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第一辑　旅途行吟

圣地初旅

戏说固原

仰望六盘

湖城随想

兰一山庄的树与果

窗

大漠人和骆驼

居延海，我的情与思

租房记

第二辑　文化谈片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

——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在那遥远的地方

——对一位音乐老人的解读

无聊与读书

——为第一个世界读书日而作

也是纪念

——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朗读《生死朗读》

青草如玉

我在山顶上写下的只言片语

蒜说

“人不如狗”的一种解析

标语的“妙”用

第三辑　灯下絮言

女儿与书

童话

亲近自然

屋顶上的渴望

生长在井里的白蘑菇

从针眼儿里漏下去的沙米

舞着的二姐

怀念一个女孩

送一束鲜花给你

同学的故事

——为毕业三十年同学聚会而作

第四辑　马儿庄笔记

一间自己的屋子

——《马儿庄笔记》之一

月光之下

——《马儿庄笔记》之二

荞面饸饹

——《马儿庄笔记》之三

丰收的西瓜

——《马儿庄笔记》之四

周末的校园

——《马儿庄笔记》之五

羊不语

——《马儿庄笔记》之六

第五辑　故乡寄语

向一个伟大的灵魂致敬

——写在文学恩师魏巴特尔先生一周年祭日之际

大漠·人生·诗情

——诗集《唱给阿拉善的歌》读后

“眼睛弯成音符之后……”

——郭春浮诗歌创作浅析

驼背上的咏叹

——小记歌曲《故乡之子》

秋风一去

——有感《第二次出名》

我写海荣

老方不老

随意的溪流

漠月　著

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

©青苹果数据中心2014

本电子书由青苹果数据中心制作与发行，非经书面授权，不得在任何地方以任何方式反编译、翻印、仿制或节录本书文字或图表。

湖南省青苹果数据中心有限公司

注册时间：1992年8月13日

注册地址：中国湖南省长沙市开福区青竹湖大道399号

互联网出版许可证：新出网证（湘）字013号

电子邮箱：GA@egreenapple.com

网　　址：www.egreenapple.com

青苹果数据中心为作者和相关机构提供数字出版服务。

本书电子版如有错讹，敬请指正，我们会及时更新版本。

第一辑　旅途行吟

圣地初旅

不久前，我在一篇文章里读到这样一种说法，当今国外的普通老百姓只记住了两个中国人。这两个中国人，一个是李小龙，一个毛泽东。将这两个人相提并论，就多多少少给人以“同日而语”的意思，至少对于我来说，心里不那么舒服，一时难以接受。一个是武术明星，一个是人民大救星，让我反复掂量了多时。掂量到后来，就有一些释然了，我是这样想的，任何一个国家都有普通老百姓，这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社会群体，能够让全世界的普通老百姓记住一个人，绝非易事。

接着就有了延安之行。

是我所在的报社组织的，意图不言而喻，借此接受革命传统教育。因此，我们将这次旅行亲切地称之为“红色之旅”。一行十几个人，我们几个年龄大些的，则携了妻子和孩子同行，属于特殊照顾和对待，心里自然是感激不尽。毕竟是第一次去延安，同行的人一路上都很兴奋，议论着革命圣地如今会有什么变化，猜测着延河、宝塔山、枣园、杨家岭的样子。这些烙有深深的革命象征和时代记忆的地名，虽然我们自小就耳熟能详，却不曾亲眼目睹过，现在就要和它们进行零距离接触，怎能不心情激动呢？

途经宁夏陶乐、盐池两县，到了定边，就开始进入陕北了。

陕北，多么大气的一个名字，如雷贯耳。它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撇开那早已烟消云散的千年历史风云不说，只说共产党领导的与千千万万劳苦大众的命运紧紧相连、息息相关的中国革命，就让人们产生无限的感慨。还有那一唱三叹、回肠荡气的信天游，同样能够让人们产生无限的遐想。

陕北，还是一片文学的沃壤。

20世纪40年代李季先生的《王贵与李香香》；新中国成立后，贺敬之先生的《回延安》；新时期以来，路遥先生的《人生》《平凡的世界》，更是让陕北走进了文学的神圣殿堂。这些情厚境美、韵味深长的作品，不仅显示了西部文学的广阔前景，也为人们认识和了解陕北提供了一个新鲜的独特的精神入口。记得《人生》发表出来后人们争相传阅，盛况空前，一时洛阳纸贵。那一年我还只是一名大学二年级的学生，青涩懵懂，读过了这篇作品后却有如醍醐灌顶，久久难以释怀，不知流下了多少感动的泪水。从高加林身上，我似乎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因为我也是牧区家庭出身。牧区和农村、牧民和农民其实都一样，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除了具象的劳动方式的区别，抽象的精神的异同确乎并不存在。如果不是恢复高考后考上大学，我个人的命运与前途很可能和高加林如出一辙，甚至还不如他呢。后来，我也走上了文学创作之路，其中肯定受到了《人生》这样振聋发聩的作品潜移默化的影响，同时也在我有关陕北的记忆里划上了又一道很深的印痕，即文学的陕北，或者陕北的文学。因此，在这里不妨多说几句。

出了定边，然后是吴起、志丹、安塞。

这些同样耳熟能详的名字，在我们眼前具象为伸出手就可以触摸的山川、田野和村镇。越往前走，黄土高原的特征和气息越浓厚。山大沟深，深藏在高原褶皱里的一个个村庄，被一条蜿蜒曲折、迂回延伸的公路串联了起来。面对一座座耸入云天，却又贫瘠裸露的山塬，漫长的旅途便少了一缕浪漫，多了几分单调。车上的人开始昏昏欲睡，一个个东倒西歪，一副疲惫不堪的样子，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出生的几个年轻记者，已经对这样的旅途开始产生某种厌烦情绪了。

其实，站在历史的角度，我们行走的这条路线，就是一道记载着华夏五千年文明的历史长廊，阅尽沧桑，淬砺烽火，马蹄声碎，喇叭声咽，只不过很多东西被如水的岁月给剥蚀了，也有很多东西被深深地掩埋在黄土下面了。而九曲十八弯的黄河，则以主动的姿态承载着历史的血腥或者辉煌浩浩荡荡，顺流而下。是的，在黄河中下游的任何一处，掬起一捧水喝进去，便能够有刻骨的体味，那就是水土交融。是不是可以这样说，喝进去黄河水的时候，也就是喝进去黄土，也就是体味历史。

相对于历史，人总是渺小的，无法逃脱历史的规律。经历了底层贫寒生活的人很多，历朝历代，俯拾皆是；身处历史转折的节点上而选择孤注一掷的人很少，这样的人是人中豪杰；如果还能够高瞻远瞩、高屋建瓴，视民族大义为毕生的追求，这样的人可以说是凤毛麟角。历史往往选择这样的人，这样的人应该是领袖，也必将是领袖。美国学者迈克尔·H·哈特写过这样一本书，书名叫《世界历史上最有影响的一百人》，毛泽东列第二十位。释义是毛泽东领导共产党夺取政权，并在以后的二十七年中，对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进行了相当规模的改造。我觉得这样的解释，虽然简洁凝练、一目了然，却未免显得有点冷冰冰或者硬邦邦的。还是陕北民歌《东方红》唱得好：“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他是人民的大救星。”对毛泽东的评价和认知，中国的老百姓有自己的表达方式，更形象，更生动，更具有人情味，也就更加完美。我们曾在铺天盖地的红色宣传画，在各种版本的革命历史教科书中认识了陕北，认识了这样一场轰轰烈烈的中国革命，尽管一知半解，并不全面和完整。但是我想说的是，如果理想主义还没有泯灭，如果英雄主义还有市场，我们迷恋延安，我们谈论革命，至少有一个共同的道理：这个世界上还是穷人多。

毫无疑问，作为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我辈，这一生至少去一次延安，是一个非常值得和必要的选择。否则，会成为一桩遗憾。

这次去延安的确又是一段非常艰苦的行程。为了节约经费，我们租用的是一辆私家面包车；为了节省时间，我们舍远求近，经常走的是便道。自以为聪明的结果是，车动不动就在坑坑洼洼的乡村土路上抛锚，反而比预计到达的时间晚了整整一天。坐在大幅度摇晃颠簸的车里，时间长了竟能产生某种幻觉，感觉已经不是车在摇晃颠簸，而是两边的黄土大山在摇晃颠簸。三摇两晃便摇晃出了几孔古朴的窑洞、几棵沧桑的老树，或者一个小小的清静的村落、一个小小的人来人往的集市。看来慢有慢的好处，走马观花总比跑马观花要好。

途中我们在一个不大的山村里小憩片刻，我们一家三口信步走进一间土屋，和主人交谈起来。房东是个年轻妇女，看见我们时脸上略显羞赧，身边围着她的两个孩子。两个孩子脸蛋儿红彤彤的，穿着不甚整齐，却不怯生，目光大胆，看来是见多不怪。正是中午吃饭的时分，好客的女主人让我女儿品尝他们的碗中餐。后来，女儿小嘴鼓鼓地走出土屋，将饭团吐在妻子的手心里，妻子又将手心摊开要我看。我将饭团作了一番分析，只有小米和土豆。看来，这里的老百姓仍然保持着传统的饮食习惯，养育中国革命的小米仍然是他们餐桌上的主食。现在是20世纪90年代，三餐如斯，可属温饱标准？我的心情挺复杂的，耳畔似乎响起那低沉缓慢的信天游。这使得我情不自禁地想起了一桩趣事：有一次我抱着牙牙学语的女儿出门，正好路遇一口大白猪哼哼唧唧地蹒跚而过，女儿突然神情愉悦地指着那猪说，肉！这个小小的故事让我思之许久。现在这个陕北房东的小小故事又让我浮想联翩。人都是乐于享受的。我也才明白了，仅仅靠歌声是不够的，歌声能够美化生活、诗意生活，却不能够替代生活。所谓“诗意的栖居”，应该是建立在物质基础之上的。是不是应该这样说，物质生活结实饱满了，精神生活才能更加丰富多彩。

陕北的乡亲令我崇敬，作为中国革命的亲历者和后来人，他们的无私奉献精神和顽强的生存能力，不断给世人以深刻的启悟。他们是一株株挺立在黄土高坡上的枣树，于干渴与苦涩中奉送给这个世界一颗颗红亮的心。陕北人民更应该让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永记不忘。

再往前走，鸡鸣狗吠，猪哼驴骡叫，人烟就逐渐变得稠密了。一处处田陌一层层绿，树木也开始葱郁起来，而且以枣树居多，大部分枣树虬枝坚劲，想必是很有一些年月了。俗话说，有枣没枣打三竿，高高的枣树上结满了等待收获的果实，半遮半掩，半红半绿。车到安塞后，我们略作停留，有名的安塞腰鼓吸引了我们的眼球，勾起我们购买的欲望。满街的安塞腰鼓大小不一，形状各异。及至后来，我们的面包车里几乎到处挂满了这种只能当做饰物的旅游产品，满车红得耀眼，还时不时地相互碰触、叮咚作响，别有一番情趣。

过了安塞，就是延安了。

首先映入眼帘的自然是那座著名的宝塔山。而且我敢这样说，我们对延安宝塔山的熟知程度，绝对不亚于北京天安门。作为革命圣地的象征，用现在流行的话语说，它的出镜率是非常高的。山城延安比我想象的要喧嚣得多，也繁华得多。延河两岸楼房林立，街上是穿梭的车辆和嘈杂的人流，喇叭里播放的音乐既有高亢的秦腔，又有流行歌曲，与西北的其他城市几乎没有什么区别。革命圣地延安，给初访者以这样一个侧面展示着自己，表明它已经步入市场经济的阔海。在我们入住的延河饭店旁边，有一家叫做实验餐饮部的饭馆，我们兴味盎然地进去吃了一顿饭，结账的时候才知道被狠狠地宰了一把。再回首门头上书写的“实验”二字，颇觉其中意味深长，看来沿袭传统的革命老区人民憨厚朴实的思维定势，难免与现实有所抵触。我这样说，其实并无贬义。山中一日，世外千年，城市与山区毕竟是大不一样的，延安是革命圣地不假，但远非陶渊明笔下的世外桃源，如果拒绝现代商业文明，那才是咄咄怪事呢。

第二天，我们轻装前行，直奔目的地而去。凤凰山、杨家岭、枣园、王家坪、宝塔山等等，才是我们此行的目标。那几排坐落在半山腰的看似普普通通的窑洞，更能够给我们以灵魂的冲击，让我们觉得非常亲切，见物而动情，凝神而思索。

我们第一天参观的分别是凤凰山和杨家岭革命旧址。1935年10月，共产党中央机关及其领袖们入住延安。当时，党中央以及毛泽东等人入住延安后，房屋和窑洞都是借用老百姓的，条件十分艰苦。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党中央多次召开决定中国未来命运的重要会议，领导了著名的延安大生产运动和延安整风运动；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毛泽东伴着一盏孤灯，伏在一张木桌上写出了他的惊世大作《实践论》《矛盾论》《论持久战》《愚公移山》《为人民服务》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就是在这些既简陋又陈旧的窑洞里，毛泽东会见了柯棣华、爱德华、安娜·路易斯·斯特朗、诺尔曼·白求恩等国际友人，并和他们亲切畅谈。后来，斯特朗曾经撰文说，有毛泽东这样亲民的领袖，中国革命怎么能不胜利呢？

在枣园，我们参观了当时的五大书记——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的旧居，同样令人心生敬仰之情。在枣园书记处礼堂的会议室里，有一幅照片格外醒目。这就是我们后来经常看到的，毛泽东登上飞机后向送别的人们挥手告别的那幅照片，时间定格在1945年8月28日，绝对堪称经典。要知道，毛泽东决定赴重庆谈判时，自己竟然没有一身像样的衣服，头上戴的那顶盔式太阳帽还是周恩来的。在这里，我们应该特别感激作家方纪先生，是他将这一难能可贵的、瞬间定格的历史镜头，用妙笔抒写成了著名的散文《挥手之间》，然后得以广泛传播。

在王家坪，我们参观了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和八路军总司令部。就是在这里，中国共产党领导八路军、新四军，以及解放区军民坚持了八年敌后抗战，取得了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毛泽东的居所内，我们还看到了毛泽东和儿子毛岸英在延安留下的唯一的合影照片。弥足珍贵的照片上，从苏联回国不久的毛岸英年轻俊朗、英气蓬勃……

随着参观行程即将结束，我的心情也开始变得有些怅然起来。是的，斯人已去，庭树依旧在，小院的石桌上虽然没有那时的一杯清茶，刀刻的棋盘上还似留有一缕鏖战的硝烟。窗明几净，一台小小的石砚，几支已被写秃的毛笔，墨已凝结，仍觉能够觑见那挑灯熬夜的著书人。枝头枣未红，灶黑锅冷点水无，好像那迎接战友和亲人的土炕还是热乎乎的……置身这样的氛围，虽说身体是现实主义的，但灵魂却是浪漫主义的，同时又觉得自己的这点文气实在是不够用。但我相信自己的感受，虽然许多的感受一时半会儿说不清楚，珍藏在记忆里亦无不可。

几回回梦里回延安，

双手搂定宝塔山。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与方纪先生的《挥手之间》一样，贺敬之先生的《回延安》，也是我们都很熟知的文学名篇，中学课本里就有。在包括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内的有关活动中，我们不止一次满怀深情地朗诵过，并为之心旷神怡，为之欢欣鼓舞。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太紧，我们此行没有能够如愿登上那座沐浴了千年风雨的宝塔山。我们只好站在延河桥上，让革命圣地的象征，做了留念照片上的背景。不过，和陕北人民的遗憾相比较，我们的这点遗憾也许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1947年3月18日傍晚时分，在二纵队司令王震和周恩来的一再催促下，毛泽东缓缓步出窑洞，恋恋不舍地向处在暮色苍茫中的延安古城望了一眼后，离开了他生活、工作和战斗了十三年之久的延安，从此再没有回去过。之后，陕甘宁边区人民十分怀念毛泽东，有陕甘宁边区民歌《毛主席是大救星》为证：

莲花生在水里头，

毛主席在咱心里头；

百灵子过河沉不了底，

忘了娘老子也忘不了你……

1996.5.10

戏说固原

在《黄河工商报》当记者期间，我用两年多的时间走遍了宁夏的每一个市县。应该说，这里的山山水水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譬如吴忠的塞上江南般的千顷稻田，中卫的沙坡头和黄河落日，泾源的老龙潭和凉殿峡，青铜峡的水利枢纽大坝，等等，都是引人入胜的景致。

我在这里想说的却是固原。

固原，在我有限的记忆当中，是因为“穷”而出了名的。且不说穷甲全国，连总部设在远在地球另一端的美国纽约的联合国都知道，还上了人家的“穷”名单。穷也能够穷出一些名堂，穷出中国，穷向世界，可见固原很不简单。因为这篇文章是“戏说”，其中多少有点儿调侃的意思，但绝对没有恶意，首先要请读者包涵和理解。

我最先知道固原是在上大学的时候，是在我的同学那里，这是实话。上大学时，我有几个同学就是固原的，而且基本上都来自农村，不用打听，仅凭衣着和说话就能判断出来。其中一个姓海，大海的海，来自固原的西吉县官厅乡。海同学朴实憨厚，心地善良，平时话语不多，学习刻苦，在学校的体育活动场上是难得看见他的。他突出的特点是饭量大，大得有点儿出奇，一顿饭用一根筷子穿五六个馒头还是吃不饱，直埋怨城里的白面没有筋骨，不扛饿。家在城里的同学就每月主动资助他一些饭菜票，以备不时之需。这个海同学毕业后义无反顾地回到了他的老家，官至县委常委、宣传部长，任劳任怨，工作非常出色，后因劳累过度突发心脏病而过世，时年三十八岁，让人扼腕叹息。

更有一个真实的笑话。来自固原三营的老孙，有一次和同宿舍的几个人到老城玩耍，被同学请看了一场电影后，为了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邀请这几个同学到五一餐厅吃酿皮子，坦诚得令人起敬，也悲壮得令人心酸。五一餐厅是老城当时最有名的饭馆，人家不卖酿皮子，只供应各种炒菜和米饭，按照当时的标准，消费水平是很高的，穷学生哪能吃得起？几个人只好悻悻然打道回府。老孙酿皮子没吃着，却落下了一个经久不衰的笑柄。其实，老孙是很有才华的，写得一手锦绣文章，象棋也下得好，常常让对方俯首称臣。就凭借着这两样，老孙已经是大半个文人了。老孙其实不老，身高一米八几，只是长得又黑又瘦，还时不时地闹一闹胃病，营养不良，就容易给人以显老的感觉。和海同学一样，老孙也是一个特别善良宽厚的人，不计较个人得失。再有一点就是老孙还是个特别乐观的人，整天咧着个大嘴笑呵呵的，我就没见他发过什么脾气。大学毕业后，老孙没有回到他的老家固原，而是选择去了内蒙古的阿拉善，在那里成家立业，而且仕途顺利。无论是为人还是做官，老孙都是在明处的，影响和口碑极好。阿拉善恰好是我的家乡，我和老孙两个人成了无话不说、棒打不散的朋友。老孙嗜好吸烟，平时喜欢写一写古诗词，但求自娱，不求发表。有一次，老孙喝酒喝到半醉半醒状态，突然诗性大发，当即提笔写了一首七言绝句，出手很快，其中一句是“豌豆地里看生长”。我一时不解其意，他便酒后吐真言，细述儿时的经历，说他是从小在地里吃豌豆长大的。那时候家里太穷了，兄弟姊妹又多，一年四季粮食不够吃，尤其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就等地里长出来的豌豆接济了。说到伤心处，老孙眼里便噙了泪，挨过一阵后又咧着大嘴哈哈大笑，最后醉得一塌糊涂、不省人事。

因为同学而移情固原，便在内心存下游历固原的念头。期间也多次走过一些与之相距不远的山川名胜，但是每次都与老孙的家乡固原擦肩而过。后来断断续续地再想起固原时，就多了一些神秘，像一坛封存的老酒，时日愈长其味愈醇厚。这是其一。其二，是在我大量阅读了著名回族作家张承志的作品之后。前些年，每逢见到张承志的作品，我都要买回来认真阅读。时间一长，阅读量大了，就在他的作品中看到了西海固。所谓西海固，西吉、海原、固原是也。没有想到的是，我在他的作品《黄泥小屋》中还读到了开篇即言的这样一段话：“无论是随上定远营那边沙漠里下来的骆驼，顺着黄河再穿过那片银灰的碱滩，最后瞄准了固原的青砖老城……”定远营就在我的家乡内蒙古阿拉善，即今天的巴彦浩特。巴彦浩特是蒙古语，意思是富饶的城。那么，我要寻访的固原竟然是一座“青砖老城”，这就很有一些意思了。其实，过去的定远营也是一座“青砖老城”，只不过是规模比较小，历史也比较短暂，只有三百年，肯定和固原无法相提并论。有趣的是，历史上这两座“青砖老城”曾经有过密切的交流和来往。

哦，青砖老城！

以我陋见，游历者不该事先就有明确的目的和取向，否则会误致一种局限而难望其项背，而我又恰恰犯了这样的忌讳。今年六月中旬，当我坐了五六个小时的长途汽车，一路风尘仆仆地落脚固原时，我好像迷路了，存储在脑海中的那个“青砖老城”在哪里？连城墙都不见了，就更别说什么青砖了。有道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城墙都没有了，那青砖还能依附在什么地方呢？恐怕是早让人搬回家垒了猪圈或者砌了灶台。看来，固原的“青砖老城”和我家乡阿拉善的“青砖老城”的下场一模一样，都没有逃脱命运中的那一场规模浩大的文化劫难，早就灰飞烟灭了。

城墙没有了，青砖没有了。

城还在，只不过是此城非彼城。说句实话，我第一次见到固原有点失望，不过是一座土头土脑的北方小镇罢了，看不出有什么突出的特点。在绝大多数国人的意识里，城与镇具象的区别就在于前者楼房要多，要形成密集之势，同时还要人多车多，越拥挤越热闹越好。在这里我说的是以“城”为概念的固原，若以整个版图而言，则是另外一回事。在固原游走了几天，印象开始逐渐发生变化。首先是固原人的那一份自豪，给我的感觉好像他们都生活在天子脚下。原本就很红的脸盘上挂了得意，再配之以正宗地道的方言，固原人的那份自豪令人肃然。这也许正是固原人的非常可爱之处，守着生生不息的家园，一袭的乡音不改。“走，到固原城里吃酿皮子去”，却是一桩可以鼓舞人心的美事。固原多旱地，从这种旱地里生长出来的麦子磨成白面特有筋骨，做成酿皮子便十分耐嚼，而且越嚼越香。这是我的大学同学、固原人老孙多年前留给我的启示，在这里我是要特别强调一下的。

当然，固原还有许多其他小吃，搅团、碗砣、麻食、豆面、生汆面什么的，大部分属于就地取材、杂粮细做，都很有特色。我不敢说固原的饮食文化有多么发达，但固原绝对不会拒绝发达的饮食文化。因此，在酒席上既有固原特色的小吃，也有来自几千里之外的生猛海鲜。譬如羊羔头，每当固原人说起时赞不绝口，是作为最具特色的美食向来人推荐的，不由你不尝试一下，否则就是一大遗憾。在应邀而至的酒席上，我第一次尝试了固原人恋恋不舍的羊羔头。等到端上桌来，我才明白固原的羊羔头是要剥皮的。被剥了皮的煮得烂乎乎的羊羔头，面目全非地呈现在食客的眼皮子底下，令人望而生畏。香则是香，的确名不虚传，但于我而言多少有些难以接受。我是在内蒙古阿拉善牧区长大的，而且和当地的蒙古人在一起生活多年，耳濡目染，在接受了牧业劳动方式的同时，饮食习惯也受到很大的影响。其中一条就是不吃羊羔头，甚至连羊羔肉也不吃。按照蒙古牧人的说法是，羊羔来这个世界上，至少要完整地度过一年四季中春夏秋冬的每一个季节，真正吃遍了各种各样的青草和黄草，将奶肚子彻底换成了草肚子，它的生命才是完整的，那么它作为一种牺牲或者一种奉献也就死而无憾了，否则就是杀生害命，老佛爷也不会答应的。比较而言，我倾向于这种说法，也尊重这种传统的饮食习惯。这和封建迷信无关，这和一个人，甚至一个民族的宗教信仰有关。

后来，我去固原的次数其实最多。

去的次数多了，见到的、听到的也多，那么所思所想也就要多一些。我要寻访的固原的“青砖老城”，必然会逐步地被一座现代化的新型城市代替，这是肯定的，这从几座已经矗立起来的样式还算新颖的高楼大厦可以看得出来。固原城是依了缓缓升降的黄土塬而建的，大街小巷还比较平坦，街道两旁的树也比较多，可以说是绿树成荫。不像我的家乡巴彦浩特的街道那样大起大落，上一趟街累得要命，树又少得可怜，被外地人讥讽为“电线杆子比树多”。固原的街市有好几处，热闹是不必多说的。于是，我的眼前往往会产生这样的幻觉，突然出现了一只硕大的旋转着的土碗，碗里盛着味道极浓的羊肉汤，汤里有土豆（固原人称洋芋）、荞面、豌豆，碗里漂着一层厚厚的、红红的油泼辣子，碗沿上还回旋着令外地人心惊肉跳的秦腔。民以食为天，这瞬间的感觉很温暖，没有看到“青砖老城”，我却看到了一个泥土的本质的固原。至于秦腔，我虽然十句有九句听不懂，却有一种撕心裂肺抠腔子的感觉，顾名思义，秦腔的“腔”子，大约就是源出于此吧。还是贾平凹先生形容得好，大意是听秦腔就像被人揪住耳朵，拿了一根铜筷子硬往里捅，既刻骨铭心，又通透畅快。秦腔一腔铜，令人联想到人类的青铜时代。这个剧种很古老，能够流传至今而不衰，自有它源远流长的道理。固原，这是一个怎样古老、贫穷而又富饶的地方呢？它养活了固原人并不算强悍的身躯和质朴顽强的精神。特别是后者，我从街头老人浓重的方言和热情的目光里，看到了一种保留得很完整的传统。

固原并不保守，像一个饥饿的汉子具有很强的消化能力。在改革开放的大背景下，这只硕大的土碗里似乎已经是应有尽有，尤其是那个尚显寂寥空旷的开发实验区，很有些君临八面来风的豪放呢。固原是坦诚的，一点都不做作，一点都不神秘，如流行歌曲《黄土高原》那般赤裸裸的吼喊，赤红的脸膛砥砺着火辣辣的阳光和焦灼干旱的大风。固原是开放的，它的一系列改革举措让世人既议论纷纷，又刮目相看。在经历了太多的艰难困苦之后，固原期待着崛起的那一刻。

虽言戏说，却绝非妄语。

固原很真实地留给我一份敬意。作为纪念，临别前我在一家书报摊子上买了一本新近出版的《六盘山》文学杂志，翻开扉页即读到这样一行文字：“外面的世界很精彩，老家的阳光却很温暖。老家是老家，老家又不是老家……”

哦，我又徜徉在文学的固原里了。

1997.10.10

仰望六盘

此时此刻，经过一番艰难的攀登，我已经站在六盘山顶上了。

蓝天之上白云悠悠，山上山下林涛阵阵。长风浩荡，拂乱了我满头的黑发，自觉又有一腔豪情在胸中禁不住地来回冲撞。这不是故作矫情，这是每个人，尤其是初次登上六盘山的行客的一种很真实的感觉，我也不会例外。正是深秋季节，五彩缤纷，风景这边独好。

单就字面释义，说“仰望”并不准确，因为我已经站在山顶上了，说“眺望”应该更准确一些。站在山顶且称“仰望”是源于内心深处那份长久的感动。用一颗极虔诚的心感知这座西部名山，脑海里首先浮出的当然是毛泽东挥就的那首气势磅礴的《清平乐·六盘山》，亦如我们攀登贺兰山，总是不忘岳飞的《满江红》。那么，此时此刻就让站在山顶的我再大声地朗诵一遍吧：

天高云淡，

望断南飞雁，

不到长城非好汉，

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

红旗漫卷西风，

今日长缨在手，

何时缚住苍龙。

最先知道六盘山，是在大漠深处没有围墙的民办小学的课堂上，教科书里就有，还配了图画的。小时候记性很好，几遍朗读下来，就能够倒背如流了，尽管囫囵吞枣，不解其中深意。那时候的教育完全是灌输式的，经过老师蜻蜓点水般的指点，知道那“苍龙”就是蒋介石。然后是满脑袋的“革命”，老子英雄儿好汉，小小年纪就想扛了枪去解放台湾、“缚住苍龙”。可笑吗？有一点，倒也不完全是这样。童稚本天然，应该是最天真的时候，却被“革命”得喜形于色，一副不知天高地厚的样子。其实，那年月我正在感受着切肤的饥饿，从早到晚总是感觉吃不饱，一根拖泥带水的胡萝卜都能让自己失掉尊严。面对饿得有些畸形的儿子，母亲只能默默无语。“这是为什么？”假如当初我能喊出这样一句，大概不是白痴就是天才，可我什么都不懂。往后的事实证明，自己终属一介庸人，迂腐得近乎荒唐，作为老实人吃亏便在情理之中了，实在怪不得他人的。

上中学时看过电影故事片《六盘山》，时至今日却怎么都想不起内容是什么，以致一塌糊涂，远不如与之同名的、由宁夏吴忠卷烟厂出品的一种香烟来得真实。后来这种牌子的香烟也销声匿迹了，有一次我在一位收藏家朋友那里见到过这种香烟盒，白色的香烟盒上一面印着六盘山的图案，一面印着毛泽东手书的诗词《清平乐·六盘山》。一枚小小的香烟盒，让我有一种久违了的感慨，倍感亲切的同时，勾起了诸多有关少年时代的记忆。而立之年看过一部电视剧《少年毛泽东》，方知人民大救星、共和国的缔造者儿时也因为耽误了家里的农事，一样遭遇父亲的棒喝和棍打，多有不堪之状。我深信剧中所描述的情节并非杜撰，一代伟人终于走下神坛，人民唯有更加的思念和追抚。于是，今天吟诵《清平乐·六盘山》，我便有了与儿时决然不同的感受和怀想。

此时此刻，苍穹之下的六盘山却是沉默的。

这里空气很好，没有任何污染。漫山遍野的苍松翠柏、红枫绿槐，还有高大挺拔的白杨。草木葳蕤，黄花点缀其间，很少见到裸露的黄土。远处的山脉则显得黛黑而苍茫，偶尔从山坳里缓缓地飘过来一团薄雾，像轻纱一样裹住山体，然后丝丝缕缕地飘散开去，再现山的真容和花草树木的苍翠，给人一种梦幻般的感觉。司机告诉我说，山下就是隆德县了，也是我们此行的终点站。从这里开始，盘山公路随着山势时隐时现，像一条灰色的丝带，一直延伸到山脚下。上山容易下山难，车行在这一段路上还是比较危险的。好在司机常年出入其间，轻车熟路，了如指掌。不过，让我没有想到的是，从这里下山的时候，六盘山给我的印象与上山时截然不同。六盘山靠近隆德的这一面，海拔好像突然高了起来。站在隆德县城看上去，六盘山的巍峨便一下子彰显了出来。“山高太华三千丈，险居秦关二百重”，看来并非虚言，而是实不为过。关键是站在一个什么样的角度，不同的角度有不同的风景，那么，带给人们的感觉也会有很大的差异。正是在这里，我才真真切切地领教了六盘山的巍峨和雄伟。

苍翠之下的整个六盘山区，同样埋藏着厚重的历史。

据有关史料记载，这里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最古老的创世神话，包括盘古开天地、伏羲降生画八卦、女娲抟土造人，等等。几万年前就有人类在这里繁衍生息，从有文献记载的西周“料民于大原”开始，到秦始皇、汉武帝、成吉思汗、忽必烈等，都曾刻意经营过六盘山区，有的还亲临六盘山区视察。然而，随着历史的不断演进和更迭，这些曾经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风云人物自己也成为了过眼烟云，然后沉睡在历史的典籍里供后人指点。六盘山还是古丝绸之路东段北路的必经之地，同时也是兵家必争之地，唐宋时在这里建“六盘关寨”、设“七关之险”，可见其地理位置之重要。就我辈而言，六盘山之所以如此有名，无疑是因为在中国革命史上，它是中国工农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一代伟人毛泽东在这里留下了他的光辉诗篇《清平乐·六盘山》。

在这里，设身处地、身临其境地回忆一下六十年前的那段历史，是很有必要的。

一九三五年九月，毛泽东率领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进入甘肃境内。九月二十日，他们来到哈达铺镇稍事休整。10月初，红军从通渭进入静宁，然后兵分两路北上到达固原地区。10月6日开始向六盘山挺进，期间毛泽东曾经在固原县张易堡附近的毛庄宿营。10月7日，毛泽东从毛庄出发进入隆德县境，终于登上六盘山。回忆到这里，我突然又有了这样一个疑问：毛泽东为什么在别处不宿营，偏偏选择了一个叫毛庄的小山村？毛泽东宿营在毛庄，难道是冥冥之中早就安排好的吗？我信仰唯物主义，之所以产生这样的疑问，也仅仅是一种偶发的兴趣而已。当时和毛泽东一起登上六盘山的，还有中央领导张闻天、王稼祥等人。在饱览了六盘山的雄姿之后，身着蓝布旧衫的毛泽东坐在一块石头上，兴致勃勃地对张闻天说，这里可观三省，我们快到陕北了。是的，站在六盘山顶上的一代伟人，他们已经看见了陕北，陕北就在眼前。是的，极目远眺，但见群山茫茫，深秋的天空格外蓝，还有淡淡的白云、南飞的大雁。山上山下，伴随着嘹亮的军号，风展红旗如画。长路漫漫，关山重重，涛声阵阵，经历了不堪回首的千辛万苦、千难万险之后，而今迈步从头越。10月19日，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吴起镇，与等候在那里的红十五军团会师，胜利结束了艰苦卓绝的二万五千里长征。

山以事名，名以人传，此话不虚。雄踞亿万斯年的六盘山，终于因为二万五千里长征，因为毛泽东的一首光辉诗篇而彪炳史册、名扬中外。

此时此刻，我也有幸站在六盘山顶，极目眺望。

天空幽蓝而清澈，又因清澈而幽蓝如水，只是没有诗意的“南飞雁”，“望断”便无从论及。但是，我的脑海里总是滞留着这样一幅画面：当年的六盘山比现在更葱郁，也更宁静，在如泻的秋风中，一位举世瞩目的农民的儿子站在峰顶高瞻远瞩，俯视来路，眺望归途，心中鼓荡着如扬起的风帆般的豪情。他的心情很不平静，他的身后是九死一生所剩不多的将士。自古英雄之路多荒芜，就其悲壮而言，总还要留下一些尤深的创痛吧。“湘江一战，损失过半”，那么现在身后这支刚刚经过二万五千里长征的疲惫不堪的队伍中，当年的湘江子弟还所剩有几？“壮士性刚决，火中见石裂，杀人不回头，轻生如暂别。”这是唐朝诗人孟郊的诗，与他的《游子吟》大相径庭，锋芒毕现，抱负不凡，待到他失意之时却又发出“我欲横天无羽翰”的悲切。这就是说，作为一介贫寒书生的孟郊失败了，失败的原因可能是多种多样的，其中也不能排除过分推崇自我，最终导致人格的失衡和断裂。所谓“郊寒岛瘦”，孟郊和贾岛一起，作为失败的英雄，身后却留下了不薄的诗名。六盘山是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翻越的最后一座大山，途中付出了极其昂贵的代价，尤深的创痛肯定是有的，否则便不能叫做革命。但更多的是前赴后继，最终赢得胜利。赢得胜利的根本前提是赢得了民众的心，否则同样会遭致涸辙之鲋的结局。“腹有诗书气自华”，要知道，毛泽东也是诗人，而且是超拔卓绝的大诗人，是真正的“指点江山，激扬文字”，孟郊是不可能预见得到的。当然，对千年前的古人我们不必再咎。

那么，我们就说一说现在。

在《长河同泳——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友谊》这本书里，因为对毛泽东佩服之极，郭沫若曾经说过这样一席话：“……单是语言文字，就远非我郭沫若所能及。你去读读他的文章，例如《论持久战》，真是汪洋恣肆，博大精深，句句是至理名言，而且深入浅出，简单明了，可以说是现代的太史公笔墨！至于政治、军事的分析论断，那是当前中国绝无出其右者，所以他堪称中国共产党的杰出领袖，中国现代的非凡政治家……”我们知道，郭沫若是个自视甚雄的人，其非凡的才华同样是无几人可及。但他心甘情愿对雄于自己的毛泽东五体投地，实在是发于天机，是出于真情的，表现出一代大家虚怀若谷、恢弘豁达的风范。另有资料言及蒋介石退守台湾后，曾潜心研究《毛泽东选集》，认真反思自己失败的原因。很难想象蒋先生当时的心境是怎样的，不过他毕竟有了一番做“学生”的谦逊，谦逊向来是做人的美德，可惜为时太晚……

我漫步在山上，默诵着著名的诗篇，难免热血沸腾。渐渐地，游客多了起来，男女老少都有。从他们的衣着打扮和言谈举止不难判断，这些游客大都来自城市，大都是文化人。他们穿得花红柳绿，拿着各种型号的照相机拍拍照照，指指点点，说说笑笑，兴致盎然的同时又派头十足。

秋风中的六盘山沉默不语，似一位朴实的农人，不标新立异却容纳了世间的所有。也许，这才是最妙的文章呢。

2009.10.20

湖城随想

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

——老子

1

正值盛夏时节，给人的感觉是酷热难耐，寻找一个既清静又凉爽的去处，这几乎成了每个人的愿望。于是，有人选择了节假日旅行，远足他方的名山大川、青山绿水，然后带一身疲惫回家。有人喜欢就近散步，每天傍晚走出家门，穿一身很休闲的服装，摇一把扇子，在日落后的大街旁边走几个来回，这是我能够经常见到的一种现象。后来，我自己也是加入其中的，与妻子或者朋友相伴而行，倒也其乐融融。当然，银川现在树多了、绿地多了也是事实，用莺歌燕舞、鸟语花香来形容我们栖居的这座塞上古城，并不为过。

再比如大小西湖、七十二连湖什么的，作为一种景观，人们似乎也是耳熟能详。不过，这其中的很大部分却成为历史而保留在老一辈人的记忆之中，我辈不曾目睹，便说不出子丑寅卯，心里是向往着的，那么多的湖连接起来，该是多么的壮观呢？据说，后来覆盖其上的是因大规模填湖造田形成的另一种现实，即大片长满庄稼的土地。这些土地依城而“居”，每逢夏秋之际，“稻花香里说丰年，听取蛙声一片”。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而言，大约并没有太多可指责的必要，温饱问题很重要，吃饭是老百姓生活的第一要义，粮食多了有什么不好？一日三餐都有白花花香喷喷的大米饭可食，谁还尽想着放下筷子骂娘呢？

我是在银川上的大学，毕业至今已经整整三十年，“弹指一挥间”，人生苦短。还记得那时的许多情景，那时从新市区到老城要走几十里路，无论乘公交车或者是骑自行车，都必须一路经过大片田地，两边都是绿色的稻秧，以及掩映其中的农家院舍。真正的城区反而显得低矮了，楼房没有几座，大街没有几条，车水马龙更谈不上，只给人以“长歌负轻策，平野望烟归”的感觉。一条唐徕渠穿城而过，黄河水流入周边的稻田，庄稼长得比城里的楼房有气势得多。那时候，我是绝对没有如今所谓的“塞上湖城”的任何印象，想必其他的大多数人也没有这样的概念吧。既然连一片像样的湖都不存在，还谈什么“湖城”呢？

当然，这是过去那么多年的事情了。

2

天下黄河富宁夏。

宁夏有“塞上江南”之美誉，银川平原得了其中的大部分，这是很多人都知晓的。银川居之“塞上江南”的名分，靠的是什么？“江南”者，无非一个“水”字。或湖或河，阡陌纵横，以水贯穿其间，有汪有洋，有鱼有米。银川其实是有湖的，据说有七十二个之多，还相互连着，谓之“连湖”，蛮有诗意的。曾几何时，被埋了填了，总之是有些遗憾吧。设若至今仍然保持着它的原貌不曾改变，那就会是另一种景象，会成为一条贯通的长河哩。城在湖中，又依河而居；湖在城中，河又绕城而漾，相辅相成，相得益彰。什么叫和谐，这就是了，自然的和谐是其他一切和谐的基础。那么，整个的一座城便因水而灵性而生动而秀丽，该是多么的令人流连忘返呢？

好在，七十二连湖毕竟是银川的骄傲，毕竟没有从人们的记忆中被彻底抹去，因为它曾经闻名遐迩。如果将银川比做一朵莲花，它就必须首先得到水的滋润，就必须“出水”亮出真容，那么它的源头必定是湖。有道是，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有人想到了这一点，上到达官名士，下到百姓居民，都想到了，事情就好办了，正所谓“智者乐水”。说得通俗一些，便是傍水之地，最适合人类居住和繁衍。让一座城市具有北方的雄浑厚重，又有江南的明丽清奇，何乐不为？更何况，正是这种独特的自然风貌和人文环境，才涵养了银川悠久的历史文化，并赋予其鲜明的特色。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也不会被遗忘。

3

无独有偶，济南有七十二名泉，因此得名“泉城”。

当代国学大师季羡林先生曾为此而感慨良多，尤其对其中的北园情有独钟：“一片清水像明镜一般展现在眼前，天光云影共徘徊，风光极为秀丽……”，进而“大为狂喜”。北园是一代大师学术人生起航的地方，从这里走向辉煌。吾辈万万不敢与大师攀比，却因此生发了一点启悟。至少，人生的栖居之地非同小可，如若不是无可奈何、身不由己，选择栖居之地就不能太随便了。那么，对于一座城市的整体心态而言，文化是一种综合性的考量，不仅要经济发达、商业繁荣，更要人文荟萃、教育昌明。“济南名士多”，自古就有之，与济南多名泉不无关系，所谓地灵人杰。季羡林先生在泉城生活了整整十四年，用他的话说，“济南的每一寸土地都有我的足迹”。我以为，这样的一个实例，是可以从某个侧面证明济南的文化底蕴和内涵的。

再说有七十二连湖（遗憾的是被填埋了，目前正在恢复）的银川，同样有千年的历史，更有过西夏国都兴庆府和明代九边重镇的辉煌时期，它的兴盛肯定与水的丰赡关系极为密切。其间，也可历数诸多历史文化名人。别人先不说，就说当下的文学大师张贤亮先生，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好生了得。他化腐朽为神奇，让一座荒芜的古堡摇身变成了名扬四海的西部影视城。银川无疑是他的第二故乡。他成功的秘诀是什么呢？就是注入深刻的文化内涵。

事实胜于雄辩。

事实就在我们身边，触手可感可得，足以效法之。

4

银川是一块风水宝地，并非夸大其辞。

东临滔滔黄河，自古泽承水利之便；西靠巍巍贺兰山，一道天然的屏障挡住了漫漫黄沙的侵袭。良田万亩，稻田千顷，鱼腾虾嬉，好一派江南风光。在辽阔的以干旱著称的西北大地，是很难再找到这样一片如此丰腴的土地的。其实，站在思想和哲学的高度，“风水”就是地地道道的环境科学和环境景观学。但是在过去的几十年，外面的人每提起银川，就像是提起了边塞和沙漠，多有苍凉和萧瑟之感，这又怨不得人家。城市是一部交响曲，倘若没有水的环绕和绿色的拥裹，必定是缺憾大于畅想。一草一木总关情，让流动的水和满目的苍翠把城市点缀得五彩缤纷，烘托出盎然生机，这正是现代城市人越来越强烈的渴望和呼唤。

最近，我在有关部门提供的一份介绍性的文章中读到这样一段话：以建设大银川为中心，依托银川市防洪排水系统、大小西湖和七十二连湖，重塑银川市塞上湖城景观，规划建设爱伊河，形成城市水系生态园，改善人居环境，实现人水和谐。事实确乎如此，如今的银川与三十年前相比，甚至与十年前相比其变化都不可同日而语。不仅城市的框架已经摆开，而且让城湖相拥、碧水环绕的景观得以呈现。水榭，公园；林荫，绿地；碧草，鲜花。湖水的流动和回旋，绿色的交织和蓬勃，在美丽和俊秀着银川的同时，也在陶冶着人们的情操，净化着人们的心灵，开阔着人们的视野，丰富着人们的想象。

在这其中，爱伊河实在是功不可没。

5

接下来，就该说说爱伊河了。

爱伊河南起永宁县唐徕渠永家湖，北至石嘴山入黄河，总长一百五十八公里，流经途中连接七子连湖、华雁湖、西湖、阅海、北塔湖、沙湖等湖泊湿地，再现了七十二连湖的塞上湖城景观。这是业内人士的介绍，冷静大于激动。

那就“小马过河”，亲自走一走、看一看吧。

在一个风和日丽的下午，我们一帮文朋诗友相聚，从地处市内的陶然水岸码头上船，开始了对爱伊河的亲历和游览。这是一次与爱伊河的零距离接触，伸手可掬水，水溅起的浪花不时扑面而至，点点滴滴，凉爽惬意。涟漪轻漾，岸边垂柳依依，树荫下是神闲气定的垂钓者，只待鱼儿上钩。刚开始时，大家显然是有一些不以为意的，便都随心所欲，指指划划。然而，船缓慢地行进了约半个小时，仍不见彼岸，眼前不仅没有预想到达的码头，反而水域逐渐地宽阔起来。芦苇多了，鸟儿也多了，有成群的野鸭在水面上戏嬉，甚至有那难得一见的灰鹳悠闲地踱着碎步，风儿拂动着它们身上的羽毛，在阳光下发出银子般的色泽，一闪一闪的。这时，水雾也大了起来，白茫茫的样子，几座造型各异的桥由远而近地展现在眼前，令人惊叹。大伙儿这才明白过来，眼前的爱伊河并非言过其实，它连通了那么多的湖，确实是一条河呢。船下，水随河流；船上，心随水动。

爱伊河真的成为了一条河。

它就在我们身边，近在咫尺。这时，我们转身回望，爱伊河果然就像一条彩带，紧紧地环绕和拥抱着银川市。爱伊河，从银川市缓缓流过，波澜不惊，不张不扬，却用自己的真实存在，正在承载起一座“塞上湖城”的美誉。作为亲历者，这是我们的共同感受。是的，水宏然阔大、包容万物，也给人以太多的生命启迪，让思想境界不断得到升华。银川这座塞上古城，也正在以它越来越雄伟的身姿，和爱伊河一道，迎来朝晖，送走夕阳。

一个多小时后，我们终于在阅海码头靠岸。

负责接待我们的是爱伊河管理局的王正良局长，他既是官员，又是文人，热情有加，十分好客。在他的精心安排下，我们在岸边的农家餐馆品尝了全鱼宴，餐桌上各种各样的鱼都是从爱伊河里现打捞上来的，甚至还有螃蟹、青虾什么的，活灵活现，新鲜无比。恭敬不如从命，我们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大快朵颐。

华灯初上，我们回望彼岸，爱伊河倒映着湖城，疑似天上人间……

2009.10.23

兰一山庄的树与果

去兰一山庄有两个原因，一是友人的盛情相邀，二是路途不远。兰一山庄就在镇北堡，距离银川市区三十余公里，与张贤亮先生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毗邻，在它的北边。我因此怀疑兰一山庄有“借光”之嫌，借镇北堡西部影视城的光，借著名作家张贤亮先生的光。友人则极力避嫌，说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继而面有不快之色。再调侃下去，说不定友人会在一怒之下取消这次活动，那就得不偿失了。一番嘴仗“打”罢后，我们愉快地驱车而行。

心想，此间风景究竟怎样，只有亲历了才知道。

盛夏之际，应该是银川平原最好的季节了，蓝天白云下面是千顷良田，麦子已经黄熟，水稻正在抽穗，玉米高昂着头颅，向日葵张扬着圆盘大脸，纵横阡陌的大地弹奏着一首绿色的交响曲。行走在乡间和田野小路的农人，就像是五线谱上的一个个音符。与西部影城毗邻的兰一山庄，隐入葱郁的田陌之中，站在山庄的任何一处，目光向西就能够近距离地触及那巍峨的贺兰山，地理位置独特。可见商家当初选择这个地方进行开发，是别有用心的，很是费了一番斟酌。按照汉语词典里的解释，山庄就是山村或者庄园。兰一山庄，顾名思义，就是贺兰山下第一山村或者庄园。这样说的口气虽然稍显大了一些，却足见经营者的匠心和魄力。做大做强嘛，这是现代人的理念。再者，山庄还有另外一解，山中别墅，休闲娱乐的意味很浓。

目光向南移去，就是那座著名的镇北堡西部影城了。于是，我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张贤亮先生的一篇文章《宁夏有个镇北堡》，从历史和文化的角度阐述和介绍西部影城，写得很朴素，很实在，同时也是一篇难得的锦绣文章。文中言及他是将镇北堡的文化价值、旅游价值和经济价值放在一起，然后熬一锅“老汤”！有趣的是，张贤亮先生认为给镇北堡西部影城最好的褒扬和权威鉴定的是当时的文化部部长孙家正的题词：“真好玩！”

“真好玩”。

一座荒凉的土堡被“玩”出了大手笔、大名堂、大影响。那么，这个兰一山庄呢，也“好玩”吗？依照友人的安排，我们先是循规蹈矩地跟在导游小姐的后面，将山庄的内容走马观花地游览了一遍，果然不谬，确实有它的不同凡响之处，充满了现代气息。如果说镇北堡西部影城走的是复古的路子，兰一山庄则“背道而驰”了，越现代越好，体现的就是一个“玩”字，而且“玩的就是心跳”。高尔夫球场、跑马场、垂钓中心、红土网球场、体能拓展中心，等等。据导游小姐介绍，这还只是其中的一部分，等到全部建成后，那才叫壮观呢，可以说是应有尽有。导游小姐的口才不错，很是甜言蜜语了一气，我们频频点头称是，双方的心情都很愉快的样子。

其实，于我而言，兰一山庄留给我的第一印象是那随处可见的苹果树。这与我的经历有关，我是在贺兰山以西的内蒙古阿拉善高原长大的，虽然只有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给人的感觉却是两个不同的世界。那里多的是荒漠和戈壁，最为突出的特征就是草原很少，树很少，果树就更少了。老老实实说，我第一次看见长在树上的苹果，是在十几岁的时候。贺兰山作为一道天然的屏障，阻挡住了不断侵蚀的漫漫风沙，才使得银川平原得天独厚，有了“塞上江南”的美誉。据我所知，因为一山之隔，那边的气温要低好几度，麦子要晚熟半个月左右，加之风沙太大，更不适宜种植水稻和果树。想一想，就觉得不公平，也许是上苍的旨意和安排吧。既然是这样，也没有什么可以抱怨的，人愿大不过天意，那就顺其自然好了。见到兰一山庄拥有如此之大的一片苹果树林，自然是感奋不已。正是这片苹果树林，支撑起了山庄蓬勃的生命原色，仿佛一汪碧绿的湖泊，荡漾在盛夏的银川平原上；有如大地一只绿色的眼睛，仰望苍天和白云。

时至七月，头顶烈日炎炎，连好鼓噪的鸟儿们都敛声息气，怕着什么似的。因为果树的庇护，山庄却清凉怡然，人行其间但觉神清气爽，是个难得的好去处。树都挂了果，果实很安静地垂吊在浓密的叶子下面，袒露出一层蜡质的青白，如少女般的羞涩，娇气得很，也可爱得很，令人觉得触摸一下都是一种罪过。苹果有大有小，它们三个五个地挤挨在一起，同生共长。它们之间好像也没有嫉恨，不相互排斥，不相互诋毁，亲如兄弟姊妹。它们那安安静静的样子，真的是让我很羡慕呢。这样想，也许显得矫情，一个四十多岁的男人，哪来的多愁善感？但是心境使然，就触景生情了。后来，同行的其他人陆续去了别处，只剩我们几个在导游小姐的带领下，优哉游哉地将偌大个果树林仔细地走了个遍，方知这里原本就是当地农民的果园，占地三千七百余亩。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引灌黄河之水，就天时地利了，应了唐代文人韦蟾的一句诗：“贺兰山下果园成，塞北江南旧有名。”

等到成熟的季节，兰一山庄必将呈现出另一道诱人的风景。但是，我不知道，下次还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那挂满枝头的累累果实，等待着游客亲手采摘，其中的滋味因人而异。小时候看过一部朝鲜的彩色电影《摘苹果的时候》，故事情节已经忘得差不多了，却清晰地记得那枝头上的苹果个个又圆又大，红得实在是诱人，似乎能够从银幕上嗅得出那样一种特别的香气，禁不住垂涎。淳朴的朝鲜姑娘们站在梯子上，胳膊弯里挎着篮子，笑靥如花地采摘着苹果，那么幸福，那么诗意，收获的喜悦伴随着优美的歌声在果园里尽情地飘荡。不过，在兰一山庄采摘苹果是需要付费的，而且价格不菲，因为果树是承包了的。这对于城里的休闲一族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图的是一份好心情，或者与大自然的一次亲密接触，至于吃不吃倒在其次了。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这里的苹果品尝起来与在市场购买的苹果还是不一样的，因为是自己亲手采摘的，其中毕竟包含了自己的劳动，那么这样的果实自然格外香甜。有时候就是这样的，享受过程比享受结果更有趣，更引人入胜。

同行的其他人都离去了，我还静静地站在一棵苹果树下悄然地举目仰望。

一个小小的苹果，被树的母体养育一生，似轻却重，其实是很不容易的。人也是如此，采摘它的一瞬，应当有所体悟才是，感同身受更好。如果仅仅是为了满足口腹之欲，水果店和菜市场里有的是，何必多此一举？我想说的是，既然是休闲，就应该在很大程度上剔除物质和功利的因素，让内心敞亮出一片洁净。这个洁净的空间也许很小，小得只能够放下一个小小的苹果，甚至连一个小小的苹果都放不下。这与满纸涂鸦的孩子不同，孩子的内心尚未被世俗浸染，不消说一个小小的苹果，就是整个世界都能够放得下。大人们不行，云遮雾罩似的，谁知道他们的心里究竟放了些什么东西呢！我这样感慨，是我那些天被一些不负责任的流言所伤，搞得我心生不安，我想辩解，却属道听途说而不得。心情十分无奈和糟糕，仿佛长了荒草。在这样的心境中，兰一山庄无疑是一个好的去处，假如没有这样一片葱郁的果树林，以及那一个个小小的苹果，在饱我眼福的同时，又给予我内心的触悟和洁净，行程的意义就要大打折扣。是的，人有时候太需要排解世俗的侵扰和心里的郁闷，找一个地方放松自己，哪怕只是一小会儿，也能“心静自然凉”。

兰一山庄是敞亮的，尤其是在白天，所有的物事都一览无余，可以放逐自己的心灵，尤其是在偌大的果树林里穿行的时候，你也可以与那一个个小小的苹果窃窃私语，尽情地坦白自己的心事。苹果是不会告密的，更不会传播流言，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像是倾听的耳朵。每当微风拂过，它的每一片叶子都在颤动，你完全可以根据自己此时此刻的心境，认为它们是在摇头或者点头。

在兰一山庄，其实还需要在月光下走一走。

准确地说，需要在月光里的苹果树下走一走。据说月光里的苹果，半遮半掩，妩媚而多情。一棵苹果树，就是一个温暖的家。月光柔柔地罩在苹果上，就是美与美的相遇。需要声明的是，这不是我的感悟，而是一个叫叶梓的诗人说的，题目就叫《月光下的苹果树》，正好发表在近期的《朔方》上。诗人没有到过兰一山庄，诗人的故乡长满了苹果树，诗人曾经在月光里的苹果树下行走。我那天却不凑巧，天空好像并没有月亮，只有星星点点的星光点缀澄净的夜空。也许是我的记忆出现了失误，总之，没有在月光里的苹果树下走一走，感觉很遗憾，只有再等待机会了。

于是，怀想兰一山庄的苹果树，以及在月光里的苹果树下走一走，成为了我的一个期待和渴望。

2005.10

窗

我国西部的内蒙古阿拉善是著名的“骆驼之乡”。

牧人世世代代散居大漠深处，独守一方天地，经常负于驼背上，天之高远坦荡，地之雄浑辽阔，久而久之，便摇晃出了粗悍淳朴的民风。

长期以来，牧人对居住条件不甚重视，也就谈不到对此费尽心思琢磨什么。逐草而居，简简单单地置一两间黄泥土屋，开一门一窗而已，尤其那窗，实在是不敢多恭维的，倒不如称之为“洞”来得更加贴切，其大小仅容得一只牧狗出入。我小时候记得是这样的，那窗起先只糊一层糙纸或者报纸，后来是蒙一层白色透明的塑料布，再后来才是大大方方的玻璃，窗帘这样的饰物根本没有。没见过高楼大厦，没见过青砖红瓦，没见过电灯电话，我以为天底下所有的房屋都是这个样子的。因为窗子开得很小，窗明几净是谈不上的，屋子里从早到晚总是黑糊糊的，每到傍晚更是如此。这样的土屋与一道道连绵起伏的沙梁浑然天成，屋顶上再飘起一缕缕炊烟，简直就是一座古老的烽火台了。偶有远足者涉入，肯定会因此而感慨的。

窗是什么？倒可以悉心琢磨一番。简单明了的解释是通气透光的装置。说窗洞更为贴切一些，就是墙壁上凿开的洞，用以通气透光。从远古有巢氏开始历历叙述，或许可以写一部令人眼花缭乱的大书呢。只不过是，我至今都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一部书，也许是有的，只不过是自己孤陋寡闻罢了。如果作进一步的引申，那意义就有很大的不同。譬如说窗口，其比喻意义是与外界交往而相互了解的地方，或者是能够反映和展示事物全貌或者局部的地方。如果对其赋予某种诗意，便是人们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眼睛是心灵的窗户。窗户有如眼睛，可见窗户之于房屋多么重要。照此说来，窗不仅是自然之物，也是心灵之物，物质和精神契合而成，千万马虎不得的。

我是牧人之子，在西部的大漠里生活了整整十六年，直到考上大学那年才离开。我熟知牧人的窗，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从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角度讲，牧人的窗确乎无需开得很讲究，这与他们日久形成的生活习惯密切相关。不防贼不防盗，牧人出远门时甚至连门都不锁。有偶然路过的其他牧人渴了饿了，尽管推门进去好了，喝了吃了出去后再将门关好就可以了。也不怕有人偷窥，所以不挂窗帘什么的遮挡之物，屋里的一切都是昭然若揭的，锅大碗小、炕高灶低看得一清二楚。长期以来，牧人几乎不养狗，勤谨一些的牧人家最多养几只下蛋的鸡而已。多少年来，在广大的牧区只有鸡鸣没有狗吠，更没有那种鸡鸣狗盗之徒。不读书不论文，“牧羊经”“骆驼经”却滚瓜烂熟于肚腹，精明的牧人甚至能够分辨出自己放牧的每一峰骆驼留在沙地上的蹄印的细微差别。日出而作，牧人白天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屋外劳作的，既不用窗瞭望什么，也不用窗吸收什么，晨起步出便拥有了大片灿烂的阳光；日落而息，劳作了一天的牧人带着一身的疲惫回到屋里，简单的吃喝之后便早早入睡，打起酣畅的呼噜。要想和家人说一会儿话，那就黑了灯去说，这不仅不影响相互之间的正常交流，还省下了灯油，日积月累这省下的不是一个小数目。牧人有属于自己的生命运动的方式，有属于自己的生活逻辑。当然，从本质上讲，牧人和农人并没有什么差别。

由于生产方式的不同，牧人家只能分散而居，方圆几十里，甚至百里才居住一户，各守一片草地，各守一口水井。白天的大部分时间，他们跟在羊群或者驼群的后面，一天都说不上一句话，像一颗缓缓移动的石头；晚上的大部分时间，他们在烽火台一样的土屋里早早入睡，休养生息。根据牲畜的习性和不同的季节，牧人还要转场。夏天的时候，牧羊人要转场，将羊群赶往牧草丰盛的地方，下一顶帐篷；冬天的时候，牧驼人要转场，将驼群赶往大漠深处的梭梭林里去，下一顶毡包。长途跋涉，生活简陋，在长达几个月的日子里，基本上是风餐露宿，一箪食一壶水，足矣。古人有“箪食壶浆”一说，我怀疑就是从远古的游牧生活生发和演变而来的。他们敬畏苍天，热爱大地，宽厚待人。他们不抱怨，不嗔怒，不嫉妒，顺其自然，心境平和。他们坦坦荡荡、平平淡淡地笑对人生。当然，这其中不能少了酒，最好是那种六十度以上的烈酒。在阿拉善大高原，酒既是必不可少的御寒之物，也是牧人表情达意的主要媒介，再伴之以长调牧歌。且酒且歌，往往是一饮到天明。如果有人还觉得不够尽兴，还可以留下来继续喝酒，继续唱歌，直到心满意足。主人是绝对不会埋怨的，不但不会埋怨什么，还要欢声笑语，从头至尾地奉陪到底。

那么，他们孤独吗？他们寂寞吗？他们忧伤吗？至少给我的感觉是，在真正的牧人那里，我们是听不到“孤独”“寂寞”和“忧伤”这几个词语的。这几个词语对牧人而言，显然是太过于矫情了，也太过于奢侈了。恰恰是在这样的自然环境和生存条件下，许多牧人成为了优秀的歌手，尽管他们并没有接受过任何音乐方面的专业训练。从阿拉善的额济纳走出去的著名蒙古族歌唱家德德玛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她的歌声不仅家喻户晓，而且飘向海外，直至唱到奥地利维也纳的金色音乐大厅。我们也知道，无论是哪个民族的民歌，或者是什么样的民歌，在使人类的心灵变得丰富的同时，其实还是记录了许多人类的孤独、寂寞和忧伤。因为我们人类并不完美，我们人类的生活充满了太多的缺憾。我手头就有一本早期油印的《阿拉善民歌集》，虽然印刷粗糙，却令我爱不释手，编译者是著名蒙古族作家、翻译家，后来鼓励我走上创作之路的文学恩师魏巴特尔先生。为了表达我对先生的敬意，同时也为了证实上述的观点，在这里不妨录其一首：

天边的高台地

是我出生的地方

阿爸如果还健在

女儿我何苦多惆怅

雾霭蒙眬的青山冈

是我生长的故乡

阿妈如果还健在

女儿我总会有希望

离得远，除非有什么重大的事情，否则牧人很少聚集在一起。遇上谁家婚丧嫁娶的事情，周围的牧人都要去帮忙，借此表示一份情意。至于礼物嘛，一块青砖茶、一条羊肚子毛巾，或者一瓶烧酒就可以了，简单而随意。每逢大队部开会的那些天，就是牧人盛大的团聚的节日。如果请来了电影，那就更加了不得，牧人往往是倾巢而出，动用各种交通工具赶了去，看完电影后再连夜回家，各家主事的人留下来继续开会。有汉族牧人，也有蒙古族牧人，他们坐在一起共同商量大事。汉族牧人能听得懂蒙古语，蒙古族牧人照样能听得懂汉语。多年的交流和融合，两个民族已经相安吉祥了。大队部那开会和休息兼顾的通盘大炕上挤满了人，有男有女，有老有少，一时间欢声笑语、人声鼎沸、烟雾缭绕。又是很长时间没有见面了，难得有机会聚集在一起，人人觉得倍感亲切。代销店里早就备齐了牧人们平时需要的货物，香烟、砖茶、糖果、烧酒、针头线脑什么的。尽管那是一个物质匮乏的年代，但是在我的印象中，国家对牧区的商品供给还是相对充裕的，包括牧民的口粮。大队部的灶房烟火不断，能淹死一头驴的几口大铁锅里煮着满满当当的羊肉，沸腾的油水弥漫出令人垂涎欲滴的肉香。队长发话了，说是牧民们一年四季很辛苦，聚到一起不容易，不仅要请电影，还要让大家吃好喝好，不管大人还是娃娃，凡是来了的人，人人有份。一大碗结结实实、肉厚膘肥的清炖羊肉，一个足有半斤重的白面馒头，那最后剩在锅里的羊肉汤，大家可以随便舀上喝。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大人们也说天旱了这样的话，但是比起现在已经是很不错了，冬天的牧区会有几场雪，该白就白；夏秋之际的牧区，也会有几场雨，该绿就绿。听父辈们说，20世纪60年代初的三年自然灾害中，我们那里的牧区却风调雨顺，牛羊和骆驼膘肥体壮，牧民的日子过得消闲安康，没有发生过饿死人的事情，反而接受了大量背井离乡、逃荒避难的甘肃民勤人。作为他们的后代，我要说的是，正是当地的蒙古族人民，以草原一样宽阔、淳朴和善良的胸怀，容纳了这些苦难的乡亲们。这大地般的恩情，是永远不能够忘记的。

有道是，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既然是历史的车轮，便不可阻挡，还要碾碎一些东西，包括牧人恪守了几辈子的传统文化和传统生活习惯，特别是年轻的牧人，他们走出家门，走出大漠和草原，开始像城里人那样追求时尚。他们跳迪斯科走太空步，他们骑摩托车开吉普车已属家常便饭。他们的驾驶技术堪称一流，在沙漠里或蜻蜓点水或高歌猛进的姿态，即便是非常专业的赛车手都自叹弗如。我这样说，绝对没有夸张的成分，因为我就多次身临其境地领教过，因此过目不忘、印象深刻。骑着摩托车或者开着吉普车放牧这样的事情，我们的父辈人老几辈子都没有见过，一时间成为牧区的一大景观。据说刚开始的时候，羊群和驼群看见如此古怪的东西时，吓得夹着尾巴望风而逃，时间长了便也习惯了，相互之间居然配合默契。也就是说，古老的和现代的行走方式完成了有趣的对接。那么，站在两种不同的行走方式之间，我们是不是应该有一些深层的思考呢？回答应该是肯定的。

如今，牧人那像古代烽火台一样的黄泥土屋已经很少见到了，取而代之的是红砖红瓦的高屋大院。那窗开得又大又多，前墙后墙侧墙都有，且有越开越大的趋势。屋里的摆设也和城里人家没有多大区别，应有尽有。表面上要说有什么不同，是牧人屋里的墙上少了几幅字画，也很少有书柜什么的，图书报刊几近于无，总之是缺少文化的气息。我在这里所说的文化，并不单纯是能够看书识字那么简单，主要是指科学知识的学习和提升。关于这个问题，我以为必须引起有关部门的高度重视才是，不可掉以轻心。毛主席他老人家早就说过，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愚蠢的军队是战胜不了敌人的。同属一理，没有科学知识的牧人也是这样，尤其是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更是如此。

还记得那一场场遮天蔽日的沙尘暴吗？

这在过去是骇人听闻的事情，在今天却变得司空见惯了。作为最严重的生态灾难之一的沙尘暴，就是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的结果，而且是人祸大于天灾。过度的放牧和开垦，致使草原迅速风化沙化，自然环境遭到严重破坏。可怕的是，现在的牧人又缺乏自主保护家园的意识，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向大自然进行着无度的攫取，这和城里的那些暴发户有什么两样？窗外，是干枯的草滩和湖道，没了昔日葱郁的绿色。稀疏的梭梭举着颓败的枝梢，飞鸟不栖。所剩不多的骆驼身躯不再挺拔，双峰不再笔直，处处可见它们倒毙的骨架，在灼热的阳光下苍白得像一具具标本。无奈之余，大批牧人又开始背离家园，转移到贺兰山下垦荒种地去了。他们中许多人的父辈原本就是农民，因为生活所迫背井离乡成为了牧民，过了几十年衣食无忧的日子，现在可好，倒了回来，又由牧民变成了农民。这种让人啼笑皆非、匪夷所思的转变，既富于戏剧性，又充满了悲情。补救的办法也是有的，这就是打开牧人心灵的另一扇窗户，让科学知识的劲风长驱直入，让牧人接受文明生活的同时，接受科学的生产方式。否则，真的要成为涸辙之鲋了。

我还听说，现在的牧人生活变好了，手里有了积蓄，赌博之风却也沉渣泛起，而且愈演愈烈。大嫂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笑话。有一个年轻的牧人早晨吃喝过后，被媳妇打发到百里外的小镇购买饲料，然后雇一辆汽车运回来。小伙子上午骑着摩托车兴冲冲地出去，下午回来时却垂头丧气地甩着两条腿，不仅没有买回来一颗饲料，连屁股底下的摩托车也不见了。媳妇追紧了问，小伙子才道出实情，在半路上遇到几个哥们儿，坐在一起赌了几把，谁知道自己的运气不好，将那买饲料的一万元钱和摩托车都输光了，再赌下去恐怕将房屋和羊群也要搭进去了。实在没有办法，小伙子只好一步一步走着回来了。媳妇一气之下，抱着孩子回了娘家，给丈夫扔下的一句话是，什么时候把那一万元钱和摩托车赢回来，她什么时候回家，结果可想而知。仅仅是一个笑话倒也罢了，可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

无论怎么样，牧人的窗不再是过去的“洞”了，终于敞开了，阳光倾泻而入，风声倾泻而入，电磁波倾泻而入。在高速旋转的风力发电机的带动下，直流电视机里光影流溢，牧人也能够“坐地日行八万里”，甚至能够让美国总统布什走进寻常牧人家。牧人终于告别了以“洞”为窗的历史，实在是可喜可贺。

隐隐地，我却又觉得失去了一些什么，是那样一种刻骨铭心的宁静和安详，是那样一种回肠荡气的朴实和悠远，是那样一种人与自然的沟通和默契。在深夜的静谧里，我一遍遍咀嚼着《史记·匈奴列传》中的记载：“唐虞以上有山戎、猃狁、荤粥，居于北蛮，随畜牧而转移……”

1992.12.3

大漠人和骆驼

上海《文学报》刊登了一则征文启事，要求对此有兴趣的作者以《窗》为同题，写一写散文随笔什么的。我是偶然看到这个消息的，阅后颇为心动，继而手痒。文章后来倒是发表出来了，而且在当期的头条位置，栏目编辑同时也是诗人的朱金晨先生还在按语里作了点评，多有褒义。同时，问题也出来了，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将我这个作者所属的地方从内蒙古阿拉善转移到黑龙江去了，成了“黑龙江，某某某”了，真正是一字之差，谬之千里。白纸黑字，即使想改也改不了了，只好将错就错。这倒引起了我的一些思考，想来想去，为何不借此再动笔写一篇文章呢？

我想，这篇文章的基本要素照例应该是：大漠人、骆驼。

离得远啊，从繁华的大都市上海到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直线距离就有几千里之遥。我敢这样说，即使在改革开放的今天，这里的牧民一辈子不曾去过上海的，不仅现在即使将来也大有人在，这毫不奇怪。反过来问，上海人知道不知道，远在西部的阿拉善从古到今都是著名的“骆驼之乡”？我以为其情形更加不容乐观，至于将来会怎么样，就不大好说了。很多人将内蒙古西部的阿拉善误以为东北的阿尔善，作为土生土长的阿拉善人，我为此感到汗颜。给我的另一个感觉却是，之所以出现这样的谬误，好像不是别人的错，而是自己的错。

但是，不管是谁的错，阿拉善是真实存在的，面积二十七万平方公里，幅员辽阔，人口稀少，不足二十万。人们常说，没有到过新疆不知道中国之大；我说，没有到过阿拉善同样不知道中国之大。阿拉善有著名的巴丹扎兰格、腾格里和乌兰布和三大沙漠，在地理上属于较为典型的荒漠草原区系。物竞天择，这样的自然环境反而给骆驼的生存提供了得天独厚的条件。因此，我们别的不说，就说说骆驼这个古老而伟大的生命物种吧。这里生活着有“沙漠之舟”美誉的双峰骆驼，数量占到全国总数的一半左右，并以其优异的品质驰名中外。台湾女作家三毛曾经在非洲的撒哈拉沙漠里有过一段很不寻常的人生经历，其中就有对骆驼的一份真挚感情，她还出版过一本书，书名就叫《哭泣的骆驼》。其实，非洲的骆驼和中国阿拉善的骆驼还是有区别的，前者是单峰驼，后者是双峰驼。

骆驼，我国古代称橐，或者橐驼。

关于骆驼，我国古代史书里有大量记载。《山海经》里有“其兽多橐驼”，汉代东方朔《七谏·乱》里有“腾驾橐驼”，《史记·苏秦列传》里有“燕代橐驼良马必实外厩”，清代吴伟业《田家铁狮歌》里有“橐驼磨肩牛砺角，霜推雨独枯藤缠”。可见很早的时候，骆驼就是人们生活当中必不可少的家畜了，不仅与良马相提并论而“必实外厩”，以备不时之需，甚至被赋予了腾云驾雾般的神话色彩，所谓“腾驾”肯定就是这个意思。吴伟业就更有意思了，将骆驼称为“铁狮”而与牛并列在一起，形象地描述出了它们各自不同的常见的动作。蒙古语将骆驼叫做tiemur或tiemɑ，我怀疑就是从“铁马”演绎而来，假如真是这样，和“铁狮”一样具有异曲同工之妙，赞许骆驼铁一样彪悍的身躯和坚强的意志。要知道在我们人类的一个相当漫长的时代，铁曾经是最坚硬的金属。由此不难看出，骆驼的地位是很高的，绝对不在马和牛之下，如果是在长途跋涉中拼比耐力，马和牛是绝对要甘拜下风的。

如果是穿越浩瀚的沙漠，马和牛则只能是望尘莫及。唐代大诗人王之涣就有这样一首诗赞颂骆驼：“无边瀚海人难渡，端赖驼力代客船。”据说，这就是骆驼被誉为“沙漠之舟”的来历。《木兰辞》里有“愿借明驼千里行”。想当年王昭君出塞，如果没有骆驼作为交通工具，她是走不到遥远的塞外的，那么历史上有名的“出塞和亲”便无从谈起。正是由于王昭君出塞，才使匈奴和汉朝和好达半个世纪。再遥想当年，意大利旅行家马可·波罗东进大都的时候，也是随着一只庞大的驼队才到达的。大家也都知道，我国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的兴盛，骆驼发挥了巨大的无可替代的作用，也可以这样说，没有骆驼就没有我国古代陆路丝绸之路。骆驼是我国古代陆路丝绸之路的无量功臣，应该是没有任何争议的。关于这个问题，不仅史书里有大量的记载，而且在我们熟知的唐诗等文学作品里也有不少。就近说，驰名全国的阿拉善盟吉兰泰盐湖，自1736年开采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绝大部分湖盐就是靠骆驼运送出去的。

如果你有一双大漠人的眼睛，那你就会发现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沙漠深处往往是没有什么路的，很多时候浩瀚沙漠中的小路需要凭借那一堆堆、一溜溜被太阳晒得发白的驼粪进行辨认。这仿佛是骆驼负重远行时留给荒漠的音符和诗行，再伴以一声声或浑厚旷达或绵长悠远的驼夫调，原本寂寥的大漠便有了奇妙的生机。我的内蒙古作家朋友邓九刚先生就写了不少这方面内容的小说，譬如他的《驼道》《驼村》《驼路歌》等，反映的就是我国北方近代商业贸易的历史，从小说的题目就能够知晓，骆驼是其中绝对的主角之一。小说写得回肠荡气，余味悠长，读后令人感慨不已，也让我这个从小在沙漠深处，在骆驼背上摇晃大的所谓作家自叹不如，尽管我也写了不少有关骆驼的文学作品。

民间还有这样的说法，骆驼为什么没有被列进十二生肖，恰恰因为骆驼是集十二生肖的吉祥大物，就再无单独列进去的必要了。如果你有机会认真地观察一峰骆驼，就会感觉到民间的这种说法很有道理，并不是空穴来风。骆驼的眼睛像鼠，蹄子像牛，耳朵像虎，嘴唇像兔，额头像龙，脖子像蛇，肚子像马，头脸像羊，胸脯像鸡，胯部像狗，毛绒像猴，臀部和尾巴像猪。散文家周涛先生在他的名篇《巩乃斯的马》中，将骆驼和马做了一番比较后，称骆驼是“四不像”的丑陋的动物，很有贬义。老实说，我读了之后心里很不舒服，很不是滋味，马固然好，马固然功德无量，也没有必要将骆驼贬得一无是处吧。爱屋及乌或者非此即彼，都不可取，做人是这样，写文章也一样。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商榷。

长期以来，大漠人对骆驼给予了无限的爱戴，甚至成为生命的一部分。放牧骑骆驼，驮东西用骆驼，出远门更是离不开骆驼。大漠人习惯走远路，只要身边有一峰骆驼为伴，心里就踏实了许多，就不会感到恐惧和寂寞。即使在漆黑的夜晚，或者在迷蒙的沙暴里，骆驼也不会迷失方向，它会把主人安安全全地送到家门口，主人可以放心地在温暖的驼背上做一个吉祥如意的梦。骆驼是一种通人性的动物，对主人怀有依恋之情。假如你有机会和一位牧驼人促膝攀谈，他一定会一口气地给你讲很多有关骆驼的故事，不仅生动感人，而且颇具传奇色彩。

我大哥就给我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有一年冬天，气候特别寒冷，大哥参加完一家牧人的宴请后连夜返回。夜色迷蒙中路过一处坟地时，大哥突然觉得眼前有一个巨大的黑影闪来闪去，而且传出刺耳的啸叫，似乎要挡住大哥的去路。好在有一峰骆驼做伴，大哥便骑着骆驼开始一路狂奔，直到家门口才停住。大嫂出门到柴垛上取柴时吓了一大跳，只见这峰被大哥骑回来的骆驼身上一片白，就跟落了一层雪似的，紫骆驼变成了白骆驼。大嫂到跟前仔细再看，才明白是由于骆驼不歇气地狂奔之后，将浑身的汗气凝成了霜，结在毛绒上久久不化。大嫂问清楚其中的原因后，轻轻叹了口气，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不该把紫骆驼骑成白骆驼，你要累死它啊。多年过去了，大哥讲的这个故事令我难以忘怀。世间究竟是不是有鬼魂存在，姑且不说，单就这紫骆驼变成白骆驼的情节，以及大嫂那一声轻叹和一句简短的话语，就已经让我感慨不已。为什么？我是这样思考的，一是假如没有那峰骆驼做伴，大哥遇到那种恐怖的场面特会怎么样？更何况是在黑夜里的荒郊野外，说不定就有什么意外发生。二是大嫂的那一声轻叹和那一句话语，实在是心疼那峰骆驼啊。所以，大漠深处的牧驼人有一句特别朴实的话是这样说的：“我们吃骆驼的，喝骆驼的。如果没有一群骆驼让我们放上，就该喝西北风了。”

每当夏至前后，大漠萌生出鲜嫩的青草时，骆驼便要离开水井，去寻找丰美的草地；大雁南飞的时候，气候逐渐转寒，远走的骆驼竖起坚实的双峰，带着踏遍秋色的满足遥遥而归，向它的主人报到了。当然也有极个别的骆驼，被异地的水草或者情侣给迷住了，惹得它的主人风餐露宿，日夜寻找。在阿拉善流传着许多优美的长调牧歌，其中的一大部分就是赞美骆驼的。“要回家吗？有骆驼；要想喝吗？有好酒。”“骑上我心爱的红骟驼，穿过那干旱的大沙漠”，等等，语言朴实无华，却表达了牧人和骆驼那种亲密无间的依存关系，可谓至善，可谓至亲，可谓至真，可谓至美。

是的，骆驼习惯的动作就是相互挤靠在一起，牧驼人俗称“扛架子”，是一种力量的展示，同时也是亲昵的举止。如果是两峰正在发情的儿驼，也就是种公驼挤靠在一起，情况就不大美妙了。它们会因为争夺对母驼群的支配权，尤其是与母驼的交配权而互不相让，直至对方因力量不支而退却。否则，这两峰旗鼓相当、将遇良才的儿驼就有可能连续十几天，甚至几十天不吃不喝地扛到底，直到双方精疲力竭、两败俱伤。当然，这样的事情也仅仅是个例外，牧驼人是不会眼睁睁地看着自己精心饲养的儿驼遭此劫难的，他们心疼还来不及呢。一峰响当当的儿驼对一个一辈子放牧的牧驼人意味着什么，那是再清楚不过的。

曾经，驼背上的阿拉善。

还是那句话，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随着时代的发展，那古老的驼商和剑影被融进了历史的长河。经历了几个世纪的“牧笛长歌，毡包轻烟”的漫长原始生活，已经不再。今天，骆驼虽然已经不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了，但是蒙古族牧民为了显示骆驼的力量和风采，开展了一项体育运动项目：赛骆驼。只要你有兴趣，在每次的全国少数民族运动会上，便能够看到赛骆驼的精彩表演，保证让你大饱眼福。而且可以这样说，这个项目的冠军十有八九是来自阿拉善的骆驼和骑手，很少旁落。还有一件很值得一说的事情，阿拉善的一位牧驼汉子，应邀牵着几峰骆驼去了改革开放的前沿——深圳，和有关部门签约在那里的公园长期向游人展示骆驼，自己既当饲养员又当解说员，据说参观者络绎不绝，门票卖得很火。我的这个大漠老乡也算是时来运转，不仅自己开了眼界，长了见识，一年下来还有好几万元人民币的赚头，真正是发了“骆驼财”。

如今的阿拉善，已经不在驼背上了。

我想，无论时代怎样发展，科学技术发达到怎样的程度，作为享有盛誉的“骆驼之乡”阿拉善，没有任何理由小觑这个古老而伟大的生命物种。它披星戴月，它历尽艰辛，从远古走来，走进《史记》，走进唐诗，走进丝绸之路，走向今天，必将走向未来。

但愿那座矗立在驼城巴彦浩特的汉白玉驼雕，不仅仅是一个象征。在这里，就让我冒昧地当一回阿拉善的达古沁（民歌手），我要特别唱一首关于骆驼的蒙古长调（骆驼赞颂词），即有名的《阿特赞》与读者共赏：

你出生在寒冬腊月

你落地于吉日良辰

吮吸了慈母的乳汁

吃足了沙漠的牧草

你有高耸入云的身影

宽厚广袤的脊背

宝塔般突起的峰座

周身的绒毛火炭般红

你自幼懂得牧人的心

重活累活什么都干

你有勇士的胆魄和信心

你是牧人希望和执著的心……

1993.5.8

居延海，我的情与思

在阿拉善文朋诗友们的邀约之下，我于2007年的金秋再次走向额济纳，走向居延海，与这片神奇的边塞大地、高原湖泊进行零距离接触。从驼城巴彦浩特出发，一路向北向西，一路欢声笑语。此前曾经下过一场罕见的连绵阴雨，车窗外牧草茫茫，天高云淡，辽阔的漠野虽说已经开始染上秋的颜色，却也绿得令人心荡神驰。行前，我又正好完成中篇小说《遍地香草》的写作，交给北京的《十月》杂志发表，应该说心情相当不错，尤其于我这样一个在阿拉善高原长大的牧人之子而言，深知一棵草在自己心里有着无比的重量。我创作的小说大都与草有关，也相信这是源自记忆和生命深处的感悟，甚至有着某种神示的意味。

窄窄的一条柏油路，像一条黑色的丝带，向着天边蜿蜒。

我们是坐在舒适的轿车上前行的，倘若是骑着一匹马，感觉肯定会有很大的不同，应该更富于诗意。车行至乌力吉时，我的心情却又不免变得有些低沉。从这里开始，草稀稀拉拉的，像长了腿那样鬼祟地游移，似乎是要躲避羊的嘴巴（其实，车行途中我们已经很少见到羊群了）。此后一路都是这样，草越来越少，少得几近于无，大地越来越裸露，唯剩下苍茫的戈壁滩。同座的任明超先生神情凝重地说，几十年前可不是这样的。随后他对我讲，苏宏图的山沟里那时长满了树，而且都是几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古树，每逢山洪宣泄而下，那些倒伏的枯树将河床都堵塞了，景象蔚为壮观。任明超先生曾经长期担任阿左旗乌兰牧骑的队长，是我很尊敬的师长，也是一位足迹踏遍阿拉善大地的“老江湖”，他的描述使我深信不疑，同时又像回味一个遥远的梦境。

眺望车窗外，我当时是这样想的，哲学家眼里一根看似弱不禁风的芦苇都有思想，那么这里偶尔闪现的一棵树呢？千百年的挺立于浩阔博大的原野，是那样的沉默无语，必定是一位饱经沧桑的睿智无比的哲人了。我们实在是应该毕恭毕敬地站在这样的一棵树下，虔诚地举头敬仰，然后低头忏悔。这样的一棵树，必定是菩提啊。有那么一刻，我的眼里转动着泪水，只是没有流露出来。

此后一路少话。

将近七百公里的路途，都似在月球或者火星上旅行，它对我的心灵撞击是强大而真实的。十年前，我曾应阿拉善盟林业局和郭志强先生之邀，为电视专题片《拯救——阿拉善生态纪实》撰写解说词，利用国庆长假，七天时间跑了近四千公里，穿沙漠、走戈壁、过草原、追落日、伴孤月，其艰辛程度远不是“风尘仆仆”能够形容的。额济纳则是其中最为重要的驿站，也因此生吞活剥式地查阅了与之相关的历史文献和资料，于是便有了对额济纳居延绿洲的回溯。居延绿洲由大大小小的支流、湖泊滋润而成，汉代前因匈奴在这一带生活，居延由此得名。唐代大诗人陈子昂、王维都曾在这里留下不朽的诗篇，至今仍在流传。那是一个“居延城外猎天骄，白草连天野火烧”的时代，“骆驼之乡”又使它享誉古今，《楚辞》《史记》等都对它有过诸多记载和溢美。总之，那是一个阳刚与阴柔并存的额济纳。正是有了居延绿洲，我们的祖先才得以在这里创造两千多年的古代文明。

历史不应该被遗忘，尤其是它那充满悲壮的一页，极具警示意义。

兴盛于公元前一世纪的我国古楼兰神秘的消失，就是其中之一。一千六百多年后，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深入新疆罗布地区，终于发现文明古城楼兰的废墟，并且证明它就是被沙漠吞噬而消失的。可怕的是，历史还有重演的可能：1961年后，西居延海干涸；1992年，东居延海干涸。而1993年5月5日下午二时突发的那场沙尘暴，至今令人记忆犹新、谈沙色变。科学家的结论是，沙尘暴系天灾与人祸共同作用下酿成的生态灾难，是21世纪人类面临的最大危险。正如莎士比亚曾经说过的那样：“错的不是我们的生辰八字，而是我们自己。”居延海的干涸，同黄河断流、塔里木河断流一样，是中国生态环境变化的重大事件之一，它不仅对生态，进而对人文变化产生深远影响。生长在居延湖畔的胡杨，它不仅是最原始古老的树种，也不仅是世界中亚腹地荒漠中唯一的乔木，同样是历史，是文化，是伟大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也正是居延绿洲和胡杨，见证了这样几次伟大的历史事件：

其一，18世纪中叶，以渥巴锡汗为首的土尔扈特蒙古部落，历尽艰险，血染东归路，付出巨大的生命代价回到祖国，额济纳成为他们的家园；

其二，酒泉卫星发射中心，这个人类现代文明的标志，其实就在额济纳境内。还是土尔扈特人，为了祖国的国防和航天事业，向北迁移一百四十多公里，让出了弱水河旁将近十万平方公里的丰腴的草场；

其三，“神舟”五号、六号载人飞船从这里启程，飞向茫茫太空……

居延海是不该干涸的。

土尔扈特人曾经漂泊了几个世纪，他们不能再漂泊了。

然而，十年前的居延海是个什么模样呢？“鹅翔天际，鸭浮绿波，碧水青天，马嘶雁鸣，缀以芦草风声”的居延海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荒芜的浅滩。完全裸露的湖底寸草不生，贝壳和鱼骨被烈日晒成了苍白的标本，有风吹过时发出连片的凄枉之声，千万年的湖相沉积变为“大风起兮沙飞扬”的发源地。在它北侧的山头，则耸立着由枯死的胡杨、红柳和梭梭堆扎而成的额博，几片褴褛的经幡在怅然地舞动。还有距之不远的“怪树林”，其实就是一片枯死的胡杨，它们形态各异，却都像一个个彪悍的武士顽强地保持着生命绝决时的姿势，漠风剥去了他们的胄甲和血肉，袒露出不屈的骨骼甚至灵魂，整个场景犹如冷兵器时代那种惨烈的古战场。还有黑城遗址，这座被废弃了六百多年的中国北丝绸之路上的古城，在沙漠的围困中只留下残垣断壁，昔日的繁华和金戈之声早已随风而逝。在居延三角洲的巨大废墟上，这样的古城还有很多，汉居延城、唐宁寇军城、破城子……

古人云：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

居延海却干涸了，干得没有一滴水。十年前，当我站在完全干涸了的居延海畔，尤其是小心翼翼地踏着它的湖底时，心情颇为复杂，有一种犯罪的感觉。真正是欲哭无泪，耳朵里尽是荡荡西至的大漠长风，身边如有万千个灵魂在啜泣、在呼喊。蓦然回首，举目张望，却又没有一点生命的昭示，唯有一轮西沉的落日，将它那血色的余晖播撒在苍茫的戈壁滩上。在额济纳广袤的大地上，在干涸的居延海畔，我还有一种非常特殊的感觉，那一道横贯天地之间的地平线不是平的，而是一个巨大的弧线，或者从南到北，或者由东往西，或者……由于缺少某种参照，我在这里竟然失去了方向感。至今我都搞不明白，这种视觉上的奇妙的差异，究竟能够说明什么样的现象和问题。难道仅仅是人们常说的那种幻觉吗？

老子有曰：“上善若水，水善利万物而不争。”再到庄子的《秋水篇》，水往往给人以宏然阔大、包容万物的生命启迪和思想境界。那么，历史记载的居延绿洲又是个什么样子呢？胡杨七十五万亩，红柳一百五十万亩，梭梭二百八十万亩（我以为这几组数字值得怀疑，远远不止），整个绿洲和一系列湖盆洼地面积为三十万平方公里。想想吧，这又该是什么样的“境界”呢？

反差太大，当然不仅仅是时间和距离。

居延海，包括额济纳，在诸多诗人和作家那里，已经不单纯是一个地理概念，它的历史与人文内涵和色彩如同千年不朽的胡杨一样，富于神性。行前，我已经通过各种媒体了解到昔日干涸的居延海发生了变化。具体地说，是东居延海通过这几年上游黑河的调水灌溉，不仅恢复了水面，还重新生长出芦苇，甚至有了翔游的鸥鸟和鱼虾。台湾著名诗人席慕容女士（蒙古族）根据额济纳和居延海作词的歌曲《父亲的草原母亲的河》，也传唱于大江南北，成为新的经典。通过这样一首脍炙人口、催人泪下的歌曲，让更多的人知道了远在西部、远在阿拉善的额济纳和居延海。

其实，我们应该记住的还有：2001年9月17日十三时五十二分，黑河水到达额济纳达来库布镇的达水源波桥。也就是从这天开始，东居延海已经连续保持一千二百天不干涸。而在此前，东居延海已经干涸了十年之久……

十年后的某一天，我又来了。

一个被阿拉善大高原养育成长的牧人之子，再次踏上这片神奇的土地，而且有宁夏的诗人梦也和小说家火会亮（据说是蒙古人的后裔）一路同行。当他们接到邀请之后，竟然兴奋的一夜没有合眼。在额济纳时，他们又醉倒在胡杨林下，以致一塌糊涂，不省人事，正所谓“但是主人能醉客，不知何处是家乡”了。参观和游历的路途中，他们却又不止一次地告诉我说，这里处处透着神奇，有许多沉睡的神秘的东西，甚至是诗意的东西，它们是不应该被惊扰的。他们的家乡在宁夏最贫困、人口最密集的西海固山区，他们是第一次踏上辽阔旷远的阿拉善，大高原苍凉原始的面貌，让他们感到震撼，甚至有些不可思议。他们更是第一次走进额济纳，走进居延海，那种别样的心情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是，我的心境与他们有所不同，十年前留下的隐痛需要在这一次的旅行中得到抚慰。

我是直奔居延海而去的，途中省略了许多其他景点。从这个意义上说，我其实并不是一个旅游观光者，而是一个访问者，或者是一个寻梦的人。

于是，在那样一个“长河落日圆”的傍晚，我仿佛真的从一首流传千古的唐诗里走来，再走进一首千古流传的唐诗里去。只不过我不是诗人，我是一个所谓的“作家”而已，不可抛却某种世俗的东西，尤其是在某种语境的规限中，很难有那样一种诗意的表达，良知还是有的（这是作为一个文化人最基本的活动区域）。否则，我不会在时隔几个月之后，再回过头来写这样一篇文章。于是，在蓝的极致的蓝天下，在白的极致的白云下，在亮的极致的阳光下，我走过回绿转黄的荒漠草原，走过褐色碎石遍布的戈壁滩，走过金色的胡杨林，在一轮圆到了极致的夕阳下，再次站在了居延海边。而我十年前留在居延海湖底的脚印，已经被一泓平静得令人惊异的（并非波涛滚滚）水面所覆盖。蓦然间，我觉得呈现眼前的这泓湖水其实就是一面镜子，它折射了太多太多的内容。它的每一滴水，其实都是一滴泪，承载着世间万物的悲欢离合而千转万回，而历经沧海桑田。然而，它又是沉默的。极致是大美，沉默也是大美。

沉默的居延海是大美。

那么，我们还能够说出更多的什么呢？当我们面对居延海，沉默也许就是一种最好的表达方式……

2007.9

租房记

经友人推荐，我辞别妻子和五岁的女儿，到凤城银川的一家报社当编辑和记者。话说白了，就是打工。虽然只是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却也是横跨了两个省区的，那种心理上的距离感是不由自主的，不仅如此，甚至还是很强烈的。加上自己的年龄又偏大了一点，总觉得忐忑不安。好在这里有我的大学同学，他们会时不时地关照我，帮助我解决一些实际困难，令我这个离开家乡的游子很是感动。

遇到的头一个问题就是租房。

尽管前途未卜，八字还没有一撇，我却已经在遥想着“安身立命”了。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人总不能睡在大街上吧。凤城有房，广厦千万间，却没有一处是属于我的，也就难庇我这样一介穷酸的“寒士”，只能暂时借居在同学家里，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人家也是上有老下有小。于是，在埋头编辑文稿之余，骑着从同学那里借来的一辆破旧的自行车四处疯癫，几乎转遍了凤城的大街小巷。出租的房屋还是有的，要么价格太贵，要么位置不合适。出一身臭汗临街而立，面对车水马龙、红男绿女，我就不由得想起这样一句话：“在茫茫人海里，我感到孤独。”一段时间下来，我对这句话的感受越来越深，可以说是感同身受了。当然，这只是具象的，还没有能够达到一种精神的层面。也就是说，这孤独不是那孤独。如果说哲学家的孤独是形而上的，我则属于形而下了，怎么说也是不大光彩的，完全是因为世俗的生活所致，档次不一样。

奔波月余，身心极度疲惫之时，事情总算是有了着落。

简易楼，顶层，面积四十平方米，月租一百元。这在当时已经是租价不菲了，占去我工资的四分之一。有什么办法呢？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放着家乡那二百五十平方米的深宅大院不住，却要寄人篱下地囚居在这样的“鸽笼”里，不是活受罪吗？咎由自取，活该！一番自嘲之后，心情平静了下来。不是说树挪死人挪活嘛，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等拿到钥匙捅开房门时，却将自己吓了一大跳，以为不小心走错了地方。屋里遍地鞋袜和废纸，甚至还有没来得及收拾干净的卫生巾和安全套，总之是一片狼藉，其状不忍目睹。给我的感觉是房客（应该是先我之前的另一个租房者）匆匆出逃了，出逃的原因难以启齿，至少应该包括那种与男女关系有关的不可告人的隐私。那个租房者很有可能连房租都没有付清，就销声匿迹了，从此不再出现在这个城市里了。但是，房子长期空着也不是个事儿，还是要出租的，结果又被我租到手了。如此说来，这个房主对我还是信任的，也确实没有提出什么苛刻的要求。我没有见到这个房主，一切手续都是由房屋中介办理的。

屋子里落了一层灰黑的尘埃，足有一厘米厚，脚踩上去是一种软绵绵的感觉。这说明屋子空闲很长时间了，期间根本没有打扫过。屋子里同时还流溢着一股令人怵然的气味，混杂着类似老鼠屎一样的腥臊。站在这样一处租来的屋子里，我一时难以适应，举步犹豫，浑身起了一层鸡皮疙瘩，甚至还产生了幻觉，眼前那张摇摇欲坠的双人床上，竟然出现了一对赤裸裸的模糊的男女，他们搂抱在一起，袒露出红唇白牙，然后毫无羞耻地向着我嗤笑。当然，这仅仅是瞬间的幻觉罢了，幻觉之后仍然是一张摇摇欲坠的空床以及落满一地的尘埃。否则，就是大天白日里见了鬼了，我这个大活人还不被活活吓死？

此前，我刚刚编完一期稿件，其中有一篇《家让我心如少年》的随笔。作者显然也是一个打工者，从那尚显稚嫩的笔触，又不难看出是一个年轻的打工者，在落脚的城市里生活得非常艰难，也因此饱受思乡之苦，那种异乡落魄的心境与我此时的感觉十分吻合。我站在这个并不属于自己的“家”里，很是迟疑了一番，开始格外地思念山那边的妻子和女儿。不如归去，有那么一刻，我不仅犹豫了，而且也产生了动摇。其实在家乡的那个小镇，我有一份堪称悠闲自在的工作，可谓衣食无忧。要说就此作罢，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转个身而已，只不过给这个城市留下一个匆匆离去的背影。背影之后，是更多的背影，我不会留下任何痕迹。可是，早知今日，何必当初？再这样折回头去，岂不是像先我之前的那一个租房者一样，匆匆出逃了。

还是那句话，既来之，则安之。

随遇而安，这大约是一个小知识分子面临命运考验时的一种典型心态。有了一份期待，同时又有了一种惶恐，心情必然是压抑的。看着别人活得洒脱，自己心里便不平衡，然后再来个“死要面子活受罪”，这也是小人物们的普遍心理状态，没什么羞于示人的。

没有背影，只有面对。

那么，就这样开始吧。一个小知识分子由此开始了他的面对，既面对自己，又面对这座渐渐繁华起来，同时也渐渐浮躁起来的城市。

还好，扫帚一到，灰尘照例跑掉。

利用整整一天的时间进行大扫除，再添置几样廉价的家具，尤其是将门窗上的玻璃擦拭干净之后，租来的家终于变得亮堂了，终于有个模样了，看着挺顺眼的。继而释然一笑：穷小子也能心安理得地睡个大头觉了。那就邀约几个朋友聚一聚吧，也算是祝贺一下自己的“乔迁之喜”。于是，简单的准备之后，与几个新近结识的朋友齐聚租来的家里，以致酩酊大醉，不省人事。第二天酒后醒来，朋友早已离去，只剩下自己孤零零地躺在地上。而我的一只鞋子却安安静静地睡在床上，另一只鞋子则睡在了窗台上，大大咧咧地沐浴着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

我看着两只鞋子的姿态，大笑。

这就是我在凤城的第一个家，租来的。此时，阳光从不大的窗口不遗余力地投落进来，将屋子照射得亮亮堂堂。素有“塞上江南”之誉的凤城，最不缺少的就是阳光，而不是雨水。好在有一条引黄河水自流灌溉的唐徕渠穿城而过，再加上正在逐渐恢复的所谓七十二连湖，使得凤城有了水的丰赡。这成为了我当初选择和面对这座城市的理由之一。理由之二，是在于这座城市所具有的包容性。它是宽容的，也是厚道的，吸纳了众多包括工农商学兵在内的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像我这样自小生长在沙漠牧区，后来才上了大学的学无所长的小知识分子，只要肯出力气肯吃苦，它也是接纳的，并没有因为血液里面流淌着牧人的基因而遭到拒绝和排斥。

但是，作为家的真正含义，仅仅有人居住是远远不够的，特别是在夜晚，那种异样的感觉和白天是不一样的。我租住的屋子正好临街，窗子下面就是东西走向的北京路。夜里两点钟之后，这座城市终于安静了下来。此时，路灯将橘黄的光亮从窗外投进屋内，映的小小的卧室半明半暗、扑朔迷离。这样的情境让我颠沛疲惫的心身获得些许的安慰之时，也有了想与家人倾诉的强烈愿望。妻子和女儿还在家乡的小镇守候着，盼望着全家人在这个城市真正团聚的那一天。我知道她们睡得很晚，第二天又很早起床，送女儿去幼儿园后，妻子再匆匆赶往学校签到。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妻子是称职的，她的勤勉和刻苦有口皆碑。记得有一次回家，邻居悄悄告诉我一件事：家里没有煤烧了，妻子到街上雇了一辆手扶拖拉机去拉煤。回来时突遭雷阵雨，坐在煤车上的妻子和女儿被雨水从头到脚浇了个湿。一车煤堆在院门口，由妻子一趟趟搬进院子里的煤仓，女儿则端着个小簸箕跟在后面，母女俩被煤灰染得乌黑。邻居在告诉我这件事情的时候，眼里流露着对妻子的赞许的同时，还有很深的同情和怜悯。邻居是个中年大嫂，人很善良，深知作为女人的不易和艰辛，尤其是丈夫不在家的时候。邻居的意思是，我在凤城安顿下来后，尽快将妻子和女儿接走，一家人守候在一起过日子才是最大的福气。

妻子始终没有告诉我她买煤搬煤这件事情，我也始终没有主动问起，而是故意回避了。回避的意思是怕妻子伤心难过。这件事情却从此搁在了我心里，每每想起来就沉甸甸的，很不是滋味。我承认自己是个懦弱的人，没有多少本事让妻子和女儿生活得更加自由自在一些、更加舒心畅快一些。妻子倒是告诉了我这样一件事情，告诉我的原因是与女儿直接相关。有一次，女儿和她的几个小朋友放学回家，快到家时不小心掉进了路边敞开的下水井里。几个小朋友趴在井口上，不知所措地大哭起来。说来也巧，正好让下班的妻子发现了，母亲的敏感告诉她，是自己的女儿出事了。果然，女儿头冲下地倒挂在井里，已经哭得没有了力气。井底是横七竖八的铁管和污水，女儿掉下去的时候被身后的书包带子给挽救了，书包带子绕在了井口处的水管阀门上，否则的话，后果不堪设想。妻子告诉我这一件事情的时候，再也忍不住地哭了，哭得伤心，哭得委屈。我也哭了，哭得内疚，哭得悔恨。这样一件与女儿直接相关的事情，后来我都不敢多想，越是不敢多想，却忍不住越要想，越想越害怕。

有一段时间，我因此心神不定、疲惫至极。结果是一次酒后骑车逆行，撞上了停在路边的一辆出租车，被出租车司机毫不客气地一顿拳脚打倒在地，口吐鲜血将胸襟染红了一大片，吓得过路人四散惊逃。不过，也有对我表示同情的好心人。等到我从昏迷中醒来后，发现手心里攥着一张纸条，上面写着那辆出租车的牌号。遗憾的是，我至今都不知道这个给我悄悄塞纸条的人是谁，让我连当面表示感谢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我只能在心里默默祈祷这个好心人，好人有好报。报社的同事要为我申诉，向派出所报了案并找到了那辆出租车司机。处理的结果是以双方都有过为由而不了了之。我因此住了一个星期的医院，检查的结论是轻微脑震荡。这一件事情，我同样没有告诉妻子，并要求报社的同事替我保密。道理很简单，怕妻子知道了担心和牵挂。后来，妻子还是知道了，是市电视台的一个导演在请我们一家人吃饭时无意说了出来。可想而知，妻子将我好一顿数落，甚至要我卷铺盖回家。我和这个导演有过一段时间的合作，制作了十几集电视专题片，而作为撰稿人的我，却没有拿过什么稿费，完全是冲着朋友的情意在尽义务。

好在，我终于租到了一套房屋。

尽管它并不属于我，我却可以暂时拥有它。节假日的时候，我就可以把妻子和女儿接过来，一家人聚在一起，享受天伦之乐。当然，现在还不行，妻子和女儿都不可能马上过来，离放假还有几个月的时间，我必须耐心等待。因此之故，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脑子里尽是妻子和女儿的身影。接下来，为了排除思念之情，我开始强迫自己转移视线，面对着光秃秃的屋顶演绎一个故事，一个关于先我而来又先我而去的那个房客的故事。

显然，那个先我而来又先我而去的房客是生意场之人。拼搏于险象环生的商海，似乎很忙，忙得连厕所坏了都没有时间收拾。还有那墙上脱落的壁纸，像风中的残旗似的瑟瑟颤抖。如此这般，怎么能够平静地享受天伦之乐？要说欢愉也是有的，那就是阅历风情、惊看枕月时，大把地往女人的怀抱里扔钱，累累伤痕用票子去揩拭。这当然也是一种人生，也够得上豪放和爽快。从遗弃满地的杂物来分析和判断，这个房客只是个小打小闹的主儿，实在无法与大款比肩。而他的离去又是怎样的狼狈不堪，不像是被真正的房主撵出去的，而是自己逃跑了的。无论是失魂落魄还是春风得意，对前者我给予同情，对后者我决不羡慕。在生命的长河里，奔奔波波、起起伏伏、悲悲乐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何必长吁短叹？大凡是个男人，只有在累极了的时候才祈求平静。是的，那个先我而来又先我而去的房客，留下了一片废墟，很像是一道谕旨，警示着我的命运：沧桑、曲折。

但是后来发生的一件事情，却使我始料不及。

我在这套租来的家里仅仅居住了三个月就搬出去了。报社的其他几个同事在鼓楼旁边租到了一个四合院，虽然古旧了一些，但房间多，租金低廉，院子宽敞，是个闹中取静的地方。何乐不为呢？我们几个便欢欢喜喜地搬了过去，各占了一间屋子。于是，我第一次租来的那个家，妻子和女儿没有机会居住，哪怕是一天都没有，多多少少有点遗憾吧。倒是我家乡的一个朋友住过一夜，他是专门到凤城给上小学的女儿买手风琴的。知道我在这里给一家报社打工，顺便来看看我叙叙旧情。第二天麻麻亮时，这个朋友就走了，连早点都没顾得上吃，很是让我于心不忍。他走得匆忙，我睡得迷糊，甚至都没有说上几句道别的话。当然，作为朋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以后有的是见面的机会。

时隔不久，我就搬家了，搬进了那个古旧的四合院。

这时，我的那个朋友打来电话，问我最近过得怎么样？身体还好吗？我说过得还好，身体也不错，而且报社升任我为副刊部主任，主管部门明确答应为我正式办理调动手续，不日就发商调函过去。朋友在向我表示祝贺之后，突然劝我必须搬家，越快越好。我说我前些天已经搬了家，只是忘了告诉你。朋友一下子又兴奋起来，如释重负地说，天意啊，完全是天意，现在我没有什么顾虑了。朋友显然是话里有话，只不过是不便说出来罢了。我追紧了再问，朋友这才告诉我说，你原来租住的屋子里闹鬼。这怎么可能？我是一百个不相信。朋友赌咒发誓说，是真的，而且是个女鬼。事情是这样的：那天晚上朋友睡到半夜突然醒了，在半明半暗的光影里，就见我那一面的床边上坐着一个女鬼。女鬼梳着老式的剪发头，脸色苍白，面无表情，低垂着眼睛，静静地一动不动地看着我。我因为和朋友喝酒喝多了，睡得什么都不知道，还断断续续打着呼噜。朋友当时就吓出了一身冷汗，感觉头发和汗毛全部竖了起来，差不多就要昏厥过去了。无奈之时，朋友别无选择，只能悄悄地闭上自己的眼睛，然后大气不敢出、一动不敢动挺到天亮。天亮了，那个女鬼也就不见了。朋友还说，我当时没有大喊大叫，之后也没有急着告诉你，是因为怕吓着你。这些天里，我因为这件事情思考得好苦，你居然相安无事。看来，那个女鬼还挺善良的，并没有加害于你。

说实话，我听朋友这样一说，也是头皮发麻，身上也是凉飕飕地一阵阵紧张，真有不堪回首的感觉。关于鬼的故事，我听得太多太多，什么样子的都有，五花八门，千奇百怪，而我是一次都没有遭遇过。朋友讲的这个鬼故事，却活灵活现地发生我身边，不由我不信，因为朋友不是一个说假话的人。也许，这只是朋友当时的一种幻觉，仅此而已。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倒是要感谢那个女鬼了。一般而言，鬼大人小，鬼在暗处，人在明处，鬼要想加害于人，人是防不胜防的。那个女鬼不仅没有加害于我，而且于暗中促我早日离开了一个是非之所，更没有让妻子和女儿受到惊吓，免去了可能发生的不测。等到平静下来，我想到了那个先我而来又先我而去的房客，他的匆匆逃离，是不是与我的朋友讲的鬼故事有关？不得而知。

人在家中，心在尘世，这却是真的。

1995.7.20

第二辑　文化谈片

全球化语境下的民族文学

——在首届中美文学论坛上的演讲

准备这样一个发言的时候，我正在惊异于网络媒体上发布的这样一条消息：就全球而言，平均每两个星期就有一个语种正在消亡。如果说某种动物的濒危和消亡是因为自然环境恶化和人类无度干涉的结果，那么，语种消亡的原因则要明确得多，因为它的主导作用并非来自于自然世界，而是完全出自于人类活动的本身。这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既然是一个世界性的话题，美国如是，中国也如是，概莫能外。

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同时拥有上下五千年的文明史，也曾经拥有过漫长的强势文化，包括古代文学，其中的《诗经》、唐诗、宋词、元曲、《红楼梦》等等，它的文学成就众所周知。文学是用语言文字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或者说文学就是语言的艺术。那么，是不是可以这样认为，衡量一个民族的文学所达到的成就，通过对本民族语言的活化，做到“思理为妙，神与物游”，将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在汉语言文学中，唐诗和宋词，以及《红楼梦》，已经是一个绝对的高度，像一座座巍峨的大山令人观止。我国民间流传着这样一句话：背会唐诗三百首，不会写诗也会哼。可见它的影响有多么广泛和深远，它那映射着中华民族文学的巨大的光芒，穿越了漫长的时间和浩瀚的历史，流传至今，是能够称得上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我想，关于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尤其是唐诗，包括在座的很多的美国朋友也不陌生，大概也是能够“哼”出那么几首的。因为越是民族的，就越是世界的，这是中华民族对世界文学的伟大贡献，向世界彰显着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经脉，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代表了中华民族的文化特征。仅据《全唐诗》所录，就有诗人两千二百多人，唐诗将近五万首，其中最具世界影响的诗人有李白、杜甫、白居易等。就像我们在谈到西方文艺复兴时，会立刻想到《哈姆雷特》《奥赛罗》《堂吉诃德》等。首先它们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民族本身就是一个文化概念，具有稳定的文化特征。我是一个唯物主义者，信仰马克思主义。因此我知道，历史唯物主义这样认为，民族的消亡应该在阶级和国家消亡之后，但是，如果一个民族的文化特征消失了，这个民族其实也不存在了。这是不是很可怕？的确很可怕。可以举这样一个例子说明：我们生活的地球为什么如此丰富，如此精彩，如此令我们流连忘返，并为之留下数不清的赞美的华章？因为有山川河流，有森林草原，有莺歌燕舞，有鸟语花香，这就是生物的多样性给予我们的物质世界，人类赖以生存的家园。人类生活在两种世界，即物质世界和精神世界。物质世界的丰富性源自生物的多样性，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源自文化的多样性。人类没有文化的多样性，就如同地球没有生物的多样性，那和月球有什么区别呢？即便就是在距离地球三十八万公里的遥远的月球上，也不可能轻易地排除它自身拥有的物质世界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因此，文化的多样性与生物的多样性一样重要，一样是一种客观的必然的存在。

中华民族在自己的进化和发展过程中，由于特殊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造就了独特的文化特征和文化传统，成为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之一，对世界文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比如儒家文化，比如“四大发明”，比如京剧，等等。同时，我们也不必讳言，中国在进入近代社会之后，发展进步的步伐缓慢了下来，以致故步自封，闭关锁国，进而遭受西方列强“船坚炮利”的蹂躏而遍体鳞伤。但是，中华民族没有消亡，依然屹立在世界的东方，其中极其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个古老民族源远流长的文化经脉没有断流，这个民族稳定的文化特征依然在彰显着它的无与伦比的力量，尽管那是一个“黑云压城城欲摧”和“城头变换大王旗”的缺乏民主、科学和公正的极其黑暗的时代。也正是在这个时候，出现了鲁迅，并且最终发出了他那为拯救中华民族于危难之中的呐喊。鲁迅曾经在《呐喊自序》中有过这样的回忆：“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我那时以为当然要推文艺，于是想提倡文艺运动了。”需要说明的是，鲁迅在这里所指的要改变的精神，是当时国民的灵魂的萎靡不振，以及当时阻碍社会进步和社会公正的黑暗的旧势力，而对于自己的祖国和人民，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是为了唤醒在铁屋子里沉睡的人们。鲁迅所提倡的文艺运动，是在并不失掉中国固有文化特征和传统的同时，并努力接受和引进国外的先进文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翻译介绍了许多外国文学作品，使更多的中国人知道了拜伦和雪莱，知道了普希金和莱蒙托夫，知道了裴多菲等光照人间的伟大诗人和作家。这就是鲁迅曾经提倡过的“拿来主义”，也是他们这一代作家的文化胸怀和世界眼光。其实，就鲁迅的文学创作而言，他们这一代作家的文言文功底是相当深厚的，旧体诗的成就非常高，他们当时在一方面从事白话文写作的同时，也没有放弃文言文的写作，这是因为他们从小就生活在《四书》《五经》的文化环境中。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基本脉络，既不是文化虚无主义的，没有完全无视西方文化的存在；也不是文化沙文主义的，没有一味地固守自己民族的文化传统。

和世界各国一道，中国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开始，到今天的改革开放，历史的车轮在风云变幻中滚滚向前，势不可挡地又过去了一百年。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国门大开，加之信息化时代西方文化大量涌入，一时间出现了所谓的“知识大爆炸”，对于封闭了太长时间的中国人来说，一时间似乎又有些应接不暇。那么，在这样一个特殊的时期，中国作家的反应会更加敏感，更加自觉。其一，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新时期作家对于文学有了一种更加明确的现代性追求，继伤痕文学、反思文学、寻根文学之后，先锋文学开始在追求文学的本体性、主体性以及文学自身价值方面，态度和目的更加确定，也就是将文学从第二性变成了第一性。当然，国家、民族、历史的情结，并没有从他们的作品中消失，而是通过文学的复杂性得以曲折地呈现出来。这无疑是中国当代文学的一次重大转折，对之后文学的多样化及其发展繁荣产生了重要影响。其二，20世纪90年代以来，我们的经济观念、生活观念、文化观念进一步发生了重大变革，也使得我国文学理论进入日益受到全球化影响的时代。尤其是外国文学不断介绍到中国，使中国作家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开始汇入世界文艺思想的潮流，中国作家的创作意识开始出现逐渐趋向于一种全球化的倾向。历史演进的情形有些时候非常相似，而且让人们感到“啼笑皆非”。在20世纪之初的中国现代文学那里，鲁迅是“拿来主义”，现在都不用我们“拿来”了，西方文化以一种强烈的势头，自己就长驱而入了，而且是无孔不入，成为了一种文化风暴。这便是我们所说的所谓“全球化浪潮”，或者“全球化语境”，更是目前文学界常用的人人耳熟能详的名词。

接下来的问题是：当全球化浪潮铺天盖地席卷而来，我们将如何应对？或者更具体地说，在全球化语境下，我们的民族文学将如何发展？我没有就这个问题进行过专门的研究，因此谈不出什么高深的理论。但是，作为一个中国的作家，或者一个来自中国西部的、怀有虔诚的文学理想的一名文学写作者，我更想谈一谈自己在这方面的感想。对于一个作家而言，感性认识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它是进行文学创作的最基础的部分，也决定着一个作家基本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

和美国一样，中国也有西部。它曾经是中华民族文化的发祥地，中华民族五千年的文明史从这里源起，与这里的每一片土地息息相关。这里幅员非常辽阔，人文积淀十分丰厚，同时形成了民族文化的多样性和复杂性。养育中华民族的母亲河长江和黄河的源头在这里，神秘的青藏高原和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在这里，世界文化瑰宝敦煌莫高窟和布达拉宫在这里，振聋发聩的秦腔和一唱三叹的陕北民歌、西北花儿在这里，悠扬深沉的蒙古长调和世界上最长的史诗《格萨尔》在这里。再比如说，我出生的家乡、我童年和少年成长的地方是内蒙古阿拉善高原，这里虽然是西部的西部，但在这二十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不仅仅有浩瀚的沙漠和广阔的草原、有世界珍稀的生命物种额济纳胡杨和阿拉善双峰骆驼，同样也有着深厚的历史文化积淀。这里有居延海、西夏古城遗址黑城（蒙古语称哈拉浩特），出土了包括居延汉简在内的大量珍贵历史文化典籍，并由此催生了炙手可热的国际性的西夏学。当然，还远远不止这些，这里所举的例子，大概只能说是“弱水三千，只取一瓢饮”。在这片辽阔的土地上，中国绝大部分少数民族生活在这里，是他们共同创造了源远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华民族文化和独特文学艺术。在这里有无数的神话、歌谣、史诗、传说等，这些灿若星空的作品，共同建造了一个博大深邃的民族文学和艺术殿堂。可以这样说，中国的西部是神话的世界，是歌谣的天地，是史诗的王国，是传说的摇篮。正如从事中国当代西部文学研究的、我的一位教授朋友断言的那样：“我们无法去强制性地消除世界大家庭中的每一个民族的特殊的文化胎记，这种与生俱来的精神文化印记是经久远的历史岁月而沉淀在每一个民族的心灵深处的，几乎天然地不可剥夺。”

“几乎天然地不可剥夺”，这话说得好，好就好在对民族文学乃至民族文化充满了自信，至少并没有因为当下文学的边缘化现象而唉声叹气、悲观失望。我为什么要不厌其烦地，其实是无比自豪地举出这么多有关西部历史文化的例子，目的无非是希望表达这样的意思：这是一个民族的文学根本之所在，这里有一个民族的文学生存和发展的源头活水。它像一块块经过历史和时间沉积之后的海绵，无疑的是同时也浸透了一个民族的文学之液体，或者叫“体液”也许更准确，更接近文学的真相和本质。其实，还是法国作家巴尔扎克说得好，也更直截了当，“小说是一个民族的秘史”，美国作家韦尔蒂·尤多拉说得也好，“通过回忆把生活变成艺术，使时间把它夺走的一切归还给人”。

再接下来，我想将谈论的范围再缩小一点。

我要简要地谈一谈中国西北的当代文学状况，因为我虽然出生在内蒙古阿拉善，但文学创作的大部分时间是在地处西北一隅的宁夏，而且长期从事着文学编辑这样一份神圣的职业。和西部一样，西北不仅仅只是一个地域性很强，指向性更加明确的地理概念，包括了陕西、甘肃、青海、新疆、宁夏五个省区；自古以来，西北同时还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中国文学的版图。“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蝉鸣空桑林，八月萧关道”等著名的古代边塞诗，描写的就是这里的风光以及诗人当时或豪迈或忧伤的爱国情怀。特别是进入新时期以来，生活在这里的作家，一方面由于长期浸淫于西北本身的人文气候和特殊的历史文化环境，另一方面，本着对传统文学资源的信仰、坚守和继承，使得他们的作品首先在书写和表达上，既有古典文学特有的诗意，又有民族语言特殊的美质。尤其重要的是，他们通过带有浓厚的地域性、本土化的写作，以及对西北世界一种整体性的文化关怀和持续不断的挖掘，呈现出来的是西北大地上的传统与现代、历史与现实、敏感与顽固、苦难与信念、理想与追求；是西北人的宽厚、隐忍、执著、抗争、牺牲，等等。而且，我这样认为，谈论民族文学的时候，地域性、本土化这两个词语是绕不过去的。同时，他们的作品由于客观、真实、史诗性的叙写，因此又有着社会学、历史学、民俗学、经济学研究的意义和价值。正是西北作家们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从而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文学成就。就我个人对他们作品的阅读和理解，我可以列举出很多这样的中国西北的优秀作家以及他们同样优秀的作品，譬如陈忠实和他的《白鹿原》、贾平凹和他的《秦腔》、路遥和他的《平凡的世界》、张贤亮和他的《绿化树》、周涛和他的《游牧长城》、叶广芩和她的《老县城》、红柯和他的《西去的骑手》、石舒清和他的《清水里的刀子》、刘亮程和他的《一个人的村庄》、郭文斌和他的《吉祥如意》，等等。也因此之故，我有理由相信，中国的作家，尤其西部作家会一如既往地沿着这条创作道路走下去，因为这里有民族文学的根本，有西部文学的精神，他们将继续以其独特的生活经验、历史记忆、生命感悟和言说方式，发出本真的、诗性的、充满灵智的声音。正如作家路遥曾经说过的那样，人民是一棵大树，作家是树上的一只小鸟。接下来，作家无非是要表达这样的意思，小鸟只有栖息在大树上，才能自由地歌唱。

历史将会证明，无论全球化发展到何种程度，只要还有不同的民族和地区存在，有不同的文化传统和文学传统存在，各具特色的民族文学就将继续传承下去。需要指出的是，对传统文学资源的坚守和继承，并不意味着对外来文化（包括对西方文化）一味地采取拒绝和排斥的态度。毫无疑问，向世界优秀文化学习，同样是我们的民族文学发展繁荣的必需之举。

2009.9

在那遥远的地方

——对一位音乐老人的解读

写这篇文章的时候，确实有半个月亮映照着窗棂。

告别妻子和女儿，我只身来到与家乡一山之隔的凤城，应聘在一家创刊不久的报社当编辑和记者。初来乍到，我租住的是一间废弃多年的平房，房间里黑糊糊的，夏天潮湿，冬天阴冷，老鼠肆无忌惮地跑来跑去，夜里经常有它们集体狂欢、幸灾乐祸的声音。有一段时间很不适应，异乡漂泊的感觉令我彻夜难眠。就是在这样的环境和心情中，我从对面看门老头的收音机里，听到了这样一则消息：西部歌王王洛宾垂下了他生命的帷幕，时间定格在1996年3月14日，享年八十三岁。王洛宾是我特别崇敬的一位音乐家。听到这个消息的刹那间，我心里一惊，随即有些悲哀地想，在以喧嚣的城市文明为主流的当今社会，还会有牧歌式的行吟诗人般的歌王出现吗？

白发苍苍的西部歌王终于走完了他苦难、曲折和辉煌的一生。他的离去无有惊涛，甚至可以说是顺理成章，八十三岁堪称长寿，在世俗的层面上讲，应该是没有什么遗憾了。有生就有死，有死才有生，生命是一个自然的过渡和轮回。不知道为什么，王洛宾的离世，似乎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应，尤其是媒体甚至保持了少有的平静。至少我感觉是这样的，也许是我孤陋寡闻了。不像此前的著名诗人顾城在新西兰魂断激流岛，在异国他乡的一棵树上采取“仰体向上”的方式，给自己年轻的生命画上休止符。顾城的离去，一时间舆论大哗，众说纷纭，留下了令人猜测不透的谜底。而王洛宾就不同了，他的悄然离世，则显得过于平静了，似乎只是让众多获知此讯的人发出一声叹惋而已。

斯人已去，歌声犹在。

西部歌王留下了那么多的经典音乐，至今仍在流传，这才是最重要的。要知道，有多少人是倾听着他搜集、整理和创作的西部民歌成长起来的。我就是其中之一，还有我身边那么多的人。遗憾的是，据说王洛宾一生搜集整理了近千首民歌，其中仅情歌就有七百余首，我们经常能够听到的却只有其中的几十首甚至十几首。恰恰就是这几十首甚至十几首民歌，已经足以让我们沉醉其中，流连忘返，深刻地领会到西部民歌那无与伦比的美妙和魅力了。作家张爱玲曾经说过，出名要趁早。关于王洛宾，套用张爱玲的话说，显然是出名太晚了，大概在他七十岁之前几乎无人知晓，而由他搜集和整理的民歌却早已经广为传唱，红遍大江南北，乃至海外。也就是说，由他搜集和整理的民歌先于他本人而早就出名了。这奇怪吗？其实也并不奇怪。我觉得，这恰恰是由民歌的本质和属性所决定的。王洛宾一九三四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音乐系，他最初的理想是到法国音乐学院深造。抗日战争爆发后，王洛宾参加了丁玲组织的西北战地服务团，和萧军、罗珊等人一路西行，在去往延安的途中住宿六盘山下的一个大车店里，听了人称五朵梅唱的花儿，被真挚、苍凉的歌声所感染，最终放弃初衷，不仅法国不去了，连延安也不去了，然后将自己的一生彻底交给了祖国的大西北。王洛宾晚年的时候，终于享受到了原本应该属于他的荣誉，尽管姗姗来迟，倒也不算太晚。与此同时，也不尽是荣誉，还有毁誉。曾经就有一个记者直言不讳地质问王洛宾，意思是你有属于自己创作的歌曲吗？这样的问题，有一针见血的意思，用江湖上的话说是一剑封喉，十分要命。如果是一个内心虚弱、底气不足的人，肯定会当场就乱了分寸，只好逃之夭夭。王洛宾当然不是这样，面对记者的质问，虚怀若谷，不慌不忙，给了这个记者一个圆满的答案。

王洛宾说：我是一个“传歌者”。

好一个“传歌者”！

接触过我国古代文学史的人，尤其是接触过先秦文学的人，不会不知道《诗经》是怎么一回事情。这部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始于西周初年，止于春秋中叶，时间跨度长达五百多年，而且绝大部分是民歌，从民间搜集和整理而得。这也同样给予我们这样的启示，最原始的文学是民歌而不是其他。关于《诗经》的编集，自古说法不少，其中可信的是“采诗说”。班固曰：“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太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也有人认为《诗经》三百篇是经过孔子删订而成的，所谓“三百零五篇，孔子皆弦歌之。”（《史记·孔子世家》）不过，无论怎么说，《诗经》是在古代交通不便、语言各异的情况下，经过有意识、有目的的采集和整理而形成的。这古代的采集者和整理者，大约可以称之为“采诗人”吧。其二，《诗经》是用于合乐歌唱的，“弦诗三百，歌诗三百”，因此有风、雅、颂的音乐划分。

这么说来，王洛宾就是一个“采诗人”了，和他自己回答记者时所说的“传歌者”，何其相似乃尔。毫无疑问，这位音乐老人是深知《诗经》的，并且从中获得了丰富的古代文学的营养和天才般的启发。历史跨越几千年，华夏文化源远流长，至今经络不断而继往开来，是要有其一代又一代“传歌者”的啊。“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类似这般相思浓浓、纤尘不染的爱情之谣，几千年后仍然在神州大地上传诵不绝，而“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简直与《关雎》相映成趣，其中意思不差分毫。究其大因，它们显示的都是人性中最温柔、最纯真的那一部分。心灵不朽，爱情万古长青，任何一个纯洁而又浪漫的爱情故事，一旦被吟诵传唱，便能够跨越时空、跨越国界而经久不衰。爱好音乐的人都知道世界著名歌唱家罗伯逊，他有感于中国西部民歌的巨大魅力，把《在那遥远的地方》作为自己终身保留的歌曲，唱遍了全世界。仅此一例，那么作为西部歌王，作为一个“传歌者”，王洛宾的贡献不是昭然若揭了吗？

其实，世界上有华人的地方，就有西部歌王搜集和整理的歌谣。那些远离故土的游子，甚至把《在那遥远的地方》《半个月亮爬上来》等脍炙人口的歌谣，当做神曲来倾听的，继而长泪潸然。在颠沛流离的生涯里，人人都会有心身疲惫、顾影自怜的时刻，许多的坎坷与严酷使人们更加向往田园诗般的生活。那里有清澈的小溪，有鸟语花香，有爽朗的歌声，有美丽的姑娘，有纯洁的爱情。然而，缺陷与美满其实是一种无定的永恒，同时又像某个哲学范畴那样充满了逻辑关系。一首首古朴的民歌因为源自它那泥土般的本质，更能浸淫人们的灵魂。寻找家园或者家园意识，即使是现代人都无法最终背弃这个命题。倾听《在那遥远的地方》，往往让我们感动和缅怀，那便是每个人心中的故乡。毫不夸张地说，《掀起你的盖头来》《达坂城的姑娘》《阿拉木汗》等，曾经和其他堪称经典的歌曲一样，陪伴了几代中国人的成长，以至如影随形。

河流、草原、森林、大漠；蓝天、白云、花香、鸟语，王洛宾像一个古代的“采诗人”那样且走且歌，“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内心深处时时荡漾着诸如干渴者掬起清泉的激动与欣慰。我们当然可以这样想象：半个月亮升起来了，半个月亮掩映下的草原之夜，行走着一个执著的传歌者，他的行囊里有酒壶，有纸和笔，更有那记满了音符和歌词的笔记本，这是他一生的财富，是他生命的寄托。

写到这里时，我突然有了一个发现，草原似乎是王洛宾这个西部歌王最终的伊甸园，同时又充满了宿命的意味。在这里，歌王终于有了一段彻骨的爱情。在这里，他遇到了长发如云的卓玛，一个温存、善良而美丽的藏族姑娘。这个藏族姑娘让他痴迷地凝眸：“我愿做一只小羊，跟在她身旁，我愿每天她拿着皮鞭，不断轻轻打在我身上……”然而，他还是离开了卓玛，由青海流浪到了新疆，“吐鲁番西三百六”，与爱情越来越远。对西部民歌的执著追求，使他与爱情擦肩而过。据说，《在那遥远的地方》就是王洛宾当初献给卓玛的礼物，而且是唯一的礼物，卓玛于是成为了最幸福的女人。后来的三毛未能敲开这位歌王的心扉，从乌鲁木齐泣血而返，结局人人有知。完美的艺术往往伴随着遗憾的生活，诚哉斯言。

坦率地说，我写这篇文章主要依据的是《西部歌王王洛宾》以及报刊上有限的回忆片段，然后加进了自己的一些感慨和认知。要想真正了解这位西部歌王，还是要看《西部歌王王洛宾》，这是一部好书，真实而抒情地记录了这位音乐老人的经历。但是，读过这部书的人恐怕并不多，很多人吟诵“在那遥远的地方，有位好姑娘”的时候，也恐怕忽略了这首民歌的“传歌者”。当然，知其歌而不知其传歌者，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遥远的大阪城以及“吐鲁番西三百六”，再真实不过地呈现了一位音乐老人风雨兼程、浪迹天涯的曲折经历。请问，又有多少人知道王洛宾在他八十三年的人生履历中，有十九年是在监狱里度过的？

王洛宾是伟大的音乐家，更像是一位牧歌式的行吟诗人。他用西部的民歌和音乐为自己谱写了一曲波澜壮阔的生命交响曲，也编识了一篇神秘曲折的生命传奇。

这位音乐老人生前还说过这样一句话：很想再活五百年……

1996.3.30

无聊与读书

——为第一个世界读书日而作

请问，“无聊”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我这个人遇到类似的问题时有一个习惯，就是爱翻字典或者词典什么的，总觉得这样的白纸黑字靠得住。“无聊”一词，汉语词典解释其义有二：一曰由于清闲而烦闷，二曰没有意义而使人讨厌。鄙人拙笔这篇小文，应该就是属于“无聊”之举，好在后面缀了个“读书”一词，多少还是有点文章可以做一做的。

原因是这样的，这篇文章的标题出自于鲁迅先生《赠邬其上》的诗句“有病不求药，无聊才读书”。先生写此诗的历史背景和当时的心境在这里我不用多说什么，让我有另一番思索的是关于“无聊与读书”的问题。但是，要先说说“有病不求药”。我们知道很多人是到了万不得已才去医院看病或者吃药的，他们坚信“是药三分毒”的说法，所以尽量不吃药或者少吃药，包括我自己也是这样。这样做存在的隐患是有可能将小病拖成大病，再治疗起来不仅增加了经济上的成本和自身的痛苦，还不一定能够治好，甚至于亡羊补牢为时已晚，最终危及生命。而读书呢，居然也和吃药极其相似，正如西汉文学家刘向所言：“书犹药也，善读可以医愚。”不仅如此，书又犹饭也，清代文学家章学诚这样讲：“读书如饭，善吃饭者长精神，不善吃者生疾病。”这两个人可是了不得，都是饱读诗书、学富五车的大学问家，前者著有《战国策》，后者著有《文史通义》。因此不由我们不信，读书不仅能够治病长精神，当然这病不是那病，主要是能够治愚。所谓愚者，笨、傻、痴、昧、陋、拙等等，与蠢相提并论而谓愚蠢。愚蠢到了不可及的地步，就无可救药了。正如毛主席他老人家曾经教导过的那样：没有文化的军队是愚蠢的军队，而愚蠢的军队是战胜不了任何敌人的。当然，大智若愚那是另外一回事，往往是才智和学问都很高的表现，只不过是不轻易外露罢了。

读书的重要性，可见一斑。

不谋而合，关于读书的重要性的精辟论述，在古今中外的大家那里俯拾即是。限于篇幅，我在这里再不摘录了，借此机会讲一个有关世界读书日的故事吧。今天是1995年4月23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今天确定为世界读书日。其灵感来自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的一个传说：美丽的公主被恶龙囚困在深山，勇士乔治只身战胜了恶龙，解救出了公主。公主非常感激勇士乔治，回赠给乔治的礼物是一本书。从此，书就成为了胆识和力量的象征。而1616年4月23日，又是西班牙伟大的作家塞万提斯的辞世日。塞万提斯是我们熟知的，他因生活贫困而当过军需官和小税吏，几次被诬陷入狱，却始终坚持个性解放的人文主义理想。他的代表作《堂吉诃德》作为文艺复兴时期欧洲最重要的长篇小说之一，是旷世的文学经典。

这个传说很美。

首先美在它的故事，故事的核心是将书喻为胆识和力量的象征，很能给人以启发和震撼。我在这里要说的是，从这个故事我们不难看出，中国和西方的文化观念确实有很大的不同。同样是对待人类智慧结晶的书籍，同样是对待读书，我们认为“书犹药也”和“读书如饭”，而医病治愚，西方人则直截了当地将它与胆识和力量联系起来。前者给人以内敛之姿，后者给人以张扬之态，就像一个中国人和一个西方人在擂台上对阵，前者用的是内功，后者用的是外力，这或许与不同民族的性格特征和精神因素有关吧。但是不管怎么讲，书是肯定要读的，不是因为无聊，而是因为读书不仅能够医病治愚，还能够增加胆识和力量。无论中国人还是西方人，尽管表达方式不同，对读书的认知其实是完全一样的，可以说是不谋而合。否则，何必整出一个世界读书日呢？

不可“无聊才读书”。

又想，世人并非都是因为无聊才读书的，但是属于无聊而读书的，也确实是有的。无聊与有聊，其实无法明确界定。譬如“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聊得是有是无？恐怕就要依照每个人的感受和心境而论了，既不能以偏概全，也不能大而化之。我说这是一个诗人的伟大情怀，你或许要反唇相讥，认为只不过是一介文人没落的愁忧而已。话说到这种份上，再追究下去甚或非要争出个子丑寅卯，就真的是很无聊了。如果说到读书这个事情，我们不如老祖宗，我们自愧弗如，永远是小学生。我们还是把眼光拉回到现实中来，作一些有针对性的分析也许更有意义，起码可以起到一点警示的作用。

因之，新的问题就出来了。

不久前，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我国近百分之四十的青年家中没有藏书。另有资料显示，我国目前年人均购书仅七元，其中半数以上为公费购买，纯粹个人购书不足四元。由于物欲的过度膨胀而导致的“精神消瘦”状况，着实令人忧虑。英国著名的文化社会学家罗姆德·威廉姆斯说：“在大工业文明的背景下，高技术与低文化的结合是一个最意味深长的现象。”我不敢断言是幸还是不幸，罗氏的命题无疑被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公布的结果或多或少地印证了，这对于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真的是“意味深长”呢。至于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我怀疑包括知识分子在内又有多少人给予关注，其情形恐怕也并不乐观。这是书的悲哀，还是读书人的悲哀？确实值得深思。进而联想到了一怕，怕什么？怕“有病不求药，无聊不读书”。

近读某报，说站在改革开放前沿的羊城人热衷于做生意，爱钱不爱书，挣钱很疯狂，被记者讽喻为“两眼无视圣贤书，一心向往孔方兄”。分析其中的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一是无功利而不读书，国人的功利性是很强的，所谓“无利不起早”；二是快餐文化开始大行其道，让启迪人们智慧的文化经典浮沉三尺、退避三舍；三是媒体进入高科技时代后，改变了许多人的读书习惯；四是昂贵的书价让那些还愿意读书的人望而却步，书成了一种令读书人轻易不敢问津的奢侈品；五是没有时间。于是，我们这个拥有五千年文明史的泱泱大国，在当下到处是没有时间读书，却又忙忙碌碌的人们。大大小小的领导忙着开会作报告，各种各样的商人忙着谈项目、签合同，男男女女的艺人忙着拍戏和制造绯闻，“大狗叫小狗也叫”的作家忙着码字赚稿费，践行着现实版的“书中自有黄金屋”等等。个个忙得不亦乐乎，哪里还有时间读书啊。于是，社会上就开始流传这样一句话，这些大款和老板越来越穷了，穷得只剩下了钱！

还是这张报纸，紧接着又坦言说，随着市场经济的迅猛发展和市场经济秩序的逐渐规范，那些文化素质低下的“下海人”和“弄潮儿”感觉不大灵便了，有的还因此而吃了大亏，开始千方百计地进行补救。除了花大价钱进入名校捞文凭、参加各种各样的学习班之外，再就是不惜重金购书。至于读不读暂且不管，先将书搬到家里再说，被记者描述为“广州人购书也疯狂”。应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就常态而言，文化的再度被重视，随之而来的当然是经济的更大繁荣。阿弥陀佛，南蛮子到底脑袋灵活，弯子转得快。

上述两则消息，看似相去甚远，实则一脉相承。因为一切之有皆生于无，无也意味着有，这不是无聊，这是哲学。若论包含其中的道理和曲折的演变过程，还真是有聊得很呢。还是那句话，无论有聊还是无聊，书总是要读的。因为读书延续了你作为人类的眼光，同时也是人类最大财富的积累，其结果必定是博大深邃，在更为广阔的纬度里游弋。人类智慧结晶的书籍，是一根直通峰顶的缆绳和阶梯，缆绳和阶梯一旦断裂了，则万事俱毁。照此说来，即便是“无聊才读书”，也是好的，确乎是一种善举，要大加肯定和褒扬才是。那么，作为一种积极向上的态度，应该是这样的：“有病就求药，无聊更读书。”

同时，在这里还要再次提醒人们，请记住每年的4月23日是世界读书日。

意犹未尽，再录诗一首：

三更灯火五更鸡，

正是男儿读书时；

黑发不知勤学早，

白首方悔读书迟。

1995.4.23

也是纪念

——写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今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

我们知道，绿色的橄榄枝和白色的鸽子，使和平具象地充溢着脉脉温情。情人在夜晚的花前月下拥吻，老人在鸟语花香的公园里晨练，婴儿吸吮着母亲甘甜的乳汁……对于在和平环境中成长的我辈人，五十年前那场几乎席卷全球的枪林弹雨和惨绝人寰的血浴，却只能在历史的回顾中追溯了。观看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电影，无疑是最直接的方式，有故事、有人物、有情节，比历史教科书要生动形象得多。我又是一个这方面的收藏者，截至目前，我已经收藏了为数不少的有关二战的影碟，大体上可以归纳为灭亡篇、胜利篇和情感篇，其中有很多影片堪称经典。工作之余打开看看，那诸多的场面真是惊心动魄、刻骨铭心，让我一次次领略和平的对立面、流血的政治：战争。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五十周年来临的时候，我突然想到，收藏二战影碟这样的方式，算不算是一种纪念呢？

同时，我也还注意到一个让人感到有些困惑的现象，这就是这样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无论是媒体或者民间，国人普遍表现得很平静，似乎是淡然处之了。当然，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中日关系正常化是好的，两国交好没有什么错，这符合两国人民的愿望。另外一个现象是，世界各国特别是在反法西斯战争中取得胜利的其他国家，却进行了各种各样庆祝胜利的纪念活动，甚至充满了节日和庆典一样的气氛。两厢比较，大相径庭，我们难道是一个健忘的民族吗？如果真是这样，“好了伤疤忘了疼”，是不是太可怕了？

于是，我还是想写这样一篇关于“纪念”的文章。

其实，绿色橄榄枝和白色鸽子，它们的枝叶和尾翼上至今还留有血腥的染织，只是我们已经很少认真地思索罢了，或者不愿意承认这个几乎每天都存在的事实。直言不讳地说，在世界范围内，法西斯的幽灵依然伴随着渴望和平的人们。

对于国人，我们不大可能阅读到法西斯的“经典”、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我们是不会容忍这样一部丧心病狂的法西斯“经典”在自己的国土上蔓延的，哪怕是作为反面教材都不行。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我们比任何一个民族都加倍承受过战乱的痛苦和异族的蹂躏，中华民族的近代史几乎就是一部被帝国主义侵略和蹂躏的屈辱史。所以，倡导和平共处便理所当然地成为我们参与国际事务的根本原则。据悉，新近摄制完成的电影《南京大屠杀》，就因为片名过于血腥而遭到有关部门弹议，最后放映时易名为《1937，×××》了。在这样一个问题上，国人倒是表现得十分敏感，神经绷得格外紧张。大概是五十年前的那场大屠杀太血腥了，太惨烈了，也太屈辱了，记忆犹新，伤疤犹存，触摸一下都疼痛得厉害。若按照我们民族的传统心理，那三十万死难者确也该入土为安了，再惊扰他们的灵魂，未免于心难忍。如果真是这样，这部电影最好不要拍摄就是了，何必投入那么多的人力和物力，省下这笔经费建几所希望小学岂不更好？然而，这场惊世骇俗、骇人听闻、视人道主义为粪土的世纪大屠杀，就发生在我们的国土上，在人类历史的档案里永远不能被抹去。如果有谁写一部《中华民族屈辱史》，我相信，这一笔是千万不敢被忽略的，而且要大写特写才是。尤其令人愤怒的是，时至今日，现在日本的某些内阁成员置历史事实于不顾，还在极力推卸发动侵华战争的责任和罪行。假如我们这一代一代延续的后人，遗忘了这样一场曾经惨绝人寰的灾难，那才真叫可悲呢。为了不让这样的悲剧重演，一个重要的前提是不能失去对那场可怕的战争和灾难的记忆。

由此，我还在媒体上看到过这样一起鲜为人知的事实：二战结束时，波兰集中营被解放，发现里面堆积的死囚头发竟有七千公斤之多，有的已经被纺织加工成背心和披肩。我看到这则迟来的报道时，心情特别复杂，除了震惊，还有深深的悲哀。法西斯杀害了多少无辜的生灵且不说，单就将这些死难者的头发纺织加工成背心和披肩，已经容不得一颗善良的心平稳跳动了。天下之大，物产之丰富，穿什么不行？披什么不行？法西斯在杀人放火、奸淫掳掠的时候，又将战争演义为一种病态的炫耀。如果上述事实不被披露出来，谁能想象到这种令人瞠目的“时装表演”？至少，我不曾听说过更不曾见过人发的背心和披肩。和平时代科学地利用人发为人类自己造福，那是另外一回事，与之不可同日而语。现在，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当我行走在大街上再看到穿黑色背心或者披黑色披肩的俊男和美女时，会条件反射地联想到五十年前波兰集中营那已经被纺织加工成背心和披肩的头发，心头止不住地掠过一阵阵悸动。请原谅我的“无中生有”或者“多愁善感”吧，因为紧接着我还有一个祈求。祈求和平永驻人间，让潇洒和美丽永远成为人类的流行色。

在唯物主义不承认上帝的今天，世界当然是由人类自己主宰的。然而，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个世界并不安宁。被人们以各种方式和语言点缀的灿烂绚丽的未来21世纪行将到来的时候，仍然没有拂去灾难的阴影。不仅没有拂去，甚至还有变本加厉的趋势。电视、报纸和广播等新闻媒介，几乎天天都传送着这方面的消息：德国新法西斯分子、意大利新法西斯分子、日本欧姆真理教，等等，不断在世界各地制造非理性的种种恐怖、暴力和屠杀行为。演习着希特勒法西斯的“名言”：“不能用和平方法得到的东西，就用拳头夺取。”

作为战争的对立面，和平的存在往往表现得过分理性，作为理性化了的善良和道德，使得其最广泛使用的道义声援和谴责反而显得苍白无力，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最为典型的就是，利用极端民族主义煽动硝烟烈火，将大批被蒙骗的无辜者投入仇杀，而专制统治者却坐收渔利大发横财，而道义谴责的力量却很微弱。办法总是有的，就是严厉的法律审判。必须将从人类共同利益和生存基础中产生的铁的纪律，上升为具有国际通用性的法律，用法律手段坚决制止法西斯重演人类灾难的各种因素。最近，有这样一条好消息，很是鼓舞人心：联合国安理会因卢旺达种族屠杀暴行作出决议，在全世界范围捉拿凶犯并予以审判。

据说日本广岛和平馆所在的和平公园里，一年四季都有满地的和平鸽在悠闲安然地徜徉。这个公园里，同时还矗立着一块慰灵碑，上面刻着这样一行字：“安息吧，不会重复过去的错误了。”但愿如此。但是（似乎是凡事都怕但是），这或许只是善良的人们的愿望而已。为什么要这样讲呢？我们现在不是经常将和平、发展挂在嘴边吗？但是为了准备应对战争而持续不断投入和增长的军费，却成为了人类对地球资源造成的最大浪费。黑格尔还说过这样一句话：“人类唯一能从历史中吸取的教训，就是人类从来都不会从历史中吸取教训。”

人类的良知永远不会泯灭，但愿在血腥中放飞的和平鸽有一片永远湛蓝的天空。

警惕啊，善良的人们……

1995.5.20

朗读《生死朗读》

在鲁迅文学院，我朗读的第一本书是《生死朗读》。

这篇文章开始时，我要多费一点笔墨写一写与这本书的相识过程。首先要感谢石舒清，他得知我要去鲁迅文学院学习后，很真诚地向我推荐了他的鲁院学友、青年诗人谷禾，说谷禾这个人极好读书，也极善读书，颇有心得和见地，很了不起，意思是此人可以成为帮助我读书的一个引领者。其二，在鲁院学习只有短暂的三个月时间，读书为首选，写作次之，甚至可以不写，书不可不读。因之，谷禾成了我在鲁院结识的第一人。到鲁院的第一天下午，我便在旁边的门房里找到了谷禾。果不其然，几句话之后他就带我直奔王府井书店而去，同行的还有他的河南老乡、也是诗人的海因。日落西山之时，我们步出书店在天安门广场小憩了一会儿，然后乘坐地铁返回鲁院，各自怀抱一大摞精心挑选的书。其中，就有谷禾向我推荐的《生死朗读》。

《生死朗读》（另有译本《朗读者》）的作者本哈德·施林克，德国人，柏林洪堡大学法学教授。他有两个身份：法学家、小说家。

其实，真正的朗读者是一个叫米歇尔·白格的英俊少年。

二战后的德国一片萧条破败的景象。一个面容憔悴的少年在摇摇晃晃的电车上病倒了，他独自下车后行走在滂沱大雨中，最后在一条逼仄的小巷里躺倒，吐得一塌糊涂；危难之时，是一个中年女人帮助了他。三个月后，少年从猩红热的病魔中苏醒过来，前去那个中年女人的住所表达相救之恩。在中年女人那里，少年第一次感受到了非比寻常的快乐。就这样，十五岁的英俊少年白格，终于结识了三十六岁的中年女人汉娜。他们在一起嬉戏、沐浴、性爱，超越年龄的障碍成为秘密情人。后来，情欲变成了爱情，他们两个人度过了一段属于自己的快乐时光，同时也影响了白格的一生。如果仅此这般，读者完全有理由拒绝这本书，而弃之不读。问题在于，他们的爱情最终被击得粉碎。

汉娜曾经是臭名昭著的纳粹集中营的一名女看守，二战结束后，她隐瞒了自己的真实身份和罪恶的过去，成功的逃避了正义对她的审判，以一个电车售票员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也正是这样一个身份，才使得汉娜有机会结识白格。每一次约会时，通过沐浴和性爱挥霍自己，肉体的欲望得到满足之后，汉娜还要求白格为她朗读世界名著，譬如《荷马史诗》《奥赛罗》《战争与和平》《老人与海》，等等。汉娜在倾听朗读的过程中，像个孩子似的时而掩面大哭，时而仰头大笑。当她听了托尔斯泰的《战争与和平》，“就像进入了一次惊奇的远游，进入了这座城堡”。“她的喜怒哀乐全跟踪着书中的情节，当她沉浸其中时，她显得那样幸福”。当然，白格是很久以后才知道汉娜是个文盲的，却对此保持了沉默。正是这种沉默，对汉娜的悲剧人生起到了助推的作用，也使他追悔莫及，这是后话。大概由于家庭出身贫寒，少时没有能够上学读书，但汉娜心里始终对读书有着不泯的渴望，这一点非常难能可贵。当白格对读书表现出厌烦和排斥的情绪时，汉娜会毫不客气地批评和呵斥他，像母亲一样鼓励他努力学习。汉娜热衷倾听朗读，同时对自己的文盲身份既厌恶又恐惧。此前，汉娜在西门子公司做员工时，曾经有过一次提升的机会，就因为怕暴露自己是文盲而逃离了，然后当了一名纳粹集中营的看守。为了维护自己的尊严，汉娜极力用谎言掩饰自己是个文盲的事实。于是，维护这种创伤性的尊严，贯穿了汉娜的一生，构成了她的精神核心，同时也导致了她的悲剧人生。

在朗读的过程中，我还惊异于这部作品视角的独特。

作为法学家的施林克，他在这部作品中对纳粹罪行及其影响的思考，却是在庸常的普通人的生活层面上展开的。作为小说家，作者没有正面描写战争场面的惨烈，也是将焦点放到了普通人身上，然后通过叙述的转折而折射出那段罪恶的往事。因此，关于《生死朗读》是可以这样表述的：小说讲的是关于二战和纳粹的故事，但该书的视角竟是如此的独特，它避开了二战中纳粹灭绝人性的屠杀和惨无人道的罪行，讲述战争给普通人带来的深远影响。并不是每个人生下来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更多的人像汉娜一样，不自觉地参与到战争当中，被捆绑在罪恶的战争的车轮上，最终付出惨痛的代价。由此而言，汉娜也是一个受害者，是一个值得同情的对象。

让我们继续朗读。

在白格的朗读中，汉娜终于被打动，羞惭和良知促使她必须离开白格。不久，汉娜不辞而别，从白格身边消失了，自觉地结束了这一段刻骨铭心的忘年之恋。而白格在此期间，自己的人生也开始步入正常的轨道，到大学读书学习，尽管对过往存有心悸，前景却可以说是一片灿烂。八年后，当白格以一名法律系大学生的身份参与法庭实习而出现在法庭上时，直面的竟然就是失踪多年的汉娜。而此时此刻的汉娜，是作为纳粹战犯被带到审判席上的。

这才是真正惊心动魄的时刻。

汉娜必须接受审判，尽管这是迟到的审判。汉娜的生死必须服从公众的政治。汉娜的罪状是1944年，她作为集中营的看守人员，在发生火灾时，没有开门放出在教堂休息的三百名犹太妇女，被指控犯有谋杀罪。汉娜更大的罪状是写了那份与教堂大火有关的报告。其他四名罪犯异口同声地指认是汉娜写的（其实不是，汉娜是文盲，既不会读又不会写），将这一条致命的罪状都推到了汉娜一个人身上。当法官要请专家鉴定汉娜的笔迹时，汉娜却急了，承认报告是她写的，她怕因此而暴露自己是个文盲。汉娜为自己是个文盲感到深深的耻辱，她甚至认为“做一个文盲比做一个罪犯更丢脸”。而白格后来是清楚这个谜底的，却没有勇气站出来澄清这一切。汉娜被法庭判处终身监禁。

白格至此也才真正开始了他自己的朗读。

此前，白格是冷漠的。在法庭上看见汉娜时，震惊之余，想的是“我想离她远远的，让过去的她变成记忆”。既然是记忆，就不可能轻易地抹去，甚至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沉淀而厚重。后来，良心发现的白格，终于明白了自己是深爱着汉娜的，深爱着这个可以成为他母亲的女人。白格将自己朗读的世界名著录成磁带，寄给在监狱里服刑的汉娜。后来，汉娜学会了写字，并且能够给白格回信。白格还去探望汉娜，当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的时候，真是千言万语，欲说还休。后来，汉娜获得减刑，终于可以出狱了。白格也为汉娜出狱后的工作和生活四处奔走。但是，汉娜却在出狱的前一天在监狱里选择了自杀，用这种方式离开了人间，离开了白格，彻底逃避了现实。

汉娜的自杀，让白格开始承受比死亡更加残酷的痛苦，永远背负二战的阴影。在人类社会的发展史上，德国无疑是非常重要的，曾经以国家文明和民族睿智著称，产生了伟大的思想巨人黑格尔、康德、马克思、尼采，产生了伟大的文学艺术巨匠歌德、贝多芬、巴赫，但是也出现了邪恶的战争狂人希特勒。无论怎么说，作为普通人的白格是无辜的，却必须从此深埋自己的情与爱，孤独地走完自己过于沉重的人生……

《生死朗读》让我不歇气地朗读了一夜。天亮了。天亮的时候，我却沉入了黑暗……

2000.11.16

青草如玉

我在《黄河工商报》当了几年记者，林林总总地算起来，跑了不少地方和部门，其中一项主要的任务就是采写和报道会议新闻。整个过程比较程式化，听取会议内容和摘录会议要点，如果有事先拟好的通稿，那就省事多了。大多时候，会议的操办者为了表示心意，要给记者们准备一份礼品什么的。礼品的价值不等，这要看是什么规格或者什么内容的会议。作为记者似乎也没有拒绝的理由，习惯成自然，只好无愧地收受，心照不宣，礼轻情义重嘛。

鹅黄时节的春三月，最适宜放风筝。

在一个有关风筝节的新闻发布会上，东道主照例给记者准备了一份礼品。按照我的习惯思维，这个会议的礼品顺理成章的应该是一只风筝。一只做工精美小巧的很漂亮的风筝，拿回家去挂在墙上作为一个小小的装饰，是很有些情调的。但是，经验有时候并不可靠，甚至还会闹出笑话。匪夷所思的是，会议的东道主赠与记者的礼品居然是一盒豆芽。方方正正的塑料盒里，是一小块儿规规矩矩的碧绿，看上去是那么纤细娇嫩，那么清新自然。猛地一看，确实很像一方碧玉，难怪古人有“青草如玉”之说，此话不谬。非但不谬，还很有诗意呢。再仔细阅读塑料盒上密密麻麻的说明文字，方才知道这豆芽不是那豆芽，是一种活体豆芽苗，喝的是经过专家精心研制和配方的营养液，属于无土栽培之类的高科技产物。经产品说明文字提示，再观察这一方“碧玉”，就发现它的根须昭然若揭，是完全裸露的。白色的根须盘根错节，然后像虫子一样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形成豆芽苗生长的温床。不用打听，就知道是这届风筝节的赞助商提供的产品。近水楼台先得月，精明的赞助商显然懂得媒体的厉害，乘机替自己的产品作起了广告。

本来是这样的，风筝节与豆芽苗风马牛不相及，相去甚远。大概赞助商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开会的宾馆大厅里置了一排桌子，由几个打扮时髦的靓妹向与会人员专门介绍。碧绿的豆芽苗旁边再站上几个漂亮的女子，相互陪衬，真正是活色生香、秀色可餐，很能吸引与会者的眼球。商家先是以礼轻而自谦，似有愧疚之色，紧接着则是一番紧锣密鼓的推介，此物科技含量很高，无土栽培而速生，可凉拌生食，也可烹炒煎炸，尤以涮火锅为佳，鲜嫩爽口，多食不上火。大名叫“安豆龙须菜”，安豆者，豌豆也，借谐音以示安详或者平安之意。话说白了，其实就是豌豆苗，寻常百姓家餐桌上的一道小菜而已。

我还是将这一方碧绿看得珍重，置之陋室向阳的窗台上，按照说明文字的要求每日浇水一次，呵护有加。“龙须”在一天天成长，一段时间过去后，那碧绿的秧苗开始发生变化，色泽由浅而深，叶瓣呈现出一种肥厚和墨绿之状。我还是不忍心像对待韭菜那样对它动刀动剪，任其自由自在地生长。因无口腹之欲，看着“龙须”由芽而苗，由苗而秧，心境倒多了几许平和。只是，我担心它的生长期终究不会有多长，毕竟是无土之秧苗，又没有它所需要的营养液可以提供，结果是可想而知的，中途夭折，有秧而无果。我能够做得到的是，不去对它施以刀和剪，让它自生自灭，也算是无疾而终了吧。

有朋友来访，于无边无际的漫谈中，也对这方被规矩在塑料盒里的“风景”评头论足。朋友对此非常不屑和轻蔑，言及那个风筝发布会的操持者和赞助商太吝啬，抠门儿都抠到脚趾头缝里了，竟敢这样对待摇笔杆子的记者。要知道，记者是“无冕之王”，拿破仑就说过这样的话：“记者之笔，胜过三千支毛瑟枪。”友人也属商海中人，做着不大不小的生意，深悟当今人际交往、礼尚往来的诸多繁文缛节。单讲送礼这一条，就是大有讲究的，学问之深令人眼花缭乱。送礼必须要根据时间、地点、人事、程度以及可能产生的结果，进行综合考量，然后“该出手时就出手”，此间“风景”有“激流飞瀑”，有“树海林涛”，也有“远山幽谷”，就是没有“豆芽菜”。友人接下来又将我好一顿奚落，堂堂七尺男儿居然对几根豆芽菜又怜又惜，实在是文人的一种酸腐气在作祟。最后的结论是：这其实是一把青草。

是的，这是一把青草。

如果剔除其中“可食”的功利性，不是青草还能是什么呢？这也正好暗含了我的一种心境，少一些铜臭和世俗，多一分清明和淡然。友人是个话篓子，过足了话瘾后拂袖而去，扔下我孤零零地面对窗台上的那一方“风景”，黯然神伤是谈不上的，多少有点儿郁闷。排解郁闷的最好办法是读书。于是，就读。读什么书呢？又似乎成了一个新的问题。那就读《诗经》好了，借“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而移情别处，起码能够暂时忘却友人那副世故的嘴脸。又好像是冥冥之中的一种指引，我无意间却读到了其中的《小雅·白驹》：“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而有遐心。”也是闲来无事，就试着将这先秦时代的诗歌翻译成白话文：“毛色如同白雪的马驹，在空旷的山谷里留下了自己的身影。采一束青草喂给马驹，主人的品德好像璞玉一样。不要太保守自己的音讯，千万别因为远离而忘记了友情。”翻译得准确与否我不敢说，但大概的意思有了，八九不离十吧。

这是《诗经》中有关朋友之间相互挽留和离别的诗。还因为这首诗的含义很深，历代文人墨客对此争议也比较多。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南宋的朱熹《诗集传》说：“为此诗者，以贤者之去而不可留。”汉魏时期的蔡邕《琴操》说：“〈白驹〉者，失朋友之所作也。”曹植的《释思赋》说：“彼朋友之离别，犹求思乎白驹。”今人余冠英在他的《诗经选》里认为这就是一首留客惜别的诗，倒是上承了蔡邕和曹植之说，也比较符合诗的原意。

生刍，就是我们所说的青草。

因此，在这里我不是特别留意诗中所谓朋友之间的惜别之情，兴趣主要集中在“生刍一束，其人如玉”上，是想来个“借草而喻美”。借一束看似不起眼的青草，来比喻人应该具有的包括谦逊在内的美德，不是很有警示意义的吗？我还这样想，置一束青草于陋室，每每与之对照，做人做事少一些虚妄和世故，多一些平和与宽容，常以“吾无德以堪之”，时时保持自省而从善如流，该是多么惬意的事情啊。

青草如玉。

1996.5.18

我在山顶上写下的只言片语

山是一种最有意味的形式。

山，形而上。

当岳飞遥想着踏破贺兰山阙时，他首先想到的是语言，写下了那首气贯长虹的《满江红》。

语言才能够真正杀戮人的灵魂。

我背诵着英雄的诗篇徒步登上山顶。

据说，汉语是世界上最发达、最古老的语言。

咀嚼古老的语言，如同抚摸古老的岩石，血液中流动着一个极富质感的词语：祖国。

我想寻找对祖国的语言进行另一种解读的方式。

可是，语言贯穿着历史，沉重得令我负担不起来。

那么，就开始倾听一只鸟的歌唱吧。

在一只鸟的歌唱中，我端坐在山顶上，好像在语言的孤岛上眺望。

我被局限在语言里，语言是一种高度。

语言比山高，比岩石沉重。

每写一篇文章，我都像登山一样地攀登语言，思想之鸟伤痕累累。

仰视高山的时候，我看到了岩画，它们宛如鸟群栖息在岩石上。但是，它们看上去却又是那么的坚硬。

天空云丝袅袅，脚下流水淙淙，成熟的果实等待鸟儿阅读之后坠落土地。

是果实喂养了语言吗？

是土地生长了语言吗？

岩画当然也是语言。我站在不同的角度，试图用语言阐释语言。问题是我无法超出语言，只有一些经验的词汇：飞翔、抗争、交媾、生育、死亡……我只能够默默地承受，无法完整地表达。

感谢上苍，让我在祖国的语言中不懈地泅渡。

有太多的名人名言，却没有谁能够真正解释大山与一粒微尘之间的距离。

举个例子：“爱情”与“家庭”，是古往今来使用得最频繁的词语。“一只鸟在爱人胸前筑巢”，可谓优美。

但是，“爱情”与“家庭”之间其实并没有必然的联系。“爱情”与“家庭”在看似天衣无缝的构成中，暗藏着巨大的危险。

是人类的智慧还没能达到语言的高度，还是人类的语言还没能达到智慧的高度？

山，形神兼备，在祖国的语言文字中已经没有再演化的必要。

祖国，有时却是一个很复杂的词语。

我可以说，爱家乡就是爱祖国；但我不可以说，爱自己的情人就是爱祖国。前者，安全而神圣；后者，浪漫而危险。

置身山中，我的思绪其实是混乱不堪的。

山的极静将语言粉碎成撞在岩石上的飞瀑了。

所谓理智与清醒，那是我伏案写作时的一种状态。

一只鸟从我的眼前飞过。

在一只鸟的飞翔中，我看到了自由的范围，却看不到语言的边界。

当时，日正中天，阳光穿透树梢，晒得一块岩石发烫。

一片鸟的羽毛翩然飘落，就像一个病句被剔除。

一片羽毛承载着我的只言片语，落回大地。

鸟的羽毛很精致。

我的语言很粗糙。

山，就那么大智若愚地沉寂着，看一片羽毛飘零，听只言片语流淌，不发出任何声音。

我刻骨铭心地感到，祖国永远站在山与语言之上。

我要下山了，返回人类的语言中。

“我在茫茫人海里感到孤独”，这句话像一颗子弹深深地嵌入了我的大脑。

我没有听到枪声……

1998.1

蒜说

大蒜，再普通不过了，却是平民的美食。

秋尽的时候，大蒜便离开它生长了一季的土地，回到百姓的院子里。被主家编成蒜辫子悬置于屋檐下，阵阵秋风拂过时，蒜辫子就会发出呢喃细语，使人联想到有滋有味的日子。尤其对百姓而言，居家过日子，大蒜是须臾不可缺少的。西北由于地缘关系，盛产牛羊，牛羊肉理所当然地成为了西北人的美味。“吃肉不吃蒜，营养减一半”，大蒜的重要性可见一斑。很多时候，大蒜是要生食的，这样更刺激，口舌生津，肠胃大开，其辛辣比辣椒含蓄一点，醇香又胜过葱和姜，也算是富有个性吧。和吸烟喝酒一样，大蒜吃惯了是会上瘾的。我就极好吃大蒜，如食饺子和拌面，若无大蒜相佐，便觉失去了口味，心里难免耿耿于怀。更有烧茄子和香肠，无蒜简直是不成体统。

平时喜好读书看报，无意间却也获得了不少有关大蒜的知识。现代科学研究证明，大蒜的营养非常丰富，除了大量的维生素之外，所含的蛋白质很高，可见民间流传的关于大蒜的俗语，是很有科学道理的。大蒜的抗菌性能也很好，可以防治多种疾病。据悉，美国科学家将大蒜列入六种基本健康食品，向人们大力推广，原因是大蒜含有微量元素硒，是防癌抗癌的佳品。大蒜拥有如此之多的优点，差不多就属功德无量了，这实在是上苍的赐予。我为大蒜欢呼的同时，也生出了一些别样的感慨。

和世间任何事物一样，必然包含着双重性，在具备优点的同时，也难免有突出的缺点，两者相伴相生，互为条件。大蒜也是这样，其辣虽然富有个性，生食后却会在口中留下特别讨厌的臭味，在这方面就比辣椒令人生畏。蒜味呼之即出，即使是采取了一些防范的措施，比如咀嚼茶叶和口香糖什么的，效果还是不佳。大蒜这种难闻的气味，会直接影响到社交活动。随便举个例子吧，一个热恋中的男子，与女友相处时是断然不敢吃大蒜的，必得首先自觉地抑制口腹之欲才是，否则有可能前功尽弃。因蒜而伤情，大大的不划算，除非自己的脑子进了水。凡此种种，不少大蒜爱好者常常处于很大的矛盾状态，还能直言不讳地说吃大蒜纯粹是个人行为，是天经地义的事情吗？恐怕还不能这样一概而论。大约也是因为这个原因，大蒜的诸多好处有时候被轻而易举地否定了。又因为大蒜的后味不佳，有些人则干脆放弃了大蒜，代之以别的什么东西，这不能不说是一种遗憾。也因此之故，大蒜被人们看成是一种再平常不过的俗物，在市场上显得十分廉价，块把钱就能够买一大串。

我们知道，人生有许多矛盾，有许多无奈，有许多不如意，更有许多禁忌，是不能够随心所欲的。孔老夫子就说过，七十随心所欲而不逾矩。看来，“随心所欲”是假，“不逾矩”才是真。我手头有一部1990年出版的《中国民间禁忌》，这是我至今唯一见到的专门研究民间禁忌的著作。该书将禁忌分为人事、物事、鬼事、禳解四大类，然后又细化为人体、性别、婚姻、饮食、居住、语言、社交、宗教、鬼魅等几百种之多，可谓洋洋大观。阅读之后给我的感觉是，“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看多了活不成，还不如不看”，当然，这是一句开玩笑的话，这部书还是要看的。不仅要看，还要一边看一边琢磨。

禁忌是什么？从文化的角度讲是民俗，从精神的角度讲是信仰，从道德的角度讲是规范，可见其复杂程度，可以说是包罗万象。那么，禁忌就应该表述为，是以信仰为核心的心理民俗，是人类普遍具有的一种文化现象，它凝聚着人类原本的心理、愿望和幻想，反映着社会的物质文化与精神水平，以及民族、时代的精神文化指向。其实，我们每个人都生活在禁忌的网络之中。作为人类社会的控制形式，有些禁忌还是有科学道理的。尤其是后来被上升为道德和法律意义的人类社会控制形式的禁忌，是完全必要的，是我们必须遵守的，因为“没有规矩，不成方圆”。

再说大蒜。

以我之见，大蒜作为一种饮食方面的禁忌，却是受了牵连的，多少显得有些无辜。

仅仅这般倒也罢了，因为大蒜的吃与不吃、吃多吃少以及怎么个吃法是个人嗜好，他人不好干涉的。历史上还有因为吃大蒜而断送身家性命的事情，听起来让人瞠目结舌，简直是匪夷所思。今日读报看到这样一条轶闻，说是南朝有个大臣名叫孙超，作为亲信平时颇得皇上宠爱，鞍前马后常绕达。有一次却惹得皇上不高兴，原因是他之前吃了大蒜，上朝时口中有蒜味。这个皇上叫刘昱，史称苍梧王或后废帝，性格喜怒无常，以嗜杀成性和骄奢淫逸而出名，被他滥杀的无辜者不计其数，淫威大发时连庙里的尼姑和街头的疯女人都不放过，当着下属的面或街头的行人强行交媾，其恶行令人发指，这在史书里曾有记载。多行不义必自毙，刘昱十五岁时被他手下的亲信合谋而杀，年轻轻就掉了脑袋，只坐了四年皇位，死后封了个苍梧王被草草掩埋了事，真是生前风流不尽，死后寂寞异常。也是合该孙超倒霉，遇上了这样一个禽兽不如的恶霸皇上，结果因为吃蒜而被刘昱当着众人的面活活地剖了腹，死得极其冤枉，十分没有名堂，给后世留下了一个大大的笑柄。伴君如伴虎，孙超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古今中外的文学作品中，更有不少卑微人物被以满口蒜味作为外部特征，足见着种观念的普及程度。我曾经阅读过一篇小说《生活的幽默》，通篇讲的就是这样一个故事。那个自作多情的男子看电影时偶然遇上了一个漂亮的女子，那坐在旁边的漂亮女子给了他一颗口香糖，似乎是在示意甜蜜的爱恋。电影结束后男子便满怀希望地追随女子而去，俨然一个护花使者。那女子终于说出了真相，意思是看电影时难以忍受男子口中的大蒜味，又不便直言不讳地说出来，怕伤了对方的自尊，便在无奈之时给了他一颗口香糖。男子就这样闹出了大笑话，看着扬长而去的漂亮女子尴尬得无地自容。而造成这样一种其实并不幽默的后果的罪魁祸首恰好就是大蒜。这真是一个很有意思的文化现象，雷同如此之大，是作者的因袭还是生活原本就这样？看来蒜的吃与不吃，确实并不那么简单，除了食用之外，还包含着诸多社会伦理的意味。于是，长期以来吃蒜成了平民百姓的低俗行为，龙子龙孙之类的人物是不该染指的，否则便有不洁之嫌。

由此推论，美人更是与大蒜相去更远。

美人之美，不仅有羞花闭月、沉鱼落雁的芳容，还常常被赋以“吹气如兰”，美得口中之气都是兰花的芬芳。设若美人“吹气如蒜”，岂不大煞风景？然而，大蒜又有那么多的好处和优点，美人如不食之，健康状况不妙，也会美得底气不足、好景不长。好在人家外国的科学家又研究出了不带蒜味的大蒜，也算是了却了美人的一桩心病。但是，我对此表示怀疑，大蒜无味，还能是大蒜吗？有如人无个性，还能是“这一个”吗？

人有十分雅，不可无一分俗，我还是赞赏这样的观点。

1995.6.10

“人不如狗”的一种解析

出此题目，是看过中央电视台《焦点访谈》栏目近期播出的一则报道后有感而发。说是某地有一所孤儿院收养的九名儿童因为大量食用劣质米粉而夭折，死因自然是由于中毒至深。屏幕上被曝光的一具具凝固的小小身躯无言地告诉人们，如鲜花般的生命还没有来得及绽放，就这样悄然地枯萎了。他们是那么的不幸，被狠心的父母遗弃后，又遭遇了生命的罹难。

他们走得太无辜太匆忙，就这样结束了自己短暂的一生。

妻子看不下去了，在一旁忍不住泪水涟涟，继而愤怒地叹息：“这些混蛋，狗都不如。”这些混蛋，一是指这九名弃婴的父母，二是指见利忘义的米粉生产商。可悲的是，这些混蛋却是我们的同类，人模人样儿的。这些米粉的生产商，他们上过学，有文化，他们上有父母下有儿女，他们满口的仁义道德。他们肯定不吃由他们自己生产的劣质米粉。他们腰缠万贯的同时，非常懂得养生之道，把自己的健康和生命看得比什么都重要。他们如果知道自己吃了劣质的食品，会义愤填膺、慷慨陈词，甚至将对方告上法庭，要求法律给予公正地裁决。却正是他们，违背自己的良心和人类最起码的道德，见小利而忘大义，不择手段，图财害命，真正是“狗都不如”。

是人就得讲人道，人道是什么？定义是现成的，不说也罢。而呵护和养育儿女则属于人道范畴的最低界限，差不多和其他动物处于同一水准。从这个层面上讲，这九名儿童致死的根本原因不是劣质米粉，劣质米粉只是直接原因，根本原因就是“狗都不如的混蛋”，即弃婴的父母和劣质米粉生产商。外因是通过内因而发生作用的，这个道理谁都明白。那么，孤儿院的叔叔阿姨们有没有责任呢？也是有的，至少他们对米粉没有严格把关，而且关口严重滞后，客观上起到了助纣为虐的作用，若有其他不可告人的隐情和勾当，从中拿好处吃回扣什么的，就是帮凶无疑了。想一想就让人感觉非常可怕，如果真是这样的话，这九名无辜的儿童之死，就是被谋杀的。当然，关于这起劣质米粉事件还在紧锣密鼓的调查之中，下这样的结论还为时过早。我也是义愤填膺，忍不住先写下这篇声讨的文章，从道义和良心上对中央电视台给予一点支持。

信不信由你，“人不如狗”的事例有很多，被媒体曝光的只是少数，往往是抓个典型而已。妻子的高明之处在于，对弃婴的父母和劣质米粉生产商进行一番谴责时，语言中排除了“人”，这当然也是出于一种人道主义的审判。是的，弃自己的血肉于不顾，视他人的生命如儿戏，狗都不如，怎么能够是真正意义上的人呢？作为有良知和正义感的公民，我们请求法官，必须对这些罪恶的家伙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迁就，以儆效尤。

接下来，我想就“人不如狗”的另一方面举几个例子。

请看《古今诗话》中的一段记载：“溥化间，合州贡桃花犬甚小而性急，常驯养于御床之侧，每坐朝，必先吠，人皆肃然。太宗不豫，此犬不食。乃上仙，呼长涕泣，瘦瘠。章圣渝以奉陵，即摇尾饮食如故……”用民间的话说，这叫做“义犬事主”。主人身体不佳，这小花狗就不吃不喝；主人去世了，这小花狗更是痛心疾首，悲哭不绝，以致瘦骨嶙峋；得了圣旨守护主人的陵墓，这小花狗才开始吃喝，恢复如初。如果说这个例子毕竟遥远了些，还有就近的。唐山大地震中，也发生过类似的事情。我们都很清楚，狗的知觉非常灵敏，大地震即将到来之时，就有这样的狗一边狂吠，一边撕扯着主人的衣服往外面拉。主人当时并不知道大地震即将来临，只是因为对狗显得反常的举动产生了好奇才走出屋子，从而幸免了一场地动山摇的灭顶之灾，挽回了一条性命，这叫做“义犬救主”。凡此种种，或“义犬事主”或“义犬救主”，说的都是一个“义”字。再悉心思索，这“义”的背后其实还有很多内容，包括仁、忠、孝、信、诚等等，让人由不得感慨万端，竟觉得这狗满脑袋都是人情味。狗反而比人还要讲人道，还要人道主义。其实这也不难理解，狗与主人相处日久，时间长了便产生了感情，狗通了人性，也就有了人道。

既然狗讲了人道，人又该何为？

我们再想想那些弃婴的父母和劣质米粉生产商，狗与人这种“道”的转换，是不是具有某种讽刺意味？看来，狗是需要讲人道的，这在狗的意识形态里，也可以称之为“狗道”，因为狗毕竟不是人。狗无人道或曰狗道与狼同恶，必被擒杀而除后患。人无人道非但狗都不如，恐怕连自然界所有的禽兽和畜生都不如，因为人是灵长类动物里面最高级的动物，毕竟不是禽兽和畜生。

人啊，应该成为真正的人、大写的人……

1995.1.21

标语的“妙”用

标语是什么？

汉语词典里是这样解释的：用简短文字写出的有宣传鼓动作用的口号。这就是说，标语和口号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只是个形式问题。换言之，标语就是口号。大概可以这样认为，高举着拳头喊将出来就是口号，刷写在墙上或者别的什么地方便是标语。这样说，想必有啰唆的嫌疑。我却是有意识这样的，是为后面作一个铺垫，并不是玩什么文字游戏，试一试这标语到底是怎么个“妙”法。

标语至少得具备三个基本的特点。一是必须醒目，让人一眼就能够发现；二是言简意赅，千万不能啰唆，更不能让人费解，一头雾水；三是通俗易懂，能够做到妇孺皆知、家喻户晓更好。就像早些年的“孔府家酒，叫人想家”，不仅具备了上述特点，而且还很有些脉脉温情的，能起到某种软化神经的效果。这一软化不要紧，那年小到百姓的饭桌、大到饭店的餐厅，都被孔府家酒给俘虏了，不知道醉倒了多少好汉，醉得连家门都找不到了。当然，这是一句广告词。只要同时具备了上述三个基本特点，那么标语的宣传作用和效果就能够实现最大化，就能够达到目的。口号也好，标语也罢，它们的目的无非只有一个，就是广而告之。因此，我以为将口号和标语统称为广告亦无不可，因为它们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问题恰恰就在于咱们国人的文字和语言太丰富，如果运用得不恰当，也很容易“翻葫芦倒马勺”，弄巧成拙，功倍事半。话又说回来，对这三者作过细的划分和区别，又似乎没有太大的必要，能够心领神会也就可以了。

毫无疑问，中国不仅是一个盛产人口的大国，同时也是一个盛产标语和口号的大国。从乡村到城镇，从改革开放的特区到偏僻落后的山区，莫不如是。如果说我们的现实社会生活中还缺少许多东西，包括物质的和精神的，就是不缺少标语和口号。不仅不缺少，而且是应有尽有，甚至是包罗万象的。再早些时候的标语和口号且不说，从20世纪50年代的“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到60年代的“革命无罪，造反有理”“以阶级斗争为纲，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到70年代的“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到80年代的“团结一致向前看”，到90年代的“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要想富先修路，少生孩子多种树”，再到新世纪的“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从这些标语和口号的变化上，不难看出不同时代的主流意识和社会特征。也可以这样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独有词汇，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话语方式。重提这些被时代淘汰的或被人们遗忘的标语和口号，只是因为它们都曾经代表了一段历史。而历史是不应该被遗忘的，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笔者手头有一套“年代怀旧丛书”，被编者冠以中国20世纪时政记忆和追溯的盛宴，是很有道理的。其中就罗列了不少典型的标语和口号，无疑是不同时代的标签，读后令人感慨不已。尤其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极端匮乏，但内心却被一种罕见的激情鼓舞着，天天高喊革命口号，到处张贴宣传标语，还有游行示威、大串联什么的，饿着肚子昂着头，将拳头高高地举向天空……

从一条标语的变化上，我们也同样能够看出时代的变化。这里不妨录其一条，与读者共赏其中的微妙：

东风吹，战鼓擂，当今世界谁怕谁？（50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革命小将谁怕谁？（60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挖洞积粮谁怕谁？（70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留职停薪我怕谁？（80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网痞我怕谁？（90年代）

东风吹，战鼓擂，我是帅哥我怕谁？（新千年）

笔者本人从事的职业是编辑，工作之余也写一些小说和散文什么的，每天和文字打交道，自觉读书和学习是基本的长期的任务。久而久之，便养成了一种习惯或者嗜好，每逢外出总要留意街头路旁的标语或者广告。和看电视、听广播、读报纸、上互联网一样，留意标语和口号也是获得信息的一条渠道。往往从一条标语上，我们能够判断出这个时段的社会现象，或者正在进行的重大活动，或者被人们关注的热点和焦点问题。节假日就更不用说了，满街变成了标语和口号的海洋。将那些“妙语”默记于心，感觉大有裨益。当然，也不完全是这样，有的标语就让我看后多有诧异，反复揣摩，还是不得要领；无奈之余，经过高人指点，方才识得其中要义。

举两个实例吧。

其一：1996年秋初，笔者应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之邀，前去湖南张家界参加笔会。经武汉再乘车到长沙，在岳麓山和橘子洲头周游一圈之后，第二天再乘车前往张家界。“芙蓉国里尽朝晖”，名不虚传，沿途峰峦叠嶂，青山绿水，鸟语花香，让我这个来自大西北的看惯了沙漠和戈壁的莽汉应接不暇，有如刘姥姥进了大观园。进入湘西大地，更是令人神清气爽，处处风景美不胜收。荷塘与翠竹掩映之间，农家房舍炊烟袅袅，好一派怡然自得的田园风光。无一例外的是，路旁随处可见各种标语，字大如斗，字白似雪，写在青砖的墙壁上十分醒目，也十分扎眼。其中的一条标语让我过目不忘：“动不动，三分钟；若不动，龙卷风。”思虑再三，觉得与天气有关，应该是属于气象方面的标语，是在告诫人们防范龙卷风这种自然灾害。但是又觉得这条标语虽然简捷，口气却很大，充溢着一股霸气，总之是不够温和。想来想去还是心里没底，好在我们是请了导游的，一个挺水灵的能说会道的本地小姑娘，人称湖湘小妹，我就向她请教。小姑娘异样地看了我一眼，眼里分明有不屑之意，大概认为我在故意装糊涂戏弄她，或者以为我是在矫情，舞文弄墨的作家连这条标语都搞不懂，怎么可能？不过，她还是给我提示了一下，说这是一条关于计划生育的标语。恍然大悟是谈不上的，倒有些令人啼笑皆非了。再仔细分析一番，才真正明白了其中的意思：对必须采取节育措施的妇女先给予她们三分钟考虑的时间，然后明确表态，如果还不愿意采取节育措施，就要像龙卷风那样强制执行。计划生育是基本国策之一，事关国计民生。我是赞成的，也是积极的执行者。既然是国策，就要求真务实抓落实，绝对不可以当儿戏，施以一些措施和手段也是必要的。而且，在我国广大的农村，由于人们长期以来深受“多子多福”传统落后观念的影响，计划生育工作确实有较大困难。乡村干部中不是流传着这样一句话吗？“天下第一关是山海关，天下第一难是计划生育。”

我要说的是，笔者当时望文生义，将那条标语理解为有关气象方面的内容，或者类似于有关天气变化的口号，实在是大相径庭，自作聪明的结果是闹出了大笑话。另一方面，也确乎不能完全怪我孤陋寡闻，这样的标语真的是生僻了些，很容易让人产生误会或者误读。

其二，是一个与此完全相反的例子。

前些天，笔者出差到宁夏南部山区，途经固原到西吉县。虽说山大沟深缺水，一路秋风萧瑟，逢的却正是洋芋（土豆）成熟的季节。路上满载着土豆的大小车辆络绎不绝，丰收的喜悦呈现在农人的脸上，在秋阳的照射下更加神采奕奕。都说“洋芋蛋，救命的蛋”，还调侃说“西吉有三宝：土豆，洋芋，马铃薯”。可见土豆在这里的农家日常生活中，有着怎样举足轻重的作用。经过一处村落时，便看见墙上刷写着这样一条标语：“光缆无铜，只能通讯，别无用处。”如果说上述那条标语“精炼”得让人如坠云里雾里，那么这条标语就是地地道道的大白话了。初读给人的感觉是产品的说明，像一则广告。光缆是高科技材料，它的内芯也的确不是铜这样的金属，而是细如头发丝一样的玻璃纤维。这样的光缆，除了通讯之外倒也别无大用，常识而已。那么，如此明明白白地刷写在墙上又是什么意思，难道是在招揽生意吗？显然不是。再一琢磨，就会心知肚明，其中的要害在于“无铜”两个字。铜是有色金属，也是属于贵金属之类的，拿到废品收购站是能够卖一个不错的价钱的呀。这样一分析，我们就知道这条标语是怎么一回事了，是专门写给那种不务正业的鸡鸣狗盗之徒的。而且这种徒儿还不是一般的小偷小摸，他们往往置国家的法律于不顾，常常因为个人的私欲铤而走险，对社会的危害很大。为了防患于未然，干脆将标语的内容写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以此断了偷盗者的念头，效果岂不是更好？这样的标语，既具有针对性，又通俗易懂，一目了然，不妨可以视作高明的一招。其实，以我之见，这条标语尚能再进行加工：“光缆无铜，盗者若动，法律不容。”意思更加明确且押韵，很方便牢记。问题在于，遇上一个习惯于逆向思维而偏信其有的盗贼呢？这条标语的宣传效果就要大打折扣了，反倒不如悬置光缆的实物来得更加直截了当。但是，实物不是标语或者口号，实物只能用于展览。看来这种方法也是行不通的，主要是成本太高，那么付出的代价也就太大了。

我要说的是，心不稳，性不稳；心不正，行不正。关键还在于不断提高人们的道德水平和法律意识，对那些敢于以身试法、铤而走险的犯罪分子，则必须依法严惩，以儆效尤，绝不能心慈手软。这里还有一个重要的启示，就是涉及法制内容的标语，还应该同时具备警示的意义和作用。

文中列举的两条标语，笔者以为虽无大碍，却都有偏颇之处。现在提出来进行一次简要地解析，别无他意，意在怎么样使标语或者口号，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更好地发挥宣传、教育和鼓舞的作用。

2005.12.16

第三辑　灯下絮言

女儿与书

二十八岁时，我成为了父亲。

妻子给我生了个女孩。全身红扑扑的，而且异常的干净，不像别的婴儿那样“拖泥带水”。女儿刚生下来，哪儿都显得娇小，体重只有六斤三两，也分不清眉眼。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女儿直到第七天才睁开眼睛，而且小心翼翼的样子，像初次面对这个陌生的世界怕着什么似的。我嗜烟好酒，因为这个不良的甚至是十分恶劣的习惯，我和妻子都非常担心女儿的健康和智力问题，在妻子孕期的日子里，我们过得提心吊胆。譬如写文章，泅渡于语言的河流之中，文章发表出来后，却为一个句式的安排不当而追悔莫及。上苍保佑，有惊无险，通过细心观察，女儿一切正常，接下来便是在父母的精心呵护下顺利地成长。

俗话说，茄子是吊大的，孩子是哭大的。就像是应验了这句古老的俗话，女儿有个最大的特点，恰好就是爱哭，而且声音响亮，响亮的哭声使小屋立刻充满拥挤的感觉，这一点似乎与别人家的孩子有所不同。很多时候，我将女儿当做一本书或者一篇文章，读得蛮有兴致同时又很费解。女儿为什么爱哭，难道有什么委屈吗？如果是，作为父亲我该怎么承受？如果真是这样，我会毫不犹豫地承受一切。出生不久的女儿只要不哭，绝大部分时间在睡觉。熟睡中的女儿会笑，笑得那么稚纯，笑得那么高贵，既让我莫名其妙，又让我感动异常。

熟睡中的女儿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梦呢？不得而知。就像月亮是黑夜里的一点明白，梦往往会成为现实的征兆。我想，女儿是不会有梦的，更不希望女儿被梦缠身。梦是有重量的，女儿还太小太小，是托不起一个梦的重量的。

女儿没有出生前，我的大部分时间被大量的书籍和稿纸充斥着，做着行政秘书的同时，还在悄悄地写作，进行着自己的文学之旅，“瘦尽灯花又一宵”，其中的辛苦和劳累不必多言。伏案灯下，有时候仅仅因为一篇文章的开头或者结尾，而苦心煎熬焦头烂额，久久不能落笔。往往是面前的烟灰缸已经饱满得不怀好意，稿纸却依旧一片空白。无数次想掷笔离去，却又于心不忍、欲罢不能。我曾经是个牧驼娃，我确认自己的身世就像确认太阳每天升起一样，而且这样的“确认”还将伴随我的一生。若干年后，当我大学毕业身处家乡的小城，经历了一番世间风雨和人情冷暖，才明白了这个再普通不过的道理。我必须懂得沉默。当我无法沉默的时候，就觉得应该诉诸于文字。我开始热爱文学，文学也许能够让我找到一条回家的路。写《寻驼》时，我对老驼因无奈的结局离群索居远走大漠深处，而潸然泪下。写作有时候是一种很深的疼痛，却又是一次次对心灵的净化和安慰。

我必须成为父亲。我必须拥有生命延伸的作品。女儿降临了，像天使一样来到我的生活里，这却是文学所不能给予我的。

感谢女儿。

女儿爱哭，一声声一阵阵，不分白天黑夜，不计他人忙闲，有如第三次世界大战迫在眉睫。有时候，女儿是哭而无泪，感情却十分丰富，胖嘟嘟的两条小腿儿踢蹬得很执著，极尽张扬之态，要冲破一种有形或无形的羁绊似的。每逢女儿哭闹，我的第一反应是放下正在阅读的书籍，或者放下正在写作的纸和笔，一路呼啸而去。到了床前，女儿突然又安静如初，像一本书那样轻轻地合上，一心一意地睡自己的觉去了。有时候，我便忍不住迁怒于女儿，为什么不让父亲安安静静地读几页书呢？守候在旁边的妻子开始不悦了，怒眼圆睁，然后替女儿向我发起了反击：“不许你批评我的女儿。”你的女儿？妻子真是好霸道。妻子读女儿，亦如读书，却比我读得耐心细致、深入刻苦，也因此比我更有发言权。面对妻子的指责，我只能诺诺称是，不敢再有什么不周之举。老老实实说，在呵护和照看女儿的事情上，妻子付出的辛苦和牺牲比我多得多。一日，女儿依样哭闹，妻子说女儿不舒服了才这样，舌苔不正，大便不通，肯定是肚子里有积食，抱到医院检查，果然是消化不良造成的。对症下药后，女儿很快就好起来，睡得极香甜。妻子于是借题发挥，将我好一顿数落，继而泪水涟涟，替女儿鸣不平。

其实，我认为自己是个挺不错的父亲。每逢女儿哭闹，心由不住被揪得惊悸，以致形成条件反射，常常被邻居家孩子的啼声所迷惑。后来的情形是，女儿总在我读书和写作忘情的时候，偷袭我的愉快；而我又在面对稿纸难以落笔的时候，干扰女儿的安静。久而久之，女儿和我都习惯了这样的游戏，乐此不疲。这实在是一种欢乐，是大欢乐，是天伦之乐。女儿就像一部童话的书，里面尽是天籁的语言和文字。那些日子我尽管忙得不可开交，却又觉得很轻松。女儿出生之前，我的案头放着昆德拉的《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对这部畅销世界的书，老实说我没能够读得很懂，但记住了内容提要中的一句话：人类最终摆脱媚俗，由政治走向哲学。我要说的是，生命中同样不能承受之误。被他人误读的确是一件很痛苦的事情。我不仅爱自己的女儿，也宽厚善意地对待周围的人，却被许多人误认为是一种讨好和懦弱，那么受到一些不公也就似在情理之中了。其实不必为此患得患失，也许因为爱，我们每个人都在承受一生中最漫长的苦难，甚至为此付出沉重的代价。爱又是那么的不能匮缺，像圣灯一样照亮人间带来温暖。没有爱，人类的世界将是一片黑暗，最终导致毁灭。因为爱而承受苦难，才能获得生命的真实。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

女儿啊，我爱你，爱你如爱书。女儿与书，给我寂寞的生命以不断的启悟。或许我能够留给女儿一本书，一本关于父亲的并非浪漫的小故事。关于女儿，能够拥有一个欢乐的明天，就什么都有了。

1992.2.18

童话

女儿长“大”了，两岁半。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两岁半的女儿将骆宾王的《咏鹅》背得滚瓜烂熟，若问起这首诗表达的是什么意思，女儿则只能摇一摇头，然后是一脸的茫然。当然不能指责女儿，这里面显然有一个疏漏，是我们作为父母的大人出了问题。在我们居住的那个西北边塞小城里，是见不到鹅这种家禽的，甚至连鸭子都少得几近于无。鸡是有的，也不难见到，女儿的姥姥家院子里就养着几只，却不能“浮绿水，拨清波”。鸡这种家禽一旦到了水里，其命运可想而知，如果是在深水里结果大概只有一种，被活活淹死。没有对某种事物首先产生具象的认知，那么就很难理解附着在之上的抽象的意义，更何况是一个不到三岁的孩子。因此，女儿面对一首几乎可以说是家喻户晓、妇孺皆知的唐诗，除了茫然，还有无辜。

去哪里找这样一只“鹅”呢？

我们父母一致的观点是到书本里去找，于是给女儿订了《娃娃画报》《看图识字》什么的读物。和天底下所有的父母一样，我们在做着自认为必须要做的事情，启蒙女儿的智性。有道是，每个人从蹒跚学步开始，便站在了人生的起跑线上。“不能让自己的孩子输在起跑线上”成为了作为父母的坚定不移的共识，及至后来洪水猛兽般汹涌澎湃，到了令人匪夷所思的地步。

除了一堆花花绿绿的画报，还有各种各样的玩具，女儿被包围了起来。起初，被画报和玩具包围着的女儿是十分快乐的，兴奋得两眼放光，像一个饥饿得过了头的小兽，狼吞虎咽地享受着饕餮大餐。过了一段时间，女儿的兴趣便开始发生转移，甚至对身边的画报和玩具产生了某种厌烦，情绪显得有些低落。有时候是这样的，等我们做好了晚饭，女儿已经提前进入梦乡，像一只小猫那样悄无声息。女儿睡的时候就没想挪动一下，所以睡得很随意，很潇洒，也很香甜，小脸蛋红扑扑的，甚是单纯可爱，身边天女散花般地散落着她的画报和玩具。童话是一根有用的小绳，玩具是儿童的天使。现在，女儿这样的睡姿，是多么的随心所欲、无拘无束啊，无疑是得到了某种解脱的。天真无邪的女儿，自己便在此时次刻成为了童话和天使。我不知道一个两岁多的孩子是不是有梦，如果说有，会做什么样的梦呢？

长“大”了的女儿，已经两岁半的女儿，其实她自己就是童话，其实她自己就是天使。这是我成为父亲的第一个自以为是的感受。或者说，孩子的降临，就是天使来到了人间。

只有画报和玩具是不行的，父母还要经常陪伴左右，担当第一任老师的角色。得空偷闲，我开始浏览女儿的书，尽管匆匆忙忙，不料竟也读出了别样一种心境。书内当然是小猫小狗、花鸟鱼虫居多，再配以《蝌蚪找妈妈》《小马过河》之类的古老童话，一草一物总关情，丝丝缕缕真善美。又分明是鲁迅先生笔下的百草园了，墙根处“蟋蟀在弹琴”。

童稚不可没，意趣尽天然。

作为一个已届三十岁的男人，经历过人世间不少的风风雨雨，为什么还会有这样的感慨呢？这在别人看来也许是一种矫情和做作。而对于我则有一种特殊的意义，就仿佛是进入了时间隧道，回归到自己的童年。我的童年和女儿完全不一样，是在大漠深处度过的。等到睁开混沌的眼睛，渐渐喑得人世时，身边除了父母哥姐以及羊群驼群，就是浩瀚无边、浑黄苍茫的沙漠，一年四季也下不了几场透雨。方圆几十里见不到另一户人家，甚至见不到一棵树，以为世间原本就应该是这个模样，绝少书中描写的“雨中山果落，灯下草虫鸣”。后来，姐和哥相继离开，或出嫁在他乡，或上学在小镇，很长一段时间里，家中就只有我一个孩子。降临大漠深处，注定我的童年没有优美的童话和玩具，只有无尽的空旷和寂寞。有时候，这种回忆的结果，总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慨。

我在童年的时候，印象深刻的游戏是，挑逗俗称“屎爬牛”的小昆虫。这是一种通体呈黑色的甲壳虫，虽然只有人的指甲盖那么大，也无法确定它的眼睛究竟长在什么位置，却有一对硕长的鞭节状的触须。它在白茨草遮掩下的沙子上刨坑时，是倒撅着屁股的，动作笨拙有趣。拿一根柴棍儿不断地撩拨它的触须，这看似羸弱的小东西也会发脾气，盛怒时翘起那小而尖的尾巴，然后从触须的下面露出硬质的前夹进行防卫和攻击。当然，在和我的交战中，它永远是一个失败者，不可能有获胜的机会，最后只能落荒而逃。这纯属一种童趣，实在是没有什么恶意。后来伴随着自己的成长读了一些书，包括《十万个为什么》等方面读物的普及，知道了一点有关昆虫的常识，就想弄明白“屎爬牛”的来龙去脉，结果也是不了了之。

还有一件值得一说的事情，也是与读书和昆虫有关。

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初，再加上当时环境的限制，大概在由童年向少年过渡的节点上，我才开始羞羞答答、断断续续地接触唐诗，时间大约比女儿晚了六七年。当时读到了杜甫的《促织》，是很有一些讶异的，尤其是其中的“促织甚微细，哀音何动人”，令我想了很久，说不定这就是我最初的文学启蒙呢。促织是什么？原来就是蟋蟀。我一下子联想到了童年时曾经嬉戏过的“屎爬牛”，二者之间究竟有无生物上的进化关系不得而知，但那“微细”和“哀音”却是共同的。在我撩拨它的时候，它肯定很痛苦，肯定是发出了“哀音”的，只是我没有听到罢了。而它最后的落荒而逃，实在是一个“微细”的弱者的无奈之举。不仅如此，我还渐渐地读出了一种遥远而古老的历史和文化，这便是蒲松龄《聊斋志异》里的《促织》。该篇这样讲，“宣德间，官中促织之戏，岁征民间”，只要进贡一只“巨身修尾，青顶金翅”的大蟋蟀，便可免了捕捉者的徭役。于是，当时民间捕捉蟋蟀者前仆后继，因此而加官晋爵、平步青云者有之，倾家荡产、家破人亡者更有之，“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演出了多少人间闹剧和悲剧。中国的蟋蟀文化堪称历史悠久，玩蟋蟀甚至是封建帝王日常的生活内容之一。而这样的日常生活，用“荒诞不经”这句成语来概括，是再恰切不过的，玩得民不聊生，玩得江山倾覆。

想想，蟋蟀无过，人有罪。

再想想，就觉得杜甫和蒲松龄这两个老先生真是伟大。

大概是因为没有优美的童话，我的智性启悟很迟。我童年的天空缺少绚丽的色彩，“大旱望云霓”是一种命运漂泊的苍茫，世界似是被谁不经意地涂抹了几下，却忘记画上几只飞翔的鸟雀。也许，是因为牧人的孩子更接近自然，身上多了原始的胎记而不能尽早地嬗变吗？然而，灵性是真实存在的，这是大自然赋予我们每个人的平等。泰戈尔同样是我崇拜的伟大作家，他的《新月集》和《飞鸟集》仿佛天籁之音，是我们人类的童话。这个长着和马克思一样的大胡子的东方老人说：“孩子的力量，就是生长的力量。”我们每个人都拥有属于自己的童年，也同样拥有属于自己的童话，成长是我们共同的主题。

我的童话是：放牧羊群或驼群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放牧我自己。

面对天使般的女儿，我常常浮想联翩。此时，窗外的阳光很明亮，我默默地注视着阳光下的女儿以及她的一举一动，领略着一种深深的童话般的意境，心情很好。

1993.4.13

亲近自然

若干年后，现在的孩子怎样叙述自己的童年？

蛋糕、蜡烛，还有那首人人耳熟能详的《祝你生日快乐》。女儿刚刚过了六周岁的生日，作为一种仪式，我们父母是作了一番准备的，自然少不了蛋糕和蜡烛，更少不了对女儿的衷心祝福。我也说过的，只要女儿拥有一个欢乐的明天，就什么都有了。我记得，那天女儿像个小大人似的端坐在桌子旁边，当祝福生日的歌声唱起来，女儿的眼睛里竟然有点点泪花闪烁。我的心便猛地一沉，可谓五味杂陈，变得颇为复杂起来。也许，女儿已经预感到了什么，才有这样的表情。不过，女儿在为她举行的生日仪式上，始终没有多说话，更没有告诉父母她许下的那个愿望。

那么，就让那个愿望作为一个秘密，永远地存留在女儿的心里吧。

女儿的生日仪式完成了，紧随其后的是学前班，是小学，是中学，是书山题海。事实证明了我的判断，女儿预感到往后的日子并不轻松，然后作出了一个令我们父母多少感到惊异的举动，这就是利用学前的这点儿时间攒劲玩耍，因为用不了多少天，就要去学前班了。平时有点孤僻的女儿，开始主动联络邻家与自己年龄相近的两个孩子，土猴子一般结伴嬉戏。早晨醒来，发现女儿的被窝是个空壳壳，那个小人儿像只蚕一样溜之大吉。手伸进去摸一摸只有一丝儿温热，说明女儿出去已经有一些时间了。先斩后奏，女儿将此方法用运得十分熟练。女儿中午回来自知有过，便信誓旦旦地表示，下次一定不出去。怎知下次依然如故，更加随心所欲，而且胆子越来越大了。妻子堪忧，生怕女儿不小心出什么事情，谴责我放任不管。我说女儿可是长了腿的，总不能把孩子拴在床头上吧，再说还有伙伴呢，又不是她一个人。明显地我是替女儿开脱。妻子只好将女儿擦洗干净了摁在床上，看图识字读拼音学字母，强化训练一番。伏案写作的我有时顿笔聆听，不觉间一击三叹：“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女儿听得有趣，乘机伸胳膊蹬腿，笑声十分张扬。这就是生活的真实，也是生活的某种无奈，却又何尝不是一种“诗意的栖居”呢？

都说现在的孩子娇嫩得很，沾凉水怕生病，被风吹了要感冒，在父母寸步不离地呵护下温暖地长大，像笼子里的金丝鸟。相比之下，我们这一辈人的童年，就很有一些漫不经心的意味了，物质与精神的馈赠是“草盛豆苗稀”。那个时候，我们能够读到的书实在是少得可怜，最多的是叫做连环画的那种小人书，虽然图文并茂，形象一目了然，内容却大多是打打杀杀的阶级斗争，意思不大。即便是这样，也恨不得把一本小人书塞进自己的脑袋里，永远地据为己有。但是，那个时候我们对大自然的感触却拥有相当的自由度。那时候大人们大抵会这样说，哪有时间管你们，肚子都吃不饱。于是，我们小小年龄就去劳动，在劳动中成长，同时也在劳动中嬉戏。在劳动中愉悦自己的心情，在劳动中创造属于自己的童话。譬如，对一个牧驼娃来说，童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漠野和草地上度过的。无垠的大漠，坦荡的草地，早出晚归，觅一片草茂的地方让骆驼和羊群尽情咀嚼，其余的时间大概就由得自己安排了。当然，牧归的时候不能忘记背回一捆干柴。其实，牧人家门前的柴垛就是这样一天天背出来的。如果门前的柴垛很大很瓷实，就表明这家牧人热爱劳动，行为很勤谨，日子相对过得殷实。一般而言，能够把门前的柴垛背大的牧人家，他们的羊群或者驼群也小不到哪儿去。在那个年代，门前的柴垛大不大，曾经是衡量一个牧人家日子过得好不好的具象的标准。而这样的柴垛，往往就是这个牧人家的孩子日积月累，在放牧途中一天天背大的，而不是大人们。大人们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背柴这样的事情只能交给自己的孩子。有时也追赶一只野兔什么的，直到那仓皇奔逃的影子消失在一道遥远的沙梁之下。什么叫“动如脱兔”？这就是了。也有拉驼人将长调牧歌悠然地唱响，曲式委婉而简洁，歌声充满了对神圣故土的咏叹。晨出与牧归，构成一次次生命的轮回，善感中少有忧愁，欢乐里更有祝福，欲望单纯而质朴，像天边的一抹幽蓝或浑黄，与大自然构成隽永的和谐。关于沙漠和草地，我后来曾经用或抒情或忧郁的语气向女儿描述过，女儿例外地变得很安静，眼里流露出一种神往。

记得小说《西部驼娃》发表之时，远在上海《少年文艺》编辑部的沈碧娟老师打来长途电话，再三嘱咐我在作品后面附上一段“作者的话”。我是这样告诉读者的：“放牧羊群或驼群的时候，其实就是在放牧我自己。”是的，我说的是真话，尽管我后来栖居小城一隅，过上了城里人的生活，但哪来自大漠和草原的歌声却始终追逐着我。这篇小说发表出来后，据说反应很不错。沈碧娟老师紧接着又打电话向我约稿，而且是“命题作文”，要求只写西部大漠和草原的孩子，写他们的生存状态，写他们的情感和向往。正是在这个时期，我相继在《少年文艺》上发表了包括《西部驼娃》在内的一系列反映西部少年儿童生活内容的小说，譬如《夜路》《身边的遥远》《夏日的草滩》《孤树》等。其中的《夏日的草滩》和《孤树》还分别被《儿童文学选刊》和《少年文艺二十年精品佳作权威选本》转载。特别是《孤树》发表后，编辑部收到了不少小读者的来信，倾诉了他们对西部少年儿童的关爱和同情。编辑部将这些来信转给了我，我至今还保存着，视为永久的珍藏。

在这座日渐喧嚣的西北小城里，除却占地面积很小的公园外，几乎没有什么绿地。代之而起的是样子呆板的楼房和坑坑洼洼的街道，以及不分白天黑夜隆隆作响的机器的轰鸣。因为没有绿地，因为很少树木的遮挡，每到春天来临，沙尘暴便肆掠而至，整个小城飞沙走石，处在一片混沌之中，能见度只有几米。过去横穿小城的三道小溪不再清澈如初，被臭烘烘的垃圾和各种杂物挤兑得又黑又瘦，曾经的小桥流水只能沉淀为昨日的记忆。那公园呢，女儿不想多去，它的单调和人为的雕琢令人生厌。工业文明的痕迹无处不在，它常常使人们的心绪变得狂躁不安，难得宁静。我赞许女儿的随心所欲，源于女儿与大自然的那份亲近，至少她的行为叠印了我童年的一部分。女儿以自己独有的方式亲近和阅读一草一木，真纯无邪的灵魂还没有被世俗污染。

那日的情景让我感动不已。

我家屋后隔一条马路，有一个偌大的院子。可别小瞧这个显得土头土脑的院子，虽然看上去很不起眼，却是全国唯一的骆驼研究所。院子占地面积很大，主要是用于圈骆驼。但是我每次经过的时候，都没有看到骆驼，只是很空阔的样子。其次就是安静，似乎没有人烟。大院的铁门很警惕地关闭着，既不可长驱直入又不能伏地穿行。那么，女儿和她的两个小伙伴是怎样进去的呢？待我围着院墙走过一遭，方才知道背处有一个不太显眼的豁口。女儿和她的两个小伙伴就是从这里进去的。女儿和她的两个小伙伴竟然在这封闭的大院里找到了一片青草地。这是一种叫做香蒿的草，植株不高，开很小的黄色的花，花瓣只有米粒儿大小。香蒿生命力顽强，多少有点雨水便不遗余力地生长，香气浓郁而野性，据说闻久了容易导致花粉过敏。然而，女儿和她的两个小伙伴全然不顾，嬉戏得开心至极，稚趣的童声不断，宛如戴着铃铛的羊羔在草丛中流连忘返。就是这样一片普普通通的青草地，成了女儿和她的两个小伙伴放逐童心的乐园。

守门的是一个白发老人，正眯起眼睛注视着那几个精灵般的小人儿，目光里透着慈祥。见我走来，便示意我不要打扰她们，老人说他注意这几个孩子已经有好几天了；还说现在的孩子都娇生惯养，连青草和麦苗都分不清楚；还说就让她们好好玩去，多晒晒太阳也是好的。其时正值中午，是诗人海子所说的“阳光打在地上”的那种暴热。面对快乐的女儿和这位宽怀慈祥的老人，我突然想起自己的童年和故去五年的父亲，眼角禁不住被浸湿。大约也是女儿这般年龄，我第一次骑在高大宽阔的驼背上，紧紧靠在父亲的怀里到很远的大队部去看电影。当然，这也是我第一次看电影，兴奋和好奇的心情不言而喻。我至今仍然记得是《收租院》，电影的画面上尽是泥塑的各种各样的人物，有地主恶霸，有狗腿子，更多的是衣不遮体、食不果腹甚至卖儿卖女的穷人。伴随着沉重的解说以及身边大人们断续的议论，我懵懵懂懂地知道电影里讲的是万恶的旧社会，而且那是一个人吃人的社会，那个恶霸地主叫刘文彩，老了老了还专门吃年轻妇女的奶水。电影演罢了，人们久久不愿离开，包括我父亲在内的大人们个个心情沉重，继而群情激愤，唱起了当时人人耳熟能详的“天上布满星，月牙亮晶晶，生产队里开大会，诉苦把冤伸”，然后便高呼口号，直震得四面墙壁嗡嗡作响。父亲一生爱憎分明，一生视勤劳为本，他很少说话，不善察言观色，为人宽容大度。若干年后的现在，亦为人父的我，面对正在开心嬉戏的女儿，面对目光慈祥的守门老人，在一种颇为复杂的心境中悄然离开。我听从了守门老人的一席话，也因为有这样一个老人看护着，自然是十分放心的。

天黑之前，女儿回来了。

回来的女儿跟一只土猴子似的，兴致勃勃地怀抱一大把花草，那稚嫩的小腿儿却又被磕得血淋淋的。妻子心疼不忍，那母爱顿时化作了横眉竖眼的呵斥，将我和女儿裹在一起狠狠批评了一顿，边批评边给女儿敷药包扎。还是那样的，女儿自知有过，一边强忍着疼痛不让眼泪滚落下来，一边解释说没有关系，一点都不疼。然后，女儿找出空酒瓶灌满水，专心致志地插起花来。那花无非是米粒儿大小的香蒿，草的种类也不多，主要是我小时候常见的野谷穗子。不过，这些看上去并不起眼的花花草草在女儿的精心摆布和搭配下，让三个形状各异的瓶子立刻变得青翠欲滴、花团锦簇，同时也让屋子充满了青草的气息和野花的芬芳。女儿这种童稚的行为和举动，实在是久违了啊，因为我小的时候也有过类似这样的举止。

此后不久，我应邀去湖南张家界，参加在那里举办的《少年文艺》笔会。真正是风景这边独好，笔会期间不仅领略了湘西那独特的美得令人窒息的山山水水，尤其是见到了令我尊敬的沈碧娟老师，还和著名儿童文学作家周锐先生同居一室。期间，周锐先生还赠送我一本他新近出版的童话著作《孙小圣和猪小能》，回家时正好当做礼物给了我女儿。周锐先生身高一米八以上，体魄健壮，阳刚正气，却一直在从事着儿童文学创作，出版了大量童话作品，在全国各地拥有数不清的小读者，着实让我感佩不已。周锐先生工作在上海，他说上海搞了个“吃苦夏令营”，收费颇高，去给孩子报名的家长却很踊跃。这一现象很值得深究，更应该引起教育部门的重视。这是一种警醒和觉悟，我们的情感距离大自然越来越远了，我们自己也因此变得越来越脆弱了。温室里培养出来的花朵，是经不起风吹雨打的；笼子里的金丝鸟，是无法感知天空的深邃和辽阔的。是的，这样的认知看似简单，这个认知的过程却很曲折和漫长，甚至因此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尤其是牺牲了多少孩子天真无邪的童年美好时光。

女儿终于要背起书包上学了。

开学的第一天，女儿起得很早，也不再像往日那样活泼地嬉闹，神情格外庄重，然后沉默了许久。告别屋后那片青草地，告别置于窗台上已经显出枯萎的三瓶野花，在迈向通往人类知识殿堂的第一个台阶时，亲爱的女儿，你想了些什么？

我想，女儿是会作出回答的，不是现在，而是将来……

1996.9.10

屋顶上的渴望

童年的我，准确地说，处在童年向少年过渡时期的我，曾经有过一个经久的习惯，总是喜欢坐在屋顶上。

这是一座孤零零的黄泥土屋，是我们一家人的栖居之所。土屋并不高大，巍峨更是谈不上，甚至有些低矮。尤其是在强烈的阳光下，土屋与围绕和托举它的大地浑为一体，往往难以分辨。特别是在漫长的冬天里，由于久不下雪，天地白呛呛的，夹在天地之间的土屋就更加显得委顿了。夏天与秋天交替的时节要好一些，如果遇上雨水较为丰沛的那些日子，天是蓝的，地是绿的，黄色的土屋便呈现了出来，走很远的路再回头去看，也能清晰地找到它。这种感觉很好，即使走再远的路，心里也不会慌乱。家是人生出发的地方，同时也是归宿，尤其是在你感到疲惫的时候。在绵延不绝的沙漠深处和辽阔苍茫的草原上，这种体验尤为强烈和真实。

我家的黄泥土屋，就坐落在沙漠和草原交接的地方。往南而去，是腾格里沙漠；向北而去，是艾莱山和巴彦乌拉山，山下就是茫茫草原。我就出生在这样的地方，“少年不识愁滋味”，直到十六岁那年考上大学才离开。我们居住的这个地方蒙古语叫“巴哈嘎顺”，翻译成汉语意即“小苦水”，从字面上看虽然有点生涩却也不难理解，大概是这里的水有一些苦吧。苦不苦的，我倒是没有太突出的感觉，因为我家后来打出来的几口井水，并不怎么苦，直接舀着喝甚至还挺甜，这让父母很欣慰。原本就是背井离乡的人，一去千里之遥，如果再找不到一口可以依赖和信任的水井，是会让人更加怅然若失的，心情自然好不到哪里去。说也奇怪，仅仅隔了一条枯水沟，相距不过五六里路，住在西边聂家的井水就不行，先后打了几口井出来的都是苦水，不仅苦而且咸，又苦又咸。后来我们两家都在自家的水井旁边开了一方菜园子，无论是种菜还是种树，聂家的就是长不过我们家的。是不是真像人们经常说的那样，风水不同。

有的时候，我会觉得我家的土屋很像古代的烽火台。特别是到了黄昏时分，屋顶上升起炊烟就更像了。不过，就是这样一座像烽火台一样的黄泥土屋，在我当时目力能及的范围内，是最大的建筑物了，并在我当时的心中，确立了一个高度。

与大人们出门总是抬头看天不同，我喜欢坐在屋顶上，也许仅仅是一种喜欢而已，没有什么明确的目的。所谓的登高望远、“极目楚天舒”更是谈不上，没有那个境界和胸怀。大人们出门抬头看天，是在观察天象，根据云层的薄厚、范围的大小，以及它们移动的方向和速度，判断近来是不是有雨或者有雪，他们靠的是多少年来积累的经验。天有不测风云，大人们的判断有时候也不那么准确。但是，这样的习惯一经形成，而且绵绵相传，是不大容易改变的。其实，这样的习惯和举止，是一种仪式的完成，恰恰包含了牧人们对大自然的一种很深的敬畏之情以及感恩之心。当然，这也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

我坐在屋顶上，多在正午时分。

这时候，太阳当顶，四周一片寂静，连一只鸟雀都很难看见。灼白的阳光下，甚至没有一粒飘浮的尘埃，空气洁净无比。洁净使得大地被幽玄和神秘笼罩着。那时候尚不知道什么是肃然，可我是真切地肃然着，也隐忍着，生怕一不小心会惊动了什么。然后深嗅着阳光渗入草地后那种被挤榨出来的香气，那是一种醇酒般的芬芳。当然，我指的是夏天或者秋天，冬天是另一种情形。这样的芬芳不能闻得太久，否则会被醉倒。后来，我也才终于明白了，坐在屋顶上的我，其实是有渴望的。人毕竟不是鸟雀。正如帕斯卡所说的那样，人是有思想的芦苇。

我的渴望很单纯：有人出现。

那时候，我的姐姐已经出嫁，几个哥哥在很远的小镇上学。每天，从草滩上归来的是我的父亲或者母亲，那黑色的影子像一棵缓缓移动的树。他们的前面要么行走着一群羊，要么是几峰骆驼，在阳光下组合成一个和谐的群体，不离不弃的样子。还有就是母亲的身后背着一捆柴，柴捆儿很沉重，将母亲的腰身压得弯了下来，然后大幅度地向前倾伏。说实话，母亲生我的时候已经是四十五岁的人了，这使得我和上面的几个姐姐和哥哥年龄差距很大，以致被别人产生过许多误会。我没有见过母亲年轻时候的模样，等到我开始记事，母亲已经是一个老人了。母亲是一个大善大德的人，她的善良和德行有口皆碑，感动过很多人，而且直接影响了我们这些儿女们的成长。这是后话，在这里不说也罢。

于是，坐在屋顶上的我，渴望着有人出现在自己的视野里。起先是许久都没有见面的几个姐姐和哥哥，我思念他们，他们的出现，必定是令我大感喜悦和幸福的一件事情，这是流淌在血液里的亲情所致。我八岁出水痘那一次，上吐下泻，几天高烧不退，躺在炕上动弹不得。在百里外的小镇上学的二哥和三哥听说之后，急匆匆搭上运盐的汽车，在艾莱山脚下车，又走了十几里路回家看望我。他们带给我的礼物是一包香草味的饼干、两本崭新的小人书，因此花光了他们身上那几个可怜的零花钱。见我没有什么危险，第二天他们天不亮就起来，衣兜里装上几个发面馒头，又匆匆忙忙到艾莱山脚下挡车，返回小镇学校，甚是辛苦。这件事情虽然过去几十年了，却记忆犹新，每每想起如在昨天，就忍不住想流泪。那饼干的香草味和小人书油墨的清新，至今萦绕在我的心里。我相信，父母也是，他们的到来同样让父母感到高兴。儿行千里母担忧，父母的心永远在儿女身上，这是千古真谛。

渐渐地，我的这种渴望发生了转移，不再刻意地期盼姐姐和哥哥们了，因为这样的期盼显然受到了很大的局限。因为没有什么要紧的事情，他们是不会轻易回来的。后来，我就只是期盼着“有人出现”了。不管是谁，不管他或者她从什么方向出现，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只要能够走进我的视野，我就会感到某种满足，甚至是某种喜悦和幸福，这沉寂的世界便能够多一份新的生动和鲜活。结果是一连十几天甚至几个月，都没有别人出现。还是那样的，每天从草滩上归来的是我的父亲和母亲。在这种莫可名状的期盼中，我忽略了父亲和母亲，真把他们当成缓缓移动的树了。父亲和母亲也是，他们也不在乎我坐在屋顶上的举动，大概是将我类同于栖息在屋顶上的一只鸟雀了。

直到有一天——

那一天，正午时分，果真就有人来了。那个人开始出现在西边的一道沙梁下，走路的样子很古怪，兜着圈子走三步退两步，酒醉了一般，看上去很是有趣。可以肯定，那个人正是向着我家的土屋走来的。我努力地克制着自己，心里逐渐地升腾起一种莫名的喜悦。随着那个人越来越近，走路的模样越来越古怪，我开始不能自己，似乎已经被巨大的幸福感俘虏了。那一刻我忘记了自己是在屋顶上，然后欢呼着奔跑起来。

然后，是飘飞、坠落、轰响……

过了许久，我终于从一片血色的黑暗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母亲的怀抱里。母亲的脸上依然布满了惊惧，而且流着泪。旁边沉默着脸色铁青的父亲，父亲显然很生气，满是狐疑的表情。醒来的我当时并没有感到有多么疼痛，我笑了起来，尽管嘴角还残留着一丝血迹，牙齿好像也有那么一点松动。我开始用肿起来的眼睛四处寻找那个让我灵魂出窍的陌生人。那个陌生人已经离开，走过了我家的土屋和水井，从西边而来向东边而去，只留下一个摇摇晃晃的背影。那个背影依然故我地兜着圈子，走三步退两步，投落在身后的影子像一把扫帚摆来摆去。事实上，我根本没有看清楚那个陌生人的面孔，是男是女都分不清。那个陌生人留给我的始终是一个摇摇晃晃的古怪的背影，大热的天竟然还穿着一件破破烂烂的羊皮袄。

父亲告诉我说，那是一个疯子。

至于为什么会是一个疯子，我没有询问，父母亲也没有给我细说，而我当时的兴趣肯定也不在这里。但是我后来知道，这个疯子在我看见他之前，像一只掉队的孤雁那样，已经在沙漠深处摇摇晃晃地行走了许多年，而且是不论春夏秋冬。他之所以没有被渴死饿死或者冻死，是沿途的牧人在无私地帮助他。提供一顿饱饭之后，临走还要给他的怀窝里塞上几个馒头，灌满一壶茶水，以免他在路途上忍饥挨渴。天冷的时候，就送他一件翻毛的羊皮袄，让他裹在身上抵御风寒。而这个疯子，竟然乐此不疲，心安理得地常来常往了。我家西边住着一户姓聂的人家，孩子多，每逢这个疯子出现，就格外热闹起来。他们哄着让疯子干活，有时候还搞一点善意的恶作剧取笑他。没想到疯子也是有脾气的，有一次竟然抱起一块石头，将他们家的一口铁锅给砸了个底儿漏。聂家人吃了哑巴亏，废了一口铁锅不说，还要赔上一顿吃喝，然后将疯子好言好语地送到路上，让他流浪而去。

后来，我就不再坐在屋顶上了。因为我经常坐着的那处地方每逢下雨就漏水……

2000.10.4

生长在井里的白蘑菇

在遥远而广大的沙漠牧区，井是极其珍贵的，因为井里有水。如果没有一口像模像样的水井，即使再普通的日子都过不下去，还不得继续背井离乡？我的父辈们再也不愿意这样了，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走过来的，心里装着太多的苦。逐水而居，包括我的父母亲在内的牧人都把井看得很神圣。宁舍一群羊，不舍一口井，这话很有道理，一点都不夸张。羊没了还可以养，井没了就等于什么都没了，即使再找个地方打井，却难以保证能够成功，说不定就是个滴水不见的干窟窿。在沙漠牧区，这样的例子正经不少，不足为奇。

我家屋后的那口井，是牧业大队调动几个身强力壮的牧人打的，用了整整一个月的时间。用梭梭柴做井帮，用榆木做井口，用掺了马莲草根的黄泥垒井台。梭梭柴是一种非常坚硬的植物，生长期漫长，因此木质的密度很大，如果不是宁折不弯，是完全可以用来做牛车轱辘的，据说泡在水里百年不腐。用这种植物的根茎做井帮，坚固牢靠，十分令人放心。我知道，父亲将这口井看得很重要，总是小心翼翼地呵护着。事实也是如此，作为我家唯一的水源，这口井贡献巨大，功不可没。

如梭的岁月，在这口井的井口留下深陷的痕迹。那木头上竟然被井绳锯磨出了一道道凹槽，仔细想一想，就感觉有些惊心动魄。你想啊，一方是柔软的绳子，一方是坚硬的木头，双方却在漫长的过程中互为对手。坚硬的木头磨损了柔软的绳子，而柔软的绳子同样也磨损了坚硬的木头。那么，究竟是谁厉害呢？说来说去，还是时间这个东西厉害。所谓滴水穿石、以柔克刚，说到底是时间让岁月留下了抹不掉的痕迹。

井不深不浅，一盘驼毛大绳投进去刚好够着水面。天气晴好、阳光明媚的日子里，井口是敞亮的，水面倒映着湛蓝的天空和羊绒般的白云。每逢夏天七月流火的节气，这口井就成为了我们的“空调”，家人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井口度过的。一边饮着驼群和羊群，一边享受着从井里不断漾出的一股股清凉，抵御着那种难耐的燥热。渴了，舀一瓢清亮亮的井水畅饮一顿，肺腑立刻通透无比，心里也静下来了。心静自然凉嘛。

我常常像羊一样趴在井槽上喝水，觉得这样方便，省去了许多不必要的繁文缛节。即便是羊和骆驼喝过的水，我也觉得很干净，一点都用不着嫌弃什么。羊和骆驼很干净，它们吃的草很干净，它们喝过的水自然也很干净，就是这个道理。

接下来，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情。

这件事情同样与这口井有关：井里有蘑菇，或者说蘑菇生长在井里。与我们熟悉的生长在贺兰山里的紫蘑菇不同，生长在井里的是一颗白蘑菇。那天，我照例像羊一样趴在井槽上喝水，只是无意地转换了一个角度，便发现了那颗白蘑菇。白蘑菇静静地坐落在井里一根突出的梭梭柴上，然后让一缕像在黑暗中穿行的手电光般的阳光照射着。白蘑菇距离水面很近，宛如一个裸身沐浴的又白又胖的小孩子，沐浴罢了正端坐在那里小憩呢。于是，一个童话般的情景呈现在了我面前，仿佛有一种呼唤自井里传来，裹挟着一股沁人心脾的湿漉漉的气息。对于这个发现，我没有告诉大人，而是作为一个秘密藏在我的心里。我知道，大人对此没有任何兴趣，他们有自己的事情。

下井总是不如上屋顶来得那么顺理成章、轻快自如，这种行为本身就很反常，给人一种本末倒置甚至是阴森森的感觉。所以我要守着这个秘密，耐心地等待时机。我必须等到父亲不在家的时候，父亲是绝对不能允许我到井里去的。机会终于等来了，那天父亲走出屋子，向南边的一道沙梁走去，去寻找一峰快要下羔的母驼。根据以往的经验，父亲一时半会儿回不来。我像一只渴望太久的羊一样，向水井狂奔而去。趴在井口上我才意识到自己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怎么下去？踟蹰半晌，喜上眉梢，不是有现成的几根驼毛大绳吗？它们就拴在旁边一根用来临时拴驼羔的木桩上。于是，我将驼毛大绳连接起来，顺绳而下。绳子就像一条蛇，荡秋千般将我输送到了井里，同时也把我置入渐次幽深的黑暗之中。接近水面时，井口已经缩小成了一个碗大的圆。给我的感觉是天离得更远了，井口却成了一枚小小的圆圆的月亮。

怕吗？

有那么一点儿，但不是恐惧的那种。那颗依然静默着的白蘑菇已经近在咫尺，让我内心升腾的喜悦远远大于恐惧。希望唾手可得，我伸出一只手去。就在我即将收获那颗令我朝思暮想的白蘑菇的时候，突然感到井口的光线明显发生了变化，紧接着又摇晃了一下。出于本能，我抬头向井口看去。这一看不要紧，差一点让我脱手落水，后果不堪设想。是父亲站在井口上了。向上看去，此时的父亲似乎不是父亲了，而是一个奇特的怪物，那黑色的裤脚和白色的衣襟像是怪物的翅膀，在那里不怀好意地抖动着。天哪！我是真正的恐惧了。父亲站在井口自言自语地说了句什么，我根本没有听清楚，只是觉得水井在坍塌，井口在倾斜，天地即将一片昏暗。我所能做的就是努力地闭上自己的眼睛，不发出任何声音……

父亲以比一兜子水重得多的手感把他的儿子从井里提了上来。据父亲一次酒后回忆，父亲当时也恐惧了，也以为井里突然出现了什么怪物。那吊在毛绳上的，缩成一团并且瑟瑟发抖的“东西”，着实把父亲吓得不轻。结果可想而知，父亲于惊诧之后，继而呼啸如雷，将他的儿子摁在井口上狠狠地教训了一顿。

我伴着泪水和疼痛辩解：井里有一颗白蘑菇。

后来，那颗白蘑菇神秘地消失了。

2001.12.3

从针眼儿里漏下去的沙米

我们家居住的地方，叫“巴哈嘎顺”，是蒙古语，是苦水的意思。

草大约是不大嫌弃水苦的，也许草的命贱，得着水就会疯长。每逢夏秋之际，雨水总是比往日多些，我们所处的沙漠地带，便也绿意盎然了。尤其是聚了雨水的坑洼处，草长得格外茂盛，与浑黄的沙梁形成鲜明的对比，黄与绿交织在一起，像一幅言简意赅的风景画，是很能养眼的。但是，这些草由于根底浅，它的生长期也短，过不了多少日子就开始开花结果，然后回绿转黄，播下新的生命的种子后，就急匆匆地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于人而言，一生如果这样短暂，大约是很无奈的，也会有诸多感慨。不过，一花一世界，草也是这样，草肯定不会感叹自己生命的短暂，因为从生长到衰落，它已经圆满地完成了自己的一生。

再好的风景，也不能当饭吃。

定量供应的粮食就那么一点儿，多一斤都赊不回来，根本不够吃。羊是人民公社的，随意宰杀不得，否则就是挖社会主义的墙角，罪莫大焉。即便是娶媳妇嫁女儿这样的大事，需要宰杀一两只羊招待亲人，也必须由队长批了条子才行。童年的饥饿就是向母亲哭诉和讨要，没有别的什么办法。那时候我还小，两个哥哥也正好放假，离开学还有好长时间。大清早起来，由母亲率领着组成一支小小的参差不齐的队伍，带着麻袋和铁耙，向沙漠深处挺进，而且是走得越远越好。走得越远，收获就越大。这样一支小小的队伍，看上去就很有意思了。母亲说，走呀，秕谷子饿不死小家雀，我们刨食去。我们真的就像一群小家雀，叽叽喳喳地跟在母亲身后，到大自然中去索取食物。其中，可划入粮食范畴的一种野生植物，就叫做沙米。

沙米，将我的童年和少年濡养得野性而饱满。

顾名思义，沙米的就是生长在沙漠里的一种米。至于沙米的真正学名以及它的植物分类和属性，我至今都没有弄明白，随着年龄的增长就更懒得去追究了。沙米不似麦子和稻子那样有挺拔的茎秆和饱满的穗头，而是紧紧地附着在沙地上，浑身长满坚硬的小刺。尤其是在它由绿变黄，完全成熟了的时候，那浑身的尖刺就跟钢针似的，扎进人的皮肉里钻心地疼。就是这种很不起眼的浑身长满尖刺的植物，却是骆驼的最爱，是骆驼的美食，与梭梭柴一道成为骆驼的主要食物之一。在骆驼面前，沙米带刺的防卫功能不起作用。骆驼只要能够吃上一季的沙米，就膘肥体壮了，就双峰笔直了，就神采奕奕了。后来，我偶然听有关专家说，沙米的植物蛋白含量非常高，而且具有防风固沙、改善环境、保护生态的特殊功能。沙米这种植物的减少和绝迹，是西部的沙漠草场严重退化和沙化的重要标志之一。

真正是应了根深叶茂这句成语，沙米的根扎得很深，不断汲取着沙漠深处的水分，它的枝叶也因此伸展得很长很繁茂。一棵生长旺盛的沙米，能够将一座小些的沙丘彻底覆盖起来，可见它的能力和作用有多么大。在这样的植物面前，我们人类实在是应该怀有敬畏之心的，而不应该过多的索取。问题是，我们长久地被饥饿困扰着，有时候便顾不得那么多了。

沙米不仅是骆驼的美食，同样也是人们的美食，平民的美食。

以我童年的力气，拔一棵看似纤弱的沙米，往往在带出根须的同时，自己也得付出一定的代价，仰面朝天跌坐一个屁股蹲儿不说，手上也会被狠狠地扎那么几下。这是沙米在正当防卫，在捍卫自己的生命和自由不受侵犯。沙米的籽儿更小，小得能从母亲经常使用的缝衣服的针眼儿里漏下去，而且毫不费事。用手拔一拔沙米只能算做是童年的游戏，用铁耙子耙耧，才是正儿八经的劳动。这样的劳动，我们有一个专用的名词：打沙米。一个“打”字，看似平淡，却囊括了其中的诸多苦累和不易。不过，在铁耙子面前，沙米就仿佛是遭遇了古代的冷兵器，只能俯首贴耳，唯命是从，听从人们的摆布。早出晚归，烈日当顶，沙漠里最热的时辰，地表温度高达五六十度都是很稀松平常的事情。灼热的阳光直射下来，人的影子便往脚跟处聚拢，像一个黑色的沉重的铁坨儿坠在那里，直坠得人汗水淋漓、举步维艰，令人疑心是站在了地球的赤道线上。却不能停下来长时间歇息，因为这个时辰的秧子最柔韧，沙米不易脱落，那期盼着的收获就会更多一些。也有真正的鸟雀从头顶上飞过，又精灵一样地消失在我的视野之外。追寻着早已无影无踪的鸟雀，我难免心猿意马，遥望着深蓝的苍穹胡思乱想，人为什么就没有一对能够飞翔的翅膀？母亲说，鸟雀也是有家的。当不远处的草棵上难得地落了一两只鸟雀时，母亲又说，咦，那是齐全的一家人呢。说着说着，母亲就情不自禁地笑了，看着围绕身边的几个儿女……

一天的劳动其实只能收获一碗沙米。

以颗粒计算，这一碗好不容易积聚起来的沙米，绝对是一个庞大的天文数字。而这天文数字里的每一粒沙米，又都无不浸染着母亲和几个哥哥辛勤劳作的汗水。沙米打回来之后，还不能直接食用，还要经过几道工序。先是用簸箕反复地颠簸，剔除里面的草屑和沙土，再用清水淘洗；等到晾干了之后，再拿小石磨碾碎。这几道工序，虽然不是什么强度很大的劳动，但是琐碎繁杂，尤其需要有很大的耐心。这些活计也只能是由母亲来完成了。我在一篇叫《锁阳》的小说里，就曾经这样描述过：母亲簸沙米的耐心，大得像看不见的空气。既然沙米如此难得，用现在的话说，有这么多的附加值，家人吃起来很节俭，以稀粥为主，偶尔吃一顿精白透亮的沙米凉粉，就是大大的奢侈了。每次属于我碗里的稀粥或者凉粉总要稠一些或者多一些。在我细嚼慢咽的有些故作的品咂中，哥哥们的碗里早已经是空荡荡的了。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他们正是半大小子，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却经常吃不饱，经常饿着自己的肚子。或者，我也应该像哥哥们那样，应该从小就平等地领受刻骨铭心的饥饿，而不是得到特殊的眷顾。父母和哥姐们给予我童年的种种呵护，使我欠下了一笔无法偿还的债：大地般的恩情。

沙米很小，力量很大。

这首先要归功于大自然的馈赠，这是一种神示。其次是母亲。母亲是农民的女儿，她的关于“秕谷子饿不死小家雀”的理论与实践，不仅让我们度过了饥饿的岁月，而且个个身强力壮、无病无灾。

若干年后，我大学毕业，顺利工作，娶妻生子，亦为人父。有固定的工资收入，生活自然是大为改观。在物欲横流、灯红酒绿的城市，也尝过了不少生猛海鲜什么的，却总是忘不了那沙米稀粥或者沙米凉粉的味道。

沙米，平民的美食……

2001.12.3

舞着的二姐

有那么几年，已届天命之年，且又做了奶奶和外婆的二姐，和追求时尚与前卫的年轻人一样，对跳舞兴趣极浓，甚至到了不能自拔的地步。或周末、或节假日、或茶余饭后，闲暇之余，二姐稍事打扮和梳妆，像年轻人那样出入舞场。

据目击者说，二姐的舞姿堪称优美，够得上专业水平，颇能赢得舞场中人的好感。于是，主动邀请二姐跳舞的大有人在。我有一个当中学老师的朋友，平时在教书育人之余，不仅喜欢舞文弄墨，写点随笔之类的文章，也颇好跳舞。兴趣相同，又年龄接近，我的这个朋友便和二姐在舞场上自然而然地结识了，并且成了不错的舞伴。后来，这个朋友当着我的面，对二姐的人品和舞姿大加赞赏，并且告诉我说，你二姐这个人很了不起，令人尊敬。我和这个朋友关系很好，他的话我当然相信。不过，有时候也颇费猜疑，二姐性情开朗，平时又说又笑，我是知道的，但对二姐的好舞，却多少有点不以为然。因为在我的印象当中，二姐是终日劳作着的，黎明即起，为生计忙忙碌碌。人生苦短，日子都过不舒坦，哪来的此番雅兴？

为证实朋友所言的可信程度，我于一次家人团聚的宴会上，乘兴邀请二姐共舞。二姐没有犹豫，欣然应诺，在一支快节奏的舞曲中，跳得十分投入，步法娴熟，身形轻捷，一支舞曲跳下来不吁不喘，令我惊叹不已。他人给予热烈的掌声，我则追问其故。二姐也不作任何掩饰，如实地道出了这段经历，先是在家跟上录音机播放的音乐自学，后是出入那种很正式的场合，并发展了几个相对固定的舞伴。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电视远没有普及，录音机大行其道，台湾歌星邓丽君的歌声如雷贯耳。所谓正式的场合，无非是那种露天的舞场，条件简陋，人员混杂。循序渐进，时间长了，二姐的舞姿便大为改观，在舞场上引人注目。还有一条，就是那时候儿女们都大了，都有了他们自己的家庭或者工作，经常不在身边；二姐夫是一个单位的领导，平时也是忙忙碌碌的，还经常出差在外，家里便多少显得有点冷清。再加上二姐天性乐观好动，那么跳一跳舞就应该是一种挺好的选择，既锻炼了身体，又愉悦了心情，一举两得，何乐不为？

二姐一生曲折，这似乎又是命定的。

既然人的命天注定，那就只能接受事实。好在二姐生性乐观开朗，为人善良大度，从不因为命运多舛而患得患失、怨天尤人，尽管在这样一条现实主义的人生道路上走得磕磕绊绊，却也不乏诸多闪光的亮点，也曾经有过风生水起的时候。按说，二姐是我们家最有出息的人。十七岁的时候被借调当干部，整天风风火火地学习和社教，一路笑声不断，歌声不断。二姐是当时走出沙漠牧区的为数极少的女子之一，不仅对于自己，而且对于一个牧民家庭来说，都意义非同凡响。天有不测风云，怎知道一场众所周知的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开始了，一夜之间便葬送了许多人的大好前程，包括我二姐在内，只能卷起铺盖回家。虽然经历了这样一次沉重的打击，但二姐还是勇敢地直面现实，到大队部的民办小学当了一名教师。干一行爱一行，二姐同样将教师当得踏实勤谨、一丝不苟，对她的学生给予了慈母般的呵护，因此深受学生和家长们的爱戴和信任。二姐后来无奈地离去时，她的学生站在沙梁上恋恋不舍地送行，一个个哭成了泪人儿。我深深地明白，二姐是非常热爱这个职业的，很想成为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这个愿望甚至如影随形地陪伴她至今，成了她心里永远化不开的一个情结。

实在是没有办法啊，天不遂人愿，人能奈何？

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姐成家了，离开生她养她的牧区，生活在以盛产湖盐著称的大漠小镇，生儿育女，相夫教子。那时的二姐没有工作，二姐夫的工资又低，为了养家糊口，二姐起早贪黑，到处找零活打零工，甚是辛苦。若干年后，我们姐弟在一起聊天说笑时，还经常回忆起那时的艰辛岁月，感叹不已，唏嘘不已。在小镇生活那么多年，二姐将泥水匠、豆腐匠、地毯匠、铁匠统统干了个遍，而且在每个行当里都是出类拔萃的，从来没有落到别人的后面。二姐不是个时时处处都争强好胜的人，但是绝对不甘人后，这也是她的性格所致。我还记得的，那年春寒料峭的一个凌晨，二姐拖着一辆板车，领着我做伴来回走了十几公里，给一处建筑工地运送砂石料。天冷得出奇，冻得我直哭鼻子，不但没给二姐搭把手帮上忙，反而成了累赘。二姐就再也不让我给她做伴了，自己黑灯瞎火地坚持了整整一个月。可二姐竟然乐呵呵的，回到家里又唱又笑，还要抽空看几页书，抄几段自己喜欢的歌词。二姐还用打零工挣到的钱给我们买过一次香蕉，一人一根，不偏不向，平均分配。那时候物质匮乏，供应紧张，国营商店里难得地进了一批香蕉，立刻遭到人们的疯抢，主要是想尝个稀罕。我也是第一次见到香蕉，当时非常奇怪水果怎么可以长成这种模样？圆不圆扁不扁的，滋味也不同于苹果和梨，可见我那时是多么的孤陋寡闻啊。多年以后，二姐的境况才有所改变，到商业部门正式参加工作，当了一名柜台售货员，终于捧上了铁饭碗，成为了公家人，虽然工资收入微薄，却也算是少了一份后顾之忧。也许是那好唱好跳的性子沉潜得太久的缘故吧，当了售货员的二姐，又成了他们单位的文艺活动积极分子，每逢节假日演出，二姐的身影便出现在舞台上，和一帮姐妹们舞之蹈之，不亦乐乎。二姐让我看过她们演出时拍摄的照片，个个装扮得花红柳绿，只是那悉心涂抹上去的胭脂，无法彻底掩饰脸颊上的几多褶皱，毕竟是岁月不饶人啊。时世流变，二姐参加工作没有几年，又赶上了商业改革的大潮，二姐便无怨无悔地提前退休了。

退休的二姐在家闲不住，又自谋职业开起了饭馆，自己掌勺当大厨。砂锅饺子、蘑菇面，虽说是家常便饭、小本生意，由于饭菜的分量足味道香，吸引了大量的回头客。小小饭馆，生意红红火火，在小镇上出了名，许多人慕名而至，就为了吃一口那色香味俱全的砂锅饺子或者蘑菇面。这慕名而至的客人中，就有我前面说过的那个当中学老师的朋友，这个朋友后来也成了二姐那个小小饭馆的回头客之一。关于二姐开饭馆的诸多信息，还是他告诉我的。提起二姐做的砂锅饺子和蘑菇面，我的这个朋友赞不绝口。朋友是教书育人、舞文弄墨之人，总喜欢将一些看似平常的问题上升到某个高度加以分析，他说二姐的小小饭馆在那个巴掌大的小镇为什么如此红火，经久不衰？原因无非是“诚信”二字，诚者，信也。做人如此，做生意也是如此。我听了当然不会多说什么，心里却想，还用得着你这样讲吗？

我对二姐怀有深深的敬意。

除过姐弟之间那种永远掰扯不开的血缘亲情，还因为二姐对我恩重如山，她曾经像母亲一样呵护过我。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到考上大学，我在二姐家生活了六年，朝夕相处的那份关爱实在令人刻骨铭心。有一天晚上，吃了猪骨头炖粉条后不小心着了凉，我在半夜里闹起了病，肚子胀得跟一面鼓似的疼痛难耐，服了药还是不管用。二姐便把我搂进她的怀里，反复揉搓我的肚子，直到天亮才浑身轻松下来。那时二姐已经怀上她的小儿子冬冬好几个月了，我能够感觉到当时冬冬在二姐的肚子里不安地动来动去。还有一次，我在参加学校勤工俭学劳动时，不小心碰倒了支在旁边的三角屋架，将左边的锁骨砸断了。二姐夫出差在外，二姐找到学校的领导，哭闹着要求必须把我立即转到旗医院去，直到学校专门派了一名老师带我坐上了去旗里的班车才放心。班车缓缓地开动了，二姐还孤零零地站在秋风中不忍离去……凡此种种，我不仅在与二姐的朝夕相处中渐渐长大，同时也成为了二姐怎样在困顿中苦苦挣扎的见证人。只是那时候少不省事，无意对此心存反思。

还不仅仅如此。

大学毕业后，我先是被分配到一所新成立的中学当老师，几年后又被调到党政部门当秘书，跟着领导常年下乡搞调研、写材料，除了节假日，很少有时间和机会回家看望父母和二姐。此后的几年里，我成了家有了孩子，因工作多次变动而四处奔波，心神不定；父亲也患病去世了，留下瘫痪多年的母亲。一时间，我们这个原本完整的大家庭变得不那么完整了，少了过去那种其乐融融、欢声笑语的氛围。其中，生活完全不能自理的母亲尤其让儿女们操心，需要有个人寸步不离地守护着才行。商量来商量去，这个艰巨的任务最后还是落到了二姐的身上。二姐后来提前退休，也与母亲有关。此前，二姐是一边上着班，一边照看着瘫痪在床的母亲。二姐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走到哪里就把母亲带到哪里，其中的辛苦和操劳可想而知。于是，在家乡小镇的露天舞场上，就会时不时地出现这样一道特殊的风景：一位坐在轮椅上的老母亲，被同样已经不怎么年轻的女儿推着来到舞场旁边。女儿伏下身对老母亲耳语了几句，老母亲轻轻地点了点头。女儿安顿好老母亲后，就进到舞池里和她的舞伴跳起了舞。在或震耳欲聋或轻柔曼妙的音乐声中，坐在轮椅上的老母亲目光追逐着她的在舞池里旋转着的女儿。阅尽人间苦难、大善大德的老母亲的目光是沧桑的，更是慈祥的。老母亲很平静地笑了，被女儿的热情和奔放感染了，暂时忘记了病痛的折磨。也许，看着眼前的女儿，老母亲会在命运的沧桑和漂泊中回忆起自己曾经年轻的岁月，尽管已经是那么的遥不可及。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二姐。

二姐之所以这样，一来是把母亲推出来散散心，听听音乐，看看热闹，对身体有好处；二来也是二姐过于寂寞了，过于疲累了，需要放松一下自己。后两年的母亲，尽管大脑还很清醒，却基本上是处于失语状态的，其他儿女去看望的时候，得由二姐在旁边作翻译，进行现场解释，我们才能明白母亲的手势和呜呜哝哝的话语。我们的母亲八十而终，可称长寿，这与二姐的悉心照料密切相关。

关于二姐推着老母亲去舞场的事，二姐自己说起过，我也在我当中学老师的朋友那里得到了证实。朋友说起这一件事时，有几多慨叹，有几多同情，更多的则是由衷的感动。感动之余，将我狠狠地指责了一顿：父母在，不远游。可你倒好，撇下老母亲，携着妻女去了外省。为儿不孝啊，没有给母亲养老送终。

母亲去世多年，二姐在一次酒宴后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有一次，她把母亲给丢了。也是在舞场上，照例像先前一样，二姐安顿好母亲后，就放心地去跳舞了，事先没有任何预感。跳着跳着，不知道是因为什么舞场开始大乱，跳舞的人和观看的人混杂在一起，搅成了一锅粥，鸡飞狗跳，人声鼎沸。二姐急忙退出舞池，挤出人群，向母亲奔跑而去。还是迟了一步，母亲不见了。情急之下，二姐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一边大哭大喊着，一边在人群中挤进挤出，寻找丢失的母亲。还好，有惊无险。过了一阵后，母亲被赶来维护舞场秩序的警察推着，平平安安地交给快要急疯了的二姐。就这样，当着那么多人的面，二姐被这个好心的警察狠狠地批评了一顿，可怜的二姐当时只有一个劲儿地道歉，一个劲儿地表示感谢。从此以后，二姐就再也不敢将母亲推到舞场去了，生怕再出现什么意想不到的变故，对谁都无法交代。

这个故事讲完了。

我和二姐一时无话，都陷入了沉默。是那样一种很深的沉默，此处无声胜有声。我垂下了头去，不敢再多看一眼坐在面前的二姐，尽管二姐讲这个真实的故事的时候，并没有一丝一毫要责怪我的意思。我也知道，二姐是很想给我讲一些事情的，包括她心里的苦闷。因为人都有倾诉的愿望，尤其是面对她信任的亲人和朋友。可是这个关于母亲的故事，却让我震动了，继而产生深深的自责和惭愧，尽管母亲离开我们已经多年。这个关于母亲的故事，让我除了自责和惭愧，还有忧伤，还有悲凉，是那种不可轻易言说的忧伤和悲凉。

后来，书读得多了，尤其是当我读到有关古今中外许多伟人平凡生活的细枝末节时，会油然地联想到我的不再年轻的二姐，便也有了一些新的感悟。这就是，德行比理想更重要，更有说服力，也因此而更有力量。德行的表现往往是琐碎平凡的，却能够让人获得高尚的品格。

舞着的二姐……

2000.3.8

怀念一个女孩

这个女孩叫静。

怎么说呢？我和静的相识，其实毫无诗意可言，更谈不上什么浪漫。平平淡淡，因为我们同在一个单位工作，她比我晚来一年。我做秘书，静是打字员，为了业务方便，一墙之隔，分别坐两间办公室。我写出来的各种材料，一般都由静打出来，然后交给我进行校对。领导通过了，再由静重新打印出来。那时候还没有电脑，静用的是老式的打字机，两眼紧盯着拣字盘，劈里啪啦，一个字一个字地往上面敲，很辛苦的。遇上开什么重要的会议，可就苦了秘书和打字员，加班加点是家常便饭，有时候还要连轴转。我常常会因此而生出这样的感慨：无论在哪个部门或者什么样的单位，秘书和打字员像是天生的一对冤家，见不得，离不得。

静的个头不高，长得小巧玲珑，皮肤白皙，浓眉大眼，鼻颊间分布的几颗淡淡的雀斑，恰好映衬出一个女孩的活泼和调皮来。静是那种想笑就笑、说怒就怒的女孩，想法和观念都比较新潮，满脑子的奇思怪想。譬如，她对爱情的解释就很有意思：爱情是什么呢？就是既有爱人又有情人，像是喝完中药后再吃一粒水果糖。以静十九岁的年龄是绝对不会有这样的经历的，据我所知，她还没有正式谈恋爱呢。静的这种观点，无疑是从哪里贩卖来的一种时髦，或者道听途说，或者是从小刊小报里面拣来的。女孩嘛，正处于青春期，又刚刚参加工作，有一些奇思怪想不必大惊小怪的。不过，时间长了，就不是那么回事了。每逢静在的场合，其他人虽然也在谈笑，但明显是有所克制和防备的，生怕那句话不周到，给自己惹来不必要的麻烦。静不是这样，说话不设防，口言无忌，说到高兴处还伴之以嘻哈笑闹，听者无不咋舌面面相觑。渐渐的，静的影响便不怎么好，只有几个毛头小伙子公蜂似的围着她转悠。静倒是一副无所谓的样子，甚至满心喜欢，信心十足地在机关大院里蹦来蹦去。

以我对静的观察和了解，静是属于那种有口无心的女孩。这样的女孩，反倒很有些可爱之处。一旦得空清闲下来，和这样的女孩说说话聊聊天，是一种很好的放松心情的方式。当然，这里面肯定有一个“度”的问题，包括说什么话、互相之间的距离等，都必须把握得恰到好处、不温不火。否则，一言不慎，一语不周，既伤害了对方，又使自己追悔莫及，那就没什么意思了。人们常说，距离产生美，是很有一些道理的。有时候保持适当的距离，其实就是对双方的尊重，既尊重了对方，也尊重了自己，那么二者之间的关系和友谊才能维持长久。这个道理人人都懂，但未必人人做得都好。后来，我们的主任在一次小聚的宴会上说，机关不论大小，都是敏感的地方，说话行事应该慎之又慎。打个比方，你在办公室工作时，有女同志进来找你办事或者说话，门是必须开着的，哪怕留个二指宽的缝儿也行，绝对不能关死。否则，一旦发生什么意想不到的事情，浑身是嘴也说不清楚。我们的主任就是从秘书一步一步干上来的，他的这一席话，既是经验之谈，也是肺腑之言，显然是在向我作出某种暗示和提醒。因为这一条规章制度里没有，更不可能像标语一样写在墙上。没有不等于不可能发生，说穿了，这是一条“潜规则”，而且行之有效。我当时听了，虽不是“战战兢兢，汗出如浆”，却也头皮发麻，四肢僵硬，半天才缓过劲儿来。心想，即便是一不小心踩上了地雷，也不过如此吧。更何况，我和静本来就没有什么事情，我们之间的距离始终保持得很好。这不是冤枉我了吗？不过，我还是默默地接受了主任的规劝。因为主任的规劝，毕竟是善意的。

我开始有意识地疏远静。

后来，静有一段时间没有上班。我感到很是奇怪，蹦蹦跳跳的静为什么突然不来上班了呢？是不是听到了什么闲言碎语。这时也才意识到最近办公室真是比以往安静了许多，尤其是隔壁的打字室从早到晚静悄悄的。如此说来，我是一个多么木囊的人，而且这个事实在以后的日子里被反复地证明了，这也是我后来执意离开行政部门的缘由之一。问了其他人，我才知道静生病住院了，病情还挺严重，需要长期治疗，甚至是十年八年都有可能。这怎么可能呢？一个豆蔻年华、青春奔放的女孩，一个才参加工作、刚刚步入社会的小小年轻人，怎么这样快就被病魔缠身了呢？怀着一颗忐忑不安的心，我去看望静，去的时候只有我一个人。在去往医院的路上，我想了很多安慰的话，借此表达我的祝愿和真诚。尽管这样的祝愿比别人晚了许多，而且这样的真诚也显得过于世俗了。

静躺在洁白的病床上，安安静静的样子。生了病的静从表面上看不出什么太大的变化，依然是那样小巧玲珑，只是脸色有点苍白，眼睛似乎也比过去大了一圈。病中的静反而比过去漂亮了，清爽了，加上那样一份安静，像个古书里描写的大家闺秀似的，假如手里再捧上一本书，那就更加像了。如果放在过去，以我和静保持得很好的距离和友谊，我是完全可以开一开这样的玩笑的，静也肯定十分乐意接受。现在不行了，为什么？一是静生病了，需要安静，越安静越好。二是我已经疏远了静，想必静也是知道的，静是个聪明的女孩。再说了，主任那次暗示和提醒我的一席话，让我心里产生了一种纠结，无形中有了心理障碍。再像过去那样无拘无束地和静开玩笑，即便是无伤大雅的玩笑，也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儿。好在静并不在乎什么。看得出来静对我去看望她，她是真心欢迎的。还是像过去那样，安静了一会儿后，静就又说又笑的。静说，自己在人世间无忧无虑地走了十九年，什么也没有留下，却生了这样一场大病，拖累家人和单位。这算不算是报应呢？因为和自己的名字相反，自己太不安静。我无言以对，一时真不知道应该怎样安慰她才好。原本活泼开朗的静居然说出这样离奇的话，一下子将自己遁入宿命的深渊。我们默默地面对，静苍白的脸颊难得地透出一缕红晕。

出乎我意料的是，静向我提出了一个要求，写点什么吧。

静知道我在忙碌的工作之余，写一写散文随笔什么的，小说也偶尔为之。她也是偶然从报纸上看见的，因为用的是真姓实名，很容易“对号入座”的。那时候，在我所在的小城里，喜欢文学创作的人虽然不在少数，但是能够发表作品的却不多，甚至可以说是寥寥无几。也因为少，才显得稀罕，很容易引起人们的注意。那么，静能够注意到我发表的作品，便在情理之中了。静不可能针对我的作品发表什么评论和见解，仅仅是注意到了，同时也有一些好奇而已。所以，静说让我写点什么时，我一时没有反应过来，感觉有点突兀。静这是在鼓励我吗？想想又觉得不是。后来，看着静期待的眼神，我才突然醒悟过来，静是要我写一写她，写一写一个病中的女孩。

静的这个要求并不过分。我没有任何理由拒绝，我答应了。

写些什么呢？我想得很苦。静的人生经历是再简单不过的，高中毕业，没有考上大学，紧接着参加了工作，而且工作在重要的部门和机关，所谓顺风顺水，波澜不兴。显然，静不需要我写这些。对比静生病前后，她的神情和心境判若两人，这才是最要紧的，有一种不胜细述的哀伤，脑海里总是拂不去“命若琴弦”这四个字。

是的，命若琴弦。

人的一生只能拥有一次生命，或长或短，因此弥足珍贵。生命又是一种极易消耗的物质，有时候也许很强大，但更多的时候是非常脆弱的，像一块透明的玻璃，实在经不起碰撞。纷繁复杂的社会和生活却使生命时常处于危险之境，唯恐避之不及。所以，就有了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和生命相对应，成为生命存在的衍生和生命消失的附庸。命运这种东西，大多时候不可捉摸，又总是让无数的人深信不疑，进而产生宿命的认同。太多的人正是依靠这种虚无的精神状态，才活得有滋有味。静现在大概就是这样一种心态，对自己的境况开始不抱什么幻想，大有听天由命、顺曲终人的意思。

显然，静也不需要上述这样的文字。

无论怎么说，生命诚可贵。看着病魔在静的体内悄无声息地侵蚀着一个鲜花般灿烂的生命，我想，人类那么多的财富和智慧，却对自身的许多病痛束手无策，同时又处心积虑、不惜血本地制造高精尖武器，足见用的不是地方。战争与政治，一个是流血的政治，一个是不流血的战争，说到底还是因为生命的可贵。可贵到了自私，自私到了不择手段，不择手段到了非消灭异己不可。凡事就怕矫枉过正，就怕走向极端和反面。也就是说，人类对待生命既有理性的一面，又有非理性的一面。对财富和智慧的浪费，就是对生命的扼杀，人类陷入自己设置的圈套和悖论之中。由此说来，病魔施加于人的痛苦，便具有某种平等性，不包含任何政治和经济的成分。写下上述这一段文字，似乎是亵渎了静。可我不是医生，只是一介舞文弄墨的庸人。我的意愿其实只有一个，就是演绎生命的可贵，包括无奈。

静是一个真实的女孩。

当静知道了自己的病情后，还是忍不住地哭了，泪水涟涟。医生说，静得的是一种怪病，即所谓的硬脾症。我现在懊悔自己对静的疏远，有一种财富是完全可以给予的，这就是出自内心的真诚。我完全可以和静平等地交往，对她报以理解和微笑。静有一次很认真地对我说她有些怕我，然后静就笑了。怕是什么意思，可作多种理解。往后的一些日子里，我确曾默视过静的背影，而不敢面对那双明澈的眼睛。静虽然是一个单纯的女孩，可她那套“爱情理论”还是吓退了我。结果可想而知，我从此疏远了静，很少与她交谈，关闭了自己内心世界的门扉。往往是这样的，我们能够宽恕一个人一生的过错，却不能够原谅一个人一句无意的疯话。我们为什么可以挤过去一道又一道门槛，最终还是逃不出自己？我想，原因就在于缺少对生命真实的认知，缺少真诚和包容，最终让自私和狭隘占了上风。

还是泰戈尔说得好，留下了关于生命的不朽赞歌。“我们的生命就似渡过一个大海，我们都相聚在这个狭小的舟中。”说得多好啊，在这个狭小的舟中，人来人往，熙熙攘攘，最值得珍惜的是我们的相聚和拥有。据说泰戈尔一生都在幻想生命和宇宙的合一，每天早晨起来，长久地面对从远古走来的太阳之神，追求忘我，追求“天人合一”。这使我们感知了这位老人心胸的博大，感知了他孩子般的纯真和善良，更感知了生命的可贵。

不巧的是，这篇文章写出来的时候，静已经离开我们共同生活着的小城，转院去了大城市的医院继续治疗。静的离去，让我多了牵挂，甚至怀念。但愿我这篇苍白的却不失真诚的文字，能够陪伴静走过她人生最艰难的时刻，战胜病魔，早日康复，然后蹦蹦跳跳地回家来。然后或轰轰烈烈、或缠缠绵绵地谈一次恋爱，找到她真正心仪的、值得将自己的一生交付出去的爱人。

怀念一个女孩，从此成为我记忆里的一道风景……

1992.2.11

送一束鲜花给你

在与别人的交往中，我一向对女性格外尊重，唯恐因为语言不周到什么的，无意之间伤害了对方，谨小慎微也就在情理之中了。当然，有时候也不妨开开玩笑，但说话一定要得体，不能说过了头。反之，我希望对方也能如此这般，尤其喜欢那些窈窕淑女们在我眼目中留下久长而曼妙的好印象，内心就会多一份鸟语花香。在人世间，这是一道亮丽的风景。所谓赏心悦目，大概就是这个意思。

却就有“无意的伤害”，有时候真是让人始料不及。

我有一位非常要好的朋友，既是大学同学又是老乡，而且在同一个部门的大院里工作多年。更加有意思的是，后来我们两家还住到了同一座机关家属楼上，朋友家在四楼，我家在一楼，朝夕相处，来往密切。工作之余，两家在一起吃一吃饭、聊一聊天、打一打麻将什么的，是常有的事情。朋友的妻子（以下简称友妻）人很漂亮，是窈窕淑女那种类型，与我同龄，论月份要比我小几个月。因为朋友比我大两岁，我必须称呼友妻为嫂子，这是规矩，自古如此。既然是自古不变的规矩，那就随便更改不得，更何况我又是个特别遵守规矩的人。因此，我对友妻一向循规蹈矩，尊重有加，从来不说一句过头的话。十多年里，两家相处得不错，是让人羡慕的好邻居。

后来，我携了妻女离开家乡的大漠小城，求职于据说“有凤来栖”的塞上古城银川。朋友一家仍栖居于家乡，我那朋友仕途也还算顺利，几经辗转后终于官居一个要害部门，大有呼风唤雨的势头。两家从此分而居之，但只有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虽说来往不比以前那么方便和频繁，见面总是少不了的。每次相聚叙谈，气氛是和谐的、欢愉的，使人流连。过了几年，家乡小城的机关人员实行分流政策，友妻乘势将手里的铁饭碗暂时放在一边，举步进入商海。友妻从小打小闹开始，逐渐积聚财富，头脑灵活、勤奋努力再加上运气颇佳，几年时间便发了，有了几十万的赚头。友妻从此声名大振，成为家乡小城屈指可数的富婆之一。身处异乡，举目无亲，又在清水衙门似的文化和教育部门供职的我和妻子，多多少少有点像鲁迅先生笔下的孔乙己，与友妻一家相比，真是寒酸得可以。俗话说，人比人活不成。我们一家倒也释然，心无二用，坦诚视之，不羡他人富有，但求昔日友情不衰。友妻已是商海中人，业务繁忙，应酬颇多，偶尔来银川办事，我们一家得知后发出邀请，一顿便饭恭候。友妻并不嫌弃，席间笑逐颜开，风采依然。我就会止不住地这样想，友情为重啊，十多年打下的基础，是够坚实的。

渐渐地，气氛就有一些不对劲儿了。

先举一例。友妻又到银川办事，住的是朋友的朋友为他们包下的宾馆房间。朋友呼我，我放下手头的事情急急赶了过去。但见友妻端坐在床上，正容光焕发、顾盼有姿地抚弄着自己的一头黑发，看样子是刚刚从哪家专业的美发厅里出来。友妻神情冷漠，见到我说的第一句话竟然是这样的：“你以为你是谁？真是城市人啦？哎呀，你也穿名牌T恤？还是李宁牌的，过来让我瞧瞧是真是假。”瞬间的感觉是，我的脸被凭空横飞过来的砖头狠狠地砸了几下，而且一下比一下厉害，血液里也掺进了从砖头上剥落下来的沙子。我失语了，愣在猩红色的地毯上不知所措，站也不是走也不是，气氛立时变得十分僵硬。我这样一个一米七几、体重八十公斤的汉子，就这样被一个女人给击倒了，当时连反击的机会都没有。恰恰是，这个打击我的女人还不是别的什么人，正是我一向尊重有加，友善地相处了十多年的朋友之妻。不就是发了财吗，何必如此羞辱他人？更何况我并不会有求于你。如果不是看在朋友的面子上，我想我当时最好的选择只能是这样的：一言不发，掉头离去，留给朋友和友妻一张沉默的愤怒的背影。接下来我却这样说服自己，也许友妻是有口无心罢了。两家人相处得时间长了，说话不设防，其中也不排除调侃一下往日的朋友。何必较真呢，累不累啊？

再举一例。常言道：“人一阔，脸就变。”还真是这样的，一点不假。还是在那个宾馆那个房间，过去了一些时日，朋友又呼我。朋友的意思是他的工作又有了新的调整和变化，虽然官升一极，却离开家乡的小城远了，大概有六七百公里之遥。朋友这样一说，我没有拒绝的理由。一来应该向朋友表示祝贺，二来是在一起叙叙友情，毕竟以后见面的机会少了许多。这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同去，事先订好了饭局。但见友妻浑身珠光宝气，打扮得俨然一个年轻漂亮的贵妇人模样，在房间里和两个衣冠楚楚的客商谈笑风生。友妻看见我们时，脸上竟又有些不屑，表情不冷不热地打了一声招呼后，让我们稍等，意思是她这会儿很忙，正在和客商谈生意。我们一家三口便很知趣地退回到宾馆的大厅里，坐在沙发上等了起来。怎知这一“稍等”，让我们一家三口在大厅里“凉快”了两个多小时，以致坐立不安，无所适从，让大厅的服务员都对我们不耐烦起来，开始用怀疑的目光远远地监视我们，那种滋味真是太难受了。我妻子虽属女辈，性子却比我要烈，难忍其羞，几次要拂袖离去，经我再三好言相劝，才勉强同意留下来。可想而知，这顿饭吃得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与其这样，还不如不吃。回家后，妻子将我好一顿责怪，我只能是保持沉默，咬碎的牙往自己的肚子里咽。

我想，该结束了。

“常思己过，莫论人非。”接下来的几天，我处在恍惚与悲哀之中。我弄不明白哪儿出了问题。我首先检点了自己的言行，是不是在不知不觉中伤害了友妻？是不是我自己在不知不觉中变得世故起来，而对别人的富贵产生了嫉妒？如果真是这样，友妻的那种冷淡倒是一剂醒药呢，我应该感激才是，而不应该有愤怒的表示。不，不是这样的。我不曾因为自己贫穷而对他人产生过嫉妒等卑下的心理，更没有因为嫉妒而对他人有过什么伤害。羡慕也许是有的，那也仅仅是羡慕，羡慕不等于觊觎，觊觎才有可能殃及他人。我珍重友情，从不窥视和觊觎他人的财富。既然心无旁骛，那么我应该泰然处之才是，又何必患得患失？无非是生活中少了一个朋友而已，又不是什么伤筋动骨的大麻烦。

因之，我想的还是，该结束了。

生活又往往会出现某种戏剧化的情节，有时候简直比戏剧还要戏剧。如果没有这样一个戏剧化的情节，我是绝对不会写这样一篇文章的。和朋友两口子吃完那顿别别扭扭、疙疙瘩瘩的“告别”饭后，我当时那种不愉快的心情，也随着时间的推移平复了许多。谁知过了没有几天，我那朋友又呼我了。这一次朋友不在那个让我两次自取其辱、抱憾而返的宾馆，而是在附属医院。朋友在电话里说，友妻因为胃癌住进了医院，已经做了手术。这个不幸的消息太突然了，有如空穴来风，怎么可能？前几天我们还在一起吃饭呢，友妻满面红光、神采奕奕的样子，根本看不出来有什么大病的征兆。朋友说他刚开始听到这个结果时也不相信，友妻只是平时肠胃不大好，临时吃一吃胃药就可以了，好像没有这么严重。这次友妻陪她的一个关系非常要好的姐妹到医院检查，在这个姐妹的一再劝说下，友妻也顺便做了检查。结果大出她们的意料，简直像开了一个很不负责任的玩笑。友妻的这个姐妹有惊无险，友妻却在无意间查出了胃癌，而且是晚期，情况相当严重。友妻的胃几乎全部被切除，癌细胞已经扩散至淋巴。所幸被医生发现了，否则连手术台都上不去。在电话的那一头，朋友的情绪极度低落，最后说了声：完了。

完了。

这样的变故太突然了，对朋友的打击太大了，太残酷了，我开始担心他承受不住。说句实话，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让我一时有些怀疑它的真实性。然而这又是确定无疑的，我的心情又变得很复杂，总觉得事情有些不可思议。我的内心被纠缠着，宛如一只漂在水面上的葫芦，这一头按下去，那一头又浮上来，如此再三，反复无常。我承认，我内心极其隐秘的地方，一开始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洁净高尚，是暗藏着一个小鬼的。它在关键的时候，很鬼祟地溜了出来，并且呈现在我的意识里，让我不能无视它的存在。这是善与恶的纠缠，这是对一个人心灵世界的考量。

我首先得让自己“静”下来。“静”是最有力量的。

我终于静下来了。这个时候，我想我必须放弃一切私心杂念和小肚鸡肠，到朋友那里去，虽然帮不了他们什么忙，但至少会给他们一点安慰，哪怕是一点点，有总比没有好。还有就是，朋友之所以打电话给我，说明朋友信任我，仍然视我为朋友。我问朋友，需要什么吗？尽管说，我一定努力去办。朋友后来告诉我，友妻想听蒙古民歌，最好是德德玛的原声磁带，越齐全越好，其中一定要有《蓝色的故乡》和《美丽的草原我的家》。我答应了，然后用两天的时间跑遍了银川城区的大小音像店。

当我出现在医院的病房门口，我的手里还捧着一束洒满露珠的盛开的鲜花。已是深秋季节，窗外秋风肃杀，片片黄叶在飘落。但愿我送上的这一束鲜花，能够给病中的友妻带去一缕春天的芬芳和气息，以及我真诚的祝福……

1999.11.4

同学的故事

——为毕业三十年同学聚会而作

凡是有过求学经历的人，谁没有自己的同学？或者小学，或者中学，或者大学。也会有那么几个格外相知的同学，朝夕相处，往来密切，无话不谈。即使毕业后分别多年，也经常互相联系。常思念，勿相忘，友谊地久天长，真是再好不过了，令人称羡。

我说的这个同学却有所不同，主要是这样几个方面：一是同学的时间长，从小学、初中到高中都同时在一个班，这种情况比较少见；二是同班将近十年（那时是九年学制），这个同学竟然只和我说过一句话。这种情况非常罕见，真是不可思议，甚至是匪夷所思；三是毕业后我和这个同学整整二十年没有联系过，见面就更谈不上了。当然，这一条并不奇怪。奇怪的是，我们后来就共同生活在同一座城市，竟然相互之间一无所知。

我的这个同学叫“她”。请允许我不告诉你们她的真实姓名。

她，一看这个字眼和称谓，就知道是一个女同学。这个女同学可是非同一般，绝对的美人坯子，从小到大，她的漂亮和美丽是大家公认的，包括男女老师和男女学生，都对此没有任何疑义，看法和认识是惊人的雷同和一致。据我后来所知，即使毕业后参加工作，走向社会，她同样惹人注目，追求者如过江之鲫，为官者、经商者、舞文弄墨者、教书育人者、穿白大褂拿手术刀者、穿军装戴大盖帽者均有之，但是都被她善意地拒绝了，这或许意味着与权力、金钱、地位、荣誉擦肩而过。她最后还是嫁给了工人阶级老大哥，一名普普通通的铁路员工。就凭这一点，我特别佩服她、赞赏她。为什么？不趋炎附势，不为金钱诱惑，不虚荣自己，不羡慕他人，一颗平常心，一世真感情，实在难得（这是后话，在这里不提也罢）。当初也有同学说，她是一朵艳丽的校花。我们知道，校花多多少少会有贬义之嫌，用在她身上显然不合适、不恰当，有辱人格。在小学的时候，她是一个特别沉静的女孩子；上高中的时候，她依然是一个特别沉静的少女。总之，在我的印象中，她从小到大都是沉静的，不骄横跋扈，不张扬浮躁，不忸怩作态，用现在的话说是做人特别低调。她好像并不知道自己的美丽和魅力，在众多羡慕的眼光中我行我素、独来独往（她是有那么几个闺蜜的，她后来告诉我的），就这样渐渐长大，直到高中毕业。

作为同学，我们是看着她“长大”的。

其实，依我之见，她从小到大始终有一个隐含的表情，可能连她本人都没有意识到，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忧郁”，即使是多年后依然如此。恰恰是这种忧郁，给予她独有的气质和魅力，而不仅仅是美丽。否则的话，她的美丽便显得过于单纯了，当然单纯也是一种美丽。这说明她的忧郁是与生俱来的，不是她刻意装出来的。问题是，就像性格决定命运、细节决定成败一样，她性格的特点或者说是优点，即沉静和忧郁，还有那么一点固执，都同时成为缺点，这使得她在后来的人生道路上总是磕磕绊绊，总是不尽如人意。若干年后，我们同在一座城市的几个同学小聚时，我曾经当着大家的面就这样分析过。包括她本人在内，一桌的同学先是噤声不语，继而颔首默认。

我说，骨头和血液里面的东西，没有办法啊。

还有一件没有办法的事情，就是她的形象和身影也曾经盘踞在我生命视野的某个高处，也曾经让我脆弱得一塌糊涂。美，有时候是一件有毒的武器，很能够具备摧毁的作用，而且在表面上不留什么明显的痕迹，有点像核辐射那样。我想，这没有什么羞于示人的，时至今日说出来无妨。即使这一篇文章让我的妻子看到了，或者让她的丈夫看到了，也不会产生什么意想不到的副作用吧？当然事先声明一下也许是必要的。

实际上，我决定写这样一篇文章的时候，已经是三十年以后的事情了。用台湾诗人余光中先生的话说，人到中年，自己就是一把伞，什么样的风雨都躲不掉。我们都已经是人到中年，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风雨雨、坎坎坷坷。值得欣慰和自豪的是，当年毕业的我们，一路走到今天，成为了我们国家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亲历者、见证者，同时也是受益者。就拿我自己而言，没有改革开放，没有恢复高考，就没有我上大学的机会。那时如果上不了大学或者中专什么的，对一个家在牧区的孩子来说，这一辈子只能作为回乡知识青年继续接父母的班，继续将牧民进行到底。我学习成绩还比较好，最好的出路很可能就是回乡当一名民办教师，然后终其一生。那年我十六岁，作为当年将近六百万考生大军中的一员（据说录取率只有百分之四），作为我们学校文科班当年唯一考上大学的一名学生，我由衷地感谢邓小平，感谢解放思想、改革开放的方针政策。说到底，思想解放的根本还在于人的解放。

现在已到中年的我们，或为人夫父，或为人妻母，各自都有了稳定的家庭和事业，已经不是当初那个脆弱的不切合实际的充满幻想的年龄了，更不可能“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就像有一首歌里唱的那样，平平淡淡才是真。恰恰因为是同学，才会有这样的一篇文章，权且当做小小的回忆录，奉献给我们这一届中学同学毕业三十周年的聚会，算是向同学们交了一个不大不小的差事吧。不过，写文章就像下棋一样，总得凿个棋眼。文章也得有“文眼”。那么，我这篇文章的“文眼”就是她（务请她给予谅解）。再者，同学们也可以把这篇文章当做散文或者随笔看或听，文学就是人学嘛。

同学将近十年，她竟然只和我说过一句话，这是上帝都难以置信的事实。这样的同学，能不让我“恨”得刻骨铭心吗？我自然不会忘记，那是初中一年级，一个平平常常的中午。放学了，其他同学都陆陆续续地回家去了，教室里只剩下包括她和我在内的三个同学（另一个同学我实在记不得了）。她要值日打扫卫生，我当时紧着办黑板报。大概是我妨碍了她扫地，她便横着扫帚，神情忧郁而坚定地说了一句：出去！只有两个字，后面加了一个感叹号。我只好老老实实地出去了，走在回家（我寄居在二姐家）的路上，我不明白自己是应该高兴，还是应该悲哀。高兴是因为同学这么多年，她终于和我说了一句话；悲哀也是因为同学这么多年，她仅仅和我说了一句话，而且只有两个字，而且是这样两个不祥的字：出去。这两个字在我看来就是一种非常明确的指示，充满了宿命的意味。想来想去，我也很忧郁，忧郁加上悲哀，那就是自卑了，大大的自卑。她出身于知识分子家庭，父亲是地质工程师；我的父母在沙漠牧区，我是牧人的孩子。用庸俗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二者看似近在咫尺，实则天上地下。一个人凡是自卑得过了头，就有可能产生恨，恨从表面上看是爱的对立面，其实是爱的极端，是爱的另一种呈现方式。

那么，我爱着吗？

永远不再和她说话，毕业后永远不再和她相逢。这是我给自己下的命令，类似于古代的壮士削发誓言，断臂自然是不可能的，太过江湖气息。再说了，我毕竟只是凡人一个，年龄又小，怕疼（请在座的同学们不要笑话我）。果然，从此以后，我和她再没有说过一句话，直到高中毕业。

时间如白驹过隙，弹指一挥间，二十年过去了。在这二十年里，我和她果然没有见过面，我甚至都没有向其他同学打听过她的去向和状况。关于这个问题，我的脑海里一直以来只有这样三个字：不可能。二十年过去了，早生的几许白发悄然而至，心也似包裹了一层厚厚的外壳。上大学、工作、恋爱、结婚、生子，在显得急促的每一个人生季节里，我和他人一样，演绎着平淡无奇的生命故事。在这个悲喜共存的世界里，历经凄风苦雨、恩恩怨怨，我开始变得善于隐忍，也多少懂得了一点处世的学问。渐渐地，她的身影好像无奈地淹没于岁月的深处，似乎不那么清晰了。我这样说并不确切，其实她的身影被我作了“处理”，写进了我的小说里，譬如《草的诗意》《驼队》等，都有她的身影出现。有一个诗人（请原谅我忘记了他的名字）这样说：“一只失眠的虫子，最先看见白昼的芽。”我对这一句诗进行了这样的解构：或许我就是这样一只虫子，走过黑暗，涉过痛苦，坚守在俗人的风景里，爱情永远没有经典。

其实，一切皆有可能。

20世纪的帷幕徐徐降落，人们似乎一下子变得格外地怀旧起来，或者多愁善感起来。尤其是同学聚会这样的事情，开始风起云涌，大有势不可挡之势。当然，我们说这是20世纪末的一种情结也未尝不可。毕竟是人类一个新的千年即将来临，人们的情绪和心态发生一些新的波动也在情理之中。这就是我所说的“一切皆有可能”的大环境和大气候。二十年后的那年秋天的那一天下午，经过一个“好事者”（我最要好的中学男同学之一）的劝慰和鼓动，通过打电话约见她。当这个同学接通电话的一刹那，我才终于相信我们就生活在同一座城市。说准了见面的地点后，我和男同学打了一辆出租车而去。大概只有十五分钟的车程，在路上我就想，她会是个什么样子呢？毕竟已是二十年没见面了。二十年在人的一生中不能说是太短暂，肯定会有许多变化，假如我们偶然在大街上相遇，彼此还能够认识吗？其实，她先我们而到，出租车刚停下时，我就已经看见她了，她就站在马路边上的一棵大树下面，我一眼就认出了她。怎么说呢？我当时觉得她像一件瓷器，经历了人生的诸多磨砺后，依然没有褪掉那一层结晶般的釉色，依然光彩照人，这令我感到惊讶。无疑的是，她也和所有的人那样，照例走过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季节，由少女而少妇（那年，她的女儿已经十三岁了）。另一个感觉是，她是朴素的，依然保持着少女时代的那种沉静和低调，甚至忧郁的表情，这又令我感动。这样说吧，在看见她的瞬间，我强烈地震颤了一下，然后思维在瞬间的滞涩之后，随即变得异常活跃。不过，我是肃然的，很肃然地接受了这样的“打击”，突然感到自己在人间的行走不是没有意义的。就这样，从“不可能”到“一切皆有可能”，用了整整二十年。

就这样，我们又见面了。

如前所说，我们共同生活在这座传说有凤凰来栖息的凤凰城里。凤凰是没有的，那只是一个古老的、美丽的传说而已。现在叫湖城，正在恢复过去的七十二连湖。这座西北小城的历史悠久却是真的，曾经是西夏都城和明代的九边重镇。新时期出了个大作家张贤亮，他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许多振聋发聩的小说，想必大家都不陌生。他的“化腐朽为神奇”的镇北堡西部影视城，想必大家都参观过。关于我们共同生活的这座城市，就不多说了。

她在新城，我在老城，被一条人人耳熟能详的叫做北京路的五十里长街联系着。作为一座人口不过几十万的西部小城，可以说我们近在咫尺，却又一无所知。然而，我们还是“重新认识”了。在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疯狂年代，而被中世纪般的禁欲思想净化之后；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定的解放思想、改革开放中走过了风风雨雨的二十年之后。这要首先感谢我的那个男同学。而我们共同生活的这座城市，灯红酒绿中充斥着数不清的红男绿女，或者说是像女人一样的男人和像男人一样的女人，他们犹如夜晚的蝙蝠一样，刺激和丰富着都市的情欲和物欲，既歌舞升平，又泥沙俱下。与此同时，新世纪的曙光伴随着全球化的进程，也已经不可阻挡地照临窗口，一切都将进入电脑和数字时代，世界仿佛只剩下了一台电脑和一根手指头。也许，正是在这样一个“广阔”的背景之下，我才产生了讲这样一个故事的愿望，尽管它并非有多么惊心动魄，甚至显得有些陈旧。

有一次，她调侃地说：“想不到那个流着黄鼻涕的又脏又丑的小男孩，后来居然成了作家，有没有搞错啊！”

二十年前，她只和我说过一句话。二十年后，她却成了一个爱说话的人，面对她的所谓的作家同学娓娓而叙。我们一起回忆着，忧伤着，感叹着。更多的时候，我这个所谓的作家，只是一个被动的倾听者。波斯诗人鲁达基说：“谁打开了话匣子，谁就和不幸连在一起。”还真是这样，伟大的诗人就是伟大的诗人，他的思想和语言具有无与伦比的穿透性和精确性。

她说，我真的很美吗？

我说，是。

她说，可是从小到大，我好像什么都不明白。你们一边议论我的美丽，一边却有意识地在敌视我、排斥我，学校组织的文艺宣传队没有我。每次看着别的同学上台跳舞唱歌，宣传毛泽东思想，我特别羡慕。我也想跳舞想唱歌，人都有表现的欲望，是不是？我是知识分子家庭出身，可知识分子也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么我就应该按照工人阶级的子女对待才是。平时，你们又孤立我，拒绝我加入你们的游戏。很多时候，你们玩得那么开心，我只能站在旁边默默地观看。我不爱说话，你们就认为我自以为是，清高、孤傲、冷漠、不近人情。还有不少男同学总是想方设法接近我，要和我交朋友，被我拒绝后就在私底下给我起一些很不雅的绰号，时不时地搞一搞恶作剧，个别同学还在回家的路上将我堵住，然后是一番羞辱。其实，我并不觉得我有多美，和其他女同学一样，没有什么特别之处。从牧区来的同学倒是挺好的，他们胆子小，心地善良，容易沟通。我和其中的几个成为了好朋友，当然我指的是女同学，也就是所谓的闺蜜。

我多少有点调侃地说，那是“文化大革命”的错。你想啊，革命嘛，就是要革掉一切被认为是美的东西，你也在被革掉之列，命是可以保留的。不让看《青春之歌》，不让唱《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总得让人们做些别的什么吧？在这样一场长达十年之久的集体疯狂中，我们每一个人都被裹挟其中，要么革别人，要么被别人革，不革是不行的。

她说，我现在还美吗？

我说，是。

她说，我在这个城市当了几十年的绿化工人，有一个听上去很美的称呼，城市美容师。而我这个美容师的报酬，比起那些专门给老板、大款、阔太太服务的美容师差远了。在这个城市的许多街道和角落，都有我栽下的树，有的已经长成参天大树。还有我种下的花草。我毫不夸张地说，仅仅就我栽下的树和种下的花草，完全能够给我建筑一座豪华的公寓和大花园，而且还绰绰有余。可我住的是最高的楼层和面积最小的房子。平时我连出租都很少坐，一年四季春夏秋冬骑一辆自行车上下班。不过，只要我愿意“奉献”自己，就能够在一夜之间改变自己的处境，因为有许多人不止一次地暗示我很美，其中不乏有权力、有身份、有地位、有金钱的所谓精英人士和成功人士。可我就是不愿意，我有丈夫有可爱的女儿，有我苦心经营出来的家，尽管这个家显得有点儿寒酸。不知道你发现了没有，我从来不化妆、不涂脂抹粉、不描眉勾唇，该是个啥样子就是个啥样子。我平时不怎么看书的，但有一篇文章我不仅看了，至今记忆犹新，叫《素面朝天》，而且我还同时记住了这篇文章作者的名字，她叫毕淑敏。实话实说，真正懂女人的其实还是女人，而不是你们男人。也有人说我是这个时代的傻子。我的作家同学，你说呢？

我无语。

我还能说什么呢？她不是已经都说了吗？

静静地看着她那张依然秀美的脸颊以及充满忧郁的眼睛，我内心生出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慨。无疑，在虚情假意泛滥成灾的年代，在假冒伪劣随处可见的今天，她的这种率真、这种朴素、这种坚守，让我感到特别亲切。

她说，我们还见面吗？

我说，为什么不呢？

我俩都大笑起来。

这不？三十年后的今天，我们不是从四面八方而来，齐聚一堂，又见面了吗……

2008.8.1

第四辑　马儿庄笔记

一间自己的屋子

——《马儿庄笔记》之一

校长让我住在“总务主任室”里，不知道是不是有意这样安排。现在它成为了我的办公室兼宿舍，至少有六个月的时间供我自由支配——出入和休息。

这就是说，我有了“一间自己的屋子”。

《一间自己的屋子》，这是英国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一部著作的名字。在这部篇幅并不算长的书里，作家对英国的老牌大学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对20世纪初女人的社会地位和现状给予了深刻分析。关于这部书，相信有不少的文化人阅读过，而且留下了颇深的印象。

在马儿庄学校，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我又能做些什么呢？嘲讽？分析？当然都不是的，我首先认为自己应该有一种平静和松弛的状态。行前，领导给我的指示是“完成支教任务”“不要自作主张许诺什么”。至于怎么个“完成”，不要许诺“什么”，领导当时没有详细交代，我也不便细问，像是有点“摸着石头过河”的意思。

心想：既来之，则安之。

屋里放置一张锈迹斑驳的铁床、一张油漆脱落的木桌和一把同样并不怎么结实的椅子。这三样东西共同的特点：一是旧，二是响。另有一只黑色的生铁炉子，墙角与之很配合地堆了些烟煤。人居无大碍，也算是想得周到。再将自带的一卷铺盖展开，就很有些模样了。

校长行色匆匆，客套几句话后，离去。

初来乍到，站在“一间自己的屋子”里，便又觉得很是突兀，很不真实，甚至连自己都不真实了。就小心翼翼着，尽量不要弄出响声来，怕着什么似的。我有因易地而择铺的习惯，知道自己肯定会失眠，而且三两天内难以调整过来，这样的恶习自小就已养成，想改也改不了。人世间的幸福不一而足，我以为无论走到哪里，不管是什么样的环境，躺下就睡，几秒钟内鼾声即起的人是幸福的，而且是大幸福，所谓“瞌睡遇上了枕头”。这种人往往都有好运，躲都躲不掉的。有站着睡觉的吗？有的，那是马或者驴子，但不能认为它们是幸福的。

辗转反侧。

床就是在这个时候响起来的。

床是铁床，金属之间的摩擦在夜半里响得极为骇人，你想轻轻地动一下都不行，它的敏感程度一点不亚于目前世界上最先进的电脑。床在响起来的时候，不说如一女子遭遇恶棍的蹂躏，磨刀霍霍都不为过。若有胆小些的人偶尔从窗下经过，吓一身冷汗是大有可能的。我努力使自己躺在床上不动，这就很隐忍了。隐忍而自抑，又怎么能睡得着呢？睡觉说到底应该就是一种最有效的放松，身体不能自由舒展，脑子里很乱，就更加的无睡意。臆想一个妙龄的女子行不行？不行，心里不洁净，思想龌龊，对不起惦记于我的妻子和女儿。想美国对伊拉克大打出手？台湾问题？也不行。

那么，就想一想小说吧。

小说已经走向边缘化，再也不会成为所谓的“话语中心”了。其实，我的行囊里确实有几个短篇小说的未完成稿，都是断断续续地写了半截就丢下了，一篇叫《荒地》，一篇叫《白狐》，另一篇叫《夏日的草滩》。伍尔芙说，有一间自己的屋子，就可以平静而客观地思考，更可以不受干扰地进行创作，然后记下“像蜘蛛网一样轻的附着在人生上的生活”。尤其是这后一句话，在此时此刻突然给了我很大的启发。

我立即起身，半裸地下床——请别误会，我没有伏案写什么小说，而是要对身下这张响个不停的铁床进行一次大搜查，然后记下这个真实的过程。

卷起铺盖放置桌上，再揭开床上的三块纤维板（其中一块已经断为两截），但见铁条绷成的床网早已塌落，深得像一个陷阱。塌落的地方内容却很丰富，现统计如下：

1．砖头十块有半。

2．学生暑假作业本二十册。

3．《九年制义务教育大纲》一册。

4．七成新的白色运动鞋一双。

5．报纸若干份。

——唯没有现金和存折（开个玩笑而已）。

想紧一紧松动的螺丝，又苦于没有适手的工具，只能作罢。然后将上述物品再一一放回去（稍作调整），重新铺上被褥。这是我在马儿庄学校亲历的第一件事，后来再想起来，总觉得是有着某种暗示的。至于是暗示什么，却又始终说不清楚。

天亮前终于睡去。有梦，忘了。

第二天一早，校长见了我，问及夜里睡得可好？我点点头，做微笑和感谢状，心想我睡得好不好，你难道看不出来？我的两眼肯定是红的，“像蜘蛛网一样的血丝附着在我的眼睛里”，我在心里将伍尔芙的那句名言来了个活学活用。不过，我没多说什么，怕语言不周伤着了对方的感情。因为这毕竟还只是第一天，我们之间的合作才刚刚开始。

我又开始留意屋门。

屋门亦如屋里那张桌子，不仅油漆脱落，而且大有散架之势。门板的关键地方因此而钉上了黑色的蚂蟥钉子，有三十个之多，看上去饱经沧桑，伤痕累累。红色的门牌倒还醒目：总务主任室。校长立在一旁见我默数门板上的蚂蟥钉子，目光悠悠，似笑非笑。校长说这个办公室空着有几年了，总务主任退休回家，牌子嘛就让挂着去吧，过来过去地看上几眼，也还有个念想。念想什么？校长没说，我也没问。

第二夜，在床响的间歇，屋里又有另外的声音出现了。

我被吵醒（其实是似睡非睡），幻觉还是有的，就感觉到屋子有一些摇晃，以为闹鬼不成？心里顿时不由自主地生出了惊骇。鬼是否存在，从道理上讲是属于一种精神因素，但对鬼的惧怕，却是不可逃避的，尤其是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急忙伸手拉灯，屋里顿时大亮起来，却就又没了声响，如此再三。我就是在这个时候下了决心的，非要弄出个水落石出不可。

声音来自头顶的上方。

啾啾。叽叽。

叽叽。啾啾。

就耐心地寻了去。“新大陆”原来在窗上伸出的半截锈烂的铁烟筒里——一窝鸟雀居住在那里。一共有六只，四只小的和两只大的麻雀。鸟窝是极平常的那种，无非是一些茅草和毛絮，窝也不圆，因为受到烟筒的局限而变得狭长，很局促的样子。然而，它是安全的。一公一母两只大雀出入其间，叼虫喂食，极尽舐犊之情。小雀已有鹅黄的唇色了，身体也是毛茸茸的，微微地动那么一下，仿佛几团绒线缠绕的小球儿，甚是可爱。小雀在一天天地长大，用不了太多时日，便可振翅飞翔于天地之间了。

原本蓬间雀，如今做了檐下鸟，又未遭遇小儿劫持，想必是通着一份不薄的人情。

我就默笑了。

从此也不再去打扰它们，灭了灯让两眼抹黑去。没想到，在马儿庄学校，夜间睡眠还会有鸟儿相伴，真是求之不得呢。

那么，你叫你的，我睡我的，相安无事最好。

——啾啾。

——叽叽。

月光之下

——《马儿庄笔记》之二

马儿庄的月亮那才叫个亮呢。

在我有限的游历中，除了家乡阿拉善高原上的月亮，就数马儿庄的月亮最亮。

这是西部乡村的月亮。

人无声，犬不吠。马儿庄已经进入休眠的状态，散落的屋舍也似乎变得比白天低矮了，参差的树依然举着黑森森的冠，像一把把撑开的却又闲置着的伞。正赶上了没有风的时候。

此刻，马儿庄一片宁静。

马儿庄学校有一个偌大的院子。学生和老师们也都已入睡，和马儿庄一样，他们把一切的物事暂时交给月亮去看管了。月亮很早地升起来，大且圆满。十五的月亮十六圆，今天的月亮大概不是十五就是十六，总之，它像个银白色的盘子悬挂在半空里。月亮上面有树有影，具象地展示出了那个古老传说的情境，令人移神，想入非非。

我要说的是另外一件事——

我的屋子在前排，正对着校园唯一的篮球场。篮球场以水泥浇铸而就，尽管白天看上去很粗糙，但在月光下还算平整，微弱地反射着月华，疑是一摊清水。或者，因了周遭几堆被铲除后叠垛起来的干草，篮球场又像一个乡村的打谷场。无论怎样，这样的一个学校，处处留有乡村那种朴实的痕迹，想抹都抹不去的。水泥是个什么东西？再冷漠，再坚硬，此时此刻被乡村的月亮柔柔地一罩，便透出了泥土的本质。

这令我感动不已。

其时，学生们离开的时间并不长，篮球场上似乎仍然浮荡着这些孩子们的嬉笑、打闹以及他们身上那种苦艾味儿的气息。

现在是20世纪之末，据说这个世界已经“简单”得剩下了一台电脑和一根手指头。但是，在马儿庄学校里，男孩子和女孩子的界线还是很分明的。白天，这唯一的篮球场基本上被男孩子们占领了，他们把一个篮球抢来抢去，玩出了许多花样，当然就不很正规。也投篮，往往投不中，把原本就有一些摇摇欲坠的篮板砸得危乎哀哉。他们知不知道NBA呢？知不知道迈克尔·乔丹呢？这样想着，我就产生了一点困惑，他们需要不需要知道大洋彼岸这些有关美国职业篮球的一些知识呢？也许他们无须知道，有这乡村的月亮就够了。可他们在争抢一个篮球时，明显的有竞争意识——这个篮球被磨得光秃秃的了，弹性也不够好。这是我在白天看到的情景。

现在，我向月光下的篮球场走去。

不远的，只有十几步路。

我看到月光下的篮球场上，有一个女孩子——

这个女孩子是“睡”在篮球场上的。白色的粉笔勾勒出她的轮廓，线条清晰，笔法拙朴，比例当然也是失调的。但充溢着少有的生机和趣味，尤其是那两条辫子十分夸张地翘起来，颇具动感，在月光下晃来晃去的。眼睛也很大，占了脸部的一半还要多，整个的表情是似笑非笑的。假如这个女孩子是成人，就难免有一点媚样了。

这该是哪个男孩子的“勾当”吧？这个男孩子在同伴们离开的时候，故意滞留了下来，或者回到宿舍后又像一只机警的猫溜了出来，手心里很紧地攥着一支粉笔。他画得有些慌乱，画完后扭头四处看看，然后带着一种像月光一样朦胧的渴望和满足悄然离去。就这样，这个女孩子浑身沐浴着月亮的清辉，静静地“睡”在篮球场上。又假如这是某个女孩子之所为呢？那么就应该有另外的解释：向男孩子们提出抗议，对他们占领篮球场表示强烈的不满。

也许，什么都不是，没这么复杂。

然而，谁又能排除画者就没有自己的思想呢？

蒙眬的性意识？性别意识？

不究也罢。

我猛地记起老人们说过，月亮是有魂魄的。每当夜深人静的时候，月亮的魂魄便要出窍，悄无声息地在大地上走来走去。

马儿庄的月亮真的是很亮。那么，马儿庄的月亮也必定是有魂魄的。

月夜如河，月光似水。

我坐在月亮地里看了几页书。书上的五号字清晰入目，只是不能看得太久。看得太久，就会产生某种幻觉，觉得自己悬空了，长了翅膀在月光里浮游，悄然地飘飞而去。我那天在月光下看的是张承志先生的《金草地》——“原野依然一片纯白。他觉得不可思议。多洁白啊，他想道。举目茫茫，满眼都是纯而又纯的洁白。”

洁白。

纯而又纯的洁白。

天上只有一个月亮。我想起了家乡的月亮，大漠上空的月亮。

第二天，我问校长：“学校开没开美术课？”

校长说，我们没有美术老师。

音乐课呢？

校长说，我们也没有音乐老师。

……

荞面饸饹

——《马儿庄笔记》之三

这天中午我闹肚子。

肚子是一阵紧似一阵的疼，肠子被扭曲了的感觉。

此前我在学校的小灶上吃的是荞面饸饹。望文生义，我总以为饸饹是一种像饼子一样的面点，真正看到了，却大相径庭。灶房里有一口大得吓人的铁锅，锅上再架一个特别的铁床子，摇把似的杠杆压将下去，那圆筒状的槽模里便挤出面条来，粉丝般落入沸滚的水中。饸饹旋即浮出水面，捞进碗里再佐以羊肉做的臊子汤，可食。因我自小生活在内蒙古西部牧区，对此毫无见识。也许是我当时站在那里看得过于忘形，完全是一副痴呆相，就惹笑了正在灶旁劳作的炊事员。炊事员是个大嫂样的人物，模样自然算不上漂亮，却很温和。以我之见，这压饸饹的过程很是需要花费一番力气的，应该属于强体力劳动，因为每压一碗饸饹出来，这位大嫂都要把上半身的重量放在那摇把样的杠杆上，然后两只脚掂起，整个人几乎悬空。

揉好的荞面摊在案板上，看上去又柔又软的样子，其实极有韧性，隐隐地透着一股霸气。这样的荞面饸饹不仅食之有味，观之则更有意味。

马儿庄有不少的荞麦地，此乃一方水土使然。

马儿庄人对荞麦是情有独钟的，这从他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结构上都能够看得分明。饮食当然也是文化，国人现今很推崇这个，以至过滥。看起来马儿庄人就没想这么多，一日三餐，粗茶淡饭，有客或亲朋自远方来，也无非是荞面饸饹和羊肉，看上去并不“文化”。说穿了，其实这才是地地道道的、原汁原味的文化。

据说，荞面有多种吃法，荞面饸饹只是其中的一种。

我却闹肚子疼，就怀疑是荞面饸饹之过。说与住在隔壁的小杨老师听，小杨老师说不会的，荞面属凉，羊肉性热，两样中和，不温不火，哪来的肚子疼？弄不好是水的问题。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初来乍到，闹一闹小毛病，也是情理之中的事，常识而已。

我说不行啊，确实是疼得厉害，就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了。说着话的时候，我额头的汗就很配合地冒出来，淋淋漓漓的样子，终于把小杨老师吓得不轻。小杨老师就又摸一摸我的肚子，然后看一看我的脸色，神情暧昧地问：你吃了几碗饸饹？

我说，三碗（是那种描两道蓝边的老旧的粗瓷碗）。

小杨老师于是忍不住怪叫一声：三碗？

我说，三碗。

小杨老师大笑，笑罢后说你这个“病”倒是好治。我也笑了起来，不过是要捂着自己的肚子的。后来小杨老师就很人道主义地给了我两粒藿香正气丸，叮嘱我以后要注意，荞面饸饹一次切不可吃得太饱。我当然是要产生一点羞赧之色的——近四十岁的人了，竟然做出这种很儿童的举动，太没有面子了。

我往学校的厕所里去，这是明智的选择。

顾虑也还是有的，学生们正在上课，书声琅琅。我这样频繁地出入厕所，来来往往地经过教室窗口和门口，形象肯定不佳。已经有不少学生开始注意我了，他们在回头顾盼，目光变得很不老实，然后被讲台上的老师（有男老师也有女老师）猛拍黑板擦——惊回首，再做读书状。

在天性上，乡村的孩子和城里的孩子并没有什么区别，他们的兴趣都很容易被别的事物转移。

据我所知，马儿庄学校的孩子们今天在灶上吃的仍然是黄米饭，而且一人只有一碗，更没有肉，哪怕有那么一两片呢？他们一个个蹲在宿舍的门口，各自就着从家里带来的一点咸菜。有的孩子早早就把咸菜吃光了，只能干吃黄米饭，给我的感觉就好像可爱的小狗在刨一堆黄灿灿的沙子。当然，这样的感觉并不好。他们当然也很想吃荞面饸饹，再浇上羊肉臊子汤。俗话说，半大小子，吃死老子，他们正在长身体，他们的食量甚至比大人的还要大。

问题是，这些孩子们的家境都不好，还没有真正摆脱贫困。家境好一些的孩子，又都转到条件好一些的学校去了。

我想，这些孩子是不会闹肚子疼的。

于是，我就暗自生了些惭愧……

丰收的西瓜

——《马儿庄笔记》之四

我赶上了马儿庄西瓜丰收的日子。

马儿庄的西瓜从表面上看，亦如马儿庄的羊，与别的地方的出产并无二致，很难让人产生差异的认同和区别的意识。不过，马儿庄的西瓜可是旱地西瓜，据说很少使用化肥和农药，有的甚至用野生的苦豆草壅根做底肥，有如当下声名鹊起的西海固的小说创作，够得上“本土写作”了吧？

大约，种西瓜和写小说有着某种相似的地方。

——口舌生津。

那就“捣”开一个马儿庄的西瓜尝一尝。捣——用得着这么大的力量吗？这是马儿庄的语言，粗犷、豪放和热情、大度兼而有之。用不着这么大的力量，刀尖轻轻地插进去一点点，西瓜就仿佛受不了“温柔”，便迫不及待地张开，声音曼妙，裂帛似的。瓤红汁浓，又沙又甜，吃了第一块，还想吃第二块，以此类推，直到吃瓜者腹鼓如鸣蝉。

如此优秀的西瓜，却面临着送不出去的厄运。

和马儿庄的羊不同，瓜熟则蒂落，再无法返回到秋天的土地上去。烂掉更可惜，跟出了车祸的人血一样红红地流淌一地，感觉很疼痛。这仅仅是马儿庄的西瓜的不幸吗？

就有一辆蹦蹦车径直开进了马儿庄学校的院子。车上拥挤着马儿庄的西瓜，皮儿清脆，个头大小几乎一样，确实有一点被克隆出来的嫌疑。我无事地在校园里晃荡，就晃荡了过去——对西瓜的情结，我是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形成了的。

想想吧，每到夏天和秋天，伴随着炎炎烈日和无休无止的蛙鸣，乡村的西瓜地里，演绎着多少充满稚趣和童真的人生故事呢？否则，我们长不大——我指的是乡村的孩子。城市的孩子则往往很端正地坐在幼儿园里，在老师的启发（实际上是看护）下，也画一画西瓜，还有别的什么，正所谓“小儿涂鸦”。以我差不多十年的创作经历，总觉得童年或少年生活的“无意识积累”，对文学创作者的精神向度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文学创作表面上很像是一个混合运算的过程，其实却是一个删除法。正如作家余华所言，记忆力决定着作家的写作。

瓜主是一个年轻人，长得老面，相貌跑到了年龄前面，然后毫不客气地蹭出一大截子去，一如成熟得过了头的西瓜。而他旁边的西瓜，却颗颗青翠欲滴，泛着少女肌肤般的光泽，秀色可餐也。这种对比是无意识存在，人生易老却是真的。我想，瓜主曾经也是在夏秋季节的瓜地里演绎故事的一少年，甚至相当地顽皮吧？很可能就是的。现在他成了种瓜人，拥有对偌大一片西瓜地的自由支配权。他收获着数不清的西瓜，西瓜包围了他。西瓜延伸了他人生的故事，包括命运。

可是，他再也对西瓜馋涎不起来了——这恰恰是他的人生有了诸多的苦味，那在西瓜地里曾经的少年故事，被掩埋进了记忆深处，偶尔地一闪，转瞬即逝。而他的孩子，正是偷西瓜的年龄——但愿衣兜里不仅仅揣着一只打鸟的弹弓，身后还有一只并不怎么沉重的书包。

这瓜咋卖？

袋挂六分钱一斤。

一麻袋有多少斤？

一百多斤。

贵了。

成心买的话，再便宜点也行。

从这番话里，已经预示着买卖成交的困难。不是西瓜贵了，而是太便宜了，让人心里不忍。一麻袋西瓜才六块多钱，不抵一盒低档香烟，这可是马儿庄的西瓜啊，那么的好。瓜主说你若不信就“捣”开一个吃，自家种的哩，不是个啥事情。我说这不行，想吃我自己掏钱买。瓜主极朴实，拿一颗西瓜硬塞给我。

我还是婉拒了。

那颗被我抚摸之后又放回去的西瓜，在阳光下很亮地一闪，像是惭愧极了。

我也感到很惭愧。实在是不好意思啊，因为在我的那“一间自己的屋子”里，马儿庄的西瓜堆满了一角。是校长差了学生送来的，那天，马儿庄的学生每人怀抱两颗西瓜，排着整齐的队伍鱼贯而入，阵势很是可观。以我每天吃两颗的速度，消耗这堆满一角的西瓜，大约需要两个月的时间。更何况，我也不怎么爱吃西瓜了，个中缘由不说也罢。

由瓜而发，随即和瓜主攀谈起来。

瓜主说，这么好的西瓜，却卖不出去。农民就是这样，年年盼个好收成，收成好了，又怕卖不出去。换不来钱，就还是个没指望。

我说，种麦子了吗？

瓜主说，种了。

我说，国家有保护价，敞开收购，现在不允许打白条。再说，今年南方和东北都发了大水，农田大面积洪涝，粮食能有个好价钱。

瓜主说，你是城里来的。

这便是农民式的“外交辞令”。潜台词是你他妈的啥都不懂，还在这里装洋蒜。我于是大大地冒了一回傻气，笑一笑后，恭敬地离去，背后发凉，当然不是天气的原因。

卖瓜的年轻人很执著，像一个好学生那样循规蹈矩地在校院里熬到天黑，西瓜却没有卖出去一颗。不要说卖了，即便是白送都没人愿意要。无论老师还是学生，竟对西瓜熟视无睹，几乎连看上一眼的兴趣都没有，很绅士的样子。天黑之前，瓜主无奈地离去，蹦蹦车倒还气咻咻地，屁股后面很争气地喷一股浓烟，又蹦又跳地像一匹野叫驴，仿佛要把一车的西瓜都颠出来抛到地上，让它们粉身碎骨了才好。

夜间，和住在隔壁的小杨老师讲此事。小杨老师说这不奇怪，家家地里种西瓜，西瓜一泡水，越种越倒霉。

我说，卖不出去怎么办？

小杨老师说，捣烂了喂猪。

我说，明年还种吗？

小杨老师便有点恶狠狠地说，种！

我回到自己的屋里，趴在桌子上写起了计划中的一篇小说，铺开稿纸，脑子却像一片西瓜地，也翠绿着，可就是光长秧子不结瓜，乱糟糟的——思理不妙，自然不能“神与物游”。

就想起《人民文学》的李敬泽先生所言：小说肯定要讲故事，问题不在于讲什么样的故事，而是在于怎么样讲这个故事。对小说作者来说，这是一把锋利的刀子，刀刀见血，于是，就有太多的“作家”在这样的一把刀子下毙命了。坦率地说，这未必就不是一件好事。

心想，小说是越来越难写了。要不要继续写下去，都成了一个问题。

我不如瓜农。

又想，瓜农其实也不容易。

那么，在这个世界上，做什么事情又是容易的呢？

周末的校园

——《马儿庄笔记》之五

今天是星期六，是我来马儿庄的第一个周末。

昨天晚上枯熬了半夜，洁白的稿纸上落字只有几行，且改了又改，以致一塌糊涂。小儿涂鸦倒也罢了，总有些可爱之处，我这可是在一本正经地写小说。前些天应了一家文学杂志之约，我答应得挺痛快，真正写起来才知道远不是那么一回事，什么自信呀、冷静呀、松弛呀，全都没了状态，就只剩下抓耳挠腮了。小说也会像人那样因易地而择铺吗？我苦笑。

醒来的迟，睁眼一看已经是上午十点多，一不小心睡过了头，对自己不好意思起来，于是紧急起床，很潦草地刷牙洗脸，然后故作姿态地走出屋去。心想，这阵子可不要碰上马儿庄学校的老师，免得让对方笑话。无论怎么讲，我是来“支教”的，而不是来睡大头觉的，更何况在一张摇摇欲坠的破床上睡觉很不舒服，硌得人腰杆子生疼。

等我在刺眼的阳光下调整好视线，却发现情况异常。

马儿庄校园里空荡荡的，冥无声息。小心翼翼地走了一圈，老师和学生去得一个不剩，就像是老电影里的镜头：八路军夜间悄然地撤离了村子，村子里一切照旧，秋毫无犯。无风，树欲静。也许是太热的缘故，就连好鼓噪的麻雀也没了踪影，不知都去向了哪里。天蓝得很深，几十层玻璃叠落在一起似的，难得的好天气。然而，我却变得有一些恍惚了，一时不能够适应，就仿佛是自己真的走进了电影里，八路军统统地撤离村子后，我的内心产生了一种恐慌。我开始站在屋檐下呆愣着，不知道该往哪个方向去，竟然升起一种被遗弃的感觉。从虚拟的幻境中走出来，我想的是步出学校的大门，到对面的小饭馆里吃一碗烩羊肉。

那个小饭馆我去过几次，女老板很好客，《沙家浜》里的阿庆嫂似的，逢人开口笑。“阿庆嫂”已经知道我是来“支教”的，就说这里的学生是该好好教一教了，整天跟放羊一样，将来能有啥出息？我略一惭愧，因为我还没有给马儿庄的学生上过一节课。我问了一句：您的孩子也在这个学校吧？对方却说没有，她的两个孩子都在离马儿庄几十里外的大水坑学校上学。舍近求远，其中总是有一定道理的，这其中的道理不言自明，不再往下问也罢。再问，就有可能问出一些不好的事情来，人家也未必肯说。

周末，马儿庄学校的灶房不开伙，得自己解决肚子的问题。对此我倒是不心存疑义，你想啊，每到周末人都走空了，灶房还开的什么伙？其他地方的乡村学校是不是也这样，我不得而知。马儿庄学校就是这样，且已形成惯例，我是从小杨老师那里知道的。小杨老师还风趣地说，你就到对面的小饭馆吃去，笑模笑样的女老板，一碗烩肉一个饼，填饱肚子又解馋。这是一个真理，真理总是朴素的。

只是，校园里空落落的，我的心里也空落落的。这种滋味并不好受，像有一只小小的莫可名状的虫子，不动声色地蚕食着我身体的某个部位。

除了我，校园里其实还是另有人在。

这个人一开始并没有进入我的视野，等到我终于发现的时候，确实是有着一个较为漫长的“诗意”的过程——蛰伏似的，缓缓地从校园一角的草丛中直起了腰，最初的感觉是一株蘑菇，有些硕大，自然也有些无朋，这令我惊异。这个人接着举起了右手，右手竟又是那么的弯曲而细长，原来是挥着一把镰刀。我这时才释然。往往有这样的情形，在过于强烈的阳光下和过于安静的村落里，会没来由地出现一种异象，使人心生畏惧。这样的细节，我在作家石舒清的小说里读到过。这个人将一把镰刀举了好一阵子，阳光“打”在镰刀上，就很刺眼地一闪一闪又一闪，那样子有如黑夜里的一盏航标灯，指引过往的船只。然后，又用另一只胳膊擦额头上的汗——这是一个青年妇女。草长得很深，很葱茏，而这个青年妇女的腰又俯得太低，许久都不抬起来，我的视觉因此被无意或者善意地欺骗了。其实，我是早就看见了的，匆匆一眼之后，将这个青年妇女的那张与地面平行着的脊背，误会成了一只挂落在草丛上的废弃的塑料袋了。这又让我觉得好笑。

也许，这并不好笑，只能说明我当时是多么的恍惚。

恍惚就是神志不清或心神不定的意思，我却认为远非如此，有意思的是都与“神”有关。那么，是我走神了，这不好。

这个青年妇女挥镰擦汗的动作做得很是到位，就像是站在汹涌的麦浪里，一下子又令我联想起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一幅宣传画。我的思维这时变得有些活跃了。这个青年妇女的动作不加任何修饰，缓慢而朴实。只是这个青年妇女的面貌模糊不清，看上去那腰身也不怎么细，大约是生育了儿女的缘故。她也看见我了吗？我想是没有的，她没有必要对校园四处流连。她在大太阳底下做着一件坦荡的事情，甚至是一件光彩的事情——铲除杂草。杂草对校园而言是多余的，对一个农民来说却又是有用的。于是，她的眼里这时候都是草，一片微微摇荡着的葱茏的草。也许，这一片草早就被她注意上了，而且是在她的期待中葱茏起来的。这时你若走近前去，她很可能会这样情不自禁地告诉你，草是好东西。如果是我，我会毫不犹豫地赞同她的观点，是啊是啊，草的确是好东西。我还会告诉她，我就是从长草的地方来的，也就是我们通常叫做草原的地方。

城里也有草，却不能由着性子疯长。譬如草坪，也葱茏着碧绿着，却散发出一股虚伪的富贵气息。草丛里还藏污纳垢，有狗屎，有卫生纸（一点都不卫生），甚至还有男女做爱后随便丢弃的安全套什么的。城里更多的是塑料袋，花花绿绿地挂在树上，旗帜一样在风中猎猎，理由很充足的样子。城里的马路很热闹，城里的马路不长草，有如某些大款和官员的脑袋。

各种各样的草包围了小小马儿庄，小小马儿庄是绿色汪洋中的一只船。割草的青年妇女仍在割草，时不时地直起腰身擦一擦额头上的汗。有一股小风就好了，会很惬意呢。马儿庄是个多风的地方，但大都集中在春天的时候。现在是秋天的上午，马儿庄的风被太阳融化了。

——久违了啊。

就在我正要走出学校大门的时候，马儿庄学校的陈校长来了，给我的感觉是不期而遇。陈校长沿着墙根由东往西而来，走路一摇一晃的，白衬衫张开，露出红背心，一条很宽的牛皮裤带勒住已经开始往外拱的肚子，鼻梁上架一副墨镜，嘴里叼一支香烟。猛地一看，你会觉得这不是20世纪90年代末中国乡村学校的校长，而是一个从老电影里走出来的反派人物，打手或者汉奸之类的角色。我这样想，似有腹诽之嫌。这说明我又开始恍惚了，刚刚从老电影里走出来，仿佛又无奈地退回到老电影里去了。

陈校长开门见山：吃了吗？

我如实回答：还没有，正要吃去。

陈校长：走，喝点酒，说说话。

恭敬不如从命，我点头，很节制地一笑。从学校到对面的那个小饭馆，中间仅隔一条灰白的沙石公路。途中又很顺利地发展了三个酒友，其中之一乃乡财政所的小康。五个人凑够半桌，进了小饭馆，围成半个圈坐定，要了两荤两素四个菜和一捆西夏啤酒。小饭馆的那个女老板是陈校长他们的熟人，见面笑得随意而爽朗，将四个菜的分量给得很足。陈校长说，老电呢？请他喝酒。女老板说不在，去下面的村里修电去了。哦，原来女老板的丈夫也是个非同一般的人物，是一只老虎呢，电老虎是也。

席间，我方才知道陈校长曾经是一个痴迷的文学爱好者，读过不少古今中外的文学名著，尤其知道张贤亮和路遥。他自己蠢蠢欲动过，终是“无为有为”了——文坛少了一个“作家”，马儿庄于是多了一个年轻的校长。陈校长说，从《灵与肉》到《我的菩提树》，他将作家张贤亮先生的小说差不多读了个遍，其中的某些片段和细节甚至都能背出来。陈校长对文学曾经的执著和热爱，很是让我感动。我说，张贤亮先生的《习惯死亡》是一个巅峰，堪称中国当代长篇小说的经典。陈校长又问：路遥呢？我说，《平凡的世界》未能超越《人生》，特别是第三部对中国农民的命运描写得过于理想化了，从这个意义上说，路遥更像是一个浪漫主义作家。后来，我又补充说，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不足为凭的，随便说说，千万不要当真。路遥是我非常敬佩的一个作家，他的英年早逝，无疑是当代中国文学的一大损失。

陈校长不语，似在思索。

我的脑海里映出那个在校园里割草的青年妇女。

陈校长这时转移话题，弃文学而言他，并且把目光投向了乡财政所的小康。

以下是陈校长和康财政的对话：

陈：你还欠我一顿酒哩。

康：你别臊我的毛。

陈：马上就到教师节了，不表示表示？

康：负责乡财政所的是杨乡长。

陈：给包上个车嘛，让老师们去银川耍耍。

康：包个蹦蹦车？

陈：你敢包，我就敢坐，乡长都不怕丢人，我怕啥？

康笑，陈也笑。

我们都笑。

我是这样分析的：乡长当然怕丢人，所以不可能给老师们包蹦蹦车。什么车都不包，不就不丢人了吗？许多事情往往就是如此这般得到圆满地解决的。太认真了不行，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再说，陈校长知道小康是做不了主的，臊一臊他的毛而已，能臊出一顿酒肉来，知足矣。搞一搞嘴巴上的战争，对乡村教师倒也是小菜一碟。他们同样很明白，可笑的事情有时候是绝对不能笑的，严肃的事情又不妨笑上一笑，幽它一默。

这顿酒是喝完了，但接下来的事情却远没有这么简单。

一日，小杨老师问我说，陈校长请你喝酒了？我说是。还有乡财政所的小康？我说是。说了些啥？我将陈校长“臊”小康的事说了。小杨老师就笑：我老老实实交个底吧，这是给你递话哩。看我一副迷惘的样子，小杨老师说，教师节眼见得到了，你是“支教”来的，不想让你的单位表示表示？至于怎么表示，小杨老师没有明说，没有明说的意思是：不表示是不行的，至于怎么个表示，你自己看着表示去。

我想我还不至于傻成敲不开的榆木疙瘩，随即屁颠儿地跑到乡政府找到他们的秘书，给单位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言语恳切地表达了学校的意思。还好，单位的领导挺痛快地答应了，说是下次给补上。不过，丑话得说在前面，我们也是个讨吃要饭的单位，多少也就是个“意思”。从乡政府打完电话回来，就见陈校长蹲在学校的大门口，很细致地剔着牙缝。

我说，教师节了，我们单位想给你们表示表示呢。

陈校长说，是小杨老师说的吧？

我不置是否。

陈校长说，小杨老师这个人就是嘴碎。

说罢，我们都笑了……

羊不语

——《马儿庄笔记》之六

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一般来说是这样的：外地的朋友（尤其是从南方来的朋友）到银川，作为东道主，我必以羊肉款待（当然要有烧酒），这似乎已经是不成文的规矩了。得到对方的首肯后，我就忍不住地得意起来，说味道怎么样？不骗你吧？对方又连连点头。怎知三日后，情况就不大美妙了，朋友几乎都满嘴起泡，说是让羊肉给闹腾的，接下来只能闻其肉香而规避了，直嚷嚷着要吃一些青菜豆腐之类，泻一泻火气。我窃笑朋友没有口福。朋友也许会这样调侃：你得了便宜还卖乖，你这一桌羊肉的价格也许还不抵一盘生猛海鲜呢。此话不假，不假的还有我作为朋友的诚心实意，吃不吃倒在其次了。

我现在要说的是马儿庄的羊肉，有“诗”为证：

吃的是甘草

喝的是矿泉水

拉的是六味地黄丸

尿的是太太口服液

——马儿庄遍地甘草。

马儿庄的羊就是吃甘草长大的。

甘草具有镇咳、祛火、解毒等药理作用，当然是入了《本草纲目》的。甘草又可做很好的香料和食品添加剂。想想，如此这般自然造化的羊肉怎能不香呢？真的是很香，肥而不腻，嫩而不膻，吃过的人无不啧啧称奇，留下很深的印象，还想再吃。这时，我又联想到北京东来顺的涮羊肉。据说东来顺的涮羊肉必须是出自内蒙古锡林郭勒盟。从锡林郭勒大草原赶一群肥羊出发，经过坝上草原，羊一边抬腿走路，一边低头吃草，“胜似闲庭信步”，一个月之后到达通县被宰杀，这时候的羊肉肥瘦正好，鲜嫩无比。这是很早以前的事情，现在是不是也这样？我表示怀疑。

21世纪之初，我在鲁迅文学院作家班进修的时候，北京的朋友请我吃过一次所谓的东来顺的涮羊肉，盘场不小，也极有情调，反而冲淡了我对羊肉的感觉。朋友问我如何？我竟不明白是什么意思。朋友说羊肉啊。我说，羊肉啊？的确是羊肉。朋友显然不大高兴了，语义不明地说，你这个人，唉唉！说到这里，我再说一遍，马儿庄的羊肉真的是很香，特别好吃。马儿庄的羊肉在周边地区是出了名的，银川也有，挂的招牌很大，统称为“盐池正宗羊肉”，很吸引食客的眼球。吃过的人却有点失望，说不像是那个味道。这里面的原因很多，以我之见，既有水的问题也有做法的问题，当然也不排除店家“挂羊头卖狗肉”之类的行径。

你想吃真正的马儿庄的羊肉吗？那么，你就到马儿庄来吧。

马儿庄有一个规模不大的集市，顺着穿庄而过的沙石公路分散两旁，一直延伸到乡政府大院的墙根下。每周五上午八点开市，花花绿绿，熙熙攘攘，红红火火，煞是热闹，大约北方乡村的集市都是一个模式。马儿庄的集市有所不同，羊市占去将近一半，大有分庭抗礼之势。最出风头的当然还是羊，它们从远或不远的草场上出发，装一肚子还没来得及消化的甘草，被主人强迫着踏上新的征途。还有的羊是坐着蹦蹦车来的，看上去待遇不低。不过，它们的命运却充满了险情，真正是凶多吉少。这些羊的前方虽然没有丛生的荆棘，却竖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刀子。

实在是没有办法啊，这是羊的命运使然。

集市和马儿庄学校只有一墙之隔，步出大门便可入市，方便得很。我袖手旁观，看人看羊。在如此热闹的集市上做一个旁观者，自有一番乐趣，也就渐渐地看出些情致来。

羊市上，买卖双方年龄不等，却一律是男性，他们三五成群地聚在一处，看上去很悠闲，大约彼此都已相熟的缘故。接下来，有意者就互相迎过去，只是略微地笑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很黄的牙齿露了出来，朝向阳光时金子似的闪闪烁烁，很滋润的样子。有叼了烟的，动作极为老道，身上的汗气也重，扑鼻子地熏。他们把手伸出来，有如两国元首会晤，要紧紧地握到一起去——却不，其中一个撩开自己的衣襟一角，将对方的一只手接纳进去。于是，有意思的现象出现了，衣襟下的两只手就很隐私地轻轻蠕动起来，仿佛一对男女在被子掩盖下的那种勾当。手的主人把头仰得很高，眼睛细致地眯缝着，嘴里的烟像一根杠杆一翘一翘，很匀称地使用着力量。思考的时间有长有短，最长也就是十几分钟，然后那手从衣襟下脱离，返回到出发的地方。那手是有一些汗湿的，但是与天气的冷暖无关。这个过程我以为其实很漫长，能够追溯到几千年前去，甚至更长时间。

衣襟下流动着无声的语言。

衣襟下进行着一场风起云涌的商贸之战，也是说不定的。

我特别欣赏洽谈者双方的从容淡定。他们不像摆摊子的小商小贩那样声嘶力竭地吆喝个不休，直吵得人耳根子疼痛。他们的脸上波澜不惊，以至温情脉脉。买卖不成仁义在，至少避免了嘴巴上的战争。

再来看羊。

羊是坐着蹦蹦车来的（其实是站着的，拥挤在一起，一点都不舒服）。既来之，则安之，待价而沽，出卖自己。准确地说是出卖自己的肉体，而不是出卖自己的灵魂。羊的灵魂永远是洁净的，不会被世俗污染，它们才不像城里歌厅和发廊里的那些“小姐”们，既出卖自己的肉体，也出卖自己的灵魂，把自己出卖了一次又一次。善良的羊没有一点这样的龌龊行为，它们是真正的君子。羊不看主人的脸色，只是紧紧地依偎在一起，很冷的样子。它们也不咩叫。我在羊市上差不多呆了半天，就不曾听到过一声羊的咩叫。我开始怀疑马儿庄的羊是不会咩叫的，好像叫了就要泄露底气，身上的肉不香，为主人卖不出个好价钱，那上天恩赐的甘草不就白吃了吗？羊被买卖双方品头论足，标准却是双重的，卖者极尽溢美之词，买者则反其道而言之。

羊不语。

乘着一息尚存，羊在反复咀嚼胃里的甘草。羊的牙齿非常洁白，也非常整齐，与马儿庄人的牙齿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真的是不明白，在马儿庄这片土地上，人和羊一样饮用高氟水，为什么人的牙齿那么黄，而且黄得掉渣；羊的牙齿却那么白，白得如同一弯新月。难道就因为是羊吃的是甘草吗？它们也要拉一些粪出来，黑色的圆润的小颗粒，确实像人吃的那种用中药制成的小蜜丸（也就是所谓的六味地黄丸）。马儿庄的羊粪里有大量的甘草成分，说不定就是一种很好的药丸呢，但是没人去尝试，人们只对它们身上的肉和皮毛感兴趣。以我之见，吃一吃也无大碍吧。想想我在小的时候，就曾经将野兔粪捻碎后当烟丝卷了抽，据说抽了能够眼亮心明。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眼睛亮了，心里也就啥都明白了。据说兔子永远是睁着眼睛睡觉的，心里永远是亮堂的。兔子粪的滋味我其实早已经忘了，但孩提时代的乐趣犹在眼前，想一想便会觉得心动。但是，我认为羊的眼睛也是亮堂的，一点都不比兔子差。而且，羊的眼睛也像我们人类的孩子的眼睛。孩子的眼睛大约就和羊的眼睛一样，是不会被世俗浸染的，像久藏的珍珠那般闪闪发光。我始终不敢久长地看孩子（尤其是婴儿）的眼睛，我担心面对孩子的眼睛时，会照出我们大人的“小”来。

——我也不敢久长地看羊的眼睛。

尽管我出生在牧区，小时候放过羊。

我也不敢久长地看狮子的眼睛。作家毕飞宇在他的《人类的动物园》里说，狮子是离上帝最近的动物，狮子的表情就是上帝的表情。

尼采却说，上帝死了。

狮子在我们人类的追逐和掳杀中，成为濒临灭绝的动物。羊非但不会濒临灭绝，反而被人最先克隆出来，那只出生在英国的克隆羊多莉就被媒体争相报道，一时间比影视明星还要风光。我们还要克隆出狮子来，这是肯定的，甚至用不了太长时间就可以实现这个愿望。

然而，我们能够克隆出上帝吗？

——再回到马儿庄的羊市上来。

天黑之前，马儿庄的羊大部分走上了不归路，一去不回头。剩下不多的羊则被主人拉了回去，再放养甘草地。走的时候，几只羊坐在蹦蹦车上，像是惭愧极了，沮丧地低垂着自己的头。不过，夕阳给它们身上镀了一层金子般的颜色，宛如披上了美丽而华贵的衣裳。如果是一只小母羊，就像是一位待嫁的新娘。这还不算什么，又有重新融入大家庭的快乐，还有可口的晚餐等待着它们。

——迟早的事情。

羊的命运是掌握在“上帝”手中的。

如果是人，便要为这样的苟且偷生而窃喜。

都是迟早的事情，羊也好，人也罢。

第五辑　故乡寄语

向一个伟大的灵魂致敬

——写在文学恩师魏巴特尔先生一周年祭日之际

今年7月7日，是我的文学恩师魏巴特尔先生去世一周年的祭日。时间过得真快，不觉已是一年。越往这个日子挨近，先生的音容笑貌愈加清晰，犹在昨天。而我作为他的学生，心绪久久地难以平静，尤其对先生的离去，每每想起便止不住地泪水潸然，进而向我心中的一座人生的高山仰望、仰望……

缘　起

我深信，人之交往于冥冥中生而有缘。既然有缘，便会在时间的长河里相遇，只是迟早的事情。

我和魏巴特尔先生的交往，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后期。那时，我在阿左旗党委工作，秘书之余，开始业余文学创作，涂鸦之类的东西，羞于示人。一次，意外地得到一册内部发行的《阿拉善民歌集》，大字排版铅印，编译者即魏巴特尔先生。虽然当时是只闻其名，未见其人，但从书中的字里行间不难读出作为翻译者的博识与才情，以及深厚的汉语言功底和文学水平。掩卷思之，令我这个大学文科毕业生汗颜。不过，正是这一册印刷粗糙的民歌选本，让我爱不释手，渐渐读出了其中的大滋大味，所谓“思理为妙，神与物游”，感觉对自己的创作大有裨益和启发，不妨借此而循之蹈之，写自己熟悉的牧区生活。后来，正值《戈壁》创刊，时任编辑的赵敬超组稿，我便斗胆递上一个短篇小说《暴雨》，内容大意是一对年轻的蒙古族牧民夫妻的感情纠葛，在一场突降的暴雨中得到洗礼和升华。我知道作品的稚嫩是显而易见的，投石问路而已，并不抱什么希望。没成想作品最后到了魏巴特尔先生那里，却给予肯定并且亲手进行了修改，包括主人公的名字都进行了订正。后来，就听赵敬超谈起这件事，说魏老师看好我的作品，认为潜力不错，还打听了我的一些情况。作为初涉文学创作的我，能够得到先生这样的评价，难免心潮澎湃、情绪激动，大有相见恨晚之感慨。

于是，就相见了，我也从此开始尊敬地称呼先生为魏老师。至于当时是在什么样的场合下见的面，时隔多年已经记不得了，但魏老师留给我的第一印象至今未有任何改变，而且永远地固定在我的脑海里了。高大的个头，胖瘦适中，肤色略显粗黑，总是面带微笑。那么朴实，那么和蔼，那么慈祥，那么平易近人，那么善解人意，没有一丝一毫的故作姿态。要知道，那时的魏老师已经是卓有成就的作家和翻译家，尤其是在蒙汉文互译方面，在国内颇具影响，有很高的知名度。我是一个内向口拙的人，近乎于木讷，却往往留给他人一种傲慢的错觉，也因此吃了不少哑巴亏。老实说，我恰恰是自卑大于自信，见了那些所谓的显贵和名人，就头皮发紧，唯恐躲之不及，语言自然比舌头还要短半截。可是，在魏老师那里，完全没有这种心理障碍，一点都不觉得紧张，几次交往下来，已经是无话不说的老朋友了。我们谈文学、忆往事、说世态、评时事，有时候观点有异，各执其词，会毫不设防地争论一番，结果往往是“不欢而聚”，兴之所至，约几个朋友喝酒去，自然是魏老师自己掏腰包的时候多。

什么是一见如故？我想这就是了。试问天下人情为何物，直叫人生永相许。现在回过头追忆，魏老师和我当属两代人，以年龄而论，魏老师大我将近二十岁，堪称尊长；以影响而论，魏老师名满国内，及至海外，而我只是走入社会没多长时间的一介书生；以学识而论，魏老师博古通今，著述甚丰，而我只是浅尝辄止，学问更是谈不上。不过，我们对文学的爱好与追求，却是一致的。那时国人尚不知手机和电脑为何物，文学也没有被边缘化，甚至还很神圣，拥有相当的“话语权”，尤其是各种流派和主义此消彼长，你方唱罢我登场，新写实、先锋派、口语化写作等等不一而足，热闹非凡。魏老师对此却是淡定的，有他自己的独到的关于文学的主张和见解，一副“老谋深算”的样子。其实，对于一个真正的作家来说，这才是最重要的，类似于一棵树牢牢地扎实了自己的根，“风雨不动安如山”。魏老师尤其对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情有独钟，始终保持着浓厚的阅读和研究的兴趣。我想，这和他最初接触文学的时代和环境密切相关。每逢谈及文学，魏老师言必唐诗、宋词、元曲、明清小说，言必普希金、托尔斯泰、高尔基、肖洛霍夫等等。在他的作品中，同样也不难看出深受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的影响，如短篇小说《神枪手》《他在门前拴了一条狼》，长篇章回体小说《阿拉善传说》等。每逢这种时候，一向谦和、优雅的魏老师，似乎变得不那么谦和了，很快焕发出另一种神采，或侃侃而谈，或娓娓道来，人一下子变得激情飞扬了。我倒是真正地虚心了下来，也真正地成了小学生，那是真正的洗耳恭听，同时暗自叹服魏老师那超拔的记忆能力和生动形象的汉语言表达能力。中国古典文学和俄罗斯文学我自觉也读了不少，但让魏老师叙说出来，确乎是别有一番滋味，备感受益匪浅。正是在魏老师的鼓励和影响之下，我终于开始发表作品，并且渐渐地由少到多，如早期的《沧海》《草儿青草儿黄》《寻驼》《牧歌》《少年和大漠》等，其中就多处引用了魏老师编译的阿拉善民歌。只要我发表了作品，魏老师比谁都高兴，乐得满脸开花，而我也能乘此机会在他那里混一顿酒喝。凡此种种，便是我将魏巴特尔先生称之为文学恩师的由来。

文学，让我们结缘……

同　道

同道，按照一般的解释，即志同道合的人。以我之见，志同者天下比比皆是，道合者未必有多，所谓“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两者之间的不同看似相近，其实是天壤之别，前者谓之君子所为，后者谓之小人之行。这是一个古老的话题，不说也罢。

1991年，阿盟文联正式成立，这对于一帮远离文化中心，在边塞之地舞文弄墨的文朋诗友们而言，是一件天大的好事，像是离散的游子终于找到了娘家，很有些归宿感的。具体的筹措任务便责无旁贷地落到了魏巴特尔先生的身上，而由他担当文联主席，实在是众望所归。道理其实很简单：非成就斐然且德高望重之人不可，否则难以服众。文联主席内定了，还缺个秘书长，魏老师于是想到了我。考虑到方便我文学创作情况的同时，魏老师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文联必须至少有一名汉族同志，用魏老师的话说是阿盟文联不能办成“蒙古族文联”。他这个人不会虚情假意，不会茫然四顾，更不会虚与委蛇，有啥说啥，绝对性情，在为人处事上是很有些融融古风之意和古道热肠的。征求意见时我心里却非常不安，觉得自己并不般配，但面对魏老师那一双充满真诚、热切和期待的眼睛时，我又不好拒绝。人生得一知己，谈何容易？为了我的调动，魏老师于是开始了他的游走，像一个说客那样来回奔忙。那时交通很不方便，大热的天暑气逼人，魏老师骑着一辆丁当乱响的自行车，满头大汗地在老陵滩和西花园之间穿梭，向旗委领导陈述调我的理由，其言凿凿。后来，时任旗委书记的达来先生找我谈话，询问我个人的态度，我很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想法，就差说出“士为知己者死”这句话了。达书记想了想说，你想在这方面（指文学创作）发展也是可以的，人各有志嘛。这事还惊动了时任盟委宣传部长的冯国进先生，意思是老魏执意要调的这个人究竟怎么样？一次，我正在伏案写材料，就听办公室主任喊我，去了方知冯部长在座，见了我当即哈哈大笑，继而风趣地说，一个胖乎乎的傻小子嘛，听说你文章写得还不错。接下来，便是一路绿灯。后来听魏老师讲，当时的黄盟长（我的中学老师）在我的调动表上签过字后，语重心长地说了这样一句话：你们两个老实人走到一起了。

两个老实人。

这话令我思之久长，心情很不平静，对我触动很深。是啊，可不就是两个老实人吗？一语中的。那么，两个老实人走到一起，究竟能做些什么呢？这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

文联成立之初，条件十分简陋，尤其经费短缺，真正是《百家姓》里缺了第二姓，没有一分钱可以开销。不过，魏老师有办法。他不慌不忙地拉上我，说找财神爷去。那天临近下晚班，魏老师和我去了时任盟财政处长的塔拉腾先生家里，事先没有约定。怎知塔处长家正在招待从牧区来的亲戚喝酒，“两个老实人”想退出去显然是来不及了，只好“既来之，则安之”，大大咧咧地入了席，用魏老师的话说是，我们也做一回亲戚。主人热情，客人更加不好推辞，便放开了吃喝，以致醉得一塌糊涂，趴在桌子上人事不省。等到主人送走亲戚回来又等了许久，“两个老实人”才从梦里渐渐醒转，然后摇摇晃晃地起身告辞。出门时，魏老师和塔处长相视一笑，心知肚明。已经是后半夜了，天上的星星出得齐全，在繁茂如织的星空下，“两个老实人”头重脚轻、磕磕绊绊，一边走一边仰天大笑。过了不几天，魏老师兴冲冲地告诉大家，两万元到账，同时还引用了领袖的一段语录聊以自慰：寄上三百元，聊补无米之炊，全国此类事甚多，应当统筹解决。魏老师的幽默和风趣，由此可见一斑。每逢有魏老师的场合，必定充满了欢声笑语，即使有再多的忧愁，都会在这种场合得到稀释和化解。我是这样认为的，幽默是大智慧，不是一般的人能够具备的。幽默折射出来的是心胸的开阔和豁达，是经历了沧桑之后的淡定、从容和超脱。有如一篇好的文章，必定是经历了繁复之后的简单，是清静的，是安然的，甚至是“无为”的。我心目中的魏老师就是这样的一个人，一个大写的人，从他身上折射出来的人格的力量，感动着他身边许许多多的人。当然，魏老师也有愤怒的时候，对一些看不惯的社会现象也会进行猛烈地抨击，只不过是仍然采取他一贯幽默的方式，听来不仅令人捧腹，而且十分的解气。惜乎，那些精彩的段子是不能录在这里的，只能靠读者自己去想象了。

接下来，在魏老师的提倡下，文联用这两万元经费与《草原》编辑部共同举办了颇有声势和规模的文学笔会，并就近邀请了宁夏文联《朔方》的编辑人员，为阿盟的文学创作者举办了一次文学的盛宴，促成了《草原》阿盟作者专号，让三十四位用汉语写作的阿盟作者集体亮相。应该说，此举对当时显得有些沉闷的阿盟文学创作起到了积极的促进和推动作用，在阿盟的文学史上留下了重要的一笔，尽管其中的一篇小说《沙暴》因为所谓的“人性异化”引起过不小的争议。作为编辑之一，我深知其中的内情，为了让更多的作者能够“抛头露面”，魏老师坚决撤掉了自己的中篇小说《身边的遥远》。《草原》的责任编辑白雪林先生不无遗憾地表示，就其质量而言，《身边的遥远》无疑是这一期专号的头条。时隔多年之后，当我读到魏老师的另一部中篇小说《天河》时，油然而生感慨：《身边的遥远》实在不应该就那样被无声无息地埋没。

哦，身边的遥远……

牵　挂

1995年5月，我做出了一个让阿盟的文朋诗友们认为不可思议的举动，去向宁夏的银川市。究其原因，同样与魏巴特尔先生不无关系。魏老师先我离开阿盟文联去了政协，他的离开，使我陷入了某种尴尬的境地，那一时期我的情绪很低落。尽管文联的其他同志一如既往地对我很友善，可我还是觉得自己像孤家寡人，也许是“两个老实人”交情太深，工作中相互配合得太默契的缘故吧。惺惺相惜，实属人之常情。说句实话，我之所以这样做，其中也有和魏老师赌气的成分在里面：你走我也走。谁知道，我这一走就再也回不去了。

虽然只是一山之隔，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但毕竟是横跨两个省区。随着时间的推移，加上我又必须在新的地方和新的环境里全力打拼，和魏老师的往来无法避免地少了。当然，我们有一点是共同的也是不可改变的，这就是在为“稻粮谋”的同时，还在继续文学创作，仍然坚守着文学的精神和理想。到宁夏的前些年，每逢春节的时候，我还是要去魏老师家的，去了必定有一番长谈，相互通报各自的创作情况，佐以好烟好酒，更不乏欢声笑语。在亲朋好友娶媳妇嫁女儿的宴席上，以及几次阿盟文学界的会议上，在主人的刻意安排下，我都和魏老师同桌同台。记得在贺兰山南寺举办的一次文学采风活动中，魏老师就当着大家的面，首先拿我开涮，狠狠地幽默了一把。意思是说，阿拉善的骆驼都是双峰驼，而且驼峰都长在后面的脊背上，可是有一峰“骆驼”却很奇怪，不仅驼峰是单的，更糟糕的是驼峰长在了前面的肚皮上。原因是什么呢？是因为这峰“骆驼”离开了阿拉善，从山后跑到山前吃人家的大米去了。此言即出，满堂哄笑，气氛是再好不过的。我个人认为，这是一个特别经典的段子，其中就有大智慧，耐人寻味。我在这篇文章里将此呈现出来，有与读者分享的意思。这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将欢乐带给别人的人，和魏老师这样的人在一起，绝对是人生中的大幸运，天会格外地高远，地会格外地辽阔，阳光会格外地明亮，风儿会格外地清爽，人间会格外地温暖和美好。

也真是让魏老师言中了，在宁夏的青年作家群里，他们还真的是毫不客气地，同时也是没有任何恶意地给我起了个“老骆驼”这样的绰号，我便也很情愿地接受了，内心里还挺愉快和自豪。他们之所以称我为“老骆驼”，原因大概有这样几条，一是我本来就来自于中国的骆驼之乡阿拉善；二是我创作发表的很多作品都写了骆驼，譬如《老满最后的春天》《夜走十三道梁》《父亲与驼》《失驼》《冬日》等；三是就我的慢腾腾的性格而言，也像一峰负重远行的骆驼。这样岂不更好？这样就使得我的文学创作及其作品和他们区别开来，不和他们“靠色”。我在一篇创作谈里说过这样的话，出生地和儿时的经历，尤其对作家和诗人很重要，决定着写作的情感因素和精神向度。我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我至今发表的百余万字的小说作品，无一不是叙写阿拉善的。没有阿拉善就没有我的文学创作的源头活水。需要说明的是，我在这里穿插这样一段文字，意思是想告诉魏老师的在天之灵：一个有良知的作家，不会有所谓的“下一个精神故乡”。正如作家石舒清所言，写作就是写自己，写自己的经验和认识，写自己的性情和主张，而这一切首先是建立在故乡之上的。

我们不仅仅共同地坚守着一种文学的精神和理想，“两个老实人”还彼此之间深深地牵挂，有时候竟然成为了积淀在心里的一种沉重，浓得化不开。

记得《阿拉善报》创刊二十周年社庆那次，我因采访任务去了泾源县，《朔方》编辑部便委派诗人杨梓和梦也到阿拉善报社参加庆祝活动，宴会时他们恰好与魏老师同桌。当魏老师得知他们二人和我是同事，便一再追问我的情况，惦念之情溢于言表，反复问我的处境怎么样？文联领导对我好不好？主编对我好不好？同事们对我好不好？随后又拉着他们的手一再叮嘱说，那是一个老实人，你们一定要互相团结，平时多帮助他。直到我的两位同事也一再表态，做了肯定的答复，最后几近于举手发誓，魏老师才放下心来，开始开怀畅饮。两位同事回到编辑部后，向我仔细地描述了当时的情景，然后困惑地说，那个魏老师和你究竟是什么关系？他对你的关切和担心的程度，似乎远远地超出了朋友的范围，即便是亲兄弟也不可能是这个样子的。其实，他们在描述那样的情景时，我也有身临其境的感觉，觉得自己当时就坐在魏老师的身边。我向两位同事讲了我和魏老师之间很深的那种情意后，他们也是感叹唏嘘不已。当我一个人静静地坐下来，我就会觉得这样的牵挂是不是显得沉重了些？沉重得让我有些承受不起。不过，在很多的时候，它也会成为一种动力，激励和鞭策着我，既然是一峰负重的“骆驼”，就应该有骆驼的那种坚韧和耐力，不怕慢就怕站。魏老师当初的担心不无道理，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预言。我是个不设防的人，在这个并非人人从善如流的社会环境里，老实人吃亏是难免的事情。有一段时间，我莫名其妙地陷入了人事的漩涡中，在个别人的攻击和造谣伤害中差一点离开编辑部。正是在那一段处境极为艰难的时期，我是那么的怀念和魏老师曾经相处的美好日子。当然，我还是坚持了下来，谣言最后不攻自破。我也深知，这其中就有魏老师那真诚而又显得沉重的牵挂，在不断地激励着我，在不断地鞭策着我，使我不敢也不能有丝毫懈怠。

我家住老城，前几年从阿盟文化馆调入北方民族大学（原西北第二民族学院）的画家朝戈巴图家住新市区，我们两个人每逢见面，魏老师是我们久谈不衰的话题，而且越往下谈越深入。有一次我说，魏老师是一个具备了神性的人，他的人格魅力无几人可比。情到深处，再加上酒兴所致，朝戈巴图便给我讲了有关魏老师的许多经历和故事，其中的大部分我也是知道的，曾经听魏老师自己和别的人说起过，例如骑在驼背上一个字一个字地背《新华字典》、两座蒙古包那么多的书被造反派付之一炬等。但有些我是第一次听朝戈巴图说，尤其是魏老师在“文革”中遭受的种种磨难和屈辱，那真是非常人能够忍受得了的（也惜乎，篇幅所限，不能一一道出）。就这样，栖居银川的分属不同民族的两个阿拉善人，在酒桌上说的却是同一个家乡人，这个人就是大善大德、大慈大悲的具有苍天般的情怀的魏巴特尔先生，我们文学、艺术、人生的师长和楷模。

后来，魏老师退休了。我和退了休的魏老师有过几次见面和交谈。那时的魏老师，身体依然健朗（稍微有点发福，也多了几许白发），酒量似乎也不减当年，依然是那样地幽默和风趣。他告诉我说，退休后的感觉不错，每月两千多元的退休工资，足够了。魏老师就是这样一个特别容易满足的人，知足常乐，用在这样的人身上，是再恰当不过的了。然后是三句话不离本行，说是闲了其实更忙，欠了不少文债，手里的活计不断，有很多相关的文史资料需要他搜集、整理和翻译，多家出版社都“等米下锅”呢。魏老师还有一个庞大的个人创作计划，除了创作小说之外，还要续写《红楼梦》和《水浒传》，而且是蒙文和汉文同时进行（他早就告诉过我，而且我还有幸读到过其中的一小部分）。我一开始是很惊异的，惊异之余便是佩服，用五体投地来比喻也并不为过的。能够同时在现实题材和古典题材两个领域里大显身手、游刃有余，除了大气魄，还要有大手笔。对此，我没有产生一丝怀疑，后来的事实也是有所证明的，《阿拉善传说》和《天河》应该就是他这个时期的重要作品吧。《阿拉善传说》共七十二回近二十万字，我是一口气读完的，大约用了不到一天的时间。正如本书前言指出的那样，是一部传说化的阿拉善历史或者阿拉善历史的艺术记录，具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和文学价值。此书不可不读，尤其是阿拉善人不可不读。作为从业多年的文学编辑，我也叹服这部作品语言的流畅和通泰，以及掩藏在文字里的具有“魏氏风格”的智性和趣味。遗憾的是，魏老师的很多作品是直接用蒙文写作和出版的，没有来得及翻译成汉文出版，譬如他的长篇小说《晦暗岁月》等，于我只能是两眼抹黑了。

要说我对魏老师有什么牵挂，这就是了，是牵挂和期待他的作品能够尽早问世和更多问世，让我一读为快，分享恩师的硕果和喜悦……

别离

我实在不忍心写下这一章，可又不能不写。不写，我就无法原谅自己、说服自己。

后来，就听说魏老师生病了，而且是大病，是李亚玲女士首先告诉我的。她在电话里告诉我这个十分不祥的消息的时候，言语中包含了对我的幽怨和指责，意思是魏老师对你那么好，他病了这么长时间，你为什么不来看望？令我羞愧难当、无地自容。我知道我是不能做任何解释的，尽管我是真的不知道，可以这样说，打死我都想不到。等放下电话，我一时竟不知自己身在何处，脑袋像是在无极限地膨胀着。不久前，魏老师我们几个要好的朋友还结结实实地喝过一场酒呢，魏老师照例妙语连珠，酒桌上照例欢声四起。之后又约定由魏老师亲自带队，几个要好的朋友在银川再聚，他们要对我进行一番实地“考察”。而我也是做好了准备的，向几个在银川工作的阿盟籍的朋友打了招呼，其中就包括画家朝戈巴图。

怎知道等来的却是坏消息。怀着深深的愧疚，我去看望魏老师，我不敢想象魏老师被巨大的病痛折磨成了什么模样，他曾经是那么豁达和开朗、那么幽默和风趣的一个人啊。魏老师瘦了，瘦得很厉害，但精神看上去还不错，见了我显得特别高兴，又说又笑的，可我怎么也笑不出来，一时语塞继而哽咽，心情极其复杂。随着情绪逐渐平静下来，我和魏老师聊了大约有一个小时，便起身告辞，主要是担心时间长了魏老师身体受不了。令我惊叹的是，在和我聊天的过程中，魏老师像往常那样神态自如，一根接一根地抽着烟。知道了我的疑虑后，魏老师若无其事地反过来安慰我说，不怕，我不坚强谁坚强？后来，我几次要去再看望魏老师，都因为说是魏老师外出治病而未能如愿（我甚至怀疑这是魏老师善意的拒绝）。

我不坚强谁坚强？这是魏老师给我说下的最后一句话。

我不坚强谁坚强？铿锵有力，掷地有声。

7月7日，我的文学恩师、敬爱的魏巴特尔先生走完了他朴实而厚重、平凡而高尚的一生。先生走的时候，执意只穿一身洗得干干净净的旧衣服，带着两本书，其中一本就是先生毕生珍爱的《普希金诗选》。写到这里，我已经泪流满面，再也写不下去了，泪眼迷蒙中，我想起了这样一首诗：风从草原上吹过，一个骑马人向天边跑去。不过，面对一个伟大的灵魂，我更愿意借用先生自己编译的一首阿拉善民歌为先生祈祷：

富饶辽阔的阿拉善

是我们难得的故乡

漫漫香火是虔诚的信仰

太平美满是我佛的祥光……

2009.7.6

大漠·人生·诗情

——诗集《唱给阿拉善的歌》读后

祖国的大西北，是人类共同拥有的地球上的一块巨大的肺叶，做着深深不息的呼吸，黄与绿、贫瘠与丰厚、荒蛮与文明，都处在一种必然的交织和延伸中。每当提起它，有多少人会在耳畔响起丝绸之路上那悠扬的驼铃声，想到那凄楚悲壮、不绝如缕的古边塞诗的吟唱。它如此古老，又如此年轻；如此邈远，又如此亲近；如此寂寥，又如此热烈。其实，在这里我主要指的是新时期以来的西部诗歌，它像一座拱起的山脊，挺立在我们新时期文学的版图上。在这里，还需要首先说明的是，西部诗歌仅仅指的是近年来我国西北地区诗人的诗作。如果要将西部诗歌这一概念进行外延，当然应该包括古往今来一切涉及大西北地区的诗歌，诸如古代的边塞诗，以及当代诗人有关大西北题材的所有诗作。如今，我们已经看到一支长期扎根于大西北这片广袤沃土的诗人群，正以更新的姿态、高涨的热情，在西部诗坛勤奋地耕耘。他们的诗作，在西部诗歌发展史上成为又一动人的新篇章。

有了上述有关西部诗歌这一概念的确认，我才能够接下来继续谈论。

蓝天、白云、大漠、草原，正是在这样一幅油画般厚重的背景下，行走着一位歌者。他以非同寻常的执著，不断磨砺生命，不断穿越风暴，步履坚定地向着心仪的精神故园走去。当然，人们对理想家园的寻找和呼唤由来已久，可以回溯到历史隧道的深处，屈原披发徘徊、李白仗剑天涯、杜甫随风流落等等，都是我们熟知的典故。在这里，没有必要与古人做过多纠结，我要说的是我们身边的一位诗人，他就是董培勤。

诗人董培勤选择了西部的大漠，或者更准确地说，选择了阿拉善，苍天般的阿拉善。不为别的，作为诗人的董培勤力求改变西部诗歌的时空观念，吟唱出新的边塞诗韵。无疑，这是一种高度的精神自觉。

巴丹吉林，一叠铺开的褐黄色的稿笺

突兀的沙峰，珍藏着对生命的执著眷恋

一汪汪海子，像史页没有标完的逗点

荡漾着绿色的期冀，闪烁着焦灼和期盼……

它的力量在于袒露出诗人那种开阔的胸怀，以及对大自然忘情的真爱。这种激情和真诚构成了诗人的特质，也较为充分地展现了诗人形象思维的自由度。从某种意义上说，董培勤开了新时期西部大漠诗歌之先河，并将这种意识顽强地持续了下去。现在，董培勤已经置身西部阿拉善多年，并且得益于他的记者身份，沿着范长江当年的足印，既遁着历史的轨迹寻觅昨天，同时也憧憬明天，差不多踏遍了这里的山山水水。正像诗人在他的散文《阿拉善游踪》里表白的那样：“月是故乡明，露是今夜白，浓烈的乡情，北国的大漠，给了我多少人生的哲理。”独特的人文地理和自然景观，使得他的诗情流淌不息，在大自然更为严峻的现实面前，发出更加动人的音响。对他这种执著而又艰辛的追求和耕耘，我们不能不为之感动，并怀有深深的敬意。

截至目前，董培勤已经有五百余首诗歌和一百多篇散文发表，并被收入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红杏集》等多种文集。也许，对一个诗人来说，产量并不能完全说明问题，但是随着董培勤创作成果的不断丰厚，影响的不断扩大，对阿拉善诗坛乃至整个文学创作而言，其中的引领和激励作用却是不可低估的。正是在作为诗人的董培勤的影响和带动下，阿拉善出现了以郭春浮、洛兰、王秋才、马英、魏义民、蔺忠玉等为代表的青年诗人群体，他们潜心创作，在诗歌领域颇有突破，营造了一个独特的西部大漠的诗歌世界，形成了一道亮丽的文学风景。与此同时，如此丰厚的创作量，也说明了作为诗人的董培勤不仅用不懈的努力、全身心的投入，铺展着自己诗歌创作的履历，而且书写着自己人生的诗行，两者之间是相互交织前进的。否则，诗人的人生便会在很大程度上失去意义。诗伴随着他走过青年，步入中年，以致白发过早地袭上两鬓。而将诗歌创作寄予生命里，就像箭之于弓弦，不得不发，而且要发而有声。罗曼·罗兰说过，我创造，所以我生存。握住一支笔，竟至握住了自己的生命，写下诗的同时也写下了自己。《唱给阿拉善的歌》是诗人的第一部诗集，字里行间浸染着诗人半生的坎坷、磨难和追求。需要说明的是，这只不过是诗人已经创作发表的诗歌总量的十分之一。

诗是心灵的自然流露，诗是需要形象思维的，这是诗歌创作的不是技巧的技巧。从某种意义上说，诗人是属于未来的，他们创造的是一个幻想的世界，他们的意义是为了幻想而存在的。但是，形象思维又必须根植于真实的自然和现实。那么诗人又是现实的，甚至是传统的，不可能也不应该一味地表现出那种居高临下的自傲或者局外人的冷漠。诗人作为这个现实世界的一分子，不能凌驾于其上。当然，时代的不同，经验的不同，导致意识的也不同，会直接影响诗人的创作倾向。但是，我们熟知的马尔克斯、博尔赫斯等大师，都是以各自的极为熟悉的乡镇为背景，然后以魔幻现实主义等的创作方法，书写出他们的理想或者幻想的世界。

作为诗人尤其是作为西部诗人的董培勤，他的诗歌创作具有更加明显的规定性，是不可能脱离自然和现实的约束的。但是，大漠的雄浑与辽阔，又恰恰为诗人提供了足够浪漫和玄想的艺术空间和土壤。浪漫和玄想，就是一种飞翔和超越。二百年前，法国作家雨果在他的《秋叶集》序言中，就认为诗要更加有力地飞翔，他说：“我们情愿它居于山巅和废墟之上，翱翔于雪崩之中，筑巢在风暴里，而不愿它向永恒的春天逃避。我们情愿它是雄鹰而不是燕子。”我们当今的西部诗歌，难道不应该具有这样的精神风貌吗？回答是肯定的。对于作为诗人的董培勤来说，还有一个最基本的参照和坐标，这个最基本的参照和坐标之非常庞大和高蹈，给人以不可逾越的巨大压力，这就是历史上曾经盛极一时的边塞诗，岑参、高适、陈子昂、王维、王之涣等无一不是其中的大师。我们知道，边塞诗之所以能够兴盛，其中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唐代疆域的拓伸，以及屯兵戍边等频繁的军事政治活动，客观上张扬了诗人的想象力和创造力，“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别离情”，终于开掘出一代诗风。董培勤作为新时期以来的西部诗人之一，也并非刻意效仿和沿袭盛唐边塞诗风，而是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上另辟蹊径、自构意境。“一切都远了，驼峰上的马可波罗，朔风中的苏武和羊群，胡杨劈成木简上的故事。”（《巴丹吉林诗笺》）让这段家喻户晓的历史故事以诗的语言再现，看似平静朴实，却有悲壮的美感。“胡杨，历史用你，雕制成一条条居延汉简，斑驳的纹路里，沉淀着丝绸之路的旗旄，仿佛远古的帆影，还在烟波里打旋。”（《驼蹄，叩响的胡杨林》）艾略特曾经说过，正是历史感使得一个作家能够最敏锐地意识到他在时间中的地位，意识到他自己的时代。诗既要抒情又要具备历史的纵深感，其难度是很大的，董培勤在这方面做了有益的而且也是较为成功的努力和尝试。善于将历史事件化为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再赋以浓郁的诗情和意境，表达澎湃如潮或者缠绵如丝的眷恋与深思，是诗人很重要的表现方式和美学追求。

诗人曾经说过，是大漠赋予了他诗情。

这种赋予当然不是被动地接受，必须注入哲理的思考，毫无保留地融进自己的生命情感和体验，然后化作诗的意蕴和旋律。这是一个交织着痛苦的孕育过程，同时也是一个不断地闪现理性光芒的过程，只有这样才能最终确立诗的内涵和形象。我以为，有时候情绪的无度宣泄，反而会导致诗的苍白。董培勤作为一个情绪型的诗人，基调保持和稳定在这样一个层面，即西部大漠雄浑辽阔的自然景观与自我拥有的情绪特征的融通。诗人的绝大部分诗作，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呈现出来的。“从风的故乡，飘来一串驼铃的亢奋，刚刚走出冬的记忆，我，拉驼人，牵来地平线跃动的葱茏”（《寄自阿拉善的歌》、“驼峰上贴着一弯晓月，负重的驼队，融进了星光镶嵌的夜色，无数次辉煌的穿梭，无数次缄默的跋涉，没有结尾，没有开始。”（《月夜驼铃》）在诗人的笔下，我们看不到骇人的荒芜，看不到狂戾的沙暴，却看到了涌动于大漠深处的无限生机，听到了牧人胸膛里的激情和对生活的憧憬。就现实而言，西部毕竟是非常严酷的，大片草原被风化沙化，很多地方已经变得满目疮痍、惨不忍睹。过去那种“风吹草低见牛羊”的美景不再，变成了人们越来越遥远的记忆。草原的风化沙化，是非常可怕的，是天灾和人祸共同作用之下的生态灾难，实际上是人祸远远大于天灾，这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事实。自然环境的恶化当然是可怕的，因为它直接影响了人类的生存和发展，同样也会导致人文环境的恶化。如果从精神的层面上讲，最可怕还不是沙漠的荒芜和沉寂，而是人的心灵的苍白，以及对生活失却信心和热情。越是自然环境贫瘠的地方，其实越需要一种精神的富有，强烈的生存欲望和改变现实的坚韧，才能够创造出人间奇迹。诗人对此也是给予了极大的关注，那么集中而又忘情地一遍遍呼唤，用一片赤子之心，对养育他的大漠和人民表达了自己的忠贞不渝和至善至真的期待：“年轻的人，年轻的拉驼人，挥手告别奶香流溢的季节，驼队又出发了，跋涉是你不屈的意志，大漠是你葱茏的世界。”（《拉驼人》）

诗人作为抒情主体，把丰富的同时也是具体的感受融入自己的内心体验，因此抒情主体本身也化为生活实体的一部分。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够在诗中感觉到一个活生生的自我，以及生活特有的厚度与广度。正像黑格尔在他的《美学》中所说的那样：“诗人表现自己所用的情境也不应该局限于单纯的内心生活，而且应该是具体的，因而也应该显示出外在的整体，因为诗人就连在主体地位，也还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人。”作为诗人，董培勤有着西部大漠生活长期的深入的体验和积累，且以自己的生命做了抵押。在当今商品社会的大潮中，这种执著的追求是难能可贵的。人之初，一切都是感性和直观的，跨越新奇之感而具备深刻性，然后达到理性的升华，是一个相当漫长的心路历程。诗人曾经在漠风的拥抱下，对远方传来的几声悠长的驼鸣而辗转反侧，更为蒙古族老额吉在煤油灯下为他一针一线地缝制老羊皮袄而彻夜难眠。是的，大漠深处的一缕炊烟，暗夜里的一盏灯火，足可让浪迹天涯的游子泪湿青衫。蒙古族老额吉亲手缝制的一件老羊皮袄，足可使诗人沐浴着刻骨铭心的温暖，在西风古道上负重而行。诗言志，诗为魂，从河西走廊到阿拉善，从西努尔盖到巴丹吉林，留下诗人长达二十七年苦苦跋涉和执著追寻的足迹。诗人从此步入一条充满艰辛困苦的道路再没有回头，为脚下这片浩瀚苍茫同时又充满神奇的大地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所以，读他的诗歌时必须首先有一种心理承受方面的双重准备，即诗情和人生，也就是诗情覆盖下的人生的沉重。遵循着诗人灵魂与肉体的漂泊砥砺之路，对把握其诗歌的内蕴是非常重要的。诗人还将这段漫长的漂泊砥砺之路和苦难的经历视作缘分，对西部大漠有一种类似宗教般的崇仰，这同样需要勇气又近乎于悲壮。那么，原本单调乏味的大漠之行肯定在诗人的脑海里具有了多样的色彩，以挚爱的眼光审视自然和人生，诗情的泉涌当属情理之中。

通览董培勤的诗集《唱给阿拉善的歌》，没有矫饰，没有虚泛，也没有刻意追求技巧的匠心之嫌。他的诗大都自然流畅、情真意切，实现了诗的最基本品格。在这里还要提说的是，对于大西北，对于阿拉善，一旦在诗人的脑海里形成了某种极致，有时候也会产生一种否定的倾向，这就是自醒和审视。例如在《驼乡的雪》中，诗人就这样呼唤过：“把蒙古包的天窗开大些，让星星和月亮带来遥远的新鲜。”

诗集《唱给阿拉善的歌》是董培勤艺术实践的可喜成果，同样也是诗人自我价值的体现。他的人生经历充满了传奇和悲壮，他的长达几万言的系列散文《病榻人生》，就真实地记录了这一经历，曾经感动了无数人。历尽苦难而痴心不改，诗人把阿拉善当做自己永远的故乡，并索性称自己是沙漠的儿子，将自己和大漠熔于一起，浇铸属于阿拉善的诗魂。对此，诗人做过深刻的反思和自省，在他长达七十行的诗歌《沙漠的儿子》里进行了誓言般地宣告。而且，我在阅读董培勤这首诗歌的时候，还想起了我阅读过的另一个同样是西部诗人章德益的诗歌《我与大漠的形象》。颇为典型的是，两首诗歌都无一例外地表现了“大漠”与“我”彼此塑造的过程。章德益是这样抒发的：“大漠有了几分像我，我也有了几分与大漠相像，我像大漠的，雄浑、宽阔、旷达，大漠像我的，俊逸、热烈、浪漫。”那么，再请看董培勤的诗歌《沙漠的儿子》：

我是属于沙漠的

金黄油亮的肤色

特征明晰，质感强烈

凸起的颧骨，像丘陵

崛起一个年轻的生命

我，戈壁的公民

在广袤的空间

舒展着北方民族

旷达的性格……

1992.3

“眼睛弯成音符之后……”

——郭春浮诗歌创作浅析

近日，案头置着厚厚一叠诗作，长长短短一百二十余首，这就是即将出版的诗集《裸火》的原稿。作者郭春浮嘱咐我写一点与此相关的文字。实话实说，我不懂诗，因此答应得诚惶诚恐。等到拜读完了他的《裸火》诗稿，却又有些感奋了。

郭春浮是一位勤奋而执著的青年诗人。在西部阿拉善这片广袤的热土上，他不辞劳苦，披沙拣金，终于收获了一长串“殷红的果实”。他至今已经发表了四百余首诗歌，并且多次获奖。作为作者的第一部诗集，《裸火》显然是经过精心而慎重选编的，集中而清晰地反映了诗人在诗歌创作上探索与发展的基本轨迹。而且诗集的书名也起得很有讲究，富于诗意。人就像是一支赤裸的火把，在母体里被点燃的那一瞬间开始，必然要燃烧到底，这就是诗集题名为《裸火》的由衷吧。

郭春浮出生在土默特川的大黑河边，举家来到阿拉善是大学毕业之后的事情了。故乡土默特，必将是他诗歌创作的主题之一，是无法离弃的，而且更加诗意地呈现在他抒写的一行行文字当中。对故乡的怀念，以及对那段特定历史的回顾，形成了他的名篇《大黑河》。“把岁月的慰藉，庄稼人的辛劳播种成弯弯的田垄”、“哪一个汉子把自己的布鞋扔进河里，希望它变成一只小船，载他逆流而上”。胸臆激荡的同时，却又那么细腻委婉，并且包含着独特的思辨，这就不是一般的故乡情结了，是一种精神的指向。据我所知，《大黑河》面世后，曾经给当时的诗坛以不小的震动，赢得一片喝彩。作者没有因此而沾沾自喜，更没有自诩什么，继续徜徉在故乡弯曲而古老的大黑河边，不断地沉思寻觅，打捞诗意的朵朵浪花。《倾听冬天》《独饮黄昏》就是诗人这个时期的作品。

对大漠驼乡的厚爱，是郭春浮诗歌创作的又一个主题，这方面的诗歌占据了作品的很大部分。现代文明以它那不可阻挡的强大势力冲击涤荡浩瀚的大漠时，往往会毫不犹豫地以否定为前提，很少顾及曾经的传统，包括在很多人看来已经被固化了的伦理和道德。这对于本来就敏感的诗人来说，必然导致复杂的心态。“寂寞的孩子，在沙漠深处生长，雨伞的童话，淋湿奶奶干旱的面颊”，（《遥远的河流》）这哪里是童话，这应该是大漠人某种生存现实的写照。眷恋与怅惘，希望与严酷，不正是当下大漠人生活的一种现实吗？“你变成骆驼在沙漠中行走，最早想变成一头公牛，又怕耕地时被鞭子抽打或阉割”，（《驼背天地》）诗人对人们摆脱不掉历史沉淀的痼疾而摇头叹息，表现出了强烈的批判意识，值得深思。“一种无法抗拒的渴望，穿越荒漠，疲惫的驼铃敲击遥迢的北方”、（《燃烧的风景》）“呼风唤雨，举起巨人的手臂，让沙漠密布森林，让荒野盛开繁荣”，（《空旷的情怀》）现代文明向我们大踏步地走来，要想得到新生，必须首先在观念上求变，才能与文明同步。对于一个诗人而言，献给大漠驼乡的厚礼，无非是一声真诚的呼唤和呐喊。假如能够让一个混沌者警醒，去追赶时代旋转的车轮，作为诗人的愿望应该说是实现了。

“眼睛弯成音符之后”，郭春浮还将笔触伸向生与死这个古老的话题。生与死，是人类永恒的主题，构成生命过程的两个终极，所谓“生死大限”，就是这个道理。在这里，诗人这样说：“对诗的理解，就是我对生命的理解。”把握这句话的内涵，对理解诗人的生命观确乎很有必要。努力表现生命，展示生命的壮丽辉煌和困顿无奈，其目的和愿望都是为了让人最终能够“立体地站起来”。而要完成这样的意愿，又太不容易了。在阅读郭春浮关于生命的诗作时，我似乎也进入了诗人精心编制的光怪陆离的圈套里，生命就像一个巨大的球体，旋转得令人眼花缭乱。这在小辑《晚钟：古老的舞蹈》里得以集中地反映出来。“前面有三条路，一些人误入歧途，饮水思源或饮鸩止渴”、（《古老的舞蹈》）“一处优雅舒适的别墅，建在月亮之上，没有炊烟，姑娘是水里的阳光”。（《荒诞的蜃景》）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诗人是有意借鉴后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使得那种探索的意义更加强烈和明显。不过，诗人的真诚依然如故、贯穿始终，他愿意是一个作为参照的《窗口》：“愿面对我作恶的人懂得耻辱，愿面对我流泪的人懂得欢乐。”

大约是，自从西方《圣经》里的亚当和夏娃、中国神话中的伏羲和女娲（在此不必纠缠孰先孰后），双双偷吃禁果后，人类的爱欲之火便熊熊燃烧起来了，并且成为文学艺术的母题。自然，作为诗人的郭春浮将“眼睛弯成音符之后”，也不可能超越这个同样永恒的主题。从某种意义上说，不会歌唱爱情的诗人不是诗人，起码不是一个好的诗人。歌唱爱情的时候，诗人的笔触更多的是透出阴柔之美。在诸多这样的诗篇里，《给你》最为朴实：“我的的确确是田垄里的蒲公英，我的的确确是火炉中的煤块儿，我的的确确是路面上的小石子儿。”在《殷红的果实》里，诗人把对“家”的理解写得十分感人：“该回家的时候，门口总会有丈夫或妻子疲劳的笑脸，家庭是人生的码头。”爱情有时也很理性：“我们在一滴水中游动，左边是男人，右边是女人”“世界上最危险的东西，一种是口红，另一种是陶器。”（《女人》）

艺术需要不断地开掘意蕴，不能迷醉于题材的表象。郭春浮的诗歌创作题材比较广泛，在人生与社会的许多领域游刃，试图向更深的意蕴逼近。《大地：十六种意象的屋子》，便是对这种追求的最好诠释。这组诗歌长达二百三十六行，以金、木、水、火、土、气等自然现象为题，然后切入人生，写得深沉、苍劲、理性，试图达到表象与意蕴的完美和谐与默契。其难度是相当大的，尤其是没有对东方哲学的深入研究和体验，是很难把握的。所谓天人合一，既是最显见的道理，也是最难以企及的境界。我以为，这是诗人对自我的挑战，是诗人给自己设置了一个更高更危险的标杆。其实，郭春浮更真实的意图还在于一种大胆的探索，将自然与人生相融，诗意地暗示人与自然之间那种亘古存在的复杂的对应关系。这组长诗与《大黑河》以及《一阵从下面吹来的风，什么时候你才能在河里在山中？！》，构成郭春浮十年诗歌创作的三个主峰，同时也支撑起了诗歌创作的一条脉络，尽管其中有跌宕起伏，却又是一脉相承、割舍不断的。

“用语言创造一个世界，比用钢铁更难。”对此，作为诗人的郭春浮体会犹深，就不用我再啰唆什么了。

既然是浅析，就到此为止吧。

1993.5.9

驼背上的咏叹

——小记歌曲《故乡之子》

贺兰山高峰立地又顶天，

那是我阿爸魁伟的身板。

我骑着骆驼辞别家乡，

阿爸的教诲铭记在心间……

当这质朴纯真的歌词伴着优美的旋律，在广袤的阿拉善大漠和草原上不胫而走，被人们广泛传唱的时候，它的词曲作者也许并不知道，有那么一天，他们会因这首歌曲而站在红地毯铺就的颁奖台上，迎接他们的还有鲜花和掌声。在内蒙古自治区“五个一工程”评奖中，《故乡之子》脱颖而出，榜上有名。

《故乡之子》的词作者梁青龙、曲作者呼和哈达是地地道道、土生土长的阿拉善人，贺兰山以西的阿拉善大高原，是养育他们成长的共同的故乡。同时，他们也是我交往多年的蒙古族朋友，性格豪爽，待人憨直，不搞什么弯弯绕。用我们汉人的话说是，一根肠子通到底。尤其是呼和哈达，虽然有着文化官员和作曲家的双重身份，却从来不摆架子，又有好酒量，喝到酣畅之时一头自来卷发傲然蓬勃，目光炯炯有神，热血沸腾之时歌声随之吟唱而出。往往是这样的，我们倾听着他粗犷中捎带着感伤的歌声，然后喝进去许多烧酒，然后一边笑着一边擦着眼泪。应该说，这是我特别愿意抒写这篇文字的原因之一。

我们都知道，蒙古民族自古到今能歌善舞，天生一副好嗓子，对音乐有着出奇的敏感。所以，蒙古族民歌对这个古老的民族而言，是一种有着决定性作用的生命质感和文化元素。自然环境和民族传统融合在一起，久而久之，慷慨热烈、旷远苍凉、善良苦难带着心灵的颤音，终于形成其独特的旋律响彻大漠和草原。我从小生活在阿拉善，在少年成长的时期曾经在驼背上摇晃多年，与蒙古族牧人为伴，有幸倾听到包括阿拉善民歌在内的那天籁般原汁原味的蒙古长调。这不仅仅是享受，更是一种醍醐灌顶般的洗濯。这是我特别愿意抒写这篇文字的另一个原因。与流传至今，至今仍在流传的其他蒙古民歌不同，《故乡之子》是一首创作歌曲。能够与音乐创作结缘，其实就是一种莫大的幸福，这不是人人都可以做到的，这其中尤其需要机缘、天赋和秉持。罗曼·罗兰说过：“音乐能使人从兴奋中得到宁静，在消沉时得到鼓舞，在愁苦时得到安慰。”那么，当我们的耳畔起伏着来自驼背上的咏叹时，又将得到怎样的宁静、鼓励和安慰呢？

告诉你一种我的感受。

此刻，我置身于这样的氛围：夕阳西下，大漠人在黄昏，尚未散尽的余晖在远天远地涂抹出一道梦幻般的绛紫。太阳即将沉落，晚风和煦了许多，绵延无尽的沙漠此时宛若大海凝固的波涛，波涛之上盘桓着亘古的沉寂与苍黄。终于，天边的最后一缕金光在徐徐降临的暮色中融化了，天地间又开始呈现出灵动的幽蓝。其实，我们看到的这种幽蓝，比真正的黑夜更加深刻，更加沉寂。那叮咚的驼铃不息地响来，一峰步履蹒跚的骆驼，驮着远行的牧人之子，他的身后是渐渐淡去的炊烟，心里却盛满了阿爸的教诲和阿妈的祝福。“满怀着理想，孩儿要远行，大雁归来时，回到您的身边”，作为故乡之子抑或牧人之子，他的理想会是什么呢？歌词在这里并没有进行具体交代，而是做了一种虚拟化的处理，给人们留下了想象的空间，也就是说，存在着无限的可能。《故乡之子》强化了歌词的文学性，即它的诗意。这是完全必要的，甚至是必须的，因为文学是一切艺术的母体。

大漠和草原从来就是充满了传奇的土地，生活在这里的蒙古族人民，曾经长期背负着他们黄金家族极其辉煌的历史，在成吉思汗战旗的指引下，为追逐英雄的辉煌梦想而金戈铁马、刀枪血肉。我总觉得，蒙古族人民的血液里具有一种剽悍和苦难混合着的东西，因此他们更加崇尚自然，更加敬畏生命，更加热爱生活，也更加心地善良。成吉思汗训示他的子孙“不可居于城市”，这在改革开放的今天显然是不可能的，中国城市化的推进已经势不可挡，而且步伐有越来越快的趋势。只要历史不被阻断，昨天的一页总是要翻过去的，值得我们警醒的是，我们应该怎样走出已经成为过去的废墟和旧梦，唱响时代的旋律。这是《故乡之子》给我的另一个启示。

越是内在，越是有深度的艺术作品，它的外在的表达形式越是简洁，越是朴素，也正因为这样，它的艺术魅力往往不是一下子就能够被认识的。歌曲《故乡之子》也是这样，没有跟风，不时尚，更多的是继承了蒙古民歌的传统表现方式。它的音乐特点是采用蒙古民歌中常见的“6”调式，选择相近于骆驼行走时步伐的中速节奏，旋律具备蒙古族音乐的风格。不过，它并不是一味地食古不化，还是有所借鉴的。其中的转调和离调就明显地增强了曲式的新颖感，同时又较成功地吸收了通俗音乐的某些优点，使整首歌曲既保持了民族特点又有一定的时代感。而歌词中大漠的自然之美、牧驼之子的依依惜别之情，以及真诚淳朴的心声，都和谐地交融在一起，具有了诗的意境。这首歌曲的词作者梁青龙是一位很有成就的蒙古族诗人，他用自己的母语抒写了大量的诗歌作品，然后又自己翻译成汉语，然后呈现给更多的读者。这就是说，歌词的诗意支撑和结构了歌曲的旋律，歌曲的旋律延伸和丰富了歌词的诗意，使这首《故乡之子》获得了较强的艺术生命力，然后飞出创作者的笔端和指尖，开始了它那令人陶醉的音乐旅程，让歌者和听者都能够得到美的享受和陶冶，心身俱有裨益。

听一首好歌，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阿拉善人听一首由阿拉善人自己抒写的好歌，更是一件愉快的事情。

腾格里沙漠浩瀚如大海，

那是我阿妈袍襟的下摆。

我催着骆驼朝前走去，

阿妈的祝福萦绕在心怀……

爱在人间，爱在我们生活里的每一个角落，爱是人类共同的语言和心声。据我所知，在一般的民歌中，歌唱爱情内容的居多。而在蒙古民歌中，对母亲的思念和感恩居于其上，远远超过了对爱情的咏唱。这是因为生活在草原上的牧人，自古至今都极端尊尚母亲，认为母亲才是真正的创造者。所谓“天地君亲师”，在生活在草原上的蒙古族牧人眼里，天地之后却不是什么君王，而是母亲。蒙古族作家鲍尔吉·原野曾经写过一首赞颂蒙古草原母亲的短诗，我认为很好，朴素而大气。他是这样写的：“乳晕是黑色的，乳汁是白色的，黑黑的母亲，把儿子养得又白又胖。”那么，《故乡之子》中对母亲的反复咏唱，也就不足为奇了，而是顺理成章的了。这首歌曲之所以具有引人入胜的魅力，不仅仅在于它的艺术上的成功，还在于它深化和抒发了爱的主题，情有所指，情有所依，情有所归，溶入了故乡之子对亲人、对家乡、对祖国和对一切美好事物刻骨的眷念。“满怀着理想，孩儿要远行，大雁归来时，让您笑逐颜开”，歌尾的反复吟唱，自然得体，气息宽广，将一个故乡之子的胸臆抒发得通透而淋漓。

梁青龙和呼和哈达，一个是诗人，一个是音乐家。他们生活在故乡阿拉善，活跃在内蒙古的艺术舞台上，在各自的创作领域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他们同属故乡之子、大漠之子、牧人之子，沉淀于生命深处的对故乡的真情厚爱，得以通过一首创作歌曲的高度契合，然后通过优美的旋律飘扬在故乡苍天般的阿拉善大地上，飘向四面八方。我想，这样的合作，同样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情。

我们是故乡之子，让我们伴随着时代车轮的隆隆声响，久久地咏叹……

1994.9.24

秋风一去

——有感《第二次出名》

《阿拉善报》于近期发表了李万福的一篇文章《第二次出名》，读后颇觉心跳。感动之余，就觉得自己也有话要说。

对李万福这个人，我是要尊称他为兄长的，同时是几近于棒打不散的文友，相互之间的感情很特殊。我们两家又是多年的邻居，隔着院墙招呼一声，彼此心知肚明。他是大个子壮汉，平时极好吃肉，说是一天不吃肉就腰杆子疼，因此他们家饭菜里面的油水很厚重。嗓门也高，笑起来毫无顾忌地将嘴咧得很大，可见底气之足。万福还有一个值得赞许的特点，就是为人仗义豪爽、有求必应。记得我盖房子的时候，左算右算少了一车砖，正好万福那里就有，便毫不客气地搬过来砌到了我家的墙上。当时说是借用，过后再还给他。怎知这一借就是几年，直到现在都没有兑现，明明白白地欠下了一笔不薄的人情。后来再提及这件事情，万福很潇洒地挥挥手，大嘴一咧笑着说，不就是一车砖嘛，免谈。

俗话说，好借好还，再借不难。这一车砖没有还的另一个原因是，万福突然做出一个决定，告别生他养他的故乡，携家远走他方。从西北到南方，这一去就是几千里之遥。他要落脚的地方倒是不错，江苏省无锡市的太湖边上，那里山清水秀，人杰地灵，吴语侬软，从古到今出大文人也出大美人。从一个极度干旱的地方到一个四处都是水的地方，之间的反差太大，我担心他们一家很难适应新的环境。尤其是一天不吃肉就腰杆子疼的家伙，到那里肯定是没得家乡香喷喷的手抓羊肉可吃了，是很受罪的。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在太湖边上那就靠水吃鱼好了。万福的态度很坚决，谁劝都没有用，而且那边很快就发来了商调函，朋友们便也只好作罢。据我所知，携家远走，演出新“孔雀东南飞”的，在阿拉善并非万福一人，并且于近期形成密集之势。人的流动是一种再正常不过的现象，也只有这样才能够使社会这台机器运转得更加平稳，同时充满生机和活力。过去组织和人事部门因为人的调动问题如临大敌、手续繁杂，现在宽松了许多，没有谁会拦住你不放，有道是“放走了儿子，还可以招来女婿”，栽下梧桐就能引来凤凰，这无疑是一种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进步。不过，万福此去无锡是重操旧业，在一所中学当教师，之前他脱离教师这个行业才几年时间，他显然并不喜欢“孩子王”这种角色。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万福有自己的理想和抱负，其中之一就是很想成为一名作家，在当教师期间就已经开始了这方面的写作，时有作品发表。也正因为如此，万福才会有临别赋文之举。《第二次出名》，一篇千余字的随笔，闹出了不小的动静。

也许，有人不以为然。走你的人就是了，何必多此一举、溢于言表，做广告似的。人非草木，孰能无情？万福在家乡阿拉善生活了三十五年，将人生的最美妙的一段时光奉献给了大漠驼乡。心有千千结，难拂依恋之情，故而动了真容，正如他在文中所言：“故乡的一切，酒、肉、山水，都可以使我回肠荡气，回味无穷。”尺有所短，寸有所长，万福对家乡是有贡献的，起初在学校当教师也好，后来调入行政部门做秘书也罢，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嘛。以我之见，大漠文坛是失掉了一员大将。地处偏远的阿拉善在文学创作方面本来就显得沉寂，好不容易出现了一个很有希望的文学人才，却又“孔雀东南飞”了。我与万福交情不薄，又属以文会友之类，自以为对他的创作情况比较了解，才敢下此结论。他的小说处女作《沙漠深处月儿明》发表在20世纪80年代初很有影响的《青年作家》杂志上，随后被内蒙古人民出版社收入作品集，给当时尚显寂寥的大漠文坛带来一缕怡然新绿，对阿拉善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鼓舞作用。就是在万福及其他几个同伙的鼓动下，我也在工作之余开始写作。巧的是我的小说处女作《沧海》也发表在了《青年作家》杂志上，而且是同一年，只不过万福是在年初，我是在年尾。一本远在四川成都的很有影响的文学杂志，在一年内发表西北偏僻的阿拉善的两位无名作者的小说作品，实属少见。而且我们都属于自然投稿，之前和编辑部没有任何交往。这件事情，成为当时家乡大漠文坛上的一段佳话，经常被文友们提说。当然不仅如此，万福从此灵感大发，很快在其他文学杂志上发表了《驼背天地》《外面的世界》《海子》等作品。这就是他的第一次出名，因为文学创作，家乡的很多人知道他们身边有个文章写得很不错的李万福。我也紧随其后，发表了《草儿青草儿黄》《大漠人和骆驼》等作品。万福为我的进步欢欣，很快写了评论文章发表在《阿拉善报》上给予鼓励和鞭策，让我很是感动。

写文章必得耗费大量的精力和时间，其中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知道。文章写得好了，别处可能就做得不好，难免顾此失彼，尤其是人际关系的莫测、工作中的非议等，常常让人感到困惑和无奈。精力有限，对牵涉人际关系的诸多繁文缛节不事琢磨，自然不能够活得自如。万福在文学之外的行当里没能“发表”一篇像模像样的“文章”，这与他的性格特点密切相关，固执、清高、随意，敢于嫉恶畅言，说话不设防。在调入机关工作的那几年里，就因为这样的性格特点，万福吃了不少亏。有一段时间，万福苦不堪言、神情落寞，以致有一次在街上行走时，被一辆呼啸疾驶的摩托车撞了个大跟头，虽无性命之灾，却颇受了一番皮肉之苦。这令我回味余光中先生的名篇《何以解忧》里的一句话：“到了中年，你自己就是一把伞，八方风雨都躲不掉。”所言极是，贯穿生命的刻骨体验。有时候不仅躲不掉，命运的不幸还会像潘多拉魔盒释放的魔鬼一样，自己找上来敲打你的门窗，因此很多人采取的是逆来顺受的态度。生活是由大量的细节组成的，这些细节很像一把极薄的锋利无比的刀片，时时刻刻都在切割着你的生命，寸寸光阴转瞬即逝。等到你真正感觉到疼痛的时候，已经老了，往往是追悔莫及。

当然也有另一种人生，既不微言大义，也不激扬文字，明哲保身，得过且过。而且这种人生态度非常管用，屡试不爽，因为符合儒家学说提倡的中庸之道，被绝大多数人奉为人生经典。万福显然不能接受这样一种人生，他的苦恼也正是源于这里。两家是邻居，万福经常找我叙谈，倾诉心中的苦闷，感叹人世的沧桑和物欲的横流。他的话多，我的话少，我在这种时候，基本上扮演的是一个倾听者的角色，就像夏洛蒂·勃朗特所说的那样，“用宽容的耳朵，倾听一个朴实无华的故事”。静静地面对，我只是偶然插言几句，以示尊重和安慰。为文我才疏学浅，且我一样地对世事无所适从、两眼抹黑，至今冥顽不化。两个臭味相投的文友，每每坐到夜半，出屋相送，抬头望天。万籁俱寂，阿拉善的夜空纯净如洗，在如水的月光之下，不远处的贺兰山仿佛一个睿智的巨人，沉静得令人心悸。

在《第二次出名》中，万福开篇即言：“贺兰山顶有块云，暗灰色的极像龙形。”他是早就说与我听了的，当初我将信将疑，不以为然，一笑了之。心中无龙，何以有龙？直到万福终于做出决定举家南行，我才恍然大悟，这家伙原来是“心中有龙”呢。龙非龙也，万福是在有意“点化”我，只怨我脑袋愚若木头不开窍罢了。看来，我还是低估了万福的智慧，便有一番“不识庐山真面目”的嗟叹。况且他在此之前就已经提醒过我，意思是让我也想办法挪一挪地方，故乡是好，一草一木都透着亲切，故土难离。可是话说回来，哪里的黄土不埋人呢？人毕竟不是树，挪了窝照样活，甚至能够活得更好。

相处十年有余，加上关系特殊，我在家置了一桌酒席为万福饯行。万福没做任何推辞，欣然应约，却提出两条意见，一是不要惊动他人，自觉无颜面对那些文朋诗友；二是不要七碟子八碗，一盘香喷喷的手抓羊肉即可，再配一碟子原汁原味的沙葱更好。别看万福是能够大块吃肉的壮汉，却不胜酒力，因此大醉了一场，夜半出门在我家屋后吐得一塌糊涂，伴之以纷披的泪水。“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即便是一只鸟雀，也要“绕树三匝”吧？大凡背井离乡之人，总会有难以言说的心绪的苍凉，不论被迫或者自愿。“离故乡远了，离年迈的母亲远了，离朋友、同学、先生远了”，万福如是说。语言是一种高度，越朴实无华越真实感人。我想，万福在离开故乡、离开年迈的母亲的瞬间，将一生的情感确立在语言的高度上了。流浪是人类的基本命运，于是所有的艰辛和困苦都将在这里得到诠释。

万福终于告别故乡和年迈的母亲，从此将生活在南方，将自己以后的人生足迹叠印在烟波浩渺的太湖边上。接下来该怎样把握自己的人生命运？当你感到心身疲惫的时候，不妨想一想故乡阿拉善，想一想留在故乡的年迈的母亲，母亲的胸襟永远是为游子撑开的。我在这里要说的是，游子面对母亲时，跪下去容易，站起来很难。既然选择了远方，就应该矢志不渝地去追逐天边那一道美丽的彩虹。就像古希腊神话里的西绪弗斯，将巨石一次次推上山顶。

万福南行，行在浩荡的秋风卷过大漠和草原之时，行在家乡的大漠文学异常艰难地崛进之时。留守阿拉善的文朋诗友们，不知有何感想……

1993.10.3

我写海荣

我结识海荣，最早是在宁夏大学的校园里，时间是1978年10月，入校后的不多天。具体是哪一天倒忘了，毕竟已经过去十多年了。我们属于“文革”结束恢复高考之后的第二届，也是参加全国统考的第一届大学生。刚刚走进大学校园，又被誉为所谓的“天之骄子”，心情很是激动，不知天高地厚，言谈举止多少有点冒失。对海荣此前虽有耳闻，却始终没有机会面见。我们能够考入同一所大学，自然是一种缘分，尽管同校不同系。

海荣很顺利地考进了中文系，和他当初选择的专业完全一致，这与他的文学理想十分接近。这样的结果并不是偶然的，表明了他的能力和自信。毫无疑问，海荣非常珍惜难得的机会，学习很认真很努力，比其他同学付出了多倍的刻苦。他自己也很清楚，这意味着从此可以改变一生的命运。还有一点，海荣小时候患了小儿麻痹症，行走很不方便，出入教室、宿舍和食堂时必须拄一根拐杖，特别是上下楼梯更加的不易，其艰难程度自不必多说。每到开饭的时间，学校食堂里人声鼎沸，十分拥挤，甚至还因为有人加塞而产生争执和殴斗。海荣是断然不敢近前的，只能站在远处惊恐地观望，很多时候得仰仗其他同学帮忙打饭，否则就只能吃一些残汤剩羹了。时间长了，海荣觉得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儿，经常麻烦别人，自己心里有愧，于心不忍。但是，他又不想放弃这来之不易的大学生涯。尤其对于他这样一个残疾人来说，一生中的这四年太重要了。

由于行动不便，校园里是很难见到海荣的身影的，其他同学则在晚饭后纷纷走向操场，或者到校园外面散步什么的。高年级的师哥师姐们，相互接近得时间长了，难免日久生情，有的便开始“月上柳梢头，人约黄昏后”了，校园内外、花前月下，卿卿我我的事情并不鲜见，甚至某些隐蔽的地方还有他们草草尝试禁果之后，留下的来不及处理的证据和痕迹。而海荣就只能呆在教室、阅览室或者宿舍里，以书为伴。其实这样也挺不错的，以书为伴没有什么不好，既排解了暂时的寂寞，又增加了知识，精进了学问，一举三得。以我之见，这对于海荣而言，的确是一种很好的安慰。这样一想，我还是为海荣感到欣慰的。四年的时光，其实说短不长，身残志不残，海荣是个坚强的人，咬咬牙就挺过去了。因为是老乡，又因为情况特殊，我每次在上下课的路上看见海荣，除了亲近更有一份敬意，却又惭愧自己帮不上什么忙，所以见面时沉默的时候多，话说得少，在心里为他祝愿和祈福。

两个月后，海荣被校方劝退，理由只有一条：残疾。

海荣大概已经预料到了这样的结局，没有做什么求助和辩解，满含热泪，然后沉默地离去。于是，海荣的大学生涯只有短短的两个月。他离去的时候，我是不知道的，也许我正在上课吧，而且他本人事先没有透露一点消息。是和他同班的另一个老乡张立夫告诉我的，看着那一张显得格外空旷的床板，我们心里也空落落的，两个人默立许久，相视无语，一时间竟不知道说什么好。后来我还这样想过，我们不是很重视个人简历吗？一生不知道要填写多少遍这样的表格。个人简历不就是为了证明自己吗？那么，海荣的个人简历里面肯定要有这样一条：1978年10月至12月，在宁夏大学中文系读书。虽然只有短短的两个月时间，虽然只是短短的一行字，却完全能够证明海荣曾经是一个通过自己的努力而考上的大学生。据教育部官方统计的数字，这一年参加全国统一高考的考生高达六百万人，其中仅有百分之四的考生如愿以偿。从这个意义上说，海荣显然是出类拔萃的。因为我们都清楚地知道，没有谁愿意以身体残疾的方式获得关注，也没有谁愿意以悲痛的方式书写自己的一生，然后博取人们廉价的同情和怜悯。海荣用自己的顽强和坚韧不拔，像一个正常人那样考上了大学，证明了自己的人生价值。

但是，海荣又无奈地离开了他一心向往的大学校园。

返回贺兰山那边的家乡，虽然直线距离不过百公里，却是那么的遥远和漫长。回首渐渐模糊的校园，海荣只能沉默地接受这个严酷的现实。也许，这就是早已经被注定了的命运，又像是开了一个玩笑，但是这个玩笑开得太大了，太残酷了。我不知道面对这样的打击，海荣是怎样挺过去的，即使是在我们往后的交往中，我都始终在回避这个问题。这无疑是海荣艰难曲折的人生中永远的伤痛，比身体的残疾更加令他不堪回首。既然不堪回首，最好还是不去涉及它，作为人生的一页轻轻地翻过去。当时流行一句很经典的话：一切向前看。这句话用在海荣身上，是很合适的。坦率地说，当我后来读到同样是残疾人的作家史铁生的名篇《命若琴弦》时，一下子就联想到了海荣。然后掩卷细细思量，久久无法释怀。

一切向前看！

事实证明，海荣没有被命运的不公平所击倒，而是更加执著地与不公平的命运抗争。首先，学业是无论如何不能放弃的，他选择了到当地的电视大学继续读书，直至以优异的成绩毕业。其次，一边工作一边继续进行文学创作，尽管这条道路那么曲折，充满了艰辛。但海荣为了一个早就在心里确认的理想，而苦心孤诣，甘于淡泊，并且再三推迟考虑个人的婚姻问题。如果要追寻海荣文学创作的初衷，阅读他的系列散文《童年琐忆》就可以了，就能够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文学被誉为“心灵之约”，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它从作者的内心出发，然后才成为文学，以作品的方式呈现给广大的读者，进而产生共鸣。《童年琐忆》凡二十四篇，发表后读者反应强烈。言之有物，感情真挚，和作者本人一样，于朴实中见深沉，许多情节催人泪下、引人深思，这就是作品细部的能指，更是文学的力量。荡荡漠风也好，融融秋水也罢，童年的记忆里最多出现的本该是青青的芳草地，然而海荣的童年记忆里却是困顿多于欢乐。后来因为残疾，致使他羸弱的身体过早地承受生命的重负，幼小的心灵开始备受打击。就精神的现实而言，海荣不是靠拐杖站立起来的，是靠思想站立起来的。

实际是，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被损伤后能够完全复原。即使是钢铁断裂后再焊接上，再经过一番悉心打磨，那已经的裂痕仍然存在，只不过被暂时遮蔽了而已。海荣其实一直在负重前行，他比正常人忍受着多倍的痛苦，包括身体的和精神的。当他拥有了一份小小的收获的时候，别人应该能够理解他那孩子般的一种快乐和慰藉。海荣很勤奋，比我积极刻苦，不断地推出新作品，而且涉及小说、散文、报告文学等多个门类。海荣不停地洋溢着自己的才气，身体的残疾并没有扭曲他的心灵，反而助长了他的创作热情。我在阅读他的作品时，甚至能够感受到安徒生和格林笔下的那种真纯。文学创作需要一颗永远不老的童心，就海荣来说，这一点尤其难能可贵。

时光荏苒。

又是几年过去了。在家乡阿拉善，这时候的海荣小有名气了，发表了不少作品，而且开始从家乡出发逐渐走向全国，让身边的文学爱好者羡慕不已。他的小说《沉落在沙海中的故事》《柳树巷轶事》等，篇幅都不算长，却营造出了一种独特的氛围，对小人物们的人生际遇倍加同情，这或许就是因为自己那种负重的心路历程吧。海荣是真诚的，包括他的作品，所谓文如其人。我不大赞成海荣的是，他太过认真，太过严肃，作品里少了点机智、风趣和幽默，显得矫枉过正。当然，这只是我个人的看法，可以商榷，文章从来就是见仁见智的事情，海荣是不会责怪我的。我也完全能够理解海荣，当他孤坐灯下，面对稿纸，开始进入自己默守的心灵世界时，比我痛苦得多。我们虽属相同时代的人，承受的来自于生命和精神的压力却并不均衡。

海荣和我交往甚笃。

作为兄长的海荣脾气极好，常常以微笑面对他人，非常谦虚好客。过一段时间，我们就要找个地方相对而坐。在他家的时候多，在外面的时候少，有时候还有同样爱好文学的郭春浮、李万福和方来临等人。几瓶廉价的老白干，几盘同样廉价的小菜，一壶熬得浓香的砖茶。话题自然是文学方面的居多，内容由简单而繁复，是一个逐渐深入和扩展的过程。最近读了哪些书，有怎样的感想和见解，以及自己写了些什么样的作品。相互之间交流一番，时不时地调侃一番，气氛十分和谐融洽。“心有灵犀一点通”，谈着说着，说着笑着，不知不觉间已是月明星稀、夜深人静，然后带着对文学的虔诚和朋友的温暖，摇摇晃晃地回家去。友情深厚了，外在的具象就会消失，海荣在我眼里无有任何疵缺，他是我永远值得亲近和尊重的兄长。

现在，海荣又在文学创作的同时，正正经经地做起学问来了。

《中国地毯》和《知识窗》的编辑们慧眼识才，接连发表了海荣有关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文章。这些文章内容丰富，专业性很强，有考证有图示，洋洋洒洒三十余篇，形成一个系列，系统地介绍了阿拉善仿古地毯的渊源及其演变的历史。据行家们说，这些文章颇具史料价值。从某种意义上说，填补了有关我国地毯研究方面的一项空白，可谓做了一件很有功德的事情。诚然，这与海荣后来的职业密切相关。他在家乡国营地毯厂的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又是个有心人，平时很注意搜集这方面的资料。集腋成裘，点石成金，好文章自然从笔端流淌出来，然后无私地奉献给读者。

善哉如斯！

1994.5.7

老方不老

承蒙《阿拉善报》的领导厚爱，邀我做他们的特约编辑，负责每周日的学海版。受之有愧，却之不恭，只好恭敬不如从命，匆匆忙忙就“走马上任”了。日积月累，几个月做下来，编发了不少作品。用一个也许并不恰当的比喻，“搂草打兔子”，同时也结识和交往了不少文朋诗友。因此之故，写一点评介小文，亦属顺理成章。

写一写老方吧。

老方是谁？方来临是也。

方来临，名字起得真好，像笔名。却不是，是真名。以为能够起这样一个透着学问和理想的名字，老方必定出身书香门第，却也不是，几辈子都是地地道道的农民，面朝黄土背朝天，十足的乡下人。老方是个实诚人，丁是丁卯是卯，不会说假话。不过，此君的社会职业却是中学语文教师，正儿八经的科班出身，极好读书，生活中排在第一位的乐趣就是逛书店和书摊。每去必购书，多则数册，少则一册，绝对不能空手而返，有如“贼不走空”，当然两者的境界完全风马牛不相及，是天上地下。然后是交结朋友、喝酒。酒量很一般，三两白酒盛进肚子里便红头涨脸，再加上肤色和身材又黑又瘦，模样长得磕碜了些，令人不敢恭维，酒后的形象更要大打折扣。老方其实并不老，只是面相显老，提早蹿到年龄前面去了，平时又邋遢惯了，大伙才这样叫他。老方有自知之明，说自己站在讲台上愧对一屋子的学生，只好刻苦努力地把每节课讲好，以此弥补自身形象的不足。老方说这番话时，半真半假，从他的表情上倒是看不出来有多么痛苦，自嘲的成分很大，让朋友们开心。大伙听了就笑，乘机劝酒劝菜，老方每次必定大醉。老方的酒量虽然不行，但酒风很正，酒德很好，酒醉后不吵不闹，随便找个地方那么一躺，便梦里周公了。唯一不好之处是呼噜声太大，像一辆跑冒滴漏的手扶拖拉机。

老方还是个谦虚的人。

老方虽说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教师，课也教得不错，颇受学生们的拥戴，却从不以“桃李满天下”自诩，为人做事都很低调。老方教书育人之余，喜好舞文弄墨，其中有两层意思，一是写文章，二是练书法。话说白了，这也没有什么可称奇的，大凡是个文化人，和这两样都或多或少沾点边。为了身体健康，有的大字不识几个的老太太也开始练字画画，跟赶时髦似的。老方的写和练，绝对不是闹着玩儿。他是认真的，读帖临摹，一丝不苟，时间一长就积累了不少心得体会。也很愿意与朋友们分享，却没有卖弄的意思。有一次我外出组稿，顺便到老方家里去，见他一边读贴，一边用毛笔蘸着茶缸里的清水在地上练习书法，神情庄重严肃。地是普通的红砖铺就的地，写上去的字很快渗得没了踪影，然后再写上去，如此再三。老方说是这样不仅可以省纸，而且能够磨砺笔力。以我之见，这样练习书法还是有些得不偿失，虽说省了纸，却费了笔，最多只能打个平手。至于“力透纸背，入木三分”，在老方这里也是要打一打折扣的，可谓“水渗砖背，入土三分”，其中的水分太大，墨是一丁点儿都不见的，倒不如说“清水洗尘”更加贴切。我将这样的想法用调侃的语气说与老方听，老方的脸上多少有点儿羞赧之色，承认此话有理，又说自己已经习惯了，习惯成自然，修身养性而已。我说老方你用不着这样谦虚，书法最终还是要落在纸上的。除非刻在摩崖和石碑上，可你老方目前还没有这么大的名分吧？老方便笑，笑得满脸的胡碴儿像受到惊吓的刺猬一样乱颤，然后辩解说省下纸墨为了什么？沽酒。老方毕竟是老方，脑子转得快，给自己找了一个台阶。

老方擅长杂文。

我以为，杂文的基本品格可以浓缩为两个字：尖锐。即人们通常比喻的投枪和匕首。投枪和匕首，是典型的冷兵器，是短兵相接时使用的杀伤性武器，和飞机大炮不可同日而语，正因为它有尖锐的特性，才能够致对方于死地。如果没有尖锐的特性，其格斗能力会大大地削弱；如果不痛不痒，还真不如一根乡下柴火妞手里的烧火棍呢。即便不是投枪和匕首，起码也是一剂品质不错的中药，苦口而利于病。老方的杂文就有这样的特点，这首先得益于他读书的宽泛和深入，然后是对人世的洞察，更不乏切身的体验。时间长了，积累在心里成了块垒，不吐不快，就产生了表达的愿望，袒露性情，显示心迹，来个一吐为快。读老方的杂文，的确能印证上述的感觉。见文如见其人，纵览老方的文章，委实有不少好的篇什，写得从容坦荡，真挚无碍，而且行文都不长，倒有点儿“惜字如金”了。

《来点悲壮》一文，博引旁征，精辟入理，论说悲壮作为历史和文化现象，隐含其中的却是“人的自由意志与外在限制的激烈对抗”。当悲壮上升为艺术的时候，便最具有感染力，“因为它最贴近人类生存的根本矛盾”。《读史小札》又在伟大与平凡之间游刃，辩证地表现了二者的不可或缺，然后引用罗素、毕达哥拉斯、富兰克林等伟人平凡生活中的细枝末节，结论是，“人不仅需要理想，更需要德行。理想固然宏伟，但容易使人变得虚妄；德行也许平凡琐碎，却可以使我们面对生活的责任。一个善于在平凡生活中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中发现和培养自己德行的人，却可能获得伟大的品格”。这是多么朴素而深沉的感悟，在这样真切的直白面前，阅读者该有所触动吧。《人是有思想的芦苇》表达的是对“思想”的思想，看来老方对帕斯卡是熟知和敬畏的，面对站在世纪顶峰的一个思想家，生出自愧弗如的浩叹：“说人要有思想，还真不容易。”《三读〈红楼梦〉》读出了三种不同的境界。我们知道关于《红楼梦》，鲁迅先生说过一段非常著名的话：“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也有人将成书于十八世纪中叶的《红楼梦》，称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政治、经济、历史、地理、风土、人情、佛教、医术、诗歌、词赋、建筑等等，可以说是应有尽有。而作者曹雪芹老先生自己后来却将如椽大笔一挥，留给读者这样的诘问：“满纸荒唐言，一把辛酸泪。都云作者痴，谁解其中味？”让多少人扼腕嗟叹。现在，我要说的这个普普通通的老方，已经是四十岁出头的人了，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生活阅历的积累，不惑之年再三而读《红楼梦》，自然由情而理，由痴而智，不是做什么学术研究，而是表达实实在在的人生感悟，入情入理。

才情与勤奋促使老方创作的丰润。在我们的理想与现实往往相抵触，在我们接受客观事物的态度和习惯往往存在谬误的时候，有人愿意诉诸文字，而且用杂文的方式袒露自己的真实情绪，将内心深处的善恶纠结亮给世人评说，或者反过来评说世人的善恶纠结，其实都是需要一种勇气的。仅有勇气还不够，同时还要有才气。老方不易，老方这样做了。

老方不老啊。

1994.7.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