货币大师

[美] 埃里克·罗威 著

余潇 译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引言 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与民众

第1章 拯救世界的巴黎和会（1918~1919年）

第2章 金本位的最后荣光（1932~1933年）

第3章 美元开启新篇章（1933年3月6~10日）

第4章 经济繁荣是第一要务（1933年3月11日~7月4日）

第5章 平息革命浪潮的美元（1933~1934年）

第6章 为经济复苏开道的政治博弈（1934~1935年）

第7章 肩负反法西斯重任的美元（1934~1939年）

第8章 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与欧洲财富转移（1939~1941年）

第9章 酝酿中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1942~1943年）

第10章 费边站的集会——走向布雷顿森林（1943~1944年）

第11章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各国角力（1944年）

第12章 关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亡的攻坚战（1945年）

结语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与走向崩溃

主要注释的缩写

注释

致谢

是的，我恐怕得说，金钱有时还真是个令人发笑的话题；可不幸的是，它需要被严肃对待。
1

——丹尼斯·罗伯逊

好评如潮

这是一本一流的经济史与外交史著作，埃里克·罗威挥洒热情、倾尽才智为读者讲述了现代货币体系发展史上一段难以磨灭的往事。在书中，现代货币体系确立的历程被置于了美国国际、国内，内政、外交复杂环境的大背景之下。可以说，即便是那些只对国际经济事务有着一时兴趣的读者也能从本书中有所收获。不仅如此，也许对于当今的政策制定者（特别是那些信奉传统的紧缩政策的人）而言，他们也可以从埃里克·罗威的书中学到点什么。

——《纽约时报书评周刊》（New York Times Book Review）

《货币大师》一书真实生动地还原了罗斯福新政背后的政治角力与彼时知识分子们的才智涌现。书中，埃里克·罗威的行文简明通达、毫无矫饰，就连货币领域内的技术性问题也被他恰当地融合进了这段故事的流畅叙述当中。

——《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

在所有关于罗斯福新政经济学的入门读物中，《货币大师》称得上引人注目。本书对于20世纪三四十年代发生于华盛顿与伦敦之间的经济争论做了翔实的回顾，相信同样题材的著作再难与罗威先生所做的工作比肩。应该说，罗威先生将三个在其他经济史著作中少见的品质成功地结合在了一起：对复杂问题的足够重视，对经济学理论的准确把握以及阅读所能给人带来的愉悦感。想来，读者也不难从字里行间找到那些生动而有趣的细节。

——《经济学人》（Economist
）

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世界政治局势动荡、经济萧条的大背景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初步确立。埃里克·罗威在《货币大师》中重现了这段历史，本书称得上是埃德·康威（Ed Convey）撰写的《峰会》（The Summit
）一书的姊妹篇著作。

——《图书馆杂志》（Library Journal
）

罗威为本书的宏大历史叙事所付出的深入研究与独到分析将成为经济史类书籍中浓墨重彩的一笔。

——《出版人周刊》（Publishers Weekly
）

虽然时至今日，罗斯福新政的货币政策依旧饱受保守派的诋毁，但是埃里克·罗威通过海量详尽的史实回顾，向读者呈现了一番有悖于那些批判言论的历史原貌。

——《柯克斯书评》（Kirkus
）

“如果你想了解当今世界经济的发展脉络，那么埃里克·罗威所著的《货币大师》不啻为一本理想读物。该书讲述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他领导的人们在经济政策实践中如何大胆探索货币制度改革、果断放弃失效的旧有机制、专注于眼前的关键工作。可以说，对于这段历史的回顾有力地驳斥了不论是左派人士还是右派人士针对罗斯福新政的批判。”

——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教授

布拉德福德·德隆（J. Bradford DeLong）

“在这本极具说服力的书中，埃里克·罗威以他流畅的叙事能力与犀利的评论风格为读者呈现了一个引人入胜的故事。一直以来，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政策并没有获得世人足够的重视。通过这本书，读者将了解到，原来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政策在美国走出大萧条与取得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的年月里，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普林斯顿大学历史系教授、《上帝庇佑的国度》作者

凯文·M. 克鲁斯（Kevin M. Kruse）

“不当的货币政策令美国深陷大萧条的泥淖，而货币政策的革新又促使美国走出了经济衰退的阴霾。埃里克·罗威以他生动的笔触再现了两位货币政策领域的‘逃脱大师’——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与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精彩冒险。难以想见，如果没有他们二人的力挽狂澜，那么20世纪30年代的历史又将是一番什么面貌。”

——著名经济学家、《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和大萧条》作者

巴里·埃森格林（Barry Eichengreen）

“如果说美联储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推行的量化宽松政策不同寻常且富有争议，那么请再看看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在20世纪30年代里又做了什么吧。在《货币大师》一书中，埃里克·罗威就罗斯福新政的货币政策进行了细致的回顾与深入的分析。应该说，正是罗斯福在货币政策方面的锐意改革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实现了经济复苏。”

——达特茅斯大学经济系教授、《国富策：自由贸易还是保护主义？》作者

道格拉斯·欧文（Douglas Irwin）

引言

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与民众

2008年初秋的一天，我正在加州大学历史系的办公室里,一位自称是华尔街某银行高管的人突然打来电话。在电话里，他向我咨询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大萧条期间所采取的经济改革政策与成效。此外，他还想了解一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的经济学理论对罗斯福新政的影响。听完他的述说后，我同意和他谈一谈。

华尔街银行家竟会给一位历史学教授打电话探讨罗斯福新政的问题。可想而知，当时的金融形势恐怕变得实在难以掌控了。

彼时，银行家们正处于极度的恐慌之中。雷曼破产、货币市场基金危机、商业票据市场流动性枯竭等消息已占据了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在当时，我还没有意识到这份恐慌已加剧到了何种程度。直到后来我才听说，时任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的蒂莫西·盖特纳（Timothy F. Geithner）在接到华尔街某顶级投行高管的电话时，竟然命令他不许再给任何人打电话了，因为“无论是谁在此刻听到你的声音，都会吓得把心提到嗓子眼儿”。

此番情境下，就连自由市场的坚定拥护者——时任美国总统乔治·布什（George W. Bush）也向民众传达了这样一个信号——政府对金融市场的干预不仅必要，而且政府相关部门已采取行动。回顾上述表态，恐怕令布什总统真正惧怕的是，如果政府再不及时出手干预，也许自此就没有“自由市场”的存在了。然而，本轮经济危机的破坏力，是我在当时未能预料到的。
1

接下来，我和致电的银行家就罗斯福新政展开了一番讨论。我在谈话中指出，罗斯福总统为提振经济所采取的积极货币与财政政策确是受到了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指引。比较而言，后者的理论学说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影响更为深远。另外，我还提到了自罗斯福新政实施以来所收获的丰硕成果。在新政期间，美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大幅提升，失业率迅速下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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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我已人到中年，记忆力有时难免“怠工”，可即便我没有用笔记下这通来电，却仍清楚地记得这位银行家打来电话的日期。而这其中的缘故，主要有以下两点。

首先，这通电话打到了我在加州大学的办公室。好吧，这说明我在当时还有一台办公电话可用。此后，由于加州政府开始实行其2009财年的预算削减计划，为了节约开支，接受州政府资助的校方撤掉了我办公室内的电话。当然，这样的事可能也没什么值得说道的。不过从宏观经济的视角来看，该预算削减计划加快了市场需求下滑态势，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此时回顾大萧条，可以发现，原来罗斯福和凯恩斯在当时就告诉了我们——紧缩政策将掣肘经济的复苏。

令我记住这通电话的另外一个原因，同时也是更重要的一点，即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仅在2008年秋天的一个很短暂的时间内选择了相信政府，认为政府有能力领导自由市场躲过一场经济危机。正如一位经济学家所写到的：“一时间，所有人都成了凯恩斯主义的虔诚信徒。”但是，人们很快就抛弃了这种信念。到2009年1月，为了进一步提振经济，时任美国总统巴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与他的顾问开始在国会推动一项有关经济刺激计划的法案。遗憾的是，该经济刺激计划注入市场的资金并不足以扭转经济颓势。事实上，能够令市场实现充分就业的经济刺激计划本身就很难在国会取得足够支持，而政府过度干预市场的举动更是被众多议员排斥。当下信奉自由市场的人们，又一次占得了上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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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现代信用货币制度确立以来，通货膨胀成为各国人民都曾遭遇过的不幸，它给各国经济体带来的持久性打击令人胆战心惊。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担忧，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与新一轮“新政”的“蜜月期”很快就走到了尽头。虽然通货膨胀在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并没有到来，但是过于保守的复苏方案令美国经济在此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经受了高失业率与低经济增长率的双重打击。另外，由于当局并没有做出足够的努力，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困境，美国政商两界的公信力也开始出现下滑。

倘若我们在危机初露端倪之际，就效仿罗斯福和凯恩斯在大萧条中所采取的救市举措（特别是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工具的充分运用），那么经济复苏的步伐也许会加快。罗斯福总统在其任内对美国货币制度的修正为经济走出大萧条，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发挥了至关重要作用。时至今日，我们仍能从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中获取宝贵的经验——货币政策不仅可以帮助民众定义个人财富的价值、衡量收入分配的公平性，它甚至能够在国际关系中发挥重要作用。所以，我们不能放任银行家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而阻碍合理的经济政策的推行。与此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个能够真正理解“普遍繁荣”一词的政治领袖。普遍繁荣绝非只关乎经济效率或者商业成就，它还是一个道德命题，对一国的实力与国际影响力都有着重大意义。在当今社会，货币是国家信用的体现，如果我们不相信本国货币能够为本国民众的福祉服务，那就意味着我们质疑民选政府的执政表现。

然而，历史上再没有哪个时期的民选政府，能像罗斯福总统任内的美国联邦政府那样受到如此之多的威胁和挑战。

1933年3月的华盛顿特区一片阴霾，冷雨潇潇。4日的这个星期六，富兰克林·罗斯福正式成为美国历史上第32任总统。民众不顾阴冷天气的阻挠，聚集在国会大厦，等待新任总统发表就职演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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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就职演讲的美国民众既对新一届政府充满了期望，同时也对时局感到深深的忧虑。当时，美国的失业率已逼近25%，生活无着的人们对政府丧失了信心，暴力事件在多地频现。1932年的夏天，就连美利坚合众国的武装部队也爆发了动乱。由于政府承诺的战后补偿迟迟未兑现，“一战”的老兵们便聚集起来，发动了一场对白宫的“战役”：一支由数千名失业的退伍军人组成的“补偿金远征队”被派到了华盛顿特区。他们在市内安营扎寨，要求联邦政府兑现先前的承诺，给予他们生活上的救济。社会的动荡还不限于此：千万美国家庭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被迫与他们的家园和农场诀别，上千家银行纷纷宣告破产。储户对美元价值的信心之坝已经崩塌，他们不断地将手中的纸币兑换成黄金。面对挤兑风潮，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已处在崩溃边缘。

为了平复社会中弥漫的恐慌，罗斯福总统在就职演讲中呼吁美国民众重振信心，迅速行动起来应对危机。他提到，“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一种莫名其妙的、丧失理智的、毫无根据的恐惧，将人转退为进所需的种种努力化为泡影”。接着，罗斯福总统还向美国民众承诺银行家将不再干预华盛顿的决策工作。他声称，“如今，货币兑换商已从我们文明庙宇的高处落荒而逃。我们要以亘古不变的真理重建这座庙宇”。新一届政府将以“比金钱利益更崇高的社会价值的标准”重建这一文明庙宇。

在罗斯福的就职演说临近结尾时，他提到了一项关键的“施政方针”：国家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而这也成为他上任后的第一项工作。为了让“货币兑换商”不再为一己私欲而损害公众利益，罗斯福总统将要打造一种全新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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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美国民众在为新总统就职而举行庆祝游行与舞会之际，白宫里的工作人员已开始了紧张的工作。为挽救全国的金融体系，新抵华盛顿的民主党人与即将卸任的共和党人开始进行合作，商讨方案，草拟法令。就在就职演说隔天的深夜，罗斯福总统已做好签署一道行政指令的准备,但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沃尔特·怀亚特（Walter Wyatt）在这时阻止了他。怀亚特解释说：“今天是礼拜日。如果总统在主日签署法令，恐怕有损就职演说中提到的对基督教的笃信。签字可以暂放一下，反正很快就到周一了。”正是在这份周一签署的指令中，美国联邦政府发布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禁止银行在歇业休假期间对外支付黄金或进行外汇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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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告发布两天后，罗斯福告诉记者，该公告并非只是一时的应急举措，它为一个崭新的、永久性的货币制度开启了新篇章。在新的货币制度下，政策制定者被授予了调控市场中货币供给量的权限，以期借此带领经济彻底走出大萧条的阴霾。紧接着，3月12日，在罗斯福就职首周的最后一天，他通过广播与美国民众进行了直接沟通，而这也是日后一系列“炉边谈话”的开端。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向民众阐释了他的货币政策。他说道：“在我们对金融体系进行重新调整的过程中，有一个因素比通货、比黄金更重要，这就是公众的信心。信心和勇气是帮助我们取得成功的必备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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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看来，经济复苏的重要性远高于稳定美元币值。至1933年夏末，罗斯福总统已向公众明确解释了他的货币政策方针：市场中的货币供给不再取决于国库中的黄金储备，当局将根据国内的物价水平与就业水平对货币供给进行相应调控。另外，只有当上述这些经济指标回归到了合理区间后，政府才会将视线转向外部均衡，为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而采取稳定美元汇率的举措。

随着金本位制在美国开始走向终结，当局对货币的管控开始突破黄金的约束。对于美国民众而言，他们无须再担心国家为了维护金本位制，而以牺牲经济发展动力和人民利益为代价。他们应当相信，美国政府会为了人民的利益而合理地调控货币供给。

其实，早在1929年股市崩盘之前，消费者就已开始收紧开支，零售商为了刺激市场需求，不得不调低产品价格。然而适得其反的是，更低的价格令潜在的买家寄望于价格的继续下跌，进而选择推迟消费。持观望态度的人越来越多，消费疲软，市场因之陷入混乱。到了罗斯福总统就任的1933年，导致美国经济深陷泥潭的症结已昭然若揭。问题不在于企业没有能力进行生产，而是价格的问题导致市场丧失了活力。通货紧缩导致即便商家一再调低商品价格，总需求仍不见起色。人们大多选择持币观望、收紧支出。在当时，虽然工厂的工人仍可以生产出高质量的商品、农田里的收成也甚是喜人，但是价格的持续下跌导致生产企业和农户失去了开展生产的动机。即便忍饥挨饿，工人和农民也不愿做这赔本的买卖。

在经济疲软、内需不振的形势下，罗斯福总统打算利用他的美元政策应对通货紧缩。虽然通货紧缩的恶性循环令民众预期价格将进一步下跌。但是，如果可以通过某种方式调整市场对于美元价值的预期，那么这将为价格下跌踩下刹车，甚至扭转乾坤。这样一来，价格上涨与美元贬值的预期，将令消费者和投资者愿意与他们手中的钱告别。市场活力被唤醒，经济的引擎将被重新发动。

事实上，在罗斯福上任首日，市场预期就已出现转变，价格开始回升。“我们还在（重振经济的）路上。”罗斯福在1933年10月的一次“炉边谈话”中向美国民众重申了金融体系改革的必要性：“我们该如何建造复兴的大厦？这座大厦一旦建成，就不应该只是一座充斥着货币兑换商和乞丐的庙宇，而应该是一座致力于为全体美国人打造，并维护更高意义上的社会正义和福祉的殿堂，是一座促进经济稳健发展的庇护所。”在谈话中，罗斯福总统将社会救济、公共事业、保障劳动者权益方面的立法，以及存放在国民银行中的资金比作这间殿堂的四大支柱。他一再强调恢复物价水平对于提振经济的重要意义。他讲道：“最后，我要再次提及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自3月以来，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措施来恢复物价水平。当下，当局将继续贯彻这一政策，直到工农业有能力为失业者提供新的工作岗位。”之后，罗斯福总统进一步解释了他的经济政策目标，首先是要提高物价水平，帮助经济走出泥潭；其次才是寻求币值稳定。在他看来，在经济尚未实现复苏之前，任何旨在稳定物价的举措都无异于是本末倒置的无用功。“我采取这样一项措施（即黄金储备的‘国有化’）的目的，就是要强化我们对黄金的掌控力。这一举措并非权宜之计。借此，我们国家的货币制度将向有管理的货币制度过渡。”罗斯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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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将他的政策目标清晰地传达给了美国民众，并果断地贯彻起了各项工作方针。在其任职的12年里，货币政策的主导权被牢牢地掌控在政府手中，而罗斯福对货币政策的灵活运用也极大地促进了美国经济的复苏和发展。历史学家查尔斯·比尔德（Charles A. Beard）在罗斯福总统的第二届总统任期内对其做了如下评价：“不论人们如何看待罗斯福总统在执政期间的表现，其政策的一致性一直是为人称道的。这些政策有一个明确的共同目标：首先需要提升国内物价水平，其次才是稳定美元币值。罗斯福总统带领美国人民走出了金本位的桎梏，这看似是一个时代的落幕，实则是一个崭新时代的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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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从一开始就言明了他的经济主张，并一以贯之地予以遵循。目睹了总统签署批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指令的全过程后，美联储首席法律顾问怀亚特不得不承认，“罗斯福总统似乎完全明白金融体系运作的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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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上任伊始，罗斯福总统对货币政策的一系列主张便引起了不少经济界人士的关注，他们不禁纷纷猜测总统对经济问题独到的见解究竟从何而来。一些学者认为，罗斯福总统是从他的顾问们那里获取了必要的货币理论知识，而后通过个人对这些知识的消化理解，将相关理论付诸实践。在总统所发表的有关经济政策的言论中，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家欧文·费雪（Irving Fisher）的部分理论；另外，总统顾问乔治·沃伦（George Warren）和詹姆斯·哈维·罗杰斯（James Harvey Rogers）的经济主张也对其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更重要的是，在其关于购买力水平的发言中，我们看到了凯恩斯理论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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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斯福的批评者总是诋毁其不懂经济运行的机制，但其实罗斯福总统早在青年时代就修习过经济学专业的知识。在用三年的时间修完了哈佛大学本科的全部课程后，经导师推荐，罗斯福又在研究生期间学习了历史学和经济学方面的相关课程。在此期间，他还学习了美国经济发展史、美国铁路经济学、公司治理经济学以及金融学等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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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的学生时代，经济学教授们都在反复强调遵守金本位制的重要性，但罗斯福却选择跳出这一思维局限，对货币制度有了自己的认识。“我在大学里上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课程，”据他后来回忆，“可是我所学到的知识却都是错误的。”罗斯福总统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在成年后，他一直密切关注经济学领域内理论学说的最新发展，并在大萧条爆发之前就掌握了货币理论方面的前沿学术思想。20世纪20年代末，他对美国经济学家威廉·褚凡特·福斯特（William Trufant Foster）和维德·卡钦斯基（Waddill Catchings）的学术主张产生了浓厚兴趣。二人的研究揭示了货币政策在避免经济危机爆发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并建议政府通过扩大支出的方式，提高社会总需求，以提振实体经济发展。可以说，这一经济主张与凯恩斯的思想不谋而合。“通货膨胀固然存在恶性循环，但比它更可怕的是通货紧缩带来的严重社会经济危害。”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在1928年共同发表的学术论文中写道：“社会需要的是可以被国家经济政策引领的有计划性的经济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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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担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正值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最沉重打击的时期。彼时，他将关注的焦点放在了乔治·沃伦和欧文·费雪的货币学说上。二人的研究解释了维持稳定的美元购买力水平的重要性，但这一目标无法在当时的金本位制下实现。1932年，作为总统候选人的罗斯福将诸多经济学领域内的专家招揽进自己的顾问团队，其中就包括经济学家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Rexford Tugwell）。也正是特格韦尔将费雪引荐给了罗斯福，而罗斯福也采纳了费雪在货币政策方面的建议。当然，罗斯福从来都不只信一家之言，他一向善于从广泛的建言中选择对政策决策最有益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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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罗斯福旨在通过货币制度改革实现双重目标：国内经济复苏与国际安全局势稳定。1936年9月，趁美国步入经济复苏的轨道之际，美国政府开始把视线转向国外，美国与英、法两国签署了一项“三国货币协定”。在确保国内货币政策灵活性不受干扰的前提下，该协定约定了三国货币间的汇率水平。此外，美、英、法三方还承诺将通过合作维持三国各自货币对外价值的稳定。正如时任美国国务卿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所言，该协定彰显了罗斯福本人的外交政策主张。三国货币协定的签订对后世有着深远的意义：协定的缔结令美、英、法三国联合起来，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早期的基础。当时，纳粹德国利用操纵贸易和货币价值的手段攫取了巨额财富，并用这笔财富为其扩充军备埋单。不仅如此，该协定还为1944年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召开铺平了道路。数年后，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布雷顿森林召开的会议上，经济上的共同繁荣取代汇率稳定成为缔造战后和平的共同目标。在上任后第一年末，罗斯福总统让美国人民重拾了对美元的信心；而在他整个总统任期的最后阶段，这份对美元的信心已在各国人民中间传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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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某种程度上来看，“新政”的成功得益于罗斯福总统在其12年的任期内始终坚持施行透明、连续的货币政策。可能在公众看来，罗斯福新政的经济复苏计划中最显著的成果是一系列公共事业的开展。然而，“新政”中的货币政策在经济与政治领域所取得的成就，远远超越了“文明庙宇”中其他支柱的贡献。

虽然，“以工代赈”的救济计划确实为失业的美国人提供了大量就业岗位：美国联邦政府及州政府设立的工赈机构为成千上万的失业者提供了形形色色的工作，领取了政府薪水的工人们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了大批桥梁、堤坝、高速公路以及校舍。但相关学术研究表明，相对于大萧条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巨大破坏，这笔财政开支无异于杯水车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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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财政政策的效用并不足以提振经济，不可否认的是在罗斯福总统任内，美国经济的确得到了快速的发展。甚至，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经济快速发展在“二战”期间也并未受到太大干扰。正如一些经济学家指出的那样，即便罗斯福的财政政策无法拉动经济摆脱衰退的泥潭，但是他的货币政策却做到了这一点。到了1945年，一个崭新的、更为灵活的货币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代了僵化的“金本位”制，其为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保留了足够空间。正是罗斯福总统对美国当时货币制度所采取的果断变革，终结了“黄金为王”的时代，为国际货币体系掀开了一页崭新篇章。在这个新时代里，货币政策制定者们有权适时适度地调节市场中的货币供给量，从而达到促进经济发展、实现共同繁荣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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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罗斯福的总统任期，实属危急存亡之秋：他不仅要使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还要通过美国经济实力的壮大抵抗法西斯主义对文明社会的侵犯。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Adolf Hitler）通过卑劣手段登上了德国总理的宝座。罗斯福在当时就认定这个独裁者将会给欧洲大陆的和平产生巨大威胁。罗斯福曾对身边的一位助理提及，希特勒奉行的国家社会主义对美国来讲是“一个邪恶的征兆”。虽然希特勒在当时并没有完全暴露自己的野心，但在罗斯福看来，“希特勒的‘黑巫术’可以召唤出人心底最阴暗的想法，它不仅讥讽他们对艰难生活的隐忍，还煽动了他们的民族仇恨。最终，这种极权统治将击垮理性与正义等文明社会赖以依存的基石”。数月后，罗斯福又告诉另外一位工作人员，在他看来，“纳粹的威胁将极有可能使欧洲陷入另一场战争”。应该说，罗斯福总统已极富远见地认识到，守卫文明社会的重任还将有赖于美国经济的重振。并且，他还预测终有一日，美国将为反法西斯战争输送自己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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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20世纪30年代，对战争迫近的“恐慌”一直萦绕在人们的心头。罗斯福的确在与时间赛跑，但时钟指针的运动速度却由希特勒掌控。一种紧迫感时刻催促着罗斯福总统为推动“新政”所做的一切工作。战前动员、扩充军备、闪电战、大屠杀，希特勒的一步步举动不断放大了西方社会的危机感。一方面，美国要与德国比拼；另一方面，罗斯福也在与希特勒竞争。

经济复苏乏力的可怕后果是国家将无力抵抗纳粹的恐怖威胁。不仅罗斯福总统很早就认识到了这一点，凯恩斯对此也持同样的看法。1933年末，罗斯福总统收到了凯恩斯的一封来信。凯恩斯在信中写道：“您已成为那些力求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弊病的人的委托人。”如果罗斯福新政取得成功，那么文明社会的和平与繁荣将得到维系。如果它失败了，“那么理性的变革将在世界范围内受到严重的损害”。凯恩斯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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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战争阴霾不论，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在国内也遭遇了强大阻力，反对者正是一众向来冷静的金融业人士。在他们看来，真正的威胁始终是通货膨胀，当前面临的严重通货紧缩根本不足为虑。同时，只有金本位制才可能防范通货膨胀的到来。他们中的一些人表示，如果守卫金本位制的后果是物价的持续下跌和经济的日益衰退，那么这也是为了维护币值稳定所必须付出的代价。他们对此给出的解释是：只要货币与黄金保持当前的法定兑换价格不变，那么市场上的货币就将长期保有稳定的真实价值。“我坚决支持金本位制，其他货币制度下的美元都是鬼扯。”有罗斯福的反对者发出了这样的咆哮。在他们眼中，所有抱怨金本位制的人都只是“爱哭闹的、不懂事的孩子”。而与他们的期待相悖的是，罗斯福总统并不去聆听与他们“英雄所见略同”的商业领袖们的建议，却转而投向了那些“不明事理”的大学教授的阵营。“罗斯福一只手擎起了为美国普通民众谋福祉的大旗，另一只手却发起了针对商业部门的渎职调查，这极大地打击了商界领袖们的信心。”一位反对者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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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在任内自始至终都对这些抱怨视而不见，他的确做到了不让银行家们“有机可乘”。他的美元贬值政策，令美元发行走上了一条摆脱国库内黄金储备约束的道路，为国内经济复苏提供了加速器，并为反法西斯战争贡献了充足的物质保障。其执政期间，随着经济的提振，罗斯福总统在民众之中的威望也与日俱增。

虽然罗斯福新政取得了丰硕成绩，但是当今的一些政治家与经济学家却更倾向于其反对者的理念：给经济发展带来最大破坏的是通货膨胀，失业者和背负沉重债务负担的普罗大众需要自己走出经济困境。在他们看来，为了防止国家丧失市场活力与信心，没有人有权对商业领袖的经营决定指手画脚。

大致有两个方面原因导致了人们对于罗斯福新政的不公正评价。一方面，由于引证资料的不可靠性，历史学家往往都将罗斯福的成功归功于他的幸运，而非执政能力。在罗斯福的前顾问雷蒙德·莫利（Raymond Moley）和詹姆斯·沃伯格（James Warburg）撰写的回忆录里，他们详细记述了罗斯福的早期货币思想。而这两本回忆录后来成为介绍罗斯福生平的文章中被引用最多的参考文献。在莫利和沃伯格眼中，罗斯福新政太过激进。因为坚持与罗斯福相悖的货币政策主张，二人在罗斯福就任总统不久就与之决裂。在二人的描述中，罗斯福总统既不懂经济，也易被外界力量牵着鼻子走。这类回忆录中不公正的评述直接影响了早期罗斯福传记的作者对其货币思想的看法。这其中，受到影响的传记作者就包括理查德·霍夫斯塔特（Richard Hofstadter）和小亚瑟·史列辛格（Arthur M. Schlesinger, Jr.）。现今，他们各自撰写的“罗斯福传记”已成为后世学者广泛引用的权威参考资料。当然还有另一种可能，可以用来解释为什么现今有关罗斯福的传记中缺失了有关其货币政策的恰当评述：罗斯福总统过长的执政年限与对大萧条和“二战”等重大事件所费笔墨之巨，已使传记作者没有余力再去认真分析其货币政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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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我们似乎已经忘却了一个事实——罗斯福新政的确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奏效了。我们先来谈谈一部电影。2011年上映的电影《商海通牒》（Margin Call
），讲述了一家面临破产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在2008年金融海啸中自救的故事。影片中，当投行高管陶德［John Tuld,由杰瑞米·艾恩斯（Jeremy Irons）饰演］试图为自己残酷无情的自私做辩解时，他发表了大段独白。“市场崩盘总会发生，”他说，“经济起起伏伏，而身在其中的人们是无法逃脱经济危机的。”接着，他细数了一连串市场爆发恐慌的年份“……1901年、1907年、1929年、1937年”，在此处，他停顿了一下，才又继续，“1974年、1987年……”。在剧中，这只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停顿，但投射到现实经济历史变迁中却意义非凡。1937~1974年的30余年间正是战后繁荣时期，法国人将这段时间称为“辉煌三十年”（les trente glorieuses），指经济增长与繁荣共存的一个时代。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里，罗斯福及其追随者的经济政策在美国乃至世界范围内得到了广泛认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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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战后繁荣的这段时间里，正如一位金融记者提到的，“因为金融体系的发展被抑制，这自然也就抑制了危机的爆发”。随着银行家鲁莽的逐利行为被法律约束、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两大国际金融机构（即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世界各国分享了稳定的经济增长与低水平的通货膨胀给社会带来的福祉。战后，借力于马歇尔计划在欧洲的推行，美国的出口量猛增；随着工业生产的恢复，饱受战争创伤的各国也实现了经济的提振。与此同时，就连从前贫穷的第三世界国家也都在战后取得了经济上的发展。另外，对于陷入严重财政赤字的国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则通过积极的援助和贷款计划帮助其走出困境。此后，一国的经济下行已无法对世界经济造成广泛的影响，即便是美国，也没有这样的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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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70年代中期，美国爆发了一次经济危机。虽然很多批评家将这一轮经济危机的爆发归结为“罗斯福与凯恩斯共识”的失效，但是客观来讲，是不合时宜的政策举措导致了危机的发生。在罗斯福时代，为了确保就业，经济政策选择容忍较高的通货膨胀。正如菲利普斯曲线所印证的那样：失业率与通胀水平呈反向相关。但到了70年代，越南战争和石油危机将美国经济拖入了滞胀的泥潭，通货膨胀与较高的失业率水平又加剧了这种状况。经济危机发展到另一种情景——通胀与失业共存。“虽然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对通货膨胀的容忍曾为美国社会创造了自40年代以来最低的平均失业率水平。时至今日，同样的政策举措带来的却是自30年代以来最高的失业率数据。”一位经济学家在其撰写于70年代末期的报告中提到，这是“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溃败”。对此，奉行凯恩斯主义的学者辩称，正是因为政府没有遵照他们开出的药方，经济才会陷入如此境地。即便凯恩斯的批评者们不时也会承认这一点，但还是有更多的经济学家将政策的失误归因于凯恩斯主义的失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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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经济学研究开始越来越仰仗计量手段的应用。但是，在不切实际的计量模型中，失业率这个变量被解释成了“自愿失业”，而非市场机制失灵的结果。在秉承自由市场理论的学者看来，政府应该放任市场自行消化经济周期的波动。在这一时期，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有关理论受到了广泛的质疑。到1980年，一位知名的经济学家公然宣称“凯恩斯主义已死”。在研讨会上，人们不再认真对待凯恩斯的学说。一听到发言者在做与凯恩斯主义相关的报告，听众们便不免交头接耳、嬉闹窃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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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面对70年代的经济危机束手无策之际，经济学家和政治家均否定了罗斯福总统高超的执政能力，推翻了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推崇。但当他们做出上述草率的判断时，他们甚至不曾想到，正是罗斯福新政的成功才使美国经济走出了大萧条，为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虽然人们总是将当代的经济危机与30年代的那场大萧条做对比，但他们为应对危机而采取的手段却往往借鉴于70年代经济危机的经验教训。出于对通货膨胀的恐惧，经济政策制定者们选择忽视价格水平的真实走向，采取紧缩财政开支，推迟干预等举措。紧缩政策严重拖累了经济复苏的步伐，市场上的投资与消费需求进一步下滑。在真实市场环境中，经济紧缩政策在欧洲各国更为普遍。政府大多将货币价值的稳定视为经济政策的最高目标。为此，他们不惜牺牲就业率，甚至不顾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的威胁。虽然不能说政府和中央银行是完全不作为的，但是他们只在经济深陷危险境地时才草草出手也是不争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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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本轮经济危机之后，学者们才开始重新正视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们指出，在化解本轮危机的过程中，凯恩斯的政策主张要远比那些讥笑他的经济学家的主张更为有效。而新近为他撰写传记的作者也肯定了其在社会经济事务中所取得的成就。显然，凯恩斯并不是一个只会纸上谈兵的理论家，他更是一个为解决现实经济问题而积极介入政治解决方案的行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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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为了构建战后国际货币体系而召开的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凯恩斯同时迎来了他人生中最伟大的胜利与最失意的挫败。事实上，大多数人在关于此次会议的历史回顾中，都不免强调凯恩斯与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哈里·德克斯特·怀特（Harry Dexter White）之间的分歧。而分歧的焦点主要是在他们基于各自的国家立场而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成立所做出的不同的方案规划之上。结果则是，虽然凯恩斯的国际货币体系方案既遵循了学术的严谨性，又为该国际体系的发展昭示了广阔前景，但“怀特计划”由于有着美国巨额财富实力作为后盾，而终被采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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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我们并没有必要过于关注凯恩斯与罗斯福在他们交往的最后阶段中出现的分歧。因为更重要的是，这两个紧密的盟友早在1933年已就货币制度改革达成了广泛共识。而到了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召开之际，这一共识已得到了世界各国与会代表的认可。在罗斯福总统就任以前，国家之间并不存在促进共同繁荣的共识。可以说，这一共识既是罗斯福政府不懈工作的产物，也是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思想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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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凯恩斯的有关思想的确对罗斯福产生了深远影响，但是这并不代表罗斯福的经济主张完全根植于凯恩斯的理论学说。正如经济学家特格韦尔在后来的著作中描绘的那样，虽然“在外界看来，总统是凯恩斯主义的追随者”，但这并不是因为罗斯福通读了凯恩斯的学术著作。在当时，经济学界的学术气氛本就十分浓郁，所有不愿固守旧有学说的学者都在试图为大萧条找到解决方法。这其中，诸多思想家都为罗斯福政府贡献了务实的建言。不只是经济学家沃伦、费雪、福斯特和卡钦斯基，像银行家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与日后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的小亨利·摩根索（Henry Morgenthau, Jr.）都曾为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改革出谋划策。虽然将美国经济在大萧条之后的快速发展归功于罗斯福或者凯恩斯一人的说法很是炫目，正如一位撰写凯恩斯传记的作家曾经说过的：“在公众看来，个人英雄主义所散发的魅力是巨大的。这里没有多余的空间可以包容数位英雄的集体涌现。”但在真实情境下，罗斯福和凯恩斯都需要旁人的协助才能实现他们心中的宏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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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罗斯福的身旁有无数富有才智的学者，但是毫无疑问，凯恩斯占据了一个颇为特殊的位置。早在罗斯福总统上任之初，他的顾问们就看出了凯恩斯与罗斯福在经济主张方面的共性，并试图将这位英国经济学家引荐给他们的总统。一位罗斯福新政的支持者曾期冀有“一种神奇的魔法”能够促成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结盟。可原来，此事并不需要仰赖魔法来实现，时间与信件往来才是美梦成真的工具。在两人正式结识之后，双方又在多个场合有了正式会晤。此后，凯恩斯还以信件的方式向罗斯福传达了他的经济政策建议。在特格韦尔看来，二人的交往中还融合了一些非凡的特质：罗斯福在与凯恩斯交谈时，表现出了一种“不同寻常的直率”。“凯恩斯终究是个局外人，他既不会阻挠罗斯福的任何计划，也不会过于积极地推销他自己的方案，所以总统才会如此放松。”特格韦尔对此给出了这样的解释。但事实上，无论是在罗斯福总统重塑国内经济之时，还是在他考虑是否要给予英国经济援助之时，抑或是在他为战后和平拟订方案之时，凯恩斯都献出了自己极富远见的宝贵政策建议。如果说，我们的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为没有实现他的全部目标引以为憾，那么，他该为有幸能够成为美国总统心目中的灯塔而感到些许欣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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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罗斯福总统对经济学思想的熟稔与凯恩斯对权力运作中实际问题的通透都是超乎后世学者现有认知的。二人在思想上的交相辉映，使他们成功发起了一场货币本位制度的伟大改革。以此到来的经济复苏令商业活动重新焕发生机、重拾希望的民众举起手中的武器英勇地反抗法西斯的无耻侵略、文明社会的安全最终得以捍卫。

回顾历史，我们不难看到，罗斯福和凯恩斯都十分擅长从以往的过错中积累经验、吸取教训。而当我们有幸能够站在巨人的肩膀上放眼整个世界时，我们需要铭记这二人曾经历过的伟大历史，并从他们的成功中汲取有益的养分。在当时，凯恩斯之所以对罗斯福新政满怀信心的一部分原因在于，罗斯福并非他接触到的第一位美国总统，却是唯一一位有胆识、有担当做出变革的总统。早在多年以前，凯恩斯就致力于要让美国人明白，债务与货币工具将在缔造永久的和平中贡献卓越的力量。时间倒回1919年，为了帮助伍德罗·威尔逊（Woodrow Wilson）拯救危机当口的西方文明社会，凯恩斯在当时就提出了一套战后重建方案。

巴黎和会的召开虽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画上了句号，但和会上签署的《凡尔赛和约》（以下简称“和约”）却令巴黎和会成了“灾难”的同义词。和约不仅酿成了（或者说未能终止）中欧、东欧、东南亚以及中东地区日后的诸多麻烦，助长了法西斯主义在欧洲的崛起，带来大萧条，还未能充分考虑到由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俄国为欧洲政治版图带来的新变化。另外，和约的条款更激化了固有矛盾，在一定程度上促使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在很多与会代表看来，巴黎和会恰恰为如何中断和平提供了丰富的案例研究素材。当然，这其中的一些人还是能够抓住机会，从错误中汲取教训，并在四分之一个世纪与另一场大战后学会了如何缔造一个更为持久的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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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英国财政部在巴黎和会上的首席代表，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因在其著作《和约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the Peace
）中准确预言和约的失败而名满天下。和约中协约国向战败的德国施以沉重的经济负担，而凯恩斯对这一部分条款的担忧吸引了读者与批评家的广泛关注。但是，在凯恩斯看来，关键性条款的缺失才是导致和约失败的最主要原因，协约国对德国报复式的和约条款倒在其次。和约中，并没有提及在战后重塑各国之间经济与金融合作的条款。而凯恩斯认为，纳入这方面的条款对于终止激进主义与暴乱在欧洲的散布有着重要作用。显然，和其他与会代表一样，凯恩斯也在周遭看到了即将爆发的革命的征兆。

当时的欧洲，革命已经迫在眉睫。1919年5月1日劳动节这一天，巴黎人民迎来了一个细雨霏霏的清晨和一排排空荡的街道。此时巴黎和会已召开数月，来自胜利国的代表们正在起草和约的条款，重新划定新的欧洲版图，商讨建立国际联盟的可能；而战败的德国人则刚刚搭乘特别专列抵达巴黎。在这里，他们将被迫接受投降条款。无须他们细细思量，和约将带给他们的沉重负担已昭然若揭。

尽管和会的闹剧还在上演，但在劳动节这一天，巴黎这座城市失去了往日的生机。地铁停止运行，火车和巴士一动不动，只是偶尔有一辆出租车在湿滑的街道上疾驰而过。

外国代表们在酒店内醒来，迎接他们的是打烊的厨房，空空如也的早餐餐盘。他们中的一些人走上宽阔的林荫大道，却发现街上一排排的商户门窗紧锁，咖啡厅和餐馆也都闭门谢客。“连利兹饭店都没营业”，一个身处巴黎的美国人写道。而当天的报纸自然也不见踪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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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上七点的时候，城里的供电系统也瘫痪了。巴黎民众纷纷走出家门，涌上街道，在雨中聚集。他们将在巴士底广场、共和国广场、协和广场这些巴黎最负盛名的公共场所会合，而这些广场命名的目的就是激起人们对于革命的鲜活记忆。

原来，巴黎市的工人在此前已达成一致，将于1919年劳动节这一天举行大罢工。也就是在这一天，他们怀揣着革命理想在广场上会合。一些工人在写着罢工宣言的卡片上签下自己的名字。卡片上宣称，为了促成一个公正的和平协定，阻止协约国对俄国发起的军事进攻，工人们将于劳动节当日发起一场为时八小时的罢工运动。在此之前，英、法、美对俄国苏维埃政权先后组织了三次大规模武装干涉。

在大西洋的对岸，当《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
）的编辑们读到有关巴黎罢工者分发小卡片的报告时，他们猛然醒悟：“巴黎劳动节大罢工的全套方案不正仿效了布尔什维克党搞的社会主义做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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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恐怕整套方案还称不上完全是社会主义革命，但是对社会主义的信仰的确促使了一些工人在劳动节当天走上巴黎街头。在过去的数十年里，5月1日这一天已成为国际社会主义者的一个节日，每年的这天，世界各地的社会主义者都会组织大规模的游行、示威活动。而此刻，当官方的和平缔造者们正在这座城市里尝试打造一个全新的国际秩序时，巴黎人民走上了街头，将他们自己对这个世界的期待大声地唱了出来。工人们的宣言在城市街区的石砖楼宇间回响：“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不要说我们一无所有，我们要做天下的主人。”《国际歌》——这首社会主义者的非正式赞歌——在巴黎的大街小巷回荡。

当然，工人们并不是聚集在巴黎街头的唯一一支力量。法国士兵、骑兵连、警察与这座城市的特别守卫者——头盔闪亮的共和国卫兵——同样出现在了巴黎的市井。一年前，德国军队在其最后一次总攻时几近侵入巴黎。如今，法国人把从德国士兵那里缴获的火炮碎片堆积在协和广场。虽然侵略者的枪口已指向天空，但雨中沉默的人群正因恐惧而喘着粗气。法国士兵们已做好与示威民众对抗的准备。在生锈的战利品之间，一挺机枪已被充满戒备的士兵架好，上膛的机枪随时可能向失控的民众开火。

工人们集结在一起对广场的守卫者发起猛冲，他们中的一些人将铃兰别在外套的翻领上，不论男人还是女人都已做好进攻的准备。

工人们与守卫者进行了激烈的对峙，守卫者开始打压示威的民众。警察伙同骑兵将他们向广场外的街道上轰赶，企图将广场上的示威者强行驱散。

但是人群又一次聚集，并再一次发起冲锋。此时，骑兵们已拔出军刀。看到此举，民众们虽难掩惧色，但很快就重整旗鼓。一些人挥舞着红旗，继续反抗守卫者的暴行。他们发起了又一轮进攻。而这一次，消防队员开始用水枪向民众喷射，驱赶示威的人群。

虽然巴黎人民是举着社会主义的旗帜走上了城市的街头，但他们的示威活动还意图寻求一个更好的工作环境与一个公平、持久的和平，而这也正是他们此前奔赴反侵略战场的目的。他们在广场上大声呼喊，追忆着那些为了守卫法国而牺牲在战壕里的士兵。

整个城市开始响起枪声与救护车的尖叫声。在战斗结束后，一些外交官冒险走上巴黎街头。横七竖八的尸体散落在街旁，他们不得不小心翼翼地前行，以免碰触死者的遗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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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巴黎警察与示威的工人们在协和广场展开激烈交战时，美国代表团的相关人员正在广场东南侧的克里雍大饭店内工作，他们正在此处协助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制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和平协定条款。这家平日里豪华的酒店，在巴黎和会期间成了美国代表们驻扎的办公总部。出于安保考虑，工作人员需要出示附有个人照片的通行证才可以进入戒备森严的克里雍大饭店。而在大多数时候，他们都不得不与一众说客共事。一位代表团成员在报告中提及，“这些游说政府的说客大多是享有名望的美国人……他们来到这里的目的其实是确保和平协定中的条款可以保障他们自身的特殊利益”。除了克里雍大饭店之外，还有一些美国外交官则被安排在优雅的马克西姆餐厅内工作。在工作时，他们不得不忍受餐厅的环境带给他们的干扰。银器间互相碰撞的叮当声响与雉鸡、松露和洋蓟酱慕斯等餐点芳香四溢的气味都不免影响到他们的工作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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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1919年劳动节的这一天里，克里雍大饭店内没有了在衣着考究的说客之间维持秩序的安保人员。取而代之的是在饭店外特别部署的守卫队，他们的任务是保卫克里雍大饭店免受广场上示威人群的侵犯。从半掩的窗子随风飘入的也不再是用餐时的饭香与轻手轻脚的声响，取而代之的是火药的刺鼻气味，激战的嘈杂声响与示威工人的阵阵呼喊。

没有了早餐、供电，就连出行都要受限的美国人点起了煤油灯和蜡烛，继续他们的工作。如果他们侧耳倾听窗外的声响，那么他们会知晓，街头示威的社会主义者们正安抚着他们的不安情绪。在《国际歌》的传唱与悼亡战壕牺牲的法国士兵的恸哭中，人群里还不时传来“威尔逊总统万岁”“美国万岁”的高呼。示威的民众知道美国总统已经来到巴黎，他们相信美国人会为饱受苦难的人民建立一个更美好的世界。

与此同时，威尔逊总统的办公桌上的确有一份草案。这份草案初步勾勒了一个战后重建计划，意在保障欧洲的工人们免受过度饥饿与压迫之苦；进而，他们也就无须因生活困窘而走上街头，反抗当局。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正是这份被称作“宏伟方案”的草案的作者。显然，在评述自己的思想理念之时，他从不自谦。

凯恩斯的战后重建方案自然不是呈到威尔逊总统桌上的唯一方案，却是最为周详且规模最为宏大的方案。事实上，为了防止绝望与动乱重新统领欧洲，一些旨在帮助欧洲人民回归正常生产生活的计划已经开始实施。相较于凯恩斯的“宏伟方案”，这些更为务实的计划中包括了由一位犹太裔美国外交官的儿子策划的，向法国运送拖拉机的方案。这套方案的设计者就是小亨利·摩根索，而在当时，他还只是一个苹果园的农场主。

摩根索出生于纽约一个富裕的家庭，是家中唯一的男孩。他曾就读于康奈尔大学，学习建筑与农业发展。1913年，他在纽约州北部买下了上百英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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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农场，并在那里购置了房产，定居了下来。而富兰克林·罗斯福与埃莉诺·罗斯福（Eleanor Roosevelt）居住的海德公园距这里只有几英里。摩根索不久就结识了他们夫妇，并成为他们家中的座上宾。而在1916年，摩根索自己也迎娶了一位名叫埃莉诺的姑娘。

一些了解摩根索家族的人曾表示，小亨利·摩根索之所以选择去纽约州北部发展，是因为他在商界发展得并不顺利。谁知阴差阳错的他却在农场经营方面打出了一片自己的天地。也许摩根索在当时确实对商业不甚了解，但这个看起来有点少年老成的年轻人对苹果生产与驾驶拖拉机倒是极为在行。

1917年，当威尔逊总统出于守卫整个西方文明的目的而决定派美国士兵参加“一战”时，摩根索曾想参军入伍。但由于近视的缘故，他无法得偿所愿。为了响应战争的号召，他充分发挥了自己在农业方面的专长。在与美国粮食总署合作期间，他的工作就包括配给救援欧洲的食品罐头。彼时的美国粮食总署署长正是百万富翁、前矿业工程师赫伯特·克拉克·胡佛（Herbert Clark Hoover）。

此时的法兰西共和国正举全国之力抵抗德军的入侵。其最肥沃的土地被进攻的车轮无情碾过，广袤的农田里尽是阻击侵犯的铁丝网，土地被开沟铲割裂得七零八碎。虽然战争遗留的满目疮痍修复起来分外艰难，所幸法国人民并非孤立无援。“一战”时及战后，美国的食品漂洋过海都被运到了法国人手中，免其忍饥挨饿。

1918年，随着“一战”临近尾声，摩根索盘算着他也许可以再次发挥自己在农业方面的才华，让法国的农户能够迅速恢复生产。他的计划说来简单：向法国运送拖拉机。在达奇斯县自家农场内劳作的短暂年月里，摩根索目睹了拖拉机变得更加灵巧轻便，价格也越来越实惠。这个农业生产的新星取代了辛苦劳作的驴子，令美国农场的生产效率显著提升。就此，他不禁想到，拖拉机的推广也可以为法国带来同样的好处。如果法国农场的收成上来了，美国人就没必要再将粮食成批地运往法国，这为运送其他物资腾出了更充裕的船舱空间。

摩根索进而做了一些简单的算数工作。法国在“一战”中失去了大约1000万英亩的可耕地，而他可以想办法购置1500台左右的拖拉机，这些拖拉机将帮助法国恢复150万英亩的土地生产。这15%的耕地面积只是一个开端，但它为法国更强劲的复苏播下了希望的种子。

摩根索的“拖拉机计划”得到了胡佛与法国政府的支持。他开始着手融资购机的事宜。按照计划，这笔用来购置拖拉机的资金将是一笔贷给法国政府的款项。通过此举，法国的农业生产可以得到恢复，而美国的制造业也收获了慷慨的大笔订单。因此，该计划赢得了美国商界的广泛认可。

1918年春末，摩根索搭乘满载拖拉机的轮船来到了法国。在这里，他将履行自己的使命，将拖拉机正式交付法国农业部门。在巴黎的短暂停留是摩根索与“一战”的最直接关联。听歌剧、外出就餐，他在巴黎享受了一些私人时光。令他惊讶的是，就连声名斐然的克里雍大饭店在此时竟也门庭冷落，住客寥寥无几。但到1919年之初，克里雍大饭店已再容不下一个多余的美国人。来参加“一战”和谈的美国代表挤进了克里雍的每一个房间，而来恳求援助的各方人士则占据了饭店的节节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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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后，欧洲诸国需要更多救助。无论是从经济上，还是从社会其他方面来说，这都远超摩根索“拖拉机计划”的力之所及。早在1919年劳动节之前，暴乱的苗头已在欧洲多地酝酿。1919年2月某日，一个持枪的金发男子走上巴黎街头，他朝法国总理乔治·克列孟梭（Georges Clemenceau）的豪华轿车连开数枪。在场的一些人坚称这名男子是一个蓄谋推翻现有政权的反动团伙的成员，而这个反动团伙企图在法国建立一个布尔什维克政权。与此同时，在战败国和“一战”后新建立的欧洲国家（包括波兰、奥地利、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南斯拉夫、芬兰等）里，大批民众都在食物短缺的境况下艰难度日。据一个彼时正在德国的美国人回忆：“食物供给的短缺与社会的动乱使德国各地涌现出了很多布尔什维主义的追随者。”饱受饥饿之困的中欧和东欧人民在大声疾呼：“我们需要的是更多的食物，而不是政客们不切实际的连篇承诺。”美国总统威尔逊在此事上，也与欧洲民众站在了一起。“布尔什维主义正稳步西进，”他警告道：“它也许无法被武力消灭，但只要欧洲人民能吃到饱饭，那它也就没什么戏可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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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法两国联合起来，试图通过给予民众生活救济的方式，抵抗布尔什维主义在欧洲的势力扩张。1919年3月6日，两国政府在巴黎市郊的9个兵营内开设了贩卖美国食物的商铺。为了能买到纽约的青豆、芝加哥的猪油、堪萨斯州的火腿，巴黎民众在兵营外排起长龙。远离战火硝烟的美国在此，向世界展现了自己的富足。

虽然美国向法国提供了慷慨的战后援助，但是当记者采访巴黎民众对此的看法时，从一位巴黎肉铺商贩那里得到了一个无奈的回应。“是的，我们得到了救援，但这毕竟只是肮脏的美国猪肉。”他说。虽然巴黎民众对这些食物不抱好感，但驻扎在巴黎近郊的兵营一天还是要接待上千位购买者。依靠提供廉价的食品救济，美国人希望以此筑建抵御“红色威胁”的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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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肉铺商贩自然不是唯一一个怀疑美国人动机的欧洲民众。在呈递给英国财政大臣的报告中，凯恩斯谈及，虽然威尔逊总统“极为善于宣扬崇高的理念”，但这崇高理念背后的根本动机根植于胡佛先生制订的输出美国剩余产能的计划（谁让美国人的仓库里囤积了那么多的低质猪肉无处消化呢）。在凯恩斯生动的描写和直截了当的评述中，胡佛的筹谋暴露无遗。“在胡佛先生深夜的噩梦里，成群的猪从他的床单上跨过。这令他坦然地承认了一点：别的麻烦姑且不论，要先把这个噩梦给解决掉。”凯恩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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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胡佛担任美国粮食总署署长期间，他奉行的低价策略为他赢得了消费者称颂的同时，也招来了农民们的反感。曾与胡佛在粮食总署共事过的农业经济学家乔治·沃伦在此事上的看法与胡佛完全相悖。这位身材矮小，戴着一副眼镜的康奈尔大学教授对胡佛在公关上的长袖善舞总是颇有微词，他带着戏谑的口吻将胡佛所采用的公关手段归纳为“爱国、劝诫与责难”。同时，沃伦认为，胡佛的低价政策虽然拉动了市场需求，但从长远来看会为美国农业发展带来更大的麻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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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正是日益增长的农副产品产量催生了胡佛的战后噩梦，而这一噩梦的主角正是过剩的猪肉。胡佛抱着一石二鸟的目的为欧洲提供了大量食物援助。一方面，欧洲人民的肚子的确需要外来救济才能填饱；另一方面，美国的农户也亟须消化他们过剩的产能。但是，在胡佛看来，美国的援助应仅限于帮助欧洲解决他们的一时之需，这其中并不包括货币方面的援助。“孩子仅靠宽裕的零用钱是养不成材的。”胡佛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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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威尔逊总统不时会听取商界人士胡佛以及银行家托马斯·拉蒙特（Thomas Lamont）等人的意见，但他极少与经济学家就经济政策问题展开交流。即便威尔逊总统的顾问团队里有多位社会科学家，而他们撰写的报告中也的确包含了不少经济数据，但他们从未对战后欧洲乃至世界经济的发展远景做出过系统性的分析与判断。在这些分析报告中，他们忘记了回答下列这些问题：在援助欧洲的计划中是否应该纳入金融救助方案？如果纳入，那么谁将成为债权人？谁又有资格成为债务人？借款金额又是多少？另外，为了促进国际贸易的发展，债务成本又以多少为宜？正如被派往欧洲参加巴黎和会的美国外交官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在1919年的巴黎所见：“为了处理‘一战’后世界经济发展面临的如国际贸易管制等诸多问题，英国和法国陆续拿出了很多提案。但是，美国代表团中竟没有相关方面的专员与之对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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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不论是抽象层面还是现实层面，威尔逊总统都没有想到：和平的缔造需要经济救援的辅助。一位曾在白宫与他共事过的官员感叹：“总统完全没有意识到国际经济问题已引起欧洲民众的深深忧虑。”在威尔逊访问欧洲的六个月里，对于邀请他去前线探访的请求，他一直予以婉拒。因此，他也无缘看到“一战”到底是如何摧毁了曾经富庶的欧洲大陆。威尔逊总统也许的确到访了巴黎，但他未能看到整个欧洲艰难处境的真实面貌。然而，学者出身的凯恩斯却造访了前线。正是眼前的衰败景象，令他意识到了构建一个全面的战后重建方案的必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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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执教于剑桥大学经济学系的凯恩斯，其父亦是一位剑桥经济学家（同时也是一位逻辑学家）。因为父亲名为约翰·凯恩斯（John Keynes），小凯恩斯则被取名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自青年时代，凯恩斯就与不少经济学家、哲学家建立了友谊；而后，他更是结识了一众颇具文艺才能与创新精神的知识分子。身形颀长、言谈风雅的凯恩斯拥有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大量阅读各类书籍，热爱跳舞、艺术品收藏和股票投机。他既喜欢与漂亮的青年人交往，也热衷于学术辩论。在他的词典里没有“服从”一词，他痛恨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一战”时，他没有选择参军。值得一提的是，他之所以拒服兵役不是因为贪生怕死，而是出于道义。为了能够继续为国效力，他应征加入英国财政部，为政府的战时工作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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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一战”的硝烟散去之前，凯恩斯就已开始思考如何才能让战后的经济体系回归正常运转。协约国想要尽可能多地从德国身上索取战争补偿，这既是为重建工作融资，也为报复他们的敌人。1918年10月，凯恩斯写下了一些关于赔偿计划安排的草案，在草案中他为赔偿金额的敲定列出了两个不同的算法，而区分的标准则是赔款数额是否将“摧毁德国”。

作为反侵略战争的获胜方，协约国们自然是想要彻底“击垮”德国。但在凯恩斯看来，这种做法不仅将令德国一蹶不振，同时也将损害协约国的利益。道理在于：如果获胜方向德国过度索取财富，那么已被战争拖垮的德国只能先从别处借来资金，才能满足他们的要求。“当前，德国社会秩序一片混乱，人民都在忍饥挨饿。这种情形下，为了避免德国足值赔付战争款项、按期给付就失去偿债能力，协约国需要先向德方提供贷款，以使其恢复社会秩序和生产。”凯恩斯在笔记中写道。这样看来，协约国要回来的不过是他们当初借出去的钱。在经过修改的备忘录中，凯恩斯将他的担忧表达得更为生动：“如果德国想要得了便宜再卖乖，那它首先必须确保自己不会被战争赔款搞垮。”

从另一层面来审视战争赔款问题的话，凯恩斯还担心巨额的战争赔款将破坏国际贸易的正常秩序，影响协约国自身的经济复苏进程。如果德国不得不通过扩大出口为自己凑足赔款资金，那么它必须与英国和法国的出口企业竞争。这样一来，那些本应在“一战”结束后享受到赔款补偿的复员老兵，甚至可能在国内面临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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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抽象的经济体系中，凯恩斯将货币、贷款与贸易视为流量的概念。但是，当他写到“民众的忍饥挨饿与欧洲混乱的社会秩序”时，他想表达的则是自己目睹的战后灾难场景。

在战事的前线，曾经蜿蜒幽静的乡间小路和肥沃的农田里如今布满了还未引爆的炮弹、被烧毁的坦克以及飞机的残骸。收拾残局的工作小组成员（这其中还包括了德军的战俘）把大部分精力花在了填补炸弹坑、清理铁丝网等任务上。在法国的一些乡村，放眼望去，几英里内不见一间房、一棵树，只有被炮弹击中后留下的遍地狼藉。一位美国人写道：“我不知该如何将我此时的感受诉诸文字，词汇是那么无力。这里只剩下无尽的苍凉、阴郁和沉寂。”在一些城市，如兰斯，虽然城中的大教堂依然伫立在一片废墟之中，但是四周的房屋已无法为民众提供庇护。鲜血沾染在古老的石砖建筑上，一幅幅破败的悲凉景象呈现在人们眼前。“一战”不仅夺去了上百万法国人的生命，对于剩下的人而言，它还夺走了他们活下去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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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败国有着同样的惨状。凯恩斯在参加巴黎和会期间，同其他与会代表走访了德国。在那里，他感受到了战争给普通民众带来的巨大灾难。在凯恩斯看来，这是一群“意志消沉却值得尊敬”的人。德国人看起来如此疲惫，他们的精神似乎已被沉重的重建任务拖垮，而物资的匮乏也令他们心力交瘁。“当德国人盯着手中的国家资产负债表时，”一位批评家写道，“他们看到的将是庞大的国家债务与无尽的绝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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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越是思量欧洲的经济现状，他越是坚信——协约国必须做出行动，着手重建欧洲的金融和商业体系。如果他们不选择这样做，那么无疑将摧毁人民对当局的信心，在此般情境下，意在推翻当权者的暴力事件将不难获得民众的支持，欧洲社会将再次陷入动荡。

在凯恩斯这次欧洲大陆之旅中，犹太裔德国人卡尔·梅尔基奥尔（Carl Melchior）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梅尔基奥尔作为金融与经济方面议题的顾问被德国政府派来参加巴黎和会。在凯恩斯看来，梅尔基奥尔向世人展现了“战败者的尊严”。在与梅尔基奥尔共事期间，凯恩斯制订了一个重塑德国经济的计划。在他的计划中，德国将使用黄金储备购买粮食等物资，而非给付战争赔款。梅尔基奥尔也警告与会的和谈代表：如果德国无法得到紧急救助，那么德国将极有可能爆发俄国式的社会主义革命。就连时任英国首相大卫·劳埃德·乔治（David Lloyd George）也坚持认为，德国人有必要用他们的黄金来阻挡“布尔什维主义的威胁”。

凯恩斯早已看到了问题的关键：与摩根索的“拖拉机计划”一样，对德国的紧急援助还只是欧洲经济复苏的开篇。他进而为欧洲和平与繁荣的未来设计了一个更加全面且更为长远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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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经数次修改后，凯恩斯于1919年4月将该方案呈送给英国内阁。他为这一方案取名为“欧洲信用重塑、金融救助与重建规划”（Scheme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European Credit and for Financing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虽然凯恩斯非常重视该方案的设想，但其中涉及的具体数字在他看来并非都是那般重要。经过反复计算，他把政治因素的考量囊括进了整个经济援助方案中。最终得出的援助金额与其说反映了德国需要得到救济的准确数字，不如说它就此理顺了“一战”后西方世界的大国关系。

凯恩斯的计划颇为简单：为筹措重建资金和战争赔款，德国将发行年利率为4%的主权债务。在方案第1项条款的规定下，被战争压垮的德国将使用在债市上筹措的大部分资金支付战争赔款并偿还此前的债务。据凯恩斯测算，战争赔款的支出将占到该笔债务金的70%；另外，还有10%左右的资金将用于偿还德国对北欧国家的原有债务。除此以外，方案中的第2项条款则允许德国政府使用剩余资金购置食物以及生产所需原材料。由于德国的采购计划将最有可能在协约国的商品市场中完成，这样一来，留给德国用于开展重建的资金将有利于同时提振战胜国与战败国两方的经济。

如果凯恩斯没有围绕上述德国发债计划提出进一步的落实方案，那么它的成效将完全取决于资本市场对此的积极性。但事实上，在德国被一场世界大战耗尽了国家力量并最终输掉了这场战争之后，凯恩斯也不甚确信私人买家是否还愿意购买德国政府发行的债券。于是，为了使这些债券能够激发投资者的兴趣，他又为其设置了多道偿付保障。

作为该笔债券的首要还款保障，该债券将被列为德国政府需要首先偿付的债务，享有超越其他负债的优先偿付权利。不仅如此，在凯恩斯的计划中，其他国家也被拉进了德国主权债务的保证人行列：这其中，战败国联合担保的加持将成为该债券的第二道偿债保障。“一旦德国无法按期支付该笔债券的本息，其他战败国将承担起偿还义务。”凯恩斯在方案中写道。这样一来，战败国为了自身的利益也将确保德国能够履行责任。而如果它们选择不分担德国的“麻烦”，那么“国联将对其采取金融或者商贸方面的惩罚”。

再者，如果前同盟国成员在国际制裁的惩戒下依旧无法足额支付债券的本息，那么协约国将担起该债务的偿付责任。在方案的末页，凯恩斯写道：一旦债务出现违约，美国、英国、法国将各自承担总违约金额的20%，意大利和日本各自承担其中的10%，挪威、瑞典、丹麦、荷兰和瑞士则分别承担其中的3%，剩余的5%将由比利时承担。当然，在凯恩斯看来，这其中债务分担的具体比例倒也不妨日后再做商讨。他很清楚，分派额度将是一项颇为敏感的工作，所以他在此处特别备注了“这部分议题暂不做讨论”的字样。

由此一来，该计划为其他战败国以及在和约签订后新成立的欧洲国家发行类似模式的国家主权债券提供了可能。一旦协约国采纳这一方案，被战争摧毁的信用体系将有望重塑，而新建立的欧洲国家中不曾存在的信用框架也将就此搭建。

为了确保债券的按期偿付，凯恩斯的方案将“一战”的战胜国和战败国、债券的债权人和债务人的利益都捆绑到了一起。然而，它所能发挥的作用还不限于此。在这一方案的约束下，该债券将有望摇身一变成为各国债券投资人眼中的抢手货，而“协约国及其‘相关盟友’（指美国）也将乐于接受由该债券筹措到的资金提供的战争赔款”（由于美国是在“一战”即将结束之际才宣布参战，而它遵循的参战条款也与其他协约国不尽相同，故凯恩斯在措辞中将其称为“相关盟友”）。事实上，战争中的军备订单与债务合同的签订已令美国一跃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债权国家，而随着德国债券的发行，不难想见，由该债券筹措到的大部分资金将“跑进”富足的美国人民的口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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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美国人甘于成为德国主权债券的保证人，那么正如一位评论家后来说的那样：这将使美国承担起与自己不相干的责任。但在凯恩斯看来，美国人确有必要担起这份责任。如他所言：“不像其他‘一战’战胜国那样背负着巨额的外债，美国在‘一战’中获取的利益要远远大于它的付出。现如今，它的经济实力甚至比1914年战争爆发之前还要强大。”

对于美国而言，即使发生最糟糕的情形，即凯恩斯为债券偿付所安排的一道道保障都失去了效力：德国无法支付债券本息；在国联制裁的压力下其他战败国仍无力代为偿还；同时协约国也不愿承担债务保证人的责任，那么美国所需背负的也无非只是提案中约定的20%的债务偿付责任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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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与此同时，该提案却促使美国能够积极投身参与进确保该债券按期、足值偿付的工作当中。为了保障战败国能够如期履行债务责任、让国联的制裁对其他战败国构成强有力的威慑，美国方面将在战后世界重建的工作中发挥更积极的作用。应该说，凯恩斯的初衷并非是要把美国强行拉进该计划，他旨在诱导美国在国际事务中充当领导角色。如果美国只是单纯地将债权明细登记在册，它的着眼点将只停留在自己的债权人权益上，而它的影响势力也将从大西洋对岸撤回到本土。

在提出重振欧洲经济计划的同时，凯恩斯还就国际货币问题提出了一个新颖的提议。在文中，凯恩斯提到：具有发达的国际贸易网络的强国所发行的货币已有可能充当国际贸易往来和金融合作中的结算工具。可惜，碍于金本位制在人们观念中过于根深蒂固，这种可能还需要一代人的努力才能成为现实。

在英国政府的高层看来，凯恩斯的方案极具说服力。时任财政大臣的奥斯丁·张伯伦（Austen Chamberlain）称其为一项“缜密、全面的计划”。他进而将该方案呈递给了首相劳埃德·乔治，随方案一并交给首相的还有张伯伦亲自撰写的言辞恳切的推荐信。“我将毫无顾虑地向您推荐这份方案，”张伯伦写道，“它将为饱受战争创伤打击的欧洲国家提供重振经济的资金支持。不论是对协约国而言，还是对战败国和在‘巴黎和会’后新成立的国家来说，这都是莫大的帮助。此外，国际联盟也将在其中发挥重要作用。‘战后世界的重建工作’成为即将成立的国际联盟的首要任务，而其对无法履行还款义务的国家的惩戒安排增强了债务国的还款意愿。”该计划不仅确认了战争赔偿金的还款来源，并为战后重建工作提供了资金支持。这样一来，德国也就甘于接受和约的条款。“否则德国人可能会因为陷入深沉的绝望中，而拒绝达成任何和平的协定。”张伯伦说。

张伯伦在信中还强调，这一计划“将同样给美国带来好处”。对比欧洲，美国人需要找到消化国内过剩产品的通道。虽然欧洲民众亟须从国外进口粮食和其他物资，但他们的口袋里没有钱。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美国想要推动出口贸易的增长，他们不得不先贷款给欧洲。倘若没有凯恩斯的信用重塑和金融救助方面的方案，美国人给欧洲的借款就只能建立在“单一国家的信用之上，但这信用遭战争蹂躏而失去了可靠的价值”。凯恩斯用共同担保的形式取代了一国的单一信用，“这一承诺是当今世界各国所能提供的最稳固的偿债保障。”张伯伦如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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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劳埃德·乔治采纳了张伯伦的建议，并将凯恩斯的方案转呈给了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在随附的备忘录中，劳埃德·乔治大段引用了张伯伦对该方案所做的评述。而首相自己则做了下述批注：如果没有凯恩斯提出的这类金融救济方案，那么民间资本市场将永远不会为战后重建与国际贸易体系的重塑提供充足的资金。商业银行不仅太过谨慎，其所能提供的信用额度也太小，它们需要政府的支持与担保才敢于在如此巨量的规模上开展这种高风险业务。正如劳埃德·乔治所言：“战后信用重塑的阻碍在于，这其中的规模和风险都是私人企业所无力承担的。”不仅如此，私人银行一边惜贷，一边将资金投入到了那些最稳健的项目上。而这类项目正是在当前紧迫的经济大环境下，最不出力的贡献。“一个国家的经济越是衰败或者它越是处在社会主义革命的动荡当中，它越是亟须得到外界的援助。但在这种情形下，它所能得到的民间资本却远远不足以帮助其摆脱困境。”如果西方国家的领导人希望国际借款不只发挥其赚取利息收入的作用，如果他们希望可以借助资本的运作而有效抵抗激进主义势力在欧洲的蔓延，那么他们务必要确保资金投向了最需要它的国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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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威尔逊总统思量这一提案之际，德国派来参加和会的代表已抵达巴黎，他们打算在此接受协约国起草的和平条约。但是，劳动节大罢工和巴黎暴乱不只惊扰到了官方的和平缔造者，暴力冲突已在欧洲大陆之外的地方酝酿。在美国，一系列针对记者与政治家的邮箱炸弹事件引起了人们的警觉。幸亏一位邮政职员及时发现了包裹内的炸弹，从而避免了它们被全部邮寄到民众家中的后果。如果有哪个年份，值得人们去认真想一想旧有西方社会制度崩溃的可能，那么被“布尔什维克革命风暴”吹过的1919年春天，正是这样一个时刻。

如果威尔逊总统对文明的脆弱性还抱有一丝的忧虑，那无疑他将这份担忧掩饰得很好。他在没有提出任何替代性方案的情况下，拒绝了凯恩斯的提案。威尔逊总统这样做的确有他一定的道理。事实上，美国民众以及国会代表们都不会赞成这一提案。

虽然饱含对在“一战”中抛头颅洒热血的美国人的敬仰，但在当时，更多的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是一个错误。即使美国士兵只是在战争结束前的几个月才踏上了欧洲的战场，但他们同样经历了现代战争中最残酷的一面：化学毒气的使用、机枪的疯狂扫射、阵地战的对抗，每一次战役想想都令人胆战心惊。他们中的一些人,如年轻时曾在波士顿老家的五金店打工的哈里·德克斯特·怀特,从“一战”战场回来后，都已找不回昔日的那个自己了。战后，怀特想尽办法帮助在战斗中受伤的战友和他们的家属，他甚至经营了一家专门接纳“一战”阵亡士兵子女的家庭收容所。对于其他美国士兵而言，他们珍视在前线所经历的生死考验，但绝不想再与挑起这场战争的国家发生任何纠葛。心怀此念的人不在少数，这其中就包括了“一战”美军炮兵上尉哈里·杜鲁门（Harry Truman）。从和会谈判之初，杜鲁门和其友人就巴不得它尽快结束。他们不主张美国加入任何永久性的国际组织，也并不关心布尔什维克势力会向西扩张或者欧洲社会动荡的持续蔓延。“我们他妈的才不管俄国究竟是被红色政权统治，还是压根儿就没有政府。不论那些欧洲人是想要屠杀他的仇敌还是他自己的首相，这在我们看来都没两样。”杜鲁门在回忆起当时的情景时，做了这番表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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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像杜鲁门这样的美国人的意见，威尔逊在给劳埃德·乔治的回信中解释道，凯恩斯的方案“从美国人的角度来看，并不可行”。为了偿还战争账单，在过去的两年间，美国政府大举发行国债，并提高了民众的税负。“即便对经济上还算宽裕的联邦政府而言，这些债务也是难以承受的。”威尔逊写道。另外，总统也不认为自己有能力说服国会“使用美国联邦政府的信用为‘流着欧洲血液’的债券担保”。据此，他表达了自己的期望——“愿常规的民间融资渠道能够为重建工作筹措到足够资金”，但这条路早被劳埃德·乔治和张伯伦视为无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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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逊在信中还提到，在下决定前，他听取了美国财政部助理部长诺曼·戴维斯（Norman Davis）与J.P.摩根公司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的意见。闻此，不想轻易放弃自己方案的凯恩斯找到了戴维斯和拉蒙特，企图游说二人接受该方案。在知晓自己的方案在美国民众之间激起了“强烈的反对呼声”之后，凯恩斯败兴而归。而戴维斯与拉蒙特也因与凯恩斯就此事进行的商讨而遭到了“正式控诉”。甚至，就连在私人场合，这一方案也成为谈话的禁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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彼时，凯恩斯还未意识到与拉蒙特的谈话会是一种徒劳。原来凯恩斯费心拉拢的恰好是自己方案的坚定反对者。事实上，正是拉蒙特为威尔逊总统撰写了那封拒信。所以，当威尔逊总统写到希望通过“常规的民间融资渠道”满足战后的重建需求时，实际上这正是民间资本大鳄自己的期望。华尔街的银行家们不仅成功游说了华盛顿，还充当起了总统的口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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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看来，拉蒙特对凯恩斯方案的否定不单是鉴于美国政治的阻碍，他是将摩根集团的利益作为了考虑此事的出发点。1919年6月，在确保凯恩斯的方案不被采纳之后，拉蒙特在国际金融市场中看到了一个绝佳的并购机会。这一并购计划若能实现，那么它将为J.P.摩根公司带来被后世称为“协同效应”的好处。此前，J.P.摩根公司已经在美国的钢铁和铁路行业实现了寡头垄断。可以说，通过横向并购从而防止同业竞争正是摩根公司的专长。而在此时，拉蒙特试图通过并购英国某商业银行的方式实现J.P.摩根公司在国际金融行业的垄断地位。为此他写信给英国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Robert Brand）。在信中，拉蒙特提到，如果英美之间展开竞争，“那么你我都只能赚取更少利润，”“这个计划将实现你方业务平台与我方信贷资源的有机结合。”为了进一步说动布兰德，拉蒙特这样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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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英国银行家决定不接受他们富有的美国同行的收购邀约。即便英国方面选择采纳拉蒙特的提议，这一国际金融寡头方案也将在美国国会被毙掉，而它在众议院“赢得”的反对票数想来也不会比凯恩斯的“金融救助计划”要少。

如果凯恩斯的提案不大可能获得美国选民的支持，那么拉蒙特的“J.P.摩根公司扩张计划”听起来就更加糟糕了。事实上，对于美国中西部各州的民众而言，他们不只对欧洲诸国不抱好感，对国际银行家们更是深恶痛绝。摩根公司的铁路垄断对美国南部和西部的农民收取了高昂的运输费，正如当地的政客所言，摩根公司的这种做法无异于敲诈。在当地选民心中，国际银行家都是一群利欲熏心的家伙。而当地的参议员发起了一项针对银行家的调查，他们怀疑是银行家们出于牟取战争暴利的目的才选择游说美国参加“一战”的。

在当年，无论是凯恩斯的计划还是拉蒙特的提案都被搁置在了一旁。和约中没有任何关于重建世界经济的安排，而凯恩斯眼中的“宏伟方案”最终也被归入了“战后本可能实现的愿景”的范畴。成立国际金融组织与打造崭新的世界货币的想法，直到大萧条和“二战”重塑了人们对货币的观念之后才被付诸实践。然而幸运的是，凯恩斯得以亲历他的理念被转化为现实的过程。在这漫长的20余年间，我们还需要等待一位新的美国总统。他需要具备下述两个要素才能完成这项伟大的事业：首先，他要对自己的经济主张满怀信心；其次，他还要能够深刻体悟一旦改革失败将给人民带来的可怕后果，从而竭力避免这样的情形发生。而在当下，就连迫在眉睫的社会动乱也无法撼动美国民众的想法。

在劳动节大罢工的几天后，几经讨论的和约即将付梓印刷。一些美国人对此十分乐观，时任海军助理部长的富兰克林·罗斯福就是他们中的一员。在战后，罗斯福作为美国政府谈判团的成员被派往巴黎。他与妻子埃莉诺分享了自己对和约的期望，他真挚地相信持久的和平即将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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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的文稿在5月的一个清早被递给赫伯特·胡佛审阅，看过和约中的条款后，他整日心绪烦躁，甚至夜不能寐。在和约条款的约定下，他确信，“欧洲将永远等不到经济重振的那一天”。他警告世人，如果德国彻底走向了崩溃，那么反动分子或者共产主义者将掌控局面。“这两种可能中的任何一种都会导致政治上的灾难。”胡佛声称。他为此闷闷不乐地走在巴黎街头，路上竟碰到了凯恩斯。二人感慨和谈的最终成果，不禁唏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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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和会的结束令世间又多了几位“悲剧预言家”，他们中的每一位都预言了一个不同版本的灾难故事。在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看来，和约未能正视新兴苏联政权将给西方世界带来的冲击，而美国人威廉·布利特（William Bullitt）也和他持相同的看法，后者更是在“二战”后成为旗帜鲜明的反共分子。除此以外，一些关心贫苦人民的预言家则看到了日后民意的激愤与人们更加困苦的生活。不论是越南的共产党人胡志明、争取阿拉伯独立事业的英国人托马斯·爱德华·劳伦斯（T. E. Lawrence），还是美国人权领袖威廉·梦露·特罗特（William Monroe Trotter），他们都从自己关注的事业出发，看到了种族压迫的阴霾。在随后的数十年里，世界历史的发展变迁将印证这些预言的正确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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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向世界发出了自己的警告，但是没有哪个人像凯恩斯这般尽力。他大声疾呼，并将警告诉诸笔端。1919年，在和约公布后的几个礼拜，凯恩斯一回到英国就立刻投入到了《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的撰写工作。而后，该书于同年12月出版。该书的发行使凯恩斯成了预言和约失败的最知名的悲观者。在书中，凯恩斯不仅提到了巨额赔偿金将给德国的战后重建工作带来的沉重经济负担（事实上，这一观点他已经在巴黎和会上反复提出），他还详尽说明了这份和解协议中那最引人注目的缺失。和平的缔造者们不但让饱受战争创伤的欧洲继续深陷困境，如何促使胜利国在战后开展有效合作也同样不在他们考虑的范畴以内。“和约不仅没有在协约国之间促成任何有效的联盟，其中也没有提出重塑法国与意大利混乱的金融市场的任何举措，更别提要重新打造一个国际新秩序的任何构想了。”凯恩斯在书中还写道。

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凯恩斯将自己对和平缔造者的警告立字为据。“欧洲民众的饥寒交迫与社会秩序的分崩离析就发生在他们眼前。”凯恩斯写道。巴黎和会的与会者们分明是看到了眼前的灾难前兆——他们走访了被战争摧毁的欧洲村镇（除了拒绝去前线参观的威尔逊总统）、他们看到了在街头发动暴乱的穷苦工人，也见识到了武装镇压民众的残酷。政治危机在欧洲左右翼两方阵营同时酝酿，看不到希望的人民威胁将以“牺牲文明”的代价来换取生存的希望。

整个20世纪20年代，战争欠款成了欧洲各国资产负债表上的沉重负担。面对堆积如山的账单，曾经的交战双方都无暇将资金用于战后重建。外交官与金融家忙碌地奔波在各国之间，试图让倒下的信贷体系重新恢复运作。但是他们的努力已来不及挽救即将陷入泥潭之中的欧洲。贷款的违约、银行的挤兑、恶性的通货膨胀，经济的残败现状已令人民完全失去了对本国货币的信心。

在战争期间，年轻的美国人爱德华·伯恩斯坦（Edward Bernstein）曾被父亲领去银行，他打算将手中的一些法国硬币兑换成美元。伯恩斯坦记得，那法国硬币仿佛彰显了法兰西帝国的全部辉煌。由黄金打造的硬币上面，铸着拿破仑的肖像。据伯恩斯坦后来回忆，他在那时候就知道：原来一张法国银行券的价值并不可信。事物的理论意义与真实情景的割裂给幼年的伯恩斯坦留下了深刻印象。“1法郎的银行券并不等同19美分的价值，但是这些金币却值得起这个价钱。”他说。

成年后就职于美国财政部的伯恩斯坦有幸与经历了“一战”后这段历史的人们共事。这一次，他们将要跨越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完成那些未竟的事宜。伯恩斯坦将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及罗斯福、丘吉尔、杜鲁门、摩根索一道，开启国际金融秩序的崭新篇章。而这一切，将以美国脱离金本位制为开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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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英亩≈4046.86平方米。——编者注

1933年3月5日星期天的一早，一架飞机正从纽约伊萨卡岛飞往华盛顿特区。这架飞机与六年前由查尔斯·林德伯格（Charles Lindbergh）驾驶的飞跃大西洋的单引擎飞机是同一机型，但这一次，它肩负了一个不那么崇高的使命——搭载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乔治·沃伦飞往华盛顿。经济学家这个职业在当时来说十分可笑。在美国遭遇了严重的经济萧条之后，这已不再是一个受人尊重的职业。

此前一天，在新任总统的就职演讲上，沃伦听到了一个令人振奋的消息。罗斯福总统告诉全体美国人“唯一值得我们恐惧的就是恐惧本身”之后，又提出了一系列旨在提振经济、救济民众的举措，这其中包括承诺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沃伦清楚，当总统在措辞中将“充足”置于“健康”之前，言下之意是美国将脱离金本位制。
1

“一战”期间，这个小个子的教授指责赫伯特·胡佛在应对物价危机时说得太多却做得太少，而胡佛在其总统任内的执政表现也的确印证了沃伦的批评。20世纪20年代后期，美国迎来了更加严重的经济危机，但共和党人执政的联邦政府依旧选择让商业活动的经济周期自行修复现有问题，响亮的口号远多于实际行动。因此，沃伦把救助美国经济的希望放到了胡佛的继任者罗斯福身上。

沃伦在其职业生涯中，从未甘心只充当农业经济学家的角色，他还是一位积极捍卫农户权益的社会活动家。虽然习惯身着三件套西装的乔治·沃伦甚少从事体力劳动，他日益隆起的肚腩也让他看起来不像一个“农民的儿子”，但他却有着和农民相同的信念。尤其是，他和农民一样，都深信是金本位制正在损害农户的利益，他甚至将自己比作“金本位制的审判者”。沃伦的父亲是一名金矿矿井工人，可惜并没有挖到足够维持全家生计的黄金，少年时代的沃伦不得不靠打工才能维持学业。于是，成年后的沃伦投身于揭示黄金与物价水平关系的数据库中，致力于数据的挖掘和分析工作，企图找出当时经济危机的出路。

多年来，美国的农民都坚持认为是有限的黄金供给与节节攀升的粮食产量二者的共同作用导致了农产品价格的不断下跌。随着新增耕地的不断开发、机械化耕作手段的运用，农作物产量一直在增长。与此同时，勘矿人员在世界各地探明了不少新的黄金矿藏，提炼手段的进步也使人们能够从矿石中提取出更多黄金。特别是，19世纪末的“育空金矿大发现”以及氰化物在冶炼过程中的应用，都显著提升了黄金作为通货在市场中的流通数量。但是这些有助于提升黄金供给的“催化剂”却并不常有，更别提要黄金的供给跟上美国农场扩张的步伐了。

在当时，就连“一战”期间的资源短缺也没有阻碍农作物的产量持续增长。伴随不断提升的产能的是战争结束后农作物价格的不断走低。1蒲式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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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麦的批发价在1920年达到了峰值3美元左右之后，一路狂泻。到了1921年，1蒲式耳的小麦只能卖出1美元的价格，而其他农作物的价格也遵循了这一走势。而在此期间，农民手中的抵押贷款和其他贷款的利息却只出现了微调。20世纪20年代的10年里，美国的贷款利率水平不降反升，甚至比“一战”时期还要高一些。在经济学家欧文·费雪看来，是高昂的债务成本与通货紧缩导致了经济衰退的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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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从事农业生产的人数达到了美国全部就业人口的1/5，影响农业的问题势必将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不断走低的农作物价格将导致这个国家里20%的消费者的购买力水平下滑，日益贫穷的农民们拖累了整个国家经济的发展。
3

1926年，乔治·沃伦向执政的共和党政府发出警告。他认为，面对农民收入的持续下跌，这个国家亟须采取必要措施。如果政府不采取“干预的手段来重建物价水平”，那么价格将不可避免地持续下跌；而最终，“某些突然发生的、猝不及防的、难以预料的‘行动’将彻底扰乱社会的正常秩序”。但在当权者看来则不然。正如时任总统卡尔文·柯立芝（Calvin Coolidge）所言，“从长期来看，价格会随着市场供需的波动回到其合理区间”。对此，《华尔街日报》（Wall Street Journal
）的专栏作者也做出了附和的表态：通过政府干预而促成的价格抬升只会导致“泡沫经济”的到来，当泡沫被戳破后，经济将走向崩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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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29年，股市的大崩盘应验了沃伦的预言。在随之而来的经济衰退中，农民们的购买力遭遇了比以往更加沉重的打击。一些关注农业问题的学者和政界人士纷纷呼吁政府采取强制手段，干预农业生产。他们希望联邦政府出台法规，让每一户农场辟出一部分土地，用作休耕。据他们推断，农业减产将有助于农产品价格的回升。

回到1933年3月5日这天，沃伦搭乘飞机俯瞰下面的农田，觉得格外整洁秩序。显然，清晰的农田规划使“休耕计划”更易于操作。

但令沃伦担心的是，由于行政管理机制的复杂与低效，政府干预手段恐怕不能发挥其预期效果。考虑到持续放大的政治极端主义风险，他将经济复苏的希望寄托在了其他一些立竿见影的改革举措之上。沃伦认为，正是通货紧缩让纳粹在战败的德国有机可乘。事实上，就在我们这位经济学家搭乘航班飞往华盛顿的当天，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正企图通过国会大选增加其领导的纳粹党在国会中的席位。在亲手炮制了“国会纵火案”之后，希特勒逮捕了大量反对他的德国共产党人，并极力地压制了德国社民党的政治力量。与此同时，他还蓄意煽动了德国民众的反犹情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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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预期新一届政府将通过货币贬值的手段提高物价水平。此举既无须提高政府开支，又不至于引发政治极端势力的暴动。在有计划的通货膨胀安排下，罗斯福有望扭转经济长期通货紧缩的态势。

事实上，早在飞往华盛顿特区之前，沃伦就和这位新总统有过交集。在罗斯福任纽约州州长期间，沃伦就为罗斯福提供过政策建言。另外，他与小亨利·摩根索——罗斯福的邻居与政策顾问——亦是旧相识。在沃伦看来，他比任何人都了解罗斯福的货币政策意图。并且他确信，总统也正需要他的帮助。

人们陆续从总统一侧听到了相同的说法——通货膨胀即将到来。那些决心捍卫金本位制的人对此也不感到意外：毕竟，美国的农民与他们的“代言人”已经对金本位制发起了学界与政界的合力围剿。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们此时已摩拳擦掌，准备为他们的“信仰”而战。

大多数经济学家都清楚，自19世纪以来，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才先后过渡到金本位制。但自此以后，它就被当作是一种最理想的币制，仿佛它由来已久，根深蒂固。在金本位制下，任何一笔商业交易都好像拥有了“点石成金”的魔力：一蒲式耳的小麦、一张火车票、挖一条沟渠的劳动、一件等待清洗的衬衣、一桩法律诉讼案件、一位需要医治的患者——通过纸质钞票与黄金之间的自由兑换，所有商品与服务都将转化为那宝贵的稀有金属。而在国际金本位制下，黄金作为国际通用货币，确保了国际贸易的正常开展。只要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比价稳定，商人们就不必担心货品在海外销售的汇率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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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本位制国家，人们可以将手中的黄金交由银行保管，而银行券的发行则确保了个人手中黄金的安全。而在必要时，任何持有银行券的人，都可以在需要时“召唤”出黄金。然而，这一“炼金术”需要魔咒似的特殊语言才能焕发出奇迹般的魔力。在美国，直至19世纪上半叶，国会才为银行券的发行提供了法律保障。在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总统任上，在对原有《铸币法案》修订后，美国国会颁布了《1834年铸币法案》，自此美国确立了较为健全的银行券发行制度。

按照法案中相关条款的规定，1美元的重量为25.8格令的标准黄金，而1盎司的纯金则价值20.67美元。由于标准黄金的成色为90%，480格令等于1盎司。所以这样算来，1盎司标准黄金的法定价值为18.6美元。

在当时，国会之所以颁布这一法案，实则是为了支持执政的民主党政府发起的旨在遏制美利坚合众国第二银行（以下简称美国第二银行）过度膨胀的金融势力的政治斗争。在当时，作为南部与西部农民利益的代言人，由民主党人执政的联邦政府力图削弱东部强大的金融势力，而美国第二银行的联邦营业执照正是他们攻击的目标。在联邦营业执照的“庇护”下，本属私人金融机构的美国第二银行成为美国财政部的国库代理人，充当起美国中央银行的角色。同时，联邦特许状赋予其吸收政府存款，以及将公共资金用于自营投资的权力（而政府却只能从投资收益中获取较低的年息回报）。除此之外，美国第二银行还享有根据自己的经营发展需要发行货币的权限。

支持杰克逊总统的农民们对美国第二银行的日常运营充满了怀疑与不信任。这其中主要有两点原因。其一，总部位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美国第二银行是一个由美国城镇居民（特别是东北部商业人士）组建的精英机构；在农民眼中，这根本是一个不考虑民众疾苦的特权机构。其二，美国第二银行的纸币发行权限缺乏公众监督机制。

在当时，民主党人断言，正是美国第二银行的不当操作加重了商业活动的经济周期波动带给美国经济的打击。当经济处在上行期时，美国第二银行往往采取扩张的信贷政策，而宽松的货币政策无形中助长了借款人的投机心理。为追逐高额回报，他们将资金投入风险更高的项目中。这种顺周期的信贷政策将越来越多的资金置于回报无望的风险投资中，进而加剧了泡沫破裂后对市场的冲击。随着投机行为与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持续推进，银行券的价值开始受到谨慎的人们的怀疑。很快，这份谨慎转变为胆怯，接着又发展为恐惧。而最后，恐慌的挤兑将一触即发。

对纸币价值的信心瓦解迫使储户挤入银行换回他们的黄金。为了确保银行金库内有充足的流动性可以应对储户的挤兑，信贷人员不得不向贷款人催账，并暂停新贷款的发放，银行信贷资金骤然收紧。在此情境下，经营难以为继的商户先后宣告破产。但是，只有经过了这一段市场自行修复的时间，正常的信贷发放才能恢复。届时，在经历了众多企业的破产清算之后，就连行事最为谨慎的投资者都能发现有利可图的价值洼地。事实上，在美国第二银行肩负着美国中央银行责任的数十年里，美国就曾遭遇过上述经济周期波动的打击。

为缓和美国第二银行的不当信贷政策带给经济的冲击，杰克逊总统的支持者提出，要剥夺美国第二银行的货币发行权限，取而代之的是以黄金储备为基础的美元。通过调整美元兑换黄金的比价，民主党人希望可以实现金铸币在市场中的流通，并终结银行券的发行。基于上述考虑，《1834年铸币法案》应运而生。依照该法案的规定，1美元的重量为25.8格令的标准黄金，而金铸币与银铸币的法定比价则为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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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承想，杰克逊总统提出的这一理想化的法案还面对另外一个现实窘境。由于在该法案的规定下，银铸币与金铸币的比价由原先的15∶1调整为16∶1，这导致银铸币的法定价值低于其在国际市场上的市价。于是，人们纷纷将手中的银币兑换成了金币。这也就意味着，现如今市场上缺乏币值较低的银币的流通。在当时，一名普通的工人每周只能赚取7美元。可法律允许流通的金币的最小币值却为1/4的鹰币，相当于2.5美元。这样一来，市场上缺乏充足的低面值硬币来支付工人们的薪水。原本意在遏制银行券过度增发的法案却又给自己制造了一个新的麻烦。于是，为满足市场对低币值货币的需要，纸币的发行又有了其必要性。此后，随着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的兴起，黄金供给大幅提高。在新的《1849年铸币法案》的规定下，美国铸币局才开始发行面值为1美元的金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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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杰克逊总统的“币制实验”将货币发行权从银行家那未经监管的手中夺走，却又使它陷入了宏观经济环境的摆布之中。如果说，从前的银行家的确干预了物价水平的涨跌；那么现如今，是黄金供给数量夺走了这项权力。而在下一次有关货币制度的争论中，虽然两方阵营的势力构成并未发生变化，但是攻击对方的“武器”已易主。民主党人在新一轮的争论中，将举起废除金本位制的大旗，而共和党人则全力捍卫起了金本位制。

在19世纪60年代的南北战争期间，为筹措战争经费，北方政府授权财政部发行了一种无息“即期票据”。因其底色为绿色，故而得名“绿钞”。接着，在此后的十来年里，信用货币本位制——“绿钞本位”——在美国得以确立。与此同时，黄金本位则作为非官方的货币本位，在民间的交易中被广泛认可。在当时，黄金与绿钞之间并没有明确的法定比价，二者的比价是由自由市场决定。另外，按照《国民银行法》的规定，由政府指定的州立银行发行的国民银行券也可以在市场中流通。

随着南北战争的落幕，“绿钞本位”也走向了终结。彼时，虽然公共舆论掀起了一股对“绿钞本位”的支持浪潮，但大多数人还是认为政府有必要恢复此前的金本位制。最终，这一申诉在1879年得以实现，美国的货币制度重新回归金本位制。

此后，随着西部土地大开发与机械化耕作手段的引进，在农业产量不断攀升的同时，农民口袋里的钱包却越来越扁。他们一边希望粮食能卖出个好的价钱，一边还盼着能享有低廉的贷款利息。借此，西部各州纷纷发出了对廉价货币的呼唤，支持“白银自由铸造”言论的呼声不绝于耳，虽然这股声势不足以撼动黄金作为本位币的地位，但为货币本位的争论增添了一丝不确定性。

抱着赢得西部各州民众票的目的，民主党在1896年推举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为其总统候选人。出生于“草原之州”——伊利诺伊州的布莱恩在其著名的《黄金十字架》演说中对支持金本位制的债权人喊话：“你们不能将布满荆棘的王冠压在劳动者的头上，你们亦不能将人民钉死在黄金的十字架上。”为了修复经济萧条，民主党拿出了自己的良方——实行金银复本位制，放宽银元的自由铸造。

对此，银行家们可不敢苟同。倘若实行宽松的货币政策，那么债权人本息收入的实际价值势必随之下跌，也难怪他们会坚决反对民主党人提出的金银复本位制。如果说黄金曾在1834年作为杰克逊总统用来反对东北部银行家“精英统治”的武器，那么到了1896年，它已经变成了银行家们攥在手中的法宝。有限的供给令黄金价格在数年间稳步上涨，而通货紧缩使债权人的利益在货币实际价值提升的情形下进一步放大。

其时，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布莱恩在金融问题上的激进立场令不少银行家感到担忧，于是他们将宝押在了布莱恩的竞争对手——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莱（William McKinley）身上。与银行家的选择相悖，靠银矿发家的实业家们则出于显而易见的原因，选择支持布莱恩的民主党执政。虽然银矿矿主们为布莱恩的竞选贡献了65万美元的政治献金，但麦金莱的竞选团队募集到的资金更是数倍于此。

在守卫金本位的这场战役中，资金雄厚的一方最终胜出，麦金莱成功问鼎白宫，共和党人也同时赢得了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银行家们终于实现了自己的诉求。1900年，麦金莱总统签署了《金本位制法案》。自此，以黄金作为本位币的货币制度在美国取得了全面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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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金本位制法案》的规定下，美元与黄金的法定比价（即1美元重量为25.8格令的标准黄金）被确立为美元的“标准单位价值”，而每盎司黄金的价格为20.67美元。另外，按照该法案的要求，在美国境内铸造并发行的所有形式的通货都应按照这个标准与黄金建立法定比价。直至此时，金本位制的守护者已不仅仅是民间的银行家们了，美国政府肩负起了保障金本位制正常运作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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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13年，在伍德罗·威尔逊就任总统之初，民主党人所幸尚且把持着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席位。这一次，为了促进宏观经济稳定、避免经济周期的大幅波动、提高货币与信贷资金获取的便利性，民主党人决定与共和党人联手。当年，一份由共和党议员提出的有关建立联邦储备体系的议案在国会得以通过，《联邦储备法》正式出台。在该法案的规定下，美国形成了二元式中央银行体制。联邦储备体系将全国划分为12个联邦储备区，并在各联邦储备区内设立了一家地区性的联邦储备银行。而在这12家分布在全国主要城市的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之上，联邦储备体系还设立了一个中央管理委员会，即联邦储备委员会。另外，作为杰克逊与布莱恩的货币主张的后继之人，当时的民主党人还特别要求联邦储备体系的管理机制为公共管理。但在这一问题上，他们只得到了一个较为妥协的方案：总统将有权任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成员，而银行家则负责掌管体系内的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

在《联邦储备法》的规定下，各联邦储备银行发行的联邦储备券可以自由兑换为金铸币，而联邦储备体系的金库中则应保存足值黄金，其价值应相当于联邦储备券发行总额的40%。另外，联邦储备券的发行还应遵循“真实票据论”，发行要以商业票据做抵押，且抵押价值须等于发行面值。这样一来，货币供给量的变化将不再以满足发行者利益为出发点，而是真正发挥了保障公共权益的作用。

无论是民主党人还是共和党人，双方都倾向由信奉稳健货币政策的人士担任联邦储备委员会委员。1913年，作为第一位有权任命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的总统，民主党人伍德罗·威尔逊选择与华尔街合作。他所任命的其中一位联邦储备委员会成员正是保罗·沃伯格（Paul Warburg）。而在此前，银行家出身的沃伯格曾旗帜鲜明地抗议对美联储进行分散化管理与政府干预的提议。在他看来，在全国范围内应只建立一家统一的中央银行，并且该中央银行的日常运作应由银行家主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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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货币制度变迁的复杂历史背景下，直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上台，市场中出现了各类名目的通货同时在市场中流通的景象。这其中包括金元券、银元券、国民银行券、为内战筹资而发行的“绿钞”、财政部在1890年为从市场中回购白银而发行的国库券，以及联邦储备体系发行的联邦储备券。虽然发行美元的名目各不相同，但在1900年的《金本位制法案》与1913年的《联邦储备法》的规定下，所有在市场中流通的货币都有一个共同的货币发行基础：每盎司黄金价格为20.67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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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美元与黄金的法定比价的确保障了各类名目的美元具有相同的价值基础，但在乔治·沃伦看来，这也意味着所有与黄金比价挂钩的美元都是引发大萧条爆发的灾难源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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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费雪等经济学家的看法一致，沃伦也将大萧条的爆发归咎于居高不下的债务成本与通货紧缩。虽然工人与农民从劳作中得到的回报不断下降，但是他们需要支付的利息却并未减少。随着经济形势的持续恶化，不少债务人已丧失偿债能力，银行无奈之下不得不将账簿上的呆账核销。如果事态进一步发展，当足够多的贷款都转入呆账之列，在资产质量不佳的重压之下，就连商业银行也无法维系正常运转，金融系统将面临崩溃。

在罗斯福赢得总统大选后的数月里，沃伦在诸多民间组织的集会与经济学研讨会上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尤其是，他把自己的理念灌输到了困苦的农民朋友中间。沃伦向农民们解释了他们的先人早在杰克逊总统时代就明白的一个道理：粮食价格的问题同时也是货币价值的问题。“只有两种途径可以让我们的经济摆脱困境。”沃伦说道。其一，美国人民可以选择任由债务人破产，债主遭遇资产的严重缩水。正如沃伦所言，这将使债务成本下滑到当前的物价水平。但是，对物价水平将持续下跌的预期将使消费者推迟当前的消费、商业丧失活力、大多数工商企业贷款将失去偿付能力，而众多银行也将在本轮经济危机中破产。其二，设想一下，如果采取另一种途径来化解这场危机呢？沃伦提出：美国人民可以选择将物价水平提升到债务成本的水平。随着价格的上扬，收入提高了的债务人将有能力偿还他们的欠款，银行可以维持正常的经营，而国家经济也将走出衰退的阴霾。

这是一个非此即彼的命题。“维持通货紧缩还是采取货币贬值？我们没有中间路径可走。”沃伦断言。毋庸赘言，便可得知，他一定没把通货紧缩当成解决问题的有效手段。在沃伦看来，通货紧缩的方案就好比为了化解担忧，索性放任瓷器店里的公牛横冲直撞。如此一来，虽然不用再为瓷器担忧，但是瓷器也不复安在了。可以说，这就是胡佛政府应对经济危机所采取的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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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新一届政府打算走沃伦口中的第二种路径——货币贬值。为了敲定抬高物价的手段，罗斯福听取了多方意见。这其中，有诸多权威人士都向这位新总统建议应该提高货币供给。在1932年的感恩节与圣诞节假期之间，这些通货膨胀的支持者造访了罗斯福位于佐治亚州温泉镇的住所。

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Huey P. Long）在1932年11月的最后一天拜访了罗斯福。在与新任总统展开了一番交谈后，休伊·皮尔斯·朗告诉记者，“很快将有相关立法出台，新一届政府将通过通货膨胀的形式提高市场中的货币供给”。而在同一天，蒙大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伯顿·惠勒（Burton Wheeler）也在与罗斯福的会面后向记者放话，为了在国会通过一项关于重新发行以白银储备为基础的铸币或银元券的提案，他将要争取国会议员们的支持。记者们仿佛从惠勒的言语里听出了话外之音，纷纷将他的表态理解为：新一届政府将对重新发行银铸币的提案给予支持。

在接待了伯顿·惠勒和休伊·皮尔斯·朗的来访后，罗斯福在温泉镇的家中又迎来了一批绝食抗议者，他们扬言将发起一场游行示威活动。在与抗议者的首领进行私下交流之后，罗斯福成功化解了这一危机。抗议者首领恳请罗斯福考虑一下彻底抛弃金本位制，发行以抵押贷款为发行保证的货币的可能。罗斯福没有明确拒绝抗议者的提请，他表示自己会认真考虑一下此举的可行性。这个办法兴许能够提高货币供给，但在抵押贷款频频违约的情形下，将置金融系统于系统性风险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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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在罗斯福的核心顾问圈中，一个做法温和的改良方案正逐渐引起大家的重视：在不彻底改革美元发行基础的情况下，政府可以通过调整美元兑黄金的法定比价方式来抬高物价。这样一来，总统不仅可以保留在必要时再次调整美元与黄金比价的权力，还能够重拾民众对于货币贬值的信心。对凯恩斯货币理论有所了解的人们都知道，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也将支持这一解决方案。作为罗斯福的非官方顾问，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甚至直接建议罗斯福遵循凯恩斯的货币主张来制定货币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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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以乔治·沃伦为代表的农业经济学家们则提出了货币贬值与经济维稳的双重主张。美国农场局联合会的总裁爱德华·奥尼尔（Edward O’Neal）拿出了一套全面的经济改革方案。他主张，一方面展开农业减产，另一方面进行货币贬值；而与此同时，打造一个由国际金融机构发行的世界货币，并以此代替黄金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地位。在1932年末，罗斯福的农业顾问们被召集在一起，参加了一场有关农业政策改革的研讨会。在会上，他们一致表示支持货币贬值方案。与会人员中包括了沃伦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威廉·梅尔斯（William Myers），而他同时也是小亨利·摩根索的老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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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初，新任总统罗斯福即将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消息已昭然若揭，就连一些胡佛的支持者都表态支持新任总统的这一做法。虽然他们对这一方案并不完全认同，但在他们看来，新一届政府应对经济萧条态度至少还算积极主动。胡佛任内的财政部副部长亚瑟·巴兰坦（Arthur Ballantine）在私人信件中写道：“胡佛总统从来都不是一个激进的改革者。”而《洛杉矶时报》（Los Angeles Times
）驻华盛顿记者凯尔·帕尔默（Kyle Palmer）对此也持同样看法。在谈及胡佛时，帕尔默提到，“胡佛自大、高傲，缺乏同情心。他坚持自己的理念，且从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帕尔默还说，“虽然胡佛自诩为美国精英阶层的代表，但我可不会被他那一套‘精英理论’蒙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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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正式履职前，罗斯福对于如何开展货币政策改革已有了自己的主意。他与身边的一位助理商议了实行《对敌贸易法》的可能。“一战”期间，在美国对德宣战后，国会于1917年通过了这一法案，该法案授予了美国总统在银行业和货币上的充分权力。由此一来，罗斯福为自己日后的货币政策改革寻到了法律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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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年沃伦写给罗斯福的信中，沃伦提醒我们这位新总统：在新一届政府即将面临的诸多麻烦中，货币问题首当其冲，而维持当前美元兑黄金的法定比价只会带来持续的通货紧缩与商业活动的衰败。另外，沃伦希望罗斯福可以推举一位“拥有进步思想且胸襟开阔的人”担任新政府的财政部部长，而非任何一位“宁可牺牲国家经济利益，也不愿做出货币改革的老派保守人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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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顾问团中的一些人对重农主义支持者的建言心怀顾虑，来自哥伦比亚大学的法学教授雷蒙德·莫利就是其中一员。莫利曾在罗斯福1932年的总统竞选团队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虽然他的专长是刑事司法，但他却常被人视为罗斯福的“经济顾问”。莫利与罗斯福亲信圈子里的另一位关键人物——摩根索——的关系非常微妙。莫利敏锐地觉察到，摩根索正在逐渐取代自己在罗斯福顾问团队中的位置，他的危机感油然而生。如果摩根索希望总统听从沃伦的建议，那么莫利则认为自己有必要引入另一位货币领域的专家。据此，他向罗斯福引荐了银行家詹姆斯·沃伯格，而他也是罗斯福的旧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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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任国际曼哈顿公司总裁（该公司是美国老牌银行——曼哈顿银行的证券业分支机构）的詹姆斯·沃伯格是华尔街的资深银行家，其父是有着“美联储总设计师”之称的保罗·沃伯格。除了银行家的身份外，詹姆斯·沃伯格还颇具艺术天赋：他喜欢吟诗作画，有时还会为自己身为作曲家的妻子凯·斯威夫特（Kay Swift）客串一下作词人的角色。沃伯格夫妇在20世纪30年代共同创作的爵士曲目《十全十美》（Fine and Dandy
）曾在当时的美国民众之间广为传唱。但二人的婚姻却在1933年撞上了冰山。斯威夫特与作曲家乔治·格什温（George Gershwin）长久以来的私情已严重影响到了沃伯格夫妇的婚姻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恐怕也解释了为什么沃伯格选择投入那么多精力在华盛顿的政府事务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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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其他银行家而言，身为罗斯福友人的詹姆斯·沃伯格或许能够在总统顾问团中得到更多的认同。但和其他银行家一样，沃伯格也不愿看到新政府将要采取的经济政策损害到他们的利益。事实上，在货币政策问题上，华尔街已甘愿让步。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主动呼吁政府，希望国家暂时中止金本位制下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但是沃伯格心里清楚，此举不过是出于维护银行家自身利益的妥协，而他们对金本位的叫停也只是缓兵之计。“对通货膨胀风险的对冲举措一旦落定，”沃伯格解释道，“他们就摇身变为‘通货膨胀的支持者’。虽说通货膨胀的确会给经济带来打击，但是当你已将手中的通货换成了实物，那么你就会希望那原本避之唯恐不及的通胀能够到来。毕竟在通货膨胀的背景下，实物资产的价值也会相应提高。”

但从债权人的立场出发，银行家们对通货膨胀所带来的社会经济后果深恶痛绝，而沃伯格自然也不例外。在1933年1月写给罗斯福的信中（这封信只比沃伦的那封信晚了10天被送至罗斯福处），沃伯格承认：虽然当下越来越多的人都将通货膨胀看作解决经济危机的良方，但仍有很多其他渠道可以将资金注入实体经济。比如，发行不以黄金储备为发行基础的新型货币，政府举债支持公共事业建设或者直接采取货币贬值。在银行家们看来，“合理的货币贬值”指的是与其他国家采取一致行动，分别调整各国货币与黄金的法定比价。如此一来，货币制度也无须像沃伦所建议的那样做出彻底变革，金本位制的地位依旧坚如磐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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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仍在任的胡佛政府还在公然反对通胀式的货币政策。同样是在1933年1月，时任财政部部长奥格登·米尔斯（Ogden Mills）在哥伦比亚大学发表演讲。在发言中，他一再强调平衡国家预算与实行稳健的货币政策的重要性。“操纵货币的行为最终都会失控，”他警告说，“随之而来的通货膨胀将毁掉这个国家正常的经济秩序，并将给全体民众带来沉重灾难。”两周之后，胡佛总统在一年一度的“林肯日”做出表态：唯有信心的重建才能带动经济复苏。但这一信心无论如何也无法靠放弃金本位制而获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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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2~1933年这个严酷的寒冬里，从罗斯福在总统大选中获胜到他隔年3月发表就职演讲，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金融危机正持续发酵，国家经济摇摇欲坠。在此期间，美国金融机构数量则从1929年危机前的2.4万余家骤减到不足1.5万家。在令胡佛焦头烂额的总统任期里，超过1/5的银行申请破产清算，而另外一些经营状况堪忧的银行则相继被吞并。在这场银行倒闭潮中，中小银行首当其冲，它们的流动性准备大多难以招架储户们的挤兑重压。在倒闭银行的会计账簿上（当然，万幸的是亏空不是发生在它们的金库里），有超过30亿美元的存款无法向储户兑现。一家又一家银行在愈演愈烈的挤兑风潮中如多米诺骨牌般相继倒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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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融市场的恐慌情绪在1933年初始之际达到顶峰。仅在当年的前两个月里，就有接近400家银行倒闭。正如沃伦所言，银行危机正逐渐演化为货币危机。美国民众不仅失去了对提供金融服务的银行机构的信心，他们对美元的价值也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沃伦注意到他的邻居们纷纷从银行中取回的现金，并连夜搭乘火车奔赴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企图将手中的银行券兑换成货真价实的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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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3年2月中旬，胡佛任内联邦政府里的高级官员才开始意识到这场银行倒闭潮已严重波及国内大型金融机构的安危，进而即将威胁到联邦储备体系自身的存续。2月，就连底特律市有着2050万美元储蓄存款的守卫者联盟信托公司（The Union Guardian Trust Company）也濒临倒闭，而政府在此前甚至已为它提供了1500万美元的贷款。2月13日，为了保住守卫者联盟信托公司，时任商务部部长的罗伊·蔡平（Roy Chapin，他曾是底特律一家汽车公司的总经理）和财政部副部长巴兰坦拜会了福特公司的创始人亨利·福特（Henry Ford）。他们希望福特可以不加入民众的挤兑风潮，暂不将自己的存款从守卫者联盟信托公司取出。

福特拒绝了这两位政府高官的请求，他解释道，如果连守卫者联盟信托公司这样的金融机构都陷入了巨大麻烦，那么毫无疑问，金融体系的系统性风险的全面爆发已迫在眉睫。事实上，他甚至打算将自己的百万存款从他持股的底特律第一国家银行（The First National Bank of Detroit）中取出来。惊慌失措的巴兰坦忙着劝阻福特。他称：如果连福特都加入了挤兑者的行列，那么很难想象密歇根州还有哪家银行能够维持经营。更为可怕的是，倒闭潮将如传染病般在密歇根州以外的地区迅速蔓延。另外，巴兰坦还向福特描述了自己已预见到的灾难性后果：商业的彻底衰败将毁掉千千万万人的生计，社会发展也会陷入严重倒退。不仅如此，全面的金融崩溃还会助长极端主义政治势力的兴起，正如彼时纳粹党在德国的腥风肆虐。

遗憾的是，福特并不为之所动。“就让经济危机自行发作吧，”他建议，“从某种程度上来讲，这可能会是一件好事。”信奉自由市场精神的福特相信，只有经营不善的企业相继被破产清算，经济才能走出萧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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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13日，在亨利·福特或者任何其他人的挤兑行为还未加剧市场恐慌之时，密歇根州州长威廉·康斯托克（William Comstock）宣布州内全部银行歇业休假。在以叫停金融服务为代价的前提下，这一公告暂时阻止了民众恐慌的挤兑。简单的逻辑在此起了作用：如果没人能够从银行中取出钱来，那么银行的挤兑风险也就得到了缓释。

但事实上，一个地区的银行歇业休假只会加剧恐慌的继续蔓延。在全国各地，越来越多的黄金被取出，银行的倒闭数量继续攀升。形势所迫，各州政府相继发布了银行歇业休假公告。而在联邦政府这里，政府顾问们却无法说服胡佛发布全国性的银行歇业休假公告。据巴兰坦后来回忆：所有迹象都显示了战争一触即发，因处在战略要位的个体的判断失误，导致整个国家经济的濒临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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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罗斯福不仅尚未站在“战略要位”，他甚至因一场暗杀差点失去了这个机会。1933年2月15日，在密歇根州发布全州银行歇业休假公告的隔天，罗斯福在参加迈阿密的一场活动时险些丧命。虽然有惊无险，罗斯福本人毫发无伤，但是枪手的子弹令芝加哥市市长与活动的一名随行人员深受重伤。埃莉诺·罗斯福在电话中得知了丈夫的这次遭遇，这位日后的第一夫人告诉记者：“罗斯福表现得非常镇定，我们已经预料到了这些事情有可能会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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遇事冷静的埃莉诺·罗斯福并没有因为这段插曲而中止她的任何行程安排。2月16日，她来到了康奈尔大学出席活动。在抵达康奈尔大学所在的伊萨卡市的一大清早，她就邀请自己的好友、康奈尔大学人类生态学院的创始人弗洛拉·罗斯（Flora Rose）共进早餐。在席上，她们品尝了一种添加了营养元素的廉价谷物饮品。这种饮品是罗斯根据自己的配方特别调制的，它的普及有望缓解挨饿民众的营养缺失问题。而同来赴宴的乔治·沃伦则向埃莉诺·罗斯福推荐了一种“廉价、合成式（synthetic）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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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7日，富兰克林·罗斯福与一众国会参议员登上了一辆北行的火车，他们将在旅程中商讨组阁人选的事宜。为了平衡政派势力，罗斯福需要充分听取各方对委任人选的意见。据此，他提名来自爱荷华州的共和党人亨利·阿加德·华莱士（Henry Agard Wallace）为新一届政府的农业部部长，而非他所器重的小亨利·摩根索。另外，他还提名另一位来自芝加哥的进步派共和党人哈罗德·伊克斯（Harold L. Ickes）担任内政部部长（即便罗斯福连伊克斯的姓氏该如何发音都还不是很清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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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斯福还要取悦南部选民。为此，他打算提名曾在《联邦储备法》的颁布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弗吉尼亚州民主党参议员卡特·格拉斯（Carter Glass）担任财政部部长。

但是，格拉斯警告我们这位下任总统，他不会支持通货膨胀的货币政策。显然，罗斯福把实现自己货币主张的重要性排在了招揽格拉斯入阁之前。“我们不会只因经济政策被贴上了‘通货膨胀’的标签，而将它们弃之不用。”罗斯福告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如果这位老兄和我们不是一路人，那我也不会勉强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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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决意要遵循自己的货币主张，但来自政界的反对呼声却不绝于耳。在因双方政见不同而选择弃用格拉斯的隔天晚上，罗斯福在华盛顿出席了一场晚宴，承办这场活动的是纽约政治记者。当晚，罗斯福在席上收到了一张便条。他读过后将便条从桌子下面递给了雷蒙德·莫利，并示意莫利打开看看。这张便条来自还在任期的胡佛总统，他甚至把罗斯福的名字都拼错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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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在便条中指责罗斯福的货币主张势必会加剧经济的衰退。他宣称：当前政府本已将国家经济引入了复苏的轨道，但是自罗斯福赢得总统大选之后，人们对未来的信心就被逐渐侵蚀。如今，美国民众的这份绝望已达到顶峰。在胡佛看来，唯一能阻止经济彻底走向崩溃的办法就是让新政府全面继承胡佛任内的经济政策。这包括紧缩信贷、平衡国家预算、守卫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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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佛心里清楚，他在利用威胁的手段谋求政治上的合作。正如他在写给一位政治盟友的信中所承认的：“我知道一旦罗斯福上任，他就会开始执行竞选时提出的新政方案，那么本届共和党政府为维护自由市场所做的全部努力都将被他推翻。而我现在要做的，就是让他放弃他的新政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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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自然不会接受胡佛的提议，他无须承接共和党人的政策主张，他所提出的变革方案已赢得了足够多选民的支持。既然卡特·格拉斯不愿附和罗斯福的货币政策，罗斯福只好另选他人。很快，他就敲定由另一位自由派的共和党人威廉·伍丁（William Woodin）担任下一届政府的财政部部长。此前，伍丁常年担任美国汽车与铸造公司（The American Car and Foundry Company）的总裁。另外，他还提名田纳西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科德尔·赫尔任国务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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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廉·伍丁像詹姆斯·沃伯格一样多才多艺。在闲暇之余，他同样也乐于作曲。他甚至为即将到来的总统就职典礼谱写了《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进行曲》。而与新政府中的其他同人一样，他也对当前银行业的危机与疯狂的黄金挤兑风潮感到深深的忧虑。但他对此束手无策。他在商界的朋友曾评价伍丁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坚定支持者。可事实上，伍丁认为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农民们的购买力水平。为此，采取通货膨胀的方式抬高粮食价格是十分必要的一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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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式就任财政部部长之前，伍丁拜访了仍在任上的奥格登·米尔斯。在与伍丁会面之前，胡佛总统向米尔斯简单交代了此次会面需要商讨的问题，他叮嘱米尔斯要将当前市场的恐慌归罪于罗斯福。胡佛为米尔斯列出了谈话纲要：第一，扩张性的货币政策将拉响经济警报；第二，国家预算务必需要平衡；第三，一些正在计划实施的公共事业投资将给国家财政带来沉重负担。胡佛辩称：“既然问题源自罗斯福，那么就要靠他自己找到解决的方案。”在胡佛看来，只有新任总统选择放弃他所坚持的那些“不负责任的经济主张”，民众的挤兑恐慌才有可能消散。胡佛在他任内的最后一段时日里过得还算滋润。他更是在1933年2月25日那天的告别晚宴上请来了歌手与杂技演员，来了一出宾主尽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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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从米尔斯那里听取了胡佛对于金本位制的意见之后，伍丁又向经济政策的另一阵营征询了意见。部分商界和金融界人士组成了一个联盟，他们自称是“全国物价与购买力水平重建委员会”的成员。这其中包括：来自大型零售商西尔斯公司（Sears, Roebuck & Company）与制造商雷明顿·兰德公司（Remington Rand）的高管们以及国民城市银行（National City Bank）的前任总裁弗兰克·范德利普（Frank Vanderlip）等人，他们都是废除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从他们在各自领域所取得的卓越成就来看，他们不是会因胡佛口中的“不负责任的经济主张”而走到一起。当他们与伍丁会面时，随行的人中还有老亨利·摩根索和乔治·沃伦，也正是由沃伦向伍丁介绍了他们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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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3日，罗斯福与胡佛在财政部与美联储工作人员的陪同下举行了会谈。罗斯福让莫利也出席了这次会议。胡佛政府内的工作人员在会上描述了当时严峻的金融形势：仅一天时间里，储户就从美联储取出了价值超过100万美元的黄金。面对如此汹涌的挤兑风潮，银行已失去招架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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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胡佛任上的美联储主席尤金·迈耶（Eugene Meyer）试图最后一次游说总统发布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但是，他的劝说又一次遭到了回绝。顽强的迈耶没有放弃。隔天凌晨1点30分，他将一封信送抵白宫，希望胡佛总统采纳他的建议，并将银行歇业休假公告作为胡佛任内颁布的最后一道行政法令。而胡佛对此做出的回应则十分直截了当——“没这个必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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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下来，就到了罗斯福宣誓就职的那个星期六，美国人民终于等来了他们的新任总统。罗斯福在就职演讲中庄严承诺将把“货币兑换商”驱逐出“文明的庙宇”。据他的一位助理讲述，这份讲稿是就职典礼前一周的星期日，罗斯福在教堂做礼拜时构思出来的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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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就职典礼当天，也仍有传言说小亨利·摩根索将在新政府中担任重要位置。罗斯福要求摩根索打造一个全新的农业信贷管理局（Farm Credit Administration），该局将分担多项有关农业优惠贷款与价格管控的政府职能。有记者将摩根索描写成“罗斯福新政在农业政策方面的总指挥”，他将直接参与意在抬高物价的政策方针的制订工作。

同样是在就职典礼当天，沃伦致信摩根索。他在信中写道：“现如今，你在货币政策上拥有了和美联储主席、复兴金融公司（The Reconstruction Finance Corporation）主席、财政部部长比肩的权力。与此同时，你也有责任为货币制度改革发声。”沃伦预言，为了抑制银行业的全面崩溃，罗斯福不久就会叫停美元与黄金的自由兑换。“而当他这么做了以后，”沃伦在信中叮嘱摩根索，“总统应该很清楚，此后的货币政策路径就是要打造一个全新的美元。”沃伦展望：在全新的货币制度规定下，美元的发行将不以黄金储备为保证。国家将依托对货币供给的计划性调整，带领经济走出萧条、走向繁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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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摩根索的委任与总统在就职演讲中承诺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的举动无疑鼓舞了沃伦。3月5日清晨，不满足于只是在信件中发表政见的沃伦又去请求他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弗洛拉·罗斯，他希望罗斯女士可以利用她与埃莉诺·罗斯福的关系，为他在政府内谋求一个职位。紧接着，他就搭上了飞往华盛顿的航班。

当天下午，沃伦飞抵华盛顿后与摩根索共进了晚餐。在席间，摩根索又向沃伦传达了罗斯福总统对于货币问题的一些看法。摩根索称，他曾将沃伦对金本位制与物价问题的一些看法说给罗斯福听，而罗斯福的回应是：“沃伦讲得一点没错。”在当天晚上10点30分左右，沃伦终于有机会见到了罗斯福本人，而陪伴在总统左右的还有雷蒙德·莫利和新任国务卿科德尔·赫尔。总统当晚的精神甚佳，他甚至还注意到了赫尔在其国务卿任内执行的第一道法令，是发布罗斯福召集国会议员们在3月9日中午召开特别会议的通知；而其第二道法令则是发布总统的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该公告禁止银行在歇业休假期间支付黄金及进行外汇交易。

在聆听了总统的讲话后，沃伦意识到总统已明白——通货紧缩是国家经济无法承受的灾难。新政府的经济政策路径已经选好：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

此次会面持续到了次日凌晨，罗斯福在3月6日这天正式签署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自此，银行停止了为民众提供金融服务，纸币抑或黄金已无法再流出银行，更别提离开美国。除非总统在这一问题上下达新的指令，否则这个局面将会持续下去。为了配合白宫的工作，财政部部长伍丁也发布了相应的指令：禁止黄金流出财政部国库或美国铸币局。而内政部部长伊克斯则通过电报将这一指令传到了美国本土以外的领土——阿拉斯加、夏威夷群岛、美属维尔京群岛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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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伦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总统看了看赫尔、莫利和我，他以欢快的口吻说：‘美国自此脱离金本位制了。’”接下来要做的工作是货币贬值，再然后就是商品价格的抬高。此外，总统还期望可以打造一个拥有稳定币值并且可管理的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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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胡佛听从了助手们的建议，在两天前就签署了银行歇业休假公告，那么这只是个暂时性的安排。在经济环境得到改善后，政府就会废止这一法令，而金本位制又将重新支配美元的价值。但是当罗斯福这么做时，这就意味着该公告为美国人民在这一问题上历时百年的争论给出了新的答案。

金本位制的时代开始走向终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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蒲氏耳≈36.37升。——编者注

在罗斯福总统将终结金本位制的消息在其顾问团队之中宣布后不久，新的问题便接踵而至：是否要将这个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民众，而又该以何种方式把这个消息传达出去呢？正当罗斯福陷入深思时，他的一位助手进来汇报工作。他告诉罗斯福，在白宫外驻守的新闻记者此时比以往还要警觉。他们对任何新闻线索都不愿放过，并急于知道华盛顿是否已经决定废除金本位制了。

在银行倒闭潮已严重威胁联邦储备体系的紧要关头，罗斯福总统宣布了银行歇业休假公告。他明白，对货币的管理其实就是对民众期望的管理。这样说来，他可不打算给任何人机会，让他们有理由质疑自己手中的货币。在任内的首周，为了重拾美国民众对美元的信心、稳定恐慌的市场情绪，罗斯福一直谨慎行事，并没有向外界透露改革方案太多的内容。但就是在这短短的一周时间里，他正为货币政策的变革谋篇布局。而当新闻记者想要从罗斯福口中获取有关货币政策的信息时，他们得到的却是一个含糊的答案：“让银行家自己来回答这个问题。”显然，货币兑换商会找到问题的明确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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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在1933年3月6日的凌晨发布了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虽然新闻记者们在当时就希望得到政府明确的政策信号，但政府却不愿给出答复，而处在睡梦中的银行家们自然也无法回答记者们的疑问。所幸，在那仍维持金本位制的大国的首都——巴黎，银行家们已经开始了一天的工作。于是，有位记者选择遵循罗斯福给出的建议，向一位巴黎证券交易所的官员抛出了问题：在总统的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安排下，美国是否仍实行金本位制？巴黎人的回答直截了当：一旦美国停止使用黄金进行国际贸易结算，那么金本位制即刻失去效力。金融业专业人士的答案印证了罗斯福总统此前在私底下的发言，而双方都言之凿凿，对这一结果毫不犹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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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6日，黎明的曙光照亮了美国的东部海岸，由罗斯福总统签署的法令也开始在全国传开，黄金已无法再流出银行系统。不少银行家听闻此讯，忙不迭地搭乘火车赶赴华盛顿，企图游说财政部劝说白宫废除此项法令，不胜其扰的财政部部长威廉·伍丁不得不躲在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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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P.摩根公司的合伙人托马斯·拉蒙特曾致信罗斯福。在他看来，暂停银行日常业务的举动势必将给市场造成灾难性打击。“这无异于断掉了整座城市的供水系统。”拉蒙特写道。但从实际来看，善于变通的消费者与商家们在面临这一境况时可远没有银行家们那般恐慌。虽然无法从银行中取出现金，但是为了换取手头的流动性和贷款，人们把可以用来交易的东西都拿到了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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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商家们包容接纳了各种各样的支付方式。在纽约的麦迪逊广场花园，人们可以用本票或支票，甚至是抵押手表的方式，从票务销售杰克·柯利（Jack Curley）手中换取摔跤赛事的入场券；而在圣尼古拉斯球场举办的金手套拳击比赛则通过接受包括罐头、衣物、五金器具、饰品在内的各类生活日用品完成了出售门票的交易；在洛杉矶，虽然剧院选择关门谢客，但是电影院却仍坚持营业。除了现金购票，影院的售票窗口还接纳了使用支票与欠条购票的观影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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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些商家不仅宣称它们能够接受赊账消费，还抓住机会，将自己对货币的看法融入到了商品的宣传当中，而他们对这一问题的见解恰恰与当时最前沿的经济学思想不谋而合。“美国的发展不会因现金的暂时缺席而止步不前。”一家石油公司发出了这样的宣言。与此同时，其他行业的经营者也发出了同样的呼声。一家从事远洋航运的班轮公司在其宣传广告上向潜在客户喊话——“信任是一种力量”。西装定制商罗杰斯·皮特（Rogers Peet）也挂出了这样一条宣传横幅——“金钱只有在作为交换媒介时才有价值。你无法吃掉它，你也无法把它穿在身上”。牙膏品牌白速得（Pepsodent）宣布它将接受赊账购货，而由它赞助的广播节目《阿摩司与安迪脱口秀》（Am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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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紧随其后表达了自己对政府这一举措的支持。“我们大可不必为当前的银行歇业恐慌。说真的，这才是政府为经济重塑所能做出的真诚的改变。”电台主持人阿摩司向听众隔空喊话，“罗斯福先生旨在拯救美国经济，他已经开始行动了。你们会看到的，银行歇业休假绝对是件好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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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罗斯福总统发布的公告规定，全国范围内的银行自3月6~9日期间歇业休假，但一些关键性的交易活动还是有必要正常开展的。3月7日星期二一早，政府允许国内主要城市里的一部分银行在一定限制条件下重新开业运转。伍丁特别强调，禁令的放宽是仅针对严格遵守该公告精神与目的的一小部分银行而言的。在此期间，它们可以为工资的支付和食品、药品的及时配给发行纸币。此后，另一项行政命令则禁止了黄金的“储藏”行为，并敦促联邦储备体系下的各成员银行应将它们持有的金币、金块或者金元券移送至就近的地区联邦储备银行；同时，各成员银行还应主动接受民众将手中的黄金兑换成纸币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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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已做好让经营状况尚且稳健的银行重新开张运转的打算，前提则是禁止这些银行使用黄金进行对外支付。他终日忙于应对金融业危机，甚至连午餐都是在办公室内草草解决的。一位白宫的工作人员告诉记者，这是他们能记起的第一个在办公室内吃工作便餐的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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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金的外流在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发布后戛然而止，甚至，情况还出现了转机。守卫美国边防的长官不断询问即将离境的美国人：“身上携带黄金了吗？”就连原本应当搭乘巴黎号游轮被运往法国的价值数百万美元的黄金也被截留在了美国国内。在总统对银行业与黄金及外汇交易实行了多项限制性措施后，市场给出了积极回应：原本参与银行挤兑的美国民众陆续将手中的黄金转存进了银行。银行家们宣称：“公众手中有多少黄金，我们就兑付多少相应的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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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罗斯福开始谨慎地与媒体打交道，他希望让外界逐步了解到新一届政府对货币政策的真实意图。在罗斯福任上的早些时日里，政治评论员拉尔夫·韦斯特·罗比（Ralph West Robey）与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都是白宫的座上宾。有时，他们甚至会列席联邦政府的政策议定会议。作为对华盛顿的回报，罗比和李普曼负责将罗斯福向他们透露的政策主张准确无误地传达给公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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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全国银行歇业休假的首日，罗比在报道中向公众解释了政府的政策目标。他称，政府的这一举措只是暂时性的——“想必除了黄金禁运的规定以外，其他限制性措施很快就会被取消”。而李普曼这边也写道：“虽然在当下美国被迫脱离金本位制，但这为重新定位美国货币制度的走向留出了思考空间。相信我们的总统将冷静、审慎地考虑美国在何种条件下才会回归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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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着，李普曼话锋一转。他把金本位制抛之脑后，反倒谈起了货币制度的另一种可能，而这也是罗斯福总统想要向公众灌输的理念——金本位制已成为过去，一种不以黄金储备为发行基础的崭新的货币制度已蓄势待发。

在经历了四天的忙碌工作后，1933年3月8日10点，罗斯福举办了他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招待会选择在白宫一间面积不大的办公室内举行，有超过120名新闻记者到场。现场人满为患，一些记者甚至不得不屈身站在总统的座位一侧。在招待会开始前，罗斯福的两个即将外出旅行的儿子快步走进办公室与父亲告别。为了使招待会在轻松缓和的气氛下顺利举行，罗斯福提出，记者无须提前将问题呈递给白宫官员，随机提问就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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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向记者们承诺：对于你们提出的问题，我将有问必答。虽然这样说，但是罗斯福无须将他的计划和盘托出。他既不会被动回答假设性提问，也不会谈及那些他尚未做好准备回答的问题。除此之外，他还选择性地与记者们分享了一些有关政策安排的内幕消息，而前提是记者们承诺不透露消息源出自白宫。

罗斯福巧妙地掌控了这次记者招待会的局面。空间狭小的办公室拉近了他与新闻记者们的距离，中途闯入的男孩们有效缓解了招待会的紧张气氛，秘密的分享则安抚了记者们对政客的质疑。这一系列安排拉近了罗斯福与记者们的关系，亲近之感油然而生。

一位政府官员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很清楚罗斯福的良苦用心。虽然脊髓灰质炎令罗斯福举步维艰，但他的才智与精神状态却并未受到病痛的影响。应该说，他向来都是一个才思敏捷的交谈者。然而当他认为自己需要思考片刻时，他会将身子深陷在座位里，佯作一副要好好享受一下手中香烟的姿态，而实则是为了赢取时间。在记者招待会上，他虽看上去轻松自如，但当记者们离开以后，据上述那位政府官员回忆，“罗斯福的双手止不住地颤抖，汗水已打湿了他的衣领”。事实证明，罗斯福为确保记者招待会顺利举行而付出的所有努力都是值得的。在与记者们展开对谈之后，他赢得了美国民众对“新政”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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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不仅精心筹划了招待会场，组织了开场白，他甚至准备了一个“道具”——一份由记者罗比撰写的有关金本位制的文章剪报——好似一个魔术师般，巧妙地吸引了在座记者们的注意力。

“大家最好不要问我美国是不是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制，我想恐怕没有人真的明白何谓‘黄金的基础’。”罗斯福假意不愿提及有关金本位制的话题，却主动抛出了这一问题。他接着说，“我的朋友罗比的专栏报道写得还不错。篇幅倒也不长，我愿意为大家读一读。”说着，罗斯福为记者们读起了这篇文章。过程中，他也适时地表达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

罗比在文章中提出：一国的货币制度需满足四项标准，方可称为金本位制。

第一，“一国货币应具有按照法律规定的明确的含金量”。在读到这一项约束性条件时，总统说：“如果仅参考这一项要求的话，那么我国货币制度仍遵循金本位制。”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并没有触碰美元的基础，即1美元的法定含金量为25.8格令的标准黄金。并且，金铸币依然在市场上流通。然而，总统没有向记者们言明的是，目前的金融改革政策将禁止金铸币流出美国铸币局、联邦储备体系、财政部，甚至是全部银行。

罗比还写道，金本位制的第二条标准是银行需满足持有黄金的民众的兑换要求。罗斯福对此的评论和上一条一样：“这么看来，我们仍处在金本位制下，”他还补充，“有越多的人愿意将手中的黄金转存回银行，那么我们国家的金融体系才越健康。”在这里，总统遮掩了一部分的真相：所有存入银行的黄金都只能换回纸币，而非金铸币。

在回应罗比的第三条金本位制标准时，罗斯福更加闪烁其词。罗比称，在金本位制下，纸币应当可以自由兑换为黄金。对此，总统没有给出直接的回复。他只是说：“好吧，对于这一条标准，你们也许能够自己找到答案。”

接着，第四条标准是民众应享有自由输出黄金的权利。罗比写道：“只有在这一约定下，一国的货币才可能与其他国家的货币建立起稳定的汇价，国际贸易才能正常开展。”而罗斯福提到，“直到上个礼拜日的晚上，美国政府仍允许黄金自由输出。但是现在，美国已推行了黄金禁运的政策”。

借将罗比的文章与一众记者分享之际，罗斯福隐晦地将自己的货币政策公之于众：美国已脱离金本位制。接着，在特别嘱咐记者们不要将他下面的话公开发表之后，罗斯福说出了罗比和李普曼此前已讲出来的话：美国的货币制度将不会回归金本位制。

当有记者请总统解释一下何谓“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应”时，罗斯福称，这意味着货币存量将不再受到一国黄金储备的支配。“换言之，我们即将迎来的是货币供给可由货币当局调控的货币。”他说，“货币供给的水平将依据国家的宏观经济形势而定。它既可能在一周内扩张，也可能在下一周内收缩。”言毕，他急忙补充：“这一部分谈话的内容请不要公开发表。”

另外有一位记者问询总统，对于当前金本位制的叫停究竟是一时的紧急措施还是一项长远的变革？总统对此回应：“这将是一个永久性体系的一部分——这段也请不要公开——为了确保民众不再陷入如此沉重的经济危局当中，脱离金本位制将是未来经济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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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记者招待会只持续了45分钟。在结束时，记者们对罗斯福的表现报以热烈掌声。“他向世人展现出了一种坚定和信心，至少从表面上看确实如此。只有对经济问题有了深入了解之后他才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自己的观点。”《洛杉矶时报》的记者凯尔·帕尔默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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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里，即便罗斯福没有明确地提出自己的货币政策主张，他却让媒体（进而便是公众）明白了金本位制即将远去的事实。为了不引发民众的恐慌，他并没有唐突地直接宣布金本位制的废止。但他的言之所指与隐晦的态度却道出了这一问题的真相。他的发言令人不禁联想起一位举世闻名的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凯恩斯与罗斯福两人之间有很多共同之处。无论从家世出身、教育程度、脾气秉性来看，他们原本都更容易与持保守派观点的政客及商人们融洽相处。如果他们在当初选择成为富有的权力阶层的支持者，那么想来二人都会过上一种更加平稳顺遂的生活。

恰恰相反的是，二人倾其一生，将精力用在了挑战西方世界旧有权威之上。预算表上的节俭、黄金崇拜以及对私有企业的放任式管理，这些自维多利亚时代起就被人视为“信仰”的教条被凯恩斯与罗斯福一再否定。格外有趣的是，二人在对旧有秩序推倒重建的艰难过程中仍保持着他们骨子里的气定神闲、泰然自若。

人们常说，正是因为罗斯福自己也曾遭受磨难，所以家世显赫的他才能够充分体察穷苦人民的难处。1921年的夏天，一次意外令他自此患上了骨髓灰质炎（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儿麻痹症）。漫长的治疗过程中，疼痛、高烧常伴其左右。正如他的友人和传记作者们指出的，虽然罗斯福在过往的人生中一帆风顺，但患病的经历磨砺了他的意志，同时也令他变得更容易体恤弱者。在患病期间，他大量阅读书籍，思考问题。思想结出的硕果令他懂得，除非打碎美国人民心中那散布着自满自溢情绪的魔镜；否则国家的发展将止步不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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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罗斯福成长轨迹的有迹可循，综观凯恩斯的人生经历我们似乎很难找到促使他取得非凡成就的关键性因素。一方面，他从未如罗斯福一般亲近普通民众；另一方面，虽然同性恋的身份令他成为传统文化中的局外人，但这并未使他遭受难挨的歧视与排挤，反倒是能赢得凯恩斯青睐的人却寥寥。恐怕只有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友人以及布鲁姆斯伯里圈子里的艺术家和作家们才有机会与他打成一片。

回顾凯恩斯的人生，也许恰是一场考试的得分令他体悟到了作为一个“局外人”的价值：在1906年的英国文官考试中，凯恩斯取得了第二名的成绩。在当时，英国政府部门里有两个抢手的职位正在开放招录。文官考试中获得第一名的报考者将被财政部录用，而获得第二名的凯恩斯则拿到了在印度事务局的工作机会。

假设当初凯恩斯在文官考试中的成绩再高几分，那么他也许就会去英国财政部工作了。在靠近英国政治核心的岗位上工作，相继而来的想必是保守派观念的养成。然而，机缘没有让凯恩斯走上这条传统路径。作为印度事务局的普通职员，他做起了服务大英帝国殖民地人民生活的工作。一上岗，他接手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将苏格兰艾尔郡的公牛运到孟买。不久，他就对印度的货币制度变迁萌生了浓厚兴趣。在此期间，他了解到，原来金本位制并非确保经济活动正常运转所必不可少（它甚至在世界大多数国家都不曾存在），而它有时也会给经济发展带来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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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凯恩斯出版了一部经济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Indian Currency and Finance
），该书讨论了印度自1893年废除了银本位制后卢比的发展情况。在此前，印度货币史中的这段事迹已在殖民地的宗主国广为流传，爱尔兰作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甚至在其小说《认真的重要性》（The Importance of Being Earnest
）中对此大肆调侃。在小说中，女主人公西西莉亚被劝说要多学习政治经济学方面的知识，却又被特别嘱咐：“印度卢比沦陷的那一段可以略过，这简直耸人听闻。”如果说这其中的确有什么值得引起轰动的，那恐怕则是英国此后对不服从自己的印度殖民地的惩戒了。1898年，自宗主国官方委员会的决议后，印度确立了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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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理论上看，金本位制的运作机制称得上洗练、完美。虽然近现代的美国民主党政客们都将金本位制视为银行家们的帮凶，但自18世纪以来，经济学家们却奉其为经济学的圭臬。英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大卫·休谟（David Hume）曾称，金本位制是能够抛开人类的主观判断而独立运作的完美机制。

在金本位制的约束下，黄金既是国内市场流通的货币，也是国际贸易中的交易媒介。外国企业在与英国的本土企业开展经济往来时，它们并不接受英国的银行券，财富的国际转移依赖于黄金的输送。也就是说，英国的出口企业只接受以黄金作为结算货币的海外订单，反之，英国的进口企业则需要用黄金向国外卖家付款。

如果英国的国际贸易进口额大于出口额，那么英国的黄金储备将出现外流。在英国国内，较少的黄金储备支撑起了原先的商品总额，物价水平应声而降。伴随商品价格的回落，不仅英国人将增加对本国产品的消费，连外国买家也会被吸引到价格较为低廉的英国商品市场。出口额的抬升将促使黄金回流，国际贸易收支围绕着铸币平价最终实现了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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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回归实际，市场却从未遵循过这洗练优雅的理论模型，单薄的经济学理论假设支撑不起金本位制的美好构想。凯恩斯在《印度通货与金融》一书中否定了这一说法——一国的经济发展需要依赖于国内市场中有货真价实的金币流通。如果说金本位制确立的标准是市场中有相当规模的金币流通，那么“没有一个国家完全符合这条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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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国际贸易结算才是黄金能发挥自身重要性的场合。但即便如此，黄金仍然不是经济活动中的必需品。黄金作为稀有金属，质重价高，不但运送不便，且保管成本高昂。凯恩斯提到，各国正在学习放弃以黄金作为储备资产，从而在金汇兑本位制的安排下，转为持有可转换成金块的外币。所谓金汇兑本位制，实则就是间接性的金本位制：一国货币与另一个实行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保持固定比价，同时，该国将外汇或黄金以平准基金的形式存放在后者的银行。这样一来，黄金的保管和运送成本大大下降。在这一次的货币制度改革中，印度走在了其他国家的前面。另外，印度人对货币制度管理的灵活变通之处还在于，外汇交易只受行政命令约束，而无相关立法。因而，印度方面便可以根据本国经济发展需要，适时调整印度卢比与英镑的汇兑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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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其他国家开始争相仿效印度的做法，就连曾经一度作为美国殖民地的菲律宾也实行了这一金汇兑本位制。

从印度的货币制度实践与创新中，凯恩斯懂得——原来备受西方上层阶级推崇的金本位制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要条件，而它的神话也大多是人们凭空捏造的。他本可以对该问题进行更深入的研究，但是鉴于《印度通货与金融》一书的撰写时间有限（他须赶在赴印度金融委员会任职之前完成该书的付梓工作），研究只能暂时中断。几年后，“一战”爆发，其时已回剑桥大学任教的凯恩斯应征加入英国财政部，并在战争结束后作为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参加了巴黎和会。凯恩斯对《凡尔赛和约》直言不讳的抨击，令他个人声名日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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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凯恩斯的人生轨迹随着“一战”的爆发与终结发生了巨大转变。对巴黎和会的结果备感失望的凯恩斯在战后又一次辞去政府公职，回到剑桥。而稍早些时候，凯恩斯结识了芭蕾舞演员莉迪亚·洛普科娃（Lydia Lopovka），后者很快就被他的魅力深深吸引。1921年，凯恩斯携洛普科娃去法国的萨瓦赴宴，随行的甚至还有他单身生活里最后一位同性爱人。在1925年，凯恩斯终于迎娶了洛普科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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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凯恩斯的个人生活回归了世俗传统的规范，但他的学术主张走在了当时经济学领域的最前沿。在《印度通货与金融》一书中，凯恩斯告诉读者——金本位制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不存在。而到了1923年，在他的另一本经济著作《货币改革论》（Tract on Monetary Reform
）中，凯恩斯用事实论证了一个真相，在一定条件下，金本位制会损害实体经济发展情况。

受大卫·休谟经济学理论的影响，不少货币学家都坚称，市场会自行修复经济衰退。据此，中央银行的银行家们与经济政策的制定者们将货币政策的灵活性捆绑在了金本位制的束缚之下，他们只能依据手中的黄金储备来发行与回笼货币。

理论上说，金本位制的建立有利于维持币值的稳定。从长期来看，它还可以起到合理控制通货膨胀水平的作用。但在真实的市场环境中，金本位制国家的货币政策是被一群容易犯错的人把持着，银行家们并非完全遵循金本位制的理论说法行事。当黄金流入他们的手中时，他们忙不迭地捂紧口袋；而当黄金不得不离开他们时，他们又万般无奈地勉强松手。货币政策成了只为他们一小撮人服务的工具，普罗大众的利益早已被抛之脑后。银行家们对金本位制的推崇到头来不过是为图一己私利。

就这样，从前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举着“金本位制下经济衰退将自行修复”的理由，充作自己在经济危机时不作为的借口。在市场经历经济萧条之际，他们打着金本位的旗号，锁上了抽屉，纷纷变得惜贷起来。银行家们扬言，从长期来看，市场最终将自行修复经济衰退。在此，凯恩斯毫不留情面地予以反驳：“‘长期’对解决当前的难题而言，是一个具有迷惑性的概念。从长期来看，我们都会死。”凯恩斯认为，政策制定者们和经济学家们都有责任承担起服务大众、守卫公众利益的责任。他还相信，在合理的经济政策安排下，帮助普通民众走出经济危机无须花费高昂的社会成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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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短期里，央行可以通过改变市场中的货币供给，从而改变人们的投资与储蓄行为。货币供给的增大将降低货币的单位价值，人们将选择把更多的钱给花出去。这样一来，商业发展的活力就被重新调动起来。而反之，则是商业陷入泥潭。凯恩斯说道，“商业活动的低迷只能被货币供给量的调整而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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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至于政策制定者们将在何时、以何种途径提振商业活动，凯恩斯则建议他们宁可选择通货膨胀，也要摆脱经济衰退。虽然宽松的货币政策将通过实际利率下跌的途径损害债权人的利益，但是通货紧缩对经济的危害更大，因为它将遏制整个实体经济的复苏进程。伴随着物价的持续下跌，人们将推迟当期消费，消费市场的萎靡进而打消了厂商的生产计划，失业率随之上升。凯恩斯认为应两害相权取其轻，“在一个濒临被贫穷与衰败击垮的世界里，我们宁可选择牺牲债权人的利益，也不能再承受失业带给社会的沉重打击”。虽说政策制定者不应主动让社会经济中的任何一方遭受损失，但在境况艰难之下，温和的通货膨胀总好过通货紧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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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凯恩斯还认为，政策制定者们应将国内经济繁荣的重要性置于维持汇率稳定性之前。虽说稳定的汇率确是经济发展的“助推器”——借此，商人们就无须在开展国际贸易时担忧汇率波动风险。但是，它却不值得让我们以国内通货紧缩与牺牲就业率的代价来守卫。因而，凯恩斯强烈反对英国政府选择在“一战”结束后回归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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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如果政策制定者选择修复国内经济萧条，采取货币贬值的政策手段，那么另一项需要他们考量的因素则是微观主体对政策的预期。比方说，对物价上升的预期将促使民众对此做出反应，从而进一步加大物价上升的压力。“一个相对微弱的原始动力足以触发相当大的市场力量。”凯恩斯说道。为了保障货币政策的有效性，防止价格暴涨暴跌，政策制定者们需小心谨慎地处理微观主体预期。同时，世界各国的努力以及国家之间货币政策的协调也将对此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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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主张逻辑清晰、令人信服，但并没有得到政策制定者的认可。他依旧以一个悲剧预言家的身份“看空”了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状况。1925年，屈服于传统观念的英国政府选择回归金本位制，彼时担任英国财政大臣的正是温斯顿·丘吉尔。据此，凯恩斯撰写了一系列批评文章，而后更集结成册，命名为《丘吉尔先生的经济后果》（The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Mr. Churchill
）。如在《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中对《凡尔赛和约》的预言一般，英国对金本位的回归不久便被证明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彼时英国国内的经济已病入膏肓。

此后，凯恩斯继续埋头在货币理论方面的研究工作中，并于1930年出版了《货币论》（Treatise on Money
）。虽然他在这本书中放弃了往日里的激愤言辞，但他的政策主张仍沿袭了过往的思路。在他看来，“长期”一词无助于引领当前的政策制订，所谓的“问题终会解决”不过是一时的宽慰之言。金本位制已不只是一个经济议题，它还关乎民众心理与政治安定。“（金本位制）是保守派维护统治权力的工具之一，脱离或沿用金本位制是一个很难排除成见而被客观看待的问题。”凯恩斯在书中提到。

在《货币论》一书中，凯恩斯对世界各国在货币问题上的合作提出了更多实践性的想法。既然各国都将摆脱萧条放在经济政策目标的首位，那么为了不令汇率过度波动掣肘经济复苏，他建议对各国的汇率波动区间加以限制。这样一来，在货币政策方面，该种限制既予以各国自由裁量的权力，又避免了各自为政的彻底利己心态。他提出，各国央行应保持密切联系并开展深入合作。

凯恩斯建议，在理想情况下，各国可以通过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方式，共同设立一个“超国家银行”（Supranational Bank），各国央行以黄金及其他受认可的货币认缴“超国家银行”的会员费。按照他提出的这份“超国家银行”方案，该国际金融机构将发行一种拥有法定含金量的新型世界货币。在凯恩斯的设想里，该世界货币可命名为“超国家银行货币”（Supranational Bank Money，SBM）。SBM可作为各国的外汇储备被计入国家储备资产，同时，各国可以在一个相对固定的汇率水平上将本国货币兑换成SBM。另外，该国际金融机构还将发挥资金融通的作用。当一国需要进行国际结算，可手头的外汇头寸却吃紧时，该国可以从“超国家银行”中借出SBM用于国际债务的支付。至于借款的金额上限，则将根据“超国家银行”各成员国认缴的出资份额来确定；其次，对于SBM的发行数量，“超国家银行”将拥有一定的调控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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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过对成员国可借贷的SBM的金额进行限制，从而起到维持SBM价值稳定的作用。

虽然凯恩斯于20世纪30年代就向世人提出了国际金融合作与打造世界货币的关键构想，但直到1969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创设了可以充当国际储备货币的特别提款权（Special Drawing Rights，SDR）。当然，凯恩斯并非仅凭一己之力打造了这一宏伟计划，他从印度、英国、美国的货币实践中总结出了很多宝贵的经验教训，而其他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成果也为其提供了诸多参考。

凯恩斯在研究的过程中逐渐认清，要想让国际组织发挥其应有的作用，就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配合。其中，“尤其需要美国的支持”。但在胡佛的总统任期内，凯恩斯已不再指望能得到美国的支持。相反，据雷蒙德·莫利后来写道，《货币论》中的相关政策主张，“给罗斯福留下了深刻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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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凯恩斯继续体会着作为一个“悲剧预言家”的复杂情绪。自1929年以来，主要工业国家深陷大萧条的泥潭，各国纷纷将手中持有的外汇变现为黄金。在此前，虽然英格兰银行只持有较低的黄金储备，但是由于英国政府有着维护金本位制的公信力，所以投机势力不会轻易对英镑发起攻击。但如今，在大萧条的打击下，境内外的投资者们纷纷拿出手中的英镑，要求英格兰银行将其兑换成黄金，这直接导致了英国黄金储备的大量外流。虽然英格兰银行企图通过提高利率的方式，缓解黄金的外流势头，但仍无济于事。制造业发展迟滞，商业衰败，伦敦金融城岌岌可危。1931年，奥地利与德国的银行倒闭潮波及整个欧洲的金融体系，恐慌之下，英国的黄金储备加速外流，英镑加剧贬值。为此，英格兰银行再次搬出货币政策的武器，企图通过提高再贴现率来吸引资金流入、稳定汇率；同时，英格兰银行还从法兰西银行和美联储处借入巨额资金直接干预外汇市场中英镑的汇率走势。但是，上述举措都宣告无效，市场已经对英镑失去信心，而英格兰银行的黄金储备也很快宣布告罄。1931年9月，英国皇家海军内部发生暴乱，海员们抱怨“国王陛下的政府”已经无力保障士兵薪资的及时发放。出于对军队哗变的担忧，海军上将解散了发生暴乱的舰队。此时，英格兰银行已无法再从法国或是美国方面得到任何资金上的援助了，英国也失去了维持金本位制的公信力。到9月21日，英国政府正式宣布放弃金本位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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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今，随着金本位制淡出了英国历史舞台，凯恩斯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美国。等到了胡佛总统任期的最后时日，大萧条已发展到了最糟糕的境地。1933年2月17日，凯恩斯为英国《每日邮报》（Daily Mail
）撰写了一篇专栏，其间他总结了自己近二十年来对金本位制的思考。他在文中承认，虽然自己主张废除金本位制，但是黄金可以在“一个全新的货币制度”下保留其“象征性或者说约定好的崭新价值”。但是，即便允许黄金在国际金融体系中继续发挥作用，世界经济的重塑仍在等待一个崭新的世界货币的诞生。并且，该世界货币应与黄金保持一定比价。“在国际金融机构的统一管理下，一旦实现世界货币与黄金的挂钩，那么该国际金融机构就承担起了维持各国外汇市场稳定的工作。”世界货币的出现将让各国抽出精力，把政策重心放在提振本国经济上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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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周后，罗斯福总统宣誓就职。在就职演讲中，他向美国民众传达了与凯恩斯所持观点相近的理念和政策主张。在白宫，工作人员将凯恩斯近年来在报刊中发表的文章集结成册，分发给了罗斯福政府的核心成员。可以说，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对美国的经济政策制订者们产生了深远影响。新一届政府成立之初，作为罗斯福友人的詹姆斯·沃伯格曾说过，凯恩斯的经济学说为罗斯福的政策制订提供了科学上的支持（如果说凯恩斯的经济学可以被称为“科学”的话）。对于罗斯福个人而言，他对实践的重视远胜于理论本身。同时，他也从不希望被人视为过于教条，而好在凯恩斯的货币政策主张也同样重视实践的价值。“我们不是在和理论打交道，我们的工作是要处理现实中的问题。”当罗斯福提到他的“黄金政策”时，他发表了上述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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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3月9日星期四的中午，在总统的召集下，国会议员们出席了一场特别会议，此时新总统刚刚结束他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继续留任的财政部副部长亚瑟·巴兰坦与美联储的首席法律顾问沃尔特·怀亚特一同草拟了一份法案。法案的第一章批准并确认了罗斯福与财政部部长伍丁自就任以来所采取的行动（即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另外，法案还授权政府可以敦促美国民众将个人储藏的黄金移送至当局以换取其他形式的货币。同时，法案授权美联储发行以美国的政府债务为支持的可以在市场中流通的联邦储备券。当天，《紧急银行业法案》（Emergency Banking Act
）随即出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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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刚启动拯救美国金融体系的行动，民众就开始陆续将手中的黄金送回了银行。《紧急银行业法案》的通过更是调动了民众的积极性。3月9日的一大清早，上百号人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位于纽约市自由街33号的办公楼前排起了长队。他们拎着沉甸甸的袋子在队伍里缓慢前行，等待将手中的黄金交给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柜台的出纳。不到中午的工夫，等待的队伍已扩增至上千人，甚至有人将装运黄金的卡车都开上自由街的街面。美国民众悬着的心终于放下了。将黄金移送至美联储后，他们不用再为黄金的保管而操心，国家已替他们担负起了这份责任。上百名配枪的前海军陆战队员出现在了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办公楼外，他们严阵以待，守卫着队伍里存款人的安全。

相似的场景正在美国的其他城市重复上演。芝加哥某银行对外称，他们接待了一位资金雄厚的储户，六名壮汉才能将这位储户箱子里的黄金搬到出纳柜前。一位记者在当天的新闻报道中写道：“民众脸上洋溢的宽慰笑容明白无误地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号：他们支持政府当前的举措。”

通过将民众手中的黄金兑换成纸币，美利坚合众国政府承担起了替美国民众保管黄金的责任。凯恩斯就金本位制所做的20余年的研究成果终于在罗斯福上任一周内的货币政策中得到体现。事实上，大多数民众本就乐于卸下自己身上的担子，转而将保管黄金的责任移交给一个值得他们信任的政府。据统计，在大萧条到来之前，民众手中持有的流通中的金铸币总量仅价值7700万美元。到了1933年2月，这一数额已飙升到了2.84亿美元。然而，在之后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民众持有的流通中的黄金总量又迅速回落到了8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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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一届政府漫长的首周终于走向尾声。3月10日星期五下午的4时20分，罗斯福接受了记者的采访。他提到，在即将到来的周末里，联邦储备体系下设的12家地区性联邦储备银行将不歇业，方便各成员银行提取现金，以备下周一恢复正常经营活动之需。

有记者询问罗斯福，银行是否有权开展“全部经营活动”？

“是的，全部经营活动。”罗斯福回答。“当然，除了黄金的对外支付，这可是另外一回事。”他随即又补充。经过一番讨论，罗斯福向记者们承诺说，他们可以踏实地回去睡个好觉了。在这个周末，政府在货币政策方面暂不会有新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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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就任前的市场恐慌意味着对美元价值的信心沦丧。不到一周的工夫，我们这位新总统就重塑了这份信心。而奥秘就在，他改变了这份信心的基础：此前，美元价值的稳定有赖于金库中充裕的黄金储备。但罗斯福令美国民众相信，美元之所以有价值，是因为政策制定者们有信心重振美国经济，带领人民走向繁荣。

正如罗斯福在后来谈到的，虽然银行歇业休假“不过是一时的紧急举措，但它同时也是日后开展的一系列货币制度改革的当头炮。自此，联邦政府在货币体系的调控上拥有了更大权限。这其中就包括对货币性黄金的管理权以及遏制华尔街银行家干涉国家经济政策制定的权限”。如果说他在上任之初没有将自己的经济主张和盘托出，那也是因为他不希望货币改革在尚未正式发起之前就引发民众的无谓恐慌。虽然如此，但罗斯福已将自己的意图明白无误地传达给了他身边的工作人员，而新一届政府业已为“货币新政”在公众的亮相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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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周后，罗斯福终于将自己的货币制度改革方案公之于众。然而，这一做法却令罗斯福此前的一些顾问改变立场，掉头成了他的政敌。但是罗斯福清楚，如果他选择向发难的声音妥协，那么等于置公众利益于不顾。

1933年4月末，爱荷华州丹尼森的西部发生了一起民众反抗政府执法的暴力事件。一名叫作希尔兹的农户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导致银行不得不提请法院处置了他的抵押物。在抵押物处置变现的拍卖现场，郡县治安官的手下正依法代替银行执行抵押物的拍卖工作。希尔兹的安身立命之本将变成一笔现金，用于偿还银行贷款。

拍卖会进行的当口，汽车引擎的轰鸣声在不知不觉间由远及近。十来辆轿车还有卡车停在了希尔兹家旁边的土路上，上百号农民鱼贯而出。他们一上来就对组织拍卖的工作人员拳打脚踢，甚至拿起木棍痛殴。

搅乱了抵押物拍卖会后，农民们钻进车里，掉头把车开到了地方法院。然而，在那里，等待他们的是持械的国民警卫队的布防。不待农民反抗，警员就羁押了他们。

同样是在4月，在距离丹尼森90公里远的爱荷华州的勒马斯，一群义愤填膺的农民闯入了布莱德利（C.C.Bradley）法官的办公室。他们威胁布莱德利，要他停止签署举办抵押物拍卖会的法令，但遭到了法官大人的回绝。火冒三丈的农民攥紧布莱德利的衣领，一连几个巴掌挥了上去。然后，直接把他拖出了法院。有人将草绳绕了两个结，一个挂在了法院外的电线杆上，另一个则套在了布莱德利法官的颈部。被吊起的法官开始痛苦挣扎，几近不能呼吸。要不是农民中有人出面干预，布莱德利就被吊死了。但是折磨并没有结束，一通猛捶之后他们才放过了满身伤痕的布莱德利法官。

作为对民众闹事的应急回应，爱荷华州州长叫停了州内民事法庭的日常业务，并在一些地县特别部署了国民警卫军。如果说同年3月的银行歇业休假拯救了美国的金融体系，那么到了4月，美国各地亟待一个“暂停抵押物拍卖会的假期”来平息愈演愈烈的暴力反抗事件。

国民警卫队将在丹尼森逮捕的农民们羁押在了一个四处架着机枪的谷仓，囚犯们进出谷仓时都要经过持枪士兵的严密监控，而戒备森严的士兵甚至都将刺刀安在了他们手中来复枪的枪口。爱荷华州当地的记者在报道中写道，“激愤的农民们发起了一场对通货紧缩的反抗”。通缩派和通胀派之间已由理论学说上的争斗转为了实打实的暴力。

到了大萧条的最后一年，谷物价格只有20年前的三分之一。而在此前，为了从银行处获得贷款，农民们大多将自己名下的农田抵押给了银行。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无力偿债的农民们不得不割舍自己的土地。据统计，在大萧条期间，放贷的各家银行共处置了爱荷华州内近三分之二的农田。面对这番惨淡现实，悲愤的民众集结到了一起，想要向政府讨个说法。在起事的人群中，青年人不再担当主力，中年人倒成了主流。直到不久前，他们仍拥有自己的产业、美满的家庭；他们不但相信现有社会法制的公平公正，也毫不怀疑政府会为公众谋取福利。当罗斯福祭出改革的药方时，他们成为1932年总统大选中新政的坚定支持者。但现今，跌入谷底的农作物价格与无法被满足的贷款需求生生将他们逼成了反对现有政府的革命者。

远在大西洋的对岸，1933年春天里的通货紧缩与现实幻灭令希特勒逮住机会窃取了德国总理的宝座。而相似的政治灾难，已在美利坚合众国的土地上生根发芽。当爱荷华州州长选择在州内部署武装部队之际，当地的农户与工人们威胁将要发起一场声势浩大的罢工运动。其实早在1932年夏天，他们就采取过这一举措。彼时，铁路停运、高速封锁，政府和民众发生了激烈的冲突。如果新一届政府未能及时抬升物价，那么不难想见，这一轮罢工将造成更惨烈的后果。

在华盛顿，一通通电话将美国中部的情况直接报告给了总统本人。为了防止爱荷华州暴乱事件在邻州扩散，其他州的州长们也想采取相同的应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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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一再表示政府将提升物价。他知道只有让占就业人口四分之一的农民的腰包鼓起来，经济的转轮才会有提速的动力。在银行歇业休假期间，现金被冻结在金库里，债务人无法获取更多信贷额度。但是，在此之前，银行歇业休假却是“躲不过的一劫”。总统不仅需要让银行重新开张营业，还需要重振他们的借贷能力。

与此同时，罗斯福之前的竞选宣言在此刻却成了新一届政府制定政策的绊脚石。在与胡佛“对决”之时，罗斯福宣称将在审慎的原则下奉行平衡的国家财政收支安排。但事与愿违，如果他在此时收紧财政开支，那么在节俭计划的名义之下，政府支出的缩减将给通货紧缩形势下的经济沉重一击。

罗斯福懂得，只注重政策的经济效果的做法是完全不可取的，他还有必要捍卫美国政府在民众中的公信力。如果在经济复苏的同时导致民主制度有损，那么这样的增长无异于一种变相的倒退。再者，如果罗斯福真的想避免暴乱在美国兴风作浪，那么他务必痛下决心，提振物价。然而，在推行宽松的货币政策之前，他需要先说动他的一些政策顾问。

在罗斯福任内的早些时日里，财政部部长威廉·伍丁多蒙胡佛麾下的财政部老员工的“照拂”。虽然伍丁曾在商界身经百战，但在国家经济建设领域还是个新手。如此一来，为尽快接手工作，他说服了不少共和党的老员工留任，这其中就包括曾经的财政部副部长——亚瑟·巴兰坦。这位资深的“老财政”在为伍丁带来诸多帮助的同时，也将他的政治理念灌输给了我们这位新任财政部部长。巴兰坦的前任顶头上司奥格登·米尔斯自恃拥有旧有权威，不断游说前者。而米尔斯的上司——赫伯特·胡佛——自然也没有闲着，他游说的对象则是米尔斯。胡佛和米尔斯警告巴兰坦，新一届政府的货币政策正冒着令国家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风险。就这样，留任的共和党人处在了尴尬的政治夹缝当中：工作中，他们面对的是与自己理念相悖的民主党老板；而其余时间，他们又不得不承受政治盟友的耳提面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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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罗斯福总统就职后的第一个周末，在他想要结束银行歇业休假期之际，两党之间的分歧已公开化。3月11日星期日这天，雷蒙德·莫利的秘书塞莱斯特·杰岱尔（Celeste Jedel）记下了他们之间的争论。仍在财政部工作的共和党老员工声称，虽然“一些地区银行尚未失去偿付能力，但他们的经营情况堪忧”。所以，他们认为，在结束银行歇业休假之后，这类银行应暂不营业。想来，共和党人对东北部大银行有一种与生俱来的亲近感；相反，他们才不会关心那些规模较小的“农村银行”的死活。然而，正是这些落脚农村的银行为农户们提供了贷款。很多时候，他们甚至会为日子过得紧巴的农户放宽授信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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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总统与莫利、伍丁，以及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会面，就各家银行重新开张营业的资质进行了商讨。莫利在会上向其他人介绍了当前保守的共和党人的主张。这群胡佛的追随者认为：既然为了经济能够实现全面复苏，我们还要忍受较长时间的通缩打击，那么不妨延长银行歇业休假的时间。虽然他们当初强烈反对上述法令的施行，但在当前的形势之下，共和党人迅速转变了立场。在他们看来，失去偿债能力的借款人应接受抵押物被变卖出清的后果，而资产质量恶劣的银行则要直面倒闭的悲惨下场。“如果我们给那些经营状况不佳的银行留了条活路，那么整个金融体系将面临崩溃。”共和党人辩称。

对此，民主党人反驳道：“让金融体系去死吧。如果金融体系的存在只是为了保障那些在大萧条中受到最小打击的特殊群体的经济利益不受侵犯，那么它是死是活无关紧要。”新一届政府里的民主党人明白，他们要妥善行事，顾及各方。无论是储户、地区银行、贷款人，还是资本雄厚的大银行家，政府都有责任维护他们的权益。

当将这些理论上的争论付诸实践之时，新一届政府的做法不仅保障了政策实施的公允性，还妥善协调了各派政治势力的纷争。持保守意见的人们想要继续关停加利福尼亚州的银行业巨擘——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他们坚称，经营状况岌岌可危的美国银行无法在当时回归正常营业。但是，加州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允许此事发生的。不仅是因为这家银行的董事长阿马德奥·彼得洛·贾尼尼（Amadeo Pietro Giannini）和加州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William Randolph Hearst）表态支持美国银行重新开张，加州民主党参议员威廉·麦卡杜（William McAdoo，他也是伍德罗·威尔逊的女婿）与共和党参议员赫尔曼·约翰森（Hiram Johnson）也坚决拥护恢复美国银行正常营业的决定。

伍丁掂量了一下两方手中的筹码，最终决定让美国银行重新开张营业。罗斯福不谈政治立场，只讲实效。这样的做法不仅安抚了贾尼尼和赫斯特之辈对新一届政府的抵触情绪，也令约翰森和麦卡杜喜不自胜。重新开张的美国银行接待了更多储户，后者将手中的现金再次存入银行。此后，政府又放宽了中西部其他银行重新开业的条件，信贷支持为美国西海岸与中部的经济复苏贡献了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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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很快，在工作推进的过程中，来自旧政府的“老人”与新政府之间的分歧已越来越难以弥合。巴兰坦在寄给友人的信中写道：“我就好像是一个辛苦布道的牧师，而我效力的教堂却不信奉我的宗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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雪上加霜的是，共和党并不是新一届政府中唯一的“分离势力”，民主党中的保守派同样也反对罗斯福的新政举措。罗斯福在竞选期间的亲密顾问、新任美国预算局（现已更名为美国行政管理与预算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Lewis Douglas）已不愿再为其出力。这位出生于矿产经营者家族的亚利桑那州国会议员是预算平衡论的坚定拥趸，他明确反对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本位制度改革。

虽然党内保守派对罗斯福的财政支出计划多有顾虑，但他们的努力也为民主党政权的巩固贡献了力量。继《紧急银行业法案》之后，正是刘易斯·道格拉斯起草了新一届政府的第二项法案——《1933年经济法案》（Economy Act of
1933）。该法案授权总统可以酌情削减退伍军人津贴及其他政府开支。道格拉斯利用这项权力为政府砍掉了数亿美元的财政开销，而在1932年，联邦政府全年支出仅为46亿美元。就这样，政府一边缩减常规性支出，一边又借入和花费了巨额资金用于应付紧急状态。3月24日，也就是在该法案颁布的第4天后，罗斯福总统向公众解释了政府暂不缩减财政赤字的缘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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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记者向罗斯福提问，他想知道政府何时才会节制政府开支、平衡国家预算。总统回答：“这完全取决于你如何定义‘平衡的国家预算’一词。”他进一步说明：“一旦联邦政府为提振经济所付出的投入看到了成效，那么我们就要开始计划削减支出的事宜。”但击退大萧条的这场战斗需要消耗相当数量的“火药”，政府预算开支的提高需要国家借贷的助力。诚然，政府收支平衡的确是一种理想状态，但在此刻，经济复苏的重要性高于一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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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预算局走马上任后不久，道格拉斯便收获了与巴兰坦相同的认识：新总统的经济政策与他们个人的经济主张相悖。即便道格拉斯不断规劝罗斯福，请他及早结束特别国会会议，但后者似乎已不再听从他的建议。3月25日，他在和詹姆斯·沃伯格谈话时甚至发起了牢骚，“实在不行，就解散国会算了，免得他们再惹出什么麻烦”。虽然道格拉斯将提振市场信心的希望寄托在了自己的预算削减计划上面，但罗斯福却希望能尽快通过更多行动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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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罗斯福持相同立场的人们明白，政府需要着力提高物价水平。在4月3日的内阁会议上，农业部部长亨利·华莱士提供了一份由他手下的经济学家撰写的报告。该报告提到，国家预算收支平衡往往是经济走出衰退之后才有希望达成的——“虽然我们国家从未能够在一个较长的时间里维持收支平衡，但我们总能够在经济扩张期内及时弥补预算亏空”。巧合的是，4月5日，凯恩斯与沃伦分别在私下场合表示了对罗斯福此前政策的质疑。在他们看来，不论银行歇业休假还是预算削减计划会为市场带来多少积极信号，这两项政策都将在不同程度上加重市场的通货紧缩。如果总统想要抬高物价，那么恐怕他得改变思路，另想其他办法。同一天，罗斯福在写给友人的一封信中也谈道：“为了抬高物价，他还需要做更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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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4月5日，总统的确采取了行动。他告诉记者们：“美利坚合众国的联邦政府将禁止私人储藏黄金，国内的黄金供给将统一交由国家相关部门管理。”话音刚落，他立即发布了一道行政法令。据该法令要求，截至1933年5月1日，美国民众应将他们手中的黄金移送至美国联邦储备银行；民众手中仅可以保留用于工业及艺术用途的合理数量的稀有铸币。在此前，政府只是鼓励民众将黄金兑换成其他通货或者存款。但如今，这一要求已获得行政法令支持。在该法令的规定下，如果民众保留币值超过100美元的金币或金元券，那么他们将面临罚款或者监禁的处罚（当然，甚至是双措并举）。随着黄金的收回与纸币的投放，政府对市场中流通货币数量的管控能力大大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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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政府内阁成员对当前的经济形势备感焦虑，国会议员们也正想方设法为总统分忧。他们首当其冲要解决的麻烦就是通货紧缩。马里兰州的民主党议员托马斯·戈尔兹伯勒（Thomas Goldsborough）正在沃伦的协助下起草一份提案。该提案提出了这样一个构想：将1盎司黄金的价值调整为36.17美元，并成立货币委员会以备在必要时再次调整美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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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6日，沃伦将戈尔兹伯勒的提案带到了华盛顿，出席报告会的听众中既有国会议员也有罗斯福的顾问团成员。沃伦结束发言后，在场的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仔细观察了一下听众的反应。他告诉沃伦，“如果该议案意欲针对货币制度做出如此深刻的变革，那么为防止日后通货膨胀发展到失控的局面，总统恐怕还要准备一招后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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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后，在4月7日的白宫记者招待会上，罗斯福向媒体承认——“我们的举措尚未有效地遏制通货紧缩”。他还指出，不论是平民保育团（一个雇用失业的青年男性参与自然资源保育工作的联邦政府项目）所开展的工作，还是联邦政府拨给各州政府的50万美元的失业救济金，都与提高市场货币供给的方案抱持同一目的——缓解失业，提振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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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4月12日，罗斯福会见了“全国物价与购买力水平重建委员会”的成员，他们在一起讨论了接下来调整美元价值的可能。会上，总统提到了货币制度改革的一个障碍：许多政府和私人债务以及合同中存在的所谓“黄金条款”。该条款赋予了债权人可以要求债务人以黄金作为清偿债务的支付工具的权利。于是，该条款的存在无形中为废除金本位制设置了一道障碍。

之后的货币制度改革工作中，罗斯福如何才能绕开这一强制支付黄金的条款限制呢？他本人提出，如果该条款的法律效力无法被废，那么干脆就在有人要求以黄金支付合同金额时，让债务人将黄金短暂地从美国财政部国库中借出来几分钟。而当债权人拿着黄金还没走出财政部之前，就请特工把黄金再劫走！玩笑归玩笑，罗斯福的确认真思考了废除黄金在国内市场的支付属性的各种可能。既然现有法律阻止我们这么做，我们就要创造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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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罗斯福交代沃伦及其在康奈尔大学的学界同人，请他们继续向政府“施压”，推动宽松经济政策尽快施行。在罗斯福看来，学界对通货膨胀的支持将令公众明白：为了防范无序的货币价值调整引发失控的通货膨胀，抑或自由铸造银币的提案再度兴起，新一届政府迫于压力在有秩序的前提下执行宽松的货币供给计划。

和总统一样，威廉·伍丁也对“白银时代”卷土重来的提案表示了担忧。这位业余爱好谱曲的财政部部长习惯于在思考问题时摆弄他的钢琴或者吉他。偶尔，他也会把“玩票”时所做的曲目正式命名。就好像在1933年的早些时候，他曾写过一曲名为《白银摇篮曲》（Lullaby to Silver
）的小调。显然，他可不希望“白银”以及它的支持者们再次进入新政府的视野。伍丁害怕，如果美国回归金银复本位制，那么曾经关停的银矿将再度开启，失控的货币供给将毁掉国家的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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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伍丁在低声吟唱着《白银摇篮曲》之时，美国参议院正就发行银铸币（或银元券）的议案吵得不可开交。来自白银矿藏丰富地区的参议员总是力争要抓住每一个机会为自己的人民谋取利益。这一回，是蒙大拿州与内华达州的两位民主党参议员——伯顿·惠勒与基·皮特曼（Key Pittman，他亦是参议院对外关系委员会主席）——扛起了在国会推销金银复本位制的大旗。皮特曼更是认为这是一个一石二鸟的完美计划：通过允许欧洲的债务国使用银铸币（或银元券）偿还美国政府对其的借款，欧洲国家与他本州的人民将双双受益。

所有人都在为实现抬升物价的目标献计献策。同样是在4月12日，詹姆斯·沃伯格告诉总统，他可以将目前处于违约的外债变成为国内公共事业埋单的现金。闻此，罗斯福立刻对这个计划产生了兴趣。他喜欢这个“无中生有”的戏法，这就像是魔术师凭空把兔子从高帽里揪出来。据此，罗斯福给这个计划取了个绰号——“吉姆的兔子”（吉姆是詹姆斯·沃伯格的昵称）。后来，新一届政府里的人们都将这个方案称为“兔子计划”或者“邦尼计划（the bunny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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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格对自己的方案寄予了很高期望。在他看来，“兔子计划”一旦得到总统的支持，那么《白银摇篮曲》也就没戏唱了。在提出这项方案时，他希望可以转移国会和政府当前的工作焦点。并且，他可不认为财政赤字与增发货币是解决大萧条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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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兔子计划”的设想下，美国将减免欧洲债务国的利息，并要求债务国的政府将借款本金存入国际清算银行在日内瓦的总部。作为这些外债的担保措施，债务国将另存入价值相当于借款本金25%的黄金。另外，出于安抚与拉拢白银支持者（像是皮特曼参议员）的目的，按照沃伯格的计划，债务国还将存入价值相当于借款本金5%的白银。这样一来，国际清算银行将依照欧洲债务国家向美国的借款金额向美方发行金元券，这种拥有一定黄金（及白银）发行保障的新型世界货币将给予美国公共事业建设与失业救济项目有力的资金支持。就这样，兔子自己就从帽子里跳出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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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兔子计划”与凯恩斯在巴黎和会上提出的“宏伟方案”颇有几分相似之处。但不同的是，凯恩斯希望利用跨地区的国家信用网络为一种新型世界货币背书，从而支援欧洲国家战后重建；但沃伯格却旨在帮助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泥潭。同时，该货币的发行额外增加了黄金储备的保证。虽然在1919年凯恩斯的计划遭到了拉蒙特这样的美国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但当时间跳转到1933年，身为银行家的沃伯格正竭尽全力推销他的方案。

在全面了解“兔子计划”的操作方案之后，罗斯福警告沃伯格说，政府当前的货币政策是削弱黄金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虽然政府向数家银行发放了批准黄金出口的许可证（这其中就包括沃伯格效力的曼哈顿银行），但政策的最终导向则是禁止黄金外流。二者就这一问题展开了激烈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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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和罗斯福在此事上产生了严重分歧，但沃伯格仍相信自己有能力说服罗斯福改变立场，转而支持他提议的新式黄金本位。为此，他知道自己需要拉拢更多盟友。4月14日这天，沃伯格告诉道格拉斯，他那神奇的“兔子”可以平衡国家收支并守卫金本位制。自然地，我们这位美国预算局局长投向了沃伯格的阵营。沃伯格对此曾做过这样的表述：“（道格拉斯）好像是一个垂死的溺水者，我只是向他抛出了救生圈。”其他保守派人士也青睐这个方案。这之中，最积极的倡导者莫过于来自美联储的沃伦·伦道夫·伯吉斯（W. Randolph Burgess）。另外，他的老板——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也同样表达了对该计划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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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沃伯格还在争取罗斯福对“兔子计划”的认可，但是总统却正在聆听其他声音。在国会，议员们将已经专门委员会审议的货币制度改革议案提交全院大会；而诸多来自农业领域的人士也在不断向罗斯福灌输一个概念：当务之急，需要实行货币贬值。有记者询问罗斯福，政府是否将阻挠通货膨胀？“我倒不会这么讲。”罗斯福答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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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7日，由民主党参议员惠勒提出的“白银议案”在参议院的投票中未获通过。在计票中，反对票数达33票。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参议员詹姆斯·伯恩斯（James Byrnes）对于这个结果表示了遗憾——“投票结果一出来，我就知道我们陷入了麻烦。虽然有这么多参议员反对政府再次发行白银铸币，但是一旦有议员能够提出以其他途径实现宽松货币政策的提案，那么这些反对者立刻就会掉转立场，成为通货膨胀的支持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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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恩斯恐怕有所不知的是：由于对于失控的通货膨胀的担忧，美国政府并不希望“白银议案”在国会通过。彼时，美国联邦政府已与一部分国会参议员组成搭档，正在勤勉工作。他们希望能给公众营造出这样一个印象：支持通胀的参议员们正在给总统施压。在这里，莫利给支持通胀方案的参议员们出了一招：在参议院对“白银议案”通过与否进行再度投票时，这群亲近政府的参议员可以选择不出席议会。这样一来，如果在场的参议员已经投出了30张反对票，而支持票不过30张，那么面对巨大的反对呼声，国会只能放弃“白银议案”，转而支持其他手段以落实通货膨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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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银议案”最终流产，但它的意义却在于其为政府推动其他有关宽松货币政策的议案的通过奠定了基础。罗斯福要让民众知道，虽然“白银议案”无法得到立法机构的支持，但是议员中间仍有着强大的支持通货膨胀的呼声。不论是此前来自农业领域人士的敦促还是“全国物价与购买力水平重建委员会”的施压，政府都在向民众传递一个信号：罗斯福总统迫于压力不得不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并且政府需要握有调节美元供给的空前权限。

另一边，为了阻拦总统的通货膨胀方案，沃伯格正快马加鞭地积聚起了自己的势力。目前，“兔子计划”已得到道格拉斯和莫利的认可。另外，在“白银议案”流产之后，民主党参议员皮特曼也与沃伯格站在了一起。此外，在这之后，沃伯格还抓住机会将自己的计划成功推销给了财政部部长伍丁。“到目前为止，一切进展顺利！”沃伯格在日记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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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18日的晚些时候，莫利和沃伯格造访了总统，同行的还有威廉·布利特（在当时，他即将成为美国国务院在经济事务方面的顾问）。当晚，罗斯福兴致甚高，据沃伯格在日记中记述——“会面一开始，总统就笑意满满地告诉我们：‘美国已摆脱了原有的金本位制，这个消息将在明天予以公布。’”正如罗斯福已在私下告诉沃伯格的那样，财政部将不再向任何机构发放批准黄金出口的许可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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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这个消息还不是当晚最重磅的新闻。总统还告诉他的顾问们，他即将支持一个有关通货膨胀的议案。这个由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Elmer Thomas）提出的议案将作为《农业调整法案》（Agricultural Adjustment Act
）的修正案在国会予以通过。在这之后，该法案将被称作《托马斯修正案》（Thomas Amendment
）。

在《托马斯修正案》的提议下，总统将有权通过以下四种手段进行货币政策调控：（1）发行纸质货币；（2）设立一个崭新的金铸币和银铸币的兑换价格；（3）调整美元的含金量；（4）打造货币局，根据一揽子商品的加权平均价格确定美元价值。正如沃伯格在日记中写到的：“通过此举，总统可以将当前美元的购买力水平提高到1926年的物价水平！！！”但是，在该议案的约束下，美元含金量的下降幅度不能超过当前重量的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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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闻此讯，莫利和布利特倒是处之泰然，但沃伯格却忙不迭地规劝上了罗斯福，希望其放弃该提案。随后，道格拉斯、赫尔、皮特曼、伍丁以及其他一些政府官员也步入了白宫的会客厅。赫尔和伍丁立刻加入了沃伯格的行列，但是不多时，他们也都不开腔了。

面对此景，道格拉斯和沃伯格却丝毫没有偃旗息鼓的意思，他们在为守卫金本位制进行着顽强的抵抗。莫利在事后告诉他的秘书，这两人“活像两只老虎，上蹿下跳，几乎想了所有方法企图阻拦总统的议案”。沃伯格将总统口中的《托马斯修正案》唤作是“实打实的草率计划”，并坚称该议案将导致恶性通货膨胀与社会动乱。当沃伯格在深夜离开白宫时，“他看起来好像一夜之间苍老了十岁”。莫利记得，沃伯格在临走前说的最后一句话是：这（即美国脱离金本位制）是文明的终结。但据沃伯格回忆，这句话出自道格拉斯之口。其实不论是二人之中的哪一位做出了这样的论断，想来这都是二人一致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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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末日预言般的警告，罗斯福依旧保持镇定。在当晚的讨论陷入僵局时，他从外套的兜口掏出了一张10美元钞票，并认真端详了起来。“哈哈。”他接着大笑起来，“赫尔，这张钞票来自你老家田纳西。”原来，这是一张在美国内战期间，由派克维尔第一国家银行（First National Bank of Pikeville）发行的纸币。“我如何才能知道这张钞票是否具有价值呢？”总统向在场的人们提问。立刻，他给出了自己的答案——“当我相信美元的价值时，它就是有价值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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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顾罗斯福总统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那时候他将政治评论员拉尔夫·韦斯特·罗比撰写的有关金本位制的文章当作了他发言的道具。但在此时，他已不打算再变什么戏法。罗斯福已经彻底放弃了“兔子计划”，他要践行一个更伟大的计划，一个真正“无中生有”的魔术——即便人们看不见也摸不着美元的价值，但罗斯福要使美国民众相信美元的价值符合其面值。

罗斯福巧妙地操纵了人们对于经济政策导向的看法，就连他身边的人不少也都以为总统是迫于压力才实行扩张性的货币政策的。在听到莫利的描述后，他的秘书塞莱斯特·杰岱尔将《托马斯修正案》视为总统为阻拦国会肆意妄为的利器；就连沃伯格也认为，虽然《托马斯修正案》是个差强人意的计划，但是如果不予通过，国会甚至有可能出台其他拖累国家经济陷入严重通货膨胀的法案。此外，新闻界对此也持相同的看法。就在总统将《托马斯修正案》的计划告诉他的顾问们的隔天，《纽约邮报》（New York Post
）的一篇专栏中提到：“该议案是为了防止国会酝酿更激进的通货膨胀法案的产物。”沃尔特·李普曼则在他的专栏中写道；“没有人会怀疑，如果总统没有采取行动，那么国会会将恶性通货膨胀视为拯救经济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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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虽然罗斯福正受到通缩派与通胀派的两面夹击，但通胀派是鼓舞他进一步行动的有力盟友。此前，罗斯福已告诉沃伦，请他继续宣扬通货膨胀的重要性；而他的顾问莫利也曾示意，政府可以利用“白银议案”未获通过一事影响舆论。现如今，在黄金禁运政策已到位、托马斯的“通货膨胀议案”即将经国会审议的时刻，总统手中实则已经握有了调控货币供给的工具。正如他在上任之初提到的——“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如果说罗斯福此时正面临重压，那么这份压力也是来自他自己的。正是在这份压力的敦促下，他才有了行动的动力。

在4月19日的记者招待会上，总统首先向在场的记者表达了谢意，他感激记者们在新闻报道中对于新一届政府的各项政策所做出的积极回应。特别地，他提到了李普曼最新发表的那篇文章。罗斯福称，当前我们的国家的确需要一场“可以严格管控的通货膨胀”与一个“可以调节的物价水平”。

有记者向罗斯福提问：“美国是否还会回归国际金本位制？”

罗斯福承认，他的确希望美国可以回归“某种形式的金本位制”。显然，这个模糊的答案可以被冠以任何一种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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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即将采取宽松的货币政策的消息一时间传遍了美国，商品价格应声而涨。“棉花价格比前一个交易日上涨53个基点”“棉花价格飞涨”“通货膨胀的号角吹涨粮食价格”……各大报纸的经济板块已被商品价格抬升的消息铺满。而随着商品指数价格上涨的，自然还有股票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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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市场上一片欢呼雀跃，但罗斯福的举措并未收获一致认可。罗斯福曾经的支持者、政治评论员拉尔夫·韦斯特·罗比直率地批评这一政策是“通货膨胀争论中的又一狡猾伎俩”，而《华尔街日报》的记者则担心罗斯福将变成“操纵货币供给的独裁者”。但是，这些反对声音都淹没在了对商品价格回升的广泛报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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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更好地引导舆论走向，4月20日，在记者招待会的第二天，罗斯福又向媒体透露了一个消息：他本人认为，国会非常有必要通过《托马斯修正案》。此外，他还建议记者朋友们可以就即将到来的英法首脑访美行程进行着重报道。按照计划，英国首相雷姆塞·麦克唐纳（Ramsay MacDonald）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赫里奥（Édouard Herriot）将于近期抵达华盛顿。届时，三国首脑就即将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大会进行前瞻性的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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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3年的4月末，正值英法首脑访美期间，美国爱荷华州发生了因抵押物处置纠纷而导致的民众暴乱。即便商品价格已因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宣布而有所上扬，但价格的小幅回升并不足以预先阻止暴力事件的发生。同样地，虽然爱荷华州州长叫停了州内民事法庭的日常业务，国民警卫队也扣押了闹事的民众，但真正能够平复暴乱的唯有经济复苏。罗斯福深知：不论沃伯格和道格拉斯一派怎么想，也不管欧洲盟友们如何回应，当务之急是要抬高物价水平。

诚然，国内政策的施行可以不顾及外部环境。但是，正如凯恩斯一直以来都在宣扬的一个观点：如果一国想要调控本国的货币供给，那么它或许需要一些外部协作。同时，为了打造一个稳定的国际经济大环境，在理想状态下，内外部的配合协调工作最好是由各国政府指派的官方机构合力达成。随着罗斯福将调控货币的权力成功纳入怀中，可以预期，这次美、英、法三国的国际会议将为跨国合作搭建一个良好平台。当然，前提是，三国需要就合作的内容达成一致。

其实，世界经济会议的安排早在胡佛总统任上就已开始策划。胡佛总统原本希望借该会议的召开为大萧条找到一个“国际借口”，这样一来，大萧条的出现就无法说成是他的错误。但最终，大会的正式召开却拖到了罗斯福上任后的1933年6月，而胡佛对于该会议的“期望”也未能实现。

当时，世界经济仍处在“一战”后国际债务的阴霾笼罩之下，大多债务国都无法按期偿还对美国欠下的借款。为了缓和国际压力，胡佛在1931年6月提出了允许国际债务延期一年支付的方案。但是，正如胡佛为应对大萧条而采取的那些举措一样，该方案收效甚微，欧洲债务国家仍然难以摆脱债务危机。到了1933年12月，当国会最终通过该方案时，德国的银行已相继倒闭，而英国业已抛弃了金本位制。

几年后，当回忆起那时的国际经济金融环境时，来自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伦道夫·伯吉斯回应道：自1931年以来，21个国家先后脱离了金本位制，更多的国家则实行了严格的汇兑限制；另外有44个国家（包括美国）在国际贸易上筑起了关税壁垒。在当时，国际贸易的发展几近停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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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10日，丘吉尔在英国议会下议院的会议上提出了召开世界经济会议的提议。他在会上倡议：“我们要在世界范围内发动一场行动，逮捕物价下跌的元凶。”另外，他还宣称：“唯有世界各国采取一致举措，经济衰退的魔咒才能破解。”丘吉尔的讲演赢得了议员们热烈的掌声。虽然英国政府对会议的召开很是积极，但是白宫方面的态度却甚是谨慎。美国政府表示，除非会议议题不涉及国际债务的减免问题，否则美国将不会派代表出席会议。同时，胡佛政府还强调了一点，美国方面不会选择采取本国货币贬值的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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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的演讲开启了为期一年的会议筹备工作。在此期间，由民主党人执政的政府已接棒胡佛的共和党政府。最终，世界经济会议于1933年6月在伦敦召开。

直到罗斯福就任前的1932年12月，他还对世界经济会议抱有希望。罗斯福不仅希望该会议能够为世界经济秩序确立一个长期规划，他还想借此机会打造一个新型的世界货币，取代国际金本位制的地位。同时，他还认为各国应就缓解失业展开国际合作。但到了1933年5月，他对欧洲人已经有了一个明确的认识——“他们就是一群浑蛋”。在大西洋的对岸，欧洲各国政府（特别是纳粹德国）都恨不得甩掉自己的外债负担，他们希望借这次会议的召开能将债务减免问题拿到台面，和美国人好好谈谈。另外，不少身份显赫的欧洲人（特别是法国人）则盼望会议就各国重新回归金本位制的问题展开讨论。只要法国还坚守金本位制，那么他们自然就会希望别的国家也能奉行金本位制的准则。最好，还能帮助他们维持一下法郎的对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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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本土，罗斯福的一些顾问同样也对这次会议充满了希望。沃伯格希望英法两国政府可以支持自己的“兔子计划”。但他很快发现，虽然欧洲人对于债务重组的建议欣喜若狂，可是他们却不愿以付出那么多黄金的代价来换取美国的借款。面对欧洲人的要求，沃伯格也设想过要免除“兔子计划”中的黄金条款，可惜这只兔子早已失去了它的魔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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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国务卿赫尔则希望该会议的召开可以让他振臂一挥，为抵御大萧条打出他手中的一副好牌——自由贸易。在国内，赫尔就常常向罗斯福进言，称应该扫除阻碍国际贸易发展的壁垒。但在当时，总统可不认为降低关税的良好时机已经到来。罗斯福坦白告诉赫尔：关税的下调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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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首相雷姆塞·麦克唐纳与法国总理爱德华·赫里奥对华盛顿的访问并没有达成任何对三方都有利的共识，他们只好无功而返。不久，参加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美方代表团也启程赴英。罗斯福派出了赫尔、沃伯格、皮特曼和莫利，这四员大将恰是他的失望所在。在此前，他已经告知赫尔，自由贸易暂不能达成；另外，他否定了沃伯格提出的重归金本位制的方案，并拒绝了皮特曼的自由铸造银币的议案。至于莫利，罗斯福则忽视了莫利不愿参加这次会议的请求。虽然罗斯福才刚刚上任两个月，但他已认识到莫利实则是本届政府的负担——莫利对内阁成员隐瞒一些消息，并试图操控消息的传递。埃莉诺·罗斯福已向总统发出警告：莫利必须离开。所以借此机会，总统将莫利纳入了那令他失望的代表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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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有超过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团出席了会议。会前，各国政府甚至并未就会议议程达成一致。作为会议的主办方代表，英国首相麦克唐纳在会议的开幕式上率先抛出了解决战争债务的议题。他提到，“在解决影响经济复苏的任何障碍之前，处理好战争欠款问题已是刻不容缓”。这个说法完全与美方来参加会议的初衷相悖，美国政府在此前已明确表示不会就债务减免问题展开会谈。美国驻英国的大使告诉《泰晤士报》（The
Times
）的记者，“除非罗斯福总统出面，要不然麦克唐纳首相一定会毁了这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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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事实上，美国与会代表们的表现比会议本身也好不到哪去。据杰岱尔回忆，大会开幕的第一天，当赫尔明白自由贸易的议题已彻底被各国代表忽视后，他“简直垮掉了，整个人都被阴郁笼罩”；另一边，皮特曼则“从一开始就靠宿醉”麻痹自己，议题上的争论完全提不起他的兴致。沃伯格写道：“这根本是个没谱的家伙。”这位来自内华达州的参议员半夜游走在伦敦寂静的街区，他怀里揣着手枪，趁四下无人之际不时向街灯射击。不仅如此，皮特曼甚至泡在酒店的浴缸里接受了新闻记者的访问，他大放厥词，胡言乱语。在一个晚宴结束后的活动上，酒后的皮特曼还对英国下议院首位女议员阿斯特女士出言不敬。当然，虽然无心参会，但其他的美国代表们可没有皮特曼那么“潇洒”，他们最多不过把这趟访问当成了伦敦夏日观光游。直到会议召开一周后，在国务卿赫尔的强制要求下，代表们才有所收敛，老老实实出席了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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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本，战争债务减免问题已经够让美国人挠头，而当会议即将接近尾声时，欧洲国家的代表们干脆把号召各国回归国际金本位制视为了本次世界经济会议的议题焦点，英国代表团甚至发起了有关“会议终极目标”（即回归金本位制）的系列商谈。华盛顿获悉了此事之后，财政部部长伍丁发表了一份声明，称该消息不具备“事实依据”，因为美国并无这方面打算。杰岱尔将伍丁精练的声明解读为向美国代表们发出的“总号令”——如果议题与回归金本位制有关，那么美国代表们可以拒绝参与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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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罗斯福也向美国代表团发了份电报，他提醒代表们需考虑到政府已确立的货币政策方针，不要轻易向欧洲各国妥协。显然，罗斯福不会欢迎金本位制的彻底回归。在他看来，这不过是“银行家们通过操纵欧洲政治外交，为守住个人利益而作的自私打算”。罗斯福原本希望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召开能够为国际经济秩序打造一个广阔的合作平台和一个长久的合作方案；同时，确立一个受各国认可的新型世界货币。这样看来，他的这些期望都打了水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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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于新型世界货币的呼声与凯恩斯多年来的货币理论研究方向不谋而合。时至当时，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仍在不遗余力地为自己的货币主张摇旗呐喊。在为《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
）撰写的最新一篇专栏中，凯恩斯再次提出了打造一个“国际货币组织”的构想。在凯恩斯方案的规划下，该国际货币组织有权发行一种以美元的法定含金量为价值体现的新型世界货币。这样一来，该世界货币的流通将使世界各国在开展对外贸易时不再受制于本国的黄金储备限制。不仅如此，正如凯恩斯所言，“为应对经济环境变化，各国还可以保留货币政策的灵活性”。

在凯恩斯的方案中，上述国际货币组织还可以向成员国家提供短期的资金融通，而贷款金额的上限则由事先安排好的各国配额决定（他甚至在这篇专栏文章中列出了各国配额的明细）。在如此安排之下，成员国有望召唤出“消费的力量”，抵御大萧条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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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国际货币组织的设想不仅浓缩了凯恩斯20年来的货币问题思考，还为11年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IMF）的成立勾勒了美好的发展愿景。与凯恩斯1933年的方案一致的是，布雷顿森林会议的召开初步确立了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货币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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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里，罗斯福也曾告诉他近旁的顾问们，他希望打造一个世界货币。1933年6月初，在一次新闻招待会上，他甚至与记者们讨论起了这个构想。他在会上将这种新型的世界货币比作“一种想象中的货币，虽然无法被现实铸造，但却具有稳定的币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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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毋庸置疑，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期间，罗斯福的主张得到了凯恩斯的全力支持。在当时，凯恩斯作为英国《每日邮报》的特约撰稿人全程报道了该会议的进展，而这一系列的专栏文章还同时在《纽约先驱论坛报》上刊发。到6月末，凯恩斯写道，“如果说这世界上还有哪一位政治领袖能够正视当前的经济危局，那么这个人毫无疑问就是罗斯福总统”。在凯恩斯看来，其他政治家不过是在耍嘴皮子功夫，只有罗斯福为世界经济的复苏提出了明确的行动纲领。凯恩斯相信，罗斯福已拥有了调控本国货币供给的权力。他还建议其他国家的领导人效仿美国的举措——为民众的生计而提高物价水平。“在为货币政策调整预留了一定空间后，随着物价水平的上涨，国库内黄金的价值也将应声而涨。”凯恩斯预测。就此，他提出，黄金官方价格上涨带来的账面利润不仅可以为公共事业建设募资、实行税收减免，各国还可以借此成立一个世界级的资金池，用以开展广泛的投资与扶贫工作。总的来说，凯恩斯认为该计划将给世界范围内的物价提振提供助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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抛开“凯恩斯—罗斯福共识”不谈，会议的焦点始终集中在国际金本位制回归的讨论上。虽然英国已经脱离了金本位制，英国方面仍与其他坚守金本位制的国家达成了一致目标：黄金将恢复其国际结算货币的世界地位。赫尔在6月30日还是将这一消息传给了华盛顿。彼时，罗斯福刚刚结束休假，正登上印第安纳波利斯号巡洋舰轮船准备返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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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船上就收到了赫尔发来的公报，他思虑良久，终于拿定了主意。7月2日，他脱下外套，在轮船甲板上的桌子前落座，开始执笔撰写回信。罗斯福在信中写道，“黄金已是明日黄花，只有那些所谓的国际银行家才会不愿放弃固有的金本位制”。他坚信，如果将稳定汇率的目标置于经济复苏之上，那么“这势必将造成一场世界级的灾难”。经济繁荣才是第一要务，币值稳定的问题居于其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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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7月4日的专栏报道中，凯恩斯对罗斯福总统的表态大加赞赏。他意识到，罗斯福正在号召本次会议的代表们转变观念，呼吁世界各国协力打造一个“崭新的、可管理的新型世界货币”。凯恩斯提出，目前有两条路径摆在了与会代表的面前：遵循欧洲国家政府的提案，重新臣服于金本位制的束缚；抑或采纳罗斯福和美国政府的建议，抬高物价、推动就业。在凯恩斯看来，“欧洲人过于迷信黄金的魔力”，他们既“看不到物价提升的好处”，也盲目地相信经济复苏会在“民众信心重建”后自行到来。反观他们的美国朋友，政府正想方设法为失业的民众提供就业机会，并致力于推动物价回升。毋庸讳言，凯恩斯自然是罗斯福新政的盟友。他相信，唯有物价提升才能拯救资本主义社会与民主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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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莫利邀请凯恩斯、李普曼及其他支持罗斯福总统货币主张的人士一道会面，他希望众人能够集思广益，为国际货币合作打造一个全新的机制。同时，罗斯福则盼着众人能为新型世界货币的诞生建言献策。凯恩斯饶有兴致地立刻应承下了莫利的要求，他来不及换下此前参加某正式晚宴的笔挺西装，就匆匆来到了美国代表们的驻地。英美两国政府智囊团中的佼佼者此时聚在了一起，他们打算发表一份声明，为这一新型的国际货币体系吹响第一声号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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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5日，罗斯福总统就该声明的内容专程致电莫利。他叮嘱莫利，美国当前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是通过美元贬值的途径，抬高国内物价水平，而汇率水平的稳定是其后才需要考虑的问题。他还明确表示，金本位制已经是过去式。罗斯福告诉莫利，“如果法国人还坚持要讨论有关重归金本位制的议题，那么完全不用理会他们”。考虑到外交礼节的问题，罗斯福在后面还说：“我们无须直言拒绝法国人的倡议。实在不行，可以这样讲：美国在未来某个合适的时机里‘可能’会回归金本位制。”为了让莫利充分明白自己的意思，罗斯福强调：“如果你不使用‘可能’一词，那么就千万不要提什么重归金本位制的话题。”

一些政治观察家始终认为罗斯福总统会选择回归金本位制。在他们看来，是美国国内的政治势力胁迫罗斯福放弃了先前的货币政策。莫利甚至听到一个传闻：正是罗斯福的亲密友人和政策顾问路易斯·豪（Louis Howe）左右了前者对于货币制度改革的判断。莫利猜测，在航海旅行时，罗斯福可能服用了什么兴奋药剂或者正被家庭琐事叨扰，所以才会写下那封书信。事实上，罗斯福的确喜欢没事喝上几杯马提尼；而他也一直饱受与埃莉诺·罗斯福之间夫妻感情不和的困扰。但即便如此，罗斯福总统向来都善于体恤民情，并勤勉于国事政务的处理。在撰写寄给美国代表团的回信时，罗斯福更是坚决贯彻了他的货币政策主张。

1933年6、7月里，农业经济学家乔治·沃伦开展了一系列田野调查。科罗拉多州、印第安纳州、伊利诺伊州、爱荷华州、密苏里州、犹他州和内布拉斯加州，在美国主要农业产区都有沃伦风尘仆仆的身影。玉米、燕麦、苜蓿、小麦，他穿过数不清的庄稼地只为详询当年农作物的产量。每隔几天，沃伦就将自己在田间地头的所见所闻诉诸笔端，并把这份不断更新的田野调查报告寄给小亨利·摩根索，期望他可以把这些消息报告给总统。

当年春季的反常气候影响了农作物的生长：在玉米种植带上，泥泞的土地使农民无法犁耕，而紧随其后的暴晒又吸收了土壤里的所有水分，农民们因此错过了播种的重要时机；燕麦地里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儿去，放眼望去，它们长得一点也不丰茂；而苜蓿与小麦也被这变化无常的天气搅得赶上了一个坏年景。但是，即便农作物产量差强人意，有限的供给却推涨了它们的市价。另外，总统的通货膨胀政策也对价格提振起到了一定作用。沃伦在寄给摩根索的信中写道，所有人都对目前经济复苏取得的成绩感到振奋，货币政策改革为经济摆脱萧条做出了引人注目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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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物价水平还没有实现完全恢复，但至少掉头转向了有利于经济复苏的一边。沃伦将几组农业调研数据作为田野调查的成果发给了摩根索。调查显示：在罗斯福上任的四个月里，玉米、小麦、燕麦的价格都已翻了一番，而牛奶的价格也回升了近50%。这样一来，农作物的增收将缓解农民肩上的债务压力，并让如火如荼的抵押物处置拍卖也适时地降了降温。富兰克林·罗斯福对沃伦的调查报告赞赏有加，他还特别嘱咐摩根索要他及时把报告也抄送白宫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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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此，罗斯福终于从理想的帮手那里得到了他想要找寻的答案。7月10日，罗斯福告诉摩根索，他打算委任乔治·沃伦和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詹姆斯·哈维·罗杰斯担任商务部的经济顾问，专门研究货币问题。一听说这个消息，摩根索又向罗斯福推荐了早期芝加哥经济学派的关键人物——雅各布·维纳（Jacob Viner）。此前，上述三位经济学领域的专家已是罗斯福货币政策的拥趸。现如今，他们成为罗斯福领导下的货币专家小组的成员。与此同时，罗斯福开始淡化与那些金本位支持者的关系。虽然他的货币主张将有助于国家经济的复苏，但是这却使他付出了政治上的巨大代价。此后，针对罗斯福新政的最猛烈攻击均出自他曾亲近的盟友之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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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造一个可管理的货币制度成为美国政府工作的重心，支持这项方针的人们得以留任，而那些持异见者则不得不离席。很快，罗斯福就对他的顾问团队进行了洗牌。

在这之中由胡佛任命的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尤金·迈耶首当其冲。1933年5月初，他本人主动请辞。虽然迈耶在最初支持了罗斯福的银行歇业休假决议，但是他的货币主张注定无法契合罗斯福接下来的举措。作为胡佛阵营中的亲善派，迈耶虽感叹于罗斯福决策时的英明果敢，可他始终无法对金本位制释怀。迈耶辞职后，经罗斯福任命，亚特兰大联邦储备银行的尤金·布莱克（Eugene Black）取代了前者的位置。

离职后的迈耶迅速完成了角色转换，他摇身一变成为新一届政府的刻薄批评者。为了让自己的反对声音能够为公众所周知，他甚至在一次拍卖会上买下了华盛顿邮报公司（The Washington Post Company）。在自己出任公司总裁，并任命妻子担任公司副总裁之后，迈耶还从《纽约晚报》（New York Evening Post
）招揽了拉尔夫·韦斯特·罗比（后者同样业已成为罗斯福货币政策的反对者）。迈耶宣称，在把这些人集结在一起之后，“我们将坚决抵抗罗斯福及其聚众提出的通货膨胀政策”。无论经济的现状如何，如果物价的抬升意味着“黄金价格的上涨”，那么他们绝不会轻易表示认同。愤懑的迈耶恨不得拿起喇叭，对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大唱反调。一位记者告诉沃伦，迈耶不惜直接篡改《华盛顿邮报》（Washington Post
）经济版面中有关货币问题的文章。“（迈耶）反复地检查那些稿子，并随意进行修改。这可怪讨人厌的。”那位记者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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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财政部副部长、共和党人亚瑟·巴兰坦也在其后辞去了公职。作为金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巴兰坦明白：新一届政府的货币举措已与自己的主张渐行渐远。尽管他的前任老板——奥格登·米尔斯——仍在敦促他想办法召集“那些支持旧有货币制度的年轻人”劝劝罗斯福，让后者改变想法，但巴兰坦已无回天之力。他在寄给米尔斯的回信中写道：“奥格登，想来你并不知道你让我做的是什么事。我的岗位职责是执行罗斯福的经济政策，而他自然不会轻易赞同我的建议。抱歉，我办不到。”同样是在5月，经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推荐，巴兰坦招募了律师出身的迪安·艾奇逊（Dean Acheson），后者很快成为他本人的继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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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雷蒙德·莫利也在夏天退出了罗斯福的顾问团队。虽然他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恪守罗斯福的指示，向各国与会代表传达了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主张，但他自己却始终无法勾勒出一个没有金本位制的世界。“没有了黄金的输出和输入，国际贸易收支平衡表上的头寸又该如何结算呢？”一筹莫展的莫利抛出了这个问题。即便莫利知道罗斯福对凯恩斯的货币理论甚是熟稔，但是他怎么也没想到，总统竟会将这些理论不加论证地直接应用到国家经济决策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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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抛开政策分歧不谈，莫利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的争执同样令罗斯福懊恼。据罗斯福所言，“来自田纳西州的自由贸易支持者赫尔是内阁成员中不可或缺的政治人物，他弥补了我在各方政治势力中的短板”。但是，莫利对罗斯福决策的干预却构成了对赫尔的威胁。无奈之下，赫尔如同困兽一般“只能在自己的办公室中不断咒骂”。作为对莫利的惩戒，赫尔甚至拒绝支付莫利的报酬并总玩出些小把戏嘲弄莫利。在二人剑拔弩张的争斗间，罗斯福不得不做出取舍。显然，莫利的离开可能带给联邦政府的伤害更小。所以在7月时，总统的政策顾问路易斯·豪提出让莫利飞赴夏威夷，请后者借机调研一下当地的司法制度建设情况。罗斯福后来承认：自己的确为莫利的离开大大舒了口气，他没办法对莫利直言以告，所以只能用此“卑劣的伎俩”来处理这场纠纷。而对莫利来说，这其中的潜台词早已不言而喻。不再执拗于华盛顿政治斗争的莫利后来选择在一家新闻杂志社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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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詹姆斯·沃伯格，他大约在莫利拒绝了夏威夷的工作任命之后从伦敦回到了国内。虽然此前莫利一再邀请沃伯格担任公职，但后者从未在罗斯福的政府中担任任何职务（因为一旦成为公职人员，出于避免利益冲突的考虑，沃伯格就不得不卖出他持有的曼哈顿银行股票，当时股票的价格可低得很呢）。于是，他继续在华盛顿充任规劝者的角色，并试图说服政府重归金本位制。如此一来，他对黄金的虔诚使他在日后成为罗斯福政府在货币政策问题上的反对者中斗志最为高昂的一个。

当沃伯格在7月末回到华盛顿后，他抓住机会见到了美国预算局局长刘易斯·道格拉斯。当这两位金本位制的“信徒”在聊到财政部部长威廉·伍丁时，二人都注意到了伍丁糟糕的身体状况，而财政部现在多是副部长艾奇逊在行使部长职责。沃伯格向道格拉斯建议，兴许后者可以取代伍丁，入主财政部。但是，由于道格拉斯并非罗斯福货币政策的信徒，此事的希望并不大。另一边，沃伦和罗杰斯则正敦促罗斯福，希望总统能够想办法保住联邦政府在银行业和货币政策上的充分权力。如此一来，法律依据就能继续为农作物价格的回升保驾护航。7月24日，沃伦和道格拉斯就此展开了讨论。事后，这位康奈尔经济学家评论道格拉斯，认为其人“言辞非常刻薄”。虽然沃伦一再向道格拉斯解释——“平衡收支的唯一办法是率先实现经济复苏，进而税收收入自会提升”，但道格拉斯对紧缩国家财政预算的执念仍难以被撼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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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沃伦与道格拉斯会面的同一天里，沃伯格与总统共进了午餐。经过席上的一番交流，沃伯格恐怕是再一次清楚地认识到了罗斯福在货币政策上与自己有着多么严重的分歧。这位华尔街银行家本想批评总统在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的政策摇摆，但没想到罗斯福闻此竟一反常态地大为震怒。他告诉沃伯格，“我们的货币政策改革方向从未改变”。自罗斯福就任之初，经济政策的目标排序就是：先实现国内物价水平的提振，而后再打造稳定的货币对外价值。午宴的最后，总统建议沃伯格去找他钦点的两位货币政策顾问——沃伦和罗杰斯——好好聊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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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傍晚，沃伦和罗杰斯拜会了罗斯福，由于总统计划在当晚通过“炉边谈话”再次向美国民众发表演讲，二人想请总统在谈话中继续为宽松的货币政策摇旗呐喊。他们向总统特别强调，希望他能提及“货币政策方面的立法在经济复苏进程中所能发挥的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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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总统通过广播说道：“我认为我们都需要静下心来思考、审视、消化一下过去一百余天里，我们为启动新政而采取的种种行动。”他不仅提到了救济项目、公共工程建设，货币问题也是他的谈话重点。他把曾在私下告诉沃伯格的话再一次讲给了美国民众——“自3月4日以来，所有的提案和立法合在一起已形成了一个富有逻辑、相互衔接、协调有序的整体”。为了强调经济复苏计划的目标，在这篇简短的谈话中，他一再使用“购买力水平”一词。他提醒美国民众，“现今的美元已与债务发生时的美元不等值”，正是“大萧条”不公正地改变了美元的价值。因此，罗斯福向民众承诺，他将重塑美元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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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讲话令沃伯格非常反感，他为此致信罗斯福。信中，沃伯格称，“对货币实验的怯懦将扰乱市场的信心”。另外，他还建议罗斯福干脆一步到位地完成美元价值的调整。他将自己的打算告诉了艾奇逊和布莱克，但二人认为总统并不会赞同他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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屡屡受挫的沃伯格并没有放弃自己的主张，他找到了沃伦和罗杰斯。既然二人是罗斯福货币政策的指引者，那么沃伯格认为自己有必要先改变他们的想法。三人约在纽约的哈佛俱乐部见面，一顿饭竟吃了近四个小时之久。不消多时，沃伯格即判定，罗杰斯不过是个陪衬角色，他将火力集中在了沃伦一人身上。在沃伯格眼中，这位康奈尔大学的经济学家是“一个不可小觑的家伙，他勤奋、真诚并且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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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格相信自己有希望争取到沃伦。但他有所不知的是，沃伦与他效力的总统一样，二人都不会轻易在公开场合对自己不认可的事情表示否定。可即便如此，沃伦心中也已了然：这位华尔街银行家完全没能领会总统的意图。如果说沃伯格对此前数月里罗斯福不断发出的通货膨胀信号未能接收，“那么对于此后的行动，他还有很多地方需要揣摩呢！”沃伦在日记中写道。事实上，总统在公开场合中发表讲演（也包括其对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一通抨击）就是要让美国民众明白：他将经济复苏置于国家政策目标的首位，这份决心绝不会因银行家的干预而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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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伯格只好继续在联邦政府里寻求其他金本位制的支持者。他去见了身体每况愈下的伍丁，后者大致认同了沃伯格的方案。接着，他又拉来了艾奇逊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行长乔治·哈里森作为同盟。这下子，沃伯格终于准备好要告诉罗斯福：总统的货币政策恐怕要改变路径了，因为沃伯格的方案已取得了大多数人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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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此时，艾奇逊告诉了沃伯格一个令其惊慌的消息：总统将一张用铅笔写下的便笺交给了艾奇逊，并命令后者“在财政部的权限内推出一道行政法令，使得财政部可以暂且以28美元1盎司的价格收购黄金（也包括国内新采黄金）”。艾奇逊认为这么做有违法律规定。因为直到目前，财政部仍参照《金本位制法案》的立法规定，以20.67美元1盎司的黄金官价购买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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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33年8月初，罗斯福试图调和两派的分歧。于是，他邀请沃伯格、沃伦和罗杰斯来到位于海德公园他母亲的家中。据沃伯格后来回忆，总统的母亲是位严苛的女主人。一旦总统口中的脏话被她听到，这位老妇人就不免开腔教训自己的儿子——“这话可是马夫才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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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饭前，沃伦找机会和罗斯福私下聊了聊。罗斯福询问他，将黄金价格抬升到29美元1盎司的价格是不是就够了。而沃伦则称，他认为价格还有提升的空间——32~37美元的价格相对更为合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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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之后，总统将三人召集到一起，就此前已向艾奇逊提到过的黄金购买计划向他们征询意见。沃伦当即对总统的方案表示支持。而沃伯格则与艾奇逊看法一致，认为该计划并不合法，但他同时向总统建议可以将美元币值调整的使命交由外部机构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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讨论结束后，总统送走了他的顾问们。曾赴美国腹地调研农产品价格回升情况的沃伦这一次被派往了欧洲，学习海外的货币管理经验。此外他还肩负一项特殊使命，即搞清楚英国人和法国人究竟是否已经明白了美国的货币政策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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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总统在海德公园接受了记者们的采访。当被问到此前物价水平的调整情况时，罗斯福回答道：“这可是个好问题。”他在成摞的文件中一通翻腾，直到找到了他所需要的那张图表。紧接着，一场简短的学术研讨会开始了。“目前，黄金的价格已经出现抬升。”罗斯福适时地在图表中指示出那条上涨的曲线。接着，他又谈到了物价水平的提升，特别是农作物价格的变化。“大萧条时，农产品是价格下跌幅度最大的商品。但如今，它们的价格已经出现反弹，其上涨幅度甚至超过了物价的整体回升水平。”此外，罗斯福还提到，相较于农产品价格的快速回升，其他商品的价格则对货币层面的调整缺乏弹性——零售产品的价格并未出现明显变化，总体生活成本亦无反弹。在罗斯福看来，即便这样的变化无法确保经济的全面复苏，但农作物价格的回升势头将有助于农民购买力水平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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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景不长，当前价格的回升并没有站稳脚跟。到了8月中旬，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再次出现下滑。与此同时，美元的价格在国际市场再次走强，这进一步阻碍了美国产品在海外市场的销路。当前的局面促使罗斯福不得不加紧行动的步伐，他又一次向他的顾问们提起了黄金购买计划。此时，艾奇逊提到的法律上的疑虑已被他抛之脑后。他将该计划大致讲给了摩根索听，后者问他——“这究竟是谁的主意？”罗斯福爽快地回应：“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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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总统并没有昭示他的具体行动，但他仍在向舆论放话：政府将采取更多行动促进物价回升。“（虽然）农民们的购买力水平有了一定提升，但这还远远不够……谷物、棉花等农产品的价格还没有回到原有水平，失业率仍旧高企。”罗斯福感叹道。除了经济本身的情况以外，国内的政治局面也同样令他担忧。随着经济危机锁链的勒紧，政治威胁再次迫近。而在大西洋彼岸，欧洲人民已饱尝了社会暴乱、政局动荡的滋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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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沃伦结束他的欧洲之旅返回美国时，他对通货膨胀的信仰已坚定无比。虽然早在此前，他就认为物价提升是终结大萧条的诸多手段中唯一具有人道主义精神的办法。而如今，他已将物价提升视为确保西方文明社会不受毁灭的唯一武器。在1933年9月的信中，沃伦写道：“提高物价抑或专制独裁，这两个选项似乎只能择其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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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欧洲，除了那些及时调整了国内物价水平的国家，通货紧缩已搅得各国民主势力分崩离析。在沃伦看来，丹麦人的做法最为明智：他们及时调整了黄金的价格，促使商品价格上涨、失业率水平回落。而瑞典与英国业已相继完成了本国货币的贬值。除此之外，另一种选择的发展路径也同样清晰——持续的失业、处置抵押物及其他更为糟糕的结果。“希特勒是通货紧缩的产物。”沃伦如是写道。这位德国总理正是在物价下跌的年份登上了权力的高峰。如果罗斯福想要避免这样的政治灾难可能给美国民主制度带来的毁灭性打击，那么毋庸置疑，他需要迅速提振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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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18日，在沃伦向总统讲述了通货紧缩与希特勒的纳粹党崛起之间的关联的同一天里，来自棉花种植产区的各州议员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他们也得出了和沃伦的看法相同的结论。另外，他们还将通货紧缩视为对罗斯福政权的暗中威胁。据此，他们要求总统“即刻采取通货膨胀或者扩大货币存量的举措”。除此之外，货币政策改革的压力还在暗暗积聚。来自南卡罗来纳州的民主党人克劳德·萨普（Claude Sapp）称，“除非政府采取通货膨胀，否则走投无路的农民将有可能推翻当前政府”。而俄克拉何马州民主党参议员埃尔默·托马斯也对此表示了忧虑，他提到，“照这个趋势下去，上百万人参与的民众示威游行即将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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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凯恩斯也正密切关注着世界各地的政治危机。当年9月，英国迎来了退出金本位制后的第二个周年纪念。时至今日，英国已从商品价格的回升中收获了诸多好处；同时，英镑对外价值的下跌也使本国商品赢得了广阔的国际市场。但在凯恩斯看来，英国的货币政策调整还有发挥的空间：倘若英格兰银行实行更低的利率，就将激发工商企业的借贷热情，并进一步加强就业。凯恩斯心里清楚，虽然当下英、美两国尚未如德国一般，蒙受残暴政权的统治。但是，“美利坚合众国与大英帝国都亟待以就业率的提振来为国内政治危机找到解药。”凯恩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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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此时，美国联邦政府里的通缩派也正在加紧筹划，他们需要推举出一个具有号召力的人选，为他们的政治、经济利益代言。饱受病痛困扰的伍丁已明确表示想要引退，并希望由道格拉斯接替他在财政部的工作。但大家都清楚，罗斯福不会采纳该提议。于是，道格拉斯和沃伯格想要绕开总统，拉拢内阁中的其他成员。他们计划这样一项方案，旨在推选出一位“国家经济与货币事务总管”。届时，他们将提名道格拉斯本人担任这一职务。在非常情况下，二人甚至商定，如果他们无法迫使罗斯福就范，那么他们将号召其他内阁成员重新选举出一位支持通货紧缩政策的新总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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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所料，这个计划的响应者寥寥无几，并最终狼狈收场。虽然伍丁曾试着说服总统选择“拥抱”通货紧缩，但罗斯福却以“这个想法太疯狂”为由堵住了伍丁的嘴。沃伯格也不曾放弃，他对罗斯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但后者却把“金玉良言”当成了耳旁风。为了说动罗斯福，沃伯格将总统的货币举措解释为“蒙受了通胀派巨大压力的不得已之举”。可罗斯福却不留情面地直言：“不存在什么压力，这（指通货膨胀）是他个人的货币主张。”早在3月时，罗斯福就已言明，他希望美国民众可以成为货币的主人，而非货币的奴仆。他说到做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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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绝望的沃伯格不惜与罗斯福公然唱反调。在一次会议结束后，当沃伯格陪同总统步出会议厅时，他径直走向了一众记者，并发表了对通货膨胀的反对言论。当天中午，他就与道格拉斯相约在午餐时间谋面，后者对罗斯福的“冥顽不灵”表示了震惊。无奈之下，沃伯格宣布，自己再也不会为罗斯福出力了。他终于明白——在本届政府中，他的政治理念已绝无希望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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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天后，沃伯格见到了同样是罗斯福货币政策反对者的乔治·哈里森，哈里森声称，除非总统改变他的“通货膨胀政策”；否则他将命令联邦公开市场委员会（Federal Reserve’s Open Market Committee）停止对政府债券的扩张型购买。沃伯格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换言之，哈里森将向罗斯福摊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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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宫这边，罗斯福可没有向美联储妥协的打算。在知悉哈里森的威胁之后，总统火冒三丈。他发话称，联邦储备体系最好老老实实地继续购买政府债券；否则，“他将让这些家伙看看，什么才是真正的通货膨胀”。毕竟，随着《托马斯修正案》在国会的通过，总统已经拥有了通过多种渠道发行货币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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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即便大权在握，罗斯福还是打算实行渐进式的宽松货币政策。他想要采取利用公开市场购买的方式达到目标，即在市场中以不断上涨的价格购买黄金，进而拉低美元的价值。为了落实这项方案，他需要支持该货币主张的人们的帮衬。伍丁和艾奇逊显然已不愿伸出援手，但摩根索却能够充分领会罗斯福的所思所想。摩根索还告诉总统，他身边的律师们认为政府有能力实现购买黄金的计划。另外，弗兰克福特也站在了罗斯福一边，他鼓励后者，“请总统大胆行动，以您认为适宜的价格购买黄金。要相信，没人会质疑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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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能让政府对黄金价格的干预免受现有法律的约束，罗斯福绞尽脑汁，终于想到了一个好法子。10月1日，他将这个办法告诉了摩根索：如果财政部无法以高于官方定价的价格购买黄金，那么这项任务可以转由复兴金融公司完成。1932年，出于帮助那些陷入挤兑风波的银行摆脱困境的目的，复兴金融公司作为一家国营企业得以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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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不言败的沃伯格又一次燃起了阻止通货膨胀的决心。这一回，他要调动的是舆论的力量。为此，他开始频繁与新闻界要人会面，并向他们灌输总统当前采取的货币政策可能给经济造成的危害。其间，他见到了有“现代广告业之父”之称的阿尔伯特·拉斯克（Albert Lasker），后者被沃伯格的讲述煽动得很是激愤。二人甚至计划要组建一个反对罗斯福的行动小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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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沃伯格热火朝天地开展起他的宣传活动之时，罗斯福开始了他的实验：通过政府购买计划，提振物价。他知道政府拥有为联邦紧急救助署（Federal Emergency Relief Administration）购置小麦的权力。故此，他想要借道而行，一箭双雕。这样一来，该食品救助计划既为贫困家庭提供了生活援助，也得以拉动商品市场的价格水平。10月16日晚，他向摩根索发出了购买小麦的指令——“让我们看看你能不能把价格拉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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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摩根索开始小心谨慎地买进小麦，但价格却再次滑落。为此，他感到沮丧。但很快他就重整旗鼓。看样子，想要不辱使命，必须全力以赴。“我下令买入当天市场中全部的小麦现货。”据他后来回忆。与此同时，他大方地将自己的意图公之于众。于是，农产品贸易商们对市场价格的未来走向也就有了一定预期。“事后证明，对于购买行动的宣传报道实乃明智之举。小麦价格开始出现攀升，而股票市场也紧随其后。”摩根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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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媒体开始附和起了摩根索的行动，称后者的宣言“为市场注入了一剂强心针”。这一幕激发了摩根索的斗志，他似乎看到了罗斯福的经济复苏计划取得成功的那一天。“我们完成了总统交代给我们的任务，这是我人生中的一个重要时刻。”摩根索动情地说。小麦购买计划的成功也同样令罗斯福感到雀跃。随着购买计划的顺利推进，摩根索不时向总统汇报工作的最新进展。“（亨利）加把劲，把卖空者挤出市场。尽你的全力，让价格升上来。”罗斯福情绪高昂地为摩根索鼓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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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宫，总统也将举起打击通货紧缩的大旗。如果小麦购买计划卓有成效，而市场的反应也很积极，那么在黄金市场也可以采取同样的做法。通过管理民众对商品价格涨跌和货币价值变化的预期，政府有能力影响整个国家经济的走向。

但是，这项计划难免面临不小阻力。在小麦购买计划之后，《华尔街日报》撰文批评政府的通货膨胀政策——“任何对货币单位价值的篡改都将引发难以收场的通货膨胀。虽然货币贬值的行动本身无可厚非，但资本却避之唯恐不及。一旦物价走上了通货膨胀的轨道，‘死亡之门’就此开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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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反对阵营的诋毁，罗斯福并没有退缩。总统不仅面斥了沃伯格和哈里森，他还直言不讳地告诉记者，他已经准备好要以行动对《华尔街日报》的“正统思想”发起反击。沃伯格在当天的日记中评述——“罗斯福的发言简直是彻头彻尾的共产主义口号”。罗斯福命令艾奇逊继续购买黄金，并召唤沃伦入白宫商议该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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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战的这一回合里，罗斯福打算让复兴金融公司通过发行债券募集资金以购买黄金（至于黄金的买价，自然是由政府来定）。同时，与其配套的计划是，由财政部出面以面值的价格购买该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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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在财政部副部长艾奇逊看来，这不过是为实现政府高价购买黄金而耍的花招。他坚称，“这是一场有违法律规定的骗局”。按照《金本位制法案》的规定，财政部理应按照黄金的官方定价购买黄金；同时，法律也未曾授权复兴金融公司以非官方的价格购买黄金。为此，艾奇逊想到要寻求司法界专业人士的声援。他联系上了美国最高法院泰斗级的大法官——路易斯·布兰代斯（Louis Brandeis），后者指示他要坚定自己的立场。这之后，艾奇逊与罗斯福、摩根索、沃伦以及来自复兴金融公司的法律顾问斯坦利·里德（Stanley Reed）和司法部部长荷马·卡明斯（Homer Cummings）举行了会晤。会上，艾奇逊再次提到了自己的担忧，而罗斯福却不留情面地以一句话终止了这场讨论——“我说这个黄金购买计划合法，那它就是合法的”。接着，罗斯福命令众人去卡明斯的办公室草拟一份意见稿，但艾奇逊却坚持要求由总统写下该计划执行方案的书面命令。两方僵持不下，很不愉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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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摩根索、沃伦、路易斯·豪还有总统本人一同撰写了总统的第四次“炉边谈话”的部分讲稿，他们意图向民众解释黄金购买计划。即便他们一再对稿件的措辞做了改动，但是罗斯福的情绪还是跃然纸上——“最后，我要再次重申我在许多场合说过的话：自3月以来，政府采取了果断的政策以恢复物价水平”。罗斯福宣布，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政府将调整美元的价值。“我不知道，也没人能够告诉我，美元的恒定价值究竟是多少。”他继续说道。但是，“在国内，我们需要牢牢控制住美元与黄金的比价”。罗斯福向民众说明，复兴金融公司将受命购买国内新采黄金，而购入价格则会“随着时间而有所调整”。另外，如果有可能，他会将市场上的所有黄金都纳入黄金购买计划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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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炉边谈话”结束后，罗斯福在白宫的内部会议上再次发表讲话。在会上，罗斯福称该计划是他一直以来的设想。他再次重申了自己的决心——“我采取这样一项措施的目的是要强化政府对黄金的控制。此举并非权宜之计，它不只适用于抵销物价水平的暂时下跌。借此，我们国家的货币制度将向有管理的货币制度过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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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中的伍丁已无法参与国家经济政策的商定会议。但获悉了罗斯福的黄金购买计划之后，他专门致电罗斯福，质问：“为什么你执意要做这违法的事？”与此同时，艾奇逊也将矛头指向了沃伦，他告诉罗斯福——“没有哪个令人尊敬的经济学家会站在那些宁可倒掉牛奶也不愿救助他人的奶农一边，支持通货膨胀计划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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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边，沃伯格仍在国内煽动着对罗斯福货币政策的反对势力。在芝加哥，他见到了自己的朋友、桂格燕麦的继承人詹姆斯·道格拉斯（James Douglas）。他向道格拉斯解释，“我相信，现如今，只有外部力量才能够解除当前的混乱局面，而这股力量必定来自美国的中西部”。沃伯格认为，有必要让足够多的有影响力的人物支持通货紧缩。并且，这些人最好是出自通货膨胀派的大本营——中西部农业产区。他还告诉道格拉斯，“请召集起一个小团队……记住，他们之中一定不能有银行家”。通过此举，沃伯格想向罗斯福传递一个信号：金本位制并不只是银行家的牵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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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斯为沃伯格找来了芝加哥《每日新闻报》（Daily News
）的创始人之一——弗兰克·诺克斯（Frank Knox），以及一众商界人士，还有多位律师。沃伯格为该团队起草了行动纲领，并赞扬该行动传承了“真正的美国精神——推崇个人能动性”。他们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要制定“明确的货币政策实施方案”。

接下来，沃伯格还为多个“反通货膨胀”组织撰写了行动宣言。他注意到，这些组织对罗斯福新政的方方面面发起了攻击。他们不仅反对当前的货币政策，还企图否定政府在救济救助、经济改革等方面做出的其他努力。在呼唤自由主义、反对政府干预的各式各样反对声音中，沃伯格为他们找到了统一的口号——稳定币值。他们要为金本位制而战，严守法律法规、实行稳健的经济政策都是他们的诉求。在这些人眼中，罗斯福总统已经俨然成为恶性通货膨胀、毫无责任感的代名词。在面临通货膨胀或者通货紧缩的抉择时，他们想让美国人自己做出选择，而非直接听命于政府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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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这篇有关货币形势的“炉边谈话”于1933年10月22日在电台中播出。隔天，摩根索在日记中写道，当天总统的心情“相当不错”。想来，罗斯福终于可以卸下防备将自己的想法公之于众了。“数月以来，我好像被束缚住了手脚，无法自如行动。而如今，这份担子总算卸下来了。”罗斯福感叹道。不仅如此，由于二人相信股票市场会因此反弹，他们还为此懊恼了好一阵：要不是出于道德的约束，他们可能会押上自己的全部身家押宝这次大反弹。

正说着话，总统的秘书莱汉德小姐（Missy LeHard）捧着两摞电报走了进来。电报是对罗斯福炉边谈话的反馈，一摞支持、一摞反对。看起来，反对者的电报要多一些。于是，罗斯福先拿起了后者来看。结果发现，这原来是莱汉德与自己开的玩笑：除了最上面两份电报以外，底下垫的全是白纸。罗斯福大笑起来。在这时，只有沃伦还抱有一丝警惕。他在日记中写道：“现在庆祝胜利还为时过早。”黄金购买计划还没有正式落地，政府部门的核心人物（特别是财政部的两位部长）还尚未对该计划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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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西部人民对通货膨胀的疾呼增强了总统推行货币政策改革的决心。爱荷华州州长克莱德·赫林（Clyde Henning）警告摩根索，新一轮的罢工潮即将到来。赫林说，邻州的州长们联系他，希望大家可以凑在一起开个会。但考虑到会议有可能达成“不利于总统的决策”，所以他回绝了这份邀请。事实上，在《纽约时报》这周刊登的一份针对政府满意度的调查报告中，数据显示，来自南部和中西部6个州的农民对政府的满意度都有所下降。如果说起初农民们不过是想得到政府的救济以解燃眉之急，那么在罗斯福上台仅7个月的时间里，“农民的头号心愿已变成了提振物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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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林的警告令摩根索不安，他得到消息后即刻去见了罗斯福。在10月24日夜里，摩根索陪总统共进了晚餐。“我俩各干掉了两杯鸡尾酒，”他后来写道，“刚好我也正想喝点。”不管是因为微醺，还是出于总统一贯的乐观心态驱动，二人在谈话结束时达成共识：中西部州长们的会议可以照常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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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议的召开，随之而来的是罢工和总统的黄金购买计划。10月25日一早，罗斯福会见了摩根索，二人商定了当下的黄金买价。罗斯福用铅笔将31.36美元的价格写在了纸上，这个价格比当前已然闻风而涨的黄金市价高出了27美分。罗斯福企图通过有零有整的价格设置以及不定期的价格调整挫败黄金市场中的投机者。因为这样一来，就没人能够提前知道黄金价格调整的准确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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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将这道指令交给了艾奇逊，后者正与复兴金融公司的董事长杰西·琼斯（Jesse Jones）守在财政部。艾奇逊把这个消息电话通知了伍丁。二人一致认为，既然市场上的价格已经有了提升，那么财政部无须再继续行动。但摩根索则称，艾奇逊本应已做好按照总统的指示购买黄金的准备。艾奇逊对此反唇相讥：“你凭什么对我发号施令？要不你坐到伍丁的办公室里算了。”摩根索当下否认了这个念头。而当他起身要走时，琼斯却揶揄地唤摩根索“老板”。当天晚上，在回忆起财政部对总统货币政策的掣肘与不忠时，摩根索写道：“让财政部的那帮家伙去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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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摩根索继续面对着工作推动中的阻力。艾奇逊本已收到了购买黄金的正式文件通知，但他却告诉摩根索：除非是总统向他下达行政法令，否则他无法开展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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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下来的10月27日星期五，摩根索、沃伦、琼斯一道赴白宫会见了罗斯福。当天，罗斯福为黄金购买计划设定了一个新的购买价格。并且，他还授权复兴金融公司扩大其黄金购买计划的范畴。自此以后，该公司不仅可以购买国内新采的黄金，还可以通过储备银行的渠道购买国外的黄金。随后，沃伦接到了一通来电。来电称，与政策安排相悖的是，艾奇逊正授权解除黄金输出限制。显然，他的举动意在向世界宣告，美国仍遵循金本位制的安排，并有意守住美元价值。“（艾奇逊的）行动说明，”沃伦说，“如今的财政部正在给总统的货币政策拆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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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与路易斯·豪还有莱汉德小姐坐到了一起，三人不禁感叹，“真希望财政部里有人能够老老实实地执行总统的货币政策”。路易斯·豪问摩根索：“你们从哪里能找到这样一个人呢？”此前，他们耗时六周，最后经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的推荐找到了艾奇逊接替巴兰坦的职位。而这次，他们又要替艾奇逊找一位接替者了。

摩根索将问题抛给了罗斯福，但后者却不愿作为。在罗斯福看来，“无论是留住艾奇逊，还是炒掉他，都是坏主意”。在这时，白宫的新闻发言人史蒂夫·厄尔利（Steve Early）开了腔——“干脆炒掉他”。原来，有记者告诉厄尔利，艾奇逊正向媒体放出攻击本届政府的言论。闻此，罗斯福的脸色立刻变得非常难看。他告诉摩根索：“我想是时候割除这颗毒瘤了。亨利，你是了解我的。虽然我不易生气，但是当我真动了脾气，那么就一定得来点真格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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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天晚上，罗斯福召集艾奇逊、哈里森、琼斯、摩根索、沃伦以及其他经济顾问齐聚白宫，就联邦政府接下来的货币改革进行布置。“如果我们将黄金购买计划推迟了一周或者两周施行，那么估计这会儿农民们已挑起了暴乱。”罗斯福向众人说道。接着，他恰当地运用了一个比喻——“现如今，我们都是一条船上的人，而这也就意味着，所有的人都需要听命于船长的指挥”。罗斯福又说道：“我说这话的目的，不是想要影射谁。”话虽这样讲，但罗斯福心里清楚，团队中的不和谐声音必须清除。此时再看艾奇逊，他已是一脸难看。

当晚，罗斯福的讲话还没有结束。他继续说道：“通货紧缩，还是通货膨胀？我们必须做出选择。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通货紧缩确实有其合理性。但从现实来看，这项货币政策却很难推进。”罗斯福接着解释，通货膨胀或许令人感到不悦，但是它终究不会毁掉当下美国经济。“我们的人民没有能力承担失去家园和农田的损失，而在以牺牲债券收益为代价的情况下，起码我们还能侥幸在大萧条中守住我们赖以生存的依凭。通货紧缩已不再仅是关乎支付手段或者黄金储备的问题，它是将人们拖入贫穷深渊的魔鬼。”罗斯福动情地说。最后，他再次强调了防范社会动乱的重要性，而这个目标只能通过持续提升农作物价格才能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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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这是本届政府执政的一个转折点。此前，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罗斯福还会充分听取异见者的发言，并试图调和双方的分歧。但自此以后，他将直面阻力，执意行事。

对此，哈里森表示愿意配合。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将作为复兴金融公司的代理银行，承担其在国际市场买卖黄金的责任。另外，罗斯福还要求哈里森向英、法两国的货币当局就该政策做出说明，以期在购买黄金的事宜上获得两国的支持。隔天，哈里森就行动了起来。而在复兴金融公司，董事长琼斯则将黄金购买范畴扩大的消息通过电台告知了全体美国民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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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届政府以外的地方，在遍及全国的新闻编辑室和会议室里，沃伯格及其盟友们仍在热切地散布着“反通货膨胀”言论。这当中，沃伯格正试着以一通听起来相当矛盾的说辞，说服罗斯福曾经的支持者们转投他的阵营。他对沃尔特·李普曼说：“作为对总统忠诚的表现，你必须站出来反对他的货币与价格政策。”另外，他还以相同的方式劝说俄亥俄州的报业大亨——詹姆斯·米德尔顿·考克斯（James Middleton Cox），而后者曾在自己1920年失利的总统竞选中挑选了政坛新秀罗斯福作为自己的副手。沃伯格希望考克斯能够告诉总统，“面对1.2亿因贫穷而哭闹的民众，他（指总统）不能不考虑经济政策的最终后果而一味地给予他们紧急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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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沃伯格还与他的商界友人们一同草拟了一份宣言。在隐去了自己在其中所发挥的作用的同时，沃伯格希望该宣言能够得到芝加哥经济学派教授们的支持。为此，他专程拜会了多名大学校长、各行各业的商会领袖，以及其他支持稳健财政政策的各界人士。对于自己的这一举动，沃伯格给出了解释，“我不希望人们认为整件事情只是纽约银行家的主意”。他还特别邀请政治评论员罗比参加了一个小范围的媒体吹风会。就此，沃伯格打的算盘是：一旦“反通货膨胀”的消息被散布出去，罗比会替他说出他想说的话。而在与沃伯格会面后，罗比则称，“他（指沃伯格）告诉了我一些有关他和罗斯福决裂的内幕，这可真是精彩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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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此后，令罗斯福欣慰的是，谷物价格继续回升，州长会议上各州对联邦政府的货币贬值计划表示了支持，而农场罢工危机也随之散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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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2日，沃伯格的芝加哥经济学家小组召开了会议。会上，教授们倡议国家货币制度回归到“固定的金本位制”。11月13日，各大新闻媒体对此做了广泛报道。在记者们的撰文中，该会议成了经济学家们自发的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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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同一天，罗斯福与摩根索二人也举行了一场秘密会晤。此前，久在病榻的财政部部长伍丁最终决定辞去公职。现如今，罗斯福需要为伍丁寻找一位接替者。“我已经决定了，”罗斯福对摩根索说，“下一任财政部部长的人选就是你——小亨利·摩根索。”在罗斯福看来，摩根索是“在华盛顿的政府行政事务工作中表现得最为出色的两三人中的一个”。“亨利，让我们再往前迈一步，一同做出更辉煌的成绩吧，相信我们的合作会很愉快。”罗斯福欣喜地说。在职务过渡期间，总统已决意要让艾奇逊提请辞职。这样一来，摩根索能够以财政部副部长的身份入主财政部，进而接替随后引退的伍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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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奇逊的黯然离场与摩根索的空降在11月15日这天得到了正式宣布。在记者们的笔下，摩根索“善于与人共事，他既是本届政府的坚定支持者，也是罗斯福先生本人的崇拜者”。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伍丁递交了辞呈。而到了1934年伊始，摩根索正式成为美国财政部部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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亲近沃伯格的人们曾问及他如何看待总统对摩根索的任命，沃伯格的回应是——“对此，我只能说：摩根索作为总统先生的信徒，他恐怕会遵从后者的经济政策安排。艾奇逊的离席和他的登场显然不会对我们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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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对这条新闻也给出了与沃伯格的看法相似的解读。自黄金购买计划实行以来，伦敦交易所的黄金价格虽有攀升，但仍不及罗斯福敲定的价格。然而，摩根索的委任消息一经放出，国际市场的黄金价格应声而涨，甚至一度超过了美国政府为其设定的买价。与此同时，大宗商品的价格也有所上涨。在外界看来，美国政府似乎已坚决执行起了其美元贬值计划。对此，市场中的投机者和贸易商们也配合地做出了相应的交易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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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933年末，罗斯福对美元价值的重塑工作已接近尾声。12月中旬，黄金购买价格的一再调升已促使市场中黄金的价格超过了32.6美元。既然黄金市价已进入了沃伦此前建议的合理区间（即32~37美元），那么罗斯福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稳定美元的最新价值。就此，他需要运用到《托马斯修正案》赋予美国总统的权限。

在稳定币值以前，罗斯福需要先处理好一个“麻烦”。截至当时，每盎司黄金的官方价格仍是20.67美元。一旦贬值实现，那么美元的官方价格将立刻跳至32美元以上。这样一来，美元的官方贬值将为持有巨额黄金储备的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带来一笔丰厚的账面利润。该如何处置这笔款项呢？这是摆在本届政府面前的一个难题。

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家们希望能够将该笔利润保留在联邦储备体系以内。美联储主席尤金·布莱克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哈里森都明确告诉罗斯福，他们“反对”将利润转出的安排。而联邦储备委员会的首席法律顾问沃尔特·怀亚特明白，联邦储备体系注定留不住这些黄金，并且“公众也不会赞成这样的安排”。另外，沃伦则响应了凯恩斯在今夏的号召。他告诉摩根索，“美国财政部应该持有这笔由黄金官方价格上涨带来的账面利润”。一方面，这笔资金可以用于政府开销。另一方面，可以借此成立一个“平衡基金（或称稳定基金）”，用于买卖外汇、稳定美元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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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上述安排，政府的法律专员起草了一份法案。随后，该法案在国会通过。1934年1月30日，《黄金储备法案》（Gold Reserve Act
）最终被送至总统办公桌，等待签署。巧合的是，这天恰是罗斯福52岁的生日。

按照该法案的安排，“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下设的各家联邦储备银行、代理银行需将它们持有的全部金币和金块的所有权划归美国政府”，而财政部将被授权管理美国境内所有的黄金交易。

此外，《黄金储备法案》还授权总统可以将美元含金量固定在其早先法定含金量的50%~60%。同时，与黄金所属权的转让一样，由黄金官方价格调整带来的账面利润也将交由财政部管理。这其中的20亿美元账面利润将用于成立外汇稳定基金，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将作为受托人承担该基金的管理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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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0日当天，罗斯福召集了摩根索、沃伦、布莱克、哈里森，还有其他几位政府官员一同见证了《黄金储备法案》的最终签署。罗斯福忍不住打趣这两位来自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家：当摄影师为他们拍照时，总统声称，“这张照片背后的故事是：布莱克迫使我签字，而哈里森则在一旁举着大棒威胁我”。哈里森反击道：“这根本是我送给总统您的生日礼物——一个前所未有的大礼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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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这组人马再次齐聚白宫，商讨这个“生日礼包”的价值。在《托马斯修正案》的授权下，总统可以为美元标上一个崭新的价格了。哈里森认为，干脆盖棺定论地把美元的含金量调整为原法定含金量的60%。但罗斯福却反驳称，“他不希望让民众对政府调整美元的举措有了‘盖棺定论’的感觉”。相反，他想让市场认为，当经济环境再度恶化时，政府还会再次出手，调整美元法定含金量。在财政部这边，摩根索则希望一盎司黄金能够得到一个整数的美元价格，这样便于财政部对黄金进行买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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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么看来，35美元1盎司的黄金价格似乎最符合各方诉求：美元的含金量降到了其原重量的59.06%，这个数字既接近60%，却又并非一个“盖棺定论”的答案；同时，它也满足了摩根索对于1盎司黄金价格为整数的要求。金价调整的时代在这一天结束了。当天，罗斯福总统发布了一份公告。自此，1美元的价值正式由原先的25.8格令调整为15.2381格令的标准黄金。此外，他在公告中还宣布：“我保有在国内的经济环境发生变化的情况下修改这份公告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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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货币本位制度改革中相关细节的最终敲定，总统和他的经济顾问们终于松了一口气。沃伦在日记中写道：“行动结束以后，哈里森给总统表演了一个戏法。表面看来他用一张美钞折断了一支铅笔，而实际上却是他的手指在施力。”在纸币背后暗暗发力的已不再是联邦储备体系的银行家们，操控者成了罗斯福总统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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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34年2月以来，美元拥有了一个崭新的名义价值。但不论从哪个角度来看，美元在时下恢复的金本位制与其一年前放弃的金本位制都已有所不同。在此期间，美元不仅实现了大幅贬值，在美国国内，黄金业已不再充当支付工具。同时，政府还明令禁止个人持有金币和金块（除非用于工业、艺术或收藏）。自此，美元的黄金价值仅在国际贸易结算过程中才发挥作用。另外，虽然目前黄金与美元的官方比价为一盎司黄金价值35美元，但总统始终拥有调整该官方价格的权限。

凯恩斯对罗斯福的货币改革大加赞赏，称其为“真正意义上的重大进展”。在他看来，罗斯福“在老派的金本位制传统与极端的通货膨胀主义之间，恰当地选取了中间路线”。“这种做法丝毫没有打击到商业信心”，而该货币政策“极有可能促使美国大踏步走上经济复苏的道路”。另外，罗斯福对美元价值的分阶段调整与政府握有调整货币价值的权限的做法，也令凯恩斯看到了国际社会开展货币合作的希望。“参照美国的做法，各国货币的价值不再严格地遵循铸币平价。相反，由与会各国协商而定的‘临时平价’将主导各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如此说来，罗斯福的货币政策也为现代国际货币体系的建设打开了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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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上任的十个月里，他在货币政策实践中成为一名凯恩斯主义者。当然，虽然在此期间，我们的美国总统并未直接聆听那位英国经济学家的教诲，但却将后者在其经济学著作和文章中提及的政策建言合理地运用到了美国的货币政策实践中。在这两位理论家与政策制定者之间，经济改革的共识已自发形成：（1）除了其抽象意义之外，金本位制即将走向历史的终点；（2）货币当局可以运用货币政策在国内实现稳定的物价水平，并且这一目标的达成还需要合理地引导和稳定公众的预期；（3）有助于国际贸易发展的汇率稳定性目标可以通过盯住式汇率机制实现。为此，政府可以在必要时调整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并且动用维稳基金买卖外汇以稳定本币与外币的汇兑水平。

在实现了本国物价水平回升的同时，罗斯福平抑了国内的社会动乱并带领美国经济走上了复苏的轨道。在巨大的反对声浪之下，他选择坚定自己的货币主张。为此，他狠下心来清理了自己的顾问团队，让忠于货币改革的人们有机会为政府效力。现如今，他将以崭新的美元为武器，打击国外的极端主义势力。罗斯福的特使在1934年告诉贝尼托·墨索里尼（Benito Mussolini），通货紧缩或许在法西斯国家大行其道，但它无法征服美国人民。自此，美国不仅不会回到旧有的金本位制，它还要将这崭新的货币本位制度推向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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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3年12月，哈佛大学的法学教授、罗斯福的非正式顾问费利克斯·弗兰克福特在英国致信罗斯福。弗兰克福特在信中详述了前晚他在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参加的一场晚宴的场景。他打趣地告诉总统，自己在席上干掉了七杯酒，只因他“要让英国人看看，我们美国人也有好酒量”。在席间愉快的氛围下，弗兰克福特向一同出席晚宴的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表达了自己的崇敬之情。他力劝凯恩斯应当写信给罗斯福，并声称“您（指凯恩斯）的指点将令我们大受裨益”。凯恩斯采纳了弗兰克福特的意见。此后不久，他请后者将一封信转交罗斯福。与此同时，在1934年新年的前夕，凯恩斯将这封公开信刊发在了《纽约时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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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信中，凯恩斯赞扬了罗斯福为寻求经济复苏所做出的努力——“在现行制度范围内运用明智试验以纠正我们社会的弊病”。除此之外，他还告诉罗斯福，所有渴望经济重振的同时而不致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沦丧的人们都将希望放在了后者的身上。接着，凯恩斯也不忘为自己的发声找到一个合乎情理的缘由：如果“新政”的重要性关乎世界经济的复苏，那么罗斯福的经济政策就理应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评判。特别地，凯恩斯补充道，当前美国政府对货币政策的运用还略显不足。虽然总统已经提高了市场中的货币供给，但是目前的货币存量仍无法充分发挥提振经济的作用。为此，凯恩斯建议，政府应在需求端有所作为，促进民众消费。另外，在提高货币供给量的同时，如果没有相关举措帮助闲置的生产部门恢复生产，那就需要为该货币政策的效果打个问号。在凯恩斯看来，政府借债，奉行“汲水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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才是正确路径。“在政府的支出安排下，由政府发行国债而募集到的资金将用于提振国家经济。”凯恩斯写道，“这样一来，经济的转轮才有望重新启动。一旦在未来的6个月里，美国政府有能力采取果断的财政支出政策、扩大政府投资规模，那么美国的经济就有望走向繁荣。”他还建议，作为经济复苏的最佳手段，政府应下大力气投资“那些能够尽快收获成效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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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凯恩斯未能体会到罗斯福因推行宽松的经济政策而在国内受到的强大政治阻力。虽然他也承认：“在传统金融观念之下，只有在战争时期，民众才会容许政府采取‘汲水政策’来提振就业。”但彼时，凯恩斯过度乐观地向罗斯福提议，称后者可以打着“追求和平与繁荣”的旗号实行宽松的经济政策。在当时，凯恩斯天真地以为，那些秉承传统金融观念的银行家在感叹罗斯福新政前期成功的同时，不会阻挠宽松财政政策的施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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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政府内部，时任联邦紧急救助局局长哈里·霍普金斯（Harry Hopkins）对凯恩斯的倡议持消极的态度。他很清楚，秉承传统金融观念的支持者们才不会轻易同意总统的财政支出计划。而事实上，虽然财政政策一再宽松，但是，在大萧条为美国经济带来持续性打击的这段时间里，政府救助仍无法给予美国民众充足的物资援助。“即便是圣诞老人，在此时也需要一件防弹背心。”霍普金斯在谈到罗斯福因新政而受到的政治打击时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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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金储备法案》出台后的数月里，面对立法机构与司法机关的围追堵截，罗斯福试图充分发挥手中货币政策的作用，并力求投入更多资金用于社会救济。在国家的货币政策方针得以确立之后，罗斯福将实施该政策的权限交给了财政部的小亨利·摩根索，而后者将充分动用该政策，以打击法西斯主义在世界各地的蔓延。

1933年11月，罗斯福政府设立了国民工程管理局，意在通过开展公共工程建设，为更多的失业工人提供就业机会。仅在该机构运营的前几个月里，就有约400万失业的美国人从政府那里得到了工作。他们在美国各地修建了泳池、公园、校舍、道路等公共设施，而政府发放的工资，也令他们度过了眼前的寒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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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隔年春天，总统却迫于政治反对势力（特别是来自民主党内部南方保守主义分子）的不断攻击，而不得不终止了该机构的运营。对于美国南部各州的民众来说，他们只关心棉花价格的上涨，至于总统采取何种手段，是否会对原有货币制度做出变革，根本无所谓。但是，如果罗斯福想要动用联邦政府的资金，以高于南部棉花产区劳动力成本的薪酬雇佣穷人（特别是贫穷的黑人），那么这群来自南部各州的白人政客可决不答应。为此，佐治亚州州长尤金·塔尔梅奇（Eugene Talmadge）将一位南部选民的抱怨传达到了白宫。该选民声称，在国民工程管理局高于市场平均工资水平的薪资安排下，“没有人会起早贪黑地为每天挣到50美分的工资而在田间辛苦劳作，因为即便是做做样子，也能在国民工程管理局的沟渠开凿计划中每天赚到1.3美元”。对此，罗斯福本人直接做出了回应。他明确表示，1.3美元的日薪才是让工人们维持日常生计的薪资底线，50美分的工资只会令工人们食不果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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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这个答案令劳动阶层的人民感到欣慰，但罗斯福却无法毫无顾忌地实现自己的政府救济方案。为了确保本届政府的政治根基稳固、守住新政支持者们在国会里的多数席位，使经济复苏计划推进下去，罗斯福需要不断调整自己的救济方案，以迎合南部选民的需求。事实上，在罗斯福新政开始实施之初，众议院中46%的众议员与参议院中49%的参议员均来自南方各州，并且，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在国会中位居高位。念及他们对于政策导向拥有的强大话语权与实实在在的影响力，罗斯福有必要做出一定的妥协与让步。因而，“以工代赈”的计划需要在不同地区制定不同的薪资划定标准，救济方案的施行也需要对地方官员充分授权。除此之外，考虑到南部选民对于种族隔离传统的执念，救济方案的制定也要在当地做出相应的变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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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进一步赢得南部政客们的支持，罗斯福还需要为救济穷人打出另一番旗号。他要进一步提升救济方案的立意。“以工代赈”已不是救济方案的首要目标，现代化建设与经济发展才是其题中应有之义。自1933年5月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设立以来，洪水治理与水电供给已让经济落后的南部各州走上了工业化的道路。一段段堤坝的修建不仅阻绝了洪水对农田的肆虐，水力发电也为南部居民输送了源源不断的电力供给。进而，该计划对地区经济的整体提振也帮助了贫苦的农民与失业的工人。接下来，罗斯福将以“规划发展农田与水力资源”的名义开展他的公共事业建设计划。也只有抬出这番说辞，新一届政府才能在南部选民的支持下，授权使用公共基金。此外，如果罗斯福还想为南部各州以外地区的经济复苏谋求福利，那么他还需要勒紧政府借贷，并尽可能地减少救济方案的支出。可是，稳健的财政政策显然不是凯恩斯为美国经济摆脱大萧条开出的良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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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家的药方与总统的政治敏感性之间的冲突酝酿了罗斯福与凯恩斯二人的第一次会面。1934年6月，哥伦比亚大学计划在当年的毕业典礼上向凯恩斯授予荣誉学位证书，故经济学家本人将借此机会访问美国。在这次访美之旅中，他将收获罗斯福新政的第一手资料。

弗兰克福特事先已经获悉凯恩斯将在来访时与华尔街银行家们会面的消息。他不禁担心，银行家们会将凯恩斯拉入自己的阵营。为此，弗兰克福特专程致信其在华盛顿的友人，希望罗斯福新政的制定者们也可以和凯恩斯谈谈。“他（指凯恩斯）对新政的成效充满好奇。”弗兰克福特写道。因而，凯恩斯在本次行程中还见到了小亨利·摩根索、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彼时，特格韦尔已在联邦政府内供职，出任农业部副部长）、劳工部部长弗朗西斯·帕金斯（Frances Perkins）以及其他内阁要人。而在1934年5月28日的晚间，凯恩斯终于见到了罗斯福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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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弗兰克福特回忆，此次会面之后，双方都曾对其表示这是一场愉快的交流。凯恩斯坦陈：“我与罗斯福总统面对面地聊了约有1个小时，罗斯福的领导魅力令人折服，而这次交谈也令我深受启发。”另一边，罗斯福也说道：“我和凯恩斯聊得很不错。应该说，我非常喜欢他。”然而，从旁人的记述中看，双方对彼此的评价也并非全然正面。凯恩斯曾对友人提及自己对罗斯福双手的稍许不满——“罗斯福有着生意人才有的一双手,一点也不修长细腻，指甲也剪得很短。与他握手时，我感到了不小的力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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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十余年后，有关这次会面的最令人信服的记述才开始在坊间流传。在罗斯福四届美国总统任期内一直担任劳工部部长的帕金斯在她的回忆录中提到这段往事时，曾称，“总统和经济学家双方都对此次会面很是失望”。根据帕金斯的记载，罗斯福曾在会面之后告诉她，“我刚见到了你的朋友凯恩斯，他给我摆出了一大通经济数据。我看他可不是个政治经济学家，说他是个数学家才对”。至于说凯恩斯对罗斯福的评价，帕金斯则回忆——“凯恩斯小心翼翼地告诉我，他原本以为罗斯福总统会对经济学有更专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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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帕金斯看来，这一幕是学术派凯恩斯与实用派罗斯福之间交流的失败。但是，不得不说，罗斯福与凯恩斯的分歧只是在于公共支出的金额大小。在经济复苏的大政方针上，二人的理念则大体达成一致。就在与凯恩斯会面的两周前，罗斯福曾向国会保证，当年的政府救济支出仅需9.41亿美元。另外，他还告诉记者，虽然他希望继续为公共事业建设举债，但是此后，政府借贷规模将小于国民工程管理局时期的借贷金额。同时，他还表示政府将在未来的数年里实现财政收支的平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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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在凯恩斯看来，此时并不是缩减财政支出的好时机。在与罗斯福的会面过去数周之后，凯恩斯在《纽约时报》上又发表了一封致罗斯福的公开信。在信中，凯恩斯称，经济复苏仍有赖于“政府机构针对生产部门实行的有效刺激”。特别的是，“政府紧急支出的发放规模与发放进度”对经济的重振尤为重要。为此，有悖于罗斯福计划中的财政支出收缩方案，凯恩斯建议，政府救济方案的支出应提高到每月4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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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主白宫一年多以来，罗斯福一直遵循着凯恩斯开出的拯救经济的药方，却未曾得到过这位英国经济学家的直接指点。其间，罗斯福矫正了银行家们对通货紧缩的执拗，采取了果断的货币制度改革，并启动了一系列的公共工程计划。如今，当罗斯福终于有机会面对面地得到凯恩斯的政策建议时，他却无法当机立断地予以采纳。在经济学家冗长的数据分析中，总统已经明白，目前的经济政策已步入了正确的轨道，只是政策力度还有待加强。然而，罗斯福也清楚，国会绝不会轻易松口同意政府花费足够的钱款用于社会救济。

可即便如此，二人的会面仍影响到了罗斯福对未来财政政策走向的看法。《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亚瑟·克罗克（Arthur Krock）在文章中写道，在凯恩斯来访前，罗斯福本打算缩减财政赤字，并同意国会提出的限制总统对救济金支配权限的提案。而这之后，罗斯福却对国会放言，政府需要投入更多资金用于救济民众，而他本人也需要掌控更大的资金运用权限。“从时间顺序上看，”克罗克写道，“罗斯福政府的经济政策制定深受凯恩斯经济学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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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罗斯福智囊团中的重要人物，特格韦尔也在日记中写道：“我感到凯恩斯对总统的影响力要远大于其他任何人。在凯恩斯到访之前，倡导财政收支平衡的说法不绝于耳。但此后，这一说法却无法再召唤起往日的拥趸。凯恩斯对罗斯福继续加大财政支出的规劝与总统此后的效法，想必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刘易斯·道格拉斯的请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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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8月，刘易斯·道格拉斯辞去了美国预算局局长的职位。他在这个位置上心灰意冷，罗斯福既不遵循金本位制的传统，也无意缩减财政支出。两人的分道扬镳已是注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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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罗斯福还与他曾经的政策盟友乔治·沃伦断绝了来往。虽然沃伦此前倡导的“先货币贬值后稳定币值”的货币政策赢得了罗斯福的认可。然而，有悖于凯恩斯当前的建议，沃伦此时仍在说服总统继续实行货币贬值。另外，据特格韦尔言称，沃伦与其在康奈尔大学的同事们都深信，单纯地依靠货币政策就可以实现经济复苏，大规模的公共支出与过多的政府管控都超出了政府调节经济的职责。所以，在其他新政支持者们看来，沃伦已成了自由放任资本主义的代言人，而罗斯福自然也就对他的政策建议失去了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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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的经济政策路径始终清晰。即便新政的赤字支出金额无法达到凯恩斯所要求的规模，但从本质上看，宽松的财政政策也确是遵循凯恩斯经济学的指引。

除去凯恩斯与罗斯福在财政支出规模上的分歧，经济学家本人继续对新政大加赞扬。在1934年7月举办的一次学术研讨会上，凯恩斯曾提到，“美国的经济复苏取得了非凡的成绩，其程度、活力、传播速度从经济史上看都显得尤为突出”。在此后的学术研究里，稍晚时代的经济学家们也都得出了与凯恩斯相同的结论。在罗斯福新政的施行下，美国经济在大萧条结束之后的数年里取得了快速增长。在罗斯福第一届总统任期里，美国经济保持了9%的年均增长率。而在美国历史上的和平时期里，从未有哪个连续的四年享有过如此强劲的增长。虽然要面对政治反对势力的掣肘，但罗斯福以正确的政策改革方向作为引领，并依靠一众能力超群的新政支持者的辅佐，终于将美国经济拉上了复苏的轨道。在凯恩斯看来，“对于那些在政府部门中真正有才干的人，罗斯福总统一向能够给予他们充分的支持。特别是对那些年轻人……这是一项需要不断注入新鲜血液的艰巨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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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夏天，罗斯福也发出了类似的感慨——“经济政策改革需要新鲜血液”。随着商业秩序的重塑与经济活力的释放，他开始把关注的焦点转移到了政府组织架构与人员的调整上来。“我们在这个夏天将要对政府进行部分改组。各政府部门的副部长甚至是助理部长都要随时准备待命。”罗斯福对身边的工作人员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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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务之急，总统需要取得国会的认可，方能将更多资金投入到公共工程建设。由此，政府里职级较低的官员将负责理顺思路，总结新政在施行的第一阶段里的经验教训。而为了让新政能够更好地发挥作用，政府开始招贤纳士，希望可以招揽到更多的人才为国家出力。为此，曾因摩根索的推荐而加入货币专家小组的经济学家雅各布·维纳专程给一位年轻的教授——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写了一封邀请信。在信中，维纳提出，希望怀特可以就有关“国家货币与银行业立法与体制”的问题写一份全面分析报告。另外，他还邀请怀特来华盛顿待上一阵，并希望将其纳入财政部的工作团队。此后，善于通过统计手段为经济政策提供数据支持的怀特成为罗斯福政府中不可或缺的得力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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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其人可谓大器晚成。“一战”之后，怀特从军队中退役。他没有回到波士顿老家继续经营五金店，转而在斯坦福大学完成了他的本科学位。此后，他转投哈佛大学继续学业。在这里，他师承弗兰克·陶西格（Frank Taussig），一位专注于国际贸易研究的经济学家。到了1930年，凭借一篇关于法国国民经济核算的毕业论文，怀特在哈佛大学取得了他的博士学位。而此时，他已经38岁了。此后，他继续留在哈佛大学，并参与了一个信奉凯恩斯经济学理论的学术研讨小组。怀特与另外两位学者——保罗·埃尔斯沃思（Paul Ellsworth）和劳克林·柯里（Lauchlin Currie）一道，在1932年撰写了一篇有关如何应对大萧条的政策建言报告。他们在报告中提出了扩张的货币政策与联邦政府举债用于公共工程建设的方案，而这正与新一届政府此后的行动契合。同样是在1932年，怀特来到了威斯康星州的劳伦斯大学，执教该校经济学系的相关课程。就这样，在罗斯福新政推出的头一年里，怀特正在远离政治中心的大学校园里教书。而当维纳1934年找到他时，他欣然接受了其友好提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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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参与本届政府工作的第一项任务，与外部顾问无异：花费时间与客户交流，并撰写调研报告，论证客户们当前经营决策的正确性。在一份题为《美国货币本位制度的选择》的报告里，怀特告诉人们，罗斯福政府当前所采取的货币制度改革正是适应美国当前经济发展的正确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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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本届政府中其他新政支持者一样，怀特也认为是金本位制加剧了大萧条对经济的打击，而美国货币制度对金本位制的脱离将有助于经济复苏。在报告中，怀特承认：虽然从历史上看，金本位制的确为国际贸易的发展提供了稳定的汇兑水平；但与此同时，它也“加剧了大萧条对经济的打击，并拉长了经济周期处在低谷的时间”。选择汇率稳定性还是经济复苏？怀特试图为二者之间的权衡算出一个准确的“价码”。在他的计算里，金本位制带给美国经济的损失要远超于“数十年”中由汇率稳定带动的国际贸易金额的增长。在他看来，金本位制的存在令大萧条带给美国经济的损失加重了10%，或者说它将经济衰退期足足延长了一年。

在报告的最后，怀特得出结论，由金本位制与信用货币制度结合形成的新型货币制度将有助于化解当前市场中货币面的危局。而这也正是罗斯福政府已经取得的货币制度改革的成果：通过重新调整美元的法定含金量稳定了美元币值，同时政府还保留了再次出手调整美元含金量的权力。“如果美元兑他国货币的汇率在较长一段时间里能够维持小幅波动，”怀特说道，“那么美国的外贸产业将因此受益。”同时，在当前的新型货币制度下，一旦国内经济形势恶化，货币当局也仍能保持“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为此，美国政府戍守两端，牢牢把握住了调节本国货币政策的主动权。

为了稳住由政府设定的美元对外价值，交由财政部掌管的价值80亿美元的黄金将派上用场。这其中，一部分黄金将用于美国的海外投资，而财政部借给其他国家中央银行的贷款也将间接促进美国出口额的增长。怀特明白，80亿美元是一个庞大的数目。财政部可以用这笔钱介入外汇市场，通过对美元的买卖来维持美元汇率水平的稳定，以平抑由短期国际贸易收支失衡带来的汇率剧烈波动。

在怀特看来，该项计划的顺利施行还面临两个主要障碍。首先，政府有必要妥善引导公众对此事的认知。从前，银行家和形形色色的商人习惯于将传统的金本位制直接指代为“稳健的货币实践”。由于货币政策问题的复杂性，没有经济学教育背景的人们大多无法完全理解这其中的运作机制，所以他们只能盲目地认同银行家与商人们的说法。因而，改革后的货币制度如果想要得到民众的认可，政府需要下点功夫。否则，“稳健的货币制度”依旧只是金本位制的标签，既得利益者与不明就里的民众不会轻易认可政府的做法。

其次，目前各国之间缺乏一个有效的沟通平台，开展货币合作。为了稳定汇兑水平，各国应一同打造一个有效的合作机制。该合作机制的缔造将便于各国央行在外汇市场上买卖本国货币或他国货币，而不造成竞争性贬值或其他争端。同时，该合作机制还应在不扰乱国际贸易秩序的前提下，妥善协调各国货币对外价值的调整工作。所以，在怀特看来，财政部对美元对外价值的维稳工作成功与否，还取决于各国开展国际货币合作的力度与信心。而回溯历史，这份信心却往往令人意愿落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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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当时来看，怀特在报告中提及的大多数政策建议已经落地。美元在法定贬值之后已经在一个崭新的价值水平上站住了脚，而黄金开始只在国际结算时才发挥其支付作用；与此同时，总统仍保有调整美元法定含金量的权力；另外，财政部已投入20亿美元成立了外汇稳定基金。现在，只剩下国际货币合作的问题亟待解决。

这份报告对当时美国国内的经济政策做了全面细致的分析，不仅回顾了罗斯福政府组建一年来的政绩，也对未来经济政策的制定与推行做出了合理的展望，而报告的理论与实践基础正是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与罗斯福的政策实践。诚然，这份报告并没有太多的新颖之处，它既无法为怀特的才智扬名，也无助于树立怀特的个人影响。但是，它却让新政支持者们明白，怀特对当前的经济政策有着透彻的理解。从怀特的文章中可以看出，他的政策主张经过了深思熟虑，而他的结论也得到了数据运算的支持。

如果说这份报告未能为国家经济政策的制定提供太大帮助，但它为作者本人赢得了一个在政府部门工作的机会。自1934年11月起，怀特成为供职于财政部的经济研究员。不久之后，他就成为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在打造国际货币体系上的重要助手，并以核心决策人员身份参与外汇稳定基金的日常运作。

当前，财政部用来稳定美元对外价值的主要工具就是经《黄金储备法案》批准而设立的外汇稳定基金。“当你大规模地卖出某件物品时，该物品在市场上的价格将不断走低。”众议院的议员们针对基金的运作机制给出了直白的解释：“当你大笔买入某件物品时，它的价格也就水涨船高地有所抬升。”通过在外汇市场上买卖本国货币或者他国货币，汇率稳定性目标将得以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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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在众议院的相关委员会通过了该法案时，议员们将这一机制视为美国金融史上“崭新且最令人振奋的进步”。但事实上，在世界上的其他地方，外汇稳定基金已经试水。自1932年以来，英国货币当局就在操作一个被称作“汇率均衡账户”的基金来维持英镑的对外价值。

为了防止外汇投机者从中牟利，美国的外汇稳定基金将效仿英国汇率均衡账户基金的做法——基金在外汇市场中进行非公开操作。当《黄金储备法案》在国会通过之后，摩根索曾告诉记者们，财政部将对外汇稳定基金的具体运作方案保密。而他自己，自此以后，也将“拒绝回答任何有关该基金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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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黄金储备法案》重新确立了黄金的官方价格之后，美国政府承诺将以35美元1盎司（减去0.875美元的运金费用）的价格从别国购买黄金，并以35美元1盎司（加上0.875美元的运金费用）的价格向其他国家的中央银行卖出黄金。而除此以外，财政部在外汇市场中的其他操作将在摩根索的裁量下低调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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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4年4月27日，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正式开始运作。按照摩根索的安排，基金在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立了交易账户，并在该账户中存入了1亿美元。此后的数月里，外汇稳定基金并未急于行动。直到9月，基金才在外汇市场中做了首单交易。当时，基于市场上盛传有关美元将进一步贬值的传闻，投机者们纷纷看空美元，转而持有法郎。为了阻止美元的贬值趋势，外汇稳定基金采取了反向操作——卖出法郎，买入美元。事实证明，随着美元汇率的回调，经此一役，外汇稳定基金甚至在市场中净赚了33.5万美元。这样看来，该基金似乎已经发挥出了其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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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月之后，迫于形势的变化，外汇稳定基金开始在市场上大量卖出美元，以期为美元汇率的上涨趋势降温。原来，曾经困扰罗斯福的“政府与个人债务合同中的‘黄金条款’问题”，再次成为舆论的焦点。虽然早在1933年6月，一项联合议案在国会的通过，就已标志了过去所有公共和个人合同中黄金条款的废除。但是到了1935年1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却就该议案的法律效力提出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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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元汇率的上涨响应了最高法院与罗斯福政府的“对抗”。但是，也不是所有的华尔街银行家都认为司法体系会推翻政府当前的政策。有一位银行家注意到，在美国宪法中，没有哪一项条款限制了法案对个人合同的干涉。不仅如此，最高法院向来善于体察民意，也就是说——“法院会为总统的政策找到一个合理合法的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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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但市场的忧虑还是无法平复。人们不安地揣测，最高法院可能以保护个人合同的合法性的名义，推翻罗斯福政府此前的举措。面对这种可能，罗斯福把难题抛给了摩根索。

1935年1月14日，在司法部部长荷马·卡明斯在场的情况下，罗斯福向摩根索提议，动用外汇稳定基金中的资金，在外汇市场制造美元汇率的波动。对此，罗斯福给出的解释是：既然有人企图打乱我们的新政计划，那么就让舆论的力量阻挠他们。他认为，一旦美元汇率出现经常性的动荡，那么民众自会请求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稳定汇率，而最高法院自然也会对此前已经出台了的有关废除合同中黄金条款的法案放行。但是，这一做法显然有违成立外汇稳定基金的初衷。虽然身为财政部部长的摩根索是罗斯福忠诚的政治伙伴，但他更是一个行事讲求原则的人。面对这个请求，摩根索拒绝了总统的提议——“作为外汇稳定基金的受托人，我无权这样做”。罗斯福本想继续劝说摩根索，但后者却在此时后退了一步。“总统大人，”摩根索严正地告诉罗斯福，“请您不要向我提出这个要求。”摩根索心里清楚与罗斯福的分歧会导致什么样的后果。他在日记里写道：“如果总统继续坚持，那么我在说‘不’的同时也会递上辞呈。”所幸，罗斯福在当时并没有对摩根索步步紧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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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摩根索接到了一通电话，来电者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一位官员。这位银行家毫不客气地向财政部部长问询，为何外汇稳定基金没有在市场中采取更激进的操作来稳定美元汇率。摩根索告诉他，“请您放客气一点”。看来，此时，摩根索不仅需要向罗斯福表明自己的立场，同时，他还需要让市场客观地认识到外汇稳定基金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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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天晚上，摩根索出席了一场白宫晚宴，不少政界要人都在伴侣的陪同下前往赴宴。坐在罗斯福和摩根索中间的，是副总统约翰·南斯·加纳（John Nance Garner）的妻子伊蒂·加纳（Ettie Garner）。席间，罗斯福告诉加纳夫人：“您知道吗，昨天在我的办公室里，当我就黄金和外汇管理的问题和亨利争辩时，他可是非常严肃的。”罗斯福的声音大到足以令摩根索本人听到。“我在和人讨论问题时，总会坚持与对方相反的意见。这并不是因为我真的认可那些观点，我不过是想要从多个角度来论证一个问题。”说到这里，罗斯福把目光转向了财政部部长本人，罗斯福笑着继续说道：“亨利今晚看起来情绪还不错。您看，他不是正在笑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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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明白，摩根索已经拿定主意要坚守他的立场。但是与离任的艾奇逊不同，摩根索绝不会因为与罗斯福的分歧而向银行家与媒体散布贬损本届政府的言论。至于罗斯福是真的授命摩根索滥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还是为了论证这个问题而故意与后者唱反调，如今已经没人可以给出确切的答案了。但是有一点毋庸置疑，罗斯福正试着在为当前的麻烦找到解题。

在罗斯福放弃了对外汇稳定基金的干预之后，摩根索又可以让基金发挥它本来的作用了。买入法郎、卖出美元，通过每日300万~500万美元的操作，到了2月11日，外汇市场中的美元汇率已趋于稳定。摩根索抓住这个机会告诉记者们，他一直在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干预外汇市场中美元汇率的波动，“只要是有必要，那么财政部就有能力确保美元对外价值的稳定，请工商业者和民众放心”。如此看来，虽然最高法院可能做出与罗斯福新政相悖的裁定，但外汇稳定基金却能够削弱司法裁决带给经济复苏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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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防止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即将出炉的裁决可能给政府货币政策的施行带来的阻挠，罗斯福甚至准备好了一份讲稿，以备不时之需。在讲稿中，首先，他再次陈述了自己推行扩张性货币政策的理由，并提到了通货紧缩带给债务人的沉重负担；其次，他也向民众昭示了自新一届政府组阁以来，经济实现复苏的有力信号；最后，他还为民众勾勒了一幅与当前经济复苏的场面相反的图景：银行倒闭潮卷土重来，社会暴力事件在美国本土蔓延。罗斯福直言，即便他不得不违抗最高法院的裁决，也不能让大萧条的悲剧重演。“当下，我只能挣脱法律条文的束缚，将契约精神置于不顾。”总统在这份演讲稿中这样讲道。另外，除了这些打动人心的措辞之外，罗斯福还为自己废除合同中的黄金条款做出了辩解。罗斯福称，黄金条款的存在干扰了美元购买力水平的稳定性。他认为，借款者应当“尽可能地将手中的债务予以清偿”，而非任由通货紧缩加重他们的债务负担。罗斯福还在讲稿中提到，即便最高法院认为废除合同中黄金条款的做法与美国宪法冲突，但却不能抹杀“该做法符合经济学的黄金法则，为基督教的教义所容，并且能够收获普通民众的认可”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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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等待裁决期间，摩根索特地在办公室内拉了一条接通白宫内阁会议室的电话线。如果最高法院做出了不利于政府货币政策的裁决，那么摩根索将立刻重启黄金禁运的限制性措施。而如果最高法院一并否认了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的合法性，那么财政部将另行成立一个稳定基金，介入外汇市场，稳定美元汇率。摩根索和他的下属们都相信，无论最高法院会做出什么样的裁决，“财政部都将尽全力守住货币政策改革的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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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确保白宫可以尽快知悉最高法院的裁决结果，摩根索还专程嘱咐总统的秘书莱汉德小姐检查一下罗斯福的轮椅，以便腿脚不便的罗斯福可以在第一时间接听电话，得到裁决结果的消息。此外，摩根索还特地和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交代了这件事。这位精明的商人人脉甚广，他帮助摩根索联系了一位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工作人员，后者承诺将在第一时间给白宫致电，汇报裁决结果。到了最高法院公布裁决的2月18日，罗斯福、摩根索，以及联邦政府里的其他要人齐聚白宫，等待来自最高法院的电话。在此期间，莱汉德小姐想要得到总统的同意，去查一下自己持有的黄金投资产品的市价，但总统一口回绝了她的请求。电话响了，摩根索接起电话。来电者是肯尼迪，摩根索把电话拿给了总统。罗斯福在电话中得知，自己无须再为是否要违抗法院的裁决而左右为难——最高法院以5∶4的投票结果，认可了原废除黄金条款的议案符合美国宪法。但是，反对者的叫嚣声浪要远盖过支持者的默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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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反对者中，詹姆斯·麦克雷诺兹（James McReynolds）法官成了煽动民意的领袖。他以他那鲜明的南方口音迷住了集会上的听众，而他不打底稿地对联邦政府进行的大加谴责也令罗斯福政府非常难堪。在麦克雷诺兹看来，罗斯福简直就是“现实版的古罗马暴君尼禄大帝”。在谈到美国宪法时，麦克雷诺兹说，“它已经名存实亡了”。此后的数月里，麦克雷诺兹还联合其他几位反对罗斯福新政的法官推翻了多项新政举措。5月，美国最高法院甚至裁决新政时期出台的《全国工业复兴法》违宪。面对司法系统的不配合，罗斯福称那些法官为“生活在马车时代的老顽固”。而美国最高法院的泰斗——路易斯·布兰代斯则回敬罗斯福，称后者生活在“傻瓜乐园”。在1936年的美国总统竞选上，共和党人借题发挥，大肆渲染民主党政府与联邦最高法院的冲突。但是，在这场大选中民众最终还是选择了罗斯福，以及他所描绘的美国未来发展的蓝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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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证明，我们应该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对废除“黄金条款”的阻挠计划破产而感到庆幸。虽然这一节外生枝的事件并未对美国货币政策的推进造成太大影响，但试想一下，如果法院裁决该议案违宪，那么罗斯福此前关于货币制度改革所做的所有努力都将被推翻。在当时，各行各业百废待兴，人民生产生活刚刚开始步入正轨，脆弱的经济复苏之势显然还不足以挺过金本位制的回潮。可即便最高法院让罗斯福的美元政策完好无损，双方的冲突却仍为联邦政府经济政策的推行带来了障碍。由于政治反对势力对大规模财政支出计划的阻挠与司法体系对价格支持政策的否决，货币政策的重要性越发凸显。难以想见的是，倘若货币政策未能给经济带来促进作用，那么在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看来，法西斯主义将有可能征服美国。

1935年2月26日，就在最高法院裁定原废除黄金条款的议案符合宪法的一周后，怀特在一份工作备忘录中总结了当时经济复苏工作中的成果和教训。自罗斯福上任的近两年时间里，物价已经触底反弹，农民们的购买力水平有所提升。但是，截至目前，美国尚有1000万工人无法回归工作岗位。失业率的攀升为一些激进组织的壮大创造了机会。据怀特记载，“由民主党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查尔斯·考夫林（Charles Coughlin）神父等激进分子号召成立的各类社会团体在民众间赢得了广泛支持”。

和凯恩斯一样，怀特希望经济复苏可以遏制激进主义的崛起、守卫现有社会制度的框架。另外，与凯恩斯的主张依旧保持一致的是，怀特建议，政府应稳定美元汇率并加大财政支出的规模。他相信，稳定的美元汇率水平将有助于“外国政府降低针对我国出口企业的外贸壁垒……随着出口额的上升，更多的工人将有机会回到生产岗位”。至于扩大财政支出的问题，怀特称，政府的投入将激活闲置的生产力并修复失业工人的购买力水平。

而另一方面，与凯恩斯意见不同的是，身为财政部经济研究员的怀特能够体恤罗斯福在国内面临的政治压力。正如怀特写到的，秉承两种不同观念的人们正为了能赢得更多的政治支持而展开激烈竞争：在确保民众可以勉强维持生计而不致酿成社会动乱的前提下，尽可能地缩减政府开支；抑或大幅度提升财政支出规模，通过政府刺激计划推动经济复苏。

在怀特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虽然有相当多的政客都声称自己是政府刺激计划的支持者，但是他们认可的支出规模尚不足以发挥提振经济的作用。所以，从本质上来看，他们终究还是预算平衡论的拥趸。在这番情形下，怀特担忧地称，“经济发展将在大萧条的境况之下停滞不前”。进而，丧失了经济复苏成果的罗斯福新政将褪去它的光芒，而最终，本届民主党政府将“彻底失去民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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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怀特此前所言，被他视为“激进主义”的各类社会组织正在美国国内大行其道。路易斯安那州的民主党参议员休伊·皮尔斯·朗为自己打造了一个“普罗大众代言人”的形象。1934年1月，他发起了一个被称作“分享财富”（Share Our Wealth）的计划。该计划支持最高和最低工资限额，主张缩短工人的工作时长，并号召推动养老金制度的普及。到1935年2月，朗的“分享财富”计划已在全国各地成立了近27000家地方团体，而他本人甚至收到了750万封支持者的来信。与此同时，与休伊·皮尔斯·朗立场相近的考夫林神父则通过他的宗教电台吸引了3000万的听众。他领导的“国家社会正义联盟”（National Union for Social Justice）吸引了一众信徒。在电台广播里，考夫林神父大谈国事，对政府当局大肆批判。他还放言，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很快将不复存焉。回头来看，朗与考夫林这样的激进分子已经赢得了被大萧条打击甚重的中产阶级的广泛支持。正如1933年的农民暴乱一般，1935年的中产阶级抗议令罗斯福政府惶恐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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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特第一次指出罗斯福新政的威胁之后不久，他又在一份工作报告中详述了自己的观点。他在文中称，虽然自1933年以来，政策成效“显著”，但“这些努力并不足以令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的阴霾”。当前，国家正面临着“民主制度消亡与经济体制垮台的严峻危险”，而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的安危正是怀特要极力维护的关键所在。“当前的局势充满变数”，他呼吁政府尽快采取更多经济刺激计划。

在怀特看来，国内货币政策、本国的商业发展、汇率制度以及国际贸易往来是“一个问题的四个方面”，它们需要得到协同发展。他在工作报告的开篇抛出了一个疑问：理想状态下的世界经济应该是什么样子？在给出的回答里，怀特引述了经济学家与政客们常用的名词——“均衡状态”。但之后，他又否定了这个说法。怀特认为，虽然“均衡状态”一词在自然科学领域有着明确的定义，但是在经济学领域，它不过是“‘一切看起来运转正常’——这一套说辞的伪科学代名词”。

怀特想要为“均衡状态”这个概念找到一个准确的解读，并试着通过计量手段量化这个概念的内涵。他提出，“均衡状态”也许意味着汇率波动、物价水平，以及国际收支平衡三者之间的一个稳定关系。在三者协调共进的情况下，各国的经济繁荣将伴随着均衡状态的实现而达成。均衡状态之于怀特，不仅是一个经济状况稳定的平衡点，还需要有能力进一步促进各国经济的发展。

稳定并不意味着静止。在均衡状态下，各项经济指标并不是一个恒定的标准，它应该为一定的波动预留相应的空间。在国际贸易与对外投资对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时代里，一国无法完全独立地决定国内的物价水平以及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即便是对“拥有充足黄金储备以及强大政治实力的美国”而言，这也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因此，繁荣状态下的均衡目标需要国际合作的助力。而所谓的国际合作在实践中指的就是——各国基于一个共同目标而达成的国际协定。

在对人类的共同目标给出解读之后，怀特没有转向政治学的范畴去寻求答案，他想要从近代历史中为“均衡状态”找到一个明确的参照。根据怀特的分析，在大萧条迫使世界各国纷纷采取贸易保护主义之前，20世纪20年代，汇率、物价与关税三者达到了一个相对令人满意的均衡。“没有哪个国际协定可以就所谓的‘均衡状态’达成一致的标准。”怀特写道。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世界经济形势看起来正是我们当前追求的共同目标。”这个离20世纪30年代还不遥远的自由贸易与投资时代成为怀特眼中的可以企及的乌托邦。

在设立了这个明确目标之后，怀特需要动用一些数学运算，得出当前各国汇率水平与理想状态的偏离程度。他发现，在世界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当中，日本的汇率变动最为极端。在当时，日元已比大萧条爆发之前贬值了近63%，而这也令日本出口企业的国际市场竞争力显著提升。反之，德国马克的汇率水平则在同期上升了27%（可即便如此，德国政府通过资本管制等一系列复杂的外汇管理手段，实际上也享受到了由本国货币贬值所能带来的好处）。怀特希望，理想中的国际货币合作体系可以通过对各国汇率水平的调整达成促进经济均衡状态重塑的目标，并带领世界经济走出大萧条的阴霾。所以，现如今，想要达成国际货币合作的各国需要做的就是组织一场有关于此的国际会议。

在进行相关计算的时候，怀特明白，如果会议中缔结的国际协定将置本国经济于不利地位，那么无论这份倡议的理论依据多么扎实，与会各国也绝不会遵从该会议的各项安排。所以，怀特并不打算单纯地基于自己的经济模型而向政府提出召开国际货币合作协商会议的建议。他认为，“单纯依靠理论研究成果，无法化解与会各方的分歧或是取得预期的成效”。于是，他倾向于渐进式的方案。也就是说，国际经济复苏的目标应立足于在正确的发展道路上“逐步取得进展”。那么世界经济如何才能回到被怀特视为乌托邦的阶段呢？他提出，作为向他国发出的善意信号，美国应该率先“重振稳定本国货币对外价值的信心并加大对外商投资的政策倾斜力度”。此外，怀特建议，以美、英、法三国的货币协作机制作为国际合作的试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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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1934年怀特刚刚加入财政部时撰写的分析报告一样，1935年的这篇文章也论证了罗斯福与摩根索手头工作的正确性。此时，在维纳的敦促下，摩根索已经开始正视推动美国对外贸易发展的问题，而他业已就该问题与总统进行了探讨。

怀特的政策研究工作不仅为确定合适的国内物价水平提供了数据依据，也为化解激进主义在美国以及世界其他地方的蔓延打造了一个多国合作的平台。虽然怀特并非这些政策建议的首倡者，但他的经济主张却与罗斯福新政的主流思想高度契合。并且，就连两党内部的保守势力也对他的提议表示了认同。怀特相信，通过对货币政策的有效运用，世界经济将有望重回20世纪20年代的发展水平。而在政治方面，对外，德、日两国的法西斯力量将被遏制；对内，休伊·皮尔斯·朗与查尔斯·考夫林之辈也将失去支持者的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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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隔数年之后，当有人向那些曾与怀特共事的人询问有关怀特的政治立场的问题时，大多数人给出的回答都是，“他的政治立场与一般美国人无异”。怀特执教劳伦斯大学时的校长亨利·里斯顿（Henry Wriston）曾说过，“怀特是个严谨持重的人，他的观念比较保守，保守得甚至就像是亚当·斯密时代的学者。换句话讲，他算得上是个古典主义经济学家”。另外，其他同事在提到怀特时，也曾表示，怀特是一位非常优秀的经济学家。事实上，“实在难以想象，他竟然会站到了社会主义的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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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的旧识们之所以做出上述发言，并非毫无缘由。1948年，怀特被指控曾向苏联提供有关美国经济政策方面的情报。事实证明，正是在怀特忙于为美国经济复苏建言献策之际，他参与了苏联在美的间谍活动。

无论是在遥远的欧洲大陆还是美国本土，罗斯福的美元政策都为打击法西斯势力做出了重要贡献。及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元政策已被发展为反法西斯同盟的货币武器。但是，就在世界和平受到纳粹势力的沉重打击之际，仍有不少保守的美国人将共产主义视为比法西斯更加可怕的威胁。他们甚至认为，罗斯福新政对经济的大加干预是总统本人亲苏倾向的直接表现。在美国走出大萧条阴影，迎来经济复苏的20世纪30年代里，美国政界根据政治家对上述两个威胁的重视程度不同而分裂成了两股势力。

早在罗斯福入主白宫之前，他就预料到了法西斯主义国家注定将与美国发生冲突。1933年1月，在阿道夫·希特勒窃据了德国总理之位时，罗斯福曾告诉雷克斯福德·特格韦尔，纳粹德国将对美国构成实质威胁。数月之后，总统又告诉小亨利·摩根索，美德之间将极有可能爆发战争。当时，德国的纳粹党已向世界昭示了他们对法律的践踏，而德国不断扩充的军备也令世界惴惴不安。罗斯福知道，美国终要与德国较量，所以他不得不为美国经济复苏的进程安排了一个紧张的时间进度表。只有这样，“才能不让潜伏在美国人民中间的纳粹分子有机可乘。”罗斯福的亲信特格韦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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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时代，美国社会中的反犹情绪也很突出。在一定程度上，这也让很多美国人为希特勒实施屠杀犹太人的政策找到了借口。在20世纪30年代初的华盛顿，人们仍能听到针对财政部部长摩根索的抱怨：不少美国人都无法接受一个有着“犹太血统”的人在美国联邦政府里身居高位。享誉全国的宗教人士将他们的担忧告诉了教众。美国基督教公理教会的牧师詹姆斯·费菲尔德（James Fifield）是位来自洛杉矶的宗教人士，他同时也是一家反罗斯福新政的全国组织的联合创始人。费菲尔德曾警告美国民众，犹太人的影响已经渗入了美国的各行各业，“他们（指犹太人）在电影产业、金融业、血汗工厂、政府部门，甚至是司法体系都占据了领导地位”。而在政界，犹太裔美国人社会地位的上升也被共和党人拿来当成了攻击民主党自由派人士的箭靶。在胡佛总统执政时期，由政治保守派把持的广播电台曾在节目中向赫伯特·胡佛发出警告，“当前，已有共和党人将罗斯福政府称为‘犹太人的政府机关’。而共和党却不知伺机奋起，反而在党内也兴起了一股3K党势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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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20世纪二三十年代再次兴起的3K党将反犹、反天主教、反移民纳入了他们的诉求。很多时候，这些诉求甚至与反战主义混为一谈了。人们在惧怕战争爆发的同时，也纵容了纳粹的恶劣行径。加州报业大亨、罗斯福曾经的支持者、民主党人威廉·伦道夫·赫斯特在1935年掉转枪口，成为新政的尖锐批评者。1936年，赫斯特飞赴柏林，采访到了希特勒本人。在报纸刊发的署名文章中，希特勒为自己辩护，称纳粹德国和法西斯主义是反共的重要防线。与此同时，赫斯特还将“美国利益第一”的口号再次搬上了报纸。他曾在1917年首次提出这个口号，那时他是想呼吁威尔逊政府不要派兵介入欧洲大陆的战争。时至今日，他再次发起了这个倡议，呼吁罗斯福的领导为美国政府远离欧洲各国的争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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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在美国社会的青年群体中，大家纷纷通过穿着标志性颜色的服装来宣扬自己的政治立场。穿正棕色衬衫的人们是纳粹德国的支持者；身着黑色衬衫的另一群人是反共产主义、反无神论、支持种族主义的代表；而白色衬衫则是“经济自由主义”的化身。除此之外，卡其色衬衫、蓝色衬衫、灰色衬衫都有着各自的寓意。甚至，在纺织品染色工艺的精进下，就连银色衬衫也走上了政治舞台。当时，一个以身着银色衬衫为组织象征的全国法西斯社会团体公然倡议民众反罗斯福、反共产主义、反天主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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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20世纪30年代，这些秉承不同政治主张、宗教信仰、利益诉求的社会团体引起了一位政客的密切注意。借此机会，他决定发起行动，挫败国内法西斯势力的扩张。1934年，来自纽约的民主党议员、立陶宛出生的犹太人塞缪尔·迪克斯坦（Samuel Dickstein）在美国国会众议院呼吁通过一项决议——在国会成立一个非美活动调查特别委员会，而该委员会的主要职能是调查法西斯分子在美国的秘密活动。此后不久，迪克斯坦的委员会向公众揭露了一个离奇的故事：曾有一些富商巨贾为了保卫金本位制而企图在美国国内策动一场法西斯政变。

在非美活动调查特别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上，海军陆战队将军、两次荣誉勋章获得者斯麦德利·巴特勒（Smedley Butler）告诉在座的听众，一位名为杰拉德·麦奎尔（Gerald MacGuire）的退役海军陆战队少校曾劝说自己在美国退伍军人协会的会议上发言，号召老兵们支持金本位制的回归。已经华丽转型为成功商人的麦奎尔向巴特勒拍了拍胸脯，他承诺自己将组织起这些退伍老兵，奉巴特勒为领袖，推翻罗斯福的民主党政府，成立法西斯主义政权。麦奎尔还告诉巴特勒，为了能够重新确立金本位制，自己已在美国多地四处奔走。为此，他还特别远赴欧洲大陆，吸收学习了德国纳粹党的“成功经验”。现如今，他已经准备好要将法西斯主义和金本位制在美国本土进行有机结合。面对麦奎尔的游说，巴特勒不为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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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特勒的发言之后，麦奎尔告诉迪克斯坦领导的委员会，自己实际上是遭到了“误解”。虽然，他的确在呼吁恢复金本位制一事上耗尽了心力——和詹姆斯·沃伯格一样，他付出了大量时间和精力用于游说那些拥有一定社会影响力的人物，希望他们可以站出来反对罗斯福的货币制度。但是，他坚称自己绝无推翻本届政府的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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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巴特勒和麦奎尔的闹剧在当时并未引发广泛关注，但这股反罗斯福新政、支持金本位制的势力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积聚了强大力量。由政商两界要人组建的美国自由联盟就是其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事实上，很多支持金本位制的保守派民主党人都是该政治组织的成员，他们担忧现行的货币政策将把美国引上共产主义的轨道。在他们中间，既有前纽约州州长阿尔·史密斯（Al Smith），也有像格雷森·马利特-普雷沃斯特·墨菲（Grayson Mallet-Prevost Murphy）这样的资本大亨。前者更是嘲讽罗斯福的货币政策是“荒谬的美元”。联盟中的成员纷纷指责罗斯福正追随着没有信仰的苏联社会主义政权胡乱行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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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次公开活动上，詹姆斯·沃伯格与愤愤不平的迪安·艾奇逊一同聆听了阿尔·史密斯对罗斯福政府的痛骂。自与罗斯福发生冲突以后，沃伯格继续从事着反对罗斯福货币政策的宣传工作。彼时，他已明确将“共产主义”的标签贴在了罗斯福的身上。在罗斯福的第一届总统任期里，他先后发表了题为《货币乱局》（The Money Muddle
）、《地狱之选》（Hell Bent for Election
）的评论文章，谴责政府的经济政策。当提到罗斯福时，沃伯格直言——“我反对他”。在1932年的总统竞选宣言里，罗斯福曾向民众保证，将向市场提供“健康的货币”。在沃伯格的文章中，他对此给出了自己的解释，“对数百万为罗斯福投出选票的选民来说，总统这番话就意味着要奉行金本位制”。在持续抹黑罗斯福的货币政策上，沃伯格俨然成了一位共和党人。1936年总统大选前夕，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甚至印发了20万份沃伯格的《地狱之选》，在民众间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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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些攻击没有让罗斯福却步。为了打击法西斯的嚣张气焰，他继续动用手中的货币政策武器。此时，面对德国军事侵略的威胁，曾在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回避了罗斯福的国际合作提议的英、法两国，终于下定决心要与美国在货币问题上齐头并进了。自1936年以后，随着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的初步确立，又有一个新的问题摆在了三国领导人面前——苏联是否有可能加入反法西斯的阵营？

20世纪30年代，不少欧洲难民涌入了美国社会。对于他们及其后代来说，家族背井离乡的历史与祖国的政治环境变化不无关系。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父辈是来自立陶宛的犹太移民，而他的妻子——安妮·特里·怀特（Anne Terry White）——则出生于俄罗斯。在夫妇俩的朋友中，有不少来自东欧国家的犹太移民。在斯坦福大学读书期间，怀特先是结识了来自波兰的亚伯拉罕·乔治·西尔弗曼（Abraham George Silverman），进而又通过西尔弗曼认识了来自俄罗斯的内森·格雷高里·希尔维斯马斯特（Nathan Gregory Silvermaster）。30年代中期，由于三人都在华盛顿工作，他们自学生时代结下的友谊得以延续。当时，他们经常一起打发闲暇时光，排球、乒乓球、乐器演奏都是他们喜欢做的事。希尔维斯马斯特弹奏吉他，怀特摆弄曼陀林，安妮·特里·怀特则负责钢琴伴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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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特夫人的乐谱夹里，有一首曲子叫作《工人之歌》。歌词中提到了“我们的领袖——列宁”“共产国际”“冲破壁垒”这类带有强烈苏联色彩的词句。另外，安妮·特里·怀特的姐姐还嫁给了一位美国共产党党员——亚伯拉罕·沃尔夫森（Abraham Wolfson），而西尔弗曼与希尔维斯马斯特同样也是该党的党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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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许，亲近共产主义者的美国人并不多见，但这在当时也说不上是什么稀罕事。大萧条下的政治危机催生了形形色色的激进政治势力。其中，不仅法西斯分子在美国公开宣扬其政治主张，共产主义的信徒也在大肆鼓吹苏联模式的优越性。当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将罗斯福唤作是“所有担心民主制度与资本主义沦丧的人们的希望所在”的时候，想来，他并没有夸大这些激进的政治意识形态带给美国社会的威胁。可在当时，相关事实却证明，俄国的苏维埃政权其实尚没有在世界范围内发起社会主义革命的野心。

在胡佛总统执政期间，约瑟夫·斯大林（Josef Stalin）领导下的苏联政府向美国采购了大量工业产品。在美国1931年的国际贸易往来中，接近六成的机车、三分之二的车床、四分之三的铸造机械与近乎全部的涡轮机都被出口到苏联。出口额的增长不仅帮助美国国内的生产企业拓宽了产品销路，贸易上的紧密联系也使美国与苏联的联系得到加强。胡佛任内的国务卿亨利·史汀生（Henry Stimson）曾在一封私人信件中写道，由苏联支持的社会主义革命“恐怕还不足为惧”，特别是在美国还想保住与苏联贸易往来的巨额顺差时。1931年秋天，日军侵占中国东北，并借此拉开了日本侵华的序幕。在东亚形势急转直下的局面下，对于美国而言，苏联已从一个贸易伙伴变成了潜在的军事盟友。美国驻华大使曾向华盛顿汇报，美国若和其他国家不与苏联建立军事协作关系则正中了日本下怀。一旦如此，日军在东亚地区的进犯就会因无人阻挠而更加猖獗。如此看来，为了挫败法西斯主义在亚洲的侵略野心，美、苏两国需要达成一种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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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胡佛总统任上美、苏两国关系并未得到改善，但是罗斯福上任伊始情形就得到了改观。1933年春天，罗斯福曾指派摩根索就调整现有两国贸易关系与苏联方面谈判。外交家威廉·布利特代表罗斯福总统本人告诉摩根索，苏联可以成为挡在德国和日本侵略势力面前的一道屏障。当年11月，美、苏两国正式建交。作为建交的前提条件，苏联向美国承诺将不干涉美国内政。在相关文件中，斯大林政府向美国保证，将“不会以任何公开或隐蔽的方式”威胁到美国的“经济繁荣、社会安定和国家安全”。随后，罗斯福任命布利特为美国驻苏联的第一位外交大使。及至1934年初，罗斯福通过一道行政命令，授权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进出口银行。该行的主要职责是为美国企业的商品和服务出口提供信贷支持。在该行的信贷支持计划下，美国市场中大量过剩的农产品被运往了苏联。除了促进双边贸易发展的任务以外，美国进出口银行的成立还向苏联发出了暗示：一旦战争爆发，美国将愿意为苏联提供战争贷款，供其购买军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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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在建交后的头几年里，美国与苏联的关系并没有掀开崭新的篇章。这其中部分的原因在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积累下来的欧洲欠款令美国的债券持有人非常头痛，持有欧洲债券的债权人甚至集体向国会施压，禁止美国政府向此前已发生债务违约的欧洲国家再次放贷。在当时，除了芬兰以外，其他欧洲债务国家（包括苏联）不是失去了还款能力，就是主观上不愿偿还对美国的欠款。由此，数十万债权人只好诉诸法律手段，惩戒他们。作为对债权人的响应，由美国孤立主义的坚定分子、共和党参议员赫尔曼·约翰逊提出的《外国证券法》（Foreign Securities Act
）正式出台。其中，明令禁止那些债务违约国在美国境内行销自己国家的国家主权债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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撇开美、苏两国关系间的这个磕绊，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美国对苏外交政策的大方向仍是实现两国的邦交正常化。大致有两个原因让美国政府选择迈出这一步。一方面，面对大萧条对国内商品市场的摧毁，美国急于开拓国外市场，提升本国就业；另一方面，罗斯福政府希望在欧亚大陆扶植起一个能够和德、日抗衡的力量。而对于苏联人来说，他们与美国人恰好抱着相似的念头。随着希特勒在德国政坛的扶摇直上，欧洲的共产党人也正在到处寻觅反法西斯的盟友。1933年2月中旬，法国、波兰、德国的共产党领导人在得到莫斯科的许可后向本国的社会民主党人发出了邀请，希望双方可以结成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到了1934年的春天，该反法西斯联合阵线已有了一个响亮的名字——“人民阵线”。在大西洋对岸，美国的共产党人也在向托马斯·杰斐逊、安德鲁·杰克逊、亚伯拉罕·林肯等先辈致敬，他们组织党员参与了支持西班牙民族革命战争的国际纵队。到了1939年，美国共产党党员的人数达到了一个巅峰，足有6.6万人。正如时任美国共产党总书记的厄尔·白劳德（Earl Browder）所言，“在当时，我们终于享有了以往不曾有过的……怎么说，算是基本的尊重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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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共产主义与苏联收获了勉强尊重的这段岁月里，他们中一些人的种种行径却不值得他人尊重。也正是在此期间，怀特与美国共产党人保持着密切联系。虽然在1933年11月美、苏建交之初，苏联曾向美方承诺，将不采取任何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隐蔽或者公开行动，但是大批苏联间谍早已广泛渗入美国社会。他们不仅监视美国政府部门的工作，甚至还企图左右政府决策的制定。在他们中间，既有怀特的朋友西尔弗曼，也有希尔维斯马斯特的旧识惠特克·钱伯斯（Whittaker Chambers）。

事实上，在美运作的苏联机构有好几个。其中，虽然美国共产党从表面上看是独立于苏联的美国政治党派。但实际上，该党却依赖来自莫斯科的资金支持与行动指引。在华盛顿，美国共产党组建了一个学习小组，身为共产党人的小组成员聚在一起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将他们每月工资的十分之一上缴党内财务。他们当中有不少人在政府部门任职，但这群人的共产党员身份却秘不可宣。平日里，他们一同商讨国事，甚至会在背地里传递机密信息。除了摆在台面上的美国共产党组织，苏联军事情报局“格鲁乌”与斯大林时代隶属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克格勃”（时称“苏联国家安全总局”）则从事刺探美国情报的地下工作。

这些机构的日常运作在彼此之间并不透明。很多时候，一家机构的情报人员甚至无法知道对方情报人员的身份。而与此同时，也有一些苏联间谍会在上述三家机构间进行工作调动。比方说，惠特克·钱伯斯在1932年时曾在格鲁乌参与了一段时间的情报工作；而当他正式加入美国共产党后，1934年，他又继续秘密为“格鲁乌”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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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情报人员可以在美国共产党组织与格鲁乌之间随意调动，他们可以在过着美式生活的同时，参与苏联的地下工作，那么美国的机密信息又怎么不会被苏联人掌握呢？1934年，一位化名约瑟夫·彼得斯（Josef Peters）的苏联间谍从国会军火工业调查特别委员会的律师顾问手中窃取了情报，并将该材料交给了钱伯斯用于拍照备份。到了1935年，彼得斯又从怀特那里获得了有关日本间谍组织在中国秘密活动的情报。虽然格鲁乌对怀特提供的上述信息不感兴趣，但借此机会，苏联地下情报组织设法通过西尔弗曼与怀特接上了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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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克格勃情报人员日后揭秘，怀特在当初可能并不知道自己所提供的信息已经被格鲁乌掌握，他原以为这些信息只会被美国共产党知晓。当有人告诉怀特这个真相时，他立刻终止了情报的传递。怀特的反应说明，“秘密为苏联军事情报部门效力的真相令他恐惧万分”，克格勃的情报人员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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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即便怀特只向美国共产党提供了这些有关美国政府事务的信息，想必他也清楚自己做了不该做的事。这不仅仅是判断失误的问题，这一行为终将令他尝到苦果。后人也在不断思考：有着相对保守经济学理论主张与政治观点的怀特，为何会被苏联利用？在怀特心中，世界经济的理想发展方向是重回20世纪20年代的均衡状态，这和马克思式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可没有什么关系。不过，也许怀特的保守思想恰恰可以为他的行为做出解释。想来，怀特向苏联提供信息的初衷在于：他坚信，为了打击日、德的霸权野心，美国需要在重塑自由贸易与复苏世界经济的问题上找到一个强大的盟友。在30年代帮助苏联的这些美国人当中，特别是怀特这样的犹太裔美国人，他们往往认为自己站在了抵抗法西斯主义的最前线。他们甚至随时准备参军，走上反对希特勒和墨索里尼的血肉战场。同时，他们也清楚，世界各地的非共产主义政党正与共产主义者们一同站在了这个抵抗阵线的前线。此时，罗斯福政府正做出努力，他们要将苏联拉入所谓“正常国家”的行列，并确保苏联成为横在法西斯侵略野心面前的有力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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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因为学术兴趣，怀特早年曾对苏联模式计划经济体制做过短暂的研究，他的经济政策建议一直恪守西方经济学的范畴，而非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公有制理论。正如罗斯福政府一样，为了稳定汇率、促进国际贸易发展，怀特不断优化着自己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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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提出“世界经济的发展应回归20世纪20年代的均衡状态”这一目标之时，考虑到苏联货币政策与贸易政策的扭曲程度，他压根没有将该国的经济数据纳入研究的范畴。在为经济模型收集数据之时，怀特选取了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日本、荷兰、美国等国作为研究对象，就连习惯于操纵货币的纳粹德国也被选为了研究样本。但是，这其中却仍没有苏联的身影。怀特明白，苏联的公有制经济已与他认知的市场经济常态相去甚远。甚至，当罗斯福政府在30年代中期正式启动了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之时，苏联却险些成为行动的阻碍。面对斯大林对纳粹德国闪烁其词的暧昧态度，外界当时尚无法准确判断苏联对待法西斯主义的真实立场。

1934年夏天，英国的政客们终于认识到了纳粹德国昭然若揭的侵略野心，而他们的跨海友邻——法国将先于他们成为纳粹铁蹄下遭难的羔羊。时任英国首相的斯坦利·鲍德温（Stanley Baldwin）曾对外宣称：“当我们想到保卫英格兰的问题时，防线已不再是多佛港的白岩峭壁，莱茵河才是守卫英国的前线。”然而，时下的法国却不堪一击。不像以英、美为代表的大多数资本主义国家，法国依然固守金本位制。与此同时，衰落的经济实力也令法国对他国的进犯难以招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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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3月，希特勒宣布将打造一支德国空军力量，并称德国将实行义务兵役制，扩充50万兵力。这一行动是对《凡尔赛和约》的公然违背，鲍德温的恐惧已变成了迫在眉睫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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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纳粹的军队踏入法国领土以前，资本外逃的热潮就已掀起。储户纷纷将他们持有的法郎兑换成了黄金，并试图将金块运出法国。到了1935年5月，恐慌的储户在一天的时间里竟兑出了10亿法郎。成吨的黄金计划守在离境的港口，所有离岸的游轮上都装满了法国人民的财富。局势发展到这般境地，法国政府将可能在任何时候宣布法郎贬值的消息，或者干脆实行外汇管制。罗斯福和摩根索担心法郎的非计划性贬值将引发全球范围内的货币竞争性贬值。于是，为确保法郎汇率水平的稳定，他们动用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向法国政府开放了2亿美元的贷款额度用于购买法郎。虽然法国的共和国政府随时可能走向垮台，但在当下，法国货币当局的官员们起码还能动用美国人的钱用于稳定法郎的对外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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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待法国摆脱货币危机，国际势力对法西斯主义的软弱态度再一次给法郎的币值稳定沉重一击。1935年夏天，美国国会议员们认为，“目前欧洲大陆正面临着严重的战争威胁，其紧迫性甚至已经超过了‘一战’爆发前30天时的情形”。为此，国会向总统提交了一份法案，要求对挑起战争的国家实行禁运。1935年，总统正式批准该法案生效。但是，除了敦促各国以和平方式解决问题以外，美国政府已不肯再进一步。1935年10月，墨索里尼的军队侵略了埃塞尔比亚。幻想拉拢意大利对抗德国的英、法两国对此举的反应竟是：默许。随后，当1935年12月，英、法两国“绥靖政策”的真相被媒体披露以后，法兰西第三共和国议会再一次解散了政府内阁，而资本与黄金也正加速逃离欧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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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末，在对黄金流入情况做了一番研究之后，怀特发现，“美国的黄金储备已达到了一个惊人的数额——100亿美元……这相当于是世界上其他国家黄金储备的总和。早在25年前，我们甚至不知道世间竟会有这么多的黄金”。怀特还说，可以预期，这其中的部分黄金将回流到各国的手中——“那些正在遭遇黄金外流的国家将在日后用到这笔财富，我们倒是用不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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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一时期，新上任的法国总理里昂·布鲁姆（Léon Blum）计划效仿美国，在国内开展一场“新政式”的改革。此外，他还面临着两项艰巨的任务：守住金本位制与防御法西斯国家的进犯。1936年3月，作为对《凡尔赛和约》的又一次践踏，希特勒派兵占领了莱茵河中游莱茵兰地区。作为非军事区的莱茵兰地区本是德、法两国之间的缓冲和预警地带。正在谋取连任的罗斯福闻此，感慨地说：“如果他胡佛老兄直到1936年4月还在总统任上奉行他那套政策的话，那么现如今的我，恐怕也要面对目前摆在布鲁姆先生面前的难题了。”在这个局面下，法国总理布鲁姆是时候要对自己施政的三大目标——国土安全、经济复苏、金本位制——做出取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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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布鲁姆联络英、美两国政府，建议三国在货币当局层面达成合作，以确保法郎对外价值的法定贬值工作能够平稳有序地开展。摩根索为三国间的货币协定开出了明确的合作前提：不论日后国际国内经济环境如何变化，三国都将永远脱离金本位制。就此，罗斯福本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发言。在一份新闻发言稿中，罗斯福写道，不论三国最终签订的货币协定的内容如何，总之不能“恢复旧有的金本位制”。而在促进汇率水平稳定的同时，该协定还为各国的经济调整留有了一定空间。在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合作框架下，除彻底否定金本位制外，“各国有权在国内物价水平出现不利变化的情形下，自行裁量本国的货币政策调整。”——罗斯福还写道。因为不愿牺牲“自由裁量”的权力，英国人附和了美国政府的提议。在这个前提下，摩根索表示支持三国货币协定的达成。在他看来，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的缔结将是“对德、意、日的震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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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达成的三国货币协定约定：美、英、法三国将逐日商定本国货币与另外两国货币的汇兑水平，并利用本国的外汇稳定基金干预市场，维持该商定的汇价，减少汇率的波动。作为该协定条款中的一部分，法郎追随英镑与美元的步伐，脱离了金本位制，成了为追求国内经济繁荣目标而可受货币当局调控的货币。与此同时，出于促进国际贸易与投资发展的目的，三国还达成了贸易方面的合作协定。罗斯福曾在1936年9月里告诉记者：“我们认为，英、美两国当前的物价水平令人满意。如果我们可以在不损伤两国经济现状的前提下，帮助法国实现物价水平的重塑，那么该货币协定就实现了它的任务。另外，如果哪一国的国内经济形势出现了不利变化，那么根据逐日商定汇率的约定，该国仍拥有进行货币价值调整的权力。换句话说，这份协定并不对我们的货币政策构成严格约束。”时任法兰西银行副行长的皮埃尔·尤金·富尼埃（Pierre-Eugène Fournier）也在一份声明中强调了该货币协定的灵活性。他称，三国之间在货币协定一事上达成了“广泛的理解与认同，但该协定的条款中不存在强制性条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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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的签订为罗斯福1936年的总统竞选加分不少。沃尔特·李普曼在评论文章中写道，“三国货币协定向世界宣示了美国支持‘稳健货币’（sound money）的强大决心与实力”。在曾经金本位制的约束下，货币的对外价值虽然相对稳定，但其国内购买力水平却有可能出现剧烈波动。另外，在当前的货币制度和国际货币合作下，虽然货币的对内价值得到了合理调控，但是由于国际货币合作体系的缺席，各国货币的对外价值难免出现非预期的异常波动。“该货币合作协定力图达成货币对内、对外价值稳定的双重目标。一旦取得成功，那么它将为资本主义制度的巩固立下功劳。”李普曼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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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的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是对罗斯福现有货币政策的贯彻与延伸。从政策制定的逻辑来看，从全国银行歇业休假公告到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的合作倡议，从1933年末的美元贬值再到1934年出台的《黄金储备法案》，还有目前的三国货币协定，罗斯福的货币改革遵循着凯恩斯的政策建议逐步递进。在保留了金本位制的核心优势（即稳定汇率水平），并确保了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的同时，国内经济繁荣与世界贸易的发展都将成为可期的目标。

应该说，是法西斯主义的步步紧逼迫使法国脱离了金本位制，投入了盎格鲁—美利坚的怀抱。在1933年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英、法两国原是力主世界各国回归金本位制（虽然英国在1931年9月退出了金本位制，但是为了找回大英帝国的昔日荣光，英国政客也提出了这一目标）。但是到了1936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的侵略野心已让他们别无选择，只好彻底放弃金本位制。此后，在三国货币合作协定的框架下，三国将为本国与另外两国的经济复苏与繁荣做出共同努力。除此之外，该协定也为日后反法西斯同盟的成立埋下了伏笔。摩根索甚至将此举视为“维护世界和平的关键性事件”。他还相信，即便是保守的国际银行家，也无法否定该货币协定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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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还有一位银行家转变了立场，与罗斯福政府重新站在了一起：詹姆斯·沃伯格在同年10月撰写了一封公开信，宣布自己打算撤回此前发表的反对罗斯福参加1936年总统大选的声明。虽然在此前，沃伯格认为罗斯福的货币政策太过激进，但三国货币协定的签署正是挫败专制、消灭战争威胁的明智之举。在晚年，当沃伯格回忆起这段历史时，他说：“虽然我与罗斯福的政见相左，但反罗斯福阵线里的人们的表现更令我难以忍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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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美、英、法三国的货币同盟，苏联想要检验一下该协定参与方的紧密程度。就在三国签署货币合作协定之后不久，苏联方面委托自己在纽约的代理行——大通国民银行在市场中抛售英镑，此举拉低了英镑的汇率。为了守住三国货币协定中的约定，摩根索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大举买入英镑。他告诉记者，只要能够稳固三国的货币同盟，他愿倾尽美国外汇稳定基金中的所有资金。随着英镑汇率的回升，苏联偃旗息鼓、败兴而归，而外汇稳定基金的介入也为美国赚取了一笔收益。大通国民银行的董事长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Winthrop Aldrich）向摩根索辩解，称这一切都是误会：苏联不过是想用手中的英镑换取一些美元，用于支付他们对瑞典的欠款。不管怎样，这次抛售事件向世人证明了美国维护三国货币协定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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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苏联的闹剧究竟是场误会还是挑衅，这一事件俨然成为日后反法西斯同盟内部冲突的预演。即便苏联仍在与资本主义国家开展贸易往来，但他们只会按照自己的方式处理问题。虽然攻击可以被假装成误解，但很多时候，误解也可以用攻击的形式来诠释。

1936年11月，罗斯福在谋求连任的总统大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除却1820年詹姆斯·门罗（James Monroe）总统在参选时无人与之对抗外，此后再没有哪位总统候选人曾与竞争对手拉开过如此巨大的差距。以脱离金本位制为开端的经济复苏政策为罗斯福赢得了空前的民意支持。在收入提升势头最强劲的各州里，民众对罗斯福的支持呼声也最为高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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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总统大选投票日过去10天后，罗斯福又遇到了一个新的麻烦。被罗斯福称为“热钱”的资本大规模涌入将有可能妨碍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自主性，并进而导致经济动荡。罗斯福明白，出于政治避难目的而流入美国的这些黄金和资本终将离开美国。“但我们没办法判断人们何时会抽走这笔钱。”罗斯福说。为了应对这个局面，一时间，财政部不得不采取令经济增长放缓的举措。好在，美国政府在日后所采取的反法西斯行动矫正了他们此时经济政策的失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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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英国乔治六世国王与王后即将访美。临行前，二人与其他王室成员参加了时任美国驻英大使约瑟夫·肯尼迪为其举办的送行晚宴，来自政、商两界的显贵人士一同作陪。隔天，国王与王后就踏上了“澳大利亚女王号”班轮，开始了他们的跨大西洋之旅。护航的舰队中既有皇家海军巡洋舰“南安普顿与格拉斯哥号”，还有军用战舰“击退号”。尽管战争威胁步步紧逼，但乔治六世国王仍坚持让“击退号”在完成了半程的护航任务后，掉头返回英国的海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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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王的决定一下打乱了英格兰银行和英国财政部的计划。他们本打算利用“击退号”的舱内空间，往加拿大运送一批黄金。现如今，他们只好将这890箱黄金全部抬上“南安普顿与格拉斯哥号”。有悖于皇家海军法规的规定，该巡洋舰的舰长将成箱的黄金安置在了本应用来储备弹药的空间里。从某种程度上来看，这890箱黄金对英国的重要性要远胜过船上搭载的乘客：如果英国国王不幸罹难，那么仍有继承人可以接替他的位置。但是，一旦这近50吨的黄金石沉海底，那么英国将永远失去这笔巨额财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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浓雾与风暴拉长了此次航行的时间。最终，船队首站抵达加拿大。在21响礼炮声后，乔治六世国王与王后走下了班轮，而巡洋舰上的成箱黄金则被第一时间运到了加拿大银行的金库。在加拿大作短暂停留之后，英国国王与王后继续他们南下的行程。

在掌声与欢呼声中，罗斯福总统与一众新政支持者迎来了乔治六世国王与王后。在罗斯福总统夫妇为英国王室来访所筹划的欢迎宴会上，有着“电台第一夫人”美誉的美国歌手凯特·史密斯（Kate Smith）倾情献唱，而黑人女歌唱家玛利安·安德森（Marian Anderson）也获邀在宴会上登台演出。

这次英国王室的访美安排为英、美两国政府创造了一个绝好的舆论宣传机会。双方都相信，在不久之后两国将缔结同盟。也许，没人如纳粹党人一般，能够充分领会此次英、美两国外交往来的意义。他们痛恨罗斯福新政让美国经济不仅摆脱了大萧条的衰败，甚至取得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同时，他们更担心这股发展之势将席卷英国，拉动英国经济步入快速通道。纳粹党报的记者在文章中提到埃莉诺·罗斯福时，曾称，“为了让美国联邦政府中的左翼激进分子能够与英国王室夫妇友好对话，罗斯福夫人组织了一场茶会，虚情假意地招待他们。另外，她还专程在一场共产主义者聚会上发表讲话，拉拢民心。在招待宴会上，她甚至让一位黑人女性站上了白宫的演出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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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底下，人们纷纷猜测，英国王室的到访预示了战争将一触即发，不久之后，被运往北美的英国黄金将被用于在美国采购军备，而事实也印证了这一猜测。此后，更多的黄金与有价证券跨越大西洋来到美国。甚至，斯大林政府的黄金也将踏上这段旅程。这一切正是法西斯主义国家不断讥笑（与畏惧）的所在——拥护君主立宪制的英国、奉行罗斯福新政的美国与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的苏联正在结为同盟。可无论他们如何阻止，反法西斯同盟终将成立。

在反法西斯同盟的缔结之路上，美、英两国的合作进程大致说得上平顺。而当他们想要拉上苏联一道时，三国间的合作谈判不免波折不断，充满冲突与分歧。可无论如何，货币——特别是罗斯福实行货币改革后所打造的新型美元——成为弥合反法西斯盟友之间关系的黏合剂。不仅如此，在规划战后和平世界的美好愿景时，货币也成为构筑世界各国合作机制的基石。然而，当时间回到20世纪30年代的后半段，大西洋两岸的政客们则仍处在热切盼望苏联加入反法西斯阵营的阶段。

“二战”爆发前夕，恐慌的欧洲资本大举逃往美国，为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独立性的维系制造了不小压力。在富兰克林·罗斯福1936年11月使用“热钱”一词之前，这一表述原是指代黄金在世界各国间的非法流动。“‘热钱’本指不法分子与国际诈骗犯在交易中对黄金的非法囤积。”——《纽约时报》给出了这样的解释。现如今，罗斯福与他的干将们将逃离轴心国的军事侵略、涌入美国港口的黄金比作了“热钱”。虽然“热钱”的流入在一定程度上助推了美国经济的发展，但它却令罗斯福的经济顾问们坐立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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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由于赫伯特·胡佛任内的经济自由放任政策，大萧条时代里绝望的美国人在1932年将价值4.47亿美元的黄金运出了美国。而在罗斯福政府化解了银行倒闭风波并重塑了美元价值之后，1934年，价值12亿美元的黄金重新流入美国。隔年，又有17亿美元的黄金流入美国。到了1935年，美国政府开始着手在肯塔基州的诺克斯堡市建造一座全新的金库。这座用于安放美国财政部黄金的诺克斯堡金库分上下两层，外部由花岗岩、钢筋、混凝土筑造。到1939年“二战”欧洲战争爆发，美国当年的黄金流入已达36亿美元之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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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当时的外汇管理规定，流入的黄金将由财政部购买，而兑出了这笔黄金的国外黄金所有者们将转而持有由美国财政部发行的黄金券。接着，美国联邦储备银行将以美元购买黄金券。随着国际黄金输入数量的急剧攀升，市场中美元的货币供给量也随之大幅增加。虽说黄金的流入有助于刺激美国经济复苏，但巨额的黄金储备也意味着货币的超发与低廉的借贷成本。事实上，在当时，货币供给量的大幅增加既没有解决美国社会内需不振的问题，也没有为借贷市场创造出更多的高信誉债务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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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经济形势的变化令共和党人调整了他们原先的反通胀论调，他们开始向罗斯福政府质询：既然美国已经放弃了金本位制，那么为何政府仍要以35美元1盎司的价格购买黄金？作为一名坚定的孤立主义分子，来自密歇根州的共和党参议员亚瑟·范登堡（Arthur Vandenberg）要求摩根索为目前的美元政策做出解释。他向公众大吐苦水，称“时至今日，欧洲诸国仍没有还清对我国欠下的战争贷款。现在，他们倒是通过黄金与美元的法定兑换价格，又为自己筹集到了新的资金”。为此，财政部部长摩根索郑重地做出了解释。他说，“此前美元的法定贬值不仅为阻止通缩、提振物价贡献了重要力量；同时，这一政策还化解了债务人与债权人之间由于通货紧缩而产生的激烈纠纷。自此以后，货币政策将继续服务维持于美元汇率水平的稳定，让我们的出口商能够在国际市场中赢得有利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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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首1933年伊始，新组建的罗斯福政府希望将货币政策的主动权牢牢掌控在自己手中。正如摩根索所言，“虽然那时我们唯黄金马首是瞻，但终究，我们要成为黄金的主人”。所以，在面对“热钱”对美国国内货币供给的干扰时，摩根索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热钱”的涌入将通过冲销式干预（sterilization）的方式化解。在该方案的安排下，财政部将不再发行黄金券以购买从境外流入美国的黄金。他们转而动用财政部一般性账户中的资金头寸来购买黄金。为了重塑市场中货币供给的平衡，财政部还将通过在公开市场发行国债或者提高赋税的方式，收回市场中因黄金输入带来的新增货币供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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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36年的圣诞节前夕，财政部就对外汇市场中的黄金输入进行了冲销式操作。到了1937年，摩根索已成功让涌入美国的黄金“销声匿迹”。曾在过去四年中令美国货币供给大幅提升的黄金流入已不足为惧。

对外汇市场的“冲销式干预”并不是罗斯福政府为应对外界压力所采取的唯一方案。自1936年初以来，为了在选举年里挫败对手，罗斯福开始了他的削减财政支出计划。为了说服总统采纳该政策，摩根索可谓苦口婆心。虽然一直以来摩根索都在推行“凯恩斯式货币政策”的行动中冲锋陷阵，但他本人从未能全盘接受凯恩斯主张的扩张性财政政策。从本质上看，在对预算平衡论的支持上，他的态度与刘易斯·道格拉斯一样坚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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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选举年里，摩根索的主张终于有了现实政治利益的帮衬。1936年初，他曾警告罗斯福，“共和党人将集中火力抨击您的政府救济方案”。他还向罗斯福提出“如果总统想要击溃政敌的攻击，那么政府需要立刻采取削减财政救济支出”的方案。当年夏天，罗斯福大谈控制政府预算的话题，他还承诺将对政府的救济支出设定最高额限制。此后，在他成功取得连任、美国经济也按部就班步入复苏轨道之后，他践行了他的预算削减承诺。到了1937年4月，罗斯福提出要在两年的时间里实现预算收支平衡的目标，即便这意味着政府需要辞退由政府救济计划养活的失业工人。摩根索相信，是时候放手让市场机制自行发挥作用了。他声称，总统应该“扯掉绑带，甩掉拐杖，看看美国的私营企业能否健康运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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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削减财政支出的时机还没有到来。随着政府开始逐步削减救济方案的支出，领取政府工资的失业工人只好另谋生路，但私人雇主们却无法消化这些冗余的劳动力。经济增长率再度下滑，曾经作为罗斯福新政卓越政绩的就业率上升也辉煌不复，经济衰退又一次企图拖住复苏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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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经济的下滑态势持续到了1938年。在对美国眼前的经济危机做了一番研究后，1938年2月1日，凯恩斯再次致信罗斯福。但这一次，这封信并没有被公开发表，凯恩斯在信中言辞恳切、犀利。他告诉罗斯福，“由于政府支出被大规模削减，当前的经济萎靡本是预料中的事情”。虽然经济学家在这里使用了被动句式，但罗斯福政府主张的财政政策转向难辞其咎。显然，对于亟待修补的美国经济而言，政府尚不能收缩自己的经济刺激计划。

1937~1938年的这场经济衰退令罗斯福政府下定决心：公开采纳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建议，再次奉行扩张性的财政政策。在一份政府工作备忘录中，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曾经的学术伙伴劳克林·柯里写道：“经济复苏仍有赖于政府对经济的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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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重启“提高公共工程建设支出的计划”需要得到国会的认可，而这一过程耗时耗力。在摩根索看来，更立竿见影的做法是——财政部中止对黄金输入的冲销式干预，增加市场中的货币供给。1938年2月，摩根索宣布财政部将暂停冲销式操作。政府的官员们告诉媒体，他们希望这一举动可以宽松银根，令银行可以在较短的时间里为私人投资提供更为低廉的贷款，以提振经济。不待新的黄金陆续流入，财政部就对它原先持有的一部分黄金进行了非冲销式操作。到了当年6月，经济再次回到了高速增长的轨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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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夏天，希特勒毫不掩饰自己企图吞并捷克斯洛伐克的野心。恐慌的欧洲民众忙不迭将手中的黄金运离欧洲。当年第三季度里，美国银行账户上的外国存款科目的净流入高达5.26亿美元。仅在9月这一个月的时间里，外国存款净流入就达到了3.56亿美元。而正是在1938年的9月，在臭名昭著的慕尼黑会议上，英、法两国“绥靖政策”达到了顶峰，现如今战争的威胁已经成为美国货币政策制定者最为关切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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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为了抵御法西斯主义国家的进犯，英、美、法三国已经在1936年结成货币联盟。不仅如此，在罗斯福的“睦邻政策”的倡议下，财政部还将援助之手伸向了自己的友邻。1936年1月，摩根索与墨西哥政府达成了一份货币合作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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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秘密协定中，美国外汇稳定基金将奉命稳定墨西哥比索的币值。美国财政部将从外汇稳定基金中划拨出一笔价值500万美元的资金用于在外汇市场上购买比索，而这笔资金将直接进到墨西哥政府的口袋里，用于偿还墨西哥的国际欠款，发展国内经济。墨西哥政府向美方承诺，他们日后将以当前美元兑墨西哥比索的价格买回由美国财政部外汇稳定基金持有的比索，并额外支付3%的年利率作为回报。除此之外，他们还拿出了手中的白银，作为这笔交易的担保。如此一来，美元与墨西哥比索之间的汇率得以稳定。进而，美国与拉美国家的贸易往来也得到了发展。另外，美、墨两国的货币合作协定还为此后的多国货币协定开辟了先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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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7月7日，中国发生“七七事变”，日军进犯北平。一周后，美国政府授权财政部以5000万美元为上限用来购买中华民国纸币，该货币协定的运作模式与此前美国与墨西哥达成的货币协定相似。此时，通过对外汇市场的干预，美国加入了反对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行列。当有记者询问这一类货币协定是否意味着政府加强了对美元汇率的调控力度时，摩根索给出了一个模糊的答案，“我们正在形成一种崭新的货币管理机制。在这过程中，我们每一步都走得非常小心。回顾过往三年，我们认为已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成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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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目前来看，摩根索口中的“货币管理机制”的确颇有成效。货币政策让罗斯福政府得以绕过国会立法干预来推行扩张性的经济政策；同时，政府在帮助他国抵抗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侵略时，也无须直面与孤立主义分子的冲突。

随着慕尼黑会议的闭幕，在1938年的最后几个月里，黄金逃出欧洲的速度与规模都非常惊人。而由于财政部叫停了冲销式干预，人们又开始担忧政府对货币供给量管控力度的放松将为美国经济稳定的发展埋下隐患。兴许，黄金的输入尚能提振经济。但是可以想见，在日后的某个阶段，外国投资者将会抽走原属于他们的财富。

财政部的官员们开始认真讨论起了实行资本管制的可能。在当时，世界上不少国家都采取了类似的举动：纳粹德国自不用说，就连英国也不例外。尽管资本管制将有助于提高美国国内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平滑经济发展的波动，但它同时也阻碍了全球反法西斯同盟的缔结。“对于资本的流出与流入实行管制将降低经济发展的动能。”怀特在一份工作备忘录中写道，“进而也将削弱一些国家的政治实力，而这些国家的国土安全与现实利益正是我国政府所关切的。”原来，在当时，法西斯主义国家持有的美元资产非常有限，并且还在逐渐缩减——德、意两国的美元资产加总也不到4000万美元。相较之下，英、法两国的美元资产则分别价值20亿美元和5亿美元。在怀特看来，倘若真的实行资本管制，那么“这将给英国的反法西斯战争带来沉重打击”。另外，也会“影响到法国的备战准备”。所以，虽然从合理调控美国经济的角度来讲，资本管制说不上是件坏事，但是权衡再三，考虑到资本管制可能会给反法西斯国家带来不利影响，怀特并不提倡这一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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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证明，怀特一向善于对联邦政府的国家政策导向做出正确判断。自就任总统以来，罗斯福就确立了两项大政方针：国内经济繁荣与国际局势稳定。此前，他一直将促进本国经济发展置于首位。而到了1938年末，随着国内经济局面的好转与法西斯侵略者在欧、亚、非三大洲进犯步伐的加速，寻求国际盟友已成为美国政府的首要目标。即便资本管制将有可能稳定美国经济发展，但是这一举措的政治代价是美国当前无力承受的，除非资本管制可以仅针对法西斯主义国家展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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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经济走出大萧条阴影的头几年里，货币政策成为挫败国内法西斯势力的有力武器；而在此后的几年里，它又成为巩固反法西斯同盟、打造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强大工具。但在此之前，为了让美元政策能够有针对性地发挥效用，美国政府有必要分辨清楚敌友阵营的构成。这其中，英国、法国、中国、墨西哥四国已被纳入了国际货币合作的范畴，而德国和日本自不用说业已站在了对立的一方。现如今，唯有苏联对法西斯主义的态度仍不明朗。

1939年4月，事态终于出现了转机：苏联政府向英、法两国发出了签署同盟条约的邀请。该条约的内容包括：一旦三国中有一方受到了法西斯国家的侵犯，另外两国应提供援助。法国对此给予了热烈的回应，但由奥斯丁·张伯伦领导的英国政府却犹豫再三。面对此景，张伯伦内阁的猛烈抨击者温斯顿·丘吉尔则站出来对苏联的结盟提议表示了支持。人尽皆知，丘吉尔是一个坚定的反共分子。但在当时，他却选择敦促张伯伦，接受苏联方面的提议。就在乔治六世国王与王后出访美国期间，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发表讲话。他称：“如果英国的国际盟友中无法纳入苏联，那么这一国际联盟将没有任何军事价值。”丘吉尔还向张伯伦的政府发问：“如果您已准备好要在战时与苏联结盟，那么您为何不在此时就接受苏联的提议？事实上，这样甚至有可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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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春天，怀特在评估世界局势时承认：“丘吉尔先生的看法是正确的——没有苏联支持的反法西斯同盟将失去它的意义。”当时，美国与各国的货币协定尚没有发挥出预期的反法西斯的效用。虽然美国已向墨西哥和中国提供了金融援助，但是这并不足以令两国摆脱政治、经济危机。自西班牙的民族主义军队领袖弗朗西斯科·佛朗哥（Francisco Franco）结束了本国内战，并在西班牙确立了实质上的法西斯独裁统治以来，虽然西班牙没有公开支持纳粹德国的侵略行径，但也为德国在欧洲的侵略行动扫清了一个敌人。而在东亚，日军迅速占领了中国的大片领土，他们甚至派部队驻防在了苏联的边境。在紧张的国际形势下，怀特认为，美国有必要将国际货币协定缔结国的范围再次扩大。除了对中国和拉丁美洲国家给予更多援助以外，“我们必须加紧与苏联联络，并设法将其纳入民主社会的行列”，怀特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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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怀特向美国政府建议加强与苏联的官方联系时，他本人的秘密线人工作却出现了波折。事实上，他的联络人、苏联特工惠特克·钱伯斯从未对怀特抱有好感，钱伯斯对怀特的情报递送工作相当缺乏耐心。在钱伯斯看来，怀特是他负责的线人中最低产的一个。更糟糕的是，“由于怀特不是美国共产党党员，我根本无法对他发号施令”，钱伯斯回忆。抛开钱伯斯对怀特的负面评价，在苏联军事情报局的高层看来，怀特作为精通深奥货币问题的行家里手，钱伯斯确有必要继续拉拢怀特。钱伯斯在格鲁乌的上司甚至曾给过前者1000美元，用于购买四张精美的布哈拉地毯。这四张地毯被作为礼物送给了钱伯斯手下最有价值的四位线人，这其中就包括怀特。另外，苏联军方情报局的高层还命令钱伯斯设法搞到怀特写的有关苏联货币政策改革建议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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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到了1939年春天，钱伯斯却萌生了退出的想法。基于苏联人不是基督教徒，钱伯斯做出了苏联绝不可能转型成为民主国家的判断。时隔多年之后，当钱伯斯再度回忆起当时的情形，他描述了这样一个场景：有天，当他正为自己年幼的女儿喂食时，他留意到了小家伙的耳朵。他说：“这是一对精巧、完美的耳朵。我不禁想：‘不，这对耳朵一定不会是如自然科学所称由原子构成。它们一定是造物主的杰作。’这时，好像有神的指引一样，我下定决心要与苏联斩断关系。”自此，钱伯斯暗地里启动了他的叛党计划。他不仅要脱离美国共产党，更危险的是，他要躲过苏联军事情报部门对他的追踪。为此，他接受了一份由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提供的工作，并计划带着家人逃离政治中心。他购置了一辆用于逃跑的轿车，并为自己掌握的机密文件备了份，以防意外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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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钱伯斯开始联络他的线人们。他在财政部大楼外的一家餐厅里致电怀特，二人相约在一家饮品店里会面。钱伯斯对怀特直言相告：“我已与美国共产党决裂，还打算割断你与苏联情报部门的关系。如果你选择不听从我的建议，那么我将向美国政府揭发你的苏联间谍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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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怀特早已今非昔比。在他初来华盛顿，并与一众外国出生的有左翼倾向的犹太人（他们之中，有些人是美国共产党员，有些则是苏联间谍）建立起一段段友谊时，他不过是一名就职于财政部的低职级研究员。而时至今日，在钱伯斯以揭发他作为要挟时，他已经荣升为财政部货币问题研究部门的领导。怀特不仅有了副手可以调遣，他还在美国国内、国际货币政策的研究与制定方面发挥着关键作用。可以说，怀特在财政部的政治前途一片光明，他自然不希望自己向共产主义者传递机密信息的事情被公开。钱伯斯对怀特的轻视在二人的最后一次会面中再次加深。他认为，怀特“简直吓破了胆”。但是，当钱伯斯向他口中的另外一位苏联线人——阿尔杰·希斯（Alger Hiss）——发出相同的威胁时，后者却不为所动。他在后来评价希斯时称：“这家伙可不是个胆小鬼。”总之，经过此事之后，钱伯斯坚信怀特不会再主动和苏联地下情报组织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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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4月，钱伯斯转去《时代周刊》（Time
）工作，而怀特则继续留任财政部。在此期间，怀特继续向上层建议，美、苏两国应加深政治、经贸往来。在当时，就连丘吉尔这样的政客都在拉拢苏联。所以，也没人会怀疑怀特的政策主张是否可能存在不纯粹的意图。

5月，在当时伪满洲国与蒙古国的边界诺门罕，日军与苏联军队发生交火。在当年夏天的这场战役里，苏联取得了胜利，这也迫使日本调整了侵略方案。此后，日军收缩了在中亚的作战计划，转而继续南下。此时，就连东南亚也岌岌可危。在诺门罕战役中，曾有数据统计，苏联士兵阵亡人数达8000人。斯大林在估算了远东和欧洲的政治局面之后，他放弃了与英、法两国达成互助协定的念头。在德国外交部部长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的劝说下，两国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当这个消息在1939年8月21日传到伦敦时，有记者曾写道：“即便是最致命的轰炸也不敌这个消息带给我国民众的打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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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大林与希特勒的结盟迫使身在西方国家的共产党人要做出一个决定：他们与苏联的密切关系是否还有必要继续？很多人给出了否定答案。他们陆续停止了对苏联的物质援助与机密信息的传递。苏联的间谍网络一时陷入混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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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的签订最终让阿道夫·希特勒得以公然挑起战争。1939年9月1日，德国对波兰发起闪电战。德军充分利用了莫斯科情报网为其提供的信息，在这一阶段的战争中牢牢把握住了优势地位。也正是在此时，钱伯斯决心要向罗斯福政府发出警告，他打算披露苏联地下间谍网络在美活动的真相。

9月2日，钱伯斯搭上一辆计程车，来到了华盛顿特区内一处绿茵环绕的私人住宅——这里是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的住所。他们共进了晚餐。随后，伯利夫人退回了房里，伯利、钱伯斯以及一位名为艾萨克·唐·莱文（Isaac Don Levine）的记者则留在屋外草坪交谈。三人一边喝着苏格兰威士忌一边谈起了苏联间谍在美国政府部门的渗入情况。

数小时过后，他们回到屋内。伯利拿出纸笔做记录，他列出了钱伯斯提到的名字。这个名单中包括了阿尔杰·希斯、劳克林·柯里等人，但却没有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名字。钱伯斯在后来回忆：“有两个人的名字我有意识地没有向伯利透露，他们分别是乔治·西尔弗曼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我在当时仍希望，我已经成功地让他们摆脱了美国共产党与苏联地下间谍组织的纠缠。”事实上，钱伯斯从未把怀特视为一个有价值的线人。相比之下，阿尔杰·希斯才是重头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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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即便钱伯斯在当时点出怀特的名字，也暂不会给后者带来太大麻烦。伯利总是抱着这样的看法：那些“前共产主义者”都倾向于夸大苏联间谍网络在美国社会的地下行动。因而，伯利对钱伯斯提供的苏联间谍名单的可信度也自觉打了个折扣。1940年初，伯利将这份名单交给了美国联邦调查局（FBI）。此后，他还在1941年的时候向FBI追问了该事件的调查进度。但在当时，这份资料并未引起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兴趣，他们的追踪目标正锁定在纳粹间谍的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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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钱伯斯将苏联间谍名单交给伯利之后的数月里，英、德两国间谍在美国的秘密活动可比苏联人要频繁太多。一边，英国政府希望美国能够派遣部队加入反法西斯战争；而另一边，德国人则巴不得他们奉行孤立政策。据传，为了确保“美国新闻报道中的有关英国的信息都是积极的、正面的”，英国军情六局（MI6）不惜控制了一家号称政治立场独立的电台；而德国特工则在美国各地建立起了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地下组织。除此之外，德国特工们还通过散布出版物的方式大肆宣扬和平与孤立主义的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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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罗斯福从未在公开场合发表自己对欧洲战事的看法。虽然罗斯福力主美国应当插手干预法西斯主义国家的侵略扩张，但是面对国内强大的孤立主义势力，他却无法畅所欲言。

1935~1939年，在孤立主义者与奉行不干涉主义的政客们的支持下，美国国会对《中立法案》进行了多次修订。根据1935年《中立法案》的规定，对于美国领土以外的交战双方，美国将实行武器禁运的原则，违者将被视为触犯联邦法律。但随着“二战”的正式爆发，以及英、法等国对物资、军备援助的渴求加剧，在罗斯福的一再呼吁下，美国国会于1939年11月再次修订了《中立法案》，允许交战国以现金购买、自行运输的方式，购买美国武器和军用物资。由于英国和法国控制了大西洋的海路运输通道，该法案将使两国从中获益。虽然在新修订的《中立法案》的规定下，英、法两国需要为武器购买支付大笔黄金并承担武器运输的风险，但是它们终于得到了美国的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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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一艘装载着黄金与有价证券凭证的班轮在英国皇家海军舰艇的护送下驶离了英国港口向波涛汹涌的公海航行。船上的一位英格兰银行高级官员不得不忍受晕船的痛苦。他穿着印有伦敦金融城字样的雨衣在甲板上不断眺望，期望船只尽快靠岸。班轮最终停靠在了加拿大的蒙特利尔。在蒙特利尔市中心的一座大楼地下，英国政府组织了一场秘密的交易会。为了换取武器，他们在这里卖出了自己持有的黄金和有价证券。接着，法国也紧随其后将他们手中的黄金陆续运往了其在非洲与加勒比海的殖民地。同样地，法国人也在卖出有价证券，换取武器。旧世界的财富就这样被转移到了新世界的金库里，而与此同时，打造新型国际货币合作机制的必要性也逐渐凸显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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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美国，除非有所必要，罗斯福仍未松口谈论战事。1940年，他正积极谋求第三次连任，这在美国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为了拉拢秉承传统观念的民主党人，特别是那些仇视英国人的爱尔兰后裔，他有时甚至不得不表现出反对美国干预欧洲战争的立场。但与此同时，总统还为支持美国参战的阵营拉来了新的盟友。他委任共和党人亨利·史汀生与弗兰克·诺克斯分别出任战争部部长与美国海军总司令，二人都主张美国应向英、法两国提供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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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国土安全危在旦夕的英国正迫切地盼望着美国政府能够压制国内的孤立主义势力，出手相援。1940年5月，张伯伦向国王递交了辞呈，并建议由丘吉尔重新组阁。曾经作为局外人的丘吉尔，终于有机会施展自己的抱负。但没过多久，法国沦陷的消息又给了英国沉重一击。为振奋民众的斗志，丘吉尔发出了坚决的表态：即便法国已被打败，英国也将继续战斗。他祈祷——“在上帝认为适当的时候，请新世界拿出它所有的力量来拯救和解放这个旧世界”。与此同时，丘吉尔还在想方设法拉拢苏联。出任首相后不久，他就委任斯塔福德·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为英国驻苏联大使。在莫斯科，英国的外交官们试图联合美国人一同恳求苏联，前者甚至直接代替美方向苏联政府保证，美国将派兵在远东牵制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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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夏天，摩根索想要动用美国的贸易政策作为反战的武器。和他一样，新任内阁成员史汀生和诺克斯也同样主张美国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他们认为应该对出口日本的石油与钢铁实行禁运。7月，在与英国驻美大使洛锡安勋爵共进晚宴时，三人继续就此事展开了商讨。在席上，洛锡安勋爵提出了一个阻止日本军国主义扩张的策略：一旦美国对出口日本的航空汽油实行了禁运，英国即刻炸毁荷属东印度群岛上的油井。这样一来，“日本的空军力量就形同虚设了”，洛锡安勋爵说道。闻此，身为美国国务卿的科德尔·赫尔提出了异议。他担心，这类挑衅行为会引发美、日两国的正面冲突。于是，美国联邦政府内阁成员内部的这场争论一直持续到了1941年。摩根索与内阁里的共和党人主张封锁日本的石油进口，而国务院的官员则一再反对这一提议。在摩根索看来，“国务院那帮人抬出了张伯伦式的冠冕堂皇的措辞来搪塞我们，这种不作为的行径必将起到姑息日本人侵略野心的作用”。到了1941年夏末，摩根索与苏联进行了谈判，他希望后者能够为中国提供援助。战争部部长史汀生支持了摩根索的做法，据他分析——“苏联在远东的利益落脚点与其在欧洲的战略目标不同……在他们的远东利益得到保障的前提下，或许苏联人愿意与我们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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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是总统候选人又是现任总统的罗斯福一直避免在这场争论中发声，1940年的大选年为他找到了不光彩地把玩文字游戏的理由。在一些场合中，他表现得还不错。他向美国民众表态，他将不会派遣美国部队加入“他国之间的战争”——当然，“除非美国领土受到侵犯”。1940年10月，在波士顿的一场演讲中，面对台下众多的爱尔兰裔民主党人，罗斯福干脆省去了那句“限定语”——“除非美国领土受到侵犯”。当有记者向他逼问这句被更改了的发言的意思时，罗斯福回答道：“如果有人攻击了我们，这也就不是他国之间的战争了，不是吗？”其实，也许罗斯福并不需要费尽心思地掩饰自己的立场。当美国民众被问及想要选举何人为新一任美国总统时，民调显示，如果此时国内外局势稳定，那么民众将会把票投给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但是如果爆发战争，民众又会希望是谁入主白宫呢？答案是罗斯福。随着大选日的临近，战争的脚步也步步紧逼——这让很多曾经是罗斯福的反对者都重新选择，成为他的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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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德国通过发动闪电战迅速占领了丹麦、挪威、荷兰、法国、比利时等国。与此同时，德国空军对英国各大城市与工业中心也进行了轮番轰炸。伦敦大空袭的消息通过广播、新闻报道与纪录片展映被传到了美国。希特勒对于平民伤亡的漠视令美国人震惊。他们已经明白，美国之所以还能远离硝烟的唯一原因，是欧洲国家还没有全部沦陷在纳粹的铁蹄之下。

当时，美国仍根据现金购买、自行运输的条款约定，向英国出售武器。但是，随着英国存放在加拿大的黄金消耗殆尽，为战争募资一事令英国政府一筹莫展。在当下万分紧要的时刻，英国政府再次得到了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帮助。英国财政部为凯恩斯准备了一间独立办公室、一位专属秘书以及一张供其休息的床铺——虽然凯恩斯在当时只有57岁，但在一场心脏病后，他的确需要这些特殊的照料。而他的祖国也同样需要得到帮助：凯恩斯在时下发表的文章中写道，英国就算“翻遍箱底也再找不出多少财富了”。为了能够得到美国的借款支持，英国人不得不拿出自己在美洲的羊毛库存或者威士忌酒作为抵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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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急不可耐地需要军舰、飞机、来复枪以及其他任何美国人能够提供的军备和物资，但是作为回报，他们所能拿出手的东西却少之又少。在此期间，罗斯福政府用驱逐舰换来了英国在西半球殖民地的海军基地租借权。就在总统投票日的前几周，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威尔基借题发挥，抨击罗斯福的这一做法是“自美国建国以来，历任总统都未采取过的最武断、最独裁的举动”。面对共和党人的诋毁，一众声名显赫的律师在《纽约时报》上发表了一封联名信，力挺现任总统，在这封署名信中，甚至还有迪安·艾奇逊的签名。虽然他因为与罗斯福在金本位制问题上的分歧早已辞去了美国财政部副部长之职，但在此时，艾奇逊再次回归美国政坛，出任国务院助理国务卿。在任上，他参与设计了美、英两国间的《租借法案》。通过该法案，英国人终于得到了他们梦寐以求的军备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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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最终在1940年的总统大选中击败了威尔基，并在1941年开始了他的第三届总统任期。政治上的获胜终于令他放下国内政治分歧的包袱。自此，他无须再遮掩自己打算援助英国、抗击纳粹的决心。

在1940年12月的一场公开演讲中，希特勒奚落了他口中的那些“号称自由民主的国家”。在希特勒看来，他们“通过运输黄金用于国际贸易结算支付的方式”简直滑稽可笑。“假设我们的国家有天将走向分崩离析，我不禁向自己发问，这难道会是因为我们没有黄金吗？”希特勒相信，世界上的黄金储备终将枯竭，而德国根本不需要黄金，纳粹德国依靠的是人民劳动的意愿来建设国家。他还辩称：“我们国家人民的工作能力就是黄金，就是我们宝贵的财富。有了这份工作能力，德国将征服世界。”原来，在与意大利墨索里尼政权的合谋中，纳粹政府打算基于德国马克与意大利里拉的发行打造一个全新的欧洲货币体系，在该货币体系的安排下，“黄金将被代表单个工人潜在产能的单位价值取代”。在被纳粹侵占的国度里，没有黄金的舞台，也没有自由贸易，有的只是被德、意两国控制的欧洲联合政权。随着德意志帝国财政部部长宣布黄金终结，他还大胆提出了这样一个妄想——“就利益关切的各方来说，处理问题的最佳方式是将美国诺克斯堡金库内的黄金全都拉到一个大西洋岛国，我方军队直接炸毁这座岛屿，让黄金深埋海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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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对于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各国来说，它们也知道自己有必要摆脱黄金对于国际贸易发展的束缚，而英国船队跨越大西洋的黄金运输之旅终将成为国际金本位制的绝唱。随着美国大选结果的揭晓，洛锡安勋爵发出一声哀叹：“大英帝国的辉煌不复。”但是，正如凯恩斯告诉他的财政部同僚时说的，“我们应该对击败纳粹德国抱有希望”。虽然纳粹德国财政部部长讲的故事犹如天方夜谭，但轴心国“抛弃黄金”的大胆做法为当今世界提供了一个真正有益的参考。凯恩斯说：“在旧有自由放任式的国际货币协定时代，一国经济不太可能会因为缺乏可供出口的商品而破产，但它有可能因为没有黄金而走向衰败。”他劝说反法西斯阵营里的各国为追求一个世界范围内的经济繁荣而付出努力。在凯恩斯的展望中，“在一个新的国际货币合作体系中，世界各地的商品市场将向其他国家的所有出口商敞开。在没有了黄金输出入约束的情况下，世界贸易将得到蓬勃发展”。为了实现这一理想中的长久和平，首先要做的是避免再次犯下巴黎和会的错误。“《凡尔赛和约》的起草者们忽视了战后欧洲经济重建的必要性。这一次，英国政府已下定决心，我们将不会让错误重演。”凯恩斯写道。他深知，“和平需要经济繁荣作为保障，而社会的安定也意味着国内和国际局势的双重稳定。事实上，各国的经济发展将逐渐形成一个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的整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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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到两周，罗斯福告诉摩根索：“我一直在想，我们到底应该为英格兰做些什么。也许，我们要做的是撕掉军备和物资上的价格标签。”12月17日午后，罗斯福召开了一场记者招待会。现场，罗斯福向记者们解释了英美联盟的下一步举措：为了让英国摆脱现金支付的硬性条款，卸下其沉重的债务负担，美国政府的下一步举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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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的记忆中，在你们的记忆中，在历史的长河里，没有哪一场重大战争是因为资金的匮乏而被定义为失败或者胜利的。”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说。在这里，此前希特勒讲到的有关突破黄金支付束缚的论据恰好印证了罗斯福的论点。总统向记者们讲起了一段往事。在“一战”爆发前，他曾与一屋子的银行家打了个赌。那些人坚称从交战双方可以动用的资金力量来看，这场战争打不了多久。但罗斯福却并不认同这种说法。事实上，“一战”战场上残酷的伤亡与激烈的交火持续了足有5年的时间。就这样，罗斯福赢到了100美元。现在，英国已经倾尽国力，而罗斯福则打算将此前已告诉摩根索的话再次讲给记者们听。美国政府这就要“撕掉军备和物资上的价格标签”了，罗斯福计划以借出武器和物资的方式向英国提供帮助，并允许英国在战争结束后再归还。罗斯福举了个例子说，这就好像是向家中着火的邻居借出了橡胶水管用于灭火。“我不会在火没有被扑灭前，就对我的邻居说：‘嗨，兄弟，我的水管可值15美元呢，你可得把钱给我。’我需要的不是这15美元——我想要的是在火被扑灭后，要回我的水管。”罗斯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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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经过1940年圣诞节的短暂平静，德军又一次发起了对英国的空袭，伦敦城里燃烧的大火蔓延了数英里。美国媒体对英国的战事做了铺天盖地的报道。也正在此时，罗斯福终于准备通过广播演讲向民众解释援助英国的必要性，而本次谈话在一开始便再次追溯了首次“炉边谈话”时的情形。

“今晚，面对这场世界性危机，我思绪良多。回忆起8年前的那场国内危机，当时，美国的工业之轮戛然而止，全国银行业处在倒闭的边缘。”当回忆起他刚入主白宫的情形时，罗斯福说道，“我还清楚地记得，当我坐在办公桌前准备向我国民众讲话时，浮现在我眼前的是所有正聆听我讲话的美国人的面貌。我看到工厂矿井里的工人、柜台后面的女招待、小作坊里的店主、正在春耕的农民，以及为自己毕生积蓄而担惊受怕的寡妇和老人”。1933年时，罗斯福曾试图向美国民众解释，银行倒闭潮对他们的日常生活意味着什么。但在这天，在这场新的危机面前，罗斯福已准备要“和同一群人，再做一次同样的事”，并下定决心要取得胜利。在总统试着唤起美国民众团结一心、抗击纳粹的斗志时，他将新政施行的目标与打赢这场战争的目的巧妙地结合在了一起。“现在，我们要以同样的勇气与顽强的精神面对这场新的危机。”罗斯福说。他警告美国民众，纳粹的威胁“既来自经济领域，也将来自武装打击”。他再次提到了1933年就职典礼上的那段话，即“国家将向市场注入充足而健康的货币供给”。他还承诺，政府将尽全力确保国内物价的稳定，并且保障人民的生活水平不出现下滑。罗斯福告诉民众，美国政府将义无反顾地向英国提供援助，不论他们是否有钱支付他们的账单。“我们必须成为民主制度的巨大军工厂。对我们来说，这项任务的紧迫性不亚于投身战场。”罗斯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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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执政的头一年，他带领美国人民摆脱了传统金本位制的束缚。通过美元的法定贬值与价值重塑，市场活力得以调动，失业的工人终于回到工作岗位。而在他的第三届总统任期开始前夕，罗斯福则打算取消与英国贸易往来中的黄金支付条款。在1940年末的“炉边谈话”中，罗斯福将曾经的货币危机与当前的战争威胁摆在了一起。罗斯福明白，在处理这两起危机时，政府都需要唤醒美国民众的斗志和勇气。在他心中，捍卫民主制度不受侵犯已成为当前工作的重心。而只有坚定信念，这一事业才有可能取得成功。

1941年伊始，罗斯福在国会的联席会议上发表了他的国情咨文演讲。在这场发言中，他再次提到了“凯恩斯式”的提议，美国可以用以物易物的方式向英国提供援助。他还重申，美国应加快防务物资的生产工作进度。在发言中，他将新政的努力与战时的奉献联系在了一起。而事实上，罗斯福新政也的确调动起了美国民众的干劲。它让人们开始懂得，美国社会民主制度的存亡关乎每一个公民的权益。另外，他还在讲话中做出了展望，他希望新政可以在世界其他国家生根发芽——“我盼望，有朝一日，我们能够生活在一个人人都享有四项基本自由的世界”。

第一，在世界任何地方，每个人都有发表言论和表达意见的自由；

第二，在世界任何地方，每个人都拥有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的自由；

第三，不虞匮乏的自由，这种自由就是一种经济上的融洽关系，它将保证世界上每一个国家的居民都能过健全的、远离战乱的生活；

第四，不虞恐惧的自由，这意味着，在世界范围内裁减军备，借此，世界上再也没有哪个国家有能力向其他国家发起军事侵略。

罗斯福发出呼吁，他希望自己提出的“四个自由”目标能够在“我们这一辈人所处的时代里实现”。作为发言的最终陈词，他还提到，“为了实现这个崇高的理想，我们要倾尽全力，换来这场战争的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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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个自由”目标的演讲与打造“民主制度军工厂”的“炉边谈话”将罗斯福的个人声望推到了顶峰。也正是在向美国人民发出了这一崇高召唤之际，他迎来了自己的第三次总统就职仪式。罗斯福的爱犬法拉没有选择和主人一同乘车前往国会山，它被套上了狗链，跟着罗斯福搭乘的那辆缓慢行进的轿车一道跑去了国会山。在就职仪式上，牧师拿出了罗斯福家族的《圣经》，并请总统将手放在《圣经》上宣誓。可就在这个当口，《圣经》竟从牧师手中掉落了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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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一年与第三届总统任期的启动并没有将反法西斯战争带入一个新的阶段，罗斯福提议的免现金结算的国际援助协定尚未取得美国国会的认可。就像1933年时一样，面对危机，罗斯福与凯恩斯又一次达成了解决问题的共识：世界各国间的贸易往来需要摆脱黄金的束缚。几周后，凯恩斯将再次访问美国。借此，二人将围绕着这一新型国际合作形式展开磋商。

“以物易物”的提案被冠以“租借”的名义送往国会山，以备议员们讨论。在它得以正式经立法程序通过前，摩根索不断敦促英方尽快将手中尚可动用的财富用掉。因为这样一来，考虑到英国政府捉襟见肘的现实窘境，该议案在美国国会得以通过的可能性才会更高。“我们要让普通民众认识到推行这一方案的必要性，”摩根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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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当时，民众议论纷纷。不少公众人物指责《租借法案》的条款有违美国现行法律，坚持孤立主义的人们更是公然反对将罗斯福的“四个自由”目标作为美国社会的基本原则。查尔斯·林德伯格告诉记者：“我们的国家已足够强大。在西半球，我们有能力不顾旁人的看法决定自己的生活准则。但是，我可不认为我们的国家已经强大到可以插手欧亚国家的事务。”在《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
）的文章中，记者更是将《租借法案》比作“独裁者的议案”，并鼓吹孤立主义的主张，坚称“北美洲的防线坚不可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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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此前从没想到，在对英国提供援助一事上，美国政府还需要费尽心思小心翼翼地处理民意。他不禁抱怨，“摩根索的要求是要逼得英格兰银行掏出自己全部的黄金储备啊。这根本是种羞辱”。在凯恩斯的心中，摩根索的形象已经被一再打了折扣——“所有迹象都表明，我们所认识的这位美国财政部长不只令人讨厌，他还是个浑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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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管摩根索对英格兰银行的施压是否真的是对付国内孤立主义者的必要举措，1941年3月，美国国会投票通过了《租借法案》。罗斯福刚一走完签字的流程，就即刻下达指令，向英国运送了一批物资。另外，他还向国会申请了70亿美元的额度用于开展此项计划。更重要的是，如同凯恩斯所期待的，罗斯福将利用《租借法案》向英国谋求两国间的“一些政治上的妥协，或者经贸上的广泛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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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苏联对英、美日益紧密的同盟关系给予了关注。在他们看来，美国参与欧洲战场的可能性已非常高。但与此同时，苏联却仍与日本签订了《苏日中立条约》。就连苏联政府的官方报纸——《前进报》（Pravda
）都撰文称，《苏日中立条约》“彻底终结了英、美两国曾经对我国的示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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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8日，凯恩斯以英国财政部特派代表的身份抵达华盛顿特区。在此行中，他专程带来了自己在上年12月时写下的工作备忘录（也恰是在上年12月，在互不知情的情况下，罗斯福也提出了类似于凯恩斯的“以物易物”方案的设想）。凯恩斯将以此为政策参考依据，与美国官员们就合作事宜展开商谈。

在华盛顿之行中，凯恩斯依然认为摩根索“令人厌恶到难以忍受”。而摩根索也是看凯恩斯就生气——“这人真是高傲，他就好像是知道所有问题的答案似的”。但是，在交流的过程中，凯恩斯也不得不承认，尽管摩根索不讨人喜欢，可他起码“不会有意地添乱”。就这样，两人终于达成了共事的基础。而与此同时，作为主管经济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艾奇逊也参与了美、英两国合作协商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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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德军对英国停靠在大西洋沿岸的军舰进行了轮番轰炸，而英国造船工厂的生产速度显然来不及替换这些被炸毁的船只。迫于当前的战争形势，罗斯福政府需要加快与时间赛跑的步伐。5月27日，总统在白宫东屋发表了一个广播演讲。罗斯福在讲话中宣布，“国家紧急状态已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纳粹正致力于“实现其统治全球的侵略野心”，这甚至威胁到了“我们信仰上帝的权利”“美国人民不会接受一个由希特勒统领的世界”。接着，罗斯福再次重复了他此前的讲话：“我们只会接受一个人人拥有言论自由、能够以自己的方式信仰上帝、不虞匮乏、不虞恐惧的世界”。此后，美国不仅提高了军备物资生产的效率，政府还派遣海军巡逻队远赴大西洋，阻击纳粹的进犯企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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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的本次访美行程中，他又一次得以面见美国总统本人。在白宫，罗斯福、凯恩斯与新任英国驻美大使法克斯勋爵一同享用了午餐。凯恩斯观察到，礼貌的黑人侍从在为总统端来餐碟后，迅速退了出去，好让总统可以更好地招待他的客人。

几个小时以后，当三人聊到战后和平世界的规划蓝图时，罗斯福告诉凯恩斯，自己已经逐字逐句认真阅读了凯恩斯的工作备忘录。与经济学家本人一样，罗斯福对《凡尔赛和约》的惨痛教训也记忆犹新，他说：“这一次，无论是从政治上，还是经济上来说，我们合众国的政府都将为战后欧洲的重建承担起应有的责任。”另外，他还特别提出，希望在新的战后国际合作协定中，可以把拉丁美洲的共和政体国家都囊括进来。谈话快结束时，莱汉德小姐捧着成摞的电报走了进来，这些都是总统前日讲话的反馈信息。从电报上的内容来看，来信的绝大多数美国民众都对美国政府当前的防务工作表示支持。美国社会抗击希特勒的决心已被罗斯福唤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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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坚持反对意见的一端，其中恰有美国共产党人的身影，他们甚至还聚众跑到了白宫前示威。想来，美国共产党人对战争的态度正是苏联社会——上至斯大林本人——对待战争前景的看法。和罗斯福不同，苏联的最高领导人可不认为希特勒有征服世界的野心。1941年春天，苏联的官员们仍在宣扬——苏、德两国之间的和平将一直持续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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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间来到1941年6月，随之而来的是两场战事。一场进行得悄无声息，一场则引起了世界级的震动。当月，美国从英国手中接过了驻守冰岛的任务。自1940年纳粹德国入侵丹麦后，英军就占领了曾是丹麦从属国的冰岛，而现在又要换美国人来执行驻防任务了。罗斯福的海军作战总司令请总统下达明确命令，因为出兵的举动在实际上“已构成了战争的行为”。罗斯福对此的回应是，“好的，FDR（即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的名字缩写）”。至于另一场战争，正是德国撕毁《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进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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丘吉尔闻讯，即刻通过广播向民众发表了讲话，他对苏联的参战表示欢迎。“过去25年里没有人比我更加始终如一地反对共产主义。凡是我发表的有关共产主义的言论，我绝不收回。但这终会过去。”通过500家电台的电波，丘吉尔的演讲被传到了美国各地。丘吉尔在讲话中强调，苏联正站在“阻止西半球沦陷的作战前线”。所以，“苏联的战争威胁就是我们的威胁，就是美国可能即将面对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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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快，罗斯福政府以向苏联提供物资援助的方式将其纳入了反法西斯的阵营。摩根索迅速与苏联方面达成了协议，美国将认可苏联以黄金支付的方式购买军备与物资，助理国务卿艾奇逊代表美国国务院在协议书上签下了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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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对西方盟友提供的军备与物资的渴求非常迫切，他们需要大批的坦克、卡车、战斗机和防空武器装备。在“二战”东线战场上，苏、德两军交战的前几个月，德军迅速攻占了包括莫斯科在内的苏联主要城市，斯大林的军工厂已不足以补给前线的损失。由于美国工厂承担起了打造本国军事力量与支援英国的工作，于是，英国人扛起了为苏联提供军备的责任。参照美、英之间的《租借法案》，英、苏之间也建立起了类似的军备援助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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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在6月又与凯恩斯举行了会晤，他想进一步与后者达成共识：虽然美国不坚持要求英国以物质回报的方式偿还《租借法案》中美国向英国提供的军备与物资，但是美国政府希望英国可以慎重考虑一下构建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可能。事实上，凯恩斯早已猜准了罗斯福的想法。罗斯福想以《租借法案》换来一份保证——“在战后，得到美国援助的各国都将致力于重建与救济工作，并且共同组建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合作组织”。因此，《租借法案》不仅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提供了一个新型的国际贸易往来的交易模式，也开辟了世界各国在战后缔结国际合作协定的可能性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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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的回忆里，这次美国之行并没有给他留下太好的印象。无休止的争论不免产生误解。个别场合里，凯恩斯甚至火冒三丈。他不禁开始担心美国可能会胁迫英国回归金本位制。毕竟，现如今，美国拥有全世界最多的黄金储备。

虽然谈判的过程充满曲折与争执，但是美、英两国最终达成了广泛共识。正如艾奇逊试图向凯恩斯说明的——在确保经济稳定发展、脱离金本位制束缚一事上，两国有着共同的目标。罗斯福也表达了自己希望两国可以就战后重建事宜达成共同承诺的想法，这也正是美国政府希望从英国方面得到的回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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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以往相同，凯恩斯与罗斯福对战后世界的设想再次达成了一致。虽然凯恩斯仍对摩根索多有不满，在他看来，“美国财政部部长好像对数字不太灵光”。但是，他也承认，美国财政部的确藏龙卧虎。“特别地，在我看来，哈里·怀特博士的工作表现尤其出众。”——凯恩斯曾公开做出上述评价。怀特在当时充分理解了英国政府的困窘，这也促使他成为《租借法案》的坚定支持者。事实上，凯恩斯认为他本可以就英、美两国谈判事宜达成更加全面且令人满意的成果，但是由于美国方面将太多精力放在了日本身上，应接不暇的美国政府很难二者兼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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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7月末，罗斯福政府终于就太平洋地区的防务工作下达了重要指示。在过去的一年里，摩根索、史汀生、诺克斯以及其他一些官员都在向政府施压，要求对日本采取禁运措施。但是，碍于国务院的抗拒，该计划一直未能实现。最终，亚太局势的变动给了罗斯福政府调整对日经贸往来政策的理由。1941年7月23日，纳粹德国占领下的法国傀儡政府——维希法国——默许日本军事力量进入其在东南亚的殖民地。观此态势，罗斯福同意美国政府采取进一步举措来遏制日本的侵略野心。以此，美国财政部不再向日本发放原油出口牌照。除此之外，日本在美资产也被冻结。日本就这样被切断了来自美国的物资供给与融资渠道。而直到从美国情报部门得到线报——日本人根本不打算与美国达成和平谈判，反对与日为敌的美国国务卿赫尔才对禁运措施松了口。当年8月，绝大多数美国政府内阁成员终于认可了美方对日外交政策的转向。“除了强硬政策，我们和日本没得可说。”史汀生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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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是在8月，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停靠在大西洋北部纽芬兰岛阿金夏海湾的奥古斯塔号军舰上举行了会谈。美、英两国首脑就对德作战与战后和平问题商定了一份目标清单。他们再次重申了凯恩斯与罗斯福早在1940年12月就已达成的基本共识：为促进经济繁荣，各国将在国际贸易方面享受平等待遇；成立一个国际性的经济合作机制，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劳动力水平提高、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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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与丘吉尔在1941年8月达成的这份协定，虽然从未正式付梓供两方签署，但是它却为自己赢得了一个崇高的名字——《大西洋宪章》。借此，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初步建立。在《大西洋宪章》中，美、英两国首脑为世界各国描绘了一个人民不惜投入战斗、流血牺牲也要实现的未来世界前景。在这个崭新的世界里，对于必需品的贸易往来，各国将不设置进出口关税限制，而社会安定与赢得反法西斯战争胜利也将一道实现。不久之后，苏联就发表了正式声明，对《大西洋宪章》的基本原则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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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美国军方正在全速打造一支作战部队，而武器生产企业也在夜以继日地加紧制造军备。在美国社会中，民调显示，罗斯福总统已成功唤起了美国民众的反法西斯决心，美国的青年人也有了参战的心理准备。面对外部世界战事的激荡进展，美国业已派出军力驻守冰岛。另外，对日本的禁运措施业已施行。现在，美国政府只差正式对轴心国宣战了。

1941年秋天，美、日两国的和平谈判已陷入僵局。日方表示，除非美国对日本的军国主义侵略扩张行径不予干涉；否则日本不会与美国签订和平协定。这也意味着，和平协定的签订将以美国放弃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利益为代价。

作为美、日两国谈判工作的局外人，怀特看到了让美国把握住两国关系主动权的机会。在1941年11月17日的工作备忘录中，怀特提出了自己对于美、日和谈的主张。他向美国政府提出建议，如果日本同意：（1）从中国、印度支那和锡兰撤军；（2）承认由蒋介石领导中华民国政府，并归还日本自1931年以来侵占的中国领土；（3）驱逐日本政府内的德国参谋。基于以上，美国将与日本签署中立协定，并从太平洋上撤回自己的海军部队。摩根索将怀特的方案递到了国务院。虽然国务卿赫尔充分采纳了怀特的建议，但是他对日本的回应并不抱什么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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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1月22日，华盛顿截获了一份由东京发至日本驻美国大使馆的电报。在电报中，日方称，在1941年11月29日之后，“一些事情注定将发生”。11月25日，由赫尔牵头的和谈条款审议大会仍在进行。但在那个时候，日本海军大将已命令其海军部队出征远航。当赫尔在11月26日将美方的和谈建议递至日方时，日本的航空母舰已带着袭击珍珠港的使命开赴计划中的集结地点。11月27日，美国军方向其在太平洋的驻军发出了紧急警告——“日军的这次行动可以被视为战争的前兆”。12月7日，当日本海军航空母舰的舰载飞机与微型潜艇对美国太平洋海军基地珍珠港发起了突然袭击时，华盛顿此前的警告应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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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2月8日，珍珠港事件爆发后的第二天，罗斯福在国会发表演讲，要求国会通过对日宣战的决议。同天，美国对德、日两国宣战。一周后的星期日清晨，摩根索便命令怀特起草一份方案。按照摩根索的要求，为了能够为“现实中的与潜在的盟友”提供援助，该方案应为外汇稳定基金的日常运作制订完善的计划。此外，怀特还要就打造“战后和平世界里的‘世界货币’”提出初步构想。不久之后，摩根索就开始打趣称，他实际上是任命怀特成了自己的“外交部长”。而怀特也幽默地回应摩根索，声称自己将穿上燕尾服，打扮得像个真正的外交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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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令怀特肩上的责任更重了，但和以往相同，他的职责仅限于执行任务，而无关提出行动纲领。在1941年的夏天，凯恩斯曾以英国首相丘吉尔的官方代表的身份受到罗斯福和摩根索接待。而现在，摩根索把对接凯恩斯的差事交给了怀特。作为一个敏于运算、熟稔经济学的人，相较总统本人与摩根索，怀特的确更合适这个工作。但是不同于凯恩斯，怀特无权为自己国家的货币政策定下基调。事实上，在此事上罗斯福早已亲力亲为。在爆发银行倒闭潮与货币危机的1933年，罗斯福就已参照凯恩斯的方案，成功地将货币政策转化为了调控国内经济的工具。另外，随着外汇稳定基金的成立、三国货币协定（美、英、法）的签订，美国也成功实现了汇率水平稳定与国内经济繁荣的双重目标。

大萧条让西方工业国家的经济遭遇了前所未有的打击，也迫使它们有了利用手中货币政策谋求经济复苏的动机，也因而积累了较为丰富的应对经验。而第二次世界大战则为这批境遇相同的国家（现在成了盟友）带来了利用货币政策赢得战争胜利的压力。按照摩根索的具体指示，遵循凯恩斯的经济主张与罗斯福政府货币政策的实践，怀特已经开始构思起了美国版本的战后国际经济合作体系。他希望这个新型国际经济合作机制可以像《大西洋宪章》一样，成为为世界人民谋求福祉的历史性方案。

私下里，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曾表达过，自己渴盼得到人们对待约翰·梅纳德·凯恩斯的那般尊重。但是，这注定是个令他绝望的妄想。虽然这个念头的确彰显了怀特的雄心壮志，但也难以避免地暴露了他对自身局限性的惘然不知。

绝大多数认识凯恩斯的人，特别是经济学家群体里的人们，都清楚一个事实：他们无法赶上凯恩斯的学术造诣与机敏才思。“一位友人曾经说过，如果你是在与凯恩斯交谈，那么你根本没必要发表自己对事情的看法。因为，无论你说了什么，凯恩斯总能在你有精力思考之前，提出一个更好的点子。”凯恩斯不但可以进行创造性思考，他还可以海纳百川地将大量事实与可行性方案融入自己的论据当中。他有时会表现出令人震惊的粗鲁，但这仍难掩他夺目的优雅与魅力。如果他愿意，他可以轻松自如地同各路人士——艺术家、学者、政治家或者普通政府官员们——展开愉快的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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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观怀特，后者显然不具备这些特质。回顾怀特的一生，他并不具备那种人性的广度与思维的匠心。当然，他也可以非常粗鲁。事实上，他也的确经常有这样的表现，但这与凯恩斯的粗鲁可全然不是一回事。在面对异见者时，不同于凯恩斯带给对手的痛彻羞辱，怀特只会用生硬的修辞不痛不痒地攻击对方。另外，若问怀特可曾利用自己的魅力征服过谁，那么除了他的妻子，这个记录恐怕为零。

也许，没有任何实际的例证如他们各自的文笔一般，能够有效地揭示这两位经济学家间的鸿沟。在英国财政部堆积成山的工作档案中，由凯恩斯撰写的工作备忘录总是能够立刻吸引人们的注意。这并不是因为他那出众的字迹或者他那众人皆知的署名，而是文字的风格已经为他发声：机智、诙谐、鲜有直白的措辞，不仅文采奕奕还具备相当的专业性。而在美国财政部的档案室里，怀特的工作资料同样也产生了引人注目的效果。但在这里，突出的不是文字风格，而是怀特那令人瞠目的写作强度。显然，在表达上，他毫无天赋，做不到言简意赅。查阅他的工作档案时不难看出，怀特习惯于重复从事那些艰难枯燥的研究工作，并总是围绕自己的论点说套话。

然而，怀特同样也拥有一些凯恩斯不具备的优势。一方面，怀特可以不吝辞藻地撰写赞颂式文章，这个本事显然是凯恩斯所没有的。更重要的是，怀特奉承的那些人正是任职于美国政府高位的官员。相反，凯恩斯则是一位衰落帝国里的经济学家。除此之外，怀特的工作还引起了世界上另一个正在崛起的力量——苏联的关注。

随着反法西斯的同盟国开始为战后的世界和平提供设想、拟订规划，横亘在两位经济学家间的分歧与冲突也日益凸显。但是，二人在世界经济与货币问题前景上所达成的高度共识，却令他们都放下那份由自尊心驱使而可能引发的冲突。事实上，相较于大萧条带给世界各国的打击，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才真正促使各国开始致力于合作共进，而凯恩斯与怀特的国际货币合作构想则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成立打下了坚实的理论基础。

当小亨利·摩根索在1941年12月14日命令怀特提出一份打造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草案时，英国政府已得到一份由凯恩斯撰写的类似报告。虽然凯恩斯的这份方案在当时颇受诟病，但是它确是一份更为详尽、细致的方案。早在一年前，凯恩斯就已经开始着手起草这份方案。他在1941年初夏的那次访美行程中，还将这份报告呈给了富兰克林·罗斯福阅视。另外，凯恩斯还与英格兰银行的官员们以及他在学术界长期以来的批评者——丹尼斯·罗伯逊（Dennis Robertson）分享了他近期的经济政策研究成果。

事实上，凯恩斯的这份战后方案从《租借法案》中得到了不少有用的启示。在他看来，美、英之间的租借合同正是基于进出口商品的价值而有序展开的国际贸易往来的典型模板。在《租借法案》的规定之下，英国的生产企业与服务商以自己所能提供的商品与服务偿还美国这一交易对手提供的商品与服务。摆脱了黄金——这种稀缺的世界货币——的限制，这种“以物易物”的交易模式为黄金储备不足的买方提供了赊购的可能。虽然贸易逆差导致英国背负了一笔不小的美元欠款，但是英国人却可以通过和平时期的商品生产偿还。

《租借法案》向凯恩斯证明，世界贸易的发展可以超越国际金本位制的限制。他看得很清楚，说到底，《租借法案》与一般的银行信贷相比，并无太多新颖之处。“当一个家伙想要把自己手中的闲置资源撇到一边时，这些资源其实并没有退出流通市场。我们乐于看到的是，它们可以为那些需要它们的人所用。”凯恩斯说。现实中，在美国对德、日宣战的前一年，美国的坦克与战机陆续横穿大西洋来到了英国。远离硝烟的美国人或许用不上它们，但是身处战火中的英国人却急不可耐地想要得到这些军备。而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后，供给充沛的美元或许也可以为其他需要为战争融资的反法西斯国家贡献力量。基于同盟国对军备与物资的迫切需求，租借计划成为美国向其他国家提供援助的主要手段。事实证明，《租借法案》的实践稳定了战时反法西斯同盟国家之间的国际贸易往来。另外，它还为战后世界经济复苏留有了足够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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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和平年代，国际收支均衡状态亦需要以贸易往来的平稳发展为支撑。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凯恩斯又一次将他在1930年出版的《货币论》一书中提到的成立“超国家银行”（即国际清算同盟，以下简称“同盟”）的方案搬了出来。各国央行将在“同盟”中开设往来账户用于国际贸易收支的结算。会员国家可以依据有一定弹性的固定汇率将本国货币兑换成由该“同盟”发行的国际结算货币。如果一国出现了国际收支逆差的情况，那么它有权按照规定的额度向“同盟”申请透支或提存，而额度的确定将以各国的对外贸易额为参考标准。另外，对于那些长期处于国际贸易逆差状态的国家，经“同盟”理事会的同意，该国可以对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进行调整，以期能够促进出口、平衡国际收支。同理，面对那些长期处于国际贸易顺差状态的国家，该国也可以在规定范围内采取使货币升值的措施。除此之外，按照凯恩斯的规划，各国存放在“同盟”的款项可以被另外一家拟成立的国际机构支用，用于开展战后救济与重建工作。相应地，这笔被支用的款项将会得到一笔利息回报。

更重要的是，凯恩斯的方案给出了各国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的动机。对于那些在国际贸易往来中有所结余的国家，凯恩斯建议它们可以将其储备头寸的5%~10%投入“同盟”的日常运营。另外，那些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可以向该机构申请外汇资金贷款。至于贷款利率的高低，则取决于它们的借款金额与国际信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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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将他的方案在经济学家与政客的圈子里传阅。面对批评声音，他都酌情给出了相应反馈。有人质疑凯恩斯提出的国际货币合作方案太过被动。就此，他细化了具体条款的约束限制。他期望，通过资金融通额度限制、惩罚性措施安排与借贷利率的确定，激发会员国家维持本国国际收支平衡的动机。另外，他不仅承认，会员国家有必要为这一国际货币合作机制植入限定条款，也强调为政策调整留有弹性空间的必要。这样一来，各会员国家在追求国内经济繁荣的同时，也会有意识地在国际贸易发展的进程中扮演一个积极的角色。正如凯恩斯与罗斯福会面时两人达成的共识：促进各国经济繁荣与国际贸易稳定发展正是任何一类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题中应有之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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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11月27日，正在美国军方向其太平洋驻军发出紧急警告之时，凯恩斯的方案已经经过了数轮审议与修改。在这个战后国际货币合作方案中，包括：（1）成立一家国际清算同盟，保证会员国汇率的稳定性并促进世界贸易的发展；（2）成立一家国际性的贷款银行，为贫穷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以促进世界各国共同繁荣。另外，在该方案的规划下，该货币合作组织将有权发行一种新型世界货币，而其发行量则将取决于世界贸易总额。

凯恩斯曾经的学生、如今的批评者丹尼斯·罗伯逊在通读了该方案后，致信凯恩斯。在信中，罗伯逊对该方案丝毫不吝溢美之词。他认为，这一方案为美、英两国间的国际货币合作协商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框架基础。罗伯逊相信，在限制性条款与汇率调整弹性空间的双重保障下，该方案周全地考虑到了债权国与债务国两方的利益。另外，他还表示，凯恩斯的方案确保“英国政府抓住了协商议题的关键，这让我们在处理与美国人的分歧时，可以拿出更好的论据与他们据理力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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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说，当摩根索在1941年12月14日吩咐怀特起草一份国际货币合作方案时，凯恩斯已经有了一份美国政府理想中的方案。正如罗斯福设想的一般，这份方案包括了一个宏大的国际合作计划。“在最不济的情况下，该计划至少也将确保‘反法西斯战争取得胜利’。”凯恩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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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后的年月里，美、英两国曾就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发起人的名号应该授予谁而争执不休。美国财政部官员们声称是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在1941年12月13日的深夜想到了打造一个国际货币合作机制的点子。而他隔天一早就唤来了怀特，并命令后者据此设计出相关方案。甚至，按照怀特的一位财政部同事的说法，怀特在1941年夏天就已动笔撰写该方案。另一边，英国学者们也不甘示弱。他们坚称，凯恩斯早在1940年11月时就已开始构思他的方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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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论发起人的桂冠应该花落谁家，双方的追溯说辞都不足以涵盖这一方案诞生的全部历史。事实上，早在20世纪40年代以前，凯恩斯与怀特就已分别在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并且，二人也非凭借一己之力就收获了工作成果。他们都亲身经历了银行家与政策制定者们对现实货币制度的改良型探索。借此之机，二人也都在试图为货币制度改革的实践提供理论依据支持。

回顾凯恩斯方案形成的过程，在“二战”爆发前，他撰写的每一部经济学著作都曾对打造国际性的货币合作组织的议题有所涉及。早在1913年出版的第一部经济学著作《印度通货与金融》中，他就已经提出了各国货币制度退出金本位制之后应何去何从的方案。其后，基于早年学术研究的成果，凯恩斯又在1923年的《货币改革论》与1930年的《货币论》中再次阐述了这一新型货币制度的运作机制。接着，他见证了罗斯福政府的货币改革实践。不论是给予赞扬还是指出问题，他都在试图为该改革举措提供理论依据。并且，凯恩斯本人的经济学主张也的确在罗斯福的货币改革实践中发挥了作用。

至于怀特，他在1934年就曾提出利用巨额的外汇稳定基金熨平短期汇率剧烈波动、赋予黄金象征性价值的主张。和凯恩斯一样，他的主张也脱胎于对美国政府货币改革实践的考察。毕竟，在初入财政部之时，他的工作职责是出具理论依据，论证罗斯福货币改革措施的可行性。

如果不曾经历金本位制自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面对的货币危机以及罗斯福的货币改革实践，不论是凯恩斯还是怀特，恐怕都无法萌生成立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想法。如果说是大萧条点燃了二人思想的火花，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则提供了他们将想法付诸实践的可能。虽然在此之前两位经济学家就已经向本国政府发出了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呼吁，但现实并没有为这一倡议提供实践的沃土。好在在战争爆发之后，《租借法案》为以非货币形式进行结算的国际贸易方式提供了借鉴。另外，《租借法案》还向世界证明了，在没有金本位制的黄金支付约束下，国际贸易同样可以保持稳定发展。

这样看来，无论将发起人的名号归于凯恩斯还是怀特、英国还是美国、经济学家还是政客，都是一项没有意义的区分。虽然双方并未紧密共事，但是他们却不断将彼此的经验教训融入到了自身的政策研究与实践工作当中。另外，不论将政策的落实归功于罗斯福新政还是“二战”的爆发，这种划分同样也没有必要。正如凯恩斯在1940年末提到的，世界范围内的社会安定才是战后国际秩序重建计划的首要目标。

虽然美国政府没有明确言明，但是正如他们在1933年参照了凯恩斯的经济学主张而采取扩张性的经济政策一样，罗斯福在战后国际货币合作的议题上再次遵循了凯恩斯的建议。珍珠港事件发生后的数月里，美国政府将《租借法案》发展成了一个成熟的国际援助机制，就连意识形态另一端的苏联也成为接受援助的重要对象。

1942年1月1日，在美国正式参战三周后，美、英、苏等26国代表在华盛顿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宣言》。按照《联合国宣言》的约定，各签字国将认同此前的《大西洋宪章》的宗旨和原则。英国首相温斯顿·丘吉尔为此专程访美。他与来自中国和苏联的代表一同在罗斯福的办公室内签署了这份宣言，而其他22个国家的代表则在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的办公室内走完了签字流程。《联合国宣言》的发表意味着《大西洋宪章》中提到的崇高目标将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家的共同目标而享有法律地位。遵循《联合国宣言》的约定，为促进经济繁荣，各国将在国际贸易方面享受平等待遇，并且约定在战后成立一个国际性经济合作机制，以帮助世界各国实现劳动生产率水平提高、经济进步与社会安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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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反法西斯同盟的正式成立，在如火如荼的战事之下，美国政府迅速采取措施，他们要为理想的实现付诸行动。1942年春天，罗斯福政府与苏联方面签订了第一协议期的租借协议。并且，这份协议中还纳入了1941年美、英谈判时涉及的一项条款，即为了实现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租借协议的签署国应承诺在战后参与到国际性经济合作体系的建设当中。一位国务院官员曾就此写道：“这一条款将促使苏联政府在时下与未来都能就经济事宜与我方达成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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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6月11日，经过数轮协商与修订，苏联与美国续签了第二协议期的租借协议。按照新的租借协议规定，苏联向美方承诺，将“为了改善世界各国经贸往来关系”，而参与到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建设工作当中。另外，该协议还囊括了一项条款，即两国将尽早对成立战后国际合作组织的议题进行协商。相应地，接受租借协议援助的其他国家也与美国就相似条款达成了一致。直至1943年春天，美国已向包括比利时、中国、波兰、希腊、挪威、瑞典、南斯拉夫等国在内的政府、流亡政府与抗击侵略者的武装力量提供了军备与物资的援助。另外，澳大利亚与新西兰两国政府也对《联合国宣言》的基本原则表达了赞同。虽然加拿大并非租借协议的受援国，但是该国政府也承诺将参与到战后和平世界的经济合作中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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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此，租借体系不再只是凯恩斯笔下的国际贸易往来的新型模式，它成为促使世界各国主动维护世界和平的动因。反法西斯同盟国家抗击的不只是法西斯主义挑起的侵略战争，它们还要为实现一个全世界各国人民都有权享有自由与福祉的崭新世界而共同奋斗。

如今，租借协议的签订让反法西斯同盟中的成员国家成为站在同一条船上的利益共同体。正如罗斯福此前说过的——威胁邻居家安危的火灾同样也是你自己的威胁。如果你不打算亲自上阵灭火，那么起码为了自己的安危，你也应该把自家的橡胶水管借给你的邻居。这也就是说，英国抗击纳粹的战争同样也是美国人民反法西斯的战争。同理，当苏联开辟了“二战”的欧洲东线战场时，美国人也应当伸出援助之手。因围攻斯大林格勒而丧命的德军士兵自然无法再驻守德军在西线的大西洋壁垒；而美国的坦克与其驻守在西线等待德军的进犯，不如被运往苏联，增强东线反法西斯军队的火力。

另外，《租借法案》不仅为这一利益共同体解决了当下的紧要需求，它还向反法西斯国家同盟提供了未来和平时期的合作样本。在开放经济的时代，如果一国遭受经济衰退的打击，那么其他国家也不免受到影响。因而，一国在为了经济繁荣而战的同时，也需要向经济实力薄弱的国家提供援助。如果1美元的开销可以在美国以外的其他国家享有更高的经济回报，那么这笔开销将有可能为美国商品市场带来更多的外国消费者，其给美国经济带来的回报很有可能会超过这1美元的价值。

然而，理想与现实难免存在不小的差距。出现在《大西洋宪章》《联合国宣言》与租借协议中的民主与人权的基本原则虽然口号响亮，但是同盟国的实践却并不那么尽如人意。当时，美国参战的部队依旧实行种族隔离制度，英国也仍在世界各地占领着大片殖民地。另外，在约瑟夫·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自由与民主的崇高理想惨遭残忍杀戮与极权主义政权的践踏。

或许，站在苏联的立场上讲，为了得到军备与物资援助，苏联政府恐怕会与西方国家签下任何一份协定。但与此同时，他们并不觉得自己需要受到这些限制条款的约束。应该说，美国政府本可以在苏联国土安全受到严重威胁之际，狮子大开口地向苏联提出一些颇为激进的协议条款，但是美国却没有这样做。罗斯福政府想要打造一个远离大萧条经济打击的和平世界。为此，他们以挚诚之心，向苏联提出了他们已向其他反法西斯国家提出的恳请。

虽然如此，苏联人对待和平谈判的心态却更加模糊。但是，不管宏观局势进展如何，他们想要接近一位美国方面的谈判官员的意愿却非常强烈：莫斯科想要得到来自怀特的线报。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摆在眼前的最大障碍却是苏联自己的一位情报人员——瓦西里·扎鲁宾（VasilyZarubin）。作为克格勃的高级情报官员，扎鲁宾一直坚称，苏联方面无法从怀特那里得到帮助。

在珍珠港事件爆发前后的一段时间里，扎鲁宾被苏联方面任命为克格勃在美国特务工作的总负责人。按照要求，他的首要工作职责是修复并重建因“斯大林大清洗政策”与《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崩塌的苏联间谍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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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资料显示，在克格勃的莫斯科总部发给扎鲁宾的头几封密电里，莫斯科情报部门的高层就曾指示扎鲁宾一定要设法将怀特发展成为克格勃的线人。克格勃总部向扎鲁宾提供了一个名单，名单上的人都是有望成为克格勃线人的人选。这其中包括了经济学家劳克林·柯里、小说家厄内斯特·海明威以及怀特。在密电中，怀特的代号是“法学家”（Jurist）。在一份密电中，克格勃总部曾提到，作为内森·格雷高里·希尔维斯马斯特朋友圈中的一员，“‘法学家’是这个小团体里最具利用价值的成员。由于他与摩根索在工作上有密切接触，他所能发挥的作用非常巨大……所以，我们有必要将他发展成为我们的线人，使他可以向我方提供财政部最高决策层的重要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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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着一张娃娃脸的扎鲁宾虽然乍一看很是温和，但实际上是一个残酷无情的长官。就连他身边最熟识的间谍都曾给出了这样的评价：“扎鲁宾是个粗人，缺少教养，他甚至动不动就口出恶言。对待工作，他有时毫不谨慎，有时却令人厌恶地遮遮掩掩。”而同样身为苏联特工的扎鲁宾夫人也和扎鲁宾有着相似的秉性。据传，在结婚前，她曾按照上级的指示，以色相诱骗了一位托洛茨基分子，并且直接导致后者被处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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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斯大林黑暗统治下的施暴工具，扎鲁宾曾任职于波兰科兹尔克的战争监狱。在这里，克格勃的官员们曾处决了数千名波兰战俘，并将他们的尸体堆起，草草埋在了卡廷森林深处。为了掩盖自己的罪行，斯大林统治下的苏联政府将“卡廷惨案”归罪到了德国纳粹的头上。而在1941年，扎鲁宾奉命来到美国时，他的另一项任务就是为苏联政府守住这个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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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宾是个聪明人，他很清楚，一旦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办事不力，将会是什么下场。很多时候，他们甚至需要根据斯大林的喜好，选择性地向克格勃总部汇报刺探到的情报。扎鲁宾一直记得，他的上司是如何冒着被处决的风险向斯大林告知了一个事实——希特勒打算撕毁两国之间的互不侵犯条约，进犯苏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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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来到美国时，已经为斯大林料理了太多肮脏事的扎鲁宾俨然一个铁石心肠的专业特工了。更重要的是，他还懂得该如何取悦莫斯科高层。但即便如此，他仍一遍遍地告诉上级，对于拉拢怀特一事，他无能为力。

苏联代表于1942年1月在华盛顿与其他25国代表共同签下《联合国宣言》时，克格勃总部曾嘱咐扎鲁宾，“‘法学家’是我们非常重视的‘实习生’（苏联间谍组织对特工的特别称谓）”。按照总部的命令，扎鲁宾应派出手下取得希尔维斯马斯特的信任，并借机接近怀特。随后的几个月，正值美、苏两国就租借协议展开协商的时期，克格勃总部仍在不断敦促扎鲁宾尽快完成情报刺探工作，特别是来自希尔维斯马斯特朋友圈中的情报。苏联方面需要的情报包括美国政府关于租借协议的一切细节、盟军是否会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战后欧洲的重建计划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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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怀特的工作职责，他的确掌握了大量苏联人需要的信息。但是，有悖于上级的指示，克格勃在美国的行动小组并未有所行动。扎鲁宾直言不讳地表达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克格勃总部对于怀特的看法是“一场彻头彻尾的误会”——“虽然他被视为‘有价值的特工’，但是他既无法成为我方的特工，我们也几乎难以亲近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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扎鲁宾曾说过，“怀特既不堪压力，又懦弱无为”。在他眼中，怀特不过是一个追求个人仕途荣耀的野心家，从他身上完全看不出任何共产主义觉悟。虽然扎鲁宾一再表示行动的无望，但莫斯科仍不愿放弃拉拢怀特的可能。克格勃总部告诉扎鲁宾，有消息显示，怀特“曾一度是我们邻居（指格鲁乌）的线人。因而，他起码应该能够为我们所用”。在当时，前格鲁乌特工惠特克·钱伯斯向美国政府披露的报告并未被公开。而即便这份报告被公之于众，其中也没有怀特的名字。虽然如此，可是仍有不少身在美国的特工克格勃对怀特向格鲁乌提供线报的事情表示知情。在1942年11月的一份密电中，克格勃总部再次向扎鲁宾发出明确指令——派一位苏联间谍接近怀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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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是，即便面对克格勃总部的命令以及怀特可能曾是格鲁乌线人的事实，扎鲁宾依旧固执己见，视拉拢怀特为一条死胡同。1943年2月，扎鲁宾致信克格勃总部，“显然，出于保护个人仕途的原因，怀特已鲜少与希尔维斯马斯特谋面。他看上去已经彻底忘记了自己曾经的左翼观念。我们无法接近‘法学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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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在美国参战的第一年，在怀特奉命起草战后国际合作方案并履行摩根索派给他的其他外事任务时，苏联方面没有从怀特身上得到任何有用的信息。就这样，怀特暂时躲过了克格勃的“叨扰”。

作为对摩根索提出的要求的反馈，怀特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拿出了一份详细的研究报告。在这份规划战后国际合作的报告中，怀特提出了成立国际稳定基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通称“世界银行”）的设想。在文中，怀特务实地将两家国际机构暂时称为“这家基金”与“这家银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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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份方案中，怀特承接了凯恩斯方案的基本假设：国际贸易发展不存在自发的均衡，过去国际金本位制的教训已证明了这一点。因而，怀特期望，计划中的国际稳定基金可以抚平各国在国际贸易往来中遇到的短期失衡，进而形成可管理的稳定状态。在该基金的运作规定下，各成员国仍实行外汇平价制度，即一种可调整的盯住汇率制。而在汇率调整的弹性空间之外，各国可以为追求本国经济繁荣而适当调整与他国货币的法定汇率水平。

除此以外，这份方案还格外强调了邀请苏联加盟的重要性。虽然怀特也承认，“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与资本主义体制存在差别，但是苏联人的参与将令该国际机构更好地发挥作用，而苏联自己也将从中获益”。更重要的是，“如果苏联不能加入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与经济秩序的建设当中，那么难以想见，这个强大的国家会为了破坏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做出什么”。所以，在怀特看来，这家基金起码能起到遏制苏联作恶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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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说方案中有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设想，怀特在这上面投入的精力要远胜于凯恩斯。其实，早在战争爆发前，怀特就曾奉命起草一个泛美洲银行的方案，以此为落后的中南美洲国家提供中长期贷款。面对纽约私人银行家们的强烈反对，为了实现西半球各国共同发展的目标，美国政府一直在艰难地推进着该方案的落实。助理国务卿阿道夫·伯利曾在1941年表示，计划中的泛美洲银行将取代国际私人资本，成为为经济落后的国家提供发展助推力的重要工具，而贫穷国家的经济提振又将支持国际贸易发展与世界经济繁荣。然而在当时，由于罗斯福货币政策的长期反对者，如卡特·格拉斯与伦道夫·伯吉斯的坚决阻挠，泛美洲国家的计划并未实行。所幸，泛美洲银行的行动宗旨与精神被怀特妥善地嫁接到了规划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工作当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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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特的方案中，国际稳定基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将在致力于改善贫穷国家经济现状的工作上携手共进。1942年1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美洲会议上，美国官员们抛出了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方案。他们向中南美洲国家的与会代表们勾勒了一个世界经济共同繁荣的蓝图，并且在会上积极地谋求中南美洲国家对该方案的支持。随后的两年里，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多次南下拉丁美洲各国，他们的职责是向各国政府充分说明该国际金融合作方案的运作机制与行动宗旨。在这些出访的财政部官员中，除了怀特本人，还有一位出生于比利时且会说西班牙语的经济学家——罗比特·特里芬（Robert Triffin）。“盲目坚持金本位制的惨痛教训已经证明，”特里芬在当时曾提到，“这一国际货币制度对于贫穷国家来说，具有根本性的破坏力。”此时，美国人向拉美国家伸出了援手。拉美国家参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的热忱终于被唤醒，他们希望借加入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机会，实现本国货币制度的现代化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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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怀特在提交给摩根索的报告中写到的：“我们需要为和平世界营造一个生产力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得到改善的良好经济环境。”进而，一个经济繁荣的世界将有助于“民主政治体制的健康发展”。在怀特方案的规划下，国际稳定基金将起到“稳定各国汇率水平”的作用，从而确保国际贸易的发展；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则将以适宜的利率水平为贫穷落后的经济体提供信贷支持。

虽然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的必要性在于私人资本难以为发展中国家提供充足而低廉的建设贷款，但是，怀特仍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业务范畴做出了谨慎限制，以防止其阻碍私人资本正常国际业务的开展。按照怀特的计划，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仅向那些提交了内容详尽的用款申请的国家发放贷款。并且，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只可用于生产性目的，不能用于偿还该国的其他欠款。当然，为了不给债务国家带来太多负担，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贷款多为长期贷款，并且还款期限安排较为灵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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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特与凯恩斯二人的方案在机构设置的安排上大致相同，但是在一个关键问题上，二者的方案却出现了分歧——国际稳定基金（也就是凯恩斯方案中的“国际清算同盟”）的运作资金从何而来？在凯恩斯的方案里，他计划打造一种新型世界货币。这个在日后被命名为“班科”（bancor）的货币单位，从字面上的理解来看，就是“银行黄金”（bank gold）。虽然“班科”用黄金计价，但是和美国国内的货币政策安排相仿，会员国可以用黄金换取“班科”，却不可以进行反向操作，用“班科”换取黄金。并且，“班科”的使用范畴仅限于该货币合作体系以内。作为可以被成员国家广泛接受的新型国际结算货币，“班科”的出现将有助于建立经常项目的多边支付制度。举例来说，在多边贸易往来中，如果A国家既是它东边邻国的净出口商，又是它西边邻国的净进口商，那么A国家就可以使用从东边邻国赚取的“班科”，与西边邻国进行结算。在这种情况下，A国家既不用进行二次结汇，也无须拿出自己的黄金储备用于支付国际债务。当然，如果一国需要动用超出本国储备金额的“班科”，那么该国家需要支付相应数量的黄金用来兑换“班科”。

正如罗伯逊在写给凯恩斯的信中说道：“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黄金储备不用支付给任何人？这可真是个古怪的想法。但这种想法不正好也是一个巧妙的反证吗？”因为这样一来，困扰国际贸易稳定发展的黄金支付难题就得以迎刃而解——自此黄金将长眠于银行金库，取而代之的则是更为可靠的新型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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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国际贸易多边支付的便捷性优势以外，按照凯恩斯的设想，“班科”的发行规模将随着全球贸易总额的大小而增减。并且无论如何，“国际清算同盟”都将确保“班科”的数量能够满足国际贸易的发展。

作为比照，怀特方案中国际稳定基金则以基金制运作为基础。并且，该基金由会员国按照规定的配额以黄金储备与本国货币的形式缴纳。怀特提出，战后各国应效仿美国在1933年时的做法——在国内退出金本位制，将黄金统一交由货币当局管理，以备国际结算之需。怀特明白，为了能够为出现短期国际收支困难的国家提供紧急资金融通，该国际稳定基金的规模需要相当庞大。但是，有悖于凯恩斯提出的打造新型世界货币的方案，怀特则坚持认为该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运作经费与融通资金都应由会员国以黄金与本国货币的形式认缴。

尽管怀特讽刺了打造新型世界货币的想法，但令人奇怪的是，他在报告的最后竟又得出了支持确立新型世界货币的结论。怀特承认，虽然国际金本位制已经被证明是一种难以维系的货币制度，但是国际稳定基金仍可以“在黄金储备的基础上”发行自己的基金货币。怀特明白，相较于打造新型世界货币，如果选择将某一国家的货币确立为国际结算货币，那么该国将在国际贸易中享有不公正的优势地位。所以，他暗合了凯恩斯的观点，该新型世界货币应以黄金计价，或者其价值也应以由一揽子商品的价值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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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怀特在一定程度上认可了凯恩斯有关“班科”的设想，但是起初，他却并没有提出相近的实施方案。考虑到在当时，美国不仅是世界上黄金储备排名第一的国家，美元也是广受世界各国认可的国际贸易结算货币，因而，美国人无须再依靠一种新型的世界货币来解决国际贸易问题。相反，在“二战”期间，英国经济受到重创，黄金储备消耗殆尽。所以，站在英国人的立场来看，时下有必要为国际贸易提供一种新型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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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的春天，怀特一直在不断调整、优化自己的方案。当他在5月重新将这份修订好的方案提交给摩根索时，凯恩斯的战后国际金融合作计划已经成为英国政府出具的官方方案。也正是在此时，英国政府开始向美国施压——各国应尽快启动战后国际合作的协商谈判工作。

5月15日，摩根索将怀特方案的概要呈给罗斯福审阅。在随附的一封信中，摩根索说道，这项战后国际金融合作计划不但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还具有巨大的战略意义——为世界经济和平发展谋篇布局的实践工作恰恰彰显了反法西斯同盟国立志要取得战争胜利的坚定决心。“没有任何举措比我们将理想付诸现实的实际行动更能够体现我们对于取胜的信心了……这项战后金融合作计划将把新政的经验成果推广到世界各地。”摩根索慷慨陈词。除此之外，这也是美国给其他反法西斯国家的一个保证：美国会在战后继续为世界各国人民的福祉做出努力。“在战争时期，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形成的这种‘高度合作’意识，将在和平年代得到继续发扬。”摩根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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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对怀特方案表示了支持，他嘱咐摩根索，该方案还需要得到联邦政府内部其他部门的支持。由此，怀特承担起了推销自己方案的责任。他需要说服商务部、国务院、美联储等部门的同僚接纳这一方案。在助理国务卿艾奇逊的建议下，摩根索意识到，他们有必要考虑到英国人的敏感情绪。虽然两次世界大战让英国失去了昔日世界霸主的地位，但是战后世界经济秩序的规划仍需要参考他们的意见。1942年8月，美、英两国交换了各自的方案。同年10月，摩根索与怀特亲赴英国，与英国版战后方案的制定者面对面地展开了磋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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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一抵达英国，怀特就告诉他身边的英国接待人员，“除了凯恩斯本人，我不希望和其他任何人就战后方案的事宜进行沟通”。然而，凯恩斯本计划要出席一场重要的会议并发表讲话。为此，他临时取消了自己的演讲安排，这样一来，他得以腾出时间赶赴美国驻英国大使馆，参加了一场私人会面。

两位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构建者终于有机会就各自方案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与协商。在与会的旁人看来，虽然这次谈判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并且双方在言语交锋间也产生了不小冲突。但是，英、美两国都向彼此充分说明了自己的立场。凯恩斯告诉怀特，美国方案中提到的国际稳定基金如果打算以会员国认缴的形式募集资金，那么该基金的规模将不足以维持各国汇率的相对稳定。但是，怀特解释称，虽然国际稳定基金规模有限，但美国国会绝不会支持掏出自己的腰包扩大基金规模的做法。闻此，凯恩斯决定采用迂回战术继续说服怀特。他首先认可了基金规模与各国认缴配额的关系。接着，他话锋一转，提出了自己的方案：如果怀特采纳了发行新型世界货币——“班科”——的建议，那么成员国家就不再需要以黄金与本国货币的形式向国际稳定基金注资。为此，怀特再次做出辩解，美国的政客同样也不会接受凯恩斯的方案。除非有真金白银被注入该国际货币合作体系；否则“国会不会同意美国参与该体系的运作”。

这一话题告一段落后，双方又就谈判议程展开了磋商。凯恩斯建议，英、美两国应先就方案达成一致，之后为“消除苏联不必要的猜忌”，再与苏联举行三方会晤。当三国达成共识后，再将方案与其他同盟国分享。但是，怀特也表达了自己的顾虑。他认为凯恩斯的建议把战后国际金融体系搞得像是“安格鲁—撒克逊金融小团体”一般。可是，凯恩斯坚持认为，如果将两份方案直接拿到所有国家面前一起讨论，那么协商的进程难以有效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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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本次磋商后不久，凯恩斯改变了他的看法。1942年12月，凯恩斯称：“世界级的经济议题无法在没有公共意见参与讨论的情况下出台。”至少，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框架设计应该为普通民众所知。“我们不能指望仅靠为方案补充上合理的细节，这些计划就有望实施。”到了1943年1月，美、英两国政府已准备好将它们各自的方案分发给其他同盟国政府。接着，1943年4月，该方案得以向公众公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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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同盟国仍在与轴心国展开激烈交锋，但在此时提出战后国际合作的方案却也并非不合时宜。在战争进程中，反法西斯同盟国腾出精力为战后和平世界勾勒美好愿景的做法不仅鼓舞了人们的斗志，也为同盟国创造了合作的动机。除了这些宏伟的预期目标，这一做法的背后还有一个更加务实的考量：鉴于战争耗时耗力，同盟国的官员们自然也就没有那么多精力花在谈判桌上你争我吵。这样一来，协商的议程反而可能加以推进。凯恩斯与怀特在伦敦会面后不久，同盟国在北非战场发起了反攻。1943年1月，当美、英政府正计划将各自的战后方案分享给其他国家之时，罗斯福与丘吉尔在北非国家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举行了会晤。罗斯福在会议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宣布，反法西斯同盟将把对轴心国的反击战进行到这三国“无条件投降为止”。

1943年春天，凯恩斯在英国国会上议院发表了一场呼吁开展战后国际金融合作的演讲。此前，乔治六世已向凯恩斯授勋，封其为蒂尔顿男爵。由于“男爵”（Baron）的发音与“不育”（Barren）一词的发音相近，凯恩斯干脆自嘲地称呼自己为“不育的凯恩斯”（Barren Keynes）。原来，凯恩斯与妻子莉迪亚婚后一直膝下无子，而莉迪亚经历了至少一次流产。于是，凯恩斯可以说是以一种略带苦涩的喜悦接受了自己的封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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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借由自己晋身英国贵族阶层的机会，凯恩斯继续在英国政界极力推销自己的战后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凯恩斯告诉他的同僚们，不要将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计划归功于某个人，这是融汇了“集体智慧”的一项方案。为了赢得更广泛的认可，他提炼了这一方案的概要。“如果用一句话来概括成立国际清算同盟的首要目标，那么就是让各国通过出口赚得的外汇可以在世界任何国家消费；如果用国际贸易领域的术语来解释的话，这就是一个多边清算体系；而换成直白的英语来表达的话，那就是a universal currency valid for trade transactions throughout the world（可以在国际贸易往来中广为应用的世界通用货币）。依靠国际清算同盟的多边清算体系，世界贸易将得以顺利发展，各国经济将有望实现共同繁荣。”

当下，英国将凯恩斯提出的新型世界货币称为“班科”；美国人则将怀特计划中国际稳定基金计划可能创设的货币称为“尤尼它”（Unitas）。但是凯恩斯认为，这两个名字都说不上有多好。他相信，罗斯福与丘吉尔二人一定可以为这一新型世界货币想出一个好名字。当然，如果说二人还能腾出时间考虑这个问题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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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凯恩斯选择性地忽略了一个事实：美元也许就是世界通用货币的代名词。事实上，美元也的确具有凯恩斯设想中的世界货币的属性——人们可以用黄金换来美元，但却无法进行反向操作；另外，虽则名义上美元尚未成为世界通用货币，可在很多国家，卖方都愿意接受以美元结算的付款方式。

再来看怀特的方案，按照他的计划，国际稳定基金的会员国应该按照既定配额向该基金认缴会费。这一配额不但决定了在出现国际收支困难时该国可以得到的资金援助额度，它还以投票权比重的形式体现了该国在稳定基金中的话语权。因而，各国不免都希望能够得到更高配额。1943年初，怀特命令他手下的一位经济学家——雷蒙德·迈克塞尔（Raymond Mikesell）创建一个公式，计算出各国在基金里的配额。从理论上讲，任何经济变量都有可能被纳入该公式——黄金储备、对外贸易额、国民收入等。但是怀特告诉迈克塞尔，他不关心这个公式的合理性，他只看重结果。“他（指怀特）没有对公式中各变量的权重提出任何指示，”据迈克塞尔回忆，“但是怀特把他想要看到的结果提前告诉了我：‘通过这个公式的计算，美国配额应为29亿美元左右；英国（包括其殖民地）大概为14.5亿美元；此外，紧随其后的应是苏联和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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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怀特的要求，迈克塞尔表示不满。他认为怀特提出的配额排名不符合任何经济学逻辑。举例来说，他告诉怀特，从任何经济指标来看，法国所占的配额都应该大于苏联和中国。对此，怀特的回应是，“我可不在乎法国的排名”。迈克塞尔终于意识到——各国在基金中配额的大小只关乎其国际政治地位，排名实际上反映了反法西斯同盟国家各自所能发挥作用的大小。迈克塞尔明白，此时，政治力量优先于经济逻辑。他按照怀特的要求，列出了一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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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充分考量了美、英两国冲突的焦点之后，罗伯逊向凯恩斯提出了一个新的建议——将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有机结合，以满足各方需要。当时，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其他国家都在抱怨：他们在国际稳定基金（或者按照凯恩斯的说法，即国际清算同盟）中的配额太少。但是即便如此，一想到其他国家那令人担忧的外债偿付能力，美国国会议员与政治评论员们反倒认为基金总体规模还是越小越好。摆在眼前的问题是，怎样才可以做到既让其他国家满足自己的基金配额，又让美国人接受一个规模庞大的基金方案。为了化解两方的冲突，罗伯逊提出，应该将美元确立为该国际稳定基金的主要储备货币。想来，以美元作为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结算货币，美国人会安心很多。由此一来，怀特计划中的基金制方案与凯恩斯计划中打造世界货币的提议被恰当地融合在了一起。罗伯逊甚至将这个新的方案戏称“怀恩斯计划”（Whines Plan）。这下，美元似乎即将一跃成为公认的世界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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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消除美国人的担忧并让国际债权人放心地将资金贷给出现国际收支困难的其他国家，各方已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争议仍然难以平息。随着方案被公之于众，反对的呼声不绝于耳。

1943年春天，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被公之于众，围绕着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建设问题，不论是支持还是质疑，各国都做出了热烈回应。到目前为止，各国的关切主要围绕着两个疑问展开：该国际组织运营的技术性障碍与美、英两国方案间的分歧。虽然反对的呼声不断，但是富兰克林·罗斯福还是在积极寻求多方支持。当下，就连贫穷国家也有了和美国谈判的资本。为了在国际上拉拢更多的支持者，罗斯福政府不得不接受它们提出的条件。对于大多数拥有一定话语权的参与国来说，它们对该国际金融体系有三项期许：（1）通过签订某项国际协定，让国际金本位制退出历史舞台；（2）该国际金融体系应保留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各自的优越性；（3）参与国能够从中得到切实好处。特别地，对于那些贫穷的国家而言，它们还额外表达了盼望本国经济发展提速的渴求。

好比说，1943年4月，当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传到中国时，中国当时的国民党政权与共产党人都在表态支持的同时，提出了中国自身的诉求。当时中国最具影响力的报纸之一——《大公报》还特别发表社论，号召国际社会应避免重犯1919年巴黎和会的错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和平谈判中，各国都没有意识到开展国际经济合作的重要性”。另外，在文中，作者还表达了对此次战后国际合作的期许，“这次战后国际合作不应只是少数强大国家的盛宴”，各国都应从中有所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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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在中国，国民党政权的一位顾问也提到，国际经济合作的方案为战后迫切的经济重建任务提供了思路。并且，在协商谈判过程中，中国终于有机会表达自己在世界舞台上的诉求。虽然美国当时有着全世界第一的黄金储备，但是中国的这位顾问也提到，“如今的金本位货币制度已与其1914年的模式有着显著差别”。同一时间里，怀特也再次强调了黄金在国际收支结算中的重要性。虽然他也认为，不应让黄金的支付功能约束国际稳定基金政策效力的发挥。但是，黄金仍应在该国际金融体系中发挥作用。“相比英国的方案，美国的方案中以黄金与各国货币认缴国际稳定基金配额的条款更契合中国社会的内在心理需求。”这位顾问写道。更重要的是，对于那些国土遭到敌国占领的国家而言，意在提供战后救济与重建援助的条款才是其核心诉求。站在中国的立场上来讲，它们想要获得更多物质上的援助——具体来说，中国急需小型船只与原油；除此之外，中国政府还需要整修全国铁路系统的资金。总的来看，中国将从参与该国际金融体系中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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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理，饱受战争摧残的法国、苏联、南欧诸国同样也希望能够得到战后救济与重建资金的援助。另外，从拉美国家与其他落后地区国家的角度来看，它们期待得到基础设施建设与经济现代化方面的资金与技术支持。对于上述国家而言，它们从战后国际金融体系中得到的好处显然要远大于它们此时的付出。但是，它们却在此时牢牢把握住了与美、英两国谈判的资本——以反对加入战后国际金融合作组织为要挟，换来本国所迫切需要的援助。

此时，罗斯福政府的远大抱负不仅受到国际势力的要挟，国内的反对派也在向政策制定者们发出诘问。当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看到了国际合作的新希望时，在美国国内，怀特计划与凯恩斯计划的批评者们则将其视为外国势力左右本国政治的威胁；当新兴国家期盼着世界经济实现共同繁荣的美好愿景时，反对者则预料到了国际债务人的不负责任；还有就是，当那些精通经济学理论的学者提出国际货币制度的变局之时，保守派人士则预言了通货膨胀失控的可怕局面。

作为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强硬反对者，在战时被授予“准将”军衔的统计学家伦纳德·艾尔斯（Leonard Ayres）将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研究成果提交给了美国银行家协会下设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他对该国际合作方案涉及的外国因素提出了质疑；他甚至也质疑英国在其中扮演的角色。艾尔斯认为，虽然美、英两国的计划都提出了打造国际合作组织的设想，“美其名曰，这个计划是在为世界各国谋求福祉，并为各国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建议”。但是罗斯福政府应该“首先料理好联邦政府的本职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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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内反对者的心中，凯恩斯鼓吹的赤字支出政策必须被终结；同时，有关打造新型世界货币的理想也需要被彻底浇灭。1943~1945年，这类观念得到了美国金融界人士的广泛支持。当时，纽约银行家、泛美洲银行的坚决抵制者沃伦·伦道夫·伯吉斯成为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主席。曾经任职于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他使出了浑身解数阻挠该计划的顺利开展。

随着讨论工作的推进，来自国际舆论的反对呼声也在聚集势力。在伦敦，《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
）提出，由于怀特提出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中没有明确提出打造新型世界货币的条款（该基金的运作经费与融通资金由会员国以黄金与本国货币的形式认缴），所以这里存在一个不容忽视的风险：在当时，许多国家都在与美国的贸易往来中存在逆差，并且大多数贸易合同都以美元作为结算货币；所以，作为广受接纳的国际结算货币，美国的贸易对手国手中的美元可能出现枯竭。一旦怀特计划中的国际稳定基金出现了美元匮乏的情况，尚无后备方案可以妥善解决这一问题。反观凯恩斯提出的“国际清算同盟”的主张，“班科”的发行将使该国际货币合作组织避免出现钱荒的窘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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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6月，英国财政部的官员们低调抵达华盛顿，和其他国家的谈判代表一样，他们想要与美方代表就方案的细节进行非正式讨论。为了避免媒体的过分关注可能会影响到谈判的顺利展开，这些会议的召开鲜为外界所知。

这一次，凯恩斯并没有亲赴美国。英国政府派出了弗雷德里克·菲利普斯（Fredrick Phillips）与丹尼斯·罗伯逊作为谈判代表。会上，二人反复向怀特与其他美国官员提出同一个问题：美国是否能够接受在自己的方案中采纳凯恩斯的部分提议，允许国际稳定基金发行自己的世界货币？

对此，怀特给出了一个明确的答案：“不行，各国都需要向该基金缴纳会费。”他很清楚，美国民众不会接受国际债务人以一种新型的货币形式偿还他们的欠款。在美国民众看来，凯恩斯计划中的世界货币“班科”的价值并没有美元可信。虽然怀特拒绝了英国人的提议，但与此同时，他也向英国方面做出了保证：不论美国舆论会作何反应，美国版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中将不会以号召各国回归国际金本位制作为目标。至于《经济学人》杂志所提出的有关基金中美元储备可能出现枯竭的疑虑，怀特则认为对此不必过分担忧。由于美国以世界经济复苏作为赌注，在战后加大海外投资力度，所以其他国家政府与个人手中多少会握有一些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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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怀特与英国代表就战后国际金融合作方案进行商议的同时，其他国家的代表也在积极寻求与美国就谈判的价码达成一致。来自智利、厄瓜多尔、海地、乌干达以及埃及的谈判代表已来到了华盛顿。另外，捷克、丹麦、法国、希腊、卢森堡、挪威等国的代表也已抵达美国。虽然这些欧洲国家的国土仍被轴心国占领，但是各国都成立了拥护民主制度的流亡政府。目前，联合国尚未正式成立，而这些国家的民主政权同样也暂时还是一个概念。对于他们来说，谈判的立足点在于扩大本国的基金配额。正如罗伯逊在写给凯恩斯的信中提到的，为了做到既满足各国对自身基金配额的要求，又不至于引发美国债权人的不安，国际稳定基金应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用于各项国际债权债务关系的支付。随着夏季讨论的继续，以美元作为储备货币基础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已得到各国的初步认可。

至于苏联方面，由于苏联政府并没有派出专业的经济学家参与讨论，所以怀特与苏方代表的沟通尤为困难。作为苏联政府的代表，驻美大使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对经济学可谓一窍不通。怀特则干脆认为葛罗米柯完全无法理解国际稳定基金的运作机制。于是，他试着劝说苏联再派一位更加专业的代表参与讨论。然而，葛罗米柯却坚持要将相关材料带回莫斯科供苏联专家分析。这种情形之下，美、苏两国的谈判进展缓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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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经过对方案的初步讨论，意见的天平果断地倾向了怀特计划。虽然各方代表对凯恩斯计划给予了高度认可，但是由于美国社会的反对，它在政治上尚不可行。瑞典央行行长伊瓦·罗斯（Ivar Rooth）曾在一份报告中提到，就连他在美国联邦储备体系内部的友人都认为凯恩斯的方案更加明智；但即便如此，美国人还是会选择怀特计划。按照罗斯给出的解释：美国银行家们的担忧在于，如果他们接受了凯恩斯的方案，那么他们极有可能成为“班科”的最大持有者，而他们压根就不相信“班科”的货币价值稳定性。另外，由于“班科”的发行规模将随着世界贸易额的提高而变大，美国银行家们不免担心，作为贸易顺差大国，美国可能会因为持有过多外汇储备而引发输入性通货膨胀。站在这个角度考虑问题，他们仍会选择支持怀特计划，毕竟后者“已经为各国认缴配额划出了一个既定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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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典人的评述揭示了怀特一直以来与英国代表的分歧所在——如果罗斯福政府希望在此事上得到国会的支持，那么政府需要向国会证明：国际稳定基金存在内部约束，不致流动性泛滥。

除美、英两国充分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外，其他国家也积极参与到了讨论中。在金本位制下受害不浅的法国提出了一份较为保守的方案。在他们眼中，就连怀特的基金制方案也太过激进。法国人提出，该国际货币合作组织应参照1936年的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几个大国率先达成一份货币协定，而其他小国的本国货币汇率则自行盯住一揽子主要货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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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法国以外，加拿大政府也在1943年夏天拿出了自己的方案。与加拿大这个国家自身的特点相同——加拿大版的战后国际金融合作方案既有宗主国情结，又在一定程度上仿效了它的美国邻居。具体来看，加拿大版方案建议：（1）保留怀特计划的核心元素（即各国出资认缴基金配额）；（2）国际稳定基金的募资总数应达到80亿美元；（3）提高小国在国际稳定基金中的投票权；（4）调低参与门槛，让各国可以灵活地选择加入或退出该基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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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面对自己的方案难以被采纳的惨淡现实，凯恩斯选择接受怀特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但是，出于打造一个健全的多边清算体系的目的，他依然对自己提出的有关单一世界货币的提议抱有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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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9月，凯恩斯与一众英国政府的谈判专家抵达华盛顿。他们希望通过此次商谈，美、英两国可以达成一份协议。在谈判正式开始前，凯恩斯面对两国代表发表了一场演讲。他期望借由这份协议，两国政府可以向世界人民宣告，他们已达成了“能够降低各国失业率、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国际经济合作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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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双方都对此次谈判抱有美好期许，但是在实际接洽中，两国代表的沟通并不顺畅。英国方面想要扩大基金规模、打造新型世界货币，可是美国人却拒绝了他们的要求。凯恩斯对怀特与其助手爱德华·伯恩斯坦满是抱怨——“当我们好不容易让哈里转换了思路，伯恩斯坦那家伙却又把他拽回了原先的立场。他就是像个犹太教的小拉比，只会对着《犹太法典》照本宣科。当然了，伯恩斯坦的确聪明，甚至还挺可爱。可是，他终究不过是一个没有宏大视野的孩子”。多年后，伯恩斯坦在谈到凯恩斯时曾提到，如果小亨利·摩根索知道凯恩斯有多么善于使用那些侮辱犹太人的用语，那么恐怕美、英两国的谈判根本无法展开。事实上，凯恩斯已经在公众场合隐去了自己对犹太人的偏见，转而化身为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支持者。同时，他还积极地为犹太难民寻求国际力量的帮助。好在最终凯恩斯还是与摩根索、怀特以及伯恩斯坦建立了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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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3年10月，美、英两国共同发表了一份《联合宣言》。遗憾的是，这份宣言中还囊括了两国间的重要分歧。而怀特甚至没有在这份宣言上签名，恐怕也没有什么比怀特这种不配合态度更能说明两方的分歧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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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凯恩斯何尝不深感沮丧。虽然美国代表一再表示他们在理论上认可凯恩斯的方案，但是一旦涉及实践应用问题，他们却又搬出了一套民众反对的说辞来否定它。在凯恩斯看来，在顺从民意的前提下制定经济政策的做法不过是摩根索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的一个坏习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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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凯恩斯还是没有看透美国政治。面对日益强大的国内反对声音，摩根索领导下的美国财政部举步维艰。不久之后，通过英国银行家罗伯特·布兰德的来信，凯恩斯才算勉强相信了这个事实。布兰德告诉凯恩斯，在纽约银行家的圈子里，没有几个人支持英国版的方案。而他们选择这样做的原因在于，“对于他国的困难处境，他们大多选择高高挂起”，布兰德做出了这样的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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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12月，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发布了一份由纽约银行家信托公司的经济顾问J·H.里尔德（J.H.Riddle）撰写的分析报告。在这份报告中，里尔德对美、英两国的战后国际经济合作计划明确表示反对，而这一看法正是国内银行家们的广泛共识。按照他的说法，美国人目前没有精力去考虑他国人民的福祉问题。当前，美国政府的主要工作在于平衡财政收支。里尔德相信，一旦美国政府实现收支平衡，那么国内经济大致就可以继续维持高速增长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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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货币政策的反对者们秉持着身为国际债权人的普遍心态，仿佛回到1933年一般，他们再次提出了以通货紧缩战胜经济衰退的主张。他们认为，应让市场机制自行调节国内经济的矛盾，允许物价出现下跌，让经济效益不好的工商企业关张，放任银行因挤兑而倒闭。这样一来，生产成本的下跌将拉动商品需求的上涨，进而助推就业水平的提振。就连时任国际清算银行行长的托马斯·麦基特里克（Tomas McKitrick）也曾表示，“没有人敢于站出来号召削减开支。但是一旦有国家选择这么做，那么失业率的提高将很快出现转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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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罗斯福第一届总统任期的早些时候，国内经济面临着物价水平持续低迷、失业率高企的状况。但在10年后的此时，美国经济已在宽松经济政策的刺激下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然而，面对当前国家财政的赤字，通货紧缩者们只愿囿于一隅，反对美国在战后继续参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建设。

在新政推行期间，为了抵挡银行家与保守派政敌的攻击，罗斯福已费尽计谋与心力。而时至今日，为了在此事上赢得国内反对者的支持，罗斯福需要再次调动同样的资源与雄心壮志。好在如今，随着国内经济的复苏、罗斯福的连任，即便面对严峻的战争形势与国内反对派的不配合，罗斯福政府也有信心取得胜利并践行自己对国际社会的承诺。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美、英、苏三国首脑在伊朗首都德黑兰举行了一场会晤。在当时，“二战”各主要战场的形势已发生根本转折，盟军已取得战略进攻的主动权。为了商讨加速战争进程与战后世界安排的问题，罗斯福、丘吉尔、斯大林都出席了此次会议。然而，在建设国际金融合作体系这一具体事宜上，三国代表的会晤更为提前。作为美国代表的国务卿赫尔亲赴莫斯科，与苏、英两国的代表们展开了谈判。摩根索打算借此机会敦促苏联开始重视此事。他在写给赫尔的信中曾提到，“我们一定要唤起苏联对此事的关切。如果我们不能在与其他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之前先就该方案的细节与苏联达成一致，那么日后恐怕还会节外生枝”。当年12月，美国将国际稳定基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具体方案发给了莫斯科。隔年1月，苏联政府派出了经济领域的技术专家与怀特接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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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联间谍虽然正忙于搜集美国的军事情报，但是他们终于还是找到办法，从怀特身上获取了美国的经济情报。1943年秋，怀特的旧友内森·格雷高里·希尔维斯马斯特说服了怀特雇佣索尼娅·斯坦曼·古德（Sonia Steinman Gold）为其办公室秘书。在这个工作岗位上，古德得以经手财政部的官方文件。她成功地将这些经手的文件进行了拷贝，而备份则经由希尔维斯马斯特传递给了克格勃。自此以后，即便怀特并没有直接出力，但是美国财政部的不少机密文件还是被传到了苏联情报机构的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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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初，在苏联专家初抵美国之时，《纽约时报》发文对他们的到来表示欢迎。由于有传言称，苏联政府的货币政策观念较为保守，所以人们纷纷猜测，“相比凯恩斯计划，苏联人将更加倾向于怀特计划……毕竟，怀特计划的国际稳定基金主张与旧有的国际金本位制具有一定的相似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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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怀特本人，恐怕也听到了同样的传闻。他甚至直接向苏联代表传达了一个与自己之前对英国代表的承诺完全相悖的信息——国际稳定基金将“致力于回归国际金本位制”。不曾想，苏联人似乎对国际金本位制的存亡丝毫不感兴趣，他们只在乎自己手中的那些黄金。苏联代表向怀特提出了三个问题：（1）各国向国际稳定基金认缴的黄金能否被置于莫斯科储存；（2）对于那些国土遭到敌国占领的国家（当然，包括苏联自己），国际稳定基金可否在降低其认缴配额的同时保留其原有的用于资金融通的提款权；（3）苏联政府可否不向国际稳定基金报告自己的黄金储备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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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而易见，苏联政府不愿对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多做贡献，却指望从中尽可能多地获益。其实，从这点来看，苏联和其他国家无异——各国都在为本国积极争取权益。只不过，苏联人在这方面的觉悟要比其他国家来得稍晚了一些。也许，恐怕直到苏联取得苏德战场上的一场决定性战役——库尔斯克会战的胜利之后，他们才有精力对战后世界的安排做出构想。

1944年，怀特与苏联代表的讨论进行了一整个春天，而时间也越发紧迫。此时，罗斯福总统正准备寻求第4次连任。摩根索与怀特希望能赶在选情左右国内政治之前，尽快与各国就国际金融体系建设一事达成共识。然而此时，他们仍然在与英国政府争执不休，而苏联也迟迟不肯在谈判上做出退让。

选举年的战况已威胁到了战后国际货币合作组织的存亡。共和党极有可能在当年的国会选举中赢得参议院的多数席位。这样一来，他们将在投票时彻底否决这一方案。一些共和党人已经在公开场合表明了自己的反对立场。的确，财政部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需要国际协作，运作机制复杂，还不乏官僚主义的影响。而该方案的这些属性在共和党人看来，直接被转化成了受他国支配、耗时低效、彻底的形式主义。关于该方案的风言风语已迅速在美国政坛散布。

面对国内反对势力的叫嚣，财政部只好先谋求料理好国际争端。怀特明确告诉凯恩斯，后者提出的世界货币设想已经无法实现——美国政治已对它关上了门。怀特向凯恩斯解释说：“世界货币的提议已引起了美国国内强大的反对呼声，人们不免担心美元会被您提出的‘班科’取代。”此时，罗斯福也在催促丘吉尔：为了“战后国际合作机制的确立”，各国应尽早召开国际会议。罗斯福发出呼吁，英国政府应立刻对这一重大事项给予关注。另外，按照计划，财政部部长摩根索将于1944年4月21日出席美国国会各委员会的联席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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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定了与会日期之后，摩根索肩上的压力越发大了。他希望能够在此日期前与主要同盟国达成初步共识。4月5日，他向伦敦发了一封电报。在电报中，摩根索称，如果英国不尽快表态，那么国际会议最终将会流产。4月10日，在另一封电报中，摩根索又称，美国政府“暂不需要英方对于协议的任何实质性内容做出正式承诺”，原则上的表态认可就已足够。另外，他还在电报中责备英国政府，“我感到，英国财政部代表们迟缓的行动已经令我方陷入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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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英国政府发出第二封电报的当天，摩根索还将类似的信息传达给了莫斯科。出于乐观的心态，他还在电报中补充，鉴于怀特与苏联技术专家在谈判过程中“已取得重大进展”，相信“苏联方面会尽快做出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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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摩根索的敦促，一些英国官员反倒认为不必操之过急。经过广泛收集意见，英国方面仍坚持保留凯恩斯的原有方案。而和其他国家一样，他们也希望扩大国际稳定基金的规模，并想要为自己谋求更大的基金配额。但是，对凯恩斯本人来说，他则看到了与美国合作的必要。如今，凯恩斯已经理解了摩根索在面对国内反对势力时的无力。鉴于自己在与美国官员打交道的过程中的认知，凯恩斯认为，如果共和党人入主白宫，那么英、美两国谈判的前景将更加灰暗。“我不确定美国政治未来的变局是否会对我们国家有利，”在写给同事的信中，凯恩斯提到，“目前看来，罗斯福总统的确是在为国际合作做出真诚的努力。”为此，凯恩斯提出，英国方面应该对美国政府的努力做出“回报”。4月16日，英国政府向美国政府发去了一份声明，原则上认同了美国的战后国际金融合作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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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摩根索将英国已经同意签署联合声明的消息告知了苏联。此时，中国业已接受了有关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建设的安排。在主要的同盟国中，唯独苏联还没有表态。摩根索强调，自己非常期盼得到苏联方面的正面回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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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怀特也在向苏联的技术专家们施压。4月18日，怀特向苏联代表们表示，他希望双方能够搁置争议，达成初步共识。他提醒苏联人，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务必要召开，因为“没有哪个国家能够接受谈判失败的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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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凯恩斯可以察觉到摩根索的无力，那么苏联方面也不例外。为了能够从美国人身上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苏联政府的行事路线一向明确：先大致认同美国的观点，其然后再在细节问题上提出自己的要求。1944年4月20日，在由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Vyacheslav Mikhailovich Molotov）写给美国政府的信中，这一点更是得到了充分体现——“（虽然）我方大多数专家对方案仍存有疑虑。坦白说，苏联政府尚未完全理解该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运作机制。但不管怎样，如果美利坚合众国的政府认为来自苏联方面的认可表态可以有效地影响到外部世界的意见，那么苏联政府愿意与美方达成初步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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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部时间4月21日凌晨4点，美国政府收到了苏联的电报。此时距离摩根索出席国会联席会议也只有几个小时的时间了。美国财政部赶忙发布了一份《联合声明》，并宣称该声明代表了“美国与其他国家技术专家的意见”。另外，声明中还明确表示，“对于各国政府来说，本份联合声明不具有约束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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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终于能够对国会有所交代了。他进一步向国会议员们解释了国际稳定基金的运作机制与其所能发挥的作用。按照怀特计划的安排，国际稳定基金的会员国将以黄金储备与本国货币的形式认缴各自的基金配额，而该基金的总规模将达到80亿美元。各会员国享有提款权（即会员国可以按照占基金总体规模的比例向基金提出借款的要求），用以缓解短期国际收支困难。该国际货币合作组织从1936年的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中吸取了可借鉴的操作模式，为反法西斯国家提供了有力支持。依照规定，各国政府应确定本国货币的含金量，进而确定本国货币与他国货币的法定汇率。为了追求本国经济的繁荣，在必要时，各国有权（在较小的波动幅度内）调整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至于较大幅度的法定汇率调整，则需要通过国际稳定基金理事会的审议。在美国版的国际稳定基金方案里，既没有“班科”，也没有“尤尼它”。但是，在该基金的储备货币名单里，黄金依旧登记在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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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获得议员们对这一方案的认同，摩根索抛出了另一个诱饵。“倘若该国际金融合作会议在日后得以召开，总统已授权我邀请国会代表一同参会。”这个象征性的邀请对于议员们来说的确颇具诱惑，就连坚定的孤立主义者们都希望有机会可以在国际舞台上发声。回想1919年，由于威尔逊总统没有让国会议员参与巴黎和会，国会山对政府满怀敌意。如今，罗斯福不会重蹈威尔逊的覆辙，而摩根索对国会的示好也正是罗斯福政府高超政治手腕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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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摩根索的任务是要将这份联合声明变成具有实质效力的公约，而这需要一场国际会议作为支撑。在与怀特的一场工作讨论中，他梳理了一下当前的疑问：（1）苏联会在国际事务上与西方国家配合吗？（2）英国是会积极参与联合国的筹建工作，还是只着眼于自己的利益？摩根索清楚，谈判工作的进展将直接影响到他个人的声誉。但是，他已做好准备要为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会议的顺利召开而冒险一搏。“就算功亏一篑，我起码还可以回去种苹果。”摩根索调侃地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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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苏联方面做出回复，他们表示将派出代表出席战后国际货币金融会议，摩根索随即将这个消息告诉了英国政府。另外，他还想请后者做出同样的承诺。经英国下议院的讨论，英国政府承诺将派出代表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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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搞定了国会山的议员，又有了莫斯科与伦敦的承诺在手，摩根索紧接着赶赴白宫。5月25日，在艾奇逊与怀特的陪同下，摩根索向罗斯福报告了当前的工作进度。当天，总统的心情相当不错，言语间欢笑不断。在看过会议的准备材料后，罗斯福发现，大家都将这次国际会议称为“世界会议”，这不免令人想起了那不幸的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对此，艾奇逊做出解释，该会议的全名叫作“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罗斯福听了倒还挺中意。另外，摩根索还告诉罗斯福，他的妻子将与总统夫人一道选出一位女性代表出席本次会议。罗斯福全盘接受了这份方案。在任命摩根索为美国代表团团长时，总统说道：“这样很好，亨利，这枚奖章是你应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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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咨询了国会民主党议员的意见后，美国政府派出的代表团中还包括了数名美国国会的议员。这其中，包括来自肯塔基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彭思（Brent Spence），密歇根州的共和党众议员杰西·沃尔科特（Jesse Wolcott），纽约州民主党参议员、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罗伯特·瓦格纳（Robert Wagner），新罕布什尔州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托比（Charles Tobey）。为了拉拢国会与共和党人，定于1944年7月召开的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将会址选择在了参议员托比的选区——新罕布什尔州的一个度假小镇布雷顿森林。即便是在酷暑的夏日，那里也是一片凉爽。远离大城市的喧嚣，这座小镇想来也是一个理想会址。在布雷顿森林风景秀丽的山谷里，正好有家大型旅店，虽然陈旧，但也还算是个不错的下榻之所。另外，此处交通也很便利，各国代表可搭乘火车抵达此处的停靠站——费边站。很快，此次会议将享有另一个广为人知的名字——布雷顿森林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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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在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召开的几周前，克格勃还是违背了怀特的个人意愿，强迫他再一次成为苏联情报机构的线人。在罗斯福与摩根索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商定好初步方案的两天后，一位克格勃的情报官员受命与怀特接头。一份苏联驻美国情报机构的工作备忘录显示，克格勃总部指示下属情报人员告诉怀特——在即将召开的会议上，将有苏联代表与他取得联络；怀特务必将他所知道的一切告诉苏方人员，并且应尽其所能地帮助苏联代表团谋求利益。按照克格勃的说法，“在这个非常时刻，怀特必须配合我方工作”。显然，苏联方面非常重视此次会议。不顾驻美外勤特工的反对，克格勃总部还是与怀特取得了直接联系。在斯大林时代，如果有克格勃的官员告诉某人，他“必须”合作。那么很难想象，如果此人不予配合，他会有什么下场。按照克格勃的指示，情报人员密切关注怀特的一举一动，并及时向上级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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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过去的十年间，怀特一直效力于美国财政部，他将自己的才智倾尽于战后国际金融体系的打造当中。在布雷顿森林，他将拥有那一生只有一次的机会——看到他的主张被来自世界各地的各国政府代表公开讨论，并且成为现实。此时，他将要登上自己事业的巅峰；也正是在此时，危险正在向他逼近。作为苏联情报机构的线人，他除了依令行事外别无选择；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事实上，不仅怀特的生命受到了威胁，其背后更伟大的事业也可能遭遇冲击。在《纽约时报》、各国手中的方案文本上，都有怀特的署名，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本身就发源于怀特计划。如果克格勃将怀特曾经效力于格鲁乌的往事公之于众，这势必将令怀特名誉扫地；而怀特一旦身败名裂，那么本次会议与怀特为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所做的一切，都可能前功尽弃。

到了1944年6月，反法西斯同盟已从轴心国手中夺回了对罗马的控制权；另外，盟军也已发动诺曼底登陆，并向法国内陆挺进。富兰克林·罗斯福向美国民众发出呼吁：为我们的士兵祈祷吧，愿他们能战胜法西斯的军队，将正义发扬光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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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国内各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上，时事记者们纷纷预示了“二战”终结的前兆——盟军解放法国，军队陆续开赴德国。此时，人们大多忽略了另一条报道：一众欧洲经济学家与金融领域的官员已搭乘玛丽王后号皇家游轮前往美国；而按照计划，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将于1944年7月召开。与欧洲解放者东进的行程相反，这群金融界人士将跨过大西洋，来到尚属乐土的美国。在抵达新罕布什尔州前，他们会先在新泽西州的大西洋城召开预备会议。在这里，美国经济学家将与苏联以及其他国家的同人一道缔结协约。这样一来，一年之后，当美、苏两国的军队在欧洲战场相遇时，他们将举起一面共同的旗帜。

在法浴血奋战的盟军与遵从休闲式会议行程安排的经济学家仍然享有一个共同点：他们将美元带到了世界各地。此外，在诺曼底登陆的盟军士兵手中都有一笔在美国印制的法郎。虽然这样可能会激怒由戴高乐领导的反纳粹德国侵略的抵抗组织——自由法国，但是英、美军队还是为他们的士兵备上了这笔可以在解放后的法国用上的钱款。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法国代表团团长皮埃尔·门德斯—弗朗斯（Pierre Mendes-France）向小亨利·摩根索表示抗议，“那些钱根本不是法郎”。同样地，戴高乐也向丘吉尔表达了不满。然而，二人对此却又束手无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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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开往美国的玛丽王后号皇家游轮上，英国代表团成员与来自比利时、中国、捷克、荷兰、希腊、挪威等国的代表谋面。此时，人们开始对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方案予以更多关注。特别地，作为英国代表团团长的凯恩斯，他开始将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视为帮助英国战后重建的工具。其时，在盟军诺曼底登陆后不久，德军又开始了对英国的大规模空袭，这次就连V1导弹也用上了。想来，面对德军的又一轮狂轰滥炸，英国需要的重建经费又要大幅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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抵达大西洋城后，伦敦代表团开始意识到了过度民主给此次会议带来的问题。虽然按照国际稳定基金的规定，各国投票权的大小取决于其认缴的基金配额。但是，在本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各国代表团都只拥有1票的权限。在参会的44国中，来自拉丁美洲的国家代表团占到了19个席位，这可以说是本次会议的多数派力量了。如果还有其他的发展中国家选择与他们拉帮结派，那么这群小国将很有可能主导整个会议的进程与议题走向。

于是，有位英国代表写道，“我方极力主张会议各方在本次会议上不就议题进行投票”。相反，他主张，每一次讨论会的主持人都应承担起把控“会议基调”的责任。很快，美国人也站在了英国人的一边。怀特提出，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应尽可能地降低各国就各项议题投票的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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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避免纷杂多变的国际政治局势左右本次会议，怀特还想到了另一个办法：他希望各国派出的经济学家可以在大西洋城举行的预备会议上，先就各项实质性问题达成一致。这一来，布雷顿森林会议就可以被视作一个盖棺定论式的庆功宴。

但是，当怀特将自己的提议告知摩根索时，后者却否定了这个办法。在摩根索看来，身为政客的自己与其他国家的政府官员一样，都有责任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解决各方之间的争议。即便经济领域的技术专家们已经商定好了国际稳定基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运作机制问题，但是摩根索之辈还有必要实现政治上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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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摩根索也的确有理由为政治问题担忧。6月22日，时任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的沃伦·伦道夫·伯吉斯致信摩根索。在信中，伯吉斯告诉摩根索，纽约的银行家们对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国际金融合作提议“充满了疑虑”。另外，伯吉斯还向摩根索直言，银行家们不喜欢“以黄金储备认缴基金配额的方案；他们可不相信那些有关国际救济与重建的开支计划”。其次，伯吉斯还担心，庞大的基金规模将造成通货膨胀。在他看来，经济政策的当务之急是平衡财政收支。“从目前来看，战后世界面临的最大危机似乎是通货膨胀。”伯吉斯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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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23日，美国财政部召开新闻发布会。在会上，财政部新闻发言人向记者们宣布，摩根索将作为团长率领美国代表团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公众还得知，此次谈判会议将不会达成任何不可撤销的协定，各国政府将不会受到该会议各项议题讨论结果的约束。正如罗斯福告知摩根索的话：这次会议的目的不在于达成什么协议，而是“要向世界彰显国际合作的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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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许，罗斯福确是为布雷顿森林会议定下了一个不够严苛的成功标准。但是，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为该会议赋予了另一层意义：证明他在1933年的决定是正确的。在当时的伦敦世界经济会议上，罗斯福拒绝了欧洲国家提出的有关重归金本位制的提议。早在那时，罗斯福就提出了一个开展国际货币合作的计划，但是欧洲人同样也没有响应他的呼吁。时至今日，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与会的44国代表将向世界证明，世界各国存在开展国际经济与金融合作的可能。货币政策独立性与汇率稳定将同时在这一崭新的国际金融体系中实现——换句话说，此次会议将为战后的世界开启一个和平与繁荣的局面。

临近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开幕，摩根索还在为自己曾向怀特提及的两个关键问题寻求答案——苏联是否会合作？英国是会与美国结盟，还是试图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组建小团体？此时，议题的走向尚不明朗，这些答案还未揭晓。

在抵达布雷顿森林之前，各国组建了一个专门委员会，讨论各会员国向国际稳定基金提供资料的范畴问题，这个委员会正是由苏联人主持。按照怀特计划的安排，为了确保基金有效地运作，各会员国有义务向基金报送本国的贸易与汇率波动情况，好让基金官员能够更好地为各国提供监督与指导。但是，苏联人则坚持认为应尽可能地减少报送资料的内容。其实，早在1944年春天，怀特就已向苏联技术专家们详细解释了这么做的缘由。照他的说法，国际稳定基金需要掌握有关成员国“外汇储备、黄金储备与产出、国际贸易规模、资本流出入等一国国际收支平衡表中常规项目的情况，以及各国汇率水平波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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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后，曾参与谈判的美国财政部官员雷蒙德·迈克塞尔说：“鉴于苏联政府那出了名的伪造数据的本事，真没想到他们会如此不情愿地提供信息。”其实，苏联早已向世界证明，当他们手中没有理想的数据时，他们从来都乐于把相关数据捏造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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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该专门委员会未能就这一问题达成决议。与美、英两国在1943年10月发布的《联合宣言》一样，与其说该专门委员会的成立是为了统一各国口径，不如说是道出了各国之间的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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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英国那边，即使英国代表团希望与其他英联邦国家结成同盟，但是现实已不允许——为了筹措战争经费，英国政府已向这些国家借了太多钱。虽然美国是以租借合同的形式向英国提供了军备与物资的援助，但是加拿大、印度等国则是以签署借款合同的形式向英国提供了支援。为了取得太平洋战场上缅甸战役的胜利，英国事先向印度政府承诺了巨款，才得以在印度领土外调用印度军队。仅此一项开支，英国财政就担上了巨大负担。据计算，英国对印度的欠款达到了15亿英镑；而英国对其他英联邦国家的总欠款则有120亿美元之巨——这已经是整个国际稳定基金规模的1.5倍了。英国政府早已入不敷出，深陷债务泥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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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曾经的殖民地与附属国摇身一变成为了自己的债主，英国人的辛酸可想而知。一位名为亚瑟·斯内林（Arthur Snelling）的与会英国代表写道：“我们无法期待其他英联邦国家能够追随伦敦的步伐。”还在搭乘玛丽王后号时，印度代表就已经向英国代表团提出了偿还欠款的要求。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进程中，印度代表又反复提及了这个问题。在斯内林看来，印度人在会上的态度“足以使他们能够在本国议会上有所交代了，毕竟他们已经用尽办法逼债了”。另外，在布雷顿森林，来自英国自治领地——南非——的代表团为了去打高尔夫球，干脆无礼中断了与英国代表的会谈。这样的局面之下，英国代表往往不得不仰仗美国人的调停来维护自己的颜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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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难看出，苏联代表团才是那根难啃的硬骨头，英国倒是还好对付。因此，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美国代表不得不费些心力来与苏联谈判——而这也是罗斯福早已预料到的。

随着7月的临近，各国代表们开始向布雷顿森林进发。坐落于新罕布什尔州白山山脉（因为White Mountains与怀特的姓氏同音，所以凯恩斯将其戏称为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山脉）山麓的华盛顿山酒店即将迎来这批与会代表。正如美国财政部的官员们所预期的，偏安一隅的会议选址正是本次会议安排的吸引力所在——与会代表们将远离喧嚣，就手中议题展开讨论。另外，这里的天气也为布雷顿森林加分不少——当纽约与华盛顿正在迎来酷暑的七月之时，新罕布什尔州却还颇为清凉。事实上，这一年的气温比往年还要稍冷一些：摩根索甚至抱怨自己没能带上羊毛袜子。至于说华盛顿山酒店本身，这是一座始建于20世纪初，拥有400间客房的奢华酒店建筑。然而，大萧条对美国经济的破坏性打击令其走向了衰败。至1944年的夏天，该酒店已多年没有开门营业了。好在，不久之前的一场大整修令华盛顿山酒店焕然一新。匆忙的装潢甚至持续到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之初，而美国政府也为此支付了数十万美元的费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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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距离酒店最近的火车站——费边站，美国宪兵队迎来了各国代表，后者紧接着搭上了开往酒店的美国军方巴士。44国代表（此外，丹麦还以观察员国的身份派代表出席了会议）与大量媒体团来到了布雷顿森林。即便是拥有数百间客房的华盛顿山酒店也无法容纳如此之多的住客。为此，5英里外的各卫星酒店也不得不开门迎客。迪安·艾奇逊自愿将自己分配到了附近克劳福德峡谷边的酒店。理由是，他才不愿留在华盛顿山酒店，接受明显人手不足的酒店侍从们的服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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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上，作为会议永久主席的摩根索在其麾下设立了三个工作委员会，并逐一选出了各委员会的主席。第一委员会讨论国际稳定基金（日后正式更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事项，怀特任主席；第二委员会讨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日后，与国际开发协会统称为“世界银行”）的事项，凯恩斯任主席；第三委员会则负责讨论其他国际金融合作事宜，在怀特的提议下，会议选出了墨西哥财政部部长爱德华多·苏亚雷斯（Eduardo Suárez）担任主席。“为了拉拢南美各国，我们需要这么做。”怀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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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个星期以来，在华盛顿山酒店宽敞的会议室里，在联合国会议的名义之下，数百名经济学家与政府官员们就战后国际金融体系建设的各项条款展开了详细的讨论。他们达成的决议将使国际金融合作体系被纳入世界各国经济政策的整体框架当中，而罗斯福、丘吉尔等世界大国首脑的雄心壮志也将在此实践。

虽然会上各方疲于争论，但是真正重要的磋商则没有被摆在台面上进行。对于绝大多数与会国家来说，他们最关切的在于扩大自己的基金配额。但是，直到布雷顿森林会议接近闭幕，他们才将自己的诉求拿到正式会议环节上来谈——那些“激烈的争论”大多都发生在走廊与客房里。

为了不激怒美国国会与华尔街的银行家，美国代表团总想着要把各国的基金配额压下去，以免扩大国际稳定基金的总规模。但是，苏联的胃口却大得惊人，就连迈克塞尔那慷慨的基金配额计算公式也无法满足他们的要求。各国代表都在不停地指责旁人，并抱怨对方违规。“这些不体面的、隐秘的较量啊！”英国代表斯内林不禁感叹。就连身为会议主席的摩根索面对这一局面，也深感不安。

会议期间，凯恩斯一直在抱怨，他和他的团队一直想要拉来美国人在私下里开个会。但是，美国代表团则忙于与其他国家代表举行秘密会晤。在正式行程之外，摩根索举办了好几场鸡尾酒会，他不仅招待了苏联代表、印度与南非代表，就连另外21个小国代表也在邀请之列。但直到最后，他才抽出时间招待了凯恩斯夫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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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各国为争取本国利益而争执不休，但是从表面上来看，该会议仍闪耀着理想主义的光芒——美国代表们努力为这次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塑造了一个高尚的形象。由于在某次会议上说了句脏话，就连怀特也被摩根索下令禁止在公共场合发表任何言论。而上台演讲的任务则落到了更加镇定、稳当的美国财政部官员爱德华·伯恩斯坦身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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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会议开始之初的1944年7月2日，共和党参议员、美国代表团代表查尔斯·W.托比在欢迎晚宴上发表的一席讲话则为本次会议平添了一丝崇高的立意。在演讲中，托比立誓：“出于对人道主义关怀的强烈信念，我们将在此抛下纷争，通过建设性的创造为世界人民带来新的希望与勇气。我不禁祈祷，愿本次会议能够被载入史册。”当托比谈到“祈祷”时，他可不是在轻描淡写地随便说说。“两千年前，耶稣被钉死在十字架时，”托比继续说道，“叉子刺穿了他的身体，钉子穿过他的手掌、荆棘编织的冠冕被戴在他的头上，酸酒就放在他的嘴边。耶稣为了拯救人类而牺牲了自己……此时，与会的很多国家何尝不正在经历磨难，战争的灾难正降临在他们的头上。”托比相信，布雷顿森林会议会将他们的悲惨遭遇转化为救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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聆听了托比的“布道”之后，凯恩斯认为自己听到了美国人真诚的承诺。这个“曾经的孤立主义者”“反英分子”竟会做出这番表态，凯恩斯的确被感动了。“托比的讲话通过麦克风响彻整个宴会厅，挥舞的手臂与热烈的掌声已经向我们昭示了与会代表的信念与决心。”凯恩斯既感到困惑，又觉得好笑，当然，还有些感慨。“这可真是个奇怪的国度！”凯恩斯写道。就连他的个人情绪也跟着整个会议的气氛有所上扬。“这么多年来，这是我第一次和摩根索相处得还不错。”凯恩斯写道，“我们像老朋友一般在一起闲聊了足有一小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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弥漫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合作氛围还因一些会议议程之外的乐趣而得以强化。除了正式确立的三个工作委员会之外，各国代表们又自发组织了第四委员会——“国际喧噪俱乐部”，而该委员会甚至还确立了自己的组织宗旨：“增强各国间的理解，建立更紧密的合作关系。”与国际稳定基金的运作机制一样，第四委员会同样也玩闹式地向各会员国家提出了缴纳会费的要求：“20%的金发女郎，另外80%的配额则由棕发美女与本地女孩补齐。”参加第四委员会的代表们时常相约在酒店的地下室酒吧醉酒狂欢。在这里，怀特总会放声唱出那首很快就得名为《布雷顿森林之歌》的曲子。歌词中唱道，“在我死后，不要将我埋葬/ 请将酒精洒在我的骸骨之上”。另外，正如摩根索已告知罗斯福的，美国代表团的确纳入了一位女性代表——纽约州瓦萨学院的经济学家梅布尔·纽卡门（Mabel Newcomer）。但是，男女平等可不是这次会议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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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携夫人一同出席会议的凯恩斯来说，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行程安排还算舒适。但是，对于大多数外国代表来说，他们都没有夫人在身边陪同。特别地，随着德军新一轮空袭的到来，英国代表们不免牵挂着自己身在国内的爱人与子女。英国民众再一次站在了作战的前线。“只要还没有收到传来噩耗的电报，这里的人们就都还抱着希望，”凯恩斯写道。“但是，显然，他还需要多那么一点……如果说一个人的妻子正在遭遇危难，那么只是单纯假设她还活着是远远不够的。”和以往一样，凯恩斯再一次从对他人遭遇的同情转换到了辛辣的批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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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离城市喧嚣与个人家庭，而欧洲战场激烈交战的消息又不时传来，这些因素或许都能解释与会代表们那惊人的酒精消耗量。另外，也许这也为各国代表所结成的同志般的亲切友谊找到了答案。随着欧洲第二战场的开辟，苏联战场的压力大为缓解。为此感到宽慰的苏联代表们常常在酒吧里一边喝着伏特加，一边大声唱起了苏联革命歌曲。而在白天的时候，各国代表还会不时组局打一场排球。在球场上，苏联人打败了美国人两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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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凯恩斯的说法，美、英两国都将苏联代表团视为“最重要的代表团之一”。不少美国代表担心苏联根本不需要国际稳定基金，但是怀特却坚持认为，“基金需要俄国的支持”。怀特相信，把苏联人拉到谈判桌前，起码可以对他们构成约束，以免他们做出损害基金的事情。对此，参议员托比也表示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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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代表团花费了大量的精力说服苏联。在斯内林看来，“美国人用尽了办法与苏联人讨价还价”。为了赢得苏联对方案的认同，美国还承诺将给予苏联更大的基金配额。而对于印度与加拿大等国的同样要求，美国人则干脆置之不理。至于英国代表团，他们也只有不断表示抗议的份儿。英国经济学家、与会代表丹尼斯·罗伯逊被分配到了怀特领导的第一委员会下属的四个小组委员会之一，该小组委员会由美国代表弗雷德·文森（Fred Vinson）主持，负责对国际稳定基金的各国配额问题进行讨论。见证了各国之间不断争执的罗伯逊将谈判中的玄机都写在了隐晦的诗句里：“除了文森与怀特，我们都无从知晓/在寂静的深夜里发生了什么……我们试着铭记旁人的所思所想/我们试着相信印度人与中国人同样值得尊重/我们知道，事情终将明了/为了取悦美国，看看我们都做了什么/吞下你的愤怒吧，将你的怜悯施舍于我/请告诉我这不是我们的错——你那悲伤的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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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苏联人自己看来，他们已经竭尽所能地配合整个会议的议程安排了。但是终究，他们还是要将会议资料发往莫斯科，等候上级下达指令。作为苏联代表团团长的M·S.斯捷潘诺夫（M.S.Stepanov）本是苏联人民委员会主管贸易的副主席。按理说，他的行政职位足以令其具备相当的权威了。但是，在具体会议议题的问题上，他依旧无权自行定夺。俄裔美国代表伊曼纽尔·戈登威泽（Emanuel Goldenweiser）写道：“这群俄国人不懂英语也就算了，可就连他们的翻译官英语讲得也很糟糕……不知为何，他们似乎总是在担忧回国后可能面对的惩处。”就连凯恩斯也觉得，“斯捷潘诺夫手中拿着个烫手的山芋，他需要万分小心地向莫斯科解释会议的各项议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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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并不只是苏联代表团的行动受到本国政府的严苛约束，澳大利亚人同样也需要在收到堪培拉的指示后再做出表态。为了取得更大的基金配额，苏联人在会上只对那些拥有较大基金配额的准会员国家的提议表示附和。在大多数代表团看来，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意义在于为自己的国家争取更大利益。在这一点上，苏联人的表现尤为突出。不像其他国家习惯于在背地里提出要求，他们总是毫无顾忌地在公开会议上提出自己的诉求。

在各工作委员会的讨论会上，为了遵循此前美、英两国就投票问题达成的共识，投票的情况的确不多。事实上，从第二委员会的会议记录来看，身为主席的凯恩斯极少允许参会代表就某项议题进行投票。个别情况下，他会短暂地中止会议进程，以回应某位代表提出的反对意见。甚至有一次，当艾奇逊提出要就某个重要条款进行讨论时，凯恩斯都没有给予回应——“这项条款的确很重要，但是我没有听到反对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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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第一委员会的主席，怀特则在投票问题上相对通融。从会议记录上看，第一委员会大约遇到过70次这样的情况。应该说，大多数经由投票表决的议题都是由怀特与他的委员会发起的；另外，还有8次投票是由苏联人提议发起的。在其中一项议题上，苏联人的主张甚至得到了爱德华·伯恩斯坦的支持。在该条款中，那些“国土遭遇了敌国侵略占领的国家”将有权在未来五年的时间里，将新开采的黄金全部纳入本国的黄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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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苏联代表团已攻下一城，但是在其他议题上，他们没有取得什么进展。苏联人想要减少向国际稳定基金报送的资料内容；将基金的黄金储备分散保管于几大拥有最高基金配额的国家（自然也包括苏联自己）；对于那些国土遭遇敌国占领的国家，在保留其原有基金配额的同时，减少其25%的认缴资金……然而，上述提议都没有得到认可。但是，苏联代表团终究还是从会谈中得到了额外的优待。他们成功地扩大了本国的基金配额，并且为被占领国争取到了一些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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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地，其他国家的代表团也在为扩大本国的权益做着努力。出于那显而易见的利己理由，法国人表示，他们将“支持所有有利于被占领国的提议”。另外，埃及人想要得到国际稳定基金执行董事会上一个专为中东国家代表设置的执行董事职位（但他们最终却没有得到这个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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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苏联人那与众不同的谈判技巧同样也淋漓尽致地彰显了他们对于更大利益的渴求。加拿大代表路易斯·拉斯敏斯基（Louis Rasminsky）可算见识了他们的路数：一天，当拉斯敏斯基一个人在房间里时，他接到了一通电话。来电者是苏联代表团团长斯捷潘诺夫，他在电话中称，自己想要去拉斯敏斯基的房间与后者讨论一下有关降低黄金认缴比例的问题。拉斯敏斯基应承下了斯捷潘诺夫的请求。“几分钟后有人敲了我的房门，”拉斯敏斯基回忆，“当我打开房门时，门外竟是一位身材高挑的俄国金发美女。她自报家门，说是要和我讨论一下议题中具体条款的措辞。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说，我希望直接与斯捷潘诺夫谈谈。”俄国女郎离开之后，斯捷潘诺夫又打来了一通电话。这一回，他邀请拉斯敏斯基去楼下的大厅里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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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苏联人去找拉斯敏斯基谈谈的主意正是怀特提出来的。后来，他告诉拉斯敏斯基，他当时只是想躲过苏联人的叨扰。毕竟，在与苏联代表团的交往中，怀特还背负着一个沉重负担。克格勃的情报人员在1944年5月命令他必须合作时，怀特确实照做了。一位苏联官员曾写道：“我方人员在布雷顿森林与怀特取得了联系，我们向他询问了许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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谈话的确涉及了“很多问题”，并且大多问题都无关怀特的工作本身。他们谈到了战后美国向苏联发放借款可能、巴尔干半岛政治版图的划分、美国总统大选的选情（据怀特判断，罗斯福极有可能再次赢得连任。美国民众相信罗斯福作为“战时总统”的执政能力。另外，为了拉拢党内的保守派势力，民主党还拉来了杜鲁门作为副总统候选人）。怀特告诉他在布雷顿森林的苏联联络人，他并不畏惧事情败露后此事可能给他个人带来的影响，他担心的是继而引发的“政治丑闻”。事实上，在克格勃的情报人员第一次联系怀特时，后者就已经因为自己曾为格鲁乌提供情报的黑历史而不得不就犯。而现在，当他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再次与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接头之后，他在此事上更是脱不开干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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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各项会议议程的逐一展开，来自贫穷国家的代表们终于为自己争取到了更多的权益。在探讨有关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议题的第二委员会上，墨西哥代表团提出，应将“发展”摆在与“战后重建”同等重要的位置。另外，在美洲国家的集体会议上，拉丁美洲小国们再次发出了呼吁，他们希望罗斯福政府推行的“睦邻政策”可以在联合国体系内继续发扬光大。

在提出这项提议时，墨西哥代表巧妙套用了凯恩斯的名言：“在短期内，或许，战后重建工作的确是当务之急；但是，从长期来看，主席先生，请您允许我这么讲，经济发展的伟大目标务必要在世界各地得到实现，我们需要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实际收入水平增长做出切实努力。”最终，在有关世界银行的简介中，发展目标与战后重建目标得到了同等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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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有关“发展”的议题，贫穷国家还提出了其他诉求，但讨论的进程并不顺利。正在经历工业化的国家们希望世界各国取消关税壁垒，可英国却不愿配合。虽然《大西洋宪章》中曾提到“各国将在国际贸易方面享受平等待遇”，但是英国代表团却仍希望尽可能地维系其封闭式的贸易关系。来自秘鲁和玻利维亚的代表选择支持一项有关“自由贸易”的条款。他们声称，只有各国取消关税壁垒，正在走向工业化的新兴国家们才能够扩大其购买力水平。然而，英国代表团却将所有有关自由贸易的讨论视为“非常麻烦”，并不愿做出任何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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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经谈判协商，布雷顿森林协定承诺，基金将“通过国际贸易的扩大与平衡发展，把促进并保持会员国的就业与实际收入的高水平发展，作为基金运作的首要目标”。来自埃及的一位代表对此做出了展望，愿贸易自由化得以实现，愿富裕国家加大对贫穷国家的进口比重，愿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分歧不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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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贸易自由化与发展的问题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最终得到积极回应，但是有关基金配额的分歧却自始至终地萦绕在诸多与会代表的心头。此时，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迈克塞尔在公开场合宣称，基金配额的计算公式符合经济理论的合理性。并且，英国代表团与加拿大代表团也公开附和了美国财政部做出的基金配额划分安排。但是，迈克塞尔终究还是羞于将自己的计算公式公之于众。毕竟，他的计算是以各国政治力量为参考依据，而非经济实力。面对美国人给出的基金配额划分安排，大多数国家即便不满，但在外交斡旋与偶尔的退让之下，分歧并没有扩大。可是，法国人却被真真正正地激怒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临近闭幕时，在华盛顿山酒店的走廊上，法国代表团团长皮埃尔·门德斯—弗朗斯直接把迈克塞尔拦了下来。他大声质问后者，为什么法国的配额只有英国的三分之一。实诚的迈克塞尔一时语塞。门德斯—弗朗斯愤懑地大喊大叫引起了摩根索的注意，美国财政部部长及时出手搭救了自己的下属。撇去了外交上的晦涩解释，摩根索直言告诉门德斯—弗朗斯，美国、英国、苏联以及中国是反法西斯同盟中的“四大国”，而法国则不在其列。据迈克塞尔日后回忆，“听到摩根索的解释后，门德斯—弗朗斯简直肺都要气炸了。他时而英语，时而法语地大声唾骂”。面对此景，摩根索只好把他拉到一边私下讨论，而可怜的迈克塞尔只得走到户外，透透风、压压惊。最终，法国在基金中的配额也没有得到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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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国对于基金配额的抱怨远不止于此。新西兰代表团起先以为自己的国家将得到5000万英镑的配额，而实际上却是5000万美元的配额。希望的落空令他们陷入了深深的郁闷。而澳大利亚代表团同样也不满足于自己的1.5亿美元基金配额，他们觉得自己起码该获得3亿美元。为了帮衬英联邦国家，凯恩斯亲自出面为澳大利亚代表团最终争取到了2亿美元的配额。但是，他能为新西兰做的不多，毕竟他还需要抽出精力为印度说话。其实，为了取悦苏联人，对于其他国家而言，基金配额调整的空间已经很有限。由于自己的要求没有得到充分满足，澳大利亚代表团最初被本国政府禁止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最终出台的文件上签字。直到最后时刻，他们才收到了来自堪培拉的获准签字的电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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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基金的准会员们都希望能够提高本国的基金配额，但是他们却没兴趣向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注入同样金额的资金。较高的基金配额将抬高会员国的基金认缴金额，但同时也会提升其在基金的提款权，所以大多数国家还是心甘情愿地支付这笔资金的。但是，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运作机制中，却没有涉及同等提款权的条款。想来，成员国家也的确没办法期望贫穷国家会在自己出资之后，再把款项贷给自己。如果他们这样做，那么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意义何在呢？

在方案中，美国人希望各国向即将成立的两家国际金融机构分别认缴同等数量的资金，但是苏联人却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想得到12亿美元的基金配额，但是却只承诺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付出9亿美元的认股份额。为了得到苏联人的支持，摩根索与怀特只好答应了他们的要求，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认股份额缺口上的那3亿美元则由美国补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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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会议临近尾声，各国代表们加紧了工作进度。虽然在会议开幕之前，伯恩斯坦已经仔细研究了两大国际金融机构的方案，但是直到会议结束，他还没能抽出精力来查阅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相关会议讨论报告。连凯恩斯也称，各国代表们在布雷顿森林时，并未收到完整版的会议最终文件。“我们要做的不过是在这份文件上署名，”凯恩斯说，“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我们的东道主美国已经做好准备要将我们轰出酒店。他们才不会管我们是失望、沮丧还是挨饿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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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在布雷顿森林会议开幕之前，怀特已经提出，应向基金注入“黄金以及能够兑换成黄金的货币”。在1944年时，放眼世界，唯一能够与黄金进行兑换并且具有世界影响力的货币就是美元了。过去十年来，1美元的含金量都是0.888671克黄金。

其实，直到一位名为艾迪史洛夫（A.D.Shroff）的印度代表对于“可使用黄金兑换的货币”的定义提出疑问时，众人才对此做出了明确解释。史洛夫曾询问英国代表罗伯逊，印度政府何时才可以将手中的英镑储备兑换成其他货币；罗伯逊给出的回答是，直到战争结束以后相当长的时间里，印度政府可能都无法进行此项操作。对于这个回答，史洛夫表示不满。因为这意味着，除了在英国本土，印度无法使用它的庞大英镑储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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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此，史洛夫提出疑问——究竟哪国的货币可以被视为“可兑换”？其实，罗伯逊早在一年前就给出了答案。当提出了“怀恩斯方案”时，他曾建议，应将美元确立为世界货币。现如今，他正在将自己的建议变成官方的正式认可。对此，美国代表团也没有提出异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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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这样，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取代了传统金本位制的这一新型国际货币体系实际上就是一个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制，其施行双挂钩机制（即美元按照35美元1盎司的价格与黄金挂钩、各国货币再与美元挂钩）。在心怀不满的法国经济学家看来，美国自此有了“无上的特权”——美元终于成为举世无双的世界货币。但是，也正如罗伯逊一直以来坚称的：为了解决摆在眼前的现实问题，唯有确立以美元为中心的国际货币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才有可能取得争议各方的认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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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44年7月的第三个周末，布雷顿森林会议正式结束。虽然在会议讨论中，各国代表不时产生分歧，但是，凯恩斯仍将此次会议视为一场“爱的盛宴”。不得不说，会议的选址的确帮了大忙，“在群山之间，远离了酷暑，美国这个国家看起来就是一片富饶之地。这里没有麻烦，没有纷扰。有的只是多汁的牛排与可口的冰激凌。”凯恩斯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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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意义绝不仅仅是战时的一片和平绿洲。在凯恩斯看来，出席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的各国代表们一同纠正了前人犯下的错误。虽然凯恩斯已逾花甲，步履不免迟缓，但他依然才思敏捷、言辞犀利。在布雷顿森林会议的闭幕大会上，凯恩斯发表讲话，“请各位允许我讲述一段往事”。原来，在比利时代表团中，有一位名为乔治斯·赛尼斯（Georges Theunis）的代表。凯恩斯在发言中回忆：“1/4个世纪以前的1918年10月末，就在正式的停战日到来的十多天前，赛尼斯先生与我一道走在比利时的乡间，而正准备撤退的德军就在我们的前方。在那时，我们看到，赛尼斯先生的祖国是多么迫切地需要实现战后重建。”现如今，在美国新罕布什尔州的布雷顿森林，凯恩斯、赛尼斯、摩根索以及其他经历了“一战”战后重建工作的人们正为了妥善终结这次战争而紧密合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那最可怕的错误已经酿成。”凯恩斯说。但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即将发挥一个“独特的作用”：它不仅能够修复本次战争给世界各国带来的灾难，它还将矫正“一战”时的那个世纪性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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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摩根索此前对苏联的担忧，苏联代表团团长斯捷潘诺夫已做出承诺：苏联将在国际金融体系中承担自己应负的责任。事实上，斯捷潘诺夫的这番承诺可不仅是表态而已。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他不仅为苏联争取到了更大权益；会议临近结束时，他还收到了来自莫斯科的指示。指示中宣布，苏联放弃此前的反对意见，并同意将其在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中的认股份额从9亿美元提高至原定的12亿美元。正如凯恩斯写到的，“这是斯捷潘诺夫的巨大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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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布雷顿森林会议取得的成果，各国代表们享受了谨慎的欢腾。“如果我们能够继续为更大的目标做出努力，”凯恩斯说，“那么所谓的‘人间大爱’将不只是个说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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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凯恩斯在7月22日的会议闭幕典礼上比以往要更情绪化一些，那么也是有理由的。多日来的紧凑日程与丰盛的宴席加重了凯恩斯身体上的负担，他在7月19日这天突发心脏病。一些媒体称这是一场致命的意外。而在同期，媒体还报道了另一个乌龙：阿道夫·希特勒遭遇暗杀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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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起误传的死讯不仅说明了战争时期虚假新闻的盛行，它还暗合了同盟国取得最终胜利的征兆。如果希特勒在这场暗杀中丧命，那么战争将很快结束，而他征服世界的野心也将随着他的死而烟消云散。但是，如果凯恩斯就此逝去，结局却与希特勒不同。凯恩斯对战后世界做出的展望将由后继的经济学家与政策制定者们传承下来，而他提出的国际金融合作主张终将实现。

为了彻底避免1919年巴黎和会上的错误，各国与会代表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了协定尚待挺过美国立法机构的这道关卡。作为一个不谙美国政治的英国人，凯恩斯觉得无须为此过度担忧——“有关国际金融合作的议题想来不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兴趣，毕竟它是个令大多数民众感到枯燥的话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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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问题，罗斯福政府的政客们可没有凯恩斯那般的乐观。总统的亲密助手哈里·霍普金斯告诉一位英国友人，他可不想在近期听到有关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消息。事实上，他也的确不甚了解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对于国际货币制度的新规划。在霍普金斯看来，随着大选日的临近，有关国际货币体系的讨论可以暂时搁置，直到罗斯福锁定了连任的胜算之后，再谈论这个问题也不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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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当霍普金斯给布雷顿森林协定下了“封口令”时，1944年8月，法国抵抗力量在巴黎举行起义，并与德国侵略者发生了巷战。抵抗者们身着便服，怀揣武器，攻占了巴黎警察局。与25年前一样，巴黎民众再次走上街头。一些人带着“一战”时的头盔，另一些人则在胸前别上了“自由法国”的徽章。蓝、白、红三色旗再次在巴黎街道飘扬，人们大声唱起了《马赛曲》（Marseillaise
）。而这一次，反法西斯同盟已向巴黎民众许诺，无须经历暴乱，他们将享有经济繁荣与政治民主。但是，在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能够发挥作用，为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提供援助以前，它还需要得到美国国会的认可。

1942年，在由美国导演普莱斯顿·斯特奇斯（Preston Sturges）执导的电影《棕榈滩的故事》（The Palm Beach Story
）中，一个悲观厌世的角色曾出言调侃，“除了罗斯福，这世上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但显然，即便是富兰克林·罗斯福也无法享有永恒。随着“二战”临近尾声，罗斯福总统的生命也将走向终点，而美国政府中那些曾忠于他的人也不得不让位于新的政治力量。在打造战后世界新秩序的这一关键时点，美国政坛的人事变动意味着其国际国内政策的再度调整。但在此之前，罗斯福与他的鼎力助手们还需要为一场货币之战倾尽全力——他们需要让美国民众认可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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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四度赢得美国总统大选后，罗斯福已然成为美国政治生态中的标志性人物。但是，这位有史以来在位时间最长的美国总统却也日渐消瘦，身体大不如前。虽然罗斯福仍保持着昂扬的精神状态，但是长期以来的巨大工作压力耗尽了他的心力。

另外，作为任职时间最长的美国财政部部长，小亨利·摩根索同样也为各项政府事务操碎了心。他既要为战争筹款，也需处理难民危机；同时，他还要参与制定对战败国的惩罚措施，并努力让布雷顿森林体系获得美国国会的认可。摩根索私下里承认，为了提神，他曾服用了苯丙胺类药品。虽然他知道这些兴奋剂对他的身体是弊大于利，但是他仍不得已而服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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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的总统大选之后，国务卿科德尔·赫尔决定卸任，身患结节病的他实难再为美国政府效力。为了填补美国国务卿这个位置上的空缺，罗斯福任命了曾任全国钢铁工业委员会主席的爱德华·斯退丁纽斯（Edward Stettinius）。对于这份委任状，众人纷纷猜测，罗斯福选择一位没有太多个人政治影响力的商界人士担此要职的原因在于，总统想要自己直接掌控国务院的政策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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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下，“二战”已由盟军的反攻阶段进入结束阶段，战后和平方案已经出炉，而罗斯福政府内阁核心成员之一业已离任。现如今，美国政府的权力阶层中，最关键的人物就是罗斯福与摩根索了。为了给长久的和平打造一个坚实的基础，他们需要说服国会继续为他们的货币政策站台。而这一次，与1933年时一样，他们依旧需要冲破银行家与报业大亨们的阻挠。

在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势力中，打头阵的仍是银行家以及一些报业人士。早在世界银行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草案刚刚问世之时，加州报业大亨威廉·伦道夫·赫斯特的顾问、身兼律师与记者等身份的社会活动家约翰·弗朗西斯·尼兰（John Francis Neylan）就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手上得到了一份草案。1943年5月，仅是刚刚读完这份草案，尼兰心中的警钟就已当当作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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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兰很快采取了行动。他给一众社会名仕寄出了信件。在信中，他表达了自己对这份国际金融合作方案的失望与担忧。同时，他还迅速找到了一位盟友。原来，传奇投资家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同样也对这份方案抱有疑问。另外，尼兰还了解到，在南加州，国际金融合作方案的反对势力聚集在商会与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经济学系。在那里，曾经任职于大通国民银行的银行家本杰明·安德森（Benjamin Anderson）曾表达忧虑，他认为国际复兴开发银行与国际稳定基金的方案将创造出一个“超越国家边界的智库，而这两个国际机构有可能站在全球视角上，强行干涉各国政府的政策制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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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积极寻求盟友的同时，尼兰也在报刊上发表了自己对本届政府货币政策的批判。据他所言，该国际金融合作体系将“迫使美国放弃自己主权中那举足轻重的部分”“这个国际合作体系有可能统治世界经济，并最终为了让自己出台的法令在世界各地得到贯彻而发展出一个军事同盟”。更糟糕的情况是，这个方案可能彻底终结金本位制。而在尼兰看来，金本位制本应是“现代社会货币制度赖以维系的根本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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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阻挠政府的货币政策，尼兰在银行家、报业大亨、大学校长与政客的群体中广为分发自己执笔撰写的反对宣传册。另外，他还专程致信怀特。在信中，尼兰告诉怀特，自己认为这份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尚不成熟”。他向怀特提出建议，与其站在世界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不如让本届政府的精力集中在“美洲事务”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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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第二次世界大战并未消灭美国国内孤立主义的呼声。事实上，战争的残酷似乎恰恰印证了孤立主义者们一直以来的信仰——新世界是道德的典范，旧世界则险境丛生。在他们的认知里，外国人向他们提出的所有言论和主张都值得怀疑。

任职于杜邦公司的经济学家埃德蒙·E.林肯（Edmond E. Lincoln）对尼兰的文章表示认同。他致信尼兰，“这种打着国际合作旗号的胡说八道不过是精神错乱的一种表现”。同时，他也很反感美国“以外国人的视角检验本国外交政策”的做法。在经济学家林肯看来，罗斯福政府的国际政策做得有点过火，“我们早该预料到国际社会主义运动的兴起，这股势力假以对基督教的忠诚与慈善事业为幌子，在一小撮人的煽动下愈演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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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尼兰保持通信的另一位人物，身为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的伦道夫·伯吉斯则有着更强大的影响力。虽然他并不赞成尼兰在反对宣言中采用的激烈措辞，但是二者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看法却大致相同。在随后的几个月中，伯吉斯将成为反对势力中的主力干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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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货币政策的问题上，像伯吉斯这样的纽约银行家自始至终都给出了同样的药方：平衡财政收支，降低物价水平。他们相信，经济可以自行修复。时任大通国民银行董事会主席的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建议，“政府应在战后恢复黄金支付条款，取消外汇管制，控制物价上涨”。他相信，随着财政收支取得平衡，金本位制实现重塑，国内经济将步入正常运转的轨道。对此，伯吉斯表示认同。他也坚信，稳健的财政收支、平稳的物价水平与国际收支平衡是维持汇率稳定的必要之举。他在1943年秋季的一次采访中告诉《经济学人》的记者，上述三大要素是稳健货币政策的“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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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报业大亨威廉姆·伦道夫·赫斯特还成为尼兰最具影响力的支持者。在美国境内，赫斯特国际集团旗下拥有17家日报、9家杂志与4个广播电台。这些赫斯特新闻帝国手中的宣传媒介不断鼓吹着反对打造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的言论。按照尼兰的说法，“有关基金与银行的提议简直是糟糕透顶”。这些人认为，在这两个国际金融机构的运作下，“英国人将大摇大摆地花上我们的钱”；他们还怀疑，“丘吉尔首相的代表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意图干涉美利坚合众国的货币政策”。不仅如此，更让他们惧怕的是，苏联人也有着这样的野心。其实，在赫斯特等人的眼中，有关国际金融合作的提议不论是大英帝国的密谋还是布尔什维克的革命，都是一个由外国人想出的拙劣点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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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赫斯特掌控的各大报纸上，诋毁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新闻屡见报端。某位记者戏称，“与会44国的代表们已准备好用各国不同的语言说出‘给我、给我’的口号”。在这些反对者的笔下，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代表都成了不切实际的空想家以及没有专业经验的业余人士——“在美国代表团中，既没有享有威望的大家，也没有学术造诣高深的经济学家以及持重、睿智的商界人士。想来，这些人本就反对布雷顿森林会议，所以他们才没有出席会议”。一位供职于赫斯特旗下某日报的记者如是写道。除此之外，新闻记者们还声称，本次会议颇具欺骗性。一位专栏作者发出警告，“布雷顿森林会议本非人们所以为的那般”。据他所言，苏联代表团已经牢牢掌控了会议的主导地位——“每当苏联人从德军手中夺下一座城池，他们就要挟会议第一委员会在他们原定的基金配额中再加上500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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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赫斯特等人而言，他们还担心拟成立的两个国际金融机构将成为罗斯福政府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新政的平台。在记者塞缪尔·克劳瑟（Samuel Crowther）的报道中，他称布雷顿森林会议是“罗斯福新政的惨败”。他认为，“国际金融合作方案中向贫困国家提供贷款援助的办法无异于是一种‘世界政府’干预各国经济政策制订的计划经济行为。而通过举债为人民创造富足生活的方式就好像是为了治疗酗酒的人，却为他提供源源不断的好酒好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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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赫斯特报业的专栏作家们撰写的有关抨击布雷顿森林会议的文章随着报纸的发行被传递到了全国各地。但是在一些地区，他们仍面对强劲的对手。在纽约，《纽约晚报》以一则虚构的问答对话驳斥了赫斯特报业的说法。这段对话想要告诉人们，拟成立的基金将确保“各国货币之间能够以一个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实现自由兑换”。

问：“这听起来不错。”

答：“只是听起来不错？拜托！这简直是太棒了。这样的安排意味着国际市场的卖家都不必再担心汇率过度波动可能带给他们的损失了。”

问：“既然这个方案这么好，那为什么那些孤立主义者把控的报纸都在贬损它呢？”

答：“他们知道些什么！和他们讲道理怎么能说得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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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事上，孤立主义者们并非孤身作战。

不少令人尊敬的记者选择以一种更加客气的措辞方式表达了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质疑。向来对纽约银行家们很友好的《纽约时报》声称，由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商议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无法对那些发行弱势货币的国家施加强有力的内部约束”，所以说，这份方案“误解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有点答非所问”。另外，与银行家们的意见一致，《时代周刊》也坚持认为，政府经济工作的当务之急是防范通货膨胀，平衡财政收支。“美国所能对国际合作做出的最大贡献就是……在战争结束后尽快平衡财政收支，稳定美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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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任美联储主席的尤金·迈耶与十余年前一样，依旧反对罗斯福的货币政策。他利用《华盛顿邮报》的平台发表了自己对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看法——“如果各国都能实行稳健的财政政策，重塑国际贸易平衡，那么他们根本无须外界的援助就可以实现本国货币对外价值稳定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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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杉矶时报》刊发的文章称，国际稳定基金计划中提出的可调整的固定汇率安排实际上与“新政推行者们在30年代初时为抬高农产品价格而奉行的政府购买计划所遵循的是同一个道理”。文章企图传递的观点是，这一安排无法治愈根本性经济弊病，而只是暂时缓解了矛盾而已。另外，《费城问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
）则将布雷顿森林体系提出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形容成一个“极度不可靠，甚至有些危险的方案”。文章提出，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有可能为世界经济带来诸多‘吃白食’的国家，他们国家的政府将没有动机去主动化解本国的经济金融困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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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另外一些报刊的确应和了凯恩斯的预言——“有关国际金融合作的议题想来不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兴趣，它毕竟是个令大多数民众感到枯燥的话题”。《旧金山记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
）提出，“让本该被花出去的货币服务于一个国际经济组织，这实在很难被普罗大众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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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于那些在大城市发行、有着全国影响力的报刊，不少地区性的小报则选择支持政府的方案。对于在南部各州发行的报刊来讲，这其中的缘由还是很好解释的。美国南部各州向来是民主党的势力范围；同时，出于提振本地农产品出口的目的，他们都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汇率安排。《里士满时讯报》（Richmond Times-Dispatch
）虽然客观提到了公众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批评，但是文章中也对是否存在一个完美无缺的方案提出了质疑。毕竟，“各国仍需要一个合作机制来解决一些亟待处理的难题”。《亚特兰大日报》（Atlanta Journal
）则在重温了1919年的时局后选择支持了当前的方案。“回顾第一次世界大战，它向我们传递了一个信息：‘在战争面前，提早为和平做好打算。’”佛罗里达州发行的《圣彼得堡时报》（St. Petersburg Times
）将布雷顿森林会议与罗斯福新政巧妙地联系在了一起——“早在战争爆发前的30年代中期，成千上万名失业的美国工人得以继续留在工作岗位，正是因为我们的政府已经塑造了稳定基金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雏形”。在这里，《圣彼得堡时报》指的是财政部的外汇稳定基金与美国联邦政府成立的美国进出口银行。《时代周刊》进而提议，为了提振就业、打造一个繁荣的和平，各国有必要成立类似的机构以拉动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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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南部以外的地区，一些在中西部城市发行的报刊同样也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圣路易斯邮报》（St. Louis Post-Dispatch
）与《明尼亚波里斯论坛报》（Minneapolis Tribune
）正是政府的拥趸。另外，在芝加哥，《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Times
）则提醒它的读者们，孤立主义者们（它的“邻居”《芝加哥论坛报》正是秉承这个立场）正企图向苏联发起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通过把苏联描绘成一个民族主义盛行、具有侵略性的国家”，孤立主义者们“实则是想把美国打造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国家”。就此，《芝加哥太阳报》的专栏作者还告诉读者，布雷顿森林会议向人们揭示了美、苏两国和平共处的可能。虽然“苏联人在谈判中处处精明且相当看重本国利益”，但是，“他们却比我们国家的孤立主义者们拥有更大的包容性，并且，他们已经向我们传递了希望两国达成合作的期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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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手下的工作人员正密切关注着舆情。他们收集了大量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专栏报道，并将这些报纸按照发行的地域分类。财政部的官员们不难从中看出了一些规律：纽约与其他一些大城市发行的报刊倾向于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而在小城市中发行的地区性小报则大多表示支持。发行量大的全国性报纸大多代表了银行家们的立场，那些曾在私人信件中出现的反对声音陆续见诸报端。而批评的论据主要集中在以下几点：国际金融合作方案难以操作且易引发通货膨胀；它不但干涉了美国政府政策的制订，也将给世界各国带来一批“吃白食”的阶层；另外，这个方案还极有可能是大英帝国或者苏联人的阴谋。

布雷顿森林会议在1944年7月末闭幕，随着夏季热度退去的还有公众对此次会议的反对声浪，而总统大选顺势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作为罗斯福的竞选对手托马斯·杜威（Thomas Dewey）的幕僚，律师出身的共和党人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曾在私底下告诉迪安·艾奇逊，虽然他周边的友人们大多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提议，但杜勒斯个人则认为这个方案有着“诸多可取之处”。他甚至建议共和党人不要在大选前过度渲染此次会议的危害，而共和党全国委员会也的确采纳了这个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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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好景不长。在罗斯福拿下他的第四次竞选胜利之后，不满的声音再度甚嚣尘上。在大通国民银行的董事长温斯罗普·奥尔德里奇看来，有关成立国际稳定基金的提案务必不能在国会获得通过。华尔街的银行家们都将其视为凯恩斯的个人产物。身为“新政的规划者与奠基人”的凯恩斯向来鼓吹赤字财政政策，而这也正是银行家们最为深恶痛绝的经济政策。做到了控制通胀、平衡预算，哪还有布雷顿森林体系什么事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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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协定得到美国国会的认同，财政部部长摩根索需要领导美国政府冲破银行家与报业大亨的阻挠。而为了达成这个目标，他需要向公众充分说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所在。当然，会议协定起草者们的意图并不能定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正如凯恩斯所言，“意图不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这充其量只关乎四五个人的想法”。所以，当前最重要的是要让各国政府批准这份方案。只有他们的理解才能让布雷顿森林体系拥有实质意义。遥想美国宪法之父詹姆斯·麦迪逊（James Madison）在帮助草拟美国宪法时说过的话：宪法起草者的主观意图无法被视为立法的依据，只有充分反映了“公众意见”的文件，才可以称其为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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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同盟国开始为战后和平世界规划蓝图时，世界各国的人们，都纷纷把视线聚焦在美国议会的议员们身上。按照英国财政大臣私下里告诉摩根索的说法，即便是英国政府，也需要在美国议会给出结果后，再作进一步的打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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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需要率先在连接着白宫与美国国会大厦的宾夕法尼亚大街缔结。1944年末，怀特与其下属走访了多家民间组织、贸易与商业团体、专业协会。财政部职员们联合这些团体的工作人员一道制作了上千份宣传册，用以号召民众支持布雷顿森林会议。这其中不少文章都是由爱德华·伯恩斯坦本人亲自撰写。据他所言：“比起修改他人的稿件，于我而言，写作反倒更为容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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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4年走向尾声时，财政部已成功赢得了美国经济学协会的支持。另外，还有不少社会组织也选择站在政府的一侧。正如一家日报的新闻报道中所讲，财政部的官员们“已在拉拢民意的工作中取得了不小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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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财政部的工作人员在1945年的元旦碰面时（他们大多数人估计还没从宿醉中清醒过来），怀特再度向众人显现了他蹩脚的政治斡旋能力。1945年伊始，摩根索开始明白，他已经无法寄望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来塑造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公众意义，因为后者压根不懂政治。事实上，怀特只能和那些原本就认同他的观点的人友好共事。当大伙谈到该如何让国会通过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方案时，怀特大胆提出不如让财政部直接买通两院各委员会的议员。他问摩根索：“您看这办法如何？”后者回答得直截干脆：“我看不行。”依据三权分立的制度，美国联邦政府无权干预国会的办事流程与人员调动。“如果我凑到萨姆·雷伯恩（Sam Rayburn，得克萨斯州民主党议员，此后的众议院议长）说了这番话，他恐怕会叫我滚蛋。”摩根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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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大西洋城预备会议召开之时，怀特就曾天真地想要以技术手段来处理政治问题。为此，摩根索就告诫他，政治并不是他所擅长的。这才多久，他又旧态复萌。虽然如此，摩根索还是决定给予怀特一个职位晋升的机会——他想要提名怀特为财政部助理部长。他告诉参议员们，“（怀特）对我来说，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助手。并且，他还是一名优秀的民主党人。”——当然，摩根索仍不会放手让怀特筹划这场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生死的硬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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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3日，摩根索与伯恩斯坦、财政部律师安塞尔·勒克斯福德（Ansel Luxford）一道开了个会，他们要讨论一下近期宣传工作的策略。在会上，摩根索提到，“哈里不赞成我提出的淡化党派分歧的做法”。原来，为了避免重犯“一战”后的错误（当时，共和党掌握了参议院的多数席位，他们拒绝批准《凡尔赛和约》，美国也因此无法加入国联），摩根索希望能够联合共和党中的支持派一同运作这份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草案。在此事上，他大体保持乐观的态度。当布雷顿森林会议成功地在新罕布什尔州召开后，作为参议院银行委员会成员的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W.托比想来可以出力。另外，虽然同为美国代表团团员的密歇根州共和党议员杰西·沃尔科特对此事并无太多认同，但是在经历了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协作共事后，沃尔科特也承认，“至少从目前来看，反对是比支持更不明智的做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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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虽然相悖，但是摩根索依旧希望能够与反对者们融洽共处。他提议：“也许可以找几个晚上，让我们和那些专栏作家坐到一起。另外，还可以请来共和党人一道，大家喝点啤酒，一起聊聊，把话摊开。”但是，除此以外，他还需要一个全职的公关人员来策划这场宣传活动。他期望在国会议员忙于审议该方案时，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声浪可以在美国民众间传开。摩根索要让沃尔科特这样心存疑虑的人看到，不论在何时，支持都是比反对更加明智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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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4日这天，摩根索会见了美国银行家协会主席伯吉斯以及随行的多名银行家。在会上，摩根索给予了伯吉斯充分的尊重，让后者可以畅所欲言，表达自己的不满。如今看来，双方的分歧主要集中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上。伯吉斯担心，基金的提款权安排将有可能使美国变成那些“信用不可靠”的国家的债权国。故此，他不希望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中设立该基金。相反，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计划倒是可以推进。对此，摩根索做出回应：他声称国际稳定基金的计划不过是1936年美、英、法三国货币协定的一个扩展形式。另外，他还告诉伯吉斯，他已经赢得了托比和沃尔科特的支持。伯吉斯只好说道：“如果已经没有其他选择了，那么我接受这个方案。”摩根索答道：“只有这个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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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向伯吉斯发出最后通牒之后，摩根索又获悉自己手中已经握有了开展宣传活动的经费。1月5日，摩根索的法律总顾问告诉他，后者可以动用外汇稳定基金里的资金为宣传活动的开销埋单。该律师对此做出解释，“由于布雷顿森林会议上达成的方案将有可能起到稳定美元汇率的作用”，所以动用外汇稳定基金里的资金是合法的。这之前，摩根索曾担心，动用外汇稳定基金用于公关宣传可能会犯下棘手的政治错误。现今，法律人士给出的专业建议终于让他放下了顾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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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为美国联邦政府效力的律师们还在忙于解答另一个问题——美国究竟应当以出台法案的形式还是签署国际条约的形式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前者需要在参众两院的投票中均获得多数票，而后者则只需要2/3的参议员投出赞同票。对此，财政部与国务院的律师们达成了一致，他们都认为美国应当以立法的形式加入这一国际组织，而非仅是签订条约。

除了当前的法律依据外，在财政部内部，人们更多的是抱着一种政治眼光来看待这个问题。从达成目标的难易程度的出发点考虑，财政部的官员们认为走立法程序要比获得2/3参议员的赞成票容易很多。他们相信，在众议院审议该草案期间，政府的宣传活动正好借机造势。众议院议员人数众多且换届更为频繁，所以他们更容易被公众的意见左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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初步拟定了行动方针之后，财政部的官员们开始向已知的方案批评者发动了反击。他们宣称，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需要满足几十个国家的融通资金需求，但是它的规模远没有大到值得人们忧虑的程度；另外，基金向会员国提供的紧急资金融通也并非不受约束，各会员国所能获得的基金配额也不会大到引发通货膨胀。最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更不会侵犯各国的主权，“没有哪个国家会单纯依赖基金的资金援助来确保本国的社会安定与就业提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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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1月的第一个星期，罗斯福总统在国会发表演讲。讲话中，他再次呼吁，“布雷顿森林会议上决定设立的两家国际金融机构应当尽快成立”。在这之后，摩根索希望罗斯福能够再次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站台。他准备了一份由财政部工作人员代写的支持声明，希望总统对此给予认可。另外，他还拉了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入伙。摩根索希望斯退丁纽斯可以和他一道游说总统，将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工作上升为政府当前工作的首要目标。在摩根索看来，如果斯退丁纽斯只是罗斯福在国务院安插的傀儡，那么总统一定需要其常伴左右——“既然总统先生直管国务院的事务，那么想来，斯退丁纽斯会见总统的次数要远比我多得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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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给斯退丁纽斯上了一课，他要让后者学会如何向罗斯福总统推销一个观点。随后，二人一同来到了罗斯福的办公室。摩根索拿出了那份声明，请总统过目。读过之后，罗斯福表示“写得不错”，并在这份声明上面署上了自己的名字。同时，总统还授权摩根索可以自行定夺合适的时机，以自己的名义公布这份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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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末，财政部正式聘用了两位专业的公关人员——J.H.伦道夫·菲特斯（J. H. Randolph Feltus）与罗伊·维奇（Roy Veatch）。从1937年就开始从事公关工作的菲特斯曾是参议院某个委员会的办公室主任，而维奇则曾任职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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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聘用合同的约定，维奇将作为菲特斯的副手，与其一同从事全职的宣传公关工作。二人的年薪分别为9000美元和8700美元，直到国会颁布认可布雷顿森林体系协议的法案为止，而这笔款项将从外汇稳定基金中划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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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福总统在1945年1月20日正式开始了其第四届总统任期。在简短的就职演说中，罗斯福对战后的国际合作前景做出了美好的展望。“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不可能孤身处于和平的世界，我们的幸福有赖于远方其他民族的幸福。我们已经认识到，我们既是世界公民，也是人类社会的一员。”在讲话的最后，他号召美国民众一同向上帝祈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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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次，华盛顿没有了庆祝游行。“谁在游行？”总统自己发问。原来，他想到的是身着军装在海外浴血奋战的美国士兵们。1945年初的罗斯福越发消瘦，他似乎都撑不起身上的那件西装了。两天后，总统离开美国。他将于2月与丘吉尔、斯大林在苏联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会面。在总统缺席的这段日子里，银行家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发起了急切的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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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2月5日，美国银行家协会发布了一份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报告。文中，银行家们复述了伯吉斯等人一直以来的担忧：基金“从本质上讲就是有缺陷的”，并且有可能引发通货膨胀以及债务国不负责任的行径。故此，他们反对国会通过有关美国加入该国际金融机构的法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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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将这份报告视为一种背叛。在此之前，伯吉斯说过，如果没有其他选择，那么他将接受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方案。并且，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发布这份报告以前，伯吉斯曾告诉一位名为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l）的财政部工作人员，这份报告将出具有关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采纳建议。但是，当贝尔翻阅该报告时，他恍然发现，根本没有什么认可之词。日后，当摩根索再度见到伯吉斯时，双方的会面直接导致了伯吉斯的一纸辞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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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报告并没有成功唤起太多支持者。2月9日，财政部的信件收发室中只收到了一份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明信片。这位发信人写道，“财政部的官员们根本就是站在英国人的角度考虑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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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但是这份报告抚慰了那些原本就对政府货币政策心存疑虑的人。政治评论员拉尔夫·韦斯特·罗比甚至这样谄媚——“美国银行家协会说的一切都是正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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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纽约时报》的编辑查尔斯·梅尔兹（Charles Merz）在一通电话中向摩根索发问：“您难道完全不认同美国银行家协会的说法吗？”摩根索回答：“是的，我不认同。”梅尔兹闻此，回答：“好吧……”恐怕在梅尔兹看来，美国财政部部长与纽约银行家们意见相左本就是一件根本说不通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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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财政部的支持者，来自芝加哥的银行家耐德·布朗（Ned Brown）告诉菲特斯，美国政府在此事的公关工作上可能做得并不得法。银行家们觉得自己被罗斯福“冷落”了；而摩根索看上去又“糊里糊涂”，甚至“有点不讲规矩”。更糟糕的是，他们不曾想到，财政部居然在出席布雷顿森林会议的美国代表团中纳入了一位女性经济学家——“让一个女人出席这样的场合，简直难以置信”。不仅如此，财政部还拉来了美国女性选民联盟作为自己的主力支持者。对此，一位财政部的工作人员甚至都曾主动承认，“我厌恶女性”。如果连财政部的工作人员都抱有这种看法，那么在当时以男性作为绝对主导的金融界，这种想法也绝非个例。绝望的摩根索这下明白了一件事：银行家们反对的不是这个方案本身，他们痛恶的是这个方案背后的象征性的政治意义。显然，国际主义的主张可没有民族主义那般具有男子气概；或许，它还有点像是犹太人的鬼点子。“恐怕他们连我的鼻子也不喜欢。”摩根索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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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样的局面，菲特斯认为财政部应当直捣银行家的地盘，采取“强调‘右派保守势力’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的策略，并让摩根索与他的手下们远离媒体的焦点。菲特斯告诉摩根索：“这场宣传活动应该摆脱财政部的光环。我们需要从‘右’到‘左’，逐一击破阻力。首先，赢得右派保守势力的认同；另外，不要让左派势力与自由组织们随便发声，以防中间派因为对他们的反感转而支持那些保守的银行家。”菲特斯告诉一位友人，他已经“成功说服了摩根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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菲特斯说错了：摩根索才不甘心闭嘴。另外，他也不希望左派势力与自由派人士噤声。摩根索叫来了安塞尔·勒克斯福德，他告诉后者，“看在上帝的分上，请听我说，勒克斯福德。我好歹也在华盛顿特区取得了一点成就，而众人却在不断地指责和诽谤我。听着，我不需要菲特斯先生对我的工作指手画脚”。摩根索的计划是，让菲特斯自己料理好保守派的反对声浪。事实上，他有把握能够将保守势力为己所用。摩根索分析，目前针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反对声音主要来自纽约。但是，纽约的银行家们忽视了一点：他们很容易后院起火。原来，纽约州的议会代表领袖是民主党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他是罗斯福政府的拥趸。“即便所有的纽约银行家都反对我们的方案，但是他们的政治代表们却不和他们站在一起。”

摩根索还想到，他可以利用民主党在南部各州的传统优势，在国会赢得更多的赞成票。“现在，我们要去密苏里州，那里的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将成为我们赢得南部13个州的赞成票的跳板。”另外，如果代表着大通国民银行、花旗银行等大型银行利益的美国银行家协会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那么财政部何不先赢得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的支持？摩根索算了笔账，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是由超过2000家小规模的地方性银行联合成立的机构，它们要与代表着华尔街银行家利益的美国银行家协会分庭抗衡。想来，这些小银行会试图影响它们所在地区的众议员与参议员的意见。“我们要做的是，了解某参议员来自哪个州，以及这个州里的地方性银行，然后从说服当地的银行家着手。”摩根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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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是小银行可以出力，地方性的小报同样也愿意帮忙。虽然赫斯特等报业大亨反对摩根索，但是在小城镇上发行的报刊却选择声援这位财政部部长。“我们的宣传工作需要从基层做起，我可不认为那些响亮的名字能带给我们什么帮助……我前些天去了亚利桑那州的佛罗伦萨，那是民主党参议员欧内斯特·麦克法兰（Ernest McFarland）的选区。当地有一家发行量不大的报纸，这份报纸就表态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而佛罗伦萨当地的银行也持相同观点。”摩根索乐观地说。

一直以来，民主党始终在为这些中小城镇、地区性报刊和银行争取更多的权益。所以，当像布雷顿森林体系这样的民主党提案摆在他们面前时，摩根索需要调动地方力量来唤起参、众两院的支持。“基层路线策略可比邀请那些声名显赫的人去卡尔顿酒店共进午餐要管用。”摩根索说：“我已经见识到了组织社区活动的奇效，我们要说动那些地区性小银行的银行家，让他们代表我们去说服各地的参议员与众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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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宣传活动既关乎政治势力角力，也关切到货币政策的推进效果。而这一点认识，早在罗斯福新政启动之初，摩根索就已经形成。至于那些地方性小银行的银行家与在小报供职的编辑，自1933年起，摩根索就在与他们打交道。“是我一手打造了农业信贷管理局，”摩根索说道，“我知道该怎么办事。”身为美国财政部部长，摩根索手下有着庞大的销售团队：财政部的雇员们奔走于全国各地兜售债券，为战争募资。“全国最大的志愿者组织正在服务于我，”他还说道，“我知道该如何开展组织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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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政部正试图让美国民众了解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在摩根索看来，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是联合国的创立基础。再者，该国际金融合作体系还要补足《凡尔赛和约》在经济与金融部分的缺憾。而对美国人自身来说，这也是他们第一次真切地参与到战后和平世界的重建工作当中，他们要为战后世界的经济复苏、贸易发展、就业提振打下坚实的基础。

以上的信息摩根索已在1945年1月时就请罗斯福过目。在那份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支持声明中，罗斯福署上了自己的名字，而公开发表的权限则由摩根索自行定夺。2月12日，在美国银行家协会发表了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批评文章的一周后，摩根索公布了总统的这份声明。这一次，他的观点再度赢得了总统声明的背书。

“我们必须明白，世界和平有赖于各国政府间的紧密合作。”罗斯福的声明中提到，“如果说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是国际政治合作的奠基石，那么国际经济合作的奠基石就是布雷顿森林会议，就是成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此时布雷顿森林协定中计划成立的国际稳定基金已正式更名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主张”。在这里，罗斯福总统为这两大国际金融机构赋予了象征性意义。“有一个机会正摆在我国人民面前，我们可以动用我们的影响力让这个世界成为一个团结合作的大家庭。而我们能否把握住这个机会，将决定我们子孙所处的未来世界的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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紧随罗斯福声明的脚步，摩根索于2月14日在圣路易斯地区商会的一场演讲中重申了自己的观点，这份发言稿的大部分内容都是由伯恩斯坦撰写的。如前所言，在圣路易斯发表演讲就如同面向整个美国南部与西部地区喊话。同时，这也意味着，讲话将围绕农业话题展开。故此，摩根索的这场拉票演说格外强调了国际贸易对美国农民的重要意义。

摩根索在讲话中解释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机制。他还提醒在场的听众，让他们回想一下竞争性货币贬值与其他经济战是否加重了大萧条带给农业生产者的打击。另外，他还就美国银行家协会的批判做出了回应，“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只是一个国际性的贷款机构。抱有这种看法的人都没能搞懂它的真正作用”。

接着，财政部部长又着重谈到了国际金融合作的普遍意义。“对于世界来讲，布雷顿森林体系代表着美利坚合众国经济孤立政策的终结。虽然它可能并不完美，但是它却代表着一种国际认同，而这种认同正是国际经济合作的生命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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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落实摩根索的基层宣传路线，财政部工作人员通过电话和邮件与南部各地的商业机构保持了密切联络。他们与圣路易斯联邦储备银行的切斯特·戴维斯（Chester Davis）、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主席W·L.格雷高里（W. L. Gregory）一同共事，并致力于在南部各州为布雷顿森林体系造势。但是，格雷高里有着自己的顾虑。他曾表示，如果“无法保全自己当前在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的工作岗位”，那么该协会不会出具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报告。为此，财政部的官员们只好为格雷高里额外找好了后路，以防后者真的因为此事而被解聘。这之后，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终于对外发布了相关报告。文中不仅对布雷顿森林体系表示强烈支持，还批判了美国银行家协会——“当我们在面临一个国际经济灾难时，纠缠于细枝末节的做法简直是无理取闹……这好比是在去救火的路上，突然彻底整修上了消防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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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圣路易斯开了个好头的摩根索转战底特律。这一次，有关农业发展的主题被振兴制造业的话题取代，而伯恩斯坦继续在撰写发言稿的工作上发挥着关键作用。密歇根州不仅是美国汽车业的大本营、工会势力的地盘，它也是共和党众议员、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沃尔科特的选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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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6日，摩根索在底特律经济俱乐部的活动上发表演讲，他把曾在圣路易斯谈及的和平与繁荣的话题带到了这里。摩根索告诉在场的人们，战争结束以后，每7名工人中就有一名需要靠外国的汽车订单来守住自己的饭碗。而布雷顿森林体系所能做的就是确保“外国市场每年为美国汽车生产商带来上百万辆汽车的订单”。另外，美国的汽车厂商也“不必再担心因为意外的外汇波动而导致海外订单被临时取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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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员沃尔科特接在摩根索后面发表了讲话。令人意想不到的是，他的发言给了摩根索猛烈一击。整段讲话中，在提到布雷顿森林体系时，他使用了40次“表示质疑”一词。除了美国银行家协会与报刊上反复提到的攻击要点外，他还谴责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可能在战后垄断国际借贷市场。在沃尔科特口中，整个体系不过是罗斯福总统在20世纪30年代设立的美国公共事业振兴署的变体；所谓的国际金融合作就是一场世界级的政府经济刺激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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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科特的话让摩根索再次感受到了背叛。与伯吉斯一样，沃尔科特在私下表示理解，在公众场合却大唱反调。就这样，摩根索肩上的政治压力又变重了。

依靠现有的关系网，摩根索联系上了他在密歇根州战争财务委员会担任主席的老伙计弗兰克·伊斯比（Frank Isbey）。伊斯比建议摩根索去找休伦港《时代先驱报》（Times Herald
）的一位编辑和一位来自密歇根州拉皮尔的银行家聊聊，因为他们都来自沃尔科特的选区。另外，伊斯比还为摩根索引荐了一位重要人物——密歇根州产业工业联合会的负责人约翰·吉布森（John Gibson）。伊斯比向摩根索承诺：“为了你，没说的。我会先让你与这些人搭上线。如果沃尔科特还想在密歇根州的政坛立足，那么他就要掂量掂量自己说的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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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继续坚持自己制定的基层宣传策略，即便在诱惑面前，他也不为所动。菲斯特建议他去加利福尼亚州参加一场盛大的群众集会，“海蒂·拉玛（Hedy Lamarr）也会去”。可是，即便是有望见到这位好莱坞美人，摩根索还是回绝了菲斯特的提议。“我需要去那些能够赢来更多参议员赞成票的地区。我在洛杉矶看不到这种希望。”在加州，作为罗斯福新政坚定支持者的民主党参议员谢里敦·唐尼（Sheridan Downey）本就赞成这份议案，而孤立主义者、共和党参议员赫尔曼·约翰森则是众所周知的反对派人士。既然加州的投票结局已经注定，那么确实也没有让摩根索去到那里的必要了——当然，除了充足的阳光与好莱坞明星做伴的诱惑。可惜，这些都不足以让摩根索转变念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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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各地，财政部与各类民间组织也展开了密切合作。这中间，不顾银行家们对妇女参与政治的反对，美国女性选民联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宣传活动中表现得尤为突出。怀特与该联盟的工作人员合作制作了一份宣传手册，据他说，“这份宣传册印发数量惊人”。除此以外，美国女性选民联盟还分发了超过十万张传单。那上面写着，“贸易创造就业……布雷顿森林协定将为美国带来更大的国际市场……贸易额的增长将为国内创造更多就业机会……更多的就业机会将为所有的美国人带来更多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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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女性选民联盟甚至制作了一份带插图的儿童读物——《布雷顿森林的故事》（The Story of Bretton Woods
）。文中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孩子们介绍了20世纪30年代的经济战：“……有一种很恶劣的手段叫作‘竞争性货币贬值’……”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将确保国际贸易的健康发展，杜绝此类事件的发生。《布雷顿森林的故事》告诉孩子们，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是由“一群这个世界上最聪明的男人与女人”创造出来的。他们中间，“既有白人，也有黑人、黄种人，以及棕色皮肤的人”。故事在最后号召孩子们劝说家中的大人写信给他们各自所在选区的参议员和众议员。“这张图展现的就是你们的父母以及邻里街坊给他们的政治代表们寄信的样子。小朋友们，请你们也去说服家长效仿这个举动吧。如果参议员与众议员们收到了足够多的信件，在国会任职的那些叔叔就会向这份议案投出赞成票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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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外一些出版物则将目标读者锁定在了其他人群。以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的名义，财政部工作人员约瑟夫·盖尔（Joseph Gaer）执笔撰写了一篇题为《一点也不神秘的布雷顿森林体系》（Bretton Woods is No Mystery
）的文章，它的用意在于打动工会。文中写道，“在布雷顿森林会议之后，B.W.（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的缩写）不再只是一个地名，它还代表了面包与工资（bread and wages）”。另外，盖尔还以激烈的言辞回应了反对者的攻击。当提到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Robert Taft）时，盖尔称其为“卑鄙小人（原文是‘RAT’,即Senator Robert Taft的缩写）”，一个“银行家们控制的爪牙”。“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不正是由那些所谓‘正确的人’制定了一份‘正确的和平条款’吗？结果怎么样，我们迎来了大萧条、纳粹势力的崛起、人类社会有史以来最残酷的战争。与前次的做法相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想法源自另一群人，正是他们带领我们的国家战胜了大萧条和世界大战：‘罗斯福总统就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总建筑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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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热烈倡导者。《产联新闻》（CIO News
）称，“如果这份在新罕布什尔州度假小镇制订的计划得以顺利实施，那么国内的就业水平将得到提振”。据该报道分析，布雷顿森林体系对世界贸易的促进将为美国经济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另外，贫穷国家的经济发展也将拉动他们对工业产品的需求。“落后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将为我国经济创造一个实现充分就业的机会……单单是为满足这些国家的机械进口需求，我们的工人们就将在未来相当长的时间里辛勤地忙碌在各自的工作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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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纸质印刷品外，为了宣传布雷顿森林体系，美国产业工业联合会还使用了其他更为新颖的传播手段。1945年初，一出广播剧在国家广播公司蓝色频道首播，剧中的主要人物有工人约翰、工厂主先生、被称作J.P.的银行家、法国人加斯顿。通过剧情的推进，这出广播剧向听众深入浅出地说明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意义。剧中人物加斯顿讲话不带一点法国口音，他告诉听众，“因为有了布雷顿森林协定，自此这世上的每一个国家都将讲着同样的语言”。剧终时，播音员将话筒递到了“布雷顿森林协定之父”摩根索的面前，财政部部长本人在广播中发声，他呼吁听众们选择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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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名为罗马·霍恩（Roman Horne）的财政部经济学家为众人的讲演撰写了不少发言稿，这是伯恩斯坦分配给他的任务。如霍恩自己所言，他善于用简单明了的语言解释复杂的问题。另外，与其他财政部官员一样，霍恩也需要奔赴全国各地发表演讲。在与各地民众的接触中，他了解到——美国民众已大体懂得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必要性。“自战争以来，所有正常的国际贸易往来都已被搁置。没有人能说清楚当前法郎、英镑、里拉与美元的汇率……所有商品的交易模式都游走在传统的价格体系以外。当前，公众似乎已经明白世界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就此，霍恩在演讲中鼓励民众给国会寄信，写出他们心中的诉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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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参众两院的邮件收发室里，信件如雪片般飞来。教会组织、工会、民间团体、公民个人的力量都被财政部的宣传活动调动了起来，随便一份请愿书上都有上千个签名。在这些信中，人们用不同的措辞表达了同一个追求——“持久的和平”。而在美国民众眼中，“国际经济合作已成为整个和平架构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教会妇女联合会的来信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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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强大的支持呼声，美国银行家协会依旧站在反对阵营不依不饶。伯吉斯告诉媒体，“美国的民主制度已经开始沦陷”，而我们需要把它从国际主义者的手中夺回来。另外，他继续向公众发出国内经济即将爆发通货膨胀的警告。他说，“在‘合理的财政、商贸政策’的安排下，布雷顿森林体系将无用武之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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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美国财政部在卖命地宣传布雷顿森林体系之时，在大西洋对岸的英国，政府在此事上却没有太多作为。对于英国财政部的大多数官员来说，他们仍对是否应当展开宣传活动而迟疑不决。于是英国方面的进展实为缓慢。有限的努力包括：英国的财政大臣曾建议政府应仿效美国人的做法，在民间开展一场公众教育活动，用以剥去布雷顿森林体系那枯燥、难懂的技术外壳，让人们能够从国际大环境的角度出发来看待这个问题；另外，相关部门还准备了一份报告，意在唤醒英国民众，各国开展国际金融合作的重要意义——“如果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之时，有关战后救济与重建的国际协作就已及时开展，很多问题就能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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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凯恩斯写给美国友人的一封信中，他提到，“虽然有关舆论教育的工作开展得还算令人满意，但是进度多少有点慢了……未来几日，我会在查塔姆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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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个会；这之后，我还会在上院发表一场关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讲演。但是我所做的这些工作，是怎么也比不了大洋对岸的你们所付出的巨大努力的”。而事实则是，英国政府不过是在等待美国国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答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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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3月，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议案终于被提至国会。它需要经历的第一道检验是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的审议，而听证会上的问答环节将直接影响参、众两院的投票意见。

在此之前，助理国务卿艾奇逊出席了一场由参议院共和党人组织的会议。在聆听了反对派犀利的发言之后，艾奇逊意识到，如果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议案无法彻底赢得民意，那么在立法程序上，“我们还有一场硬仗要打”。他给摩根索提了个醒，后者一定要稳住他那几个脾气暴躁的手下——“尤其是怀特和勒克斯福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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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聚光灯下，财政部的官员们的确做到了好好表现。3月，电台听众们迎来了一系列有关货币稳定问题的谈话节目：伯恩斯坦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电台节目中侃侃而谈；艾奇逊则与参议员塔夫脱在蓝色频道里展开了激烈的辩论。另外，参议员托比与美国独立银行家协会的格雷高里组队，在另外一档电台节目中对阵塔夫脱与美国银行家协会的代表们；而怀特则在节目中“单挑”伯吉斯。如果电台听众们想从这些政治议题中喘口气儿的话，那么他们只能听听音乐了。但是轻松不了多久，在音乐节目的间隙里，另一位助理国务卿威廉·克莱顿（Will Clayton）还会发表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演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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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吉斯继续在银行家的群体中散布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信息。美联储主席马里纳·埃克尔斯（Marriner Eccles）曾在纽约出席了一场由伯吉斯发起的活动。埃克尔斯在事后告诉摩根索：“兰迪（沃伦·伦道夫·伯吉斯的昵称）的话真真假假，闪烁其词。我很确定，他告诉那帮人的话大半都是编造的。并且，他是别有用心地在这么做。”言毕，埃克尔斯安慰摩根索，他说自己已经当场纠正了伯吉斯的错误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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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21日，伯吉斯现身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举行的听证会，他在会上的一席发言虽听上去温和，实则寸步不让。伯恩斯坦不禁担心，“伯吉斯的讲话条理分明、言之凿凿，不时还表现出一副向财政部卖好的样子。他的这种策略对我们十分不利”。来自佐治亚州的民主党众议员保罗·布朗（Paul Brown）在听证会上，一边抽着雪茄，一边向伯吉斯抛出一个个尖锐的问题，而这些问题正是财政部早已准备好的反击武器。会议之后，布朗告诉摩根索：“我一定会挺你到底，但是我们手头工作的阻力可不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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众议院银行委员会主席布伦特·斯彭思在会上曾组织过一次非正式投票。事后，他向财政部透信，从这个时点来看，有一两名民主党人可能会倒戈，而该议案将以14∶13的票数在银行委员会的审议中被予以否决。所以，“民主党内部需要团结一致”，斯彭思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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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斯彭思为银行委员会内部的意见分歧忧心忡忡，但是财政部在国会山以外的地方却收获了成功。伯吉斯在听证会上发言之时，一个名为“经济发展委员会”的民间组织发表声明，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另外，美国联邦储备系统管理委员会也出具了同样的报告。克拉伦斯·亨特（Clarence Hunter）也以全国对外贸易委员会的名义对外宣称，该机构“大体认同该议案提出的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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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部内部，从3月23日的“一周来信内容报告”中，摩根索了解到，支持与反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来信比例为3∶1。民意开始大幅倾斜。摩根索告诉他身边的工作人员，大家在打一场“正义之战”，而那些“奉行‘绥靖政策’的邪恶之人只是受到赫伯特·胡佛的理论蛊惑的棋子。是赫伯特·胡佛让我们深陷当前的混乱，而他们从骨子里来讲，都是一帮法西斯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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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至今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反对者们已无计可施。但是，对于他们而言，糟糕的消息还在不断传来。在这种局面下，伯吉斯托人给财政部带话，说他想要和财政部的官员们坐下来聊聊。勒克斯福德察觉到了一丝和解的信号，而沃尔科特也附和了他的看法。斯彭思甚至突然获得了信心，“你们就看着吧，这份议案有希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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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这个戏剧性的转折，摩根索明白，财政部已赢得了实质性的胜利。他终于可以腾出时间度个假了。虽然在假期中，他还会通过电话与众人保持联系。我们这位疲倦的财政部长问：“是哪个女演员说过那句‘我想回家’的台词来着？”摩根索常年来的助手海瑞塔·克罗兹（Henrietta Klotz）知道他指的是谁。“葛丽泰·嘉宝（Greta Garbo），”她答道。这之后，摩根索离开华盛顿，去了佛罗里达。他的助手们代其与伯吉斯进行了会面。按照摩根索的指示，财政部不会就任何问题做出让步。“让伯吉斯也体会一下坐冷板凳的滋味吧。”摩根索说。与此同时，令人欣喜的信息正源源不断地传来。根据美国经济学会对全体会员进行的意见调查显示，1800名经济学家中，有超过90%的人表示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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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末，众议院银行委员会终于对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议案做出了投票，投票结果是23∶3，提案通过了该委员会的审议。伯吉斯在私下场合承认，面对这个结果，他感到“有些失望”。而当众议院在6月7日对该提案做出全体投票时，布雷顿森林体系则以348∶18的投票结果取得了压倒性的胜利。而当前的民调也与摩根索获得的早期“一周来信内容报告”中的结果大致吻合。在参与调查的民众中，赞成与反对的比例是3∶1。在这般支持声势下，参议院的投票结果似乎已无任何悬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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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根索的制胜法宝在于，他让美国民众了解到了一个事实：从本质上看，布雷顿森林体系仍是罗斯福新政的一环。它将为每一个愿意劳动的美国工人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而该体系的最高目标是要提高各国人民的生活水平。除此以外，摩根索还联合上了罗斯福新政的盟友：农民、工人、知识女性、经济学领域的专业人士。而罗斯福新政在脱离传统金本位制的工作中所创造的财富（即财政部管理的外汇稳定基金）也为摩根索的基层宣传工作所用，尤其是摩根索所面对的对手仍是罗斯福新政的宿敌——纽约的大银行家们。

1945年4月12日上午，摩根索与罗斯福总统在位于佐治亚州西部城市沃姆斯普林斯的别墅共同进餐。在席上，两人回忆起了他们在1933年时的艰难。“当时，金本位制的拥护者们把总统置于一个难堪的境地。他们想要逼得罗斯福不得不就范。如果美国当真回归了金本位制，恐怕经济复苏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了。”摩根索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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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罗斯福与摩根索终究还是排除万难，冲破了反对派的阻挠，美国经济得以复苏。现如今，他们再次取得了胜利。这一次，传统的金本位制已彻底沦为过去，而经济复苏也将要在世界各地全面开花。在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目标中，充分就业被摆在了低通胀率之前。而这一目标不仅已被美国民众广泛接纳，美国国会也将予以支持。

凯恩斯曾说过，“意图不能被认为是重要的，因为这充其量只关乎四五个人的想法”，公众的认同才能赋予布雷顿森林体系存在的意义。而今，摩根索向美国民众传达的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信息既契合了凯恩斯对货币的理解，也达到了罗斯福一直以来对于货币政策的期许：货币的价值应服务于公众的福祉，而不能本末倒置。

这天之后，他们个人的意图已不再重要。4月12日当天，在与摩根索畅谈往昔后不多时，罗斯福因突发脑溢血而与世长辞。罗斯福的死并没有使各项推动战后和平的工作止步，已有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了他为未来世界描绘的美好蓝图。虽然他没有看到“二战”最终取得胜利的那一刻，但是想来，罗斯福已然明了，自己为之奋斗一生的事业已有了一众后继之人。

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曾说过，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离世是一场“难以估量的灾难”。艾登说，“不像惯于直言不讳的丘吉尔与哈里·杜鲁门，罗斯福的谈话技巧终究技高一筹”。另外，就连苏联人也对罗斯福“满怀尊敬”。此时，罗斯福的死成了“西方国家与苏联外交关系的悲惨转折点”，而这一转变在1945年下半年就已有所显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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甫一上任，杜鲁门就向小亨利·摩根索表态，自己将一如既往地执行罗斯福制定的货币政策路线。摩根索正担忧，“那些（银行业的）老小子会不甘心，他们可能就布雷顿森林协定一事继续纠缠”。摩根索告诉杜鲁门，在罗斯福执政时期，“取代了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金融中心被直接搬到了我在财政部的办公桌前”。闻此，新总统说，“这也是我认同的办法”。另外，他还向摩根索做出承诺，自己将全力支持布雷顿森林体系，以期该议案能够顺利通过参议院的投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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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一个由财政部组织的商界联盟在各地张贴了多份海报。他们的标语是——“布雷顿森林体系助力商业腾飞”。这些商业人士已经注意到了一点：不少共和党议员都对这个议案表示赞同。但是，他们还是下了不少功夫游说各地参议员，希望参议院的委员会可以加快这项议题的审议进度，以免再节外生枝。一位商人向摩根索报告：“（虽然）我们没有在电台广播与报纸期刊上加大宣传力度，但是我们已向那些真正说得上话的重要人物表明了立场。”而他口中的“重要人物”，自然就是各位国会议员与商界要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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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3日，参议院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们正式碰头。在这次的听证会上，俄亥俄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塔夫脱再次表达了他的担忧。除了那些如今我们已烂熟于心的理由，他还提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发行的新型世界货币，就算不是之前所言的“班科”或者“尤尼它”，它也会妨碍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的地位。另外，塔夫脱还表示，为了稳定他国货币的汇率水平，我们动用美元资金的办法无疑是将“60亿美元丢进了一个无底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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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私下里，塔夫脱承认，虽然他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点子很是“荒唐”，但是他也明白，这个议案终究会通过国会的审议。“我能做的只是说明我反对这个议案的理由。”塔夫脱说。在华盛顿，还有这样一种逻辑在盛行：当想到天价的战争支出时，为了缔造和平而花出去那几十亿美元又算得了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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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于挫败这个议案的目的，塔夫脱利用了议事拖延、提请修正议案等多种手段。但是他的每一次提议都被在场的其他参议员否掉了。在听证会的辩论结束之后，参议员托比提请会议表决。最终，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议案以14︰4在参议院银行委员会上得到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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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在7月19日这天，美国参议院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议案做出了投票——61票赞成，16票反对。杜鲁门总统在7月31日签字通过了这项法案。就这样，美国将以会员国的身份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同时，总统还授权财政部部长可以动用外汇稳定基金内的资金来认缴会费。

自此以后，美国总统再无权自行调整美元的价值了。而在此之前，依照凯恩斯的建议，罗斯福也仅在新政施行之初动用过这个权限。这之后，以政府的行政力量管理货币价值的时代已走向终结，美联储取代了白宫和财政部，成为制定货币政策的决策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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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财政部，布雷顿森林体系获得国会认可后不久，摩根索于7月22日提交了辞呈。杜鲁门与摩根索在这件事上达成了共识：两个人难以合作共事。曾经作为美国代表团成员出席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弗雷德·文森取代了摩根索，受命执掌美国财政部。

表面上大和解的戏码始终掩盖不住保守派在私下里的指摘。8月15日，在波西米亚森林俱乐部组织的政客与商界精英的聚会上，赫伯特·胡佛发表了这样的言论，“布雷顿森林体系是因一个不负责任的念头而起，有人渴望将他们所有的钱都贷给外国人”。想来是出于活跃气氛的目的，胡佛竟然还说，布雷顿森林会议是一场“向约瑟夫·斯大林致敬”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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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到苏联，苏联的官员们即便无法认同美国政治保守派的看法，可他们还是多少看清了一个事实：随着摩根索的黯然离席，哈里·德克斯特·怀特很快也要失势。“考虑到美国顶级银行家们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强烈反对，”克格勃驻纽约办事处的一位特工写道，“他们一定不会让怀特这样的进步开明派人士得到派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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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怀特秘密为苏联情报组织工作的事情还没有被曝光。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的一些关键时点里，他仍在与苏联情报人员联络。好比在宣告联合国正式成立的旧金山会议期间，他曾告诉苏联方面：美国政府“会不惜一切代价确保本次会议的顺利召开”，以防共和党人借机“指责”当政的民主党政府在促进战后和平一事上办事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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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正如苏联特工惠特克·钱伯斯在30年代说过的那样，怀特向苏联情报组织提供的线报无非就是新闻报道里所能看到的那些消息。在怀特向苏联特工透露了杜鲁门对于旧金山会议的殷切期盼后，不消几天的工夫，政治评论员沃尔特·李普曼就在他的专栏里写道，“没有哪股政治力量能够负担得起会议谈判破裂的代价。这几十个国家的政客之中，也没有哪一个人有胆回去告诉他的人民，由于会议没有就哪项议题达成共识，所以联合国的设想已付之东流，下一场世界大战已经开始酝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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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怀特在联合国旧金山会议期间与苏联特工见面之时，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官员也对钱伯斯进行了秘密问询，他们想要了解那份苏联特工名单的详细情况。直至此时，钱伯斯仍没有向美国联邦调查局透露怀特从事间谍活动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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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5年9月末，克格勃总部收到了一份由内森·格雷高里·希尔维斯马斯特撰写的报告。过去的几年中，怀特的这位老朋友一直在积极地开展间谍工作。他在报告中讥诮怀特，“如果他（指怀特）知道我们从他的办公室里搞到了多少文件，那么他恐怕会吓得犯心脏病吧。虽然，这其中由他本人提供的资料还不足千分之一。”毕竟，在怀特雇用了索尼娅·斯坦曼·古德之后，克格勃已无须仰赖怀特本人来获取美国财政部的情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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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末，怀特告诉克格勃的特工，自己已经没有利用价值了。照他说来，新任财政部部长文森“从未向他咨询过任何事情”。并且，怀特认为，自己的离职也只是时间的问题。事实上，他打算在自己被辞退之前率先提交辞呈。他想要成立一个独立的咨询公司，自己给自己打工。另外，怀特也不认为自己“有任何希望能够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谋个一官半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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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终结怀特个人事业的仍是他与苏联情报组织秘密联络的真相。8月，“二战”结束的黎明到来之前，一位为苏联情报组织服务的女间谍伊丽莎白·柏特丽（Elizabeth Bentley）开始秘密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原来，她担心随着战争的结束，苏联方面可能会杀她灭口。直到当年11月，柏特丽才向美国联邦调查局开口。她的自首引出了一份多达80人的苏联间谍名单，而她的这份谈话记录也足有100来页。这其中，怀特的名字赫然在目。虽然柏特丽从未与其谋面，但是她清楚那些有关财政部机密文件的来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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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第一任局长，J.埃德加·胡佛（J. Edgar Hoover）将柏特丽提供的这份证词转给了英国情报机构。不曾想，英国情报机构中的高级官员金·菲尔比（Kim Philby）本人也是一位苏联特工。由于菲尔比的缘故，在数周的时间里，苏联方面就获悉了柏特丽的叛逃，并掌握了她向美国联邦调查局提供的那份名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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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苏联情报组织立刻切断了与这些间谍的联络（自然也包括与怀特的联系）。由于美国联邦调查局需要找到确凿的证据才能行动，所以怀特的秘密“事业”仍旧处于非公开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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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战争的结束，杜鲁门政府叫停了租借合同。英国人根本无法相信美国会在他们仍旧非常困难的情况下终止援助物资的供给。在民意调查中，很多英国民众都表示，他们认为，如果罗斯福总统还在任，那么美国政府一定不会有此唐突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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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在一份工作备忘录中写道，为了实现平稳过渡，英国尚需向美国申请50亿美元的贷款。这个数字虽非经过严格计算，但是该笔款项可以让英国清偿一部分对英联邦国家的债务，并且腾出余力从美国市场购买一些生活物资。凯恩斯认为，这笔贷款恐怕是“英国政府认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一个必要条件”。他补充道，“除了这一点以外，请容我做出一点提醒。在此前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除了英联邦国家的遥相呼应外，面对纳粹的铁蹄，英国民众一直在孤军奋战”。不仅如此，在美、英签订租借合同之前，为了购买军备，英国已经向美国的军火商支付了30亿美元的资金——而这足以打造美国军火制造力量。在凯恩斯看来，美国理应为英国提供一些帮助。其实私下里，凯恩斯的表述更加直白：“我们不会认可或参与任何国际货币或者商业合作协定，即便它是布雷顿森林协定。”这样看来，除非英国得到美国的援助，否则双方没得谈。凯恩斯相信，英国已把美国架到一个艰难的境地，逼得他们接受自己开出的条件。毕竟，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事上，美国政府需要得到世界各国的认同；如果在这个阶段，有哪个国家冒出了不和谐之音，那么这对美国政府来说是一件“非常丢面子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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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恩斯想得似乎很充分，但是美国财政部部长却给出了不同的回应。文森操着他那浓重的美国南部肯塔基州乡音告诉这位英国经济学家，“也许您说的是对的，凯恩斯勋爵。但是在我看来，美国人民可与您的想法不大相同”。和以往一样，凯恩斯再次错误估计了美国的政治与民意。此后，美国的确向英国提供了一笔贷款，但是这笔贷款的金额却低于英国所需。就这样，随着最终确认时间的临近，文森将这个压力又重新踢给了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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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约定，各国应于1945年底前对布雷顿森林协定做出正式认可。到了1945年12月初，英国政府面对的是美国方面提出的37.5亿美元的贷款额度。并且，该笔贷款的还款计划中还约定，还款将于1951年启动；租借合同中的余额将从200亿美元缩减到6.5亿美元；另外，英国应在未来一年的时间里，取消外汇管制，实现英镑的自由兑换。美国政府认为他们开出的条件已相当优渥，但是英国人坚持认为美国负有帮助自己的义务。凯恩斯将这一切看在眼里，他在此时做出表态——“由于我们已在时间上失去了主动，”这已是英国所能得到的最佳方案。很快，英国议会就接受了美国开出的贷款条件并通过了认可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决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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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人旁观了美、英两国间的嫌隙，而他们自己同样也需要一笔贷款。12月26日，两位苏联的官员在一份内部工作报告中分析了苏联在是否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一事上的立场。这份报告写道，如果苏联选择不参与这项国际合作协定，那么他们将在有关战后经济建设的主要国际项目中“被孤立”。更有甚者，他们不仅无法获得来自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以及世界银行的贷款，他们还不能再从美国借贷。原来，所有参与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会员国都将免予《外国证券法》中的条款约束。也就是说，对于那些债务违约国，如果不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它们将无法再在美国本土行销本国的主权债券。按照凯恩斯的说法，这项被怀特计划纳入的条款向各国“施加了不小的政治压力”。而现在，这份压力的确发挥了它应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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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上述原因，苏联专家还认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借款成本会“比较便宜”。而加入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还将“确保我国与社会主义阵营里其他盟友的利益得到保障”。他们注意到，由于苏联代表团在新罕布什尔州的优异谈判表现，苏联不仅可以继续操控卢布的价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能范畴还受到了限制。另外，在看到英国以退出布雷顿森林协定为要挟，为自己赢来了一笔贷款后，苏联也有意效法英国。所以，综合多方考虑，这份工作报告给出了建议苏联政府加入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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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仅在三天后，一份反对报告就被呈递到了苏联外交部部长维亚切斯拉夫·米哈伊洛维奇·莫洛托夫的桌上。这份报告给出的理由是，“我们还需要一些时间来做出决定”。如果“主要的同盟国家”都希望苏联加入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那么“他们需要拿出更多诚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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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刻的苏联人与凯恩斯早前的心态相同：既然美国期盼布雷顿森林体系取得成功，那么莫斯科何不等待美国人开出更加优渥的条件？所以，在截止日到来以前，苏联政府并没有给出答复。

事实上，苏联并不是唯一一个拖延的国家。澳大利亚、新西兰、海地、萨尔瓦多、尼加拉瓜、巴拿马、委内瑞拉和利比里亚也都暂未给出答复，而它们各自都有着自己的理由。虽然澳大利亚人起先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视为“由‘山姆大叔’资金加持的松散的盟约式国际机构”，但它们还是在1947年时选择正式加入该体系。而新西兰则成了反对该体系的“最后一个对手”，不少当地的批评者将这个方案视为“美国进行全球统治”的预热。直到1961年，威灵顿才松口选择加入该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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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显而易见的是，在这些没有在规定时间内给出答复的国家中，苏联的影响力最大。美国财政部的官员向美国驻苏联的外交人员询问苏联迟迟不给出答复的原因。作为回函，美国财政部在1946年1月2日收到了一封长达5页的电报。

由此，财政部获悉，原来苏联人受制于其“本能”，而选择不接受这份国际协定。他们绝不愿将自己的经济数据透露给其他国家，即便这么做是为了树立自己的国际信誉。美国人需要明白，“苏联人在处理外交事务上的前提假设是：苏联与资本主义国家势必将爆发冲突”。依据这封电报传达的信息来看，美国是无法与苏联展开正常外交往来了。因为即便是苏联人想要达成合作，但在意识形态的分歧之下，他们也无法做出这样的决定。事实上，这封不乐观的电报正是出自时任驻苏联代办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之手。此后的1946年2月，他又在一封近万字的电报中，详细解读了苏联当前内部社会与外交政策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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早在此前，杜鲁门总统就已对苏联政府的冥顽不灵有所了解。1945年5月，杜鲁门曾向赫伯特·胡佛咨询与苏联打交道的妙招。胡佛答曰：“我不仅在苏联与远东生活多年，在任商务部长与美国总统期间，也与苏联人打过不少交道。在此期间，我逐渐形成了一个认识——苏联实际上是有着亚洲人思维的一个国度。不像西方国家，他们对促成共识一事并不抱太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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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杜鲁门曾想说服胡佛转变对待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反对立场，但这位前总统与他背后的党派都没有做出退让。就这样，原本在协作精神鼓舞下诞生的布雷顿森林体系开始走样，成为“冷战”时代美、苏两国产生分歧的预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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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杜鲁门在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遴选美国方面的官员人选时，他本人更加属意那些罗斯福新政的反对者。这位新总统不仅拒绝了任命摩根索的提议，他提名的一位人选甚至还想请胡佛出任世界银行的咨询顾问。好在胡佛婉拒了对方的邀请。胡佛的回话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发挥不了什么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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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杜鲁门还想邀请金本位制的坚定支持者、在罗斯福新政早期曾担任过美国预算局局长的刘易斯·道格拉斯出任世界银行行长一职。对于这个提议，摩根索曾在公开场合发表了自己的反对意见。他将自己曾在私下里告诉杜鲁门的话拿到了台面上来讲：在罗斯福执政时期，取代了伦敦金融城与华尔街，金融中心被直接搬到了美国财政部。“虽然道格拉斯先生正直可靠、令人尊重，”摩根索说，“但是他也有着华尔街银行家惯有的偏见……”对于杜鲁门的委任安排，摩根索实在无法接受，而道格拉斯也推辞了政府的邀约。虽然如此，杜鲁门却还是任命了另一位罗斯福货币政策的反对者——尤金·迈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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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职位人选，杜鲁门最终还是提名怀特为驻该机构的美国执行董事。但是与其他布雷顿森林协定的起草者一样，很快怀特也对基金的实际运作效果备感失望。

1946年春，各国代表团齐聚美国佐治亚州萨瓦那，商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的实际运作问题。这原本是一个喜气洋洋的场合，各国代表相处得却并不愉快。

没有过多考虑其他国家代表的感受，美国财政部部长文森直接拿出了美国代表团制定的本次会议议程以及两家机构运作的方案。按照美国版的计划，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应将总部设在华盛顿。但是，大多数国家代表却更倾向于纽约。一方面，纽约的金融业更加成熟；另一方面，它也与美国的政治中心有一段距离。对此，美国人给出的回应是，华盛顿特区的薪资水平更高——对于一些特定的岗位，华盛顿开出的薪资甚至高过了英国首相与法兰西共和国总统的薪酬。所以，高薪将吸引更多有才干的银行家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工作。

凯恩斯亦出席了本次会议。在他的记录中，这次会议相当令人沮丧。他认为美国新任财政部部长文森完全没有正确领会布雷顿森林体系的运作机制，就连一些美国代表团的成员也认可凯恩斯的这个看法。美国代表团内部，争执频起，吵得不可开交。财政部官员罗马·霍恩与伯恩斯坦大打出手。“（霍恩）气急败坏，朝着伯恩斯坦的鼻子就给了一拳，直接把他打倒在地，就连眼镜都给踩坏了。”雷蒙德·迈克塞尔记录下了这段插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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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苏联方面，在凯南的那份长电报后，美国国务院本做好打算，想要多从苏联人的视角考虑布雷顿森林体系的问题。但从目前来看，苏联方面似乎已经对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失去了兴趣，他们只派出了两位低职级的官员出席本次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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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到美国国会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日常运作提出的条条框框，凯恩斯不免认为，“在成立的早期阶段，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很难发挥起一个超国家中央银行的作用”。虽然如此，但他仍然对这个崭新的国际金融合作体系抱有希望。事实上，即便凯恩斯有所担忧，但是他对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景却大体看好。在他看来，美国人的孤立主义情绪也大为淡化，而作为英国“债主”的印度和埃及也比以往有了更多等待的耐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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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在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一样，怀特在萨瓦那继续了他的狂饮做派。更夸张的是，他还指挥了一众醉酒的各国代表演奏了一曲《基督精兵前进》（Onward Christian Soldiers
）。感时伤怀的怀特致信已经引退的摩根索，“想到您不在这儿，我感到非常难过。有太多的代表问起您的近况，他们纷纷托我向您转达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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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结束后，在离开萨瓦那的火车上，凯恩斯的心脏病再次发作。这一次，他甚至无法顺畅呼吸，只能躺在一旁休息。凯恩斯的夫人莉迪亚、罗伯特·布兰德还有怀特则陪伴在侧。这之后，凯恩斯于当年3月末回到了英国。刚刚回到自己的故土时，他待人礼貌有加，但这实在让熟悉他的人为他感到担忧。好在很快，他又恢复了以往的犀利与刻薄。岂知，几个星期后的复活节这天，凯恩斯竟在家中溘然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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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5月，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第一次执行董事见面会上，怀特就想要领导众人。他宣称，各会员国目前正面对一个历史性的机遇。“这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怀特在工作备忘录中写道，“世界各国得以在货币问题上达成全面的、常规性的合作。”为了能够充分把握这个机会，怀特建议来自各国的执行董事应明确“唯一一个主要目标”，即促进世界经济繁荣和地区和平发展。

审阅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章程时，怀特注意到了一个条款——“促进就业与实际收入水平的不断提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货币政策的首要目标”。怀特清楚这项条款之所以被单独列明的原因在于，各国代表担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宗旨只集中在稳定各国汇率水平上，那么这就与金本位时期的国际货币制度无异。对此，怀特提出，在当前的新时代下，“汇率稳定不再是国际金融合作的最终目的，它充其量只是实现充分就业与收入增长的手段”。但凡哪个国家未能实现“充分就业与国民收入水平的均衡”，那么该国家就有权在规定的范围内对本国货币的对外价值进行调整。在这里，怀特再次重申了早在他进入财政部工作以前罗斯福就已制定的经济政策目标：相较于货币价值的稳定，民众生活水平的改善才是经济政策目标的第一要务。怀特特别提醒在场的各位执行董事，请他们记住上述这段话。进而，怀特还提出，各国执行董事无权动用基金的资源用于“引导会员国政府制定稳定的货币政策”。如果他们确实干涉了会员国的货币政策安排，“那么基金注定将无法在未来世界经济的发展进程中起到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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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财政部的老员工中，伯恩斯坦也加入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成为该组织的研究部主管。艾奇逊曾问他，既然这次工作调动意味着他依旧要与脾气暴躁的怀特共事，那么他为何还要执意于此。伯恩斯坦答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优渥薪资实在诱人；同时，这里有很多他感兴趣的经济问题值得研究。所以，怀特在或不在，他都会选择来到基金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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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很快，怀特就将告别这个世界。在长期的工作压力下，身患心脏病的他已不堪重负。1947年春天，他辞去了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美国执行董事的工作。当他写信告诉摩根索这个消息时，还附言，“希望有一天，我可以同您一起重温我们为打造布雷顿森林体系所经历的那些岁月”。得悉怀特离职的消息，摩根索也不免哀伤起来。他写道，“我想，我们谁也没料到，在战后重建的工作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竟成了一个摆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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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未发声就已偃旗息鼓，那么世界银行的前景则光明得多。1947年夏天，世界银行发放了第一笔贷款，该笔贷款的债务国是法国。虽说这笔贷款发放的名义是扶持法国的战后重建工作，但是它也为北美洲经济的发展与美国民众的就业提振发挥了不小作用。法国人用这笔钱进口了大量煤炭，重建了国内各地的铁路，而进口合同的卖家则大多为美国公司；另外，为了提高巴黎—纽约航线的运力，法国人购置了9架洛克希德飞机，这为美国加州的飞机制造工人创造了不少就业岗位。至于说各类工业生产所需的原材料与铁路机车车辆的订单，自然也是和北美洲的卖家签订的。不单是这笔贷款，世界银行成立之初发放的贷款大多都做出了多重贡献。债务国家拿着从世界银行得到的优惠利率贷款，与美国、加拿大、英国等国签下了大量工业订单，这也为这些国家的经济注入了活力，创造了大量就业岗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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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得到了这种间接性的国际援助，但是英国的日子仍不好过。好在，结束了租借合同，美国贷款又派上了用场。按照英、美两国的贷款协议安排，英国于1947年7月宣布英镑实行自由兑换。但好景不长，仅几周的时间，市场大举抛售英镑。作为应对，英国只能拿出美国贷款里的美元支付给这些申请换汇的人。外汇市场的波动导致英国的外汇储备迅速流失，仅在英镑实行自由兑换的六周后，英国再次采取了外汇管制。就这样，1947年的英镑失势与印度独立一同成为日不落帝国走向衰落的象征。为了帮助英国与其他西欧国家走出战争的阴霾，实现经济复苏，重建家园，新任美国国务卿乔治·卡特利特·马歇尔（George Catlett Marshall）可谓煞费苦心。他在1947年7月提出了“马歇尔计划”（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这份计划意在通过美国贷款，向西欧各国提供经济援助。然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没有参与到这个计划之中。不仅如此，基金的贷款还与“马歇尔计划”绕道而行。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做出的安排，所有接受“马歇尔计划”援助的会员国，将无法得到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贷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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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听到这个消息后都要气疯了。他们称，如果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做实事，只会不断地向会员国索要经济数据的话，那么它“应当停止日常运作，进入‘假死’状态”。这之后，英格兰银行与英国政府成立了一个常设委员会，用以讨论英国是否还应支持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各项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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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声誉受损的还有怀特本人的名誉。在从该机构离职后，怀特干起了咨询工作，他成为墨西哥银行特聘的经济与金融顾问。1947年末，他因心脏病发作而不得不终止手头工作。在家静养期间，他甚至都不能立刻起身出门迎接寄给他的那封传票。

原来，苏联女间谍柏特丽的倒戈让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追踪到了怀特。柏特丽的证词供认了钱伯斯的间谍工作事实，后者于1948年8月出现在众议院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上。在会上，他终于还是说出了阿尔杰·希斯与怀特的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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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8月13日，怀特本人也出席了非美活动调查委员会的听证会。怀特虽然承认自己认识希尔维斯马斯特等苏联间谍，但是他认为他们都是无辜的。另外，怀特还坚称，自己从没见过钱伯斯与柏特丽。对此，加利福尼亚州共和党的政坛新秀、众议员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对他步步紧逼，想要迫使怀特承认认识钱伯斯，但是怀特却坚守自己的证词，没有松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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隔天，在返回自己位于新罕布什尔州的度假别墅的路上，怀特胸口一阵剧痛。希尔维斯马斯特的预言成了真：在得知自己办公室内资料外泄的实情后，怀特当真心脏病发作。两天之后，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病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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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经官至美国国务院特殊政治事务办公室主任的阿尔杰·希斯也否认了钱伯斯的指控，他反过来还告后者诽谤。为了证明自己所言非虚，钱伯斯打开了一份封尘已久的文档。而在此前的数年里，他一直将这份文档秘密藏于一位友人的母亲位于纽约布鲁克林某处的家中。文档中的大部分文件都是有关希斯曾是苏联间谍的铁证，而这其中关乎怀特的部分只有一份由怀特本人写于1938年的手稿，这份手稿的内容是财政部官员工作往来的谈话记录与日常工作事项的总结。正如钱伯斯曾经抱怨的那样，这些信息没有什么特殊价值。但是，它们却可以佐证钱伯斯对怀特的指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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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死后的多年间，人们仍对于他为苏联效力的事情有所争议，坊间流传着各种不实的传言。有人说，他不仅自己向苏联情报组织传递情报，还买通了旁人一同为克格勃卖命；更夸张的是，还有人称怀特在苏联方面的命令下，参与了日本突袭珍珠港事件。熟悉怀特的人对于这些故事感到困惑，虽然怀特的个性并不讨人喜欢，但是他们怎么也不能相信怀特会做出传言中的那些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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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95年，世人终于从美国国家安全局解码的苏联电报中得知了怀特在1944年与1945年间与克格勃特工秘密会面的真相。同样也是在20世纪90年代，苏联方面也解密了一部分克格勃档案。到了21世纪的头几年，一位名为亚历山大·瓦西列夫（Alexander Vassiliev）的学者与历史学家约翰·厄尔·海因斯（John Earl Haynes）、哈维·克莱尔（Harvey Klehr）才一道将苏联的克格勃档案翻译并公开发表。虽然克格勃档案的管理人员以“不便说明的原因”拒绝了瓦西列夫查阅怀特档案的要求，但是几经周折，后者还是看到了莫斯科与驻美国的克格勃特工之间来往的信件。这些信件中，提到怀特的内容占有不少篇幅。据瓦西列夫统计，曾有两个信息源告知克格勃总部，怀特曾为格鲁乌效力——而这也印证了钱伯斯故事的真实性。与此同时，这些信函中也提及了克格勃无法充分利用怀特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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怀特去世时，摩根索曾向怀特的遗孀送上了一束花表示慰问。在随附的信中，摩根索称赞怀特有着“热忱而有创造力的头脑”，他还向怀特为反法西斯斗争所做出的贡献表达了由衷的敬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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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摩根索没有等到怀特的案子水落石出的那一天，但他还是看到了布雷顿森林体系焕发生机的时刻。1949年，根据伯恩斯坦领导的研究部门出具的报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开始大力倡导欧洲各国采取有计划的货币贬值措施，以促进这些国家的出口以及经济复苏。为此，伯恩斯坦与欧洲国家的政府进行了秘密磋商，并商定了相应的货币贬值计划。此后，在英国的率领下，数个欧洲国家陆续完成了货币贬值工作。不出意料，出口的增长拉动了经济的提振。自此，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存在不再只是摩根索口中的“摆设”，它的作用得以持续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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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主要工业国家的汇率水平已趋于稳定，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工作内容也更加丰富。在该组织的指导下，常见的国际结算货币大多实现了自由兑换。

世界经济在这段时间里迎来了腾飞：低通胀、高产出、各国间协调一致的货币供给扩张都是这个时期世界经济的标签。饱受战争创伤的国家重获新生，它们也开始向美国出口大量产品。另外，这些握有大量美元外汇的国家还会不时地向美国兑换黄金。虽然按照布雷顿森林体系的约定，新的国际货币制度实行“双挂钩”机制，但没有要求美国根据本国的黄金储备情况调整美元的货币供给。伯恩斯坦说过，“美联储最后一次因为黄金储备率即将降到法定最低标准而紧缩银根还是在1933年3月3日”。在这之后，为了增加货币供给，美国的货币政策制定者们干脆选择不断调低黄金储备率的法定最低标准，直到这项指标被彻底取消。所以，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如果在国内黄金储备减少了一多半的情况下仍没有降低本国的货币供给，那么这个国家一定就不是一个金本位制国家。而这也就是在1958~1971年间，美国的实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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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小亨利·摩根索辞世的1967年，想来这位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奠基人会对眼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所取得的成绩感到欣慰。当时，这两家国际金融机构成功地促进了世界经济的稳定增长。事实上，就连美国也很快成为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援助对象：由于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总统任内的“伟大社会计划”与美国对越战的积极介入，国家财政入不敷出。这是头一次，美国动用了其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提款权。但是，美国从该组织的重要借款人到普通会员国的角色转换也象征着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开始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促进世界各国的经济复苏与发展。在这之后，随着1969年特别提款权的创设，布雷顿森林体系真正成为后金本位时代里成熟的国际货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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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就连布雷顿森林体系曾经的强硬反对者沃伦·伦道夫·伯吉斯也最终成为该体系的友好倡导者。在艾森豪威尔总统时代，他成为政府公职人员。到了1954年，他得到了一份新的工作，而这也是艾奇逊曾经工作过的岗位——美国财政部副部长。围绕着建立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激烈纷争过去之后，伯吉斯与艾奇逊建立了良好的通信往来，二人还曾一道追忆了罗斯福为布雷顿森林体系所作出的巨大贡献。除了艾奇逊，伯吉斯也与伯恩斯坦展开了通信，后者则会不时与他分享自己对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展前景的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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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70年的一份官方报告中，伯恩斯坦写道，他认为基金组织即将成为一个合格的国际货币管理机构。虽然在成立之初，基金的规模太小，而“马歇尔计划”的光环也令它相形见绌。但是历经多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力量却在缓慢积聚，基金规模也在1959年、1966年的两次配额调整中有所扩大。1961年，曾经的十国集团拟定了一份协议，承诺将在紧急情况下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放贷款。此后的几年里，基金组织数次行使了这个权力。而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供的紧急融通贷款庇佑下，各国间的国际金融合作也越发密切，一套成熟的货币互换协议网络在世界范围内得以铺开。想来，是基金组织的“最后贷款人”承诺，让各国央行得以放心地开展国际金融往来。在伯恩斯坦看来，特别提款权的创设才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取得的最重要成果。参考凯恩斯提出的“班科”的方案，在创设之初，特别提款权虽以黄金计价，却不可以用其兑换黄金。就这样，凯恩斯与罗斯福的世界货币构想终于实现。可讽刺的是，虽然人们既不满意“班科”的叫法，也不接受“尤尼它”这个名字，可是这一新型世界货币的最终名字——特别提款权——也没有多么响亮。不过，好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特别提款权的权利令其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控制全球的货币总量。虽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仍称不上是一个超国家中央银行，但是它却在朝着这个目标不断进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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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主要工业国家纷纷走出战争阴霾、迎来经济复苏时，美元也再难维系罗斯福在1934年定下的官方价格了。曾经任职于美国财政部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特里芬1959年致信丹尼斯·罗伯逊，他在信中写道，自己非常担心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前景。由于该体系以美元作为主要储备货币，这本身就具有内在的不稳定性。除非美国长期保持贸易逆差，否则各国对美元的国际结算与储备需求难以得到充分满足。虽然马歇尔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与“冷战”期间的一些建设工程把美元带到了世界各地，但这也意味着美元实际价值的下跌，各国与美元的盯住式汇率制度实难维持。特里芬甚至相信，当前的布雷顿森林体系甚至比1929年的金本位制“还要脆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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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在当崩溃真的发生时，这起事件并没有1929年的股市大崩盘那样惨烈。1971年，尼克松总统宣布不再接受各国政府以美元向美国兑换黄金。起先，尼克松只把这个安排视为一个暂时性的举措。因为他需要为自己赢得一些时间，以便在调低美元官方含金量一事上得到反对势力的认可。然而，糟糕的外交手段令他错失了变革的良机，各国都明确表态反对美国的这个提议。于是，布雷顿森林体系下的可调整固定汇率制最终让位于浮动汇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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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布雷顿森林体系以崩溃收场，但是罗斯福货币政策中的其他重大举措却得到了保留。如伯恩斯坦所说，尼克松时代的国际金融体系动荡只是终结了一个“非正常现象”——在美国已经不再遵循金本位制的情况下，对外却奉行黄金与美元的挂钩，这样的逻辑实难成立。除此之外，罗斯福提出的货币政策的发展方向仍在指导着当代的国际金融业人士——“国际货币问题应当是各国政府共同关切的话题”，伯恩斯坦说道。虽然各国政府不免爆发争执，但是国际金融合作也在不断上演，一众政客与经济学家也在积极地为国际货币问题建言献策。即便国际金融机构提出的改善世界人民生活水平的工作目标并不具有法律的约束力，但是各国政府都在致力于实现这一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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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初，“冷战”以资本主义阵营的胜利而告终。在金融监管方面，各国政府对于银行业的经营范畴约束也大为放松。与此同时，资本的大规模流动也成为新兴经济体国家稳定发展的隐患。90年代末，亚洲金融危机的爆发打破了东亚国家的经济急速发展景象，其财产损失令人震惊。

此后，各国开始吸取教训，并试图以充足的外汇储备为武器防范潜在的金融攻击。另外，过剩的储蓄资金开始四处寻找有利可图的投资项目。在这之中，一部分资金被投在了日后被证实风险极高的创新金融工具上，特别是投资次级按揭贷款的金融产品。当我在2008年秋天接到那通华尔街银行家打来的电话时，看到的正是，随着楼市泡沫的破裂，这些金融产品价值的急剧下跌。

在这场金融风暴之后，为了化解全球金融体系的偿付危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发行了价值2500亿美元的特别提款权。这对于那些贫穷的发展中国家而言，无疑是雪中送炭。美国财政部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这一举动不吝溢美之词，称其在危难之中“为市场打了一剂强心针，有力地拉动了全球经济的复苏势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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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来自国际金融机构的援助是否能顺利地转化为对各国人民的实质性救济则取决于各国政府经济政策的有效性。如果他们都能像凯恩斯与罗斯福那般，不仅重视银行业与货币价值的稳定，同时也能重塑其民众对于本国经济的信心，那么这当真是人民的福祉。

在2008~2009年的一段时间，为了化解金融风暴带给世界经济的沉重打击，各国政府诉诸行动、竭诚合作。各国央行团结一致采取了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而人们以往担忧的货币战争与通货膨胀也并没有到来。正如国际政治学家丹尼尔·德雷兹纳（Daniel Drezner）在他的书中写到的，全球金融合作体系的运作虽还称不上“完美，但却也‘足够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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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另外一些人可没有德雷兹纳那般乐观。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发现，政府对于银行业的救济支出远高于他们给深陷个人财务困境的借款人给予的帮助。遗憾的是，在金融机构得到了巨额的公众资金帮助后，不待普通民众的就业机会得到改善，对于通货膨胀的担忧就令各国政府又一次捂紧了口袋。权力阶层与普通民众在这场政府救济中遭遇到的差别待遇令政府的公信力受到了侵蚀，极右势力在世界范围内再次受到推崇。对此，沃尔夫写道：“我们懂得自己该做什么。”——当凯恩斯与罗斯福的经济主张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赢得广泛认可之后，“世界经济的发展面貌不正向我们揭示了避免金融危机再度爆发的良方了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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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目前我们面临一个抉择。我们可以不念凯恩斯与罗斯福为世界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转而重新拥抱正统、保守的经济学主张，进而陷入失落、不满。或者，我们可以从他们二人的经济改革成果中吸取经验，大步向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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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释中的其他参考文献在首次出现时，将列出完整出处。

注释

1
. Dennis H. Robertson, Growth, Wages, and Money: The Marshall Lectures for 1960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1）, 45.

引言 奉行凯恩斯主义的总统与民众

1
. James B. Stewart, “Eight Days,”The New Yorker
9/21/09, 58-81, esp. 74 and 78.

2
. 有关罗斯福新政时期美国政府的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详见：Christina D. Romer,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52, no. 4（December 1992）: 757-784 and Frank G. Steindl, Understanding Economic Recovery in the 1930s: Endogenous Propagation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University of Michigan Press, 2004）。

3
. Joseph Stiglitz, Freefall: America, Free Markets, 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
（W. W. Norton, 2010）, 59; see also Noam Scheiber, The Escape Artists: How Obama’s Team Fumbled the Recovery
（Simon & Schuster, 2012）.

4
. Agnes Meyer diary, 3/6/33（recounting events of 3/4/33）, in EMOH, A97.

5
. “Inaugural Address, March 4, 1933,”PPA 2:12-13.

6
. WWOH, 17.

7
. PC #1, 3/8/33, CPPC 1:1-13;“The First‘Fireside Chat’- An Intimate Talk with the People of the United States on Banking,”3/12/33, PPA 2:61-66;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Lion and the Fox
（Harcourt, Brace and Company, 1956）, 167-168; Kenneth S. Davis, FDR: The New Deal Years, 1933-1937, A History
（Random House, 1979）, 60.

8
. “The Fourth‘Fireside Chat’- ‘We Are on Our Way, and We Are Headed in the Right Direction,’October 22, 1933,” PPA 2:420-429.

9
. Charles A. and Mary R. Beard, America in Midpassage
（Macmillan, 1939）, 217-218.

10
. WWOH, 16.

11
. Broadus Mitchell, Depression Decade: From New Era through New Deal, 1929-1941
（Holt, Rinehart, and Winston, 1947）, 150-151.

12
. Daniel R. Fusfeld, The Economic Thought of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Origins of the New Dea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56）, 22-33; Kenneth S. Davis, FDR: The Beckoning of Destiny, 1882-1928
（G.P. Putnam’s Sons, 1971）, 157-158.

13
. Frank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Little, Brown, 1952-1973）, 1:52-73, esp. 1:70n and 1:72一文中提到，“外人很难知晓罗斯福对事理的高超领悟能力是否也在学术问题上奏效”; William Trufant Foster and Waddill Catchings, “A Way Out of the Dilemma of Thrift,”Century
（July 1928）, 257-267, esp. 261; see also William Trufant Foster and Waddill Catchings, Money
（Houghton Mifflin, 1923）; William Trufant Foster and Waddill Catchings, Profits
（Houghton Mifflin, 1925）; William Trufant Foster and Waddill Catchings, Business without a Buyer
（Houghton Mifflin, 1927）; William Trufant Foster and Waddill Catchings, The Road to Plenty
（Houghton Mifflin, 1928）. Roosevelt remained skeptical of Foster and Catchings’s promotion of deficit spending as of 1928, writing in the flyleaf of Road to Plenty
, “Too good to be true - you can't get something from nothing.”Arthur M. Schlesinger, Jr., Age of Roosevelt
（Houghton Mifflin, 1957-1960）, 1:136. But see Fusfeld, 298n50, for Roosevelt’s interest in the theories of the two.

14
. Fusfeld, 191-194, 221;“Introduction”and RTD, 12/20/32, B30f“Introduction”and“Diary notes: Dec. 1932,”RTP. Also Elliott A. Rosen, Hoover, Roosevelt, and the Brains Trust: From Depression to New Deal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77）; William J. Barber, Designs within Disorder: Franklin D. Roosevelt, the Economists, and the Shaping of American Economic Policy, 1933-1945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6）.

15
. “J. P. Warburg Goes Back to Roosevelt,” NYT 10/18/36, p. 31.

16
. E. Cary Brown, “Fiscal Policy in the 'Thirties: A Reappraisal,”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46, no. 5（December 1956）: 857-879. 另外，在近年来出版的有关罗斯福新政公共事业的学术文章中，研究者格外强调了这些工程给美国社会带来的非经济层面的作用。See e.g. Alexander J. Field, A Great Leap Forward: 1930s Depression and U.S. Economic Growth
（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1）; Jason Scott Smith, Building New Deal Liberalism: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Public Works,
1933-1956（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17
. 有关罗斯福任内货币政策与财政政策的比较研究，详见 Barry Eichengreen, Hall of Mirrors: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 Great Recession, and the Uses - and Misuses - of Histor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5）; Douglas A. Irwin, “Gold Sterilization and the Recession of 1937-1938,”Financial History Review
19, no. 3（December 2012）: 249-267; Barry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The Gold Standard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 1919-1939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Romer,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Michael D. Bordo, “The Gold Standard, Bretton Woods, and Other Monetary Regimes: A Historical Appraisal,”Federal Reserve Bank of St. Louis Review
75, No. 2（March/April 1993）: 123-191; Michael D. Bordo and Barry Eichengreen, eds., A Retrospective on the Bretton Woods System: Lessons fo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Refor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also Steindl。

18
. RTD introduction, RTP B30f “Introduction”; MDM 5/2/33, 5/15/33; 00:7, 21:1:1.

19
. JMK, “From Keynes to Roosevelt: Our Recovery Plan Assayed,” NYT 12/31/33, p. XX2.

20
. “Smith-Roosevelt Break Traces to Start of Presidential Rivalry,”NYT 1/27/36, p. 3; Warburg to JM Cox, 10/30/33, in JWOH, 1666-1668; “Platform,” WMP B37f“H. Hoover Corr. 1926-1934.”

21
. “Raymond Moley, Roosevelt Aide Dies; Brain Trust Leader Coined New Deal,” NYT 2/19/75, 35; Raymond Moley, After Seven Years
（Harper & Brothers, 1939）, 157; Raymond Moley, with the assistance of Elliot A. Rosen, The First New Deal
（Harcourt, Brace and World, 1966）, 304; JWOH, p. 505; Richard Hofstadter, The American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Men Who Made It
（Alfred A. Knopf, 1948）, 327; Schlesinger, Age of Roosevelt
, 2:200-201 and notes on 2:606-607. Compare to the account by the senior Schlesinger in 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The New Deal in Action, 1933-1939
（Macmillan, 1940）, 15-16.其他值得参阅的文献还包括本书的主要参考文献列表中提到的档案与出版物。在后世的历史学家开始接触到更多历史资料之后，他们开始怀疑起了Schlesinger著作中内容的真实性，但是尚未有人提出有力的证据来反驳他的说法。有关这部分的内容，见 David M.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The American People in Depression and War, 1929-1945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9）, 154; Davis,New Deal Years
, 108;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 4:333; likewise, Eichengreen, Golden Fetters,
331, prefers the Schlesinger version while noting the Freidel dissent at 331n49. More common is simple reliance on these earlier accounts, as in Benn Steil, The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John Maynard Keynes, Harry Dexter White, and the Making of a New World Orde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3）, 262: “Roosevelt had only the foggiest grasp of macroeconomics.” See also Amity Shlaes, The Forgotten Man: A New History of the Great Depression
（Harper, 2007）. Schlesinger’s three-volume Age of Roosevelt
gives out after three volumes, in 1936; Freidel’s Franklin D. Roosevelt
goes four volumes, to 1934; Davis’s FDR
goes five volumes and reaches 1943。

22
. 由J.C.尚多尔（J. C. Chandor）编剧并执导的电影《利益风暴》（Margin Call
）。

23
. 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运作时期世界经济的表现，详见 Bordo, “The Gold Standard, Bretton Woods”; also Angus Maddison, Economic Growth in the West
（Twentieth Century Fund, 1964）, esp. 176-179; Angus Maddison, Economic Progress and Policy in Developing Countries
（W. W. Norton, 1970）, esp 114-119 and 231-252; also Harold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since Bretton Wood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24
. 有关“凯恩斯经济学大规模溃败”的内容，详见 Robert E. Lucas, Jr., and Thomas J. Sargent, “After Keynesian Macroeconomics,”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 Quarterly
Review 3:2（Spring 1979）, 1-16; esp. 6. On the subsequent development of economics, see Roger E. Backhouse, The Puzzle of Modern Macroeconomics: Science or Ideology?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0）, esp. 117-135; also Roger E. Backhouse, Economists and the Economy: The Evolution of Economic Ideas
, 2nd ed.（Transaction, 1994）, 183-188。

25
. David Colander, “Was Keynes a Keynesian or a Lernerian?”Journal of Economic Literature
22, No. 4（December 1984）: 1572-1575. For“giggle,”see Robert E. Lucas, Jr., “The Death of Keynesian Economics,”500-503 in Robert E. Lucas, Jr., Collected Papers on Monetary Theory
, ed. Max Gillman（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13）。照Lucas自己的话说，他在书中没有谈到凯恩斯的经济学理论，他探讨的是美国人对凯恩斯经济学的不同释义。See also Daniel Stedman Jones, Masters of the Universe: Hayek, Friedman, and the Birth of Neoliberal Politics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82-189.

26
. Martin Wolf, 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 What We Have Learned - and Have Still to Learn - From the Financial Crisis
（Allen Lane, 2014）; see also Daniel Drezner, The System Worked: How the World Stopped Another Great Depress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有关本次金融危机与大萧条的比较研究, 详见 repeated comparisons in the official 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Report: Final Report of the National Commission on the Causes of the Financial and Economic Crisis in the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2011）.

27
. 详见：Peter F. Clarke, Keynes: The Twentieth Century
’s Most Influ- ential Economist
（Bloomsbury, 2009）; Robert Skidelsky, Keynes: The Return of the Master
（Allen Lane, 2009）. For biographies, see, e.g., Robert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3 vols.（Macmillan, 1983-2000）; D. E.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An Economist
’s Biography
（Routledge, 1992）; also Liaquat Ahamed, The Lords of Finance: The Bankers Who Broke the World
（Penguin, 2009）, 109-112。

28
. 在回顾凯恩斯与怀特的分歧与布雷顿森林会议的书中，写的较好的有Ed Conway, The Summit
（Little, Brown, 2014）; Conway在书中采取了新颖的研究视角，并融入了当代货币政策最新的研究成果。在近期出版的有关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学术著作中，作者大多强调了它诞生的根源。这类著作包括：Eric Helleiner, Forgotten Foundations of Bretton Woods: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the Making of the Postwar Order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14），本书侧重于探讨罗斯福对发展议题的重视，并追述了美国为让拉美国家加入国际金融合作体系而做出的努力；相关的参考文献还包括：Dan Plesch, America, Hitler, and the UN: How the Allies Won World War II and Forged a Peace
（Palgrave Macmillan, 2011） and Elizabeth Borgwardt, A New Deal for the World: America’s Vision for Human Rights
（Belknap Press of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5），上述两本书将布雷顿森林体系视为联合国大框架下的组成部分，并视其为罗斯福新政的传承。其他参考文献请详见：Kurt Schuler and Andrew Rosenberg, eds., The Bretton Woods Transcripts
（Center for Financial Stability, 2013）; Steil,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该书承接了Armand van Dormael, Bretton Woods: Birth of a Monetary System
（Holmes & Meier, 1978） and Richard N. Gardner, Sterling-Dollar Diplomacy: The Origins and the Prospects of Our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 expanded ed.（McGraw-Hill, 1969）的旧有研究成果。

29
. 有关凯恩斯与罗斯福在战后国际金融合作体系建构上的分歧，详见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在英国出版时，本书的第三卷被命名为《为英国而战》（Fighting for Britain
）；而在美国出版时，第三卷则更名为《为自由而战》（Fighting for Freedom
）。虽然上述两个标题都较好地传达了Skidelsky书中的内容，但是我却认为凯恩斯虽然不时会因两国立场不同而与罗斯福政府出现分歧，但是在为世界和平而战时，凯恩斯则视美国为盟友。

30
. RTD summary, RTP B31f“Diary: Mar-Dec 1934”; Rexford G. Tugwell, The Democratic Roosevelt: A Biography of Franklin Roosevelt
（Doubleday, 1957）, 374-375; Marriner Eccles, Beckoning Frontiers
（Knopf, 1951）; Roy Harrod to Dennis H. Robertson, 4/15/50, DRP, C3.

31
. Ben Cohen, cited in Joseph Lash, Dreamers and Dealers: A New Look at the New Deal
（Doubleday, 1988）, 95.

第1章　拯救世界的巴黎和会（1918~1919年）

1
. 在不考虑第二次世界大战相关事实的情况下，有一类广受认可的文学作品企图修正人们将《凡尔赛和约》视作“惨淡的失败”的固有看法，详见：Manfred F. Boemeke, Gerald D. Feldman, and Elisabeth Glaser, The Treaty of Versailles: A Reassessment after 75 Year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6）; Margaret MacMillan, Peacemaker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of 1919 and Its Attempt to End War
（John Murray, 2001）。

2
. Vance McCormick, Citizen Extraordinaire: The Diplomatic Diaries of Vance McCormick in London and Paris, 1917-1919,
ed. Michael Barton（Stackpole, 2004）, 162.

3
. “The May Day Strikes,” NYT 5/2/19, p. 11.

4
. “428 Police Injured in May Day Riot,” NYT 5/3/19, p, 3.

5
. C.K. Leith to Edwin F. Gay, 3/24/19, EFGP B2f3; Philip Littell, Books and Things
（Harcourt, Brace and Howe, 1919）, 235.

6
. 有关法国在“一战”后农业的发展状况, 详见 Pierre-Cyrille Hautcoeur, “Was the Great War a Watershed?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in France,”169-205 in The Economics of World War I,
ed. Stephen Broadberry and Mark Harris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5）, 173。有关美国农业机械化的情况, 详见 Alan L. Olmstead and Paul Rhode, “Reshaping the Landscape: The Impact and Diffusion of the Tractor in American Agriculture, 1910-1960,”Journal of Economic History
61:3（September 2001）: 663-698。有关摩根索的“拖拉机计划”，详见“France to Receive 1500 Tractors: Will Plant 1,500,000 Extra Acres of Wheat and Potatoes,”Automotive Industries
1/3/18, p. 52; FMD 1:8-9; and Herbert Levy, Henry Morgenthau, Jr.: The Remarkable Life of FDR’s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Skyhorse, 2010）, 126-128。

7
. 有关此次暗杀事件的详情，见“Eyewitness Tells of Cottin’s Deed,”NYT 2/21/19, p. 2; “French Police Think Cotton [sic] was a Tool,” NYT 2/23/19, p. 2。有关德国“一战”后的社会动乱，详见 Samuel Shartle, Spa, Versailles, Munich: An Account of the Armistice Commission
（Dorrance, 1941）, 74。有关威尔逊总统对“一战”后欧洲社会动荡的评价，详见“House Passes Famine Relief Bill,”NYT 1/14/19, p. 1。

8
. “Barracks in Paris Used as Food Shops,”NYT 3/7/19, p. 9.

9
. CW 10:398.

10
. G. F. Warren, “The Food Supply,”Record of the Proceedings of the Eighth Annual Meeting of the American Farm Management Association
（December 1917）: 84-104, esp. 93. See also F. A. Pearson and W. I. Myers, “The Fact-Finder,”Farm Economics
208（February 1957）: 5470-5516, esp. 5490.

11
. “Hoover Tells How Foe Hindered Him,”NYT 2/17/19, p. 3.

12
. John Foster Dulles to Edwin F. Gay, 1/24/19, EFGP B2f4. 有关美国对英法两国提出的“一战”战后方案的回应，请见： Lawrence E. Gelfand, The Inquiry: American Preparations for Peace, 1917-1919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3）, 314。

13
. 有关威尔逊总统对经济议题的漠视，请见：C. K. Leith to Edwin F. Gay, 3/24/19, EFGP B2f3。有关威尔逊拒绝赴“一战”前线参观的事实，请见 see Thomas Bailey, Wilson and the Peacemakers
（Macmillan, 1947）, 115。

14
.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 253-263;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1:315-327; Clarke, Keynes
, 39-41.

15
. CW 16:341-342, 375, 380.

16
. C. K. Leith to Edwin F. Gay, 3/24/19, EFGP B2f3.

17
. CW 10:394; Ivy Lee, “A Tour through Europe since December,”NYT 5/18/19, p. 56.

18
. CW 10:412-415; 以及 Howard Elcock, “J.M. Keynes at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in Essays on John Maynard Keynes
, ed. Milo Keyne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166.

19
. JMK, “Scheme for the Rehabilitation of European Credit and for Financing Relief and Reconstruction,” marked“Secret”and dated April 1919, JMKP RT/16.

20
. Stephen Schuker, The End of French Predominance in Europe: The Financial Crisis of 1924 and the Adoption of the Dawes Plan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1976）, 177; CW 16:426. See also Stephen A. Schuker, “J. M. Keynes and the Personal Politics of Reparations,” in two parts: Diplomacy & Statecraft
25:3 and 4（2014）: 453-471 and 579-591.

21
. Austen Chamberlain to David Lloyd George, 4/17/19, JMKP RT/16.

22
. Memorandum accompanying the scheme, April 1919, JMKP RT/16.

23
. Fanny White, statement of 8/27/48 enclosed in Fanny White to HMJ, 9/8/48, HMJP B811f “White, Harry Dexter – Revival of Case Against.” See also David Rees, Harry Dexter White: A Study in Paradox
（Coward, McCann & Geoghegan, 1973）, 26; Truman cited in David McCullough, Truman
（Simon & Schuster, 1992）, 132, 138.

24
. Woodrow Wilson to David Lloyd George, 5/3/19, JMKP RT/16.

25
. JMK to Sir John Bradbury, 5/4/19 and JMK to Philip Kerr, 5/10/19, JMKP RT/16.

26
. Schuker, 177.

27
. Lamont to R. H. Brand, 6/10/19, cited in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1:369n.

28
. “Complete Treaty is Now in the Printer’s Hands,” NYT 5/5/19, p. 1; Eleanor Roosevelt, The Autobiography of Eleanor Roosevelt
（1961; Da Capo, 1992）, 101.

29
. Herbert Hoover, The Memoirs of Herbert Hoover: Years of Adventure, 1874-1920
（Macmillan, 1951）, 461-465. 赫伯特·胡佛对德国社会动荡发出的警告，请参阅1919年6月5日的一份工作备忘录.

30
. 有关丘吉尔发表的有关《凡尔赛和约》的评论，参阅：“Secretary’s Notes of a Conversation,”FRU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4:13-14。有关布利特发表的有关《凡尔赛和约》的评论，参阅：William C. Bullitt to Woodrow Wilson, 5/17/19, FRUS, “The Paris Peace Conference, 1919,” 11:573.David A. Andelman, A Shattered Peace: Versailles 1919 and the Price We Pay Today
（John Wiley, 2008）, 128。有关劳伦斯发表的有关《凡尔赛和约》的评论，参阅：Stephen Bonsal, Suitors and Suppliants: The Little Nations at Versailles
（Kennikat Press, 1969）, 51。有关布利特发表的有关《凡尔赛和约》的评论，参阅：“Remembering William Monroe Trotter: The First and Only Black Man to be Thrown Out of the Oval Office,” Journal of Blacks in Higher Education
46（Winter 2004-2005）: 50-51 and “Address to the Country and the World,” cited in “The Treaty of Peace with German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Foreign Relations, U.S. Senate,” 66th Cong., 1st Sess.（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19）, 688。

第2章　金本位的最后荣光（1932~1933年）

1
. 罗斯福总统1933年就职演讲稿，参阅：3/4/33, PPA 2:13; 有关乔治·沃伦的人物介绍，参阅：Bernard F. Stanton, George F. Warren, Farm Economist
（Cornell University, 2007）; Scott Sumner, “Roosevelt, Warren, and the Gold-buying Program of 1933,” Research in Economic History
20（2001）:135-172; F. A. Pearson, W. I. Myers, and A. R. Gans, “Warren as Presidential Adviser,” Farm Economics
211（December 1957）: 5597-5676; Pearson and Myers,“Fact Finder”。

2
. See “Wholesale price of wheat, Chicago,” NBER data series m04001a; “Prices received and paid by farmers,” Da1337-1346, HSUS; Irving Fisher, Booms and Depressions: Some First Principles
（Adelphi, 1932）; Irving Fisher, “The Debt-Deflation Theory of Great Depressions,” Econometrica
1, no. 4（October 1933）: 227-257.

3
. 第一产业从业人员数量的统计报告，参阅：table Ba814-820, HSUS。

4
. See Pearson and Myers, “Fact Finder,”5502; “Farmer the Loser by McNary Scheme,” WSJ 5/25/28, p. 7.

5
. See Frederick T. Birchall, “Victory for Hitler is Expected Today,”NYT 3/5/33, p. 1.

6
. CW 4:1-9.

7
. Coinage Act of June 28, 1834, at 4 Stat. 299. 有关杰克逊总统的支持者们提出的货币政策，参阅：Sean Wilentz, The Rise of American Democracy: Jefferson to Lincoln (W. W. Norton, 2005), 436-446; Arthur M. Schlesinger, Jr., The Age of Jackson (Little Brown, 1945), 115-131。

8
. Edward J. Stevens, "Composition of the Money Stock prior to the Civil War," Journal of Money, Credit and Banking 3:1 (February 1971): 84-101, esp. 86-87.

9
. See H. Wayne Morgan, William McKinley and His America
（Syracuse University Press, 1963）, 482-484.

10
. Gold Standard Act of March 14, 1900, at 31 Stat. 45.

11
. Federal Reserve Act of December 23, 1913, at 38 Stat. 251; restrictions on note issue at 265-266.由于财政部支持有关对美国联邦储备银行采取公共管理的主张，并且财政部长本人也是联邦储备银行委员会的成员之一。所以在起先，众人对这一主张的呼声很高。

12
. Se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 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Washington, DC, 1943）, table 110, 409-413.

13
. Ralph West Robey, “Present Currency System,” NYEP 3/10/33, p. 16.

14
. See talks of December 1932-February 1933 in GFWP B38f14-15, esp.“Two Ways Out of the Depression,” WHA Radio Circular, Extension Service of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February 1933）, GFWP B38f15; Pearson and Myers, “Fact Finder,” 5502.

15
. James A. Hagerty, “Roosevelt Confers on the Budget Looking to March 4,”NYT 12/2/1932, p. 1.

16
. Adolf Berle diary entry for 10/17/32, Navigating the Rapids, 1918-1971: From the Papers of Adolf A. Berle
, ed. Beatrice Bishop Berle（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3）, 73.

17
. See GFW talks in GFWP B38f14-15; “Farm Leader Backs Allotment Plan,”NYT 12/6/32, p. 38; FMD 1:41.

18
. AB to WB, 1/2/33, ABP B14f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33”; Kyle Palmer to William Mullendore, 12/12/32, WMP B37f “Palmer, Kyle, 1931-1933.”

19
. RTD 1/14/33, RTP B30f “Diary: Jan-Feb 1933.”.

20
. GFW to FDR, 1/12/33, GFWP B28f15.

21
. See e.g. Hagerty, “Roosevelt Confers on Budget” and “3 Billion in Works Before Roosevelt as Recovery Plan,” NYEP 4/14/33, p. 1.

22
. See Ron Chernow, The Warburgs
（New York: Vintage, 1993）, 309; Howard Pollack, George Gershwin: His Life and Work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6）, 111-112.

23
. Memorandum and discussion in JWOH, 67-69.

24
. “Sales Tax Urgent, Mills Warns Here,” NYT 2/1/33, p. 5;“Text of President Hoover’s Speech,” NYT 2/14/33, p. 7.

25
. See Gary Richardson, “Quarterly Data on the Categories and Causes of Bank Distress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NBERWP 12715（December 2006）, table 3, p. 41 and table 9, p. 48.

26
. 在1933年1月到2月之间，又有389家银行申请破产。参阅：Susan Estabrook Kennedy, The Banking Crisis of 1933
（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73）, 152; Pearson, Myers, and Gans, “Presidential Adviser,”5605。

27
. “Statement of Interview with Mr. Henry Ford in Detroit, February 13, 1933, by Secretary Roy D. Chapin and Undersecretary A. A. [sic] Ballantine,” ABP B14f “Banking Crisis of 1933.”

28
. AB to WB, 2/26/33, ABP B14f “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33.” See also Francis Gloyd Awalt, “Recollections of the Banking Crisis in 1933,” Business History Review
43:3（Autumn 1969）: 347-371, esp. 349 and 357.

29
. “Mrs. Roosevelt Takes News Calmly,” NYT 2/16/33, p. 1.

30
. “Lehman in Ithaca,” NYT 2/17/33, p. 21; “Says Depression Teaches Lesson,” NYT 2/17/33, p. 5.

31
. CJD, 1/13/33; JWOH, 91. 沃伯格对罗斯福与哈罗德·伊克斯的会面的记述与伊克斯夫人在其为她丈夫所写的回忆录的序言中提到的内容有所出入，参阅：The Secret Diary of Harold L. Ickes: The First Thousand Days, 1933-1936
（Simon & Schuster, 1953）, ix. On the choice of cabinet see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 4:137-160.

32
. CJD, 2/17/33.

33
. “Roosevelt Hears Party Chiefs Lampooned,” NYT 2/19/33, p. N1; “Heavily Guarded at Dinner,”NYT 2/19/33, p. 2.

34
. Cited in Kennedy, Banking Crisis
, 137.

35
. HH to Senator David A. Reed, 2/22/33, PPS B30f4; see also RM, After Seven Years
, 139-141.按照胡佛本人对这段历史的追述，他认为罗斯福为了不配合自己的提议而在玩政治游戏。然而，从这封信的内容来看，正是胡佛自己正在利用政治上的优势，迫使罗斯福配合自己。参阅：Glen Jeansonne, The Life of Herbert Hoover, Fighting Quaker: 1928-1933
（Palgrave Macmillan, 2012）, 428。

36
. See CJD, 2/21/33; James A. Hagerty, “War Post Still is Open,” NYT 2/18/33, p. 1.

37
. CJD, 2/24/33;“Woodin Advocate of Sound Money,” NYT 2/22/33, p. 1.

38
. HH to Ogden Mills, 2/22/33, PPI B151f“Mills, Ogden L., Correspondence Feb-June 1933”; AB to WB, 2/26/33, ABP B14f“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33.”

39
. Pearson, Myers, and Gans, 5608.

40
. CJD, 3/3/33.

41
. Agnes Meyer Diary, 3/6/33（reporting on events of 3/3-3/4）, excerpted in EMOH p. A94.

42
. CJD, 3/4/33.

43
. GFW to HMJ, 3/4/33, GFWP B28f17.

44
. David Tripp, Illegal Tender: Gold, Greed, and the Mystery of the Lost 1933 Double Eagle
（Free Press, 2004）, 31.

45
. GFWD, 3/5/33, GFWP B28f17. 在相关的学术研究报告中，并没有非常确凿的证据证明，罗斯福说出了这句话。但是，研究者普遍认为，在罗斯福上任之初，美国就脱离了金本位制。参阅：“Roosevelt on April 19 officially took the United States off the gold standard,”（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 143）; or reference to“the gold embargo order of April 20 by which the gold standard was definitely abandoned,”（Arthur W. Crawford, Monetary Management under the New Deal: The Evolution of a Managed Currency System
（Da Capo, 1972; orig. 1940）, 27）; or the doubly suggestive“The executive order of March 10 constituted the formal suspension of the gold standard by the United States,”（Leo Pasvolsky, Current Monetary Issues
（Brookings, 1933） 37）.“Definitely”is a favorite qualifier for April 19, occurring also in G. Griffith Johnson, The Treasury and Monetary Policy, 1933-1938
（Russell and Russell, 1967; orig. 1939）, 10, and Schlesinger, Age of Roosevelt
2:200. 在有关黄金禁运的报道中，作者对于状语的运用揭示了金本位制终结的意味。不止一位作者在谈及此处时，用到了“最终”一词。参阅：e.g. Anthony J. Badger, FDR: The First Hundred Days
（Hill and Wang, 2008）, 73 and James Daniel Paris, Monetary Policie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32-1938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38）, 18; Elliot A. Rosen, Roosevelt,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Economics of Recovery
（University of Virginia Press, 2005）, 25. See also Jordan Schwarz, 1933: Roosevelt’s Decision; the United States Leaves the Gold Standard
（Chelsea House, 1969）, 106。上述参考文献都认为1933年3月与4月的银行歇业休假公告与黄金禁运构成了金本位制被美国所弃的两个关键环节。但是被动语态的运用回避了一个重要问题：是谁完成了这项工作。在一份报告中，作者写道，“它（指黄金禁运）明确揭示了一个事实，这一暂时性的举措实则代表了一个完全崭新的货币政策的到来”。所以，即便罗斯福没有明确说出文中的那句话，美国政府的行动业已做出了表态。其他有关方面的报道，参阅：Pasvolsky, 37 and Eric Rauchway, The Great Depression and the New Deal: A Very Short Introduction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8）, 61。另外，在公众场合，罗斯福对这一话题并未给出明确答复，参阅：Franklin D. Roosevelt, On Our Way
（John Day, 1934）, vi and 58-61；当然，也许最模糊不清的答案来源于沃伦的一位同事，他曾写道：“美国是在1933年的一个山花烂漫的时节脱离金本位制的。”参阅：Pearson, Myers, and Gans, “Presidential Adviser,” 5600。但是，按照罗斯福总统自己在私下里的说法，他则相信美国自1933年3月6日起，就已脱离了金本位制。后续的讨论，请详见第三章有关罗斯福总统的第一场记者招待会的内容。

第3章　美元开启新篇章（1933年3月6~10日）

1
. GFWD 3/5/33, GFWP B28f17.

2
. Raymond G. Carroll, “U.S. Now Off Gold is View of French,” NYEP 3/6/33, p. 2.

3
. CJD 3/7/33.

4
. Thomas Lamont to FDR, 2/27/33, DHRP 3:15-18;“Chicagoans Bring Bills from Hiding,”NYEP 3/6/33, p. 10.

5
. “Fans to Exchange Grub for Tickets to Bouts,” LAT 3/7/33, p. 5; “Film Shows to Continue Operations,”LAT 3/7/33, p. 1.

6
. Ads in NYEP, 3/7/33, p. 9, 3/8/33, p. 7, 3/10/33, p. 7; see Freeman Gosden and Charles Correll to FDR, 3/5/33 and 3/6/33 and Stephen Early to Freeman Gosden and Charles Correll, 3/6/33, DHRP 3:99, 118-119; Gerald Nachman, Raised on Radio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2000）, 284.

7
. “New Bank Rulings to Date,”NYT 3/8/33, p. 3;“Federal Reserve Allowed to Open,” NYT 3/8/33, p. 7;“Reserve Bank Indicates N.Y. Cash Suffices,”NYEP 3/7/33, p. 1; “U.S. Reserve Banks Aid Members That Turn Over Gold,”CT 3/8/33, p. 2.

8
. “Roosevelt Eats Lunch at Desk, Setting White House Precedent,” NYEP 3/7/33, p. 1.

9
. “Border Gold Quiz Begins,” NYEP 3/7/33, p. 15;“Owners of Gold Take it to Bank,”NYEP 3/7/33, p. 5.

10
. See RM, First New Deal
, esp. 228.

11
. Ralph West Robey, “‘New Deal’Got Bad Break,” NYEP 3/6/33, p. 15; Walter Lippmann, “Today and Tomorrow: A Good Crisis,”LAT 3/7/33, p. A4.

12
. Linda Lotridge Levin, The Making of FDR: The Story of Stephen T. Early, America’s First Modern Press Secretary
（Prometheus, 2008）, 104.

13
. James F. Byrnes, All in One Lifetime
（Harper, 1958）, 73-74.

14
. All press conference quotations from PC #1, 3/8/33, CPPC 1:1-13. 按照Johnson在《货币政策》（Monetary Policy
）中的说法，Eichengreen虽然在《金色的羁绊：黄金本位与大萧条》（Golden Fetters
）中写道，“罗斯福（在记者招待会）上坚称，金本位制仍很安全”。但是，从记者招待会的纪要中来看，罗斯福并没有做出这样的表态。而之所以会有这样的说法，是因为有一种观点认为，罗斯福尚未确定美国货币政策的发展路径。参阅：See Allan H. Meltzer, A History of the Federal Reserv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03）, 1:443。

15
. Levin, 105; Kyle Palmer to William Mullendore, 3/9/33, WMP B37 f“Palmer, Kyle, 1931-33.”

16
. 在记录有关罗斯福的病痛与性格的文献中，写得最好的恐怕是Alan Brinkley, Franklin Delano Roosevel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9）, 16-21。

17
.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1:175-176.

18
.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 201n.

19
. Barry Eichengreen, Globalizing Capital: A History of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8）, 26.

20
. CW 1:21.

21
. CW 1:4-17.

22
. Henry Allen Cooper for the House Committee on Insular Affairs, “Standard of Value and Coinage System in the Philippine Islands,”1/9/1903, Congressional Serial Set 4413, 57th.

23
.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1:278.

24
. CW 4:65.

25
. CW 4:69.

26
. CW 4:36.

27
. CW 4:153.

28
. CW 4:34.

29
. CW 6:348-363.

30
. CW 6:363.

31
. See William Adams Brown, The International Gold Standard Reinterpreted, 1914-1934
（NBER, 1940）, 2:1008-1024.

32
. JMK, “Should Britain Compromise on the Gold Standard,”Daily Mail
2/17/33, CW 21:229-233.

33
. JWD 3/28/33, JWOH, 269; RM, After Seven Years
, 236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2:470; Note on“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no. 2072, Fixing the Weight of the Gold Dollar, January 31, 1934,”PPA 3:71.

34
. Emergency Banking Act of 1933, 48 Stat. 1, esp. 6. See AB, “When All the Banks Closed,”Harvard Business Review
26:2（March 1948）: 129-143.

35
. “Torrent of Gold Goes to U.S. Banks,”NYEP 3/10/33, p. 1;“Millions in Gold Back in Vaults of City’s Banks,”CT 3/11/33, p. 6; Banking and Monetary Statistics
, table 110, 409-413.

36
. PC #2, 3/10/33, CPPC 1:17-31.

37
. Note on “Presidential Proclamation no. 2072, Fixing the Weight of the Gold Dollar, January 31, 1934,” PPA 3:71.

第4章　经济繁荣是第一要务（1933年3月11日~7月4日）

1
. See report of Gov. Olson, MDM 5/9/33, 00:18:1:1; Frank D. DiLeva, “Iowa Farm Price Revolt,” Annals of Iowa
32, no. 3（January 1954）: 171-202; Frank D. DiLeva, “Attempt to Hang an Iowa Judge,”Annals of Iowa
32, no. 5（July 1954）: 337-364; Jean Choate, Disputed Ground: Farm Groups that Opposed the New Deal Agricultural Program
（McFarland, 2002）; John L. Shover, Cornbelt Rebellion: The Farmers’ Holiday Association
（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1965）.

2
. HH conversation with Mills, 3/10/33, 10:30AM, PPI B151f“Mills, Ogden L., Correspondence Feb-June 1933.”.

3
. CJD 3/11/33.

4
. CJD, 3/11/33 and 3/13/33; correspondence between Marvin McIntyre and A. P. Giannini, 3/15/33, DHRP 3:212-213; Felice Bonadio, A. P. Giannini: Banker of America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94）, 214-217.

5
. AB to WB, 3/26/33, ABP, B14f“General Correspondence, 1933.”.

6
. Badger, First Hundred Days
, 48-53; Julian Zelizer, “The Forgotten Legacy of the New Deal: Fiscal Conservatism and the Roosevelt Administration, 1933-1938,”Presidential Studies Quarterly
30:2（June 2000）, 331-338, esp. 337; HSUS Ea636-643.

7
. PC #6, 3/24/33, CPPC 1:83-84.

8
. JWD, 3/25/33, JWOH, 248.

9
. RTD 4/3/33, RTP B30 f“Diary: Jan-Feb 1933”（the memo was by Louis Bean）; JMK to Alexander Sachs, 4/5/33, ASP B39f“Keynes, John M.”; GFW, “Causes of the Depression,”4/5/33, GFWP B28f19; FDR to Edward House, 4/5/33, cited in Patricia Clavin, The Failure of Economic Diplomacy: Britain, France, Germany, and the United States, 1931-1936
（Macmillan, 1996）, 84. In addition to the Tugwell diary manuscripts cited, see also The Diary of Rexford G. Tugwell: The New Deal, 1932-1935,
ed. Michael Vincent Namorato（Greenwood, 1992） and Michael V. Namorato, Rexford G. Tugwell: A Biography
（Praeger, 1988）.

10
. PC #9, 4/5/33, CPPC 1:115-116;“Gold Coin, Gold Bullion and Gold Certificates are Required to be Delivered to the Government, Executive Order 6102,”4/5/33, PPA 2:111-116.

11
. 有关这份法案的草案内容，参阅： GFWP B28f20。

12
. GFWD 4/6-12/1933, GFWP f19.B28

13
. PC #10, 4/7/33, CPPC 1:125-127.

14
. GFWD 4/12/33, GFWP B28f19.

15
. RM, First New Deal
, 299.

16
. Memo, 4/12/33, JWOH, 443.

17
. JWOH, 448.

18
. Memo, 4/12/33, JWOH, 443.

19
. JWD, 4/13/33, JWOH, 455.

20
. JWD, 4/11/33, JWOH, 428 and 4/14/33, JWOH, 460.

21
. “Inflation Moves Delay Farm Bill,” NYT 4/15/33, p. 2; PC #12, CPPC 1:146.

22
. Byrnes, All in One Lifetime
, 77.

23
. CJD, 4/18/33. See also Warburg conversation with Pittman, JWD, 4/17/33, in JWOH, 477-478, and Freidel, Franklin D. Roosevelt
, 4:330-333.

24
. JWD, 4/18/33, JWOH, 492-493.

25
. JWD 4/18/33, JWOH, 495.

26
. JWD 4/18/33, JWOH, 496-497; see also Byrnes, All in One Lifetime
, 77; 48 Stat. 31, where the Thomas Amendment begins at 51.

27
. CJD, 4/18/33; see also JWD, 4/18/33, JOWH 497-498; JWOH, 505.

28
. CJD, 4/18/33. 在书中，杰岱尔似乎将派克维尔（Pikeville）误拼成了“Pipeville”.

29
. CJD, 4/18/33; JWOH, 503; Harold Bravman, “U.S. Halts Gold Outgo to Lift Prices,”NYEP 4/19/33, p. 1-2; Walter Lippmann, “Inflation,”LAT 4/19/33, p. A4.

30
. PC #13, 4/19/33, CPPC 1:153-161.

31
. “Cotton Registers,”“Grain Prices Soar,”“Commodity Index Shows Up Trend,”NYEP 4/19/33, pp. 17-20.“Cotton Soars,”“Stocks, Staples Soar,”WSJ 4/20/33, p. 14 and 1.

32
. Ralph West Robey, “Position of the Dollar,”NYEP 4/20/33, p. 19;“Roosevelt May Be Money Czar,”WSJ 4/20/33, p. 1.

33
. Ralph West Robey, “Position of the Dollar,”NYEP 4/20/33, p. 19;“Roosevelt May Be Money Czar,”WSJ 4/20/33, p. 1.

34
. Rosen, Brains Trust
, 66-94.

35
. “Churchill for Money Parley,”WSJ 5/11/32, p. 1;“U.S. Would Take Part in Money Conference,” WSJ 5/12/32, p. 8.

36
. 在罗斯福写于1932年12月的手稿中，并没有明确写出具体的撰写时间，参阅： RTP B30f “Diary: Jan-Feb 1933,”; ultimately sent as telegram of 12/19/32: see“Texts of the Hoover-Roosevelt Debt Telegrams,”NYT 12/23/32, p. 2. See also“Introduction,”RTP B30f“Introduction”; MDM 5/9/33, 00:17:1:1。

37
. JWD 5/1/33, 5/7/33, and 5/15/33, JWOH 623, 669, 736.

38
. JWOH, 402; Clavin, 115.

39
. CJD, 5/16/33; 5/31/33; JWOH, 227; MDM 6/29/33, 00:48:1:1.

40
. Clavin, 120.

41
. CJD, 6/12/33. See also Hull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6/11/33, FRUS 1933, 1:633;数份文献资料都揭露了皮特曼酗酒的事实，这其中包括杰岱尔的日记与沃伯格的口述。参阅：CJD, 6/9/33; JWOH 486-487, 903; JWD 6/17/33, JWOH, 936-937.

42
. “Statement by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Denying London Rumors of Currency Stabilization,” 6/15/33, PPA 2:245; CJD, 6/17/33.

43
.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to Hull, 6/20/33, FRUS 1933, 1:650.

44
. “The Keynes Plan for Revival: An International Note Issue,”NYHT 4/2/33, ASP B39 f“Economic Extracts, Keynes, John Maynard 1920-1933.”

45
. 在这里值得特别说明的是，时下，仍有不少学者认为各国货币与美元挂钩的方案酝酿于布雷顿森林会议期间。但其实，凯恩斯早已提过相关设想。参阅： Dormael, Bretton Woods
and Steil, Battle of Bretton Woods
。

46
. JWOH, 645, in reference to a meeting of 5/3/33; PC #27, 6/7/33, CPPC 1:353-354.

47
. “Keynes Views Roosevelt as World’s Great Realist,”NYHT, 6/27/33, ASP B39f“Economic Extracts, Keynes, John Maynard 1920-1933.”.

48
. Hull to Acting Secretary of State, 6/30/33, FRUS 1933, 1:665.

49
. MDM 7/2/33, 00:50:1:1; Roosevelt to Phillips, 7/2/33, FRUS 1933, 1:673-674.

50
. CW 21:274-276.

51
. RM, First New Deal
, 441; CJD 6/28/33; RTD addendum, RTP B30 f“Addendum”; CJD, 6/28/33. JMK in dinner regalia from RM, First New Deal
, 469. The plan appears as appendix B in RM, First New Deal
, 557-558. 根据伦敦世界经济会议的相关文献显示，罗斯福寄给美国代表团的信函并未影响到本次会议的进展。显然，英、法两国仍不肯与美国就国际金融合作议题达成共识。参阅： Meltzer, Federal Reserve
, 1:449-450.

第5章　平息革命浪潮的美元（1933~1934年）

1
. GFW to HMJ 7/7/33, GFWP B28f22.

2
. 有关1933年中期美国农产品价格的情况，参阅：NBER macrohistory, chapter 4, at <http://www.nber.org/databases/macrohistory/contents/chapter04.html
>。

3
. MDM 7/10/33, 00:53:1:1.

4
. 有关迈耶对罗斯福总统的早期个人看法，参阅：Agnes Meyer diary, 3/6/33, 3/29/33, 4/1/33 in EMOH A95, A111, and A112。有关迈耶购买华盛顿邮报公司的这笔交易，参阅：Agnes Meyer to HH, 6/22/33, PPS B342, f“Washington Post
。”有关迈耶招揽拉尔夫·韦斯特·罗比的详情，参阅：EMOH 720.有关迈耶篡改记者文章的事实，参阅：GFWD 11/22/33, GFWP B28f27。

5
. WWOH, 12; see James Chace, Acheson: The Secretary of State who Created the American World
（New York: Simon & Schuster, 1998）, 61-62.

6
. RM, First New Deal
, 487.

7
. 有关国务卿赫尔的政治重要性，参阅：Ted Morgan, FDR: A Biography
（Simon & Schuster, 1985）, 371。有关赫尔与莫利不和的详情，参阅：JWD 4/11/33, in JWOH, 438, and JWOH, 1264, and CJD, 7/14/33; CJD, 7/29/33; also RM correspondence with Celeste Jedel and Key Pittman of 2/8/34, RMP B44f24; JWD 8/28/33, in JWOH, 1391; RTD summer 1933, RTP B31f“Diary: June 1933-March 1934.”。

8
. GFW and J. H. Rogers to FDR, 7/21/33, GFWP B28f22; GFWD 7/24/33, GFWP B28f33. 此时，沃伦仍对成功说服道格拉斯抱有幻想.

9
. JWD 7/23/33, 7/24/33, JWOH 1177-1188.

10
. GFW and J. H. Rogers to FDR, 7/24/33, GFWP B28f22.

11
. “Third ‘Fireside Chat’ – ‘The Simple Purposes and Solid Foundations of Our Recovery Program,’” 7/24/33, PPA 2:295-303.

12
. Memo of 7/24/33 and telegram of 7/25/33, in JWOH, 1183 and 1197; JWD, 7/25/33, JWOH, 1199.

13
. JWD 7/27/33, JWOH 1212-1214.

14
. Pearson, Myers, and Gans, 5619.

15
. JWD, 7/29/33, JWOH 1220; JWD, 8/2/33, JWOH, 1238-1239; JWD, 8/3/33, JWOH, 1242.

16
. JWD, 8/3/33, JWOH, 1243; Dean Acheson, memo of 8/33/33, DHRP 10:476-478.

17
. JWOH, 1256.

18
. Pearson, Myers, and Gans, 5626.

19
. JWD, 8/8/33, JWOH, 1251-1257.

20
. Pearson, Myers, and Gans, 5626.

21
. PC #42, 8/9/33, CPC 2:152-160.

22
. MDM 8/16/33, 00:59:1:1.

23
. PC #51, 9/13/33, CPPC 2:263.

24
. GFW to Secretary of Commerce（Daniel Roper）, 9/14/33, GFWP B28f23; GFW to FDR, 9/18/33, GFWP B28f23.

25
. GFW to Secretary of Commerce（Daniel Roper）, 9/14/33, GFWP B28f23; GFW to FDR, 9/18/33, GFWP B28f23.

26
. “20-Cent Set Price Asked for Cotton,” NYT 9/19/33, p. 1;“Cotton Group ‘March’ Scare Fails to Rush Inflation Plan,”WaPo 9/20/33, p. 1.

27
. JMK, “Keynes Advises Capital Outlays, Says U.S. Can Spend Its Way Back,”NYHT 9/18/33, ASP B39f “Keynes, John Maynard, 1920-1933.”

28
. JWD 9/20/33, JWOH, 1449. 事实上，除了道格拉斯的坚持外，内阁成员哈罗德·伊克斯与弗朗西斯·帕金斯都并不赞成沃伯格的主张。参阅：Frances Perkins, The Roosevelt I Knew
（Viking, 1946）, 269-274; Secret Diary
entry for 9/15/33, 93.

29
. JWD 9/21/33, JWOH 1458-1460.

30
. JWD 9/21/33, JWOH, 1461.

31
. JWD 9/23/33, JWOH, 1476-1477.

32
. JWD, 9/27/33, JWOH, 1508.

33
. JWD, 9/27/33, JWOH, 1508.

34
. MDM 10/1/33, 00:65:1:1.

35
. JWD, 10/3/33, 10/5/33, 10/17/33, JWOH 1541, 1548, 1594-1595.

36
. FMD, 1:58.

37
. MDM 10/17/33, 00:70:1:1;“U.S. is Buying Relief Wheat,”WSJ 10/18/33, p. 1.

38
. MDM 10/17/33, 00:70:1:1;“Stocks Rebound when U.S. Buys Wheat, Cotton,”CT 10/18/33, p. 27.

39
. “Men Must be Put to Work – There is But One Way to Do It,” WSJ 10/18/33, p. 1.

40
. PC #61, 10/18/33, CPPC 2:346-353; JWD 10/19/33, JWOH, 1614; MDM 10/18/33, 00:71:1:1; FDR to GFW, 10/18/33, GFWP B28f24.

41
. GFWD 10/20/33, GFWP B28f25.

42
. Dean Acheson, Morning and Noon
（Houghton Mifflin, 1965）, 187-188;“The Clashing Opinions,”WaPo 11/27/33, pp. 1-2; Acheson, Morning and Noon
, 188; MDM 10/20/33, 00:74:1:1; GFWD 10/20/33, GFWP B28f24.

43
. Manuscript of 10/20/33, GFWP B28f34.

44
. “Fourth Fireside Chat,” 10/22/33, PPA 2:420-429.

45
. GFWD 10/22/33, GFWP B28f25.

46
. JWD 10/20/33, JWOH 1618.

47
. JWD 10/21/33, 1620-1625; JWOH 1627.

48
. MDM 10/23/33, 00:76:1:1; GFWD 10/22/33, GFWP B28f25.

49
. MDM 10/24/33, 00:78:1:1;“What the Average Farmer Thinks,”NYT 10/29/33, p. XX1.

50
. MDM 10/25/33, 00:78:1:1.

51
. 在评论罗斯福的黄金购买计划时，有人称其是一个“奇特”的计划。罗斯福在餐桌前随意写下一个价格，而市场竟也配合地做出了相应的回应。参阅：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 197;Sumner, “Roosevelt, Warren,”esp.160-163. See also the account in Meltzer, Federal Reserve,
1:450-459。

52
. “Calls 9 Governors for Farm Parley,”NYT 10/26/33, p. 29; Roland M. Jones, “Farm Strike Wabbles at Start,”NYT 10/29/33, p. E1; MDM 10/25/33, 00:79:1:1.

53
. MDM, 10/26/33, 00:81:1:1.

54
. GFWD 10/27/33, GFWP B28f26; MDM 10/27/33, 00:83:1:1.

55
. MDM 10/27/33, 00:83A:1:1.

56
. MDM 10/29/33, 00:88:1:1; GFWD 10/29/33, GFWP B28f24.

57
. “RFC to Buy Today First World Gold,” NYT 11/2/33, p. 31; JWD 11/2/33, JWOH, 1699.

58
. JWD 10/27/33, 10/30/33, JWOH 1666-1716.

59
. JWD 11/1/33, 11/5/33, JWOH 1666-1716.

60
. “Farm Strike Dies As Governors Meet,” NYT 11/5/33, p. E6.

61
. “Chicago Leaders Assail Gold Plan,”NYT 11/13/33, p. 4;“26 Trade Chiefs Organize Sound Money League,”CT 11/13/33, p. 2.

62
. MDM 11/13/33, 00:100:1:1.

63
. “Treasury Headed by Morgenthau, Jr.; Woodin on Leave,”NYT 11/16/33, p. 1;“Woodin Quits Post, Morgenthau Made Head of Treasury,”NYT 1/2/34, p. 1.

64
. JWD 11/15/333, JWOH, 1744-1745.

65
. Sumner, “Roosevelt, Warren,”esp. table 1, p. 152; 160-163.

66
. GFWD 12/19/33, GFWP B28f28; WWOH, 87; GFW, “Possible Ways of Procedure,”12/29/33, GFWP B28f28.

67
. Gold Reserve Act, 48 Stat. 337; esp. 341.

68
. GFWD 1/30/34, GFWP B28f29; see also, e.g., “President Roosevelt rationalized this usurpation of private property rights in gold during one of his notorious fireside chats,”Richard H. Timberlake, Monetary Policy in the United States: An Intellectual and Institutional History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93）, 278.

69
. GFWD 1/31/34, GFWP B28f29.

70
. “Dollar Revalued at 59.06; Gold put at $35 an Ounce; Stabilization Fund Set Up,”NYT 2/1/34, p. 1;“Proclamation for the Revaluation of Gold,”NYT 2/1/34, p. 12.

71
. GFWD 1/31/34, GFWP B28f29.

72
. JMK, “President Roosevelt’s Gold Policy,”New Statesman and Nation
1/20/34, ASP B39f“Economic Extracts - Keynes, John Maynard.”

73
. RTD 10/23/34, RTP B31f“Diary 1934.”正如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与安娜·雅各布森·施瓦茨（Anna Jacobson Schwartz）所言：即便美国在1934年完成的货币制度调整仍被视作“金本位制”，但它“不论是从美国自身的角度，还是站在世界的角度来看，它与旧有的金本位制并不具有太多相似性”。参阅：Milton Friedman and Anna Jacobson Schwartz, A Monetary History of the United States, 1867-1960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471.

第6章　为经济复苏开道的政治博弈（1934~1935年）

1
. Felix Frankfurter to FDR, 12/12/33, PSF B34f“Frankfurter, Felix, 1933-1934”; also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 580.

2
. “汲水政策”是市场经济国家针对经济萧条而采取的增加一定数额的公共投资而恢复经济活力的短期财政政策。——编者注

3
. JMK, “From Keynes to Roosevelt: Our Recovery Plan Assayed,”NYT 12/31/33, p. XX2.

4
. JMK, “From Keynes to Roosevelt: Our Recovery Plan Assayed,”NYT 12/31/33, p. XX2.

5
. Schlesinger, Age of Roosevelt, 2:274-278; also Nick Taylor, American Made: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WPA（Bantam, 2008）, 130-137.

6
. Schlesinger, Age of Roosevelt
, 2:274-278; also Nick Taylor, American Made: The Enduring Legacy of the WPA
（Bantam, 2008）, 130-137.

7
. Schlesinger, Age of Roosevelt
, 2:274-278; Taylor, American Made
, 130-137.

8
. 有关罗斯福新政中的种族差别待遇问题，参阅：Ira M.Katznelson, Fear Itself: The New Deal and the Origins of Our Time（Liveright, 2013）; on Southern Democrats see esp. 151。

9
. “President Supports National TVA Plan,” NYT 10/16/34, p. 20.

10
. See S All cited in Davis, New Deal Years, 319-320.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2:505-506; Moggridge, Maynard Keynes, 581-582.

11
. All cited in Davis, New Deal Years, 319-320.

12
. Perkins, Roosevelt I Knew, 5, 225-226.

13
. “Second Budget Message to Congress,”5/15/34, PPA 3:236-239; PC #121, 5/14/34, CPPC 3:340.

14
. JMK, “Sees Need for $400,000,000 Monthly to Speed Recovery,”NYT 6/10/34, p. E1.

15
. Arthur Krock, “In Washington: Hand of Keynes is Seen in Revised Recovery Plan,”NYT 6/5/34, p. 22.

16
. RTD summary, RTP B31f“Diary: Mar-Dec 1934.”See also Lash, Dreamers and Dealers, 239.

17
. Rosen, Economics of Recovery, 87-88.

18
. Diary for 1/12/33, RTP B30f“Diary: Jan-Feb 1933”; Pearson, Myers, and Gans, “Presidential Adviser,”5663-5667.

19
. HSUS table Ca9 and Gauti B. Eggertsson, “Great Expectations and the End of the Depress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98, No. 4（September 2008）: 1476-1516, esp. 1477; Romer,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also Steindl, Understanding Economic Recovery; JMK, in“Symposium on the New Deal at the Tuesday Club,”7/4/34, ASP B29f“Keynes, John Maynard, 1920-1933.”.

20
. Anne O’Hare McCormick, “Roosevelt Surveys His Course,”NYT 7/8/34, p. SM1.

21
. Viner’s letter of 6/7/34 cited in Rees, 40.

22
. David E. W. Laidler and Roger Sandilands, eds., “Memorandum prepared by L. B. Currie, P. T. Ellsworth, and H. D. White,”Hist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4:3（Fall 2002）: 533-552, esp. 536 ad 538.

23
. HDW, “Selection of a Monetary Standard for the United States,”HDWP B4f4.

24
. HDW, “Selection of a Monetary Standard for the United States,”HDWP B4f4, pp. 229-263.

25
.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To Protect the Currency Systems of the United States,”73d Congress, 2d session, H. Rpt. 292, 1/18/34

26
. “Treasury is Confident,” NYT 2/2/34, p. 1.

27
. Statements by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Morgenthau, January 31 and February 1, 1934, Relating to the Purchase and Sale of Gold by the Treasury, in Annual Report of the Secretary of the Treasury for the Fiscal Year Ended June 30, 1934, p. 201.

28
. Michael D. Bordo, Owen Humpage, and Anna J. Schwartz, “The Historical Origins of U.S. Exchange Market Intervention Policy,”NBERWP 12662（November 2006）.

29
. “Market Wrenched by the Gold Cases,”NYT 1/12/35, p. 1.在探讨有关罗斯福与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分歧时，历史学家们往往侧重于双方在工人薪资问题上的冲突，而该问题也确实是这场纷争中的双方关注的焦点。但是，货币问题才是点燃这场纷争的导火索。See Alan Brinkley, Laura Kalman, William E. Leuchtenburg, and G. Edward White, “AHR Forum: The Debate over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of 1937,”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110:4（October 2005）: 1046-1115; also William E. Leuchtenburg, The Supreme Court Reborn: The Constitutional Revolution in the Age of Roosevel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6）.

30
. Alexander Sachs, memorandum of 1/11/35, “Gold Clauses,”ASP B98f“Currency.”

31
. MDM 1/14/35-1/15/35, 3:98-99:1:1.

32
. MDM 1/14/35-1/15/35, 3:101:1:1.

33
. MDM 1/14/35-1/15/35, 3:101:1:1.

34
. “Treasury Pledges a Steady Dollar,” NYT 2/12/35, p. 1.

35
. FDR, “Proposed Statement – Gold Clause,”2/18/35, Speech file microfilm, Franklin D. Roosevelt Presidential Library.

36
. Parker Gilbert, memorandum of 1/17/35, MDM 3:146:1:1.

37
. MDM 2/28/35, 3:327:1:1.

38
. “Constitution Gone, Says M'Reynolds,” NYT 2/19/35, p. 1; see Lash, Dreamers and Dealers, 254.

39
. HDW, “Outline Analysis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2/26/35, HDWP B4f9.

40
. William Leuchtenburg,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the New Deal, 1932-1940（Harper & Row, 1963）, 99-102; Alan Brinkley, Voices of Protest: Huey Long, Father Coughlin, and the Great Depression（Alfred A. Knopf, 1982）, esp. chs. 7 and 9.

41
. HDW, “Recovery Program: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spect,”3/15/35, HDWP B3f13.

42
. FMD 1:131-134.

43
. Nathan I. White, Harry Dexter White, Loyal American（B. W. Bloom, 1956）, 272.

第7章　肩负反法西斯重任的美元（1934~1939年）

1
. RTD introduction, RTP B30f“Introduction”; MDM 5/2/33, 5/15/33; 00:7, 21:1:1.

2
. James W. Fifield, Jr., “The Future of the Jew,”November 1938, PPI B59f“James W. Fifield, Correspondence 1938-1939.”See also: Kevin M. Kruse, One Nation Under God: How Corporate America Invented Christian America（Basic Books, 2015）; George Sokolsky to HH, 12/1/35, GSP, B62f“Herbert Hoover Correspondence, 1920-1935.”

3
. David Nasaw, The Chief: The Life of William Randolph Hearst（Houghton Mifflin, 2000）, esp. 470-477; 493.

4
. J.F.T. O'Connor diary, 1/21/34, Bancroft Library of the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Berkeley, r1;“Silver Shirt Head Indicted in South,”NYT 5/24/34, p. 12; George Wolfskill, The Revolt of the Conservatives: A History of the American Liberty League, 1934-1940（Houghton Mifflin, 1962）, 84.

5
. “Reputed Dictatorship Offer to Gen. Butler will be Fully Probed,”New York Sun 11/21/34, p. 1;“Col. Roosevelt Mentioned at Fascist Inquiry,”NYHT 11/23/34; other clippings in PPS B286f“Smedley Butler Affair”.

6
. “Reputed Dictatorship Offer to Gen. Butler will be Fully Probed,”New York Sun 11/21/34, p. 1;“Col. Roosevelt Mentioned at Fascist Inquiry,”NYHT 11/23/34; other clippings in PPS B286f“Smedley Butler Affair”; also Wolfskill, Revolt of the Conservatives, 80-93; Curt Gentry, J. Edgar Hoover: The Man and the Secrets（W. W. Norton, 1991）, 201-205.

7
. “Text of Address of Alfred E. Smith at Anti-New Deal Dinner in Washington,”NYT 1/26/36, p. 36;“Smith-Roosevelt Break Traces to Start of Presidential Rivalry,”NYT 1/27/36, p. 3.

8
. “National Figures Among the Guests,”NYT 1/26/36, p. 37; James Warburg, Hell Bent for Election（Doubleday, 1935）, x, 19;“Republicans Buy 200,000 Warburg Books in Country-Wide Attack on the New Deal,”NYT 3/5/36, p. 7.

9
. Rees, Harry Dexter White, 21 and 26.

10
. R. Bruce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The Harry Dexter White Spy Case（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41; 94-110; also Rees, 453n10.

11
. Katherine A. S. Siegel（Sibley）, Loans and Legitimacy: The Evolution of Soviet-American Relations, 1919-1933（University Press of Kentucky, 1996）, 133; Stimson was writing to Reeve Schley, VP of Chase Manhattan, 3/19/31, cited in Edward M. Bennett, Recognition of Russia: An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Dilemma（Blaisdell, 1970）, 75. See also The Minister in China 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1/13/32, FRUS 1932, 3:26-27.

12
. FMD 1:56; PC #70, 11/17/33, CPPC 2:459-472;“Text of the Communications Accompanying Our Recognition of Russia,”11/18/33, p. 1; Litvinov to Roosevelt, 11/16/33, FRUS: The Soviet Union, 1933-1939, 28;“11,000,000‘Bank’Formed to Extend Credit for $100,000,000 Trade with Soviet Russia,”NYT 2/13/34, p. 1.

13
. Foreign Securities Act, 58 Stat. 574; Michael R. Adamson, “The Failure of the Foreign Bondholders Protective Council Experiment, 1934-1940,”Business History Review 76:3（Autumn 2002）: 479-514; Bainbridge Colby, “The Johnson Act and International Debts,”American Bar Association Journal 20:11（November 1934）, 680;“Soviet Press Hits Johnson Bill Bans,”NYT 4/18/34, p. 11.

14
. Jonathan Haslam, “The Cominter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Popular Front, 1934-1935,”The Historical Journal 22:3（September 1979）:673-691, esp. 675; Ellen Schrecker, Many are the Crimes: McCarthyism in America（Little, Brown, 1998）, 15; Harvey Klehr, John Earl Haynes, and Kyrill Anderson, The Soviet World of American Communism（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8）, esp. 1.

15
. Christopher Andrew and Vassily Mitrokhin, The Sword and the Shield: The Mitrokhin Archive and the History of the KGB（Basic, 1999）, xv.

16
. 有关约瑟夫·彼得斯和西尔弗曼的具体情况，参阅：Thomas Sakmyster, Red Conspirator: J. Peters and the American Communist Underground（University of Illinois Press, 2011）, esp. 62-96;Whittaker Chambers, Witness（Random House, 1952）, 370; See also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43-44。

17
. 克格勃的情报人员是从一位化名为“Sound”的人的口中得知了怀特曾效力格鲁乌的事实。参阅： Memo from Maxim in Washington to C, 4/6/44, VWN 2:52/37。

18
. Maurice Isserman, “Disloyalty as a Principle: Why Communists Spied,”Foreign Security Journal 77:10（October 2000）: 29-38.

19
. 关于怀特对于苏联模式的计划经济体制的研究资料，参阅：HDW to Frank Taussig, exhibit no. 84-F, Interlocking Subversion in Government Departments（The Harry Dexter White Papers）, 8/30/55, part 30, p. 2570; also Craig, 31, and Rees, 79。有关怀特的货币理论研究成果，参阅：James M. Boughton, “Why White, Not Keynes? Inventing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IMF Working Paper WP/02/52（March 2002）。作者在书中试图说明，相较于凯恩斯，怀特才是“可调节的盯住汇率”理论的首倡者。但在我看来，这个问题不值得深究。可即便如此，有确凿的文献资料显示，凯恩斯早在1934年以前，就曾谈及过该汇率制度的优越性。

20
. “Eyes on the Rhine,” NYT 12/29/35, p. E1.

21
. “Reich’s Air Force Becomes Official,” NYT 3/12/35, p. 1; William L. Shirer,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Third Reich（Simon & Schuster, 1960）, 282-284.

22
. “Capital Flight Reflected,”NYT 3/16/35, p. 9;“U.S. Rescued Franc in Recent Crisis, Tannery Reveals,”NYT 6/17/35, p. 1.

23
. “President to Avoid Any War, Says Nye,”NYT 5/31/35, p. 26.

24
. “Gold Imports into the United States,” HDW draft for a speech by HMJ, 12/16/35, HDWP B2f5.

25
. PC #322, 9/25/36, CPPC 8:128-129.

26
. FMD 1:159-169.

27
. PC #322, 9/25/36, CPPC 8:127-128; Stephen V. O. Clarke, Exchange-rate Stabilization in the Mid-1930s: Negotiating the Tripartite Agreement, Princeton Studie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41（Princeton University, 1977）, 46.

28
. Walter Lippmann, “The Reconstruction of Money,”LAT 10/24/36, p. A4.

29
. FMD 1:170-173.

30
. “J.P. Warburg Goes Back to Roosevelt,”NYT 10/18/36, p. 31; JWOH 466.

31
. “United States Blocks Russian Dumping of British Pound,”LAT 9/27/36, p. 1; Turner Catledge, “Sterling Slump Ended,”NYT 9/27/36, p. 1; FMD 1:175-176.

32
. Larry M. Bartels, “The Irrational Electorate,”Wilson Quarterly 32:4（Autumn 2008）: 44-50.

33
. PC #327, 11/13/36, CPPC 8:164.

第8章　迫在眉睫的战争威胁与欧洲财富转移（1939~1941年）

1
. “American Songs are Played and Sung for King and Queen,” NYT 6/9/39, p. 5.

2
. Alfred Draper, Operation Fish: The Race to Save Europe’s Wealth, 1939-1945（Cassell, 1979）, 17-19; Robert Switky, Wealth of an Empire: The Treasure Shipments that Saved Britain and the World（Potomac, 2013）.

3
. Otto D. Tolichus, “Reich Press Scoffs at Royalty’s Visit,”NYT 6/10/39, p. 6; see also:“King and Queen Dine with Kennedy in Good-Bye for Trip to America, “NYT 5/5/39, p. 24;”Fleet’s Guns Roar in Sailing Salute to King and Queen,”NYT 5/7/39, p. 1;“Boat Drill Shared by King and Queen,”NYT 5/8/39, p. 3;“Stormy Seas Rock Royalty on Liner," 5/10/39, p. 25;”Reception to King Postponed a Day as Fog Holds Ship," NYT 5/14/39, p. 1;“King’s Ship Enters Canadian Waters,”NYT 5/16/39, p. 1;“King’s Ship Reaches Quebec,”NYT 5/17/39, p. 1.

4
. “Gold Still Hidden, Treasury Believes,” NYT 2/23/36, p. E12.

5
. HSUS, series Ee372 and Ee373; see C. W. Short and R. Stanley-Brown, Public Buildings: A Survey of Architecture of Projects Constructed by Federal and Other Governmental Bodies Between the Years 1933-1939 with the Assistance of the Public Works Administration（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39）, 616.

6
. Romer, “What Ended the Great Depression?”

7
. HDWP B2f6;“The Morgenthau-Vandenberg Exchange of Letters on United States Gold Policy,”NYT 9/2/36, p. 12.

8
. FMD 1:360-361; Irwin, “Gold Sterilization,”esp. 254-255.

9
. Zelizer, “Forgotten Legacy,”esp. 347-349.

10
. FMD 1:259-283; Alan Brinkley, The End of Reform: New Deal Liberalism in Recession and War（Alfred A. Knopf, 1995）, 28.

11
. Cited in Brinkley, End of Reform, 97.

12
. Cited in Brinkley, End of Reform, 97.

13
. “Gold Sterilization Policy Eased to Cheapen Money and Add to Bank Funds,”NYT 2/15/38, p. 1; Irwin, “Gold Sterilization,”260.

14
. “The Problem of Hot Money,”undated but internal evidence indicates after late 1938, HDWP B3f11.

15
. “Silver Agreement Made with Mexico,”NYT 1/7/36, p. 31.

16
. Michael Bordo and Anna J. Schwartz, “From the Exchange Stabilization Fund to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NBERWP 1800（2001）, pp. 8-10.

17
. “Morgenthau Signs Chinese Gold Pact,”NYT 7/13/37, p. 13; HDW to Dietrich, 12/15/41, on extension of Chinese stabilization agreement, MDM 473:213:2:70.

18
. “The Problem of Hot Money,” undated but internal evidence indicates after late 1938, HDWP B3f11.

19
. Mira T. Wilkins, The History of Foreign Investment in the United States, 1914-1945（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2004）, 447-453.

20
. Commons sitting of 5/19/39, Hansard, 5th series, vol. 347, cols. 1841-3; see also Roy Jenkins, Churchill: A Biography（Farrar, Straus and Giroux, 2001）, 543-544.

21
. HDW to HMJ, 4/8/39, HDWP B8f7. Churchill had said earlier what he said in the Commons in May; HDW to HMJ, 3/30/39, HDWP B8f7.

22
. Summary of HDW’s career, 11/17/50, White FBI file, 34-39, STP; Chambers, Witness, 70, 383, 429, 430; also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42.

23
. Chambers, Witness, 125.

24
. Chambers, Witness, 67-68.

25
. Chambers, Witness, 67-68; Summary of HDW’s career, 11/17/50, White FBI file, 3, STP.

26
. Antony Beevor, The Second World War（Little, Brown, 2012）, 12-19; Ferdinand Kuhn, Jr., “London Staggered,”NYT 8/22/39, p. 1.

27
. Andrew and Mitrokhin, Sword and the Shield, 84, 106.

28
. Summary of HDW’s career, 11/17/50, White FBI file, 2, STP; Chambers, Witness, 463-470.

29
. Sam Tanenhaus, Whittaker Chambers: A Biography（Random House, 1997）, 162-163; 170.

30
. Keith Jeffery, The Secret History of MI6（Penguin, 2010）, 254 and 440-441; see Francis MacDonnell, Insidious Foes: The Axis Fifth Column and the American Home Front（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for a discussion of the extent of and limits on German propaganda and espionage efforts, as well as those of other nations.

31
. Neutrality Act of 1939, 54 Stat. 4.

32
. Draper, Operation Fish, 206-38; also The Complete War Memoirs of Charles de Gaulle（Simon & Schuster, 1964）, 589.

33
. James MacGregor Burns, Roosevelt: The Soldier of Freedom（Harcourt, Brace, Jovanovich, 1970）, 38.

34
. William L. Langer and S. Everett Gleason, The Undeclared War: 1940-1941（Harper, for the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1953）, 122-4.

35
. FMD 2:349-351.

36
.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462-463; Robert Dallek, Franklin D. Roosevelt and American Foreign Policy, 1932-1945（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250. See also Susan Dunn, 1940: FDR, Willkie, Lindbergh, Hitler - the Election Amid the Storm（Yale University Press, 2013）; Richard Moe, Roosevelt’s Second Act: The Election of 1940 and the Politics of War（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3）; Lynne Olson, Those Angry Days: Roosevelt, Lindbergh, and America’s Fight Over World War II, 1939-1941（Random House, 2013）; Nicholas Wapshott, The Sphinx: Franklin Roosevelt, the Isolationists, and the Road to World War II（W. W. Norton, 2015）.

37
. CW 23:10-12.

38
. “No Legal Bar Seen to Transfer of Destroyers,” NYT 8/11/40, p. 58; Acheson, Morning and Noon, 222-223.

39
. “Excerpts from the Text of Hitler’s Speech to Arms Workers,”NYT 12/11/40, p. 4;“Rome Gives Design for New Economy,”NYT 10/11/40, p. 4;“Funk Warns U.S. on Trade Policies,”NYT 7/26/40, p. 6.

40
.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465; CW 25:12.

41
. 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238.

42
. PC #702, 12/17/40, CPPC 16:350-365.

43
. “There Can be No Appeasement with Ruthlessness ...” Fireside Chat on National Security 12/29/40, PPA 1940:633-644.

44
. “The Annual Message to Congress,” 1/6/41, PPA 1940:663-678.

45
. Burns, Soldier of Freedom, 35.

46
. FMD 2:203-204.

47
. 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269;“Let Us Look at the Facts; They are Plain on the Map,”CT 2/1/41, p. 28.

48
. CW 23:46-48.

49
. “An act further to promote the defense of the United States,” 55 Stat. 31-33, esp. 32; Burns, Soldier of Freedom, 49; CW 23:46-48.

50
. “Soviet Says Its Tie to Japan Balks US,” NYT 4/20/31, p. 8.

51
. CW 23:91, emphasis original; Morgenthau cited in Dormael, Bretton Woods, 18.

52
. “We Choose Human Freedom,” 5/27/41, PPA 1941:181-194.

53
. CW 23:103-113.

54
. Burns, Soldier of Freedom, 100; Beevor, Second World War, 186; Antony Beevor, Stalingrad（Viking, 1998）, 5.

55
. Burns, Soldier of Freedom, 105.

56
.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s Broadcast on New War,”NYT 6/23/41, p. 8;“Churchill Audience Vast,”NYT 6/23/41, p. 8.

57
. FMD 2:260-262.

58
. Alexander Hill, “British Lend Lease Aid and the Soviet War Effort, June 1941-June 1942,”The Journal of Military History 71, no. 3（July 2007）: 773-808, esp. 780. See also Robert Huhn Jones, The Roads to Russia: United States Lend-Lease to the Soviet Union（University of Oklahoma Press, 1969）.

59
. “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Acheson）,”7/7/41, FRUS 1941, 3:6-7; CW 23:162-163.

60
. CW 23:171-175;“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Acheson）,”7/28/41, FRUS 1941, 3:10-15.

61
. CW 23:155-158 and 23:165-169; Dormael, Bretton Woods, 19.

62
. FMD 2:378-280 and 2:385.

63
. “The Atlantic Charter: Official Statement on Meeting between the President and Prime Minister Churchill,” PPA 1941:314-317.

64
. Borgwardt, New Deal for the World, esp. 1-45. On the general theme of security in peace and war, see Kennedy, Freedom from Fear.

65
. FMD 2:385.

66
. Langer and Gleason, Undeclared War, 875-887, 899; Roberta Wohlstetter, Pearl Harbor: Warning and Decision（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62）, 246.

67
. HDW“Note for the Secretary’s Record,”12/15/41, MDM 473:16:2:70; morning meeting for 12/18/41, MDM 474:87:2:70.

第9章　酝酿中的国际金融合作方案（1942~1943年）

1
. “John Maynard Keynes,”clipping in AP B39f“Keynes, John Maynard, 1920-1933.”

2
. JMK to Montagu Norman, 12/19/41, CW 25:98-100;for the influence of lend-lease on JMK’s thinking see proposals at CW 25:21-33; CW 25:33-40.

3
. CW 25:33-40.

4
. CW 25:42-66.

5
. CW 25:67

6
. CW 25:98-100; emphasis original.

7
. Raymond F. Mikesell, “The Bretton Woods Debates: A Memoir,”Essays in International Finance no. 192（Princeton Department of Economics, 1994）, 2; Raymond F. Mikesell, Foreign Adventures of an Economist（University of Oregon Press, 2000）, 20-21.

8
. “Allies, Including Russia, Accept Atlantic Charter As Basis of Aims,”WaPo 1/3/42, p. 1; Burns, Soldier of Freedom, 185; Borgwardt, A New Deal for the World, 1-45.

9
. “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Division of Commercial Policy and Agreements,”Harry Hawkins, 3/18/42, FRUS 1942, 3:699-700;“Memorandum of Conversation,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Cordell Hull, 5/26/42, FRUS 1942, 3:705.

10
. Eighth Quarterly Report to Congress on Lend-Lease Operations, for the period ended March 11, 1943, House Document no. 129, 78th Cong, 1st Sess., pp. 50-53.

11
. John Earl Haynes, Harvey Klehr, and Alexander Vassiliev, Spies: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KGB in Ame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 2009）, 489-503.

12
. Center to Maxim（Zarubin）, 11/27/41, VWN 1:30/8-31/13.

13
. Andrew and Mitrokhin, Sword and Shield, 108. Photo of Zarubin in John Earl Haynes and Harvey Klehr, Venona: Decoding Soviet Espionage in America（Yale University Press, 1999）, between 210 and 211; Andrew and Mitrokhin, Sword and Shield, 40.

14
. Venona 1033, 7/1/43, “Surveillance by the COMPETITORS.”See Haynes and Klehr, Venona, 45.

15
. Andrew and Mitrokhin, Sword and Shield, 94.

16
. C. to Maxim, 1/10/42, VWN 1:31/85 – 35/102; C. to Maxim, 3/17/42, VWN 1:35/131 – 36/132; C. to Maxim, 6/24/42, VWN 1, 36/176-37/177.

17
. NY to C., 8/18/42, VWN 1:44/93-45/98.

18
. Maxim to C., 10/12/42, VWN 1:48/180；Center to Maxim, 11/26/42, VWN 1:38/312-38/314.

19
. Maxim to C., 2/9/43, VWN 1:48/207-50/260.

20
. 自1946年，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成立以来，世界银行集团已在数十年间发展为由国际复兴开发银行、国际开发协会、国际金融公司、多边投资担保机构和国际投资争端解决中心这五家成员机构共同组成的国际金融机构。而在本书中，世界银行均指代国际复兴开发银行。此处非新增，原注稍作调整。——译者注

21
. HDW, 5/9/42 memorandum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DM 526:111-312:3:89-90.

22
. Helleiner, Forgotten Foundations, 35, 50.

23
. Helleiner, Forgotten Foundations, 76, 139-142.

24
. HDW, 5/9/42 memorandum on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system, MDM 526:111-312:3:89-90.

25
. CW 25:67.

26
. HDW 5/9/42 memorandum on the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ystem, MDM.

27
. 有关凯恩斯计划与怀特计划的详情，可参阅：Conway, Summit, and Dormael, Bretton Woods, 29-50。

28
. HMJ to FDR, 5/15/42, MDM 528:321-322:3:90;“Suggested Plan for a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 Stabilization Fund and a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 of the United and Associated Nations,”MDM 528:323-332:3:90.

29
. FDR to HMJ, 5/16/42, MDM 529:7:3:90. Preliminary meetings regarding postwar plans are 5/25/42 and 7/2/42, MDM 531:256-264:3:92 and 545:90-114:3:97; Dormael, Bretton Woods, 58-62.

30
. E. F. Penrose, Economic Planning for the Peace（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53）, 48-49.

31
. CW 25:196-204.

32
. Conway, Summit, 68.

33
. CW 25:269-280.

34
. Mikesell, “Debates,”22.

35
. Mikesell, Foreign Adventures 33-34; Mikesell, “Debates,”22.

36
. DHR to JMK, 7/13/43, DRP, C 2/8.

第10章　费边站的集会——走向布雷顿森林（1943~1944年）

1
. “Currency Stabilization After This War,”Ta Kung Pao 4/17/43, AYP B84f“Planning for postwar, general, 1941-43.”

2
. AY memo, 4/19/43, Ministry of Finance at Chungking, AYP B84f“Planning for postwar, general, 1941-43.”

3
. L. P. Ayres to M. J. Fleming, Federal Reserve Bank of Cleveland, 7/21/43, WRBP B31f“Ayres, Brig Gen Leonard P., 1942-1944.”

4
. “The Keynes and the White Plans, Similarities and Technical Differences, Summarized by The Economist, 1/5,” BIS Press Review no. 96a, 5/18/43, TMP r23.

5
. “Memorandum of a Meeting on the International Stabilization Fund,” with British officials, 6/23/43, DHRP 40:53-56.

6
. 有关美苏两国的前期谈判情况，参阅：DHRP 40:47-75。

7
. Memorandum recording letter from Governor Rooth, 6/4/43, TMP r23.

8
. BIS press review no. 137, 7/15/43, TMP r23.

9
. BIS press review no. 139, 7/19/43, TMP r23.

10
. CW 25:308-314.

11
. CW 25:341.

12
. CW 25:360-364; Black, Levite, 39-40; Anand Chakravarkar, “Was Keynes Anti-Semitic?”145-159 in The Unexplored Keynes and Other Essays（Academic Foundation, 2009）.

13
. CW 25:377-392.

14
. CW 25:357-360; CW 25:368-370.

15
. RHB to JMK 10/12/43, RHBP file 198.

16
. J. H. Riddle, “British and American Plans for International Currency Stabilization,”Our Economy and War Occasional Paper no. 16, NBER, 3, 6, 11, 29, 31, 36.

17
. McKitrick’s copy of BIS Press Review no. 168, 8/24/42, TMP r24.

18
. Morgenthau to Hull, enclosure of 10/5/43 sent 10/23/43, FRUS 1943, 1:1097-1098; Peter Josef Acsay, Planning for Postwar Economic Cooperation: The U.S. Treasury, the Soviet Union, and Bretton Woods, 1933-1946, PhD diss（St. Louis University, 2000）, 265.

19
. Summary on HD White, 11/17/50, White FBI File, 26, STP; see also: Report on Silvermaster, 1/8/46, VWN 3:42/337; Katharine A. S. Sibley, Red Spies in America: Stolen Secrets and the Dawn of the Cold War(University Press of Kansas, 2004）, 85-174.

20
. John H. Crider, “Hope for Support of Russia on Gold,”NYT 1/26/44, p. 1.

21
. Acsay, Planning, 266-269.

22
. Cited in CW 25:399-408; FDR to WSC, 2/23/44, HMJP B505f“Cable between FDR and Churchill re Economic Matters”; FMD 3:246.

23
. Enclosed in Hull to Winant, 4/5/44 and 4/10/44, FRUS 1944, 2:107-109.

24
. Enclosed in Hull to Harriman, 4/10/44, FRUS 1944, 2:109-110.

25
. CW 25:434-436; Winant to Hull, 4/16/44, FRUS 1944, 2:112-113.

26
. Hull to Harriman, 4/17/44, FRUS 194, 2:114.

27
. J. R. Sundelson, minutes on a meeting in HDW’s office, 4/8/44, HDWP B8f4.

28
. Enclosed in Harriman to Hull, 4/20/44, FRUS 1944, 2:126.

29
. “Joint Statement,”BWP 2:1629-1636.

30
. John MacCormac, “8-Billion Project,”NYT 4/22/44, p. 1.

31
. HMJ statement 4/21/44, DHRP 40:76-80.

32
. FMD 3:250.

33
. Chargé in the USSR to Hull, 5/2/44, FRUS 1944, 2:129-130 and enclosure in Hull to Winant, 5/3/44, FRUS 1944, 2:130.

34
. HDW, “Meeting at the White House”memorandum, 5/25/44, MDM 725:152-154:3:33.

35
. FMD 3:251-252.

36
. NY to May and Wash. to Maxim, 5/27/44 and memorandum with a cipher cable dated May 1944 to May and Maxim, VWN 2:36/47-48.

第11章　布雷顿森林会议上的各国角力（1944年）

1
. “The President’s D-Day Prayer on the Invasion of Normandy. June 6, 1944,” PPA 1944-45:152-153.

2
. Pierre Mendes-France to HMJ, 6/15/44, MDM 747:270:3:38; Complete War Memoirs of Charles de Gaulle
, 557; HDW to HMJ, 6/25/44, MDM 747:60A:3:38.

3
. Conway, 190.

4
. A. W. Snelling, Dominions Office representative to Bretton Woods, to P. A. Clutterbuck, the Dominions Office in London, 8/1/44, folder, Clearing Union and Stabilisation Fund, DO 35/1216.

5
. FMD 3:253; HDW to HMJ 6/25/44, MDM 747:60A:3:38.

6
. WRB to HMJ 6/22/44, MDM 746:139NN:3:38.

7
. Treasury Department Press Release no. 42-39, 6/23/44, DHRP 40:123-124.

8
. Acsay, Planning
, 270.

9
. Mikesell, “Negotiating at Bretton Woods,”in Negotiating with the Russians
, ed. Raymond Dennett（World Peace Foundation, 1951）, 112.

10
. Report of the Special Committee on Furnishing Information of the Pre-Conference Agenda Committee, 6/28/44, DHRP 40:125-127.

11
. Peter Clarke, The Last Thousand Days of the British Empire
（Bloomsbury, 2008）, 313-314.

12
. A. W. Snelling to P. A. Clutterbuck, 8/1/44, folder, Clearing Union and Stabilisation Fund, DO 35/1216; Conway, 178-179.

13
. Ted Landphair and Carol Highsmith, The Mount Washington: A Century of Grandeur
（The Mount Washington, nd）, 93-94.

14
. John Crider, “Delegates Search for Warm Clothes,”NYT 7/2/44, p. 14; Acheson, Present at the Creation
, 82.

15
. Helleiner, Forgotten Foundations
, 159.

16
. JMK to Catto, 7/4/44, JMKP W/10; HMJ Bretton Woods daily diary, HMP B293f “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

17
. Black, Levite
, 24.

18
. Address of Senator Charles W. Tobey, UNMFC press release no. 12, DHRP 40:240-242.

19
. JMK to Catto, 7/4/44, JMKP W/10.

20
. “Confidential and Personal Report to the Plenary Session of the Conference on the Activities and Recommendations of Commission IV,”HMJP B293f“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 Mikesell, Foreign Adventures
, 53.

21
. JMK to“Hoppy”（Richard Hopkins）, 7/22/44, T 247/65.

22
. JMK to“Hoppy”（Richard Hopkins）, 7/22/44, T 247/65; Mikesell, “Negotiating,”104 and“Debates,”41.

23
. JMK to John Anderson, 7/21/44, T 247/65; Acsay, Planning
, 301.

24
. DHR to JMK, JMKP W/10. 虽然相关资料并没有显示这首小诗的具体写作日期，但是想来，这首诗应该是在布雷顿森林体系会议第一委员会的会议期间创作的。

25
. See Dormael, Bretton Woods
, 174; JMK to“Hoppy”（Richard Hopkins）, 7/22/44, T 247/65.

26
. BWT, 517.

27
. BWT, 194-195.

28
. Snelling to Clutterbuck, 8/1/44, folder, Clearing Union and Stabilisation Fund, DO 35/1216.

29
. BWT, 195, 280.

30
. Bruce Muirhead, Against the Odds: The Public Life and Times of Louis Rasminsky
（University of Toronto Press, 1999）, 325n90.

31
. Note by“Albert,”9/27/45, VWN 3:28/280-32/288.

32
. Kol'tsov’s account of a conversation with Jurist, August 4-5, 1944, Venona nos. 1119-1121.

33
. BWT, 528-529; see Article III, 1（a）, BWP 1:988.

34
. BWT, 552-553; UNMFC 1:431-432; Snelling to Clutterbuck, 8/1/44, folder, Clearing Union and Stabilisation Fund, DO 35/1216.

35
. Article I,（i）, BWP 1:942; UNMFC Press Release No. 39, 7/20/44, DHRP 40:411.

36
. Mikesell, Foreign Adventures
, 50-51.

37
. Snelling to Clutterbuck, 8/1/44, folder, Clearing Union and Stabilisation Fund, DO 35/1216.

38
. 在Ed Conway的书中，他曾写道，苏联代表团的团长斯捷潘诺夫是在未经苏联高层的指示下，擅自与美国做出了这番讨价还价。参阅：Conway, 276。

39
. Black, Levite
, 44; see also: JMK,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2/29/44, T 230/168.有一个普遍的说法曾解释了美国方面命令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他国代表团尽快离开酒店的原因：该酒店承办了美国银行家协会的年会，故需要为此提早做些准备工作。但事实上，美国银行家协会当年的年会是在芝加哥举办的。See“ABA Studies Plan on Bretton Woods,”NYT 9/24/44, p. S5.

40
. BWT, 97.

41
. BWT, 112-113.See also Dormael, 13, 132, 135-137, 159-160, 202, 228. Dormael depicts the insertion of US dollars as a preconceived plan of White’s, which he carefully executed, but the evidence for this interpretation is circumstantial at best and does not account for DHR’s role in proposing the substitution.

42
. Dennis Robertson, Money
（Nisbet & Co., 1948）, 198-201.

43
. JMK to“Hoppy”（Richard Hopkins）, 7/22/44, T 247/65.

44
. “Remarks by Lord Keynes,”7/21/44, UNMFC Press Release no. 53, DHRP 40:421.

45
. “Statement by Mr. M. S. Stepanov,”UNMFC Press Release no. 50, DHRP 40:424-425; JMK to “Hoppy”（Richard Hopkins）, 7/22/44, T 247/65.

46
. “Verbatim Minutes of the Closing Plenary Session,”7/22/44, DHRP 40:435-450; reporting his own remarks, JMK to“Hoppy”（Richard Hopkins）, 7/22/44, T 247/65.

47
.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3:344-345.

48
. JMK to Catto, 7/4/44, JMKP W/10.

49
. RHB to JMK, 5/18/43, 8/9/44, 8/12/44, JMKP L/B.

第12章 关乎布雷顿森林体系存亡的攻坚战（1945年）

1
. The Palm Beach Story
, written and directed by Preston Sturges（Paramount, 1942）.

2
. Meeting, 1/13/45, MDM 809:200:3:58.

3
. Meeting, 1/12/45, MDM 809:72:3:58.

4
. HDW to JFN, 5/1/43, JFNP B82f1.

5
. Frank Doherty to JFN, 5/21/43, JFNP B82f1; Benjamin Anderson, offprint from the Commercial and Financial Chronicle
, 5/13/43, in JFNP B82f1.

6
. JFN, “A study of plan by Lord John Maynard Keynes for International Clearing Union,”[all sic], San Francisco, CA [1943], JFNP B82f1.

7
. JFN to HDW, 5/21/43, JFNP B82f1.

8
. Edmond E. Lincoln to JFN, 5/11/43, JFNP B82f1.

9
. WRB to JFN, 5/6/43, JFNP B82f1.

10
. Winthrop W. Aldrich, “The Problem of Post-War Monetary Stabilization,”address to the International Chamber of Commerce, American Section, Waldorf-Astoria, 4/29/43, JFNP B82f2; WRB to Donald Tyerman, editor of The Economist
,（copy）, 11/29, 43, JFNP B82f2.

11
. JFN to William Randolph Hearst, 4/14/43, JFNP B82f2. For Hearst holdings, see Nasaw, Chief
, 580.

12
. Meryle Stanley Rukeyser, “Parley Opens to Stabilize World Money,”NYJA 7/2/44, HHCF; Lewis Haney, “Cites Vital Role of News,”NYJA 7/5/44, HHCF; Samuel Crowther, “Money Parley Dress Parade,”NYJA 7/14/44, HHCF.

13
. Samuel Crowther, “The New Deal’s Fiasco at Bretton Woods,”NYJA 8/8/44, HHCF.

14
. “What’s It All About?”NYEP 8/5/44, ECUNMFC, 72-73.

15
. “Parley at Bretton Woods, WaPo 7/1/44, ECUNMFC, 112-113.

16
. “The Monetary Conference,”NYT 7/1/44, ECUNMFC, 45;“Results at Bretton Woods,”NYT 7/18/44, ECUNMFC, 47.

17
. “The World Money Conference,”LAT 7/1/44, ECUNMFC, 213;“We Can't Subsidize the World,”Philadelphia Inquirer
7/2/44, ECUNMFC, 99.

18
. “Dull Money,”San Francisco Chronicle
7/18/44, ECUNMFC, 209.

19
. “The United Nations Monetary Conference,”Richmond Times-Dispatch
7/26/44, ECUNMFC, 119;“Are We Ready?”Atlanta Journal
7/28/44, ECUNMFC, 128;“Post-War World Bank,”St. Petersburg Times
7/27/44, ECUNMFC, 135.

20
. “It’s Up to Congress Now,”St. Louis Post-Dispatch
7/23/44, ECUNMFC, 143;“The Tyrant Gold,”Minneapolis Tribune
7/14/44, ECUNMFC, 191;“The United Nations Conquer Doubt,”Chicago Sun
7/25/44, ECUNMFC, 174.

21
. Minutes, 3/10/45, RSSSC r3.

22
. RHB to JMK, 12/14/44, JMKP L/B.

23
. JMK,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12/29/44, T 230/168; see Jack Rakove, ed., Interpreting the Constitution
（Boston: Northeastern University Press, 1990）, esp. 81-83 and 136-141.

24
. See E. Rowe-Dutton to Lionel Robbins（secret）, 2/3/45, T 230/168.

25
. HDW to HMJ, 1/1/45, MDM 806:145:3:57; RHB to JMK, 1/11/45, JMKP L/B/2.

26
. London Financial
News, cited in HDW to HMJ, 1/1/45, MDM 806:145:3:57.

27
. Meeting, 1/1/45, MDM 806:30:3:57.

28
. HMJ tel to Millard Tydings, 1/3/45, MDM 807:254-255:3:57.

29
. JMK to D. Waley and R. Hopkins, 7/28/44, T 231/371.

30
. Meeting, 1/3/45, MDM 806:22-29:3:57

31
. Memorandum of a meeting, 1/4/45, MDM 807:151-156:3:57.

32
. Joseph O'Connell to HMJ, 1/5/45, MDM 807:254-255:3:57; see also: F. D. Caruthers, Jr., to HMJ, 12/29/44, MDM 807:256:3:57.

33
. See report included in“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Act,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banking and currency, United States Senate,”79th Cong, 1st sess（GPO, 1945）, 529-562. See, e.g., John C. Yoo, “Laws as Treaties? The Constitutionality of Congressional-Executive Agreements,”Michigan Law Review
99:4（February 2001）: 757-852; Joel R. Paul, “The Geopolitical Constitution: Executive Expediency and Executive Agreements,”California Law Review
86:4（July 1998）: 671-773; Bruce Ackerman and David Golove, “Is NAFTA Constitutional?”Harvard Law Review
108:4（February 1995）: 799-929.

34
. Memorandum in response to objections, 1/3/45, MDM 807:35-39:3:57.

35
. “Annual Budget Message,”1/3/45, PPA 1944-45:457-482, esp. 477; Meeting, 1/12/45, MDM 809:75:3:58.

36
. Presidential Diaries of HMJ, 1/19/45, 1473, r2.

37
. 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创立于1943年。起先，其名称中的“联合国”并非指后来成立的联合国组织，而是指“二战”期间同盟国的参战国家。——译者注

38
. Ansel Luxford to HMJ, 1/29/45, “Public Relations Men for Bretton Woods,”MDM 813:226-227:3:59.

39
. “The Fourth Inaugural,”1/20/45, PPA 1944-45:523-525.

40
. Burns, Soldier of Freedom
, 562-564.

41
. American Bankers Association, “Practical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Organization,”2/5/45, in T 230/268.

42
. Meeting 2/5/45, MDM 815:109:3:60.

43
. Mail Report, 2/9/45, MDM 817:229-233:3:60.

44
. Robey remark reported by W. S. McLarin, Jr., tel to HMJ 3/17/45, MDM 829:42:3:64.

45
. HMJ tel to Charles Merz 2/24/45, MDM 822:74-84:3:61.

46
. Meeting of 2/15/45, MDM 819:187-208:3:61 and meeting of 2/16/45, MDM 820:34:3:61.

47
. Charles H. Campbell, memo on Bretton Woods publicity, 2/16/45, T 231-373; Feltus to HMJ, 2/13/45, MDM 819:90-93:3:61.

48
. Meeting 2/15/45, MDM 819:203-204:3:61 and meeting 2/16/45, MDM 820:38-53:3:61.

49
. Meeting 2/15/45, MDM 819:203-204:3:61 and meeting 2/16/45, MDM 820:38-53:3:61.

50
. Meeting 2/15/45, MDM 819:203-204:3:61 and meeting 2/16/45, MDM 820:38-53:3:61.

51
. “The President Urges Immediate Adoption of the Bretton Woods Agreements, ” 2/12/45, PPA 1944-1945:548-555.

52
. St. Louis Speech, final draft, 2/13/45, MDM 819:75-89:3:61; also“Morgenthau Hails World Fund Pacts,”NYT 2/15/45, p. 6.

53
. Luxford to HMJ, 2/27/45, MSM 823:167:3:62; IBA report, 3/4/45, MDM 825:204-209:3:63.

54
. Meeting 2/21/45, MDM 821:31:3:61.

55
. Detroit speech, final draft, 2/24/45, MDM 822:184-199:3:61; also“Says Export Depends on Bretton Woods,”NYT 2/27/45, p. 10.

56
. Wolcott’s remarks, 2/26/45, MDM 823:21-25:3:62.

57
. HMJ tel to Frank Isbey, 2/24/45, MDM 822:85-96:3:62.

58
. Meeting 3/17/45, MDM 829:46-48:3:64.

59
. HDW to HMJ, 1/1/45, MDM 806:146:3:57; Feltus to HMJ 3/16/45, 828:377:3:64; enclosure, HDW to HMJ 3/6/45, MDM 825:305:3:63.

60
. Joy Hume Falk, The Story of Bretton Woods
（League of Women Voters, 1945）.

61
. Joseph Gaer, illustrated by Syd Hoff, Bretton Woods is No Mystery
（Pamphlet Press, 1945）. 约瑟夫·盖尔曾经任职于美国财政部，并且曾一度参与过小亨利·摩根索的个人传记的撰写工作.

62
. C. W. Fowler, “Bretton Woods: Key to Postwar Trade Expansion,”CIO News
8/14/44, p. 5; MDM 806:166:3:57.

63
. Labor USA
script for 1/27/45, MDM 814:19-46:3:60.

64
. Roman L. Horne Oral History（1972）, Harry S. Truman Library, pp. 14-18; http://www.trumanlibrary.org/oralhist/hornerl.htm#transcript accessed 8/24/14.

65
. Mrs. Harper Sibley, for the United Council of Church Women, to Robert Wagner, 4/20/45; see other correspondence and petitions in RG46, B171, f HR 3314, and B176.

66
. WRB, “Making Democracy Effective,”ABA press release, 2/6/45, WRBP B22; WRB, address at Chicago, 3/29/45, WRBP B21.

67
. Chancellor of the Exchequer, memorandum on Bretton Woods, 1/23/45, T 230/168;“The United Nations Monetary and Financial Conference Explained in the Light of Previou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Experience,”12/8/44, T 231/372.

68
. 查塔姆研究所建立于1920年，是一家位于伦敦的非营利、非官方的智库组织，其前身是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译者注

69
. H.E. Brooks to E. Rowe-Dutton, 2/1/45 and E. Rowe-Dutton to Stephen Heald, 2/1/45, T 231/372; JMK to RHB, 2/25/45, JMKP L/B/2.

70
. Minutes, 3/2/45, RSSSC r3; Acheson reported in RHB to JMK, 3/7/45, JMKP L/B/2.

71
. Feltus to HMJ, 3/16/45, MDM 828:372:3:64.

72
. Eccles tel to HMJ, 3/14/45, 828:55-57:3:64.

73
. Meeting 3/22/45, MDM 831:10:3:64; HMJ tel to Paul Brown, 3/22/45, 831:6:3:64.

74
. Luxford to HMJ, 3/21/45, MDM 831:85:3:64.

75
. Feltus to HMJ, 3/21/45, MDM 830:160:3:64;“International Fund and Bank, Statement by the Board of Governors of the Federal Reserve System,”3/21/45, and Clarence Hunter to WRB, 3/22/45, WRBP B38f“Bretton Woods.”

76
. Mail report, 3/23/45, MDM 831:312:3:64; Meeting 3/23/45, MDM 831:223:3:64; Meeting 3/24/45, MDM 832:48:3:65.

77
. Meeting, 3/24/45, MDM 832:48-60:3:65.

78
. HMJ tel to Dan Bell, 4/10/45, MDM 832:184-H:3:64; HDW to HMJ, 4/12/45, MDM 833:161:3:65.

79
. WRB to Leonard Ayres, 5/21/45, WRB papers B32f“Ayres, Brig Leonard F., 1945-1946”; Committee log, 9/45, HMJ papers, B38f“Bretton Woods Confidential”; Gallup Poll（AIPO） June 1945. Retrieved 9/7/13 from the iPoll Databank, The Roper Center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 University of Connecticut.

80
. Meeting, 4/13/45, MDM 837:11:3:66.

结语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发展与走向崩溃

1
. Frank Costigliola, Roosevelt’s Lost Alliances: How Personal Politics Helped Start the Cold War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2）, 1-2.

2
. MPDM 4/14/45 and 4/16/45, 1548-1555, r2.

3
. Louis P. Birk, Final Report to Members, 7/20/45, HMJ papers, B38f“Bretton Woods Confidential.”

4
. Congressional Record
7/16/45, DHRP, 40:607-636, esp. 624

5
. Robert A. Taft to Horace Taft, 7/30/45, The Papers of Robert A. Taft
, ed. Clarence Wunderlin, Jr.（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 1997-） 3:61

6
. Minutes of the Senate Banking Committee, 7/3/45, 79th cong, vol 1, 8E2/22/16/2, RG46

7
. Bretton Woods Agreement Act, 59 Stat. 512. 此前的《托马斯修正案》已于1943年失效。到了1945年，该修正案已完全被忽视。See also“Memo on the Dollar Price of Gold,”Bretton Woods Committee, T 236/2808.

8
. “Informal Remarks at Bohemian Grove,”8/4/45, HH“Bible,”HHPL.

9
. NY to C, 7/17/45, VWN 1:68/31.

10
. Venona nos. 235-236, 5/5/45.

11
. Walter Lippmann, “The Two Conferences,”LAT 5/9/45, A4.

12
. A. H. Belmont to D. M. Ladd, 11/14/53, FBI file, STP.

13
. Note by“Albert”（Akhmerov）, 9/27/45, VWN 3:28/280-32/288.

14
. NY to C., “Sergey”（Vladimir Pravdin） meets HDW, 10/29/45, VWN 1:73/142-74/143.

15
. Kathryn S. Olmsted, Red Spy Queen: A Biography of Elizabeth Bentley
（UNC Press, 2002）, 89-101; Summary of White's career, 2-3, FBI file, STP; Bentley FBI interview, 20.

16
. Bob from London, 12/4/45, VWN 2:33/446-448.

17
. Olmsted, Red Spy Queen
, 105-106.

18
. Clarke, Last Thousand Days
, 374-375.

19
. MK, “The Present Overseas Financial Position of the U.K.,”first draft, 8/13/45, JMKP W/6/3; see also: JMK to Wilfrid Eady, E. Bridges, Padmore, 8/15/45, JMKP W/6/3.

20
. Clarke, Last Thousand Days
, 393.

21
. JMK to RHB, 1/6/46, RHBP; Clarke, Last Thousand Days
, 399-401.

22
. JMK to RHB, 2/20/45, JMKP L/B.

23
. Arutunian and Gerashchenko to Molotov, 12/26/45, in Harold and Marzenna James, “The Origins of the Cold War: Some New Documents,”The Historical Journal
37:3（September 1994）, 615-622; quotation at 620-622.

24
. “About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nd the International Bank for Reconstruction and Development,”December 29 [1945], in James and James, “Origins,”619.

25
. John H. Crider, “Soviet Passes Up Bretton Woods,”NYT 1/3/46, p. 7; J. Brigden（Australian Legation in the US） to A. W. Snelling, April 1946, DO 35/1218; New Zealand High Commission to Dominions Office, 7/25/44, DO 35/1216; The Bretton Woods Plan
（For World Domination by the U.S.A.
）（Wellington, 1948）.

26
. GFK to Secretary of State, 1/2/46, Averell Harriman Papers, Library of Congress, B185f8; see also: Anders Stephanson, Kennan and the Art of Foreign Policy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291n80; also John Lewis Gaddis, George F. Kennan: An American Life
（Penguin, 2011）, 216.

27
. “Memorandum of a Visit with President Truman,”5/28/45, HH“Bible,”HHPL.

28
. Minutes, 5/30/45, RSSSC r3.

29
. HH to John McCloy, 5/16/49, PPS B198f“IBRD 1947-1948.”

30
. Jay Reid, “Morgenthau 'Shocked' by News Douglas May Head World Bank,”New York Herald Tribune
, 3/31/46, HHCF.

31
. JMK, memorandum on Savannah, 3/27/46, JMKP W/6/3; Mikesell, Foreign Adventures
, 72.

32
. Minutes 3/6/46, RSSSC r4.

33
. JMK, memorandum on Savannah, 3/27/46, JMKP W/6/3; JMK, “Random Reflections,”4/4/46, JMKP W/6/3.

34
.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3:468; HDW to HMJ, 3/21/46, HMJ papers B811f“White, Harry Dexter.”

35
. Skidelsky, John Maynard Keynes
, 3:470-471.

36
. HDW, “Notes on Articles of Agreement of the IMF,”May 1946, HDWP B9f14.

37
. Black, Levite
, 58.

38
. HDW to HMJ, 4/9/47; HMJ to HDW, 4/18/47, HMJ papers B811f“White, Harry Dexter.”

39
. IBRD, “Loan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the $250,000,000 Loan to the Credit National, Granted May 9, 1947,”5/22/50, World Bank Archives; see also: IBRD, “First Loan Administration Report on the Bank’s Loans to Chile,”11/23/53, World Bank Archives（supplied on request to the author）.

40
.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92; Clarke, Last Thousand Days
, 491-493.

41
.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 93; Ernest Rowe-Dutton, memorandum of 10/24/49, T 236/2808.

42
. Olmsted, Red Spy Queen
, 138; Tanenhaus, Chambers
, 210.

43
. Rees, Harry Dexter White
, 406-416.

44
. Rees, Harry Dexter White
, 416.

45
.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 49-54.

46
. Eddie Playfair to DHR, 11/24/53, DRP C19.

47
. 有关被解密的相关历史资料的详情，参阅：Haynes and Klehr, Venona
, 6-7; see also: Haynes, Klehr, and Vassiliev, xxxvii。Julius Kubyakov says he has seen the file on White and that it does not indicate that White knew he was working as an agent for the USSR.（http://documentstalk.com/wp/de-profundis-lauchlin-currie-and-harry-dexter-white-julius-kubyakov-evidence） The source of the Pearl Harbor story, Vitaly Pavlov, says that White was not an agent. See Craig, Treasonable Doubt
, 270。

48
. HMJ to Anne Terry White, 8/18/48, and Anne Terry White to HMJ, 8/26/48, HMJP B811f“White, Harry Dexter”; J. B. Byrnes to HMJ, 12/17/53, HMJP B811f“White, Harry Dexter, revival of charges against.”

49
.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 95; Black, Levite
, 67.

50
. Black, Levite
, 107; also Bordo, “The Gold Standard, Bretton Woods”and Friedman and Schwartz, 471.

51
. James, International Monetary Cooperation
, 209.

52
. Dean Acheson to WRB, 12/3/64, WRBP B5 unmarked folder.

53
. EMB Ltd,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as a Monetary Authority,”report 70/1, 1/15/70, WRBP B2f“IMF.”

54
. Robert Triffin to DHR, 1/8/59, DRP C18.

55
. Daniel J. Sargent, A Superpower Transformed: The Remaking of American Foreign Relations in the 1970s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4）, 115-116.

56
. Drezner, System Worked
; Black, Levite
, 107, 110.

57
. US Treasury, “Report to Congress on the Use of Special Drawing Rights by IMF Member Countries,”August 2010, <http://www.treasury.gov/about/organizational-structure/offices/International-Affairs/Documents/Report%20to%20Congress%20on%20SDR%20Use%20—%20August%202010.pdf> accessed August 27, 2014; also Christopher Wilkie, Special Drawing Rights: The First International Money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2）.

58
. Drezner, System
, 57.

59
. Wolf, Shifts and Shocks
, 349; also Rauchway, “Debt piled up,”TLS 12/29/14.

致谢

在2011年春天，我萌生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当时，我正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在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进行学术交流与研究工作。正是因为这个机遇，我得以接触到了牛津大学图书馆与英国国家档案馆馆藏的宝贵文献以及存放于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撰写的学术文献。在此前不久，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我曾以美国司法部专家证人的身份参与了一宗有关前铸币局工作人员盗取双鹰金币的案件审理工作，而这起案件正与富兰克林·罗斯福在1933年推行的货币政策有关。就这样，有感于这两段经历，我得以对罗斯福总统整个总统任期（1933～1945年）内的货币政策以及其与凯恩斯货币理论之间的联系进行了细致的研究和深入的思考。因而，在此，我要向牛津大学基督圣体学院的院长以及学术同人致以由衷的感谢，特别是Jay Sexton。另外，我还要感谢美国费城律师事务所的工作人员，特别是Jacqueline Romero和Nancy Rue。

我之所以能够顺利完成本书的撰写工作，同样也离不开多其他图书馆与档案馆的尽心帮助。因而在这里，我还要向胡佛总统图书馆、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海德公园的罗斯福总统图书馆、康奈尔大学图书馆珍贵资料与手稿部、普林斯顿大学马德手稿图书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班克罗夫特图书馆、美国档案管理和文献管理局、美国国会图书馆、马萨诸塞州波士顿的哈佛商学院贝克图书馆、世界银行档案馆、剑桥大学三一学院的雷恩图书馆致以感谢。这其中，为了能够帮我获取一些珍贵资料的副本，H. Hunt Bradley、Jeffrey Flannery、Dov Weinerb Grohsgal、James Kirwan、Nickolas M. Perrone、Matt Schaefer、Jonathan Smith、Sherrine Thompson和Craig Wrightke可谓尽心尽力。

而当我在写作过程中遇到困惑，正是通过与一众学术同人的交流，我才得以收获宝贵的认识与启发。他们分别是：Michael Bordo、Patricia Clavin、Edmund Conway、Brad DeLong、Sebastian Edwards、Barry Eichengreen、Eric Helleiner、Douglas Irwin、Peter Katznelson、James Ledbetter、Matthias Matthijs、Perry Mehrling、James Morrison、Kurt Schuler与Robert Travers。另外，多亏了Mark Thoma的帮助，我才能接触到不少对我手头研究工作大有裨益的历史资料。

此外，我还有必要感谢以下几家学术机构，如果没有它们的鼎力支持，我恐怕难以将这份作品呈现给各位读者。借此，我要谢谢牛津大学罗瑟米尔美国研究所、普林斯顿大学的政治历史研讨会、达特茅斯学院历史系与经济学系、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史研讨会与国际机构研究小组、布雷顿森林体系重建委员会（尤其是其中的一位工作人员——Marc Uzan）、澳大利亚中央银行、金融稳定中心（尤其是Larry Goodman）、康奈尔大学的“当代凯恩斯主义”研讨会以及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经济史研讨会。

回头想想，如果没有《泰晤士报文学副刊》的历史编辑David Horspool这些年来的屡次劝说，也许我也不会动了撰写这本书的念头。在为这本书构思的那段时间里，我还从Daniel W. Drezner、Benn Steil、Nicholas Wapshott和Martin Wolf的著作中吸取了不少灵感。

在工作之余，我在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的同事们也对我的写作事业给予了支持。他们抱着极大的耐心，听我不断地谈起与这本书有关的话题。为此，我要向Greg Clark、Peter Lindert、Chris Meissner、Doug Miller、Alan Olmstead、Andres Resendez、Alan M. Taylor和Chuck Walker说声谢谢。至于说在物质资助方面，我校的历史系、研究工作委员会、校长奖学金以及本科生教育办公室（他们曾在我处于迫切需要的情况下，为我提供了一台笔记本电脑）都曾给我提供过不同程度的经济支持。

在完成本书的撰写工作后，Ari Kelman和Kevin Kruse通读了整份稿件，如果没有他们给出的宝贵意见与支持，这本书的面貌会有很大不同。此外，我还有幸得到了两位优秀的专业图书编辑——Thomas Lebien与Lara Heimert的指点。其次，我还要感谢Dan Gerstle与基础读物出版社的各位工作人员。

在我写作这本书期间，我陪伴家人的时间很有限。而当我有机会和我的孩子共处时，我又会不自觉地陷入思考而忽略他们。另外，估计他们已经对我的唠叨不胜其扰，因为我总是劝勉他们要多读读有关富兰克林·罗斯福和金本位制的书籍。

最后，我想说的是，我要谢谢我的妻子同时也是我的工作伙伴——Kathy Olmsted。我对她有太多的亏欠和感谢，如果没有她，就没有我如今的生活。在此，我将本书献给她。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货币大师 /（美）罗威著；余潇译 .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6.11

书名原文：The Money Makers: How Roosevelt and Keynes Ended the Depression, Defeated Fascism, and Secured a Prosperous Peace

ISBN 978-7-5086-6693-8

I. ① 货… II. ① 埃… ② 余… Ⅲ . ① 货币政策－研究－美国－现代 Ⅳ . ① F827.12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9259号

货币大师

著者：［美］埃里克·罗威

译者：余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电子书排版：张明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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