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

[美]沙希利·浦洛基 著

林添贵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导论

第一部分 阿尔戈行动

第1章 总统旅程

第2章 马耳他会谈

第3章 沙皇的度假胜地

第4章 红色主人

第二部分 战士的峰会

第5章 三巨头重聚一堂

第6章 冬季攻势

第7章 德国问题

第8章 战利品

第三部分 世界新秩序

第9章 安全理事会

第10章 元首的阴影

第11章 瓜分巴尔干

第12章 为波兰而战

第13章 “乌克兰人会怎么说？”

第四部分 外交家的棋盘

第14章 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第15章 波兰问题陷入僵局

第16章 轰炸线

第17章 远东闪电战

第18章 “盟友不该互相欺骗”

第五部分 妥协的飞轮

第19章 在波兰问题上屈服

第20章 德国的命运

第21章 被解放的欧洲与巴尔干

第22章 伊朗、土耳其和帝国

第23章 秘密协定

第24章 战俘

第六部分 雅尔塔精神

第25章 最后的晚餐

第26章 跨越终点线

第27章 希望的日子

第七部分 风雨将至

第28章 麻烦的迹象

第29章 间谍大战

第30章 斯大林坚决固守

第31章 罗斯福去世之后

尾声

版权页

献给

安德里（Andrii）和奥利西亚（Olesia）

朋友们，我们要达成的是和平，而不只是终结这场战争。我们要遏制一切战争的根源。

——富兰克林·罗斯福

导论

这场会议的时间和地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受到最严密保守的机密。1945年2月3日，在夜色笼罩下，一队派考德汽车载着西方世界中最有权力的两位领导人——美国总统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和英国首相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前往他们的目的地——从前俄国沙皇和显赫贵族在黑海度假胜地雅尔塔所拥有的一组别墅。英美代表自称“阿尔戈人”（Argonauts），意指远古传说中的战士，他们要前往黑海之滨，找寻一头永不睡觉的龙，为的是要抢回金羊毛。他们要寻求这场吞没全球的世界大战的解决方案，“阿尔戈人”要对付的龙，则是东道主约瑟夫·斯大林，这个前格鲁吉亚诗人。

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举行了现代史上最秘密的和平会议。在这场会议里，他们调遣数以百万计的雄师，以他们的意志来裁定胜利者的公义，决定各个民族的命运，更使得数以百万计的难民东西迁徙，只因他们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促进永久和平。他们要创造一个机构，用以保卫和平及战胜国的利益。他们离开雅尔塔时既满意又焦虑。因为在他们背后的，是过去30年来两次世界大战造成数千万人牺牲性命的悲剧；而摆在他们面前的，却是战后不确定的世界。

地缘政治宏图的竞争，自我意识和价值体系的冲突，以及三个国家最精明谈判代表的纵横捭阖，全在1945年2月的这八天里，在雅尔塔会议中表现得淋漓尽致。三巨头相互揣摩他人的可信度，看其他人是否愿接受妥协。这两位由英、美第一流私立大学毕业的精英，能不能和从东正教神学院辍学的格鲁吉亚鞋匠之子达成共识呢？这两位经由民主程序选出的领袖，晓得怎么样对付一手缔造古拉格（Gulag）的教父吗？
[1]

会议逼得与会者必须正视无穷无尽的道德两难局面。它有如情感的云霄飞车，不仅涉及同盟国的领导人，也牵扯到他们各自的部属，这些部属不仅要为了自己国家的利益搏斗，还要争取各自上级的宠信。

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不到几年，与会者兼制定者的高度期望已经破灭，他们的决定还受到敌我双方的抨击。仍在人世的与会者不是替自己辩护，就是刻意遗忘自己的参与。失望、遗憾的感觉在冷战对峙的双方阵营里都很普遍。不论人们对这场会议抱持的观点有什么不同，雅尔塔都成了错失机会的象征。在西方世界，《时代》（Time
）周刊视雅尔塔会议为走向“失去的和平”之路的里程碑。麦卡锡时期的主流论述里，“雅尔塔”就是背弃自由、姑息世界共产主义的同义词。

谁该为失去的和平负责？20世纪40年代末期，冷战兴起，双方互相责备，这成为核心问题。美国国内也爆发了激烈的辩论。雅尔塔会议达成的决定使共和党和民主党产生了分歧。人们指控罗斯福总统及其顾问不仅把东欧及中国出卖给斯大林，还促进了国内共产主义力量的发展。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是美国雅尔塔会议代表团成员，他被控为苏联担任间谍，全案闹得沸沸扬扬，益发增添辩论的热度。乔治·马歇尔将军（General George C.Marshall）退休后接受传记作家访问时，绝口不提他在雅尔塔会议里扮演的角色，因为他很清楚不论他说什么，都会招致攻击。

即使到了今天，公众仍然围绕着20世纪50年代的老问题争辩不休：是谁出卖了东欧？说服苏联加入对日战争是否符合美国的利益？在2005年5月，小布什（George W.Bush）总统把《雅尔塔协定》拿来与1939年纳粹外长里宾特洛甫和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达成的苏德协议对比，即引起美国外交政策评论家的强烈反应。迄今为止公众对雅尔塔会议的辩论都还没有考虑到两个重要发展，即冷战结束和原本未公开的苏联文件业已公开。此外，辩论大体上也忽视了过去20年间专业历史学者对第二次世界大战及冷战的研究成果。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Boris Yeltsin）在上台头几年进行了“档案革命”，苏联档案开放，解密出大量的文件，其中许多和外交政策有关。虽然苏联历史的许多面相已因这些文件问世而得到重新评价，但是雅尔塔会议还未受到注意。冷战结束以来，西方国家中还没有针对雅尔塔会议的重要研究问世，更晚近对美国外交政策及战时同盟关系的研究，关于雅尔塔会议的部分也草草了事。所以这本探讨雅尔塔会议的新书将纳入过去20年的档案发现，重新评估已知的西方资料，并从新的历史观点来探讨这个会议及其结果。

原先接触不到的文件公开之后，我们得以重新审视旧问题并提出新问题。它们证实了前一个世代的学者在无法接触苏联档案的情况下提出的若干假设，也驳斥了一些说法。最重要的是，这些新解密的文件揭露了雅尔塔会议时苏联领导人的思维。斯大林和他的谋士们即便没有完全放弃世界革命的计划，也显然将之推迟了，他们有意与西方维持至少20年的和平关系。他们预备借此争取到足够的时间，以便从“二战”的灾祸与苦难中恢复元气，并为下一阶段的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做好准备。他们认为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争在所难免，但愿意暂时牺牲在西欧的共产主义运动，换得西方允许苏联在东欧独霸。在中欧方面，斯大林发表了违心之论，其实苏联计划把德国切割为几个小国家，但因为西方的反对，他们的意图无法实现。然而，各种迹象显示，在德国问题上，苏联本来或许会同意的东、西德分界线比英方提议的更偏东。后来东、西德的分界线采纳了英国方案。

新公布的苏联文件也让我们看清与雅尔塔会议有关、迄今为止最有争议的问题：希斯的间谍案。在20世纪40代末期及50年代初期，有一种说法指希斯不仅替苏联当间谍，还影响了罗斯福总统若干决定，这些决定后来被认为是出卖了美国的国家利益。现在苏联档案的新证据支持希斯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即是苏联间谍的说法，不过它也表明，希斯虽然暗中替苏联军方情报机关工作，但苏联政治部门要到会议结束之后才知道他的真正身份。苏联军方的联络人对他能提供的政治信息兴趣不大，他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于政治事务上的表现（包括苏联参加联合国），对苏联的目标而言并无贡献。由于“剑桥五杰”
[2]

在英国及美国的活动，苏联情报机关得以向其上级提供美、英方面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最机密文件。斯大林的情报负责人在高峰会议前夕及进行期间，的确颇有些亮眼的事迹，但希斯这条线不在其中。

新的苏联材料没有涉及的和它们所揭露的一样重要。从这些新开放的档案中，我们看不到有证据表明，斯大林或其手下想要占美国总统身体健康状况不佳的便宜，也没有证据说罗斯福在会议桌上表现不佳将有助于苏方达成目标。我们也看不到任何迹象可说，西方的波兰政策若更强硬，就能救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使他们免受苏联的宰割控制。尽管苏联领导人内部在战术上有些明显的不同意见，新资料却显示苏联决心建立对其西翼邻国的控制，以波兰为其安全结构的主干。斯大林预备倾其全力掌控波兰，所以，在这种情形下，西方外交立场是硬是软，其实已无关紧要。

从原本保密的文件判断，苏联对会议的结果感到满意，这其实与美方的感受并无不同，苏联对未来的合作也同样乐观。但是，双方都误判了对方的意图。这使他们接下来进入了互不信任、相互猜忌的阶段，最后演变成冷战的局面。雅尔塔是通往分裂、危险的世界之路上的重要一步，但是它并未造成冷战，也没有使冷战的产生不可避免。冷战是在后来才发生的，是许多人的决定造成的，而且至少在西方这一边，许多决定冷战局面的人根本没踏上过克里米亚的土地。

把雅尔塔会议从冷战的历史和学术背景中抽离出来，有助于我们正确理解它在历史上的地位。雅尔塔既不是冷战的第一次高峰会议，也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末会议，在1945年7、8月间举行的波茨坦会议（Potsdam Conference）才是。雅尔塔会议是战时的一场高峰会议，举行的时候，共同的敌人尚未被击败，胜利虽已接近，但仍未达成。在这样的背景下看待雅尔塔会议，我们就能认识到简单却根本的一点：会议的参与者协助结束战争，建立了经由谈判得到的和平环境，尽管这样的和平并不完美。我们现在知道，这个和平并不是核灾难发生前的停火。而不论是有心还是无意，三巨头都设法拼凑出了一个国际体系，来维持欧洲史上最长久的和平。

以高峰密会这样的方式结束战争要付出某种代价。它牺牲了公开宣示的原则，违背了西方领导人正式宣示并坚定相信的价值观。而且这个代价要由半个欧洲支付，因为世界很快就陷入冷战，东欧落入苏联的控制。这样的情况是怎么发生的？西方领导人能够以较少的牺牲得到更大的收获吗？最后，这些教训可供未来警惕吗？本书将叙述雅尔塔谈判的故事，检视参与者的期望和失望，探讨上面的这些问题。

叙述的焦点是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三巨头及其代表团在雅尔塔的那八天，会议的议定书是我重新建构事件的主要资料来源。欠缺正式的会议记录对于本书的写作来说，既是一种诅咒，又是福佑。这固然使我经常很难拼凑出辩论的实际内容，但是比起只有单一的会议记录，梳理不同代表团记录人员对同一对话的笔记，能让我们更完整地看到事件的经过。美方所漏掉的字句或对话被英国人或苏联人记下，英、苏疏漏的地方或许也被美国人记了下来。在有些事例上，一些重要的微妙之处明显被摘录人员漏掉了，有的则在翻译过程中失落了。

我大量引用可以找得到的会议议事记录和另外进行的私下会谈记录。然而，请大家注意，在某些事上，放进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和其他人嘴里的话只是大意（虽然有时候非常接近实际用语）。我运用我能取得的一切资料，尽最大能力重新建构，不仅依赖会议记录，也借重参与者的回忆录，他们对会议气氛提供了宝贵的评述。我假设摘记人员最了解自己的领袖，最能准确记载他们的谈话，因此只要可能的话，我会用美方记录来引述罗斯福的话，用英方记录来表达丘吉尔的评论，用苏方记录来传递斯大林的想法。为了避免读者被注脚淹没，我把用来重新建构某一辩论或对话的资料，在叙述这一事件告一段落时，全部放在一个附注里面。

苏联解体后公开的文件是我重新评估雅尔塔会议的最重要资料来源，但未发表的美方人员有关这一高峰会的记述，尤其是安娜·罗斯福·伯蒂格和凯瑟琳·哈里曼的记载，以及埃夫里尔·哈里曼的驻苏大使馆文件，提供了描述会议气氛的基础，以及此次会议之后的政治和地缘战略脉络。我自己从苏联档案中的发现（特别是俄罗斯联邦国家档案馆）有助于了解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恶名昭彰的NKVD）在会议准备阶段的角色。最有意思的是，我找到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为斯大林准备的雅尔塔会议照片本。

在雅尔塔会议引发的重大政治变革中，有一项是地名大幅更动。国界重划，人员也发生流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因为哈布斯堡、奥斯曼和俄罗斯帝国崩溃而产生的文化、语言文字变动情况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80年代末期，所谓“雅尔塔体系”的世界秩序开始瓦解，不久之后苏联解体为许多独立国家，又增添了复杂程度。本书中提到的许多地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都有不同的名字。有些地方到今天都还两个名字并用。本书中的地名通常采用它们今天所在国家的文字。因此，举例来说，利沃夫城在波兰文里是Lwów，德文是Lemberg，俄文是Lvov，而今天它属于乌克兰，因此是Lviv。通常在名称第一次出现时，或是特别谈到管辖权变动时，本书会注明该城市的别名。

本书着重讲述三巨头及其助理在雅尔塔的动机、思想和行动，并且以罗斯福为主角。故事开始于罗斯福启程前往克里米亚，然后我们会详细考察头几天的会议，与会者在那几天讨论军事事务，提出政治议题，并为后续的辩论铺垫。接下来记述三巨头在2月7、8两日的提议、反提议和各种错综复杂的交涉——这是雅尔塔会议最有成绩的两天。再来是末尾几天的辩论，这时罗斯福的主要工作是在没有达成协议的领域——如波兰政府的组成、德国的待遇等——尽量争取，而不危害到前两天已有的成果。

本书的最后两个部分“雅尔塔精神”和“风雨将至”旨在检视会议之后的高度期望，以及始于罗斯福去世之前那几个星期的东、西方关系的深刻危机，这危机象征和苏联密切合作的时代已告终结。本书以罗斯福总统去世、杜鲁门总统首次试图重新评估美国的对外政策作为结尾。罗斯福在世之时既受人敬佩，也遭人痛恨，但一般人都承认，正是因为他的卓越领导，美国才能走出大萧条的深渊，他也十分巧妙地带领美国取得了大战的胜利。会议结束之后两个月，他就撒手人寰，这使得雅尔塔会议成为他对外政策的象征，也使得关于会议重要性及遗绪的辩论，经常变成关于他本人政治遗产的争执。

本书的情节很复杂，叙述也十分详细，但主要的道德论点却很单纯：不论准备及进行一项国际会议时投入多大的努力，不论与会者的谈判技巧多么娴熟，他们有多么足智多谋，也不论会议成果多么璀璨可期（雅尔塔会议在当时被认为是伟大的成就），民主国家的领导人及社会在和价值观不同的人物或国家有密切牵连时，应该准备付出代价。降低代价的唯一方法，是对盟友的认识至少要与对敌人的认识一样深刻。雅尔塔会议及会后的发展显示，当没有共同价值把盟友绑在一起时，敌友之间的分歧迟早会爆发。

[1]
古拉格是苏联“劳动改造营管理总局”的俄语音译。政治犯多关押于其辖下的劳改营，因此“古拉格”也成为苏联与其东欧卫星国家思想统治的代称。——译者注

[2]
剑桥五杰，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五名为苏联情报机关所吸收的英国情报人员。这五人都毕业于剑桥大学，故英国情报机构后来以“剑桥”作为这批双面特工的代称。——译者注

第一部分　阿尔戈行动

勿再踌躇。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勿再动摇。

——温斯顿·丘吉尔

第1章　总统旅程

国会参议员、众议员、政府官员、外交官以及他们的眷属，在近午时分开始集合。到了中午，已有将近8000人集结在白宫南回廊附近。远处的白宫围栏之外，还站着3000多名穿大衣、着胶鞋的民众。前一夜开始飘落的雪已变成雨雹，但群众在看到他们要来见证的大事之前，是不会离开的。这个场合在美国历史上是没有先例的：在1945年1月20日，美国总统将第四次宣誓就职。有些群众一直听到传闻说，罗斯福总统身体欠佳，现在他们终于可以自己判断，再过10天就要欢度63岁生日的总统，是否仍堪繁剧，在未来4年继续领导国家。

中午，当就职典礼终于在白宫阳台开始时，没戴帽子、穿一身蓝色西装的总统在长子詹姆斯·罗斯福（James Roosevelt）的扶持下，起身走向讲台。37岁的詹姆斯是陆战队上校，从太平洋战场请假回国参加父亲的就职大典。大家以热烈掌声欢迎总统，但只有阳台上的人才看得到他是如何艰难起身，依靠沉重的脚架走完那一小段路的。总统浑身颤抖，詹姆斯后来告诉父亲，他的神情十分狼狈。

掌声稍稍平息，罗斯福开始讲话。他的重点不在美国于欧、亚两个战场仍与敌人鏖战不休的战争，也不在还未赢得的胜利，而是畅谈战后的和平。总统在寒风中宣称：“在未来的日子、未来的年月里，我们应致力于正义、光荣的和平，持久的和平，犹如今天我们为争取全面的胜利而奋斗一样。”他向全国宣示：“我们可以，我们也将达成这样的和平。我们应力求和平臻于完美。”接下来，罗斯福小心翼翼地提出：“我们不会立刻达成和平，但我们仍应该全力以赴。我们可能犯错，但不能因怯懦或丧失道德原则犯下错误。”他相信他知道如何达成目标。“我们已经晓得简单的事实，如爱默生（Ralph W.Emerson）所说：‘交友之道即是先成为他人的好朋友。’如果我们猜疑，不去相信，畏惧面对，我们就不会得到永久和平。唯有以理解、信任以及来自信念的勇气，才能获致永久和平。”

这是罗斯福最短的就职演讲，全长只有573词。他的健康以及严酷的天气不容许他长篇大论，但是简洁的演讲有助于强调他第四度、也是最后一次担任总统的最优先目标。他思虑的焦点是和平——正义、永久的和平，而不是通往下一场战争的前奏曲。私底下，他也关心自己能不能活得够久，来确保和平的愿望达成。埃莉诺·罗斯福后来回忆：“1月初，他心知这必将是最后一次就职，或许甚至预感到自己即将不久于人世，富兰克林坚持让孙辈全都到白宫住个几天。”这是他们全家三代最后一次同聚一起。

典礼过后，罗斯福与长子詹姆斯谈话。他要交代后事。他告诉詹姆斯，他一旦有任何不测，詹姆斯就应该继承家族戒指。他的遗嘱和对葬礼的要求都已放在保险箱里。几天后，总统将出一趟远门，到数千里之外开会。他健康状况不佳，战争期间要出远门也挺危险，只是此行攸关他在就职演讲中所描述的和平，他准备承担这些风险。没有人敢肯定他会平安地回国。
[1]

1月22日晚间，专列火车载着总统及其随员离开华盛顿。罗斯福的座驾是伯尔曼公司在战争爆发后为总统量身打造的专用汽车，有防弹玻璃窗、钢甲车身、钢筋水泥地板。他前往雅尔塔之行可不像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总统在1918年12月4日出发参加巴黎和会那般风光，既无礼炮，也没有群众夹道欢送。战事还在进行中，秘密勤务局极尽能事地隐匿总统要出国开会的消息，会议地点绝对保密，要等到全体与会人士都安全离开，该“未经透露的地点”才会公布。不熟悉总统出访例行安排的随行人士，对于“大老板”周围保安的程度大为叹服。

代表团成员、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爱德华·弗林（Edward J.Flynn）写道，“罗斯福夫人离开后”，总统及随行人员“爬进车子，在密勤人员的簇拥下出发。我们的目的地是车站，专列已在等候。到了车站，又是一群密勤人员和其他负责确保一切顺利的人员”。总统专列于1月23日早晨在破晓之前抵达弗吉尼亚州的纽波特纽斯（Newport News）。上午8点半，“昆西号”（USS Quincy
）军舰载着珍贵的人和货出海。这艘重型巡洋舰将要横渡大西洋，驶向马耳他，美方代表团预备在马耳他和英国代表团会合，再搭机飞往克里米亚半岛。
[2]

在整个1月里，美、英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通称“三巨头”的美、英、苏三国首脑即将会面一事上。会议的时间和地点则笼罩在神秘之下。没有人怀疑它会在近期内举行，但对于会议时间、地点的臆测充斥于报章媒体。盟国的记者们上穷碧落下黄泉地追踪蛛丝马迹，想找出这个谜题的答案。预计会参加这次高峰会议的美、英政府官员全被媒体紧密盯梢。1月间，美国新闻界开始报道，罗斯福总统政府的若干高级官员和个人亲信从社交场合失踪了。

罗斯福总统对于他将在就职后不久出席高峰会，其实并没有刻意保密。1月26日，《华盛顿先驱时报》（Washington Times-Herald
）报道：“现在看来，他不会在华盛顿逗留太久，甚至不会等候参议院通过几个重要人事案。”它也指出，国务卿爱德华·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 Jr.）已经人间蒸发。几天后，《华盛顿明星报》（Washington Star
）也报道，前任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詹姆斯·伯恩斯（James F.Byrnes）、白宫新闻秘书斯蒂芬·厄尔利（Stephen T.Early）、白宫官员塞缪尔·罗申曼（Samuel I.Rosenman）和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等人也不见踪影。新闻界也注意到罗斯福最亲信的首席外交顾问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赴欧洲出差，罗斯福唯一的掌上明珠安娜·罗斯福·伯蒂格不见了，以及丘吉尔及其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月23日没在议会下院亮相，据说这是“喧腾已久的会谈即将召开”的迹象。
[3]

罗斯福已经坐上“昆西号”海军军舰驶往欧洲，密勤局仍忙着处理消息走漏的问题。他们在华盛顿拜会当地一位经济学者康斯坦丁·爱德华·麦圭尔博士（Dr.Constantine Edward McGuire）；麦圭尔事先从一位参议员好友那里听说总统将要出行，就立刻写信向至少三个人说了这个消息。安全人员登门拜访之后，他保证不再和别人讲这件事。而更危险的是，消息是从美国海军人员那儿泄露出去的。当时流行的一句话是：“大嘴巴会沉船。”整个东岸充斥着关于哪艘船将在哪一天载总统出洋的各种传闻。

1月10日，联邦调查局向秘密勤务局通报：宾夕法尼亚州谣传，泊靠在弗吉尼亚州诺福克港（Norfolk）的美国海军轻型巡洋舰“萨凡纳号”（USS Savannah
）正在待命，将在就职典礼之后，立刻载送总统去和丘吉尔、斯大林会谈。1月22日，即罗斯福由华盛顿前往纽波特纽斯那一天，当地情报及安全组探员玛格丽特·温德勒（Margaret Windler）报告，五天前参加美国退伍军人协会舞会时，她无意间听到“萨凡纳号”海军人员夸口说，“昆西号”载送总统出国，他们的“萨凡纳号”将担任护航任务。温德勒认为，在海军人员中，这已是人尽皆知的事。她提出报告时，“萨凡纳号”和它爱嚼舌的船员已经出海了。
[4]

“昆西号”资历辉煌，因此才被选中担此重任。这艘重型巡洋舰在马萨诸塞州昆西市打造，1943年12月15日下水服役，1944年5月由艾森豪威尔将军（General Dwight D.Eisenhower）检阅，当年6月诺曼底登陆战时，它是第一艘向敌军开火的船舰。它也参加了1944年8月攻打法国南部之役。为了准备总统这趟行程，“昆西号”进行了改装，一道由主甲板通往第一甲板的特殊引道架了起来。船上又装了两部电梯，一部由主甲板通往第一甲板，另一部通往第二甲板。睡在舰长舱室的总统因此可以坐着轮椅在全舰到处走动。

弗林1月30日上午登上甲板时，见到一共有八艘驱逐舰、九艘巡洋舰护卫着总统的座舰。“昆西号”离开纽波特纽斯之后40分钟，驱逐舰“萨特利号”（USS Satterlee
）就出现，行到总统座舰前方。一小时后，轻型巡洋舰“春田号”（USS Springfield
）在“昆西号”后方担任后卫角色。不久，又有两艘驱逐舰加入行列，接近直布罗陀海峡之前，又有多艘军舰加入阵容。夜里，所有舰艇熄灯航行。如果必须发出电报，就由一艘军舰脱队后负责拍发电报。然后，它就走另一条路线，换由别的船舰替补。

从航空母舰及北非美军基地起飞的飞机受命负责从空中保护这支小型舰队。一旦有飞机飞向总统座舰，又不响应向它示警的信号，飞行员就会奉命将其打下来。英国皇家空军有架飞机就曾遭到示警射击，飞行员赶紧改变路线。但是，最主要的危险来自德国的潜艇。“昆西号”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拦截到一艘小船发出的求救信号，怀疑是由德国发出的钓饵，就不予响应。

安娜·罗斯福·伯蒂格陪着父亲前往克里米亚，她在日记中记下，“昆西号”进入卡萨布兰卡和直布罗陀之间的大西洋水域之前的一天，雷达侦测到德国潜艇的踪迹。她写道：“唯一的危险显然是，这些潜艇是敌方不知规模多大的船队的一部分……正在等候岸上……给它们下达指令。总之，什么事也没有——我们有一支相当强大的特遣舰队，因此我不能说，我在旅途因为担心有什么麻烦而失眠。”
[5]

罗斯福在出国旅行时喜欢有个家人作陪，因为在又长又累的行程中，他需要家人情感上的支持。这一次，传闻说他将和夫人埃莉诺同行；1944年9月，罗斯福即由她陪同，出席在魁北克和丘吉尔的会谈。这一次她也问过他，是否要她同行。白宫女佣们希望海上旅行能重燃他们的罗曼史，修复分床数十年所带来的紧张关系。可是，罗斯福不肯答应，他要带女儿安娜同行，安娜也欣然接受，和父亲一道出国。

安娜很兴奋，因为她有机会见到斯大林等外国名人，她试着不去想在她顺了父亲心愿的同时，却伤到了母亲。在丈夫、女儿准备出国之际，一向坚忍自制的第一夫人照样维持例行行程，代表总统在华盛顿参加就职舞会、社交活动。他们的婚姻自1918年危机以来一直没有复原。当时她在丈夫的公文包里发现了自己的社交秘书露西·默瑟（Lucy Mercer）写给他的情书。罗斯福遭到太太质问，太太要求离婚。可是，罗斯福的母亲却逼迫儿子，若是闹离婚，就不让他继承家产。他于是答应和露西斩断情丝，不再来往。婚姻固然保住了，但是原本的信赖与亲密关系已一去不复返。

20世纪30年代，已婚的露西，冠了夫姓的露西·拉瑟弗德（Lucy Rutherfurd），又和总统旧情复燃。1945年1月23日，当“昆西号”驶离弗吉尼亚州海岸时，罗斯福指着远处海岸线的某一点告诉女儿安娜，那是“露西长大”的地方。1月30日上午，来自露西以及他的亲戚玛格丽特·萨克利（Margaret Suckley）的礼物使罗斯福记起这一天是他的生日。埃莉诺发了一通生日贺电，却送不出去——“昆西号”的无线电奉命关闭。生日当天，罗斯福收到太太来信，是数天前写的，谈的是政治问题。罗斯福因此大为恼怒，而他也显然没向随行人员隐瞒他的情绪。安娜在写给丈夫的信里悄悄说，父亲只有在“抱怨母亲对他做的事和他所喜欢的人的态度时”，才会提到母亲。
[6]

让罗斯福许多顾问烦恼的是，埃莉诺对他的政治立场和行政决定有强大的影响力。她是个严苛的合伙人，不是罗斯福在漫长海外旅行时需要的保护型、宽容型助手。安娜却是个理想人选：她可以安慰父亲，也可以保护他远离不必要的谈话，确保他在旅途中有足够的休息和睡眠。罗斯福在世的最后一年，由于埃莉诺经常不在首都，因此38岁的安娜承担起第一夫人的职责。她的第二任丈夫约翰·伯蒂格中校——原本是报纸发行人，1943年加入战争部工作——派驻在西雅图，因此安娜带着5岁的儿子约翰尼住在白宫。她担任罗斯福总统的机要秘书。华盛顿政治圈传言，她实质上管控了“上达天听”的机会。

安娜于1月底从华盛顿消失，对饥渴挖掘新闻的媒体而言，这正是传闻已久的三巨头会议即将召开的迹象。白宫官员拒绝评论伯蒂格女士的去向。美国国务院文件中只称她为“机要女秘书”，而密勤局为了内部通信需要，赋予她一个代号：黄玉（Topaz）。她在“昆西号”上住的是高级军官舱房，她的出现在一开始引起了船上部分官兵的议论，因为他们还有老观念：战时让女人在舰上是不祥之兆。但是他们没有选择，奉命不准乱说话。行程结束前，安娜收到一张账单：使用“总统专用零食”，应缴纳32.5美元。直到会议结束，她和丘吉尔的女儿萨拉·奥利弗（Sarah Oliver）在马耳他的身影才出现在英国广播公司于2月15日发表的新闻影片中。1945年3月的《生活》（Life
）杂志刊登了这位“长腿、活力十足、漂亮”的伯蒂格女士的特写，所附的照片是她在雅尔塔附近的里瓦迪亚宫（Livadia Palace）中，坐在一台打字机旁留下的倩影。
[7]

和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前相似，罗斯福选择由一群亲信围在身边，而不是让一批可能最有助于准备会议的人随侍在侧。威尔逊很勉强才把自己的国务卿罗伯特·兰辛（Robert Lansing）列入美国代表团。罗斯福1943年参加德黑兰会议和丘吉尔、斯大林会面时，并没要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出席，现在他派接替赫尔职位、年仅44岁的斯退丁纽斯到北非去，依照斯退丁纽斯自己的说法，“花几天时间检讨美方即将在克里米亚谈到的许多问题之立场”，然后赶往马耳他，在总统抵达前先和英方展开咨询商谈。

罗斯福邀请了几个人作为他这趟海上旅行的同伴。海军上将威廉·莱希（William D.Leahy）是他的首席军事顾问。伯恩斯和弗林是民主党的两位重量级人物。罗斯福的好友伯恩斯曾任国会众议员、参议员、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此时是战争动员及复员办公室主任。弗林是他长期的政治盟友。同行者还有一批总统助理及海军中将罗斯·麦金太尔（Ross T.McIntire），他是联邦医事署长，又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医生，一向陪同总统出访。
[8]

唯一稍具外事经验的是莱希将军，他曾经短暂地出任美国驻法国维希（Vichy）政府大使。
[A1]

年近七旬的莱希依然身体健康、腰杆挺直，他和总统结识于1913年，对总统有极大的影响力。他慎思明辨，忠心耿耿，善与人相处，罗斯福十分倚重他。罗斯福虽有一些自由派的顾问和盟友，比如1941—1945年的副总统亨利·华莱士（Henry A.Wallace）和埃莉诺（莱希认为她太“理想主义”，“不切实际”），莱希却颇受总统敬重。因为第一夫人埃莉诺经常出外旅行，外交顾问霍普金斯因胃癌不常在白宫，所以莱希沉静的力量就和安娜的影响力一样，大为增强。

除了是总统首席军事顾问之外，莱希还担任美国陆海军统帅的参谋长，主持美国军方最高级别的委员会——参谋长委员会，即后来的参谋长联席会议。大凡军事事务都由莱希向总统报告，以至于罗斯福很少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碰面。莱希也就外交政策提供建言，总统在白宫通信中心“地图室”收到并解码的许多电报，都由他代拟回复函。莱希到克里米亚还有秘密任务。罗斯福过世之后，莱希回忆总统在雅尔塔时曾经跟他说：“我希望你能参加所有这些政治会议，以便我方有个我能完全信赖的人，记住我们做的每件事。”
[9]

伯恩斯被纳入雅尔塔代表团，或许是基于不同的动机。被华盛顿圈内人士称为“助理总统”的伯恩斯，是罗斯福在内政事务上不可或缺的股肱，管理战时一再扩大的官僚体系，协调许多相互掣肘的政府机关的战时任务。他们的关系却有一段外人不知的秘密。1944年夏天，罗斯福让伯恩斯相信，总统会支持他在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上争取副总统提名，而事实上他却支持哈里·杜鲁门。

罗斯福显然决定以邀请伯恩斯到雅尔塔来弥补这位爱将。他也必须依赖伯恩斯的支持，向国会推销自己在雅尔塔峰会上所做的决定。伯恩斯是个优秀的速记员，对雅尔塔会议的讨论做了详尽的笔记，而其实他根本不想参加这场会议。他在圣诞节假期时即被邀参加代表团，当下就谢绝了，出发当天，他再次受邀，又再度拒绝，表示自己在国内有许多棘手公务有待处理。罗斯福以他熟悉经济议题为理由，说服他上了船。罗斯福撒手人寰之后，伯恩斯出任杜鲁门政府的国务卿。

弗林也是最后一分钟才加入代表团的，相当出人意料。他连护照都没有，到了马耳他，罗斯福请斯退丁纽斯替弗林弄本护照，因为“他不想让弗林终其一生在西伯利亚过日子”。没想到连国务卿也很难替总统的好朋友弄到一本护照。弗林最后能进入苏联国境，靠的是一封信，声明他是美国代表团成员。他在会议结束后前往莫斯科时，才拿到了一本护照。身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林参与了1944年民主党全代会舍伯恩斯、取杜鲁门为罗斯福竞选搭档的过程。弗林是爱尔兰裔天主教徒，罗斯福要他处理苏联占领下东欧国家教会待遇的问题。
[10]

伯恩斯最认真看待他身为代表团一员的职责。他和莱希会在晚餐过后，认真地和总统讨论与会议相关的议题。他们有过四五次这样的讨论。可是，直到“昆西号”在马耳他靠岸前一天，罗斯福才把美国国务院为会议讨论议题拟订的美方意见书拿出来给大家过目。美国国务院或任何美国机关的代表都不怎么参与晚餐后的讨论，这使得伯恩斯很不放心。他认为罗斯福在“昆西号”上疏于准备，是因为他身体差。但是在伯恩斯表达他的忧虑时，安娜向他保证：一切安好，总统只是着凉，加上鼻窦有点问题而已。

1月30日，远在美国海岸约5600公里之外，罗斯福欢度他的63岁生日。这一天的《华盛顿明星报》告诉读者，总统目前在“某个未透露的地点”。报纸说，总统“和亲密友人及顾问一起正经办理公事，兼轻松庆祝生日，也照常接受其他国家元首的道贺”。丘吉尔的贺电电文是：“阁下生日正值重大决定、重大事件的关键时刻。”

《华盛顿明星报》写道：“总统在生日时已瘦了5～10磅，但他的医师、海军中将麦金太尔在他10天前宣誓第四次就职时报告说，他身体好极了。”国务卿可不这么认为。斯退丁纽斯认为，罗斯福的健康情况自12月中旬到就职日时已大不如前。埃莉诺后来也写道：“就职之后，很明显，富兰克林已经日益衰竭。纵使如此，他还是决心前往雅尔塔。当他决心要做一件事时，他是很少会放弃的。”

总统本身似乎也否认自己的健康问题严重。自1921年医师诊断他罹患脊髓灰质炎、双腿无法自由行动以来，罗斯福就拒绝向身体的局限屈服。他从不认为瘫痪不可复原。最先诊断他得了脊髓灰质炎的医生认为病情不重，有可能完全复原。但是，多年下来，情况并无太多进步。罗斯福学会在公开场合不靠支架走路，只在双腿装了金属支架，一手持手杖，另一只手经常扶着儿子的手臂。他拒绝退出政坛，还在1928年、1930年两度当选纽约州州长，更进而四度当选总统。

自1932年起即担任罗斯福医官的麦金太尔，在过去12年里最关心的是总统的鼻窦问题。总统的健康状况在1944年春天开始恶化。安娜此时已搬进白宫，为父亲的病容忧心，坚持要给他做一次彻底的健康检查。贝蒂斯海军医院医师霍华德·布鲁恩（Dr.Howard G.Bruenn）诊断出罗斯福得了支气管炎和高血压：他的心脏扩大，左心室有心力衰竭的情况，以致重要器官供血不足。布鲁恩建议病人戒烟，摄取低脂食物。当时他也别无良方，因为要医治这类问题，还有待此后多年的医学发展。

随着时间推移，罗斯福的健康问题越来越多，愈来愈难以处理国事。高血压最让医生担心，在1944年3月至11月间，罗斯福的血压从186/108逐渐上升为260/150。他偶尔会腹痛，经常头痛，夜里睡不好，长期咳嗽。他一直抱怨容易疲倦，医生试图限制他每天的工作时间，只能工作4小时，但这个规定根本办不到。1944年总统大选前夕，医生给了他健康无碍的诊断书，他们对于总统的病情其实已经无能为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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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贵宾群集在“昆西号”甲板上为罗斯福祝寿，安娜把庆生晚会办得热热闹闹。船员们用诺曼底登陆战当天“昆西号”所发射的炮弹之弹壳，做了一个铜烟灰缸送给总统。船上的军官、准尉和兵士都为总统烘焙生日蛋糕。包括总统大厨亲制的蛋糕、随行人员带来的蛋糕在内，总统的桌上放着五个蛋糕。四个蛋糕象征他四度当选总统，领导国人。第五个蛋糕上面装饰着一个问号：会不会五连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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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他的健康不谈，其实也不难想象，这位美国有史以来最具民望的总统还真有可能五度当选。几个月之前，罗斯福以432张选举人票对99票，力挫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Thomas E.Dewey），第四度当选总统，当时全美48州有36州拥戴他。没错，这是他最差的一次战绩，但依然可让许多前任钦羡不已。罗斯福展开第四次任期之初，在数以百万计在他率领下投入战争、现在希望能走向和平的美国人民心中，仍能激起乐观进取的情绪。他的乐观精神是不可压制的，很有感染力。

罗斯福一生都在逆势下奋斗，达成别人认为不可能的事。谁能预料得到，这个在同届同学中被评估为最“自命不凡”、进不了哈佛大学最有名的坡斯廉（Porcellian）俱乐部的东岸世家子弟，不仅成为全国最受敬爱的政治领袖，还成了群众的保护人？回到1921年，39岁的罗斯福得了一场大病，谁会料想到腰部以下瘫痪的他，12年之后会入主白宫成为美国总统？克服障碍成为他一生奉行的圭臬。

罗斯福善于运用现代沟通技术，他利用广播节目“炉边谈话”直接向人民发声，开启了美国政治新纪元。相对于他的前任或竞争者，美国人民觉得更了解他。罗斯福是个和蔼的公共演说家、机智的对话者，能够抓住美国人民和外国名流的想象力。但是，他也是个谜一样的人物，可以亲切，也可以拒人于千里之外；富有感染力，却可以和自己最亲近的助理都保持距离。他是个政治妥协的大师，把美国政治中“被遗忘的一群人”——居于社会底层的人——挂在嘴上，作为施政重心，因而被自己阶级的许多人认为没有原则、虚情假意。然而，他却因为做到了这一点，而使美国避免陷入阶级斗争的噩梦。

罗斯福在多州银行纷纷倒闭、全国陷入金融大危机之时出任总统，给苦苦挣扎的经济注入希望。他在第一次就职演说中称：“我要重申我坚定的信念：我们唯一需要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莫名、不合理、不必要的恐惧，阻碍了将后退转化为前进所必需的努力。”他责备华尔街，保证将用新方法修正经济与社会问题：“那些兑换银钱之人已经从我们文明殿堂的高位上逃走了。我们现在可以按照古老的真理修复这一殿堂。修复的程度，就看我们重视社会价值更胜过金钱利益到什么程度。”

罗斯福恢复经济景气的药方就是加强联邦支出，其目标是对受害最重者提供救济，并刺激停滞的经济。他也坚守竞选时削减预算的承诺，他一方面增加支出，一方面削减预算，降低联邦公务员薪水，减少退伍军人福利和军事开支。即使如此，罗斯福还是设法吸引了大有活力的青年和有理想的专业人士加入政府，从而改造了政府，替未来数个世代的美国社会结构奠定了基础。然而，复苏很迟缓，美国经济在20世纪30年代时仍在挣扎奋斗。可是，罗斯福胜过他的对手，说服美国民众接受他是最适合领导美国走出这极动荡的经济、社会乱局的人物。他三度连任成功，并为未来的繁荣奠定了基础，可是他本人没能见到这些成果。

在国际领域，罗斯福注意到纳粹威胁兴起，日本人在太平洋的野心日盛，他为此担忧。他后来领导美国投入一场国会及民众并不太想介入的战争。他深信这不仅是正义之战，也攸关美国及全世界的未来。美国国债从1941年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50%，蹿升到1945年时的近120%，但此时经济已恢复景气，几近繁荣，美国也即将赢得人类历史上最惨烈的一场大战。罗斯福早早就主张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也是美国在太平洋战场军事决策的主导者。1945年初，美英联军在比利时与希特勒的部队鏖战，在世界的另一头，美军已成功重返菲律宾，逼近马尼拉。罗斯福认为自己有责任缔造一个国际体系，保证之后再也不会发生全球性的大战。
[13]

罗斯福在1月23日清晨登上“昆西号”时，拖了四年多的这场大战，其终点已经清楚在望。但是，来自欧洲战场的消息并不全是正面的。盟军自1944年6月6日开始反攻，登上欧洲大陆，在夏天似乎一路势如破竹，节节胜利，可是到了秋天，冲刺力道似乎已经疲软。美、法部队于8月25日光复巴黎，英军于9月2日进入布鲁塞尔和安特卫普。鹿特丹则是盟军战略家的下一个目标，欧洲盟军最高统帅艾森豪威尔呼吁荷兰人要保住鹿特丹及其工业设施不受德国人摧毁。而人们预期盟军很快即可攻克鹿特丹，用它的港口当盟军迫切需要的补给据点。可是，战争结束前，鹿特丹都一直在德军手中。

盟军的计划因德军在安特卫普北侧顽抗不止而再度受挫。盟军如果能够控制连接安特卫普与大海的斯海尔德河（Scheldt River），安特卫普就可以成为盟军又一个补给中心。不料，攻克安特卫普竟成为艰巨又冗长的战事。接下来的“市场花园行动”（Operation Market Garden）又使英国、波兰空降部队损兵折将。身为西欧英军总司令，蒙哥马利（Bernard Montgomery）元帅承受了极大的压力，要让部队加速穿越荷兰，攻入德国。他提出代号为“市场花园”的大胆计划，这是整个大战中最大规模的空降作战。原定目标是以空降攻击，深入德军防线后方，夺占艾恩德霍芬（Eindhoven）、奈梅亨（Nijmegen）和阿纳姆（Arnhem）的桥梁，但因规划不当，他们结结实实吃了一次败仗。

冬天又带来新的问题。1944年12月16日，德国三个军团奉希特勒之令在比利时阿登（Ardennes）发动反攻，扑向安特卫普，想在盟军防线上制造一个“突出部”。当时天气不佳，盟军空军无法出动，而艾森豪威尔及其手下将领隔了几天才发觉，他们面对的是德军的重大战略攻击，不是地区性的反攻。他们下令投下援军，以拯救被德国装甲师包围的美军第101空降师。到了12月22日，天气好转，德军装甲车的燃料逐渐耗尽，盟军终于能够利用空中优势，给敌军迎头痛击了。但战事仍打到了新的一年。直到1945年1月盟军才好不容易取得上风。这一役美军阵亡官兵高达1.9万人，何时可以达成向德国境内推进的目标成了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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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方盟国试图在德军突袭反攻之后恢复元气，并于阿登夺回战略主动之际，红军展开了冬季大攻势。苏联部队在1941年、1942年连番惨败之后，终于在1943年打了两场关系重大的胜仗。他们2月间在斯大林格勒摧毁了德国第六军团，又于7月在库尔斯克之役（Battle of Kursk）中粉碎了好几个德国装甲师。到1944年秋天，红军已经收复了苏联全部失地，并开始进军东欧。红军打进第三帝国领土，突破了德军在东普鲁士的防线。两年前似乎即将亡国的苏联，而今成为欧洲最锐不可当的军事大国。

1945年1月12日，斯大林命令红军沿超过700公里长的前线发动攻击。这场攻势在许多发起点大出德军的意料，因此成果可观。到了1月17日，德军已被迫弃守华沙，在布达佩斯也退守多瑙河。1月18日，德军放弃克拉科夫（Kraków），次日红军攻占波兰西部的罗兹（Łódź）。1月23日，“昆西号”驶往欧洲时，苏联坦克开进东普鲁士埃尔宾（Elbing）。罗斯福生日当天，红军先锋部队已跨越奥德河（Oder River）。接下来几天里，他们在距德国首都70公里处建立桥头堡。前往柏林之路已经洞开。美国军事专家预测，德军将从北边向推进中的苏军侧翼反攻，但没人晓得德军是否能够稳定住他们的防御。
[15]

苏军的攻势让盟军如释重负，华盛顿和伦敦都表示欢迎。然而，1月初华盛顿开始传出谣言，指斯大林、希特勒可能单独议和。情势看来，斯大林或许已经可以依其条件不理会盟国，就结束欧洲战事。罗斯福一定要加快脚步，否则就来不及为东欧及中欧的解决方案谈判了。对于波兰的边界尚无定论。至于占领德国及可能进行的分割，还有法国在欧洲的角色，以及未来世界和平组织的会员及运作等重要问题，也都还没有定案。
[16]

罗斯福在战时一贯的谈判策略是，在战争结束前不就重大的领土问题达成协议。罗斯福和威尔逊一样，在战争进行中偏爱只谈原则和通例，因为密室协商充满过去腐败政治的味道，让人想起备受抨击的均势和势力范围的概念。此外，为什么要在苏联都还未取得控制之前，就承认它有权利取得新领土呢？罗斯福特别努力避免正式协议，也不让公众知道有非正式协议存在。现在，苏联大军已直叩柏林大门，协议已刻不容缓。若不尽快达成协议，恐怕就不会有任何协议了。

在罗斯福的倡议下，即将召开的会议将讨论军事问题。欧洲的东、西两翼前线已经向中央逼近，罗斯福要军方协调两边的行动。罗斯福脑子里的另一个重大题目是苏联加入对日作战。到了1945年1月，美国陆、海军在英国协助下，在战胜日本帝国方面的进展已大幅超前。珍珠港的震撼和耻辱早已成为过去。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于1942年6月缔造的中途岛海战大捷，已扭转太平洋战场的局势。1944年10月，道格拉斯·麦克阿瑟（Douglas MacArthur）的部队开始解放菲律宾。而此刻，美军飞机正对日本展开大规模空袭。

莱希在雅尔塔会议前夕就太平洋战事有如下评论：“我确信，我们的对日战争已进展到敌人落败指日可待的地步。”这是战争终结的开端，但是前面还有在日本本土及日军所占领中国的战事，哪怕根据最保守的估计，美军恐怕都要再折损数十万条性命。原子弹还只是理论上有可能的事物。像莱希这类认为美国不需原子弹或苏联助阵即可击败日本的人，毕竟远远少于主张尽快在最少牺牲美国人性命的情况之下结束战争的军事将领。根据这一方案，苏联将对付在中国的日本关东军，美国则集中兵力攻打日本本土。
[17]

莱希认为，罗斯福在雅尔塔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与苏联取得合作，打造他和丘吉尔于1941年宣示要成立的世界和平组织。威尔逊总统在1918年12月由美国启程前往欧洲时，相信自己有能力促成由国际组织确立的公义和平，今后再也不会有战争。巴黎和会催生了国际联盟，但威尔逊的梦想从未实现，而且让支持美国的人很难堪的是，美国一直没有加入国际联盟。罗斯福前往雅尔塔之前，脑海里一定浮现出威尔逊的遗愿。在启程前最后一次的内阁会议上，罗斯福还提到这位前贤。他决心实现威尔逊的梦想。

罗斯福接受坚定的威尔逊主义者所推动的联合国概念，其实比较勉强。赫尔长期担任他的国务卿，主导美国外交政策超过10年，直到1944年11月才因健康原因离职，他就是坚定的威尔逊主义者。罗斯福最初设想以美、英、中、苏四大国作为世界警察维持和平，这一概念纳入联合国的构想之后，罗斯福就无条件地接受了设立联合国的构想。但是他必须先完成两件事：说服斯大林加入，说服美国民众和国会议员支持。苏联已在1944年秋天承诺加入联合国，但是这个组织总部的所在地、安全理事会（实际上是控制此组织的大国专属俱乐部）的投票程序等问题，还有待解决。罗斯福必须在战争终止前，也就是斯大林还有合作之心、美国民众依然关注世界事务之时，赶快就这些议题取得坚定的承诺。
[18]

要达成他的目标，罗斯福就必须先说服自己在美国国务院及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专家们。罗斯福在1932年时曾不顾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意愿，独断决定承认苏联。他们对于这样一个拒绝偿付俄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债务、宣扬国际共产主义、在其国境之外支持颠覆和革命活动的共产主义政权，实在不愿正式承认。在即将卸任的胡佛（Herbert Hoover）总统共和党政府中任国务卿的史汀生（Henry L.Stimson）就曾说：“苏联并未根据国际社会的基本原则行事。”（史汀生后来经罗斯福延揽，出任战争部长。）

罗斯福通过私人代表，绕过美国国务院官员与莫斯科建立外交关系。承认苏联使美国外交政策与英国、欧陆大国保持同一步调，因为后者在20世纪20年代即已承认苏联政府。罗斯福的这个决定，得到了许多饱受经济大萧条之苦的美国人的支持。有些人盼望能增进贸易，有些人则相信苏联的言辞，以为苏联的计划经济是解决美国经济、社会问题的样板。这些期待都落空了。在美国承认苏联之后的几年，双边贸易其实不升反降，而苏联在国际事务上也是个难对付的伙伴。

斯大林在1939年8月与希特勒突然交好
[A2]

，在当时震惊了西方国家，那年苏联在不久之后又侵略了芬兰，因此罗斯福认为和苏联打交道最有效的方法就是互惠往来——唯有苏联和美国合作时，美国才友善响应。苏联政府限制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的长途电话时，罗斯福建议还以颜色，也对驻华盛顿苏联大使馆设限。但是，纳粹在1941年6月入侵苏联，突然使得苏联成为棘手却有价值的盟友。罗斯福决定协助苏联逃过崩溃的下场，在和德军长期抗战中得胜。他在国会推动立法，使莫斯科能够符合美国《租借法案》物资援助的规定。他也大力支持在西欧开辟第二战场。

可是，罗斯福发现自己和驻莫斯科大使及美国国务院的苏联事务专家似乎经常处于不宣而战的状态，因而有心铲除这些反对他总体上对苏联友善政策的势力。他不时调动外交人员，绕过政府机关，但是每次换上的新人最后又沿用前人做法，因他们反感苏联和西方打交道时的那种秘密文化、疑忌和口是心非。

1943年秋天，鉴于苏联已在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得胜，罗斯福决定改变他“不质疑”的援苏政策，改用讨价还价策略，他认为既然美苏关系现在已经是伙伴性质，采取这样的策略才会是更合适的做法。他也更动在华盛顿和莫斯科的人事，派好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Averell Harriman）为驻莫斯科大使。哈里曼家族靠修铁路致富，他一开始似乎与苏联相处甚欢。可是到了1944年秋天，连哈里曼也开始主张对苏联要有更强硬的政策。令哈里曼大为震骇的是，华沙起义时，斯大林拒绝援助波兰义军，让红军停在华沙市郊，坐视德军镇压波兰反抗人士。哈里曼及其莫斯科使馆的僚属看到苏联对待才从纳粹铁蹄下解放的东欧国家的方式，大为震惊，因而对苏联的立场愈来愈强硬。

大体上，罗斯福尽量努力不被他认为是次要议题的苏联行为分心。罗斯福的亲信顾问霍普金斯在1944年秋天表示，斯大林不肯协助华沙义军这件事，不应阻碍有关战后和平组织的谈判。他这个说法反映了总统的观点。苏联在国际和平组织上面的合作，攸关罗斯福对未来世界秩序的看法。他愿意在世界事务上平等对待苏联，承认苏联的安全顾虑，即接受苏联在欧战初起时和德国缔约所取得的领土，并协助它进行战后重建，以此换取苏联的合作。罗斯福乐观地认为，战后对苏联的贷款会确保美苏关系稳定。他的看法得到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的前身）研究分析组专家的支持。这个部门和外交系统不同，不必和苏联官员天天打交道，因此比较能从大局着眼。
[19]

罗斯福依赖他和斯大林的私人交情，认为可以借此绕过美国官僚和所谓苏联领导人周围的强硬派——这些人经常被责怪为给美苏关系制造问题的人物。罗斯福是美国政治文化的产物，相信个人交情（包括国家元首之间的私交）的力量。他把自己和斯大林的交情看作他对苏政策的核心。埃莉诺评论她丈夫对雅尔塔会议的期望时写道：“富兰克林抱持很高的希望，盼望在这次会议中，他可以借由增强自己和斯大林元帅之间的私交，来取得实质进展。”而罗斯福也在第四次就职演说中表示：“我们学到一个简单的道理，诚如爱默生所说：‘得到一个朋友最好的方法，就是先成为他的朋友。’”罗斯福有意向斯大林示好，希望能赢得斯大林的友谊。
[20]

罗斯福在“昆西号”上轻松地看完电影才就寝。他和随行人员观赏的第一部影片是1944年公映的《青春欢乐在我心》（Our Hearts Were Young and Gay
）。这部电影根据两年前出版的一本畅销书改编，不能说完全不适合这个场合。故事说的是两个爱玩又天真的女大学生于20世纪20年代前往欧洲旅行，在船上邂逅两名男子，然后在伦敦和巴黎发生了一些麻烦又有趣的故事。在“昆西号”上，似乎没有人把电影剧情和他们自己的欧洲之行拿来对比。

2月2日上午，横渡大西洋的旅程到了终点站。离开美国国土11天、历经近8000公里之后，“昆西号”进入马耳他的瓦莱塔港（Valetta harbor）。旅途中，罗斯福一直饱受感冒之苦。不过当“昆西号”抵达马耳他时，他已经好多了，但这只是相对的好转，在马耳他才见到罗斯福的人大多认为他病情严重。英国外交大臣艾登在日记中写到，罗斯福容貌苍老许多，“予人大国式微的印象”。和总统几天没碰面的美国代表团成员也被他的形容憔悴吓了一跳。
[21]

罗斯福在严格保密之下离开美国，可是到了马耳他，似乎根本没人介意应该保密这回事。港口两侧挤满本地民众，仿佛全岛万人空巷，人们都跑来欢迎美国总统大驾光临。罗斯福得到的欢迎堪比1918年12月威尔逊总统要去出席巴黎和会时，在布列斯特（Brest）受到的盛大欢迎。在这个阳光和煦的早晨，这个地中海岛屿格外美丽动人。安娜·伯蒂格在日记中写下：“你很难不爱上这个地方。随处可见的当地石灰石使建筑物展现出柔和的质地，改变了我从其他地中海城镇中得到的炽热印象。”
[22]

“昆西号”进入瓦莱塔港时，罗斯福坐在舰长甲板上，穿棕色大衣，戴一顶苏格兰呢布帽，欣赏这一幕景象。港口烟火飞舞，美军轻型巡洋舰“孟菲斯号”（USS Memphis
）和英国皇家海军“天狼星号”（HMS Sirius
）的船员们在甲板上列队，乐队齐奏美国国歌《星光灿烂的旗帜》。当总统座舰经过丘吉尔所坐的轻型巡洋舰“猎户星号”（HMS Orion
）时，英国水手全体立正，乐队也奏《星光灿烂的旗帜》。“昆西号”的乐队回以英国国歌《天佑吾王》。弗林在写给太太的信上说：“场面真是动人。”连艾登也不禁深受感动。他在后来回忆说：“乐队鸣奏、烟火飞舞之下，在舰桥上，勉强可以看到，平民装束的领袖就端坐在那里。他敏锐的双手能掌握世界的命运。所有的视线都转向他，突然间全场一片静默。这是人人肃立、似乎感受到历史的一刻。”
[23]

[1]
Public Papers and Addresses of Franklin D.Roosevelt:Victory and the Threshold of Peace,1944–45,ed.Samuel I.Rosenman(New York,1950),523–25;Eleanor Roosevelt, The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New York,1992),273;“For the Fourth Time,” Time,January 29,1945;Frank Freidel, Franklin D.Roosevelt:A Rendezvous with Destiny(Boston,1990),573–75.

[2]
Yalta Trip—Letters to Family,January 23,1945,container 25,Edward J.Flynn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 and Great Bitter Lake,Egypt,January 22 to February 28,1945,Travel Log,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3]
Semiweekly news summary prepared for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13,1945,series 8,clippings,Joseph Clark Grew Papers,MS Am 1687.7,Houghton Library,Harvard University.

[4]
Secret Service Records,Trips of the President,Yalta 1945,container 21,file 6-1,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5]
Anna Boettiger,Yalta Diary,9,box 84,folder 11: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hereafter cited as Boettiger,Yalta Diary);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

[6]
Doris Kearns Goodwin, No Ordinary Time Franklin and Eleanor Roosevelt:The Home Front in World War II(New York,1994),573–75.

[7]
Yalta Conference:Miscellaneous,8,box 84,folder;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FDR’s Daughter,” Life,March 5,1945.

[8]
Edward R.Stettinius Jr.,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The Yalta Conference(Garden City,NY,1949),30

[9]
Freidel, Franklin D.Roosevelt,507–8;William D.Leahy, I Was There:The Personal Story of the Chief of Staff to Presidents Roosevelt and Truman Based on His Notes and Diaries Made at the Time(New York,1950),294,297–98.

[10]
James F.Byrnes, Speaking Frankly(New York,1947),21–22;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69;Freidel,Franklin D.Roosevelt,535–37.

[11]
Freidel, Franklin D.Roosevelt,41–48,512–17;Daniel Levy and Susan Brink,“A Change of Heart:FDR’s Death Shows How Much We’ve Learned about the Heart, ”US News and World Report,February2,2005,54–57.Eleanor Roosevelt, Autobiography,273.

[12]
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Byrnes, Speaking Frankly,22.

[13]
J.B.S.Hardman,ed., Rendezvous with Destiny:Addresses and Opinions of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Whitefish,MO,2005),39–40;Jean Edward Smith,FDR(New York,2007);H.W.Brands, Traitor to His Class(New York,2008).

[14]
Norman Davies, No Simple Victory:World War II in Europe,1939–1945(New York,2007),122–23;Danny Parker, Battle of the Bulge:Hitler’s Ardennes Offensive,1944–45(Cambridge,MA,2004).

[15]
Geoffrey Roberts, Stalin’s Wars:From World War to Cold War,1939–1953(New Haven,CT,2006),61–164;Antony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1945(New York,2002),39–55.

[16]
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

[17]
Leahy, I Was There,292–93;Robert Maddox,“American Diplomacy before the Conference in the Crimea,”in Paola Brundu Olla,ed., Yalta:un mito che resiste,(Rome,1988),55–65.

[18]
Leahy, I Was There,292–93;Stephen C.Schlesinger, Act of Creation:The Founding of the United Nations(Boulder,CO,2003),17–52;Freidel, Franklin D.Roosevelt,577–78.

[19]
Mary E. Glantz,FDR and the Soviet Union:The President’s Battles over Foreign Policy(Lawrence,KS,2005),15–87,143–77;Barry M.Katz, Foreign Intelligence:Research and Analysis in 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1942–45(Cambridge,MA,1989),137–64.

[20]
Robert E.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New York,2001),809;Eleanor Roosevelt, Autobiography,273.

[21]
Byrnes, Speaking Frankly,22–23;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72–73;Anthony Eden, The Eden Memoirs:The Reckoning,(London,1965),512;Charles E.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29–1969(New York,1973),171–72;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An Intimate History(New York,2001),811.

[22]
Boettiger,Yalta Diary,9.

[23]
Letters to Family,postmarked in Washington on February 8,1945,Edward J.Flynn Papers;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68–69;Eden, The Reckoning,511–12.

[A1]
法国维希政府是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法国之后，以老迈的法国“一战”英雄贝当元帅为元首成立的傀儡政权。纳粹让贝当政权以中部的维希为首都，统治3/5的法国领土，故得此名。——译者注

[A2]
本段中所谓“与希特勒突然交好”，指的就是1939年8月，苏联与纳粹德国在莫斯科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又称《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译者注

第2章　马耳他会谈

马耳他岛上最急着要见美国总统的人莫过于英国首相丘吉尔。1945年元旦，获悉罗斯福计划在当时仍是大英帝国属地的马耳他过境，丘吉尔立刻致函：“欣闻阁下即将光临马耳他。我将在码头恭候大驾。”事实上，丘吉尔是在英国军舰上等候罗斯福的。那个阳光和煦的日子，丘吉尔刚从突然的高烧中复原。1月30日早晨座机抵达马耳他时，丘吉尔十分虚弱，起不了身，在飞机上休息了一阵子，直到近午时分才移驾到“猎户星号”军舰的舱房。
[1]

丘吉尔在1944年11月时已年届七旬，战争的压力已经使他显老不少。丘吉尔怪罪说，他是因为吃了医生莫兰勋爵（Lord Moran）给他开的药，才会发高烧到38.9摄氏度。莫兰则喊冤说，丘吉尔有个毛病，每逢有重大外交使命就会发高烧。首相的首席机要秘书约翰·马丁（John Martin）在雅尔塔会议前悄悄告诉莫兰说，丘吉尔状况更差了，变得很唠叨，过分专注某一特定议题，令内阁很沮丧。
[2]

2月2日上午11点半，“昆西号”停靠瓦莱塔港码头已有一个小时，丘吉尔觉得身体稍好，可以去拜会罗斯福了。丘吉尔30岁的女儿萨拉·奥利弗在英国空军妇女工作队担任科长，陪同父亲拜会。罗斯福在出发前向太太解释，他选择安娜作陪，是因为丘吉尔也由女儿作陪。可是，丘吉尔可跟罗斯福不一样，他和小他十多岁的夫人克莱门蒂娜（Clementine）结婚已逾36年，夫妻感情甚笃。他每次公差出国，都给夫人写长信诉说衷情。

萨拉是他们的次女，也是第三个孩子。她是个颇有天分的女演员和舞者，1945年6月的《生活》杂志曾以她的照片为封面。她嫁给维也纳出生的演员兼音乐家维克托·奥利弗（Victor Oliver），但是婚姻并不美满，因此她在1941年9月从军，不需实际离婚就达成实质分居。她只求过父亲帮一次忙，就是帮她达成从军心愿。她后来表示，自己之所以选择加入空军妇女工作队，是“受到制服颜色的影响”。浅蓝色的制服令许多英国女子倾倒。她曾经穿着这样一身制服，站在父亲身旁，出现在德黑兰会议的记者照相机前。这次萨拉同样穿着这样一身制服，陪着父亲到马耳他去拜会罗斯福，这是她第一次见到罗斯福的女儿安娜·伯蒂格。萨拉写信告诉母亲：“我立刻发觉，她长得真像她妈妈，只是当然漂亮多了。她很随和，我喜欢她。”不过，萨拉也说：“但是，我认为她对这次随行感到相当紧张。”
[3]

两位首脑和他们的女儿在等候午餐备膳的一个小时里，就在“昆西号”甲板上一边享受阳光，一边闲聊。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位自从1944年9月在魁北克城一别后，这是首次再聚首。当时两人都由太太陪同出席会议，并且一起通过广播向加拿大人民讲话。这两位老练的政治家之间关系相当复杂，但是强烈的互敬和钦佩之情让他们携手度过战争的艰困岁月。丘吉尔比罗斯福年长几岁，但在同盟中排行老二，对彼此关系投注较深，尽管偶尔有些贬低批评，但罗斯福还是很欣赏丘吉尔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头几年艰巨时刻的坚毅领导，也相当珍视和他的友谊。

丘吉尔深信为了英、美两国国运，必须经常和罗斯福碰面，维系二人友情，9月间两人都在蒙特利尔接受麦吉尔大学荣誉学位时，他就这么表示过。他说：“传递人类思想的手段中，最没有效果的莫过于利用迅捷的电报，或是利用今天现代通信的种种便利了。”听众笑了，丘吉尔又说：“和人际接触相比，它们根本就是一面死寂的空墙。”这次在马耳他会谈，丘吉尔将再有一次机会强化两人的私交，因为自从诺曼底登陆之后，美军对战事的贡献大幅增长，英军贡献相对萎缩，罗斯福似乎已与英国渐行渐远。
[4]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昆西号”上碰面，有待讨论的话题可多了。午餐在下午1点钟左右开始，丘吉尔很高兴他面前点了蜡烛，备有雪茄，丘吉尔认为这样的安排一定是出自罗斯福的吩咐。丘吉尔稍后告诉莫兰：“他一定是注意到我在白宫做客时，床头点了蜡烛。”（他指的是1943年5月他到华盛顿的那次访问。）这样小小的贴心表现让丘吉尔感念不已，两度向他的医生提到罗斯福“非常友善”。陪他们用餐的有美方的斯退丁纽斯、莱希和伯恩斯，以及英方的艾登。莱希后来回忆说：“和往常一样，首相抢尽了话头，畅谈英国在战时遇到的困难，还有所谓《大西洋宪章》的崇高理想，表示他完全认同那些仿效自《美国独立宣言》的原则。”
[5]

丘吉尔其实是吉星高照才能平安抵达马耳他。他的部分随员就没有安然抵达，他们的死讯于罗斯福抵达当天上午传来。丘吉尔于1月29日晚间由诺霍特（Northolt）空军基地起飞。由于预期会有大雪，他决定抢先出发。他们一行人分乘三架飞机——他的女儿、两名机要秘书以及莫兰医师和他搭同一架飞机——但只有两架到达目的地。在破晓前的浓雾当中，第三架飞机降落时超越岛面，掉进兰佩杜萨海域（Sea of Lampedusa），机上人员大部分身亡，其中有外交部的三名官员、参谋总长的侍从副官、派在丘吉尔战情室的一名中校，以及艾登的随从卫士。丘吉尔在回忆录中慨叹：“造化弄人呀！”外交部常务次官亚历山大·贾德干爵士（Sir Alexander Cadogan）在自马耳他寄出的信上说：“真是邪门。”他的机要秘书也在这起坠机事故中丧生。
[6]

丘吉尔一生曾多次化险为夷。他第一次亲历火线是在1895年过21岁生日时，当时他正替英国某家报纸采访报道西班牙在古巴平乱的新闻。两年后，他首次有了作战经验，那是在巴基斯坦一次追剿普什图（Pashtun）部落的军事行动。次年，他参加英国骑兵在著名的苏丹恩图曼之役（Battle of Omdurman）的攻击行动。丘吉尔退役后，于1899年以报社记者身份前往南非，报道第二次布尔战争（Second Boer War）。当敌军伏击他所在的巡逻队时，丘吉尔展现出过人的胆气。接下来的经历使他在国内声名大噪，有助于他踏进政坛：丘吉尔被俘，但是他逃出战俘营，跋涉近500公里，越过敌军防线，回到英军阵地。他又入伍从军，是首批进入比勒陀利亚（Pretoria）的英军官兵之一，并接受了当地战俘营守卫的投降。

这位未来的首相于1900年崭露头角，首度当选为议会议员，开启了使他投入新世纪大战争的事业。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担任海军部第一大臣，他主张通过达达尼尔海峡进攻奥斯曼帝国，在加里波利之役（Battle of Gallipoli）中却遭大败，英军阵亡逾2万人，伤者超过5万人，丘吉尔因未能达成占领伊斯坦布尔的主要目标而备受抨击，因而负起责任下台。丘吉尔感到奇耻大辱，再度投入军旅，以营长身份在1915年底至1916年初指挥一个营的皇家苏格兰燧发枪团在法国西线参战。

丘吉尔天性叛逆，又有坚强的信念，后来和保守党领导层及英国民众的意见分分合合。20世纪30年代上半期是他所谓的“旷野时期”，丘吉尔把大部分时间花在写作上，在他不担任政府公职，也不积极参与政治时，他就善用自己的写作天分。整个20世纪30年代，他都是个坚定的反共人士，跟1919—1921年担任战争大臣时一样，他力主英军攻打苏联。他对大英帝国绝对效忠，年轻时为它作战，后来又坚决拒绝赋予印度自治领地位。他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态度或许有变化，但他一直担心德国重整军备，不断地警告要提防纳粹日益增大的威胁。

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丘吉尔和一小群议会议员批评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保守党政府采取的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丘吉尔重作冯妇，入阁担任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就当过的海军第一大臣。1940年5月10日，希特勒入侵法国那一天，丘吉尔出任首相。丘吉尔拒绝和德国谈判，准备进行一场漫长艰巨的战争。他在接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演讲中表示，“除了血、泪、汗水”，再没有别的可给全国上下。接下来几年里，的确是血、泪、汗水交织，但是1940年秋天，英国皇家空军设法击退了德国对英伦三岛的空中攻击，破坏了纳粹登陆入侵英国的计划。英国挺下来了，但已无力挑战德国在欧洲大陆的统治。战火反而蔓延到地中海和北非。
[7]

丘吉尔经常搭机、乘船到偏远的战场。也就因为认识到个中危险，他留给英王乔治六世一封信，指定外相艾登在必要时当他的接班人。艾登曾在内维尔·张伯伦政府担任外相，但1938年2月，他因不赞成首相对意大利的政策而挂冠求去。当年9月，他反对把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割让给希特勒的《慕尼黑协定》（这项试图满足希特勒扩张野心的做法并未成功）。艾登是反对政府绥靖政策的少壮派势力领导人。丘吉尔出任首相后，先派艾登为战争大臣，旋即任命其为外交大臣，艾登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英美结盟，后来联盟又纳入苏联，成为人们所知的“大同盟”。

丘吉尔与艾登两人原本是政坛对手。虽然两人合作无间，艾登后来也娶了丘吉尔的侄女，但丘吉尔总认为他的第二把手优柔寡断。艾登在战时虽多次不同意丘吉尔的做法，但一直全力效忠于他。他也珍惜每次出国的机会，以期摆脱丘吉尔的阴影，在自己应得的功绩上得到肯定。尽管两人关系不无紧张，艾登却不肯利用丘吉尔面临的多次危机取而代之，而丘吉尔对艾登是他接班人这件事，也从来不作他想。1945年1月，英王要求丘吉尔提出一封新信函，万一他和艾登都未能从雅尔塔平安归国，要由谁来接班。丘吉尔和艾登商量过后才提出建议，然后在不同时间搭乘不同飞机，分别前往马耳他。这样小心谨慎绝不是没有必要的。
[8]

丘吉尔于1944年7月16日首次修书罗斯福，提议三巨头举行高峰会议。他建议此会议可于8月底前在卡萨布兰卡、罗马或德黑兰举行。就在几天前，红军才刚攻克立陶宛首都维尔纽斯（Vilnius）。红军指挥官已向西乌克兰的利沃夫方向发动大攻势，苏军已越过战前边界，进入东欧，东欧局势转瞬之间就可发生变化。丘吉尔希望说服罗斯福，放弃原定在法国南方的军事行动计划，改在巴尔干半岛发动攻势，如此才能阻止苏军进入中欧。他也觉得必须和斯大林就东欧的未来达成协议。三人一起碰头还是分开两次会谈尚无定论，但是丘吉尔觉得事不宜迟。

罗斯福接受这个构想，但是倾向于在9月第二个星期会面。两人遂致函斯大林，提议9月在苏格兰北部会面，斯大林可以坐船或搭飞机赴会。罗斯福在信中说：“事态发展既快速又成功，我觉得应该会面一谈。”这一来就泄露了他们关切的重点。于是斯大林借口当时红军正在进行重大军事行动，他必须留在莫斯科坐镇，予以婉拒。7月底，红军进入波兰，十分接近首都华沙，引起华沙市民于8月1日发动反纳粹的起义，却被德军血腥镇压。

苏军攻势只是斯大林不肯到苏格兰与罗斯福、丘吉尔会面的原因之一。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之后，斯大林对西方国家已经没有太多的战略支持需求，而他若能尽量拖延三巨头会议，多占领一些东欧土地，才最为有利。霍普金斯就抱持这样的看法，并向罗斯福表达出来。霍普金斯写道：“就乔大叔（战时斯大林的绰号）而言，他显然希望推迟和您的会议，一直推迟到德国崩溃之后。”斯大林并不想到非他控制的地区去开会。他不喜欢飞行（1943年12月从德黑兰飞回国，据说使他耳朵痛了两个星期），而且他对个人安全非常敏感，绝不考虑搭飞机飞越敌人领空，也不愿坐船经过位于挪威及苏联北方、布满潜艇的巴伦支海（Barents Sea）。

罗斯福继续推动峰会。他提议在阿拉斯加举行峰会，这样斯大林就可以不必经过敌军防线赴会。会议可在11月下旬，即美国总统大选过后才举行。斯大林再次谢绝。他告诉哈里曼大使，他因为健康因素，不堪长途旅行的舟车劳顿，但是可以派他的左右手、54岁的外交部长莫洛托夫代表他去罗斯福、丘吉尔两人所决定的任何地方开会。但这一提议并不符合这两位西方领导人的期望，他们想要和“有可塑性”的斯大林打交道，并不想和“强硬”的莫洛托夫打交道。这个构想因此暂时搁下。看来霍普金斯没看走眼：斯大林要回避和伙伴面对面会谈，直到战争结束。
[9]

罗斯福和丘吉尔两人则于1944年9月在魁北克城会谈，讨论了战后占领德国的问题，对英国供应《租借法案》物资的问题（到战争结束时，将超过310亿美元），以及英国海军参与对日作战的问题。东欧没列入魁北克会议的议题，因为唯有和斯大林商量才可能解决这方面的问题。这时候，苏军在东欧所向披靡，一个接着一个地攻下东欧各国。与斯大林会谈的需求日益迫切，丘吉尔决定亲自接手处理。从魁北克回国不到两个星期，丘吉尔就前往莫斯科，从10月9日至18日逗留了10天，想和斯大林就东欧问题达成协议。结果是成败互见——丘吉尔保住了英国在希腊的主导地位，但斯大林显然决心在东欧大多数国家扶植成立亲苏政府。

罗斯福派驻莫斯科的代表是哈里曼，他出席了丘吉尔、斯大林两人的大部分会议，但并非全部会议。美国总统选战正打得如火如荼，民调显示罗斯福只领先共和党对手几个百分点，罗斯福分身乏术，无法与会。面对活力充沛的42岁纽约州长杜威的挑战，罗斯福必须粉碎有关他健康欠佳的种种传闻。1944年10月，罗斯福全力发动选战，一度坐着敞篷车在大雨中于纽约市各区穿梭扫街拜票，历时数小时之久。选战固然成功，但罗斯福显然很介意他无法参与和斯大林进行的极重要会谈。

罗斯福致函斯大林和丘吉尔，建议将莫斯科会谈当作稍后三巨头高峰会的预备会议。丘吉尔在莫斯科的最后一天，斯大林发电报给罗斯福，不仅同意再举行一次高峰会，还建议了时间和地点，他说会议可以在11月底于苏联黑海任一港口城市举行。既然已经与丘吉尔就巴尔干的命运达成协议，英、苏两国已界定清楚各自的势力范围，斯大林认为，他的盟国应该已经预备好就东欧其他地区的未来和他协商了。

虽然斯大林还有丘吉尔后来都说，在黑海地区开会是罗斯福的主意，但此议一出，华盛顿大部分人都甚感意外。斯大林给罗斯福的电报提到，白宫首席顾问霍普金斯和苏联驻华盛顿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有一番谈话，据说是霍普金斯提出了这个建议。斯大林说，他和丘吉尔讨论过，丘吉尔也支持。丘吉尔立刻致函罗斯福，只要罗斯福、斯大林决定了地方，他都会赴会。然而，罗斯福并不想跑到离美国千里迢迢的地方开会。罗斯福的内圈幕僚怪罪霍普金斯竟然建议让身体不佳的大老板跋涉数千英里，还穿越敌军火线去开会。

霍普金斯的确难辞其咎。整个构想是他提出来的。他认为迫切需要在德国战败之前召开三巨头高峰会，也相信无法说服斯大林离开苏联。他想到罗斯福有好奇心，可能会想到新地方长见识、开眼界，遂向罗斯福提议不妨在克里米亚碰头。罗斯福并不反对这个构想，只要是在选战结束之后都好。霍普金斯遂问葛罗米柯，是否可在克里米亚找个合适的地点。霍普金斯后来记得，当罗斯福的顾问群“力劝总统不要去时，总统又动摇了，提出一大堆替代方案，其实都不怎么有道理”。罗斯福并没径自拒绝苏方的建议，只想说服斯大林在地中海某地会面。
[10]

罗斯福在1944年10月、11月和斯大林、丘吉尔的通信中，提出了不下十个替代地点：雅典、比雷埃夫斯（Priaeus）、萨洛尼卡（Salonika）、耶路撒冷、伊斯坦布尔、罗马、亚历山德里亚、塞浦路斯、马耳他和蔚蓝海岸。11月18日，罗斯福在给斯大林的信中提到，他对黑海感到踌躇，是因为船只需要经过爱琴海和达达尼尔海峡。罗斯福建议斯大林可搭火车到亚得里亚海滨，再换船到意大利或西西里岛，转往罗马或陶尔米纳（Taormina）举行高峰会。他也提议会议延到1945年1月20日他宣誓就职之后。

果然斯大林并不反对会议延后举行。他在11月23日回复电报，接受1月底、2月初开会，但又以医生叮嘱为由，不肯讨论黑海海岸以外的任何开会地点。斯大林可一点儿也不急，反正情势顺着有利于他的方向发展。他修书罗斯福的这一天，苏军已经深入捷克斯洛伐克和匈牙利，占领了托卡伊（Tokaj）及其著名的葡萄园。至于斯大林会不会兑现在德黑兰会议上的承诺，同意在靠近美国领土的地方举行下一次高峰会，罗斯福已经放弃希望了。当时，斯大林看到罗斯福下肢瘫痪，承诺下次由他来迁就罗斯福之便开会。
[11]

罗斯福没有办法，只好问哈里曼在黑海地区有哪些地方适合开会。12月6日，哈里曼向华盛顿回报：“我们有两名海军军官上个夏天到过雅尔塔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他们报告说，雅尔塔有一些建设良好的大型休养中心和旅馆，未在德军占领期间受到损坏。以苏联标准而言，这座城市非常整洁。港口小，是否适合当大型海军军舰的掩蔽锚地则有疑问。但是冬季气候尚可，1、2月间的平均温度为39华氏度（约4摄氏度）。该地坐北朝南，因高山屏障，罕有北风。”

这是雅尔塔首次被提到是否可作为会议地点。报告中有关该地区遭受破坏程度的情形，后来证明并不正确，但在华盛顿读到哈里曼电报的人员却认为雅尔塔似乎是理想地点。罗斯福的印象的确如此。依据哈里曼大使的报告，他在12月9日致函丘吉尔，提到雅尔塔应是可以容留盟国代表团在岸上居住的城市。

哈里曼于12月14日亲访斯大林，最后一次尝试说服他同意在靠近美国的地方碰面。斯大林答应去请教他的医生，但后来通过莫洛托夫告诉哈里曼，医生还是反对他长途旅行。很显然，苏联人是在搞把戏，兜圈子。斯大林问哈里曼，为什么霍普金斯提议在黑海地区开会，现在又不行了呢？哈里曼解释说，霍普金斯只是查询是否有此可能性。斯大林首选的会议地点是敖德萨（Odesa），表示他已经为在该地举行会议做了准备。然而，他也说，如果罗斯福愿意的话，大家可以在克里米亚或黑海的东岸会面。

此时，罗斯福已愈来愈能接受在克里米亚会面的构想。12月19日，他拍电报给哈里曼说：“我们已和弗兰克上尉谈过，他报告说，冬天在敖德萨飞行的天气气候条件并不确定，而且天气极冷。”他又说：“我对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特别感兴趣。”12月21日，哈里曼呈报告给华盛顿，支持选择雅尔塔。他说，敖德萨的天气“寒冷刺骨”，南边的克里米亚会比较暖和。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离最近的机场都有两三个小时的车程。塞瓦斯托波尔已完全毁于战火，雅尔塔的岸上住宿条件比较好。哈里曼根据曾经到过该地区的美国海军军官的报告，建议说：“毫无疑问，岸上几家第一流休养中心和旅馆的住宿条件将较为舒适。”
[12]

两天之后，罗斯福打电报给哈里曼，同意如果斯大林不能前往地中海，就在黑海地区举行高峰会。他圈选了雅尔塔，那里“似乎是黑海最适合的地方，岸上有最好的住宿之处，飞行的条件也最好”。罗斯福决定搭船舰到地中海，再搭机飞往雅尔塔。莫洛托夫于12月27日获美方告知这一决定。他和哈里曼会面时，仍提到敖德萨和巴统（Batumi），但这位美国大使已经决定，开会地点非雅尔塔莫属。
[13]

会议地点由罗斯福敲定，代号“阿尔戈人行动”却是丘吉尔在12月21日起的。罗斯福回信说：“你所建议的‘阿尔戈人行动’非常好。你我都是直系后裔。”丘吉尔很熟悉古典文学，找到的文学喻象正适合形容两位领导人的情感与期望，他们即将踏上漫长危险的旅途，到黑海去找寻他们的金羊毛。斯大林可不是饱读诗书的人，所以也不假思索地接受了这一代号。1945年元旦，丘吉尔获悉罗斯福决定在马耳他逗留之后，还特别发电报给罗斯福，附上自己写的一行诗：“勿再踌躇。从马耳他到雅尔塔。勿再动摇。”
[14]

罗斯福只有2月2日在马耳他停留，这天下午，他都在观光览胜。午餐之后，罗斯福在马耳他总督夫妇、自己的女儿安娜、丘吉尔女儿萨拉的陪同下，游览瓦莱塔港，并前往马耳他的古都城梅迪纳（Medina）。马耳他曾被轴心国连续空袭154天，可见此前争夺地中海控制权的战事何等激烈。1940年至1942年间，“马耳他堡垒”总共被投掷了约1.4万枚炸弹。本地居民被疏散到岛的中央地带，远离港口、工业地区和机场，但仍然伤亡惨重。那本意是要饿死马耳他居民和守军的海上、空中封锁，最后在1942年8月被突破，从直布罗陀运载补给品给这一被围孤岛的14艘盟军船舰中，有5艘安全抵达瓦莱塔大海湾。但封锁持续到1943年夏天才告解除。

安娜在日记中写道：“映入眼帘的是满目疮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这场战争造成的巨大破坏。”她在瓦莱塔港看到一块石雕，刻着罗斯福表彰马耳他人民英勇抗击纳粹围困的赞誉词，那是他于1943年12月自德黑兰回国途中送给马耳他人民的。石雕镶在通往宫殿的一扇门上，而门的另一边，是英王乔治六世在1942年4月纳粹空袭最烈时，颁给马耳他人民乔治十字勋章时的表扬令。
[15]

罗斯福跑去观光一事令英国代表团大失所望。美国国务院官员查尔斯·波伦（Charles E.Bohlen）后来说：“英国人对于罗斯福不肯跟他们讨论有关雅尔塔的战术或具体问题一事深感挂虑。”艾登向霍普金斯抱怨，他们“将要出席一场决定性的会议，却尚未协调好我们要讨论什么，也不知道该如何和那头胸有成竹的熊打交道”。丘吉尔也和艾登一样备感挫折。艾登在回忆录中记下：“总统那么难以预料，首相和我对此相当不安。”
[16]

丘吉尔一听说罗斯福打算在马耳他停留，就立刻问是否可以借此机会讨论共同策略。丘吉尔在1945年1月5日问：“您是否可在马耳他停留两三夜，让幕僚们好好地谈一谈？”丘吉尔次日又问，如果罗斯福只想在马耳他逗留一个晚上，是否可以考虑派军事首长提前几天先到。罗斯福起先不肯，但丘吉尔一再坚持，又建议外交部门代表也提前到达。罗斯福终于让步，同意派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陆军参谋长马歇尔率领代表提前到马耳他，但是他不肯更改自己的行程表。
[17]

丘吉尔如此坚持，被罗斯福的随行人员在“昆西号”上拿来当笑话调侃。安娜后来记得，有人笑说斯大林送来一封电报：“我说的是雅尔塔，不是马耳他。”罗斯福非常小心，不想让斯大林猜疑西方两个领导人要合起伙来对付他。他认为当前上上之策，就是不和丘吉尔有“会前会”。但是，丘吉尔急欲说服罗斯福承诺接受共同策略。丘吉尔显然是赢了面子输了里子，赢了战役却输了战争：罗斯福安排的行程表里没有留出两人进行具体讨论的时间。波伦认为，与其说罗斯福关切斯大林的感受，不如说他“大体上希望避免事先定下立场，想当场见机行事”。
[18]

丘吉尔可说是孤立无援。英国在雅尔塔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并无异于从拿破仑战争以来的一贯立场：防止欧洲由单一大国主宰。若有一个单一大国控制了欧洲大陆西部，就将对英国构成性命攸关的威胁。丘吉尔在数不尽的演讲中，把这个政策描绘成英国反暴政、反侵略的斗争。20世纪头10年有称霸主宰全欧野心的大国是德国，英国遂与德国的东邻沙皇俄国结盟。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战败，共产主义在俄罗斯帝国兴起，苏联取代德国形成了对欧洲稳定的威胁，丘吉尔因此在国内、国外都极力反共。他现在认为对欧洲而言，“红色威胁”远比德国帝国主义更加危险。

随着纳粹当家，德国的威胁复活，丘吉尔率先提醒国人，要小心德国国力上升。他在《慕尼黑协定》之后宣称：“我们已经跨越历史上一个可怕的里程碑，欧洲的整个均势已经错乱。”丘吉尔从来没有改变他视共产主义为危险威胁的观点，也没有低估它的跨国号召力，但是纳粹于1941年6月入侵苏联之后，他压抑下了自己的反共言论。目前不仅要捍卫英国利益，还要维护英国的生存。以某甲暴政之力来对付某乙暴政，似乎是合宜的事。
[19]

雅尔塔会议开幕之前，有赖苏军大捷，抗德战争已经胜券在握，但是东方却出现了另一个可能的欧洲霸主，丘吉尔可不会不战而退，离开外交战场。对英国人而言，波兰成了最重要的议题，这不仅跟英国为保卫波兰才和希特勒正式开战的过往有关。丘吉尔和他的外交顾问们都认为在战后的欧洲，波兰应该成为抵制苏联向西扩张的堡垒。丘吉尔策略的另一个重要元素是法国要强大。波兰、法国都强大，就可以牵制住复兴后的德国。为了保持欧洲的势力均衡，德国必须受到削弱，但又不能完全摧毁或解体。这会是很复杂的棋局。但是，英国借由参与欧洲大陆政治数百年的经验已有准备。不过即使如此，英国现在已经弱到无法靠自己的力量赢得赛局，非有美国的协助不可。
[20]

美国政府并不想卷入欧洲复杂的政治，因为美国人没有这一类外交游戏的经验，又鄙弃以权力均衡为基础的国际秩序。他们的国家并不是邻近欧洲大陆的岛国，因此他们的战略观可以不必那么功利。战斗终止后，美国民众不会允许美军在欧洲驻留太久。英国则被美国当作国际赛场上强劲的竞争者，丘吉尔一再想把欧洲划分为各国势力范围，颇令美国人生疑。

罗斯福及其顾问以击败德国作为战争最高优先，但是和日本在太平洋缠斗，对于在珍珠港事变后才投入战争的美国而言，并不是就无关紧要。如果说有哪个盟国可在太平洋战场提供大量援助，那就是斯大林的苏联，而不是丘吉尔的英国。在未来的世界和平组织中，也需要苏联的合作。美、英利益分歧太大，他们的领导人无法在对苏政策上完全契合。

罗斯福政府中支持“新政”的人士并不认为苏联力量上升是威胁——至少不是当下的威胁。对他们而言，这位英国保守党领袖不仅是自私的资本主义之代表，还拥护帝国主义，实践老式外交，倚重秘密协议和势力范围。罗斯福政府里许多人和前贤威尔逊总统一样，相信在新的世界秩序中不应再有帝国，而新兴独立国家应把资源和市场开放给所有的全球大国，而不仅是英国。他们怀疑这个美国从前的宗主还有帝国野心，当年美国开国诸贤就是因此发动独立战争反抗英国的。

艾登在回忆录中不无遗憾地记下：“罗斯福总统与美国民众都对大英帝国不无疑虑。罗斯福并不隐藏他对大英帝国殖民主义的不悦，因为这是他坚信的原则。他希望从前的殖民领地一旦脱离宗主国得到自由，就可以在政治和经济上依赖美国，而不用害怕其他大国可能又成为新的宗主。”
[21]

罗斯福和丘吉尔不仅在世界观和政治主张上大不相同，就连和自己的外交政策专家互动的方式也不一样。罗斯福宁可避免和自己的外交政策专家有太频繁的接触，丘吉尔则是尽可能要和他们交流，想把自己的观点和意志灌输给部属。丘吉尔属下专家避之唯恐不及，努力避免和他花好几小时吃晚饭，然后挑灯夜战讨论问题，却偏偏无法如愿。丘吉尔时常抑郁发作，不到筋疲力尽不会上床睡觉。他和斯大林一样，往往不到半夜是不让和他共进晚餐的人脱身的。霍普金斯1月21日抵达伦敦，与丘吉尔进行会前咨询商谈，谈话进行到夜里。有一天夜里，艾登因为能在凌晨1点15分就寝，就觉得万幸。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整个星期都累坏了，以至于在下议院答询时不知所云。”

丘吉尔在马耳他时也还是这样。贾德干在1月31日写给太太的信上说：“安东尼（艾登）昨晚7点多从首相那里告退，携来口谕要我和他与首相一道晚餐。据说他（首相）之后要和哈里曼打牌，我们有望在合理的时间就寝。”但贾德干可无法因此安心，他说：“我们大部分人今天晚上必须陪首相吃晚饭，恐怕好几个小时见不到我们的床了。”当天夜里，丘吉尔果真在午夜之前就摆好牌桌，和哈里曼大使打起牌来，他们玩的是源于法国、流行于英国的伯齐克牌戏。第二天晚上和丘吉尔一起吃晚饭的斯退丁纽斯回忆说，丘吉尔当晚表现出对未来世界局势的极大担忧。
[22]

斯退丁纽斯与霍普金斯于1月31日一起抵达马耳他，同艾登、贾德干进行会前会。斯退丁纽斯让每位和他初次见面的人印象深刻。年仅44岁的他却有一头浓密的银灰色头发，和他年轻的相貌、活泼的作风极不相称。斯退丁纽斯抵达马耳他时，担任国务卿刚满两个月。他曾任通用汽车公司及美国钢铁公司的高级主管，替罗斯福主持过《租借法案》管理办公室，在1944年12月升任国务卿之前担任过国务次卿，因此并非外交政策新手。

但是，斯退丁纽斯的人事案在国会里并不是没有争议。他的前任——赫尔国务卿——推荐由伯恩斯接任国务卿。可是罗斯福总统担心伯恩斯可能不好驾驭，不能容忍罗斯福亲自过问及掌控外交政策，因此拔擢斯退丁纽斯。总统这一招果真奏效。经常批评罗斯福外交政策的共和党籍参议员阿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于罗斯福去世那一天在日记里写下，斯退丁纽斯“只是总统的传令兵。他不具备担当这一关键时刻重大任务的背景和经验——虽然他是个好人”
[23]

。这也是许多人的感觉。

新任国务卿的确和蔼可亲，在马耳他的谈判进行顺利，双方都对结果感到满意。战争进行期间，英、美双方在许多议题上意见不一，从《租借法案》的条件到欧洲的军事作战等等，双方都有过争执。到了雅尔塔会议之时，来到外交部门的多数歧见不是已经解决，就是已有替代方案。当下的主要议题在于以何者为重。艾登说：“我认为他们（美方）太过重视世界理事会，而忽略了波兰。”他认为，除非斯大林“多少善待”波兰一些，否则未来世界和平组织不可能有真正的合作。
[24]

即使平常好批评的贾德干显然也满意这样的结果。他在给太太的家书里说：“我们进行得很顺利，我认为我们和他们之间不会有什么严重的问题。”斯退丁纽斯也满意会谈的结果，对英国对手方有很高的评价。他在回忆录中赞扬艾登“勇敢地与张伯伦政府战前的绥靖政策决裂，用智慧赢得了外交部人员及英国老百姓的尊敬”。两大盟国外交首长惺惺相惜，反倒是他们的领导人彼此之间并没有这样的了解。
[25]

在马耳他能进行外交商谈的时间已经相当有限，罗斯福却把其中大部分时间花在了研究英美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对盟军在欧洲军事作战的报告上。罗斯福显然认为，协调妥当军事问题比外交问题更为重要。说到底，协调就意味着英国必须搁置自己的军事计划，配合美国的方案。罗斯福观光完毕，回到“昆西号”上，两大领袖与盟军将领们开会。会上罗斯福全力支持美国将领在欧洲军事战略上的主张。英方重复他们此前多次的建议，要求在西线战场他们那一段发动对付德国的主要攻势。他们也坚持，除了西线攻势以外，在地中海战场也应发动另一波大攻势。英方不仅希望抢在红军之前进入柏林和中欧，还想让英方将领主持主要的军事作战。

美方，尤其是马歇尔将军，强烈反对这两项计划，认为它们没有作用，而且会不利地分散兵力。通常温文有礼的马歇尔这时强力反对英国企图降低艾森豪威尔权限的做法，并要求在速记人员回避的情况下与英国首长进行秘密会议，把他对英方要求把未来攻击的指挥权由艾森豪威尔将军移交给蒙哥马利元帅的看法和盘托出。他对英方声称的美国对艾森豪威尔影响力太大一事提出反驳。身为盟军最高统帅的艾森豪威尔应该是独立自主做决定的。马歇尔告诉英国参谋总长艾伦·弗朗西斯·布鲁克爵士（Sir Alan Francis Brooke）：“跟你担心的事比起来，美国将领反倒更担心丘吉尔先生对艾森豪威尔将军的直接压力和影响。总统可从没和艾森豪威尔将军碰面，也从没写条子给他——那是因为他听从了我的建议——毕竟艾森豪威尔将军是盟军统帅。但我们还真是很为首相给他施加的压力挂心。我认为你的忧虑搞错对象了。”
[26]

马歇尔如此强力干预，英方别无选择，只能接受美方在整个西线战场发动攻势的战略。在这种情况下，丘吉尔所能做的，只剩下向罗斯福建议，万一德军在意大利投降，盟军应该尽可能多占领一些奥地利领土，“最好别让苏联人在西欧占领过多的地方”。但这话只是假设的说法。此时的丘吉尔只得（不无保留地）同意把一部分英军调离意大利和希腊，投入西欧战场，以便加强盟军在主要战场的实力。和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商讨之后，丘吉尔照会罗斯福，表示他有意把驻意大利盟军司令官哈罗德·亚历山大（Harold Alexander）元帅调到西欧，担任艾森豪威尔的副手（从而使亚历山大成为欧洲战场英军最高将领）。
[27]

英方认为，在启程赴克里米亚之前的晚餐，是他们可以和罗斯福达成共识的最后机会。可是，他们的希望又落空了。“昆西号”上午餐、下午茶和晚餐的安排，全由安娜·伯蒂格一手包办，而她关注的重点是保护她父亲不和美、英代表团成员相处太久以致疲累。结果她很不高兴，因为英国代表团的同一批成员既出席了午餐，又被她父亲邀来吃晚饭。她只好为自己邀的客人——比如从南斯拉夫飞过来的丘吉尔之子伦道夫（Randolph）——另做安排。军舰上的舱房并不大，不是办隆重招待会的地方。令安娜更加不痛快的是，她请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在她的舱房等她准备饮料，他们两人“却溜进罗斯福的舱房，和他讨论公事，直到45分钟后，沐浴完毕的丘吉尔现身，这才作罢”。
[28]

由于安娜和萨拉也出席晚餐，因此晚餐变得更像社交活动，而非英方所企求的讨论公事的场合。斯退丁纽斯后来写到，在“昆西号”上的讨论“再次厘清了美、英（在许多议题上）的态度”。如果光看两位领导人在正式及非正式谈话中讨论到的题目清单，那的确是无所不包，从欧洲战场的军事作战，到德国、波兰和罗马尼亚的未来，到对伊朗及中国的政策，再到世界和平组织，等等。然而，毫无疑问，这些题目只是用三言两语带过而已。艾登参加了在“昆西号”上举行的午餐和晚餐，他在日记中抱怨：“气氛愉悦，但完全谈不了公事。晚餐本来是为了谈公事安排的，结果也没能比午餐更有成效。想谈点跟公事沾边的都很难。”
[29]

2月2日夜里，飞机载着美、英代表团员离开鲁卡（Luqa）机场，前往克里米亚的沙基（Saki）机场。飞机于晚间11点半开始起飞，美国的C-54，还有英国的约克运输机（York）和喷火战斗机（Spitfire），以10分钟为间隔相继出发。罗斯福的专机于凌晨3点半起飞，此时他已在舱室里睡着了。空军人员给罗斯福专机起的代号是“圣牛”（Sacred Cow），因为专机在地面时往往有重兵把守。罗斯福离开马耳他时，原定目标已经实现——他并没有被和英方的初步协议绑住手脚。他在雅尔塔可以自由采取策略了。

[1]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Malta and Yalta 1945(Washington,DC,1955),26(hereafter cited as FRUS:Yalta);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Triumph and Tragedy(Cambridge,MA,1953),343.

[2]
Lord Moran, Churchill at War,1940–45(London,2002),264–65.

[3]
Boettiger,Yalta Diary,10;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An Autobiography(London,1981),73.

[4]
Jon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An Intimate Portrait of an Epic Friendship(New York,2003),298–302.

[5]
Moran, Churchill at War,266;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70–72;Leahy, I Was There,p.294.

[6]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43;Eden, The Reckoning,509; The Diaries of Sir Alexander Cadogan O.M.1938–1945(New York,1972),701;Martin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vol.7, Road to Victory,1941–45(Boston,1986),1168.

[7]
Carlo D’Este, Warlord:A Life of Winston Churchill at War(1874–1945)(New York,2008).

[8]
Walter Reid, Churchill 1940–1945:Under Friendly Fire(Edinburgh,2008),3–16.

[9]
FRUS:Yalta,3–5,27–40;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44;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812;S.V.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 1945 goda:khronika sozdaniia novogo mira(Simferopol,2005),28–32.

[10]
FRUS:Yalta,6–10;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844–45;Freidel, Franklin D.Roosevelt,562–64.

[11]
FRUS:Yalta,18–20;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845;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253.

[12]
FRUS:Yalta,18–20;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845;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253.

[13]
Harriman’s report on a conversation with Molotov,December 27,1944,special files,World War II,December 20–27,1944,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4]
FRUS:Yalta,21–40;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38,342.

[15]
Eden,The Reckoning,509;Yalta Conference:Notes,10–11,Boettiger,Yalta Diary,10–11;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Ernle Bradford, Siege:Malta 1940–43(New York,1986).

[16]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2.Eden, The Reckoning,512.

[17]
FRUS:Yalta,28–36.

[18]
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114–15;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2.

[19]
D’Este, Warlord,319;David Carlton, Churchill and the Soviet Union(Manchester,UK,2000),4–134.

[20]
Anthony P.Adamthwaite,“British Diplomacy before the Conference in Crimea,”in Yalta:un mito che resiste,43–53.

[21]
Eden, The Reckoning,513.

[22]
Ibid.,507;Cadogan, Diaries,700;Moran, Churchill at War,265;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3;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67–68.

[23]
Wilson D.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Potsdam,Hiroshima,and the Cold War(Cambridge,2007),61,94–97.

[24]
Eden, The Reckoning,510.

[25]
Cadogan, Diaries,701;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63.

[26]
Eric Larrabee, Commander in Chief: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His Lieutenants and Their War(New York,2004),490;Ed Cray, General of the Army:George C.Marshall,Soldier and Statesman(New York,1990),501–4;Leonard Mosley, Marshall:Hero for Our Times(New York,1982),308–9.

[27]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43–44;Sherwood,Roosevelt and Hopkins,810–11;Leahy, I Was There,295;FRUS:Yalta,540–46.

[28]
Boettiger,Yalta Diary,11–12.

[29]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70–72,74;Eden, The Reckoning,512.

第3章　沙皇的度假胜地

载着美、英代表团的飞机飞越地中海，朝向希腊，然后北转，飞过土耳其和黑海。他们的飞行速度是每小时300多公里，飞行高度约1800米，这高度是罗斯福医师的建议。他们飞了将近7个小时才到达目的地。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座机各有6架战斗机护驾。然而，他们主要顾虑的不是敌军的飞机，而是爱琴海上仍有德军驻守岛屿上的对空炮火。一个星期前，罗斯福的卫队长迈克尔·赖利（Michael Reilly）带了几个先遣人员到克里米亚预做安排，座机因躲避暴风而改变航线，在克里特岛上空遭德军炮火攻击，差点被打掉机尾。赖利的座机为躲避暴风，上升到4500多米（据说这个高度对于有高血压病史的罗斯福来说比较危险），机翼开始结冰。他庆幸自己平安抵达了目的地。

除了德军的防空高射炮，苏联友军的火炮也是个问题。斯大林亲自下达指示后，苏方同意给黑海东部地区的每一个苏军防空基地都安排一名美军官员，但这不能保证不出差错。1月底，苏联高射炮就曾朝一架不听苏军指示的英国飞机开火。盟国飞机接近苏联领土时必须做出可供辨识的动作，进入一道32公里宽的空中走廊，依原先约定右转，然后降落在沙基空军基地狭窄的跑道上。苏联空军飞行员奉令高度戒备敌军进袭，若有不响应信号的飞机，一律要打下来。司令官交代，要是漏过了一架敌机，他们也就不用回来了，他们可不敢对此掉以轻心。
[1]

丘吉尔的座机“空中霸王”（Skymaster）在罗斯福出发之后5分钟也离开鲁卡机场。他在回忆录中说这趟航行“又长，又冷”。他痛批竟然选了雅尔塔来举行这场高峰会议。“花10年工夫去找，也不会找到比雅尔塔更差劲的地方，”丘吉尔1月间向霍普金斯抱怨说，“最好带上威士忌，能治斑疹伤寒、杀虱子，这都是那地方盛行的。”罗斯福在前往马耳他途中接到了霍普金斯的这份报告，但是赖利愤怒地通过电报向总统汇报：“情况没有丘吉尔说的那么可怕，苏联人已经做了适度改进。”
[2]

罗斯福的“圣牛”专机，于当地时间2月2日中午12点10分在沙基基地降落。一切都顺利，只是苏方不能理解，为什么罗斯福的护航战斗机不照指示飞行：它们绕着沙基跑道飞，没有降落在克里米亚首府辛菲罗波尔（Simferopol）附近的色拉布兹（Sarabuz）空军基地。20分钟之后，丘吉尔的护航机队也同样如此。苏联空军指挥官这厢在追查为什么会这样，安娜·伯蒂格则饶有兴味地观赏丘吉尔那6架洛克希德P-38闪电战机在基地上空绕飞的表演。
[3]

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座机降落时，美、英代表团的大部分成员都已经到达，不是在帐篷里享用香槟、伏特加、鱼子酱和俄制糕点，就是已在前往雅尔塔的路上。第一位到罗斯福座机上来拜候的是苏联外交部长莫洛托夫，然后丘吉尔也来了。罗斯福用特制的升降梯下机，被抬上苏方提供的一辆美国按《租借法案》援助的吉普车。接下来，罗斯福在丘吉尔和莫洛托夫的陪同下，检阅苏军仪仗队。

丘吉尔的医生莫兰见到自己的首相步行跟着罗斯福的吉普车，显然很不高兴。他在日记中很不以为然地写下：“首相走在总统旁边，仿佛一名上了年纪的印度仆役陪伴着维多利亚女王的四轮马车。”他对罗斯福的描述也不很恭敬：“总统看起来又老又瘦又憔悴。他坐着，直视前方，嘴巴张开，仿佛呼吸困难。”安娜也很担心老父，承认“他昨天一整天都很忙碌，夜里在飞机上睡得也不够，看起来倦容满面”。奉派到沙基基地观察罗斯福的苏联医生也认为他很疲惫，健康状况欠佳。
[4]

美、英两国首脑在当地时间下午1点过后不久，即在苏联官员和安全人员的簇拥下，坐上汽车离开沙基，希望在夜幕低垂之前抵达雅尔塔。他们先朝辛菲罗波尔出发，再转往南，循山路前往滨海的阿卢什塔市（Alushta）。到了黑海边，他们再转西，沿“罗曼诺夫路”前往雅尔塔。奉主司安全事务的内务人民委员部之命，整条路都清空，不仅铲除了雪，连行人、车辆也全都清空了。通往辛菲罗波尔的路上，每15米就有一名武装持械的苏军士兵站岗。苏联仪仗队的一个特色是，在通往雅尔塔路上站岗的士兵里有很多是女兵。

令来宾们觉得有趣的是车队经过时士兵的敬礼。波伦记得：“总统车队经过时，士兵们（许多是女兵）齐齐行起了苏式礼——突然改变持枪位置，使来复枪身与身体呈30度。一路上好几千人如此行礼，真是壮观。”安娜·伯蒂格觉得这些士兵“帅气挺拔”，但是和总统父女坐同一辆汽车的卫队长赖利却认为没什么了不起。他在回忆录里说：“有些苏联士兵个头很小，连肩上扛的古董春田式步枪都比战士还高。仔细一看，这些勇猛的士兵竟是十几岁的青春少女，但她们已经是红军的战斗兵员了。”
[5]

一行人从车窗向外看去，只见道路、士兵和地貌——平坦的梯田，然后是山峦——处处展现出几个月前激烈战斗的痕迹。赖利写道：“丘陵起伏的乡间散布着被烧毁的坦克、半倒的建筑物，以及纳粹撤离克里米亚时弃置、焚烧的火车车厢。”总统的旅行日志，以及几乎每个出席会议者后来写下的回忆录中，都有类似的记载。罗斯福见到兵灾破坏如此惨重，大受触动，后来在和斯大林第一次会谈时脱口而出，自己“比一年前更想痛击德国人”。

车队抵达辛菲罗波尔时，一行人终于有机会近距离看看本地人。安娜·伯蒂格在日记中写下：“整体而言，每个人看来都吃得不错，相当健康。”哈里曼大使27岁的女儿凯瑟琳稍早时从莫斯科坐火车抵达雅尔塔，也和安娜有同感。她发现，“乌克兰农民……比起莫斯科附近的农民富裕多了”。安娜详细描述她从车窗中看到的苏联老百姓的容貌。她说：“男女老幼都一样，穿着颜色款式单调的衣服。但是，他们的衣服有些虽破旧，却足以保暖。”安娜印象最深刻的是，除了军人，似乎看不到男丁。她说：“许多孩童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成熟得多。女人的样貌也似乎比实际年龄苍老，脸上经常有深深的皱纹。”她又说：“如果你看到这些女子工作多么辛苦，就不会觉得奇怪了。她们背负着极为沉重的负担。”
[6]

从沙基到雅尔塔，汽车时速约30公里，走了将近六个小时。丘吉尔最不耐烦坐汽车，他对女儿萨拉抱怨：“天啊！还要五个小时！”安娜护着父亲，坚持和他同车，以免父亲得被迫跟代表团其他成员“找话说”。他们在车上吃三明治，安娜不肯在辛菲罗波尔停下来用午餐。（她后来同意停几分钟，只是为了上厕所。）安娜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到达时，我大吃一惊，莫洛托夫竟然抢在前头抵达，准备好一桌的伏特加、淡酒、鱼子酱、鲜鱼、面包、奶油等等——天晓得，还会有什么。”美国人没吃午饭就上车赶路。英国人则十分悠闲。莫兰面对鱼子酱、烟熏鲑鱼、烤乳猪和香槟，“有点犹豫”。“但说起首相，”莫兰写道，“他素来喜爱美食，立刻就大快朵颐。”
[7]

罗斯福最先到达他要下榻的里瓦迪亚宫，但是丘吉尔终于抵达几公里路之外的沃伦佐夫别墅（Vorontsov villa）时，可比罗斯福高兴多了。因为吃了一顿午饭，行程似乎就没那么难挨了。萨拉写信向母亲禀报：“吃过午饭，还有两个小时车程，但已经舒服多了。爸爸差一点背诵了全本《唐璜》，也睡了约半个小时。”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说“灿烂的阳光”迎接着他们一行人穿越山区。可是其他人却说那日天气“阴沉”，“云层低，落雨，也略微飘雪”。萨拉说，从辛菲罗波尔往雅尔塔的路上，“夜色降临，但车灯仍可照见依然沿路守备的哨兵”。晚间7点45分，车队抵达预定作为英国代表团总部的沃伦佐夫别墅时，丘吉尔坚持要和莫兰、艾登谈话。莫兰说：“他精神十足，说他现在还可以坐车再来一趟同样久的旅行，并在结束时发表讲话。”
[8]

指定为美国代表团总部的里瓦迪亚宫，实际上并不在被赖利形容为“一片废墟”的雅尔塔城里，而是在离城7公里的一块屯垦区里。罗斯福总统1945年2月旅行日志的作者说，这座夏宫“海拔超过150英尺（约46米），东、北两面可看到极为壮观的山海景色”。安娜在日记中写道：“‘三巨头’住的那三栋宫殿是仅有未遭兵火损毁的建筑物。沙皇和富豪从前常常搭乘火车到塞瓦斯托波尔，乘坐游艇到雅尔塔来。本地人还记得乔·戴维斯（Joe Davies）开着他和玛乔丽（Marjorie）的游艇来这里的事！”她指的是1936年至1938年间担任美国驻莫斯科大使的戴维斯夫妇，他们曾到此度假，和罗斯福一家人也很熟。
[9]

里瓦迪亚得名于希腊中部的一座城市，呼应着俄国女皇叶卡捷琳娜二世（Empress CatherineⅡ）主政时期雄心勃勃的希腊计划。当年她有心恢复拜占庭帝国，重建俄国对伊斯坦布尔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的控制权。1783年兼并克里米亚只是实现这一宏伟计划的一步。叶卡捷琳娜二世甚至给一个孙子取名为康斯坦丁，预备日后立他为新拜占庭的国王。她把克里米亚地区数十个城市和屯垦区都用希腊风格的名字重新命名。新首府命名为辛菲罗波尔，俄国黑海舰队军港命名为塞瓦斯托波尔，而未来沙皇夏宫所在地则命名为里瓦迪亚。凡此种种都见证着一个宏图大计，可惜的是永远未能实现。

克里米亚不仅未能成为进军伊斯坦布尔的桥头堡，就连俄国在18世纪末取得的这个半岛和其他领土，也在克里米亚战争中遭到挑战，俄国必须与英国、法国、奥斯曼帝国的国际联盟军交战。战事于1853年因为法、俄争夺巴勒斯坦基督教圣殿的控制权而爆发。其实当时争的是奥斯曼帝国的未来，以及欧洲列强在该地区的影响力。沙皇尼古拉一世（Nicholas I）误判了英国的意向，英国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决定加入法国阵营，试图阻止俄国势力伸入巴尔干。1854年，三大国在克里米亚爆发大战。

盟军包围塞瓦斯托波尔，但是俄国守军和舰队已沉的海军士兵不肯投降，坚决固守近一年，造成进犯者的重大伤亡。英法联军的克里米亚远征事后证明一点也不成功，英国折损了最精锐的骑兵团——成员大部分出身大英帝国一些最著名的贵族世家。就公共关系而言，它也是一场灾难，因为当时电报已经颇为发达，克里米亚战争因而成为媒体界报道的第一桩国际军事冲突。英法联军表现不如预期，可是俄国也没占到便宜，最后必须弃守塞瓦斯托波尔。组织一个挺俄同盟的希望，包括引美国舰队进入黑海以抵制英、法海军力量的计划，从来没能付诸实现。俄国新登基的沙皇亚历山大二世（AlexanderⅡ）被迫停止战争，于1856年在巴黎签署和平条约。
[10]

这份《巴黎和约》打破了欧洲既有的均势，大大挫败了俄国企图控制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的野心。《巴黎和约》使俄国失去了奥斯曼帝国之内基督徒保护者的地位，规定黑海中立，禁止任何国家（包括俄国）在黑海沿岸建立碉堡。虽然不准建碉堡，和约却没有规定不准俄国贵族乃至沙皇本人在黑海之滨修造夏宫。1860年，亚历山大二世在黑海边的里瓦迪亚买了一块地，派建筑师伊波利托·蒙尼盖提（Ippolito Monighetti）负责替他设计。19世纪60年代，蒙尼盖提在当地盖了一大一小两座宫殿，另外还有一座教堂。里瓦迪亚很快就成了沙皇家族喜爱的避暑胜地，尤其是亚历山大二世的皇后黑森的玛丽亚（Maria of Hesse）最爱来，因为她的御医建议她尽可能住在气候温暖的地方。

罗斯福一定从他喜爱的作家马克·吐温（Mark Twain）最脍炙人口的作品里听过沙皇在里瓦迪亚的夏宫。马克·吐温在《傻子出国记》（The Innocents Abroad
）中描述了他于1867年到里瓦迪亚一游的经过，那是沙皇家族到克里米亚避暑的第一年。马克·吐温写道：

我们两三天前在俄国雅尔塔泊靠。我认为这里简直就是内华达山脉。远处是灰色的高山，两侧松木林立，峡谷分开了它们，不时又冒出高耸的巨岩，又长又直的溪涧从高峰直下海面——一切都像极了内华达山脉，仿佛一处是照着另一处画出来的。雅尔塔这座小村落位于环山的平台，前后傍着山壁，仿佛是从高处缓缓沉落到现今的位置的。这块洼地布满公园和贵族的庭院，绿荫深处，他们的宫殿不时像花朵绽开般冒出光亮的颜色。这是一个美丽的地方。

马克·吐温搭乘“贵格城号”（Quaker City
）轮船游地中海和黑海，是由旧金山一家报纸赞助的。他也因沙皇及皇室成员的热情接待而大受感动，觉得他们友善、真诚（不像法国人，他觉得他们的接待只是虚应故事）。马克·吐温写道：“亚历山大二世说，他很高兴见到我们，尤其是俄、美之间存在着友好关系……皇后说，美国人在俄国非常受欢迎，她希望俄国人在美国也同样受欢迎。”

那的确是俄美关系融洽的好时光。马克·吐温做客里瓦迪亚的那一年，俄国把阿拉斯加卖给了美国。谈判始于克里米亚战争期间。美国新闻报道了这场战争，某些后来参加了南北战争的美国人对此相当关注，他们从克里米亚战争里学到了英、法联军的战术。除了财务考虑之外，俄国人之所以有意脱售阿拉斯加，也是希望破坏大英帝国的战略，放弃这个一旦英国进袭，圣彼得堡
[A3]

就会因鞭长莫及而无法守住的领地。沙皇的顾问担心阿拉斯加会成为另一个克里米亚，而且当地又没有类似塞瓦斯托波尔的堡垒，也没有重要的军事设施可以据守。

马克·吐温素来痛恨独裁专制，但显然被沙皇的气宇折服，讶异自己竟能与这位掌握大权者同处一室。他写道：

想来奇怪——我也说不出有多奇怪，这位站在一群男男女女之中、在树底下讲话的男子，分明就与一般人无异，却一开口就能使船只飞快乘风破浪，令火车疾驰穿越平原，让信使急如星火传令，去把上百电报送到跨地表1/7面积的帝国四隅，而后就有数不尽的人跳起来遵命行动。我不禁想去看看他的手，看看是否和我们凡人一样有血有肉。
[11]

马克·吐温到访之时，亚历山大二世正忙着改造他的庞大帝国。前几年，即1861年，他做出了他父亲尼古拉一世一定无法想象的事：解放全国农奴。他也推出大大影响俄国社会、经济体制的种种改革，俄国从军事到司法层面都发生了变化。可是，和许多俄国改革者一样，他很难抑制住被自己释放出来的力量。沙皇的自由化政策鼓舞了波兰人，他们在1863年发动反叛。波兰复国又鼓舞了乌克兰人（克里米亚后来即归属乌克兰）。俄国年轻的激进派认为，刺杀沙皇可以带动社会革命。亚历山大二世躲过了好几次暗杀行动（其中一次就发生在从里瓦迪亚返回莫斯科途中），可是，1881年3月13日，命运之神不再眷顾，他被激进的民粹组织“人民意志”（People’s Will）成员以自杀式炸弹行刺，终告殒命。年轻的激进派要的是社会革命，得到的却是长时期的反动统治，以及俄国推迟了25年才出现的民选议会。

沙皇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AlexanderⅢ）继位，他并没有先王的改革热忱，反而取消了父亲的许多改革措施，1894年，他在里瓦迪亚宫平静地驾崩了。亚历山大三世恐怕是最常住在里瓦迪亚宫的沙皇了。俄国于1880年在苏格兰为他打造的一艘轮船，还经他赐名为“里瓦迪亚号”。皇室买下了距离雅尔塔不远的马桑德拉宫（Massandra Palace）和葡萄园。在1886年因受困于暴风雨而被迫在海上度过一夜后，皇室在雅尔塔港建造了第一个防波堤。1891年，亚历山大三世在里瓦迪亚庆祝结婚25周年，大放烟火，全欧各国王室都有贵宾到贺，其中一位即后来成为英王爱德华七世（King EdwardⅦ）的威尔士亲王艾伯特·爱德华（Albert Edward），他还带着王妃亚历山德拉（Alexandra）——她是沙皇皇后玛丽亚的亲姐妹。

供美国代表团居住的里瓦迪亚宫，其实是由亚历山大三世的儿子尼古拉二世（NicholasⅡ）和皇后亚历山德拉修建的。尼古拉二世每每见到里瓦迪亚的旧时宫殿，就会想到先王，因此他想要重新设计宫室。沙皇在1909年从意大利游历归国之后，委派也是皇子绘画老师的俄国建筑师尼古拉·克拉斯诺夫（Nikolai Krasnov）以文艺复兴的风格替他营建一栋全新的宫殿。营建始于1910年，次年秋天竣工，这是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原有的一大一小两座旧宫殿都拆掉了，只留下伊波利托·蒙尼盖提修建的小教堂，让后人还知道昔日沙皇曾经在此居停。

以本地因克尔曼（Inkerman）白石修建的新宫室结合了好几种不同的建筑风格。打从一开始，他们就决定新宫殿要有四种不同的外观。后来用作罗斯福总统专用饭厅的台球室，是英式都铎风格的。夏宫有两座庭园，意大利风格的庭园仿自佛罗伦萨圣马可修道院，另一座庭院是阿拉伯风格的，庭院中央有喷泉，具有鞑靼人建筑的元素。新设计还纳入了若干既有的元素，比如一具石棺，那是夏宫所在地原本主人波多基伯爵（Count Potocki）从庞贝带回来的古物。波多基也在相邻的庭院里种植奇花异卉。

建筑蓝图的每个细节都经由皇室核准。据分发给美国代表团的皇宫简史说，克拉斯诺夫为了报复难缠的客户，“把大门外两张大理石长凳的扶手，设计成状似沙皇的狮形兽首”。简史注明：“如果替狮形兽首戴上帽子，就更像沙皇了。”
[12]

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皇室每年都会到这新建的里瓦迪亚宫度假。沙皇的一位女儿说出了家族成员的感受：“在圣彼得堡，我们工作；在里瓦迪亚，我们生活。”尼古拉二世于1917年2月逊位时，请求革命政府允许他隐居到里瓦迪亚。他的请求未获准许。亚历山大·克伦斯基（Alexander Kerensky）的新政府把里瓦迪亚宫改成了收容沙皇暴政受害人的休养中心。长期流亡、被誉为俄国革命“祖母”的异议分子叶卡捷琳娜·布瑞什科——布瑞什科夫凯雅（Ekaterina Breshko-Breshkovkaia）在1917年春天成为第一位入住的革命党人。后来，布尔什维克党把这座沙皇夏宫改为收容肺结核病人的疗养所，另有一说是改为精神病院。
[13]

纳粹在1941年秋天攻占雅尔塔之后，把皇宫改为德国国防军第22步兵师的师部，还有其他单位进驻，筹划攻打塞瓦斯托波尔。根据派在师部的乌克兰翻译官所说，德国人“行径有如野兽，经常酩酊大醉，有时候还站在可以俯瞰黑海的阳台上往下乱丢酒杯和餐盘”。希特勒后来把这座夏宫送给了攻取克里米亚有功的南方集团军司令长官格尔德·冯·伦德施泰特（Gerd von Rundstedt）元帅。1945年2月，伦德施泰特担任西线战场德军总司令，忙着巩固“突出部战役”之后的德军防线，一定无心顾及里瓦迪亚夏宫。
[14]

在苏军于1944年4月光复雅尔塔时，伦德施泰特已经被调到了西线战场。德军在占领末期，把皇宫中值钱的东西通通拆卸一空。根据苏方的一项报告，德军焚烧那栋较小的宫殿，摧毁较大宫殿中的家具，破坏房间，砍倒庭园中的树木。整个里瓦迪亚屯垦区内，只有19栋房子仍然屹立，其余91栋都全毁或半毁。雅尔塔的状况也没有好到哪里去。

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翻译官阿瑟·赫伯特·柏西（Arthur Herbert Birse）少校写道：“雅尔塔像是法国蔚蓝海岸的一座城镇。通往海岸的街道，两侧都是庭院深深的别墅。往高处看，坐落在柏树和葡萄园之间的是更漂亮的大宅邸。远处的山林郁郁葱葱，山顶覆盖着皑皑白雪。我们面前是一片大海。城镇似乎很漂亮，但是只要走近一看，一片惨象就映入眼帘。每栋房子都是去了屋顶的空壳，德国人有系统地施行破坏，在他们撤出之前没有一栋房子能逃过一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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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一年11月间，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于函电往还中提到克里米亚这个地点后不久，里瓦迪亚和该地区其他宫殿的修复工作就已陆续展开。1月8日，莫斯科发出一道特别指令之后，修缮工作的脚步大大加快。签署这道指令并亲自督军的人，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人民委员拉夫连季·贝利亚（Lavrentii Beria）——内务人民委员部还负责主管劳改营古拉格。后来负责苏联发展原子弹计划的贝利亚是个干练的政府官员，善于运用恐惧心理来调动苏联臃肿中央集权制度中人的积极性。他在雅尔塔会议举行之前的几个星期发挥管理才能，再次证明他是斯大林手下排除万难的头号干才。

贝利亚签发指令之后两天，斯大林才接到丘吉尔正式确认会议时间和地点的照会。当时说会议定于1945年2月2日开幕。所以贝利亚只有三个多星期时间来修葺里瓦迪亚宫和另两处供会议上宾居住的克里米亚宫殿，那两处分别是阿路普卡（Alupka）的沃伦佐夫宫（供英国代表团使用）和柯瑞兹（Koreiz）的尤苏波夫宫（Yusupov）（保留给苏联代表团使用）。接下来发生的事可谓一个小奇迹，是通过采取高压手段加上迅速动员国有经济，又使用奴工来突击赶工才实现的。

贝利亚手下有两员大将，谢尔盖·柯鲁葛罗夫（Sergei Kruglov）是秘密警察将军，列昂·沙夫吉扬（Leon Safrazian）则是建筑专家，两人分别掌管安全事务和复建工程。他们麾下的国家安全部门校级军官则分别负责装设通信系统、提供家具寝具等各类任务。光是为了建筑工人和警卫之需，他们就奉令要准备2000张床——从实际参与到复原工程的人数来看，这个数字是大大低估了。总共有1500多节的火车车厢被派往克里米亚，运送建材、设备、家具、食品补给等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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负责施工的工人里，有从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征调来的建筑工人，黑海舰队和红军的工兵营，以及安娜·伯蒂格后来说的“一支罗马尼亚战俘部队”。因此，12名来自塞瓦斯托波尔的水电师傅在里瓦迪亚宫一栋建筑里做工时，竟有150名战俘听命协助。工作人员分成12小时一班，采用两班制昼夜不停赶工。午夜时，经理听取属下的进度报告，规划次日工作分派。来自雅尔塔的工人特别不方便，因为他们下工之后，还得步行7公里才能到家。本地人对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督导之下修缮工程表现出来的组织和纪律，佩服得不得了。他们也很高兴那里每天供应两顿膳食，对自己的成绩感到相当骄傲。建筑工人只拿到罗斯福总统专用浴室、厕所的设计草图，其他的东西全得靠自己去解决。他们组织一个小单位，自制大理石材料。里瓦迪亚宫地板的复原工程最为棘手。赖利提醒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监工，地板必须十分坚固，以便总统使用轮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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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先遣小组从莫斯科来到克里米亚，把代表团的特殊要求告知苏方东道主。他们目睹了最后阶段的全力赶工。修缮工程一完成，从莫斯科各旅馆征集来的家具、瓷器、刀叉餐具就立刻摆到了既定位置。贵宾套房的画和摆饰则特别伤脑筋。凯瑟琳·哈里曼奉父亲之命主持这项工作，她在信上写道：“总统套房的地毯换了四次。每一次，房里的家具都必须移出去——都是又大又笨重的维多利亚式家具。苏联人对于到底哪一种东方色彩最漂亮拿不定主意。”

谢尔盖瓦（E.L.Sergeeva）是里瓦迪亚一栋建筑物的水电监工。后来他回忆说，完工后，内务人民委员部人员负责检查时，总有一个非常挑剔的女人带着一些美国人跟在后面说三道四。在这个女人的要求下，总统专用浴厕的墙面油漆刷了七次。每一次，她都指着海面，表示墙面颜色要和海水一样蔚蓝，可是海水的颜色会变，所以墙面一漆再漆，总是不如她的意。且不论这个故事是真是假，这个令人永难忘怀的美国女子毫无疑问，一定是凯瑟琳·哈里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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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曼大使从雅尔塔飞往马耳他之前，十分满意。1月25日，他请他在莫斯科的得力助手乔治·凯南（George F.Kennan）——凯南时年39岁，已是美国外交界前途无量的明星——传递下列信息给莫洛托夫：“我到达马格涅托（Magneto，雅尔塔的代号），发现一切都进展很快，令人满意。总统将受到周到的照料。”罗斯福刚开始时表示，代表团成员人数为35人，但是到了会议前夕，人数已增为10倍。美方建议可以多派几艘船舰容留多出来的人员。但是，苏方指出德军水雷是个威胁。内务人民委员部某官员说，德军撤退，“完全没留下地图”。里瓦迪亚宫因此变成军营。凯瑟琳·哈里曼写道：“唯有上将和国家元首才有自己的卧房，其余的人都得像病人挤住病房一般凑合凑合。”她向一个朋友说：“我从来没想到会有这么多问题冒出来。幸好老爸没在这儿跳脚，但我猜船到桥头自然直。”后来果然也是如此。
[19]

1月27日，贝利亚向斯大林及莫洛托夫报告，会议准备工作全部就绪。沙基空军基地已设立一栋可容纳500人的宿舍，供盟国空军人员住宿。里瓦迪亚宫那栋较大的宫殿已经重新装潢了43个房间。另一栋宫殿也备妥了48个房间接待客人。两栋宫殿都安装了电力和暖气系统。浴室有热水。地下室盖的防空洞可承受整栋建筑物坍塌的压力。有20条外线的电话系统已经备妥，可供美国代表团使用。苏联服务人员住的宿舍可容纳60人，有自己的厨房。美、英代表团各有40辆汽车可供调配，且大部分为美制汽车。食物来自苏联各地，另外在现场备有烘焙坊和鱼鲜采购员。贝利亚报告说，沙基基地和里瓦迪亚宫已于1月30日通过了美方人员的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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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将入住的美国代表团人员收到了一份情况通报，上面说：“里瓦迪亚宫自从选定为美国代表团总部后，在过去三个星期已完全重新装潢……今天入住的人员恐怕很难想象，苏联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内为准备本次会议完成了多么艰巨的任务。这些建筑当然不是盖来作为旅馆使用的。但是苏联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改造它们，使之满足我们大批入住人员的需要。”
[21]

罗斯福的车队于2月3日晚间抵达里瓦迪亚宫时，总统及其随员受到了热烈欢迎。安娜·伯蒂格在日记中写道：“当我们抵达时，一楼所有房间都生了火——太棒了，尤其是在经历了五个小时车程，冻得缩成一团之后。”供12人享用的晚餐菜品包括鱼子酱，“生的但经过加工的”鱼片，野味，安娜称之为“肉串”的烤肉（shashlyk
），还有马铃薯。另有两种咖啡和甜点。香槟、葡萄酒、烈酒无限量供应。凯瑟琳·哈里曼告诉安娜：“过去一个星期里，领班和两名副手每天会把桌子布置三四次——尝试摆放各种玻璃杯和瓷器，看怎么搭配比较好。”每套餐具里都包括了五个玻璃杯。安娜看到这么多杯子“大为惊讶”，但觉得它们都“很可爱”。她喜欢这些食物，但又讶异“每次只要有客人表示不吃某种食物，领班的表情就仿佛乌云罩日，或是受到致命伤害似的”。

总统得到了最特殊的礼遇。领班向他多次鞠躬，称呼他为“殿下”。他独拥带有三个房间的套房，办公室设在原本是沙皇接见室的地方，餐厅位于原本的台球室，寝室则原本是沙皇的办公室。在凯瑟琳·哈里曼所谓“盥洗设施等于零”的建筑物里，他还独享专用卫浴间。罗斯福检视了一遍，说：“我真不明白温斯顿担心什么。这地方舒适得很啊！”

凯瑟琳预备和安娜·伯蒂格共享一个房间，但安娜宁可自己有个小一点的房间。安娜在日记里写道：“房里有个很怪的旧铁床，薄薄的床垫比弹簧床架短了一英尺（约30厘米），有张小圆桌，却没有椅子。不过，他们答应我明天再添几件家具！隔了两个房间的地方有一个较大的房间，里头有马桶和洗脸台，但只提供冷水，其他什么也没有。这个房间有两个门，其中一个门根本没有锁。如果要热水，我就得走好一段路。但是，这一层楼有三间完整的浴室，供我们二十几个人用，因此应该不会太挤才是。爸爸有专用卫浴，离他房间也有一些距离，他认为我可以用它，只不过从我的小隔间还得多走一段路就是了。”
[22]

里瓦迪亚宫的一楼保留给总统、他的女儿及代表团主要团员，包括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哈里曼大使。二楼在革命之前是皇后和四个女儿的起居空间，现在分派给各军种参谋长和他们的助理。马歇尔的卧房是皇后寝室，海军上将欧内斯特·金（Ernest King）用的是皇后的化妆室，还惹来大家开玩笑。三楼则供秘书和书记员住。军方人员和秘密勤务局人员住另一栋宫殿，三楼还设有医护室、小餐厅和理发部。原本的卫兵宿舍则改为通信中心。

代表团的高级人员在主建筑物二楼进餐，低阶人员则在住宿区二楼用餐。苏方派女佣替大家整理床铺，打扫房间。苏方还免费提供理发和修指甲的服务。代表团成员得到提醒，任何时候都不要在里瓦迪亚宫大门口和其他苏联军事设施附近走动，夜里也不要到公园或海滨去。发给美国代表团成员的指示强调：“卫兵要求你出示文件、护照时，请立刻交出你的身份证明。如果他基于任何理由有任何疑问，请出示你的证件。别跟卫兵起正面冲突，他们可是奉有严格的命令。”
[23]

丘吉尔渐渐喜欢上了位于邻近市镇阿路普卡的沃伦佐夫宫，他以为这栋宫殿是由英国建筑师替曾任俄国驻伦敦大使的某位亲王建造的。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们的居停处所布置得很棒。”他花了14页篇幅，记述自己在克里米亚居留期间的点点滴滴和印象。“在半哥特半摩尔风格的别墅背后，大山拔地而起，顶上覆盖着皑皑白雪，那是克里米亚的最高峰。我们面前是黑海广阔的海域，即使在这个季节，也依然温暖怡人。”

丘吉尔很高兴看到一座壁炉上方挂着英国贵族的画像——他辨认出画中人是威尔顿的赫伯特家族（the Herberts of Wilton），他认为他们是这位俄国大使英籍太太的亲戚。英国代表团其他成员可就不觉得有什么了不起了。萨拉·奥利弗在写给母亲的信里，形容这座皇宫“里面有点像苏格兰的爵邸，外面是瑞士别墅再加清真寺”。贾德干在写给太太的信中赞美它的位置，却痛批它的建筑风格。2月4日，他在“别墅里虽小却舒适的房间”里写信说：“这是一栋很难形容的丑陋大房子，仿佛哥特式的无边圆帽，陈设也是奇丑无比。”
[24]

这栋宫室是米哈伊尔·沃伦佐夫（Mikhail Vorontsov）在1830年至1848年之间修建的。他是参与拿破仑战争的英雄，在1815年威灵顿的联军中担任俄国军队司令官，征服过高加索和瓦尔纳（Varna），担任过新俄罗斯省——包括克里米亚在内直隶于帝国的省份——的总督。可是丘吉尔弄错了，他从来没担任过驻伦敦大使。当过驻伦敦大使的其实是他父亲。而他的太太艾姿碧塔·布拉妮卡女伯爵（Countess Elżbieta Branicka），则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一些佳作的灵感来源。他的姐姐嫁到赫伯特家，丘吉尔见到的就是他们家族的画像。

米哈伊尔·沃伦佐夫幼时在英国长大，也在那里念书，他担任过父亲的秘书。老父不仅要求儿子精通人文学问和科学，还要他掌握工艺。他认为俄国迟早会发生类似法国大革命的事，因而希望儿子做好准备。儿子却不认为革命会太早发生，他投效俄罗斯帝国，造就一生丰功伟业。他决定在黑海之滨仿效英国风格营建别墅时，并没有用上自己的工艺本事。

沃伦佐夫宫由英国建筑师爱德华·布洛尔（Edward Blore）设计，而他从来没到过工地。沃伦佐夫从俄国中部调来自己家的农奴，历时18年，完成了这座结合哥特风格和阿拉伯风格的城堡。南入口有摩尔风貌，一进来是阿拉伯碑铭，其中一块上面刻着“除安拉以外，别无任何征服者”。沃伦佐夫在阿路普卡盖了这座城堡，刺激了沙皇也在邻近的里瓦迪亚营建自己的夏宫。尼古拉一世为表彰米哈伊尔·沃伦佐夫对帝国的忠诚奉献，赐封他为亲王。亲王长寿，能够目睹克里米亚战争结束，而战时的英军统帅竟是他姐姐的儿子悉尼·赫伯特（Sidney Herbert）。亲王于1856年11月去世，此时已经不可能有人既是俄罗斯爱国者，又是亲英派了。
[25]

到1917年革命之前，沃伦佐夫宫一直都是家族产业。1917年，老大使的革命预言终于成真，家族的新一代可不打算加入胜利的工人阶级，遂移居国外。皇宫的布尔什维克党新主人先是把它改为博物馆，后来再改为休养中心。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博物馆的收藏品疏散到后方，但只有少数留存下来。德军撤退时，这里和里瓦迪亚宫一样满目疮痍。

贝利亚向斯大林及莫洛托夫报告，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督导下，工人已经修缮完主建筑物的22个房间，以及所谓舒瓦洛夫楼（Shuvalov Building）的23个房间。他们也在两公里路之外准备了另两栋建筑物供英国代表团使用，并且修缮了该地区的一处红军休养中心。这样就总共有了68个房间，1545平方米的居住空间，还有一栋可容100人下榻的宿舍。和里瓦迪亚宫一样，这里也安装了电力及暖气系统，以及有20条外线的电话系统，只是没有防空洞——显然罗斯福受到了特别礼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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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先遣队在1月31日用电报向马耳他的英国代表团团长报告：“克里米亚几乎完全毁于战火。苏联人在两星期内修缮并装潢了仅剩的可供住宿之处。除了上宾之外，大家都必须住两人或四人间，甚至六到九个人挤一个房间。浴室很少，且距离很远。沃伦佐夫宫只有三间浴室，要供30人使用。”贾德干很高兴能用派发给艾登的专用浴室。萨拉·奥利弗特别高兴能用父亲的专用浴室。她写信给母亲说：“但是，如果你早上7点半站在卧室走廊一眼望去，就能看到三个元帅排队等候上厕所！甚至还有排不上的元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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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宾来到雅尔塔，碰上了他们很难理解的新文化。安娜·伯蒂格于抵达次日在日记中写道：“这个地方苏联士兵严密守备，我们不管走到哪里都必须带着身份证明。大概每走25英尺（七八米），就会有卫兵要求查看证件，凯瑟琳要用俄语说明我们要去哪里，为什么要去。我们不能到海边去。我们听到的一个理由是，不时仍有水雷被冲上岸，偶尔也会爆炸……然后，我们发现自己也不能到和皇宫毗邻的小村落去，那些在皇宫工作的服务人员就住在村子里。”安娜或许会惊讶，16、17世纪的俄国王室对待外国驻首都大使，也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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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底，第一批美、英船舰驶进塞瓦斯托波尔港时，就遭到了苏联官方的检疫隔离。内务人民委员部官员率领5艘苏联船只在该地区布防。两名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穿上海军制服，进驻负责和盟军船舰通信联络的电讯单位。盟军海军人员只准在上午8点至下午6点期间上岸，格拉夫广场（Graf Square）设置检查哨，盟军人员要搭乘苏联船只到那里接受检查。岸上设有25个巡查组，每组两人，负责巡查。美、英官兵一定觉得自己与其说是来宾，不如说更像囚犯。盟国空军人员尤其典型，他们几乎是被禁闭在色拉布兹空军基地了。经过一番抗议，苏方招待他们到辛菲罗波尔观赏歌剧，以示安抚。

塞瓦斯托波尔的盟军水兵询问玩乐和买酒的地方。克里米亚“特区”的内务人民委员部指挥官柯鲁葛罗夫将军于1月27日呈报告给贝利亚（后来转呈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他在报告中指出：“从支持队派出的女性特工已接获指示要特别小心。”柯鲁葛罗夫指出他在塞瓦斯托波尔的作业有三大目标：防止盟国在苏联领土布建情报人员，找出盟国海军人员中的情报官员，防止盟国水兵上岸时，“出现敌意分子挑衅和其他反苏宣示”。
[29]

和思想开放、依战时标准而论衣着光鲜的盟国士兵接触，苏联老百姓可能会在心中产生疑问。官方宣传已经为苏联明显的不足打了预防针，譬如，战争破坏太厉害，资本主义的西方具有剥削的本质，其精英以牺牲一般工农利益来独享繁荣。但这只是官方的说法，和西方有任何接触的话，恐怕都有可能在一贫如洗的苏联百姓心中种下怀疑的种子。这种威胁必须严加防范。雅尔塔会议的保安措施，除了维护与会人士的安全之外，和防止盟国人员与苏联百姓自由沟通也不无关系。

要苏联公民和苏联政府来宾之间保持距离的守卫处处可见，但要想看到那防止苏联百姓在脑子里把现实和苏联建立之前的过去拿来对比的力量，就不那么容易了。凯瑟琳·哈里曼从雅尔塔写信说：“我们很难找到这个地方在革命之前的历史，因为苏联人对这个主题似乎守口如瓶。”在会议正式开始、安全戒备提升之前，她有机会到雅尔塔城里去见作家安东·契诃夫（Anton Chekhov）的妹妹——契诃夫晚年住在雅尔塔。凯瑟琳对这位83岁的老太太印象深刻，说她“很迷人，充满生气”，“能遇见美国人很兴奋”。但是，即使玛丽亚·契诃娃（Maria Chekhova）也闭口不谈革命之前的过往。她也不愿谈德国占领期间发生的事。凯瑟琳很迷惑：“在里瓦迪亚工作的本地人似乎也不太清楚发生过什么事——他们的岁数明明够大呀！”他们当然岁数够大，足可知道与外国人谈论过往绝非上策：若一不小心失言，恐怕就会被抓去坐牢了。
[30]

在前往雅尔塔的路上，看着沿路站满“荣誉卫兵”，西方代表团团员实在不知道该怎么说才好。苏联还在战场与德军激战，为什么要浪费人力演戏？其实这些士兵属于内务人民委员部第二九○特别长枪团，内务人民委员部一共派了四个团的国内治安部队到克里米亚负责会议期间的安全任务。奉派守卫沿路安全之前，这些部队被内务人民委员部用来清理本地区的“反苏维埃分子”。根据呈交给斯大林的秘密警察报告，安全部队和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对该地区7.4万名居民进行身份核查，逮捕了835名可疑人物。

盟国代表团团员不晓得苏方的准备工作如此彻底。他们也不晓得“荣誉卫兵”其实不是苏联人搞出来的名堂。苏联其实是在抄袭他们的旧日盟友纳粹。莫洛托夫记得，他1940年到柏林拜访希特勒时，“从（德苏）边境到柏林，沿着铁路线，一路都站着荣誉卫兵”。
[31]

[1]
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Boettiger,Yalta Diary,13;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164–65;Al Eberhardt,“My Most Secret Mission.The Untold Story of Yalta,” Air Power History49(Summer 2002):40–51.

[2]
FRUS:Yalta,39–40;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42;Michael F.Reilly as told to William J.Slocum, Reilly of the White Mouse,(New Yark,1947),210–11.

[3]
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164–65;Boettiger,Yalta Diary,13;

[4]
Lord Moran, Churchill at War,267;Yalta Conference:Notes,13,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Arkadii N.Shevchenko, Breaking with Moscow(New York,1985),58–59.

[5]
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169–71;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3;Boettiger,Yalta Diary,15;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212.

[6]
Boettiger,Yalta Diary,14;Kathleen Harriman to Miss Marshall,Yalta,February 1,1945,special files,World War II,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212;FRUS: Yalta,571.

[7]
Boettiger,Yalta Diary,16;Moran, Churchill at War,267; Churchill,Triumph and Tragedy,345;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4.

[8]
Boettiger,Yalta Diary,14;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4;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3;Moran, Churchill at War,268.

[9]
The President’s Trip to Crimea Conference,Travel Log;Boettiger,Yalta Diary,16;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212.

[10]
Trevor Royle, Crimea:The Great Crimean War,1854–1856(New York,2000).

[11]
N.Kalinin and M.Zemlianichenko, Romanovy i Krym(Simferopol,2002),39–63;Mark Twain, The Innocents Abroad(Hartford,1869),390–95.

[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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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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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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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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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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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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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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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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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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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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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Boettiger,Yalta Diary,17–18;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210–11.

[23]
“General Information Bulletin,”no.176/8,January 28–31,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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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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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Birse, 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180;“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paratory measures,”GARF,r-9401,op.2,d.94,fols.1–18.

[27]
From Argonaut to Governor[of] Malta,January 31,1945:Please pass to General Ismay from Miss Bright,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group 24,folder 2,Harry Lloyd Hopkins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Birse, 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182;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4–75.

[28]
Boettiger,Yalta Diary,19.

[29]
Kruglov’s memorandum to Beria,January 27,1945,GARF,r-9401,op.2,d.92,fols.238–40;Eberhardt,“My Most Secret Mission,”4.

[30]
Kathleen Harriman to Miss Marshall,Yalta,February 1,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31]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paratory measures,”GARF,r-9401,op.2,d.94,fols.25–27;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168–71; Molotov Remembers.Inside Kremlin Politics:Conversations with Felix Chuev(Chicago,1993),19.

[A3]
圣彼得堡在1914年“一战”爆发后改名为彼得格勒，1924年为纪念列宁又改名为列宁格勒，而书中一律将其称为圣彼得堡，特此说明。——编者注

第4章　红色主人

苏联外长莫洛托夫登上“圣牛号”座机欢迎罗斯福时，他告诉总统说，斯大林还未赶到雅尔塔，很遗憾不能来亲自迎接。和苏联方面的许多话一样，这根本不是真话。斯大林其实已经在雅尔塔附近的住处安顿妥当，莫洛托夫通过电话向他报告，盟国代表团已经抵达。现在，巨龙在远处盯住阿尔戈人，一点儿也不透露自己的位置和意图。
[1]

会议前夕，贝利亚向大老板报告，专列已经备妥，可把他从莫斯科送到雅尔塔。斯大林即使在国内也很少出外旅行，这一次更需要做好特殊准备以确保火车的安全。火车沿路要经过的大城，如卡尔基夫（Kharkiv）、扎波里日亚（Zaporizhia）和辛菲罗波尔，都要备妥高频电话线供斯大林使用。斯大林搭乘的11节车厢专列将经过在这几年战争中受到惨重蹂躏的地区。他从车窗可以看到此时任何一位旅客都可看到的景象：大地几近全然毁坏，人力资源也完全耗竭。

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的柏西少校在几个星期前走过同样的路，他在回忆录中说：“沿路车站都是临时木屋搭成的。城乡几乎全毁，整片森林似乎全被炮火炸光。我不禁要问，挤在偏远小站周遭的人民究竟栖身于何处。”凯瑟琳·哈里曼也搭火车南下，她写道：“我们见到的战争创伤将使我终生难忘。”她在家书中又说：“天啊，这个国家光是清理工作就够艰巨的了。”
[2]

从莫斯科往外开的火车都得在车站内等候良久，礼让往里开的列车先走。两轨的铁道只剩单轨通行，因此全程花了三个昼夜，大部分时间火车都困在已被炮弹夷平的车站。当然，斯大林从莫斯科往克里米亚，一路上风驰电掣，不用像其他旅人吃苦穷等。他安坐于从沙皇专列中留下来的四节车厢之一，避免了既无食物又没水喝的困顿——即使苏联高级官员和外国外交官都免不了吃这个苦头。

曾任驻英大使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伊万·迈斯基（Ivan Maisky）在前往克里米亚途中坐的是外交官车厢，有专属隔间，却必须以外交部部属在莫斯科上车时塞给他的餐包为食。服务生送来热开水，但是，抱歉，没有茶包或茶叶，被褥也是脏兮兮的——苏联火车上的这个传统，一直到苏联解体时都没有什么改进。两间厕所有一间出了故障，迈斯基隔间里的洗手台还停水。天气奇冷，在抵达辛菲罗波尔前夕，电也断了，迈斯基和同僚只好点蜡烛照明。
[3]

如果连外国外交官和苏联高级官员的旅行都是如此，你就可以想象苏联一般老百姓受的是什么样的罪了。情况如此困难，并不单纯是战祸使然，苏维埃政府当家20年，铁道交通除了还留下几节沙皇专列车厢供领导人使用以外，其他恐怕也乏善可陈。

斯大林选定位于柯瑞兹的尤苏波夫宫当苏联代表团的总部，柯瑞兹是位于里瓦迪亚和阿路普卡中间的一座城镇。在苏联时期，一般称呼尤苏波夫宫为柯瑞兹宫。在贝利亚的督导下，建筑工人盖了一座水泥屋顶足有两米厚，再加一米砂石覆盖的防弹、防毒气掩体。它可以抵挡一颗500公斤炸弹的直接袭击，比替罗斯福在里瓦迪亚宫盖的那座防空洞还更坚固牢靠。

这位苏联统治者有两架红军空军飞机供其差遣，另有10架飞机负责递送公文。他有一套高频电话系统和电报机，可以和军事前线及苏联其他地方通信联系，里瓦迪亚安装的自动电话站让他可以和罗斯福、丘吉尔，以及克里米亚地区的各个机场和港口通信。电话通信的维修和安全，是内务人民委员部特殊通信部门8个连队的责任，每一公里电话缆线都有一个士兵看守。克里米亚的空域由244架飞机和部署在雅尔塔附近的高射炮单位负责安全，后者有300门高射炮和机枪。
[4]

斯大林选择入住尤苏波夫宫，可能是取其位于英、美两国代表团总部之间的便利，但这里头也有另一个有意思的象征意义。沙皇皇室最后一批代表人物在1919年4月出国流亡时，就是从柯瑞兹的码头上船的，而当时丘吉尔很有可能参与其事。

布尔什维克革命之前，这座皇宫属于自英国牛津大学毕业的费利克斯·尤苏波夫亲王（Prince Felix Yusupov）所有。他继承巨额财产，是圣彼得堡出了名的花花公子，也经常施舍穷人。他富可敌国，广结人缘。尤苏波夫娶沙皇侄女爱瑞娜（Irina）为妻，但是据说他与皇室另一成员——沙皇的堂兄弟德米特里大公（Grand Prince Dmitrii）长期保持同性恋关系。尤苏波夫后来和德米特里联手杀了深受皇后亚历山德拉宠信、最能象征旧政权失德败政的僧人格里戈里·拉斯普京（Grigorii Rasputin）。尤苏波夫为了让沙皇皇室不再继续名誉扫地，为了拯救俄国免于即刻覆亡的命运，于1916年12月在圣彼得堡莫伊卡河（Moika River）岸边的另一栋宫殿里杀了拉斯普京。事隔不到几个月，1917年3月，尼古拉二世逊位，尤苏波夫所熟悉的俄国不复存在。他们夫妇于是从圣彼得堡宅邸收拾珠宝和伦勃朗的名画，暂时避居到克里米亚的别墅。

在布尔什维克于同年11月接管圣彼得堡之后，即使是克里米亚也不安全了。尤苏波夫亲王后来回忆一群革命党的水兵到他宅邸的那一幕：“他们自称‘海上骑兵’。一个用人吓坏了，跑来通报，他们冲进来索讨食物和酒。我走到庭院。两名水手下马，向我迎面走来。他们面目狰狞，一个戴着钻石手镯，另一个则佩着胸针。他们的制服沾满血迹。他们说，希望和我私下谈谈，于是我让其他人到厨房饱餐一顿，带着他俩到我房间……其中一人突然问我，是不是我杀了拉斯普京。我说，没错，正是在下。他们向我敬酒，宣称既然如此，那么我和家人都不用害怕。”
[5]

尤苏波夫或许因杀了拉斯普京而暂时不受侵扰，但他那些罗曼诺夫皇室的亲戚可就得不到保障了。这些皇亲国戚在大家长玛丽亚皇太后（尼古拉二世的母亲）的率领下，躲到了克里米亚半岛上艾都铎（ai-Todor）、杜尔比（Dulber）和哈拉克斯（Harax）等地的别墅。结果布尔什维克一到，他们通通遭到软禁。沙皇夫妇及子女于1918年7月在叶卡捷琳堡（Yekaterinburg）遭到处死，而德军于是年春天进入俄国，可能救了罗曼诺夫皇室的其他成员。当年年底，德军撤走，布尔什维克慢慢向克里米亚推进。到了1919年春天，情势已经很明显了，这些皇室遗老如果不逃，必死无疑。

英王乔治五世和他们有亲戚关系——乔治五世的母亲亚历山德拉是玛丽亚皇太后的姐妹，经常到里瓦迪亚做客，这些皇室遗老经英王协助得以出亡国外。英国政府派海军军舰“马尔伯勒号”（HMS Marborough
）从伊斯坦布尔开到雅尔塔，接运玛丽亚皇太后及其亲人。丘吉尔当时是战争大臣，强力主张用军事行动干预苏维埃政府，他一定知道有这么一项撤退行动。

1919年4月7日，“马尔伯勒号”军舰在柯瑞兹附近码头接走了玛丽亚皇太后、罗曼诺夫皇室的其他成员，以及尤苏波夫夫妇。几天之后，这些乘客在雅尔塔港口最后一次在公开场合听到民众唱俄国皇室之歌欢送他们。尤苏波夫在回忆录里记下了这样的场面：“另一艘船在我们前头离开雅尔塔，船上载着要去投效白军的克里米亚官兵。‘马尔伯勒号’还未起锚。皇太后目送那艘船缓缓出港，不禁潸然泪下，而那些此去必死无疑的青年人则向她敬礼。”
[6]

1945年2月，尤苏波夫宫成为新俄罗斯统治者开会期间的总部，他所拥有的权力之大，能令历代沙皇自叹弗如。斯大林原名约瑟夫·朱加什维利（Joseph Dzhugashvili），参与革命活动时化名斯大林（意即“铁汉”）。他的一生多彩多姿，原本是格鲁吉亚前途光明的青年诗人，进入修道院学习，预备当神父，后策划多起革命暴力事件，数度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他精通官僚运作，最后成为钢铁般的统治者，在国家面临被纳粹军事机器灭亡的紧要关头，动员全国奋力抗战。

斯大林于1878年出生，父亲是个修鞋匠，希望儿子能继承父业，他能上学念书全靠母亲克捷万·朱加什维利（Ketevan Dzhugashvili）的坚持。母亲在他10岁时，送他进入故乡戈里（Gori）的一所神学学校。她是个农奴家庭长大的农妇，希望儿子能成为东正教神父。这个决定使她付出了极大的代价，因为斯大林的酒鬼父亲不给妻儿一毛钱。学校授课以俄语进行，斯大林学得非常好，不过终其一生，他说起俄语一直都有浓浓的格鲁吉亚口音。

斯大林以班上第一名的成绩毕业，拿到奖学金升入第比利斯（Tbilisi）的东正教神学院。他成绩优秀，发表了多篇诗作，可是念了5年，却因母子俩再也付不起一再上涨的学费，被迫在毕业考前辍学。当不了东正教神父，也做不成格鲁吉亚民族诗人——他的诗以格鲁吉亚文写成，抗议在格鲁吉亚的神学院强制要以俄语教学——斯大林走上了马克思主义革命的道路，接受国际主义作为他的布尔什维克信念。

斯大林因为读了弗拉基米尔·列宁的作品而醉心马克思主义，1898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Russian Social Democratic Labor Party），即布尔什维克党的前身。1902年，斯大林23岁时，因为在巴统罗斯柴尔德家族拥有的炼油厂策动大规模罢工和暴动，而首次遭到当局逮捕。之后他被流放到西伯利亚，可是到了西伯利亚不久后，他就逃跑——以后还一连发生了多次——回到高加索地区从事革命活动。斯大林加入社会民主党中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他还从事新闻工作，舍格鲁吉亚文而用俄文写作，于1921年成为布尔什维克机关报《真理报》（Pravda
）的第一任总编辑。

同年，列宁（斯大林于1906年结识列宁）建议他写一篇纲领性质的文章，缕析布尔什维克对俄罗斯帝国境内民族问题的政策。斯大林偶尔会因党务出国，但他不识任何外文，在后来受他迫害的布尔什维克文化宣传大将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的协助下，斯大林终于完成了任务。《马克思主义和民族问题》（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Question
）于1931年印行发表，斯大林一夜之间成为布尔什维克中在这个议题上的权威。列宁于1917年11月组成第一个布尔什维克政府，他当然成为担任民族事务部部长的不二人选。

列宁晚年，因为这位布尔什维克领袖需要斯大林在党和国家事务上遏制列昂·托洛茨基（Leon Trotsky）的影响力，所以斯大林的权力愈来愈大。在1920年党内那场漫长复杂的斗争当中，斯大林胜出，他先将托洛茨基赶出布尔什维克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政治局，逼他流亡国外，再回过头来对付和自己结盟斗垮托洛茨基的旧盟友，先拿布哈林开刀。他展现出日后在国际领域成就不凡的特质。斯大林很有说服力。他必要时可魅惑对手，赏赐礼物，赐予注意。到了1934年，政治局中的反对势力已被他铲除殆尽，斯大林一跃成为共产党唯一的领袖。

斯大林把对付敌人的镇压手段用到了党内，并大肆扩大其范围。斯大林对付他所谓的政治派系，以涉嫌勾结已遭整肃者为名，逮捕党政官员及其家属。斯大林的高压统治于“大清洗”运动中的1937—1938年达到顶点，造成数十万名无辜者丧生。好几百万人被打入古拉格——这个1929年夏天由政治局决议设立的“劳动改造营”，在“大清洗”时期急剧扩张。被打进劳改营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不是前任党、政或秘密警察官员，而是在革命之前或革命期间属于非布尔什维克政党的人士，还有富农、前帝国军队官兵以及非俄罗斯族裔人士，他们对政权的忠诚受到了斯大林的怀疑。斯大林就是这样迎接即将到来的欧洲战争的，他要摆脱“第五纵队”——革命阵营中潜伏的敌人特务，他认为第五纵队决定了西班牙内战的成败命运。
[7]

斯大林非常注意自己的安危，尤其是当他必须离开莫斯科之时。贝利亚提出雅尔塔会议准备计划时，向斯大林报告说，由尼古拉·弗拉西克（Nikolai Vlasik）将军率领的卫队，将再抽调100名特勤人员，并从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调一个500人兵力的特工团予以支持。在此之前，为进行与会人士的保安工作，内务人民委员部已经派出了4个团、1200名特勤人员、一支120人的摩托车队，以及50名精挑细选的官员。各国代表团首长所住的楼宇，白天有两道巡守防线，夜间更增为三道。
[8]

斯大林在自己国内的重重保护之下，究竟怕的是谁？在他手下受害的人不在少数。他把这些人视为政权潜在的敌人。斯大林在克里米亚地区有很好的理由必须提高警觉。到了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已经不再满足于锁定镇压他怀疑不忠于他的政治领袖和特定的社会、族裔团体成员。德军入侵之后，他下令将他认为有能力与德国人勾结的民族一律递解出境。红军收复暂时失去的领土之后，递解行动又扩大到斯大林认为确有与德国人勾结情况的族裔团体。克里米亚鞑靼人——克里米亚的原住民，占当地人口总数的近1/4——成了这个政策的主要受害人。

把“反苏维埃分子”驱逐出克里米亚的行动，在1944年春天苏联光复半岛之后立刻展开。当年4月及5月，贝利亚向斯大林及莫洛托夫报告了内务人民委员部在克里米亚追缉通德者的结果。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逮捕的人多得出奇，到1944年5月初，总人数已达6000人。这是因为参加了由德国占领当局组织的鞑靼自卫队的人员，大多数都被打为了“间谍”及“反苏维埃分子”。贝利亚报告说，约有2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脱离红军，加入德国军事组织。这个数字是捏造出来的，是实际逃兵人数的40倍，但它被采纳为全面指控通敌者的根据。他们被编造出来，合理化斯大林在1944年5月11日签署的一道命令——把所有的克里米亚鞑靼人，包括妇孺，全部驱赶到乌兹别克斯坦及苏联的其他偏远地区。

这道命令在1944年5月18日至20日期间得到执行，将近20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押上火车送走。人数少得多的克里米亚希腊、亚美尼亚、保加利亚和德裔人口，也被控勾结纳粹，跟着鞑靼人一起遭到流放。斯大林总共流放了超过22.5万名克里米亚居民，其中大多数没能存活下来。近2.8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被流放到乌兹别克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俄罗斯偏远地区的特设定居点，在流放的头18个月中，许多人就因饥饿和疫病而纷纷死亡。其余的人到苏联解体后才获准回到克里米亚。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前往雅尔塔途中目击的惨状，不全是德国人野蛮行为的结果，但是没有证据显示，他们当时就知道这个状况——苏联官方在会议结束两年多之后才承认执行了此次流放行动。
[9]

流放了鞑靼人之后，重新在克里米亚安置人员的问题，成了斯大林惩罚另一个民族的工具，该民族就是苏联境内的犹太人，他们在斯大林过世前几年深受激烈反犹运动之害。针对苏联境内犹太人领袖的一项指控，就是他们阴谋接管克里米亚。1944年2月2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前一年、苏联光复克里米亚之前几个月，知名犹太裔演员、政府支持的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领导人所罗门·米霍埃尔斯（Solomon Mikhoels）签署了一封信，呈给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提议在克里米亚成立一个苏联犹太人共和国。苏联犹太人领袖深受德国屠杀犹太人的创伤，又面临犹太裔回到苏联最近的解放区所遭遇到的敌视，因此他们设法要在苏联的欧洲部分成立一个犹太人国家。

克里米亚是这个新的政治自治区的备选地点。另一个地点是伏尔加河（Volga River）的萨拉托夫（Saratov）地区，当局在1941年即把苏联德裔人从当地赶走流放。米霍埃尔斯和委员会的其他委员一开始向莫洛托夫提出这个想法时，莫洛托夫建议他们写成书面计划并选择克里米亚，因为他觉得把犹太人安置在原本是德裔居住的地区，恐怕不太妥当。克里米亚鞑靼人还未遭到流放，但那显然只是迟早的问题，因为苏联早在1942年就已开始把鞑靼人迁出黑海地区。斯大林本人在20世纪20年代即推动把犹太人安置在乌克兰南部及克里米亚的构想，当时已经成立了好几个犹太人定居点。战前，克里米亚已有近6.5万名犹太人。没能在德国人进入克里米亚之前离开的犹太人，和苏联境内其他纳粹占领区的犹太人遭受了同样的命运，在德军对犹太人施行的大屠杀中丧生了。

由于以苏联的标准而论，克里米亚的气候算是异常暖和了，因此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建立自治体的计划，在当时也被人称为建立“犹太人加利福尼亚”（Jewish California）的计划。苏联当局曾利用它在美国号召支持苏联的抗德战争。米霍埃尔斯1943年下半年访问美国时，曾与美国犹太人团体的代表讨论这个计划。苏联情报人员为了争取参与曼哈顿计划（Manhattan Project）的犹太人之信心，也提到过这个计划。有些官员提议，应该启动这一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建立自治体的计划，来争取美援，进行克里米亚战后重建工作，但斯大林觉得这个想法太荒唐，不肯在雅尔塔会议上和罗斯福讨论它。

在1937年“大清洗”期间，犹太人并没有被锁定为一个族裔团体或宗教团体。他们和主要文化重心位于苏联境外的波兰裔、德裔、乌克兰人及其他民族不同，他们对苏维埃政府的忠诚，在当时并未受到斯大林的怀疑——虽然他具有强烈的反犹意识。但是，后来以色列在1948年独立建国，又得到美国犹太人的支持，情势因此突变。德裔已被流放，波兰裔重新安置，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重新统一”在苏联之下，犹太人在斯大林心目中，就成了未来与美帝国主义斗争中的第五纵队。
[10]

针对推动犹太人在克里米亚建立自治体的为首人物的刑事案件调查，后来被称为“克里米亚事件”。它被用来对苏联境内的犹太人发动史无前例的猛烈攻击。每当有犹太裔活跃人士遭到逮捕、起诉，继而被草草处决，媒体就对他们发动抨击。在1948年1月，秘密警察制造假车祸，谋杀了米霍埃尔斯。雅尔塔会议期间担任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的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被控向米霍埃尔斯就克里米亚问题献策。他遭到逮捕和起诉，于1952年8月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其他13名委员一起被枪决。斯大林麾下的一个侦讯人员告诉克里米亚事件的受害人：“没有人是碰不得的。”

高压手段变成斯大林对其人民甚至其最亲密扈从专政的工具。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的得力助手莫洛托夫，也为他原先支持在克里米亚建立犹太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计划，付出了惨重代价。1948年12月，反犹运动掀起序幕，斯大林下令逮捕具有犹太人血统、身为资深布尔什维克党员的莫洛托夫之妻波林娜·热姆丘任娜（Polina Zhemchuzhina）。她被控协助米霍埃尔斯推动克里米亚计划，此时这个计划已被打成宣示犹太民族主义的美国犹太复国主义者的阴谋。热姆丘任娜还被控于1945年3月15日在莫斯科的一所犹太人会堂里，参加了追悼后来称为大屠杀受难人的活动。莫洛托夫被迫和热姆丘任娜离婚，划清界限。热姆丘任娜被下放到古拉格，直到斯大林1953年过世之后才获释放。

莫洛托夫是斯大林扈从里最后一个胆敢跟这位统治者唱反调的人。到了战争结束时，他已经触到了斯大林所能容忍所谓独立思想的极限。1945年12月初，斯大林在高加索度假时拍发电报给贝利亚和几个核心人员，称“莫洛托夫没有珍惜国家的利益和政府的声誉,他只想在若干外国圈子中争取威望”。斯大林又说，他不相信接近莫洛托夫的人（显然指的是他太太热姆丘任娜），因此不能以他为自己的第一号副手。这是从云霄坠地的大失宠，也是10个月前参与雅尔塔会议的西方代表无法想象的事情，当时莫洛托夫被认为是权力极大的强硬派，阻止了偏自由派的斯大林采取比较亲西方的立场。
[11]

鞑靼人被扣上和纳粹勾结的帽子，被逐出克里米亚，而苏联境内的犹太人没被大屠杀害死，却被套上妄图在苏联的蔚蓝海岸取代鞑靼人地位的罪名而遭到迫害。斯大林不愿意在国内划出专区给族裔团体或宗教团体居住，这是他民族政策的主要特色。此时，斯大林年轻时对格鲁吉亚的效忠赤诚早已经一去不复返，取而代之的是帝国主义的直觉和逻辑。因此他认为在驱赶克里米亚鞑靼人之后，苏联的南方边区会安全得多，也希望运用相同的强迫迁徙技术来保护其西方边界。

1939年8月23日，苏、德两国外交部长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在莫斯科当着斯大林的面，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定了苏联的新国界，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要求盟国承认新国界合法。《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给希特勒开了进攻波兰的绿灯，让他不必担心陷入东西两面作战，从而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了换取苏联保持中立，希特勒预备把相当大的一块东欧土地让给苏联，允许斯大林先兼并当时属于波兰领土的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然后又占领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以及罗马尼亚的摩尔多瓦省（Moldavia）。

到了1940年秋天，斯大林发现他不仅拥有相当大的新领土，还辖管着多种族、多文化的人民，他必须震慑这些人民，四处调动他们，以实现社会和民族的团结。他在接管这些地域之后，立刻大规模流放可能“有害”的政治、社会分子，但是德军1941年6月的入侵打乱了他的计划。现在，红军既已坚实地控制住暂时失去的领土，斯大林就可以恢复原定构想了。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月，斯大林推动盟国承认《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确立的苏联国界，他也计划恢复俄罗斯帝国在远东丧失的权益，还希望在东欧确立势力范围，这些据说都是为了保证安全。他的思维不仅受到地缘战略考虑的影响（就这方面而言，西方领袖认为他的要求有理），也受到塑造了20世纪上半叶全球政治的最具煽动力的思想的影响，比如有关帝国、民族、社会革命的思想。

斯大林坚持要盟国承认苏联兼并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国家后所确立的国界，是出于清楚的战略考虑，但这也反映出他渴望收复俄罗斯帝国在革命期间丧失的领土。苏联在远东要求领土也用了同样的理由，斯大林决心收回库页岛南部，那是帝国政府输了1904—1905年发生的日俄战争后，所失去的领土。此外，他还想建立对千岛群岛的控制，它有一部分在1875年前属于俄国所有。革命时期，布尔什维克靠着承认民族因素在革命政治中的重要性，依据族裔界线重新建构前帝国，才设法避免了俄罗斯帝国完全分崩离析的下场。苏联领导人创造了某些历史学家所说的“民族的帝国”，将收复失地甚至扩张前帝国的要求，振振有词地描述成是在维护苏联构成民族与同胞生活在同一个国家里的权利。

革命之后，布尔什维克支持非俄罗斯人共和国的民族觉醒，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俄罗斯人已经恢复了他们在苏联的主导地位，非俄罗斯人的民族主义也在国内受到了压制。然而，在国际上，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长久以来渴望生活在一个国家之内的念头，却被用来作为苏联吞并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部分领土的理由。的确，从表面上看，再也没有人比斯大林更热切地支持威尔逊总统倡导的“民族自决”了，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进行期间，就打着东欧少数民族要自决的旗号，吞并新领土。

斯大林的“民族”思想与他的革命观和言辞是一致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推动的世界革命理念从来没有实现过，但是苏联继续鼓励他们辖下的乌克兰、白俄罗斯和摩尔多瓦发展本地文化，盼望在他们治下的民族复兴可以鼓舞东欧新兴国家少数民族的统一倾向，激发无产阶级革命。到20世纪30年代，苏联已经放弃了这样的希望，转而限制甚至粉碎他们边区共和国的民族复兴运动。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斯大林又有机会向外输出无产阶级革命了。
[12]

自拿破仑时期以来，欧洲的政治和社会现状从来没有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这样，受到单一一个革命力量如此严重的挑战。在拿破仑于1812年出兵入侵俄国之前的几年，俄国杂志上充斥着各种关于这位法国皇帝麾下将帅粗鄙无知的逸闻。现在，到了西方盟国被这个崭新革命帝国统治者们的行为震惊的时候了。雅尔塔会议选在前朝王公巨室的府邸举行，更凸显出斯大林和前人的差异。

罗曼诺夫、霍亨佐伦（Hohenzollern）和英国萨克森——科堡——哥达（Saxe-Coburg-Gotha）王室的国王、王后们，不仅属于欧洲王室同一教育、文化和政治的专属俱乐部，许多人还彼此有血缘亲属关系。他们在书函往来和碰面开会时，都很清楚彼此的立场和想法。但是在1945年的雅尔塔就不是如此。英国王室在1917年只是把名字由萨克森—科堡—哥达改为了温莎（Windsor），而原本是罗曼诺夫王室的这个国度，其改变可就深刻得多了。

雅尔塔会议时，英国和美国都由各自的贵族精英统治。丘吉尔是著名的斯宾塞家族的一员，这个家族出了许许多多著名的公众人物和政治家。而罗斯福总统也和丘吉尔一样，系出第一代桑德兰伯爵（Earl of Sunderland）亨利·斯宾塞（Henry Spencer）这一脉。他们两人都知道彼此有这一层渊源。就美国这边的脉络来讲，更重要的是罗斯福总统和老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有远亲关系，而且在白宫宴会场合结识了老罗斯福总统的侄女，娶了她为妻。罗斯福和丘吉尔分别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格罗顿中学（Groton）和伦敦的哈罗公学（Harrow）
[B1]

，而现在，他们即将在雅尔塔见到的，却是一个从东正教神学院辍学的格鲁吉亚酒鬼鞋匠之子。

出席雅尔塔会议的领导人们，其出身、教育背景以及政治经历的差异，也反映在代表团成员身上。艾登从容貌到言行举止都是典型的英国绅士。他先后从伊顿公学和牛津大学（主修东方语言）毕业，系出一个古老的地主家庭，父亲是男爵。斯退丁纽斯是典型的美国企业家，在罗斯福政府里深受器重。他父亲是摩根大通（J.P.Morgan&Co.）的合伙人。他在康涅狄格州贵族中学庞弗雷特（Pomfret）毕业后，升入弗吉尼亚大学念了4年，却不屑于拿学位。莫洛托夫的父亲是个乡下商店店员，他自己则因参与革命活动而被流放到了西伯利亚，虽然革命爆发前在圣彼得堡工艺学院念了两年书，却没有毕业。莫洛托夫虽然是个干练的官僚，却不通任何外语。他之所以能在1939年取代资深外交官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出任外交部长，是因为斯大林认为李维诺夫是犹太人，不适合出面跟希特勒谈判。

美、英外交圈陪着长官出席雅尔塔会议的那些“俄国通”们一向认为，双方的文化差异正说明苏联人低人一等。英国外交官和外交部里的专家不认为苏联是完全的欧洲国家——他们习惯认为苏联有东方色彩，在文明和野蛮之间摇摆。据称，苏联人倾向于暴政，怀有农民心态，组织混乱，不能集中精神专注办事。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Sir Archibald Clark Kerr）写道：“苏联人依然觉得长时间工作是很讨厌的事情。”有时候，把苏联视为低等斯拉夫人的观点，又被藐视他们是犹太人的情绪取代，形成一种东方主义、反共加反犹的奇特组合。譬如，贾德干对苏联指控英国在和德国秘密谈判非常不满，于1944年1月在日记中写道：“实在太荒唐了！我们已经什么都跟苏联人说了，也老老实实跟他们来往。他们是我生平所见最可恶的犹太人。”

英国人更看不起的是苏联的非斯拉夫人，在这一点上美国人其实也一样。哈里曼不满意莫洛托夫在雅尔塔会议前夕要求美国贷款的方式，认为这都是苏联国防委员会委员阿纳斯塔斯·米高扬（Anastas Mikoyan）搞出来的，“他还带着那种亚美尼亚人习气”。哈里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电文中说：“他每次谈判，都是把只值一半价钱的东西，喊价两倍端出来，然后再一点又一点地让步，期待在过程中我们会因为累了而罢手。”哈里曼后来说，苏联窃听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因为听到英国人批评他们低劣而大怒。他说：“如果我们也被窃听，他们一定会听到迪恩（指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约翰·迪恩将军）和我对他们的评语也没有什么两样……斯大林对这一点最敏感。”结果呢，美国大使馆也的确遭到窃听了。
[13]

英、美外交官以种族或文化因素来解读差异，苏联则从阶级角度看待彼此的差异。他们把美英政客和外交官都看作帝国主义群体的代表。对斯大林、莫洛托夫和年轻的苏联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来说，他们是最大的阶级敌人，是想方设法要欺负天真、诚实的劳动阶级代表的资本主义者。盟国领袖的政治文化和民主辞藻只不过是掩饰其犯罪意图的东西罢了。葛罗米柯批评西方外交官的作风：“他们要是想下手杀人，就会先戴上手套，然后面带微笑，有礼貌地下手。”

莫洛托夫发现和纳粹党人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打交道，还比跟西方民主国家的代表交手来得容易。（莫洛托夫于1940年11月访问柏林时，曾经和赫斯开玩笑说，纳粹党没有政治纲领和党员守则，布尔什维克则把它们印得漂漂亮亮、分发下去。）苏联领导人把美国人和英国人分开来处理，但只是把人分别对待，在意识形态上和文化上，还是把他们视为一丘之貉。莫洛托夫在20世纪60年代末期和一位旧识谈到他们时说：“我认得他们，这些人全都是资本主义者。但是，丘吉尔是他们之中最强、最聪明的人。”

斯大林也认为丘吉尔最危险，同时认为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是同一个帝国主义阵营的代表。斯大林在盟国强攻诺曼底前夕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米洛万·吉拉斯（Milovan Djilas）谈话，他说：“或许你以为我们是英国的盟国，我们就忘了他们是什么人，也忘了丘吉尔是什么人。他们最喜欢骗盟国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英国人不断地骗俄国人和法国人。丘吉尔呢？丘吉尔是那种你若不提防，就会从你口袋里偷一分钱的人。是的，从你口袋里偷走一分钱！天啊，一分钱都要偷！罗斯福呢？罗斯福跟他不一样。他只偷大一点的硬币。可是丘吉尔呢？丘吉尔连一分钱都要偷。”
[14]

在斯大林心里，丘吉尔和罗斯福在程度上有差别，可是他们都是资本主义的小偷。

[1]
N.G.Kuznetsov, Kursom k pobede(Moscow,1975),443;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163–64.

[2]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paratory measures,”GARF,r-9401,op.2,d.94,fol.27;Birse, 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178;FRUS: Yalta,571;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4–10,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3]
Birse, 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178–79;“From I.M.Maisky’s Diary,”in O.A.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 .Vstrechi.Besedy.Diskussii.Dokumenty i kommentarii,1941–1945(Moscow,2004),494;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4–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4]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paratory measures,”GARF,r-9401,op.2,d.94,fols.16–25.

[5]
Felix Youssoupoff, Lost Splendor:The Amazing Memoirs of the Man Who Killed Rasputin(New York,1954;repr.New York,2007),chap.26.

[6]
Ibid.;Francis Pridham, Close of a Dynasty(London,1956).

[7]
Hiroaki Kuromiya, Stalin(New York,2005);Simon Sebag Montefiore, Young Stalin(New York,2007);Simon Sebag Montefiore, Stalin:The Court of the Red Tsar(New York,2003);Anne Applebaum, GULAG:A History(New York,2003).

[8]
“On the completion of the preparatory measures,”GARF,r-9401,op.2,d.94,fols.16–25.

[9]
J.Otto Pohl, The Stalinist Penal System:A Statistical History of Soviet Repression and Terror,1930–1953(Jefferson,NC,1997),112–18.

[10]
“Delo Evreiskogo antifashistskogo komiteta,” Al’manakh:Rossiia XX vek,Mezhdunarodnyi Fond“Demokratiia,”http://www.idf.ru/9/doc.shtml(visited January 10,2008);Shimon Redlich, 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Histor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Luxembourg,1995),45–49;Yuri Slezkine, The Jewish Century(Princeton,2004),286–97.

[11]
Alexander Chubariyan and Vladimir Pechatnov,“Molotov‘the Liberal’:Stalin’s 1945 Criticism of His Deputy,”Cold War History 1,no.1(August 2000):135–36.

[12]
Terry Martin, The Affirmative Action Empire:Nations and Nationalism in the Soviet Union,1923–1939(Ithaca,NY,2001);Jan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The Soviet Conquest of Poland’s Western Ukraine and Western Belorussia(Princeton,1987);Timothy 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Poland,Ukraine,Lithuania,Belarus,1569–1999(New Haven,CT,2003).

[13]
Martin H.Folly, Churchill,Whitehall and the Soviet Union,1940–45(New York,2000),44–45;Cadogan, Diaries,597;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385;Frank Costigliola,“‘I Had Come as a Friend’:Emotion,Culture,and Ambiguity in the Formation of the Cold War,1943–45,” Cold War History1,no.1(August 2000):105.

[14]
Anatolii Gromyko, Andrei Gromyko.V labirintakh Kremlia(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 syna)(Moscow,1997),176; Molotov Remembers,20,45,54;Milovan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New York,1962),73.

[B1]
两校皆为著名的贵族子弟学校。——译者注

第二部分　战士的峰会

担起了击退德国人的重责大任的，是苏联军队。

——温斯顿·丘吉尔

第5章　三巨头重聚一堂

2月3日，接近午夜时分，哈里曼和波伦好不容易穿越了三道苏联巡守卫兵——其中一道还配备经过特别训练的军犬——才到达目的地柯瑞兹宫。午夜过后10分钟，莫洛托夫出面接待他们。筹划这么久的雅尔塔会议竟然没有预先安排议程，连第一天要讨论什么都没讲好。哈里曼和波伦两位半夜拜会的目的，是至少谈好第一项议事项目，并规划日后如何议事。这项工作容易得出乎他们意料。

哈里曼通知东道主方面，罗斯福总统希望先讨论军事问题，这时哈里曼也得知斯大林元帅预备先谈德国问题，先谈军事，再谈政治。哈里曼问，斯大林可否在下午5点会议正式开始前，先到里瓦迪亚宫拜会罗斯福。莫洛托夫一口答应，斯大林此前已经提议，“为了总统方便”，所有会议都在里瓦迪亚宫举行。莫洛托夫说，他认为会议应进行5～6天，哈里曼附议，并代表罗斯福邀请斯大林晚间就在里瓦迪亚宫一起吃晚饭。这恐怕是一国元首邀另一位国家元首进餐的临时邀请里提前时间最短的了，但苏方欣然接受。

按美方观点看，会议以高调开始，两位主角的想法凑巧完全相符。哈里曼从英、美在马耳他的对话中，晓得英国不会有意见，他可以放心上床睡觉了。1月18日，从莫斯科到克里米亚再转往马耳他之前，哈里曼已和莫洛托夫见过面，他告诉过莫洛托夫，依他之见，总统在雅尔塔会议上，会想要讨论对待德国的方式、联合国的成立、波兰局势，以及太平洋战争等问题。显然，至少在第一个问题上，苏联预备礼让来宾。
[1]

次日中午，艾登拜会莫洛托夫，两人的会面就不是那么融洽了。艾登接受了前一晚莫洛托夫和哈里曼两人达成的一些共识，包括会期长短，会议地点，还有以军事问题和对待德国问题作为第一项议题。艾登又表示，国际和平组织和波兰情势也应该讨论。这两项也都在美国的议程上。莫洛托夫不反对把联合国纳入会议议程，但波兰问题则不然。他表示，现在波兰已经解放，没有什么要谈的了。这是他传递信息的方式，意思是：波兰已在苏联控制之下，不欢迎英国干预。

艾登没有办法，只好暂时搁下这个问题。莫洛托夫提到，西方盟国当然已经相互商讨过，这样会议应该能进行得比较顺利，不料这一番话却使得谈话气氛又变差了。根据苏方的会议记录，艾登赶紧向莫洛托夫保证，英、美双方在马耳他没有进行任何谈判，罗斯福和丘吉尔只是一起坐车一游——可是这话没被翻译出来。我们可以想象艾登有多沮丧。罗斯福总统故意不和英方进行有意义的讨论也就罢了，现在还被莫洛托夫认为两国已经商量好了共同立场。
[2]

艾登告辞后不到几小时，斯大林到沃伦佐夫宫拜会丘吉尔。会谈进行得相当顺利。依据英国译员的说法，丘吉尔、斯大林两人“似乎很高兴又碰头，像老朋友一般谈起来”。丘吉尔在日记里写道：“我们对于对德战争有愉快的讨论。”他们没有讨论有争议的问题，只谈战场上的情势。这次会面是讨论军事问题的序曲，两人都小心试探，想探出对方的心意和立场。

尔虞我诈的外交游戏开始上演的同时，百万苏联大军已经向纳粹德国逼近，再没有比这更要紧的了。丘吉尔急欲了解苏联1月12日于东线全面展开的冬季大攻势的主要目标何在。他问，如果希特勒弃守柏林，转移到别的地方，比如德累斯顿（Dresden），苏联的后续战略究竟如何。斯大林说，红军会追击到底。丘吉尔的目的，或许是查明如果德国领导人弃守首都，红军指挥官是否会把占领柏林视为主要目标——英国人视占领柏林为终极的战果。

斯大林对攻势进展相当乐观，苏军用不到三个星期的时间，就已进抵奥德河，距纳粹首都仅70公里。他看不起希特勒麾下那批战略家的素质，对于红军往柏林推进时会碰上的德军，觉得已不足为虑。斯大林如此傲慢地看待希特勒及其将领，可能意在警告：如果盟国再不快速、果决地采取行动，苏联自己就可以收拾第三帝国，战利品也就都归他们所有了。斯大林告诉丘吉尔，苏联领导层希望盟国果决地在西线采取行动，阻止德军往东调动。他认为盟军最好能占领鲁尔（Ruhr），切断德国最后的煤矿来源，这样可以先于军事崩盘引爆经济崩溃。

丘吉尔邀请斯大林参观英国代表团在别墅里设置的战情室。首相对此颇引以为傲。会议之前，英国大使馆人员告诉东道主苏联：“丘吉尔先生希望这个战情室能紧挨着他在雅尔塔的私人卧房，而且应该便于罗斯福总统坐轮椅进出。”苏联被要求每隔10～15厘米就要装设一个电线插座，以便供电给英方带到雅尔塔的特制灯具。有位英方官员先于代表团飞到雅尔塔，把战情室设置起来，现在已经可以提供简报功能了。

丘吉尔走到哪儿都少不了战情室。他在1941年12月第一次带着战情室到华盛顿时，罗斯福大为赞赏，也要求白宫设置一间战情室。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的几个月，罗斯福身体太差，降低了出入战情室（它也有通信中心的功用）的频率。他现在每天在医官麦金太尔的办公室里，一边治疗鼻窦问题，一边听取军事消息汇报。然而，丘吉尔出身军官，仍然深入参与每日军务，也很乐于向斯大林炫耀他对局势的掌握。他还亲自就西线情势做报告。

意大利战场盟军总司令、英国陆军元帅亚历山大向斯大林简要汇报了地中海的局势。替丘吉尔和亚历山大口译的柏西少校认为，斯大林很满意报告的内容。他对听到的消息明显很感兴趣，也评论说，德国非常不可能在意大利发动攻势。斯大林还建议包抄德军在亚平宁（Apennines）的防线，派盟军穿越卢布尔雅那隘口（Ljubjana Gap）进入中欧，在维也纳附近和苏军会师。这时候，丘吉尔一定后悔在马耳他坚持要和罗斯福商谈军事行动计划。英国军方一直偏好由西线的英国阵地向鲁尔发动攻击，而不是美国主张的在西线全线协调性的大进攻。英军另外还倾向于从南方攻向奥地利。

现在，斯大林主张进攻鲁尔，又提议穿越卢布尔雅那进击，丘吉尔本来或许可以说服美方接受，可是现在已经太迟，无法重启讨论。在马耳他激烈辩论之后，英方的两项计划都被摒弃，丘吉尔已被迫承认失败。亚历山大向斯大林表示，他没有部队可供调遣来发动此次作战，而且时机也已经太迟，无法再更改作战计划。丘吉尔只能听从他的军事指挥官。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对于斯大林如此提议，只能说：“现在他反正说了，也不用付任何代价。不过，我也不怪他。”丘吉尔只能说：“红军可能不容我们有时间完成这一作战计划。”

斯大林一定已经从他密布在西方的许多情报人员那里，知道了英方的立场，否则就很难解释为什么他会在和丘吉尔见面时提出这些建议，而一个小时后，他和罗斯福见面时却只字不提。关于盟军在西线的意图，丘吉尔只能说，已经计划于2月8日在北段发动攻势。斯大林完全没有表现出喜怒哀乐。他后来告诉红军元帅格奥尔基·朱可夫（Georgii Zhukov），他在雅尔塔的主要军事目标是说服盟军在西线发动攻势。他希望沿着整个西线尽快发动大型攻势，而不是只在其中一段发动小规模攻势。
[3]

雅尔塔会议于2月4日下午5点在里瓦迪亚宫的长方形宴会厅里正式召开。这个房间曾在1911年秋天见证过它的第一场公开仪式：沙皇替他的掌上明珠、16岁的奥尔佳女大公（Grand Duchess Olga）举办的生日舞会。对于沙皇这位长女而言，这是情绪激动的一刻，她挽着尼古拉二世的手臂，一身粉红丝衫，在皇室近亲、王公贵族、外国王室代表和肩饰华丽的军官们的簇拥下，进入会场。奥尔佳当时已亭亭玉立，算是适婚之龄，沙皇已经有计划要把她嫁给罗马尼亚亲王，以增强俄国在巴尔干的影响力。而2月4日这一天，现场没有皇室成员，在场的军事将领也没有华丽的肩饰。斯大林元帅服上的肩章和苏联英雄金质勋章是房里仅有的耀眼之物。
[4]

斯大林以东道主身份先讲话，但他利用这个机会请罗斯福主持会议。罗斯福接受了这份荣誉，他客气地说，他能担任这个角色既非法律规定，亦非传统使然，而他在德黑兰时主持会议也纯属偶然。美国代表团里流传一个小道消息，说罗斯福是出席雅尔塔会议三巨头中最年轻者，因此不可能获此殊荣。但是，罗斯福再次脱颖而出，主持全体大会，得以影响议程及讨论的方向，也成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仲裁人和裁判。
[5]

美国这第一项成功并非意外。这可以归功于1943年德黑兰会议后，罗斯福和斯大林通信时所采取的策略，也可归功于全体大会开始前几分钟才和斯大林完成的第一次会前会上罗斯福的立场。斯大林拜会完丘吉尔之后，立刻赶到里瓦迪亚和罗斯福辟室密谈。美国军方摄影师拍到的一段影片显示，斯大林一行分乘两辆汽车到达，斯大林身穿大衣在将校簇拥中下车，向卫兵回礼后进入别墅。入口处已有一群摄影记者恭候。

在原本是沙皇接见宾客的房间里，罗斯福坐在一张雕花大桌后的沙发上，等候访客的到来。斯大林由莫洛托夫和他钟爱的译员弗拉基米尔·巴甫洛夫（Vladimir Pavlov）陪同，罗斯福则由波伦兼当译员和顾问。波伦后来回忆说，这次会面仿佛老友重逢：“总统笑容满面，与斯大林亲切握手。斯大林脸上也难得地现出笑容，表示很高兴又见到总统。”两位领导人原本计划讨论半个小时，却坐在沙发上一谈就将近一个小时。罗斯福首席亲信顾问霍普金斯的儿子罗伯特，就是在这里拍下那张两人落座谈话的著名照片的。

基本上，斯大林在这里向罗斯福所表达的，与他告诉丘吉尔的话并无不同：红军正在奥德河与德军交战，它已占领西里西亚（Silesia），如果盟国从西线攻下鲁尔和萨尔（Saar），切断纳粹的煤矿来源，则德国的经济恐怕将先于军事崩溃。斯大林明确希望盟国在西线发动攻势。他没有提到盟军是否可从南侧进军，与红军在维也纳附近会师（他向丘吉尔如此提议），因为他已经知道美方反对这个构想。
[6]

罗斯福这次会面的目标是争取让斯大林同意，在艾森豪威尔的盟军总部和苏联的军事总部之间建立起直接通信。盟军已经逼近，英、美飞机有些空袭目标就位于红军的作战地区中。美国军事指挥官请罗斯福向斯大林直接提这个问题。没想到，这居然一点也不是问题。斯大林已经认识到军对军联络工作的重要性。他问起西线的军事计划，罗斯福表示预定2月8日发起有限度的攻势，4天之后再继以另一次温和攻势，但真正的猛攻将在3月展开，盟军届时将跨越莱茵河。斯大林并没有不满意的表示。罗斯福在这场他和斯大林自1943年12月一别以来的首次会谈中，不只想要解决特定的军事协调问题，他也希望重续私交，以恢复在德黑兰建立起来的信赖气氛。他告诉斯大林，自己对于前来雅尔塔途中见到的纳粹暴行十分愤慨。罗斯福认为德国从苏联抢走的一切都应该还给苏联。他也赞成让苏联兼并一部分德国领土，又建议有些地方可由荷兰兼并。罗斯福表示，他希望斯大林重复在德黑兰敬酒时所说的话，斯大林当时说至少得集体枪毙5万名德军军官，才能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再起。丘吉尔当时对这番话十分不以为然。
[7]

罗斯福为了争取斯大林的信赖，提起他刻意和丘吉尔保持距离的一则往事。罗斯福毫不隐瞒美、英在西线作战战略上的分歧。他告诉斯大林，英国坚持要从英军在荷兰的防线发动攻势，但是美军在欧洲投入的兵力是英军的4倍，应该负责制定政策才对。罗斯福也提到他和丘吉尔对如何划分德国占领区有不同的意见：英国人坚持美国占领德国的西南部，他们必须经由法国建立交通线；而美国则倾向于占领德国西北部，那里有波罗的海港埠，美方可以方便运输补给。对此，罗斯福评论说：“英国人是很奇怪的民族，他们又要马儿跑，又要马儿不吃草。”罗斯福这段话一定会让许多美国人吃一惊，尤其是《时代》周刊的读者。2月5日那一期的《时代》周刊报道，罗斯福在前往出席三巨头会议的途中，带着艾尔弗雷德·罗斯（Alfred L.Rowse）写的《英国的精神》（The English Spirit
），作者“不仅以英国事物为豪，还深爱着英国”。《时代》周刊这篇文章说：“它很可能也启发罗斯福总统产生相同的感情。”
[8]

接下来几天的会议期间，为了安抚斯大林，争取在稍后的谈判中有更多自由运作的空间，罗斯福和在马耳他时一样，避免和丘吉尔单独会面。英国人对此大为震惊，找霍普金斯帮忙。但是即使是霍普金斯也见不到罗斯福。2月3日晚间，安娜·伯蒂格到他房间探望，发现霍普金斯正在生闷气。她在日记中说：“他对我长篇大论地说教起来。他说罗斯福明天上午必须和丘吉尔好好谈一谈……他讲了一些不中听的话，说什么这是罗斯福自己找的工作，不论他喜欢与否都得执行工作，罗斯福、丘吉尔在大会议开始前非做好会前准备不可。”安娜不吃这一套，指出“这么做可能会失去我们苏联兄弟的信任”。总统自己就经常讲这句话。
[9]

罗斯福努力争取斯大林的信任，但这并不代表他就完全反对英国的倡议。他在第一次会谈时，就试图说服斯大林接受英方强烈支持的一个构想——在德国设置一个法国占领区。罗斯福把自己说成勉强信服了这个构想的人，表示希望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这样一旦未来又爆发冲突，法国的20万大军就能挡住德国，让英国有机会调动自己的部队。罗斯福此时耍起了两面派的手法，他虽瞧不起英国人及他们扶植的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但还是试图说服斯大林接受英国的计划。罗斯福语带嘲讽地告诉斯大林：“戴高乐自命既是圣女贞德（Joan of Arc）那样的法国精神领袖，又是可以和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相比的政治领袖。”斯大林对法国参与占领德国仍有疑虑，但他相当欣赏戴高乐，不禁特别注意到罗斯福的反英评语。罗斯福指责英国人“希望能分到一块蛋糕，也能吃它”的话被苏联人载入了会谈记录。
[10]

斯大林很感谢罗斯福在里瓦迪亚亲切招待他。他第二天派人送了一棵结了200个柠檬的柠檬树给罗斯福作为回报。因为罗斯福招待他喝马丁尼酒时，讲过一句话：“好的马丁尼酒一定要配上柠檬汁。”斯大林后来也用这种赠礼给某甲、故意冷落某乙的手法，来增强自己的谈判力量。罗斯福一直被他当作善类对待，而丘吉尔则是“连一分钱都要偷”的小人。
[11]

会议的开幕式替后续的全体大会定下了例行程序。跟外长会议和其他工作小组会议都不同，全体大会时，三巨头都会出席，这是他们讨论的论坛。全体大会通常在下午4点才开始，进行到华灯初上时，而且一直都由罗斯福当主席。

摆放在长方形大房间一端的圆桌，分配给三个代表团的空间大致相当。第一阶层的代表围着圆桌坐，后头坐的是第二阶层和第三阶层的顾问。虽然因议程不同，会有不同的人坐到圆桌边，但外长和译员的位置是一定会获得保留的。译员包括美国国务院的“俄国通”波伦、英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的柏西少校和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迈斯基，莫洛托夫的译员巴甫洛夫有时也会上阵。

通常都会出席的人有：美国的莱希、伯恩斯，英国的贾德干，苏联另一位外交部副部长安德烈·维辛斯基（Andrei Vyshinsky），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苏联驻英大使费奥多尔·古谢夫（Fedor Gusev），英国驻苏大使克尔，美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几位大使也参加外长们的午餐会。从会议第二天起，外长午餐就在全体大会之前举行，负责处理三巨头交代下来的事情。

译员及代表团其他成员在全体大会、外长会议和领袖私下对话时负责做笔记，但是雅尔塔会议却没有正式的官方记录。各个代表团的记录其实十分不协调，只在每次会议的起止时间上有统一的记载。我们今天所知道的会议是如何进行的，还有与会者说了什么话，大多来自波伦、希斯和弗里曼·马修斯（H.Freeman Matthews）的详尽记录，这些记录首度公布于1955年。苏联也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发表很不详尽的记录。英国的记录仍是手稿，不过英国在会议过后，发行了少量摘要版谈话记录。比对三个代表团不同成员的记录，我们不仅能更清楚在雅尔塔实际发生的事，还经常能看出译员及其长官的误解。

三巨头在里瓦迪亚宫大宴会厅入座之后，各国代表团成员就有机会评估他们三人的外交能力和谈判风格了。英国人急着搞清楚，罗斯福的健康状况江河日下，他的领导能力在多大程度上会受到影响。罗斯福最先坐着轮椅进入会场。要把他从轮椅上移到会议桌后的座位上相当费劲，因此他刻意选在大多数代表入席之前就先完成这件事。摄影人员都有默契，不拍摄会暴露罗斯福行动不便的照片，因此世人并不知道这位全世界最强大国家领导人的残障状况。
[12]

丘吉尔的医师莫兰当天晚上在日记里写道：“晚饭后，大家纷纷谈论起会议的情况。大家似乎一致认为，总统的身体已经不行了……他在讨论进行时很少插话，坐着的时候嘴巴张开。他以前遇到不太了解正在讨论的议题的情况时，会精明地掩盖过去，可是，他们说，现在这种精明不见了。”贾德干却认为，比起上次看到罗斯福时，罗斯福的身体好得多了，只是“头脑变得不清醒了”。
[13]

相形之下，丘吉尔似乎和往常一样精力充沛。会议开始前，他已从在马耳他时的病中完全复原了。整个下午，他都积极参与讨论，经常主动在若干议题上提出美、英的共同立场。他随时会加入讨论，充分发挥在议会殿堂中数十年历练出来的技巧。他不断地跳进去讨论，让英国代表团的一些人印象深刻，譬如，海军上将安德鲁·坎宁安（Andrew Cunningham）在回忆录中，就赞誉丘吉尔在第一天谈判时有一段长篇大论是“漂亮的论述”。

其他人可就不那么佩服丘吉尔了。据凯瑟琳·哈里曼说，美国代表团团员认为丘吉尔说话太多。她说：“在契克斯庄园，首相大可以滔滔不绝，大家洗耳恭听，可是在这里是大家讨论啊！”波伦则认为丘吉尔的论述“一向理由充分”，但“经常诉诸感性”，对斯大林起不了作用。贾德干在第一天会议之后告诉莫兰，斯大林显然不喜欢首相的“做戏风格”，斯大林虽然“眼眶含泪”，状似感动，但其实不以为然。贾德干的长官艾登就更刻薄了。艾登在回忆录中说：“丘吉尔爱说话，不爱聆听。他总是很不耐烦地等着轮到自己讲话，而且绝不错失讲话的机会。外交赛局的战利品未必都归最好辩的人。斯大林有时候故意引导他滔滔不绝地讲话。”
[14]

最后，斯大林成了第一天会议的主导人物。贾德干觉得他身体相当健康，甚至精神十足。首次见到他的盟国代表团成员，例如美国陆军航空队的少将劳伦斯·库特（Laurence S.Kuter），就很讶异“听到他以很温和的音量讲话，没有咄咄逼人的音调”。库特后来回忆说，斯大林“说话时，带着单纯、不容置疑的决断性。看着他，听着他讲话，你不会怀疑他就是权威，但是从他的身材和举止上，你又看不出他是怎么获得权威的”。

对斯大林的谈判技巧更有经验的观察家，也认同库特的说法。艾登说：“他不浪费力气多说一句话。他从不暴跳如雷，也很少恼怒。他冷静、自制，不会高声叫嚷，他不会发起莫洛托夫那种令人气得不想听的负面攻击。他用温和的方法得到他所要的，不会表现得过于固执。”艾登认为，斯大林是他漫长外交生涯中遇到的最难缠的谈判对手。艾登称，如果要他组织一支谈判队伍，斯大林将是他的第一人选。
[15]

斯大林当然是一号了不起的人物，但荣誉不应该全部归给他的谈判技巧。在苏联特工人员的协助下，他在和战时的盟国首脑谈判时，往往是准备工作做得最好的人。1月23日和28日，苏联情报负责人向斯大林汇报了美国和英国的谈判策略。第二次汇报时一定讨论到了英国的计划，因为在前一天，负责外国政治情报的国家安全部呈给斯大林一份文件，是英国代表团策略备忘录的俄文译本。

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伦敦站取得的这份文件使斯大林对丘吉尔的意向了然于心。文件表明了英国在所有重要议题上的立场，如何瓜分德国，如何界定波兰国界，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应实行怎样的表决方式，苏联辖下的共和国应该如何加入联合国，都讲得一清二楚。如果斯大林想要的话，他还可以读到一份关于如何瓜分德国的备忘录，连艾登1944年11月27日批示意见的全文都有，另外还有英国外交部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许许多多文件。斯大林因此晓得英国方面认为哪些问题重要，英国打算如何提出这些问题，以及美国又有哪些问题要提出。苏联也晓得西方盟国之间在这些问题上意见一致和分歧的地方在哪里，以及盟国在所有的议题上，要如何向斯大林提出交涉。

战时情报工作是苏联情报部门执行的诸多任务中最有成就的一个。不计其数的机密文件被偷走，下手偷窃者一连多年都没被察觉。1944年某天，伦敦警察注意到有两名男子，形迹可疑，其中一人拿着一只手提袋。警察要他打开袋子，以为里面会是赃物。袋子打开，里面没有值钱的东西，都是文件。警察没兴趣，允许两名男子继续他们被打断的谈话。持手提袋的这个男子是英国外交部新闻司的职员盖伊·伯格斯（Guy Burgess），他的同伴鲍里斯·柯罗登谢尔德（Boris Krotenschield）化名柯罗托夫（Krotov），是以苏联外交官身份为掩护的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特工。这些文件是伯格斯从英国外交部里其他单位借来的机密文件，正要被交给苏联特工拍照复制。1945年上半年，伯格斯提供了几百份机密文件给他的上线，其中有389件被列为“最高机密”。
[16]

伯格斯是“剑桥五杰”之一。这群充满理想的年轻剑桥毕业生认为，协助苏联就是协助遏制法西斯主义，推动世界革命的理想实现。伯格斯、唐纳德·麦克莱恩（Donald Maclean）、哈罗德·阿德里安·罗素·“金”·菲尔比（Harold Adrian Russell“Kim”Philby）、安东尼·布伦特（Anthony Blunt）和约翰·凯恩克罗斯（John Cairncross）五人，加入了英国情报机关或外交部，利用职务之便窃取文件，把英国军事及政治的机密情报提供给苏联。

1944年春天，自1934年起供职于英国外交部的麦克莱恩奉调到华盛顿出任英国驻美大使馆一等秘书，成了他苏联上线的情报金矿。英、美就被解放的欧洲的政治、经济前途成立了一个联合委员会，麦克莱恩是这个委员会实质上的秘书，能接触到战争即将结束阶段的一些最敏感的文件。他向苏联提供了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城开会讨论的摘要，也提供了斯大林很感兴趣的罗斯福、丘吉尔通信的复印件。他也向苏方报告了美、英司令官在西线军事战略上产生的歧见。
[17]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情报机关的首脑人物之一巴维尔·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后来回忆说，情报机关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取得的情报使苏联得出结论：除了要求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的流亡政府应该回国重新掌握权力之外（苏多普拉托夫认为这些要求太天真），盟国对战后欧洲并无通盘计划，也没有共同立场。因此苏联认为自己若采取比较有弹性的立场，允许旅居伦敦的一些流亡政府领袖回国，并在苏联撑腰成立的亲苏政府中担任职务，苏联将可在被解放的欧洲拥有相当大的影响力。斯大林的情报负责人忙着评估苏联在谈判桌上对手的个人特质——据苏多普拉托夫说，斯大林对这些材料比对情报信息本身更感兴趣。三巨头带着非常不同的理念和目标来到雅尔塔，他们对别人的目标则有不同的猜测，所获得的信息也不同。
[18]

[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 rukovoditelei trekh soiuznykh derzhav—SSSR,SShA i Velikobritanii,4–11 fevralia 1945 g.Sbornik dokumentov(Moscow,1979),45–46;Charles Bohlen to John Martin,February 3,1945,Livadia Palace,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Present:Molotov,Pavlov,Harriman,Page,”Moscow,January 18,1945,no.176/6,January 17–2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Present:Harriman,Bohlen,Molotov,Pavlov,”February 4,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2]
Krymskaia konferentsiia,46–48;Public Record Office,Kew,London,Cabinet Papers,CAB 66/63,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 held at Malta and in the Crimea from 1st February to 11th February 1945.Office of the War Cabinet,S.W.1,12th March 1945,copy no.21,9(hereafter cited as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

[3]
Krymskaia konferentsiia,48–49;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47–49;Birse, Memoirs of an Interpreter,182–83;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173;British embassy memo on Map Room requirements,no.176/5,January 11–1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Freidel, Franklin D.Roosevelt,507–8;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141–42.

[4]
Greg King, The Court of the Last Tsar:Pomp,Power and Pageantry in the Court of Nicholas II(Hoboken,NJ,2006),451–52.

[5]
FRUS:Yalta,574;Krymskaia konferentsiia,53;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4–10,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6]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0;Boettiger,Yalta Diary,21,box 84,folder 11,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

[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49–53; FRUS:Yalta,570–73.

[8]
“Love of England,” Time,February 5,1945.

[9]
Yalta Conference:Notes,18–19,22,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

[10]
FRUS:Yalta,570–73;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00; Krymskaia konferentsiia,49–53

[11]
Lord Hastings Ismay, The Memoirs of General Lord Ismay(New York,1960),387.

[12]
Laurence S.Kuter, Airman at Yalta(New York,1955),131.

[13]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2–77;Cadogan, Diaries,704.

[14]
Andrew Cunningham, A Sailor’s Odyssey.The Autobiography of Admiral of the Fleet Viscount Cunningham of Hyndhope(New York),1951,573;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4–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p.178;Moran, Churchill at War,p.273;Eden,The Reckoning,514.

[15]
Cadogan, Diaries,704;Kuter, Airman at Yalta,135–36;Eden, The Reckoning,514–15.

[16]
V.I.Trubnikov et al.,eds., Ocherki istorii Rossiiskoi vneshnei razvedki,vol.4(1941–45),(Moscow,1999),163,286,618–62;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ilii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Secret History of the KGB(New York,1999),126.

[17]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 Venona: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New Haven,CT,1999),8–56;Christopher Andrew and Oleg Gordievsky, KGB:The Inside Story of Its Foreign Operations from Lenin to Gorbachev(New York,1992),135–85;Andrew and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56–67.

[18]
Pavel Sudoplatov and Anatoli Sudoplatov,with Jerrold L.and Leona P.Schecter, Special Tasks:The Memoirs of an Unwanted Witness—A Soviet Spymaster(Boston,1994),222–23,226.

第6章　冬季攻势

罗斯福2月4日下午的开场白相当乐观。他首先感谢斯大林的接待，强调盟国之间的信赖和了解日益增加。他说：“当红军深入德国25公里时，真不知道是苏联人民更兴奋，还是美、英人民更激动！”盟国关系的新阶段即将开始，丘吉尔后来也不胜怀念地说：“世界就在我们脚下。我们一声令下，2500万人水陆并进。我们当时似乎是朋友。”
[1]

雅尔塔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的不寻常之处在于，它只讨论军事问题。因此它的参与者包括军事指挥官，而其中许多人是第一次与会，也是最后一次与会。陪同丘吉尔出席的，有他的爱将亚历山大元帅、精明能干的参谋总长艾伦·布鲁克元帅（他私底下对其同僚批评很凶）、强烈主张英军夜袭德国的皇家空军总司令查尔斯·波特尔元帅（Air Chief Marshal Charles Portal），以及在1943年接受意大利舰队投降的海军大臣坎宁安上将。

美国军事代表团以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将军为首，他是战时美军兵力大扩张和陆军现代化的设计师，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首席战略家。他的同伴包括一向对英国存有戒心的海军作战司令金上将，以及陆军航空队助理参谋长库特少将（除莱希之外，他是唯一一位把参与雅尔塔会议的经历写进回忆录的美军将领）。盟国的这两个军事代表团各有其正式及非正式的负责人，领导同僚参加这场外交作战。凯瑟琳·哈里曼写到，传言说，美方的马歇尔和英方的波特尔是最突出的将领。
[2]

苏联的军事代表团成员中没有任何知名将领。在西方世界鼎鼎有名的朱可夫、康斯坦丁·罗科索夫斯基（Konstantin Rokossovsky）、伊万·科涅夫（Ivan Konev）和亚历山大·华西列夫斯基（Aleksandr Vasilevsky）等名将，都在前线忙着领军作战，对德军发动攻势。代表团以颇有天分的军事战略家、红军第一副参谋总长阿列克谢·安东诺夫（Aleksei Antonov）将军为首。安东诺夫的副手有苏联空军副总司令谢尔盖·库狄亚科夫（Sergei Khudiakov）元帅，以及当时只有40岁的苏联海军部长尼古拉·库兹涅佐夫（Nikolai Kuznetsov）上将。因为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末期整肃红军高级将领，所以这两个人才有机会获得破格拔擢。雅尔塔会议是他们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亲自见识西方对手的机会。
[3]

政治顾问们无法参加第一次会议。丘吉尔告诉罗斯福，自己基本上只带军事指挥官出席这场会议，因为丘吉尔“觉得既是讨论军事机密，与会人数就不宜多”。罗斯福决定也不请霍普金斯和伯恩斯赴会。伯恩斯虽是战争动员署署长，但主要是以政治顾问的身份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在一份手写的美方受邀出席者名单上，伯恩斯的名字用括号括起来，注记“政”，然后上面又打了个叉。这表示等到“军事机密”讨论完毕，要讨论政治议题时，伯恩斯才会被请入会场。会议开始45分钟之后，伯恩斯接到通知，请他到会议室门口，等候入席。他在门口又站了45分钟还不得其门而入，于是恼羞成怒地回了自己的房间。

当天晚些时候，伯恩斯向总统的女儿大发牢骚。安娜在日记里写道：“他眼睛冒火。在国内，他可以也的确参与了军事大计，跑到这里来却被认为还不够格。他告诉总统，他是来工作的，不是来玩的。”伯恩斯吵着说当天晚上不参加总统做东的晚宴，他要搭飞机打道回府了。哈里曼劝服他少安毋躁。伯恩斯胸怀竞选总统的大志，哈里曼警告他：“你若回国，前途就完了。美国人民会认为你不识大体。”伯恩斯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对此只字未提。哈里曼则写道：“这是所谓‘会议热’的极端案例——人人都想参加每一场会议，因为这让他们自我感觉良好，以为自己是个大人物。”
[4]

在战时外交的赛局里，哪个玩家在战场上投入最多部队作战，讲话自然就最大声。由于红军节节胜利，因此斯大林在雅尔塔的地位特别重要。西方盟国正从阿登的失利中恢复元气，仍在规划渡过莱茵河，离柏林约有600公里之遥，而苏军已经发动了引人注目的冬季攻势，挺进到纳粹首都附近。从1月12日的攻势开始，红军已突破德军防线，在有些地方已挺进500公里。红军在奥德河西岸建立桥头堡，距离柏林只有70公里。苏军已摧毁德军45个师，俘虏近10万人。

安东诺夫将军在报告中宣称，红军提前一个多星期发动攻势，是为了缓解盟军在阿登地区所谓突出部之役遭到的德军痛击之危。攻势原定于1月下旬发动，但为了协助西方盟国从德军反攻之下恢复元气，苏军只好不等月底天气好转，就在恶劣天气下开始作战。库兹涅佐夫将军在回忆录中说：“提醒盟国是我们的攻势救了美军，并无不宜。”这正是苏联在谈判桌上所持的立场，他们想在讨论过程中占据主动。
[5]

丘吉尔对“苏联攻击的强大威力和成功”表示感谢，斯大林也理所当然地接受下来。斯大林说，他“了解丘吉尔和罗斯福都没有直接要求他发动攻势”，他“尊重盟国的明智，但是他看到盟国需要此次攻势。苏联司令部甚至在预定日期之前就发动攻势。苏联政府认为那是身为盟国应尽的责任，虽然它并无正式的义务”。斯大林又说，他提起这件事，“只是为了强调苏联领导人的精神是，不仅要履行正式的义务，也要进一步善尽对于盟国的道义责任”。结果丘吉尔和罗斯福发现自己非得表示谢忱不可，还需要解释为什么没要求红军援助。
[6]

苏联总参谋部从1944年11月开始准备的这场攻势，原定于1945年1月20日发动，但实际上于1月12日在极端恶劣的天气下提前展开了。根据乌克兰第一方面军司令官科涅夫元帅的说法，他们正准备从位于维斯图拉河（Vistula River）西岸桑多梅日（Sandomierz）的桥头堡发动攻击，突然于1月9日接到安东诺夫将军的命令，要他比原定计划提前8天发动攻势。他得到的理由是“阿登地区情势严重”，以及“盟国要求”。苏联其他军团的指挥官也都收到了同样的指令。根据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的回忆录，大家都很惊讶计划突然改变，但只好加紧准备，不等还在路上的后备部队就位，就发动攻势。这样一来，他们就得比原定计划更倚赖重炮，但这一注押对了。在700公里长的前线上，有些地段的恶劣天气反而有利于攻击的一方，因为大雪，德军几乎看不到他们逼近。
[7]

问题是，盟军并没有要求红军提前发动攻势。丘吉尔于1月6日致函斯大林时说：“西线战事非常激烈，最高统帅部随时都有可能做出重大决定。您从本身经验也晓得，在暂时失去主动之后还要坚守一大片前线，该有多么焦急。艾森豪威尔将军非常希望也需要大体上知道您计划怎么做，因为这明显将影响到他和我们的决定……如果您能告诉我，我们是否能认定您1月间会在维斯图拉河前线或其他地方发动大攻势，我们将无任感激……此事甚为迫切。”

这不是求助，而只是询问红军有何计划，斯大林在雅尔塔也承认。1月6日，盟军已在阿登制止住德军进击，蒙哥马利元帅发动的反攻已经进行了3天。丘吉尔的信在1月7日晚间送到斯大林手中时，希特勒已命令德军从阿登撤退。斯大林告诉丘吉尔，红军将不迟于1月下旬发动大攻势。他在1月7日通过电报回复丘吉尔说：“我们即将发动攻势，但目前天气不佳。可是，鉴于盟军在西线的情况，（红军）最高统帅部已决定加快速度完成准备，不论天气如何，不迟于1月下旬沿着整个中央前线发动大规模攻势。”

斯大林预备把决定依计划于1月20日（甚至再晚几天）发动攻势当作对盟国示惠。丘吉尔很满意这个答复。丘吉尔回信说：“您给我的消息，对艾森豪威尔将军将是极大的鼓舞，因为这向他担保德国援军必须分头迎战我们的双面夹击。”他又加上一句：“西线战事进行得不赖。”事情到此似乎就告一段落了。但是，丘吉尔、斯大林这几通函电往来，却成了斯大林这一方发动宣传战的起始点。
[8]

从苏联军事指挥官的回忆录判断，斯大林在1月7日至9日之间，决定把攻势发起日提前到1月12日。学者们对于他为何做此决定则尚无定论。有一种说法是，他希望在雅尔塔会议开始之前尽可能多攻占一些地方；另一种说法是，他预测天气转暖，将会下雨，到时未铺路面的道路无法通行，将阻滞红军推进。有人认为，红军基本上已准备好在1月10日之前进攻，虽然罗科索夫斯基等将帅抱怨计划改变，但科涅夫等指挥官却说，他们“无意看轻或夸大它给我们制造的困难”。朱可夫并没提到提前发动攻势有任何困难。因此有可能是，有些方面军的攻势准备进度超过了其他部队，而衡量全局后，斯大林决定加快步伐。为了不让将领抱怨提前开战，也为了提振士气，斯大林就以盟军求助为由瞒骗他们。

斯大林会有此决定，当然不纯粹是因为丘吉尔的一通电报。1944年夏天，尽管西方盟国一再要求他协助波兰人，但斯大林却不肯攻占华沙，而是听任德国人屠杀起义的波兰人。他有可能是从丘吉尔的来函中，看到有机会改善自从拒绝援助华沙起义后即在西方大幅下降的地位。攻势开始后3天，他向到莫斯科访问的英国空军元帅阿瑟·特德（Arthur Tedder，艾森豪威尔的副手）说明了他的逻辑：“我们并没有条约关系，但我们是同志。我们应该在困难时刻互相帮忙，这样的策略是合适的，也是种明智的自私。如果袖手旁观，听任德军歼灭你们，那就太愚蠢了，因为德军解决你们之后，就会掉过头来打我了。同样的道理，你们尽最大能力，不让德国人歼灭我们，也符合你们的利益。”多年之后，莫洛托夫还是以同样的思维方式告诉一位朋友：“希特勒在阿登痛击盟军时，我们不能让德国人摧毁他们，因为那不合乎我们的利益。”斯大林真心以为自己救了西方盟国，这也不是不可能。至于他现在要求回报，则是一点儿也不用怀疑。
[9]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第一次全体大会上问西方领袖及其将领，自己还能提供怎样的协助。他提到特德元帅的要求——特德曾经问他，“是否可能让希特勒……从3月中旬到5月中旬都很焦虑”。当时，斯大林曾答应以有限的苏军部队发动战术攻击。现在，他改口宣称，只要天气允许，攻击将持续不停。其实红军原本的战略就是如此，但是现在以施惠盟国的方式提了出来。

斯大林还要让盟国多开口来向他求助。英国海军大臣坎宁安果真上当。坎宁安在回忆录中说：“他又说，只要盟国开口，苏军一定全力协助。但似乎没有人真的接受这个提议。因此，轮到我讲德军潜艇现状时，我最后向斯大林提到，如果勇敢的红军能继续推进，攻占但泽（Danzig），那他对海战的贡献可就大了。”坎宁安天真地继续写道：“这个建议似乎使大家很兴奋，首相笑得特别开心。”罗斯福接着问，红军的炮能不能打得到但泽。斯大林说，还没在射程之内，但他希望很快就可以。斯大林已经预备好但泽一旦落入红军手中，就可再度居功，自称帮了盟军大忙。但泽是造船工业重镇，德国有三成潜艇由当地造船厂打造，是盟国海上作战的一大顾忌。

斯大林把自己打扮成不惜牺牲属下部队的忠实盟友，做出对西方伙伴伸出援手的样子，从而让自己居于可以要求盟友让步作为回报的地位。他在会议的目标不变，仍是诱导盟国在西线尽早发动大攻势。这个目标在安东诺夫的报告中已经明白表述出来。安东诺夫也要求西方盟国防止德军从意大利移防到东线，并且促请盟军轰炸柏林和莱比锡的德国交通中心，以扰乱德军的补给线和部队调动。

这使得丘吉尔又有机会重提他的主张：英、美联军从亚得里亚海穿过卢布尔雅那隘口，直捣维也纳。他提议：“找出以下哪一种方式对盟军最有帮助，是非常重要的……是增援东线，把大军留在意大利，还是经亚得里亚海进入巴尔干。”包括布鲁克元帅在内，没有一位军事指挥官响应这个问题。在马耳他就下一波西线攻势的方向进行激辩之后，英军将领已经决定遵照之前的决议进行。斯大林虽在会前会上向丘吉尔提到在亚得里亚作战的可能性，但此时也保持缄默。丘吉尔孤掌难鸣。在亚得里亚海开辟新战场的构想就此夭折。
[10]

斯大林在雅尔塔必须决定的大战略问题是，苏军是应该继续向柏林挺进，还是勒马于奥德河，先巩固既得的战果。安东诺夫报告的红军成果的确可圈可点，但是他对未来的计划只字不提。布鲁克在日记中写下，安东诺夫“讲得很好，也非常清晰，但他讲的，我们大部分都已明白”。贾德干也有同感。

事实是，即使苏方有意透露他们的计划，他们也没什么好说的，因为他们一路进军是即兴式的作战。会议结束后，斯大林和他的将领们又挑灯夜战，继续辩论这个问题。库兹涅佐夫记得，他在上午10点到达尤苏波夫宫向安东诺夫报告海战情况，安东诺夫再于11点向斯大林汇报前线军情。他在晚上9、10点钟又得进行第二次例行报告，斯大林再召集将领讨论，然后下达命令。
[11]

红军总参谋部最棘手的问题是，德军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Pomerania）持续抵抗。苏军在发动攻势之前欺敌成功，让德军误以为苏联主力攻势将扑向东普鲁士和匈牙利，而事实上，苏军集中在中央部位，朝柏林方向进击。这个战略成功，朱可夫既是得利者，也是受害人。罗科索夫斯基统率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遭遇德军激烈抵抗，攻势跟不上朱可夫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的速度。1月25日，斯大林通过保密的高频电话要求朱可夫停止进攻，等候位于朱可夫右翼的罗科索夫斯基部队跟上来。但是朱可夫坚持继续进击，这样他才能出其不意突袭德军，过河猛打，不让他们有机会沿奥德河建立防线。斯大林接受了朱可夫的意见。

战争一路打下来，斯大林身为苏联三军最高统帅，肩负红军一切成败责任，但他学会了听取朱可夫和其他将领的意见，认真看待他们的建议。刚开战时，斯大林不理会他们的建议，以致头几年苏联焦头烂额，付出沉重代价。1941年9月，红军折损40多个师，还有将近50万大军被德军在基辅附近团团包围。当时，斯大林不采纳朱可夫的建议，坚持固守基辅，结果得到了惨痛的教训。朱可夫在战争开打时，官拜红军参谋总长，因苏军1941年6月和7月失利被贬职，但同年10月又重获斯大林欢心。斯大林让这位直言不讳的将领先后负责过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保卫战。

身为斯大林的副手和他在红军最高统帅部的全权代表，朱可夫在1943年的历次重大战役中都扮演了重要的领导角色：列宁格勒解围，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德国第六军团，苏军在库尔斯克告捷，等等。1944年，他进行了一场漂亮的作战，解放了白俄罗斯，使红军进入波兰东部。下一个目标是柏林，斯大林和他最信赖的这位将领都不敢掉以轻心，希望能顺利夺标成功。1月27日及29日，斯大林启程前往雅尔塔之前，已核准部将攻打柏林的计划。朱可夫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奉命在2月1日至2日，即雅尔塔会议即将开始之时，渡过奥德河，继续向柏林进军，从北侧包围德国首都。科涅夫率领的乌克兰第一方面军部队预定在2月25日至28日之间抵达易北河（Elbe River），由南侧进攻，与朱可夫一道攻取柏林。整个作战或许可在3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在冰雪融化、红军装甲部队无法在乡间泥泞道路通行之前就结束。

斯大林到达雅尔塔时，就已收到朱可夫的求援电报。1月30日，朱可夫的先头部队已到达奥德河。他们行军渡河，在西岸建立桥头堡。问题是，朱可夫的左、右两翼全都暴露在可能遭受德军反攻的危险之下。他的右翼延伸150公里，实质上全无保障。朱可夫因此请求斯大林命令邻近战场的指挥官科涅夫和罗科索夫斯基加快推进。但是斯大林并没有急着回复这一求助电报，因为他也没办法催促东普鲁士的红军加快推进。罗科索夫斯基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二方面军部队和伊万·切尔尼亚霍夫斯基（Ivan Cherniakhovsky）将军率领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部队都陷在东普鲁士，无法粉碎当地德军的抵抗。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当时只有38岁，是苏联部队的明星将领。
[12]

雅尔塔会议第一天，苏联报纸刊登了斯大林表扬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攻克东普鲁士的兰茨贝格（Landsberg）和巴滕施泰因（Bartenstein）两座城市的褒奖令。兰茨贝格位于铁路、公路网交会的地方，是德国重要的防卫基地。数百年来，它一直是俄军和西方劲敌争夺东欧控制权的兵家必争之地。1807年2月，拿破仑大军和俄罗斯帝国部队在兰茨贝格浴血厮杀。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俄军占领了它，然而没过几天，俄军就因为在马祖里湖（Masurian Lakes）地区大败而弃守此地。

1945年1月，红军的白俄罗斯第三方面军为1914年的败仗报了仇，突破了德军在马祖里湖附近的防线。当年德国皇帝威廉（Kaiser Wilhelm）的部队就是在这里击败沙皇的部队的，而现在希特勒想在这里挡住红军推进的希望已经破灭。希特勒大怒，把负责马祖里防线的弗里德里希·霍斯巴赫（Friedrich Hossbach）将军免职，但已无济于事。2月2日夜间，苏联第三十一军在彼得·沙弗拉诺夫（Petr Shafranov）将军率领下，攻克兰茨贝格，此事在雅尔塔会议开幕之日跃登报纸头条。

兰茨贝格的名字很快就从报纸上消失了，但这个城市的争夺战才正要开始。兰茨贝格被红军突然攻克，立刻招来德军反攻，德军把它团团围住。接下来的七天，也就是雅尔塔会议进行期间，苏军坚决固守，击退德军反攻。有时候，他们一天要顶住德军一连八波的攻势。红军守城指挥官动员了包括女性医护人员在内的每一个人持枪上阵抗敌。炮兵每除掉德军一辆坦克，就立刻获颁勋章。年轻的军中护士拿起长枪杀敌，不畏阵亡，只怕被德军生擒。经过一星期激战，德军终于败退，结束围城，但战斗在四郊仍然持续不断。

苏联坦克部队集中到前线的中央部位，因此在东普鲁士的部队就必须自行发挥创意，用大炮进攻。所以伤亡十分惨重。来自乌克兰的炮兵瓦西里·勃雷（Vasyl Burlay）在2月打掉一辆德军坦克，荣获勋章，次月碰上另一辆坦克，就不再幸运了。3月4日，他和同伴推着炮往德军防线前进，却被德军坦克炮弹打中。勃雷受伤，但没送命，他的许多同志却阵亡了。这是报纸宣布攻克兰茨贝格一个月之后，发生在它市郊的战斗。此时，红军在东普鲁士的最高指挥官切尔尼亚霍夫斯基将军已于2月18日在柯尼斯堡（Königsberg）阵亡。这座东普鲁士首府则要到4月9日才会被红军攻克。德军在东普鲁士和波美拉尼亚沿海地区继续作战到春天，苏联冬季攻势的作战计划因而被迫修订了不止一次。
[13]

安东诺夫报告之后，轮到马歇尔将军上场报告西线情势，并说明盟军接下来的攻击计划。马歇尔是美国有史以来第一位五星上将，于1944年12月16日，即64岁生日前两个星期出任陆军参谋长。他是使美军从区区20万兵力迅速发展成800多万大军的策划者兼执行者。马歇尔被公认为领导盟军抢攻法国的不二人选，但罗斯福坚持要他留在华盛顿，以备随时咨询。罗斯福告诉他：“你不在华盛顿，我恐怕睡不安稳。”

马歇尔是位极受尊敬的将领，连总统也不敢直呼其名。他浑身散发出精明干练、威仪鼎盛的味道。马歇尔报告说：“德军在阿登的突出部现在已被消灭，盟军在某些地区已推进到原先的防线。过去一星期里，艾森豪威尔将军重整了部队，在瑞士以北一线的南部地区展开扫荡敌军残部的作战。”他列举西方盟国的军事计划：2月间会有两场小型作战，但3月之前不会有大型攻势或渡过莱茵河的动作。他说：“只要我军一进抵河边，就会试图抢渡，但一般认为结冰状况会使在3月1日之前渡河相当危险。”

西方军事指挥官对马歇尔的报告印象都不错，但苏方将领则不以为然。他们不禁要拿本身的辉煌战绩与西方的战果对比。库兹涅佐夫后来写道：“马歇尔说德军在阿登的突出部已被消灭，盟军已推进到原先的防线。这意思就是他们守住原先的防线，没有进展嘛！”库兹涅佐夫的猜疑，其实呼应了苏联报纸当时的论调。有一家报纸甚至说：“苏军光是在布达佩斯一地的战绩就超过了西线迄今为止所有的一切。”

撇开苏联的宣传不谈，马歇尔的报告让斯大林相信，盟军是认真考虑在2月对德军防线发动第一波攻击的，但是因为缺乏资源，要等到3月才能发动大规模进攻。斯大林搁置原先要盟军攻打鲁尔或从意大利调兵到亚得里亚海北岸的要求，大方地表示：“苏联代表团已向盟国说明了他们的希望，但他们已从讨论中获悉他们的希望业已达成。”
[14]

斯大林在2月6日命令朱可夫停止进攻，把部队转向北方。奥德河西岸的桥头堡要再扩大，并且要好好保护，但是暂时不攻打柏林。让朱可夫部队停在奥德河的决定是有争议的。朱可夫麾下的将领瓦西里·崔可夫（Vasilii Chuikov）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的英雄，他后来批评老长官没有尝试说服斯大林继续向柏林进军。德国已无部队保卫首都，若是攻陷柏林，就可以早点结束战争，避免数十万人的伤亡。崔可夫在回忆录里把1945年1、2月苏军在东普鲁士的作战，和1914年8、9月沙皇部队在马祖里湖的作战相提并论，但主张苏军有较好的协调能力，一定可以取得胜利。

朱可夫并不同意崔可夫的这一评估，朱可夫在回忆录中把苏军1945年攻打柏林和红军1920年攻打华沙的战斗做比较。当年红军骑兵挺进太快，两个方面军之间协调不佳，以致革命部队大败，后来更丢失了西乌克兰和白俄罗斯。朱可夫认为红军如果在1945年2月向柏林继续挺进，可能会重蹈覆辙。
[15]

红军在1920年的惨痛经验，极有可能不仅影响了朱可夫的想法，也影响了斯大林的裁断。波兰人把那次华沙保卫战告捷称为“维斯图拉河奇迹”，它对斯大林早期军旅生涯有直接冲击。当时他正是向波兰进军的两个方面军之一的政治委员，他接受年轻的明星指挥官米哈伊尔·图哈切夫斯基（Mikhail Tukhachevsky）将军
[B2]

的建议，命令部队进攻利沃夫，而不是集中兵力攻打华沙。斯大林想赢得征服利沃夫的荣耀，不料在军事上和政治上都栽了跟头，反被波兰人抢得主动，波兰人先把苏俄军队逐出华沙，再将他们打得往东溃败。斯大林绝对忘不了1920年这场奇耻大辱。1937年7月，“大清洗”开始后，他枪毙了图哈切夫斯基。他显然学到了教训，他的部队不会重蹈覆辙。

虽然斯大林在2月间命红军停止向西进攻，但柏林仍然是终极目标。出席雅尔塔会议的苏联军事代表团成员也不隐藏他们有心攻下柏林的意图。安东诺夫在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就明白表示，苏军攻势的主力会往“那个方向”打，只是他并没提到城市的名字。罗斯福在2月4日会见斯大林时说，他和人打赌苏联人是否会比美国人攻下马尼拉更早攻下柏林，斯大林向他担保美国人一定会先告捷，可是他并没有否认苏联有心攻占柏林。

盟军还在从阿登失利恢复元气的过程中，因此根本没有人怀疑谁会先攻下德国首都。罗伯特·霍普金斯在会议期间央求斯大林准他跟随苏军部队出动，使他能成为第一个进入柏林的美国摄影记者，斯大林一口就答应了。马歇尔也不反对，但是罗伯特的父亲哈里·霍普金斯强烈反对，这一计划未能实现。没人怀疑红军会先进入柏林。出席雅尔塔会议的，人人都晓得苏联攻取柏林只是时间问题。直到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在3月7日横渡莱茵河，斯大林才想到要瞒骗盟国，向艾森豪威尔担保说，柏林已经失去了战略重要性，不值得攻取。可是，他却同时命令属下将领加快准备，以便对柏林发动猛烈攻击。
[16]

在会议的第一天，斯大林或许没能达成他的主要目标，即争取到盟军在西线发起大规模攻势的承诺，但他并没有白费力气。他积极参与讨论，针对盟军在西线的作战提出尖锐的问题，展现出他熟谙军事战略战术，远比罗斯福和丘吉尔来得高明。他也就军事问题提出建议。甚至马歇尔本人也被问住了，为了答复斯大林所问盟军在即将发动的西线攻势要动用多少个装甲师这个问题，他不得不靠猜测。虽然主导着讨论，但斯大林设法让自己表现得既不自负，也不咄咄逼人。西方代表团的若干成员对他的印象相当不错。

贾德干在会议上悄悄告诉莫兰，自己“担心斯大林会说‘我们能做的都做了，再也没别的办法了’，但他却没有这么说。斯大林说，盟国并没要他承诺某一军事计划。他只是秉持同志精神发动攻势。他本来打算在1月底发动，但因为西线状况吃紧就提前了。不料，提前发动攻势的效果却比他预期来得好。现在，他要盟国来告诉他，要怎样做才帮得上忙”。斯退丁纽斯预备相信他这套说法，但他实在搞不懂斯大林怎么不需要盟国直接要求或施压，就发动攻势。他后来认为，斯大林是希望记录如此记载，好回应政治局内部批判他太常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让步的声浪。

斯大林在西方的声望于雅尔塔会议时达到最高点。2月5日的《时代》周刊以他为封面人物，向红军冬季攻势的成绩表示敬意。文章说：“伦德施泰特12月间突破阿登时，西方盟国一片愁云惨雾。上星期，斯大林的军队犁庭扫穴进入帝国东部，钟摆荡回光明的乐观。或许它又摆荡得太远了。”
[17]

[1]
FRUS:Yalta,574; Krymskaia konferentsiia,53;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173–74.

[2]
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4–10,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Kuznetsov, Kursom k pobede,446.

[3]
FRUS:Yalta,573.

[4]
“Conversation between Mr.Page and General Ismay,”Livadia,February 4,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Boettiger,Y.Diary,21–22,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395.

[5]
FRUS:Yalta,574–75; Krymskaia konferentsiia,53–56;Kuznetsov, Kursom k pobede,446

[6]
FRUS:Yalta,579;Krymskaia konferentsiia,61–62.

[7]
Ivan Konev,“From the Vistula to the Oder,”in Seweryn Bialer,ed., Stalin and His Generals(New York,1969),480–83;Konstantin Rokossovskii, Soldatskii dolg(Moscow,1988),295–96;Vasilii Chuikov, Konets Tret’ego reikha(Moscow,1973),102.

[8]
Andrei Gromyko et al.,eds.,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and the Presidents of the USA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of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1941–1945,vol.1, Correspondence with Winston S.Churchill and Clement R.Attlee(July 1941–November 1945)(Moscow,1957),296–97.

[9]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Marshal Stalin,January 15,1945,”no.176/5,January 11–1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Molotov Remembers,45.

[10]
“Memorandum of Conference with Marshal Stalin,Jan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FRUS:Yalta,575,579–80; Krymskaia konferentsiia,57,62–64;Cunningham, A Sailor’s Odyssey,627–28.

[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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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Georgii Zhukov,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vol.2(Moscow,2002),268–69;Antony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1945(New York,2002),63–76;Otto Preston Chaney, Zhukov(Norman,OK,1996),pp.106–326.

[13]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39–56;“Red Army book”of Vasyl Burlay(1907–64),in the author’s possession;“Vospominaniia vypusknits Podol’skoi snaiperskoi shkoly,”http://podol.ru/sharpshooter/memory.php#zhukova.

[14]
FRUS:Yalta,578–79,584–85; Krymskaia konferentsiia,57–58,61;Cray, General of the Army,143–372;Kuznetsov, Kursom k pobede,446;“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 Based on the Soviet Press for the Period January 1945,”February 15,1945,1–2,no.176/8,January 28–31,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5]
Zhukov,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2:276–80;Chuikov, Konets Tret’ego reikha,99–100.

[16]
FRUS:Yalta,570,581–82;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48;Robert Hopkins,“How Would You Like to Be Attached to the Red Army?” American Heritage56,no.3(June–July 2005):30–37;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136–47.

[17]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3;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07;“Pendulum Swings,” Time,February 5,1945.

[B2]
此人即蒋经国在列宁格勒军校上学时的军事战略老师。——译者注

第7章　德国问题

当第二场会议于2月5日下午4点开始时，罗斯福决定把他到目前为止仍是礼仪性质的主席角色变得更有实质地位。他想为即将展开的讨论确立议程。由于三巨头前一天讨论了军事问题，因此他建议这天讨论的第一件事，是德国占领区划分事宜。他脑子里想的是，让法国也参加占领工作。在前一天和斯大林单独会面时，他已经向斯大林提起了这个想法。

没等大家反应过来，罗斯福就递给斯大林一张德国地图，上面标示出占领区的划分。斯大林没理会这张地图，不直接拒绝罗斯福的方案，而是径自提出自己的议程表。他希望在罗斯福的清单上“加上”以下事宜：如何分割德国，怎样建立新政府，如何理解“无条件投降”这个词的实际意义，以及德国如何赔偿。这份议程表符合莫洛托夫在几个小时前交给西方外长的方案，它根本没有留下讨论法国加入三巨头德国占领区划分构想的余地。

罗斯福提出折中案，他说，斯大林所关切的，可以在讨论占领区时处理。但是斯大林不打算妥协。他插话，表示想请教盟国领袖是否遵守他们早先关于分割德国的声明。斯大林现在声称，罗斯福和丘吉尔原先都提出了分割方案和具体的做法：罗斯福建议把德国分为五块，丘吉尔建议一分为二。斯大林说，当时他支持罗斯福的方案。但他认为丘吉尔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提议划分德国为三块，也属“可行”。

斯大林的外交政策顾问们建议可将德国划分为四块、五块和七块，这些方案也全在斯大林档案中。他显然在这方面颇有弹性。他所关心的是划分的原则。在后续的讨论中，斯大林展现出他的谈判技巧。他问“总统和首相是否依然遵守分割的原则”，从而让两位西方领袖必须决定是承诺分割，还是承认他们已改变原先立场，而如果是后者，他们就必须解释为什么要变——但是无论怎么讲，都很尴尬。罗斯福和丘吉尔发现他们陷入了一个他们宁愿在会议室之外讨论的议题。
[1]

1945年3月5日，在雅尔塔高峰会整整一个月之后，《时代》周刊发表了由惠特克·钱伯斯（Whitaker Chambers）撰写的一则政治寓言故事《屋顶的幽魂》（The Ghosts on the Roof）。这位由共产党同情者转为反对者的作者声称，里瓦迪亚宫的前任主人沙皇尼古拉二世会因雅尔塔会议成果丰硕而向斯大林道贺。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行将结束之际，斯大林的对欧政策当中有相当多元素似乎直接得自沙皇。斯大林在领土上的变动与扩张，与沙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开打时制定的战略目标相当吻合。
[2]

沙皇于1914年11月21日向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Maurice Paleologue）表示：“重大改变将主要发生在德国。”他说：

我曾说过，俄国将兼并曾属波兰的领土和部分东普鲁士。法国必然将收复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也可能取得莱茵河各省。比利时应在亚琛（Aix-la-Chapelle）地区取得大片新增领土，它绝对有权得到它们！至于德国的各处殖民地，法、英将依自己的意思去分配它们。甚至，我应该乐见包括基尔运河区（Kiel Canal）的石勒苏益格（Schleswig）交还给丹麦……至于汉诺威（Hanover）呢？重建汉诺威是不是明智之举？借由在普鲁士和荷兰之间成立一个小的独立国家，我们应能把未来的和平放在坚实的基础上。毕竟，这是指引我们讨论和行动的考虑。除非我们所做的是受到伟大道德理念的感召，是为了在世界范围内长时间维护和平，否则我们的努力就不能在上帝和历史面前算为正当。
[3]

斯大林不会信上帝，但一定会同意雅尔塔会议的记录应该经得起历史的考验。他也有心追求世界和平，希望确保德国不会妨碍他称霸东欧。为了达成这样的目标，他也与罗曼诺夫皇室使用同一套工具。尼古拉二世从来没有机会实现他的计划，但是斯大林在1945年时却能够完全掌握战场。俄国输掉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但现在却是个胜利者，斯大林自然有心恢复势力均衡。

斯大林乘坐沙皇的专列车厢来到克里米亚，他也带来许许多多沙皇的旧包袱。俄国革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直接结果，斯大林的思维和外表也有相当部分源自那个时代。苏联第一首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歌《神圣的战争》，其词句就和歌颂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歌曲颇多雷同。而斯大林也仿效沙皇，自称“最高统帅”，把他的总部称为“最高统帅部”（Stavka
）。但和沙皇不同的是，斯大林很少离开首都。红军军官恢复授阶和配挂肩章，也都是恢复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做法。

尽管有很多相反的说法，但其实最先向盟国倡议分割德国的就是斯大林，而且发生在最不可能发生的时刻——1941年11月，当时德军正迅速扑向莫斯科，迫使盟国使节、代表和苏联政府各部委撤出首都，疏散到伏尔加河畔的古比雪夫城［Kuibyshev，即萨马拉（Samara）］。1941年11月21日，德军兵临城下，距莫斯科只有65公里，莫洛托夫却拍发电报给当时担任苏联驻伦敦大使的迈斯基，电报称：“斯大林认为奥地利应该从德国分出来，自成一个独立国家，而德国本身，包括普鲁士在内，应分割为一系列一定程度上独立的国家，以保障未来欧洲的和平。”

这个信息是要传达给英国共产党的，但是，同一个月，迈斯基奉莫斯科训令，和艾登讨论分割德国的问题。这位英国外交大臣并没有排除这种可能性，但是怀疑是否光凭分割就能解决问题，因为这会激发德国再统一的渴望。丘吉尔却比他的外交大臣更开放，能够接受这个构想。1941年12月5日，德军进逼到距离莫斯科只有25公里，这一天莫洛托夫收到迈斯基的电报，获悉丘吉尔赞成普鲁士和德国其他各邦分离。但丘吉尔和艾登一样，希望避免此事公开，以免强化纳粹的作战决心。盟国明显欢迎斯大林的构想。
[4]

莫洛托夫接到迈斯基电报的那一天，莫斯科保卫战出现了转机。1941年12月5日，原本派驻远东防备日本的红军被调回来增援，苏联向又累又冷的德军发动反攻。到了12月15日，在艾登抵达莫斯科，要和斯大林讨论战时的合作及未来的和解方案时，红军已经把德军从莫斯科近郊击退，解放了距离首都分别是85公里和150公里的城市克林（Klin）和加里宁［Kalinin，即特维尔（Tver）］。艾登很快就会发现，斯大林此时胆气大壮。斯大林建议，把东普鲁士的西部移给波兰，东部交给苏联占领20年，作为德国支付战争赔偿的保证。奥地利将恢复为独立的国家，莱茵地区及巴伐利亚都将成为独立实体。这些措施都旨在削弱普鲁士，使它成为一个“柏林国”。

艾登答复说，他个人并不反对把东普鲁士交给波兰，他认为有可能把莱茵地区及巴伐利亚同德国其他部分分离开来。然而，艾登认为应当鼓励当地的分离主义运动，如此才有可能达成持久的瓜分效果，否则德国迟早又会恢复统一。英国政府预备考虑分割德国的可能性，但是在这个议题经内阁讨论之前，艾登不能做任何承诺。斯大林试图向来客施压，逼他接受苏联的提议，但是艾登不肯让步。斯大林没有办法，只好等候。
[5]

苏联继续研究分割德国的种种方案，但避免再向盟国提出这个议题。1943年9月，苏联成立了一个特别委员会，由莫洛托夫之前的外交部长、刚从驻美大使任上奉调回国的李维诺夫主持，负责研究各种议题，分割德国方案也在研究之列。当月晚些时候，委员会收到以苏联知名学人叶甫盖尼·瓦尔加（Evgenii Varga）为首的一群经济学家提出的一份研究报告，报告列举了将德国分成两部分、四部分和七部分的各种方案。接下来的几个月中，李维诺夫提交一系列主张分割才是防止德国未来侵略最有效方法的备忘录，呈交给莫洛托夫。然而，他认为英国和美国对这个构想的支持有限。

这个评估或许促成苏联决定，不在1943年10月盟国外长于莫斯科开会时提出这个问题。会议召开时，罗斯福和丘吉尔强烈支持这个分割德国的构想。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是，可是他们另有盘算。莫洛托夫在外长会议上表示苏联开放讨论，他也认为苏联民意支持分割德国。从下达给苏联代表团的训令以及莫洛托夫本人在会议上的发言判断，他最关切的是保密问题。正在谈判分割德国或是战争赔偿的消息若是流传出去，依莫洛托夫的看法，“只会让德国人民更加团结作战，反倒对希特勒有利”。
[6]

斯大林想要保密的对象，极有可能不是希特勒，而是被苏联俘虏的德国军官，斯大林从1943年夏天起，就利用这些人针对纳粹进行宣传战。如果苏联的立场被公开，那么自1943年秋天开始运作的“德国军官同盟”（其领导人包括若干著名德国将领）继续和苏联合作的可能性就不大了。这个同盟的宣传用的是德意志帝国的图腾，针对希特勒部队的军官们，号召重建1937年之前的德国边界。斯大林此时并未计划在德国成立社会主义国家，仍满意这个同盟领导层的保守派意识形态。但是，同盟的成员若发现他们的“盟友”竟然打算瓜分德国，一定会大感意外。这个同盟仍是斯大林在对付希特勒及西方盟国赛局中的一张王牌，他可不打算轻易丢掉它。

1945年2月12日出刊的《时代》周刊发表文章说：“三巨头面对如何处理德国这个最大问题时，斯大林握有王牌，丘吉尔和罗斯福只能羡慕。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类似的利器。斯大林有这样一个包括了德国平民和军官的完备组织，他们在德国人民当中有知名度，只要斯大林一声令下，就可进入已被征服的（第三）帝国。”在1943年秋天时，斯大林已经决定不表露自己的心意，转而鼓励盟国去规划分割德国的计划。
[7]

在德黑兰会议上提起分割德国这个问题的不是斯大林，而是罗斯福。但是问题一提出，斯大林立刻宣布赞成。他把此事留给罗斯福和丘吉尔处理，让他们去拟订详细计划。罗斯福没带国务卿出席德黑兰会议，也就没有人节制他，而丘吉尔又不让艾登控制他，于是两位首脑高高兴兴忙着重绘欧洲版图。

罗斯福还记得年轻时到德国游历的经历，他表示德国当年诸侯林立，有多达107个公国的时候，比今天幸福多了。丘吉尔坚持应把万恶之源普鲁士同德国其他地区分割开来。斯大林决定让他们相互争胜，然后自己再来选边。他支持罗斯福把德国划分为五个国家的计划，虽然他也暗示自己乐见有更激烈的措施。他不喜欢丘吉尔所提以巴伐利亚、奥地利和匈牙利组成多瑙河邦联的主意，因为他认为，这个邦联若再往前踏一步，就是重新建立大德国。这个问题后来交给欧洲咨询委员会（European Advisory Commission）处理，那是个于1944年1月在伦敦成立的三边组织，负责为战后欧洲政治问题寻找解决方案。
[8]

1944年冬末和春天，李维诺夫在莫斯科不眠不休地起草详尽的计划。李维诺夫赞成把德国分为七块，南部的萨克森（Saxony）、巴伐利亚、符腾堡（Württemberg）和巴登（Baden）各自组成独立国家。李维诺夫在给莫洛托夫的一份备忘录中说，如果无法说服盟国把这些地区变为独立的政治实体，那么它们可以统一成为享有广泛自治权的联邦国家。
[9]

1944年10月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认为时机应已成熟，可以重新提出这个问题。斯大林的策略还是一样：不提出自己的方案，但鼓励西方国家讨论。这一次似乎换成英国不愿碰这个议题了。艾登指出情势十分复杂，只是泛泛提出可能有下列三种分割德国的方法：划定新国界，遵循原有国界，把工业区交付国际管制。丘吉尔现在赞成美国财政部长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在1944年9月提出的方案：不仅要在政治上分割德国，还要把它转型为农业国家。他认为这样能使欧洲市场向英国的工业产品开放。他也主张把德国的重工业设施移到苏联，尤其是西乌克兰，因为他认为那里所受战祸最为惨痛。

斯大林一定很高兴英国主张德国必须赔偿，但是他希望丘吉尔能把重点放在自己心目中最重大的问题上，那就是德国的分割。而在丘吉尔这一方面，他愿意讨论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和苏联，以及由国际控管德国的工业，但是他说，他还未彻底思考如何分割德国为数个国家的问题。他重申支持把普鲁士孤立的构想，但不肯讲明他还有什么盘算。不过在斯大林的一再追问之下，丘吉尔和艾登终于让步了。

他们在苏方拿出来的一张地图上，标出了他们把德国划分为三部分的构想：普鲁士为一部分，第二部分是国际管制区，包括莱茵兰（Rhineland）、鲁尔、萨尔等工业中心，第三部分是包括了德国南部数省的奥地利——巴伐利亚国。斯大林称赞这个计划，甚至说分为三部分比分为五部分高明——罗斯福在德黑兰会议中主张分为五部分。这当然完全逆转了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的立场。英国的计划也不符合斯大林手下顾问的建议，他们建议把德国分为七块。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斯大林的新目标是鼓励由英国人来推动分割德国，因为有个计划总比根本没计划好得多。
[10]

但这么做的效果有限。丘吉尔离开莫斯科后就改变主意了。在雅尔塔会议前夕，他还是踌躇不决。一方面，分割德国，尤其是孤立出普鲁士，是他一向主张的目标，也是英国政府自德黑兰会议之后的政策。可是，他遭到了自己内阁阁员越来越强烈的反对。艾登对此一直小心谨慎，甚至相当多疑。1944年夏天，反对分割德国的这一派得到了战争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Sir P.James Grigg）的大力支持。他认为，强迫分割德国会引起抵抗，需要英国投入更多的人力和资源，而英国却已经兵困马乏。

丘吉尔在1945年1月4日写信给艾登，表示他怀疑在雅尔塔会议上“是否会得出任何最后决定”。他认为这个政策的结果和英国民众的反应是都难以预料的。鉴于议会即将改选——由于大战进行，普选停办，但是战争一结束，势必尽快举行选举，他不想被困在变动的大局上。“区区几张纸，是无法写明之后会从这个激愤、战栗的世界中涌出的无穷情绪的，不管是战争结束之后的热切，还是热情退潮之后必会有的冷淡。”丘吉尔前往雅尔塔之际，心里十分挂念选举，如何对待战败的德国可能会成为选战中的重要议题。丘吉尔必须有所提防。
[11]

雅尔塔会议召开之际，罗斯福已经不用担心美国境内波兰裔、波罗的海裔和其他少数族群的选票了。不过，他还是紧紧掌握住民意的走向。摩根索计划不仅要分割德国，还要通过摧毁其工业来把它打压成农业国家，在新闻界于1944年秋天掌握到罗斯福支持摩根索计划的消息后，罗斯福立刻停止了和他信赖的财政部长的亲密往来。1943年3月，罗斯福尚乐于和艾登讨论把德国分为三块的计划，同年12月在德黑兰，他又自豪地宣称自己经过思考后得出了分为五块的计划，但到了1944年中，罗斯福却主要因为美国国务院的反对，而抑制住了自己的热情。分割德国意味着长期占领，还需要投入美军部队，即使罗斯福个人也认为代价太高。他启程前往雅尔塔时，美国国务院建议他支持去集中化的方案，不要支持分割计划，因为分割计划会妨碍德国政府处理社会、经济问题，并成为“煽动民族主义的现成方案”。
[12]

斯大林在2月5日要求罗斯福、丘吉尔两位西方领袖表明立场，这使得他们相当为难。根据英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宣称：“原则上，大家都同意分割德国，但要在此地仅花五六天时间去找出实际的办法，又太过复杂了。这需要我们仔细检讨历史、人种和经济的事实，需要有个委员会经过长时间的考虑，探讨提交给他们的不同方案。”彻底研究这个议题会很自然地拖到战争结束时，而更重要的是，议会选举到时候就结束了。

根据美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又说：“我们对于近在眼前的未来，有关德国投降的部分，已经有了完整的思考和计划。”可是斯大林并不满意。他利用接下来讨论无条件投降的机会，又把话题引回分割。他故作无辜地问：“盟国是否会在讨论无条件投降时提起分割呢？在条件中加一条款，不谈细节，只说德国将被分割，是否就不明智呢？”

丘吉尔不从，他希望拖一阵子。这时轮到罗斯福跳出来讲话。就在第二次全体大会开始之前，也就是外长们在沃伦佐夫宫吃午饭时，罗斯福和霍普金斯在两位美国国务院官员的陪同下，讨论了一个半小时。霍普金斯和罗斯福检视未来几天将要讨论的议题，比如占领区、赔偿和可能分割德国等等。此时，霍普金斯建议罗斯福采纳英国的立场，暂时不做决定，但是他也建议可以把鲁尔与萨尔地区和德国其他地区分开，交给盟国控制。罗斯福觉得这个主意不错。尽管美国国务院有不同的意见，但他还是赞成分割德国。他介入辩论时，在这方面的主张是毋庸置疑的。
[13]

罗斯福提出一个折中方案：丘吉尔和斯大林讲的其实并无出入。罗斯福又和他在德黑兰时一样，回顾起40年前自己青年时期到德国游历的经历，表示很欣赏德意志各邦的小国寡民。他也提到自己早先提出的把德国分为五块甚至七块的构想。丘吉尔插了一句话：“也可以更少。”罗斯福对于该分割为几块，的确没有定见，他只是无法抗拒分割这个概念。丘吉尔被迫退让，他只要求“别让德国人知道我们未来的政策”。罗斯福也赞成：“公开讨论分割德国将是极大的错误。”斯大林没作声。三巨头同意把细节交给外长们讨论，次日再把讨论结果提出来报告。

罗斯福企图调和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分歧，假装他们两人立场并无不同，却把一些人弄糊涂了。罗斯福提起年轻时游历德国，即使他的顾问群也觉得完全脱离主题。据波伦说，罗斯福“不断说着缺乏说服力又前后不一的话，苏联领袖客气地敷衍，英方则显得有些厌倦。丘吉尔在玩他的雪茄，艾登则把视线投向远方”。英国人没有理由对罗斯福打圆场感到兴奋。但是，这一次罗斯福的重心是斯大林，不是丘吉尔。虽然波伦有上述评语，但苏联完全理解罗斯福话中的意思。根据苏方的会议记录，他们相信罗斯福和斯大林一样，希望对分割德国立刻有所决定。
[14]

外长们于2月6日中午在里瓦迪亚宫讨论这个问题。斯退丁纽斯负责召集这个午餐会并选定菜单，没想到，选定菜单竟成了件难事。美方必须依靠苏联大厨掌勺，大厨提供的又是译成含糊英文的法文菜单。比如说，“鱼子酱配布林饼和奶油”后附说明：“布林饼（blenie）是非常薄的松饼，这种饼是俄罗斯的佳肴，佐鱼子酱尤为美味。”就连厨师眼中的美国菜也需要附上说明。“美式鲟鱼片”（Fillet of Sturgeonàl'Américaine）的说明文字是“烤鲟鱼，经过了某种腌制”。“加州坦伯雷”（Tamboleàla Californie）则被翻译成了“奶油苹果甜点”。
[15]

午餐会上讨论的最主要问题是遣词用字。斯退丁纽斯建议把现有的德国投降条件略加修正，加入“分割”这个词。莫洛托夫同意，但是艾登坚持要用“分解”。由于苏联希望获得盟国同意分割德国的清晰承诺，因此莫洛托夫提出了异议。艾登所谓把“单一的德国国家”进行“分解”，可以解释为只是把德国联邦化。莫洛托夫提出一个新方案，把分割德国和欧洲的和平与安全挂钩。艾登反对，他终于打算接受斯退丁纽斯的方案，不料莫洛托夫却不肯撤回新方案，还要求把它提到全体大会上报告。

艾登在当天的日记里写下：“我和苏联人争了半天。斯退丁纽斯似乎并没很快把握到重点。莫洛托夫想问都不问就把我们的手脚全绑在分割上面。我坚持不肯。”艾登显然十分不痛快，迈斯基向他表示，不了解艾登为何态度如此强硬时，艾登按捺不住脾气，他在日记中说：“我把他骂了一顿，提醒他，我们还是一个独立的大国。”

迈斯基挨这顿斥责，其实很冤枉。使得英国失去大国地位的，是它和美国的关系，与苏联根本不相干。不过苏联明白了他的意思，也决定妥协。莫洛托夫放弃了自己的计划。当天下午，斯大林很亲切地向艾登打招呼：“你又赢了。”艾登也显得很高兴。他写道：“我想，我的倔脾气还有用处。”苏联得到了他们想要的，也让英国人面子上挂得住。丘吉尔感谢莫洛托夫撤回方案，表示虽然他还没有机会和他的战时内阁讨论在投降条件中加入分割德国的条款，但他代表英国政府接受这一修订。
[16]

高手过招，告一段落。谁赢？谁输？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展现出高明的战术，但只从盟国代表口中得到了原则上的承诺，而没有得到详细的行动计划。长期而言，从这次辩论中获利最大的是罗斯福，因为这确立了他在会议上调停者的声誉。斯大林和丘吉尔在许多议题上意见不合，罗斯福则成了两人的和事佬。视议题性质和辩论方向，罗斯福时而支持斯大林，时而支持丘吉尔，他虽然在言辞方面有些杂乱无章，但却是相当起作用的谈判者。
[17]

[1]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941–1949.Dokumenty iz arkhiva vneshnei politiki Rossiiskoi Federatsii(Moscow,1996),597–600; FRUS:Yalta,609–12; Krymskaia konferentsiia,64–65

[2]
“The Ghosts on the Roof,” Time,March 5,1945.

[3]
Maurice Paléologue, An Ambassador’s Memoirs,vol.1(London,1923),91–95;Gifford D.Malone,“War Aims toward Germany,”in Alexander Dallin et al.,eds., Russian Diplomacy and Eastern Europe,1914–1917(New York,1963),131–32.

[4]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18–19,121–23.

[5]
Ibid.,126–31,138;Eden, The Reckoning,279–83.

[6]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236–44,252–65,296–301,320–22 FRUS:Diplomatic Papers,1943,vol.1(Washington,DC,1963),545,629–32,723.

[7]
“Stalin’s Germans,” Time,February 12,1945;Bodo Scheuring, Verräter oder Patrioten.Das Nationalkomitee“Freies Deutschland”und der Bund deutscher Offiziere in der Sowjetunion 1943–1945(Berlin,1993).

[8]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an,1943(Washington,DC,1943)600–602,(hereafter cited as FRUS:The Conferences at Cairo and Teher an).

[9]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441–49.

[10]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76–81.

[11]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50–51;Frank King,“Allied Negotiations and the Dismemberment of Germany,” 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16(1981):587–88.

[12]
FRUS:Yalta,187;Diane Shaver Clemens, Yalta(London,1970),29–30;Russell D.Buhite, Decisions at Yalta:An Appraisal of Summit Diplomacy(Wilmington,DE,1986),21–28.

[13]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2; FRUS:Yalta,613;“Notes for the Conference with the President,”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no.4,Hopkins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14]
FRUS:Yalta,612–14;Krymskaia konferentsiia,65–68;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1–14.

[15]
Memo for Stettinius,Livadia Palace,Yalta,February 5,1945,NND 812006,record group 43:World War II Conferences,box 4:Big Three Meeting,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36–37.

[16]
Eden, The Reckoning,515–16; FRUS:Yalta,656–57,660; Krymskaia konferentsiia,87.

[17]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2–83; Krymskaia konferentsiia,68.

第8章　战利品

苏联外交部副部长迈斯基在2月5日的日记上，标注该日是个“大日子”。迈斯基的专长领域是德国赔偿问题，斯大林提醒他，这个问题在当天晚些时候可能会讨论到。按照斯大林的议程，谈完分割问题，接下来就是赔偿问题。但是，斯大林也必须考虑盟国的希望。在大家针对分割德国取得协议之后，罗斯福就提出了让法国参加占领工作的问题。迈斯基不得不耐心等候。
[1]

罗斯福说，就他从斯大林元帅那里了解的情况而言，“法国并不希望兼并直抵莱茵河畔的德国领土”。这个说法和斯大林在1944年12月和戴高乐交涉后给罗斯福的电报内容，以及他在前一天和罗斯福进行会前会议时所说的，完全相反。斯大林立刻指出罗斯福说错话了：事实上戴高乐在莫斯科时曾告诉他，法国想要取得德国的领土。罗斯福对此表示惊讶。虽然三巨头此时还不知道，戴高乐就在这一天通过广播向全国讲话，要求把莱茵河左岸从德国分离出来，并由法军沿河镇守。这个消息要到第二天才会由送到雅尔塔的美国新闻简报披露。但是，即使没有这个消息，两巨头一开始就针锋相对，显然不是好兆头。

丘吉尔赶紧跳进来解围，把话题从国界转移到占领区。他提出一个可令苏联满意的解决方法：可以从英国占领区划出一块作为法国占领区，或许美国占领区也可以分一小块过去，反正不会影响到苏联占领区。他只要求，苏联政府同意细节由英、美两国和法国去磋商。斯大林不肯，丘吉尔仍坚持。他表示，这个讨论涉及法国在未来欧洲角色为何这个大问题，而他个人觉得法国应该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如果对德国的占领要持续相当长一段时间的话，盟国就需要法国协助，毕竟法国人对付德国人的经验相当丰富，而且也需要整建一支法军作为抵抗未来德国可能再次侵略的堡垒。丘吉尔说，苏联在东线有个波兰可作为对付德国的盟友，英国在西线需要法国。斯大林立刻问，英国是否暗示也要有个波兰占领区，允许波兰参加占领机制呢？丘吉尔小心地回答：“不！”他不再坚持英国一年前提出的方案：成立两个波兰，一个亲西方，另一个亲苏联，由它们来竞逐统治被苏联占领的波兰的权利。丘吉尔可不想让波兰在德国有个占领区，但他希望法国能有个占领区。
[2]

丘吉尔遵循的是英国传统的政策：在欧洲维持势力均衡，以防再出现单一的霸权国家。他使尽浑身解数，推动重建一个强大、独立的法国。他认为，法国可以牵制德国在经济和军事上的复兴。为了推动他的策略，丘吉尔和戴高乐结盟。他很早就支持这位法国军事指挥官，两人都具备坚强决心，要不计代价地抵抗德国侵略。在戴高乐的坚持下，甫出任首相的丘吉尔于1940年6月发表团结声明，主张法国政府暂时与英国联合，共同抗德。丘吉尔不但协助戴高乐通过广播向法国沦陷区号召反纳粹运动，还支持戴高乐在英国重建未来法军部队的核心——戴高乐在法国投降后就撤退到了英国。

戴高乐是位值得一书的人物。他参加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当过德军的战俘。在1919年至1921年的苏波战争期间，他担任波兰部队顾问，表现卓越，获颁波兰军事勋章。他是个职业军人，于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成为强力支持法军机械化的将领，也是机械化战争的重要兵学家。德军入侵法国之后，他组织了针对德军的反攻战事，这是少有的一次成功反击。他继续抵抗德国的占领，先是在英国，后于1943年5月转到阿尔及利亚，领导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建立他的自由法国部队。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第一军在诺曼底登陆后协助盟军解放了法国。

戴高乐于1944年9月成为法国临时政府总统，和盟国来往时努力不懈地维护法国主权。他的行动，加上他强悍的性格，触怒了许多美国人，尤其是罗斯福总统。英国首相也对他不满，丘吉尔告诉艾登：“记住，这个人没有一丝一毫的宽宏大量。”丘吉尔反对邀请戴高乐参加雅尔塔会议，认为这位法国领导人若是出席，“就会毁掉一切可能的进展，而会议原本就够艰难的了”。但是，丘吉尔找不到可以取代戴高乐的人，更重要的是，除了重建法国的国家、军队和世界地位之外，也没有更好的政策。
[3]

为了实现自己对法国在战后欧洲角色的构想，丘吉尔精心促成法国加入欧洲咨询委员会，并成为未来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一员。下一步是派给法国一个占领区，并把法国代表纳入占领行政当局。没有美方的支持，这个目标就无法实现。丘吉尔设法让罗斯福同意自己的主张。到雅尔塔会议召开前，罗斯福已经尝试过先后和法国维希政府的若干人士建立特殊关系，也支持过戴高乐的对手昂利·吉罗（Henri Giraud）将军，但都没有成功，罗斯福认为美国别无选择，只好支持戴高乐。当然，支持英国把法国重新带进大国俱乐部，也符合美国的利益。

在前往雅尔塔之前，罗斯福派霍普金斯到欧洲安抚各方。丘吉尔不满意美国媒体上反对殖民主义的言论，教皇庇护十二世（PiusⅫ）不喜欢苏联对待罗马天主教会的做法，戴高乐也气自己没被邀请出席雅尔塔会议。自由法国的外交部长乔治·皮杜尔（Georges-Augustin Bidault）在会面前告诉霍普金斯：“戴高乐将军认为法国人一向都试图讨好他们谈话的对象。将军认为这样太过分，因此采取不一样的态度。他绝不会讨好任何人。”这么说实在是太轻描淡写了。戴高乐告诉霍普金斯，美国在1920年时没有支持法国，在1940年德军入侵时也没有支持法国，现在固然提供援助，“却是在压力之下，最后一分钟才勉勉强强地援助”。他说，如果法国不能重振大国雄风，美国的政策就是正确的，然而，“如果它再度兴起，再度站稳脚步，最后也恢复它的大国地位，那你们就错了”。
[4]

美国固然预备协助英国恢复法国的大国地位，但基于若干原因，这会是一项艰巨的任务。就军事而言，法国实际上是个侏儒，波伦陪同霍普金斯于1945年1月到巴黎访问时，就有这种感觉：法国最多只能动员三个师的兵力来作战。罗斯福告诉斯大林，自己要协助法国武装8个师。这可以使法国有力量执行占领国的任务，但并不足以说服斯大林接受法国有和三巨头平起平坐的权利。

斯大林因为法国1940年的军事溃败而看不起法国人，在他看来，这是一年之后希特勒能够出兵攻打苏联的因素之一。他发觉戴高乐“是个笨手笨脚的人”。虽然他喜欢戴高乐有独立自主的个性，觉得未来或有可能合作，但是在1944年12月戴高乐为签署条约到莫斯科访问，却拒绝承认苏联扶植的波兰政府以后，这个合作的可能性就消失了。斯大林企图在克里姆林宫举行的接待会上羞辱戴高乐，提议举杯向罗斯福和丘吉尔致敬，偏偏就故意无视现场的这位嘉宾。然后，他又请戴高乐大清早6点半来签署没把法方提案列入的条约。戴高乐当即拒绝后，这位已经喝得半醉的统治者才取出一份让双方勉强同意的修订版本。到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他们之间已经闹僵了。
[5]

斯大林和丘吉尔为设置法国占领区争辩，不仅透露出两人关心的议程有别，还体现出他们所处的政治文化大不相同。斯大林主张法国没有权利进入盟国管制委员会（Allied Control Commission），是因为他认定，战败国只能由“始终坚决对抗德国、付出最大牺牲取得胜利的国家”来治理。根据英方的会谈记录，丘吉尔承认法国“被打垮了，后来也没有什么贡献”，但他主张，英国民意不会了解排除法国这一决定的内情。根据美方的会谈记录，丘吉尔说：“大国的命运不应由一国暂时性的技术状况所决定。”换句话说，不论法国在战时是赢家还是输家，在邻国眼中都仍是大国，不能被当作二流国家看待。丘吉尔这是在保卫旧的世界秩序，对抗不尊重传统的革命新伙伴。他是不是也想到英国的未来，而心有戚戚焉呢？
[6]

要说服斯大林同意划定法国占领区，还有一个棘手之处：三方皆已同意的占领区分配地图是依英国的意见划定的，一开始并没有法国占领区。英国在1944年1月提出他们的计划时，苏联略加更改后就很快接受了。负责划分占领区的欧洲咨询委员会中，有些西方人士还认为，鉴于苏联对战争的贡献，斯大林应该分到更多的土地。

苏联有它自己的理由满意这个分配案。英方并不知道，苏联原来方案要求的土地还少于他们实际上所得到的。苏联的方案是把苏联和西方占领区的界线设在易北河，苏联占领区往南延伸不超过德累斯顿。反而是英国提议将界线再往西移，后来这条线就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西德）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东德）之间的国界。英国的方案给了苏联多过他们预期的土地，但或许更重要的是，这种把东边划为苏联占领区的方案，使得苏联能够控制东普鲁士和未来的德国——波兰边界，并随自己的意思划分边界。

在斯大林看来，英国方案有个瑕疵：根据这一方案，占领国在占领区负主要责任，并不享有专属的排他权利。这样的安排就表示，美、英部队可以进入苏联占领区，而苏联部队也可以进入美、英占领区。为了使西方盟国能够接受专属控制权的概念，斯大林同意柏林和奥地利可作为共管的占领区。英国方案还有一个讨厌的地方，就是把东普鲁士分配给波兰。莫洛托夫于1944年2月致函苏联驻伦敦大使：“鉴于苏联和波兰之间现有的关系，我们不能接受德国任何领土，尤其是东普鲁士，由波兰部队占领。”他可不希望伦敦支持的波兰政府在苏联势力范围内控制土地。英国在这一点上让步了——毕竟他们大部分方案都被莫斯科接受了，而此时苏联是有立场可以要求更多的。
[7]

美国人发现自己没做好功课，无从反对伦敦和莫斯科达成的任何协议。在1944年春天，美国的军事战略家相信，盟军将在莱茵河与红军会师，他们觉得如果期待苏联会放弃任何他们已占领的土地给英、美联军的话，就太天真了。当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终于向位于伦敦的欧洲咨询委员会提出美国的方案时，人人都大吃一惊。美方提议的美国占领区包括了直抵柏林的德国西北部，这片区域的人口占全德人口的一半多，土地占德国土地总面积的46%，而苏联占领区面积仅占22%。

这个方案连一封说明文件都没附。当时派驻欧洲咨询委员会美国代表团的乔治·凯南大吃一惊，拒绝把它提交出去讨论。美国代表团其他团员虽然也很有疑虑，但觉得也没有办法，上命难违，必须硬着头皮提交出去。科尼利厄斯·威克沙姆（Cornelius W.Wickersham）将军告诉气馁的凯南说：“我们必须为它力争，老弟，我们必须全力一搏。”凯南反驳：“怎么去为一项既没有道理、自己也搞不懂的东西全力一搏？”凯南和威克沙姆为此专程飞回华盛顿请示。

凯南终于见到罗斯福当面请示，总统却笑坏了。他说：“那只是某天我在信封背面顺手画出来的东西。”凯南在他的回忆录里写道：“在战后欧洲的解决方案上，总统最讨厌有什么事先承诺，他不希望自己的行动自由受到限制……事实上，他显然宁可根本没有这样一个委员会。”经过凯南力争之后，原先下达给美国代表团的训令撤销，英国赞成的苏联占领区界线得到通过。
[8]

漫长复杂的谈判进行到这里，又冒出了法国占领区的方案。这次轮到罗斯福在2月4日的会前会议上向斯大林提起这事来了。斯大林问：“总统认为法国应该有个占领区吗？请问又是基于什么原因？”罗斯福承认，他认为这个主意不错。他又说，也没什么理由，“纯粹是出于善意”。莫洛托夫对此表示反对，但斯大林同意把这件事提到会议上讨论。

次日，罗斯福把这个问题提上议程，而且他为了促成正面决议，还宣布美军部队留驻欧洲的时间不会超过两年，这出乎丘吉尔和斯大林意料。这件事无须谈判。罗斯福相信，美国国会不会同意让美军在海外驻留更长的时间。丘吉尔大为震惊。这代表英国更加需要法国协助监督占领德国的工作，否则当地情势就有失控之虞。这可能也是促使斯大林改变立场的一个关键性说法。罗斯福说了这番话后，斯大林同意“在英、美占领区内”设置一个法国占领区。德国面积太大，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单独管理，即使苏联这么大也办不到。美军撤出将在欧洲中心留下真空，这个真空必须填满，让戴高乐来，总好过留着这个真空不填。

盟国管制委员会则是另外一回事，斯大林没打算让步。他给苏联接受法国占领区附加了一个强力的但书：他不愿见到法国参加管控德国的机构。丘吉尔认为斯大林的退让是个缺口，就努力抢攻，刻意贬低委员会的重要性。他说：“管制委员会是奉政府命令行事的特设机构。没有理由担忧涉及德国的基本政策会由委员会决定。”斯大林不吃这一套。尽管斯大林使尽浑身解数离间英、美，但这两个资本主义国家还是偶尔会联手反对他，对付这两国已经够了，再加个不是苏联盟友的法国进来，将来的谈判恐怕要更加困难。

罗斯福认为是时候跳出来讲话了。霍普金斯递给他一张字条，上面写着：“一、法国现在已是欧洲咨询委员会成员，那是目前讨论涉德事务的唯一机构。二、允诺留出占领区。三、延迟决定与管制委员会相关的事务。”罗斯福照着做了。他提醒大家，欧洲咨询委员会已经包含了法国，又说，他“赞成接受法国拥有占领区的要求……但是同意斯大林元帅的看法，法国不应该参加管控机构，否则其他国家也会要求加入”。丘吉尔一定气炸了，但他没有直接表示反对。他向艾登求助，请他发言。接下来，莫洛托夫表态支持斯大林。丘吉尔所能争取到的最好结果是，把法国占领区行政管理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会议讨论。

这项辩论遂以罗斯福又一次居间调停告终。罗斯福的实力大增，在斯大林视为次要的议题上，罗斯福也越来越能影响斯大林。法国参与占领德国，显然在斯大林心目中列为次要，德国赔偿问题可就不是这样了。
[9]

占领区议题一解决，斯大林就转向坐在他左手边的迈斯基，“似乎不经意地”说：“报告吧！”这位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日记里说，他完全没有心理准备要报告。他以为斯大林会主讲，他则参加后续的讨论。他手上有一份关于德国赔偿的详细方案，但还未经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核定。和在斯大林底下做事的任何人都一样，迈斯基晓得这是危险的状况。他前不久才被领导没来由地骂了一顿。迈斯基出席全体大会时，斯大林明显很气恼地问他：“你为什么没参加第一次会议？”迈斯基答，他没被邀请出席。斯大林不满意：“你没接到通知？你是什么意思，你没接到通知？你根本就是不守纪律，太放肆了！”
[10]

斯大林领导圈子里有不少人并不是俄罗斯裔的，迈斯基即是其中之一。他原名扬·拉卓维基（Jan Lachowiecki），1884年生于俄罗斯帝国境内一个波兰裔家庭，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他的“原罪”是直到大革命之前，都一直属于党内不正确的那一派——经常与列宁领导的布尔什维克派不和的孟什维克派。迈斯基的另一个“缺陷”是，和斯大林及其身边大部分亲信不同，迈斯基受过良好教育，从莫斯科大学获得了历史学学位。大革命之前将近10年的时间里，他都以政治难民的身份居住在西欧，还精通英文和法文。在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这些都是危险的技能。后来在1953年，迈斯基以间谍罪的罪名遭到斯大林秘密警察的逮捕。斯大林过世后，迈斯基被控和“英国间谍”贝利亚共谋（贝利亚在1953年6月被捕，因克里姆林宫政变遭到枪决）。迈斯基后来洗清一切罪嫌，于1955年获释，他能够保住一命，的确幸运。
[11]

迈斯基于1922年投身外交工作，先后任苏联驻芬兰、日本和英国大使，在伦敦驻节长达11年。

从伦敦奉召回国后，他出任外交部副部长，主管一个规划战后事宜的委员会。由于求偿问题归他主管，因此他加入雅尔塔代表团似乎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可是实际上这对他而言是一个愉快的意外。迈斯基和斯大林的关系并不亲密，他呈给部长莫洛托夫的报告，经常还得经由另一个副部长维辛斯基过目，维辛斯基也是波兰裔，也曾是孟什维克派。迈斯基之所以会被纳入代表团，是因为他就1945年1月20日和哈里曼大使的会面呈交了一份报告，让上级意识到了他的存在。而据哈里曼的说法，他去见迈斯基则是因为迈斯基“比苏联外交部任何其他官员都更乐于交换初步意见”。

对哈里曼来说，迈斯基是一座信息金矿。关于德国的未来，迈斯基说，应该分割德国，让莱茵兰和信奉天主教的南部另外组成政治实体，还应剥夺它的重工业，以防止其军事力量复活。赔偿应以10年为期收取，可用实物或劳务偿付。他暗示苏联打算把数百万名德国工人——大部分是男性，但也不排除女性——迁移到苏联强制劳动。第一批被征调者是轻罪犯人、纳粹积极分子和失业者。到苏联工作既是惩处，也是某种形式的社会改造。迈斯基的回忆录这时刚刚印好，成为两人谈话的重点之一，哈里曼表示乐意带一本到马耳他送给罗斯福。迈斯基并未料到自己会到雅尔塔，因此觉得这个主意不错。次日，他送出回忆录，附上了一张条子：“对于你昨天在这件事上的建议，我已欣然接受。（祝你）一路顺风，万事如意。”
[12]

迈斯基没有在呈给莫洛托夫的报告中提到赠书这件事。他解释说，哈里曼拜访他，是因为美国人重视赔偿问题。他说，美国人在雅尔塔会议上有两大议题，一个是赔偿问题，另一个是成立联合国。哈里曼或许说了类似的话，以便解释他为何到迈斯基的办公室来“钓鱼”，但是强调求偿问题的重要性合乎迈斯基的利益。求偿问题是他的职务范围，他竭尽全力向上级报告自己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也描述哈里曼的反应。这份报告呐喊着：“斯大林同志，请带我到雅尔塔！”

1月25日，哈里曼到访后五天，迈斯基这位兴奋的苏联外交部副部长在日记里写下：“今天对我而言是非常美好的一天。”莫洛托夫邀请他在斯大林会见英国议会代表团时担任翻译——这显然是受到信赖的迹象，莫洛托夫也邀请他参加苏联代表团，到雅尔塔开会。莫洛托夫问他参加会议有没有任何困难，迈斯基连声答道：“没有没有，我完全听命配合。”他在日记中写下：“我怎么可能反对呢？”三天之后的1月28日，迈斯基坐上了开往雅尔塔的火车。

迈斯基带着一份详尽的求偿计划书，一路上不断推敲，并在会议第一天把计划书呈给莫洛托夫。他建议拆除德国75%的工业设备（估计价值100亿美元），将其运送到受德国侵略灾损最严重的国家。这项工作预定在头两年完成，然后赔偿给付分10年执行。在所有拆下来的工业设备中，苏联要求分到75%～80%，实际目标是得到65%。至于强制劳动，苏联将要求500万名德国工人参加。德国侵略给苏联造成的损失总额估计在500亿美元。
[13]

迈斯基已在莫斯科向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报告过这些数字，但是苏联应分到赔偿的百分比或金额尚未最后确定。2月5日要讨论赔偿问题，但莫洛托夫和斯大林都还没来得及详阅最后版本的迈斯基求偿计划书。听到斯大林要他报告，迈斯基吓坏了，小声说：“可是你还没读过我的报告。”斯大林答道：“没关系，报告吧！只要不碰劳动那个议题就行。”即使莫洛托夫也不放心。当天夜里，迈斯基在日记里记下：“坐在斯大林右边的莫洛托夫凑近斯大林，紧张地问：‘是不是应该提个数字？’斯大林很不耐烦：‘是啊，那就提个数字吧！’莫洛托夫继续问：‘哪个数字？’我们在莫斯科时为苏联该求偿多少讨论了半天，没有结论。‘50还是100？’斯大林说：‘100！’当下就这么决定了。”所谓“数字”就是苏联求偿的金额。斯大林当场决定，这个数字是100亿美元。
[14]

罗斯福提出了苏联要求劳动力赔偿这个问题，斯大林却回答说他不预备讨论这个问题。迈斯基也给搞糊涂了。为什么？苏方并不是没有准备。斯大林或许是嗅到了什么危险的兆头，宁可把“劳工”这个议题从议程中拿掉。他并不晓得，就在全体大会之前，霍普金斯向罗斯福建议，如果这个问题提出来，“我们应该立刻同意，而不是勉强同意”。罗斯福提问，显然不是要找斯大林的麻烦，而是要向他表达善意。

迈斯基问：“能否容许我用英语直接报告？”斯大林答：“请便。”迈斯基遂以他流利但带着浓重口音的英语侃侃而谈，显然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斯退丁纽斯后来写道：“迈斯基的胡子修得整整齐齐，一派学者气度，他是个又有吸引力又能干的人……他坚定地提出报告，似乎也得到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的全力支持。”基于丘吉尔和其他人在他报告后给予的注意，迈斯基认为自己给盟国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他建议，分配给个别国家的赔偿金额应该依据下述两个因素衡量：这个国家对战胜德国做出的贡献，以及它因德国侵略蒙受的损失。

迈斯基的报告以他的求偿计划书为基础，但是因为斯大林决定求偿100亿美元而非50亿美元，所以迈斯基决定要求更多的德国机器设备——从要求75%提高到80%。他也表示，赔偿苏联的金额“不应低于100亿美元”，因为与德国入侵苏联造成的直接损失相比，这个数字实在微不足道。在求偿问题上，这位“又有吸引力又能干”的迈斯基是个“鹰派”。事实上，他在12月提出的数字是不低于150亿美元。
[15]

迈斯基做报告的时候，丘吉尔像只老狐狸般打量着这位苏联副外长。然后丘吉尔表示，100亿美元是幻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战胜国只从德国身上挤出10亿英镑的赔偿，那还是美国借钱给德国，德国才有能力支付的。丘吉尔说，英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蒙受了惨重损失，它的战争债务已高达30亿英镑。英方一位与会者在笔记中总结了丘吉尔的话：“如果能看到有任何方法，能使我们的经济大大受益于德国的赔偿，我们将乐于采用。但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他对此十分怀疑。”

丘吉尔担心，如果赔偿负荷太重，英国就可能不得不替德国人民付账，以免他们忍饥挨饿。他最后说：“要马儿能拉车，就必须喂它吃粮草。”斯大林顶回去：“你得小心，免得马儿回头踢你一脚。”丘吉尔表示，或许用马比喻不当，改用汽车来说，汽车必须有汽油才能跑。这个比喻其实也不高明，斯大林又大声顶回去，德国人并不是机器。他显然是准备要吵架。
[16]

罗斯福又出来打圆场，而且似乎还是偏袒苏联。和威尔逊总统在巴黎和会上对赔偿问题的立场相比，罗斯福在雅尔塔会议上对赔偿问题的立场可以说是大不相同。威尔逊受限于自己的“十四点计划”以及承诺战后不会有兼并、惩罚性损害的谈话，和英国首相戴维·劳合·乔治（David Lloyd George）唇枪舌剑，大战一番，但是最后还是认输，接受了英方求偿的要求。现在情势出现了大逆转，轮到英国人口口声声要以第一次世界大战为前车之鉴，反对过度求偿了，而美国预备接受苏联的主张。美国本身并不想要赔偿，但不反对其他国家以非金钱的形式来得到赔偿。
[17]

罗斯福说，美国人并不要德国的钱和设备，也不希望德国人饿肚子，但他不明白为什么战败之后德国人的生活水平还要比苏联人好。这是很危险的论述。事实上，霍普金斯已经警告过罗斯福，千万不能采纳斯大林的论点。霍普金斯说，美国人必须搞清楚苏联的意思到底是什么。即使在路上看到克里米亚一片战祸惨象之后，罗斯福也根本无法想象苏联境内的人们在经历全面大战的摧残之后，实际生活是何等困苦。雅尔塔会议期间打进东普鲁士的红军士兵看到德国农民和城市居民生活水平之高，大为震惊。他们认为自己进入了帝国主义者剥削全欧洲才缔造出来的资本主义天堂，于是急急忙忙抢起了“强盜的财产”。
[18]

斯大林让迈斯基出面反驳丘吉尔。迈斯基再度展现了自己掌握事实和数字的能力。当他谈到100亿美元并不是天文数字，只是美国1944—1945年财政年度总预算的10%时，斯退丁纽斯说：“对极了！”当迈斯基又说德国在战时每年的军事预算已近60亿美元时，丘吉尔也表示：“对，这一点很重要。”可是，尽管迈斯基表现得可圈可点，但丘吉尔依然反对不切实际的赔偿金额。

现在轮到斯大林上阵了。首先，他要限制能分到德国赔偿的国家的数量。他指出，法国对盟国作战的贡献不大，提供的兵力甚至还不如波兰或南斯拉夫。对战争的贡献度应该是确立赔偿的决定性因素。丘吉尔反对这个说法，主张社会主义者的原则“各尽所能，按需分配”。斯大林怎会容许他班门弄斧？他冷冷地回了一句：“按各人配得的分配。”可是，英国人的坚持还是使他有所警觉。当天晚些时候，斯大林在和自己的顾问群谈话时表示，苏联的份额可降为70亿美元，西方盟国可以要求80亿美元的赔偿。他希望避免与盟国为敌，希望吸引他们达成协议。迈斯基反对，但在日记里写道：“即使如此，斯大林说的才算数。”
[19]

全体大会结束时，各国对金额并未达成一致。和其他许多议题一样，这个问题又交给了外长会议讨论。不过，三巨头倒是同意应在莫斯科成立一个特设赔偿委员会。苏联视它为从盟国占领区榨取赔偿的工具，英、美则认为这可以压制苏联狮子大开口。到此为止，斯大林的战术并不太成功。有些学者认为，如果他想借由对分割问题的让步，来换取盟国同意给苏联巨额赔偿，那他明显是失败的。没能在赔偿问题上得到结论，斯大林在2月5日的战绩，最多也只能说是胜负互见。斯大林说服盟国在德国投降条件中加入了“分割”字样，但他虽然不希望法国恢复大国地位，却也不得不同意设置法国占领区。
[20]

苏联历史学家后来煞费苦心地掩饰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头几天失败的事实。苏联史学家必须移除斯大林的一些评论和讲话，删改会议记录。删改的内容主要有两个方面，第一方面是有关分割德国的讨论，第二方面是有关占领区的讨论和纳入法国的决定。在20世纪60年代，苏联首度发表会议记录时，苏联领导人急着要把分割德国怪罪到西方身上，也想利用法国外交政策上的反美倾向，争取对自己有利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只是回顾，莫斯科也不希望被看成反对法国恢复强国地位的恶人。苏联保留巨细靡遗的记录，不过会视情况需要加以“修正”。
[21]

[1]
“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7.

[2]
“Communications Section News Bulletin,Argonaut Edition,”Afternoon Press,February 6,1945,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group 24,folder 2,Hopkins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FRUS:Yalta,616–1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70–72;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4–16.

[3]
Clemens, Yalta,42–44; FRUS:Yalta,572;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454,465;Jean Lacouture and Patrick O’Brian, De Gaulle:The Rebel,1890–1944(New York,1993).

[4]
“Ambassador Caffer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January 28,1945,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group 24,folder 1,Hopkins Papers;Robert Gildea, The Past in French History(New Haven,CT,1996),130.

[5]
Clemens, Yalta,43;Charles de Gaulle, Complete War Memoirs(New York,1984),754–55;Montefiore, Stalin,477–78.

[6]
FRUS:Yalta,617–18;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5.

[7]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396–97,414–17.

[8]
Clemens, Yalta,34–46;George F.Kennan, Memoirs,1925–1950(Boston,1967),pp.164,168–71; FRUS:Yalta,198–201.

[9]
FRUS:Yalta,616–19,634; Krymskaia konferentsiia,70–75;Eden, The Reckoning,516;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28.

[10]
“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7;Ivan Mikhailovich Maiskii, Izbrannaia perepiska s rossiiskimi korrespondentami(Moscow,2005),2:529.

[11]
Ivan Maiskii, Memoirs of a Soviet Ambassador:The War,1939–43(London,1967);Pavel and Anatolii Sudoplatov, Special Tasks,344–46;K.A.Zalesskii, Imperiia Stalina.Biograficheskii entsiklopedicheskii slovar’(Moscow,2000).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Harriman and Maisky,”January 20,1945,no.176/6,January 17–2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Maisky to Harriman,January 21,1945,no.176/7,January 21–2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3]
Sovetsko-Amerikanskie otnosheniia,1939–1945.Dokumenty,comp.B.I.Zhiliaev and V.I.Savchenko,ed.G.N.Sevostianov,vol.1(Moscow,2004),615–18;“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3.

[14]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601–5;“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3–95;

[15]
“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7–98;Title TK,1,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group 24,folder 1,Hopkins Papers; FRUS:Yalta,620–2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76–78;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30.

[16]
FRUS:Yalt a,62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78–79;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6–17;“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8.

[17]
Margaret MacMillan, Paris,1919.Six Months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2003),180–93.

[18]
FRUS:Yalta,622;Title TK,4,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group 24,folder 1,Hopkins Papers;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03;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24–39.

[19]
FRUS:Yalta,621–23; Krymskaia konferentsiia,79–82;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9.

[20]
FRUS:Yalta,621–23; Krymskaia konferentsiia,79–82;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9.

[21]
Geoffrey Roberts,“Stalin at the Teheran,Yalta and Potsdam Conferences,”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9,no.4(Fall 2007):6–40.

第三部分　世界新秩序

（克里米亚会议）应当终结片面行动、排他性的结盟、势力范围、势力均衡，以及其他种种经数百年试验证明通通失败的手段。

——富兰克林·罗斯福

第9章　安全理事会

2月6日，星期二，萨拉·奥利弗坐下来写信给母亲。她描述了沃伦佐夫宫，然后提到令她大开眼界的一幕。她写道：“我们站在平台上俯瞰海面，看到一幕令人惊讶的景象：一大群鱼遭到海空双面夹击。海上的一群海豚要吃它们，空中又有几百只海鸥扑向它们——这群可怜的笨鱼儿就这样挤在一起，这场大屠杀进行了将近3个小时。”萨拉告诉和她在一起的亚历山大元帅：“它们不会分散逃生，实在是蠢。”不料元帅答道：“它们坚守在一起才比较明智。”

萨拉的父亲则与萨拉有同感。但是经过多年政治历练的丘吉尔并不是相信集体行动有益的人。当天上午，他满脑子想的都是未来恐怕不免又要爆发一场大战。他在卧室床上吃早饭时告诉他的医生：“下一场战争将是意识形态的战争。”在前一天的会议上，他和斯大林几乎在所有重要问题上都意见不合，丘吉尔对共产主义东方和资本主义西方的未来关系不敢乐观。
[1]

当天上午，罗斯福也在思考世界的未来，但他抱有比较多的希望。罗斯福希望把联合国的议题提上当天的议程，因此请国务卿过来一谈，要他在这个议题上主导发言。斯退丁纽斯欣然受命，他后来写道：“对我而言，这是最重要的一刻。自从我离开《租借法案》管理办公室，转到国务院服务后，我已投入无数昼夜思考建立世界组织这个问题。如果我们现在能够说服苏联人接受我们对表决权的方案，就可以召开联合国会议，我们关于世界和平安全组织的计划就离实现更近了。”
[2]

斯退丁纽斯从前一任国务卿赫尔——号称美国国务院“威尔逊派”首脑——那里继承了推动成立联合国的热忱。

联合国的第一份纲要是由国务次卿萨姆纳·韦尔斯（Sumner Welles）以国际联盟宪章为基础草拟的。国际联盟是巴黎和会创造出来的组织，第一次大会于1920年11月在日内瓦召开，最后一次大会于1946年4月举行，当时国际联盟由会员国代表表决通过解散。但事实上，国际联盟的活动在1939年已实质停止——这一年欧战爆发，它却无力阻止，而且世人都认为大战是因国际联盟无能才爆发的。问题在于，国际联盟既不能通过决定，也不能执行决定，所有的决议都必须由理事会和大会全体一致通过。理事会是它的行政机关，若干大国为常务理事，一些小国为临时理事。一致同意的原则写明在国际联盟宪章中，宪章第五章说：“大会及理事会任何会议的决定都应得到出席该会议的所有联盟会员国之同意。”实际上这根本办不到，特别是如果讨论的事项涉及大国的话。

美国并没有加入国际联盟。威尔逊因促成国际联盟创立而荣获1919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但他无力克服共和党的反对，也无法说服越来越倾向于孤立主义的国会批准通过《凡尔赛和约》——若《凡尔赛和约》通过，美国就会加入国际联盟。起草联合国宪章的美国官员必须很小心，任何国际组织的决定若对美国有所限制，就难免在国会遭遇反对。他们也必须面对一个痛苦的先例：德国和日本于1933年相继退出国际联盟之后，国际联盟根本无力影响他们的行为；意大利在1937年退出后有样学样，国际联盟也无可奈何。这三个国家在1940年组成轴心国，国际联盟一样束手无策。
[3]

新的和平组织若要发挥作用，就必须避免重蹈覆辙。因此宪章起草人的任务艰巨，必须调和许多人认为无法调和的东西。从1943年9月开始，美国国务院负责起草宪章的主要人物就成了美国国务院“非正式议题小组”（Informal Agenda Group）召集人利奥·帕斯沃尔斯基（Leo Pasvolsky）。50岁的帕斯沃尔斯基曾任赫尔国务卿的私人助理，是犹太裔，从乌克兰移民美国。他在国际和平组织这个问题上绝非生手。他在1919年作为《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
）的记者报道了巴黎和会，后来又参与推动苏联（他反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加入国际联盟。

帕斯沃尔斯基出任联合国宪章主要起草人，代表赫尔派的主张胜过了韦尔斯派的主张。赫尔主张集中化的结构，韦尔斯则主张大国在各自区域内对区域安全承担主要责任。韦尔斯模式遵循罗斯福提倡的战后和平机制由美、英、苏、中“四大世界警察”来负责的思维。1943年秋天，韦尔斯因身陷同性恋丑闻请辞，罗斯福选择了集中化的模式。罗斯福有此决定，是因为他的“四大警察”将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
[4]

舍弃韦尔斯让大国承担区域责任的设想之后，帕斯沃尔斯基必须找出方法，让新组织的会籍对大国有吸引力，又不伤害新组织达成有约束力的决议的能力。解决这个两难困局的关键，在于联合国主要的行政机构——安全理事会的议事规则。帕斯沃尔斯基抛开了一致同意的原则。否决权只赋予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且不适用于所有的议题。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个月，关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美、英、苏、中，后来又加入法国——是否该拥有否决直接涉及它们的议题的权利，一直谈不妥，因此阻碍了协议的达成。这是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留下的少数未解决问题之一。于1944年8月21日至10月7日在华盛顿召开的敦巴顿橡树园会议，已经把涉及创立联合国的大部分问题解决了。

帕斯沃尔斯基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美国方案主张，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在大多数直接涉及本国的议题上都应弃权，也不可运用否决权。英国和苏联都反对这个方案。丘吉尔在10月启程赴莫斯科访问前，把想法告诉了罗斯福，罗斯福拜托丘吉尔别向斯大林提起丘吉尔反对一事，丘吉尔答应了，但和斯大林一碰面开谈就食言了。12月，罗斯福提出折中方案，提议除了程序问题或有关和平解决冲突之建议案以外，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权否决所有涉及本国的决定。美方担心的是，小国家要是没有权利在联合国对大国表达不满，或至少发起关于应该和平解决冲突措施的讨论，这个组织就不会有前途。可是斯大林不为所动，丘吉尔也不肯同意。
[5]

斯大林在12月27日致函罗斯福，表明反对的理由。他声称，罗斯福“试图在某一阶段阻止一个或多个（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参与表决……对于维持国际安全的大业将产生致命的后果。这种情况违反四大国协议及一致决定的原则，会导致某些大国与其他大国意见相反的情况出现，可能伤害普遍安全的大业”。斯大林认为，一致同意的原则可以保障未来的和平，最终对小国、大国都一样有利。

哈里曼次日致信华盛顿方面深入探讨。他提醒罗斯福，苏联人在两次世界大战中间那些年里有过惨痛经验，当时“世界各国对他们和他们的目标都抱有敌意或猜疑”。他指出，苏联对和平组织角色的理解相当有限。丘吉尔和罗斯福认为其目的是调停未来的冲突，斯大林却只想要它阻止未来的侵略，他不相信其他国家都已暴力相向时还能够解决争端。

哈里曼还写道：“他们认为里头挤满了反对他们的国家。”就这一点而言，斯大林并没有错，美国和英国都期待在安理会内有代理人。英国推动给法国一席，美国也要拉中国进来，尽管中国此时（部分领土）仍被（日本）占领，而且内部也不团结。他们也想拉巴西加入这个大国专属俱乐部。斯大林有理由怀疑罗斯福的用心。哈里曼认为苏联已经下定决心，唯一还能改变其立场的方法是，美国和英国“采取坚定不移的立场”，并争取小国的支持。
[6]

在马耳他，斯退丁纽斯说服艾登支持美国方案，但丘吉尔还是不肯同意。法国显然有可能进入安理会，加上英国的自治领地——比如加拿大、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都可能加入大会，丘吉尔当然支持小国的权利，但是他怕英国若无否决权保护，小国家在美国的支持下，搞不好就会抢走伦敦的帝国属地。他到雅尔塔时，对于英国在安理会表决程序这个议题上究竟应采取什么立场，仍未做出决定。他的政府在1月照会华盛顿方面说，它倾向于罗斯福的折中案，但对其中若干条文仍有疑虑。

斯退丁纽斯在1月8日到白宫向罗斯福报告，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否决权这个问题，必须在三巨头会议上解决。“否则联合国会议可能要拖延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召开，各国的兴趣可能因此减弱，反对的声音可能会更多。”罗斯福急欲避免拖延，表示他会在雅尔塔施力，达成一个解决办法。但是，他也开始忖度，这个由他力推的方案会不会伤害美国的利益。罗斯福承认，他依然担心，万一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发生冲突，根据美国方案会演变成怎样的状况。有鉴于斯大林的反对，罗斯福愿意再看看是否有别的方式可以让苏联满意。

帕斯沃尔斯基也参加这次会议。他向罗斯福担保，按照现有方案，苏联和美国都无须担心权益得不到保障。帕斯沃尔斯基向罗斯福报告说：“我们只有在决议涉及调查争端、要求和平解决争端，并就和解的方式和程序做出建议时，才会弃权。而没有我们的肯定票，就不会有任何行动的决定。”罗斯福还是不放心。他又追问，万一美国和墨西哥之间因石油起了争端，安理会的程序究竟如何，帕斯沃尔斯基再度向他担保，美国的利益一定会得到保障。帕斯沃尔斯基再次告诉总统，没有美国的同意，联合国安理会不能采取行动对付美国。
[7]

在雅尔塔，斯大林第一个提到大国特权的问题。他在会议开幕那天由罗斯福做东的晚宴上首先发难：“要相信阿尔巴尼亚会和赢得大战的三大国有同样的发言权，那是荒唐的。”据美方整理的谈话记录，他还说：“有些已解放的国家似乎认为大国是被迫流血来解放他们的，他们现在还反过来责备这些大国没有考虑到它们这些小国的权利。”

当斯大林谈到“大国”时，他脑子里想的是三大国，而不是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他已经预料到，将来不仅会有美、英的反对，还必须面对法、中的牵制，苏联是寡不敌众，以一对四。所以在界定大国扮演的角色时，斯大林用参战贡献度为标准：三大国对击败敌人贡献最大，许多小国受惠于他们的牺牲。罗斯福似乎颇有同感地表示：“大国有更大的责任……和平应由今天在桌前谈判的三大国来书写。”

丘吉尔的看法不一样。在他看来，这不是“小国指挥大国的问题，而是大国应该善尽道义责任和领导义务的问题，大国应该温和地运用其力量并尊重小国的权利”。丘吉尔稍微更改了莎士比亚戏剧《泰特斯·安德洛尼克斯》（Titus Andronicus
）中的一段话来表明观点：“老鹰应允许小鸟唱歌，不用管它们唱些什么。”（在原著中，罗马皇帝萨特尼纳斯的妻子塔摩拉对她害怕百姓反叛的丈夫说：“鹰任凭小鸟歌唱，不在乎它们唱的是什么。鹰知道凭它双翼的阴影，就能随时停止它们的歌曲。”）

讽刺的是，尽管有言语交锋，丘吉尔却觉得苏联的立场比较合他心意。他在晚餐后把这个想法告诉艾登，结果却被自己的外交大臣抢白一顿。艾登刚在马耳他和斯退丁纽斯交换了意见，艾登表示若是接受斯大林的方案，小国就没有理由加入这一国际组织了，而且这在国内恐怕也不得民心。他甚至威胁要把全案弄到下议院表决。丘吉尔只得转向美国国务院的苏联问题专家波伦。送丘吉尔出门的波伦说，丘吉尔“和平常一样嚷嚷着”，承认他没有时间仔细阅读美国方案，请波伦把重点告诉他。

波伦在回忆录中写道：“享受了一顿美酒佳肴之后，我鼓起勇气告诉首相，我们的折中方案让我想起一则美国南方庄园主的故事。主人问一个黑人喜不喜欢他的圣诞节礼物威士忌酒，黑人答，非常完美。主人问他是什么意思，黑人答，比这更好的威士忌主人不会送，比这更差的威士忌他也不会喝。”波伦故事里的“黑人”暗喻小国家。
[8]

在2月6日，罗斯福必须面对棘手的大难题。他和他的顾问群都认为，若罗斯福提议的方案不被采纳，联合国就无从建立。罗斯福即将面对他眼中整个雅尔塔会议里最重要的一场讨论，却还没有得到主要盟友的支持。在德国的分割、赔偿以及法国参与负责占领德国事务的盟国管制委员会等议题上，罗斯福已经支持了斯大林，他似乎可以指望斯大林投桃报李。但是，斯大林真的会支持罗斯福最重视的这个议题吗？

另一个问题是罗斯福的健康状况不佳。至少有六大类不同的议题将交由安理会表决。可是，罗斯福能够用简单的方式完整地做出说明吗？有些人是充满怀疑的。丘吉尔的医生莫兰在日记里引述了美国医师协会会长罗杰·李（Roger Lee）信中的话：“罗斯福很暴躁，如果必须长时间集中精神，他就会焦躁易怒。如果出现了需要用心思考的议题，他就会改变话题。讨论的结果确实很难预测。”
[9]

下午4点开始的全体大会，先安排记者们拍照。罗斯福在当中坐下，和平常一样，穿西装、打领带。斯大林身着大元帅服，丘吉尔则穿上校军服现身。丘吉尔服役军中时的最高军阶为中校，但在1941年被原属的皇家第四轻骑兵团尊为荣誉上校，他对此颇引以为荣。罗斯福背后是老面孔斯退丁纽斯和霍普金斯，以及美国国务院欧洲事务司司长马修斯，而美国国务院的联合国事务专家希斯则正好站在总统身后。大宴会厅里的壁炉生了火，斯退丁纽斯预备要报告了。于是记者们被请出会场，正戏开场。
[10]

议程上的第一项，是外长们报告昨天交给他们讨论的事项的后续。担任外长会议主席的斯退丁纽斯做了简短报告，然后罗斯福终于有机会提到当天的重点议题：联合国的组织。但是，丘吉尔要求再讨论法国的角色。丘吉尔指出，罗斯福声明美军部队不会在欧洲驻留太久，那么法国的角色就更加重要。他说，英国需要一支强大的法国军队制衡德国。罗斯福的说法却来了个大翻盘。他说，美国的舆论预备支持成立一个世界和平组织，有了这样的组织，美国或许会转而支持部队大规模驻扎欧洲。由于英国和苏联都关心美国在德国驻军一事，因此话题又巧妙地回到了联合国上面。

罗斯福请他们翻开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程序提出的方案。斯大林和丘吉尔都没有反对。罗斯福表示，表决权问题攸关联合国的未来，关乎三巨头在雅尔塔碰头开会的主要目标——确保稳定的世界和平。根据美方的记录，罗斯福说：“全世界所有国家……都有共同的愿望，想见到至少50年没有战争的日子。”而事实上，他“没那么乐观会相信有永恒的和平，但他的确相信50年的和平是可行、可能的”。这些话显然打动了丘吉尔，一定也让斯大林动容。斯大林心底其实相当不安，担心会再爆发一场战争。迈斯基估计，苏联需要10年的时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恢复元气。斯大林的目标是确保20年到50年的和平，好让苏联有时间成为欧洲及亚洲最强大的国家，也让欧洲大陆有时间接受社会主义。因此，三巨头基于各自的理由，在需要50年的和平一事上达成了共识。
[11]

现在轮到斯退丁纽斯上阵了。他宣读美国对表决程序的方案，解释了主要条款。他说，美国政府承认大国在维护和平方面的特殊角色，因此赞成安理会在涉及军事或经济措施的一切决定上都需采取一致同意原则。这意味着常任理事国可以运用否决权阻止任何不利于它们或其盟国的行动。但是，一致同意原则不适用于预备促成和平解决冲突的措施。这样一来，在安理会上就能自由讨论针对任何一个常任理事国的不满，但又可以阻止直接针对它们的任何决定。斯退丁纽斯试图向与会者表明情势严峻，他说：“我们都热切希望建立一个能避免世界陷入另一场大战悲剧的世界组织，但我们认为，除非在安全理事会上允许这种自由讨论，否则建立这一组织的前景将受到严重威胁。”他说明得十分详尽。波伦认为这是雅尔塔会议上最好的一场简报。但它耗时太长，细节太多，令人疲累。

罗斯福请斯退丁纽斯说明美国的方案将会如何影响安理会的决策。斯退丁纽斯又做了一段长长的附加说明，而且由于需要同声传译，他还不能讲得太快，这样一来报告就拖得更长了。为了说明立场，美方分发了一份列出重点的备忘录。根据这份备忘录，美方原始方案已经过修订，纳入了斯大林和丘吉尔的建议。结果这却产生了之前没预料到的问题：一向多疑的斯大林要求知道哪里做了更动。斯退丁纽斯尽力说明更动不会影响大局，译员却听不懂，现场气氛更加不安。斯退丁纽斯后来回想起这段意外，说那是“不愉快的一刻，苏联人以为我们想糊弄他们，蒙混过关”。葛罗米柯比苏联代表团的任何人都熟悉这份文件，他伸出援手，向斯大林说明这些改变的确不影响大局。到了休息时间，他私底下告诉希斯，其实他也不完全明白联合国宪章的枝枝节节，觉得很难向他的长官们解说清楚。

整个会议失去了劲头。莫洛托夫说，苏联代表团需要更多时间来研究美国方案中的修订草案。所以他提议次日继续讨论。很显然，罗斯福寄望至深、斯退丁纽斯用功至勤、波伦认为精炼之至的这场简报，并没有产生预期的效果。
[12]

这时候，突然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援军。对这个议题缺乏兴趣的丘吉尔竟然加入辩论，声援罗斯福。和罗斯福私下共进午餐之后，丘吉尔又蒙主人盛意，在里瓦迪亚宫睡了午觉，现在他精神抖擞，斗志昂扬。他决定投入辩论，不仅完全出乎美方意料，还让英国代表团吓了一跳。贾德干在给太太的信上说：“我真担心首相会说什么。”因为“他根本就不了解，一直都拒绝读相关资料，而现在却跳进去辩论”。

丘吉尔说，他对美方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提出的表决权方案，原本是有疑虑的，但是在研究美方的新方案后，他认为新方案已经保护了英国的利益。和平的确需要依赖大国，但若不允许小国宣泄它们的不满，这也不公平。根据英方的记录，他说：“如果不制定那样的条款，岂不让人以为三大国想要统治世界？而三大国的本意是为世界服务，是保证世界人民不再经历那种恐怖。”贾德干松了一口气：首相采纳了外交部希望他采取的路线，而且还讲得更加铿锵有力。这位一向好批评的外交部常务次官告诉太太：“经过一番摇摆后，首相表现得很好。”
[13]

丘吉尔举例说明美国方案如何可以保护大国利益时，斯大林忍不住也跳进来参加辩论。丘吉尔的论据见于美方的记录。他说：“如果中国依据（罗斯福）总统的方案提出归还香港的问题，那中国和英国都会被排除在外，不得就解决争议的方法参加表决。”斯大林觉得，这个论据说服力不足。几个月前在莫斯科会面时，丘吉尔也举香港为例告诉斯大林，他为何反对美国方案。丘吉尔在10月9日才告诉斯大林：“如果在讨论（香港）问题时，英国和中国被要求退出会场，而这个问题由苏联和美国来决定，英国才不会高兴呢！”现在他似乎已经不介意了，反而被美国人说服，相信他可以否决他所不能容忍的任何决定。

斯大林先问，埃及是否会加入联合国大会。他提议大家拿苏伊士运河当例子讨论。丘吉尔表示，他宁愿先用香港的例子。英国将可以运用否决权制止安理会针对英国的任何行动。“除非英国觉得应该做，否则是不会被要求交还香港的。然而，中国应有权发言。埃及若是针对苏伊士运河有所不满，也是一样。”在接下来的辩论当中，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中国可不是小国，而且不像埃及，中国有可能成为安理会成员。

斯大林说，他并不质疑小国有表达不满的权利，但他认为若只是谈谈它们的议题，就假定中国或埃及会满意，那丘吉尔就错了，它们要的是对它们有利的决定。丘吉尔稍早时说，有的方案会给人以几大国想要统治世界的印象，这很危险，斯大林则模仿起他的论调，问：美国希望如此吗？这惹来哄堂大笑。罗斯福打手势表示当然不是。英国呢？不会！苏联呢？或许中国呢？大家更是笑坏了。丘吉尔试图解释，他绝对没有影射任何一个国家的意思。但斯大林不理会他怎么说，而是继续以调侃的口吻说：“看来有两个大国已经接受了可以避免受如此指控的一份文件，但第三个国家还未表示同意。”斯大林保证，苏联将进一步研究这份文件。他认为美国和英国在联手对付苏联。
[14]

斯退丁纽斯的简报在混乱中结束了，丘吉尔的拔刀相助则使斯大林完全站到了对立面去。现在斯大林预备告诉与会人士，有一个比小国表达意见的权利更重要的议题，那就是三大国团结的问题，只有这样才能确保持久的和平。根据美方记录，斯大林表示，他们全都晓得，只要他们三人在世，就不会有任何一人让国家卷进侵略性的行动，但毕竟10年过后，说不定三人都不在人世，届时新世代的领袖恐怕根本不晓得这场战争的可怕。这位苏联统治者相当于呼应了丘吉尔当天上午向莫兰医生发出的感叹。我们很难判定这究竟是巧合，还是因为苏联窃听技术高明。伯恩斯后来认为这句话太不符合斯大林的风格，在回忆录中说那是丘吉尔说的。

斯大林挑衅意味十足地问：“我们显然是以保障未来世界安全至少50年为目标的。还是说我太天真，只有我这么想？”他接下来提醒在座众人：“我们必须完成一份防止三大国之间发生冲突的公约”。他似乎担心大国是否有能力防止德国军国主义复活，但不论德国的威胁是否会复活，在座都很少有人不清楚冲突的危险。斯大林怀疑罗斯福和丘吉尔联手对付他，他提醒对手，若没有苏联的参与，就没有任何一项和平方案可以持久。他绵里藏针地暗示了威胁之后，向大家表示抱歉，因自己没有时间事先仔细研究美国的方案。

斯大林的一席话意在暗示，在雅尔塔谈判的和平不是在讨论同盟国和轴心国之间的和平，而是在讨论战胜国本身之间的和平。罗斯福在第四次就任总统的演说里表示，他保证会致力于实现“正义、持久的和平”，就是这个意思。丘吉尔预测下一场大战是意识形态的战争，也是看到了这一点。斯大林认为苏联在美国倡导的联合国里将会形单影只，也是这个意思。斯大林会动怒，或许正是因为想到美国和英国可能会利用其扈从国家针对苏联发动外交攻击。斯大林提到罗斯福的方案会给英国制造危险的情势时，就暗示了这一点。他说：“如果中国或埃及针对英国发表抱怨，它们在（联合国）大会里是不会没有朋友或保护人的。”丘吉尔则设法消除斯大林的顾虑。

罗斯福终于介入，结束了这场辩论。在讨论过程中，他大部分时间都静坐不语，任由意想不到的盟友畅言。现在他跳进了乱局。总统支持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若要排除联合国某一会员国，一定要经安理会一致同意。这个说法成功地安抚了莫洛托夫。莫洛托夫说，这还是苏联代表团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说法。接下来罗斯福说明，三大国的团结是他政府的最高目标。它们之间若是爆发冲突，全世界看待它们时，是不会管安理会表决程序是怎么一回事的。他的结论是：“在安全理事会里充分、友好的讨论绝不会造成不和，反而可以展现大国彼此之间的信心以及他们政策的公义。”斯大林并没表现出立场有丝毫软化的迹象，他提议次日继续讨论。罗斯福无可奈何，只好同意。他晓得，没有斯大林的同意，就不会有联合国；没有联合国，他相信也就不会有持久的和平。
[15]

美方相当失望。伯恩斯在回忆录中写下：“我感到十分困扰，斯大林显然不曾考虑或细读我们对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方案，即使这方案经由外交邮包已在12月5日送交给他。”莫兰医生记下了霍普金斯对斯大林立场的反应：“那家伙对这个和平组织根本没兴趣！”一些英方人士也同样感到失望。莫兰写道：“斯大林根本不关心小国家的自由之类空洞的情感和含糊的希望。他只关心波兰国界、赔偿，以及在远东能捞到什么。罗斯福志在替世界开药方，而斯大林只想搞清楚苏联能吞下什么。”
[16]

[1]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5;Moran, Churchill at War,275.

[2]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37–38.

[3]
MacMillan, Paris 1919,83–97;George G.Gill, League of Nations,1929–1946: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towards Peace in the 20th Century(Darby,PA,1994).

[4]
Schlesinger, Act of Creation,33–52;“Leo Pasvolsky,”http://en.wikipedia.org/wiki/User:John_Z/drafts/Leo_Pasvolsky.

[5]
FRUS:Yalta,60–61; Clemens,Yalta,56;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21–22.

[6]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Harriman and Dekanozov,December 25,1944,no.175,Averell Harriman Papers;Paraphrase of embassy’s telegram,December 28,1944,no.176,December 28–31,1944,Averell Harriman Papers;cf. FRUS:Yalta,63–66.

[7]
FRUS:Yalta,66–68,77.

[8]
Ibid.,589–90;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1.

[9]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6.

[10]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38.

[11]
FRUS:Yalta,660–61,671–72; Krymskaia konferentsiia,87–88;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23–24;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334–35.

[12]
FRUS:Yalta,661–63,672–73,682–83;cf. Krymskaia konferentsiia,88–91,104–5;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24–25;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39–45;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3;Clemens, Yalta,218–20.

[13]
FRUS:Yalta,554;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25;Cadogan, Diaries,705.

[14]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21–22; FRUS:Yalta,663–65; Krymskaia konferentsiia,91–93;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26–27.

[15]
FRUS:Yalta,665–67,676–7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94–97;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27–28;Byrnes, Speaking Frankly,36;George Scott,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League of Nations(London,1973),310–12.

[16]
Byrnes, Speaking Frankly,37;Moran, Churchill at War,275–76.

第10章　元首的阴影

2月6日，三巨头核定了雅尔塔会议的第一份公报，公报将在次日发布。公报宣布：“针对纳粹德国的最后阶段战争，各国已完全协商好共同军事作战计划。”它也提到未来占领德国和成立联合国的计划：“涉及建立和平秩序问题的讨论也已经开始。这些讨论涵盖占领及控制德国的共同计划、已解放的欧洲的政治经济问题，以及尽早建立常设国际组织以维持和平的方案。”
[1]

斯大林对联合国充满疑虑，大概是因为苏联和国际联盟有过极不愉快的经历。斯大林告诉罗斯福和丘吉尔，他的“莫斯科同僚忘不了1939年12月的事，芬兰战争期间，国际联盟在英国和法国的唆使下将苏联逐出联盟，动员世界舆论反苏，甚至高唱十字军东征”。他指的是国际联盟安全理事会在1939年12月14日通过开除苏联会籍的决定。苏联于当年11月30日攻打芬兰，举世舆论大哗，而在那之前的三个月，德军也入侵了波兰。

苏联攻打芬兰是1939年8月苏德两国签订《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结果。《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分两国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引发了第二次世界大战。雅尔塔会议的最后一顿晚宴由丘吉尔做东，晚宴上，斯大林拐弯抹角地为他此前和希特勒合作道歉，但认为西方盟国也有责任。他说：“如果不是因为慕尼黑（协定）和1934年的《德波互不侵犯条约》，苏联政府决不会在1939年和德国订立条约。”斯大林认为，1938年的《慕尼黑协定》和在那之前四年的德波关系正常化助长了德国向东侵略的野心，才造成希特勒攻打苏联。正式会议进行的时候，苏德同盟这个问题根本没有出现，但是苏联领导人一直无法摆脱笼罩着雅尔塔各宫殿走廊和会议室的希特勒的阴影。
[2]

2月6日是苏联展开冬季大攻势以来，希特勒能够稍微放松的第一天。他的情妇伊娃·布劳恩（Eva Braun）在这一天欢庆33岁生日。周遭亲信为他们举办舞会，请来嘉宾为她庆祝生日。据希特勒的机要秘书、纳粹党党务最高主管马丁·鲍曼（Martin Bormann）说，希特勒“满面春风”。3天前，盟军猛烈轰炸希特勒的柏林官邸，新的总理府大楼、人民法院和纳粹党总部等建筑都被击中、损毁。将近3000名柏林人死于这一天的空袭，但希特勒及其亲信躲在希特勒为自己建造的位于地下8米深处的掩体里，毫发未伤。
[3]

希特勒于1月16日移住进旧的总理府花园地下的掩体中。这将是他最后的住所。纳粹领导人已经开始考虑自杀，四处张罗毒药。德军在阿登的反攻和东线的防御都已失败，而明显已经动摇、疲惫不堪的希特勒却还沉溺于白日梦，幻想着战后回老家林茨退休。由于林茨已毁于盟军空袭的炮火，因此希特勒命令建筑师赫尔曼·吉斯勒（Hermann Giesler）加快重建工作。模型终于在2月9日送到希特勒的地堡。从那天起，元首每天都要花好几个小时研究它，做白日梦。

传闻盟国可能分裂，这让已经垂头丧气的元首在心理上又有了一处避难所。他的宣传部长约瑟夫·戈培尔一再提醒他想起“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是希特勒最崇拜的历史人物，他的地下室书房里挂着腓特烈大帝的画像。1762年，普鲁士在对抗法、俄同盟的战争中已濒临败亡，腓特烈顽抗到底，竟然峰回路转：俄国女沙皇伊丽莎白突然逝世，反普鲁士联盟瓦解。戈培尔送给希特勒一本托马斯·卡莱尔（Thomas Carlyle）写的腓特烈大帝传记，认为历史将会重演。希特勒和戈培尔把希望寄托在斯大林的共产主义和西方民主国家价值观水火不容这一点上。但是，从雅尔塔公报上丝毫看不出盟国近期内会分裂的迹象。
[4]

纳粹的宣传宣称，这场已经失败的战争不仅是德国的斗争，还是整个西方文明对抗“红色威胁”和亚洲蛮族的斗争。但纳粹宣传绝口不提的是，元首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是在与现在兵临柏林城下的“蛮族”首脑订立盟约之后。苏联的宣传也绝口不提莫斯科曾与“日耳曼蛮族”结盟。苏联领导人不喜欢被提醒他们和纳粹来往的旧事。在德黑兰会议上，艾登称1941年前的苏联国界线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线”，莫洛托夫立刻打断他，称它是“寇松线”（Curzon Line）。艾登顶回去，说这两者并无差别。斯大林冷冰冰地说：“随便你管它叫什么。我们依然认为这是对的，是正当的。”
[5]

莫洛托夫刚接任外交部长几个月，就签署了使他在未来好几个世代恶名昭彰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在斯大林眼里，被莫洛托夫取代的外交部长李维诺夫有好几项“缺陷”，其中就包括伦敦和巴黎尊重他，而柏林则恼恨他。

李维诺夫1876年出生于波兰和白俄罗斯边境城市比亚韦斯托克（Białystok），当时该地属于俄罗斯帝国。他的家庭是一个富裕的犹太裔家庭。李维诺夫本名迈尔·何诺克·莫兹维奇·瓦拉赫——芬克尔斯坦（Meir Henoch Mojszewica Wallach-Finkelstein）。1898年俄国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他就入了党。1903年，他加入布尔什维克派。被捕并漂亮地逃出基辅监狱之后，李维诺夫被迫离开俄罗斯帝国。他成为军火商，提供枪械给俄国革命党人。1908年，他在法国再次被捕，罪名是洗钱：他试图兑换巨额现金，那是1907年夏天斯大林及高加索地区的革命党人交付给他的。整个行动奉列宁的命令进行，这是李维诺夫首次和斯大林合作。1917年俄国大革命之前10年，李维诺夫住在伦敦，结识了出身富裕犹太家庭的艾薇·罗威（Ivy Lowe），后来二人结为夫妻。布尔什维克在俄国当政，李维诺夫奉派为革命政府第一任驻英代表。

李维诺夫于1930年至1939年担任外交部长，居间促成苏联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他成为苏联遵行集体安全政策、对英法维持良好关系的象征。他在《慕尼黑协定》签定后不久卸任，反映出苏联刻意和英、法保持距离——斯大林对西方民主国家的对苏态度失望，也不希望由一个犹太裔外交部长代表他和希特勒打交道。莫洛托夫奉命接替李维诺夫的职务，也奉令肃清外交部里的犹太人。
[6]

通往和希特勒合作的道路已经打通。《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包含一份德、苏瓜分东欧的秘密议定书。秘密议定书第二条写明：“一旦波兰出现新的领土及政治安排，德国和苏联的势力范围应大致以纳雷夫河（Narev）、维斯图拉河及桑河（San）为界。”希特勒于9月1日从西侧进攻波兰，触发了新的“领土及政治安排”。苏联于9月17日从东侧进入波兰境内。德、苏在8月23日商定的苏、波新国界，于里宾特洛甫9月28日第二度访问莫斯科时稍做调整，又在1941年1月10日的秘密议定书中做了最后更正。这项议定书也增加了前一年才开始的苏联向纳粹德国运交原料（石油产品、锰、铜和谷物）的数量。所有这些文件都由莫洛托夫代表苏方签字。
[7]

苏联的战时外交政策大多是由斯大林躲在他的外交部长背后制定的。南斯拉夫共产党领袖吉拉斯同斯大林、莫洛托夫见过不止一面。他写道：“莫洛托夫的思想和他们那代人的做事方法都很难理解。他的心理状态也是密封的，不可测度……莫洛托夫几乎永远是一个样子，难得有一丝丝变化，不论他处理的是什么事，在和什么人打交道。”吉拉斯比较喜欢斯大林，认为斯大林“比较活泼”。西方外交官也一样，他们喜欢听斯大林给答案，不愿和莫洛托夫打交道。

但这不过是斯大林玩的把戏。他宁可扮红脸，由他本人来说“是”，要说“不”的就全归他的首席外交顾问负责。从斯大林出国期间莫洛托夫上呈给他的电报中，就能很清楚地看到是谁主掌着苏联的外交政策。莫洛托夫的译员瓦列金·别列什科夫（Valentin Berezhkov）认为，他的长官比起斯大林手下的任何其他外交部长，都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可是他还是明显受他的上级掌控。别列什科夫在回忆录里写下：“我经常看到，只要有些提议没被斯大林批准，莫洛托夫就会十分紧张。他会一连好几天郁郁寡欢，脾气暴躁。”
[8]

德国和苏联在东欧划分“势力范围”，是个特殊现象。没错，大国压制他们弱小的邻国以建立势力范围，在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是欧洲乃至世界外交界通行多年的做法，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利用这个概念最终设立的相当于占领区。德、苏双方无意和当地政府共事，他们要自己来占领土地。德国人率先动手，《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字仅仅一个星期后，德国就入侵了波兰。苏联不落人后，先占领波兰东部，然后在巴黎沦陷、欧洲均势已倾向德国之后，又占领了它势力范围内的国家。苏联先在1940年夏天占领了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立陶宛这波罗的海三国，然后又兼并了当时属于罗马尼亚的比萨拉比亚（Bessarabia，即摩尔多瓦）和布科维纳（Bukovyna）。

苏联势力范围内唯一还独立的国家是芬兰。芬兰还独立，是因为它进行了抵抗。经过1939年至1940年的冬季战争后，芬兰固然领土面积缩小，受损严重，但仍保有主权，预备随时对抗南边的红色巨人，保卫国家。苏联损失不赀。斯大林学到教训，经此一战，就不再尝试把社会主义引进芬兰了。希特勒则因冬季战争而轻看苏联，再也不肯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那样给予苏联甜头。

莫洛托夫在1940年11月短暂访问德国首都，体验了柏林的新气氛。他此行的主要目的是向德国抱怨它违反互不侵犯条约。斯大林不满意的事有两件，一是德军出现在业已划入苏联势力范围的芬兰，二是德国在1940年8月和罗马尼亚签订条约，却未事先和苏方商谈。苏联要求德国退出芬兰，也要求它撤销和罗马尼亚签订的互助条约。

斯大林也看上了黑海海峡，这是俄国百年来最不能忘怀的外交政策目标。“东方问题”指的是欧洲外交官们19世纪以来划分奥斯曼帝国属地时碰上的棘手问题。伦敦或巴黎或许认为问题已经大致解决了，但是苏联人却没能得到他们最想从这个倾颓帝国中得到的黑海海峡。掌握不了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苏联就不能在黑海地区高枕无忧，它的南方舰队也无法进入地中海。和德国瓜分东欧之后，斯大林预备参加瓜分东南欧。他急欲在黑海海峡附近建立苏联的军事基地，既然罗马尼亚已被纳入德国的势力范围，斯大林就希望能把保加利亚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

跟后来和西方盟国谈判时一样，苏联和德国谈判时也拿安全需求当理由，主张设立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莫洛托夫声称，黑海海峡“在历史上一再被英国当作攻打俄国的门户”。他是在暗示克里米亚战争以及俄国大革命之后各国立刻围攻、干预革命的那段故事。他又说：“由于英国在希腊又取得了立足点，因此苏联面临的情势愈加严峻。”他告诉希特勒：“苏联在这方面只有一个目标，就是保护自己不受借道（黑海）海峡的攻击，苏联希望和土耳其解决这个问题，给予保加利亚保证将可缓和情势。”莫洛托夫指的是苏联计划和保加利亚签订共同援助条约，抵抗外来侵略，从而把保加利亚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他说：“作为一个黑海国家，苏联应有权利享有这样的安全，也相信可以和土耳其就此达成共识。”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要的是在东欧为苏联建立安全的国界，并扩张苏联在巴尔干的势力，希特勒所要的则是苏联协助他击败大英帝国。他试图搁置苏、德在东欧的紧张关系，想让苏联退出这一区域，转去亚洲对付大英帝国。他邀请莫洛托夫加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三国不到三个月前签订的《三国轴心协定》，一同把全球划分为各自的势力范围。在他铺陈的大计划里，意大利将掌控北非，德国重新取回它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旧殖民地，日本称雄东南亚，苏联则可以在伊朗和印度为所欲为。

莫洛托夫并没表现出对把势力范围扩展到亚洲的兴趣，但是随着谈判进行，苏联涉及东欧的要求增多了。莫洛托夫不仅坚持德军应撤出和苏联相邻的国家，也对芬兰暗示威胁。莫洛托夫在柏林和里宾特洛甫最后一次会谈时，指出苏联也很关心不在其势力范围之内的许多国家的发展。他说：“苏联也关心罗马尼亚、匈牙利的命运，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说它们对苏联是不重要的。苏联政府也很有兴趣了解轴心国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看法，还有德国对波兰有何打算。”对于更往北的地区，他表示苏联希望保持瑞典以及战略通路的中立性，战略通路包括大贝尔特海峡（Store Bælt）、小贝尔特海峡（Lille Bælt）、厄勒海峡（Oresund）、卡特加特海峡（Kattegat）和斯卡格拉克海峡（Skagerrak）。这是斯大林在电报里指示的议题，莫洛托夫已经滚瓜烂熟，有时候还能一字不差地复述。
[9]

柏林谈判毫无成绩可言。莫洛托夫抵达时受到盛大欢迎，回国时却是悄悄走人。希特勒恼怒于莫洛托夫举止傲慢、缺乏变通。他或许会同意丘吉尔后来的评语：莫洛托夫简直是现代的机器人。但是，莫洛托夫误判了他从东道主那里得到的信号，回到莫斯科时还以为德国有意加强对苏关系。10天之后，他召见德国驻苏大使，递交给他苏联加入轴心国阵营的条件。这些条件只不过重述了他已在柏林表达过的要求。后来，有些条件成为苏联领导人在德黑兰及雅尔塔同英、美谈判时苏方立场的基础。

苏联同意和德、意、日组成四国轴心的条件是，德军需在几个月之内撤出芬兰，让苏联在黑海海峡建立陆、海军基地，保加利亚和苏联签订共同援助条约，苏联在高加索以南直到印度洋的区域内可以自由行动，日本放弃它在库页岛北部的权益。德国人根本懒得回复。把苏联的扩张势头转向印度洋，这固然符合希特勒的构想，但他觉得苏联的其他要求太不合理。斯大林在前一年轻而易举地取得了一些领土，这次高估了自己的力量，要价太高，而给的太少。
[10]

与希特勒结盟，可让斯大林有机会实现历代沙皇的帝国大业。1914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尼古拉二世向法国大使莫里斯·帕莱奥洛格谈起自己对巴尔干新秩序的见解：伊斯坦布尔应该成为中立城市，土耳其人应退出欧洲，欧洲大陆的前土耳其领土应归给俄国和保加利亚。沙皇说：“西色雷斯（Thrace）至埃内兹——米迪亚线（Enos-Midia Line）应该划给保加利亚。其余的部分，从这一线直到（黑海）海峡海岸，但不含伊斯坦布尔周围，则交给俄国。”尼古拉二世视整个巴尔干半岛为俄国的势力范围，自信满满地规划起当地的领土大变动：“塞尔维亚应兼并波斯尼亚、黑塞哥维纳、达尔马提亚（Dalmatia）和北阿尔巴尼亚。希腊应分到除发罗拉（Valona）外的南阿尔巴尼亚，发罗拉必须划给意大利。如果保加利亚守规矩的话，它应该可以从塞尔维亚取得马其顿作为补偿。”这就是帝国气焰最盛时期的政策。
[11]

斯大林继承了一个土崩瓦解的帝国，他现在试图收复帝国失去的领土。他不但继承了帝国的遗产，还怀抱着帝国的梦想。控制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的目标既鼓舞着历代沙皇，也鼓舞着共产党领导人。即使像别列什科夫这样的苏联年轻官员也有点怀疑。［莫洛托夫和德国大使弗里德里希·冯·舒伦堡（Friedrich von Schulenburg）谈论苏联加入轴心国条件时，别列什科夫担任翻译。］别列什科夫陪着舒伦堡大使走出克里姆林宫时，心里还想：“斯大林真的能实现俄国贵族长久以来的这个梦想吗？那样的话，的确有理由称他英明、伟大。”多年以后，在苏联解体之前，他写道：“我当时陶醉在大国之梦当中，完全没想到要实现这些计划，会导致多少人蒙受痛苦，流血流泪。”

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让斯大林幻想可以在几个月之内占据黑海海峡。斯大林和英国的关系可没有提供这样的希望——斯大林这厢在交好希特勒，英国那厢也拼命拉拢这位苏联统治者。英国事先获知莫洛托夫访问柏林的时间，他们选在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进行最后一次会谈的夜里，大举空袭柏林，以表达他们对德、苏关系亲密的态度。这场空袭破坏了德国说服莫洛托夫参加瓜分“战败的”大英帝国的好事。里宾特洛甫声称英国已经玩完了，据说莫洛托夫反问说，那现在投到柏林的炸弹又是哪一国的？
[12]

除了空袭德国首都之外，英国还刻意选在此时发表敏感信息，公开向苏联招手。10月间，英国驻莫斯科大使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Sir Stafford Cripps）提议英、苏签订协定：大英帝国承认苏联在1939年至1940年间取得的领土，包括它兼并的波兰东部各省，以换取苏联对英中立，不干预印度洋各国事务。其实，这项提议远远不及希特勒的方案有吸引力，也没有切中苏联当时最关心的重点。1940年11月25日的《时代》周刊有篇文章说：“其实根本不是斯塔福德爵士不行，而是伦敦的英国政府还不如它的大使了解苏联的感受。斯塔福德爵士努力为英国的友谊向莫斯科担保，政府却冻结波罗的海国家在英国的银行账户，拒绝交出立陶宛、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等国停泊在英国港口的船只，之前那个月还征用了好几艘。这些动作只会让东方的斯大林更加不信赖西方的英国。”的确如此！
[13]

希特勒见缝插针，设法煽动不信任感。据说，他和莫洛托夫会面时表示：“怎么回事？一个小小的英格兰拥有半个世界，还想要整个吞下——这种事绝对不能容忍，太不公平了！”莫洛托夫答复：“这绝不能看作正常。”他后来说，希特勒“闻言大悦”。20世纪70年代初期，莫洛托夫带着嘲讽的微笑告诉一位旧识：“他想争取我靠过去，几乎成功了。”莫洛托夫晚年很自豪，因为这个纳粹头子没从他身上占到便宜。莫洛托夫说：“他想把我们卷入危险的事。因为如果我们陷在南方，他就好过多了。如果英国和我们开战，那我们就得仰他鼻息了。要是识不破他的诡计，你就太天真了。”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不认为自己太天真。他们的反帝国主义思想使他们排斥在遥远的地方经营殖民地，但他们乐于参与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的行动，认为这关系到苏联的安全。
[14]

经过在柏林的这番谈判，希特勒觉得他必须和苏联翻脸了：苏联不肯在亚洲发动反英军事行动，在欧洲又为了自身利益变得太贪婪。1940年12月8日，离莫洛托夫访问柏林还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就批准了攻打苏联的计划，也就是“巴巴罗萨行动”（Operation Barbarossa），巴巴罗萨是12世纪时率领第三次十字军东征的神圣罗马帝国皇帝之名，他不及到达圣地即告身亡。根据这项计划，德军将于1941年5月发动作战。作战幕僚预备沿3000公里长的前线，动员410个师的部队、450万以上的兵力，发动全面大突袭。由于天气恶劣，再加上德军在4月未经计划即侵略希腊和南斯拉夫等种种因素，巴巴罗萨行动延到6月22日凌晨才开始，但仍让苏联领导人猝不及防。

1940年11月的一天，莫洛托夫和希特勒喝着咖啡闲聊。曾经当过酒商的里宾特洛甫对着莫洛托夫和希特勒畅谈酒经，并不时询问位于雅尔塔近郊的马桑德拉葡萄酒厂的情形。过了不到一年，德军就完全占领了马桑德拉地区。到了1941年11月，他们更控制了整个克里米亚半岛，红军部队被迫退守至塞瓦斯托波尔一隅。接下来，德军攻陷基辅，包围列宁格勒，向莫斯科挺进。

德国攻打苏联，彻底改变了欧洲的动态关系。1940年6月法国投降之后，英国孤军奋战，对抗纳粹德国（此时美国仍未正式介入），这时英国得到了一个意料之外的盟友。丘吉尔立刻放下反共情绪，对新情势善加利用。他后来说：“如果希特勒攻打地狱，我至少也会在下议院里为魔鬼美言几句。”1941年7月8日，丘吉尔致函斯大林。4天之后，莫洛托夫在莫斯科和英国大使斯塔福德爵士签署了军事同盟协议。7月底，斯大林接见霍普金斯。9月底，哈里曼大使和比弗布鲁克勋爵（Lord Beaverbrook）分别代表美、英政府来到莫斯科，同斯大林就军事物资供应问题进行谈判，以便维持苏联的作战力量。新的同盟诞生了。战争开打时对立的国家如今成了伙伴。
[15]

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雅尔塔时都不想提醒宾客，他们曾在战争前夕与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勾搭。但是，他们和纳粹谈判的经验以及占得的领土，不可能不影响他们目前的战术和野心。苏联已经换边站了，却对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得到的好处念念不忘，还在争取达成莫洛托夫在1940年赴柏林会谈时斯大林要求他达成的任务。1941年12月，斯大林在和艾登谈判时，坚持英方不仅要承认苏联和波兰的新国界，还要同意苏联有权和芬兰、罗马尼亚签订“互助”条约。至于控制黑海海峡，在保加利亚建立保护国，斯大林已经打消了念头，因为土耳其保持中立，必须很小心，以免土耳其被惹恼，反去加入德国阵营。罗马尼亚是苏联的邻国，比保加利亚来得重要。保加利亚的战略重要性主要和海峡有关。

苏联调整它的外交语言以符合新同盟的要求。莫洛托夫现在不再用“势力范围”一类的词来表述苏联的要求，而改用“集体安全”和“互助条约”这些新名词。为了换取苏联在芬兰和罗马尼亚设置军事基地的机会，苏联提议英国可以跟荷兰和比利时建立同样的关系，理由是英、苏都需要这些基地来抵挡德国未来的侵略。苏联于1942年5月再度提出同样的交换方案，但依旧不成功。

1943年秋天，苏联拒绝了英国提出的发表共同声明舍弃势力范围的议案。英方的提议是在1943年10月、11月召开的莫斯科外长会议前夕提出的。英国人已经放弃了说服美国人在巴尔干发动盟军攻势的希望，现在急欲阻止苏联在巴尔干建立势力范围。莫洛托夫派李维诺夫查明英国人究竟在打怎样的算盘。德国攻打苏联，李维诺夫的外交生涯有救了，他和西方民主国家的关系再度受到上峰重视。他在半退休状况下出山，被派到华盛顿担任驻美大使，复于1943年5月奉召回国，担任莫洛托夫的副手。莫洛托夫对这位前任部长的才智颇有戒心，小心提防，不让他在外交部里有太大的影响力。然而李维诺夫的专业能力不容小觑，他撰写的报告即便不是都被采用，斯大林和莫洛托夫也一定要拜读。

李维诺夫从西方新闻界的评论分析里找线索。他向莫洛托夫报告，伦敦《泰晤士报》1943年3月9日的社论提议，把欧洲视为英、苏共同负责的一块地区。这篇社论主张，如果英国的界线推进到莱茵河，苏联的界线就应该在奥德河。这篇社论一出，即招来将因英苏如此协议而被吞并的国家的抗议，尤其是波兰。李维诺夫分析，英国提议舍弃势力范围外交，是为了平息舆论。

苏联才不想跟着英国人起舞，玩这套谴责势力范围的把戏。苏联出席莫斯科会议的代表团得到的训令是：“用所提议的宣示把我们的双手绑住不合我方意图。它唯一的目的是满足波兰人、土耳其人和其他担心我们在东欧影响力的人。”莫斯科外长会议通过四国宣言，宣布盟国决心携手成立一个国际组织，并保证战争结束后不在被解放地区动用军事力量。文件只字不提势力范围。苏联可以视之为胜利。

在会议上，莫洛托夫反对英国把与苏联相邻的东欧小国改造成一系列联邦的构想，声称苏联舆论认为那将是针对苏联设立的安全防护区。法国总理克列孟梭也曾在1919年倡议把和苏联毗邻的国家组成同盟，以防堵共产主义的散播。莫洛托夫排斥东欧国家组建联邦的构想，也不放弃以势力范围作为苏联外交政策的工具。势力范围可为共产主义革命在世界上的传播铺平道路，这一直是苏联在“二战”期间政策的基本前提。据说，莫洛托夫告诉希特勒：“如果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想要达成协议，就必须有个分隔——那是你的势力范围，这是我的势力范围，大家井水不犯河水。”
[16]

[1]
FRUS:Yalta,658–59.

[2]
Ibid.,666–67,676,925; Krymskaia konferentsiia,96;Roberts, Stalin’s Wars,50–51.

[3]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74–75,87–88.

[4]
Hugh Trevor-Roper,ed., Final Entries 1945:The Diaries of Joseph Goebbels(Barnsley,UK,2007),39,102,183;Ian Kershaw, Hitler 1936–1945:Nemesis(New York,2000),775–78.

[5]
FRUS:Cairo and Teheran,599–600; Molotov Remembers,53.

[6]
Hugh D.Phillips, Between the Revolution and the West:A Political Biography of Maxim M.Litvinov(Boulder,CO,1992);Albert Resis,“The Fall of Litvinov:Harbinger of the German-Soviet NonAggression Pact,” Europe-Asia Studies52,no.1(2000):33–56.

[7]
“The Molotov-Ribbentrop Pact and the Baltic States:An Introdu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Lituanus:Lithuanian Quarterly Journal of Arts and Sciences35,no 1(Spring 1989):8–46.

[8]
Djilas, Conversations with Stalin,69–70;Valentin Berezhkov, Kak ia stal perevodchikom Stalina(Moscow,1993),221–26.

[9]
“Hitler and Molotov Meetings.Berlin,November 12 and 13,1940.Official Transcripts,”http://www.worldfuturefund.org/wffmaster/Reading/Germany/Hitler-Molotov%20Meetings.htm;G.L.Rozanov,Stalin i Gitler(Moscow,1991),167–79.

[10]
Rozanov, Stalin i Gitler,180–81.

[11]
Paléologue, An Ambassador’s Memoirs,1:91–95.

[12]
Berezhkov, Kak ia stal perevodchikom Stalina,52,56–57.

[13]
“Comrade Molotov’s Visit,” Time,November 25,1940;Lloyd C.Gardner, Spheres of Influence:The Great Powers Partition Europe from Munich to Yalta(Chicago,1993),75–85.

[14]
Molotov Remembers,14–20.

[15]
Ibid.,16;Winston S.Churchill, The Second World War,vol.3:The Grand Alliance(Boston,1950),370;Ivan Maiskii, Vospominaniia Sovetskogo posla:voina,1939–1943(Moscow,1965),139–74;Davis, No Simple Victory,94–98,160–65;Glantz, FDR and the Soviet Union,59–87;Jonathan Fenby, Alliance:The Inside Story of How Roosevelt,Stalin and Churchill Won One War and Began Another(San Francisco,2006),64–76.

[16]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322–23; Molotov Remembers,14–20.

第11章　瓜分巴尔干

莫斯科外长会议在三巨头德黑兰会议的前夕举行。赫尔国务卿就他出席外长会议提出报告，乐观地说：“今后，我们不再需要势力范围、同盟、势力均衡或个别结盟了。从前，各国用这些方法保障自己的安全、促进自己的利益，那是不愉快的过去。”赫尔的这句话被《美国对势力范围的政策》（American Policy Towards Spheres of Influence）引用，这份文件又被纳入了美国国务院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汇报材料。同样的字词也出现在罗斯福总统向国会提出的雅尔塔会议报告书当中。这是典型的威尔逊式理想主义，结合了善意和一厢情愿的想法。

20世纪开始时，美国领导人和其他任何大国的领导人无异，都非常相信势力均衡的原则，认为应当把全世界划分为列强的势力范围。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揭示出美国在拉丁美洲有很大的利益，被奉为美国外交政策的圭臬。老罗斯福总统信奉势力范围和势力均衡的原则，对于1908年日本占领朝鲜丝毫不觉得不妥：朝鲜太弱，无力自卫，任何法律或协议都无法保护它不受强邻觊觎。

威尔逊总统执政期间，这一切全变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各国普遍对国际政治的旧原则失望，认为它们是战争爆发的罪魁祸首，威尔逊为此大力发声。赫尔否定了韦尔斯倡议的区域性世界和平组织的模式，威尔逊主义再次得胜。到1943年秋天，威尔逊派废除势力范围的世界秩序新观点已经主宰了美国人对国际事务的思维。问题在于如何说服世界，尤其是说服美国在大同盟的伙伴抛弃旧习。

从美国国务院为雅尔塔会议准备的汇报材料看，毫无疑问，在美国积极规划世界安全组织的蓝图时，它的盟友却忙着瓜分欧洲。汇报材料的作者说：“近几个月来的事态发展表明，英国和苏联政府事实上正依着（划分势力范围的）安排运作。最主要的是，苏联在希腊退让，英国在南斯拉夫觉得屈居下风，可是苏联愿意和它配合。在阿尔巴尼亚方面，就我们现在所掌握的消息，（英、苏）尚无安排，英国试图略胜苏联人一筹。在匈牙利方面，苏联的军事地位给了苏联政府最高的优势地位，英国人不得不接受。在希腊方面，英国人勉强领先，他们或许觉得势力范围并没有公平地分配好，也没有保护好英国在地中海的地位。”
[1]

1945年1月12日，李维诺夫和迈斯基出席美国大使馆的接待会，观赏由狄安娜·德宾（Deanna Durbin）主演的卖座片《春之序曲》（His Butler’s Sister
）。帮着父亲招呼客人的凯瑟琳·哈里曼后来告诉她的姐姐玛丽，德宾演唱的三首苏联歌曲引发“掌声如雷，差点使房子倾塌——虽然大家对发音笑成一团”。她又说：“李维诺夫和迈斯基坐在我旁边，感动得直掉眼泪（至少是在抽鼻子）。”
[2]

坐在凯瑟琳·哈里曼身边感动流涕的这两个人是苏联新外交政策的设计师。1943年春天，斯大林决定亲自掌控苏联和西方盟国的关系，于是分别任命年轻、缺乏经验、乖乖听话的葛罗米柯和古谢夫为驻美及驻英大使。战争初期驻节华盛顿和伦敦的李维诺夫和迈斯基则回到莫斯科，分别主持两个委员会，负责战后苏联的规划。他们撰写了数十份备忘录，不仅探讨德国的分割和赔偿问题，还研究苏联在欧洲以及各地的战略利益与远景。

看到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的胜利，又见到德黑兰会议的结果（实质上承认1941年的国界），苏联战略家对地缘政治的前景抱持乐观态度。德黑兰会议之后，美国观察家已清楚看到苏联在欧洲的野心。1943年12月，《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不安全防护区？》（Cordon Insanitaire?）道出了华盛顿决策者的忧虑：“因此苏联再次表明，它坚决阻止在苏联和西方之间建立不友好的缓冲国家这个旧的安全防护区复活。西方政治家现在必须担心的是，苏联是否将在中欧、东欧国家间建立它自己版本的‘不安全防护区’来阻止其出现。”
[3]

乔治·凯南在离开7年之后，于1944年夏天回到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服务。他在9月完成了一份长达35页的报告《苏联——七年之后》（Russia——Seven Years Later），表达了同样的关切。凯南认为，苏联预备实现它在1939年的外交政策目标，这个目标深受沙皇野心的影响。凯南写道：“这个计划意味着重建苏联在芬兰和波罗的海国家、波兰东部、布科维纳（Bukovina）北部和比萨拉比亚的力量。这意味着要在波兰西部建立保护国，在东普鲁士替帝国找到出海口。这意味着要在中欧及巴尔干所有的斯拉夫人中施加极大的苏联影响力，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沿着奥地利和匈牙利边境建立一个从西方到南方斯拉夫族地区的走廊。最后，它意味苏联要通过建立基地的方式控制达达尼尔海峡。”这项构想大致就是莫洛托夫在柏林和希特勒谈话时表达的内容。凯南又说：“就莫斯科而言，某个地区是不是由共产党执政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必须服从于莫斯科的影响力，可能的话顺从莫斯科的权威。”
[4]

苏联是要继续奉行沙皇的政策，还是会受到世界革命及共产主义称霸全球的鼓舞？这正是罗斯福和顾问们在战时一再问自己的问题。这问题不容易解答，部分原因是克里姆林宫的主人及其主要战略顾问也在摇摆：是推动苏联的地缘战略目标，还是承担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

1944年1月，迈斯基编撰完成一份长篇报告，送呈斯大林、莫洛托夫、贝利亚和其他苏联领导人。迈斯基提议，苏联应寻求在欧洲和亚洲建立陆地上的霸权，并且推动社会主义在欧洲的胜利。随着红军节节胜利，在纳粹占领下的欧洲各地兴起了由共产党领导的抵抗运动，鼓舞了他的宏图大计。欧洲社会主义革命是迈斯基计划的主要目标，本土的共产主义运动则可有助于达成目标。即便如此，苏联的地缘政治利益还是会影响它的战略。1943年12月12日苏联和捷克斯洛伐克签署的共同援助条约让迈斯基看到了一种模式。根据这份条约，未来20年间，两国若遭德国侵略，就必须相互提供军事援助。波兰等国也受邀加入，条件相同。迈斯基认为，签署互助条约显示捷克斯洛伐克“有能力作为我们在中欧及东南欧影响力的重要传导体”。

在巴尔干方面，迈斯基建议不仅与罗马尼亚签署共同援助条约，也要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希腊签署。这些条约一方面提供保障对付外来侵略，另一方面也成了苏联在当地驻军、施加影响力的法律基础。迈斯基还认为，签署这些条约可以推翻保加利亚的亲德政权，也可以增强希腊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力量。在希腊问题上，迈斯基稍有迟疑。熟谙英国外交政策的他写道：“希腊问题比较复杂。苏联对希腊的兴趣远比不上对巴尔干地区其他国家的兴趣，英国倒是对希腊格外有兴趣。”希腊人如果愿意签订条约，苏联也不会拒绝，但是要把英国列为签约国之一。

迈斯基主张，如果英国反对苏联和南斯拉夫、保加利亚签订条约，苏联可以邀请英国作为第三方加入。地理上的邻近迟早会强化苏联的影响力。迈斯基建议尽最大努力削弱匈牙利和土耳其。他也主张加强苏联在伊朗北部的影响力，并通过伊朗南部的港口取得印度洋的出海口。迈斯基的计划远比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1940年向希特勒提出的要求更有野心，也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任何俄国战略家所能想到的更有野心。俄国在1914年时缺乏跨国性质的意识形态，而共产主义苏联则多了一样利器。
[5]

1944年10月9日，斯大林和丘吉尔在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会面，双方都只有外长和译员作陪。有一句话在英国正式记录里略去了，但苏联会议记录却全文呈现：“美国人如果看到他（首相）讲得如此赤裸裸，一定大吃一惊。（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斯大林元帅是个务实派，丘吉尔不会感情用事，而艾登先生则是坏人。”丘吉尔向斯大林提出一个英、苏两国瓜分巴尔干的方案。丘吉尔后来回忆起他和斯大林的谈话内容：“以英国和苏联来讲，你们在罗马尼亚有九成的优势，我们在希腊有九成的优势，而南斯拉夫大家五五对分，不知你意下如何？”这是明明白白地背着反希特勒同盟的另一个盟国，在巴尔干划分英、苏势力范围。尽管罗斯福坚持，但哈里曼大使并未受邀参加会议。会面由英方发起，斯大林顺势接受。
[6]

英国是个老牌大国，好几个世代以来，它的领导人都认为划分势力范围是管理世界、保护英国海外利益最自然的方式。1938年，张伯伦不仅允许希特勒在欧洲取得领土，还预备在非洲给予德国一定的势力范围。在丘吉尔取代张伯伦成为英国政府领导人后，这个观点并没有改变，但是由于对美关系的重要性，丘吉尔必须改变英国在海外的说辞。1943年秋天，英国向苏联提议发表共同声明，舍弃以势力范围作为外交政策的工具，搞得苏联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英国显然不希望苏联在东欧拥有势力范围，但他们和苏联人一样，根本不认为这个原则不对。

1944年春天，红军推进到苏联在战前的国界，而在南斯拉夫、希腊和意大利等地的共产党及军队也已取得优势，要和苏联达成协议的时间已经不够。这三个国家都位于地中海北岸，而地中海是对大英帝国而言极具战略重要性的区域。三个国家都有强大的共产党，共产党在大战期间的影响力和党员数量都大幅上升。它们渴望建立政权，因此妨碍了英国在该区域的大计划。丘吉尔认为，直接和莫斯科打交道可以解决这个问题。1944年5月4日，他致函艾登表示：“很显然，我们差不多要和苏联人就他们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共产党阴谋摊牌了。”两周之后，艾登召见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讨论丘吉尔的提议：为换取英国允许苏联在罗马尼亚放手作为，英国要求能在希腊自由行动。

英国渴望控制希腊。丘吉尔在给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Lord Halifax）的一封信中称希腊是英国的老盟友，并说“我们为了它在1941年牺牲了4万人”。他指的是英国参加希腊保卫战，对抗德军入侵，却吃了败仗，这一举动后来在议会备受抨击。希腊是地中海的战略要地，是控制攸关大英帝国命脉的运输线的关键。英国如果想要保住印度，就必须阻止其他国家控制希腊乃至任何地中海国家。而罗马尼亚濒临黑海，并不濒临地中海，因此对英国而言只是“账面损失”。丘吉尔认为，不论英国同意与否，苏联都会占领罗马尼亚，拥立亲苏政府。

苏联领导人当然对英方的方案感兴趣，但是斯大林坚持美国也必须签字同意。丘吉尔无可奈何，只有向罗斯福争取同意。他写给罗斯福的信，遣词用字极力躲闪，生怕惊动华盛顿方面。丘吉尔在1944年5月31日写道：“近来有些令人不安的迹象，显示我们和苏联人在对巴尔干国家尤其是希腊的政策上可能有些分歧。因此我们向苏联驻英大使建议，基于事实需要，我们之间应当协议好，由苏联政府主导罗马尼亚事务，而由我们主导希腊事务，双方政府在相关国家互相协助……我希望你能够祝福这个方案。我们当然不希望把巴尔干瓜分为势力范围，在同意这一安排时，我们应该表明这只适用于战时。”

丘吉尔这封信令罗斯福的顾问群大怒，他们一直相信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的话：英国在向莫斯科提议前，一定会先和华盛顿方面讨论提议内容。现在，英国却是早已和苏联协商了！获悉华盛顿方面对他信函的反应不佳，丘吉尔赶紧写信给哈利法克斯勋爵，再度表明他并没打算在欧洲划分势力范围。同时，他指出美国自己也在拉丁美洲拥有势力范围。他还表示，英国只不过是向美国有样学样罢了。丘吉尔鼓励哈利法克斯把这封信给美国人看。这有如火上浇油。罗斯福回信给丘吉尔说，他提议的措施“虽然宣称并无此意，但仍然相当于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

丘吉尔修正他向哈利法克斯提出的论证，收回有关美国在拉丁美洲地位的那一段话。他声称任何协商机制都会缓不济急，让各国无法及时行动。丘吉尔表示，英国必须迅速果决地消除共产党游击队在希腊的势力，才能使希腊免于陷入内战。他提到英国1941年参加希腊保卫战，付出了极大牺牲，而且希腊国王及战前政府现在都流亡到了英国领土上。他认为，苏联在罗马尼亚本来就会自主行动，不会管西方怎么说。丘吉尔保证，英国在希腊的行动一定会向罗斯福报告。

1944年6月13日，罗斯福终于表示同意。即使如此，他还是抱怨英国采取了单方面行动，丘吉尔又答应在三个月内重新讨论这个问题。罗斯福认为，把已经遭人摒弃的势力范围旧原则重新引回国际政坛的，分明就是丘吉尔的帝国主义立场。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则不肯承认这一点。他轻描淡写，把这个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说成“和苏联人的政治安排”。
[7]

罗斯福最担心的终于在1944年10月成了现实，丘吉尔和斯大林把艾登和古谢夫5月间达成的协议，转化为瓜分巴尔干的全面协议。丘吉尔尽力避免使用会惹恼美国人的词。他提议以百分比来界定每个大国在特定国家的影响力，他后来向其内阁解释，这并不是要建立“僵硬的利益范围体系”，而是“在战时为不远的将来设立临时的指导原则”。绝不会有无法通过的边界阻碍资金、商品和政治理念的流通。

和罗斯福于1944年9月在魁北克城讨论过英美关系后，丘吉尔等不及下次三巨头开会（因美国大选和总统就职，会议必须推迟），决定先到莫斯科和斯大林见面。波兰和巴尔干事务是他急着要商量的议题。他最担心的是共产党可能控制东欧。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大同盟的胜利只是时间问题，而苏联野心膨胀是很自然的事。共产主义在苏联战场的枪炮声中昂首挺胸。苏联是拯救者，共产主义就是它带来的福音。”

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在1944年8月23日被红军攻下，9月8日，保加利亚投降，首都索非亚落到苏联手中。9月24日，红军恢复对德国南方防线的进攻，兵锋指向布达佩斯和贝尔格莱德。横在苏联和希腊之间的，只剩下几个月前由艾登和古谢夫达成的协议，而现在那也快要无效了。如果希腊境内没有英国部队，苏联怎么会愿意遵守协议呢？丘吉尔硬着头皮，赶紧命令英国伞兵部队进驻希腊南部大陆，时间是10月5日，距丘吉尔启程前往莫斯科没有几天。
[8]

很少人会误判英国的动机。《纽约时报》记者汉森·鲍德温（Hanson W.Baldwin）写道：“昨天宣布的英国‘攻入’希腊，其实更像是基于政治军事理由的‘占领’，而不是进攻。”然而，巴尔干的情势还是有所改善。10月9日，也就是丘吉尔飞往莫斯科当天，《时代》周刊有篇文章表达了对局势的不同看法。文章说：“苏联红军上星期抢渡多瑙河，进入南斯拉夫。英国部队在阿尔巴尼亚海岸、达尔马提亚群岛登陆，向希腊推进。欧洲两大强权从巴尔干崇山峻岭的两侧进军，即将在巴尔干会师。”
[9]

整个巴尔干半岛的命运岌岌可危，丘吉尔没有时间可以浪费。他下飞机后，在当天夜里10点就和斯大林展开了第一次会谈。一开头就谈波兰问题，然后丘吉尔提起巴尔干问题。现在，有关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协议已经失效——3个月时间已过，丘吉尔答应过罗斯福会再检讨协议；现在，苏联已完全占有罗马尼亚，大可以不理会那些条款。鉴于英国伞兵在希腊只是象征性地进驻，丘吉尔必须靠外交手腕来防止不利后果。

丘吉尔先开口赞扬苏联在罗马尼亚停火，声明在罗马尼亚发生的事属于苏联事务。据英方记录，丘吉尔表示：“但是，在希腊，就完全不同了。英国必须是地中海带头的大国，他希望得到斯大林元帅允许，享有对希腊有优先说话的权利，就像斯大林元帅可就罗马尼亚事务优先发言一样。”斯大林不反对。让丘吉尔松了口气的是，斯大林回应起来像个务实的帝国战略家。斯大林说：“英国被德国人抢走了地中海航线，损失不赀。”他了解，“如果不确保航线安全，英国的损失还会更大。希腊是保证这条航线安全的一个重要据点”。因此他同意“英国在希腊应该有一言九鼎的讲话权利”。

丘吉尔简直喜出望外，料想不到会得到如此正面的回应。他在日记里写道：“眼看时机成熟，可以谈正事了，我说：‘我们来解决巴尔干问题吧！’”他告诉斯大林，他准备了一张表，列出了处理重点，不让美国有他们在划分势力范围的顾虑。罗斯福坚持哈里曼应列席英方在莫斯科的所有会谈，但是丘吉尔向斯大林建议，只邀请哈里曼参加大部分会谈，而不是两大领袖所有的会谈。斯大林相当赞成，因为罗斯福自己要得太多，留下给英、苏分享的东西太少。何况，苏联和英国有共同援助条约，和美国则没有签订条约。

为了巩固这一新关系，丘吉尔吐露心声，表示他不喜欢美国对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方案。这是私底下的评语，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否认他们曾在莫斯科讨论这个问题。斯大林微笑同意。两位元首表明立场，立誓守口如瓶。现在他们可以背着另一位伙伴谈生意了。

丘吉尔的提议表列得清清楚楚。在罗马尼亚，苏联可有九成的影响力，另一成影响力归英国；在希腊，成数反转过来；至于南斯拉夫，英、苏平分秋色。表上的第二层是匈牙利，也是五五对开。保加利亚方面则苏联占75%，英国分得25%。丘吉尔回想时说：“我把表推向斯大林，此时他已听完翻译。这时他稍稍停顿一下，然后拿起蓝色铅笔，在上面打了个大钩，再递还给我。就这样，比坐下来要花的时间还短，大事就解决了。”

如果不是丘吉尔的记忆出错——他在1950年11月口述了这段经历，就是他企图耍弄自己回忆录的读者。斯大林的那个钩只打在罗马尼亚的百分比部分，意思是他预备延长艾登和古谢夫有关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协议，而不是接受其他部分。事实上，斯大林也立刻提出对案：他要求苏联在保加利亚也要有九成的影响力，而不是丘吉尔提议的75%。在场的艾登跳出来说话，表示英国在罗马尼亚只是观察员，但他们希望在保加利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尽管丘吉尔后来有相反的说法，但事实上他们当时对百分比并没有达成协议。

莫洛托夫加入丘吉尔和斯大林的讨论后，提出了一个他1940年在柏林时就列为议题的问题：英国是否预备讨论土耳其问题？很显然，在苏联领导人心目中，保加利亚依然和黑海海峡有关联。丘吉尔说，他现在不碰土耳其问题，但很为双方已在其他议题上达成的协议高兴。接下来轮到斯大林发言。他促请丘吉尔修订1936年签订的准许土耳其控制黑海海峡的《蒙特勒公约》（Montreux Convention）。丘吉尔对此采取守势：他赞成苏联可以进出地中海，但不打算在这一点上做出坚定的承诺。

丘吉尔并不想把土耳其牵扯进来。然而，他希望保护英国在意大利的地位——他认为意大利即使不是英国专属的势力范围，也起码在西方的利益圈内。他希望斯大林能节制捣乱的意大利共产党，共产党在意大利北部的活动可能会导致和盟军发生冲突。斯大林对这一点并不热心。他声称自己对意共领导人艾克利·帕尔米罗·陶里亚蒂（Ercoli Palmiro Togliatti）并没有影响力。苏联在意大利没有部队，他也不能对当地共产党发号施令，可是他在保加利亚就可以。苏联的会议记录记载：“他要是给艾克利同志什么建言的话，艾克利同志是不会理睬他的。斯大林同志根本不了解意大利国情。”斯大林似乎不排斥和英国在意大利达成协议，以换取苏联在保加利亚的行动自由。他始终没有直说，但在回复丘吉尔一再要求他节制意大利北部共产党活动的要求时，斯大林重申他要改变在保加利亚的百分比。丘吉尔故意吊他胃口，建议先由莫洛托夫和艾登讨论这个问题。其实他根本不太介意保加利亚会如何。
[10]

10月10日，莫洛托夫告诉艾登，苏联在匈牙利的影响力范围应由50%调高到75%。艾登则想捍卫保加利亚75%对25%的分配案。他建议采取在德国成立盟国管制委员会的方式，在保加利亚设立一个三边委员会——在雅尔塔会议上，法国是否加入盟国管制委员会成为大有争议的议题。莫洛托夫不同意，他称保加利亚没有被三个国家占领，而德国则会。他把保加利亚和意大利相比：西方盟国在意大利全权做主，苏联也应该在保加利亚全权负责才是。他们为百分比问题争执不下。次日，10月11日，双方终于达成协议：在保加利亚和匈牙利是八二开，在南斯拉夫则五五对分。苏联在保加利亚的地位提升了5%，而对于内陆国家匈牙利，英国根本没有决心坚守，同意让苏联多拿30%。艾登相当高兴。他在日记里写道：“昨天是惊涛骇浪，今天则一切平顺。我们几乎在所有各点都得到了我们想要的。我认为整体来讲，拿到90%了。”
[11]

丘吉尔和艾登全力以赴，死马当活马医，因为所有的王牌都握在斯大林手中。会议之前，英国在巴尔干的地位岌岌可危，10月9日《时代》周刊上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的文章描写得最生动。《时代》周刊的这位外交观察家说：“苏联人不在今天已由红军占领的巴尔干国家建立共产政府，可说是一步稳健的策略。但是，英国人若是还不明白，以政治的冷血语言来讲，巴尔干已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那他们就不配当帝国缔造人了。这已经破坏了英国百年来的国策，使苏联成为地中海强权，雄踞在帝国的苏伊士通道之上。”
[12]

在莫斯科达成的协议使丘吉尔心中一块巨石落地，至少他不用担心地中海了。希腊将得到保障，英国在南斯拉夫分到五成的势力。谈判中，莫洛托夫一度建议，如果英国同意苏联独霸巴尔干，苏联就可以远离亚得里亚海岸。英国的确有乐观的理由：帝国将维持战前的规模，交通线安全无虞。巴尔干其余地区的命运不会直接冲击到英国。

丘吉尔找不到别的方法来对付苏联在欧洲上升的势力。东欧方面，让他担心的是苏联军队的力量；南欧方面，当地共产党力量崛起，令人忧心，尽管设于莫斯科的全球共产主义运动总部共产国际（在西方压力下）已于1943年5月解散，但各地共产党仍继续接受莫斯科的号令。丘吉尔向罗斯福担保，会把和莫斯科交涉的情形告知美方，但美方从来都不知道有百分比分配之事。

1945年2月6日，美国国务院拍发电报到雅尔塔，向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报告美国对于12月间苏联外交政策杂志《战争与劳动阶级》（The War and the Working Class
）上一篇文章的立场。这篇文章的作者化名马里宁（G．Malinin），企图调和他所谓“安全区”与国际和平组织的概念。“马里宁”批评建立集团的做法，声称是这种做法引起了战争。他也反对“利益范围”，因为这预设一国会主宰另一国。“马里宁”的解决方案是，在国际性的世界组织内设立“安全范围”。他也赞成允许英国人和比利时、荷兰签署协议，同时保留苏联与邻国签署协议的权利。

这篇文章在译为英文后被报回华盛顿，华盛顿方面认为这是对未来联合国组织的潜在威胁。美国国务院专家不信赖“安全范围”。他们的疑心果然有道理。躲在化名“马里宁”背后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苏联外交部副部长李维诺夫。他在1月间呈报给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的一份备忘录中，就引述他所发表文章的观点，但“势力范围”和“安全范围”两个词是互换使用的。
[13]

1944年11月，李维诺夫对苏联的势力范围思维做出了重大贡献。丘吉尔、斯大林在莫斯科达成百分比协议之后不到几个星期，李维诺夫就提出了一份备忘录，建议欧洲由英、苏两国瓜分为两大势力范围。李维诺夫计划和迈斯基计划的不同之处在于，李维诺夫计划较少受到世界共产主义革命理念的影响，而较多受到地缘政治思维的影响。在“二战”期间及战后，李维诺夫是唯一始终支持与西方盟国密切合作的人。后来，有些研究苏联外交政策的学者把李维诺夫及其主张视为苏联冷战政策的替代选择，虽然苏联最后采取了冷战政策。李维诺夫不赞同苏联战后政策的方向，这在西方众所周知，而他在1951年12月的离奇死亡，也被认为与这样的评价不无关系。但是，李维诺夫战时的备忘录显示不出他对战后合作有太不寻常的观点。
[14]

李维诺夫的备忘录把瑞典、芬兰、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罗马尼亚，还有除希腊外的整个巴尔干地区，以及土耳其，通通划为苏联的“安全范围”。英国的范围则包括西欧，丹麦、德国、奥地利和意大利将构成中立区。李维诺夫的胃口比10个月前迈斯基提出的构想还大，因为他把瑞典、波兰、匈牙利和土耳其都列入了苏联的清单。这比凯南最坏的估计还糟糕，也一定会让丘吉尔和艾登不寒而栗。李维诺夫无疑是因红军连连告捷而胆气大壮。到1944年11月，红军已经控制了波兰大部，也已进入匈牙利。但是，苏联再成功也无法解释他为何纳入瑞典和土耳其，而且苏联也没有任何计划要进攻这两国——两国是中立国，境内并无德军部队。

1945年1月11日，李维诺夫为雅尔塔会议做准备，又向莫洛托夫和维辛斯基呈报了第二份备忘录，重复他在1944年11月备忘录以及他在《战争与劳动阶级》发表的文章中表达的几项重点。他主张，在最理想的状况下，苏联的“安全范围”要包括芬兰、挪威、瑞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罗马尼亚、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土耳其。李维诺夫预料英国会反对把南斯拉夫和土耳其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鉴于美国媒体对“安全范围”有太大的负面印象，李维诺夫认为和美方讨论“安全范围”是不智之举。李维诺夫写道：“罗斯福本人是个现实主义者，或许明白在欧洲难免会出现范围、区域和集团这类东西，但是考虑到舆论，他不会冒险同意任何此类事物产生。”
[15]

就和1939年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议一样，李维诺夫的计划不顾所涉及国家的意愿，把世界一分为二，一旦大国达成协议，大国即可用恫吓手段逼小国就范。这是个十分有野心的计划，但也受到若干限制——李维诺夫就没打算主宰南欧。苏联希望控制黑海海峡，把黑海化为内海，但是并不想控制地中海。希腊在俄罗斯帝国的雄心中占有相当特殊的地位，希腊有东正教传统，叶卡捷琳娜二世也有过希腊计划，打算占领伊斯坦布尔。然而，进入20世纪后，希腊从来没在俄国和苏联的地缘政治目标上居于优先地位。反倒是罗马尼亚相当重要，它和保加利亚都有从陆地进出黑海海峡的战略价值。

莫洛托夫和斯大林接受了李维诺夫的建议，没有把势力范围问题摆到雅尔塔会议的议程上。在雅尔塔会议上，他们固然针对南斯拉夫和土耳其进行了相当多讨论，但势力范围这个问题从没被公开讨论过。出席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不肯承认这是正当的讨论议题。唯一一个可能想讨论它的美国官员凯南，此时正奉哈里曼大使之命留守莫斯科，代理大使馆馆务。此时的凯南越发坚信苏联决心在东欧建立势力范围。他也认为，基于美国的利益，应该接受它。他希望“尽可能迅速无声地”埋葬联合国的构想。

波伦到雅尔塔后，收到了凯南的一封信。凯南说：

我明白这场战争的现实，也明白我们力量太弱，无法独力打赢战争。我承认苏联作战有方，成果斐然，在某种程度上必须牺牲东欧、中欧某些人民的权益来获得奖赏。但是，即使明白上述种种，我还是不懂我们为什么要和这个政治方案有牵扯，它对整个大西洋两岸国家的利益都是有害的，对我们认为应在欧洲保存下来的每样事物而言都是危险的。为什么我们不能和它光明正大、明确地妥协，诚实地划分欧洲势力范围，我们不侵犯苏联人的范围，苏联人也不来我们的范围捣乱呢？

波伦认为凯南的建议不切实际。他从雅尔塔回信给好友说：“民主国家不可能采取这种外交政策。只有极权国家才能制定及执行这一类政策。”他也不认为正式的国际协议可以制止苏联在欧洲扩张。他说：“要么是我们的朋友有心自我节制，要么就是他们不肯自制。我想，正如英国人说的，答案尚不明朗。但很清楚的是，苏联已经崛起，成为世界舞台上的一个主要角色。和他们吵很容易，我们总是会和他们吵的。”
[16]

凯南和波伦之间的对话，触及西方代表团在雅尔塔会议所面临道德两难的核心。是接受苏联在东欧军事称霸的现实，在政治和道德上与苏联在当地的作为撇清关系比较好，还是拉拢苏联，努力影响局势，暗中合法化他们的统治比较好？波伦认为，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好处更大。出席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人员大多也这样认为。罗斯福及其顾问预备付出代价，以便与苏联持续盟谊。他们和波伦一样，大概认为美国总会有机会采取其他选项的。

[1]
FRUS:Yalta,103–6;Henry Kissinger, Diplomacy(New York,1994),17–55,369–93.

[2]
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Moscow,January 13,1945,no.176/5,January 11–1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3]
“Cordon Insanitaire?” Time,December 27,1943.

[4]
Kennan, Memoirs,519–21.

[5]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333–60.

[6]
Rzheshevskii,Stalin i Cherchill’,418–26;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227;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992.

[7]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73–79;Gardner, Spheres of Influence,184–92;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458–60.

[8]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208.

[9]
Hanson W.Baldwin,“British Move in Greece,” New York Times,October 6,1944;“Area of Decision,” Time,October 9,1944.

[10]
Churchill,Triumph and Tragedy,227;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18–26;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991–95;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458–60;Gardner, Spheres of Influence,199.

[11]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29–35;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001; Eden,The Reckoning,483.

[12]
“Area of Decision,” Time,October 9,1944;cf.Whittaker Chambers, Ghosts on the Roof Selected Essays(New Brunswick,N.J,1996),102.

[13]
“Translation of article by G.Malinin,”December 21,1944,no.176/2;Averell Harriman Papers,“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 Based on the Soviet Press for the Period October 13–December 31,1944,”no.9,2,no.176/4,January 6–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Extract from cable February 6,1945,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no.176/10,February 6–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4]
Geoffrey Roberts,“Litvinov’s Lost Peace,1941–1946,”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4,no.2(Spring 2002):23–54.

[15]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595–97;Alexei M.Filitov,“Problems of Post-War Construction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 Conceptions during World War II,”in Francesca Gori and Silvio Pons,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1945–53(Houndmills,1996),3–22.

[16]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4–76.

第12章　为波兰而战

罗斯福在雅尔塔通过电报收到一封信，信上劈头就说：“总统先生，此时此刻，许多国家的命运握在您和丘吉尔首相手中。”日期是1945年2月3日，落款是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托马斯·阿尔齐谢夫斯基（Tomasz Arciszewski）。没有人晓得三巨头会议究竟会在哪一天正式召开，但是阿尔齐谢夫斯基要求美国国务院“紧急”将信交付罗斯福总统。攸关他祖国命运的决定即将做出，他晓得自己已经没有时间了。阿尔齐谢夫斯基也发了一封类似的信给丘吉尔。

这位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领袖呼吁美国总统来拯救他的国家。他引用罗斯福钟爱的《大西洋宪章》写道：“全世界都期待这些重要讨论……将给未来的和平奠定基础，使国家享有意识与言论的自由，可以为人们带来免于恐惧与匮乏的自由。我相信这些基本自由也将赋予我们的国家，我国已经为了促进其实现，和伟大的美国、英国民主政府并肩英勇作战多年。我尤其相信您不会允许任何决定伤害到波兰的正当权利或其独立地位，您也不会承认任何有关波兰的既成事实。”这是一封来自盟国的信，这个盟国自知即将遭到出卖。
[1]

在雅尔塔，出席会议的三国领袖都认为波兰是最棘手的问题。地缘政治上每个重大的纠缠点——大国与小国之间的关系、世界和平组织的前景与势力范围间的张力、领土取得的合法性等等，全都集中在对波兰问题的辩论上。

丘吉尔入住沃伦佐夫宫的第一夜，尽管经过长时间飞行，坐了很长时间的车，但他仍然精神奕奕，和艾登外相、莫兰医生及女儿萨拉聊到半夜。他说：“如果（罗斯福）总统只预备在这里逗留五天，那么我们就不能像这样浪费时间。我们必须先谈我们计划表上的政治问题，特别是波兰问题。毕竟，我不知道苏联人在东线推进得有多快。斯大林一定明白，英国最希望促成英苏友好关系，但其实也最担心波兰。我们和盟友未来的友好关系已经出现了危机。我们不能同意波兰只是苏联的傀儡国家，人民只要不认同斯大林就会被杀掉。美国人对波兰问题非常无知。我在马耳他和他们提到波兰的独立，却遭反驳说：‘可是这不算什么问题啊。’”

莫兰记下了这段即兴谈话。他指出，这不是丘吉尔首次发表这样的言论：“首相一开口谈波兰，听了上一句，我就晓得下一句是什么。如果他忘了词，我还可以提醒他。”丘吉尔批评美国人“无知”并非完全错误，但也不全然公允。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在马耳他会谈时，其实曾就波兰问题谈好共同策略。事实上，丘吉尔有几句话即出自艾登在会后给他的报告。艾登写道：“苏联人坚持他们目前的政策，只会破坏我们两国之中最渴望和苏联合作的人的种种努力。”
[2]

波兰的命运是丘吉尔和罗斯福两人少数有基本共识的事务之一。对美国而言，波兰是测试苏联善意的试金石，也是联合国梦想实现的根本保证。对英国而言，波兰独立既具有极大的象征意义（毕竟英国是因波兰遭到侵略而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又是牵制苏联在东欧扩张的最后希望。西方盟国决心在雅尔塔讨论波兰问题，苏联却不愿意。2月4日，艾登和莫洛托夫举行会前会，建议把波兰问题放上议程，莫洛托夫回答，最好是不要讨论。

苏联急切希望维持他们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中得到的领土，当时德国同意把波兰管辖的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省份交给苏联。苏联也希望掌控波兰政府。李维诺夫于1月起草备忘录，论述苏联的外交政策及目标，他刻意不把波兰列为未来命运将由苏联和西方盟国协调后才决定的国家。这并不是说他不晓得英国和美国的立场。其实，波兰的命运已在克里姆林宫拍板定案——它要受到苏联严密的控制。如果和苏联毗邻的最大国家不在苏联的势力范围内，那么任何讨论苏联势力范围的谈话就都没有意义了。
[3]

罗斯福在2月6日下午告诉斯大林和丘吉尔：“我千里迢迢而来，因此可以站得比较远来看待这个问题。”开启对波兰问题的讨论时，罗斯福很希望能以公正裁判和不偏不倚观察员的身份出场。波兰的命运被英国人列为头号议题，但是三巨头要在讨论完德国赔偿和联合国组织这两个苏联和美国最重视的问题后，才有空来处理它。“波兰问题”可分为两个部分，一是未来波兰的国界，二是波兰政府的组成。

罗斯福先谈国界问题。波伦记载：“他说，在德黑兰，他曾经表示相信美国人大体上倾向于接受寇松线为波兰的东方国界，但是他觉得，若是苏联政府肯考虑在利沃夫市及利沃夫省的油矿上退让，将会带来非常有益的效果。”这里涉及利沃夫市（波兰人称之为Lwów、俄罗斯人称之为Lvov），这个城市里波兰人占绝大多数，战前犹太人也相当多，但城市周围区域的大部分居民是乌克兰人，国界问题还涉及德罗霍贝奇（Drohobych，波兰人称之为Drohobycz）地区的油田。罗斯福力促斯大林在划定苏、波边界时把利沃夫和德罗霍贝奇划给波兰。罗斯福说，美国有六七百万名波兰裔人民，如果苏联能善待他们的祖国，将有助于巩固他在国内的地位。他又说：“波兰人和中国人一样，都很爱面子……我不是在替诸位下结论，但是我希望斯大林元帅能朝这个方向做个表示。”
[4]

罗斯福试图说服斯大林大幅改变和丘吉尔在德黑兰会议上议定的国界线。当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捍卫《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所确立的苏、波国界，指出它主要依循的是所谓的寇松线，而寇松线又是依据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族裔地界划定的。寇松线是1919年12月盟国最高理事会发表的声明所提议的波兰政府东方界线。几个月之前，波兰人击败西乌克兰人民共和国的部队，保住了原属于奥地利的加利西亚省（Galicia），而加利西亚省的省会就是利沃夫。最高理事会的专家准备了两个版本的国界线，要视大部分居民为乌克兰人的东加利西亚是否仍属波兰所有而定。一个版本是利沃夫归波兰，另一个版本是利沃夫归乌克兰。

1920年夏天，英国外交大臣乔治·纳撒尼尔·寇松勋爵（Lord George Nathaniel Curzon）提出了利沃夫归乌克兰的这个版本，将其作为波兰部队和正朝华沙进军的红军之间的分界线。这个被称为寇松线的国界建议，虽然在当时不为苏俄和波兰所接受，但后来在国际关系中却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苏俄怀抱着推动世界革命的希望，对以族裔为基础划界没有兴趣，生怕这会成为自己的限制。波兰人则在被誉为“维斯图拉河奇迹”的战役中，于华沙城门外制止了苏俄的进军。波兰人旋即发动反攻，打进苏俄领土，把国界推进到寇松线以东，兼并了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屯垦的地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扮演关键角色的三个领袖当年都直接参与了这些事件。斯大林当时是苏俄一支部队的政委，下令分兵攻打利沃夫，没有向华沙继续推进，以致红军战败。戴高乐当时是波兰的军事顾问，而未来波兰流亡政府总理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Stanisław Mikołajczyk）则在军队中服役作战。

苏俄军队在华沙之役战败，接着又败退回国，莫斯科别无选择，只好于1921年和波兰政府在里加（Riga）和谈，接受新的国界线。即便如此，他们也从来没有停止主张寇松线以东土地是波兰违反族裔划界原则从苏联抢走的领土——依据这个逻辑，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所有的土地都应该归给苏联。《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界线和寇松线相当接近，但寇松线给予苏联的领土较少。德国进攻苏联之后，苏联领导人准备放弃对《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界线的坚持，放弃部分领土，接受寇松线。显然苏联认为让西方承认以英国贵族之名命名的国界线，比接受以纳粹外交部长之名为名的国界线，可能性要来得大。
[5]

这个战术奏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西方没有人怀疑苏联终究会占有利沃夫，也会不惜代价坚守它。西方领导人煞费脑筋想找出既可满足苏联又不会触怒波兰的方式。1944年11月，哈里曼大使回国述职，和总统讨论许多急迫议题时，发现罗斯福正在胡思乱想，想为利沃夫问题找出解决方法。哈里曼写道：“总统突发奇想：斯大林说不定可以接受将位于乌克兰农民汪洋中的这个波兰人孤岛（利沃夫市）交给国际委员会治理，未来由公民投票决定其归属。我试图告诉他，要在以乌克兰人为主的社会主义农村当中保留一个以波兰人为主的资本主义城市，是行不通的。总统却不认为会有问题。他说，农民可以进到利沃夫卖菜给波兰人啊！”罗斯福认为商业可以解决全天下所有的问题。
[6]

罗斯福决定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做最后的诉求，但是他提出要求的方式十分谨慎。波伦记录道：“他说他只是把这个建议提出来供大家思考，并不会坚持己见。”罗斯福特别谨慎，是因为西方盟国之间并没有针对利沃夫问题达成真正的共识。艾登在1945年2月1日报告了他和斯退丁纽斯在马耳他会谈的情况，他告诉丘吉尔：“就波兰东方国界而言，吾王陛下的政府已经和苏联人达成协议，并公开宣布将认可寇松线，把利沃夫给苏联。然而美国人仍可能促请苏联人把利沃夫给波兰。”美国国务院大约在同一时间就波兰问题起草了一份备忘录，备忘录说：“我们应尽全力在波兰东部国界的问题上达成协议，波兰东部国界的北段、中段沿寇松线，南段则应大致循利沃夫省东部界线走。”

2月6日，大概出乎美国人意料，丘吉尔在听了罗斯福为利沃夫提出的诉求之后，竟然支持美方的立场。丘吉尔表示，他和艾登都被同党议员批评，指责他们支持苏联对寇松线和利沃夫的立场，但是他相信苏联的主张不是基于力量，而是基于权利，毕竟苏联在对德战争中牺牲惨重，在解放波兰上厥功甚伟。根据美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还说了这样的话：“然而，假如像苏联这样强大的国家肯向相当弱的国家表示如此高尚的姿态，在领土上依照（罗斯福）总统的建议做些退让，用不着说，我们大家将会如何敬佩、称颂苏联的行为。”
[7]

这个立场类似于1月22日英国战时内阁会议讨论到对利沃夫的政策究竟为何时，丘吉尔采取的立场。有位阁员说，盛传斯大林预备在三巨头会议前夕做出表示，把利沃夫交给波兰，“另外盖一座乌克兰人大城当作送给乌克兰的大礼”。艾登对利沃夫城交给波兰之说存疑，但倒是不怀疑苏联有心扶植一个乌克兰国家。会议记录记载：“他认为，斯大林主张乌克兰人有自己的国家，这是真的，当然若是如此，它就需要有个首都作为中心。”丘吉尔审慎地希望斯大林会对波兰人有所表示。丘吉尔说：“斯大林在此前的谈话中拒绝在利沃夫一事上让步，态度非常强硬。”然而，他“一向认为，斯大林可能在和谈桌上做出表示，可能会把利沃夫让给波兰”。丘吉尔认为，红军近来捷报频传或许会鼓励斯大林采取这样的姿态，但在这种情况下，英国的最佳战术是节制，“不对他持续施压”。
[8]

罗斯福以国界问题作为他谈波兰问题的开场白，但他最关心的是维持波兰的独立地位，这又关系到波兰新内阁的组成。三巨头在雅尔塔开会时，分别承认两个不同的波兰政府。美国和英国承认的是由阿尔齐谢夫斯基领导、设在伦敦的流亡政府，而苏联承认的是“卢布林政府”。卢布林政府的活动开始于海乌姆［Chełm，乌克兰人称之为“科尔姆”（Kholm）］，后迁往卢布林，到雅尔塔会议召开时，该政府已进驻到华沙市郊。这个问题考验着他们解决分歧的能力。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在马耳他会谈时，都认为解决之道在于另外成立一个临时政府，保证“在情况许可下尽快”举行自由选举。组成新政府并进行后续选举成了英、美波兰政策的基石。
[9]

2月6日，讨论重点从国界问题转到了波兰政府的未来，罗斯福建议成立一个总统委员会，负责从包括共产党在内的五大政党中选择代表组成政府。根据斯退丁纽斯向罗斯福提出的这个计划，新政府将延揽主要政治阵营的代表，比如卢布林政府领导人博莱斯瓦夫·贝鲁特（Bolesław Bierut），还有克拉科夫大主教亚当·斯特凡·萨皮阿（Archbishop Adam Stefan Sapieha of Kraków），他指导的卡罗尔·约泽夫·沃伊蒂瓦（Karol Józef Wojtyła）就是后来的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罗斯福喜欢这个计划，不过他对波兰局势的了解相当有限。他在雅尔塔时告诉斯退丁纽斯：“他们不会有国王，他们需要有个摄政委员会。”事实上，波兰从18世纪起就没有国王了，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没有国王也运转正常。不过，委员会的构想有它的吸引力。共产党人贝鲁特在委员会里将形单影只，至少是以一对五。

罗斯福希望让苏联更能放心接受他的提议，强调说：“有件事一定要确定，就是波兰应该和苏联保持最友好的合作关系。”斯大林这时已经很不耐烦，他插话说：“波兰不仅应该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也应该和其他盟国保持友好关系。”他显然无法想象，一个由非共产党人士主导的联合政府，要怎么和苏联保持友好关系。非共产党的波兰领导人可不会忘掉或宽恕莫洛托夫和里宾特洛甫签订的条约。罗斯福不愿话题被岔开，表示他“只是提出建议”，他“觉得如果我们能够解决波兰问题，对我们大家都有极大好处”。

丘吉尔完全赞同罗斯福的说法，称波兰不应“对苏联怀有任何敌意或阴谋”。根据英方的记录，丘吉尔

更乐于见到强大、自由和独立的波兰，而没有那么在意具体的领土边界。他希望波兰人能自由生活，按自己喜欢的方式过活。他经常听到斯大林元帅十分坚定地宣称这是他的目标。他信赖元帅对波兰主权、独立及自由的宣示，因此不认为国界问题非常重要。波兰的主权、独立与自由是英国全国及整个英联邦人民所挂心的。我们走向对德战争正是为此。波兰应该独立自主。每个人都晓得，1939年时，我们虽然兵力不足，却仍对德宣战，是冒着极可怕的风险的。这个行动几乎使我们送了命，不仅是帝国垂危，民族也差点全面断送。

根据美方的记录，丘吉尔宣称，波兰“应该是自家的女主人，是自己灵魂的舵手”。他暗示英国和设在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并没有“亲密的接触”，又说他赞成立刻组织新政府，延揽各方贤达，比如斯坦尼斯瓦夫·米科瓦伊奇克、斯坦尼斯瓦夫·格拉布斯基（Stanisław Grabski）和塔德乌什·罗默（Tadeusz Romer）等战前旧政府人士。英国和这些人有良好的合作关系，而他们也预备承认苏、波新国界。丘吉尔说：“这个政府将负责筹备波兰人民针对未来宪法和政府的自由投票。如果能做到这一点，我们将向中欧未来的和平与繁荣迈进一大步。”
[10]

英国人预备支持总统委员会的构想，但前提是它要能加速新政府的成立，因为那才是他们的终极目标。1月26日，英国战时内阁开会时，丘吉尔告诉同僚，他“预期苏联代表在即将进行的政府首长会议上将要求承认卢布林委员会为波兰政府”。他预备放手一搏。丘吉尔说：“我们必须谨记一件事，那就是给予外交承认是我们手中的王牌，我们不应轻易打出它，要留下来换值得的东西。”艾登在马耳他向丘吉尔建议，如果苏联不肯组织新政府，就“不得不维持目前的僵局。这样并不好，但要是承认了卢布林政府，事情只会更糟”。
[11]

盟国之间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其实可以追溯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头几个月，当时它们彼此对立。德军入侵波兰，迫使英国对德宣战。波兰的抵抗失败后，英国接纳波兰流亡政府到伦敦落脚，而苏联这边却加入德国一方，趁机攻打波兰，侵占波兰的领土。当苏联成为德国侵略的下一个牺牲品、转而加入反希特勒同盟时，这成了各方都要面对的棘手问题。英国催促伦敦波兰政府和莫斯科签署互助条约，但是国界问题依然没有解决：斯大林则把伦敦波兰政府视为妨碍国际承认苏联新疆界的绊脚石。

战场告捷使得斯大林胆气大增，对波兰流亡政府日益敌视。距德国第六军团在斯大林格勒被包围还不到10天，他就开始对波兰流亡政府在莫斯科的代表发动攻击。1942年11月30日，斯大林撤销了波兰驻苏大使馆的36个办公室，这些地方负责的工作，是从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把波兰公民撤离或疏散到苏联内地。办公室的员工遭到从事间谍工作的指控。1943年1月16日，莫斯科照会波兰流亡政府，表示决定废除双方条约中的一项条款，这意味着在1939年9月之后进入苏联境内的波兰裔人将不被承认具有波兰公民身份，而将通通被当作苏联公民对待。

波兰政府抗议，并要求英、美两国干预。但是，德军在斯大林格勒投降之后，斯大林气势极盛，谁也无法阻挡。1943年2月17日，苏联当局正式拒绝就公民问题进行谈判，两天之后，斯大林又针对波兰政府发动宣传攻势。苏联宣传机关和波兰流亡媒体之间的论战打得不可开交，英国外交部指示其驻波兰政府大使，应该告诉波兰人别理会苏联的挑衅，因为继续争论只会互揭家丑，和莫斯科进行外交讨论会比较有效果。大使同意，但波兰流亡政府可不理会。它在3月5日发表声明反击，声称寇松线只是停火界线，不是国界线。
[12]

4月中旬，德国电台宣布，在斯摩棱斯克（Smolensk）附近的卡廷森林（Katyn Forest）发现万人冢，挖出数千具波兰官兵的尸骸。这些波兰官兵于1939年秋天被苏联俘虏，次年春天遭到苏联人枪杀。苏联矢口否认，反说是德军在1941年占领该地区后杀害了波兰俘虏。波兰流亡政府要求国际红十字会进行调查。苏联领导人大怒，声称这证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勾结纳粹德国。他们以这次事件为借口，断绝了和波兰流亡政府的外交关系。签署断交信函的莫洛托夫称，波兰流亡政府发动宣传战，为的是迫使莫斯科牺牲苏联的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和立陶宛人的权益，在领土问题上退让。

莫斯科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已不具正式关系，但双方关系在1944年夏天又到了新低点，当时斯大林宣布成立自己的波兰政府。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Polish Committee of National Liberation）于7月下半月在莫斯科匆匆成立，其名称仿自戴高乐领导的法兰西民族解放委员会。委员会承认新的苏、波边界，也得到苏联当局的全力支持。委员会领导人是名气不大的社会主义者爱德华·奥索布卡——莫拉夫斯基（Edward Osóbka-Morawski），他事实上由波兰共产党控制。实际控制委员会的包括波兰共产党第二把手、红军上校万达·瓦西列夫斯卡（Wanda Wasilewska），以及长期替苏联军事情报机关担任特工的贝鲁特。1944年7月22日，莫斯科电台向全世界宣布了新委员会的成立。斯大林现在有了他自己的波兰政府。
[13]

斯大林现在比较有把握与伦敦波兰流亡政府恢复谈判了。8月3日，在罗斯福的坚持下，斯大林在莫斯科接见了波兰流亡政府总理米科瓦伊奇克。这位43岁的政治家很结实，有些谢顶，在波兰流亡圈里是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他两度参加华沙保卫战，第一次是在1920年对抗苏俄军队，第二次是在1939年对抗德国，当时他是波兰农民党首领，以士兵身份参加作战。他和他的战友于1920年击退红军进犯，1939年时则尝到了失败的滋味。他的前任瓦迪斯瓦夫·西科尔斯基（Władysław Sikorski）将军于1943年7月在直布罗陀坠机身亡之后，他才成为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米科瓦伊奇克不像曾在1922年担任波兰总理的西科尔斯基那么有群众魅力，那么有权威。这位英国领导人和外交部官员口中的“米克”努力调和流亡政府的需求和英、美的利益，也在憧憬光明的未来的同时，不得不面对波兰眼下的失败。
[14]

米科瓦伊奇克急欲扭转历史潮流，却又明白波兰没有靠山，只能靠自己。他在前往莫斯科之前，批准与伦敦流亡政府密切合作的波兰地下组织“本土军”（Home Army）在华沙发动反纳粹起义。这场起义在1944年8月1日起事，当时苏军已经包围华沙，莫斯科电台一再呼吁波兰人民起义，可是时机却不够成熟。华沙起义军并未和红军协调，领导人盼望能自力解放华沙，建立自己的政府，创造流亡政府回国的条件。经过两个多月的英勇斗争之后，起义失败。德国几乎夷平华沙，歼灭了未来独立波兰国的潜在领袖。估计波兰的丧生人数高达15万，令人咋舌。

米科瓦伊奇克批准起义时，他希望起义军的成功会有助于他和斯大林谈判。等到他和斯大林碰面时，起义军已经出现麻烦，未能达成在城内建立巩固防线的直接目标。他们力量分散，不可能单凭自己解放全市。起义的成败掌握在斯大林手中。鉴于伦敦波兰政府有可能在华沙设立总部，和斯大林前几天才在海乌姆建立的波兰政府打对台，斯大林并不想伸出援手。最终，尽管斯大林向米科瓦伊奇克承诺会施以援手，但其实他坐视不管。

斯大林这么做，有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理由。当苏联部队推进到华沙市郊时，他们缺乏资源，无法跨越维斯图拉河继续前进。（他们遭到好几个师德国坦克部队的顽抗。）但是，斯大林不肯让空投食物、弹药等补给起义军的盟国飞机在苏军地界降落加油，摆明了不希望见到起义成功。他要自己控制整个波兰。
[15]

斯大林和米科瓦伊奇克于1944年8月初会面时，斯大林的直接目标是争取让这位流亡政府总理同意组织一个新政府，由伦敦方面人士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领导人联合执政。他也希望米科瓦伊奇克承认以寇松线为苏、波新国界的基础。斯大林坚持要让米科瓦伊奇克和新成立的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员碰面。波兰的两个政府为得到承认而彼此相争，斯大林就可以居中协调。西方盟国发现自己支持米科瓦伊奇克的伦敦政府“不切实际”，这个政府拒绝承认西方领导人认为最符合波兰人民利益的条件。

丘吉尔和艾登在1944年花了不少时间和“米克”及其同僚一次又一次地协商，试图说服他们接受新现实。他们的最后一次尝试是在丘吉尔1944年10月访问莫斯科之时。在丘吉尔的坚持下，米科瓦伊奇克也去了莫斯科。他终于被说服接受以寇松线为苏、波新国界的基础。他们希望斯大林能因此愿意和伦敦政府达成折中方案，可是米科瓦伊奇克却无法说服同僚接受这个协议，他还被迫辞职，流亡政府也走向瓦解。米科瓦伊奇克在1944年11月底辞职，丘吉尔和西方盟国找不到他们充分信赖的人领导波兰流亡政府。1944年7月才偷渡离开波兰的社会主义派领袖阿尔齐谢夫斯基组织了新政府，但未能和西方盟国建立良好关系。盟国仍依赖米科瓦伊奇克评估波兰局势。

1944年的最后一天，莫斯科控制的民族解放委员会更名为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共产党员瓦迪斯瓦夫·哥穆尔卡（Władysław Gomułka）被任命为两位副总理之一。莫斯科不理会西方盟国的抗议，于1945年1月5日承认了新政府。雅尔塔会议召开时，临时政府已经进入华沙，控制了苏联在波兰占领区域的地方政府。
[16]

苏联竭尽全力说服其他国家承认临时政府。戴高乐12月访问莫斯科时，斯大林对他施加极大压力，戴高乐终于屈服，同意与临时政府互派代表，只不过戴高乐派在盟国政府的大使莫里斯·德让（Maurice Dejean）于1月3日向英国外交部担保，他这么做，“条件是他们不具有外交地位”。捷克是苏联名单上的下一位。1月29日，英国战时内阁获悉“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苏联的压力下，现在提议立即承认卢布林政府。贝内斯（Edvard Benes）总统明天将建议捷克斯洛伐克内阁同意苏联之请”。丘吉尔告诉同僚：“我们无法制止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承认卢布林政府。我们本身的立场当然是，我们决心确保波兰享有自由、独立、主权，以及自由的选举。”
[17]

一开始，西方盟国对如何回应斯大林的举动有不同看法。罗斯福相信米科瓦伊奇克和卢布林政府仍然可以达成妥协。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于1月6日拜会罗斯福后，拍发电报向伦敦报告：“总统似乎依然希望让米科瓦伊奇克加入卢布林，组成单一政府。”罗斯福建议：“应该让所有的波兰人明白，他们必须仰赖斯大林的善意。贝内斯明智地看清了这一点，因此（和苏联）相处良好。”英国外交部则认为，让米科瓦伊奇克加入卢布林委员会不能解决问题。他们在1月5日发表一份“波苏和解”备忘录，主张“让米科瓦伊奇克先生及其支持者有资格和苏联签订条约还不够，因为这样的条约可能不会持久，波兰的所有政治派系必须一起承担协议的责任”。
[18]

这样的计划说来容易，要实现却很难。首先，波兰流亡者中的不同政治派系之间根本不合。跟罗斯福一样，丘吉尔和艾登更喜欢与米科瓦伊奇克打交道，可是现在他不在其位，流亡政府合法的代表人是阿尔齐谢夫斯基。他和支持者反对就国界或政府组成等问题与苏联有任何妥协。整个1月，艾登和顾问群都在绞尽脑汁地讨论解决问题的各种方案。方案之一是让米科瓦伊奇克回到流亡政府，然后发起伦敦与卢布林双方的协议。然而，这个方案最终被抛弃了，因为米科瓦伊奇克和阿尔齐谢夫斯基水火不容，共事根本无从谈起。

奥姆·萨金特爵士（Sir Orme Sargent）在1月8日代表英国外交部的许多同仁提出，反对在伦敦建立波兰代表政府。他说：“这等于是在挑战斯大林，我不认为这能使我们更接近我们需要的妥协方案。”他并不认为卢布林政府能代表波兰，但他认为苏联的支持加上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手段，能让卢布林政府吸引到更多的追随者。“因此，与其在伦敦建立一个敌对的代表政府，我们何不安排米科瓦伊奇克和其他政治领袖及团体‘渗透’进卢布林政府？他们已经准备好为波、苏和解而加入（卢布林）政府了，而后者也乐意欢迎他们……这意味着我们将不再援助现有的伦敦波兰政府，而是要对其解散有心理准备。”
[19]

1月22日，米科瓦伊奇克交给艾登一份备忘录，主张波兰东、西两翼的国界问题要同步解决，也就是说，如果波兰在西边没有得到补偿，在东边就不能退让。他希望在东部得到比寇松线更有利于波兰的国界。至于未来政府的组成问题，米科瓦伊奇克认为它和波兰独立的前途密切相关，主张五大政党应该各分配到20%的内阁席位。
[20]

米科瓦伊奇克于1月22日拜访英国外交部时表示：“融和伦敦波兰政府和卢布林委员会没有什么好处，已经没有用了。”根据英方对他到访的报告，米科瓦伊奇克又说，他“不排除会和包括无疑将占主导地位的卢布林派以及已解放地区代表的政府合作”。

几天前，阿尔齐谢夫斯基及其同僚提交给英国政府一份声明，表示三巨头即将召开的会议不应该讨论波兰国界问题。至于政府组成的问题，他们主张成立一个盟国委员会。英国外交部虽然不公开反对这些提议，却抱持质疑的态度。外交部常务次官贾德干于1月26日告诉波兰流亡政府外交部长亚当·塔尔纳夫斯基（Adam Tarnawski）：“这份文件不大实际，而且在目前的情况下不太有助于问题进展。”塔尔纳夫斯基答，他认为波兰的要求“还没有不合理到提都不能提的地步”。贾德干带着明显的轻蔑之意问，波兰政府还要在那些地方指导他们如何办事。塔尔纳夫斯基没有说别的，只向贾德干提到波兰传来报告，苏联逮捕并杀害波兰地下抗德人士，表示这些行为“必须受到制止”。

贾德干在针对这次会谈的报告中说：“然而，我指出，苏联军队已经占领全国，苏联当局实际上已经掌权，在这种情况下说‘这必须受到制止’是没有用的。我们已经预见到所有这些危险，也因此在过去1年乃至18个月的时间里，一直催促要妥协解决问题。我们这么做，是因为知道如果若未能达成协议会有什么危险。”塔尔纳夫斯基反驳说，前任政府让步太多，试图满足苏联的要求，却一事无成。贾德干在报告中写道：“我只希望赶快停止这场对话。这似乎意在显示波兰政府已经尽了最大努力，还要把波兰及其人民可能蒙受的苦难全都怪罪到我们头上。”

第二天，艾登指示外交部，要求波兰流亡政府提供一份波兰地下运动领导人的名单，以便英国代表团在雅尔塔可以向苏联政府讨论他们的安全问题。塔尔纳夫斯基表示，在跟波兰地下运动领导人讨论之前，他们不能提供名单。他们显然担心这份名单会落到苏联手中。波兰驻英大使爱德华·伯纳德·拉陈斯基伯爵（Count Edward Bernard Raczyński）希望英国能替在波兰活动的所有非共产党人士和本土军的官兵说话。英国代表团启程前往雅尔塔时，带着两份来自波兰的备忘录。然而他们预备考虑的是米科瓦伊奇克的备忘录，而不是波兰流亡政府领导人研拟的方案。
[21]

1月28日，艾登写信给丘吉尔说：“我们要的是……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斯大林以前向我们如此承诺，但他目前并未履行承诺。除非我们可以得到一个自由、独立的波兰，否则我们未来和他的合作——不论我们要不要和他合作——都必然会受到影响。”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的专家对于斯大林实现承诺的可能性非常悲观。大使馆报告的撰写人写道：“在上述状况下，苏联政府的立场是，波兰的事已是既成事实，与伦敦波兰政府或其人员已不再需要也不再可能有任何妥协。因此，或许可以预期，苏联政府将要求美国和英国政府承认临时政府，至少也要派出代表。即使暂时行不通，苏联仍会伺机而动。”
[22]

[1]
Arciszewski to Roosevelt,February 3,1945,Map Room,box 21,Argonaut(2),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Arciszewski to Churchill,February 3,1945,FO371/47577/2896,Public Record Office(hereafter cited as PRO),London.

[2]
Moran, Churchill at War,268;FRUS:Yalta,509;Eden, The Reckoning,516.

[3]
Moran, Churchill at War,268; FRUS:Yalta,509;Eden, The Reckoning,516.

[4]
FRUS:Yalta,667,67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97.

[5]
Ivan Kozlovs’kyi, Vstanovlennia ukraïns’ko-pol’s’koho kordonu,1941–1951 rr.(Lviv,1998),50–56;Norman Davies, White Eagle,Red Star:The Polish-Soviet War,1919–20,and“The Miracle on the Vistula”(London,2003).

[6]
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369.

[7]
FRUS:Yalta,509–10;667–68.

[8]
“A 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Polish situation,”CAB 65,WM(45)74.C 1,January 22,1945,PRO.

[9]
FRUS:Yalta,508–9,668.

[10]
FRUS :Yalta,67–78,667–70; Krymskaia konferentsiia,47,97–99;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28–30.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88.

[11]
War Cabinet,WM(45)10th Conclusions,Minute 1,Confidential Annex,January 26,1945—12.30 p.m.,FO371/47577/2896,41,PRO; FRUS:Yalta,508–11.

[12]
Frank Roberts’s report on his conversation with O’Malley,March 2,1943,FO371/34564/C2281,PRO;Kozlovs’kyi, Vstanovlennia ukraïns’ko-pol’s’koho kordonu,69.

[13]
Wojciech Materski,Anna M.Cienciala,and Natalia S.Lebedeva,eds., Katyn:A Crime without Punishment(New Haven,CT,2008),208–22;Krytyna Kerst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1943–48(Berkeley,1992),39–76.

[14]
Roman Buczek, Stanisl´aw Mikol´ajczyk,2 vols.(Toronto,1996).

[15]
Norman Davies, Rising’44:The Battle for Warsaw(London,2004),243–432.

[16]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18–19,439–58;Antony Polonsky and Bolesl ´aw Drukier,eds., The Beginnings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London,1980),43–49,261–401;Kersten, The Establishment of Communist Rule in Poland,77–117.

[17]
WM(45)12th Conclusions,Minute 3,Confidential Annex,January 29,1945—5.30 p.m.,FO371/47578/2896,PRO;report on conversation with Maurice Dejean,January 3,1945,FO371/47575/2896,PRO.

[18]
Earl of Halifax,fro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6,1945,FO371/47575/2896,PRO.Polish-Russian Settlement,January 5,1945,1,FO371/47575/2896,PRO;

[19]
Note by Orme Sargent,January 8,1945,FO371/47575/2896,74,PRO.

[20]
Memo on conversation with Mikol ´ajczyk,24 January 1945,PRO,FO371/47576/2896,p.206;“Memorandum,”January 26,1945,1–11,FO371/47576/2896,PRO.

[21]
Record of conversation between Sir A.Cadogan and the Polish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January 26,1945,1–2,FO371/47577/2896,PRO;memo by C.F.A.Warner on his conversations with the Polish ambassador to the British government Count Edward Raczynski,January 30,1945,237–39,FO371/47576/2896,PRO.

[22]
Eden to Churchill,January 28,1945,97,FO371/47577/2896,PRO;“Memorandum on the Polish Situation”(note in pencil:“copy to prime minister”),no.176/7,January 2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第13章　“乌克兰人会怎么说？”

2月6日下午，罗斯福和丘吉尔相继发言时，斯大林已经愈来愈不耐烦。他两度打断罗斯福的发言，并要求休息10分钟，在休息后第一个发言。迈斯基写道：“斯大林突然站起来（在此之前他一直坐着发言），用右臂比画了一下。”连非常了解斯大林的迈斯基都被他如此激烈的反应吓了一跳。“他想要离开会议桌，像在他办公室开会一样，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但是他及时停住，在三巨头会议中，这样的行为不太合宜。因此，斯大林只把椅子往后推，让自己有多一点空间，然后不寻常地激动发言。”
[1]

他首先语带嘲讽地接过丘吉尔的话头。丘吉尔说，波兰问题的解决关系到英国人的荣誉。斯大林则说，它也关系到苏联人的荣誉，因为过去苏联人“犯了不利于波兰的大罪”。而今天波兰问题对苏联人来说，还关系到安全，不仅因为波兰和苏联毗邻，还因为在过去30年间，德国两度穿越波兰领土入侵。斯大林坚称，波兰走廊“不能由苏联人从外头机械式地关闭。它只能由波兰从内部关闭。波兰需要自由、独立和强大。对苏联而言，这不仅是荣誉问题，还是生死问题。因此苏联今天反对当年沙皇废除波兰王国的政策。我们已经完全改变了这种不人道的政策，开始推行政策支持波兰独立”。

斯大林实际上要说的是，和俄罗斯帝国不一样，苏联并不质疑波兰作为国家存在的权利，但它不会允许波兰完全独立。这不只是因为苏联希望在其边界设立势力范围，还因为德国可能借道波兰威胁苏联。苏联预备建立一个强大的波兰国，但基于安全考虑，苏联必须完全掌控这个国家。斯大林在捍卫苏联的立场时，急切地提到了寇松线的源起。跟英国领导人以及波兰各个团体的代表谈判（比如在1944年和波兰流亡政府领袖米科瓦伊奇克会谈）时，斯大林最爱用这个论据。他说，寇松线可不是苏联发明的，而是英国、法国和美国代表团于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定出来的。列宁拒绝接受它，但现在斯大林预备以它为基础划定苏、波国界，把李维诺夫的出生地比亚韦斯托克省交给波兰——这是《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允许苏联占有的地区。

苏联的会议记录记载：“苏联政府已经放弃了列宁的立场。斯大林请教盟国是否要求苏联领导人比寇松和克列孟梭更不像俄国人……如果他们接受盟国的方案，乌克兰人会怎么说？他们可能会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竟然比寇松和克列孟梭更不知保护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斯大林要怎么回莫斯科？不，最好是让对德战争再打一阵子，但苏联的立场是必须在西边从德国拿一些地来补偿波兰。”斯大林肯做的唯一让步是偏离寇松线最多8公里，让波兰多分点地。
[2]

西方盟国要求在波兰成立新的民主政府，斯大林则指控伦敦政府的代表在红军防线后方煽动反苏活动。他声称，“华沙波兰人”没办法和“伦敦波兰人”讲话，红军需要防线后方的稳定，却被伦敦波兰政府的特工攻击，他们已经杀害了212名苏联官兵。总之，华沙政府协助红军击败德国人，伦敦政府却阻碍红军的行动。盟国没有办法查证或反驳斯大林的说法。鉴于苏联安全部队正在攻打效忠于伦敦波兰政府的波兰本土军，试图解除他们的武装，苏联方面死伤数百人也不无可能。

斯大林的回应几乎是在煽动。他集中火力抨击丘吉尔提议应在雅尔塔会议上成立波兰新政府的想法。他说：“这恐怕是口误，因为没有波兰人的参与是不可能成立波兰政府的。我被人家说是独裁者，不民主，但我还有足够的民主感，不愿意在还没跟波兰人民商讨的时候就成立波兰政府。”他接下来又问：“我们应该请华沙波兰人来这里，还是去莫斯科？”这个问题依然没有答案。
[3]

这个苏联统治者卖力展现自己虽不是经由民主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却不能为所欲为，而是必须照顾不同选民的需求。罗斯福承认美国舆论和选民对他的行动会有所限制，丘吉尔也以战时内阁的立场及党内同志的批评为借口，现在斯大林则声称自己受到压力，不能带着低于寇松线的成绩单回莫斯科。20世纪30年代的“大清洗”已经把残余的政治反对势力铲除殆尽，斯大林又完全控制了苏共中央政治局、部长会议和最高苏维埃，事实上，在莫斯科根本没有人可以挑战他。他所谓的选民即苏联人民，也已经完全服从于共产党。

斯大林代表苏联境内人数仅次于俄罗斯人的第二大民族乌克兰人，主张苏联应握有利沃夫及其周围地区的主权。利沃夫城由古罗斯王国（Rus）君主丹尼洛（Danylo）在13世纪中叶建立，以其儿子列夫（Lev）之名为城名。利沃夫周围由乌克兰人垦殖，他们自称罗塞尼亚人（Ruthenian）。但14世纪上半叶，这个地区受波兰统治，更名为Lwów，族裔构成出现了巨大的变化。日耳曼裔、波兰裔和犹太裔商人及工匠在城里定居，乌克兰人沦为少数族群。奥地利女大公玛丽亚·特蕾莎（Maria Theresa of Austria）在18世纪的最后几十年把这个地区纳为她的属地后，讲德语的官员也来了，在德文里，该地被称为伦贝格（Lemberg）。

历代沙皇都把这个奥地利的加利西亚省当作古罗斯公国领土的一部分，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俄军进城后，以此为据把该地归为俄国领土，改名为利沃夫（Lvov）。他们激烈反对波兰人和乌克兰人的权利主张，还给这些人贴上马泽帕人（Mazepist）的标签——18世纪哥萨克领袖伊万·马泽帕（Ivan Mazepa）在1709年的波尔塔瓦之役（Battle of Poltava）与瑞典人并肩作战，被认为“出卖”了沙皇彼得一世。当时，俄军在加利西亚得到了所谓亲俄派（Russophiles）的支持，这个乌克兰的文化和政治组织认为，加利西亚乌克兰人属于大俄罗斯国家。

1920年，政委斯大林率领部队向利沃夫城推进，以世界革命及国际无产阶级大团结为名，要占领这座城市。苏俄拒绝把寇松线当作莫斯科革命政府和复国不久的波兰之间的国界，这导致苏俄暂时失去了西乌克兰。布尔什维克党人在东乌克兰建立了“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联在1939年依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取得利沃夫，遂把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此时，乌克兰人的政党已经登上加利西亚的政治舞台，取代了残余的亲俄势力。

苏联人在1944年回到此地，摆出了要解放并统一这些古老的乌克兰土地的姿态。他们行事仿佛要替乌克兰族裔土地完全统一而战的乌克兰起义军。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一样，苏联也赞成发展乌克兰文化，但是苏联人心目中的文化是非常特殊的文化，是不允许乌克兰独立、不允许任何独立政治活动存在的文化。然而，苏联利用乌克兰和波兰交恶，鼓励人们从利沃夫往西边的波兰人土地迁移。
[4]

到雅尔塔会议召开之时，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已有权任命自己的国防部长和外交部长，这将有助于斯大林争取让他们以独立会员国身份加入联合国。各加盟共和国取得外交自主权，是斯大林在1944年初修改苏联宪法的结果。现在，乌克兰在苏联各加盟共和国当中人口居第二位，它成为斯大林争取东欧霸权的一张王牌。绝大多数乌克兰人都住在苏联境内，但仍有好几百万人散居在波兰、罗马尼亚和捷克斯洛伐克。斯大林巧妙利用了乌克兰人的民族感情，尤其是散居各国的乌克兰人渴望生活在自己的国家之内的感情，他用这些来说服波兰政客接受以寇松线作为未来的苏、波国界。

宣传战一发动，斯大林喜爱的剧作家亚历山大·柯尼丘克（Oleksandr Korniichuk）就加入阵营。这位乌克兰作家协会会长写过多部脍炙人口的作品。其中一部《柏金斯先生游历布尔什维克土地》（Mr.Perkin’s Mission in the Land of Bolsheviks
）描写一名美国百万富翁访问苏联的情景，于1944年12月在莫斯科剧场首度公演，《时代》周刊还撰文评论。哈里曼大使在启程前往雅尔塔之前，带女儿凯瑟琳前去观赏。他们很喜欢这出喜剧，凯瑟琳后来还和扮演柏金斯先生这一角色的演员成了朋友。这位演员从来没出过国，也没结交过美国朋友，揣摩角色全靠研究到苏联访问的美国代表团的两部新闻纪录片。凯瑟琳写信给姐姐玛丽说：“他实在演得太好了！”
[5]

1943年2月19日，乌克兰的主要报纸《乌克兰真理报》（Pravda Ukranïy
）刊出柯尼丘克的一篇文章，题目是《将乌克兰人统一在自己的国家之内》。这位剧作家素以和斯大林交情好出名，他指责外迁的波兰人怀抱着17世纪的大波兰旧思维，想要重建当年从波罗的海直到黑海的旧疆界。他提醒读者，苏联对西乌克兰的主张具有历史根据和种族根据，他还重提1648年哥萨克人的叛乱（他在战前写的一出反波兰戏剧的主题），以及19世纪乌克兰文化在利沃夫的复兴。接下来几天，《消息报》（Izvestiia
）和其他苏联大报纷纷转载这篇文章。苏联国家通讯社“塔斯社”（TASS）亦向全世界推介它。苏联对波兰政府的攻击由此开始。

柯尼丘克旋即被任命为莫洛托夫的副手，负责与其他斯拉夫民族国家的关系。波兰问题也由他负责。柯尼丘克本身是乌克兰人，娶了波兰政治家、作家万达·瓦西列夫斯卡为妻，这使他在斯大林心目中成为担任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外交部高级官员开会时，他经常默默地，坐在一旁。莫洛托夫开玩笑说，柯尼丘克会静静听完同僚讨论，把他们写进自己的剧本。柯尼丘克在这个新职位上搜集到足够的材料，写成了《柏金斯先生游历布尔什维克土地》。在克里姆林宫的支持下，柯尼丘克的太太被选为波兰爱国者同盟主席，那是筹组中的亲苏波兰政府。万达是个意志坚强的女性，喜穿军服，她身着骑马裤，颇有男子气，红军军官拿他们夫妻开玩笑，称她是“柯尼丘克的丈夫”。万达和亚历山大·柯尼丘克夫妻成了斯大林的重要武器。
[6]

究竟是谁授意柯尼丘克写了这篇文章，波兰流亡者都很清楚。1943年2月25日，流亡人士反击说：“猜疑波兰有意把波兰共和国的东方国界设在第聂伯河至黑海一线，或是指责波兰希望把国界再往东扩张，绝对是荒谬无稽的言谈。”波兰流亡政府重申信守1939年的东部国界。克里姆林宫通过塔斯社发出反驳，指控伦敦波兰政府否认乌克兰人民加入自己手足同胞的权利。

塔斯社声明中出现了一个重要的新论点。苏联首次提到寇松勋爵，据说寇松深知波兰人没有权利对乌克兰人的土地提出主张。在斯大林格勒告捷之后，苏联统治者决定为红军的胜利索讨政治红利。他以负责任政治家的姿态出现（与波兰流亡政府领袖大不相同），不再坚持根据《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划分国界。现在他预备做若干调整，以有利于波兰新国家为借口，愿意依据寇松线划定新国界，尊重大英帝国一位领导人认可的那根据族裔划界的原则。
[7]

在雅尔塔会议之前，英国外交部研究处提出了一份报告，《波兰的乌克兰少数民族》。报告作者伊丽莎白·佩尔斯（Elisabeth Pares）的外祖父莫里斯·波威克爵士（Sir Maurice Powicke）、父亲理查德·佩尔斯（Richard Pares）、未婚夫罗伯特·阿瑟·汉弗莱（Robert Arthur Humphreys）都是牛津大学的著名历史学者。伊丽莎白·佩尔斯表示：“波兰东侧国界问题不仅是苏联和波兰的问题，还涉及第三方，就是波兰境内的少数民族。波兰与这些少数民族中最重要的一支——乌克兰人——的关系一向不和谐。如果我们如此关心波兰，却忽视这些事实，那或许就相当可惜了。”

伊丽莎白·佩尔斯在报告中写到，德军占领期间，乌克兰人和波兰人彼此的仇恨激化了。她又指出，住在寇松线以东地区的波兰人预期官方会有迁徙人口的计划，已经开始往卢布林政府控制的地区迁徙。她警告说，千万不要相信波兰人所说的大部分乌克兰人喜欢住在波兰的说法，这并没有证据支持。她个人认为，若要把所有乌克兰人都团结在一个政治单元之下，就只有把西乌克兰并入乌克兰苏维埃共和国。她认为创建一个独立的乌克兰人国家“在目前阶段的东欧史上……相当难以想象”。

伊丽莎白·佩尔斯的一位上司在报告上加注了他本身的意见，指出利沃夫是乌克兰人的文化和民族中心，设有乌克兰的教育机构（Prosvita
），舍甫琴科科学社（Shevchenko Scientific Society）也在那里，利沃夫还是米哈伊罗·胡舍夫斯基（Mykhailo Hrushevsky）活动的基地，他是“乌克兰最伟大的历史学家”，也是1917年至1918年间乌克兰政府的领导人。胡舍夫斯基在20世纪20年代选择住在苏联的乌克兰，而不是波兰控制下的利沃夫，这被视为例证，说明乌克兰民族主义者宁选乌克兰社会主义共和国，也不愿支持波兰控制的东加利西亚。苏联准许乌克兰任命自己的外交部长和国防部长，更加强了这种偏爱。
[8]

这位英国外交部专家一时笔误，把胡舍夫斯基的英文姓氏拼写成跟乌克兰共产党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的英文姓氏很相似的“赫鲁晓夫斯基”（Khrushchevsky）。斯大林半开玩笑地说赫鲁晓夫一定是波兰人派来的间谍时，凑巧也称他为赫鲁晓夫斯基。赫鲁晓夫当时才50岁，已经谢顶发胖，但他精力充沛。他其实是斯大林手下反波兰的先锋大将。赫鲁晓夫出生于俄罗斯南部，14岁时举家迁往乌克兰，在乌克兰长大。他在顿巴斯（Donbas）煤矿工作，革命时加入布尔什维克。他替党在基辅工作，后奉派到莫斯科上学进修，同学之中有一位娜杰日达·阿利卢耶娃（Svetlana Allilueva），正是斯大林的妻子。这层关系成为赫鲁晓夫后来青云直上的关键，也影响了苏联的未来。

奉调到莫斯科党部工作并进修的赫鲁晓夫并没有完成学业，但6年之后，他于1935年成为苏共莫斯科市党支部第一书记，负责监督兴建莫斯科的地铁系统。1938年，他升调乌克兰共和国苏共第一书记，成为斯大林派在当地的总督。红军于1939年跨过波兰边界进入利沃夫及西乌克兰之后，赫鲁晓夫的职责是将该地区尽快苏维埃化。德军在1941年6月突袭进犯，赫鲁晓夫随红军撤离乌克兰。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赫鲁晓夫担任斯大林格勒前线总政委，1943年苏军反攻，开始收复乌克兰，他重作冯妇，成为斯大林派在乌克兰的总督。斯大林器重赫鲁晓夫，欣赏他的组织能力和领导技能，但经常把他当弄臣使唤，逼他表演乌克兰舞蹈，又拿“赫鲁晓夫斯基”之类的绰号来贬低他。
[9]

斯大林和政治局里其他同僚一样，都小看了赫鲁晓夫。多年在基辅当家做主，远离斯大林的日日控制，赫鲁晓夫已然经营出自己的权力地盘，在中央与地方的党政精英之间扮演中间人角色。地方精英虽然口头上强烈反对民族主义，但其实照样怀抱大乌克兰意识，冀望拥有北起布列斯特和平斯克（Pinsk）、西至普热梅希尔（Przemyśl，乌克兰人称之为“Peremyshl”）和海乌姆的那些历史上就由乌克兰族裔占据的土地。1939年，苏联接管波兰东部省份之后，赫鲁晓夫不仅要把利沃夫纳入乌克兰共和国，还想让北方的布列斯特和平斯克也归入乌克兰共和国，此前布列斯特和平斯克已奉斯大林之令并入白俄罗斯了。1944年3月，赫鲁晓夫向乌克兰最高苏维埃做报告时，主张把利沃夫和寇松线以东的其他地区划归乌克兰，甚至超越寇松线的海乌姆地区及毗邻土地也应划给乌克兰。“乌克兰人民将争取原本就是乌克兰人土地的地区，比如科尔姆/海乌姆、赫鲁斯贝什夫／赫鲁贝斯佐（Hrusbeshiv/Hrubieszów）、札莫斯西亚/札莫斯克（Zamostia/Zamość）、托马什夫/托马斯佐（Tomashiv/Tomaszów）、伊罗斯拉夫/雅罗斯瓦夫（Iaroslav/Jarosław）等地。”这个主张引发了如雷掌声。

赫鲁晓夫提出这样的主张，有他个人的背景因素。他的太太尼娜·库卡丘克（Nina Kukharchuk）就是来自寇松线以西地区的乌克兰人。她出生的海乌姆地区正是赫鲁晓夫现在主张要划归乌克兰的土地。这个乌克兰人和波兰人混居的边区在1918年以前属于俄罗斯帝国，1917年乌克兰建国时主张该地应归属乌克兰。然而，在两次大战之间的年代，它并不属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没有纳入依《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设立的苏联占领区。那里不同族裔混居，当地的乌克兰人也分为两派，一派认为自己属于大俄罗斯国家，一派则具鲜明的乌克兰意识。

1944年7月，赫鲁晓夫上书斯大林，提议在乌克兰共和国内设立科尔姆省，指出“在历史上，这些地区毗邻乌克兰，而且过去有部分土地是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赫鲁晓夫的方案写于1944年7月20日，并及时送到斯大林桌上，使斯大林在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后来的卢布林政府）谈苏、波国界时可以打“科尔姆牌”。斯大林在7月25日把赫鲁晓夫的方案告知波兰人。他们在次日和苏联签订国界协议，依据寇松线，把利沃夫划归苏联，科尔姆则归波兰。现在，科尔姆成为苏联承认的波兰海乌姆，而它也成为亲苏的波兰政府的第一个驻地。

利沃夫的事就没有这么顺利了。它很快就成为苏联和波兰流亡政府之间谈判的绊脚石。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中说，由于波兰人在该城居于绝对多数，因此苏联当局于红军接管利沃夫之后立刻赶到，抢在波兰流亡政府能够在当地建立行政组织之前就建立起自己的政府。他说：“我们必须抓紧时间，这样我们的人才能控制全市。”城里头急切盼望苏联来把他们从德国手中解放出来的波兰居民很快就失望了。
[10]

根据英国外交官发自莫斯科的报告，利沃夫的波兰人精英无法接受该城要归属苏联这个事实——尤其是这个时候，犹太人已在大屠杀中被消灭，许多乌克兰居民不堪战时艰困环境而迁居乡下，波兰裔在利沃夫人口构成中所占的比例达到史上最高。波兰人现在沮丧至极。谣言四起，有的说苏联即将爆发革命，有的说英苏之间将因利沃夫爆发战争，还有的说英国人要放弃波兰，把波兰交给布尔什维克。利沃夫的波兰精英把希望寄托在西方盟国身上。他们祈祷斯大林能高抬贵手，虽然他们担心斯大林会为了争取乌克兰人，把利沃夫交给乌克兰人。英国外交部官员弗兰克·罗伯兹爵士（Sir Frank Roberts）出席过雅尔塔会议，后来担任驻苏联大使，他同意一位来自利沃夫的教授的结论（当时英国人在莫斯科采访了他）：“波兰现在拿不回利沃夫。”他还说，斯大林对乌克兰人的政策，“似乎是一手讨好（把利沃夫交给乌克兰人），一手高压（枪杀及流放）”。

英国外交部在1945年5月发表报告，把利沃夫市形容为被围的城堡。夜里，乌克兰反抗军战士在四处暗杀苏联官兵；白天，他们被捕的伙伴则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队押着上街清洁环境。利沃夫成了苏联的一个前线指挥总部，涌入许多去当地医院疗伤的士兵。阵亡的红军高级指挥官也在当地下葬。
[11]

当月，一个英国军事代表团到当地考察，他们注意到那里的文化生活出现了“去波兰化”的现象：戏剧只以俄罗斯语或乌克兰语演出。苏联鼓励波兰人迁走，同时迁入大批苏联人。苏联还预备把国王扬·索别斯基（King Jan Sobieski）等波兰历史人物的塑像拆下来，运到波兰，不仅是利沃夫，甚至是收藏于基辅的波兰文善本和文物也要运走。
[12]

1944年秋天，乌克兰共产党当局和卢布林波兰政府代表签订了一项人口交换协议。大战期间，乌克兰和波兰民兵在寇松线两侧都进行了种族清洗，因此红军占领该地区、发动人口交换时，老百姓纷纷逃往对自己友善的一方。英国外交部的伊丽莎白·佩尔斯知道波兰人逃离苏区，而苏联报道提到寇松线以西出现针对乌克兰人的暴力行为，另外也观察到乌克兰人宁愿在火车站守候好几个星期，也要撤离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控制的地区。

到雅尔塔会议召开时，波兰人似乎已经普遍意识到迟早要发生人口大迁移。《伦敦泰晤士报》及《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特派员拉尔夫·帕克（Ralph Parker）也是英国新闻部苏联关系组的非正式顾问，他在1月访问卢布林地区后，告诉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领事事务组组长哈罗德·鲍尔弗（Harold Balfour）说：“卢布林普遍的看法是，100万名波兰人将从东部波兰被遣返，而乌克兰人和白俄罗斯人将迁出波兰，波兰将成为同质化的国家，包含犹太人在内的少数族裔将被当地人同化。”鲍尔弗从莫斯科拍发电报报告：“帕克和出身塔诺波尔（Tarnopol）和利沃夫地区的波兰农民士兵交谈，这些士兵对他们的家乡将被划入苏联，反应一点也不热切，反而表示这些地区乌克兰人的态度相当有敌意，以致波兰农民都渴望退到（寇松线）西边。”
[13]

寇松线两侧都发生了抗拒强迫搬迁的情况。直到1945年5月，英国外交部还接到报告说，利沃夫的波兰居民不肯搬走，仍然盼望联合国创始会议能推翻雅尔塔会议的决议，把利沃夫市再划归波兰。同时，利沃夫西面边城普热梅希尔是乌克兰天主教的主教驻城，在1939至1941年间由苏联占领，那里的乌克兰居民也不肯搬家，希望它还能回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怀抱。

同时，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也在寇松线以东制造紧张氛围，协助当地波兰人做出“正确的选择”。单是在1944年，就有超过11.7万名波兰人被迫从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迁到波兰。当地居民此前已经多少料到了这场驱离行动，因为依据苏方自己的统计，光是1939年至1941年间，就有将近40万名波兰人被逮捕或驱离这片前波兰领土。波兰流亡政府则声称有90万人之多。波兰人占被驱离人口当中的绝对多数，但被政府锁定的族裔也不是只有波兰人。还有相当多的乌克兰人、立陶宛人和犹太人也遭遇同样的命运。
[14]

苏联的计划，是把东部波兰人安置到从德国取得的西部地区，但撤离行动却在红军取得德国领土之前就开始了。因此，波兰难民被赶进了旧的德军集中营，那里原来的囚徒前不久才被红军解放。有些利沃夫的波兰人被送到卢布林郊区的马伊达内克（Majdanek）劳动营，从1941年10月到1944年7月，大约有6万名波兰犹太人和2万名波兰裔死在这座纳粹集中营里。伦敦波兰政府于1944年9月接到一份报告，报告描述当地的情况如下：“利沃夫地区的波兰人快速迁出，换上苏联公民。36岁以下的青壮波兰人被征调送到（寇松线以西的）雅罗斯瓦夫，再送进马伊达内克，在苏联卫兵的监视下，在铁丝网里面忍饥挨饿地过日子。”
[15]

苏联急于在他们占领及控制的地区把大量人民东迁西移，但他们坚决不让任何人随意脱离他们控制的区域。在苏联控制的地区，甚至连美国公民也无法脱身。1945年2月15日，一名具美国公民身份的波兰女子斯塔西雅（Stasia）写信向住在美国的兄弟求救。战事把她困在了乌克兰和波兰边界的家乡普热梅希尔。她的抱怨很典型，不是冲着德国人，而是冲着苏联人。她的姐夫在战前是警察，现在遭到逮捕，发配西伯利亚。不久之后，她姐姐也被捕了。斯塔西雅的姐姐被流放，辗转到了伊拉克，可是姐姐的丈夫和儿子却在西伯利亚亡故。斯塔西雅写道：“爸爸、妈妈不再是我们家产业的主人，因为产业已被苏联当局收归国有……我一连好几天痛哭自己为什么离开美国。我从来不知道战争是什么，直到我见识到。你有没有向美国大使馆询问我的下落？我以为我可以丢下一切东西回到美国，但是苏联拒绝批准，硬说我现在归他们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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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2月6日下午试图说服西方领导人相信，卢布林政府受到了波兰全民的支持，红军则受到波兰本土军的攻击，红军并没有攻击波兰本土军。但是熟悉波兰地下组织报告的人士，对这样的说法是怀疑甚至要予以痛斥的。

艾登后来写到，罗斯福和丘吉尔的陈述铿锵有力，而斯大林的回答则“闪烁其词”。辩论过后，丘吉尔毫不讳言，要苏方明白他对苏方在当地政策的看法。迈斯基在日记里记下了他们的对话。丘吉尔告诉迈斯基：“我非常失望，斯大林太不肯退让了。我在讲话时已经尽量委婉、小心了。我说我得到了‘不同的消息’……但是坦白说，我们每天都会收到许许多多表示波兰国内状况很不好的报告：卢布林政府不得民心，许多人厌恶他们，所有的异议分子都遭到逮捕，并集体流放到西伯利亚，事事都靠刺刀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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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人则对斯大林的讲话印象深刻。他诉诸苏联的爱国精神和他的辩证法，深受苏联代表团成员欣赏。葛罗米柯当时还是年轻的驻美大使，在40多年之后写回忆录时，他还记得斯大林讲的一段话。伯恩斯在评价斯大林的表现时，也比较同意葛罗米柯的看法，而不是艾登的评语。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指出：“斯大林元帅做出了慷慨激昂回应。”据伯恩斯的说法，斯大林“以这种方式表达他的强烈感情”，在整个会议期间还是“唯一的一次”。其他出席人士也都注意到了这段激情表现。波伦写道：“很能说明问题严重性的，是斯大林站了起来，在他的座位后方边踱步边发表陈述。他的辩论技巧在波兰问题上表现得淋漓尽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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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苏联而言，关闭斯大林所谓“波兰走廊”——德、苏之间欧洲平原的战略地段——是一件极端重要的大事。从地缘战略角度说，它比会议上所讨论的许多其他问题都重要得多，其重要性仅次于如何最后打败德国的问题。斯大林在这个议题上不能输，可是他面对的是美、英联合阵线。罗斯福的中立表象没有维持多久，他也不怕制造和丘吉尔联手打击斯大林的印象。斯大林显然决定诉诸他很少使用的方式——激情的诉求。这一招果然奏效。大家原本预期丘吉尔会慷慨陈词，不料斯大林的突然诉求给在场所有人留下了深刻印象。这件事在美国代表团回到华盛顿之后被渲染夸大，不知怎的就见了报。

皮尔逊（Drew Pearson）是美国当时最大牌的记者之一，他在《华盛顿邮报》上写道：“雅尔塔会议期间坐在罗斯福身边的顾问，说了一则关于罗斯福、斯大林和丘吉尔波兰问题谈判的精彩内幕故事。”皮尔逊说：

他们对斯大林佩服极了——他说话简洁扼要，直接犀利，而且温和有礼。他大部分时间都坐着，很少露出激动之情。一个粗脖子的译员坐在他旁边纯熟地为他翻译。只有在讨论波兰问题时，斯大林才站起来激烈陈述。

已经三年了，斯大林主张要以当年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勋爵所定并经克列孟梭同意的寇松线，作为苏联和波兰的新国界。他在雅尔塔又重申这一点，并且提醒罗斯福和丘吉尔，当年替寇松勋爵划定波兰和俄国最佳的国界线的，是美国地理专家。然后，斯大林从座位上站起来，用夸张的口气问道：“你们要我告诉苏联人民，我比寇松勋爵更不像俄国人吗？你们要我告诉苏联人民，我比克列孟梭更不像俄国人吗？你们要我接受比他们提议给俄国人的更少的土地吗？”

斯大林又站着谈起卢布林政府。斯大林说：“我们是要偏袒逃到英国后平平安安留在那里的政府，还是要承认留在波兰、潜入地下、冒险抗德的卢布林政府？”他又用夸张的口吻问：“丘吉尔先生，解放波兰的是你的军队吗？”接着又转向罗斯福：“总统先生，还是说，你的军队解放了波兰？”
[19]

斯大林其实从来没有问过这些问题，但是皮尔逊掌握了他辩论的精神。斯大林在最重要的议题——波兰——上完全掌控了局势。他认为作为征服者——或者换个当时的词，“解放者”，他有权选择波兰政府。毕竟，他也没干预盟国要在西欧拥立哪个新政府。他在回应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话时顶了一句：“我必须说，华沙政府的民主基础至少和戴高乐政府相当。”
[20]

当斯大林讲话时，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脸都绿了。两位西方领导人在一场论民主原则、论国内政情都绝对输不得的辩论中已然屈居下风。英国当年为了波兰参战，已经备受议会及媒体批评，而现在英国竟然不能保护波兰的独立，波兰子弟现在还和英军在前线并肩作战攻打德国人呢！美国官员也不好受，波兰裔移民在国会山发动游说活动，全国舆论也普遍同情波兰。波兰不像罗马尼亚、保加利亚乃至芬兰，美国无法轻易把波兰让给斯大林。波兰是即将获胜的同盟国之一员，而且是第一个勇敢站起来抵抗德国侵略的国家。

霍普金斯或许是第一个认识到没有必要继续吵下去的人，要驳斥斯大林的论据，非得大家撕破脸不可。斯大林还在发言时，霍普金斯就递了张字条给罗斯福：“斯大林讲完后，不如让今天的讨论先告一段落——就说我们明天再讨论吧！已经7点15分了。”罗斯福接受了霍普金斯的建议。斯大林讲完话，罗斯福立刻以时间不早了为由，建议把波兰问题留到第二天再继续讨论。但是丘吉尔一定要讲话。他宣布，他“必须表明观点，那就是英国政府和苏联政府是通过不同的消息源掌握波兰境内的情况的，因此对当地情况有不同的看法”。休会之前，罗斯福表示，波兰问题在过去500年里一直是全世界的棘手问题，丘吉尔和斯大林都同意必须设法改变这个状况。
[21]

当天夜里，有鉴于共识难求，罗斯福决定直接从斯大林入手，打算向他发出照会。信函由波伦主笔。波伦是这样形容西方代表团内的气氛的：“我们当天离开会议桌时，美、英面临着如何拯救波兰问题这个棘手任务。不得不面对的事实是：红军几乎占领了波兰全境，斯大林有力量推行他的意志。但是，（罗斯福）总统并不肯轻易放手。”丘吉尔也不肯放弃。艾登在日记里写道：“我确信我们必须全力反击。我们和温斯顿（丘吉尔）共进晚餐，讨论了这件事以及明天我们的做法。”哈里曼把罗斯福信函的初稿给艾登过目时，艾登觉得它“方向正确，但不够强硬”，建议做些更动，丘吉尔和罗斯福也接受了。
[22]

罗斯福的信开门见山：“关于今天下午的会议，我用心思考了一番，我要非常坦诚地告诉你我的看法。在波兰问题上，到目前为止，我们三国对波兰的政治组成尚无共识。我认为你们承认一个政府，我们和英国承认在伦敦的另一个政府，这给世人的印象是很坏的。我确信这种情形不应继续下去。倘若继续如此，只会使我们的人民认为我们之间出现了分裂，但我们并没有分裂。我确信，在我们和苏联之间不应该有分歧。”

波伦认为，苏联在雅尔塔会议的目标是，在不和盟国分裂的前提下，维持住对波兰的控制。因此他预期罗斯福提到分裂可能性的这句话会产生效果。罗斯福在信上又说：“我必须明白告诉你，我们不能承认目前组成的卢布林政府。如果我们散会时，在这个议题上出现公开、明显的分歧，世人将认为我们在这里的努力毫无成效。”这封信提出了一个解决方案。罗斯福放弃米科瓦伊奇克提议成立总统委员会的想法，改用丘吉尔的方案：就在雅尔塔成立一个波兰新政府。

斯大林说，还没和波兰人商谈就要组建政府，不符合民主的原则。罗斯福将计就计，建议干脆把波兰代表请到雅尔塔来。代表不仅包括卢布林政府的成员，还有来自伦敦和波兰的其他领袖。这份名单包括英国推荐的米科瓦伊奇克、格拉布斯基和罗默，以及原来罗斯福举荐的总统委员会预备人选萨皮阿大主教及其他波兰贤达。新政府的任务是在波兰举行自由选举。罗斯福甚至还向斯大林保证，他绝不会支持一个“有违你的利益”的政府。

我们从英国外交部保留的信函初稿上，可以看到艾登用铅笔修订的文字，他试图让罗斯福的语言更有力量。他加进去的一句话就是：“我必须明白告诉你，我们不能承认目前组成的卢布林政府。如果我们散会时，在这个议题上出现公开、明显的分歧，世人将认为我们在这里的努力毫无成效。”他也把米科瓦伊奇克的名字加进波兰政府人选名单，并更动罗斯福对英国政府未来义务的一些提法。如果罗斯福的要求得以实现，英国政府就“预备和你探讨英国和伦敦波兰政府脱离关系的条件”。信函的原稿则把英国政府舍弃波兰流亡政府和斯大林同意罗斯福的方案直接联结起来。

这封信暗示，在波兰问题上达成的谅解，将成为测试未来更重要的协议是否可能成立的试金石。斯大林现在有机会说服美国人民相信他是可以信赖的。罗斯福写道：“你必须相信我，如果在战争进入这一重要阶段之时，我们却出现分歧，我们国内的人民就将用批判的眼光看待我们。他们会说，我们的部队正在夹击共同敌人，如果在这种时候我们都不能达成共识，又如何能在未来更重大的事件上取得谅解呢？”波伦后来说，加上这段话是要向斯大林强调问题有多严重。他在回忆录中说：“回想起来，加上这段话或许是个错误。因为斯大林认为提到美国的舆论，跟他提到最高苏维埃的意志一样，都是胡说八道。”
[23]

斯退丁纽斯在马耳他告诉艾登：“解决方案如果无法达成，将会大大扰动美国的舆论，可能会令公众对美国是否应该参与世界组织抱有疑问。”因此，在西方与会代表的心目中，波兰问题和联合国问题是密切相关的，它们在同一天被提出来讨论。西方领袖在两个问题上都没有取得任何进展。罗斯福迫切需要在波兰问题上达成协议，但是一整天漫长的论战却毫无成效，他们必须寄希望于向斯大林动之以情。而现在就只能等候斯大林回应了。
[24]

[1]
“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506.

[2]
FRUS:Yalta,679–80;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00–101;cf.Robert Beitzell,ed., Tehran,Yalta,Potsdam:The Soviet Protocols(Hattiesburg,MS,1970),94.

[3]
FRUS:Yalta,667–70.

[4]
Philipp Ther,“War versus Peace:Interethnic Relations in Lviv during the First Half of the Twentieth Century,”in John Czaplicka,ed., Lviv:A City in the Crosscurrents of Culture(Cambridge,MA,2004),264–71;Serhy Yekelchy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Russian-Ukrainian Relations in the Soviet Historical Imagination(Toronto,2004),42–52;N.M.Pashaeva, Ocherki istorii russkogo dvizheniia v Galichine XIX–XX vv.(Moscow,2001),149–54.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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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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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British Ambassador to the Polish government Sir Owen St.Clair O’Malley to Anthony Eden,February 27,1943,FO371/34564/C2281,PRO;I.A.Khrenov et al.,eds., Dokumenty i materialy po istorii sovetsko-pol’skikh otnoshenii(Moscow,1973),7:351.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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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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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G.A.Kumanev, Riadom so Stalinym:otkrovennye svidetel’stva(Moscow,1999),111–13;Yekelchyk, Stalin’s Empire of Memory,48–49;Nikita Khrushchev, Vremia.Liudi.Vlast’(Vospominaniia),4 vols.(Moscow,1999),1:568–69.

[11]
Reports on conversations with the Lviv professors Francis Groër and Jakub Parnas,a cousin of the historian Lewis Namier,and Sir Frank Roberts’s comments on December 15,1944,FO371/39501/C17269,PRO;V.Iu Vasil’ev et al.,comps., Politicheskoe rukovodstvo Ukrainy,1938–1989(Moscow,2006),98–99;Snyder, The Reconstruction of Nations,154–201.

[12]
Report on conditions in Lviv based on an interview with Lieutenant Colonel Gibson,the head of the British prisoner-of-war mission,May 29,1945,FO371/44649/N8568,PRO;“Dovidka pro pam’iatnyky mista L’vova,”September 21,1945,Tsentral’nyi derzhavnyi arkhiv vyshchykh orhaniv vlady Ukraïny(Kyiv)(TsDAVOVU),fond 2,op.7,no.1929,ff.44-46;lists of artifacts from Lviv and Kyiv collections preselected for transfer to Poland,June 18–December 12,1945,TsDAVOVU,R-2,op.7,vol.3,16–606.

[13]
Mr.Balfour,from Moscow to Foreign Office,no.199,January 20,1945,113,FO371/47576/2896,PRO;Phillip Knightley, The First Casualty:The War Correspondent as Hero and Myth-maker from the Crimea to Iraq(Baltimore,2004)274–75.

[14]
Gross, Revolution from Abroad187–224;Jerzy Kochanowski,“Gathering Poles into Poland:Forced Migration from Poland’s Former Eastern Territories,”in Philipp Ther and Anna Siljak,eds., Redrawing Nations:Ethnic Cleansing in East-Central Europe,1944–48(Lanham,MD,2001),135–54;Orest Subtelny,“Expulsion,Resettlement,Civil Strife:The Fate of Poland’s Ukrainians,1944–47,”ibid.,155–72.

[15]
“Digest of Messages Received between July 19 and September 26,1944 in London from Poland on the Soviet Authorities’Repressive Measures,”Poland Ambasada(U.S.)records,box 107,folder 1,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dford University.

[16]
“Messages Received by Polish Government from Their Military Authorities in Poland,”no.177/8,March 3–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Dear Brothers,”a letter from Przemy´sl,February 10,1945,no.177/1,February 10–12,1945,Averall Harriman Papers.

[17]
Eden, The Reckoning,516;Rz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507.

[18]
Andrei Gromyko, Memoirs(London,1989),118;Byrnes, Speaking Frankly,29–30;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7.

[19]
Drew Pearson,Merry Go-round, Washington Post,February 23,1945.

[20]
FRUS:Yalta,669–71,686.

[21]
Ibid.,669,67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03;Rz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507.

[22]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8;Eden, The Reckoning,517.

[23]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8–90; FRUS:Yalta,727–28;Draft of Roosevelt’s letter to Stalin,February 7,1945,208–12,FO371/47577/2896,PRO.

[24]
FRUS:Yalta,508.

第四部分　外交家的棋盘

诚实的外交就是天方夜谭。

——约瑟夫·斯大林

第14章　联合国的席位问题

有一种棋，名字就叫“雅尔塔”，玩过的人都晓得暂时结盟的用处（和难处）。这种棋的灵感和名字都来源于雅尔塔会议。这是一种三人棋，棋盘是六边形的。它采用了标准的国际象棋规则，但有几个重要例外。所有的分歧都以多数决来决定，因此当棋士甲快被棋士乙将军时，棋士丙若本身情况允许，就可以帮甲解围。各方为了战略利益结盟，但是玩过的人都晓得，他们随时会遭到背弃。比起研究雅尔塔会议的许多历史学家，雅尔塔棋的发明者更能把握会议中的交战规则。随时背弃同盟的现象，在2月7日和8日尤其突出。联合国、波兰乃至整个东欧的命运，以及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等重大问题都在关系重大的这两天被提出来讨论。

从美国的角度看，2月7日这一天打一开始就不太有希望出现正面发展。波兰问题的讨论陷入危机，至于联合国问题，尽管前一天斯退丁纽斯国务卿做了翔实的报告，但也没有达成协议的迹象。计划要进行五六天的会议，已经进入第四天了！早餐一过，霍普金斯和伯恩斯就召集美国国务院代表会商。他们向斯退丁纽斯提出，通过美国对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的方案，是当前最重要的问题，在当天预定中午于柯瑞兹宫召开的外长会议中，这是需要优先解决的问题。

外长会议由莫洛托夫担任主席，但斯退丁纽斯抢先提出第一个问题：他前一天有关联合国问题的报告，有没有任何方面需要他补充说明的？他现在乐于回答任何问题。莫洛托夫以主席身份表示，联合国问题不在本次会议议程之内，因为全体大会并未将其交付外长会议讨论。斯退丁纽斯想要劫持议程的企图立刻受挫，美方十分沮丧。如果会议不能就联合国问题达成协议，在政治和公共关系上都将是重大灾难。

下午全体大会在里瓦迪亚宫召开之前的几分钟，丘吉尔突然凑到罗斯福及其国务卿的座位旁，说了一句：“乔大叔将接受敦巴顿橡树园决议。”你可以想象斯退丁纽斯当时何等惊讶。丘吉尔这句话的意思是，苏联会接受美方有关表决程序的方案。但是，丘吉尔是怎么知道的？为什么由他传递这个消息？真有这回事吗？还是丘吉尔一厢情愿？几个小时之前，莫洛托夫不是才拒绝跟斯退丁纽斯讨论这件事吗？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两人一头雾水，只能等着看戏要怎么演。
[1]

罗斯福宣布全体大会开始，然后就波兰问题先讲了一段话。他强调，他“与探索国界线相比，更愿意探讨波兰政府的问题”。这是前一天会议停止的地方，可是波兰问题必须再等一等。根据议事规则，全体大会的第一项议程是外长会议提出报告。莫洛托夫就德国分割、赔偿等一系列问题报告完毕，罗斯福建议大家开始讨论波兰问题，大家都不反对，可是斯大林一打岔，波兰问题就又得等一等了。

斯大林表示，他已经收到罗斯福的信函，试图联络华沙的波兰政府代表，但是找不到人。他说，莫洛托夫准备了一份方案，可以处理罗斯福关心的问题，但是还需要打出来。斯大林建议，在文件打出来之前，可以先讨论其他议题。或许可以先谈联合国的问题。代表们立刻同意。霍普金斯和伯恩斯一定乐坏了，因为斯大林自己提议要先谈他们两人认为最重要的问题。
[2]

斯大林请莫洛托夫发言。莫洛托夫说：“听完斯退丁纽斯先生的报告及丘吉尔先生的澄清说明之后，苏联政府觉得这些方案完全保障了大国在维持和平这件事上的一致立场。”苏联完全接受有关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方案，“没有别的评论”。迈斯基在日记里写道：“英、美代表团顿时松了一口气。许多人脸上还浮现出微笑。”这是罗斯福的重大胜利——大获全胜，而且是预料不到的大胜。

但是，莫洛托夫的发言还没有结束。他又提起了在敦巴顿橡树园讨论过但没有解决的一个问题：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组织的问题。莫洛托夫不再坚持苏方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立场，即16个加盟共和国通通加入联合国成为会员，但是他希望有三个或至少两个加盟共和国可以成为会员国。罗斯福一下子昏了头，问莫洛托夫的意思是不是应该让这些加盟共和国作为会员国加入联合国大会。莫洛托夫答是，又说：“英联邦自治领已经慢慢、耐心地获得了参与国际事务实体的地位……三个或至少两个苏维埃共和国在大会里占有一席之地，也是应该的。它们的牺牲和对战争的贡献，使它们当之无愧。”他旋即提醒罗斯福：苏联才刚刚在表决程序方案上做了让步。
[3]

苏联觉得除非多得点票，否则它在安理会和大会里都将寡不敌众。英国和它的自治领大约可以得到6票。美国则推动纳入“联盟国家”（associated nations），就是6个拉丁美洲国家加上爱尔兰、埃及，这几国没有正式对德、日正式宣战，但与同盟国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合作。有了拉丁美洲国家作为实质的扈从，又有中国在安理会担任代理人，美国倡导“一国一票”原则就没有什么顾虑了。苏联可不。苏联先是反对将“联合国家”纳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接着又坚持苏联的16个加盟共和国都要成为会员国，可惜没有人会相信，这些加盟共和国会比美国的州更具独立性质。这个问题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没有谈出结果，美方参加雅尔塔会议的代表团成员收到的简报也预测，一旦安理会表决程序达成协议，这个问题就会再度出现。
[4]

苏联领导人晓得，最大的障碍在于这些加盟共和国完全缺乏主权。莫洛托夫在全体大会发言时指出，苏联已在1944年2月修改了宪法。德黑兰会议之后，苏联的各个加盟共和国都设立了外交部，可以个别参与国际事务。莫洛托夫解释说，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立陶宛应该加入联合国，因为“这三个共和国在大战中牺牲最为惨重，又首当其冲，最早遭到敌军入侵”。他接着又说：“至于乌克兰的面积、人口和重要性，就毋庸赘言了。”

除俄罗斯外，乌克兰是西方最熟知的苏联加盟共和国，苏联认为它最有资格入会。此外，他们认为还有一个强有力的论据。斯大林在休息时间或会议之后告诉罗斯福，他“觉得自己在乌克兰的地位并不稳固。为了苏联的团结……乌克兰一定要有一票”。罗斯福把这段对话告诉他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将其写进了回忆录。斯退丁纽斯预备接受斯大林的说辞。雅尔塔会议过后没几年，他写道：“没有人能确认乌克兰局势棘手的程度，但我们在华盛顿当然听过，在德军推进期间，传闻乌克兰可能会脱离苏联。”
[5]

乌克兰的局势的确让斯大林伤透脑筋。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个月，贝利亚呈报上来的情报充满了乌克兰反抗军在西乌克兰活动、内务人民委员部全力追缉反抗军的消息。斯大林则严密控制赫鲁晓夫领导的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1944年2月，斯大林把他宠信的剧作家亚历山大·柯尼丘克从莫斯科莫洛托夫副手的位置上调到乌克兰当外交部部长，充分显示他的改革形同虚文。

根据秘密警察的报告，苏联也很少有人对这次修改宪法抱有幻想。苏联著名的电影制作人亚历山大·杜辅仁科（Oleksandr Dovzhenko）当时受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的严密监视，他就痛批柯尼丘克和“修宪”。根据贝利亚手下特工的报告，杜辅仁科告诉一个相识者说：“从莫斯科的观点看，柯尼丘克是乌克兰外交部长的理想人选，因为任何一个俄罗斯人都比他更像乌克兰人。”杜辅仁科在另一个场合又说：“每件事基本上都和以前一样。乌克兰外交部长不能独立做任何决定，所有的决定和指令都来自莫斯科。全都是假的。”
[6]

雅尔塔会议的前一年，所谓的乌克兰独立被用来强化苏联和波兰各党派谈判苏、波国界时莫斯科的立场。这套伎俩显然不止一次成功。面对乌克兰政府同时主张应当拥有海乌姆时，不仅波兰亲共产党人士放弃了对利沃夫的主张，有些西方观察家也开始相信基辅的苏维埃政府是相对独立的。莫斯科承认波兰政府当天，英国记者帕克问他的同伴（凑巧也是苏联秘密警察的线人）：“但是，乌克兰和赫鲁晓夫承认波兰临时政府吗？”

乌克兰独立的效果之大可能超过了斯大林最初的预期，他在1944年夏天决定进一步出击，换下柯尼丘克，改派熟悉国际事务、曾任共产国际书记处书记的德米特罗·曼努伊尔斯基（Dmytro Manuilsky）出任乌克兰外交部部长。重点由宣传转为国际政治，因此柯尼丘克下台，换上经验比莫洛托夫还丰富的曼努伊尔斯基。斯大林显然急欲确保乌克兰能够成为联合国会员国，为实现这个目标，乌克兰的外交部必须由专业人士领导，善用乌克兰的新地位将为莫斯科开辟新局面。
[7]

杜辅仁科认为整件事是斯大林受到美方压力后设计出来的。他问他的相识者：“美国人对这些措施有什么看法？毕竟，每件事都太明显了！”
[8]

在雅尔塔，谁也不相信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性，可是罗斯福有不同的立场：安理会表决程序方案已经有了重大突破，可是做出让步的苏联也亮出了账单。当莫洛托夫说明苏联加盟共和国入会的理由时，罗斯福递了张条子给斯退丁纽斯，上面写着：“势头不妙。”即使苏联只多一票也太多，因为这违反了“一国一票”的基本原则。罗斯福决定先把苏联同意安理会表决程序稳下来。他说：“这是向前的一大步，将受到全体世人的欢迎。”下一步是召开会议以成立这个世界组织。罗斯福希望会议能在3月底之前召开，或者更早一点，能在四个星期之内召开。

罗斯福想搁置莫洛托夫为苏联多争取几票的要求。他旁征博引，大谈各国传统和国家结构的不同，反正就是试图破坏莫洛托夫拿苏联加盟共和国和英国自治领相提并论的做法。他建议，外长会议既然要讨论联合国成立大会的时间和地点，不如把这个问题也交给他们讨论。原先，交给外长会议讨论的，都是三巨头已经详细讨论过但无法达成共识的问题。现在，他试图在三巨头开始讨论之前，就把问题直接交给外长会议去讨论。

伯恩斯是强烈反对给予一国多票的，他对罗斯福如此回应非常满意。罗斯福在启程前往雅尔塔之前，接见了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委员，当时他直斥苏联要求它所有的加盟共和国都分别加入联合国，实在荒唐，他告诉参议员们，要是那样，他就要“坚持美国所有的州都入会当会员”。苏联立场修正后，已不会改变大会或安理会内的势力均衡，但它会伤害大会的一致性。半独立的英国自治领已经在往全面独立的方向发展，因此有正当的代表性，而苏联的加盟共和国最多只能说是一个高度集权国家当中的自治单位。
[9]

前一天在讨论联合国议题时，丘吉尔突如其来地站到了罗斯福那一边，现在，他却支持起斯大林来了。和美国人不一样，英国人准备闭上眼睛，接受现实。根据英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表示他衷心感谢斯大林元帅和苏联政府向前迈进一大步，接受罗斯福总统对世界组织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提出的见解。三国今天下午在会议桌上达成的协议，将让全世界人民都松一口气。就世界组织会员这个问题，莫洛托夫先生刚才提出的建议，和苏联政府原先的建议大不相同。每个人必定都能感到，这又是向共同协议进了一大步”。

丘吉尔说：“我们绝不会接受一个把已经正当存在四分之一个世纪的自治领排除在外的制度。”他指的是大英帝国当年已经有四个自治领加入了国际联盟。“基于这些理由，我们在听取苏联政府的提议时，不能不寄予深刻的同情。”丘吉尔的诉求愈来愈感性。英国的记录记载：“他全心投向伟大的苏联，为它的创伤流血。”“他认识到一个人口1.8亿的国家或许正以质疑的眼光看着英联邦的宪政安排，这种安排让英联邦在（联合国）大会里有不止一票。”丘吉尔感谢罗斯福没有对莫洛托夫说不，也向斯大林道歉，表示不能马上支持他的要求，因为他还没有机会和他的战时内阁商谈。
[10]

罗斯福再次试图搁置这个问题。他重复稍早时的提议，建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会议讨论，但丘吉尔不同意，他表示外长会议要讨论的东西已经够多了。他也批评罗斯福主张3月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的意见。战争还在进行，这也会对英国政府产生压力，英国政府必须兼顾国际和国内问题。其他国家，尤其是欧洲国家，要参加的话一定有困难，他们的代表团可能没有全面代表性。

罗斯福试图让他的英国伙伴冷静下来，指出成立会议只是在原则上建立联合国，组织工作将在之后的3～6个月内完成。丘吉尔仍然不为所动，重复他反对3月召开联合国成立会议的论述。斯退丁纽斯显然同情丘吉尔的说法，递条子给罗斯福说，战争部长史汀生和丘吉尔意见相同。霍普金斯则不以为然，他也递条子给罗斯福：“他这么说，背后一定有原因。我们最好今天晚上搞清楚他葫芦里卖什么药。”罗斯福再次提议把问题交给外长会议讨论。丘吉尔终于同意。斯大林从头到尾没讲话，这时温和地支持罗斯福，他说：“外长会议不用做出决定，只要向全体大会报告讨论情形就可以了。”当下的僵局化解了，代表们休息。
[11]

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紧张关系首次浮上台面。美国代表团里有好多人不满意丘吉尔搅局。莱希上将在回忆录中说：“如此冗长的发言令人厌烦，不说别的，光是必须翻译成俄语，就够呛了。”丘吉尔对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立场并非完全出人意料，毕竟斯大林把它们和英国自治领相提并论，波伦也说，美方“晓得丘吉尔有意让印度加入联合国”。但是，丘吉尔反对早点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连他自己的代表团成员也感到意外。

贾德干写信给太太说：“首相有点过头了。这个蠢老头，事先也不警告艾登或我一声，就跳出来对世界组织高谈阔论，根本不熟悉议题就胡扯一通。更糟的是，他说的跟我们和老美已经协商好的路线完全相反！然而，我总算能够私底下向他们解释，他们不需要对此太悲观，这不代表任何意思，我们以后再来清理乱局。”艾登在日记里也提到美国代表团的惊讶与沮丧。
[12]

当丘吉尔发表长篇大论时，罗斯福出示字条给霍普金斯看，上面写着：“全是废话！”接着又删掉“废话”，写上“地方政治”。霍普金斯同意这个看法，在纸上写下：“我敢说，他现在脑子里想的是英国下一次选举。”在美、英会议记录里看不见这些，但是苏方记录记载，罗斯福说，他和丘吉尔一样，在国内也面临许多困难，他认为如果能在战争进行时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他将比较容易得到参议院2/3以上的同意票。这等于是发言求助。丘吉尔承认他的确也在挂念英国议会即将改选。
[13]

丘吉尔突如其来唱反调，有好几个原因。美国和英国对联合国的立场本来就不同。2月8日清晨，丘吉尔写信给留守伦敦的副首相克莱门特·艾德礼（Clement Attlee），要求战时内阁认可他的立场。丘吉尔解释说，苏联原本主张16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现在已经减为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两个——他正确地分析出，要求让立陶宛入会只不过是讨价还价的计谋。丘吉尔认为，这些共和国蒙受战祸最深，作战也极英勇。他又说，美方的立场是要把这个问题拖到3月召开的联合国会议上去解决。“我认为我们的立场略有不同。我们有四个或五个会员，加上印度就是六个，而苏联只有一个会员，这样的大会恐怕有点说不过去。他们既然已经做出重要让步或预备让步，我希望能在这件事上对苏联人表示善意。他们再加两席，应该不为过，我的判断告诉我，如果我们不是唯一一个具有多席位的国家，情况反而对我们更有利。”
[14]

因此，丘吉尔显然是在有意和罗斯福唱反调。罗斯福在会议开始前不肯先协调好美、英立场，丘吉尔对此不满，不是没有道理。莫兰医生在2月7日的日记里写道：“温斯顿既困惑又忧愁。首相认为总统似乎不再关心战事，首相送给他的一些文件，他经常不看。有时候似乎除了应对议会免得他们找他麻烦之外，对什么事都没有思虑周全的想法。”
[15]

但是，为什么丘吉尔选在这一刻公开和罗斯福唱反调呢？斯大林一直不参加讨论，看来是在静待渔翁得利，其实他可能是躲在一旁伺机刺激丘吉尔发作。前一天，英、美在波兰问题和安理会否决权议题上都联手合作，斯大林大为不满。在联合国议题上，苏联的立场比较接近英国的立场，因此他决定支持丘吉尔，分化英、美的联合阵线。丘吉尔则因为被罗斯福冷落而颇有孤立感。

斯大林刻意向丘吉尔示好，先告诉他苏联预备让步。莫洛托夫在全体大会上发言，表示丘吉尔的一席话帮助苏联了解了美国安理会表决程序方案的精髓，这让丘吉尔听着特别顺耳。丘吉尔在给艾德礼的信上说：“美国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上的所有提议，苏联人通通接受，他们说，他们全心接受这些提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我们的解释。”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时最喜欢把手下玩弄于股掌之中，现在显然也把类似的手段用在了这两位西方领袖身上。
[16]

休息之后，轮到罗斯福长篇大论讲起伊朗，丘吉尔已经难掩他的挫折感。丘吉尔陷入了天人交战，一方面钦佩好友和盟友，一方面又为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开始冷落他、看重斯大林而感到失落。莫兰当天晚上在日记里写下：“温斯顿在马拉喀什花园提到罗斯福时，表示了他的敬爱。虽然离那时已经有一段时日，但温斯顿一向不太批评罗斯福。但是，现在他却似乎豁出去了。他在晚餐桌上会抱怨美方有多少个师的兵力，而我们只有一点点，可是他们的作战伤亡人数却远远不及我们。”丘吉尔和罗斯福的亲密时刻此时已经一去不复返。
[17]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全体大会上表现出了分歧，斯大林在会后很有技巧地加以利用。斯大林在会议桌上不说话，事后却私底下找罗斯福谈话，一方面争取多让几个苏联加盟国入会，一方面也诉苦，他不但在乌克兰遭遇困难，连在莫斯科也碰上反对。他说，政治局同意苏联参加联合国，但条件是苏联要多几席。斯退丁纽斯当天稍晚时候有机会和罗斯福私下谈话，他发现总统有心退让。斯退丁纽斯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最有成果的一天，我们都很庆幸在通向世界组织这条艰巨的道路上又迈进了一步。”罗斯福告诉斯退丁纽斯，从地理和人口的角度来看，他不认为苏联人要求多两席有什么不合理。

尽管伯恩斯和霍普金斯强烈反对，但美国代表团里觉得让步可以接受的意见开始占上风了。哈里曼后来回忆说：“我们都明白，斯大林一定觉得孤掌难鸣。我们也大大松了一口气，因为他把要求从16降到了2。”至于乌克兰和苏联其他加盟共和国在制定自己的外交政策时能有多少独立自主权，哈里曼预备放弃追问。毕竟，莫托洛夫也不曾宣称它们完全独立，反而拿英国自治领做例子，它们不也都是逐渐发展，才在国际舞台上找到位置的吗？何况，联合国大会将有大约50席，就算多给苏联两三席，也不会有什么差别，这难道比联合国能否成功组建来得更重要吗？罗斯福提醒他的国务卿：“真正的权力握在安全理事会手中，每个国家在这个机构里，不论大小，都只有一票。”斯退丁纽斯的理解是，总统已经拿定了主意。
[18]

2月8日，斯大林在午餐过后不久到达里瓦迪亚宫，赴罗斯福的约。这时，总统正在和斯退丁纽斯国务卿讨论上午外长会议的结果。斯退丁纽斯准备告辞，罗斯福转头向斯大林说：“外长们已经开会，对今天的议程也达成了协议。”斯大林立刻问，是不是关于苏联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事。总统答是。斯大林的时机抓得正好，因为这一天的会议正要讨论罗斯福最关心的两个问题之一：苏联参加对日作战。斯大林安排莫洛托夫宣布苏联接受美国的安理会表决程序提议的时机，恰好软化了罗斯福对波兰问题的立场。现在罗斯福选择这个时机宣布同意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也是盼望可以借此影响斯大林对远东的立场。
[19]

可是，罗斯福做出肯定答复，却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外长会议事实上并未同意让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有意思的是，他们取得协议的主要障碍竟然就是美国国务卿采取的立场。斯退丁纽斯说过，这个议题“应该（在未来的联合国会议上）得到同情的注意”，并且暗示这是罗斯福的新立场。在他看来，问题卡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所决定的“一国一票”原则上。莫洛托夫不满意。他表示，如果苏联的要求未获接受，那么苏联将针对整个会籍问题发难。他的第一个问题是：“应该邀……哪一个波兰政府出席？”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的国家会受邀出席吗？莫洛托夫的结论是：“如果对组织的会籍不能达成协议，就应该列入报告。”他威胁盟国要对外公布在联合国问题上出现的协商困难。

他的威胁果真击中要害。斯退丁纽斯说，他“将试图找出方法安排在（联合国）第一次大会之前来考虑苏联的要求”。艾登提议将这个议题再度纳入全体大会的议程。莫洛托夫赶紧见缝插针。他提议“修正”艾登的方案，变成外长们“同意，准许苏联的两个或三个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是合理的”。这个修正案没有被接受。斯退丁纽斯决定争取一些时间。他说，他“今天上午没有机会和总统讨论这件事，因此他不可能就此做出任何坚定的承诺”。然而，他很乐观，“希望也预期美国将可在今天之内给予有利的答复”。
[20]

国务卿的这个回答把许多与会者搞糊涂了。他说的究竟是“是”，还是“否”？苏联的会议记录认定这个议题已经解决。但是，美方在场记录的希斯却有不同看法。英方负责把会议正式记录打出来，他们在当天全体大会之前把记录文本交给希斯，文本指出，外长们都支持这一提议。希斯提出质疑，艾登不理他，说他“什么都不懂”。前一天，希斯写了一份报告，《反对苏联任何加盟共和国成为创始会员国的论据》，将报告分送给美国代表团成员。现在，他惊讶地发现他的建议没人理睬。最后，英方告诉莫名其妙的希斯，他们获准修改会议记录文字，而同意的人竟然是斯退丁纽斯。
[21]

斯退丁纽斯否认自己曾明确同意修改会议记录。斯退丁纽斯左右为难，一边是罗斯福，他明显已经预备妥协，另一边则是他的同僚，他们激烈反对。斯退丁纽斯带着希斯撰写的报告出席2月8日的外长会议。报告中提到，苏联的加盟共和国不曾签署联合国宣言，和英国自治领不同，它们尚不具备加入联合国的条件，而且，它们不是国际法界定的主权国家。斯退丁纽斯在讨论当中并没有采用这份报告或其建议，但最终还是阻止了苏联的提议。斯退丁纽斯在回忆录中说：“虽然总统在前一天晚上表示，他认为苏联的要求‘可以接受’，但我希望在外长会议上保留美国的立场，直到我有机会再请示总统。”当天晚些时候，就在罗斯福和斯大林会谈之前，斯退丁纽斯找到机会，再次和总统谈起这件事。罗斯福表示他们必须接受苏方的要求。
[22]

斯退丁纽斯的回忆录发表于1949年，他很痛苦地解释说，决定让苏联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是总统，不是他。事实上，他在是回应伯恩斯早两年问世的回忆录。伯恩斯称斯退丁纽斯在外长会议上先同意了苏方的要求，然后才向总统报告。斯退丁纽斯则否认这个指控。讽刺的是，1945年7月，知名新闻记者、早期的反共人士艾萨克·唐·莱文（Issac Don Levine）指控希斯在参与罗斯福和斯大林的某次私下会谈时，说服罗斯福总统同意了让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联合国。其实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罗斯福、斯大林、希斯三人有过这样一次会谈。而且希斯还是反对苏联要求的主要力量。
[23]

2月8日的全体大会比平常晚了15分钟，到下午4点15分才开始，因为罗斯福和斯大林先就远东战事交换了意见。罗斯福宣布，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的问题已经有了突破。据他了解，“外交部长可以报告说完全成功，他恭喜他们并请艾登先生向全体大会报告”。艾登报告说，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将受邀加入联合国，但邀请函不会由三巨头发出，而是将由未来联合国成立大会的代表发出。这个宣布在伯恩斯及美国代表团其他反对苏联要求的人听来，不啻晴天霹雳。伯恩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我对这个协议非常惊讶，我认为它相当不明智。”伯恩斯认为罗斯福轻率让步，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却认为这个让步还不够，他们不能接受。

斯大林挑起辩论，一口咬定在受邀参加联合国成立大会的国家当中，有10个国家和苏联没有外交关系。苏联怎么能和他们一起坐下来开会，讨论世界安全问题呢？而且，像阿根廷、土耳其这样从来没有对德宣战或参加战争的国家，凭什么被邀请参加？罗斯福嗅到了其中的火药味，赶紧出面安抚。他表示，错在自己的前任代理国务卿韦尔斯，他未能让拉丁美洲国家对德国宣战。韦尔斯告诉它们，和纳粹德国断绝外交关系就够了。这是个错误。最近，他已致函拉丁美洲国家总统，催请他们向德国宣战，他相信他们会接受他的建议。话题转到联合国成立大会，罗斯福建议只邀请在2月底以前宣布对德国作战的国家参加。

斯大林同意，但事还没完。他又开始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联合国大会的问题。外长会议的正式记录里能不能直接道明它们的名字？好的，没问题。罗斯福的防线出现了裂缝，莫洛托夫乘胜追击：“如果这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在3月1日以前签署联合国宣言，会不会加快他们加入大会的步伐？”希斯在交给斯退丁纽斯的报告中，提议以这两国未签署联合国宣言为由反对它们加入。现在莫洛托夫正设法防堵这个借口。

丘吉尔又跳进来帮苏方讲话。他不提召开联合国成立大会的时机问题——当天上午的外长会议已经解决了这个问题，会议将于4月下旬在旧金山召开，丘吉尔要谈的是苏联的这两个加盟共和国。根据美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说：“让一些小国家只要宣战就可以入会，却不让苏联的这两个加盟共和国与会……显然不合适。”他“非常感念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英勇和牺牲”。他赞成把受邀国家限定为同盟国，但是如果要多邀些国家，为什么不也列入这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呢？

斯大林借机发言：“我不想让总统难堪，如果他能说明他有什么为难的地方，或许我们可以想办法解决。”罗斯福这下子被将军了，但是他坚守阵地。他认为，问题不在于多邀几个国家入会，而是“赋予一个大国三席，而非一席”。他希望把这个问题交给会议讨论。斯大林继续进攻：“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签署联合国宣言，还不行吗？”罗斯福还是坚持这解决不了问题。斯大林最后不再纠缠。
[24]

即使罗斯福从这个成就中得到了满足，这份满足感也存在不了多久。会议后，他自己的阵营闹起了内讧。莱希上将警告罗斯福，他在国内可能会遇到困难。伯恩斯提醒总统别忘了自己曾经答应联邦参议员们，如果斯大林坚持苏联的加盟共和国入会，他就会主张美国各州也要入会。他又指出，26年前美国国会反对加入国际联盟，闹得沸沸扬扬，其中一个原因就是美国退让，允许英国自治领入会。伯恩斯正色警告，现在同样的论据可能会被国内反对联合国的人士拿来利用。

伯恩斯又去动员霍普金斯，两人一起力促罗斯福撤回对英方方案的支持，除非美国也在联合国大会得到两席。罗斯福勉强同意再找机会和斯大林提这个问题。罗斯福这下子腹背受敌了。霍普金斯当天晚些时候向莫兰医生抱怨：“总统似乎六神无主。他来雅尔塔时，明显决定反对让任何国家有一席以上的方案，可是当首相强烈赞成斯大林的方案时，罗斯福就表示他在旧金山也会支持斯大林。”

不过，美国代表团并不是人人都赞成霍普金斯的评断。斯退丁纽斯就认为罗斯福能灵活处理问题，证明他精神、身体状况都很好。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国务院并未就这个问题向总统做简报。在整个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他的头脑都很清晰，充分证明他十分机警，完全掌控了局面。”霍普金斯关心的是政策，斯退丁纽斯看重的是政治。而罗斯福走的是中道，他既需要维系和斯大林、丘吉尔的联合阵线，又必须安抚他自己的顾问群。在这个特定议题上，他里外不是人，没让任何一方高兴。但是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东西：联合国即将诞生。
[25]

[1]
FRUS:Yalta,699;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61–62,172.

[2]
FRUS:Yalta,70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20.

[3]
FRUS:Yalta,711–12;“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507.

[4]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4;Byrnes, Speaking Frankly,40; FRUS:Yalta,48–49,52,75;Clemens,Yalta,52–54.

[5]
FRUS:Yalta,712;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87.

[6]
Vladyslav Hrynevych,“Iak Ukraïnu do vstupu v OON hotuvala stalins’ka‘konstytutsiina reforma’voiennoïdoby,”Dzerkalo tyzhnia,no.41,October 22–28,2005;“Puta na chornykh koniakh mystetstva.Pid sofitamy sekretnykh sluzhb(dokumenty z papky-formuliaru na O.P.Dovzhenka),”Z arkhiviv VUChK-GPU-NKVD-KGB,no.1–2(2/3),1995.

[7]
Ivan Serov to Lavrentii Beria,“Report on the Reaction of Western Reporters to the Formation of the Provisional Government of the Polish Republic”,GARF,r-9401,op.2 delo 92,93–98.

[8]
“Puta na chornykh koniakh mystetstva.”

[9]
FRUS:Yalta,711–12;Byrnes, Speaking Frankly,40.

[10]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43.

[11]
FRUS:Yalta,712–15,729;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73–78.

[12]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4;Cadogan, Diaries,706;Leahy, I Was There,306;Eden, The Reckoning,517.

[13]
FRUS:Yalta,72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24;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59.

[14]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59–60.

[15]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6–77.

[16]
Eden, The Reckoning,517;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59; FRUS:Yalta,711.

[17]
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Stalin i Cherchill’,508;Stettinius,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78–81;Moran, Churchill at War,276–77.

[18]
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09;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86–88.

[19]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96.

[20]
FRUS:Yalta,35–3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31–34.

[21]
FRUS:Yalta,746–47;992.

[22]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93–96; Truman in the White House:The Diary of Eben A. Ayres,edited with commentary by Robert H.Ferrel(Columbia,MO,1991),38.

[23]
Byrnes, Speaking Frankly,40;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96–97;Allen Weinstein, Perjury:The Hiss-Chambers Case(New York,1978),359.

[24]
Byrnes, Speaking Frankly,40; FRUS:Yalta,773–76.

[25]
Leahy, I Was There,310;Byrnes, Speaking Frankly,40–41;Moran, Churchill at War,277;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03.

第15章　波兰问题陷入僵局

2月7日上午，罗斯福焦急地等候斯大林的回复。他在前一天夜里去信，建议邀请波兰各党派代表到雅尔塔来组建新政府，可是莫洛托夫在中午的外长会议上却一副根本没收到信的模样。罗斯福等不及了，全体大会一开始，他就提议:“我们来讨论波兰问题吧！”

他说：“我们昨天开会时，斯大林元帅说明了他的观点。我对我昨天的发言没什么要补充的。我认为就政府问题找到解决之道，特别重要。”他说，他觉得必须在现在位于伦敦和华沙的政府之外，另组一个新政府。他的结语是：“我认为我们需要新鲜、刺激的东西——好像呼吸新鲜空气一样。”

斯大林等到罗斯福直接问他对于昨天说的是否要补充什么，才开口说话。斯大林说，他在“一个半小时以前”才收到罗斯福的信，“立刻下达指令去找贝鲁特和莫拉夫斯基，以便和他们通电话。他们不在华沙，而是到罗兹和克拉科夫去了。但是，一定会找到他们。我也必须问他们如何去找到另一方的代表，以及他们赶到此地的可能性。我到时候才知道他们多快可以到达。如果（前任总理）维托斯（Wincenty Witos）或（大主教）萨皮阿也能来，就可以加快解决，可是我没有他们的地址。我怕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
[1]

这等于是拒绝了罗斯福的提议。斯大林不愿直接拒绝，就拿些借口搪塞。他不反对把卢布林政府（现已进驻华沙）的领袖请到雅尔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特工一定找得到他们。但是他希望不惜代价阻止波兰其他领袖的介入。此时，他决定先祭出拖延战术。苏方会议记录记载他说：“参与本会议的诸君不会有时间等候波兰人赶到克里米亚。”
[2]

斯大林晓得，只拖延而不在其他方面退让，只会惹恼罗斯福。他说：“莫洛托夫已经准备了一份草案，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符合总统的提议。现在，翻译还未完成。等草案送来后，我们再听他怎么说。同时，我们或许可以讨论敦巴顿橡树园的事。”这时候他表示愿意接受美国有关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方案。莫洛托夫拟订的六点新方案似乎颇有诚意。除了划定波兰东、西两侧新国界的做法之外，方案建议现有的临时政府应该扩大，再延揽“波兰亡命人士圈子中若干民主领袖”加入。它的组成将由莫洛托夫和美、英大使在莫斯科商谈后决定。临时政府经盟国承认后，将尽快举行全面普选。莫洛托夫说，他的同僚无法通过电话联络到波兰领导人，他们不会有足够时间赶到雅尔塔。他又说，这项新方案“已能符合总统的希望”，或许也不需要他们赶来雅尔塔。

莫洛托夫的新方案似乎朝正确方向迈进了一步：苏联终于准备讨论新政府的组成，同意延揽非共产党人士加入。罗斯福很欣慰，但还不预备宣布胜利。霍普金斯递了张条子给他：“何不把它交给外长会议详细讨论，明后天再提出报告？”罗斯福采纳他的建议，表示问题已有进展，但需要有时间研究方案内容。

令罗斯福犹豫的是“亡命人士”（émigré）这个词。他说，从波兰国内就有许多波兰人可以挑选。这句话使得站在伦敦波兰人这边的丘吉尔非常不舒服。首相开始长篇大论，罗斯福递字条给斯退丁纽斯，上面写着：“已经半个小时了。”丘吉尔试图防止伦敦波兰人被排除在未来新政府之外。他同意罗斯福的看法，“亡命人士”这个词不太妥当。这个词源自法国大革命，在英国指的是被同胞赶出国的人，因此伦敦波兰人不是亡命人士，而是“暂时旅居在外的波兰人”。丘吉尔接下来谈论波兰的西侧国界。和斯大林就这个题目有一大段对话之后，丘吉尔表示需要些时间来研究莫洛托夫的方案。波伦说：“他同意先把问题搁置一夜，等明天再讨论，但他的确认为已经有了进展。”看样子迫在眉睫的分裂是避免了。
[3]

当天夜里，丘吉尔一边庆祝，一边准备次日再战。他发电报给太太说：“今天相当顺利。”他给艾德礼的电报讲得更明白：“今天，星期三，苏联人回复了（罗斯福的信函），没有从原则上挑战任何大问题……但是问题并没有解决。我们的计划是努力争取一个我们和美国能够承认的波兰政府，一个我们能够吸引联合国全体承认的波兰政府。我们要求从我们目前来往的波兰人士中物色确实有代表性的人物，比如米科瓦伊奇克、格拉布斯基和罗默，并且从目前居住在波兰的一些人中举荐人才，比如美国推荐的维托斯、萨皮阿等。如果能够安排8～10位这样的人加入卢布林政府，对我们立刻承认这个政府就有利了。”他要求战时内阁允许他全权处理这个问题。内阁立刻批准。
[4]

贾德干也和丘吉尔一样乐观。他在次日写信给太太说：“昨天我们有一些进展，乔大叔在敦巴顿橡树园和波兰这两件事上都展现了配合的迹象。”艾登在日记里则比较审慎：“接下来是波兰问题，苏联人又做了一些让步，问题有望解决，不过我们离目标仍很遥远。”结果证明，艾登的审慎看法才是正确的。
[5]

次日上午，英、美双方交换传阅他们提的对案。艾登认为英方草拟的对案比较好，但2月8日下午的全体大会是以美国的对案为讨论基础的。美方又回到总统委员会的构想，这次他们提出，委员会改由三人组成，其中一人为共产党代表。委员会的任务是与国内外波兰各界商议，组成新政府。他们全部到莫斯科，参加由莫洛托夫和英、美两位大使主持的讨论。由此组成的新政府将负责筹备波兰的自由选举。
[6]

丘吉尔立刻表示，略做修改后，他愿意接受美国的对案。盟国如果指望苏联会跟上，那就不免要大大失望了。莫洛托夫代表苏联代表团发言，维护现有的华沙政府，表示愿意接纳西方盟国推荐的波兰贤达加入，但绝不接受把它解散，换上一个全新的政府。莫洛托夫也不接受总统委员会的构想，声称现有政府“已经站在波兰人民前头，在国内享有极高的声望和支持度”。

丘吉尔必须做出回应。他雄辩滔滔，想向斯大林说明为何需要在波兰成立新政府。根据英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说：“我们已经走到这次会议的关键时刻。现在全世界都在等待问题得到解决。如果我们散会时依然承认不同的波兰政府，全世界就将认为苏联和它的英、美盟国之间依然存在根本的分歧，这个结果将至为不幸。这次会议将被盖上失败的印记。”美方的会议记录指出，丘吉尔又说：“我们在此的其他成绩都掩盖不了这个污点。”

英方有位代表记下，丘吉尔毫不隐瞒，表示他不相信苏方所称卢布林政府颇受民意支持的说法。

他们对波兰境内的基本事实有不同的看法。根据英国政府得到的消息，卢布林新政府（现已迁至华沙）并没有受到绝大多数波兰人民的认可，他们也不认为该政府在海外能代表波兰人。如果（雅尔塔）会议要撇开现有的伦敦政府，支持卢布林政府，就一定会引起全球公愤。我们可以预见到，波兰境外的波兰人会联合起来抗议。目前有一支由15万名波兰境外人士组成的波兰军队，他们在英国指挥下参战，依然英勇地对抗着德军。

丘吉尔表示，他“不相信这支军队将会接受卢布林政府，如果英国不再承认自大战开始以来即承认的政府，他们必将认为这是英国的背叛”。

丘吉尔指出，承认卢布林政府将使他和他的内阁陷入万劫不复的困境：

斯大林元帅和莫洛托夫先生也晓得，丘吉尔本人并不同意伦敦政府的作为，它们一直都很愚蠢。但是，以前一向承认那个政府，现在却正式承认这一新政府，肯定会引起最严重的批判。大家会说，英国政府已完全放弃东侧国土（事实如此），又接受并拥护苏联观点。大家也会批评英国政府和过去五年战争期间一直承认的波兰合法政府断绝来往。他们完全不知道波兰境内真正的状况。他们进不了这个国家。他们看不见，也听不见真正的民意。大家会说，他们只能接受卢布林政府宣称的波兰民意，而英国政府将在议会里被指控完全抛弃了波兰。

丘吉尔在这里并没有夸大其词。他和米科瓦伊奇克、阿尔齐谢夫斯基甚至自己的同党议员会谈时，就听到了许许多多类似的控诉。他警告斯大林，即使他愿意接受苏联的提议，光是在议会内的辩论“也会对盟国的团结造成最大的痛苦和难堪”。他认为，莫洛托夫的方案“已经走得够远了”。“如果他们放弃伦敦的波兰政府，那么双方都多少应该以平等的方式重新起步。英王陛下的政府在能够放弃继续承认伦敦政府的现有立场之前，必须先看到新政府能真正代表波兰全国。”

丘吉尔的诉求并没有感动斯大林。他支持莫洛托夫，表示改造现有政府好过打造一个全新的政府。他坚持华沙政府在波兰非常得民心，因此不能解散。斯大林坚称，波兰人民同情在被占领时期留在国内和他们共患难的领袖。根据美方的记录，斯大林宣称：“红军把德军赶出波兰，波兰全民欢欣鼓舞。人民却很惊讶，伦敦的波兰政府竟然毫无动静，没有庆祝国土光复。他们在问：‘我们临时政府全国委员会在庆祝，可伦敦波兰政府呢？’”这种话唬不了西方领导人，尤其是丘吉尔。他很清楚苏联在它占领的波兰建立的政府一点都不值得庆祝。

但是，斯大林的重点并不在此。他提起法国，西方盟国在法国要怎么做，也没和苏联商量啊！1月初，因为西方盟国对于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临时政府做出了负面反应，所以莫洛托夫很恼火，他对部属说：“波兰就这么不得了吗？我们也不晓得比利时、法国、希腊等等国家的政府是怎么成立的。没有人来问我们啊！不过，我们可没说我们对这些政府这不满意那不满意。”现在，斯大林把华沙政府拿来和戴高乐政府比较：“两个政府都未经选举产生，不敢说哪一个更孚民意。可是我们都和戴高乐来往，苏联政府还和他签订条约。为什么谈到波兰政府，就要如此不同，为什么我们就不能和波兰扩大政府来往？”讨论已陷入危险境地。

罗斯福觉得不应再纠缠下去，他问斯大林打算什么时候在波兰举行选举，得到的答案是，除非战场状况不允许，否则应该可在一个月内安排妥当。他建议把波兰问题交付外长会议讨论，再向全体大会报告。大家都同意。但是斯大林可没打算不谈西方政府在西欧及巴尔干的干预。现在他要问，“是什么阻止了南斯拉夫联合政府的成立”，“希腊的情况怎么了”。他又说，他“无意批评英国在当地的政策，只想知道情况怎么样了”。

对于西方盟国在波兰问题上的立场，斯大林显然很气恼，他现在也要借题发挥一下。他提醒丘吉尔，几个星期前英国在希腊镇压亲共产党部队，苏联装作看不见。他这么做，是因为他遵守早先和丘吉尔的协议，承认英国在希腊的霸权。会议结束前，丘吉尔不得不承认自己欠斯大林一份人情。他说，英国“在希腊很不顺，而应该要感谢斯大林元帅对希腊事务没有太大兴趣”。
[7]

莫洛托夫的六点方案包括对波兰未来国界的主张。盟国已经接受寇松线为波兰东侧国界。莫洛托夫针对西侧国界提出的方案则较有争议。依据苏方的提议，“波兰的西侧国界应从斯德丁城（Stettin）起，沿奥德河往南，再沿西尼斯河（River Neisse）南下”。
[8]

斯大林表明，他不是只从波兰拿走土地，他也肯给予波兰大片土地。自从德国在1941年进攻苏联之后，他就考虑日后在西侧从德国拿一大块地，来补偿波兰在东侧损失的土地。事实上，他准备比西方盟国更大方，多给波兰一些土地。沿奥德河、尼斯河一线划定波兰西侧国界一事，在德黑兰会议上已大致讨论过。当时达成的谅解是以东尼斯河为德波国界。但是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改变主意，建议以西尼斯河为新国界，这一来等于把德波国界的南段往西又推了200公里。

德黑兰会议之后，斯大林仍支持以奥德河、东尼斯河线为界，这符合俄国在1914年参战时的目标。当时沙皇尼古拉二世和他的外交部长谢尔盖·萨佐诺夫（Sergei Sazonov）都预备把属于德意志帝国的西里西亚和波兹南省（Poznań）东部划给波兰。波兰主张拥有西里西亚是基于历史因素，因为该地区在10世纪时曾隶属波兰。可是，到了20世纪，当地人口中的绝大多数已是日耳曼人或已高度日耳曼化，尤其是下西里西亚，它的主要城市为布雷斯劳[Breslau，波兰名“弗罗茨瓦夫”（Wrocław）]。纵使如此，剜德国的肉补偿波兰，也符合斯大林的利益，这样他才好保有苏联1939年时从波兰取得的土地，还能再从东普鲁士取得柯尼斯堡及周边地区。现在俄罗斯档案馆还收藏着一份地图，1944年夏天，斯大林亲手在上面沿奥德河、东尼斯河线划出了德波国界。这份地图充分证明斯大林所想的尼斯河指的是东尼斯河。

斯大林大约是在1944年夏天或秋天改变主意，同意以西尼斯河为界的。此时他已设法成立了自己的波兰政府。他（英国人也一样）认为，波兰西侧国界的位置要视波兰政府的组成而定。从斯大林的角度思考，增加新领土可使未来的波兰政府更加效忠于莫斯科，让效忠的政府在西侧控制更多领土，也可增强苏联在中欧的地位，进一步削弱德国这个斯大林当时最忌讳的大敌。这个立场可以使他更像是波兰利益的保护人。斯大林在雅尔塔很快就指出，米科瓦伊奇克听到波兰国界要推进到西尼斯河，也很高兴。
[9]

斯大林改变立场也不是太意外，因为卢布林政府推动这一构想已有一段时日。根据战时内阁议事录，在1945年1月2日，艾登告诉同僚，“卢布林波兰人狮子大开口的程度”令他很烦恼。在1月22日的内阁会议上，他对这句话进一步解释：“卢布林政府现在更是狮子大开口，要求在波美拉尼亚以及下西里西亚分到更多领土。”次日，他提出一份有关波兰西侧国界的备忘录，反对西尼斯线。战时内阁于1月25日批准了这一立场。“现在看起来更有可能的是，如果我们必须处理卢布林波兰人的主张（他们已经预备接受寇松线），英国政府就不再需要支持转移更多的领土……我们的路线或许是，英国政府不可被认为已经接受了确定的波兰西侧国界线。”
[10]

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在马耳他协商时已经讲好，雅尔塔会议上若出现波兰国界更往西移的提议，他们就要提出反对。他们已经被必须迁徙的人数之多吓到了。丘吉尔在从马耳他寄给太太的信中，提到自己对这个问题的关切。他写道：“我必须向你坦白，许许多多德国妇孺在（红军）抵达之前必须往西逃命，队伍迤逦近65公里长。这令我很悲伤,我很清楚他们应该有个栖身安家之处。整个凄惨世界令我惊骇，我愈来愈为那些逃难成功的人还要面对的新挣扎担心。”

根据英方的估计，把部分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划归波兰，就会制造出250万名德国难民。倘若沿奥德河确立国界，就会有另外250万人不得不离开家园。德黑兰会议已经讨论过这些变化。把国界再往西移到西尼斯河，就意味着还有325万名德国人必须迁徙。美方特别小心，除了东普鲁士、一小部分波美拉尼亚和上西里西亚之外，拒绝再多转让土地。美国国务院在马耳他起草的备忘录上写着：“我们应该努力抗拒把波兰国界推进到奥德线或奥德——尼斯线。”

但是，英方比较能配合苏联的要求。英方代表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与苏联及伦敦波兰政府代表谈判时，已同意沿奥德线划分国界。然而，他们决定反对西尼斯线，和美方在马耳他协商后，艾登甚至建议丘吉尔撤回早先对奥德线的支持。英国接受奥德线是为了协助米科瓦伊奇克说服其同僚，免得他们因丧失东侧领土而不愿和谈，现在则没有理由向卢布林波兰人同样示好。
[11]

丘吉尔告诉斯大林：“给波兰鹅塞太多德国食物，造成消化不良而死，那就太可惜了。”他赞成波兰国界西移，认为波兰人应该尽可能拿些德国领土，以弥补它在东侧的损失，但也要以有能力消化为原则。英方的会议记录上写着：“他明白英国有相当大一部分人，十分震惊于竟然要强迫数百万人搬迁。他本人倒不太震惊，但英国会出现这一类意见也不足为奇。上次世界大战之后，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分开得十分成功，两国此后一直关系良好。当时必须搬迁的不到200万人。如果波兰取得东普鲁士以及直抵奥德河的西里西亚，就需要把大概600万名德国人迁回德国。这或许是做得到的，但由此产生的道德问题，波兰得向自己的人民解释。”

丘吉尔对历史的知识，或者说是他的记忆，可能太有选择性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分隔”土耳其人和希腊人的行动，从人道角度讲根本称不上“十分成功”，希腊人还把它称为“小亚细亚之灾”。不过他提到英国民意震骇，倒是不假。伦敦的战时内阁表达过忧心：“一定会涉及大量迁移人口。波兰是否能够安置这么多人口和开发领土，并不确定。而德国对进口粮食的依赖势必大增。议会及全国的舆论也愈来愈多地批评卢布林波兰政府狮子大开口要求领土。”

丘吉尔尽全力让英国民众对波兰国界将有天翻地覆的大变化做好心理准备。1944年12月15日在议会讲话时，他强调人口迁移对欧洲未来和平的好处。“数百万人将从东往西或往北迁徙，而德国人……将从西边及北边波兰人即将占领的地区被驱离。因为驱离据我们所知，是有效及持久的方法，不会造成像阿尔萨斯——洛林那样因人口混居而冲突不断的情况。将会有很大的改变。我不怕这种大迁徙，有了现代方法，迁徙将比从前更顺利。”

在雅尔塔，丘吉尔无视英国广大民意“十分震惊于竟然要强迫数百万人搬迁”。斯大林一开口，气氛就更低迷了。他说，其实也不用把德国人迁出未来波兰的领土：“其实当地也不会有德国人，因为我军一进入，德国人就跑了，哪里还有德国人留下来？”丘吉尔承认：“当然这样问题就简单了。”他觉得，在战争过程中，盟军已经杀了六七百万名德国人，已在德国创造出空间，可以安置从波兰西部撤回的德国人，因此问题就更简单了。丘吉尔又说，他估计在战争终止前，还会有百来万名德国人丧生。斯大林问，他讲的是100万还是200万，据美方会议记录，丘吉尔答道：“噢，我不会设上限。”
[12]

身为红军最高统帅，斯大林讲话时信心满满，因此他很肯定地告诉丘吉尔，德国难民会大规模逃离即将被苏联部队占领的地区。1945年春天，东普鲁士的苏联当局向莫斯科报告，苏军占领区内德国人自杀率普遍上升，女性为最。斯大林根本不急于整饬占领军的军纪。

1945年1月，苏联新闻界对德国战犯以及一般民众进行了铺天盖地猛烈攻击。当时苏联头号宣传员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urg）带头猛批。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搜集苏联报章文字，提出报告说：“一向痛恨德国人的爱伦堡比往常更精确地撰文鼓吹他的方案：用德国劳动大队重建苏联受破坏区，处决战犯，只饶过孩童。”

依据斯大林的意见，爱伦堡是全国唯一不需要编辑审稿的记者。1942年8月，他在红军机关报《红星》（Krasnaia Zvezda
）发表文章说：“现在，我们明白德国人不是人。现在，‘德国人’这个词已成为最可怕的诅咒。我们不用说，我们不用气，我们只要杀。如果你不杀德国人，德国人会杀你。他要带走你的家人，在他那该死的德国折磨他们。如果你已经杀了一个德国人，请再杀一个。”在德军深入苏联国境的情形之下，这样的话是在号召人民对抗德军，但是苏军已经攻入普鲁士，这话相当于号召歼灭整个日耳曼民族。1945年1月12日，爱伦堡出席哈里曼举办的一场招待会，他问另一位西方宾客：“如果你在圣诞树旁找到一个德国人，你该怎么办？”有位英国将军答道：“拔枪干掉他！”爱伦堡说：“那未免太便宜他啦！你应该把他吊死在圣诞树上。”接下来他说，他反对杀害孩童，因此主张只绞杀年满16周岁的德国人。
[13]

2月6日，也就是莫洛托夫提议波兰西侧国界推进到西尼斯河的前一天，苏联在德国的占领当局发布命令，要抽调17岁至50岁的德国人组成劳动大队。那些没有逃跑也没遭到枪杀的德国人，现在将被东运到苏联去。斯大林告诉丘吉尔，不会有德国人留在他预备给予波兰的地区，这并没有太偏离事实。直到1945年4月，苏联才规定不准在德国境内烧杀掳掠。斯大林此时决定必须节制爱伦堡的言行，《真理报》批评了他，理由是煽动无理暴行。
[14]

丘吉尔预备迎合斯大林的强硬现实政治，但他不放弃反对波兰国界再往西移的立场。英国的对案接受波、德以奥德河为界，但不同意推进到西尼斯河。它建议把当时住在奥德线以东的德国人强迫迁徙，而德国境内的波兰人则自愿迁徙到奥德线以东。美国的方案也接受以奥德河为界，同样不同意以西尼斯河为界。在2月8日的全体大会上，莫洛托夫试图哄哄西方盟国，假装民主，说是要问问波兰人的意见。他心知肚明，伦敦和华沙两个波兰政府都会赞同苏联方案，以西尼斯河为波、德国界。
[15]

在2月7日和8日全体大会激烈讨论波兰问题时，西方盟国拒绝在西侧国界让步，苏联也拒绝组建波兰新政府。由于两个问题牵连在一起，因此如果斯大林同意在政府问题上妥协，（像丘吉尔提议的那样）延揽8～10名民主派人士入阁，那么罗斯福和丘吉尔就很有可能对苏联的西侧国界主张示好。但是，既然斯大林拒不接受西方的要求，那么对于大量迁徙德国人、给华沙共产党政府更多领土所产生的道义和后勤问题，罗斯福和丘吉尔就不能忽视了。

罗斯福在2月6日夜里致函斯大林，由此开启的棋局经过莫洛托夫2月7日提出方案、西方盟国2月8日提出对案，现在似乎陷入了僵局。总得有人退让，但双方都还没有人愿意示弱。艾登在2月8日的日记里写道：“今天不太顺利。又卡在波兰问题上了。”
[16]

[1]
FRUS:Yalta,718–1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16,119–20.

[2]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20.

[3]
FRUS:Yalta,716–19;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44–45;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81–84.

[4]
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7:1190;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75;Minutes of the War Cabinet meeting,WM(45)16 C.A.,PRO.

[5]
Cadogan, Diaries,706;Eden, The Reckoning,517.

[6]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09–12;Eden, The Reckoning,517–18.

[7]
FRUS:Yalta,776–82;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55–60;G.P.Murashko et al.,eds., Vostochnai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1944–1953.Vol.1:1944–1948(Moscow and Novosibirsk,1997)117.

[8]
FRUS:Yalta,716.

[9]
Malone,“War Aims toward Germany,”130–31;Vostochnai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39–40;FRUS:Cairo and Teheran,510–12,594,600–603;FRUS:Yalta,669.

[10]
“Poland’s western frontier,”war cabinet,W.P.(45)48,January 23,1945,CAB 66/61,PRO;WM(45)10th Conclusions,Minute 1,Confidential Annex,(January 26,1945—12.30 p.m.,FO371/47577/2896,40,PRO;War Cabinet,W.M.(45)1st Conclusions,Minute 6,Confidential Annex,January 2,1945—5:30 p.m.,Foreign Affairs,FO371/47575/2896,PRO;“general discussion on the Polish situation,”Offices of the War Cabinet,W.1,CAB 65,WM(45)74.C 1,January 22,1945,33,PRO;

[11]
FRUS:Yalta,510;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167.

[12]
FRUS:Yalta,717,720;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45;Minutes of War Cabinet Meeting,W.M.(45)16 C.A.;“Excerpt from Churchill’s Speech to the House of Commons,December 15,1945,”Poland Ambasada(U.S.)Records,box 7,folder 2:Transfer of population(Western border),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3]
Memo by Francis B.Stevens,“Gleanings from Ehrenburg,”January 13,1945,no.176/5,January 11–16,1945,Averall Harriman Papers;“Press.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13,1945,no.177/2,February 13–1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February 15,1945,4,no.176/8,January 28–31,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Andrew Nagorski, The Greatest Battle:Stalin,Hitler and the Desperate Struggle for Moscow That Changed the Course of World War II(New York,2008),247.

[14]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106–10,194–97.

[15]
FRUS:Yalta,717,720,777,787,792–93,869–70,973–74;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26–27,152,158–60,250–51.

[16]
Eden, The Reckoning,517.

第16章　轰炸线

2月7日下午，萨拉·奥利弗和父亲同车前往里瓦迪亚宫参加全体大会。她在家书中写下：“今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太阳露脸，温暖着花岗岩的山峰，阳光照在海面上，反射令人睁不开眼。爸爸和我望着车外景象，他喟叹道：‘仿佛冥府的海岸！’”前一天夜里，人人都以为会下的雨并没有降下。英国将领们决定忙里偷闲去参观克里米亚战争古战场。丘吉尔写信告诉副首相艾德礼说：“所有参谋长今天休假一天，到巴拉克拉瓦（Balaclava）参观战场。不过我们和苏联朋友讲话时不用强调这一点。”
[1]

此行参观的重点是塞瓦斯托波尔，红军此前与德军在那里激烈交锋。布鲁克元帅在日记里写下：“我们上午9点出发，坐车经过以我们下榻之处旧主人之名命名的沃伦佐夫路，这条路是在他担任克里米亚总督任内兴建的。”布鲁克是英国的首席战略家，丘吉尔原本推荐他担任盟军登陆欧洲的总司令，但得到优先考虑的是马歇尔，最后敲定的人选是艾森豪威尔。布鲁克在日记中对同事及长官颇多批评，就连丘吉尔也被他形容为极难相处的人。

布鲁克热爱自然，喜欢钓鱼、打猎，后来出任英国动物学会会长。他很高兴有机会出来走走，还带着巴拉克拉瓦战场的示意图。一群人到了现场，他忙着找作战遗迹，对于能标定著名的轻骑兵团冲锋（Charge of the Light Brigade）之处尤其兴奋。但是，他同伴的注意力立刻被较近的作战痕迹吸引走了：他们在现场发现了人类骨骸。有人问跟着大家来的莫兰医生：“你能判断这是苏联人还是德国人的头骨吗？”莫兰医生当然说不上来。布鲁克注意到：“这里是摔坏的飞机，那里是打坏的坦克，一排又一排的炮弹架，零乱的铁网蛇笼，乱葬岗，这些都是战场上常见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历史如此重演，的确令人惊叹。”
[2]

会议进入第四天，英国将领能够轻松地参观战场，美国将领则因为他们的主要目标——争取苏联红军加入对日作战——尚无进展而焦虑不已。规划在太平洋战场与苏军联手对抗日军是罗斯福率领手下将领到雅尔塔的原因之一。但是，美方在第一次三边参谋长会议上试图提起太平洋战争的话题，苏联却频频把话题岔开。2月7日，美方的锲而不舍终于有了结果。美军将领或许没机会出外参观，却排定了次日的苏、美军事会议。他们也终于就轰炸线（苏联和盟国空军在中欧战场划分作业区）一事取得协议。协议的直接结果就是雅尔塔会议结束后仅仅几天，盟国空军就大举空袭德累斯顿，夷平了这座德国名城。

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军事关系其实和政治关系一样并不如意。一开始，美方主要关心的是他们和英国伙伴之间发生的问题。在马耳他，马歇尔将军就和英国人为西线攻势的方向争辩起来。马歇尔于2月4日上午向罗斯福报告，英军现在关注的重点是和苏联指挥官的联系沟通问题。英国人反对西线司令官与苏联总参谋部直接沟通，部分是因为担心美国人会绕过他们，直接和苏联打交道。

艾森豪威尔将军于1月规划他在阿登的作战计划时，无从了解红军总参谋部计划何时发动攻击，因为他无权直接和莫斯科联系。依据美方设想的新安排，艾森豪威尔将有权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和红军总参谋部联系。英方担心，这么做将使丘吉尔和整个英军指挥体系掌握不了战场全貌。他们偏向于由美、英将领合组的联合参谋长委员会出面，与苏联总参谋部建立沟通。美方认为这种安排太累赘，太没效率。
[3]

马歇尔明白英国的方案对盟军作战会产生何种影响，但是他却不了解苏联政治、军事文化的特质会起的作用。2月4日上午，罗斯福和军事顾问会商时，哈里曼大使设法说明其中玄机。他指出，和苏联总参谋部代表开会时，除非事先得到斯大林的批准，否则讨论不会有任何意义。在这方面，就和涉及苏联政治文化的许多议题一样，哈里曼的意见和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的看法完全相同。

在到雅尔塔之前，迪恩为美国代表团的军事将领们准备了一份备忘录，详细分析“苏联军事当局的做事方法、程序和特征”。备忘录开宗明义地说：“到目前为止，对于我们提出的问题，在没有得到政府意见的情况下，苏联军事当局是不可能与我们进行详尽讨论的。外国人若想在第一次见面时就得到明确答案，只能去问斯大林元帅，苏联全国唯有他一人能够如此。”美军将领要求罗斯福直接向斯大林询问，是否可以在艾森豪威尔和苏联总参谋部之间建立直接联系。他们也希望总统要求斯大林准许其总参谋部和西方同僚进行“自由、开放”的讨论。
[4]

罗斯福在2月7日和斯大林进行会前会时提出了这两项要求。他交给斯大林一份让盟国高级司令官建立联系的备忘录。备忘录建议，鉴于东线、西线两路军事行动逐渐合拢，应该让艾森豪威尔和苏联军方建立直接联系，不要再经过伦敦与华盛顿的转达。斯大林一口答应，表示军事参谋“将研订这一建议的相关细节”。罗斯福很满意斯大林如此爽快，但是经验丰富的“苏联通”却不免要怀疑，事情哪里会如此简单。迪恩曾经吃尽苦头，才明白“原则同意”并不管用，因为在“研订细节”的过程中，苏方很容易使原则不具任何意义。
[5]

次日，苏联将领们急欲讨论他们继续进攻的细节，以及他们对西方在西线作战所要求的配合作业。可是，讨论严限在前一天斯大林所指示的范围之内。每当出现新问题，提出新方案，苏方就支支吾吾，先是找借口说明为什么他们不能同意新方案，再说他们必须请示斯大林。莱希上将建议艾森豪威尔的西线总部与莫斯科建立直接联系时，一向怀疑美方想甩开英国的布鲁克元帅提议，可以在美、英、苏三方参谋长之间建立联系。他也建议，层级稍低的指挥官彼此间也可联系。这样一来，地中海盟军总司令亚历山大元帅就有权与巴尔干的红军司令官直接联系了。

这个主意很有道理，因为两个战线逐渐合拢，意外事故开始出现。有一次，美军飞机在巴尔干竟然误炸了苏联部队。美国人赞同加强直接联系的主张，不料苏方却表示反对。代表苏方表述立场的是红军第一副总参谋长安东诺夫，盟军公认的杰出战略家。安东诺夫在三巨头第一次全体大会上做报告之后，美国陆军将领库特写道：“他言谈举止都像一位保守的美国高级参谋长，正统帅不在时一样中规中矩。”

现在，安东诺夫把问题分为两个部分：三国总参谋部之间的联系，以及战场指挥官之间的联系。他说，前者可以通过盟国驻莫斯科的军事代表团进行，后者则可以在战线进一步合拢时再来讨论。美国原始方案是由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月18日向莫斯科提出的，方案建议通过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让艾森豪威尔和红军总参谋部建立直接联系。斯大林答应了这个建议，认为这将增加一个完全受他管控的通信管道。
[6]

安东诺夫这一说，马歇尔愣住了。他说，他不了解为什么要限制通信联系。安东诺夫说，问题可依照正常程序解决，其实这证明他权力有限。马歇尔再度催促，他提醒大家，美军在巴尔干有误炸红军的例子，不料安东诺夫说，那是导航失误，可以谅解。马歇尔指出，即使天气良好，美国空军也无法轰炸撤退中的德军，因为轰炸线需要由莫斯科批准，这么拘泥于成规，前线是无法实施有效行动的。布鲁克元帅支持他。但是安东诺夫还是坚持他的说法，表示苏联空军作战需要由莫斯科决定，必须在莫斯科协调。

此时，英国皇家空军总司令波特尔元帅插话了。他说，战略性质的空军作战的确需要在最高层级协调，但亚历山大元帅及地中海战区盟军空军也必须和巴尔干及匈牙利的红军部队有直接接触。安东诺夫此时已经词穷。红军空军副总司令库狄亚科夫元帅终于表露他的意见：“亚历山大元帅和苏联左翼前线之间直接联系这个问题……应该向斯大林元帅报告。”这时候大家才明白，苏联将领们无权决定事先未经斯大林批准的事情，这个问题暂时打住。

库特后来概括他对此次“自由”交换意见的印象时说：“会议大体而言还算可以，因为这是第一次听到苏联人陈述他们自己的看法。然而，苏联人在陈述个人意见以及回答问题时一定先要先加上一段，这一切纯属个人看法，是非正式的，也不代表官方的意见。讲完非正式的个人意见后，他们又表示当天会去见‘元帅’，下次开会时会给个确实的官方答复。”
[7]

同意盟国提出的方案，将有违苏联在莫斯科集中决策的政策。这个政策背后还隐藏着苏联人传统上怀疑外国人的心理，只有在绝对必要时，他们才会勉强和西方配合，他们也害怕让苏联公民暴露在西方影响之下——苏联政治和军事文化的这些特色全都写在迪恩的备忘录中。下一次三方军事首长会谈时，安东诺夫报告说，斯大林认为只要红军和盟国部队没有直接接触，就没有必要在稍低的层级建立联系。问题当然也就到此为止，不用讨论了。
[8]

苏联军事首长连小事都无权做主，这令自由裁量权一向大得多的盟国军事代表团成员大为惊讶。迪恩将军的备忘录已经解释了原因，但美、英将领要过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调整好心态，适应这种状况。后来，他们已经习惯了，新主意或方案提出后，休想当场有结果，要等到第二天才会有回答。西方军事首长只能想象这些苏联将领每天的压力有多大，后者事事都要受斯大林及其秘密警察的监视。

说话直率、在雅尔塔颇受西方将领喜欢的空军元帅库狄亚科夫的命运，就是一个鲜明的例子。圆脸、神情愉悦的库狄亚科夫是苏联空军在会议桌上的首席代表，在雅尔塔期间数度被摄入镜头，留下身影。他和美方代表库特建立了深厚的专业交情，库特在他身上看到了所有“自命不凡的飞行员”的特质。库特后来写到，库狄亚科夫在第一次空军首长会议上说话时，“简洁轻松地表示，我们空军开会讲话不需要像外交官那样一本正经，也用不着像陆、海军司令官那样用古典且矜持的军事术语讲话”。即使要做出负面的回答，库狄亚科夫也设法以强化三大盟国空军团结合作的方式表达。有一次，空军首长会议进行得很不顺利，库狄亚科夫的结语是：“全世界的总参谋部都一样，在我们空军脖子上套石磨。”库特后来说，此人“说话像个直来直去的老粗”，“显然比他的同僚更敢放炮”。
[9]

当时库狄亚科夫43岁，库特40岁，两人在战时都获得了破格升迁。库特不到两年就从少校晋升到少将，中间还跳过了上校这一阶。库狄亚科夫则在三年多时间里连升四级，从上校晋升到空军元帅。雅尔塔会议之后，两人都被派到远东战场，库狄亚科夫担任对日作战的苏联空军司令官，库特是太平洋战场的美国空军副司令。但是，两人生命和事业的相似处就到此为止了。

库狄亚科夫是亚美尼亚人，本名阿尔梅纳克·坎菲瑞安特（Armenak Khanferiants），革命时期跑到后来苏联的阿塞拜疆的首府巴库（Baku）参与赤卫队的组织工作。他改名以示对一位战死的俄罗斯友人的尊敬。他开放独立的个性可能不合斯大林胃口，以致雅尔塔会议之后不到一年，他就失势了。库狄亚科夫于1945年12月14日被捕，后来被控在16岁，也就是他刚在巴库参加革命活动时，即被英国人吸收为间谍。他被捕其实是受朱可夫元帅（被党部指控为“波拿巴主义”）一案牵连，但是若无斯大林批准，库狄亚科夫怎会被捕？1949年秋天，斯大林的卫队司令弗拉西克将军、机要秘书亚历山德·波斯克列贝舍夫（Aleksandr Poskrebyshev）和人民委员会副主席克莱门特·伏罗希洛夫（Kliment Voroshilov）元帅讨论起库狄亚科夫被捕案，一时想不起他的姓氏，斯大林一下子就讲出了他姓什么。1950年4月，库狄亚科夫遭到枪决。
[10]

这不是斯大林第一次对自己的军事将领下手。他在1937年和1938年的“大清洗”中摧毁了红军精英，包括首席战略家图哈切夫斯基元帅。两位现职的高级司令官罗科索夫斯基元帅和基里尔·梅列茨科夫（Kirill Meretskov）元帅，都还是从牢里放出来领军作战的。现在，新一代的将领出头，必须杀杀他们的锐气。斯大林在战后修理手下将领时，指控他们从德军占领区窃取艺术品及贵重物品。其实这些罪名未必不实，但斯大林的主要用意是牵制这些新世代将领，让他们了解真正当家做主的是谁。

口无遮拦绝不会增加一个人存活的几率。但自命不凡、和盟国将领交情不错，在斯大林统治下也只是获罪的部分原因。参加雅尔塔会议的另一位苏联高级将领、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的际遇，进一步证明了伴君如伴虎。和库狄亚科夫的情况不同，盟军将领并不觉得库兹涅佐夫出色。库特认为他是个“政治将领”，“他对海军作战的知识和兴趣都很浅”。莱希上将对他的评价也不高。莱希在回忆录中说：“他是个大高个，穿着剪裁合身的漂亮上将制服，法语流利到我们可以一起聊天。我觉得他消息十分灵通，不过我怀疑他到底是不是干练的海上指挥官。”

1939年，库兹涅佐夫出任苏联海军总司令时还不到35岁，只有过不到3年的巡弋舰舰长的资历，担任苏联太平洋舰队司令才1年多。斯大林在战前整肃高级将领，库兹涅佐夫因此得以快速升迁，但是战后的整肃风潮差点使他落入万劫不复的境地。1947年，库兹涅佐夫被免去海军总司令职务，降为中将。他的罪名是在1944年向英国人提供有关苏联“秘密”水雷的文件。苏联是在1935年从意大利那里买到生产这一款鱼雷的许可的，可见这个指控有多荒唐。

1951年，斯大林把吓得半死、名誉扫地的库兹涅佐夫官复原职，但没有恢复他的上将军阶。然而，他还算是幸运的。库兹涅佐夫和库狄亚科夫在雅尔塔会议之后被贬，充分说明了为什么苏联将领在和西方代表谈判时不肯负责任。2月8日晚上，斯大林在尤苏波夫宫举办晚宴，席间他提议举杯向战场士兵敬酒。他说：“谨此向战时保卫我们的安全的战士致敬，我们的安全的确仰赖他们。他们是所有女性的英雄，在战争进行时一直是一切事物的中心，可是战事一止，他们就被遗忘了——敬我们的战士。”
[11]

战争结束几年后，迪恩将军写到，美苏联合规划太平洋战争，却因对军事同盟的功能有不同的了解而受到阻碍。美方想的是联合作战，苏方想的是界定好任务，双方分头进行。这种做法上的差异在“研订细节”时就暴露无遗了。
[12]

前线指挥官之间缺乏有效的沟通联系，在战线逐渐合拢的情况下，双方空军唯一的解决之道是，确立新的轰炸线，决定双方作业界线。安东诺夫建议，轰炸线设在距离苏军部队前线约60公里处。美、英方面要求有点时间研究。他们并不高兴。布鲁克在当天的日记里写道：“安东诺夫信手划出一条界线，从柏林、莱比锡、维也纳到萨格勒布（Zagreb），我们觉得并不合适。”

经过一夜考虑之后，西方盟国决定不接受安东诺夫的方案。库特代表美、英说明立场，质疑轰炸线的必要性——显然是要重新考虑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一月份提出的方案。一旦照苏方建议划定轰炸线，在东线重要的工业目标和炼油设施，英、美就通通不能空袭了。库特建议只需改善盟军前线司令官之间的联系。苏方不肯。当时也讨论到美、英、苏三方空军轰炸德国领土时是否需要协调。苏方还是不答应。

讨论过程中，大家才发现原来苏联和英、美将领对所谓“轰炸线”（bombline）的定义有不同的理解。2月7日英军将领去郊游的那一天，库特、波特尔和库狄亚科夫找出了一个解决方法。他们提出“限制区”（zone of limitation）这个名词来描述允许一方轰炸的区域。不过这只是文字调整，轰炸线实际上还是存在。西方盟国现在急着要在苏军前线推进得太接近他们原本计划大规模空袭的德国目标之前，就要攻打这些目标。
[13]

德累斯顿成为三大国在雅尔塔协商好“限制区”之后首当其冲的倒霉鬼——这是在雅尔塔进行的军事商谈里，少有的几个直接结果之一。1945年初，德累斯顿还是少数逃过盟军系统轰炸的德国大城市之一。谣传丘吉尔有个姑妈住在德累斯顿，由于英国首相个人下令，德累斯顿才免受兵灾。很不幸的是，这并非事实。1945年1月，丘吉尔为了协助红军的冬季攻势，把德累斯顿列入了盟军的空袭目标之中。此举的另一目的是展现盟军轰炸机的威力，证明它们远远优于苏联当时所能生产的轰炸机。

在雅尔塔，盟军将领可能颇意外地发现，德累斯顿已经直接列在了苏方建议的轰炸线上。稍过几天，只要苏军攻势持续，盟军轰炸机恐怕很快就不能碰德累斯顿了。英国空军总司令波特尔元帅说服安东诺夫，把德累斯顿和柏林、莱比锡列在一起，作为盟军应苏联之请轰炸的目标。2月7日，迪恩获得上级告知，德累斯顿将和德国其他城市一起列入盟军轰炸目标。确切空袭日期当时并未敲定，但是2月12日，即雅尔塔会议结束次日，迪恩就通知苏联总参谋部，盟军即将轰炸。

2月13日夜里，英国皇家空军发动对德累斯顿的第一波夜间攻击。从2月13日至15日为期三天的猛烈轰炸，将这座“易北河上的佛罗伦萨”夷为平地。总共有1300架英、美轰炸机投掷超过3000吨的炸弹。内城全毁，2.5万名居民或被当场炸死，或被大火活活烧死。但是讽刺的是，这番摧残之后，德累斯顿周遭工业区受到的损失远比历史悠久的城中心小得多，纳粹很快就在当地恢复了军事生产。

德累斯顿被炸发生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之后两天，象征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所谓“恐怖轰炸”的残酷、可怕和毫无意义。皇家空军飞行员出动任务之前收到的备忘录上写着：“前线业已部分崩溃，攻击的目的，在于对后方之敌施以重击，使敌人感到伤害之痛，以防止该城市被用以继续顽抗，同时也可向赶到德累斯顿的苏联人显示我空军之威力。”苏联要到5月8日才赶到德累斯顿，这一天纳粹德国在西线投降。苏军跨越易北河上的“蓝色奇迹大桥”入城，这座19世纪建造的铁桥不仅奇迹般地没被盟军空袭炸垮，而且纳粹企图炸毁它以阻止红军入城时，也没能伤到它。
[14]

[1]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60;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7:1186–87.

[2]
Alanbrooke, War Diaries,xi–xxx,658;Lord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6.

[3]
FRUS:Yalta,562–67;Mark Stoler, Allies and Adversaries: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S.Strategy in World War II(Chapel Hill,NC,2000),219–30.

[4]
FRUS:Yalta,562–65;“Present Relations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Military Mission,Moscow and the Soviet Military Authorities,”January 22,1945,no.176/7,January 21–2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5]
FRUS:Yalta,571;Krymskaia konferentsiia,51;John R.Deane,“Negotiating on Military Assistance,1943–1945,”in Raymond Dennett and Joseph E.Johnson,eds., Negotiating with the Russians(Boston,1951),4–8.

[6]
Alanbrooke,War Diaries,656; FRUS:Yalta,603;To Deane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anuary 18,1945,no.176/6,January 17–2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7]
FRUS:Yalta,603–5.

[8]
Kuter, Airman at Yalta,145;Ibid.,645.

[9]
Kuter, Airman at Yalta,150–51,153,169.

[10]
Michael Parrish, The Lesser Terror:Soviet State Security, 1939–53(Westport,CT,1996),178–80;Nikolai Vlasik,“On vnikal bukval’no vo vse”(Iz dnevnikov nachal’nika lichnoi okhrany Stalina,”Nash sovremennik,no.10(October 2005).

[11]
Kuter, Airman at Yalta,148;Leahy, I Was There,301;Alanbrooke, War Diaries,660;Vladimir Bulatov, Admiral Kuznetsov(Moscow,2006).

[12]
John R.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 The Story of Peer Efforts at Wartime Co-operation with Russia(New York,1947)255.

[13]
Alanbrooke, War Diaries,656; FRUS:Yalta,643–45,689–90;To Deane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anuary 18,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4]
Stewart Halsey Ross, Strategic Bombing by the United States in World War II:The Myths and the Facts(Jefferson,NC,2003),180;Frederick Taylor, Dresden:Tuesday,February 13,1945(New York,2005),383–84;Air Force Historical Studies Office,Historical Analysis of the February 14–15,1945,Bombings of Dresden,http://www.airforcehistory.hq.af.mil/PopTopics/dresden.htm.

第17章　远东闪电战

斯大林在尤苏波夫宫的书房里来回踱步，和在克里姆林宫的习惯一样。他压抑不住激动的情绪，连声说：“好，好极了！”现在他手中拿着罗斯福总统派专差送来给他的一封信。他等不及正式翻译文本，就找来年轻的苏联驻美大使葛罗米柯，要求他立刻口译信件内容。葛罗米柯告诉他，罗斯福预备接受苏联对库页岛南部及千岛群岛的主张。斯大林告诉他的大使：“这是一封很重要的信。美国人承认我们在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地位的正当性。现在，他们一定会试图坚持要我方参加对日作战作为回报。但那是完全不同的问题。”

斯大林问葛罗米柯：“你来告诉我，你对罗斯福有什么看法？他聪明不聪明？”这位未来的苏联外交部长这次并不想像前几天那样，向斯大林依阶级分析来评断罗斯福的资本主义政策。他察觉到了领导的情绪：斯大林很满意罗斯福这封信，希望听听对信件作者的好话。他很谨慎地说：“斯大林同志，罗斯福是个非常聪明、非常能干的人。他能当选三次，连任四届总统，就足以说明这一切。当然，他也得到了国际局势的帮助。很大一部分也是因为民主党人善于打造他的人望。不过，他在电台的广播，所谓的‘炉边谈话’，对数百万美国人民的确有很大的影响。”

斯大林评论说：“他是很聪明。是啊，他每件事都做对了。”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写道：“他（斯大林）的脸上现出了十分满意的笑容。我注意到，当讨论到他有好感的人而他又感觉良好时，就会出现这种表情。”
[1]

在斯大林向美国人提出苏联参加太平洋战争的条件后，罗斯福这封信首次正式认可了斯大林提出的“政治条件”。斯大林现在相信罗斯福已承认苏联要求的正当性，依据的不仅是历史的因素，还有地缘政治的原因。1905年，美国老罗斯福总统协助日、俄两帝国谈判，签订《朴次茅斯条约》（Treaty of Portsmouth），结束了两强为控制中国东北及朝鲜而打的一年半的战争。这位美国总统因为外交上的表现荣获诺贝尔和平奖，但并不是人人都喜欢他斡旋的结果。对俄国来讲，那是国家的奇耻大辱，它在海战、陆战相继失利，败给了亚洲的“弱小国家”，被迫吞下苦果。

根据《朴次茅斯条约》，沙皇政府同意把库页岛南部割让给日本，把俄军撤出中国东北，还要交出它在东北修造之铁路的控制权。它也允许日本租借辽东半岛，拿走俄国海军在旅顺港的基地，并且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俄国在太平洋争取温水港的美梦自此断送。沙皇政府必须接受老罗斯福总统调停的和约，有一部分是因为国内爆发了1905年革命，从内部削弱了帝国。现在，当年积极参与推翻沙皇的革命的斯大林，现在却试图为帝国昔日统治者蒙受的耻辱报仇。
[2]

苏联在1941年12月的莫斯科保卫战击退德军之后，才首度思考苏联参与太平洋战争这个目标。当时，莫洛托夫的副手所罗门·洛佐夫斯基（Solomon Lozovsky）打了个报告给斯大林，建议苏联改善它在远东的地缘战略地位，因为苏联的马加丹港（Magadan）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港都因日本拥有千岛群岛及库页岛南部而和太平洋阻绝。洛佐夫斯基写道：“日本军舰可以随时切断我们港口和太平洋的交通，封闭拉彼鲁兹海峡（Laperuz Strait，日本称“宗谷海峡”）、千岛海峡、津轻海峡（Sangar Strait）和对马海峡（Tsushima Strait），对此我们再也不能容忍了。”他认为，苏联应该开始思考“我们在远东的国界，以及苏联港口和整个太平洋沿岸港口之间交通往来的自由”。
[3]

不论苏联人在1941年12月时打的是什么主意，他们都必须严格保密。1941年4月，他们才和日本签订了有效期5年的《苏日中立条约》。若非日本决定不在当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后也派兵夹击苏联，斯大林也无法从远东地区抽调生力军驰援莫斯科，击退纳粹对首都的进攻。美国《租借法案》物资经由苏联太平洋口岸入境，全靠日本的善意，才维系住这条攸关苏联存亡绝续的战时生命线。苏联的斯大林格勒战役大捷令日本政府吃了一惊，日本政府提议派特使访问莫斯科，以加强双边关系。但斯大林予以婉拒，他宁可维持苏日关系的现状——中立。

1943年10月，斯大林告诉来访的美国国务卿赫尔，德国投降后，苏联将加入盟国对日作战的行列。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建议盟国在日本周边建立“强点”——军事基地，但是他不肯当着丘吉尔的面讨论苏联对领土的要求。他在私底下去见罗斯福，列出一份清单，让罗斯福了解，要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得看盟国在欧洲的表现。斯大林所要求的领土远超过洛佐夫斯基的主张。1944年1月，罗斯福从德黑兰回国后，通知“太平洋战争理事会”（Pacific War Council），他已和斯大林达成共识，要把日本当时拥有的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给苏联，承认苏联对中国的大连港及中国东北铁路主张的权利，允许苏联参加为期40年的朝鲜托管。

他们尚在德黑兰时，罗斯福致函斯大林，要求美国获得在苏联远东地区设立军事基地的权利，一旦苏联加入战局，这些基地就可以立刻用来对付日本。苏联对这件事没什么兴趣。斯大林向英、美保证，欧洲战事结束后，只要苏联从西线往远东调兵，能达到远东地区原有兵力的三倍，苏联就会加入对日作战。和在德黑兰接受的许多方案一样，这次也是口头谅解，对任何一方都不具法定约束力，一切仍待未来谈判。苏联后来和美国就苏方参加太平洋战争进行谈判时，立场也是如此。

即使是斯大林的高级外交政策顾问，也不知道苏联承诺加入太平洋战争的事。迈斯基于1944年1月向斯大林、莫洛托夫呈交有关战后世界组织的备忘录时，显然完全不知道已经有了这一默契。迈斯基认为苏联必须兼并千岛群岛和库页岛南部，但也觉得不必和日本交战，即可达成目标。事实上，迈斯基不主张对日开战，提议斯大林让西方盟国自己去和日本作战，以补偿他们拖拖拉拉，一直没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

1944年9月，斯大林对美、英大使哈里曼及克尔表示，他很惊讶西方盟国没邀苏联参加，就径自规划在太平洋的联合军事行动。他确认他已决定参战。但是，10月间丘吉尔访问莫斯科时，哈里曼提醒斯大林注意美国的要求。斯大林却告诉他，政治问题应该先厘清。1944年秋末冬初，苏联媒体露出迹象，斯大林脑子里盘算的政治问题轮廓开始浮现。“取回”40年前苏联在日俄战争中“失去”的旅顺港似乎是优先目标。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报告说：“有一本描述旅顺港当年被围困的书，之前被扣住了好几年，最近出版了，在报章杂志上颇受好评。”
[4]

同年12月，哈里曼奉华盛顿方面训令，正式要求斯大林说清楚、讲明白他关切的政治问题。斯大林提出一份和他在德黑兰与罗斯福讨论时相同的清单。斯大林要求把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交还”给苏联，使苏联在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之间能够自由通行。斯大林说：“通往太平洋的所有口岸现在都被敌人占有或封锁着。”他还要求租借旅顺、大连以及中东铁路。哈里曼清楚罗斯福、斯大林在德黑兰私下谈话的内容，指出就太平洋温水港这个议题而言，罗斯福理解的不是租借，而是国际自由港。斯大林回答：“那可以再讨论。”但是，他还有一项要求，上次在德黑兰时没有提到。斯大林要求必须维持外蒙古现状，意即蒙古脱离中国独立——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蒙古一直是苏联唯一的扈从国家。
[5]

罗斯福显然并不急着恢复讨论。和在其他议题上一样，美国政府的不同机构有不同的意见。军方力促总统设法让苏联尽早投入对日作战。美国国务院专家则反对在领土问题上退让。1944年12月，美国国务院跨部门远东地区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有关千岛群岛的备忘录，反对把千岛群岛移交给苏联。1月，委员会又提出一份备忘录，反对交出库页岛南部。两份报告都援引种族、历史、经济和地缘战略理由，主张美国在响应苏联的要求时，可以提出在千岛群岛某一岛屿建立美军基地的可能性。

千岛群岛从来不曾完全隶属俄国。千岛群岛南部的居民为日本人，该地区在19世纪初即属于日本，1855年时俄国也承认这一点。20年之后，俄国人用他们所拥有的千岛群岛部分，向日本换取了当时属于日本的库页岛南部。日本在1905年日俄战争胜利后，又取回了库页岛南部，命名为桦太岛（Karafuto）。15年后，俄国内战期间，日本又占领了库页岛北部，但日本在1925年被迫将它归还给莫斯科。千岛群岛的重要性在于它是战略要冲。库页岛南部日本族裔人口逾40万，在经济上和行政上已整合进日本帝国。

美国国务院专家坚持，在任何情况下，库页岛南部或千岛群岛南部都不应交给苏联。斯大林早已通过手下情报人员了解到美国国务院的立场——苏联解体后，在俄罗斯联邦总统的档案里，出现了有关千岛群岛的备忘录副本。奇怪的是，美国国务院有关远东领土问题的这两份备忘录，都没有纳入雅尔塔会议资料汇编，看不出来罗斯福是否熟悉他们的建议。总之，他已经有了定见。

在2月4日和总统进行会前会时，哈里曼表示，作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条件，斯大林可能会要求得到库页岛南部、千岛群岛、中东铁路，并要求蒙古维持现状。罗斯福说，除了蒙古问题他仍需和蒋介石商量之外，他预备在其他问题上通通答应。他没有咨询斯退丁纽斯，也没理会美国国务院的意见。当国务卿后来获悉罗斯福和斯大林已通过哈里曼当中间人，开始讨论起远东问题时，他问总统是否需要任何协助。罗斯福说不用了，这“主要是军事问题”，他宁愿它“停留在纯军事的层面上”。
[6]

斯退丁纽斯在回忆录中说：“我晓得在雅尔塔……军方领袖对总统施加了极大的压力，要他把苏联带进远东战争。”雅尔塔会议资料汇编内倒是有一份参谋长联席会议拟订的有关远东问题的备忘录。备忘录力主苏联应该“尽快”加入对日作战：“苏联在远东对日作战的目标应是：击败盘踞在中国东北的日军，与驻在东部西伯利亚的美国空军合作轰炸日本本土，尽量干扰日本与亚洲大陆之间所有的海上交通运输。”
[7]

美国战略规划家派给苏联的角色，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于1944年7月批准的一份进攻日本计划书中的构想。这项计划说明马歇尔的意见胜出了，赢过了海军上将金和陆军航空司令阿诺德（H.H.Arnold）将军的主张。马歇尔代表的陆军认为进攻日本本土是胜战关键，金和阿诺德代表的海、空军则认为单凭封锁就能赢得对日战争。他们后来同意了一套两阶段进攻日本的计划。第一阶段进攻九州岛，估计美军死伤人数为10万；第二阶段进攻本州岛及关东平原，估计美军死伤人数为25万。11月间，参谋长联席会议的一份研究断定，不论美方的意愿如何，莫斯科基于它本身的战略利益，迟早都会加入对日作战。问题在于美国不能够无限期等待。这份研究希望苏联尽早加入战局，苏军牵制住盘踞在中国东北的百万日本大军，美军才能顺利进攻日本本土。参谋长联席会议1月23日上呈给罗斯福的备忘录即以这项研究为基础。这份备忘录也纳入了雅尔塔会议资料汇编。
[8]

当苏联表示在他们的政治要求未获承诺之前不肯讨论细节时，美国军事将领也毫不犹豫地提醒总统注意他们的需要。他们在2月3日夜里首次致函安东诺夫，请他取得斯大林的同意来就太平洋战争进行交涉。苏方没有回答。两天之后，金宣布他将在次日报告太平洋的战局，乐于回答苏方提问，安东诺夫表示他乐于听取报告，“但是有关这件事的讨论，苏联总参谋部希望在政府首脑考虑过太平洋战争之后再来进行”。同一天，莱希要求罗斯福向斯大林提出两个问题。一是跨洋补给，二是在苏联领土兴建美国空军基地。美方认为两件事都很急迫，罗斯福立刻致函斯大林，请他在这两件事上都帮忙配合。

当天夜里，罗斯福请亲信顾问吃晚饭，三大将领也都出席。马歇尔在席上讲些和“日本鬼子”作战的趣闻逸事。但是，不论美军在菲律宾肃清日军是多么成功，都掩盖不了一个痛苦的事实：美军面临敌人的顽抗，进展十分缓慢，且伤亡惨重。马尼拉之役始于2月3日，进行了整整一个月，美军阵亡1000多人，伤者达5000多人。从这种伤亡率看，美军的确需要苏联助阵，而且是愈快愈好。

苏联的立场在第二天依然不变。金做了报告，安东诺夫重申他在前一天讲过的话。只有库兹涅佐夫对金的报告感兴趣，问起美国海军的计划是否包括在千岛群岛占领某一岛屿，金说这是一个可能性。库兹涅佐夫也对美军潜艇在日本海作业的计划感兴趣。苏联显示出他们把太平洋战场视为次要。安东诺夫问布鲁克：“集中兵力在主战场先打赢了欧战，再把兵力调过来打日本，不是比较好吗？”大家并没讨论在太平洋联合作战的事，会议遂在没有结论的情况下结束。

即使库特想诱使讲话最坦率的库狄亚科夫表态，也没有结果。库狄亚科夫要求C-54“空中霸王”运输机和B-24“解放者”重型轰炸机依《租借法案》拨给苏联，似乎暗示苏联有参战的可能性。可是，库特直接向库狄亚科夫问苏联是否会参加太平洋战争时，对方回应“只是在描述德国投降后的一种可能性。至于承诺，苏联人只是一笑，然后耸耸肩，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斯大林也没回复罗斯福的信。这位苏联统治者的信号很清楚：在他对千岛群岛、库页岛南部及中国东北的要求还未得到答复之前，他不会做出任何决定。2月6日，罗斯福又收到莱希的一封便笺，要求他催促斯大林。罗斯福现在进退维谷，一边是自己军方的要求，另一边则是斯大林的政治条件。他已经无法再拖，必须去找斯大林直接交涉。而对于斯大林要的是什么，他心知肚明。
[9]

美国军事首脑在2月7日晚间注意到，苏方态度已出现变化。在英国人到巴拉克拉瓦古战场凭吊时，莱希递便函给安东诺夫，要求美苏双方军事首脑次日下午3点在苏联的总部进行“秘密讨论”。安东诺夫答应了。

当天晚上，安东诺夫邀库兹涅佐夫到柯瑞兹宫，听取他对斯大林做例行军务报告。大约午夜时分，报告完毕，斯大林请他的将领吃饭。席间他们先讨论了对德前线的局势评估，后来，斯大林转头要库兹涅佐夫描述太平洋舰队的现况。库兹涅佐夫借机提醒斯大林，他希望争取到美国船舰。库兹涅佐夫是红军中唯一迫不及待想对日本开战的将领：他渴望和金谈判，把美国船舰移交给苏联太平洋舰队。会议刚开始，他就向斯大林求助，却被告知时机还不成熟。现在，他得到了肯定的答案。斯大林说：“我记得了，我今天会对罗斯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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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8日下午3点半，斯大林走进罗斯福的书房，预备和他私下讨论远东问题，当时只有莫洛托夫、哈里曼和两名译员在场作陪。斯大林发现，罗斯福正在和斯退丁纽斯谈话。这位国务卿并未被邀参加会谈，他事先就被总统告知这是军事问题，不归他管，因此他告退了。两位领导人即将展开一场复杂的外交博弈。罗斯福先从远处讲起。他问斯大林，美国空军可否在布达佩斯近郊建立基地，能否进行对东欧的轰炸调查。之后，罗斯福才把话题转到远东。他说，由于刚从日本占领下光复马尼拉，因此现在需要多几个空军基地强化对日本的轰炸，或许盟军就可不用派出地面部队而赢得战争了。

斯大林晓得这段谈话会引向哪里：罗斯福想谈的是美军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军事基地——这件事罗斯福在2月5日的信函中就已提到，只是斯大林没有回答。斯大林说，他还没预备让美国空军在堪察加（Kamchatka）设立基地，因为当地有日本领事馆。但是，他可以允许美方在阿穆尔河（Amur River，即黑龙江在俄罗斯的部分）流域，即比较靠近中国的地界，设置两个基地。这是一个好兆头。过去几个月中，美国军方一直争取在苏联远东地区建立军事基地，现在问题似乎有解了。和往常一样，答复来自斯大林本人：他底下的人，谁也不敢就允许外国部队进驻苏联领土这种敏感问题发表意见。

罗斯福再接再厉。他递给斯大林一份备忘录，请他命令红军开始联合规划远东作战。斯大林说，没问题，他会下令。果然，双方交涉取得突破。罗斯福有理由满意，他的整个军事议题在几分钟内就谈好了。他得到清晰的信息：苏联即将加入对日作战。他到雅尔塔来的第二项重大任务也即将完成。只有一个问题，答案尚未揭晓：斯大林开出的条件是什么？

这位苏联领导人现在说：“一切都没问题。但是，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要怎么办？”他脑子里想的是他在莫斯科和哈里曼讨论过的条件。罗斯福说，他“觉得库页岛南部和千岛群岛在战争结束时划归苏联，绝对不是问题”。这个说法符合葛罗米柯所描述的那封令斯大林大乐的信的内容，只不过现在斯大林不动声色。

至于斯大林向哈里曼提起的其他议题，罗斯福的答复就比较含糊了。罗斯福回想起他们在德黑兰时，自己曾赞成允许苏联在南满铁路末端得到温水港，可能就是大连，但是他还没有机会和中国领导人蒋介石讨论这个议题。罗斯福倾向于宣布大连为自由港，若是允许苏联租借，恐怕会让丘吉尔有借口，不把香港交还给中国，而把香港交还中国恰是罗斯福的主张。

斯大林这时决定先移动到棋盘的另一个角落。他请教罗斯福对外蒙古的现状有何看法。罗斯福说，他认为外蒙古应该维持现状，但这是他需要和蒋介石讨论的另一件事。当斯大林又问起苏联对通往旅顺、大连及符拉迪沃斯托克的中国东北铁路的控制权时，罗斯福的答复仍大致相同。有两种解决方案，一是直接租用，二是和中国共同经营，但他也得和蒋介石商量。

罗斯福本人愿意退让，把日本领土让给苏联，但是他反对牺牲中国向苏联让步。中国毕竟是区域盟国，而且他有心把中国打造为大国，成为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常任理事国。斯大林十分失望。美国人所要的，他几乎全都答应了，回报却比他预期的少了太多。他是个手腕灵活的谈判高手，决定改变战术。他威胁要推翻他的重大让步——苏联参加对日作战的承诺。

根据美方的会议记录，斯大林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达成，他和莫洛托夫就很难向苏联人民解释为什么苏联要加入对日战争了。他们很清楚为什么要和德国作战，因为德国威胁到了苏联的生存。可是他们不明白，为什么要和一个并未交恶的国家开战……如果这些政治条件达成了，人民就会了解是为了国家利益，也就十分容易向最高苏维埃解释参战的决定了。”

罗斯福又拿出现在已是老掉牙的标准答案，表示他还没有机会和蒋介石讨论，但是他说：“和中国人讲话有个麻烦，那就是任何事情你只要跟他说了，24小时之内全天下都知道。”在场替罗斯福当译员的波伦后来在回忆录中说：“很显然，他对当下在做的事感到不安。”罗斯福觉得他不能没有苏联参战之助，但是他也不能公然承诺允许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势力范围。然而，他可以考虑秘密交易。

斯大林当下就明白了。他告诉罗斯福，他不认为“现在有必要对中国人说”。他向罗斯福保证，最高苏维埃绝对不会泄密。然后他说：“最好是在这里把这些条件写下来，经三大国同意。”罗斯福同意：“这样可以。”交易就这样讲定了：苏联加入对日作战，换取从日本划让领土，以及在中国东北建立势力范围。苏联在东北的驻军可以确保外蒙古继续独立。

斯大林明白罗斯福心里不安，赶紧向罗斯福担保，大可放心，他和蒋介石政府的关系不错：4月间，国民党会派个代表来莫斯科，他乐于接见这位代表。何况，在他从德国前线调遣20或25个师的兵力到远东后，就可以告诉中方。同时，苏联可以接受中国港口国际化，不必直接租借。

罗斯福趁热打铁，利用双方已经达成的共识，争取斯大林合作，在亚洲建立一个由美国主导的新秩序。他们第一次私下会谈时，罗斯福虽然推动英、美共同议事，却刻意和丘吉尔保持距离。这一次，他打算背着丘吉尔，和斯大林达成协议。罗斯福亚洲方案的第一个项目是朝鲜。他提醒斯大林，自己在德黑兰会议时曾提议对朝鲜采取托管。现在，他建议以美国、中国和苏联为托管国。斯大林不反对，但不愿意让美国人实质控制朝鲜这个在历史上与俄国利益相关的地区。他们的态度似乎整个颠倒过来：罗斯福在推动大国霸权，而斯大林表面上关心小国的权利。

斯大林问，朝鲜会不会成为受保护国。罗斯福向他担保不会。接下来斯大林建议托管期限应该定清楚。罗斯福提议以20年至30年为期，斯大林答：“愈短愈好。”他也问有没有必要在朝鲜驻军。他很高兴听到罗斯福说不必驻军。最后，罗斯福说，他“个人不觉得必须邀请英国参加朝鲜的托管，但英国一定会不痛快”。斯大林装出相当关心的模样，是呀，英国人一定会不痛快。他开玩笑说，丘吉尔会宰了我们。他觉得应该也邀他们参加。罗斯福提出折中方案：先定三个托管国，倘若英国人闹得太凶，再邀他们参加。斯大林同意。朝鲜问题就这样达成了协议。

斯大林此时刻意求好。为了感谢罗斯福接受苏联对日本及中国的要求，他回到会谈开始时的问题。是的，他会指示他的将领在布达佩斯近郊提供基地给美国空军，并且允许轰炸调查小组在东欧的苏联占领区作业。现在两大领导人之间充满相互信赖和了解的气氛，觉得什么问题都好商量。

中国问题？他们一致认为中国人需要有更好的领导人，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应该组成统一战线对抗日本人。中南半岛呢？罗斯福还是坚持他在德黑兰说过的话：哪怕英国反对，他也要把中南半岛托管，不还给法国。斯大林完全同意：法国没有能力守住中南半岛，英国必须接受，除非他们愿意再度失去缅甸。

会谈即将结束，斯大林决定提出他的海军总司令最关心的问题。“斯退丁纽斯先生告诉过莫洛托夫先生，战后美国多余的船舰或许有可能出售给苏联。”他小心地请教，不知这是不是事实。罗斯福十分大方。他预备修订美国的法令，允许出售美军船舰，并且可以允许他们赊账，不算利息。他不忘借机挖苦英国人。他说：“他们出售东西，可从来不会不考虑商业利益。”

斯大林不仅赞美罗斯福答应出售军舰，还夸奖《租借法案》实在高明：“这是个了不起的发明，没有它，胜利一定会往后拖。”他说：“在过去的战争里，有些国家会补助其他盟国打仗，但这样做却冒犯了接受补助的国家。可是，《租借法案》绝不会产生这种问题。”罗斯福听了，心里十分受用，对于《租借法案》也全部居功。他说，四年前自己在游艇上休憩，苦思如何既协助盟国，又避免贷款会造成的困扰，后来就冒出了《租借法案》的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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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斯大林会谈结束。所有的记录都显示，会谈时间还不到半个小时。但他们已经迟到了，全体大会为了他们必须延后开会。他们讨论的范围极广，在不止一个问题上达成了共识。现在，要由军事将领去规划详尽的作战计划了。

在斯大林和罗斯福私下会谈前半小时，美、苏军事首脑也碰了头，首次讨论在太平洋战场的联合行动。美国军方听到安东诺夫将军同意双方坐下来谈时，其实也不敢抱什么期望。当天上午，莱希上将仍然十分悲观，表示他“对于和苏联总参谋部代表进行冗长对话，不抱太大希望”。马歇尔则比较乐观地说：“我们能和苏军总参谋部安排好会谈，是一个好兆头，因为苏联愿意讨论我们感兴趣的事了。”
[12]

会议于下午3点在柯瑞兹宫开始，莱希先讲话。他开门见山就说他希望讨论远东问题，需要有信息能进行战事的规划。苏联将领是既配合又小心。莱希朗读美国要求的清单之后，安东诺夫表示他接下来要说的只代表他个人意见。然而，他保证“当天就会向斯大林元帅报告，并且……会尽快提供完整、权威的回答”。

安东诺夫表示，苏联的作战计划没有变。换句话说，苏联预备以主力攻打中国东北，目标是切断当地关东军与中国其他地区日军的联系。苏联预备战事一开始就占领库页岛南部。他们或许需要美军协助，以保护堪察加及西伯利亚东部不受日军的海上攻击，也需要美军保持太平洋补给线的开放。除了美军目前已向远东地区提供的军事器材、粮食和弹药之外，苏联仍需美国协助兴建仓储设施。至于美国在苏联远东地区设立空军基地一事，安东诺夫连个人意见也不肯说。他答应会把问题向斯大林报告。

1944年秋天，美军派出一组规划人员到莫斯科准备太平洋战区的联合作战计划，但是苏方一直不肯配合。苏联希望不惜代价避免外国军队出现在自己的领土上，俄国大革命期间西方军事干预的记忆仍留存在苏联人的脑海里。但是他们向美国人开口要求军事武器和补给，可绝不会感到不好意思。他们认为，苏联部队承担战争的重负，付出惨重伤亡代价，为盟国打赢战争，至少，盟国提供器材和补给是应该的——库兹涅佐夫就是这么想的。他预备派3000名官兵到美国接收将要移交给苏联海军太平洋舰队的船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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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安东诺夫声明一切纯属个人意见，也不肯讨论美军设立基地的问题，美国军事首脑对会议的结果还是感到满意。原本十分怀疑的莱希上将，在回忆录中以十分正面的口吻记述：“我们首次讨论到，德国崩溃之后，就要仔细规划对日作战。这些计划涉及一个苏联极为重视的原则，就是美军若干作业必须进驻苏联领土。安东诺夫将军及其同僚说，我们的计划看来很棒。他虽然表现出谅解和同情，但他表示在得到最高统帅斯大林批示之前无法回答任何问题。我说：‘好吧，先生，这件事非常重要。我们希望立刻付诸行动。你能向斯大林争取到必要的授权吗？’安东诺夫答应立刻会有动作。”“政治问题”既已解决，苏联也就乐于配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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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已取得斯大林最重要的承诺，即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但是这个承诺是以极高的代价换来的。罗斯福答应在战争打完之前就交出领土——他多次在公、私场合谴责这样的政策，尤其是在《大西洋宪章》中更高唱入云。他心里很清楚，从共同敌人日本那里取块领土补偿斯大林是一回事，把盟国中国的土地、权益送出去，又是另一回事。但是他当时关心的是美国最重大的国家利益：如何尽快结束战争，减少美军伤亡。苏联在雅尔塔会议头几天拒绝讨论联合对日作战的问题，这使得罗斯福相信，除非答应了斯大林的条件，否则不可能和红军进行有效的合作，甚至苏联也不会在远东参战。后来许多人质疑，中国乃至美国付出的代价是不是太高了。

[1]
Gromyko, Memoirs,114–16.

[2]
Geoffrey Jukes, The Russo-Japanese War 1904–1905(Oxford,2002).

[3]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142–43.

[4]
FRUS:Cairo and Teheran,554,617–19;“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 Based on the Soviet Press for the Period October 13–December 31,1944,”January 10,1945,7,no.176/4,January 6–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347–48;Tsuyoshi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Stalin,Truman and the Surrender of Japan(Cambridge,2005),14–33.

[5]
FRUS:Yalta,378–79.

[6]
Ibid.,379–83,385–88;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92;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34,313.

[7]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90;FRUS:Yalta,396.

[8]
FRUS:Yalta,396–400;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27–33;Cray, General of the Army,497–98.

[9]
FRUS:Yalta,379–83,385–88,564,567,593–94,607–8,651–55;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92;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4–10,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To Deane from the Joint Chiefs of Staff,January 18,1945,no.176/6,January 17–2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Kuter, Airman at Yalta,156–58.

[10]
FRUS:Yalta,698–99;Kuznetsov, Kursom k pobede,450–52.

[11]
FRUS:Yalta,766–7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39–43;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6–97;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38.

[12]
FRUS:Yalta,733–34,898.

[13]
FRUS:Yalta,757–60;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255.

[14]
Leahy, I Was There,307.

第18章　“盟友不该互相欺骗”

会议进入第四天和第五天，各国总部里的生活和工作已经很有规律了。萨拉·奥利弗在2月8日写给母亲的家书里，比较了雅尔塔会议和德黑兰会议。她说：“就实质而言，这次会议没有去年的会议那么艰苦。他们下午4点才开会，忙个四五个钟头，然后就散会回到各自的窝去了。”贾德干在同一天上午也写道：“我们已把会议简化成相当有秩序的程序，每天都差不多同一个样子。我们上午举行外长会议，工作到11点半，然后吃午饭。昨天，外长会议在苏联人的总部举行。今天则由我们当东道主。然后就是三巨头会议，通常都要进行到晚餐时刻。”

大家也逐渐习惯了他们的生活安排。一向容易发脾气的贾德干写信告诉太太：“我们在这里还挺舒适的。”虽然这位外交部常务次官抱怨英国人下榻地的灯光“遥控”系统，但其实对于苏联电气师的粗心，他与其说是气恼，不如说是觉得好玩：“艾登房间、浴室和办公室的灯光全由走廊末端的一个开关控制，不是同时打开，就是同时关掉！因此，苏联女拥或笨手笨脚的陆战队员搞不好一碰就熄灯，要不然就是大清早6点钟就开了灯！”
[1]

西方人士已经习惯了盥洗设施的不足，无可奈何地接受了事实，甚至还开起了玩笑。库特将军记得：“在里瓦迪亚宫，有关盥洗室的话题从来不断。除了战争之外，盥洗室是克里米亚会议期间大家谈得最多的话题。”大家最后都习惯了早上在盥洗室门口排长龙。他们利用这个机会讨论前一天的事，交换最新的消息，也针对即将讨论的议题交换看法。库特说：“因此，在早餐前，在走廊上早已进行了长时间的非正式会议。”

对于出席雅尔塔会议的西方代表来说，他们在日常生活上必须调整适应的另一个伤脑筋的问题是食物。贾德干说：“此地的食物还挺不错的，苏联其他地方通常就单调多了。当然，他们得受点训练，好知道早餐应该供应什么。鱼子酱和碎肉饼当早餐，偶一为之还不错，但天天吃可就吃不消了。我们好不容易才教会他们供应煎蛋卷之类的东西。”他很高兴地强调：“鸡蛋、牛油一直不缺。”库特也说，除了冷盘、奶酪、热茶之外，苏联厨师开始“颇为骄傲地”供应美式餐点。库特表示：“我们可以在‘麦片谷物’（Wheatena）和‘麦之精华’（Cream of Wheat）这两种早餐麦片中选，厨师还在上面加了热黄油和大蒜调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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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美代表好不容易向服务人员说清楚、讲明白之后，有些改进真是太令人感动了。莱希告诉安娜·伯蒂格，他和服务人员是“鸡同鸭讲”。2月4日上午，莱希点蛋、烤面包和咖啡当早餐，服务人员一副“我明白”的表情，15分钟后端上来的却是一盘鱼子酱、火腿和熏鱼，外加伏特加酒。罗斯福的这位幕僚长气得大吼：“天啊，给我找个懂英语的人来——把这个家伙和这堆东西快快弄走。”总统的女儿觉得这一幕很有意思，把它写进了日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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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对付俄式早餐的办法就是来个根本不吃早饭。萨拉告诉母亲：“他很晚才起床，没有时间吃早饭和午饭，直接就工作，并于下午4点前小睡一下。因此，他起床时只喝橙汁，11点半左右吃‘早午餐’，然后就什么也不吃，直到晚上9点钟！看起来时间挺长的，但是他说他喜欢这样。”贾德干也注意到丘吉尔不抱怨没吃没喝。他在2月9日写道：“首相看来挺好的，只不过喝了一大堆高加索香槟，对一般人健康大概都不好。”贾德干写到，苏联人少不了酒，“除了一盘又一盘水果，一瓶又一瓶的矿泉水”，他房间里还有“一瓶伏特加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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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于2月8日晚在柯瑞兹宫设宴招待英、美代表团，香槟、伏特加是供应不断。菜单上有香槟酿白鱼，还有传统的俄国鱼子酱和肉饼、高加索烤肉，以及中亚鹌鹑肉饭。这是会议期间最盛大的招待会，萨拉告诉母亲说，它有如国宴。晚宴主宾共30人，包括安娜·伯蒂格、萨拉·奥利弗和凯瑟琳·哈里曼三位女士，她们对于自己能受邀出席，兴奋得不得了。当天并非斯大林座上宾的希斯后来回忆说，三位女士使雅尔塔的日常生活多了几分生气，“气氛就像乡村聚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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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当晚兴致很高。萨拉告诉母亲：“‘大熊’当起主人，非常友善，显得很愉快。”凯瑟琳·哈里曼在写给姐姐的信中也说：“他真是太棒了。他很有兴致，是个一流的主人，三次讲话很精彩，不落俗套。他依照苏联习俗，坐在一张长桌的中央，总统坐他右侧，丘吉尔坐在左侧。莫洛托夫、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则坐在他们对面。有时，斯大林笑眯眯地坐在那里，像个慈祥老人，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总之，我印象十分深刻。”不仅女士们印象深刻，斯退丁纽斯也觉得斯大林“非常幽默，兴致高昂”。布鲁克在日记里写道：“斯大林表现甚优，非常风趣幽默。”斯大林一定觉得会议发展得很顺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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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第五天，会议已进入尾声，三巨头开始初步评估己方的成败得失。他们经历了一整天不怎么平顺的会议，才来参加晚宴。晚宴之前几个小时，罗斯福才得到斯大林的保证，确认苏联将会参加对日作战。但是，代价非常高昂。况且，尽管前一天有些鼓舞人的说法，但波兰问题依然僵持无解。法国参加监管德国一事，以及德国赔偿的规模大小，都尚未取得协议。当天稍早，丘吉尔读完外交部的报告后，归纳出它的论点如下：“一、胜利者唯一的联结是共同的仇恨。二、英国若要安全，就必须肩负起一批弱小国家的安全。”丘吉尔不同意这种做法，他认为：“我们非得想出比这些更好的方法不可。”

如果要维系住同盟，就必须找出共同的基础。三巨头私交不错，值得庆幸，或可寄以希望。即使丘吉尔向艾德礼抱怨“我们在这里非常不顺利”，他还是说，“所有的私交都是非常好的”。斯退丁纽斯认为会议气氛良好，应该归功于会议没有预定的正式议程：三巨头若在某个问题上碰到难以逾越的障碍，就可以把它搁置，先处理另一个问题。经过一整天艰难交涉之后，他们仍可彼此轻松相处。晚餐是舒缓紧张、协商议题的好机会。在正式会场上的辩论可以在比较安静的情况下继续：外交游戏一经启动，就不会失去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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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在柯瑞兹宫晚宴上举杯敬酒时说：“在同盟中，盟友不应该互相欺骗。”他这话被陪同丘吉尔赴宴的柏西少校记了下来。斯大林说：“或许这样说太天真了，经验丰富的外交官可能会说：‘我为什么不应该骗我的盟友？’但我是个天真的人，我认为最好别骗我的盟友，即使他是个笨蛋。我们的同盟如此坚固，或许正是因为我们彼此不欺骗，还是说，那是因为互相欺骗不是那么容易？我提议大家为三国同盟的坚固干杯。愿同盟坚强、稳定！愿我们坦诚相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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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位苏联领导人是正在欺骗自己的来宾并企图掩饰，还是在担心他们会欺骗他？在晚餐开始前，萨拉·奥利弗有机会和全苏联人人闻之色变的一号人物谈话，他的名字是拉夫连季·贝利亚，这是这位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首次在雅尔塔会议上亮相。萨拉写道：“这个秘密警察头目也在场。我只会五句俄语，勉强挤出一句：‘能递给我热水瓶吗？’这个秘密警察头目答道：‘我不相信你还需要热水！你已经够热辣了！’这段对话似乎还会发展下去，不过，此时开始上菜了。”

贝利亚是个出名的色鬼，曾经强暴过女子，喜爱开黄腔。当天晚上，他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尔大谈鱼的性生活。但是，贝利亚的油腔滑调之下藏着另一面。斯退丁纽斯国务卿和萨拉一样，也是在柯瑞兹宫首次见到贝利亚的。他觉得，“这位政治局强人……坚强有力，十分机警”。凯瑟琳·哈里曼在第二天形容他“个子小，肥胖，眼镜片很厚，这使他显得更加阴险，但是他相当会献殷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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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亚渴望在国际场合扬名立万，他参加过德黑兰会议，却只是不挂名的随员，这次作为正式代表团成员出席雅尔塔会议，算是他走上国际舞台的“处女秀”。46岁的贝利亚是斯大林的左右手之一，也是斯大林的格鲁吉亚老乡，1938年，他被拔擢到莫斯科，接替“大清洗”的设计师尼古拉·叶若夫（Nikolai Yezhov）。叶若夫和在他之前担任苏联秘密警察头目的亨里希·雅戈达（Genrikh Yagoda）一样，被控替外国当间谍，遭到枪毙。斯大林于1953年过世之后，贝利亚也落得同样的下场。不过，他因为忠心耿耿，卖命服务，赢得主子信任，才得以活得比斯大林久。

身为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贝利亚负责苏联庞大的安全机构以及古拉格——可怕的劳改营。他后来又负责苏联研发制造原子弹以及搜集核弹情报的任务，把潜伏美国情报网搜集到的资料，直接交给物理学家伊戈尔·库尔恰托夫（lgor Kurchatov）领导的苏联科学家团队。斯大林为了牵制贝利亚，不让他势力独大，又设立了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由弗谢沃洛德·梅尔库洛夫（Vsevolod Merkulov）领导，负责海外情报搜集工作。即便如此，在苏联神秘的谍报世界里，贝利亚仍是最有权势的人物。
[10]

罗斯福在斯大林的这场晚宴上首次看到贝利亚，问斯大林这是哪一号人物。斯大林也不避讳：“他是我们的希姆莱（Himmler）
[B3]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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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可不认为这个笑话好玩，对于贝利亚听得见他和斯大林的对话也感到不满。但这位苏联的希姆莱只是微笑以对。英国大使克尔向他敬酒时，称呼他是“照管我们身体的人”。贝利亚依旧默不作声，但丘吉尔显然也觉得这个玩笑不得体，他走向克尔，凯瑟琳·哈里曼后来写道：“他没有和克尔碰杯，而是摇摇手指说：‘小心啊！小心啊！’——换句话说，‘你给我闭嘴。’”

西方外交官走到贝利亚身边时，的确应该很小心。雅尔塔会议前夕，贝利亚的副手苏多普拉托夫（Pavel Sudoplatov）警告哈里曼，他女儿凯瑟琳在莫斯科和某些苏联年轻人来往时要小心，免得惹麻烦上身。苏多普拉托夫后来声称，他会这么说，纯属善意提醒，想攀交美国大使，但这也可解读为贝利亚在监视，一切都逃不过他的眼睛。罗斯福、丘吉尔和哈里曼都带女儿到雅尔塔来长见识。斯大林则没带子女与会。苏联代表团只有贝利亚有个儿子谢尔戈（Sergo）来到雅尔塔。但是，谢尔戈到雅尔塔，负有非常特殊的任务。他没有参加晚宴，也没有空写信和家人聊他的观感。他的记录很不寻常，而且只为一位读者——斯大林——而写。

谢尔戈·贝利亚是个情报官员，在战争期间入军校念书，通晓英文、德文，是个电子迷。1943年，他被从小看着他长大的斯大林看中，加入一个电子专家小组，专门负责窃听赴德黑兰出席三巨头第一次高峰会的罗斯福。1945年，他从列宁格勒军校被抽调，到雅尔塔执行同样的任务。谢尔戈·贝利亚这一组人马里，有像他这样的军人，也有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人员。他们过去没有接触过外国人，会议期间也和其他苏联人员隔离。他们自成一伙，另有住宿之处，十分低调。

这个窃听小组的成员里，有些人来自莫斯科，负责录音并誊写窃听对象说出的字字句句。他们不属于苏联的安全队伍，因为安全队伍显然受鼓励要和美、英安保人员交朋友。三个国家的安保人员偶尔会推出代表拼酒。谢尔戈·贝利亚这组人则严禁和外国人鬼混。然而，谢尔戈在回忆录中记下，会议期间拼酒时，往往是美、英保镖“跌到桌子底下，被抬回房间”。罗斯福的特勤随扈队长赖利后来夸口说，他们在克里米亚时，他手下弟兄和苏联特勤拼酒，以八比一大胜——灌了一夜黄汤，最后是八名美国特勤没倒，苏联人只剩单兵一名。不过，赖利说：“全靠爱国精神，才勉强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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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先遣队电子专家在罗斯福到达之前，就先赴里瓦迪亚宫拆除窃听器。但是他们遗漏了更精密的窃听器。根据小贝利亚的说法，盟国虽命令代表团成员不要讨论敏感议题，功效却不大。苏联不仅在盟国代表团入住的建筑物内安装窃听器，还利用麦克风监听在室外的会话。罗斯福和丘吉尔在沙基空军基地一下飞机，苏方立刻打开麦克风。小贝利亚记得，他们窃听到了罗斯福和丘吉尔下机之后、丘吉尔步行跟着罗斯福的吉普车之前两人短暂的对话。
[13]

小贝利亚负责录音，并把罗斯福的谈话全文誊录，誊文送呈红军总参谋部。学者们都没见过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期间窃听到的对话誊文，小贝利亚也不晓得他搜集到的数据后续如何处理，向谁报告。但是，他提到德黑兰会议期间参加类似窃听小组并亲自向斯大林报告的经过，让我们可以想见斯大林在雅尔塔密室后是如何行动的。

1943年11月德黑兰会议前夕，斯大林亲自挑选窃听小组成员，进行一对一面谈，还假惺惺地表现出他很关心整个行动的道德情操。他告诉谢尔戈·贝利亚：“我把你和一些从来没跟外国人打过交道的年轻人找来，是因为我要交付给你们一项在道德上可能有些问题的敏感任务。你们要窃听罗斯福和丘吉尔等英国人的谈话，还有罗斯福自己小圈子内成员的对话。我必须巨细无遗，知道一切内容，了解其中一切意涵。我要求你们全力以赴，因为现在是决定第二战场这个问题的关键时刻。我知道丘吉尔反对。美国人在这件事上面支持我们，特别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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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苏联变成警察国家、鼓励子女检举父母、强迫夫妻相互出卖的这个人，也是个一流的演员，骗了许多认识他的人——包括他的英、美贵宾。令小贝利亚大为震惊的，不是奉命要去窃听盟国人员讲话，而是他在录音中听到的谈话内容。让他印象特别深刻的是贾德干视察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之后和丘吉尔通的电话。贾德干在电话里责备丘吉尔没和内阁商量，就做了某一项决定。

小贝利亚震惊不已。他在回忆录中写下：“如果哪个副部长——就算部长或中央政治局委员好了——胆敢这样跟斯大林讲话……”他没写完这句话。他不敢想象要是在斯大林手下，这样一个官员会落得怎样的下场。他很清楚那些犯了比这更小过失的官员的遭遇。他和父亲谈到这件事，据说他父亲告诉他：“英国政府成员之间的关系完全不一样。任何人都有权坚持自己的观点，和首相抗辩。”

在德黑兰的时候，每天上午约有一至一个半小时，谢尔戈·贝利亚和苏联窃听小组的其他成员需要就前一天监录的内容向斯大林报告。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的谈话，以及涉及总参谋部人员的谈话，都要优先报告。斯大林依赖的是这些谈话的俄文译本，他经常向小贝利亚等人询问谈话人当时说话的口气、语调。斯大林会问：“他说的时候是很有自信还是冷漠？罗斯福的反应如何？他是很果决地说这些话的吗？”
[15]

在雅尔塔，小贝利亚则把罗斯福的谈话誊文呈给他的军方长官。当时他父亲告诉他，斯大林对窃听结果的兴趣已经降低，因为他觉得已有把握让盟国顺着自己的计划走。自称奉贝利亚之命成立情报小组在雅尔塔会议前夕搜集及评估信息的苏多普拉托夫后来称，斯大林对西方与会代表的个人情况，比对情报信息更有兴趣。
[16]

贾德干松了一口气，庆幸没被邀请出席斯大林在柯瑞兹宫的晚宴。他在第二天写信给太太说：“上帝慈悲！我真是受不了那些愚蠢的敬酒和讲话。”莱希上将数一数，共有38人坐下来一起用餐。在餐桌上，英国参谋总长布鲁克元帅被安排坐在安东诺夫和哈里曼两人中间，而安东诺夫只会勉强讲几句法语，哈里曼则是他一点都不喜欢的人。众人不停敬酒，布鲁克烦透了，因为美食当前，却没时间享用，要吃的时候已经冷了。他在日记里写道：“谈话的水平相当低，大部分是一些虚伪的空话！”
[17]

斯大林则喜欢敬酒。格鲁吉亚人自古即好此道，斯大林尤其是个中高手。当天晚宴上，负责带动敬酒的人是莫洛托夫，凯瑟琳说：“他挺风趣的。”但是他的风采比不过斯大林。“斯大林频频起立，一度自称‘唠叨的老人家’。”斯大林非常喜欢半夜吃饭喝酒，常邀部属出席，乐于看他们喝醉酒、出洋相，然后猛夸他们。即使在雅尔塔，他也改不了积习。贝利亚当天晚上就被他拿来开玩笑，苏联驻英大使古谢夫也被他戏弄。斯退丁纽斯后来记得，斯大林“笑古谢夫一向神情阴郁，十分严肃”。凯瑟琳·哈里曼则说：“最有趣的是，斯大林开始拿古谢夫开玩笑……最后他说：‘他是个阴沉的人，可是有时候阴沉的人比讨喜的人更可靠。’”
[18]

当天晚上，斯大林频频向丘吉尔敬酒。根据英方的记录，斯大林说：“我提议向大英帝国领导人敬酒。他是全世界最有勇气的首相，兼具政治经验和军事领导才能，当全欧洲预备向希特勒屈服时，他说，即使举目无亲，没有盟国并肩，英国也要独木撑天，与德国奋战到底。”斯大林又说：“让我们向百年才出一个的伟人致敬，他勇敢地撑起大不列颠的旗帜。我是打从心里讲出这段话的。”如此恭维有谁抗拒得了？
[19]

斯大林这一番赞美让丘吉尔感动极了。莫兰医生在日记中写下，晚宴后丘吉尔“十分激动”，首相秘书听到他在回去的路上哼着那首《我的荣耀》。丘吉尔在当天给艾德礼的电报里说：“尽管我们收到了不大好的警告和预测，但这个地方到目前为止还挺不错的。”多年之后，冷战正酣，丘吉尔发表回忆录时，仍很高兴地加进了斯大林对他的这段溢美礼赞。
[20]

谈到演讲、说话，丘吉尔怎能被人比下去？他一有机会回应，就立刻全力发挥口才。根据英国的记录，他说：“当我说，我们全心全意把斯大林元帅的性命视为最最宝贵时，绝不是夸大，也不是奉承。”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引述了英方的这段记录：“历史上有许许多多的征服者，但征服者当中很少有政治家，大多数征服者在战争过后一遇上麻烦，就抛弃胜利的果实。我由衷希望能向苏联人民借用（斯大林）元帅，来协助我们脱离过去的不幸，走向更好的未来。”他的结语尤其带着深厚的感情：“我走在这个世界上，因为与这位伟人有交情，而越发有勇气、有信心。他在整个苏联声望正隆，更在全世界声名远播。”
[21]

纵使对斯大林不无疑忌，丘吉尔还是认为自己可以信任斯大林。若非斯大林，克里姆林宫的强硬派将阻止大同盟持续下去。在晚宴上，斯大林相当于为1939年和希特勒结盟道歉了。丘吉尔后来在回忆录里记下，斯大林告诉他：“如果英国和法国1939年派到莫斯科的代表团中有人真心想和苏联达成协议，苏联政府就不会和里宾特洛甫签署公约了。”但是，宴席上的奉承话并没有意义。莫兰医生写道：“典型的斯大林作风是，如果不合他的心意，说什么也都只是空话。在会议期间，其实他对首相是相当不敬的。”
[22]

美方记录显示，当天夜里第一个暗示同盟将会出现危险的是斯大林。他在敬酒时宣称：“在战时要保持团结并不难，因为人人都有清楚的目标，要对付共同的敌人。战后会出现艰难，不同的利益会分化盟友。”斯大林“深信目前的同盟经得起考验”，但是“我们有责任确保同盟经得起考验，愿我们在和平时期的关系和战时一样坚固”。

丘吉尔响应道：“我必须说，在这场大战之中，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刻，我也没有比在这次会议期间更觉得肩头责任重大。现在，诚如元帅所说，我们看到自己站在山岭上，前面是一片开阔的疆土。我们千万不要低估困难。国家、战友，过去在战后5～10年内就会分道扬镳。这使得数百万劳苦大众沦入恶性循环，陷入困境，然后再因牺牲而重新站起来。我们现在有机会避免从前世代的错误，确立稳定和平。人民渴望和平与欢乐。家庭会不会团圆？战士能不能解甲归田？残破的宅第能不能重建？”

这是一大段祝词的开端，美方做记录的波伦把祝词归纳为：“他说，现代世界的领导人有责任领导人民走出森林，进入阳光普照的和平与幸福的平原。他觉得奖赏已比历史上任何时刻都离我们更近，如果我们因怠惰或疏失，使得奖赏溜走，历史将不会原谅我们，这也将是一场悲剧。”
[23]

斯大林也关心同盟的未来。他需要一段时期来和西方和平共存，一些“喘息空间”，好让苏联战后恢复元气。他担心西方盟国会单独和德国媾和，反过来联手对付他。在斯大林看来，分析到最深层，他们全都是资本主义者。他信赖罗斯福超过丘吉尔。如果必须组织联合国才能维系住同盟，他预备顺从罗斯福的意愿。他宣布：“我提议为敦巴顿橡树园会议的成功敬酒，为战争压力下诞生的同盟敬酒，愿它在战后更坚强、更长久。”这无疑是对罗斯福的赞美。
[24]

整场宴会中，罗斯福大部分时间都沉默不语。据美方的记录，斯大林在晚会开头时向他敬酒，罗斯福说“这场晚宴的气氛有如家庭聚会”，然后号召大家合作，“让地球上的男女老幼都能获得安全和福祉”。
[25]

这些感性的话和斯大林、丘吉尔所强调的同盟团结关系不大。我们不清楚罗斯福此时的想法，但是他忠实的国务卿斯退丁纽斯称这场晚宴是“会议中最重要的一场晚餐”。次日上午，罗斯福命令斯退丁纽斯在两个最有争议的问题——波兰政府和德国赔偿——上都缓和美国的立场。站在丘吉尔所谓的山岭上，看到他渴望已久的和平已经在望，罗斯福预备让步。
[26]

[1]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6;Cadogan, Diaries,705–6.

[2]
Kuter, Airman at Yalta,122–23;Cadogan, Diaries,706.

[3]
Boettiger,Yalta Diary,22.

[4]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6;Cadogan, Diaries,706–7.

[5]
Dinner menu in Yalta Conference,Miscellaneous,box 84,folder 8,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Stettinius,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19;Alger Hiss, Recollections of a Life(New York,1988),121;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6.

[6]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6;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9,1945,no.176/10,February 6–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Stettinius,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19;Alanbrooke,War Diaries,660.

[7]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186,1196;Reynolds, Summits,146;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04–5.

[8]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62–63.

[9]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6–77;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21;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15–16;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Montefiore, Stalin,483.

[10]
Amy Knight, Beria:Stalin’s First Lieutenant(Princeton,1995).

[11]
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cf.Harriman and Abel,Special Envoy,416 and Montefiore,Stalin,483.

[12]
Pavel Sudoplatov and Anatoli Sudoplatov,Special Tasks,225–26;Sergo Beriia,Moi otets–Lavrentii Beriia(Moscow,1994).cf.Sergo Beria, Beria,My Father:Inside Stalin’s Kremlin(London,2001),104;cf.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 205–6.

[13]
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210;Sergo Beria, Beria,My Father,104.

[14]
Sergo Beria, Beria,My Father,93.

[15]
Ibid.

[16]
Ibid.,69–132;Pavel Sudoplatov and Anatoli Sudoplatov,Special Tasks,226;Andrew and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337–39;Gary Kern,“How‘Uncle Joe’Bugged FDR,”Studies in Intelligence(unclassified edition)47,no.1(2003):19–31.

[17]
Cadogan, The Diaries,707;Leahy, I Was There,311;Alanbrooke, War Diaries,660.

[18]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21;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9]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61.

[20]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7;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195.

[21]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61.

[22]
Ibid.,364;Moran, Churchill at War,278.

[23]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62; FRUS:Yalta,798–99.

[24]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63.

[25]
FRUS:Yalta,798;Hiss, Recollections of a Life,120.

[26]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19.

[B3]
希姆莱，全名为海因里希·卢伊特波尔德·希姆莱（Heinrich Luitpold Himmler），他是纳粹德国的重要政治领袖之一，对纳粹进行的大屠杀及许多武装战争负有主要责任，被称为“有史以来最大的刽子手”。——译者注

第五部分　妥协的飞轮

美国的主张不会百分之百被采纳，苏联、英国的也都不会。对于复杂的国际问题，我们不是总能得到理想的答案或解决方案，即使我们决心持续不断往那个方向努力。

——富兰克林·罗斯福

第19章　在波兰问题上屈服

在雅尔塔会议著名的团体照上，丘吉尔、罗斯福和斯大林坐着，他们的顾问和军事将领站在背后，这些照片于1945年2月9日下午摄于里瓦迪亚宫的意大利式庭院。庭院一端的草地上铺着一张东方地毯，地毯上摆了3张椅子。摄影师们站在庭院另一端或二楼的阳台上。罗斯福坐中央，斯大林坐他左侧，丘吉尔在摄影师们就位后才走进庭园，只能坐在罗斯福的右边。

拍照进行中，丘吉尔抽起和他形影不离的雪茄，罗斯福也点起一根香烟，唯有斯大林觉得太冷，不便点燃烟斗。丘吉尔戴一顶俄式毛皮帽，双手插在灰色大衣的口袋里。罗斯福神色疲惫，和站在他背后的人聊了聊，斯大林则显然在讲笑话。美国人拍的影片显示，苏联译员巴甫洛夫和丘吉尔讲话时，首相脱下了帽子。三位领导人都面带笑容。

前一天夜里斯大林在柯瑞兹宫设宴招待时，罗斯福说，气氛“有如家庭聚会”。现在是拍张全家福留念的时刻了。罗伯特·霍普金斯后来说：“我感觉到三个代表团的领袖和代表们都有一种完成任务后如释重负的满足感。他们神情轻松，也会说笑、逗趣。”罗伯特当时只有23岁，他说自己是“在场众人里身份最低的”，却负责起全场调度。身为哈里·霍普金斯的儿子，他此前已经认识了三巨头。1943年，罗斯福和丘吉尔的卡萨布兰卡会议即由他掌镜摄影。他这次从德国前线奉召赶到马耳他，和他父亲及美国代表团会合，转往克里米亚。他在雅尔塔掌握主动，成为第一个被允许在罗斯福和斯大林第一次私下会谈开始前拍照的摄影师。

罗斯福一看到罗伯特在场，就立刻问他：“罗伯特，你要怎么拍？”罗伯特后来回忆起自己的回答是：“总统先生，首先，我希望斯退丁纽斯先生站在您身后，莫洛托夫先生站在斯大林元帅身后，艾登先生站在丘吉尔首相身后。然后，我希望参加会谈的其他人也进来，也留下照片记录。”罗伯特写道：“三位外交首长就照我说的就位，可是其他人并没像我说的那样把路让开。”现场文武官员互相让路，场面相当混乱。布鲁克元帅指出，这个拍照活动“是最欠缺组织的一幕，没有人导引各个政治、军事分组的人各就各位”。

罗伯特·霍普金斯后来说：“我正在拍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在拱门下讲话的照片时，斯大林招手要我过去。他笑着和我握手，问我上次一别之后，是否一切都好。”年轻的罗伯特答：“我希望成为第一个进入柏林的美国摄影师。但看样子是实现不了了。因为您的部队已在柏林市郊，而我军仍在200公里之外。”斯大林问：“你愿不愿意跟着红军进城呢？这样你就可以成为第一个记录攻占柏林的美国摄影师了！”罗伯特在回忆录里写道：“这个提议令我几乎停止呼吸。我不假思索，立刻说出：‘您能安排吗？’竟然忘了在苏联，他只要一声令下，哪还有办不成的事。斯大林说：‘你处理好你那一头的事，这一头就归我负责好了。’”
[1]

罗伯特这厢欣喜若狂，苏联的摄影官红军上尉萨马里·古拉里（Samary Gurary）一样快要停止呼吸，只不过他是吓得魂飞魄散而无法呼吸。古拉里拍完照后，依然兴奋莫名，在打开照相机前忘了先卷起底片。他立刻合上照相机，但深信应该是来不及了。当时29岁的古拉里是苏联主要报纸《消息报》的摄影记者，是率先进入马伊达内克集中营拍照的摄影小组中的一员。他现在断定自己大限已到。他后来说：“在冲洗底片的那10分钟里，我深感命不久矣。斯大林亲自验看照片，决定每一张要送给谁。卫士问我：‘萨马里，你怎么脸色那么苍白啊？’我说，我太累了，其实心里头惦念的是底片曝光，我会有何下场。”开始拍照前，维辛斯基才警告过他：“小心点，萨马里，你可是苏联新闻界唯一的一位摄影师。”万幸的是，三巨头坐在里瓦迪亚宫前的那张照片完好无损——跳过两格之后的照片就毁了。古拉里的作品甚至还登上了党报《真理报》的版面。
[2]

拍照花了将近半个小时。然后，代表们回里瓦迪亚宫展开另一回合的谈判。4点15分，几位顾问和外交官加入了在沙皇旧宴会厅开会的三巨头。从照相机前的说笑开始的会谈即将成为整个会议最白热化的一幕，也是整个会议的转折点。

全体大会开始时一如往常，先由外长报告。当天主持外长会议的斯退丁纽斯宣布，美国已放弃成立波兰总统委员会的构想。当他预备讨论下一个题目时，丘吉尔打断他，建议立刻就波兰问题展开讨论，斯退丁纽斯可以稍后再完成他的报告。丘吉尔之所以急着要讨论波兰问题，是因为当天的外长会议上出现了重大变化。斯退丁纽斯不仅提议美国放弃成立波兰总统委员会的构想（丘吉尔一开始对此即有疑虑），还提出了组建波兰政府的新计划。这个方案从很多方面来讲，无异于放弃长久以来英、美的立场。
[3]

美国的新策略是罗斯福当天上午和斯退丁纽斯会商后设计的。
[4]

罗斯福总统已经获得了苏联加入联合国和参加对日作战这两大战利品，他显然不想冒失去它们的风险，逼苏联干不想干的事，也就是组织一个真正民主又有代表性的波兰政府。和丘吉尔不同，罗斯福不认为继续谈判会有利于达成西方的诉求，他也不想就波兰问题和苏联公开争吵，因为那恐怕不利于他想要苏联加入联合国的努力。他所需要的是一份有关波兰的文件，既可满足国内的选民，又能够被斯大林接受。他可能也想起了前一天夜里对同盟未来的评语。因此，雅尔塔会议最后的两个整天，即2月9日和10日，罗斯福把时间都花在寻找既能满足国内舆论又能确保未来海外和平的妥协方案上。

斯退丁纽斯当天中午在外长会议上代表美方提出的新计划是：“波兰现有临时政府将改组为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政府，以波兰国内所有民主势力为基础，并吸纳波兰国外民主领袖，称之为‘全国团结临时政府’。”这个政府将以莫洛托夫和英、美两位大使在莫斯科的商谈为基础来“改组”。它的主要任务是“尽快”举办“自由、不受限制的”选举。盟国驻华沙的大使将向各自政府报告“执行有关自由、不受限制之选举承诺”的相关事项。采用“改组”一词，代表美方实质上已向苏联的要求屈服，因为新政府是在既有政府的基础上组织的。他们也接受苏联的另一要求，即波兰政府在莫斯科组织，而不是如英国人所愿在雅尔塔组织。美方的方案把辩论焦点由临时政府的组成转移到未来的选举。现在，未来的选举在关于波兰的外交争逐中将成为关键议题。

莫洛托夫被美方突如其来改变立场吓了一跳，不知如何反应。他要求将美方方案译成俄文，以争取时间，暂不置评。私底下他一定大喜过望，因为他的强硬立场有了效果。苏联领导层里有些人，比如贝利亚，主张暂时先让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代表合组联合政府，日后再换上共产党主导的政府，但是莫洛托夫坚决反对。他后来说：“我们非常担心波兰问题。虽然他们极尽能事想要侵犯我们的利益，想在波兰树立一个势必成为帝国主义代理人的资产阶级政府，但我们毕竟得到了我们所要的。我们，斯大林和我，坚持在我们边境要有个独立但没有敌意的波兰。”
[5]

当天晚些时候，当丘吉尔提议三巨头讨论波兰问题时，莫洛托夫立刻介入，宣布“苏联代表团急切希望达成协议”。他建议“只要对斯退丁纽斯先生的方案做若干修正”，就可以达成协议。显然，检查过斯退丁纽斯的方案后，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觉得自己已经把对手弄得兵疲马乏，愿意认输了。他们建议的修正虽然很有限，却很有意思。莫洛托夫要求在描述“改组”的政府时，应该去掉“有完全代表性”这几个字。他也提议，提到民主党派参加选举的文字要做修改，加上“非法西斯及反法西斯”。他要求规定大使报告选举进行状况这一段必须删掉。他说，国际公开监督会冒犯波兰人，而大使本来就有义务把驻在国的状况向自己国家的政府报告。

莫洛托夫表示，他只是针对美方方案做一些不太重要的修正。他旋即试图把话题转到南斯拉夫局势上，但丘吉尔不容许他躲闪。他明显不喜欢斯退丁纽斯的方案，也不喜欢莫洛托夫的修正，决心全力周旋，击败他们。罗斯福建议花半个小时研究这项方案，但是据美方的记录，丘吉尔吼回去：“我的意思是要从长计议，我不觉得我们应该匆匆离开克里米亚，让这些重大问题没个结果，或是仓促做出决定。这是我们大家这辈子最重要的几天。当然你们可以都离去，把我丢在这个好地方，但是我主张我们多留一阵子，使讨论有个满意的结果。”罗斯福和斯大林都不搭腔。

休息之后回来，轮到罗斯福说话。他所说的话并不能让丘吉尔满意。根据英方的记录，总统说“他们借休息时间非正式地讨论了有关波兰的文件，得出一个结论：他们本身和苏联人之间的分歧大多是字词选用的问题。他们的立场已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接近，的确有机会使这份文件修订成大家都能同意的形式，从而解决波兰问题，等待举行选举”。罗斯福和莫洛托夫交换了一下意见，就说自己“要代表美国境内的约600万名波兰人，要求保证选举一定是公开、公正的”。他希望外长们当天晚些时候继续去斟酌波兰文件的遣词造句。

丘吉尔不反对外长们再次研商。此时对于组织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波兰政府，他几乎放弃了希望。他转而把焦点集中在选举上面，也预备为此坚守立场，放手一搏。他决心击败莫洛托夫的修正案。他坚持保留美方方案的最后一段文字，这段文字让大使们在选举中扮演特殊角色。前一天，艾登告诉莫洛托夫和斯退丁纽斯，他不相信卢布林政府会在波兰举行公平的选举。现在，西方盟国同意“改组”波兰现有政府，安排观察员观选似乎是他们能确保投票公正的唯一希望。

丘吉尔呼吁斯大林允许西方大使观察选举。根据英方的记录，丘吉尔“希望斯大林元帅能耐心、善意地考虑英国立场的艰难。英国政府除了通过空投勇士进入波兰，把地下运动人士带出波兰之外，根本不清楚波兰境内的状况。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得到消息，也不喜欢以这种方法得到信息”。丘吉尔向斯大林保证，自己绝不会阻碍苏联在欧洲其他地方观察选举。根据美方的记录，丘吉尔说，他“个人欢迎三大国观察员到任何有必要的地方去观选”。根据他的了解，“南斯拉夫要举行选举时，铁托不会拒绝外国观察员；希腊要举行选举时，英国会欢迎美国和苏联派出观察员；意大利要举行选举时也一样”。这并不是浪费时间的无谓要求，他“晓得在埃及，任何政府主办的选举，政府都必赢”。

斯大林努力寻找丘吉尔论述的弱点。针对丘吉尔提到埃及，他立刻说，就他所知，埃及最知名的政客都把时间花在收买对手上。他说，波兰人识字率相当高，埃及人文盲多，不能拿埃及来和波兰比。他这番话是在呼应苏联媒体1月间对埃及选举的报道。这些报道强调埃及的政治只重个人，不重原则，各个政客并无政纲。丘吉尔收回比喻，但不容斯大林回避重点——波兰选举的公正性。他直接问斯大林：“米科瓦伊奇克能回波兰组党参选吗？”斯大林答，只要米科瓦伊奇克不是法西斯政党党员，他就有权参选。

这时罗斯福加入辩论，全力支持丘吉尔。罗斯福宣布：“我希望波兰这场选举是第一个没有问题的选举。它应该像恺撒之妻。我不认得她，但大家都说她应当纯洁无疵。”斯大林按捺不住吼回去：“大家是这么说，但事实上她也有罪愆。”斯大林对选举以及选举式民主的抨击源自一种信念，即认为民主政府就是财阀当家。这一天开始的时候，大家合拍团体照，一团和气，这时却在全体大会上吵得不可开交，陷入僵局。
[6]

和罗斯福的期待相反，当天夜里召开的当天第二次外长会议并不能解决波兰问题。艾登在会议一开始就说，他收到战时内阁发来的强硬的电报，“指出早先讨论的基础不能让人满意”。这位英国外相在最后关头想要翻盘并改变讨论方向的努力并没成功。三国外长和在下午召开的全体大会上一样，未能就大使在未来选举中的角色达成协议。晚上10点半开始的外长会议，开到午夜后才告一段落，但是没有得出结论。

艾登对一天下来并无进展显然很沮丧。他当天夜里在日记里写道：“我发现苏联人甚至不打算考虑我们的草案，因此我干脆就跟他们讲清楚英国的意见：我宁可空手而回，也不愿跟他们所要的那些东西扯上关系。”他对美国人也一样恼火，他在回忆录里写下：“罗斯福总统认为我们和苏联人之间的分歧大体上是遣词造句的问题。他是在自欺欺人。经过一番激辩，我们终于就遣词造句达成了协议，但是不久我们就发现意向的分歧依然没有解决。”

贾德干的看法则不同。他在次日上午写信告诉太太说：“我们的确有了一些进展。我们夜里开会，昨夜在苏联人总部举行外长会议，一直开到过了午夜时分。但这是值得的，我们快要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了。我希望今天我们能够跨越最后的障碍。如果我们能做到，那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因为，毕竟若不能达成表面上说得过去的波兰问题解决方案，我们其他那些世界组织之类的高调计划也就失去了意义。”贾德干和他的美国同僚一样，把重点放在大局上。真正的战利品是战后的合作，他对波兰只求有个表面上说得过去的协议。
[7]

2月10日上午，丘吉尔的情绪不好。他坐在床上见客（也见了贾德干），又批阅公文直到下午。他拍发电报给太太说：“过去几天十分忙碌。”丘吉尔的秘书玛丽安·霍姆斯（Marian Holmes）在日记里写道：“首相有点生气。”当天上午，丘吉尔冲她发了脾气，要她高高低低调整了几次卧室窗帘的高度。

丘吉尔的眼睛有毛病，受不了太强的阳光，但是当天上午让他不高兴的显然不是光线。会议没能如他心意发展，而且美国一再向苏联让步后，现在又惹出新麻烦，他也感到很恼火。2月10日上午，美方同意撤回要求西方大使监督波兰选举的方案。丘吉尔忙着批阅公文时，外长们在沃伦佐夫宫邻室会谈。因此当斯退丁纽斯提议取消西方大使报告选举经过那段文字时，艾登向丘吉尔报告就很方便了。艾登指出：“美国人事先没警告我们，我建议不同意他们的行动。”丘吉尔回给艾登的是：“当然不同意。”他决心不论美方支持与否，英国都要奋战到底。
[8]

美方新的让步又出自罗斯福。2月10日上午，罗斯福和他的国务卿讨论还有哪些议题需要解决。斯退丁纽斯在回忆录中写道：“总统十分惦记波兰问题，我再度报告了美国在波兰政府议题上的立场。我们急切希望和另两国政府在当天达成协议。”他又说：“我们不想因坚持我方方案最后那一句话，而阻碍了波兰问题的解决。”他指的是要求西方大使有权监督选举的那段文字。罗斯福告诉他的国务卿：“如果协议中这段文字让苏联人不舒服，我们可以撤回，但是他们必须明白，我们坚持认为大使应当观察并报告选举进行的情况。”

斯退丁纽斯忠实地执行总统的指示。他在当天晚些时候的外长会议上提出美方的新立场，表示总统希望有关波兰的方案能不做更动，但他“急欲达成协议”，“因此愿意做出让步”。莫洛托夫得陇望蜀，提出一项修正案，要求西方政府跟进苏联的做法，也和波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这暗示卢布林政府和波兰未来的政府其实就是同一个。这下子，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同声反对。他们说，未来波兰会有个新政府，到时三大盟国都会承认它。
[9]

艾登报告辩论的结果后，丘吉尔决定果断出击。他当天下午起草一份电报给艾德礼，表示若要解决波兰问题，就要寄希望于未来的选举，也需要获得关于波兰境内实际状况的信息。这是尚未解决的唯一的问题，“今天非要弄个水落石出不可”。起草完这份电文后，丘吉尔顾不得原先与罗斯福有约，立即驱车前往柯瑞兹宫。因为掌握解决波兰问题钥匙的人是斯大林，不是罗斯福。
[10]

丘吉尔在艾登的陪同下抵达柯瑞兹宫时，充满了要大干一架的劲头。根据苏方的记录，他告诉斯大林，自己要来讨论一桩“非常不愉快的事情”。他要讨论波兰方案的最后一段文字，但刚才从艾登那里听到苏联又追加要求。莫托洛夫也在场，他立刻提出有关承认波兰政府的新版本修订案。它没把未来的波兰政府和现有的卢布林政府视为同一个，丘吉尔总算稍稍平静下来。他同意了新的提法，当下的紧张气氛就缓和了。

丘吉尔现在可以开始讨论西方大使监督选举的角色问题了，这是他登门拜访的主要议题。他和往常一样，抱怨缺少来自波兰的独立信息，以此说明为何需要大使观选。斯大林企图利用这个机会诱使英国与卢布林政府建立外交关系。他说：“戴高乐在卢布林有他自己的代表。或许英国政府应该也派代表进驻波兰。”丘吉尔回应说，只要组成新政府，就有可能了。

双方会谈没有共同焦点。艾登决定不再兜圈子，把话题拉到此次到访的目的上。他告诉斯大林，自己和丘吉尔希望“协议纳入一个条件：盟国将在波兰派出代表，由他们负责向本国政府报告协议是如何执行的”。斯大林答：“那是用不着多说的。英国政府将在波兰有一名使节，还会有官员。”艾登再追问：“使节会有行动的自由吗？”斯大林担保说：“红军司令部不会干预使节的行动。至于波兰政府，大家可以和它交涉。”这就是漏洞，让斯大林后来有了行动的自由。

此时，艾登提出他的新方案：波兰政府成立之时，盟国将“交换大使，通过他们的报告，各国政府将可了解波兰的状况”。他取消了大使报告选举经过的字句。斯大林很满意，同意这个新方案。根据苏方的记录，丘吉尔和艾登为此向斯大林致谢。大使就波兰事态提交报告这段文字，尽管美国同意删去，但还是留在了最后的文件上，只是文件上已不提选举。这是当时情况下丘吉尔所能争取到的苏方最大的让步。
[11]

丘吉尔和斯大林都没能准时出席三巨头全体大会。一进里瓦迪亚宫大宴会厅，丘吉尔就向罗斯福道歉，然后告诉他：“我相信我已成功挽回局势。”这句话只有一部分属实。当天下午通过的盟国有关波兰之宣言的最后定稿，其实是在向斯大林投降。它的字词有各种解读，完全反映出苏联和英、美代表团在雅尔塔的剑拔弩张。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原本称呼亲苏政府为“波兰临时政府”，现在改为“目前在波兰运作的临时政府”。为了向斯大林示好，“具有完全代表性的政府”这句话被去掉了，改称反法西斯的党派，但稍加修正，成为“反纳粹的党派”。有关大使的文字也得到了修正，大使将负责报告波兰境内大体状况，而不是确保“自由、不受限制”的选举。苏联同意延揽波兰国内外政治精英入阁“改组”现有政府，但人选是谁、人数多寡、担任何种职位等问题，仍有待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尔在莫斯科会商决定。
[12]

艾登在全体大会上宣读新的决议文字时，丘吉尔没有表示反对。为了反制必然有人攻击英国政府抛弃盟友的指控，英国坚持要加上一句：波兰领土完全解放已在该国产生新局面。丘吉尔不再有兴趣讨论波兰政府或波兰选举。然而，还有个问题有待解决：波兰西侧国界要怎么划？既然在政府组成这仗上已经输了，丘吉尔就更不愿让波兰国界再往西推。即便如此，他还是需要在会议的最后文件中提到波兰的西侧国界。

罗斯福希望在和波兰新政府商谈前，暂时不做最后决定。他也希望有关波兰西侧国界的声明由丘吉尔来主笔。三巨头同意，波兰可自原有国界往北、往西取得一些领土，但是新国界将在和波兰新政府商谈后决定。当莫洛托夫提议加一句把“东普鲁士及奥德河古老的领土”交还给波兰时，罗斯福问这些领土在多久以前归波兰所有。莫洛托夫答：“很久很久以前。”罗斯福开玩笑说，那英国岂不是也可以用同样的理由要求把美国归还给它？斯大林说，大洋阻隔，这种事不会发生。但这个问题就此打住。

大体而言，美方很小心地避免划定新国界的责任。罗斯福不理霍普金斯建议别对寇松线有清楚承诺的忠告，但是他修正了对西侧国界的说法，以便让它成为三大领袖观点的表达，而不是对政府的承诺。这是聪明的做法。已经在华盛顿发动反抗的波兰外交官失望地发现，从法理上说，这些决定只不过是在宣告意向，因此并不需要国会审批同意。
[13]

关于波兰问题的谈判竟成为雅尔塔会议最棘手的议题，但终于也在2月10日晚间告一段落。西方代表在雅尔塔别无选择，只能接受苏联势力已遍布波兰这个事实。罗斯福认为再对斯大林施压也不会有结果。丘吉尔却不这么认为，他希望再讨论，但是并无迹象显示斯大林预备在波兰问题上妥协。波兰太重要了，斯大林不能放松对它的控制。

罗斯福设法找出适当的文字以掩饰仍有的分歧，避免和苏联的关系公开破裂。斯退丁纽斯递给罗斯福一张字条，上面写着：“总统先生，不是扩大卢布林，而是成立某种新政府。”“某种”这两个字最切中要害。协助草拟美方对波兰方案文字的波伦后来说：“这项协议虽然不是西方所要的，但我们虽然不无疑虑，但仍可接受。”其他人就没这么乐观了。哈里曼后来批评罗斯福“接受斯大林的文字，不是成立波兰新政府，而是改组既有的临时政府”。他也说明了波伦当时疑虑的性质：“当时在大使馆我们有种说法，就是和苏联人做生意，你必须同一匹马买两次……我对波兰协议就有这种感觉，当时就告诉了波伦。波伦也认为，在雅尔塔完成的谈判，之后还得从头来过。”

一向务实的莫兰医生认为，在德黑兰会议以及1944年秋天丘吉尔在莫斯科见过斯大林之后，再替波兰担心就已经晚了。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10月在莫斯科时就很清楚，斯大林有心让波兰成为苏联的哥萨克据点。我相信他在此地并没有改变心意。”被哈里曼责备在波兰问题上“接受斯大林的文字”的罗斯福，似乎也无可奈何。没有参加波兰问题谈判的莱希上将告诉罗斯福：“总统先生，这里头弹性太大了，苏联人可以把它从雅尔塔拉到华盛顿，而在技术上并不犯规。”罗斯福答：“我也晓得。但这是现在我能替波兰争取到的最佳条件。”
[14]

[1]
Hopkins,“How Would You Like to Be Attached to the Red Army?”30–37;Alanbrook, War Diaries,660.

[2]
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267–68.

[3]
FRUS:Yalta,803–4,842;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61,173.

[4]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23–24.

[5]
Ibid.,224–25; FRUS:Yalta,803–7;Beria, My Father,106; Molotov Remembers,53.

[6]
FRUS:Yalta,842–43,846–48,850–55;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73–74,177–81;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74–76;“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February 15,1945,4,no.176/8,January 28–31,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7]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80–82;Eden,The Reckoning,518;Cadogan, Diaries,707–8.

[8]
Gilbert, Winston S. Churchill,7:1198.

[9]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51–52; FRUS:Yalta,872–73;Krymskaia konferentsiia,194–95;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84.

[10]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3.

[1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07–10;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p.93.

[12]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58;FRUS:Yalta,973–74.

[13]
FRUS:Yalta,898–9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3;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7;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70–71;“observations conceving the Crimean Declaration,”February 16,1945,Poland,Ministerstwo spraw zagranicznych,box 98,folder 44,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14]
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12–13;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15;Moran, Churchill at War,283;Cadogan, Diaries,707,709;Eden, The Reckoning,518;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2;Leahy, I Was There,315–16.

第20章　德国的命运

“这是我自己下的一颗蛋。”丘吉尔在2月9日晚上如此告诉罗斯福和斯大林。他指的是自己在1943年秋天协助起草的《莫斯科宣言》。宣言要求把纳粹战犯递解到罪行发生的国家受审。现在他要提到他称之为“重大”战犯的问题——那些第三帝国领导人犯下罪行的国家远不止一个。时间已接近晚上8点，全体大会已进行了3个半小时以上，罗斯福渴望结束这一天的讨论。他说，这个问题太复杂，恐怕无法在雅尔塔解决，因此建议把它交付外长会议讨论，三四个星期后再提出报告。丘吉尔坚持己见。他要求三巨头同意一份纳粹重大战犯名单，名单上的人只要逮到，一确认身份，就立刻枪毙。

斯大林对这个话题感兴趣。1941年5月，希特勒的亲信副手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飞到英国议和，之后立刻被捕，由英国人拘留至今。斯大林担心英国人或许会利用他单独和纳粹媾和，便问起赫斯是否在丘吉尔的名单上。他也想知道战俘是否可以受审。丘吉尔告诉斯大林：“赫斯会追上其他人。”依据英方的会议记录，丘吉尔说，那些“触犯战争法的人都应该受到审判”。但他又问，元帅的意见是不是这些重大战犯在被枪毙前，都应该先接受审判，也就是“这应该是司法行为，而非政治行为”。斯大林答，他的确是这个意思。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上主张应该处决5万名德国军官，令丘吉尔大为震惊，现在却主张应把重大战犯交付审判。

对于斯大林立场的大转变，罗斯福也吓了一跳。罗斯福表示，他希望过程不能太重司法。他绝对不想见到文字记者、摄影记者出现在审判庭。丘吉尔同意审判应该是政治意义重于司法考虑。他想限制住讨论，不再坚持要先拟定一份重大战犯名单。他说：“我们在此应该只是交换看法。当然公开场合绝不能谈这件事，因为我怕我方俘虏会遭到报复。”当罗斯福再次提议把问题交付外长会议讨论时，丘吉尔就不再表示反对了。
[1]

这两位西方政治家不懂什么叫公审（show trial），囿于他们对盎格鲁——撒克逊法律体系的了解，他们不太愿意把纳粹领导人的命运交给死守法条的律师们来决定。斯大林的看法不一样。苏联在20世纪30年代末的公审，把数十名乃至数百名他的政治敌人都判了死刑，包括格里戈里·季诺维也夫（Grigorii Zinoviev）和列夫·加米涅夫（Lev Kamenev）等革命英雄。公审具有极大的宣传价值。如果罗斯福和丘吉尔想听到明确的建言，斯大林可以让维辛斯基给他们上上课。维辛斯基于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这些公审中担任国家检察官。斯退丁纽斯的汇报资料里列有维辛斯基的简历，指出他“因为1933年的茂伟（Metro-Vickers）工程师间谍审判，以及1936年及1938年的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和布哈林审判而出了名”。前者指英国工程师在苏联被控从事间谍工作，后者指从前十月革命的领导人也被控担任外国间谍。
[2]

对于斯大林而言，政治程序和司法程序并没有什么差别：当他从莫斯科要到雅尔塔开会时，苏联报纸都在报道保加利亚通敌和纳粹合作者的公审消息。雅尔塔会议后，苏联通讯社塔斯社发表了一张海报，上面画的是希特勒及其助手被一支装饰有盟国旗帜的枪赶进牢笼。图注是：“不可避免的一天。战犯。盟国在克里米亚会议后无可动摇的决定将获实现。战争喧闹之声在德国愈来愈大——法西斯罪行策划者的末日将至。”雅尔塔会议初步讨论战犯的命运尚没有定论，斯大林却把它形容为“无可动摇的决定”。
[3]

会议进行到最后几天，仍有两个涉及德国的问题尚未解决：一是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组成，二是德国的赔偿。英国没有放弃争取法国成为盟国管制委员会一员的希望，苏联也很坚持己方应该得到100亿美元的赔偿，而两者是互相冲突的。丘吉尔希望对德国加强控制，但认为赔偿不可过多，以免德国因苏联需索过度而流血致死。斯大林这一方则不希望在盟国管制委员会中又多一个英国的代理人，他也认为德国应该支付苏联的重建经费，因为纳粹的入侵害得苏联全国凋敝。罗斯福没把这两个问题当作十分重要的问题。他在这两个问题上随时可以改变立场，只要能达成协议就好。

2月9日，罗斯福满脑子都是法国、法国、法国。罗斯福和丘吉尔共同主持最后一次美、英军事首脑协调会议。会议结束前，罗斯福开玩笑地说：“会谈进行得很顺利。温斯顿啊，除非你跑到巴黎，又一次发表演讲，告诉法国人说，英国预备用美国器械再替法国装备25个师的兵力。”罗斯福这里指的是丘吉尔于1944年11月11日访问法国首都，出席法国解放以来第一次庆祝1918年停战日的活动，竟然在演讲中如此说。丘吉尔一开始否认自己说过这样的话，后来改口说：“我当天在巴黎是用法语演讲的，我也不晓得我用法语讲的是什么，所以大家也不用把它当一回事。”
[4]

当天晚些时候，英国提议让法国也签署《被解放的欧洲宣言》（Declaration on Liberated Europe）时，罗斯福给予了有限度的支持。斯大林则丝毫不打算妥协，他说：“三国比四国好。”根据波伦的会议笔记，罗斯福说：“在原先的草稿中是有法国的，但现在法国不在上面。”丘吉尔把罗斯福这句话解读为支持英方的主张，建议“或许可以要求法国也参与这份宣言”。罗斯福的立场有所改变，英国认为这是好兆头。
[5]

这是霍普金斯进言的结果。英方晓得霍普金斯支持英国对法国在欧洲应有之角色的观点。莫兰医生在2月5日的日记里写道：“总统和斯大林站在同一边，他喜欢法国，但戴高乐却让他不放心。然而，霍普金斯支持首相，他头脑很清醒，看得到若无强大的法国，就不可能有安定的欧洲。”霍普金斯打从会议一开始就支持英国的立场。他有美国国务院幕僚波伦和马修斯（他曾在美国驻法大使馆任职）的支持，于2月5日促请总统改变对法国参加盟国管制委员会的立场。罗斯福答应会好好想一想。

莫兰医生在日记里写道：“霍普金斯当然是个有价值的盟友，特别是现在总统摇摆不定的时候。他了解总统的情绪，仿佛妻子密切关注着家里的气氛。他可以耐心地坐上好几个小时，像只猫一样守候着，等待正确的时机来表达他的意见。如果时机不到，他宁可等候下一次机会。”霍普金斯在2月8日的另一次会议上再次提出这个问题。当时哈里曼、伯恩斯和波伦三人都在场，立场都和霍普金斯一样。伯恩斯说：“法国应该加入委员会。法国人不能接受有占领区却不是委员会一员……任何其他的做法都会大大羞辱他们。”手下大将立场一致，罗斯福答应会有所行动。
[6]

在2月9日的全体大会上，眼看斯大林毫无妥协倾向，罗斯福决定不当着丘吉尔的面继续讨论这个话题。他不再坚持自己之前的说法，改口说现在签署国限于三大国也不错，然后提议把这个问题交给外长会议，让他们当天晚间去讨论。全体大会结束后，罗斯福派哈里曼私底下照会斯大林，声称自己在法国这件事上改变了主意，希望法国能成为管制委员会成员。斯大林让步了。他说，既然总统在这件事上有新的想法，他就会接受美国的方案。
[7]

斯大林果然守信。2月10日进行全体大会，罗斯福宣布改变主意，支持法国加入盟国管制委员会，斯大林高举双手做出投降的模样。至少在欧洲，法国现在被承认为大国了。斯大林改变态度令一些美国代表团团员（包括波伦）以及许多英国代表团团员非常惊讶。莫兰医生显然很气恼，因为斯大林原本在法国这个议题上拼命反对丘吉尔，结果竟然一下子就接受了罗斯福的主意。他在日记中写道：“总统又改变了主意，但没有人显得惊讶。他现在同意首相的主张，认为法国应该成为管制委员会成员。斯大林立刻明白表示，如果总统希望如此，他会接受。我们不能不注意到斯大林在会议期间一直都很顺从总统的意见。这完全不符斯大林的天性。”
[8]

丘吉尔倒没有如此吹毛求疵。斯大林的让步代表着英国对欧政策一个重要方面的胜利。在英方的倡议下，全体大会同意拍发电报给戴高乐，邀请法国成为管制委员会成员。不料，这位骄傲的法国领导人并不领情。根据美国驻法大使杰斐逊·卡弗里（Jefferson Caffery）的说法，会议公报发表后，戴高乐“闷闷不乐，显然期待自己会扮演更重要的角色……以及法国能在莱茵兰有更具体的收获”。几天之后，罗斯福听说戴高乐改变主意，拒绝在雅尔塔会议之后于北非和他会面，这时他说不定也后悔自己在最后一分钟支持了法国。戴高乐还在气自己没被邀请出席雅尔塔会议。斯大林则没有理由后悔自己的“投降”。他企图在当天晚些时候打他的“法国牌”，让罗斯福在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德国的赔偿问题上，支持苏联的立场。
[9]

关于赔偿问题的最后谈判始于2月9日上午。罗斯福和斯退丁纽斯会谈时表示，他决定不只在波兰问题上让步，也要在赔偿问题上让步。赔偿问题对他而言是次要问题。他有几位亲信顾问主张让德国农业化，比如财政部长摩根索，罗斯福觉得没理由让赔偿问题成为另一个绊脚石，因为那只会使得会议继续拖延下去。

斯退丁纽斯稍后在外长会议上宣布了这两项让步。和美方在波兰问题上的说法一样，有关赔偿问题声明的遣词造句装扮得仿佛是英、苏双方立场的折中妥协，其实在重点上他们都对苏联做出了让步。声明接受了苏联的意见，即赔偿应先赔付对战胜德国贡献最大的国家，英国提议也应优先考虑受德国侵略伤害最重的国家。声明几乎一字不差抄录苏联方案中的一段文字，把赔偿划分为两类：两年之内以机器设备作为赔偿，其余（包含每年以交付货品方式）分10年支付。声明也指示赔偿委员会考虑苏方的提议：总赔偿金额应达到200亿美元。

苏联副外长迈斯基终于能居功了。他是苏方坚持求偿100亿美元的主要人物，现在他似乎不仅说服了斯大林，还说服美方接受了自己提出的主张。2月5日晚间，当斯大林决定把苏方的要求降为70亿美元时，迈斯基在日记里写下：“我还是不能轻易牺牲‘我的’100亿美元。”他很快又得到了机会为自己的主张力争。在2月7日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和迈斯基又提出苏方求偿100亿美元，同时建议80亿美元分配给英国和美国，其余受德国侵略的国家则分到20亿美元。

斯退丁纽斯在2月9日告诉大家，美方准备考虑以200亿美元为讨论求偿问题的起始点。迈斯基表示支持美方新方案的头两段文字。他希望能修订最后一段，以便强制规定委员会应该接受——而不只是考虑——以200亿美元为讨论的基础。艾登强烈反对明订任何数字。莫洛托夫威胁要再提高价码。他提到迈斯基及其专家（他们弄出了苏联应求偿100亿美元的数字）“表现得非常好——只有一个缺点，就是数字都列最低的”。斯退丁纽斯担心苏方狮子大开口，把数字往上哄抬，赶紧说他认为迈斯基的数字合理。对于苏方而言，这是重大胜利，偏偏就是艾登顽抗到底。这位英国外交大臣说，他必须等候他政府的指示。
[10]

英国战时内阁的信于2月10日送达。信上说：“我们认为在赴现场确实调查可能性之前，不能规定德国应支付的任何金额。我们认为200亿美元太高了。它大约等于德国在战前一年的出口总额（即不计进口）。德国会遭到轰炸，被打败，或许还会被分割开来，无力支付进口费用，我们不认为那时的德国还能付得起这样的赔偿。”

当天中午的外长会议上，艾登想要拖延议定赔偿金额，建议把问题交付赔偿委员会讨论。莫洛托夫大表不满，他问道：“艾登难道不能同意任何一点吗？如果是这样的话，赔偿委员会就无从讨论起。”艾登不肯退让，莫洛托夫又说他很失望。苏方记录员记下莫洛托夫如此说：“艾登的话的本质就是尽可能少要德国赔偿。”艾登继续坚持。他宣读战时内阁电报的一段指令，然后提出自己的方案，强调赔偿不应伤害德国的经济体制，也不应伤害德国出口商品以支付进口费用的能力。英方决定奋战到底。
[11]

当天下午全体大会之前，斯大林密会丘吉尔，亲自再就赔偿问题洽商。他问，英国是不是被苏方的要求“吓坏”了。丘吉尔不理会他暗示英国怯懦，只说战时内阁的电报不准他在赔偿协议中提到任何数字。斯大林又逼问：丘吉尔是可怜起德国了吗？艾登抢答，这不是可怜不可怜德国的问题，而是英国从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赔偿问题中得到的经验。丘吉尔申辩说，他怀疑苏联能否取得他们所预期的赔偿金额。他指出，英国的预期很有限：“就我们本身而言，我们不要德国的劳工。我们或许会接管德国的一部分贸易，以及若干原料，比如钾碱、木材等。但我们不要制成品，它们只会增加我们的失业率。”

斯大林急欲以让英国多从德国分点战利品来收买英国，丘吉尔却不上钩。然而，丘吉尔并不反对苏联取走德国的设备。他说：“从德国搬走工厂和设备，苏联等于是帮了我们的忙，因为它可以终结德国的出口，英国的出口就可以取而代之。”斯大林表示，苏联乐于搬走能找到的德国工厂设备。两人的讨论转到了别的话题上，赔偿问题依然没有解决。
[12]

在当天晚些时候举行的全体大会上，丘吉尔再度提到战时内阁给他的指令，斯大林没说话，但罗斯福出乎意料地表态支持丘吉尔。他担心“若是提到任何数字，美国人民就会认为这涉及金钱”。斯大林事先对此没有心理准备，只说苏方提到的数字只代表赔偿的价值，大部分的赔偿足以用物资抵偿。他转头悄悄问葛罗米柯：“我应该怎样分析罗斯福的用心？他是真的不认同丘吉尔的主张，还是这只是阴谋？”这是很难回答的问题，葛罗米柯的答复刻意迎合斯大林的猜疑。他低声说：“他们之间是有差异，但是我们必须了解，他对待英国首相的行为是正确的。即使如此，同样的正确也不会阻止他对丘吉尔施加非正式压力。如果他没这么做，我根本不会认为是意外。”

斯大林完全不掩饰自己的不快。马修斯在美方的会议记录中写道：“这是会议期间斯大林唯一一次表露他的愠怒。”和2月6日激动谈论波兰问题时一样，斯大林站了起来。当晚，霍普金斯向莫兰医生重演这一幕，莫兰把它写进了日记。莫兰写道：“斯大林起身，用力抓住椅背，褐色双手的指节都捏白了。”霍普金斯说，斯大林“怒气冲天，从嘴里一字一字迸出话来。他说，他的国家里，有大片土地成为废墟，农民必须执干戈以卫社稷。赔偿应该支付给受创最重的国家”。

根据美方的会议记录，斯大林说：“如果英国人觉得苏联人根本不应该得到赔偿，最好干脆坦白讲出来。”丘吉尔否认有这种念头，表示他只是希望委员会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坚持他们必须原则上同意，德国必须支付赔偿，赔偿委员会应该考虑美、苏的方案——赔偿金额为200亿美元，其中一半归苏联。斯大林慷慨激昂地讲了一番，最后将了罗斯福一军：“请问总统先生，美国是否要撤回原先的方案？”

葛罗米柯后来又问：“我们的盟友难道认为苏联的经济不应该恢复得太快吗？”这句话道出了苏联最大的关切。三巨头还在为这个问题辩论不下，若非出于斯大林的指示，一向谨言慎行的葛罗米柯是断不敢向罗斯福的左右手霍普金斯表达不悦的。同情苏联要求的霍普金斯写了张条子递给罗斯福：“葛罗米柯刚才告诉我，元帅认为您在赔偿问题上没有支持斯退丁纽斯的立场，您和英国人站到了一边，他感到很困扰。或许您稍后可以私底下跟他谈一谈。”这张条子起了作用。前一天夜里，斯大林接受了罗斯福在法国议题上的要求，现在他传递出信号：他在赔偿问题上需要帮忙。罗斯福无法说不。
[13]

斯大林一讲完话，罗斯福就赶紧向他担保，自己“完全同意”苏联的要求。他又说，他唯一的顾虑是，“赔偿”（reparations）这个词可能会让美国民众以为盟国讲的是现金。罗斯福建议把“赔偿”改成“损害补偿”（compensation for damage）。这仿佛是同意法国加入管制委员会的交换条件。斯大林打出法国牌，赢了这场辩论。罗斯福又回头支持斯大林，丘吉尔落了单，独力反对苏联求偿100亿美元。

丘吉尔再次拿出战时内阁的电报，读了一段文字。他发挥雄辩滔滔的口才，希望说服罗斯福再次改变美国的立场，差点就成功了。斯退丁纽斯写道：“听他的精彩文句一向是件愉悦的事情。美丽的词句有如行云流水。”罗斯福又动摇起来。辩论又拖延下去，最后斯大林同意由赔偿委员会决定赔偿的金额。他告诉丘吉尔：“我们把数字提报给委员会，你们也提报你们的数字吧。”丘吉尔接下来问罗斯福：“那美国呢？”罗斯福说：“答案很简单，裁判罗斯福同意，文件即可通过。”
[14]

罗斯福对此结果相当满意。他希望在英国和苏联的关系上扮演诚实的中间人，但是却被自己的专家推向了支持苏联的立场。霍普金斯建议他“寻求协议，让德国无法自给自足，必须被迫进口”。摩根索主张分割德国，完全摧毁其工业基础。罗斯福在国务院的压力下，又需安抚媒体，于是放弃了摩根索的计划，但是即使不是恢复其条文文字，他也可以采用该计划若干条文的精神，以安抚苏联。

丘吉尔虽然占了上风，却难掩失望之情。当天晚些时候见过丘吉尔的莫兰医生在日记里写下，丘吉尔对于苏联的过分要求感到很恼火。美国人不了解丘吉尔为何在这个议题上如此顽固。莫兰向霍普金斯说明：“首相脑子里全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情况。他认为苏联的要求太疯狂。他气愤地问：谁要负责喂饱饥饿的德国呢？”霍普金斯不以为意，还是建议罗斯福接受苏联的要求。他告诉莫兰：“苏联人在会议上让出了许多东西。现在轮到我们给些东西了。我们不能指望他们一直迁就。”

英国在赔偿问题上的立场不是没有受到议会即将改选的影响：英国国内民意不会容忍导致德国全面饥馑的经济政策。英国经济复苏的希望与增加对西欧及中欧的出口息息相关。它的地缘战略利益也和成立一个西欧联盟绑在一起。这两个目标都需要有个弱势但不至于经济崩溃的德国。丘吉尔和艾登非常明白这些利害，因此在雅尔塔拼了全力要保护它们。
[15]

斯大林是三巨头里最不高兴的一个。西方盟国接受他“投降”之际，他讽刺地说：“你们明天会不会又反悔啊？”会议结束时，他以苏联代表团团员听得到的音量嘀咕：“美国和英国有可能早就在这方面讲好了。”在当天晚上由丘吉尔做东的晚宴上，斯大林又提出要谈论赔偿问题。
[16]

1917年，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时，承诺要结束“帝国主义战争”，并且呼吁世界各国缔结和平时不要兼并领土或求偿。斯大林走的却是完全不同的路线。取得盟国同意苏联兼并德国领土之后，苏联领导层又狮子大开口，要求战败的德国支付巨额赔偿。讽刺意味十足的是，竟然是帝国主义政府在努力劝阻无产阶级国家对战利品不要太贪婪。1943年秋天，美国和英国在莫斯科会议上表达关切之后，苏联领导人才首度同意从金钱赔偿改为可用设备、原料和劳力作为赔偿，并把赔偿期限定为10年。

1945年2月，苏联报纸就已刊登文章，主张苏联政府有权在占领区占有德国的工厂和机械。政府控制的苏联媒体称颂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是历史正义的胜利。苏联境内唯一的异议之声来自德国军官同盟这个苏联用来进行反纳粹宣传战的德国战俘组织。根据秘密警察的报告，德国军官同盟人员对这些消息的反应“格外有敌意”。同盟领导人瓦尔特·冯·赛德利茨（Walther von Seydlitz）将军说：“现在民族自决这个不可动摇的原则和权利跑到哪里去了？苏联人无权把从我们这里夺走的生存空间交给波兰人。若要确保安全，占领就足够了。这是强权政策。看来我们对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人道主张还有许多需要学习的地方。”

其他人则认为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宣示了“红色帝国主义”的诞生。德国军官同盟活跃分子汉斯——京特·范霍芬（Hans-Günther van Hooven）上校预言，雅尔塔会议的决定将加强德国人反抗的决心：“我真想知道，奴役和损害赔偿之间的界线要划在哪里？希特勒不难号召德国人民抗战到底，因为克里米亚会议公报关于德国人民并无任何正面的说法。”西方监听德国广播的人注意到，会议结束之后，纳粹电台立即针对前线部队制作了许多“激励士气的政治号召”。
[17]

胜利在望，斯大林才不会理会他的要求对德国军官同盟或德国部队起的作用。丘吉尔在2月10日问他，目前在苏联人控制下的德国将领是否会用在宣传以外的目的上。斯大林答：“怎么会呢？”国土惨遭德军蹂躏，苏联政府现在想要从德国尽可能榨取财富。根据迈斯基的计算，他那野心十足的要求只反映出约20%的战争损失。由于苏联的经济高度集中化，因此苏联不用担心制造失业，可以无限制地吸纳注入的商品和人力。连自己国内市场的需求都满足不了，苏联政府哪里会有兴趣提高外国市场（比如德国）的购买力？从地缘战略的角度来说，西欧和中欧的复苏不符合苏联的最佳利益。

最终，苏联还是掉进了丘吉尔警告斯大林注意的陷阱：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德国人把旧船舰交给英国当赔偿，自己另行打造现代化海军。莫洛托夫后来抱怨，在美、英协助西德重建的情况下，苏联没办法从东德拿太多赔偿。他认为这些赔偿“微不足道”。他抱怨说：“我们国家这么大，而这些赔偿是老旧、过时的设备。”直到20世纪80年代，苏联还在使用一些当初从德国搬回来的设备。
[18]

雅尔塔会议最后三天有关德国前途的辩论产生了利弊互见的结果。三巨头原则上同意纳粹重大战犯将受审判，但这个决定没有出现在会议公报上。他们同意法国应成为盟国管制委员会成员国，但法国人并没有因此高兴。他们也同意要设置赔偿委员会，却决定不了应该给它什么样的指示。罗斯福对这些议题没有太大兴趣，只试图调和他伙伴们互相冲突的要求。他改变对法国的原始立场，也在赔偿问题上立场反复，最后勉强恢复了他喜爱的“裁判罗斯福”的角色。

丘吉尔可以恭喜自己取得重大胜利，虽然苏联一再过分要求赔偿令他很不舒坦。丘吉尔顽固地坚持让法国加入盟国控制机制，又拒绝定下赔偿的数字，都得到了正面的结果。美方支持他，迫使斯大林接受英国的立场。面对西方盟国联手反对，苏联统治者在法国参与问题上让步，也暂时不再坚持明确声明苏联求偿100亿美元。

英、美若在波兰和东欧问题上立场一致，能否达成类似的结果？苏方资料显示这不太可能。西欧的命运在斯大林心目中是次要问题，他最重视的是控制东欧，因为东欧和苏联毗邻。他需要盟国合作压制德国、榨取赔偿，但是东欧已完全由红军占领，斯大林不需要让步。理论上，罗斯福和丘吉尔可以不认同斯大林的政策，比如丘吉尔在德国赔偿问题上就大唱反调，但是实际上，他们不能在像波兰前途这样重大的议题上公开失和。这样会伤害罗斯福的联合国计划，妨碍丘吉尔赢得战后选举。如果盟国想在东欧说得上话，它们就必须和苏联维持友好关系。

[1]
FRUS:Yalta,849–50,854;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82–83;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77–78.

[2]
Briefing papers for Stettinius from the War Department,no.15,NND 812006,record group 43:World War II Conferences,box 3:The Big Three Meeting,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3]
RU/US 2415(OS)Okno TASS no.1198,Hoover Institution Poster Collection.

[4]
Kuter, Airman at Yalta,175.

[5]
FRUS:Yalta,849,856–5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81–82.

[6]
Moran, Churchill at War,274–75; FRUS:Yalta,555;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4–85;Byrnes, Speaking Frankly,25.

[7]
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02

[8]
FRUS:Yalta,899–900,908;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4;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85;Moran, Churchill at War,279–80.

[9]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00;Ambassador Caffery to Harry Hopkins,February 15,1945,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no.15,Hopkins Papers,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Grew to the President,February 3,1945,Map Room,Presidential Trips,Crimea Conference,box 21,Argonaut 2,section 1A,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Bohlen,Witness to History,184–85.

[10]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9; FRUS:Yalta,702–4,707,807–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63–64;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64–65;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29–32;Clemens, Yalta,165–66.

[11]
FRUS:Yalta,874–75,885;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95–96,198–99;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7;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85–86.

[12]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1;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4;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5.

[13]
FRUS:Yalta,901–3;Gromyko, Memoirs,112–13;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65;Moran, Churchill at War,280.

[14]
FRUS:Yalta,901–3,909,915–16;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5–16;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8–99;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pp.264,265.

[15]
Hopkins Papers FDR Library Box 337,Book 10:Yalta Conference,group 24,folder 1,pp.1–4;Moran, Churchill at War,280–81.

[16]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6;Gromyko, Memoirs,113.

[17]
“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 Based on the Soviet Press for the Period February 1945,”March 15,1945,no.177,March 16–19,Averell Harriman Papers 7;“Krivenko and Kobulov to Beria,”GARF,r-9401,op.2,d.9,fols.227–29;Radio Bulletin no.38,February 13,1945,series 8,Clippings,Joseph Clark Grew Papers,Ms Am 1687.7,Houghton Library.

[18]
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4; Molotov Remembers,60;John Gimbel, Science, Technology, and Reparations:Exploitation and Plunder in Postwar Germany(Stanford,CA,1990).

第21章　被解放的欧洲与巴尔干

2月9日上午，美国拿出了《被解放的欧洲宣言》这份简短文件。这份由斯大林在当天下午首先提出来讨论、次日获得通过的宣言是份奇特的文件，可以有各种不同的解读。没有一份经由三巨头批准的文件像它这样，在会议之后和长久的冷战过程中如此出名，可是在实际讨论中却没有受到多少重视。这份宣言的原则，三大国都同意在对待从纳粹解放的国家时一定遵守，而宣言签署时，英国在希腊、苏联在波兰都已公然违背了这些原则。

罗斯福出于善意提出了这份文件，但当时并无意用美军部队来支持其实践。他觉得他需要一份同盟国民主承诺的声明，以进一步获得对组织联合国的国内支持。《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当时发挥了功用，使得民众欢欣鼓舞地接受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也提振西方对盟国未来合作的期望。基辛格（Henry Kissinger）写道：“后来在决定组织对抗苏联的扩张主义时，美国是以苏联不守信为依据的——苏联在雅尔塔做了承诺，美国领导人与民众也是如此理解的。”
[1]

宣言出自美国国务院一份文件的前言。这份文件提议创立一个欧洲委员会，以防止欧洲被划分为英国及苏联的势力范围。欧洲委员会由三大国代表组成——若法国加入，则是四大国。它将协助已经解放的国家成立临时政府，举办自由选举。文件作者尤其担忧的是希腊和波兰的局势，在当地，因解放那里的大国积极支持特定的一方，已经产生了重大的国际问题。

为被解放地区组织一个欧洲理事会的构想，已经在美国国务院酝酿有一阵子了，也得到了美国国务院主要专家的支持。欧洲司副司长约翰·希克森（John Hickerson）于1945年1月8日呈报告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提出论据，主张成立一个特设委员会。希克森的提议经斯退丁纽斯采纳，斯退丁纽斯在此基础上另写了一份建议案，于1月18日上呈给罗斯福，提议成立一个欧洲高等委员会，以处理德国从前的卫星国或原本被德国占领国家的政治及紧急经济事务。这份建议案有两份附件，一是关于被解放的欧洲的宣言，将由（包含法国在内的）四国领袖签署，二是委员会蓝图，明确了委员会的组织原则和功能。

斯退丁纽斯非常支持这个构想，并于马耳他争取到了艾登的支持。可是，罗斯福总统本人却是最大的障碍。斯退丁纽斯于2月1日告诉艾登，罗斯福认为，成立这个委员会将“伤害世界组织的前景”。美国国际组织方面的头号专家帕斯沃尔斯基和总统的看法恰恰相反。帕斯沃尔斯基认为，这样一个委员会可以对付国内出现的反对联合国的声浪。但是，罗斯福依然对成立区域性的欧洲委员会心怀疑虑，因为他总是觉得那会使美国失去在欧洲事务上的影响力。他过去已成功地挡下了欧洲咨询委员会的运作，可不希望未来又出现一个欧洲机构让他伤脑筋。

罗斯福在“昆西号”军舰上和伯恩斯讨论过这些问题，并且让伯恩斯去向斯退丁纽斯陈述反对成立委员会的论据。反对的论据之一是，国会不会喜欢指派一个美国代表并赋予他独立职权的构想。何况美国人民盼望美军尽快撤离欧洲，美国政府也不愿意为欧洲内部事务担责。在这些情况下，美国没有理由参加委员会。由于伯恩斯显然是在代表总统说话，因此斯退丁纽斯别无选择，只好放弃这个构想。
[2]

但这个构想并没有完全打消。2月5日，也就是斯退丁纽斯和伯恩斯谈过话的次日，斯退丁纽斯找来了希斯，讨论该如何处理。希斯出席雅尔塔会议，后来在美国政界及社会上引发了很大的风波。他起草了一份宣言稿，包括了原本方案的一部分，但没说要成立特设机构以执行它所宣示的原则。这份新文件有95%一字不差抄自原始方案，表示相关政府同意通过联合行动达成目标。这包括协助新近解放的国家建立国内秩序，执行紧急的经济措施，建立广泛代表民主人士的政府，并且举行自由选举。新文件舍弃了委员会的构想，建议由大国的大使们来处理这些议题。在其他方面，两份文件可谓十分接近。

希斯起草的文本经过大幅删改，再由罗斯福在2月9日提出来给丘吉尔、斯大林过目。重要的更动有三点：没把法国列为四大国之一，在“如有必要”时才协助规划自由选举，关于大使的那段文字，改成承诺建立适当机制以执行共同责任。宣言的利齿已经拔掉，被斯大林接受的可能性增加了。如果这是种策略，那它真的奏效了。
[3]

斯大林于2月9日在全体大会上提起这篇宣言时，称赞宣言提到需要铲除纳粹和法西斯在欧洲解放地区的残余势力。几分钟前，他才暗指波兰政治领袖里有法西斯分子，这句话惹恼了丘吉尔，因为丘吉尔“不喜欢划分法西斯和非法西斯的做法，那样的话谁都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波伦在回忆录中说：“‘反法西斯’这个词的含义太宽泛了，因为‘法西斯分子’可以很容易被拿来解读成任何反对波兰共产党政府的人士。”在斯大林转向宣言正文，念起一段消灭纳粹主义最后残余势力的文字的时候，罗斯福觉得有机可乘。他说：“这就是宣言有用的第一个例证。”他指出，斯大林念的这段文字很重要，然后接下去念下一段，它讲的是代议政府和自由选举。斯大林很快就回应说，宣言的这两段他都同意。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几分钟后罗斯福正式提议讨论宣言时，第一个对宣言内容表示异议的人竟是丘吉尔。罗斯福讲了一句话：宣言“可以适用在和波兰一样有需要的任何地区或国家”。丘吉尔对这句话很不放心。因为宣言有一段文字提到《大西洋宪章》承认“所有人都有权选择他们将生活于其中的政府的形式”，这颇有可能适用于希腊乃至大英帝国领土，给英国在海外的统治造成问题。

丘吉尔不反对宣言的文本，但是他希望在会议的议定书中，能加入一段他在1941年呈报给议会的对《大西洋宪章》的诠释性声明。为了强调他的主张，丘吉尔表示自己当时曾送了一份声明副本给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kie）。威尔基是1940年罗斯福为连任而参选时，共和党提名和罗斯福竞逐大位的总统候选人。威尔基败选之后，却强烈支持罗斯福的外交政策，但他已于1944年秋天过世。罗斯福禁不住拿这位已经物故的共和党对手开玩笑，笑问：“他是被它害死的吗？”其实这也是吃丘吉尔的豆腐，因为首相从来没有完全接受《大西洋宪章》中关于民族自决的主张。

丘吉尔发现自己落居守势。他答应把他诠释《大西洋宪章》的声明副本交一份给会议做记录。下一个异议，是苏联反对艾登把法国也纳入宣言签字国。斯大林还是认为“三国比四国好”。罗斯福支持斯大林，建议目前最好还是把签字国限于三国。他也不反对莫洛托夫加注一段文字的方案，这段附加文字规定他们“将会支持积极参与对抗德国侵略者的国家的政治领袖”，这一改，等于赋予了莫斯科支持在其控制下任何国家的共产党的正当性。丘吉尔十分明白莫洛托夫打的是什么算盘。他甚至一度脱口而出，共产党善于造就第一流的游击队斗士，可不是他的错。他要求给他一些时间来仔细考虑这段文字。

斯大林尖酸地说：“首相用不着担忧，莫洛托夫先生的修正不是针对希腊提出的。”丘吉尔吼回去，表示他并不担忧，“只是希望每个人都应该有机会做好他该做的事”。他表示，英国不希望在希腊成立盟军联合指挥部，但欢迎观察员入驻。他也宣布，只要在希腊建立起和平，英国就将退出希腊。斯大林表示，他“完全相信英国在希腊的政策”，以此结束了讨论。这是在提醒丘吉尔，在希腊问题上，英国亏欠斯大林很多，而斯大林希望在苏联控制下的欧洲国家中可以放手作为。
[4]

英国在希腊的地位的确相当危险。英国在希腊的利害关系最为重大，可是英国却没有多少能影响当地局势的力量。1944年5月，艾登和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达成协议，允许英国在希腊自由行动。1944年10月13日，丘吉尔和艾登在莫斯科与斯大林、莫洛托夫会谈时，英国伞兵部队进入雅典，要落实双方夏天达成的协议。此时，德军已撤出绝大部分的希腊领土，它们受到亲共产党的希腊人民解放军（Greek People's Liberation Army）的控制。希腊人民解放军有约5万名战士，是境内最大的军事力量。在莫斯科的坚持下，希腊人民解放军接受英国介入希腊，希腊共产党领导人加入英国人支持的首相乔治·帕潘德里欧（George Papandreou）的政府。

但即使是莫斯科也无法保证希腊人民解放军战士自愿解除武装。同年12月初，共产党退出政府，为了解除希腊人民解放军部队的武力，雅典街头爆发流血冲突。英国调来大炮、飞机支持政府军。双方打了一个多月，希腊人民解放军在雅典和比雷埃夫斯地区占了上风，因英军介入才落败。他们落败，大部分是因希腊人民解放军内部为如何处理与莫斯科的关系爆发了内讧。希腊共产党的代表于1945年1月前往莫斯科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都推托太忙，没空接见他们。
[5]

1944年圣诞节，丘吉尔和艾登飞到雅典视察。在这之前的几个星期，丘吉尔才向罗斯福建议，雅典比雅尔塔更适合当三巨头高峰会的地点，现在丘吉尔却发现自己身陷街头巷战的危险境地。《时代》周刊描述丘吉尔到访的情况时说：“大飞机在寒冷的圣诞节当天降落在雅典。街上，英军部队正用枪炮刺刀把希腊人民解放军的枪手赶出煤气厂。雅典人在家里烧家具取暖。当丘吉尔步出装甲车时，几个希腊人辨认出了这位穿着皇家空军指挥官制服的大个子，向他欢呼。丘吉尔在一栋粉红色石砖建筑物前稍停了一下，向大家微笑、招手。然而附近的战斗并没有停下来。”

在1943年10月，艾登曾签署一项四国宣言，承诺战争结束后，占领国家将不再使用武力。现在，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早已撤走，英国部队却和最大、最受欢迎的反德抵抗组织大打出手，以便扶植亲英政府。对此丘吉尔毫不动摇。事实上他对于会有这样一场激战早有准备。1944年11月，局势似乎平静下来，共产党人也有和英国人合作的迹象，这时，丘吉尔致函艾登：“依我的意见，既已对苏联人付出代价，换来在希腊的行动自由，我们就应该毫不犹豫地动用英国部队支持帕潘德里欧先生领导的希腊政府。”丘吉尔脑中浮现的是他和苏联人商量好的“百分比协议”，当时已把巴尔干大部分地区划为斯大林的利益范围。

12月5日，丘吉尔拍电报给在雅典的英军司令官罗纳德·斯科比（Ronald Scobie）将军说：“不要犹豫，就当它是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那里的地方乱事犹未停歇……我们必须坚守并主宰雅典。如果你能不流血而完成任务，固然是好事一桩，但必要时就得流血。”丘吉尔后来承认，在撰写给斯科比的电报时，脑中浮现的是爱尔兰事务大臣阿瑟·詹姆斯·贝尔福（Arthur James Balfour）于19世纪80年代发给英国当局的电报，那份电报里有一句指示：“开枪时不要犹豫。”贝尔福因其措施残暴，被称为“血腥贝尔福”。丘吉尔在公开宣示时，当然要避免如此赤裸裸地讲话。他设法调和了自己的帝国主义本性和爱好自由的言论。
[6]

丘吉尔于1945年1月18日在下议院宣布：“天命要让英国人在地中海扮演领导角色。我们肩负重大的责任，也在当地付出很大的努力。我们对已解放的国家或已悛改的卫星国家有一个原则，我们将依据我们的能力及资源去执行它。通俗宽泛地讲，这个原则就是通过自由、不记名、不受胁迫的普选，产生出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这就是本政府对所有国家的一贯政策。它不仅是我们的目标，也符合我们的利益，更是我们唯一关切的重点。我们在漫长的道路上跨越一切困难、障碍和灾厄，一直朝向这个目标迈进。信赖人民，确保他们不被任何阵营恐吓，使他们能够公平地决定他们的命运，这是我们在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一贯的政策。我们除此之外，别无其他利益。我们将为此奋斗，也只为此奋斗。”
[7]

丘吉尔并没有完全讲老实话。民主固然是他的优先目标，但是帝国的利益更重要。在地中海地区保护帝国的利益，就意味着与当时最得民心的反法西斯组织进行公开或秘密的战争，而且许多组织原先还是英国人支持和武装起来的。丘吉尔发现自己在英国于希腊的行动及对意大利的干预上，都处于困境——英国在意大利试图控制共产党在政府中和社会上的影响力。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星期里，首相因为国内外媒体的报道而备受煎熬。英国议会里出现批评声浪，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质疑英国在雅典的行为，丘吉尔给斯科比的电报被泄露给新闻界，而罗斯福也告诉丘吉尔，自己无法公开支持他。英国驻美大使哈利法克斯于1月6日进见罗斯福后，向伦敦回报，罗斯福赞扬丘吉尔在希腊的行动，但是表示英国“不了解他很难去带动美国的民意”。

此时，这事却从一个料想不到的地方得到了默许：莫斯科竟没有发出批评之声。“百分比协议”起了作用。斯大林对英国在希腊压制共产党的动作一副毫不知悉的模样。8年之后，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表达了对斯大林的感谢：“斯大林……严格、忠实地遵守我们10月间达成的协议，在我们于雅典街头与共产党激战的那几个星期当中，《真理报》与《消息报》都毫无责难之词。”苏联媒体甚至还刊登丘吉尔的说辞，丘吉尔称叛军计划建立一个共产党国家。斯大林很小心地选择何时用媒体来引导民意关注某些问题，何时把不满藏在心头。苏联人固然在公开场合默不作声，在私底下的会议上和谈话时却火力全开。希腊的局势发展终于使他们有机会反将英国一军：你们哪有立场批评苏联在国内外的做法？
[8]

1945年1月12日，苏联当时著名的新闻记者伊利亚·爱伦堡（Ilya Ehrenberg）在美国驻莫斯科大使官邸碰到英国新闻记者玛乔丽·肖（Marjorie Shaw），两人发生了一段唇枪舌剑的插曲。肖抱怨苏联搞新闻检查，爱伦堡反唇相讥，指出英国人在希腊的行动并不民主。肖记者说，希腊发生的事不关她的事，爱伦堡大声反驳：“英国人，我要怎么跟你说？（苏联新闻检察官员）彼得罗夫删了你两个词，你就怪到我头上，你却不承认贵国政府令你难堪的行为。”这名苏联记者还得理不饶人，提出设问。他拿于1824年参与希腊独立战争并以身相殉的拜伦勋爵（Lord Byron）和今天的英国司令官相比。他问：“英国人有好人和坏人之分。但是你要选谁？拜伦还是斯科比将军？”
[9]

雅尔塔会议进行的时候，希腊危机最紧张的阶段已经过去，丘吉尔可以高高兴兴地向斯大林提到局势已暂时稳定下来。1945年2月8日，当斯大林请丘吉尔讲希腊的局势时，丘吉尔回避了这个问题，只说他不想坏了元帅吃晚饭的胃口。但是斯大林急着要提醒丘吉尔，自己在雅典是挺节制的，因此会议期间他不止一次向丘吉尔明示、暗示，为的就是要丘吉尔在波兰问题上投桃报李。

丘吉尔则不想被逼着去支持苏联在1944年10月“百分比协议”范围之外国家的行动。他和艾登在雅尔塔不谈罗马尼亚，只讲保加利亚，因为双方讲好了英国在此地可有20%的影响力。他们要求苏联不要在和英方商量之前就代表盟国管制委员会发言，也不要有所动作。他们也希望战争结束后，委员会的决定要以一致决为基础。实质上，他们要求的是否决权，从苏联的观点看，这相当于否认了八二分的协议。

英、苏双方协议在南斯拉夫要五五对分影响力。这是最为微妙的一个地方。原本一再支持组建巴尔干联邦的英国，在雅尔塔会议之前立场丕变，反对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之间或许有助于组建联邦的谈判。苏联原本一直反对在东欧出现联邦，现在却赞成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达成谅解，盼望能通过已被苏联完全控制的保加利亚，在南斯拉夫增加苏联的影响力。然而，英、苏双方在雅尔塔争议最大的地方并不在此，而是南斯拉夫新政府组成的问题。

三巨头在德黑兰会议时，承认约瑟普·布罗兹（Josip Broz，即铁托）和他的共产党部队是在南斯拉夫反抗纳粹的主要势力。1944年6月，英国支持铁托人马和流亡在伦敦的国王彼得二世（Peter II）组织南斯拉夫联合政府。对于铁托部队迫切需要的补给，他们也增加空投，进一步支持他。铁托和彼得二世流亡政府的领导人伊万·舒巴希奇（IvanŠubašić）就组织新政府事宜签署协议，但协议在雅尔塔会议之前几个月并没有得到完全执行。内定出任新政府总理的舒巴希奇仍滞留伦敦。由于他未到南斯拉夫就职，因此铁托政府在世人眼光中并不是完全合法的。英国希望在自己的人马前往南斯拉夫和铁托及其部属碰面前，能够修订铁托——舒巴希奇协议，以便削弱共产党在新政府中的势力。

同年2月8日，艾登提议对铁托——舒巴希奇协议做若干修正。英国希望扩大南斯拉夫民族解放反法西斯议会这个由铁托人马掌握的准议会组织，纳入了南斯拉夫战前议会的议员。他们也希望议会通过的决定日后要交由基础更广泛的制宪会议批准。苏联当时没有反对修正案，但是在次日阻挠英方提议，因为怀疑伦敦和流亡的彼得二世国王勾结，替他出头讲话。根据这个逻辑，不让舒巴希奇前往南斯拉夫，用意也在于阻止他和铁托成立一个摄政委员会以取代流亡的国王。

有关南斯拉夫的辩论虽然短却很激烈，在2月9日的全体大会上达到了最高点。由于苏联对英国和流亡国王勾结的怀疑的确有些夸大，因此问题在双方都满意的情况下得到了解决。双方各取所需。苏联得到保证，只要天气允许，舒巴希奇将尽快前往南斯拉夫。英国则得到斯大林的承诺，只要新政府在南斯拉夫开始运作，对原始协议的修正即可接受。次日，舒巴希奇果真由伦敦启程前往南斯拉夫。雅尔塔会议的议定书中添了一段盟国支持铁托——舒巴希奇联合政府的声明。问题解决了，但是辩论却暗示前途多艰。当斯大林说，舒巴希奇不得拖延，应尽快赶到南斯拉夫以保持政府的平衡时，丘吉尔回应说，他不在南斯拉夫对政府也不会有影响，“铁托是个独裁者，可以为所欲为”。斯大林坚决否认，但是丘吉尔这句话显示他很清楚谁在南斯拉夫当家做主。五五对分的协议纯属具文。
[10]

理论上，《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可以防止盟国在受其控制的国家内实施单边行动。希腊和南斯拉夫是首先适用的国家。但是更急迫的仍是波兰。可是，在雅尔塔签署的这份文件却没有写明实现其原则的机制。美国人不预备对任何事做承诺。英国人对这份宣言并不热衷，因为它提到的《大西洋宪章》颇有危险，它暗示其所有臣民都应有权选择自己的政府。斯大林则只相信运用武力，并不相信宣示原则。

莫洛托夫后来记得，斯大林对待这份宣言“打从一开始就很小心”。他回忆道：“美国人提出草稿，我把它呈给斯大林，我说：‘这太过分了！’他说：‘别担心，好好处理。我们以后再用我们自己的方法对付它。重点是实力的对应关系。’”莫洛托夫遵命办理。他提的修正案要求支持“积极参与反抗德国侵略者斗争……的政治领袖”，这等于让莫斯科有机会无限制干预被占领国家的事务，同时不理会宣言的其他条款。丘吉尔坚决反对，阻止了这一修正。

莫洛托夫在2月9日晚间的外长会议上提出类似的修正案，但这一修正案又遭斯退丁纽斯反对，没有通过。次日的外长会议上，莫洛托夫提出另一个修正案。罗斯福原来的方案是要签署国建立一个适当的机制，在陷入危机的国家中履行责任，而莫洛托夫这个方案只是要求他们安排咨询商谈。依莫洛托夫的看法，如果修正案不反映苏联的利益，就不需要建立机制去执行其原则。斯退丁纽斯和艾登立刻同意消除原本要成立欧洲高等委员会的最后痕迹。这项修正案终于获得通过。
[11]

从美方角度看，宣言通过是个成功。美国没有因此对任何事做出承诺，而是把责任交给了苏联和英国，让它们去依据原则办事。宣言相当于给公共关系上的一份保险，以防欧洲出现差错。不幸的是，许多方面都出了差错。

[1]
Kissinger, Diplomacy,415.

[2]
FRUS:Yalta,93–100;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88–89.

[3]
FRUS:Yalta,860–62.

[4]
Ibid.,848–49,853–5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56–57,181–82,186–89;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76–77;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1.

[5]
P.J.Stavrakis, Moscow and Greek Communism,1944–1949(New York,1989);David H.Close,ed., The Greek Civil War,1943–50:Studies of Polarization(London,1993).

[6]
“Mission to Athens,” Time,January 8,1945;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286–89;Moran, Churchill at War,253.

[7]
The Speech,” Time,January 29,1945;“Prime Minister Churchill’s Address in Commons on Relations among Britain,the US and the USSR,” New York Times,January 18,1945.

[8]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293;Earl of Halifax,from Washington to Foreign Office,January 6,1945,FO371/47575/2896,PRO;“Press.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13,1945,no.177/2,February 13–1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9]
“Memo by Francis B.Stevens:Gleanings from Ehrenburg,”January 13,1945,no.176/5,January 11–1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0]
FRUS:Yalta,820–21,845–46; Krymskaia konferentsiia,157,197,205–7;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66,73–74;Walter E.Roberts, Tito,Mihailović,and the Allies,1941–45(Durham,NC,1987),297–320;Clemens, Yalta,260–62.

[11]
Molotov Remembers,51; FRUS:Yalta,848–49,854,868,873,884,899–900.

第22章　伊朗、土耳其和帝国

2月9日下午，斯退丁纽斯刚开始报告外长会议的建议案，丘吉尔就大声嚷嚷：“我绝对不同意！”斯退丁纽斯吓了一跳。他提议在联合国会议之前，先由安全理事会就托管地及属地进行协商，这样未来的联合国宪章里才能纳入处理殖民领地的机制。根据伯恩斯的笔记，丘吉尔指天画地，抗议道：“我绝对不会让任何一块英国领土落到那个地步。我们竭尽全力打了这场战争，也没对任何人犯下罪行，我绝不同意把大英帝国放在被告席上，让大家来评头论足，看它是否符合他们的标准。只要我是首相，就没有人能让我听任大不列颠的代表出席会议，站在被告席上，为我们为何有权活在我们设法拯救的这个世界上而辩护。”
[1]

丘吉尔的这些话其实呼应了他在马耳他启程来克里米亚前夕写给他太太的信里头的思想。他读完贝弗利·尼科尔斯（Beverley Nichols）的作品《对印度的裁决》（Verdict on India
）后深受触动，因此对太太说：“我们坚守这片广袤的帝国，并没得到任何东西，却日益受到世界及我们自己国人的批评和讪笑，还有印度人的仇视。”首相明白，他进行的奋斗终究不会有结果，但是他决心只要在位一天，就要力保帝国基业。他在信上又说：“无论如何，我要坚决奋斗到底，确保在我当家掌舵期间，大旗不会降下。”
[2]

莱希上将后来表示，他很欣赏“英国领袖勇敢的声明”，但他只是少数派。当天晚些时候，霍普金斯告诉莫兰医生，首相说得“太快了，他不明白首相说的是什么”。对英国代表团整体而言，这其实很尴尬。首相这一顿发作，纯粹是出于误解。丘吉尔认为威胁到大英帝国的方案，实际上针对的是曾经属于或曾由日本管理的领土。斯退丁纽斯只是报告外长会议的协议，它们已经获得艾登和贾德干的全力支持，而他们两位现在就在场。斯退丁纽斯说明有关托管的条款不是要对大英帝国不利之后，丘吉尔才安静下来。但是他坚持一定要说清楚讲明白，协议的条款不适用于大英帝国。

艾登后来说，在场人士中，唯一公开欢迎丘吉尔发作的是斯大林。艾登写道：“他从椅子上站起来，上上下下走动，咧嘴而笑，偶尔也击掌叫好，这使得罗斯福很难为情。除了斯大林自得其乐、喜见盟国分歧之外，人人大概都不好受。”丘吉尔转向斯大林争取道义支持，表示苏联领袖大概也会反对克里米亚国际化。斯大林可不让他称心如意。虽然丘吉尔的论据很符合斯大林本身关于大国应该对小国拥有特殊权利的想法，但斯大林只想从丘吉尔的难堪当中攫取好处。会议开幕那天的晚宴上，当斯大林主张大国因对作战贡献良多，应赢得特殊权利时，丘吉尔表示了强烈的反对。现在，他运用同样的论据维护大英帝国。这样一来，他就削弱了自己批评苏联对波兰政策的立场。
[3]

看到斯大林对丘吉尔发作的反应，罗斯福的确感到难为情，但看到丘吉尔在殖民主义议题上出丑，他大概也不会不高兴。当天，罗斯福和美国军事将领吃晚饭时，禁不住要揶揄丘吉尔两句。也出席罗斯福晚宴的库特将军写道：“他表示温斯顿实在是个大麻烦，温斯顿被吵醒了，脾气不好……首相坐在会议桌边，慢慢就睡熟了，然后突然醒过来，就开始大放厥词畅谈门罗主义。总统说，他必须一再告诉首相，你的演讲很棒，可是离题了，大家并没有在讨论这个主题啊。”美国以门罗主义作为拉丁美洲属于其势力范围的护身符，丘吉尔老爱拿它来做文章，反击美国对英国帝国主义的批评。罗斯福这一天看到丘吉尔出丑，显然有些得意。
[4]

丘吉尔这一番发作使罗斯福心中不再存有任何幻想，罗斯福确信英国不会放弃其帝国。照艾登的说法：“首相慷慨陈词，等于给美国人警讯。”丘吉尔决心维持大英帝国属地，可能的话，也要把英国部队派到全球战略要地。这个想法尤其适用于伊朗。英国在伊朗拥有世界上规模最大的炼油厂，自1941年夏天起就派了部队进驻，并且与苏联、美国都在竞逐影响力及石油资源。

斯退丁纽斯在同一个报告中也告诉三巨头，外长会议在讨论伊朗问题时没有取得进展。当天早些时候，艾登曾提议英、苏、美三国部队尽早撤离伊朗，也建议大家暂缓石油特许权的谈判。莫洛托夫拒绝讨论艾登的方案，理由是那是全新的方案，需要先研究再说。三巨头在这个议题上都不说话。伊朗是他们关系中的一个麻烦，稍有不慎就会使情势复杂化。
[5]

英国人将苏联视为比较危险的对手。自19世纪以来，俄国就和英国在伊朗和中亚争夺势力范围。1907年，俄、英协议在伊朗（1935年之前，伊朗的正式国名为波斯）划分两国的势力范围：俄国控制北方，英国控制包括重要石油城市阿巴丹（Abadan）在内的南方。这项协议后来因俄国大革命而失效，但是到了1941年8月又死灰复燃。苏、英两国部队在或许可称为同盟国第一次联合作战的行动中占领了伊朗。英国由南部进军，苏联从北方南下，占有炼油厂和横跨伊朗的铁路。石油及控制通往苏联的供应路线是进占伊朗的主因，当时的伊朗领导人有往纳粹德国靠拢的迹象。

进军伊朗不仅是盟军第一次成功的联合作战，也是他们第一次违背丘吉尔和罗斯福于1941年8月14日公布的《大西洋宪章》的高尚原则。11天之后，也就是盟国攻入伊朗的第一天，伊朗国王礼萨·沙阿·巴列维（Reza Shah Pahlavi）呼吁罗斯福介入这一危机。他提醒总统，“阁下数度宣示，必须捍卫国际正义的原则和人民享有自由的权利”，因此“我恳请阁下采取紧急有效的人道措施，终止这种侵略行为”。

延宕了一个星期之后，罗斯福回复国王说，自己无法介入。他说：“衡量全局不仅涉及陛下所提到的重大问题，还必须考虑希特勒征服全球的野心所产生的问题。”但是他保证将和英、苏两国磋商并发表声明，宣布战争一结束即从伊朗撤军。而事实上，美军部队及顾问在第二年也加入了英国和苏联的行列，进驻伊朗，以确保从波斯湾港口到苏联的阿塞拜疆这一路的《租借法案》补给线能够正常使用。
[6]

1943年11月，伊朗实质上已经成为盟国的保护国，由三大国部队占领，因此被认为是三巨头会面碰头的理想地点。除了讨论对德、对日作战事宜之外，三大领袖也发表了罗斯福承诺了许久的关于伊朗的宣言，保证在战争结束时撤走部队。但是宣言的用词却掩饰了盟国军事占领伊朗的事实。宣言说：“美国、苏联和联合王国政府与伊朗政府一致希望维持伊朗的独立、主权和领土完整。”宣言又特别承诺说：“它们仰赖伊朗以及所有其他爱好和平国家的参与，在战后依据四国政府俱已签署的《大西洋宪章》的原则，维护国际和平、安全与繁荣。”
[7]

德黑兰会议之后，罗斯福决定利用伊朗来表现美国是如何对不幸国家施惠的。他在离开德黑兰之前，在机场和他派到伊朗的特使帕特里克·赫尔利（Patrick Hurley）将军讨论复兴伊朗的构想，赫尔利后来依据他们讨论的内容起草了一份未来美国对伊朗政策的备忘录。罗斯福致函国务卿赫尔，对赫尔利的备忘录表示认可，要求在伊朗实施“无私的美国政策”。尽管这份备忘录公开抨击英国在伊朗的帝国主义行径，但罗斯福还是把副本转给了丘吉尔——说不定就是因为它批评英国，他才故意送给丘吉尔参考。

丘吉尔很不高兴，拖了三个月才回信给罗斯福说，赫尔利“对英国帝国主义的一些意见简直难以置信”。丘吉尔说，帝国主义和民主政治之间并没有冲突。他写道：“容我大胆地说，英国的帝国主义从一开始就比任何其他政府制度都更致力于传播民主……在鼓励波斯的独立、政治效能和国家改革的努力上，我们做的当然不比美国少。”
[8]

雅尔塔会议前夕，伊朗成了三大盟国的战场。三方争夺的是石油。英国于1908年在伊朗发现石油，很快成立了一家后来称为“英国石油公司”（British Petroleum）的公司。英国在1941年和苏联联手入侵伊朗，主要是为了保护自己最重要的石油资产——位于伊朗南部的阿巴丹炼油厂。美国石油业者在1943年也加入赛局。他们向伊朗政府展开游说，替自己争取石油特许权，英国也赶紧提出要求。英、美联合起来的影响力极大，取得特许权的可能性也很大。

英、美石油公司的动作让苏联心生警惕。1941年秋天，战争到了艰巨时刻，英国提议增兵进入伊朗，方便红军调到德、苏前线对抗纳粹，苏联当时就拒绝了。1944年秋天，斯大林派坐牢多年、1939年才出狱的旧识谢尔戈·卡夫塔拉泽（Sergo Kavtaradze）以外交部副部长的身份率领代表团前往德黑兰。卡夫塔拉泽的任务就是替苏联争取在伊朗北部的勘探权利和石油特许权。苏联仿佛蛮牛闯进瓷器店，施加压力和威胁以达其目的。伊朗人向英国告状，英国人再向美国抱怨，指苏联不想付特许费。苏联是占领当局，又是同盟国一员，伊朗政府没有选择，只能跟苏联合作。

西方盟国也相当坚持不放松。令美国石油公司惊慌的是，伊朗政府在美国鼓励之下宣布，它将推迟一切有关新的石油开采特许权的谈判，等到战争结束、外国军队撤出后再说。罗斯福政府的打算，是以经济开发援助计划的名义，让美国人在战后继续留在伊朗。英国是大赢家，保留了阿巴丹炼油厂。苏联则是大输家，一旦红军撤走，就没有机会分享伊朗的石油资源了。

卡夫塔拉泽试图以他所熟悉的唯一方式——恫吓——来力挽狂澜。他在觐见伊朗新君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时，祭出了威胁手段。（老国王因英、苏干预，已被迫流亡。）苏联利用红军部队阻碍伊朗部队调动，并动员其政治盟友——亲共产党的人民党（Tudeh Party）来对政府施压，造成首相穆罕默德·赛义德（Muhammad Sa’ed）于1944年11月辞职。伊朗议会很快就通过一项法令，禁止政府在战时授予石油开采特许权。努力数月后，卡夫塔拉泽无功而返，空手回到莫斯科。

对他个人来讲，这是重大挫败，而后来斯大林告诉艾登，这也是莫洛托夫的挫败。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月里，苏联一直没有放弃在伊朗北部争取石油特许权的计划。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在会议前夕根据苏联媒体的报道提出了一份报告，报告说明了苏联的立场：“赛义德及其政府被责怪为法西斯……在争议达到最高潮时，《消息报》坚称，美军进驻伊朗并无法律根据。”
[9]

伊朗政府陷入了盟国之间的这场不宣之战，不禁怀念起德黑兰会议的美好时光。1945年1月18日，伊朗驻美大使奉政府训令拜会斯退丁纽斯，邀请三巨头再度光临伊朗举行高峰会议。伊朗大使也关切苏联近来对伊朗政府的动作，表示希望美国在下一次高峰会议时，能进一步支持伊朗的强大和独立。斯退丁纽斯向来客保证，“（总统）在未来和丘吉尔、斯大林谈话时，会记着伊朗的利益的”。
[10]

雅尔塔会议之前，丘吉尔即力促罗斯福把伊朗问题放进他们和斯大林讨论的议程中。在2月7日全体大会首次谈到伊朗问题时，罗斯福发表的演讲表达了对伊朗经济残破、人民生活困苦的悲悯之情。他说：“伊朗没有购买力采购外国货品，如果世界贸易要扩张，就必须考虑一些措施以协助伊朗这种没有购买力的国家。”罗斯福认为伊朗是“新世界组织”活动的理想对象。
[11]

在三巨头为波兰及联合国问题激辩之际，罗斯福替伊朗发声，没能感动丘吉尔或斯大林。根据迈斯基的记载，丘吉尔“客气地听总统说，但面露厌倦，力掩嘲讽之情；斯大林则默不作声，在笔记本上胡乱涂鸦”。罗斯福的诉求没人听得进去。迈斯基本身对这个议题非常有疑虑，他在日记里写下，他听罗斯福娓娓道来时，根本不相信自己听到的内容。迈斯基认为，伊朗问题是由驻军及它们能否取得石油资源决定的。即使罗斯福是在真心代表贫苦民众发出吁求，迈斯基也并不怀疑上面这些因素仍是美方考虑的重要方面。现场唯一因罗斯福的谈话而兴奋的人是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他在回忆录中赞扬总统关于富国有责任协助不幸国家的信念，他说：“总统有这种见识，我们这些有志于改善不幸国家命运的人能和他一起工作真是莫大的荣幸。”
[12]

丘吉尔听着罗斯福的发言，却难掩嘲讽之情，或许是因为他怀疑美国人太天真、太过理想主义。罗斯福鄙视帝国，其实跟他计划利用反帝国主义和推动自由贸易来促进美国的全球扩张大有关系。罗斯福看不到自由世界人民的利益和美国人民的利益之间有何矛盾，他认为它们是互补的。

斯大林则有他自己的理由去怀疑。德黑兰会议期间，罗斯福曾向斯大林提议，在美国参与下建立托管关系，在伊朗南部辟建新港口，共同经营伊朗的铁路。斯大林只是客气地回答，这个构想很有意思。他其实根本没有兴趣让两国争夺伊朗利益变成三国竞争之局，不想多一个美国进来搅和。鉴于英国反对，苏联也不支持，斯退丁纽斯及其顾问认为此议应该作罢。他们赞成依英国在本地区的利益行动。

德黑兰会议通过，外国部队应在战争结束6个月内撤离伊朗（因为届时就不再需要维持通往苏联的补给线了）。英国鼓励所有外国部队尽早撤离，不要等到德黑兰会议定下的期限。斯退丁纽斯在马耳他告诉艾登，他预备支持这个方案，他也将考虑重新规划，把《租借法案》物资改经达达尼尔海峡运送。他也表示美国支持说服苏联提早撤出红军。这样一来，英国就将恢复对伊朗南部的控制。美国国务院专家认为，“让大英帝国继续维持合理的实力符合美国的战略利益”。
[13]

斯退丁纽斯在雅尔塔成为最支持英国在伊朗地位的人。苏联则毫无退让的迹象。2月8日的外长会议首先讨论了伊朗问题。外相艾登率先上阵，以伊朗主权捍卫者之姿出现。他表示伊朗政府应该自己当家做主。他又暗示威胁说：“否则盟国可能会在伊朗事务上陷入竞争。没有人乐见这事发生。”艾登没有质疑苏联取得石油特许权的权利，但提议公开宣示，保证只要部队仍在伊朗境内，盟国就不争取特许权。他也建议，在《租借法案》物资不再经过伊朗运送之后，就应尽快开始撤军。

莫洛托夫不为所动。他说，撤军问题必须先研究，研究需要花一点时间。或许也必须与伊朗修订盟国部队进驻其境内的协定。至于石油特许权，他宣称苏联是在伊朗政府的代表表示有意授予特许权后，才派出代表团前往德黑兰磋商的，但伊朗人后来改变了主意。莫洛托夫坚称危机已经解决了：“卡夫塔拉泽已经回国，他所用的强硬手段也撤回了。”他说，会议已不需要再讨论这个问题，就“让情势自然发展吧”。

斯退丁纽斯和艾登保证他们原则上并不反对苏联的石油特许权，但莫洛托夫根本听不进去。他们建议就撤军发表联合声明，以利恢复谈判，苏联也不肯。艾登表示提早撤军并不需要修订盟国与伊朗之间的协议，苏联一样不听。莫洛托夫铁了心要阻止雅尔塔会议通过任何关系到伊朗的正式文件。他唯一肯让步的是，请卡夫塔拉泽到雅尔塔来报告他在伊朗的行动。西方盟国并不知道，其实卡夫塔拉泽早在1月30日就已抵达雅尔塔。
[14]

艾登在结束2月8日的讨论时，表示愿意考虑莫洛托夫的意见，草拟一份新说法。其实，根本没有新的方案。艾登坚持他的主张，次日交给苏联及美国代表团一份新的宣言草稿，几乎跟英国原始方案一模一样。他希望盟国发表联合宣言，承诺把部队提前撤离伊朗，并推迟所有关于石油特许权的谈判，直到撤军完成。莫洛托夫表示他没有时间研究方案的说法，将其提报了给全体大会。丘吉尔和罗斯福对这个新闻都没有反应。
[15]

苏联拒不讨论伊朗问题。2月10日是会议最后一天整天开会，苏联的沉默引发了雅尔塔会议召开以来最尴尬的外交对话。艾登问莫洛托夫是否“已经考虑过英国对伊朗的文件”，这位苏联外交部长答，他“几天前就这个题目已表示过意见，现在没什么要补充的”。艾登换个问法：“是不是不宜就伊朗问题发表公报？”回答：“是的，的确不宜。”斯退丁纽斯设法打圆场，建议在会议公报里加一段文字，表示“伊朗问题在克里米亚会议已经过讨论及澄清”。莫洛托夫说，他“反对这个主意”。艾登准备妥协，提议声明“本次会议已重新确认并考虑有关伊朗的宣言”。美方的会议记录载明：“莫洛托夫先生反对这项建议。”
[16]

会后，斯退丁纽斯告诉艾登：“这样没完没了不会有结果，反而会使情况恶化。”他希望算了，不要再谈这个问题。但是艾登不肯，他后来在回忆录里写下，他认为“这实在关系重大”。丘吉尔不愿在全体大会上提起伊朗问题，但不反对艾登直接去找斯大林交涉。斯大林曾经扮演好客的主人，告诉过艾登，如果和他底下的苏联代表发生龃龉，可以直接来找他。

艾登找到斯大林投诉，斯大林突如其来地大笑起来。他说：“你根本不应该和莫洛托夫谈伊朗问题。你不晓得他在那里遭遇过重大外交挫败吗？他对伊朗十分不满。如果你要谈伊朗问题，应该找我啊！怎么样？究竟是怎么一回事？”艾登软化了他的说法。他不再坚持盟国部队提早撤离伊朗，而是提议三大盟国开始规划在战争结束后就进行撤军。斯大林说：“好，我明白了。我会想一想。”
[17]

艾登和斯大林的这段对话是否影响了苏联在雅尔塔的立场，我们很难说。会议公报里出现了一段文字，声明三国外长已就伊朗局势交换过意见，并将通过外交管道继续商谈。和莫洛托夫的意愿相反，雅尔塔公报提到了伊朗，但又没有照艾登的意愿去表示。多年之后，艾登声称他和斯大林的这段对话促成了盟国部队于1945年夏天撤出德黑兰。
[18]

雅尔塔会议的最后几天，正当丘吉尔和艾登努力保护他们在伊朗的利益之时，斯大林也在进行最后一刻的努力，争取俄国历任沙皇一直梦想却从未实现的成绩——控制伊斯坦布尔和黑海海峡。莫洛托夫在1940年11月时和希特勒磋商、斯大林在1944年10月和丘吉尔讨论时，都谈到了黑海海峡问题。英国和美国都预料苏联会在雅尔塔会议上提起海峡问题，但这个题目直到最后一天的全日会议才摆上台面。

斯大林首先在2月10日下午和丘吉尔的私下会谈中，表示有意讨论海峡问题。斯大林说：苏联“不管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都要看土耳其的脸色，实在很难容忍，可苏联不得不央求土耳其准许其船只通过海峡”。他希望修订1936年赋予土耳其控制海峡权利的《蒙特勒公约》，请教丘吉尔对此有何高见。丘吉尔重申他在10月时告诉过斯大林的话：他不反对修订公约，苏联只需提出合理的方案即可。斯大林还没有书面方案，他想在稍后的全体大会上提出这个议题，再交付外长会议协商。丘吉尔保证会支持他。
[19]

丘吉尔很早以前就同意苏联应该对黑海海峡有一些控制权，而且他不接受艾登的建言，没有要求苏方回报。1945年1月底，启程前往马耳他之前，艾登向丘吉尔呈交了一份备忘录，评估苏联可能有何要求，建议英国该如何对应。艾登预料苏联将在远东坚持取得一些领土，也会要求修订《蒙特勒公约》。艾登建议丘吉尔在碰到这些要求时，应坚持一些交换条件。首相答，他不预备反对苏联的要求，艾登只好不再坚持。
[20]

斯大林在2月10日的全体大会上提起海峡问题，丘吉尔笑着说：“我以前尝试过要通过达达尼尔海峡，当时的俄国政府有两个兵团在另一端等候和我会师。然而，我们没有会师成功。因此我对这个问题深有感触。”丘吉尔讲的是他政治生涯上的一项重大挫败——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英国试图从海上进击，从加利波利半岛同步展开陆地进攻，想要控制住达达尼尔海峡，不料却吃了败仗。这场战役由当时担任海军大臣的丘吉尔提议并大力鼓吹，于1915年2月发动。土耳其反抗之烈出乎意料。土耳其部队的一位师长穆斯塔法·凯末尔（Mustafa Kemal）立下战功，后来连创多项“第一”的纪录，成为第一位议会议长、第一位总理，以及土耳其新国家的第一任总统。1934年，凯末尔被尊封为“阿塔图尔克”（Ataturk）——土耳其国父。这场战役打了一年，双方伤亡人数超过50万。

在加利波利之役铩羽后，复仇的愿望一直萦绕在丘吉尔心头。斯大林安慰丘吉尔说：“你当时太急着退兵了，说不定再撑个一星期，你就赢了，因为德国人和土耳其人也预备撤退。”丘吉尔并不同意。他说：“退兵不是我做的决定。我当时已经下台了。”当时舆论大哗，民众纷纷抨击前线失利，丘吉尔被迫辞职。
[21]

斯大林陈述为何需要修订《蒙特勒公约》时，大体上重复了他在10月间于莫斯科和丘吉尔谈论时的论点。他说：“我们认为它现在已经不合时宜了。日本天皇曾经签署它。事实上，比起苏联，他其中扮演了更重要的角色。公约签订的时候，英、俄关系并不十分融洽。现在，一切都变了。我不相信英国会要日本帮忙来扼杀苏联。”斯大林的长期目标是，苏联要控制黑海海峡，并获得允许在该地区设立军事基地。但现在他不愿打草惊蛇，不想让盟国对他的野心有所警惕。他说：“我不希望预先判断未来的决定。但是苏联的利益应该被列入考虑。”

罗斯福首先回应。他含糊地表示：“我只想说，我们和加拿大之间的国界线有3000英里（约4828公里）。整条国界线上都既没有碉堡，也没有武装舰艇巡守。如果世界上其他地方也能如此，一定非常好。”丘吉尔接下来的发言就比较明确了。他果然守信，表态支持斯大林修订《蒙特勒公约》的要求，但他希望见到具体的方案。他也希望向土耳其政府提供担保，保证维护其独立。最后，苏联并没有提出明确的方案，在斯大林的建议下，这个问题将交给未来在伦敦举行的外长会议讨论。土耳其将得到保证，它的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绝无问题。
[22]

黑海海峡的控制权、盟国在伊朗利益的调和，以及殖民属地的未来等问题，都在雅尔塔会议上被提出来讨论，但讨论都没有深入下去，一部分原因是三巨头都晓得问题十分棘手，不易解决。在战后，每当国际间出现争议，这些问题就立刻跃居中央位置。土耳其和伊朗成为冷战的第一个战场，前殖民属地则是两大阵营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激烈争夺的对象。

首先爆发的是土耳其危机。西方盟国愿意修订《蒙特勒公约》，在斯大林看来，当然是往前迈出了一大步，但它绝不意味着英国和美国答应让苏联在该地区驻军，并且由苏联实质上控制黑海海峡。雅尔塔会议的最后文件里列入了一段声明，保证土耳其的独立及领土完整，这并不是个好兆头。可能正因为如此，苏联才决定采取片面行动，于1945年3月告诉土耳其政府，它们要修订苏联和土耳其之间的条约。在伊斯坦布尔的外交观察家对此并不觉得意外，他们早在一月份就认定，苏联提出要求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
[23]

土耳其于1945年2月23日放弃中立，向德国及日本宣战，这并不能改变苏联的心意。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在3月21日的日记里评论说：“克里姆林宫已废除它和土耳其的双边友好及互不侵犯条约，给的理由其实格外有趣。克里姆林宫宣布它有意和土耳其保持坚固的友好关系，然而，情势已因战争发生变化，因此苏联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应该得到相应的修正。换句话说，这代表斯大林认为时机已经成熟，苏联可以染指达达尼尔海峡。因此土耳其在英、美唆使下对我们宣战，摆出一副交战国的模样，却并没有得到好处。克里姆林宫不会允许自己受到这一切的影响。”戈培尔能读懂斯大林的心，这可比许多西方领导人高明多了。
[24]

土耳其危机是冷战的第一道火花。莫洛托夫后来在私下回顾时，似乎略有歉意。他责备斯大林犯了错，这是罕有的现象。莫洛托夫说：“斯大林在晚年时已经有点得意忘形。在外交事务上，他认为应该提出和米留科夫（Pavel Miliukov）所提一样的要求——达达尼尔海峡！斯大林说：‘去吧，设法让他们接受共同拥有！’我说：‘他们不会答应的。’他就开口骂说：‘去他的！’”莫洛托夫认为，唯有土耳其成为社会主义国家，才能遂苏联的心愿，达成他们所要的目标。由于土耳其不是社会主义国家，又没有由红军占领，因此莫洛托夫并不想重提对达达尼尔的主张，那是当年沙皇的将领，以及1917年俄国临时政府外交部长巴维尔·米留科夫——布尔什维克的大敌——提出的。苏联人在公开宣示里极力隐匿他们的外交政策与俄罗斯帝国政策的关联。他们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以受到西方帝国主义压迫的殖民地人民的意志及利益为依归的。
[25]

雅尔塔会议前夕，英国称苏联争取在伊朗北部的石油特许权是兼并该地区的第一步。是果真如此，还是说那是自我实现的预言，我们不知道，但是在1945年5月，莫洛托夫和卡夫塔拉泽已经在忙着规划在伊朗北部建立两个傀儡国家了。这两个国家，一个是阿塞拜疆人少数民族的国家，一个是由库尔德这个少数民族组成的国家。红军在1946年底退出伊朗之后，这两个傀儡国家都垮台了。英国人则留了下来，继续控制阿巴丹炼油厂，它在1950年时成了全球最大的炼油厂。美国顾问也留在伊朗。
[26]

1945年7月，《时代》周刊报道，前任新泽西州警务处处长诺曼·施瓦茨科普夫（Norman Schwarzkopf）在伊朗担任顾问三年后回到美国。施瓦茨科普夫上校于1931年侦破了知名飞行家查尔斯·林白（Charles Lindbergh）两岁大的儿子遭绑架杀害一案，成为全国家喻户晓的人物。施瓦茨科普夫告诉记者，他培训出来的“2.1万名伊朗警察散布在62.8万平方英里（约162.65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穿着仿自新泽西州警队的制服，徒步、乘车、骑马、骑骆驼，侦缉土匪盗贼”。罗斯福总统的政策已付诸实行。同年，施瓦茨科普夫又携家带眷重回伊朗，继续打造伊朗警力。他在当地的工作完全符合罗斯福所谓“无私的美国政策”。
[27]

然而，在伊朗，就和在整个盛产石油的中东地区一样，几乎不可能在无私的美国政策和美国经济及地缘战略利益两者之间做出清楚的区分。1951年，伊朗首相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q）下令把伊朗石油工业收归国有，施瓦茨科普夫上校是1953年参与美、英联合行动推翻摩萨台的主要美国官员之一。事隔38年后的1991年2月，施瓦茨科普夫的儿子小诺曼·施瓦茨科普夫将军（General H.Norman Schwarzkopf Jr．）以维护石油大国科威特主权为名，率领盟军攻打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统治的伊拉克。他进行这场战争，是有联合国安全理事会的授权的。那是自联合国成立以来，苏联首次支持美、英带头的军事干预行动。雅尔塔会议承诺的国际新秩序似乎终于要实现了。

[1]
Byrnes, Speaking Frankly,x; FRUS:Yalta,844;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73.

[2]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166

[3]
Leahy, I Was There,313; FRUS:Yalta,844–45;Moran, Churchill at War,278–79;Eden, The Reckoning,514.

[4]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36–38;Kuter, Airman at Yalta,172.

[5]
Eden, The Reckoning,514; FRUS:Yalta,8

[6]
FRUS:Yalta,345;Yonah Alexander and Allan Nanes,eds., The United States&Iran:A Documentary History(Frederick,MD,1980),77–80;Richard A.Stewart, Sunrise at Abadan:The British and Soviet Invasion of Iran,1941(New York,1988).

[7]
FRUS:Cairo and Teheran,749.

[8]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80–81;Abbas Milani,“Hurley’s Dream:How FDR Almost Brought Democracy to Iran,” Hoover Digest,no.3(Summer 2003):144–52.

[9]
Ronald W.Ferrier, The History of the British Petroleum Company(Cambridge,1982),252–53;Martin Sicker, The Middle East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Westport,CT,2001),156–58;“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 Based on the Soviet Press for the Period October 13–December 31,1944,”7,January 10,1945,no.176/4,January 6–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0]
FRUS:Yalta,339.

[11]
Ibid.,715.

[12]
“From I.M.Maisky’s Diary,”in 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508;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608;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80.

[13]
FRUS:Yalta,333,345,500–501;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65–66,180–81;Eden, The Reckoning,511.

[14]
FRUS:Yalta,738–40;Rz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94–95.

[15]
FRUS:Yalta,810,819–20.

[16]
Ibid.,877.

[17]
Eden, The Reckoning,515.

[18]
FRUS:Yalta,982;Eden, The Reckoning,515.

[1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1–12;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5.

[20]
Eden, The Reckoning,507–9.

[21]
FRUS:Yalta,910–11.

[22]
Clemens, Yalta,258–60; FRUS:Yalta,903–4,909–10,916–17;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01–2.

[23]
MichałSokolnicki to London,January 16,1945,MichałSokolnicki Papers,box 3,File:Diplomatic Correspondence and Reports,January–August 1945,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

[24]
Final Entries 1945,191.

[25]
Molotov Remembers,72–73.

[26]
Louise F.Estrange Fawcett, Iran and the Cold War:The Azerbaijan Crisis of 1946(Cambridge,1992);Jamil Hasanli, At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The Soviet-American Crisis over Iranian Azerbaijan,1941–46(Lanham,MD,2006).

[27]
“People,” Time,July 16,1945.

第23章　秘密协定

2月10日早上，罗斯福在沙皇里瓦迪亚宫寝室醒来，决定这将是他在雅尔塔会议上的最后一个工作日。会议的主要目标已经达成，他想要完成尚未解决的问题的谈判，尽快离开。罗斯福保安特勤的先遣小组已经赶到中东，为他和埃及国王法鲁克（King Farouk）、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绍德（King Ibn Saud）和埃塞俄比亚皇帝海尔·塞拉西（Emperor Haile Selassie）的会晤做准备。该地区的发展，以及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是他在当地要谈的议题。他对于艰巨的谈判已经深感疲劳，相信再谈也不会有什么新鲜的结果，因此准备离开雅尔塔，前往地中海享受温暖的气候。

即使苏联人没有通过窃听设施得悉罗斯福的计划，他们也能清楚看到美国总统准备打包走人的迹象，和罗斯福吃过早饭后，海军上将金和伯恩斯就离开了里瓦迪亚宫，先到辛菲罗波尔，再转往沙基机场搭乘回国的航班。斯大林有好几件事亟须在罗斯福离开雅尔塔之前确定下来，但什么都不如完成远东问题协议来得重要。
[1]

下午两点钟，外长会议后，莫洛托夫请罗斯福在远东问题上的代表人哈里曼大使前往柯瑞兹宫一谈。他交给哈里曼一份苏联加入对日作战的协议草稿。罗斯福和斯大林已经在原则上谈好协议，但魔鬼藏在细节中，苏联将取得哪些中国港口，依据何种条件，还有苏联控制中国东北铁路的问题，都还未解决。2月8日，罗斯福只提到了一个港口——大连。他强烈反对苏联租借大连港，提议把它划为自由港。斯大林并未反对。至于中国东北的铁路，罗斯福表示或许可由苏、中共同经营。斯大林表示租借和共同经营两种方式都可以谈。双方都认为需对中国保密，直到苏联完成部队移防到远东，这也可以有不同的诠释。现在这些都必须讲清楚。

莫洛托夫把这项工作揽在身上。苏联的文件清楚讲明要租借港口及铁路。文件中也只字不提即刻或者事后要和中国政府磋商。莫洛托夫的方案表明，苏联要租借大连和旅顺这两个港口。旅顺是斯大林的原始目标，他于12月间在莫斯科时就向哈里曼提过了。在军事及政治方面，旅顺对斯大林具有特殊的意义，一方面它可使苏联在位于中国和朝鲜中间的战略意义重大的辽东半岛上取得温水港，一方面又可以宣示苏联一洗日俄战争失败之耻，重回该地区。

旅顺于1898年首度成为俄国海军基地。1904年2月8日，日军针对旅顺发动类似珍珠港事变的突袭，只不过进攻者来自海上而不是空中，伤害也没有珍珠港那么重。俄国海军挺住了第一波攻击，但将近一年之后就被团团围住的日军重炮摧毁殆尽。俄国守军异常英勇，直到舰队于1905年1月全军覆没之后才投降。旅顺保卫战产生了一段历史神话，鼓舞了俄国士兵的英勇奋战及爱国精神。现在，苏联海军若是重回旅顺，斯大林即可复活这一帝俄时期的神话，洗雪40年前的“国耻”。
[2]

苏方提出了更多要求，哈里曼很担忧，立刻以总统的名义要求做出修正。首先，他提议旅顺或大连只能租借或转为国际港。其次，他加上了共同控制中国东北铁路的选项。最后，他要求再加一个条款，表明有关港口及铁路的协议需要征得中国政府的同意。莫洛托夫预备接受头两项修正，但质疑第三项修正。毕竟，美、苏两国领导人已原则上同意不通知中国人，以防泄密，对日本人打草惊蛇。莫洛托夫也要求美方的修正应以书面形式提出。

哈里曼回到里瓦迪亚宫向总统报告。罗斯福批准了修正案，包括需要和中国政府磋商这一项，之后文本送回给莫洛托夫。从日后的发展看，有一个说法是，这项协议有个致命的缺点：没有列出千岛群岛（苏联打算兼并它），但是罗斯福根本不曾质疑苏联对整个千岛群岛的权利，哈里曼也从未提出问题。重点是要公平对待盟友——中国政府，而不是关心敌人受到什么待遇。罗斯福和哈里曼都不觉得在道义上需要对日本施加怜悯。

斯大林不喜欢哈里曼加的这几项修正。他显然认为主要障碍是哈里曼而不是罗斯福，遂于当天下午邀哈里曼沟通。斯大林表示，他不反对大连港国际化，但需要租借旅顺港，因为他计划把它当作海军基地。哈里曼建议斯大林直接和罗斯福谈这件事。斯大林同意了。他到里瓦迪亚宫拜会罗斯福，哈里曼和波伦在场陪同。斯大林亲口向罗斯福提出要求，显然完全抵消了哈里曼对苏方提议的反对。哈里曼在现场也没有表示异议，总统同意了旅顺租借案，浑然忘了自己原先的主张：同意中国港口租借，就会更难说服英国放弃香港。

斯大林这下子满意了，也就不反对己方做些让步。他宣布他赞成和中方共同经营中国东北的铁路。他也同意他和罗斯福可以征求中国政府的同意，但是有个条件：他要求中国保证外蒙古维持现状。他也要求中国承认蒙古的独立——蒙古是苏联在东亚地区唯一的盟国。罗斯福并不反对。他问斯大林是否要亲自跟蒋介石讨论这件事。斯大林才不愿意，声称自己是利害关系人，不方便，还是要请总统出面。罗斯福别无选择，只好答应。

罗斯福终于让斯大林签署了一份文件，保证苏联将在德国投降后的三个月之内加入对日作战。斯大林在最后关头介入斡旋，扫除了障碍，使苏联得以在旅顺建立海军基地。苏联在此驻军必然就决定了铁路归谁控制的问题。让形式上独立的蒙古继续存在这一项重大成就，也在最后关头偷渡成功。会谈结束时，哈里曼问斯大林是否愿意将修正案纳入原本的方案，而当他看到协议全文时，一定后悔自己这么问了。最后的文本有一段新文字，表明就港口及铁路而言，“苏联的最大利益应受保护”。哈里曼抗议，但罗斯福不愿为添加几个词这种事争吵。他坚持莫洛托夫添加这几个词只是说明苏联在本地区比起西方盟国有更多利益罢了。
[3]

哈里曼不能信服。他把协议的文稿交给美方军事顾问们过目，希望他们若是反对，他就可以再向总统提起这个问题。不料，军方却很满意能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苏联清楚承诺将加入战局。凯瑟琳·哈里曼记得金上将对这个新闻的反应是：“我们刚救了200万名美国子弟的性命！”哈里曼此后对这件事便绝口不提了。
[4]

罗斯福认为只是添加几个词的小事，在中国政府和斯大林就港口、铁路的主权展开谈判时，可就成了地缘政治的大问题。莫洛托夫添注文字的确切意义的确可有不同的诠释。1945年6月，美国代理国务卿约瑟夫·克拉克·格鲁（Joseph Clark Grew）把在雅尔塔签署的秘密协议条件出示给中国外交部部长宋子文时，告诉他美国政府承诺支持协议上“所写的条件”。宋子文答道：“问题是你们同意支持的是什么。”莫洛托夫添加的文字让苏联有法律借口可对中国人予取予求。
[5]

2月10日下午，当不速之客丘吉尔步入罗斯福的办公室时，斯大林和罗斯福两人之间的谈话正要结束，他们有关远东协议最后剩下的问题已经解决了。首相后来说，整个问题对英国而言是次要的。丘吉尔——或者应该说是协助他研究及撰写回忆录的助手之一——写道：“在美国，对于向苏联如此让步有许多非难。责任落在他们的代表身上。而对我们而言，问题既遥远，又次要。”

丘吉尔这么说不完全真实。大英帝国和日本帝国自1941年12月8日起即正式交战，日本政府在进攻珍珠港之后已向美国和英国宣战，丘吉尔并不希望被“冰封”在远东协议之外。前一天，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报告太平洋战事规划事宜，丘吉尔在讨论时建议：“如果能够说服苏联和美国、英国、中国联手，发表四大国（对日）最后通牒，将会有极大的价值”。他也建议与日本谈判有条件投降的可能性，认为这可以快点结束战争。罗斯福认为最后通牒不会有效果，但是他不反对向斯大林提及和日本就终战进行谈判的可能性。
[6]

当天上午的私下会谈中，丘吉尔直接问斯大林，苏联对远东有什么“希望”。斯大林说，苏联希望在旅顺有个海军基地，可是美国希望港口国际化。丘吉尔急欲支持苏方立场，表示英国“欢迎苏联船舰出现在太平洋”。他也“赞成弥补他们三四十年前的损失”。我们不清楚丘吉尔是否明白苏联驻军旅顺，会使罗斯福难以把英国赶出香港，还是说他另有盘算，但是他的这个立场明显使斯大林更愿意让英国成为太平洋协议的一分子。
[7]

罗斯福不希望英国在美、苏的远东协议上横插一脚，斯大林却想拉英国进来，或许是因为他认为英国是战后苏联的主要竞争者，希望英国接受苏联得到新领土。协议的第一份草稿于2月10日由莫洛托夫提出，已经把英国列为签署国之一。丘吉尔在2月11日看到协议的定稿版本，虽然是第一次看到协议，但他已经准备好签署了。艾登就没有这么猴急。他公开和长官争论英国是否应该签署这份协议。贾德干被找来咨询，他也建议不要签署，但丘吉尔不为所动。最后丘吉尔仍然签署了协议，理由是不签的话会削弱英国在该地区的权威，使伦敦被排除在未来有关远东问题的讨论之外。
[8]

莱希上将在回忆录中写下：“总统和斯大林实际签字的协议托付给我保管，存在白宫我的秘密档案里。”他说：“由于当时苏联和日本仍处于和平的关系，因此这份文件绝对必须保密。”雅尔塔的若干协议秘而不宣，这在会议结束后立刻遭到美国媒体的抨击，莱希、哈里曼等人以处于战争状态、必须保守军事机密为由辩护。但是在雅尔塔达成的一项机密协议却不能用军事机密来做借口，那就是有关联合国会员问题的协议——联合国这个组织，不就是要革除往日的权力均衡制度、去掉所有的隐瞒吗？
[9]

2月10日晚上8点后，罗斯福在前往晚宴前，口述了他在会议期间的最后一封信。他要谈的这件事非常微妙。罗斯福原本主张联合国大会以一国一票为原则，不同意赋予苏联加盟共和国额外的会籍，现在却预备要求斯大林同意美国也增加几个席位。

他开头就先套交情：“亲爱的斯大林元帅……”他先向斯大林担保，自己会履行承诺，支持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加入联合国，然后说：“我相当关心外界会说美国在大会中将只有一票。因此，如果我要确保国会及美国人民全心全意接受我们加入这一世界组织，我可能必须要求在大会中多分到几票，以便使美国得到平等的地位。”罗斯福又以相同的论调口述了一封信给丘吉尔，并附上他给斯大林的信的副本。他直到最后一分钟才屈服于顾问团的压力，写下了这封信。
[10]

伯恩斯是到这时为止最强烈反对多给苏联两个席位的人，他极力推动美国应多拿几个席位以反制苏联的构想。2月8日，总统答应多给苏联两个席位，伯恩斯立刻提醒他，别忘了自己曾经向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保证，如果苏联继续推动其加盟共和国取得联合国大会席位，他就要提议美国各州都具有会籍以资反制。2月8日晚，在从柯瑞兹宫斯大林晚宴回里瓦迪亚宫的途中，伯恩斯拿他白天反对乌克兰、白俄罗斯入会，力劝罗斯福却不成功的论据，讲给弗林听。1920年时，英国以它的前殖民地已转型为自治领为由，要求准许自治领加入国际联盟，在美国引发极大负面反应。伯恩斯认为现在允许苏联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大会，也会造成同样的风暴。英国当年的坚持使美国不再支持国际联盟。他认为，苏联今天要把它的代理人引进联合国，也会出现同样的效应。

弗林这位爱尔兰裔的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立刻跳了起来。1920年，反对英国方案最激烈的就是爱尔兰裔美国人。他告诉伯恩斯，纽约以及全美各地的爱尔兰裔选民绝不会同意英国六席、苏联三席，而美国只有一席的安排。他说，敦巴顿橡树园协议已经死亡。伯恩斯可能并没全盘接受弗林的观点——几个小时前，他才告诉罗斯福，美国民众现在应该可以接受英国自治领加入联合国，因为他们自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就在逐渐建立自治自主。但是，重要的是弗林反对苏联方案，以及他支持联合国大会里所有大国都应居于平等地位。

这正是伯恩斯在2月9日午餐会上主张的原则。丘吉尔是午餐会的贵宾之一，伯恩斯设法说服罗斯福、丘吉尔两大领袖，鉴于苏联另两个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美国在大会的席位也应该增加。伯恩斯主张把席位准给波多黎各、夏威夷和阿拉斯加。当时并未达成最后决定，但丘吉尔似乎已被说服。霍普金斯没参加午餐会，但也支持这个方案。罗斯福受不了伯恩斯、霍普金斯的压力，答应再和斯大林谈这件事。他不能忽视像伯恩斯、弗林这种分量的政治盟友的意见。

当天下午全体大会过后，起草美国国务院备忘录、力主不应让苏联多两个加盟共和国入会的希斯却试图劝伯恩斯改变主意。希斯认为“解铃还需系铃人”，最好的脱身之道是说服斯大林同意总统不必承诺支持苏联加盟共和国入会案。伯恩斯不以为然，还是坚持自己原来的意见。最后，伯恩斯赢了：罗斯福履行承诺，在最后关头写信给斯大林。此时，伯恩斯已在返回华盛顿途中。大家都不晓得他回国后对媒体会怎么说。罗斯福的新闻秘书厄尔利发电报回华盛顿，警告他的同事：伯恩斯回国了！厄尔利电报的最后一句话讲得很明白：“然而，最后的公报应该会在伯恩斯对外讲话之前就公布。”
[11]

罗斯福对整件事的态度都很消极，我们不清楚他预期会有怎样的结果，甚至他是否介意会有怎样的结果。然而，斯大林显然从罗斯福的来函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可以从盟国得到他原先得不到的东西，那就是公开承诺苏联的两个加盟共和国入会。在2月11日，三巨头最后一次碰头讨论公报并签署会议的最后文件时，莫洛托夫提议在公报有关创立联合国的部分增加一句：“会议亦决定向（旧金山）会议建议，邀请乌克兰及白俄罗斯为这一国际安全组织的创始会员。”罗斯福心里头是一百个不愿意，在公报上添加这段话对他而言将是莫大的难堪。他提议坚守原先三巨头之间的非正式协议——盟国会在旧金山会议支持这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入会。

原本和斯大林站在同一边的丘吉尔现在表态支持罗斯福。他说，英国战时内阁有三位阁员反对违反“一国一票”的原则。他也预期自治领会抗议。他需要时间去斡旋和沟通，也得休会去和自治领协商，这一来就得花好几天的工夫。他说，会议最后文件的草稿中已经承诺让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入会，因此他希望不要再添注任何文字。斯大林决定改变战术。他说：“那苏联代表团就撤回方案了。”他建议先讨论别的议题。罗斯福赶紧表达他的谢意。
[12]

会后，罗斯福收到斯大林的回信。斯大林写道：“亲爱的罗斯福先生：我完全同意你的看法，既然苏联的票数增加为三票……美国的票数也应该增加。我认为美国的票数或许可以增加为三票。”罗斯福从来没提到他希望美国有几席。斯大林可能估算，不多于两席，美国人恐怕不干，而且搞不好会争取和英国及其自治领平等。他预备同意多给美国两席，毕竟苏联能多两席才是最重要的事。
[13]

[1]
FRUS:Yalta,557;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277–78.

[2]
Richard Connaughton, Rising Sun and Tumbling Bear:Russia’s War with Japan(London,2007).

[3]
Averell Harriman,“Statement Regarding Our Wartime Relations with the USSR,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e Yalta Agreement,”in Richard F.Fenno,ed., The Yalta Conference(Boston,1955),60–71;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398–99; FRUS:Yalta,894–97;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7–98.

[4]
FRUS:Yalta,984;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399;Meacham, Franklin and Winston,317.

[5]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11,1945,Points in Yalta Agreements Affecting Far East,Conversations,vol.7(28),Joseph Clark Grew Papers,MS Am 1687.3 v.7(28)Houghton Library.

[6]
FRUS:Yalta,826;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0.

[7]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88–90;Gilbert,Winston S.Churchill,7:1205.

[8]
Eden, The Reckoning,513–14.

[9]
Leahy, I Was There,318;“President Roosevelt’s Report to the Congress on the Crimea Conference,” New York Times,March 1,1945.

[10]
FRUS:Yalta,966;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8.

[11]
FRUS:Yalta,557,834,857;Byrnes, Speaking Frankly,40–41;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82;Moran, Churchill at War,277.

[12]
FRUS:Yalta,92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21.

[13]
FRUS:Yalta,967–68;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60.

第24章　战俘

丘吉尔在2月10日下午和斯大林私下会谈时，有两个主要问题需要讨论。第一个问题和波兰有关，丘吉尔希望确保在举行选举之前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西方观察员能够进入波兰。第二个问题和盟国的战俘有关。丘吉尔在第一个问题上没有取得什么进展：斯大林不肯允许英国官员进入波兰，英国必须先与波兰新政府建立外交关系才行。不过在第二个问题上，丘吉尔就比较成功了。

红军攻占及解散德国集中营时，发现自己竟然解放了数以万计的盟国战俘。西方盟国进逼德国领土时，也发现自己竟然控制了数万名乃至数十万名苏联公民。这些人包括穿上德军制服者——被纳粹胁迫加入德军辅助部队的苏联战俘——以及平民，其中有些是被德国逼迁的，也有些则是逃离苏联的。西方盟国非常关心他们战俘的福祉，竭尽全力要接回他们。他们也必须处理在他们监管下愈来愈多的苏联公民。丘吉尔在这两方面都需要斯大林的帮助。

首相一开口就表示自己关心在苏联监管下的英国战俘。他要求斯大林分享有关英国战俘的消息，同意让英国官员探视他们，允许红十字会送补给品给他们。他也要求苏联把7000名英国战俘送到敖德萨，英国船舰则会运送7000名苏联公民到那里，然后把自己人接运回国。英国的记录员写下：“首相提到西方盟国里大量的苏联战俘已经让我们为难了。我们约有10万名苏联战俘，1.1万人已经运送回国，另有7000人将在本月离开。他希望知道元帅想如何处理其余的战俘。”

斯大林保证苏方会全力配合。他这边也有几项要求。斯大林说：“苏联政府要求，那些落在盟国手中的苏联公民不会遭到殴打，也不会被强迫成为祖国的叛徒。”他告诉首相，苏联政府认为，无论是被强迫当劳工的，还是拿起武器对抗盟军的，都是苏联公民。隔了几分钟，他又说：“苏联政府也要求英国政府把苏联公民和德国人分开来，不给他们和德国人一样的待遇。”

丘吉尔保证，英国对以上一切要求都会全力配合。英国的记录员写道：“首相解释说，我们急着遣返这些（苏联）战俘，唯一的困难是船不够用。至于把他们和德国人分开这一点，刚开始时会有困难，但只要能分辨，就会把他们分开来。”他没有质疑斯大林说苏联把各类被盟国俘虏的人都当作苏联公民这段话。英国政府已经决定，只要是苏联公民，不问其意愿如何，通通遣送回国。
[1]

如果说丘吉尔有什么地方不了解的，那就是“祖国的叛徒”这句话，他没有要求苏方阐明。但是这个称呼使得数十万名依雅尔塔会议协议，不问其意愿如何都被遣送回国的人，命运大大不同。被贴上这个标签后，他们要么被判了死刑，要么被打入古拉格长期坐牢。丘吉尔一定知道的是，斯大林的长子雅科夫（Yakov）是德国境内的一名战俘。他或许也晓得，德国曾经提议送回雅科夫，交换被俘的德军元帅弗里德里希·保卢斯（Friedrich Paulus）
[B4]

，但遭到斯大林严词拒绝。丘吉尔不知道的是，在苏联政府眼里，雅科夫是“祖国的叛徒”，他的妻子被送进古拉格，为她丈夫的“罪愆”付出代价。

大战爆发的头几个月，德军包围整个苏联军团，各级指挥官奉严令不准撤退，当时有数十万人被俘，雅科夫就是其中之一。身为炮兵军官，雅科夫严遵上令，坚守阵地。他的罪过是他没有战死沙场或自戕殉国，而竟然束手就擒，进了德国战俘营。斯大林告诉幼子瓦西里（Vasilii）说：“这个笨蛋——他连自杀都不会！”雅科夫总算让父亲告慰的是，他于1943年4月在战俘营里跳上电网自杀身亡。斯大林下令媳妇可以释回。死亡是唯一能够让苏联战俘免于背叛祖国罪名的行为，即使战俘贵为斯大林之子。

斯大林手下领导干部的子女们也受到了类似的对待。赫鲁晓夫是斯大林在乌克兰的头号副手，赫鲁晓夫的儿子利奥尼德（Leonid）是空军飞行员，在斯摩棱斯克上空被击落，被推定为战俘。儿子被推定为战俘，媳妇因丈夫涉嫌叛国被送进古拉格，赫鲁晓夫只好领养稚龄的孙女，要她喊自己“爸爸”。后来消息证明利奥尼德其实是战死的。如果政治局委员们对待自己不幸沦为战俘的子女都是如此，又怎能期待他们在对待德、苏大战之中落在另一边的一般苏联公民时，会有不同的做法呢！
[2]

1945年1月2日凌晨3点，曾在德黑兰会议替斯大林担任译员的瓦列金·别列什科夫被长官莫洛托夫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莫洛托夫要他立刻到外交部办公室报到。半夜接到电话一点也不稀奇。莫洛托夫和政治局其他委员一样，仿效斯大林，经常工作到大清早。何况，三巨头会议即将举行，莫洛托夫比往常更加忙碌。别列什科夫其实挺幸运，还能捞到新年休假，莫洛托夫另一位助理巴甫洛夫那天就必须上班。别列什科夫打电话向克里姆林宫的车库调车，很快就赶到外交部。他向同事们打招呼、贺新年，却不寻常地得到了冷淡的回应。他们的表情告诉他，一定发生什么大事了。

莫洛托夫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要别列什科夫坐下，然后问了一个别列什科夫最害怕的问题：有没有双亲的消息？别列什科夫在基辅长大。1941年9月德国攻陷基辅时，他的父母和姐姐都没逃出来。1943年11月，红军光复基辅，别列什科夫赶到这个乌克兰首府，设法打听亲人的状况，但他们已经人间蒸发了。别列什科夫在从德黑兰回莫斯科的路上，向莫洛托夫报告自己没有发现家人下落，表示他们可能是在有违本意的情况下被德国人带走了。莫洛托夫安慰他，表示一定会找到两位老人家的下落。这么说只会让别列什科夫更加焦急。他在基辅查到，双亲曾在德国人主持的机构里工作，而苏联当局一向最怀疑这种人的忠贞。不论他父母是出于自由意志，还是被迫迁徙到了西方，他的前途都已经完了。他迟早会被革职，可能送到古拉格劳改，或者干脆就枪毙了。

莫洛托夫告诉惊恐万分的别列什科夫，贝利亚送来的报告指出，别列什科夫的父母和姐姐、姐夫已于1943年9月自愿离开基辅。报告指出，别列什科夫的父亲原本是基辅工艺大学的教授，于德国占领期间在重工业部担任工程师，他的母亲则替纳粹警察担任译员。依据苏联的标准，他们是通敌叛国者。报告又说，别列什科夫父母的家常有德国局级官员登门，因为担心红军回来后的命运，他们搭上了德国人为本地出生德裔人士及行政人员所准备的火车离开基辅。莫洛托夫说，贝利亚要进一步调查，调查期间别列什科夫不能留在现职上，斯大林同志也认为应该如此。莫洛托夫命令别列什科夫交出办公室的钥匙，要他回家静候裁决。

别列什科夫离开外交部时，也上交了克里姆林宫的通行证。接下来两个星期，他提心吊胆地坐在家里，生怕特工半夜登门抓人。他很清楚，很多“罪行”比他轻微的人都遭到了枪决。别列什科夫终于在1月17日接到一通电话。莫洛托夫救了他一命。别列什科夫奉调担任苏联重要外交政策刊物《战争与工人阶级》的德文、英文版主编。他奉令不得再与任何外国人有联络，不得告诉任何人他在外交部担任的工作，如果要发表作品，必须用笔名。别列什科夫高兴地接受了这些条件。
[3]

别列什科夫失宠之后，一连多月，心情十分沮丧。他后来写道：“我一读到有关雅尔塔会议的报道，就特别沮丧。一切都仿佛昨日，所有的与会代表都和我一起工作。我应该要和大家一起去克里米亚，进入里瓦迪亚宫，为斯大林和罗斯福、丘吉尔的对话翻译。过去四年，我已经习惯了在这种场合被召去帮忙。我现在只能把眼泪往肚子里吞，感到受辱。”制度抛弃了别列什科夫，但也神奇地饶了他一命。他算是幸运的。苏联当局从来没找到他的家人，通敌罪名就悬在那里，成为未经证实的指控。他不仅活得比斯大林、贝利亚和莫洛托夫更久，还见证了苏联的解体，能够把自己的故事讲给世人听。

别列什科夫的父母的确是出于自由意志离开基辅的。到达德国的巴伐利亚（后成为美国占领区）之后，他们移民到美国，后来安葬在洛杉矶县英格尔伍德纪念公园墓地（Inglewood Park Cemetery）。他们若是到了苏联占领区，必会遭到逮捕，被押送回苏联。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要在他们辖区内找人，易如反掌。丘吉尔在雅尔塔时拜托斯大林帮他找侄女贝奇·蓬格拉茨（Betsy Pongraz）一家，他们在大战爆发时陷身匈牙利，自此音讯全无。斯大林答应尽量帮忙。3月3日，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就在布达佩斯找到了蓬格拉茨一家人，将他们置于苏联的保护之下。
[4]

西方盟国在雅尔塔同意，不仅送回战俘，而且在他们监管下的苏联公民也将全部送回苏联，不问他们的意愿如何。别列什科夫若是到了雅尔塔，就会目击盟国签署协议，给强制遣返其父母这样的做法提供法律基础。他一定明白他的父母将遭遇什么样的命运。

2月9日，德国人从苏联战俘中征募人员组成的“俄罗斯解放军”（Russian Liberation Army）的一个营被派到战场和红军作战。这支军队在距柏林不到70公里的屈斯特林（Küstrin）近郊奥德河西岸建立了桥头堡。这是俄罗斯解放军士兵第一次被允许上阵作战。这个营战绩良好，包括营长扎哈罗夫（Zakharov）上校在内有4个人获颁纳粹的铁十字勋章。可是，扎哈罗夫人马的命运不在战场上决定，而是在谈判桌上被决定的。

苏联通常以扎哈罗夫上校的长官——解放军司令官安德烈·弗拉索夫（Andrei Vlasov）将军之名，称呼披上德军制服的苏联人为“弗拉索夫分子”。弗拉索夫和斯大林一样，也从东正教神学院中途辍学。但是，和斯大林不一样的是，弗拉索夫在大革命之后加入了红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他在军中发展得很顺利。20世纪30年代末期，他还到过中国，担任蒋介石政府的军事顾问。1941年6月德国入侵苏联之后，弗拉索夫领导过一次成功的反攻，短暂收复了位于莫托洛夫——里宾特洛甫线上的重要城市普热梅希尔。那一年，他的兵团在基辅免于被围。1941年12月，他在莫斯科保卫战当中声名大噪。可是，不久他就厄运连连。1942年7月，弗拉索夫领导一次意在解除列宁格勒被围的作战行动，但因为过度深入德军占领地区，他的部队被团团围住。弗拉索夫拒绝丢下弟兄逃命，终于被德军俘虏。后来他成为组建俄罗斯解放军的主要人物。他不费吹灰之力就召集了不少昔日僚属追随自己。

德国集中营里的苏联战俘处于进退维谷甚至生死两难的困境。自己的政府视他们为叛徒，俘虏他们的纳粹又不把他们当人看待，听任他们活活饿死。在德军监管下，有300多万名（占总数六成左右）苏联战俘因饥饿和疾病而死亡。苏联不是处理战俘问题的1929年《日内瓦公约》的签署国。苏联在1941年夏天提议公约应适用于双方战俘，柏林根本懒得答复。《日内瓦公约》的条文规定要体面地对待战俘，给他们提供食物衣物和医疗照护，不强迫他们在军事相关领域工作，这些条文在某种程度上适用于英、美战俘，却从来不曾用在苏联战俘身上。但是，法律规定根本不是重点，纳粹将斯拉夫人视为劣等民族，从根本上蔑视他们。

德国开始感到人力短缺时，许多苏联战俘接受征募加入辅助性单位——这种决定往往会造成生与死的差别。意识形态的动机有时候也是因素，特别是弗拉索夫的部队。俄罗斯解放军宣示，目标是解放俄罗斯，摆脱共产主义，建立独立的俄罗斯人国家。弗拉索夫及其部队在雅尔塔会议期间首次上阵作战，打的是一场已经失败的战争，心里头也完全明白这么做一定会触怒苏联当局。3个月之后，也就是5月初，他们在布拉格倒戈对抗纳粹的党卫军，协助捷克人民解放了首都。他们旋即往西移动，于5月10日向盟国投降。

原本有机会逃往西班牙的弗拉索夫再一次拒绝抛弃弟兄。两天后，和美军司令官谈判完毕要归队时，当着美国人的面，弗拉索夫被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特工逮捕了。他的部属很快就被押回苏联，接受军法审判。弗拉索夫和11名部属于1946年8月被处绞刑。这就是穿上德军制服的将近100万名苏联公民的命运。西方盟国根本不明白其中的利害关键。盟国晓得法国境内的德军部队里有些“志愿协助”德国人的苏联人，遂空投传单说，如果他们放下武器向盟国部队投降，保证一定将他们快快遣送回国。殊不知这不啻提油救火，鼓励他们继续和德军并肩作战。
[5]

美、英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于1944年6月首次向红军总参谋部提起战俘的问题。他们关心的是加快本国战俘回家的步伐，他们也一厢情愿地认为自诺曼底登陆战以来在他们监管之下、人数大幅攀升的苏联战俘，一定也想早早回家。苏联即将打进东欧，在当地有许多集中营关押西方的战俘，这是安排他们快快遣返的时机。英、美军事代表团团长交给苏联军方一份红军挺进路线上战俘营的名单，要求苏方协助加快他们的遣返作业。

苏方没有回答。9月初，第一批1000名西方战俘成功地从罗马尼亚空运出来，但这是莫斯科接管全局之前，红军地面部队指挥官合作的成果。这也是最后一次大批撤俘行动。后来，苏联向西方盟国保证一定尽全力协助遣返战俘，但是不肯让西方官员进出西方战俘所在的集中营。他们后来提出在苏联境内，比如敖德萨等内地地点移交，东欧则是西方官员不得进出的地方。即使这个议题涉及苏联的重大利益，苏联政府还是不肯破例。
[6]

1944年7月，英国外交部首次告诉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在英国监管下的苏联公民人数愈来愈多。8月间，苏联提出要求，希望他们的战俘能够尽早回国。此时，英国境内盟军营地收容的苏联战俘人数已近1.2万。有些人已被送到美国、加拿大。这些人大部分是因自愿协助德国人、穿上德军军服而被俘的。苏联官员抗议，认为不应将盟国监管下的苏联公民视为战俘，声称他们是在违背其意志的情况下被带到德国去的。他们吃的苦头已经够多了，应该被当作盟国的公民对待。苏联要求他们不应该和德国人关在一起，也不能接受任何形式的反苏宣传，应该尽快被遣返苏联。
[7]

苏联如此表现关心，其实和红军本身对待这些投敌者的态度完全背道而驰：战俘根本不必经由军法审判，一概格杀勿论。苏联官员的主要目标就是确保苏联公民尽早遣返。不给他们战俘身份，他们就不受《日内瓦公约》保障。苏联设法缓和西方对被遣返者所受待遇的焦虑。莫斯科方面努力避免大量从前的公民滞留在西方，以免重蹈当年俄国大革命之后的覆辙，当年滞留在西方的俄侨后来成了欧洲反苏力量的基础。

在1944年10月丘吉尔和艾登访问莫斯科期间，斯大林在一次晚宴上提起这个问题。莫洛托夫也参加了这次讨论，他指出，苏联有权要求自己的公民回国，又说遣返战俘时不应考虑他们的意愿。艾登同意。他希望以此换来苏联协助英国的战俘遣返作业。隔了几天，丘吉尔和斯大林私下谈话时表示，第一批苏联战俘很快就会从英国出发，他也试图让苏方担保会公平对待他们。

丘吉尔说：“大多数苏联公民都是被德国人强制动员，才加入了德军部队。他们一整营一整营地向英军投降。”斯大林意识到丘吉尔在想些什么，于是讲了一些丘吉尔喜欢听的话。他说：“这些人当中也有些坏蛋，但是我们不会太严厉地对待他们。”谈话到此结束。丘吉尔表示，由于这些人是向英军投降的，因此他觉得必须为他们的命运负责任，可是斯大林把话题岔开了。

打从一开始，英国政府一些有实力的人物，比如经济作战大臣塞尔伯恩勋爵（Lord Selborne）和战争大臣詹姆斯·格里格爵士，就反对强制遣送苏联战俘回苏联的政策。英国政府开始接到报告说，苏联战俘宁死也不肯回苏联，大量自杀，强制遣返的政策变得更有争议。艾登认为非得如此，才能确保苏联合作，让英国战俘早日回国。他的路线终于占了上风。第一批船运苏联战俘于1944年10月31日启程前往摩尔曼斯克港（Murmansk），距丘吉尔和艾登从莫斯科回国还不到两个星期。英国船只送走了1万名苏联战俘。
[8]

美方则一连数月频频催促苏联商讨战俘遣返事宜，好不容易才在11月底得到答复。莫洛托夫照会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表示苏联预备讨论这个议题，但兴趣不限于战俘问题。他们希望也谈被德国人逼迁的苏联公民受到的待遇，以及遣返他们的问题。他在信上说：“即刻给予协助，让这些苏联战俘，以及遭到德国人逼迁到德国及德国占领区，而今因盟国军事行动已得到解放的苏联公民，能够回国，是苏联政府关切的事。”

和英国人不一样，美国人很早就决定不采取强制遣返苏联公民的政策。美国人把他们和德国人一视同仁，俱依《日内瓦公约》规定对待。美方认为，若不这么做，就将激怒德国人，导致他们对在其监管下的美国战俘施加报复。苏联并不认同美国的做法。他们一再抗议，表示苏联公民不应被当作战俘，和德国人关在同样的营房里。表面上，他们极力要保护自己的公民。有些美国人对此感到不满。迪恩将军在回忆录中写道：“这是个老问题。苏联人被抓的时候，身穿德军制服，正在开枪射击美国士兵。请问我们能把他们供在巴黎的丽兹大饭店或华盛顿的五月花大饭店吗？至少也得等到我们搞清楚他们是敌是友吧！”
[9]

在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的几个月，苏联继续烦扰西方盟国，不断抱怨在西方监管下的苏联公民受到虐待。菲利普·戈利科夫（Filipp Golikov）上将曾经担任苏联军事情报负责人，也是《时代》周刊读者熟悉的斯大林格勒保卫战中战胜德军的年轻将领之一。1944年11月，戈利科夫发表文章，批评盟国对待在其监管下的苏联公民不当。戈利科夫提到，数百万名苏联公民被德国人强迫带到西欧当劳工。他也提到被德国人强征当兵的人，以及一有机会就向盟军投诚的人。现在戈利科夫抱怨，他们和德国人关在相同的战俘营里，而且德国战俘的待遇还更好。
[10]

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分析苏联新闻界的报道之后向华盛顿报告：“他们显示出极大兴趣，要求各类苏联国民，尤其是盟国在德军部队中发现的苏联国民能够回国。报道称许多人不愿回国，且外国当局煽动这种情绪，这极为敏感。新闻报道称遣返者受到热情接待，这并不符合大使馆观察人员的报告，而且他们显然有心消除仍然滞留国外的人的疑虑。”
[11]

苏联抱怨苏联公民在西方营区受到虐待，旨在反制西方对于苏联当局未能善待在他们监管下的西方战俘的抱怨。苏方越是被批评说未能准许英、美官员进出战俘营，以及迟迟不把战俘送到西方能够接运的地点，苏联就越激烈地批评起其公民在西方监管下受到的虐待。

1945年1月11日，葛罗米柯大使在他准备前往雅尔塔的百忙之中，抽空拜访国务次卿格鲁，讨论一件发生在爱达荷州卢伯特市（Rupert,Idaho）战俘营的事故。格鲁连事件发生的地点都搞不清，在他有关这次谈话的备忘录里，还写成了艾奥瓦州的卢伯特市（Rupert,Iowa）。葛罗米柯告诉格鲁，当地战俘营关押了近1000名苏联公民，其中有些人遭到营区指挥官莫顿·格温（Morton Gwyn）上尉的痛殴。葛罗米柯要求美方进行调查，并将格温调职。大使称自己“非常痛心，必须向他的政府报告，这种对待方式竟会发生在美国的营区”。
[12]

借由不断抱怨盟国虐待战俘，苏联设法骚扰西方盟国，逼他们尽快把战俘移交给苏方看管。艾登于1944年10月在莫斯科时，就建议尽快将战俘移交出去，免得麻烦。丘吉尔后来也支持这个立场，认为英国越早交出苏联战俘越好。问题在于如何调集足够的船只送他们回苏联。遣返他们不仅可从外交议程上去掉一个棘手的议题，解决让军事管理当局头痛的问题，还可铺路让西方战俘尽早得到遣返。

1945年1月3日，斯退丁纽斯发电报给哈里曼说，美国战俘营中的苏联战俘，第一批1100人已在美国西岸移交给苏联当局。美国政府因此已准备好在谈判开始之前就执行苏方的要求，只要这些受遣返者同意回国就行。但是，有个问题斯退丁纽斯必须提醒哈里曼：“美国国务院十分关切，任何关于美、苏战俘及平民遣返的讨论，绝不可把美国人……与苏联国民的回国问题关联起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过去数个月一直坚持双方要有互惠协议，现在奉指示要放弃原本的立场。

谁是苏联公民，谁不是苏联公民，本身就是一个模糊不清的问题。苏联司令官原本告诉美、英方面，德军部队里没有苏联人，现在美、英当局却面临艰巨的任务，要把他们和其余战俘区分开来。令这个问题更棘手的是，苏联战俘以他们为德军服役为理由，主张自己具备德国公民身份，要求有权依据《日内瓦公约》享受战俘权利保障。他们坚持自己应被当作德国人对待，而不是当作苏联人对待。他们宁死也不愿被区别安置在不同营区，然后再被遣送到斯大林的苏联。

斯退丁纽斯的电文说：“帮德军作战的人当中，有少数人具有斯拉夫人姓氏，但否认具苏联国籍。”两个多星期后，斯退丁纽斯在1月22日通知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苏联曾与美国第六军接触，表示苏方认为波罗的海国家人民以及寇松线以东前波兰领土上的人民，都是苏联公民。美国军方拒绝接受这样的界定，坚称“这些失去故土的人所具有的国籍应依其主张认定，而他们的遣返主张应由合适的盟军联络官受理”。

美国政府也决定，在苏联投诚者要求美国的政治庇护时，采取坚决的立场。1月5日，斯退丁纽斯、司法部长弗朗西斯·比德尔（Francis Biddle）和联邦调查局局长胡佛（J．Edgar Hoover）开会决定，驳回苏联要求遣返当时最有名的苏联投诚者的请求，此人就是苏联驻美国贸易代表团的团员维克托·克拉夫琴科（Viktor Kravchenko）。美方分析认为，这个问题十分重要，斯退丁纽斯的雅尔塔会议资料汇编中，开头就是有关克拉夫琴科的材料。但是，苏方一直没有提起这个问题。
[13]

1月间，经过相当长一段时间的延宕之后，苏联似乎开始合作。他们对英方的提议给予正面响应，也和美国人会商。好批评的迪恩将军很满意会商的情形。他在回忆录中记下：“酒过三巡，大家有了从来没有过的和谐感。”大家觉得应该在三巨头会议时签署一份换俘协议。唯一的问题是，如何不使它在一大堆重要议题中被忘掉。
[14]

三边首次洽商换俘是在2月9日下午，美方代表是迪恩将军，英方代表为海军少将阿彻（E.R.Archer），而基里尔·诺维科夫（Kirill Novikov）则代表苏联外交部。苏方不同意在协议中列入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ited Nations Relief and Rehabilitation Administration）供应食物给被解放的战俘及平民的文字，因为那将有违他们限制西方代表进出其领土的政策。针对这个态度，丘吉尔次日和斯大林私下会谈时，向他提起了供应被解放的战俘的问题。丘吉尔在艾登的陪同下，不仅讨论了在英国监管下的苏联战俘的命运，还问起红军冬季攻势期间解放的英国战俘。英方的会议记录显示：“他恳求要善待他们。英国的每个母亲都关心战俘儿子的命运。”他也说：“我们希望派联络官到红军那里去照料我们的人。”斯大林点头同意。
[15]

有关遣返被解放的战俘及平民的问题，到会议的最后一天（2月11日）才达成协议。此时，艾登已完全争取到斯退丁纽斯的支持。格鲁依据司法部长的意见，建议被扣押的苏联公民应该享有《日内瓦公约》所保障的权利，可是现在斯退丁纽斯决定不接受自己副手的建议。协议里不会提到《日内瓦公约》。美英联合参谋长委员会支持这项协议，艾森豪威尔将军也力促总部尽快决定西欧境内美国监管下2.1万名苏联战俘的遣返问题。美国国务院在形式上和协议没有关系。美方的文件由迪恩将军代表签署。

苏、英协定则由艾登本人签字。他也签署了一些相关文件，把英国的苏联战俘营交给苏联指挥和管辖。艾登显然是在仓促之下签字的，因为他不得不又从沃伦佐夫宫连发两封信给莫洛托夫，澄清英方所谓苏联管辖在英国的战俘营究竟是什么意思，另外也表明他无权代表澳大利亚接受其中一项条件。贾德干则对这一结果相当满意。
[16]

两份双边协议都规定，如果有对方公民在己方监管之下，就必须告知对方，并把他们分置于不同的营区，允许有关国家官员接触其同胞，并且避免散发反对有关国家的宣传材料。美、英在协议里都没提到强制遣返。苏、美协议中的相关文字是：“所有的苏联公民一经美军司令部下辖部队解放，以及所有的美国公民一经苏军司令部下辖部队解放，将毫不拖延，与敌人战俘区分开来，并安置于不同的营区或集中点，以待在苏联或美国当局同意的地点移交给相关当局。”雅尔塔会议的文件里，根本没规定西方盟国要违背苏联公民的意志遣返他们。
[17]

这并没有阻止苏联一再声称，依据协议，西方盟国必须强制遣返苏联战俘。1945年3月，苏联外交部致函美国国务院，抗议美方以各种借口扣押苏联公民。“苏联政府坚持仍留在美国营区的所有苏联战俘必须遣返，也坚持……依据1945年2月11日的协议，把苏联公民移交给苏联的代表。”美国国务院继续抗拒苏联的要求，不肯把因穿德军制服而被俘虏的苏联战俘交还给苏联，声称要依《目内瓦公约》保障其权益。可是，一俟欧洲战场不再交战，美国国务院的立场就突然改变了。格鲁在给海军部长詹姆斯·福里斯特尔（James Forrestal）的一封信中说明了他不反对遣返的原因：“现在德国已经无条件投降，所有被德军扣押的美国战俘已经解放，因此不再存在德国当局会对美国战俘采取报复行为的危险。”

6月29日，在新泽西州狄克斯堡（Fort Dix,New Jersey）的154名苏联战俘听到他们将被遣返苏联的决定后，把自己关在营房里，企图集体自杀。美国卫兵向营房发射催泪弹，逼战俘逃出营房。7名战俘扑向卫兵，遭卫兵开火撂倒。卫兵在营房里找到了3个人，他们已经悬梁自尽，身旁还有15个绳结来不及使用。苏联战俘宁死也不肯被遣送回国的消息遭新闻界披露，下一次遣返战俘的行动被迫中止。然而，到了8月，继斯退丁纽斯之后出任国务卿的伯恩斯却批准“依据在雅尔塔的承诺”进行遣返工作。

加拿大记者对一群苏联战俘由英国营区遣返苏联的一则报道，揭露了等候着他们的是何等可怕的命运：

18点30分开始下船，持续约4个半小时。苏联当局不让用担架，即使垂死的病人也必须带着自己的行李走下船。只有两个人是用担架抬下船的：一个是右腿已截肢、左腿又受伤的人，另一个则是个昏迷不醒的人。有个企图自杀的战俘受到粗暴对待，他的伤口被撕开，流血不止。他被带下船，走到码头一堆货的后方，然后是一声枪响，但我们什么也看不到。另有32名战俘自己走或被拖着走，走进离船约50码（约46米）的仓库，大约15分钟之后，仓库里传来自动武器的枪声，20分钟之后，一辆盖着帆布的拖车驶出仓库，往镇上开去。后来，我趁四下无人，溜到仓库里去看，发现铺石子的地面上有多处血迹，而墙面大约5英尺（约1.5米）高的地方则满是弹痕。

最恶名昭彰的一桩强制遣返事件，发生在1945年5月底的奥地利城市林茨。当地的英国当局强制遣返数千名由哥萨克将领彼得·克拉斯诺夫（Peter Krasnov）和安德烈·什库罗（Andrei Shkuro）率领的哥萨克人。这两名白军司令在俄国革命时期领军和共产党作战，后移居西方。克拉斯诺夫、什库罗和他们的亲信副手于1947年在莫斯科被处以绞刑。
[18]

有关如何对待战俘的协议，成为在雅尔塔签署的最有争议的文件之一。波伦等外交官员后来指责负责执行协议的军方。盟军指挥官们必须处理许多苏联战俘宁死都不愿回国的案子，当然晓得个中情况，可是他们的行动自由却因关切本国战俘的安危而受到了限制。美国战俘的遣返迟迟没有进展，代表美方签署协议的迪恩将军非常烦恼。他自陈1944年至1945年的这个冬天，是他派驻莫斯科期间最黑暗的时期。但是他从来没提到强制遣返苏联战俘是他关心的大问题。他只顾着执行自己的首要任务：设法让美国同胞回家。
[19]

战俘协议暴露出盟国之间的基本差异，他们携手对抗共同的敌人，却对落到敌人手中的士兵、平民，以及人民自由离开祖国的权利，有截然不同的看法。西方民主国家的士兵在战争结束时，没有比拯救本国战俘来得更重要的任务。在苏联的律法里，却没有比落到敌人手中更大的罪行。苏联当局在对待自己的子民时，遵循的是沙皇俄国的古老传统。土地上的居民即为贵族的子民，任何违反主子意志的言行都是叛逆。有如逃亡的农奴，他们一定要被抓回来，交还给他们的主子。革命虽已革除了沙皇，统治者的心态却没因革命而有太大变化。子民虽已换上公民的名称，但犯了错，却还是被视为叛逆。

[1]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0–11;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3–94.

[2]
Montefiore, Stalin,379,445–46,452–53.

[3]
Beria and Merkulov to Stalin and Molotov,January 1,1945,GARF,r-9401,op.2,d.92,fols.1–2;Berezhkov,Kak ia stal perevodchikom Stalina,340–48,355–56.

[4]
Berezhkov,Kak ia stal perevodchikom Stalina,374;Gorbatink to Beria,March 5,1945,GARF,r-9401,op.2,d.93,fol.253.

[5]
Beevor, The Fall of Berlin,73–74;Nikolai Tolstoy, Victims of Yalta(London,1977),25–41,278–303;Marta Dyczok, The Grand Alliance and Ukrainian Refugees(Houndmills,UK,2000),17–22.

[6]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2–85.

[7]
Tolstoy, Victims of Yalta,49–55,62–63;Dyczok, The Grand Alliance,23–25;Arieh J.Kochavi,“From Cautiousness to Decisiveness:Changes in Soviet Negotiation Tactics toward the British during World War II,” East European Quarterly26,no.4(January 2003):488–90.

[8]
Eden, The Reckoning,484–85;Kochavi,“From Cautiousness to Decisiveness,”490;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476–77;Dyczok, The Grand Alliance,39–40.

[9]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7–88;Tolstoy, Victims of Yalta,80–82.

[10]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7–88.

[11]
Interpretative Report on Developments in Soviet Policy Based on the Soviet Press for the Period October 13–December 31,1944,”8,no.9,January 10,1945,no.176/4,January 6–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7–88.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anuary 11,1945,Subject:Mistreatment of Soviet Citizens,Conversations,vol.6(12),Joseph Clark Grew Papers,MS Am 1687.3,Houghton Library.

[13]
FRUS:Yalta,413–16;Secstate to Amembassy,Circular,January 22,1945,no.176/7,January 21–2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anuary 5,1945,Subject:Kravchenko Case,Conversations,MS Am 1687.3,vol.6(12),Joseph Clark Grew Papers;briefing papers for Stettinius from the War Department,41 items,no.1,Kravchenko case,NND 812006,record group 43:World War II Conferences,box 3,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Kochavi,“From Cautiousness to Decisiveness,”492–94.

[14]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8–89.

[15]
FRUS:Yalta,863–66;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10–11;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93–94.

[16]
Cadogan, Diaries,709;Tolstoy, Victims of Yalta,93–97.

[17]
FRUS:Yalta,863–65,985–87;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82–300.

[18]
Soviet note of March 23,1945,MS Am 1687.3,vol.6(44),Joseph Clark Grew Papers;Tolstoy,Victims of Yalta,97–99,139–40,176–98,322–28.

[19]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9;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2–201.

[B4]
保卢斯，纳粹德国陆军将领，斯大林格勒战役时，率领德军第六军团困守孤城。为了鼓励保卢斯奋战到底，希特勒于1943年1月30日晋升其为元帅，但保卢斯于隔日就向苏联投降。保卢斯也是被俘德军将领中官阶最高者。——译者注

第六部分　雅尔塔精神

最好的友谊建立在误会之上。

——约瑟夫·斯大林

第25章　最后的晚餐

2月10日晚间将近9点，丘吉尔坐在沃伦佐夫宫的接待室里等候贵宾光临。他极力扮演殷勤待客的主人。斯退丁纽斯回忆说：“丘吉尔深谙哗众取宠之道，又好夸示军事威仪，命令一群卫兵在别墅台阶上列队迎宾。”问题是他们并非在场的唯一一群卫兵。首相瞄了一眼几个小时前不请自来的苏联士兵，他们此时正站在入口处。几年以后，丘吉尔在回忆录里说：“他们关上用来摆桌设宴的接待室两侧的门。卫兵不准任何人进入。他们到处搜查，桌子底下、墙壁后头，无所不查。我的幕僚必须走出大楼，绕路才能从办公室回到卧室。”

晚宴预定8点半开始，可是时间已近9点，客人却迟迟不来。这是漫长艰难的一天。丘吉尔使尽浑身解数要降低德国赔偿的金额。打从迈斯基担任驻英大使起，丘吉尔就认识他，可这位旧识一再提出过分的条件。莫兰医生写道：“这个斜眼、尖胡的小矮个狮子大开口，一副向伦敦政经学院学生讲话的姿态。当温斯顿告诉我讨论的经过时，他一副为苏联人如此贪婪愚蠢而伤感的表情。我注意到他脸上有我从未见过的阴郁神色。”

对于罗斯福三两下就接受苏方的要求，丘吉尔非常气愤，他在午餐之后爽约不去见罗斯福，径自跑去找斯大林说话。罗斯福想尽快离开雅尔塔，这也令丘吉尔十分不痛快。几个小时前，罗斯福突然宣布他要在次日下午3点钟离开，令英国代表团大为震惊。贾德干被迫忙到凌晨1点半，以准备待签署的文件，他一肚子不满地在2月11日写道：“大家都说不可能及时把事情通通整理好。但是总统不为所动，其实他也讲不出有什么理由非在今天走，或是在下午3点钟走。”

安娜·伯蒂格告诉萨拉·奥利弗，总统必须告辞，赶赴重要约会，萨拉一点也不相信。她告诉莫兰医生说：“好像（雅尔塔）会议不比别的事更重要似的。”丘吉尔的看法跟他女儿一样。他不满罗斯福匆匆忙忙结束会议，赶着去地中海地区见沙特阿拉伯国王伊本·绍德和其他中东领导人——中东这个地区再怎么说也是丘吉尔家的后院。

唯一的好消息来自西线战场。在三巨头结束他们最后一次全体大会，各自回住处稍事休息再来参加晚宴之前，丘吉尔宣布：“英军昨天黎明时在奈梅亨地区开始进攻。他们推进了约3000码（约2700米），现已到达齐格菲防线（Siegfried Line）。”英军已逼近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建来对付法国马其诺防线（Maginot Line）的工事，预备攻进德国本土。他们终于“逼近莱茵河”，丘吉尔相当满意。他得意扬扬地下了结语：“攻势将不休不止地继续下去。”
[1]

贵宾终于抵达。罗斯福坐在轮椅上，先被推进来，口里一直说抱歉来迟了。他的声音低沉而紧张，他说：“我手边的工作太多了，忙不完。”他刚签署了给丘吉尔和斯大林的信，要求美国在联合国大会多得几个席位。斯大林几乎是紧跟在罗斯福之后到的。他的卫士发现有个英方女职员把手提包留在了窗子旁边。直到找到这个女职员，让她拿走手提包之后，斯大林才肯踏进房间。据丘吉尔描述，对本身安全非常偏执的这位统治者抵达时“心情大好”。丘吉尔领他走进了宴会厅。

斯大林之前在柯瑞兹宫摆下的盛宴，军事将领和安娜·伯蒂格、萨拉·奥利弗、凯瑟琳·哈里曼这几位“女孩”都受邀出席。相比之下，英国人主办的这场晚宴相当朴实。斯大林带莫洛托夫及他宠信的译员巴甫洛夫赴会，罗斯福由斯退丁纽斯和波伦陪同，而丘吉尔则由艾登及译员柏西少校护驾。他们喝点鸡尾酒后才入座。

菜单印在首相专用信笺上，在右上角标明了“唐宁街10号，白厅”。菜单充分反映了当时的情形：英国人在扮演主人的角色，但真正掌握一切的是苏联人。菜单上有不少苏联厨师的拿手菜：鱼子酱饼、白酒腌鲑鱼、烤乳猪佐辣根酱、烤羊肉串。英国人私底下抱怨，酒和食物很多，但种类太少，每次宴会都大同小异。这次，他们很高兴能看到一些新花样，比如烤火鸡、青豆和烤杏仁。英国人办的这场晚会没有那么正式，丘吉尔后来回忆，用过晚餐后，大家就散开来各自聊天。
[2]

首相首先举杯。他提议向“英王陛下、美国总统及苏联主席加里宁三位国家元首致敬”。丘吉尔固然乐于优雅地做东道主，但白天剑拔弩张的氛围并未消退，这样的敬酒暗藏锋芒，等于打了斯大林一巴掌。两天前，斯大林以轻佻的态度向英王敬酒，让丘吉尔气愤不已。斯大林当时说，他通常都站在人民这一边，而不是国王那一边，但是他在大战中学会了敬重英国人民，而英国人民又敬重他们的国王，因此他预备祝英王政躬康泰。丘吉尔告诉过莫洛托夫，他希望未来敬酒仅限于向三国国家元首致敬。现在他果然这么做了，并请罗斯福以唯一一位在场元首的身份致答词。

明明有两位贵宾在座，丘吉尔却刻意只向其中一位敬酒，分明就是要惹恼另一位。丘吉尔后来说，罗斯福“看起来非常疲惫”。但是罗斯福意识到场面很尴尬。他说：“首相的敬酒唤起了我的许多回忆。1933年，内人在参观我国的一所学校时，在一间教室里看到一幅地图，上面有一大片空白。她问这片空白是什么，学生告诉她，学校不准他们提起那个地名——苏联。这件事是我写信给加里宁主席，请他派代表到华盛顿来讨论建交事宜的原因之一。”罗斯福在结束致辞时又说：“这就是我们承认苏联的故事。”和会议过程中常见的情况一样，丘吉尔想给斯大林点颜色看看，偏偏罗斯福又替斯大林撑腰。
[3]

斯大林显然觉得该是他掌握主动的时候了。他告诉丘吉尔，他“害怕必须回去……告诉苏联人民，因为英国的反对，他们得不到任何赔偿”。几小时前对“苏联人的贪婪和愚蠢”十分不满的丘吉尔，发现自己现在落居守势。他辩解说，完全不然，他是非常希望苏联能得到大量赔偿的，但是他记得上次世界大战后，（战胜国）规定了超过德国能力的金额。丘吉尔一下子掉进了自己挖的陷阱，几分钟之后只好同意他原本强烈反对的东西：公报可以提到赔偿，并配上一段声明说，苏联和美国已同意接受以200亿美元为未来讨论的基础，其中半数归苏联所有。
[4]

斯大林这下子可乐了。丘吉尔又提议敬酒，祝斯大林寿比南山。他说：“我以前多次敬酒祝贺元帅政躬康泰。这一次我的祝愿比以往更热切，不仅是因为他更加成功，也因为苏军的伟大胜利和荣光使他比在过去的艰难时刻显得更加和蔼可亲。我觉得，虽然在某些问题上我们的意见有分歧，但他在英国有个好朋友。我希望见到苏联光明、繁荣、幸福的未来。我会全力以赴协助，我深信总统也会全力以赴协助。有时候元帅对我们不是那么客气，我记得我也对他讲过重话，但我们共同的危险和共同的忠诚，却泯除了一切分歧。战争之火已烧尽过去的误会。我们觉得我们有位可以信赖的朋友，我希望他也如此看待我们。我祈祷他身体健康，可以见到他深爱的苏联不仅在战时光荣，也在和平时幸福。”
[5]

斯退丁纽斯相信是莫洛托夫和迈斯基怂恿斯大林再次提出赔偿问题的。他也急切要向这位苏联领导人担保美国的善意。他告诉斯大林，如果美苏两国在战后合作，那么苏联每个家庭都会有电、有水。这句话无意间呼应了列宁的一句名言：共产主义等于苏维埃政权加全国电气化。虽然列宁没提到自来水，但斯大林应该不会介意加上一句。他点头说：“我们已经从美国学到了很多东西。”
[6]

罗斯福乐于进一步阐释丘吉尔提到的消除彼此间误会的话题。他回忆起自己在美国南部某个小镇和当地商会会长的谈话。他交谈的对象是个三K党（Ku Klux Klan）党员，身边却站着一个意大利人和一个犹太人。由于三K党既反犹又反天主教，因此罗斯福问他们是不是也是三K党党员。答案是没错。罗斯福说：“由于镇子里人人都认识他们，因此他们这样也没人觉得有什么不妥。这证明了如果大家都熟识的话，要固守偏见——不论是种族、信仰还是其他方面的偏见——是何等困难。”斯大林同意他的结论。
[7]

谈话的调子慢慢变了。话题转到战事一旦终止，丘吉尔就必须面对的英国大选，斯大林和罗斯福都努力为他打气。苏联共产党统治者和美国民主党籍总统跨越意识形态的界限，都替英国保守党籍首相献策谋划。一下子，三位领袖找到了他们人生经验的共同点。斯大林认为丘吉尔过分担心了。他说：“人民会了解，他们需要领袖，有谁可以比得上赢得胜利的领袖呢？”这位工农国家的领导人努力说服丘吉尔，英国工党绝对不会组成政府。斯大林受列宁影响，一向反感非共产主义的左派，因而有此信念。罗斯福则说出了他和左派交手的经验，供首相参考。罗斯福回想他在经济大萧条年代第一次竞选总统时的情形，说：“任何领袖都必须照顾到人民的首要需求。”当时，“人民缺衣少食，无家可归，美国已在革命边缘”。他保证会让人民丰衣足食，有家宅庇身，因而当选总统。“从那以后，美国就没有什么太大的社会失序问题了”。

斯大林靠的是强大的国家机器，而不是保证民生福祉，所以现在他选择保持沉默。罗斯福赞扬丘吉尔以在野之身对英国亦贡献良多，斯大林对此似乎也没有明显的反应。罗斯福说，丘吉尔“长年以来多次进出政府，很难说他究竟是在朝时还是在野时对国家更有贡献……由于他迫使人民思考，或许在野时的贡献更大”。斯大林对付反对派的做法就是痛下重手，连托洛茨基也不能幸免，因此他对罗斯福这一说法究竟有何感想，我们也只能猜测。

丘吉尔表示这场选战将十分艰巨。他不晓得左派的策略，觉得自己处于劣势。斯大林表示，左派、右派乃是区分派系的词语。战前法国社会主义派的总理爱德华·达拉第（Édouard Daladier）曾经解散工会，而丘吉尔却不愿伤害工会，“谁才比较左呢？”斯大林当然不必担心来自左翼的敌人：苏联政府上台当家不久就废除了独立的工会，孟什维克、社会革命党等左翼反对派，早就用政治审判、处决、强制迁徙流放的方式处理掉了。

丘吉尔表示，斯大林的“政治工作比较简单，因为他只需要和一个党打交道”。斯大林把这句话当作恭维和赞赏。根据美方的谈话记录，斯大林说：“经验显示，对国家领导人而言，一党比较方便。”丘吉尔后来回忆说，斯大林坚信“一党比较好”。不论他的确切用词如何，丘吉尔回答的意思都是“如果他能得到英国全体人民完全同意，事情就好办多了”。

丘吉尔先向斯大林示警，表示自己别无选择，必须在选举时“痛批（英国）共产党”，否则就可能会输掉大选。斯大林仅仅温和地答道：“共产党人都是乖孩子。”丘吉尔仍然说：“我们和他们对抗，我们必须替自己的政策发声。”但是他也小心地表示，他和共产党没有私人恩怨。尽管他和英共首领、议会议员威廉·加拉赫（William Gallacher）的政治见解不同，但当加拉赫的两个养子在作战中牺牲时，他也写信慰问。

丘吉尔甚至表示，传统政党和共产党之间的隔阂，其实并不像一般人想象的那样无从跨越。在他个人看来，“英国人之所以反对共产主义，不是因为对私有财产权抱有不同的主张，关键在于个人与国家孰轻孰重这个老问题”。他预备承认大战已使英国更接近共产主义：“在战时，个人必然附属于国家……在英国，18岁至60岁的男男女女都要听命于政府。”斯大林没有回答，但他十分清楚丘吉尔要表达的意思。苏联最接近其共产主义理想的时候，是在苏俄内战期间，当时他们宣布了“战时共产主义”的政策。在那之后，他们必须退回来一点，允许一些私人进取精神存在，以便重振凋敝的经济。

斯大林心情轻松，大谈他当青年共产党员时的生活经验，甚至批评起他的德共同志。不过，丘吉尔后来说，斯大林主要是在嘲讽“德国皇帝治下德国人不合理性的纪律观”。俄国大革命之前，斯大林和200名德共党员一起到莱比锡出席一个会议。丘吉尔在回忆录中说：“火车准时抵达车站，可是没有收票员现身收票。因此所有的德共党员都乖乖在车站等了两个小时，没有人赶上他们远道而来要参加的会议。”

这时候大家已经呈现出水乳交融般的亲密状态。丘吉尔感谢斯大林热诚接待会议前夕抵达莫斯科访问的一个英国议会代表团，斯大林说他很喜欢像西蒙·弗雷泽[Simon Fraser，即洛瓦特勋爵（Lord Lovat），代表团成员之一]这样的年轻军人。他告诉大家，近年来“他发展出一种新兴趣，就是对军事事务的兴趣，事实上，这几乎成了他唯一的兴趣”。

话题转到罗斯福即将到中东开会，将会讨论到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人国家。斯大林说：“犹太人问题是很棘手的问题。”苏联曾“试图在比罗比詹（Birobidzhan）替犹太人建立一个民族基地，但是他们只在当地住了两三年就四散到各处”。斯大林没有说的是，他坚持要在远东建立一个自治的犹太实体，远离东欧传统的犹太人定居点，才是这项倡议失败的主因。他说：“犹太人是天生的生意人。”罗斯福说自己是个犹太复国主义者，并问斯大林是不是也赞成犹太复国，这位共产党领导人回答，他原则上也赞成犹太复国，但他晓得困难重重，殊为不易。
[8]

那个晚上体现了后来所谓的“雅尔塔精神”——天底下没有他们不能解决的问题。斯退丁纽斯写道：“我认为当天晚上的整个讨论，以及会议上的精神，都为世人做出了真正的榜样：只要客观条件存在，不同背景、受不同训练的人也能找到彼此了解的基础。”他们愿意抛开深刻的政治和文化差异，这让人感到有希望。三巨头可以通过回避分裂他们的问题来达成战术上的协议，但这和解决问题不是一回事。罗斯福没有放弃对英国帝国主义的疑虑，丘吉尔从来没有停止他的反共言行，斯大林根本不了解他资本主义伙伴的逻辑和民主政治的性质，那种政治竟然会使战胜者在投票中败北，然后还说他们在野时比在朝时对国家的贡献更大。
[9]

晚宴进入尾声，丘吉尔再度试图说服罗斯福不要在次日离开雅尔塔。他说：“富兰克林啊，你不能走啊。我们就快得到大奖了。”罗斯福答道：“温斯顿，我已经另有承诺，必须依计划在明天告辞。”最后，罗斯福答应如有必要就延迟出发，但是他这么做是应斯大林之请，并不是因为丘吉尔的央求。首相觉得在会议期间，罗斯福和斯大林的关系日益亲密，自己遭到冷落，绝对不是没有理由。

丘吉尔还遭到了他宾客的调侃。罗斯福评论说，丘吉尔“口口声声说，宪法准他这，宪法不准他那，其实英国哪来的成文宪法”。他又拿英国宪法和《大西洋宪章》比较，提醒丘吉尔他从来没有签署他们的第一份协议。这是自马耳他以来，罗斯福第二次拿《大西洋宪章》吃丘吉尔豆腐，但丘吉尔似乎并不介意。他告诉罗斯福说，《大西洋宪章》不是律法，而是天上的一颗星。
[10]

晚餐过后，丘吉尔带斯大林和罗斯福参观他设立的战情室，向他们展示英军在西线进攻的成绩。加拿大部队已抵达莱茵河的克利夫（Cleves）。他向罗斯福和斯大林说起英王亨利八世第四任妻子克里维斯的安妮（Anne of Cleves）的故事，接着又哼了几句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歌曲《当我们已经结束莱茵巡哨》（When We’ve Wound Up the Watch on the Rhine
）。这不是当天晚上丘吉尔唱的唯一一首歌曲。斯大林透露他当时最放在心上的一个问题，暗示外传英国可能和德国单独议和，丘吉尔面对如此无礼质问，装作没听到，继续哼歌。当天晚上在战情室值勤的英军上尉理查德·皮姆（Richard Pim）回忆：“首相似乎受了伤害，但是他站在战情室一个角落，哼出他钟爱的一首歌的歌词：‘坚持走到路的尽头。’斯大林一头雾水。罗斯福赶紧说个笑话，把话题岔开。他告诉斯大林的译员巴甫洛夫：‘告诉你的老板，首相这么唱歌可是英国的秘密武器。’”
[11]

丘吉尔不想再像会议开始之夜一样同斯大林发生口角。这一次的气氛没有那么尴尬。丘吉尔回忆道：“元帅要告辞时，英方许多人还聚集在大厅里。我要求大家‘给斯大林元帅三声欢呼！’大家热热闹闹地欢呼起来。”莫兰医生认为，丘吉尔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和斯大林相处得比以前融洽。丘吉尔评价晚餐后的谈话时说：“这一夜就在宾主尽欢中结束了。”
[12]

[1]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72;Cadogan, Diaries,708; FRUS:Yalta,855;Moran, Churchill at War,280–82;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0–91;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8.

[2]
Yalta Conference:Miscellaneous,box 84,folder 8,Anna Roosevelt Halsted Papers;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illustrations between 178 and 179;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288;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8.

[3]
FRUS:Yalta,921;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1.

[4]
FRUS:Yalta,921–22;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72–74.

[5]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2.

[6]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72–74.

[7]
FRUS:Yalta,922–23.

[8]
Ibid.,922–25;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2–93;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8–9.

[9]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75–76.

[10]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2–93;Moran, Churchill at War,285.

[11]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08–9.

[12]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3;Moran, Churchill at War,285.

第26章　跨越终点线

2月11日上午，莫兰医生发现首相情绪低落。他在日记里记下，丘吉尔“神情阴郁”，“瞪了我一眼”。他得了“情绪宿醉”：前一天晚上压抑下去的情绪，现在通通回过头来纠缠他。丘吉尔告诉他的医生说：“总统很不上道。他对我们努力想要达成的事一点兴趣也没有。”莫兰医生认为罗斯福已经心不在焉，失去了掌握局势的力道，而且在会议里有如过客。首相认同第一个看法，但还不预备承认第二个。他把话题转到他关心的赔偿问题上。他对波兰的情况也放不下心。莫兰医生试图安慰他：“红军已经无所不在，这时还要交涉，是不是已经太迟了？伤害恐怕在德黑兰就已经造成了吧？”丘吉尔听不进他的意见。他对德黑兰会议的成就比对雅尔塔会议的发展要满意多了。
[1]

大约中午时分，丘吉尔到达里瓦迪亚宫，这时罗斯福刚在女儿的陪同下坐车逛了整个别墅庄园。美方军方摄影师刚好拍到他们父女俩下车。他们都轻松高兴地欣赏着美国海军卫兵在庭院外头的列队集合。三个代表团的团员都忙到大清早，为的是准备文件供三巨头过目和签字。早餐之后，这些文件都已经过三位外长的讨论，现在轮到领袖们自己来审阅了。

全体大会于中午12点15分在沙皇昔日的台球室、罗斯福用来当餐厅的大房间举行。正式会议只进行了4分钟。罗斯福先谈了一下逛里瓦迪亚宫庄园的印象，斯大林表示自己预备把三座别墅庄园都改成休养中心。后来他的确言而有信，在会议过后即把它们交给内务人民委员部，内务人民委员部再把它们改造为苏联精英干部的休养中心。斯大林提议以美、英代表团所起草的公报稿作为讨论的基础。他们逐段过目，斯大林用英语说“OK”（好），罗斯福和丘吉尔则以俄语“khorosho”（好）表示同意。

大部分的更正都是文体上的修饰。丘吉尔特别来劲。他要求凡是用到“共同”（joint）的地方都要删掉，因为他觉得这个词让他联想到“星期天全家一起烤羊肉”。莱希上将却一点也不觉得好笑。他后来写道：“绝大多数修订都是为了符合他所认定的正确的英文。当然，丘吉尔喜欢的是英式英文！”斯退丁纽斯则为丘吉尔对他参与撰写的文稿只略做更动而高兴，因此乐于接受他的意见，罗斯福也没有太多意见。斯大林的英文不好，只能勉强凑合几句，“你说的”，“厕所拐个弯就到了”，因此也没有异议。丘吉尔还要求把复数形式的“reparations”（赔偿）改成单数——反正这一改并不影响赔偿总数还是200亿美元，因此斯大林也可以接受。

第一个有异议的地方是关于联合国的部分。斯大林想要塞进一句话，邀请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以创始会员国身份出席旧金山会议。罗斯福反对，这一次丘吉尔全力支持他。丘吉尔表示：“这件事如果现在就向全世界公开，一定会引起长时间的争议。”斯大林退让了，但莫洛托夫或许是为了报复，又推出另一个修正案。他希望公报能剔除有关罗斯福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表决程序订立人的文字。斯大林对此保持缄默，这说明他同意这个方案。但是美方绝不退让：有了这段话，罗斯福才能向国内宣示他的政治胜利。罗斯福告诉斯退丁纽斯，一定要在文本中保留它。于是这段话留下了——至少暂时如此。

第二个异议由丘吉尔提出。他显然很关心会议针对波兰做出的决定，想要找出适当的表述方法，才好向国内民众交代。他不喜欢有关波兰问题的第一句话，建议把它删掉，因为那句话说三大国想避免在政策上有任何分歧。艾登遂提议改为：“我们感到，主要盟国若在针对波兰的政策上出现分歧，会有危险。”丘吉尔对改动表示满意，可是轮到斯大林反对了。他要求删掉整句话，他说：“有人感受深，也有人没感受啊！”罗斯福建议换成听起来比较乐观的折中文字：“我们来参加克里米亚会议时，决心要解决在波兰问题上的分歧。”这个表述方式虽承认分歧存在，却暗示分歧已成为过去。

看来大家都同意了，但首相已压抑不住他的不满，他不满的是大家针对波兰做出的决定的本质，而不是其文字：这个协议“在英国将会受到十分猛烈的攻击。大家会说我们在边界问题以及整件事情上，对苏联完全让步”。丘吉尔或许还希望能够挽狂澜于既倒，但斯大林不肯退让。斯大林表示他相当怀疑丘吉尔声称将在国内遭遇的批判是不是真的那么严重。丘吉尔吼回去：“我很肯定地告诉你，的确会如此。伦敦的波兰当局一定会大吵大闹。”斯大林说：“但是其他的波兰人会占上风。”或许他觉得自己现在站得更稳。

丘吉尔让步。他说：“我希望你是对的。我们不必再回头讨论它。这不是多少波兰人支持的问题，它牵涉到英国拔刀参战的原因。他们会说你完全排除了波兰唯一的宪政政府。然而我会尽最大力量护卫（这个宣示）。”罗斯福赶紧安慰首相。他告诉丘吉尔说，美国境内的波兰人人数是英国境内波兰人的10倍，但他也预备捍卫有关波兰的这个宣言。苏方满意了。巴甫洛夫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省略了丘吉尔和斯大林之间的整个辩论，但记下了罗斯福的这句话。
[2]

联合国问题和波兰问题都解决之后，公报的其余部分就没有再引起太大的争议了。斯大林希望公报不要提交换战俘的事，认为这是盟国之间的问题。他有可能是担心协议一旦公布，就会对由盟国监管的苏联战俘和公民产生冲击。丘吉尔不反对从公报中去掉有关战俘的协议，但要求日后公布相关协议，因为这将有助于他向英国国民推销雅尔塔的各项协议。斯大林没有意见。

最后有待决定的问题是：三巨头是否要签署公报？若是要签的话，先后顺序又该怎么排？相关讨论再度凸显出罗斯福一向拉拢斯大林的政策，斯大林故作谦恭、巴结罗斯福的战术，以及丘吉尔对英国在战后世界地位怀抱的不安全感。莫洛托夫问起公报是否应由三国政府首脑签署。罗斯福指出德黑兰会议已有先例，应该援例办理。他也提议，斯大林“是位很棒的东道主”，应该让他最先签字。斯大林谦称不敢当，他说：“美国的新闻界向来尖酸，这么做说不定会被他们渲染成斯大林要总统和首相跟在他后面。”他提议按姓氏的俄文字母排序：罗斯福为先，他居次，丘吉尔殿后。

丘吉尔立刻接话：“如果要以姓氏字母为序，我就应该排第一个。”（他指的是英文字母。）他又说：“论年龄，我也应该排第一。”斯大林不反对。事实上，他还坚持自己敬陪末座，这样就没有人可以批评他，说他引导两位西方政府首脑做出了有利于苏联的决定。因此，由丘吉尔领衔签署会议公报，斯大林殿后。有关德国赔偿的议定书，经丘吉尔宣读，斯大林和罗斯福当场同意，也以这个顺序签署。

公报包含一段有关波兰的文字，丘吉尔虽然强烈反对，但还是签了字，关于赔偿问题的文字也是如此。他也不顾其外交政策团队的建议，签署了有关远东的秘密协议，把千岛群岛分配给苏联，并承认苏联在中国东北的特殊利益。即使他在这些文件上的签名殿后，这仍然代表英国在涉及重大政治决定时还是个大国。
[3]

盟国外交官们奉命去修正公报文字，预备好后供首脑签字，三巨头在等候的同时，偕同他们的外长及亲信团员一起用了会议期间最后一顿午餐。斯大林明显情绪高昂。他在交代莫洛托夫的副手维辛斯基去修订公报的最后版本时，还拿下属开起了玩笑：“他不爱吃午饭。”维辛斯基的英国对手方贾德干则不仅被邀一起用饭，还受到斯大林特别殷勤的招呼。美方摄影师拍下了一张照片，照片上，贾德干坐在丘吉尔对面，左右两侧是莱希上将和斯退丁纽斯。贾德干次日写信告诉太太说：“午餐后，我正站着和某人说话，有人推了我一下。我一回头，发现乔（斯大林）拿着两杯白兰地，我必须和他干杯。”在午餐席上，斯大林不想讨论具体议题，他唯一一句值得注意的话涉及伊朗。他说，任何国家把石油藏在地下不准人开采，都是“违反和平”的。听到共产主义国家首脑讲话与得州石油大亨无异，还真让人惊讶。
[4]

服务生还没来得及移走餐具，清理桌面，公报和赔偿议定书就已经送进来了。三巨头依据原先讲好的顺序签字：丘吉尔领衔，罗斯福居次，斯大林殿后。2月11日下午3点45分，雅尔塔会议最后一次全体大会正式结束。交换礼物、赠勋给军事将领之后不到几分钟，三巨头就离开了里瓦迪亚宫。萨拉·奥利弗在2月12日的家书中说：“终于结束了！昨天的午餐即是会议的完结。斯大林仿佛精灵，一下子就消失了。大家最后握手之后三个小时，雅尔塔人去楼空——除了那些在宴会之后总要留下来善后的人。”
[5]

留下来收尾、善后的是三位外长。他们继续润饰长官已经签署的公报文字，并讨论会议决议的摘要，由他们自己签字。这是会议的最后一场战役，也是关乎决议诠释的第一场战役。

莫洛托夫提议将《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纳入公报，不必当作另一项文件公布。他可能意在降低宣言的重要性。艾登和斯退丁纽斯接受了，但在其他方面可就没那么好说话了。当莫洛托夫旧话重提，要把特别归功于罗斯福的有关联合国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文字从公报中删除时，斯退丁纽斯提出反对，指出这个议题当着罗斯福和斯大林的面已经讨论过，罗斯福也明确表示必须提到自己的名字。后来，莫洛托夫表示美国在公报发表后仍可公布总统的角色，斯退丁纽斯才缓和下来。莫洛托夫告诉他：“我们并不是要掩盖这个事实。”

艾登也有自己的盘算，想在最后关头塞点东西进去。他建议把英国在中东地区的老朋友沙特阿拉伯加进联合国创始会员国的邀请名单。莫洛托夫惊讶地问：“为什么？”艾登答，沙特阿拉伯曾表示希望对德宣战，却被盟国劝止。他说：“有一两个国家是件好事。”又说：“伊本·绍德国王正和总统喝咖啡呢！”斯退丁纽斯支持这个主意，莫洛托夫可不，担心这样的邀请会制造不恰当的先例。后来艾登也同意撤回方案。

莫洛托夫也推动对伊朗有新的说法。他反对斯退丁纽斯和艾登在石油特许权上“注意到有必要遵守德黑兰宣言”的说法，提议换个比较中立的说法，表示三国外长已就这个主题交换过意见。莫洛托夫表示，如果他的提议不被接受，整段文字就必须删除。这一威胁奏效，艾登和斯退丁纽斯投降。莫洛托夫企图修订有关《蒙特勒公约》的声明，以增加苏联掌控黑海海峡的可能性，这次就没有那么成功了。他想放进一句话，表示《蒙特勒公约》已不符合新情势，但是斯退丁纽斯反对，认为在三国外长研究这个问题之前就发表如此声明，恐怕为时过早。艾登的折中说法得到采纳，文字修订为：三国外长将讨论苏方的提议，并于“适当时机”将相关讨论通知土耳其政府。

过了下午6点，三位外长终于签署了会议文件议定书——这是雅尔塔会议上最详尽的文件，阐明了会议对所有重大问题的决定。莫洛托夫和艾登也签署了苏英双边换俘协定。苏美协议则由双方军事总部代表签署。这里头的差别显示出美、英两国外长的态度不同。艾登一向支持协议，哪怕不断传出苏联虐待遣返者的报道；斯退丁纽斯一听到苏联战俘宁死也不肯回祖国的消息，就采取了十分谨慎的做法。

三位外长签署了最后文件后，走进里瓦迪亚宫的门廊，莫洛托夫注意到一棵柠檬树。罗斯福曾经表示马丁尼酒加柠檬会更可口，斯大林就立刻下令弄了一棵柠檬树过来。树上仍有许多柠檬，莫洛托夫提议艾登和斯退丁纽斯各取一根树枝当纪念。他们果真这么做了。然后其他外交官和军官也来折枝，有个苏联外交官写到，能折的枝子都被折了，只剩下“只能用斧头砍或锯子锯的部分”。盟国代表从和平会议带回家的是柠檬枝，不是橄榄枝。当时，他们并没发觉其中的讽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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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启程前写信给太太说：“我们结束了会议，我认为是成功的。我有点累，但一切都不错。”在最后几天里，总统一直在推动会议结束。他向斯退丁纽斯解释说，这样施加压力才能避免会议没完没了。可是，他离开里瓦迪亚宫后，并没有急忙赶往沙基机场并奔赴地中海去和“三位国王”会面——他告诉斯大林，他们已经在等他了。他反而前往塞瓦斯托波尔，在泊靠于港中的美国军舰“卡托亭号” （
USS Catoctin
）上住了一夜。罗斯福这么做，是接受了海军参谋威尔逊·布朗（Wilson Brown）将军的建议，布朗认为总统莅临可以提升官兵士气。

舰上官兵果真士气振奋。总统的行程日志记载：“‘卡托亭号’官兵立在舷边，于总统登舰时给予最高的崇敬礼。”日志作者又说：“‘卡托亭号’为我们准备了可口的牛排晚餐，吃了八天俄国菜之后，这真是珍馐美味。”总统的随扈队长赖利记得，他们品尝的是得州牛排。但是，宣慰“卡托亭号”官兵之行对总统来说很不容易。陪同罗斯福的哈里曼大使后来说：“我们在蜿蜒的路上历经三个小时的颠簸，才到达军舰，而舰上十分闷热，我差点昏过去。总统经历了很不容易的一夜，我认为这影响了他的健康。总之，次日早晨他满脸倦容。”

在前往塞瓦斯托波尔途中，总统的车队经过了有近百年历史的克里米亚战争古战场，包括轻骑兵团作战的现场，但是罗斯福印象最深的是最近的战争所造成的破坏。安娜·伯蒂格在2月3日的日记中记下：“总统因破坏之严重而大为震惊，一直说在军事上没有理由这么做。雅尔塔不具军事价值，无险可守。看到这一幕后，他比以往更想对德国人以眼还眼。”罗斯福在塞瓦斯托波尔见到的情景让他更加不能释怀。总统的行程日志记载：“炸弹、炮弹、水雷使得住家和其他建筑物只剩墙壁，有如广告牌矗立，除此之外全城可以说都被夷平了，这印证了纳粹滥施破坏的复仇。总统听说，全城原本有数以千计的建筑物，在德军撤退时，只剩六栋没受有到破坏。”

总统听女儿说过破坏的情况，但现在他亲眼看见了。全城变为废墟的印象挥之不去，更强化了苏联是纳粹侵略头号受害者的看法。他回到华盛顿后，于3月1日向国会报告说：“除了空墙、废墟和破坏之外，雅尔塔什么也不剩。至于四五十英里（约60～80公里）外的塞瓦斯托波尔这座军港，德军更是极尽破坏之能事。我认为整座城市仅剩不到10座建筑物未受损害。我读过有关华沙、利迪策（Lidice）、鹿特丹和考文垂（Coventry）的报告……但我目睹塞瓦斯托波尔和雅尔塔的满目疮痍。我晓得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基督教文明是无法相容于世间的。”

纳粹某些领导人获悉罗斯福的发言后，感到受了侮辱。3月2日，希特勒的宣传部长戈培尔口述了一段话载入他的日记。他说：“罗斯福说他在塞瓦斯托波尔见到战火破坏，全是谰言。他得出结论说，基督教文明和纳粹存在极大差异。美国空军每天对没有碉堡、没有防卫工事的德国市镇狂轰滥炸，他当然只字不提。”纳粹侵略使罗斯福义愤填膺，大为同情苏联的受害民众，戈培尔可不在乎这种义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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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离开里瓦迪亚宫之后，据萨拉·奥利弗说，丘吉尔突然觉得十分寂寞。斯大林“仿佛精灵”般消失，没有兴趣和首相再见面，也没替他安排次日的活动。从里瓦迪亚宫回沃伦佐夫宫的路上，丘吉尔突然决定不照原定计划等到次日，而是立刻打包离开。突然精神大振的丘吉尔宣布：“我们为什么还留在这里？我们为什么不今天晚上走？没有理由在这里多待一分钟！我们走！”萨拉写道：“他跳下汽车，一阵风般冲进私人办公室，宣布：‘我不晓得你们怎么想——但是我要走了。50分钟之内出发！’大家愣了一下，旋即动了起来。苏联人送来的行李箱和大纸箱塞满了走道。送洗衣物也送了回来——洗过了，但仍是湿的。”

丘吉尔突如其来的决定让英国代表团措手不及。这时是下午4点半，丘吉尔回到别墅时，莫兰医生正预备外出散步。莫兰在日记里写道：“我们5点钟出发。汤米呢？索耶！他提高嗓门：‘索耶！大家都到哪儿去啦？’”丘吉尔的男仆索耶显然很不乐意。他看着四周半满的箱子，捶胸顿足地嚷：“怎么可以这样呢？！”“他把盥洗袋放进去又取出来。他细心地摆上一套西装，旋即换上一套便服。”萨拉告诉母亲：“爸爸像个放了学的男孩，功课做完了，蹦蹦跳跳，在房间里进进出出，一直催大家：‘快点！快点！动作快点！’”

英方以天气即将变坏为由，突然改变行程。和平常一样，善变的丘吉尔随时都会改变主意。在接下来的50分钟里，他就这么变来变去地折腾大家，一会儿要走了，一会儿又不走了，然后又说要走了。他们终于在5点半出发，两小时之后也到了塞瓦斯托波尔，登上英国军舰“弗兰克尼亚号”（Franconia
）。舰长认为丘吉尔累了，不料首相立刻命令把外交邮包送来，他急着要知道外面世界的新闻。

首相终于放轻松，也为能登上一艘英国军舰而高兴。首先，大家要好好吃一顿晚餐。首相说：“吃了那么多天俄国菜，真高兴又能尝到家乡的味道。”他唱起《女王的士兵》（The Soldiers of the Queen
）来。莫兰医生在日记里写道：“会议期间，首相的情绪一直很低落，动不动就发脾气，现在他精神大振。”丘吉尔告诉他的医生：“摆脱了这要命的东西后，我真是松了一口气。”他指的是雅尔塔会议的公报。他说：“总而言之，它已经解决了，不再烦人了。”丘吉尔显然并不满意会议的结果，但是总算开完会了。莫兰比任何人都了解自己的这位病人，他写道：“他试图忘掉他成就有限。他现在有说有笑，还淘气起来。”

雅尔塔的实际经验在记忆中越淡化，丘吉尔回顾起来就对它越有好感。到了第二天，他已经预备把公报看作成功了。他从“弗兰克尼亚号”上发电报给太太说：“我希望你会喜欢明天早上公布的公报。我们涵盖了相当广泛的议题，也为我们能够做出的决定高兴。”雅尔塔会议已经结束，但雅尔塔神话才正要诞生。
[8]

丘吉尔并不急着离开克里米亚。回程往地中海又是一段累人还有点危险的飞行，这位年过七旬的英国首相觉得不妨先养精蓄锐一番。何况，他也没有马上要赴的约会。丘吉尔在泊靠于塞瓦斯托波尔港的“弗兰克尼亚号”上住了三个晚上，也和罗斯福一样，见到了城里受战祸摧残的景象。他见识过战争的残酷，且不仅限于英国本土，因此不像总统那样惊诧。在2月14日上午前往沙基机场前，他接到了前一天夜里805架英国飞机轰炸德累斯顿的第一份报告。空袭的结果还没出来，但报告也说，过去15个小时里，德军发射了14枚V——2火箭攻击伦敦地区，造成55人死亡。塞瓦斯托波尔受到的损害对他来说并不是新鲜事。

丘吉尔回想自己在“弗兰克尼亚号”上的第一夜时说：“我们从甲板望向港口。虽然德国人几乎把它破坏殆尽，但现在那里已恢复种种活动，夜里，废墟中还点了灯。”次日他问苏联向导，他们是否缺少玻璃。玻璃的确短缺，向导回答说，老百姓得用三合板封窗子。首相说，英国也缺玻璃，200万间房屋被炸毁，其中一成已无法住人。

丘吉尔在前往克里米亚战争最著名的古战场途中，在巴拉克拉瓦小停。他告诉莫兰医生：“查尔斯，我注意到他们的脸。他们流露出骄傲自豪的神色。”他又说：“他们有权感到骄傲。”激发他如此评论的场景，现在已广为人知。莫兰写道：“萨拉发巧克力给一些小孩，一个苏联士兵挥手赶走小孩们，转头告诉萨拉说，他们的小孩不需要别人来喂东西。”在雅尔塔发给美国代表团的情况通报特别提醒团员，不要送东西给苏联士兵。通报说：“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给苏联卫兵香烟、糖果等物品。依据苏联军方规定，卫兵不得接受任何种类的礼物，违者将遭到严惩。”
[9]

雅尔塔的西方代表并不知道这道禁令不仅适用于卫兵，也推及一般苏联民众。在1944年7月，有个苏联官员告诉当时担任美国大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我们必须教导我们的人民，让他们假设每个外国人都是间谍。唯有如此，我们才能训练他们发挥大国人民应有的自我控制力。”他又说：“我们的人民不能忘记他们生活在一个资本主义的环境里，今天的朋友，明天可能就是敌人。你们会告诉他们各种有关贵国的事，跟他们说你们的高生活水平和你们的幸福生活。你们会使他们困惑，你们会削弱他们对自己制度的忠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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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政府借由监视和压迫教导人民远离外国人。只有孩童还未学到教训。凯瑟琳·哈里曼无法从作家安东·契诃夫的妹妹玛丽亚·契诃娃嘴里打听到她战时的经历。迈斯基于2月3日拜访她，却听到她在说被占领期间她如何拯救契诃夫文物馆不受德国人破坏的故事。迈斯基在文物馆来宾留言簿上留下了一段充满感情的感言，后来还向莫洛托夫报告，请他协助，送些食物和维生素给玛丽亚·契诃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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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人和他们的东道主之间有一道鸿沟，双方的历史记忆也大为不同。英国人认为意义非凡的巴拉克拉瓦战场，他们的苏联东道主却不当一回事。丘吉尔一行人有点不太好意思，因为他们对于英军攻打俄国领土的那段历史兴趣如此浓厚，但很快就发现自己多虑了。他们的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卫士们从来不晓得有克里米亚战争这件事，陪伴他们参观的苏联海军将领还以为英国人是要向前不久和德军激战的阵亡红军将士致敬。

丘吉尔后来回忆说：“皮克准将（Brigadier Peake）指着当年轻骑兵团布阵的那道防线，那位苏联海军将领指着几乎相同的方向，高声说：‘德军坦克从那个方向朝我们进攻。’隔了一会儿，皮克说明俄军的部署，指出他们的步兵部署在那个山头，苏联海军将领又明显自豪地说：‘那就是苏联炮兵坚守到最后一兵一卒的地方。’我认为这时候应该说明我们在谈的是另一场战争，是王朝之战，而不是人民之战。我们的东道主完全不明白我在说什么，但似乎颇以英勇抗敌为荣。”
[12]

颇有讽刺意味的是，到丘吉尔要离开克里米亚之前一直都困扰着英、苏双方的误解，却对他们的关系起了正面大于负面的影响。负责雅尔塔会议勤务调度的苏联高级外交官基里尔·诺维科夫记得，斯大林对丘吉尔和罗斯福一直都区别对待。为了表示自己敬重罗斯福，斯大林命令赶在罗斯福离境前送几箱高加索矿泉水到他的飞机上去，只因为罗斯福在会议期间夸这水好喝。对丘吉尔，斯大林可就没这么刻意奉承了。斯大林只派一群外交部低阶官员为他送行。诺维科夫记得，丘吉尔必须当着仪仗队队长的面发表告别讲话。

斯大林蓄意贬抑，丘吉尔却仿若未觉。丘吉尔回忆说：“在机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摆下一列颇有军威的仪仗队。我以我一向的方式检阅他们，一一直视他们的眼睛。仪队至少有200人，这要花点时间。但苏联新闻界对此颇有好评。我在登机前发表了告别讲话。”丘吉尔在演讲中提到了“伟大领袖”：“在离开苏联土地、离开克里米亚之际，我感谢你们，苏联人民以无比的勇气将这片土地上野蛮人留下的污迹清洗干净。在离开苏联领土之际，我谨代表五湖四海的不列颠人向你们，向你们的领袖——尤其是伟大领袖斯大林元帅，向英勇的苏联军民致以感谢和敬意。”
[13]

[1]
Moran, Churchill at War,281.

[2]
FRUS:Yalta,557–58,925–33;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20–23;Record of the Political Proceedings of the“Argonaut”Conference,103–5;Moran, Churchill at War,283;Leahy, I Was There,319;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79;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10;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292–96.

[3]
FRUS:Yalta,926–29;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20–23,263–74.

[4]
FRUS:Yalta,plate 8,929,930;Cadogan, Diaries,709–10.

[5]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7–78.

[6]
FRUS:Yalta,931–33; Krymskaia konferentsiia,238–41;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84;Iurchenko, 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299.

[7]
Elliott Roosevelt,ed., FDR:His Personal Letters,(New York,1947),4:1570;Boettiger, Yalta Diaries,16;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17; FRUS:Yalta,560;Moran, Churchill at War,281;Reilly, Reilly of the White House,215;Report to Congress by 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 in person to the congress on the Crimea Conference,New York Times,March 2,1945,Final Entries 1945:22.

[8]
Sarah Churchill, Keep on Dancing,77–78;Moran, Churchill at War,282–83;Mary Soames,ed., Winston and Clementine:The Personal Letters of the Churchills(Boston),515;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13–14.

[9]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4;Moran, Churchill at War,286;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19;General Information Bulletin,no.176/8,January 28–31,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0]
Kennan, Memoirs,195–96.

[11]
Kathleen Harriman to Miss Marshall,Yalta,February 1,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Maiskii,Izbrannaia perepiska,2:156–57;A.V.Khanilo,“Uchastniki rymskoi konferentsii v Chekhovskom dome,”in S.V.Iurchenko et al.,eds.,Ialta 1945–2005:Ot bipoliarnogo mira k geopolitike budushchego.Materialy mezhdunarodnogo nauchnogo simpoziuma(Simferopol,2005),82–83.

[12]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4–95;Moran, Churchill at War,286;Kuznetsov, Kursom k pobede,454–55.

[13]
V.N.Shustov,“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 v vospominaniiakh ee uchastnikov,”in G.V.Saenko et al.,eds., Ialta,Potsdam,Vtoraia Mirovaia.Materialy trekh kruglykh stolov,posviashchennykh 60-letiiu Velikoi Pobedy(Moscow,2006),55–61;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5;Moran, Churchill at War,291;Rzheshevskii, Stalin i Cherchill’,512–13;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20–21.

第27章　希望的日子

在所有到过雅尔塔的作家当中，唯有安东·契诃夫动人地描绘了从奥列安达宫（Oreanda）看到的景色。奥列安达宫在里瓦迪亚宫隔壁，是沙皇的宅第。契诃夫在他著名的作品《牵狗的女人》中写道：“在晨雾中，几乎看不到雅尔塔。山上的白云静止不动。枝头的树叶也不摇晃。蟋蟀在叫。下面的海水发出单调的闷响，诉说着那等待着我们的永恒安睡。海水一定是从还没有雅尔塔、没有奥列安达时，就在发出响声了。海水仍在发出闷响，还将继续这样单调地响下去。一切如此恒常不变，对我们的生死如此无动于衷，但在那之下，或许隐藏着承诺：我们将得到永恒的救赎，生命将不断前行，不断朝向完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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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谓“朝向完美发展”，或许正是西方代表于1945年2月在寒冷的日子里跑到雅尔塔开会所盼望达成的目标。莫兰医生在2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美国人唱的歌调子比较高。他们离开雅尔塔时怀着成就感，他们觉得自己站在世界顶端，固然其他会议也涉及政策提议，不过雅尔塔才是做出必定影响世界未来的最重要决定的场合。”

霍普金斯在战后告诉为他写传记的作者罗伯特·舍伍德（Robert E.Sherwood）：“我们打从心底相信，这是我们多年来谈论并为之祈祷的新时代的曙光。我们确信我们已经赢得了和平的第一场伟大胜利——所谓‘我们’，指的是我们全体，整个人类文明。”莫兰医生在日记中说，“躺在病榻上”的霍普金斯“坚信新的乌托邦已经降临。他说，苏联人已经表示他们愿意听从理性，总统也确信他‘可以与他们和平共存’”。

界定美国代表团气氛的，是霍普金斯的兴奋心情，而非罗斯福的审慎态度，罗斯福对未来与苏联合作的可能性有所保留。美国军方有特别的理由满意雅尔塔会议的结果，因为苏联参加对日作战已经成为定案。莱希上将认为，有了这项太平洋协议，就可以说“不虚此行”了。马歇尔将军和斯退丁纽斯谈话时甚至更加兴奋。斯退丁纽斯说：“终于能打道回府了，你一定很高兴吧？”马歇尔说：“为了取得这个成绩，要我在这里再待一整个月，我也愿意。”
[2]

美国外交官们为会议结果的喝彩也不落人后。斯退丁纽斯认为，大体上美国表现优异。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从会议记录看，显然苏联在雅尔塔对美国、英国做出的让步，远超过美英两国对苏联做出的让步。”波伦回忆说：“大家感到相当满意。”他认为会议达成的决定是“各个国家各种不同立场之间务实的妥协”。他也认为“三位领袖都达成了各自的主要目标”。当然还有一些值得关心的问题，比如波兰这个众人关注的首要大事。但大部分美国人相信，在雅尔塔尚未解决的问题，到了“最后的”和平会议时一定会解决。波伦说：“总而言之，我们在离开雅尔塔时，对战后和苏联在政治问题上真心合作是怀抱着希望的。”
[3]

受“雅尔塔精神”感召的并不只有美国人。丘吉尔的军事秘书黑斯廷斯·伊斯梅（Hastings Ismay）将军写信给盟军东南亚战区最高统帅路易斯·蒙巴顿（Louis Mountbatten）海军元帅时说：“会议可以说十分成功，或许并不是因为达成了若干正式协议，而是因为所有的讨论都彰显出坦诚合作的精神。”伊斯梅认为，除了首相“因为未能解决波兰问题而十分沮丧”之外，代表团所有人员都抱这种态度。伊斯梅说的没错，连多疑的贾德干也带着成就感离开了雅尔塔。贾德干在高峰会最后一天写信给太太说：“我认为会议相当成功。我们已就波兰问题达成协议，它或许至少能弥合分歧一阵子，也保证波兰人有某种程度的独立。我们同意了敦巴顿橡树园计划，我们也解决了其他一些问题，包括与苏联人就对待经他们解放的我国战俘的问题达成重要协议。我希望世界会觉得这个成绩得来不易！”

伦敦战时内阁阁员显然相当满意。2月12日，他们开会讨论雅尔塔会议公报文本，副首相艾德礼宣布：“在面对极大困难的情况下，首相和外交大臣得到的结果非常令人满意。”战时内阁阁员对关于联合国的决定感到欣慰：“固然我们必须退让，赋予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创始会员国身份，但很显然在这件事上美国和我们立场完全一致。”战时内阁对“在波兰这个大难题上达成协议”表示欢迎，也为波兰西侧国界将推迟到“和平会议”再做决定而欣慰。在划分德国方面，会议“留下了足够的回旋空间”。法国将有一块占领区，将会加入盟国管制委员会，并补签《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有关南斯拉夫和德国赔偿问题的协议没有引起异议。内阁称赞会议是个“胜利”，也决议拍发电报恭喜丘吉尔和艾登“善用技巧成功完成讨论，取得了良好的结果”。
[4]

贾德干看重的倒不是眼前的结果，而是苏联东道主所展现的合作精神。他在写给太太的一封信里说：“我没想到苏联人会如此好相处、肯配合。尤其是乔（斯大林），特别好。他是个伟人，与另两位年长的政治家相比，他非常亮眼。”认为斯大林具有善意的信念支撑着这种新出现的乐观心态。霍普金斯告诉舍伍德：“苏联人展现出有理性、有远见的一面，总统和我们大家都不怀疑我们可以和他们共存，和他们永久和平相处。”他又说：“但我也要稍做修正。我认为我们心里都有所保留，因为我们都不能预言万一斯大林有个三长两短，事态又会如何演变。我们确信我们可以信赖他的理性、敏感和了解——但我们可不敢确定克里姆林宫里站在他背后的是谁，是什么样的力量。”

有好几位美国同僚和霍普金斯的观点接近。希斯写到，斯大林“体贴、和气”，“但更重要的是，他真正有心修好，在许多方面的立场充满了善意”。莱希说：“他很友善，在许多方面愿意妥协以便达成协议。”波伦写道：“斯大林真心让步，终于同意让法国成为占领德国的国家之一。每个国家在联合国这个议题上都修正了立场。”斯退丁纽斯列出，苏联光在关于联合国的议题上就有四项让步：接受美国有关安理会表决程序的方案，撤回原先主张苏联16个加盟共和国通通加入联合国的要求，同意邀请在会议召开时尚未对德宣战的拉丁美洲国家加入联合国，以及同意不否决涉及大国利益事项之自由讨论。

斯大林本身乐于妥协，而他的部属却寸步不让，很令人意外。希斯写道：“猜测斯大林为何在雅尔塔和蔼可亲，显得相当有弹性，是很有趣的一件事。我个人认为这太不可能了……毕竟有求而来的是我们，而不是斯大林。”法院一直查不到希斯替苏联当间谍的确凿证据，但是他的左倾思想却毋庸置疑。希斯和美国代表团其他团员一样，努力要弄清斯大林的性格和行为。他知道斯大林在统治苏联国内时很严酷，但说什么也无法把这个事实和斯大林在雅尔塔表现出来的单纯、斯文形象联系在一起。希斯回忆说：“他和他的助手跟我们这些小人物一起排队上厕所，而丘吉尔会借用斯退丁纽斯的套房，罗斯福则径自回他房间去方便。”他的结论是：“我们一直解不开斯大林个性的谜团。”美国代表团的高层团员无法明白，这样一个通情达理、温文有礼的人，怎么会在德国赔偿或波兰政府问题上如此固执。斯退丁纽斯接受斯大林的解释：他没有自行其是的自由，不能一意孤行。他相信斯大林受到政治局里强硬派的压力，甚至认为是否能够执行雅尔塔的决议，关键在于苏共中央政治局是否支持。
[5]

丘吉尔则认为他已参透斯大林的谜，掌握住他行动的逻辑，因此可以预测他的言行。他告诉莫兰：“斯大林不会干预希腊。他希望我们回报，让他在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能自由行动。在莫斯科讲好的五五协议对他有利。他为了自己更大的计划，容让自己人在希腊受到修理。我发现他言行一致。要让他说出些什么并不容易，但一旦他说了，他就会信守承诺。”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丘吉尔又告诉他的医生说：“斯大林只提到希腊一次。他问我当地的状况如何。他说：‘我不批评任何事，我也不干预，一切交给你，我很满意。’”莫兰评说：“斯大林保证绝不干预希腊局势，温斯顿（丘吉尔）大为感动。”

丘吉尔认为他可以信赖斯大林。他也想忘掉谈判过程中的不痛快，预备抛开斯大林利用希腊局势逼他在波兰和南斯拉夫问题上让步这件让他非常生气的事。莫兰医生在2月11日晚间记下：“首相再次提到，万一斯大林有个三长两短，就大事不妙了。斯大林在许多场合中表现出来的幽默、谅解和谦虚让首相激赏不已。”丘吉尔越来越受“雅尔塔精神”的感染，在之后的几天里，对斯大林越来越有好感。2月14日，他拍发电报给伦敦的艾德礼说：“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态度友好，我深受感动。这是和我以前见到的迥然不同的苏联世界。”丘吉尔为波兰问题及德国赔偿问题奋战到底，怪罪罗斯福出卖了他，反倒不怎么责备固执的斯大林。他不久就要后悔自己对斯大林如此信赖了。
[6]

对会议期间的合作感到满意的并不只有西方的代表。莫洛托夫回到莫斯科才几天，就发电报向苏联驻外使馆通报会议结果。电报说：“会议期间整体气氛友善，我们可以感受到大家都努力在有争议的问题上达成协议。”库兹涅佐夫上将在回忆录里写道：“会议的基调是共同协商，努力追求和谐。”葛罗米柯也在回忆录中写道：“雅尔塔会议上，人人都晓得，在里瓦迪亚宫做出的决定将对欧洲的和平前途具有无限意义。我们觉得我们处于历史的焦点，正义就在身边。”
[7]

对于苏联代表团团员而言，雅尔塔关乎正义：惩罚侵略者，让胜利者——尤其是牺牲最大、对胜利的贡献也最大的苏联——的公义得到伸张。莫洛托夫多年之后回想说：“斯大林经常说，苏联赢了战争，但不晓得如何享用胜利的果实。苏联人英勇奋战，但不晓得如何达成和平。他们一直遭到忽视，拿不到他们应得的果实。”这一次，他们一定要力争应得的成果。斯大林兴奋地告诉葛罗米柯：“美国人承认我们在库页岛及千岛群岛地位的正当性了。”在数十年的孤立之后，苏联终于加入了大国俱乐部：它的正当要求终于得到了承认。
[8]

迈斯基代拟莫洛托夫发给各地使馆的电文，向全体驻外大使说明了苏联的成功。除了波兰、南斯拉夫问题和他自己功不可没的赔偿问题之外，迈斯基还列举了苏联的其他成就：西方保证在旧金山会议上承认乌克兰和白俄罗斯为联合国创始会员国，西方大国同意重新考虑《蒙特勒公约》中有关黑海海峡的条款，并避免讨论伊朗问题。电报大体上是在表示，苏联已经达成了重要目标。3月初，迈斯基写了一封私函寄给他的老朋友、苏联驻瑞典大使亚历山德拉·科隆泰（Aleksandra Kollontai），强调苏联的国际影响力日益上升。他写道：“克里米亚会议很有意思。我的基本印象可以归纳为：我们整体的影响力和斯大林个人的影响力都非常大。会议3/4的决定出自我方的方案，特别是波兰问题、南斯拉夫问题和赔偿问题。现在‘三巨头’之间的合作非常密切。德国在战时和战后都讨不到便宜。”
[9]

迈斯基对于会议结果如此兴奋，反映出包括斯大林在内的苏联权力金字塔顶端人物都非常满意。最好的证据就是，有一大批安全官员和军事将领（超过1000人）因参与会议或会议的准备工作而获颁勋章。在由贝利亚准备的这份名单上，绝大部分的人都是内务人民委员部及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官员。其中10人获颁米哈伊尔·库图佐夫勋章（Order of Mikhail Kututzov），它通常是颁给准备或参与军事作战的红军前线指挥官的，轮不到从来没上过战场的秘密警察。得到这一最高勋章的人包括斯大林的专机飞行员格拉乔夫（V.G.Grachev）将军和侍卫队指挥官弗拉西克将军。
[10]

朱可夫元帅于1945年3月回莫斯科进见斯大林，发觉他对会议结果十分满意。斯大林相信西方领导人中至少有一人是可以信任的。他本来很担心西方盟国或许会在战争即将结束之际和德国单独议和，使苏联顿失胜利果实。他怀疑丘吉尔，但是依据朱可夫的说法，斯大林觉得罗斯福可以信任。斯大林不仅需要美国协助他们打败德国，还需要美国协助苏联重建。罗斯福在雅尔塔说服了斯大林，使他认为和西方尤其是美国合作是可能的。这个认识使苏联比起以往更能妥协，也使得全体与会人士都产生了希望相互信任的感觉。
[11]

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象征着一个后来无法企及的高峰。在那之后的几个月里，美、英关系越来越紧密，但两国和苏联的关系没有实现同步进展。希斯在回忆录里提到雅尔塔精神的局限性：“斯大林和丘吉尔经常强调大国在战后团结的重要性。或许私底下他们各自都只盼望按照他们自己的条件，不必妥协就实现团结。”
[12]

2月27日，丘吉尔在下议院发表演说，向全民报告雅尔塔会议的结果。演讲长达两个小时，还需要中途休息。果然如他在会议最后一天所说，议会针对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发出了强烈的反对声音，丘吉尔必须在演讲里竭尽全力为自己并不支持的立场辩护。丘吉尔的主要论点是，斯大林保证会尊重波兰的主权和民主。协议本身未必尽如人意，但是他带回了斯大林的承诺。

私底下，丘吉尔颇费心思。他越是左右思量，越是忘不了《慕尼黑协定》的往事。波兰协议如今遭到当年赞同《慕尼黑协定》的议会议员抨击。丘吉尔知道这里头的讽刺意味，生怕自己重蹈前首相张伯伦的覆辙。丘吉尔的机要秘书乔克·科尔维尔（Jock Colville）谈到首相在2月23日晚餐时的情绪时写道：“首相心情沉重，想到万一有一天苏联和我们反目成仇，不禁叹息，张伯伦当年信任希特勒，不就跟他今天信任斯大林一样吗？”丘吉尔在另一个场合中则比较有自信。他说：“可怜的张伯伦啊，他认为他可以信任希特勒。他错了。但我不认为我错看了斯大林。”然而，当科尔维尔建议丘吉尔从议会演讲稿中删去一句带有慕尼黑意味的句子时，丘吉尔同意了。这句话是：“苏联追求的不仅是和平，而且是光荣的和平
[B5]

。”

丘吉尔在写给新西兰总理彼得·弗雷泽（Peter Fraser）的一封信里，则公开承认他在雅尔塔所能做的有限：“大不列颠和英联邦的军事力量远比苏联弱，除非是再来一场大战，否则我们没有办法推行我们的观点。我们也不能忽视美国的立场。除非美国愿意或被说服，否则我们无法进一步援助波兰。因此我们只能尽人事，全力以赴。”丘吉尔又说：“我们做出承诺，只是基于公报上的条件会得到充分执行。”

然而，在公开场合里，丘吉尔只能坚持他的说法，一再重申他信赖斯大林的承诺。2月19日晚，丘吉尔一回到伦敦，就向战时内阁报告，斯大林“对世界、对波兰，都心存善意”，“苏联对于要（在波兰）举行自由、公平选举的安排，也没有怨恨”。丘吉尔在党内的反对派很快就迫使他承认，斯大林或许言不由衷。两天之后，丘吉尔又在战时内阁表示：“如果和斯大林协议的公报条件得到切实履行，那么一切都没有问题。然而，如果这些承诺未能有效兑现，我们的承诺将会改变。”丘吉尔相信“苏联人会遵守已经发表的声明，但他们在这件事上是否有诚意，即将受到一项考验，那就是他们是否反对米科瓦伊奇克回波兰”。
[13]

丘吉尔是个精明的政客，很快就设法把波兰未来发展的责任推到斯大林身上。他在向下议院演说时表示：

斯大林元帅和苏联已经做出了最庄严的宣告：波兰的主权独立将得到维护，这一决定也得到英国和美国支持……我从克里米亚和其他联络人那里得到的印象是，斯大林元帅和苏联领导人都希望与西方民主国家友好、平等地共存。我也觉得他们的话就是他们的承诺。我不知道除了苏联政府之外，还有哪个政府更信守义务。我绝对不愿在此讨论苏联的诚信。

然而，丘吉尔承认，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可以有不同的诠释。这个宣言将如何执行？像“自由、不记名、不受限制的普选”这样的话该怎么解读？“新”政府会尽快“适当”组成，公平代表波兰人民吗？选举将是自由、不受干扰的吗？所有民主党派的候选人都能向选民提出诉求、参加竞选吗？民主党派的定义是什么？

丘吉尔针对这些问题的答复并不能令人放心。他承认：“人们一向有不同的观点。”这让听众不禁想到英国对政党政治的辩论。

丘吉尔自己的说法表明，对于在雅尔塔签署的文件可以用不止一种理解方法。他喜欢说成立波兰新政府，回避改组现有政府的苏联方案。丘吉尔告诉议会：“协议要求各方商谈，预备在波兰成立一个新的波兰全国团结临时政府。”事实上，苏联认为这是他们外交上的一个重要成绩：会议公报纳入了苏方改组现有波兰政府的说法，而不是成立新的政府。

受到下议院反对派的压力，丘吉尔希望雅尔塔精神能够胜出。他从演讲词初稿中删去了一段话：“没有人能保证未来的世界会如何。有些人怕它会把自己撕个粉碎，届时人类历史或许会发生可怕的倒退。我不信这一套。一定有希望，希望的反面是绝望，那是不正常的。英国人从未向绝望让步。”
[14]

比起丘吉尔，罗斯福在离开雅尔塔时对世界的前途就乐观多了。罗斯福于2月23日从大西洋上的“昆西号”军舰发电报给斯大林。
[15]

他说：“我们在雅尔塔达成了意义深远的决议，将加速胜利的到来，并为永久和平奠定坚实的基础。”英国议会针对雅尔塔会议的辩论结束的次日，即3月1日，罗斯福也在美国国会做报告。他的措辞就比较慎重了。罗斯福强调，在雅尔塔取得的协议只是朝正确方向踏出的第一步，而且它和任何国际协议一样，都是妥协折中的结果：“美国的主张不会百分之百被采纳，苏联、英国的也都不会。对于复杂的国际问题，我们不是总能得到理想的答案或解决方案，即使我们决心持续不断往那个方向努力。但是我深信依据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欧洲政治将比从前更安定。”

这个新兴大国的言辞远比式微帝国来得谦卑。美国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条文的解读也比较接近于事实。在波兰问题或任何于雅尔塔讨论的事项上，罗斯福既然没有遭遇过反对，也就没有必要宣布他信赖斯大林。他也比丘吉尔更明白地表示，波兰新政府事实上是改组而来的。罗斯福声明：“因此，在雅尔塔已采取步骤改组波兰现有的临时政府，以扩大民主基础，纳入目前在波兰和在国外的民主领袖。新改组的政府将被我们大家承认为波兰的临时政府。”

罗斯福当然也不免夸大在雅尔塔会议上达成的协议的效力。丘吉尔想以这些协议为基础，建立起真正主权独立的波兰，罗斯福则视协议为新国际秩序的前导，这个国际秩序是以自由体制和国际合作为基础的。对罗斯福来说，三方就联合国以及《被解放的欧洲宣言》达成协议，盟国同意彼此商谈以解决危机，说明这一新的世界秩序即将出现。他告诉国会：“我认为克里米亚会议是三大强国为和平寻找共同基础的一次相当成功的努力。它终结了（也应当终结）片面行动、排他性的结盟、势力范围、势力均衡，以及其他种种经数百年试验证明通通失败的手段。”
[16]

丘吉尔和罗斯福各自向本国立法机构报告时，最焦虑、最关心的听众，恐怕非德国宣传部长戈培尔莫属。英国议会痛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亦对波兰问题颇有异议，戈培尔因此大感振奋。他也很务实，并不指望这些批评会影响战争的方向。戈培尔在2月28日口述道：“丘吉尔将安然走出辩论场。英国太虚弱，经不起一场政府危机，尤其是在战争的这个阶段。英国随波逐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和别人沆瀣一气。英国已经开始沉沦，必将自食恶果。”所谓“别人”，就是美国和苏联。戈培尔认为苏联掌控了会议。

罗斯福说“德国的军国主义和基督教文明是无法相容于世间的”，戈培尔曾为此大动肝火。戈培尔在3月2日推论说：“我现在确信，德国的文宣应该少管外国政治人物说些什么。他们每天大放厥词，如果我们跟他们吵，不啻间接替他们宣传。罗斯福的讲话唯一有意思的一点是，他提到了和日本交战甚久。”一天前，罗斯福在记者会上说，雅尔塔会议没有讨论日本问题。戈培尔听罢松了一口气。盟国欺敌之术奏效了。

接下来的几天里，戈培尔都在焦虑地追踪英、美批评苏联在东欧行动的消息，对于盟国之间将会失和的可能性，他越来越不抱希望。3月6日，他口述让秘书记下：“英国目前不能舍弃苏联的友善与合作，不论代价可能是什么。尤其是美国不预备在任何外交政策领域坚定支持英国对抗莫斯科的情况下，英国更是非得如此不可。”关于美苏关系，这位纳粹部长认同日本政客的观点，他们认为“只有在对日战争胜利结束，或不再需要依赖苏联的善意或参战时，美国才可能修正对苏联的态度”。戈培尔不敢抱太大希望。他口述道：“目前我们的政治前景为零。但是，这有可能发生变化，尤其是如果苏联占领区的发展以过去几天中的步调进行的话。”
[17]

戈培尔指的是雅尔塔会议落幕才几个星期，盟国就爆发了若干实质性危机。这些危机全都涉及苏联在东欧的行动，而且大多是由盟国彼此间因政治议题冲突和对雅尔塔文件的解释各异引起的。三巨头在雅尔塔想方设法用文字来掩饰他们的分歧，现在他们要为不解决分歧付出代价了。

[1]
Anton Chekhov, The Lady with the Dog and Other Stories,trans.Constance Garnett(New York,1917),12.

[2]
Moran, Churchill at War,283;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870;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399;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20;Reynolds, Summits,139.

[3]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95;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200.

[4]
Lord Ismay, Memoirs,388;Cadogan, Diaries,708–9;War Cabinet WM(45)18th Conclusions,Minute 3,Confidential Annex,(February 12,1945—5.30 p.m.,CAB,65/51,PRO.

[5]
Cadogan, Diaries,708–9;Sherwood, Hopkins and Roosevelt,870;Hiss, Recollections of a Life,97,118–21,125;Leahy, I Was There,322;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200;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95–98.

[6]
Moran, Churchill at War,284–85,Reynolds, Summits,139.

[7]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608;Kuznetsov,Kursom k pobede,448;Gromyko,Memoirs,112.

[8]
Molotov Remembers,53;Gromyko, Memoirs,112–15.

[9]
Maiskii, Izbrannaia perepiska,2:161;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606–8.

[10]
Beria to Stalin,Febraury 23,1945,GARF,r-9401,op.2,d.93,fols.135–82;A.I.Kokurin,“Okhrana i khoziaistvennoe obsluzhivanie Ialtinskoi konferentsii rukovoditelei SSSR,SShA i Anglii”in Ialta 1945–2000:Problemy mezhdunarodnoi bezopasnosti na poroge hovogo stoletiia,ed.V.P.Kazarin(Simferopol,2001),130–32;Iurchenko,Ialtinskaia konferentsiia,308–11.

[11]
Georgii Zhukov,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vol.3(Moscow,1969),290–91;Vladislav Zubok and Constantine Pleshakov, Inside the Kremlin’s Cold War:From Stalin to khrushcher(Cambridge,MA,1996)27–35.

[12]
Hiss, Recollections of a Life,120.

[13]
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28–36;Cadogan, Diaries,716;War Cabinet,WM(45)23d Conclusions,Minute 2,Confidential Annex,February 21,1945—6.30 p.m,CAB,65/61,PRD.

[14]
Statement by Winston Churchill to the House of Commons,February 27,1945,http://www.ena.lu/statement_winston_churchill_house_commons_27_february_1945–020002923.html;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9–402;Gilbert, Winston S.Churchill,7:1235.

[15]
Butler,ed., My Dear Mr.Stalin:The Complete Correspondence of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Joseph V.Stalin,ed.(New Haven,CT,2005),297.

[16]
Report to Congress by President Franklin D.Roosevelt on the Crimea Conference,March 1,1945,http://www.teachingamericanhistory.com/library/index.asp?document=658.

[17]
Final Entries 1945,7,16,22–23,58–60.

[B5]
1938年9月，当张伯伦自慕尼黑飞返伦敦时，曾在机场挥舞着英法同意德国兼并苏台德区的《慕尼黑协定》，声称已由希特勒手中“带回光荣的和平”。这句话的讽刺意味即在于此。——译者注

第七部分　风雨将至

这场战争不同以往，谁能占领土地，谁就能在这片土地上推行他的社会体制。

——约瑟夫·斯大林

第28章　麻烦的迹象

1945年2月23日，斯大林发布第5号最高统帅命令，为庆祝红军建军27周年致辞：

在1945年1—2月四十天的进攻中，我军从德军手中解放了300个城市，夺取了上百个制造坦克、飞机、武器、弹药的军事工厂，占领了2400多个火车站，夺得了总长15000多公里的铁路网。在这个短时期内，德军官兵被俘的在35万以上，被击毙的不下80万。在同一时期内，红军击毁和缴获了德国飞机约3000架，坦克和自行火炮4500多辆，火炮不下12000门。

结果，红军解放了波兰全境和捷克斯洛伐克很大一部分领土，占领了布达佩斯，并迫使德国在欧洲的最后一个盟国匈牙利退出战争，占领了东普鲁士的和德属西里西亚的大部分土地，并给自己打开了通向勃兰登堡、波美拉尼亚和柏林接近地的道路。
[B6]

苏联持续推进攻势，加上雅尔塔会议成功闭幕的消息传出，部队士气如虹，红军建军纪念庆典因此成为国际上的一桩大事。苏联大使馆在华盛顿举办了一场盛会，宾客上千。在纽约举行的庆祝会上有一个15厘米高、200多公斤重的大蛋糕，花了1000美元。同盟国声势空前。华盛顿很少有人注意到笼罩在东欧平原上的乌云。
[1]

3月，苏联和西方的关系陷入空前低潮。红军战绩卓著，也就意味着每过一天，就有越来越多的地区被苏联控制，而苏联对待这些地区的方式则引起了伦敦和华盛顿的极大关切。短短几个星期，美苏关系就跌到了自1941年以来的最低点，撼动了战时同盟的根基。罗斯福于3月3日致函斯大林，提到雅尔塔会议期间不太受到重视的一个问题——盟国战俘应受到什么样的对待。美苏两国军方代表曾就这个问题签署协议，现在这个问题第一次得到了最高层政治领袖的注意。

罗斯福的信劈头就说：“关于在集中、补给及撤出身陷苏军防线东方的美国战俘及空军机组人员方面遭遇的困难，我掌握了可靠的情报。我紧急要求贵方批准10架美军飞机，偕同机组人员，在波尔塔瓦（Poltava）及可能找到美国战俘或受困飞行员的波兰地区之间作业。”罗斯福接下来谈起这个危机在公众形象上的重要性：“我认为这个要求至为重要，不仅关乎人道，还因为美国民众非常关切我方战俘及受困飞行员的福祉。”
[2]

罗斯福这封信口气严峻，反映出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将军的怒气，迪恩于2月17日获悉三名美国军官的遭遇之后，真是一肚子火。格伦伯格（Ernest M.Gruenberg）上尉、科利（Frank H.Colley）少尉和迪姆宁（John N.Dimmling Jr.）少尉原本是德军某战俘营的战俘，为躲避节节进逼的红军部队，战俘营向西撤退，他们趁机逃出战俘营。他们一路从波兰搭便车跑到莫斯科，白天上火车，晚上投宿农家，靠当地人周济的食物，挨到了莫斯科，经由火车站一个红军士兵的指点，找到了美国大使馆。

几年之后，迪恩说：“我相信再也没有人比这三位前战俘更为找到我们总部而高兴了。对我们而言，他们三人代表着数千名我们期待将会获救的美国子弟。我们若有机会，一定会努力帮助他们平安回国。”让迪恩生气的是，三名军官的遭遇显示，他被苏联方面骗了，或者被隐瞒了。有多少美国战俘身陷苏联占领区，他们处于何种环境之下，苏方一直不肯据实以告。

经过彻查，即便没有上千名，也有几百名又脏又饿、疲惫不堪的美军子弟正在波兰森林流浪，寻找美军代表，有些还迫切需要医疗照护。红军军官对他们不感兴趣。有些战俘甚至还遭苏联士兵持械相逼，抢走手表。华沙附近有一座遣返营房容留了数十名受伤的美军，迪恩却毫不知情。根据几星期前迪恩在雅尔塔签署的交换战俘协议，他的苏联对口单位不仅有责任告诉他在苏方看管下的美国战俘的状况，还要允许美方军事及医疗人员前往苏联占领区的美国战俘收容所。

迪恩拿到三名美国军官的报告，怒气冲冲地向苏方兴师问罪，要求得到有多少美国战俘在红军收容所的消息，也要求苏方准许美方代表前往波兰的遣返营区探视。他得到的答案是，有多少美军战俘在红军监管下，资料还没搜集，但是保证美军代表团可以到设在敖德萨的收容所探视。迪恩要求美国军机飞到波兰运载当地的美军战俘，但苏方一再拖延。

迪恩请哈里曼大使出面之后，事情才开始缓慢进展。哈里曼找上维辛斯基，一小群美国代表（包括一位医生）才获准搭乘苏联飞机飞往卢布林。可是，一到了波兰，这批人就被限制住了，只能在城里头活动。哈里曼报回华盛顿，请求罗斯福亲自向斯大林交涉。他急着要得到许可，让美国飞机可以飞到波兰接运美国人。
[3]

罗斯福因此在3月3日发函向斯大林做出严正表示。斯大林两天之后回信。他向罗斯福保证，红军安排把美国战俘后送的运输作业原本有困难，现在问题已经解决。目前在敖德萨有1200名美国人，还有些人正在转送到后方的路上，因此没有必要派美国飞机或代表到波兰去。斯大林设法安抚罗斯福：“我要向你保证，只要他们（美国战俘）到了将由苏联部队接管的地区，我方将尽最大努力为他们创造有利的条件。”

美方不满意斯大林的答复。迪恩本人急切想到波兰，哈里曼再次要求维辛斯基协助。他得到的答复则布满了外交陷阱。维辛斯基要迪恩向波兰政府申请许可，哈里曼认为这等于是让美国承认莫斯科控制下的波兰政府。哈里曼再次向罗斯福讨救兵，罗斯福于是又给了斯大林一封措辞严厉的信。罗斯福说：“坦白讲，我实在不了解你为什么不愿美国军官提供方法，在这件事上协助他们自己的同胞。我方政府已尽一切力量配合你的每项要求。我现在要求你在这件事上配合我方的要求。请联系哈里曼，他可以详细地向你说明我的要求。”

这封信有一部分读起来命令的口吻大过请求。但是斯大林依然不为所动。3月22日，他拍发电报告诉罗斯福，对方的消息来源不正确。现在只有17个美国战俘在波兰，而且他们即将飞到敖德萨。接下来，这位苏联统治者的口吻变得不那么正式，几乎像老朋友在交心，他说：“关于你信中提到的要求，我必须说，如果要求涉及我个人，即使会有损我的利益，我也会立刻答应。可是，这件事涉及前线苏联部队和苏联指挥官的利益，他们并不希望再有别的和军事作战无关的军官跟着他们。”斯大林拿和处理战俘事务毫不相干的苏联军事指挥官当挡箭牌，再次说不，其实处理战俘事务完全归内务人民委员部掌管。

他也准备采取攻势。苏联的老招数是指控美国人虐待在美方监管下的苏联公民：“经红军解放的美国战俘在苏联战俘营处于不错的环境，怎么说都比在美国营区的苏联战俘受到了更好的对待。有一部分苏联战俘被和德国战俘关在一起，有些人受到不公平和不合法的对待，比如遭到殴打。这种事已经不止一次向美国政府反映报告。”
[4]

两位领袖对战俘问题的函电交锋到此为止。哈里曼力促罗斯福再去一信，要求苏联让美方不受限制地接触东欧的美国战俘，但总统不肯。此时还有更急迫的问题需要处理，比如苏联参加联合国会议的问题。何况，此时事态已经很明显，苏联不会允许美国官员进入波兰。美国的压力的确产生了一些正面结果，战俘的确被迅速移送到敖德萨，迪恩的人马正忙着照顾他们的衣食和医护需求，并运送他们回国。

罗斯福和斯大林的这次交手是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第一次考验。结果最多只能说是含糊不清：苏联坚持固守协议的文字，不理会协议的精神。他们预备准许美方代表接触美国前战俘，但只能在苏联境内的中继转运营区接触，不得到最近解放的东欧地区去。苏联担心美方会利用战俘问题，把它的军事人员送进东欧，就近搜集苏联在当地行为的情报。苏联一贯的政策是封闭这个地区，斯大林可不想更动它。美方则认为苏联想骗美国实质承认卢布林政府，坚决不肯上当。

苏联对美国战俘算是相当好了，比起对待自己人也不差。战俘的生活条件和红军人员相当，这一点得到迪恩及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其他人的充分承认。问题是他们的生活水平极低。迪恩发现在敖德萨营区的口粮要由莫斯科运来美方的补给品补充才够。听到红军转运营区的状况，东欧的许多美军战俘宁可躲到森林里，避开苏联部队，自求生路，即使进了营区，一有机会也设法逃跑。这一来害得双方关系更僵，因为苏方会低报在他们防线后方的美军战俘人数，而美方又会高估人数。

在这个很容易让人带上情绪的战俘问题上，罗斯福首次对斯大林发脾气，和他派驻在莫斯科的代表完全站在同一边，这些代表已经被苏方的行事方法气坏了。罗斯福去函斯大林的口吻与以前全然不同，一部分解释是，这些信函是由莱希上将拟稿的，而主意则来自哈里曼等美国国务院官员，这些人对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的行为深为不满。总统本人很快也感到受了挫折。

3月13日，总统把政府里一名重要经济学者利昂·亨德森（Leon Henderson）请到白宫，讨论盟国在德国的政策。他告诉亨德森，德国的事不急，因为苏联方面可能会有惊奇动作。亨德森后来回忆：“他说，英国人、法国人和我们会遵守协议，但苏联人只会钻空子！我问，他们是否不遵守他们同意过的事项。他说，是的。在文字上，在任何有据可查的事上，都遵守，但其他任何事都自行其是。”随着时间过去，美军战俘危机加深，总统的挫折感愈来愈强烈。3月24日，罗斯福在劳工议题上的非官方顾问安娜·罗森堡·霍夫曼（Anna Rosenberg Hoffman）目睹了午餐时罗斯福读到斯大林电文时的反应。“罗斯福用掌猛拍轮椅扶手，大声说：‘埃夫里尔（哈里曼）说得没错，我们不能和斯大林来往。他对他在雅尔塔做的承诺，通通说话不算话！’”总统指的是除了美军战俘问题之外，又有许多问题暴露出来。
[5]

1945年3月8日，凯瑟琳·哈里曼从莫斯科写信给姐姐说：“西线战事现在又进行得很顺利。天啊，真令人兴奋。但是，这里的新闻就不太妙了，我们勇敢的盟友现在耍起流氓来了。老爸非常忙，波兰啊，战俘啊，我猜还有巴尔干的问题。家里有一大堆人忙进忙出，众声喧哗，电话响个不停——直到天亮呢！”战俘危机的主要人物哈里曼，现在又为于1945年2月底和3月发展出来的两个美苏关系危机忙得不可开交。它们涉及苏联在罗马尼亚和波兰的行为。
[6]

1944年秋天，莫洛托夫答应美、英大使，所有联合国会员国都将可以在罗马尼亚设置领事馆。这是依循西方盟国在意大利的先例。然而，1月间，苏联拒绝让美国派到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李·梅特卡夫（Lee E．Metcalf）进入罗马尼亚。为了抵消美方的抗议，莫洛托夫向哈里曼抱怨：“苏联在意大利的代表根本没有权力。首先，他们没事可做。根据意大利的法令，他们在当地只有咨询的作用。”这个信息很清晰：别干预我们在东欧的事，你们在西欧和南欧就可以放手办事。
[7]

2月13日，雅尔塔会议结束两天后，罗马尼亚共产党在首都布加勒斯特发动群众示威游行，要求换掉尼古拉·勒德斯库（Nicolae Radescu）将军的联合内阁，由共产党控制的内阁取而代之。美、英派在罗马尼亚盟国管制委员会的代表在2月24日要求召开委员会议时，斯大林派维辛斯基到布加勒斯特出席。根据美国国务院在雅尔塔会议前夕准备的简历判断，美方认为维辛斯基是个自由派。他们认为苏联承认意大利彼得罗·巴多利奥（Pietro Badoglio）元帅的政府，以及苏联对罗马尼亚勒德斯库将军的政府采取交好态度，都应该归功于他。他们很快就要大失所望了。

维辛斯基于2月27日抵达布加勒斯特，立刻要求与罗马尼亚国王会面。他当面向国王要求罢黜勒德斯库政府，理由是它没有能力维持秩序。他要求换上一个“以真正的民主势力为基础”的政府，意即由共产党及其盟友组阁。次日，维辛斯基指控现有政府保护“法西斯分子”，限令国王在两个小时之内解散内阁。伯恩斯根据美国驻布加勒斯特代表的报告写道：“在离去时，他猛力把门带上，门框上的水泥都裂了。门框一直没修，留下来见证他的感情有多么强烈，他的力道有多猛。”他软硬兼施——若是听话，就可以把匈牙利的特兰西瓦尼亚（Transylvania）割让给罗马尼亚；不听话，就废了罗马尼亚这个国家。维辛斯基终于扶植起了由共产党人彼得鲁·格罗扎（Petru Groza）所领导的新政府。
[8]

苏联策划的这场政变令伦敦和华盛顿当局紧张起来。丘吉尔原先和斯大林达成百分比协议，没有立场直接抗议，于是找罗斯福帮忙。他告诉罗斯福：“苏联人已经成功地以武力及诈术建立起共产党少数派的统治。”罗斯福同意他的说法，但不肯有所动作，认为“罗马尼亚不宜作为试金石”。自1944年秋天起，苏联就完全掌控了罗马尼亚，而且罗马尼亚的确位于红军供应和交通线的战略位置，要挑战苏联说基于军事需要必须如此的主张，非常困难。罗斯福晓得丘吉尔和斯大林对巴尔干有划分势力范围的协议，显然决定避免蹚浑水。

华盛顿方面认识到必须有所行动才行，但是因为罗斯福的缄默，斯大林觉得他可以不理会美国外交官想解决问题的努力。1945年3月17日，莫洛托夫拒绝美方依《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条文规定，要求就罗马尼亚进行商谈的主张——丘吉尔是向罗斯福如此建议的。莫洛托夫告诉哈里曼，罗马尼亚危机已经解决，因此没有必要启动《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当中的机制，由盟国针对危机进行商谈。
[9]

波兰方面的问题更大，持续时间更长。雅尔塔会议决定将成立波兰政府的问题交给莫洛托夫、哈里曼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尔组成的三人委员会去研商。这个莫斯科委员会成了决定波兰未来自由和独立与否的主战场。英国外交部致电美方说：“雅尔塔有关波兰的方案是个‘漂亮门面’，制定细节的责任大部分落到美、英驻莫斯科大使肩上。”哈里曼后来说，还没离开克里米亚，他和波伦就一致认为，“我们在雅尔塔刚完成的整个谈判，必须从下往上重新开展”。
[10]

西方盟国寄希望于三人委员会，伦敦的波兰流亡政府则不抱幻想。波兰驻华盛顿大使扬·切哈努夫斯基（Jan Ciechanowski）2月16日告诉美国代理国务卿格鲁：“在莫斯科成立的这个委员会将被莫斯科控制。”他晓得大势已去。在私底下他问格鲁，一旦盟国撤销对伦敦流亡政府的承认，美国将如何对待他和他的部属，格鲁也说不上来。
[11]

雅尔塔会议之后的几星期里，波兰人率先提出质疑。美国媒体界及政治界批评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人士代表波兰裔选民发难。2月14日的《华盛顿邮报》刊出一篇报道，标题是：“伦敦波兰人炮轰三巨头国界协议，指控会议违背《大西洋宪章》。”《华盛顿先驱时报》也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更耸动，名为“半个波兰奉送给斯大林”。有些评论员指波兰协议是“由斯大林决定大部分条件的妥协”。伯顿·肯德尔·惠勒（Burton Kendall Wheeler）和亨里克·希普斯特德（Henrik Shipstead）两位参议员，以及约翰·列辛斯基（John Lesinski）和阿尔文·奥孔斯基（Alvin O’Konski）两位众议员，还有波兰裔美国人社群领袖，纷纷跳出来批评协议。
[12]

对丘吉尔而言，波兰当然是更棘手的问题。早在2月12日，自由波兰驻英大使拉陈斯基伯爵就拜会英国国务大臣理查德·劳（Richard Law），要求后者清楚说明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拉陈斯基立刻指出波兰方案有以下几项弱点：卢布林政府继续存在，没有讲清楚在改组后的政府中非共产党人士将占几席，协议提到反纳粹政党，苏联方面将借题发挥。他也提到，在谈判中，波兰的东侧国界和西侧国界首度被分开处理。拉陈斯基从英方听到的说辞，没有一项能缓解他的忧虑。他特别点出，协议已经使得和西方盟国于意大利并肩作战的波兰部队中，出现了责难的声音。

五天之后，意大利战场盟军统帅亚历山大元帅亲耳听到意大利境内波军司令官瓦迪斯瓦夫·安德斯（Władysław Anders）将军告诉他波兰士兵的忧心。安德斯质问他的长官：“在这场会议里，波兰没有代表出席，无从表达它的观点，可是它的政府却被解散，宪法遭到废除，所有条约也失去效力，请问，忠诚的波兰人被置于何地？”安德斯说，他“一向对他的部队训示，大家是为波兰而战。现在他们要问：为谁而战？为何而战？”亚历山大没办法给他满意的答复。他说，虽然他出席了雅尔塔会议，但他没有参加讨论政治议题的会议，因此只能劝安德斯等人要忍耐。他承认波兰部队没有立场在意大利战场参加重大作战，也答应不让波兰部队投入战斗，只要求他们守住现在驻守的防线。雅尔塔会议决定的消息开始在前线造成问题了，而丘吉尔在雅尔塔时早就提出了这一警告。
[13]

2月21日，丘吉尔接见安德斯将军，发现他心情十分沮丧，预言“波兰完了”。不仅阿尔齐谢夫斯基领导的波兰政府及效忠于它的波兰部队批评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而且英国政府的波兰人盟友米科瓦伊奇克及其团体也不满意。雅尔塔公报公布后，米科瓦伊奇克发现自己遭到波兰人媒体的抨击，媒体声称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参考了他的建议。这位前任总理以英文及波兰文发表了抗议。英文版出现在2月16日的《每日先驱报》（Daily Herald
）上。米科瓦伊奇克声明，他从来没有建议将波兰的东侧国界和西侧国界分开处理，他主张波兰保有利沃夫，他也从来没有主张过要扩大或改组现有的卢布林政府。

英国外交部担心米科瓦伊奇克的观点会影响英国的舆论，不等丘吉尔和艾登回国，就先安排和他们的盟友会面，以便安抚他们。艾登在2月20日一下飞机，就立刻和米科瓦伊奇克及波兰前任外交部长罗默会面。艾登对于他们的反应感到非常失望：“我曾经告诉自己，帮助别人就不要期待会得到感谢，但我必须坦白，我没料想到这些绅士会对克里米亚会议达成的安排如此猜疑，如此苛评。”阿尔齐谢夫斯基阵营造反，蔓延到米科瓦伊奇克的追随者，很快也传染了英国政治圈。
[14]

丘吉尔于2月27日向下议院报告，报告中引发最大争议的是有关波兰问题的解决方案。丘吉尔的演讲不止一次被打断，25名下议院议员（其中大部分来自首相自己所属的保守党）投票反对首相提出的批准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动议案，认为它们违背了英国对其波兰盟友的责任。紧盯着辩论的戈培尔当然注意到这股异议力量。他在日记中写道：“对雅尔塔决定的批评来自保守党。这群保守党议员形成一个核心，早就在积极筹划，如果不能把丘吉尔拉回正确路线的话，就拉他下马。在这个圈子里，他们嘴里讲波兰，其实意在德国。”
[15]

戈培尔错了。这场辩论的焦点是波兰问题，而且争论才刚开始。奉命研商波兰新政府组成问题的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尔三人委员会一召开，局面就进入了新阶段。委员会于1945年2月23日首次开会前，英方希望避免重蹈雅尔塔覆辙，坚持先和美方就共同策略进行磋商。他们认为，即使苏联认为西方盟国合伙对付他们，但若是英、美在许多重要议题上都立场一致，就可在很大程度上抵消这一负面形象的效应。西方的目标是确保非共产党人士在新政府里有足够的代表席位，并且确保他们有力量影响决策及其执行。

英国怀疑莫洛托夫会利用卢布林政府做挡箭牌，否决西方两位大使推荐的非共产党人士。他们建议，除非是一致决议，否则不得阻止任何人受邀前往莫斯科。英国外交部对其驻莫斯科大使的训令是：“因此我们应该提议，委员会应立刻邀请‘卢布林’代表和不特定人数的波兰国内外代表到莫斯科，在委员会主办下，自行讨论如何组成有代表性的政府，如何分配重要职位，以及在大选之前应如何行使总统的职权等问题。”
[16]

英国人分析对了。莫洛托夫搬出卢布林政府，不肯邀请西方盟国推荐的一些波兰重要政治人物与会，其中最主要的人物就是米科瓦伊奇克。莫洛托夫希望先邀卢布林政府代表来讨论，稍后再加入非共产党人士代表。西方大使在莫斯科居于重大劣势，他们缺乏可靠的信息，协调又欠佳，他们的安全防线也遭到突破。苏联通过他们布建在西方的许多间谍，已经掌握了英、美之间的分歧和计划。苏联的间谍表现卓越，向上级提供了有关英、美在谈判时的战略战术的正确信息。

根据苏联情报机关的官方历史，苏联领导人在1945年3月和4月就已经掌握了英国外交部发给克尔大使的训令，这份训令写于雅尔塔会议之后不久，明确了英国对波兰新政府组成的立场。他们还取得一封英国外交部信件的副本，信件谈论的是安德斯将军对雅尔塔决定的反应。这些文件副本直接从伦敦送到莫斯科，由剑桥五杰成员提供。
[17]

1944年夏天，剑桥五杰之一唐纳德·麦克莱恩调到英国驻华盛顿大使馆任职，开始通过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纽约工作站提供有关英美关系的情报。他提供的文件被认为十分重要，而且时间非常敏感，因此不像一般情报经由外交邮包送回莫斯科，而是编成密码，以电报加急传送。1945年3月间，英国外交部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克尔、驻华盛顿大使哈利法克斯的通信，就是以这种方式被传送到莫斯科的。

通过麦克莱恩，苏联领导人获悉克尔和哈里曼已决定坚持从伦敦推荐两人，从波兰境内提名两人，要求让他们加入未来的政府。他们也得知，哈里曼推荐来自伦敦的米科瓦伊奇克和格拉布斯基两人，以及来自波兰境内的斯坦尼斯瓦夫·库特齐巴（Stanisław Kutrzeba）教授。麦克莱恩的电报也透露美、英双方在一个方面的意见不同。英国准备就苏联在波兰的行动和莫洛托夫对抗，美方则宁可采用比较温和的语言。根据麦克莱恩提供的一份哈利法克斯大使的电报，美国国务院认为英国要送交莫洛托夫的文稿语气过分尖锐，展现“对苏联在波兰的意向高度不信任”。哈里曼认为必须向米科瓦伊奇克施压，要他即便不支持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至少也必须发表声明接受它们。
[18]

关于是否先邀请卢布林政府代表的辩论，集中在对雅尔塔宣言里某一段文字的诠释上面。这段话是：“莫洛托夫先生、哈里曼先生和克尔爵士获得授权成立委员会，首先在莫斯科与现有临时政府成员及波兰国内外的其他波兰民主领袖进行磋商。”在第一次会议上，莫洛托夫建议他们请临时政府代表过来，同意了要受邀到莫斯科的其他人士的名单。克尔奉令回答：“关于这个问题的决定不应等候华沙波兰当局。”莫洛托夫则端出雅尔塔文件的说法，美、英两位大使终于同意可以先请华沙波兰当局代表到会。
[19]

他们后来撤回同意，声称莫洛托夫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文字的解读有误。帮助起草协议这一部分文字的波伦人在华盛顿，被请教之后，他说，“首先”不是指首先和华沙当局磋商，而是委员会“首先”在莫斯科开会——有一个假设是稍后也可在华沙开会。固然原始用意可能如此，但文件里并没提到可能要到华沙开会。莫洛托夫不是第一个把句子解读成“首先和现有临时政府成员在莫斯科磋商”的人。英国大使馆有份文件，标题是“或许可能推销给莫洛托夫的有关成立波兰委员会的说辞”，文件在2月22日，即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的前一天，送到了驻莫斯科美国大使馆，这份文件做出了同样的解读：“兹建议委员会首先应会见目前在华沙运作的临时政府之代表，再和波兰其他民主党派代表会面，然后再和全体协商。”
[20]

委员会还碰到了对“民主”和“法西斯”有不同诠释的问题。辩论始于雅尔塔，丘吉尔和艾登站在同一边，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则在另一边，问题一直吵到莫斯科。3月6日，莫洛托夫暗示西方大使推荐的人选“可能不是真正的民主人士”，他指的是克拉科夫大主教萨皮阿。据莫洛托夫说，萨皮阿大主教“曾经反对增设公立学校，理由是太奢侈了”。在苏联人眼里，一个人如果不完全是民主派，那么离法西斯分子也不远了。莫洛托夫说：“我们可能会犯错。如果我们不听华沙方面的建议，我们中间就可能出现法西斯分子。”

丘吉尔警告曾出席雅尔塔会议的人，苏联预备用“法西斯分子”这个词随便给人扣帽子。只要批评政府，就很可能被扣上“法西斯分子”的帽子。2月8日的《真理报》就指控美国联邦众议员奥孔斯基，称他针对已解放的波兰散布“法西斯宣传”。苏联媒体也抨击“一些亲纳粹记者，比如《华盛顿邮报》恶名昭彰的布朗的报道”。戈培尔的宣传机器赞扬波兰流亡政府反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使得流亡政府成为苏联宣传战挞伐的对象。苏联媒体说：“流亡‘政府’政治破产，终于露出了受雇于希特勒的马脚，竟敢宣称克里米亚的决定是列强第五次瓜分波兰。”

美国大使馆对1945年头几个月苏联媒体报道的评论，使我们看清了苏联在雅尔塔会议时对民主的理解。苏联方面认为，像埃及选举那样的选举不过是腐败政客玩的把戏。苏联媒体也攻击美国式的出版自由，称它不足以作为全球表率。美国的“出版自由”并不是真正的自由，只不过是在为特殊利益服务，比起国有媒体差太多了。对苏联而言，民主指的是人民的力量，在共产主义先锋的治理下，人民才最能发挥力量。苏联并不否定西方盟国自称为民主国家的权利，但他们也从来不怀疑自己的民主性质。雅尔塔会议结束后，苏联媒体欢呼雅尔塔的决定是“民主大国”的成就。有一阵子，苏联领导人预备承认美国和英国是民主国家，但他们不会只让英、美享有民主大国的美名。
[21]

在西方领导人中，丘吉尔最早看出了苏联及其西方同情者滥用民主术语的危险。在1944年12月，他于英国议会阐释他所了解的民主真谛。当时，丘吉尔因下令镇压希腊的共产党民兵而在议会内受到攻击，他辩驳道：“谁是民主的友人，又晓得该如何诠释‘民主’这个词的意义？我的理解是，朴实的老百姓，就是有妻小的凡夫俗子，在国家有难时执干戈以卫社稷，在适当的时机踏进投票所，在选票上勾出他希望能被选入议会的候选人——他才是民主的根基！”丘吉尔认定在希腊的反对力量是希望建立极权主义政权的武装团体，是“最不能代表民主的”。
[22]

[1]
Joseph Stalin,Order of the Day,no.5,http://www.ibiblio.org/pha/policy/1945/450223a.html;N.V.Novikov, Vospominaniia diplomata.Zapiski 1938–1947(Moscow,1989),280–83.

[2]
My Dear Mr.Stalin,298–99.

[3]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89–97;Abel and Harriman, Special Envoy,419–20.

[4]
My Dear Mr.Stalin,300–302.

[5]
Deane, The Strange Alliance,197–201;Abel and Harriman, Special Envoy,420–23;Arthur M.Schlesinger Jr.,“Foreword,”in Butler, My Dear Mr.Stalin,xv;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73–74.

[6]
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March 8,1945,Moscow,no.177/9,March 7–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7]
Protocol of conversation:Harriman,Kennan,Page,Molotov,Dekanozov,Pavlov,January 8,1945,Subject:Hungarian Armistice Negotiations,6;no.176/4,January 6–10,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George Kennan memo to Averell Harriman,January 13,1945,and Averell Harriman letter to Andrei Vyshinsky,January 13,1945,no.176/5,January 11–1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8]
Biographical information on Vyshinsky in NND 812006 record group 43:World War II Conferences,box 3,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Byrnes,Speaking Frankly,49–53.

[9]
Pierre de Senarclens, Yalta,trans.Jasmer Singh(New Brunswick,NJ,1987),78–80.

[10]
Instructions to A.Clark Kerr,no.177/3,February 18–22,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information telegram,Grew to Harriman,February 15,1945,no.177/4,February 23–2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FRUS:Yalta,pp.803–4,973;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12.

[11]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16,1945,Subject:Crimean Conference,Conversations,vol.6(26),Joseph Clark Grew Papers,Houghton Library.

[12]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from the Acting Secretary,February 14,1945,no.117/2,February 13–1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Fortnightly Survey of American opinion on International Affairs,”Survey no.21,February:First Half,February 20,1945,no.117/3,February 18–22,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3]
Record of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Polish ambassador and minister of state,February 12,1945,FO371/47578/2896,132–33,PRO;minutes of the meeting between Field Marshal Sir Harold Alexander,Supreme Allied Commander and Lieutenant-General W.Anders,Commander of Second Polish Corps,on January 17,1945,FO371/47580/2896,145–47,PRO.

[14]
Winston Churchill,“Poland,”February 21,1945,FO371/47579/2896,137–38,PRO;“Letter from M.Mikotajczyk,”Daily Herald,February 16,1945;memo on Mr.Harvey’s conversation with Mr.Romer,February 18,1945,FO371/47579/2896,218–20,PRO;Mr.Eden to Sir O.O’Malley,February 20,1945,FO371/47579/2896,125–26,PRO.

[15]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399–402;Krystyna Kersten, Jałta w polskiej perspektywie(London,1989),105–6; Final Entries1945,7,16.

[16]
British memo of February 18,1945,FO371/47579/2896,4042,PRO;TK,no.177/3,February 18–22,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1:331–32,339–44;Kersten,Jałta,111.

[17]
Ocherki istorii Rossiiskoi vneshnei razvedki,4:618–62.

[18]
Haynes and Klehr, Venona,53–54;Robert Louis Benson and Michael Warner,eds., Venona:Soviet Espionage and the American Response, 1939–1957(Washington,DC,1996),419–21,http://www.nsa.gov/venona/venon00108.cfm#29.

[19]
“Minutes of First Meeting of Polish Commission,Kremlin,February,1945,”1,no.177/4,February 23–2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From Harriman for the Acting Secretary,February 24,1945,no.177/4,February 23–2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FRUS:Yalta,973.

[20]
“A Possible Line of Approach to the Setting up of the Poland Commission to Be‘Sold,’if Possible,to M.Molotov,”February 22,1945,no.177/3,February 18–22,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1–92;Kersten, Jałta,114.

[21]
“Press.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13,1945,no.177/2,February 13–17,1945,February 1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To Secstate Washington,February 22,1945,no.177/3,February 18–22,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22]
Churchill, Triumph and Tragedy,293–94.

[B6]
《最高统帅命令（第5号。1945年2月23日于莫斯科市）》，载于《斯大林文集，1934—1952》（人民出版社，1985年），第440页。——编者注

第29章　间谍大战

1945年2月13日，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和他的僚属受邀到莫斯科的外交部宾馆，接受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的招待。斯退丁纽斯率领三名亲信助手马修斯、希斯和怀尔德·富特（Wilder Foote），在前一天从雅尔塔飞到莫斯科，继续讨论未竟事宜。虽然他们行色匆匆，只在苏联首都逗留一整天，但他们仍然挤出时间接受莫洛托夫的招待，到莫斯科大剧院观看《天鹅湖》的演出。
[1]

维辛斯基的敬酒词让斯退丁纽斯印象深刻。维辛斯基说：“苏联正全力向美国学习，已经掌握了许多美国著名产品的生产制造方法。”他希望苏联“在生产上不仅要赶上美国，还要超越美国”。虽然敬酒词指的是经济，但也牵涉到竞争力和美国的技术诀窍。苏联的模仿学习有时候并不是怀着善意进行的。维辛斯基或许不晓得苏联人处心积虑想窃取美国“曼哈顿计划”最高机密的技术信息，但他对苏联的间谍界而言绝非陌生人。

我们有理由相信，在这一天，或许是晚餐时，或许是后来在大剧院，维辛斯基会见了潜伏在美国代表团中、陪着斯退丁纽斯到莫斯科访问的一个苏联间谍。维辛斯基这个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搞公审的明星检察官、莫洛托夫在雅尔塔的股肱副手、几个星期后跑到布加勒斯特摔门的蛮牛，在代表红军的军事情报总局（GRU）向这个美国籍特工致谢时，一定是说尽了好话。次日上午，维辛斯基到莫斯科机场欢送美国代表团。斯退丁纽斯回忆道：“气温降到零下，外头飘着细雪。莫洛托夫穿一件黑色大衣，戴一顶黑色毛皮帽。维辛斯基仍是一袭外交部制服……在那里等着我们。我们从车上下来，乐队立刻奏出《星光灿烂的旗帜》，C-54运输机的铝合金机身在照明灯下闪闪发亮……这一幕挺感人的。”斯退丁纽斯带着一名苏联间谍一起飞回了美国。
[2]

在苏联情报机关看来，前景一片光明。3月30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派在华盛顿的站长阿纳托利·戈尔斯基（Anatolii Gorsky）向莫斯科的上级提出报告，报告内容涉及当月早些时候，他手下一名特工（在密电中代号“A”）和一个到过雅尔塔的苏联间谍（代号“阿莱斯”）会面的经过。由戈尔斯基以化名瓦季姆（Vadim）签名的这份加密电报说：

A和阿莱斯谈话，肯定了下列消息：阿莱斯自1935年以来即持续和“邻居”合作。过去几年，他是一组“邻居的见习生”的小头目，这些人大部分是他的亲戚。这组人和阿莱斯本人只专注搜集军事情报。据称，“邻居”对“银行”的材料不太感兴趣，他并未经常提供这类消息……最近，阿莱斯和他这组人马得到苏联颁奖。雅尔塔会议之后，阿莱斯已在莫斯科，据说与某位高层人士接触（阿莱斯暗示此人即维辛斯基同志），此君奉军方“邻居”指示，向他表示谢忱。
[3]

美国反情报机关在实施一项代号为“维诺那计划”（Venona Project）的行动时，拦截到了这份电文。（美国军事情报机关在1943年发起这项行动，侦测苏联情报通信，在战后多年仍在进行译码行动。）电文指出，美国出席雅尔塔会议代表团的一名团员，在会议后前往莫斯科，此人掌管一个苏联间谍网（“见习生”）。他不是替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的海外情报部门工作的，而是负责和“邻居”接触。依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当时的暗语，“邻居”指的是红军情报总局。苏联军事情报机关对“银行”（即美国国务院）的消息不感兴趣。这个间谍显然相当了解（银行）的信息，以至于渴望这些消息的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很羡慕“邻居”的成绩。这个间谍很成功，他潜伏了10年，苏联颁给他勋章，他还获得了维辛斯基的褒奖。但这位神秘的阿莱斯究竟是谁？他能提供给苏联情报负责人的是什么样的情报？

阿莱斯就是希斯，今天已经很少人怀疑这一点了。希斯是当时的美国国务院特殊政治事务办公室副主任，也是罗斯福组建联合国的开路先锋。他是出席雅尔塔会议的美国代表团团员，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到过莫斯科，20世纪30年代时曾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有亲戚可能是苏联“见习生”——希斯有个弟弟在美国国务院任职，太太的政治观点和他相同。到目前为止，希斯是最有嫌疑的人。他担负筹划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的重要工作，使得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美特工注意到了他的存在。他们决定与有竞争关系的军事情报总局的这位明星间谍建立联系。3月5日的电报报告说，代号“卢布”（Ruble）的特工［联邦调查局查出他真实姓名为哈罗德·格拉瑟（Harold Glasser）］奉命对阿莱斯进行评估，而格拉瑟说阿莱斯是“坚强、有决心的人，性格坚毅”，是“深知非法地位后果的共产主义者。不幸的是，他显然和所有本地的共产党员一样，只照自己的安全规则做事”。希斯和许多同情苏联的人一样，是基于意识形态理由替苏联工作的，显然认为自己是有自由之身的特工，不理会联络人下达给他的间谍任务指示。不论他技术上有什么不足，他都拒绝了格拉瑟要他和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华盛顿站长戈尔斯基接触的要求。
[4]

希斯被任命为旧金山联合国会议秘书长之后，成为媒体宠儿。《时代》周刊于4月16日报道了他履任新职的消息，指出“身材修长、哈佛毕业的希斯是美国国务院内前途无量的青年才俊”。据说，他在雅尔塔时被相中膺任这一要职。文章说，希斯将成为联合国创始会议的“重要人物”：“身为秘书长，掌握议程，他将在幕后拥有很大的力量，影响到谁能得利。”1945年5月28日《时代》周刊的另一篇文章，经其创办人兼发行人亨利·卢斯（Henry Luce）润饰（他很赞赏希斯在旧金山会议上的表现），称他是“年轻、英俊的……美国国务院职业外交官，奉派担任国际秘书长。处于数不清的烦恼当中，希斯却神态轻松，动作敏捷，他是复杂程度难以形容的会议机制的主宰者”。
[5]

但是，并不是《时代》周刊的每个编辑都为雅尔塔会议或希斯在雅尔塔及旧金山的表现感到兴奋。其中一位编辑惠特克·钱伯斯针对雅尔塔会议写了一篇负面文章，题目是“屋顶的幽魂”。他表示，斯大林决心继续沙皇的帝国主义政策，尼古拉二世应该会为他在东欧取得许多领土喝彩。钱伯斯后来声称他写这篇文章时并不知道希斯在雅尔塔的角色。后来，听说希斯在旧金山表现卓越，钱伯斯向同事抱怨，希斯是个共产党，却担任这么重要的职位。
[6]

钱伯斯本身在20世纪20年代及3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都是同情共产党的活跃分子，替其他为苏联当间谍的共产党人跑腿送信。在“大清洗”闹得如火如荼时，他“获邀”到莫斯科参观访问，他婉拒了，因为他晓得其他苏联间谍被狂热的斯大林派头目召回莫斯科，都没有好下场。不久，他就变成坚定的反共人士，单枪匹马向从前的共产党同僚发动战争。1939年9月1日，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一天，钱伯斯写信向主管情报事务的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 Jr.）举报希斯和华盛顿的一些政府官员是共产党人。当时这个案件没有受到重视，联邦调查局直到1942年才约谈希斯。希斯矢口否认参与了任何共产党活动。

1945年春天，希斯奉派到旧金山担任要职之后，联邦调查局对钱伯斯的指控又恢复了兴趣。联邦调查局向美国国务院内部安全部门通报，内部安全部门又约谈钱伯斯，钱伯斯重申了他的指控。可是，重启调查并无收获，内部安全部门也只能听任这位美国国务院明星自由行动。联邦调查局局长埃德加·胡佛却不肯罢休。他的探员于1945年5月又约谈钱伯斯，然后把对希斯不利的消息泄露给和调查局友好的国会议员，还有天主教会神父约翰·克罗宁（John Cronin），此人早在尼克松和麦卡锡掀起反共产主义浪潮之前，就以反共急先锋扬名全国。
[7]

希斯于1946年从美国国务院辞职，转任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会长，辞职并没有使他免受进一步迫害。1948年8月，美国和苏联为柏林遭到封锁对峙到达顶点时，钱伯斯和希斯被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House Un-American Activities Committee）传去公开对质。钱伯斯指控希斯是共产党员，希斯依旧否认自己加入共产党。案子在1948年11月和12月发生重大转折，钱伯斯遭希斯控告毁谤之后，提出了证据，就是藏在一个空心南瓜里的几份打出来的美国国务院机密文件副本，钱伯斯提供了副本的微缩胶片。钱伯斯说，这些文件是1937年至1938年从希斯及其太太普丽西拉（Priscilla）那里得来的，当时普丽西拉依苏联特工鲍里斯·贝科夫（Boris Bykov）的指示，用自家的伍德斯托克打字机打出了这些文件。

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突然具有了新的危险意义。它从揭露罗斯福政府若干官员具有共产主义信仰的论坛，转变为高调指责苏联渗透美国政府的地方。美苏关系在冷战第一阶段快速交恶制造出的间谍恐慌敲定了希斯的命运。追诉时效已过，当局无法起诉他的间谍罪行，但他在1951年1月因伪证罪被判有罪——他在如何结识钱伯斯和认识钱伯斯多久的事上说了谎，处五年有期徒刑。
[8]

希斯案象征着美国政治的分水岭。由于希斯以强烈支持“新政”自居，因此这个案件给罗斯福政府的自由派政策罩上了乌云，不仅暗示具有共产主义信念就会走上间谍之路，而且自由主义也难摆脱出卖国家利益之嫌。希斯果真是钱伯斯一口咬定、胡佛也相信的共产党党员和苏联间谍吗？还是说，他只是支持他的人士所说的猎巫行动的受害人？他的支持者来头都不小，包括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以及著名的政治评论家、《新共和》杂志创办人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在今天绝大多数的学者看来，收有戈尔斯基1945年3月30日报告、谈到“阿莱斯”活动的维诺那文件，就是胡佛在20世纪40年代所欠缺的“确凿证据”。苏联解体后才出现的苏联情报文件也指向同一个方向，对希斯更为不利。这一切使人无法怀疑，希斯的确曾替苏联当间谍，而且时间很长，且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仍有活动。
[9]

比较没有说服力的则是所谓希斯逗留雅尔塔期间，苏联情报机关每天接到他通风报信的说法。迄今仍无文件证据可以印证这个依据退休苏联情报官员或其家属回忆提出的说法。苏联情报人员有一个口头证词说，希斯在雅尔塔期间定时与苏联军事情报机关高层人员米哈伊尔·米尔施泰因（Mikhail Milshtein）见面，而这位米尔施泰因后来声称他在会议期间和手下一名间谍会面。如果确实如此，米尔施泰因在雅尔塔接触的也是希斯，那么希斯的苏联联络人关注的极可能是军事消息而非政治消息。得出这个结论的基础，是人们所知希斯涉及间谍活动的情况，以及他在雅尔塔对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联合国的立场。
[10]

1953年，波伦在联邦参议院外交关系委员会作证时说，希斯从来不曾在任何政策议题上向罗斯福总统建言。希斯担任的是斯退丁纽斯的顾问，从来没有出席过元首级会议，他只出席外长会议，而在全体大会只负责做笔记。波伦又说，他“不记得希斯曾对波兰、远东或任何事发表过意见，只记得他对联合国议题发表过意见”。波伦在雅尔塔会议结束二十几年后书写回忆录，他在回忆录中更进一步说，他在雅尔塔之前并不认识希斯。他写道：“在雅尔塔会议期间，他的脸上永远带着严肃的神情。他不是个外向的人，似乎对部属高高在上。”波伦声称，希斯根本没有采取亲苏联的立场，实际上还在美国代表团带头反对斯大林争取苏联在联合国大会多拿两席的方案，这个说法完全可以得到美国国务院文件的支持。
[11]

如果事实真如新证据所示，希斯的确替苏联当了间谍，那么他在雅尔塔的表现是令人困惑的。依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形判断，苏联并没有对他们最大的资产善加运用。然而，几年之后，希斯出席雅尔塔会议这件事却成为美国反罗斯福人士的一张王牌，他们不仅借此谴责雅尔塔，还抨击罗斯福的新政及外交政策。
[12]

斯大林从来不曾完全信任他的盟友，因此非常依赖他在海外布建的情报网来搜集他们的动态。他在雅尔塔会议之后加强了秘密情报活动。会议结束后不久，紧张关系就升级了，苏联领导人对间谍活动的重视程度也同步上升。苏联光在美国就布建了数百乃至数千名情报官员、特工和眼线，因此苏联情报机关不仅可把西方盟国在雅尔塔要采取计划的详尽内容提供给他们的政治上级，还能追踪会后盟国政策的变化。苏联间谍的报告激发了斯大林的疑虑，还造成了雅尔塔会议之后苏联与西方关系的恶化。

3月29日，斯大林召朱可夫元帅到克里姆林宫研究红军针对柏林的攻势。他拿出一份来自他在西方的“祝福者”的信给朱可夫看。朱可夫回忆说：“信上报告了希特勒的特务和盟国官方代表之间的幕后谈判，在谈判中，德国人提议，如果他们肯同意任何条件下的个别议和，德国就希望能结束战争。报告也说，盟国似乎拒绝了德方的请求。但是德国向盟国部队敞开通往柏林之路的可能性并不能排除。斯大林问：‘啊！你对这有什么看法？’他等不及回答，自己就接着说：‘我认为罗斯福不会违反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至于丘吉尔，他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13]

朱可夫在斯大林书房里读到的是有关“伯尔尼事件”（Bern Incident）的情报报告，涉及美国海外情报单位和德国在北意大利行政当局代表高度机密的接触。本案主要人物是美国战略情报局（中央情报局前身）伯尔尼站站长艾伦·杜勒斯（Allen Dulles），以及曾任希姆莱秘书处处长的卡尔·沃尔夫（Karl Wolff）。沃尔夫在大战的后几年转任纳粹党卫队驻北意大利司令官，主掌逼迁犹太人、镇压异议分子等任务。杜勒斯和沃尔夫于1945年3月8日在苏黎世第一次会面。战略情报局租了一间公寓，两人在公寓书房壁炉边谈话。51岁的杜勒斯是职业外交官和情报专家，他认为壁炉生火可使人心情放轻松，他希望在和纳粹党卫队高级官员第一次会谈时塑造这样的气氛。参加这次“炉边谈话”的人员有杜勒斯、他的助理格罗·冯·加韦尼茨（Gero von Gaevernitz），以及沃尔夫。

沃尔夫到苏黎世的行程并不顺利：瑞士境内这一头的火车因雪崩无法通车，沃尔夫和随行的几个纳粹党卫队官员必须沿铁轨步行，登上另一列火车。同车旅客中，有些意大利人认得沃尔夫，因此沃尔夫不得不躲躲闪闪，好不容易才上了火车。与杜勒斯会面前的几个小时也不好过。杜勒斯坚持在自己的地界会面，还让沃尔夫等了好几个小时。现在壁炉生起了火，又有威士忌，想必可使他轻松下来。

沃尔夫想办法给东道主好印象。谈话进行到第二天时，又有党卫军的欧根·多尔曼（Eugen Dollmann）加入。杜勒斯在上呈给华盛顿战略情报局总部的报告和后来的自传里，都提到了这个发生在1945年春天的事件，他强调沃尔夫不是希姆莱的代表，也没有质疑无条件投降的原则。杜勒斯奉华盛顿明确指示，不得与德国政治领导人谈判，也不得危及盟国要求无条件投降的要求。
[14]

在这次会面之前几个月，他已多次拒绝德方类似的谈判提议。但是，时间流逝，大战接近尾声，这位战略情报局的伯尔尼站长感到有必要做出具体成绩。上级赋予他的职责之一是协助军方安排西线德军投降，杜勒斯遂利用这一灰色地带，确保他密会沃尔夫的消息不会外泄。

不知是意外还是故意，杜勒斯3月8日就沃尔夫等人抵达瑞士的第一份报告里出现了一个错误，制造出的印象是，沃尔夫一行人当中也有意大利德军最高统帅阿尔贝特·凯塞林（Albert Kesselring）元帅的一个代表。其实，沃尔夫等四个人全是党卫队人员，沃尔夫能提供的，也只不过是保证德国警察和党卫队在北意大利将会合作。沃尔夫说他预备去和凯塞林谈，但很明显他并不代表德国军方。杜勒斯次日就更正了错误，但德军代表“据传预备确实承诺结束德军在北意大利的抵抗”这个错误信息已经进入情报管道，造成英、美方面军政首脑期望过高。更重要的是，这次接触之后，和纳粹党卫队人员在中立国家瑞士继续接触就有了正当理由。杜勒斯给这次接触取了个代号，叫“日出行动”。
[15]

杜勒斯所不知道的是，“日出行动”的主动权并不在他，而是由德国人先发动的，他们称之为“羊毛行动”，其目的在于分化盟国。“羊毛行动”的第一阶段，是通过路易吉·帕里利（Luigi Parrilli）男爵，在瑞士和英、美代表建立直接接触。（帕里利曾任好几家美国企业在意大利的代表。）行动计划诞生于纳粹党卫队和安全官员于1944年11月在维罗纳（Verona）的一次会议。后来经柏林党卫队情报总部核准，又于2月得到党卫队驻北意大利司令官沃尔夫的支持。

沃尔夫是个经验丰富的纳粹党工，他飞往柏林亲见希姆莱，并于2月4日，也就是雅尔塔会议的第一天，进见希特勒本人。元首并不反对沃尔夫和美方建立接触以分化盟国的计划。实际上，这代表沃尔夫可以展开行动，但事情若有差错，他就会成为替罪羊。他在党卫队的长官和同僚其实也想在纳粹政权崩溃前和西方建立接触，如果出了岔子，到时候他们一定会把他活活吞了。官方表面的说辞和个人试图保证自己在战后能够“软着陆”的努力混杂在一起，在吉多·齐默尔（Guido Zimmer）的日记中体现得特别清楚。齐默尔也是党卫队官员，在这次行动中扮演了积极角色，推荐帕里利当中间人的就是他。
[16]

帕里利的行动非常成功。他通过瑞士情报机关当中间人，在瑞士见到了杜勒斯的助理格罗·冯·加韦尼茨，加韦尼茨表示他愿意会见德国局级军官或党卫队官员。帕里利很快就偕同齐默尔以及多尔曼回到瑞士。他们在卢加诺（Lugano）和战略情报局另一位代表戴维·布卢姆（David Blum）见了面。这次会面打开了沃尔夫亲访瑞士之门，前提是释放被德国羁押的两名意大利抗德运动领袖。

杜勒斯对3月8日、9日和沃尔夫的交谈非常满意，建议盟军意大利总司令亚历山大元帅派代表到瑞士，和沃尔夫进行意大利境内乃至整个西线的德军投降交涉谈判。这个构想得到伦敦和华盛顿的批准，盟国派出两名将军到伯尔尼去和德方谈判。3月19日，他们在靠近意大利边界的一座别墅见面，但这次沃尔夫提供的信息不比十几天前的说法更乐观。沃尔夫原先的靠山凯塞林元帅已调离意大利，出任整个西线的最高统帅。沃尔夫拿盟国希望西线德军全面投降当幌子拖延时间，但终究证明他无法实现西方盟国的期待。
[17]

美方和沃尔夫在瑞士的历次谈判，虽然从未在瑞士的首都进行，却在盟国通讯上被冠以“伯尔尼事件”之名。到了2月中旬，伯尔尼事件已成为盟国高层外交争议的重心。西方领导人知道，斯大林对于西方盟国可能和德国个别议和的迹象特别敏感，因此他们一致认为最好别让斯大林知道他们在瑞士的接触。丘吉尔不理会美国只想照会莫斯科有这种初步接触的本意，直接向克里姆林宫征求同意。这样的一封电报在3月11日送达莫斯科，莫洛托夫次日立刻回答，要求苏联代表参加谈判。哈里曼觉得非常不妥，而美国驻莫斯科军事代表团团长迪恩也指出，东线德军被包围时，西方盟国也没有坚持要加入苏、德之间的谈判。美国官员认为，支持苏联的立场将会延迟谈判，可能出现“令人为难的要求”，破坏谈判。
[18]

英国接受美方的主张，因此苏联被告知，由于初步谈判事不宜迟，因此不能等候苏联派代表参加，但欢迎他们参加在亚历山大元帅卡塞塔（Caserta）总部的最后谈判。3月16日，莫洛托夫大怒，坚持应中断伯尔尼谈判。他在3月24日的信函中重申了这一要求，指控西方盟国背着苏联和德国谈判。同一天，罗斯福致函斯大林，认为整个事件纯属误会，他也说明保密是基于军事需要（信文由莱希代拟，总统签字）。罗斯福的电报对于杜勒斯在3月8日和沃尔夫的密谈只字未提，而亚历山大元帅派谈判代表到瑞士，则被解释为是为了查证有些德国军官有心安排投降这个“未经证实的消息”。罗斯福写道：“直到目前为止，我方代表试图安排与德国军官会面仍未成功，但这样的会晤依然存在可能性。”罗斯福走在只说一半实话和直接欺骗两者之间的模糊地带，信上不仅不提杜勒斯和沃尔夫的会谈，也不说3月19日见沃尔夫时，还有亚历山大元帅的代表在场，甚至除了规划在卡塞塔的受降典礼之外，不肯说任何接触是“会议”。

斯大林哪能接受这样的解释？他驳斥罗斯福把在瑞士的谈判和苏联与东线德军交涉投降相提并论。苏联与东线德军交涉时，德军已被包围，除了投降以免遭到歼灭之外，他们别无选择。可是，西线的德军并没有被包围，也没有被歼灭之虞。斯大林说：“即使北意大利的德军希望通过谈判投降，并向盟军打开防线，他们一定也有其他一些会影响到德国命运的更长远目标。”斯大林没有隐藏他的担忧，他不希望看到，德国最高总部不再和英、美盟国交战，却在东线继续作战。为了支持自己的论点，斯大林（可能也晓得实情非如此）声称，德军借瑞士谈判的掩护，已经从意大利抽调几个师到东线去了。

罗斯福不确定是否要答复斯大林的信，但还是在3月31日签署了由莱希和马歇尔代拟的回信。罗斯福在这封电报里提到，德军调走三个师（其中两个师调到东线）发生在瑞士谈判开始之前。这封信也断然否认有任何谈判存在。罗斯福说：“从来没有展开任何有关投降的谈判。我必须重申，在伯尔尼的会谈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安排和德军军官接触，而不是要进行任何谈判。”美方和英方说的话相互矛盾。罗斯福这厢继续否认有任何谈判，亚历山大元帅却告诉苏联，盟国于3月19日和沃尔夫进行了会谈。

斯大林越发疑虑。4月3日，也就是接到亚历山大元帅电报的第二天，斯大林改变口气，表示总统“没有完全了解”，暗示自己不相信罗斯福的话。下一句话透露出他的惊慌，表现出他希望把西方盟国逼入守势。他提到他的“军方同僚”已经掌握了情报：“谈判的确举行了，也和德方达成了协议。西线德军统帅凯塞林元帅将向英、美部队打开防线，让他们东进，而英、美则承诺放宽对德停战条件作为交换。”

现在可轮到美国人吃惊了。战争部长史汀生建议他的同僚，“有鉴于斯大林及其僚属现在极为敏感”，他们在撰写回复时要十分小心。罗斯福发往莫斯科的下一封信由马歇尔主笔，经莱希修订。信上表示，总统很“惊讶”接到斯大林的前一封信，总统再次否认在瑞士进行过任何谈判，并且坚称在瑞士的会谈“完全没有政治意涵”。这封信也试图把盟国之间的误会推到德国身上。“我确信任何时候在伯尔尼都没有进行谈判，我觉得你这方面的情报一定得自德方。德国一直在努力挑拨我们之间的关系，设法逃避他们对战争罪行的责任。如果那是沃尔夫在伯尔尼的目的，你的信证明他已经相当成功。”罗斯福也质疑斯大林消息来源的可靠程度。

斯大林在4月7日发出的信口吻就缓和多了。“我4月3日的函件，重点不在诚信和可信任与否。我从来没有怀疑过你的诚信。”他依然坚持苏联有权出席有关西线的任何谈判。为了支持他先前说德国和西方盟国已达成协议的说法，他指出，东线德军猛烈抵抗，而在面对美、英的前线却缺乏作战意志。他写道：“至于向我提供情报的人士，我可以向你担保，他们是诚实、谦虚的人，尽责地执行任务，无意冒犯任何人。他们在许多情况下都经受住了考验。”他附了一封安东诺夫将军给迪恩将军信件的副本给罗斯福。安东诺夫在信中挑明，美军提供给苏联司令部的有关德军在东线的情报，有许多错误不实的地方。
[19]

谁是斯大林所谓“诚实、谦虚的人”，又知道谈判的存在？英、美方面都认为是德国人把伯尔尼谈判的情报泄露给斯大林的。丘吉尔的亲信比弗布鲁克勋爵就这么认为，他甚至建议首相逼问斯大林，要他交代苏联对伯尔尼谈判了解到了什么程度。如果丘吉尔真的去问，而斯大林也决定满足比弗布鲁克勋爵的好奇心，那么英、美人士都会大吃一惊。

20世纪70年代时，苏联有个轰动一时的电视剧《春天的十七个瞬间》，描述沃尔夫在瑞士谈判的故事。剧作家指苏联有位间谍马克斯·奥托·冯·施蒂利茨（Max Otto von Stirlitz）是在伯尔尼击破“个别谈和”企图的功臣。好几代的苏联和东欧电视观众都被灌输了这种认识。真相其实平淡无奇。施蒂利茨的原型是一个赌鬼，盖世太保雇员维利·莱曼（Willy Lehmann），他于20世纪20年代末期被苏联吸收为间谍。他在1942年遭德国反情报单位查获，旋即枪决，因此在伯尔尼谈判开始之前就已不在人世。莱曼被捕之后，苏联在纳粹安全部门之内已无潜伏特工可以报告德国与西方接触的内幕。
[20]

苏联情报机关的官方历史在苏联解体后才出版，它的作者们声称有关伯尔尼谈判的情报来自“剑桥五杰”成员。4月9日，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报告说，根据在伦敦得到的情报，在凯塞林元帅被调去担任西线总司令之前，他或两名德军高级军官曾与盟国就意大利防线德军投降一事进行谈判。这份情报的来源是一名美国联邦调查局探员，他从由意大利飞到英国的一位战略情报局员工那里听到了伯尔尼谈判的消息。苏联特工又从英国反情报机关军情五处的主管盖伊·利德尔（Guy Liddell）那里证实了这一传言。安东尼·布伦特当时正在军情五处任职，与利德尔亲近，因此认定这个消息是由布伦特传到苏联的，应是公允之论。消息反映出许多未直接参与谈判的盟国官员错误的想法，他们以为盟国是在和凯塞林进行谈判，可是又正确地说明了他们的目标：与意大利前线德军交涉投降事宜。
[21]

这不是苏联听说的第一次试探性接触。苏联国家安全人民委员部驻华盛顿站在1944年6月报告说，艾伦·杜勒斯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Walther von Brauchitsch）元帅有过一次会面，德国其他军官也企图和杜勒斯建立接触。这份报告指出，美国国务卿赫尔告诉杜勒斯，在没有其他盟国参加的情况下，千万别和德国谈判。这份情报的源头在美国国务院，可能就是希斯提供的。
[22]

如果说有任何事会让斯大林焦虑，那就是西方盟国和纳粹德国之间个别议和的可能性，或者是更现实的，德国向英、美部队开放其西线防线，让后者可以抢在红军之前占领德国乃至一部分东欧。斯大林在德黑兰会议时，最关切的是西方盟国是否会开辟第二战场；现在，他担心的则是这个战场进展太快。1945年3月底，斯大林接见到克里姆林宫拜访的捷克斯洛伐克代表团，向他们公开表达自己对西方盟国的不信任。他表示：“我们正在和德国人作战，将会坚持到底。但是我们必须记住，我们的盟国试图解救德国，与他们达成协议。我们对德国人将绝不宽贷，但我们的盟国却将善待他们。”
[23]

伯尔尼危机有助于斯大林逼其盟国采取守势，自己全力占领东欧。杜勒斯奉令切断和沃尔夫的一切接触，而北意大利的德军在5月2日之前都没向盟国投降，这一天，也就是希特勒死亡两天之后，他们才解除了德军将领对元首的效忠誓言。西方盟国现在必须更加小心来自德方的新做法。他们不敢肯定斯大林知道多少。斯大林知道罗斯福生怕苏联退出尚未成立的联合国，他可不会让伯尔尼事件妨碍符合其心意的协议条款实现。这包括现已迫在眉睫的苏联加入对日战争——苏联于4月5日宣布《苏日中立条约》作废。

罗斯福发给斯大林的最后一封信，日期是1945年4月11日。他指出，伯尔尼事件终于“成为过去”。这件事落幕了，却在盟国关系上造成了重大伤害，摧毁了雅尔塔会议之后尚存的互信基础。伯尔尼事件标志着东西关系新阶段的开始，在冷战的数十年里产生了重大影响——那是个地缘政治偏执造成间谍活动猖獗的时代。在冷战的过程中，就和在1945年3月时一样，两大阵营的特工既能平息他们上级的忧惧和猜疑，又能煽风点火。
[24]

[1]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85–86;Edward Flynn to Helen Flynn,February 17,1945,Moscow,Yalta Trip—Letters to Family,container 25,Edward J.Flynn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February 16,1945,Moscow,special files,World War II,no.177/2,February 13–1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2]
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286–88.

[3]
Allen Weinstein and Alexander Vassiliev, The Haunted Wood: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The Stalin Era(New York,2000),269;Benson and Warner, Venona,423;cf.http://www.law.umkc.edu/faculty/projects/ftrials/hiss/hissvenona.html;cf.Russian text of the message at http://homepages.nyu.edu/–th15/russianvenona.html,and its retranslation at http://homepages.nyu.edu/~th15/venonaretranslation.html.

[4]
Allen Weinstein, Perjury(New York,1997),182–84;Weinstein and Vassiliev, The Haunted Wood,5–12,40–44,summarized in Theodore Draper,“The Case of Cases,”New York Review of Books 44,no.18(November 20,1997):13–18;no.19(December 4,1997):16;John Earl Haynes,Harvy Klehr,and Alexander Vassiliev, Spies,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New Haven and London,2009),1–31.

[5]
“Chief Clerk,” Time,April 16,1945;“Cast of Characters,” Time,May 28,1945.

[6]
Whittaker Chambers,“The Ghosts on the Roof,” Time,March 5,1945;Schlesinger, Act of Creation,105.

[7]
Sam Tanenhaus, Whittaker Chambers(New York,1997),188–93;Weinstein, Perjury(1978),344–47.

[8]
Draper,“The Case of Cases,”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November 20,1997):13–18;(December 4,1997):22–24.

[9]
Weinstein, Perjury(1997),182–84;Weinstein and Vassiliev, The Haunted Wood,5–12,40–44;Eduard Mark,“Who Was‘Venona’s’‘Ales’”?Cryptanalysis and the Hiss Case,” Intelligence and National Security18,no.3(Autumn 2003):45–72;Eduard Mark,“In Re Alger Hiss:A Final Verdict from the Archives of the KGB,” Journal of Cold War Studies11,no.3(Summer 2009):26–67.

[10]
Jerrold and Leona Schecter, The Sacred Secrets:How Soviet Intelligence Operations Changed American History(Washington,DC,2002),130–31.

[11]
Charles E.Bohlen,“Testimony Concerning Nomination as Ambassador to Russia,”in Richard F.Fenno Jr.,ed., The Yalta Conference,2d ed.(Lexington,MA,1972),130–33;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94.

[12]
Susan Jacoby, Alger Hiss and the Battle for History(New Haven,CT,2009).

[13]
Zhukov, Vospominaniia i razmyshleniia,2:290–91.

[14]
Allen Dulles, The Secret Surrender(New York,1966),87–111.

[15]
Bradley F.Smith and Elena Agarossi, Operation Sunrise:The Secret Surrender(New York,1979),81–85.

[16]
Richard Breitman,“Record Group 263:Records of the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Records of the Directorate of Operations Analysis of the Name File of Guido Zimmer,”http://www.archives.gov/iwg/declassified-records/rg-263-cia-records/rg-263-zimmer.html.

[17]
Smith and Agarossi, Operation Sunrise,101–83.

[18]
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32–33.

[19]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 and the Presidents of the USA and the Prime Ministers of Great Britain during the Great Patriotic War of 1941–1945vol.2, Correspondence with Franklin D.Roosevelt and Harry S.Truman(August 1941–December 1945)(Moscow,1957),192–209;cf.Smith and Agarossi, Operation Sunrise,108–11.

[20]
Mark Shteinberg,“Kto Vy,shtandartenfiurer Shtirlits?”http://www.russian-bazaar.com/cgi-bin/rb.cgi/f=mste&auth=1&n=29&y=2003&id=mste.2003.7.10.22.22.27.29.istina.15.37&back=1.

[21]
Ocherki istorii Rossiiskoi vneshnei razvedki,2:648.cf.idem,194–95.

[22]
Haynes and Klehr, Venona,100–108.

[23]
Roberts, Stalin’s Wars,243.

[24]
My Dear Mr.Stalin,321.

第30章　斯大林坚决固守

伯尔尼危机达到顶点时，苏联驻华盛顿大使葛罗米柯照会美国国务院，表示原本要率领苏联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的莫洛托夫外长，因为要出席最高苏维埃会议，所以必须留在莫斯科。3月24日，罗斯福直接向斯大林发出请求，要求他至少派莫洛托夫出席开幕式。他写道：“我怕莫洛托夫先生的缺席会被全世界解读为……苏联政府对此次会议的伟大目标缺乏兴趣。”斯大林不为所动，莫洛托夫仍然留在莫斯科。斯大林回复说：“虽有各种不同解读，但你要了解，这不能改变已经做出的决定。”
[1]

斯大林是在生罗斯福的气，准备破坏他最在意的一件事。不过他决定让莫洛托夫留在国内，是因为华盛顿的苏联大使馆和美国国务院之间发生了另一桩争议，而它涉及苏联加盟共和国乌克兰、白俄罗斯出席旧金山会议的问题。3月12日，葛罗米柯通知美国国务院，乌克兰、白俄罗斯有个30人代表团将会抵达旧金山参加会议。这个消息对美方来讲完全出乎意料。国务卿斯退丁纽斯气炸了，后来承认说，他“为这件事和葛罗米柯吵了一架”。他念起了为接见这位苏联大使而准备的文件，声明“在克里米亚会议上已经明确决定，这两个共和国不会受邀赴旧金山”。这就言过其实了。事实上，美苏双方离开雅尔塔时对此并无共识。

斯退丁纽斯要求罗斯福亲自向斯大林说话。希斯代拟了一封罗斯福去函的草稿交给斯退丁纽斯，信中包含了对斯大林的警告：“坦白说，就影响到美国民意对此次拟议的组织的支持而言，以及其他政府的态度而言，困难似乎远比我想象的大。”希斯强烈建议斯退丁纽斯不要发出这样的信函。他引述美国国务院其他高级官员的意见提醒说，美方已向斯大林提出或即将提出一些其他重要议题，再送出这封信，“会使这种沟通方式失去真正的意义”。美国国务院资深人员设法安抚斯退丁纽斯，建议他先和葛罗米柯会面。这个战术奏效了，美方没有发函给斯大林。国务卿另于3月29日致函大使，正确地指出在雅尔塔，“就这些共和国代表出席旧金山会议一事，并未规定任何义务”。
[2]

美苏双方总算避开了外交摊牌，但苏联并未改变立场。当国务次卿格鲁向葛罗米柯宣读美方意见时，苏联大使答道：“这不是我们的解读。”最后胜出的是苏联的解读。到了3月底，罗斯福在雅尔塔向斯大林做的承诺已不再是秘密：美国派到旧金山会议的代表团人员向新闻界放出了这个消息。对于政府竟然违背一国一票这一既定原则，美国民众大为愤慨。政府很快取消了美国要求多分几席的方案。现在，乌克兰、白俄罗斯代表团可以在不惹起猜疑的情况下与会了，因为秘密协议已经曝光，大家都知道了。

美国政客和外交官不得不绞尽脑汁检讨和推卸，想方设法向民众说明他们为何如此不择手段，而苏联可没有这种顾虑。4月底，乌克兰、白俄罗斯代表团团员穿着以政府公帑购置的全新“美式西装”，抵达旧金山参加会议。美、英依据协议表态支持，这两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遂获准加入联合国。葛罗米柯在回忆录中写到，在旧金山会议期间，“苏联代表一直觉得西方代表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人，思考方式完全不一样。”
[3]

3月间，斯大林突然改变了他在德国分割问题上的立场，原因不是国内的舆论，而是地缘政治方面的考虑。这是彻底的政策转变——无异于交出他在雅尔塔从盟国那里好不容易争取到的重大让步。当时他还坚持，在提交给德国的投降书中一定要加上“分割”这个词。

处理分割德国问题的伦敦委员会首次会议于3月7日召开，出席者有英国外交大臣艾登、英国驻欧洲咨询委员会大使威廉·斯特朗（William Strang）、苏联驻伦敦大使古谢夫，以及美国驻英大使约翰·怀南特（John G.Winant）。艾登给委员会草拟了一份指令，建议委员会首先研究德国是否的确需要分割，以及控制德国工业、解除德国武装是否足够。古谢夫于3月10日拍发电报向莫斯科示警。6天之后，他向斯特朗指出艾登的指令和雅尔塔所做的决定之间有矛盾。斯特朗同意修订指令。然而，古谢夫于3月24日接到莫洛托夫的电报，电报指示他接受英方的版本，并且照会委员会，苏联认为雅尔塔有关分割的决定是其他措施都失败后，对德国施加压力的手段。盟国外交官大感意外，明显松了一口气。
[4]

究竟为什么苏联政策会来个大逆转呢？李维诺夫在雅尔塔会议前夕准备的备忘录显示，分割德国是苏联当局的目标之一。莫斯科方面普遍认为这是消除德国威胁、给予苏联一二十年喘息空间的主要工具，在那之后苏联又可以再次准备对抗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了。但是，这样的路线遭遇了始料未及的抗拒。雅尔塔会议之后，艾登在伦敦委员会中继续运作就能表明，即使苏联在雅尔塔赢了战役，战争还是持续不停。苏联虽然赢了，却没有西方盟国承诺支持，分割实际上是不可能实行的。斯大林不免要仔细考虑。
[5]

要确保能从整个德国取得赔偿，势必需要一个强大的中央政府。鉴于德国的工业重镇都在西方盟国占领区之内，如果苏联想染指德国的工业设施，就非得与西方维持良好关系不可。因此，莫斯科决定放弃分割德国的打算，改为争取宣传效果。莫洛托夫向古谢夫解释政策为何突然大逆转，他说：“英国人和美国人先提出了分割德国的问题，现在又把分割的责任推到苏联身上，想要在全世界舆论面前污蔑我们国家。”从此以后，斯大林就可以向威廉·皮克（Wilhelm Pieck）和其他德国共产党领袖宣称，分割德国是资本主义的主意了。

在那之后的数十年里，这成了苏联的官方路线。编辑苏联有关德黑兰会议和雅尔塔会议记录的官员，甚至删掉了不少斯大林赞同分割德国的言论。斯大林让他们的删改工作相当容易。因为他不像罗斯福和丘吉尔，他根本没有提出分割德国的明确计划。即使在雅尔塔，他也只是发问，以便“确实弄清三国政府的意向”。5月9日是苏联官方的战胜纪念日，当天斯大林向全国人民发表演说，表明苏联“并不打算分割或摧毁德国”。盟国后来在1945年6月提出的德国投降条件中并没有分割的条款。这是非常大的转变，而更多的转变还在后面。
[6]

东西关系日趋紧张，苏联被迫放弃他们在中欧的原始计划，也决定不全面榨取在雅尔塔达成的分割德国的利益，苏联决定加强作为，充分利用雅尔塔对波兰协议的模糊条文。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尔三人在莫斯科的谈判毫无进展，到了2月底，罗斯福在丘吉尔的怂恿下，决定直接向斯大林发出请求。罗斯福于3月31日送出的电报的口吻，和他在3月初在美国国会演讲时的口气大为不同。他说：“我不能向你隐瞒，自我们在雅尔塔会议取得成果以来，我对具有共同利益的事件的发展相当忧心。”他感到惋惜，“全世界都在期待，可是我们在执行会议的政治决定方面，尤其是在有关波兰问题的决定上，却遗憾地缺乏进展”。罗斯福也表示他很疑惑，为何《被解放的欧洲宣言》的条文似乎在罗马尼亚不适用。

话题转到莫洛托夫、哈里曼和克尔三人的莫斯科委员会的工作上，罗斯福质疑波兰共产党选择或剔除未来波兰政府人选的权利。当然，“改组”会有问题，罗斯福希望充分利用他在雅尔塔接受的含糊说法。他写道：“虽然卢布林政府即将改组，其成员扮演主要角色乃是事实，但是这需要以构组新政府的方式去做。这一点在协定里已有多处讲得很清楚。我必须对您明白正告，任何解决方法若是造成华沙现政府的持续存在，都将是我们无法接受的，也将使得美国人民把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视为骗局。”总统后来删掉“骗局”，换成“已经失败”。他坚持西方大使有权在不受限制的情况下，邀请他们选出的人到莫斯科去，他们也有权前往波兰。
[7]

这封信由罗斯福签名发出，但幕后推手是丘吉尔。丘吉尔检查了原稿，又在电文中加入了一些自己的意见。3月间，丘吉尔接连去信催促罗斯福介入东欧事务。他晓得，没有美国的支持，他的话在克里姆林宫不会有太大的分量，而且在罗马尼亚问题上，他觉得自己没有立场和斯大林交涉。他告诉罗斯福，斯大林可以顶他一句：苏联既然没有干预希腊局势，在罗马尼亚就应当享有行动自由。苏、英在巴尔干划分势力范围，使得《被解放的欧洲宣言》沦为笑柄。丘吉尔因此无法对苏联在罗马尼亚的行动置喙，他在波兰的行动自由也受到了限制。
[8]

斯大林思考了一个星期，才回复罗斯福的来函。斯大林说：“波兰问题的确已经走进了死胡同。是什么原因呢？因为美国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莫斯科委员会成员——背离了克里米亚会议的原则，引入了克里米亚会议没有规定的新元素。”斯大林重申他对雅尔塔有关波兰政府说法的理解，认为协议决定在现有政府基础上成立新政府，而他声称两位大使，尤其是哈里曼，完全漠视现有政府，试图带一些不承认雅尔塔决定或对苏联不友善的波兰人到莫斯科去。斯大林的解决之道就是，坚持波兰新政府应以原有政府为基础。

斯大林提出“折中案”，召集八名波兰政治人物——五名出自波兰、三名来自伦敦——到莫斯科，会商成立新政府事宜。斯大林写道：“至于波兰全国团结政府新、旧部长人数比例问题，可以仿效南斯拉夫政府的例子，建立类似的比例关系。我认为，考虑到上述意见，应可在短期内就波兰问题达成和谐的决定。”丘吉尔后来指出，在南斯拉夫政府里，共产党人以25对6遥遥领先于亲西方的阁员。斯大林曾经告诉莫洛托夫，地面部队的实力最终将决定雅尔塔决议的命运。在这个案例上，斯大林利用了他在波兰的军事实力来诠释雅尔塔的决议。

斯大林于4月7日复信，但罗斯福直到4月10日才收到他的回信，而且再也没能回复斯大林。罗斯福在4月11日写信给丘吉尔表示：“我将尽可能不去理会苏联的一般性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似乎天天以不同的形式冒出来，而大部分可用伯尔尼事件的方式解决。然而，我们必须坚定，我们的方向迄今为止都还正确。”尽管苏联在雅尔塔会议之后的行为让罗斯福受到了挫折，他也对斯大林非常不满，但罗斯福并不打算改变路线。总统看不出除了继续与斯大林交涉之外，还有什么别的选择。
[9]

谈判在莫斯科停滞不前之际，苏联已在波兰采取行动，争取他们所要的结果。他们追缉寇松线东、西两侧的波兰地下运动领袖。波兰流亡政府在1945年2月得到报告，将报告转交英、美驻莫斯科大使。消息显示，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忙着把波兰人迁到东边：从格罗德诺（Hrodna）迁走5000人，从比亚韦斯托克迁走1万人，从波兹南迁走6.6万人。苏联亦逮捕波兰本土军指挥官，进行“严厉、残暴的审查”。有些地方，高达两成的本土军战士被苏联方面逮捕。

1945年3月，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与波兰地下运动的领导人进行政治协商。乍看之下，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终于生效，苏联有意与反对势力接触，准备依约筹办大选。但是，以波兰本土军总司令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Leopold Okulicki）将军为首的波兰地下运动领袖于3月27日现身，要和苏联当局会商国是时，却立刻遭到逮捕，尽管原先他们得到承诺，会让他们人身安全无虞。对奥库利茨基而言，这是他第二次被苏联逮捕（第一次发生在1941年），也是大大的意外，因为在1945年1月，即雅尔塔会议召开之前，他已下令解散本土军，不去刺激苏联在波兰社会展开镇压。

奥库利茨基将军和其他15名波兰地下运动领袖被押送到莫斯科，于1945年6月接受审判。1939年领导对抗德军入侵、1944年领导华沙起义的奥库利茨基被控勾结德国人，预备成立反苏的军事同盟，还被安上了间谍、恐怖主义及隶属于地下组织（据说地下组织解散，只是为了掩护下一步的颠覆活动）等罪名。他被因20世纪30年代在莫斯科搞公审而恶名昭彰的法官瓦西里·乌尔里希（Vasilii Ulrich）判处有期徒刑10年。但是，1946年12月，他在莫斯科死于谋杀。
[10]

在寇松线的另一侧，克里姆林宫的代表积极推动苏维埃化，铲除把这一部分战前波兰领土和外在世界联结起来的一切体制关系。他们的主要目标锁定在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上。这个教会虽然保留东正教的仪式和传统，却接受罗马教廷的管辖。1945年4月11日，奉斯大林亲自批准的指示，苏联秘密警察进入利沃夫市圣乔治大教堂的宿舍区，逮捕了教会负责人约瑟夫·斯利佩大主教（Metropolitan Yosyf Slipy）等一批人。当天，他们也逮捕了教会的全部主教，把他们相继送到古拉格。其中仅有少数人熬过古拉格的长期禁锢，活了下来。
[11]

这项逮捕行动，其实是罗斯福企图说服斯大林要善待东欧的天主教会时，无心惹出的大祸。总统在天主教事务方面的代表为民主党全国委员会主席弗林。罗斯福初入政坛时即与弗林结交，曾于1943年提名弗林代表他出使澳大利亚。然而，由于弗林在自己民主党内敌人的反对，国会打破近45年来的惯例，首次否决了总统的外交人事案。弗林在雅尔塔除了以罗斯福来宾的身份参加某些公、私饮宴之外，并无官方功能。罗斯福偶尔会派希斯等美国国务院年轻官员向弗林通报会议进展，因为他发觉弗林“感到无聊透了”。希斯后来回忆说，弗林无事可干，喝了“即使一般爱尔兰裔美国人也想象不到的……过量的茶”。
[12]

宗教问题在雅尔塔从来没有得到详细讨论，但是斯大林显然重述了他对教皇说过的一句名言：教皇究竟有几个师的兵力？罗斯福主动要求莫洛托夫准许弗林到莫斯科，去和苏联官员商讨宗教政策。莫洛托夫同意，因此会议一结束，从来就不以心思敏锐著称的弗林即以哈里曼特别来宾的身份前往莫斯科。凯瑟琳·哈里曼对弗林的外交手段颇有疑虑，不认为他的任务有可能成功。她写信告诉姐姐：“弗林要在这里做客几个星期。上天恩赐我们这样一位贵客！然而，其实他并没有那么糟。（你还记得罗斯福派他为驻澳大利亚公使而引起的风风雨雨吧？）他年纪大，但很亲和，不会碍任何人的事——起码在这里没有。或许他丰富的常识可使他在莫斯科不出事。他最糟的竟是要求苏联人祈祷！”
[13]

弗林从2月12日至3月10日在苏联逗留超过三个星期，拜会苏联官员，观赏戏剧，出席以他为主宾的宴会。他在家书和回忆录中都没有列出他确实希望达成的目标，但新闻界得悉他有三点诉求：说服苏联同意教廷可派天主教神父进入东欧，在东欧重设天主教会，以及改善意大利战俘在苏联的遭遇。这三点当时都被教廷视为当务之急。

弗林在回美国之前先到意大利拜谒教皇。如果罗斯福要避免天主教选民批判他对教会在东欧遭受的迫害袖手旁观，就必须先安抚教皇。仔细关心欧洲政局发展的人都不会忽视这个逻辑，而1945年3月间最关注此事者非戈培尔莫属。他在3月23日的日记里写下：“罗斯福派弗林为特使去见教皇。很显然，罗斯福想争取天主教会跟他站在同一边。据说，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教皇对英、美人士非常不满。”
[14]

教皇庇护十二世曾于1933年与德国签署双边修睦公约，大战期间受指控说与纳粹太过接近。他在长久在位期间对共产主义一向深恶痛绝。从1939年开始，他就在不同场合谴责苏联占领波兰，在占领区犯下暴行。现在他又想号召国际社会支持波兰的天主教会。1944年12月，波兰流亡政府派在梵蒂冈的代表卡其米日·帕佩（Kazimierz Papee）通知他在巴黎的同僚说：“动员全世界天主教徒支持波兰的行动持续有进展，也进一步深化……（魁北克）枢机主教让—马里—罗德里格·维尔纳夫（Cardinal Jean-Marie-Rodrigue Villeneuve）和（纽约）大主教弗朗西斯·斯佩尔曼（Archbishop Francis Spellman）都亲口告诉我，圣父要求他们全力支持波兰的立场。”
[15]

罗斯福明白梵蒂冈若是公开摒弃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祸患极大。他在会议前夕派霍普金斯到罗马安抚教皇。1944年夏天，美国总统大选之前，霍普金斯对天主教会企图影响美国国内政治和美国对东欧的政策颇为不满，但是在1945年1月，他就奉命在前往雅尔塔途中进见教皇。现在，罗斯福要弗林扮演斯大林和教皇庇护十二世之间的调停人。如果他想要的是安抚美国天主教徒的舆论和梵蒂冈，这个人选倒不错；若想达成谈判所要的结果，可就不然了。
[16]

不论弗林才具如何，他成功的概率的确不大。苏联对梵蒂冈已有定见，无可改变。他们已决定把教皇乃至整个天主教会和法西斯联系在一起，将其视为一丘之貉。在克里姆林宫眼里，梵蒂冈介入世界事务，支持波兰流亡政府，反对把德国领土移交给波兰，也鼓励意大利境内的反动团体。苏联政府预备在大军进入波兰之际，煽动新兴的东正教爱国主义来丑化教皇。
[17]

弗林在莫斯科被苏联拿种种遁词搪塞，忙得团团转。他在家书中写道：“他们的哲学和生活观具备亚洲特色，因此不易以西方眼光得出确定的看法。他们尽量表现合作和愉悦，但有时候你会感觉到他们根本没有坦诚相待。”弗林在莫洛托夫的陪同下，见了新选出来的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亚力克西一世（A1eksii I），和他们一起去的还有两个秘密警察上校，他们是负责管理宗教活动的政府机关代表。弗林得不到具体结果。负责处理与俄罗斯东正教会关系的政府委员会主管格奥尔基·卡尔波夫（Georgii Karpov）上校想说服弗林相信，共青团团员可以加入教会，有些人甚至还佩戴十字架时，弗林的苏联女译员屏住呼吸，告诉他：“你千万别相信。”弗林会见主管和非东正教的宗教团体往来的官员伊万·波利扬斯基（Ivan Poliansky）时，更是不能满意。他在回忆录中写道：“身为委员会的主席，他似乎根本没进入状态。”
[18]

3月2日，弗林还在忙得团团转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召见了卡尔波夫上校，命令他起草一份备忘录，讨论对付梵蒂冈在苏联西部边区以及世界舞台上的影响力的策略。卡尔波夫的方案在3月16日获得批准，此时弗林还未抵达罗马。卡尔波夫方案的主要受害人是会众人数达500万的乌克兰希腊礼天主教会，他们的领导人在4月11日遭到逮捕。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策划下，教会于次年3月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决定正式解散。信徒奉令加入俄罗斯东正教会，不肯服从者被迫转入地下。
[19]

雅尔塔会议刚结束的时候，苏联尽量宽待东欧的天主教组织，毫无疑问这是因为罗斯福表示了关心。但是这样的善意并未延伸到苏联境内。暂时，斯大林针对天主教会的公开压迫，还仅限于雅尔塔会议划给苏联的地界之内。虽然跨喀尔巴阡山脉地区（Transcarpathian region）已在1945年夏天划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但直到1949年都没有受到影响。寇松线以西仍然归属波兰，希腊天主教会也没受到干扰。

罗斯福推动宗教自由，不料却适得其反，产生政教合一复活这一料想不到的后果。依据帝制时期政教合一的旧传统，东正教教会要作为政府的一部分接受管理。在德黑兰会议之前，斯大林不仅下令解散了共产国际这个莫斯科用来控制全球共产党及共产党主导的运动的组织，还允许东正教20世纪20年代以来首次推选它的大牧首。国家机关对教会的压制从1917年革命以来就一直是官方政策，现在却暂时中止。斯大林的目的是塑造苏联尊重公民宗教信仰的形象，以便西方领导人和共产党盟友合作。

斯大林于1944年4月接见美国来访的波兰裔天主教神父斯坦尼斯瓦夫·欧里曼斯基（Father Stanisław Orlemański）时，极力表现这样的形象。他的话要讲给西方政府及美国的波兰裔人民听，也要让波兰人民听：“我们不是食人族。我们布尔什维克党纲里有一条，允许宗教信仰自由。从苏维埃力量存在的初期，我们就定下目标要执行这一点。但是东正教会活跃分子造反作乱，使我们无法实现它。教会诅咒苏维埃力量，政府必须迎接战斗。宗教代表和苏维埃政府之间因此产生了误会。那是和德国交战之前的情形。和德国开战之后，人和环境都变了。战争消除了教会和国家之间的分歧，教徒放弃了他们作乱的态度，苏维埃政府也放弃了对宗教的好战态度。”
[20]

斯大林这个昔日东正教神学院学生，现在预备好好利用教会，以达成他在国际及国内的目标。当年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之后，斯大林向西乌克兰、西白俄罗斯和波罗的海小国伸手。现在，雅尔塔会议落幕，斯大林急于利用教会来确保刚取得的领土，让它们和莫斯科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苏联当局终结了希腊礼天主教会在乌克兰的合法活动、逼它转入地下时，教士、教徒都并入了俄罗斯东正教会。斯大林遵循沙皇的步子前进，19世纪的沙皇把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的天主教徒和俄罗斯东正教会“重新统一”起来。沙皇们没办法在加利西亚完成目标，因为它隶属于哈布斯堡王朝，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这位神学院辍学生出身的共产党统治者终于完成了罗曼诺夫王室的梦想。

雅尔塔会议逐渐淡出历史舞台，斯大林似乎越来越不需要与西方盟国合作了，他根本不考虑西方盟国的意愿，就在欧洲划定新的疆界线。他预备在分割德国这个议题上让步，但决心坚守波兰，守住并入苏联的昔日波兰领土。斯大林不仅要更动国家疆界，还要重新设计数百年来划分东正教的东方和天主教的西方的那一道文明断层线。以宗教为基础如此划分欧洲，是要巩固他对新取得的领土的控制。这在短期内取得了成功，却缺乏持久的力量。希腊礼天主教会转入地下，但是在1989年由于其信徒的努力，加上教皇若望·保禄二世的支持，它又复活了。希腊礼天主教会复活，冷战也走向结束，东欧共产主义集团瓦解。也许雅尔塔会议所创造的国界还完整存在，但宗教的疆界已经恢复到了原有的位置。

[1]
My Dear Mr.Stalin,302–03,321.

[2]
FRUS:Yalta,990–92;Stettinius, Roosevelt and the Russians,197–98;Clemens, Yalta,223–40.

[3]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arch 29,1945,Subject:Representation in World Organization,Joseph Clark Grew Papers,Houghton Library;Conservations,MS Am 1687.3 vol.6(45),Tsentral’nyi derzhavnyi arkhiv vyshchykh orhaniv vlady ta upravlinnia Ukraïny,fond 1,op.16,spr.33(Dokumenty San-Frantsys’koïkonferentsiï),fond 4669,op.1,spr.21,Plan besedy Manuilskogo s Korotchenko po khoziaistvennym voprosam Narkomata inostrannykh del SSSR,February 6,1944;Leahy,I Was There,341–42;Gromyko,Memoirs,152.

[4]
King,“Allied Negotiations,”590–91;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609–19,626.

[5]
SSSR i germanskii vopros,597–600.

[6]
Ibid.,626;Wilfried Loth,“Stalin’s Plans for Post-War Germany,”in Gori and Pons,eds., The Soviet Union and Europe in the Cold War,24–25.

[7]
My Dear Mr.Stalin,310–12.

[8]
Kersten, Jałta,116–21.

[9]
My Dear Mr.Stalin,318–21.

[10]
Information on the messages received by the Polish government,T no.177/8,March 3–6,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Kersten, Jałta,121–24;Davies, Rising’44,459–70.

[11]
Bohdan Bociurkiw, The Ukrainian Greek Catholic Church and the Soviet State,1939–50(Edmonton,1996);Jaroslav Pelikan, Confessor between East and West(Grand Rapids,MI,1990).

[12]
Hiss,Recollections of a Life,121–22.

[13]
Kathleen Harriman to Mary,Yalta,February 10,1945,no.176/9,February 1–5,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4]
Serhii Plokhy,“In the Shadow of Yalta:International Politics and the Soviet Liquidation of the Ukrainian Catholic Church,”in Serhii Plokhy and Frank E.Sysyn, Religion and Nation in Modern Ukraine(Edmonton,2003),66.

[15]
Final Entries 1945,212.

[16]
Report by Kazimierz Papee,Polish Ambassador in Vatican,December 4,1944,Poland Ambasada(France),box 5,file 2,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Harry Hopkins to John G.Winant,US Ambassador to Great Britain,September 4,1944,box 337,book 10:Growing Crisis in Poland,Hopkins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

[17]
To 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7,1945,3,no.176/10,February 6–9,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Press.Secretary of State,Washington,”February 13,1945,no.177/2,February 13–17,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

[18]
Yalta Trip—Letters to Family,March 10,1945,container 25,Edward J.Flynn Papers,Franklin D.Roosevelt Library;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February 22,1945,Present Karpov,Flynn,Melby,no.177/3,February 18–22,1945,Averell Harriman Papers.Edward Flynn,You’re the Boss(New York 1947),190–95.

[19]
Plokhy,“In the Shadow of Yalta,58–73.

[20]
Vostochnai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37–38.

第31章　罗斯福去世之后

他们在近午时分开始集合。这是一个舒适怡人的春日，据估计，有将近50万人在宾夕法尼亚大道排队，近1.6公里长的队伍从联合车站迤逦到白宫。还有数千人守在白宫对面的拉斐特公园，警察不得不推挤群众，让他们往后退。有些人不到3个月前在此地见证了罗斯福打破先例，第四次宣誓就任总统，而今却前来悼亡。

罗斯福总统在两天前（1945年4月12日）于佐治亚州温泉市的别墅逝世。他先在纽约上州海德公园市的庄园住了5天，然后于3月29日转到温泉市休息。总统此时已经精疲力竭，健康状况越来越糟，但没有人料到他会骤然去世。埃莉诺·罗斯福当时正在华盛顿舒格瑞芙俱乐部（Sulgrave Club）参加慈善活动，接到消息大为意外。60岁的副总统杜鲁门被请到白宫，由埃莉诺告知总统已逝的消息，也大吃一惊。明显大为震惊的杜鲁门在罗斯福过世几个小时后宣誓接任总统。他签署的第一道命令就是宣布全国哀悼。已故总统的遗体于4月14日上午10点由火车送至华盛顿。下午4点，在白宫东厢办了追思仪式后，灵柩又移回火车上。全国上下一致举哀，有200万名民众到车站向他们敬爱的总统告别。葬礼于次日在海德公园举行。

在华盛顿，罗斯福的友人和政敌都在试着理解失去他意味着什么。罗斯福的共和党对手也和他的民主党盟友一样，对他的成就大加赞扬。密歇根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范登堡在批评民主党政府一事上向来不遗余力，但他却说已故总统“在美国史和世界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记”。后来激烈批评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俄亥俄州共和党籍联邦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也称誉罗斯福是“我们这一代最伟大的人物”，他“有如战争英雄，因为他的确为美国人民鞠躬尽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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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莫斯科，“非常痛苦”的斯大林向前来报丧的哈里曼大使表示：“罗斯福总统已经去世，但他的大业必将长存。”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宣誓后的头几个小时急于向国人及世界宣示的，也是这个信息。罗斯福死讯传出后，第一个赶到白宫是斯退丁纽斯，杜鲁门授权他向新闻界发表声明，向美国及全世界保证，已故总统的外交政策将“宗旨不变，持续下去”。载着罗斯福遗体的火车专列开到华盛顿这一天，《纽约时报》已经报道，新任总统的友人相信新政府将采取“中间偏右”的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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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这在国内意味着什么，在国际上，这都意味着美国将对苏联政策和苏联在东欧的野心采取比较强硬的立场。4月13日，杜鲁门听取斯退丁纽斯有关美苏现阶段关系的简报后，指示国务卿：“我们在这个关头必须向苏联人强硬起来……我们对他们不能太宽松。”杜鲁门对外交事务是门外汉，在膺任大位之前经验亦乏善可陈。他有自知之明，也不隐藏在历史关键时刻要掌舵国政的不安全感。虽然他经验不足，无法像罗斯福那样游刃有余地玩复杂的外交游戏，但他决心全力以赴。新任总统决心以果断（或试图表现得果敢）来克服自己的不安全感，也决心凭直觉做出反应，尽可能清晰，不牵扯太多。在这个阶段，强硬对待苏联人似乎是合宜的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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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对待苏联的新作风令政府里的修正派大为宽心。这派人士主张采取强硬的对苏政策，但说服不了罗斯福采纳他们的主张。修正派的人主要是美国国务院里的“俄国通”，现在以哈里曼大使为首。罗斯福去世后，哈里曼兼程从莫斯科赶回华盛顿，就是为了进见新任总统。他在4月20日向杜鲁门报告：“坦白说，我急忙赶回华盛顿的目的之一是，担心你不了解斯大林正在破坏协议——这一点罗斯福是明白的。”他警告杜鲁门，这是一场新的“蛮族入侵欧洲”。

哈里曼对苏联在波兰采取片面行动深感气愤，又不满莫洛托夫拖延组织波兰新政府的谈判，他打算忘掉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其实很不明确这件事。他本人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也承认，必须在莫斯科从底下开始重启谈判。哈里曼在4月23日与杜鲁门总统及亲信顾问会商，讨论总统之后和莫洛托夫见面时应采取何种立场。哈里曼坚持说斯大林违背了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战争部长史汀生认为，哈里曼如此强硬，是因为他和迪恩将军“都被苏联人长期以来耍的种种小动作惹恼了”。史汀生却觉得苏联在军事事务上说话算话。莱希上将也没被哈里曼说服。莱希说，他在离开雅尔塔时，认为苏联不会同意波兰出现自由派政府，并且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是容许各种不同的诠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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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3日下午，杜鲁门接见莫洛托夫时，显然是带着哈里曼对协定的诠释上阵的。罗斯福过世后，斯大林决定改变苏联派赴联合国会议的代表的层级，改派莫洛托夫到美国。这不仅是向已故总统表示尊重，也有借机评估新任总统的意思。莫洛托夫到了华盛顿，在会见杜鲁门之前，先和斯退丁纽斯和因公来到华盛顿的艾登一谈。不料，他们为波兰问题吵了起来。艾登和斯退丁纽斯想达成他们的大使们在莫斯科完成不了的任务：说服莫洛托夫邀请波兰民主党派代表到莫斯科共商国是，并且把他们纳入新政府。他们的努力没有结果。杜鲁门听了艾登的建议，在哈里曼和其他政府官员的鼓励下，一肩挑起责任，要求苏联外交部长遵守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杜鲁门一再强硬表述要求。根据替他传译的波伦的说法，莫洛托夫回答时，“脸色铁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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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在回忆录中写下了他教训莫洛托夫的经过。据说，莫洛托夫表示：“我这一辈子还没人敢这样跟我讲话。”杜鲁门反驳道：“履行协议，你就不会被我这么数落。”但美、苏有关这次会谈的记录里，都没有这样的字句。不论实际措辞如何，杜鲁门在接见莫洛托夫时，讲话一定非常不中听。斯退丁纽斯和其他在场人士也证实了这一点。莫洛托夫晚年回忆起这段对话，他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说：“我们第一次和杜鲁门交谈，他竟然用蛮横的口气和我说话！我心里想，他是怎样的总统啊？我说：‘如果你用这种口气和我说话，我就不跟你谈了。’他稍稍收敛了一下。他具有强烈的反苏心态，所以才用那种口气说话。他想展现谁才是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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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对话是美苏关系基调变化的转折点，但两国关系的方向并没有改变，对话也没有对苏联的波兰政策立即产生冲击。莫洛托夫不肯退让。毕竟，在苏联当家做主的是斯大林，不是他的外交部长。这一点，杜鲁门还不懂。

1945年春天时，斯大林对于如何处理东欧的征服成果还不是很明确。他认为苏联的经验很独特，在苏联西边的国家暂时还不需要建立苏联式的一党专政国家体制。他想象共产党可与其余左倾政党在所谓的人民民主之下共存。这些过渡性质的政府将替共产党完全接管国家铺路，或许可在10年至15年内达成目标。他在1945年3月告诉铁托：“今天，即使在英国君主制之下也可能出现社会主义。不见得必须到处搞革命。”他在1946年5月与波兰政府领导人会谈时发展出了这样的观念：“在波兰，并没有无产阶级专政，你们也不需要它……你们在波兰、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部分地区已经建立起来的民主，是让你们既接近社会主义，又不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苏维埃制度的民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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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心中绝不含糊的则是，这些新国家必须在政治上和战略上与苏联联结，并受苏联的专属控制。在大战的最后几个月里，只有罗斯福大声反对把欧洲划分为利益范围，他还极力推动联合国成立，斯大林似乎因此不敢宣布他在东欧的意图。罗斯福猝逝之后，斯大林才决定向杜鲁门提起苏联驻军东欧的主张。1945年4月24日，即红军部队进抵柏林市郊那一天，斯大林致函杜鲁门和丘吉尔，把波兰问题公开放上台面。

你们明显不同意苏联有权在波兰寻求一个对苏联友善的政府。苏联政府不能同意在波兰存在一个对它有敌意的政府。这是苏联人民为了解放波兰，在波兰国土流血牺牲所换来的权利。我不晓得希腊是否成立了一个真正有代表性的政府，也不知道比利时政府是不是个真正的民主政府。这些政府成立时，并没有问过苏联，苏联也没有主张自己有权干预这些事，因为它了解，比利时和希腊关系到英国的安全。我不能理解为什么在讨论波兰时，就不能也考虑苏联的安全利益。我们不能不认为美、英两国政府事先已就于苏联有最大利害关系的波兰达成协议，使苏联代表陷于无法容忍的局面，还试图向苏联代表下命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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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在4月28日那天回了一封长信，开头先探讨苏联的波兰政策，结尾则讨论英、苏有关巴尔干协议的情况。丘吉尔写道：“我必须……说，南斯拉夫的状况根本没能让我有两国五五对分的感觉。铁托元帅已经成为彻头彻尾的独裁者。他公开宣称自己主要向苏联效忠。虽然他允许南斯拉夫王家政府人员加入他的政府，但他们只有6个人，而铁托自己的人则有25个。我们的印象是，重大政策并不找王家政府人员商量，南斯拉夫政府已经成为一党政府。”

丘吉尔也说明了自己对“百分比协议”的理解：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虽然苏联势力独大，但西方代表不应被完全排除在外。丘吉尔写道：“我方认识到，当我们必须用重武装部队对付希腊人民解放军对雅典中央政府的攻击时，你对我方相当体谅。我们也一再指示下去，你们在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利益独大应该受到承认。然而，我们不能被完全排除在外。你在这些国家的部属对待我方人员很不客气，不像我们高层能得到你的和气对待，我们对此也表示不满。”

丘吉尔宣称，在希腊这样的国家，英国势力独大，但英国只志在建立秩序，举行选举：英国会接受希腊人民通过民主程序产生的任何形式的政府。英国和美国于波兰所期待的也是如此。但是苏联却阻碍波兰成立新政府的商谈。丘吉尔写道：“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共同决定，这个临时政府将保证，在普遍选举权和不记名投票的基础上尽快举行‘自由、不受限制的选举’，‘所有民主、反纳粹的政党都应有权参加，并提出候选人’。可是，这一切至今无从推进。”

莫斯科也阻挠西方代表访问波兰。丘吉尔指出，苏联代表在英国占领的国家就不会受到这种待遇。英国和美国都不预备在波兰接受低于有全面代表性的民主政府的安排。丘吉尔写道：“我们不能接受把‘南斯拉夫模式’作为解决波兰问题的方针。我国或美国在波兰都没有任何军事利益或特殊利益。我们所要求的，只不过是按照友好国家往来的常态受到对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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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和斯大林对势力范围有完全不同的认知。英国首相视之为本国的势力地区，但不是完全主宰。斯大林则视之为本国具有独占、排他管控权的地区。而美国则完全排斥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的主张。这是美方长久以来的政策。但是，美国新任总统对于已经进行了一段时间的事，其实也无能为力。最后他只能接受政府若干人士的政策，他们的结论是，和苏联打交道的唯一可行之道是建立势力范围。这一派意见在1945年夏天成为美国政府的主流主张，但是至少有一位美国国务院官员在罗斯福去世之前，就已经预备接受它了。

他就是乔治·凯南。雅尔塔会议期间，凯南留守美国驻莫斯科大使馆，代理馆务。他写了一封信给好友波伦，表示苏联一定会通过牺牲东欧及中欧国家权益来得到努力作战的报酬。“这将是我们能为自己、为我们的欧洲友人做到的最好的事，也是我们能在战后站在尊严、稳定基础上重建生活的最诚实的做法。”凯南甚至预备接受分割德国，并依若干英国同僚建议的方式成立一个西欧联邦。1944年中，凯南写了一篇很长的备忘录，谈论过去7年苏联外交政策的变化，他不满苏联企图在东欧建立一个附庸国家地带。到了雅尔塔会议期间，他认为这已经无可避免，事实上，从道义及实务观点看，这也是最好的解决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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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第一个看到了战后新兴世界的危险，在将来的世界里，势力范围并不按照相互协商好的百分比界定，而是用难以跨越的意识形态和文化差异界定的。他担心文化上的误解和误判会导致未来的冲突。他在4月28日发给斯大林的长信中预言：“展望未来，你和你主宰的国家，加上其他许多国家的共产党将归到一边，而那些向英语国家及其属地、自治领靠拢的国家会被划到另一边，这其实令人相当不安。”

丘吉尔描绘了他希望避免的情景：“很显然，他们的争执会撕碎世界，而我们在任何一边的领导人若与此有关，都将愧对历史。即便只是长时间的猜忌、侵犯和反侵犯，或是相互作对的政策，也会是灾难，危害到唯有我们三国团结一致才能实现的世界繁荣。我希望我倾诉的这番话不会冒犯你。如果有，请告诉我。我的好朋友斯大林，拜托你，一些事在你看来是小事，说英语的民主国家却视之如性命，在这样的事上出现的分歧，千万不要低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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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实务而言，英国和苏联的政策都导向了凯南所预见的那种情况。美国新领导人需要一段时间才能理解这个事实，从而设法妥善面对。

欧洲战事进入尾声，同盟国也碰上新问题。盟国间龃龉越来越多，连战争究竟在哪一天正式结束，都无法取得共识。西方盟国于5月8日宣布胜利，苏联则在5月9日才宣布获胜。胜利日有差异产生的影响不仅是外交上的。摩尔曼斯克港里的美、英军舰，因为没被苏联知会以5月9日为胜利日，而把苏联升空庆祝的大气球视为来意不明的目标，开火击落。苏联驻华盛顿大使馆后来照会美国国务院，因盟军开火，有一人丧生，多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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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国彼此之间的误解和分歧还不止于此。现在，丘吉尔已开始阴沉地思考另一场战争的可能性，这一次的对手是苏联。美国军方也有人讨论起与苏联交战的可能性。前任波兰驻苏联大使斯坦尼斯瓦夫·科特（Stanisław Kot）从1945年5月的联合国会议向米科瓦伊奇克报告：“和苏联开战的想法，据说在美国有影响力的圈子里得到越来越多的支持，尤其是在影响力日益上升的陆军和海军圈子里。”科特还特别提到海军上将切斯特·尼米兹（Chester Nimitz）的太太凯瑟琳（Catherine Nimitz）：“她本人并不以聪明著称，还常常抢着替她丈夫对外发言。据说她表示：‘跟从前相比，美国在这次战后最为强大……苏联现在的力量则相当弱。是出手的时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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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决定在和莫洛托夫会面时要“强硬以对”，这是哈里曼个人的一大胜利。他于5月10日和总统密谈时更进一步进言，建议杜鲁门减少对苏联的《租借法案》物资供应，以示欧战结束后美国立场转趋强硬。杜鲁门果真于次日签署了一道这样的指令。5月12日，向苏联供货奉令停止，已经在海上的船只也奉命掉头回港。这个政策不仅影响了苏联，也波及英国，造成了公关上的大灾祸。即使是哈里曼，也没有主张对一个即将投入太平洋战争和美国并肩作战的国家立刻减缩物资供应。

美国国务院官员最先听到盟友的抱怨和抗议。苏联代办尼古拉·诺维科夫（Nikolai Novikov）找到国务次卿格鲁抱怨供货中止。格鲁其实参与起草了总统的命令，却矢口否认和这个行动有任何干系。格鲁在美国国务院备忘录中写下：“我回电给代办，告诉他我查问之后，发现这个谣言绝对不实——我们没有中止前往苏联的船只运货。”命令撤回，供货恢复，总统决定把责任推到包括格鲁在内的下属身上。钟摆摆得又快又急，主张强硬对付苏联的人士弹冠相庆的时刻也宣告终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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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租借法案》出丑之后，杜鲁门预备在政府之外寻求建议。他找到1937年至1938年间担任美国驻苏联大使的约瑟夫·戴维斯（Joseph Davies），向他请益。尽管在“大清洗”闹得最厉害的时刻驻节莫斯科，但戴维斯此时依然坚定亲苏。他在4月30日首次和杜鲁门谈话，小心翼翼地对才见过莫洛托夫、一心要对苏联强硬的总统建言，提醒他别太激动。5月13日，《租借法案》出丑后，戴维斯发现杜鲁门比较听得进去意见。星期天晚间在白宫官邸的谈话持续到午夜时分，杜鲁门也因此决定改弦更张。他现在预备派戴维斯到莫斯科去见斯大林，发起美苏对话。戴维斯以健康状况不佳为由婉拒，但开始安排一场新的雅尔塔会议——把杜鲁门和斯大林凑在一起，让他们面对面谈论世界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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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是哈里曼这样主张走强硬路线的顾问，也感到有必要向斯大林担保，虽然杜鲁门执政，但罗斯福的对苏政策不会改变。哈里曼建议派能代表“前朝”外交政策的霍普金斯作为总统特使去见斯大林。此时的霍普金斯其实已经病得很重了，但他仍然勉强抱病陪同哈里曼回莫斯科。5月底6月初，经过和斯大林的一连串会谈之后，霍普金斯终于解决了使莫洛托夫—哈里曼—克尔委员会陷入僵局的问题。但是，这个解决方案要依照斯大林的条件、根据他对协议的诠释去执行。斯大林告诉霍普金斯：“在雅尔塔，已经协议好现有政府要改造，任何人稍具常识都可以看到，这句话的意思是现有政府是组织新政府的基础。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其他解读都不可能被接受。尽管苏联人一向单纯，但可不能被当作傻瓜。西方人经常犯这个错误。”

斯大林同意邀请伦敦波兰政府人士（包括米科瓦伊奇克）以及波兰境内的“民主人士”前往莫斯科，谈判如何组成波兰新政府。他们同意西方推荐的八个人选，霍普金斯把名单报回华盛顿。他希望争取3月底遭苏联当局逮捕的利奥波德·奥库利茨基将军和另外15名地下运动领袖获释，但是失败了，政治局旋即决定把他们交付人民公审，演一场政治秀。杜鲁门、丘吉尔和米科瓦伊奇克仍然接受了霍普金斯斡旋出来的协议。霍普金斯在莫斯科时，不时咨询凯南的意见。凯南并不主张美国实质介入苏联的势力范围，因为那会使美国承担起苏联在波兰政策上的责任。但是，凯南也承认霍普金斯已替美国争取到了最好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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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普金斯离开莫斯科不久后，双方同意的名单上的波兰民主领袖飞到了莫斯科。几天之后，他们就波兰新政府的组成达成协议。这是期待已久的胜利，但结果如何还不确定。丘吉尔在信上向杜鲁门抱怨说，霍普金斯交涉来的协议是“在我们根本不该被要求爬上去的山上建立的里程碑”。在杜鲁门眼里，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总算实现了，美国于7月5日承认了波兰新的临时政府。阻挡前往最后和平会议的大石头终于移走。这是戴维斯主张的修好政策之功，因此陪伴杜鲁门出席下次和平会议的是戴维斯，不是哈里曼。会议在柏林市郊的波茨坦举行，而那里位于红军占领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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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在前往波茨坦之前，接见了中国外交部长宋子文，告诉他在雅尔塔达成的秘密协议。杜鲁门告诉他的访客，美国需要苏联对抗日本，暗示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将得到执行。中国若想向苏联索取更好的条件，就得自己去争取了。宋子文所能做的是，问美国国务院官员“究竟在《雅尔塔协定》条文中，所谓的应考虑赋予苏联在中国东北的优越权益是什么”。格鲁没有答案。他告诉宋子文：“我没有出席雅尔塔会议。这些事将在三巨头下次开会时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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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于7月7日出发前往波茨坦。在以总统身份首次跨大西洋出访之前，他先到旧金山访问，见证6月26日联合国宪章的签署。宪章旋即被放进一个带降落伞的防火保险箱，由希斯搭乘陆军专机送到华盛顿，再于7月2日由回到首都的总统送到联邦参议院。同一天，参议院通过了杜鲁门提名伯恩斯出任国务卿的人事案。伯恩斯的任命案于6月30日公布，此前众人已经得知，斯退丁纽斯将会出任美国第一任驻联合国常任代表。新总统非常敬重伯恩斯，伯恩斯出席雅尔塔会议，在他眼里已经是够格的外交政策专家了。莱希上将和波伦都曾经出席雅尔塔会议，他们现在陪同杜鲁门搭乘重型巡洋舰“奥古斯塔号”（USS Augusta
）前往欧洲。杜鲁门身边都是曾陪同罗斯福出席雅尔塔会议的顾问，他的最高优先议题也是一样：苏联参加对日本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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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杜鲁门而言，波茨坦会议始于7月16日丘吉尔的到访，比正式会议提早了一天。杜鲁门和罗斯福不同，并不犹豫是否应该先和首相私下碰面。他希望和斯大林建立良好关系，但并不想借由轻慢英国首相来讨好斯大林。丘吉尔急着会见罗斯福的继任者，以便立刻做出评估。他后来告诉莫兰医生说：“他是个非常坚毅的人。他不注意细腻微妙之处，只坚定地站稳脚步。”丘吉尔施展浑身解数称赞美国的世界角色。杜鲁门不为丘吉尔的奉承所动，决心不受这个经验老练的政客操纵。自他上任以来，两人频频通信往来。杜鲁门一开始也和丘吉尔一样，关心苏联在东欧的行动，但后来慢慢对丘吉尔的用心起了疑惑。戴维斯于5月底奉杜鲁门之命到伦敦安抚丘吉尔。他警告总统说，丘吉尔正在欧洲玩昔日的权力均衡把戏，希望美国协助英国占上风，即使要引发新的战争也无妨。

丘吉尔来到波茨坦时，远比以前更关心苏联的威胁，也完全认识到英国影响大局的力量有限。他在会前争取美国支持的努力似乎没有太大效果。丘吉尔在电报中首次提到后来众所周知的隐喻：“铁幕”即将笼罩半个欧洲。但它似乎影响不到杜鲁门。杜鲁门接受美国军方的警告，不接受丘吉尔的建议——丘吉尔建议他把美军撤出苏联占领区，和换取苏联在波兰问题上合作，两者挂钩处理。丘吉尔反对美军从欧洲移调到太平洋，杜鲁门也不予理会。丘吉尔急了。英国军事战略家奉他之命，准备了一份与苏联在7月1日开战的应变计划。这一计划的代号“不可思议行动”（Operation Unthinkable）的确颇为恰当，因为英国军方在心理上根本没有准备好和一个盟国反目。而同一时候，美国则冀望苏联军方在远东伸出援手。德国已经战败投降，苏联威胁仍只是理论上的可能，西方盟国似乎渐行渐远。

丘吉尔一副要吵架的样子，苏联在波茨坦会议的一切立场，从德国赔偿问题和波兰西侧国界问题（这是护卫他原本在雅尔塔会议的立场），到斯大林企图在达达尼尔海峡建立一座苏联军事基地，他无一不反。他也驳斥苏联的新要求：要求西班牙的佛朗哥政府下台，以及接管意大利在非洲的殖民地。斯大林的胃口越来越大，苏联野心所及的地理范围也越来越广。丘吉尔告诉斯大林：“我没有考虑到苏联希望在非洲海岸取得大块土地的可能性。如果确有此事，它必须与其他许多问题一起考虑。”他也不满意苏联在东欧的政策，以及德国的苏联占领区和西方占领区日益隔离的状况。他私底下对莫兰医生说：“作为单一单元概念的德国已经消失。我们现在有一个苏属德国和一个英属德国，天晓得他们的分界线是怎么划的，也不晓得它的经济或历史根据是什么。”

杜鲁门支持丘吉尔，但并不起劲——丘吉尔怀疑他对不熟悉的事物反应迟缓。杜鲁门越来越欣赏斯大林，觉得他是个聪明、诚实的人——斯大林高明的手段又添了一个信任者。苏方对新总统的谦虚朴实印象深刻，对他的智力就不太有敬意。莫洛托夫回忆说：“他谈到自己时相当谦虚。他说：‘美国有好几百万个像我这样的人，而我却成了总统。’他弹钢琴。当然并不特别出色，但也不坏。他的智慧远远不及罗斯福，差得很多。”杜鲁门并没有像罗斯福在雅尔塔时那样扮演中间人——那超出了他的外交能力，也会为获得具体结果的任务增添不必要的复杂性。他和罗斯福还有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他在意识形态上并不反对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这样一来就增加了和斯大林达成共识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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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鲁门和丘吉尔的同盟，却因丘吉尔在英国议会大选意外落败而画下了句点。投票于7月5日举行，因此丘吉尔得以出席会议，但有几个选区延迟投票，英国10年来第一次大选（战争期间停办选举）的结果直到7月26日才公布。波茨坦会议的全体大会休会，方便丘吉尔和艾登回国等候大选结果公布，但在波茨坦没有任何人——尤其是丘吉尔和艾登自己——料到他们竟然回不来。到了夏天，原本在雅尔塔会议期间对选情不敢乐观的丘吉尔，似乎已经走出了阴影。他在选战中和艾德礼领导的工党激战。他声称工党的政见若在英国付诸实行，就要有个盖世太保型的政府组织。丘吉尔以他的战时成绩为诉求，工党则展望未来，承诺推动充分就业，实行国营健保。选民选择了未来：工党上台后，将为福利国家打造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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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落败的消息对杜鲁门和斯大林都是一大震撼。回伦敦之前，丘吉尔告诉伯恩斯，他“很有信心会获得胜利”。斯大林则急欲与在他势力范围内的东欧“民主”政府代表分享选举式的民主这一教训。他在1946年1月告诉保加利亚政府领导人：“有远见未必永远会成功。丘吉尔远比你们的机会主义者更有远见，但是他在柏林会议期间向我们担保，他一定会在议会赢得多数席位。艾德礼方面，只期待增加席位，从来没想到他的党会在议会赢得多数席位。的确很困难。你不能料中每件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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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工党新政府领导人艾德礼和欧内斯特·贝文（Ernest Bevin）前来波茨坦，继续丘吉尔的政策，但现在主动权已属于美国人。伯恩斯在杜鲁门的支持下，向斯大林提出了一个形同分割德国及欧洲为两大区块的方案。为换取苏联同意把赔偿限于他们的占领区，伯恩斯向斯大林和莫洛托夫表示，愿意承认波兰西侧国界以西尼斯河为界，也可以承认苏联在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傀儡政府。经过一番犹豫和讨价还价，斯大林同意，而这个协议也得到了伦敦新负责人的支持。莫洛托夫后来向一位朋友解释了其中的逻辑：“波茨坦的主要问题是赔偿，波兰问题也很重要。美国人提出一个解套方法，减少了我们和西方盟国的摩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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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已于7月16日在洛斯阿拉莫斯（Los Alamos）外的沙漠试爆成功，但它对美国或苏联在波茨坦会议上的行为并无明显影响。杜鲁门和伯恩斯依然希望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会议开始时，斯大林确认了他在雅尔塔所做的参战承诺，并未要求盟国再做其他让步。杜鲁门向斯大林提到这一威力强大的新武器，但斯大林没有反应，这件事在会议上也没有公开讨论。波茨坦会议于8月2日结束。四天之后，第一颗原子弹投到广岛，三天之后，长崎遭到第二颗原子弹的攻击。长崎被炸当天，苏联军队大举开进中国东北。斯大林趁还来得及的时候夺取了他的战利品——他在波茨坦会议时还声称，苏联在8月中旬之前还来不及投入战场，而他的军事指挥官甚至更不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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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茨坦会议并没有如人人盼望的那样为战争带来确切的终局。欧洲新国界没有得到国际社会，尤其是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的正式承认。直到30年后的1975年8月，各国才在赫尔辛基签署协议承认了新国界。远东方面，日本从来没和苏联或其继承国家俄罗斯签署和约，千岛群岛部分岛屿的归属问题，仍是阻碍两国外交关系全面正常化的大石头。波茨坦会议没有完全走出雅尔塔的阴影，它的许多决定，包括有关波兰国界以及实质分割德国及欧洲的决定，都被认为源自雅尔塔会议。波茨坦会议企图延续雅尔塔会议的精神，但首先是没有罗斯福的参与，半途又少了丘吉尔。波茨坦会议的结果毁誉参半，雅尔塔会议又何尝不是如此？有人赞扬雅尔塔会议有助于终止战争，为未来的和平奠定了基础。也有人批评雅尔塔会议埋下了隐患，导致冷战在三年之后展开。唯有把雅尔塔会议放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中去考量，剥掉加诸其上的层层冷战神话，我们才能理解雅尔塔会议真正的意义。

[1]
Arthur Krock,“President Roosevelt Is Dead,Truman to Continue Policies,” New York Times,April 13,1945,1;Smith,FDR,633–36.

[2]
“War News Summarized,”New York Times,February 14,1945;“War News Summarized,”New York Times,April 15,1945;“Bugler:Sound Taps,”Time,April 23,1945;Conrad Black,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Champion of Freedom(London,2003),1114–15.

[3]
Thomas M.Campbell and George C.Herring,eds., The Diaries of Edward Stettinius,Jr.,1943–1946(New York,1975),318–19.

[4]
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47–53.

[5]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213.

[6]
Harry S.Truman, Memoirs,vol.1,Year of Decisions(New York,1955),82; Molotov Remembers,55;John Lewis Gaddis, The United States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1941–1947(New York,2000),203–5;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119–23.

[7]
Roberts, Stalin’s Wars,247.

[8]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1:331–32.

[9]
Ibid.,1:339–44.

[10]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5–76.

[11]
Correspondence between the Chairman of the Council of Ministers of the USSR,1:343–44.

[12]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5,1945,Subject:Alleged Firing on Soviet Balloons by American Ships at Murmansk,Conversations MS Am 1687.3 vol.7(25),Joseph clark Grew Papers,Houghton Library.

[13]
Stanisław Kot to Stanisław Mikosłajczyk,from San Francisco,May 14,1945,18,box 166,file 14,Stanisław Mikosłajczyk Papers,18,Hoover Institution Archives,Stanford University.

[14]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May 12,1945,Conversations,vol.7(11),MS Am 1687.3 v.7(13),Houghton Library;Joseph Clark Grew Papers,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60;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133–35.

[15]
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135–43.

[16]
Vostochnai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222–23;Sherwood, Roosevelt and Hopkins,894;Harriman and Abel, Special Envoy,459,463–75.

[17]
Kersten,Jałta,124–73;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159.

[18]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June 11,1945,Points in Yalta Agreements Affecting Far East,Conversations,MS Am 1687.3 vol.7(28),Joseph Clark Grew Papers;Hasegawa,Racing the Enemy,97–98.

[19]
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169–71;Schlesinger, Act of Creation,109–11.

[20]
Lord Moran, Churchill at War,336,343;Byrnes, Speaking Frankly,76–77; Molotov Remembers,55;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180–202.

[21]
Gregor Dallas, Poisoned Peace:1945—The War That Never Ended(London,2005),526–38;R.B.McCallum and Alison Readman, The British General Election(New York,1964).

[22]
Byrnes, Speaking Frankly,78; Vostochnai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359.

[23]
Byrnes, Speaking Frankly,79–87; Molotov Remembers,53;Miscamble, From Roosevelt to Truman,207–17.

[24]
Hasegawa, Racing the Enemy,177–214.

尾声

2005年2月4日，仪仗队像60年前一样，欢迎贵宾莅临里瓦迪亚宫。这里有仪仗队员，少数60年前在此提供保安和生活起居服务的人员也回到了这里，除此之外，情况和1945年2月4日就没有什么相似之处了。这一次的雅尔塔会议，是名为“雅尔塔，1945—2005：从两极格局到未来的地缘政治”的讨论会。雅尔塔和克里米亚如今隶属乌克兰，俄罗斯则成了苏联的法定继承国家，主办单位盼望得到乌克兰总统维克托·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或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的祝词，却一直等不到。英、美领导人也没有发贺电祝贺大会成功。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理由，忽视这个打造现代世界的会议的60周年庆。
[1]

历史学家经常把导致东欧苏联集团瓦解——苏联的解体和新兴民族国家的出现——的种种事件视为“历史的报复”。但是，雅尔塔会议确立的欧洲各国国界，在经历了20世纪80年代末期、90年代初期的民族复兴后，却在大体上并没有变动。德国重新统一，但它的东侧国界并未调整。捷克斯洛伐克分为两个国家，但它们维持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确立的国界。波兰，还有立陶宛、白俄罗斯和乌克兰等从前的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国界也都不变，这些国家都继承了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属于波兰的一部分土地。雅尔塔定下的国界固然大体上维持不变，但其决定的历史及政治后果却继续困扰着世界政治精英。
[2]

2004年10月，德国议会反对党质疑加里宁格勒州（Kaliningrad Oblast）的持续军事化。加里宁格勒州原本是东普鲁士柯尼斯堡周边的土地，三巨头于1945年2月把它划给了苏联。他们建议召开国际会议，邀请被迫迁离东普鲁士的德国人的代表一起来讨论他们称之为“柯尼斯堡州”的地区经济发展。他们还建议成立一个立陶宛、波兰和俄罗斯的跨国合作区，称之为“普鲁士”。俄罗斯政府大为惊骇。俄罗斯外交部强调德国政府对这块俄罗斯领土没有任何权利主张，并谴责德国政府重新提起失去的领土的议题。
[3]

日本方面，全国一向有共识，赞成收回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被划给苏联的领土。日本政府从未承认失去千岛群岛南部（雅尔塔会议把它“赏”给了苏联），继续坚持索回日本人称之为“北方领土”的千岛群岛南部。2005年春天，日本国会通过一项决议案，增加向俄罗斯索讨的岛屿的数目。收复这些岛屿被视为日、俄签订和约的先决条件。日、俄两国仍未签订和约，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这一直困扰着两国的政治、文化和经济关系。
[4]

2005年初，俄罗斯的西侧邻国波罗的海三国和波兰抨击俄罗斯政府未能就斯大林占领东欧表示歉意。他们之所以发声抨击，是因为俄罗斯决定邀请世界领袖于5月到莫斯科，庆祝战胜纳粹德国60周年。欧战胜利不仅带来了摆脱法西斯的解放，也让苏联占领东欧及中欧40多年。这些被占领国家的领袖现在决定提醒世人这段故事，并在此过程中鼓励俄罗斯面对斯大林主义的过去，承认苏联及其盟友在东欧犯下的暴行。

美国对国际间此次热切辩论的代表性反应，是小布什总统去莫斯科参加庆祝会途中，于5月6日在里加发表的演说。小布什说：“我们在庆祝6天前——60年前的胜利时，我们注意到一个吊诡现象：对德国大部分地区而言，德国战败使他们得到了自由；对大部分的东欧及中欧地区而言，胜利却带来了另一个帝国的铁腕统治。欧战胜利象征着法西斯主义的终结，但它并未终止压迫。《雅尔塔协定》追随了慕尼黑及《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不义传统。强国谈判时，小国再次被迫牺牲自由。可是，为安定而牺牲自由之举，却导致了欧洲的分裂和不稳定。中欧及东欧数以百万计人民遭到的禁锢，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它是历史上最大的错误之一。”
[5]

小布什批评雅尔塔会议，在许多方面延续了克林顿政府主要人物提出的历史观点。1999年3月，国务卿奥尔布赖特（Madeleine Albright）向东欧政府代表表示：“你们的命运绝不会再像扑克筹码那样被人丢来丢去。”奥尔布赖特的父亲原本是捷克斯洛伐克的外交官，在共产党掌权后逃到了西方。事实上，奥尔布赖特是在阐述她的副国务卿塔尔伯特（Strobe Talbott）此前提出的观点。克林顿的这位同窗好友在1997年5月评论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东边许多国家在雅尔塔阴影下受苦近半个世纪。这个地名从此成为牺牲小国自由、成就大国势力范围的代名词，犹如凡尔赛代表短视、惩罚性、羞辱的和平，为未来的战争播下种子。”
[6]

有位美国政府官员后来透露，小布什总统在里加的一席话意在暗示普京为《苏德互不侵犯条约》道歉。如果确实如此的话，白宫的撰稿人显然估算错误了。小布什固然争取到“新欧洲”领袖的好感，却替自己的政府在国内惹来了意料之外的麻烦。这篇讲稿把雅尔塔、慕尼黑和《苏德互不侵犯条约》扯在一起，重新燃起了共和党和民主党对罗斯福角色的辩论。批评罗斯福的人士原本就指责他把东欧“出卖”给了斯大林。现在，保守派的新闻记者和评论员称赞小布什讲了公道话，承认了“可怕的事实”，而自由派则指责共和党搞麦卡锡精神复辟。民主党坚称，雅尔塔会议只不过承认了事实：在克里米亚举行三巨头高峰会时，斯大林已经控制了东欧。
[7]

柏林墙拆除、苏联解体之后，西方接触到新的历史资料，这使我们更清楚地看到东欧乃至全世界为1945年2月的协议所付出的巨大代价。但是这种了解并没有提升2005年这场雅尔塔会议辩论的水平，因为大部分的正、反方论述仍围绕着冷战时期的神话展开。

1946年3月5日，雅尔塔会议结束一年多后，丘吉尔说：“从波罗的海的斯德丁到亚得里亚海边的小城的里雅斯特，铁幕已在（欧洲）大陆落下。在这道线后方，是中欧、东欧所有古国的首都。华沙、柏林、布拉格、维也纳、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布加勒斯特和索非亚，所有这些著名的城市及其周遭的居民全部落入我必须称之为苏联控制区的地方，全都不仅受到苏联的影响，还受到了来自莫斯科的高压控制。”这篇演讲为之后东、西方阵营展开的冷战定了调。在新的国际和政治气氛中，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成为共和党和民主党针对外交政策执行进行论战的战场。不同的见解造就了许多关于雅尔塔的神话。有人责备出席会议的代表向斯大林出卖了西方利益，有人则替他们开脱。大家几乎不可能采取冷静的态度，也无法分辨神话和事实。
[8]

雅尔塔会议是个别领导人和相互冲突的议题之间的角力，也是处理国际关系两条不同路线之间的冲突。罗斯福的政策是自由派国际主义的具体表现，重在建立国际体制，传播民主价值。他在雅尔塔必须对抗两个主张现实政治的老手。斯大林从大国利益角度看待世界，丘吉尔也是，只不过他也认真承诺支持民主价值。

把雅尔塔会议看作外交上的失败，大体上是因为人们对早期的冷战感到失望。从20世纪40年代末期和50年代初期的角度看，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未能阻止斯大林控制东欧，苏联也分配到中国东北为其势力范围。可是，如果说外交是“可能性的艺术”，如果我们考虑当时的地缘政治和军事情势，再来评价雅尔塔会议的结果，那么我们必须下结论说，西方领导人的成就其实远比人们公认的成绩更大。

有时候，大家忽略了雅尔塔会议是一个战时会议，同盟国最终能够取得胜利，西方亏欠苏联极大。人类历史上牺牲最惨烈的大战何时能结束犹未可知，要获取胜利，西方领袖需要红军及其统帅。罗斯福尤其觉得他需要红军协助，以便迅速结束远东战事，并尽可能减少美军子弟的伤亡。他认为要建立联合国，非得取得斯大林的合作不可，也相信战后世界要维持安全、和平，端赖苏联的配合。

罗斯福和丘吉尔都体认到，倘若不和斯大林会商，他们对东欧事务的影响力基本等于零。他们拼了全力要促成三巨头高峰会。斯大林不愿再举行一次三边会谈的心意明显之后，丘吉尔于1944年秋天直接杀到莫斯科去见他，破解他的种种托词。罗斯福也做出最大的牺牲，尽管身体极差，仍跋涉千里。是否此行舟车劳顿使他油尽灯枯，我们无从断言，但没有人能否认这是因素之一。

到雅尔塔后，罗斯福和丘吉尔的谈判条件都很差。美、英部队在德军的阿登反攻作战之后仍在试图恢复元气，而红军已在德国首都70公里之外的奥德河建立了桥头堡。虽然西方盟国从1941年秋天起即对苏联对德作战提供技术援助和空中支持，但直到1944年6月诺曼底登陆之前，盟军并无部队在西欧地面作战，而且盟军数量也远不到东线红军人数的一半。欧战可以说是在靠红军支撑大局，斯大林因此控制了绝大部分的东欧，很快也将控制相当大一部分的中欧。
[9]

西方盟国在雅尔塔会议前夕的处境，以艾登的观察最为贴切。他说：“我们没有太多东西可以给他们，可是……我们对他们有许多要求。”西方能给斯大林的“不太多东西”中包含承认苏联取得的领土，分派绝大部分的德国赔偿给苏联。考虑到西方盟国所能给的，以及他们交换得来的东西，其实他们的成绩出奇好——特别是美国人。罗斯福达成了他的两大目标：苏联承诺参加对日作战，同意加入世界和平组织。在这些议题上，斯大林有心合作，至少就联合国这个议题而言，斯大林预备和罗斯福折中妥协。斯大林遵守承诺，并未意识到他在协助建立的世界新秩序将以美国马首是瞻。
[10]

英国的成绩也不差，特别是如果考虑到美国预备把大部分激励给予苏联，英国有求于苏联者，又是东欧那片敏感区域。丘吉尔达成了他的一个主要目标：替法国争取到大国地位，也替这个军事力量弱小的盟友争取到占领区，成为盟国控制德国的委员会成员。丘吉尔也阻止了就赔偿问题达成任何决定，因而阻止了中欧起自内部的经济崩溃。对于推迟了对德、波国界的最终决定，英国战时内阁也很欣慰。英国取得这个成绩，没有牺牲它在希腊或意大利的战略利益，也没有伤害它对海外领土的控制。

对战胜德国出力最大的苏联，也有满意高峰会结果的理由。历经多年的国际孤立之后，苏联的大国地位终于获得承认。美国已答应大部分的德国赔偿将分派给苏联。德国将分割为许多国家。除了波兰之外，苏联对东欧的控制并没有受到盟国的直接质疑，斯大林也迫使罗斯福接受了他的“政治条件”，这才答应加入对日作战，这样一来，苏联就在远东取得了一些领土，建立起势力范围。苏联在联合国大会多争取到两席，似乎可以避免在这个机构中受到孤立。最后，苏联也回避了不愿讨论的问题，比如伊朗问题。

接下来是波兰。关于波兰的辩论其实涉及整个东欧的命运。苏联想在它的西侧国界建构一个安全地带——以一圈“友好”国家来取代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用以孤立苏联的隔离层。斯大林决心控制波兰这个在欧洲和苏联有最长共同边界的国家，这也是他安全拱门上的基石。斯大林在雅尔塔强调波兰关乎苏联的安全。莫洛托夫在数十年后评论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时，提到了斯大林和他对波兰的态度：“波兰的情势一向很艰难。我们和杜鲁门、哈里曼为了波兰不晓得讨论过多少次。我们不能失去波兰。如果这条线被越过了，他们就会扼住我们。”鉴于一般波兰人都把苏联看成侵略者，不失去波兰的唯一方法是扶植一个由红军维持的亲苏政府，直接向斯大林本人负责。苏联在本地区的目标和自由选举绝不兼容，不能让全体民主党派在平等立足点上竞争。西方因为国内的压力，因为对民主的坚持，以及希望在本地区有立足点，而不愿意做出退让。
[11]

这是地缘政治观点、意识形态和文化的冲突，雅尔塔会议对此无能为力。僵局对苏联有利，它的部队已经遍布东欧各国。丘吉尔和罗斯福已无法说服苏联保证本地区的民主，只能尽量擦粉化妆。他们并不认为这一挫折是重灾大祸，因为他们从来都没把雅尔塔当作最后的和平会议。三巨头的确在波茨坦又举行了一次高峰会。但是，在关系破裂之后，冷战兴起，雅尔塔被当作政治失败的象征。大家对雅尔塔持这种看法有一个重要原因，那就是在雅尔塔决议公布之后，西方的波兰政治人物即大加反对。从波兰的角度看，雅尔塔会议取走了波兰的领土，波茨坦会议则从西边挖了块土地给予波兰，弥补它在东边的失地。

蒂莫西·卡顿·阿什（Timothy Carton Ash）在他那本讨论波兰团结工会运动史的得奖专著中写道：“我初到波兰时，不断听到一个怪词。我的新朋友叹息着说：‘友达！友达！’谈话随即陷入忧郁的沉默中。我猜想，‘友达’是命运的意思吗？”事实上，“友达”是波兰人念“雅尔塔”的发音，在好几代人心中，这个词都代表着1939年9月第一个揭竿而起对抗纳粹入侵的国家，竟然遭到西方盟国的出卖和遗弃。雅尔塔的负面遗产在波兰感受最深，成为冷战时期在苏联控制下的东欧的一种重要政治论述。
[12]

西方盟国能在雅尔塔做得更好，从而免去东欧惨遭苏联欺凌数十年的厄运吗？人们脑中浮现的第一个答案往往是：“当然可以做得更好。”想到波兰和东欧其他地区遭遇的长期后果，人们难免想到也许可以有更好的结果。会议最后文件提到波兰政府“改组”时不够明确。魔鬼永远藏在细节中。讲清楚了细节，或许就能影响到苏联在本地区的行为。但是，西方民主国家真的能阻止斯大林做想做的事吗？几个词就能改变他的心意吗？

盯着西方在雅尔塔会议上外交缺陷的人，立刻就能看出罗斯福和丘吉尔之间缺乏团结，两人应对斯大林的方式不同，在谈判桌上处理许多问题时步调也不一致。两位西方首脑看待战后世界的视角是不同的。罗斯福的议题是全球性的——成立世界和平组织，在欧洲和太平洋争取军事胜利，并且在和大英帝国进行全球经济竞争时，美国也要胜过它。欧洲则是次要的利益，一旦欧洲战场战事告终，美国就将结束它和欧洲事务的牵扯。由于这个做法，斯大林比较像潜在的盟友，而不是竞争者。而丘吉尔则心心念念以欧洲为重。他相信取得对地中海的控制权关系到大英帝国的继续存在，东欧国家的独立关乎英国的安全，因为这将阻止苏联主宰整个次大陆。在丘吉尔看来，斯大林是竞争者，是潜在的敌人，绝非盟友。

斯大林握着王牌，两位西方领导人只能争宠。丘吉尔在1944年10月赶到莫斯科，背着罗斯福和斯大林协商，谈好把巴尔干划分为苏、英两国的势力范围。到了雅尔塔，罗斯福还以颜色，也独自和斯大林就亚洲局势达成协议，拒绝在波兰问题和赔偿问题上全力支持丘吉尔。罗斯福如此对待丘吉尔，有时候还让斯大林渔翁得利，丘吉尔感到气恼，不是没有道理。但是，罗斯福在雅尔塔如此对待丘吉尔和大英帝国，也有他的理由。

罗斯福担任全体大会的常任主席，扮演着关键角色。他是个手腕灵活的政客，以诚实的中间人、“裁判罗斯福”自居。尽管在许多目标上，他大体都和丘吉尔一致，但他宁可用自己的方法达成目标，而结果也证明他的招数有效。西方盟国从苏联得到的让步，多数是两位领袖有共同立场的地方。但即便如此，争取到大部分让步的也是罗斯福，不是丘吉尔。罗斯福借着斯大林和丘吉尔的意见分歧，设法取得了正面进攻难以获得的结果。

虽然罗斯福自己在马耳他避免和丘吉尔讨论共同对策，但他并不反对美、英外长和军事将领彼此之间进行商谈，他们在外交和军事战略问题上达成了相当多协议。最明显的莫过于会议期间吵得最凶的波兰和东欧的问题。会议期间，西方领导人在这个问题上一直团结合作，互相磋商战术，并于全体大会互相支持。他们直到会议进入第六天才分道扬镳，因为罗斯福觉得外交手段已无济于事。

这里有个大问题，那就是如果罗斯福采取不同的做法，在波兰问题上不抛弃丘吉尔，坚持继续讨论下去，情况会怎样？我们没有办法确切地回答这个问题。然而，并没有迹象显示，如果罗斯福、丘吉尔坚守同盟，会议一直讨论到最后关头，斯大林就会让步。斯大林不反对继续讨论，但他预备讨论的是黑海海峡和德国赔偿问题，不是波兰问题。

妨碍雅尔塔会议成功的主因是，东西方的地缘政治期望在根本上是不同的，而且他们的政治文化也迥然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后，有将近两年的时间，英国和苏联分属相对的阵营，要到1941年6月德国进攻苏联之后，斯大林才加入同盟国。1939年时，斯大林的目标和西方民主国家领袖的目标是相互冲突的。1941年，他们目标未变，但有了共同的敌人。到雅尔塔后，他们面临着艰巨的任务：打败共同敌人之后，要怎么协商好共同的目标？他们的分歧延伸到意识形态和政治文化，又因外交上的误判和文化上的误会加剧。斯大林在德黑兰时曾说：“最好的友谊建立在误会之上。”在雅尔塔，他们有太多的误会，而并不是所有的误会都有助于营造友谊。
[13]

罗斯福、丘吉尔以及他们精明的外交政策顾问们都相信或希望相信，斯大林愿意与西方进一步合作，但是却被莫洛托夫、贝利亚等政治局里的强硬派逼着，无法对西方友善。他们可以说是大错特错了！生长于民主制度的他们，根本不了解斯大林是政治局里头傀儡的主人，其实所谓“强硬派同僚”有些是在随时会自己遭逮捕、家人被处决或妻小送古拉格劳改的威胁下工作的。罗斯福期待战后与苏联有友好关系，认为苏联领导层将需要美国的贷款以重建其因战祸而受伤的经济，舒缓其人民的苦难。殊不知他又大错特错。在斯大林看来，人民受苦只是苏联模式在全球胜利所要付出的小小代价。

丘吉尔认为他可以信赖斯大林，当他提议瓜分巴尔干时，试图以斯大林能懂的语言和他沟通。他提议让斯大林在罗马尼亚享有90%的影响力，英国仍可保有一些影响力。斯大林答应了，可是事实上他从来没打算以百分比来衡量他对一地的控制权。就像1555年《奥格斯堡和约》（Peace of Augsburg）（它终止了天主教和日耳曼路德派新教徒的战争）的设计师一样，斯大林从神学角度思考他的新领地，他要确保共产主义新信仰的胜利，就必须在他的新领地之内确保绝对主权。西方领导人梦想以共识建立世界政府，不能接受《奥格斯堡和约》所订的“宗教由国君决定”（Cujus regio,eius religio
）的原则。丘吉尔对雅尔塔的结果非常失望，拒绝提供任何具体材料放进回忆录的雅尔塔这一章里。他的写作助理群只好从英国官方记录和丘吉尔口述会议期间的一些逸闻当中去找材料。
[14]

我们从苏联的秘密文件中发现，三巨头里，属斯大林消息最灵通，最有准备。但是借由无所不在的间谍网搜集情报，了解对手的立场，以及本身高明的谈判技巧，并不足以使斯大林免于误判。他误判西方盟国的立场，就和他们误解他一样常见。当然，也有些事是直接就估算错误了。譬如，斯大林和罗斯福一样，认为英国在战后将维持并加强它的大国地位。他认为英国是他在欧洲次大陆的主要对手。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隔阂使他无法理解其雅尔塔来宾的动机，难以预测他们未来的行动。这位跟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交过手、练就一身外交本事的现实政治大师，根本不了解民主政府的本质，以及它对政治领袖的限制。

斯大林对丘吉尔在1945年夏天的大选中落败感到非常困惑，这件事令他更不相信选举。他不了解舆论对民主选出的政治人物的影响力。他认为西方领导人出于本身的利益，会同意瓜分欧洲，不理会他对波兰在野民主派的弹压，就好像他不干预英国在希腊镇压共产党一样。当西方政府抗议苏联在波兰的行为时，斯大林和莫洛托夫真的很气愤。他们对于不得不和“资本主义小偷”签署的《被解放的欧洲宣言》，评价也很低。他们从来就不信任资本主义者，也没有意愿在日后信任他们。

对于斯大林在东欧的新兴帝国，罗斯福和丘吉尔还有什么选择方案？他们的选择其实不多。他们可以谴责斯大林的行为，不和他往来，否定他的国际正当性。他们也可以维持对话，寻求逐渐改变，绝不关上门，期待该地区的民主犹能存活。选择第二条路的代价是，在公开场合对严重侵犯人类自由的行径默不作声，赋予斯大林对东欧的治理一定程度的正当性。选择第一条路的代价则较难估算。西方领导人可以实行它，又不危及他们的军事同盟和伤害到对德胜利，但是战后和苏联的关系也就完了。罗斯福势必放弃以联合国之类的国际组织为基础去建立新世界的梦想。这也意味着把半个欧洲让给斯大林，使得西方不再有杠杆可以影响局势，在冷战成为不可避免之前就先启动冷战。还有另一个选择方案，那就是和苏联开战，丘吉尔就下令要做好准备计划，但这个方案就连英国军方也觉得不切实际。

西方盟国选择了第二条路，不关上门，继续试图扭转局势。英国出席雅尔塔会议代表团团员、后来在冷战时期担任驻苏联大使的弗兰克·罗伯兹爵士，后来概括了决定冒风险继续交涉的这一派人士的感受。他说：“我们可以说‘不，我们不干！’苏联人还是会我行我素。或许你可以说，不必如此啊，可以安排一些波兰人回波兰，举行选举……那是另外的选择方案。我们可以继续承认波兰流亡政府，指责样样事都不对。但是我不认为这会是比较好的立场。它可以让我们大家好受些，如果我们不向这个斯大林让步的话。但是，实际上，我实在看不出它会有什么好处。”
[15]

最后，西方盟国总算成功地让若干民主领袖回到波兰。他们希望顺着这个小成就再往前推进，这个想法并不像冷战时期人们认为的那么天真。苏联的档案证据和近年对这个题目的研究表明，在雅尔塔会议时，斯大林还没有决定要怎么处理东欧。直到1946年5月，他还告诉波兰政府领导人说：“列宁从来没有说，除了无产阶级专政之外，就没有别的道路可以通往社会主义。他承认有可能利用资产阶级民主制度的基础，比如议会，走上通往社会主义的道路。”
[16]

在1945年2月关闭所有的沟通管道，放弃一切已有的影响工具，这个错误将比归咎于雅尔塔西方设计师的那些错误更加严重。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的策略相当稳健，会议已过了数十年，我们已能印证其利弊得失，可是从新的档案资料及汗牛充栋的研究当中，我们依然很难针对他们采取的路线，提出任何切实的替代方案。

当然还有别的可能性，但是它们有可能在当时战争尚未结束的情况下先惹出新的战争。戈培尔藏身柏林，密切注意着西方媒体对盟国之间龃龉的报道，对这一可能性怀抱极高的期望。如果我们把斯大林的忧惧看作政策异动的指针，那么和垂死的纳粹单独议和，或是洽商停火以结束西线战事，就可以用来取代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的路线。这些替代方案被两位西方领导人视为行不通的路，他们决心领导自己国家和受苦已久的世界走向和平。波伦从雅尔塔写信给凯南，谈到后者提议分割欧洲为两半的构想，他说：“这样的外交政策，不应该是民主国家做出的。”
[17]

冷战时期批评和赞同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人提出了一连串问题，这些问题持续影响着今天人们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认知。严重的病情是否影响了罗斯福在雅尔塔的谈判？三巨头是不是密室协商，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导致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失败和冷战开始的，是不是西方的自私政策？他们一边不准苏联沿着国界建立安全地带，一边自己却控制西欧，维持自己的帝国。这些相互抵触的问题，充斥在冷战年代带有党派立场的历史文献里。冷战的结束和苏联档案的开放，使得人们可以重新反思从前的争论。如今，对于许多问题，我们知道得更多，比如斯大林及其部属如何善用他们在西方布建的间谍网，掌握盟国动向，他们如何看待伙伴，他们的地缘政治目标是什么，他们如何评估谈判的结果，以及他们是否有意遵守承诺，等等。

罗斯福总统可能因坚持全程开完会而付出了最高的代价，但美国若是由一位更年轻、更健康、更有活力的领袖代表出席高峰会，美国和英国的成绩就会更好吗？罗斯福的僚属们否认他在雅尔塔期间身体差，会后也不承认总统身体不好。基于个人理由或政治理由，他们不想看到其他不是那么亲近总统的人士所看到的罗斯福衰老的迹象。今天我们知道罗斯福总统在雅尔塔期间身体差的情况，大部分来自英国与会人士的观察。当然他们不是完全不偏不倚的。他们拿罗斯福身体差来解释美、英关系冷淡。其实美、英关系冷淡，恐怕应从大英帝国国力衰退这个角度去思考。

观察罗斯福在雅尔塔行为的人似乎大多认同一点：尽管明显衰弱疲惫，但他仍然完全掌控着讨论的主题。会议期间，罗斯福展现了结盟、交涉、操纵的招牌功力，达成了他的主要目标。在雅尔塔，当他在某个重要议题上退让时，并不会明确违反他自己早先的立场，也不会不先同顾问商量。而且，罗斯福在雅尔塔的立场和他在德黑兰的立场相当一致。他的确累了，也催促会议早点结束，但他并没有在达成主要目标之前就离开雅尔塔。

另一个根深蒂固的神话，应当仔细检查甚至加以破除。这个神话源自支持戴高乐的人士。他们声称三巨头在雅尔塔决议把欧洲划分为势力范围。没错，在雅尔塔大部分的谈判是基于一个假设：斯大林有权在和苏联毗邻的国家拥立友好政府。但是，罗斯福和丘吉尔都强烈反对东欧“共产主义化”，竭尽全力阻止日后出现丘吉尔所谓的“铁幕”——一个排斥西方，境内毫无民主痕迹的高度受监视的边境线。其实，会议记录、三巨头的通信，以及盟国外交官的后来的行动都可以证明，造成会议期间及会议之后关系紧张的，是他们不能就瓜分欧洲达成协议。

如果要找个高峰会议承担冷战时期欧洲分裂对峙的骂名，那应该是莫斯科会谈或波茨坦会议，而不该是雅尔塔会议。1944年10月的莫斯科会谈，丘吉尔和斯大林协商好瓜分巴尔干；在波茨坦会议上，美国新任总统在伯恩斯的建议下，接受划分德国为四个占领区的协议，并表示西方愿意承认斯大林在东欧的傀儡政府。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雅尔塔同意苏联在中国东北建立势力范围，但要到波茨坦会议时，美国和英国才默认接受斯大林控制东欧。

人们批评说，雅尔塔关于远东的协议秘密进行，背弃了美国的盟友中国，但是罗斯福和斯大林在雅尔塔的这项秘密协议最受非议的地方是，大家认为没有必要拉苏联加入对日作战。这项论证的根据是，苏联于1945年8月参战时，美国已经拥有了原子弹，也向日本投掷了两颗。然而，在1945年2月，并没有人能预测原子弹是否能制造出来，是否有用，以及它对战争可能会有什么影响。美国军方估计，攻打日本，美军伤亡人数将达数十万之多。杜鲁门在原子弹第一次试爆成功之前几天就启程前往波茨坦，当时仍以苏联加入对日作战为第一优先。有些历史学家今天就颇有说服力地主张，苏联参战至少和原子弹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影响到日本决定投降。

仔细阅读苏、美、英有关雅尔塔会议的记录，以及与会人士的日记和回忆录，有助于破除另一个冷战时期的神话：斯大林背叛了信任他的天真西方领导人和外交官。大部分与会人士晓得许多人事后希望快快忘掉的事实：当时，在波兰问题上并未达成各方都满意的协议。罗斯福接受苏联“改组”波兰政府的主意，但是未能确保这个“改组”会导致民主的结果，他设法在会议最后的文件中弄个说法来掩饰这个事实。雅尔塔之后，斯大林坚持自己对文件的诠释，西方领导人也坚持他们的诠释。

《被解放的欧洲宣言》原本是一份防止大国干预欧洲小国事务的文件，把它变成只是意向声明，西方领导人允许斯大林不理睬其原则。问题在于斯大林并不是唯一不理会这份宣言的领袖。丘吉尔在意大利和希腊的政策也没有理会这份宣言的原则，这和他在伊朗及大英帝国海外属地不理睬《大西洋宪章》，可谓如出一辙。英国违背宣言的程度固然与苏联有别，但他们的不遵行，世人皆知。

苏联档案开放，以及根据它们做出的新研究，也帮助我们打破另一个冷战时期的神话。这个神话说，狡猾的西方大国占了天真的苏联领导人的便宜，苏方只求受到平等对待，可是尽管苏联牺牲惨重，却仍被猜疑。在新证据之下，这个说法根本经不住考验。斯大林根本不是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也不是在力争国际间的正义，而是在以高明的手段玩他的游戏。他派间谍渗透盟国政府，有时候甚至比西方领导人更早读到盟国的外交文件。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雅尔塔会议是否应该为冷战负责？毫无疑问，雅尔塔会议是走向大国关系紧张、原子弹毁灭威胁这样一个不安全的世界的踏脚石。会议结束后，与会人士在国内及国外都夸大了会议成果，会议刚结束时的兴奋很快转化为失望，战时盟友关系显然出现了转折。但是我们不应高估发生在冷战开始之前几年的这一事件的重要性。那几年里还发生了其他事：波茨坦会议召开，广岛遭原子弹轰炸，苏联在实际上控制了整个东欧。大国最高层之间多次重启谈判却告失败，原子弹出现又使局势变得更加复杂不明。

现实在改变，辩论的动态也在改变。雅尔塔留下了许多没有解答的问题，世界领袖们没有太多的选择方案，但是导致冷战的主要决定是在雅尔塔会议之后才做出的。假如认为西方领导人在雅尔塔时，除了会议实际实行的决策之外，他们还有少数仍然可行的替代方案，而他们的继任人并没有，那就错了。雅尔塔的决定并没有镌刻于金石。有些决定虽经由与会人士共同同意，但在会议之后很快就重新谈判或是放弃了，比如分割德国的方案。是因为战后领导人没有能力谈判出比雅尔塔会议达成的更好的协议，才使全世界指着雅尔塔，说它是最后的和平会议，也是冷战时代许多困难的源头。

随着时间流逝，雅尔塔变得比它的与会者所希望的更加重要，这其中有政治的现实，也有历史的神话。在与会者心目中，会议只是通往和平的漫长道路上的一个小站，在进展中的任务十分艰巨。罗斯福不仅在雅尔塔艰苦交涉时有这样的理解，在会议之后立刻出现严重的外交危机时，也如此认为。1945年4月11日，也就是他撒手人寰的前一天，他向秘书口述了一篇演讲稿，预备在4月13日杰斐逊总统诞辰纪念日发表。他说：“朋友们，重点是和平。不仅是结束这场大战，还要消除一切战争的根源。是的，结束：永远结束这种政府之间以草菅人命解决分歧的不实际做法。”
[18]

在美国历任总统里，说到渴望从雅尔塔的经验中学习教训，或许没有人比得上尼克松。1972年6月，尼克松和利奥尼德·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签署第一份战略武器限制条约之后回到美国，满脑子都是雅尔塔。尼克松是雅尔塔会议之后，第一个踏上苏联领土访问的美国总统，回国之后，他也仿效罗斯福向国会提出报告。尼克松于1972年6月1日向国会报告说：“在莫斯科，我们见证了始于1945年的那个时代已开始终结。”不久之后，在6月16日，也就是五个小偷准备闯入水门大厦民主党总部之际，尼克松前往巴哈马，随身带着丘吉尔回忆录《胜利与悲剧》（Triumph and Tragedy
），其中即有专章谈到雅尔塔。他的心得是：“我们不能再重蹈覆辙。雅尔塔会议改善了关系，但关系旋即急转直下。读了雅尔塔这一章，我不由得掩卷叹息，不是为了我们在雅尔塔所同意的而叹息，而是叹息苏联不能遵守协议，从而产生了此后所有的问题。”
[19]

尼克松和其他批评雅尔塔的共和党人不一样，他晓得要和苏联谈判谈何容易，因此不忍责备罗斯福及其顾问在会议上的表现。他基本上接受了丘吉尔对在雅尔塔达成的协议的诠释：好好的协议，却被斯大林给毁了。他也从雅尔塔学到了一个政治教训：和苏联交手时，千万不要夸大成绩，因为结果或许是灾难。但是，要从雅尔塔学的教训，或许不仅是在向国内兜售国际协议时该用什么样的政治策略，还要注意外交决策的道德层面。

两位民主国家领导人在雅尔塔的选择不多，只能尽全力斡旋，他们为了战后和平而被迫付出的代价，从地缘政治、道德和人命上说，都是十分高昂的。他们在雅尔塔的一部分牺牲落在言辞上，但另一部分则赔上了民主信仰的本质。两人——尤其是罗斯福——都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他们同意重划国界，没有征询相关政府及民族的意见，就强迫千百万人迁徙。他们同意遣送苏联战俘回国，哪怕这些人会遭到监禁，甚至死亡——丘吉尔对此心知肚明。罗斯福对巴尔干分割为英、苏的势力范围装聋扮哑，而且相当乐意让苏联在亚洲分到一块势力范围。甚至，他从来没有公开对斯大林统治东欧表示过异议。

从和雅尔塔会议相关的历史文件中，我们看到罗斯福是帝制总统的真正创始人，他一手主导外交政策，把美国国务院贬为执行白宫制订的外交政策的工具。结果是，不仅美国外交政策和罗斯福及其世界观紧密结合，而且除了总统本人之外，再也没有人有能力进行这种三边外交运作，等到他猝然逝世，这样的做法也就无可避免地戛然而止。罗斯福创造出一个体系，美国在其中承担调停者的角色，对世界事务发挥前所未有的重大影响力。罗斯福死后，三边竞逐变成两极对抗，而且因为大战结束之后十年大英帝国的式微，两极对立越发严重。

就和任何战争一样，任何和平都不会是独幕剧。它会有始有终，有起有落，有英雄也有恶棍。它也有代价。诚如雅尔塔所示，不论西方国家的领袖如何认真，和意识形态不同的政府结盟都得付出代价。如果你支持这样一个权宜的盟友，发展它的力量，要再牵制它，可就不容易了。除非同盟的根基是共同的价值和原则，否则一旦当初的冲突过去，敌人的对手就很可能成为你的敌人。任何人若认为民主国家只应和民主国家结盟，或者认为未来的结盟一定要以共同价值为唯一的基础，他们一定也会觉得世道险恶，这个世界太复杂、太危险。但是，雅尔塔会议证明，要达成共同目标，民主国家非得团结不可。不仅和敌人之间，即使是在伙伴之间，也一定会有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分歧，雅尔塔会议就是一个例证。要使同盟能顺畅运行，避免过高的期望，就一定要了解这些分歧。

[1]
Liudmila Obukhovskaia,“Imet’uvazhenie k proshlomu,” Krymskaia pravda,February 9,2005.

[2]
Ronald Grigor Suny, The Revenge of the Past:Nationalism,Revolution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Soviet Union(Stanford,1993).

[3]
Evgenii Grigor’ev,“MID RF otstoial Kaliningrad,” Nezavisimaia gazeta,November 16,2004.

[4]
Artem Blinov,“Tokio daiut trubu,no ne ostrova,” Nezavisimaia gazeta,January 17,2005;Artem Blinov,“Ul’timatum proigravshego,” Nezavisimaia gazeta,March 10,2005.

[5]
For the text of Bush’s Riga speech,see http://www.encyclopedia.com/doc/161=133371464.html.

[6]
Matt Welch,“When Men Were Men and Continents Were Divided,”Reason on Line,May 10,2005,www.reason.com/hitandrun/2005/05/when_men_were_m.shtml.

[7]
Elisabeth Bumiller,“In Row over Yalta,Bush Pokes at Baltic Politics,” 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16,2005;Pat Buchanan,“Was WWII Worth It?For Stalin,Yes,” WorldNetDaily,11 May 2005,http://www.wnd.com/news/article.asp?ARTICLE_ID=44210;“Yalta Regrets,” National Review,May 11,2005,www.nationalreview.com/editorial/editorial2200505110923.asp;Arthur Schlesinger Jr.,“Yalta Delusions,” The Huffington Post,May 9,2005,www.huffingtonpost.com/theblog/archive/2005/05/yalta-delusions.html;Jacob Heilbrunn,“Once Again,the Big Yalta Lie,” Los Angeles Times,May 10,2005.

[8]
“Winston Churchill’s Iron Curtain Speech,”http://www.historyguide.org/europe/churchill.html;Athan G.Theoharis, The Yalta Myths:An Issue in U.S.Politics,1945–1955(Columbia,MO,1970);Serhii Plokhy,“Remembering Yalta:The Politics of International History,”in Serhii Plokhy, Ukraine and Russia:Representations of the Past(Toronto,2008),213–39.

[9]
Davis, No Simple Victory,9–72.

[10]
FRUS:Yalta,501.

[11]
Molotov Remembers,54.

[12]
Timothy Garton Ash, The Polish Revolution:Solidarity,3d ed.(New Haven,CT,2002),3.

[13]
Winston S.Churchill, Closing the Ring(New York,1962),332.

[14]
Reynolds, In Command of History,466–86.

[15]
Leszek Kolakowski,Edward Mortimer,Antony Polonsky,and Frank Roberts,“Yalta&the Fate of Poland,”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33,no.9(May 29,1986):43–44.

[16]
Vostochnaia Evropa v dokumentakh rossiiskikh arkhivov,457–58;Roberts, Stalin’s Wars,249.

[17]
Bohlen, Witness to History,176.

[18]
The Memoirs of Richard Nixon(New York,1978),621;Reynolds, Summits,273–76.

[19]
My Dear Mr.Stalin,320–21.

雅尔塔：改变世界格局的八天

[美]沙希利·浦洛基　著

林添贵　译

电子书编辑：张畅

版权经理：王文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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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 次：2017年12月第1版

字 数：421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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