神分析式访谈法。他们没有寻求专业的心理治疗，是利夫顿把他们找了出来。利夫顿逐渐创造出一种自由访谈的风格：谈话一直在挖掘，鼓励谈话对象最宽泛的联想，包括详细的生平故事和对梦境的分析。但是，谈话的焦点集中在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所以坐在一起的特定情况（大多数访谈都是单独进行的），采取的形式接近于这种情况下产生的开放式对话。

访谈者与被访谈者之间的关系既不是医生和患者，也不是普通朋友，某些时刻很像这两种关系的结合。利夫顿为了给这种关系中的访谈对象取个合适的名称而颇费心思：“研究对象”似乎不太妥当，因为它暗示对方只是被研究或者被调查，多少是被动的。“患者”则完全不合适，“客户”也好不到哪里。“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员”和“关键人物”较为贴切，但是这两个词也有模棱两可的地方。心理史学的进步也许在某些部分就取决于类似的方法革新。一旦对当代史的研究得到发展，就可以把革新的方法应用于对过去的研究，虽然它们的用途主要是搜寻和解释各种各样的记录和文件。

心理史学的访谈强调共同探讨，基本上是探讨访谈对象的世界，但它包含大量问答和讨论，这些讨论不仅关涉作者本人的态度和兴趣，还要求把人的自发性和专业素养结合起来。可惜研究人员把两者结合起来的方法总是带有个人色彩，效果总是不够理想。

利夫顿把自己的心理史学研究方法叫做“共同主题法”。1963年，他用这种方法在广岛展开了为期6个月的研究，探讨原子弹爆炸给人们造成的心理影响。这项工作的主要内容是对75位幸存者展开密集的访谈，他们当中约半数是从一张正式的名单上随机选择的。另外一半则经过特别遴选，这些人在过去几年里积极参与了与原子弹相关的工作。大多数访谈都录了音，根据这些研究写成的著作《生命中的死亡》（Death in Life）主要是由谈话组成，书中大量使用直接引语，说明研究人员听到的萦绕着死亡念头的回答。但是在研究和最后的成书过程中，利夫顿向外扩展，跳出了与每位幸存者的谈话，转向认真探讨这些人所形成的群体、他们中涌现的领袖以及由幸存者创造并施加了影响的关于广岛的社会思潮。这种方法要求研究者密切关注这座城市被原子弹袭击后的历史，它与日本其他地方以及整个世界相比而言的特殊历史，还有广岛原有的早期遗产。这段历史的相当一部分由生活在广岛内外，勉力与这座城市达成和解的作家、画家和导演的创作和奋斗构成。这些具有历史意义的创作和奋斗与人们的记忆和纪念活动、与超越了炸弹的努力牢牢地绑缚在一起，同时却又始终忠实于死难者。

通过对幸存者精神风貌的详细阐释，利夫顿把他观察到的个体心理倾向与历史潮流结合了起来。他比较了原子弹幸存者与其他大规模杀戮的死难者——比如纳粹的迫害、历史记录揭示的中世纪瘟疫和自然灾害等——亲朋好友及家庭成员的死亡。然后，他在这些研究中指出了一系列问题的普遍重要性，比如幸存者在当前年纪的一般精神状态，人们倾向于放在历史背景下看待幸存者留下的死亡烙印的程度，幸存者对死亡者的负罪感，对死亡主导的意象变得麻木和迟钝的程度，对意义的拷问，还有作者所谓的幸存者的“口头禅”等。这些问题现在已经潜入了利夫顿的几乎每一部著作，它们缠绕着人们对当代的想象。

在《革命永垂不朽》（Revolutionary Immortality）中，利夫顿从毛泽东的许多亲身经历和革命存亡的角度讨论了毛泽东与中国“文化大革命”的关系。他把毛泽东对幸存者的利用与毛泽东作为领袖的超凡成就相关联，从最广义的历史角度考察了死亡象征相对于中国“文革”的普遍意义。利夫顿把毛泽东的个人作风和革命风格的某些心理特征与“文化大革命”的鲜明主题联系起来，借此把“伟人”与“共同主题”的研究方法相结合。

这本书的中心内容是毛泽东预期自己来日无多，他本人及其追随者担心革命消亡。利夫顿认为，毛泽东面临的可怕威胁不是来自死亡本身，而是他的革命著作也许不会流传于世。那么，革命永垂不朽就意味着参与永恒沸腾的革命和超越个体死亡的共同感觉，永远活在接下来的革命中，就像托洛茨基永远革命的原则所表达的那样。这种幻觉在中国执政者的体验中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强烈程度。对革命不朽的追求造就了一个整体框架，只有在这个框架下，才能认真探讨“文化大革命”发起的政治和经济斗争以及反腐败、反修正主义进攻；只有在这个框架下，问题才不会沦为追究单个人的特殊或病态心理。

与革命不朽的追求相关的是一种模式，它反映了毛泽东主义者与技术之间艰苦卓绝的斗争。作者把这种模式叫做“精神化”（psychism），意思是夸张地依赖精神力量充当控制外界环境的手段，或者试图用纯粹的革命意志取代技术要求。技术可以拼命追求，感情可以培养。在这种精神化的模式下，毛泽东的个人革命风格再次展现出来，包括中国共产党评论员所指的毛泽东的革命浪漫主义和“文化大革命”的大潮。精神化的概念也像革命不朽的概念一样，是想澄清心理史学的那个特定层面的一些奥秘。

相对于利夫顿的广岛研究，《革命永垂不朽》并没有依据深入的访谈。相反，它是一篇简短的解说性论文，文中大量参考了“文化大革命”的档案、他人的观点以及毛泽东的著作。文章只编撰了少量对文中所述事件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的访谈。与广岛研究相比，毛泽东研究较为脆弱，不够扎实。利夫顿在他最新（和即将问世）的对纳粹德国医生的研究中，恢复了使用与“具有历史意义的演员”访谈的方法，以便从心理学的角度理解近代史上发生过的重要事件的意义。

第七章　新方向：海因茨·科胡特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丹尼尔·奥弗

精神分析领域将要出现的最新、最重要的观点来自海因茨·科胡特（1913—1981）。当年，受人崇拜的埃里克森离开主流的精神分析学去摸索普遍性，相反，科胡特却自始至终骄傲地顶着“精神分析先生”的头衔。从20世纪40年代末直到60年代中期，他在狭小的正统精神分析学界，忠诚而勤恳地（也是悄悄地）守护着精神分析的火焰，不让它熄灭。他在芝加哥大学（他也是该院的教员）和美国精神分析协会等无数机构兢兢业业地担任着委员。20世纪60年代中期和整个70年代，科胡特发表和出版了一系列论文和著作，向精神分析学界的许多僵化观点发起挑战，从发展的角度提出了深入思考人类行为的替代方法。
(168)

他的目的是重新定义精神分析学，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而不是像许多严肃地向它的理论发起挑战的学者那样，跟它一刀两断。科胡特后来把他的著作叫做“对自体进行精神分析的心理学”。

科胡特对心理史学未来的发展方向产生的深远影响表现在几个方面。像弗洛伊德一样，科胡特也形成了一种连贯而有趣的方式，用概念来解释人类的行为，这种方式对放宽我们研究历史的视野兼具理论相关性和方法可行性。此外，科胡特也常常思考心理史学，写了许多引证广博的题外话，他甚至还写过论历史学的专题论文（虽然部分文章尚未发表）。
(169)

他对历史的主要兴趣与本书的主题——领袖有关。科胡特的文章从自体心理学的角度论述了心理传记新的意义，论述了群体行为中隐含的心理问题，最重要的是，论述了领袖与追随者的关系以及他们之间的相互依赖和相互作用。

科胡特在他的著述中经常对历史人物进行简单的勾勒，他认为这对说明要点是有用的。举例说明，他的一篇论文《自恋的形式与变化》（1966）现在已经成了经典，在这篇文章中，他以温斯顿·丘吉尔为例来说明夸大的自我、本我和超我在决定一个人的人格时如何相互影响。丘吉尔小时候曾经害怕被小伙伴追上，想跳过一道沟壕。结果，他重重地摔下去，摔晕了，好几天以后才恢复知觉，几个月以后才重新下地走路。这件事在丘吉尔的一生中并非孤立事件。他似乎拥有一种奇特的能力，能在看似走投无路的情况下把自己解救出来。科胡特怀疑，丘吉尔在事业之初，他的夸大狂多年来都没有彻底得到控制，虽然后来“他达到权力的巅峰，内心的平衡发生了转移”。
(170)

不过，小时候，丘吉尔差一点因为冲动的夸大狂而丧命。科胡特写道，丘吉尔当时之所以跳下那道沟壕，是因为他内心深处以为自己会飞。
(171)

这种夸大狂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正如科胡特在他论述希特勒的各种题外话里经常指出的那样。在1971年对镜像移情的讨论中，科胡特指出，任意改变世界的控制幻想频繁地出现在一些病人的脑子里。
(172)

更具体地说，科胡特揣摩了希特勒的“康复了的精神病”（healed‐over psyhosis），在1907年到1913年间科胡特凭借这项研究摆脱了孤独和孤立状态，开始崭露头角。希特勒的这种精神病的中心是“犹太人侵略了德国领土，他们必须被彻底消灭的固执念头”。
(173)

在这些心理传记性的旁白中，科胡特从来没有试图对所涉及的人物进行全面的分析，也不打算撰写埃里克森所谓的“生平史”。他选择性地采用了丘吉尔和希特勒传记的部分证据，是为了解释说明而不是分析。在这个过程中，科胡特提示了一些心理传记研究的新思路，虽然他的主要兴趣在于使临床资料的讨论变得丰富。科胡特的榜样显然是弗洛伊德，弗洛伊德就曾经创造性地用文学、历史、人类学和政治学的例子让理论讨论变得活跃。而且，科胡特和弗洛伊德一样，也认识到了这种方法的局限性。

但是科胡特喜欢插入一些心理传记的花絮，这些花絮比它们乍看上去具有更高的方法论价值。首先，我们研究心理史学习惯于从一个人早年的生平入手，而科胡特对自恋的密切关注开创了一种可能性：从这个人的人生较晚时期收集多种证据。虽然认真的作家们不约而同地尽量避免退回到研究对象的童年（因为从一个已经死去的人物的婴儿时期终究是找不到证据的），但是，通常的做法是把理论重点放在驱力和多种客体关系上，这往往迫使心理史学家不得不随意重构研究对象的成长发育。科胡特避免了这种倾向。所以，丘吉尔的夸大狂的例子是牢固地建立在丘吉尔本人真实可信的自传基础上的。

弗洛伊德学派的驱力理论容易把不够谨慎的传记作家带入隐秘的、在很大程度上无法涉足的领地，即一位重要人物的爱与恨、无意识的幻想，以及他与自己同时代人的象征性互动。科胡特的研究方法——实际上是他的整个自体心理学——却允许观察者对我们明确看到的事物进行分析：一个人的目标和抱负、他的思想以及复杂的相互作用，这种相互作用是他一生努力的典型特征。
(174)

科胡特用群体自我的概念来思考大的、复杂的群体甚至整个国家，但是这个概念相当含糊。乍看起来，这个概念似乎不过是又深奥又抽象，让人想起熟悉的讨论国民性格的问题。然而，科胡特用群体自我这个概念来定义隐含的群体内聚力和分裂的心理基础，他的群体自我的定义是每位个体的相关经验聚集起来的总和，即个体在短暂或持续地融入群体时最突出、最鲜明的经验。科胡特认为，群体自我的斗争情况像个体自我的斗争一样复杂，两者是可以直接类比的。因此，群体形成并且始终保持团结，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有共同的自我理想，弗洛伊德早在1921年就描述过这一点。科胡特认为，群体还具有共同的“主体相连的夸大狂”或者夸大的自我，它提供了重要的凝聚力。
(175)

群体还有共同的理想——即千丝万缕的宗教、文化、政治线条被编织到我们的遗产当中——这是群体自我相互融合的重要基础。这个观点最有趣的应用是科胡特的研究，他用它来讨论精神分析小组的群体自我怎样把弗洛伊德理想化。科胡特在1976年提出，这个共同理想为他们提供了坚实的保障，以避免自恋造成的紧张局面（比如羞耻），避免他们受到自恋造成的失衡（比如嫉妒、羡慕和愤怒）的干扰。
(176)

用概念解释群体行为的做法为我们看待许多老问题提出了新思路。举例说明，19世纪末德国理想化的群体形象以无所不能、独裁主义、政治和军事全能为核心，这种形象把父权制的家族模式和反民主的政治传统融合在一起。这种理想化广泛地引发了政治上的被动，而一连串的胜仗、帝国的壮大和经济活力的勃发反过来又助长了这种政治被动。德国群体自我的其他成分的核心是它居于世界主导、拥有灿烂文化的自大观念。于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失败的耻辱引起了极端的仇恨反应，因为德国群体自我凝聚力的整个基础受到了威胁。历史上表现为政治、社会和经济混乱的分裂开始出现。到一定时候，一个昂首阔步的小个子为德国人受到伤害的自我提供了易碎的、然而却是拼命寻求的自恋养分。接着他们开始了狂热的报复，“一个文明国家想要脱掉那层薄薄的令人不适的紧身衣，希特勒利用了人们的这种渴望。”
(177)

然而，除了在领袖研究的上下文，科胡特很少想到群体自我。因此他坦率地承认，他追求从历史的角度理解政治和文化，借以反映他在临床研究中发现的客体与自我客体之间总是而且必然相互交织的方式。几年前他作了如下表述：

历史学范畴的群体发展过程与精神分析学领域的个体发展之间存在重要的差别。临床情况下是与单个人即分析师有关，移情的建立和克服都围绕着分析师。而在历史学范畴，调动了移情的是领袖或者充当这个角色的领袖群体。此外，历史学范畴原始的、不稳固的身份认同的出现总是与某位主导人物有关，这个人的存在能够让患病的群体自我立刻产生如释重负之感，而患病的群体自我渐渐变得坚定要经过一个缓慢的克服过程，克服过程中必须解释性地存在着许多活跃的、有影响力的头脑。推动社会走向健康的动力是个人在宗教、哲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社会学、政治学、历史学、心理学）领域的创造活动。领袖与群体自我的疾病之间存在强有力的纽带，他们通过自己的作品和思想调动人们没有实现的自恋需求，指出走向重大社会变革的道路。由此得出的结论是，在群体自我危机期间，宗教、哲学、艺术和人文科学的创造性就会缺失。在群体自我危机时期，创造性实验艺术的缺乏是非常明显的现象。一切领域的创造力都被扼杀了。没有人与患病的群体自我发生强有力的接触。由此指向了群体自我状况的日益恶化。

希特勒和纳粹过去是、现在仍旧是德国群体自我长期虚弱的例子。如果换了别的国家处在前希特勒时代，如果有人成功地调动了一切内在资源，当他们面对德国国民的群体自我结构所遭到的进攻时，他们能否成功抵挡？与德国疾病的相应问题相比，他们的群体自我结构短时间的毁灭是否可能不那么严重、不那么广泛？德国承受了外在的败仗。德国国民在遭到失败时缺乏保持群体团结的信心。德国建立国家的时间太短，还不足以产生安全感。它没能肯定自己，承担起把握自己命运的责任。它还很脆弱，它不仅必须靠外在的力量告诉它要相信什么，还要靠外在的力量告诉它它是谁。

在我看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必须支付战争赔款，这些打击似乎不应该被看做是德国准备用希特勒疗法来治疗自我疾病的心理基础。为了控制随之而来的自恋产生的愤怒，纳粹显然利用了德国人的敏感，让它服务于他们为了复仇的暴行和一场为了复仇的战争。不过，我们这里探讨的不是患病的群体自我的主要表征，而是隐含的自我紊乱的次要症状。疾病本身是沉默的，就像发生在单个病人身上那样。高明的心理史学家现在和回顾过去时必须寻找的，是一种群体压抑、缺乏活力、失去时空连贯性的感觉的证据。在喧嚣的愤怒背后是一种绝望，要求尊重与强大的自我理想相融合的合法需求得不到满足的绝望，这些需求不仅没有在行动中得到回应，而且在希特勒之前没有用语言或其他象征手段得到有效的抒发和认可。我坦率地、毫不谦虚地认为，我的依据是我对人的自我及其体验和反应的深刻洞悉，它们是我用自体病理学对患者展开精神分析治疗的过程中得来的。我认为，德国在前希特勒时代的心理疾病不是由德国人当时所处的外在逆境造成的。当然，外在的逆境也很重要，尤其是逆境不仅表现为发生在强权和伟大范畴的失败和贫穷，而且发生在理想范畴。但是，真正的问题是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母体，它能识别和认可德国人在面对外在逆境时群体自我的情感诉求。
(178)

在这个相对较新的领域，一门独立的学科正在发生着缓慢的变化。科胡特或其他人的著作都没有提出万全的理论解释。毫无疑问，在一个怀着认真的兴趣提出历史动机问题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可以依靠的标杆。但是，我们必须了解历史，才能拥有未来。这一章接下来的几篇论文指出了科胡特对心理史学领域近年来著述的影响之广。我们要进一步整合这门研究，澄清心理史学的一般目的。我们决心保持这条把历史学和心理学联系起来的脆弱纽带的学术活力。挑战摆在我们眼前。说一句莫里斯·森达克（Maurice Sendak）的玩笑话：“让闹哄哄的吵架开始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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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illiam Langer，“The Next Assignment，”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53（1958），pp.283－304；Erik H.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AStudy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New York：Nor‐t on，1958）.

(2)
Frank E.Manuel，“The Use and Abuse of Psychologyin History，”in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eds.Felix Gilbert and Stephen R.Graubard（New York：Nort on，1972），p.212.

(3)
Heinz Kohut，“Bey ond the Bounds of the Basic Rule：Some Recent C ontributi onsto Ap‐plied Psychoanalysis，”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 on，8（1960），pp.567－586；Robert Waelder，“Psychoanalysis，Scientific Method， and Philosophy，”Journal of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 on，10（1962），pp.617－637；Heinz Hartmann，“The Applicati on of Psychoanalytic C onceptsto Social Science，”in Psychoanalysis and Social Science，ed.Henrik Ruitenbeck（New York：E.P.Dutt on，1962）；John E.Mack，“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ical B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 on，19（1971），pp.143－179；Charles H ofling，“Current Problemsin Psychohistory，”Comprehensive Psychiatry，17（1976），pp.227－239.要想了解不同的历史学家怎样概括心理史学，参见如（此外还有很多）Richard L.Schoenwald，“Using Psychologyin History：AReview Essay，”Historical Methods Newsletter，7（1973），pp.9－24；Gerald M.Platt，“The Sociological Endeavor and Psychoanalytic Thought，”American Quarterly28（1976），pp.343－350；Cushing Strout，“Ego Psychology and the Histori‐an，”History and Theory，7（1968），pp.281－297 and“The Uses and Abuses of Psychologyin A‐merican History，”American Quarterly，28（1976），pp.324－342。

(4)
Kurt R.Eissler，Medical Orthodoxy and the Future of Psychoanalysis（New York：Basic Books，1965），p.164.

(5)
Fred Weinstein and Gerald M.Platt，Psychoanalytic Sociology：An Essay on the Interpre‐tati on of Historical Data and the Phenomena of Collective Behavior（Baltimore：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73），I，p.1.

(6)
1979年，查尔斯·斯特罗齐尔编辑了The Psychohistory Review，7（1979）特刊，题目是“N on‐Psychoanalytic Venturesin Psychohistory”。这期刊物发表的文章包括：Peter C.H offer，“Is Psychohistory Really History？”；J.Harvey Asher，“N on‐Psychoanalytic Approachesto Nati onal Socialism”；Ur Wernic，“Cognitive Diss onance Theory，Religious Reality， and Extreme Interac‐ti onism”； and William Merrill Downer，“APsychological Justificati on of Anarchism：The Case of Paul Goodman”。这期刊物还附有威廉·吉尔摩（William Gilmore）收集整理的非精神分析专业的心理史学参考书目。

(7)
Louise E.H offman，“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 ons of Adolf Hitler and Nazism，1933－1945：APreludeto Psychohistory，”The Psychohistory Reivew，11（1982），pp.68－87.

(8)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eds.German Numberg and Ernst Federn，4 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2），I，pp.167f.，pp.259－269， and pp.267－268.

(9)
这个定义是查尔斯·斯特罗齐尔对费伊·格罗斯比（Faye Grosby）定义的修改。见Faye Grosby，“Evaluating Psychohistorical Explanati ons，”Psychohistory Review，7（1979），pp.6－16。

(10)
D onald B.Meyer，“AReview of Young Man Lu ther：AStudy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in 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ed.Bruce Mazlish（New York：Grosset＆Dunlap，1971），pp.178－179.

(11)
Harold D.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

(12)
Walter C.Langer，The Mind of Adolf Hitler（New York：Basic Books，1967［1943］）.

(13)
Bruce Mazlish，In Search of Nix on：APsychohistorical Inquiry（New York：Basic Books，1972）；Eli S.Ches on，President Nix on’s Psychiatric Pr ofile（New York：Peter H.Wyden，1973）；David Abrahamsen，Nix onvs.Nix on：An Emoti onal Tragedy（New York：Farrar，Straus＆Giroux，1976）； andmostrecently，Fawn Brodie，Richard Nix on：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New York：Nort on，1981）.

(14)
Lawrence Kubie，Neurotic Distincti ons of the Creative Process（New York：No onday Press，1977）.

(15)
Plato，Republic，trans.Paul Shorey，2volum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II，pp.245－246.

(16)
Ibid.，p.251.

(17)
Ibid.，p.255.

(18)
Ibid.，p.275.

(19)
Ibid.，p.287.

(20)
Ibid.，p.291.

(21)
Plato，Republic，trans.Paul Shorey，2volum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II，pp.301－303.

(22)
Ibid.，p.333.

(23)
Ibid.，pp.335－337.

(24)
Ibid.，p.339.

(25)
Plato，Republic，trans.Paul Shorey，2volumes（Cambridge：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3），II，pp.343－345.

(26)
Ibid.，p.349.

(27)
Ibid.，p.353.

(28)
Plutarch，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trans.John Dryde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64）.

(29)
Pericles，古雅典政治家，民主派领导人，后成为雅典国家的实际统治者，其统治时期成为雅典文化和军事上的全盛时期。——译者注

(30)
Plutarch，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trans.John Dryde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64），p.237.

(31)
Ibid.，p.244.

(32)
Hermes，众神的使者，并为掌管疆界、道路、商业以及科学发明、辩才、幸运、灵巧之神，也是盗贼、赌徒的保护神。——译者注

(33)
Plutarch，The Lives of The Noble Grecians and Romans，trans.John Dryden（New York：Modern Library，1964），p.257.

(34)
Ibid.，p.259.

(35)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eds.German Numberg and Ernst Federn，4 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2），I，p.xxviii.

(36)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eds.German Numberg and Ernst Federn，4 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2），I，pp.254－258.

(37)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eds.German Numberg and Ernst Federn，4 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2），I，pp.2－12.

(38)
参见弗洛伊德的书信，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eds.German Num‐berg and Ernst Federn，4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2），I，pp.202－203。

(39)
Minutes of the Vienna Psychoanalytic Society，eds.German Numberg and Ernst Federn，4 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2），I，p.299.

(40)
Ibid.，pp.298－303.

(41)
Heinz Kohut，“Creativeness，Charisma，Group Psychology：Reflecti ons on the Self‐Anal‐ysis of Freud，”in The Search For the Self：Selected Writings of Heinz Kohut，1950－1978，e‐d.Paul H.Ornstein，4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8），II，pp.793－843.

(42)
Minutes，II，pp.68－72.

(43)
Ibid.，I，pp.190－191.

(44)
Minutes，II，p.193.

(45)
Ibid.，II，pp.103－104.

(46)
Ibid.，I，pp.52－56.

(47)
还请注意讨论过的材料：Minutes，II，pp.111－118；II，pp.185－194；III，pp.188f.，pp.210f.， andpp.227f。

(48)
Minutes，II，pp.117－124；注意对魔力的讨论，参见Minutes，II，pp.126f.。

(49)
Minutes，II，pp.160－161.

(50)
Ibid.，p.164.

(51)
Ibid.，II，p.173.

(52)
Minutes，II，p.174.

(53)
Ibid.，pp.174－178.

(54)
Ibid.，I，p.169.

(55)
Ibid.，p.98.

(56)
Ibid.，II，pp.338－352.

(57)
Ibid.，I，pp.267－268.

(58)
Ibid.，pp.179－180.

(59)
Minutes，II，pp.259－269.

(60)
例如，Minutes，II，p.8。

(61)
Karl Abraham，“Amenhotep IV.Psychoanalytische Beitr－gezurn Verst－ndisseiner Pers9nlichkeit unddesm ono theistischen At on‐Kultes，”Imago，1（1912），pp.334－360.

(62)
Ludwig Jekels，“Der Wendepunktim Leben Napole ons I，”Imago，3（1914），pp.313－381.

(63)
Charlemange，又称查理一世，法兰克国王（768—814），查理帝国皇帝（800—814）。他扩展疆土，建成庞大帝国，加强集权统治，鼓励学术，兴建文化设施，使其宫廷成为繁荣学术的中心。——译者注

(64)
Emil Lorenz，“Der Politische Mythos.Problemeund Vorarbeiten，”Imago，6（1920），pp.402－421.

(65)
J.C.Flügel，“Charakterund Eheleben Heinrichs VIII，”Imago，7（1920），pp.424－441.

(66)
William B oner，“Alex anderder Grosse，”Imago，8（1922），pp.418－439.

(67)
Hanns Sachs，“Ein Traum Bismarcks，”Internati onale Zeitschriftfür Psychoanalyze，1（1913），pp.80－83.

(68)
Ernest J ones，“The Case of Louis B onaporte，King of Holl and，”Journal of Abnormal Psychology，8（1913），pp.289－301.

(69)
早期围绕在弗洛伊德身边的人物对领袖的研究还有：Paul Federn，Zur Psychologieder Revo‐luti on（1919）；J.C.Flügel，Men and Their Motives：Psychoanalytic Studies（L ond on，1934）；Eich Fromm，“Politikund Psychoanalyse，”Psychoanalytische Bewegung，2（1930），pp.305－313；E‐.Hitschmann，Great Men：Psychoanalytic Studi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6）；Ernest J ones，“Psycho‐Analyze Roosevelts，”Zentralblattfiir Psychoanalyse，2（1912），pp.675－677；W.Lange‐Eichbaum，Genie Irrsim，und Ruhn（Munnich，1928）；Oskar Pfistar，Sie Fr9mmigkutdes Grafen Ludwigy on Zimzendorf（Leipzig，1910）；Geza Roheim，“Killing the Divine King，”Man，15（1915），pp.26－28；Hans Sachs，Die Lebensgeschichtedes Caligula（Berlin，1930）。到20世纪20年代直至30年代中晚期，对领袖人物进行精神分析风行一时。涉及受弗洛伊德影响但不一定直接与他、与早期的维也纳小组、与《意象》杂志有接触的研究人员。代表性的作者和文章有（不是全部）：Hill Berkeley，“AShort Study of the Life and Character of Mohammed，”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2（1921），pp.31－53；F.Chamberlain，The Private Character of Queen Elizabeth（L ond on，1921）；L.Pierce Clark，Lincoln：APsycho‐Biography（New York，1933）；N.Ach，ber die Determinati onpsychotogieundihre Bedeutungfürdes Euherproblem（Leipzig，1933）；R.Behrendt，“Das Problem Ffihresund Mosseunddie Psychoanalyse，”Psychoanalytische Benegung，1（1929），pp.134－154。

(70)
S.Freud and C.Bullitt，Thomas Woodrow Wils on：APsychological Study（New York：Hought on Mifflin，1966［1932］）.

(71)
Sigmund Freud，“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in Vol.XVIII of The St andard Editi 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ed.James Strachey（L ond on：Hogarth Press，1955）.

(72)
Sigmund Freud，The Interpretati on of Dreams，ed.James Strachey， one‐volumepaper‐back（New York：Av on Library，1900），p.139.

(73)
Sigmund Freud，The Interpretati on of Dreams，ed.James Strachey， one‐volumepaper‐back（New York：Av on Library，1900），pp.139－154.

(74)
Ibid.，pp.241－247.

(75)
Ibid.，pp.298－299.

(76)
Erik H.Eriks on，G 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 onviolence（New York：Nort on，1969），p.123.

(77)
Ibid.，p.102.

(78)
Sigmund Freud，“Analysis ofa Phobiaina Five‐Year‐Old Boy，”St andard Editi on，X（1909），pp.3－149.

(79)
退行（regressi on），是指遇到挫折时，行为与情绪又退回到较初级的童稚阶段，以此达到心理自卫的目的。当遭受外部压力和内心冲突不能处理时，人们有时会采用原先较幼稚的方式去应付困难。此时，他们对已经习得的成人方式弃而不用，其行为与情绪退回到孩童时代，作出幼稚状的求助反应。为应付事件而退化成孩子一般的依赖，可以使其免去成人的责任。——译者注

(80)
Freud and Bullitt，Wils on，p.xvi.

(81)
Sigmund Freud，“Totem and Taboo，”St andard Editi on，XIII（1913），pp.9－162.

(82)
Sigmund Freud，New Introductory Lectures on Psychoanalysis，ed.James Strachey，pa‐perbackediti on（New York：Nort on，1933），p.113.

(83)
Ibid.，pp.114－115.

(84)
Ibid.，p.129.

(85)
Sigmund Freud，“Group Psychology，”St andard Editi on，XVIII，p.69.

(86)
Sigmund Freud，“Group Psychology，”St andard Editi on，XVIII，p.77.

(87)
Ibid.，p.81.

(88)
Ibid.，p.88.

(89)
Ibid.，p.92.

(90)
Ibid.，p.97.

(91)
Ibid.，p.106.

(92)
Sigmund Freud，“Group Psychology，”St andard Editi on，XVIII，p.108.

(93)
Ibid.，p.116.

(94)
Ibid.，p.123.

(95)
Ibid.

(96)
有一部（不太全面的）埃里克森传记：Robert Coles，Erik H.Eriks on：The Growth of His Work（Bost on：Little，Brown，1970）。

(97)
Erik H.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1958）；G andhi’s Truth（1968）； and Dimensi ons of a New Identity（New York：Nort on，1974）.

(98)
关于詹姆斯，见Identity：Youth and Crisis（New York：Nort on，1968），pp.150－155；关于萧伯纳，见同上，pp.142－150；关于爱因斯坦，“Psychoanalytic Reflecti ons on Einstein’s Centenary，”in Albert Einstein：Historical and Cultural Perspectives，eds.Gerald Holt on and Ye‐huda Elkam（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79）；关于希特勒，Childhood and Society（New York：Nort on，1963［1950］），pp.326－358， and Young Man Lu ther，pp.105－110；关于高尔基，Childhood and Society，pp.359－402；关于耶稣，“The Galilean Sayings and the Sense of‘I’，”Yale Review，70（1981），pp.321－362。

(99)
奥斯定会是天主教托钵修会之一，又译做奥古斯丁派，原指遵从奥古斯丁（Augustine，354—430）所创守则的天主教隐修士。奥古斯丁所创守则内容主要为按《福音书》所说抛弃家庭、财产而追随基督，在教会内集体过清贫生活，脱离世俗事务，除日常祈祷外，要从事济贫、传教等活动。这一守则最初在非洲教会中实行，奥古斯丁死后，传入意大利和法国，继由圣特巴斯克传入爱尔兰和英国，又在西班牙和德国得到发展。遵守这一守则的教徒各地自成组织，皆称奥斯定会。1256年，教皇亚历山大四世对各地奥斯定会加以联合统一，并于同年发布《教会许可》通谕，准其为正式修会，与加尔默罗会、方济各会、多明我会合称天主教四大托钵修会。到1925年，全世界有其会、院500多所，总部常设罗马。——译者注

(100)
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p.169.

(101)
Eriks on，Identity，p.143.

(102)
Ibid.，p.144.

(103)
Ibid.，p.145.

(104)
Ibid.，p.150.

(105)
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pp.105－106.

(106)
Ibid.，pp.107－108.

(107)
Joel Kovel，“Erik Eriks on’s Psychohistory，”Social Policy，4（1974），p.63.

(108)
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p.201.

(109)
Frank E.Manuel，“The Use and Abuse of Psychologyin History，”in Historical Studies Today，eds.Felix Gilbert and Stephen R.Graubard（New York：Nort on，1972），p.225.

(110)
Daniel Offer and Judith Offer，From Teenageto Young Manhood（New York：Basic Books，1975）.

(111)
Eriks on，G andhi’s Truth，p.107.

(112)
Eriks on，Dimensi ons，p.98.

(113)
Ibid.，p.87.

(114)
Ibid.，p.89.

(115)
Ibid.，p.90.

(116)
1968年7月，美国陆军中尉威廉·凯利指挥一个排枪杀了越南美莱村150名平民，制造了美国陆军史上最惨绝人寰的屠杀。——译者注

(117)
Eriks on，G andhi’s Truth，pp.196－197.

(118)
Ibid.，pp.402－403.

(119)
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p.206.

(120)
Ibid.，p.246.

(121)
Ibid.，p.250.

(122)
美国作家麦尔维尔的小说《白鲸》的主人公。——译者注

(123)
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p.67.

(124)
Eriks on，G andhi’s Truth，p.51.

(125)
Eriks on，Dimensi ons，p.72.

(126)
Ibid.，pp.72－73.

(127)
Ibid.，pp.76－77.

(128)
Eriks on，Dimensi ons，p.125.

(129)
Eriks on，“The Galilean…，”pp.332－333.

(130)
Ibid.，p.358.

(131)
Bruce Mazlish，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y.在后20年间出版的其他重要论文集有：Ex‐plorati onsin Psychohistory：The Wellfleet Papers，ed.Robert Jay Lift on（New York：Sim on＆Schuster，1974）；Varieties of Psychohistory，eds.George M.Kren and Le on H.Rappaport（New York：Springer，1976）；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 on of History，ed.Benjamin Wolman（New York：Basic Books，1971）；以及由Lloyd De Mause编辑的4本著作集（价值都很可疑）：The History of Childhood（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4）；The New Psychohistory（New York：The Psychohistory Press，1975）；（with Henry Ebel），Jimmy Carter and American Fantasy：Psychohistorical Explorati on（New York：Psychohistory Press，1977）； and Founda‐ti ons of Psychohistory（New York：Creative Roots，1982）。New Directi onsin Psychohistory说明了这些没有统一主题的论文集所预示的前景和问题：The Adelphi Papersin H onor of Erik H.Erikman，ed.Mel Albin（Lexingt on：Lexingt on Books，1980）； and Robert J.Brugger，Our Selves，Our Past：Psychological Approachesto American History（Baltimore：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1981）。各种刊物，特别是The Psychohistory Review，定期刊载针对某个特定题目的论文，而一些专业性不太强的刊物，比如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或者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偶尔也出版心理史学专刊。

(132)
这里只能举几个代表性的题目，以时间先后为序。Heinz Kohut，“Bey ond the Bounds”（1960）是它们当中的佼佼者，历史学家很少读这篇文章，但精神分析学家却频繁地引用它，为它展开讨论。其他论文包括Heinz Hartmann，“The Applicati on of Psychoanalytic C onceptsto Social Science，”Essays on Ego Psychology（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4），pp.90－98；Erik H.Eriks on，“Psychoanalysis and Ongoing History，”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22（1965），pp.241－250；Richard Bushman，“On the Use of Psychohistory：C onflict and C oncilia‐ti onin Benjamin Franklin，”History and Theory，5（1966），pp.225－240；John Klauber，“On the Dual Use of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in Psychoanalysis，”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49（1968），pp.80－88；Erik Eriks on，“Autobiographic Notes on the Identity Cri‐sis，”Daedulus，99（1970），pp.730－759；John E.Mack，“Psychoanalysis and Historical Biogra‐phy，”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 on，19（1971），pp.143－179；Bruce Ma‐zlish，“Autobiography and Psychoanalysis：Between Truth and Self‐Decepti on，”Encounter，35（1970），pp.28－37；“Whatis Psychohistory？”Transacti ons of the Royal Historical Society，Fifth Series21（1971），pp.79－99；reviewessay of Mitzm on’s The Ir on Cage，History and Theo‐ry，10（1970），pp.90－107；Hans‐Ulrich Wehler，Geschichteund Psychoanalyse（K9ln：Kiepen‐feurund Witsch，1971）；Arnold Toynbee，“Aspects of Psychohistory，”Main Currents，29（1972），pp.44－46；George Rosen，“Psyche and History，”Psychological Medicine，2（1972），pp.205－207；Robert Detmeilar，“Retreat From Envir onmentalism：AReview of the Psychohistory of George III，”History Teacher，6（1972），pp.37－46；Fritz Schmidt，“Problems of Methodin Applied Psychoanalysis，”Psychoanalytic Quarterly，41（1972），pp.402－419；Philip Pomper，“Problems ofa Naturalistic Psychohistory，”History and Theory，12（1973），pp.367－388；Ar‐thur Mitzman，“Social Engagement and Psycho‐History，”Tydschriftvoor Geschiedenis，87（1974），pp.425－442；Perry Lewis，“Psychology and the Aboliti onists：Reflecti ons on Martin Du‐berman and the Neo‐Aboliti onist of the1960s，”Reviewsin American History，2（1974），pp.309－321；Peter Loewenberg，“Psychohistorical Perspectivesin Modern German 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7（1975），pp.229－279；Fred Weinstein and Gerald Platt，“The Coming Crisis in Psychohistory，”Journal of Modern History，47（1975），pp.202－228；Bruce Mazlish，“On Teaching History，”AHANewsletter，14（1976），pp.5－8；William M.Banks，“Psychohistory and the Black Psychologist，”Journal of Black Psychology，2（1976），pp.25－31；Robert Pois，“Historicism，Marxism， and Psychohistory：Three Approachesto the Problem of Historical Indi‐viduality，”Social Science Journal，13（1976），pp.77－91；Gerald M.Platt，“The Sociological Endeavor and Psychoanalytic Thought，”American Quarterly，28（1976），pp.343－359；Fred Weinstein，“Benjamin Nels on’s C ontributi onto Psychosocial Perspectives，”Psychohistory Review，5（1976），pp.4－10；Bruce Mazlish，“Psychohistory and Politics，”Center Magazine，10（1977），pp.5－14；Joseph I.Shulin，“Robespierre and the French Revoluti on：AReview Article，”Ameri‐can History Review，82（1977），pp.20－38；George M.Kren，“Psychohistorical Interpretati on of Nati onal Socialism，”German Studies Review，1（1978），pp.150－172；D onald J.Winslow，“Cur‐rent Bibliography on Life‐Writing，”Biography，1（1978），pp.76－81；Paul W.Guyser，“Psy‐choanalytic Methodin the Study of Religious Meanings，”Psychohistory Review，6（1978），pp.45－50；Terry H.Anders on，“Becoming Sane With Psychohistory，”Historians，41（1978），pp.1－20；Stephen D.Rockwood and Ge offrey Cocks，“The Use and Abuse of Psychohistory，”Journal of Psychohistory，5（1977），pp.131－138；Patrick G.Russell，“Psychohistory：An Object Rela‐ti ons Approach”（Unpublished Ph Ddissertati on，The Ohio State University，1980）； and Bruce Mazlish，“The Next‘Next Assignment’：Leader and Led，Individual and Group，”Psychohistory Review，9（1981），pp.214－237。

(133)
Robert Jay Lift on，Death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New York：Vintage Books，1967）；Revoluti onary Immortality：Mao Tse‐tung and the Chinese Cultural Revoluti on（New York：Vintage Books，1968）；Home From the War：Vietnam Veterans，Nei ther Victims Nor Ex‐ecuti oners（New York：Sim on＆Shuster，1973）.Notealso The Broken C onnecti on：On Death and the C ontinuity of Life（New York：Sim on＆Schuster，1979；paperback，Basic Books，1983）.

(134)
Peter Loewenberg，“The Psychohistorical Origins of the Nazi Youth Cohort，”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6（1971），pp.1457－1502；Rudolph Bini on，Hitler Am ong The Germans（New York：Elsevier，1976）；Kai Eriks on，Wayward Puritans：AStudyin the Sociology of De‐viance（New York：Wiley，1960）；Charles B.Strozier，Lincoln’s Quest For Uni on：Public and Private Meanings（New York：Basic Books，1982）；Peter Gay，The Bourgeois Experience，Vol.I of Educati on of the Sense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4）.

(135)
John P.Demos，ALittle Comm onwealth：Family Lifein Plymouth Col on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 and Entertaining Satan：Witchcraft and the Culture of Early New Engl an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2）.

(136)
Carroll Smith‐Rosenberg，“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elati ons Between Women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Signs，1（1975），pp.1－29.

(137)
Special Issue，Psychohistory Review（1979）；Lloyd De Mause，The New Psychohistory，p.4；Patrick Hutt on，“The Psychohistory of Erik Eriks 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ollective Men‐talities，”Psychohistory Review，12（1983），pp.18－25.

(138)
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这本书之前让查尔斯·斯特译罗齐尔看过它的长条校样。

(139)
Stannard，Shrinking History，p.147.

(140)
例如，Ibid.， thediscussi on of Eriks on，pp.22－24 and of John Demos，pp.119－121。

(141)
注意由查尔斯·斯特罗齐尔组织的对斯坦纳德著作的讨论，参见Psychohistory Review，9（1980），pp.136－161。

(142)
John Le onard，bookreview of Shrinking History，The New York Times，26May，1980，Book Review Secti on.

(143)
David E.Stannard，The Puritan Way of Death：AStudyin Religi on，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

(144)
Ibid.，p.60.

(145)
David E.Stannard，The Puritan Way of Death：AStudyin Religi on，Culture， and So‐cial Change（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38.

(146)
Ibid.

(147)
Gary Wills，Chicago Sun Times，20Jan.1978.

(148)
Eriks on，Young Man Lu ther，p.110.

(149)
例如，James Thomas Flexner，George Washingt on，4volumes，Vol.I：The Forge of Experience（Bost on：Little，Brown，1965），p.31。

(150)
D on E.Fehrenbacker，“Lincoln and the Weight of Resp onsibility，”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68（1975），p.53 andp.58.

(151)
Robert G.L.Waite，The Psychopathic God：Adolf Hitler（New York：Basic Books，1977），p.xiii.

(152)
De Mause，The New Psychohistory，p.4.

(153)
Fred Weinstein and Gerald Platt，Psychoanalytic Sociology，p.1，note1.

(154)
De Mause，The New Psychohistory，p.23.

(155)
De Mause and Beisel，Jimmy Carter，p.63.

(156)
Ibid.，p.26.

(157)
Ibid.，p.9.

(158)
过去10年出现了两次优秀的文献总结：Hans Gatzke，“Hitler and Psychohistory：ARe‐view Article，”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8（1973），pp.394－401； and Peter Loewenberg，“Psychohistorical Perspectives…”。还请注意Saul Friedlfinder，History and Psychoanalysis（New York：Holmes and Meir，1978）。

(159)
H offman，“Psychoanalytic Interpretati ons…”.

(160)
Walter C.Langer，The Mind of Adolf Hitler：The Secret Wartime Report（New York：New American Library，1973）.

(161)
Henry V.Dicks，“Pers onality Traits and Nati onal Socialist Ideology：AWartime Study of German Pris oners of War，”Human Relati ons（1950），pp.111－154［后扩充为著作Licensed Mass Murder：ASocio‐psychological Study of Some SSKillers（New York，1972）］；Eugene Lerner，“Pathological Nazi Stereotypes Foundin Recent German Technical Journals，”Journal of Psychol‐ogy，13（1942），pp.187－192；Bertram Schaffner，Fa ther L and：AStudy of Authoritarianism in the German Family（New York，1948）；Paul Keczkemeti and Nathan Leites，“Some Psychologi‐cal Hypo theses on Nazi Germany，”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26，part2（November，1947），pp.141－183；27，part I（February1948），pp.91－117；27，part2（May，1948），pp.241－270；28，part I（August，1948），pp.141－164；David C.Mc Clell and，The Roots of C onsciousness（New York，1964）。

(162)
James H.Mc R andle，The Tracks of the Wolf（Evanst on：Northwestern University Press，1965）；Alex ander Mitscherlich，Society Without The Fa ther：AC ontributi onto Social Psychol‐ogy，trans.Eric Mosbacker（New York：Schocken Books，1970）；Peter Loewenberg，“The Psy‐chohistorical Origins…” and“The Unsuccessful Adolescence of Heinrich Himmler，”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76（1971），pp.612－641；Rudolph Bini on，Hitler Am ong the Germans；Rob‐ert G.L.Waite，The Psychopathic God；Saul Friedl／inder，L’Antisemitisme Nazi：Histoired’une psychosecollective（Paris：Le Senil，1971）.

(163)
例如，Robert C.Tucker，Stalinas Revoluti onary，1829－1929（New York：Nort on，1973）； and Bruce Mazlish，James and John Stuart Mill：Fa ther and S on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L ond on：Hutchins on，1975）。欧洲史研究中运用心理史学资料的最全面的参考书目列表是Friedl－nder，History and Psychoanalysis。

(164)
参见如Gord on Fellman，“Leafina Storm：Jayaprakash Narayanas Politician andas Saint，”Psychohistory Review，9（1981），pp.183－213；以及马斯林与德赛在本书中的文章。

(165)
Brugger，ed.，Our Selves，Our Past；Albin，ed.，New Directi ons.请注意两份特刊The Psychohistory Review：“American Culture，”10（1982） and“Psychological Studies of the James Family，”8（1979）。

(166)
Strozier，Lincoln’s Questfor Uni on；Eriks on，Dimensi ons.

(167)
Robert Jay Lift on，Thought Reform and the Psychology of Totalism：AStudy of“Brainwashing”in China（New York：Nort on，1971）；History and Human Survival（New York：R andom House，1970）；Deathin Life； and Home From the War.

(168)
Heinz Kohut，The Analysis of the Self：ASystematic Approachto the Psychoanalytic Treatment of Narcissistic Disorder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1）；The Restorati on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7）；The Searchfor the Self：Selected Writings of Heinz Kohut：1950－1978，twovols.，ed.Paul H.Ornstein（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8）.

(169)
Heinz Kohut，The Self and History，ed.Charles B.Strozier（New York：Nort on，1985）.

(170)
Heinz Kohut，“Forms and Transformati ons of Narcissism，”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 on，14（1966），p.257.

(171)
科胡特在“Creativeness，Charisma，Group Psychology：Reflecti ons on the Self‐Analysis of Freud”一文中再次谈到丘吉尔，见Freud，The Fusi on of Science and Humanism，eds.John E‐.Gedo and George H.Pollock，Psychological Issues，M onograph34／35（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6），p.411。

(172)
Kohut，Analysis of the Self，p.150.

(173)
Kohut，Analysis of the Self，p.256.

(174)
注意John Demos的评论，见“The Self In History，”ed.Charles B.Strozier，Newsletter of the Groupfor the Use of Psychologyin History，3（1975），pp.3－10。

(175)
Heinz Kohut，“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the Child，27（1972），pp.397－398.

(176)
Kohut，“Creativeness，Charisma…，”p.389.

(177)
Kohut，“Thoughts on Narcissism，”p.362 andp.367.

(178)
引文摘自科胡特尚待出版的手稿，出版后内容可能有所修改，它由查尔斯·斯特罗齐尔担任编辑。

第二部分　研究

第八章　林肯与19世纪50年代的危机——群体自我思想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长久以来，心理史学一直想办法在个人和群体经验之间架设桥梁。心理史学一度是把重点放在传记上，这是令人难堪的，传记虽然有趣，在大多数历史学家心目中，却终究是琐碎的。个案也许能、也许不能说明全体。私人经验的个性色彩根本无法被分解成带有普遍性的要素。例如，主要的历史学刊物《美国历史评论》（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拒绝发表传记文章，除非情况特殊。即使在特殊情况下，也只发表那些明确地把传主生平与更广大的历史事件相联系的文章。

弗洛伊德试图直接用心理学推断历史，用个人推断群体，用个体发育推断种系发育。所以，他对达·芬奇、威尔逊和摩西等人简要的传记叙述，与他对待文化和文明的起源具有极鲜明的相似性。但他把这两者相联系，实际上没有充分的说服力。埃里克森为研究身份认同问题付出了超常的努力，可他取得的成效也不比弗洛伊德更大。埃里克森成功地表明，审慎的心理传记是可以撰写的，弗洛伊德时期的“病例”不是唯一的模式。但是，埃里克森最薄弱的地方是他对群体经验的探讨，还有他研究的人物怎样与群体经验发生关联。最近几年，几位学者找到了探究历史的选择性的心理史学切入点，这里的历史不是传记。举例说明，约翰·德莫对殖民时期家庭生活的研究、卡罗尔·史密斯－罗森堡对19世纪女性友谊的研究、罗伯特·杰伊·利夫顿对“共同主题”的访谈研究和弗里德·温斯坦的社会学著作，温斯坦的著作强调象征符号的断裂给人造成的巨大心理伤害。
(1)

然而，心理史学界充斥着不满情绪，最强烈的要数对领袖问题感兴趣的学者。领袖的故事必然具有传记性质。在历史上的某个特殊时刻，领袖之所以成为领袖，是一个特定群体的抱负、需求和困惑的结果，只有在这个意义上，他的领袖角色才是有意义的。如果把希特勒和甘地分别放在纳粹德国和印度殖民地以外，那是不可理解的。历史学家大多要解决这个问题，于是他们撰写“生平和时代”的传记。这些著作充其量只是巧妙地叙述了两个同时发生的故事。这种方法的代价是，传记作者只涉及浅层的心理学。一旦有人进到深层、明晰的心理学层面，除了领袖和历史背景就再也看不到什么了，然而，没有这些看不到的东西，领袖是没有意义的。

海因茨·科胡特的著作、尤其是他论述领袖和群体自我的著作提出了几条有趣的建议，可以摆脱这种两难困境。任何新的（尝试性的）努力都不可避免地存在方法和术语问题。这本书的第一章到第九章较为详尽地在心理史学发展史的一般意义上讨论了这些问题。所以，为避免重复，本章尽量不再东拉西扯地下定义。我要做的是用自体心理学来研究一小段历史时期：即亚伯拉罕·林肯和19世纪50年代的美国。我在这里没有突出个人的重要性（像埃里克森的著作），群体经验也不仅仅体现为个人生平的不同阶段（像弗洛伊德那样）。相反，文章在领袖的经历与群体的心理历程之间建立了复杂的、相互依赖的纽带。这两者在某种意义上具有象征性。历史学、心理学和社会学必然是相互交织的。

林肯、奴隶制与意见分歧的众议院

1858年，林肯还是个出了伊利诺伊州便几乎不为人知的政治人物。4年来，他积极抵制把奴隶制扩展到整个美国。斯蒂芬·A.道格拉斯（Ste‐phen A.Douglas）通过《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Kansas‐Nebraska Act）（1854年）引入了国民主权说，使奴隶制的扩展在政治上变得可行。直到1858年，林肯坚定地认为，斯蒂芬·道格拉斯是为了解决美国所面临的难题而制定的一系列灾难性政策的主要代表者。林肯认为，美国的开国元勋极其勉强地接受了南方实行奴隶制。他们认可它的存在，甚至以五分之三的妥协认可了它的永久有效性。半个世纪以来，这一宪法保护使联邦遣返逃亡奴隶的法律具有了合法性。所以，谈论废除奴隶制、动员整个国家采取行动结束南方的奴隶制度是不合法的，是违反宪法精神的。林肯痛恨追捕逃亡奴隶，但他勉强接受了这种做法。1855年，他对乔舒亚·斯皮德（Joshua Speed）说：

根据宪法，对于你的奴隶，我也承认你的权利和我的义务。我承认，我痛恨看到那些可怜的人遭到追捕，被抓住押回去，穿上囚服，辛苦劳动却没有回报；但是我咬着嘴唇什么也不说。
(2)

林肯，巡回律师，1858年5月7日摄于伊利诺伊州贝德镇（来源：伊利诺伊州历史图书馆，老州议会大厦，斯普林菲尔德，伊利诺伊62706）

然而，林肯相信，宪法认可南方的奴隶制，绝不意味着美国的先父们赞同这种制度。它让黑人无法享受《独立宣言》倡导的理念所允诺的好处。当年的立国者要保障宪法通过，唯一的办法是允许奴隶制存在。但是林肯接着说，正如上帝规定了完美的德行一样，宪法也规定了合法行动的界限。“就算我们不能赋予每个人自由，”林肯在1858年夏天指出，“那么，最起码，我们可以不做把奴隶制强加给别人的事情。”
(3)

林肯在19世纪50年代一再谈到，奴隶制在道义上是错误的，它是“魔鬼般的不义”——这是他在1854年对它的称呼。
(4)

他在1858年宣称：“我一向痛恨奴隶制，对这个问题，我的思考不比废奴主义者少。”
(5)

此外，他还指出，当年美国的先父们在接受五分之三的妥协时，他们多数人的脑海中也存在着对奴隶制激烈而愤慨的负面评价。有一次林肯指出，经过100年的激烈争论，大英帝国才废除奴隶交易。
(6)

虽然托马斯·杰斐逊和乔治·华盛顿等在经济上一度与奴隶制绑在一起，但在政治和道义上，他们是反对它的。他们了解，南方生活没有奴隶似乎是无法想象的，但他们都希望美好的一天终将到来，到那时，奴隶们得到解放、返回非洲、安居乐业和追求幸福的理想能够真正实现。林肯认识到他的这种观点前后矛盾，但他把这一团乱麻视为人类的本性而接受了它——他心目中的伟大英雄是亨利·克莱（Henry Clay），因为克莱雄辩地批判了一部分人，那些人熄灭了我们身边的道德之火，同时又心安理得地啜饮着黑奴端来的冰镇薄荷酒。

因此，林肯反对奴隶制的根本依据是道德和宪法。他说，南方人的习俗当中，有一种“赤裸裸的、清晰可感的、极其浓厚的对金钱的兴趣”，在北方人看来，“那只是个抽象的道义问题，只附带极少的、极稀薄的对金钱的兴趣。”
(7)

然而，林肯眼中的这个抽象问题与政治现实之间的距离却并不遥远，根据政治现实这个词的含义而言。“白人以自治的方式统治自己；但如果他既统治自己又统治另一个人，那就不是自治了——那就是暴政。”
(8)

道德是个抽象的问题，《独立宣言》虽然规定了人人平等的标准，却没有明确地把黑人包括在内。这份建国文件确定了共和政体，建立了现代社会评价政治行为是否道德的标准。可是，这些文件相当复杂、参差不齐、前后矛盾——倒也符合人性。林肯在1854年以后坚决赞同废奴主义，反对把奴隶制扩展到美国的其他地方，但他却同时支持追捕逃亡奴隶。“要跟立场正确的人站在一起，”他发出雷霆巨吼。“立场正确，就站在他一边；立场错误，就离开他。要是密苏里协议，就跟废奴主义者站在一边；要是想取消逃亡奴隶法，就站在他的对立面。”
(9)

奴隶制对白人工人具有毒害作用，林肯对此持有坚定的经济观点。“我不当奴隶，”他写道，“也不当奴隶主。这表达了我的民主观点。”
(10)

一般来说，林肯是坚定的经济乐观主义者。他写到发明和技术进步时，那种活泼、充满希望、笃信不疑和热忱，甚至有点孩子气。“一切创造都是一座金矿，”他论述发现和发明的第一份演讲稿这样开头，“每个人都是矿工。”林肯接着强调了人类的独特性，人可以像动物一样干活，但人和动物不一样，人懂得改进技艺。
(11)

林肯论技术的观点显然是乐观的，甚至还有点天真。他似乎不假思索地接受了技术进步可以促进道德升华的看法。这里就谈到了奴隶制。奴隶不能为自己的劳动得到公平的回报，这就侮辱了他和他的主人的人格，背离了民主体制。我们的共和政体是由宪法规定的，它要求劳动力自由，而劳动力自由可以带来机会、进步和希望。奴隶制把这一切都推翻了。
(12)

在林肯的思想中，奴隶制的罪恶数不胜数，但带有一种黑白人种不平等的可悲感觉。
(13)

不可否认，19世纪50年代，在他生命的关键阶段，林肯深信黑人是低人一等的，他们不配享有与白人同等的社会和政治地位。他经常表明这个观点。最公开的一次是1858年林肯在查尔斯顿的讲话：“我现在不、以前也从来不曾赞同促使黑人和白人以任何方式实现社会和政治平等。”林肯不会让黑人当选民和陪审团成员，不会赋予他们担任公职的资格，不会允许他们与白人通婚。他相信，两个种族的体格差别使他们根本无法在同等条件下共同生活，白人总是高人一等的。他不希望黑人女性做奴隶，这并不意味着他想娶她为妻；他只是不理会她罢了。
(14)

上文不是令人愉快的陈述。正如历史学家肯尼思·M.斯坦普（Ken‐neth M.Stampp）不久前写道的那样，林肯在查尔斯顿的讲话说明，林肯“最充分、最明白地宣布了他对白人优越性的信念”。
(15)

但是，在林肯与种族平等问题作斗争的过程中，查尔斯顿的讲话不是一个孤立事件。显然，听众如果不在感情上偏爱南方，林肯表达自己的白人优越感时是直言不讳的。人们经常注意到，林肯是否转换问题的重点，要看他在伊利诺伊州的哪个地方讲话；实际上，在竞选辩论期间，斯蒂芬·道格拉斯本人对林肯的责难恰恰是林肯在这个问题上的前后不一。但是，无视根本的种族主义是幼稚的，不管林肯在哪里演讲，种族主义都是他思想的内涵。1854年，林肯在伊利诺伊的皮若亚坦率地承认，他的个人感情不允许他思考种族之间的政治和社会平等。身为精明的政治家，他又补充了一句：“即使我的个人感情允许我这么做，我们很清楚，广大的白人同胞也不允许。”
(16)

即使在芝加哥，林肯也强调了黑人和白人在诸多方面的不平等，他同时却又尽量为美国黑人争取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权利。
(17)

1857年，林肯在斯普林菲尔德指出，《独立宣言》的本意根本不是肯定所有人在一切方面平等。不管怎么说，他的这种观点十分荒谬。《独立宣言》只规定了基本的权利，明确了“自由社会的普遍原则”，虽然这些原则从未实现过，但它们可以被赞赏，可以努力争取，时机成熟的话，尽可能地接近。
(18)

林肯在让黑人实现完全平等的观念面前裹足不前，人们不必因此怀疑他的真诚，他的确一直在坚持为黑人争取宪法赋予的基本权利。举例说明，当林肯指出《独立宣言》规定了自由社会的普遍原则时，他是在督促自己的同胞把黑人当时还没有获得的一些权利赋予他们。在19世纪50年代，林肯的这种主张带有废奴主义的味道，这个标签极有可能影响他的政治前途（斯蒂芬·道格拉斯就喜欢在这个问题上抓他的把柄）。林肯在1854年后对两个问题进行了艰难的、实际上是非常难得的分辨，但他认识到黑人也是人。他们是人，尽管他们以某种奇怪的、几乎不可理喻的方式低人一等。我们喜欢强调林肯身上保留的偏见，因为我们把他看做美国道德高尚的典范，我们景仰和爱戴他。但是在19世纪50年代，白人优越论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同凡响之处在于，林肯有勇气冒着与废奴主义者结盟的危险，大声指出奴隶制是错误的，反对在道德和政治上把它扩展到整个美国。就像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指出的那样，林肯始终全心全意地致力于白人的福祉。他愿意推迟赋予、否认或者牺牲黑人的权利。他当总统只反对奴隶制的扩张。他的爱国梦想只包括白人。他拥护《逃奴法案》（Fugitive Slave Law），热切地镇压奴隶起义。白人是他亲生的孩子；黑人只是他的养子。但是，道格拉斯最后写道：“用国家的感情衡量他……他是敏锐、热忱、激进而坚定的。”
(19)

林肯对奴隶制发自内心的、日益增长的痛恨与他的白人优越感之间的矛盾并不容易调和。此外，废除奴隶制不仅不符合宪法，而且不切实际，废除奴隶制以后，奴隶们怎么办？他们会成为不平等的社会成员，永远无法充分参与到社会当中。“即使把天底下的一切权力赐给我，”林肯在1854年说，“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处理现存的这种体制。我的第一冲动是解放奴隶，把他们送到利比里亚，送回他们的故乡。”
(20)

林肯敏锐地看到，黑人殖民昂贵、危险、耗时费力，但他也感到，这是唯一可行的解决方案。似乎只有两种选择：解放奴隶，让他们留在美国成为“下等人”；或者让他们与白人完全平等。从白人的角度，在他看来，这两种选择都是不可能的。
(21)

于是，他多年来反复思量殖民策略，我们现在回顾他的想法，觉得简直荒唐无礼，但当时却显得明智且符合人道。在1852年，他歌颂了克莱的努力，因为克莱从1816年起就开始把黑人送回非洲。

如果它果真实现该多好！……如果像殖民的朋友们希望的那样，不管用什么办法，我们国家当前和今后的世代能够成功地在我们的土地上消灭危险的奴隶制，同时，让那些被俘获的人们带着对将来的美好展望返回早已失去的故土，而且这种变化缓慢发生，不管种族还是个人都不会因此承受痛苦，那么，这样的成就实在是辉煌的。
(22)

林肯本人是斯普林菲尔德殖民协会的活跃分子。他在1855年1月4日对这个协会发表过讲话。
(23)

他在题为“分裂之家”的演说中谈到了“最终消灭”奴隶制，他当时可能考虑过殖民。
(24)

在19世纪50年代，思路不清、前后矛盾和刻意区分等等这些问题深深地蕴含于林肯对奴隶制和种族平等的相关问题所作的思考当中，表明他主要关心的是其他问题——即联邦的维系。因为关系到奴隶制的政治议题不是废除而是扩展，而在扩展奴隶制的问题上，林肯看到美国正在急速滑向内战的边缘。宪法没有明确规定在新近购买的美国领土上怎么处理奴隶制问题。1820年那份精心构想的密苏里协议似乎永久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可是，1848年以后，美国从墨西哥手里买来大片土地，南北方在各条边界上的关系再次变得紧张，这些要素注定要重新开启扩展奴隶制的整个议题。经过艰难的斡旋和几乎开战的局面之后，第二份协议在1850年试行了。这份协议刚开始显得十分稳妥，但是很快就在促成它的主要责任人的压力下分崩离析。斯蒂芬·道格拉斯是一位机会主义者，他极具野心，对发展铁路很感兴趣。身为参议院国土委员会的主席，他想在1854年推动通过一条法案，很快把堪萨斯和内布拉斯加纳入全国的组织系统。到时候，有效的州政府就可以使修建跨越大洲的铁路成为可能。道格拉斯希望一举解决当时最挠头的政治问题，当然，也希望凭借自己的付出赢得国家领袖的地位。

道格拉斯觉得，问题的关键在于允许各州自行决定是自由州还是蓄奴州。为了使这种回避奴隶制问题的态度显得合理，道格拉斯使用了人民主权概念。道格拉斯认为，人民主权是方便而又完全合法的回避道德热情的借口，因为正是道德热情点燃了奴隶制辩论的火焰。他本人并不在乎奴隶制被否决还是通过。让人民来决定。可是，在林肯看来，用人民主权的概念来解决美国国内奴隶制问题，是极其不适当的。林肯觉得，美国的立国者根本没有考虑过允许奴隶制扩张，达到南部诸州最初的范围之外。如果任其自然发展，到时候奴隶制自然会渐渐萎缩。可是，千万不能让奴隶制在新的国土上重新焕发生机。所以，地方上自主管理国土的民主原则必须让步，服从于合法政府关注的更大的根本问题和《独立宣言》的原则。

偏执狂与群体自我

1858年6月16日，在立法院酷热难耐的房间里，亚伯拉罕·林肯向州共和例会的全体会员讲话。当天下午的会议指定林肯为美国参议院的候选人。林肯在讲话中接受了任命，并简单概括了他对当前问题和将来怎么解决它们的看法。

林肯的讲话以辞藻华丽的淋漓铺陈开了头——它们构成了整篇演说稿的7%，这篇讲稿因此成了政治演说史上的不朽之作：

如果我们当初就能知道自己现在所处何地，将来要走向何方，那我们就能更好地判断该做什么，该怎么做。

现在已经是那项政策被确立后的第五个年头，当时我们是以明确的目标和自信的承诺，希望它终结奴隶制的激烈争论。这项政策执行以后，辩论非但没有停止，反而呈不断加剧之势。

在我看来，争论不会终止，除非达到并度过一场危机。

“不和之家难长存。”

我相信我们的政府无法接受，永久的一半蓄奴州一半自由州。

我不希望联邦解体——我不希望大家庭轰然倒塌——我希望它不要再有意见分歧。

它必须作出非此即彼的选择。

要么，奴隶制的反对者阻止它进一步扩张，把它摆在让公众感到安心的位置，即相信奴隶制正在走向最终的消亡；要么，奴隶制的倡导者继续推动它的发展，直到蓄奴在每个州都变得合法，不管是原来的州还是新增加的州，是北方的州还是南方的州。
(25)

然而，“分裂之家”这篇讲稿由两个鲜明的部分组成。人们熟悉的酣畅淋漓的开场白是以林肯本人的经历、感情和需求为心理基础的。他对政治修辞的利用巧妙地表达了他本人最深刻的担心，处于危险的内战边缘的国民可以清楚地领会他的修辞。但讲话的核心——以及它所涉及的大部分内容——勾勒出一幅鲜活的图景，即南方各州密谋要把奴隶制推广到全国。林肯简短地叙述了新近发生的一系列事件，以此为背景阐述自己的理论。他指出，客观冷静地分析一下，这一系列事件显示出清楚的“谋划证据”和“一致行动”。林肯觉得这个阴谋早就开始酝酿，“他们的第一次胜利”是1854年通过的《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这项法案以欺骗性的人民主权为基础，打开了奴隶制进入其他领土范围的大门。接着是1856年布坎南当选总统，布坎南是一名软弱的民主党人士，他毫无疑问是亲南方的。这是他们赢得的第二个胜利。第三个也是最终的胜利紧随布坎南的就职典礼而来，那就是高级法院宣布了对德雷德·斯科特（Dred Scott）案件的判决。阴谋的“各种机器”在这次判决中达到了全速运转的状态。判决宣布，没有一个黑奴或他的子孙能成为公民；不管国会还是有关领土的立法都不能在任何一块国土上排斥奴隶制，是否把奴隶送到自由州让他获得自由，要由蓄奴州自主决定。至少在理论上，判决的这部分内容几乎相当于批准南方绑架自由的北方黑人。

“真相日渐明朗，”林肯评论说，“几件事情现在看起来不那么隐晦和神秘了”。他继续讲道：

我们不能断定所有这些准确的调整是先前一致行动的结果。但是我们看到了搭起许多框架结构的木料，我们知道这些木料的不同部分是在不同的时间和地点、由不同的工人砍伐的——例如斯蒂芬（·道格拉斯）、富兰克林（·皮尔斯）、罗杰（·托尼）和詹姆斯（·布坎南）——我们看到这些木料被楔合在一起，我们看到它们严丝合缝地构成了一座房子或者磨房的框架，所有的榫头和榫眼都互相吻合，每块木板的长短和薄厚都准确地适合它们各自的位置，没有一块木板太长或者太短——连脚手架也没有漏掉——或者即使少了一块木头，我们也可以看到，框架里的这个地方已经被补好，或者正准备用一块适当的木头来填补——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发现，我们无法不相信富兰克林和罗杰、詹姆斯从一开始就是互相理解的，他们致力于共同的计划或者在下笔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草稿。

林肯对这些事件作了戏剧性的解释，把人们的注意力从堪萨斯和其他国土转移到了伊利诺伊和北方的自由州。林肯辩论说，我们也许可以安心地上床睡觉，因为我们相信，密苏里会成为自由州，可是，“我们早上醒来看到现实，高级法院让伊利诺伊州成了蓄奴州。”林肯进一步指出，要是这还不够，美国还可以期待与非洲重开奴隶贸易。如果白人拥有奴隶是神圣的权利，那么，用最便宜的价格购买奴隶，难道不同样是白人的神圣权利吗？廉价的奴隶显然在非洲而不是弗吉尼亚。

讲话中的阴谋论显著地加强了慷慨激昂的开场白的力量。在林肯看来，意见分歧的状况在众议院不会持续很久。如果奴隶制推广到全国，我们的自由制度就会毁于一旦，但如果北方遏制奴隶制的扩展，就会把奴隶制推上最终消亡的道路。不少观察家立刻看到了呼吁用战争来终止奴隶制的黯淡前景。如此明白地预见到不可避免的战争结局，似乎是在为战争推波助澜。所以，斯普林菲尔德的《快讯》（Register）（一份民主党的报纸）编辑查尔斯·兰菲尔（Charles Lanphier）才会猛烈抨击林肯的好战。
(26)

可是，林肯既没有收回他的阴谋论，也不肯轻易放弃它。道格拉斯对林肯的指控基本上采取充耳不闻的态度，林肯很是恼火。
(27)

他在1858年夏末秋初与道格拉斯的辩论中几次提到阴谋论。
(28)

直到1859年9月16日，林肯在俄亥俄州向哥伦比亚的部分听众讲话时说，共和党必须坚定地反对恢复非洲奴隶贸易的阴谋，国会要通过奴隶法案，彻底阻抑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延伸，阻止奴隶制在整个美国变得合法。林肯指出，这些发展还没到迫在眉睫的地步，但是要时刻保持警惕：

他们还没有作好准备。这些举措的始作俑者知道，我们太强大，他们对付不了，但他们会在时机成熟时向我们发起进攻。如果我们现在不把他们驱散，将来就必须跟他们赤手空拳地搏斗。
(29)

到1863年6月12日，林肯写道：“暴乱者的战争准备已经持续了30多年，政府却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抵制他们。”
(30)

我们现在回头去看，林肯的阴谋论简直大错特错，这一点很明确。
(31)

因为像他阐述的那样，阴谋远远超出了南部狂热分子策划的范畴。在林肯看来，阴谋的领袖是当代杰出的政治人物：美国总统詹姆斯·布坎南、高级法院的首席法官罗杰·B.托尼，当然还有斯蒂芬·道格拉斯。因为道格拉斯通常被认为是最重要的民主党参议员，所以林肯心中的阴谋家基本活动的构成包括了三个完整的政府部门：行政、司法和立法。布坎南和托尼似乎为德雷德·斯科特案件有过串通，但是，除此之外，道格拉斯、布坎南和托尼三个人精心策划的阴谋在1854年出台、在1856年发展、在1857年走向成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首先，布坎南和道格拉斯二人不合，彼此厌恶。道格拉斯期望在布坎南任职期间得到委任，就任高职，不料无故遭到冷遇和孤立，没有获得有影响力的职位。道格拉斯反对布坎南的“莱康普顿宪法”（Lecomptom Constitution），为了报复，布坎南想削去道格拉斯在伊利诺伊州得到的资助。在林肯发表了《分裂之家》的演讲前几个月，美国政界充斥着权力斗争。激进的南方人士要求恢复奴隶贸易的证据也很站不住脚。很难想象美国政府这三个部门的领袖真的计划那么干。严肃的政治家也不会预期通过全国性的奴隶法案。作为1850年妥协的组成部分，《逃奴法案》已经造成了很多麻烦。林肯不仅视角错误，而且误解了政治潮流的方向。

林肯对1858年发生的众多事件的错误认识似乎带有偏执狂的倾向。他对一连串事件为什么会作出错误的估计和狂热的反应，这个问题令人困惑。很可能，他只是捕捉到了公众的情绪，并把它表达出来。无疑，林肯是个理性的人。他早年的人生发展中没有丝毫迹象显示他是偏执狂。他过去——后来也以对敌人的慷慨、以他的温情和善解人意著称。他显然感觉到了危机，并把它看做自己个人的危机。他明白地表达了危机隐含的意义，其他人很少能把它表达出来。他赋予了它形式，甚至赋予了它方向。实际上，当时人们的思想普遍具有偏执狂的特点。林肯强有力地对他们内心深处的恐惧作出了回应。“他比美国人自己还要了解他们，”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
(32)

林肯表现出来的偏执狂反映了在整个美国广泛传播、异常猖獗的偏执狂，并因此助长了它。在参议院的竞选中，林肯的对手斯蒂芬·道格拉斯指责林肯，他以林肯之矛攻林肯之盾，说林肯的想法更狡猾，林肯设想的国家发展前景的隐含意义多有夸张。辩论期间，道格拉斯劝说听众把选票投给林肯，

如果你们渴望黑人享有公民权，如果你们渴望允许黑人进入州政府和白人平起平坐，如果你们渴望黑人和你们一样平等地投票，让黑人有资格担任公职，充当陪审团成员，评判你们的权利，那么请你们支持赞同黑人公民权的林肯先生和黑人共和党。
(33)

林肯几次想回应道格拉斯，指出自己既不是种族融合分子（赞同两个种族的彻底融合），也不是废奴主义者，他想赋予黑人妇女合法权利，并不意味着他想娶她为妻，他对奴隶制的道德立场绝不体现为废奴主义者强力解放奴隶的愿望。
(34)

我们很难相信道格拉斯没有意识到上述区别，但我们同样也很难理解林肯的阴谋论，因为正是阴谋论，让道格拉斯站到了阴谋策划在全国推广奴隶制的中心地位。

林肯像

美国政界鼓励竞争、猜疑和夸大其词。能力不相上下、党派支持度大致相当的个人为竞选公职展开斗争。付出的代价也许是他们自己、党派以及千千万万选民的财富——选民期待自己拥护的候选人胜出后得到好处。在美国，从杰克逊时代演化而来的政治制度，极力强调候选人之间的个人竞争。恶毒攻击的悠久历史把极肮脏、极下流的指控和反唇相讥变得司空见惯、合情合理。举例来说，1828年，在白热化的总统竞选期间，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被对手骂成妓女和黑人的崽子、篡位者、赌棍、斗鸡打架的小子、酒鬼、文盲和不适合担任高位的人。对他妻子的辱骂更凶，她被骂做通奸的淫妇。约翰·昆西·亚当斯似乎是个皮条客，他花钱买到了总统职位。人们认为他根本背离了美国的社会制度，他执政期间滥用了大量的公共资金。就连约翰·克莱也不能幸免。克莱被描述为叛徒，他唆使他人暗杀了威廉·摩根（William Morgan），以免共济会的丑闻曝光。就算1828年的情形是个极端的例子，它也不是没有代表性。在各个级别的政府部门，都风行类似的攻击和竞争。人们喜欢这样。演讲、游行、打开威士忌的酒瓶——这些都有助于激发支持者的热烈感情。人们忍受两三个小时长篇大论的演讲，这是通常的演说时间，接着阅读第二天的报纸，看它对前一天的讲话极其忠诚的总结和分析，报纸也具有狭隘的党派性质。正是在这种环境的鼓励下，那些原本温文尔雅的人也展开了政治斗争，不得不采取极端的立场。当时美国的政治风尚把竞争双方推向极点。

但是，直到19世纪50年代，政党竞选中占据主导的恶俗攻击似乎不是出于恐惧心理，而是受求胜心切的燃烧的欲望驱动。举例来说，马丁·范·布伦（Martin Van Buren）是纽约政治圈的领袖，他在19世纪20和30年代绝对不是个可爱的人物，但他没有恐惧症。19世纪50年代，一些新的要素出现了，人民始终徘徊在阴影里，它笼罩在美国政坛的边缘，并渐渐地把阳光完全遮蔽。猜疑达到了极端的程度，连林肯这样原本保守的人，也为自己想象中的在全国推广奴隶制的阴谋而害怕得发抖。魅力稍欠而头脑精明的政治家，如道格拉斯，则变得易怒和脆弱。道格拉斯也许相信、也许不相信他在1858年对林肯的指责，但是，1857年后，为了争夺民主党的控制权，他觉得自己受到了布坎南的打压。这是可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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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还由于南方党翼的势力日益增强而承受着压力，南方人不愿意在奴隶问题上作出任何妥协。此外，林肯和道格拉斯的所感所思也在整个国家屡屡得到印证。比如，就连在1850年反对过妥协案的威廉·苏厄德（William Seward）也逐渐认识到，要解决奴隶制问题，公开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有趣的是，苏厄德也强烈地反对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发展成了一场规模浩大的运动，它肯定原先的国家理想，积极反对欧洲近年来继续移民。有人认为，苏厄德在1860年的共和党会议上败给林肯，是因为他多年来冒犯了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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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治和文化在19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发生变化的有趣例子是废奴主义者的活动。长期以来，废奴主义者对奴隶制继续存在的反应，都是表达道德义愤，而现状几无改变，他们的挫折感日益增强。在19世纪30年代运动发起之际，在强烈的宗教热忱的鼓舞下，废奴主义者投身于风起云涌的改革运动（尤其是禁酒运动），他们的方式始终是和平、甚至绥靖的。然而，劳伦斯·弗里德曼（Lawrence Friedman）曾经雄辩地指出，19世纪30年代，废奴主义者身上真正潜移默化的绥靖程度很值得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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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奴主义者没有努力解决一个基本问题：假如是自卫，暴力是否可以接受。他们就一个目标达成了共识，用道德说教来推进政治改革。问题在于，很少有人考虑过，如果暴力指向了自己，该怎样应对。他们很快就发现，用暴力来自卫是否符合他们的道德和宗教信仰，这问题成了他们面临的根本困境。于是，伊利诺伊州奥尔顿（Alton）的废奴主义编辑伊莱贾·洛夫乔伊（Elijah Lovejoy）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的两台印刷机被捣毁。第三台印刷机送来的当天，他和一群追随者躲在仓库里，拿起了枪开始自卫。洛夫乔伊本人虽然一弹未发，却在其后的混战中中弹身亡。

19世纪30年代废奴运动中实际的绥靖程度如何，人们对洛夫乔伊的死作出的反应成了这个问题的有趣测试。大多数废奴主义者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洛夫乔伊愿意以暴制暴是正确的。在他们看来，问题在于整件事的残暴、奴隶制的邪恶以及乌合之众的破坏力。只有萨拉·格里姆科（Sarah Grimké）和少数几位废奴主义者坚决反对洛夫乔伊的自卫决定。格里姆科觉得，因为洛夫乔伊愿意拿起枪来捍卫报社，所以严重地损害了改革运动的道义。

在19世纪30年代，对这个问题的辩论远不是当时的政治主流。然而，轻易接受用暴力来自卫的态度注定要给废奴主义者酿成苦果。他们失去了对绥靖主义的坚定承诺，在某种意义上也就失去了道德上的纯洁性。绥靖显然是可取的，但首要关心的问题是奴隶制的终结。可是，这个目标在废奴主义者看来变得日渐渺茫。他们惊讶地看到了白人领导的、以奴隶制为基础的南方政治力量，似乎一年年变得愈发强大。道德改革的结果适得其反。南方的力量到处扩散，它还一天天变得好斗、嚣张。从1848年起，废奴主义者产生了越来越强烈的怀疑、迷失方向、遭遇挫折和愤怒等复杂的感情，结果，运动内部失去了凝聚力，很快，他们的观点也受到了影响，他们心目中用来终结奴隶制的适当和必要的手段变了。他们重新制定了战略。原来的道德绥靖主义作出让步，他们认可了暴力是终止奴隶制的唯一手段。约翰·布朗（John Brown）在1856年袭击了几位倾向于赞同奴隶制的拓荒者，帮助人们重新树立了态度，他在1859年试图突袭西弗吉尼亚州哈珀斯费里（Harper’s Ferry）的联邦军械库，就此为拉开南北战争的序幕奠定了基础。能言善辩的黑人领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事先得到了通知，知道布朗要突袭哈珀斯费里（道格拉斯警告布朗取消这个计划），废奴主义者威廉·劳埃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却为布朗的勇气和忠诚鼓掌叫好。

废奴运动的这个例子之所以有趣，在于它说明极端的怀疑能够有效地动摇坚定的信念和至为宝贵的道德观。据说，萨姆特堡垒（Fort Sumter）的枪声响起——美国内战打响了第一枪——这个消息在参议院宣布时，有个女人兴高采烈地在阳台上欢呼；她本人是废奴主义者，她认为只有战争才能结束奴隶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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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莱曼·比彻（Lyman Beecher）的精神后裔，战斗打响与他们在19世纪30年代决定用坚决的绥靖来推动道德改革的初衷相差十万八千里。越来越强的挫折感助长了废奴主义者对南方力量的恐惧，他们变得好战，最终转向崇尚暴力。废奴主义者越感到失去控制力（尤其是1848年以后），就越容易满腔愤怒。

弗洛伊德最早指出，心理症状通常会传播、会扩散。所以，以相对局限的形式产生的固执念头往往会发展成一种思维方式。举例说明，在弗洛伊德关于强迫症的研究文献中，“鼠人”刚开始害怕虐待狂诺瓦克船长描述的“老鼠惩罚”降临到他的父亲和朋友吉塞拉身上。他体验过的与老鼠有关的毁灭性恐惧逐渐影响到了他生活的方方面面，躲避危险的程序性的固着习惯也必然相应地增加。弗洛伊德在移情过程中遏止了这种扩散，让他把注意力集中在恐惧、焦虑和自我矛盾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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恐惧症也有同样的扩散现象，歇斯底里可能也是这样（例如安娜·O.的病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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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是，隐含的矛盾一旦表现为具体的综合症，如果这种矛盾由于某种原因恶化，就会发明相同主题的新变体。在姑且称为群体自我的范畴，认识到这种综合症不断扩散的观点，对我们把握19世纪50年代的隐含问题是有帮助的。但是，我们必须把经典的精神分析学翻译成自体心理学。因为我们关心的不是矛盾和症状之间的关系，而是群体自我体验分裂的意义。如果小范围的、确定的群体中的成员——废奴主义者、波士顿的爱尔兰移民、南方白人贵族，体验到了强烈的猜疑、竞争、愤怒和嫉妒，那么，较大的群体分裂焦虑的结果就变得十分明显。这个问题也许没有听上去那么复杂。我们每个人都肯定知道，害怕和仇恨可以互相强化，它们可以吞噬团体当中的异议分子。精明而强有力的领袖，如丘吉尔，懂得怎么遏制这种恐惧的扩散；同样精明而强有力的领袖，比如希特勒，出于相反的动机，懂得怎么鼓励群体自我的这种正在扩散的恐惧和仇恨。

美国在19世纪50年代的猜疑心理无疑也是广泛扩散的。废奴运动在允许使用暴力的过程中，态度发生转变，折射出南方白人好战斗狠的形象，促进了战争，并为之作好了准备，因为南方人也觉得自己遭到了攻击。他们认为，废奴主义者在大规模地反对他们根本的生活方式，挑起奴隶暴动，到处毒害人们的思想。

肯尼思·M.斯坦普不久前指出：“南北战争前，南方是一块害怕奴隶起义、内心焦灼不安的土地，的确，如果不把这个因素考虑进去，就不能理解南方白人的心理或者地方性的冲突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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乔治·菲茨休（George Fitzhugh）是一位保守的南方理论家，他用嘲讽的笔调形容废奴主义者热爱“粗野、肮脏、赤身裸体的非洲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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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也表达了恐惧症背后所投射的幻想。“他们敢在欧洲实施无政府统治，不敢实行纽约的‘自由之爱’，不敢实行中部城市奥奈达的乱伦，不敢实行摩门教的一夫多妻制。北方的道德、宗教和社交方面的异端邪说比欧洲人更可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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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南方白人心目中的废奴运动有广泛的心理和政治基础：它包括每个不积极支持南方的人。例如，林肯被认为是废奴运动中阴谋毁灭南方的一分子；他会遏制奴隶制，把它消灭，并坚决把奴隶赶出美国领土。许多南方人认为，林肯在1860年当选总统是对他们的侵犯，是故意跟他们作对。林肯当选后不到一个半月，南卡罗莱纳退出了联邦；林肯在1861年2月11日离开斯普林菲尔德前往华盛顿时，南方腹地的7个州退出了联邦。1858年之后，南方甚至开始攻击斯蒂芬·道格拉斯。道格拉斯本想站在南北方之间求同存异，把注意力集中在团结、发展和铁路建设上，避开奴隶制、退出联邦和战争问题。从道格拉斯与林肯的辩论中可以看出，道格拉斯显然不是南方坚定的支持者。南方认为，道格拉斯的保守是对他们事业的背叛，没有南方的支持，道格拉斯1860年竞选总统的希望注定破灭。

自我紊乱的临床迹象之一是患者孤立的自大狂：一个冷漠、疏远、不参与的个体，他的脆弱和自大是为了保护脆弱的核心自我免于崩溃。例如，精神分析学家海因茨·科胡特讨论过患者I先生的情况。科胡特的分析是用患者陈述的自夸的英勇业绩开始的。患者详细描述了自己的无数女友、绘画和诗歌作品，他还希望成为最好的患者。这些幻想的直接表达、尤其是独特而有趣的部分，揭开了隐藏其下的真实情感：他在社交场合手足无措，他在有地位、有钱的人面前感到自卑，他长着“硕大的犹太人鼻子”，这只鼻子曾经在他父亲的主张下做过手术。他小时候体弱多病，经常感冒、喉咙痛、咳嗽，还患过支气管炎。在I先生自大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相当程度的自我鄙夷和很低的自我评价。他的强迫性的性生活不是健康的自我肯定的表现方式，也不能用经典的精神分析学概念把它解释为根本的性冲突。它反映了自我的脆弱。

有一条线索可以区别正常的自我肯定或神经症冲突与干扰自我的自大孤立，那就是自大狂易碎的心理特质。这个观点也与群体有关。对于面临危险的群体自我和构成该群体的个体，夸大的绝对正确的观念有助于把四分五裂的核心自我凝聚在一起，就好比用一根绳子系在一起。我们马上就会想到纳粹德国的例子。但是，19世纪50年代，美国在某些方面的特点更趋向于面临危险的群体自我。这10多年来，大多数政治风云的参与者都产生了一种提升的——而且不断强化的自我正确的感觉。连林肯也越来越笃信他的观点，甚至变得顽固。他的立场刚开始是调和、中庸的。1854年，林肯在伊利诺伊州的皮奥里亚的一次讲话中，用很大的篇幅表达了他对南方立场的理解：“在我接着讲下去之前，”他在抨击了奴隶制及其扩张后插入了下列内容：

我要说，我对南方人民没有偏见。我们如果处在他们的处境，也会像他们一样。如果他们那里现在不存在奴隶制，他们也不会引入奴隶制。如果我们这里存在奴隶制，我们也不应该马上放弃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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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57年，林肯不再对南方表示同情了。相反，为了支持自己的立场，他把焦点转向了美国的先父们真正打算用《独立宣言》完成的事业。“他们的本意是建立自由社会的基本原则，”他在斯普林菲尔德的讲话中对德雷德·斯科特案的判决作出回应时说，

（这些原则）虽然从来没有被完美地实现过，却应该被所有人熟知、尊崇，并长期追求、不懈地为之奋斗、尽可能地接近，进而不断地传播、加深它们的影响，增加各个地方、各种肤色、每个人的幸福和生命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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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分裂之家”讲话（开场白的慷慨陈词）中，林肯看待问题的高屋建瓴的视角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他坚定的高尚而正确的自我感觉。这种感觉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对应于把奴隶制推广到全国的阴谋使他感到的深刻恐惧（讲话的主旨）。在各种事件的推动下，林肯用越来越尖锐的口吻强调着自己在道德和政治上的坚决态度。

林肯把他对奴隶制痛苦而敏感的思考清楚地表达了出来，他的思想经历了从强有力的反对到相信阴谋论的演化，这种变化跟他本人自觉的道德正确性紧密相连，暗示了群体自我问题具有更广泛的意义。的确，19世纪50年代，声音洪亮地断言自己正确、他人错误是典型的做法。正是这种“我比你们高尚”的性质，使废奴主义者与整个社会十分隔膜。他们脱离大众，自我保护，方式更加内敛，这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优越和受困的感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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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见强烈的南方白人在宣称南方生活的优越性时，也同样变得越来越坚定和自大。例如，乔治·菲茨休于1854年以后开始热烈地为奴隶制辩护，同时，他也猛烈批评自由社会和北方的个人自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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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可以再举一个临床上的著名案例，来说明扩散的自大狂怎样在心理学上与接近恐惧症的极端猜疑有所关联。自我面临危险时会作出一种反应，那就是标出远远超出合理范围的情感领地。对世界提出如此夸大的要求之后，他就可以接受并且警惕预想的外界对自我的侵犯和攻击。科胡特认真地研究过另一个案例。患者E先生小时候骑自行车穿过大街小巷时，经常考虑重建他所生活的整个城市的建筑。非常奇特，他的幻想与阿道夫·希特勒青少年时期的经验十分类似。E先生听了对他这些幻想的分析，继续联想，想到自己童年时代被母亲抛在一边，那种感觉可怕而无聊。他的母亲从来不对他的需求作出回应。他说：“我好像一直只是在等她去世。”他在这种环境下极度孤独，只好跟玩具“从早玩到晚”。“我想我要崩溃了，”他说，“哪怕只是再想起那种感觉，我的皮肤立刻就会刺痛，精神也会消沉。”他回忆说，每当他产生这种感觉，他就把脸贴在人行道上摩擦，直到脸颊擦得生疼。接着，他回忆了骑自行车和重新设计整座城市的幻想。

像E先生这样脆弱的患者，会不可避免地感到挫折和失望。患者觉得自己随时可能遭到攻击，必须用各种防御手段来对付。换句话说，脆弱使他们变得警觉、疑心重，这种情绪经常会临界于（或者导向）恐惧幻觉的全面展开。冷漠和疏远是他们保护自我的屏障，它掩盖着背后的愤怒。如果他们的特殊需要遭到批评或者没有得到回应——在患者的思维当中，这两者不容易区分——他们就十分沮丧。他们对伤害的一种反应是攻击。所以，有一次，在一周的最后一次诊疗结束之际，分析师打断E先生的联想，提议下个星期一继续进行。而E先生的那次联想是艰难而痛苦的。整个周末，E先生不断地梦到自己在等待分析师完成对另一位患者的治疗，那时间好像漫无尽头。“于是，他转身朝后排的人开了枪，射击次数之多远远超过了必要。”“他的意思是，”他说，“那人早已经死了，他还在继续射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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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先生在痛苦的联想过程中被打断，杀死分析师的梦是他对自己受到伤害作出的直接反应。但是，他过于容易受到伤害，却是由他本人决定的。因为他的自我膨胀，他要求沙发背后有个看不见的人，能够对他的内心作出镜像反应。不可避免的，分析师无法满足他的特殊需求，突然结束了诊疗。于是，E先生体验到了由此导致的挫折感，认为这是对他自己的暴力侵犯。于是，他给予了回击。

如果这种情感变化说明在自我问题上自大与猜疑有关，那么它也暗示，坏脾气和普遍而戒备的敌意会助长自我的脆弱。E先生显然是一位苛刻的患者，他对分析师的“失败”作出了粗暴的（经常是自我毁灭的）反应。他无时无刻不表现出对世界的愤怒和敌意。把E先生的这个侧面集中起来，就类似于19世纪中期一天天侵蚀消磨着美国社会的地方、阶级和种族之间的矛盾。美国众多的殖民地无疑是单独的实体，但它们的文化相同，建立在与英国的共同关系基础上的《宪法》，把它们团结起来。革命以后，各州都为新成立的联邦政府放弃了自己的一部分权利。但是，国家利益和地方甚至地区利益始终是每项举措的重要核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区域竞争继续充当重要主题。例如，喧哗的关税斗争使北方和西部与南部对抗起来；金融问题容易导致西南联合起来反对北方；国内发展问题则容易导致南方的孤立，因为南方从这些项目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好处。这些分裂显然意义重大，它们使这个新兴的国家在政治、社会、经济和文化诸方面都各不相同。

不过，团结的群体自我也渐渐奠定了基础。革命后理想化的文化需求助长了人们对《宪法》和《独立宣言》的坚定的理想化。比如，帕森·威姆斯（Parson Weems）在他的《华盛顿传》（1802）中，把乔治·华盛顿塑造成一位神话般的英雄，他在参加战争、建立美国政治制度的过程中扮演了令人钦佩的角色，但人们对他的景仰主要是由于他的崇高个性和品德；樱桃树的故事就是威姆斯杜撰的。反过来，被群体肯定的理想又加深了一种强烈的认同感，比如扩大选举权、发展国内经济，以及彰显坦率、诚实、正直、健康、富裕和力量等共和美德等。革命后，几乎人人都认为，应该迫使印第安人离开他们的土地，黑人作为奴隶要继续留在种植园，现有的阶级状况不予改变。1825年以后，安德鲁·杰克逊的高大形象极大地影响了各州权力的逐渐销蚀，一个效率较高、日益强大的联邦政府出现了。比如，1828年，所谓“令人嫌恶的关税”激怒了南卡罗莱纳，它害怕高关税让日渐萧条的经济毁于一旦。于是，约翰·卡尔霍恩（John Calhoun）提出了最早的理论，全面论述了退出联邦的权利。南卡罗莱纳立法会投票回应，表示如果不取消关税，就要退出联邦。杰克逊本人是南方人，他不能容忍这种地方主义分裂国家。1832年，他动员军队进驻南卡罗莱纳，同时推动国会通过了《军力动员法》。问题得到了折中处理，许多人因此恨恨不平，但关键的要点表达得很清楚：新的美国自我不是那么容易被内部纷争毁灭的。

杰克逊一派基本上成功地规避了种族问题。两个主要党派都不反对奴隶制本身，这意味着民主党和辉格党都同意原封不动地保留原有的体制，把300万黑人桎梏起来。《宪法》认可奴隶制的合法性，南方的经济发展越来越依赖奴隶制；北方白人拥有广袤的土地和种族主义视角，北方人对现存的政治和社会制度也保持沉默，就算有不满也不说出来。南方人深知奴隶制不对，却仍然占有奴隶，这种情况在林肯这样的人看来并不奇怪。因为南方的经济和社会制度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必然要迎合普遍的行为模式。林肯要表达的关键要点是：一个人必须认识到奴隶制是根本错误的，并且希望它自然消亡；此人对奴隶制将来发展趋势的正确认识，不必影响到他当下的行为。当然，北方持不同政见者反对对奴隶制的存在持宽宏大量的态度，但表达异议的声音通常是平和的，政治上也没有引起太多注意。

然而，群体自我的紧张和分裂是普遍的，1848年以后，事件的发展越来越多地与杰克逊派的假设发生抵触。主要的挑战因墨西哥战争而起，战后，美国获得了广袤的土地。谁也不知道该用什么法律来统治这块土地上的居民。南方人觉得，他们有权随心所欲地把奴隶制扩张到任何地方，而北方和西部的人们则重新认识到，把奴隶制不加区分地扩展到新的领土是利害攸关的。战争的辩论把问题的焦点集中了起来。全国性的党派在过去的25年来有效地压制了区域之间的不和谐音，现在，他们却很快结成了意识形态联盟，这联盟与传统的辉格党或民主党的立场几乎毫不相干。1850年妥协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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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纸上记下了政治气候的这些基本变化，直到1854年《堪萨斯—内布拉斯加法案》通过后，人们才深刻领会到它的全部内涵。辉格党很快解散，民主党分裂成各自为政、互不相让的多个派系。心怀不满的北方人——原来的辉格党人，和民主党人士、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支持自由拥有土地者等，团结在了共和党周围。1856年，共和党在一场激烈的意识形态宣传运动中，任命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John Charles Fre‐mont）为候选人。

急风骤雨般的变革曾经让那个年代的亲历者目瞪口呆，现在，它们继续使历史学家惊讶不已。几年的工夫，一个大致稳定团结的社会分裂成了势不两立、纠纷频起的派系。19世纪50年代，社会的发展当然也有它的背景和前提。南方白人文化长期以来形成了鲜明的特征，这种文化对遭到蔑视极其敏感，南方白人迫切地想要为自己的权利辩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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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废奴主义者万万不肯否认其事业的正义性，许多人为了实现目标，愿意放弃早先的绥靖主义。但是，19世纪50年代，政治和社会形成了新的基调。可怕的紧迫感传染到了公共生活的各个角落。例如，1854年和1856年，混乱的党派斗争让人们心乱如麻，连最普通的公民也不得不选择优先考虑那些政治问题；而对于善于反思的人们，这个时期往往成了他们成年生活的转折点。1854年前，林肯是心平气和的辉格党人，他反对杰克逊和杰克逊派的领导，赞同建立强大的银行，发展国内经济，亨利·克莱是他的偶像。林肯很少想到奴隶制，虽然他肯定地感到，奴隶制是错误的。1854年以后，一夜之间，规则变了，林肯成了另一个人。

林肯去世前不久所摄。这张照片明显地在林肯脸上捕捉到了他在第二次就职演说中的语句：“对任何人都没有恶意，对每个人都怀着善意。”（来源：国家肖像美术馆，史密斯索尼安学院）

现在，地区之间的竞争变成了唇枪舌剑、有时候血雨腥风的战争。南卡罗莱纳州的国会议员普雷斯顿·布鲁克斯（Preston Brooks）在1856年5月22日的参议院大会上，把参议员查尔斯·萨姆纳（Charles Sumner）揍得失去了知觉，因为萨姆纳说了一句话，对布鲁克斯的亲戚、参议员安德鲁·P.巴特勒（Andrew P.Butler）很不恭敬。约翰·布朗向奴隶制发起“圣战”，他采取了准军事行动的形式，明确地表示，他的目的是报仇，在南方酝酿社会革命。布朗向西弗吉尼亚州的哈珀斯费里发起突袭时大失所望：这一地区的黑人始终没有响应他的号召奋起战斗。布朗没有认识到，黑人压根儿就没听到他的号召。相关各方面红耳赤的舌战都在升级，从乔治·菲茨休和杰斐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到查尔斯·萨姆纳、威廉·劳埃德·加里森和约翰·布朗，无不如此。就连传统的政治竞争也要求措辞尖锐，暗示背后隐含的问题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19世纪50年代，随着危机的激化，人们对迫在眉睫的社会崩溃提出了五花八门的补充回答，一种类似于复古主义的狂潮席卷了整个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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阶段性的宗教热忱在美国历史上并不新鲜，但是，1820年以后，18世纪40年代“新光文化运动”（New Light）特殊的含蓄保守被能言善辩、口若悬河的宗教狂热取代了，后者的突出主题是查尔斯·格兰迪森·芬尼（Charles Grandison Finney）举行的持续一周的复活仪式。19世纪40年代，在伊利诺伊，著名的布道牧师彼得·加特怀特（Peter Cartwright）可以让大批听众陷入歇斯底里和宗教狂喜的状态，虽然事实证明1846年他缺乏魄力，没能在国会击败林肯。1852年以后，至少在伊利诺伊州，人们对复活的隐含意味产生了某种无意识的恐惧心理，这种心理跟创立新生的精神病学交织纠缠在一起。所以，美国的第一所精神病院“杰克逊维尔州立医院”（Jacksonville State Hospital）在1852到1860年间的记录显示，入院率为8%，记录后面还附有难分难解的系列病因：宗教热忱、对《圣经》的过度阅读、信教的困难、属灵主义、基督复临（信奉浸信会牧师威廉·米勒提出的第二次基督复临论）和热衷倾听“灵魂的窃窃私语”等等。

从这些记录来看，人们把疾病的原因和结果、症状和疾病本身搞混了。但是，美国的第一家精神病院对精神失常者的分类诊断表明，人们强烈的宗教狂热可能属于严重的病态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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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裂的自我在绝望地挣扎，想要弥合日益裂开的鸿沟并恢复和谐。如果说不断传播的复古主义是一种尝试，那么，还有一种尝试具有更加广泛的文化和社会意义，那就是对家居生活的崇拜，它在19世纪50年代渐渐决定了理想的家庭生活模式。1820年以后，导致这种崇拜的价值观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在19世纪50年代，崇拜家庭生活的观念大大加强了。对于女性，这种崇拜明确地定义了理想的美德——虔诚、纯洁、被动和爱护家人——也定义了这些美德的反面，背离这些美德是令人厌恶的。家庭本身成了天堂和避难所，可以躲避男性社会钩心斗角的工作和政治丛林。抚育孩子成了女性的天职，人们认为，女性的母亲角色是天经地义的。性本身遭到严重压抑，但是温暖的柔情包围着所有的根本关系，尤其是母子关系。

在这短短的10年间，家庭史的主题、哪怕它在流行文学中的间接表达也很少出现或者突然消失。然而，有一本小说一时洛阳纸贵，显示了19世纪50年代独特而强烈的崇拜家庭的风尚。1851年，斯陀夫人（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叔叔的小屋》以连载的形式发表，第二年结集出版。现在，书中的主人公已然深深地镌刻在我们的脑海当中：伊丽莎和乔治、汤姆、圣克莱尔、小伊娃、奥费莉亚小姐和西蒙·勒格雷等，个个栩栩如生。1848年，针对废奴问题的争论再次展开。这本书跌宕起伏的故事情节让千千万万普通人认识到了奴隶制的邪恶。不过，值得注意的是，《汤姆叔叔的小屋》的中心思想是家庭和家务。这本书的“信息”和核心要点是：黑人完全具有人性，实际上，他们有时候比放荡的白人主人更正直、更负责、更像基督徒、更难能宝贵。这个核心主题的证据是，黑人像白人一样拥有家庭和牢固的家族纽带。比如，在那个总是纠缠于配偶关系的年代，伊丽莎和乔治是一对忠诚、正直的夫妻相互尊重的典范。伊丽莎是理想的母亲。为了逃避被卖掉的命运，她准备带着小哈里逃出谢尔比的种植园，这个计划在付出了巨大的代价后取得了成功。种植园是她有生以来唯一的家，逃跑意味着她不得不离开“挚爱和崇敬”的丈夫。“可是，”斯陀夫人指出，“母爱比什么都强大，在可怕的危险即将迫近时，母爱达到了忘记一切的狂热地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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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为了愈合群体自我的裂痕所作的补充努力，与分裂焦虑——即害怕解体——之间存在复杂的关系，19世纪50年代，保护土生居民权利的运动也许最生动地体现了这种关系。另一方面，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对天主教徒、爱尔兰人和德国人的仇恨——更简单地说，对一切陌生人、陌生事物的仇恨——渐渐地在美国政治的许多领域占了上风。19世纪30年代初，“反互助会”（anti‐masonry）运动就开始蕴蓄，以这个传统为基础，信奉新教的土生白人和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之间的紧张关系在19世纪50年代初达到了相当严峻的地步。土生居民保护运动此时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文学（例如《玛丽亚·蒙克的可怕告白》），并将很快建立自己的党派“无知党”（the Know‐Nothing）。它是一个仇恨的党，这一点林肯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看得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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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重要性怎么强调都不为过。它奇特地融合了土地自由和反奴隶制的情绪，因为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对白人贵族的仇恨不亚于信奉天主教的外国人。历史学家戴维·波特（David Potter）最近指出，

从心理学角度来看，（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和反奴隶制）反映了对一种强大力量的高度戏剧化的恐惧，这种力量企图用阴谋手段颠覆共和国的价值：一方面是蓄奴统治集团，有众多“扬着鞭子的主人”，另一方面是罗马教会诡计多端的牧师和狡诈的耶稣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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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土生居民保护主义的情绪好像还支配着根本的人际关系，规定了什么是正常的行为。举例说明，在杰克逊维尔疯人院的记录中，1852年到1860年间，至少有40%的病人是外国出生的，实际的比例还可能更高。
(56)

这些病人大体而言是年轻的女性家奴、初来乍到者、孤独的外来者。“思乡”经常被作为“可能的病因”记录在案。

但是，土生居民保护主义者的情绪在积蓄的同时也在毁灭，在肯定某些根本价值的同时也在严厉批评、严格排斥别的价值。这是一种奇怪的民粹主义，带有极其重要的、往往被深深误解的典型美国特征。所以，在许多地方，土生居民保护主义具有改革精神，不管它反对奴隶制还是赞同禁酒令。此外，强大的民族主义渗透到了每一项土生居民保护活动和政治事务中。1855年6月，“无知党大会”分裂成了各不相让的地方派系，这个事实与团结度（Union Degree）的情况相比并不令人惊讶（或者发生兴趣），“团结度”倡导民族主义，它还把民族主义原则纳入了仪式。“无知党”多达150万成员参加了“团结度”，宣誓反对北方或者南方的区域性力量。
(57)

分裂的自我最重要、最危险的副产品是愤怒。愤怒的表达方式几乎变幻无穷，一会儿攻击自己，一会儿又攻击所爱的人。弗洛伊德把愤怒彻底漏掉了，因为他诊疗的患者类型有限，还因为他对攻击和死亡的本能怀有更大的理论兴趣。科胡特的著作帮助我们认识到，愤怒在人类生活中占据着核心地位，它与逐渐解体的自我之间存在深刻的关系。
(58)

一旦失去了自我的和谐，紧接着就会出现愤怒。愤怒可以表现为某种自觉情绪的爆发（例如儿童的大发脾气），也可以相当隐蔽而巧妙，它确定了一个人的气愤、敌意和脆弱的模式，以免他的自我进一步分裂。对于群体，个人身上的愤怒所具有的典型特征具有奇妙的类比性：战争的愤怒也许最准确地表达了群体大发脾气的情形，隐蔽而微妙的仇恨、恐惧和怀疑则可以深植于社会体制当中，其方式与自恋型的患者常常生自己的气相同。

19世纪50年代，随着危机趋于成熟，愤怒弥漫在美国人的生活当中。战争好像越来越成了不可避免的结局。这个发展过程没有清晰可辨的转折点，这不奇怪，因为它本身就是非理性的。所以，1850年妥协案表面上似乎解决了奴隶制和美国领土扩张的相关问题，实际上却预示着4年后风云变幻的政党重组。1856年的几件事表明，群体自我日益增强、滋生了冲破束缚的愤怒——比如查尔斯·萨姆纳的挨揍——接着一切又重新归于平静，在布坎南执政早期，甚至出现了一定程度的稳固。

约翰·布朗本人的愤怒也随着群体自我的愤怒而升级，他1859年对哈珀斯费里发动突袭，使整个国家兴奋起来，果真要打仗了。最后，林肯当选总统并举行了就职典礼。随着自我分裂成两个部分，来势汹汹的退出联邦的危机助长了最深层的愤怒。林肯和他的同时代人倾向于把联邦精神放在自我的范畴，这一问题纳入自我心理学的框架内很容易理解。这意味着他们对自己的国家概念笃信不疑。10多年来，这个概念日渐淡化，表明过去人们对它的理想化信念十分脆弱——也就是那些把自我凝聚在一起的价值观的集合——由此滋生了破坏性的、专横霸道的自大狂。经过这个过程，最后产生的愤怒只有战争才能化解。

结论

19世纪50年代的一个显著特征是缺少运筹帷幄的领袖。1848年和1860年间，接连当选总统的都是庸常人士——扎卡里·泰勒、米勒德·菲尔莫尔、富兰克林·皮尔斯和詹姆斯·布坎南等。各党派似乎在最严峻的危急关头摇摆不定。只有斯蒂芬·道格拉斯是个真正有分量的人物，但他在1857年以后与布坎南争权夺利，进一步分裂了民主党。毫无疑问，19世纪50年代，辉格党没有一位德高望重的领袖。亨利·克莱去世了，丹尼尔·韦伯斯特去世了，泰勒总统在短暂任职之后也离开了，他不过是当选总统的第二位辉格党成员。然后，当共和党在1854年以后发展成型时，最大的问题是没有人可以充当它的代言人。它的壮大是地方上的众多团体自发融合的结果。人们很快就意识到，他们与别处的其他群体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没有领袖。1856年，在费城喧闹的大会上，共和党任命了约翰·查尔斯·弗里蒙特为发言人。在内战开始后的头几年，林肯将痛苦而清楚地认识到弗里蒙特性格方面的根本弱点。美国大地上也有能言善辩、挥斥方遒的政治领袖，但他们要么没有权力（斯蒂芬·道格拉斯），要么效忠于支持联邦政府的各州（杰斐逊·戴维），要么是狂热分子（约翰·布朗）。在这关键的10年，领袖的缺少大大地加快了群体自我的解体。让人啼笑皆非的是，这个过程是符合辩证法的：处于危机当中的群体如果缺少或者失去领袖，很容易进一步推动分裂过程，它反过来又使群体对理想化领袖人物的需求变得更加紧迫。于是，在社会全面崩溃、内战爆发和60万人死难之后，美国最伟大的英雄诞生了，他碰巧还是一位相当胜任的领袖。

第九章　圣雄甘地的自我转变

海曼·马斯林　普拉卡什·德塞

莫汉达斯·K.甘地（Mohanndas K.Gandhi）的神秘之处在于，他是如何从一个腼腆内向、对数不清的东西心存恐惧、极度依恋母亲的男孩，变成了被普遍视为的印度伟大的解放者。这位圣雄称得上是人类种族史上一座光辉的里程碑，但他却总是说，腼腆是他的盾牌。就连“圣雄”这个称呼也让他觉得不自在。“这个头衔常常让我痛苦，我不记得哪怕有一个瞬间它曾让我发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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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雄（Mahatma，maha＋atma）的意思是伟大的灵魂、极不平凡的人。这个称呼是印度桂冠诗人泰戈尔赋予甘地的。我们这里不是要解释甘地的神秘性，而是要深入分析他的复杂性。我们将探讨他的自我发展，尤其是在心理上为他指引方向的理想。为此，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甘地不断演化的自我经历的心理学意义，而不是变化的社会、文化、政治和经济状况，虽然这些因素综合起来，使甘地在南非的印度群众眼中，成了当时处于大英帝国阴影之下的印度的理想领袖。所以，我们关注的是甘地实现自我转变的内心世界，而不是他登上领袖地位的历史环境。

追溯甘地的人生发展，探讨他怎样从一名普通的年轻人成为腹背受敌的南非印度人的领袖，我们的基本根据是甘地本人的自传：《我追求真理的故事》。这本自传描述了他早年生活中一些举足轻重的人物——虔诚的母亲、受人尊敬的父亲、两个哥哥和一个姐姐——他们对他一生的成长和发展发挥了深刻的影响作用。甘地在生命终结之际，认为父母对他的一生起了根本作用，为他们服务是最让他称心快意的事情。

甘地于1869年出生在位于印度半岛西部的小镇博尔本达尔。他的虔信宗教的家庭属于一个名叫万什纳瓦（Vaishnavas）的部族；实际上，他们家的住处旁边就是纪念克里希纳神的万什纳瓦神庙。

甘地的母亲普特丽白（Putaliba）在大家眼中是个虔诚的妇女。她没有受过正规教育，不识字，却笃信宗教，努力寻求用许愿、尤其是斋戒与上帝相通。普特丽白的一天从早上6点钟开始，她花两个小时背诵一天的祷告词。虽然普特丽白的信仰兼收并蓄，综合无类，不过，耆那教（Jain‐aism）的信条给她留下了深刻印象，它强调勤勉工作和一切生命均为神圣（Ahimsa）。她严格地遵守每日的祭献和斋戒仪式；饮酒、吃肉和无故探访女人，在她看来都是不可接受的。她全心全意地呵护最小的儿子甘地，表面上却几乎没有时间照顾他日常的饮食起居。这些任务落在了甘地的姐姐拉莉亚身上，后来又交给了女仆兰布哈。
(60)

常见的描述是，甘地小时候精力充沛，好奇心浓厚，很难管教。他也被描述成一个胆小的孩子，害怕贼、鬼和蛇。他害怕黑暗中的神灵，不得不点着蜡烛睡觉。他自己也承认，他更害怕权威人物的指责、喧闹和粗鲁。晚上，他的看护者不得不安抚他睡觉，有时候，她们让他反复念诵罗摩那摩的名字，驱除邪魔。
(61)

上学对小小年纪的甘地是件苦差使：他放学后跑步回家，甚至课间也会跑回家。因为害怕身体受伤，他不能参与伙伴们的游戏。我们从甘地对童年生活的描述中得到了泛泛的印象：他的自我体验充满了弥散的脆弱感，还有由此导致的不能像活蹦乱跳的其他男孩那样活动的无力感。

这些故事指向了甘地与母亲和母性人物之间的特殊关系，其结果是一个缺乏果断的自我。普特丽白对小儿子在发育阶段产生的适当自大作出回应的能力显然十分有限，这可能是因为她本身事务繁忙，也可能是因为她过于醉心宗教。
(62)

无论如何，年幼的圣雄放学后跑步回家，逃回家庭的避难所，这说明他的自我很脆弱，仍然需要保护。在童年的较晚时期，即使甘地的身体遭到冒犯，他也不能果断地维护自己，他的母亲很是困惑。

虽然印度的信仰体系充满神怪，但是，小小的甘地不断地需要回到家庭避难所，受到家人的保护，这种现象仍显得不同寻常。印度家庭里通常到处是肯积极作出回应的家人；孩子随意而舒适地在成年人的怀里和肩头转来转去。
(63)

孩子第一次走出家门去上学不是没有心理上的挑战，但上学通常是件快乐的事情，而且要举行传统的仪式。所以，甘地明显地需要家人的安抚，说明他缺乏能让一个孩子心情平静、进行自我安抚的心理结构。

甘地总是以敬畏的口吻提到他与父亲的关系。他在晚年写道：“我跟他不多说话。我害怕讲话。”
(64)

卡巴·甘地（Kaba Gandhi）40岁时娶了甘地的母亲，她是他的第四任妻子。他47岁时生下甘地。他是博尔本达尔的一位首相，后来在拉奇科特担任首相。甘地7岁时，一家人搬到了拉奇科特。卡巴·甘地是名声在外的杰出官员和法官，也被认为脾气暴躁。如果他认为自己从事的是正义的事业，他在政治事务上就不会妥协。在甘地的成长岁月，卡巴·甘地的家相当于一座微型法庭，每天坐下来吃饭的食客很少少于20个
(65)

，其中有家人、秘书，还有其他官员。在甘地眼里，父亲是个重要人物，是一个小圈子的首领。他替人安排婚姻、谋求职位，被人请去处理大大小小的家务事。所以，从很早开始，甘地心目中与父亲可接受的相互作用都跟服务有关：他必须为父亲服务，才能得到父亲的认可。甘地最早的记忆是父亲的书《施拉瓦纳的故事》（Shravana Pitribhakti Nataka）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本书讲述的是主人公施拉瓦纳虔诚侍奉父母的故事。有一次，一个巡回剧团来到拉奇科特表演这出戏，他们用展示立体图片的办法大大增强了它的戏剧感染力。图片上，施拉瓦纳用肩袋背着年迈失明的父母。甘地观看了这次演出，他后来写道：

那本书和那些画面在我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这是一个你可以效仿的榜样，”我默默地对自己说。在我的记忆中，施拉瓦纳的父母在他死后哀恸不已的场面仍然历历在目。它那婉转动人的旋律深深地打动了我，有一次，我用父亲给我买的六角形手风琴演奏过那支曲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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派雷拉（Pyarelal）说，甘地歌颂子女孝顺父母的理想图景，他这么说是有道理的。可能因为甘地全心侍奉父母、尤其是服侍父亲，就能获得一定的赞许，也可以让他努力接近杰出的父亲设定的标准。不过，即使在他深受感动的记忆当中，最生动的部分也始终是施拉瓦纳的父母在儿子死后的哀恸，这反映了他在服侍父母时也渴望被爱。甘地40岁时给第二个孩子曼尼拉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孩子一到懂事的年龄，就必须学会以全心负责的态度做事，坚持不懈地、有意识地努力塑造自己的性格……我记得我还不到你的年龄时，最大的快乐是照顾我的父亲。12年来我从不知道还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让我快乐和欢喜的。
(67)

也许可以说，甘地积极地孝顺父亲，从他13岁时缔结包办婚姻开始。在父亲的保护下，他步入了婚姻生活：“我父亲当时的一切所作所为，给我留下了无可指摘的印象。”
(68)

卡巴·甘地匆忙赶去参加婚礼，路上发生了车祸。他的马车翻了，卡巴·甘地受了重伤，后来，他的身体再也没能彻底康复。从这时起直到卡巴·甘地3年后去世，甘地承担起了照顾父亲的责任。他每天早上起来，第一件事就是给父亲端水洗脸，扶助父亲上厕所、洗脸、洗澡、给伤口换药、给父亲吃药。晚上，他给父亲按摩双腿，只有父亲不需要他时，他才回到自己的公寓，回到妻子身边。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爱的表达，说明这些看护活动在他看来是有意义的，他可以借此与理想化的父亲建立紧密的纽带。

甘地15岁那年发生了一件事，这件事揭示了他们父子关系的特殊性。甘地和一位朋友从他哥哥的一枚臂章上偷了一小块黄金，拿去还债。过了一段日子，先是偷东西，后来又隐瞒不告，他背负着越来越沉重的思想负担，他决定向父亲忏悔。他战战兢兢地把悔过书交给了父亲，本以为父亲会勃然大怒，末了会敲打他的脑壳以示惩罚。没想到父亲没有打他。父亲哭了，甘地也哭了，忏悔场面变成了爱的宣泄。甘地41年后又谈起过这件事，在他的记忆中，这件事依然是值得称道的。脾气暴躁的父亲表现出崇高的宽恕精神。父亲把他搂在怀里，没有把他骂得狗血喷头。他说：“这种崇高的宽恕精神不是我父亲的天性。我本以为他会很生气，说些严厉的话，敲打我的脑壳。”
(69)

甘地的自传还透露了记忆中一件戏剧性的往事，这件事与他父亲的临终场景有关。那一年甘地16岁，他被剥夺了与父亲最后亲近的机会。卡巴·甘地是在他的弟弟、也就是甘地的一位叔叔怀里死去的。甘地透露了这件事，因为当天晚上是他唯一一次没有照顾父亲，让叔叔接替自己。叔叔显然想让这个年轻人休息一下，暂时解脱晚上给父亲按摩双腿的乏味差事。在印度家庭，孩子——尤其是儿子守候在临终的父亲身边是十分重要的，不亚于临终的父亲由孩子们陪护。这是印度的传统，老辈人最后赐予下一代、下一代最后汲取老辈人的智慧，就发生在这个时刻。（马里奥特描写了印度的世界观和它在人际交往中的表现，认为它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渗透的流动的系统）
(70)

。父母的死亡威胁到代际传承。

父亲去世之后，甘地为自己沦为肉欲的奴隶自责不已，因为当天晚上，他急于离开父亲的病房的原因是赶回去与妻子嘉斯杜白做爱。这中间的间隔很短，他只跟妻子待了5分钟，立刻被叫回父亲的病房。然而，就在这短短几分钟，父亲已经死了。甘地在自传里痛切地回忆了他当时的悲伤、懊恼：

就这样，一切都结束了！我只有绞手的份儿。我满心愧悔，痛苦极了。我跑进父亲的房间。我明白，如果不是动物的本能激情迷惑了我的眼睛，我本来不必承受如此痛苦，在父亲临终时刻没能陪在他身边！我应该给他按摩，他应该在我的怀抱里死去。可是现在，拥有这个特权的是我的叔叔。他对哥哥忠诚爱戴，他赢得了最后服侍他的荣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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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没能得到与父亲最后相通的“特权”，他就被剥夺了在临终时刻与理想化的父亲交融的权利。整个一生中，甘地都把这件事看做是他与妻子肉体结合的可耻愿望的证明，却忽略了他的被剥夺感和随之而来的自恋式的愤怒，因为他长年渴盼着自己的孝顺能赢得最后时刻的回报。换一种说法来描述这件事，我们可以说，虽然父亲是甘地从童年起就被理想化的人物，甘地却没能从临终的父亲身上得到最后的力量传承和倾注。他后来与父母的宗教展开斗争，极有可能是他最后对父亲失望的表示。父亲是甘地童年时代的上帝，直到父亲临终的那一天，甘地一直渴望与他融合。甘地一家信奉印度的一个主要宗派毗瑟奴派的信条，他一向对这种宗教不感兴趣，他对牧师和信徒们的真诚也表示怀疑。甘地常常向母亲抱怨宗教的虚伪，因为它们成系统地把一部分人排除在信众之外，比如毗瑟奴把“贱民”排除在外。他对家人信奉的宗教的批判延伸到一切宗教组织；他对大肆侮蔑印度人的基督教传教士也持批评态度。他埋怨和质疑宗教和宗教实践，是因为他自己深感失望，他从来没有产生过适当的精神体验，没有读过“几本好书”。
(72)

说到宗教教导，他说：“我可以说，我没有从老师那里学到什么，他们本来不必费力就可以教给我的。”
(73)

甘地虽然没有直接提到他的父亲，但他一定认为，父亲也是这样一位老师，父亲也没能把甘地需要的东西教给他。

从父亲死亡直到甘地走向生命的终点，甘地一直在不断地追求神旨，遗憾的是，他的追求与另一股持续终生的动力纠结在一起——即他对神旨的抗拒。实际上，甘地在谈到印度古代史诗《摩诃婆罗多》里的插曲《薄伽梵歌》时说：“我始终感到遗憾，我不够幸运，没有在那个时期读到更多的这类好书。”
(74)

保姆兰布哈鼓励甘地背诵宗教名言，但他没有提到父亲或母亲跟他一起阅读或者把这些名言读给他听过。也许是甘地身处的环境提供的理想往往自相矛盾、前后不一，让他处于一种不确信、不肯定的状态。为了适应这种环境，他养成了专门关注抵牾矛盾之处的敏锐洞察力。他在中学读书时，有一次上级来视察学校，老师让他抄袭同学，以正确地写出“Kettle”这个单词；母亲也告诫过他，遭到攻击时要“奋力回击”。大人对他的这些教导让他察觉到，他们本质上是言行不一、前后矛盾的，他进而想要羞辱那些认可这类矛盾观点的人。青年时代发生的这些事情和甘地对它们的认识，让我们看到了正处于萌芽状态的甘地，他愤怒地反抗逆境，好像是为了弥补他的脆弱感。他不断尝试，一次次试图主宰自己的环境，以此检验自己和自己的力量。

在我们看来，甘地发牢骚说他没有得到老师的引导和指点，他为此感到失望，这是他内心深处始终强烈关注自己的个人能力的表现。于是，正如他写的那样，他害怕引起老师的不快，每天急于回家，避免跟同学们简单接触。他害怕老师，这种心理激励他在准备功课时一丝不苟，但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总担心他不把功课做好，会被老师抓住。在与权威打交道时，他小心翼翼地做到绝对诚实和顺从，这常常让他的同学感到懊丧。他的自我怀疑显然影响到了他对自己的学业和社交的评价。的确，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在学校的成绩一点也不能让他感到安慰：“每次赢得奖品或者奖学金，我都非常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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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学生时代，这个问题始终缠绕着他，即使去了伦敦的法学院也没有解脱。所以，我们看到，年轻的甘地在许多方面都是个痛苦的人，他害怕黑暗中会冒出隐藏的鬼怪，担心自己冒犯别人和别人冒犯自己，他被贬抑的自我不断地需要得到支持。

甘地害怕高中的男同学，他需要一位保镖来保护自己，以免受到骚扰。一个名叫谢克·梅赫塔博（Sheikh Mehtab）的穆斯林男孩成了他的保镖，梅赫塔博成了甘地的第一位老师和可能的精神领袖，这类人物的名单可以列一长串，甘地整个一生都想依恋他们。这份名单后来还将包括拉斯金、托尔斯泰、他的印度导师梅赫达博士和莱查德拉，还有他的英国老师奥德菲尔德博士和艾利森博士。甘地青少年时期的领袖梅赫塔博的性格跟他截然相反。甘地害怕鬼怪、贼和蛇，不敢到黑暗的地方，梅赫塔博则吹牛说，他能“手抓活蛇，敢当面跟贼对抗，不相信鬼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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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时间内，梅赫塔博还带着甘地去吃肉，这是反抗毗瑟奴教派信条的重要例子。由于耆那教的影响，在印度，可能再没有其他地方、其他人像古吉拉特州的商人那样把吃肉看得那么可怕。是的，甘地完全服从于这位年轻的老师，他甚至允许梅赫塔博带着自己、一个15岁的已婚男人去嫖妓。甘地与梅赫塔博的关系一直持续到父亲去世以后。

卡巴·甘地去世后，这一家人与受人尊敬的朋友马吉达夫（Mavji Dave）商量甘地的前途问题。马吉达夫建议甘地到伦敦学习法律，律师职业可以让他作好充分准备，将来当上帝万——印度邦政府的财政部长或者高级官员，他的父亲以前就担任这个官职。现在，甘地18岁了，他受哥哥保护，后来，母亲也勉强同意了，哥哥帮助甘地去了伦敦。这时候他已经结婚5年，有了一个儿子。甘地不忍离开妻儿，离别母亲更让他觉得是一场悲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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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从印度殖民地来的年轻人，适应伦敦生活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他没有足够的英语知识，也不懂英国礼仪和着装规范。受到一位新的导师P.J.梅赫塔（P.J.Mehta）博士指点，这些困难比较容易解决了。梅赫达博士在许多问题上提携、告诫他，包括安排住处、置办衣物、注意仪态等。在伦敦岁月里，甘地开始了持续终生的对印度教原则的研习。也是在伦敦，甘地在学术研究、公共服务和社会交往方面逐渐表露出果决的一面，虽然他仍然怀有强烈的恐惧心理。

阅读甘地对伦敦岁月的叙述，我们有一种强烈的印象：他不懈不休地为自己的每一次活动寻求指引。这一点与他早年寻求引导和指点不无相似之处。他学习法律，最初得到了家庭顾问马吉达夫的指引，到达伦敦以后，马吉达夫的角色由梅赫塔博士取代。他追求宗教，也受到几位顾问的指点，包括几位神智学会神学说教体系（Theosophy，指杂糅西方神秘主义和印度婆罗门教、佛教教义的神学学说）的老师；也是在这一时期，他第一次与另一盏指路明灯《薄伽梵歌》发生关联。他信奉素食主义，得到了善待他的英国物理学家艾利森博士和奥德菲尔德博士的帮助。尽管他的内心承受着自觉愚笨无能的失败感的噬咬，其实他很能干，尤其是在奥德菲尔德博士的支持下，他不断肯定自己，在素食运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实际上，他在当地的素食主义刊物上发表了10篇短文。甘地在即将离开伦敦时已经完成了法律学习，得到了进入法律界的许可，还可以说他从几个方面扩展了自我，虽然他说：“我的无助和恐惧从来没有停止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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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是在伦敦的岁月，甘地第一次感到自己的学习能力很强，他可以不受煎熬地完成主要课程的学习。的确，他甚至超出学业要求的范围，修习了拉丁语的罗马法，这是不必要的、艰巨的任务，他以克服逆境的勇气欣然接受了这个挑战。而在不久以前，他还认为自己是印度萨玛达斯（Sa‐maldas）学院愚笨无能的学生。我们不会忘记，甘地早年的学习遇到过各种困难，一切家庭作业包括乘法表、几何和梵语都让他痛苦。读书只是他的学习任务，还没有成为他的常规活动；在伦敦，他如饥似渴地博览群书，还开始主动学习《薄伽梵歌》。甘地的自我发展还有一个证明，他参与素食运动，在运动中成了当地素食社团管理委员会的优秀成员，他还写了几篇论文。虽然在伦敦期间，有时候自我表现的焦虑依然折磨着他，但他第一次表现出了领袖能力；他发起成立了当地的素食俱乐部，甚至安排组织了自己的告别晚会。

虽然他在许多方面表现出前所未有的果断，但是，在伦敦期间，他继续始终与梅赫达博士保持着联系。梅赫达博士为他安排了许多事情——住房、学业、衣服等。他看重的其他顾问还有奥德菲尔德博士和艾利森博士，梅赫达博士介绍他了解素食主义、加入素食社团，艾利森博士则充当他的学术指导。因此，甘地继续与理想化的父亲角色交往，这表明他仍然需要或者仍在追求规范性的心理结构；他对外在指引和支持的需求正是这种内心需求的表现。不过，他继续追求理想化的领袖，在此背景下，他成功地让自己当上了领袖，当了律师，虽然他心里仍然觉得自己不称职。我们可以说，这种自我结构逐渐变得坚定，他开始把这些“父亲”的某些方面内化到自己身上，构成他自己长大成人的自我。

回到印度后不久，甘地得知，受人爱戴的母亲已经在几个星期前去世。于是，甘地年轻的生命再一次被剥夺了与临终的母亲交融的机会。他悲痛万分，不过他的代偿机能没有失调。他回到了印度，可是从一开始就满怀失意和消沉。甘地回来以后，想尽快在孟买为自己树立律师声誉。然而，他在一次小额索赔案的法庭辩护中第一次露面就遭到失败。当时他过于紧张，无法进行指定的听证。这次失败以后，他又接二连三地与代理官司的机会失之交臂，于是他去了拉吉科特，到了哥哥身边，在那里，他基本上从事律师文秘工作，直到两年后，他离开印度前往南非。甘地的自我再一次明显地处于脆弱状态，他又一次想要跟一位理想化的对象融合。

我们所说的这个对象指的是梅赫塔博士哥哥的女婿、诗人兼商人莱查德拉，一位耆那教信徒。甘地在印度的两年里，莱查德拉成了他知识和精神上的理想。甘地用下面的话来描述莱查德拉对自己的影响：“三个现代人给我的生命打下了深刻的烙印，让我着迷：莱查德拉与我在日常生活中的交往；托尔斯泰的著作《天国在你心中》（The Kingdom of God is Within You）和拉斯金的《给那后来的》（Unto this La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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莱查德拉是一名成功的珠宝商，但他把经商看做精神生活的边角补充。甘地写道，莱查德拉不仅拥有深奥的知识，他也是伟大的印度宗教领袖古鲁的化身。莱查德拉以身作则、言传身教，鼓励甘地研习以非暴力信条为根本的耆那教思想体系。两年来，作为莱查德拉的门徒，甘地“从近处认真细致地检视了老师的生活”。
(80)

然而最后，甘地放弃了让莱查德拉做自己的古鲁：“但是，我虽然对他评价很高，却不能发自内心地给他戴上古鲁的桂冠。我心中的这个位置始终是空缺的，直到现在我还在继续追寻。”
(81)

与派雷拉谈话时，甘地评论说，自己对莱查德拉的失望源自一些事实：莱查德拉把生意与宗教混同起来，他无视一般的健康法则，还认为遵循正统的种姓规矩是对的。甘地又一次察觉到了矛盾，又一次体验到领袖的不完美引起的幻灭，他不得不拒绝让莱查德拉做自己的古鲁。甘地在自己与莱查德拉的关系中不能克制论争、质疑和批评，简而言之，他不能接受一种古鲁—门徒的关系。

根据印度教的教义，古鲁制度占有独一无二的地位，甘地明白，没有古鲁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古鲁是大师，他要求门徒彻底放弃自己。所以，在古鲁—门徒关系中不能有怀疑和质询。门徒一旦做到了彻底放弃自己，就可以被塑造成古鲁的样子。
(82)

因此，得出的结论是，甘地否定了莱查德拉的生活和信条某些方面，他无法接受莱查德拉做自己的古鲁。也许甘地认真分析了自己与其他人称道的莱查德拉的知识和德行，事后，他似乎情不自禁地开始抵制与这位商人建立一种深层的关系。实际上，理想化的对象过去曾经让他失望过，所以，他不可能不假思索地接受这种关系，而他的不安和疑虑最终得到巩固、加强，变成了彻底弃绝。正如他自己所说，他的“追寻”注定会永无休止地继续下去，因为他不能克服自己的抵制。虽然他整个一生中多次与他人缔结了淡化的理想关系，他却从不允许这些关系加深加强。甘地在56岁时写道：“我仍在继续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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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因此成了他自己的受害者，他不断地寻找理想化的父亲，这位父亲能够赐予他力量，能让他的自我变得坚定。他不得不从众多渠道谋求“点滴”指点，却不能完全接受任何一个渠道的教诲，不管这个渠道是宗教、宗教人物、社会领袖还是哲学家。这些人注定要被抛弃，只是早晚和程度不同而已。所以他后来承认：

我相信印度的古鲁理论和古鲁对精神升华的重要性。没有古鲁就不可能获得真正的知识，我认为这条教义很有道理。世俗事务中可以容忍领袖的不完美，精神事务则不能。只有无所不知的人才配坐在留给古鲁的宝座上。所以对完美的追求必然是永无休止的。因为一个人只能得到与自己相称的古鲁。不懈地追求完美是他的权利。
(84)

甘地去了南非，避开了曾经在职业和社交两方面让他感到屈辱的环境，他觉得如释重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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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他从事的法律活动令人失望，社交生活也无论如何谈不上令人欢欣鼓舞。总而言之，环境——尤其是母亲去世以后——没有为他提供支持和引导，就像他先前在伦敦那样。此外，他与莱查德拉交往的结果是两个人陷入了令人不满的僵持状态；一段时间内，他仍要接受莱查德拉的宗教指引，但是如他所说，配得上他心目中古鲁宝座的人选——理想化的父母——注定是空缺的。从事实来看，在印度的短暂逗留似乎重新激活了甘地早年体验过的自我的痛苦。

甘地踏入南非社会的经过颇具戏剧性。几乎刚一上岸，他就卷入了与敌对环境的纠纷。他坐头等舱去比勒陀利亚，要去那里当出庭律师，这时，一位气势汹汹的铁路官员突然命令他离开头等舱，因为他发现甘地是有色人种，却占据了白人的包厢。年轻的律师拒绝离开，于是，保安强行把他拖了出去。后来，还是在这趟前往比勒陀利亚的旅途中，甘地又在马车上挨了打，依旧是因为他没有坐在“苦力”该坐的地方——也就是专门给在南非生活的印度人指定的位置。这就是甘地最早介入南非印度人面临的主要社会问题的故事。面对着被认为低人一等、屈服于压迫的人民，甘地与他们的身份认同很快就成了他的Dhruv Laksha
(86)

，促使他行动起来。

当时在甘地身上发生的变化，后来被认为构成了世界历史的一个标志性时刻。甘地后来回忆说，

我开始思考我的职责。我该为自己的权利斗争或者回到印度呢，还是不理睬自己所受的侮辱继续前往比勒陀利亚，或者打完官司后返回印度？不履行职责就返回印度是懦弱。我所遭遇的困难是浅层的——它不过是深刻的种族歧视社会病的一种症状而已。我应该试试看能不能根除这种社会病，并在这个过程中忍受痛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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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用承受痛苦来改造自己是至关重要的。道理一样，就像印度人向来明白，高温可以把黄金跟其他杂质分开。

于是，甘地好像一夜之间变得果敢起来，他肯定地宣告了自己不愿辜负为社会服务的崇高理想，他愿意接受这种奉献所包含的苦难和牺牲。下了决心以后，他开始与“比勒陀利亚的每个印度人”接触。
(88)

他开始了解同胞们的社会和工作状况，掌握印度人遭受不公正待遇的第一手资料。他很快就组织了一次印度同胞的公开大会，在会上，他作了论商业道德的鼓舞人心的讲话。（我们想起上一次甘地在孟买的法庭上公开发言，结果是一场灾难：他当时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还建议成立申诉协会，必要时还自愿投入了大量时间，代表印度人向当局提出抗议。他的活动并不止于这些公众事务，他还主动提出为愿意学习的印度人教授英语。通过这种种活动，甘地很快结识了比勒陀利亚的大批印度人，被印度人视为他们的申诉问题调查员。他的活动营造了一种氛围，遭受迫害的印度公众不可避免地把他当做可贵的领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我们认为甘地建立的这诸多关系使他空虚的自我得到了必要的支持，他对赞赏和肯定的需要也由于追随者认可他的领袖地位而得到了满足。

在另一条战线上，甘地通过了解人民疾苦和阅读书籍，继续为确立可行的理想而孜孜追求。他与以前的导师莱查德拉继续保持联系，大半是通过信件。他还开始与一位法律界的同事、坚定的非神职布道师会面，甚至开始在这位朋友的教堂里参加基督教的每日祈祷仪式；每日祈祷成了甘地持续终生的仪式。此后不久，他遇到另一位基督徒、一位贵格会教徒，并与之成为朋友，后者引导他学习基督教神学。甘地每个星期天与这位朋友见面，把自己写的“本周宗教日记”给他看，日记是他对指定的阅读内容所作的笔记。这样，甘地牢固地建立了另一种关系，他成了隐身的门徒。此外，他本人的阅读门类庞杂，也成了他吸收知识的渠道，他指出，他贪婪地渴望知识，“几乎不知餍足”。
(89)

他日益强烈地受到印度教的吸引，从前体验到的抗拒渐渐消失了。

甘地在工作之余从事了3年多公共服务活动，后来，他决心当一名所谓的全职公务人员。1897年，他返回印度，把家人全部接到南非，此后更加积极地为人民的需要而战斗。他创立了一份期刊《印度舆论》，开始全心全意地投身于社会活动。1904年，他受拉斯金的著作《给那后来的》影响，建立了自己的社团“凤凰社”（Phoenix settlement），强调把各阶层人民团结起来的重要性。这个以“托尔斯泰农场”而闻名的社团再次认可了禁欲和利他主义生活的理想。

这一时期发生的两件事对甘地的一生具有重大影响。他成了无欲的修行者，还衍生了自己的不合作主义原则。在甘地看来，禁欲的誓言限制本能的宣泄，比如施虐狂和性欲，可以用它来准备把不合作主义确立为针对印度同胞受压迫的反抗和斗争手段。不合作主义的字面意思是相信真理的力量，在行动中，它渐渐指向非暴力而不仅是被动的反抗。禁欲和不合作将在甘地的一生中占据主导地位，直到最后的日子。

去世之前的甘地

甘地后来说，他从1900年起就专注于禁欲，但他宣誓自我克制并成为真正的禁欲信徒，则是祖鲁战争期间他在救护队服役之后。换句话说，直到那个时候，他才真正成了禁欲主义信徒，这个词的字面意思是追求禁欲的一种生活方式或一套行为举止规范。

在甘地看来，一个努力实现自我的人必须遵循五种肉体仪式，它们都源自一首祈祷歌曲“Vaishnava Jana to tene Kahiye”［由纳尔辛哈·梅赫塔（Narsinha Mehta）演唱］。它们分别是：非暴力（不可摧毁）、真理、不占有、不偷窃和禁欲。在印度禁欲主义的意义上，要想“动摇压迫者的王位”，积极努力的人必须发誓自我克制，尤其是反对性欲的发泄。我们认为，甘地的这些教诲和相关印度教义的实践被转化成了内在的自我结构，持续为他提供了平和与抚慰，它们充当了他的理想，指引他走上一条同情他人的命运之路。这些仪式强调生命禁欲苦修的一面——每周的“静默”、斋戒和对自然疗法的尝试——它们为甘地提供了心灵安宁的另一个永久的渠道。

就其全部意义，甘地的变化说明，他由来已久的对老辈人教诲的抗拒渐渐软化，他同样受到了本国遗产、尤其是禁欲价值的吸引。出现这种转变以后，甘地追求价值的一个方面似乎即将到达终点：现在，他允许自己与印度的价值观实现部分的融合。因而，他还是无法彻底接受任何道德或者道德法则的教诲。但是，即使我们认可他的勉强心理，他自动向印度价值观靠拢的自我发展仍然表明，他越来越能够接受老辈人的价值观了，虽然它们是他从童年时代就弃绝的，尤其是父亲去世的情形引起了他深深的失望。不过，在重归老辈人价值的过程中，甘地被迫放弃了与西方价值的认同。他开始避开一切方面的现代化，包括作为他生命组成部分的社会变革。他舍弃现代医疗而采用自然疗法，舍弃磨房和工厂而采用手工纺织，舍弃现代科学而采用古代工艺，舍弃英语而采用方言，诸如此类。他对理想偶尔狂热的追求有所削弱，他与象征父母的兴趣和教诲的事物发生关联渐渐成为可能。此外，正如他37岁以后的人生所表明的那样，他似乎发自内心地接受了这些价值：想想他为了自己没能在生命晚期的工作中实现这些价值所产生的耻辱感吧。
(90)

甘地发生转变的另一个关键侧面是，他重新发现并认识到，母亲的价值是他人生的指导。他的脑子豁然开朗，“妇女是非暴力的化身”。
(91)

总结：在追求价值和精神领袖的漫长岁月里，甘地后来转向了老辈人的价值，这些价值也正是他在长期的撤退（或者反抗）中从同胞身上摈弃的。他的转变有一个重要方面，就是对母亲价值观的理想化。他渐渐开始从内心接受这些价值观，把它们变成他自己的。这样，甘地完成了他的自我治疗，其表现形式是坚定他的价值观，扩大他整体的自我和谐。接下来，他就能够在印度的政治和道德战斗中担负起自己的历史使命。

讨论

这篇文章研究了甘地的自我发展的历程，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理解它怎样日益坚定，最终让他成为印度大众伟大的解放者。与他追求精神领袖，追求赖以安身立命的宗教、哲学和社会信念的过程相联系的，是他的不满，他对自己接触过的许多老师和宗教政治观点满怀腹诽。他准备欣然接纳，却一次次感到失望。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甘地自童年时代起就开始与周围呈现的大多数事物作斗争。我们讨论的核心是甘地追求结构的过程，这个过程将伴随他的整个一生。

我们认可甘地对童年经历的整个叙述是可信的——他担心受到别人和超自然力量的攻击，他对身边事物的恐惧心理使他无法生机勃勃、勇敢果断地融入周围的环境。他所描述的自我充满了脆弱感：小甘地觉得自己不是环境的主人。在我们看来，钦佩和支持的镜像功能没有发挥作用，甘地得不到力量，不能对他独特的体格需求作出回应，所以他觉得自己“懦弱”是可以理解的。自我的两级包含一个人的雄心抱负——从早年的自大表现到成年以后的自我肯定——它要求自我与充当钦佩镜像的自我客体是统一的。自我在发展过程中出现内化现象，要求一个人反复体验所谓适度的挫折，这种体验使处于萌芽状态的自我镜像功能变得强大，达到成为永久滋养渠道的地步。正常情况下，这个过程由紧随适度的挫折出现的“外形内化”完成。就甘地的例子而言，最适合展示夸大自我的这种古老的自我／自我客体关系始终没有建立；也就是说，他的表现欲的镜像肯定存在缺陷。所以，小时候从学校跑回家的小甘地没有体验过童年时代过分自信的快乐，没有体验过游戏、奔跑或者淘气的快乐。他似乎没有机会因过分自信而得到肯定的反馈，而一个孩子要感到自信、积极，正面的反馈是必不可少的。如果一个孩子的自我总是能够得到镜像支持，那么我们可以猜想，他的一生会以放弃为主，因为他很早就获得了幸福的内在来源——内化的钦佩感，它是和谐的核心自我保持活力必不可少的。甘地在整个童年时代都觉得自己无力应对环境的挑战，当他试图从身边获取所需要的镜像支持以充实自我时，这种愚钝无能的感觉却始终萦回不绝。他没有得到这种支持，我们还知道，甘地一生的大多数时光都备受这种感觉的折磨。

也许我们从甘地的生平描述中得到的唯一最鲜明的印象是，他热切地追寻领袖，并对他们感到失望。甘地在57岁时谈到了他对精神领袖的追寻，承认“这个宝座至今还空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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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句沉痛的话隐含着甘地对一位人生导师的迫切需求，他要与导师一道、从导师那里汲取他所需要的力量，以实现他强烈渴望的内心和谐。遗憾的是，正如我们看到的，他不能牢固地树立理想化的形象。所以他沉痛地说，“这个宝座至今还空着”，表示他抵制与这些理想人物的融合，而他原本可以经由他们补足自己缺失的自我结构，提升他的自我评价。甘地抗拒融合，他很快就把注意力转向每位导师身上的瑕疵和缺点，哪怕他们看起来好像可以充当理想化的自我客体。最后，甘地在上帝面前停了下来，上帝是完美的形象，他必须和上帝“面对面”。

很显然，甘地与母性人物——普特丽白、他的姐姐和保姆——的关系没能充分填补他的心理结构的两极，这两极调节一个人的抱负心，所以他后来无法成为他所仰慕的那一类活力迸发的人。他觉得自己是有缺憾的，他害怕一切针对身体的暴力和周围环境的破坏性，包括想象的蛇、贼和鬼怪。所以，甘地迫切地需要获得补偿力量，弥补他不充分的自我。根据科胡特的理论，我们知道，患者如果受到低能的镜像自我客体的折磨，那么，他就会用理想化的原始自我客体来巩固其自我评价，方式是由理想化的父母来充当具体的自我客体。
(93)

那么，就甘地所处的环境而言，什么或者谁可以被他视为理想化的目标呢？谁能充当他的理想化的父母，让他体验到古老的自我／自我客体的融合呢？因为只有通过融合，他才能认同这位理想人物的教诲，得到安宁和抚慰，也才能从这个人身上汲取力量。表面上，许多人物都可以充当理想化的对象。除了父亲，他还有几个哥哥、姐姐、母亲和保姆。向外界寻找，他有各类宗教和世俗的老师，再向外扩展，还有宗教本身和克里希纳神，甘地也可以跟它们结盟。

父亲是帝万，所以他们的父子关系变得特殊：他是受宠的小儿子，偶尔脾气暴躁的父亲从来没有打过他，实际上，父亲对他一向疼爱。甘地对父亲的忠诚爱戴有详尽的记录；同样记录完好的还有，他认为父亲是个卓越非凡、受人敬慕的人，但父亲其实没能给他留出多少时间。由此我们可以得出结论，甘地的父亲不能充当理想化的对象和力量源泉，使甘地与之融合。甘地明白，他可以为父亲服务，以此换得父亲的呵护。父亲对甘地的教导就是父亲本人在生活中的榜样作用，它的首要特征是力量和诚实，即对家庭的和社会的责任感。如果甘地不是一个因自我怀疑而倍感困惑的孩子，那么甘地的父亲完全可以充当理想化的父母角色。可是，对于年幼的甘地，父亲的帮助不够有力。不过，很显然，甘地在几个重要方面能够与父亲认同：当然，他的确养成了高标准的习惯，形成了严格得几近苛刻的良知。他无疑认同于父亲要当公仆和人民领袖的使命。

至此，我们对讨论加以总结：“圣雄”在自我发展的镜像阶段经历了失败，在建立理想化的父母形象时进一步遭到失败。这种与自我客体的“补偿”关系是为了弥补他与镜像自我客体的关系中所存在的主要缺陷的，但它不足以填充他有缺憾的自我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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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甘地早年才会绝望地寻找自我结构，同时却又抗拒——由于先前的失望——全身心地接纳新的也许能够弥补这种缺陷的自我客体。

还有一些人可能为年轻的甘地充当理想化的对象，他们的情况又如何呢？母亲、保姆和姐姐都很关心他，她们作为自我客体却只取得了部分成功。甘地的几个哥哥显然也很照顾他，但他们悉心看护甘地的能力是有限的。从甘地衷心信赖的这些人身上，他既没有得到充分的内心指引，也没有获得足够的力量，不能以此作为基础，弥补他自感欠缺的活力和自信。我们已经指出，甘地也无法进一步让自己沉浸在他从小受熏陶的那种特殊的宗教氛围当中。

在随后的青少年时期，甘地照顾父亲的饮食起居，这时，他的护士角色成了生命的主要内容。父亲去世，甘地却不在场，没能获得最后与父亲交融的力量，他的反应不仅是绝望，而且彻底弃绝宗教教诲。他没有理顺自己对父亲的失望，于是迁怒于他人，接着表达了对老师的愤怒，因为他们不肯把那些很容易赐予他的东西教给他——“特殊的知识”，用他的说法。父亲去世了，甘地对这件事的反应凝固成了他对特殊品质的追求，他觉得自己身上缺少这种特殊品质，尤其是活力迸发和不受自我怀疑侵扰的自信。他的这一追求将持续终生，直到他离开南非，那时他已经50多岁了。

我们指出，甘地在伦敦期间开始追求一种生活方式，追求一种可以安身立命的理想。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与能为自己提供支持和引导的人建立了关系，这种经由他人来建立自我结构的模式到那时日渐稳固。甘地与素食协会的成员及其领袖奥德菲尔德博士的关系特别有益，使他能够以出众的表现完成法律学习，虽然他此时仍然受到愚钝无能感的煎熬。

接着，甘地又回到印度，他的运气开始转向：母亲去世，他的律师前途没有进展，他开始感觉到严重的自尊丧失。他的视野中出现了另一位也许可以理想化的领袖，这个人就是学者兼商人莱查德拉。甘地再次小心翼翼地试图建立自我／自我客体，结果在理性分析之后，让自己摆脱了这种关系，他认为导师的精神生活受到了世俗利益的污染。这时候，甘地似乎彻底抛弃了印度的宗教教诲，虽然他在伦敦期间就已经开始学习《薄伽梵歌》。

去南非当律师的建议是甘地在印度逗留两年后提出的，当时，他很高兴能离开故乡。可是，几乎从他踏上南非土地的那一刻起，戏剧性的、持久的自我改变就开始发生：甘地成了领袖。甘地宣布他要领导战斗，捍卫在南非生活的被肆意侮蔑的印度民众的权利，这时候，他的变化的外在表现是，他努力成为一位令人景仰的领袖。我们可以理解甘地的变化，在一定程度上，这是他对前不久遭遇的打击的反应，即母亲去世对他自尊心的伤害、律师事业的失败以及他与伦敦的循循善诱的导师的别离。我们可以猜想，甘地对他在南非遭遇的第一次侮辱——火车上的冷遇——的反应是愤怒的表现，长期以来，屡次失望所产生的愤怒在他心里蕴蓄，既有不久前的，也有过去的。换句话说，甘地到达南非时很容易被触怒，他对在火车上遭到的侮辱所作的第一反应具有移情反应的成分——它是又一次缺乏同情的冷遇所激发的自恋式愤怒的表达。甘地能够用目标明确的方式采取行动，从这一点看，显然，他这时候可以把自己的攻击性能量发泄出来，并表现为适应环境的自信。

所以，甘地刚到南非时亟须得到自我的支持，他的自我由于丧亲和事业失败而变得十分脆弱。我们看到，他因此很容易因被人拒绝和侮辱而受到刺激，并作出激烈的反应。南非被剥夺权利的印度民众对甘地脆弱的自我发挥了重要的自我客体作用，他们不断地对甘地服务大众的自我表示钦佩。甘地几乎立刻成了一个受人崇敬的人，成了南非备受尊崇的印度人，这给他日渐衰弱的自我注入了一支振奋昂扬的解毒剂。这位年轻律师日后的所作所为让我们相信，在南非，甘地完成了他的“自我修复”：他不久前失去了母亲，也失去了其他自我安慰的渠道，现在突然事务缠身，忙于领导和教育被剥夺权利的、景仰他的同胞。这种自我修复就是健康自尊的巩固，民众需要一位可以拥戴的领袖，甘地对此作出回应，由此实现了他的自尊的巩固。在欣然承担这个角色之前，民众为他脆弱的自我注入了必要的尊严，心怀感激的民众因此浓缩成了一个镜像的自我客体。所以，甘地的自我转变在于，他成了一位充满领袖魅力的首领，这位首领满怀着坚定的使命感，人们天天对他表示仰慕和敬爱，正常情况下这种尊崇只有杰出的领袖才可能拥有。此外，我们还认为，甘地精力充沛，一心为困苦的民众提供服务，这个自我的具体活动是他与父亲很早以前的交接的再次上演（也就是说，移情）。我们回想起来，当甘地全心全意地照顾父亲时，父亲用感激回报他。南非的印度人民对甘地的爱护所作的回报也是感激。

可是，甘地实现自我价值的需求没有因为他服务于南非的印度同胞而完全得到满足，就像在印度时，父亲也没能完全满足他的需求一样。受到印度民众衷心拥戴的领袖甘地始终不能释怀的是，他在寻求“自己”的力量源泉时屡屡受挫。这种状况很像移情模式，常常出现在一些对原始的自我客体感到失望的人们身上，他们不断地主动与潜在的自我客体建立纽带；可是纽带一旦建立，他们就会立刻把它打破，因为他们在移情过程中感到失望，有真正的受到威胁的失望，也有假想的失望。

所以，甘地在当上领袖的同时，仍在不断地追求可以被理想化的领袖，聆听他们的哲学和宗教教诲，避免全心接纳单独某位被理想化的自我客体或者某一种被理想化的宗教。到1906年，甘地已经成了几个大陆的重要人物，这一年他接受了禁欲教义，确立了不合作政治运动。虽然他宣布，禁欲是他可以奉行的自我节制原则，但它们其实是他的特殊版本的禁欲理想。甘地仍在与理想化的领袖或理想化的宗教建立关系，这个过程仍然满怀抗拒，他的政治活动、他对完美的精神领袖的追求也还在继续。哲学家、虔诚的教徒、朋友和顾问不断地进入他的生活轨迹，其数量之多令人感叹。甘地最终选择《薄伽梵歌》作为他的指路明灯，这不是巧合。抛开《薄伽梵歌》是备受尊崇、最有影响的宗教文本不说，它还是年轻的勇士阿尔诸纳在陷入抑郁之后奋发图强，终于找到了精神导师的典范。《薄伽梵歌》是勇士阿尔诸纳和他的导师薄伽梵歌之间的对话，克里希纳不能说服阿尔诸纳参加反对同伴的战争，最后，他只好让阿尔诸纳亲眼目睹自己现出神形（Vishwarup Dorshan）。然后，薄伽梵歌请阿尔诸纳抛开一切恐惧和依恋，与自己融为一体。与上帝交融成了生命的最终救赎，成了自我实现的最终手段，这个强有力的信息无疑是吸引甘地接受《薄伽梵歌》的原因。

那么在甘地重新进入印度社会时，他的自我又是什么情况呢？当时，他的自我已经得到充分的巩固，他能够接受和表达自己的雄心，雄心成了他的自我的可靠特征。这种新的能力要想充分而持续地施展，唯一的条件是他登上南非的领袖地位。他的自我的另一级，即理想，过去经常纷纷扰扰地反映在他寻求和抛弃一连串可能的精神领袖的过程中，现在，它变得相当（甚至绝对）稳固，以至于他担任人民公仆的理想——他父亲的理想——变得更加可行。他试过接受莱查德拉、梭罗、托尔斯泰和拉斯金的理想和教诲，现在，他全身心地投入了印度教禁欲的教诲——不过是他自己的版本，尤其是自我节制与保持活力和生机并存的观念。最后，甘地接受了禁欲教义，他接近了印度苦修者的自我价值，比如他早年的导师莱查德拉和他母亲自他童年时代起就赞颂的宗教人物。

甘地经历了戏剧化的自我转变，但是显然，他仍觉得不完整。在他的自白里，他谈到他还在继续追求真理，即使他没能抵达可以“亲眼”看到上帝的地方，他也不气馁。从精神分析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把他的这种努力与他永无休止地追寻理想化的父母等同起来：“我想要实现的是自我实现，亲眼看到上帝，得到莫克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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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30多年来我一直在为此努力，为此心神憔悴。”

参考文献

G.M.Carstairs，The Twice‐Born：a Study of a Community of High‐Caste Hindus（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1957）.

S.Kakar，The Inner World：A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Childhood and Society in India（Delhi：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1），secondedi‐tion.

Wendy O.O’Flaherty，Asceticism and Eroticism in the Mythology of Shiva（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3）.

Wendy O.O’Flaherty，Women，Androgynes，And Other Mythical Beasts，Chapter on Sexual Fluids（Chicago：University Chicago Press，1980）.

The Bhagavadgita，trans.S.Radhakrishnan（New York：Harper＆Row，1948）.

A.Roland，“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Personality Development in India，”International Review of Psychoanalysis，（1980），VII，pp.73－88.

第十章　重访伍德罗·威尔逊：从政前的岁月

约瑟夫·A.邦焦尔诺

伍德罗·威尔逊让一代又一代学生和学者为之着迷和困惑。一方面，他才华卓著，优点鲜明。他是受人尊敬的历史学家和政治学家，是才华横溢的领袖和革新者，工作起来精力过人——这是他最出色的一面。他先担任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1902—1910），后来当选新泽西州的州长（1910—1912），最后当上了美国总统（1912—1920）。他跟许多人结下了持续终生的深厚友谊，他富于幽默感（也喜欢自嘲），他是恪尽职守的儿子、丈夫和父亲。另一方面，从青少年时期开始，他几次经受情感煎熬，几次濒临精神崩溃。在不能胜任领袖岗位时，他的幽默感荡然无存，他要求下属绝对忠诚、顺服，他拒绝妥协，他顽固地坚持己见，因而在很大程度上为自己的失败埋下了祸根。

人们无从解释他身上的这些自相矛盾的品格。亚历山大和朱丽叶·乔治（Juliette George）认为，这是因为威尔逊无意识中对自己暴虐、苛责的父亲怀有愤怒，他错误地把这种愤怒发泄在自己的主要对手身上，在道义之战的掩护下把这些冲突表现在行动中。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和威廉·布利特认为，威尔逊无意识中渴望与父亲亲近，而讨厌自己的弟弟。正是由于他各种各样的移情和身份认同才推动了普林斯顿大学内部的权力斗争，推动了他当选美国总统以后的抗争。埃德温·温斯坦认为，威尔逊成年以后的问题主要是由大脑机能障碍导致的，他长期患有脑血管无力，又多次中风，还因为他与缺乏安全感、精神抑郁的母亲的关系过于密切，他对罪孽怀有病态的脆弱心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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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文章中，笔者认真研究了威尔逊的逸闻和材料，时间从他的早年生活到他卸任普林斯顿校长为止。笔者认为，在一些特定的情况下，威尔逊承受着精神痛苦，他无法控制紧张情绪，不能正确地作出自我评价，他极易受到海因茨·科胡特的自我研究中描述过的退行的影响。笔者想说明的是，这个观点比结构性冲突或者神经损伤论更加可信地解释了威尔逊和他所受的痛苦。此外，笔者还认为，威尔逊的脆弱在大多数时候是隐而不发的，他的人格的其他方面在发挥主导或根本作用。但是，在特殊的压力情况下，威尔逊所作的反应不是基于他的长处，而是基于他的弱点，弱点暂时变成了主导性的个性因素——这也符合人性。最后笔者要指出，对自我的探讨不仅有助于解释威尔逊的弱点，而且有助于理解他的伟大。笔者尽可能参考原始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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父母、童年和青春期

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于1856年12月28日在弗吉尼亚的斯汤顿出生。他是家里的第三个孩子，父亲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博士是一位杰出的长老会牧师，母亲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是一位长老会牧师的女儿。伍德罗有两个姐姐，分别比他大5岁和3岁。伍德罗10岁时，家里又添了一个弟弟。在伍德罗25岁前，家人朋友一直用他的第一个名字托马斯（或者汤米）称呼他。

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是8个孩子中的第5个。珍妮特5岁时，她的母亲在一次风雨交加的海上旅行之后染病去世，当时全家人要从苏格兰移民到美国。珍妮特和另外几个孩子由一位姨妈照料。他们的父亲很快再婚，又生了几个孩子。这位父亲也许对自己跟前妻生的孩子失去了兴趣：他在遗嘱中没有提到前妻所生的任何一个子女，珍妮特的书信中也只有一次提到他，不过，她跟哥哥姐姐们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她为自己的祖先骄傲，也许因此夸大了他们的成就。成年以后，她经常受到身体病痛的困扰，但这些病痛找不到医学根据，可能是抑郁引起的身心失调症状。她在写给已经在学校任职的伍德罗的信中，格外关心他的身体状况，这个问题也许是他们之间经常讨论的话题。她对伍德罗的爱是盲目的，在伍德罗与其他教授们发生纠纷时，她无条件地站在伍德罗一边，哪怕儿子至少也有一部分过错。最后，她对儿子不打算回家、准备在外面度过整个或者大部分假期表示失望，但她表达自己的悲伤和失望时，却说这是他的父亲和弟弟的感受。1917年，她去世近30年了，伍德罗越来越频繁地追思她不同一般的优雅、教养和敏锐的洞察力。她是个沉默寡言的人，她真正的可爱之处只有家人才能明白地看到。虽然她已经去世多年，但他仍然感到“她的抚摸、她的性格中那甜蜜的、让人安心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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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是一位精力充沛的牧师，抱负极高。他出身于苏格兰－爱尔兰移民家庭，是家里的第七个儿子。他以第一名的成绩从杰斐逊大学毕业，后来在普林斯顿神学院从事过神学研究。他接连担任过一长串日益显赫的牧师职位，在美利坚邦联长老会的等级序列中崛升到了高位。他在1870年达到事业巅峰，这一年，教会的最高决策机构“长老会大会”任命他在南卡罗莱纳州哥伦比亚的卓有名望的哥伦比亚神学院担任修辞学教授。他在书面和口头修辞方面造诣深厚，很快就成了受人欢迎的优秀教师。他终于得到了自己为之不懈奋斗、孜孜以求的名望和成功。

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摄于1874年前后（经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许可重印）

但他很快就惹起一场冲突，这件事导向了他事业生涯的最大败笔。1872年10月，当地第一长老会教堂的堂区居民决定聘请一位全职的牧师，此前，威尔逊博士一直担任该堂区的兼职牧师，报酬颇为可观（每年1500美元）：1873年，他将不得不放弃这个兼职岗位。这一年秋天，他要求神学院的教员向大家宣布，学生必须参加学校小教堂的礼拜。学校的礼拜与第一长老会教堂的礼拜相互冲突，堂区居民和学生们都提出抗议。威尔逊的举动至少有一部分动机是泄私愤——他为丢掉那份工作和它的收入补贴而愤愤不平。1874年1月，僵持了几个星期之后，神学院的教员一致同意了威尔逊的主张，宣布学生必须参加学校的礼拜。学生提出抗议，他们不服从高层决策，结果13名学生被暂时停学。这年春天，威尔逊的决定被提交大会复议。在为期三天的辩论中，威尔逊为他的主张进行了乏善可陈的辩护。大会最后投票，以微弱的多数撤销了学院的规定，不过，大会特意采取了一些举措来安抚威尔逊的情绪。威尔逊很快辞了职。他宣称大会剥夺了他行使自己的职责所必需的权威。他接受了北卡罗来纳州威明顿教区待遇优厚的牧师职位，在此后的几年里，他在这个南部教堂赢得了很高的声望，还当选了这个教堂的最高职务。但是那次失败以后，他的自信和自尊再也没有恢复如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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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的童年是由父亲主导的。晚上，全家人听威尔逊博士大声朗读文学作品和《圣经》段落，在他的带领下唱圣歌；星期天，全家人去他担任牧师的教堂做礼拜。伍德罗最早的记忆是，他听人说，林肯当选总统，很快就要打仗了，就向父亲寻求解答。威尔逊博士把教育伍德罗的任务掌握在自己手里。伍德罗9岁时才开始学习字母表，11岁才开始阅读。温斯坦对这种学习滞后的解释似乎是可信的，他认为，这是因为伍德罗患有混合型大脑优势造成的发育性诵读障碍。其他传记作者提出了五花八门的理由，比如南方的正规教育迟迟没有恢复，伍德罗用被动—攻击性方式表达对父亲的愤怒，等等。伍德罗终于开始接受正规教育了，威尔逊博士非常注重他的自我表达。他要求伍德罗的遣词造句十分精确，他让伍德罗把一篇作文写三四遍，要他重写经典作品的段落，使之比原作者表达得更贴切。父子二人关系亲密。他们长时间地一起散步，伍德罗是父亲的心腹和好帮手。伍德罗终生爱戴父亲，称赞父亲对他的影响。一些亲戚认为，威尔逊博士对儿子的讽刺挖苦十分残忍。一位表兄回忆说，一天早上，伍德罗没有按时跟大家一起吃早饭，那时他正处于青春期。威尔逊博士向来访的客人解释说，伍德罗一定是发现他新长出一根胡子，兴奋得忘了时间。还有一位表弟回忆威尔逊博士为儿子感到骄傲，尤其是伍德罗开始显露才华之后，“不过，只有像表兄伍德罗那样善良的人，才会忘记苛刻的批评，并且在父亲去世以后，经常称赞父亲的优秀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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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是个腼腆的孩子。14岁时，他们搬家到了哥伦比亚。他很难交到朋友。一个同学记得他“很体面”，却不太聪明。“他和其他男孩不一样。他总是独来独往，有点怪。”但他也很受欢迎，他懂得怎么帮助年幼的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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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72年秋天到1874年秋天，伍德罗经历了动荡和变化的两年。他快满16岁了。这一时期的起点大概是威尔逊博士收到通知，不得不放弃他喜爱的在第一长老会教堂的工作，终点则是威尔逊博士在大会上被打败。雷·斯坦纳德·贝克（Ray Stannard Baker）撰写了令人肃然起敬的8卷本《伍德罗·威尔逊传》，他认为这一时期是伍德罗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期。伍德罗更加虔诚信教，还跟一个年龄稍长的年轻人、神学院学生弗兰克·布鲁克（Frank Brooke）交上了朋友。布鲁克、伍德罗和另外几个人在布鲁克的住处私下举行宗教礼拜仪式，后来他们转移到大学里的小教堂。这些仪式对伍德罗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多年以后，他担任了美国总统，故地重游，站在这家小教堂的门口说：“我觉得……我好像应该把鞋脱掉。这是一片神圣的土地……我这辈子再没有听过比这里的讲坛更精彩的布道。”1873年7月，他成了哥伦比亚地区第一长老会教堂的成员——当年，他的父亲被迫辞去这所教堂的职位也是在7月。当年秋天，伍德罗前往北卡罗莱纳的戴维森学院求学。伍德罗的学业基础不太好，但他的功课成绩还不错。他加入了棒球队，还第一次参加辩论。当年年末，他的健康开始出现问题，不过，他究竟出了什么问题，没有留下资料。当年秋天，他无法重返戴维森学院，只好退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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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的15个月，他一直待在家里。但他不是隐士。他花了大量时间阅读，要么独自在威明顿的码头散步。他还拜访了几位年轻女士，感觉很不自在。很多时候他都和父亲在一起，他们越发亲密了。伍德罗和一个年轻人交上了朋友，他们一起深入探讨书本问题。伍德罗对伟人的故事兴趣浓厚，尤其是伟人所从事的伟业。这段时间，伍德罗还迷上了练习速记。他在头一年夏天开始学习速记，现在重新焕发了对它的迷恋，还跟提出速记规则的作者书信往来，他的迷恋和兴奋让朋友们觉得既有趣又费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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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记下了他在这个重要时期产生过的一些幻想。它们为我们洞察他的内心世界提供了难得的窗口。他常常把自己描写为英国贵族，有很高的军衔。文件包括一份升职命令、一份皇家卫队成员的名单（他负责指挥，头衔是陆军中将，现实生活中的各色朋友是他的下属）和一份特殊的命令，该命令指示，军官一旦穿便服，会遭到降职处分。其中一个幻想是他为《泰晤士报》写的文章：他是海军副总司令，负责指挥6艘舰艇的“飞行中队”。舰队“按计划组建，计划者是远近驰名的指挥官威尔逊伯爵”，“最有声望的法官一致宣布，它是皇家海军最好的舰队。”它的头号舰艇“HMS雷诺恩”是“有史以来行驶速度最快的战舰”。伍德罗详细描述了这艘船的机枪、桅杆、风帆和锚，他接着写道：“毫无疑问，雷诺恩是世界上行进速度最快的船。”最后一份文件是“英国皇家游艇俱乐部”章程，它写于1874年7月，是伍德罗从戴维森学院退学回家后不久写的。这份章程前面列举了30艘船的名称，第一艘船叫日食，由托马斯·W.威尔逊伯爵拥有。威尔逊伯爵担任游艇俱乐部的主席，他的权威正如海军总司令之于舰队：他可以否决任何一项决策，哪怕是已经由其他成员一致通过的决策。威尔逊伯爵为一年一度的隆重的帆船竞赛颁发奖品。为此，他本人的帆船不参加竞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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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几个月，伍德罗沉浸在这些精致复杂的幻想当中。早年的一位传记作者详尽地描述过他当年写的手记，可惜手记的原稿现在已经遗失。文中写道，伍德罗是美国的海军总司令，他奉命调查一起神秘的轮船失踪案，几艘船满载价值昂贵的货物被浩瀚的海洋“吞没，据人们所知，海上既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遇到暴风雨的袭击”。一天晚上，伍德罗率领着舰队，观测到一艘形迹可疑的船，它有着“黑色的船体和轻捷的帆桅”。他们追踪了很长时间，不知不觉到了一座“地图上没有标记、因而也无人知晓的小岛”。小岛看上去“很荒凉，渺无人烟”，一条又细又窄的小路通到了一面高大的石墙边中断了，原来，那堵墙是一个隐蔽的入口。进去以后，迎面看到的是珊瑚环礁样的开阔海湾。在那里，海军总司令威尔逊发现了亡命徒的船只“和许多遇难船只被拆卸的船体”。海军总司令威尔逊以大无畏的英雄气概摧毁了海盗的巢穴，拯救了幸存的遇难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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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这几年的体会和幻想至少与他父亲的挫折有一定关系。父亲失去了在当地教堂的职位，其后又在是否在学校小教堂做礼拜的斗争中失势。因为伍德罗的内心动荡与父亲的挫折是同时发生的，还因为他的幻想的内容（被认为具有更大的重要性），他写下这些幻想后又过了几个月，便发生了他没能重返戴维森学院的事情。

伍德罗的幻想和生病很适合用俄狄浦斯或者自我层面的理论进行试探性的分析。按照俄狄浦斯理论分析，它们意味着阉割焦虑的强化和他对它的抵御。父亲的痛苦和失败带着随之而来的报复和阉割威胁，无意中威胁到他的俄狄浦斯式胜利。伍德罗用一种反应模式来防备来自自己的攻击和竞争：他更加虔诚地信仰宗教，他寻求外在的理想化——也就是与布鲁克、上帝和速记规则的作者之间非竞争性的关系。但是，他对战争、权力、征服和自己是个伟人的幻想暴露了他的攻击性和竞争性——也就是他本人变成或者超越了他的父亲。在戴维森学院的读书无意中变成了对父亲的攻击，伍德罗只好败退，否则就可能遭到报复。简而言之，俄狄浦斯式分析指出，伍德罗患有成功神经症。

按照自我层面的分析，伍德罗描写的是他自己的体验。失踪的船只、“荒凉的无人居住的岛屿”和“被拆卸的船体”，是指他内心空虚、凄凉的感觉。岛屿深处隐藏着开阔的海湾，是指他受到保护的脆弱的自我——生命力遇到危险的感觉，D.W.温尼科特（D.W.Winnicott）把它叫做“真正的自我”。“据人们所知，海上既没有发生战争，也没有遇到暴风雨的袭击”，意味着伍德罗的外表平静如常，像往常一样不受外界影响，而在平静的表面下，正如幻想所描述的那样，正潜藏着威胁和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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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他来说，空虚和凄凉的感觉是可怕的。也许伍德罗通过与父亲保持密切的、过度理想化的关系斥退了这种感觉——他们父子之间的亲昵远远超出了与年龄相称的时段。他最早的记忆（林肯当选总统的消息）说明了这种理想化。他喜欢讨论伟人问题，这反映了他对父亲的佩服和关心。于是，理想化没有成为反对竞争的防御心理，而是成了他保持全面的完整的自我的方式。科胡特写道，人们需要这种理想化的关系，需要用它来保持自我的完整与和谐，这是早期自我发展的一个正常的、短暂的阶段，在处于某些类型的自我反常状态时，这些需求会继续存在。威尔逊博士在斗争中失败，使伍德罗的理想化中断，伍德罗看到他幻想中无所不能的父亲遭到挫败、心烦意乱，在情感上，父亲对伍德罗来说不再是可以随时依靠的了。理想的破灭和打断使伍德罗受到很大伤害，他重新陷入了痛苦的自我体验中。他想用伟大和冒险的幻想安慰自己，他想寻求新的理想化的关系。他也与父亲认同——想象自己是伟人——他一门心思学习语言（速记），语言是他父亲擅长的领域，也是他们父子互相交流、分享快乐的话题。最后，他从戴维森学院退学回家，恢复了他与父亲的在地理和情感两方面曾被打断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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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伍德罗的自我体验果真痛苦不堪，他的理想化需求比正常有所拖延，这些青春期的体验和幻想既没有揭示背后的原因，也没有说明哪一种解释更可信——是自我层面的分析还是俄狄浦斯式分析。不过，一些根本问题被提了出来，它们成了伍德罗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的序曲。

普林斯顿的大学岁月

在普林斯顿就读期间的伍德罗·威尔逊（经普林斯顿大学档案馆许可重印）

1875年秋天，伍德罗在家已经待了15个月。现在，他的18岁即将结束，他重返大学校园——这一次是普林斯顿大学（当时名叫新泽西大学）。贝克写道，在普林斯顿的第二年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期：一个转折点”。早在16岁时，伍德罗就表现出对成为一名政治领袖的浓厚兴趣。现在，他读着英国演说家的讲稿和文章，读着论述强有力的民主领袖的文章，深受打动，他决心成为一名真正的政治领袖。他全身心地投入演讲练习：他独自一人到普林斯顿附近的树林或者回家后去父亲空荡荡的教堂里，逐字逐句地练习伟大演说家的讲话。他越发自信了，在祈祷会上，他心情放松——看起来很激动——他发现自己“一刻也坐不住”。在大学二年级的演说比赛中，他荣获了第二名，他组织成立了新的辩论协会，他被校报选为大学二年级的代表。由于取得了这种种成就，他在给父亲的信中写道，他发现自己很有头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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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天，他给父亲写了一封信，当时父亲正在出席教会的大会。在保存下来的伍德罗写给父亲的信当中，这封信排在前面，它也是伍德罗在普林斯顿读书期间写给父亲的唯一一封信。他请父亲向大会转达自己的敬意，他建议大会关注本州秘书（威尔逊博士）的观点，威尔逊先生“不便一针见血地指出他观察到的种种问题”。伍德罗接着写道，他自己是个“奇怪的家伙……完全没有他父亲那般的清明见识”，他的头脑似乎“又聪明又空虚”。在人群中，他因一只“长鼻子……和傲慢的态度”显得与众不同，人们把他看做“一个没什么真才实学、却给人留下相当好的印象的人。……他持有一些怪癖的观点，其中很少是他本人思考的结晶。”伍德罗的信写得笼统含糊，他表述清楚的“仅有几点”也写得拖泥带水、欲言又止。他在信中表达观点的地方就像沙漠里的绿洲，“他的观点与它周围的垃圾很难区别”。他“容易全心全意地同情流行一时的任何事物，所以他的神经系统经常处于严重的、有时毫无必要的紧张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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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从大学二年级就开始自学：他努力以优异的成绩完成课业，但他把主要精力投入到演说、辩论以及对历史和政治的研究当中。在接下来的几年里，他成了校报的主管编辑，给校报撰写了无数篇文章和社论（它们不可避免地带有理想主义色彩）。他成了大学校园里杰出的演说家和辩论者，人们喜欢他的幽默感，看重他即兴讲话的能力。他的大学生涯在四年级时达到巅峰，这一年，享有盛名的《国际评论》同意刊载他写的论内阁政府的一篇文章。所有这些活动都没有损害他的健康。

伍德罗保存了父亲写给他的许多信件，从在普林斯顿就读期间开始，直到威尔逊先生1903年1月去世为止。威尔逊先生的信为我们评价他们的父子关系提供了可贵的依据。伍德罗在普林斯顿读书时，威尔逊先生在信中写道，他整个一生都对自己不太满意，他容易感伤，过于内向，他热切鼓励伍德罗避免这些陷阱。他关心伍德罗的健康和快乐。虽然家里的经济状况有些拮据，他还是把余钱都寄给了伍德罗，只是偶尔提醒儿子，这些钱要花在必要的地方。伍德罗尝试写作，练习演说，开展日常生活，威尔逊先生都是他的向导和老师。他对伍德罗的文风感到满意，对伍德罗寄回家请他看的文章和手稿提出精辟而友好的批评。他对伍德罗的演说尤其感兴趣。当伍德罗做了手术，从喉咙里取出一根鱼刺时，威尔逊先生担心地询问儿子，嗓子有没有受伤。他提醒儿子，嗓子是演说家的第一要具，应该小心呵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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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告诫伍德罗怎样行为处事的过程中，威尔逊先生透露了自己的许多人生哲学。努力工作是儿子可以养成的最宝贵的习惯。辛勤的努力和自我克制是天才的根本。做功成名就的白日梦是毫无益处的，相反，伍德罗应该勤勉奋进，争取成功。真正的成长必然要经历失望和失败，一个人怎样对待它们是衡量他的价值和勇气的精确标准。伍德罗因为没能代表自己的辩论协会参加演讲比赛而深感失望，这时，威尔逊先生向他表达了全家人的同情，但他接着写道，他更乐于看到失败，因为失败可以显示儿子的气度。“如果你继续消沉……那就是你没出息。但是如果……你痛下决心，重新站起来……那么，这预示着你将成为一个高尚的、光荣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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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先生常常表达他与儿子的亲密，他让儿子就像对待朋友一样给自己写信。“我很高兴有你做朋友，你的性格我极为赞赏，你未来的卓越我深信不疑。”他一再表示，儿子完善的性格、儿子在写作和演讲方面的成就让他感到欣慰。他甚至写道，不知道纽约的大报会不会就伍德罗大学期间的一些文章予以评论。他对父子分别表示遗憾，他责怪儿子家信写得不够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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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明白地写道，他一直期待伍德罗的成功，现在他希望他努力学习，从挫折中得到成长。实际上，如果不能成为伟大的作家和思想家，那将是伍德罗本人的过错。在伍德罗上大学的第二年，威尔逊先生还第一次暗示，他们父子二人是一个整体——这一次是指他们拥有共同的利益。威尔逊先生让儿子不要急于购买新大衣，除非绝对必要。“我们是一体的。我会为你牺牲一切，我相信你也会为我这么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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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普林斯顿，伍德罗做到了重整旗鼓，这是可贵的。先前他从戴维森学院退了学，现在他又开始继续学业，并取得了成功。这种经历失败后重新振作，进而取得胜利的能力将成为他的标记。从行为来看，他的重振雄风主要是成了一名学者和演说家，并积极参加活动，准备当一名政治领袖。从心理学角度来看，他的恢复信心与父亲认同有关，认可父亲对他的期望和父亲的自我理想。伍德罗对演说的执著体现了他与父亲的认同：威尔逊先生本人是一位优秀的演说家；伍德罗练习伟大演说家的讲话，他也代表他的父亲，他甚至在父亲的讲坛上练习演说。伍德罗认可父亲对自己的期望，并把它看做也是自己的期望，即他要努力学习，他要在经历失败和挫折之后变得更加强大（经历了戴维森学院的失败之后，在普林斯顿大学取得成功就是一个例子），他要成为伟大的思想家和作家。伍德罗还认同父亲的自我理想。威尔逊先生热切渴望权势，可是在哥伦比亚失势以后，他却再也没能卷土重来。伍德罗想当学者，还渴望进入政界，这是他努力想要完成父亲没能完成的任务，现在，父亲想让伍德罗代替自己实现愿望。

与父亲的认同是怎样帮助伍德罗戏剧性地恢复自信，变得斗志昂扬了的呢？我们可以再用俄狄浦斯和自我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回答这个问题。在俄狄浦斯层面，也许伍德罗是通过与攻击者认同来抵制阉割焦虑：在父亲对他感到满意的背后，他看到——或者幻想看到——强烈的嫉妒和攻击。为了抵制由此产生的焦虑，伍德罗与咄咄逼人的、果断坚强的父亲认同，或者自己“变成”父亲。也可能是父亲的愉悦安慰了他，他的成就没有被看做竞争，所以也不会引起报复。他要成为父亲希望他成为的那种人，这甚至可能表示被动和顺从。在自我层面，与父亲、父亲的期望和自我理想认同，也许抵御并弥补了他自己的某种缺陷感。伍德罗写给父亲的信里有一些荒凉的意象，就像他早期的海盗幻想那样。（他写道，自己的观点是“仅有几点”，“拖泥带水”和“他的观点与周围的垃圾很难区别”。）不过现在，这种荒凉不显得那么凄苦，因为他字里行间流露着幽默。也许因为他渴望成为父亲希望他成为的人，他重新获得了过去从父亲的赞许中得到的快乐。只是现在，这种满意成了他对自己的鼓励，通过与父亲的认同，他把父亲的赞许变成了自己的赞许。他摆脱了缺陷感，这让他如释重负，欣喜异常。

自我的形成可以得到支持，我们能够看到，威尔逊先生对儿子和儿子的成就过于关切——他要让儿子需要自己，让儿子向这个方面发展，以便弥补他自己的不安全感或缺陷感。因为自己的缺陷感而对孩子过度关心的父母常常把孩子视为自己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孩子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孩子敏锐地察觉到父母的焦虑，就会向外寻求帮助，并学会一些舒缓这种焦虑的行为。被父母的需求牢牢束缚的孩子很难形成全面、连贯、独立的自我感觉。长大以后，他会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空虚的，除非他维持原来的关系或者建立起一种类似原来的关系。威尔逊先生这些年写给儿子的信并没有清楚地表明他对儿子的关心以上述标准来看是否过度。但有些地方暗示了他的过度关心、他的全心投入，他要求父子二人像朋友一样，他说他们的利益是一致，他们彼此愿意为对方牺牲一切。后面的信件提供了更多的证据。不可否认，这些信反映了威尔逊先生和伍德罗生命较晚时期的需求，但它们是我们掌握的最早的说明信号。

恋爱中的伍德罗

1879年，伍德罗开始在弗吉尼亚大学的法学院上学。他很快爱上了自己的嫡亲表妹哈丽雅特·伍德罗——伍德罗一个舅舅的女儿。哈丽雅特漂亮、随和，有音乐天赋。伍德罗在普林斯顿大学读四年级时，两个人重新开始了童年后中断的交往。她现在上学的地方距离弗吉尼亚大学骑车只需两个小时。伍德罗经常去看望她，他经常缺勤，因此在学校惹上了麻烦。自他从戴维森学院退学以来，这是他第一次出现严重的健康问题，而且他不得不在第二年12月退学。他向朋友们描述的症状是总也治不好的感冒和消化不良。这一次也像从戴维森学院退学后一样，在家里，他的身体逐渐康复，在接下来的15个月里，他在家自学完成了法律学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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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1年夏天，他跟哈丽雅特一家人住在俄亥俄州，在那里他帮另一位舅舅工作，担任见习职员。伍德罗很高兴与哈丽雅特在一起，9月，他向她求婚，她非常吃惊。她拒绝了，理由是他们之间存在血缘关系，真实原因是她不爱他。伍德罗当晚就搬到当地的宾馆去住。他给哈丽雅特写了一张便条（用一张纸片），劝她不必担心血缘关系。他第二天就动身返回自己的家。在路上，他给她写了一封信，描写了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并要求她穿某件裙子，摆某种姿势拍一张照片，以纪念他对她的美好记忆。照片要只印一张，然后寄给他。伍德罗和哈丽雅特在接下来的几天继续通信，但他信中表露的热情很快就让她——也许是她的父亲——认为，两个人的鱼雁往来必须中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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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伍德罗努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但是，求婚遭拒还是深深地伤害了他。这一年12月，他写了一首100行的诗：“流淌的河”。刚开始，这条河顺着堤岸，摆脱堤岸的束缚奔涌向前。后来它流过一座灰突突的废弃城堡，城堡高耸在一座遍布岩石的岛屿尖顶处，城堡正面的墙壁斑驳剥落，残留着从前的敌人充满仇恨的进攻痕迹，里面的橡木餐桌正在腐烂，一架钟锈迹斑斑，早已没有人把它敲响，里面的大厅和院子遍布蜘蛛网、霉菌和苔藓。接着这条河流过一座城市，城里的人们根本不知道什么叫悲伤、死亡和怜悯。穿过这座城市，它流经一个庄园，一对小兄弟在里面蹦蹦跳跳，年轻的妈妈看到他们玩得高兴，也乐呵呵地笑起来。看到这幸福的场景，这条河的心情不那么沉重了，它平静地注入了大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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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首诗写了3个月以后，伍德罗在给一位密友的信中写道，他的爱情虽然不容易萌发，但“它一旦发生，却来势凶猛，不可阻挡”。他又写道，他承受着巨大的痛苦，尤其是他认为哈丽雅特真诚地爱他，她拒绝他仅仅是出于偏见和义务。他“没有被击败”，虽然他的学业和从事律师职业的计划被推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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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他的称呼一直是受洗时的名字托马斯。从此以后，他永远地丢掉了这个名字（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他试过用各种缩写和名字）。现在他的称呼正式变成了伍德罗·威尔逊。
(118)

1882年春天，25岁的伍德罗在佐治亚州的亚特兰大开始从事律师职业，不到1年，他就意识到律师不是他的天职，于是决定当年秋天（1883年）进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攻读历史和政治学的研究生学位。还是这一年的春天（1882年），他邂逅了埃伦·路易丝·阿克森（Ellen Louise Ax‐son），并再次迅速坠入爱河。埃伦很有魅力，性格腼腆，富于艺术气质，知识广博。她的父亲是一位长老会牧师，也是威尔逊先生的老朋友。伍德罗当年夏天开始追求埃伦，9月，他迟疑地向埃伦求婚，她接受了。伍德罗欣喜若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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伍德罗和埃伦于1883年9月订婚，1885年6月举行了婚礼。在这中间的21个月，两个人聚少离多，大部分时候不在一起。伍德罗用了两年的时间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历史和政治学，学习成绩显著。受到埃伦的爱情的激励，他埋头苦学，以前所未有的勤奋写了大量文章；1884年秋天，他出版了著作《国会政府》，这本书为他在那个时代成为一名受人尊敬的学者奠定了基础。

在伍德罗和埃伦订婚期间，他们通了数百封信，大部分都保存下来。这一大堆美妙的情书比其他材料更能揭示伍德罗的内心世界。也许像他早年写给母亲的信一样，他在给埃伦的信中谈到了他对身体病痛的各种担心，也非常关心她的健康。对我们研究他的内心世界尤为宝贵的是，他经常详细描写自己的心情和体验。他描述了频繁出现的消沉，每当这种时候，他就怀疑自己没有能力做任何一件有价值的事情。他对自己的才华没有信心，觉得他是“一个无趣的家伙，徒然地具有领悟虚假思想的诀窍”。他没有真正的头脑；他不过是有办法掩饰自己没有头脑罢了。他“根本没有闪光点和多方面的才艺”，到此为止，他的教育基本上表现为他这个人“思想的贫瘠”。他觉得自己不像别人那样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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订婚前后的埃伦·路易丝·阿克森（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许可重印）

伍德罗感到孤独。他离家已经8年之久，却仍然不堪忍受思乡之苦。独自一人时，他指的是“摆脱”亲人“诚挚的同情”，他过着过于严肃的生活，不懂得放松。这时候，他觉得自己感性的一面受到压抑，“除了思考什么也做不了”。没有了家人的爱护，他就“浑身酸痛”，心灵“焦渴”，脑子“生涩干枯”。没有了家庭生活，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只剩下半个人，好像我在等待真正的生活正式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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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还告诉我们他怎样克服这种感觉。一个办法是想象他得到了世界的口信，要把它传送出去，想象他在从事不朽的事业。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办法是爱。他整个一生，都是家人的爱护抚平他的孤独和自我怀疑。这是他摆脱病态倾向的唯一力量。现在，他对埃伦的爱情使他超越了痛苦的感受。他们订婚以来，他的工作取得了极大进步，他整个人似乎变得明朗了。在他看来，爱情就是自我牺牲的观点简直是胡说八道。爱情是一种奢侈，它能“减轻悲伤，使纷扰的杂务容易忍受”。她真诚地对他产生强烈的兴趣，这让他的欣喜难以形容。“你热烈而甜蜜的爱情，你深沉的同情和信任让我感到了自己的完整，让我对未来充满了信心，这是难以用笔墨形容的，因为我的幸福是无与伦比的。”他有点胆怯地请她在信中有意识地表达她对他的爱情。她的绵绵情话是照亮他的愁苦情绪的阳光。她对他的兴趣和接纳让他尤其感到高兴。

只有你是它（他这个人、他的秘密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只有你可以彻底了解我，了解我最好的一面和最坏的一面。只有你可以看到我毫无保留地向你袒露的心怀，其他人只能猜测而已。我亲爱的埃伦，我对你的爱情给了我快乐。过去我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直到我有了你，我为你而活，我活在你心里……这就是为什么我说你是“我的整个世界”……你保有我全部的心灵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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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把自己的内心世界向埃伦袒露的喜悦也反映在他的梦境当中。他们订婚后只过了两个星期，他就写信告诉她，他做了一个梦，梦里他把她从来没有见过的他的另一面展示给她看——他荒谬可笑的一面。在梦里，他和埃伦玩闹着走过一间房子，两个人“愉快地互相爱抚，不时偷偷亲吻”。随后的夏天，他又记下一个梦，梦里她劝他放弃独立的思想和行为，心意安定地接受爱情的奴役。叙述这个梦时，他提到她褐色的眼睛，在信的后半部分他写道，凝视她的眼睛让他产生郑重而又幸福的心情。
(123)

1884年新年过后不久，伍德罗又做了一个完全相反的梦。为了节省火车票和抽空学习、写作，他留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过圣诞节。学校里只有他一个人。为了“逃避无法忍受的孤独”，他埋头学习。新年时，他发现自己神经紧张，精疲力竭，不得不彻底把书本丢开几天。他把这几天的体验称为有生以来最难熬的日子。在这种“半疯狂的状态”下，他“接连做了三个晚上的梦”，梦到埃伦在安慰她，她用“无与伦比的甜蜜爱情照料他”。可是在1月3日，他仍在努力恢复精神时收到了埃伦的一封信，她假意生气，嗔怪他在信中多处写到亲吻和爱抚。当天晚上，“我梦到你死了——没有了你，我也不想活着；不，你死了，我也想死去。”在这封字迹极其潦草的信中，他对埃伦说，他发誓要彻底向埃伦敞开胸怀。这意味着他必须放弃自己先前的决定，即永远不向任何人袒露自己“隐秘的想法和动机”——他当初下这样的决心，是因为他“不懂女人”，因为他“跟男人打交道时体验到了自私”。现在，他不会放弃自己的誓言，但是看了她的信，他担心她也许不会接受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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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天后——他还没有收到埃伦的回信——他写到，周围的人们注意到他是多么幸福，虽然他照镜子时不觉得自己有什么不一样。晚上，他梦到她对他微笑，对他吐露爱意。在一个梦里，她看到他很高兴（这一点他提到两次），她原谅了他“偶尔不合礼数和‘原则’的冒犯，那是我跟你在一起时情不自禁的欣喜举动”。在同一封信里，他谈到对工作的厌恶，因为它与他心目中的写作风格相差十万八千里。

我希望的是一种明晰、大胆、新颖而流畅的风格，有灵性却又始终打动人心……它可以快速推进——华丽、刚劲、奔放……或者必要时有所克制；一种活泼的、充满生机和色彩，充盈着灵气和魄力，饱含着永不枯竭的力量的风格——它具有可以使之不朽的美、力量和典雅的万般风采——我厌恶现在写下的这些生硬、干巴、机械、单调的句子，你还会觉得奇怪吗？我只能用它们给贫瘠的思想蒙上一层纱，可是这罩衫即使对贫瘠的思想也嫌过于寒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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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月4日，伍德罗的心情才开始好转，但他的彻底恢复却被一件不幸的事情耽搁了。1月10日，埃伦的父亲因为突然变得狂暴而不得不入院治疗。此后一段时间，他始终没有收到埃伦的回信。1月20日或21日，伍德罗前往佐治亚州看望埃伦，陪伴她和她的家人直到1月27日。1月28日，他看望了自己在威明顿的家人，因为心情不好，耽搁了两天才返回巴尔的摩。他写道，父亲把他的病诊断为“不得不与你分别的相思病”，对此他既没有承认也没有否认。伍德罗很遗憾他不能多待几天，享受母亲的关心和照料，而必须回到巴尔的摩。一到那里，他的孤独就被纷纷来访的朋友们打消了。人们对他说，他看起来好像生了病，而且他觉得埃伦有责任关心他的健康，于是他几年来第一次去看了医生。医生安慰说，他的病看起来好像是胃肠问题，不太要紧。2月7日，他写信报告说，他已经完全康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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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伍德罗上法学院、从事律师职业和就读研究生院的这几年，他再次表现出从失败中汲取力量、重新站起来的能力。他曾经中断了法律学习，却重新振作起来完成了学业，然后从事律师业务，并在研究生院取得了成功。他对哈丽雅特·伍德罗的爱情让他饱尝痛苦和失望，但他却打起精神，赢得了埃伦的爱情。

如果用俄狄浦斯情结来解释伍德罗在法学院的崩溃和他在1884年初的紧张状态，就会强调说，他对自己的性冲动和竞争冲动产生了负罪感和阉割焦虑。但是，俄狄浦斯式分析在这里第一次陷入了困境。伍德罗在挫折之后取得一次次成功，这就排除了他患有成功神经症的可能性。此外，几乎没有迹象表明，他为自己受到哈丽雅特或者埃伦的性吸引而感到内疚。他洒脱自如地给埃伦写信，常常写到亲吻和爱抚。最后，他从来没有表示过厌恶或反感，这种心态的存在暗示，满足一种被压抑、被禁止的冲动是危险的。相反，我们很理解和熟悉伍德罗这些年的感受和心情，因为他的表现在一些精神病患者身上也可以清楚地看到：自我评价不高，不善于控制紧张情绪，需要用人际关系来维持可以掌控的平衡。

伍德罗用不同的方式记录了对自己很低的评价。他觉得自己是不完整的（“半个人”）、凄凉（“焦渴”、“生涩干枯”）和空虚（“贫瘠”）的。但是爱意浓郁的私人交往让他感觉不是这样。在他的整个一生，与家人的温馨关系都让他感到如鱼得水。从他的行为推断，在弗吉尼亚大学时，他与哈丽雅特的关系让他觉得自己充满生机、神采飞扬。在他写给埃伦的信中，他也表示她让他感到舒展、自信和完整。简而言之，爱意绵绵的私人交往深刻地提升了他的自我评价。

伍德罗不擅长克服紧张情绪的证据颇具戏剧性。他在弗吉尼亚大学崩溃的直接原因是，他与哈丽雅特交往时过于激动。她对他的温柔让他如此兴奋，也许是因为她对他的性吸引力，以至于他横跨大半个美国大陆去陪伴她，忽视了自己的学业，终至校方和父亲不得不出面干预。最后，在出现了身心或疑病症之后，他从学校退了学。显然，让他失去能力的不是负疚感，他唯一懊悔的是让哈丽雅特难堪。他无法调节自己的紧张情绪，只好回了家，让家人帮助他处理这个问题。他受到的过度刺激是性刺激与哈丽雅特的爱情刺激，哈丽雅特喜欢他，对他温柔亲切。当他第二年夏天看望哈丽雅特时，他又变得过于激动，误以为她的善意是爱情。他遭到拒绝的反应是写了一首河流的诗，这首诗把他本人的情感状态表露无疑。他的紧张情绪挣脱束缚，咆哮着摆脱了控制。废弃的城堡因为过去的战争创伤而斑斑驳驳，里面只有霉菌、蛛网、锈迹和朽木，这代表他的自我体验。城市代表外面的世界，它看不到他的痛苦。可爱的年轻妈妈代表他孩子般的对自己母亲的幻想，还有他热切地渴望哈丽雅特对他有所回应：她要因为他和他的快乐而感到高兴。这一幕和小河最终注入大海表示他与家人、尤其是母亲在一起时平和安宁的感觉。

首先，伍德罗在1884年新年前后在巴尔的摩的体验似乎可以用俄狄浦斯分析来阐释。也许他为自己的性幻想感到内疚和不安。也许他整夜梦到的“无与伦比的甜蜜爱情”明显地带有性的色彩，这使他更加内疚和不安。他不能意识到，埃伦的责怪是明显的卖弄风情，因为这个想法也带有性的色彩。于是，他把自己苛刻的超我形象投射到她身上，她死去的梦实现了他想摆脱这些性的诱惑的愿望。

但是上述分析没能抓住伍德罗的梦境与情书的口吻和情绪。他心情愉快、情意绵绵地描述自己的梦境，他很高兴——既不感到内疚也不觉得羞耻——把这些梦告诉她。而他在巴尔的摩的感受就像早先他与哈丽雅特交往遇到的挫折一样，似乎是由于不善于克服紧张情绪引起的。他孤独一人，他不能分散注意力，摆脱性幻想和情绪紧张的困扰。埃伦用爱情呵护他的梦境满足了他希望她安慰自己的需求，因为他在这种不可遏制的紧张状态下深感痛苦，不能工作，“几乎要发疯了”。埃伦的嗔怪非但没有为他提供前三个晚上在梦中渴望的必要的安慰，反而给了他更大的刺激。于是他梦到她死了，以便去除情绪紧张的根源，它与性诱惑的根源是不同的。为了克服紧张情绪，他接受了她字面上对自己的讥诮和禁止，这么做与他把自己苛刻的超我投射到她身上是不同的。

4天以后，伍德罗的情绪紧张发展成了亢奋——人们甚至说他看起来异常快乐。这让我们回想起哈丽雅特拒绝他的求婚之后，第二天他告诉她自己的心情非常愉快。一部分原因是他用轻症躁狂来对抗抑郁，但他也感到了有点自大狂倾向的兴奋，这一点在他描述自己理想的文风时使用的华丽辞藻中一览无遗：“大胆……始终打动人心……快速推进……永不枯竭的力量……使之不朽的美、力量和典雅的万般风采”。他没有完全恢复正常，直到他陪伴埃伦度过一段日子（虽然是在不幸的情况下），又在家待了几天，并在回到学校后看了病，得到了医生的安慰。

伍德罗在写给埃伦的信中透露了他用来克制紧张情绪的两个办法。一个办法是幻想自己写出了不朽之作——这是他青少年时期幻想冒险和出名的延续。不过，对他来说更重要、更有效的办法是爱，家人的爱，现在还有埃伦的爱情。笔者认为，爱之所以能够帮助他，是因为它发挥了科胡特所谓的镜像功能。每个孩子都需要父母或者镜子把自己的价值反映回来。在正常的自我发育过程中，孩子逐渐具有或者使这种镜像功能成为自己的一部分，因而获得克服紧张情绪、作出自我评价的能力。任何人都不可能完整地获得这种功能。每个人的自我感觉都在某种程度上受到他从环境中持续得到的镜像反馈的影响。但是，如果一个人早年的自我发育受到了损害，遭到不适当的干扰，他就会继续要求过多的镜像反馈；如果得不到，就很难克制自己的紧张情绪，很难作出中肯的自我评价。伍德罗一再表示，埃伦的爱情一个重要侧面——虽然不是唯一侧面——就是发挥这种镜像功能，有时候，他对她提出过分的爱情要求。他明确地要求埃伦在信中尽可能多地表达对他的爱。对他来说，她在他“心灵世界”的位置和“向她袒露自己整个心灵”就是她的爱情带给他的“幸福”。他一次次做梦，也一次次描写了她见到他时的欢乐，写到她的眼睛——有一次甚至提到了镜子。她看着他，接受他，爱他——她反映他——这让他觉得自己是完整、全面和受到鼓舞的。
(127)

伍德罗向埃伦报告他的身体状况，请她表达对他的爱情，这让我们回想起他早年和母亲的通信。这些相似之处，再加上伍德罗不善于应对紧张状态的实际情况，无疑可以让我们猜到他童年时有过的一些重要体验。伍德罗的母亲也许很擅长爱抚和安慰他。可是不知道为什么，也许由于她本人的不安全感和失去双亲的痛苦，她提供了过多的抚慰，当伍德罗随着年龄的增长对这种抚慰的需求日益消退时——也就是他必须把自己看做一个独立的个体时——她也不能遏制。于是，伍德罗的母亲没能关注他的真正需求，她干扰了他的成长，影响了他形成自我应对紧张状况的功能。成年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伍德罗觉得他的自我受到强化的紧张状态的威胁，比如性兴奋、爱情、失恋或者孤独等，他就需要另一个重要人物以支持和表达爱意来反映他自己，让他从中得到安慰。不过，母亲对他忠实、把他理想化也具有积极的效果。弗洛伊德写过，“如果一个人是他母亲毫无疑问的宝贝，那么，他整个一生都会保持胜利的心情，对成功充满信心，在这种情况下真正取得成功的例子也不在少数。”威尔逊的母亲就给了他这样的自信，使他最终取得不凡的成就。
(128)

伍德罗没有要求埃伦表达对他无微不至的同情和不加质疑的仰慕，埃伦也没有主动这样做，内心极度脆弱者才会提出这种要求。她常常怀疑他的感情和观点，甚至承认它们让她感到困惑。不过，她的口吻是坦诚的、就事论事的。她鼓励他袒露自己的胸怀，她接受他本来的样子。伍德罗发现，这么做让他焕发出了生机。他们1885年结婚以后，她为他营造了和平美满的家庭生活。她为他生了3个女儿。他在布林莫尔学院（1885—1888）教书的3年是不快乐的，那段日子里她尤其是他的好帮手。1888年4月，伍德罗的母亲意外去世。在他深沉哀悼的几个月里，埃伦的抚慰和深情帮助他度过了一段他可能再次崩溃的日子。在他们的整个婚姻期间，埃伦始终关注伍德罗的需求，甚至支持他与其他女人发展友谊，因为她觉得自己过于腼腆，不能满足他对活泼开朗的伙伴的需要。

威尔逊与父亲

1879年伍德罗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1903年威尔逊先生去世，这期间的文件充分揭示了他们之间的关系以及伍德罗的自我体验。威尔逊先生继续充当伍德罗的顾问。他告诫儿子在抑郁时不要过于内省，因为内省只会加重抑郁。

了解自己、明白自己真正适合什么的绝好办法，是与外在的事物搏斗——是向一切可能出现的困难发起进攻，克服它们——是学会反抗环境，哪怕看起来是不折不扣的逆境。就你目前的状况，你每天应该全身心地投入学习，就像学习是你的生命一样……所以，你手里始终握有克服胡思乱想的坏毛病的武器。那就是征服。

约瑟夫·拉格尔斯·威尔逊摄于1870年前后（经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许可重印）

威尔逊博士多次劝诫儿子不要在逆境中退缩。伍德罗在弗吉尼亚大学读书期间，当他怀疑儿子为了要不要跟另一名学生辩论而犹豫不决时，他指出了这名学生文章中的小缺点，他最后写道：“如果你害怕和他一决雌雄，那你就是一只笨鹅。”在亚特兰大，伍德罗对自己从事律师职业的前景感到幻灭而心灰意冷，又是威尔逊博士经常鼓励他，督促他尽全力尝试。“我勇敢的儿子，在战斗还没有全面打响之前就露出怯色，这可不像你。”
(129)

他接着表示，伍德罗取得的成功让他高兴。1884年，他得知伍德罗的著作《国会宪法》被出版商接受以后，“高兴得差点哭了出来”，他热烈祝贺伍德罗年纪轻轻就取得如此胜利——这“在美国文学史上几乎是前所未有的”。收到儿子寄来的样书以后，他才知道儿子这本书是献给他的。献词写道：“献给父亲，他青春岁月循循善诱的向导，他成年以后亲切有礼的伙伴，他最好的老师和最宽厚的批评家，这本书是作者满怀深情的敬献。”他立刻给伍德罗回了信：

我的好儿子：你的书收到了，我怎么也看不够。“献词”让我很意外，我从来没有受到过如此强烈的爱的震撼。我可以说实话吗？——我哭了，喜极而泣，老泪纵横。上帝保佑你，我的好儿子，为了你如此深情的表白。
(130)

他几次写到——还是为了让伍德罗相信——他们的团结一致。伍德罗在法学院就读的第一年，威尔逊先生写道，他们都不该忘记杂志社发来的几封退稿信。“我说‘我们’，是因为我觉得，我和你是一个人。”伍德罗在弗吉尼亚大学因为缺课太多无法解释，遇到了麻烦，威尔逊先生写道，他们要共同面对这个问题。“我们是真正认同的……就好像我们是同一个人。”

威尔逊先生这些年写给伍德罗的信与早些年有所不同，表现在两个方面。首先，他指出，他需要伍德罗。伍德罗的信对他就像清凉的水对“焦渴的灵魂”或“干渴的喉咙”，他感谢伍德罗的爱，儿子的爱带给他无穷的欢乐。其次，他暗示，他害怕失去他们之间的关系：如果伍德罗在处理弗吉尼亚大学的缺课问题时辜负了他的希望，他的整个后半生都将在痛苦中度过；在伍德罗就读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第一年末，他劝儿子等一年再跟埃伦结婚时哭了，因为他害怕儿子会因此恨他。
(131)

从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中期，父子二人的关系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伍德罗对父亲的情感需求由于埃伦的存在而明显削弱，对父亲的职业指导的需求也变少了，因为他越来越有安全感，工作中也取得了成就。实际上，在布林莫尔学院度过了不快乐的三年后，伍德罗的事业开始突飞猛进。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度过了两年，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功（1888—1890），在那里，他是受人欢迎的教师，他不断地发表文章，出版著作。1890年，他在普林斯顿当上了教授，在这里，他凭借流行出版物和学术著作获得了全国性的声誉，成了青年教师的代言人，几所主要大学都请他担任校长。与此同时，威尔逊先生对自己在威明顿的牧师职位失去了兴趣。他多年来渴望回到学术界。于是，1884年，他在田纳西州克拉克斯维尔的一所勉强维持的修道院当了教师。他写道，现在，儿子的禀赋和成就超过了自己，他请儿子对他在克拉克斯维尔的就职演说提纲提出建议，因为他希望自己的讲话是“特别的，不同寻常的”。1886年，威尔逊先生再次提到儿子超乎寻常的天赋，他请儿子继续允许自己阅读手稿，哪怕不再为了审核，至少为了让他高兴。
(132)

自此以后，威尔逊先生开始不加节制地提到，他和儿子是一体的，还提到儿子带给他的安慰。1886年，伍德罗请他对出国留学提出建议，威尔逊先生对自己的意见有何价值表示怀疑，因为他极有可能提出符合儿子心思的意见，“所以，即使你说你渴望探访月球，我也会肯定地建议你，去吧！你就是另一个我：让你高兴的事情同样也让我高兴。”几个月后，威尔逊先生读了伍德罗的一篇已经发表的文章，他称赞了儿子的文笔，对儿子能够提出新颖独到的观点表示惊喜。儿子无疑会在专业领域打下比父亲更深的烙印。他接着写道：

你有春天般蓬蓬勃勃的力量，你有真正的聪颖睿智，你的天赋超过了我！你无疑是我的翻版，是对内容进行过“修订和改进”的翻版，印刷漂亮，装帧精美。我请上帝一如既往地保佑你，上帝不会禁止父亲为比自己更加高大的儿子感到骄傲的。
(133)

1888年对威尔逊先生来说是不幸的一年。他已经开始对克拉克斯维尔修道院的工作感到不满，4月，妻子又去世了。他信中的口气变得很消沉。他常常恳切地表达对儿子的思念。1888年12月和1889年1月，他痛斥自己在纽约出席宗教会议期间没有抽空去康涅狄格州看望伍德罗。“我对你的思念一刻也没有停止过，自从我回来以后，我对你的思念似乎比以前更深了……有时候我的心渴望跟你在一起，几乎达到了我不堪承受的地步……”
(134)

1889年10月，他描述了他们现在和以前的父子关系给他的感受：

啊，我的儿子，这颗衰老的心里都是你，你有难以言说的魅力——我觉得，毕竟我从来不是孤独的，即使我所拥有的一切都被剥夺了，你依然留在我心里。当然我也没有忘记……其他几个孩子……但是，和他们相比，你过去是我更好的伙伴；现在，你不仅是我的孩子，由共同的血缘关系把我们联结在一起，你还是我的朋友，共同的思想是比血缘更加坚实的纽带。我深信我们两个人彻底地——最为彻底地——相互理解。你满足了我的学识，就像我相信我能满足你的学识一样。你还满足了我的自豪感，我确信，你的类似情感在我身上也得到了相当程度的满足。长久以来，你都喜欢用崇敬的眼光仰视我，把我看得比实际上更善良，更高大。（对此我要在这里顺便说一句，谢谢你。）
(135)

他后来写到“渴望”跟儿子在一起，“渴望”收到儿子的信。他一想到伍德罗就忘记饥饿，“你在我心里比任何别的东西都珍贵”。他在另一封信中写道，他理解伍德罗有很多工作要做，没有时间写信，但是他怀疑伍德罗把这些工作看得过于重要，以至于几乎抽不出时间陪伴亲人。他接着恳求儿子，为了儿子自己的缘故，不要无视这颗“忠实的心”，这颗心始终会以爱来回应儿子的爱。他接着写道：

我真诚地以为，在你把生命的琼浆玉液挤出来的过程中，用它们的相当一部分——至少用浓稠的几滴来浇灌这颗日渐衰老的植物，对你是有好处的。啊，我的儿子，你有许多朋友……和崇拜者……可你只有一位父亲，他是你所有朋友中最真挚的，是你所有崇拜者当中最执著的。如果我是你，我会精心呵护他，哪怕他可能觉得不再需要呵护……你的爱和我的爱不是废品，不是混在同一种物品当中的杂七杂八的东西……还有，最亲密的爱……不该剥夺它的某些与生俱来的欢乐。
(136)

他越发担心失去与伍德罗的亲情纽带。他害怕自己的支气管炎发展成致命的疾病，担心临死之前再也见不到伍德罗。他犹豫要不要给儿子写信，担心惹儿子厌烦。当他陷入“淡淡的情绪低落的迷雾”时，他觉得自己孤独、老迈，甚至幻想儿子渐渐把他忘了。他请儿子用生命的琼浆浇灌父亲正在枯萎的生命时，他也写道：“我一刻也没有怀疑过——（这怀疑会要了我的命）在想到他的老父亲时，冰冷的想法绝不会悄悄涌上我亲爱的儿子的心头，哪怕是一闪而过。”
(137)

1893年，威尔逊先生放弃了克拉克斯维尔的教职，此后他用演说和布道养活自己。他跟许多女人发生纠葛。伍德罗清楚地知道其中的一桩。看到父亲在1894年与那个女人断绝了关系，他很高兴。伍德罗和埃伦无法说服父亲搬来跟他们一起生活，直到1901年春天，这时候，威尔逊先生的健康状况日益恶化（胆囊炎和全身性动脉粥样硬化），他不可能独自生活，必须搬去跟儿子同住。到1902年秋天，他的身体衰弱得厉害，他不能自己吃饭，还经常浑身疼痛，他有时会哭嚎、尖叫几个小时。埃伦很庆幸伍德罗上班不在家，还经常去外地出差。威尔逊先生在1903年1月21日去世。
(138)

揭示伍德罗看待他们的父子关系的资料虽然很少，但很能说明问题。从父亲的信中可以清楚地看到，伍德罗向他吐露心迹，寻求忠告，他重视父亲的评价，经常对父亲表示尊重和爱。伍德罗还在给别人的信中提到自己的父亲。1884年，他在给埃伦的信中写道：“在家时，他把我当做学识上的伙伴，他对我思想的激发足够在‘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一整年的。所以，没有他，我的天地会窄得多。”还有一次他写到，他对父亲的天赋“佩服得五体投地”，他“全身心地”挚爱父亲，但是，就像艺术家不能称赞大师的作品一样，出于同样的爱戴，他始终不能坦率地向父亲表白这一点。伍德罗的母亲在1888年4月去世，当时他自己虽然也很悲恸，却写道，他更为父亲感到难过，因为父亲现在“几乎没有家了”，虽然有个上大学的儿子。“我自己幸福的小家庭似乎为了他的缘故，再次证明了我陷入病态时刻的情形。”
(139)

伍德罗给父亲写过许多信件，保存下来的只有三封。我前面引用了他在普林斯顿上学的第二年写的家信。在第二封信里，他表示非常担心父亲的支气管炎，他安慰父亲说，他不埋怨父亲在纽约时没有去看望他。第三封信写于1888年12月，言辞亲昵，令人感动。伍德罗谈到了他没跟父亲一起欢度圣诞节的痛苦。不过，在欢乐的节日气氛中，伍德罗最大的快乐莫过于他是父亲的儿子。

随着我的才能和阅历的增长，我越来越意识到做您的儿子的好处；我认识到，我身上正在蕴蓄的力量具有您的力量的性质；我越来越清楚地意识到，我传承的财富和资本原本是您的理念、文学力量和技巧、独立思考能力；我每天都想培养和塑造自己的孩子们，使他们把对父亲的尊重和挚爱结合起来，就像您的孩子对您的感情一样……你赋予我的是不断增长的爱……在某种非常真切的意义上，我认为我要感激的一切都是拜您所赐。我祈祷上帝保佑我高尚、强大和圣洁的母亲，保佑我无人可比的父亲。
(140)

父亲从克拉克斯维尔退休之后，伍德罗为他的无家可归和孤独而伤心，他同情父亲。父亲1903年去世后，伍德罗再次用埋头工作来缓减悲痛的心情——就像母亲去世时那样。他只要想到自己还保留着“精神财富”就感到安慰，那是他与父亲关系的精华部分。他悲痛欲绝，他失去了

终生的朋友和伙伴……现在他走了，我的心非常孤独。现在我再没有老一辈的亲人了！我站到了火线上。我更应该没有怨言地保持镇定，专心战斗。

他对一个人寄来的哀悼信的评价尤其高，这个人本身与父亲的关系十分密切。子女的感情

在我的生命中比大多数人具有更重要的意义；没有比一个人对父亲、对父亲所代表的一切光荣使命的骑士般的忠诚更能赢得我的同情。
(141)

我们可以根据这些材料得出有关这父子二人的一些结论。当伍德罗越来越不需要父亲时，威尔逊先生可能感到了痛苦的失落。他请求儿子继续允许自己阅读手稿，其中包含着悲伤和苦涩。他害怕儿子恨他，因为他建议儿子推迟与埃伦的婚礼，这也可能更多地反映了他自己而不是儿子的愤怒。他责备自己在纽约开会期间没有去看望儿子，也可能是他在生儿子的气，因为儿子没有去看望他。威尔逊先生也许是在用反向作用和退行到被动状态，来抵制他对儿子的嫉妒和与儿子竞争的冲动。但是他也表示，他极其需要儿子的爱，需要儿子把自己理想化。

在不幸的1888年和以后的年月，威尔逊先生的这种需求变得越来越直白。显然，他在这些年的退行是由于对工作的幻灭和妻子去世给他造成的双重痛苦。发生退行时，一个人会调动他的各种无意识的需求、愿望和理由，而在正常情况下，这些内心活动只是间接隐现的（如果隐现的话），但它们仍然对他的生活和关系产生巨大的影响。退行中的威尔逊先生有意识地、明确地表示，他需要儿子把自己理想化，儿子的崇拜给他带来快乐。他感谢儿子认为他身上具有比实际更多的优点——这当然正是理想化的表示。他害怕儿子厌烦自己，害怕儿子——这是致命的——对自己产生“冰冷”的想法，因为这意味着儿子不再把他理想化了。威尔逊先生还表示，他渴望儿子需要自己、依赖自己。这些需求使他向儿子提出了可悲的恳求——实际上，他要求儿子继续求得自己的宽宏。他还明白地表示，他与儿子当时和过去的融合是非常重要的：他们是伙伴，由“共同的思想”联结在一起，他们的纽带“比血缘还要浓厚”，他们为对方感到自豪，他们心意相通，彼此满意。最后，他表示儿子为自己注入了活力。儿子使他心灵充实，儿子治疗他的孤独，缓减他的“饥饿”，让他不至于饿死。所以，现在，威尔逊先生迫切地渴望——甚至乞求——儿子用生命的浆汁浇灌自己“这棵日渐衰老的植物”。

这一切行为的意思是，威尔逊先生为了自己活得好，对儿子提出了种种要求——把他理想化，需要他，与他合为一体。他早年写给儿子的信中大量暗示了这些需求。而处于退行时期的威尔逊先生则痛苦地把它们暴露了出来。这种解释让人对威尔逊先生的一些令人不解的行为有所猜测。他当年恣意取笑和批评年幼的伍德罗，苛刻到让亲戚们生气的地步，也许是在掩饰儿子的成长让他感到的快乐，避免暴露他的激动心情。也许他在哥伦比亚时引发并拖延了强制性的小教堂礼拜事件，部分原因是他对父子关系发生断裂作出的反应，因为儿子不仅离家去了戴维森，还把一些符合年龄发育特征的情感依恋延伸到家庭以外的同龄人身上——这种做法对威尔逊先生和伍德罗都有压力。也许威尔逊先生1888年发生退行，一部分原因是伍德罗已经不怎么需要他了。

伍德罗·威尔逊像

从伍德罗的角度来看，他与父亲的关系又如何呢？一个主要的问题是，明显的理想化有什么意义。乔治夫妇提出，理想化是为了抵抗自己无意识地攻击父亲的冲动。在乔治夫妇的那本著作当中，这种理想化的意义更是不言自明的，但是现在，理想化也被认为可能具有其他意义。伍德罗说明了它对自己的意义。他写道，父亲在他的头脑当中激发的活力胜过了在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学习一年，他更多地是指学识方面的激励；但他也指身体受到的刺激。父亲激发了他的生机。伍德罗比较了父亲的激发与他在其他时候“更为狭窄”——无关紧要、不够完整的心情的不同。
(142)

伍德罗不光暴露了理想化的特点。父亲去世以后，他写下了自己站在火线上的句子，暗示他把父亲看做自己抵御敌意世界的保护伞。他常常提到对父亲的被动接受：父亲是他的批评家、向导和老师。这种意象持续不断，最鲜明的例子是他说，他觉得自己是由父亲塑造、父亲栽培的。他称父亲是艺术大师。艺术大师的内在含义是大师直接决定学徒的技能。伍德罗在1888年的圣诞节家信中写道，他力量的性质与父亲相同，他继承了父亲的财富和资本（原则理念、文学力量和技巧、独立思考能力）。父亲是“作者”，他要感激的一切都是拜父亲所赐。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分析指出——更准确地说，指向伍德罗对父亲具有同性恋的欲望，也许就是基于这种被动和塑造。伍德罗哪怕无意识地渴望与父亲建立生殖器联系，遑论由于童年时期力比多的过度刺激还是面对高危俄迪浦斯状况的退行反应，可能性都微乎其微。相反，伍德罗渴望与幻想中无所不能的父亲实现精神的融合，这样，他就能体验到圆满的自我感觉，觉得自己完整、全面。这种渴望和功能转化为性关系，可能导致同性恋或其他反常行为，但没有证据表明伍德罗出现了这种情况。
(143)

在资料的帮助下，笔者要重新猜测并扩展伍德罗童年时代的体验。他对母亲的体验不是最佳，于是他自然而然地转向把父亲理想化。自我发展的早期阶段把父亲理想化是符合一般规律的。但是伍德罗进入这个阶段时，已经由于对母亲的初期体验而产生了缺憾感。因此，他与父亲的关系一开始就带着额外负担——缺憾要得到弥补——所以，父子关系就比在正常情况下一个人维持自己的完整性和自我和谐具有更大的意义。他们的关系表面上充分满足了这些需求，因而伍德罗对它很满意。威尔逊先生也很满意，因为它满足了他自己被理想化、按照他渴望的形象塑造儿子的需要。相应的，父子关系的中断让两个人都很痛苦。由于双方的满意和不适，伍德罗和威尔逊先生都延长了父子关系中的合一阶段（这个阶段通常到一定时候就要放弃），这对伍德罗形成稳固、持久、独立的自我感觉进一步构成了干扰。所以，伍德罗度过了童年，他的自我感觉具有持续的脆弱性，很容易突然回到不完整的痛苦感觉当中，由此还产生了不能应对紧张局面、不能正确地看待自己的问题，这跟他在这种时刻迫切渴望从亲密关系中得到爱和抚慰的需求是一致的。
(144)

不过，伍德罗与父亲的关系也为他的长处奠定了基础。它有许多长处。与母子关系相比，伍德罗能够把父子关系融入自我意识，并且使之发挥重要功能。父子关系为他早期的身份认同和理想、原则、雄心奠定了基础。伍德罗写给父亲的圣诞家信非常感人，它对父亲给了他“精神财富”的特殊角色表达了洞察深刻的赞美。在遇到挫折和失败时，他没有一蹶不振，而是从父亲赐予的财富中汲取力量，镇定以待，然后重新振作，并且变得更加强大。这种来自父亲的“精神财富”是伍德罗能够败中取胜的根本。重新振作的能力也是伍德罗之所以伟大的根本。

普林斯顿大学校长

1902年，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辞职，校董事会很快选举伍德罗接替这个职位。他很高兴。他终于成了一位行动者。此后的几年，他的确取得了不凡的成功。通过改革教学大纲和改善教师队伍，引入类似牛津大学的导师制，他使普林斯顿一跃而升到了美国大学中的佼佼者的地位。可是，1906年5月，他在成功的顶峰突然左眼失明，发生了视网膜大出血。医生告诉他，他患有高血压和全身性动脉硬化。10年前，他就一度感到右手疼痛、发麻和无力；当时被诊断为神经炎。除了眼睛的问题，1906年，他可能再一次感到身体虚弱。现在，他认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他的父亲就是死于这种疾病。一位医生甚至建议他立即退休。还有一位医生建议他暑假好好休息一下，然后减少工作量。于是，夏天，威尔逊带着全家去英国的赖达尔度假，那里曾经是华兹华斯的故乡。他与英国肖像画家弗雷德里克·耶茨（Frederick Yates）及其家人立刻缔结了持久的友谊。回来以后，威尔逊在给他们的信中写道，他们的爱和友谊是他身体康复的最好药物。
(145)

1906年9月，威尔逊的身体康复了。可是，接下来是冲突迭起、屡受挫折的4年。他想用四方院制度取代独立而腐败的餐饮俱乐部时，第一次遭到了挫败。在四方院里，本科生、研究生和未婚教师共同生活，有利于促进学术交流和相互激励。接着，他又在研究生院选址和控制权问题上展开了那场著名的争斗，但最后遭到失败。

病后的威尔逊在行为的诸多方面和往常不太一样。长期以来，他一直认为四方院计划的实施需要长达25年的时间。可是，1906年大病一场以后，他想立即实施这个计划。过去，威尔逊是教员的代言人，现在，对这项规模浩大、代价高昂的改革，他却没有征求教员或者校友的意见。他于1906年12月向校董事会正式提出了该项议案。春天董事会批准了提案，他宣布了该计划，声明它将在1907年6月立即执行。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教员抗议没有征求他们的意见，校友抗议该计划拆除他们心爱的餐饮俱乐部。威尔逊不愿意安抚这些人，他反倒欢迎反对的声音。“战斗打响了，我认为，这不是一场发展的战斗，这是一场恢复普林斯顿精神的战斗。我比以往任何时候更加苦心孤诣，因为这是一个拯救计划。”最后一个非同寻常的特点是他在1906年12月交给信托委员的正式提案的结尾部分：

（大学）的发展已经过了一个阶段，它不可能再被当做一个独立的单元。分裂正在发生，它正在分裂成生机盎然的大学的精妙精神无法把握的小原子。我们必须用新的有机步骤来代替分裂。新机体要有几个部分，但每个部分都是这个共同生命的器官。它是变化多样、更为丰富的有机体的重新统一。现在到了采取行动的时候，大块流动的基质正颤抖着走向某种最终的凝结。
(146)

威尔逊说得对，战斗已经打响。9月，他的心腹和密友约翰·格里尔·希本（John Grier Hibben）强烈反对该计划，让他始料不及，倍感挫折。10月，他又一次遭到挫败——并且几乎辞职——董事们请他收回计划，因为缺少资金和主要捐助人一致反对。当天，他对希本夫妇的态度十分粗暴，事后他为自己在“晦暗情绪”下的行为道了歉。朋友们对他判若两人的举止感到不解，他们担心自己可能无意中冒犯了他。12月，他再次感到右胳膊疼痛和麻木。1908年1月，他精神紧张，浑身乏力，不得不去百慕大休假一个月。后来埃伦说，他对希本的失望是他事业生涯遭遇的最大一次挫折，也是他这次崩溃的原因。
(147)

在百慕大，威尔逊与玛丽·赫尔伯特·佩克（Mary Allen Hulbert Peck）的友谊加深了。佩克是一位魅力不凡的社交名人，她在当地的社交圈子里热情地款待和赞美他。几年以后，威尔逊把佩克当做值得信任的朋友保持通信，他们之间的关系是他生命中最重要也最著名的一段关系。威尔逊写给她的信很像他当年写给埃伦的信，虽然更为含蓄：他表达对她的健康和幸福的深切关注，他把他的私密想法和感受告诉她，他反复表达情谊、感激和渴望她的陪伴。温斯坦不久前提出的观点很有说服力：在百慕大，她远不止是多数传记作者所描述的柏拉图式友谊的珍贵对象，实际上，威尔逊和佩克发生了婚外恋。
(148)

休假和佩克的关注使威尔逊康复了。回来之后，他向校友团提出了自己的理由，但是在4月，信托委员会免除了餐饮俱乐部的罪责，于是四方院计划遭到了最后一击。6月，威尔逊写道，这一年他过得十分艰难，他一整年都难以保持高昂的情绪。他整个夏天都在英国休假，还跟耶茨一家共度了几个星期，渐渐地，他把思绪从普林斯顿转移到别处。9月回来以后，他再次觉得自己彻底康复了。
(149)

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最后的失败是关于研究生院选址和控制权的斗争。他刚刚当上普林斯顿校长时，与研究生院主任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Andrew Fleming West）相处融洽，还为韦斯特的研究生招生小册子写过一篇通篇颂词的前言。可是，随着时间的流逝，威尔逊对韦斯特感到幻灭，后者注重豪华的宿舍区，并且显然对严肃的教育事业不感兴趣。1906年10月，威尔逊从欧洲回来，得知麻省理工学院请韦斯特去当校长。他没有趁机摆脱韦斯特，让他离开普林斯顿，而是支持大家劝说韦斯特留下。韦斯特答应了，他知道研究生院的计划马上就要实施。可是威尔逊却继续推动四方院计划。韦斯特觉得遭到背叛，开始直言不讳地反对威尔逊和他的计划。

此后，威尔逊逐渐把韦斯特的许多职权集中到自己和董事们身上。到1909年春天，许多人都以为韦斯特会辞职。可是到了1909年5月，韦斯特宣布，他的好友、富裕的肥皂制造商威廉·普罗克特（William Procter）准备为新的研究生院捐资50万美元。条件是它要建在校园外围的高尔夫球场，而不是威尔逊希望的中心地段。威尔逊反对这个条件。研究生院要成为大学的学术中心，它不能孤零零地坐落在校园的边缘地带。10月，校董事会否决了威尔逊的意愿——也否决了董事和教员委员会的意见——投票决定接受普罗克特的捐款和选址。威尔逊差点辞职。一段令人不安的休战期在12月22日结束，包括一次全体重要人物出席的招待会。威尔逊向普罗克特提议，普林斯顿可以修建两所研究生院：一所是建在中心地段的四方院样的建筑，由早先的捐款资助，另一座建在高尔夫球场，由普罗克特出资。普罗克特拒绝了。圣诞节，威尔逊写信给信托委员，表示按照韦斯特的计划建立的学校不可能取得成功，所以，他不同意接受捐款，因为捐款会把控制大学政策的权力交给出资人。战斗再次打响。
(150)

威尔逊的反对者劝说普罗克特接受建两所学院的提议，他们认为，威尔逊如果再拒绝接受捐款，就会自打巴掌，狼狈出丑。于是，普罗克特接受了建造两所学院的计划，这个计划在1月的校董事会上宣布时，果然让威尔逊措手不及。他脱口而出，说问题不在于选址，而在于理念，尽管此前地理位置一直是他的主要理由。他说，教员可以在这个乡村的任何地方有效地管理研究生院。他接着说，普罗克特的意图是奉行韦斯特的小册子所阐释的理念，基于那样的理念，学校不可能取得成功。人们问他当初为什么给小册子写了通篇赞颂的前言，威尔逊声称，他在写作之前没有阅读其中的内容。他承认读过它的草稿，时间是在麻省理工学院请韦斯特当校长之前。当被问及他现在为什么放弃当初的提议时，他说，一些教员说服了他，认为那样行不通。一位董事当场对威尔逊的人品表示怀疑。威尔逊非常生气。
(151)

1910年1月底，《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信给威尔逊，说他听到了传闻，普林斯顿大学内部引发了争议，认为这件事也许在美国大学里具有代表性。威尔逊回信写道，研究生院的争议正如四方院的争议，根本而言是特权和民主阶层之间的冲突。《泰晤士报》顺着这一思路写了一篇评论，把威尔逊作为进步人士的典范，引起了全国范围内对普林斯顿大学的关注。可是，这篇评论损害了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权威，因为它对反对者的谴责是不公平的。当初，如果信托委员知道威尔逊写过这样一封回信，他很可能不得不辞去校长一职。
(152)

1月12日，威尔逊前往百慕大度假。他恳求妻子和佩克给自己写信——并因此振奋。他惊讶地觉得自己精疲力竭：第一个星期他每天睡12到14个小时，他写道，他因为总是梦到普林斯顿的纷扰而睡不踏实。度假再一次让他恢复了精神。
(153)

3月初，威尔逊回来以后，向几个主要的校友组织申诉了自己的理由。在校董事会4月的会议上，他请董事会成员让教员来投票决定研究生院的选址问题，他知道，他能够赢得他们的充分支持。董事们热烈地讨论了这份提案，最后决定推迟决定，暂不采取行动。威尔逊很生气。两天后，他发表了那篇著名的“匹兹堡演说”——这次即兴讲话抨击了财富的影响力，批判大学对国家的需求无动于衷。他猛烈抨击美国的教会只为上流社会服务而不为大众服务。“（教会）关心教堂长椅的租金胜过关心人们的灵魂”。他的精彩语句是，“如果美国失去了镇定，她会像法国一样不得不在血泊之地踯躅前行，然后才能在懂得其需求的领袖的率领下重新找到和平和繁荣。”威尔逊僭越普林斯顿的董事会，向全国申诉了自己的理由，并预言将会发生一场革命。
(154)

后来，威尔逊意识到他的讲话有些过激。董事会成员提出把韦斯特降职为教务长，作为交换，威尔逊必须接受高尔夫球场的校址——这个建议相当于对手的投降。威尔逊拒绝了。5月18日，僵局被出乎意料地打破。一位富有的校友去世，留下估计200万美元，这笔钱可以用来建设研究生院。遗嘱的执行人之一正是安德鲁·弗莱明·韦斯特。威尔逊对埃伦说：“我们打败了活人，可是我们不可能打败死人——比赛结束了。”他同意接受普罗克特的捐款，答应了高尔夫球场的校址，愿意由韦斯特担任研究生院主任。令人啼笑皆非的是，正如约翰·马尔德（John Mulder）指出的那样，这场因一笔捐款而起的争斗恰恰因另一笔捐款而终止。毕业典礼是韦斯特、普罗克特和去世的捐款人的庆典大会。威尔逊则赢得了许多教员、校友和学生的爱戴。在典礼仪式上，全体起立向他热烈欢呼，他感动得流下了眼泪。

当年秋天，他当选为新泽西州的州长。两年以后，他被选举为美国总统。
(155)

我们从威尔逊的普林斯顿岁月可以得出什么结论呢？威尔逊在普林斯顿的事业生涯的转折点是那场疾病。生病前他取得了异乎寻常的成功。生病后他遭遇的只有冲突和失败。由此我们要提出几个重要的问题：威尔逊的身体状况究竟如何？他是否罹患了脑部疾病，因为器质性大脑综合症才作出反常举动？抑或心理原因是他所作所为的唯一决定因素？他的行为是否由身心两方面的因素决定？

研究威尔逊的学者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呈现为截然相反的两派。一派的代表人物是埃德温·温斯坦，笔者前面多次引用了他写的威尔逊传的内容。作为一名神经病学家，温斯坦认为，威尔逊在1896年和1906年发生过严重的中风（此外当然还有1919年的中风，这次中风是温斯坦的著名推断，引起了很大争议），并在1904、1907、1908和1910年多次承受不太严重的中风。温斯坦写道，威尔逊的内颈动脉、即把血液输送到大脑的主要动脉，出现了动脉粥样硬化斑块。这些斑块的小颗粒冲破限制，停留并堵塞了大脑的小动脉，致使由这些动脉供血的大脑组织缺血坏死。所以威尔逊发生过多次不太严重的脑血管病变或中风。一个颗粒堵塞了威尔逊的左眼动脉，导致他的失明。在早期的论文中，温斯坦把威尔逊令人费解的行为几乎全都归咎于由中风引起的神经生理病变。不过在最近的著作中，他的立场大大缓和，允许心理因素发挥更大的作用：比如他提出，威尔逊把自己对健康的极度关切投射到普林斯顿大学，他常常把对疾病的担心和与玛丽·佩克发生婚外情的负罪感用行动表达出来。但是温斯坦仍然认为威尔逊曾多次中风，这是他的根本假设。
(156)

相反观点的代表是具有开拓精神的威尔逊研究专家、心理传记学家朱丽叶和亚历山大·乔治夫妇，多年来他们不遗余力地反对温斯坦的中风说。不久前他们新招募了一位眼科专家迈克尔·马默（Michael Marmor）加入这一行列。马默和乔治夫妇批评温斯坦的假说太教条，批判它没有提出替代假说或者有差别的诊断。马默还提出大量的医学论据，用以反驳温斯坦的中风说。马默提出的观点当中较为中肯的一条是，主要资料表明，威尔逊1906年的眼疾不是像温斯坦认为的那样由栓子导致，而是由视网膜主动脉或支动脉的栓塞和破裂引起。这个诊断与威尔逊的医生当年作出的诊断更加吻合——即高血压和全身性心血管硬化。此外，因为急于赞成栓塞和凝块说，温斯坦几乎无视威尔逊眼疾的主要的临床状况之一是视网膜大出血。马默还指出，威尔逊的临床表现——绵延多年、反复发作、转瞬即逝的病痛——对多次中风来说是罕见的，而且没有证据表明威尔逊出现了认知障碍，这一点对中风患者的性格变化而言也不常见。精神病学家杰罗尔德·波斯特（Jerrold Post）令人信服地写道，威尔逊的胳膊麻木和身体虚弱也许可以解释为几种畸形或周围神经的病变，包括常见的“腕管综合症”。
(157)

今后，人们还会为威尔逊在普林斯顿岁月的器质性大脑疾病争论不休。如果他果真患有器质性大脑疾病，那么，他对疾病和其他压力作出调整反应的能力会遭到削弱，进而加大他的心理压力。这种损坏会使他的疾病更加可怕，对他的伤害更大。人们也许还想知道，威尔逊的乏力、麻木和疼痛等器质性症状是不是可能引起各种重要的无意识的、象征性的意义，并因此构成后来的转换反应。例如，1907年12月，希本背叛了他，学校董事会拒绝继续推行四方院计划，他的症状很可能是象征他的无力感和心理危机的转换反应。

到目前为止，笔者赞同马默和波斯特的观点，除了多次中风，威尔逊的身体病痛和反常举止还有更好的解释。对威尔逊的行为作出心理学意义上的解释根本不需要中风的诊断。

最重要的心理学事实是，1906年5月，威尔逊得知自己患了严重的身体疾病——他的父亲就是死于这种病。在这种情况下，威尔逊像其他人一样，觉得自己的身心和谐受到了威胁，他无力逆转这种局面，不得不正视痛苦的现实：自己终有一死，自己在死亡面前束手无策——这几乎是每个人终其一生努力逃避的问题。同样，威尔逊正处于成功的巅峰，他害怕失去智力，害怕智力受损，我们已经多次看到，智识对他极其重要。可以理解，他感到焦虑和压抑；可以理解，他想安抚自己的内心，使之重新置于自己的掌控；同样可以理解，当熟悉的防御和补偿手段不起作用时，他想求助于古老的、早已被放弃的防御和补偿手段——退行。退行在严重的疾病状况下是可以预料的。退行的程度和类型取决于个人、他生病前的性格和疾病对他的打击。

威尔逊的疾病对他也许意味着他活不了多久了，如果他希望在有生之年看到计划实现，就必须积极推动它的落实。1906年12月，他在交给学校董事会的报告中写道，大学正在“分裂成生机盎然的大学的精妙精神无法把握的小原子”，它需要“新的有机步骤”，“每个部分都是这个共同体的器官”。其实，普林斯顿大学当时运行得很好。是威尔逊本人——而不是普林斯顿——正在分裂：身心的分裂。是威尔逊本人——而不是普林斯顿——绝望地渴望“新的有机步骤”，使每个部分成为“共同体的器官”。温斯坦分析认为，威尔逊对他的“身体、道德和心智完整”遭到威胁作出了反应，但温斯坦的分析不够深入。威尔逊是对心灵和自我遭到的威胁作出了反应。他把普林斯顿大学认同为自己，把他对自己身心存亡的深刻担心不适当地投射到普林斯顿大学。这就是四方院和研究生院计划对他变得如此重要，他全身心地、毫不动摇地坚持它们的原因。
(158)

威尔逊求助于熟悉的防御和补偿手段。他寻求家人和朋友的忠诚和情谊，他要变被动为主动，也许他甚至像早年一样重新开始追求不朽（“为救赎而战”至少暗示了不朽）。他的理想主义和民主意识也比以前增强了。科胡特写过，理想可以弥补空虚和无助感。可是，这些熟悉的通道被一一堵死：希本背叛了他，学校董事会拒绝批准四方院计划。威尔逊的健康每况愈下（反向作用的结果？），他心力交瘁，几近崩溃。他必须采取紧急手段让自己摆脱苦境。与玛丽·佩克的婚外情就是这样一种手段。否则，我们很难想象，折磨人的恐惧和无助感会使他陷入与佩克的私情——让他背弃长老会的信条，对埃伦不忠，因为他对埃伦的爱是全心全意的。准确地说，他正在心灵的生死存亡之间挣扎。玛丽·佩克的仰慕和理想化充当了他迫切渴求的安慰和镜像，让他重新焕发了生机。我们已经看到，过去，哈丽雅特和埃伦的关注也发挥过同样的作用。他再次以感激和强烈的情爱作出反应，他的感受甚至比早年对哈丽雅特和埃伦的感情更为强烈，因为现在他的处境比当年更绝望。而且，他这次面对的是一个有兴致、成熟、经验丰富的女人，不是爱脸红的女学生。他屈服了，发生了婚外情。
(159)

威尔逊的婚外情尽管让人匪夷所思，但他最重要的防御和补偿机制是父亲的教诲，是他和父亲的强烈认同。在普林斯顿的斗争中，威尔逊把父亲在他学生时代的教导和规定表现在行动中：现在，他用“与外界”搏斗的办法来抵抗忧郁，用反抗和渴望征服来战胜“逆境和挫折”。简单地说，他紧紧抓住从父亲身上继承的“精神财富”，好像它是一根救命稻草。威尔逊还加强了与父亲的认同：现在，他患了与父亲相同的致命疾病。在普林斯顿危机时期，他的行为几乎与30多年前他父亲在小教堂礼拜争端期间的举止如出一辙。父亲触发并延长了小教堂礼拜的争议，表现得顽固而缺乏灵活性，他向高一级的权威机构——大会申诉自己的理由，被击败后愤然辞职。威尔逊也同样触发并延长了四方院计划的争议，拖延了研究生院的争议，表现得顽固而缺乏灵活性，他向高一级权威机构——校友会和全国申诉自己的理由，并几次考虑辞职，最后果然辞了职。

这一次，他的认同与我们熟悉的认同于父亲的力量、教导和雄心不同——它们曾为威尔逊提供了许多力量源泉；这一次，他是与父亲的黑暗面认同，认同于父亲的顽固、自以为是和以势压人。父亲在小教堂礼拜冲突中表现出他性格当中的阴暗面。在他们的父子交接中，它一定也偶尔有过流露，比如亲戚们后来就提到，他对儿子无情的讽刺和挖苦。威尔逊与父亲后来的关系确切地表明，这些体验没有像乔治夫妇指出的那样，给他造成心理缺陷和压抑产生的愤怒。但威尔逊的确无意识地认同于父亲的阴暗面。直到他在普林斯顿生病，随之发生严重的退行反应之后，这种无意识的认同才被激活。威尔逊用它来填补可怕的无助感，保护自己抗拒恐惧。它就像一块被移植的皮肤，用来盖住血淋淋的烧灼伤口。威尔逊在早年写给埃伦的一封信里——这封信常常被传记作者引用——写道，他觉得自己心里好像蕴藏着一座火山。我相信，他指的就是与父亲具有攻击性、以势压人的黑暗面的认同。
(160)

由于退行，威尔逊暴露出怪癖举止，他没能对普林斯顿的冲突作出适当的反应，没能担负起大学迫切渴望的领袖职责。不能胜任领袖岗位，这是威尔逊在普林斯顿斗争期间的根本心理问题——而不是他在四方院和研究生院问题上的立场是否正确。他没能让教员和校友接受四方院计划，没能在四方院和研究生院争议中采取灵活的外交斡旋，没能向对手传递哪怕些微的信息，表示理解对方的立场。相反，他选择了战斗，他把对手和一些朋友看做敌人，他给《泰晤士报》的编辑写了言辞不够谨慎的信，他异想天开地想用演说来赢得校友的支持。可以理解，对手认为他专横跋扈，自我中心，因而更加坚定了立场。威尔逊的对手不可能了解实情——实际上，他本人也不了解——实情是，他想恢复内心极度渴望的平和和安宁。为了做到这一点，他积极地采取了各种手段，不料反而触发了普林斯顿的危机，干扰了他在事件发生以后的处理能力。在沉重的心理压力下，威尔逊被打败了。

结论

笔者认真分析了伍德罗·威尔逊的生平逸事和资料，从童年时代直到他当上普林斯顿大学的校长。笔者认为，他早年的几次崩溃和担任普林斯顿大学校长时期的问题在于，他自我感觉很软弱。笔者追溯了他的自我体验，从青春期的动荡、在戴维森学院以及法学院的崩溃、他的恋爱经过直到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危机。笔者认真分析了他与父母的关系，认为它们都干扰了伍德罗形成稳固、持久、独立的自我感觉，它们也都有助于他获得独特的长处。母亲干扰了他的自我发育，她不能脱开母性的抚慰角色。但她对他的忠诚和理想化也许有助于传递给他一种感觉，即他是与众不同的，他注定要成就一番伟大的事业。父亲干扰了他的自我发育，因为父亲具有让儿子把自己理想化的强烈渴求，他让儿子来实现自己没有完成的雄心抱负。威尔逊认同于父亲顽固不化、欺压别人的黑暗面，这在他普林斯顿斗争中的失败发挥了主要作用。但是，与父亲的关系也为威尔逊提供了力量和自我期望，使他能够一再反败为胜，这是他之所以伟大的根本所在。

虽然笔者在这篇文章中强调了对自我的分析，但并不认为威尔逊出现了自恋式人格紊乱。他众多的私人关系，他的自嘲能力，他强有力的、生机勃勃的性格，这些都表明他没有紊乱。相反，笔者认为，他觉得自己性格中的自我部分是软弱和怯懦的，这种感觉通常情况下不被唤醒，但是在他极度紧张和遇到重大挫折时会显露出来。一方面，性格的某些层面与自我认知和控制紧张情绪有关，另一方面，它们也与性冲动和攻击性冲动引发的典型冲突有关，人们对这二者之间复杂关系的研究才刚刚开始。这种关系表现在正在接受心理治疗和精神分析的患者身上已经相当繁难，更何况是研究像伍德罗·威尔逊这样的历史人物。

献词

我要感谢迈克尔·霍伊特（Michael Hoit）、詹姆斯·W.安德森（James W.Anderson）、马克·利维（Mark Levey）和戴维·克拉斯（Da‐vid Klass）博士，他们为这篇论文提出了许多宝贵的意见；感谢伊利诺伊州芝加哥市的迈克尔·里斯医院精神病科，他们为我准备最后的定稿提供了支持；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允许我刊用伍德罗·威尔逊部分文章的摘录；感谢普林斯顿大学图书馆和档案馆允许我复印几帧照片；感谢伊利诺伊州迪尔菲尔德三一学院的图书馆工作人员，他们慷慨地允许我借阅大量书籍；感谢伊娃·桑德伯格（Eva Sandberg）夫人为我打印初稿。这篇文章初稿的部分内容曾提交1980年3月26日的芝加哥精神分析学院教员研讨会，1981年9月15日又曾呈交芝加哥医学院的精神病科。

第十一章　国家的镜像

——论恺撒·威廉二世对德国的领导

托马斯·A.科胡特

这位德国皇帝，你们为他吵吵闹闹，他正是你们的镜像！
(161)

——弗雷德里克·瑙曼1909年对德国人的训诫

此前从来没有一位象征性的人物如此全面地反映了一个时代，也从来没有一个象征性的时代如此全面地体现在一个人身上。
(162)

——沃尔特·拉特瑙1919年论威廉二世

威廉二世像

最近几年，德国皇帝威廉二世重新激起人们的兴趣，成了历史研究的对象。此前几十年，历史学家忽视了这位皇帝，而把相当的注意力集中在德国历史上以威廉二世为标记的那个历史时期。一个引人注目的或者说可悲可叹的事实是，迄今为止尚未出版过一部全面论述威廉二世的学术传记。
(163)

这个事实证明，此前，历史学家们研究威廉二世时期的德国，却把威廉二世本人的意义缩减到最小。与此同时，涌现出一大批流行的威廉二世传记，都是由业余历史学家编撰的。
(164)

普通公众对这位德国皇帝的好奇似乎始终不减。公众的兴趣与学术界的忽视相结合，恰恰对应了同时代人对威廉的追捧与愤恨。他似乎既是一位奇特而神秘的英雄人物，又是一个平庸无能、喜欢装腔作势的可怜人。这篇论文的主题是，德国皇帝的这两个形象统一起来，反映了他领导德国的实际情况，他的领导既充满活力，鼓舞人心，同时又软弱无能。

德国皇帝统治时期的领袖行使两项主要职能，上述自相矛盾的观点就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期待威廉身上兼具两种形象，他最好的朋友和政治心腹菲利普·乌伦伯格（Philipp Eulenburg）把它描述为“执掌政权的政治家和沉睡的英雄恺撒”。
(165)

一方面，威廉二世是一位政治领袖：他要构建和实施具体的政策。他要发挥传统的政治家的职能，要从对自己有利、对国家有利的立场出发采取行动。在这个意义上，“政治领袖”主要是从理性的自我利益的角度定义的。另一方面，威廉二世是神圣罗马皇帝腓特烈一世（Friedrich Barbarossa）精神的化身，象征民间传说中正在屈夫霍伊瑟（Kyffh－user）山中洞穴里沉睡的腓特烈大帝从梦中醒来，用当年人们评论威廉二世的话来说，“重振雄风，把德国的辉煌带入深山老林。”
(166)

换句话说，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德国领袖，是人们的情感和精神寄托。他的角色是充当洋溢着领袖魅力的德国人的代表，表达和拔高公众深沉的理想和志向。在这个意义上，“象征意义的领袖”主要是从公众形象的角度定义的。

在这两个意义上，威廉二世是具有象征意义的成功领袖，又是不成功的政治家。本文想要展示威廉的个性特点，尤其是他的自恋式病态心理，这种心理使他具有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充当德国象征的奇特能力。德国皇帝的自我是前后矛盾、支离破碎的，这使他能够从地域、社会、政治和学识方面反映一个分裂的国家，他为促进自己的心理和谐所作的努力也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了许多国民的需求。然而，威廉的内心是不和谐、不统一的，他不能从心理上定义连贯一致的自我利益，所以他不能胜任政治领袖的角色，无法可靠而连续地推行某些政策。所以，这篇论文是从心理史学的角度研究威廉二世对德国的领导。它的目的不是用精神分析学“诊断”这位皇帝的病症，指出他的自恋和反常，而是解释说明这个令人困惑的人物所造成的举足轻重、看起来却微不足道的影响，揭开他与臣民的关系，探讨他在德国现代史上的地位。

用精神分析学的自我心理研究威廉二世的性格

在本文论述的范围之内，像人们所理解的当代精神分析学那样，详尽地描述病态自恋心理的病源论和症状学，当然是不可能的。本文所采纳的自恋型人格障碍观点是以精神分析理论的一项最新发展为基础的，即把着眼点放在人的自恋需求上的自我心理学，说明这一点足矣。
(167)

从自我心理学的角度，自恋型人格障碍被认为是性格的根本结构存在缺陷或者弱点的结果。换句话说，病态自恋就是“病态自我”：杂乱、不和谐或者自我的虚弱。自我存在缺陷或者软弱的根源一般是儿童与其看护者之间的互动存在问题，看护者没能在一个人的童年时期为他提供必要的心理养分。一方面，看护者也许没有给孩子提供机会，使他吸收成人意义上的平静和力量的概念，并最终内化为一种安全和稳固的感觉。另一方面，他们可能没有对孩子作出肯定和鼓励的反应，这种反馈最终可以让孩子内化为一种自信和自尊的感觉。

这些发展过程中的不足导致的结果是，受到自恋干扰的成年人会产生一种内心失衡感和对心理分裂的恐惧。表面上的假装兴奋或者狂热举动可以抵御内心的冷漠或麻木。急切的自大可以掩饰可怕的自卑和抑郁。内在脆弱的性格使这样的人对别人对待自己的态度极度敏感，他们的典型行为是作出唐突而激烈的反应。看似无足挂齿的轻视和拒绝在他们心里变成了深刻的威胁，常常会引发一阵愤恨、默想报复或者外表的高傲和疏远，以掩饰内心深受屈辱的感觉。受到自恋干扰的人缺乏内心基本的安全、和谐和自尊，他巧妙地依赖其他人决定自己心理上的生死。他想办法从周围的环境中获得自己所欠缺的东西。他对别人的兴趣主要不在于把对方看做具有独立感觉的个人，而是对方可以帮助自己保持、扩大或者恢复心理平衡。儿童觉得自己是父母的一部分，父母是自己的一部分，儿童用这种感觉来保持自尊和心理平衡。像儿童一样，受到自恋干扰的成年人也觉得自己是别人的一部分，别人是自己的一部分。这种性格缺陷使他像上瘾一样渴望与自己钦佩或者依赖的人建立关系，因为他可以从这些人身上找到力量和安全感。或者为了消解自己毫无价值的感觉，他也许要展示和炫耀自己，引起别人的注意，希望别人的肯定和钦佩能够滋养他焦渴的自我。受到自恋干扰的人把自己与他人（物）的关系视为自我的组成部分，没有了这种“自我客体”关系的持续滋养，他就会产生失去心理连贯和心理和谐的可怕感觉。

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性格和许多行为在病态自恋的理论框架下很容易理解
(168)

，他外在的神秘和排场与内心的虚幻脆弱、富于魅力的领袖风范与显而易见的低效无能从基本的人性的角度也就可以解释了。当代最了解威廉的一些人认识到，他的根本性格不是一个统一的整体。比如威廉多年的朋友、德国总理伯恩哈特·冯·比洛就常常担心他精神失衡。
(169)

“威廉的性格充满了自相矛盾的地方，”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

唐纳斯马克（Guido von Henckel‐Donnersmark，德国大富翁）亲王常说，皇帝让他想起一个骰子盒，里面的骰子互相碰撞。他的性格不是融洽、自持或和谐的；它的各个不同侧面没有交融在一起，就像惰性物质和元素在熔炼过程中发生的情况那样。
(170)

就连观察力敏锐而交往不多的熟人有时也能察觉威廉的自我前后不一，虽然皇帝的立场和举止让他们赞叹。1891年夏天，小伯爵约翰·莫利（John Morley）与威廉一道吃过午饭后在日记中写道：

我兴趣十足地观察着这位在欧洲扮演着重要角色的人物……从急促地把脑袋一歪到一只脚稳稳地踩在地上，每个动作都精力充沛、短促、焦躁。但我有理由怀疑它们是不是坚定、稳固，是不是赫伯特·斯宾塞所说的经过了适当的协调和组织的结果。
(171)

本文从始至终都回响着威廉的内心骰子盒般哗啦作响的声音。但是，通过介绍他的性格，笔者在这里可以简单地探讨一下他的病态自我的一些表象。正如哗啦作响的骰子引发的鲜明印象一样，威廉在政治上麻烦不断，他的反复无常和不可预料可以归因于他的基本人格不够坚固。根本的脆弱被表面上的自信笃定所掩饰。他的内心没有足够的力量，他不敢承认自己什么也不懂。他觉得必须对几乎所有问题发表意见，他坚持他几乎一无所知的立场或政策。他似乎不能听取部长们的意见，他经常打断别人说话或者自己主持一言堂。政治上，他的自信笃定呈现的形式是，他反复申明自己至高无上的君权是上天授予的。比如，他于1910年在柯尼斯堡的一次讲话中宣布：“我把自己看做上帝的工具。我行事义无反顾，不拘时论。”
(172)

表面上，威廉的这句话似乎有力而自信地断言，他拥有几乎无限的政治权威。可是我们有一种感觉，威廉的主要心理目的是借上帝来弥补自己所欠缺的力量。威廉在这里提到君权神授，说到底是想要抵挡人们对他的批评，加固他岌岌可危的自主感觉。

一般来说，威廉表现出来的自信笃定，只是想要保护脆弱的自我不受外界攻击所作出的反应。他极度脆弱，每当他觉得自己没有得到充分的赞赏或者遭到谴责，他就勃然大怒或者冷漠仇恨。他的统治时期是以前所未有的离经叛道、屡受磨难为标志的。他觉得受到了威胁，他在感情上迫切需要依靠周围的环境为自己提供方向和目标。这一点是皇帝的顾问们经常讨论的话题：他具有一种惊人的倾向，很容易采纳最后一位谈话对象的政治观点和目标。所以，他在性格和政治上的专制是想说服别人和自己相信，他在心理上是独立的。笔者最后分析认为，威廉宣布自己拥有绝对权力，这是防御性的表象，它的背后是，他渴望得到别人的赞许和指引。只要稍加研究，就能一眼看透这个表象，菲利普·乌伦伯格等最了解他的人就认识到了这一点：虽然他假装瞧不起别人，但“他其实害怕他们对他的评价——他从来不敢承认这一点。”他做事的根本动机是朋友们描述的“渴望取悦别人的女性倾向”。
(173)

实际上，我们很难想象还有比威廉二世更敏感的领袖，他对别人的态度和反馈极其敏锐，他深刻地受到“时论和潮流”的影响。

威廉没能在早年与富于同情的看护者开展稳定的交往，建立起内心基本的自尊感和安全感③，于是他靠“自我客体”引导自己的雄心，决定他的理想。可是，因为威廉依赖外在的情感支持，所以他的自我缺乏统一，这也使他具有了奇特的感受力和灵活性，使他能调节自己适应环境，以获

Vol.80.

③关于这些发育缺憾的根源的讨论，见T.Kohut，“Kaiser Wilhelm IIand His Parents”。取他需要的人们对他的肯定和支持。换句话说，他是一位演技高超的演员，他能扮演那些可以带给他心灵滋养的角色。威廉的同时代人认识到了他性格中善于假装的一面。乌伦伯格喜欢叫他“普洛透斯神威廉”，普洛透斯是具有传奇色彩的希腊预言家，可以随心所欲地改变外形。有人问伟大的法国女演员萨拉·伯恩哈特（Sarah Bernhartdt）与威廉相处得怎么样时，她回答说：“很不错，谁会责怪我们呢？因为他和我，我们两个人都是蹩脚的演员。”
(174)

当然，所有的领袖人物有时候都想把私下里的性格癖好隐藏在公众场合的面具下面。然而，就威廉的例子来说，我有一种感觉，他的行为只是一连串的舞台表演，他是没有自己性格的演员。他要通过与周围环境的互动来完成自己，他实际上变成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一部分。威廉扮演的人物能给交往不深的观察者留下非常可信的印象，可以归因于他表演的诚恳和投入，归因于一个事实：他只有在觉得自己得到了周围人们的肯定和欣赏时才会感到和谐。

同样，威廉对外在抚慰的渴望根源于他焦灼不安、有时似乎无法克制的自大。他不由自主地想要展示自己，最常见的形式是辞藻华丽的讲话和频繁的出行。人们把威廉叫做Reisekaiser，即“旅途中的皇帝”。在私人生活中，军方和非军方的扈从让他感到了同样的肯定，就像国事访问、盛宴、讲话和游行给他的感觉。威廉从1888年登基直到1941年在流放荷兰期间去世，他身边始终环绕着同一类人，一群见识狭隘、趣味单一、自觉“优雅”和“聪明”的贵族绅士，这不是偶然的。这个小圈子在社会、政治、学识、文化甚至情趣方面都持有类似的看法。他们似乎还认识到，自己对皇帝的主要作用就是给他提供心理支持。经常见到新面孔、去到新地方让威廉心情激动，同样，这些扈从讲的奇妙而睿智的故事也让他心情愉快。这些人对威廉的热情和夸大的遵从就像人群的欢呼声，加强了他脆弱的自尊。菲利普·乌伦伯格是环绕在威廉身边的一个典型人物，他认识到了威廉对外在肯定的迫切需求。1897年6月，他告诫朋友比洛怎样与这位皇帝打交道，比洛即将前往国外的办事处担任国务卿的职位：

德国皇帝进入明斯特市，身后是第13骑兵团旗帜连

威廉认为一切都是针对他个人的。只有私人观点可以给他留下印象。他想指导别人，他不喜欢听从别人的指导。乏味无聊的事情他一点也不能忍受。反应迟钝、态度僵硬或者表面上一本正经的人让他厌烦，他们不可能赢得他的好感。威廉二世想要脱颖而出，他每件事情都亲自出面，每个决策都亲自作出……他喜欢喝彩声，是个雄心勃勃、忌妒心强的人。要想让他接受某个观点，你必须提出这个观点，就好像这是他的意见。你必须把一切解释清楚，便于他理解……千万不要忘记，陛下大人时时需要赞美。他是这样一个人，如果重要人物没有不时对他认可，他就会很落寞。只要你别忘了在适当的时候对陛下大人表示认可，你的一切愿望都可能得到满足。他非常感激你的认可，就像一个聪明乖巧的孩子一样。
(175)

威廉不仅依赖身边的人一再确认他本人的重要性，还依赖扈从为他提供他自己欠缺的方向和目的。的确，最近的几篇论文和已出版的大部头菲利普·乌伦伯格书信集揭示了扈从对皇帝施加影响的程度。这个兴趣狭窄的精英团体通过威廉能够对当时的政府举措施加微妙而无所不及的政治影响。
(176)

因为威廉的性格具有这些特征，所以，许多当代人得出结论，认为威廉二世精神“不正常”，意思是指威廉那令人不解的行为是遗传性或者生理性紊乱的结果。但比洛却不认为威廉在这个意义上是不正常的。他认为，皇帝只是极度傲慢而已，他用傲慢掩饰他内心深刻的不安全感：

威廉二世的傲慢表现为不能自拔的自我吹捧，这种做法不仅惹人反感，在政治上也十分危险。他这么做在很大程度上是想要掩饰内心的不确定、甚至焦虑，外界往往意识不到他频繁地陷入这样的自我怀疑。本质上，他不勇敢，他是胆小怯懦的人。
(177)

正如比洛和乌伦伯格认识到的，了解皇帝的性格和政治举措的关键，在于了解他内心的脆弱。他的脆弱将会给德国造成不利的政治后果。但与此相悖的是，威廉在努力弥补和克服自己的精神缺陷的同时，培养并形成了特殊的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能力。换句话说，他没有安全感，缺乏心理上的连贯与和谐——即病态自恋——这个特点正是其历史意义的根本所在。

德国皇帝、媒体和德国的公众舆论

“政治上，谁也不会为别人做什么，”俾斯麦在1857年写道，“除非他觉得这件事也符合自己的利益。”
(178)

这位19世纪最伟大的政治领袖也许用这句话概括了他的从政秘籍，一位传记作者称之为俾斯麦“一切政治行为的基本准则”。俾斯麦认为，理性地追求自我利益对个人、群体和国家都是很自然的；是的，这是上帝的旨意。所以，政治家在道义上必须明确本国的利益，并严格要求自己实现这些利益。
(179)

俾斯麦认为，国家行为“唯一坚固的基础”是“自我中心而非浪漫主义。”
(180)

私人感情、强有力的精英或政党的愿望、公众舆论等都要服从于实现国家利益的目的。这些因素可以被操纵，以服务于奉行的理性外交政策，却绝不能由它们决定外交政策。在俾斯麦看来，国家要以自我利益为基础采取一定的外交举措，这么做几乎是不可避免的。比如1887年11月，俾斯麦安慰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Salisbury）大人说（索尔兹伯里担心，当时还是威廉王子的德国皇帝登基以后，德国的外交政策会倾向于反英），任何人，不管是皇帝还是总理，都不能让德国这艘大船偏离预定的航道。俾斯麦在给索尔兹伯里的信中写道，您不必担心威廉会推行反英政策。“在德国，反英或者亲英都是不可能的。”不管皇帝是谁，“他将会并且只能受日耳曼帝国利益的影响。为了维护本国利益必须遵循的道路是明确规定的，不可能偏离。”
(181)

可惜，俾斯麦对盎格鲁—日耳曼关系的预测错了。事实证明，他对政治行为的性质所持的乐观而理性的态度与20世纪的大众政治格格不入。1888年威廉二世登基以后，德国的现实政治被具有象征意义的政治取代了。1890年，俾斯麦怀着满腔忧愤告老还乡，回到弗里德里斯鲁（Friedrichsruh）——刚愎自用的德国皇帝想要亲自掌舵德国这艘大船，把俾斯麦推到了一边——此后，在国内和国际上，德国的航向不再一目了然。确凿无疑的是，像年轻人一样鲁莽的皇帝以及像年轻人一样鲁莽的德国都想加快航行速度，这艘船的螺旋桨转得更快了。德国进入了威廉时代。

德国政治生活的戏剧性变化体现为领袖风格由俾斯麦式变成了威廉二世式，由俾斯麦努力实现德国的理性利益变成了威廉皇帝注重公众舆论和他本人的公众形象。的确，威廉的许多顾问不能理解，威廉为什么痴迷于他与臣民的关系，尤其是媒体所反映并施加了影响的君臣关系，虽然这些顾问正是19世纪政治生活的产物。“人人都抱怨说，陛下不肯阅读政治报告，”威廉登基后不久，常年担任外交办公室军机顾问的弗里德里希·冯·霍尔施泰因这样写道，“但是与此同时，他却每天阅读30到40份剪报，一份接一份地读，还在边边角角写满评论。真是奇怪的性格。”
(182)

威廉的这些满腹牢骚的顾问们注意到，他倾向于关注报纸和报纸上刊登的政治报告，这反映了他经常觉得公众舆论对决定政治举措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1895年亚美尼亚危机期间，英国驻柏林的武官向威廉抱怨说，俄国报纸《大众报》（Grashdanin）上刊登了一篇文章，反映了俄国对英国固有的冷漠态度，这种态度阻碍两国达成融洽的关系。威廉的回答很能说明问题。他说，《大众报》

像一般的俄国媒体一样，因为发行有限，所以没有值得重视的影响力，它绝对没有像其他国家那样的媒体影响力，尤其是英国。亚美尼亚的丑闻令人遗憾，对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感谢的正是媒体和由它主导的英国公众舆论。
(183)

威廉二世没有把这场血腥的近东危机归咎于土耳其人和亚美尼亚人的行为或者欧洲列强的政策，欧洲列强正想办法在举步维艰的奥斯曼帝国保护和促进本国利益。他甚至没有直接指责英国政府，英国想加快土耳其的崩溃并从中渔利——德国外交办事处的许多人持这种观点。相反，皇帝却责怪英国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出于相同的理由，他抹杀了俄国媒体的政治价值。由于发行有限，《大众报》对俄国的广大民众没有真正的影响力。阅读俄国报纸的是指引俄国政府的政策方向的人，这个事实在皇帝看来似乎无关紧要。在他看来，至少就这个例子而言，决定国家发展道路、定义领袖性质的是公众舆论和媒体（只要它能影响公众舆论）。

威廉的一项主要任务成了追踪媒体，因为他认为公众舆论非常重要，媒体作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媒介，拥有强大的力量，它同时影响和反映公众舆论。他把重大的政治变化，比如1906年初英法的外交甚至军事合作归咎于德国媒体，因为它“同时谴责”了这两个国家。
(184)

威廉相信，德国媒体对英法两国的公众舆论都产生影响，所以它导致了决定性的政治举措——这项举措对德国十分不利。不过，作为公众舆论的反映，媒体也指示了未来的政治举措。例如，1896年，威廉预测，英国将很快决定接手德国的殖民地，因为“英国报纸透露的消息显示，英国的反德情绪在稳步增加，这说明对方的敌意比我们此前认为的更加根深蒂固。”
(185)

威廉意识到，公众舆论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欧洲成了一个至关重要的政治因素，他的顾问们却没有看到这一点。虽然他宣称而且有时候认为自己完全不屑于理会“当今的观点和时论”，但他身为德国皇帝的所作所为却常常基于一种态度，他在1896年12月向英国驻柏林大使表达过：虽然他本人愿意促进英德之间的理解，但他却“不能违反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采取行动。”
(186)

他意识到，他必须当一名“现代的皇帝”，必须对臣民的需求保持敏感并积极作出回应。他相信公众舆论和媒体作为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媒介，在政治上十分重要。这些认识是他病态的自恋心理的直接结果。他痴迷于“德国人民的利益和意愿”——因此往往无视德国的国家利益——这是公众舆论（通过媒体）对他个人具有重要意义的直接结果。公众舆论对他具有如此强大的影响，于是，他似乎顺理成章地认为，它对一般的政治生活也具有同样重大的影响。按照精神分析的理论术语，媒体所表达的公众舆论可以说充当了皇帝的“自我客体”：它成了外部世界的一个方面，它为他提供了自己身上找不到的方向和支持。

威廉缺乏清晰而连贯的内在目标感，所以他依靠公众舆论调整自己的态度，安排自己的活动——就像依赖别的、往往互相抵触的自我客体一样。一般来说，威廉似乎不能形成自己的观点。威廉的观点是对别人的观点作出的反应，就像只有在磁场存在的情况下才能形成具体图案的铁锉屑一样。有时候，威廉仅仅是把身边谋士的观点据为己有。但是，当他采纳的观点与当时的谈话对象截然相反时（这种情况并非罕见），他也需要另一个人对此持有有理有据的看法，以便他在澄清自己的观点时能够即刻作出应对。在这个意义上耐人寻味的是，他的许多电报和信函本质上是对他与别人谈话的叙述；他的立场只有在描述他的答复时才能得到阐释。这种冲动的参照反应也构成了威廉表达自己的主要方式的典型特征，他形成自己的意见，并向顾问表达，都用这种方式：即他在报纸、外交报告和政府报告的边角写满庞杂的评论。这些旁注说明，威廉深受媒体所反映的公众舆论的影响。我们不仅可以看到，威廉确实阅读许多份报纸，而且很明显，他之所以形成许多个人观点和政治判断，都是对媒体汇报的公众情感的直接回应。从心理学的角度，可以说，公众舆论参与决定了威廉的观点。此外，通过追踪媒体对自己的反应，他能够评判自己的行为造成的公众影响。他的内心没有能力评价自己的一举一动是否适当，必须依赖周围环境的反馈来规范冲动的行为。侍从们适时的干预能够阻止威廉踏上可能导致灾难的政治道路，同样，公众通过报纸所表达的负面反馈也能引导他忽然改变立场，虽然他的这个立场在几分钟之前还似乎不可动摇。

虽然公众舆论可以帮助威廉形成观点并引导其行动，但是，对他来说，其主要职能却是像他的扈从一样提供外在的肯定。虽然威廉二世是皇帝，从小被作为杰出的公众人物抚养长大，但他成为大家注目的焦点时，依旧会产生强烈的满足感。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群众的欢呼很快就能让威廉陷入无边的兴奋状态。“在我任职期间，每次只要陪同皇帝去什么地方，他很少不会在礼节性的出场后宣布，这是他一生受到的最热烈的迎接。”
(187)

威廉在这些场合极其快乐，这对他的行为产生了直接的影响，例如，当他觉得自己受到英国公众舆论的赞赏，得到英国媒体的支持时，他就会想办法奉行明显亲英的政策。
(188)

威廉二世相信公众舆论对政治生活具有强大的影响力，舆论对他本人也的确发挥着巨大的作用，这使他所处的立场很成问题。威廉与公众舆论的关系让他遇到了政治困境和个人麻烦，这些困扰在他1909年5月写给沙皇尼古拉二世的信中表现出来。威廉写道，他觉得奥地利前一年10月把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吞并之后，人们“责怪”他造成了欧洲的紧张局势。“尤其是一般的媒体，”他发牢骚说，“它们用最卑鄙的手段反对我。”虽然文章的论述不尽准确，但是威廉认为，报纸对他的攻击应该被严肃对待，因为“我们必须考虑一个事实：公众舆论基本上是由报纸制造的。”他最后写道：

既然君主对上帝负责，必须保护交由我们照看的国家福祉，那么在“公众舆论”对我们的行动产生影响之前，密切关注它的发生和发展就是我们的义务。如果我们发现它源自受到玷污的、阴沟一般的渠道，来自上面提到的不光彩的媒体，那么，我们的义务将会是而且必然是大力纠正和抵制它。

就我个人而言，我完全不理会报纸上的闲言碎语，但是我不能克制一种焦虑感，如果不予立刻纠正，任由有关我的政策、我的国家的无耻肮脏的谎言自由传播，它们不断重复、不被反驳，很容易在两国人民之间滋生仇隙。公众舆论需要明确的信息和引导。
(189)

威廉写给沙皇的信从一开始就表达了他作为“绝对”君主，在一个大众日益参与政治的时代所处的不可避免的困境。作为独裁者，他对报纸的批评不屑一顾，但他显然很容易受报纸影响。理论上，他只对上帝负责，但他又认识到，他的领袖地位最终取决于自己在臣民心目中的分量。威廉面临的任务是，调和他绝对自信的表面与他对媒体强大影响力的认可，绝对自信的表面对他本人、对他行使政治职能是必不可少的，而媒体和公众舆论对他、对现代政治生活也都具有强有力的影响。他必须调和自己的需求，既要看上去“完全不理会报纸上的闲言碎语”，又要满足不可遏制地投入大量精力阅读报纸的冲动。

在世纪之交的欧洲，君主统治的现状不断发生着变化，威廉自相矛盾的政治立场也许是不可避免的。威廉所面临的困境也是他那个时代每一位世袭的欧洲君主必须以这种或那种的方式直面正视的问题。但是，虽然威廉的政治障碍绝非特殊，但他心理上所处的深刻的个人困境却是直接源自他对臣民的感情和观点的情感依赖。

在这篇论文当中，笔者把相当的注意力放在公众舆论为威廉实现自我客体的三种基本功能上，笔者如此强调威廉对自我客体的需求，也许已经令读者觉得不以为然了。毕竟，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别人的反馈来帮助自己树立目标，明确轻重缓急，评价行为是否适当。每个人一生都需要别人的肯定才能觉得自己是活着的，这也是很有价值的。不过威廉的不同之处不在于他要用自我客体来支撑自己，而在于他的需求太多。换句话说，威廉的困境在于，他明显地受到公众反应的摆布。群众的赞美让他兴高采烈，进入一座城市时人群的喝彩让他心情振奋，报纸对他某次讲话的好评让他心满意足，反之，当他觉得自己不被臣民欣赏或者遭到贬低和批评时，他也相应地感到气馁和痛苦。

有证据表明，公众的谴责与威廉在执政期间发生的一系列“精神崩溃”有直接关系。
(190)

最著名的一次崩溃发生在威廉接受采访的文章刊登之后。1908年10月末，威廉接受了英国报纸《每日镜报》的采访，这次采访臭名远播，当时，他不谨慎的言论在国内引起一片哗然，帝国国会要求对威廉的言行予以限制。
(191)

他早先的一次崩溃发生在1897年1月，当时，他在勃兰登堡的全国饮食节上发表了煽动性的讲话，结果遭到严厉批评。比洛回忆道：

皇帝因为讲话失败非常难过，讲话失败的消息不可能向他隐瞒……他发生了精神崩溃……他本以为自己“坦率”的讲话会取得巨大的成功。
(192)

只说威廉觉得自己受到批评还不够。在某种程度上，每当他觉得自己与国民背道而驰时，他的强烈反应都表明，他把国民对讲话的反馈看成了对他的轻蔑和毁灭性的颠覆，蔑视他满心自豪地创造和展示的东西，颠覆他本以为——实际上是料想能够得到公众欢呼、以便在情感上得到支持的价值。用当代的精神病学术语概括，我们很难确切地了解威廉的精神崩溃有哪些典型特征，准确的触发因素可能是什么。毫无疑问，它们是各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不过，这些极度焦虑和抑郁的心力交瘁的故事说明，德国人民的支持和正面反馈对威廉顺利履行个人和政治职能是至关重要的。

威廉对公众舆论的极度依赖使他处于摇摆不稳的心理状态，而公众舆论本身的性质又容易加强他的情感脆弱性。威廉把公众舆论作为自我客体，这一点尤其成问题。首先，公众舆论过去是、现在仍然是难以定义和评价的。威廉几乎不可能直接感受到德国人民的所思所想。威廉主要是通过媒体的中介，利用媒体对公众舆论的反映，来体会他与民众的至关重要的关系。这种关系可能被无数次扭曲。不管他读了多少篇文章，他始终不能准确地领会媒体所表达的公众观点。他读到的只是报纸观点和新闻报道而已。

不光威廉觉得他必须以公众舆论投射到媒体上的自己被扭曲的形象为根据；公众舆论也不可避免地以他被媒体扭曲的形象为根据。跟随威廉多年的王室骑兵队长齐德利兹·特鲁施勒（Zedlitz‐Trützschler）于1904年在日记中写道：

皇帝对媒体报道惊人地敏感。有关他的生活的报道不真实或者不准确，这本身没有害处，但如果有人把这些内容向他报告或者他自己读报时偶然看到，他就会非常恼怒。
(193)

威廉对有关自己的不实报道感到苦恼，可以归因于他担心德国人对他产生误解，并导致他高度依赖公众反馈。这些使认识问题被进一步复杂化，因为威廉时期的德国意见严重分歧，这意味着在任何具体时刻都存在众说纷纭、往往非此即彼的公众观点。威廉缺乏内在的连贯性，他必须依赖自我客体，可是这个客体本身深刻地不统一、不一致。此外，在威廉统治期间，德国民众的情绪频繁地发生戏剧性的改变，这也加强了它为他提供的支持的前后不一性。得不到臣民的支持就无法长期行使职能，所以，威廉的领袖作用带有德国公众舆论诸多特征的标记。威廉目标混乱，不能坚定不移地推行自己的政策，屡次中途作出草率的改变，这些都在某种程度上归因于媒体所反映的公众舆论的特点，即不明确，不可避免地被扭曲，还有前后矛盾。最后还应该指出，威廉对德国公众舆论的依赖把他推向一些方向，而他所依赖的其他自我客体如扈从或者亲友则把他推向另外一些方向。因为他用来安排和指引自己行动的环境缺乏连贯性，所以他的政治观点和行为更加前后不一。

可是，如果说，威廉对公众舆论的依赖使他的政治领导低效无力，那么，他在努力摆脱由这种依赖而造成的政治和个人困境的过程中，表现出了左右公众舆论的兴趣和技巧，这是那个时代的领袖、是世袭君主所没有的。威廉想主要通过媒体的中介，控制德国人民的感情和观念，克服他在君臣关系中的无助感，因为媒体现在有能力影响公众舆论。他在写给沙皇的信中强调指出：“公众舆论需要明确的信息和引导。”如果威廉和国家基本上是统一的，那么，他就不会面临身为绝对君主的悖论，他的领导角色取决于公众的支持，因为只有当他与臣民步调不一时，他才会意识到，起带头作用的是他们而不是他。实际上，威廉利用媒体来鼓励德国公众接受和适应他的政策和优先决策，这样一来，他降低了自己对国民的依赖，加强了自己的政治权威。心理上，威廉通过控制公众舆论，也采取行动保障了臣民对他的长期支持，从而缓减了他情感上的无助和脆弱感。威廉对德国人民的所思所感建立起一定的控制之后，也加强了他对自己、对他的政治和心理命运的控制。病态自恋的直接结果是，威廉渐渐形成了具有象征意义的领袖风格，它的当代性胜于传统性，宣传效果大于王朝荣耀；这是一种适合现代民众社会的领袖风格。
(194)

威廉用极粗糙的方式努力“引导”公众舆论，阻止报纸或刊物发表他认为含有误导、不当、不实或恶意内容的文章，不让它们败坏威廉或其政策的公众形象。他经常给助手施加压力，让他们扣压批评文章，迫害“敌意”的编辑，政府审查德国媒体的权力受到限制，使他常常大为恼火。
(195)

如果不能制止批评性的或者错误百出的文章发表，他就“大力纠正”可能引起的公众误解，办法是政府发表否认公告，利用媒体辟谣，友好地劝说，或者施加压力，在同情政府的报纸上表明自己的观点。例如，在英日关系尤其敏感的时期，威廉对德国发表的几篇批评英国皇室的文章很是气恼，在威尔士王子即将到访之际，他命令“我们的媒体必须在他到达前8天，只刊登有关这次旅程的态度友好的文章。”
(196)

不仅要避免威尔士王子在德国媒体面前遇到尴尬，他还鼓励德国人分享自己对此次访问的热情。一般来说，在威廉对英国持友好态度时期，他努力在德国和英国人民之间培植一种类似的互利友好感觉。

如果英国报纸发表了对德国友好的文章，威廉就命令德国媒体把它们翻译成德文重新发表，同时配上表示肯定的评论。
(197)

他让政府官员、学者和持同情态度的记者为报纸撰写文章，说明德国与英国保持友好在经济、文化、外交和军事方面有数不清的好处。他鼓励诸如汉堡商业协会等组织召集在一起，促进英德友谊，认为改善两国关系可以让这些组织大大受益。

用影响媒体、组织公开宣传的办法来让公众支持威廉的政策或者立场，这种做法最典型、效果最好的例子是威廉和海军司令蒂尔匹茨领导下的系统宣传运动，目的是激发德国人对发展海军的普遍热忱。1897年5月，政府的海军提案在国会遭到否决，威廉又难过又生气，他甚至考虑过煽动政变，但他果断地采取行动，扭转了德国公众的观点，拉近了他本人扩大海军的热切愿望与臣民显然对发展海军漠不关心之间的差距。一份报告写道：越来越多的德国中产阶级渐渐认识到，没有强大的海军，德国的商业不可能繁荣。对此，威廉命令道：“媒体必须按部就班地利用并激化这种情绪。同时，必须引导和鼓动人民反对国会。”
(198)

过了不到3个月，1897年6月18日，威廉任命蒂尔匹茨为海军事务局秘书长。不过，威廉的命令表达了一条原则，这条原则将为现代政治史上第一次卓有成效的宣传运动注入活力。威廉和蒂尔匹茨共同召集发起了群众政治运动，实现了传统的政治宣传达不到的效果。政府协同强大的工商业界，巧妙地操纵媒体，支持各种流行一时的海军和殖民团体，投入大量资金和政治资本制造声势，使公众对发展德国海军的呼声日益高涨。不到1年，德国国会就通过了海军法，启动了海军的长期发展和现代化。威廉所谓的“舰队之战”轻而易举地赢得了胜利。
(199)

虽然蒂尔匹茨和威廉都认识到了公众舆论对政治的重要作用，但两个人用来影响它的方式有所不同。对于蒂尔匹茨来说，为海军开展宣传运动，是增加海军军费、扩大海军规模的一种方式，在发展海军的爱国热潮中，也许还可以转移德国人的视线，缓减国内日益恶化的紧张局势。虽然威廉也渴望建造强大的德国舰队，但他影响公众舆论的意图却不那么老谋深算，而是更加情绪化。他发自内心的动力是，他要让臣民想自己所想、念自己所念。他们要分享、肯定和反射他对海军的热情。威廉“引导”公众舆论支持政府建设海军，是想让自己与德国人民在政治理念和心理认识两方面实现认同。

威廉想通过媒体影响臣民，这最终成了他与他们进行情感交流的微妙却又意义重大的形式。他在1896年2月初下达的一道命令表明了这一点。英国报纸《评论家》（the Speaker）上的一篇文章要被翻译出来并在德国报纸上发表。这篇文章以批评的口吻叙述道，英国在西非成功地反对了阿散蒂运动。它的结尾写道：“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摧毁了赤身裸体的非洲野蛮人，它庆祝胜利的办法是虐待野蛮人、虐待他的家人和代表，其态度比对待一群小偷恶劣十倍。”——威廉在报纸边角处用英语批注道：“就像它对待每个人一样”。
(200)

乍看起来，威廉希望这篇文章传播到全国似乎是不可理解的，因为它的内容表面上与德国关心的问题毫不相干。但是，如果把这件事放在克鲁格电报事件之后，就可以理解威廉的反应，理解他为什么想重印这篇文章了。1月3日，威廉发出这条命令前1个月，威廉给南非共和国的总统保罗·克鲁格（Paul Krüger）发了一封电报，祝贺他在波尔打败了由利安德·斯塔尔·詹姆森（Leander Starr Jameson）率领的英国非正规军。威廉的电报发表后，引起了英国汹涌的反德情绪。威廉本人遭到英国亲戚的批评和英国媒体的谴责。人们呼吁英国与传统的敌人法国和俄国结盟，反对德国。英国的反应让威廉猝不及防。他又难过又生气，甚至害怕因为德国没有强大的海军，英国也许正在计划发动突袭。
(201)

威廉感到弱小，就像他对《评论家》的旁注所示，他觉得自己遭到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的蔑视——他在这几个词下面划了横线。在这样的时刻，得到国民的支持对他尤其重要。他希望臣民看到《评论家》上的那篇关于阿散蒂运动的文章，作出和他自己一样的反应。如果德国人民也像他那样觉得受了蔑视，他们可能也会认定，强大的海军能让英国接受和尊重德国，把它看做另一个世界强国。

如前所述，缺少内在的稳固性使威廉过多地依赖环境的支持，但这个特点也使他具有了心理灵活性，可以扮演能给他带来必要反馈的角色。在他与臣民的互动过程中，他能够感觉到臣民对他的期待，并表现出这些特征。威廉执政刚刚3年之际，葡萄牙外交官埃萨·德·克罗兹（Ecade Queiroz）就这样描述他：

在这个君主国，皇帝是多么变幻无穷的化身啊！前一天他是将士的统帅，戴着头盔，穿着胸甲，僵硬而呆板……把训练军士看做国家统一的基本保障……突然他脱掉军装，换上了工作服；他成了改革的先锋，一心关注资本和工资的问题……决心像拥抱兄弟一样拥抱刚刚被他解放的无产阶级，并因此青史留名。

接着，不知不觉中他又成了天赋神权的君王，策马驰过边疆，让那些不够忠心的边疆居民深受震撼。

（这时候他又成了）宫廷上的皇帝，世故，傲慢，只想着盛大华丽的礼仪……世界笑了，可是一转眼，他又变成了现代的皇帝……认为过去是偏激而盲目的……决心在议会制度的辅佐下建设最先进的物质和工业文明，他把工厂看做至高无上的殿堂，梦想德国彻底实现电气化。
(202)

在较为个人的层面，威廉得心应手的戏剧表演才能，辅之以基础广泛的通识教育和他与生俱来的掌握并储存大量信息的智力，使他能够与臣民立即建立起个人纽带。威廉在不同的场合现身为作曲家、画家、艺术史家、人类学家、考古学家、历史学家、神学家、工程师、军事战略家、航海舰长、造船师、商人；他的兴趣范围和活动项目还可以继续开列下去。他似乎具有在人们面前随心所欲地变换身形的能力。不管是私人交谈还是作为皇帝“变幻无穷的化身”，威廉都能抓住对方的注意力。从工人到贵族，大多数德国人在某种场合的接触中都会觉得自己与皇帝建立了私人关系。就像他在德国境内旅行，使国民有机会亲眼看见他一样，他的兴趣之广泛和他作为皇帝扮演的诸多角色拉近了统治者与臣民之间的距离。一种利益一致、抱负相同的感觉，一种把威廉和德国人联系起来的特殊的情感纽带有助于他实现成功的领导。

然而，想想实际情况，即威廉适应能力强正是他内心动荡不安的体现，我们知道，他不能保持或者综合身为皇帝的这诸多化身，他的知识缺乏深度，他的兴趣相当肤浅。虽然他的多才多艺给普通公众留下了深刻印象，但是跟他深交的人们知道，他只是浅尝辄止。比如海军内阁首席大臣、海军司令冯·密弗勒（von Müller）在日记中写道：

这一时期，没有一位善于思考的观察家会怀疑皇帝懂的很多，但大致而言相当肤浅，他非常自以为是，觉得自己可以对他其实既不能、也不必作出判断的事物下结论。
(203)

伊舍大人在1908年9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英国政治家爱德华·格雷（Edward Grey）爵士与威廉打了多年的交道，格雷深信威廉的灵活多变不是力量的象征，而是情感脆弱的表现。伊舍写道，格雷

不佩服这位德国皇帝。他认为皇帝的头脑不够清醒，而且很浅薄。我的观点也一向如此。他是个生动的人，有一定的语言天赋不假，但他不是一位前后一贯、持之以恒的思想家。
(204)

就像皇帝性格当中诸如此类的其他特点一样，灵活多变增强了他象征性的领袖能力，却也导致他的政治领导效率低下。它们分散了他的精力，频繁地转移他的注意力，鼓励他虎头蛇尾。

在研究德国皇帝的领袖角色时，人们一直把注意力集中在他与德国人的沟通上。他们认为，威廉不是一位卓越的政治领袖，他不能利用自己的观念和政治活动的影响力，确立自主的发展道路，带领他的国家前进。相反，他的意义、甚至他的历史地位的标志是他能察觉到模糊的、尚未萌发的民众情感，他本人强烈地体验到这种情感，他把它们加以提升，然后用可以理解的方式反馈给他的臣民。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可以把他出色的领导力描述为某种“追随”。不过，这种“追随”对公众情感进行了明显的转化，公众情感被表达和歌颂，所以用“领袖”来描述它的特征才很合适。在用镜像反映国家的过程中，威廉呈现给德国人的是他们自己确定的、被放大的形象。因此，其领袖本质就在于，他能体验并表达公众情感。因为他主要用象征来沟通情感，使之呈现为具体的、可以被普遍认识的形式，所以，“象征性的领袖”被用来定义他的领导过程。

威廉认识到公众舆论和媒体的意义越来越大，同样，他也认识到象征对公众情感的影响力，他的这种认识是象征对他本人产生影响的结果。实际上，在他看来，象征似乎根本不是象征。对他来说，它们是真实的——它们是情感的表达，是可以触摸、持久不变的，能够满足他时时需要安慰的需求。在个人层面，对他来说，他授予别人的许多荣誉和头衔以及他本人获得的许多荣誉和头衔不仅仅是礼节和俗套。它们是赞赏和认可的直接表达。在政治上，国家首脑之间的国事访问、职务性的勋章点缀和冠冕堂皇的颂辞不仅仅是隐含的两国关系的体现——归根结底是由理性的自我利益决定的国家关系。对于威廉，这些繁文缛节有时候似乎关系到或者它们本身就是两国关系的决定因素。

威廉沉迷于公众舆论和媒体，他的顾问们不能理解，为什么他把一些在他们看来无关紧要的象征姿态看得如此重要。比如，比洛就批评皇帝喜欢“把陈腐的客套话和空洞的允诺看做政治斡旋的实质性成功。”
(205)

威廉被任命为俄英两国海军的舰队司令时，他为这个名誉上的称谓表现出强烈的快乐。对他来说，这不是名誉头衔，而是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军事意义的真正使命。维多利亚女王在1889年把英国海军司令的荣誉称号授予这位德国皇帝，他对俾斯麦说：“现在我有了机会和权力，可以直接干预英国舰队的建设、组织和管理。”
(206)

皇帝果然干预了英国海军的事务——让他的顾问们愕然，让英国人愤怒。
(207)

虽然威廉的干涉本来是想缓和紧张关系，结果适得其反，就像他1908年1月给英国海军部首席大臣特威德茅斯（Tweedmouth）大人写的那封信。在英德海军竞赛进行得如火如荼的关键时刻，英国海军部正要向国会提交报告，对德国海军发展的规模作出估计，以此作为申请海军预算的部分理由，这时候，威廉却写了一封私人信件安慰特威德茅斯大人，表示德国不打算挑战英国海军至高无上的地位。他发牢骚说，如果报纸上的报道真实可信，那么，英国海军部对德国海军的估计就是错误的。他给自己直接参与这个敏感问题找到了合理解释，那就是，这封信的作者、他本人“是穿着英国海军制服的舰队司令并为此自豪，这项荣誉是已故的伟大的英国女王所赐。”
(208)

当威廉写过这样一封信的流言开始传遍整个英国时，英国媒体的反应是愤怒和怀疑。《泰晤士报》的社论写道：

如果说此前人们还怀疑德国海军扩张的意义，那么，在这种对我们的海军部长施加影响、使之有利于德国的企图之后就再也没有疑问了，换句话说，这种企图是让德国的军备超越我们变得更加容易。

文章最后写道：

如果舰队司令的荣誉头衔被看做是外国君主干涉我们内政的授权许可，允许他秘密地恳求国家安危所系的部门的负责人，那么，废除这种君主名誉头衔实在是当务之急。
(209)

驻伦敦的德国外交官梅特涅伯爵在发给柏林的信中汇报了英国方面的愤慨，表达了他的担心，这件事可能削弱两国之间的信任、恶化紧张关系，威廉的反应却是不相信。“我认为梅特涅的担心是多余的，”他在这位外交官的电报旁批注道，“英国还没有彻底失去理智。”他只能把《泰晤士报》的社论归咎于叔叔爱德华七世的阴谋诡计，后者“担心这封信造成这般令人安心的印象”。
(210)

威廉的自主行为即使表现在政治舞台上，也包含用堂皇的象征形式表达的情感信息。他在1898年末前往圣地的旅行带有救世主性质，1900年义和团起义期间，他对即将前往中国的德国军队发表了带有浪漫色彩的“野蛮人”讲话，1905年，他在比约克与沙皇戏剧性地签约结盟，这些都是威廉上演的夸张的史诗剧目，虽然它们表面上为理性的政治目的服务，其传达却带有神秘而辉煌的情感信号。这些举动的政治意义往往只限于它们所造成的负面效果，因为威廉炫耀德国的文化、外交或军事权威，在国外招致惊讶和厌烦。这些行为本质上是象征性的，就心理学而言可以从几个层面加以理解。首先，可以认为它们实现了威廉的自卫目的。英雄气概十足的旅行、带有挑衅意味的声明、大胆的政治举措，从这些角度看都是为了掩饰他的长期缺乏安全感。至少比洛是这样解释的。比洛在回忆录中写道：“皇帝用慷慨激昂的演讲和铿锵有力的措辞来欺骗别人和自己，掩饰他内心的慌乱和焦虑。”
(211)

其次，也可以认为威廉只是缺乏目标的统一性，这是制定和坚持贯彻明确的政策必不可少的。他缺乏内在的力量来容受紧张局势和不确定性，这些特点是伴随着稳步而谨慎地实现长远的政治目标而产生的。他只会突然作出一系列戏剧性的政治举动，诱发当下的政治变化。最后，在最深的层面，这些象征性的姿态似乎也是威廉需要外在认可和赞赏的另一种表现。戏剧性的政治表演是为了吸引注意，引人钦佩；它们的意图是激发别人的敬畏。如果他的举动没有被理解或者认可，他就会惊讶、焦虑、沮丧。在比约克条约被俄德两国政府彻底废除以后（双方都认为条约既不符合俄国、也不符合德国的利益），威廉似乎处于崩溃的边缘。他没有得到预期的欢呼喝彩，却由于条约取消而倍感羞辱。
(212)

“基本上，民众想要看到他们的代表骄傲而气派，”托马斯·曼在1906年论述统治者与臣民的关系时写道，据说他的这篇题为“君主权力”的文章是对威廉统治下的德国的批评。
(213)

的确，皇帝象征性领导的豪华排场显然有效地表达了人们普遍渴望国家伟大的感觉。决定公众对事件、观点或者个人的态度、感受和看法是历史学家最重要的一项任务。遗憾的是，这项任务的执行无一例外地带着畏怯、疑惑和不安全感。可是，因为这项任务具有至关重要的历史重要性，所以，历史学家不得不对公众情绪有所叙述，虽然他们明知道自己的叙述必然是猜测性的、试探性的，且容易遭到同僚的批评。毋庸置疑，基于当前的历史研究方法和现有的证据，关于德国人怎样对威廉二世作出回应，要想得出科学的结论是不可能的。由于没有对公众情绪、社会调查或者民意测验的量化条件，历史学家被迫凭借质的证据，凭借当代观察者富于洞察力的评论，来了解德国人对皇帝的看法和感受。

显然，如果不接受历史学领域大量合乎逻辑的批评，就德国人对威廉的态度、感情和观点得出一般的结论是不可能的。具体地说，除了一些值得注意的例外，本文引用的当代人士对皇帝的看法反映的是普鲁士上流社会、知识界和德国资产阶级的观点。社会主义者和其他政治激进分子、犹太人以及南部的一些德国人对威廉二世的看法就与托马斯·曼或者梅尼克（Friedrich Meinecke）大相径庭。
(214)

不过，虽然事实上每位历史学家的概括都难免有所扭曲，甚至不准确、过于简单化、对历史作有限的特征描述，但他们的概括还是包含一定的历史真实性。只要他们承认上述偏差的存在，一般叙述在历史研究中就有它存在的价值。首先，大量的证据（有的将在下文引用）指出——兼有其支持者和反对者的证据，威廉二世在他统治的大部分时期得到了德国大多数民众的热烈拥护。此外，本文所引述的观察者不仅代表具体的党派、阶级或者德国的某个地区，而且代表德国人整体上对威廉作出的评价。所以，虽然在威廉二世统治时期，德国的不同地区和不同的社会阶层对他的看法大相径庭，但是我们可以感觉到（当然不能被证明），大多数德国人在某个时刻对德国怀抱的感情——这种感情往往与他们理智的判断相悖——他们愿意自豪地认同充满英雄气概的德国皇帝的形象。也许他们厌恶身为政治领袖和身为男人的威廉二世，但是，他本人作为国家的象征，能够激发广泛而强烈的公众热忱。

虽然威廉二世的象征举动产生的政治好处有限，虽然他可能面临自我崩溃和挫折失败，但是大量的证据显示，他所传递的自豪和排场的情感信号基本上与许多国民的意愿相吻合。盛大的宴会、难忘的国事访问、浩浩荡荡的游行、气势恢弘的军事演习以及徽章和制服，这些都传达了德国人心领神会的国家强大和辉煌的简单信号。众所瞩目的旅行、鼓舞人心的讲话、戏剧性的外交斡旋，它们向热烈鼓掌的国民宣告，德国在世界上占有重要的地位。像克鲁格电报那样的情感姿态虽然在政治上不够明智，但它在德国国内却格外受欢迎。普鲁士驻慕尼黑部长安东·冯·蒙茨（Anton von Monts）伯爵是一位经验丰富的外交家，他几乎对威廉二世统治期间的其他一切事务提出批评，可是，就连他也在事发后一个月写信给比洛：“唯一运行良好的是我们的外交政策。我完全赞同克鲁格电报。哪怕坚持到最后，只剩下我一个人不退缩。”
(215)

英国被波尔打败，威廉幸灾乐祸的满足感也被蒙茨和许多德国人分享。他和他的臣民觉得，英国对待自己不够尊重，他们嫉妒大英帝国的强大，于是，在某种程度上把自己与渺小的波尔共和国认同，赞许它充满英雄气概的反抗。威廉发给克鲁格总统的电报戏剧性地表达了对波尔的这种认同。这是一次情感上象征性地反抗英国的举动，它相当于波尔在军事上打败英国的侵入部队。

如果说德国人是皇帝的自我客体，那么似乎出于相同的原因，他显然也是德国人的自我客体。在一个国家主义时代，威廉本人变成了德国的化身；臣民把他看做自己的代表，看做自己的理想和抱负的象征。南部德国的自由主义者领袖、《三月》（M－rz）杂志的发起人之一路德维希·托马（Ludwig Thoma）认识到，威廉的自我歌颂被用来肯定国民的光荣。托马在1908年写道：

正是这种对歌剧表演的强烈喜好，让我们忠心耿耿的公民把威廉二世看做自己理想的象征。皇帝每次愉快的巡行抒发了人们多少壮怀激烈的情感啊！他只是参加游行，此外什么也没有做，人们就又泼墨又挥毫，创作出多少抒情作品！保持头脑冷静是不可能的，沉默中什么也不会发生。就连最简单的事情也要放在舞台的蓝色灯光下。皇帝的性格每天都在启发和刺激资产阶级的想象力。公众每次对威廉作出评判，都是一边倒的赞同，从来没有反对过他，哪怕他本人积极地寻求反对。
(216)

皇帝用他的性格和具有象征意义的举动，为德国人高举起一面镜子，镜子里照出来的是比他们本人更高大的形象。这个形象基本上是他们非常乐意看到的。

就威廉对德国的领导而言，他的另一个性格特征也必须放在这个范畴加以考虑，乌伦伯格在1903年写给比洛的信中描述道，他喜欢“仅从个人角度看待一切人、一切事并作出评价”。因为他依赖周围人群的反馈，所以，他把人们的反应看做是针对他个人的，而在旁观者看来，事件本身与他根本不相干。用乌伦伯格写给比洛的信中的语句来说就是：“客观性彻底沦陷，主观性杀声震天，势不可挡。”乌伦伯格接着写道，当德国的南极考察失败的消息传来时，威廉非常愤怒。“他喜欢把每件事都看做自己的私事，这个可怜人觉得这次探险的失败是对他的一次侮辱。”
(217)

皇帝突出的主观臆断让他从个人角度看待政治生活，具体地说，就是基本上从自己的个性出发理解政治。一半是由于个人威望，一半是由于对公众舆论的影响力，威廉相信别国的领袖、尤其是别国的君主在政治上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力。比如，沙皇1901年访问法国，在德国皇帝看来，这件事特有的象征意义似乎比七年前俄法正式结盟构成的威胁还要大，他命令在莱茵河岸建造更多碉堡，派遣更多卫戍部队到波森和西普鲁士，进一步扩大海军的规模。
(218)

威廉秉持带有个人色彩的政治观点，与此相一致，他把别的国家看做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最重要的是有感情的个人。在他看来，这些国家所奉行的政策不是由理性的自我利益决定，相反，它们是“侮辱人”，“骄傲……怯懦……可爱”等等。从这个角度看，政策是感情的有序表达，领袖的作用不是遵循与国家利益一致、而是遵循与国民性格相吻合的发展道路。在奉行外交政策时，政治家面临的棘手任务是调和本国人民与别国人民的感情。1899年11月底，他在与张伯伦谈论时描述了德国的国民性格，他向这位英国殖民部长就怎样与德国人打交道提出了建议。比洛把此次谈话的内容向霍尔施泰因作了汇报：

陛下接着说，要审慎地对待敏感、顽固、喜欢感情用事的德国人，不要让他们失去耐心，在一些小事上向他们表示良好的祝愿，这么做对英国人有好处。德国人“敏感易怒”。英国方面如果把这一点记清楚，对两国关系大有益处。
(219)

威廉对国民的描述也是对他本人的描述，这一点既鲜明又很有意义。的确，威廉有些分不清他本人与德国人之间的差别。所以，他觉得对国家自豪感的打击就是对他本人自尊的打击。1897年，当他听说两位德国传教士在中国被杀害时，立即下令报复，“要不遗余力地报复，必要时用最残暴的手段践踏中国人的生命，以便彻底表明，德国皇帝不容轻视，把他当敌人是不明智的。”
(220)

同样，威廉觉得对自己的侮辱也是对整个国家的侮辱。1902年，威尔士王子访问德国的计划可能取消，对此，他的反应是威胁“召回德国驻伦敦大使”——根据比洛的记录，威廉认为这“是直接针对他本人的轻蔑”。
(221)

当然，德国皇帝之所以变成国家的象征，变成民众志向和理想的焦点，最终的解释是强大的民族主义潮流——即个人以他所属的国家为基础定义自己。不过，威廉二世以其性格和行动，显著地强化了他本人作为德国人的代表性。他把高度个性化的政治观点呈现在臣民面前，这种观点使公众关注的焦点放在个人和群体的性格上，从而直接或者通过暗示把公众的注意力引到自己身上。威廉在心理上不能把自己和他的臣民分开，所以他鼓励德国人把自己视为国家的化身。这个信号又一次是简单、直接而诱人的：政治本质上是情感的表达。这个信号又一次被臣民欣然领会和接受。从重要人物的影响力的角度看待政治，就好像国家之间的关系具有人性的特点，这比把政治看做理性竞争要容易，即政治是以价值为核心的国家之间为了微妙的经济、外交和军事优势而展开的理性竞争。普遍的情感语言比克制、复杂、深奥的自我利益语言更好理解。威廉二世能够有效地与臣民进行情感语言的沟通，可以说一半是因为德语是他的母语。

不过，威廉把政治个人化直接导致了德国的外交政策在他统治期间的反应性特征。威廉的很多“政策”实际上可以被理解为一系列反应，即他认为自己和国家脆弱的尊严受到打击时作出的回应。他对这种侮辱的典型反应是报复性的愤怒，然后用某项大胆而戏剧性的举措来恢复自己和国家的尊严。举例说明，当威廉得知，他派往中国的使节克莱门斯·冯·凯特勒（Klemens von Ketteler）于1900年6月在义和团起义中被杀害时，他立即要求欧洲各国联合起来对付中国人。但是，他主张由德国军队担任领导。他给外交办事处的国务秘书发电报写道：“我的军队要为这位德国代表报仇。必须把北京夷为平地。”
(222)

消息传来，中国的局势已经得到控制，德国没有赢得辉煌的胜利，甚至欧洲联军的德国指挥官还没来得及到达现场，事态就平息了。乌伦伯格写道：“陛下对此非常生气。他言辞激烈地谈到俄国和英国，说它们‘背叛’了他，连他的顾问也没有幸免。”最后，他要求乌伦伯格“给外交办事处发一封电报，命令即刻与日本缔结攻守同盟，而此前，他对日本一直是极度鄙视的。”乌伦伯格好不容易劝说皇帝打消这个念头。
(223)

威廉似乎觉得，德国在世界各国眼中失去了恢复名誉、重振雄风的机会。他感到危机四伏，所以，他的反应是冲动地渴望找到新的盟友，以支持和加强国家和自己的力量。

在威廉执政期间，德国的外交政策从始至终体现他的性格，其典型特征是整体的被动，间或点缀突然爆发的一连串狂热举措，没有长远的目标或者明确的纲领。别国政府始终不能肯定威廉站在哪一边，将来可能采取什么举动。所以，他们渐渐地不再信任他，开始害怕他。同样，在国内事务方面，政府行为的典型特点是一连串危机、丑闻之后突然改变方向。内政外交接二连三的动荡和这种难以预测的模式可以部分地归因于威廉冲动、焦虑、戏剧化的反应。他缺乏内在的稳固性，这种稳固性是他为自己、为国家谋求明确和谐的自我利益所必不可少的。威廉缺乏内在的方向和目标，他的前进道路由他身边四面八方的各种力量决定。事实证明，他的夙敌爱德华·格雷爵士很有先见之明，格雷爵士在《每日镜报》事件发生后写道：

德国皇帝让我受不了；他像一艘战舰，冒着蒸汽，水手们忙忙碌碌，可是没有舵手，他早晚会撞上什么东西，造成一场灾难。
(224)

威廉二世对德国的象征性领导

在考察威廉统治时期的德国时，人们很容易忽略一个事实，即虽然“德国”的概念古已有之，德国却是个新兴国家。1888年6月威廉登基时，德国建立才刚刚17年。威廉领导的这个国家没有悠久的国家团结的传统，还要试图回答一些基本问题，比如，德国是什么？它该如何管理？德国在世界之林应该处于何种地位？德国人不仅要相当突兀地接受上述现存的问题，还面临1871年后改变德国面貌的快速工业化所带来的经济、社会、政治和心理失衡与分歧的问题。由于这些骤然发生、涉及广泛的新情况，德国人发现，他们在国家和社会性质的问题上存在深刻的分歧。实际上，传统容易造成分裂，而不是促进共识。德国是个不确定的综合体，它包含历史遗留下来的数不清的紧张关系，常常威胁到它的融合。包括中央集权与自主独立（德国由25个各不相同的州组成）的支持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普鲁士—奥地利的双重性遗留问题；普鲁士的好战尚武与德国南部和西部较为开明的政治传统之间的张力；独裁政府与中产阶级的宪法诉求之间的紧张关系；各不相同的经济利益、东部农业地区与西部工业化地区、新教与天主教之间的紧张关系；德国多数人口与波兰、丹麦、法国以及阿尔萨斯少数民族之间的紧张关系，还有千差万别的社会阶级和等级之间尖锐的分化和敌对。虽然多数德国人在政治和心理上认为，他们共属于一个名叫德国的实体，但德意志帝国还是一个刚刚成立、尚不稳固、某种程度上甚至是虚幻的创造物。

威廉二世性格的分裂状态使他对德国统一的稳固和持久问题非常敏感，他把加强德意志帝国的凝聚力视为自己的历史使命。威廉关心国家统一，不只因为他认识到了德国存在深刻的内部分裂，也不只因为他对团结和凝聚问题一向敏感。德国的统一对皇帝如此重要，是因为他不能在心理上把自己与德国区别开来。他用努力促进国家的融合来加强自己的一体感；用阻止国家分裂来避免他的自我的分裂。

如同他在其他领域的政治活动，威廉推动国家统一的努力基本上也是象征性的。他对公众舆论很敏感，这使他能够从几个方面努力加强德国人共属一个整体的感觉。威廉认识到，臣民要把他们的国家身份牢牢地建立在历史合法性的基础上，于是，他致力于在德国建立君主国的传统，这个君主国在现代国家的意义上把现存的形形色色的君主国传统包括在内。威廉所理解和扮演的“现代德国皇帝”，同时包含中世纪霍亨斯陶芬王室、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和普鲁士霍亨索伦王室的特征。然而，威廉与他的祖父威廉一世相反，祖父主要把自己看做普鲁士国王；与他的父亲弗雷德里希三世也不同，父亲从浪漫的中世纪角度看待德国的帝国君主制；威廉则一遍又一遍强调，他的首要角色是德国皇帝。
(225)

他努力歌颂德国的军事胜利（1870—1871年战胜法国），把民族英雄提升为“神”，在不存在帝国传统的地方创造一种传统。虽然威廉一世勉强登上了皇帝宝座，对自己作为普鲁士国王身居帝国皇帝之下十分反感，他的孙子却把“威廉大帝”作为德国皇帝大力歌颂。威廉一世的百年诞辰被用来庆祝德意志帝国和君主制的德国特征。诸如首相霍亨洛（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等不明就里的顾问认为，威廉一世百年诞辰的历史意义远比不上他荣登普鲁士的王位。威廉1896年12月6日愤怒地回电写道：

庆祝德意志帝国来自德国霍亨索伦王室的第一位皇帝的百年诞辰，对德国和整个世界的意义与庆祝他在1861年加冕普鲁士国王完全不同。
(226)

威廉把自己易受国际“侮辱”的感觉传达给他的臣民，从而助长了国内焦虑和愤怒的紧张气氛，公众觉得德国遭到其他欧洲列强的蔑视，欧洲列强正试图按部就班地挫败德国在世界政治舞台上发挥作用的正当抱负。在很大程度上，因为威廉对自以为受到的侮辱作出了“动辄愤怒”和挑衅好战的反应，德国在许多欧洲国家眼中，渐渐被视为世界和平的主要威胁。英国逐步与法国和俄国接近，共同反对德国。这时，威廉和他的国民越来越觉得，自己被敌对的强国“包围”了。虽然德国在国际上的日益孤立让威廉十分惊讶，但他努力利用臣民的焦虑把他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威廉在讲话中强调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本身的危险性
(227)

和增加德国军备的必要性
(228)

，希望以捍卫国家脆弱的独立地位为理由，把国民团结起来。他努力争取公众对德国海军建设项目的支持，一半也是为了增强国家的凝聚力。威廉坚信，“争取创立舰队的斗争”是一项崇高的、长期的、凝聚全国力量的事业，它可以把南方和北方、新教和天主教、资本家和工人、贵族和农民团结起来。海军是既现代又开明的（自1848年以来发展舰队就一直是最受青睐的开明事业），它符合重工业的经济利益，在一定程度上也符合全体中产阶级的利益。海军也是既传统又专制的：它是独裁和好战状态下的武器。不过最重要的是，海军是全民族，也是德国帝国的。威廉在1902年对英国首相亚瑟·巴尔福说：

英国形成了自成一格的政治一体化，德国却像一块马赛克，其中每一片都能清楚地区别开来，还没有完全融为一体。这一点可以以军队为证，它们虽然受到完全相同的爱国精神的激发，却仍是由来自不同地区的小分队组成。年轻的德国需要一些体现德意志帝国统一理念的制度。海军就是这样一种制度。德国皇帝是它唯一的指挥官。德国人从四面八方向它聚拢，它是统一的德意志帝国长期存在的、活生生的例子。仅仅出于这个原因，建设海军也是必要的，并且得到皇帝陛下的衷心支持。
(229)

然而，归根到底，与其说是威廉的作为、不如说是他的身份使他成为一支象征德国统一的强大力量。威廉能够体现国民的往往自相矛盾的强国渴望，换作一位心理更为和谐的领袖则办不到。如埃萨·德·凯罗兹（Eca de Queiroz）所述，“皇帝是多么变幻无穷的化身”，威廉象征性地呈现为德国的许多不同形象，这些形象只能统一在他这个全国性的人物身上。具体地说，威廉认为自己的使命是，为德国人民把“辉煌的历史”与专制政府及大众工业社会统一起来。“我身处一个极其艰难的历史时期”，1903年，他对乌伦伯格说，这个时期要求“调和传统社会与现代国家的矛盾”。
(230)

威廉执行这项任务的方式，就是在他的性格和行为中同时体现历史和现在的特征。对霍亨索伦王室祖先的歌颂、盛大的宫廷宴会、高大雄伟的柏林纪念教堂、中世纪城堡的修复、声势浩大的军事游行和部署都证实了威廉对历史的尊崇，被浪漫歌颂的历史是他的根。
(231)

与此同时，他渐渐成了自己统治时期的发言人。1913年，为庆祝威廉执政25周年出版了4卷本的《威廉二世时期的德意志帝国》，书中写道：

在我们的皇帝身上，新时代的精神表露无遗；在这个时代，我们皇帝的精神也表露无遗。不管国内的矛盾多么尖锐，议会与人民的观点发生多么激烈的碰撞，一个事实始终无法动摇，那就是共同的强国目标把皇帝和大多数德国人团结在一起。在许多领域，也许在极其重要的领域，是皇帝赢得了国家的共识，让它接受自己的观点，他教导国民相信自己的理念。这些具有划时代意义的重大事件正是以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理念和决心为基础的：从单纯的欧洲大陆政策转变为世界政治，还有直接与此相关的：创立海战舰队以补充德国的陆地武装力量。

作者F.W.冯·朗贝尔（F.W.von Loebell）进一步认为，在当代德国人生活的其他方面——社会、农业、商业、工业、交通、艺术、考古、科学、技术、医学和教育等——皇帝都发挥过积极的领导作用。冯·朗贝尔承认，很难把这些进步单方面归功于威廉二世或者归功于德国人民。但是他最后写道：

无论国家的努力在众多领域取得了怎样异彩纷呈的成就，过去25年都具有一个特殊的特点，没有什么比用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名字来定义这个特点更能说明问题。
(232)

头戴传统的普鲁士带穗头盔，在布里斯班创办技术学院，威廉看不到这两者有什么不和谐，而更有意义的是，他的许多国民也看不到。德国历史学家梅尼克对威廉二世颇多微词，就连他也在1913年写道：

（威廉）把现代人强烈的现实性和敏锐的目标感与他对国家辉煌历史的崇敬结合了起来。他的祖先、国家和人民的高大形象和美好记忆变成了五彩缤纷、熠熠生辉的永恒价值的象征。人们如果把注意力放在他这个人的每个特点上，很容易发现，在他坚定地追求现代与他浪漫地因袭传统之间，存在自相矛盾之处。实际上，他的具有历史意义的理想和象征，是他用来激发当代人精神的工具，以使现代生活的汹涌波涛保持在健康的范围之内。
(233)

梅尼克错了。威廉的特点其实是自相矛盾的，他不能调和现代和传统之间的矛盾。不过，他能把两者的要素集中在自己身上，再把它们反射到臣民那里——这些碎片构成了同一个个性紊乱的人，它们的完整性也仅止于此。

威廉二世缺乏自我和谐，这一点不仅使他能够体现千差万别的国民志向，他的虚张声势和好出风头还很容易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他永远都在旅途中，所到之处得到场面宏大的热烈欢迎，他向欢呼雀跃的群众无数次发表讲话，这使他持续地受到公众的注目——通过媒体或者直接出现在他们面前。威廉不断地得到心醉神迷的国民的祝贺和款待，他成了民族主义和发愤图强的指路明星，成了自豪、光荣而统一的德国的华丽象征。威廉本人认识到，他的自恋需求与人们的需求之间有所重合，即人们渴望拥有国家凝聚力，这种凝聚力由他们的皇帝“无所不在”的身影加以肯定。
(234)

1906年11月，发表了威廉接受作家路德维希·冈霍费尔（Lud‐wig Ganghofer）的采访，采访中，威廉称赞冈霍费尔作品中乐观的基调和乐观的生活哲学是好的。冈霍费尔写道，威廉说：“政治上也没什么不同。”

德国人民的确拥有未来。有句话每次听到都让他伤心：有个词是Reichsverdrossenheit（帝国的烦恼）。从烦恼中可以得到什么好处呢？不如努力工作，保持乐观。我工作的时候是没有烦恼（unverdrossen）的，我坚信自己正在进步。

皇帝接着详细描述了他每天如何开展工作，庞杂而繁重的工作和事务怎样把他裹挟，常常使他精疲力竭。每当这种时刻，他心里总会觉得需要放松一下，再看一遍世界版图的这个新的组成部分，再见一见人民当中的新面孔，它们又一次让他感到鼓舞……

皇帝用生动而巧妙的细节，描述了一次次旅行如何对他产生了安抚心情和焕发精神的效果……“让我感到压迫的一切在几个星期之内都消失了，而别人经常视而不见的东西给我带来多少欢乐啊。我知道人们叫我‘旅途中的德国皇帝’，不过我向来只觉得这个称呼有趣。我不允许人们剥夺我在这世上的快乐。旅行可以让人结交很多朋友，尤其是在自己的祖国。我相信通过旅行，共同归属（Zusammengeh9rigkeit）的感觉加强了。”他接着说，“许多德国人根本不知道我们的国家多么美丽，可以游历的地方多么广阔……我身居要职，这样让人精神振作的旅行尤其必要，因为我必须同许多误解作斗争，这样的旅行就加倍必要了。”
(235)

威廉与冈霍费尔的访谈让人有一种他承受着巨大压力的感觉——这种压力既有外在的，也有内心的。旅行不仅使他心情平静，还能让他克服潜在的抑郁，缓减他急于否认的疲惫和不快乐。新面孔和新鲜印象的刺激使他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心理平衡，让他觉得自己的内心更加和谐。在全国旅行，向国民展示自己，这些活动不仅增加了德国人、也增强了威廉二世本人的共同归属感。

1903年夏天，威廉对乌伦伯格说：“德国人希望被领导。”
(236)

虽然皇帝表面上似乎触及到了许多臣民的深切愿望，即由一位伟人担任独裁领袖，但是，正如前文较为详尽地探讨过的那样，呈现绝对君主的外表以掩饰内心经常的不安全感，这在心理上对威廉极其重要。不料，同时代人对威廉的话信以为真，许多人——包括德国内外——相信他是唯一强大的领袖。比如，富于领袖魅力、庄重严肃的南非帝国主义者塞西尔·罗德斯（Cecil Rhodes）为威廉着迷，在威廉身上看到了一种同胞精神。他在1899年见到威廉之后，就给威尔士王子写信道：“皇帝是真正的德国人，至少我在柏林看到是这样，部长们对他言听计从，国会非常驯顺。”
(237)

这位德国的绝对君主没有表现得与时代脱节，而是越来越深地扎根在自己的国家，与国家的命运更加牢固地绑缚在一起。在许多德国人看来，威廉统治下的国家与其说是过去、不如说是未来的制度。1900年是对心理学的发展意义重大的新世纪第一年，这一年弗雷德里克·瑙曼在文章中写道：

在当今德国，没有什么力量比皇帝更为强大。反对皇帝的民主人士对个人专制政体的牢骚越来越多，就是最好的证明，因为他们的牢骚不完全是杜撰，而是建立在反复观察的基础上，即每项政策，不管是内政还是外交，都出自皇帝的意愿和命令。专制时代没有一位君主像如今的皇帝一般拥有实权。他并非事事遂心如愿，但他所达成的愿望仍然远远超过了上世纪中叶人们的想象。上个世纪中叶回响着德国共和的梦想，这个梦想的结果则是皇帝掌握的权力比曾经的腓特烈大帝还要大。
(238)

然而，威廉治下的政治现实更加难以下结论，研究这一时期的历史学家遇到的难题是，怎样调和他的两个形象，一者当年的小册子把他斥为嗜血残暴的古罗马皇帝“卡利古拉”，竟敢任命自己的马为罗马执政官
(239)

，二者他本人却又觉得自己屈服于年近80岁的首相霍亨洛的“残暴统治”。
(240)

历史学家长期以来为威廉的“个人政权”争论不休，并且正如本章开头所述，直到最近几年，一直倾向于贬低他的实际政治权威和政治意义。当然，在本文的研究范围之内，对这个极其复杂的问题给出确凿的答案是不可能的。
(241)

虽然理论上威廉是拥有绝对权力的君主，但是基于他的性格和他所处地位的性质，他实际发挥的政治影响力却不确定，而且似乎是相当有局限的。他反复多变的性格削弱了他的政治实力，此处重申他的这些特点没有用处。大致而言，似乎威廉对政府的政治职能造成了负面影响。他作为独裁者的虚张声势和他总揽一切权力的企图意味着在实践中，他对国家事务的干预必然是反复无常的。他想要操控一切事物，结果他的反应性倾向愈加恶化，他会把注意力从一个问题转到另一个问题。威廉不可能深入地掌握他自称权威的诸多领域的知识，于是，他的专制常常表现为相当愠怒而顽固地抵制由相关领域的专家拟定的计划和项目。他的许多轻率的命令从来没有被发布，因为他的助手迟迟不肯发布它们，他们等待皇帝的冲动平复下来，再委婉地劝他改变主意——他们明白，这些命令可能造成灾难性的政治影响。大体而言，威廉的顽固干扰了政府的行为，因为“掌控”他的言行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不过，虽然困难重重，威廉的顾问们通常还是能够完成这项任务。总理和部长们奉承他，让他把他们的立场接纳为自己的，他们还以辞职相威胁，借此屡屡避开皇帝的干扰。即使在相当罕见的情况下，威廉的确形成了清晰的政治目标，他也不一定能够克服政府官员的反对。一个最能说明他政治地位脆弱、个性软弱的例子是，他既不能说服、也不能促使总理或者其他政府高官接受他的意见，把他瞧不起的伯尔施泰因从担任了将近4年的外交办事处秘书长的职位上赶走。

虽然威廉绝不是强悍而活跃的政治领袖，但是，如果把罗德斯和瑙曼的看法轻描淡写地打发掉，却也是错误的。“个人的专制”不是毫无历史意义的幻觉；在情感和象征意义上，它是真实的。作为德国的化身，作为民族自豪感和公众抱负的聚焦点，威廉二世是真正的君主。他本人无疑也意识到，在公众参与政治的时代，作为领袖，他在情感方面拥有巨大的威望。在日俄战争的硝烟渐渐平息之际，他写信给俄国的尼古拉二世，力劝这位陷入窘境的独裁者运用手中强大的象征力量，调动俄国人民的斗志，保住自己的王冠。“让你的武装力量的负责人考虑考虑你的处境，”威廉对沙皇说。

欧洲的公众和俄国人民都在本能地注视着沙皇，期待他提出一项崇高的举措并付诸实施，一项伟大的个人举措；为了表明他是人民的绝对领袖，愿意尽他所能安抚他们的不安，减轻他们的痛苦。
(242)

这位现代皇帝通过与臣民象征意义上的沟通，获得了调动强大的自恋（自我客体）纽带的能力，这一纽带把他与国民联结起来。这一纽带使领袖具有强大的情感威望，可以挽救摇摇欲坠的王朝，决定军事上的胜负。对威廉来说，至少，他的象征权威似乎比手中的政治威望更有分量。的确，在我们这个现代世界，领袖调动国民情感的能力也许比他决定谁当国务卿更要紧。

威廉及其国民的自恋需求之间似乎又一次出现了重合。在他紧锣密鼓的个人事务安排和他敏于捕捉臣民意愿的基础上，他想办法把注意力集中在作为国家强大和团结象征的自己身上。1898年，他在给母亲的信中写道：

皇室的威仪在风中高张，抚慰着每一张抬头张望的焦虑脸庞；王冠发出的光芒以“上帝的仁厚”照亮了宫殿和茅屋，原谅我这么说，也照亮了欧洲。世界在侧耳倾听“德国皇帝在说什么，想什么”。
(243)

德国人都臣服于并且与皇帝认同，进而形成了弥合社会裂痕的民族群体身份认同。威廉对乌伦伯格说：

不分阶级，人人都应该站在我身后，都应该为了祖国的利益跟我并肩战斗！不管他们属于哪个阶级……没有人对我施加影响，谁也不允许对我施加影响。我要发号施令。
(244)

威廉宣称的绝对权力不仅用一个事实把所有的德国人团结起来，即人人都臣服于他的权威——用他的话说，人人都站在他身后——而且，通过与高大威严的皇帝形象认同，通过与他并肩战斗的感觉，德国人觉得他们本人的自大幻想在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得到了淋漓尽致的宣泄。威廉要让自己看上去无所不知（皇帝的全知）、无所不在（皇帝的遍在），同样，他还要让自己看起来无所不能，他的这些需求基本上与许多德国人的需求相吻合，即他们要感到决定和代表自己的是一位强大的领袖，他坚定地掌控着国家的命运。正如伊丽莎白·费伦巴赫（Elisabeth Fehrenbach）所述，德国人没有作为独立国家的悠久传统，于是，他们逐渐把威廉二世视为“整个国家精神”的象征。
(245)

不过，费伦巴赫接着写道：

皇帝之所以成为这个单一民族国家真实可见的象征，仅仅由于他本人是个引人注目的人物。是的，把君主认同为国家，在其与德国国会的关系中没有得到体现，因为国会与其说是国家统一的表现，不如说是代表既得利益的讲坛，这是由于议会政体的立宪阻碍和由此得出的对各党该发挥何种作用的认识使然。君主与国家的认同之所以出现，是皇帝在“威廉统治时期”用个人形象代表国家的结果。皇帝使逃离错综复杂的公众社会成为可能，他让人们把注意力集中到这位伟人、这个天赋卓越的人、这个带有历史使命的人身上。
(246)

《未来》（Die Zukun ft）杂志的编辑马克西米连·哈登（Maximilian Harden），也是猛烈抨击威廉二世的一位劲敌，他指出“开明的批评者”准备容忍威廉的古怪和冲动行动，以换取德国从“皇帝本人也是首相”这一事实中得到的好处。

过去12年来，一切重要的政治决策全部由他作出。贸易政策的改变、海军舰队的壮大、德意志大规模地实现了强国的信念、与英国的友好关系和秘密条约、在中国采取的军事运动，这一切和很多其他活动都是他的功劳。他的目标几乎无一例外是对的，但他选择的方式和手段却令人遗憾。
(247)

大致而言，就连威廉二世最顽固的敌人也倾向于批评他的方法而不是他的目标。
(248)

可是，很难把威廉二世领导目标（包括上文引用的哈登在《未来》杂志中列举的目标）的特点概括为俾斯麦心目中的有所限定的政治目标。
(249)

冷静地回顾历史，这些目标的基础并非是对德国自我利益的理性而清楚的认识。它们几乎都是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基本的政治抱负和根本的情感意愿的表达，当时它奉行参与国际事务的外交政策，渴望在世界上占据适当的位置，渴望获得国际社会对一个自豪而强大的国家应有的尊重。哈登所谓“开明”的批评家把这些“目标”归功于威廉二世是对的。正如这里要论述的，威廉的内心不统一、不确定，迫使他要求自己得到认可、赞许和尊重。这个目标最终构成了他领导德国的基础。他在1903年对乌伦伯格说：

我从来没有考虑过独裁，但我很久以前就制定了计划，即我怎么当德国的皇帝，我怎么构想这位德国皇帝：在世界各地人迹罕至的丛林深处，人人都应该分辨出德国皇帝的声音。全世界要先听到他的声音，然后才发生各种事件。他的话必须处处有分量，让人们不敢掉以轻心。嗯，我想，大体上，我一直在坚持实现这些计划！还有，在国内，皇帝的话就该是圣旨。
(250)

威廉的计划与国家的计划融为了一体。在国内，人们希望皇帝向全国发出的声音可以淹没七嘴八舌、只代表自己狭隘利益的小集团的聒噪。参与国际事务的政策为避开国内的喧嚣提供了主要的出口。在这个四分五裂的国家，在这个刚刚建立、尚不稳固的国家，情感目标也许是多数德国人能够热烈地达成共识的唯一目标，即要让全世界都听到德国的声音，听到德国皇帝的声音。

从心理史学角度看德国皇帝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版了几本旨在科学地论证威廉二世患有精神病的研究成果：阿道夫·弗里德兰德（Adolf Friedl－nder）所著的《威廉二世的精神试析》（Wihlelm II：Versuch einer Psychologischen Analyse，Halle，1919）是给他作出如此诊断的一个典型例子。
(251)

作者认为，威廉“表现出了过度养育（Hochzüchtung，在近亲交配的意义上）和退化的种种迹象。”
(252)

弗里德兰德接着写道：“威廉二世向我们表明，他的人格……具有其祖先的正负两方面遗传特征，这些特征在他身上的表现极其明显。”
(253)

弗里德兰德的研究把威廉古怪而极端的行为归因于他的身世，这个观点与德国在经受了痛苦的失败后出版的其他著作看法一致。这些研究都作出了一条含蓄的推论，即究根溯源，德国失败的部分原因在于皇帝反复无常的言行，而他的反复无常又是遗传所得的轻症躁狂的直接结果。精神病学家保罗·特罗普（Paul Tesdropf）在他所著的《生病的威廉二世》（Die Krankheit Wilhelms II）（慕尼黑，1919）中明确指出，威廉的“病”与德国战败之间存在联系。“我们德国人丝毫没有失去我们的光荣和内在的伟大。经历了这场战争，我们的内心赢得了胜利。”作者似乎为德国人开脱了战败的责任，而把它归咎于皇帝的不健全：

威廉二世的政府是虚假的，它必然崩溃。这种虚假有什么可责怪的呢？难道是他的本意？他的本意也许是高尚而纯粹的。可他是个病人，他不健康，他的思想和情感也不健康……经验丰富的医生和精神病学家知道，毫无疑问，威廉二世从青年时代起就患有精神疾病……战争的失败可以归咎于他，要责怪的就是这种疾病。
(254)

特罗普最后写道，一切证据都“指向一个顺理成章的结果，即威廉二世表现出典型的遗传性精神退化的迹象”。
(255)

实际上，有迹象表明，威廉可能具有遗传性的易患轻症躁狂的倾向，他很可能患有先天性活动亢进。
(256)

弗里德兰德、特罗普及其同行的诊断无疑是想要诚实地解释他令人困惑的性格——在他们看来，他的性格也具有决定性的历史意义。但是，就像人们把德国的失败含蓄地归咎于威廉的精神病，显然，遗传性“精神退化”的诊断，似乎也满足了许多德国人在1919年后与他们的皇帝保持距离的需求。1906年夏天，西蒙·弗洛伊德在文章中指出，这一诊断常常可以对我们产生隐秘的安抚作用。他在讨论威廉·詹森（Wilhelm Jensen）写的中篇小说《格拉迪瓦：庞贝的浮想》（Gradiva：A Pompeiian Fancy）时推断说，因为中篇小说的主人公、年轻的考古学家对一件年轻女人的浅浮雕古董产生了幻觉，那么，一位老派的精神病专家

既可以把他视为性欲倒错大肆批驳，同时还可以研究这种疾病的遗传性，因为遗传把他推向了眼前可悲的命运。可是作者（詹森）在这里却没有顺从精神病专家的思路。他有自己的道理，他希望把主人公更加真实地呈现在我们眼前，使“移情”容易发生；而性欲倒错的诊断无论对错，都会把年轻的考古学家远远地从我们身边推开。因为我们读者是正常人，符合人性的标准。
(257)

虽然弗洛伊德认识到，遗传性退化的诊断使我们能够否认自己与精神紊乱的患者具有本质相似的情感，这是移情的纽带，但他本人并非不受公众对皇帝的普遍看法的影响，这种看法进一步拉开了遭到失败的德国人与他们的领袖之间的距离。弗洛伊德受到触动，对路德维希所著的传记《威廉·霍亨索伦：最后一位皇帝》中描绘的威廉二世的心理病态作出评论。这本书最早于1926年在德国出版。在路德维希看来，威廉的左臂肌肉萎缩——出生时受伤的结果——是了解其性格的关键所在：

当人们看到未来的皇帝勉强调动精神力量或者丧失了精神力量时，只有那些意识到皇帝终生都在与先天的软弱作斗争的人，才会给他说句公道话。他与这种缺陷一刻不停地展开搏斗，初来乍到者立刻就能察觉他的软弱，而恰恰出于这个原因，他更加堂而皇之地无视它——他每时每刻、终其一生都在努力掩饰这种并不令人反感的先天缺陷，这是其性格形成的决定性因素。这个意志软弱的人想方设法强调他的力量；可是他辜负了自己活跃的智力，采取了不够明智的方式，传统和虚荣使他把自己展现为英雄气概十足的、也就是战士般英勇顽强的人物。
(258)

根据路德维希的传记，威廉表面的嚣张好斗和内心的软弱可以直接归因于他的先天缺陷。的确，文章含蓄地指出，发动战争和德国失败的责任在一定程度上都可以追溯到威廉的“先天残损”。路德维希的传记在很大程度上发挥了作用，它让人们把注意力放在皇帝肌肉萎缩的胳膊上，以此解释他的性格。实际上，很可能路德维希表达了德国人广泛持有的观点，即皇帝的过错和失败都是由于他的身体缺陷——按照盛传一时的威廉难产的说法，他的缺陷也许是医生更多地关注英国产妇而不是德国儿子的结果。路德维希的传记畅销一时，以至于引起了弗洛伊德的注意。1932年，弗洛伊德在努力反驳阿尔弗雷德·阿德勒的自卑情结理论，他在“关于精神分析学的新介绍演讲”时引用了这个例子。他特别批评路德维希

竟敢把主人公的整个性格形成建立在自卑感的基础上，这种自卑必然是由身体缺陷引发的。路德维希的结论忽略了一个微不足道却意义重大的事实。如果命运把一个不健康或者处境不利的孩子赐给一位母亲，一般来说，她总会设法用过多的爱来弥补命运对孩子的不公。可是就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例子来说，骄傲的母亲的所作所为恰恰相反；她因为孩子体弱多病而收回了对他的爱。当他长大成人、独揽大权时，他用自己的行动明白无误地证明，他从来没有原谅过母亲（他对英国祖国的敌视）。如果你考虑到了母亲的爱对孩子精神世界的重要性，无疑会自动纠正传记作者的自卑理论。
(259)

弗洛伊德对威廉心理病态的解释非常重要，值得认真思考。
(260)

重点的巧妙转移（偏离了阿德勒－路德维希的观点）敏锐地抓住了弗洛伊德对于我们如何理解人类所引发的革命。心理学上意义重大的不是先天缺陷，而是环境对它的反应。可是，弗洛伊德未能免于流行观点的影响，这种观点表明，德国人无意识地对皇帝倾注了感情。弗洛伊德对他的分析在一定程度上是准确的，分析的基础在于，人们由于对德国民族自豪感的需求而形成了对威廉的认识，这种认识再一次把责任推卸到德国之外，即威廉的心理病态、他对英国的好战挑衅、战争的失败都不是由于德国的缘故；这种认识把威廉的过错和失败归咎于他母亲一个人，归咎于她没有作出富于同情的反馈，却没有归因于他软弱而疏远的德国父亲（或者对威廉的抚养负有责任的其他德国人）。

弗里德兰德、特罗普、路德维希和弗洛伊德对威廉二世的诊断虽然解释了他心理病态的特定方面，却只提供了分析其性格行为的片面而便利的角度。对威廉的种种诊断持续流行，不仅反映了这些诊断有一定的准确性，也体现了它们对战后德国人的情感吸引力。只要把威廉的困难归因于他的抚养、他身体的残疾和他的英国母亲，德国人就可以否认他们与皇帝相似的感情，否认他们对他行为的作用和影响，否认他们自己对灾难应该承担的责任。战败之后，德国人深感屈辱，于是，威廉二世就成了替罪羊，成了德国人耻辱、无助和愤怒的靶子。在流放荷兰期间，威廉二世继续以十分矛盾的方式体现着德国人对自己的感情。现在，他不再是国家富强伟大的象征，而是成了国力弱小和耻辱的象征。不过，在心理学意义上，可以说他的“个人政权”仍在继续。

与弗里德兰德、特罗普、路德维希和弗洛伊德的诊断相反，本文也提出了对威廉二世的看法，文中把他的性格行为与其臣民的需求和愿望直接联系起来。当然，德国人民不是威廉病态自恋的原因。他的父母、童年时代重要的看护人以及身体和体格因素必须对他的心理发育承担最终责任。但是，由于他心理病态的具体性质，结果，渐渐地，国家对决定和引导他的态度和行为发挥了重要作用。威廉的自我脆弱而失衡，他必须依靠环境——依靠自我客体——为他提供外在的支持和情感养分。国家因此成了威廉的自我客体。他没有可以指导自己行为的坚定而巩固的价值取向和整套理念，于是，渐渐地，他把自我极大地建立在国民抱负和价值观的基础上。他拼命地、迫切地想要取悦国民，得到外界的肯定，所以对周围的反馈极度敏感，部分反馈就是媒体所反映的公众舆论。他异乎寻常的灵活善变是内心缺乏条理的产物，这种畸变使他能够与德国社会差别悬殊的组成部分发生共鸣，并且大体上能够承担他觉得臣民期望于自己的角色。

威廉二世能够认识到往往自相矛盾、左右摇摆的公众情绪，并调整自己加以适应，但他支离破碎的性格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系超出了他的这种能力。他的病态自恋的其他表现与臣民的需求是基本吻合的，这一点无可否认。他不知疲倦地追求钦慕和肯定，他不可遏制地想要表现自己、展示成就，他频频出现在公众眼中，满足公众的需求，这些都有助于把全国的注意力集中到他个人身上。威廉常常一丝不苟地穿戴着豪华的领袖服饰，以掩饰内心的怯懦，他呈现在国民眼前的是一个高贵气派的人，他们与他认同，国家团结在他周围。但他的表象是脆弱的、自卫的个人独裁。表象满足了许多德国人渴望有一个强大而独立的国家、渴望有一位也许肩负着世界历史使命的统治者的需求。在外交领域，威廉急迫而挑衅地主张，他的话必须被倾听，他必须得到尊重，这也符合德国人的普遍心态，即他们有权在帝国主义列强当中占有一席之地。最后，威廉内心的不和谐使他渴望加强个人的连贯性，由此导致他对德国的统一问题格外敏感，于是他采取措施促进这个年轻的、在许多方面缺乏凝聚力的国家进一步巩固。

虽然威廉的自我病状使他能够有效地作为国家的象征行使职能，甚至还能对臣民的情感需求积极作出反馈，但他根本的结构性软弱和分裂使他成了一位尤其不称职的政治家。这里，他的病态自恋的表现——他容易受人影响，反复多变，依赖别人为他提供理想和方向（依赖自我客体为他提供自相矛盾的理想，推动他去往背道而驰的方向），他喜欢把所有事情视为针对个人的并作出回应，他极度脆弱，他不接受批评和忠告，他容易冲动、情绪化，他的性格具有鲜明的反应性，他懒散、缺乏毅力——这些都使他不能规划和稳步沿着一条道路前进。但是，如果因为他在政治上不称职，就得出结论说他在政治上无足轻重，这是错误的。在国内事务中，他反复无常，经常干扰政府前后一贯的行为，就这一点而言，他的影响基本上是消极的。在外交事务中，他的政治影响甚至更坏。他动辄改变方向，经常作出引人注目的好战反应，惊动了观望事态发展的世界各国，直接导致了德国最终的外交和军事孤立。威廉不能定义他个人的自我利益，不能决定他是谁、他想要什么，这些缺憾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他不能决定国家的自我利益，不能采取措施谋求这些利益。总而言之，威廉的心理不和谐解释了他对德国的象征性领导为什么成功，也解释了他作为国家的政治领袖为什么失败。

虽然我们永远不可能知道，如果换作一位心理更为和谐的领袖，能否为德国谋求真正和谐的自我利益，但是很显然，皇帝本人不仅凭借卓有成效的象征性领导，而且凭借其在政治上的无能，成功地代表了德国。换句话说，作为一个完全的个体，威廉二世作为一个性格完整的个人，体现了一个国家和一段历史时期的典型特征。这位年轻的、活力迸发的皇帝与这个刚刚建立的、充满生机的国家在心理和历史意义上存在明显的相似之处：皇帝的内心分裂使他无法为自己定义前后一致的自我利益，而德国在经济、社会、宗教、政治和智识诸多方面的失调也似乎使它无法明确和实现自我利益。皇帝与德国之间存在着心理史学意义上鲜明的吻合：皇帝用自我歌颂——表面的张扬、挑衅甚至好战来掩饰内心深刻的失和，国家则用参与国际事务的自信的外交政策——同样张扬、挑衅甚至好战——来掩饰国内的缺乏共识。在威廉统治期间，他和德国都在努力用德语的“Flucht nach vorn”——意思是“向前跑”——来避免内部冲突。同时代几位思想深刻的观察家认为，他的整体性格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国民“性格”。埃贡·弗里德尔（Egon Friedell）在1927年写道：

在某种意义上，威廉二世其实彻底行使了皇帝的职责，他几乎总是表达占绝对多数的臣民的意愿，捍卫和奉行他们的理念，体现他们的生活态度。多数德国人不过是袖珍版的德国皇帝威廉，是他较小的微缩模型。
(261)

威廉二世的成败就是德国民众的成败。德国人对他的歌颂和不满，有一部分是他们对自己的感受。伊丽莎白·费伦巴赫写道：“人们虚构了皇帝的光辉形象，当这个形象可能轰然倒塌时，对（威廉）个人统治的批评通常就会非常明显。”
(262)

一方面，当威廉辜负了国民的期望，不能表现为被美化的国民和国家形象时，他就遭到批评。他的缺点使许多德国人的意愿受到了挫折，他们希望领导和代表自己的是一位无所不在、无所不知、无所不能的皇帝。另一方面，正如德国人战后对威廉的反应所表明的那样，当他本人表现出德国人深以为耻的某些特点时，他就会遭到无情的谴责。当他反映的形象是德国的伟大富强时，他就得到拥戴。当他反映的是国家失和、无能而弱小时，他就受到诋毁。德国人对皇帝的反应，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对他们自我形象的反应。

这时候很容易作出推测，认为是皇帝的自恋型人格紊乱决定了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的病态自恋。虽然这种泛泛的结论在心理学和历史学方面存在许多问题，但是，尼古拉斯·松巴特（Nicolaus Sombart）对威廉和德国人之间的关系所作的判断还是不该被轻易否定：

如果有人想给威廉二世扣上一顶心理病态的帽子，指责他具有专制独裁者的疯狂，那么，这个结论只有在一个意义上可以成立，那就是这位皇帝身上准确地体现了时代的病态特征。每个社会都不仅具有与之相应的政府，还具有与之相应的疯狂制度和代表性的病态人物。
(263)

这些复杂而又令人着迷的问题如今就位于我们的历史和心理学知识的交界处。现在有把握的说法不过是呼应威廉那个时代的观点，即本文开头引述的沃尔特·拉斯诺和弗雷德里克·瑙曼的看法。威廉时代的德国很难找到一位比威廉二世更合适的皇帝。不管作为领袖还是个人，威廉二世都是他的国家确凿无疑的“镜像”。他的主要历史意义就在这里。

献词

这篇文章的许多结论受到了作者与经验丰富的精神分析师纳撒尼尔·伦敦（Nathaniel London）博士长期密切合作的启发，还要感谢1979年9月在希腊科夫岛上召开的德国皇帝研讨会，这次会上威廉二世的研究人员云集一堂。与会人员约斯特·诺尔蒂（Jost Nolte）于1979年10月26日发表在《时代杂志》（Die Zeit Magazin）上的一篇论述本次研讨会的文章捕捉到了科夫岛会议的精神，文章题目是“德国皇帝在国民眼中的镜像”（Der Kaiser，derein Spiegelseines Volkeswar，这个题目很像本文的标题）；由约翰·C.G.罗尔（John.C.G.R9hl）和尼古拉斯·松巴特编辑（剑桥，1982年）的著作《德国皇帝威廉二世新析》（Kaiser Wilhelm II：New Interpretation）收集了科夫岛会上提交的论文，也抓住了会议的主题。作者把本文深情地献给伦敦博士和“德国皇帝研讨会”的与会人员并对他们深表感谢。笔者还要感谢奥托·弗兰茨·拉玛尔·塞西尔（Otto Pflanze Lamar Cecil）和罗伯特·G.L.韦特（Robert G.L.Waite）帮我准备本文的发表，感谢基金会提供打印，感谢迈克尔·里斯医院精神病科和医疗中心在初稿的准备期间提供了帮助。

第十二章　自恋型领袖的得与失——惠特拉姆与澳大利亚政治

詹姆斯·A.沃尔特

“二战”以来，保守党联盟一直控制着澳大利亚政治。1949年在罗伯特·孟席斯领导下，澳大利亚一直由自由—乡村党联盟（L－CP）执掌政权，直至1972年高夫·惠特拉姆领导的改革派工党（ALP）政府取而代之。然而，惠特拉姆领导的工党政府仅仅执政三年，就在1975年不同寻常而又备受争议的社会局势之下失去政权，从那时起，保守党联盟又开始其统治生涯。我在这里要探讨的就是惠特拉姆的领导力及其对于工党政府命运的影响。首先，很有必要简单描述一下惠特拉姆执政前澳大利亚的政治史，以及工党政府所面临的具体环境，因为一个政府的成败很少能单纯归因于领导者个人的特质。在这个案例中，形势和历史的突发性是和领导者的个人特征密切相关的。

在澳大利亚，从20世纪40年代晚期到60年代晚期，是一个相对较为繁荣的时代。澳大利亚对外出口（农产品以及后来的矿产品）价格上升，经济领域的外国投资高涨，并且孟席斯领导的保守党政府通过巧妙地将自己扮成这些条件的仁慈的创造者，获得了自身的优势。事实上，政府所起的作用很小，所谓的发展都是呈一种点滴的而又无调控的趋势，而政治家们关注的是议会政治。尽管孟席斯没心思也没兴趣关心经济和管理，但他是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他严密地控制着他的党和整个议会的辩论，有时甚至有些粗鲁。他的卓越声望是借助20世纪50年代工党反对派发生的分裂而确立的——这一分裂是孟席斯千方百计促成的，也是冷战思维在国内政治中的典型反映。

那时澳大利亚工党左右翼发生的派别斗争，源于20世纪40年代末到50年代初天主教徒和共产主义者之间发生的紧张而激烈的争斗，争斗的焦点是关于控制与党派有关联的（party－affiliated）工会。一个支持主教的天主教组织开始是作为“运动”（the Movement）为人所知，它对工会组织产生了影响，并逐渐对工党产生影响。同时，孟席斯逐步倾向于以“红色威胁”来恐吓参议院，并承诺要保护它。他声言，要建立一个忠诚的委员会来调查叛逃澳洲的苏联驻堪培拉的外交官弗拉基米尔·彼得罗夫（Vladimir Petrov）的间谍活动，这个案子似乎牵连了很多人，其中包括当时的工党领袖伊瓦特（H.V.Evatt）领导下的工党成员。伊瓦特是一位著名的律师，他在委员会面前为他的同伴们辩护，并于1954年10月发布新闻公告，严厉抨击“运动”试图颠覆工党。这场两败俱伤的斗争开始公开化。工党内部无法调和，最终分裂。分裂出去的一部分党员形成了一个新的强烈反对共产主义的工党派别，后来自称民主工党（DLP）。这个小党坚持反共的主张以及强烈而激进的防御措施。在澳大利亚的选择投票制度下，它就此能通过引导所有民主工党党员给联合候选人投票来分散工党的票数，使工党无法掌权。凭借民主工党的热烈支持，孟席斯继续在每一场竞选活动中重弹共产主义威胁论的老调。民主工党以这种方式保持其影响力，直至美国在越南战争中的溃败打破了冷战神话：民主工党作为一种政治力量在70年代初从澳大利亚政治舞台上消失。

直至60年代中期，澳大利亚工党才从各种纷争和党派斗争中摆脱出来，并且排除了那些始终回顾工党分裂的苦涩岁月的上了年纪的领导人。随后，1967年惠特拉姆当选为下议院的工党领袖。惠特拉姆富于攻击性、活跃，和年轻时的孟席斯有着非常相似（有人会说他是以年轻时的孟席斯为榜样）的议员架势，他凭着不懈的工作和杰出的能力获得了晋升。他和那些欣赏他的人都认为，政党只有通过内部改革来克服分裂，通过阐述进步而非落后的政策展示其重要性，才能获得政治成功。他们满怀热情地开始着手改变，到60年代末取得了显著的成功。的确，那几年，工党明显关心城市改革和增加教育设施，提出了社会福利计划并奉行独立的外交政策，反对种族主义，有理有据地反对澳大利亚参加越战，加上它对机会平等和人权的关注，对许多人而言，澳大利亚工党看起来是开明价值观的真正唯一的代表。

官方照片，刊登在1976年《澳大利亚国会手册》上。当被问及他是否希望在1978年的手册上再刊登这张照片时，他开玩笑道：“为什么不？我看起来不精神吗？”后来他把这张照片用在他自己的作品《论澳大利亚宪法》的封面上（来源：澳大利亚信息中心）

由惠特拉姆带动的工党改革，直指表现日渐平庸和没有明确方向的急速变动的领导人政治。1966年，孟席斯爵士在担任总理17年后选择退休。继任的自由党领导人证明了一件事：在加强个人主张的过程中，孟席斯多年来已经排除了所有具备潜力的顶级人物，以至于只留下了些毫无经验的和二流的人物。他选择的继任者哈罗德·霍尔特（Harold Holt）逐渐被证明是一个无所作为的总理，1967年12月在海上失踪。接下来的继任者是来自参议院的约翰·格雷·戈顿（John Gorton），他几乎驾驭不了议院系统，而习惯于发表未经考虑的政治宣言和政治上有害的个人行为，最终导致他丧失了本党的支持。面对国会对他的领导力的信任投票，他用决定性的一票否决了自己，威廉·麦克马洪（William McMahon）取而代之，当选为澳大利亚总理。与高大、招人喜欢、装扮得体，进而达到其演讲能力巅峰的惠特拉姆相比，矮小、秃顶、不善言辞的麦克马洪简直就是一个不幸的人。在议院中，麦克马洪和惠特拉姆两人并不匹敌。

抛开领导人不说，在20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初期出现的变化多端的经济大气候，以及联盟为解决问题而产生的接连不断的想法，开始逐渐动摇孟席斯在较为稳定的环境下能够保持的威权形象。与其说是孟席斯的政策失败了，还不如说，截至1971年，与惠特拉姆和工党的清晰详尽的政策相比，自由—乡村党联盟已经成为一个缺乏政策的政党联盟。工党最终联合起来，提供了方向，对解决方案和乐观主义作出了承诺。

因此，1972年澳大利亚工党赢得了联邦选举，惠特拉姆当选为工党23年历史中的第一位总理。工党政府承载着一代人的希望，而这一代人除了保守的规则外一无所知，于是他们被工党的承诺说服：“是时候［改变］了！”保守主义的评论员们甚至高呼惠特拉姆为“冰河世纪的终结者”（theendof theiceage）。由于1972年至1975年工党政府事件频发而令人失望的记录，加之它以史无前例的方式垮台，这些高度的期望最终落空。这么认为是有道理的：关于这些事件的众多文章和著作——本文就是其中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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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试图解释政府不寻常的发展轨迹，也试图解答为什么人们的希望落了空。当然，在我的案例中，这是一个研究动机，因为我就是那些认为惠特拉姆的继任代表着美好未来，同时又为后来发生的事而困惑不已的人当中的一个。

一方面，工党政府的失败可以借助它无法掌控的因素来解释。在一个世界经济大势开始取消限制和警告的时刻，在改革者的广阔舞台上当选，这是惠特拉姆运气不好。澳大利亚经济的结构性缺陷进一步加剧了他的计划本身具有的不足，即在相当大的压力之下对国外资源带来的投资和经济刺激具有依赖性。商业公司——在保守党统治后期未受限制——抵制改革，并强有力地捍卫其行业利益。商业公司领导人在质疑那些干涉者的统治权正当性的过程中与保守的政治家形成联盟。媒体主要由同样的商业公司所拥有和控制，反映着它们的保守主义的设想；在最初的一段短暂的蜜月期之后，媒体每天发表着对“鲁莽的社会主义者”的评判。联邦官员多年来习惯了保守主义的小心谨慎，难以适应实施改革，并抵制他人对自己的长期利益的侵占。在联邦体系之下，分离的各州政府——大多仍是保守主义的——能够通过挑战宪法来阻止联邦立法的实施，即使最高法院在联邦政府的许可下最终在几乎所有案件中都拥有最高裁决权。最重要的是，参议院并不像众议院那样是民意的直接代表
(265)

，它依然在保守党派的控制之下，不断地发挥作用来阻止工党政府的立法企图，因而它是导致1975年工党政府下台的一系列事件的关键因素。

另一方面，对于工党政府命运的解释，应该考虑到它自身产生的许多问题。如果在20世纪70年代困窘的经济局势中惠特拉姆的出色计划（60年代精心设计的）都很难实施，那么很显然，再也没有任何清晰而全面的战略计划能联合政府了。内阁部长未加充分考虑就追求经常是冲突性的个人目标。还有许多内部的口角，以及被解职和调离的内阁部长的尴尬记录。由于党派领导人的迟疑或者摇摆于两种原则之间——要么遵循凯恩斯经济原则，要么接受财政部的限制计划，所以难免会存在明显的现实考虑上的优柔寡断或者不恰当的言行。当内阁部长谋划——他们没有意识到梦想的实现要通过正规的途径——私下里通过与一个神秘的巴基斯坦金融中间组织交涉，从中东获取巨额的海外贷款时，却被澳大利亚媒体以一种极为误导的方式曝光，他们遭到了空前的嘲笑和藐视，这里面有着非常严重的判断错误。总而言之，政府未能理解：联邦议会只是社会上权力来源的一个方面，同时不得不取得控制经济命脉人士的合作，不得不通过媒体与选民沟通，它的举措只能通过官僚机构来发挥作用，假定“政府”可以忽视这些因素构成的制度性限制而忽视其存在只能导致灾难。

可以简要地回顾一下1975年的事件。导火索就是内阁官员偷偷摸摸地企图获得之前提到的“阿拉伯石油美元”（Arabpetrodollars）事件。最终对一群高级部长们——包括惠特拉姆——的愚蠢言行和交易行动的本质的揭发，被国家媒体作为“贷款事件”吵得沸沸扬扬。这一丑闻被反对党当做“非同寻常”、“应予谴责的”，进而作为一种正当化的理由，通过他们控制的参议院的多数成员来阻止通过预算议案，以弄垮政府。不过，他们并没有直接否决
(266)

，而是在10月16日将对预算议案的投票延期。但惠特拉姆采取了一种冒险的做法，在失去资金供应的情况下拒绝举行大选，同时制订了应急计划来与银行达成协议，并且向联邦工人发行国家债券。可以推导出，资金供应中止导致的极端效果最终归因于反对派自由—民族乡村党（L－NCP）
(267)

的强硬态度。僵局形成了，公众对两边的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惠特拉姆最终决定妥协，重新举行参议院选举。然而，总督约翰·克尔（John Kerr）决定，打破僵局的唯一办法就是由他作出裁决，没有预先告知，他就宣布解除惠特拉姆的总理职务，并指定弗雷泽（Malcolm Fraser）暂任总理一职，组成一个临时政府，直至大选举行。12月3日，弗雷泽领导的自由—民族乡村党联盟以压倒多数的优势在选举中获胜。

直至1977年下一届联邦大选，惠特拉姆一直都是工党的一位备受打击但又无比坚强的领袖，在工党遭到保守党联盟的又一次彻底挫败之后，他才离开领袖的位置。1978年中，他从国会辞职，担任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研究员，他在笔者撰写本文期间仍拥有这一职位。

惠特拉姆的政治生涯是他非同寻常的成就与澳大利亚历史上一次史无前例的陷落相交织的历程。他曾是国会工党选出的最年轻的副领袖（1960年，他43岁）；接着成为工党历史上服务时间最长的一位领袖（1967—1977）；1972年他成为工党23年历史中第一位总理。作为国会中杰出的反对党领导人，他因为实施了党内改革和对决策的驱动而广受赞誉，这一切使得工党在70年代之前转变成了一个值得信赖的标新立异的执政党。他当选为总理的那届选举激发了选民很大的陶醉感。然后，在他那并不平静的掌权期间，不仅外部四面受困，也由于领导的失误而受到来自内部的侵蚀。这终结于国会延期的僵持状态，在任命惠特拉姆的总督眼中，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动用他的“保留权力”（reservepowers）——自从乔治三世解除诺斯勋爵（Lord North）
(268)

职务以来这一权力从未使用过——促成一个“宪法政变”（constitutional coup）
(269)

，迫使所有党派重新举行选举。惠特拉姆政治生涯中充满着显见的自相矛盾，这使他成为被评论者书写最多的澳大利亚总理。但他依然未被充分理解。一般而言，评论者通常都是凭着他们自己的癖好单独探讨他正面的或者负面的性格特征，把他作为一个英雄或者一个坏人来加以解释。
(270)

在不多的几个例子中，这个人两方面的特征才得到认可，而二者被并置是为了表明他是一个谜。
(271)

然而，甚至在最低的层面上都可以看到，通往权力之路上服务于功能目的的政治实践，包含着导致最终失败的功能障碍性因素。
(272)

例如，惠特拉姆可以被概括形容为一个极度自信的人，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控制欲，容忍不了限制，喜欢夸张的表现，在人际关系中表现出对他人的某种移情。这种行为模式可以在他的展现出个人因素的成功和失败事件中找寻到。这导致一种政治应对的方式，即惠特拉姆总是相信“正确的原则”，不断地去进行孤注一掷的赌博，坚信能够击败精神上比他更为分裂的对手。他曾经形容过他自己的方式，这句话后来变得非常有名：“当你面临绝境，你只能冲过去，要么再冲。”他坚信自己拥有非凡的能力，并且明显乐于行使权力，这些加上他的非凡能力都赋予他的杰出表现以一种附加的优势。最终，他对于危机的偏好，不耐烦，无法容忍与他人协商给他带来的制约，以及没能辨别出反对他的汹涌浪潮，所有这一切导致了一种僵局，即他连选择“冲过去”的机会也没有，就被击败了。

心理史学的方法，试图揭示正面和负面的行为特征，可以被理解为对一种可识别的人格结构的展示，能够提供比迄今为止其他肤浅的、有选择性的关于惠特拉姆的解读文字更丰富的东西。这里，首先我将详尽阐述什么才是理解惠特拉姆极具个人特征的成人经历的最重要的方法，以解决困扰以前的评论者们的矛盾问题。这是主要的任务。接下来，我将探讨在他早年的人生经历中他的性格形成的可能源头。最后，我将从心理史学的意义上来评价惠特拉姆这样一位领袖。

惠特拉姆拥有许多能帮助他在任何领域获得成功的优点。他外形讨人喜欢，已经从一个年轻的帅小伙子（如果说相当健壮的话）成长为一个体型保持良好的成熟男人。他天生身体强健，实际上他几乎从不生病，也没有不舒服的时候，尽管他几乎从不锻炼，也不注重自己的健康。惠特拉姆给他的工作带来的绝对力量赋予他别人无法匹敌的领先地位。他的智慧和出色的口才，加上他的勤奋工作、高度集中的注意力以及持久的记忆力，成为造就他成功的职业生涯的重要根基。这些要素既是人格潜在的决定因素，又是职业成功的关键条件，是我们绝对不能忽略的。

惠特拉姆把这些特点作为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个人资本。然而，一项对他的职业和行为的深入研究却忽略了形成一种解释人格特征的模型（pattern）的典型运行方式。为了简要说明我的发现，下面列举一下这一模型的要素：

求知：
惠特拉姆首先是被驱使着要“知晓一切”。他把知识视为他的工作不可或缺的，以及文明和所有个人行动的先决条件。特殊的知识是他早期获得提升的关键，也被他作为在工党内部提倡的一个资源。广博的知识是政策产生的根基，正是通过这一点，他在20世纪60年代成功地转变了工党。在政府中，他能够运用“必须知道”的原则来保持他在这种资源中的最高权威，同时也会采取一种传授模式来“指导”其他人。他极端反感并且粗暴对待那些未能使他“知晓一切”的内阁部长们。就个人而言，他一直坚持不断读书、看评论、检索。简言之，他的显著特点就是“有着强烈的好奇心”。但是，就他热衷于知道任何事而言，他很容易就把“知道”（know）与“大概知道”（know about）相混淆。一直以来，他并不在乎深层次的意义。然而，对大多数人而言，他的职业化使得这一切含混难解。

职业化：
惠特拉姆显然对他的政治工作尽职尽责。他在工作中一丝不苟地进行着准备，关注细节，始终保持一致，充满动力。他以这样的方式展现着自己突出的能力，引起人们的注意，为他赢得了许多支持者。但这样一种职业化并不能进而强化其进取心。惠特拉姆对行政管理或者持之以恒的工作并不感兴趣，他几乎不关心如何来实践他所提倡的进取心。这清楚地表明了决定的至高无上。

决定至高无上：
惠特拉姆一直为作出重要的决定而进行准备。准备工作是有效决策的关键。作为总理，他采取种种措施来确保所有重要的决定（尤其是有关特殊利益的领域）是由他一个人作出的，比如，通过集合起众多彼此冲突的建议，在完全不同的利益群体间进行一种中盘博弈，并且允许内阁部长在他们自己的领域内进行利益转换，以便只有他一个人知道所有的事。然后，一旦作出决定，他就准备授权，因为他似乎把决定看成某种具体而又不可避免的东西。在那一刻，他的任务就实现了终结。但是，进一步而言，他固执地认定，正是人们委托他作出在1972年的政策发言中所包含的那些决定，并且有一段时间，他保存着一份名单，那上面所有已付诸实施的决定都已被划掉。这样，惠特拉姆所主张的解决方案一旦出台，便具有至高无上性。

解决方案至高无上：
惠特拉姆清楚自己想从社会获取什么，并且他不愿深陷围绕社会基本要素的政治活动（尤指竞选活动）中。这赋予他一种明确的方向感，影响并且凝聚了尚未作出决定的人。然而功能性障碍的结果就是他“有一种对理性政治构成阻碍的知识分子式蔑视”
(273)

——他不满足于比他预想的要低的效果，或者拒绝接受简单效果。他从来没有获得普通的接触。他不允许任何人比他更好地掌握政策——毕竟，他说：“这个平台上布满了我所首倡的种种事物”——所以他甚至不愿在表面上跟他的党进行协商。实际上，每一件事都是那么急迫，以至于不可能进行分散或者转移。因此，他的行事风格最基本的特点就是急躁。

急躁
：惠特拉姆快速地推动事物向前发展。据一位内阁成员的说法，内阁处在“快速作出富有吸引力的决定”的压力之下，即使这样，“它们也出现得太快……简直像飞行器。”国会法案起草人，尽管对惠特拉姆掌握立法权委以信任，但也抱怨他们被各种议案压得喘不过气来，因而无法坚持标准。作为国会中政府商业部的负责人，“惠特拉姆想要制定最大规模的立法规划，确定最大数量的议案……”几乎没听说有人像他那样一往直前，从不停止对自己力量的加强。有些人坚持认为，惠特拉姆在到达工党的领导职位之前就形成了工党的政策和转型的想法，这显示了他的耐心。事实上，他那时的成就体现在观念的增殖中，而这取决于其他参与到工党的政策和转型的具体过程中的人。这种持久的紧迫性的结果就是他那种对抗的性格倾向。

对抗：
几乎工党内的每个关键的转型都是通过“对抗”和“冲过去”这样的要素来完成的——这是惠特拉姆带入政府当中的一种实践经验。这是他有意识采取的策略，而并非毫无计划的行为
(274)

——然而，很显然，如果他能够迅速地以他的总理位置做赌注，把对于问题的投票转化为对于他的领导力的投票，他就不会花时间去通过常规的方式或者游说政策来实施行动。从根本上说，它是一种策略的体现——挑战就暗含着“照我说的做，否则把我踢开”。在政府中，这同样是一种提高筹码的方式，逼迫自由—乡村党反对派不断地为了生存或者毁灭而战。不可否认，很长一段时间，惠特拉姆都在这场角逐中取胜。然而，个人对抗的反复发生加大了来自党内和选民的抵制——最终当这一切直接导致了1975年的政治危机——他被击败了。尽管如此，他到达个人事业的顶点也是在他本人引起或者允许出现的冲突压力之下而实现的——“他总是在走投无路时进入佳境，”新闻记者们宣称。他在危机中表现老练，“当［用一位提议者的话来说］一个普通人都会高喊，‘耶稣！我该怎么办？’时”，他始终保持冷静。惠特拉姆在压力之下获得了成功，并且那些压力显然使他变得精力充沛。但同时，他也因为爱发怒而变得声名狼藉。

发怒：
如果说他在危机中保持冷静，那么因为一点小事出了错，或者当什么人让他失望时，他会大发雷霆。据他自己解释，发怒是促使他进入政治的一种情绪。
(275)

私下里，他手下的工作人员都要不断忍受他那可怕的坏脾气。在公开场合，他针对对手的敌意经由他的言语攻击而变得明了，但是又因为他机智的幽默感而被化解掉了。

幽默：
惠特拉姆充分利用了他的机智反应，但他的笑话总是那些“有倾向性的”笑话——弗洛伊德对于暗含观点的笑话的一种分类。惠特拉姆的笑话是有目标的——他的对手——而且他的专长就是进行贬低式的嘲讽。因此，敌视就转化成了他表演的一部分。

表演：
他首先是一位公共表演家。他玩味着国会、公众集会和选举活动。他总是对大众善意有加。他经过精心磨炼而具备的语言能力构成了他爱表现的特点，这造就了他作为一个演说家的名声。尽管这本质上是为了个人的目的，但人们不可能忽略语言的重要性。

语言的重要性：
所有人包括他自己都把他视为一个能言善辩的人。他极为专注于讲话。关注语言提高了他作为一个倡议者的技能。语言赋予他胜过对手的能力，是他能够保持在注意力的中心所依赖的手段，也是他吸引和打动追随者的工具。但是在任何情况下，他都倾向于把一切主要归功于语言的力量。他总是准备就任何话题都发表长篇大论，模糊了想象和现实之间的距离，还有，他并不是一个适合钻研策略或专心致力于管理改革的人（像他的专业化所反映的那样）。相反，他是一个精神领袖式的人物。

鼓舞人心的领导力：
惠特拉姆的力量在于建构了一种描述性的评价机制，帮助人们认识什么是坏的事物，同时表明改革是可能的。在坚持事物处于一种危险状态的同时，惠特拉姆提供了一种行动的需要。通过界定澳大利亚人面临的问题，他似乎使得这些问题变得可以控制。这样，受到鼓舞，其他人也被感召来开始接受他的领导，填补了现实中观点库的缺口。他是一个培养希望的专家，是一个动议者、煽动者，而不是一个理论家（尽管人们猜测他可能把自己当成这样的人）。因此，他意识到了联盟的重要性。

联盟的重要性：
惠特拉姆得到了许多受他的动力吸引的人的帮助。其他人实现了他无法完成的事。党内有相当数量的高级人物都看到了他的承诺，开始提拔他。实际是人们从自己的动机出发来支持他。他手下的工作人员与许多专家建立了联系，这些专家对于大的计划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尽管他是“领袖”，但他依赖这些人。尽管依赖他人，但他总是缺乏忠诚度，而这是他的任务导向所造成的。

任务导向：
据说惠特拉姆并不缺乏情感，但是他如此专注于自己手边的工作，以至于人们都变成次要的（进一步的例子就是“决定的至高无上”和“计划”）。当政治命令需要时，那些作出重要贡献的人们就成为牺牲品。惠特拉姆缺乏在失落时刻安抚人的温和手段，因为他不擅长人际关系。

不擅长人际关系：
惠特拉姆在表面上（和初次见面时）展现出一种亲和力，但他和同伴们在一起不自在，不习惯与同事一起亲密工作，甚至有些远离他的党派成员。因而，作为一名国会议员，他被认为是冷淡的；作为一位领袖，他被认为不易接近，喜好独自行动。这严重地造成了他无法跟人协商。

无法协商：
惠特拉姆只是不愿接近他人；据说他很乐意仔细阅读关于社会方面的资料，而且他也没有时间在个人层面上寻求支持，或者是了解他人的感受。他对他人的观点漠不关心。他要么忽略要么指责党派观点，逐渐依赖联盟与领导会议进行联络。最终，他似乎甚至远离了公众观点，尽管他宣称他信任澳大利亚人民。不过，尽管由于他的特点导致了他的孤立趋向，但他仍然保持了一种外部导向性。

外部导向性（o
uter‐directedness）：惠特拉姆非常依赖公众的反应，而并非一个内省的人。作为“民众的领袖”，他的很大乐趣来自于他能够激发大众的反应。他寻求来自虚无的肯定。甚至像他自己的语言那样个人的东西也被当成“靠边站”的、其他人会为之惊叹的外部的某种东西。他的对外政策的方式被夸张地形容为“一种逃避向内的……观念”。
(276)

惠特拉姆总是向澳大利亚以外的更大的世界投去关注，通过不断的旅行使这种趋向法制化。个人和国家的对外部事物的关注明显体现在他对形象的入迷。

形象：
惠特拉姆显然很在乎形象。他总是把自己的外表收拾得十分得体（在大学期间他曾被人形容为“衣着极度完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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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关的还有他那总理级的装备（比如他购买了一辆白色奔驰作为他的公务用车），他认定澳大利亚应受到国际的“礼遇”。

惠特拉姆的观念和思考习惯反映了这些特点。在他的政治哲学的宣言中，对于独立的关注就意味着对于平等机会的热切渴求。对于惠特拉姆而言，独立必然与权力的实现和“打破限制”（burstinglimitation）相联系。他举例说，幼儿园的儿童要获得独立，并不局限于抑制儿童探索的方式。一个国家要在这个地域确立其独立地位，也不局限于传统和忠诚的联系。

与国家独立地位相联系的，是惠特拉姆的互助观念——个人是独立的个体，但同时又生活在互动的群体中；国家拥有“独特的”声音，但仍处在“邻里的”或地域性的群体中。因而，个人依赖一个具有黏性的、体贴的群体，这个群体并不是孤立的和“外围的”（peripheral）。国家不可避免地成为它的地域的一部分（而不是亚洲外围的被孤立的欧洲领土）。惠特拉姆这种个人行为的倾向导致了他行为中根本性的矛盾。他离不开对他人的关心，比如党内的联盟和他手下的职员。但他拒绝接受约束，即使在遵循最低限度的制约时也在追求自由。结果，他没有创造出富有凝聚力的（政治上的）共同体，而是造成了他思想上反对的工党和内阁的分裂。正像他竭力争取税收以求把一切都牢牢抓到自己手中一样，其必然结果就是强调强有力的集中的政府、程序、法治，甚至还有强大的个人领导力。为了回应来自强大的中央政府的权力限制，这个以个人自由和独立为其重心的人，充满矛盾地进入政治。

这样的对照在其他领域也表现得很明显。这个表面上以慷慨和慈悲来界定反应性（responsiveness）的人，似乎总是远离或者忽视他身边人的个人需要。最终，他根本看不到他人的需要。他的信条是乐观主义和创造机会，他对我们周围那些失望的来源非常敏感，把我们先辈的职业描述成终结在失败和绝望中。
(278)

他强调秩序和语言的精确度，倾向于揭露虚假的繁荣。他始终不懈地追求知识，似乎以一种复杂而快速的视角看待每一件事物，并且能够以令人惊异的速度得出个人的结论。与此相同，他的辩论方法就是迅速地从不证自明的建议出发，通过详尽说明达到生动的评论。不过，这使他深受自身的确定性之害，变得特别顽固，并且无法接受不一致的观点和内省的见识。

有人认为，如果不揭示人格中心存在的内在冲突，想象和实际之间的裂缝最终是无法弥合的。

当人们浏览这一主要性格特征的列表时，一个最初水平的组织便初现端倪。人们会了解到，性格特征在特定的组群中聚集，当我们从阐释转到解释人格时，便揭示出需要调查的特定区域。下面按照表1的指引，我们转向传记资料，来探索像渴望统治权的来源、无法容忍限制、难以和人相处与控制情绪、明显爱出风头，以及某种认知限制等特点。

表1性格特征列表

惠特拉姆的传记作者们正确地强调了他的家庭背景的稳定和安全性，并指出他童年唯一特别之处——他来自相对优越的中产阶级家庭——本应引领他进入社会民主党的职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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格拉汉姆·弗罗伊登伯格（Graham Freudenberg）曾是惠特拉姆的幕僚，后来成为传记作家，他和惠特拉姆的接近似乎表明，他在转述他人生中“获得认可的”版本，痛苦地指出他的中产阶级背景不可能成为他作为工党领袖中的例外的正当理由。
(280)

相反，他争辩说这不是个特殊例子，“在工党的杰出领袖中……从他个人背景和他取得的成就之间具有微小差距的意义来说，惠特拉姆是其中最普通的一个。”
(281)

人们可能会接受正是惠特拉姆的天赋才使得他获得成就，并且同时在假定他的背景和成就之间没有差距的基础上来思考问题：按理说，家庭结构和教养的“常态”与上面概括的政治生涯千变万化的特点之间存在着很大的差异。没有任何理由怀疑他的家庭存在明显的分裂和创伤，也没有任何理由质疑惠特拉姆有一个“完美、稳定的家庭”。
(282)

惠特拉姆的父亲叫哈里·弗雷德里克·恩斯特·惠特拉姆［“我父亲叫欧内斯特（Ernest）是因为他是一个非常真诚的（earnest）孩子”］
(283)

，1917年7月11日惠特拉姆出生时，他是墨尔本的英联邦皇家律师事务处的一名中层官员
(284)

，1918年他迁往悉尼，在那里成为皇家代表律师。1928年他调到澳大利亚最初的首都堪培拉，并于1936年被任命为英联邦皇家律师。因此，他凭自己的本事获得了成就，成为一位显赫的公务员，一个受到高度评价的人。

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表面上为人谨慎谦虚，是公共道德的楷模。而且，那时他在堪培拉的社交小圈子里非常有名，因为他投身公益事业。例如，他发表了著名的言论“不说清，不纳税”来反对1933年里昂的政府计划向堪培拉民众征收的不合理税收。他是堪培拉大学联合会——这个联合会后来促成了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成立——的秘书。他还是堪培拉ABC音乐委员会的成员和圣·安德鲁斯基督教长老会的长老。“根据一些当代人的说法，他在各个委员会的活动中通过解决分歧和避免问题展现了非同寻常的政治潜力。”
(285)

弗雷德里克·恩斯特·惠特拉姆在追求人权事业的过程中也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抛开种族、等级和信仰的偏见，他表现出对个人权利和少数民族权利的强烈关注，以及对于外交事务的深刻兴趣。在堪培拉外交机构的内部，他是一种驱动力。1946年，弗雷德里克·恩斯特·惠特拉姆被伊瓦特选中作为澳大利亚代表团的成员参加巴黎和平会议。孟席斯也给予他极高的评价：

1950年以及1954年他是联合国人权组织委员会的澳大利亚代表，在他退休后他一直担任联邦司法部的顾问，解答关于人权方面的法律问题。
(286)

弗雷德里克·恩斯特·惠特拉姆的严肃认真不可避免地转移到了家庭环境中。他“悉心在他的孩子中培养对种族和宗教忍耐力，以及对于人类自由平等的关注”
(287)

，并且“创造了一种周围都是书的环境，他们被激励着去学习，很少有娱乐”。
(288)

惠特拉姆的妹妹弗里达（Freda）
(289)

评论说，“我记忆中的家就是一个充满了书的家，书，书，还是书。……我们连一部收音机都没有，爸爸说没必要”。
(290)

这可以说是一个清教徒式生活的情景：“我们不可以奢侈。”
(291)

童话故事被禁止——睡前的阅读变成了希腊和罗马神话
(292)

。（作为一个多少算是古典学者的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很遗憾他缺乏希腊文化的熏陶，而他后来可以肯定他的儿子并不存在这方面的不足。）
(293)

这个家里不允许讲粗话，禁止没完没了的闲聊，家庭谈话都集中在一些重要的事物上：文学、历史和时事。
(294)

事实上，政治科学讨论小组经常在他的家里聚会，而高夫·惠特拉姆都被包括在内
(295)

：“［我父亲］有相当多的朋友，他们兴趣广泛。他们不会强迫我加入他们的讨论，也不会把我排除在外。”
(296)

在上述背景的说明下，毫无疑问，高夫·惠特拉姆的传记作家们倾向于把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作为一个“严厉的、具有学者气质的”
(297)

类型来撰写，并且指出他“可以说是生活相对清苦的朴素节俭的长老，鉴于他的收入和社会地位”
(298)

。高夫·惠特拉姆本人在发表评论时也加深了这种印象：“有些时候我可以说是轻率的。但他绝不可能。”
(299)

然而，有些限制条件我们应该注意到。个人生活的相对节俭是与明显的慷慨大方互相抵消的：他“对教堂和慈善事业的捐助数额巨大，以至于他在公共服务部门的同事们都误以为他有一笔额外的收入”。
(300)

弗里达·惠特拉姆说，“我的父母，从来不提这件事，一直缴税。”
(301)

接下来，在我们与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原先的同事、熟人的交谈中，这种严厉又毫无幽默感的印象发生了很大的改变，人们都把他描述为在他自己的圈子里为人和蔼可亲，竭尽全力让初到堪培拉的客人感到惬意。正如有人形容的，他实在是一个“非常亲切、和善、幽默”的人。他家的朋友补充说，他“性情随和……我不会用严厉一词来描述弗雷德先生——他对高夫和弗里达是讲理的”。

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的公共事业给堪培拉的社交圈子留下极为特别的印象：他的妻子玛莎显然几乎完全以家务为生活重心，几乎没给人留下什么印象，他们是迥然不同的两类人。她仅在奥克斯（Oakes）的传记《总理惠特拉姆》中被简单提及，而弗罗伊登伯格则根本就没有提到她。当被问及“你母亲怎么样？人们对她几乎一无所知”，惠特拉姆回答道：

不。我认为那可能发生在大多数家庭——人们对这个女人想当然。但是，她是一个非常活泼的人，极富幽默机智。你知道，她的父亲来自英国的施洛普郡（Shropshire）。他成了孤儿，然后来到了殖民地。
(302)

人们普遍接受的是，高夫·惠特拉姆从他母亲玛莎——一个能言善辩、幽默风趣的女人——那里继承了活泼外向的性格。
(303)

然而，显然在她们家的社交圈子之外，她几乎不为人所知。我所交谈过的人们是这样形容她的：“朴实——她对烹饪的兴趣比其他任何事都强烈”；“我不记得玛莎·惠特拉姆夫人忙于……家庭之外的活动”，“我不觉得［她］有一个亲密的朋友圈——家庭是她的兴趣所在”；“我只记得惠特拉姆夫人在家庭环境中的场景”。

玛莎·惠特拉姆活动特别有限的原因之一是她的耳聋。因此，这说明惠特拉姆很早就养成清晰准确的表达习惯，并且总是面对他说话的对象：“我们的母亲聋了，但她不可能戴助听器。”弗里达说，“我们都按照和原来一样的方式跟她说话。”
(304)

玛莎·惠特拉姆就这样被孤立起来；正如一个邻居同时也是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的同事所说，“同惠特拉姆夫人谈话很困难……她会把你叫到一边，一次就和一个人谈话。她没法参与正常的谈话。”

人们几乎普遍注意到，玛莎·惠特拉姆的兴趣就是烹饪和社会关怀。“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厨师……［并且］在家安静地招待客人，她的家人非常欢迎那些她所选择的朋友”；“当你到那儿的时候，她总是准备一大堆奶油蛋糕”；“有时她做的太多了……她会让每个人都吃得饱得不得了。”“惠特拉姆夫人肯定会看着他们都吃下好多东西，不管这对他们是不是有好处。”她的家人意见一致：“［在失落的时候］我的母亲总是为成百上千上门拜访的人准备饭菜。”
(305)

身体上的承受力显然是她关注的一个主要方面，玛莎一个朋友的女儿补充了一个细节，“惠特拉姆夫人……夸口说她自己哺育两个孩子直到他们两岁。”

已有（标准）的对玛莎·惠特拉姆夫人的描绘——健谈、幽默、以家庭为中心，并且为耳聋所限——缺乏一个维度。“在性情上，”她朋友的女儿评论说，“惠特拉姆夫人傲慢，极富幽默，言语刻薄——她的幽默感让她的同伴们很感兴趣。”那么，她就有一种锋芒。把玛莎·惠特拉姆同她的丈夫相比较，后者的同事评论到，她更令人生畏，不可抗拒，语言冷嘲热讽，并且对她的儿子充满信心：

她或许聋了，但她有着给人深刻印象的坚强性格。……她这一点特别像高夫……你知道，高夫的才能有时……让人讨厌……我从来没有受到过他的讥讽，但我确实感到那就是问题所在。

因此，玛莎·惠特拉姆夫人并不是一个能简单地“想当然”的女人，正如奥克斯所说，“当涉及家庭事务时，她支配着她的丈夫。”
(306)

弗雷德里克和玛莎的相互关系从根本上直接决定了他们家庭的氛围。这是一个关系相当亲密的家庭——由于玛莎·惠特拉姆耳聋和她以家务事为导向的缘故，可能变得更为亲密。因为她把注意力集中到家庭上，并且关心家人的生活条件，可以设想她的孩子们起初感受到一种和母亲的亲密关系，但很早就意识到父亲对他们的高要求和相应的高期望。人们告诉我，高夫和弗里达是好伙伴——他们父母“最初的兴趣是彼此，他们认识到了这一点”。
(307)

（他们家的一个朋友跟我说，“惠特拉姆先生爱慕他的妻子。他们在教堂总是手牵手。”）弗里达比她的哥哥小6岁，所以她显然受他领导：

儿童时代，我总是特别崇拜他。你知道，他是我的大哥，但又是一个精神上非常有震慑力的人，智力极为出众。他是一个非同一般的孩子，拥有极为丰富的知识。
(308)

宗教因素在这种家庭氛围中起到了显著作用：

尽管这是个宗教性的家庭，但除了餐前的祷告，你就算在这个家里也不可能了解我们的感受。我们拥有《圣经》，但它们起不到什么明显作用。一次我对父亲说：“我从来没见过您祈祷。”他说，“我一生都在祈祷。”他这么说时带着一种自嘲的神情，而高夫则错误地表现了这样的状态。

从我们这样的家庭出来，必须要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高夫不是每个星期天都去教堂，但他显然被这种宗教背景深深激发起来；他不愿承认，但那是事实。

在我们家并不宣讲宗教福音；当然，我们那里有很多神职人员，我想我父亲大概是神学院之外最好的神学宝库了，但那一点儿也不沉闷。当然，也没有饮料。我们现在都显得很拘谨，但过去明显不是这样。那是我们的生活方式。
(309)

早先对惠特拉姆的研究，略显理直气壮地把对他成人性格的主要描述植根于他的家庭背景上，而没有延伸到心理学的解释。因此，有些说法是言之有理的，比如，说惠特拉姆从他的母亲身上继承了智慧和幽默感……但他的性情、社会关注、强烈的求知欲、语言天赋，以及专心工作，都继承自他的……父亲；
(310)

把他的忍耐力、对种族骄傲的蔑视以及追求个人卓越同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致力于人权事业和个人标准联系起来
(311)

；并认为，

在惠特拉姆的家庭里，像和平、荣誉、效率、技巧等字眼和概念的使用都是有一些意义的，但并不使人难堪。

弗雷德里克领导的这个家充满了美食、好书和文明的好公仆；显然少了烟酒和亵渎。一直以来，惠特拉姆在家都有着美食、好书和任何一个公仆的陪伴，他厌恶抽烟喝酒，还有骂人。
(312)

同样，任何人都可能把他对中央联邦政府的感觉同他在堪培拉的成长经历联系起来
(313)

；把他对宪法条文的细心关注同他父亲类似的兴趣联系起来。（“弗雷德里克常常在宪法问题上固执己见。他有着强烈的联邦倾向，我感觉他的解释相当的细致。”）
(314)

人们也可能看到这个家庭中致力于基督教关注的社会民主的萌芽，虽然还不清楚惠特拉姆的政治学与他父母的是否直接相关。例如，据说，

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很少讨论党派政治。但是同他共事的人都肯定，在多数问题上他对工党持同情态度。据说他还支持了1951年澳大利亚工党候选人的法案。……对他观点（见解）的另一个说明就是他对伊瓦特的高度关心。
(315)

同时，他们家的一个朋友告诉我，在私下里玛莎·惠特拉姆曾经告诉她的朋友，“高夫的政治思想和我们的不一样，你知道。”惠特拉姆本人提出，

我出自一个英国家庭，我的父母本不会投票给保守党或者工党，而是投给自由党。但在澳大利亚的实际情况下，他们会投票给代表变革和公共责任（这些事要由选举产生的领袖、而不是自命的领袖来率领完成）的工党。
(316)

把上述不同评论联系起来看，惠特拉姆多少有些让人琢磨不清（至少在他父母致力于工党事业方面），但总的说来，我接受惠特拉姆的主张，他父母的政治立场基本上和他是一致的：他的政治思想并不与家庭主旋律相对立。

简言之，笔者觉得，有这样一些普遍性的结论是可以接受的，即把家庭与成人性格特征和全神贯注联系在一起。同时，它们提供一种典型的描述，如果加以扩展，这可以解释一种非常稳固的职业成就（比如，和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的类似），但是几乎无法解释在惠特拉姆人生的高峰和低谷时期造就他的显赫事业的动力。这种独一无二性需要更加深入地分析上面概括的家庭模式。

1975年11月，在失败时刻，惠特拉姆站在国会门前的台阶上凝神倾听政府秘书宣读解散国会的公告（来源：《堪培拉时代报》）

毫无疑问，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所提供的理想和标准，在惠特拉姆认同形成的阶段被接受，并且用他自己的政治哲学表达出来。
(317)

观察者对玛莎和她的儿子早期的亲密关系产生的影响也没有什么疑问。唐纳德·惠丁顿（Don Whitington）在1972年评论道：

表面上几乎没有疑问……而事实上他的父亲并没有对他的人生起到重要影响，他后来解释了惠特拉姆形成有些鲁莽的、孩子气的、尖锐的行为方式和语言风格，这可能发生在受母亲和姐妹宠爱的家里唯一的男孩身上，但可能意味着在日后人生中将面临困难。
(318)

颇有意思的是，家庭冲突的迹象反复出现
(319)

，特别是在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持久关注的宗教信仰领域。在成年期，惠特拉姆把他自己形容为基督教（精神）的“同路人”。然而，他从十一二岁时就不参加宗教仪式，声明他父亲宗教信仰的独立。不过，他自己一直在竞争，比如，他评论道：“我怀疑［我父亲的］宗教信仰已超出基督教信仰的基本要素，他或许信仰基督的复活，但在教义方面我是出众的。”
(320)

尽管他补充说：“他比我更像个哲学家，我比他更像个政治科学家”，然而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评论。他原来的一个助手对我说：“他只不过不太理解宗教——他不知道在参考的意义上该如何定位宗教”——特别是当有人想起，相比之下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有一个大的私人神学图书馆，一群神职人员朋友，还有（用他原来一个同事的话来说）“总是直接显示出对获得神学地位的关注”。

另一个有意思的情形是惠特拉姆对亵渎不敬语言的使用。惠特拉姆总是避免使用亵渎神圣的词语，总是被低级下流的笑话困扰和刁难，他的名声在他的非政治圈的朋友里持续传开了。这种做法常常体现着他父亲在这些事中的行为标准。然而，显而易见，在他政治伙伴所讲的逸事中，他实际上“在人生［尽管］较晚期发现［亵渎］是一种自我表达的方式”
(321)

，不仅公开用它来娱乐，而且（有攻击性地）让他的听众感到震动或者不安——这一做法意味着对他父亲的审慎标准的违背。除了这样的特别事件，也有较为显著的普遍迹象，即家庭冲突保持一种无法觉察的人格动力（personalitydynamic）。这很显然存在于他的口头攻击，他无法接受“理想化转移”（idealizingtransferance），或是接受任何人比他更杰出，以及他对于联盟重要性的绝对否定。

总而言之，可以证明的是，我在家庭冲突的不断发生中找到了我们列表上性格特征的来源，它反映了一种控制的动力（从与父亲竞争发展到控制后来的所有对手）。同时，像职业化、重视语言、求知欲等特征也明显被他父亲强调。在一个层面，孩子是被社会化进入这种模式的，但在另一个层面，对父亲而言重要的获取各领域的技巧可能被设想为提供了一种超越他的手段。

除了惠特拉姆家中家庭生活平稳而有序的发展，还有一些关于亲子关系的隐含证据（与父亲未解决的冲突，与充满野心、以家庭为中心的母亲的延长的共生关系），而这与心理学理论和临床实践密切相关，从而支撑了关于家庭关系促进了自恋型人格特征形成的假设。很显然，家庭氛围的正统性并不能预言“正统的”人格造就。因为“造成自恋固着（fixation）的是孩子对父母的反应，而不是孩子在早期个人经历中对重大创伤的反应。”
(322)

如果惠特拉姆对父母的无意识的和前理性的反应引起了自恋性固着，那么，他有意识地体察他们的关注必定强化了他的独一无二感：还有为什么母亲会如此热心地哺育孩子，而父亲则如此专注于亲自制订孩子的成长计划？并且，如果孩子被寄予很高的期望，那么毫无疑问，孩子就会对自己产生很高的期望
(323)

：“尊重可以被看成一系列的被了解的期望（learnedexpectation），这些期望在他以后的人生中成为一种必将实现的预言。”
(324)

作为家里第一个孩子（6岁之前）和唯一的男孩，父母的注意力都集中在惠特拉姆身上——他是，用哈里斯（Harris）的措辞说，“成人文明化”（adult－civilized）
(325)

，他和父母以及他们的成年朋友最初保持的关系可能导致他对成人价值和传统的认同，而非对同辈人的认同。这种紧密家庭中的黏合关系本身也构成通往外部世界的障碍，保护和促进着家庭塑造的人格特征的影响，其代价就是改善其他不同人、尤其是当代人的影响。在这样的案例中，指出（注意到）有些家庭“塑造”他们的儿子，正如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 Adams）、密尔（John Stuart Mill）和卡尔·马克思的研究所显示的。
(326)

那么，在这个家庭，惠特拉姆学会把他自己看成特殊的一分子，但同时，他也形成了他的习惯和倾向，而这些则对他转移到超越家庭的关系、尤其是与同辈人的关系形成了障碍。只要很小一步，就能从此发展到无法容忍限制和在他人面前不自在，我们发现这是成熟人格中多种性格特征的基础。

在一些重要方面，学校经历以及稍晚些的大学经历在加强而非改善形成于家庭中的个人风格中发挥了作用。当进入外部世界，这个孩子发现自己在与其他孩子建立关系的过程中处于劣势。他不可能理解他们的价值，常常认为自己是和他周围的成人相对立的。由于缺乏和同龄人的接触，使他丧失了童年玩耍和运动的技能。同时，因为和读书多的成人的交往而获得的文化技能，帮助他早期熟练应对学校课堂的任务，而这使他感受到自己相对于其他人的优越感。他和其他孩子隔离开来，因此在经验上获得某种独一无二感觉的证据。他被嘲弄，因为他的与众不同（他不是一般的高大，而且外形上很突出）。他学会了用语言表示他的反抗。

从内在的关系过渡到外部的家庭关系所面临的困难促成了解决策略的形成。在家庭中体验到的情感镜像按理说产生了一种在更大的世界寻找类似反应的需要。所有的障碍，像是无法单独地与同龄人获得令人满意的情感互动，迫使他转向其他诱发反应的方式：显而易见的方式就是用那些他母亲在较早阶段曾使用过的诱发反应（镜像）的成功方法——言辞、开玩笑、娱乐。因此，惠特拉姆一贯爱出风头，并因为他的表演和自恋式补给而赢得大众肯定。同时，当孩子进入青春期并长成青年人，开玩笑和引人注意的行为就逐渐转化成说服人的技巧和吸引力。那么，这就是前面所列出的“暴露癖”性格所具备的那些特征的来源。

我们上面描绘了从自恋型人格转化成实际可行的人格以及后来的政治人格的过程。然而，这种夸张的持续是通过惠特拉姆对自己独一无二、骄傲自大的一贯坚信，以及他忽略现实行动限制的倾向，还有最重要的是他一生对事业积极不懈的进取而体现的。实际上，我们可以设想，在成熟人格的范围内保持的相对未加改变的新生儿早期自大狂的倾向，必然产生那种马勒（Mahler）所发现的初生15个月（共生期）的婴儿身上占主导性的保持“喜悦”（elation）情绪的能力。
(327)

因此，在自恋型人的身上，我们“经常……发现一种容光焕发或者微笑，这给一些人留下装模作样的印象，而给另一些人留下美好的、让人信任的孩子气的印象”。
(328)

（正是这样一种容光焕发经常被用来评论惠特拉姆，可以参见在连续出版的《澳大利亚国会手册》中刊登的一系列照片。）

如果自恋是主要的解释，那么同样的事实是：野心的推动会超越理想的牵引。科胡特关于自恋的阐述本质上是这样一个观点，即尽管理想化的目标是由父亲的要求所灌输的，但当得到母亲的镜像反应的认可时，野心就与最初的自大妄想密切相关。凡是自大妄想成为主导的地方，野心就将身居高位。弗洛伊德在早期简要阐述自恋型人格的这一特征中注意到，“在自我与超我之间没有张力……这一类型不容易受到威慑……［准备］破坏现有的状态。”
(329)

这样，这就提供了文化转型的刺激要素，并且正如科胡特所认为的，很可能，“创造力的灵感主要来源于狂妄自大的自我，尽管更受传统约束的……活动要奏效，例如生产力，是靠理想化的全神贯注来实现的。”
(330)

心理史学视野下的惠特拉姆

澳大利亚领袖中没有人像惠特拉姆一样，并且澳大利亚人也没有轻易接受他，或者十分欣赏他的品格。不过，我将表明，只要我们拥有大量人类社会的记录，他就属于被认可的一种类型。如果看到他拒绝接受约束我们大多数人的限制，古人可能会认出他身上出现的神迹，并且赋予他君主的权力，但是他们会借助加于他之上的严格而复杂的统治规则来保护他们自己。
(331)

亚里士多德也可能从他身上看到“有伟大心灵的人”（megalopsychos）的出现，那种“敢于独处在他自己灵魂的神秘崇拜之中的”伟大的人。
(332)

当然，希腊人可能会辨认出“傲慢”的要素，即“不能承认道德的约束”
(333)

，并认识到这有可能预示了它将导致的结果。隐含在傲慢这一古典观念之下的心理事实是，我们，包括追随者和观察者，都参与到这个过程中。

考虑一下惠特拉姆吸引追随者的方式。我注意到联盟对他的重要性。惠特拉姆以其纯粹的精神力量吸引着其他人追随他，支持和推动着他的前进。在一个层面上，有一系列颇有意义的搭档关系：党的机器中与兰斯·巴纳德（Lance Barnard）的关系，党派结构改革中与席瑞尔·温德汉（Cyril Wyndham）的关系，在面对维多利亚ALP左翼时与克莱德·克迈伦（Clyde Cameron）的关系，在表达“先见之明”时与格雷厄姆·弗罗伊登伯格（Graham Freudenberg）的关系，在能源政策上与雷克斯·康诺（Rex Connor）的关系，在控制国会过程中与弗雷德·达利（Fred Daly）的关系。有趣的是，比昂（Bion）表明，根据群体动力的说法，这样的搭档可能是积极性和希望的来源
(334)

，乐观主义和充满希望是惠特拉姆的追随者的特征。除了这些当前的联盟关系，还有对惠特拉姆极为忠诚的工作人员群体，他们准备着承担特殊的使命，因为惠特拉姆是“行动的所在”，并且他们想要成为这项庞大事业的一部分。事实上，人们称之为“正像靠近权力的发电机，汲取能量”。离得有些远的是顾问们，即各种可以补充细节的人，他们受到惠特拉姆的吸引，因为他激发起他们的信念，即通过他的想象他们可以将自己较小的、实际的计划付诸实现。接下来就是议会党派，他们经常被惠特拉姆激怒，总是对惠特拉姆持有矛盾态度，但是他们意识到惠特拉姆身上那种专心致志和不可否认的能力而产生的政治效能。可以证实的是，在惠特拉姆掌握政权的过程中，在这些群体内部取得的成功起到了极为关键的作用，因为没有在这些层面取得成功，惠特拉姆绝不可能作为具有潜力的领袖站到选民面前。尽管在澳大利亚，选民选的是党派而不是领袖，但党派评估了选民的要求，并且很显然在选举活动中政治领袖促使个人追随者（和憎恶）的产生。在这个层面上，惠特拉姆充分地发挥了自己作为一个富有灵感的领袖的职能，尝试使人们看到事物运行的样子，表达委屈不平并且提升期望。

这一行为的根本意义就是，领导是“一种表示联系的过程，涉及领导和被领导的人”。
(335)

由此可推论，惠特拉姆和其他任何自恋型领袖都不会取得显赫声望，如果其领导不能满足被领导者的特定需要，或者对他们产生效用。那么，惠特拉姆提供了什么？我们又对这样的自恋型领袖能期待些什么呢？

正像所有强大的领袖一样，惠特拉姆的天赋中缺乏一种自我怀疑的精神。在一个有着诸多冲突的好目标的复杂世界中，优柔寡断阻碍着内省和想象力的发挥。一个决断的领袖出于自己的目标往往意识不到或者忽略各种相异观点的可能性，从而“认为事物是有界限的，通常没有可替代的选择或者只有一种要执行的规则”
(336)

。如果惠特拉姆，正如我所描述的，成了过于自信的牺牲品，他也在改革部门中提供了一种动员他人的力量，而那些人原本是四分五裂的。自恋型领袖的特殊一面在于他对现有环境中的激烈变化的漠视，而这一变化可能具有很大的价值。
(337)

从优柔寡断中令人振奋的摆脱和新的发展路径的开放，可以证明这是一种伟大的文化和政治的刺激因素；毫无疑问，惠特拉姆在保守派23年统治之后的就职一开始便有这样一种影响。当然，矛盾之处在于，没有领袖的热情，任何特定的事情都无法进行；然而如果追随领袖，他的狭隘判断有可能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他的路线是徒然的。
(338)

然而，人们对惠特拉姆的反应和1972年工党选举活动意味着对这样一种刺激的需要：是时候进行改变了，是时候追求惠特拉姆所表达的更高的目标了。惠特拉姆是一位适合解决那些年间的严重挫折——保守派多年的统治造成的挫折——的领袖。

惠特拉姆的案例也提供了证据，说明公开化的自恋型领袖构成至关重要的领导者的认同功能的焦点。正如前面已经说明的，如果领袖是追随者们本人都愿意成为的那种人
(339)

，那么对于领袖的认同就可能为领袖的自大和成就提供非同寻常的途径。因此，通过与惠特拉姆和他的想象认同，那些怀有委屈不平或者是有着治疗方面的特殊专业技能的人士相信，他们能够获得全社会的解决办法。在每一个相互隔离的专家领域，每个人都能够把自己的贡献置于惠特拉姆的机器中，而不是修补边线。由于受到鼓舞，人们就被从相异的位置吸引过来以接近政府，进而提供建议并参与委员会、调查委员会等等：正如可证明的那样，惠特拉姆使人们以先前几乎没人能想到的方式作出贡献。在另一种意义上，惠特拉姆的亲密追随者对他的庞大事业的认同也促使他们丢弃了自身个性的局限感
(340)

；作为以领袖为中心的群体中的官员，他们能够获得个人无法获得的重要的潜力。就拥有选举权的广泛人群而言，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从来没有亲眼见过领袖，仅仅通过媒体来认识，对领袖的认同或许不太积极：他们将成为主要的观众。然而，观众也可以从政治戏剧中获取些什么；下面用弗罗伊德的评论作一个类推：

在盛大场景或是戏剧演出的现场做一名兴致勃勃的观众，对于成年人就相当于回到了儿时，他暗自渴望自己能够像成年人那样做事，这是可以获得满足感的。……观众……长时期被迫放弃或者转移他想要在世界事务中位居中心的野心；他渴望根据自己的愿望感觉、行动或者安排事务——简言之，成为英雄。剧作者和演员可以使他自身和英雄认同，从而实现这种愿望。
(341)

自恋型的领袖，作为事件的中心，似乎是根据自身的愿望、意图以及（我所认为的）和政治行动者认同的类似可能性来感觉、行动或者安排事务的。

正是在上升的权力和希望的意义上与这位自恋型的领袖保持一致的过程中，追随者和观众们参与到这样一位领袖的骄傲自大的性格特征中。许多人参与他的事业这一事实对于这样一个人来说确证了他的伟大，并且鼓励他向更高的成就努力。然而，他走在剃刀的边缘，因为当他吸引了强烈的赞美钦佩时，他的观众也为他的失败作好了准备。
(342)

我们对这样一个人的认同源自我们自身所向往的自恋情结。但是，当我们不得不把自己深深的愿望限制在承认他人的利益范围之内，而他却不受同样的限制并保持一种不平等的优势时，我们的憎恶之情便被唤起。正义要求平等对待所有人
(343)

，傲慢之人必定要因为过于专横而受到惩罚。
(344)

所以，有观点认为：

受到下意识的敌对感的驱动，平民会以极度夸张的言语为其领袖欢呼，以至于领袖因为骄傲而发狂，迅速而鲁莽地实施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冒险行动。
(345)

不管这算不算一个案例
(346)

，我们应该意识到，至少我们对这样的领袖要求太多。他们的目的本质上是为了表达我们的不满，为我们的渴望和理想提供一个新的焦点——重建我们的目的感。我们追随他们是因为他们具有超乎寻常的决心和动力：他们唤起了我们的期望。但是他们的成就本质上是以专心致志为基础的，而这种专心忽略了严重影响决定的复杂性。某种程度上，他们忽略了现实的完整性。然而，我们继续要求他们也成为管理者，解决一些小的（冲突的）问题，通过确定的制度解决一些人和事的问题。他们的伟大不会取决于这些琐碎小事，然而，当他们让我们失望，我们自己会感到梦想不可思议的破灭，在希望破灭之际中忘记他们具有的天赋。为了这个原因，如果没有别的原因，我们惩罚他们。

惠特拉姆在1972年工党选举活动中的一次公开集会上受到追随者的热烈追捧（来源：《悉尼先驱晨报》）

不可否认，具有惠特拉姆这样心理性格的人，再加上个人的天赋和能力，能够成为具有非凡能力的领袖。在开始改变和创造的过程中，在激发和释放他人潜能的过程中，我们不要忽略一个领袖所具有的独一无二的个人价值。但是，也不该忘记这样的人具有功能障碍的性格特征，这可能导致做过了头和政治陷落。回到本文最初关注的问题，可以注意到，所有导致截然不同评价的积极和消极的性格特征，以及能力和弱点，现在能够理解为一种可认知的人格构造。由于这个原因，恰恰是为惠特拉姆带来力量和成就的事物携带着失败的种子；然而没有它们，惠特拉姆不会成为一位领袖。

因为所有这一切，最终，人们不得不承认里维埃（Riviera）智慧的评论：“力量的需要源自无法容忍为他人奉献或依赖他人。”
(347)

我们似乎命中注定要接受一些充满权力意志的领袖的领导，其基础在于无意识的全能幻想；领袖的信念有助于（可以用来）促成建设性的结果；然而他们发挥作用时，总是受某种错觉所阻碍，即他们单独就能够而且必须控制政府的运作。

第十三章　领袖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

——精神分析学的阐释

马文·佐内斯　丹尼尔·奥弗

我们之间横着一堵你们25年来努力修建的高墙，但它在1973年被摧毁。那是一堵无法消解、不断升级的心理战的高墙……

我们双方必须承认，这堵墙在1973年轰然倒塌。可是还有一堵墙。这堵墙构成了我们之间的心理障碍，是猜疑、拒绝的障碍，是恐惧、欺骗的障碍，是缺乏行动、作为或决策的幻觉的障碍。

是每件事、每句话都被曲解、被腐蚀的障碍。我用正式语言描述的这种心理障蔽，构成了整个问题的70%。

今天我来拜访你，我问你，为什么我们不能怀着信念真诚地伸出双手，共同摧毁这个障碍。

——总统安瓦尔·萨达特1977年11月20日向以色列议会的讲话

人类社会环境的每一次变革都让他必须面对适应新情况的任务，可以称为文明新曙光的巨大变革对他的要求自然尤其之高。

是否有能力创造新的适应变化的结构（或者更可取的是增强现有结构的力量），将会决定他的成败——准确地说，将会决定他的心理存亡。
(348)

——海因茨·科胡特

内容简介

已故的总统萨达特认为，阿以冲突70%是心理冲突。姑且不论他的看法是否正确，显然，用心理分析的方法来探讨阿以冲突及其领袖，对研究冲突本身以及一般性地在社会科学中应用精神分析学都具有启发性。为了说明上述观点，本章从阿以冲突的角度，认真探讨了几个模型，这些模型过去被用来对领袖及其追随者开展社会心理学研究。

我们很清楚，这些模型都不够完善，不能够如我们所愿准确地分析构成冲突的不同要素。但是，每一种模型都有充分的资料可供应用，使之真正趣味十足。

我们接下来用3种模型来研究社会环境、领袖和追随者之间的相互作用。我们希望说明，每一种模型都可以被充分应用于研究领袖及中东冲突的其他方面，应用于探讨哪些资料是全面应用这些模型必不可少的。

我们将要认真探讨的模型分别是：国民性格模型、精神病理学模型和自我系统模型。国民性格模型是从其他两者中抽象出来的，在另一个层面发挥作用。它影响政治制度和和平进程发生发展的环境。后两种模型与此相反，它们提出要更加切实地理解领袖及其追随者，以便较直接地作用于这些进程。

分别用这三种模型来研究阿以冲突的关键问题似乎都很适当，包括领袖在冲突中的作用。简而言之，这些模型本来就是要作为研究复杂的社会现象的心理学框架发挥作用的。

犹太人—穆斯林关系

在深入探讨中东的领袖这个复杂问题前，应该简单地回顾一下犹太人与穆斯林的历史关系。双方关系的标志是长达数千年的相对和平和彼此尊重。根据伊斯兰教义，犹太人和基督教信徒被认为是“酷爱圣书的人”，有权信仰自己的宗教。同理，根据犹太教义，其他宗教的信徒也有来生。犹太人被告知：“你不要辱骂他人的神”。
(349)

与别的宗教相反，没有什么禁止穆斯林和犹太人建立友好的关系。

当然，也存在一些问题，在穆斯林国家，犹太人有时也不受尊重。不过，几个世纪以来，信仰两种宗教的人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例如，15世纪，犹太人被西班牙驱逐时，他们受到了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的欢迎。

20世纪前叶留下了犹太人—穆斯林友谊的明显迹象。1901年，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创始人西奥多·赫茨尔（Theodor Herzl）访问巴勒斯坦时，得到了巴勒斯坦的统治者、土耳其苏丹阿布都哈米特的热烈欢迎。20年后，侯赛因的儿子、麦加的谢里夫（Sherif，意为“圣裔”）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l）当上了伊朗国王。他此前曾与几位重要的犹太首领进行过会晤和谈判。费萨尔多年来与美国人费里克斯·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保持通信，在一封引人思考的信中，费萨尔指出：

我们觉得阿拉伯人和犹太人在种族上是表亲，他们都遭受类似的强权压迫；让人高兴的巧合是，他们也都能为共同实现国家理想迈出第一步。
(350)

从后来的以色列和阿拉伯在中东地区的政治历史来看，这种情感现在也许显得相当过时，但是不知道为什么，两国人民以特殊的方式相互联结的观念却始终存在。

目前，阿以冲突被继续描述为犹太人与穆斯林之间的冲突。这种说法非但没有澄清、反而模糊了问题的实质。从一开始，以色列共和国就与土耳其建立了密切而相互尊重的关系，而土耳其也许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以色列与阿富汗或巴基斯坦之间没有明显的敌意。现在，埃及和以色列的关系基本正常化，埃及这个最强大的阿拉伯—穆斯林国家被排除在冲突之外。

根本要点是，犹太教和伊斯兰教都不存在固有的引发冲突的要素。它们的教义也不乏解决争端的基础。实际上，过去几百年来，中东地区阿以冲突的基础一直在演化、在变迁。要想理解这一冲突及其领导问题，就必须认识到这些变化。民族主义、宗教、种族、族群渊源和阶级，这些因素随时光的流逝都发挥过程度不等的作用。20世纪80年代的冲突与40年代的冲突就明显不同。

领袖的三种模型

国民性格模型

国民性格研究成了跨文化人类学和心理学研究的传统，它的内容极丰富。
(351)

其目的是把一种文化中的某些个体心理学研究普遍化，以此概括生活在这种文化中的“典型”人物的主要感受、习惯和应对方法。虽然社会科学领域论述阿拉伯国家或阿拉伯文化的重要著作寥寥无几，但是，关于阿拉伯国民性格的研究却为数众多。
(352)

让人意外的是，对以色列国民性格的研究却相当少。
(353)

也许这反映了阿拉伯世界在西方社会科学家眼中更具神秘性。人们不禁会有一种感觉：用心理学来研究外国文化，主要是因为这些文化用惯常的社会科学研究方式无法理解。

大量研究旨在掌握“阿拉伯个性”的基本特点。
(354)

这些研究归纳了整个阿拉伯世界不分国界、社会阶层和具体历史经历的普遍特点。它们从阿拉伯人内心隐含动机的角度分析“阿拉伯人的心理”，办法通常是详细叙述阿拉伯世界教养儿童的主要做法。此类研究中最著名的两个例子——书名分别是《阿拉伯人的思想》（Arab Mind）和《阿拉伯人的气质与性格》（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of the Arabs）——抓住了此类著作的风格，更重要的是，它们说明了迄今展开的阿拉伯国民性格研究的全部范畴。
(355)

按照这类阿拉伯国民性格研究搭建起来的个性模型倾向于认为，阿拉伯人普遍具有基本的性格特点，比如“刻板，多疑，肆意泛滥的敌意，不接受现实检验”等。
(356)

这些所谓的性格特点与具体的群体毫无关系；精神分析家或用精神分析学研究社会科学的学者也不会接受、不会认为此类现象是理性认识“阿拉伯个性”的有用方式。这些特点在其适用的领域，也无法证明它们的准确性。相反，它们是简单的已知条件，被用来分析人们认识到的阿拉伯世界的几乎一切现象，从政治动荡到经济落后，从反对西方的情绪到棘手难办的阿以冲突和阿拉伯一方应负的责任。

此前，在中东展开的国民性格研究存在基本的缺点，导致了对此类研究的批评。具体地说，在中东，“基本个性”从来不是根据对具体个体的纵向研究得出的，而是根据东拼西凑的大杂烩得出，这些杂烩把论述儿童教养方式的人种报告与小说、神话和民间传说、儿童故事及关于成人和各种组织的其他人种报告联系起来。

用这种方法分析个性，存在诸多缺点，它们不要求精心而细致的剖析；因为缺点太明显了。过去开展的此类研究所采取的方法遭到了毁灭性的批评，这里只需列出其中的几条意见：

1.没有详尽阐述国民性格对行为的其他影响——个体行为与整体的文化行为没有区分。

2.因而也没有系统地探讨人格与行为的其他决定因素之间的吻合或脱节。

3.没有具体指出性格特征和行为在个体中的分布。

4.在构建“国民性格”时，从来没有系统地考虑过性格和无意识的心理动力因素
(357)

。

5.由此创造的抽象概念从来没有用具体而系统的研究与具体个体研究的对照加以证实。

这些批评似乎相当尖锐，人们也许会质疑，继续把国民性格模型作为研究阿以冲突的适当问题加以考虑有没有意义。不过，虽然对这个模型提出了上述批评，但是，将来也许可以找到新的办法，把它用于文化和性格研究。其中显然得出一些重要的归纳，了解和熟悉阿拉伯和以色列双方的学者愿意认为它们是中肯的。这些归纳扎根于性格结构的心理动力学的程度，以及它们在人们的社会和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的程度，都有待进一步的经验研究。

把这种性格学的概括与阿以冲突中的领袖研究相关联，这个问题此前还从来没有系统地探讨过。研究人员用多重性格来描述阿拉伯和以色列人的“国民性格”，而多重性格与任何一种领袖风格都不存在明显的联系。

领袖与追随者之间的关系不是由研究“国民性格”的新手所表述的性格学特征来定义的，至少有两个原因：首先，它没有具体说明这些性格特征的分布或者突出表现，所以没有先决理由可以认为某位领袖由于具备某种特殊的性格，将会取得成功。

埃里克森在分析甘地的文章中断言，

伟大的领袖之所以……伟大，他们之所以成为领袖，主要是因为他们亲身经历了人民谋求身份的斗争，其方式既极度个人化，又具有代表性。
(358)

埃里克森这里所指的是群体现象，而个体则渐渐开始共同定义他们的国民性格。个体成为领袖，是因为他以某种没有具体指定的方式切身经历了国民性格之所以形成的那些过程。但是显然，埃里克森过于简单地得出了这条“真理”。他没有具体说明这个过程如何运作以及为什么会运作。

想要通过认真分析国民性格特征来建立领袖—追随者关系，还会遇到第二个典型的难题。精神分析理论指出，性格与行为之间不存在简单对应关系。同样，也没有理由认为，领袖的行为与追随者的性格之间存在这种对应：这种关系，包括领袖与追随者的特殊共鸣，要被准确而明白地指出，然后才能一步步领悟领袖的性格和行为与追随者的性格之间的关系。

必须对领袖、追随者以及两者之间的互动展开更为精深复杂的研究——行为学以及心理学的研究，我们才可能明白，领袖为什么会成为众多追随者群体的领袖，才能具体指出一位领袖某些方面的领导风格，即他有效地与众多的追随群体发生关联的领导风格。

精神病理学模型

人们用各种方式开展精神病理学研究来探讨某些政治制度下或者不同政治制度之间领导和冲突的问题。
(359)

司空见惯的是，领袖的精神病态成了深入分析冲突、理解政治进程的传统模式。人们研究领袖，往往从经典的弗洛伊德模型入手，首先探讨他的本我、自我、超我——理想自我的相互作用，这些概念被小心求证，根据是这位领袖的出身及其意识和无意识的表现，包括梦境和幻想等。童年生活、他与父母的关系、他成年后与重要对象之间的关系，这些都从精神病学和临床角度被详加探讨。领袖的精神病理症状越明显，就越容易根据临床诊断得出精神病的结论。
(360)

实际上，此类研究真正突出的地方在于，研究人员愿意根据临床上不可接受的证据得出诊断结论。此外，屡见不鲜的是，他们从不持续地把诊断结果与研究对象后来的行为和情感状态相关联。即使有，也只是把研究对象的精神病学诊断与对他的政治行为的观察相联系，这种联系本身在临床上不会被接受。

在1980年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召开的会上，M.N.沃尔什（M.N.Walsh）提出了此类研究的一个例子，令人印象深刻。他深入研究了鲁道夫·赫斯，并诊断赫斯患有精神分裂症。
(361)

赫斯逃亡英国的故事恶名在外，这次出逃被描述为赫斯的幻想，他既没有得到希特勒、也没有得到德军高级指挥部的支持。

不过，人们不必诊断在目前冲突的领袖问题上，类似的幻想发挥了什么作用。总理贝京给许多观察家留下的印象是，他正是基于这样的幻想采取政治立场，尤其是与历史事件有关的幻想，虽然这些事件似乎不像大屠杀那样与当代休戚相关。

军团就是这种幻想的一个例子。1983年夏，以色列包围西贝鲁特期间，总理贝京在写给美国总统里根的一封信里，为军队的行为寻找理由。他指出，它就像以色列在包围柏林，要把它从纳粹手中解放一样。

以色列总理贝京，戴维营谈判前（来源：美联社，1978年9月2日）

他能在当下看到历史——尤其是犹太人在纳粹统治时期的历史。有位美国外交官随同其他美国官员被卡特总统派去挽救戴维营协议，他亲眼目睹了一个类似的例子。有一次，谈判结束后，人们听到总理贝京在哼歌。这很奇怪，因为谈判结束之际，双方根本没有达成共识，而且贝京知道美国人回国以后会把协议破裂的消息报告给卡特总统。后来，在一次招待会上，一位美方谈判人员问以色列内政部长伯格，总理哼的是什么歌，伯格也听到了贝京哼歌，伯格回答说，总理哼的是犹太人进入奥斯维辛毒气室时哼唱的歌，歌词大意是，德国人可以摧毁犹太人的肉体，但他们永远不可能打垮或者摧毁犹太人的精神。
(362)

贝京写给里根总统的信和他哼的歌都是真实意思的表达，在这个意义上，存在着他把大屠杀的情感带入中东冲突的问题。

阿以冲突中，阿拉伯一方也具有类似的不当要素。阿拉伯人的一部分认识是以几个世纪以来他们受异族统治的屈辱为基础的。比如，英国的殖民力量相当明白地表示，他们对阿拉伯殖民地评价很低，他们把阿拉伯人视为“女性”殖民地，比不上他们用来为英国武装力量组建军团的“男性”殖民地。阿拉伯人对英国人态度的认识，可以体现为丘吉尔在英国于1948年从巴勒斯坦撤军时说过的一句话。当时，阿拉伯人威胁要摧毁以色列，据说，丘吉尔问英国陆军参谋长韦弗尔将军对这个问题怎么看。韦弗尔回答说，阿拉伯人在数量上是以色列士兵的5倍，但是，因为1个犹太士兵能抵7个阿拉伯士兵，所以，以色列绝对会赢。据说丘吉尔回答道：“那好吧，我们没什么好担心的了。”阿拉伯人也许借用了英国人的这种认识，把它作为构成他们自我感觉的一个组成部分。

显然，阿拉伯人当中的恐怖分子、尤其是巴勒斯坦人的活动往往更多地被用来改变阿拉伯同胞、特别是他们自己的自我认识，而不是用来伤害以色列人。所以，如果充满同情地对待巴勒斯坦人，就会认可一位巴勒斯坦社会学家的看法，即本质而言，巴勒斯坦革命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是自我身份的改变。

最重要的是，他们觉得黎巴嫩秘密警察的日常迫害让他们得到了解放。他们觉得能够自卫，能够更加充分地参与革命，参加战斗。他们感到更加自豪。革命带给他们的不过是士气。
(363)

的确，在阿拉伯人眼中，巴勒斯坦人遭受了最大的屈辱和忽视。他们因此产生的愤怒可以说指向了内外两个方向。为了了解巴勒斯坦人的自我形象，人们也许可以看看巴勒斯坦人民的领袖阿拉法特公认的缺乏内涵的肖像。萨达特、侯赛因和阿萨德等阿拉伯领袖呈现的是中产阶级形象，而且得到了更加普遍的接受，与此相反，阿拉法特主席并不刻意掩饰自己发了福的肚子；他穿着浪漫的革命家风格的衣服，所呈现的形象既不像阿拉伯人，也不符合西方人眼中受尊重和大权在握者的样板。

必须在这个意义上理解巴勒斯坦人的许多行为——他们经常既是观众又是演员。他们反应灵敏的公关感觉并非没有同时指向更大范围的世界舆论。巴勒斯坦人努力呈现的形象针对的是以色列人、欧洲人、第三世界国家、苏联和美国。但他们往往也主要针对自己。所以，他们在黎巴嫩战争中宣告胜利，他们从贝鲁特撤军时大张旗鼓，好像胜利凯旋，这些行为都必须从这个角度加以理解。他们的姿态也是一种声讨，声讨让他们几个世纪以来倍感屈辱的软弱无能、得不到认可。

人们也用领袖的心理病态与追随者的类似病态相互适应来解释为什么某些领袖能吸引大批追随者。
(364)

心理病态也在全社会得到承认，但没有特意把它与领袖或者追随问题相联系。
(365)

后一类心理病态的极端形式也许就是分析家格洛弗（Glover）和斯特雷奇（Strachey）提出的。格洛弗认为，政治权力的概念、甚至政治状态的存在反映了“婴儿寻求扩大地盘的无意识心理现象”。
(366)

斯特雷奇也认为，这种状态是“群体性退行”，这种退行容易造成病态是其性质使然。
(367)

用来分析冲突的另一类主要病态，是向他人投射的攻击型精神分裂。
(368)

精神分析家和其他学者屡屡指出这种现象的普遍性，它的阐释往往是以家庭为例，即在家庭内部产生，投射到外部世界，以保持家庭完整性的攻击性。
(369)

社会科学家在社会组织的几乎一切层面都用这个观点来解释冲突。它还多次被用以解释阿以冲突的持续性，因为研究人员发现，战争成了保持以色列和阿拉伯世界各自团结的一种手段，这种团结原本十分脆弱。向别人投射攻击心理被认为是一种取代强烈的攻击和愤怒的方式，否则，这种强烈情绪会重创阿拉伯社会。
(370)

人们经常指出，穆斯林和犹太人关系亲密，实际上，这可能是敌对心理的转移。例如，我们提到了埃米尔·费萨尔（Emir Feisa）对阿拉伯人与犹太人特殊关系的看法。以色列和阿拉伯邻国之间的冲突似乎尤为严峻，因为冲突发生在具有特殊关系的对手之间。一些学者认为，既然双方的关系休戚相关，他们提议从家庭动力学的角度理解阿以冲突。
(371)

人们经常强调指出，最血腥、最邪恶的战争是内战。尼克斯·卡赞茨基（Nikos Kasantzakis）在他描写希腊内战的著作《帕雅罗》（Pappa Janaros）中，用嘲讽的笔调写到了“杀死兄弟的酣畅痛快！”形形色色的内战中表露出来的强烈敌对也给许多其他作家和历史学家留下了深刻印象，使他们震惊。
(372)

人们正是用这个观点来解释阿以冲突之所以持久、强烈和十分棘手的原因。

这场冲突中的“兄弟”彼此产生了特殊的憎恶，所以，至少仅从转移攻击性的片面角度来解释冲突的绵延持久，似乎是没有用的。这种转移攻击性可以用更符合常规的方式理性地分析为反对“外人”——反对作为外人的以色列或者阿拉伯——或者发生在较大的闪米特家族，反对别的“兄弟”。

对追随者病态心理的研究相比于领袖研究较为落后，虽然弗洛伊德启动了这项事业并奠定了重要的开端。
(373)

在心理病理模型中，追随者常常被看做是具有被削弱或者不充分的防御机制的个体，他们通过身份认同，能够把领袖接纳为自己的防御结构。这个模型的含义是，在发生经济危机或者政治危机时，心理病态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出现，是因为追随者一方对防御机制的需求十分强烈。

雅布隆斯基（Yablonsky）不久前对暴力帮派作了一项研究，他详细描述了纽约市一位小儿麻痹症患者被一群波多黎各青少年杀害的经过
(374)

，这个帮派作为群体，多年来一直以相对健康的方式存在着。可是，只要这伙人的固定头目一离开纽约，不管是去找工作还是去度假，这伙人都会发生暴力犯罪。实际上，小儿麻痹症患者被杀时，帮派头目不在城里；他走了以后，这伙人的压力如此之大，他外出刚刚两天，他们就接受了一位几近精神错乱的人当领导。正是在这位新领袖的怂恿下，小儿麻痹症患者被杀害。

解释群体现象的这种方法虽然很不成熟，但它被延伸到国家层面，在这个层面，领袖被认为是具有重要病态心理的个体。他常常被认为具有明显的精神错乱或者精神分裂的症状，或者有时候具有不明显的症状，致使他无法作出决策。在作决定之前，他也许被认为正在表现强迫性行为——这些行为对他的国家具有重要的政治意义。

许多研究人员受到精神分析学的启发。他们提出形形色色的病态心理在阿以冲突中发挥着作用。摩西兄弟（Moses and Moses）认为，投射的防御机制、否认、不能表达被伤和强迫性重复是病态心理的主要例子。
(375)

肖斯伯格（Schossberger）提出，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两方对领土的极度渴求，也许可以等同于积累财富的病态心理动机。
(376)

这种心理病态的另一个例子是贾菲（Jaffe）提出的。他参考了一本书Siach Lochamin，意思是“战士之间的谈判”。
(377)

书中包含了以色列士兵在1967年战争归来后小组讨论的记录。给贾菲留下深刻印象的是，她意识到，在构成本书主要内容的整个讨论中，“侵略”和“侵略性”这两个词压根没有出现过。这一点可以看做大众心理否认的例子。根据这种心理，以色列人渐渐认为，他们自己与阿拉伯人正面交锋的行为不存在心理病态的要素。类似地，对侵略意图的否认似乎也在作为整体的以色列人身上有所反映。贾菲指出，许多人对侵略“的感受是紧张、气愤或者隐秘愤怒的主观感觉，没有明确地认识到那是侵略。”
(378)

换句话说，以色列人否认其侵略性，并且把它从其他现象的角度合理化，这是经过了大量心理活动的结果。

巴勒斯坦人受病态心理作用的一个例子可以参看法旺·土尔基（Fawaz Turki）所著的优秀的自传残篇。
(379)

土尔基出生在后来被以色列占领的前巴勒斯坦地区，他一生大部分时光在黎巴嫩、英国和美国流亡。在回忆过去的一段文字中，他沉思道：

难道我们在散播一种知识，说，我们可以问这个世界，它害不害怕我们？我们没有被世界打败，是因为从存在主义的视角来看，我们保持了头脑清醒？我恨它。我恨这个世界，我恨周围的现实秩序。我恨自己被剥夺了国家和身份。我恨自己成为社会和政治达尔文主义的受害者。我恨自己不是一种文化的组成部分。我恨自己是个杂种、弃儿和零。一个问题。生活在一个把我挂在半空、使我失去活力的世界上，否认我在人群中有自己的位置；除非这个问题和我可以互换。我这个问题被一部分人无视，被另一部分抛弃，被其余的人嘲讽。

所以我恨。世界恨我，因为我恨。它是个圆，丑恶而疯狂，我们生活在其中。我恨这个世界因为我恨而恨我。我恨的不是自己，因为我仍拥有自豪、学识和人性，我恨的是宇宙及其居民的残酷。
(380)

土尔基一而再、再而三地明确表示，这种仇恨的对象不一定是、甚至主要不是以色列人。他后来在著作中提到：“我恨的不仅是美国人、阿拉伯人、中东、整个世界，我只是恨。”
(381)

他的这些话是一个例子，它强有力地表达了引发中东冲突的心理活动。就这个例子来说，我们必须搞清楚它的前因后果，即强烈的愤怒是如何产生的，造成普遍性格现象的心理在特定时期、特定的政治局势下是如何逐步显现的。

中东地区几乎没有对领袖本身的病态心理开展过研究。现在，有些论述科马尔·阿塔土尔克（Kemal Atatürk）的著作开始出现，但他与阿以冲突无关，所以在这里不太值得深究。
(382)

没有一项研究探讨过至关阿以冲突根本的领袖的病态心理。

心理病态模型有一个潜在的缺点还没有得到满意的解决，那就是它不能解释随时间推移出现的变化。乔治兄弟十分可信地说明，威尔逊在成年以后的某些特定的冲突时期多次重复了他童年时代与父亲的斗争。
(383)

所以，威尔逊喜欢这种重复，乔治兄弟想要明确指出，这是威尔逊多种行为的诱因，他的这种倾向似乎足以解释他在普林斯顿大学的失策，解释他就国联问题在美国参议院的挫败。

除了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例外，几乎没有人试图详细阐释各种事件或者心理力量如何结成关键的组合促成并实现了心理病态行为，不管是重复童年时代的体验还是相反。人们没有认识到隐含的基本人类心理活动如何导致间断性的暴力发作或者冲突。

自我系统模型

用海因茨·科胡特论述自体心理学的著作来研究阿以冲突似乎尤其合适。一项阿以冲突的研究结果业已发表，它正是以科胡特对自体心理学和自恋变迁的理论阐释为依据的。关注群体精神发展委员会发表了一篇令人耳目一新的纵向研究论文，题目是“中东冲突中的自我参与”（Self‐In‐volvement in the Middle East Conflict）。文章认真分析了自恋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人延伸的自我客体（self‐object）问题。
(384)

这篇文章明确宣告，用科胡特的著作来分析群体心理学是可行的。这里，我们集中关注科胡特的著作对研究阿以冲突的两大宝贵贡献：它们分别是群体自我的概念和领袖问题。群体自我是一种可以用来深入研究历史的观点。群体自我的组成——它的投入、情感、个性、理想和技巧——对特定的群体都是独一无二的。人们也许会问，群体自我——对在一个社会内部发挥作用的心理力量的理想化概念——是否在朝着它的最佳方向发展。社会是在朝着实现群体自我的理想发展吗？是否包含倒退因素？

在危急时刻，群体自我寻求确定性、凝聚力、力量、美和真理。危机越是严峻，一个国家的多数人口就越是绝望。当一位领袖凭借他对自己坚不可摧的信念为主要人群提供了强大和团结的感觉，相当多的个体会因此感觉良好（或者感觉完整）。举例说明，在伊朗，整个20世纪70年代，个体都对国王沙赫十分不满。如果换作一位更为灵活、更富于创造性的国王，也许会用积极的态度对这种不满作出回应。沙赫却恰恰相反，他实行了更严苛的压制。结果，过去的不满变成了愤怒，他的形象当初被理想化，被用来充当镜像，渐渐地露出越来越宽的破绽。

社会政治危机常常会培养强大的领导人。伊朗人从拥护沙赫转向拥护霍梅尼不是偶然的。不过，在社会政治的制约和平衡更为制度化的国家，存在可以把适当的领袖推上前台的机制，在群体自我发生改变的危急时刻，这个机制又能让别人取代他。伊朗人最初对霍梅尼认同，后来，由于霍梅尼具有太多人性的弱点，伊朗人的认同转变成了愤怒，这时，相当多的伊朗人陷入暴力斗争不能自拔。而在英国，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机过去之后，英国人可以放弃温斯顿·丘吉尔，他已经不再受到崇敬了，他们的办法是不再让他当选，而不是使用暴力将其推翻。

如何发展群体自我的概念，使之能够用来研究领袖的作用和社会团体间的冲突，这是科胡特的著作要应对的一项挑战。

自我心理学模型对更好地理解领袖问题是有用的，这一点可以在自恋的发育层面找到。自恋从主要到次要的具体转变，对个体作为特殊类型的领袖行使职能是至关重要的。在当今世界、尤其在中东地区，可以看到形形色色的领袖类型，它们是由变量之间错综复杂的相互作用使然，这些变量包括童年经历、对象关系的质量、把童年自恋的主要冲突转化成更为成熟的能力，以实现领袖个人和追随者及社会的需求等。自我系统是领袖心理世界的一个关键层面。让我们首先来认真分析一位理想的或者明智的领袖、合乎道德的人，这个人能够克制自己的原发自恋需求。他形成了内在的需求和冲动，无需透过外部世界把它们用行动表现出来。我们用下面几个例子来说明这个过程是怎样发生的。政界可能发生一个或者多个过程的组合。领导者可以：（1）与他人建立良好的具有个人意义的关系——这种关系对领导者和追随者都有意义，双方都不必为了增强自己的力量而精心算计，在残酷的游戏中利用对方；（2）推迟自我满足，在幻想中排演未来事件，这样可以不必冲动行事；（3）认可某种局面的幽默，这是充分化解敌对心理的一种方式。如果有别的解决方案可以替代赤裸裸的侵略，理想的或者明智的领袖会用谈判和和解来避免军事对抗。这就是根据科胡特的理论，我们认为明智的领导者能够克服的问题。

精神分析的自体心理学暗示了理论连续性，它的起点是人类社会极其罕见的明智领袖。这位明智的领袖近似于理想的描述；他转化了自己的原发自恋需求。在整个婴幼儿、童年和青春期，他的本能冲动都得到充分的宣泄，所以他不会滥用交给他的权力，他会明智地利用权力。理想的或者明智的领袖是否还（或者应该）具有领袖魅力，这个问题有待商榷。我们认为，一个人无论明智与否，都可以具有领袖魅力（这种特殊天赋）。我们想要简短讨论的另外3种类型，以自我病态递增、但不一定效力递减的顺序排列，依次是：冲动的领袖、妄自尊大的领袖和救世主式的领袖。这些领袖类型只是对具体领导人试探性的、而非准确的表述。所以，我们列举的领导人的例子也要基于这一点来认识。我们不认为每位具体的领导者总是、或者通常必然是一种特殊类型的领袖。相反，我们只选择其行为的某些侧面，用来举例说明我们认为代表了某种重要领袖类型的品质。当然，没有具体指明的是这些人选择或者走上领袖道路的条件，它们是与我们的类型学、与他们发生摇摆的政治制度的意义相对应的。

冲动的领袖像一个不成熟的人，他很难推迟满足。他对事件几乎自动作出反应，他不能把事件或者他的反应投射到未来局势中。他也不在幻想中排演即将发生的事情。举例说明，遇事冷静的领袖在跟另一位领袖——尤其是敌对国家的对手会面之前，会首先不断地在幻想中排演双方会晤时可能出现的替代方案。而由于不可靠的、被误导或不适当的自尊（或者否定），冲动的领袖的典型特征也许是，他觉得不必预先设想各种情形，他相信他能够以适当的方式对会晤中可能出现的问题作出回应。当然，这些应答的情感和智性主要取决于他的现场发挥能力。利比亚的卡扎菲和以色列总理贝京在其统治的不同时期，都表现出了我们称之为冲动型领袖的品质。卡扎菲似乎不能克制自己，总是即刻作出反应。在政治或军事层面，如果他认为内部或外部事件有一个机会或者有必要作出回应，他似乎经常当下作出回应。他长期支持恐怖分子，他想为坚定地把恐怖主义作为政治目标的巴勒斯坦人提供武器，这些活动似乎都是他不能精心制定成熟政策的例子，从长远来看，成熟的政策更加符合利比亚和阿拉伯国家的利益。

与之相反，贝京有时候会表现出冲动的另一个侧面。他当之无愧地享有即兴讲话的美誉，这可能也是冲动的例子。例如，他在总统萨达特来访之际，向以色列议会发表讲话，当时就没有笔记作参考，讲话却极其流畅清晰。类似地，埃及首相继打破先例的萨达特之行后访问以色列，贝京又一次发表了精彩的讲话。但事实证明，这次讲话让埃及人蒙羞，让以色列人难堪。贝京似乎本来没有刻意羞辱的意思。实际上，他似乎是由于预先没有经过充分的幻想排演而使自己陷入了窘境。

卡扎菲，利比亚领导者，自称领导阿拉伯世界的强人（来源：美联社，1978年9月21日）

霍梅尼，在德黑兰的住所向一群人发表讲话时所摄，1980年10月28日（来源：美联社）

埃及总统萨达特，向媒体宣布伊朗前国王去世的消息（来源：美联社，1980年7月27日）

贝京偶尔表现的冲动行为可能还有一种解释，这种解释与他患有心血管疾病有关。有人提出，他也许有时受到镇静剂或降血压药的作用，我们知道，此类药物可以使人的情绪和／或行为发生改变。狂躁的身体疾病和它们对担任公职的领袖行为的影响过去曾被探讨过多次。典型的例子请参看本书第十章论述威尔逊的内容。

一个例子表明，贝京的行为具有较强灵活性，该事件发生在1977年萨达特前往以色列寻求和平之前。以色列情报机构得到了可靠信息，一群恐怖分子认真地策划暗杀萨达特。恐怖分子得到了巴勒斯坦解放组织（PLO）和利比亚政府的大力支持。以色列情报部门的负责人把这个信息报告了总理贝京。贝京好像说了下面一些话：“你们干吗把这条情报给我看？去跟总统萨达特谈这个问题。该担心的是他。”于是，以色列特务人员就把情报告诉了埃及人。一大群恐怖分子被捕，轰炸总统府、暗杀总统萨达特的详细计划被挫败。这个例子说明了领袖心理研究的复杂性。如果贝京不处在压力之下，他的行为方式会让许多人觉得“不像”他的所为。不过，贝京应该得到公平的评价，很可能他的宽宏举动不仅挽救了萨达特的生命，还推动了和平进程。至少，贝京的做法为萨达特出访以色列的历史性举动提供了便利。

贝京对“萨布拉—夏蒂拉（Sabra and Shattila）大屠杀”当下作出的反应则更为典型地体现了他承受压力时的决策特点。持续几个月的黎巴嫩战争之后，西贝鲁特被围困，以色列可能的盟友、当选总统杰马耶勒（Gemayel）被暗杀，贝京作出的第一反应是拖延决策，阻碍行动。他和国防部长沙龙将军首先否认发生过大屠杀，继而否认以色列国防军对暗杀事件负有任何责任，最后，他拒绝下令展开司法调查。直到以色列的公众舆论几乎被全部调动起来，威胁到他的统治联合体的稳定性，他才作出让步，指定了一个委员会全权调查该事件。

你也许还会提出疑问：以色列的以牙还牙政策在多大程度上是心理不成熟的表现？以色列对恐怖活动（袭击了以色列境外的巴勒斯坦军事和民用目标）几乎马上作出了回应，这也许是它不能推迟行动、立即对明显的挑衅作出回应的一个例子。

我们称之为妄自尊大型的领袖对自己的力量、权力和他将如何推进自己正在从事的无论什么事业深信不疑。他还确信，自己比一群人当中的任何人更出色。

救世主式的领袖与妄自尊大的领袖不同，用科胡特的话来说，前者的心理发育程度更高，与理想化自我的认同更强。不过，这两类人的相似之处在于，他们都绝对相信自己事业的正确性，相信自己判断对错的能力。他们经常是一些认为自己已经从山上下来、面对过上帝、掌握了真理的领袖。这样的领袖谈判时绝不会妥协。

传统的国王在许多方面体现为妄自尊大型和救世主式领袖。伊朗国王沙赫无疑是前者的代表。他投射了自大的形象，把自己认同于伊朗文化的典范。可是，他洋溢着领袖魅力的面具下面几乎空无一物——这是伊朗国内的追随者和国际观察家普遍的看法。沙赫与夸大自我的认同是错误的。他只剩下妄自尊大的虚假外表和繁复的公关官僚作风。他是一位空洞的领袖。

霍梅尼则是救世主式领袖的象征。他把自己完全认同于理想化的超我。就霍梅尼来说，这个超我本质上是伊斯兰教的超我。在接受意大利记者法拉奇采访的那次著名谈话中，霍梅尼表示，伊斯兰教是完美的，是彻底而全面的。
(385)

他还宣称，他本人一生当中从来没有犯过错，他是伊斯兰智慧的象征。实际上，我们几乎无需分析就可以指出，这里，霍梅尼模糊了自我和理想化超我的界限。他的自我和伊斯兰教义发生了融合。如果知道了霍梅尼信奉一种与他相称的尤其神秘的伊斯兰教，就更容易作出这样的分析。伊斯兰神秘主义强调个人与安拉融合、认同的可能性。就这个例子来说，一个人可以登上“神秘的天梯”，与安拉相对。对神秘信条的更深造诣还能让一个人从天梯上下来，作为安拉的化身在大地上行走。显然，霍梅尼相信自己就是这样一个神秘人物——他回到伊朗，充当上天的化身、名副其实的政教领袖伊玛目。

很显然，霍梅尼与理想化超我的认同程度极高，他坚信自己的立场是对的。他没有被认为妄自尊大、徒有其表，相反，他被看做是一位与理想化超我融合的忠诚而坚定的领袖。推翻沙赫以后，他经常对他所面临的伊朗的某些政治现实作出妥协，这种能力表明他的认同很彻底。为了实现把伊朗变成自己所设想的伊斯兰国家的长远目标，他对一些当下问题的处理表现出了睿智和灵活性。他在面对看似绝不能让步的问题时表现出了灵活应变的能力，这样的例子俯拾皆是。比如，当德黑兰的妇女抗议他的命令，即她们外出时必须穿戴“适当的伊斯兰长袍”时，他收回成命，没有继续追究，而是允许变化逐渐发生。如果他与理想化超我的认同不那么彻底，这样的灵活处理是很难作出的。

这种灵活应变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一个例子发生在1980年伊拉克侵略伊朗之后。当时，总统巴尼·萨德尔得知，一部分教牧人员——他与之陷入了难分难解的权力斗争——与以色列人达成了购买军事备用零件和技术援助的协议。巴尼·萨德尔坚决反对与以色列达成该项协议，因为以色列被霍梅尼作为仅次于美国这个魔鬼撒旦的二号敌人打上了印记。但是，巴尼·萨德尔得知霍梅尼对该协议一无所知，他看到了扳倒教牧人员、为自己赢得比分的机会。他马上跑到库姆省，把这个消息通知了霍梅尼。霍梅尼默不作声地听着伊朗在跟“魔鬼”打交道的事，似乎非常震惊。

考虑了一会儿以后，他问巴尼·萨德尔，伊朗是不是在直接跟以色列政府打交道。巴尼·萨德尔详细叙述了“空壳”公司怎样在塞浦路斯和法国建立，怎样从以色列手中购买备用零件，然后怎样把它们卖给伊朗。“很好，”据说霍梅尼说道，“只要我们没有直接和伊斯兰的敌人打交道就可以；只要对革命有用，我们就应该做。”霍梅尼总是表现出这种不寻常的战略灵活性，却从不忘记自己的战略目标。

明智的领袖是把自己与夸大的自我（grandiose self）适度认同的人。夸大自我的概念要在心理史学和心理文化的意义上认真探讨。显然，明智的领袖必须建立在这个意义上，认同的性质也会因此发生相应的改变。

埃及的萨达特总统似乎表现出了明智领袖的重要品质。他以大刀阔斧地采取行动的能力著称，这一点不仅可以以他1977年11月前往耶路撒冷为证，还有他1972年决定把苏联人驱逐出埃及（1981年还有一次），他在纳赛尔总统去世之后争取权力并获得惊人的成功。他参与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埃及历史上几乎每个重大事件——他是“自由军官组织”（Free Of‐ficers Movement）中最早与纳赛尔总统密谋的官员，这次运动的高潮是1952年，他们成功地发动了反对国王法鲁克的政变，这些都为他提供了大量机会，让他为自大的自我感觉找到了外在的证明。他不仅在领袖岗位上经历了埃及近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还亲眼看到事实证明他的行动、他对政治局势的判断和感觉是正确的。
(386)

总统穆巴拉克的政治经历要有限得多，姑且不论他的性格结构，意味着他基于自大的感觉采取大胆行动的能力要较为逊色。穆巴拉克以第二小提琴手——萨达特的副总统的身份当上了总统，萨达特就曾担任过纳赛尔的副总统。但穆巴拉克不是埃及政治史上的关键角色，萨达特却是。如果穆巴拉克担任总统的时间足够长，他也许会获得肯定自大感的经验——这种经验似乎属于明智的领袖。

明智的领袖拥有可供使用的充沛精力，能以合理的方式对变化的情况作出反应。他拥有适当的自觉感情，可以应对多种多样的社会和环境刺激。他具有调和内心的感受、想法与外界刺激的自我能力。他具有代表了某种自我理想的真正的价值体系。他对自己有切合实际的认识，所以，他的自我形象与他的实际能力较为贴近。

萨达特在跟以色列、跟自己的人民多次交接的过程中展示了多个层面的智慧。为了加强能力，提高最后的行动取得成功的可能性，他无疑具有推迟他认为绝对必要的行动的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对他来说，他在1973年发起的战争是一个精心策划、巧妙部署的战略，即采取具体而有限的军事行动反对以色列。接着，他努力追求虽然有限却很重要的进步，而不是像前任总统纳赛尔那样，试图用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摧毁以色列。具体地说，萨达特给自己设定的目标是占有西奈半岛有限的一块领土，显示埃及的武装力量有这个能力，与此同时，用突袭的办法在一次迅捷圆满的架桥行动中跨过苏伊士运河。萨达特用两年的时间使埃及军队作好了实现这一系列有限目标的准备。
(387)

另一方面，他也显示出他能为了利用可能的成功而大胆果断地采取行动。他去以色列寻求和平的举动，无疑是他能够欣然接受一系列新的价值观的具体体现，这些价值观或多或少实事求是地认识到了成败得失的利害关系，认识到了行动所包含的风险。

在自我体系这个概念当中，我们可以逐步探讨领袖和追随者的自恋之间的关系。我们可以就此认真研究原发自恋（primary narcissism）和次发自恋（secondary narcissism）这两个层面。用一句话来概括：提出这些模型，我们是把注意力集中在领袖的特点上，不关注他们与群体自我——追随者的互动。无疑，我们可以想象，追随者怎样对应领袖的性格特征形成自恋，我们在自我系统的模型当中就具体作过说明。在研究中东的追随者时，我们要指出，作用于追随者和领袖的是不同的压力。这些压力可以来自经济、政治或其他渠道。压力在追随者个人或者群体身上产生的心理退行的程度和严重性，对于理解追随者随后与领袖的互动是至为关键的。显然，在退行程度相似的情况下，不同类型的领袖也许会引发追随者的不同反应。从一个特定国家的社会政治心理环境入手，历史的每个时刻都会在不同文化以及不同个体身上触发不同的因素，从而在群体自我当中产生千差万别的回应。但是，在压力极大或者严峻危机的情况下，最司空见惯的则是保护个体的防御机制失灵，他们不自觉地被自恋型领袖空洞的承诺所吸引。这样，领袖就激发了追随者虚幻的希望，然后，他们把他理想化，使他与想象中的积极品质相融合。

讨论

这就是我们认为在某些条件下对分析领袖问题和阿以冲突十分有用的3个模型。一个主要问题是，每个模型都要在精神分析和心理与文化这两个层面予以澄清。我们这里只初步勾勒了每个模型的组成要素，只概括了使之成为理解和用概念思考领袖和冲突问题的有用工具的原因。

第二个问题是提供使模型奏效的心理学、社会学和行为学资料。这3个层面如果缺乏必要而精深的信息，就无法根据任何一个模型得出有意义的结论，无法得出合理的推断，即使它们是高度发达的。此外，虽然埃及和以色列签署了和平条约，但是，黎巴嫩战争、对巴解组织的大屠杀和撤离贝鲁特仍然是收集适当资料的巨大障碍。收集资料要求熟知当地文化的本土研究人员参与。现在，双方的不信任和敌意极其强烈，这意味着此种参与几乎是不可能的。最近在英国召开的一次“伊斯兰复兴”会议上，一部分与会人员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阿拉伯科学家。
(388)

虽然他们与西方的科学家拥有相同的知识理论和概念模型，却不能超越围绕阿以冲突的政治激情来看待这些模型。相反，他们对这一冲突的几乎每个结论、每条建议都作出回答，而这些动机全都支持他们的结论。他们无一例外地认为，这些动机对穆斯林的利益是不友好的。他们指责西方的社会科学家企图“破坏穆斯林世界的团结”、“贬低或损害伊斯兰的名誉”、“削弱或侮辱阿拉伯人民”等等。对于与他们自己不同的结论，他们坚持以防御和敌视的态度作出回应，这种态度使阿以冲突问题不太可能取得进展，而且往往会使收集这里所指的资料几乎毫无可能。

因为至少要收集4种资料，这个任务尤为艰巨：

（1）中东的个体精神分析；

（2）对正常样本从童年到成年的谨慎的纵向研究；

（3）对家庭机制的研究；

（4）在认真的取样方法的基础上展开社会学调查，为看待中东不同国家的个体态度和行为提供准确的视角。

（对正在美国或者贝鲁特的美国大学学习的中东大学生展开研究——是最常见的两个资料来源，但是这些研究是不充分的。）

还要为文化、经济和育儿实践的“背景”系统收集以上讨论的3种模型的资料。它们要与具体领袖和追随者的个人生平及其两者关系相联系。

除了对中东领袖和追随的性质展开心理—社会—政治研究，还需要上述系统内关于这些变量和模式的相互作用的大量资料。一些特殊现象的时机把握是至关重要的。所以，一种特定的国民性格可以与一位带有特定精神动力品质的领袖相互融合，只要心理环境准备接受这样一位领袖。在民主繁荣、没有危机的国家，救世主式的领导者不会崛起。

为了更加充分地理解现代社会一般的领袖问题，理解特指中东的领袖问题，我们强烈建议首先澄清这些问题的基本概念，然后再收集适当的资料。知识界至少要在如下领域有所进步：

研究领导人和追随者的系统模型

1.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领袖实际具有的品质和理想品质，群体自我的态度和价值观的性质和分布情况。

2.对群体自我构成危机的因素，即决定重大压力因素的数据；要详细说明这些数据的分布情况，比如经济和劳动力市场、婴儿死亡率和一般保健、食品质量和衣住行、读写能力和教育、武装力量的相对强弱及其成本、恐怖主义和国内暴力、本土文化的生机和作用等等。

3.群体自我缓减危机的可能性和方法。

4.表达敌对心理的多种渠道和机制，包括暴力、幽默所承载的文化价值观，艺术和人文科学的性质等。

5.在国家的历史和文化中战争与外在冲突所处的位置。

要想理解冲突和领袖问题，需要收集广泛的社会、政治、心理学资料，这只是几个例子。资料的性质要具有广布性，必须既收集精英也收集非精英的资料。

对阿以冲突还要有其他看法，这一点似乎是明摆着的。可是似乎没有人系统地思考过这一冲突，尤其是采用心理学模型进行思考，这一点很让人吃惊。

阿以冲突的概念粗暴地扭曲了必须加以研究的现象，使人们无法得出有意义的见解。从“阿拉伯—以色列冲突”的角度把以色列国与其他地区的斗争看做中东地区的主要冲突，也许曾经是有用的。但是，自1967年起，把这一冲突简单地视为非此即彼的斗争明显地扭曲了需要理解的因素。这时候，它实际上至少包含4种相关的冲突，综合起来可以认为它们构成了我们所谓的笼统的阿以冲突。这4种因素就是地区之间的冲突、以色列—巴勒斯坦冲突、巴勒斯坦—阿拉伯冲突，以及以色列和巴勒斯坦各自的国内政治冲突。

1.以色列和本地区的其他国家之间存在冲突。埃及签署了戴维营协议，于是，地区之间的斗争变成了主要在以色列和叙利亚之间展开，黎巴嫩成了不折不扣的战场，约旦、伊拉克和沙特阿拉伯则发挥了次要作用。这一冲突由于阿拉伯诸国之间的许多冲突而恶化，如黎巴嫩和叙利亚、约旦和叙利亚、埃及和叙利亚、利比亚和叙利亚、叙利亚和伊拉克等。

2.以色列和巴勒斯坦之间存在冲突，现在它不是整个冲突的核心。斗争具体体现为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拒绝承认以色列国家，虽然以色列国得到了联合国242号决议案的认可。反过来，总理贝京在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记者的提问时，公然无视阿拉法特的存在，他的这次回答恶名远扬：“阿拉法特？谁是阿拉法特？”黎巴嫩战争后的关键问题是，以色列能否把巴勒斯坦的军事失败转化为它对巴解组织的政治胜利。由于军事失败和失去了黎巴嫩的政治和军事基地，巴解组织面临着日益强大的保持其政治团结的挑战。

3.巴勒斯坦人民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之间存在显著的、相互抵触的分歧，这些分歧既关系到巴勒斯坦人在所居住地区的角色，也关系到应对以色列人的适当战略。“黑色9月”——即1970年约旦和巴勒斯坦之间的战争，造成大批人员死亡和巴勒斯坦人在约旦境内被逐——只是这些冲突的第一个戏剧化的例子。1976—1978年间痛苦的黎巴嫩内战是这种斗争的又一次表现。时间更近一些，1980年，卡扎菲下令关闭了利比亚境内的巴解组织的所有办公室，并驱逐了成千上万名巴勒斯坦人，这是他对阿拉法特主席的反以色列外交（而不是恐怖主义）宣传十分不满的表现，这件事是同一场斗争的反映。叙利亚不断地努力利用巴解组织充当叙利亚外交政策的工具，侯赛因国王违反叙利亚人民的意愿，利用巴解组织达到自己的目的，这对实现巴勒斯坦的目标进一步构成了障碍。

4.整个冲突的主要玩家之间存在显著的内部冲突。只要把目光集中在巴解组织和以色列，就足以得出这个结论。阿拉法特完全被巴勒斯坦的政治反对派包围，他们渴望控制这一运动，改变与以色列斗争的性质，使之适应他们心目中能够赢得胜利的战略。在以色列一方，结盟的伙伴之间、议会的反对意见当中、政府所不代表的群体之间存在着重大分歧，这些群体对以色列的阿拉伯政策和以色列之外的玩家如海外犹太人和美国政府等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力。巴勒斯坦人和以色列人发起敌对行动，往往主要是作为他们与处于自己政治制度内的其他玩家进行沟通的重要手段。黎巴嫩战争只不过恶化了这些内部冲突，增强了关键玩家偏爱用演说和行动进行针对外界的内部沟通的倾向。

整个阿以冲突的4个部分之内和之间存在冲突的许多渠道和模式，如果不把它们分解开来，不深入考察整个冲突的各个层面，想要理解整个问题就不可能取得进展。

可是，还有一个问题对理解整个阿以冲突十分必要，它就是随着时间推移而实现的戏剧性变化。众多玩家，他们的立场以及对冲突产生影响的内外部因素都在戏剧性地左右摇摆。1948年冲突的性质与1955年不同，1955年冲突也与1967年、1973年、当然还有1983年不同。比如，1973年战争后的几年表明了历史事实以怎样的方式改变了以色列与阿拉伯诸国间冲突的性质。接着，阿拉伯石油价格的提高和阿拉伯各国、尤其是埃及综合国力的增强决定了1973年战争的结果，即阿拉伯事业取得了戏剧性的胜利，这些都提升了阿拉伯人的自尊，相应的，他们也能更加实事求是地评价自己与以色列人、以色列国之间冲突的性质。妄自尊大有所削弱，冲突的调和取得了显著的进步。
(389)

在1982年反对叙利亚的战争中，以色列令人信服地在空中和地面展示了其军事力量的强大，这可能使冲突进一步调和。徒劳无益的西贝鲁特之围后，以色列人大批伤亡、丧失胜利感，以及“萨布拉—夏蒂拉大屠杀”中以色列参与这一阴谋所引发的恐惧，这些则可能弱化了以色列认为进一步的军事行动可以实现政治目标的倾向。

认识不到这些重要差别，就不能深入理解相关的变量，不能作出中肯的分析。精神病学研究促进小组的报告最后得出如下结论：“这项研究颇具指导意义的观点是，我们的研究对象自恋结构具有重复性并发生微妙变化的特点。”
(390)

埃及和以色列自签署和平协议后飞快地重建友好、加深和睦，就证实了这种看法。短时间内，2万多以色列人和至少5000名埃及人在不受特殊控制和监督的情况下往来于两国。没有一件重大的敌对事件被报道。

关键是不要只看到中东冲突的变化之快、变化之微妙，还要开展纵向研究来评估这些变化（就像精神病学研究促进小组所做的那样）。只有这样，才能搞清楚众多变量在不同时期的重要性。

各方对数不清的冲突、对随时间推移发生的各种变化产生复杂的影响，除了这种鲜明的感觉，重要的是认识到每位主角作为被单独抽离出来的要素得到常规对待的程度，实际上，他们是从多种多样的配角分布中抽离出来的。比如，如果我们的多样性主要体现为贝京的观点，那么，我们就不能把握以色列的政治和国民态度的全貌。这基本上是本文和多数心理社会学研究所采用的方式。显然，更为可取的是，对待冲突系统，不要把它看做由单一声音的国家充当玩家，而要把它看做是国家制度下形形色色的玩家的集合。这就提供了一个便于进行变化分析的框架，丰富了分析的内涵。可以把众多玩家看做在制度下和制度之间相互作用的一组因素加以研究。

研究冲突自身在不同时期形形色色的表现形式也很重要。在不同的情况下，冲突所牵涉的层面各不相同，从地区间的常规战争到恐怖主义和游击队、到联合国内部以及联合国与其他地区的政治争论、到中东地区以及其他国家一切可能的政治行动。

不过，还有一个问题要强调：不要把焦点集中在所谓的客观现象上，要集中在主观现象或者心理现实上。必须向成熟的中东问题观察家（采用心理学和心理史学研究法）强调指出这一点，真是令人惊诧。但是不知何故，心理现实——像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之间的政治分歧——似乎过多地意味着，问题一触到美国就止步不前。在国外，我们用偏听偏信的外交政策处理客观的现实情况。我们同样也喜欢从主观现实而不是从参与方的心理现实出发处理外国的冲突。

也许，令美国分析家遗憾的是，中东人民的心理现实跟我们自己一样大起大落。要想理解对方，就不要告诫他们关注“现实”——这些现实往往是别人的现实，我们必须认真倾听他们说话。

海因茨·科胡特的主要贡献在于，他用移情来研究历史进程——放在这里，是社会—政治—历史进程。显然，中东没有表现出堪与精神分析相比的临床气氛。但是至少，想把科胡特和其他人对精神分析的贡献加以应用的社会科学家，希望在中东跟中东人一道开展研究。用移情来理解追随者和领导人正在展开的心理活动，就能更好地理解每种冲突情况的复杂性。我们在远处作研究，不管是美国还是中东地区，是不可能得出关于中东的有意义的心理分析的，因为要想实现移情，就必须跨越物理空间和心理隔膜的障碍。

论述这一冲突的文献门类不断增加，关于这一点也应该得出一种看法。精神病学研究促进小组的报告提供了一个例子。还有许多其他例子，首先是法旺·土尔基的重要自传以及本文。这些例子都严肃地持有一个观点，即心理要素是理解阿以冲突何以异常、何以难以调和的关键手段。心理因素现在可以认真探讨，就是这一冲突的激烈程度有所下降的标志。

后记

不间断的历史进程，再加上中东地区近年来发生的事件，意味着可能有新的机会来解决长期以来中东的根本冲突。当然，有时候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能把一种观点从可能变成现实。犹太人多年来在欧洲谋求解放而不得，后来也终于建立了以色列国。巴勒斯坦人还没能走上把梦想变成合理现实的轨道。他们仍在使用暴力，出于他们对别人——阿拉伯兄弟、以色列人和其他人类的挫折感和愤怒。也许他们觉得满心凄凉，以至于为了不“感到孤单”，他们采用各种各样的恐怖活动，根据他们自己的正确解释，宣泄情绪。为了感到自己是活着的、有价值的，他们必须毁灭。只有别人开始郑重地对待他们，他们才会产生更强的责任感。

科胡特说过，自恋的愤怒永远无法满足。因为最初的伤害始终存在，无法轻易修复，暴力就可以随之而来。巴勒斯坦人的经验似乎体现了这种观点。但是，对本地区的其他一些国家来说，事实证明，愤怒和暴力模式既非永恒，也不是不可避免。伊朗可以在谈判后释放美国人质。埃及能够与以色列签署和平条约，并且经受了中东地区后来的动荡事件的考验。

这意味着自恋伤害无需用暴力表达，中东人民也许也喜欢合作而不是进一步破坏。多种多样的历史进程似乎都在朝着同一个方向发展。

1.犹太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遭受的强烈的身体和心理创伤已经大大愈合。受伤的历史不会总是萦绕在以色列领袖的心头，就像强烈的仇恨不会总是萦绕在当代一些官员的心头那样，他们最终也将能够以公平而坦率的态度探讨新近发生的事件。这有助于增强以色列的安全感。

2.巴勒斯坦经受住了以色列围困西贝鲁特的考验，这也许是堪与埃及的1973年“胜利”相比的胜利，当时埃及跨过苏伊士运河，在停战期占领了西奈岛的一部分土地，虽然他们的军队面临全军覆没的可能性。巴解组织把1982年夏天视为胜利，同时被迫放弃军事行动，这可能导致双方更具有建设性的外交谈判。巴勒斯坦人越来越频繁地呼吁“同步相互承认”，这是朝和平方向迈出的一步。

3.阿拉伯国家的“石油力量”在今后的20年可能削弱，因为更加充分地利用能源成了普遍的标准，尤其是在石油的替代能源开发出来以后。超级大国在这个地区的投资会减少，交战各方也许更容易解决他们的冲突。

4.世界媒体常把巴解组织成员看做浪漫的革命家。他们的自我形象是自由战士。在巴解组织当领袖，也许比在“独立或自治的约旦河西岸当一名道路建设负责人”更让人兴奋。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和黎巴嫩的战败，革命斗争的光辉逐渐褪去，更为现实的目标确立了。结果将是允许巴勒斯坦领导人接受不那么极端的目标。上文所述的每一种模型都突出说明，领袖为追随者确立基调非常重要。中东和世界其他地方需要领袖跨越自身特定的社会政治文化和传统，用新方法解决老问题。领袖如果只会从自己和本国人民的历史和传统出发看待政治冲突，将很难与他人的需求、现实和传统发生共鸣。我们相信，明智的领袖对改进追随者的态度和行为可以发挥很大的作用。萨达特和贝京迈出了第一步。萨达特总统被暗杀时，他们的工作才刚刚开始。不过，历史仇恨和恐惧可能发生转变的结构被树立起来了。这个框架能否在经过了1982年黎巴嫩战争的混乱局面，经过了里根总统的新和平动议后保存下来，还要拭目以待。主要领导人的心理活动将导向温和的乐观主义。可是在中东，这种乐观却经常在持续而复杂的冲突中垮掉。

献词

这篇文章得到了迈克尔·里斯医院哈罗德·W.施洛斯（Harold W.Schloss）纪念基金的部分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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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Demos，ALittle Comm onwealth：Family Lifein Plymouth Col on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1）；Carroll Smith‐Rosenberg，“The Female World of Love and Ritu‐al：Relati ons Between Womanin Nineteenth‐Century America，”Signs：Journal of Womenin Cul‐ture and Society（1975），pp.1－29；Robert Jay Lift on，Deathin Life：Survivors of Hiroshima（New York：R andom House，1967） and House From the War（New York：Sim on＆Schuster，1973）；Fred Weinstein，The Dynamics of Nazism：Leadership，Ideology and the Holocaust（New York：Academic Press，1980）.

(2)
Roy P.Basler，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8vol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3），II，p.320.

(3)
Roy P.Basler，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8vol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3），II，p.501.

(4)
Ibid.，p.255.

(5)
Ibid.，p.492.

(6)
Ibid.，p.482.

(7)
Ibid.，pp.349－352.

(8)
Ibid.，p.266.

(9)
Roy P.Basler，ed.，The Collected Works of Abraham Lincoln，8vols.（New Brunswick：Rutgers University Press，1953），II，p.273.

(10)
Benjamin Quarles，Lincoln and the Negro（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35.

(11)
Collected Works，II，pp.437－442.

(12)
Gabor Boritt，Lincoln and the Ec onomics of the American Dream（Memphis：Memphis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78）；Eric F oner，Free Soil，Free Labor，Free Men：The Ideology of the Republican Party Before the Civil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0），p.45；Quarles，Lincoln and the Negro，pp.30－38.

(13)
林肯与种族的问题自Ler one Bennett于1968年发表文章以来引起激烈的争论，参见“Was Abe Lincolna White Supremacist？”Eb ony23（1968），pp.35－38，p.40，p.42。Herbert Mitgang很快十分肯定地回应了Bennett，参见“Was Lincoln Justa H onkie？”New York Times Magazine（February11，1968），pp.34－35，pp.100－107。后来，为数众多的学者继续探讨了Bennett于1968年发表的这篇文章。参见如Edward Magdol，“Owen Lovejoy’s Rolein the Cam‐paign of1858，”Journal of the Illinois Historical Society，59（1959），pp.403－416；Quafles，Lincoln and the Negro（1962）； and Arvarh E.Strickl and，“The Illinois Background of Lincoln’s At‐titude Toward Slavery and the Negro，”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55（1963），pp.474－494。又见Le on Litwack，North of Slavery：The Negroin the Free States，1790－1860（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1）； and Martin Duberman，ed.，The Antislavery Van‐guard：New Essays on the Aboliti onists（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65）。1968年这期刊物登载了好几篇重要论文。最优秀的概括性研究著作是F oner，Free Soil；详细的分析作品是George W.Fredricks on，“AMan But Nota Bro ther：Abraham Lincoln and Racial Equality，”The Journal of Sou thern History41（1975）。另参见Stephen B.Oates，Lincoln’s Journeyto Emancipa‐ti on：Our Fiery Trial（Amherst：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1979）。Arthur Zilversmith在1980年2月12日作的关于林肯与种族的发言很好地总结了史实，Abraham Lincoln Colloquium，State Historical Library，Springfield，Illinois，发言内容即将刊登在Papers of the Abraham Lin‐coln Associati on，vol.II。

(14)
Collected Works，III，pp.145－146；seealso II，pp.405－498.

(15)
Kenneth Stampp，The Imperiled Uni on：Essay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128.

(16)
Collected Works，II，p.256.

(17)
Ibid.，p.520.

(18)
Collected Works，II，pp.405－406.

(19)
Frederick Douglass，“Orati onin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Deliveredat the Unveiling of the Freedmen’s M onumentin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in Lincoln Park，Washingt on，D.C.，April14，1876，”The Life and Writings of Frederick Douglass，8volumes，ed.Eric F onet（New York：Internati onal Publishers，1955），4，p.312.Compare Christopher Breiseth，“Lincoln and Frederick Douglass：Ano ther Debate，”Journal of the Illinois State Historical Society，68（1975），pp.9－26.

(20)
Collected Works，II，p.255.

(21)
Ibid.，pp.255－256.

(22)
Ibid.，p.132.

(23)
Ibid.，pp.298－299；Earl Schenck Miers，ed.，Lincoln Day By Day：AChr onology，1809－1865，3volumes（Washingt on：Lincoln Sequicentennial Commissi on，1960），II，p.114.

(24)
Fredericks on，“AMan But Nota Bro ther，”p.50.Fredericks on提出这种说法，他重复的是Jaffa的观点，却没有加以说明。见Harry V.Jaffa，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An Interpre‐tati on of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 on Press，1959），p.61。

(25)
Collected Works，II，pp.461－462.

(26)
Illinois State Register，June19，1858，p.2.

(27)
Collected Works，II，pp.20－22.

(28)
例如，Collected Works，II，p.20。

(29)
Ibid.，p.404.

(30)
Collected Works，IV，p.263.

(31)
论及林肯和19世纪50年代，评论者几乎一直认同这个观点。D on E.Fehrenbacher指出，“1858年，没有明确的证据表示，一场有组织的运动正准备把奴隶制推广到自由州，高级法院的成员也没有意愿做这种蠢事。”参见D on E.Fehrenbacher，Preludeto Greatness：Lincolnin the1850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80。关于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详细讨论，参见Fehrenbacher，The Dred Scott Case：Its Significancein American Law and Politic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78）。James G.R andall写道，林肯的阴谋论“简直是异想天开，无中生有”，参见James G.R andall，Lincoln the President：Springfieldto Gettysburg，2volumes（Gloucester，Mass.：Eyre and Spottiswoode，1945），1，p.108。Allen Nevins认为林肯的理论是“偏颇狭隘的分析”，“在后世看来，它的立足点水平之低，令人失望”，参见Allen Nevins，The E‐mergence of Lincoln，2volumes（New York：Scribner’s，1950），I，p.362。David D onald认为，“分裂之家演讲中的这些话更多地反映了林肯本人的思想状态，反映了为他的演讲喝彩的北方听众愿意听到的内容，而不是历史真相。”参见David D onald，Liberty and Uni on（Lexingt on，Mass.：D.C.Heath，1978），p.71。对这个分析有一种重要的反对意见，参见Harry Jaffa，Crisis of the House Divided：An Interpretati on of the Lincoln‐Douglas Debate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 on Press，1959），p.81，pp.277－278；但Jaffa列举的证据都是有关德雷德·斯科特案的裁决的。林肯的理论远远不止于此。Jaffa的分析得到George W.Fredericks on的响应，参见“AMan but Nota Bro ther：Abraham Lincoln and Racial Equality，”The Journal of Sou thern History，41（1975），p.45，他指出，“一定要认识到，1854年以后，有一股势力不仅想把奴隶制推广到全国，而且为掀起种族主义宣传的热浪提供了时机。”Fredericks on在他的著作Black Imagein the White Mind：The Debate on Afro‐American Character and Destiny1817－1914（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71，pp.44－164）中支持了这个论点；另见Eugene H.Berwanger，The Fr ontier Against Slavery（Urbana：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1967），pp.123－37。可是，这些资料只支持了Fredericks on的一个观点，即“种族主义宣传的热浪”是存在的。他认为有一股力量试图把奴隶制推广到全国，这个观点始终站不住脚。很奇怪，Richard H ofstadter的著作把林肯和19世纪50年代漏了过去，参见The Paranoid Stylein American Politics and O ther Essays（New York：Knopf，1966）。

(32)
Frederick Douglass，“Orati onin Memory of Abraham Lincoln，”4，p.318.

(33)
Collected Works，III，p.9.

(34)
Ibid.，p.16，p.29，pp.145－146，pp.221－222，pp.248－249，pp.299－300.

(35)
参见Christopher Breiseth，“Lincoln，Douglas and Springfield，”The Public and Private Lincoln：C ontemporary Perspectives，eds.Cullom Davisetal.（Carb ondale：Sou thern Illinois Uni‐versity Press，1979），pp.101－120。

(36)
David M.Potter，The Impending Crisis，1848－1861，completed andeditedby D on E. Fehrenbacher（New York：Harper＆Row，1976），p.246.Seealso Kenneth M.Stampp，An Im‐periled Uni on：Essays on the Background of the Civil War（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0），pp.156－157.

(37)
Lawrence J.Friedman，“Antebellum American Aboliti onism and the Problem of Violent Means，”The Psychohistory Review，9（1980），pp.26－32.

(38)
Bruce Catt on，This Hallowed Ground（New York：Sim on＆Schuster，1955），p.23.

(39)
Sigmund Freud，The St andard Editi 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ed.James Strachey（L ond on：Hogarth，1962），X，pp.153－230.

(40)
Ibid.，II，pp.21－47.

(41)
Stampp，An Imperiled Uni on，pp.242－243.

(42)
George Fitzhugh，Cannibals All！！or Slaveswithout Masters，ed.C.Vann Woodward（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852），p.252.

(43)
Ibid.，p.11.

(44)
Collected Works，II，p.73.

(45)
Ibid.，II，p.91.

(46)
Lawrence J.Friedman，“Garris onism，Aboliti onism， and the Bost on Clique：APsychoso‐cial Inquiry，”The Psychohistory Review，7（1978），pp.6－19.

(47)
Fitzhugh，Cannibals All！！；seealso Fitzhugh，Sociologyfor the Southor the Failure of Free Instituti ons（New York：Burt Franklin，1854）.

(48)
Arnold Goldberg，ed.，The Psychology of the Self：ACasebook，Writtenwith the Col‐laborati on of Heinz Kohut（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y Press，1978），p.282.

(49)
指美国国会就有关奴隶制问题于1850年9月通过的5个法案的通称。19世纪40年代，美国新获得的领土加利福尼亚和新墨西哥等地要求作为自由州加入联邦。但南部蓄奴州力图扩大奴隶制的地域，南北之间围绕奴隶制度地域问题的争执日趋激烈。鉴于南部各州以脱离联邦相威胁，辉格党领袖亨利·克莱等人自1850年初先后向国会提出一系列妥协性议案。——译者注

(50)
Steven M.Stowe，“The‘Touchiness’ of the Gentleman Planter：The Sense of Esteem and C ontinuityin the Antebellum South，”The Psychohistory Review8（1979），pp.6－15.

(51)
Fehrenbacher，Preludeto Greatness，p.14.

(52)
杰克逊维尔州立医院住院登记，1852－1860，Illinois State Archives。

(53)
Harriet Beecher Stowe，Uncle Tom’s Cabin（New York：Collier Books，1966［1852］），p.104.

(54)
就连玛丽·林肯也瞧不起爱尔兰人，倾向于“无知党”。见Justin G.Turner and Linda Levitt Turner，eds.，Mary Todd Lincoln：Her Life and Letters（New York，Knopf，1972），p.46。比较一下林肯本人的观点，Collected Works，II，p.323。

(55)
Potter，The Impending Crisis，p.252.

(56)
入院时，约40%的患者清楚地向医院的医护人员表明，他们是外国籍。可是，那些籍贯是东部各州的患者（人数可观），许多人也可能是外国籍，只不过在东部生活多年，在搬到伊力诺依州前早已获得了居留权。比如，我怀疑许多爱尔兰移民都把籍贯写成马萨诸塞或者纽约。

(57)
Potter，The Impending Crisis，p.254.Note David Bry on Davis，The Slave Power C on‐spiracy and the Paranoid Style（Bat on Rouge：Louisiana State University Press，1969）.

(58)
Heinz Kohut，“Thoughts on Narcissism and Narcissistic Rage，”in The Searchfor the Self：Selected Writings of Heinz Kohut1950－1978，ed.Paul H.Orenstein，2vol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8），2，pp.615－658.Seealso Charles B.Strozier，“Heinz Ko‐hut and the Historical Imaginati on，”Advancesin Self Psychology，ed.Arnold Goldberg（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80），pp.397－406.

(59)
Moh andas K.G andhi，An Autobiography：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ost on：Beac on Press，1957），p.xii.

(60)
Moh andas K.G andhi，An Autobiography：The Story of My Experiments With Truth（Bost on：Beac on Press，1957），p.xii.

(61)
Ibid.

(62)
Mahatma G andhi Pyarelal，The Early Phase（Ahmedabad：Navjivan Publishing House，1965），I.

(63)
Prakash N.Desai，“Psychoanalysis and the Hindu Psyche，”Unpublishedpaperpresented at the Institutefor Psychoanalysis，Chicago，October，1980.

(64)
Pyarelal，The Early Phase，p.202.

(65)
Ibid.，p.192.

(66)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7.

(67)
Pyarelal，The Early Phase，p.207.

(68)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10.

(69)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28.

(70)
M.Marriott，“Hindu Transacti ons：Diversity Without Dualism，”in Transacti ons and Meaning：Directi onsin the Anthropology of Exchange and Symbolic Behavior，ed.B.Kapferer（Philadelphia：Institutefor the Study of Human Issues，1976）.

(71)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30.

(72)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33.

(73)
Ibid.，p.31.

(74)
Ibid.，p.33.

(75)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15.

(76)
Ibid.

(77)
Ibid，p.44.

(78)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80.

(79)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90.

(80)
Pyarelal，The Early Phase，p.274.

(81)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89.

(82)
J.S.Neki，“Guru‐Chela Relati onship：The Possibility ofa Therapeutic Paradigm，”Amer‐ican Journal of Orthopsychiatry，45（1973），pp.273－290.

(83)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89.

(84)
Ibid.

(85)
印度清教徒以到喜马拉雅冥想、准备与上帝接近而闻名。通常在经历了某种家庭危机后，年轻人可以深入密林，花几年的时间与世隔绝地冥想。这种冥想呈现为赎罪的形式，即Tapas，是自我纯净或者“内心冥思”，旨在实现与上帝的交融［见Wendy O.O’Flaherty：《湿婆神话中的禁欲主义与色情》（Asceticism and Eroticismin the Mythology of Shiva）］。

(86)
Dhruv是印度语，意思是永远的导师，它的字面意思是北极星，Laksha是指光的发射。

(87)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112.

(88)
Ibid.，p.125.

(89)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158.

(90)
Erik H.Eriks on，G andhi’s Truth（New York：Nort on，1969）.

(91)
Robert Payne，The Life and Death of Mahatma G andhi（L ond on：The B ondley Head，1969），p.59.

(92)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89.

(93)
请特别参阅Heinz Kohut，The Analysis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1） and The Restorati on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7）。

(94)
G andhi，An Autobiography，p.xii.

(95)
Moksha，意为脱离生与死的自由，最接近于“解脱”之意。——译者注

(96)
Alex ander and Juliette George，Woodrow Wils on and Col onel House（New York：Dover，1964）；Sigmund Freud and William Bullitt，Thomas Woodrow Wils on：APsychological Study（Bost on：Hought on Mifflin；Cambridge：The Riverside Press，1967）；Edwin A.Weinstein，Woodrow Wils on：AMedical and Psychological Biography（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81）.

(97)
主要材料摘自Arthur S.Link，John W.Davids on，David H.Hirstetal.，eds.，The Papers of Woodrow Wils on，46vols.（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66－），下面统称“文集”。在脚注中，笔者使用如下缩略语：WW＝伍德罗·威尔逊，JWW＝珍妮特·伍德罗·威尔逊，JRW＝约瑟夫·拉各尔斯·威尔逊，ELA＝埃伦·路易丝·阿克森，EAW＝埃伦·阿克森·威尔逊。

(98)
JWW的背景资料：温斯坦在内容翔实的威尔斯文献中对JWW作了令人信服的描述和刻画。见Weinstein，pp.10－13，pp.21－23， andpp.44－45。又见Ray Stannard Baker，Woodrow Wils on：Life and Letters，8vols.（Garden City，N.Y.：Doubleday，1927－1939），I，p.18。JWW写给WW的具有代表性的书信是1874年5月20日的那几封，Papers，I，p.50；November 8，1876，ibid.，p.223；February6，16，28， and March7，1877，ibid.，pp.250－252。WW成年后的追忆：WWto William J.Hampt on，September13，1917，引自Baker，I，p.34。

(99)
笔者这里对JRW的生平概述摘自John M.Mulder，Woodrow Wils on：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78），pp.3－28。

(100)
最早的记忆：“Address on Abraham Lincoln，”February12，1909，引自Baker，I，p.28。JRW的角色对WW教育的作用：Ibid.，pp.37－41。WW后来的学习是学校教育缓慢恢复的结果：Mulder，p.31；WW后来的学习是被动—攻击的结果：George and George，pp.6－7；WW后来的学习是脑神经混合主导的结果：Weinstein，pp.15－18。表弟的说法：George and George，p.8。

(101)
Baker，I，p.59.

(102)
Baker，I，pp.64－77 and Weinstein，pp.23－24.

(103)
Baker，I，pp.77－80.编者注：“Wils on’s Study and Use of Shorth and，1872－192，”Papers，I，pp.8－19。

(104)
升职：January5，1873，ibid.，p.22。皇家卫队成员名单：ibid.，August25，1873，pp.24－25。便服：ibid.，September1，1873，p.28。《伦敦时报》关于HMS的文章：ibid.，A‐pril5，1874，pp.43－46。游艇俱乐部：ibid.，July1，1874，pp.54－56。

(105)
William B.Hale，Woodrow Wils on，The Story of His Life（Garden City，N.Y.：Dou‐bleday，1912），pp.44－46.引自Papers，I，pp.21－22。又见编者注：“Wils on’s Imaginary World，”ibid.，pp.20－22。

(106)
D.W.Winnicott，“Ego Distorti onin Terms of True and False Self，”in The Maturati onal Process and the Facilitating Envir onment（1960；rpt.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65），pp.140－152.

(107)
自我发展的理想化：Heinz Kohut，The Analysis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1），pp.37－56 andpp.74－78。

(108)
“转折点”和演讲术的总结：Baker，I，pp.86－93。祈祷：1876年10月22日的日记条目：Papers，I，p.215。给父亲的信引自Baker，I，p.89。

(109)
WWto JRW，May23，1877，Papers，I，pp.265－266.

(110)
内省和抑郁：JRWto WW，January25，1878，ibid.，pp.345－346；January27，1880，ibid.，pp.596－597。大衣：November12，1877，ibid.，p.318。对文风的点评：March27，1877，ibid.，pp.254－255；July26，1877，ibid.，p.287；August10，1877，ibid.，p.288；No‐vember5，1877，ibid.，p.315。鱼刺：October23，1877，ibid.，p.304。

(111)
努力工作、严格自律、取得成功和对WW失望情绪的反应：JRWto WW，December22，1877，ibid.，pp.331－332；January25，1878，ibid.，pp.345－346。

(112)
友谊的愉悦：JRWto WW，July26，1877，ibid.，p.287。New Yorkpapers：May9，1878，ibid.，pp.375－376。

(113)
期待：JRWto WW，March27，1877，ibid.，p.254；July26，1877，ibid.，p.287；October22，1878，ibid.，pp.421－422。利益一致：November12，1877，ibid.，p.318。

(114)
症状：WWto Robert Bridges，January1，1881，Papers，II，p.9；WWto Richard Heath Dabney，February1，1881，ibid.，p.17。

(115)
做见习职员：Henry Wilkins on Bragd on，Woodrow Wils on：The Academic Years（Cam‐bridge：The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7），p.91。求婚的详细经过：编者注，“Wils on’s Proposalto Hattie Woodrow，”Papers，II，pp.84－85。

(116)
诗歌：ibid.，pp.91－94。

(117)
WWto Robert Bridges，March15，1882，ibid.，pp.107－108.

(118)
名字和缩略字母：Bragd on，p.76。

(119)
编者注：“Wils on’s Practice of Law，”Papers，II，pp.144－145。关于WW的幻灭感和重回校园的热切心情，又见WWto Robert Bridges，April29，1883，ibid.，pp.343－344。WW and ELA：编者注，“Wils on’s Early Courtship of Ellen Axs on” and“The Engagement，”ibid.，pp.361－363 andpp.426－427。

(120)
温斯坦比较了WW给EAW的信和W与母亲的通信，这很重要：Weinstein，pp.63－65。WW描述消沉低落的情绪：WWto EAW，November1，1884，Papers，III，pp.393－394。

(121)
思乡：WWto ELA，October2，1883，Papers，II，p.449。“诚挚的同情”：March5，1885，Papers，IV，p.335。不适感加强：January9，1885，Papers，III，p.592。“半个人”：No‐vember12，1884，ibid.，p.429。

(122)
不朽的作品：WWto ELA，November5，1884，ibid.，p.405 and November1，1884，ibid.，pp.393－394。家人的爱：January9，1885，ibid.，p.592 and April4，1885，Papers，IV，p.451。天性开启：January16，1884，Papers，II，p.660。爱情是奢侈：February5，1884，Pa‐pers，III，p.10。爱情使人完整：March3，1885，Papers，IV，pp.324－325。表达爱情：Novem‐ber5，1884，Papers，III，p.406。ELA活在他的内心深处：October28，1884，ibid.，p.383（Copyright1967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23)
早期的梦：WWto ELA，October2，1883，Papers，II，pp.449－450。后来的梦：July 26，1884，Papers，III，p.261。

(124)
伍德罗·威尔逊对焦虑和梦境的描述：WWto ELA，January4，1884，Papers，II，pp. 644－647。伍德罗·威尔逊“唐突”的信：December25，1883，ibid.，pp.601－602。ELA戏谑的回信：December31，1883，ibid.，p.614。Papers的编辑在脚注中说明，WW在1884年1月3日收到了这封信，参见ibid.，p.657。

(125)
WWto ELA，January8，1884，ibid.，pp.653－655（Copyright1967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26)
伍德罗·威尔逊探望ELA、回家省亲的时间记录：编辑的第三条脚注，ibid，p.662。JRW诊断为“心病”：WWto ELA，January28，1884，ibid.，pp.663－664。朋友来访和想留在威明顿：January31，1884，ibid.，pp.667－668。对看病的叙述：February2，1884，Papers，III，p.4。康复：February7，1884，ibid.，p.12。

(127)
镜像功能：Kohut，pp.105－142。

(128)
Sigmund Freud，“AChildhood Recollecti onfrom Dichtungund Wahrheit，”in The St and‐ard Editi 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ed.James Strachey（1917；rpt.L ond on：The Hogarth Press and The Institutefor Psychoanalysis，1955），XVII，p.156.

(129)
对抑郁的告诫：JRWto WW，January27，1880，Papers，I，pp.596－597（Copyright 1967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Seealso October19，1880，ibid.，pp.685－686。不要退缩的告诫：November19，1879，ibid.，pp.585－586；August20，1882，Papers，II，pp.135－136。

(130)
Reacti ontoacceptance of C ongressi onal Government：JRWto WW，December2，1884，Papers，III，p.505.献辞引自WWto EAW，December1，1884，ibid.，p.503。JRW对献辞的回复：January30，1885，Papers，IV，p.208（Copyright1968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31)
“凉水”：JRWto WW，April17，1880，ibid.，p.650 and August20，1882，Papers，II，p.135。害怕：June7，1880，Papers，I，p.660 and May17，1884，Papers，III，p.183。

(132)
卓越的品格和克拉克斯维尔：JRWto WW，December17，1884，ibid.，p.549。过人的天赋和要求看手稿：April5，1886，Papers，V，p.152。Mulder还指出JRW和WW关系的变化：p.89。有一次，伍德罗的确又对父亲的批评作出了回应，见JRWto WW，September6 and 12，1887，Papers，V，p.584 andpp.587－588和编辑脚注：“Wils on’s Desirefora‘Literary Life，’”ibid.，pp.474－475。

(133)
JRWto WW，November15，1886 and March12，1887，ibid.，p.391 andp.467（Copy‐right1968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34)
JRWto WW，January5，1889，Papers，VI，p.38.seealso January10，1889 and March 6，1889，ibid.，pp.47－48 andpp.137－138.

(135)
JRWto WW，October5，1889，ibid.，pp.400－401（Copyright1969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36)
“饥饿”：JRWto WW，March27，1890，ibid.，pp.560－561。October13，1891，Pa‐pers，VII，p.311（Copyright1969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37)
支气管炎：JRWto WW，January10，1889，Papers，VI，pp.47－48。害怕WW厌烦：October5，1889，ibid.，pp.400－401。害怕WW忘掉自己：March7，1891，Papers，VII，p.174。冰冷的想法：October13，1891，ibid.，p.311。

(138)
WW对JRW与女人发生瓜葛的态度：WWto EAW，February7，1894，Papers，VIII，pp.462－463。JRW临终前的症状：EAWto Mary Eloise Hoyt，December15，1902，Papers，XIV，p.294。

(139)
WWto ELA，August16，1884，Papers，III，p.293.WWto ELA，May14，1885，Pa‐pers，IV，p.590.在JWW去世后对JRW的挂念：WWto Richard H.Dabney，Papers，V，p.726。

(140)
支气管炎：WWto JRW，January13，1889，Papers，VI，pp.48－49。圣诞节家书：December16，1888，ibid.，p.30（Copyright1969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 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41)
精神财富：WWto Payt on H.Hoge，January31，1903，Papers，XIV，p.336。终生挚友：WWto Edith Gittings Reid，February3，1903，ibid.，pp.347－348。骑士般的忠诚：WWto Daniel Moreau Barringer，February2，1903，Papers，XV，p.581。

(142)
理想化：Kohut，Analysis of the Self，pp.37－56 andpp.74－78；John Gedo，“Forms of Idealizati onin the Analytic Transference，”Journal of the American Psychoanalytic Associati on，23（1975），pp.485－505。

(143)
Arnold Goldberg，“AFresh Lookat Perverse Behavior，”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Psycho Analysis，56（1975），pp.335－342.

(144)
父母类似的或者远为极端的自恋固着对孩子的自我形成的影响，见Kohut，“Discussi on of‘Fur ther Data and Documentsin the Schreber Case’by William G.Niederl and，”（1960）in Paul H.Ornstein，ed.，The Searchfor the Self：Selected Writings of Heinz Kohut（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8），pp.305－308。还可参见科胡特对Augusta B onnard撰写的一篇论Jerome Kavka的文章的讨论总结，“Meetings of the Chicago Psychoanalytic Society：ARe‐port，”Bulletin of the Philadelphia Associati onfor Psychoanalysis，12（1962），pp.174－176。Quotedin Searchfor the Self，pp.650－651，脚注12。

(145)
这一节对威尔逊普林斯顿岁月的叙述，大量参考了Baker，II，pp.129－357；Bragd on，pp.269－384；Mulder，pp.158－228， and Arthur S.Link，Wils on：The Roadto the White House（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47），pp.59－91。笔者会指出次要渠道得来的关键段落的出处，而主要材料都引自Papers，Vols.XIV－XX。WW的诊断和他对疾病的反应：Weinstein，pp.141－149 andpp.165－180；EAWto Mary Eloise Hoyt，June12，1906，Papers，XVI，pp.423－424；EAWto Florence Stevens Hoyt，June27，1906，ibid.，pp.429－430；Baker，II，pp.201－208。爱对身体康复的价值：WWto Frederic and Emily Yates，November6，1906，ibid.，p.481。

(146)
本来打算在25年内逐步实施：Baker，II，pp.226－227。欢迎论争：WWto C.H.Dodge，July1，1907，Papers，XVII，pp.240－241。分裂说出自：“ASupplementary Re‐portto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December13，1906，Papers，XVI，p.525（Copyright1973by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Excerptreprintedbypermissi on of 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

(147)
“晦暗情绪”：Arthur Walwroth，Woodrow Wils on，3rded.（New York：Nort on，1978），p.112。朋友们的困惑：Bragd on，pp.328－329。EAW评论WW对希本的反应：Baker，II，p.266。

(148)
虽然温斯坦的部分证据超出了威尔斯从政前的岁月（笔者在本文限定的范畴），但他的主要论点非常重要，值得作一总结。埃伦1908年夏写给威尔逊（他独自一人在欧洲休假）的信找不到了。它们很可能被伍德罗或者他的家人销毁，因为信中提到了这桩情事。还是在这次休假期间，伍德罗在给埃伦的一封信的结尾极力向她致歉（他没有指明自己犯了什么错），热切地向她保证自己的爱情，坚持自己对她的爱是超越一般情感的。他向她保证，只要她相信他，一切“都会好起来”——包括她不太明白的事情（这里也没有指明是什么事）（WWto EAW，July20，1908，Papers，XVIII，pp.371－372）。这件事以后，他讲话时不再称美国国旗的白色象征纯洁。1914年，威尔逊当选美国总统1年以后，埃伦死于慢性肾炎。伍德罗陷入严重的抑郁，康复后，他遇到了伊迪丝·博伊琳·盖特（Edith Boiling Gait）并很快坠入爱河。1916年，盖特成了他的第二任妻子。威尔逊与盖特订婚期间，他的助理收到一封匿名信，信中称，玛丽·佩克将公开一笔威尔逊向她承诺过的贷款，把他写的几封信交给他的政敌。威尔逊吓坏了，他约见了盖特，谈了他过去跟佩克的关系。就在这天晚上，夜里他写了一封信给盖特，说他与佩克的关系是“早年做过的一件蠢事，我又厌恶，又懊悔”，他心中愧疚，觉得自己受了惩罚，他想用“无私的奉献和高尚、忘我、忠诚的爱”来赎罪（WWto Edith Bolling Gait，September19，1915，Papers，XXX‐IV，p.451）。盖特原谅了他。他忏悔以后，如释重负，后来，他又开始称国旗的白色是纯洁的象征（Weinstein，pp.181－194 andpp.291－293）。

(149)
很难保持昂扬的斗志：WWto C.H.Dodge，June18，1908，Papers，XVIII，pp.337－338。关于让自己的思绪摆脱普林斯顿，见WWto EAW，July10 and August3，1908，ibid.，p.357 andp.388。

(150)
战斗再次打响的信：WWto Moses T.Pyne，December25，1909，Papers，XIX，pp.628－631。这封信复印了几份，信托委员人手一份。

(151)
编辑注释，“Wils onat the Meeting of the Board of Trustees of January13，1909，”Papers，XX，pp.6－9。

(152)
Bragd on，pp.371－372.

(153)
梦和疲倦：WWto EAW，February17，1910，Papers，XX，p.133。渴望来信：WWto EAW，February20 and21，1910，ibid.，pp.144－145；WWto M.A.H.Peck，February21，1910，ibid.，pp.150－151。

(154)
教堂长椅的租金：“Woodrow Wils onisfor True Democracy，”Pittsburgh Gazette Times，April17，1910，quotedin Papers，XX，pp.363－365。血染战场：“Disaster Forecastby Wils on，”Pittsburgh Dispatch，April17，1910，quotedin Papers，XX，pp.366－368。

(155)
WW对妻子的评价：摘自Eleanor Wils on Mc Adoo，The Woodrow Wils ons（New York：Mac Millan，1937），p.101。捐款人解决方案的讽刺：Mulder，p.224。

(156)
Weinstein，Biography，pp.141－168 andpp.176－180.

(157)
Juliette and Alex ander George，“Woodrow Wils on and Col onel House：AReplyto Weinstein，Anders on， and Link，”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96（Winter，1981－1982），pp.641－665.Dr.Marmor的一封信作为附录加在这篇文章后面。乔治夫妇回应的文章是：Edwin Weinstein，James W.Anders on， and Arthur S.Link，“Woodrow Wils on’s Political Pers onality：AReappraisal，”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93（Winter，1978），pp.585－598。温斯坦早年的主要文章还有：“Woodrow Wils on’s Neurological Illness，”The Journal of American History，57（September，1970），pp.324－351。Michael F.Marmor，“Wils on，Strokes， and Zebras，”New Engl and Journal of Medicine，307（August26，1982），pp.528－535。Jerrold M.Post，“Woodrow Wils on Re‐examined：The Mind‐Body Problem Redux and O ther Disputati ons，”Political Psychology，4（19～4），289－306。

(158)
Weinstein，Biography，p.178.

(159)
理想作为补偿结构：Kohut，The Restorati on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7），pp.3－4 andpp.82－83。

(160)
WWto EAW，December7，1884，Papers，III，p.522.

(161)
Friedrich Naumann，“Hilfe，”January1909in Dasdeutsche Kaiserreich，ed.Gerhard Ritter（G9ttingen：V andenhoeck and Ruprecht，1975），p.318.

(162)
Walter Ra thenau，“Der Kaiser，”in Walter Ra thenau：Schriftenund Reden，e‐d.H.W.Richter（Frankfurt：S.Fischer Verlag，1964），p.247.

(163)
好在这种情况将很快得到纠正，Lamar Cecil和John C.G.R9hl正在撰写此类传记准备出版。关于威廉二世的传记最接近于学术著作的是Michael Balfour的The Kaiser andhis Times（New York：Nort on，1972），但它的依据全都是已发表的资料。

(164)
它们包括：J.Daniel Chamier，Fabulous M onster（L ond on：E.Arnold，1934）；Virginia Cowles，The Kaiser（New York：Harper＆Row，1963）；H.Kurtz，The Sec ond Reich：Kaiser Wilhelm II andhis Germany（L ond on：Mac D onald，1970）；Tyler Whittle，The Last Kaiser：A Biography of Wilhelm II，German Emperor and King of Prussia（New York：Times Books，1977）；Alan Palmer，The Kaiser：Warlord of the Sec ond Reich（L ond on：Weidenfeld and Nicol‐s on，1978）。

(165)
Philipp Eulenburgto Friedrichv on Holstein，December2，1894.Johannes Haller，Aus dem Lebendes Fürsten Philippzu Eulenburg‐Hertefeld（Berlin：Gebrüder Paetel，1924），p.171.

(166)
F.J.Scherer，Die Kaiserideedesdeutschen Volkesim Liedernseiner Dichterseitdem Jahre1806，trans.Terence Cole（Arnsberg：Verlagin Arnsberg，1896），pp.5－6.这句话和前面的引文都摘自Elisabeth Fehrenbach，“Images of Kaiserdom：German Attitudesto Kaiser Wilhelm II，”in Kaiser WilhelmⅡ：New Interpretati ons，eds.John C.G.R9hl and Nicolaus Sombart（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pp.269－285。

(167)
关于自我心理学的更多资料，请参阅如Heinz Kohut，The Analysis of the Self（L ond on：The Hogarth Press，1971）；Heinz Kohut，The Restorati on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7）；Heinz Kohut，How Does Analysis Cure？（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4）；Paul Ornstein，ed.，The Searchfor the Self：Selected Writings of Heinz Kohut，2volumes（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8）；Arnold Goldberg，ed.，Advancesin Self Psychology（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80）。

(168)
要想了解关于威廉的性格和发展的更多情况，可以参阅John C.G.R9hl，“The Emperor’s New Clo thes：ACharacter Sketch of Kaiser Wilhelm II，”pp.23－62；Thomas A.Kohut，“Kaiser Wilhelm II and His Parents：An Inquiryinto the Psychological Roots of German Policytowards Eng‐l andbefore the First World War，”pp.63－90； and Lamar Cecil，“Historyas Family Chr onicle：Kaiser Wilhelm II and the Dynastic Roots of the Anglo‐German Antag onism，”pp.91－120；allin R9hl and Sombart，Kaiser Wilhelm II。

(169)
Bernhard Fürstv on Bülow，Denkwürdigkeiten，I（Berlin：Ullstein Verlag，1930），pp.56－61.

(170)
Ibid.，p.461.

(171)
Diaryentry，July9，1891.Viscount John Morley，Recollecti ons，I（L ond on：Mac Millan，1917），p.272.

(172)
Speech of August25，1910.Karl Wippermann，ed.，Deutscher Geschichtskalender（Leip‐zig：W.Grunow，1885－1934），Vol.for1910（II），p.9.

(173)
Philipp Eulenburg，“Kaiser Wilhelm II，”Bundesarchiv Koblenz，Eulenburg Papers，

(174)
Valentine Chirol，50Yearsina Changing World（New York：Harcourt，Brace，1928），p.276.

(175)
Bülow，Denkwiirdigkeiten，I，p.5.

(176)
见John C.G.R9hl，ed.，Philipp Eulenburgspolitische Korresp ondenz，3volumes（Bop‐pard‐am‐Rhein：Harald Boldt Verlag，1976－1981）；R9hl，“Introducti on，”pp.1－22；Wilhelm Deist，“Kaiser Wilhelm IIin the C ontext of His Military and Naval Entourage，”pp.169－192；Isa‐bel V.Hull，“Kaiser Wilhelm II and the‘Liebenberg Circle’，”pp.193－220；allin R9hl and Som‐bart，Kaiser Wilhelm II.Seeespecially Isabel V.Hull，The Entourage of Kaiser Wilhelm II，1888－1918（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2）。

(177)
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140.

(178)
Hermanv on Petersdorffetal.，eds.，Bismarck：Diegesammelten Werke，15volumes（Berlin：O.Stollberg，1923－1933），II，p.231；XIV，p.473.引自Otto Pflanze，Bismarck and the Development of Germany：The Period of Unificati on，1815－1871（Princet on：Princet on U‐niversity Press，1963），p.84。

(179)
Otto Pflanze，Bismarck，pp.84－85.

(180)
Petersdorff，Bismarck：Werke，XIV，pp.160－161.In Pflanze，Bismarck，p.79.

(181)
Letterfrom Bismarckto Salisbury of November22，1887.Bernhard Schwertfeger，ed.，Diediplomatischen Aktendes Auswdrtigen Amtes，1871－1914，5volumeswith2additi onalvol‐umes（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für Politikund Geschichte，1923－1925），I，pp.288－291.

(182)
Letterto Hugov on Radolin of November28，1889.Norman Rich and M.H.Fisher，eds.，The Holstein Papers，4volumes（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55－1963），III，p.323.

(183)
Letterfrom Wilhelm IIto State Secretaryin the Foreign Office Marschallv on Bieberstein of October25，1895.Johannes Lepsiusetal.，eds.，Diegrosse Politikdereurop－ischen Kabinette，40volumes（Berlin：Deutsche Verlagsgesellschaftfür Politikund Geschichte，1922ff.），XI，pp.8－11.此参考资料后文缩略为GPEK。

(184)
威廉二世对1906年3月3日蒙茨在罗马发给比洛部长的报告所做的旁注；Ibid.，XXI（1），pp.246－248。

(185)
1896年10月25日威廉二世发给霍亨洛厄首相的电报；Ibid.，XIII，pp.3－4。

(186)
1896年12月2日威廉二世发给霍亨洛厄首相的电报；Ibid.，XIII，pp.9－10。

(187)
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p.164－165.

(188)
如祖母维多利亚女王1901年初去世以后。

(189)
Letterin English of May9，1909.Isaac D on Levine，ed.，Lettersfrom the Kaiserto the Czar（New York：Frederick A.Stokes，1920），pp.230－234.

(190)
威廉和他的助理们都用这个词来描述他陷入极度焦虑和抑郁状态时的特点。

(191)
Telegramfromv on Jenischto Bülow of November14，1908.Bundesarchiv Koblenz，Bülow Papers，Vol.33.Also：Bülow，Denkwürdigkeiten，II，p.377 andp.386.

(192)
Telegramfromv on Jenischto Bülow of November14，1908.Bundesarchiv Koblenz，Bülow Papers，Vol.33.Also：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50.

(193)
Diaryentry of November21，1904.Graf Robertv on Zedlitz‐Trützschler，Zw9lf Jahream deutschen Kaiserh of（Berlin：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24），p.97.

(194)
Nicolaus Sombart，“Derletzte Kaiserwarso，wiedie Deutschenwaren，”Frankfurter Allgemeine Zeitung，January27，1979.

(195)
Letterfrom Hohenlohe‐Schillingsffirstto Holstein of May28，1896.Politisches Archiv B onn，Holstein Papers，Vol.54.

(196)
威廉二世的边角批示，见1902年1月14日梅特涅从伦敦发给外交办公室的电报。PA B onn，Engl and81，Nr.lbsecr.，Vol.1。

(197)
比如，威廉二世的边角批示，见1904年12月27日梅特涅从伦敦发给比洛的报告。PA B onn，Engl and78，Vol.23a。

(198)
威廉二世的边角批示，见1897年3月23日蒙茨从慕尼黑发给霍亨洛的报告。PAB onn，Deutschl and138，Vol.10。

(199)
1897年8月20日威廉二世写给奥伊伦堡的信。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p.137－139。

(200)
1896年1月25日威廉二世在《评论家》上的边角批示。PAB onn，Engl and81，Nr.2，Vol.12。

(201)
1896年1月7日威廉二世写给霍亨洛的信，见Bundesmilit－rarchiv Freiburg，RM2，Vol.1558。1896年1月15日奥伊伦堡写给霍亨洛的信，in Karl Alex anderv on Müller，ed.，Fürst Chlodwigzu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Denkwürdigkeitender Reichskanzlerzeit（Berlin：Deut‐sche Verlagsanstalt，1931），pp.158－159。Order of January16，1896，inibid.，p.152。

(202)
Henry Wickham Steed，Through Thirty Years，I（New York：Doubleday，Page，1924），p.21.Originallyprintedin The Times.

(203)
Walter G9rlitz，ed.，Der Kaiser：Aufzeichnungendes Chefsdes Marinekabinette Admi‐ral Georg Alex anderv on Mailerüberdie Ara Wilhelms II（G9ttingen：Musterschmidt Verlag，1965），p.34.

(204)
Maurice V.Brett，ed.，Journals and Letters of Reginald，Viscount Esher，II（L ond on：I.Nicols on and Wats on，1934－1938），p.344.

(205)
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526.

(206)
Ibid.，pp.93－95.

(207)
在整个执政期间，德国皇帝都在对英国海军、Salisbury公爵和其他政要就壮大皇家海军提出各种建议。

(208)
Letter of February16，1908.GPEK，XXIV，p.34.

(209)
The Times，March6，1908.

(210)
威廉二世的边角批示，见1908年3月6日梅特涅从伦敦发给外交办公室的电报。GPEK，XXIV，德国皇帝穿过玛丽恩广场前往慕尼黑的市政厅，两旁由传令官簇拥

(211)
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570.

(212)
Ibid.，II，p.149.

(213)
Thomas Mann，Gesammelte Werke，II（Oldenburg：S.Fischer Verlag，1960），p.43.

(214)
我要感谢Lamar Cecil，他向我强调了这个问题的重要性。

(215)
Letter of February24，1896.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p.34－36.

(216)
引自Friedrich Hartau，Wilhelm II：In Selbstzeugnissenund Bilddokumenten（Reinbek：Rowohlt Taschenbuch Verlag，1978），p.144。

(217)
1903年7月26日乌伦伯格写给比洛的信。“Nordl andreise II：Psyche.”Bundesarchiv Koblenz，Eulenburg Papers，Vol.74。

(218)
1901年8月20日威廉二世发给比洛的电报。GPEK，XVIII（1），pp.14－16.威廉喜欢从性格的角度理解政治，对这一点的详细阐释见Lamar Cecil，“Historyas Family Chr onicle”。

(219)
Letterfrom Bülowto Holsteinfrom Windsor of November24，1899.Bundesarchiv Koble‐nz，Bülow Papers，Vol.91.

(220)
Telegramfrom Wilhelm IIto the Foreign Office of November6，1897.GPEK，XIV（1），p.67.

(221)
Telegramfrom Bülowto Metternichin L ond on of January21，1902.PAB onn，Engl and 81，Nr.lb，secr.，Vol.1.

(222)
Telegramfrom Wilhelm IIto Bülow of July19，1900.GPEK，XVI，p.14.

(223)
Bülowquoting Eulenburgin Denkwürdigkeiten，I，p.456.

(224)
Dudley Sommers，Haldane of Cloan：His Life and Times，1856－1928（L ond on：G.Allen and Unwin，1960），p.203.

(225)
对帝国君主概念的讨论，见Elisabeth Fehrenbach，“Images of Kaiserdom”，特别是W andlungendesdeutschen Kaisergedankens，1871－1918（Munich：R.Oldenbourg，1969）。

(226)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pp.285－286.

(227)
见如Kaiser的Thr one Speech of July4，1893。

(228)
见如Royal Message，1896年1月18日，德意志帝国成立25周年。

(229)
1902年11月9日梅特涅发给外交办公室的电报，当时威廉二世在桑德灵厄姆。PAB onn，Deutschl and138，secr.，Vol.5。

(230)
“Ein Zwiegespr－ch，”Bundesarchiv Koblenz，Eulenburg Papers，Vol.74.

(231)
Fehrenbach，“Images of Kaiserdom，”p.276.这一段和下面一段想从一般意义上解释费尔巴哈的主题，即德国皇帝身上集合了其统治时期的诸多形象。

(232)
F.W.v on Loebell，“Rückblickund Ausblick.”Philipp Zorn and Herbertv on Berger，eds.，Deutschl andunter Kaiser Wilhelm II.，IV（Berlin：R.Hobbing，1914），pp.1698－1699.

(233)
Friedrich Meinecke，“Deutsche Jahrhundertfeierund Kaiserfeier，”Logos，4（1913），pp.171－172.

(234)
Sombart，“Derletzte Kaiser.”

(235)
Ernst Johann，ed.，Redendes Kaisers（Munich：Deutscher Taschenbuch Verlag，1966），pp.118－119.

(236)
“Ein Zwiegespr－ch.”Eulenburg Papers，Budesarchiv Koblenz，Vol.74.

(237)
Letter oflate March.George Earle Buckle，ed.，The Letters of Queen Victoria，1886－1901，III（New York：L ongmans，Green， and Co.，1930），p.350.

(238)
Friedrich Naumann，Demokratieund Kaisertun（Berlin：Buchverlag“Der Hilfe”，1904），pp.167f.摘译自John C.G.R9hl，Germany Without Bismarck：The Crisis of Governmentin the Sec ond Reich，1890－1900（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p.279。

(239)
Ludwig Quidde，Caligula—eine Studieüberr9mischen Cdsarenwahnsinn（Leipzig：W.Friedrich，1894）.

(240)
Letterfrom Chlodwig Hohenlohe‐Schillingsfürsttohiss on，Alex ander， of October31，1897.Hohenlohe‐Schillingsfiirst，p.398.

(241)
对这个问题感兴趣的读者可以参阅R9hl，Germanywithout Bismarck； and R9hl，“Intro‐ducti on”to Kaiser Wilhelm II。R－hl生动地叙述了威廉难以抹杀的政治重要性，总结了“个人统治”的历史争议。还可参阅Paul Kennedy的文章，“The Kaiser and German Weltpolitik：Reflex‐i ons on Wilhelm II’s Placein the Making of German Foreign Policy，”pp.143－168；Kathy Lerman，“The Decisive Relati onship：Kaiser Wilhelm II and Chancellor Bernhardv on Bülow，1900－1905，”pp.221－247； and Terence F.Cole，“The Daily Telegraph Affair and Its Aftermath：The Kaiser，Bülow and the Reichstag，1908－1909，”pp.249－268。

(242)
Letter of February21，1905.Lettersfrom the Kaiserto the Czar，pp.166－170.

(243)
Bülow，Denkwürdigkeiten，I，pp.235－237.

(244)
“Ein Zwiegesprüch.”Eulenburg Papers，Budesarchiv Koblenz，Vol.74.

(245)
Fehrenbach，“Images of Kaiserdom，”p.277.

(246)
Ibid.，p.276.

(247)
“Die Feindedes Kaisers，”Die Zukunft，40（1902），p.340.Quotedinibid.，pp.282－283.

(248)
“Die Feindedes Kaisers，”Die Zukunft，40（1902），pp.269－285.Meinecke，“Deutsche Jahrhundertfeierund Kaiserfeier，”pp.161－175.Meinecke，“Drei Generati onendeutscher Gele‐hrtenpolitik：Friedrich Vischer，Gustav Schmoller，Max Weber，”in Br andenburg，Preussen，Deutschl and：Kleine Schriftenzur Geschichteund Politik（Stuttgart：K.F.Koehler Verlag，1979），pp.495－505.

(249)
德国的贸易政策可能是个例外，在俾斯麦的意义上，就连哈登列出来的这些目标也很难说是客观的。实际上，这篇文章从始至终都是从情感意义上考虑它们的。

(250)
“Ein Zwiegespr－ch.”Eulenburg Papers，Budesarchiv Koblenz，Vol.74.

(251)
Adolf Friedl－nder，Wilhelm II.：Versucheinerpsychologischen Analyse（Halle：Carl Marold Verlagsbuchh andlung，1919）.Seealso Franz Kleinschrod，Die Geisteskrankheit Kaiser Wilhelm II？（W9rrish ofen：K.Neuwihler，1919）；Herman Lutz，Wilhelm II.periodisch Geistesk‐rank！Ein Charakterbilddeswahren Kaisers（Leipzig：O.Hillman，1919）；H.Wilrn，Wilhelm II.als Krüppelund Psychopath（Berlin：A.Gerhard，1920）；aswellas Dr.Julius Michaelsohn’s articlein the Neue Hamburger Zeitung of November30，1918，Abendausgabe.

(252)
Ibid.，p.44.

(253)
Ibid.，p.48.

(254)
Paul Tesdorpf，Die Krankheit Wilhelms II.（Munich：J.F.Lehmann，1919），p.4.

(255)
Ibid.，p.31.

(256)
See T.Kohut，“Kaiser Wilhelm II and His Parents.”

(257)
Sigrnund Freud，“Delusi on and Dreamin Jensen’s Gradiva，”in Vol.IX of The St andard E‐diti 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ed.James Strachey（L ond on：The Hogarth Press，1964），p.45.

(258)
Emil Ludwig，Wilhelm Hohenzollern：The Last of the Kaisers（New York and L ond on：G.P.Putnam’s S ons，1927），p.30.

(259)
Sigmund Freud，“Lecture XXXI.Dissecti on of the Pers onality，”The St andard Editi on，XXII，p.66.

(260)
这些问题的深入探讨见T.Kohut，“Kaiser Wilhelm II and His Parents”。

(261)
Eg on Friedell，Kulturgeschichteder Neuzeit，III（Munich：C.H.Beck，1931），p.421.

(262)
Fehrenbach，“Images of Kaiserdom，”p.282.

(263)
Sombart，“Derletzte Kaiser.”

(264)
James Walter，The Leader：APolitical Biography of Gough Whitlam（St Lucia：University of Queensl and Press，1980）， andseenotes6－8below.

(265)
每个州在参议院都有同等比例的代表，对于人口较少的州，当然也是工业化程度最低、都市化程度最低并且——如一些人所说——最单纯的州，选举人发挥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此外，参议员任期6年，众议员任期3年。每次大选中仅有半数参议员重新参选，而众议院议员都必须再度参选。这使得参议院（上院）在政府层面保持着人数的优势，而众议院（下院）的局面则通过公开选举彻底改变了——正如1972年的情形。

(266)
在威斯敏斯特的体系中，对于开展政府职能极为必要的政府立法拨款被称为“拨款”（supply）。预算案被称为“拨款案”（supplybills）。

(267)
1974年，保守党联盟的乡村残余——乡村党——试图通过改名为国家乡村党（ the Nati onal Country Party）来扩大它在意识形态上的吸引力（着重号是后加的）。

(268)
腓特烈·诺斯，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Frederick North，2nd Earl of Guilford，1732─1792），诺斯勋爵（Lord North）是更为人所知的头衔，于1770年至1782年出任大不列颠王国首相，是美国独立战争的重要人物。由于英军最终在约克镇大败于美国独立革命军，诺斯在1782年3月27日辞职，成为史上第一位因不信任动议而辞职的首相。1783年4月，波特兰公爵出任象征性的首相，诺斯与激进的辉格党领袖查尔斯·詹姆斯·福克斯（Charles James Fox）结成了“诺斯—福克斯联盟”，并重回政府，担任内务大臣。但乔治三世一向对福克斯表示憎恶，所以诺斯在加入联盟一事中受到牵连，乔治三世视之为叛徒，而且一直也没有饶恕他。当联合内阁在1783年12月垮台后，诺斯再也没有在政府供职。诺斯在1790年时因为双眼失明而退出下议院。不久之后他继承了父亲的爵位，成为第二代吉尔福德伯爵，所以他的晚年都待在上议院。1792年8月7日，诺斯于伦敦逝世，随后被安葬于牛津郡沃克斯顿的诸圣教堂，该教堂就在他的家族宅第沃克斯顿大修道院的附近。——译者注

(269)
宪法律师依然在争辩约翰·克尔爵士行为的“合法性”。反对使用这种保留权力的人士——尤其是那些倾向于把克尔界定为像CIA这样较为险恶力量的代表的阴谋理论的人——随即开始称免职为“宪法政变”（ac onstituti onalcoup）。

(270)
关于原来的叙述，见Graham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Melbourne：Macmillan，1977）；关于后者，见Alan Reid，The Whitlam Venture（Melbourne：Hill of C ontent，1976）。

(271)
例如，Paul Kelly，The Unmaking of Gough（Melbourne：Angus＆Roberts on，1976）。

(272)
关于这一主题的完整阐述，见Walter，The Leader。

(273)
来自原来的幕僚格拉汉·弗罗伊登伯格（Graham Freudenberg）的评论：对于作者的私人采访。

(274)
见Graham Freudenberg，“The Pole Starthat Fellto Earth，”The Australian，February7，1977；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p.129－137。

(275)
惠特拉姆宣称，对于1944年工党尝试就战后重建进行公民投票以获得更大权力的失败，他感到失望，并为保守党冷嘲热讽地对待提案深感愤怒，因此他加入了工党。见Walter，The Leader，p.21。

(276)
比较D.J.Murphy，“New Nati onalismor New Internati onalism：Australian Foreign Poli‐cy，1973－1974，”World Review，13（1974），p.20。

(277)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68.

(278)
惠特拉姆提供了一份详尽的名单来说明他的见解：“我们的主要人员和主要努力异乎寻常地与失败和挫折相联系。”见Irwin Young，Theodore：His Life and Times（Sydney：Alpha Books，1971），p.viii。

(279)
例如，Laurie Oakes，Whitlam PM（Sydney：Angus＆Roberts on，1973）；D on Whiting‐t on，Twelfth Man（Milt on，Queensl and：Jacar anda Press，1972），pp.165－180。

(280)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64.

(281)
Ibid.

(282)
Freda Whitlam，“Interview，”The West Australian，January12，1977.

(283)
Freda Whitlam，quotedby Paul Webster，“Interview，”The Australian，January1，1973.

(284)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63.

(285)
Oakes，Whitlam PM，p.6.

(286)
Laurie Oakes and David Solom on，The Making of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Mel‐bourne：Cheshire，1973），p.49.

(287)
Laurie Oakes，“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Whitlam and Frost，ed.David Frost（L ond on：Sundial Books，1974），p.10.

(288)
Ibid.

(289)
惠特拉姆唯一的妹妹弗里达，比他小6岁，说起小时候一直敬畏他。弗里达·惠特拉姆终生未婚，但是拥有一份成功的教师职业，并成为一个长老会女子学校的校长。后来，在工党政府当政后，由于政府与学校理事会的理念相冲突，她辞去教职。这表明，对她来说，只是因为身为惠特拉姆家的一员，她就与保守的学校理事会越来越难相处。

(290)
Freda Whitlam，The West Australian，January12，1977.

(291)
Ibid.

(292)
Oakes，“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p.11.

(293)
Oakes，Whitlam PM，p.10.

(294)
Oakes，“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p.11.

(295)
Paul Webster，The Australian，January1，1973.

(296)
⑾Gough Whitlam，“Interview，”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May30，1972.

(297)
Oakes，“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p.10.

(298)
Oakes and Solom on，The Making of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p.49.

(299)
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May30，1972.

(300)
Oakes，“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p.10.

(301)
Freda Whitlam，“Interview，”Woman’s Day，March28，1977.

(302)
Interviewby Lord Chalf ont，The Age，December15，1973.

(303)
Oakes and Solom on，The Making of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p.50.

(304)
Paul Webster，The Australian，January1，1973.

(305)
Whitlam，“Interview，”Australian Financial Review，May30，1972.

(306)
Oakes，Whitlam PM，p.3.

(307)
Paul Webster，The Australian，January1，1973.

(308)
Freda Whitlam，The West Australian，January12，1977.

(309)
Freda Whitlam，Woman’s Day，March28，1977.

(310)
Oakes，“The Years of Preparati on，”p.10.

(311)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67.

(312)
Ibid.，p.68.

(313)
例如，见Paul Webster，The Australian，January1，1973。

(314)
来自原来国会法律顾问的评论；对作者的访谈。

(315)
Oakes and Solom on，The Making ofan Australian Prime Minister，p.49.

(316)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p.64－65.

(317)
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67.

(318)
Whitingt on，The Twelfth Man，p.171.

(319)
惠特拉姆关于父亲冷酷严厉的说法，也的确与弗雷德里克·惠特拉姆的朋友和同事所形容的亲切友善的印象截然不同。

(320)
Frost，Whittam and Frost，p.171.

(321)
Cf.Freudenberg，ACertain Gr andeur，p.68.

(322)
Heinz Kohut，The Analysis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1），p.82.

(323)
I.D.Harris，“The Psychologies of Presidents，”History of Childhood Quarterly，3（1976），pp.337－350，p.340.

(324)
J.N.Knuts on，The Human Basis of the Polity：APsychological Study of Political Men（Chicago：Aldine，1972），p.51.

(325)
Harris，“Psychologies of Presidents，”pp.339－341.

(326)
David Musto，“The Youth of John Quincy Adams，”American Philosophical Society：Pro‐ceedings，113（1969），pp.269－282；Bruce Mazlish，“The Mills：Fa ther and S on，”in Explora‐ti onsin Psychohistory，eds.R.J.Lift on and E.Ols on（New York：Sim on＆Schuster，1974），pp. 136－148；J.E.Seigel，“Marx’s Early Development：Vocati on，Rebelli on and Realism，”Journal of Interdisciplinary History，3（1973），pp.475－508.

(327)
M.S.Mahler，F.Pine and A.Bergman，The Psychological Birth of the Human Infant：Symbiosis and Individuati on（New York：Basic Books，1973），p.213.

(328)
Erich Fromm，The Heart of Man（New York：Harper＆Row，1964），p.70.

(329)
Sigmund Freud，“Libidinal Types，”St andard Editi on，XXI（L ond on：Hogarth Press，1960），pp.217－220.

(330)
Heinz Kohut，“Creativeness，Charisma，Group Psychology：Reflecti ons on the Self‐Analy‐sis of Freud，”Psychological Issues，9，Nos.2－3（1976），pp.379－425，p.388.

(331)
See J.G.Frazer，The Golden Bough（L ond on：Macmillan，1911），especially Part2，“Ta‐boo and the Perils of the Soul.”

(332)
R.Payne，Hubris：AStudy of Pride（New York：Harper Torchbooks，1960）； andcf. Aristotle，Nichomachean Ethics（L ond 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2），pp.1124A－1125A.

(333)
L.Feder，Crowell’s H andbook of Classical Literature（New York，Crowell，1964），p. 181.

(334)
Wilfred Bi on，Experiencesin Groups（L ond on：Tavistock，1961）.

(335)
D.Katz，“Patterns of Leadership，”in H andbook of Political Psychology，ed.J.Knuts on（San Francisco：Jossey Bass，1973），pp.203－238，p.208.

(336)
P.Haring，Political Morality（Cambridge，Mass.：Schenkman，1970），p.51.

(337)
See Freud，“Libidinal Types，”p.218.

(338)
这句改写自Haring，Political Morality，p.48，他在“Leaders，Laws， and Justice”（Chapter V）一章中的叙述有很多关于这个问题的有价值的评论。

(339)
Cf.J.C.Davies，Human Naturein Politics：The Dynamics of Political Behavior（New York：John Wiley，1963），p.282.

(340)
Cf.Sigmund Freud（1921），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New York：Nort on，1959），p.16.

(341)
Sigmund Freud（1905－1906），“Psychopathic Characters on the Stage，”St andard Editi on，VII（L ond on：The Hogarth Press，1960），pp.305－310，p.305.

(342)
Frazer，The Golden Bough，pp.7－8.他指出，古人赋予自恋型领袖即部落首长的成就和缺点的敬意变成对最初的失败迹象的憎恶和轻蔑，并且“他是被非常不光彩地解职的，如果他能逃离这一切，他可能会感到欣慰。”据笔者的判断，自由—乡村党联盟在1975年以后表现不佳，以至于1977年的党派选举中各党派差距非常微小。然而，反工党的阴影再次降临，这意味着投票者对于惠特拉姆的责备情绪没有终结，他仍然不得不为过分自以为是、唤起过高的期望，以及仍然担当工党领袖而受到惩罚。

(343)
Cf.Freud，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p.52.

(344)
用心理学的术语来说，在限制个人愿望方面，个人感受到社会需求，意识到维系社会群体的纽带需要限制纯粹个人的和本能的目的（Freud，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p.72）。拒绝服从的人威胁到所有人赖以生存的群体。社会（每个人置身其中的“世界”）需要对他进行惩罚。

(345)
G.Devereux，“Charismatic Leadership and Crisis，”Psychoanalysis and the Social Sci‐ences，4（1955），pp.145－157，p.156.

(346)
这就是惠特拉姆暗示的感觉的力量。见Frazer，The Golden Bough，pp.7－8。

(347)
J.Riviere，Love，Hate and Reparati on（L ond on：The Hogarth Press，1937），p.40.

(348)
Heinz Kohut，The Restorati on of the Self（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77），pp.279－280.

(349)
L.Roth，“Judaism：The Elements，”AQuarterly Journal of Jewish Life and Thought，7，No.1，（1950），p.11.

(350)
W.Laqueur，ed.，The Israel‐Arab Reader：ADocumentary History of the Middle East C onflict（New York：The Citadel Press，1968），p.21.

(351)
R.F.Benedict，“Psychological Typesin the Cultures of the Southwest，”Proceedings of the23rd C ongress of Americanists（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pp.572－581；A.Inkeles and D.J.Levins on，“Nati onal Character：The Study of Modal Pers onality and Socio‐Cultural Systems，”in H andbook of Social Psychology，ed.G.Lindsey（Cambridge：Addis on Wesley，1954），XI，pp.977－1020；A.Kardiner，“The C oncept of Basic Pers onality Structureasan Operati onal Toolin the Social Sci‐ences，”in The Science of Manin the World Crisis，ed.R.Lint on（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45），pp.107－122；M.Singer，“ASurvey of Culture and Pers onality Theory and Research，”in Studying Pers onality Cross‐Culturally，ed.Bert Kaplan（New York：Harper＆Row，1961）.

(352)
H.Glidden，“The Arab World，”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28，（1972），pp.984－988；S.Hamady，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of the Arabs（New York：J.Wayne，1960）；H.Feldman，“Children of the Desert：Notes on Arab Nati onal Character，”Psychoanalysts and the Psy‐choanalytic Review，45（1958），pp.40－50；R.Patai，The Arab Mind（New York：Scribner’s，1973）；M.Z onis，“Some Possible C ontributi ons of the Psychology of the Selfto the Study of the Arab Middle East，”in Advancesin Self Psychology，ed.A.Goldberg（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80），pp.439－446.

(353)
R.Patai，The Jewish Mind（New York：Scribner’s，1977）.

(354)
B.Beit‐Hallahmi，“Nati onal Character and Nati onal Behaviorin the Middle East：The Case of the Arabs’Pers onality，”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Group Tensi ons，2，No.3（1972），pp.19－28；F.M.Moughrabi，“The Arab Basic Pers onality：ACritical Survey of the Literature，”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Middle Eastern Studies，9（1978），pp.99－112.

(355)
Patai，The Arab Mind.Hamady，Temperament.

(356)
Moughrabi，p.99.

(357)
此类研究大多会从阿拉伯人的许多被指定的“国民性格”特征中挑选其中的一个特征，比如缺乏信任，却没有具体指出什么样的心理动力因素导致一个人表现出所谓的不信任他人。结果，研究人员对在哪些情况下会出现怀疑一无所知。不信任他人被假定为一种地毯现象，它会出现在所有情况和一切条件下。所以，由于没有对更为基本或者隐含的性格特征展开研究，不信任他人这个概念本身几乎没有可信度。

(358)
Erik H.Eriks on，G andhi’s Truth：On the Origins of Militant N onviolence（New York：Nort on，1969），p.266.

(359)
H.Lasswell，Psychopathology and Politics（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30）；W.C.Langer，The Mind of Adolf Hitler（New York：Basic Books，1972）.

(360)
S.Freud and W.C.Bullitt，Thomas Woodrow Wils on：APsychological Study（Cam‐bridge：Hought on Mifflin，1967）.

(361)
M.N.Walsh，“Diagnosis and Power Politics：Case of Rudolph Hess，”（paperpresentedto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 onatitsannualmeetingin San Francisco，California，1980）.

(362)
I.B.Singer前不久出版的著作The Magician of Lublin。Singer是用文艺手段表现此类心理的一个例子。它没有正面描写欧洲犹太人遭遇的苦境，但他的许多著作表达了一个共同的主题：欧洲人可以摧毁犹太人在这个物理世界上的肉体，却永远不可能摧毁、哪怕压垮犹太人的精神。

(363)
R.Sayigh，Palestinians：From Peasantsto Revoluti onaries（L ond on：Zed Press，1979），p.165.

(364)
R.Bini on，Hitler Am ong the Germans（New York：Elsevier，1976）.

(365)
F.Fan on，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New York：Grove Press，1963）.

(366)
E.Glover，War，Peace， and Sadism（L ond on：Allen Unwin，1947）.

(367)
A.Strachey，The Unc onscious Motives of War：APsychoanalytic C ontributi on（New York：Internati onal Universities Press，1957）.

(368)
Robert A.Le Vine and D onald T.Campbell，Theories of C onflict，Ethnic Attitudes and Group Behavior（New York：John Wiley＆S ons，1972）.

(369)
L.St one，“Reflecti ons on the Psychoanalytic C oncept of Aggressi on，”Psychoanalytic Quarterly，40（1971），pp.195－224.

(370)
Committee on Internati onal Relati ons，Self Involvementin the Middle East C onflict（New York：Group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1978）.

(371)
H.F.Winnik，R.Moses， and M.Ostrow，eds.，Psychological Basis of War（New York：Quadrangle Books，1973）.

(372)
P.Noy，“Cultural Patterns of Aggressi on，”in Psychological Basis of War，p.115.

(373)
S.Freud，“Group Psychology and the Analysis of the Ego，”in St andard Editi on，XVIII，ed.J.Strachey（L ond on：Hogarth Press，1921）.

(374)
L.Yabl onsky，“Delinquent Gangas Near Group，”Social Problems，7（Fall，1959），pp.108－117.

(375)
R.Moses and A.B.Moses，“Psychoanalytic Perspectives on the Peace Process：Obstacles to Peacewith Special Referenceto Narcissism”（unpublishedpaper，August，1979）.

(376)
J.A.Schossberger，“Ano ther View，”in Psychological Basis of War，pp.83－87.

(377)
R.Jaffe，“Psychoanalytic Implicati ons of Reacti ons of Soldiersto the Six‐Day War，”eds.Winnik，Moses， and Ostrow，pp.89‐102.

(378)
Ibid.，p.94.

(379)
F.Turki，The Disinherited：Journal ofa Palestinian Exile（New York＆L ond on：M onthly Review Press，1972）.

(380)
F.Turki，The Disinherited：Journal ofa Palestinian Exile（New York＆L ond on：M onthly Review Press，1972），p.77.

(381)
F.Turki，The Disinherited：Journal ofa Palestinian Exile（New York＆L ond on：M onthly Review Press，1972），p.93.

(382)
D.A.Rustow，“Ataturkas Founder of AState，”ed.D.A.Rustow，in Philosophers and Kings：Studiesin Leadership（New York：Gérge Braziller，1970）；N.Itzkowitz，“Mustafa Ke‐mal Ataturk’s Relati onshipwith Women：APsycho‐Historical Inquiry”（paperpresentedat Prince‐t on University on March8，1974before the Princet on Near East Studies Group and the Task Force on Psychiatry and Foreign Affairs of the 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 on）；V.D.Volkan，“Immor‐tal Ataturk：Narcissism and Creativityina Revoluti onary Leader，”in The Psychoanalytic Study of Society，IX，（1978）.

(383)
A.L.George and J.L.George，Woodrow Wils on and Col onel House：APers onality Study（Chicago：John Day Company，1956）.

(384)
Self Involvementin the Middle‐East C onflict，Proc. of the Committee on Internati onal Relati ons，Group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1978.

(385)
O.Fallaci，“An Interviewwith Khomeini，”The New York Times Magazine（Oct.7，1979），pp.29－31.

(386)
A.Sadat，In Search of Identity：An Autobiography（New York：Harper＆Row，1978）.

(387)
对于萨达特总统在1973年战争中发挥的作用，有一种说法与这个普遍接受的观点截然不同，见Lt.General Saad E1Shazly，The Crossing of the Suez（San Francisco，American Mideast Research，1980）。General E1Shazly在1973年战争中任埃及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他责怪对萨达特总统军事决策的干扰造成了埃及军队几乎功败垂成的结果。

(388)
The Ditchley Foundati ons C onference on The Resurgence of Islam，Ditchley Park，En‐st one，Oxfordshire（April10－12，1981）.

(389)
这里必须表彰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推动这些进展的功劳。在基辛格的坚持下，1973年战争结束时，防止了以色列武装力量彻底摧毁埃及军队，虽然当时以色列已经包围了埃及人。基辛格当时认识到，如果摧毁埃及军队，埃及人就不能把战争的结果看做一场胜利，而埃及人的凯旋心理是解决阿以冲突必不可少的根本因素。

(390)
Groupfor the Advancement of Psychiatry，p.489.

第三部分　结论

第十四章　对领袖问题的思考

丹尼尔·奥弗　查尔斯·B.斯特罗齐尔

这是最后一篇文章，它提出了作者在写作和编辑本书的4年间对领袖问题的思考。本文要讨论心理学的证据、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的伦理问题及其在行为学和社会学方面的方法问题，因为它影响到证据的性质。我们还思考了“优秀”的领袖之所以能够胜任职责的心理素质。最后，我们探讨了领袖在核时代面临的困境。

关于方法

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有一个明显的制约因素。我们从历史的角度研究过领袖问题，所以能够集中关注过去的领袖、追随者以及事件发生时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等一些有趣的心理学特征。心理史学的研究还没有达到可以作出预测的地步，即未来的领导者基于他与追随者和所处文化的关系将作出何种反应。有的领袖在逆境中表现极佳，虽然他们看起来好像不具备成功的领袖必须具备的能力。还有一些领袖看似前途远大，却在危急关头一败涂地。这样看来，领袖研究与社会学和行为学的其他研究并无不同：我们不具备那种知识，不能预言谁将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什么行动。

近几年展开了一系列纵向研究，这本专著的一名合著者追踪了几名青少年从进入中学到大学毕业一年后的发展情况
(1)

，可以对这个群体整体的精神健康状况作出一般的预测。我们预测，稳定而非变化是这些青少年样本的典型特征。换句话说，在中学里适应环境的青少年，中学毕业之后依然适应环境；反之亦然。事实证明，我们的预测是对的。精神健康的青年的比例接近于精神健康的青少年。这一点也符合样本所研究的心理畸形的青年比例。但两个群体之间不存在一对一的关系。换句话说，有的青少年在中学时表现良好，在大学和大学毕业后却表现出显著的精神病态；反之亦然。就个人而言，我们不能预测谁将表现得好，谁将表现得不好。其他研究人员也发表过类似的研究结果。
(2)

社会学和行为学越来越多地把注意力从个案研究转向了群体的统计学研究。
(3)

我们可以得出群体的统计学标准，据此作出对群体而非个体的预测。此类研究仍有待展开，无论如何，我们不能就此对某位特定的领袖作出具体判断。但是，我们可以从一般原则和群体标准的角度，扩展对领袖的了解。如本书所述，虽然存在上述问题，对领袖的个案研究至今仍是有效的，因为我们必须了解领袖与追随者在特殊的社会历史环境下相互交织的更多特点。更好地理解这些现象有助于我们掌握更多的具体要素，了解哪类领导人在什么情况下表现较好。

因为我们没有上面谈到的这种预测能力，所以，像格林布拉特（Greenblatt）那样建议由精神病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成立委员会，由它来判断和决定谁要竞选、谁不要竞选美国总统，我们认为是荒谬的。
(4)

社会从这样的委员会得到的只能是极其主观、别有政治动机和高度个人化的观点。

精神病学资料被明显误用的一个例子是1964年在精神病学家间展开的一份调查。其中一份问卷要求精神病学家回答，他们是否认为巴里·戈德华特将成为“神智正常”的总统。不料，戈德华特却没有当选。许多人认为他是好战分子。而当选的林登·约翰逊上任后，继续大力推行美国参与毫无希望的越南战争的政策。回答了问卷（一小部分精神病医生，还不到美国精神病学协会的5%）的人们没有采访过戈德华特，就认为后者不适合当总统。后来，美国精神病学协会发表文章表明了立场，这个精神病学家的官方组织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这样做是不合乎道德的。
(5)

我们认为，精神病学家即使采访了候选人（像格林布拉特建议的那样），也不可能保持客观的态度。心理学证据的性质决定了它很容易被滥用。如前所述，研究人员可以用来得出观点的基本资料几乎是不存在的。他们的观点高度个人化，带有明显的个人癖好，而研究人员则常常具有隐秘的动机。心理史学家完全可以研究自己喜欢或者厌恶的领袖。
(6)

但是，我们相信，心理史学家和精神分析学家在研究自己崇拜或鄙视的领袖时，会遇到许多困难。例子俯拾皆是。研究者鄙视研究对象的，有弗洛伊德和布利特对威尔逊的研究、布罗迪（Brody）对尼克松的研究。研究者崇拜或者迷恋研究对象的，有卡恩斯（Kearns）对约翰逊、布伦曼－吉布森（Brenman‐Gibson）对美国剧作家克利福德·奥德兹的研究。
(7)

我们还觉得，人们在研究一位明显极端病态的领袖如希特勒或者70年代的乌干达独裁者、“非洲屠夫”阿明（Idi Amin）时，心理问题似乎只是整个心理状况的一部分。为了理解一个社会为什么允许特定的领袖出现，我们还必须搞清楚群体现象（即追随者）的心理学性质，搞清楚领袖行使职责时所处的特殊的心理史学背景。

对心理史学的一条反对意见是，心理史学家没有丰富的联想，而联想则是密集的心理疗法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可是，正如克劳伯（Klauber）所说
(8)

，心理史学家有一点优势，他们了解一位领袖从童年贯穿整个成年时期真实发生的事情。除了克劳伯的话，我们认为，如果研究人员遵循下列6个基本前提，领袖的心理史学研究将会更有意义：

1.对当前活跃的领袖的心理传记研究很难开展。虽然也可以得出有趣的看法，但偏颇几乎不可避免，它们往往是心理传记，而非心理史学研究。我们的观点是，当前活跃的领袖也可以研究，但必须把他放在社会政治背景下、放在他与追随者的关系的框架内认真分析。在这些范畴开展领袖研究的例子，见本书第12章和13章。

2.心理史学研究提出了研究人员应该注意的几个道德问题。由于心理学证据的性质使然，研究人员应该避免研究自己对之怀有格外强烈的负面感情的领袖。美国当代10位总统的名字必然在我们大多数人心里留下不同的印象，引发不同的感情。也许，只需把他们的名字按照先后顺序逐一列出，就可以说明问题：胡佛、罗斯福、杜鲁门、艾森豪威尔、肯尼迪、约翰逊、尼克松、福特、卡特和里根。

3.要实事求是地看待一位领袖是否具备领袖天赋，必定是在经过足够长的岁月积淀之后。
(9)

4.我们对具体领袖进行事后的心理学剖析时，能够对他形成清楚的认识。采访过去或者现在认识他、与他打过交道的人们，采访他的亲朋好友，是大有好处的。不过，研究人员必须一再提醒自己，收集资料时必须兼顾认识这位领袖的所有人——爱他的、恨他的、对他无所谓的。

5.领袖必须在其心理历史背景下、还必须与追随者一道展开研究。过去被反复研究的领袖被冠之以“浪漫”、“邪恶”或“富于戏剧性”等性格特点。所以，仅举几个例子，对肯尼迪、希特勒、拿破仑、劳伦斯和尼克松的研究都不少，却没有对艾森豪威尔和杜鲁门的全面的心理史学研究。精神分析过去一向把目光集中在偏常个性的研究上，近年来，才开始涉足研究正常人或者普通人。与此类似，心理史学也没有对平庸的领袖开展过研究。我们要收集许多平庸领袖的资料，这样才能拥有研究现代社会形形色色的领袖模式的基本资料。

6.采访与特定的领袖发生过纠葛的人物时，必须相对客观。研究人员必须形成我们所谓的“研究同盟”，使他收集心理资料的能力达到最佳，同时尽量削弱潜在的微心理治疗过程（mini‐psychotherapeutic experience）的影响。访谈技巧的微小变化、个人的谈吐仪态以及诸如此类的问题在采访者看来似乎无足挂齿，却可能使被采访者在谈话过程中吐露截然相反的真相，变化之悬殊令人惊讶。
(10)

利夫顿在对“历史人物”的采访中就遇到过类似的情况。我们的心理资料在多大程度上是可信的？人们为什么要说实话？人们为了在我们——采访人员面前掩饰自己，常常会歪曲自己的真实感受。有时候，他们还会歪曲事件的真相，说出他们以为采访者可能喜欢的信息以取悦对方。换句话说，他们想在我们面前掩饰自己的心理病态，因为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的行为感兴趣。作为采访者，我们能否改变心理资料？能，而且，我们的确犯了与临床心理分析师截然相反的错误，致使我们看不到研究对象身上肆意泛滥的心理病态。临床人员有一种关注患者心理病态的倾向，这是他们所受的训练使然。对非患者的采访则容易犯矫枉过正的错误，即看不到采访对象身上明显存在心理病态。采访者有时不愿意追问更多的细节，毕竟，采访对象不是来接受心理治疗的。不过，作为采访者，我们也可以用某种形式的心理治疗对心理资料加以改动，在不知不觉中与对方建立类似于心理治疗师—患者的关系。要想达到我们的研究—采访目的，就要形成“研究同盟”概念。我们相信，这个研究同盟能够让研究人员尽量不受歪曲，实事求是地看待采访对象。

现在，转了一圈，我们可以回到最初的一个问题：杰出的领袖具有哪些品质，尤其是关涉到核时代的领袖问题？在我们看来，弗洛伊德对领袖研究的恒久贡献，不在于他对性心理和性心理动力的认识，而在于他涉及领袖早年的经历怎样影响其成年以后的行为的理论。埃里克森贡献了“伟人”理论，他认为，领袖的个人问题反映了时代的一般问题，领袖通过解决自己所处社会的问题，来解决自己的问题，他阐述这个原理的主要例子是路德和甘地。科胡特为认识领袖问题添加了自恋这个重要的新层面。原发自恋变成次发自恋，是正常的成长、成熟的一部分。
(11)

领袖越健康，他的妄自尊大（原发自恋）就越少，他就越能把最早的无所不能的感觉（次发自恋）变成更具创意的渠道和品性（比如推迟满足、幽默感等）。

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和科胡特从个人动机出发描述了领袖，但是，只有埃里克森和科胡特同时也从追随者的动机和心理出发剖析了领袖。在我们看来，正常的发展似乎比病态心理的发展复杂得多。所以，我们要为认识领袖现象补充第三个层面。这个层面由当下经验、压力情况下的处事技巧和新形势下的学习能力构成。因此，成立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略服务局”
(12)

发现，在训练营表现最佳者（类似于童年时代的经历）不一定在敌后的实际战斗中表现最佳。
(13)

换句话说，一个人在某些情况下的表现与他在另外一些情况下的活动无关。这一点跟领袖的相似之处显而易见：历史记录最佳、最有潜力的领袖，就职后不一定是行使职能最有效的。

领袖：关键要素

领袖通常能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处的历史时刻。一旦当选，大多数领袖都想在国家历史、甚至人类历史上留下自己的个人印记。研究历史的人们都很清楚，成功地渡过危机局面（比如战争）的领袖，在追随者眼中通常比那些在和平时代掌舵的领袖更崇高、更伟大。所以，我们认为最伟大的美国总统是华盛顿、林肯、威尔逊和罗斯福。没有什么比平庸无奇更让人反感的。这至少是约翰·肯尼迪在古巴导弹危机期间作出强硬反应的部分原因，那次危机比此前38年间的任何时候都把我们更近地拉向核战争的边缘。大致的原则是：任何一件大事，如果成功，都会给后代留下英勇光辉的记忆。

关于人格魅力之于领袖的重要性的著述甚多。领袖魅力被描述为“上天所赐”，只有少数领袖具备。这是一种特殊的才华，在追随者眼中，它似乎使领袖尤其能够号令民众。虽然领袖魅力的定义暗示一个人要么有、要么没有这种魅力，但是，我们觉得危机似乎能够诱发领袖魅力。显然，危机局势也可以激发领袖身上最不好的一面，这时候，人们看到的就常常是偏执、无能、悲剧性的领袖人物了。在一个复杂的社会，危机简化了群体的构成，造成群体成员的退行，使群体暴露出最原始的一面。一个社会越是复杂多变，具有领袖魅力的领袖脱颖而出的可能性就越小。相反，一个社会越是原始，就越容易出现一位“掌握一切答案”的领袖。然而，在危急时刻，复杂的社会回归到原始的群体构成，它团结在领袖身边，再次让领袖洋溢着人格魅力，无论这位领袖是否具备这种魅力。稳定、繁荣、正常运行的社会则似乎缺乏极具魅力的领袖。

希腊人认为，雄心是健康的人类品格，领袖应该骄傲地承认这一点。我们认为，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雄心是一种高尚的本能；我们还认为，根据科胡特的理论，雄心在一定程度上是原发自恋的健康转化。两者都认为，雄心是健康的心理品质，领袖不应该耻于公开表达自己的雄心。依照对杜鲁门名言的解释，领袖必须能够吸收他担任领袖所产生的热量，否则他就是无能的领袖。

逐一列出“优秀”领袖的心理特征是不可能的，因为如我们所述，三组相互作用的变量始终存在：领袖本人的性格、追随者的需求和愿望、二者所处的特定社会文化历史时期。个性要素可以用多种方式加以研究。精神分析家用结构法来研究心理学意义上的个人心理学，思考本我、自我、超我和自我理想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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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研究者则基于在人的一生中占据主导的发展影响因素形成了性格类型学，还有许多研究人员提出了关于个性和性格的理论，我们这里不一一综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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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这里选用的是在别处详细论述过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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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这种方法，自我与一个人对自己的认识、思想和感情的总和相一致。这些认识、思想和感情可以或多或少地表达为持续存在的自我规划或者自我体系，自我在其中被分成六个密切交织的部分。这六个自我分别是：身体的自我、性的自我、家庭的自我、社会的自我、心理的自我和适应环境的自我。

身体的自我。
领袖应该有适当的健康身体，这样才不会妨碍他的表现。关于罗斯福和威尔逊总统由于身体病痛而遇到的问题，已经著述甚多。

性的自我。
没有证据表明，性偏好或者性行为与领袖的领导能力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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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庭的自我。
关于这个问题著述颇多，但尚未得出最后的结论。一个人的家庭背景与他成年以后的活动有关，这一点毫无疑问。但是究竟有何关系还不清楚。一部分领袖克服了早年的创伤和冲突，还有一部分人则把童年受过的挫折发泄到追随者身上。

社会的自我。
与他人融洽相处的能力对大多数执政者都很重要。领袖必须学会与他人协商、激发同僚身上最好的一面。为了有效地与形形色色、常常带有敌意的群体合作，他必须学会运用人际沟通技巧。

心理的自我
。一个人的内心世界……他的幻想、梦境或者愿望——是他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喜欢思考、没有明显的心理症状的领袖在当政时会比较好过。如弗洛伊德所说，心理病态是日常生活的组成部分。领袖往往也不能免于心理困扰，比如神经质的冲突、心理问题，有时候更为严重的病态心理如明显的精神错乱等。毫无疑问，比较无趣的领袖往往也比较接近正常。所以，我们常常被那些具有明显的可察觉的心理冲突的领袖迷住，而不是与之相反的人。

适应环境的自我。
领袖应该能够创造性地处理棘手的社会文化冲突，提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案。领袖应该具备合理的智力和知识，这样才能洞察其中的问题。领袖还必须对自己的决定足够自信，并把这种自信传达给其他人。适应环境的自我还有一个重要方面，那就是领袖要能承受执政的压力和重负。众所周知，压力可以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它可以造成严重的身体症状，它可以大大削弱领袖的能力。它还可以在历史性的关键时刻使领袖更为僵化，灵活性变小，变得放肆、放纵，而这时候本该更为灵活和克制才对。

核时代的领袖：评论

人类文明的历程只走过了1万年。从宏观来看，男人和女人从穴居过渡到较为文明的状态，几乎没有多长时间。人变得有爱心、负责，不那么暴力野蛮，这个演化过程极其缓慢。有证据表明，今天的领袖比过去1000年间的领袖在情感上更为稳定，较少冲动。吉朋的著作给人留下一种印象，那些罗马皇帝在位只有短短几年，却发生了无数纷争。暗杀在希腊、罗马和古代希伯来、赫梯（Hittite）、波斯和埃及比在今天更加司空见惯。乐于为事业献身的狂热分子相信，他的行为将为他赢得天国的位置，这种人在任何时代都不罕见。有趣的是，1979年，被伊朗挟持的美国人质最终安然无恙地返回了美国，他们既没有被伊朗人砍头，伊朗人运送他们回国的方式也别无不同。一定的调和和妥协似乎占了上风。

由于核时代潜在的破坏力，在理性的人看来，一定的妥协似乎必须占据上风。有人（如利夫顿）提出，20世纪，经过净化处理、更为卫生的杀戮手段会使杀人变得更容易。在这个意义上，作为个人，我们不那么残忍了，因为我们不必再亲手把刀子捅向敌人。此外，技术进步能否让人更加轻松地表达本能的敌对心理，一直受到质疑。在我们看来，这个问题仍然没有得到充分的解答，不过，到了50世纪，它一定能够得到回答。

由于核时代特殊的危险性，今天，具有强烈的意识形态信念的领袖也许比一个天性较为平淡、较少攻击性的领袖更危险。美国近几年的历史指出，美国由艾森豪威尔而不是约翰·肯尼迪统率，这个世界更安全一些。反过来，亚伯拉罕·林肯毫无疑问胜过詹姆斯·布坎南，如果布坎南在1860年当选，他的执政必然是灾难性的。个中缘由很难回答。

婴儿的渴望是人类处境的主要部分。父母把婴儿抱起来、抛到空中、把他接住，再神奇地把他放下来却不会伤害他，他对父母强大而了不起的力量也许有一种奇迹的感觉；这整个过程是愉快的，振奋人心的。一段时间以后，孩子钦佩父母的力气和见识。虽然孩子今后将会遇到许多次失望（父母再也不神奇了！），但是，对领袖的渴望始终存在于我们心里——就像婴儿眼中的父母，什么事情都能做到，一切问题都能解决。正是这种对无所不能的领袖的渴望拔高了领袖的形象，在追随者眼中，把它抬高到不切实际的高度。上述感觉基本上符合人性，上述反应也可以理解，但其结果却往往极其危险。

但是，我们总渴望得到更高力量的启迪，就像宗教和政治这两种截然相反的社会体制所反映的那样。伟大反过来可以促进自我的扩展，在一个既具有挑战性、又非常复杂的技术世界，它不断地推动创造力以新的形式出现。可是，在核时代，用来克服这种心理需求的古老而熟悉的方式似乎不可能奏效。我们需要拉马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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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的突变，然而，历史却只允许达尔文式的进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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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Daniel Offer and Judith B.Offer，From Teenageto Young Manhood（New York：Basic Books，1975）.

(2)
Jack Block，Lives Through Time（Berkeley：Bancr oft Books，1971）；G.E.Vaillant，Adaptati onto Life（Bost on：Little，Brown，1977）.

(3)
Daniel Offer and Melvin Sabshin，eds.，Normality and the Life Cycle：ACritical Inte‐grati on（New York：Basic Books，1984）.Seeparticularly Part III，writtenby theeditors.

(4)
Milt on Greenblatt，“Power and Impairment of Great Leaders，”presentedas Distinguished Psychiatrist Lecture，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 on Annual Meeting，May2，1983，New York City.

(5)
Task Force Report＃11，The Psychiatristas Psychohistorian，American Psychiatric As‐sociati on，Washingt on，D.C.，June，1976.

(6)
Charles B.Strozier，Lincoln’s Questfor Uni on：Public and Private Meanings（New York：Basic Books，1982）.

(7)
Sigmund Freud and William L.Bullitt，Thomas Woodrow Wils on：APsychological Study（L ond on：Weidenfeld＆Nicols on，1967）；Fawn Brody，Richard Nix on：The Shaping of His Character（New York：Nort on，1981）；Doris Kearns，Lynd on Johns on and the American Dream（New York：Harper＆Row，1976）； and Margaret Brenman‐Gibs on，Clifford Odets，American Playwright：The Yearsfrom1906to1940（New York：A theneum，1981）.

(8)
John Klauber，“On the Dual Use of Historical and Scientific Methodsin Psychoanalysis，”Internati onal Journal of Psychoanalysis，49（1968），pp.80－88.

(9)
一个荒谬的例子出现在近期的《泰晤士报》（1983年11月22日）上。记者在文章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去世已经20年，所以，现在可以对他展开客观的研究了。20年显然不足以让人获得真正的历史视角。再过80年还差不多！

(10)
Daniel Offer and Melvin Sabshin，“Research Alliance Versus Therapeutic Alliance：A Comparis on，”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123（1967），pp.1519－1526.

(11)
弗洛伊德、埃里克森和科胡特对我们理解领袖问题作出了贡献，详细内容分别见第4、5和7章。

(12)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中央情报局的前身。——译者注

(13)
对Roy R.Grinker Sr.的私人采访， on James G.Miller，January，1984。

(14)
Sigmund Freud，The St andard Editi on of the Complete Psychological Works of Sigmund Freud（L ond on：Hogarth Press，1953－1966）.

(15)
最著名的人格理论是Henry A.Murray提出的，见Explorati onin Pers onality（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38）。人格理论多达十几种，每一种都强调不同的生理、心理、发展或者社会文化因素。

(16)
Daniel Offer，Eric Ostrov， and Kenneth I.Howard，The Adolescent：APsychological Self‐Portrait（New York：Basic Books，1981）.Seeparticularly Chapter1，“The Self：ATheo‐retical View.”

(17)
这种观点与Abraham Zaleznik不久前提出的理论形成了鲜明对比，他认为真正的领袖具有“比多数普通人更广博的性的胃口”，in Peter Cowen，“Business Leadersget Poor Grades，”Bost on Globe，February18，1983，p.3。

(18)
拉马克（Larmarckian）是法国生物学家，他承认物种可以转变，但把进化原因归于非物质的内在力量，认为是生物的“内部的力量”即活力驱动着生物的进化，使之越来越复杂完善。——译者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