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美）特雷西·基德尔著；钱基莲译．—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2017.10

ISBN 978-7-5411-4822-4

Ⅰ．①越…　Ⅱ．①特…②钱…　Ⅲ．①纪实文学－美国－现代　Ⅳ．①I712.5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48842号

MOUNTAINS BEYOND MOUNTAINS: The Quest of Dr.Paul Farmer,a Man

Who Would Cure the World by Tracy Kidder

Copyright © 2009 by Tracy Kidder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Georges Borchardt, Inc.

through Bardon-Chinese Media Agency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right © 2017

by Beijing Xiron Books Co.,Ltd.

ALL RIGHTS RESERVED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进字21-2017-605

YUE GUO YI SHAN YOU SHI YI SHAN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

［美］特雷西·基德尔　著　钱基莲　译

策划出品　磨铁图书

责任编辑　邓　敏　周　轶

责任校对　汪　平

装帧设计　唐　旭

出版发行　四川文艺出版社（成都市槐树街2号）

网　　址　www.scwys.com

电　　话　028-86259287（发行部）　028-86259303（编辑部）

传　　真　028-86259306

邮购地址　成都市槐树街2号四川文艺出版社邮购部　610031

印　　刷　北京嘉业印刷厂

成品尺寸　145mm×210mm　1/32

印　　张　11

字　　数　250千字

版　　次　2017年12月第一版

印　　次　2017年12月第一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11-4822-4

定　　价　42.80元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公司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010-82069336

序言
Preface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写了一个卓越非凡的人，他就是保罗·法默医生。我们俩初识是在海地，离美国大陆不过两个小时的飞机，竟有那么一个无比贫穷的国家。当时他大部分时间都在那里工作，为穷人中最穷的那群人服务，不仅给他们治病，更重要的是，还在为他们建立一个公共医疗卫生系统。做这些艰苦的工作，他似乎也不图什么个人的荣誉，只求内心的满足。以法默医生的资质，能进入美国任何一家医院，做重要的医学研究，治病救人，享受舒适的生活与旁人的尊敬。是什么让他走上了一条完全不同的道路呢？我写这本书，就是出于对他的好奇，也觉得他的经历是个很好的故事。写这本书的初衷，并非让人们相信他做的这份事业。但在为这本书做研究的中途，我自己早就深深地相信了。

见到法默医生的时候，我已经写了多年的书，也为杂志供稿。我不是那种你会在电视或者电影里看到的记者。我不报道新闻，也不会把话筒伸到别人嘴边或者去赶一场场的新闻发布会。我写的是聚光灯之外的生活，写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人。我的书，有一本写的是一群设计电脑的工程师；有一本写的是一位学校老师；还有一本写了一栋房子是怎么建成的；甚至还有一本写的是养老院里一些年纪很大的老人。我写的就是“普通人”，但一旦和他们相识相知，我就发现，他们没有一个是真正普通的。我最重要的研究方法，其实就是跟我的研究对象待在一起。我会在尽量不打扰他们的情况下，融入他们的生活，并通过目睹他们做的事情，努力去了解和读懂他们。

我当然也和法默待在一起。我们初识的时候他还没出名，但任何人都不会用“普通”来形容他。那时的他，已经是医学、公共卫生和医学人类学领域的重要人物，还常常在常人无法想象的艰苦环境下无休无止地工作。在海地最贫穷的地区之一，他建起了一座现代诊所，为赤贫中生活或病入膏肓的人们提供医疗服务。他似乎从来不睡觉，又似乎享受着无限的爱戴与崇拜，不仅来自他的病人，还有每一个认识他的人。

我在海地和他度过了大段的时光，也跟着他满世界跑。和法默一起跑世界可不是旅游观光。我陪着他去了俄罗斯，以前我还从来没去过。要是自己去，我肯定要参观一下克里姆林宫，当然也要在莫斯科大剧院欣赏一场芭蕾。但和他在一起，我们去的是莫斯科的中央监狱，很多犯人深受肺结核之苦，奄奄一息。接着又去了西伯利亚一个情况更糟糕的军事基地。陪着他去秘鲁也是一样。大多数美国人去那儿，必做的事情就是攀登马丘比丘古老的废墟，我也想去的。但和法默在一起，我们就直奔肺结核肆虐的利马贫民窟。说实话，这些事情都不好玩，但真让人如痴如醉。法默和他那一小群同事不仅在帮助着每一个病人，还在改变着国际医疗政策，目睹他们所达成的巨大成就，实在是令人欢欣鼓舞。

当你深入地去写人，总会想知道他们是怎么长大的，小的时候是什么样子。很多时候你都会努力去寻找蛛丝马迹。保罗童年时，有段时间和家人蜗居在一辆旧巴士里，他们称之为“青鸟旅馆”。大概挤了五年之后，法默的父亲，一个被篮球球友们戏称为“胳膊肘”的大块头，领着一家人搬到一艘半自制的船上，船有十五米长，就停泊在佛罗里达的一个海湾。家里没什么钱，但家里人大都把这不同寻常的生活过得有滋有味，至少后来回顾那段日子，还是充满乐趣的。很多时候日子都好像过得挺快乐。有那么一阵保罗的父亲决定以捕鱼为生，但他对大海一无所知，对捕鱼也是门外汉，所以这个试验没持续多久，很快这艘船就一直停在海湾不挪窝了。

少年保罗很聪慧，就算没有自己的卧室，也找不到安静的地方写作业，他仍然成绩优异。后来他拿到杜克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在大学里，他首先见识了财富的样子，接着又发现北卡罗来纳州的田野上，日日辛勤务农的移民很多都是海地人。他对他们的生活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因为这些真是和他在杜克大学的舒适生活有着天壤之别，是在美丽校园的象牙塔中完全看不到的东西。他做了很多与海地有关的研究：那个国家的宗教、艺术、音乐、语言，以及令人惊叹的历史。海地的建国者是一群曾经的奴隶，这些被强行绑架的西非人推翻了极其残酷的法国奴隶主（有时候还得与英国人抗争），创建了属于自己的共和国。这在全世界都是绝无仅有的。但这事发生在1804年，美国的奴隶制正欣欣向荣。这个令人痛苦的故事说来话长，简而言之，就是从那以后，海地人就一直因为自己追求自由的行为而遭到惩罚。

于是法默先在想象中神游海地，从杜克大学毕业后，就初访了那个国家。从那以后，他找到了人生的使命。进入哈佛医学院的时候，他就已经在和朋友们一起创立“医疗卫生伙伴”（Zanmi Lasante）医疗保健体系了，本书对这个体系有所提及。法默早年的经历解释不了他后来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但很显然，他得以了解贫穷的模样，也看到了这个世界面对贫穷的人群时，总是倾向于视而不见的丑态。

法默其人，满怀天赋，充满个人牺牲精神，并且对自己这份事业激情四溢。有时候实在让人难以相信他是来真的。这也是我写作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之一：如何让读这本书的人相信有这样一个人的存在？所以我选择把自己也写到这本书里来。让读者们看看，遇见这样一个和我们凡夫俗子境界差距太大的人，是怎样一种体验。一开始，保罗·法默让我自惭形秽，甚至有点羞愧难当。他为了结束世界的痛苦做了这么多伟大的事情，我又在做什么呢？但他不是故意要让我有这种感觉的，而且我也逐渐意识到，他并没想着要人人都走他这条路。

我希望这本《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能够帮助新的一代认识到全球贫困的严重程度，以及这个情况给那些想要把世界变得更好的人带来的挑战和机遇。

一开始，我觉得法默的人生是一场艰难的苦旅，到现在也觉得他在透支体力干着永无止境的脏活累活。但他的人生也因此充实满足。还记得我把这些所见所闻讲给编辑听，编辑对法默的评价让我深以为然：“他的人生看上去艰辛，可是也让人羡慕。早上一觉醒来，不会纠结自己的人生意义。他清楚自己要做什么，也相信这就是他应该做的，是他生而为人的使命。”要是这本书非要讲什么道理的话，就是这个了。不是说每个人都应该满世界地去救死扶伤，而是说，要让大家都有活着的目标，都有超越小我的追求，我们的人生就会更加丰富。

特雷西·基德尔

中文版序言
Preface to Chinese Edition

得知《越过一山，又是一山》即将出版中文版，我真是深感荣幸。这本书记录了一些小小的努力，要把现代医学带给那些最需要的人。我很感激这本书的译者，更感激那些相信这本书将在广大华语地区激起共鸣的人。本书的主旨，就是享有医疗服务是一项人权，而医生和其他医学工作者能极大地改变我们对贫困人口医疗服务的看法。

我说我们做的那些项目都是“小小的努力”，但从很多方面来说，这些努力一点也不小。“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现在正奔走在海地、卢旺达、秘鲁、俄罗斯、墨西哥和美国的乡村地区；我们在哈佛医学院和布莱根妇女医院都开设了培训项目。在上述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有很多人生活在贫困之中，也因此饱受疾病之苦。更为严重的是，贫穷不仅提高了他们身染疾病的风险，同时又减少了他们生病时接受现代医学治疗的途径。虽然医学人类学家（我也是其中之一）接受的培训中，包含了分辨不同情境下医学的不同状况，上述问题仍然是普遍存在的。

无论是富国还是穷国，穷人都是无处不在的。他们需要医生来为之争取享受医疗卫生服务的权利。这一点令人安心，也令人生畏。安心是因为，只要一个人接受了作为医生（或者护士）的训练，那么，不管在世界的任何地方，不管那里说什么语言，这个人都能发挥极大的作用。人人都是血肉之躯，人人都会生病，而我们可以提供帮助。但这些普遍存在的问题同时也令人生畏：据估计，全球有超过十亿的人完全无法享受到现代医学的任何成果。那些本来能够预防或者治疗的流行病每年都会夺走数千万条生命，其中三种疾病（艾滋病、肺结核和疟疾）仅在2005年一年，就将夺走约六百万人的性命。这就意味着，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永远无法成为“正式的”病人，因为他们完全无法得到正规的医疗服务。

《越过一山，又是一山》的作者特雷西·基德尔花了多年时间来写这本书。他去了以前从未踏足的地方，了解了从前一无所知的疾病。他目睹了很多病人死去，也见证了比那更多的病人康复。他记录说，所有的病人都得到了安慰。基德尔还了解了流行病学和医疗政策。在医学和公共卫生的相关书籍中，很少有人能用不含术语、简单易懂的大白话来提及这两个领域。而基德尔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向非专业的读者解释，当我们思考各种流行病的未来时，二十一世纪要做的头等大事是什么。的确，我们都应该对母婴死亡、自杀抑郁、冠状动脉等方面的流行病进行思考。不管每个地方的流行病状况有什么不同，医疗公平的挑战是一直存在的。

也许基德尔的书有一个不足（如果我用词准确的话），很多想要用通俗易懂的语言去描写复杂的领域与知识的书都存在这个问题：本来有成千上万人在做这样的工作，但书里只写了一小部分人物的故事和经历。这本书和很多具有广泛影响力的书一样，把视角聚焦在了我和二十多年前创办“健康伙伴”的少数几个人身上。但读者应该知道，这种为一百多万病人提供医疗和社会服务的工作，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参与。单靠一个人、十几个人，是完全无法做好这份工作的，必须有一个庞大的团队。

抛开这一点，我衷心希望《越过一山，又是一山》能吸引你多多参与、多多努力，好让所有需要的人都能享受到现代医学和公共卫生服务。这本书的读者中应该不乏医学院学生或医生，所以我想多说一句，我们的工作是确保医药和公共卫生服务能超越那些市场上能买到的商品。我不是在反对医学新发现的商业化，无论是诊断学还是疗法。但是我和你在这本书里见到的很多人都非常反对将穷人排除在享受医疗服务的队伍之外，事实上，他们才应该是医学进步的第一批受益人。随着医学奇迹越来越多，这个问题却越来越严重。换句话来说，争取享受医疗服务的权利，是个非常具有现代意义，也迫在眉睫的命题。数百万条人命悬而未决，而医学专家们到目前为止都没怎么提及健康和人权的话题。我们需要改变这个局面。

我希望你能和朋友们、同事们以及其他医疗行业相关人员分享我传递的信息，和我们的病人、学生联起手来，让医疗服务成为人权的运动，就能吹响号角，一路高歌猛进。毫无疑问，如果我们要让那些最需要的人享受到医学进步的成果，最有用的办法，就是开展一场广泛的社会运动。

保罗·法默

2005年7月

目 录

序言　Preface

中文版序言　Preface to Chinese Edition

第一部　法默医生　Doktè Paul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二部　肯吉的锡屋顶　The Tin Roofs of Cange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三部　冒险的医生　Médicos Aventureros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四部　轻松旅行月　A Light Month for Travel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五部　优先选择穷人　O for the P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后记　Afterword

第一部
法默医生
Doktè Paul

第一章

时隔六年，法默（Paul Edward Farmer）医生提醒我：“我们是因为一件无头尸案认识的。”

那是1994年圣诞节前两周的事，在海地中央高原一个小镇。小镇临着一条名为米尔巴莱、有铺面的道路。小镇中心附近是海地一个陆军哨站，哨站以一道水泥墙分隔道路，里面是一个杂草丛生的阅兵场、一座监狱，还有一座芥末色的军营。我当时与美军特种部队上尉卡罗尔坐在军营二楼的阳台。天色向晚，正是镇上最舒适的时刻，白天炎热的暑气已消，温和宜人，兰姆酒店里的收音机传出的音乐声和穿梭镇上的载客卡车喇叭声齐扬，肮脏贫穷的景象渐渐隐没在暮色中，包括未加盖的阴沟；夹衫褴褛、营养不良的儿童；还有伸长了手、可怜兮兮地说着“Grangou(1)”的老年乞丐。

当时我被派往海地采访美军的新闻。两万名美军被派到当地铲除军政府势力，恢复海地的民选政府。军政府之前曾强行废黜民选政府，以极残暴的手段统治了三年。卡罗尔上尉只带了八个人，暂时负责维持十五万海地人民的和平，这些海地人散居在面积约两千六百平方公里的农村。这个任务看似不可能，然而在这座中央高原上，政治暴力好歹算是结束了。过去一个月以来只发生了一件谋杀案，手法令人发指。数星期前，卡罗尔上尉的人从阿蒂博尼特河捞出了米尔巴莱镇长助理的无头尸，他是已恢复政权的民选官员之一。涉嫌谋杀的是一名军政府官员，叫作贾斯特，是个令当地大多数人闻之色变的乡村治安官。卡罗尔和手下讯问过贾斯特，苦于找不到任何具体证据或证人，无奈放人。

卡罗尔，二十九岁，是一位来自亚拉巴马州基督教浸礼会的虔诚教友。我挺喜欢他的。据我所见，他和他的部属在认真地改善海地这个地区，然而华府方面下令，这个任务不包括“国家重建”，所以不给予任何有关支持。有一次卡罗尔下令陆军一架医疗后送飞机(2)运送一名身体不适的海地孕妇，辛苦一场却换来长官的申斥。就在卡罗尔上尉在军营的阳台上大吐苦水之际，有人进来说，门口有一个美国人找他。

访客有五个人，其中四个是海地人，站在军营前面的阴影中，他们的美国友人则走向前来。他告诉卡罗尔上尉他名叫保罗·法默，是个医生，在米尔巴莱以北数公里远的一家医院工作。

我记得当时心想，卡罗尔上尉和法默医生两个人看起来真是截然不同，而且法默相形见绌。卡罗尔身高约一米八五，肤色黝黑，身强体壮。他像平常那样噘起下唇嚼着烟草，并不时转头吐掉。法默的年龄与他相仿，但是看起来斯文得多。他的头发短而黑，腰高腿长，双臂细长，鼻子尖削，站在卡罗尔身旁显得清瘦苍白，然而他流露出的那种勇气十足、满怀自信的样子，却深深吸引了我。

他问卡罗尔，他的小组有没有任何医疗问题。卡罗尔说有一些囚犯病了，但当地医院拒绝治疗，“结果我自掏腰包买药。”

法默脸上掠过一丝笑容：“好心会有好报的。”

他接着问：“是谁把镇长助理的脑袋瓜给砍了？”

“还不确定。”卡罗尔说。

“住在海地，某人的脑袋被砍了，很难不知道是谁干的。”法默说。

一场迂回的辩论随之展开。法默直截了当地表示，他不喜欢美国政府整顿海地经济的计划，就他的观点来看，这个计划虽有助于提振商业利益，却无益于减轻普通海地人所受的苦。他显然认为美国鼓励政变的发生，原因之一在于美国陆军的“美洲军事学校”训练出了军政府的一名高官。法默说，海地明显分为两极，一边是镇压的暴力，另一边是海地贫民，而后者占了绝大多数。法默是站在贫民这一边的，但他告诉卡罗尔：“现在美军到底维护哪一边还是看不出来。”对当地人来说，之所以会认为美军态度不明，原因之一在于卡罗尔释放了人人恨之入骨的贾斯特。

我觉得法默远比卡罗尔了解海地，而且试着告诉他一些重要的信息。法默要说的似乎是这个地区的人已对卡罗尔失去信心，对一个尝试管理十五万人的九人小组来说，这显然是件严重的事。

然而，这个警告不够清楚，法默对“美洲军事学校”的谴责也令卡罗尔有几分恼火。至于贾斯特，他说：“我告诉你，那家伙是个大坏蛋。等我逮到他并掌握证据时，一定不会让他好受。”他握拳重击自己的手掌，“可是我不会降低水准，和他们一样，不经由法律程序就逮捕人。”

法默回答，在一个没有法制的国家，这么做毫无意义。贾斯特是个祸害，理应被关起来。

于是他们陷入一种奇怪的僵局。自称“乡下人”的卡罗尔主张依正当程序行事，但显然以人权捍卫者自居的法默，却主张先拘留他，以免他继续为非作歹。最后卡罗尔说：“你要是知道国防部对我的权限有多大的限制，肯定会大吃一惊。”

法默说：“我知道你有你的权限。我太激动了，若有得罪之处，还请包涵。”

天色已黑，军营敞开的门流泄出一道光线，两人站在光线中握手道别。这位年轻的医生在阴影中消失时，我听到他和海地友人用克里奥尔语交谈。

我在美军那里待了数周，没有多想法默的事。尽管他离去前那么说，但我不认为他明白或同情卡罗尔的问题。

后来我在飞回迈阿密的飞机上凑巧遇到他。他坐的是头等舱，他解释是空服员让他坐的，因为他经常飞这个航线，偶尔会帮忙处理飞行中发生的急症。空服员让我和他同坐片刻。我对海地有满腹疑问，包括镇长助理的谋杀案。美军认为伏都教(3)的信仰使斩首这件事带有一种特殊、诡异的恐怖氛围。

“砍掉被害人的脑袋，在伏都教史上是不是有什么依据？”我问。

“这种行为在野蛮史上才有一点依据呢。”法默回答。他蹙起眉头，碰碰我的手臂，仿佛表示人难免会问些蠢问题。

这次交谈让我多了解了他一点。首先，他并不讨厌军人。说到卡罗尔上尉时，他告诉我：“我是在拖车屋区长大的，了解会去当兵的人具有什么样的经济背景。你看到这些二十九岁的军人时就会恍然大悟。算了，他们不是制定那些恶劣政策的人。”他证实了我的猜想，即他去找卡罗尔的目的是要警告他。法默的许多病患和海地友人对释放贾斯特一事怨声载道，说这证明美国人根本不是真心相助。法默告诉我，他驾车经过米尔巴莱时，几个海地朋友调侃他，说他不敢停下车去找美军谈谋杀案的事。无巧不成书，卡车刚好在军营外爆胎，他就跟他那些朋友说：“啊哈，天使捎来的信息可不能不听。”

我请法默多说一些他自己的事。他三十五岁，哈佛医学院毕业，也是哈佛人类学博士，一年在波士顿工作四个月，住在一个贫民区教会的教区长的住所，其他时间都在海地当无薪义工，主要是帮农民看病，这些农民因为当地兴建一座水力发电水坝而失去土地。他在军政府执政期间被列入黑名单，不准入境，后来又被遣返到他工作的医院。“代价是一笔少得可怜的贿赂。”他说。

飞机降落后，我又去找他，找到后，我们到咖啡馆继续聊了一会儿，我差点来不及转机。数星期后，我请他到波士顿吃晚餐，我正准备写一篇海地的报道，希望他可以帮忙厘清一些事情，他也乐意助我一臂之力。他为我说明海地的历史，不料反而引起我对他的好奇。他虽以“穷人的医生”自称，却不完全符合我对这种人的印象，因为他无疑喜欢这家高级餐馆、厚厚的餐巾，以及葡萄美酒。那天晚上令我印象深刻的是，他的生活似乎十分愉快。显然，一个拥有他这种优越条件的年轻人，大可享有医生这种好工作，在波士顿上班，住在环境优美的郊区，而非在贫民区或海地中部荒地的简屋陋舍栖身，但他说话的神情显示他的确乐于与海地农民为伍。我们聊到医学时，他说：“我不知道为什么不是每个人都对医学有兴趣。”他对着我笑，脸上散发出一层焕然的光彩，好像在热烈欢迎我。他的神情深深打动了我。

可是这顿饭后我就和他失去了联系，现在想来，主要是因为他也让我感到不安。我在写那篇海地的报道时，与我在海地与之为伍的美军一样，持悲观的看法。卡罗尔的一名部属对我说：“我觉得我们应该让海地处理自己的事。谁执政真有那么重要吗？他们还不是一样会贫富悬殊，不会有人成为中产阶级的。我不知道我们目的何在，因为还是会有一船又一船的海地人想偷渡到美国。不过，我想我还是别伤这个脑筋了吧。”美军来到海地，推翻了一个恐怖政权，然后恢复另一个政府，接着离去，海地仍和他们来的时候一样穷苦衰败。他们已尽力了，我想，他们已饱识人事，而且够坚强，不会再为自己无法控制的事落泪。

我从法默身上看到另一种对海地这类地方的思考方式。只是他的方式不易引起共鸣，因为对“尽力”一词的定义，他有更高的标准。

这世上凄惨的地方多的是。让自己活得自在的方法之一，就是不去想这些，或者当你想到时，捐点钱给他们。之后五年，我寄了一些小额捐款给一个慈善团体，这个团体支持法默在海地的医院。他每一次都亲笔写感谢函寄来。有一次我从朋友的朋友那儿听说他正在做一件备受国际医学界瞩目的事，与结核病有关，我并没有去研究细节，而且直到将近1999年年底才再度看到他。约见面的人是我，指定见面地点的人则是他。

(1)　Grangou：克里奥尔语，意思是“饿”。克里奥尔语（Creole Language），是一种混合了多种语言词汇的语言，本文中的克里奥尔语指海地克里奥尔语（Haitian Creole），由十八世纪的法语混合葡萄牙语、西班牙语、英语、泰诺语和一些西非部落语言形成。

(2)　医疗后送飞机（medevac flight）：运送伤病员并能在飞行中进行医疗护理的专用飞机。

(3)　伏都教：又译“巫毒教”，源于非洲西部，是糅合了祖先崇拜、万物有灵论、通灵术的原始宗教。

第二章

站在波士顿布莱根妇女医院外，我感觉到一股都市里的宁静。这里是医学界的华尔街，哈佛医学院、学院图书馆、儿童医院、贝斯以色列女执事医疗中心、丹娜法伯癌症研究院，以及布莱根都集中于此。这些建筑凑在一起气势慑人。如果再想象一下里面在进行的事情，这些建筑甚至有几分庄严。开膛破肚、移植器官、分子扫描、基因研究、戴着手套的手和仪器探入人体诊断和治疗，一方面显示人类的脆弱，另一方面展现人类的胆识。置身其中的人自然而然会安静下来，就连以开车勇猛著称的波士顿居民，经过附近时也不太会鸣按喇叭。

布莱根位于弗朗西斯街，围绕老布莱根医院整修后的维多利亚大厅而建，就像一座城市环绕着罗马废墟。老布莱根见证了波士顿悠久的医学史。从弗朗西斯街走进去四百米，可以看到一个铺着大理石地板、挑高的中庭，这就是这座医院的现代化入口。入口位于一条叫作“公路”的明亮走廊尽头。走廊两头各有数排电梯，左、右两侧是各专科诊疗室，楼上是病房、楼下是手术室（产房除外，共有四十间），四面八方有数十间实验室，病人死亡的悲剧在各处上演。这是一个医学中心、一家教学医院、一座提供完整服务和高级医护设施的医院，也是一所接受疑难杂症病人转诊的医院。“公路”上人潮熙来攘往，有的穿着白色制服，有的穿着外出服，有的拿着花束，交谈声不绝于耳。

法默医生和他的团队成员在地下一楼放射科安静的一角（一间没有窗户的空房间），讨论他们当天的最后一个病例。法默刚满四十岁，和我五年前见到的他比起来，发际线略往后撤退，看起来更清瘦，但穿着正式许多。他戴着金属圆框眼镜，一身黑西装，领带系得紧紧的。他大部分时间仍待在海地，现在已成为波士顿的名医、哈佛医学院医学和医学人类学教授兼布莱根资深主治医生。看着他和两名穿着白袍的年轻学生并排而坐，我脑中浮现一幅十九世纪的照片⸺相貌威严的医学教授穿着僵硬的高领衬衫和背心。但是这个印象维持不久。

他和那两个年轻医生讨论最近一个因为脑部有寄生虫而前来治疗的病例。病人发生脑积水，神经外科植入一个引流器排出积水。病人目前没有继续发炎的迹象，但该不该为他做发炎的治疗，以防万一？“你们有什么看法？”法默询问那两位成员，他们反复斟酌这个问题，主持讨论的人虽是法默，但他大多数时候只是聆听。

数分钟后，团队成员一致认为应为病人治疗发炎。这时电话铃响，法默拿起听筒，说：“HIV(1)中心为您服务。”

打电话来的是一位女性寄生虫专家，和法默是老同事了，两人交情很好。她就这个脑积水的病例提出她的看法。法默高兴地嚷着：“是虫虫女士！你好吗，亲爱的？噢，我很好。你听我说，虽然这样说是有点冒犯你，不过我们不这么认为，我们要治疗他。这是ID说的，ID敬上。”

最后一句话是他喜欢的说法。我那天稍早听他这么说过，并已经推敲出这一句话的意思：ID代表“传染病(2)”，是他的专长。这句话是用写信的方式说出，意思是他要马上治疗病人，不想再等候进一步检验的结果。他显然喜欢这些字眼听起来的感觉。他看起来心情很愉快，一个学生面带微笑、一个学生轻轻摇头，从他们无意隐瞒的反应，我猜想那些字眼或笑话，或他欢畅的心情，今天已非头一次出现。

这一天，1999年12月中旬的某一天，到目前为止都十分平常，至少就布莱根医院的标准来说是如此。法默和他的团队处理了六个病例，每一个都有伤脑筋之处，只有当天倒数第二个病例看起来十分单纯。团队里一名年轻的住院医生根据她的笔记向法默报告病人情况：三十五岁男性（以下称他为乔）；HIV检验呈阳性反应；一天吸一包烟；通常喝约两升伏特加。他也吸食和注射可卡因；最近会经常过量吸食海洛因；长期咳嗽，五天前咳嗽加剧，咳出黄绿色的痰，但没有血，咳嗽时胸部会痛。他在短短数月内狂瘦十二公斤。放射科医生说胸腔X光片显示他的右下肺叶可能有浸润——他们认为可能是结核病。

检验结核病的工具已算是老一代的医学，诊断可能并不容易，尤其是HIV带原者。当然，乔是结核病的高危险群。HIV病患可能感染许多传染病，其中结核病是全球HIV病患最常得的一种。这个病在波士顿十分罕见，严格来说，除了乔会去住的那种地方——游民收容所、监狱、街头、桥下以外，结核病是美国难得一见的病症。可是除了感染HIV病毒之外，乔的免疫系统几乎完好无损，没有结核病的典型症状：发烧、发冷、盗汗。这位住院医生说：“他的牙齿很糟糕。”她又补充，“不过人还不错。”

法默说：“我们去看看那张X光片吧？”

他们到另一个房间，把乔的胸腔X光片放在看片箱上，法默凝神注视放射科医生以为的浸润点，不到一分钟后，他说：“就是这个吗？实在不算什么。”

他们往楼上走，去看乔。

人高腿长的法默迈着大步在布莱根医院里走走停停，一下子停下脚步接受护士助理的拥抱，一下子和门房说几句海地克里奥尔语，接着他的呼叫器又响了。他在回复呼叫器之际，还会和总机小姐寒暄几句——总机小姐有十二个左右，不论在线的是哪一位，他都会很快地问她的血压、她先生的心脏状况或她母亲的糖尿病情形。然后他又得在护士站停下来，回复一封有关一名病人的电子邮件，再回答一位心脏科医生的问题。最后，他把听诊器挂在脖子上，开始唱《四海一家》这首歌，先唱一句英语“We are the world”，再唱一句独创的德语“We are das Welt”，带头走进病房。接下来所有步调都慢了下来。

穿着蓝色牛仔裤和T恤的乔躺在被子上，五短身材，精瘦结实的双臂尽是疤痕，锁骨突出，胡须、头发乱成一团。当他对着这群医生露出紧张的笑容时，我看到他的牙齿大都还在，不过可能也保不久了。法默向他做自我介绍，并介绍他的团队成员，接着一屁股在床头一角坐下来，弯下身子，用他的身体半围着乔，灵活的手脚让我联想到蚱蜢。他倾身向乔，一双淡蓝色的眼睛透过小而圆的镜片向下仔细端详他。有那么一会儿，我还以为法默会爬上床和他一起躺下来，但他只是轻轻拍了拍乔的肩膀。

“你的X光片看起来很好，我想可能是肺炎，轻微的肺炎。我想知道你的胃如何，最近有没有发生过胃炎。”

“我有什么吃什么，放在我面前的每一样东西我都会吃。”

法默笑了起来：“你得长胖一点，老兄。你的体重掉了不少。”

“我在外面的时候吃得不多，可以说根本没吃什么，只是晃来晃去，做做这个、做做那个。”

“我们多聊聊吧。我们是传染科的，我们不认为你感染结核病。不过在我确定以前，你先告诉我你最近有没有接触过结核病人。”

乔觉得没有。法默说：“我觉得我们应该建议不要把你隔离起来。我们是传染科，对不对？传染科认为你不需要住什么负压病房(3)。”

“对啊，那就像自己一个人坐一艘船，别人进来时脸上都得戴口罩，还要洗手。”

“没错，”法默说，又加了句，“不过常洗手还是好的。”

我是头一次旁观他工作的情形。在我看来，这个病例对他而言已经结束。技术高超的专科医生被找来问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简单得可以，至少对这位专科医生来说是如此。他回答后和病人闲聊几句，就可以离开了，可是法默仍安坐在乔的病床上，看起来好像挺喜欢待在那里。

他们聊了又聊。从住院医生稍早的报告看来，法默问的许多问题她都已问过，可是乔现在回答得更为坦率。他和法默聊到他的主治医生，乔很喜欢他；也聊到乔治疗艾滋病的抗逆转录病毒药品，乔坦承他并没有按时服药。法默解释他可能已对其中一些药产生抗药性，所以除非他能按时服药，否则不应该冒险服用别的药品，以免对别的药再产生抗药性。他们聊到毒品和酒，法默警告他别碰海洛因。

“不过最可怕的还是酒和可卡因。我们在楼下巡查病房时还开玩笑说，哎，我们应该告诉他多吸点大麻，害处还没有可卡因来得大。”

“我要是吸大麻的话，麻烦就大了。”

“在医院不会，乔。”这两个人对望一眼，纵声大笑。

他们谈到乔的HIV：“你的免疫系统……挺……好的，你知道。功能挺正常。这也是你体重减轻令我有点担心的原因，因为你的体重减轻与感染HIV无关，你掉体重是因为你不吃东西，对不对？”

“对，没错。”

“就是了。”法默温和地说。他十分专注地看着乔的脸庞——仿佛世上没有其他人存在，又像同时在注意别处。我想他可能是在心中透过一扇高高的窗户看着乔，看着他进行社会福利工作者所谓的日常活动。就乔的情形来说，他的日常活动就是在街角买一些毒品，然后走向他最喜欢的桥下或地下通道露宿。

两人聊天之际，另外一个人走进病房，是法默邀来一起巡房的学生。法默介绍这个女学生。乔先前询问过所有的医生，他们是念哪一所学校的，现在再用他的波士顿腔问这名新加入的学生：“你也是哈‘活’大学毕业的吗？”

“你说我吗？”她问，“是的。”

“哇，”他转向法默说，“我有一些高才生来看我啊！”

“她很红呢。”法默说，接着继续刚才的谈话，“告诉我们，乔，我们怎么帮你？因为我们很清楚医院的规定，所以可以帮你想办法。你住进来，你喜欢我们，我们也喜欢你，你对我们很好，我们对你也很好，我觉得你会希望这里的人像家人一样对待你。”

“我在这间房里觉得有点孤单！”乔说。

“这倒是真的，我们会建议让你换病房，”法默说，“接下来我要问你一个沉重的问题，虽然沉重，但是个好问题。”

“你可以为我做什么？”

“对了！”

“你不会相信我要说的话，你还没有准备好。”乔说。

“我没有什么没听过的，老兄。”

“我想住在艾滋之家，在那里可以……”

法默再度向下俯视他：“嗯。”

“睡觉和吃饭、看电视、看运动比赛。我喜欢待在一个可以喝几罐啤酒的地方。”

“我了解。”

“我想去一个不会惹上麻烦的地方，或许还可以多喝几罐啤酒，只要我乖乖遵守规定的话。我会准时回家，也不会瞎搞。”

“那当然。”

“我也不会把每一个人搞得快抓狂，跑出去什么的，你知道。我想住在一个晚餐可以喝一瓶葡萄酒的地方。”

“嗯，”法默说，“我懂你的意思。”他噘起嘴唇，“这样子好了，我去找找看，你可能还要在这里住几天，我完全不觉得你刚才说的那些想法很疯狂。到街上嗑药难道会比较好吗？”

“街上冻死了。”乔说。

“是冻死比较好呢？”法默说，“还是在屋里喝六罐啤酒或吃晚餐时喝点葡萄酒比较好呢？我知道我自己会怎么选。另一件事是，如果你有地方住，就可以吃药，如果你愿意吃药的话。”

“是啊。”乔含糊地说。

数日后，布莱根医院社会工作部门外的留言板上，贴着一张令人一头雾水的纸条，上面这样写：

下面有人潦草地写着：“为什么我一看就知道这是法默写的？ ”

法默的几个朋友为乔找到一家游民收容所。社工人员提醒法默，收容所禁止喝酒。他们禁酒的理由充分，但法默仍向收容所求情为乔破例，我想这纯粹是为了信守他对乔的承诺吧，并未奢望成功。

法默圣诞节在医院当班，那天他花了一些时间探望已出院的病人。他带礼物给所有人，包括乔在内——他的礼物是六罐啤酒，外面包着包装纸蒙骗过去。

乔很高兴看到他及那份礼物。法默离开收容所时，听到乔对另一个住民说：“那家伙真是一个他妈的圣人。”声音刚好大到让法默好奇乔是不是故意说给他听的。

那不是法默第一次听到别人说他是圣人。我问他有何感觉时，他说他觉得自己像是霍桑(4)小说《玉石人像》里的那个贼，从一个天主教教会偷了东西，但在离去前用手蘸了一下圣水。“我并不在乎人们多常说：‘你是圣人。’我不会把这种事放在心上，只是这种说法并不正确。”

我想，这是拒绝当圣人的意思。可是他又告诉我：“别人说我是圣人，我就会想，这下子我可得加倍努力了，因为能当圣人毕竟是很棒的事。”

我有点困惑，倒不是因为他说的话不谦虚，而是我觉得自己面前的这个人，与刚才那个和我聊天的不是同一个人，我得重新弄清楚他追求的是什么。

法默在布莱根的工作告一段落后，于2000年元旦前往海地。我们交换了电子邮件地址，他寄了一本他的新书《传染病与不平等》（Infections and Inequalities）给我，这是以病人的个案研究带出主题的大部头论文，主题是贫穷与疾病之间的关联、世界医疗技术分配的不均，以及学者和卫生官僚对那些现象提出的“大言不惭的因果论”。法默在书中有时难掩怒意。他描述了开抗生素给一名贫困的结核病病人的情形，然后写着：“她服了药后，很快就开始看到疗效——简直像是她得的是一种可以治得好的病似的。”写书的法默一点也不像那个在布莱根工作的法默。这个法默在每一页大声咆哮。我写信感谢他送我这本书，并说我打算读他之前写的两本书。“我正在读你的作品。”我写道。

他以电子邮件回复说：“哦。不过那不是我的作品。要看我的作品，你得来海地。”

(1)　HIV：全称human immunodeficiency virus，即人类免疫缺乏病毒，会引发艾滋病。

(2)　传染病：英文是infection disease，首字母缩写为“ID”。

(3)　负压病房：病房内的气压低于病房外的气压的病房，可以避免对外污染。

(4)　纳撒尼尔·霍桑（Nathaniel Hawthorne，1804—1864）：美国心理分析小说的开创者，也是美国文学史上首位写作短篇小说的作家，被称为美国十九世纪最伟大的浪漫主义小说家。

第三章

法默派了一辆坚固的四轮驱动小卡车到首都太子港的机场来接我，我坐车从太子港沿着一条双车道的铺面道路向北走。到了库德沙克平原(1)的另一侧后，在层峦迭起的山脚下，转入一个像是干涸河床的地方时，卡车开始颠簸摇晃，顺着斜坡吃力地爬上悬崖。从悬崖往下看，可以看到一座堆放卡车车体的废车场。从这段路开始就没有什么人开口讲话，连前座友善闲话家常的海地人也陷入沉默。

从海地的地图来看，我们走的那条三号国道像是主干道。它的确是唯一横跨中央高原的大道，但这条大道其实不过是一条狭窄的土道，上面原先布满了巨砾，但现在已被磨蚀成嶙峋的基岩。这样的路面到雨季想必泥泞不堪，留下的车辙现在已被烈日烤晒成一条条的印记，折磨车轮、动物的蹄和人们的脚。土道在寸草不生的山间和盖着木屋的村落之间迤逦，再涉水渡过几条溪流。大大小小的卡车载着满车乘客重心不稳地在路面坑洞上颠簸前进，一面扬起漫天尘土，一面奋力以低速挡吱嘎吱嘎前进，不过骑着瘦弱的驴子或安步当车的人更多。道路两旁不时可看见乞丐一只手摩挲凹陷的肚皮，另一只手伸出草帽行乞。男童用锄头整平一小块道路，装模作样地表演出一副勤劳的样子后，举起手希望获得奖赏的景象也到处可见。这里缺少了点什么。有牛车但没有牛，拉车的是人。树木非常稀少，尤其是离开米尔巴莱以后。出了贝利格尔镇后更是连一根电线杆也看不到。

这趟只有五十六公里的路程，足足走了三个小时，感觉还不止。好不容易到达位于另一个颠簸陡坡顶端的肯吉村时，天色已黑，在卡车头灯照射下，出现了一片高耸的水泥墙，墙上有一道门，门边的一块牌子上写着克里奥尔文“医疗卫生伙伴”（Zanmi Lasante），画着四只手指张开的手，从东南西北方往中间伸出，指尖碰触在一起。卡车从大门口转进，驶入平坦的铺面道路。我在看到法默的作品前，已先有一番感受。

白天，在周围几乎没有半棵树遮荫、大地被太阳烤成一片褐色的景色下，“医疗卫生伙伴”十分引人注目。这一组被热带绿色植物掩映的大型混凝土建筑群，宛如依山而建的城堡。围墙内是一片绿木扶疏的世界，参天大树林立在院子、走道及用水泥和石头砌成的围墙旁。围墙顺着林木葱茏的坡地延伸，经过一间流动诊疗所、一间妇女诊疗所、一家综合医院、一座圣公会大教堂、一所学校、一个每天为两千人准备三餐的厨房。靠近坡顶是一栋崭新的建筑，也是治疗结核病的地方。“医疗卫生伙伴”有两间检验室。这里有自来水，还可以听到一个大型发电机卖力工作的隆隆马达声。所有建筑的地面都铺着瓷砖，白色的墙壁和天花板干干净净，墙上挂着海地画家的作品。这些色彩丰富的画都有安抚作用，重新勾勒出哥伦布在航海日志中描述的那个热带天堂。

我抵达的第二天早上，首次跟随法默巡房。这个例行工作一成不变：黎明时分从较低处的流动诊疗所旁边的空地展开。昨晚我借着月光，依稀看到大约有上百人睡在诊疗所四周地上的身影，到了早上，人数增加了一倍，各种年龄都有，有穿着长裙戴着头巾的妇女、戴着草帽的老爷爷，以及穿的鞋子已经“开口笑”的人，大家都在等着医生或护士为他们治病。

在海地，一身黑色牛仔裤配T恤装束的法默走进大门时，一些人立刻迎上前去。一位老先生需要钱买食物，一名妇女拿着一封信请他带到美国，一个原本在这里看另一位医生的年轻人要法默帮他检查身体，并大声对他说：“我有很多事情要和你讨论，法默医生。”法默在人群中搜寻急需医疗的人。一名护士发现了一位，是个用毛巾裹着一只手的年轻漂亮的妇女。护士叫法默，他走过去，拿开毛巾，看着那只手。

“是坏疽，”他对我说，“你闻闻看。”

他指示护士清洁伤口。护士把这名妇女带走时，他的表情看起来十分生气。“她的手十五天前就受伤了，我怀疑她知不知道会造成什么后果。他们好像还嫌问题不够多似的，受伤也置之不理。”

他通常穿过院子要花一个小时。快走到另一头时，一名矮小的老先生走过来，摘下草帽，用克里奥尔语说：“我要找一个叫法默的医生。”

法默含笑说：“你认识法默医生吗，老伯？”

“不认识，”老先生说，“可是人家叫我来找他。”

一名职员牵着老先生的手臂。“我们来看看能不能找到法默医生。”她带他走向另一位医生，法默终于得以脱身，只见一个修长的身影大步沿着水泥路走向厨房和楼上的小房间，这是他每天早上在看诊前，经由卫星收发电子邮件的地方。

从我在肯吉（Cange）这个小村庄，在这个宛如世界尽头、西半球最贫穷的国家中的一个最贫穷的地区，看到“医疗卫生伙伴”的那一刻起，我就觉得看到了奇迹。我知道海地的人均日收入是一美元多一点，比中央高原的人均日收入更低。这个国家大部分的森林和大片的土壤已经流失，它的医疗卫生记录在西方国家中也是垫底。在海地这个贫病交迫和土壤侵蚀、饥荒最严重的地区，竟有这座围墙环绕的可爱城堡——“医疗卫生伙伴”。就算有人告诉我这个城堡是由宇宙飞船送来的，我也不会觉得惊讶。

我在肯吉的第一周，遇到一名农民带了生病的孩子到医院来看病——骑驴沿着三号公路走了十八公里。我问他，他到达肯吉和这家医院时，是否如释重负。我根本不该问这个问题的，他听到时一脸讶然，只简单地说：“是！”这个地区还有少数几家医疗院所，但设备都不足，有些甚至称不上卫生，病人到每一个地方看病都得付费，连检查用的手套也得病人自费，中央高原上能付得出很多钱的人寥寥无几。在“医疗卫生伙伴”看病也需付费，看一次病大约0.8美元。法默的海地同事坚持这么做。法默虽是医学总监，但并未予以反驳，他只是颠覆了这个政策（我后来才知道这是他一贯的作风），规定每一个病人必须付0.8美元，但妇女和儿童、贫民、重病病人除外。换句话说，原则上每一个人看病都必须付钱，但事实上几乎人人都免费，而且来者不拒——这是法默的规定。

依赖“医疗卫生伙伴”的农民可能有上百万人。当时住在它服务范围（由七名社区保健工作人员服务的地区）内的居民约有十万人。有的病人大老远从太子港和海地南边的半岛，以及从说西班牙语的多米尼加共和国边界城镇过来，在一个道路破败、只能徒步从一个村庄走到另一个村庄的国家而言，感觉上距离更远。大部分病人是从中央高原搭乘破旧又超载的载客卡车而来，也有许多人是徒步和骑驴而至。偶尔在路上还会看见一张床缓缓向“医疗卫生伙伴”的大门前进，床的四个角落各有一个人抬着，病人则躺在床垫上。

“医疗卫生伙伴”的药房有时难免有配错药或是药品不足的时候，检验室的技师偶尔也有弄丢检体的乌龙事件。这里有七位医生，但并非人人称职——职员清一色是海地人，海地的医疗训练水准充其量只能算是中等。可是“医疗卫生伙伴”也在服务的社区建筑学校、房舍、社区卫生和供水系统。他们为所有儿童进行预防注射，并大幅减少了当地营养不良和婴儿夭折的情形，同时举办活动教育妇女识字、宣传预防艾滋病，服务范围内的艾滋病毒母子垂直传染率已降到4%，约是美国现有传染率的一半。数年前，海地爆发伤寒，并对一般的治疗药物产生抗药性，“医疗卫生伙伴”进口了一种有效但昂贵的抗生素，净化了当地供水系统，遏阻了伤寒在中央高原蔓延。在海地，结核病导致成人死亡的人数仍多于其他任何疾病，但是1988年以来，“医疗卫生伙伴”的服务地区内没有一个人死于此疾。

“医疗卫生伙伴”的经费是由法默在波士顿成立的一个小规模的公共慈善组织“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提供的。账款金额以美国的标准来说都很小。法默和社区医疗卫生的员工大部分在结核病人住的简屋陋室内为他们治疗，一个不复杂的病例治疗费用在一百五十到两百美元之间，而美国大部分的结核病人都会住院，一个病人的治疗费用在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之间。

我住在美国麻省，我家附近一所医院一年治疗大约十七万五千名病人，一年营运预算是六千万美元。1999年“医疗卫生伙伴”在医院和社区治疗的人数不相上下，但是只花了一百五十万美元左右，其中半数金额还是以捐赠的药品换算的。这些经费部分来自政府补助，不过绝大部分仍来自私人捐赠，其中最大的金主就是波士顿一位名为怀特的土地开发商，多年来他捐出的金额已不下千万美元。法默自己也捐款，只是他对自己捐出的金额毫无概念。我后来慢慢意识到法默用钱的逻辑，不过在我整理出他这些逻辑之前，感觉上并无不寻常之处。1993年，麦克阿瑟基金会颁给他一个所谓的天才奖，奖金约二十二万美元。他把奖金悉数捐给了“医疗卫生伙伴”，为这个组织成立一个研究单位，他称之为“医疗卫生与社会正义研究中心”。他在哈佛和布莱根一年的收入大约有十二万五千美元，可是他从未见到过薪水的支票，或是演讲、写作所得的酬劳或版税（这些金额都很小）。“健康伙伴”总部的记账员负责支付他的账单和他母亲的贷款，剩下来的钱就放进基金会。1999年的某日，法默使用信用卡时被告知已经刷爆了，于是打电话给他的记账员。她告诉他：“亲爱的，你是我认识的破产的人当中，工作最卖力的一个。”

他单身时，在波士顿期间都是住在总部地下室。四年前他和海地女子蒂蒂结婚后，仍不觉得有搬家的必要。可是1998年女儿出世后，他的妻子坚持搬家。现在他们在哈佛的艾略特宿舍有一间公寓，在波士顿期间就会住在那里，不过他们并不常在波士顿。近来蒂蒂和他们两岁的女儿在开学期间都待在巴黎，因为蒂蒂在巴黎攻读人类学。几位朋友告诉法默，他应该多花一些时间陪妻小。他每每回答：“可是我在巴黎没有病人。”他对家人的思念溢于言表。我和他在海地时，他每天至少打一通电话给她们，用的是房间里的卫星电话。理论上，他一年有四个月在波士顿，其余时间都在肯吉，但事实上他在海地时，经常要长途跋涉去看病人，时间被切割得非常零碎。数年前，他还收到美国航空公司寄来的一封信，欢迎他成为万里行俱乐部的一员。之后他至少又飞行了两百万公里。

他在肯吉有一栋小屋，位于医院对面的峭壁上，在他的一生中，这栋小屋算是最像个“家”的了。小屋是仿照较好的农舍建造的，上有金属材质的屋顶，下有水泥地面，与当地房屋不同之处在于里面有一间浴室，只不过没有热水。我每次到他家时，看到他的床铺总是没有睡过的痕迹。他告诉我，他每晚只睡四个小时，但数日后坦承：“我睡不着，因为总有人在等候治疗，这一点让我受不了。”

睡眠不足、毫无投资、家人不在身边、没有热水。到达肯吉两三天后的一个晚上，我满腹狐疑地问他，吃这些苦所为何来。他告诉我：“一个人有所牺牲时，若非出于自愿，就是在试着减轻心里的不安。举例来说，如果我采取某些步骤，成为一个专为贫民看病的医生，可能有人认为这是一种牺牲，也可能有人认为我是在摆平心中的矛盾。”他继续往下说，但声调略变，虽未动气，但口气听起来十分尖锐，“在一个付不起诊疗费的地方推销我的服务，让我觉得矛盾。你也可以对那种事感觉矛盾，因为你应该觉得矛盾。逗点。”

这是我第一次听到法默在说完话时，加上“逗点”这两个字，代表两个未说出的字眼：浑蛋。我知道他不是骂我浑蛋，因为他绝不会这么做，他对人总是彬彬有礼。逗点指的都是第三者，就是那些对世界上的金钱和医药分配现状感到安心的人。当然，暗示的意思是你和他们绝非一丘之貉，对不对？

早上我从院子开始一路跟着法默走，然后收发电子邮件，接着再去他位于新大楼一层的诊疗室，这栋新大楼就是怀特结核病中心。墙上挂着各种证书，还有一张海地首位民选总统阿里斯蒂德(2)与一名男童合照的照片，阿里斯蒂德和法默是多年老友，男童原患有结核病，后来被法默治愈。诊疗室里有一张检查台、一个X光片看片箱、一张写字桌，以及一张新的办公椅——员工送他的圣诞礼物。

法默坐在桌前。“我们现在的目标是？”他看着我，我耸耸肩。他说：“是原地不动，因为外面‘埋伏’了很多人。”

大约有三十个人（有时候我还数到四十个人）在大厅候诊，有的坐在板凳上，有的在那儿乱转。一个穿着白色制服的护士走进来，气冲冲地对法默说：“我一直说病人必须坐下，可是他们就是不听。”

法默对她笑笑，做了一下海地式的击掌，就是用一只手的手背击另一只手的手掌。“这是我们必须背负的十字架。”他说。护士大步走了出去。他抬头看着我，“你不能太同情这些员工，否则可能就不会同情病患了。”

他的病人真的是穷人、残障、跛子、失明者，无一不有。一个接受结核病治疗的老人让我想起艺人雷·查尔斯(3)（失明的老人戴着眼镜。他说想要一副眼镜，法默就帮他找来了一副）。一个法默叫他拉撒路的年轻男子，数月前躺在床上被亲戚抬到这里，他当时因为艾滋病和结核病，体重疯狂下降到四十一公斤左右，用药物治疗后结核病已痊愈，艾滋病的进程也得以控制住，现在体重已恢复到六十八公斤左右。还有一个外表健康的年轻女子，一个月前她的父亲还省吃俭用，存钱准备帮她买棺材。

另一个长得很可爱的年轻女子已在接受抗药性结核病治疗，又有镰状细胞危象，正痛苦地呻吟。“好了好了，小可爱，没事了。”法默轻声说。他开出的处方是吗啡。

一个中年男子得了胃炎。在海地，法默告诉我，“中年”的意思可能是三十岁，因为25%的海地人活不到四十岁。“原因是这里几乎处于饥荒状态。”法默一边帮他检查，一边告诉我，“这个人挺壮的，可是他的健康状况走下坡路之后，就没办法去乞食了，也说不定他是因为有人需要抚养，所以才去乞食的。”他开了一些营养补充品给这名男子。

一个十六岁的男孩，体重只有二十七公斤，身体虚弱得寸步难行。法默诊断他得了溃疡。“他的身体已经习惯了处于饥饿状态，我们要让他的身体强壮起来。”法默拿起一罐营养罐头“安素(4)”，“这是好东西，我们要一天给他三罐，总共给他价值数百美元的‘安素’。我乐于违反成本效益原则。”

一名个子异常矮小、外貌苍老的妇人弯腰驼背站在右边。早在法默为她看诊前，结核性脊椎炎就已侵蚀了她的背骨，这种病其实很容易治，只是她就医太迟，背骨已经“被吞噬殆尽”，现在药石罔效。她来的目的是领救济金和食物，同时找人聊天。她走进来时，法默起身招呼她，口中唤着：“我的妈妈。”他弯下身体（几乎是跪下来）让她亲吻他的双颊，她说：“儿子会永远照顾妈妈的。”法默搬了一张椅子给她，她扶着椅子站着，把下巴靠在椅子上，看着他为旁边几个病人治病。

法默和在布莱根一样，尽量接近病人。他让他们坐得离他很近，我想大概是为了让他那双瘦削、白皙、细长的手能够碰到他们吧。他亲切地称老太太“大婶”，叫老先生“大叔”。许多人都会带东西送给他，例如将牛奶装在绿瓶子里，用玉米芯作为瓶塞。法默连声说：“谢谢，谢谢！”他笑容满面地看着放在他桌上的这个瓶子，改用英语说，“没有消毒的牛奶装在肮脏的瓶子里。我真等不及要喝呢。”他转向我，“情况就是这么糟，倒不如苦中作乐。”

我抬起头来。一个孕妇挺着大肚子挤过护士身旁，走进法默的诊疗室。她感染了HIV病毒，是来这里以敌痨克星异烟肼做结核预防治疗，因为她也接触过结核病人。她需要钱买食物，因为她的丈夫已过世。她扬起语调，愉快地嚷嚷：“你们大家都是我的老公！”接着是一个年轻男子：“法默医生？我上次来的时候在生病，可是现在已经好多了，所以我要拍张照片。”

法默在写字桌旁的墙面上，用胶带粘贴了三大张黄色的活页纸，上面每一行都列了一项待完成的工作，而且旁边都画了一个方框。我注意到他每完成一项忘记列在上面的工作，就会写下来，在旁边画个方框，然后在框内打钩。这么做似乎带给他说不出的愉快，老实说，当他说“我们已经完成很多事”时，连我也莫名其妙地感染到这份开心。

墙上的这张清单包含了大约六十项必做的事，例如收集剪指甲的剪刀；在迈阿密机场帮一个病人买手表；采集抗药性结核病病人的痰的检体，带到波士顿检验。布莱根医院的工作人员看到这张清单可能会认为十分有意思。清单内容五花八门，其中一项是“巫术咨询”。

法默在一本书中写道，海地乡间对巫术的信仰与对伏都教的信仰（包括其理论与习俗）是有差距的。也就是说，农民虽非个个信奉当地的伏都教，然而几乎人人都相信巫术的存在，包括天主教徒、新教徒和伏都教徒在内。对住在肯吉附近的许多人来说，敌人下咒语是许多疾病的根本原因，而且肯吉四周的许多人都认为，法默和所有道行高深的伏都教巫医一样，有对抗巫术的本事。

当地一名农人说到法默时，告诉我：“上帝赐给每个人一种天赋，他的天赋就是治病。”有一次他医好的一个病人在一个公开的仪式中宣布：“我认为他是神。”肯吉的人也会口耳相传：“法默医生是用双手做事。”意思是说，他同时用科学和魔法解除魔咒。大部分的赞美之词似乎都令法默感到既尴尬又有趣，可是他说，最后这句话背后其实有痛苦的一面。他说：“海地人相信巫术，因为他们的文化向来缺乏有效的医疗，所以他们理所当然地相信巫术，认为病痛是别人加之于他们的咒语，否则为什么有的人会昏迷不醒？一旦有人病重，而且很多人相继死于相同症状，这时你给他们药，他们很快就康复时，大家就会思索缘由，接着开始议论纷纷。”就他的经验而言，大部分海地人会急于使用有效的医药。他有数十个病人就是伏都教祭司，其中有些人甚至担任社区保健人员，带生病的信徒到他那儿看病。

基本上海地人用巫术来解释他们为何生病受罪，然而光是指控别人用了巫术，就足以让对方受罪了。现在这位老太太走进法默的办公室，她就是接受巫术咨询的对象。有一天，法默在院子里看到她儿子拿着拖把到处擦，就问他怎么回事。“我妈妈不喜欢我。”他说。事实上，这位老太太认为她儿子“带来”了疾病，害她另一个儿子死亡。她在法默身旁坐下，法默告诉她巫术并不存在，因为他知道她儿子的死与巫术无关，她仰起头把脸转开，脸色趋于缓和。但是要她完全与这个儿子尽释前嫌，可能还要好几个月的时间。她离开后，法默说他觉得这件事有“86%的娱乐性”。我猜这句话的意思是，悲哀程度有14%。

这位老太太坚称她儿子把弟弟“卖”掉了，这个字眼是过去克里奥尔语用于奴隶的（海地人笃信巫术，部分原因可能与奴隶主的恐惧感有关，而恐惧感来自罪恶感）。人类学家梅特罗(5)在文章中说：“海地巫术的许多观念和做法起源于诺曼底、贝利、皮卡第或利穆赞(6)。此外，类似这位老太太的指控十之八九都与物资严重不足而产生的嫉妒心态有关。这个被指控下咒语的儿子住的房子比妈妈住的好，所以她真正的意思是，这个儿子不孝顺妈妈，所以他一定是用咒语害死弟弟的凶手。法默说，这类因经济不平等而生的说法和指控屡见不鲜，时常搞得家人失和、朋友反目。“我了解这一点时，心想，老天！海地人受的苦还不够多吗？不过他们受到中伤时，也丝毫不掩饰心中的难过。”

我在肯吉和法默相处数日后，开始期待从谈话中听到这类故事。法默称他们为“爱说故事的海地人”。他可以不发一语，态度友善，一副喜欢听他们讲话的样子，但是每当他想改变对方与宗教有关的想法时，就会开口和他们闲话家常。我也试着去了解他的世界观，所以我会怂恿他，有时甚至缠着他说海地的事情。他一旦开始说这些事情，信手拈来的都是海地贫民受苦的例子，同时也可以作为全世界穷人受苦的范例。有时候他甚至还会停下来，要引起我的共鸣：“你明白我的感觉吗？”

我最大的问题是心中无法产生足够的共鸣。我为海地仍有这么多儿童死于麻疹（但“医疗卫生伙伴”服务范围内无此现象）感到难过，但是我觉得自己难过的程度永远不会令他满意。结果我反而会因此对法默感到不高兴，就像是气别人不知好歹似的。

这里的生活没日没夜。法默喜欢告诉学生，好医生永远不能让病患知道他自己也有烦恼，或是自己在赶时间。“只要做到这些简单的原则，回报就非常可观！”当然，这表示有的病人得等候一整天才能看到他，而他也很少在天黑以前下班。

透过他写字桌后面墙上的百叶窗，我看到星星在暖热的夜空中闪烁。一个年轻人愁容满面地坐在法默身旁，盯着自己的脚看，他的脚上穿着一双鞋跟已裂开的跑鞋。他名叫第欧法，患有艾滋病。法默在布莱根负责艾滋病治疗，现在就是用布莱根的疗法治疗第欧法，也就是用抗菌剂治疗各种伺机性感染，直到感染转变为慢性。“医疗卫生伙伴”没有测量病毒载量和CD4细胞数量的设备，但是法默根据长期累积的经验得知，病毒即将对第欧法展开压倒性的殊死战。第欧法说：“我觉得很丢脸。”

“谁都可能得这种病，我不是已经告诉过你了吗？”法默说，他打开抽屉拿出一个大塑胶瓶，瓶子里是茚地那韦，是治疗艾滋病的新型蛋白酶抑制剂。

当时没有其他人用这种新型蛋白酶抑制剂治疗穷困的海地人。事实上，在贫穷国家几乎没有人治疗感染艾滋病的穷人。就连法默在海地医疗院所任职的朋友也告诉他，在肯吉用这种方法治疗艾滋病是疯狂之举，不用说，国际医学界的多位专家也赞同他的看法。姑且不论这些反对意见，“医疗卫生伙伴”光是用艾滋病新药治疗一个病患，一年就要花掉五千美元。尽管如此，法默已开始对部分病人采用三重疗法。他两三个月前对麻省一个名为“坎布里奇关怀艾滋病友”的团体发表演说。“坎布里奇的确关怀艾滋病友，”他告诉他们，“但是做得还不够。”他担心自己说得太过火，但事后在场的卫生工作者和艾滋病患者募集到一批新药，让他得以在肯吉多治疗几名病人。他说，他打算增加艾滋病患者的看诊人数。他和麻省的同事已着手准备申请经费的计划书，希望争取一笔金额较大、来源较稳定的经费。他告诉我，他们会找到经费的。“我们当然会找到钱的。”

他拿这瓶宝贵的药给第欧法看，并摇了摇瓶子，药丸在里面窸窣作响。他告诉第欧法，现在开始会用这种药和另外两种药做治疗，这些药虽然无法把他体内的HIV病毒全部杀死，但可以消除症状，运气好的话，会像从未感染病毒那样长命百岁。第欧法要做的，就是保证按时服药，一次也不能少。

第欧法说他会按时服药，但眼睛还是盯着鞋子。法默倾身靠向他：“我不想再看到你垂头丧气。”

第欧法抬起头：“和你说说话，我的心情就好多了。我知道我今天晚上睡得着觉了。”他愿意讲话，我想他也知道法默乐于听到他开口。“我的情况很糟糕。我老是撞到头，因为我家实在太挤。我们只有一张床，我让孩子们睡在床上，自己睡在床底下，可是我老忘记自己是睡在床底下，所以每次一坐起来就撞到头。我不会忘记你为我做的一切，法默医生。我病了，没有人敢碰我，只有你愿意坐在我的床上，用手摸我的头。他们得把村里的狗拴牢，因为你三更半夜还会去探望病人。”第欧法说，“我想送你一只鸡或是一头猪。”

法默的脸色平常是苍白的，还有一点淡淡的雀斑，现在却突然泛起一股潮红，从脖子底一直红到额头：“你已经送我很多东西了，不要再送了！”

第欧法露出笑容：“这样我今天晚上才会睡得很好。”

“好吧，老弟。”法默说。

接下来是巡房时间。首先，用手电筒照着路走去医院，透过手电筒的微光查看主病房，床上躺的都是成人；再忐忑不安地前往楼上的儿童病房，儿童病房里似乎总是有骨瘦如柴、肚子鼓胀、头发因恶性营养不良而泛红的小婴儿。大约一周前，法默返回肯吉的第一天早上，就有一名婴儿死于脑膜炎，并出现猛暴型紫斑，孩子的微血管破裂，血液渗入皮肤，出现一块块紫色的斑点。短短数日后，又有另一个婴儿死于破伤风，不过他并不住在“医疗卫生伙伴”的服务范围内。

法默在一个小女孩的小床边逗留。这个小女孩双臂细瘦，身体因为肺外结核造成的胸腔积水而肿胀。她侧躺在床上，法默伸手抚摸她的肩膀，用英语对她轻声细语，犹如唱歌一般。“米琪拉想放弃，但是我们不能让她这么做，对不对？不行，我们不会眼睁睁看着她放弃。”

然后他走回山坡上的结核病医院。他说，他把结核病医院放在最后，因为现在院内的每一个病人病情都好转了。大部分病人聚在一个房间内，坐在床上看足球赛，尽管电视画面不稳定、画质不佳，他们仍看得目不转睛。法默说：“你们这些中产阶级在看电视呀！”

这群病人哄堂大笑。其中一名年轻人抬起头看他，说：“法默医生，我们才不是中产阶级。如果我们是中产阶级的话，就会有天线了。”

“我觉得挺安慰的，”法默走出病房时说，“不是所有情况都那么糟。能救的我们大都救回来了。”然后再走下山坡，步出大门，穿过三号国道返回他自己的家。

中央高原大部分地区都没有电，夜色辽阔。公鸡在啼叫（这里的公鸡总是叫个不停），一阵暖风吹过法默家小院子四周的树梢，树叶簌簌作响。小院子一灯如豆（灯是由电池发电的），宛如漂行大海的孤舟，法默在这个舒适的空间里准备演讲稿和申请经费的提案。提案的工作是由波士顿“健康伙伴”特地派来的一个年轻成员（套法默的话说，就是“健康伙伴人”）协助进行的。

法默腿上放了一大叠医学研究报告。过了一会儿，他把这些报告放到一旁。“我现在不做这件事，各位。”他带我去勘察他的庭园，显然这件事必须有个适合的客人陪他做。他说：“这叫作‘园艺虐待’。”他一一念出多年来他亲手种在院子里的树、藤蔓、灌木、花朵名称，然后就着黯淡的灯光，研究一株刚冒出来的蕨类植物。“它看起来生气勃勃，开心又健康。这也是病人该有的样子。”

“病人”这两个字像一道铃声，召他回去研究那一叠临床研究资料。几分钟后，“医疗卫生伙伴”的工头提尚出现在黑暗中，请他再穿过三号国道回到医院。

一名十三岁的女孩躺在医院门边的一张床上呻吟，她刚由驴子拖的“救护车”送来。两名年轻的海地医生（其中一个还只是实习医生）站在她的床边，半垂下眼睛、噘着嘴唇，法默做海地式击掌，说：“医生，医生，你们是怎么了？”他为两人上了一课：在做脊椎穿刺确定是哪一种脑膜炎、哪一种药才有效之前，不要贸然给脑膜炎病人吃抗生素。他的声音听起来有些悲哀，而非生气。

然后他自己动手做脊椎穿刺，两名年轻的医生一面按住小女孩，一面看着他做。

“我做脊椎穿刺很拿手。”他告诉我。他所言不虚，而且他是个左撇子，左撇子工作时看起来总是很灵活。法默把针头缓缓推进去，他细瘦的脖子上凸起一条条的静脉。小女孩脱口大叫：“li fe-m mal，mwen grangou!”法默抬起头，“她在叫：‘好痛，我肚子饿。’你不觉得很荒谬吗？只有在海地，才会有小孩在做脊椎穿刺时叫肚子饿。”

(1)　库德沙克平原（the Plaine du Cul-de-Sac）：意为死胡同。

(2)　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 (Jean-Bertrand Aristide，1953—) ：海地政治家，曾三任海地总统。

(3)　雷·查尔斯（Ray Charles，1930—2004）：美国盲人音乐家，开创了节奏布鲁斯音乐，是第一批被列入摇滚名人堂的人物之一。

(4)　安素：美国雅培制药出品的肠内营养粉剂。

(5)　梅特罗（Alfred Métraux ，1902—1963）：瑞士人类学家、人种学家和人权领袖。

(6)　诺曼底（Normandie）、贝利（Berry）、皮卡第（Picardy）、利穆赞（Limousin），均为法国地名。

第四章

我到肯吉拜访法默后不久，法默就说他会做我在肯吉的维吉尔(1)，为我讲解海地的故事。讲到海地时，他认为几乎人人都是可以教育或再教育的。他说，这世上没有其他哪个国家这么常受到“愚蠢之至的评论”。要反驳这个观点殊为不易。以海地当地的宗教信仰伏都教为例，长期以来代表的意思就是疯狂的想法和耸人听闻。

法默喜欢述说自己在海地学到一课的故事，这个故事牵涉到医学和巫术信仰之间的关联。1988年，“医疗卫生伙伴”的服务区有一名妇人死于结核病，当时法默因为腿部骨折在波士顿休养。他返回肯吉后，几个职员告诉他，若是他当时人在肯吉，那个妇人就不会死。他们这么说的用意是赞美他，但是他心中却颇为自责，因为他要建立的医疗系统是即使他不在也能正常运作的。他安排这名妇人所有的家人在“医疗卫生伙伴”工作，并接二连三地召集职员开会，希望找出治疗结核病系统的问题所在。

这些职员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医疗卫生伙伴”的社区保健人员（这些工作人员和农民生活在一起，而且在担任这个工作之前，大都是农民）谈到治疗时受到经费的限制，指出家境最贫困的病人病情改善的程度反而最小，当然部分原因在于营养不良。

一名保健人员引述一个海地人的话：“给病人结核病药，却不给他食物，就像洗手之后，再用泥土擦干双手一样。”可是依照大部分海地籍医生、护士、技师等医护人员的说法，问题在于病人的心理，这也是学术期刊上经常提出的说法。保健人员说，病人一旦觉得身体好一点，即使距离痊愈尚早，他们也会停药，部分原因在于他们不认为结核病是细菌感染造成的，而是敌人以巫术下咒造成的。

法默想不出对策。保健人员的说法等于在叙述社会经济状态，他称这种状态为“结构暴力”。当时他还是一个在学习中的人类学者，了解专家引述的各种文化观念类型有其重要性，因此设计了一项研究。他当时仍是哈佛的学生，这项研究就像是他开的一门课，只不过自己是以学生的身份上课。

他选出一些结核病人，把他们分为两组。研究期间两组都接受免费治疗，而且用的药物和布莱根一样。其中一组除服药外，还获得其他服务，包括社区保健人员定期到家查看情况，以及每月给一笔小额津贴，用来购买食物、育儿和做往返肯吉的交通费。法默会徒步前往各个村庄，到所有病人的家中探望，一趟下来要花几个星期时间。“我遇到一百个健谈的海地人，”他会这么说，“别轻易到他们家尝试。”他问所有病人他们是否认为得了结核病是因为被别人下咒，两组绝大多数人都认为如此。然而研究结果显示，两组治愈率相差很大。只接受免费药物的病人，治愈率只有48%。还接受现金津贴及其他服务的另一组，每一个病人都完全康复。不论病人认为结核病是细菌还是巫术造成的，都没有影响。

这个结果令法默困惑。他告诉我：“我预期获得的结果是，病人的想法会影响他们的行为和治疗结果。”他无法解释这个结果，后来重新访谈所有病人，并且拜访他最喜欢的一位和蔼可亲的老奶奶后，才恍然大悟。老奶奶是少数不认为巫术是结核病形成原因的人之一。“法默，亲爱的，”她说，“我不笨，我知道结核病是病人咳嗽散播细菌造成的。”她按时服药，后来痊愈了。

可是一年后，再问她信不信结核病是由巫术造成时，她却改口说当然相信。她告诉他：“我知道是谁害我生病的，我会向她讨回公道。”

“如果你相信这种事，”他叫道，“为什么还会按时服药？”

她笑了起来，这个笑容让他想到同情的笑容，就像是大人对小孩子（那年他不过才二十九岁）解释事情时带有的那种笑意，“Cheri，”她说，“eske-w pa ka konprann bagay ki pa senp?”克里奥尔语“pa senp”的意思是“不单纯”，暗示事情与巫术有关，十分复杂。这句话大概的意思是：“亲爱的，你难道不知道该如何处理复杂的事吗？”

他想起来，有很多美国人（他自己也是其中之一）显然也有同样的矛盾，例如对医学和对祷告的信心。他说，他觉得自己好像在病人面前，“被她的同情心和一股茫然”吊在半空中。

这项研究结果对他来说形同一道命令：对病人物质环境的关切，应重于对病人信仰的关切。从此以后，服务区内的所有结核病人都获得了全套服务。每一名病人持续获得所谓直接监看服药(2)的治疗，也就是社区保健人员会当面看着病人按时服药，而且每一个人每个月都领到相当于五美元的现金津贴，让他们多买一些食物、支付育儿费用及当作每月到“医疗卫生伙伴”的交通费。这个办法成效非常好，简直是好到极点。十二年来再也没有任何病人不复诊，因此法默也无意更改任何规定。

不久前，村上一名叫作麦克的结核病人，没有按时进行每月复诊，因此必须有人去找他来，这是规定。国际医疗卫生史上记载许多经费充裕却失败的案例，就是因为病人“不合作”，没有按时服药。法默说：“唯一不合作的人是医生。如果病人的病情没有改善，是你自己的错。你要去修正这个错误。”凯艾平村盛传法默多年前曾有一次追着一个病人跑，病人跑进一片甘蔗田后，法默苦口婆心地叫他出来接受治疗。他现在偶尔仍会追着病人跑，他说这是为了启发员工，同时自己也有机会离开办公室休息一下。因此他亲自去找麦克，并且带我同行。

“山外有山”这句谚语用来形容麦克住的地方十分贴切。那天吃早餐时，法默把打算去找麦克的事告诉厨房里的一群大婶，她们不约而同地叫道：“不会吧！”其中一个人说：“麦克？法默，你想害死你的白人（blan）吗？”

她指的是我，她叫我“白人”并非无礼。连法默也被厨房里的那群大婶称为“白人”——她们通常称他为“我的小白人”。可是blan未必是白种人，法默前几个月带了一个非洲裔美国籍的医学生到此，有些“医疗卫生伙伴”成员猜想他是法默的弟弟。后来还有人把另一个来访的美国黑人学生误认为是第一个学生，法默拿这件事消遣他们时，一名职员说：“你们白人长的样子都差不多。”法默发誓这件事绝非他无中生有。

法默驾驶卡车沿着三号国道往南走，经过一些覆盖着金属板屋顶、只有两间房的小屋，以及一些用支柱撑着的谷仓（法默说，盖这些谷仓的目的是避免动物吃掉他们的粮食，但是老鼠照样横行无忌，吃掉三分之一的庄稼），沿途还有一些发育不良的猪、羊，以及瘦得皮包骨头的黄狗。他笑嘻嘻地开了一会儿车后说，海地农民有很多谚语，例如他们是唯一拥有陡峭耕地的农人，所以会在玉米田摔断腿；他们的狗瘦到必须背靠着树才能吠叫。不久一座水库映入眼帘，是远在道路下方的一座湖。碧蓝的湖水傍着陡峭不毛的山坡，景色十分优美。法默说，用农人的眼光来看，这个景色是充满暴力而丑陋的，因为这座湖淹没了肥沃的农地，断送了这座高原的生机。

他把车停在一座小型水泥工厂的废墟旁边。这个已颓圮的建筑上面长满植物，九十米外是一座水泥的水坝。法默近来不在海地的时候，时常发表演讲，有时候一天还赶数场。我听到的每一场演讲都提到过这座水坝。他2000年以前出版的所有书籍，以及协助撰写和编辑的书籍、在许多期刊上发表的文章（当时已有四十二篇）也都提到过这座水坝。身为学者和作家的法默，坚决主张世上富裕和贫穷的地区必须有某种联结，而水坝就是他最喜欢的个案研究。

这座水坝叫作贝利格尔水坝，一端是海地最大河川阿蒂博尼特河，水坝围起来的水域称为贝利格尔湖。水坝是在美国支持的一个独裁者执政期间兴建的，由美国军工局负责规划，美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经费，得州布朗&路特公司以及其他公司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中期承包兴建。当局宣称水坝是“一项开发案”，幕后的推手无疑认为这是送给海地的礼物，但是却没有人考虑对上游河谷的农民有无影响。

这个计划的目的是改善灌溉，并用水力发电。法默说，中央高原上的农民不是不需要现代科技，然而他们常表示，他们的农田根本没有用到水坝产生的电力或储水，也没从中得到什么利益。事实上，水坝的目的是使下游的农业综合企业（当时这些企业主以美国人为主）受益，同时为首都太子港供电，尤其是满足海地极少数上流社会的富人及外商拥有的装配工厂。自从河水水位高涨淹没山谷后，肯吉许多农民的儿女背井离乡，到太子港找工作谋生，成为法默口中的“水灾难民”。他们在太子港烧饭、打扫、缝制米老鼠布偶和棒球糊口，而今不少人带着艾滋病返乡。

法默首次看到海地这个地方，就开始挖掘它的历史。老一辈的居民向往从前的好日子，告诉他说，水位高涨前家家户户住在河边的农场上，不但人人吃得饱，还有多余的农作物可贩卖。当时有人警告，他们的土地会被河水淹没，但是河流总是顺流而下，从未有异状。他们也仔细观察水坝工程的进度，只是万万没想到区区一道水泥墙就足以阻止河流前进。肯吉一个老居民记得目睹水位高涨时，蓦然醒悟自己的房子和羊群将在短短数小时内尽没水底。“因此我抱起一个孩子和一只羊，开始往山上跑。”所有人家连忙逃命，随手带走能带的东西，途中不时回头看着河水淹没他们的庭院，接着继续高涨淹没杧果树干。大多数人在四周陡斜的山坡上安顿下来，但无事可做，因为在山坡地农垦有侵蚀的问题，加上土地贫瘠，年年接近饥荒边缘。多年来，这些老邻居为了争夺硕果仅存的农地，争执和咒骂不断。

情况每况愈下。水坝建成后，大部分农民仍然饲养克里奥黑毛猪，养猪对他们来说就像拥有银行账户，可以支付学费等费用。可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期，连这些猪也不保。由于多米尼加共和国爆发非洲猪瘟，为免危及美国养猪业，美国带头捕杀海地所有的克里奥猪。他们的计划是向艾奥瓦州农民购买猪只让海地农民养，然而美国猪不好养，饲养成本高出很多不说，还很难养大。许多农民到头来落得一只猪也没有。捕杀所有猪后，学校开学时，注册的学生人数锐减，海地各地和肯吉的学校尽皆如此。

我们从水坝的顶端走过。两旁的栏杆已经生锈，水泥墙也开始斑驳。右手边是向外奔流的阿蒂博尼特河混浊的河水，左手边是几艘类似独木舟的船只在平静无波的蔚蓝水面上航行，看起来简直像是热带度假胜地。法默步伐轻快地向前走，三五个少年护卫陪着他走了一段路，迎面而来的当地人看到他时说：“早安，我的医生。”天空时而飘着云朵，时而太阳露面，倏忽又转成满天云彩，和风煦煦吹来。我沾了法默的光，走起来觉得活力充沛、心情飞扬。

在水坝的另一边，一条土质疏松、石块松动的陡峭小路往上斜行。法默在三号国道往来十八年下来，有了椎间盘突出的毛病。他弟弟说，他1988年被车撞，左腿动手术治疗，但骨头没有接好，微微形成一个角度，就像摩托的撑脚架和摩托之间的角度。他也有先天性高血压和轻微哮喘，哮喘是在他从疑似结核病康复后发生的。可是当我汗水淋漓、气喘吁吁地走到第一座山坡顶端时，他已气定神闲地坐在石头上写信给一个老朋友，这个朋友是“医疗卫生伙伴”的捐款人，最近遭逢配偶去世的变故。这座山坡只是我们要走的许多山坡的第一座。

走一些岩石崎岖的小路时，我得四肢并用、费力攀爬。途中碰到一些笑容可掬的儿童，他们提着水也在往上爬。这些水装在原先装颜料、油漆、阻凝剂等东西的桶子和塑胶罐里，重量几乎是他们体重的一半，而且这些儿童都没有穿鞋。我们经过一片片的黍田（这些黍好像是从岩石中冒出来的，而不是由土里长出来的）和一小片一小片的香蕉树丛，偶尔也会出现其他热带植物。法默不时停下来说出植物的拉丁名称和俗名——木瓜树、刺果番荔枝、杧果，看来当地人的祈祷并未应验，因为每一种作物都少得可怜。

在山坡上为数不少的树上及岩石上，我看到一些政治标语，这些标语多半是用红色油漆潦草涂写“悌悌”加上数字“2001”。悌悌是前总统阿里斯蒂德的昵称，我根据肯吉各地的海报和涂鸦判断，2001是指他会重新当选的那一年。我猜想，政治是海地农民让自己不陷入绝望的一个方法。法默说，许多来自富裕地区的救援专家很乐意代表海地人发言，说他们的未来毫无希望。我走到这里时，心中也开始有罪恶感。我们在山间经过的小屋，状况比肯吉四周大部分的小屋更差，只有泥巴地，屋顶用香蕉叶铺成，只要雨季来临就开始滴水，泥土地面瞬间变成泥浆。我们经过一群妇女，她们正就着涓滴细流的沟水洗衣服。“今天是星期六，”法默说，“是洗衣日。我猜修理工梅塔格没有来。”他说，海地人其实是很挑剔的。“这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去过海地各个角落。可是他们没有卫生纸，只好用衣服擤鼻涕、用树叶擦屁股。他们也会为没有足够的食物可吃而向子女道歉。”

“真是悲惨。”我说。可是这还不够，他正说得兴起。

“别以为他们自己不知道这一点，”他说，“海地有一个‘白色自由’阵线，就是‘穷归穷，日子还是过得很开心’阵线。他们虽然会露出亲切的笑容，并且展现幽默感，然而这并不表示他们真的很快乐。”

这句话就像他的很多话一样，让我迟疑了一下。

就在你以为已经了解他的世界观时，他又让你跌破眼镜。他和一些表面上看起来像是盟友的团体处不好，其中一个就是他称之为“白色自由”的团体，他们有一些深具影响力的发言人是富裕的黑人。“我爱‘白色自由’，爱他们爱得要死。他们是支持我们的，”他前几天告诉我，“可是‘白色自由’认为全世界的问题都可以在不必付出任何代价的情况下解决，我们并不认为如此。我们要牺牲、自责，甚至同情的地方多的是，这就是我们和蟑螂不同的地方。”

我们继续往下走。我注意到肯吉街上有许多人穿的是美国制的衣服、脚下踩的是二手名牌慢跑鞋、穿戴印有职业棒球队标识的棒球帽和T恤。这类东西俗称为“肯尼迪”。法默解释说，肯尼迪总统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曾赞助一个计划，把机油和其他东西送给海地，孰料海地人把这些油拿来做其他用途，例如煮菜，结果得到的结论是这个礼物品质低劣。从此以后，“肯尼迪”三个字代表的意思就是二手货和劣等品。偶尔还是可以看到其他种类的进口商品，不过仅止于装饰用。“医疗卫生伙伴”的一名年轻员工戴了一顶样式不错的海地式草帽，他和妻子在帽子上缝了一块布，上面有几个英文字母“NIKE”。

我们在山里越走越深，法默带路，和我一前一后地聊天。我已经汗流浃背，但是却看不到他被朋友戏称的“鸡脖子”有流汗的迹象。许多人向他招手——手掌举起来不动，只挥动手指头，就像昆虫四脚朝天时腿部的动作。“你看到海地人是怎么挥手的吗？你难道不喜欢吗？你会不会做？”他一面对我说，一面对他们挥动他的手指头。这条小路绕着一片光秃的山坡地蜿蜒伸展。我原以为自己的体力还不错，可是每次走到坡顶时，法默总是堆着笑脸等着我，在我为自己走得太慢而致歉时，他还帮我找台阶下——因为我比他老十四岁，我还不适应当地的天气。

他去麦克家通常单程需要两个小时。不过我们这趟大约花了三个小时才抵达这个不合作病人的家。他家也是以锯得不平整的棕榈树盖的，屋顶覆以香蕉叶，煮饭用的炉子就是用海地人说的“三块石头”砌成的。

法默问麦克是不是不喜欢吃结核病药。

“你在说笑吗？”他回答，“不吃药我不可能活到现在。”

原来他上次就诊时医嘱交代不清，也没有拿到现金津贴，可是他一剂药也没有少吃。这对法默来说是个好消息，任务圆满达成。他已经确定病人的疗程没有中断。

我们开始往回走。走在法默后面的我滑了一跤，滑下斜坡。“有人会说走五个小时的路不值得，”他半回过头说，“可是只要能确定我们的做法有效，花再多时间都值得。”

“没错，”我说，“有人会说：‘你又怎么能期待别人都按照你的方法做呢？’对这种说法，你怎么回答？”

他回过头，笑容满面地说：“去你的。”

然后他以洪亮的声音修正自己的话：“不是啦，我会说：‘我们的目的是反复灌输医生和护士把自己奉献给病人的观念，尤其是对结核病要有‘结果导向’的观点。’”他张口笑着，脸上焕发出光彩，显得十分年轻。“换句话来说，就是‘去你的’。”

我们继续往前走，法默回过头说：“如果花五个小时行程，或给病人牛奶、指甲剪、葡萄干、收音机、手表，可以达到目标的话，就去做啊。我们在纽约治疗一个结核病人就要花掉六万八千美元，可是在这里只要发手表或收音机给病人，国际医学界就开始为你推动这种无法持续的专案而跳脚。如果病人说，我很需要一本《圣经》或一个指甲剪，看在老天爷的分儿上，就给他嘛！”

我狼狈地爬下另一个陡坡之际，听到下方的矮林传来一阵喧嚷，先是叫喊声，后来声音略低一点点，不一会儿叫嚷声再度扬起。两三分钟后，一座斗鸡场在望。斗鸡场四周被人群围得密不透风，这些人全都戴着草帽、身穿破破烂烂的长裤和衬衫、脚踩球鞋或夹脚拖鞋或没有鞋带的咖啡色旧皮鞋。斗鸡场外有两个人在抢生意卖小吃，还有几个设立赌局的人，他们用一块板子和一个看起来像是维多利亚式茶壶的东西摇骰子。那群男人的外围也有妇女。大家让出一个位子给法默，他看了一会儿，只见两只公鸡互相绕圈子，然后其中一只拍动翅膀发动攻势。法默看到这里就离开了。

他走到树林边缘，这里突然出现了两张人造皮椅面的金属椅，一张红色，一张蓝色。椅面已经裂开。我和法默在乡下时，时常碰到这种出现两张椅子的情形，一张给法默，一张给他的白人。我们坐下来。不一会儿，四周围绕着一群妇女，约有十来个人，有老迈的妇人，也有穿着背心裙的可爱的年轻女子。一个面貌姣好但少了几颗门牙的中年妇女靠着一棵树站着，轻声细语地和法默说话。其他人背靠着别的树或坐在旁边地上，偶尔也和他交谈几句。一名妇女告诉他，她们这里需要多一个社区保健人员。其他人大都只是在消磨时间罢了。大家都说乡下人话少，但是这世上还找得出一个像这里一样、话这么少的乡下地方吗？

我累瘫了，衣服已完全湿透。我的思绪在飘荡，想着我们坐的这两张椅子。我猜想这两张椅子是明尼阿波利斯或迈阿密某个办公室重新装潢时被丢弃，然后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我想我知道这些妇女为什么会对周六进行的全民运动——斗鸡无动于衷，却围绕在法默身边。数年前，他针对妇女增加了一项医疗计划，由于这里没有妇科医生，所以他自己对妇科做了一番快速的研究后，亲自下乡为妇女治病。他可能会为在场的多位妇女做她们生平第一次的骨盆腔检查、教她们避孕，并且为有意愿的人提供避孕器。斗鸡场传来的呐喊声渐渐增强，但是听起来又很遥远。我觉得自己好像会睡着，又觉得自己仿佛已在这片阴柔的氛围中沉沉睡去。

回程以下坡路为主，但还是不免有一些上坡路。我费尽千辛万苦才从一个沟壑爬上来，法默依然等着我。他站在峭壁的边缘，凝视远方。我朝他走过去。他站的地方视野十分壮阔。轻纱般的山岚和阳光从前方黄色的山峰快速掠过贝利格尔湖起伏的山峦。我明白，在此之前，这一幕在我眼中顶多只是一幅美景，但不会感动。所以我可能已从此行获得一些启发。

不过，我猜想我得到的启发对法默来讲仍嫌不足。他想做的不是教育世人，包括我在内。他追求的是改革。

我从口袋拿出一块有点潮湿的糖给他，是口哨糖，他接过去，说：“菠萝口味！我最喜欢这种。”然后转过头去继续眺望远方。

他凝神注视澎湃的阿蒂博尼特河水。河水东弯西拐迤逦而去，隐入山间。从这里望过去，被水坝淹没的土地显得十分辽阔。法默一面凝眸远眺，一面说：“要了解俄罗斯，要了解古巴、多米尼加共和国、波士顿、政治认同、斯里兰卡和口哨糖，你就得站在这座山坡的顶端。”

他说这一长串话，显然是在搞笑，口气听起来也是如此，可是我觉得他也说出了一个重点。我大致了解他的意思。从这个视野看到被淹没的耕地、看到水坝使他的病人成为穷人中的穷人，这个视野无疑是他看世界的镜头。透过这个镜头，可以看到全球多如恒河沙数的穷人，以及和他们悲惨遭遇有关的许许多多原因。无论如何，他似乎认为我完全明白他的意思。我当时一句话也不敢说，唯恐说出的话令他大失所望。

(1)　维吉尔（Virgilius，公元前70—公元前19）：古罗马诗人，被公认为最重要的史诗诗人。

(2)　直接监看服药：英文为directly observed treatment，简称DOT。

第二部
肯吉的锡屋顶
The Tin Roofs of Cange

第五章

跟法默相处，不可能不对他选择这种生活的原因感到好奇。我对他的背景做了一番研究。

他的父母是麻省西部人，他1959年在北亚当斯这个老化的工业小镇出生，在家中三男三女共六个孩子中排行老二。他的母亲金妮出身农家，读大学时为结婚而辍学。从法默身上可以看到金妮的影子：她的身材又高又瘦，两人的鼻子如出一辙，她动辄脸红的样子，更是和他一模一样。

法默的父亲也叫作保罗，人高马大，虎背熊腰，身高一米八五，体重在一百零五到一百一十五公斤之间。他是个出色的运动员，冲劲十足，和他打篮球的球友都称他为“胳膊肘”。后来他的女儿们叫他典狱长，因为他管她们管得很严——不准化妆、不准交男朋友、不准太晚回家。他喜欢求新求变，原本在麻省有一份业务员的工作，但是一个朋友告诉他，在亚拉巴马州南部当业务员收入更高：“亚拉巴马州是个沉睡的巨人。”1966年，典狱长二话不说，举家搬到伯明翰南部。

回想起来，亚拉巴马州的日子对金妮来说很快乐。他们家具虽不多，但是住的却是独栋的房子，而且还买了洗衣机，这是她生平拥有的第三台洗衣机。典狱长为了带全家人出门度个经济的假期，在一次公开拍卖会中买了辆大巴士。巧的是，这辆巴士的前身是一个结核病活动诊所，为了架设X光机，车顶还有一部分突出来。这辆巴士的品牌是蓝鸟，法默一家就叫它“蓝鸟旅馆”。小法默（家人叫他培儿）的身材这时开始健壮起来。他的姐妹们记得他小时候干巴巴的，脾气不好，但是却很爱护她们。她们说：“他很聪明。”他上的是资优班。四年级时，他成立了一个爬行动物学俱乐部，邀请全班同学到家里开第一次会议，还请金妮泡玉米脆片招待大家，谁知道竟没有半个同学来。他有好一阵子闷不吭声，他姐姐知道这表示他心里很难过。后来典狱长一声令下，全家人都成为这个俱乐部的会员，而且开会一定要到。他们是在客厅开会的，培儿特地穿上睡袍，拿着一根棍子对他画的爬虫类和两栖动物炭笔画指指点点。他的兄弟姐妹不得不承认，他画得还真是不赖。他讲述这些动物的食物、繁殖、寿命、有趣又特殊的特征。一个妹妹记得当时心里恨得牙痒痒：“我们实在应该痛扁他一顿，然后回去玩我们的游戏。”可是不一会儿她就和其他人一样听得津津有味，还会提问题。

他的祖母和外祖母都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所以他们全家人都会上教堂望弥撒。他虽然经历过第一次领圣体、坚振礼这些过程，也当过辅祭，但是对宗教并不热衷。“那都只是虚应故事，”他回忆，“不过我一直都喜欢望弥撒。”资优班有几个家长合资经营一家书店，他十一岁左右时，他们送了他一本托尔金的《魔戒三部曲》中的《护戒同盟》。他没几天就读完了这部书，而且立刻开始读第二遍。然后他把书带到公立图书馆，告诉柜台的小姐：“我要其他像这本书一样的书。”她给了他几本科幻小说，可是他又把书拿了回来，“这些不是我要的。”这个情形持续了好一阵子，这位图书馆管理员（显然她有点担心，毕竟这个男孩才十一岁大）才终于给他一本《战争与和平》。“这就是我要的书！”大约一周后，他告诉这个管理员，“这本书就像《魔戒》一样！”多年以后他说：“我的意思是说，还有什么书比《魔戒》或《战争与和平》更有宗教色彩？”

亚拉巴马州的业务员工作令典狱长大失所望，于是改行教书。然而伯明翰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气氛让他和金妮担心子女的安全，于是典狱长在佛罗里达州一所公立学校找到一份工作，1971年的某一天，全家人尽可能地把家当塞进“蓝鸟旅馆”。典狱长、金妮及孩子们想方设法把洗衣机搬出家门，可惜洗衣机体积实在太大，塞不进车里。那一刻令法默永难忘怀：他们驶离那栋房子时，他看着当时仍十分年轻的妈妈透过后车窗，万分不舍地看着那台洗衣机。白色的洗衣机在后院散落一地的木炭间显得格外醒目。之后好几年她都没有洗衣机可用。他们前往布鲁克斯维尔，那是位于坦帕以北、海湾沿岸附近的一个小镇。

法默的姐姐记得乘坐“蓝鸟旅馆”行驶在小镇漂亮的街道上，看到整条街都悬吊着铁兰，临街的房子就像南北战争前那种有门廊的房屋。典狱长边开车边说：“我们以后也会有一栋像那样的房子。”但是现在，他们开着车前往布兰伍湖露营区，这是位于松树林旁的一座拖车式活动房屋停车场。典狱长想必是太专心开车，以致在前往露营地办公室途中，不是忘了车顶那个突出物，就是没有看到上方的电线，结果不但扯断了电线，还把电线整个扯了下来。

收拾完这个烂摊子之后，典狱长发现一片水泥地，就在那里安顿下来。金妮在温迪克西超级市场找到一份收银员的工作，一面学习使用收银机，一面亲切地招呼顾客，同时还要用力踩踏板，使输送带移动商品。她晚上会念《哭泣的大地》给儿女听，后来还到史密斯学院上课，拿到了大学毕业证书。全家人都不记得住在佛州期间曾经听过她抱怨。“我妈妈就像圣母玛利亚，只是没有童贞怀孕罢了。”法默的一个妹妹形容妈妈：“疼爱子女、慈祥、客观，永远不会激动。”金妮却说，她但愿自己以前能够勇敢面对丈夫，多反抗他一些，可是那个年代妻子要顺从丈夫，何况，她说：“你不会和保罗争吵的，你就是不会。”并说，“我们都知道他爱家人。”

典狱长在车内最高的地方（也就是车顶突出去的那个位置）为三个男孩做了一个三层床，培儿睡在顶层。他都在床上写功课，他弟弟则在下面练习打鼓，还不时大声宣告：“这是鼓王克鲁帕的鼓声。”尽管如此，培儿在班上总是名列前茅。他说，这是因为他拥有一些优势，他那位认为让全家人住在拖车式活动屋乃合情合理的老爸，并不认为让培儿在车内放一个大水族箱有何不妥。法默强调童年时期从不觉得自己少了什么，虽然他大可以这么认为。不过他也承认：“的确是挺奇怪的。”他记得有一次坐校车回到活动式房屋停车场，一个非裔美国同学对他说：“这就是你住的地方吗？”他们在那里住了五年，而且开着巴士四处旅行。

典狱长并没有完全搞懂巴士上的线路（他始终没有搞懂过），每次他们把车停在一个露营地停车场，插上电源时，因为插错阴极和阳极而触电的概率有五成。男孩子们会说：“可是我上次明明是这么插的啊！”典狱长似乎从没有想到在插头上面贴标签，也许是因为插插头的人不是他吧。金妮笑着告诉我，他总是在忙其他事情。有一次去麻省旅行回来，车子开到州界时雷雨交加，车尾拉着拖车的装置却在这个关键时刻失灵。“蓝鸟旅馆”滑离公路，猛然冲下陡峭的边坡，车子翻覆，底盘朝上，幸好有那个突出物挡着，车子没有继续翻滚。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没有一个人受重伤，可是事后典狱长花了好几个月时间修理（算是吧）他们的住处。

法默告诉我这件事时，我问他那段时间住在哪里。

“住帐篷，那还用说吗？这是哪门子问题？”

有时候典狱长也会在车子里唱歌跳舞、读莎士比亚的剧作和《伊索寓言》之类的书给他们听，可是至少对法默的姐姐凯蒂来说，他朗读的声音令人不敢恭维。念《海角乐园》时，他念到发生船难的这一家人在一个岛屿上生活十分开心，凯蒂当时心想：“哎哟，糟糕。”后来，他又念了几页《鲁滨孙漂流记》，她心想，“不会吧！拜托拜托！”还有其他不妙的征兆。典狱长从来没有出过海，但是在亚拉巴马州却开始买帆船杂志，转眼已累积了一大叠。

差不多在培儿上高中的时候，典狱长在一个公开拍卖会中买了“自由”号，那是一个十五米长的船壳，里面除了一个破洞，什么都没有，不过他动手补好了破洞。之后，他申请留职停薪一年，那时他在一所学校教书，并与布鲁克斯维尔的一些智障成人一起工作。他要为这艘船打造船舱，自己学着做木工，边做边骂。在他干活期间，全家人也不得闲，人人都得参与其事，可是这时钱渐渐不敷使用，他向培儿和两个弟弟宣布：“我们要去采橘子。”

培儿说：“可是，爸，白人是不采橘子的。”

“是吗？我让你去见识见识。”

事实上，爬梯子到树上采橘子的大都是黑人。培儿听到他们在一株株树间说着奇怪的语言，便问爸爸他们说的是什么话。典狱长解释：“克里奥尔语，他们是海地人。”他三言两语对培儿形容海地的贫穷程度。法默父子采橘子的时间并不长，因为工资少得可怜。数日后，典狱长就打了退堂鼓，回家继续为他的船奋斗。他依妻子的名字，把这艘船命名为“金夫人”号，并在宣布完工后，买了三台发电机，同时又花了一笔钱买渔具，尽管家里已经实在没什么闲钱，但他认为大家立刻就会发现买这个东西绝对值得。他打的如意算盘是，靠这艘船做到自给自足，既可充当住家，又可捞鱼来卖，创造收入。

一个风平浪静、晴空万里的日子，典狱长掌舵展开首航，马力全开驶入墨西哥湾，极目四望都看不到陆地，最后停泊在墨西哥湾较浅的水域，吃午餐和游泳。培儿和兄弟姐妹在船的四周嬉戏，其乐无比。他们只捞到几条可以食用的鱼，到了晚上突然一阵狂风大作，暴雨骤然而至。狂风呼啸，拉扯船锚，金妮吓坏了。想必是因为恐惧之故，她变得和丈夫一样不肯让步。当晚在她的坚持下，他用绳子绑住发电机，把发电机扔到船外作为第二个锚。与此同时，孩子们却在起伏不定、左右摇晃的船上玩得不亦乐乎。“太酷了，暴风雨。”多年以后法默的弟弟杰夫告诉我，他早就知道老爸对船一窍不通。就算当天早上要出航了，他也很清楚老爸对航海完全外行。“可是，这种感觉很奇怪，你明明知道他对这些事情并不在行，但是你还是有安全感，觉得他一定会让我们逢凶化吉，觉得没有任何事情难得倒他。”金妮虽然因此承受了不必要的惊吓，但是说到典狱长时，她是这么说的：“他是个大冒险家，而且每件事到最后也都吉人天相，化险为夷。”她停了一下说，“我是说，从来没有人受过重伤。”

第二天航向陆地时，典狱长迷航了，并擦撞到一块礁石，但最后还是平安驶入港口。“金夫人”号后来又有几次意外横生的短程航行。其中一次是典狱长对航道标记视若无睹，他似乎认为这些标记不过是随便定出来的规定，没有遵守的必要。杰夫说：“爸，你没有走在航道里。”典狱长说：“闭嘴，小孩子懂什么？”不一会儿，船就狠狠地触礁了。不过在首航和唯一进行渔捞的那次航行后，“金夫人”号大部分时间都停泊在海湾一条人迹罕至的溪流——詹金斯溪。

法默位于海地山坡的小屋书架上，还放着一张这个家的照片，漆成白色的“金夫人”号用缆绳系在小港里的一根铁管上。船的四周是一片沼泽绿地，后面是高大的棕榈树，以及一块通往陆地的跳板。船舱的顶端有一根电视天线，不过四方形的船舱架在圆圆的船体上，看来并不十分搭调。照片里看不到“蓝鸟旅馆”，它当时停在溪旁的一条土道上，准备带全家人出游。

典狱长在这里住得很开心。他和家人住在一个可以远离不良影响的小岛上。至于小培儿，他喜欢这条小河，喜欢星光灿烂的隐居生活，喜欢在“金夫人”号右舷船首筑巢而居的那只鸟、游经此地的水獭，以及晚上发出叫声的短吻鳄。他把在布鲁克斯维尔、霍根杂货店、毕夫博格等处打工赚的钱省下来，买了一些美化环境的材料，并布置鱼池（他在跳板的另一头围出一个鱼池），尽管周期性的涨潮会破坏他的心血，但从未令他气馁。

这里的生活对金妮来说最辛苦。她在温迪克西超级市场工作一整天后，还得照顾船上六个子女和丈夫。培儿的两个弟弟正在发育，以后势必像老爸一样虎背熊腰。他们胃口奇大，船舱里的冰箱太小，所以她每天都得采买食物。下雨天，他们用锅盆盛接从屋顶渗漏的雨水；晚上蟑螂在舱底蹿行，好像满屋子不耐烦的女人用手指敲击桌面。他们的饮用水得到数公里外的地方提取，通常是偷偷从一家便利商店外的水龙头接水，把放在后车厢的空罐子统统装满。典狱长又从拍卖会中买了两辆车，一辆是五彩缤纷的卡车，另一辆是以两百八十八美元标下、他们称为“交通车”的芥末色军用轿车。去提水时，空罐子就在这两辆车的后车厢哐啷作响，十分热闹。

有一次，“交通车”行驶在那条荒凉的道路上时，温度过高，当时车上没有水，典狱长就下令三个儿子往散热器上撒尿。这两辆车子令培儿和兄弟姐妹感到十分尴尬，尤其是那辆“交通车”。一天早上坐车去上学时，他们要典狱长在前一条街口让他们下车，不料他却一直开到学校前的巴士专用道，停车时还按了几下喇叭。他说：“让你们神气一下。”

法默说到他的童年时表示：“我说自己的故事说得过于简略了。我希望我能这样说：‘我小时候住在拖车里，和海地人一起摘水果，因为对这些农场的外籍劳工很感兴趣，于是去了拉丁美洲。’这些都是真有其事，但却不是真相。别人要我们写传记时条理清晰、前后连贯，每个人也都如此照办。可是事实上，一个与真相大相径庭的传记，也能写出相同的结果。”

这些孩子都在没有自来水的巴士和由典狱长掌舵的小船上长大，可是长大后个性或命运未必相同。法默所有的兄弟姐妹长大后，住的都是独门独户的房屋。他姐姐做商业绘图，一个妹妹在一家医院担任心理卫生专案的社区关系经理，另一个妹妹成为励志演说家，一个弟弟做电工，杰夫成为职业摔跤家（摔跤迷称他为“超级J”，家人称他为“温柔的巨人”）。

法默的童年无疑为他东奔西走的一生预先做好了准备。他和兄弟姐妹一样，在小河边成长，晚餐吃平淡无味的热狗配青豆汤，从来不挑剔食物。在拥挤狭小的空间生活多年下来，养成到任何地方都能专心的能力。他坐在牙医看诊的椅子里就可以呼呼大睡（他有一年夏天在海地一间诊所里，晚上大都是这么睡的），还认为比他以前住的地方舒服多了。他对住好旅馆、喝好酒的喜好，说不定还使人以为与他的出身有关。法默说，经过令人难堪的“交通车”经验之后，脸皮已练就了子弹穿不破的功夫。这样的成长背景可能也是他没有乡愁的原因。“我对任何地方都没有家乡的感觉，顶多只是‘这是我们家拖车扎营的地方’。后来我退而求其次，发现‘原来这里就是我的家乡’。”他指的是肯吉。

法默和兄弟姐妹在布鲁克斯维尔就读赫南多高中时，有课外活动必定参加，一方面也是为了逃避老爸指派的繁重家事。我有一次对法默的母亲说：“你们家没有人是窝在沙发上的懒惰虫。”她回答：“因为我们没有沙发。”法默在学校人缘很好，尤其受女孩子欢迎。他母亲说，说穿了不稀奇，“他会听她们说心里话。”他高三时担任班长，后来靠奖学金读完杜克大学。

金妮回忆说，法默大一上学期学科成绩竟然没有全部拿优，连自己都跌破眼镜。学校里样样透着新奇，他完全陶醉在这个高等学府中。他成为学生报纸的剧评人和艺评人，看第一出戏剧演出时，肩负写剧评的任务。他也发现什么叫财富。他在宿舍里认识一个名叫麦考迈克的大一新生，他爸爸是一个很有名的运动经纪人。法默看到麦考迈克打开行李时，问：“你的衬衫怎么会放在塑胶袋里？”对法默这个来自佛州南部小镇的聪明男孩来说，连洗热水澡都是新鲜事，他既没有像样的衣服可穿，也没有闲钱可花。他有几个同学的爸爸还特意在学校附近买房子，这样孩子就不必住宿舍了。他有一段时间和一个女孩交往，这个女孩在校园附近养了一匹马。他和学校约六成的学生一样，加入兄弟会，还当上了社交总监。“我当时对财富很着迷，”他回忆，“差点被征服。”

读大学的头两年，家人觉得他可能会走上一般美国人走的路，然后看不起家里人。他从学校回家时，穿的是鳄鱼牌衬衫，并且表示他不能穿没有“大学生风格”的衣服。

“哦，”典狱长说，“有大学生风格的培儿还是可以打扫底舱的。”

有一次他的一个妹妹去杜克大学看他，和培儿及他当时交往的富家千金女友一起吃早餐时，绘声绘色地描述她在小河里如何杀死一条“身怀六甲”的毒水蛇，把它开膛破肚，然后用残余的蛇骨为培儿做了一顶她所谓的水母帽。这个故事达到了她的目的，培儿的女友推开了原封未动的炒蛋，培儿则因为强忍笑意，脸涨得通红。法默记得有一次从学校返家时，典狱长打开他那辆破旧卡车的后厢门，给他看一堆乱七八糟、毫无价值的木材，还有几只黄蜂从里面飞出来。典狱长带着嘲讽的笑容说：“儿子，有朝一日，这些都会是你的。”

当时法默已退出兄弟会。他写信告诉对方，他不会参加一个只有白人的组织（“我收到一封很冷淡的回信。”尽管事过境迁，他仍对这种反应感到诧异）。他开始欣赏老爸的作风，保罗讨厌摆架子，喜欢弱者（他和智障者一起工作，也喜欢同样住在拖车内的邻居，有一年一个邻居用漂白水的空瓶帮法默家六个小孩做猪扑满，每人一个），也会捐钱给清寒家庭。法默读大四那年回家的次数越来越少，可是他已不像先前那样嫌弃旧有生活、一心追求高品位的生活。“他必须脱离爸爸的羽翼。不过只要回到家，一切都恢复原状了。”金妮说。

法默的母亲指出，他们所有的孩子都渴望获得爸爸的赞美，因为他从不轻易赞美人。拿一张都是A的成绩单回家，他会说：“有没有人拿A+？”典狱长喜欢运动，法默的两个弟弟在这方面都很强，只有法默对运动不在行，可他还是拼命努力。他打棒球时，挥棒总是不小心击中教练的儿子。他高中时打网球和赛跑，跑起来铆尽全力，到终点时大吐特吐。“我想起来就很心疼。”金妮说，“他想向爸爸证明他也有运动细胞，让爸爸以他为荣。”其实，杰夫指出，典狱长时常把培儿拿出来炫耀，像他的成绩、领奖学金读杜克大学，不过都是在培儿背后就是了。“他实在是太以培儿为荣，可是他不会告诉培儿，因为他看不惯别人趾高气扬的德行。”

典狱长的梦想是，子女长大成人后各自成家，住在他和金妮附近，然而这些孩子长大后却一个个离开家。后来拥有詹金斯溪边那块土地的地主去世，政府买下这块土地，法默一家人只得搬走。他们搬到陆地上，继续以拖车为家，拖车停放在布鲁克斯维尔市星路旁一块约有八千平方米大的松林泥炭地。当时家里只有两个年纪最小的女儿珍妮弗和佩姬还在他们身边。他们称这个新家为“星路州立监狱”。

“金夫人”号必须离开长期停泊之处。典狱长决定把船往南开到一个港口。他只带十来岁的珍妮弗同行，而且航海技术丝毫没有长进，对浮标和航道依然视若无睹。珍妮弗回忆：“他的船整晚搁浅在河口沙洲，动弹不得。”第二天早上，他告诉她：“我们就在这里把船给烧了。”他要在海上为这艘船举行“北欧海盗式葬礼”。他说：“以后没有人会住在这艘船上了。”因此他和珍妮弗两人从船头走到船尾，收拾船上所有值得保存的物品，不过主要还是书和照片，然后把这些“细软”放到救生艇“迷你金妮”号上，一路划到小艇船坞。他们在采买海盗葬礼要用的汽油时，有一个男子在码头听说了这个疯狂的计划。“千万别做这种危险事，你会把自己害死的。再说，我想要那艘船的引擎。”那人把“金夫人”号拖离河口沙洲，再一路拖进港口。典狱长后来还是在陆地上架了个营火，为这艘家庭船举行火葬。

珍妮弗回忆这些往事时说，她哥哥培儿和她爸爸有某些相同的特质。两人最相像的一点是，一旦锁定目标，绝不轻言放弃。她父亲一向认为自己可以克服万难，从没有向任何事和任何人屈服过。“我唯一看到他认输的一次，而且是唯一的一次，就是那天早上决定要烧掉那艘船时。当时什么都不对劲，船搁浅，儿女一个个离家远去，他再也找不到好帮手了。”

典狱长数年后去世。那是1984年7月的事，他在打一场临时凑成的篮球赛时骤逝，享年四十九岁。他的身体看起来一向很健康，可能是心脏病突发身亡。

电话从来无法让典狱长发挥他的特质。培儿得知哈佛医学院核准他的入学申请时，从海地打电话告诉父母这件事，可是典狱长只是轻描淡写地说：“噢，我们早就知道你会读这所学校的。”两人的关系时常都是这样的，有点隔阂。

典狱长去世时，法默已有一个固定的女朋友。葬礼后不久，她和培儿一起前往佛州，住在“星路州立旅馆”。已经半遭闲置的“蓝鸟旅馆”就停在旁边，他上车，找到一些旧的书本和信件。他的女友当时出去采买东西。她回忆：“我回来时，培儿就坐在驾驶座上啜泣，手里拿着他刚上医学院时父亲写给他的信，信中写的大概是这样的话：‘我要你知道我有多么以你为荣。’”

第六章

大学老同学形容法默很爱交朋友，他的朋友多得数不清（至少男女人数相当），而且对每一个朋友的情形“如数家珍”。“他会问候我的一些亲戚，可是连我自己都不记得跟他提过这些亲戚。”如果你和他在校园内人多的地方吃午餐，光是走到餐桌可能就要花半个小时，因为他不时得停下来和别人说说话。他念书时喜欢有伴，如果你和他一起熬夜看书，你会觉得这些功课好像对他来说很简单，他接下来就会乱砸食物，展开食物大战，或是把脸凑到影印机上映出诡异的特写，之后大伙儿就一起一面穿过寂静的校园，一面唱着电影《音乐之声》的主题曲——《玫瑰上的雨珠和小猫咪的胡须》。

第一学期结束后，法默开始拿A的成绩，然后在巴黎从夏初住到秋末。他只带了一点点钱就启程，初到巴黎时也没有工作，后来在一个法裔美国家庭照顾小孩，对方提供食宿作为交换。他妈妈每星期寄给他一封信，信中有一张五美元的钞票，他就会用这笔钱来玩。不工作时，他就参加示威活动。“今天是星期六，”接待家庭的男主人会问他，“你今天参加的是哪一个示威活动？”他在巴黎修了四堂课，其中最后一堂是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1)教的，不过他当时身体十分虚弱，还得让人抬到课堂上。法默返回杜克大学时，法语读、写、说已经非常流利。他大一、大二修的学科以科学为主，之后专攻医学人类学。他也广博涉猎教授未指定的书本。许多教授都很欣赏他，他也很喜欢他们。大四写荣誉论文，题目是《性别不平等与抑郁症》（Gender Inequality and Depression），写这篇论文的部分原因无疑在于他认识的所有医学人类学家全都是精神科医生，但是他未称任何人为心灵导师，除了已去世将近一个世纪的德国博学多闻之士菲尔绍(2)。

菲尔绍与其他医学界的历史人物（例如巴斯德(3)、施韦泽(4)、南丁格尔(5)）相比，知名度并不高，而且只有一本描述他生平的长篇传记。然而，如一名评论家所说，他是“奠定科学医学基础的主要工程师”，率先提出生物生命的基本单位是会自我繁殖的细胞，同时疾病的研究应锁定细胞的变化。

菲尔绍对肿瘤学和寄生虫学也有很重要的贡献，发明了至少五十个沿用至今的医学术语，为许多疾病（包括旋毛虫病）的病理学提出解释，并成功领导了一项运动，要求德国政府对猪肉进行强制检验。他为柏林设计了污水排水系统，使柏林从一个又脏又臭的地方蜕变为欧洲最健康的城市之一。他还成立了一所护理学校和数家医院，同时也是一位考古学家，帮助考古学家施里曼(6)挖掘出特洛伊古城，协助定义出医学人类学的范畴。他是一位医生、老师及政治人物，而他反对德国帝国主义野心的立场惹毛了当政者——俾斯麦甚至向他单挑决斗。

菲尔绍发表过的论文在两千篇以上，书籍也有数十本。法默在大学时读过一些菲尔绍作品的译本，以及几篇有关他的文章。菲尔绍的经历足以激发一个思想活跃的年轻人的幻想，而他那结合杰出行为和聪明才智的探险生涯，也很早就已展开。菲尔绍二十六岁时，被德国政府派到上西里西亚研究当时所谓的饥荒热(7)，发现有一个地区受在外地主(8)土地所有制影响一贫如洗，以波兰人为主的当地人主要是靠马铃薯和伏特加维生，且饱受地方性疟疾和痢疾之苦。他在对德国政府提出的报告中指出，造成这波疫情的原因在于恶劣的社会条件，然而应负责的政府并未采取任何改善行动。他提出的这份报告比医学找出回归热的所有生物来源（病媒是虱子）早了四十年，而且后续的发现均显示菲尔绍的说法完全正确。通常社会动乱后，人口过度拥挤、卫生差、营养不良等情形接踵而至，接着这种病就会爆发。菲尔绍在报告中说明一个流行病学的基本法则：“如果说疾病表示个人生活出了状况，那么流行病必定表示大众生活严重失序。”他对上西里西亚提出的治病处方是“充分和无限制的民主”，也就是说，承认波兰语是官方语言、向富人而非穷人课税、使教会不再成为官方企业、修建道路、重新开放孤儿院、投资农业，结果他被政府炒了鱿鱼。菲尔绍写道：“我的政治主张是预防胜于治疗，但是我的对手喜欢的却是粉饰太平。”

他有许多至理名言：“医学是社会科学，政治不过是大规模的医学。”“人类会因为习惯而能容忍最可怕的环境，这是人类受到的诅咒。”“医学教育的目的不是提供学生谋生方式，而是为了促进社区的健康。”“医生是穷人天生的保护者，社会问题大都应由他们来解决。”最后这句话是法默最喜欢的一句。

菲尔绍整合世界的方式让法默觉得有道理。“菲尔绍的观念具有综合性，”他说，“综合了病理学、社会医学、政治、人类学，是我的榜样。”

法默通过菲尔绍的著作，对公共卫生产生一种道德面的认识。此外，读大学时，他也找到了一个关注的主题。

他的阅读非常广泛，人类学、历史、社会科学、政治科学无所不念，而且关心时事，尤其是拉丁美洲的暴力问题。(9)980年，大主教罗梅罗^1遭右派在萨尔瓦多的敢死队暗杀，教职员和学生在杜克教堂守夜抗议，法默也参加了。他读了一些和天主教教义支派——解放神学有关的文章，罗梅罗就是因为宣讲这个支派的教义而遭暗杀。它的教义是由拉丁美洲神学家发展出来的，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拉丁美洲天主教的一些大主教也支持其中部分信条。为培儿举行坚振礼的大主教讲道的内容，则以婚前性行为的危险为主。拉丁美洲的一些大主教在法默现在阅读的教会文件中，提到对贫民的压抑，称之为“体制化的罪”。他们主张教会有责任“优先选择贫民”。法默记得当时心想：“哇！这不是我印象中的天主教教义。”

他说，驱策他的主要动力不是政治或宗教，他对这个世界的好奇大于愤慨。萨尔瓦多这些地方发生的事情真相如何，他相信大部分美国人并不知道。正因如此，他开始对杜克大学附近的外籍劳工营产生兴趣。“我就读的是一所非常富裕的大学，脑袋里想的也都是些容易完成的事，此时我认识了德沃尔夫修女，她是比利时人，在‘联合农场工人之友’工作，是个不知害怕为何物的人。我记得当时认为她是我认识的最激进、立场最坚定，既傲慢又谦虚的人。农场的海地工人非常钦佩她。”他还认识一些和她一样的修女，称她们为“教会的女士”。这些修女令他肃然起敬，不是因为她们虔诚的宗教信仰，而是她们乐意代表这些外籍劳工争取权益。“她们的战斗性比‘白色自由’阵线和学者更强。她们勇敢保护这些农工，也会拖着他们去诊所看病或上法院、为他们翻译、帮他们采买食品杂货，或帮助他们取得驾照。”

他在德沃尔夫修女陪同下，参观了北卡罗来纳州烟草农场，并认识了许多海地人。他们居住的环境十分恶劣，他自己童年的居住环境相形之下有如天堂。他开始尽可能地阅读和海地有关的东西，大学毕业时，他对他们已有深入了解，并针对杜克大学附近农田工作的海地工人生活写出了一篇六千字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没有家的海地人》（Haitians without a Home）。他开始认为，海地人无论在国内或国外，都是贫民中的贫民，是“受到最不公平待遇者”。

法默以最优异的成绩毕业，离开杜克大学时对海地所有事情都有浓厚的兴趣。他参观佛州的克隆拘留所，加入抗议的行列，抗议美国移民政策的极端不公平，古巴来的难民个个都收留，但是偷渡而来的海地人几乎全数被遣返回那个饥寒贫病的国家，生活在加勒比海最残暴、最自私自利的独裁统治下。套他的话说，他的好奇心已升高为愤慨，不过好奇心仍在。

海地的历史似乎值得荷马和托尔斯泰这些名家大书特书一番（对法默而言，最佳人选莫过于《魔戒》作者托尔金）。首先是哥伦布登陆海地，将之命名为伊斯帕尼奥拉，并消灭尾随其后的阿拉瓦印第安人。接下来法国和西班牙在这个岛屿上分赃，法国在岛上西部三分之一的土地建立了一个有厚利可图且令人毛骨悚然的奴隶殖民地⸺从西非运来的每一批奴隶有三分之一在三年内死亡。奴隶从1791年起展开长期浴血抗战，连拿破仑及其四万大军也镇压不下。最后，到1804年，海地建国，成为拉丁美洲第一个独立的国家，也是全球第一个黑人共和国。岂料独立之后却在以法国和美国（美国海军从1915年到1934年占领和统治海地）为主的外国势力的协助和唆使下，经历将近两百年的动乱。

对法默来说，海地的历史就像《魔戒》一样，是富人和穷人、好人和坏人之间不断斗法的故事。他在书上看到的海地文化深深吸引了他。海地的音乐和文化独树一帜，欧洲和美洲各地博物馆均有海地画家的作品陈列其中。海地人创造出特有的复杂宗教——伏都教。这个宗教崇拜一个至高无上的神，但也膜拜其他众神，他们的诸神殿上连天主教的圣人也有。这个宗教制度看来值得仔细研究，因为它广遭误解和耻笑。海地人的母语克里奥尔语并非是外界形容的“粗俗方言”，它基本上属于罗曼语族(10)，是从法语及非洲语言衍生而来的，有些语音习惯和语法结构都和非洲语言一样。蓄奴的法国主人刻意区隔原本和他们说相同语言的海地奴隶，所以海地人在这种严苛的环境下形成一套自己的语言，可爱又生动。法默1983年春天动身前往海地，行前已开始学习克里奥尔语，并计划在海地停留一年。

他读大学时，写过一篇有关海地艺术家的论文，赢得一千美元奖金，他估计这笔钱在海地足敷所需，因为资料显示一般海地人的生活花费远低于这个金额。他在杜克大学附属医院担任急诊室义工，并开始向哈佛和凯斯西储大学申请入学许可，因为在这两所学校可以同时修习医学和人类学双学位。他认为自己可以在海地试验这两个学科，看自己以后要做的是哪一行。

1983年，法默抵达太子港，当时的机场还叫作杜瓦利埃机场，纪念曾对海地独裁统治、别名“爸爸医生”的海地总统。杜瓦利埃从1957年起统治海地，直到1971年去世，他的儿子接掌政权到现在，海地人称他为“儿子医生”。“儿子医生”的手腕没有爸爸高明，但是一样喜欢暗杀政敌，同时偷天换日侵占和盗用外国经援。他不久就自称是“终身总统”。事实上，杜瓦利埃父子当政三十年统治已接近尾声，只是当时没有人知道这一点。法默初见的海地被外国人视为异国风情浓厚的观光胜地，包括色情观光在内。海地人相貌清秀，绝大多数人都是一级贫民，1983年一本《国际同性恋观光客指南》上说：“伴游希望你为他们的服务付费，不过金额微不足道。”在太子港这个城市贫民窟触目皆是，但也有少数高级住宅区和一些不错的餐厅、旅馆，而且对旅客来说非常安全，因为杜瓦利埃的禁卫军会在街上巡逻。这批戴着墨镜的男子被称为鬼怪部队，是依据神话中一个专门把坏小孩装进袋子里的鬼怪“沙克叔叔”命名。他们不会骚扰旅客，除非在旅客的旅行箱里发现一本格林(11)写的尖刻反杜瓦利埃的小说《喜剧演员》。即便如此，顶多也只是训斥旅客一顿罢了。

法默并没有带这本小说，刚开始也没有在市内闲逛。他在匹兹堡大学担任博士后研究员时，认识一个梅隆家族(12)的人。梅隆家族在海地盖了一座施韦泽医院，位于阿蒂博尼特河谷南部的德查培尔斯。法默几乎一到太子港就动身前往。医院外观看起来不错，他怀有很大的期待，没想到医院里绝大多数是外派到当地的白人医生，他还以为这家医院至少会拨出部分精力训练海地人治疗自己的同胞。除此之外，他虽认识梅隆家族的人，但施韦泽医院并没有工作可以提供给他，他只好返回太子港，感觉像是“泄了气的气球”。

他开始寻找其他机会，无意间看到一个总部设于太子港的小型慈善团体“海地保眼”（Eye Care Haiti），他们在乡村实施机动的“诊所下乡”，而且在中央高原的米尔巴莱镇有一栋小房子，作为活动诊所的基地。于是法默前往这个小镇。

(1)　列维-斯特劳斯（Claude Lévi-Strauss，1908—2009）：法国人类学家，结构主义人类学创始人和法兰西科学院院士，被誉为“现代人类学之父”。

(2)　鲁道夫·菲尔绍（Rudolf Virchow，1821—1902）：德国医学家、人类学家、公共卫生学家、病理学家、古生物学家和政治家。他以多项科学发现而闻名，是第一个发现白血病的人，被尊为“细胞病理学之父”。

(3)　路易·巴斯德（Louis Pasteur，1822—1895）：法国微生物学家、爱国化学家，近代微生物学的奠基人，成功研制出狂犬病疫苗，发明了巴氏消毒法，是19世纪最有成就的科学家之一。

(4)　阿尔贝特·施韦泽（Albert Schweitzer，1875—1965）：二十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伟人，一位著名学者以及人道主义者，提出了“敬畏生命”的伦理学思想。1913年他来到非洲加蓬，建立了丛林诊所，从事医疗援助工作，直到去世。于1952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5)　弗洛伦斯·南丁格尔（Florence Nightingale，1820—1910）：英国护理专家，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女护士，是护理事业的创始人和现代护理教育的奠基人。

(6)　海因里希·施里曼（Heinrich Schliemann，1822—1890）：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放弃商业生涯，投身于考古事业，使得《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见天日。

(7)　饥荒热：现在称为回归热，一种急性传染病。

(8)　在外地主：居外乡而来本地收租的地主。

(9)　罗梅罗（Óscar Arnulfo Romero y Galdámez，1917—1980）：第四任萨尔瓦多大主教，致力于消除贫困、社会不公正、刺杀和折磨。

(10)　罗曼语族：属于印欧语系，自拉丁语衍生，主要有法语、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

(11)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1904—1991）：英国作家、编剧、文学评论家。一生获21次诺贝尔文学奖提名。

(12)　梅隆家族（Mellon family）：历史悠久，曾在美国的政治、经济领域起过举足轻重的作用，操纵着包括金融、铝、石油、煤矿、造船、炼钢等行业在内的上百个大企业，至今仍是美国经济一大霸主。

第七章

数年后，法默想娶的女子写了一封信给他：

培儿：

我无法答应做你的妻子，和你厮守一生，原因不是我不爱你，也不是我无法对你做出一生相守的承诺。你应该明白，从1983年以来，除了你，我心里从来容不下别人。我做出这个决定，是因为我想象我们两个未来一起共度的情形，却发现我们的意向并不一致（这是我们唯一不适合的地方）。我长期以来一直以为自己可以住在海地、在海地工作，创造你我携手共度的生活，可是现在我明白自己做不到，这一来就和你的生活（你十年前告诉我你要过的生活）难以协调。我们有一次吵得很凶，你说你吸引我并使我爱上你的优点，也是使我讨厌你的地方，那就是你对穷人始终如一的承诺、你永无止境的工作行程表，以及你的博爱。你说得对，一旦成为你的妻子，我个人的情绪需要会妨碍你重要的愿景，而你的愿景对穷人（和我们这些人）来说影响至大……

我很幸运，认识你的时候还很年轻，所以感觉自己已认识你一辈子。能受到你莫大的影响，并为你所爱，何其幸运。最后，我希望你知道，你是我组织结构的一部分，别人永远无法取代。

她的名字叫奥菲莉娅·达尔（Ophelia Dahl），是英国白金汉郡人。她为了取悦父亲，并做一些善事（但对自己要做的事并无清楚的概念），于1983年1月前往海地。当时她十八岁，用她的话说，“是有点成熟的十八岁”，在“海地保眼”当义工，在“保眼”位于米尔巴莱的那栋房子里已住了一周。

当时米尔巴莱是马克斯·阿道夫夫人的乡村居所所在。马克斯夫人以前是狄曼屈堡监狱的典狱长，这所监狱专门关押杜瓦利埃父子的政敌，一位历史学家把它比作纳粹的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马克斯夫人当时是全国鬼怪部队的首长，因此米尔巴莱是一个有几分重要性的地方，地位高于北部其他在山间河谷星罗棋布的小镇。因为镇上实施间歇性供电，大部分时间有收音机节目可听。镇中心有一小段铺面道路，道路旁边有摇摇欲坠的亭子式商店，还有几个地方可以买到啤酒或一杯称为克莱兰的白兰姆烈酒。这里也有电信局，就在镇中心附近，可以打电话到太子港或布鲁克林，甚至白金汉郡，只是要费点工夫就是了。奥菲莉娅急于打电话回家，因为她父亲写信来，说他遇到一些难题，她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有责任解决这些难题，于是到电信局去，在那里思索该对父亲说的话。可是电话没打通。

她怏怏不乐地走出电信局，外面下着雨。这场雨把每一个人都赶进电信局躲雨。天气好的时候，她每次经过这里都会有一群儿童围绕着她，其他人则喊着“白人！白人！”她已经知道这么叫并无恶意，只是宣布一个特殊的人来了而已。她的肌肤胜雪，在海地看起来自然十分显眼，不过她也的确是个可爱的年轻女孩。海地日正当中热得够呛时，她的脸孔总是白里透红，一旦气温正常，肤色便恢复晶莹剔透。

奥菲莉娅在雨中踏着沉重的脚步踱回“保眼”的房子，抬眼望去，意外地看到一个年轻白人站在阳台上。她还记得：“是一个肤色苍白、四肢细长的家伙。”她已和海地人生活数月，和他们吃一样食物，开始说他们的语言，并为自己不是观光客这件事感到骄傲。她有点不高兴。阳台上那个白人是谁？在她的地盘上做什么？她做了每一个教养良好的英国女孩该做的事，就是走进屋去自我介绍。

屋里有一间铺了水泥地的公共休息室，放了几张木椅和一张桌子。她和法默坐在桌子两头开始聊天。她记得，两人虽才交谈短短几分钟，但她数月以来头一次觉得自己不必有任何矜持，甚至不必压抑那个她认为“有点粗俗”的自我（她有时会说黄色笑话和用粗话骂人）。不久她就告诉这个陌生人，家里发生问题，她却远在天边，电话又打不通，心里实在很难过。她说：“我要好好写一封信给我爸爸。”

法默笑着对她说：“信的开头要这么写：‘最亲爱的唯一的爸爸’。”

她哈哈大笑。过了一会儿，法默说：“聊聊你的家人吧。”多年后，奥菲莉娅的一个朋友也教人这个勾引绝招：“两人外出晚餐时，问对方：‘你平常都做些什么？’”奥菲莉娅说，法默说这句话时，每每让人感到温馨，觉得他当下关心的只有自己。当然，有时候你也知道他别有用心，但他就是有这种能耐，让人觉得他的关怀发自内心。她告诉法默，她妈妈是电影明星妮尔，还有她家发生的所有悲剧——她妈妈得了脑溢血，长期疗养，这件事众所周知，后来和奥菲莉娅的父亲——作家罗尔德不和，一怒之下两人分手，这件事也是众所周知。她父亲就是把她送到海地的人，因为他说她应该做点冒险的、有用的事。他担心她缺乏企图心。她中学最后两年学了地理，但是在搭机前往太子港前，还得查地图才知道海地在哪里。

她有很多想法埋藏在心底，从来没有人可说，现在却一股脑儿地对他倾吐。也许这时任何一个出现在她面前且会说英语的陌生人，都会成为她倾诉的对象，不过这个年轻人似乎最接近理想。她滔滔不绝地说出家里的事情、难过的心情、现在担心的事，法默听得很专注，从头到尾没有说过一句她不该这么想，只是建议她一些可以调适心情的方法。她感到万分诧异。这个二十三岁的美国人看起来好像才刚要脱离青春期，外形算俊秀，但是脸色太苍白、太瘦，而且一张娃娃脸，称不上吸引人。她心想：“他怎会知道该如何安慰我？”

法默并未对她是名流之后感到大惊小怪，她喜欢他的这种态度。她觉得他不会这么想：“我在和电影明星的女儿讲话！”他只会对当下的情况觉得好玩。他简单形容了一下家人，说了几件童年往事，这些事都令她捧腹。她猜想他到米尔巴莱是想看看自己要不要加入“保眼”，于是向他描述这个小组每位成员的个性。他听了之后眼睛睁得老大，说：“谢谢你告诉我。”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若非如此，她还不会这么喜欢他。

他们一道聊到凌晨三点左右。接下来的几天，法默和其他组员一起坐卡车下乡。他告诉过她，他到海地的目的是研究人类学，但她不太懂这是什么意思。他带了三台录音机、一架照相机，还有一本笔记簿。她坐在他旁边看到他望向车外。他们在灰尘弥漫的路上颠簸前进，经过简陋寒酸的农舍时，她问了他一些问题：为什么有那么多人生病？这些路为什么不能修得好一点？他一一回答，刚开始还有点小心翼翼，仿佛要确定她到底是怎样的人。不过他倒是热情过度，路旁只要有人大叫“白人！白人！”他就会喊：“嗨！”并且又笑又挥手。她心想，一旦你不再是观光客时，就不会挥手了。她说：“你在向你的黑皮肤兄弟挥手吗？”

法默转过脸对着她：“这话是什么意思？”

他勉强挤出笑容，但是她看着他，心想：“这个人不懂什么叫刻薄！”他是那种不觉得有必要把自己所有想法告诉别人的人，而且她觉得，一旦他告诉你一些想法，一旦他让你了解他，而你却取笑他时，他就会很久不再对你敞开心扉。那是她几个月来第一次和别人聊得这么开心，可是却被自己搞砸了。“对不起，对不起，”她说，“我不是故意的。”

他对她笑笑，过一会儿有人再叫“白人”，他又像先前一样挥手。她觉得他已原谅自己。他还做了其他无聊的事，像是告诉她各种树木和灌木丛的拉丁名称。他绝非腼腆之人，跟谁都有话说，不过显然最喜欢的还是和农民说话。他解释说，农民占海地的绝大多数，就连都市的贫民窟都看得到他们。他拍照，参观医院时做笔记，也问农民许多问题，诸如：他们去哪里取饮用水？他们认为生病的原因是什么？他记录这些谈话内容，晚上回到“保眼”的房子时再重新誊写。他在短短时间内就精通克里奥尔语，速度快得令人嫉妒。她到海地已数月，他才初来乍到，但是外出一周回来时，他的克里奥尔语说得比她还溜。用海地人的话说，他的克里奥尔语说得像老鼠一样好。

下乡过后，“保眼”小组开始拔队回太子港。归程漫漫，她和法默一起坐在后座。现在法默已经用她在家的小名“明”叫她了。车子已接近国道三号公路陡峭狭窄的路段，三号公路沿着摩恩卡布里山(1)迤逦而下，驶向库德沙克平原，这时他正在跟她说他家人数不清的绰号，她听得兴味盎然。车子开始在悬崖旁边转弯，他们两人一起被甩向一边，接着就看到前方有一大片杧果散落在路上，孩子们冲向四周，聚拢这些水果。再往前一点，看到一辆翻覆的破旧小卡车。显然，这辆前往市场的车载了过多的乘客和水果；显然，这辆车的减震器和刹车都已失灵。打翻的篮子和水果撒落一地。乘客都是在市场做生意、包着头巾的妇人，有的坐在路旁发呆，有的站着热烈交谈。一个妇人躺在卡车附近，四周全是杧果，有块薄纸板遮住她部分身体。现场有一名警察，嘴巴张开时三颗镶着金边的牙齿闪闪发亮。他神情愉悦地告诉大家，这妇人已经死了，什么都不用做了。

这一幕深烙在奥菲莉娅的脑海，就像她在海地嗅到的第一种气味（她刚抵达杜瓦利埃机场时，差点被空气中飘浮不散的一股垃圾臭酸味熏晕）。他们的车子继续朝太子港驶去，她转头看法默，他凝视窗外，变得“非常、非常沉默”。

他们两人并未在那年春天就坠入爱河，但是接下来那个月几乎每天都会见面，有时是在“保眼”的下乡行动，但多半是在太子港。两人同在太子港时，她工作结束后就走到他的住处。那个地区遍地都是垃圾，他住在一栋破败的大楼里，有很多阳台和木头装饰，屋主是一个艺术品交易商。传说在“儿子医生”当政、太子港实施宵禁期间，前一个屋主因为妻子晚上临盆，出门去找帮手时，当街被射杀身亡。这栋房子宽敞空荡，只有法默和一个海地妇女住在里面，这名海地妇女有时候在院子里烧饭，烧木炭的味道会飘进法默的窗户。他的房间在二楼，有很多精致但陈旧的木质百叶窗，百叶窗可向阳台推开，望出去可看到太子港许多地方和码头，也可以看到拉萨林贫民区的帐篷和卡板纸。她时常看到他在房里写东西。他写了一首名为《杧果妇人》的诗，上面题着“献给奥菲莉娅”。他朗读这首诗，第三段的开始是这样的：

我们开始，不情愿地把目光，

从篮子那儿收回，投向死去的杧果妇人，

她僵硬地躺在用热带水果做成的停尸架上，

身上盖着块薄纸板，

这块纸板就像她波折连连祖国的国旗，

太轻、太薄，掩不住伤口。

远离家园无疑使追求的过程简单化，简单到毫无浪漫可言。两人出门总是奥菲莉娅付账，因为她有钱，而他不宽裕，这么做似乎天经地义，法默则把他对海地知道的一切告诉她。例如，他告诉她马克斯夫人的故事，然后再调侃她，因为“保眼”的房子位于马克斯夫人的土地上，所以奥菲莉娅其实是在为鬼怪部队工作。有一次，奥菲莉娅对海默说：“我在欧洛夫森遇到一个人，很有意思，他说格林那部《喜剧演员》里的小皮耶角色，是以他为蓝本写的。”法默解释，那个人说的是真话，而且她遇到的那个滑稽家伙是杜瓦利埃的线人。她觉得法默在教育她，不过不是刻意的。通常她会提问题，但需要一点技巧。如果他说得有所保留，或是说得太空泛，最好别要求他再说清楚一点，因为他可能因此闭口不再谈下去。比较好的方法是说：“多告诉我一点。”在他那间位于鬼屋的房间里，许多话题都是她起的头。多年以后她描述他们的讨论：“长篇大论、十分空泛。”

“人类学到底是什么？”

他告诉她（我用的是他一年半以后发表的一篇文章里的措辞），人类学衍生的意义大于实质。就像在学习语言时，你必须了解一个字字面上的意思，也必须了解它的言外之意，同时了解某一个地方的政治和经济体系，以及历史。唯有如此，才能真正领悟像杧果妇人之死这样的事件代表的意义。

他在次年写的那篇文章中，使用了一些这样的说法，例如“疾病、营养状态、社经因素、健康和疾病的观念与做法之间，形成了紧密的网状关系”。原则上，他并未直接点出杧果妇人这样的主题，不过奥菲莉娅的诠释是，意外难免会发生，可不是每件坏事的发生都是意外造成。摩恩卡布里山路况恶劣的下坡路不是意外，小卡车超载不是意外，一名农妇必须上菜市场卖菜，否则家人就得饿肚子，她铤而走险也不是意外。这些情况都事出有因，导火线就是杜瓦利埃父子长期实施暴政，以及美国长期慷慨赞助像“儿子医生”这类独裁者的恶习。杜瓦利埃用美国的钱让自己和海地的当权者过着奢靡的生活并保持权势，几乎一毛钱也没有用来修桥铺路。

奥菲莉娅认识法默以前，海地在她看来只是恐怖和奇怪而已。她在最早工作的那家医院，亲眼看到一条三十厘米长的寄生虫蠕动着钻出一个婴儿的肛门。腹泻的儿童不计其数。总统府前每天举行唱国歌典礼时，政府规定每个人都得停下来面对演奏国歌之处，否则就得遭受鬼怪部队的惩罚。现在法默把海地的点点滴滴解释给她听，并在解释的过程中，提出一个关于贫穷的理论：这个世界是由所有国家的精英之士为达到个人目的而设计的，这些设计在意识形态上都被包装得很神圣，抹去了事情演变的历史。他对海地历史知之甚详，海地的灾难沾满了西方国家的指纹，尤其是法国和美国的。

法默朗读他的新诗时，奥菲莉娅从法默卧房的窗口向外望，心想，贫穷是他的主题，而这栋鬼屋里的窗户则是他的观察站。他还在找寻更好的观察站。他的计划虽不明确，但是目的似乎是如此。他到这里是为了研究人种论，这是他最欣赏的一种人类学，即从一个种族的后代和创造文化的人身上学习一种文化，而非透过书籍和文物学习。他未来专攻的领域将是医学人种论，他要学习西半球这个疾病最多的国家所有和生老病死有关的事情。他告诉她，他要把发现形诸笔墨，“为不能发声的人发声”。他以后也会当医生，只是尚未决定选哪一科，可能会是精神科。无论如何，他都会成为一个穷人的医生，以后说不定会在非洲或美国某一个内陆城市工作。

展望法默的未来，奥菲莉娅既感到憧憬，又有几分不安。有一次两人在他卧室里长谈，她发现自己想着：“天哪，天哪，我的生命已经截然不同了。”时隔多年，她告诉我：“我想人的一生总有某个时候会觉得对这个世界有了新发现，就像恍然领悟自己的父母也有缺点一样。那种感觉就像，天哪，世界再也不会和过去一样了。”

当时她毕竟还太年轻。这个比她大五岁的人将来或许会成为一个信誉卓著的精神导师，但是他有时候说的话也会提醒她，他其实没那么成熟。她在那个春季末离开海地前，告诉他她回家后会念医学预科。她以后也要当医生。

他热切地说：“好啊。”他自己的医学预科已经念完了。“你知道你该做什么吗？你该做一些重点卡。”

两人都答应会写信给对方。

法默请奥菲莉娅到家后打电话给他的父母，却忘记告诉她，典狱长（1983年时仍活力充沛）规定，三个女儿每天晚上在布鲁克斯维尔打完工、开车回“星路州立监狱”前，必须先打电话回家。法默也忘了说，他妹妹佩姬最近学了一口几可乱真的英国腔。

她依约打电话：“喂，法默先生，我是奥菲莉娅，刚从海地回来。你的儿子培儿要我代他问候你，也要我告诉你他一切都好。”

“是，是，是，好了，佩姬，别闹了。”

“不是，我叫作奥菲莉娅，我在海地时和培儿在同一个地方工作。”

“我知道是你，佩姬，你给我回来！”典狱长说完便挂上电话。

奥菲莉娅再追了一通电话过去，好不容易才让他相信她不是佩姬。典狱长向她道歉，她还听到电话另一头隐约传来的爆笑声。

奥菲莉娅留给法默几本当代小说。她人还没回到英国，一封信已经先到了，是一封读书心得。“如果看过但丁《神曲》的《地狱篇》、乔伊斯的《尤利西斯》（布卢姆把早餐端到床上给摩莉的那章）、荷马、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和让·日奈的剧本《女仆》的话，这本小说读来会更有趣。”信的末尾，他写道：“注：你这个恶婆娘，把我一个人留在此地。”下一封信则热烈地要求回信：“你这个行为不端的女人，为什么没有派遣任何信鸽送信给我？”如果她不“立刻”提笔写信，他就会把她和他们认识的一个讨厌鬼一起关在储藏室，给他们两个人吃“强力春药”并“拿走漱口水”。她有一段时间没写信给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也许只是懒得提笔吧。她仍想当医生，但是一想到自己以后可能再也见不到他，就万分难受。

她返回欧洲不久，父亲带她和格林一起吃午餐，格林是法默最喜欢的作家之一。这位上了年纪的小说家个子很高，有点驼背，看来非常高兴听到海地的消息，尤其是那位奇特的“小皮耶”。他在她的《喜剧演员》上面题名：“致奥菲莉娅，一个了解海地真实面貌的人。”她想知道，他若果真这样认为，那么他又会怎么形容法默呢？

(1)　摩恩卡布里山（Morne Kabrit）：意为羊山。

第八章

奥菲莉娅走后不久，法默首次看到肯吉，那时是1983年5月下旬。仍在找寻地方研究人类学的法默，回到中央高原，并和一位名叫拉丰唐（Fritz Lafontant）的海地圣公会牧师在一起。他的个子虽矮，但相貌威严，表情像狮子一样威武，态度强势，有时近乎莽撞。在加州圣公会协助下，拉丰唐在米尔巴莱管理一所才刚开始起步的诊所，里面只有一位医生。他和妻子也协助建立了几所学校和组织社区委员会、妇女团体，并在这个地区几个既小又贫穷的小镇举办成人识字课程，肯吉就是其中之一，法默坐在牧师的卡车后面，和他从米尔巴莱来到这里。

海地的春天通常相当潮湿，沿路大多是一片葱绿，尤其是阿蒂博尼特河沿岸的大片土地，河流在这里切出了一个不适合农耕的险峻峡谷。法默记得当时看到峡谷里葱郁的树木及湍急的河水时感到惊讶不已。接下来大坝和水库映入眼帘，然后景色完全变了个样，他发现自己是透过一片灰蒙蒙的灰尘（他的头发、鼻子、被汗水湿透的皮肤上尽是灰尘）看着“异常干枯荒凉”的大地，树木屈指可数，视线所及不是咖啡色就是白色。肯吉——位于这块荒凉地区中央的小社区，就在庞大的淡水水库以北约0.8公里处。

大部分住家都是简陋的棚屋，地面是泥土，法默的一个朋友说，看起来好像连盖的人都不敢担保房子不会坍塌。法默特别注意到这些简陋小屋的屋顶，屋顶是用香蕉树皮充当茅草，再以破布补缀而成的，漏雨是想当然的事。以往米尔巴莱生锈的薄锡屋顶在他眼中是贫穷的象征，“然而，”他说，“连锡都没有的肯吉，仿佛在呐喊：‘好惨哪。’”他看到的以及交谈的大部分成人都垂头丧气。他心想，似乎连盖这些凄惨棚屋的人也不相信自己可以住好一点的房子，也预期情况只会越来越糟。很多人（也许是大多数人）显然有病在身，但是当地没有任何医药。他们就像他参观那些可怕的公立诊所时看到的病人，这个临时住处就像候诊室。生活这么凄惨的人到处都有，但是全世界大概找不出第二个地方是整个社区都这么穷、病人这么多的。

拉丰唐一行人在肯吉过夜，在学校教室铺旧军毯席地而睡。法默记得他半夜两点起来如厕，尿在桶子里的声音很大，这个声音让他联想到从前住在拖车上的日子，相形之下，这里聊胜于夜晚走到外面和那些让他汗毛竖立的大虫子（尤其是鸟蛛）为伍。

他第一次到肯吉时，并没有待很久。他不断在海地各地周游，有时搭白人的便车，有时和农民、农民子女及一篓一篓的杧果一起坐小卡车。后来可能是因为囊中羞涩，只吃得起路边摊，所以得了痢疾。他躺在太子港一家脏乱且没厕所的医院的地上，他认识的一名中年美国妇女也是卫生专家，到那儿看他，并说如果病情再恶化，就要带他回美国。他告诉她：“不用不用不用，我没事。”心里却想，“拜托你带我回家吧。”康复后，他继续体验海地的风俗民情，并从海地的背景研究人类学和医学。他参加伏都教的仪式，和农民聊他们的生活，并来到太子港以西约二十公里的小镇莱奥甘，在那儿当义工协助护士和医生。

他告诉我，他这份终身之职并非得自书本或理论学说，主要是从在海地的体验而来。“我阅读学术资料，就发现书上说的不对。我住在海地时，明白权力与利益只要稍微失调，就可能对贫民产生莫大的影响。”捕杀克里奥猪，或是在贝利格尔建筑水坝就是例证。

他原本就对解放神学感兴趣，认为那是“谴责掩饰贫穷的行为，而且这种谴责超越学术分析的范围”。在海地，解放神学的教义得到印证。他认识的每一个农民几乎都有一种观念，这种观念就像是解放神学的精华。他们告诉他：“大家都讨厌我们，可是上帝更爱穷人。我们奋斗的目标是合乎公理正义的。”法默读的马克思主义，以及他认识的许多知识分子都鄙视宗教，而且也的确有某些基督徒和不少传教士邀请海地人加入拉丰唐所谓的“达观教派”，要他们耐心接受自己的命运，期待死后灵魂获得重生。然而农民的基督教义并非如此，他们“坚信世人压迫他们的行为是错误的，而且有一个公正、无所不知的人，在一丝不苟地记录功过”。他重新对天主教的教义产生兴趣，但不是基于自己的信仰，而是对海地人的信仰表示支持，表现出他所谓的“团结”。他告诉我：“实在是因为在肯吉、在一些糟糕透顶的医院、在参加葬礼时，或是认识的一些人半夜在只有两间房间的小屋醒来时，屋里有一堆孩子嗷嗷待哺，但是他们的日子还是照常过。宗教是他们仅存的东西。”

公平的上帝怎会允许如此凄惨的事发生呢？海地农民以一句谚语答复：“上帝给予，但不分享。”法默后来解释：“上帝给人类促进繁荣的所有条件，但是不会和人类分享收获。责任是在我们自己身上。”解放神学者有类似的说法：“想看基督被钉十字架的历史现下在哪里重演吗？到穷人受苦和反抗的地方去，基督就在那里。”解放神学强调贫穷的可怕，强调应立刻革除这些弊端，强调服务和革新，这些主张正符合海地的情况。它也一度适合法默，因为他虽学富五车，也对各种理论学说感兴趣，但经世致用才是他最大的动力。他后来十分贴切地告诉我：“我现在是行动派。”

法默回想住在海地的第一年，许多事情在他心里拼凑成一幅适合一辈子的工作远景。可是他强调这幅图不是立刻拼凑出来的，而是有阶段性的。“对我来说，这是一个过程，而非一个事件，是一种缓慢的觉醒，而非顿悟。”然后他想起自己住在莱奥甘时发生的一件事，回想起来，又或者其实是种顿悟。

他在莱奥甘的圣十字医院担任义工时，认识了一位年轻的美国医生。“他爱海地人，”法默说，“是个很为别人着想的人。”这个人已在海地工作了一年左右，数日后就要回美国。“我听他讲话时，明白自己的想法已经改变。”法默说，“我不是要批评他。他觉得他可以离开海地，把海地抛诸脑后，但是我在想，我做得到吗？他要离开海地了，身体和心理都要离开了，但我明白自己做不到。”

“你离开不会很难过吗？”他问那个年轻的医生。

“你爱说笑？我简直迫不及待。这里连电也没有，根本是蛮荒之地。”

“可是你难道不担心忘不了这里的一切吗？这里有这么多人生病。”

“不会，”那个医生说，“我是美国人，所以我要回国了。”

“对，我也是。”

他那天一直在想两人的对话，到了晚上还在想：“‘我是美国人’那句话是什么意思？人是怎么为自己归类的？”他明白医生的立场，但不明白自己的立场是什么。他只确定一件事，就是以后要当医生。

那天晚上，一个身怀六甲并感染疟疾的年轻妇女来到医院。“她的血液寄生虫浓度非常高，”法默记得，“是严重疟疾。她陷入昏迷（当时我并不清楚细节，现在知道了，因为这是我的专科），需要输血。她姐姐也在医院，医院没有血，医生就叫她姐姐去太子港为她取血来，但这些血要用钱买。我身上没有钱，在医院里到处凑，勉强凑出十五美元。我把钱拿给她，她走了不久后又返回医院，因为这笔钱不够坐车和买血。病人开始出现呼吸窘迫综合征，开始吐血。护士都说：‘没救了。’其他人则说：‘我们现在该做剖腹产。’我说：‘一定有办法可以为她输血的。’她姐姐已经忍不住在旁边哭了起来。这个妇人有五个孩子。她姐姐说：‘太过分了，穷人连输血的权利都没有。’她说，‘我们都一样是人哪。’”

这句话——我们都一样是人，像是他思索了一天的问题解答。身为美国人就可以自成一体，置身事外吗？“那句话她说了又说，”他回忆，“我们都一样是人。”

那个妇人和腹中的胎儿都死了。事后，她姐姐对法默感谢万分，当然这也使他对于自己在紧急情况下凑不足钱的感触更深。他悒郁不乐，医院里的那些医生和护士都把注意力放在他身上。护士说：“可怜的法默，这个年轻人真好。”但他知道那些医生心里想的是：“他是新来的，是生手，太天真。”多年后再回想这件事，他依然会提出反驳：“没错，可是我有耐力，这才是重点。事实上，我并不天真。”

说不定他还是有一点点天真的。他决定募款为医院购买一套血库设备。他写信给亲戚，以及在杜克大学的那群朋友的家长，在信中描述他在海地看到的诸多可怕的事，并且叙述他的计划。捐款支票陆续寄来，最后募得数千美元，令他欣喜若狂。他写信给奥菲莉娅：“我要去莱奥甘，和圣十字医院的院长开会讨论一些大计划。”不久之后，奥菲莉娅又收到另一封信：“我在这家医院的工作不完全符合我的预期。在这里工作不能说不顺利，最大的问题是这医院不是为穷人而设的，这令我错愕。我万万没有料到，每个医疗行为都要先收钱。”

解放神学的中心概念是优先选择穷人，这个概念对他来说是一个有意义的终身目标。当然，到任何地方都可以追求这个目标，但显然教义暗示要在不同的贫穷程度中做选择，而在最需要医药的地方提供医药，是合情合理的事。最需要医药的地方莫过于海地，至少在西半球来说是如此，而他在海地还没有看到任何一个地方比肯吉更需要医药。他没有守在莱奥甘看血库兴建。他已发现院方会向需要输血的病人收费。他告诉我，他在回中央高原的路上时脑海里想着：“我要盖一间我自己的医院，而且绝不会收费，谢谢。”

法默从莱奥甘返回中央高原后，在拉丰唐位于米尔巴莱的诊所工作了一阵子。这个诊所和他在探索海地的数月中看到的许多诊所大同小异，医生只有一位，所以病人得大排长龙，而且医生也懒得看病历或彻底为病人检查。“医生敷衍了事，恨不得自己身在别处。”法默回想，“病人拿着脏兮兮、以玉米芯充当塞子的瓶子到‘药房’付钱后，把咳嗽药水和维生素装进瓶子。这种景象教人看得难过，有时候工作人员还因为病人带来的瓶子脏得不像话，而对他们鬼吼鬼叫。”法默带着拉丰唐的祝福，开始把精力放在肯吉这个一贫如洗、灰尘弥漫的社区。那是他生命中的一个重要时刻。“肯吉和米尔巴莱比起来，更糟，奇怪的是，去肯吉对我来说反而是一种解脱。连一间诊所也没有，是一种解脱！倒不是因为肯吉对诊所没有迫切需要，而是我知道自己无法在米尔巴莱那样的诊所工作，那种诊所是海地其他所有诊所的代表。我也知道，重点不在于我有什么感觉，也不在于那个无奈的海地医生有什么感觉，重点在于病人和他们糟糕的治疗结果。”

肯吉需要一间诊所、一座医院和一个社区医疗保健系统。在法默的观念里，这些设施应免费服务贫民，而且应符合当地与个别病人的真正需求。因此第一步就是找出真正的需求。法默从初步的医疗卫生人口调查开始，低调地展开工作。他招募了五个海地人做帮手，他们和他差不多年纪，而且至少有初中一年级的文化程度。他们在肯吉和附近两座村庄之间挨家挨户调查，统计家庭户数、最近出生和死亡人数，以及明显的发病和死亡原因。这个初步调查虽不正规，但证实了法默的怀疑。婴儿和青少年死亡率高得“吓人”。他也因而对“产妇死亡率”的重要性有所了解。产妇死亡在这些社区来说是常见之事，而且会导致家庭一连串灾祸的发生、导致子女饥饿和沦落为娼妓的悲剧，以及导致疾病和其他家人死亡的不幸。

第一次调查只是小小的起步，算是在公共卫生、医学及人类学的专业领域做了一次见习罢了。1984年年初，法默在肯吉又和疟疾打了一场令人难忘的仗，而且这次的启发性不下于在莱奥甘的那次经验。病人是一名年轻妇女，她的父亲决定把她交给当地一名伏都教祭司治疗，但是在详细讨论后，她母亲同意让法默和一名海地医生以疟疾药磷酸氯喹啉进行同步治疗。这个女子后来康复了。法默在一篇名为《内心的人类学家》（The Anthropologist Within）的文章中说，在那个病例之后，他不禁想知道人类学在他的生命中应该扮演什么角色。他以往学的理论是，人种志研究者应该从旁观察，而非尝试改变正在观察的事情，可是如此一来，人类学在面临“适当的营养、净水、预防疾病的日常问题时”，就显得“无力”。在文章最后，可以明显看出人类学现在对他来说，作为“预防”工具的性质重于行为准则的意义。做一个结合观察和行动的综合体已不能令他满足，他要做的是以人类学为引导，结合治病和公共卫生的工作。

这么做的好处显而易见。对当地信仰一无所知的医生，可能和伏都教祭司水火不容，但了解这些信仰的医学人类学家，或可找出方法与伏都教化干戈为玉帛。不了解当地文化的医生，可能将许多病人的抱怨误视为不可思议的迷信，或是完全搞不清状况。例如女性被什么事或什么可怕的行为吓到时，血液就会坏掉，然后哺乳妈妈的奶水会馊掉或不再分泌。这些状况对像法默这种研究人种志的年轻医生来说，一点也不觉得神秘，因为他们乐于解开这种综合征的社会意义。法默写道：“坏血症最可怕的一点在于其象征意义：身体两种最重要的成分——血液和母乳，竟变成毒药。有人可能因此推断，这个强有力的比喻是警告大家不要虐待女人，尤其是孕妇或在哺乳期的妇女。”

法默在研究坏血、坏乳时，请教过当地一位妇人，问她可以用什么草药予以治疗。她告诉他之后，说：“当然你得去采这些叶子，才能进一步了解它们的疗效，提高效果。”这是他津津乐道的一课。纯粹观察肯吉居民受的苦如同隔靴搔痒，所以他应该研究和行动并重。

法默可能很幸运（当然他自认为如此），可以在哈佛研读人类学、医学和公共卫生之前，先在海地做一番实地研究。他有念书的天分，然而海地却使他深造的兴趣大打折扣。

法默在1984年秋天进入哈佛医学院就读，当时年仅二十四岁。他有一次告诉我：“我二十三岁时就已经完全定型了。”我想，他的意思是说，他那时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就已经养成，并知道自己会化这些想法为行动，而且是先在肯吉付诸实行。他并未在坎布里奇多做停留，只在哈佛熟悉一下环境和买教科书，接着就带着这些课本返回中央高原了。

医学院头两年的课程以课堂教学为主。法默多半只有在实验课和考试时才出现，之后又返回海地。他这种情形不是没有人发现。第二年，他的同学为他取了个绰号“老外法默”。虽然他这种做法几乎前所未有，但是教授也没话好说，因为这个年轻人是把医学带给没有医生为他们治病的人。何况，他的成绩也十分优异，有些科目还拿了最高分。

第九章

哈佛和海地在法默身上形成一种新的观念。他数年后告诉我：“宗教信仰对哈佛来说是不屑一顾的事，但对穷人来说却异常重要（不只是海地，其他地方也一样），这一点更使我相信有信仰是好事。”

如果在肯吉没有私有土地的农民需要相信有一个无所不知的神在执掌功过簿的话，法默觉得自己就有相信这种事的必要。套句农民的话，“命不该绝却死亡，就是‘枉死’”，这种事他见多了。“难道冥冥之中真有人在目睹这场可怕的演出吗？”他对自己说，“我知道这种好像麻醉作用，需要借着信仰来减轻痛苦的说法听起来肤浅无知，但是感觉上并非如此。它比我所知道的其他观念深奥，使我深受吸引。在一个表面上无神论、崇拜金钱与权力，或是讲究个人效率和升迁的世界（像杜克和哈佛），上帝的存在仍然有迹可循，可从穷人受的苦难中寻找。你们想谈背负十字架吗？我会让你们知道什么叫背负十字架。”

奥菲莉娅1985年夏季回到中央高原和法默并肩工作，看到他在海地每次穿着正式时，都会在衬衫外挂一个大大的十字架。她以前就觉得他具有一种“神职人员”的特质，十字架突显出了这个特质，只是不够彻底。数年后他说，他有“信仰”，但又补充：“我对盘尼西林、利福平、异烟肼这些药也有信仰；我相信氟喹诺酮类药剂有良好的吸收力；我还相信实验验证的科学、临床试验及科学的进步；相信每一个艾滋病例都是HIV造成的、富人总是压迫穷人、财富流向的错误会造成更多流行病和害死不计其数的人。因此如果我必须在解放神学和任何学说中做一个选择的话，我会选择科学，只要我同时还能服务贫民。不过我不必做这种选择，不是吗？”

他虽自幼学习宗教教义，但向来不太放在心上，现在更是对大部分的教义不以为然。例如，他说：“我还在《圣经》中找这句话：‘你们不该用保险套。’”他毕竟还是非常年轻，会向奥菲莉娅挑战吃杧果，结果演变成一场杧果大战，他也很乐意不去理会主教多年前在他的坚振礼上说的禁欲教条。他乐于不去望弥撒，以便违反这些禁令。奥菲莉娅记得她“献身”给他的那个下午，并对这个用词咯咯发笑。那天是星期日，他们在米尔巴莱被暴雨困住，于是返回拉丰唐的住所。屋子里没有人，因为大家都在教堂，在海地望弥撒的时间很长，而且大部分海地人下雨天不喜欢出门。“一直到我们结束，都没有人来。”她说，“我们两人还一起洗澡呢。”她依然记得当时雨打在屋顶上的声音，以及在院子里生火准备烧晚饭的烟味。她说，那一刻仍是她此生最浪漫的回忆。

她整个夏天都和法默在一起。晚上两人一边喝咖啡，她一边帮助他自修正规的医学课程。应该说，她会尽量帮忙。他把教科书的重点抄到重点卡上，他的卡片已有好几大叠，数以千计。他用左手以漂亮的字体在卡片上写着诸如此类的问题：“痛风和溶酶体有何关系？”还会在这些字的四周画一些音符，表示这个问题应用唱的。重点卡上的问题可能是这么问的：“先生，请说出霍纳氏综合征和动眼神经瘫痪的病灶。还有，阿罗瞳孔是什么？”背面的答案除了文字之外，还会以素描（奥菲莉娅认为其中很多素描画得实在可爱）绘出眼睛的神经通道。

奥菲莉娅从这一叠重点卡中找出一个法默可能会答错的问题，希望他答错。念正确答案给他听感觉很过瘾，好像自己真的帮上忙了。“培儿，营养不良性钙化是什么？”

“钙盐在坏死的组织异常沉淀，就称为营养不良性钙化。”他竖起一根手指，“当然，这种现象不是由高血钙造成的。”他露出笑容，“转移性钙化才与高血钙有关。”

她盯着重点卡的背面，尽量不露出失望的表情：“对！好棒啊，培儿。”

他们有时散步到各个村落，他会在途中说出植物的名称。“槐蓝属植物，”他说，然后露出热切的笑容，“它的拉丁名称是什么？”

她第一次遇见他时，他就是这样告诉她各种植物的名称，当时她还怀疑他是不是故意要让她显得没文化。“不是这样的，你这个笨蛋，当然不是这样。”她心想，“他只是喜欢说植物的名称，觉得好玩而已。”

可是要她不拿自己和他比较很难。他们去拜访的每一户人家几乎都会招待食物，但许多食物对他们两人来说都难以下咽，法默称之为“第五类食物群组”，他们会趁主人不注意时互扮鬼脸，然后（例如吃味道闻起来像臭汗味的肉饼时）装出一副吃得津津有味的样子。有一次，一位屋主端给他们一人一盘看起来像是炒蛋浮在猪油和软骨上的东西，她咬了一口，差点吐出来。主人转身时，她立刻把盘子端给法默，低声说：“帮我吃。”他拿过盘子，稀里呼噜就把东西吞下去，然后对她笑说：“B-。”两人在回去的路上笑成一团。她吃过很多连看都不敢看的东西，但只有未通过考验的这一次让她永难忘怀。

从肯吉附近一个陡斜的道路走下来时，她一时没站稳，附近刚好有几个海地人，其中一个用克里奥尔语对她叫道：“小心走好！”她觉得自己下巴的肌肉缩紧。他们是不是觉得她太没有用了？一个老妇人走过来，把自己的手杖递给她。“不用，我没事！”她说。法默一脸严肃地说：“不要拒绝，”他强调，“这是个非常好的礼物。”当然他说得没错。她的两颊发烫。

他们在肯吉住在不同的房间，因为这个地方的大家长毕竟还是神父。一天晚上，她准备上床睡觉时，决心第二天早上要比法默早起，于是把闹钟设定在五点。可是，隔天她还是被他唤醒，他在楼下院子里对着她的窗户唱歌。她躺在床上想：“我一定要做一件比他强的事，至少要有一次。”

法默扩大并改良了他1983年在肯吉附近进行的卫生人口调查。他找到一本书，书中描述了在印度乡村做的人口调查，于是他便把这本书当作手册使用。奥菲莉娅负责收集资料，这表示得从东村走到西村，有时是和法默一起，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和法默雇用的几个当地年轻人同行，因为他们是识途老马，带她跋山涉水，走过大半覆着灌木丛的山路。溽暑难耐，她整张脸热得通红，不过克里奥尔语也大为精进，每一次的行程好像都很重要，但是也很痛苦。通常是她走进有两间房的小屋，屋里出现一张椅子，接着农民倒饮料给她喝，并述说他们的痛苦遭遇和不幸，她奋笔疾书。她问他们是哪一年出生的，他们就说自己出生时是哪一个总统在位，或者是在水坝筑成前还是筑成后出生的。奥菲莉娅问：“你们家有几个人住在这里？”这一家的爸爸或妈妈就开始逐一点名，有时候一口气可报出十一个名字，这时奥菲莉娅会透过铺着香蕉树皮的屋顶看着天空，想象雨季到来时的情景。她看到他们小谷仓支柱上罩着的铁杯，想到“还要防老鼠”。她发现这些拥挤的小屋内都有一种特殊的气味。“不是臭袜子的味道，而是穷人家那种窒闷的气味，许多饥肠辘辘的人呼吸的气味。”

有时候她去到有人奄奄一息的人家，多半是罹患腹泻疾病的儿童，尤其是肯吉水灾的难民。为了取水，肯吉的居民必须走下两百四十米的陡坡，把用葫芦果壳制成的容器或塑胶罐浸到水库的一潭死水中，再把装满水的容器背回山上。他们当然会尽量让水多用几天，所以水在罐子或葫芦里一放就是好几天，连盖子也不盖。

解决办法是一组海地和美国工程师想出来的。这些美国工程师是加州圣公会派出的人，加州圣公会已协助拉丰唐多年。一条地下河流的河水从这座两百四十米高的山坡底部附近冒出，水坝筑成前，这条地下河流一直是当地饮用水的主要来源。工程师装了一条管子，利用河流的力量把河水送到肯吉社区的水龙头。奥菲莉娅记得，几乎从这个工程一完成，婴儿死亡率就开始下降。

法默开始了解到水对公共卫生至关重要，同时对科技也产生了极大兴趣，但蔑视“勒德陷阱(1)”。他喜欢以一个故事说明这个名词。他有一次刚从哈佛回到肯吉，发现在拉丰唐的监督下，三十间散置村上各处、外观不错的水泥公厕工程已展开。“可是，”法默问，“建造公厕的技术恰当吗？”这个术语是引用自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堂课。一般来说，这个意思是指人们应该用最起码的技术来完成一项工作就行了。

“你知道恰当的技术是什么意思吗？意思就是有钱人用好东西，穷人用烂东西。”拉丰唐发飙了，之后一两天都不理法默。

拉丰唐也负责监督肯吉一家诊所的建筑工程，里面还有一间检验室。法默拿了一份世界卫生组织发行的简册，里面就第三世界国家检验室应有的配备提出最基本的建议。即使只有一个水槽也可以将就使用，如果供电不方便，可以利用太阳能。只要自制一个太阳能显微镜，就足以应付大部分的检验需要。他把那份简册丢到一旁。肯吉的第一个显微镜是他从哈佛医学院偷来的。“这是财富重新分配的正义。”他后来说，“我们只是在帮助他们死后不会下地狱而已。”

这个为肯吉和附近村民看病的诊所，基本上是从零开始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拉丰唐是这个建筑工程的发号施令者，他在一个没有电力、没有商店，也没有可用道路的地方，以惊人的速度建造这间诊所，而且持久耐用，令人侧目。慢慢地，这个卫生系统的发展则来自法默的构想。

他的计划看起来简单明了，实施的步骤也和每一所公共卫生学院的做法相同。他从人口调查开始，因为这是找出问题、建立记录，以及奠定基础的方法，以便未来再做人口调查，评估这个新系统的效果。他计划在社区建立他所谓的“第一线防御”，包括预防接种、保护水源、卫生，这道防御的核心就是从村民中选出一组骨干人员，训练他们发放药品、上卫生课程、治疗一些小毛病，并且找出有结核病、疟疾、伤寒等症状的人。他为妇女拟出一些计划，例如妇科检查、卫生教育、家庭计划，以减少当地产妇的死亡率。第一线防御挡不住的事，交由第二线防御，也就是肯吉的“救世主”诊所负责。在法默的构想里，日后这个诊所旁边会有一座医院。

对公共卫生界的人而言，这一系列野心勃勃的计划对肯吉这种贫穷的地方来说根本是奢望。然而到了1985年，法默已对公共卫生的标准定义感到不耐烦了。他告诉奥菲莉娅，对肯吉来说，疾病这个沉重的负担，其实只是人民普遍被剥削的一种症状罢了。他对她说：“我们必须尽量朝最广义的卫生去思考。”

这个观念部分得自拉丰唐。他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期，已在肯吉建造第一所学校。学校有茅草屋顶，不适合在室内上的课程，就换到一株杧果树下去上。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初，拉丰唐用南加州圣公会赞助的经费，在三号国道旁边山坡上的一块平地上盖了一栋更大的两层楼建筑。他写道：“设立学校对许多无家可归、无地可耕、永远无法填饱肚皮的水灾难民而言，看起来好像不切实际，然而他们并不这么想。”儿童争相拥入这所新学校。一名农妇解释：“很多人常常想，如果识字的话，现在不知道会是什么样子。”学校可以教授卫生课程，也可以提供免费餐点给营养不良的儿童，而不会伤及他们自尊心。兴建学校结合了实际考虑和道德考虑。法默说：“干净的水、卫生保健、学校、食物、锡屋顶和水泥地面，是人人都该拥有的最起码的东西。”

但是这些东西需要的经费远超过南加州圣公会赞助的额度。法默募款的经验有限。不过，1985年，他受到了幸运之神的眷顾。

两年前，也就是1983年年底，他前往波士顿哈佛大学接受入学面谈时，顺便参观了一个名为“面包计划”的慈善团体。他请对方赞助数千美元，在肯吉造一个烤面包的烤箱，因为他常听拉丰唐说肯吉需要一个烤面包房。

这件事异常顺利。法默还听说这个慈善团体的一名捐款人要求把钱捐给海地贫民赈粮。

“那个人是谁？”法默问。

“一个匿名的捐款人。”

烤箱在1984年夏季造好，离学校不远。第二年年初，哈佛医学院的刊物上刊载了法默的论文《内心的人类学家》。不久，“面包计划”的总监找上法默，因为烤箱的匿名捐款人看到了法默这篇文章。“我想见这个年轻人。”捐款人可能是这么说的，“看样子他就是我这笔捐款的得主。”

“如果他要见我，叫他到海地来。”法默回答。

他听说这个捐款人名叫怀特，在波士顿经营一家营建公司。法默想象他是一个脑满肠肥、抽雪茄、和马萨诸塞湾运输当局做一些暗盘交易的共和党员。结果在热风中等待他的却是一个六十多岁、脸色粉红的人，穿着一身聚酯纤维材质的高尔夫球装（包括格子裤）。怀特带来了一大把钞票，不一会儿就全部散发给乞丐，一张不剩。这个慷慨的举动就法默的观点来说并不惹人厌，只是还嫌不足。法默在坐卡车前往肯吉的路上，向怀特说明海地的情况，不出法默所料，怀特吓到了，法默虽然对他有所提防，但对海地的情况并无隐瞒。

他承认，当时他毕竟只有二十五岁，还不知道该如何和准“金主”打交道。两人在颠得七荤八素的卡车里，把话题转向美国政治。怀特说：“我没有投里根的票。”

“什么意思？”法默说。

“我没有投里根的票。”

“难道你违反自己的利益投票？”法默问。

“这么做算是罪过吗？”怀特说。

怀特回想当时：“从那一刻起，他的态度就从冷淡转为热络。”怀特继续说，“他在我眼中根本就乳臭未干，可是我就是喜欢他，因为他是那种有话直说的人。如果你对什么事喝倒彩，而他不认为你这样是对的，他会直说。在服务穷人方面，我自叹不如。”

法默下一次返回坎布里奇时，怀特请他吃午饭，两人对内疚的看法展开一番舌辩。怀特认为内疚无济于事，法默的看法正好相反，他认为内疚可以有建设性。怀特与第一任妻子离婚时给了她一大笔钱，同时支付所有子女生活和教育的费用。他的第二次婚姻与传统有钱人的婚姻也大相径庭，妻子带了六个儿女一起嫁过来。然而，他对自己离婚一事仍十分内疚。

法默心里想的内疚完全不是这回事。法默赞成的是富人对穷人内疚，因为这样他们才会捐一点钱出来。再说，他们也理应有所内疚。

事实上，怀特乐善好施，多年来不但捐钱给天主教慈善团体，也为拮据的朋友纡困。他在一个爱尔兰天主教家庭长大，因为父亲酗酒而家庭破碎，小小年纪就成为家中拿主意的人。他的一生十分精彩。大学念的哈佛，主修罗曼语，毕业后从军，成为一○一空降部队指挥官泰勒将军的助理，但他刚开始却做得很不情愿。怀特在盟军登陆前一夜就跳伞潜入诺曼底，后来再进入荷兰。虽然他说自己从未后悔参战，但是后来却非常痛恨战争；他虽然喜欢泰勒，也钦佩泰勒的勇气，但是掌权者习惯把人视为插在地图上的图钉，这令他颇为反感。他也不喜欢特权，他看到一名年轻跳伞员被过重的背包压得喘不过气来，因为背包里面塞满泰勒将军未必用得到的东西。

战后，怀特父亲的营建公司在他的经营之下规模日益壮大，在波士顿无出其右。他和多位主教成为至交，担任九个组织的董事，在小肯尼迪就任总统时，还和执政党同席而坐。然而置身达官贵人之间的感觉并不舒坦，而且他经常躲避媒体。他告诉我，他一生中曾有几个阶段莫名其妙地沮丧郁卒。“内心的自我形象很低，”他补充说，“可是在我这一行，姿态就是要低。”我问他，何以会在当时只是一个二十多岁的医学生法默身上下这么大赌注，他说：“他立刻就吸引了我，人这么聪明，又这么专注工作。”他思索了一会儿，又说，“我真不知该怎么解释，可能是我也在找一个可靠的人吧。”

海地的景况当然让怀特心情很差，肯吉的路况更是令他难受。他说：“简直是在沿着那条该死的路慢跑。”他每次坐车走在那条路上，都会想：“这条路修起来再简单不过了。”他记得第一次看到夸休可尔症(2)孩子的情形。“我看到一个红头发、肚子鼓得高高的孩子，我冲口说出：‘就在这里赈粮吧。’”怀特发现他可以轻而易举地想象置身海地的情景。有一次在一间泥地小屋里见到一个孩子，有双大眼睛和让人无法忘怀的笑容，他恨不得立刻把公司的推土机搬到海地。“老天爷，”他对法默或拉丰唐说，“盖个锡皮屋顶、地面铺上水泥吧，我会给你们钱的。老天爷。”

法默返回波士顿布莱根医院实习时，怀特会在午餐时带着旅馆餐厅做的三明治去找法默，两人就坐在怀特的车里吃。有一天，怀特问脸色苍白一如往常的法默：“你吃得够多吗？”

“噢，我很好哇。”法默说。

“需要钱吗？”

“不用，”法默说，“好吧，可以给我四十美元吗？”

怀特口袋里刚好有一叠百元大钞，就抛了一张到法默的腿上。“你看起来一副没吃饱的样子。”说着又觉得非再掏点钱给他不可，于是又抛了一张钞票。“拜托，看在上帝的分儿上，多吃点东西。”他说。为了强调他的话，他又塞了一百美元给法默。

法默看着这笔不劳而获的钱。“现在我可以告诉你昨天晚上的事了。”他前一天晚上去了他在布莱根医院治疗的一个艾滋病患者的家，发现他正好要被扫地出门，“所以我就签了一张支票给他。”

“喂，法默，你不觉得这么做太不切实际了吗？”

法默笑了起来。“这个嘛，”他说，“上帝今天不是就派你来了嘛。”

怀特经常发现自己在波士顿为肯吉的一些计划跑腿，去领取水槽之类的东西，然后放在他的奔驰车里（水槽是新诊所要用的。第一间诊所的设计很糟糕，怀特是出钱重建的金主，他很低调，不想让人知道，法默说：“诊所甚至连一个刻着他名字的纪念牌都没有”）。

有一次，两人在波士顿时，怀特说：“你知道，法默，有时候我好想抛弃一切，当个传教士和你一起在海地工作。”

法默想了一会儿，说：“以你这个特殊案例而言，那会是一种罪恶。”

(1)　勒德陷阱（the Luuddite trap）：指阻碍技术进步，勒德指害怕或者厌恶技术的人。

(2)　夸休可尔症（kwashiorkor）：由于蛋白质和热量不足所引起的一种儿童疾病。

第十章

在奥菲莉娅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拍的一张照片中，法默穿着短裤，体重比后来一二十年重三五公斤，瘦归瘦，但看起来还不错。他在照片中蹲着，双手在刚种下的一株幼苗四周抚平土地。他是在三号公路上方、之前寸草不生的山坡上栽植树苗的，奥菲莉娅每次回来总会发现又长出一簇小树和多出一两栋新建筑。从1985年到1989年，她每年夏天都会回到这里，在那几个月里马不停蹄地工作。法默到下午一两点还在看诊，她忍着饥饿到他的诊疗室。“你不饿吗？你今天一早上就只喝了杯咖啡。”他会和她一起去山坡上的厨房吃点东西，但是她感觉得出他的勉强。

她偶尔也会渴望离开那个沉闷的地方，这时就会说服法默去太子港散散心，然而每次把他带走后，又觉得自己“很小人”。她告诉他：“这是为了帮诊所添置东西。”出门前还会抓一把重点卡。当时车程将近三个小时，每当爆胎或弹簧坏了（这是常有的事），两人坐在路旁等候修车之际，她就会出题考他。他们购买一些药品和设备，以及更多的植物，让法默种在肯吉山坡旁规模日见壮大的综合建筑四周。

一个周末，两人驾车行经德尔马斯街，准备离开太子港时，奥菲莉娅想到回程的燠热和漫漫长途，倘若能喝一杯健怡可乐消暑该有多好。“我想喝杯健怡可乐。”她说。

法默说：“没有时间了，没办法喝。”

她知道他迫不及待地想回肯吉，再说停下来不单只是耽搁二十分钟，他们还得穿过满街乞丐走到海地上流人士出入的超级市场。可是他当时的口气惹恼了她，一副他和农民不喝健怡可乐也活得好好的，她没有理由不能和他们一样的口气。“有时候他的态度非常坚定。”她回想，“可是最气人的是，对的总是他。”她在车里开始发飙，骂他自以为是，骂得没完没了。最后，他猛踩刹车，伸手推开她身旁的车门。“下去！”他吼道，并用难听的话骂她。她不肯下车，只是别扭地坐在车上，既生气又高兴，一面窃笑在心，一面想：“哈！逮到你了。你毕竟还是有人性、有缺点的。”

另一次去太子港的经过对她来说记忆犹新。那是1986年，“儿子医生”在一件事爆发后离开海地，结束了杜瓦利埃父子的独裁统治，但是基本上海地军队接续独裁的做法，异议人士称之为“没有杜瓦利埃的杜瓦利埃主义”。那一年夏天社会动荡不安，经常陷入混乱，米尔巴莱随时都可以看见农民用燃烧的轮胎堆成路障，示威抗议。许多农民天真地以为“儿子医生”下台，他们的生活就会有所改善，孰料现况毫无改变，他们因此抗议。对奥菲莉娅而言，当时“弥漫着一股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气氛”。她和法默去太子港度周末，住在拉丰唐的一栋房子里。他们开车去市中心买东西，一下车奥菲莉娅便感觉街道异常寂静，除了她在太子港平常闻到的那股酸味之外，还闻到一股燃烧轮胎的味道，“一种不正常的焦味”。可是他们的车钥匙被一群孩童拔走，法默向他们协商要回钥匙时，奥菲莉娅注视着街道和另一条巷弄的交叉口，忽然看见一大群人争先恐后地跑过路口，几辆有机关枪的海地大型军车紧追在后。她听到枪声，显然是一场政治示威引起的后果。不一会儿，示威者在街头逃窜，许多人围在他们的车和其他车辆四周，拼命想挤上车逃离现场。她和法默打开车门让几个伤者上车，同时她的胃开始痉挛。“培儿，我们赶快离开这里！”

他们终于离开现场，法默把车开到拉丰唐的房子前面。她下了车，可是他仍坐在驾驶座上。“我必须回去，明。”

“培儿，拜托你别去了。”

他终究还是去了，长驱直入冲进最危险的地方，示威者在士兵的乱棒中爬上他的车。他又载了几个浑身是血的老百姓回来，还好自己没有受伤。“对法默来说，目睹事情的经过相当重要。”奥菲莉娅回想这件事，“我到现在还记得那股轮胎烧焦的气味。对我来说，那股气味永远会让我联想到政治暴力。”

这类政治暴力在肯吉并不多见，然而就连肯吉的气氛也起了变化。前几年，在“儿子医生”被迫流亡前，农民都不太敢谈论政治。现在，如谚语所云，“口罩已经掉了”。法默后来在文章中写道：“不但村民敢对以前禁忌的话题高谈阔论，而且还是用新的方式讨论旧的话题。”他们不再问婴儿腹泻是不是由细菌造成，而是问细菌是否由污水造成。难道污水不是无能、贪渎的政府造成的吗？

其后多年，轮胎烧焦的气味，叛乱、路障、大屠杀的气味，成为海地难以摆脱的气味，也是奥菲莉娅和法默一生挥之不去的气味。

1988年，奥菲莉娅到波士顿和法默同住。他已进入医学院所谓的临床实习阶段，轮流到波士顿各家医院接受训练，通常一轮一个月。法默很少请假，只是人在波士顿，却心系海地。奥菲莉娅开始和他一起在肯吉工作时，他会说：“我们必须多带一些资源到这里，你能帮忙吗？”她1985年夏季结束返回英国后，独力募集了一些金额不大的款项，并依法默指示，买了十个用来量婴儿体重的磅秤，以便在持续进行的卫生人口调查中，用来找出有危险的婴儿。第二年夏天，她把这些磅秤和剩余的现金带回了肯吉。

这时他们已开始讨论成立一个组织，负责支持肯吉四周规模日趋庞大的卫生系统。怀特同意协助，并于1987年把这个想法付诸实现。他聘请了一名律师草拟文件，在波士顿成立了一个名为“健康伙伴”（Partners In Health）的公共慈善团体，同时在海地成立了一个姐妹组织“医疗卫生伙伴”（Zanmi Lasante）。“健康伙伴”负责募款和接受捐款，然后把这些免课税的捐款（以怀特的捐款为大宗）汇到肯吉。怀特存了一百万美元，称之为“种子基金”。

法默也向一个家财万贯的朋友麦考迈克募款。二十八岁的麦考迈克是他的大学同学，住在波士顿，在父亲的公司工作。他对法默邀他当这个组织的顾问感到好笑，但他知道法默是认真的，所以一口答应。麦考迈克认为，对法默来说，“健康伙伴”不只是一个策略，它更是一个创造共有的方法。“这是他使自己热衷的一些事情制度化的方式，也是一个让他的朋友参与的方法。”麦考迈克告诉我，“这是法默的天主教会。”

“健康伙伴”成立后数月，法默就扩大阵容，让哈佛一个兼修人类学和医学的学生加入，他叫作金墉(1)，是韩裔美国人。金墉在波士顿和法默进行一连串谈话（和奥菲莉娅在太子港与法默进行的那些谈话差不多）后，就加入了这个组织。对金墉而言，法默描述的是一个新组织令人向往的愿景，实际状况其实没有那么吸引人，因为这个位于坎布里奇一家海鲜餐厅楼上的慈善团体，只有一个顾问小组与一个爱喝酒和作诗的职员。法默、奥菲莉娅、怀特及金墉，差不多就是“健康伙伴”的全部成员。他们经常聚在一起，有时候三个年轻人就住在一栋怀特的房子里。通常怀特很早就上床，第二天会对他们大吼：“真不知道你们整个晚上在谈些什么。”

他们谈论的话题包括政治正确(2)。金墉对政治正确的定义是：“这是会使我们分心的工具，也是一种高度自我中心的活动。重整自己的词汇，显示你有社交资本，能和使用政治正确字眼的圈子交往。”（什么是政治正确的例子？学术界人士可能对金墉和法默说：“你们为什么说你们的病人是穷人？他们并不会说自己是穷人哪。”金墉回答：“好吧，那称他们为不久于人世的人如何？”）

他们谈到海地农民接受当代西方医学时，也谈论“文化障碍”的无足轻重：“改变人们文化价值最有效的方法，莫过于治愈疾病。”

他们谈到外表：“激进分子以为他们必须穿上危地马拉农民的衣服，真是可笑之至，穷人才不要你看起来像他们，他们是要你穿着西装去为他们争取粮食和水。逗点。”

有人说，其实医学处理的无非是贫穷的症状。他们三人同意此说，并乐于和任何诚心想改变海地这类穷国的“政治经济”（和政治有关的经济）者，形成“统一阵线”。一些自我标榜为激进人士者跟他们不同调，认为不革命、只有善行义举，只会延续现况而已，而且肯吉之类的计划只会养成人们的“依赖性”，穷人还是在受苦，“处于死亡边缘”。“医疗卫生伙伴”则相信从美国把资源送到肯吉是可行的（从“不平等的陡坡”往下滑），这样就能直接、立即为至贫之人服务。他们称此为“务实的团结”。这个名词听起来或许可笑，但是它最棒的地方在于，一旦付诸行动时，不必去定义这个名词，只要指出完成了哪些事就行了。

法默、金墉和奥菲莉娅一起出去吃晚饭时，仍不停讨论这些事情，餐厅打烊了，他们就去金墉的住处继续讨论。他们花很多时间为自己定位，多半时候是定出自己不做的事。“白色自由”总是说：“事情不是那么非黑即白的。”然而有的事黑白却相当清楚，他们一起界定，哪些事情属于“道德上黑白分明”的范畴，也就是在某些情况下（这种情形并不多见），有些事非做不可。事情总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复杂万端，困难重重。他们经常讨论这些困难，例如法默和金墉该如何兼顾“健康伙伴”的工作和学校课业，顺利拿到学位；“健康伙伴”接下来在海地该做什么——这属于“道德上黑白分明”的范畴。

他们决定要做的事很多，包括在肯吉附近一个荒凉的村落里再建一座学校，称为“松屋”。他们几乎无一不缺，包括树林在内。钱是奥菲莉娅的父亲出的，三千英镑。1988年的一个晚上，法默在坎布里奇四处奔波，赶着在飞往海地前采办物品，因为学校兴建工程即将展开。他走下人行道时，不幸被车子撞个正着，膝盖骨碎裂，海地去不成了，反而被送进麻省总医院。他在医院里受了几星期的罪，才终于裹着巨大的石膏出院，返回他和奥菲莉娅住的公寓，由奥菲莉娅为他调养身体。

和法默做一些家务事，并没有使两人的感情降温。她说：“我知道他爱我，我也爱他。”可是对她来说，两人的恋情有压力，“这个压力来自我的同居人爱上一样东西，而我永远无法和这样东西争，就算我有心，也无从争起。”通常，他只要周五提早下课或是人类学研究会提早结束，他就会赶飞机到海地几天，有时候就算只待个两天也好。她有一次对他说：“拜托你别去，留下来陪我。”

“和我一起去嘛。”他回答。

两人因而吵起来。他说：“我很清楚我自己这一辈子要做什么，我以为你会和我同心协力。”

后来她一个人留在公寓里，心想：“事实摆在眼前，他从没说过我们去森林里散个步、参观美术馆或是去听歌剧。”

车祸后，两人之间的摩擦增多。法默因为裹着笨重的石膏行动不便而满腹怨气，因为他渴望回到肯吉的诊所。她提醒他，他不应让腿部承受重量，但是他听不进去。她煮饭给他吃，他也不肯吃。她付出了最大的心力，但也不会把委屈放在心中。两人吵了几次架，最后，他对她说：“我要去海地，他们不会嫌照顾我是麻烦事。”

事隔多年，她仍清楚地记得那天是1988年12月10日。两人虽然弥合争端，但她心知两人过去的感觉不再。两三年后，他向她求婚，她无法拒绝，但也无法答应。他在既难过又生气的情况下，对她说：“如果我不能当你的丈夫的话，那么我也无法和你做朋友，因为太痛苦了。”

之后有一段时间，她都是从金墉那里听到法默的消息。离开法默后，她当医生的兴趣减低了，她其实一点也不喜欢化学。她讨厌不能在法默身边，对她来说，他的重要性更胜往昔。她不要远远看着这个人，安慰自己，嗯，这世上还是有好人；她不要把他当成榜样来看，而是要和他一起并肩奋战。她要继续做“健康伙伴”的一分子，以及法默的一部分。她知道原谅别人是他的一大弱点，这也是他牧师般的特性中最圣洁的一点。她说：“后来我就不着痕迹地回来了。”

“健康伙伴”仍处于开创阶段，组织成员可以拟定自己的工作内容。奥菲莉娅回到“健康伙伴”后，掌管财务，开始计划募款。她坚持支领薪水，年薪一万五千美元，但每年捐出的金额却是年薪的三倍。至于和法默之间的关系，两人在分手数年后，维持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关系。有时候他在海地待了一周或一个月后回来，一下飞机就会打电话给她。以前她还会想象自己是他的妻子，开口数落他，可是现在不会了。她只会为了要和他见面而感到开心，从他站在门口的表情看来，他也同样高兴。“明！”他会边唤她的名字边张开双臂拥抱她，脸上挂着喜悦的笑容，而且满脸通红。除了她以外，只有他的姐妹能让他笑得那么开心。当她说到两人共同认识的人做的糗事，看他歪倒在沙发里，两条腿交叉举在半空中，笑得哮喘差点发作时，让她觉得自己对他真的非常重要。他们彼此没有男女朋友的责任后，反而无话不谈。她有时对自己说：“当他的妻子会很辛苦，但是当他的朋友真好。”

(1)　金墉（Jim Yong Kim，1959—）：韩裔美国医学专家，曾任哈佛大学医学院系主任，并于2009年被任命为达特茅斯学院校长，成为常春藤历史上第一位亚裔校长。 2012年成为世界银行第12任行长并连任。

(2)　政治正确：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后期开始流传的新名词，指美国学界风起云涌，引起莫大争议的反西方文化传统的运动。

第十一章

1988年12月，法默坐着轮椅返回肯吉。腿伤好转后，他开始研究改善中央高原结核病治疗的方法。这段期间肯吉发生了一些惊天动地的大事，对海地而言也是值得一书的重大事件。他在腿部复原后，前往太子港时目睹了其中部分事情的发生。有几次枪声响起时，他正好在教堂里，便躲在柱子后面。

自从“儿子医生”杜瓦利埃流亡后，未经民选的政府相继执政，但从1986年到1990年真正统治国家的其实是海地陆军。法默后来从一些官方公布的文件中发现，这一切原来都是美国在背后撑腰。他热衷于研究海地史，知道以一个腐败、压制、未经民选的政府代替另一个类似的政府，对海地来说是家常便饭，而美国对海地的政策亦然。然而他觉得现在进行的可能是真正得民心的运动。

农民和贫民窟的人表现出难得的团结，把所有引人注意的杜瓦利埃父子象征“连根拔起”，包括公开迫害，甚至杀害过去“鬼怪部队”的人，当然遭殃的都是些无足轻重的小角色。海地陆军和准军事部队的反应非常激烈，暴力冲突不时可见，不过一如往常，大部分施暴者都是有枪和有钱的一方。法默目睹一些事件的发生，也听说不少事情，后来他找到的证据显示，海地军人开枪射杀手无寸铁的示威人士、进入市区医院并威胁医院职员，甚至处死病患，还不时盗取尸体。1987年，陆军的民兵在投票所屠杀许多选民，原本可成为海地史上首次民主投票的选举因而喊停。

根据老一辈的说法（这个说法可能比较适用于过去），海地人有九成是天主教徒，但十成都是伏都教信徒（法默有一次谈到一名虔诚的基督教农民时说：“他当然相信伏都教，他相信它是错的”）。天主教会是当时群众暴动的核心，不过不是杜瓦利埃统治集团主道的大教堂，而是破落的乡下和都市贫民窟的那些小教堂。其中最重要的一个是在太子港由阿里斯蒂德神父主持的圣博斯科教堂。

法默1986年透过收音机第一次听到阿里斯蒂德演讲，于是决定到他主持的教堂亲聆他的演说。群众听得如痴如醉，法默也不例外。法默回忆，阿里斯蒂德说：“人们读福音时，看到的是另一个地点和时空，然而福音中描述的斗争就发生在这里、发生在当下。打压贫民、摧残弱者、为正义奋战带来的救赎，还有比这些和海地更有关联的吗？”法默记得：“我在海地四处寻找进步的解放神学教会，现在终于找到了。”他在弥撒后和大家一起去见阿里斯蒂德，阿里斯蒂德一眼就注意到他（“白人、高大，而且会说克里奥尔语的教民屈指可数”）。他们结为朋友，可是法默1988年很少与阿里斯蒂德见面，因为他在肯吉忙得不可开交，阿里斯蒂德则接二连三遭人暗杀（其中一次是太子港市长策划炸毁他的教堂），所幸他都安然脱身。

法默真心希望海地脱胎换骨，但又讨厌他所谓的“倾圮”，包括混乱、流血及在所难免的副作用，即海地原本就糟糕透顶的公共卫生每况愈下。1989年某一天，他独自爬上一座山丘，望着肯吉。在海地时，通常除了一些工作上的信件和感谢函外，他什么也不写，因为没有时间。再说，和看诊、兴建学校与供水系统比起来，写作没那么重要。可是这一天却例外，他上山撰写人类学的博士论文《艾滋病与控诉》（AIDS and Accusation）。

1985年，他到肯吉两年后，艾滋病才开始蔓延。他在毕业论文中写到艾滋病的出现，列出他所谓“责任的地理分布”及海地的代罪羔羊角色。文中说到艾滋病在美国盛行之初，社会学家，甚至医学人士如何假设艾滋病是从非洲传到海地，再传入美国的。有的专家甚至假设艾滋病发源于海地，因为传说伏都教祭司剁鸡头、生饮鸡血，然后娈童。文中提到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如何确认海地人和男同性恋者、血友病人、吸毒者一样都是“高危险群”，这种看法对海地疲弱的经济及世界各地的海地人造成了难以估计的损害。他在论文中引述一箩筐流行病学资料，显示艾滋病几乎可以确定是从北美洲传到海地的，而且很可能是到海地买春的美国、加拿大、海地裔美国籍观光客带来的。这些买春客只要花一点点钱，就可在太子港的家瑞富贫民窟销魂。

这篇论文的目的是“从人类学角度来说明苦难”，从民族志、历史、流行病学、经济学举证。他依照人类学传统，为例子中的村庄用一个假名——杜凯。他坐在山石嶙峋的坡顶，写着：“杜凯最好的视野，是村子四周异常陡峭、圆锥形的山坡。”

从他坐的地方看去，肯吉宛如一堆毫无章法、散落于一片荒芜山坡上的小居所。靠近山顶的是数学家迪厄多内的住所，房子现在空着，因为他已于前一年十月死于艾滋病。山顶靠近道路的房子，是艾滋病患者阿妮塔死去的地方。这个景色带有许多痛苦的回忆，让他想起许多已去世的病人。他不但记得这些病人的检验报告，也清楚地记得和他一起在肯吉展开首次卫生人口调查的三名海地年轻人，但阿塞菲已死于疟疾，米什莱死于伤寒，“踢跶”约瑟夫死于产后败血症。良好的医疗可以使这些人不必枉送性命。这些人都是在接受医生治疗后死亡的，也就是在普遍低于标准的海地诊所中失去生命的。法默后来对这些诊所实在忍无可忍。

从他坐的地方看到的不只是失败和死亡。他还看到丛集的树木，那儿就是肯吉公共水池的所在，汲引自清澈、干净的地下水。他也看得到拉丰唐盖的几间公共厕所，多亏有这些公厕，这个村里的伤寒才几乎销声匿迹。他还看得到“医疗卫生伙伴”盘踞的部分山坡，并想象其余看不见的部分——宿舍、教堂、公共卫生计划办公室和学校的一隅，他栽植的那片小树林后面是客房、工匠的工作室，以及怀特出资重建的一栋坚固建筑——“救世主诊所”就在里面。回头遥望村庄，他看到的已不是由粗糙的棚屋组成的住所。肯吉已从一百零七户增加到一百七十八户，山坡上现在也有一些小房子散布其间。

拉丰唐的妻子马蜜托是“医疗卫生伙伴”的大家长。她负责监督一个改善住家的计划，分发怀特赞助购买的建材，默默重建一些最恶劣的住所。大部分房子只有两间房，许多房子的地面都还是泥土，但几乎所有房子都已有锡屋顶，有的漆上油漆，有的已生锈，有的在炙热的阳光下闪闪发光。他从首次踏入肯吉迄今已有六年，如今这里终于脱离难民营的悲惨景象，只是一个典型的极端贫穷的海地村庄。

翌年，1990年春天，法默同时拿到博士和硕士学位。他的论文还得了奖，一家大学出版社决定出版。医学院一些教授一开始便对法默另眼相看，尤其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克莱曼(1)及杰出的儿童精神科医生艾森伯格(2)。这些教授允许他那非正统的出席方式，渐渐又有其他教授加入支持他的行列，使他免遭校方的反对和校规的束缚。奉献服务之人仍需要别人的支持，才能走得更久远。他得到了许多贵人相助。

法默在哈佛旷课严重，但他的课业成绩丝毫未受影响。对人类学研究生的课业研习而言，海地显然比波士顿更适合。他在医学院的成绩斐然，部分原因在于他利用重点卡学习，同时在肯吉六年的大部分时间也都在行医，虽然才三十一岁，但治过的疾病比美国大多数医生一辈子看过的还多。他也学会如何在一个天下最艰困、在一个政府让人民处于文盲状态、在一个只有天气好时才能用驴子搬运水泥的地方，从零开始，设计与管理公共卫生系统和诊所。布莱根妇女医院让他成为住院医生完全是意料中的事。这所医院是全球最权威和弹性最大的医院之一，住院医生可以申请研究自己感兴趣的题目。法默和同样申请到布莱根的金墉平分了临床实习的名额。法默正式获得院方同意，一半时间在布莱根，另一半时间在肯吉。

1990年年底，海地看来有可能举行一场真正的全国选举。不过，军方与杜瓦利埃派中坚分子及暗中为其效力的民兵还得先打上一仗。法默从哈佛返回肯吉，自太子港驾车向北开往肯吉途中，一共得经过五个军方设立的哨站，每一站都有士兵索贿，他们偶尔也会没收法默准备带回诊所的医疗仪器。

这些骚扰不尽相同。“医疗卫生伙伴”在太子港设了一间办公室。选前一个月，有几次电话铃响，对方指名找法默，然后说：“你就要去见你的老祖宗了。”他听见电话里有杂音，于是爬上屋顶，果然发现一个外形笨拙的土制窃听器，就一脚把它踩得稀巴烂。

这件事让他心生疑惑，因为他并未明目张胆地参与政治。或许他引起军方注意，是因为每次有病人被拘捕，他都会到监狱想办法把他们保释出来。有两次他进行所谓的“监狱救人”时，米尔巴莱军营里的士兵盛气凌人，对他不客气。也或许他的名气比他想象中还大，比如说，有人看到他和阿里斯蒂德在一起。

1990年，他常见到这位当时大名鼎鼎的神父。有一天法默在太子港，阿里斯蒂德开了一辆白色卡车准备载面粉到孤儿院，顺道到“医疗卫生伙伴”找他，后来卡车发不动，便和法默把面粉搬到“医疗卫生伙伴”的厢型车载走。不料车子栽进一个大水坑，法默说：“这下子大概没辙了。”接着他对阿里斯蒂德说，“报纸上说你准备竞选总统，我想他们太不了解你了，因为你绝不会竞选总统的。”

阿里斯蒂德含糊其词地回答，一周后就宣布参选。法默一度颇为生气。“他怎么能参与这种和海地政治一样肮脏的事情？”转念又想，“海地人怎么看这件事？是他们要求他出来竞选的吗？”法默在日记中写道：“也许这是唯一能使海地翻身的机会。”

不久他几乎和肯吉的每个人一样，热烈支持阿里斯蒂德，而且和大家一样，时时刻刻守在收音机前，收听从太子港传送出的广播。投票当天他和拉丰唐都在太子港。包括美国总统卡特在内，许多外国观察家都认为这项选举有效——阿里斯蒂德的得票率是67%，其他十二位候选人只得到33%的选票。法默在日记里记载自己为这场胜利而欢欣鼓舞。海地不但选出了一位全球深孚众望的国家元首，而且这位元首还精通解放神学，并保证使全国“穷得有尊严”。这位新当选的总统保证，要改变海地上流阶层的财富。海地有句谚语说：“水中的石块不会知道曝晒在阳光下是什么感觉。”阿里斯蒂德有一次演讲时，把这句话改为：“水中的石块将会发现曝晒在阳光下的感觉。”

法默第二天开车回中央高原。他一进入肯吉，就看到一个老先生赤脚往一座被侵蚀的山坡上走。当地人常说那些石块是“长了牙的”，他想象老人的脚被尖锐的石块划破，本能地抖了一下，不由得快然。后来他在日记中写道：“那一刻我很想知道，即便是由圣人和学者组成的政府，面对贫富悬殊的差异，又能怎么办？”欢快的心情旋即恢复。对法默而言，阿里斯蒂德不是真正的胜利者，赢得胜利的是海地农民，也就是像他在肯吉的朋友和病人这样的人。他们勇敢面对威胁和屠杀，促使选举进行，并且投下自己神圣的一票。海地人民经过数世纪的奴隶制度、暴政和外国干预，现在终于拥有国家的主权。法默说，那是他一生最感动的时刻。

他1991年夏季回波士顿，到布莱根工作，当时有很多因素让他满怀希望。政变的谣言满天飞，但唯一真正发动的一次政变，因为当局洞烛机先而流产了。新政府执政后出现新气象，现在开车前往机场时，不必再在军方设置的检查站和路障停下来，三号国道上的检查站和路障都已撤除。恢复元气的海地卫生部开始和“医疗卫生伙伴”合作，在中央高原推行预防艾滋病的工作。经过长久的等待，肯吉终于可以建一座名副其实的医院，何况建筑的款项已募集得差不多了。

1991年9月29日，这一天法默永生难忘。法默那天找金墉在布莱根代班，动身前往海地参加一个与新医院有关的会议。当时波士顿许多出租车司机及公寓、学校、办公大楼的管理员都是海地人：他坐的那辆出租车司机正好是他认识的一个海地人。他载法默去洛根机场时说：“法默医生，海地那边有问题。”

“不会吧，”法默思忖，“这个政府是全世界拥有最多民意支持的政府。”他对司机说，“不用担心，我今天晚上就到海地了。”

没想到这个旅程一波三折，始终无法成行。他到达机场后，直赴太子港的登机门，不料办理登机手续柜台上方标示“班机取消”。

“为什么取消班机？”法默问柜台的办事员。

“不知道。”她说。

他住进机场附近一家汽车旅馆，打开电视转到CNN频道，正好在报道海地军方废黜阿里斯蒂德的新闻。法默整晚没睡，守在电视机前，脑袋昏昏沉沉。

他等候航班复航，可是航空公司告诉他，他无论如何也去不成海地了。新上台的军人集团已把他的名字列入不受欢迎人物的黑名单。他只好折返波士顿，之后两个月，他每天打电话给在海地的拉丰唐，问：“我可以回来了吗？”好不容易，到1992年年初，拉丰唐告诉他，可以回去了。拉丰唐买通了海地的一个上校，把法默的名字从黑名单上剔除了。

法默在太子港下飞机时，紧张得汗流浃背。他暗忖：“我这副样子，不等于是在告诉别人我心中的恐惧？”幸而他顺利通过海关，驱车直奔肯吉，中间通过一关关重新设立的军方检查站。两天后，他在诊所办公时，心情才稳定下来，这时一个手中抱着婴儿的年轻农妇（以前是结核病病人）气急败坏地走进来说，当地主管机关把她的丈夫揍得半死。她哭着说，他现在气息奄奄。由于海地人习惯夸大其词，所以法默以为顶多是被打断几根骨头罢了。他收拾诊疗箱和她一起出门，徒步穿过水坝走到水库的另一头。

为保护受害者家属，法默用假名“丘丘”称病人的先生。后来他才听说这件事的部分经过。丘丘在坐载客卡车穿越中央高原时批评路况，孰料同车一个着便装的军人听到丘丘一针见血的批评，认为他反军人集团、支持阿里斯蒂德。到了设于杜门的检查站时，士兵和一群称为随员的人民团体就把他揪到总部痛殴一顿。他自然被政府在当地的地下安全组织列入了黑名单，因此在外面避了一阵子风头，没想到却在暗中潜回家时，被埋伏已久的当地军人头子和随员逮个正着，被他们打得死去活来，法默赶到时，丘丘就躺在家中的泥巴地上。

法默用诊疗箱中所有的东西尽可能地救治他，但这时就算是在布莱根的急诊室，可能也回天乏术。事后，法默记录他的受伤情形：

1月26日，二十多岁、相貌俊朗的丘丘已面目全非。他的脸，尤其是左边太阳穴，已经变形，肿得很高，而且裂开——右边太阳穴也有伤疤，不过显然是旧伤。丘丘的嘴巴里有一摊已经凝结的黑血：临死前咳出的血有一升以上。颈部肿得更大，喉部尽是瘀伤，像是被枪托重击的痕迹。胸部和两侧严重瘀伤，肋骨有数处折断。生殖器被切除。

这是正面的伤。殴打可能来自后方，因为丘丘的背部和大腿都有鞭子抽打的伤痕。臀部鲜血淋漓，皮开肉绽，连臀肌都看得见。很多伤处都已发炎。

打丘丘的人可能尚未走远，所以法默不敢走原路回去。他向当地一个渔民借了一艘独木舟（挖空杧果树干而成），划桨穿过湖泊返回诊所。

法默必须披露这件事。他联络国际特赦组织，丘丘的名字被加入遭军人集团毒手的罹难者名单——名单的人数与日俱增。他还写了一篇《一个海地人之死》（A Death in Haiti），《波士顿环球报》同意以别人的名字刊登。

对法默的同学及他日后的学生来说，法默对于诊疗相关的事记忆惊人，宛如《百科全书》。其实这不难理解。他有一次告诉我：“我是把每件事发生的日期和病人联想在一起。”病人不只让他记住事情发生的日期，也在他的脑海形成一个庞大的记忆库，每一张脸孔和每一个特别的小动作（例如，有一个病人在病房里有一个特殊的填充动物玩偶）就像索引，让他得以记住数以千计疾病的症状、病理学和治疗方法。当然，他的问题就在于对某些病人记得太清楚。后来他已不太愿意谈丘丘的事。他告诉我：“我是努力提醒自己不要再去想他。”当时他已发表了好几篇文章叙述这件事。但是对我，他只说，“他死在泥土地上。”

(1)　阿瑟·克莱曼（Arthur Kleinman，1941—）：哈佛人类学资深教授、哈佛医学院的社会和心理医学教授、美国科学院和文理科学院院士、哈佛亚洲中心主任、复旦大学名誉教授、国际医学人类学领军人物。

(2)　里昂·艾森伯格（Leon Eisenberg，1922—2009）：美国儿童精神科医生、社会心理学家、医学教育家。

第十二章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奥菲莉娅在军人集团执政时来到肯吉，睡在公共厨房楼上的宿舍。一天早上下楼吃早餐时，法默漫不经心地说，前一天晚上有人站在他窗口点火柴。

杜瓦利埃下台后政局动荡的那几年，她置身海地时总觉得心神不宁。这次更糟，法默在检查站和路障遇到军人时，态度还不太客气。他不但不肯拿掉挂在诊所小房间里象征阿里斯蒂德的斗鸡冠军雕像，还公然把与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卡斯特罗有关的书放在桌上。她思忖：“万一他们来搜这个地方可就惨了。”她夜里辗转反侧，听着狗吠声、鸡啼声及山坡上传来的鼓声。一天晚上她醒来，车头灯透过房间的百叶窗照进来。第二天早上，有人说军方前一天晚上在打听“医疗卫生伙伴”的事情。她觉得不妙：“中央高原是反抗势力的大本营，这里出去的路只有一条，可是人人都知道这里住的都是阿里斯蒂德的支持者。”她问掌管厨房的妇人（大家叫她“铁裤”，在海地是对女强人的昵称），“他们要是来杀我们怎么办？”

铁裤说：“我们会拼死保护这个地方的。”

奥菲莉娅想：“用什么武器？用我们的锅碗瓢盆和饮水冷却器吗？”

法默依然提心吊胆地往来于肯吉和波士顿，更令人担心的是，他竟向怀特索取一万美元，准备携带进海地捐给地下组织（即反战主义者）。从怀特位于科德角的家开车带钱回家时，金墉对法默说：“你做烈士，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他口气放软了说，“如果你因此送命的话，培儿，我会找你算账的。”

法默面红耳赤：“你他妈的到底要我怎么做？！”

法默以前也曾经吼过金墉，但这却是他头一次听到法默尖声叫嚷。法默还是把钱偷偷带进了海地。

奥菲莉娅安然返回波士顿，但十分挂念在肯吉的法默，因为他怒气填膺，什么事都做得出来。万一士兵到“医疗卫生伙伴”逮捕他的病人的话，会发生什么情况？“想都不敢想！”

他似乎越来越不顾忌后果。他邀请数位国际天主教协会的修女前往海地，希望她们协助宣传军人集团的搜刮和破坏行径。法默和这些修女两次在路障遭士兵搜索，有一次那些军人还命令他下车，要他说：“海地军队万岁。”

“我不说。”

“你还是说的好。”他们举起枪。

“好吧。”他示好地说。

他在肯吉都是穿着衣服和鞋子睡觉。房间位于他亲手栽种的一片密林中，他设想万一军人和随员来的话，他会怎么做。跳出窗户，躲在树木藤蔓之中以免被他们发现，这个做法在道义上还说得过去。“因为他们迟早会找上门来。”

有一天，一个士兵单枪匹马持枪走进“医疗卫生伙伴”。法默走到院子时，院子里一如往常有一大堆人候诊。法默对那个士兵说：“你不能拿枪到这里。”

“你是什么东西，敢告诉我不可以做什么？”

“我是你生病的时候要照顾你的人。”法默回答。他觉得有一点好笑，可是他后面有人说了声“糟了”，一副大祸临头的口气。法默思忖：“老天，我错估了情况。”这群人蓦然成为累赘，令这名士兵无法保全颜面偃旗息鼓。不过法默说的可能没错，这也可能是他这些年来没被驱逐出境或落得凄惨下场的原因。事实上，他是中央高原上首屈一指的医生，“医疗卫生伙伴”则是唯一可以让每一个人，包括军人和他们的眷属在内，获得良好医疗的地方。那个士兵怒气冲冲地撂下一些狠话，扬长而去。法默被海地的朋友和同事数落，于是减少外出看诊。后来“医疗卫生伙伴”在太子港的办公室遭枪弹攻击，拉丰唐决定关闭这间办公室。法默除非要搭飞机返回波士顿，否则绝不进太子港。

他1993年夏季获得麦克阿瑟奖，从当时局势来看军人集团可能长期执政。他参加了在芝加哥举行的颁奖典礼，典礼后不久便返回旅馆——躲起来（这是他的想法）和看有关海地的电视新闻。他坐在房间里觉得浑身难受，心想：“真不得了呢！我得了麦克阿瑟奖。哼，太伟大了，我是福星高照，海地却霉运当头。”这时他听到房间外面传来说话声。是海地人！想当然耳，美国旅馆清洁工除了海地人还会是谁？他走出门和他们聊天，心情稍微好了一点。

海地的死亡人数不断攀升。法默的三个好友先后惨遭杀害。他向奥菲莉娅拿了一些钱，前往魁北克，那是他最喜欢的城市，因为他向来喜欢皑皑白雪。他在旅馆住了十天，洋洋洒洒写了两百二十张纸，其中绝大部分是他的书《海地的用处》（The Uses of Haiti）的草稿。我觉得这本书是法默的代表作，这本书叙述的基本上是美国历来的海地政策，但字里行间流露出强烈的情感。书中对美国的海地政策说明详尽，仿佛是与海地农民合作撰述。

书中的观点也耐人寻味。例如，他说美国协助法国镇压十八世纪九十年代（当时美国蓄奴）的海地革命，但拒绝承认海地，并对海地实施炮舰外交。在美国占领海地期间，美国国会重新建立海地军队，并持续援助军队，直到军方废黜阿里斯蒂德为止。军人集团敢死队（就是他们的走狗杀害了丘丘）的首脑是在班宁堡的美洲军事学校受训，军人集团的亲信和海地军官也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一方面美国在主流媒体的配合下，正式谴责海地发动的政变，同时忙着指责阿里斯蒂德，甚至还编造出一些有关他的谎言。另一方面美国也维持有漏洞可钻的禁运政策，这些漏洞都经过精心设计，既可维持住表面的立场，又不致使军人集团失势。

许多英雄人物在书中失去了他们头上的光环，例如法国革命之士，因为他们的“博爱”观念并不包括圣多米尼加的奴隶——也不包括因为希望获权拥有奴隶，而前往法国帮助那些革命者的海地“穆拉托人(1)”；还有领导美军侵入海地的威尔逊(2)；以及号称在担任海军助理秘书时，起草海地1918年宪法的罗斯福(3)（书中还有一些人法默也经常在其他地方提到，例如原是美国的奴隶，后来主张废除奴隶制度的道格拉斯(4)，他后来担任美国驻海地大使，但在海地却成为门罗主义(5)的代表。还有特蕾莎修女，她1981年在“儿子医生”当政时访问海地，却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深受这位挥霍无度的独裁者及他为人民痛恨的妻子米歇尔感动。米歇尔从海地国库亏空的金额是天文数字，以满足她在全世界疯狂采购的欲望。然而特蕾莎修女却说，米歇尔的谦逊令她自叹不如，并对这位第一夫人亲近人民的态度赞不绝口）。

美国一度盛传克林顿政府可能派军恢复阿里斯蒂德的政权，这当然是有附带条件的，例如接受“调整经济结构”计划。1994年年初，在《海地的用处》出版前，法默为《迈阿密先驱报》写了一篇社论，主题是：“美军该不该干涉海地内政？我们已经干涉了，但现在我们应以新的方式干涉海地内政，就是恢复民主。”海地官方的广播电台提到这篇社论，说法默诽谤海地政府。士兵四处找寻他，准备把他押解出境，但当时他人已在波士顿。他再度被正式驱逐出境，这次毫无转圜余地，连贿赂也解决不了问题。他无精打采地在“健康伙伴”闲荡。奥菲莉娅买了一把吉他给他，他也上了几堂课。后来又有一个朋友在海地遭暗杀的消息传来，法默当晚在一家酒馆喝得又哭又吐，金墉搀扶着他回家。第三天他就把吉他送走了。

1994年夏季，他到缅因州、得州、堪萨斯州、艾奥瓦州的小镇，以海地的局势为题发表演说，通常都是住在那些修女的住处。他和几位修女一起到国会一个委员会做证，不过大部分国会议员都睡着了。他和一位美国将军展开雄辩。“我基本上是想到什么就说什么。”他后来说，“除非你知道是美国在幕后建立海地军队，否则不容易了解海地的情势……传染病如何如何。”那位将军最主要的回应就是呵斥：“法默，你的说法太离谱了。”

法默引用的资料大多来自美国政府的文件。他以为只要说自己是医生，而且写的东西全部是他亲眼所见或有凭有据，大家就会相信他。他在某些地方受到热烈欢迎，但通常在广播节目不然。有一次在劳德代尔堡上广播节目，一名听众打电话进来，提到许多海地难民乘船逃离贫穷和暴乱，想去佛罗里达州。“我们不能让海地人到我们的国家。”

“为什么不能？”法默说，“我的家人也是船民。”

节目主持人没有听懂他的意思：“法默医生，你是海地人吗？”

有好几次，尤其是被那位将军吼了一顿后，他心里都想：“我受够了，我要回我的诊所。”1994年10月中旬，阿里斯蒂德恢复政权的第二天，法默就飞回了海地。

军政府统治的那三年，海地仿佛经历了一场战争，而且和每场战争一样，引发了公共卫生的灾难。联合国估计约有八千人在这段期间惨遭杀害，而且大部分都是遭海地军队及其民兵的毒手。成千上万的人乘船逃难，反而葬身大海：一艘名为“海王星”的老旧渡轮漏水沉没，罹难人数比“泰坦尼克号”的死亡人数还多。然而淹死、遭枪杀、受酷刑而死的人数，可能只是九牛一毛。谁也无法精确计算军政权结束时，公共卫生遭受破坏的程度，不过法默根据他返回肯吉时的残破景象，可以猜出一个大概。

神通广大的拉丰唐依然让新医院落成了，不过“医疗卫生伙伴”对肯吉四周村落进行的所有计划都中断了，例如教妇女识字、为儿童施打预防针、推动公共卫生和提供净水、分发保险套及其他预防艾滋病的措施。波士顿“健康伙伴”出资拍了一部和HIV有关的电影，剧本是病患想出来的，叙述一个卡车司机和一个军人追求“美女”的风流韵事，害这些“美女”感染病毒。他们在一个村庄的学校播映这部电影时，一票军人长驱直入，关掉放映机。在军政府执政期间放映一部把艾滋病的传播归咎于军人的电影，实在是不智之举。在军政权结束前，这部影片被“医疗卫生伙伴”束之高阁。

这个地区唯有“医疗卫生伙伴”胆敢医治被殴打或受枪伤的人。军方一度将“医疗卫生伙伴”封院，但时间并不长。这个地方已被贴上标签，许多人唯恐被别人看到自己在那里，又不敢出远门，怕落得和丘丘一样的下场，所以拖到病情严重时才去就医。有的人干脆躲得远远的，病人人数锐减五成，不过他们治疗的人身攻击伤害病例增加了一倍（包括四例军人和随员的性侵害病例），伤寒病例大幅增加，麻疹病例是军政府执政前的二十二倍。军政府统治期间，长期营养不良的现象更加严重，结核病例也显著增加。军政府的恐怖统治大都集中在都市贫民窟，因为阿里斯蒂德的部分死忠支持者聚集在这里，贫民窟也成了海地艾滋病的中心，后来数以千计的居民逃到乡下避难。1993年，“医疗卫生伙伴”的艾滋病例增加达六成左右。

若干职员因为恐惧被传染而辞职。法默在文章中写道，留下来没有走的人几乎都有“瘫痪”和“无力”感。他们不去开会或取消会议、放弃研究、为自己中断的研究找借口。很久以前他就发现，海地的医生对药品不足、医院脏乱等现象早已认命。或许所有的医生都不会把陌生人的死亡当一回事。海地的医生又有十足的理由治不好病人，因此，当病人死于麻疹、破伤风或结核病时，他们顶多耸耸肩就算了。法默曾经花很大功夫教他的员工提高自我要求，如今许多人又开始不把病人当一回事。

幸而情况尚未到无可救药的地步，他很高兴回到这里。

这时法默三十五岁，是医学和人类学的后起之秀。他得过麦克阿瑟奖，是全球顶尖教学医院的传染病研究员、哈佛医学人类学助理教授，写了两本书和大约二十四篇文章。他的抱负远不止于此，但是他认为他和“健康伙伴”现阶段的最大课题是整顿“医疗卫生伙伴”，并继续扩大其规模。

“健康伙伴”的办公室自1987年以来搬过两次家，最后终于在坎布里奇拥有一栋小型建筑作为总部——金墉出的主意，怀特出的钱。总部职员只有十二人左右，不到义工人数的一半，其他还有一些薪资微薄的雇员。他们在波士顿为海地青少年处理预防艾滋病的计划，同时也为邻近布莱根且没有任何医疗和社会福利的社区提供这些服务；以小额款项支持少数偏远地区公共卫生服务（例如墨西哥的恰帕斯），并且提供实行计划的建议；抨击维持现状的国际卫生研究机构，并着手编纂一本关于全球贫穷妇女易得艾滋病的书，书名是《妇女、贫穷与艾滋病》（Women，Poverty，and AIDS）。法默的一个朋友听到书名后说：“法默，我喜欢你的书，就是因为书名听起来总是令人无比振奋。”“健康伙伴”的功能已不只是法默的天主教会,尽管办公室外观具有浓厚的都市气息，他们仍只是一个在海地拥有几栋基本医疗建筑的小型公共慈善团体而已，法默似乎也觉得只要维持这样就好。1993年，他在“健康伙伴”年度报告中写道，他们永远不应改变肩负的使命，或妥协其中心思想，这样才能扩大他们的诉求。因此，他说，他们应安于“处于边缘地位”。

然而事实上，“健康伙伴”即将发生重大变化：他们即将成为国际卫生界的一员。

(1)　穆拉托人（Mulatto）：指黑人和白人的混血后裔。

(2)　伍德罗·威尔逊（Thomas Woodrow Wilson，1856─1924）：美国第28任总统，1919年获诺贝尔和平奖。

(3)　西奥多·罗斯福（Franklin D. Roosevelt，1882—1945）：美国第32任总统。

(4)　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1817─1895）：十九世纪美国废奴运动领袖。

(5)　门罗主义（Monroe Doctrine）：发表于1823年，表明美利坚合众国当时的观点，即欧洲列强不应再殖民美洲，或涉足美国与墨西哥等美洲国家之主权相关事务。

第三部
冒险的医生
Médicos Aventureros

第十三章

简单的流行病学地理分布图，是依据病因、死因、死亡人数及死亡年龄绘出的。这个图可以用两个颜色来标示，一个代表容易在七十多岁时因身体老化产生的疾病而死亡的人口；另一个代表平均提早十年，甚至四十年死亡的人口，通常是死于暴力、饥饿和医学已有防治方法的传染病。在这张图上，不同色块间的界线（法默称之为“流行病学的伟大分界线”），把许多国家和城市都做了分割。海地绝大部分地区都是以代表不健康的颜色标示，但是太子港上方的部分山地地区却是一片健康的色彩。相形之下，美国是一个健康的国家，只有一些疾病如斑点般散布其上。以位于布莱根旁的波士顿传教山社区为例，婴儿夭折率比古巴还高。1990年一项著名研究显示，纽约市哈林区五岁到六十五岁男性的死亡率比孟加拉国还高。

收入菲薄的地区，居民健康未必跌入谷底，然而两者经常是形影相随。住在流行病学分界线早死区的人多半是黄种人或黑人，而且多数都是妇女。他们的共同点是贫穷，对海地这样的国家来说更是一贫如洗，生活必需品——干净水、鞋子、药品、食物，几乎无一不缺。

对法默、金墉及许多对疾病分布状况感兴趣的人来说，结核病清楚地说明了流行病学分界线的结构、原因和影响。结核病治疗不当或未予治疗，会产生可怕的后果，通常会破坏肺脏，有时也会波及其他器官，连骨骼也受影响，甚至可能导致死亡。幸而有许多药效好，价格也不贵的第一线药品可用。这些药只要连续服用多月（通常是六到八个月），几乎所有病人都会痊愈。结核病在全球富裕国家几近绝迹，使用这些抗生素是原因之一。然而这个病在贫穷国家依然猖獗，程度严重到令大部分美国人和西欧人难以置信。二十世纪末，一年仍约有两百万人死于结核病，而且死于结核病的成人人数比其他传染病都多（仅次于艾滋病）。结核病和艾滋病有法默所谓“可恶的协同作用”，因为其中一个发作时，就会把潜伏的另一个引出来。在贫穷国家，结核病是艾滋病患者最常见的死亡原因，然而，由于结核病人主要位于流行病学分界线的穷人那一边，因此工业化国家与药厂几乎已放弃研发对抗结核病的新方法。诊断结核病的方法也十分古老，没有任何人推动大规模的研究去找出有效的疫苗，最新的结核病药还是二十五年前问世的。

法默喜欢说，结核病优先选择穷人。这句话形容得再贴切不过。根据最精确的估计，约二十亿人（全球三分之一人口）体内有结核杆菌，但是病菌多半处于潜伏状态，只有约十分之一带原者体内的病菌会繁殖，侵蚀骨骼、破坏肺部。然而营养不良或是患有其他疾病（尤其是艾滋病）者，病情恶化的可能性大增，现在这个病主要是穷人病。通常活动性结核病从肺脏得到滋养，然后从肺部向外扩散，打喷嚏和咳嗽对结核菌而言就像是春风播种。住在拥挤局促的农舍、都市贫民窟、穷乡僻壤、监狱、游民收容所的人，吸入结核菌、体内的病菌发展成活动性结核病的机会最大，有时候他们会接受治疗，但反而使病菌产生抗药性。

活动性结核病病人肺部潜伏的病菌多如牛毛，而且有一小部分病菌会突变，产生抗药性。只服用一种抗生素、不当服用数种抗生素、服错药，或服药时间太短，虽可杀死病菌，但是也会使病菌突变，具有抗药性。病人在药物提供的选择性压力下，成为细菌快速繁殖的温床。病情最严重时，连两种最强效的药也无法消灭病人体内的病菌。医学上称这种结核病为多重抗药性结核病(1)。这种病十分骇人，只要一出现就极为严重。当然，对资源不足而无法与之对抗的地区，无疑是雪上加霜。

MDR容易发生在贫富交集的地带，穷人虽获得治疗，但治疗通常不够彻底。在海地这样普遍贫穷、大多数人根本无力接受治疗的地方，MDR反倒不常见。然而到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法默在肯吉处理了数例MDR。其中第一例出现在军政府执政时期。他记得自己确认病人得的是这种病时，感到一阵惶恐。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得病的那个年轻人死了。

法默十分自责，然而事实上，即使医疗资源充裕，治疗MDR仍非易事，更何况在军政府执政期间，根本无法把一些必备药品送到肯吉。病人去世后，他开始集中资源，在“医疗卫生伙伴”与这种病对抗。肯吉零星发生的病例大多被他治愈，但是1995年，MDR夺走了他一个好朋友的性命，这个朋友住在秘鲁利马外郊的一个贫民区。

(1)　多重抗药性结核病：英文为multidrug-resistant TB，简称MDR。

第十四章

法默念医学院时，曾在“天使的圣母堂”寄宿数年。堂区是由杰克神父主持的，法默将就住在神父宿舍的一个房间。教堂位于罗克斯贝利，是波士顿一个贫穷的社区，居民以非洲裔美国人为主。在这座霉味扑鼻、光线昏暗、天花板低矮的教堂望弥撒时，神父的讲道往往给人注入一股清新活力。杰克神父脸色红润、体格精壮，讲道时总会对贫穷和不公平发表一番慷慨激昂的演说，然后教徒们齐声高喊“阿门”。

杰克在许多主教口中是“一号人物”。他会为发生争议的社区帮派居中斡旋，主持烛光守夜以抗议毒品交易，在州议会大厦前高举标语抗议削减社会福利。闲来无事时，他也喜欢说些黄色笑话，调侃住在楼上的年轻医生。法默开始做活体解剖时，对为了做研究而必须杀死生物产生疑虑，与杰克做了一番长谈。第二天早上，法默被一种像是用指甲刮门的声音吵醒，然后是假哭的声音，最后是几声凄厉的长号。奥菲莉娅偶尔住在这里，修女让她单独住一间房，但她都只是把床单弄皱，蹑手蹑脚地溜到楼上法默住的阁楼。杰克神父佯装不知情，故意在奥菲莉娅面前大谈法默的前几任女友，把他糗得脸色绯红。法默成立“健康伙伴”时，也把杰克神父列入了顾问小组。

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杰克神父离开圣母堂，前往卡拉贝罗，这是位于秘鲁利马外郊的贫民区。他每次回波士顿，总是告诉法默、金墉和奥菲莉娅：“健康伙伴”应在他的新堂区推行医疗计划。

金墉一口答应。金墉大约有八年时间愉快（而且他强调做得非常愉快）地担任法默的副指挥官（“健康伙伴”一名成员形容他是“健康伙伴”里为人擦屁股的人）。他在“健康伙伴”当接线生、协助法默帮海地“医疗卫生伙伴”买药和器具、撰写申请经费的计划书，什么都做。法默从布莱根赶往海地开会时，金墉总是飞车把他准时送到机场，而且把他送出医院时，总要不厌其烦地叮咛：“培儿，时间很赶，你只能跟每一个人抱一下、亲两下。”现在金墉要做更多事，他想以法默的海地经验为范本，在秘鲁复制。

法默原本对这件事并不热衷，但一旦应允，就竭尽全力帮忙。首先，他说服怀特提供三万美元资金，这是这项计划初期开支的一半金额。法默几乎天天从肯吉打电话给在利马的金墉，提供建议并为他加油打气。

金墉打算效法“医疗卫生伙伴”，在卡拉贝罗成立一个社区医疗工作人员系统，称之为Socios en Salud，意思是“医疗伙伴”。他设计了一个改善医疗卫生的计划案，格局不小。他打算把这个计划案做得有声有色，让全世界都市周边的贫民区都如法炮制。我看到几张金墉在这个时期拍摄的照片，照片中的他服饰整齐、体态均匀，比法默矮一截，黑亮的头发卷曲成有棱有角的波浪，金属框眼镜架在小小的眼睛前面，脸上的表情丰富，笑起来眼睛眯成一条线。他说话有如连珠炮，相片中的他散发出一种热力。他很兴奋，写了一封信给杰克神父：“我买了一套三册的速成西班牙语录音带，准备尽快学会。你有没有什么关于秘鲁的书要建议我看的？”金墉几乎是一到利马就打长途电话给法默。

“培儿，你绝对不相信杰克神父刚才做了什么事。他雇用了所有的人，因为他觉得他们很可怜，可是他们根本不会做这些事啊。”

法默平静地回答：“别怪杰克。你初来乍到，只管埋头做事就好。”

卡拉贝罗各界的领袖人物要求“医疗伙伴”设立一间药局，免费发放药品给贫民区最贫寒的人家，“医疗伙伴”于是在杰克神父堂区的旁边建立了药局。秘鲁当时处于内战，交战的是政府与“光辉道路”游击组织。据说有的游击队把卡拉贝罗视为自家卧室，对贫民区的福祉有自己的看法。除夕午夜，杰克正在做弥撒时，药局爆炸了。教堂的前门是一排玻璃门，幸而杰克讲道的时候总喜欢敞开大门，碎玻璃才不致向教堂内飞溅而伤及教徒。后来传出安置炸弹的是游击队，因为他们认为药局代表“施舍穷人的面包屑”，目的是要降低革命热忱。法默和金墉处之泰然地说，他们本来就是在散发治标的药。“医疗伙伴”在另一个地点重建药局。金墉迭遭挫折，经常受辱。法默告诉他：“记住，为卡拉贝罗的贫民服务，远比安慰你的自尊来得重要。”这样的建议对金墉总是发挥醍醐灌顶的作用。就算遇到问题，他只要打电话告诉法默，法默就感同身受：“对呀，我记得这种事肯吉也发生过三次。”

法默曾前往利马的贫民区做医疗卫生人口调查，就像奥菲莉娅十年前在肯吉协助他做的一样。他在利马发现许多同样的问题，只是程度较轻。当然，在海地生活多年的他，想知道卡拉贝罗有没有结核病的问题，结果发现他们确曾有过。秘鲁长期以来并无控制结核病的具体计划，但是政府最近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建议和协助下，推出一个全国性的控制计划。这个计划的推展对贫穷国家来说非常重要，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秘鲁的结核病计划在发展中国家首屈一指。法默看到官方资料后，觉得这项赞扬实至名归。他曾略带遗憾地对金墉说：“我们在这里不需要做的事，就是结核病。”

后来杰克神父病了。1995年5月他飞往波士顿，金墉开车送他去布莱根，医生诊断是结核病。布莱根的医生让杰克按标准疗法服用四种第一线的结核病药，这个疗法非常安全且医好了大部分病人。可是杰克治疗大约一个月后竟撒手人寰。他的结核菌检体在马萨诸塞州州立检验室做培养，进行药物感受性测试。检验结果在杰克去世后一两天才送到医院，他体内的病菌对这四种药都有抗药性，对另外一种第一线药物也同样有抗药性。

法默在赴利马参加追悼式的飞机上，反复大声地对奥菲莉娅说，他觉得自己该如何挽救杰克的性命。追悼式结束后，法默在旅馆里泪如雨下，怎么都停不住。他们下楼吃晚餐时，侍者问他们要不要坐在禁烟区，金墉说：“有没有禁哭区？”法默虽仍满面泪光，但总算破涕为笑。

悲怆和后悔的心情难以平复，但也无法改变杰克已不在人世的事实。这件事改变了法默对金墉计划的看法。以前他觉得倘若金墉果真需要发挥的空间，卡拉贝罗是合理的选择，而且在这个穷乡僻壤，波士顿“健康伙伴”也帮得上忙。可是现在看来这个地方远比外表看起来更复杂、更重要，也更可怕。杰克以前从未得过结核病，因此他得到对五种结核病药皆有抗药性菌株的途径只有一个，就是被别人传染，而且十之八九就是在卡拉贝罗被传染的。

杰克神父去世前，法默协助金墉进行卫生人口调查时，就问过秘鲁“医疗伙伴”专案主任巴约纳，利马北部贫民区有没有抗药性结核病的问题。巴约纳查过官方资料，并未发现任何这类病例，但决定进一步查询，于是前往各公立诊所询问医生和护士，有没有治疗过高度抗药性的结核病例。他们一律回答没有，然而巴约纳发现，他们在回答前都犹豫了一下。后来他改用不同的方式问：“你们有没有结核病患接受治疗后并未痊愈的？”

“噢，当然有。”一名护士回答，然后介绍卡拉贝罗一个名叫布莉吉妲的贫穷妇人给他认识。巴约纳登门拜访，布莉吉妲告诉了他自己的故事。她在一所公立诊所接受结核病治疗，之后又复发。第二次治疗因为医疗工作人员罢工（阿尔韦托·藤森(1)政府大幅削减社会福利预算，所以医疗卫生工作人员罢工抗议）而中断。后来细菌培养显示，她体内的病菌已对四种结核病药产生抗药性。她再度接受治疗，奇怪的是，用的还是原来那四种药。现在她又病了，而且还会咳出血来。医生一直认为她“不合作”，她的儿子已因结核病而死，八成就是被她传染的。在法默于利马登机前往迈阿密前，巴约纳转述这件事给他听，法默答应找药为布莉吉妲治疗，并在飞机上俯视利马时，思索这个病例。如果抗药性结核病在人口拥挤的贫民区十分普遍的话，他推测一定会在利马蔓延。他思忖：“秘鲁当局必须正视这件事。”

然而，在巴约纳看来，秘鲁政府却是反其道而行。巴约纳是秘鲁人，曾经担任杰克神父的一位神父朋友的辅祭，并且拥有公共卫生学位，金墉聘请他管理“医疗伙伴”。巴约纳个子小、沉默寡言、笑容矜持、永远穿着整齐，金墉一眼就喜欢上了这位三十多岁、不时用手把眼镜推上鼻梁的当地人。杰克去世后，巴约纳开始拜访公立诊所，提出他的问题，有时候护士会拿出一叠病历，打开说：“我们这里有些东西你可能会感兴趣，不过我不能给你看。”

巴约纳会说：“好，没关系。”他把眼镜推回鼻梁上，注视置于前面桌上打开的档案，不久练就了倒着看病历的本事，看了一个又一个用标准疗法治不好，或是反复以第一线药品治疗的病例。他从容步出这些医学中心，立刻飞车返回卡拉贝罗的“医疗伙伴”办公室。这栋隶属杰克神父堂区的水泥建筑现在被称为“杰克神父中心”。他快步走进办公室，坐在电脑前，把刚才看到的东西键入电脑，发电子邮件给法默和金墉。

(1)　阿尔韦托·藤森（Alberto Kenya Fujimori Fujimori，1938—）：日裔秘鲁人，三次当选秘鲁总统，因丑闻流亡日本，现在秘鲁监狱服刑。

第十五章

我第一次看到卡拉贝罗是在晚上，和法默同行。机场前是四车道的道路，车子行驶其上感觉十分平坦，即便司机已把车驶离古老的西班牙殖民中心，闹区的摩天大楼不复可见，进入利马北郊的住宅区后仍是如此。车子行驶之际，被风吹得飒飒作响的棕榈树掠过窗外。我透过车窗望向隐藏在夜色中的山坡地，灯光闪闪烁烁散落其间，宛如一盏盏日本灯笼，在夜色中显得美极了。“利马看起来不像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我说。

“它是如假包换的第三世界国家的城市，”法默说，“你以后就知道了。”

利马是一个辽阔的滨海城市，既广阔又干燥。白天北部社区看起来像是一个绵延不尽的贫民区，马路上总是大堵车，不但公共运输用的摩托三轮车和小巴士塞满马路，路旁也都是乱扔的废弃车辆和垃圾，还有燃烧的垃圾和摇摇欲坠的房子。水泥砖墙上，酒馆、夜总会和理发店的广告招牌林立，几乎每一面墙上都漆着诊所看病的价格。白天的利马看起来阴沉沉的，因为阳光不但得透过从太平洋飘来的薄雾，还得穿透漫天的灰尘和碳氢化合物才能照下来。我站在“医疗伙伴”总部外面，抬头眺望卡拉贝罗的山丘，恍然大悟原来前一天晚上看到的点点灯光，是装在电线塔上的（类似架设在高速路两旁的那种），电线塔比那些只有一两间房的简陋小屋还高。小屋位于灰褐色、陡斜的沙石坡上，除了旁边有几个小园圃外，一片光秃。

卡拉贝罗有许多人来自安地斯山的村庄，法默第一次看见这些头发乌黑，颧骨又高的居民，在这些被称为月球表面的山坡上步履维艰地上下坡时，尽管他已了解拉丁美洲的贫窘情况，但内心仍感到迷惑。和印加人(1)有关的图文书显示这里的山脉林木蓊郁，所以他每次想到这些殖民者远去的地方时心中总是浮现那样的画面。他现在抬头看着那电线塔，揣测落差这么大的原因。当地人的遭遇耳熟能详，和太子港贫民区农民的遭遇大同小异。他们搬到卡拉贝罗，希望找到家乡没有的东西：电、干净的水、学校、医疗，以及工作，同时远离游击组织“光辉道路”与秘鲁军队的战火。

卡拉贝罗路旁的低地有商店、车库、小贩的推车、用雨伞遮顶的亭子，小路旁和较低的山坡则盖了许多用砖块和水泥建造的房屋，电线杆和铺面道路随着山坡坡度增高，逐渐变成泥土路，之后宽敞的泥土路再变成狭窄的小路，暂供栖身的棚屋则越来越多。在这些棚屋之间是泥土地面的便利商店、有铁皮屋顶的灶屋（居民在这里买晚餐，因为他们买不起炉子和燃料）、理发店，甚至墓地。尿臊味越来越浓，这里没有下水道，仅有的几间厕所是在最后几间住所上方，只以巨石间隔。我向北看，遥见一条河流，这条绿色的线就在泥土和岩石之间蜿蜒曲折。附近有几个孩童在玩球，球滚开了，我看着球沿着山坡弹跳而下，最后跳出视线，脑中则一直在想着地心引力、排水管和疾病。

巴约纳很快就在山坡和低地发现十个卡拉贝罗居民可能感染MDR。为证实诊断，每一名病人的结核菌检体必须在培养基中培养，然后做药物感受性测试。这种检验已有超过一个世纪的历史，然而世上结核病最猖獗的地区却拿不到培养基。秘鲁国家检验室可以做这种检验，但是“医疗伙伴”不得其门而入。法默解决了这个问题。很久以前他在海地时就是这样解决问题的，因为海地也无法拿到培养基。他为这十个人取样，装进罐子，放进小提箱，再把它们送到波士顿外的麻省州立检验室，罐子上贴着“法默，结核病委员”的标签⸺他本来就是麻省一个州立结核病委员会的一员。他乐于做这些跨国诊断，对他来说，这只是重新分配的小事。然而检验的结果令人惊恐。治疗MDR时，病菌每对一种药产生抗药性，治疗的困难度就会提高几分，治疗成本也跟着水涨船高。卡拉贝罗这十个人不但对两种最有效的药有抗药性，而且对五种第一线抗生素都具抗药性，和杰克神父一样。法默的经验告诉他，这种严重抗药性的病例非比寻常，但在卡拉贝罗似乎一点都不稀奇，他想知道原因。

法默从海地飞到利马，巴约纳从机场直接带他到一家公立的小型诊所，位于从前杰克神父在卡拉贝罗山脚下的教堂旁。诊所外挂着一个招牌写着“进步”。这是一间满布灰尘的小型水泥建筑，角落有一个药柜，不过大部分美国家庭浴室里药柜的药都比这里多。那十名病人在诊所里等候法默。

法默坐在一张木椅上，听诊器挂在颈上，巴约纳坐在他旁边充担翻译员，因为法默不会说西班牙语。十名病人逐一进来，坐在法默前面的板凳上，有的人病情已沉重到必须由别人抬进来。他研读病人的胸部X光片。X光片显示许多病人的肺脏已被密密麻麻的结核菌侵袭，而得了肺结核；黑色片子上一条条状似卷云的白色条纹显示肺部已有广泛的浸润；空白的地方显示结核菌已吞噬肺片的上部。他用听诊器听病人的胸部，用耳朵听他们的肺部，听所谓的啰音（肺泡拉开积水的声音），以及拉长的喘息声，称之为干啰音，也就是病人的呼吸快速通过窄化的呼吸道的声音。

法默是结核病专家。他还在布莱根担任住院医生时，就为其他住院医生写过一本治疗手册。他一到海地就开始诊治结核病，因为当地几乎每一个人都染病，而且活性结核病十分猖獗。他研究这十个人的病历后，知道和海地的情形不同。肯吉的MDR病人的患病通常是由于水灾或诊所突然关闭、治疗中断造成的，换言之，他们是因为缺乏药品而产生严重抗药性。卡拉贝罗这十个病人的情况则不同：他们在全国性结核病计划下，严格遵守世界卫生组织发出的指南，每天接受免费治疗。他们接受世界卫生组织的DOT（直接监看服药）短期化疗，这种策略非常有效而且费用不高，海地“医疗卫生伙伴”多年来用的也是这个策略。法默称这种策略是自有抗生素以来，控制结核病的最大进步，同时十分赞赏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推广这个策略的计划。可是在卡拉贝罗，至少对这十名病人来说，这个做法绝对有问题。

第一回疗程没有治好他们。世卫的指南说，遇到这种情形时，除了继续以同样的抗生素治疗外，再加一种抗生素。非洲的临床试验显示，这样的做法效果奇佳，而且治疗失败的病例大都是因为病人不按时吃药，而非感染高度抗药性的病菌。因此，以标准疗法治疗无效时，再试一次是合理的做法，同时只要再加强一下疗程，确使病人服用所有药剂就成了。

可是非洲的研究已是二十多年的事了，而且秘鲁不是非洲。首先，秘鲁在控制结核病的混乱期用的药和非洲不同，而且这个小诊所虽然脏，但该做的事还是做了。法默很确定这一点，因为病人的病历显示，他们是在护士和助理人员的直接监看下服药的。法默透过巴约纳的翻译，逐一询问他们有没有服用所有药剂。他们回答“有”的时候，他注视着他们的眼睛。他当医生的时间够久，足以看出病人是否说谎。他相信这些病人说的是实话。其中三位病人本身还是医疗工作人员，他们知道自己服的是什么药，而且也都确实按照医嘱服药。

法默翻阅他们的病历，巴约纳从旁为他翻译病历内容。这十个人都病了很久，先以DOT治疗，后来又治疗了一次，而且许多人都接受过第二次治疗，但现在所有人对四五种药都有抗药性。法默思索原因，他已排除不按时吃药的可能性，也绝非药的疗效不佳，因为国际专家已证明其药效。这些病人体内的高度抗药性菌株不可能完全一样，因为每一株菌株的抗药模式都略有不同。

还有一个可能性。法默心底的怀疑瞬间显得十分有可能，八九不离十。

就算结核菌株产生突变，病人也不会同时对一种以上的药产生抗药性，但是重复不当的治疗就会使菌株突变且具有抗药性，慢慢制造出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的菌株。法默心想，这十个人一定是这个情形。他们去诊所时，已对一种，甚至更可能是两种药具有抗药性，经过治疗和反复用标准DOT疗法后，才对四五种药产生抗药性。生物的原则就是这么简单。法默并不认为自己发现了新大陆，不过那一刻坐在诊所的板凳上，心中的疑团豁然开朗，着实感觉到一种熟悉的愉悦。绞尽脑汁找寻根本原因一向令他精神百倍，他把诊断视为挑战，并喜欢这种挑战，以及诊断的所有配备——显微镜的载玻片和镜片下那些微生物美丽的形态。这是他称之为“发现新大陆”的一刻，然而这次的滋味却是苦涩的。后来他告诉我：“天啊，我真是痛恨在发现这种不幸的事时，还有那种胜利的喜悦。”

处理抗药性有一个特定的过程。病人接受标准疗法却没有起色时，医生就应怀疑结核菌对这个疗法的某些药具有抗药性，应尽快找出，然后换药。用错药治不好病又有危险，可能造成传染病专家所谓的“更大的抗药性”，法默在这十个病人的病历上看到的过程就是如此。他称之为“扩大”，因为听起来情况更为严重。这些人就诊时已经发病，治疗约两年后，病情更重，结核菌不断啃噬他们的肺，而且对越来越多的药具有抗药性。他们的问题不是没有遵照医嘱，而是太听医生的话。开出这些医嘱的医生不是笨蛋，也不是医疗疏失，这是官方的政策，而且这个政策来自高层，即主管秘鲁结核病计划的人，而高层的政策又得自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

法默后来拼凑出的来龙去脉教人更难受。这十个病人的结核菌扩大抗药性后，全国结核病计划基本上已放弃他们。病人可以找私人开业的胸腔科医生看诊，但得自费，同时还得自掏腰包买异常昂贵的第二线药品。法默、金墉和巴约纳不久就看到一些病人家属把微薄的家当几乎都卖光了，为他们买药，只是此举非但不足以治病，反而导致更大的抗药性。有的病人干脆放弃，黯然返回位于光秃秃山上的棚屋等死。

事实上，这也是世界卫生组织建议的疗法。世界卫生组织官方发布的DOT手册里有这样的叙述：“在资源有限的地方，必须根据治疗每一种结核病的经济效益，合理分配资源，排定结核病治疗类别的优先顺序。”法默和金墉开始收集世界卫生组织的官方声明。有的声明清楚地说出了这个情况：“在发展中国家，对多种药物具有抗药性的人通常会死亡，因为有效的治疗在贫穷国家多半是不可得的。”

对法默而言（对金墉和巴约纳也一样），这是原则问题。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期，结核病及MDR侵袭纽约，主要集中在监狱、游民收容所及公立医院。后来计算治疗总成本时发现，美国各机关平息这场疫情的开支约为十亿美元。秘鲁每年偿还美国银行和国际贷款组织十亿美元，但是国际控制结核病计划的专家却认为，MDR的治疗成本对这个国家来说太高，他们负担不起。

(1)　印加人：南美洲一支印第安部落。

第十六章

秘鲁是在四年前，也就是1991年确立严格的结核病计划的。可是在此之前，数十年来经费不足和无人监看的治疗已造成抗药性菌株的出现。法默认为这些菌株很可能已广为扩散。巴约纳已找出数十例疑似病例，而且他还是独力作业，以倒看病历的方式找出这些病例的。他们虽不确定贫民区到底有多少人感染MDR，但是金墉和法默确信绝不在少数，绝对不限于巴约纳带到诊所让法默检查的那十个人。想到有那么多病人要治疗，令人两手发软。

法默在海地初见MDR病例时，会向伊斯曼请教。伊斯曼是全球最杰出的结核病临床权威，在全球首屈一指的MDR治疗中心——丹佛的国立犹太医学研究中心——工作。他和同事在1993年提出的报告显示，治愈率只有六成，而且成本高昂，一个棘手的病例治疗成本高达二十五万美元。结核病在任何地方都是难治的病，卡拉贝罗的治病成本虽低，但困难度高。治疗的主要工具，所谓的第二线药品，必须从国外进口，不但药价十分昂贵，还不容易买到。这些药的药效都不大，而且都有麻烦的副作用。病人必须忍受两年左右，轻则腹痛和必须连续数月做肌肉注射，重则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精神病，如果医生不够细心，病人还有性命之虞。

卡拉贝罗的病人大都家境困窘，大部分人需要的不只是药物和确实的监看服药，还需要鼓励、食物、新的屋顶及水管。

法默、金墉及奥菲莉娅在波士顿、飞机上、电子邮件中反复讨论，难以决定该不该插手。问题不在于是否该不闻不问，金墉提出一个全面性的问题：“请原谅我这么说，然而结核病麻烦之处在于它是经由空气传染的。”金墉分析，结核病是穷人的病，但借由空气传染，其他人也会得病。在艾滋病的时代，富国必须注意抗药性结核病的威胁，同时也必须注意对每一种已知的抗生素具有抗药性的“超级细菌”跨国传播的可能性——从游民收容所传到纽约公园大道，从贫国传到富国。“我们必须说：‘MDR对每一个人都有威胁。’”金墉断言，“我们会让全世界的人都惶惶然，我们这个计划如果做对了，可发挥全球性的影响。”

“好吧，”法默说，“我们就先从这十个人开始治疗吧。”

他们从1996年8月底开始治疗这些病人，把“医疗卫生伙伴”的结核病治疗计划全盘搬到卡拉贝罗，再针对MDR及当地状况做调整。他们也有一个由当地年轻人组成的团队，他们是受过训练的社区卫生工作人员，由巴约纳负责指导管理。法默和金墉也从波士顿带来几个帮手，包括仍在哈佛公共卫生学院受训的杰出传染病学医生贝切拉，以及两名法默和金墉在哈佛医学院的女学生，她们两人已抱着在卡拉贝罗长住的打算，睡在杰克神父中心的楼上。这两名医学生负责检查病人和处理副作用，不是以医生身份，而是以法默学生的身份实习。医疗小组——两名学生、金墉、一名秘鲁医生、数名护士，加上法默，每天以电子邮件交换资料。法默巨细靡遗地传送他对每一个病人的医嘱和用药方式，在治疗顽强的抗药性病例时使用一些他所谓的诡计。金墉有一段时间也为病人看病，但后来专心做训练和管理工作，再后来甚至尝试募款。他们的问题一箩筐，刚起步时尤甚。举例来说，当工作人员知道自己要去MDR病人的家时，发动了一次小规模的内乱，要求加薪。金墉和巴约纳以波士顿“健康伙伴”一贯的处理方式平息了这场内乱：金墉为始作俑者安排大学奖学金，让他负笈墨西哥。然而最棘手，也是唯一无法解决的事，和政治有关。

秘鲁当局不愿听到别人说他们的模范结核病计划有瑕疵，就算是哈佛医生说的也不成，部分主管甚至怀有很大的敌意。一名秘鲁医生称法默和金墉是“冒险的医生”。另一名医生对巴约纳说：“法默是个外国佬，外国佬怎么懂结核病？美国又没有结核病。”

“他看起来像外国佬，”巴约纳淡然说，“可他是个假外国佬。”

法默和金墉都没有在秘鲁行医的执照。起初结核病总监扬言要将两人驱逐出境，若非金墉、法默和巴约纳请这位总监的一位修女朋友代为求情的话，可能他们早已被扫地出门。然而就算当局网开一面，他们还是得申请正式许可，才能治疗每一个他们发现的MDR病人，而且当局坚持必须严格遵守全国计划的标准。所有病人都必须完成标准疗法和二度治疗后，才能被视为“治疗失败”，这时候“医疗伙伴”才能接手。

没过多久，这些束手束脚的规定就让他们难以忍受。两位年轻的哈佛医生之一——桑雅，在卡拉贝罗发现一个名叫卡巴亚的年轻男性，疑似得了MDR。尽管她和法默恳求当局破例，仍未获准为他治疗，年轻的桑雅只能眼睁睁看着他死去。他死后，桑雅协助卡巴亚的姐姐帮他刮胡子、为他换衣服，料理后事。卡巴亚的父母安慰桑雅说：“这是制度的问题。制度不愿意换一种疗法，担心如此一来，等于承认原来的做法大有问题。”他们远比怒火中烧的法默更了解情势。他气冲冲地写了一封信给结核病计划的主管者，但于事无补，他们回信指出，外国医生的这种行为是失当的。

巴约纳尝试向他的同胞——秘鲁结核病当局说明情况，请他们让“医疗伙伴”及早为病人医病，至少在第一回的DOT治疗失败、病人第二次开始接受标准疗法之前，就让他们接手。他说，一切费用都由“医疗伙伴”负担。可是计划的领导人有所顾忌，怕开先例。巴约纳虽然不能认同，但能理解。

秘鲁的结核病计划1991年复活，主要是因为卡拉贝罗等地方的居民及他们堂区的修女和神父发动示威活动。结核病计划的领导人中，有一部分曾参加了那一次示威活动。在秘鲁经济拮据的年代，他们勉力使政府拨出经费进行DOT计划，也妥善运用了这笔钱，数十年来的不当治疗总算终止。一旦传出MDR的丑闻，可能危及他们得来不易的进展。如果让“医疗伙伴”建立新的标准疗程，治疗卡拉贝罗四周的MDR病例，他们就必须让全国都符合这个新标准。他们没有经费做这件事，除非挪用DOT的钱，但这表示一切又将回到原点。

秘鲁人不像法默或金墉能够自由行动。举例来说，如果他们胆敢抱怨只要用藤森总统购买战斗机的一小部分金额，就可以治疗各种结核菌株的话，只会让他们的目标更加难以达成。何况，发明标准疗法的又不是秘鲁人。1997年，卡巴亚死后，巴约纳告诉法默：“如果你想改变现况，就别再理会全国性计划，必须从更高的层级下手。”

法默同意巴约纳的说法。他知道有一个研讨会可以帮得上忙。

历史悠久且素负盛名的“国际抗结核病与肺病联盟”2月底在芝加哥举行北美洲年会，法默受邀发表一场有关结核病的演讲。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部门的专家也会在场，与会的还有许多官员及公共卫生专家、医学院教授，他们毕生首要的职志就是控制结核病。我有一次在日内瓦听见有几个人把他们这个大家族称之为“TB(1)”，说“TB和艾滋病必须共同合作”。

法默有一些“TB”界的朋友，这次去演讲也是一位老朋友居中穿针引线。可是许多“TB”成员从未听说过法默其人。这么说好了，许多听众对他的了解，还不如他对他们的了解。

法默知道台下的许多听众并不认为应在贫困地区治疗MDR，因为费用太高，而且在那样的环境下治疗殊为不易，或许根本就没有必要，因为MDR的传染性和毒性没有一般结核病来得大，何况只要落实DOT计划，这种病很可能会慢慢消失。换言之，许多听众认为“医疗伙伴”在卡拉贝罗做的事不切实际，甚至可能斥为异端。法默也知道，许多“TB”成员视他为只知道治病、见树不见林的临床医生，认为真正重要的不是治愈几个病人，而是阻止结核病蔓延。他完全反对这种想法，因为在社区控制住结核病同样重要，他已在肯吉证明了这一点。但他不想惹恼这些听众，因此写了一篇自称为“软趴趴”的讲稿。不过在前往芝加哥的前几天，又全篇重写。

改写后的讲稿开头很温和，可是法默接着在讲台上拉长声调：“MDR的谬论与困惑。”然后开始朗读一长串的谬论。他朗读一份从世界卫生组织声明引述的文字：“MDR在贫国的治疗成本太昂贵，故无法治疗，治疗这种结核病会分散治疗无抗药性结核病的精力和资源。”然而治疗MDR的成本果真太高吗？他问，“如果控制结核病是从经济效益的成本考虑的话，显而易见诊断错误导致必须治疗MDR，才是成本高昂的原因。”他请台下听众思考得州一个案例，一名病人使家中另外九个人感染MDR，“光是医治这十个人就花了一百万美元以上。”

第二个谬论是，有人认为落实DOT计划就可以阻止MDR爆发。法默说，这根本是异想天开。他问听众，如果这项计划成功治疗无抗药性的结核病，却使MDR盛行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形？MDR肯定会继续传播，虽然目前MDR只占所有结核病的一小部分，但是它的相对重要性会有增无减。犹有甚者，DOT的做法会提高病菌现有的抗药性。简而言之，这个做法目前看起来成功，但未来注定失败。

MDR的毒性和传染性低于一般结核病的观念有什么问题？法默说，这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他继续念他的“谬论与困惑”清单，只差直接指出台下半数的听众都是笨蛋和傻瓜了。

“谢谢你，法默，为我们带来这场很有挑战性的演说。”演讲主持人，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结核病专家卡斯特罗说。他也是法默的朋友。

法默当时正往台下走，闻言随即转过身：“对不起，卡斯特罗，你为什么说我的演说很有挑战性？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治疗病人，如果我们拥有这种技术的话。”

数日后，巴约纳在利马听到传说，有一个听众打电话给秘鲁全国结核病计划的总监，告诉他：“法默说你在害死病人。”至少他已提出抗议，高层也注意到了。

(1)　TB：英文Tuberculosis的简称，意为结核病。

第十七章

1994年，奥菲莉娅写信给法默：“听说你和蒂蒂开始交往，我衷心为你感到高兴，真的。”

走进法默生命中的这位女士蒂蒂·伯特兰是肯吉小学校长的女儿，“医疗卫生伙伴”的人常说她是“肯吉第一大美女”。法默很早就认识她了，正式交往大约两年后，1996年在肯吉结婚，此时秘鲁计划刚开始推动，忙得不可开交。金墉和杜克大学的一个老朋友担任伴郎，拉丰唐和另外三位神父主持婚礼，观礼的宾客约有四千人，全肯吉的人都出席了。法默是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结婚的，之后再回到波士顿请了一次喜酒。

那时秘鲁对波士顿“健康伙伴”提供的资源课以重税。平均而言，光是治疗一个病人就要花一万五千到两万美元，可是病人人数不断增加，接受治疗的卡拉贝罗居民已有五十人左右，平均年龄是二十九岁，有学生、失业的年轻人、家庭主妇、贩夫走卒、巴士司机、医疗卫生工作者。五十个人看来虽少，但是只代表贫民区MDR约十分之一左右的病例，是原先预期的十倍。很难说这些人在利马各处走动时，又因为咳嗽而传染给了多少人。也无从得知利马其他地区有多少人已感染MDR，巴约纳已在其他社区收集到数百个病例。“医疗伙伴”在卡拉贝罗发现有些人家全家感染了与基因有关的菌株，情形普遍到医疗工作人员给它取了一个名称，叫作家庭结核病。

奥菲莉娅忧心忡忡。这个原本看来可行的计划现在似乎走样了。法默和金墉认为这个计划属于“道德上黑白分明的”范畴，她说：“我同意你们的说法，可是钱从哪里来？”

他们在布莱根的朋友希亚特也问自己同样的问题。希亚特年过七旬，是医学界的泰斗，曾担任哈佛公共卫生学院院长、贝斯以色列医院内科主任，现在是哈佛医学院教授。他肩负多项重任，其中之一就是为追求非传统事业的年轻医生提供宝贵的建议与协助。他非常喜欢法默和金墉，但也替两人捏了把冷汗。他不知道他们是从哪里取得第二线药品的，他们哪来的钱买药？有一天布莱根的董事长在走廊上叫住希亚特：“你的朋友法默和金墉还欠医院九万两千美元。”

他去了解事情的原委。“想当然耳，法默和金墉去秘鲁前，会先到布莱根的药局，把药塞进公文包里。他们早就说服很多人让他们先拿药后付款。”总而言之，他觉得好笑，“他们的行径简直就像罗宾汉。”

事实上，他们只是借药。怀特不久就开了一张支票给医院，付清了这笔钱，外加一张字条，表示他觉得医院对贫民应该发挥更大的仁心。

杰克神父经常挂在嘴上的一句话就是：“请求原谅比请求许可来得容易。”这也是法默的经验法则。他和金墉刚决定处理卡拉贝罗的结核病时，法默曾去找怀特说：“只要买十个病人用的药就好，我们保证顶多只有十个病人。”法默当时心知肚明这是个“无伤大雅的谎言”。之后他又多次向怀特开口要钱。怀特和希亚特一样为他们提心吊胆。他经常说，钱生不带来，死不带去，他要在离开人世时用完最后一毛钱。然而随着病人增加，他开始怀疑法默和金墉会坏了他的如意算盘。“有一段时间，我有点担心他们会在我死前，就把我所有的钱花光。”可是他对他们向来是有求必应。

在许多做公共卫生计划的老手眼中，法默和金墉做起事来不顾后果。有人甚至含沙射影地说，他们的行为是哗众取宠。他们没有稳定的供药来源，只有取得药品的决心，和偷药不用受罚的魅力；他们也借用麻省的检验服务；他们找不到适当的公共机构支持，因为专家意见都对他们不利；他们自己的组织规模太小，而且在海地、波士顿及其他地方还有别的计划要推广，所以秘鲁的案子让大家都倍感压力。

金墉每个月至少必须去卡拉贝罗一次，法默必须去的次数略多于金墉。他并没有因为秘鲁的工作而搁置其他事情，照样在海地尽他该尽的责任、在布莱根为病人看诊、在哈佛教书、发表更多演讲。他只是把秘鲁加入日常行程表罢了。

通常他都是两天来回，黎明前从肯吉出发，开车到太子港。有时车子会陷在车阵中，这时他就会把车子交给海地助理，自己爬出车外，跑步到一公里外的机场。他搭早班飞机到迈阿密，转机飞往利马，当天晚上抵达卡拉贝罗。第二天一大早，就迈开大步和那几个哈佛学生医生，或是“医疗伙伴”的护士一起上山下山，探望住在棚屋里的病人。后来当地结核病主管机关对“医疗伙伴”的态度友善了一点，病人就被带到杰克中心，在一间有一张桌子和水泥地面的小房间看诊，这样一来看诊的人数就可以增加了。他马不停蹄地工作到必须前往机场为止，再搭晚班飞机到迈阿密，第二天一早转机到太子港，下午就到肯吉。四十八个小时中有二十二个小时是在旅途中，如果航班延误或取消，或是海地“医疗卫生伙伴”的车抛锚、车祸阻塞三号国道、雨水使溪水上涨淹没道路，无法通行的话，花在路上的时间更久。

法默在1997年2月于芝加哥发表演讲时，身体已不太舒服。等他返回波士顿准备在布莱根看诊一个月时，情况更糟。他记得当时心想：“我一定是太累了。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迟早会累坏的。”他一向以自己是诊断快手而自豪，可是他在诊断自己的病情时却慢吞吞的。他继续工作，病症越来越严重。他分析自己的症状：恶心、呕吐、倦怠、盗汗。“天啊，”他暗忖，“我该不是得了MDR吧。”

他的妻子蒂蒂已赴巴黎深造，法默在波士顿时，就暂时在“健康伙伴”地下室（他们称之为“洞穴”）打地铺。他半夜醒来满身大汗，心想：“如果我得了MDR，不就害所有的病人都接触到病菌了？”

他去找一个放射科医生朋友，请他保密，然后做了胸腔X光检查。他研究X光片，一切正常。

法默每天至少打一次电话给在巴黎的蒂蒂。她在电话中告诉他：“你一定得去看医生。”

“我就是医生啊。等我在布莱根做完这个月，去海地以后，我就会休息。”

他终于在布莱根上班的最后一天做出诊断。前一天晚上，他拒吃比萨，当天早上的咖啡味令他反胃。这是典型的肝炎症状——突然对平常喜欢吃的食物反胃。他在厕所看到尿液颜色很黄。“糟糕，我真的得了肝炎。是哪一型呢？B型？不会，我注射过疫苗的。也不是C型，我没有嗑药。A型吗？怎么得的？”他在利马吃过酸橘汁腌鱼，说不定是鱼肉遭到了污染。

他在前往布莱根的途中，顺便去检验所验血，并且看到了初步结果（红血球数量）出来。“不太对劲。”他想。他觉得有脱水的感觉，因此在等待其他检验项目结果时，打电话向金墉约诊。金墉也已回到波士顿，是布莱根某一层楼的主管。“金墉，我马上到你的诊疗室来，我需要输液。”然后连西装也不脱，就躺在金墉主管科室的一间房间，精神振奋。他吊完点滴，脱水的感觉消失后下床，找到他正在训练的传染病医生。“玛拉，”他对她说，“我身体不舒服，我们今天早点开始。”

玛拉平常对法默都不太耐烦，往往会在他于巡房途中和大家打招呼、寒暄之际，打断他的话：“法默，别再说了，开始工作吧。”可是现在她说，“你看起来不太对劲，找别人代班吧。”

“玛拉，我今天是最后一天。”

她皱着眉走开。他走进一间病房，玛拉回来时，他正在诊断一个显然患有急性前列腺炎的病人。他心想，玛拉的脸色真苍白。“法默，你的肝指数已经高到连仪器都无法判读。他们一定要帮你降低。”

“好好好，我投降。”他回到金墉那个科的病房，穿上病人服，向他的疾病举白旗。

A型肝炎很少会致命，但他的病情十分严重，金墉和部分医生担心他可能需要换肝。法默的病有一段时间严重到连话都说不出来。然而，他住院几天后，“健康伙伴”一个年轻成员接到他的电话，听他用微弱尖细的声音指示为秘鲁采买的药单。他两周后出院，奥菲莉娅送他和蒂蒂到法国南部一家旅馆，这是法默多年来头一次真正休假。九个月后，他多了一个女儿，名叫凯瑟琳。所以这是个圆满的结局。

可是听他说这件事时，我对他的漫不经心感到诧异。他在布莱根时，曾灌输大家注射A型肝炎疫苗的重要性，对中年人尤其重要。他告诉我：“我实在是太丢人了。”不过他的尴尬只是没有打预防针，而非在发病的一个月中都对自己的症状置之不理。他没有告诉奥菲莉娅或他母亲生病的事，我怀疑这是因为他知道她们会想尽办法不让他工作。医生对自己的身体总是有一些独特的看法。他们念医学院时容易疑神疑鬼，以为自己有这个病、那个病，一旦克服这一点，就容易以为自己百病不侵。许多人不肯为一己之便而放下工作，法默更是如此。他绝不肯让自己成为耽误工作的原因，除非有一个比他的意志力更强的外力出现，例如1988年撞上他的那辆车。

法默说到自己罹患肝炎：“我若是生病，就会是那种在鬼门关外徘徊的病。”他是拿自己和全世界的贫民相比。这个想法虽然宽厚，但他不把自己的健康当一回事的习惯，似乎是他表达“务实的团结”的方式。以他为别人的生命负责的态度来说，他对自己的生命似乎没有尽到责任。

从另一方面来说，有时候（我不确定是什么时候）我也会对法默的要求高于对大多数人的要求，包括我自己在内。不过，看到他工作的情形，往往就不忍心再苛责他了。

MDR计划在病人身上显现效果，秘鲁结核病计划的医生也注意到了。于是法默、金墉和他们齐头并进为病人治疗。

这个计划显然奏效后，有一天我随法默前往利马市区儿童医院赴约。他从乌烟瘴气的车阵中脱身，出现在医院门前时，一小群医疗人员冲出来叫他，带他匆匆穿过兜售卫生纸、气球和报纸的小贩，通过大门口的警卫走进医院。我从接待人员慌张的样子揣测，法默应该不再被当地医生视为“冒险的医生”了。他看起来有几分担心，但这也许只是我的想象，以为他应会如此。他、金墉和巴约纳好不容易才与秘鲁医疗机构建立了特殊关系，现在却因为堵车，教一群颇为自负的医生枯候他一个小时。

我们走进迂回狭窄、围着水泥墙的走道，来到结核病病房，法默从他皱巴巴的黑色西装外套口袋中掏出听诊器挂在脖子上。他走得很快，但蓦然停下了脚步。

走廊前方是一家三口，一个小男孩和他的父母。妈妈身材苗条，穿着裙子和一件前面有米老鼠图案的T恤。她踌躇不前，半隐在角落里，爸爸则向前走来。法默和爸爸同时张开双臂紧紧拥抱对方（“在我的文化里，是不握手的。”法默总是这么告诉我，他想用这个方式改造我）。他匆匆询问这个男孩的情形。

这个小男孩胖嘟嘟的，一副健康宝宝的模样。他紧挨着爸爸。法默蹲下来张开双臂时，小男孩迈着粗粗壮壮的腿、摇摇摆摆、叽叽咯咯笑着向法默走来，然后又转身、脚步蹒跚地走回爸爸身边，看起来就像在快乐地舞蹈。“克里斯蒂安！看你有多棒！”法默叫道。他满脸通红，脸上挂着和老朋友寒暄的笑意。他转身压低声音用英语对我说，“这个病例本来很棘手。”

将近两年前，医院一个医生打电话到“医疗伙伴”找巴约纳说：“你得帮我们治疗这里的一个病童。”在打那通电话前，克里斯蒂安已卧床数月。在卡拉贝罗与桑雅一起工作的哈佛医学生珍前往那家医院，看到一个三岁大，但体重只有十公斤左右的小男孩。他呼吸困难，氧气罩压得鼻子四周疼痛不堪。结核病已侵袭他的两枚肺叶、啃噬他的脊椎，并造成大腿骨折。他做过六个月标准的短程化疗，治疗结束后检验室培养他体内的结核病菌，发现已对数种药物产生抗药性。珍到医院时，他又在接受同样药物的治疗。医生是遵照世界卫生组织的二度治疗计划进行标准疗法。

珍负责大部分治疗，法默则为克里斯蒂安设计疗程。他找秘鲁和美国结核病专家讨论这个病，但大家对用第二线药品治疗病童的情形所知有限。“大家普遍接受的观念是，不能对儿童使用高剂量的氟喹诺酮类药剂或乙胺丁醇。这个观念是怎么来的呢？以氟喹诺酮类药剂治疗未成年的小猎犬，会损害软骨，而高剂量的乙胺丁醇与小部分成人病人视神经炎及色彩视觉受损有关，由于儿童不会描述自己的色彩视觉受损，所以不应使用这种药。这是讨论的重点，然而眼前这个孩子越来越衰弱，我们眼睁睁看着他的肉体和骨骼被MDR逐步侵蚀。”

法默建议“以经验为依据”的疗法，即依据他的经验尽量揣测，包括高剂量的乙胺丁醇加上包括氟喹诺酮类药剂在内的四种第二线药品。为获得当局许可，他告诉秘鲁医生这个疗法是与每一位世界知名的专家讨论，并参考儿科医学文献后拟定的。这是事实，然而他没有说的是，儿科医学文献只字未提MDR的疗法。“这只是运用传染病知识而已。”他告诉我。他建议的剂量是根据药厂的建议剂量，然而药厂其实并未说明儿童使用的剂量，只是建议多少体重使用多少毫克药物。他在海地治疗其他儿童病，多半也是这样开药。他建议用第二线药物对克里斯蒂安积极展开治疗，他咨询的医生有些说药下得太猛。可是法默说：“我敢说他们从未治疗过有MDR的孩童。”秘鲁的医生一样没有这种经验，所以他们接受了法默的建议。这个孩子显然已经快死了，而且十分痛苦，何不死马当活马医？

法默经由电子邮件得知克里斯蒂安治疗的效果不错，但他直到置身儿童医院大厅的这一刻，才知道复原的情形有多好。这个孩子竟然可以跑了！法默开心地咧嘴而笑。小男孩在他面前迈着蹒跚的步伐咯咯笑，爸爸满面笑容地低头看着孩子，妈妈也含笑从角落微微探出头来看，法默从高耸的额头到脖子满面通红，我猜想八成从脖子以下一直到脚底也是一样。

这件事到这里告一段落，克里斯蒂安不是法默到这儿来会诊的病例。法默照巴约纳的指示，到这里给秘鲁一位结核病医生做人情，因为他的女儿病了。医院的人带法默到一间天花板刷白、水泥墙面的办公室，里面有一组医生和一个身穿长裙的小女孩。看片箱上已夹了一排X光片和核磁共振扫描影像，都是这个小女孩胸腔的片子。法默向所有医生微微一鞠躬，为自己的迟到致歉，然后和他们一起转头看这些片子。小女孩有结核病。“已经浸润，情况不佳。”法默以西班牙语对这些医生说。

他研读了麻省州立检验室的检验报告，检验报告十分清楚。我看到他在看的那张纸上面列出了五种第一线抗生素，每一种旁边都标示“R”，代表抗药性。这个医生的女儿已做过DOT，而且第二次治疗也已有数月时间。换言之，她仍然是用五种完全一样的药治疗。

“真是要命。”法默不动声色地用英语轻声对我说。

他跪下来，用听诊器听小女孩的肺部。然后笑着抬起头看着她的父亲说：“她有哮喘，和我一样。她长得真可爱，和我女儿凯瑟琳一样。”法默站起身，对小女孩的父亲和其他医生说出一长串流利的西班牙语，“我的医学知识并不比在座的各位强，也不比我在这里的同事强。她有哮喘，核磁共振扫描显示自2月以来情况已恶化，令人担心。”他分析可选择的做法。他们可以重新做检验分析，以防麻省州立检验室的分析有误，虽然该检验室以往的记录几乎毫无瑕疵。或者他们可以等候结果，同时监看小女孩的情况，尽管小女孩的病情已恶化。又或者，他们可以信赖检验的结果，放弃DOT二次疗程，开始让她使用法默个人偏好的儿科第二线药物疗法。他说，他推荐最后这个建议。“这是我个人的偏好，”他对这些医生笑了笑，“得自我们以往并肩合作的经验。”

这些医生心中似乎有很强烈的想法，但表面上仍维持着专业的礼貌。小女孩的父亲站在她后面，从头到尾保持笑容。他的肩膀挺直，我觉得他拼命在维持医生应有的镇定，因为他毕竟是一位结核病医生。当法默对他说他女儿的情况时，他伸出手抚摸她的肩膀，屏息倾听。“他心里有数。”巴约纳后来告诉我，“他早在数月前就知道她得的是MDR。”然而他不敢违反全国计划的严格标准。这一点不难了解，那样一来会有失去工作的危险，他这种工作在秘鲁得来不易，若冒险失去了这份工作，等于让全家人冒着失去生存机会的危险。巴约纳已包揽了这件事，他规避了秘鲁国家检验室，把小女孩的痰送到波士顿，检验结果送回来以后，她的父亲，也是巴约纳的老朋友，恳求巴约纳——巴约纳强调是恳求——让法默为她做检查，因为法默的看法现在在许多秘鲁医生心中举足轻重。

小女孩的父亲早已知道法默会使用第二线药物疗法，房间里的医生小组也一样（巴约纳后来说：“他们只是等法默宣布而已。”没错，不久之后，这些医生就照法默的建议医治小女孩，她逐渐复原，副作用也不多）。因此这个咨询只是个幌子，法默泰然自若地配合演出。他答应以电子邮件把他的报告和建议寄给小女孩的父亲，并且扳着手指说明预后乐观的原因。“她现在用治结核病的药利福布丁可能仍有效。她的情况还不错，肺部受损情形轻微，也不是对所有药物都有抗药性。我们会尽全力协助。”

随后，法默不断鞠躬，向他们表示感谢，祝福这些优秀的丈夫和他们美丽的妻子，离开了医院。

走出医院时，法默说到这个小女孩：“这孩子有哮喘，而且核磁共振扫描显示情况在恶化。她已经用五种药治疗过，而且全都有抗药性。我只能说：‘不知道她为什么没有好起来。’然后从病理生理学着手，而不能说：‘你们这些人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他们不相信MDR真的存在。难就难在你希望和他们合作治病，一旦让他们难看，就连门儿都没有了。他们希望做对的事，何况他们只是遵照高层的指示。”

然而克里斯蒂安（在大厅里的那个小男孩）是这个标准疗法应增加弹性的最佳例证。“多几个像克里斯蒂安这样的例子，他们就会觉悟。”我们穿过停车场步向“医疗伙伴”的车时，法默这么说。法默转身开车门时，看到克里斯蒂安的母亲，那位穿着米老鼠T恤的妇人，她一直远远地跟在他后面。现在她走上前来，垂下眼睛，用西班牙语说：“我要向你道谢。”

法默移开目光，快速地向左方和右方各瞥了一眼。我在布莱根的病房里看过他这招——看着病人，然后眼光瞥一下电视，接着再看着病人，看来好像眼光调开是个准备动作，以便之后可以全神贯注于病人。他注视着这个妇人，抿起嘴唇以西班牙语柔声说：“这是我的荣幸。”

第十八章

1998年4月，美国艺术与科学院在波士顿召开了一次特殊的结核病会议，目的是发表秘鲁这项小规模MDR治疗计划的初步成果。建议召开会议的人是希亚特。

“医疗伙伴”在利马北部贫民区治疗的MDR病人逾百。他们两年来大半时间都在治疗最早的五十三名病人，结果揭晓了，85%已痊愈。他们的病人和伊斯曼医生在丹佛的病人相比，平均年龄较轻，也较少有其他疾病。治疗许多疾病时，这两个因素是有利的，MDR也不例外。尽管如此，这个治愈率仍非常高。希亚特说：“成果惊人。”他说，这个消息必须让全世界都知道。他希望让对的人听到这个消息，如此一来，波士顿“健康伙伴”说不定可以获得更多赞助经费。

许多全世界杰出的结核病专家答应与会，包括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计划负责人古知。古知是法默一手培养的，他念哈佛公共卫生学院时也曾受教于希亚特。

古知花了几年时间，在全球努力推广DOT计划。据我所知，他与会的动机在于平息法默在全球引起的负面评价。他在会前决定，世界卫生组织应拟定一个策略，把结核病已有显著抗药性的地区包括在内。他的一个部属想出了一个引人注意的新名词，“DOTS-plus”（加强型DOT计划）。

时隔多年，古知用英语（他的母语是日语）清脆快速地告诉我：“首先，MDR基本上是人为疏失，如果不能用正确的方法治疗，不如不治。其次，许多国家力有未逮，病难治，费用又高。当然我们是把MDR当成一种恐吓策略来运用。我们在分析南非研究时，发现他们把结核病整体预算的34%用来治疗少数MDR病例，而DOT计划做得很差劲。我们劝他们说，把钱用在DOT计划上吧。可是法默来了，他用的又是截然不同的方式。这种情形和治疗艾滋病的行动派类似，他们全是好的临床医生，但却没有处理大规模公共卫生计划的经验，总认为眼前的病人才是最重要的。这种矛盾是无解的。他们个个能言善道，这个议题又非常煽情，我该怎么对付呢？这是非常大的挑战。这些家伙，声嘶力竭地呐喊，就想把我们毙掉。就政治上来说，我们必须以正面的态度回应，同时也得展开对话。”

古知在会议开幕致辞时使用了“加强型DOT计划”一词。金墉后来在鸡尾酒会中告诉他：“太好了！太棒了！”会议尚未开始，法默和金墉已如愿从“TB人士”获得了一些支持。古知在多年后谈到这件事时，笑说：“加强型DOT计划，世界在变，我们也必须跟着变。打不过，就加入对方嘛。”他补充说，“如此一来，我们多少也可以控制他们。”

古知做出策略性让步，让MDR的治疗成为一个公开讨论的议题。不过这个讨论才刚开始。

当各组人马齐聚一堂讨论国际卫生议题时，不论地点是在瑞士、印度尼西亚还是波士顿，都是各自占据一个地盘，营造一种氛围。会议室里通常摆一张大桌子或用许多张桌子拼成长方形，每一个位子上都放着瓶装水和名牌。在咖啡杯乒乒乓乓、投影机转动和更换投影片的声音之间，这些专家埋首于自己的发言内容，里面有一大堆专有名词，和以每个英文单词第一个字母合成的缩写名词，不时还会迸出一些古谚，例如：“别为了追求完美，连基本的水准都达不到。”在演讲厅外的走道上，你可能会听到一位意大利结核病专家说另一位加拿大专家：“我绝对要挑战他的说法。”然而房间里的说话声通常十分平和。你的意识很容易随着说话者的口音飘离，想象什么口音代表什么颜色——加勒比海国家和印度次大陆人是粉红色和紫色的，日本是黑色和白色的，完全忘了房间里正在决定足以影响亿万人性命的处方笺。

瘦高的希亚特担任主席，他以一贯深思熟虑的步调发表开幕致辞，字斟句酌。会议气氛融洽，但是少数议题也引起了热烈讨论。第一天会议下午开始出现不同的主张。一个蓄着大胡子、名叫戈德法布的人靠向麦克风，以语调夸张的英语说：“所以，俄罗斯是结核病的噩梦。”

戈德法布这个满脸皱纹的微生物学家，在苏联时代后期曾属于禁止移居国外的科学家之列，现在为索罗斯基金会（Soros Foundation）工作，在俄罗斯治疗结核病。戈德法布说，俄罗斯有十万名囚犯患有MDR，而且绝大部分只用一种药治疗，因为政府经费有限。“因此，这是一场噩梦。十万名犯人绝大部分可能在还不知道自己的结核病是否有多重抗药性之前就死去了。”他所属的团体正在处理这件事情，“使用一些合理的方法”。他们已着手在几个地方规划示范计划（DOT计划）。目前无法得知俄罗斯有多少MDR病例，但监狱里得病率高已毋庸置疑。

“这些病例该怎么办？”戈德法布自问自答，“我实在是茫然无绪。”他转向法默说，“我非常希望知道，你们治疗那五十三个病例用了多少药？花了多少钱？我们或许也可以试试看MDR疗法，至少可以在监狱里实施。我想在俄罗斯社区实施是不可行的，但只要有钱的话，至少可以在监狱试试。现在问题就在于成本了。”

法默本来是以成本最低的病例计算，但最后还是说出了实际数字。“我不是说治疗成本不高，事实上一直都很高。我的意思也不是说治疗起来不困难。我要说的是，如巴约纳医生所言，我们已经为这一小群病人克服了那些障碍，因此我认为总是有办法可想的……”

一名“健康伙伴”的盟友举手发言。她说，如果全球延误MDR的治疗，成本只会更高。但另一位专家说：“我相信不论哪一个团体把治疗的前景说得多么天花乱坠，都不会突然凭空冒出一笔钱让大家治病。”其他人也提高声浪。另一个“健康伙伴”的盟友发难：“我觉得这不是寻找捐款人的会议，因此我也不认为大家该在一大堆保证中结束会议。我们该做的是指出世人该注意的事。我记得自己宣誓要协助病人，不伤害病人，但我不记得自己宣誓时会说，要用符合成本效益的方法做到这些。”散坐于房间内的“健康伙伴”年轻成员报以掌声。

戈德法布再度发言，语气平和、内容犀利：“告诉大家一个简单的事实。我有六百万美元，我用三百万美元可以为俄罗斯五千个囚犯施行DOT计划。假设十分之一的人得的是MDR，就有四千五百人可以治好，剩下五百人的MDR会恶化，最后死掉，你爱莫能助。因此，我要做出取舍，就是再用三百万美元治疗那五百个有MDR的病人，或是到另一个地区治疗五千人。我的资源有限，所以我的取舍与五百人的人权无关，这是五百人对五千人的事。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我只有六百万美元。第二个问题是，如果我告诉俄罗斯人我花了六千万美元治疗监狱里每一个MDR病例，而外面却有成千上万人生命垂危的话，他们会告诉我，我是在为少数人打造金宫。因此，对我们这些必须在有限资源中做取舍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房间内的人面面相觑，希亚特击槌唤起注意。他问戈德法布是否没有可能用索罗斯的钱展开一个实验性计划，探讨MDR影响DOT计划的问题。

“对不起，”戈德法布反驳，“我必须说明一下。我们和古知先生谈的时候，处理的先后次序是不同的。古知先生不是在做实验，而是在想办法控制全球的结核病。我们没有钱做实验性计划，我们在做的也不是实验性计划。”

“根据我的了解，”希亚特神情愉快地说，“我的学生古知先生想要的是控制结核病，但不只是在1988年、1989年控制住而已，因为他知道，他不只是要控制全球的结核病，而且要控制未来十年，甚至数十年的问题。”

“健康伙伴”的年轻成员不约而同瞪视戈德法布，然而他已提出一个论点，他们迟早都必须针对这个论点提出解答。

金墉在次日发表的第一场演说中，展开滔滔雄辩。他告诉听众，许多人问他，为什么“健康伙伴”这样一个小组织要在秘鲁展开这样一个代价高，难度也高的工作。人们有好奇的权利。“这么做的确得做一番权衡取舍，甚至可能得决定舍弃在海地喂饱四千个儿童的机会。但是去过海地就知道，目前从道德观点来看，最值得重视的问题莫过于中央高原上的农民没有土地。”

金墉继续说，可是“健康伙伴”有“梦想”：“梦想有一天我们可能会坐在这个房间里。”梦想有朝一日可以看到“结核病明星对抗赛”。他说，“我们推行这个计划，因为我们认为只要证明可以在社区治疗MDR，说不定就有机会和一屋子像各位这样的精英合作，可以真正扩大资源解决这个让人民苦不堪言的问题。”

其他演说者谈到，要治疗结核病，必须先营造出“政治意愿”，而每一个国家都必须解决自己的问题。然而金墉说，对萨伊(1)这样的国家来说哪有什么政治意愿，他们向外国政府和世界银行借钱，其中约有三成被最近一任总统中饱私囊。对萨伊这类地方来说，治疗结核病和MDR的经费，必须从其他地方想办法。“时下亿万富翁多如过江之鲫。”金墉说，“他们财力的雄厚见所未见。我唯一会听到我们这些人、听到学者谈到资源减缩时，就是谈与穷人有关的事情。”“健康伙伴”在秘鲁的计划是可以在俄罗斯如法炮制的，只要得到“有力学者”的背书和“TB人士”的支持。

金墉说：“我要以我们这个大家庭、法默的大家庭，以及我的人类学家大家庭里某人说的一段话，为我今天在这个‘结核病明星对抗赛’的简单发言做结论。米德(2)说过，绝对不要低估一小群怀有使命感的人改变这个世界的能力。”他停顿一下，继续说，“他们才是唯一有这种能力的人。”

(1)　萨伊共和国：是1971年10月27日到1997年5月17日期间，刚果民主共和国的国名。

(2)　玛格丽特·米德（Margaret Mead，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成型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并被誉为人类学之母。

第十九章

许多控制结核病的决策者现在都已听说秘鲁最后的临床结果，流行病学证据也显示，DOT一旦遇到有强大抗药性的病菌就会失败。这项会议促使一个委员会成立，研究加强型DOT计划的可行性。然而，治疗MDR的争议远未结束。

二十一世纪初，国际医疗卫生界有一种和金墉的乐观态度打对台的心态占了上风。他们以十九世纪实利主义哲学家的观念为本，即应该为最多数的人提供最大的好处，并从现实面着眼。这个世界的资源本就有限，资源奇缺的国家更是必须妥善运用有限的筹码。其他国家和国际组织或许会伸出援手，但这年头，如果想获得大金主赞助，在穷国施行医疗卫生计划，希望别人郑重考虑这件事，计划案就必须通过一项称为成本效益分析的考验。

这种分析起初是用于工程界，后来运用到战争和医学。也就是计算一项公共卫生计划或医疗程序的成本，然后想办法量化效果，接着比较其他竞争计划的结果。法默和金墉决定展开肯吉的下一步措施前，就做过类似的计算。然而他们认为，国际医疗卫生的高级委员会通常以这个分析工具来使不合理的现状合理化。不合理的现状就是MDR的治疗在纽约这类地方来说，有成本效益，但在秘鲁这类地方却没有。

在波士顿召开这项会议之前，秘鲁的计划已开始成为一个新的范本，对使用成本效益的分析提出挑战。世界卫生组织已宣布MDR的治疗多半无效，但这个说法并无任何有说服力的试验作为根据。金墉、法默、巴约纳及秘鲁“医疗伙伴”的其他成员已证明有效治疗是可能的，而且连一个贫穷国家的贫民窟都做得到。控制结核病的专家宣称MDR的治疗成本高得离谱，但从未有人尝试降低最主要的开支，也就是高价位的药品。波士顿会后不久，金墉赴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总部竟没有人知道，第二线抗生素中除了一种药以外，其他药品的专利权早在多年前就到期了。金墉告诉他们：“我们可以使药价降低九成到九成五。”但他们无动于衷。

金墉自己也不知道要如何办到。不过先提主张，再想方法，是他一贯的策略。法默赞同他的策略，称之为“大人物策略”。

金墉出生在韩国，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艾奥瓦州马斯卡廷长大。在他的记忆中，那个地方太小，难以施展抱负。他从不曾注意到密西西比河流经老旧的市中心，也没有闻到仲夏夜飘荡在空气中的稻谷香，或是当地名产甜瓜的香气。他只有一次帮玉米摘除雄穗的经验。不过，他和镇上每一个男孩一样，知道大文豪马克·吐温曾赞美过马斯卡廷的夕阳美景——但他一直不知道马克·吐温其实只是拿自己的睡觉习惯开玩笑罢了。“据说日出也美得出奇。可是我从未看过。”

金墉的父亲当年经过周密计划，神奇地离开了朝鲜，后来在马斯卡廷落脚，他在主街开了一家位于二楼的诊所，专治牙周病，这让他十分自傲。金墉的母亲是韩国人，她的祖父曾担任过最后一任朝鲜国王的大臣。她曾就读于协和神学院，师从美国神学家尼布尔(1)和田立克(2)，后来成了儒家学者，最后则当了家庭主妇。她是一个体形娇小、气质优雅的女人。子女年幼时，她会带他们到当地的高尔夫球场去走走看看，努力了解这个美国人热衷的运动，从而了解子女未来要处的环境。她一有机会就带金墉和他的弟弟妹妹前往得梅因（艾奥瓦州首府）和芝加哥，让他们知道世界有多大。她在厨房餐桌旁教导三个子女辩论的艺术，第二天一大早有事要办的丈夫一面独自上床，一面抱怨不懂他们谈的事怎会比睡觉更重要。她教他们要像会“长生不老”似的生活，同时为他们解说时事，告诉金墉电视新闻报道的饥荒和战争是怎么一回事，这类新闻总是令他十分难过。金墉小时候想象自己长大以后当医生，治疗这种苦难，他的科学成绩优异，更加深了他的兴趣。

他念马斯卡廷高中时，参加足球校队打后卫，打篮球也打后卫，担任班长，并且代表毕业生致辞。除了镇上的中国餐厅老板外，金家是镇上唯一的亚洲人家庭。他们去艾奥瓦州的购物中心时，总会招来大人的眼光，小孩子则跟着他们走，比较放肆一点的人会叫他们“韩国佬”，并且比画出空手道的动作。对金墉来说，因为父母的韩国人血统而受窘，是他这辈子最孤单的感觉。他那积极支持艾奥瓦州所有一切的父亲这时会吼道：“走开，鹰眼人(3)！”金墉却纠正他的英文：“不对，爸，要用复数，Hawkeyes。”

他上艾奥瓦大学后，感觉到前所未有的自在，但是后来听说常春藤盟校更棒，于是转到布朗大学，在那里发现一个名为“第三世界中心”的组织，后来当上了这个组织的总干事。他与爱尔兰籍的天主教徒女友分手，因为他忽然觉得不该和白人女孩交往，之后专和黑人、拉丁美洲，及亚洲学生交朋友。他学会了“痞子走路(4)”，和一票朋友在恳亲日穿上一身黑衣服，在校园浩浩荡荡迈开步伐。这一群约三十个学生里有非洲裔美国人、来自拉丁美洲国家的人，还有一个韩国人，他们有时会单调而有节奏地喊叫，有时则阴沉地不发一语，换来换去，乐此不疲，看到部分家长惊惶的表情就感到很爽。

上布朗大学之前，金墉从不知道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已让日本裔美国人当实习医生。他看了很多相关资料，然后讲给别人听。他支持亚洲“种族团结”的观念，但是当时并不明白这件事有多么复杂，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搞清楚，例如韩国人应该痛恨日本人。偶尔他心中也会浮现一些疑问。对布朗大学的亚洲学生而言，种族认同的意思不过是用筷子吃饭，或找一个亚洲人结婚，而且最重要的政治议题似乎是“玻璃天花板”，即亚洲人不会升迁到组织的顶端。成为受压迫的少数民族，这个想法非常吸引人。金墉决定学习自己的母语。“我要学韩语，和我的同胞生活在一起，成为一个如假包换的第三世界国民，这样我才可以说‘去他的’。”他得到一笔奖学金前往汉城(5)，有趣的是这笔奖学金得自他的人类学博士论文（内容依规定必须与韩国制药工业有关）。他在汉城做研究，并费了一番功夫融入当地环境，和新交的韩国朋友在酒馆混成一片、唱卡拉OK——而且每一次都会先到厕所去演练《夺标》之类歌曲的歌词。

他离开艾奥瓦时，很自然地准备把种族渊源当成这一生的中心议题，但是等他从韩国返回哈佛读医学院和写论文时，却对学术圈所谓的种族认同政治感到腻烦，甚至有点厌恶。“我发现韩国的情况好得很，韩国人要我做的只是写一些申请经费的计划案，以便让他们到美国念书、取得学位。我研究过学生运动，都和韩国国家主义有关，只是在制造麻烦。”他认识法默时，已准备改变方向，他们有一次在波士顿“健康伙伴”只有一间房的老办公室聊天时，法默告诉他：“你若到海地来，我会让你知道你是白人，和白人一样白。”金墉想到他在布朗大学的黑人、拉丁美洲人、亚洲人朋友，想到这种说法会使他们多么愤怒。

他对法默说，他已从在马斯卡廷时怀有的“自我憎恨和种族逃避”中解放出来了。

“有这种了解当然很好，可是现在起你得把它忘掉。”法默说，“你接下来要做什么？成为做某件蠢事的第一个亚洲人，像漫步月球？”

他们谈了一会儿后，金墉宣布他想跟着法默的脚步，以服务贫民为终身职志。

金墉的一生好像都在为下一件更重要、更好的事情奔忙。这或许也是受在马斯卡廷的成长过程及见多识广的母亲的影响。奥菲莉娅有一次对他说：“你不是韩国人，你只是有韩国人的长相。”金墉自己说：“我想通以后，感觉像是终于解决了一个问题。”他说话每每喜欢夸张，谈到自己时也一样。这时他和“健康伙伴”已一同持续奋战十年，一路走来做了许多低声下气的工作。金墉最大的特点就是怀有满腔热忱。只要事实和可能性概率各半，他就会把可能的事说成事实。许多学生都是在听过他的演说后，投入“健康伙伴”的行列的。改变这个世界？他们当然行。他真心认为如此，他也确实认为“一小群怀有使命感的人”可以改变世界。他喜欢这么说“健康伙伴”：“别人以为我们不切实际，他们不知道我们其实是疯狂的。”

金墉对韩国做过一番研究后，明白药品的价格与药效或制造、经销成本无关。药价居高不下，通常是因为药厂独家制造之故。药厂可申请专利权垄断市场，不过第二线结核病药品的高价位与此无关。全球MDR病患人数可能多达七十五万人，因为治疗起来旷日费时，所以需要大量药品，潜在的市场很大，然而由于得病者绝大多数是穷人，所以实际的需求量其实很小。制造这些药的药厂寥寥无几，当然可以漫天要价。

以礼来药厂的第二线药品硫酸卷曲霉素为例，经过法默锲而不舍地交涉后，终于以每瓶21美元的价格卖给秘鲁的“医疗伙伴”。法默和金墉在波士顿布莱根医院买过礼来的同一种药，一瓶是29.9美元，后来发现在巴黎一瓶只要8.8美元。他们本来想改在巴黎买，可是买不到。礼来的巴黎经销商在电话中告诉法默：“硫酸卷曲霉素全球都缺货。”

“为什么？”法默问。

“好像是有紧急需要。”

“在哪里？”

“在秘鲁。”

金墉告诉希亚特这件事。希亚特说：“看来我被敲竹杠了。”其实所谓差别定价对全球大药厂来说，是很普遍的做法：美国人买药的价格比其他国家贵很多。不过希亚特认为，礼来或许会愿意捐药给秘鲁的这项计划，以博取好名声。他认识礼来董事会的一名董事，于是和金墉联手对这家公司下功夫，同时金墉也开始从其他方面着手。

世界卫生组织已同意金墉举行会议，鼓励药厂生产更多第二线抗生素——金墉希望引起竞争，促使药价下降。但是世界卫生组织食言了，于是金墉自己在波士顿召开这项会议，以夸大和戏剧性的手法，在幻灯片上列出一大堆数字，刻意凸显出第二线抗生素的潜在需求量非常大，努力打动药厂。这些数字本身是正确的，但是它们显示的市场需求却非真实存在，因为谁都不认为MDR的治疗计划有钱买药。可是这个手法发挥了金墉始料未及的作用。听众中有一个二十来岁的荷兰人，叫作贝克，是非营利性的国际药房协会的人，这个组织专门促使必需药品（贫国迫切需要的药品）降价。贝克一眼看穿金墉的计策，但对营利性药厂代表的说法感到愤愤不平，因为他们主张第二线结核病药品应该维持高价。最后，贝克宣布：“国际药房协会将竭尽所能使药价降低，我们会寻找制造俗名药的药厂。”

这个荷兰团体的策略是不理会那些仰赖研发、品牌和有专利权保护的跨国性大药厂，专门找多如繁星的小药厂打交道。这些小药厂制造已经研发成功的俗名药，以悬殊的价差和不同药名销售（例如对乙酰氨基酚，在美国叫作Tylenol）。金墉觉得这个办法更高明，他喜欢更新、更好的想法，这或许是他的弱点，但有时也不无好处。他从不在乎想法是谁提出来的，而且不断阅读企管书籍，找寻资本家的秘诀。他欣然接受了贝克的计划。最后，国际药房协会和著名的“无国界医生”组织接下了这份工作，找寻制造第二线药品俗名药的药厂。国际药房协会甚至说服一些公司制造这些药，并一肩挑起品管和经销工作。后来无国界医生掏钱出来买了第一批药。

不过还有其他事情要先做。金墉的工作就像是逻辑学家要解决的难题。为降低药价，他必须显示有许多结核病计划都用得到这些药；为让许多计划用这些药，药价必须降低；为了降低药价，制造俗名药的药厂就必须参与。只要世界卫生组织同意把第二线抗生素纳入其正式的必需药品清单内，这些药厂参与的意愿就会提高。但很少用到的药品在定义上就不是必需药品。为打破这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金墉开始游说世界卫生组织把这些药纳入必需药品清单。

世界卫生组织的功能是协调全世界卫生部的工作，制定指南和准则、公布建议使用的方法、担任顾问团体。所有和医疗卫生有关的资讯都集中于此，因此也是许多抱怨投诉的地方。它有一些十分重要的功能，例如收集和散布全世界的流行病学资料，只可惜它的经费长期不足，而且和联合国大部分组织一样，难免牵扯到政治，一旦面临争议，便裹足不前。批评人士说，世界卫生组织的两个座右铭是：“慢慢来”和“错不在我们”。当多位杰出的结核病专家写信到世界卫生组织日内瓦总部，表示无法支持第二线抗生素纳入必需药品的药单内时，就连金墉在世界卫生组织最坚定的盟友也噤若寒蝉。有的专家在信中说，这个计划行不通，有人则认为若药价真的下跌了，这些药必定会流于泛滥。

担心不无道理。在现实世界里，连基础医疗保健都没有的地方多的是。有的地方虽有医疗院所，但工作人员不是懵懂无知、漫不经心，就是懒得可以。在现实世界，部分医生和护士会把药拿到黑市卖，走投无路的病人会卖药换取食物，笨拙的药剂师会把第一线结核病药和咳嗽药混在一起使用。在这些地方卖第二线（所谓备用的）抗生素，只会弄巧成拙，培育出无药可医的抗药性菌株。

金墉不厌其烦地说了一遍又一遍，这些情形已经发生了。他谈到秘鲁病人到“医疗伙伴”就医时，已对第二线药物具有抗药性，有些人的结核菌甚至对所有已知抗结核病药都有抗药性。唯一可防止这类病例蔓延的方法，是在DOT计划之外，增加健全、经费充裕的MDR治疗。金墉对这个主张深信不疑，但他知道必须先找出一个可以有效控制廉价药品的机制。他和法默前不久才派一名年轻人前往世界卫生组织的日内瓦总部工作。金墉打电话给他，说明需要拟出一个控制机制。他说：“你看能不能找到前例援引。”数日后，这个年轻人打电话来说他找到了，是一个名为“绿灯委员会”的国际组织，这个组织成立的目的就是控制脑膜炎球菌疫苗的分派。“太好了！”金墉说，“我们就依样画葫芦，成立一个委员会控制第二线药物。”

“这个委员会要叫什么名称？”年轻的“健康伙伴”成员问。

“叫‘红灯委员会’不太好，”金墉说，“就叫‘绿灯委员会’如何？听起来只是援引前例罢了。”

原则很简单，委员会全权负责第二线药物最后的分发。一旦药价下滑，这个委员会就握有实权。任何需要低价药品的结核病计划都必须向这个委员会证明已做好良好规划，也做好良好的DOT计划，不会再继续培养出具有抗药性的病菌。大部分“TB人士”都支持这个计划，世界卫生组织最后也让步，把第二线抗生素加入必需药品清单的附录。

降价分阶段进行。2000年，透过“绿灯委员会”购药的结核病控制计划，购买四种第二线药品的价格，与1996年相较，便宜了约95%，买另外两种药的价格也便宜了84%。希亚特和金墉说服礼来药厂捐出一大批药品给波士顿“健康伙伴”，药品包含两种抗生素，礼来答应以悬殊的价格供药给其他MDR治疗计划。硫酸卷曲霉素现在一瓶只要0.98美元，比金墉和法默当初去秘鲁前，向布莱根借药时便宜了97%。现在治疗一例对四种药具有抗药性的MDR病例，药费约一千五百美元，而非一万五千美元，同时药价还在下跌。争议虽仍不断，但再也没有人能够说贫国治不起病。

世界卫生组织结核病部门一个成员原本反对“绿灯委员会”。现在却自称是架构这个组织的“工程师”。其他人对降价的功劳更大，包括法默和金墉出面恳请协助的无国界医生部分成员。不过参与绝大部分过程的贝克告诉我：“我认为金墉运筹帷幄是最大功臣。他在后面推动、推动、再推动，85%的工作都是他做的。”

自从这个计划在利马展开后，金墉和法默见面的机会越来越少，多半是通过电子邮件联络。两人在奥地利萨尔斯堡举行的一项结核病会议上碰面，金墉听得入神，法默却差点睡着。会后，两人外出晚餐。金墉和法默有某些喜好相同，例如电报式用语、看冒险动作电影、看《人物》杂志（两人称之为流行研究期刊）。两人的口味也差不多。法默吃任何东西都要加盐，金墉喜欢说：“这世界上只有两种植物，可以炒的和不可以炒的。”两人点了比萨庆祝久别重逢。

金墉那晚心事重重。几年前法默曾说服他接受传染病专科医生训练，但他数月之后就打了退堂鼓。他虽喜欢行医，但秘鲁让他接触到医学的不同层面。他已领悟，让他兴味盎然的是和医疗卫生相关的大事。他其实喜欢坐在会议厅里畅谈国际结核病控制计划的实务研究，但又羞于承认自己想参与国际卫生政策的制定工作。法默有时很清楚金墉的想法，这次也一样。

“你现在想做什么？”他问。

这个诚心让他一吐为快的问题，让金墉感到窝心。“我对政治工作感兴趣，事情也必须有人做。”他说，“我喜欢做这些事，胜于治疗病人。就国际卫生事务而言，就是优先选择穷人。”

“很好啊，那就放手去做啊。”法默说。

“可是我们不是常说，决策者都把优先选择权给了自己的想法吗？给了自己那些狗屁倒灶的想法？”

“是啊，不过，金墉，我们把权力托付给你，我们知道你不会背叛穷人。”

法默的笃定有时候会填满他和金墉的所有空当。以前法默一阵风似的从夏威夷回来，他要和金墉谈事情，但又必须去赴一个约会，就会说：“陪我一起去。”好像他的事比金墉的事更重要。多年来，金墉已习惯到机场接他，但法默却从未去机场接过金墉，一次也没有。两人争执时（这是常有的事），占上风的多半是法默——就算不是他，金墉往往也觉得被迫让法默认为自己占上风。金墉赞美法默时，他多半会说诸如此类的话：“谢了，金墉，我真的很受用。”有一次金墉说：“是吗？那你怎么从来没有夸奖过我？”法默一脸惊讶：“我有啊，怎么会没有？”

金墉喜欢说他和法默是“两个妈妈生下的双胞胎儿子”。果真如此的话，金墉一定是老二。现在，他在萨尔斯堡吃着比萨，终于在法默的祝福下，长大成人了。

金墉身上有很多法默的影子。两人相处这些年下来，观点如出一辙，对于国际卫生界奉为圭臬的观念尤其不以为然。金墉有一次对我说：“人类对道德上情有可原的事情，认知已和过去大不相同，例如世人已经不再让妇女裹小脚，也不认为奴隶制是对的。法默和我都是读人类学的，我们知道事情没有一成不变的。文化不断在变。广告界人士迫使文化不断改变，我们为什么不能和他们一样呢？国际卫生界人士在一旁冷言冷语：‘改变就一定会使情况好转吗？这种事情谁说得准？这些和法默一样的人会半途退出，可是他们可以离开，我们这些中坚分子还是得坚守岗位，想办法把平均每人2.27美元的经费在医疗保健上做最有效的运用。’”

“资源永远有限。”在国际卫生界，这个说法铿锵有力，是大部分成本效益分析背后的主张。这句话代表的意思多半是：“切合实际。”然而金墉和法默觉得，这些人并未去了解资源为何有限，仿佛是上帝刻意让海地这么贫苦似的。严格来说，每个地方的资源都有限，法默演讲时常常这么说，但他接着会补充一句，“现在资源虽然还是有限，但情况已经是有史以来最好的。”这句话的意思是说，医学已经有药可以阻止许多流行病肆虐，没有人能再说这世界上的钱不够买这些治病的药。

对波士顿“健康伙伴”来说，这句话再正确不过。他们花掉了怀特数百万美元为秘鲁买药。奥菲莉娅一直在攒“健康伙伴”收到的部分捐赠，希望积少成多。她已经存了约一百万美元，但现在这笔钱又没了，花在秘鲁。怀特已年过八旬，而且一如计划，他的钱也快用完了。2000年年初，负责控制预算的奥菲莉娅写信给法默和金墉：

两位：

我们迫切需要一大笔现金。基本上，每个月薪水要四万元，海地要六万元，秘鲁要三万五，怀特的钱已经不够用了。这还不包括其他开支，例如贷款、健保、设备……你们有什么建议吗？

他们三人想出所谓的“分散策略”，在怀特背后则称为“后怀特计划”。由于第二线药品价格下滑，所以在利马可以继续治病一阵子，但一两年后势必停摆。同时必须停止对“健康伙伴”的研究机构（法默数年前以他获得的麦克阿瑟奖奖金成立的）提供经费，基本上只维持一个小型私人慈善团体的形态，努力支持在海地一个角落进行的医疗卫生系统。金墉形容他们做的事是：“对着荒野呐喊”。

金墉当然另有想法。他的想法是，“健康伙伴”会成为扩大治疗结核病资源的工具。他们已在利马北部的贫民窟阻止MDR蔓延，打算再提出一个在秘鲁全国消灭MDR的计划，然后进军国际。他们已向全世界证明，打败那个可怕的疾病是办得到的事，同时也示范了做法。如果MDR都能扑灭，结核病为什么不能？

一年多来，金墉一直在争取“大人物捐款”。说到大人物，有谁比得上盖茨基金会（Gates Foundation）？基金会有一笔大约两百二十亿美元的捐款，而且计划把大约半数收入（每年五亿五千万美元左右）用在改善全球医疗卫生的计划上。希亚特介绍金墉和法默认识基金会的资深科学顾问福奇。福奇是身负消灭天花重任的人士之一，他向来支持以反传统的方法解决难以解决的问题。

在福奇的鼓励下，金墉开始规划一个申请经费的计划案。他再度和法默会面时是在莫斯科。两人坐在假日旅馆客房的床脚讨论该开口要多少钱时，有过一番争执。

法默认为要两百万美元，或四百万美元。

“不行，”金墉说，“我们得要四千五百万美元。”

法默说，他们绝对要不到这么多钱。

金墉套用法默最爱用的辩论策略，说：“你这么说，是依据什么资料？”

(1)　雷茵霍尔德·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1892—1971）：二十世纪美国最著名的神学家、思想家，是新正统派神学的代表，基督教现实主义的奠基人。

(2)　田立克（Paul Tillich，1886—1965）：德国新教神学家、新正统神学家、新保罗主义者，并且经常被认为是存在主义神学家。

(3)　鹰眼人（Hawkeye）：艾奥瓦州人的绰号。

(4)　痞子走路：黑人走路的一种特殊方式。

(5)　汉城：韩国首都旧称，2005年1月中文译名改为首尔。

第四部
轻松旅行月
A Light Month for Travel

第二十章

2000年的某一天，希亚特在他布莱根的办公室对我说：“法默和金墉促使全世界接受了抗药性结核病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他相信此事非同小可，“一年至少有两百万人死于结核病。这些死去的人中只要有许多人带有抗药性的菌株，死亡的人数就会节节上升。除非能有个规模够大、够周延的计划，否则死亡人数可能大幅增加。”

MDR不过是全球医疗卫生面临的一个重大问题中的一部分。结核病和艾滋病赫然成为新世纪面临的威胁，再加上疟疾大流行，这个世界已面临数世纪以来最重大的公共卫生灾难，规模堪称自欧洲瘟疫盛行的年代或美洲原住民几近灭绝以来首见。希亚特言下之意似乎是，法默应专注于对抗那些灾难，而且要大张旗鼓。“法默一年有六个月时间在海地一对一地照顾病人，如果他把这些时间用来做大型计划就好了，就可以治疗俄罗斯和其他东欧国家的结核病囚犯，或世界各地的疟疾病例，或南非的艾滋病——在哪里做、做什么都没差，反正他做的都是重要的事。你看，他只用了一部分时间在MDR上，就已经成绩斐然，可见他把他的长才和政治敏锐度发挥得多好！我一直鼓励他担任海地计划的顾问就好，应该把大部分时间用在世界各地的计划。”

法默这时四十岁，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按照希亚特规划的方式，全心从行政主管的层级运筹帷幄。他在学术界声誉日隆，即将成为哈佛终身教授，也是医学人类学各项大奖的热门人选。他的部分同侪说，他已经“重新定义”了医学人类学。至于在临床医学的地位，他已成为欧美医学院争相邀请莅校发表学术演讲的演讲者之一。布莱根的外科医生不久前才请他演讲，这对医生来说是一种难得的荣誉。他也担任许多国际医疗卫生委员会的委员，出席时莫不积极表达意见。然而他似乎没有要放弃任何一项工作的迹象，包括在海地一对一的看诊。

法默并非不想尽力为全世界穷人治病，只是他想按照自己的想法去做，而且这个想法只有他一个人完全明白。他的一个年轻助理会生气地对他说，他做事没有轻重缓急。他回答：“你错了。”他的优先顺序是，病人第一，囚犯第二，学生第三。不难想见这个助理埋首处理这些琐事时，会感到茫然。

我喜欢坐在一旁看他发电子邮件，无论是在肯吉、在飞机上，或在机场候机室。他在思索措辞时，一根手指头会在空中挥来指去；当他认为的好点子被别人嗤之以鼻时，他会用食指轻敲鼻子旁边。看他写的电子邮件内容，对我来说就是一件十分有意思的事。信中传达出他做事的方法自成一格。2000年年初，他一天能收到大约七十五封电子邮件。大部分的信都令他感到开心，而且其中许多信都是他要求别人写的。大部分的信他都会回。

有些信件是咨询秘鲁MDR病患的诊治，他读得很仔细，回信也十分谨慎；有些信件是关于“健康伙伴”在俄罗斯、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危地马拉、美国罗克斯贝利进行的一些计划，不是对方忧心忡忡，就是法默看后操心忧烦；还有神父、修女、人类学者、医疗卫生官员，以及医生寄来的亲切问候，或请他给予意见，这些人遍布古巴、伦敦、亚美尼亚、斯里兰卡、巴黎、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南非。除此之外，难免总有几封信提到诸如此类的话：“打扰一下，请问你会不会想到几内亚比绍工作？”有人请教他的看法，有人请他写推荐信，找他的人有曾在海地“医疗卫生伙伴”当义工、现在想读医学院的人，也有年轻医生和流行病学医生。提问的有他在布莱根的传染病科同事，还有一位波士顿医生，这位医生一直向他咨询治疗一名艾滋病患者的方法，还有一些他钟爱的医学生。一名学生问：“急性发作的听力丧失的机能/病理生理学，与脑膜炎有什么关联？”

法默立刻回答：

早，大卫。细菌性脑膜炎造成的损害是由宿主的发炎反应造成的。白血球。这种化脓的脑膜炎会在脑底部造成肿块状的发炎物质。在脑底部绕行的是什么？是颅神经。颅神经的功能是什么？让小女孩可以听见声音。当颅神经四周被这种胶状发炎肿块（脓？）团团包围，会怎样？会被挤压、缺氧、影响听力、两眼张不开等等，甚至脑积水都是因为发炎造成的脓堵住了小洞洞……这是解剖学，解剖学和脓。永远都是解剖学和脓。

他人在外地时，用克里奥尔文写的电子邮件更是塞爆了他的信箱。我有一次和他一起从肯吉去美国，那是一天半的募款行程。等我们回到迈阿密，要前往海地途中，他打开信箱，一封海地“医疗卫生伙伴”职员的来信等着他：

亲爱的法默，大家都很高兴再过几个小时就可以见到你了。我们真想念你，就像大旱之望云霓。

“才三十六个小时就这样？”法默对着电脑屏幕说，“海地人真是够夸张的，和我是同一挂的。”

近来法默的生活遇到一个问题。奥菲莉娅简单形容：“他走到任何一个地方，别的地方都见不到他。”法默目前解决的办法是少睡、多坐飞机。2000年年初，我跟随他展开了所谓“轻松旅行月”。

我们有两个星期在肯吉，期间还到南卡罗来纳州拜访一个教会团体。现在我们正在往古巴参加一项艾滋病会议的途中。会议结束后再到莫斯科谈结核病事宜，途中在巴黎短暂停留。

“谁负担你的旅费？”我问。

他回答，教会团体、古巴政府、索罗斯基金会。他笑说：“付钱的是资本家、共产党，还有耶稣基督。”

法默较年轻时，来去肯吉都是一身牛仔裤和T恤，后来他才晓得海地的朋友对他的穿着十分不满，因为他们旅行时总是盛装出行。拉丰唐告诉他，他要代表海地人时，应穿着西装。法默有两套西装，一套借给朋友了，反正他也比较喜欢身上这套黑色的，在布莱根写医嘱时笔端的毛球掉在裤子上时，只要用手拍一拍就好，搭晚班飞机赶到莫斯科或利马时，看起来还是很体面。

我们黎明时分从“医疗卫生伙伴”动身前往机场。十名肯吉人爬上车，挤进卡车的驾驶室及后面放行李的露天车厢。穿着西装的法默一面对送行的职员下达一连串最后的要求和指示，一面坐上驾驶座。法默经常晕车，驾车可以减轻想吐的感觉。卡车就像一艘离港的小船，驶出“医疗卫生伙伴”平坦的路面，开始沿着三号国道一颠一颠前进。

时间很早，我们都还没吃早餐。我的背开始痛起来。坐在卡车座椅上下颠簸时，我心里想着海地的情形。这条所谓的道路建于二十世纪美国占领海地时，负责监造的是美国海军。为了建造这条道路，他们恢复了所谓的徭役制。中央高原的农民群起反抗，美国海军遂以武力镇压。法默曾经拿一本书里的照片给我看，那是一名被征召但顽抗不从的工人遭海地警察（由美国海军监管）惩罚。照片中的这个人躺在地上，双手已被砍掉。

清晨六点，沿途的景象并无吸引人之处，只教人看了难受，面黄肌瘦的乞丐、赤脚踩水的儿童到处可见。我从晃个不停的挡风玻璃望出去，看到一个戴着草帽、身材瘦削的男子骑着一匹饿得皮包骨头的海地小马。他坐在用草编的传统海地马鞍上，马鞍设计得好像存心要让驴子和小马的皮磨到流血为止。他踢着小马瘦得突出来的肋骨，我猜想是要赶早到当地某个农场贫瘠多石的土地上干活，以便让子女一天至少有一餐可吃。我想说些什么来安慰自己，不致因为路旁看到的景象而太难过，且又能让法默对我印象深刻。我零碎的宗教知识适时地发挥了作用，我说：“你们既对他们最小的弟兄做这件事，就等同是对我做了。”

“《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法默说，“这些事你们既对我最小的弟兄做了，也就是对我做了。”他继续解释这段话，“我饿的时候，你给我吃的。我渴的时候，你给我喝的。我是一个陌生人，你接纳了我。我没有衣服穿时，你给我衣服。我生病，我在监狱的时候，你来看我。然后福音说，这些事情你们若都没有做，你们就毁了。”他笑了起来，避开路上另一个大凹洞。

我们随意漫谈，一路上平静无事，直到我们下摩恩卡布里山，前面下方是原本肥沃、如今却已碱化的库德沙克平原，再过去是太子港。这是最危险的一段路，克里奥尔语称之为kwazman地区。法默向我解释这个名称：“你碰到另一辆车，或是像刚刚看到的那块大石头，情况不妙时，就是kwazman。”发生kwazman的后果就在前方，一辆卡车在道路内侧翻覆，距离十七年前法默和奥菲莉娅看到的杧果妇人车祸死亡地点不远。法默停下车，透过挡风玻璃凝望车祸现场，但是看不到人，地上也没有尸体。“看起来不像有人受伤。”他用英语对我说，然后对车后的肯吉人说克里奥尔语。

其中一个人回答：“那辆卡车上的某一个人可能对这个人下了咒语，这个人可能会死掉。”

法默翻译给我听完后哈哈大笑，开车上路后还笑个不停。他的第一站是夸德布克的监狱，位于太子港外郊。他手上这份待办事项清单上，有一个尚未打钩的项目是“监狱救人”。卡车后面有一个住在凯艾平村的农民，他的儿子在太子港当警卫，前不久涉嫌谋杀，法默已为他请了一名律师。他要在监狱停车，让这对父子谈一谈。

监狱的士兵说：“你不能进去。”法默一只手放在士兵的肩膀上，说服了对方让他通行。让这个年轻人饱受折磨的牢房里暗无灯光，里面影影绰绰至少有三十个人。靠近灯光的地方有十来张脸孔从栅栏里向外望。“嗨。”法默说。

“嗨，医生。”一片回应声响起。有几个人举起手来挥动手指。一阵强烈的臭味传来——干掉的汗水，加上口臭、尿味和屎味。儿子站在栅栏旁和爸爸说话，然后爸爸退后一步看着儿子。法默和这个年轻人说了一会儿话，告诉他律师的情况。

我们离开监狱后，卡车发动不了了。车上的肯吉人和我都下去推车，引擎终于启动，于是我们再爬上车。“让救星如此离开未免太狼狈了吧。”法默说，“他生病的时候、在狱中的时候、需要衣服的时候，我们都帮他了。那些我们都已经做了。”他继续说，“不过那些成本效益的废话倒是让我想起来，我这辈子只要救了一个病人的性命，就没有白活，你这一生做过什么事？我救了米琪拉，从监狱里救出了一个人，所以运气不错。”他又说，“为了有机会可以救无数这样的人，我领悟了这个道理。”

在市区办完一些事后，他驱车前往机场。离机场越近，在路旁碎石中兜售汽水、水果和廉价饰品的妇人和孩童就越多。法默看到前面有一辆车抛锚了，有一些人在推车。他开车从那辆车子旁边经过。“我在唱歌吗？《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可没有说……”他提高嗓门儿唱起来，“我的车子抛锚时，你帮我推了一把。”交通和平常一样混乱。每次有大飞机起降时，总是有一大群人聚集在机场，但是大部分人并没有生意上门，他们只是抱着一丝希望坚持下去。挤在这里的不只是想载客的出租车司机，还有小孩和拄着拐杖的老人、缺胳膊少腿的人，他们全都用力拉着栅栏，拼命对着刚出机场的人喊叫和挥手。法默在航站大厦的墙上看到一个来此度那年最后一个假期的旅客竖起的英文牌子：

恭贺圣诞

并祝2000千禧年快乐。

牌子下方画了一只驯鹿。“哦，”法默说，“这是本地动物。可怜的海地人。上帝保佑海地人，他们已经很努力了。”

悒郁的心情直到上机后才好转，可是我明白，法默舍不得离开海地。我们登机时，他说：“你和我，想走随时可以走。可是大部分海地人哪儿也去不了，你知道吗？”过了一会儿，飞机飞越太子港湾上空时，他望出窗外，然后又把脸转开。一两分钟后，中央高原出现在他身旁的窗外，一大片褐色的土地，只有些微绿色点缀其上，被侵蚀的山坡地看起来就像挨饿的动物肋骨，河水把海地仅存的表土送入大海，碧绿的河水因为这些泥土而变成褐色。“光是看这块土地都会让我的心情难以平静。”法默在短时间内最后一次提到海地，“这样的土地根本无法供养八百万人，可是他们就生活在这块土地上。他们就在这块土地上，从西非被绑架过来的。”

他继续写感谢函给波士顿“健康伙伴”的捐款人。写完五封感谢函后，在一个方框上打了钩，心情好了一点。接着吃午餐，我正准备开动，看到他的桌上是空的。“咦，你的饭呢？”

“说不定他们认识那个小孩，”法默说，“那个我没有救活的小孩。”

一个小女孩前一天晚上在儿童病房死去，但他觉得她命不该绝。我是头一回听到这事。他整夜没睡，不断尝试用各种方法救她。

“这种事的确令人难过。”我说。

“海地死的人很多，”他回答，“有时候我真是受不了，婴儿夭折……”他的午餐送来了。他吃了几口，又说，“我们来一个一个看这些病人。”他从结核病房、主病房到儿童病房，一床一床如数家珍地说着病人的情况。“还有那个早产儿，比一颗花生米大不了多少，让我担心得要命，可是现在她看起来很好，”他终于展颜笑道，“就一只蝌蚪而言。”

我们在迈阿密降落时，法默浏览座舱，猜测大约有两成的乘客是第一次搭飞机。他可以说出是哪些人——那些瘦巴巴的，那些手上长茧、脸部皮肤粗糙的，那些穿着正式但态度不自然（好像是头一次穿那么正式）的，还有穿着打了一大堆皱褶的长裙的妇女。“我们快要看到可怕的东西了。”

“什么东西？”

“电扶梯。”

他站在第一座电扶梯的顶端。之前不久，他到机场管理局要求他们想办法防患于未然，但他们显然把他的话当成耳边风。每走过来四五个海地人，就会有一个人站在电扶梯顶端看着那些移动的阶梯。他们停下脚步，就像站在深水边缘似的，然后开始跑起来，想要赶上电扶梯的速度。法默用克里奥尔语对一位快要跌倒的老妇人叫道：“别跑，扶好把手。”她恢复了平衡。法默转头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再度浮现。“皱褶越多，越容易绊倒。”

奥菲莉娅认为法默的个性相当复杂，是由一些背道而驰的特性组成的——需要类似冒险的疯狂活动，高度自信，但又渴望别人的肯定。他总是在问：“我做得如何？”只要她没有夸奖他，他就很难过。她认为，他需要别人肯定是因为他做的事超过了能力范围。可是他的个性又“单纯得可以”，她觉得他永远也不会有真正沮丧的时候，这种乐观的态度教人嫉妒，几乎惹人厌。他有一次写信给我说：“我从来不会绝望，我想我永远不会有这种感觉。”他做的事就像在世上最绝望的地方找寻苦难，所以他不让自己受各种心理痛苦的折磨。他有一次在海地告诉我：“我的个性可能比你还开朗。人们看了我写的文章、听了我的演讲，以为我肯定不是开朗的人，可是我说、写那些事情，只是陈述事实罢了。”当然，他经常会感到难过，不过要让他开心起来也很容易。

迈阿密机场是他平常往来的中心点。许多商业旅客对这座机场的评价并不好，可以说是最不受欢迎的机场之一。法默可不这样想。他在迈阿密虽只是短暂停留，但依停留时间的长短，将之分为“迈阿密日”和“迈阿密佳日”，两者都包括到他最喜欢的古巴理发师那儿理发，两人用西班牙语聊天，还有买最新一期的《人物》杂志。然后是去美国航空公司贵宾室，他会在那里洗个热水澡，然后窝在大厅的一角，坐在一张柔软舒适的椅子里回复电子邮件，一面啜饮红酒。这一天是“迈阿密佳日”，也就是除了做这些愉快的事外，我们还要在机场旅馆过一夜。

那天晚上法默花了一个小时找我们第二天前往哈瓦那的包机登机门位置。他在波士顿的助理是一个年轻的新手，看来他加入“健康伙伴”的目的是伸张社会正义，而非做安排旅游的工作。这是“健康伙伴”经常碰到的问题，和每一个极为依赖义工志愿者，无力为员工提供优渥薪酬的组织一样。谈到人事管理，奥菲莉娅和金墉至少还有一道特殊的碍手规定，就是不可以开除员工——这是法默的规定，除非员工偷盗或打病患两次。原本是规定只要打病人一次，就得卷铺盖走人，可是有一次肯吉的一名员工动手打了病人，结果法默没有开除那个员工，而是修正了这项规定。他坚持：“动手打病人两次才得走人。”

他这个年轻助理是值得同情的。近来找法默的人多得无以复加，他又不喜欢让别人吃闭门羹。法默老是说自己没有休息时间，可是就算为他安排了时间休息，他又会在这个空当塞进会议或演讲。从来没有人能够把他的事情安排得令他称心满意。他的上一个助理是位三十多岁的女子，法默对她算是相当满意了，可是他后来给她升了职。

那天晚上住旅馆，法默起来上厕所，因为不想吵醒我，所以没有开灯，结果在黑暗中脚拇趾撞到了行李箱。我们四点起床时，他的脚拇趾已经瘀青了。他诊断是骨折，一拐一拐地走到航站大厦，没有喊一声痛，背着电脑，一手拎着他的旅行袋（一只塑胶购物袋），另一手提着行李箱。行李箱里只放了三件衬衫（准备穿两星期），但是却塞满了演讲用的幻灯片，以及送给古巴主办单位的礼物。他有一次问我：“你以为我喜欢一件衬衫连穿五天吗？”我心想，有时候他说不定还真是如此。有时候他的意思好像是，若非这个世界贫富不均，若是世界各国的领导人恪尽其责，他也就不必忍受这些不便。不过抱怨不是他一贯的作风。他说，选择带几件衬衫或是带药品，是再容易不过的事。“要诀就在于，保持干净和勤换内衣。”诸如此类的要诀，他多的是。“旅客要诀第一千零七十三条，如果没时间吃东西，飞机上没有食物可吃时，一包花生米配一杯血腥马丽，就有六百卡路里。”这天早上我替他拿着那些放不进袋子里的礼物，就令他铭感五内。在我看来，他好像觉得必须不停地买礼物，直到礼物多得装不下，才知道买得够多了。

我在他一瘸一拐往前走时，对他熬夜、每周工作一百零四个小时、马不停蹄的旅行表示不以为然。

他说：“问题是，如果我不这么拼的话，就会有人死于非命。我这么说听起来狂妄自大，但我要是没有带你到海地，让你眼见为实的话，我也不会这么说。”他诚挚地说，“不过我的确想让自己的身体强壮一点，我今天早上还做了俯卧撑呢。”他其实是脸朝前，身子两旁各放一张椅子，两手撑着椅子，腿前伸，身体上上下下，权充俯卧撑，这样就不会伤到脚拇趾了。

前面是飞往哈瓦那的包机办理登机手续的柜台，从堆积如山的行李、收音机和厨房电器用品的箱子、一包包装着纸尿片的袋子，就可看出来。这一幕很像飞往海地的柜台，只不过行李堆放得没有海地柜台前高，行李箱也没有摇摇欲坠的样子。美国是贫国的购物商场，从人们自美国回国带回的行李，就可以对一国的经济状况猜出端倪。我想，这种景象对法默来说不值一提。他十八年来不断接受海地人的委托，“请你帮我带点东西上飞机”。金墉告诉我：“从这些事情，你就可以知道法默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他们不是说‘我有个叔叔住在波基普西，你可以帮我把杧果带给他吗？’就是‘你可以帮我在美国买只手表吗？你可以帮我买个收音机，并且帮我把这块面包带给我住在布鲁克林的姑姑吗？’法默总是有求必应地说：‘好。’”

我们办完登机手续后，坐在机场餐厅里，法默埋首继续写感谢函。他的脸上有笑容，我猜他迫不及待前往古巴，因为他说：“有一阵子没有婴儿夭折了。”

第二十一章

飞机在接近哈瓦那时降低了飞行高度，法默专注地看着窗外，有感而发：“你看！距离海地不过一百四十四公里多，可是你看！有树！有农作物！绿意盎然，这还是旱季最严重的时候！生态和海地一样，可是你看！”

举行这次艾滋病会议的古巴医生是法默的老朋友佩雷斯。他派了一辆车到机场接法默。驱车前往哈瓦那的路上，我首次看到古巴的政治广告牌，那是古巴革命领袖格瓦拉头戴贝雷帽的巨幅照片。别人提醒我，对卡斯特罗统治下的古巴有任何好评的美国人，都会被戴上共产主义走狗的帽子。我知道法默喜欢古巴，和意识形态无关，是因为古巴的医疗卫生统计。这些经过世界卫生组织审查的统计，精确度在全球公认是数一数二的。

当然，很多事情都会影响公共卫生——营养和交通、犯罪和居住环境、害虫控制和卫生，还有医药。古巴的人均寿命和美国不相上下。自古巴革命以来，在一百四十四公里外的海地依然迅速蔓延的疾病，在古巴已被稳定控制，例如登革热、伤寒、结核病、艾滋病。我们陪佩雷斯在他服务的医院（国立传染病医院）巡视病房，来到一名疟疾病人的病房。佩雷斯说，院内一位年轻医生没有在初诊时诊断出来，因为他们从未见过疟疾病例。法默心中百感交集，因为他十八年来一次又一次站在感染疟疾的海地农民病榻旁，这些病人都是到脑型疟疾末期痛苦不堪时，才由驴子驮到他那里的。不论是老爷爷、老奶奶、爸爸、妈妈或小朋友，送来时都已经在抽搐。

“我对古巴医学的欣赏众人皆知。”法默说。古巴是一个穷国，他们之所以那么穷，美国长期实施禁运难辞其咎。不过苏联瓦解，使古巴失去背后的金主及大部分对外贸易之际，当局听从其流行病学家的警告，增加了公共卫生方面的开支。以美国的标准来说，古巴医生的设备根本就不足，而他们的待遇就算以古巴的标准来说也很差，但是他们一般都受过良好的训练，而且古巴人口平均的医生数，高于世界任何一个国家，甚至是美国的两倍。人人皆可使用医疗服务，就算要动心脏手术也没问题。根据世界卫生组织做的一项研究，古巴拥有全球分配最平均的医药。犹有甚者，古巴以前出口佣兵，意图改变世界，现在似乎也放弃了这个计划。如今他们出口的是医生，把许多医生送到贫穷国家，现在就约有五百位医生在海地免费工作——不过效果不彰，因为设备不足。然而就算只是装装样子，对法默来说也意义十足。

有一次他与几个哈佛的教授朋友辩论，他们说北欧国家是公共卫生卓越和政治自由的最佳典范。法默说，他们谈的是管理财富，他说的则是管理贫穷。海地是管理贫穷的不良示范，古巴则是好的范例。

他研究过各种思想体系……他不信任所有的思想体系，包括他自己的在内（至少有一点点不相信）。他有一次写信给我，谈到解放神学：“这毕竟是一种学说。所有学说都有使我们失望的时候，就海地来说，贫民过着那么危险的生活就是令人失望之处。”那么，解放神学会在哪一方面令人失望呢？他告诉我，“如果按照逻辑来推论这种学说，那么，上帝应该会出来对抗不公平的事。可是如果情况对穷人不利——用开山刀对抗乌兹冲锋枪、驴子对抗坦克车、石头对抗导弹，或甚至伤寒对抗癌症——怂恿穷人主张他们的权利是负责、明智的做法吗？危地马拉、厄瓜多尔、海地赤贫者在被福音打动、受到怂恿后，起而维护自己的权利、主张哪些是自己被掠夺的东西、要求让自己要穷得有尊严，不要像我们在海地看到的那样，活得那么凄惨，结果如何？我们知道答案，因为我们在危地马拉的万人冢挖掘出了尸体。”

对我来说，看到海地之后再看到共产主义国家古巴，有如释重负之感。古巴的道路都有铺面，有美国二手车，公路上没有四处乱丢的垃圾。虽然粮食采用配给制度（还配给掺杂野豆的咖啡豆），但是没有人挨饿，也没有人营养不良。我发现一条干道上还有一群流莺，也有一些需要粉刷和修理的公共住宅区，就像哈瓦那大部分房子一样。然而我对太子港贫民窟和中央高原简陋的棚屋记忆犹新，相较之下古巴看起来可爱多了。

我们到旅馆时，法默说：“我在这里可以安心睡觉，因为这里人人有医生。”他躺上床，几分钟后便呼呼大睡。

“我喜欢暂时离开海地。”法默醒来时说，“我的意思是说，我会感到内疚。我因离开海地而内疚，所以要趁我在这里时，替海地募款。”这件事需要佩雷斯医生帮忙。

佩雷斯五十五六岁，身高只到法默瘦骨嶙峋的肩膀。法默说，他数年前第一次看到佩雷斯时，正好看到一个高大魁梧的病人在他面前挥动手指对他说西班牙语。“你给我听着，我对你有意见。”佩雷斯一边点头，一边抬眼看着那个人。法默记得当时心中想：“医患关系不错嘛。”后来两人结为好友。

法默在古巴找寻的第一目标，是购买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的经费，要足以治疗二十五名在肯吉已发病的艾滋病患者——这只是初期目标。他在艾滋病会议中认识了一位女士，只要她愿意，就帮得上忙。这位女士负责联合国加勒比海地区的艾滋病计划（UNAIDS）。他游说了她好几天，还送她一本他的著作《传染病与不平等》，并在书上题字：“致佩姬·麦卡沃伊，热烈欢迎你加入我们，热切期盼你协助海地。”他对我说：“我是为达目的不择手段。没有人像我这样有强烈的内疚感。”在医学名人云集的鸡尾酒会上，他想要验收成果了，在佩雷斯医生帮忙下，他如愿以偿。佩雷斯走向佩姬，向她提到法默，说：“他是我的朋友。”于是她请法默提出书面计划，法默高兴得脸上发光：“我可以亲你一下吗？我可以亲两下吗？”

他也希望解决一个长期困扰“医疗卫生伙伴”的问题。在肯吉工作的海地医生，除了一个人以外，其他人的家不是在太子港，就是在国外（加拿大、美国佛州或新泽西州）。法默解释，他们是“中产阶级”。“海地的中产阶级认为肯吉根本就不是人住的地方。”远离家人在中央高原工作，除了工作只能打乒乓球（法默最近帮这些医生买了一张乒乓球桌），许多人因此觉得多年来的牺牲太大了。有几个医生已前往美国工作（最近他手下的妇科医生也去了）；有的人为法默工作的目的显然是接受法默的训练，然后移民。而法默一向觉得有义务帮助他们离开。由于这种种问题，因此法默希望在肯吉培养一些当地的医生。他和海地职员已选出两名当地的年轻人，希望送他们到古巴一所新成立的大规模医学院求学，这所学校愿意收拉丁美洲学生。

他告诉佩雷斯医生这个计划，佩雷斯帮法默安排和古巴国务委员会秘书巴瑞科私下会面。巴瑞科也是医生，相貌堂堂，我猜他差不多六十多岁。大家叫他丘米。

两人谈了一会儿，法默以西班牙语问：“我今年可以送两名学生来此吗？”

“从美国吗？”

“不是，是海地。”

“当然可以。”丘米说。

被公认发现了HIV病毒的蒙塔尼(1)也在会中演讲，这当然表示法国驻古巴大使迟早会现身。他出现时，法默立刻趋前和他及蒙塔尼搭讪。我在一旁观看，只见两人一脸诧异，随即又对法默流利的法语刮目相看。他告诉他们，他梦想着有一种新“三角”出现，即把古巴的医生和法国的财物援助送到海地。他当然是在玩“三角贸易”一词，也就是使海地沦为法国奴隶殖民地的贸易。他邀请蒙塔尼前往海地，蒙塔尼迟疑片刻后说他会去的。法国大使对法默说：“好的，我们也会协助海地人。”

这也许只是敷衍之词，但是扮演恳求者的法默看似天真，其实很机灵，他假设每个承诺者都心口如一，会尽量争取承诺，然后提高兑现率，让至少一个或两个承诺实现。他会以电话、信件、电子邮件继续和对方联络，就算没有结果，也会让对方产生一点点愧疚，如此一来或许可以提高下一个承诺兑现的机会。

法默在古巴也有一些正事要办，他预备在会议中发表两场演讲。“题目是什么？”我问。

“一场是为临床医生讲的，如何处理艾滋病和结核病共同感染。”他说，“另一场是生命何以不公平。”

他第二场演讲的开场白是这样的：“今天我要谈的是一种更重要的共同感染问题，那就是贫穷。贫穷和不平等。”古巴传染病医院阶梯教室的大屏幕上，在穿着黑西装、个子瘦高的法默身旁，是贝利格尔水库蓝色的水。“在这个我已工作了十八年的国家，农民因为建造这座水力发电的水坝而失去农地。”

法默请大家回想从前专家错误传播各种艾滋病传染途径与原因的时候，那时身为海地人，就是“危险群”。他说，为了解当地实际情况，他和职员在肯吉做了一项研究。这项研究是针对两百名妇女进行的，半数感染艾滋病毒，半数没有。两组妇女几乎从未接触过专家所说的危险因子——肌肉注射、输血、注射毒品。法默发现，肯吉四周的农民连“毒品”两个字也没有听过，因为根本买不起。这些妇女性伴侣不算太多，平均会与两个不同的男性发生过性关系，但不是在同一个时期，而是一对一，也就是“不同时期的一夫一妻”（一生可能有一个以上配偶，但是一个时期只有一个）。两组妇女只有两个不同之处，艾滋病组有许多人会在太子港帮佣。显然，她们不是因为帮佣而感染艾滋病，但帮佣说明她们在经济上的困窘，因为为海地上层社会帮佣绝非愉快之事，酬劳也不丰厚。感染艾滋病毒的妇女一致认为，绝望、赤贫、文盲是使她们接触真正的艾滋病危险因子的原因，也就是与卡车司机或军人同居。

有听众问法默：“为什么是这两种人？”他们比较性感吗？当然不是，原因在于他们有固定工作，在失业率居高不下的海地令人称羡。海地官方统计的失业率是70%，但可能仍未充分反映实际情形。卡车司机东奔西跑，在不同港口有不同的情人；军人在军团统治的时代，对每一个农民都握有特殊的强权。

法默在讲台上继续讲这个故事：研究结束后，他返回美国，上医学文献资料库网站（medline.com），输入“艾滋病”，电脑屏幕上出现成千上万个研究的名称。他再输入“艾滋病和妇女”，结果只出现少数一些研究名称。“我输入‘艾滋病、妇女和贫穷’，屏幕上出现的信息是：‘找不到和查询相符的资料。’”

法默伸出一只手指向身后的屏幕，屏幕上出现关于肯吉的研究图表。“人们谈到这个问题时感到不自在，是有原因的。如果我们想阻止艾滋病蔓延，最好了解原因所在。我相信蒙塔尼教授会同意我这个说法，即社会最不平等和最贫穷的国家，艾滋病问题最严重。艾滋病和结核病虽是重要的协同因素，但是重要性无法与社会不平等相提并论。我们需要消灭社会不平等，但是做到的国家少之又少。”他在演讲的最后，引述一个农民的话，这是他最喜欢用的方式，“一个肯吉妇人告诉我：‘你想防止妇女得艾滋病吗？给她们工作就成了。’”

我现在对法默整合经验与观念的方式已略有了解。他在努力控制中央高原的结核病和艾滋病之际，已不再费力于对抗第三世界的观念（例如巫术信仰），而是和第一世界国家的观念（例如专家夸大贫穷妇女预防感染艾滋病的能力）争辩。这里是古巴，北半球一个孤单小国，毫无疑问是反对崇拜偶像的。但阶梯教室里坐得半满的听众对他报以热烈掌声，久久不歇。

法默告诉我，他很愿意开会，然而他参加会议的时间却没有待在旅馆房间的时间长。他躺在床上，头下垫着一个枕头，膝盖下垫着另一个枕头，腿上放着电脑，偶尔打打瞌睡，一会儿又跳起来，在地板上走来走去，甩动双臂，自言自语：“打起精神，培儿，打起精神。”他一个劲儿打字，先是提给联合国艾滋病组织的计划案，然后是为“医疗卫生伙伴”申请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经费的计划案（经费不足时，寻找金主永不嫌多），再来是写信答复一名编辑问他对俄罗斯治疗MDR的看法。“那是写给谁的？”我问。

“《结核病和肺病期刊》（The Journal of Tuberculosis and Lung Disease）。”他一面说，一面飞快地打字，“我相信你回家以后会收到的。”

他有时也埋首撰写新书《权力的病状》（Pathologies of Power），打字稿一大叠。内容是比较在古巴岛上处理艾滋病的两个方法：古巴的方法；美国十九世纪初在关塔那摩海军基地，对海地艾滋病带原难民的隔离措施。法默大声念一位备受尊敬的美国政治科学家写的书，书中比较了这两种隔离措施，认为两种做法大致相同。“这真使我热血沸腾啊。”法默说。

法默并不赞成隔离艾滋病患者。“隔离绝对不能有效控制性病。”他继续说，“关塔那摩和古巴的艾滋病治疗室都是采用隔离法，说两者不同就是睁眼说瞎话。”

他访问过一些曾在关塔那摩被隔离的海地人，听到他们述说美军对他们的恶劣对待——食物长蛆、强迫验血、强迫注射长效避孕剂（Depo-Provera，效果可维持十八个月），胆敢反抗就会招来殴打。或许有人认为海地人说的未必是事实，但是1993年美国一位联邦法官以惨无人道形容这种隔离措施，裁决这个做法违宪，下令结束。

古巴政府是在距离哈瓦那约一个小时车程的圣地亚哥实施隔离措施。佩雷斯对这个地方有重要影响，他用他那辆俄罗斯拉达牌老爷车载我们到那里。

乡间景色令我心旷神怡，和海地相比，这里是彩色的，不但有电线，也有引水灌溉的田野。我们从公路转进较窄的铺面道路，稍后佩雷斯宣布：“快到集中营了，你们会看到我们这里的集中营是什么样子。”集中营是《纽约时报》一个专栏对艾滋病隔离病房的称呼。

右手边的庭园以前显然是一座庄园。车速减缓。一名赤裸胸膛、戴着一顶无檐帽的精壮年轻人骑着自行车从大门出来。法默对佩雷斯的司机说：“请停车。”然后跳下车，朝那个骑自行车的人叫道：“爱德华！”爱德华仔细看了法默一眼，开心地跳下车热情拥抱法默。他以前是古巴军人，在非洲感染了艾滋病，是佩雷斯的病人。法默上一次来时帮爱德华看过病。我从未听过法默抱怨病人太多，大概到一个没有病人的地方，才会教他浑身难受吧，所以他到古巴以后，向佩雷斯借了几个病人。

法默回到车上，我们继续上路，驶入一座老旧的大庄园。这座庄园的主人是一个富有的古巴人，但在大革命期间逃往他处了。庄园建筑的屋顶很高，房间很多。墙壁上污渍处处，不过还不算太破败。

在主大楼午餐时，佩雷斯告诉我们这座隔离所的历史。他说，他和他的老板库里呈交一份非洲疟疾的报告给古巴领导人卡斯特罗时，卡斯特罗问：“你要如何防止艾滋病蔓延到古巴？”

佩雷斯继续说：“库里说：‘艾滋病没什么要紧。’卡斯特罗猛然揪了一下胡子说：‘胡说八道，艾滋病会成为世纪大病，我告诉你，库里，阻止它蔓延到古巴是你的责任。’”

古巴当局决定把感染HIV病毒者隔离在这座老旧的庄园，实施军事管理，先是军人，然后兼收男同性恋者，同性恋者当然日子很不好过，尽管都吃得饱，也能接受治疗。佩雷斯数年后接手时，开始让访客探视住在里面的艾滋病患者，拆除四周的高墙（因为记者来这里会爬上树），同时渐渐改变规定，先是让被信赖会进行安全性行为的艾滋病患者持通行证外出，最后完全取消对所有病人的隔离。佩雷斯说，他原以为一旦取消隔离，所有病人都会离开，孰料只有两成的病人要走，部分原因在于，这座疗养院的环境大体来说优于其他地方。

佩雷斯带我们参观错落在花园和棕榈树间的病房、小屋及公寓，这里看起来就像美国工人阶级在郊区的住处。我们参观了爱德华住的屋子，里面有三间小房间。五斗柜上放了一张法默的照片，法默一看到，脸孔倏忽发红。他脸色恢复正常后对爱德华说：“我看到你还在吸烟。”爱德华把香烟递给法默，法默推开，笑说，“不用，我是说你该戒烟了。”

我们继续参观。法默不停地说这些病房看起来有多舒适、宁静，我终于忍不住对他说：“我觉得这些病房很闷。”

“真的吗？”他一脸讶然，“和我成长的地方比起来，这里已经很好了。还有瓦斯炉、空调和电视呢。”其实，让我不舒服的不是这些房子，而是因为我觉得法默平常都会很严厉地批评，可是这次他却拼命找好处赞扬，所以我才会指出缺点。或许是我在找碴儿，但他显然不想和我争辩，所以不再谈这个话题。

我四处参观时告诉自己，现在要去评论当年艾滋病危机引发公共卫生恐慌时各国的应对之道，当然很容易，比较美国和古巴的应对之道可能更是轻而易举。这两个国家不论面积和复杂性都有很大差异，我不得不怀疑，如果结果是相反的话，我是否会持同样的保守态度。2000年，美国HIV整体感染率和艾滋病死亡率均已下降，但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在人口比例上仍高出古巴一大截，而且艾滋病患者在美国已以异性恋贫民为主。古巴人口平均的艾滋病例数在西半球最低，原因非常简单，因为古巴强制进行HIV检验，所以数百万人都做过检验。到2000年为止，在这个人口一千一百万的岛上，只有两千六百六十九人检验结果呈阳性反应，其中一千零三人已发病，六百五十三人已死亡。只有五名儿童是经由母亲垂直传染，他们仍然活着。古巴迅速清理其供血系统，因此只有十人经由输血感染了HIV病毒。有人或许认为美国对古巴实施禁运的结果，反而保护了这个岛国，然而事实上，在艾滋病刚开始蔓延时，古巴和非洲仍有很多贸易往来。

我们坐车返回哈瓦那。佩雷斯说，他那天早上接到巴巴多斯大使馆的电话，请他去为大使的女儿看病。“我连她是谁都不知道，他们昨天打了五通电话给我。反正，我今天是和法默在一起。”

法默和佩雷斯共同的消遣就是探视病人。佩雷斯到波士顿时，喜欢和法默一起到医院巡房。我们回到哈瓦那不久，法默就问：“我们是不是要去看病人了，佩雷斯？”

“当然。”

佩雷斯介绍他认识的古巴首席法医病理学家，也就是率队发现（有人说是“声称发现”）格瓦拉在玻利维亚秘密墓地的人。这位病理学家站在他的办公桌旁，声若洪钟地述说经过，而且几度表现得慷慨激昂。他得意地描述他们如何建立数学模型，如何运用古巴考古学家、土壤化学家、地质学家、植物学家，在搜寻三百天后，又如何发现那些骨骼、加以辨认，再偷偷运回古巴。“我们是在找寻英雄，我是在找我的英雄。我身为研究员、科学家，同时因为革命的缘故，对这件事感到万分自豪。这项发现对革命而言非常重要。革命和做好分内工作，是一体的事。”

我们在佩雷斯家共进晚餐。他家和美国高级住宅区的房子一样大，装潢也毫不逊色，法默提醒我注意佩雷斯的司机和他的家人同桌吃饭。有一天晚上，我们到一家据说是海明威最喜欢的餐厅吃晚饭（哈瓦那的餐厅不比佛州西礁岛少），几个男子背着吉他在餐桌间边走边唱《领袖》，这是一首叙述格瓦拉生平的忧伤歌曲。法默在旅馆少不了做一番“园艺虐待”。大厅一个鸟笼里有几只凤头鹦鹉，他每次出入大厅时，都会盯着它们看。“它们属于鹦鹉科，我之所以知道，是因为它们和一种称为鹦鹉热的病有关。”旅馆还有一个鱼缸和几座小鱼池，他总喜欢弯下清瘦的身躯，念出鱼的种类：“蓝线鳍鱼、黑玛丽、霓虹灯鱼、橘鲤。”

以他的标准来说，到古巴真是在度假。他工作的每一个地方，无论在西伯利亚、海地中央高原、利马北部的贫民区，或是被包围的恰帕斯，都可以收发电子邮件，但是在古巴因为禁运之故，这些电子邮件就断了信号了。等他离开古巴后就有得受了，但至少他暂时摆脱了电子邮件传来的各种央求和责任。只有在古巴才可能偷得浮生半日闲。

他是我认识旅行最频繁，但是到过的观光景点最少的人。他从未去过秘鲁的文明遗址马丘比丘，没有去过莫斯科的波修瓦剧院，在古巴也从未观光。他此行看到的哈瓦那都是透过佩雷斯的车窗。这个城市像一个光泽尽失的传家之宝，但雕刻的飞檐、柱头、柱廊即使朽坏近半，依然有可看之处——至少从外面看起来是如此。在有和煦微风吹拂的夜晚，哈瓦那显得特别可爱，这时海浪扑打海堤，激起雨点般的水珠洒落在沿着堤岸散步的情侣身上。然而法默在自己身上装了一个警告系统，每一件愉悦的事物都会启动一个声音：“你在遗忘海地。”车子行经的道路两旁印度榕树参天林立，他轻声说：“我在海地工作了十八年，每一件事都每况愈下。”

“我们在海地做得不够多。”他一度对我说。

“那‘医疗卫生伙伴’做的事呢？”

“‘医疗卫生伙伴’是一座绿洲，是海地最好的医疗组织，可是仍然比不上这里。若是古巴人来做的话会做得更好。”

我们在古巴期间，法默一次又一次对自己受到的礼遇感到不可思议。佩雷斯要管理医院，又要主持会议，还要招待迟早会赢得诺贝尔奖的蒙塔尼，但每天仍有一大部分时间陪法默，晚上也都和他在一起。一天晚上在旅馆，法默从电脑前抬起头，问我为什么会这样。

据我的了解，他问问题时心中往往已有答案。为维持我们之间的和睦，照理说我应该尽量揣摩他心中的想法，然而，我却告诉法默，我觉得这是因为他在文章中攻击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赢得了古巴人的欢心，还有他坦白表示欣赏古巴的公共卫生和医学，以及他努力想让哈佛与古巴合作。我又追加一句：“佩雷斯在介绍你的时候，总是说：‘他是我的朋友。’”

我抬起头，发现法默淡蓝色的眼睛盯着我看。法默式的凝视。这会让你觉得他在观察你灵魂的X光片，或者你惹他不高兴时，他会以为他自己在看你灵魂的X光片。我的眼睛想转开，但是我没让它们这么做。

“我到哪里都受到这种待遇。俄罗斯招待我的方式让我吃不消，我不喜欢他们那种怪异的制度。为什么这些不同种族的地方都是这样？我觉得那是因为海地的关系，因为我为穷人做事。”

我觉得他当时除了生气、失望，还有一点点难过，这些情绪加起来不可等闲视之。他继续工作，我躺在床上，想办法集中精神看书。过了一会儿他说：“你对这里有什么看法？”我觉得自己被原谅了，虽然我不知道为什么事得罪了他，但这总是教人松了一口气。可是，我高兴得太早，事情还没了。

我们到达机场后，得知飞往迈阿密的班机会延误五个小时，于是走进机场的一家小餐厅。法默坐定后打开他的电脑，然后用西班牙语唤柜台的服务生：“小姐？”她背对着我们，头也不回地说：“说吧，亲爱的。”法默朗声笑道：“你看他们嘴多甜，你怎么能不爱这个国家呢？”

班机延误并未影响他的心情。其实，我心想，他身处逆境（当然是小小的不顺心）时，还是很容易开心起来的。可是，他忽然对我说：“如果你要写关于格瓦拉的事，就写你自己的想法，别扯到我的。”

“为什么？”我问。

“你对他被掘尸的事，知道的比九成美国人还多。你也知道古巴人对他的看法。掘出他尸体的人，当时涕泗纵横。”他又用那种眼神看我。

“我这个人或许多愁善感，”他继续说，“但绝非笨蛋。我是一个经受过艰苦锻炼、建立诊疗所、治疗MDR的人。”然后，他好像说到事情的核心了，即我要怎么写古巴，尤其是关于他在古巴的情形。

“别人写到生活穷苦的人，写到会使他们对自己舒适的生活感到不安的人时，通常是让读者看到好的结果。你大可以把慷慨写成病态，把承诺写成执迷。反正，想要使读者轻松看待这些问题，而不坚持让读者看见真相的人都会这么写。可是我希望大家对生病的穷人、对所有不公不义的事感到义愤，否则我为什么要你和我在一起？你怎么描述我，对我的影响不大，我曾经被将军当面怒吼，在我搜集了一大堆资料以后，也被手上没资料的人谴责过。这对我都没有影响，但对我的病人却大有影响。如果我在古巴受到的热情款待，被说成因为我是古巴逢迎拍马的盟友，古巴医生对海地贫苦人民的关心就会遭人误会。”

他继续往下说：“如果我说古巴的圣地亚哥看起来像是有许多实验室和医疗设施的大庄园，我就好像变成古巴镇压者的工具了。”他以佩雷斯为例，“佩雷斯是传染病研究所的首席医生、隔离疗养院的院长、古巴艾滋病计划主席、许多国家的客座教授，也是我们哈佛计划的董事会成员，连总统和卫生部部长都听取他的意见。他是古巴医学权力的核心人物，但生活得却像中下阶层的美国人，可是他并不在乎。我并不是说这种简朴的生活值得赞赏，我欣赏他的是，他认为自己这么做是对的。他不喜欢社会不平等，相信社会正义有医疗作用，这一点令我深深感动。我不喜欢别人嘲笑这一点，我不喜欢。”

他的声音带有怒意，我觉得那股怒意是针对我而发的，好像我已经嘲笑佩雷斯似的。我很生气，可能还有几分难过——只是当时并不承认。法默的喜怒形于色，就像奥菲莉娅所说，他激动时多半是出于同情心。他会公然为病人落泪，想起过世的病人也会潸然泪下。他认识的人极多，看到每个人都会亲切地打招呼，开心得涨红脸。我和多数人一样，难以招架他的热情。现在他似乎在收回这种热情，一股寒意油然而生。他的意思是否不想再和我同行？可以啊，我也不想。这个家伙的电脑上装了一个类似汽车保险杠上贴纸的东西，是一个屏幕保护程序，上面的字是“寻求公理”。对我来说，这句话刚好传达了我对他的不悦。

他开始谈我们的下一个目的地——俄罗斯。他说俄罗斯的重要性比不上海地。

“你是不是认为我不该和你一起来？”我尽量淡然地问，不知道有没有成功。

他满脸诧异：“怎么会，有你同行很重要。”

这场责备（如果算是的话）到此结束。他说我们刚才说的那些话，是我们古巴之行的“跳下”。“跳下”一词是法默一家人从奥运体操赛撷取的术语，他们全家在船上看电视转播时，他那丰满的妹妹佩姬会挺起傲人双峰，模仿那些娇小的女选手结束演出时摆出的姿势。布莱根所有曾与法默共事的实习医生、住院医生和同事都听过这个名词。他说：“好啦，咱们跳下吧。”然后大家就开始讨论病例。

要一直对法默生气并不容易，尤其是这个时刻，他穿着一身皱巴巴的西装坐在那里，在一个乏善可陈的小餐厅等候误点的班机，担心他对古巴的欣赏会成为攻击他，甚至伤害他在中央高原病人的理由。我并不十分确定我们对古巴的事有所争执。这个政府多年来臭名昭著，当然会使我戴上有色眼镜看它，同时也让我小心翼翼地归纳出结论。古巴无疑已完成了一件棘手的事，而且从海地的角度来看，是件令人称羡的事，那就是在极为有限的资源限制下，达到一流的公共卫生水准，而且公平合理地分配资源。我只是好奇，古巴人为这个成就付出了多大的政治自由代价，然而我知道法默对这件事情会有不同的看法，而且他会问大部分人愿意为不生病、不早死付出什么代价。对法默来说，这代表希望，证明穷国只要努力，一样可享有完善的公共卫生。他片刻之前激动地说：“如果我有能力把海地变成古巴的话，我会立刻这么做。”若非我刚才觉得他那股怒气是针对我而来的话，我会认同他的话。

我们还是待在那家餐厅里。我问他，他对海地抱着什么样的期待。

“我不会依据分析，或数字、或别人对精确资料的冷静解读，而希望如何如何，”他说，“但是我对海地是怀有希望的。”这些希望有一部分是寄托在海地以外的地方。“有人说，海地的局势会恶化，海地人会抗争，可是在你剧烈咳嗽，咳得掏心挖肺时，或是饿得前胸贴后背时，绝对无力抗争。有人必须代表海地人抗争，包括富裕阶级的人。”他补充，“不过这个想法会被左派人士讥为笑话。”

他转头望向窗外。柏油路对面的停机棚挂着一大块牌子，上面写着“PATRIA ES HUMANIDAD”。这是国际主义的主张——唯一真正的国家是有人权的国家。

“我觉得这句话说得真好。”法默说。

“我不知道，”我说，“我觉得像是一句口号。”

他转开眼光：“我想你说得没错。”

我觉得好像揍了他一拳。冷嘲热讽是懦夫最卑鄙的武器。“不对，这句话说得很好，”我低声说，“如果说的是真心话。”

我们到迈阿密时已经很晚了，可是他要买的东西很多，而且电子邮件堆积如山——加起来大概有上千封，其中至少有二十几封和病人有关，必须立即回复，我们差一点赶不上晚上飞往巴黎的班机。我们一上机，舱门随即关上，法默宣布我们的时间算得“准得不得了”。机舱座无虚席，没有地方可以放公文包。我觉得自己像是被勉强塞进座位的，而法默的腿比我还长。

这次行程的最后一天半，我腹泻不止，不是因为古巴的水不干净，可能是喝了太多薄荷松香叶调酒。我决定不告诉法默，但后来实在憋不住了。

飞机已经起飞，他吞了一颗安眠药，是速效的苯二氮卓类药物，他的眼皮已经撑不住了。可是一听到我说我拉肚子，他的眼睛立刻睁开，仔细看着我，脸色十分严肃。“从现在起，”他说，“我要知道你肠子的所有动静。”

我觉得十分安心，病已经好了一半，我对法默仅存的一丝不快已悄然消失。

他采取的立场坚不可摧，但我仍觉得这个立场未免太好用。他优先选择穷人，因此对他做的任何抨击，都是对已经遭受打压的人发动攻击。可是我知道他不是在装腔作势。我对他已有几分了解，因此我后来是这么对自己说的：他说病人第一，囚犯第二，学生第三，但这样的优先顺序并没有漏掉任何人。每一个生病的人都可能成为法默的病人，每一个健康人也有成为学生的可能。在他的心中，他无时无刻不在对抗贫穷，这个努力的过程荆棘密布，而且难免失败。对他来说，报酬就是内心清明如镜，代价则是对这个世界永远感到愤然，或者顶多只是对这个世界感到不舒服罢了。想到此，我开始对和他相处时心里偶尔会有的不舒坦感到释然，而且已迫不及待返回古巴机场。法默来到世上的目的不是要使任何人觉得舒服，除了那些能成为他病人的幸运儿以外，而现在，我已经是其中之一了。

(1)　吕克·蒙塔尼（Luc Montagnier，1932—）：法国国家科学研究中心荣誉教授、世界艾滋病研究与防治基金会主席、著名的病毒学家、艾滋病病毒的发现者之一，在艾滋病的研究和防控领域取得了巨大成就，2008年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

第二十二章

法默在大学当交换学生时，就爱上了巴黎。他带着妻子蒂蒂去巴黎时，满怀憧憬。那是蒂蒂首次离开海地。他问她，这难道不是全世界最可爱的城市吗？然而广阔的公园和庞然的建筑带给她截然不同的感想：“这令人目眩神迷的光辉，是从我祖先受的苦难发出的。”蒂蒂现在正在巴黎，从海地奴隶的法国主人的档案研读这个科目，这些档案巨细靡遗地记载了他们在西非进行的商业行为。自此之后，迷人的巴黎对法默就失去了一些魅力。

他带在身上的安眠药让我们得以在飞机上沉睡，但却使我对停留巴黎期间的记忆都蒙上了一层薄雾。我记得那是一大清早，法默坐在出租车上望着窗外，目不转睛地看着那些纸盒似的建筑矗立在城市边缘（他说巴黎的贫民都被迁移到此了），重新进入第一世界。我们进入巴黎市区，进入这个有山珍海味的浅灰色城市时，法默低声咕哝了一阵，比如，他若有第一世界花在宠物美容上面的那些钱，可以在海地做多少事啊。

出租车在玛莱区把我们放了下来，这个地区的街道和人行道都很窄，有些小餐馆、小旅馆和商店。法默家人住的公寓有三间房，是向他一位大学同学借住的。身材高挑的蒂蒂笑吟吟地在门口迎接。我记得当时心想蒂蒂可能真是肯吉第一大美女。我也记得法默穿着黑西装和女儿跳舞，把她抱在胸前摇来晃去，长手长脚地跳着华尔兹。小女孩小脸蛋上的那双黑色大眼睛，盯着天花板某个地方看得出神。后来法默坐在沙发上，看着凯瑟琳玩着动物布偶。蒂蒂在厨房唤他，问他什么时候去莫斯科。

“明天早上。”法默说。

厨房传来东西掉在地上的声音，以及低沉的惊叫声。

我看着法默，他的手肘顶着膝盖，双手捂着嘴巴。尽管我的脑子一片混沌，但我记得当时心想，我会记得这一幕。这是我头一次看到他哑口无言、不知所措。

这真是讽刺。正当他的组织不再试图主张全球化，却反而具有全球性意义之时，一个孩子进入他的生命。最近他的许多朋友批评他陪伴家人的时间太少，有的人在背地里说起来时，还怪声怪气的，不是扬起音调，就是一副另有所指的样子笑着说：“你能想象嫁给他会过什么样的日子吗？”我在想，这是不是一种道德上的嫉妒？金墉说：“法默有一种让别人内疚的本事。”法默会建议别人去度假，自己却从来没有度过假。他不会对别人奢华的享受不以为然，只要他们捐一些东西给穷人。他对门生和同事的要求很高，但是他们达不到标准时，他也总是宽宥他们。因此我认为，对某些人来说，发现他的道德环节也有薄弱之处，令他们感到宽慰。

我们在海地时曾谈到他的女儿。她出世后一个月，一名妇女因子痫前症到“医疗卫生伙伴”求诊。这是一种可能在妊娠期间发生的病，原因不明，贫穷妇女罹患率尤其高，会导致蛋白尿、高血压、癫痴发作，严重时妈妈和腹中胎儿甚至有生命危险。要用硫酸镁治疗和催生。诊所立刻忙成一团，法默跑来跑去想马上开始治疗。他对职员说：“快点，别坐在那儿，快打点滴，我要催生了。”胎儿还活着，他听得见心跳声。

他回忆：“那个妈妈用力抓着，我说：‘快！’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婴儿出生了，可却是死胎。一个足月出生、可爱无比的婴儿就这么死了，我的眼泪马上掉了下来，不得不离开产房。我在想，我是怎么回事？然后我明白了，我是因为凯瑟琳而哭。”他想象凯瑟琳是这个死胎。他自言自语：“所以你爱自己的孩子胜于其他孩童。”

他继续：“我以为自己非常能以同理心关怀贫苦的儿童，可是果真如此的话，为什么又会因为我女儿而有这么大的移情作用？这就是做不到同理心，无法像爱自己的孩子一样爱别人的小孩。人人都了解、鼓励，甚至赞扬同理心，要做到可就难了。”

我在心里琢磨了好一阵子，试着以较委婉的措辞提出问题。但是想了又想，我只能尽量客观地问：“有人会说，你凭什么认为自己和别人不同，可以像爱自己的小孩一样爱别人的小孩？你怎么说？”

“我告诉你，”他回答，“全世界所有伟大的宗教都会说，爱你的邻居像爱自己一样。可是我的答案是，对不起，我办不到，但我会一直努力。逗点。”

我猜很多人希望过法默这样的生活，早上睡醒就知道自己该做什么事，但我不认为大多数人乐于处理棘手的事情，并为此放弃个人舒适的生活及与家人相处的时间。我并不是说这次在巴黎的短暂停留，就是他家庭生活的写照，因为他们一家三口总是一起在肯吉度过炎夏，而且蒂蒂完成学业后，相处的时间无疑也会增加。然而他的日子看起来颇为辛苦，有时候甚至还有几分寂寞。他在这个旅行月随身携带两张照片，一张是凯瑟琳的，每到一个目的地就亮给朋友看，像每一个得意的爸爸一样献宝。有时候他会拿另一张照片给别人看，那是一张差不多和凯瑟琳同龄的海地儿童的照片，只是这个孩子因为蛋白质摄取不足而患有夸休可尔症，全身浮肿。起初我觉得他是刻意这么做，可是那张饥饿儿童的照片要传达的不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和电视上播放的饥饿儿童照片意义不同。她是法默的病人，我想在他的心目中，这个小女孩代表所有其他的病人，包括俄罗斯罹患结核病的囚犯，也就是让他第二天离开女儿，飞往莫斯科的人。我想，了解法默有多么渴望和家人在一起的人，看到法默现在这一刻，全身蜷曲好像想躲起来似的，很难不同情他的处境。

这件事过去了。法默在巴黎停留的目的，主要是参加凯瑟琳两岁的庆生会。庆生会很成功，凯瑟琳看到礼物——一只会在小客厅飞来飞去的机械鸟时，开心地拍着她的小手。礼物是在迈阿密机场买的，这也是我们差点赶不上飞机的原因之一。法默学生时代在法国当保姆换取食宿（差不多是二十年前的事）的法国家庭，也有几个人来参加庆生会。这几年他们也为波士顿的“健康伙伴”募款。庆生会上有几个海地朋友，这些人在法国住了很久，现在已通不过法默所谓的“脂肪检验”，但是他们的话题几乎都离不开海地。一个来自布基纳法索(1)的朋友，是全家共同的朋友，他告诉我他很想家，我因此想到法默说过，“健康伙伴”的总部不是在波士顿或海地，而是每一个“健康伙伴”成员所在的地方。他的朋友之多，和任何一个知名政治人物不相上下，不同的是，一直和他处于点头之交的朋友并不多，而且看到他时想匆匆离开也不是件容易的事。对法默来说，最惨的流放生活不在于生活的地方，而在于没有朋友。

他就寝前，打电话给住在佛罗里达州的母亲，请她早上七点打电话叫他起床。蒂蒂摇着头。“我们有闹钟啊。”她说，可是脸上却带着笑意。

我计算时差。他母亲得在凌晨一点起床打电话叫他，不知道她会不会嫌麻烦。她数月之后对我说：“我只是想到他四十岁了，还要我叫他起床，实在很好。他若不如此，我反而会有失落感。”

我们难得提早到达机场，去一家咖啡馆吃早餐。“好啦，”我们找到位子坐下来后，法默说，“工作时间到了。”他拿出最新的工作清单，上面只有约三分之二的工作项目已经打钩。“真丢人。”他注视着那几张清单说，“这些事情早该在我们离开古巴前就做完的。”

其中一栏是双项，包含两项杂务——买新内衣或写一封信，只要完成其中一项就可以在空格内打钩。“我没有买内衣，所以……”那封信是我们在海地长途步行时他就开始写的，他从公文包里拿出来，上面沾了一点油渍，是他那次走在路上吃“第五类食物”时沾到的。信的开头是这样的：“我坐在海地乡间，正适合写信给你。”他低下头，继续往下写。

“这是改变有待完成的工作，还是欺骗自己工作已经完成？”我问。

“要看你对自己的努力有没有H of G。”他头也不抬地说。

“H of G”是“从宽解释”（hermeneutic of generosity）的缩写，他有一次在电子邮件里为我解释这句话：“我对你会从宽解释，因为我知道你是个好人，所以对你的言行举止都会从好的一面去解释。”我算过，他这类特殊词汇少说也有好几十个，这也是波士顿“健康伙伴”的词汇。金墉和奥菲莉娅也发明了一些词汇，有些来自布莱根，不过绝大部分都是法默或他家人发明的。

有一次他的摔跤手弟弟杰夫寄了一张卡片给他，上面把海地人“Haitians”误拼为“Hatians”，因此在“健康伙伴”的行话里，海地人成了“ Hat-eans”，或干脆称为“帽子”，他们的国家就成了“帽子国”（Hatland）。法国人（French）是“ Fran-chayze”，他们说的话是“ Fran-chayze语”，俄罗斯人（Russians）成了“Rooskies”。“chatterjee”指的是爱说话的东印度群岛人后裔（“健康伙伴”里有几个人就是东印度群岛人）。法默称自己为“白色垃圾”（他有一张很旧的相片可以证明），那是他阵容日益庞大的家人一起到户外野餐，在一辆游览车附近拍的照片。这个抱怨贫穷妇女在世界各地境况的男子，私底下喜欢搞笑，说些诸如“小妞”之类的词。“我才不在乎，”他有一次告诉我，“符合需要嘛。”自己人谈话时用一些粗俗的措辞，用意是反驳那些相信“认同政治”者的说法。那些人认为所有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受到的压迫是一样的，但是却模糊了事实，也就是同一种族或性别的人受到的“不公平待遇”还是有程度上的不同。“苦难的遭遇人人不同”，这是波士顿“健康伙伴”的信念，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们经常在募款时，遇到爱说教的人，说些诸如“苦难普遍存在”的话，或干脆说“富人也有富人的问题”（法默有一次在哈佛教授一门课，名为“人类苦难的多样性”）。

“和法默相处久的人，说话的口气就会和法默一样。”他一个医学院的老同学、作家坎宁说，“法默真是文字体操好手。”对心思敏捷和努力迎头赶上的人而言，“ H of G”等措辞简洁，显然很好用，例如“TBMI(2)”对治疗MDR或艾滋病提出的巧辩（也称为“包装精美的狗屎”），只要简单说一句“传染科敬上”，大家就心领神会。波士顿“健康伙伴”的每一个人都知道“DQ”就是“戏剧女王”，DQ提案的意思就是煽情的诉求（我有一次听到法默对帮他准备演讲稿的年轻助理说：“这里可以引述一句DQ的话，这里用一点广泛的不平等结果”）。“希腊之花”是“健康伙伴”成员完成并交给法默或金墉的研究报告，“学支”是“学术支持”的简语，表示法默在文件中提到的每一个事实，都必须注明是引自一些权威的来源。“他要求资料完美无缺，而且对这一点很神经质，”一名为法默做很多学支的医学生说，“他不是吹毛求疵，而是在为穷人做这些事情时，尤其是面对指责治疗计划不符合经济效益的主张时，你必须提出完全正确的数字，否则会被攻击得体无完肤。”

“拉格”（lugar）是“行李”（luggage）。“库屯”（koutoums）是“海关”（customs）。“七三”，就是在只要用三个字就可以时，却用了七个字，“九十九一百”就是在工作快要完成时放弃（法默说：“再也没有比九十九一百更教我生气的事了”）。“健康伙伴”成员时常向为别人服务的人，以及为数众多的“贫病交迫者”“受压迫者”“穷人”说“谢谢”。“穷人”是“健康伙伴”最常用的字眼，因为法默说大部分海地人都是用这个词来形容自己的。

你可能打进了“健康伙伴”核心很久，仍不知道这个组织有些什么规定，或是觉得自己被排除在外。你越有格格不入的感觉，越会怀疑别人是在暗示你能力不及他们，而且怀疑自己的气恼正好证实了这一点。在我看来，“健康伙伴”的核心就像是一个俱乐部，甚至像是一个家庭，他们很反对局内人和局外人的观念，但是却有自己特定的内部章程和语言。你对法默提出这个问题，他会回答：“果真如此，那就一定是全世界会员最多的俱乐部，全是艾滋病患者、‘白色自由’成员、不计其数的学生、教会修女、许多病人，而且这个俱乐部的会员人数有增无减。”法默还有一种本事，就是成立一个俱乐部，里面的会员就只有他跟你。

他在海地时，为我们那个旅行月创了一些独特用语。他在和我讨论疟疾时，解释疟疾有四种，其中只有一种有致命危险，就是恶性疟原虫。他问：“你认为海地是哪一种？”接着又补充，“不过海地的疟疾没有抗药性，和非洲不同。”他露出笑容，引用电影《疯狂高尔夫》中他最喜欢的一句话：“我的方法管用了。”他指着我，我马上意会到这表示我得说出电影里的下一句对白：“真好。”我领会了他的意思，并且回应后，深觉乐在其中。我必须承认，现在我坐在机场咖啡馆里，听得懂他说“H of G”的意思，的确觉得相当愉快。

他埋首写信，我则打量起四周。用不锈钢和玻璃设计的戴高乐机场有一股简朴的味道，然而当时却让我觉得复杂得可怕，好像投入了一个不可知的未来。我想到机场的免税商店，在里面可以买到鹅肝酱、焖鸭肉冻、顶级葡萄酒。“你是在海地乡间长途步行时开始写那封信的，”我大声说，脑海中想着那些贫瘠的高地、中世纪的农舍、驴子救护车，“真是恍如隔世。”

法默抬眼，露出笑意，用兴高采烈的声音说：“可是那种感觉的缺点是……”他停顿一下，“错误的。”

“这，”我反驳，“就看你从什么角度去看了。”

“不对，”他声音十分愉快地说，“礼貌的说法是：‘你说得没错，宇宙是平行的。世上的某一个地方累积大量财富，实在与另一个地方的赤贫凄苦毫无关系。’”他看我的样子，令我放声大笑。“你知道我是以轻松的方式说严肃的事情。”

有一次我听法默对哈佛公共卫生学院的一班学生讲艾滋病，他在引述资料时，提到海地人说的一句话：“期待生命，破坏生命。”然后解释说，“这是当贩卖杧果的贫穷妇女坠落卡车死亡时，海地人会用的一种说法。”那一刻我仿佛得窥他的心灵，一个有着高度联结性的地方。在这种时刻，我觉得他想做的是忘掉时间和距离，想把他生命所有的一切和一个世界联结，在这个世界里，巴黎、纽约晶灿的办公大楼与海地最偏僻之处一个躺在棚屋泥土地上的人，有着密切、不容忽视的联结。放眼世人的错误，他似乎认为最根本的就是人们“抹杀”一切，把苦难“隐藏起来”。“我最大的难题就在于人们是那么不在乎、抹杀一切、什么都不记得。”

我好奇的是，在他的人生哲学中除了全世界的穷人和代表穷人而努力的人以外，是否还有别人存在。有一次在飞机上，他向我透露他把机上所有的旅客都视为病人。扩音系统响起空服员的声音：“飞机上有医生吗？”他立刻起身照料一名显然是美国中产阶级的中年男性，后来发现他并不是心脏病发。法默回到座位后说，他平均每搭机十八次，就会遇到一次这种情形。我的感觉是，就算他每次搭机都遇到，他也不会介意。

持续为贫民服务，努力使贫富产生联结，而且一视同仁，是法默的另一个特点。当然，这会带来很大负担，但也使他不必和许多人一样，努力寻找避风港，极力和自己的过去及芸芸众生划清界限。

(1)　布基纳法索（Burkina Faso）：位于非洲西部沃尔特河上游的内陆 国。

(2)　TBMI：英文为transnational bureaucrats managing inequality，指搞不平等的跨国政客。

第二十三章

世界银行计划提供一笔贷款，遏阻结核病在俄罗斯蔓延的趋势。法默是第五次为了这笔贷款的条件前往莫斯科，并在飞机上对我说明这次任务的历史。

大约两年前，希亚特派他前往索罗斯成立的基金会“开放社会研究所”（Open Society Institute），为秘鲁的计划寻求一些经费。“开放社会研究所”拒绝参加这项计划，但在信中提及，他们明白波士顿“健康伙伴”的计划很重要，因为他们也在俄罗斯从事类似工作，并且略微描述了他们的工作。

法默记得他是在前往一项会议的途中，在人行道上边走边看这封信的，看了一半他就停下脚步：“要命！”他早已知道索罗斯为俄罗斯的结核病试验性计划拨款约一千三百万美元，但直到此时才知道详细内容。他们只采用DOT治疗策略，治疗所有没有抗药性的结核病人，没有起色的人就被送到收容所，让他们慢慢死亡。然而苏联瓦解，失败的结核病控制计划导致许多治疗中断，犯罪率节节上升又导致监狱人满为患，为抗药性结核病大规模流行和在收容所内猖獗提供了绝佳的条件。

法默向希亚特报备后，写了一封措辞委婉的信给索罗斯基金会总监，说明索罗斯的计划注定失败。写这封信的结果是，他出现在索罗斯位于曼哈顿的办公室，说明他的理由。索罗斯下令立刻联络俄罗斯计划的总监——俄罗斯流亡的微生物学家戈德法布。索罗斯在电话里对戈德法布咆哮了好一阵子，然后请法默帮忙修正这些试验性计划。

法默迟疑了一下。当时他仍必须经常前往秘鲁。到俄罗斯表示得离开受结核病及其他疾病影响更甚的海地更久。不过，这样一来波士顿“健康伙伴”就可以名正言顺地用索罗斯的钱来付薪水。再说，俄罗斯的结核病在监狱肆虐，囚犯是“健康伙伴”的特殊选民——这是福音上说的，你可以去查《马太福音》第二十五章。俄罗斯可能代表法默和金墉展开秘鲁计划时渴望的机会，就是影响全球对贫民采取的医疗卫生政策。俄罗斯现在和十二国毗邻，这些国家又和一些全球最富裕的国家接壤。法默分析：“在海地这样的地方很难主张平等，因为海地很容易被隐藏，但要把俄罗斯藏起来却不容易。”俄罗斯结核病可以让世人看到忽略世界各地穷人的健康、忽略海地，会有什么后果。

因此他、戈德法布及其他索罗斯基金会顾问与俄罗斯官员一起前往西伯利亚各地监狱。戈德法布在行前称法默是“来自北方的魔鬼敌人”，从西伯利亚回来时已和法默结为朋友。戈德法布这时已经比较了解法默，并开口问法默的收费。法默说：“戈德法布，你这个笨蛋，我的收费是多少？我对囚犯、战俘和贫病交迫的人收费高得很，还向难民敲竹杠呢。”两人成为同一阵线战友，主要是因为目睹了俄罗斯内务部劳改局的情况。

大部分地方的囚犯感染结核病的比例本来就高于一般老百姓，但在俄罗斯，囚犯结核病比例甚至是老百姓的四五十倍。更可怕的是，大部分遭感染的囚犯身上的菌株至少已对一种药有抗药性，而且部分监狱将近三分之一的病例都是已发病的MDR。结核病已成为监狱的头号死因，但不是所有囚犯都濒临死亡。许多囚犯活得很久，还能够出狱，带着身上的抗药性结核菌返回社会。大部分病人出狱后就没有接受治疗了，主要是因为俄罗斯的大规模平民结核病控制计划一团糟。

情况很可怕，但国际社会却没有什么反应。约有十二个非俄罗斯的组织尝试找出控制疫情的方法，但碍于财力所限，只能提供数十万到一两百万美元的经费。尽管有的组织做得不错，不过所有计划都面临莫大阻碍，即光采用DOT计划非但无法控制疫情，还适得其反地扩大疫情。美国疾病控制与预防中心在俄罗斯伊瓦诺佛州治疗MDR时，明知病人已对某些药有抗药性，仍用同样的药品进行治疗，结果只医好了5%的病人。法默预测这5%的病人中许多都会再复发，果不其然。就连在俄罗斯治疗结核病成绩备受诺贝尔奖委员会赞扬的“无国界医生”组织，到目前为止坚持只采用DOT计划，结果在克麦罗沃“三十三号殖民地”监狱只治愈了46%的病人。法默在一篇文章中说这些努力是：“管理成功，临床失败。”

他在西伯利亚监狱看到的疫情比秘鲁更严重，而且某些方面跟海地不相上下。因此从劳改营返回莫斯科后，法默和戈德法布就召开记者会，宣布了这个可怕的消息，可惜当天正好碰上美国检察官公布陆文斯基绯闻案的调查报告，所以参加这项记者会的记者寥寥无几。

法默和戈德法布飞往纽约，与索罗斯开“紧急会议”。对法默来说，和索罗斯开会总是让他精神为之一振。法默有一次快速估计，控制全球结核病要花大约五十亿美元。他向公共卫生人士提到这个数字时，他们说永远别想募到，可是索罗斯看到这个数字时说：“只要这样吗？你只需要这么一点点而已？”在纽约，法默和戈德法布请索罗斯立刻增加俄罗斯结核病案的拨款。索罗斯说，这一来国际行动会更加迟缓。他采取其他做法，包括安排到白宫和他的朋友克林顿总统讨论此事。法默和戈德法布为索罗斯列出讨论重点，并指出他要提交给第一夫人希拉里的报告中何处需要修改。

结果比法默预期的更好。他原希望从各基金会和富国争取较大的经费，然而希拉里却说服世界银行贷款给俄罗斯。世界银行成立了一个莫斯科专案小组，成员有经济学家、流行病学家及公共卫生专家，由他们负责研拟贷款细节。

可想而知，法默介入越来越深，而且把波士顿“健康伙伴”的人也拖了进来。所有的人辛苦准备索罗斯交代的一项报告，这份报告在七个月内变成了一本有一百七十七页文字、一百一十五页附件、九百七十六份参考资料的书，内有专文叙述俄罗斯、阿塞拜疆、秘鲁、南非的MDR问题，最后一章论述该如何制订适当的治疗计划。这本书引起了部分媒体的关注，世界卫生组织还写了一篇序文以示支持。法默同意担任世界银行莫斯科专案小组俄罗斯监狱首席结核病顾问，但坚持不要酬劳，他所有的开销均由索罗斯负责。

我们下午三四点到达莫斯科。飞机尚未停妥，大部分乘客已从座位起身，空服员徒劳地透过广播系统说：“请大家坐下好吗？”

法默环顾机舱。“我喜欢俄罗斯人。他们想站起来就站起来。当然，俄罗斯人四百年来都像家具一样任人摆布，也难怪他们想站着。”

法默认为动机和意志力很重要，但认为“征兆”也很重要。在我看来，并非所有的征兆都是好兆头。莫斯科的主要机场像个大仓库一样吸引人，我们在机场填错表格，而且我和法默同行这么久以来，头一次看到他对陌生人施展亲和力却踢到铁板。他笑着对那个穿着制服、板着一张扑克脸的海关官员说：“对不起，下次我会学好俄语。”

“下次填英文表格。”她吼道。

不过她还是放我们通行了。法默说：“没关系，她毕竟只是一个没落的强权国家的一个职员罢了。”这句话充满了同情，毫无讽刺之意。

机场外，午后的太阳状似蛋黄，挂在冷冰冰的地平线上方。

早上，旅馆外的街上，行人的口中和地面的格栅都不断冒出热气。从旅馆正面的窗户，可看到在宽阔大马路对面的克里姆林宫，高墙上修葺完善、锯齿状的高塔相连，延伸到视线外。我可以看到远处圣巴西尔大教堂有洋葱屋顶的楼塔。法默说过，他认为这座教堂是全世界最美的建筑之一，可惜是为庆祝俄国第一位沙皇伊凡四世战胜鞑靼人的血腥战争而建。他常说，抹杀历史一向符合政治利益。无论如何，我知道我是不会和他一起去参观那座教堂的，因为我们在莫斯科进行的是法默式游览，这种游览在全世界的每一个大城市都可以进行。我们——法默、我和从纽约飞来此地的戈德法布，要去参观的是监狱。

莫斯科的中央监狱是莫斯科最大的监狱，里面有一个拘留中心。监狱非常大，但我对它的实际面积并没有概念，因为九曲十八弯、低头穿越一道道的门，时而爬上古老的金属阶梯，时而顺着一些状似废弃的地道往前走，地道的墙面还随意钉了些黄色纤维板。法默轻声对我说：“夏天空调的效果都没有这么好。”他又补充说，“我前几年可以说是在实习比较刑罚学。”我们经过好几种气候区，从暖和到寒冷再回到温暖气候，也穿越过不同气味的地区，有的气味是食物，有的实在难以形容——最好还是不要知道的好。

“别走丢了。”一名监狱管理员说，“在这种地方迷路可不是开玩笑的事。”我们经过一排囚犯，他们全部穿着松垮的裤子、破烂的外套、戴着帽子，在昏暗的光线下看起来脸色苍白，其中一个囚犯的鼻子是我这辈子见过的最歪的一个。然后我们终于到达了监狱的医院。法默低声对我说：“想想古巴的情形，再看看这个悲惨的地方。”连我们那几位穿着草绿色制服的向导（包括医生和公共卫生官员）都看不下去了。他们打开一间艾滋病人专用的牢房，一名女医生说：“里面住的人比一般牢房少。”

“有几个人？”

“这间只有五十个人。”

法默率先进去，后面跟着一个翻译员。房间里昏昏暗暗，比许多美国人的客厅还小，里面塞满了上下两层的床铺，吊衣绳上挂着洗好的衣服。许多男子都很年轻，面色苍白，但也可能是昏暗的光线造成的。法默马上开始和他们握手，轻拍他们的手臂和肩膀，不一会儿他四周都是争相诉苦的声音。一名囚犯说：“你应该到法院为受审的艾滋病患者主张权利才对。”

“告诉他，我在美国会做这样的事，”法默对翻译员说，“可是我不是俄罗斯公民……”

一名年纪较大的囚犯显然是里面的发言人，他宣称自己只是目睹一个男人被杀害经过的目击证人，但因为他有艾滋病，就被判了五年刑。真正的凶手和他一起受审，只被判刑三年。他说：“我出狱以后，一定要宰了他。”囚犯和医生全都哈哈大笑，笑声在这间窄小的房间里震耳欲聋。法默做笔记：“艾滋病患者会被判较久的刑期？”并表示会把这件事告诉世界银行的艾滋病专家。

他向这些囚犯道谢。那个发言人说：“希望你能常来。”

“我很乐意常来。”

我们离开那间有五十名艾滋病患者的牢房，门“铿锵”一声关上，老旧的金属互相摩擦发出的沉重声响，回荡在灯光昏暗的走廊上。我看不到走廊的另一头，也听不到这波回音的尽头。我问法默：“有没有想过这个声音在门的另一边听起来的滋味？”

“每一次来都会想。”他说。

没有犯下什么伤天害理的大罪，就锒铛入狱，这种事在俄罗斯十分稀松平常。在俄罗斯只要偷一条面包或一瓶伏特加酒，就可能被关进大牢，在拘留中心苦蹲一年甚至四年之久后，才能够开庭受审，因为司法体系窒碍不通。在等待受审或服刑期间，可能感染结核病，估计俄罗斯约有八成囚犯的体内有结核菌。一旦感染结核菌，发病的概率就高于一般老百姓，因为监狱里卫生差、营养不良、其他疾病又多。监狱的医疗经费不足，因此也没有足够的设备或药品治疗没有抗药性的结核病，无法达到像样的治愈率。囚犯原本感染的可能是无抗药性结核病，经过不当治疗后，反而变成MDR。或者，他可能直接从另一个囚犯身上感染MDR，并在盗窃罪被判刑前就死于结核病。这个可能性越来越大。

我们穿过另一条迂回曲折的通道，走下一道蜿蜒的金属楼梯，再穿过一个看似中世纪地牢的地方，经过一个推着推车的老男人身边，车上放了些很大的金属罐头，其中一个伸出了一根长柄勺。他停在一间牢房门的洞口前，洞口出现一张脸。“今天的伙食相当不错，”法默对我说，“就是咸了点。”这对有高血压的法默来说是高度赞扬。

我们到达结核病房。“里面的医生都工作过度，而且几乎没有任何防护措施。”一名监狱官员说，“X光设备老旧，药品不够用，而且莫斯科的检验室也不支持我们。”

他们无法确定有多少病例是抗药性结核病，当然绝对不在少数。十万名患有结核病的囚犯中，也许有三万人是MDR。去年十月，法默上电视节目《六十分钟》，谈俄罗斯及苏联境内其他共和国的结核病疫情。他说：“结核病迟早会成为全球公共卫生的紧急危机。”

“还有多长时间，疫情才会发展到真正失控的地步？”节目主持人问。

“我认为已经失控了。”法默回答。

我们在结核病房的入口处停留片刻。一位俄罗斯医生说：“其他机构完全没有提供资料，我们不知道囚犯是从哪里来的。这里是火车运送囚犯的中途点，有半数不是莫斯科当地人。”

法默问：“患结核病的囚犯从当地送到西伯利亚监狱需要多长时间？”

“大概要一个月，他们会被送到一些小站，路上没有办法继续治疗。”

法默转向戈德法布低声说：“犯人的运送会是一场噩梦。”

我们走进另一间住满结核病患的牢房，里面的情况和刚才那间差不多，但是更拥挤，湿度（从许多人肺部呼出来的湿气）也比较高。有几个人在咳嗽，每个人的咳声都不同——有像俄罗斯著名男低音夏里亚宾的低音，有男中音，也有男高音。法默站在一张床边，手臂扶着上铺的床垫。“你气色看起来不错，”他对其中一人说，“有没有人咳出血来？”

“没有。”

“好起来的人多不多？”

“至少没有变得更严重。”

他问他们来自哪些地方。有格罗兹尼(1)、伏尔加、巴库(2)。“告诉他们我去过巴库，”他对翻译员说，“这里还是比较好的。告诉他们我去过‘三号殖民地’。”

一名坐在上铺的年轻人说：“我在‘三号殖民地’见过你，你和一个女的一起去的。”

“对，我是和一位女士到那里的！”法默喊道。他伸出手和这个人握手，“很高兴又见面了。”

我们该走了。“祝大家好运，”法默透过翻译员说，“告诉他们，我希望大家都好起来。”

我们朝监狱的办公室往回走。“我喜欢这些监狱的医疗人员，”法默对我说，“他们已经很尽力了。”他转向翻译员说，“告诉露德米拉（一位俄罗斯医生），我看到一些非常敬业的监狱医生。”他特别指名露德米拉，因为她告诉他，有位意大利人权运动人士到监狱视察后，指责她隔离艾滋病患者的做法是虐待病人。法默说，“在一个结核病人多得要命的地方，不隔离他们才是违反人权！”

法默一边走一边低声对我说：“他们这个地方有七百张病床，其中约五百张上面睡的是结核病人。这是一个提示，一个告诉大家可能会出问题的提示。”其中一位医生告诉法默，除了抗药性结核病之外，梅毒病例也在增加。这种情况令人忧心，因为梅毒表示艾滋病迫在眉睫，艾滋病又会扩大肺疫情。主人把我们领进芥末色的中央办公室时，法默说，“这下真他妈的惨了。”

简陋的会议桌上已经备好盛宴。法默嚷道：“哇，谢谢！正合需要！”他对我低语，“我最怕这种情形，因为我讨厌喝伏特加！”可是他一坐下便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熟练地装出欢愉的表情，就像他在海地吃第五大类组食物时一样。大家举杯敬酒，一杯接着一杯。不久法默便开始滔滔不绝。

“我在海地工作将近二十年，从年轻时就开始了。几年前麻省州政府请我担任结核病专员，我说：‘专员要做什么事？’我在海地有一些MDR病人，我带着他们的痰检体返回波士顿，拿到检验室化验，在申请人栏上填写：‘法默，麻省结核病专员。’我在海地请他们帮我验这些检体，他们二话不说就照做，于是我要验的检体越来越多。后来要他们验秘鲁的检体时，他们终于问我原因。我说：‘麻省是个很棒的州，有一个很大的结核病检验室，很多结核病医生，很多结核病护士，很多结核病检验专家。唯一缺乏的，就是结核病。’”

那群俄罗斯医生的长官（一位上校）开怀大笑。一位女医生严肃地说：“我们的结核病例很多，就是没有检验室。”

酒敬得更频繁了，伏特加也喝得更凶了。上校伸手到口袋里，掏出一包香烟，停了一下，问法默：“美国是民主国家吗？”

法默面容变得严肃：“我觉得只要人们拥有广大的资源，就很容易自认为是民主的。与其说自己是个美国人，我更愿意说自己是个医生。露德米拉和我的国家是很照顾病人的。美国人是很懒的民主主义者，和露德米拉拥有相同国籍的我，看法是富人永远可以自称民主人士，但是生病的却不是有钱人。”我以为他说完了，然而他只是停下来，让翻译员翻译他刚才说的那一段话。“我告诉你们，我以身为美国人为荣。我拥有很多机会，因为我是美国人。我可以自由前往世界各地，我可以展开计划，但这叫作特权，不叫作民主。”

法默说话时，上校努力克制自己的表情，后来终于忍不住爆笑出来。他说：“可是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否允许我抽烟而已。”

戈德法布扮了个鬼脸：“法默，他只想知道他是不是可以抽烟，结果你却对他发表了一大篇社会主义和民主的演说。”

“不过演说很精彩。”上校笑着看法默，法默这时已经快去见周公了。

戈德法布转头对上校说：“明天法默会在世界银行代表你们。”

法默摇头让自己清醒一点：“唯一不对的地方，在于我不认为这该是贷款。不过对国际医疗人员而言，这仍是件好事。我衷心祈祷，”他双手合十，“一切顺利。”

在控制结核病的世界，专家仍在为MDR的治疗争论不休，在期刊上发表文章成为他们的利器。然而，如希亚特所说，法默和金墉已经证明MDR不但能治好，而且十分经济。部分因为他们在秘鲁的示例，让世界银行和他们看法一致，认为贷款应用于治疗俄罗斯所有菌株造成的结核病，即应用于DOT和加强型DOT治疗。俄罗斯官员认同这一点，事实上，这也一直是他们的基本立场。然而贷款的用途该如何分配，意见仍然有分歧。参与讨论者火气似乎都很大，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欧洲。世界银行的顾问群个个拥有傲人的学历，有的人非常自负，再加上俄罗斯的上校、将军，以及前共产党特工、抗结核病的勇士、垮台帝国的成员，每个人都想展现他的优越感。

戈德法布也是使问题更加复杂的人之一。

一天晚上大家在喝鸡尾酒时，世界银行小组的一名成员对法默说：“我个人是很喜欢戈德法布的，不过拜托你让他离会场远一点。”戈德法布是法默在这些磋商中主要的盟友，法默在治疗囚犯结核病的问题上代表银行，戈德法布代表俄罗斯管理监狱的司法部。对法默和戈德法布而言，这一星期的目的就是让监狱分到合理比例的贷款。法默告诉我，他还有另一个任务：“我得看紧戈德法布。”

在莫斯科的那一星期，戈德法布每天早晚大都会到我们下榻的旅馆商讨对策。戈德法布蓄着胡须、略微驼背、穿着花呢和灯芯绒裤，一派专家模样。他告诉我：“我是一个非常受尊敬的生化学家。”

法默转头对我说：“他发现了一种会产生抗药性的基因。”他对戈德法布笑着说，“要不是如此，他也没那么重要了。”

然后法默开始对戈德法布简要叙述会议的进展。

戈德法布听了一会儿之后，说到世界银行小组里和法默大唱反调的组员：“那个混账家伙是谁？他实在让我觉得不可思议，傲慢又无知。我明天在《消息报》上给他点颜色瞧瞧如何？”

“我就知道你会这么说。”法默说，然后看着我，“你尽管笑吧，可是他专门干这种事。”

戈德法布继续说：“世界银行把一个包着头巾的印度专家带到这个冰天雪地的地方来，他对俄罗斯根本一无所知，他能干什么？这些人对这个国家的情形根本不清楚。”

法默准备继续说下去，可是戈德法布打岔。法默说：“先让我说完。”

戈德法布说：“我告诉你，和你开会的那些人都是无名小卒。”

“戈德法布，你可不可以让我把话说完？”法默说。旅馆餐厅另一头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法默降低音量，“你不要一直打断我的话。你可以按照你希望的方式改变我们的计划案，但我只是要告诉你，他们会抓什么小辫子而已。”

“那些无足轻重的家伙。”戈德法布说。

戈德法布说，这些会议意见分歧，这就是政治。外国人制定出的贷款细节其实不怀好意。例如，世界卫生组织驻莫斯科官员讨厌波士顿“健康伙伴”和索罗斯基金会之类的非政府组织侵入他们的地盘，而索罗斯基金会本身也有许多派系斗争，因为索罗斯向来喜欢在组织内部搞竞争。此外，世界卫生组织驻俄罗斯的代表有的是波兰人，而非俄罗斯人，这两个国家人民之间的旧恨未消。

戈德法布说得很起劲。他说：“可是这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俄罗斯本身的分歧，也就是卫生部和司法部的意见不统一。管理民间组织的卫生部希望全权掌控这笔贷款，目的不全是消灭结核病，而是希望支撑岌岌可危的卫生体系。卫生部和俄罗斯药厂之间的合作也有阴影，药厂不愿意在价格和数量未达标准的情况下，大量供应结核病药物。再者，卫生部官员觉得遭受了许多国际主义者的侮辱，其中法默更被点名为一大威胁。戈德法布称这些人为跳梁小丑。

戈德法布继续说，司法部的动机虽然不单纯，但目的是正确的。几乎半数结核病和大部分MDR病人在监狱中都饱受折磨。戈德法布称监狱的角色是“流行病的泵浦(3)”，囚犯之间传播结核菌，然后再传回社会。“这个泵浦每三年换一次，因此净化社会的最佳方法，就是净化监狱，就像清洁汽车的滤油网一样。”

法默赞同他的说法，并认为监狱是第一个需要注意的地方。“重点是囚犯置身较危险的环境，因此不先治疗他们就不对。”他认为司法部是真心想治疗结核病人。他们怎么可能不这么做？监狱的疫情也危及他们的员工及他们的王国。他之所以这么认为，部分原因在于司法部让他自由阅读所有机密文件。然而在当天会议上，世界银行小组似乎一致认为司法部（囚犯）只能得到贷款的两成。问题在于如何改变他们的看法，如何使司法部获得五成贷款，法默和戈德法布的观点不同。

法默同情卫生部。他向卫生部结核病的老战士示好，他们很多人也都很喜欢他。他的意思似乎是说，外交手腕加上资料和个人魅力无往不利，并可以联合所有派系对抗细菌——大家共同的敌人。

戈德法布对这种说法的回应是：“法默，你真是天真得可以。”权力和金钱才无往不利，自古皆然。不过他目前会让法默用他的方式去推动。“可是我们要有B计划。其实，我比较喜欢B计划。如果我们失败了，监狱没有得到应得的比例，所有的钱都给卫生部，这样一来我们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募款。”

法默说：“可是你还不能这么做，因为我在世界银行浪费了一整年时间。”

“你干吗去那里？”戈德法布说。

“我干吗去那里？”法默提高声音，“因为是你叫我去的。”

戈德法布咯咯笑道：“当然是我叫你去的。”

有一阵子我以为戈德法布说得没错，法默为囚犯争取半数贷款的阻碍很大。法默在飞往莫斯科的途中告诉我，他对世界银行开的那些会议和会上的争论感到厌烦，关在越来越闷的会议室里，一个病人也没有，他的思绪会飞回肯吉，不知道下一个脑膜炎病人出现的时候，有没有医生会（在他不在的时候）为他们做脊椎穿刺？他看起来累坏了。我们在莫斯科的第一个早上吃早餐（对法默来说，这是喝咖啡的委婉说法）时，他告诉我：“我的生理时钟还没有调整过来。”他身上穿的是第三件，也是最后一件衬衫，其中一个纽扣已不知去向，黑西装看起来好像连睡觉也没脱。可事实上，他根本没有睡。“我回了四百一十三封电子邮件。”他说，那一刻他显得格外愉快。

他有一簇头发像鸡冠似的竖起，脸孔和脖子通红，可能是心里已经在为舌战做准备。他在前一天晚上处理的电子邮件中，发现一封信引述了世界银行小组一个成员的话：“监狱计划案太离谱，太昂贵了。简直是离谱之至。”法默现在喝着咖啡：“开始交战了。不过这是个十年计划，是一场持久战。十年呵。我觉得我至少应该有一天不和别人发生冲突，我正在说服自己别赏那个家伙一拳。”

他继续：“那些囚犯已经处于死亡边缘，不断会有人死亡。”他看看手表，快来不及参加早上的会议了，于是匆忙起身，穿上外套，电脑的带子从公文包里掉出来，在地毯上拖着。“先生。”门卫唤道，一面捡起法默的手套。

“噢，谢谢！”法默说，然后热切地问，“会下雪吗？”门卫扶着门，法默拱起肩膀，踏入莫斯科一月凛冽的空气。

晚上他的精神恢复了些。俄罗斯磋商小组的首脑高举法默的文章《结核病在俄罗斯卷土重来》（Resurgent TB in Russia）的俄文翻译，说：“你是唯一了解俄罗斯结核病疫情的人。”接下来参与磋商的人员对法默的初步计划起了争执，尤其是提供结核病囚犯较多食物的部分。增加食物对治病来说是必需的吗？有人不以为然。“我们打了一场食物战。”法默说，可是未再让自己卷入其他战争。

气象预报莫斯科会下雪，他很兴奋。他一向喜爱风雪。“我希望下一场暴风雪！”

法默告诉我，玩国际卫生政治游戏对他来说并非易事，但他显然又非常精通此道，接下来几天他的笑容和体力都恢复了。面带微笑、精神焕发的他，倒也给人穿着有品位的错觉。

磋商小组部分成员依然坚持提供给病人较多食物是不经济的做法，这时一个参与磋商者把法默拉到一旁，建议他使用障眼法，把食物用维生素的名义混入预算。这个方法奏效了，世界银行小组最后同意囚犯能获得约半数贷款。第一期款项的规划原本是三千万美元，这下肯定会增加一亿美元左右，不过这笔贷款也可能不翼而飞，因为卫生部一定会对他们所占比例太少而怏怏不乐。法默已经完成了他的主要目标，也是中期目标，戈德法布不必执行“B计划”了。

法默在旅馆房间时说：“这是全面胜利，我实在太兴奋了。戈德法布，你高不高兴？”

“高兴，”戈德法布说，“可是我这人有矛盾情结，这表示我得好好看守这三千万美元，不能让人偷走。”

“反正那些人都是你的朋友嘛，”法默说，“这个偷伏特加，那个偷女朋友，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

法默坐在窗台上，房间的椅子上都是文件。他指着一堆摇摇欲坠的“健康伙伴”资料，这些资料是助理从波士顿帮他带来的。“戈德法布，你有没有发现你的生活和我的生活有什么不同？不同之处就在于我要为捐给‘健康伙伴’二十五美元的人写感谢函。”

“你要写感谢函？你从哪儿弄来那些名单的？买的吗？”

“拜托，这可是积累了十三年的心血才有的。你只要写，亲爱的索罗斯先生，我们感谢阁下慷慨捐赠一千两百万美元。”法默拿起一捆待写的感谢信，说，“我得写给我奶奶的一个朋友、我的一个学生、一个左派经济学家、一个历史学家、我系上的一个秘书和一个行政人员、一个儿科医生。”这么念下来似乎使他的心情更昂扬，不过我倒是觉得他炫耀的成分居多。

戈德法布对法默的看法令我觉得有趣。“法默很脆弱，”他私下对我说，“他那么瘦，像契诃夫一样。多愁善感的个性并未让他意志消沉，而是让他更有动力。不过我从没见过哪个有效率的人不认为自己多愁善感，或是为一个较高的目标努力的，商业界也是这样，国际工作更是如此。”

法默对戈德法布的说法则是：“他这个人只有他妈妈才会爱他，不过我倒是挺喜欢他的，真的。俄罗斯的计划一定会奏效的，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他喜欢我。”

他们之间的友谊似乎随着争执而滋长，而这些滋养友谊的争执还真是不少。以古巴这个主题为例，关于它的卫生统计，戈德法布说：“我觉得卡斯特罗同志非常擅长建立纪律，所以他的公共卫生一定执行得非常有纪律。我觉得贝利亚同志会解决西伯利亚监狱的问题，只要枪杀几个人就好了。”

或是谈到俄罗斯监狱的问题，法默说：“如果大部分人被关是因为堕落的话，为什么在面临社会和经济危机或转变时，囚犯的人数会激增？”

戈德法布有不同的看法。一天晚餐时，他说：“囚犯不是好人，但是在流行病学上有其重要性。”

“我们有重大分歧。”法默说。

“我应该收回那句话，”戈德法布说，“大约一半的人不应被关在牢里。”

“四分之三。”法默说，“得了吧，戈德法布，他们犯的不过是侵犯他人财物之类的罪行。”

“有25%的人该终身监禁。”戈德法布说。

“不对，10%。”法默说，“你别以为我无知。”

“你不是无知，”戈德法布说，“你明明看到了整个情况，只是你不接受——”

“有不好的人。”

“不是！你不接受这世上有坏人。你不是无知，你只是对不愉快的事情视若无睹，这就是你不够科学的地方，因为你不顾现实。”

“可是你还是喜欢我啊。”法默说。

“我当然喜欢你！”戈德法布说。

法默的确喜欢暴风雪，尽管他这么说时每每加上一句，暴风雪对穷人的影响大于任何人。他说希望莫斯科有一场大风雪可看，结果只看到雪花悠悠飘落。我们在寒凛的夜晚从湿滑的人行道走回旅馆，法默用红色围巾遮着鼻子，眼镜上的雾气越来越重。我们已经喝掉了三瓶酒。我说：“你看起来比我们来的时候还瘦。”

“这次旅程时间很长啊。”他说。

“挺有意思的，”我说，“我喜欢戈德法布这个人。”

“很高兴你喜欢他，戈德法布很棒。我第一次看到他，第一次听他说囚犯的事时，真的是看他不顺眼。”他用俄语腔调说，“他们是坏人，但在流行病学上有其重要性。”

我叙述一下他们的辩论结果：法默认为不该有这么多人关在牢里，如果继续说下去，他可能会认为该关在牢里的人不到1%，甚至是零。

“你觉得我不切实际吗？”法默问。

“不会，可是有的囚犯的确做过一些可怕的事。”

“我知道，”他说，“我也相信历史正确性。”

“可是你原谅每一个人。”

“我猜我会，可是你觉得我不切实际吗？”

“不会，”我说，“不过我觉得你是在打一场赢不了的战争。”

“对，我已经准备吃败仗了。”

“不过还是有一些小胜利。”

“对！我爱死这些胜利了！”

我的脑子一片混沌，觉得自己的声音听起来含混不清。我开始提出一个假设的问题，认为从这个问题可以深入了解他东奔西走的生活。“你是一个很杰出的人，”我说着把一只手放上他的肩膀，“可是倘若没有临床看诊——”

他打断我的话，说：“我就什么也不是。”

(1)　格罗兹尼（Grozny）：俄罗斯联邦北高加索联邦区车臣共和国首府。

(2)　巴库（Baku）： 阿塞拜疆共和国首都。

(3)　泵浦（pumping）：是指给激光工作物质提供能量使其形成粒子数反转的过程。

第五部
优先选择穷人
O for the P

第二十四章

2000年7月，盖茨基金会给了波士顿“健康伙伴”和许多组织四千五百万美元，作为消灭秘鲁MDR的经费，金额几乎完全符合金墉的要求。这笔慈善捐款幕后的推手，即盖茨基金会的科学顾问福奇，喜欢讲述这件事的经过。有几个团体都对同一个国际医疗卫生问题感兴趣，多年来你争我夺，后来他去找他们的领导人：“盖茨愿意捐款做这件事，但是只捐一笔。”两个小时左右，这些原本互相攻击的团体就握手言和。金墉借用这个策略，和一些潜在的及过往的敌人（例如世界卫生组织负责结核病的单位）合纵连横。这笔钱会由哈佛医学院经手，但由“健康伙伴”负责实施秘鲁的治疗计划。

经费分五年拨款，金墉估计可以治疗约两千名慢性MDR病人，治愈率至少可达八成。届时秘鲁就可以控制住这个可怕的疾病，不但向世人证明可以达成全国性控制，也可以有达成这个目标的技术和低成本工具。前提是，一切进行顺利的话。“健康伙伴”和盟友必须把社区性的医疗卫生计划变成全国性的，在“放大”的过程中，难免发生问题。金墉告诉我：“有时候我的头都快要爆炸了。”不过他从未怀疑过他们能办到。

法默也一样，不过他难免有几分操心，一如他在推行每一个计划时的心情。他分了部分心思在此案，是为了不让金墉分心，继续烦心这个案子。法默还有其他的事要伤脑筋。赞助消息刊登在《波士顿环球报》头版，一旦长期支持“健康伙伴”的赞助者得知这个消息，会不会认为“健康伙伴”不再需要他们的捐款了？会不会有人认为“健康伙伴”出卖了灵魂？法默对老盟友和捐款人发表演讲时，开始谈到“特殊结盟”。为了说明他的论点，他放了一张由许多照片组合而成的幻灯片，比方说卡斯特罗的照片和教宗、比尔·盖茨、流行歌手“小甜甜”布兰妮一起出现。观众哄堂大笑，法默乘机说到盖茨的赞助款：“这对我们来说，是一件非常好的事，不过这笔款项限用于秘鲁的项目。我们关注的是穷人的问题，包括车祸、被开山刀砍伤、灼伤、子痫症。假如你请某一个基金会援助这样的事，他们会说：‘我们的章程并不包含这些事，你仔细看我们的赞助手册第三册就会明白。’我们接二连三地交好运，但这无法解决我们在墨西哥恰帕斯、在美国罗克斯伯里，以及在海地的姐妹组织面临的问题。”他停顿片刻，从讲台上望着台下“健康伙伴”的老朋友们，然后用特殊的声调说，“所以你们还不能一走了之。”

事实上，大型基金会赞助的经费多半是针对广为宣传的疾病，不会有人对年复一年支付海地“医疗卫生伙伴”这类全面医疗保健系统的账单感兴趣。个人捐款及怀特大为缩水的财产，仍是肯吉主要的财源，然而法默仍持续扩大对抗艾滋病活动的范围，很快就有大约两百五十名病人在肯吉接受抗逆转录病毒药品治疗。他使出乾坤大挪移的手法，把艾滋病治疗移花接木到“医疗卫生伙伴”的结核病专案，实施DOT治疗和每月发放津贴，初期成效很好，许多人捡回了性命，他们的孩子免于沦为孤儿。然而垂死的病人名单仍然每天都在增加，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的经费依然短绌。尽管他在古巴认识的那位女士积极代表他奔走，但是联合国艾滋病计划拒绝了他的申请案，理由是他的治疗方案不符合“能持续进行的标准”。换言之，这些药对海地人来说太昂贵，在可预见的未来是他们绝对买不起的。法默每到一个地方听到的都是这个说法，他找药厂捐药或至少降低药价时，他们会建议他找一些机构和基金会，然而那些组织早已因为药价高昂而认为法默的计划难以为继。他目前还应付得过去，因为索罗斯基金会在海地的分会赞助了他们一些经费。怀特给了他们一笔钱。波士顿“健康伙伴”卖掉了在坎布里奇总部的大楼，法默把这笔钱的大部分用来买药治疗肯吉的艾滋病患者。

哈佛医学院的朋友们已经认养了“健康伙伴”，并为它取了第二个名称，“传染病与社会改变计划”（后来，布莱根成立了一个特殊部门“社会医学与卫生不平等部”，这也是“健康伙伴”的另一个别名）。与此同时，法默说服哈佛医学院在亨廷顿大道两栋老旧的红砖建筑里，拨出部分空间给“健康伙伴”总部越来越多的工作人员使用。

我每次去那里，总会发现办公室换了一个地方，我很快就记不住那些新人的姓名和面孔了。过去“健康伙伴”的义工必须一手包办所有事情，例如在找寻法默遗失的行李之类的杂事之后，马上接着分析流行病学资料。为了赶在期限前完成工作，他们会彻夜留在办公室加班，轮流睡在旧总部的沙发上。如今员工阵容越来越庞大，分工较细，如行政管理、科技、企划，新人不知道“健康伙伴”的术语，更别说是习惯了。多年来奥菲莉娅一直担任总部的领导者，她处理事情很公平、能体谅别人，而且性情温和，赢得了所有人的信任。现在她努力让新进人员适应环境，并如同金墉的形容，让“健康伙伴”的工作“正常化”，即“健康伙伴”的人想生儿育女、有时候五点下班、去度假都可以。

我有一次去的时候，看到一个新进人员办公室的墙上贴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如果法默是典范，我们就是典范中的典范。”仔细看就会发现，“典范中的典范”这几个字是写在一小张纸上，这张纸拿起来就可以看到原来的字：“如果法默是典范，我们就惨了。”这是直接引述的金墉的话，是典型的夸张说法，听起来比原意刺耳。金墉的意思是提醒许多“健康伙伴”的年轻人，因为他们认为这一生要做的事，就是模仿法默。而金墉认为刻意模仿反而失去了“健康伙伴”的原意。“健康伙伴”的目标是改善别人的生活，不是改善自己的生活。法默常说：“我们的目的不是追求个人效益。”再说，公开的模仿注定失败。“健康伙伴”的人员从法默身上学到的，不是以他作为个人生活的范本，而是他证明棘手的问题也有办法可以解决。“法默想出一些技术性的解决办法，协助我们解决问题，这也等于是拟出一张发展蓝图，让我们不必模仿他就可以合乎规范。”金墉对我解释墙上的这句话，“法默是应做之事的典范，而非做事方法的典范。我们应当赞美他，也该让大家受到他的启发，但是却不能说谁该像他一样，或可以像他一样。”他补充说，“因为如果穷人必须等待许多像法默这样的人来帮助他们，才能得到完善的医疗，那他们不就惨了。”

法默并未提出异议。我有一次看到他为一封学生写来的电子邮件感到不安，这个学生在信上说，他认同法默的动机，但不认为自己可以做到法默做到的事。法默大声对着电脑屏幕说：“我又没说你应该做我做的事。我只是说这些事该做而已！”然后措辞婉转地回信。

“健康伙伴”并非全盘起了变化，一些奇怪的现象依然存在。以往法默从外地回到海地，走进大通间的办公室后，奥菲莉娅就会发现满地都是他的公文包，每一个人都开始为他的下一个案子忙碌起来，不久他挥挥衣袖走了，奥菲莉娅看着金墉说：“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法默依然在制造奥菲莉娅所说的“小飓风”。我有一次在法默刚离去的几个小时后踏进他们的新办公室，发现金墉摇头大笑。他刚才看到帮法默处理行程、旅行、信件的几个女孩子，发现她们泪眼相对，原因不是法默对她们不好——奥菲莉娅说过：“他绝非脾气暴躁的人。”我的看法亦然。金墉说，她们是虚脱了，“随着法默离去、压力大减而出现的反差”。

波士顿“健康伙伴”节约俭朴的习惯依然不变。他们只有大约5%的捐款用在行政方面，其余全花在病人身上。他们收到盖茨提供的经费后数月，法默写了一封公开信给“健康伙伴”，表示担心“健康伙伴”可能在面对“道德”取舍时迷失方向。除了一些其他的原因，还因为有些员工期待可以领到加班费。他在信中写道：“为穷人工作绝对没有超时的时候，我们现在只是勉强弥补不足。”奥菲莉娅原则上同意他的话。她不希望“健康伙伴”受到其他机构种种规定的束缚，可是她也可以接受妥协，毕竟与其他机构有联结，就可以治疗更多病人。像他们与哈佛正式结盟，就得付加班费给部分薪水最低的职员。主其事的奥菲莉娅照章处理，只是没有告诉法默。

我第一次到波士顿“健康伙伴”总部是在1999年，当时约有二十个人在此工作。现在人数增加到五十个人，罗克斯贝利还有十个人。海地的人数增加到大约四百个人，秘鲁增加到一百二十个人，他们还准备在俄罗斯接手十五名员工，因为“健康伙伴”已经扩张到了西伯利亚。

这件事在计划之外。若非戈德法布和流亡的俄罗斯寡头政治集团成员别列佐夫斯基有一些神秘的关联，“健康伙伴”根本不会发展到西伯利亚。根据一个公开的说法，一名前克格勃情报员声称，他曾接获暗杀贝瑞佐夫斯基的命令，但却暗中通知他逃走，贝瑞佐夫斯基因而得以带着他在瑞士银行的存折逃离俄罗斯。后来这个克格勃情报员自己也逃亡到了土耳其。戈德法布协助这名情报员前往伦敦，算是帮了贝瑞佐夫斯基一个忙，可是俄罗斯当局和这名情报员的官司尚未结案，因此对戈德法布勃然大怒。索罗斯对戈德法布也怒不可遏，因为他置他们的结核病计划于政治险境。他们需要一位新的总监，因为戈德法布已经不太适合在俄罗斯工作了。《俄罗斯日报》（The Russia Journal）这份报纸引述戈德法布的话：“我的脑子很清楚，至少未来数周内不会去俄罗斯。我不是笨蛋。”

索罗斯基金会连忙发电子邮件给“健康伙伴”商讨对策，最后决定由“健康伙伴”接手他们在西伯利亚托木斯克州的计划。这是十足的试验性计划，希望能遏阻结核病在俄罗斯蔓延，示范在监狱及乡村城镇控制结核病与MDR的方法。戈德法布在莫斯科时告诉过我：“托木斯克必须见到成效。”在这个观点上，法默和金墉的看法一致。托木斯克的计划有关联性影响。金墉已经负责了秘鲁的计划，手上还有一些波士顿“健康伙伴”的案子，但仍热衷此案，这令法默忧心忡忡。“健康伙伴”手上的案子已经满档，因为贪心而没有把事情做好，会遭千夫所指，说他们证明了贫民的MDR与艾滋病无法治好。法默后来同意接手托木斯克的案子，条件是他以临床治疗为主，金墉负责管理工作及一些对外策略和事宜。金墉说他会立刻开始着手，但一个月后仍未动身。他和法默、奥菲莉娅在坎布里奇一家餐厅吃晚餐，我也去了。

“你答应了去俄罗斯做这件事，”我们坐下不久，法默就对金墉说，而且几乎是吼出来的，虽然声音不是很大，但音量逐渐提高，“你他妈的答应过我！可是现在却不去。”

金墉抗议。他本来这个月就要前往托木斯克，可是后来却必须去贝拉焦(1)参加洛克菲勒基金会在科莫湖的庄园举行的结核病会议。金墉说，这项会议至为重要。

“我不管！”法默脸红脖子粗地说，连脖子的静脉都突出来了，“去他的贝拉焦。贝拉焦，去他的贝拉焦。你必须去莫斯科和托木斯克，那里的事情才重要。你得去莫斯科扎扎实实地做一些事，然后才可以去贝拉焦，去做你那些哈佛的鬼事情。”他转头面向奥菲莉娅，“我讲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他必须去。之前我就说过：‘我知道你不想做，你想打退堂鼓，不会去的。’现在他又搬出……贝拉焦。见他的大头鬼，贝拉焦、科莫湖。我告诉你，到我躺进棺材为止，我都不想去贝拉焦。”法默说，金墉这辈子只去过莫斯科一次，而且根本没有走出机场。

“不是这样。”金墉静静地说。

“你进城是去看波修瓦(2)的鬼表演。”

“本来是，”金墉说，“可是他们取消了演出。”

法默转向奥菲莉娅：“他们取消了波修瓦的演出，明。若不是这样，他一定会去的。”他继续道，“我今年要去俄罗斯几次，可是我会专注在金墉做的事。”他面向金墉，“是什么事？你告诉她。”

金墉笑起来：“波修瓦和……”

“和花式骑术训练。”奥菲莉娅说。

法默没有笑。他对奥菲莉娅说：“我是要他减轻俄罗斯受的损害。”

她轻声说：“他知道，培儿。”

“是吗？”法默说，“那就叫他做啊。”

金墉转向奥菲莉娅：“他想用激将法……”

“我知道。”奥菲莉娅说。

他们三人共聚一堂的机会已经很少了，不过今晚就连叙旧的话听起来也不怎么有怀旧的味道。

奥菲莉娅对法默说：“金墉以前都去机场接你。”

“那是以前。”法默说。

“你可从来没有接过我。”金墉说。

“他老是说这种话，”法默对我们说，“他说：‘你从来没接过我。’你是从洛杉矶来的吗？”

“你就是没有过。”金墉说。

“你是从哪里来的？”法默说，“是从洛杉矶，还是芝加哥来的？”

“好了，好了。”奥菲莉娅说。

“我从海地回来，”法默说，“想和你谈事情，我想跟你谈什么事？我什么都没谈吗？我一直在谈海地。”

“好了……”奥菲莉娅说。

“是我不对，”法默说，“不会有下次了。我绝不会再要你接我了。”

“重点不在这里，”金墉说，“重点是，你从来没有接过我。”

奥菲莉娅告诉我，凡是可能影响“健康伙伴”的任务，法默绝对不会发脾气。她不在乎他偶尔在她和金墉面前发发脾气，觉得这无所谓，何况对法默的心理来说可能也有好处。晚餐后，她对我说：“你是不是觉得这样很不好？他对金墉发脾气真的没什么关系，以一到十的量表来说，这差不多是五而已。”我猜她说得没错，因为法默和金墉走出餐厅时，已经勾肩搭背、笑得很开心。数周后，金墉飞往西伯利亚，我也与他同行。

搭俄罗斯图154飞机到托木斯克的行程是四个小时，机上的厕所坐垫是木头的，满是坑坑洞洞。托木斯克是一个约有五十万人口的城市，市内有一些苏联时代用不锈钢、玻璃和水泥砖建造的大楼，和度过无数寒冬后已经歪向一侧的老旧木屋，也有一些以别致的窗框压条和檐板装饰的房子，以及几栋有古典柱廊的大型公共建筑。托木斯克大学是西伯利亚历史最悠久的大学，市内还有一所声誉卓著的医学院，以及一些制造灯泡和火柴的工厂。市内有电车，以及五家相互竞争的互联网服务供应商。可是托木斯克航空公司已经破产了，机场（过去称为工人机场）过去一天有四十七班飞机起降，现在班次锐减到屈指可数。我们抵达时水灾刚开始，所以水不能饮用。托木斯克的战争纪念建筑都获得了妥善保护，可是住宅的前后院都堆满了垃圾，多得连雪也掩盖不住。我们住的旅馆暖气太强了，地板又有点倾斜。抵达的第一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这里到处都是纪念建筑，而大理石柱子顶端都是废弃车辆。

托木斯克和四周广大的地区都有严重的MDR问题，但多亏戈德法布的努力，这个问题或可控制得住。戈德法布帮助那个克格勃情报员的事，使结核病计划的每个人都遭流言中伤。谣言满天飞，说他们其实是出卖祖国的间谍，把病人当成炮灰就是他们恶毒阴谋的一部分。为了消除当地人的疑心，他们安排了管理监狱的副司法部长到托木斯克，在电视机前对这项计划和“健康伙伴”加入这项计划表示支持之意。一位俄罗斯将军告诉我，副部长是基于和法默的情谊才同意这么做的。他们安排了宴会，法默本该赴会，然而却被困在巴黎，因为他在波士顿的新助理摆了个大乌龙，所以他得等到第二天才能拿到签证。金墉只好只身前往。

宴会在一个类似政商名流藏身所的豪华小旅馆举行，旅馆位于一座尚未完工的大型综合建筑内，里面有一栋混凝土建造的大型公寓和购物中心。托木斯克因为某种奇怪的原因，把这里称为巴黎。这个宴会十分重要，加强型DOT计划若没有管理监狱的众将军鼎力相助，绝对难以推行；他们若不信任素昧平生的金墉，托木斯克的计划也绝无成功的可能。然而宴会开始后的两小时，尽管不断有人举杯，而且喝掉了半打伏特加，大家仍十分拘谨。

副部长和十位穿着草绿色军服的俄罗斯大将军、上校坐在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外国人和现在与“健康伙伴”合作的俄罗斯医生，泾渭分明，难以打成一片。还好金墉看到一个有卡拉OK装置的电视机，侍应生端上一盘鱼时，我听到他低语：“我决定了。”他站起身，举起手上的小酒杯。“我这个人嗓子不好，不过按照我的文化，也就是韩国的文化，和自己敬爱、景仰的人在一起时，就必须为他们唱歌，所以我要献丑了。”

金墉大声飙唱《夺标》，有电视乐队为他伴奏，歌词显示在电视屏幕上。后来屏幕忽然卡住了，金墉还是继续往下唱，虽然有几个音走调，可是在座每一个人都鼓掌叫好。接着是同样在托木斯克工作的英国国际医疗卫生伙伴“梅林”（MERLIN）的一名成员唱了《夏季》，然后是一位两星上将点了一首俄罗斯歌曲，曲调轻快，在座的将军们和副部长卡勒宁都跟着打拍子。一位将军邀请索罗斯的一位女医生共舞，体形有如一只大黑熊的托木斯克民众结核病主管也向“梅林”一位年轻的小姐邀舞。金墉又唱了一首《曼波兄弟》，另一位将军接着唱了另一首俄罗斯歌曲，电视屏幕上出现百老汇的场景，以及在加勒比海沙滩做日光浴的美女。这时仙女的魔棒仿佛点了一下，副部长忽然开口清唱，他的声音低沉清晰，听起来像受过歌唱训练，他唱了一首可爱、缓慢，但又十分哀伤的民歌，所有的将军、上校都加入了合唱。俄罗斯的监狱监管人全都引吭高歌。我相信当时的气氛和喝下的伏特加酒量，绝对可能使人沉浸在一股同志之爱中，但却不会多想大家是因为什么事而成为同志。

告别词情真意切，绝非只是我的想象。“亲爱的朋友们，”一位将军开始说，“我真心把大家当成朋友。”大家纷纷起身。另一位将军起身说道：“我们在这张美丽桌子的四周共聚一堂。全世界的人现在都有同样的心情，我们只是想为世人做一些好事罢了。”他举杯，“祝我们能根据DOT计划完成工作。”他指向面前的伏特加酒瓶，“直接监看服用疗法。”

屋外雪花飞扬照亮夜空。将军们在警察护卫下驱车离开，车顶上蓝灯转个不停。金墉看着他们离开，笑容就像夜色中的雪花：“监狱大主管的歌唱之夜，这难得的一幕短期内是看不到了。”

第二天早上，金墉前脚走，法默后脚到。他只停留一天，检查MDR病人，和副部长一起开了一个又一个的记者招待会。当天晚上再次举行晚宴，还是在那家怪异的小饭店，人数较少、气氛较安静。副部长卡勒宁一度举杯说：“敬戈德法布，他做得十分努力，也非常真诚。”

法默举起他的杯子：“敬达维多维奇，祝他平安。”

席间一名头发蓬乱，活似哥雅画中的酒鬼——皮肤泛红，眼睛乜斜的人晃进这间房间。翻译员靠向法默，向他解释此人是当地寡头政治集团成员，也是这个地方及西伯利亚天然气和石油田的老板之一。他踉踉跄跄地走到餐桌首位，挺起肩膀大声说：“各位嘉宾，请容我说几句话。能源是生命的力量，托木斯克有油和煤。”他吸着牙齿，修正自己的话，“托木斯克没有煤，我们得多多使用天然气。我们以后会供应天然气给几个州使用。”

“好极了！”一位将军喊道。

“敬能源计划！”法默喊道。

“这件事的寓意就是能源是生活中每一件事的秘诀。”这个喝得醉醺醺的不速之客说，“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西伯利亚。”

“我爱西伯利亚！”法默在桌子的另一头喊道。

这个不速之客步履蹒跚地走开，看起来好像要走了，结果只是去拿张椅子。他把椅子拖到桌边，一屁股坐下来。“我要为闯席道歉。”他清了清喉咙，“我也出了不少力，投注了很多钱在市内的文化和医药上。”

他四周的人继续原来的交谈。他仿佛自言自语。“他说什么？”我问翻译员。

“他是在揣测俄罗斯生活为什么这么苦。”

后来他终于晃到别处去，不久大家开始举杯告别，一伙人转移到大厅。法默戴着一顶毛绒绒的俄罗斯帽，第三次向副部长道别。“昨天不能来，实在是扫兴之至，不过我知道一切都很好。现在就等你一声令下了。”他向副部长行了一个军人举手礼，这时那位石油大王又从一个边门出现，全身除了腰部围着一条毛巾外，什么也没有穿，他走向台球室，蹒跚经过副部长身旁，副部长含笑耸耸肩，继续话别。过了一会儿，穿着正式、脚踩高跟鞋、漂亮丰满的旅馆经理全神戒备地跑过大厅，找寻那个活宝。我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法默也搞不清状况，笑嘻嘻地转头看着这场追逐。

我们第二天飞往巴黎。我们在图154飞机寒冷的机舱就座，把毯子铺在膝盖上时，法默说：“已经到这个地步了吗？我们已经到这个年纪了吗？”我问他一个和控制结核病有关的技术问题，引述了我听到的说法。“那个说法正确吗？”

“每一个说法都是片面的，”他笑道，“除了我的。”他继续说，“我必须说，俄罗斯人和我是同一挂的。”

“我以前听你说过这话。”我说。

“‘健康伙伴’的人说我老是这么说每一个人，可是就我的工作来说，这是很管用的。”他说出一串不该当医生的人，“守财奴、悲观主义者……”

然后他开始说明我们在托木斯克短暂停留的意义，重点是对药品进行简短的讨论。便宜的抗生素很快就会运往俄罗斯，但是目前由于各种混乱因素而延误了。其他渴望在俄罗斯治疗MDR的组织，仍在等候便宜药品，但是法默和金墉已经向怀特开口要了十五万美元，用高价买药，开始在托木斯克治疗数十名MDR病人。为什么要这么做？为什么要花十五万美元买药治疗三十七名病人，而不稍微等一等，用同样的金额买下足以治疗一百人的药品？法默说，专案经理可以耐心等药价调降，但不是所有病人都能等。“阻止疫情扩大需要运用资源。”他说，“如果你要用钱买资源，也可以，用什么方法我都不反对。”

法默不久便呼呼大睡了。他在飞往乌拉山的途中大都在睡，我则反复思考他提到的钱的事。我想到“健康伙伴”可能永远都处于某种财务危机，因为基本上法默和金墉根本不可能压着资源，等候药品降价，坐视MDR夺走俄罗斯囚犯的性命，或是为海地“医疗卫生伙伴”节省捐款的用度，任凭海地农民死于艾滋病。他们的方法，尤其是在用钱方面，完全不切实际，然而在我看来，这个方法已经发挥了作用。

法默赴外地的时间越来越多，去秘鲁和西伯利亚（包括从海地专程飞往托木斯克开两个小时会议，他认为这项会议十分成功）等熟悉的地点，去巴黎（他已答应做一系列精辟的演讲，以便多一些时间和蒂蒂、凯瑟琳相处），去纽约（他在纽约代表一名患有艾滋病且可能被递解出境的海地人做证）。他去数十所美国和加拿大的大学、学院，宣传“优先选择穷人”的福音；还有南非，他在南非举行的一项国际艾滋病会议上和一位世界银行官员展开舌战（那位官员说，非洲人必须学习抑制性欲。法默回答：“我倒想谈谈金融家——不是世界银行的金融家，而是一般金融家。我怀疑他们的性生活不多，因为他们用了很多时间来打压穷人”）。他也去危地马拉看挖掘尸骨（“健康伙伴”找到一名捐款人支付当地的一个心理卫生专案，把被危地马拉军队屠杀、丢弃在万人冢的玛雅印第安人尸骨挖出来再重新安葬）。有一次他在肯吉摔了一跤，折断了双臂和尾椎，可是不久后就绕着地球飞，前往亚洲谈结核病的事。

我用电子邮件和他保持联络（他几乎天天写信），有时也会和他见面。有一次，在恰帕斯圣克里斯托瓦尔市，我和奥菲莉娅站在一起，看着他在一段距离外走下狭窄的人行道，一个清瘦、人高腿长、穿着黑色西装的白人，迂回地从一群披着印第安五彩披巾的妇女之间走过。奥菲莉娅觉得他看起来像格林小说里一开始的神秘人物。那个穿着一身皱巴巴西装的人是谁？他急急忙忙地要去哪里？我不知道真实的答案是否精彩到可以让格林提笔写成一本书。那次行程的目的是说服“健康伙伴”在墨西哥的小哨站，把公共卫生服务扩展到生活扰攘不安和困窘的恰帕斯。如果做得好，也有助于法默、奥菲莉娅、金墉进行更多的募款活动。当时他匆匆忙忙穿过圣克里斯托瓦尔街道的原因，是要赶回旅馆接受洛杉矶一个广播电台的电话访问，谈他对艾滋病的看法。

他一如往常，为了在布莱根为期一个月的工作而返回波士顿。我跟着他看过几个令人难忘的病例。一个墨西哥移民得了阴囊坏疽，从迈阿密一家医院转送到波士顿。这种病最早在十九世纪的法国发现，病症特征是“阴茎快速坏疽”。外科医生清除坏死组织的结果是，病人腰部和鼠蹊部状似被切割的牛肉，有的住院医生觉得应该把他送去安宁病房，可是法默神情愉悦地说：“他会自己走出医院的。”一个月后，病人果然不假外力，自己走出了医院。一个研究生被送到布莱根时已气息奄奄，法默被紧急找来后，立刻更正了住院医生的诊断，指出这是中毒性休克，然后调整用药。病人在床上躺了两周后，高烧到神志昏乱、全身颤抖，我在病房门口就可以听到他牙齿打战的声音。他的手指和脚趾尖已发黑，我看着他，心想他恐怕活不到第二天早上，可是却听到法默对他的父母说：“接下来两个星期你们不能去郊游野餐了，不过他已经度过了危险期。他会自己走出医院的。”

病人的母亲流泪说：“我们相信你，真的非常感谢你。”两周后，病人的父亲问是不是能用什么方法报答法默，或许买部车送他什么的？

一天他被医院召唤驾车回医院的途中，手机铃响了。他接起电话说：“法默，传染科。”我从他的对话中推测是另一位医生打来的，请教他对一个病例的看法。法默低声说：“哦，是这样。”然后他问，“可以告诉我它是哪一种猴子吗？”

在布莱根的工作让他感恩，有时候他甚至大声问自己是否不该舍弃这份工作。在这里每天都会遇到令人有高度兴趣的病例，而且在一个拥有医学界一流水准的员工和设备的地方工作真是愉快。在这里只要开医嘱做脑部活组织检查就好，不用募款支付检查费。他短暂停留波士顿的时间，是用来在医学上重新充电的，完全没有休息可言。奥菲莉娅注意到他的西装看起来像是从垃圾桶捡来的，但知道自己永远无法说服他去百货公司买一套新的，因此交给助理一把卷尺。然而，他在波士顿期间从来没有好好站着让他们量过尺寸，所以离开波士顿时，身上还是穿着同一套西装。

电子邮件未必可以在法默前往外地期间追踪到他，因为他有时候忘了说他人在哪里。不过大家都知道，他大部分的行程起讫点都是海地。有的朋友和盟友始终认为他应该大幅减少到海地的次数，多花时间部署世界各地的医疗军力。希亚特的这种想法越来越坚定，直到他参观了“医疗卫生伙伴”才改观。这是希亚特首次看到这个地方。他返回波士顿后，在《纽约时报》撰写了一篇社论：“我刚从一个经济在全球倒数的国家参观一所医疗中心归来……海地的某个地区对艾滋病感染的控制成绩斐然，和波士顿并驾齐驱。犹有甚者，当地的医疗技巧和照护，直追波士顿一所教学医院的水准。”希亚特告诉我，“医疗卫生伙伴”比他以前看过的任何医疗组织更教他感动，法默在肯吉的作为应该发扬光大，他打算在有生之年竭尽所能发扬法默的做法。

可仿效性和可持续性——就肯吉的情形来说，这两个说法的意思可能相同。在金墉看来，“医疗卫生伙伴”若无一些大型基金会或国际组织的支持，绝对难以存续，然而除非“医疗卫生伙伴”被视为一个世界性的实验室（而非只是一个做法异常但表现卓越的组织），否则无法获得这些大型组织的支持。有时候这种说法让法默觉得不耐烦。“这种说法有够腻的。”他2002年冬季对我说，“怀着谦卑的心服务穷人应该就够了。”然而时隔不过数月，推广“医疗卫生伙伴”的做法成为他最关心之事。

自从有效的艾滋病疗法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出现后，关于何时和何地使用抗逆转录病毒药品，争议迭起。争议的范围非常大，也非常复杂，但基本上十分类似MDR治疗的争议——大部分专家认为，在海地和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只适合预防，不适合治疗；其他抗艾滋病组织（例如“行动”组织）认为不加以治疗的主张非但不道德，而且愚不可及，因为光是预防显然无法阻止艾滋病的蔓延。对法默来说，预防和治疗的分界是人为的，是有些人为了袖手旁观而创造出来的。他早就在演讲、书及数十篇刊载在期刊的文章中谈过此事。2001年8月，他在英国医学期刊《柳叶刀》(3)上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肯吉的治疗和预防计划。文章刊出后，开始有人请波士顿“健康伙伴”提供建议和资料——我做了一次计算，上门要求的单位近百个，包括各大洲的卫生部、顾问、慈善团体。哈佛一百四十名教职员联署的“共识声明”（主张全球性治疗）中，提出了肯吉的例子。世界卫生组织抗结核病部门新任主管去函《纽约时报》赞扬肯吉的案子。著名经济学家萨克斯(4)也到处宣传这一篇文章。

萨克斯在参观过海地的“医疗卫生伙伴”后，和希亚特心有戚戚焉。萨克斯写信给我：

法默的工作（及他对贫民高度平等的医疗观念）已经产生了巨大无比的影响。我这一两年在世界各地许多重要的研讨会上都援引过他的例子，包括美国国会、世界卫生组织宏观经济与卫生委员会的报告、美国财政部等。而我和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合作成立全球抗艾滋、结核病、疟疾基金会时，法默的工作也是一个主要的范例。

“像我们这样微不足道的小案子也能成为范例，实在令人汗颜。”法默对我说，“这只是因为别人没有好好做他们的工作罢了。”这真是个因果比例极端失调的例子。全球约有四千万人感染HIV病毒，而在海地乡间仅仅治疗数百人的计划竟然成为瞩目焦点。然而“医疗卫生伙伴”的计划的确独树一帜，至少在法默撰写那篇刊登在《柳叶刀》上的文章时确实如此。小规模的艾滋病防治计划已经开始在穷国进行，但是“医疗卫生伙伴”是唯一在贫穷的乡间地区治病时，纯粹以医疗为考虑，完全不考虑病患能否支付医药费的。他们是唯一免费提供专业照顾和治疗的组织。

萨克斯协助成立了“全球基金会”，由各国政府和基金会提供经费，希望每年募得数十亿美元，打击全球三大传染病。然而到2001年春，确定可以到手的捐款只有目标的一小部分而已，但是申请经费的报告已经陆续送进来，他们也已核准海地（波士顿“健康伙伴”协助拟订的计划案）在内的申请报告。根据海地的计划，“医疗卫生伙伴”将主导在中央高原大部分地区彻底实施艾滋病防治计划，准备作为海地另外八个部门及其他非常穷困国家类似计划的模型。

这项任务的每一方面都令人气馁，海地的政局又使这项工作难上加难，面临更大压力。阿里斯蒂德政府1994年恢复政权时，许多国家和国际开发银行保证协助重建海地，然而阿里斯蒂德2000年年底再度当选时，这些款项已经缩水了。美国现在带头封锁对海地政府的援助——不只是美国的援助，还包括其他来源对海地提供的经费和贷款，例如一个国际组织原本同意提供经费用于增加饮用水、道路改善、教育及公共卫生系统。这个政策台面上的理由很多，而且变化不定，但真正的理由可能包括对阿里斯蒂德的害怕和不信任，希望海地人能把这个国家问题层出不穷、每况愈下、无法改善的现象都怪罪到阿里斯蒂德的头上。法默写信给我，谈到贷款遇到的阻碍：“我有时候都快急疯了，也许对这些没有干净水的人来说，不给他们干净水喝、让不识字的孩童继续当文盲、不让这个最需要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恢复这个系统，是好事。”他补充，“荒唐至极。”

至少在肯吉，这些缩水现象的影响再明显不过。2002年，中央高原上的公立诊所几乎全因经费不足而关门，穷困的农民家庭只能待在肯吉，无处可去。病人拥入“医疗卫生伙伴”，人数多达两年前的四倍，医院里每一张病床、每张回收使用的椅子、地上的每一寸空间都有病人。实际上，中央高原上的居民是乞求“医疗卫生伙伴”做他们要求“全球基金会”做的事情。

光是实施一部分计划，即光是延伸“医疗卫生伙伴”预防艾滋病母子垂直传染，看起来就和在秘鲁实行全国性的MDR治疗计划一样困难重重。海地计划的复杂性，在穷国推行的计划中数一数二。海地乡村因为所有问题接受医疗的妇女只有两成，但估计有5%的妇女感染HIV病毒。为找出这些妇女，法默的工作小组（由“健康伙伴”和“医疗卫生伙伴”的医生、保健人员，以及海地公务员组成）必须对散居在约一千平方公里的山地地区的五百万农民进行艾滋病教育。他们必须在连晴天路况都一样恶劣难行之处，建立实验室和试验中心（法默在写给“健康伙伴”的信中说：“交通工具方面，大概要用到驴子、自行车、摩托车和吉普车”）。他们必须训练实验室的技师在那些电力时断时续或完全没有电的地方经营这些中心，同时雇用和训练许多社区保健工作者，连续九个月，每天两次，把预防药物送到每一个感染病毒的妇女家中，同时连续一周把药送给每一个新生儿。因为母乳会传染病毒，所以必须提供婴儿配方奶粉给每位母亲，至少连续提供九个月，又因奶粉要用水冲泡，所以工作小组必须在数十处净化供水。

“全球基金会”五年提供给中央高原一千四百万美元，这笔经费主要用于购买抗艾滋病药品，和雇用海地保健人员重建该地区原本屈指可数的公立诊所。防治艾滋病也意味着防治结核病。成立诊所治疗这两种病，有其他疾病、断腿、刀伤、伤寒和细菌性霍乱的人自然也会上门求医。“健康伙伴”是不能拒绝医治他们的，因此必须把肯吉的医疗模式散播到位于山间的“分部”。运气好再加上量入为出的话，一千四百万美元勉强可以使这个计划开始运作起来。

钱虽不多，可是法默雀跃万分。他听说“全球基金会”同意拨款时，写信给我：“我高兴得想哭。海地人应该得到这笔经费的。”他在信中说，将研究一下自己的行程，尽可能取消一些活动，多花一点时间留在海地。数周后，他到托木斯克探望病人和了解当地计划的实施情况。不久，他又到巴塞罗那，在国际艾滋病大会上发表演说。

有一次他整个月都在路上奔波，疲惫不堪地回到波士顿后，对奥菲莉娅说，他听到两种声音。一只耳朵听到朋友和盟友说，他应专心于世界卫生的大目标上，另一只耳朵听到的是海地病人的呻吟。全世界的声音说：“这项会议很重要。”海地的声音说：“我的孩子快死了。”有时，当他塞在飞机狭窄的座椅上时，会告诉我，他想退休去肯吉，“就当个乡村医生”。我并不怎么相信他的话，因为我觉得只要行程安排得过来，他就会离开海地，去托木斯克、利马之类的地方为病人治病，同时尽一己之力对抗流行病和消除医疗卫生的不平等，继续他的批发和零售医疗服务。他最后总是又回到肯吉。在我看来，他只有生活模式，没有生活规划。他就像个圆规，一只脚横扫全球，另一只脚根植海地。

(1)　贝拉焦（Bellagio）：意大利度假小镇。

(2)　波修瓦：即俄罗斯波修瓦歌剧院，又名莫斯科大剧院。

(3)　《柳叶刀》（The Lancet）：英国权威医学杂志。

(4)　杰弗里·萨克斯（Jeffrey Sachs）：著名全球发展问题专家、哥伦比亚大学经济学教授、哈佛大学国际研究中心主任、前联合国秘书长安南的高级顾问。

第二十五章

法默还是医学生时，往返于肯吉和波士顿的旅途每每令他心情起伏不定。他从那些婴儿严重营养不良的农家棚屋离开，来到迈阿密机场，听到的却是衣着光鲜的人大谈减肥之道。今天在波士顿教学医院就现有最高医疗标准开出医嘱，明天则灰头土脸地爬出载客卡车，走入散居在干涸的水坝上方的房子，这里连药都没有，遑论医疗水准。但他逐渐学会在来去之间保持平静：“一段时间之后，我明白自己心平气和一样可以治好病人。”我想，他这时已把心中的愤懑化为终结两地之间医疗不平等的梦想。

这个梦想看起来遥不可及，但他绝不放弃。“我追求的不是在肯吉动骨髓移植手术，而是施行一些已经证明有效的疗法。”他在许多演讲中说，“平等是唯一可接受的目标。”他已经在朝梦想迈进了。海地“医疗卫生伙伴”有一些不错的设施，包括永远一尘不染、光洁明亮的手术室。可是他们还是缺乏许多高科技设备，也没有血库和电脑断层扫描。法默有意弥补这些不足，有朝一日要让这里的设备足敷所需。同时，偶尔当他无法从波士顿把药带到肯吉时，就会从肯吉带一名病人到波士顿去。

2000年年初，波士顿“健康伙伴”送了一个叫作威尔诺特的年轻人到布莱根就医。他患有先天性心脏缺损，一组外科医生为他手术治疗，分文不取。数月后，差不多是八月初，安什市的一名妇女不想把儿子送到当地一家可怕的医院治疗，因为那家医院木地板腐烂、院外的排水沟未加盖不说，而且看不到现金就不治病。她用载客卡车把儿子约翰送到了“医疗卫生伙伴”。海地农民的出生和死亡都没有记录，因此约翰的实际年龄无从确定。他大概有十一二岁，和母亲相依为命。约翰的爸爸和约翰的三个兄弟前几年死于不同的疾病，请法默揣测大概的死因时，他引用了格林在《喜剧演员》中的一句讽刺的话：“海地，他们是死于‘海地病’。”约翰的妈妈说她的一生是“由灾难串成的”。虽说约翰的家族病史并不罕见，但既有此家族病史，约翰的病不可轻忽。从临床资料来看，他的病很特别。

约翰的颈部肿大，乍看之下是淋巴结结核，这是一种颈部淋巴结的结核病，在海地十分常见。可是淋巴结结核摸起来应该感觉是松软的，而法默触诊时，却觉得那里很硬。他的白血球比例也比一般肺外结核病高出很多。法默怀疑是癌症。

此病在波士顿只要几个小时就可以做出诊断，但在海地和波士顿来回检验，可能需要数周。威尔诺特在布莱根的手术事宜和旅费、医疗费的筹募，都是三十岁出头的莎林娜医生一手包办的。莎林娜在麻省总医院找到一位肿瘤科医生同意免费为约翰诊断。当然，这位肿瘤科医生需要约翰的组织检体。切取组织样本的手术并不简单，法默觉得除非万不得已，不该自己动手，于是请米尔巴莱的一位海地外科医生进行取样，对方也同意在收费数千美元的条件下前往肯吉，这笔费用在海地是天价。当天中央高原下着雨，去接这位外科医生前来花了十二个小时，车子在米尔巴莱和肯吉之间的泥浆和水位高涨的溪流之间艰苦前进。切片手术直到拂晓才结束，法默当天早上飞往波士顿。莎林娜把他带来的血液和组织检体装在一个塑胶购物袋里，带到麻省总医院。“医疗卫生伙伴”没有冷冻保存检体的设备，因此是用甲醛保存。这样光是诊断就花了不止一天，而是四天。

检验结果不妙。约翰得了鼻咽癌，是一种十分罕见的癌症，在所有儿童癌症病例中占不到1%。不过及早发现，治愈率可达六七成。

法默起初以为他们可以在海地为约翰治病，在肯吉做化学治疗。他请莎林娜透过麻省总医院的朋友拿药。她正准备买顺氯氨铂、甲氨蝶呤、亚叶酸钙这些药时，一位肿瘤科医生朋友告诉她：“莎林娜，如果你想让这个孩子死掉的话，可以用一些比较不痛苦的方法。”事实上，美国只有少数医院拥有治疗这种病的适当设备和经验，因此莎林娜和法默一致认为应把约翰送到波士顿。法默当然很忙，只能远距离追踪这个病例，所以大部分的工作都由莎林娜承担。约翰的医疗费几乎要十万美元，莎林娜连续三周到处拜托、连哄带骗，麻省总医院终于同意免费医治。

约翰的母亲把约翰带到肯吉已经一个月，但莎林娜仍得汇整一大叠文件给麻省总医院和海地的美国大使馆，为约翰申请签证。她连约翰父母叫什么名字都不知道，碍于时间急迫，只好捏造出两个名字，让·保罗和约兰德。莎林娜不会说克里奥尔语，她想从未出过远门的约翰离开母亲单独搭机到美国，心里一定会害怕。她认识一名海地裔美国人，是麻省总医院和布莱根医院的内科和儿科住院医生，叫作卡罗尔。卡罗尔小时候曾在海地住过，所以会说一口流利的克里奥尔语，她也是“健康伙伴”之友，曾在“医疗卫生伙伴”工作过数星期。她答应和莎林娜一起前往肯吉，接约翰到波士顿。

莎林娜打电话给人在外地的法默，担心约翰一个月来病情已恶化。她问法默会不会出现什么情况，让她们无法把约翰带到波士顿。

“什么情况也不会有，”法默说，“这是他唯一的机会。”

“如果别人问我为什么要把他带到波士顿的话，我该怎么说？”

“就说他妈妈带他来找我们，”法默说，“所以我们要尽全力治他的病。”

莎林娜第一眼看到海地时，简直吓坏了，但“医疗卫生伙伴”令她深深感动。她觉得，把威尔诺特带到波士顿的事已改变了她的人生。她虽仍在布莱根和哈佛医学院工作，但现在大部分闲暇时间都为法默和金墉工作。

“健康伙伴”的人当然不尽相同，但许多人拥有傲人的学历，很多人的宗教信仰十分虔诚，大部分成员是女性，而且如奥菲莉娅所说，“长得都很漂亮”。这些形容词用于莎林娜和卡罗尔都非常贴切。我随着这两位年轻医生在洛根机场快步前进时，注意到很多人把眼光投向我们。

莎林娜带了两个手提箱，一个装满了要送给肯吉儿科病房病童的动物布偶和玩具。卡罗尔则带了一个大袋子，就像一般人从美国返回海地时会带的那种，里面装满了她认为可以使约翰一路平安到达波士顿的药。她还带了一个装满干净水的塑胶袋。两条金鱼在里面游来游去，是她特地为法默在肯吉住所新建的鱼池买的。他请她们带几条鱼去，如果不麻烦的话。

我们到肯吉的时候，法默不在，因为他必须前往欧洲参加一项科学会议。索罗斯基金会要他去，他不好意思拒绝，所以人在德国的一座城堡里。他这两位年轻的同事不愧是来自全世界两所顶尖的教学医院，考虑得非常周到。莎林娜前一天晚上已经为这些事忙得没时间睡觉，现在又从头核对一次已经做好的事，我们登机后，她又复诵了一遍。

原先的计划是到太子港后，为约翰申请签证，再开车去肯吉，第二天就把他带回波士顿，由卡罗尔陪他坐头等舱。法默自己一向非常节俭，以便把钱用在刀刃上，但却在电子邮件中坚持要他们坐头等舱，而且是用他搭机累积的大量里程数换来的。

计划的第一部分进行得很顺利，主要是因为有蒂菲菲帮忙。蒂菲菲是法默在海地最好的，也是最年长的朋友，更重要的是，蒂菲菲可以托以重任。他总是称她为“海地的教父”。蒂菲菲身材娇小、话不多，脸上总是挂着笑容。她在机场接我们时说，她已设法为约翰办了一份海地护照。在此之前，她还为他制造了一份出生证明。莎林娜说：“你再为他造另一份出生证明时，可不可以把他母亲的名字写成约兰德？”

每一个人都咯咯笑起来。对这次任务，我好像并不觉得很严肃，也不紧张，我似乎是怀着一种度假的心情，透过别人的经验，展开另一次看起来不会有痛苦的道德冒险之旅。美国大使馆立刻同意核发约翰的签证。下午三四点，我们乘坐“医疗卫生伙伴”的卡车直奔肯吉。

差不多一年前，我在摩恩卡布里山脚下看到一块告示牌，宣告三号国道即将修复。现在紧拴告示牌的铁丝已经生锈，锈屑顺着告示牌掉下，不过和路况比起来，这块牌子看起来好太多了。山脚下有些石块已经移位，但这条道路却丝毫没有变得平整，也没有铺面，所有施工机器不复可见，只剩下三辆挖土机停在斜坡上行三分之一的地方，俨然准备在那儿变成古董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问蒂菲菲。

她耸耸肩。她听说欧洲和南美洲承包商滥用建筑经费，或以偷天换日的手法，把钱偷走了。

一辆破烂的旧卡车翻覆在山坡路上，挡在路中央，加上我们的卡车及四周来回打转的人群，把路都堵死了。经过一番争执和努力后，一群人终于把这辆卡车推到路旁，过程中有几个人差点被压伤。这些事情耗掉了不少时间，我们抵达“医疗卫生伙伴”大门时，天色已黑，我看到平坦的路面又有如释重负的感觉，现在这种感觉对我来说已成为一种熟悉的喜悦和安全感，只不过这次的感觉不久便烟消云散。莎林娜和卡罗尔直奔儿童病房，这儿和我上次来的感觉不同。医院看来没有以前干净，墙壁也不那么洁白，里面的空气感觉比较闷热，苍蝇更多。我想其实可能什么也没有改变，只是法默不在而已。这家医院少了他，感觉就没有那么可靠。看到躺在床上的约翰，更是教我大吃一惊。

他在一个月前拍摄的照片中，看起来只是病容满面，可是现在形销骨立，双腿和双臂瘦得只剩下皮包骨头，膝盖和手肘关节看起来特别大。他已经做过气切手术。脖子前面装了一个圆栓以固定喂食管，脖子两侧都有球状肉瘤突出，而且肿瘤大到迫使舌头从口中伸出。他不停地挪动身体，显然想要转移脖子上的压力。喉咙也发出呼呼声，因为有分泌物阻塞气管。一名护士用电动装置帮他吸出分泌物。除此之外，最麻烦的是他还在发烧。

我实在无法再看他第二眼，转而浏览这间病房，看到一个患有恶性营养不良的婴儿，就在楼梯旁的婴儿床上。他的眼睛看起来好大，宛如森林动物受到惊吓时睁大的眼睛。我看着约翰的母亲，她是一个皮肤很黑、瘦得像根竹竿的妇人。她坐在床边，两眼空洞，脸上毫无表情。我看向莎林娜，她也在看其他地方——抿着嘴唇盯着约翰病床上方的墙壁。她缄默了很久，好像有几分钟之久，然后双手插入头发，说：“好，我们必须知道他为什么发烧、在吃些什么药。”她开始翻阅约翰的病历，卡罗尔走到约翰床边。

约翰对卡罗尔的黑色皮包做了一个手势，他想看看里面有什么。卡罗尔打开皮包凑向他，他把手指插进去翻了翻，然后挥挥手要她拿开，好像是说我对里面的东西没兴趣。

卡罗尔弯身靠向他，用克里奥尔语轻声说：“不要怕。”清亮的泪珠开始滑下约翰的脸颊，在儿童病房昏暗的灯光下看来就像一颗颗的珍珠。

这两位医生和蒂菲菲离开病床边，去讨论事情。“现在最教我安心的事，是他只是个孩子。”卡罗尔说，“他的脾和肝都没有肿大，唯一的问题是他有充血。”

“我想他坐起来时，充血的问题会好一点。”莎林娜说。她在想明天该如何把他带上飞机。也许可以用条毯子遮住他的脖子，可是看起来还是怪怪的。“我们可能无法带他坐商业客机，他们不会让他上机的，所以不妨想想如何带他坐别的飞机？卡罗尔，我们明天到底要不要带他坐商业客机呢？”

“唯一会要了他的命的就是那些分泌物。”她说，“我觉得我身为一个医生，带他坐飞机是不负责的做法，因为飞机上没有抽吸装置。”

莎林娜仔细考虑整个状况。麻省总医院小儿肿瘤科总医生会告诉她，只要癌细胞没有转移到骨骼，约翰就还有希望，然而在肯吉无法确定癌细胞到底有没有转移。“他一定得把握机会和病魔一搏。”莎林娜说。

蒂菲菲说：“也许我们可以用直升机送他去太子港，然后搭医疗后送飞机。”她露出沉思的表情，“不知道医疗后送飞机的费用是多少。”

“可能要两万美元。”卡罗尔说。

“付就付吧。”莎林娜说，“我现在的想法是，有什么大不了，两万美元算什么？问题是，万一他死在飞机上怎么办？我可以想象新闻会这么报道：‘健康伙伴’的哈佛医生完全不负责任。金墉会杀了我的。我一个月前不该让这个小男孩留在这儿的，我觉得都是我的错。下一次我的动作会快一点。”

“可是一个月前我们连诊断也没有啊。”卡罗尔说。

“我只是心里很难受，因为我一个月前就该带他回去的。”莎林娜说，“为了等诊断，浪费了不少时间。”

卡罗尔垂下眼睛。要给法默的那个装着鱼的塑胶袋还在地上。“要命！我大老远带来，可不能让它们就这么死了。”

她们休息一会儿后，拿着手电筒穿过国道走到法默的住所，打开鱼池的灯。卡罗尔看着塑胶袋说：“我会想念你们的，不过你们得过你们的日子，交交新朋友。”她把鱼倒进池里，我们弯下身，目送这两条鱼游进鱼群中。

拂晓时，莎林娜和蒂菲菲再度回到太子港，寻找医疗后送飞机和直升机。那天十分漫长。

卡车到达摩恩卡布里山脚下平坦的道路时，“医疗卫生伙伴”司机亚力克斯加速到时速一百零五公里，驶入鸡和矮山羊四处游荡的太子港。道路只有两条车道，但他会逆向行驶超越其他车辆和载客卡车，使道路变成三车道，有时还会超越其他正在超车的车辆，变成四车道。卡罗尔说，太子港的汽车驾驶会以一种特殊的喇叭声，表示“我在这个角落逆向行驶”。她少女时期听过一个说法，如果你按喇叭之际，听到别人也在按喇叭，表示他正逆向行驶的话，就表示对方即将和你迎头撞上，这时你最好祈祷自己当场被撞死，免得被送进中央医院。

我告诉自己，如果我是海地人，我也会凡事争先恐后，可能也会成为一个狂飙的司机。我转念想到莎林娜和蒂菲菲正想尽一切办法挽救一个男孩的生命，而笑嘻嘻地握着方向盘的亚力克斯，却让车上一群人的生命陷于险境。刚才有两个男孩共骑一辆自行车，卡车的照后镜差一点撞到他们的肩膀。我们在机场附近陷在车阵中，我总算暂时松了一口气。

我们整天就在车阵中进进出出，先到蒂菲菲位于市内的房子，因为屋里有一台电脑可以上网，接着到机场，然后再到蒂菲菲朋友的办公室借用传真机，再回到机场，接着回到她的住处。一路上有很多时间可以浏览市容。卖彩券的木造亭子漆得十分抢眼，挂着“乐透银行，纽约”的招牌，业者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希望上。街道两旁都是废弃物：旧轮胎、垃圾、边缘缺损的水泥块，还有只剩骨架的卡车和汽车，宛如沙漠中一干二净的动物骨骼。每一座加油站外都坐着把猎枪放在膝盖上的男人。饿得半死的男女向路人行乞。我看到前面有辆载客卡车在后车窗漆了一行字，十分传神地点出了莎林娜和蒂菲菲当天遇上的问题。上面写的是：“唉，摩恩卡布里！ ”

安排从太子港到波士顿的医疗后送飞机还算容易，不过是打几通电话和堵一次车而已，但费用要一万八千五百四十美元。莎林娜原本准备付钱，打算稍后再募款支付这笔费用，但蒂菲菲想要征得法默同意。莎林娜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给他：“约翰越来越弱了。他和其他小朋友一样很有好奇心，又好可爱，我们能互动，可是他们绝不会让他上飞机的。他的情形每况愈下，我担心他就连到机场的路程都挨不过去。法默，我知道我这样说听起来很离谱，不过他还是有和病魔一搏的机会。他的肿瘤虽然越来越大，但可能还没有转移，只不过里面的脓肿使他的情况急转直下。我会负责筹到坐飞机的钱。我们一面安排飞机，一面等你的消息。”

法默似乎担心钱的事，也可能是前一次医疗后送飞机的事让他有所顾虑。他回信说：“亲爱的莎林娜，请考虑其他可能的办法。”

这封回信让蒂菲菲面露忧色，她很少会这样。她坐在电脑前说：“法默平常都会说：‘我信任你，做吧。’他从不会说别这么做。但是如果他真的同意的话，他都会直说的。”

“所以这就是不行的意思啰。”莎林娜说。

“差不多，”蒂菲菲说，“这么做有其他后遗症。下次遇到另一个像这种情形的孩子时，我们该怎么办？这种事不是一次就算了，医院不是做完这件事就关门大吉。这件事很棘手，因为职员会问他们为什么花这笔钱，法默担心的是这个。”

“我只负责照顾这个孩子。”莎林娜说。

“重点就在这里，”蒂菲菲说，“有许多孩子在等待动心脏手术，职员也在要求提供更多经费。医疗后送飞机在海地很少见。”她好像喃喃自语似的轻声说，“我相信大家会说，只要你的孩子病了，就去肯吉，他们会用飞机把他送到波士顿。在中央高原，这会是一件轰动的大新闻。”

“我有办法了！”莎林娜说，“让我来付钱，然后告诉肯吉所有的人是我付的钱。”她又说，“他在波士顿那边可以免费治疗，不送他去我于心不忍。”

“我们还是应该安排好一切、找到钱，同时问法默的看法。”蒂菲菲说，“我太了解他了。”

莎林娜的眼泪在眼眶打转，蒂菲菲起身抱住她。蒂菲菲的个头儿还不到莎林娜的肩膀，她向上张开双手，莎林娜曲膝接受她的拥抱。蒂菲菲柔声笑说：“病人越来越多，这种事情每天都有，像约翰这种危机多的是，每天、每一分钟都有类似的病例出现。总有人生病，总有人病危。”

蒂菲菲坐回电脑前写信给法默：“你必须说好或不好。”

我想象他收到这封信时，在巴伐利亚的一幢城堡内焦躁不安。他很快回信，提到医疗后送飞机的费用：“费用比这高的多的是。”并说，“我二十四小时内就会回来，但不会在肯吉对你们放马后炮。把他送上飞机是救他的唯一办法，所以我赞成。”他最后说，“无论如何，只有离开海地他才有希望，不管用的是什么方法——就像其他海地人一样。唉！”

可是把约翰从三号国道送到太子港仍是一大难事。“医疗卫生伙伴”的一位医生前一天晚上说：“他会死在路上。”在我看来，这并非不可能。蒂菲菲在机场找寻有直升机的人，她在太子港的人脉很广，但是海地似乎没有人有直升机，至少对她来说，没有可用的。小飞机或许也成，可是肯吉附近没有飞机跑道。因此约翰必须坐车在石砾和巨大坑洞之间颠簸，还必须涉溪而过。蒂菲菲觉得这不是办法。“我不会轻言放弃，”她对莎林娜说，“可是怎么做对约翰最好呢？”

“他在卡车里由妈妈抱着。”莎林娜说，“蒂菲菲，我知道他看起来很衰弱，可是不试一试，以后会遗憾的。”

“好吧。”蒂菲菲说。

“我有这么强烈的感觉，是因为我和法默谈过。”

“法默不在这里，”蒂菲菲叹了口气，然后展露笑颜，“争也没有用，只是在原地打转。”

“要是我们把手动抽吸器带来就好了。”莎林娜说。现在看来这好像才是唯一无法克服的问题。没有抽吸装置，约翰可能在前往太子港途中窒息，但肯吉有的抽吸装置都是电动的，卡车上无法使用。

蒂菲菲想，是不是能租用有这种装置的救护车。她透过关系找到一辆公家的救护车，可惜车子抛锚送修了，不然还可以免费使用。蒂菲菲听到这个消息后，摇头说：“只有上帝，只有上帝才能帮我们了。”然后又开始打电话，终于找到一家私人救护车公司。

那家公司在约翰布朗街，叫作“山姆服务救护车”。他们有一辆车，车子虽然擦得发亮，车龄却相当老，大概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美国车回收再利用的，而且不是四轮驱动。

业主拉尔夫愿意试试看把车开到肯吉。浑身是结实肌肉的拉尔夫在美国陆军服役十年后，回到海地做点小生意，希望尽一己之力帮助自己的国家。可是海地虽然很需要救护车，却没有几个人付得起钱，这令他十分心灰意冷。对这份工作，他似乎觉得何不试试看？

他和四个人特地为这趟行程穿上印着“山姆服务救护车”字样的T恤，头戴白色安全帽，爬上他们的车子，开启警笛，领头飙出太子港，一面用车顶的扩音器向后面的我们喊道：“跟我们走！”

救护车在摩恩卡布里山的上坡路第一次抛锚了，当时已经天黑，又下着倾盆大雨。“医疗卫生伙伴”的卡车停在峭壁边缘，我们坐在车上看拉尔夫的人把一大桶汽油倒进救护车的引擎。两辆车的头灯都朝上空照射。我看着雨水随着一条小溪流下这条所谓的道路（原本是干涸的河床），心想如果雨持续下个不停，会是什么景况？那些专门在路上打劫来往旅人的土匪，遇到这场大雨会如何？蒂菲菲是一个很沉着的人，但是连她都说因为土匪的缘故，她不喜欢在天黑后走国道。法默说过，海地人不喜欢下雨时待在屋外，这种普遍的心理可能也适用于土匪吧。

我们坐在卡车里等了差不多半个小时。没有救护车，就没有抽吸器。少了一个简单的手动抽吸器，所有的心血都可能泡汤，约翰的小命也会不保。我在想这些事时，莎林娜说：“好了，各位，我们成功了。他明天就可以飞走了。”

我说：“莎林娜，这还在未定之天吧。”

“可是总得往好处想，”说归说，她还是担心言之过早，“救护车明天得在飞机到达前到太子港，这样约翰才能在下午五点前到达麻省总医院，因为……”

说来惭愧，当时我小声说，“山姆服务救护车”连摩恩卡布里山都上不了，更别说是到肯吉了，莎林娜一听这话就哭了起来。就在我开口道歉时，蒂菲菲的电话响了，是拉尔夫打来的。

“他们还在想办法吗？”莎林娜问。

“大概是吧。”蒂菲菲说。

“噢，我爱死他们了！”莎林娜说。

蒂菲菲咯咯笑说：“上帝是仁慈的。”

可是上坡路走了大约三分之二后，救护车又停了下来，一股烟从引擎盖下面冒出来。拉尔夫的几个人戴着安全帽、身穿披风走出车外，把一块大石头滚到救护车轮胎的后面。蒂菲菲的手机又响了。

“他们尽了全力，”蒂菲菲对莎林娜说，“可是现在油又不够，他们已经没有油了。”

“那或许他们可以把抽吸器借给我们。”莎林娜说。

“如果他们愿意的话，我们还是得付点钱。”蒂菲菲说。

“多付他们一点没关系。”莎林娜说。

经过一番交涉后，拉尔夫说：“没问题。”莎林娜重展欢颜。她和蒂菲菲下车，爬上救护车后面看他们工作。在“医疗卫生伙伴”卡车里的医院工作人员派崔斯摇头说：“我觉得莎林娜是绝不会放弃的。”

我心想，她是女版法默。可是我看不出把抽吸器移到我们车上有什么用，因为它还是电动的，得要有经验的技工才有办法接到“医疗卫生伙伴”卡车上，可是这时天色昏暗、大雨滂沱，我们又置身摩恩卡布里山的斜坡上。

感觉上已经过了数个小时。雨已经停止，我站到车外，耳边传来拉尔夫和他的弟兄工作的声音，乒乒乓乓、吱吱嘎嘎的声音不断，听起来像是把整辆救护车都给拆了。我从后门探进头看，听到拉尔夫对蒂菲菲说：“你应该让我为你们的医院负责救护车运送事宜的，我告诉你，一切都可以搞定。”

我心想，是啊，是啊，在乱搞你那辆坏掉的救护车时这么说，还真有说服力啊。我站在峭壁边缘，眺望远方太子港的灯光。时间不停流逝，我看到莎林娜的手从救护车后面伸出来，拇指朝上，过一会儿，拉尔夫把抽吸器搬到卡车上。他爬上车，把抽吸器的线接上一个插头，插头的大小正好可以插入卡车打火机的插座，抽吸器开始运转。莎林娜拍手叫好。

然后蒂菲菲说，我们应返回太子港过夜，再调一辆卡车来，因为明天这辆车坐不下莎林娜、我和派崔斯。莎林娜说：“不行，我们不能回去，不然又要多耽搁一天。”她和我明天就坐在卡车后面没遮盖的车厢去机场。“法默也会这么说。阁下的尊臀请挪到后面去。”

流经三号国道的小溪水位上涨，在车灯照射下有如滚滚急流，经过第一条溪流时，亚力克斯还把车停下来研究了一下，然后就驾卡车投入水中。有好一会儿车灯照到的都是水，我们总算平安渡过溪流。后来莎林娜告诉我，她其实非常害怕。“万一我死了怎么办？”车灯往下照进水中时，她心中这么想。“我不能死啊，”她回答自己，“我还有大好的生命。”

卡车奋力开上干地，像野兽般甩掉身上的水时，她对自己说：“好啦，好好记住。如果这是在救你的命，你当然会觉得这件事的重要性高于一切。”

第二天一早，我们就准备启程前往太子港。和往常一样，院子里已经有一大群病人，他们神情肃穆地看着杰罗姆医生抱着约翰上卡车。杰罗姆亲吻约翰，然后把他放在后座他母亲和卡罗尔身旁。我认为杰罗姆是永远不会为了更好的工作而离开肯吉的医生中的一个。有一次他当着我的面，对法默举起一杯海地兰姆酒说：“你是我认识的最优秀的海地人。”

亚力克斯这次表现得可圈可点。他非常缓慢地驶过三号国道上的坑坑洼洼、大片崎岖的石块，以及有一堆巨石堆积的陡坡。卡罗尔和约翰的母亲在卡车里照顾约翰。他吃足了苦头，车子每晃动一下，都会令他痛苦万分。卡罗尔说：“就假装是比你最痛的一次喉咙痛还痛一千倍好了。”抽吸器不停运转，终于使约翰平安抵达机场，最后安全抵达波士顿。这可能也是首次有海地农民搭乘里尔喷气飞机。一辆救护车开到洛根机场的柏油碎石路接我们。我和司机坐在前座，他告诉我：“路上会很颠。”

“怎么回事？”

“是道路的问题，从这里到麻省总医院很多路面都不好。”

这原本该是很滑稽的事，可是我无法对司机解释，我因为某种莫名的原因，觉得很悲哀。

这架小飞机会在北卡罗来纳州的威明顿降落一次，让大家报关。海关问莎林娜一个例行的问题：“你有没有从海地带任何东西回来？”随后又加一句，“除了疾病以外。”

莎林娜回到飞机上时说：“我真想赏她一拳，只可惜我是个和平主义者。”

莎林娜在威明顿换上长裙，因为其他的衣服在三号国道沾满了灰尘。她说：“我不能这副样子进麻省总医院。”她很担心那里的护士和医生看到约翰时会说的话。这真是先见之明。

儿科加护病房的医疗小组动作迅速利落，立刻把约翰放到床上，可是莎林娜听到一个值班的医生在电话中对她的上司说：“他只有脖子和骨头！”因此法默从海地打电话来时，莎林娜说：“嗨，我们做了对的事。”我听得出来法默在电话中强调他有同感，莎林娜又说了一次，“所以，法默，我们做的是对的事，我一直确信我们做的是对的事。”

过了一会儿，莎林娜和我到旁边的一个房间吃医院供应的晚餐。一个实习医生后来和我们同坐，她十分年轻，看来还像个少女。她才刚从医学院毕业，而莎林娜已是布莱根的主治医生，但是这位实习医生显然太生气了，顾不得医学界的辈分伦理。她问，他们在海地难道都没有喂这个孩子吃东西吗？她说：“我真是太惊讶了。”接着好像在教学生似的，又补了一句，“死于化疗是很可怕的事，你知道。”

莎林娜抿起嘴唇，然后开始解释：你必须了解海地的情形，以及把病人从海地带到波士顿有多困难。约翰当然是营养不良，可是法默，他是个名医，已经下令让约翰吃得足够营养，甚至用喂食管喂他，这在海地是非常罕见的做法。麻省总医院小儿肿瘤科主任说过，无论为罹患这种癌症的病童输入多少营养素，都没有办法使他们胖起来。约翰还有活命的机会——这时一位身材矮瘦、穿着黑西装的中年男子走进来，他是儿科主任艾泽维医生。我在想，他可能听到了实习医生教训莎林娜的话，因为他含笑以洪亮的声音开口说的第一句话就是：“这个孩子是一个挑战，不过比他更严重的病童我都治好过。”

莎林娜神经质地失声笑起来。她说：“现在他可是住进了人类最伟大的医院。”麻省总医院的工作人员习惯这么称呼他们的医院，用前缀MGH玩文字游戏。(1)

艾泽维医生咯咯笑：“只要我们一有这种念头，就不会成为一所这样的医院了。”他转头对着那位年轻的实习医生说，“对不对？我们总是可以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不是吗？”

年轻的实习医生低下头：“是的，艾泽维医生。”

第二天下午，莎林娜打电话给我说，一大群放射科医生、儿科医生和癌症医生，刚才对约翰的X光片、骨骼扫描及电脑断层扫描结果会诊了一个小时。她在电话中哭了起来，然后气急败坏地说完这些话：“癌细胞到处都是，已经蔓延到了嘴巴和脊椎。这个可怜的孩子一直在忍受剧痛。刚开始只是鼻腔的一个肿瘤而已，然后蔓延到脊椎和口腔上颚。脊椎有四节有癌细胞，没办法做放射治疗，他快要没命了。他已经在接受最好的医疗了，可还是有人问你为什么带他来这里。为什么？因为，第一，他是人；第二，我不知道他治不好；第三，他为什么不应该用一种比较不难受的方式死去？为什么他的母亲不应该在一间没有苍蝇在脸上飞来飞去的房间里一个人哀伤？我们不能让他住到安宁病房吗？安宁照护不重要吗？给他母亲一个能够独自哀伤难过的地方，而不是一间有苍蝇围绕的多人病房，这不重要吗？”

约翰当然受到了一流的照顾，而且用药、剂量都完全正确，所以没有再出现明显疼痛的表情。莎林娜和卡罗尔接下来两周大都在病房陪他，轮流睡在病房里的一张行军床上。约翰最喜欢的玩具是一台坏掉的儿童用录音机，上面附有一个玩具电话，他会拿起话筒讲话。

“你在跟谁讲话？”卡罗尔用克里奥尔语问他。

“我妈妈。”

“你在跟她说什么？”

“快来，快来。”他对卡罗尔比画手势，要她也对着电话讲一样的话，卡罗尔照办了，他很满意。

在蒂菲菲的安排下，他母亲在数日内和她一起到达。法默花了很多时间在约翰的病房里陪他。每一个“健康伙伴”的人都来看他，波士顿海地社区的许多居民也都来探望他。这间位于顶层，可以俯视查尔斯河的病房摆满了玩具。后来莎林娜把自己的住所布置成安宁病房，约翰搬到那里数日后，再也没有醒过来。卡罗尔坐在他的床边，听他的呼吸声，手放在他的脉搏上。他出现了潮式呼吸，呼吸浅而快速，然后停了一分钟，然后，她感觉不到他的脉搏了。

在海地的条件如此不利的状况下，我认为他们可以说是竭尽所能，给予了约翰最好的照顾，但是“健康伙伴”的人还是措辞激烈。有几个人甚至跟别人说：“真是谢谢你没有让他死在那里。”不是每个人都对这样的结果感到满意。事实上，如果早一点把这个男孩从海地带出来，他可能就不会死了。此事后续还有一些发展，虽然很意外，但也稍感安慰。

法默在“医疗卫生伙伴”提供了一份工作给约翰的母亲，并为她领取了一笔捐款。蒂菲菲建议不要一次给她太多钱，结果证明这么做对她的确比较好，同时也显示在海地这样的穷乡僻壤，有太多钱反而是件危险的事。在中央高原，话传得比什么都快，一个妇人的孩子能用飞机送到美国这个“遍地黄金”的国家，她手边当然有些钱。抢匪闯入她位于安什市外郊的家，多亏蒂菲菲的先见之明，她家无长物，抢匪以后再也没有来过。至于蒂菲菲担心许多家长可能拥入“医疗卫生伙伴”，要求把他们的子女也送往美国治病的事，也从未发生。我下一次到肯吉时，问“医疗卫生伙伴”的杂务工工头提尚，当地人对这件事有些什么说法。他告诉我，大家议论纷纷。“你知道他们怎么说吗？他们说：‘你看他们有多照顾我们。’”

莎林娜担心这可能是麻省总医院最后一次提供免费治疗给海地农民，但约翰死后不到一个月，她又从海地带了一个病童回来——是一个住在肯吉水库对面村庄的小女孩，肾脏长了恶性肿瘤，但预后非常好，好到可以搭商业客机。麻省总医院为她治病，分文未收。

儿科的工作人员开始跟莎林娜和卡罗尔热络起来，尤其是艾泽维医生。她们两人关注病人的仁心，深深地打动了他，他还常叫自己的团队来看她们是如何照顾病人的。他来找莎林娜，说：“你是病人的一大支持者，你一定引以为傲。”

她说：“我并没有以自己为荣。很多病人在海地命悬一线，海地的混乱状态没有什么可以自豪的。”不过，机会难得，她可不愿错过，“艾泽维医生，我希望有机会和你合作，我可以介绍法默医生给你认识吗？”

事实上艾泽维很渴望认识法默。他早就听说过法默的事。“我觉得法默是一个值得钦佩的人。”他后来告诉她。他说，他觉得像麻省总医院这样的医院，有责任为约翰这样的病人免费治疗。“我觉得免费治疗符合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看到真实的情况，真正提供切合需要的协助。在海地这样贫穷的地方，很难了解当地人的想法，但是等到这种事情在你面前发生，你就会知道世上真有这种事。”

因此，会面非常顺利。法默说：“我有话直说，请别见怪。我们需要协助，你能不能一年为我们收几个病人？”

艾泽维医生说：“哦，我想那是至少的吧。”

我看着“健康伙伴”的人员把约翰从肯吉带出来时，内心深处难免担心这件事对他们的意义大于对约翰的意义，证明他们有能力当英雄的意义胜于救一个孩子性命的意义。可是后来我想：如果约翰是我的儿子，我绝不会这样想。这是在想尽办法救病人，如果生病的人是我自己，我也绝不会认为这样做不合理。

然而我一直有一种想法，这整件事就像是在客观呈现法默的组织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到头来竹篮打水一场空。我打算过一阵子之后，再问他对这件事的看法。

(1)　人类最伟大的医院（Man's Greatest Hospital）和麻省总医院（Massachusetts General Hospital）的首字母缩写均为MGH。

第二十六章

那是12月的事，出动医疗后送飞机到波士顿已经是两个月前的事了。我和法默一起回到海地，到流行病学分界线的另一侧。在落日余晖中，太子港看起来和我每次去一样，混乱、肮脏、破落。有一次我们从太子港坐车往摩恩卡布里驶去，前面是一辆载客卡车，车子保险杠上漆了一些社会评论，意思是：“上帝，请评评理。”法默大笑。

他驶向山间，车速和往常一样快，车灯在地上的车辙和巨砾上跳动，我问他现在一天能收到几封电子邮件。“差不多两百封吧。”他说，“我还忙得过来。”他一年前也是这么说的，那时一天能收到大约七十五封。

他告诉我：“有些事情是得放弃，不过，我还没有到筋疲力尽的地步。”我就着仪表板的光线，看到他的下巴紧绷，一副准备吵架的姿态。“我也还没有疲惫。”

我们这次又是在天黑以后很久才到肯吉，但一路平安无事──没有车祸、没有遇到强盗。法默脱下西装，换上他在海地的衣着，我们坐在他家的树荫下喝葡萄酒。提尚帮我们带来晚餐，然后加入我们的谈话。

提尚的身体结实，脸上总是带着开朗的笑容，他的父亲在当地务农。他大约三十岁，年纪足以目睹肯吉各阶段的改变。“不可思议，”他说，“以前住在这里就像猪住在猪圈里，可是现在你得敲门了。”他的意思是说，现在他们有门了。

提尚除了是工头外，也是法默在当地可以促膝谈心的男性知己。法默称他为“我的参谋长”，他当之无愧。提尚会拿出部分薪水分给赤贫的病患。他也说过对三号国道的看法：“我希望我们能有一条修得好好的马路，一年再多十万个病人，因为照顾他们是我们的工作。”他告诉过我，如果他是个哲学家——也就是说，如果当初他家有足够的猪可以卖钱，让他上高中的话，他会写一本有关海地中产阶级的书，一本愤怒的书。他懂一些医学，对于有人认为一个文化里古老的技术自有其特殊价值（例如草药胜于西药），他和法默一样嗤之以鼻。他也是法默了解当地信仰的主要咨询对象之一。

对提尚来说，动物不是表面看起来那么简单。

“看到那只黑狗了吗，法默？它昨天有没有在那里？”

“没有。”

“它是不是吠过两次？”

“是啊。”

提尚心领神会地点头：“嗯——嗯——”

就法默的了解，在提尚的宇宙论里，人会为了一些狡猾的原因而变成动物，或是巫师为了惩罚人而把他们变成动物，或纯粹为了食物而变身。法默把这些解释为：“一出大型道德剧，是对社会不平等所做的评论。”他又加了一句，“几乎千篇一律。”

饭后法默打开鱼池底的灯，定睛望着水池，说出鱼的种类。这时一个好的客人必须和他一起对着鱼指指点点，我说这好像已经取代了“园艺虐待”。

“没有，”法默仍然目不转睛，说，“和园艺虐待是一样的。”

提尚说，这座鱼池花了不少钱，接着对法默说：“我并不是不赞成，但做鱼池是不会让你快乐的，你成天面对病人，怎么快乐得起来？”

那些旅行怎么说呢？法默问他。

提尚认为法默可以经常旅行。“你就像一只没有巢的鸟。”他说。

“那我的巢究竟在哪里？”法默问。

“你的巢就在海地。”提尚说，“你什么地方都去，但是这里是你的根。”

我以前去肯吉认识的病人中，有一些已经离世，有一些出院了，还有一些住在医院里。许多现在参与预防疾病宣传工作的职员，过去都是病人：他们很热心、有可信度，不过有的人体质虚弱，很容易生病。一年前，有一家五口全在这里治疗MDR，五个人治愈后出院，只有儿子第欧法留了下来。他认为自己是把病传染给家人的罪魁祸首，所以有强烈的罪恶感，对很多事情也很神经质，因此法默决定不让他出院为食物奔忙。法默雇用他，作为结核病工作的外围人员。第欧法（就是那个想送法默一只鸡或一头猪的年轻人）自从服用抗艾滋药物后体重增加了三四公斤。那位认为儿子使用巫术，害死亲弟弟的老妇人，做过多次心理辅导后，怒气已消。法默雇用的律师终于让那个来自凯艾平的年轻人洗刷了所有罪名出狱。然而在这个医药仍然稀少、食物比以前更匮乏、法律体系才刚开始起步的地方，仍不断会有人寻求巫术治病，不断要从监狱救人出来。当然，也不断会有更多的病人。

数月前，一个叫作阿尔坎特的男孩到“医疗卫生伙伴”儿童病房求诊。他和约翰一样，脖子有肿块，但他得的是淋巴结结核，用第一线药物将感染治愈后，肿块随之消失，只留下一点点疤痕。阿尔坎特体重增加了三四公斤，这是他原来体重的十分之一。这个男孩十三岁了，但看起来不像，因为他的个子非常小，对人充满信赖，是那种会牵着陌生人的手的孩子，而且他长得很好看，五官完美无瑕，黑眼眸亮灿灿的，还有两个酒窝。他改变了儿童病房的气氛，也减轻了法默上楼到儿童病房时紧绷的心情。对法默来说，儿童病房的景象最教人难过。我觉得阿尔坎特看起来就是这个地方的守护天使，或者说，像是法默的守护天使。他把这个男孩多留在肯吉几周，叫他“法默的囚犯”，最后才依依不舍地送他回家。

一般来说，淋巴结结核的儿童病人都是因为近距离接触（通常是父母）而遭感染。因此“医疗卫生伙伴”的一个社区保健人员把阿尔坎特的家人全带到肯吉来——法默形容他们是“被拖来的”。其中几个有结核病，包括阿尔坎特的爸爸在内，他当时已经在接受治疗。法默想要亲自去看一看阿尔坎特的家，他打算走着去。“这家人饱受折磨。”他解释，接着又补充，“有人说这么做根本像是打霰弹枪，我们的回答是：‘绝非如此。到病人家里才能了解需求和问题所在。’”

阿尔坎特住在一个叫作凯斯的小镇，路程比我第一次和法默去的麦克家还远，不过路没那么陡。他昨天是这么对我说的，所以我对这趟路途有多远只有一个模糊的概念。我们走出前门时，和我们同行的提尚问我有没有带手电筒。

我没有带，并表示要回去拿，但法默认为不用麻烦，担心会遇到突发的紧急事件，回去反而难以脱身。现在耽搁一下，等一下可能耽搁更久。法默戴着一顶看起来大了几号的棒球帽，我恍然觉得他像是一个和爸爸去看棒球赛的腼腆小伙子。会有这种错觉，是因为他细瘦的骨架和脸上焕发的神采，以及不时浮现的天真神情。例如，他很容易在侃侃谈论传染病的经济分布情形时，突然天外飞来一笔、兴冲冲地插一句话：“问我一个和《魔戒》有关的问题。”他从十一岁起，就对这本书爱不释手，百读不厌。现在“医疗卫生伙伴”的负责人带着我们走出医院，我知道我丝毫没有把手电筒的事放在心上。这个情形对我来说十分反常，因为我从来不轻易让别人把我带到我不知道的地方去，可是我信任法默。

我们朝贝利格尔水库旁边的山路走去，不久就往一个表面被侵蚀的峭壁上爬。爬到山顶时，我已经大汗淋漓，法默则好整以暇地在上面等我，我不禁想起上次去麦克家的情形。我们继续往前走，法默回头喊话，要我若是胸口痛的话，要立刻告诉他，不过他听起来是在开玩笑。我们穿越枯黄的草地走过一座山脊，我咕噜咕噜地灌水，法默指着一个“怪异耸立、圆锥形的山丘”要我看，他数年前就是独自坐在那里写《艾滋病与控诉》这篇论文的。

提尚拎着一个大水壶，从医院水龙头装满了水。这个水是可饮用的。法默和提尚对这水里的任何微生物都有免疫力，但一般美国旅客喝了以后多半会闹肠炎，虽无致命危险，但不会好受。所以我自己带了一壶过滤水，但水壶不大。我们第一次停下脚步休息时，我已经喝掉了半壶水，提尚、法默以及同行的“医疗卫生伙伴”药剂师三人，却连水壶盖都没打开过。

法默计划在途中顺便到其他病人家里看诊。我们走到山里的一座茅舍，里面有两个小房间、泥土地、屋顶用香蕉叶遮盖、墙上贴着支持阿里斯蒂德的海报，还有一对老态龙钟的夫妇并肩坐在一张草席上。法默带来老先生的病历，他在门口旁边的一张椅子上坐下来，大声念出病历上的资料。“他从1989年起到‘医疗卫生伙伴’，之后一直服用抗高血压药。我上次看到他是在1997年，那次他得的是疟疾，病历上写着‘星期四回来复诊’，可是他没有来。哦，还有，这里写着：‘站不起来。’他的儿子来为他拿过抗高血压药。”法默跪在泥土地上为他量脉搏和血压，然后挂上听诊器，听了一会儿胸腔。公鸡在屋外啼叫，屋里安静又闷热。老人说，他胸部的中央有点疼痛，听诊完后又说他的双腿无力。法默对我说，“我知道要怎么做，把他的血压降到正常，然后送他两根加拿大制的拐杖。他可能中风了，不过应该可以好起来，因为病情轻微，我得找人把拐杖送到这里。在布莱根让他的血压正常很容易，在这里则不然，你想想看我们要怎么核查，才能确定他做过物理治疗？”

老人的妻子也说要量血压。法默跪在她身旁，用英语说：“她现在六十二岁，活到一百岁没问题。”接着喃喃自语，“我们现在离布莱根远得很哪，朋友。”老妇人也有高血压，他说。这时我努力回想法默一年前对我说过的话，住在波士顿郊区美屋华厦里的人缠绵病榻，和住在这里这样的茅屋里卧病不起，两者有云泥之别。同时我禁不住一直想着我左边乳房下方一闪即逝的疼痛，从爬第一个峭壁的坡路时就断断续续地出现。

后来我告诉法默我觉得痛，并为这种小事还让他烦心向他道歉。他说：“别傻了，你再说仔细一点。”他问了我十来个问题，然后说他觉得是胃灼热。“如果变得比较严重，你就要告诉我，你总不至于那么想见到阿尔坎特吧？答应我。”

几个小朋友站在门边往里看。法默跟他们说话，说屋内这名满面愁容的老太太：“你们是不是很爱她啊？那你们有没有告诉她？别骗我呀。”这群小朋友呵呵笑，老妇人也笑了。法默对着门边一个全身光溜溜，还在蹒跚学步的小孩子点点头，“你们看他的玩具。”

这个孩子正在吸吮他的大拇指，另一只手握着一条粗麻绳，绳子的另一端绑着一块石头。

“石头‘反斗城’。”法默说，我笑不可遏。法默也开始笑，并说，“现在我也要胸痛了，老天爷要我的命。”他说要给我半颗β受体阻滞剂，以防万一，可是我笑个不停。

“老天爷要我的命。”他又说了一次，“因为我喝了太多水、因为我不够谦卑、因为我没有幽默感。都是你害的，我是应观众要求表演的。”

可是，我心想，他根本连半滴水都没喝。

他拿药给老夫妇，说明服用方法。在海地道别是件很耗时的事。我们走到屋外后，法默说：“我们是来看老爷爷的病的，结果连老奶奶也一起看了，幸亏我们早来一步，她才没被驯鹿给压死哩。”

我听过他好几次用钓鱼来做比喻。意外发现病人时，他通常说自己交好运，仿佛“医疗卫生伙伴”的病人还不够多似的。

“还很远吗？”我在继续上路后问。

“是啊！现在只走了四分之一。”

“四分之一？”

自从约翰死后，我一直在想，该怎么问法默这件事。我想到他一年前走在山路上时，对我说过的一句话：“你应该比较痛苦的程度，哪一种比较痛苦。这叫作‘病人鉴别分类’（triage）。”

这个术语源自十四世纪的法语trier，“选出或剔除”，最早是用于将羊毛依品质分类。病人鉴别分类在现代医学的用法有两个意思，两者几乎完全相反。在医生、护士和设备有限时（例如在战场上），先治疗存活概率最大的重伤者，目的是尽量救治更多病人。其他没有人照料的病人就得死亡。在平时（例如在美国人手充足、设备完善的急诊室），病人鉴别分类并不是指不对某些人做治疗，而是找出最危险的病人，优先做治疗。

法默的一生都是架构在病人鉴别分类的第二个定义上，否则“优先选择穷人”在医学上会是什么意思？只不过海地的情形更接近战场，而非处于承平时代的地方。我走在他后面说，你在这里一定常常遇到这种状况：当你选择做一件必须做的事的同时，也表示选择不去做另一件事——不只是延后去做，而是根本不做。

“一直都这样。”他说。

“你的工作时常要面对这种情形，对不对？”

“对，我每天都会做选择，做这件，不做那件。每天、整天都在做这些选择，我做的就是这些事，我做的事就是不做某些事。”

那么，我问，约翰的情形呢？“健康伙伴”花两万美元用医疗后送飞机把他载出海地的事呢？约翰死后不久，一个新进的“健康伙伴”成员对我说，她常常在想，可以用那两万美元做多少事情。他的说法是什么？“我完全没有批评的意思。”我快步跟在他后面。

“得了，”他半回过头说，“我又没有那么敏感。不过这件事讨论过很多次了。这全是因为我没有把事情做好，要不然就是你认为这件事说服力不够。或许我无法让你相信，我们做的选择都是好的。”

我不想惹恼他，因为他今天既是我的向导，又是我的医生。可是我听得出他的口气，他并没有很生气，刚才说的这一番话只是铺垫，为他即将提出的论点暖身。

他继续边回头边说：“如果你愿意听的话，先让我说几件和这个病例有关的事。其中一件是，你还记得当初约翰是因为他快要死于一种可以治疗的肿瘤，而转诊到波士顿的吧，这种肿瘤很少见，我们在还不知道他得的是什么病之前，并没有把他转诊到麻省总医院。而转诊后，院方给他免费治疗，因为他的肿瘤非常罕见，而且是可以治得好的，预测治愈率是六到七成，这个治愈率够好的了。我们就是依据这个治愈率做出决定的。当时我们无从得知约翰的肿瘤已经转移，因为这要检验后才能确定，而我们这里没有这种设备。另一点是，我们为什么这么积极治疗这个孩子，对另一个孩子却没有这样做？因为他妈妈把他带到我们这里来，他就在我们的诊所里。”

“我在想，莎林娜和卡罗尔来接他的时候，如果你在的话，还会决定让他去吗？因为他已经瘦成那样了。”

“他再瘦我也不会打消决定。就算我当时看到他，也看到他在山下的情况，我都不会喊停。为什么？根据什么理由？因为我们一直到他到了波士顿以后，才知道癌细胞已经蔓延到了他的脊椎。”

我们爬上另一座峭壁，我喘得说不出话。他停顿片刻后说：“不过我必须告诉你，我对这些‘健康伙伴’新进人员的议论有点烦，因为我必须和这些人一起工作。我最不想做的事，就是花费精力去说服自己的同事。当然现在我必须这么做，可是我并不乐意。海地人对找错工作伙伴是很有意见的。”

“别误会，”我说，“‘健康伙伴’成员并没有说你不该把约翰带到波士顿，他们只是说花这么多钱很可惜，纯就两万美元能做的事来说。”

“没错啊，你爱怎么说都可以，”他回答，“例如，那些会赚钱、唯利是图的飞机公司为什么不付这笔钱？这也是一种说法啊。又或者，我说我这一辈子都在屡败屡战的话，这个说法如何？如果我说，这个病例只是再增加一例挫败而已呢？”

“屡败屡战。”

“我已经为一连串的挫败而战，也带其他人为一连串的挫败而战，绝不会因为我们一直输就罢休。现在我其实是认为我们有时候也可能会赢。我不讨厌胜利，我们两人已经就这一点讨论过许多次了。”

“不好意思。”

“不是，不是，我不是在抱怨。”他说，“你知道，拥有我们这种学历、经历的人，像你、像大部分‘健康伙伴’成员、像我，我们向来都是赢家，然而我们在‘健康伙伴’努力做的，就是和输家共同打拼。这两件事有很大的差别。我们要当赢家，但这样一来就有不顾输家的危险，这是划不来的事。因此，我们屡败屡战。”他停顿一下，“你现在觉得怎么样？胸还会痛吗？”

我热得要命，但是那种一闪即逝的小疼痛不再有了。

法默继续说：“人们在问鉴别分类的时候，大都不会公然带着敌意，但是内心却不信任我们的回答。他们心中已有定论。说明的过程当然很耗费精力，因为你知道有一大部分问题是以一种态度提出，一种非常……该怎么说呢？”

“因偏见而怀有敌意？”

“对。”

我们小心翼翼地走下一段崎岖不平的路，他没开口，走到底了，他才继续说：“第一世界国家医生的薪水怎么说？我们说钱可以用来做其他事情啊，那么，请问你，医生的薪水又该怎么说？”

我大笑：“我倒没有想到这一点。”

“想当然耳。所以，在说别人以前，要虚心地想一想。我也不够虚心，我正在试着虚心一点，所以让我问你另一个问题：是什么原因使大家不会想到那一点？一个年轻的美国医生为什么不会说：‘哇，我的年薪是约翰搭飞机费用的五倍，而我现在才二十九、三十岁而已。’如果你大声说出这些话来，听起来会像个蠢蛋。可是如果你说的是另一件事，听起来好像就经过深思熟虑。我们来看，那样说有什么不对？这整个情况有什么不对？如果你说，哦，我只是在想两万美元能做多少事的话，听起来像是经过深思熟虑、很合理、很理性，可以引起共鸣。然而，如果你指出，可是一个年轻的主治医生年收入就有十万美元，而非两万美元，那是救一个男孩性命所需的五倍的钱——听起来就像没脑子的笨蛋。同一个世界，同样的数字，同样的金额，同样的币值。我永远搞不懂，我的意思是说，我搞懂了，可是我现在明白要花非常多的时间才能在不触犯别人的情况下，让大家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你觉得呢？”

“我喜欢那句话，屡败屡战。”我告诉他。

“我把那句话视为‘优先选择穷人’的基本立场。”他回答，“就算我们输，我也不在乎，我只是要做对的事情。”

“可是你还是在想办法赢。”

“当然！我们又不是受虐狂。所有的胜利都是奖赏，你知道吗？另一个选择是累毙了，因为我已经为战胜挫败奋战了十八年，一直在想办法遏止失败，至少要保住克诺的肘关节，你知道。”他指的是一个男病童，他的手被卷进压榨蔗糖的机器（法默称之为“中世纪的低科技装置”），手坏疽，必须从肘关节上方切除（术后他说想要三台收音机，法默最近一次去迈阿密时，买了三台给他。“医疗卫生伙伴”会送他去上学）。

“你的胸部现在怎么样？”法默问。

其实我的胸部还好，可是水壶里只剩一口水了，法默说过要我别喝提尚那壶没有过滤的水，所以我宁愿忍耐一下。

法默继续说：“如果我们可以找出像约翰那样的输家，不浪费时间和精力在他们身上的话，我们的日子都会很好过，就像他们在美国说的，对不对？可是‘优先选择穷人’的意思，就是永远不能这样。你绝不能冒这种危险，因为在弃像约翰这样的病人于不顾时，必须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你对约翰的家人知道得越多，越明白他们全家⸺全家人，差不多都死了，对不对？他是最后一个小孩。他们都死了，他妈妈的血脉都绝了。听起来像是达尔文的进化论，可是你知道我的意思。狗屁，身为一个‘优先选择穷人’的医生，怎么能在没有全盘了解的情况下冒这个险？每一个病人都是一个征兆，都是一个考验。就像我们刚才看到的这个人，他住在泥巴地上，那个需要加拿大拐杖的人，你知道我把一副加拿大拐杖送到海地乡间，得听多少那些狗屁倒灶的话？”

“因为那不是‘适当的技术’？”

“对。现在你听得懂那些批评真正的意思了。可是我必须约束自己不去多做解释，否则灵魂真的会枯萎。如果我把所有时间用来争论，说这个人需要加拿大拐杖，还有屋顶、还有地板，我的意思是说，如果你只是为自己辩解的话，比如你说，去你的，老兄，我在这个国家已经盖了一千栋房子了，你盖了几栋？这么做毫无意义。别人就是要批评你啊！谁管你早就学会各种技术、已经盖了无数房子了。总之，如果你把所有的时间都用来辩解的话，就没有时间做你的工作了。所以提尚不谈‘适当的技术’，一定有他的道理。”

我们穿过海地奴隶时期及美国海军占领海地期间的反抗区。这里和肯吉附近的地区看来不同，农场和山顶看起来稍微富饶一点，土地不那么贫瘠，树木也多些，不过人口密度还是一样高，我们走在十分偏僻的地方，连路都没有，但是几乎没有一秒钟是眼前看不到人的，最多是走到小径的下一个弯道，就看到了。

我们涉过一条大河，几头猪用鼻子和嘴巴在河岸拱土觅食，大块大块的泥土落入水中，我荒谬地想伸出手臂去接住，然后放回岸上。不知道走了多久，至少得有四个小时吧。我们越过了一个又一个山脊，仍看得到“健康伙伴”的杰作。有些是没有生命的（例如“医疗卫生伙伴”在这些山间兴建的一座小学），不过主要的还是病人。我已经数不清遇到多少人，但是还在继续不断增加。有的人看起来很健康，用克里奥尔语向法默打招呼：“医生好。”或是“医生，你的小身体今天好不好啊？”也有仍在治疗中的病人。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个小女孩，她的脖子和胸部灼伤有一段时间了，看起来脸孔下半部的肉好像熔化后变成硬硬的一绺绺皮肤，把下巴和下颚与胸部、肩膀连了起来，这一绺绺拉扯的皮肤，随着她的成长，越来越紧。姑且不论那些斑驳的疤痕，若再不做整形手术，再过一年左右，她的嘴巴会被拉扯开，永远合不上。法默一直在想办法为她安排到美国动手术。“这是一项有待完成的工作。”他说。

“快到凯斯了吧？”我问。

“你不会想知道答案的。”他笑嘻嘻地说，接着停下脚步，指向远处一座山头，“等我们走到那座山头，我再一个一个告诉你。开伯尔山口、红宝石山脊。对不起。《魔戒》、红角隘口。你闻闻看，是墨水树。”

我刚才已经喝完壶中最后一口水，现在有点头晕目眩，口干舌燥，说话时声音沙哑。法默注意到了，他开始在我们经过每一座农场时大声喊问：“你们有没有橘子？”我后来背靠着一株树，狼吞虎咽地连吞了六个橘子。等我们终于走到凯斯这个灰尘弥漫、用木头和金属浪板建造的市集小镇时，法默给我喝了可乐。

“我现在觉得好太多了。”

“是脱水。”他说。

“医疗卫生伙伴”在当地的保健员，一名穿长裙、打赤脚的妇女，告诉我们往阿尔坎特家的路（法默等她来找我们，并没有向凯斯镇上的陌生人问路。“因为他们会乱指一通，你到这里第三年或第四年就会发现”）。又走了半个小时，我们终于到达阿尔坎特家的农场。一堆玉米、一个灶棚（火炉是用三块石头砌成的），以及一间用所谓抹灰篱笆墙（即干掉的泥土和树枝）搭造的棚屋就是农场的所有了。棚屋屋顶铺的是香蕉叶，而且到处用破布填塞缝隙。

“阿尔坎特！”法默说，“看到你真高兴。”

“我也很高兴看到你！”这个脸上焕发光彩的小男孩说。他唤他的姐姐，她们从屋里走出来。“还有椅子吗？我们还要几张椅子。”

“这个小公关主任，”法默对我说，“他实在是太……”他那个字拖得长长的，脸上洋溢着笑意。

我们到的时候，阿尔坎特的爸爸正在刮胡子——用镜子的碎片加上刮胡刀片，既没有抹肥皂，也没有用水。他刮完胡子，然后其他家人慢慢走出屋子，让我联想到马戏团里的表演，一堆人从一辆小车子一个接一个、没完没了地走出来。我估计这间房子的面积大约是三米乘六米，我数了数，里面住了十个人。法默目不转睛地看着这间房子。“我想我不用看。”他再望了房子一会儿，“就一到十的量表来说，这是一。”

法默和他们谈了很久，而我就像是上了好几堂课。这家人有几个得了结核病，但只有爸爸是从唾液抹片检查出来的，换句话来说，他的结核病是唯一感染肺部、有传染性的，唯一在流行病学上有重要性的，也是DOT计划唯一予以治疗的。“因此这里是一屋子的结核病，但根据DOT计划，却只有一个病例。”法默说，“其他都是肺外结核病，不算。这种病能要你的命，但是却不算。”他的思绪回到秘鲁，“我们从来没有想废除标准疗法，我们只是想扩大范围，增加弹性而已。”

其中当然也有一堂社会政治课：“你看阿尔坎特有父有母，兄弟姐妹也聪明伶俐，可是爸爸没办法走路，一家人难以为生。这真是该死的不公平。数年前那位老奶奶对我说，你难道不懂该如何处理复杂的事吗？难道人们认为结核病是因巫术引起的，你就要惩罚他们吗？这就像是我们团队里有一个好心人说要帮助这个镇实施一项供水计划，但条件是居民必须真正表现出有此意愿。如果这个标准在我小时候施行，在我不知道水里面可能有微生物使人致病时施行的话，结果会怎样？”

他得了一个结论，说：“我很高兴来到这里，因为现在我们知道了情况有多糟，可以积极插手了。”

我知道这句话的意思是：帮他们盖一座有水泥地板和铁皮屋顶的新房子，改善这家人的营养，提供孩子们的学费。这是循序渐进的善行义举，也是法默式做法的最佳范例。首先，进行他所谓的“远端协助”，然后治好这一家人的结核病，接着改善使他们容易得结核病的不利情况。

我知道会有不同的声音出现：一方面赞扬这类拜访用意良善，另一方面批评法默的做法又是一次错误。这样一位具有影响力的人类学家、医疗外交官、公共卫生行政管理者、流行病学家，他协助世人以新的决心和希望处理世上最可怕的结核病和艾滋病，然而他刚才花了七个小时到病人家看诊。海地有多少穷苦家庭？他这一趟只看了两家。

我想到希亚特一位富豪朋友不愿意捐款给波士顿“健康伙伴”，因为他虽了解法默在海地的工作成果，也相当佩服，但是不认为别人能如法炮制。类似说法我听过许多。譬如法默和金墉做的事别人休想做到；海地“医疗卫生伙伴”没有法默就无法生存下去；“健康伙伴”这个组织太依赖一位天才了。这些严肃而出于同情的批评归根结底，就是这两个论点：法默花这么多时间走到山里，只去看一两个病人，太笨了；就算这种做法不笨，能效法的也没有几个人，不足以改造这个世界。

主流观念讲求效率、成本效益、大人物做大事情，可是效果也未必佳。法默很久以前会在北卡罗来纳州看那些修女替外籍劳工做粗活，后来他一直认为，在肯吉和卡拉贝罗等处推行的计划之所以能够成功，秘诀就是大家愿意做他所谓的“单调乏味的粗活”。“而且，”他说，“另一个重点是，不愿意做粗活，是我许多同僚做不来这类工作的原因。”在物资缺乏的地方推行公共卫生计划时，理论通常胜于实务。个别病人被忽略，小问题也被忽略，直到演变成像MDR之类的大问题才引起注意。“如果把重点放在个别病人，”金墉说，“工作就不会马虎。”

这个方法“健康伙伴”实施有成。我可以想象法默说，就算没有任何人跟进，他也不在乎，他依然会大老远去病人家里探望，他坚持这么做，因为如果说花七个小时步行去看两家病人时间太久的话，就等于是说这些人的生命没有别人的重要。有的生命比较不重要，这个观念就是世界出问题的根源所在。我认为他那天进行所谓的“到病人家看诊”，部分原因在于他必须这么做，才有继续工作的动力。有一次他在飞机上告诉我：“帮助别人的时候，是我觉得最有活力的时候。”他经常到病人家看诊，而且通常没有白人朋友在旁观看，也没有哈佛或世界卫生组织的人看到他跪在泥巴地上对着病人，用听诊器仔细地听。我认为这一点对他很重要——他至少要偶尔感觉到自己在默默行医，这样他才知道自己把悬壶济世放在第一，因为他相信这是对的事情。

只要把对的事情做好，就不会白费力气。他的病人病情大都好转了，也得到了抚慰。病人和他们住的中世纪茅屋的影像，始终停留在他的脑海里。这些影像重燃他的热情，使他越来越权威，他也才能一年飞行数十万公里，为促进人类健康不停做计划、写文章。我觉得，行医是他力量的最大泉源。他要传达的基本信息很简单，就是这个人病了，而我是医生。每一个人都能理解和赞同这一点，因为每一个人都知道或可以想象生病的滋味：要大多数人想象生了病却没有医生、没有药的困境应该不难。我觉得法默是从世人共同的焦虑点切入，也是从良心不安的角度切入，切入他所谓的“矛盾”，即幸运的人经常在心底为自己在这个世界上享有的一切感到不安。他会告诉我，这种不安是他自己这辈子刻意避免的。

“法默最棒的地方就是他会长途跋涉到病人家看诊。”奥菲莉娅说，“你必须相信这些小动作的力量，这些力量会积少成多。”法默那天说，他带领别人“屡败屡战”。这些人数十分惊人，包括神职人员和修女、教授、秘书、商人、在教会当义工的妇女、像提尚这样的农民，以及数十名医学生和医生，他们都报名到肯吉、西伯利亚、利马贫民窟工作。有的学生和医生是当免费的义工；有些人虽支领薪水，但远不如他们在别处能得到的待遇；有的人则是经由申请经费筹募自己的薪水。我有一次听法默说过，他希望有朝一日自己只要亮亮相，就完成工作了。在我看来，这个时候已经到了。他在罗克斯贝利、托木斯克、秘鲁、海地展开的许多工作，现在没有他也能照样进行。与此同时，医学和公共卫生能做什么、哪些是合理该做的事，这些观念已经在推广，而且像池塘里的涟漪，不断扩散出去。

一个才华横溢的人如何对这个世界发挥影响力？以法默的例子而言，答案就在他显而易见的狂热，以及他做的事有一半都不注重经济效益，包括大老远走去凯斯。

我们还必须走回“医疗卫生伙伴”。等我们终于要离开阿尔坎特家时，夕阳已经逐渐西沉。灰色云霭在我们今天经过的山头像波浪般起伏。“西沉的夕阳在指责我们哩。”法默说。

他和提尚商量后，决定不能按原路走回去，不能在没有手电筒的情况下摸黑涉水和走过陡峭的山路。他们的意思是说，他们觉得我没办法做这些事。我虽然不高兴他们看扁我，但这个决定着实教我松了口气。我们在薄暮中回到凯斯。先是看到一名老人骑着马走下泥土路，接着看到一名骑摩托车的年轻人，法默把他拦了下来。他问那个年轻人能不能载我们其中一人（那个药剂师）到肯吉，年轻人说可以，但要收一百美元。“你叫什么名字？”法默用克里奥尔语问。

“杰基。”他回答，然后问，“你是法默医生吗？”

“对。我们知道你的摩托要加油，我们会给你油。我们带了一些钱给这里的一户人家，他的居住环境很恶劣，不像你，杰基。如果你哪天生病的话，我是不会收你一百美元的。”

一小群人聚拢来听他们说话。每一个人，包括杰基，都笑了起来。成交了。药剂师坐杰基的车回肯吉，然后派一辆卡车来接提尚、法默，还有我。法默先前走了好几个小时路都没有流一滴汗，所以还想再走一段（“每个人都觉得我身体不健康，”他对我说，“其实啊，我像马一样壮呢”）。于是我们不在凯斯等卡车。提尚、法默和我沿着泥土路从凯斯走向托蒙德，到时候卡车也必须走这条路。

天色越来越暗，我们走出村庄。天气温暖怡人，是我在北半球的冬夜里会怀念的那种天气，同时恍惚以为自己在梦中。不久，方圆数百里都看不到电灯了，繁星从天空冒了出来，光线勉强可以辨路。“这样真好，”法默对我说，“离开诊所、飞机，休息一下。我知道你脚痛，不过我实在更喜欢走路。”他的存在让我们觉得很舒服，如同三个溜下床不睡觉的小孩，可以互相倾吐心事，但又不必说出来。我随口唱了一首《陆军进行曲》：“你有个温暖的家，却要离开。”

“你有辆好巴士，却要下车。”法默唱。

公鸡在夜色中啼叫，偶尔会传来几声狗吠。然后我们听到一个奇怪的声音朝我们而来，像是有东西在刮地面。“那是什么声音？”法默问提尚。

提尚说：“Job pa-l。”表面意思是：“做自己的事。”言下之意是：“别问。”过一会儿，两个男人的身形出现，拖着锯下来的木头往凯斯的方向走。

几分钟后，我们听到一个嘎吱的声音朝我们而来。法默又问提尚那是什么声音。提尚语气更强了：“Zafe bounda-l！”意思是：“顾自己的屁股！”其实就是要法默闭嘴，别管闲事。过了一会儿，一个人骑着一辆破自行车出现在星光下。

这种情形一再出现。等到另一个身影经过我们身旁时，法默竟然主动说：“你好。”提尚马上说：“嘘！”并且下令：晚上有人静静地走过你身边时，你也一定要保持安静。但是，如果对方问你是谁，你必须说：“你是谁，我就是谁。”对方问你是做什么的，你必须回答：“你做什么，我就做什么。”

“有什么危险吗？”法默问。

提尚说，你遇见的可能是会偷走你灵魂的魔鬼，早上醒来会拉肚子、呕吐，医生会说你得了伤寒或疟疾，但事实上问题没那么简单。“你是应该吃药，”提尚说，“但是吃完药后，也应该去找伏都教的祭司。”

我们继续安步当车。法默说，提尚的话让他想起他第一次在海地的探险，以及参加过的数十次伏都教仪式。他曾从书上读到这些仪式有多么诡异可怕，结果全然不是那么回事，他只觉得冗长乏味。“举行仪式大部分的原因是有人生病。”他问提尚，是不是有一半的伏都教仪式都是为了驱除疾病？

“有四分之三。”提尚说。

“真是不可思议，”法默对我说，“这个事实显而易见，但是绝大部分对伏都教的评论却都没有发现。”

我们从凯斯走了三个小时，今天一共已经走了十一个小时，最后我终于一步也走不动了。法默一听到我招认，立刻喊停。他没有嘲笑我，真是令我感激涕零。我们正在一座山顶上，三人面朝东坐在崎岖的泥土道旁。我有一块糖，于是三个人像童子军一样，在星光下分食了这块糖果。提尚指着远方一点闪烁的红光，是多米尼加边界上的一个广播电台发射塔。我注视着那个红点，听着身旁的法默用他那种医生温和的声音问我觉得怎么样。我告诉他实话——很累，除此之外一切都很好。他已经看完了今天最后一个病人，手边没事了，他躺在地上凝望着星空：“那是猎户座的腰带……”

我们下方的山谷传来鼓声。我想起从前在中央高原采访美军的时候，想起伏都教的鼓声晚上传入米尔巴莱的军营，一股神秘感让军营里的人心神不宁，若是当时知道那可能是治病的仪式而敲击的鼓声，感受想必截然不同。就我个人而言，现在我就很喜欢这个声音，好像无数的心跳声从一个听诊器传出来。

后记
Afterword

2002年6月，杰克神父去世后六年，世界卫生组织采用了新药治疗MDR，这些药几乎和波士顿“健康伙伴”在卡拉贝罗使用的完全一样。对金墉而言，这象征着一项长期活动的结束。“这个世界在昨天改变了。”他从日内瓦给所有“健康伙伴”的工作人员写了电子邮件。第二线抗生素的价格继续下滑，并从“绿灯委员会”顺畅地送到了包括秘鲁在内的各个地方。秘鲁约有一千名病人已经痊愈或正在接受治疗。托木斯克约有两百五十人在服这些药。在世界卫生组织的努力下，俄罗斯卫生部终于同意接受世界银行结核病贷款的条件⸺用一亿五千万美元的贷款在全国各地对抗结核病。

艾滋病和结核病依然在非洲、亚洲、东欧及拉丁美洲肆虐，而且“狼狈为奸”。用数学模型演算做的预测显示，这两个流行病会扩大蔓延，形成全球性的大灾难。部分知名人士（包括一些美国政府的精英之士）依然主张无法在赤贫地区治疗艾滋病，但这个观点已日渐式微。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的价格不断降低，降低的幅度比第二线结核病药品还大，这主要是拜一项声势日益壮大的全球性活动所赐。这项活动大力推动艾滋病在哪里发生，就在哪里治疗的做法。金墉经常说，世人对艾滋病和结核病的态度，代表了他这一代的道德人格。2003年，世界卫生组织新任执行长履新，聘请金墉担任资深顾问。同时海地“医疗卫生伙伴”树立的榜样越发引人注目，肯吉成为全球卫生政策的决策者和美国政治人物最喜欢前往参访的胜地。

“全球基金会”的经费迟迟未拨下，这是赞助经费常见的情形，但法默并未坐在那里枯等。2002年夏，“医疗卫生伙伴”开始扩张，整个系统在中央高原扩大，包括用抗逆转录病毒药品来治疗。在“全球基金会”的赞助款拨下之前，“健康伙伴”先向波士顿一家商业银行贷款了两百万美元，怀特不但担任这笔贷款的保证人，而且很快就偿还了部分贷款，余额的利息由“健康伙伴”薪水最高的员工负责支付。基本上，法默的计划是“加强”中央高原的医疗卫生设施，而且先从肯吉附近的城镇着手，派遣由海地和美国的医生、技师组成的医疗小组到三个城镇。其中一组前往肯吉以北数公里远的拉卡霍巴。他们到达这个小镇时，发现了一家破旧的私人医院和一家公立诊所，里面什么都缺，几乎没有任何可用的药，一天只有几个小时的供电，而且还时断时续。医院的一名医生和五名护士到下午一点就下班回家。拉卡霍巴小组成员莎林娜形容当时的情况有如“一场噩梦”。不过到了十月，经过一个月的加强装备，诊所终于有了一台发电机、一间检验室和齐备的药品，医生也全天看诊了，结果病人爆满，每天大约有两百人，有时甚至多达三百人。外国对海地及对海地政府的经济援助持续减少，到肯吉看病的人潮亦然，从拉卡霍巴来肯吉看病的人也不多了，以致从拉卡霍巴到“医疗卫生伙伴”的载客卡车后来因为乘客不足而停驶。

海地依然在失血，和它的表土一样。法默在信中说，整个情况“烂透了”，他补充：“可是有些地方仍有希望。”一群肯吉人在蒂菲菲的协助下，写了一封请愿书给阿里斯蒂德总统，要求提供电力。十月底，电缆塔架设起来，准备一天从贝利格尔水库供电数个小时到肯吉。红十字会已宣布在“医疗卫生伙伴”成立一个输血站。法默在莱奥甘目睹一名妇人因为无法输血而死去后将近二十年，终于有了一座可以供中央高原使用，而且病人不用为输血付费的血库。他写信给我说：“以后再也不必为没有血而流泪了。”

他有的电子邮件写得兴高采烈：“我们有突飞猛进的成长。”“医疗卫生伙伴”现在有两百多名社区保健人员、十多位护士、十二位医生，其中包括一位古巴籍外科医生和一位古巴籍儿科医生。他们现在医治的艾滋病患者多达三千人以上，提供抗逆转录病毒药品给其中约三百五十人。他们现在有设备，并训练人员自行做部分高科技艾滋病诊断。与此同时，拉丰唐建造了第二间手术室。同样在2001年，肯吉进行了首例心脏手术，是由布莱根和南卡罗来纳州的医疗小组进行的。我很想问法默，这是不是适当的技术——倒不是想知道答案，只是想听他说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