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诸葛亮是一位被圣贤化、神仙化甚至被妖化了的历史人物，尤其是经过小说《三国演义》及电视剧的艺术化后，更是被视为智慧的化身。同时，也有人对诸葛亮提出了批评和异议。本书作者以严肃、客观的态度，以正史记载为依据，加以合理推论、分析，但不虚构、不戏说，尽可能完整地展现接近历史真实的诸葛亮的一生。作者经过了缜密的考证和对大量史料的梳理、分析，又引入了前人研究诸葛亮的诸多成果，针对争议性话题进行了一一解读。与“状诸葛多智而近妖”的小说及电视剧相比，本书更多地是在还原一个普通臣子形象的诸葛亮。这对于真正想了解三国历史及诸葛亮其人的读者来说，具有较高的价值。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诸葛亮：蜀汉舵手的历史真相/南门太守著.—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2016.1

ISBN　978-7-5180-2094-2

Ⅰ.①诸…　Ⅱ.①南…　Ⅲ.①诸葛亮（181～234）—人物研究　Ⅳ.①K827=36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5577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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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1月第1版第1次印刷

开本：710×1000　1/16　印张：18.5

字数：266千字　定价：35.8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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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说不尽的三国 说不尽的诸葛亮

第一章 一个郡丞的儿子

1.汉末的“80后”

2.留在心里的阴影

3.成为乡村青年

4.生命中的贵人

5.往来无白丁

6.志向高人一筹

第二章 受任于败军之际

1.走出小山村

2.奉命于危难之间

3.一次紧急出使

4.军师中郎将

5.一封神秘来信

6.指挥三路大军

7.四个“亿万富翁”

第三章 当好参谋助手

1.协调各方关系

2.推行盐铁官营

3.两位风水大师

4.汉中称王

5.风云突变

6.开国丞相

7.愤怒的代价

8.受命托孤

第四章 挑起千钧重担

1.辅佐幼主继位

2.回击敌人招降

3.组建丞相府

4.工作中率先垂范

5.开启破冰之旅

第五章 关键时刻果断出手

1.马谡的攻心计

2.深入不毛之地

3.确保长治久安

4.孟达的心事

5.上表出征

6.李严劝九锡

第六章 第一次北伐遇挫

1.失去一次机会

2.子午谷计划

3.兵出祁山堡

4.为何选姜维

5.街亭的真相

6.自降右将军

7.开展大练兵

第七章 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1.第二次北伐

2.郝昭意外成名

3.第三次北伐

4.与孙吴分天下

5.打退三路进攻

6.“我心如秤”

第八章 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1.第四次北伐

2.蜀军绝地反击

3.弹劾托孤大臣

4.神奇的木牛流马

5.最后一次北伐

6.秋风凛冽五丈原

7.巨星陨落大树倾

8.长眠于汉中

9.“诸葛大名垂宇宙”

参考文献

说不尽的三国　说不尽的诸葛亮

（代序）

诸葛亮，从一名乡村青年成长为蜀汉帝国的丞相，他的人生堪称成功和完美，无论庙堂之上还是市井之间，关于他的史实和传说早已家喻户晓，在中国人千百年的集体记忆中他具备着超人的能力和品质，在忠君、智慧、勤政等诸多方面都达到了极致。

但是，围绕着他并非没有争论，在歌颂他的同时，批评之声也始终存在，有些批评还相当尖锐。

《三国志》在肯定诸葛亮的治政才能、对他公正勤勉给予大力称赞的同时，说他“连年动众，未能成功”，原因是“应变将略，非其所长”，对他的军事才能评价不高。《华阳国志》称他“虽资英霸之能，而主非中兴之器”，晋代史学家孙盛批评他刑法峻急，宋代“三苏”认为他北伐决策失当、制定的治蜀政策存在明显不足。

南北朝崔浩《论诸葛武侯》掀起了对诸葛亮的全面批判，不仅认为诸葛亮军事才干平平，而且认为他不合时宜，看不清当时的大局，同时又严威切法，在个人品德方面也乏善可陈。

近现代以来，诸葛亮仍是最受关注和热议的古代人物之一，随着讨论和研究的深化以及新观念、新研究方法的引入，又掀起了一股“重新认识”诸葛亮的潮流，有人甚至提出把诸葛亮拉下所谓的神坛。归纳此类观点，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人生目标存在误区。诸葛亮自比管仲、乐毅，但他们二人生活在春秋战国时代，那时国家并未统一，管仲、乐毅的才能体现在帮助诸侯争雄争霸上。诸葛亮生活在国家统一的东汉，助蜀汉割据，是抗拒统一的历史潮流。

——隆中对策有天然缺陷。诸葛亮为刘备提出的战略规划核心是跨有荆、益二州，之后两路出击曹魏，但其前提是曹魏内部发生变化，这些条件未免太多，对刘备来说很难达到，作为战略规划书可操作性才是关键，蜀汉最终失败与诸葛亮的规划缺陷有关。

——执意北伐不自量力。在北伐战略上，诸葛亮无视国力不足的现实连年北伐，给蜀国带来了极大负担，百姓苦不堪言；在北伐战术上，魏延提出子午谷计划，主张奇兵突袭，认为这是弱国战胜强国的唯一手段，但诸葛亮不采纳，把攻击的重点放在祁山和陇右，导致大功未成。

——用人方面存在失误。诸葛亮不注意新人培养，平时又不授权，事必躬亲，不利于人才成长，所以他死后蜀汉人才凋落。刘备提醒他马谡不能重用，他力排众议给予重用，结果酿成大祸，魏延、李严等是刘备生前欣赏的人才，诸葛亮不予重用，有排斥异己的嫌疑。

——通过计谋害死了关羽。诸葛亮考虑到后主接班后关羽不好控制，所以借孙吴之手除掉关羽，关羽兵败，诸葛亮坐视不救，导致关羽被杀。关羽死后，诸葛亮又劝刘备杀刘封，意图相同。

——对夷陵战败负有责任。夷陵之战是蜀汉国力走向衰落的转折点，该战虽然由刘备发起和指挥，但诸葛亮身为丞相，有匡正得失的职责，他不竭力阻止，没有尽到责任。

这些观点，有的有一定道理但以偏概全，有的貌似有理但缺乏历史依据，有的则混淆了历史和现实、史实和传说。但如果对诸葛亮的一生没有客观和系统的了解，对这些问题作出正确判断非常困难。

因此，确实有必要对诸葛亮进行重新认识，在三国这个宏大历史背景下，按照史实和科学的方法，沿着诸葛亮的生命轨迹梳理他的一生，逐一厘清那些有争论的话题，还原一个权威、全面又真实的诸葛亮。

越是人们熟知的人物越难写，在每个人心目中都有自己的诸葛亮。本书以诸葛亮的成长经历为叙述线索，详尽展示诸葛亮的生平，尤其在他54年人生中的若干次重大转折点上着力更多。在讲述的同时，也试图走进诸葛亮的内心，既看到他的智慧、成就，也试图揭示他曾经面临的矛盾、痛苦和遗憾。

本书坚持了严肃、严谨的写作态度，以正史为依据，不混淆进传说和印象，更不虚说、枉说，针对史料零乱且常互为矛盾的情况，抽丝剥茧，认真对比和分析，得出令人信服的结论。为便于阅读，本书作了一些有益的尝试，比如对史书中枯燥难懂的地名、官名，在考证的基础上均用直观的方式进行了诠释，力求通俗、可读。为了让读者了解历史的原貌，本书在叙述重要事件时适当引用了一定的史书原文，这些原文主要出自《三国志》及裴松之注、《后汉书》《晋书》《华阳国志》《资治通鉴》等史籍。考虑到阅读的流畅性，这些引文以括号加楷体字的形式标出，不一一列举其具体出处。

本书仍有许多不足之处，比如在揭示诸葛亮内心成长轨迹方面尽管做了许多尝试和努力，但仍感到不够，呈现在大家面前的人物形象仍然不够饱满和生动，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一方面是史料有限而写作时又不愿加入虚构的成分；另一方面是本人学识和写作水平的不足，希望今后有机会再加以改进吧。

这是写作本书的初衷。

南门太守

2015年8月

第一章　一个郡丞的儿子

生不逢时、备经磨难，并未影响他远大志向的确立。在一片看不清的乱局中，他自愿成为一名乡村青年，抓住一切机遇拼命充实和提高自己，他知道未来都用得上。

1.汉末的“80后”

诸葛亮，出生于公元181年，是公元2世纪的“80后”。

这一年曹操27岁，已经当过好几年县级官员，目前在朝廷是品秩六百石的议郎；刘备21岁，刚刚结识了比自己小一岁的关羽和小两岁的张飞，在家乡涿郡一带伺机而动；周瑜6岁，司马懿2岁，孙权还没有出生……

与“50后”的曹操、袁绍和“60后”的刘备、吕布等人相比，“80后”的诸葛亮出生得有些晚，但与同辈人司马懿、孙权相比还不算太迟，总算赶上了这个风云际会的时代。

其时，天子名叫刘宏，即汉灵帝，东汉倒数第二任皇帝。他的前任是汉桓帝刘志，他的后任是汉献帝刘协。这三位都是倒霉皇帝，在历史上的名声都不太好，尤其是前两位。

多年后诸葛亮在一篇文章中回忆道，他每次与人聊起桓帝、灵帝来都有点咬牙切齿的感觉（莫不痛恨），在他看来，后汉之所以倾颓以至灭亡，主要缘于桓帝、灵帝两位当权者亲小人、远贤臣。

的确，这不是一个光明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宦官当权，奸臣阻道，正义得不到伸张，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个时代，民族矛盾尖锐，土地兼并严重，民变频起，国家风雨飘摇。

这是一个黑暗的时代，一个恐怖的时代，延续数百年的两汉政权正日薄西山。

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出生在琅琊阳都，琅琊是郡国的名称，阳都是个县城。东汉全国分为13个州，今天苏北、鲁东南一带那时归徐州，琅琊本是徐州下面的一个郡，光武帝刘秀封其子刘京为琅琊公，建立琅琊公国，后来刘京晋爵为琅琊王，建立琅琊国，这个“国”相当于郡，治所在开阳县，下辖琅琊、诸县、阳都等13个县。

有两条大河从琅琊国穿境而过，一条叫沂水，一条叫汶水，两河交汇之处就是阳都县城，其故城遗址仍在，属山东省沂南县。

汝颖多奇士，山东出大汉。古代山东为东夷之地，据考证，东夷人可能是介于白种人与黄种人之间的一类人，他们普遍身材高大。诸葛亮成年后就是个大高个儿，史书说他“身长八尺，容貌甚伟”，汉代一尺合今0.235米，照此计算诸葛亮身高约1.88米，在平均身高低于今人的汉末，诸葛亮往人群里一站，显得非常突出。

唐代有本名叫《姓源韵谱》的书，里面有对诸葛亮相貌的进一步描写，说他身材很好，如松柏挺拔，皮肤有点粗糙，但文理很清晰（形细如松柏，皮肤枯槁，但文理润泽）。《姓源韵谱》的作者是唐代著名学者张九龄，尽管他距诸葛亮时代也有几百年了，但应该不至于瞎编，可能他看到了某些我们现在已无法看到的史料。一般公认的是，成年后的诸葛亮个子挺高，不胖，身材修长，喜欢穿流行于汉末士人中的那种便装，有风度，有气场。

两汉时期琅琊国一带绝非穷乡僻壤，受沂水、汶水的滋养，此地十分富足，且文化昌盛，名儒经师辈出，它是黄老之学的发祥地和全国知名的易学中心，是当之无愧的文化重镇。儒家思想对人们影响至深，形成了厚道直爽、重仁信义的民风。

中国有两个地方的人爱夸自己家乡好，一是山西人，爱唱“人说山西好风光”；再一个就是山东人，爱唱“谁不说俺家乡好”。如果有人说山东不好，山东人就会跟他急。齐鲁也出好汉，《水浒》一出，无人争锋。

齐鲁不仅崇儒学，还兴兵家，姜太公、管仲、司马穰苴、孙武、吴起、孙膑等著名兵家均出自这里。宋代官修《武经七书》作为兵家的必读经典，其中《六韬》《孙子兵法》《吴子兵法》《司马法》等四部最重要的兵书的作者都来自齐鲁地区。

诸葛亮诞生在这块土地上，虽然早年事迹大都不可考，但山东汉子身上共有的自然基因和齐鲁文化留下的人文基因对他无疑产生了深深的影响，为他的成才和性格形成都打下了基础。

据《吴书》记载，诸葛亮的祖籍本是同郡的诸县，即今山东省诸城市，后来迁移至阳都。秦末，葛婴随陈胜吴广起义屡立战功，但是被陈胜听信谗言后杀害，汉文帝时封葛婴的孙子为诸县侯，其后代就以诸葛为姓，称诸葛氏。

但这只是阳都县诸葛姓氏起源的一种说法，除此之外至少还有两种说法：一是说他们出于葛姓，在伯夷后裔葛伯的封国灭亡后，原来居住在琅琊郡诸县的葛氏一支迁往同郡的阳都县，因为阳都县已有葛姓，为了区别就把后迁来的葛姓称为诸葛氏；二是说春秋时期齐国有熊氏之后有复姓詹葛的，总是被读为诸葛，以后干脆改称诸葛氏。

不管怎么说，阳都诸葛氏都是有来历的大姓，而《三国志》里提到的诸葛丰，就是这个家族的骄傲之一。

诸葛丰字少季，西汉初年人，以刚直著称于世，在汉元帝时担任过司隶校尉，这个职位很显赫，相当于清代的直隶总督。两汉时期历任司隶校尉中当数诸葛丰名气最大，因为他执法公正，不畏权贵，深得百姓尊重。所以，诸葛丰仅仅凭着担任过司隶校尉的资历就在《汉书》里有了自己的传记。

曹操年轻的时候在洛阳、顿丘和济南等地当地方官，他想有一番作为，也干了一些实事，某些方面就是受诸葛丰的影响。曹操统一河北后邺县成为他的大本营，曹操曾经为找不到合适的官员而苦恼，感叹道：“到哪里能找到像诸葛丰这样的人才呢？”

虽然诸葛氏出于名门，但还算不上望族。汉末是一个门阀渐起的时代，像汝南郡袁氏、颍川郡荀氏、弘农郡杨氏、太原郡王氏那样威名显赫、几世几公的巨族纷纷涌现，在政治上呼风唤雨、左右时局，与他们相比，诸葛氏家族要逊色多了。

诸葛亮的父亲名叫诸葛珪，官至泰山郡丞。郡丞，品秩六百石，是品秩二千石的郡太守的下属。东汉的一个郡介于现在的省与市之间，大郡相当于一个省，小郡相当于现在一个或若干个市。汉末之前，郡太守地位很高，当时朝廷里部长级的九卿品秩也是二千石，所以郡太守相当于“省部级”官员。

郡太守一般有两个助手，郡丞和长史。郡丞是太守的副手，相当于“副太守”，长史相当于郡政府秘书长。诸葛亮的父亲虽然品秩不高，但地位也不算低，至少相当于“副市长”。

不过，郡丞的职守很重要，其政治地位却很一般。因为严格地说，郡丞并不算“官”，而只是“吏”。在古代官僚政治中，官和吏有着严格的分野。官是那些通过国家选拔由朝廷正式任命的官员，吏是官府聘任的协助长官办事的人员。官由朝廷考核，决定升迁；吏由长官考核，决定去留。

诸葛珪能做到郡丞，说明他有才干，就像先祖诸葛丰那样是个实干型人才。而他只做到了郡丞，说明他虽然有才干，却缺少背景，或者缺少飞黄腾达的机遇。

泰山郡不属于琅琊国所在的徐州，属于相邻的兖州，不过泰山郡与琅琊国相邻，由泰山郡郡治奉高到阳都县并不太远，只有100多公里。史书并没有记载诸葛亮幼时是否随父亲到泰山郡生活，但两地路途不远，即使诸葛亮一直生活在故乡，父亲也可以经常回来探望。

诸葛珪的长子诸葛瑾，少游京师，对《毛诗》《尚书》《左氏春秋》有研究。作为诸葛氏家族的长子，诸葛瑾到京师洛阳唯一的目的只能是求学，目标很有可能是太学。

太学是朝廷官办的最高学府，来这里求学不仅是拿张文凭和找寻一条晋身官场的阶梯，而且也是为了自己得到深造和提高，因为这里是各路精英荟萃之所，据史书记载，袁绍上过太学，曹操也是从这里毕业的。

诸葛珪把长子送到洛阳读书，说明他有眼光，也说明他有这样的经济实力。如果天下没有大乱，如果家里没有出现后面的那些变故，诸葛亮长大后想必也会到太学求学，成为一名学者，或者由此走向仕途吧。

可是，乱世改变命运，家庭的变故也会重新规划人生。

据史料记载，诸葛瑾长诸葛亮8岁，诸葛亮还有两个姐姐和一个弟弟，姐姐名字和年龄均不详，弟弟名叫诸葛均，小诸葛亮3岁。

诸葛亮的母亲去世得很早，为了照顾他们姐弟的生活，远在泰山郡任职的父亲续了弦，这位继母姓氏不详，但孩子们对她都很孝顺，尤其是诸葛瑾，因为孝顺继母而为人称道（事继母恭谨，甚得人子之道）。

不幸的是，诸葛亮8岁时父亲也离开了人世。原本幸福的一家接连遭到如此打击，这些都深深烙在了少年诸葛亮的心中，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他性格的形成。

2.留在心里的阴影

父母去世后，诸葛亮所能依靠的是兄长诸葛瑾。此时诸葛瑾已从洛阳回到故乡，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其实，即使父母仍健在，诸葛瑾也要回来，因为天下已不太平，洛阳成了动乱的中心。

诸葛亮4岁时爆发了张角领导的黄巾大起义，天下响应，万众影从，京师为之震动。灵帝召集群臣商议，决定解除党禁，发天下精兵镇压民变。黄巾起义改变了王朝的命运，也改变了许多人的一生。后来黄巾起义总算扑灭了，但朝廷元气大伤，社会更加贫困和动荡，政治更加黑暗，外戚和宦官的争斗更为剧烈，灵帝管不了，索性破罐子破摔，公开卖官鬻爵。

诸葛亮9岁时灵帝驾崩，大将军何进拥立皇子刘辩继位，紧接着发生了董卓等外兵入京事件，何进被杀，董卓鸩杀刘辩，改立另一位皇子刘协登基。为反抗董卓，袁绍、袁术、曹操等人联络十余位刺史、太守结盟起兵，开始了讨伐董卓之战。

诸葛亮11岁时，董卓挟汉献帝刘协迁都到了长安，后又被王允、吕布等人发动政变杀死，天下已完全进入群雄割据的混战时代。

诸葛亮13岁时，在兖州站稳脚跟的曹操借父亲遇害之名三次进攻徐州，其中第二次路过了诸葛亮的家乡。综合各种史料的记载，曹军早期的军纪比较差，这大概与曹军早期的构成有关，曹操起兵初期，收编了大量地方武装，还有相当多的黄巾军旧部，作战虽然勇猛，但纪律性较差，屡次留下屠城和残杀百姓的记录。

原本是避难之所的琅琊国，现在每天都有大量民众外逃。作为诸葛家长子的诸葛瑾，看着继母和两个弟弟、两个妹妹，不得不思考生存和安全问题。好在诸葛亮和诸葛瑾还有一个叔父，关键时刻给他们提供了帮助。

他的叔父名叫诸葛玄，是个有本事的人，早年在洛阳为官，具体担任什么职务不详，应该不是特别高级的官职，因为史书没有关于他在朝廷任官的任何记载。但地位也不会特别低，从他在洛阳的交游情况看，他有机会接触到不少上层人士，其中包括刘表和袁术。

刘表是汉室宗亲，袁术是世家子弟，诸葛玄跟他们非亲非故，也不是同乡，但关系处得很好，说明诸葛玄身上有着山东人所特有的崇信重义、好结交朋友的特点。就在诸葛玄回到家乡之前，刘表和袁术的事业各自有了很大发展，一个占据着荆州，一个占据着扬州，都是雄霸一方的割据军阀。

汉末群雄中数袁术野心最大，他到了扬州，但势力主要在长江以北。当时扬州下辖六个郡，江北只有两个，江南有四个，袁术一心向江南发展，他派孙策到江东，同时把目光盯上了江南的豫章郡，此时豫章郡太守周术死了，袁术觉得是个机会，他想起了诸葛玄，让人捎信给在阳都的老朋友，说自己想表奏诸葛玄为豫章郡太守。

袁术想到诸葛玄，至少说明三个问题：一是他们的关系确实很好；二是此前诸葛玄的官位不会太低；三是诸葛玄是个有能力的人，袁术觉得把这件事交给他没问题。

诸葛玄接到袁术的信，没有犹豫，就答应了下来。

其实，这是一次充满了各种未知的赴任，因为袁术虽然是朝廷正式任命的后将军，但他并没有权力任命郡太守。袁术的任命是非法的，这种做法在汉末叫作表奏。朝廷已迁往长安，被凉州军人挟持，各地人事任命，往往由地方上的掌权者把拟任官员的情况写一道奏表，向长安方向遥拜一下，念一遍，再将挟持天子的军阀们大骂一通，表一下忠心，程序就算完了。

不过诸葛玄来不及思考这些，看着曹操大军很快又要卷土重来，琅琊国将陷入灭顶之灾，为了一家人逃命，他决定冒一次险。

诸葛玄与诸葛瑾、诸葛亮哥俩商量后决定分成两路，自己先带领诸葛亮、诸葛均以及他们的两位姐姐去豫章郡上任，诸葛瑾留在家乡照顾继母，照看家中的产业。就这样，大约在汉献帝兴平元年（194），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一起离开生活了14年的故乡阳都，开始了新的未知旅程。

豫章郡管辖范围与今天江西省大致相当，郡治南昌县，即今江西省南昌市。

由阳都到南昌县路途遥远，诸葛亮随叔父赴任，可能走的路线是：由阳都南下进入东海郡，过郯城，再过彭城、下邳、梁国，转道汝南郡，由那里直向南，沿着南方大道过长江，到达豫章郡。

郯城、彭城、下邳、梁国都是当时各方势力反复争夺的战场，尤其是彭城，此前不久，曹军曾在此屠城，泗水为之断流。这是诸葛亮第一次走出家乡，虽然他才14岁，但心智已经成熟，一路上所见所闻，势必加深他对战争的认识和对苦难的理解。

一路上，当看到曹军留下的累累暴行时，诸葛亮的内心自然会生出许多厌恶和反感，留在心里的这种阴影将不自觉地影响到他今后的人生，有人说他后来宁愿投奔刘备也不愿意追随曹操，与此有很大关系。

接下来发生的事，史书有不同记载。

一个是《三国志》所说，远在长安的朝廷听说周术死了，正式任命了一个叫朱皓的人来当豫章郡太守，这样豫章郡便有了两个太守。面对这种情况，诸葛玄决定放弃，但他没有回老家阳都，也没有到袁术那里，而想到了另一位老朋友刘表，便去了荆州，依附于刘表（会汉朝更选朱皓代玄。玄素与荆州牧刘表有旧，往依之）。

另一个说法来自《献帝春秋》，朝廷得知周术已死，袁术私自委任诸葛玄为太守，便派朱皓来代替诸葛玄。朱皓从扬州刺史刘繇那里借来兵，攻打诸葛玄，诸葛玄不敌，退守西城，建安二年（197）正月，西城发生民变，暴民杀了诸葛玄，把首级送与刘繇（汉朝闻周术死，遣朱皓代玄。皓从扬州太守刘繇求兵击玄，玄退屯西城，皓入南昌。建安二年正月，西城民反，杀玄，送首诣繇）。

相比较而言，后一种说法影响更大，很多书上都采用这个说法。

《献帝春秋》相传作于汉末，作者失考，也有说它是西晋学者袁晔所撰，由于成书时间很早，所以是记录汉末三国历史的第一手材料。但看样子这部书并非出自大家手笔，裴松之一向对它很轻视，斥它轻弄翰墨、妄生异端，中间充满了秽杂虚谬，甚至认为它是“史籍之罪人”。结合后面发生的事，前一种说法似乎更可信。

袁术任命诸葛玄当太守，看似挺风光，其实风险很大。《襄阳记》有一条记载，说襄阳城里有个牵羊坛，每有新任刺史到任，必先来此坛，牵着一只羊绕坛走，看它能走几圈，走几圈往往预示该刺史能干几年。

现在不是太平盛世，刺史不好当，太守很难干，说走人就得走，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思想准备，更何况诸葛玄的这个太守并非名正言顺。所以，当朝廷正式任命的太守到任后，诸葛玄没有理由跟他对抗到底，弃官是他的正常选择。

自动放弃了豫章太守一职后，诸葛玄没有回到家乡，是因为家乡的战乱更甚于之前，曹操果然发起了新的南征徐州之战，侄子诸葛瑾后来也携继母离开了阳都，远赴江东避难。

诸葛玄也没有选择回到袁术那里，一来袁术交给自己的事是这样的结局，他不想再去见袁术，二来听说袁术的野心越来越大，社会上到处流传，说袁术已经暗中做着僭越称帝的打算。在这种情况下，去投靠离豫章郡不远的故友刘表就是诸葛玄自然的选择。

如果诸葛玄在豫章郡被杀了，诸葛亮姐弟四人如何到的荆州，又如何依附的刘表，就成了很大问题。

而且，《献帝春秋》认为诸葛玄赴豫章郡上任不是袁术所任命，而是刘表任命，这又不符合逻辑。豫章郡属扬州，袁术自认为扬州是自己的地盘，还自兼扬州牧，所以会任命豫章郡太守。刘表是荆州牧，突然想起任命扬州的官员，不太可能。

换成袁绍、公孙瓒、袁术这样的人，这也许是可能的，但刘表一向表示忠于朝廷，是一名模范的地方大员，在别人都不太搭理天子的情况下，他还坚持年年向天子进贡，深得朝廷好感，让他越权任命不属于自己辖区的官员，不太能说得通。所以，正如陈寿所言，诸葛玄是袁术任命的，他后来去了刘表那里。

3.成为乡村青年

大约在汉献帝建安元年（196），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来到荆州，这一年他16岁，这与《献帝春秋》所载的时间不太相符。

刘表对老朋友的到来十分欢迎，把他们一行接到襄阳居住。中原地区连年战乱形成了多次难民潮。为躲避战争，人们开始向边境地区大规模迁移，起初，只要没有战事的地方都成为迁移的目的地，后来战火越燃越广，大家只好拼命往远处跑，包括辽东、益州、荆州以及更远的交州，其中逃往荆州的人最多，因为相对而言这里与内地的交通最为便利，而且刘表主政后，荆州很少再起大规模的战事，相对安宁。

荆州气候适宜农业发展，物产丰富，经济发达，这些都吸引着大量逃难的人来此定居，其中包括大批的士人和官吏。人力资源历来都是最重要的生产力，是国力、军力的重要体现，没用几年时间，刘表就发展成为“南收零、桂，北据汉川，地方数千里，带甲十余万”的割据势力。在当时，其综合实力仅次于袁绍集团，比早期的曹操集团还略胜一筹。

如果把“治世能臣”的称号给刘表应该没有问题，刘表在地方治理方面确实有一套，他来荆州之前，这里并不是一片净土，人多好斗，贼寇作乱，到处不安定（人情好扰，加以四方震骇，寇贼相扇，处处糜沸），经过他的治理，这里变成了“万里肃清”之地，俨然是东汉帝国最后一片乐土。

《后汉书》说，刘表在荆州的治理很有成效，做到了沃野千里、士民殷富，官民们都很高兴而且感到佩服（大小咸悦而服之），这应该不是溢美之词。

诸葛玄到了襄阳，并没有在老朋友刘表手下任职，推测起来，最大的可能是他的健康出了问题，因为就在一年之后，他病逝于此。

诸葛玄的去世，对诸葛亮姐弟四人又是一次新的打击，诸葛亮那时不过17岁，弟弟诸葛均才14岁，他们的哥哥诸葛瑾携继母去了江东，由于通信艰难，也不知道他们那里的具体情况。下一步将何去何从，诸葛亮面临着新的人生难题。

值得庆幸的是，叔父临终前对他们姐弟的生活已作了精心安排，在叔父的主持下，诸葛亮的两位姐姐分别完成了婚事，她们所嫁的对象，都是荆州本地赫赫有名的家族。

荆州有七大家族，分别是蒯氏、蔡氏、庞氏、黄氏、马氏、习氏和杨氏，这些家族是刘表占有并稳定荆州所依赖的主要对象，诸葛玄为两位侄女挑选的婆家，都是七大家族成员。

诸葛亮的大姐嫁给了蒯祺。蒯祺出身于襄阳附近中卢县蒯氏家族，有个说法是，蒯祺与蒯越是兄弟关系，但正史没有明确记载。刘表占有荆州，蒯越出力最大，蒯家成员多在刘表手下任职，至刘表死时，蒯祺任房陵郡太守。

蒯越在洛阳与刘表是挚友，诸葛玄也是在洛阳结识的刘表，可能诸葛玄与蒯越也相识，诸葛亮大姐这门亲事，就是在诸葛玄撮合下完成的。

诸葛亮的二姐嫁给了庞山民。庞山民出身于襄阳本地的庞家，其父是荆州名士庞德公。山民疑似诸葛亮这位二姐夫的字，其名为何，不详。

接下来，诸葛亮可以有不同的人生选择。他可以和弟弟依附两个姐姐生活，以两位姐夫随便哪一家的实力，他们的生活肯定都不会差。或者，也可以利用两位姐夫家的影响力到刘表手下谋一份职，诸葛亮已经17岁，可以出来做事了。

襄阳城南有一所学业堂，据考证其遗址在今湖北省襄阳市南湖宾馆一带，在当时这里北靠城墙，南面是西南诸峰，山、水、城相环绕，是一个读书的好去处。诸葛亮随叔父来到襄阳，便在学业堂读书。

经过认真思考，诸葛亮作出了决定，他既没有随姐姐去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也没有到刘表手下谋一份差事，他决定继续读书。为了静心学习，他还决定从襄阳城搬出去，另寻一处住所。

诸葛亮心中的这个地方应该是一处幽静的所在，山清水秀，不被外人打扰，以便于读书学习，最好还有田地可以耕种，以便在读书之余参加劳动，既自食其力，又锻炼身体和心智。

这个地方还不能离襄阳城太远，虽然不必天天再到学业堂去学习，但那里集中了最好的老师，诸葛亮想随时去那里向先生们请教。按照这些条件，诸葛亮终于在荆州城西北20里处找到了一处理想的地方，此地叫隆中。

这是一处山村，山的名字叫万山，不高，冈峦起伏，其间风景优美，四季松柏常青，鸟语花香，水声潺潺，周边山形环绕，势若盘龙，登临高处，可以远眺汉水，在这里读书耕种，是再好不过了。

在当时这里还有点偏僻，襄阳城里的权贵或大户人家，习惯把别墅盖到城南顺着汉水往宜城的方向，那里被称为冠盖里，这个襄阳以西的偏僻山村，平时人烟比较稀少。

这正是诸葛亮所需要的，他不想到冠盖里那种地方凑热闹，他喜欢这里的安静。于是，诸葛亮与弟弟诸葛均二人来到隆中，在这里修建了一处简单的草庐，整理出十来亩耕地，住了下来。

隆中距襄阳城西门20里，汉代一里合现今0.7里，20里相当于7公里。隆中虽然远离尘嚣，但充其量也只是襄阳城的西郊。然而，在当时隆中却不隶属于襄阳管辖，甚至也不属襄阳所在的南郡，它属于南阳郡的邓县。襄阳城北，沿着古城墙是流经此地的汉水，古称沔水，汉水流过襄阳，突然掉头向南，在其拐弯处，有一条叫淯水的河流与其交汇。

今天的邓县称邓州，归河南省，襄阳（1949年以后与隔江相望的樊城合二为一称襄樊市，2010年襄樊市正式更名为襄阳市）归湖北省，两地相距70多公里，合汉代200里。而在汉末，邓县与襄阳的距离却非常近，其县治与襄阳仅隔汉水一条河。

《元和郡县志》载古谚“襄阳无西”，说的是襄阳往西几乎没有边界，一出城就到了邓县的地盘。诸葛亮隐居的隆中，在襄阳城以西20里处，是邓县的管辖范围，也就是南阳郡的地面。

南阳郡虽然也属于荆州，可从未被刘表控制过，先是袁术据此，袁术之后是凉州军旧部张绣，曹操三征张绣未果，后来张绣主动投降了曹操，南阳郡是曹操的势力范围。

诸葛亮隐居隆中是在建安二年（197），此时南阳郡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张绣控制之下。当然，张绣的势力范围并未到达襄阳城下，靠近襄阳城的地区，包括汉水对面的重镇樊城，以及邓县的大部分地区还在刘表手中。

隆中属南阳郡，但它离襄阳不远，而离南阳郡的郡治宛县却远得很。诸葛亮后来说“臣本布衣，躬耕于南阳”中的南阳是泛指，是南阳郡而非南阳城。但是，还有一种意见认为，诸葛亮的躬耕地就在南阳城，而非襄阳城，这就是所谓的襄阳、南阳之争。

大约在元代之前，这个争论并不存在。到了元代，南阳修诸葛书院和武侯祠，一个叫程钜夫的人代皇帝撰写了《敕修南阳诸葛书院碑》，提出诸葛亮躬耕地应该在南阳城，康孔高首修《南阳府志》，把这块碑记收录其中，明确说道：“南阳城西七里，有冈阜隆然，隐起，曰‘卧龙冈’，有井，渊然渟深，曰‘诸葛井’者，相传汉相忠武侯故居，民岁祀之。”

康孔高也是个学者，所以谨慎地用了“相传”两个字。然而，到了明嘉靖年间，嘉靖突然来了兴致，以皇帝的名义正式确定南阳卧龙冈是诸葛亮躬耕地，刻碑：“南阳郡城西七里许，有阜隆然，绵亘四十余里，名曰‘卧龙冈’，乃汉丞相忠武侯诸葛孔明躬耕地也。”

皇帝说话，争论暂休，南阳说影响力逐渐大起来。清代以后，两派学者又经过不断考证，发现的线索越来越多，事情越扯越复杂，两派互不相让，争论至今。这种争论时常夹杂行政力量的介入，以致这个问题变得敏感起来，许多学者在公开场合都不愿明确表态。

客观地说，诸葛亮隐居之所不可能离襄阳那么远，而东汉并无“南阳城”，南阳设郡，治所为宛县，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附近，那里已不在刘表控制之下，且战事连连，没有特殊的原因，诸葛亮不应该跑到那儿居住吧。

4.生命中的贵人

到了唐代，有一位刘汉宗室后裔，因参与政治革新得罪权贵，被贬到安徽和州县当一名通判。按当时制度规定，他这个级别的官员住宅标准是三间三厢，可知县见他被贬失势就有意刁难，安排他住到城南，他毫无怨言，反而很高兴。

知县很生气，吩咐衙役把他的住处搬到城北，面积减少一半，此人仍不计较，整天过得怡然自得。知县更生气了，又命人把他搬到城里，只给一间能容一床、一桌、一椅的小房间。此人终于忍不住，写了一篇名叫《陋室铭》的文章，请人刻碑立于门前。

这个人就是刘禹锡，当他提笔写这篇文章时，脑子里首先想到的是500年前襄阳城西的隆中，想到的是诸葛亮和他的草庐。他写道：“山不在高，有仙则名。水不在深，有龙则灵。斯是陋室，惟吾德馨。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

刘禹锡有没有来过隆中不得而知，即使他没来过，这种种场景，也特别契合诸葛亮当年隐居隆中的生活状态，徜徉田园，躬耕自足，读书弹琴，悠然自得。

这是一种典型的隐居生活。汉末时节，隐而不仕也是士人的一种风尚，得时则行，不得时则退而息意，面对社会动荡和人身无法保全的时势，一部分士人自动地退居山林，过起了与世隔绝的生活。

但是，诸葛亮显然不是一名纯粹的隐士，他也无意于成为隐士，他来隆中只是看中了这里幽静的环境，可以静下心来读书学习。他没有用这个小环境来封闭自己，相反，在躬耕于隆中的这段时间，他积极与外界沟通，随时掌握外部世界的任何变化，广泛地拜师交友就是他居住隆中期间所做的主要事情。

当时的荆州，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刘表本人又特别重视文化教育事业，他兴建学校，援引名师，博求儒术，培养人才。当时洛阳残败，太学被废，刘表在襄阳设立的学业堂，无疑是当时全国最好的学府，吸引了各方有志青年前来求学。当时的著名学者有宋忠、庞德公、颍容等人，他们多年致力于延续文化和学术，形成了一个有名的荆州学派。

一心致力于求学的诸葛亮，哪能放弃向他们学习的机会。

但是，一个不到20岁的青年，毫无知名度，要接近这些学者也不那么容易。幸运的是，诸葛亮得到了贵人的帮助。

贵人相助，高人开悟，通常是一个人快速成长的捷径。青年诸葛亮也有生命中的贵人和高人，对他影响最大的是庞德公和司马徽。

庞德公是他二姐夫庞山民的父亲。《后汉书》有庞德公的传记，说他是襄阳人，家住襄阳城南的岘山一带，从未到城中居住。他是本地知名的学者，刘表多次请他出来做事，他都没答应。

庞德公不出来做官，还有一套自己的理论，他说：“有一种叫鸿鹄的鸟，筑巢于高林之上，使其暮而得所栖；有一种叫鼋龟的动物穴于深渊之下，使其夕而得所宿。人们的趋舍行止也是人的巢穴也，且各得其栖宿而已。”

刘表不死心，亲自去请，庞德公正和夫人耕田，见到刘表来了，就停下耕作，站于垄上，而他的妻子继续耕耘。刘表指着庞德公的妻子说：“先生苦居畎亩不肯官禄，拿什么东西留给后世子孙？”

庞德公答道：“世人留给子孙的是贪图享受、好逸恶劳的毛病，我留给子孙的是耕读传家、安居乐业的生活，怎能说没留，只是所留不同罢了（世人皆遗之以危，今独遗之以安。虽所遗不同，未为无所遗也）。”

刘表听罢，叹息而去。

诸葛亮仰慕庞德公的学问和人品，经常借着探望二姐的机会到庞家。《襄阳记》记载，诸葛亮每次到庞家，都要去拜见庞德公，对庞德公十分尊敬，每次都行大拜之礼（独拜床下）。

庞德公逐渐对这个晚辈产生了好感，通过交谈，他发现诸葛亮不仅天资聪慧，而且身上有难能可贵的个人品质，他志存高远，又踏实勤奋。经过庞德公的介绍，诸葛亮又拜著名学者司马徽为师，进一步开阔了眼界。

司马徽字德操，中原地区的颍川郡人，避难来到荆州。他是一位知名的学者，与庞德公志趣相投，二人关系很好，庞德公称其为水镜先生。

《襄阳记》记载，司马徽比庞德公小10岁，称之为兄。一次，司马徽去看庞德公，恰巧庞德公到汉水对面为先人扫墓去了，司马徽径直来到内室，叫来庞德公的妻子、儿女，告诉他们：“徐庶说今天有重要客人来找我和兄长交谈，你们准备准备。”庞德公的妻子和儿女们一个个跟司马徽见礼（皆罗列拜于堂下），之后奔走忙碌，准备饭菜。庞德公回家，还跑到司马徽跟前问候，闹不清谁是主人谁是客人了（不知何者是客也）。

司马徽终生未仕，所以史籍对他的记载有限，似乎没有太大的知名度，但在当时他的名气很大，并且早在中原时他就已经很知名。《世说新语》记载，有人慕名前来请他，被他坚拒，有人想让他帮忙出谋划策，他一律说“好”“好”，这也好那也好，他的妻子忍不住说他：“人家问你事，你怎么一律都说好呢？”司马徽答道：“你这样说，也很好（如卿之言，亦大好）。”

这就是“好好先生”典故的由来。其实，司马徽这个好好先生不是糊涂，而是装糊涂，他和庞德公一样，都不愿意介入世事纷争。

后来被诸葛亮十分器重的向朗，《三国志》说他自小就拜司马徽为师（少年事师于司马徽门下），还有曾经在诸葛亮手下担任过参谋处长（军谋祭酒）的学者尹默，也曾经拜司马徽为师，学习古文经学（远游荆州从司马徽、宋忠受古学）。综合这些来看，与本地大族庞德公在家躲耕闲居不同，司马徽在襄阳避难期间主要以开馆授徒为业。

当时朝廷和州郡办的学校是官学，一些学者开馆授徒称为私学，汉末时节，随着今文经学的兴盛，私学也得到大力发展，卢植在北方开私学，教出公孙瓒、刘备两个著名的学生，当时最有名气的私学是郑玄，他的学生中有不少名气大的，如崔琰、国渊、郗虑、刘琰以及长期追随刘备的孙乾等。

庞德公向司马徽推荐诸葛亮，一来是敬佩司马徽的学识，二来缘于司马徽办有私学，诸葛亮除了在学业堂学习外，还可以在司马徽的私学里得到系统性的学习。

庞德公不仅推荐了诸葛亮，还推荐了自己的侄子庞统一块去学习。

庞统字士元，生年不详，年龄应与诸葛亮不相上下。庞统小时候为人朴实，看上去并不聪明。庞统去拜见司马徽时，司马徽正好爬到一株桑树上采桑，庞统就坐在树下，二人树上树下随意交谈，谈了一阵，司马徽觉得他很不简单，一口气竟然谈到天黑，于是大为惊异，说荆州士子没有人可以与庞统相比（南州士之冠冕）。

大家认为司马徽不仅学问大，而且善于知人，他对庞统的评价一传出，庞统逐渐被世人所知。

有庞德公的指点，加上司马徽的进一步教导，诸葛亮学业进步很快，由于没有官学程式化的教育束缚，诸葛亮学习的内容和方法都很灵活，除当时读书人必不可少的经学之外，诸葛亮还广泛涉猎诸子百家，其中对于法家和兵家的著作更是格外留心。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读书的方法也与众不同，别人读书务求精通、熟练，而诸葛亮只注重大的方面（独观其大略）。诸葛亮显然不希望自己刻苦读书只是为了成为一名寻章摘句的儒生，他读书为的是积累和思考。

后人视诸葛亮为奇才，对他的成长过程十分好奇，对他读了哪些书、研究了哪些学问抱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年代久远，这方面的情况已经无法具体考证，但可以推测的是，如果没有隆中这十年的积累，没有他如饥似渴地勤奋学习，没有他广泛的涉猎和科学的读书方法，他也无法取得后来的成就。

5.往来无白丁

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这是刘禹锡在《陋室铭》里的话，也是隐居隆中的诸葛亮真实生活场景之一。除得到名师的指点，诸葛亮还结交了许多志同道合的朋友。

世人把诸葛亮比为卧龙，把庞统比为凤雏，他们二人都是庞德公的亲属，也都是司马徽的学生，自然相识相熟。只是关于他们二人早年的交往，史书没有进一步记载，只能推测。从后来二人的关系以及所走的道路来看，他们在这一阶段应该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还有前面提到的向朗和尹默，作为同学，诸葛亮和他们可能也有不少接触。向朗有个侄子，就是诸葛亮后来在《出师表》里提到的那个向宠，是蜀汉时期的高级将领，诸葛亮对他很信任，告诉后主自己出征在外，军营里的事无论大小事情，都可以问他（事无大小，悉以咨之）。

除了这几位，史书上明确记载的诸葛亮这一时期交往的几个挚友，分别是崔州平、石韬、孟建、徐庶。

崔州平不是荆州本地人，他是博陵郡人，博陵郡属冀州，在今河北省一带。崔州平名不详，州平应该是他的字，唐代有一本史书，上面说他叫崔均，但也有人认为崔均当过西河太守，而崔州平没有仕宦的记载，崔均是的他哥哥。

崔州平的父亲非常有名，叫崔烈，当过汉朝的太尉，时凉州军阀挟持天子于长安，崔烈滞留于此。大约在认识诸葛亮的前不久，崔烈死于乱兵，崔州平到荆州定居，可能也是避难。

石韬字广元，颍川郡人；孟建字公威，汝南郡人。他们二人从北方来荆州，也是为了避难。

在这几个人中，前面司马徽提到过的那个徐庶的知名度最高。徐庶字元直，颍川郡长社人，本名徐福，爱击剑，尚侠义，替人鸣不平，杀人后改名徐庶外逃。此后弃刀剑，寻名师，刻苦学习，成为一代名士。从《襄阳记》的记载看，徐庶与司马徽、庞德公的关系十分密切。

诸葛亮和徐庶等人都是客居荆州的外地人，他们很有才华，也有一定的志向，诸葛亮和这些朋友在一起交往、切磋，是他学业精进必不可少的部分。

诸葛亮求学的对象主要是庞德公、司马徽，但可以想象，对于这些好学的青年，除了这几位名师，他们必定会抓住一切机会向其他名师请教。《魏略》的记载印证了这一点：“亮在荆州，以建安初与颍川石广元、徐元直、汝南孟公威等俱游学。”

所谓“游学”，就是走出去求学，在读万卷书之余还要行万里路，没有固定目标，没有教条束缚，广泛汲取学问营养。

而荆州丰厚的文化氛围和名师云集的环境，也为他们的游学提供了可能。

襄阳的南面是岘山，根据史料记载，庞德公即居住于此山中。岘山是个风景优美之地，尤其是沿汉水两岸，风光更是逶迤而秀丽。

出襄阳城，沿汉水向南，一直到宜城这100多里的一段，是汉末名士聚集之所。据《荆州记》记载，岘山到宜城，依山傍水，到处是名士和权贵们修建的别墅，一个个修得很漂亮，绵延不绝（雕墙峻宇，阁阖添列）。最多时，其中住的担任过九卿、刺史一级品秩二千石的高官就有数十家。人们路过这里，看到朱轩辉、华盖连延，掩饰于山峦之下，无不由衷赞叹，称之为“冠盖里”。

西晋史学家习凿齿曾在此为官，他著《襄阳耆旧记》对此也进行了记录，据他详细考证，汉末冠盖里最多时曾同时住着四位郡太守、七位都尉、两位卿、两位侍中、一位黄门、三位尚书、六位刺史，这些大都是“省部级”高官，人数多达25人。

中原战火连天，生灵涂炭，居住在那里的人们，无论你曾经是高官显贵还是富可敌国，在战乱中，朝夕之间生命都将会陨落。为了保全性命，为了自己和家人的平安，一些有身份有地位的人也随着大批避难的人们来到荆州，他们有着足够的经济实力，就在汉水两岸修建了豪华住宅，过起了悠闲且富足的生活。

这似乎与大家印象中避难的场景有所不同，但这是在史料中有据可查的事实。《荆州记》还记载，能在这一带修建起别墅的富贵之家，生活很奢华。南阳郡有一种菊水，水源附近满地芳菊，此菊很特别，花枝短，花朵大，食之甘美，边上的水也都很甘馨。生活在这里的30多家，没有井，平时即饮此水，高寿者能活到120岁以上，中寿的也有100多岁，若只能活到70岁就算短寿了。王粲的爷爷王畅、袁绍的叔父袁隗等担任过南阳令，天下太平之时，县里不忘每月送30石水到京师，做饭、洗澡都用这种水（饮食澡浴悉用之）。京师那边现在没法送了，离该地更近的襄阳郡冠盖里，成为这种水最大的消费者。

《襄阳耆旧传》也有记载，这一段的汉水里出产一种鳊鱼，头项短粗，弓背，身体扁平而宽，鳞细而银白，味道极其鲜美，但产量有限，官府便禁人采捕，以槎断水，捕上来的鱼供少数权贵们享用，人们称之为“槎头鳊”。

喝着菊花水，吃着槎头鳊，没有战火，不担心杀戮，住在豪华别墅里，悠然自在地生活着，令很多人趋之若鹜。

他们之中，有不少人既是高官也是学者。综合各种史料记载，在此时期由中原一带前来避难的北方知名学者，包括王粲、和洽、杜袭、赵俨、裴潜、韩暨、司马芝、繁钦、梁鹄、傅巽、邯郸淳等人，他们的研究专长，不仅涉及传统经学和儒术，还有诗赋、艺术，当时天下最知名、最顶尖的书法家、音乐家都在其中。

当然，这些人是否集中居住于冠盖里已无法考证，但这冠盖云集之处也是藏龙卧虎之地，他们除了观山看景，也读书弹琴、聚谈雅集，使汉水两岸成为百里文化走廊。

诸葛亮没有把家安在岘山以南的这个走廊地带，不是没有这个物质能力，而是他更喜欢安静，不愿凑这个热闹。但是，如果他想游学访名师，此处无疑是必去之所，何况他的老师庞德公也住在这里。

入蜀后诸葛亮手下有一个人叫习祯，曾在蜀汉任太守，虽然事迹较少，但《襄阳记》对他评价很高，认为他的才能虽然不如庞统，但却在马良之上（名亚庞统，而在马良之右）。

习祯的先祖习郁，称臣于光武帝刘秀，被刘秀封为襄阳侯。据《襄阳记》记载，习家就住在襄阳城南至宜城之间的冠盖里一带，家里有一处很大的鱼池，是习郁效仿范蠡养鱼所筑，池边有高堤，种有竹子及长楸、芙蓉等，是名士们饮宴的佳处。

习祯的妹妹嫁给了庞统的弟弟庞林，庞统是诸葛亮二姐夫庞山民的从兄弟，论起来习祯跟诸葛亮还带点转弯的亲戚关系。

荆州七大家族还有黄氏、蔡氏、马氏、杨氏。黄家的代表人物是黄承彦，诸葛亮娶的妻子就是他的女儿，这件事后面再讲。

诸葛亮与蔡氏虽然没有直接亲戚关系，但由于岳父黄承彦又是蔡家的女婿，所以诸葛亮与他们也有间接关系。

马氏也是一个大族，襄阳一带有句民谣：“马氏五常，白眉最良。”是说马家有五个俊才，他们的字里都有一个“常”字，其中眉宇间有一撮白毛的那个最优秀，此人叫马良。

马良字季常，比诸葛亮小六七岁，和习祯一样，也是宜城人，出身于大族，他与诸葛亮很早便相识，诸葛亮曾在信中称他为“尊兄”。“尊兄”常用来称呼同辈中比自己年长者，裴松之由此推断，马良可能与诸葛亮结拜为兄弟，或者有某种亲戚关系（良盖与亮结为兄弟，或相与有亲）。马良有个弟弟叫马谡，也是“马氏五常”之一，就是后来被诸葛亮挥泪斩掉的那个。

杨氏家族至少有两位与诸葛亮有关，一个叫杨颙，一个叫杨仪，入蜀后他们都担任过重要职务，诸葛亮当丞相时，杨颙当过他的办公室主任（主簿），杨仪更有才华，诸葛亮一度想把他当接班人进行培养。

深居于隆中的诸葛亮，眼界一点儿都不闭塞，他可以经常向庞德公、司马徽两位名师求教，平时与徐庶、崔州平、孟建、石韬等挚友聚会切磋，或者到岘山一带拜师求学，平时还可能与庞统、庞林、马良、习祯、杨颙、杨仪、向朗、尹默等一批本地才俊有广泛联系。

正是有良好的学习环境和开放的学习方式，加上诸葛亮过人的天赋，才最终成就了诸葛亮的丰厚学识和过人眼界。而良好广泛的人脉关系，也助力了诸葛亮日后事业的腾飞。

6.志向高人一筹

知之而不行，虽敦必困。这是荀子的话，意思是懂得许多道理却不付诸实践，虽然知识很丰厚，也是没用的。如饥似渴地学习，想尽一切办法从各方面提高自己，这样的艰辛而枯燥的生活，诸葛亮一过就是10年。

至于将来的打算，他似乎并不着急。朋友们在一起交谈，大家的话题逐渐放到如何选择未来的出路上，每到这时，诸葛亮都微笑不语。

经常交往的这些好友中，庞统是最早出去做事的，他到了襄阳郡任职，很快便担任了功曹。功曹是太守的属官，相当于人事处长，负责官员的考核，是郡政府的主要官员之一。

庞统虽然年轻，但干得不错。他的性格跟诸葛亮不太一样，他喜欢热闹，喜欢结交各类朋友，担任功曹后，更是着力发现和推荐人才（性好人伦，勤于长养），他本来已小有名气，现在的知名度就更大了。

但是，人们发现庞统从事人事工作也有一个问题，那就是他所推荐和称许的人才，往往有点言过其实，有人问他是怎么回事，庞统并不回避，他有自己的道理：“现在天下大乱，世风败坏，坏人太多，好人太少，正是兴风俗、长道业之时，对于好人就应该大力表彰他的长处，让社会都来效仿。我选拔了十个，即使用错了五个，那五个也是好的呀！”

庞统就职的地方就在襄阳城内，是诸葛亮经常来的地方，诸葛亮每次进城，总有机会见到庞统，或者听别人议论这位年轻的功曹如何有魄力有能力，听到这些议论，如果心里没有足够定力，内心一定会涌出波澜，但诸葛亮很平静，这些事都丝毫不会影响他的内心。

这段时间，诸葛亮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变化，他成婚了。说起诸葛亮的妻子，也是很有来头。她是襄阳本地名士黄承彦的女儿，有人说她叫黄月英，但这只是传说，史书上并没有关于她名字的记载。

黄承彦不仅是名士，黄家也是荆州大族之一。荆州最有影响力的大族是蒯家，其次是蔡家，蔡家的代表人物是蔡瑁，他有两个妹妹，一个嫁给了刘表，一个就嫁给了黄承彦。

有了这层关系，加上自身的影响力，黄承彦如果想出来当官，自然是轻而易举的事。但他跟庞德公、司马徽一样，无意于官场。黄承彦和庞德公志趣相投，交往密切，通过庞德公，黄承彦知道了诸葛亮，对于这个志向远大、学识一流又为人沉稳的年轻人抱有深深好感。

黄承彦有个女儿还没有出嫁，以黄家的实力和地位自然并不愁嫁，可黄承彦看好诸葛亮。一般这样的事最好通过第三方来传达，以免对方不同意带来尴尬。而且，最好由男方首先提出，这才符合礼节。

但黄承彦觉得没必要，他自己直截了当地向诸葛亮说了这件事。据《襄阳记》记载，黄承彦对诸葛亮说：“听说你还没有成家，我有一个丑女，黄头发、黑皮肤，但是才能和品格与你相配（黄头黑色，而才堪相配）。”

诸葛亮一听就答应了，并且很快成了亲（即载送之）。

诸葛亮是身高一米八以上的美男子，又年轻有为，前途无量，却娶了个丑媳妇。《襄阳记》说，这件事传开后，大家经常拿它逗乐，还编了个乡谚：“莫作孔明择妇，正得阿承丑女。”

但是，历代以来诸葛亮的这桩婚姻颇为世人称道，大家赞赏诸葛亮不以貌取人。其实，说黄氏是位丑女，那倒未必，黄承彦的话多出于自谦，女儿可能不漂亮，但未必“黄头黑色”，那只是谦虚的说法。至于乡谚，其出自于《襄阳记》，可能是误传，也可能是人们根据黄承彦的话演绎出来的。

婚后诸葛亮仍然住在隆中，这桩婚姻除了给他带来一个幸福的家庭外，没有改变其他的生活，他每天照旧读书、拜师、交友和思考。

有人说诸葛亮很精明，尤其知道利用婚姻手段为自己铺路，他把两个姐姐先后嫁入豪门，又娶了名门之女，他是一个利用政治婚姻的高手。

这个说法是错误的。前面说过，诸葛亮两位姐姐的婚事出自于叔父诸葛玄之手，如果不是叔父，他一个不到20岁的异乡青年，怎么可能把姐姐嫁到豪门里去？至于自己的婚事，也是岳父先提出的。

而所谓政治婚姻，包括所有以谋取利益为目的的婚姻，都是把达到的目的放在第一位，把情感放在第二位。与诸葛亮有关的这三桩婚事，没有给诸葛亮带来任何变化，他也没有以此谋求任何个人利益，哪怕一官半职，或者过上别人羡慕的奢华生活。

他还是他，还是那个清心寡欲、志向远大的布衣诸葛亮。一次，诸葛亮与孟建、崔州平、徐庶三人聚谈，又说起了未来的打算，他有感而发道：“你们三个将来至少都能当上刺史、郡太守。”

三人问诸葛亮自己能做到什么官位，诸葛亮笑而不言。

很少有人理解诸葛亮内心的真实志向，他显然不满足于像庞统那样当个循吏能臣，也不会像老师司马徽、庞德公那样，成为地方上的一介名士，他希望自己成为管仲、乐毅那样的人。

管仲，春秋时期齐国下卿，古代历史上宰相的典范。乐毅，战国后期的军事家，被拜为燕国的上将军，辅佐燕昭王振兴燕国，他曾统率燕国等五国联军攻打齐国，连下70余城，创造了古代战史上以弱胜强的神话。

诸葛亮觉得，当此乱世，缺少的正是管仲、乐毅那样的人，而他对自己的定位，也正是这种能安邦定国的人。所以，当孟建他们问他将来能做什么时，诸葛亮才笑而不言。

隆中至今有一处抱膝亭，相传诸葛亮这一段时间里常在此抱膝长啸。这座亭子是后人附会的，但事情确有其事。《魏略》记载，诸葛亮每天清晨和傍晚常常抱着双膝，坐在那里发出长啸（每晨夜从容，常抱膝长啸）。

长啸，指大声呼叫，也指通过调整口腔和声带，发出悠长清越的声音，汉魏时节很多人常以此述志，曹植写过一首诗，里面有“顾盼遗光彩，长啸气若兰”的句子。抱膝长啸，说明表面平静的诸葛亮，内心里也在激烈地思考着未来。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除了长啸，还好吟一首叫《梁父吟》的诗。

梁父即梁甫，是个地名，在泰山郡，也就是诸葛亮的父亲诸葛珪曾任职的地方。《梁父吟》是乐府的曲名，类似于后代的词牌、曲牌，也就是说，词的内容是可以变化的。

诸葛亮吟唱的《梁父吟》内容已不得而知，现在有一首流传下来的《梁父吟》，有人推测正是诸葛亮所吟。其词：“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墓，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墓，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国相齐晏子。”

这是一首咏史诗，所咏内容是齐景公用晏婴之谋，以二桃杀三士的故事。据《晏子春秋》记载，春秋时齐国有三位勇士，分别是田开疆、古冶子、公孙接，他们都立下大功，平时很骄傲。晏婴为国相，从三人身边过，这三位勇士都坐而不起，让晏婴很难堪，晏婴便在齐景公面前进谗言欲除掉三人。

齐景公居然答应，让晏婴设计。晏婴让齐景公以两只桃子赐予三人，让他们自己表功争桃。公孙接、田开疆先报功劳，各自拿走一只桃。古冶子不服：“我的功劳更大，桃子该给我吃。”公孙接、田开疆都是勇士，听完顿觉羞愧，退还桃子，自杀。古冶子见状，认为自己不仁不义，也自杀了。

《梁父吟》所唱就是这件事，诸葛亮为何吟它，至今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抒发他对春秋名相晏婴的敬慕之情，也有人认为这是诸葛亮急于用世立功心理的流露。其实或许没有这么深奥，这只是一首普通的乐府诗，也许流传于梁甫那一带，也许是诸葛亮小时候在泰山郡任职的父亲教给他的，他吟这首诗没有别的深意，只是在思念故乡，思念亲人罢了。

还有一次，几位朋友在隆中聚会，孟建告诉大家：“我要回北方了。”

大家听后颇觉惊讶，北方战乱仍未息，大批士人百姓仍源源不断自北方避难而来，此时为何回去？

孟建说：“自从离开家乡汝南郡，无不日夜思念。”

孟建思乡心切，大家无法阻拦。

诸葛亮想了想，对孟建说：“天下这么多士人，都在四方遨游，又何必非得在故乡呢（中国饶士大夫，遨游何必故乡邪）？”

曹操在官渡打败了袁绍，又用了几年时间逐渐统一了北方。朝廷虽然在许昌，但为曹操所把持，在北方要有所作为，就意味着必须投身于曹操，对此诸葛亮有不同看法。徐庶也反对孟建这么做，他也不看好曹操。

但是，孟建还是回去了，不久之后，石韬也离开了荆州回了北方。

据《魏略》记载，孟建后仕曹魏，官至凉州刺史、征东将军；石韬仕曹魏，官至典农校尉、郡太守，印证了诸葛亮当初的预言。

风流云散，一别如雨。几位荆州挚友分别之后此生再未相见，多年后诸葛亮率兵北伐，曾写信给司马懿，询问身在曹魏的朋友们的情况。

另外一位好友崔州平的情况史籍记载不明。《新唐书》中说他当了西河郡太守。曹丕黄初三年（222），割太原郡兹氏等县置西河郡，领汉代西河郡南部故地，治所在兹氏，属并州。若按此说法，崔州平后也事曹魏。而根据北魏梁祚的《魏国统》记载，崔烈被董卓所害后，崔州平一直报仇心切，后病卒。

最后一个离开的是徐庶。在诸葛亮心目中徐庶的才能较孟建、石韬更高一筹。徐庶也不看好曹操，他听说刘备当时在新野招募贤才，就去了新野。

刘备字玄德，生于汉桓帝延熹四年（161），幽州涿郡人，此时40多岁，早已是天下尽人皆知的英雄。徐庶见到刘备，倾谈之后，刘备特别高兴，把徐庶留在自己身边。

刘备早年参加了北方的混战，当时北方以袁绍和曹操两股势力最大，刘备与他们都有过合作，官渡之战前夕他和曹操闹翻，被迫来到荆州。

对刘备的到来，刘表持欢迎态度，因为刘备对他有利用价值。刘表让刘备屯扎在新野，此地即今河南省新野县，正好处于南阳郡治所宛县和襄阳中间，宛县当时已被曹操占领，曹军若南下襄阳，新野是必经之地。

刘表让刘备在此据守，就是让他来为自己守北大门。刘表知道刘备与曹操的恩怨太多，已无法化解，让他守北大门，不会发生叛降的事。有这顶钢盔戴在头上，刘表觉得安全多了。

新野是前线，随时得防备曹军来攻。刘表只给了刘备一纸命令，既没封官，也不派一兵一卒，做的是无本买卖，所有一切，都靠刘备自己张罗。

刘备在新野急谋发展，四处招兵买马。《三国志》记载，不少荆州豪杰都知道刘备的大名，纷纷慕名前来投奔（荆州豪杰归先主者日益多），徐庶就是其中之一。

第二章　受任于败军之际

走出小山村、来到大世界，历史给了诸葛亮绝佳的亮相机会。虽然立了大功，但也要从基层做起，从谋士到政务官，再到带兵的统帅，在不同角色的转换中诸葛亮迅速成熟。

1.走出小山村

作为诸葛亮无话不谈的挚友，徐庶离开襄阳投奔刘备前有没有跟诸葛亮商量不得而知，徐庶很了解诸葛亮的才华和志向，他也许劝诸葛亮和他一块儿去，诸葛亮没有答应。

但还有另一种说法，说诸葛亮此时也和徐庶一样，主动投奔了刘备，只是刘备不在新野，而在与襄阳城一河之隔的樊城，持这个说法的是《魏略》和《九州春秋》。

按照这个说法，诸葛亮跑到樊城去见刘备，但刘备没听说过这个年轻人，只把他当成一般儒生接待。当时受刘备接待的儒生很多，不止诸葛亮一个，大家坐在一块闲扯，扯了一阵，众人都走了，只有诸葛亮留下来没走（坐集既毕，众宾皆去，而亮独留）。

刘备可能并没有跟诸葛亮单独交流一下的打算，他有个爱好，或许源于他早年帮着母亲织过席子的经历，他喜欢做小手工，闲来无聊编个小东西自娱。而好多人也知道刘刺史有这个爱好，遇着适合编织的东西就送给他，恰好有人送给刘备一条牦牛尾巴，儒生们走后，刘备觉得无聊，也不管诸葛亮还在，就一个人编了起来。

刘备正陶醉在做手工的乐趣中时，诸葛亮上前道：“将军您应该树立远大志向，整天弄个牛尾巴编算怎么回事（明将军当复有远志，但结牦而已邪）？”

刘备这才打量了这个年轻人，见他身材魁伟，谈吐镇定，气宇不凡，赶紧把手里的东西扔了，说：“这怎么说呢，我也是借此打发心中的忧愁罢了。”

诸葛亮接着问：“将军以为刘表将军与曹操相比如何？”

刘备回答：“刘表不如曹操。”

诸葛亮又问：“将军您自认为比曹操如何呢？”

刘备回答：“也不如曹操。”

诸葛亮说：“你们都比不上曹操，而将军您手里只有几千人马，靠这点力量如何能抵挡曹操呢？”

刘备说：“我也正为这犯愁呢，那你说该怎么办？”

诸葛亮答道：“荆州的人口本不少，只是登记在册的人很少，将军可以建议刘表将军，把流动人口管理起来，重新登记户籍，照此征调兵众。”

刘备采纳了诸葛亮的建议，结果实力大增，从而对诸葛亮以上宾之礼待之。

不过上面这个说法没有得到公认，据《三国志》以及其他史料的记载，诸葛亮并没有主动去新野或樊城，他与刘备见面，是刘备主动上门求见的，而且共见了三次，这就是三顾茅庐的由来。

刘备不认识诸葛亮，他求才若渴，身边尤其缺智囊，有两个人先后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说诸葛亮就是刘备想找的智囊。

一个人是司马徽。《襄阳记》记载，刘备来荆州以后，听说了司马徽的大名，就上门拜访。司马徽对刘备说：“一般的儒生俗士，怎能看透天下大事？能看清天下大势的，必须是俊杰（儒生俗士，岂识时务？识时务者在乎俊杰）。”

刘备问何人堪称俊杰，司马徽回答道：“伏龙、凤雏。”

刘备再问伏龙、凤雏是谁，司马徽回答：“诸葛孔明，庞士元。”

《襄阳记》把“卧龙”说成“伏龙”，意思差不多，司马徽向刘备推荐了诸葛亮和庞统。还没等刘备去找他们，徐庶已经来到了刘备身边，徐庶也向刘备推荐诸葛亮。

根据《三国志》记载，徐庶对刘备说：“诸葛亮像一条卧龙，将军不愿意见见他吗？”

刘备说：“那就有劳先生把他请来吧。”

徐庶道：“这个人只能您亲自去请，不能硬让他来，将军最好枉驾去一趟。”

刘备于是亲自跑到隆中去请诸葛亮，前后去了三次，才见到了诸葛亮（由是先主遂诣亮，凡三往，乃见）。

根据《三国志》的记载，时年48岁的刘备三次上门，终于见到了比他整整小20岁的诸葛亮。见面后，屏退众人，刘备与诸葛亮之间有一次著名的谈话。

刘备问诸葛亮：“汉室衰败，董卓、曹操又先后专权，皇室奔难。我不顾德行和实力的高低强弱，想为天下人伸张正义，然而智谋浅短、办法很少，连遭失败，以至于到了今天这个地步。然而我的志向没有罢休，您告诉我有没有什么好办法（然志犹未已，君谓计将安出）？”

对于刘备提出的问题，诸葛亮显然早有研究，他一口气说道：

“自董卓之乱以来，豪杰在各地同时并起，占州据郡，称霸一方，多得已数不过来。曹操与袁绍比，名气差，实力弱，然而曹操竟然打败了袁绍，由弱变强，其原因不仅是时机好，而且在于谋划得当。”

“现在，曹操拥有百万大军，挟天子以令诸侯，确实不宜和他争雄。孙权占据江东，经过了三世，那里地势险要，民众归附，又任用有才能之人，这是可以作为外援而不可谋取的。荆州北靠汉水、沔水，南达沿海，东面和吴、会相连，西边和巴、蜀相通，这正是用兵之地，但是刘表没能力守住它，这是上天拿来资助将军的，将军是否有意夺取它？”

“益州地势险要，有广阔而肥沃的土地，是个天府之国，高祖刘邦凭借此地建立了帝业。如今刘璋昏庸懦弱，张鲁又在北面威胁，那里人多物丰，刘璋不知道爱惜。有才能的人都渴望得到贤君。”

“将军是皇室后代，声望闻于天下，罗致英雄，思慕贤才，如能占据荆、益两州，守住险要的地方，和西边、南边的少数民族部落和好，对外联合孙权，对内革新政治，一旦天下形势发生变化，就派一员上将率领荆州的军队杀向宛、洛，将军您亲自率领益州的军队出兵秦川，百姓怎能不拿着饭食、酒水来欢迎您呢？如果真这样，那么霸业可成，汉室可以复兴。”

诸葛亮通过对时局的分析，总结出兴亡成败的规律，那就是要成大事不仅依赖天时，更要有人谋，这里至少有两层意思，一层是说要想成事，必须重视人才；另一层是说，只要不懈努力，就可以改变客观上的不利，这是给久处下风的刘备打气。

根据对眼下时局和各路豪强此消彼长变化的分析，诸葛亮为刘备规划出一个战略蓝图，就是尽可能避开强大的曹操，想办法与正在快速成长的江东孙氏结盟，占据荆州，进而徐图益州，寻求三足鼎立之势。

这让刘备豁然开朗，心中久积的抑郁一扫而空。尤其是诸葛亮提出的占据荆州和益州之后，等待天下变化，到时候兵发两路，一路由荆州北上宛县、洛阳，另一路由益州攻击秦川，到那时天下可定，汉室可兴，更让刘备大为高兴。

于是，诸葛亮离开了隆中，开始了他新的人生征途。

刘备此时已不在新野，而在樊城。据《世说新语》记载，刘表后期将刘备羁縻于樊城，原因是对他心存忌惮，并不信任。樊城不远，就在汉水对面，诸葛亮来到这里，见到了老朋友徐庶。不过，史料中并没有诸葛亮或者徐庶在刘备手下担任何种职务的记载。

此时刘备头上除了豫州刺史的空衔外，还有一个头衔是左将军，是朝廷的四方将军之一，比四征将军还要高，相当于大军区司令。这是货真价实的职务，是刘备投奔曹操后，曹操以朝廷的名义正式任命的。

荆州牧刘表也有一个朝廷授予的军衔，镇南将军。刘备的左将军比镇南将军至少高两级，所以当初刘备投奔刘表，刘表只是让他帮助协防北方，而没有任命或者表奏他新的职务。

刘备手下有几个核心成员，他们的职务有点儿乱。武将方面，此时主要有关羽、张飞、赵云等人，这几位在后世的知名度都很高，他们之前的经历就不多作介绍了。此时关羽的正式军衔是偏将军，相当于少将副军长；张飞的正式军衔是中郎将，相当于准将师长，这些也是曹操以朝廷的名义授予的。

赵云的军衔似乎比较低，《三国志》说他只是“主骑”，意思是负责骑兵，也有负责刘备贴身警卫的意思，相当于刘备的侍卫长吧。

除了他们三位，武将之中还有一个人叫陈到，汝南郡人，刘备在豫州时就跟随左右，在军中的地位比赵云略低。

文士方面，刘备手下的人才看起来倒也不少，有麋竺、麋芳、简雍、孙乾等几位。

麋竺字子仲，麋芳字子方，他们是亲兄弟，徐州东海郡朐县即今江苏省连云港市人。麋氏乃徐州富商，世代经营垦殖，史载其家有童仆、食客近万人，资产巨亿。刘备担任徐州牧，麋氏兄弟便开始追随，刘备一度被袁术和吕布二人夹击，被赶到了海边，危难之时麋氏兄弟尽散家财帮助刘备渡过难关，并把妹妹嫁给刘备，得到刘备的信任。

简雍字宪和，跟刘备是老乡，也是幽州涿郡人。他本姓耿，幽州地方口音耿和简相似，后来便稀里糊涂地姓了简，年少时便与刘备相识，跟随刘备奔走，长于辩论、议事，性情简单直接，不拘小节。

孙乾字公佑，青州北海国人，是大学者郑玄的学生，刘备担任徐州牧，孙乾为从事。

《三国志》说他们几个人当时担任的职务都是从事中郎，这个职务是刺史的属官，类似于高级参谋、高级参议。在刘备眼中，麋竺、简雍、孙乾等人尽管办事兢兢业业，也有一定学问，但并不是他心目中的智囊。

所谓智囊，就是见解比别人高，看得比别人远，顺境中能看到危机，逆境中能找到机会，胸藏百万兵，在帷幄之中可以运筹千里。比如，每当利害来临，能认清利害的是一般参谋，能化解利害的是高级参谋，而能运用利害的才是智囊。运用利害，就是不仅能提前预知利害的来临，能巧妙化解利害，更能够把不利变为有利，把利害当成手中的武器。

在隆中，诸葛亮一番话让刘备刮目相看，看来这个年轻人的名气不是凭空得来的，确实很有两下子。好的战略不需要复杂，越简单越有力，刘备对诸葛亮大有相见恨晚的感觉，虽然没有给他任命职务，却特别信任他，经常与他交谈，听取他的想法。

刘备对诸葛亮信任的程度甚至让关羽、张飞不高兴，论年龄、论地位、论资历，都还轮不上这个年轻人。刘备也看出了苗头，主动给他们做工作，让他们尊重诸葛亮。

刘备对他们说：“我有孔明，就像鱼儿有了水一样呀（孤之有孔明，犹鱼之有水也）！”

从走出隆中到随刘备撤出樊城，大约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关于这段时间里诸葛亮替刘备做了哪些事，史料记载不多。《魏略》里有一处记载，是诸葛亮对刘备说的一段话。

诸葛亮说：“现在荆州的问题不是人口少，而是登记在册的人口不足，如果按照登记在册的人口征收赋税兵役，不仅不公平，而且在册的人也不会服气。可以告诉刘镇南将军，应下令所有没有登记的游户都必须如实申报登记，以增加在册人数。”

这段话也被题作《论游户自实》收录在《诸葛亮集》中，从中可以看出刘表当时还没有死，这应该是诸葛亮投身刘备阵营后提出的最早建议之一。

这一时期，除了听取诸葛亮对时局的看法和下一步的战略思考外，刘备交给诸葛亮做的主要工作可能是协助自己与刘表父子周旋。

自从来到荆州，刘表对刘备就比较防备。刘表表面敦厚，其实心计很多，对刘备相当不放心。刘备知道诸葛亮不仅是自己的智囊，而且与刘表、蔡瑁、蒯越都能扯上亲戚关系，所以在与刘表及身边人周旋时也带上诸葛亮。

刘表有两个儿子，长子刘琦，次子刘琮。《后汉书》记载，刘表开始比较喜欢刘琦，原因是刘琦长得像自己（初以琦貌类于己，甚爱之）。作为长子的刘琦，深得父亲的喜爱，在嫡长子继承制的体制下，接班是迟早的事。但是，出现了插曲。

刘表的前妻死了，刘表的后妻就是蔡氏，蔡氏不仅有实力派的弟弟蔡瑁，而且蔡瑁还有个外甥叫张允，掌握着刘表的水军。

刘表喜欢刘琦，蔡氏却喜欢刘琮，说起来这两个儿子都不是蔡氏所生，但刘琮后来娶了蔡氏的侄女，亲上加亲。蔡氏为了抬高刘琮，不断地在刘表面前诋毁刘琦，次数多了，刘表居然相信，对刘琦逐渐疏远。刘琦也很苦恼，不知道该怎么办。

《三国志》和《后汉书》里都记载着一件事，说面对危局刘琦心中不安，但又无计可施，听说新跟随刘备的诸葛亮计谋过人，于是想请他帮忙出个主意。诸葛亮和刘琦本有亲戚关系，只是关系比较远，且之前也很少跟这位大公子交往。

刘琦多次向诸葛亮请教自己该怎么办，但是诸葛亮对于涉足刘表的家事很谨慎，任凭刘琦如何恳求，就是不接话茬（琦每欲与亮谋自安之术，亮辄拒塞，未与处画）。

刘琦急了，一天，他邀诸葛亮到一个高楼上喝茶聊天，然后悄悄命人除去楼梯，恳切地对诸葛亮说：“现在只有咱们两个人，上面不达于天，下面不达于地，话从先生嘴里出，到的是我的耳朵，如此这样能不能说说呢？”

诸葛亮无奈，也看到在刘表集团里唯有刘琦日后可以成为刘备的同盟，于是点拨他说：“你难道没看见，申生在内却遇到了危险，重耳在外因此渡过了危机吗（君不见申生在内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

春秋时晋献公宠信骊姬，骊姬为了使自己的亲生儿子成为太子，设计陷害晋献公的长子申生，说他有毒杀父亲的企图，申生后来被迫自杀。申生还有个弟弟重耳，骊姬逼死申生又来诋毁重耳，重耳逃亡国外，长达二十年，后来在秦国帮助下重新坐上国君的位置，即晋文公，春秋五霸之一。

刘琦受到点醒，于是考虑脱身之计。恰在这时，刘表的部将江夏郡太守黄祖被孙权打败后战死，刘琦于是请求接任，这看似不经意的一步棋，却成为后来影响整个局势的一处关键点。

2.奉命于危难之间

汉献帝建安十三年（208），曹操率兵南下荆州。

对付刘表这样的对手，曹操不敢大意，主力几乎倾巢而出，直扑襄阳。襄阳城里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刘表睡不着了，他一病不起，而且病得很严重。八月，刘表病死，时年67岁。

刘表死后，在荆州实力派蔡瑁、张允以及刘表妻子蔡氏等人主持下，刘表的次子刘琮继位。刘琮召集了荆州主要人物召开紧急会议，研究下一步对策，参加这次讨论的主要有蔡瑁、蒯越、张允、韩嵩等人，刘琦和刘备都没有被通知参加。会上，大伙儿的意见相当一致——投降。

刘琮虽然算不上精明，但还不是笨蛋，他不愿意投降：“现在我们据有整个荆州，守着先君之业，又有刘备相助，再观望一阵子，难道不行吗？”

主降派不愿意等，一致要求刘琮赶紧派人去曹操那里联络，特别害怕去晚了赶不上趟。刘琮虽心有不甘，但无可奈何，投降了。已推进到汉水北岸的曹操见到了刘琮派来的使者，使者带着朝廷赐给刘表的符节，递上降书。曹操下令人马绕过樊城，直向襄阳城开进。

不过，刘琮并没有把情况及时通报刘备。好在一直紧张观察敌情的刘备和诸葛亮已猜出了其中端倪。据《三国志》记载，危急之下诸葛亮劝刘备不如趁曹军未得襄阳之际进攻刘琮，拿下襄阳后可以领有荆州（诸葛亮说先主攻琮，荆州可有），到那时就有与曹军抗衡的本钱。

这仍然不失为一个高招，人到万难须放胆，以刘备的实力现在拼上一把，至少也有一半的胜算吧，但是刘备拒绝了。

《汉魏春秋》记载，刘备赶紧召集大家商议对策，有人劝刘备劫持刘琮以及荆州官民南下江陵（或劝备劫将琮及荆州吏士径南到江陵）。《汉魏春秋》没说这个“有人”是谁，结合《三国志》的记载，这个人应该是诸葛亮。

但这次建议仍未被刘备采纳，刘备说：“刘荆州临亡托我以孤遗，背信自救的事我做不出来，死后有何面目去见刘荆州啊！”

刘备决定先率众人南下再说，他决定进军江陵，那里是荆州的水军基地和后勤补给基地。刘备让关羽率水军沿汉水南下去夏口，自己率张飞、赵云、诸葛亮等人直赴江陵。

此时曹军还没有进入襄阳城，曹操得知刘备南下江陵的消息后大吃一惊，马上作出决定，自己暂不进襄阳城，而是组织一支精干的骑兵迅速南下追击刘备，务必赶在刘备之前占领江陵。

曹军在半路上追上了刘备一行，地点在南郡当阳县境内一个叫长坂的地方，此处如今在湖北省宜昌市下辖的当阳市。双方展开一场激战，战斗的结果毫无悬念，刘备大败。

刘备虽然侥幸脱身，但再往江陵已失去意义，刘备跟诸葛亮商量后，决定斜趋汉津，即由当阳方向折向东，到达汉水上的渡口，然后前往夏口，与关羽、刘琦会合。

襄阳、江陵、夏口呈品字形，当阳至夏口距离不近，现在的距离有200公里左右，中间全是湖泊沼泽，路很难走。好在他们赶到汉水边上时，正好遇到率船队由此南下的关羽。

刘备、诸葛亮等人乘船向夏口急行，一点都不敢耽误。好在曹操打败刘备后心里惦记着江陵，没有向这边追来。

半路上，刘备等人遇到刘琦率一万余人前来接应，一行人总算平安到达夏口。

曹操到江陵后发布命令，任命刘琮为青州刺史，封列侯，后又改任刘琮为谏议大夫。曹操以献帝的名义封蒯越等15人为列侯，表彰他们在荆州“和平解放”事业中所立的功劳，诸葛亮的大姐夫蒯祺之兄蒯越不仅被封侯，还被征召到朝廷任职，担任光禄勋，成为帝国的部长之一。诸葛亮的大姐夫蒯祺也归顺了曹操，被任命为房陵郡太守。二姐夫庞山民也一直在曹魏任职。推测起来，荆州被曹操占据之后，曹操大量留任原荆州地方官员，所以与诸葛亮关系密切的黄承彦、庞德公、司马徽等人没有受到太大影响。

诸葛亮的岳父黄承彦晚年事迹不详，也许继续在襄阳附近度过他的闲情岁月。诸葛亮的老师庞德公相传后来隐居于鹿门山中，以采药为生，后代山上有“三高祠”，是为纪念在此处隐居的庞德公、孟浩然、皮日休而建。

诸葛亮的另一位老师司马徽，传说曹操听到他的名气想重用他，结果不久他却去世了。司马徽是颍川郡阳翟人，他的故乡河南省禹州市褚河乡余王村潘庄至今仍有司马徽墓。

此时已是建安十三年（208）的十月。

进入冬季，长江一带气候更加复杂多变，对于长期生活在北方的人来说，南方的气候还需要稍稍适应一下才行。

但是，一路势如破竹的气势，加上绝对实力和高昂的斗志，曹操还是决定分两路立即向夏口方向进攻，一路从江陵东进，一路从襄阳南下。

江陵的这一路主力是虎豹骑，主将是曹仁和曹纯，许褚统率的宿卫营通常都随曹操本人行动，此次也应该到了江陵，结合其他史料记载，陆续到达江陵的还有徐晃、满宠、任峻等部，徐晃此时担任横野将军，满宠担任奋威将军，曹操的堂妹夫任峻担任长水校尉。

如果按一军一万人左右计算，徐晃、满宠、任峻三部接近三万人，也就是说，曹操的江陵兵团大约有四五万人。

集结在襄阳的曹军，主要是于禁、张辽、张郃、乐进、路招、朱灵、冯楷等七部，于禁此时任虎威将军，张辽是荡寇将军，张郃是平狄将军，乐进是折冲将军，路招是扬武将军，冯楷是奋威将军，他们每人至少统率一支人马，加上其他部队，总人数应该在10万人上下。

襄阳附近刘表的旧部，应该也有数万人，刘表生前也注意壮大军力，对外称“带甲十万”。也就是说，曹操在江陵有4万人左右，外加数量大致相等的荆州降军；在襄阳附近集结的曹军近10万人，荆州降军至少有三四万人。曹军加荆州降军，总兵力超过20万。

这还不是全部，曹军间接投入此次南征的军队还包臧霸、李典、李通、曹洪、夏侯渊、夏侯悙等所部。长期驻扎于青州、徐州一带的臧霸此时的军衔是威虏将军，曹操发起荆州战役前，命他率部南下，将所部主力移至扬州的广陵郡，也就是如今长江北岸的扬州、泰州一带，对孙权的大本营吴郡形成战略威胁。

为打这一仗，曹操直接投入的兵力约20万，间接投入的应与此大体相当。汉末，一次战役中单方面投入40万以上的这是第一次。

而刘备、刘琦联军人马就少得可怜。刘备方面当初投奔荆州时，基本上没有多少人马，有一部分还是从袁绍那里顺来的，经过在新野、樊城期间四处招募，刘备手下应当超过万人，其中包括数量不详的一部分水军。撤退时分成两路，刘备自己率领的这一路人马应该不会少，因为他们的目标是占领江陵，但当阳大败，所剩不多。好在关羽率领的这一路没有损失，他们全部加在一起，应该不到一万人。

刘琦方面，来接应刘备时率领的一万余人，可能就是他的全部家当。双方加在一起，满打满算，也到不了3万人。

以3万对付40万，这个仗没法打。

看到曹操两路大军齐向夏口杀来，刘琦没有主意，刘备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危难时刻还是诸葛亮有办法，他告诉刘备，现在只有一个人能帮上忙，能不能打退曹军的进攻，就全看他了。

这个人就是孙权，诸葛亮在“隆中对”中说过，孙坚、孙策、孙权父子三人据有江东，那里地势险要，人心又齐，孙权能任用贤能，对此不能图谋，但可以引为外援。

孙权字仲谋，江东人，是个富二代或者富三代。孙权的父亲孙坚、哥哥孙策都是一时豪杰，他们分别开创了自己的事业。尤其是孙策，当年孤军渡江，在江东站稳了脚跟。

曹操与袁绍官渡决战那年孙策死于一次意外事件，死前急召张昭等人嘱咐后事，当着众人的面把权力交给二弟孙权，那时孙权只有18岁。孙权挑起了父兄留下来的大业，不仅进一步巩固了原有势力范围，而且有了新的发展，内部的人事格局也越来越明晰，使用旧臣，提拔新人，实力覆盖到了整个江东。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夏口对刘备说：“事情已经很紧急了，请让我向孙权将军求救（请奉命求救于孙将军）。”

刘备早就听说过孙权，但之前从未与他打过交道。论年龄刘备与孙权的父亲孙坚差不多，在反抗董卓的时代，二人也可以称为战友。但是，对于时年26岁的孙权，刘备实在陌生得很。

没有交情事情就不好办，但除了贸然登门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刘备决定让诸葛亮试试。于是，诸葛亮奉刘备之命出使孙吴，目的只有一个，想方设法说服孙权联合对抗眼前的曹操。

3.一次紧急出使

孙权此时不在江东，他已经来到了柴桑。

长江流至庐山脚下与鄱阳湖相会，其交汇之处即如今的江西省九江市，汉末称为柴桑。这里属九江郡，是东吴势力的前沿地带，因为前临大江，背靠鄱阳湖，可以攻，可以守，也可以在此练兵，所以历来都是军事重地。

曹操发动荆州战役后，孙权不敢坐视，他亲自赶到柴桑，在此建立前敌指挥所，观察荆州事态的发展。由夏口到柴桑，按如今的路线就是由武汉到九江，坐火车4个小时，乘汽车3个半小时，但有经验的人都喜欢坐船，一路顺流而下，赏两岸美景，观江天一色。

诸葛亮应该是乘船去的柴桑，但他无心赏景，只想早点见到孙权。

但还有一个说法，记载在《江表传》里。按照这个说法，早在刘备抵达夏口之前，孙权已派出使者前来联络刘备，这个使者就是鲁肃，而他们相会的地点是刘备吃了大败仗的当阳。

《江表传》说，刘表死后孙权派鲁肃以吊丧的名义来到荆州，目的是观察局势，有可能的话联络刘表的两个儿子以及刘备。可是，在鲁肃还没有赶到襄阳时，刘备已逃了出来，他们在当阳相遇。鲁肃开门见山，转达了孙权的想法，与刘备共论天下大势。

鲁肃问刘备：“刘豫州下一步想往哪里去？”

刘备回答：“我和苍梧太守吴巨有些交情，想到那里投靠他。”苍梧郡属交州，大体在如今的广西一带，治所在今天的广西梧州市，当时叫广信县，是一个特别偏僻荒凉的地方。吴巨其人事迹不详，只知道他是刘表的旧部，由此推断，刘备或许真的认识他并和他有交情。

鲁肃对刘备的这个打算不以为然：“孙权将军聪明仁惠，敬贤礼士，江东英豪都归附他，目前已据有六郡，兵精粮多，足以成就大事。现在为您计议，不如派心腹之人出使江东，双方联合起来，共创大业。而吴巨不过是凡人一个，又地处偏远，马上就会被人吞并，怎么可以以身相托呢？”

《江表传》说，刘备听完鲁肃的话之后的反应是大喜，原来他没有打算真的去投吴巨，那些话只是个托词，目的是看鲁肃下面怎么说。当阳失败后，刘备先到了鄂县，即今湖北省黄冈附近，在那里派遣诸葛亮随同鲁肃一起面见孙权，完成结盟的任务。

这个说法也能找到其他依据，同样在《三国志》里，有鲁肃在当阳遇到刘备的记载，而且还交代了一个细节，说鲁肃在当阳与诸葛亮有过一次私下谈话，在这次谈话里鲁肃告诉诸葛亮，他是子瑜的朋友。

子瑜即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兴平二年（195），诸葛亮随叔父诸葛玄离开老家前往豫章郡，诸葛瑾没有同行，而是携继母一起来到江东避难。

从鲁肃那里，诸葛亮进一步了解到哥哥的情况。原来，诸葛瑾到江东后，开始并没有受到重视，生活也很清贫，后来他结识了孙权的姐夫弘咨，在他的推荐下，诸葛瑾受到了孙权的重视，开始了在孙吴的仕途。

诸葛瑾目前在孙权那里担任长史，类似于州政府或者将军府里的秘书长，这是一个重要的职务。

以上两种说法看似差别不大，却牵涉一个实质性问题，即谁才是孙吴联盟的缔造者。就此问题裴松之进行了分析，他认为这是后来蜀汉、孙吴写历史的人都想抢功所致（二国史官，各记所闻，竞欲称扬本国容美，各取其功）。

诸葛亮在柴桑见到了孙权，他们二人年龄相差一岁，诸葛亮年长。

没有太多客套话，诸葛亮直接对孙权说：“天下大乱，将军起兵于江东，刘豫州拥兵于汉南，都在与曹操并争天下。现在曹操占领荆州，威震四海。根据眼下的局势，我为将军考虑，无外乎两条出路：如果能以吴、越之众与曹操抗衡，不如早下决心；如果不能，何不按兵束甲，向曹操投降。”

孙权听了有些不爽：“如果真如先生所说，刘备为什么不投降（苟如君言，刘豫州何不遂事之乎）？”

看到孙权急了，诸葛亮不慌不忙，一本正经地说：“田横是齐国的壮士，尚且能守义不辱。刘豫州是王室之胄，英才盖世，众士仰慕。如果成不了大事，那是命运不济（若事之不济，此乃天也），怎么能干投降敌人的事？”

孙权一听大怒，这不是小看人吗，刘备是英雄，我孙权难道不是？

孙权说道：“我不能举全吴之地，十万之众，反而受制于人。我意已决，不是只有刘豫州能抵挡曹操，刘豫州失败了，还有我！”

诸葛亮要的就是这个，别看他只比孙权大一岁，但老练得多。

诸葛亮趁热打铁：“刘豫州虽然败于长坂坡，但手下人马加上关羽统率的水军还有万人之多，刘琦所率的江夏郡人马也不下万人。曹军远道而来，所谓‘强弩之末势不能穿鲁缟’。而且北方之人，不习水战，荆州投降过去的军民又未必心服。将军如果能命猛将统兵数万，与刘豫州同心协力，必然能打败曹操！”

孙权听了很高兴，立即召集会议进行研究。当时主张投降的人也很多，但孙权决意一战，在周瑜、鲁肃等主战派的支持下，孙权很快组织起一支三万人的兵团，任命周瑜为前敌总指挥（左都督），老将军程普为前敌副总指挥（右都督），鲁肃为参谋长（赞军校尉），沿长江西进，迎击曹军。

诸葛亮说动孙权后，出使江东的任务便已结束，由于哥哥诸葛瑾并不在柴桑，他也没有太多的事做。但他也没有立即跟周瑜一起回夏口，而是在柴桑多逗留了几天。

有一本叫《袁子》的书记载，诸葛亮来到柴桑后给江东不少人留下了深刻印象，尤其是张昭，很欣赏诸葛亮的才华，希望他跳槽到孙吴来，还特意把他推荐给孙权。

但诸葛亮拒绝了这番好意，有朋友不解，诸葛亮解释说：“孙将军算得上一个好领导，然而据我观察，他能重任我，却未必能让我尽情施展才华，所以还是算了。”

领导信任你、重用你却未必都能让你尽情发挥才华，真正顶尖的人才不在乎挣多少，不在乎官多大，在乎的是自我价值是否能最大化。诸葛亮没投曹操，也没有早早地跑到刘表那里谋差事，等了很久才等来刘备，他是不会轻易换主人的。

几天后，诸葛亮回到了夏口。

接下来的战斗，是由联军总司令周瑜指挥的。根据史书记载，双方相遇于赤壁，此时曹军中发生了疫情。刚一交战，曹军就败退了，曹操下令在江北扎营，周瑜率军驻守在南岸。周瑜的部将黄盖说：“现在敌众我寡，难以持久。我发现曹军船舰首尾相接，可以采取火攻。”于是找了数十艘小战船，里面装上柴草，浇上油脂，外面裹上帷幕，上面再插上牙旗。黄盖先给曹操送去一封诈降信。又准备轻舟，系在大船后面，一块前进。曹军将士伸着脖子都在那里观望，都以为是黄盖来投降。黄盖趁机放出诸船，同时点火。这时风很大，全部烧向曹军水营。顷刻之间，烟炎张天，人马烧死和落水溺死的很多，曹军大败，退保南郡。

看起来不像一场有谋划的大战役，倒像一场没有准备好仓促打起来的遭遇战。围绕着诸葛亮的舌战群儒、借东风、草船借箭等故事以及蒋干盗书、周瑜打黄盖等，在史书上均查无出处。

4.军师中郎将

曹操虽然在赤壁打了大败仗，但在荆州他的实力仍然占优势，荆州七郡的重心在江北的南阳郡、南郡，军事重镇有宛县、襄阳、江陵，这些地方依然在曹操的控制中，现在就说曹操的荆州战略彻底失败了，还为时尚早。

对孙权和刘备来说，在赤壁打赢的只是场遭遇战，任务才完成了三分之一，真正让曹操惨败的是后面的战斗。孙权、周瑜、刘备和诸葛亮都意识到这一点，他们抓紧时间发起了新的攻击，誓把曹操彻底赶走。

经过一年的战斗，曹军退出了江陵，主力撤到襄阳、樊城一线，周瑜指挥吴军迅速攻下江陵及其以东长江沿线的许多重要据点，从柴桑到夷陵也就是从今天九江到宜昌之间的军事要地基本上都被孙吴占领。孙权一口气任命了三个郡太守来管理这些地方，其中周瑜为南郡太守，驻守江陵；程普为江夏郡太守，驻守沙羡；吕范为彭泽郡太守，驻守柴桑。

沙羡在今湖北省武昌以东，从位置上看离夏口不远。江夏郡是刘备、刘琦的大本营，孙权的势力现在毫不客气地插了进来，刘备的活动空间更显局促。之前江夏郡太守是刘琦，为了不与孙权争锋，刘备赶紧表奏刘琦为荆州刺史，自己主动退出夏口。

《江表传》记载，刘备离开夏口后将大本营安在了一个叫油江口的地方。这是长江南岸的一个小地方，属南郡。南郡太守现在是周瑜，孙权、周瑜为了安抚刘备，把南郡长江以南的部分划归刘备。

南郡的三分之二在江北，三分之一在江南，在江南的部分，至少五分之四是荒无人烟的山区，刘备得到的地盘，确实小得可怜。由江陵沿江而下约百里就是油江口，这里完全在周瑜强大军事力量的监督之下。

这时，刘琦因病去世，孙权作为回报，表奏刘备为荆州牧，刘备便将大本营常设于油江口，改名为公安，即今湖北省公安县。

刘备现在最渴望的是孙权让出南郡的江北部分，让自己有一个真正的立足点。为此，刘备决定专程去见孙权一趟，当面提出请求。此时孙权已回到京口，此地即今江苏省镇江市，他急着回来的目的是更好地指挥合肥战役。

听刘备说要孤身深入京口，所有人都大吃一惊，诸葛亮深表忧虑，劝他不要去，以免遇到危险。但是刘备执意前往，可见局促于公安一地，他真的有点儿急了。

孙权本不想答应刘备的要求，但有曹操这个强敌在，他对刘备就强硬不起来。最后，孙权接受了鲁肃等人的建议，决定撤出南郡的江北地区，把自己占领下的半个南郡让给刘备，这就是借荆州的由来。

从战略上看这的确是高明的一招，使孙刘联盟得以巩固，从孙权一方来说，由于受制于东线战事，目前占有整个荆州并徐图益州的时机并未成熟，与其让曹操逐步蚕食荆州，不如通过支持刘备给曹操制造一个强大的对手，对曹操进行制衡。

不久，周瑜因病去世，一向主张与刘备联合的鲁肃接替了他，刘备的外部发展环境大为改善。

建安十四年（209），刘备的夫人甘氏也去世了，孙权趁机提出把他的妹妹嫁给刘备，这桩政治婚姻未必幸福美满，但却进一步巩固了孙刘两家业已存在的良好关系。

一般认为，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就是形成了三分天下的局面。

这其实并不准确，赤壁之战的直接后果先是二分南郡，后是三分荆州，离三分天下还很远。孙权主动撤出南郡后，刘备才算有了一小块自己的地盘，但是荆州七个郡，刘备拥有南郡，也不过七分之一。

曹操已完全占领了北方数州，孙权除占着扬州的大部分地区以外，又及时在荆州扩大了势力范围。相比之下，刘备的地盘就小得可怜，那时候有人对他说现在已经是三分天下了，刘备自己都不信。

荆州的七个郡，江北有南阳郡、南郡、江夏郡，最北面的南阳郡一直是曹操的势力范围，曹操现在还占领着本属南郡的襄阳，刘备往北发展可能性不大；江夏郡与江东相邻，孙权在那里任命了太守，俨然已把江夏郡视为自己的地盘，鲁肃目前驻军陆口，不宜向那一带发展。

刘备要发展势力，只有向南，夺取长江以南的荆州四郡。这四个郡分别是武陵郡、长沙郡、零陵郡、桂阳郡，如果摊开地图看，这四个郡的面积广大，超过北方三郡，范围包括今湖北、湖南、广西、广东、贵州各一部。

武陵郡的太守叫金旋，长沙郡的太守叫韩玄，桂阳郡的太守叫赵范，零陵郡的太守叫刘度，他们过去都由刘表所任命，刘表死后曾短暂地归服于曹操，曹操撤走以后，这四个郡暂时陷入自治状态。

刘备现在是荆州牧，但这四个郡都不愿意听他使唤。既然如此，刘备决定武力抢占。刘备打不过曹操和孙权，但对付这几个郡还是绰绰有余。除了武陵郡以外，其他几个郡一打就投降了。

只有武陵郡太守金旋拒不投降，战败被杀。

在此过程中，刘备提拔赵云为偏将军，让他征讨桂阳，桂阳郡太守赵范投降，刘备任命赵云兼任桂阳郡太守。在收服长沙郡过程中，刘备得到了一员猛将，名叫黄忠。

黄忠字汉升，南阳郡人。刘表曾任命他为中郎将，和刘表的侄子刘磐一起驻守在长沙郡攸县。荆州投降曹操后，曹操为拉拢黄忠，升他为裨将军，仍然驻守原地，归长沙郡太守韩玄指挥。

韩玄投降刘备后，黄忠也投身到刘备阵营，他作战勇猛，战绩卓著，身为高级将领，但经常冲锋陷阵，逐渐成为刘备手下与关羽、张飞、赵云齐名的猛将。

除黄忠外，刘备的队伍里还增添了另一员猛将，名叫魏延。魏延字文长，义阳人，是一员悍将，但那时他的地位较低，直到刘备入蜀时，他也仅以部曲的身份随行。

还有庞统，也在这时来到刘备身边。庞统先在刘表手下任南郡人事处长，周瑜当了南郡太守，庞统成为周瑜的属下。周瑜死后，护送他的灵柩回江东的就是庞统，庞统到了江东，吴人也久闻“凤雏”的大名，纷纷与他结交，等他西还，大家齐会于昌门相送，陆绩、顾劭、全琮等江东名士都来参加了。

庞统回到荆州，南郡已归刘备所有，人事处长的位置大概已经有人了，刘备任命庞统以从事的身份兼任耒阳县令。据《三国志》记载，庞统在耒阳干得不怎么样，被刘备免了官。

鲁肃听说后觉得可惜，专门写信给刘备：“庞士元非百里才也，最少也要让他任治中、别驾这样的职务，才能尽其所能（始当展其骥足耳）。”

诸葛亮也向刘备推荐庞统的大才，这才引起刘备的注意。刘备单独与庞统交谈，谈完之后，刘备大为高兴，对他深为器重，升他为州政府的治中从事，对他信任的程度仅次于诸葛亮（亲待亚于诸葛亮）。

打跑了曹操，借来了南郡，拓展了江南，刘备的事业得到了大发展。诸葛亮此时也拥有了自离开隆中以来的第一个正式头衔——军师中郎将。

在武职中，中郎将介于将军和校尉、都尉之间，如果说关羽的荡寇将军、张飞的征虏将军是少将军长，赵云的偏将军是少将副军长的话，这个中郎将相当于准将。

有人认为军师中郎将的任命，正式明确了诸葛亮在刘备集团中军师的地位，其实此军师非彼军师，意义完全不同。

一般意义上的军师是指统帅或君主身边的谋士智囊，是出谋划策的人。这一职务早有记载，从战国到两汉许多地方都有关于设立军师的记录，这个军师是君主或统帅的属官。

但诸葛亮所任不是军师，而是军师中郎将，意义有所不同，这不是属官，而是主官。这个军师，与荡寇、征虏一样，是军衔的别号，类似于部队的番号，以示与兄弟部队相区别。

中郎将是汉末常设的军衔，关羽、张飞升任将军前都担任过中郎将，它比将军低，所部人马不足一个军，相当于一个校尉或都尉所部，算是个师长吧。刘备任命诸葛亮后并没有把他留在身边，而是让他驻扎在外地。

《三国志》记载，刘备让诸葛亮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重点是征调三郡的赋税，以备军用（以亮为军师中郎将，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调其赋税，以充军实）。

随着人马的迅速增加，如何保障后勤供应成为一大难题。所幸的是，新收的江南四郡面积广大，虽然相较于江北其农业生产尚欠发达，但如果管理得当，好好经营，未来的潜力不可小看。

之前诸葛亮曾提出游户自实的建议，在他看来赋税难收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户籍登记制度不严格，大量人口不在编，因而不用交税，增加税赋要先从重新登记人口做起。

这个问题到了江南各郡更显突出，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史书虽然未作进一步交代，但可以想见，诸葛亮到了江南之后，一定想尽办法发展当地经济，同时加强对人口的管理，打牢统治的基础。

据《零陵先贤传》记载，诸葛亮到了江南，长驻于临烝这个地方。

湘水上有一条支流叫烝水，又称承水，其与湘水交汇之处即临烝，位置在今湖南省衡阳市附近。诸葛亮之所以选择驻扎在此地，是因为这里正好处在零陵、长沙、桂阳三郡交会处，方便联络。但是，此地距刘备常驻的公安很远，有1000多里，日常事务只能由诸葛亮临机处理了。

刘备夺取的江南四郡里还有武陵郡，为何不在诸葛亮所督范围之内？

武陵郡在江南四郡的最西边，面积几乎相当于其他三郡的总和，但在当时这里更为偏僻落后，是所谓蛮夷之地。在刘备夺取江南四郡的过程中，唯有在武陵郡遇到了抵抗。

推测起来，刘备可能考虑到武陵郡情况的复杂和特殊，加上位置相对其他三郡更偏远，所以把武陵郡划出来单独管理，让诸葛亮专心处理其他三郡的事务。

诸葛亮在临烝总共居住了三年左右。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刘备派诸葛亮到临烝不仅征调赋税，还直接管理这三个郡，这种看法是不准确的。郡的直接上级是州，这三个郡直接归荆州牧刘备管理才对，诸葛亮不具备直接管理这三个郡的权力和职守。

汉代的中郎将品秩为比二千石，即一年的薪俸为二千石谷物，这个级别相当于“省部级”。但二千石的品秩又分为三档，分别为中二千石、二千石和比二千石，同为“省部级”，有的是正的，有的是副的。郡太守通常是二千石这一档，相当于正省部级，中郎将的比二千石就是“副省部级”。

以中郎将的身份直接管理三个郡的太守，于体制不顺。

再从军职上说，三郡之中桂阳郡驻有赵云所部，他的军衔已是偏将军，相当于副军长；长沙郡有黄忠所部，他的军衔已是裨将军，也相当于副军长。以诸葛亮的师长去指挥两个副军长，也不符合常情。

所以，“使督零陵、桂阳、长沙三郡”中的“督”，尽管可以理解为督率、督统，但联系当时的具体情况，其意义应该是督察。刘备远在千里之外的公安，为强化对三郡的管理，尤其是在征调赋税方面给予加强，才把诸葛亮派去协调和监督，诸葛亮也可以看作刘备给三郡派来的特派员。

在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诸葛亮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来往于三郡之间，他既协调监督三郡的赋税征调，又对地方治理提出建议，为保证他的工作能顺利开展，在他常驻临烝时，也应该有直属于他统率的一支军队。

这就是赤壁之战后的几年里30岁左右的诸葛亮所从事的主要工作，他既不是常在刘备身边的军师，也不是统率江南的地方大员，他所做的是一些具体而实际的工作。

至于他的地位，确实还不如关羽、张飞、赵云等人高，甚至比不上新投降的黄忠。作为赤壁之战的重要功臣之一，刘备对诸葛亮仅作出了这样的安排，是不是意味着对诸葛亮的不信任和不重视呢？

恰恰相反，这说明刘备对诸葛亮很重视，也很信任，对于年轻的诸葛亮来说，中郎将的任命已经是破格提拔了。

曹操手下的首席智囊荀彧出身于颍川世家，投奔曹操时比诸葛亮现在的年纪还大，曹操把他比作自己的张良，但在职务安排上一开始也仅给他安排了个司马，相当于团长。周瑜是孙权兄长孙策的莫逆之交，辅佐孙权后屡立功勋，开始的职务也仅是个县长。

从基层干起，一步一个脚印，曹操、孙权、刘备等人如此，他们身边那些左膀右臂们更是如此，诸葛亮一参加工作就得到了中郎将的职务，放在哪里都不算低了。

更何况刘备把诸葛亮派到江南执行的是重任，这既是对他的信任，也是对他做进一步培养和锻炼。可惜的是，这段长达三年的时间里诸葛亮具体做过哪些事，史书没有更多记载。

近人卢弼作《三国志集解》，穷搜广集，从各类图籍中辑录出与《三国志》有关的记载，成为注裴松之以后注《三国志》的集大成者。《三国志集解》从《方舆纪要》及一些地方志中辑出了一组有关诸葛亮在临烝有关情况的记录：

耒阳县有侯计山，相传诸葛亮曾在此憩兵，故也称此地为侯憩山。

安仁县有相公山寨，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屯兵。

黔阳县有诸葛营，相传诸葛亮在此招抚过绥谿洞诸蛮。

东安县有诸葛岭，相传诸葛亮曾在此地驻扎过。

在以上记载中，耒阳、安仁、黔阳、东安等地分属各郡，除耒阳距临烝稍近外，其他各地均较偏远分散，说明诸葛亮督察三郡期间活动范围很大。

诸葛亮在此期间常带兵，也印证了前面的判断。

黔阳县位于零陵郡、武陵郡的交界处，那里有一些少数民族部落，当时统称为蛮夷或诸蛮，诸葛亮曾率兵来此招抚他们，这为日后他实施更大范围的少数民族治理活动积累了经验。

总之，在江南的这三年时间里，诸葛亮做的工作不只是收税征兵那么简单，还涉及民政和军务，在这两个方面诸葛亮都有了难得的锻炼。

在走出隆中前，尽管他读了很多书，思考了很多问题，但书本上的知识毕竟需要与社会现实相结合。由于史料欠缺等原因，人们对诸葛亮这三年的经历往往重视不够，但在其成才道路上，这段经历其实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诸葛亮在临烝期间还注意尽可能地为刘备延揽各类人才，利用他在荆州的人脉关系，向刘备推荐了不少人，除了之前已提到过的庞统外，还有向朗、马良、马谡、廖立、蒋琬、习祯、刘巴等。

诸葛亮的同学向朗大约就是在此期间加入刘备阵营里来的。向朗从司马徽那里毕业后到刘表手下做事，被刘表任命为临沮县长，在诸葛亮介绍下，刘备重新起用向朗，委他以重任，让他负责秭归、夷道、巫县、夷陵等四个县的军务和民政（先主定江南，使朗督秭归、夷道、巫、夷陵四县军民事）。

这四个县包括了南郡的整个西部，是荆州的西大门，周瑜占据南郡期间这里是孙吴重点经营的地方，吴军撤出南郡后，刘备加紧了对这一带的经营，为将来西进益州做准备。

马良、马谡、习祯也都在这一时期到了刘备身边，马良、马谡被任命为荆州从事，习祯职务不详。

廖立和蒋琬是诸葛亮在临烝期间发现的两个人才。

廖立字公渊，武陵郡临沅县人，诸葛亮发现他很有才能，就推荐给了刘备，刘备辟他为从事，后擢升他为长沙郡太守，廖立当太守时还不到30岁。

蒋琬字公琰，零陵郡湘乡县人，他少时好学，聪明过人，长得仪态轩昂，气度不凡，因为有才学而知名于当地，诸葛亮也把他推荐给了刘备。

诸葛亮对廖立和蒋琬二人十分看好，入蜀后对他们继续刻意培养，尤其对廖立，诸葛亮用心很多，可惜由于此人性情方面的原因，最后落了个悲惨的下场，而蒋琬则不同，经过诸葛亮的亲自栽培，最终成为诸葛亮事业的接班人。

刘巴字子初，零陵郡烝阳县人，荆州世家出身，他的祖父刘曜曾任苍梧郡太守，父亲刘祥曾任江夏郡太守、荡寇将军，刘巴天赋极高，少时便知名。

不知道什么原因，刘表有点讨厌刘祥，借故把刘巴抓了起来，要杀他，后来又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改变了主意，不仅没杀刘巴，反而任命他为郡里的署户曹史，当时刘巴仅18岁。

刘巴官不高，在荆州的名气却不小。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备曾经派一个叫周不疑的人到刘巴那里求学，刘巴很不给面子，拒绝了。

周不疑是何人，刘备为何派他去拜刘巴为师，这些均不详。但此事让刘备对刘巴的第一印象极坏。《三国志》记载，刘备占有江南，大批荆州士人纷纷投奔（荆、楚群士从之如云），但刘巴独北上投奔了曹操，曹操征辟他为丞相掾，相当于丞相府里的处长，由于他是江南人，曹操便派他回老家招纳长沙、零陵、桂阳三郡。

刘备完全占有了三郡，刘巴无法完成曹操交付的使命，于是打算远走交州避难。《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巴知道诸葛亮在临烝，于是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信中道：“我虽乘危历险，无奈此地到处是秉义之民，承天之心、顺物之性不是我能劝动的。如果已经道穷数尽，我将托命于沧海，不再回荆州了。”

从这封信推断，刘巴奉曹操之命来江南，似乎曾试图说服诸葛亮归顺曹操，刘巴也因此与诸葛亮相识。无奈诸葛亮意志坚决，刘巴觉得无望，便向诸葛亮告辞。

诸葛亮认为刘巴是个人才，想争取他为刘备效力，就写信劝他道：“刘公雄才盖世，据有荆土，莫不归德，天意人事该何去何从，应该能看清了，先生干吗还要去别处？”

刘巴不肯，回复道：“我接受任务而来，不成自然得回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先生何必多此一问？”

这件事让刘备知道后，对刘巴印象更差了。

但是，山不转水转，刘巴先去了交州，后又辗转到了益州，来到了刘备的手下，这是后话。

5.一封神秘来信

建安十六年（211）夏天，曹操经过长期准备发动了关中战役。

曹操亲率主力进兵关中，与马超、韩遂等凉州割据势力相拒于潼关，最终打败马超、韩遂，平定了关中。此战改变了北方格局，最为感受到震动的是汉中的割据势力张鲁以及益州的刘璋。张鲁知道，关中既平，曹操的下一个目标一定是他。刘璋也知道，张鲁若败，曹操将从汉中进攻益州。

张鲁和刘璋都知道凭本身力量要做到自保根本不可能，为求生存，他们都在努力地找办法、找出路，只是二人的想法并不一样，张鲁倾向于投降，刘璋倾向于抵抗。

在这种新形势下孙权和刘备同时意识到了机会，孙权试图越过荆州攻取益州，遭到刘备的断然拒绝，双方闹得很不愉快，甚至要打起来。为了防范孙权，刘备把诸葛亮从江南调回来，让他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率一部人马守备在南郡。

刘备不让孙权去取益州，原因是他自己有这个打算，这一点在诸葛亮的隆中对策中说得很清楚。

刘璋的副州长（别驾）张松在赤壁之战前夕曾奉命出使过荆州，刘璋的本意是观察一下曹操的动向，顺便也联络一下，如果曹操顺利平定荆州，他就主动投降。不过刘璋后来没有再提投降的事，一来曹操在荆州打了大败仗，势力退回了北方，二来那次出使让张松对曹操产生了极差的印象，张松建议刘璋不要向曹操投降。

张松很了解刘璋现在的心态，他反复劝说刘璋，说现在只有邀请刘备来益州才能增加益州的防卫力量，既可以打败张鲁，抢在曹操之前拿下汉中，又能对抗曹操，让曹操不敢窥视益州。张松认为刘备有两大优势，一个是刘汉的宗室，跟刘璋是本家，另一个是他与曹操之间有深仇，在抗曹这件事上刘备比谁都坚定。

张松的想法不是他一个人的观点，在益州还有几个人也坚定地支持把刘备请来，他们主要有法正、孟达、射援、上官胜等人，他们刚好都是关中地区的扶风郡人，有人称之为扶风派。

张松是益州本地人，但他与扶风派的法正、孟达关系很好，政治上和他们是一路人。在法正、孟达等人的策划下，经过张松不断地向刘璋建议和施加影响，刘璋最终拍板，请刘备来。这么大的事，得派个使者先探探路，刘璋问张松谁合适，张松顺势推荐了老朋友法正。

法正字孝直，扶风郡郿县人，此时约35岁。大概在建安初年，长安动荡加饥荒，法正和好友、同郡人孟达一起入蜀依附刘璋，刘璋不善用人，没有发现法正的才能，过了很久法正才当了个新都县令，他怀才不遇，又常遭当地人排挤诽谤，十分苦恼。

法正和担任益州别驾的张松是好朋友，常在张松面前感慨自己的遭遇，有时也发发牢骚，认为刘璋不是个能成大事的人。

在张松推荐下，刘璋命法正前往荆州商谈刘备入益州之事，为了不引起刘璋的疑心，法正还假模假样地推辞了一番（正辞让，不得已而往），之后受命出使。

法正来到荆州，见到了刘备，立即把话挑明，道出了夺取益州的具体计划（正既宣旨，阴献策于先主）。法正对刘备说：“以将军的英才，应该乘刘璋的懦弱而有所作为。张松在益州是个重要人物，他可以从里面响应您（张松州之股肱，以响应于内），得手之后就拥有了益州的殷富以及天府之国在地理上的险阻，以此成就大业易如反掌！”

刘备决定抓住这个千载难逢的机会，立即率兵进入益州，伺机将其夺下。

史书记载，刘备带走的有数万步卒，这已占了他所能集合起来人马的一大半。益州广阔，情况复杂，此行任务艰巨，不是三五个月就能办完的，人马带少了不行。但是，对于关羽、张飞、赵云等将领，刘备决定一个都不带，之所以作出这样的安排，刘备有他的考虑。

一来，荆州是大本营，不能有丝毫闪失。虽然曹操不可怕，他近来的战略重心是东面的合肥和西面的关中，连续几场大仗下来，向荆州方向发起大规模攻击的可能性小。但盟友孙权必须时刻提防，自从上次借道伐蜀未成，孙权对他这个妹夫已有怨气。如果听到他抢先一步带兵入蜀，孙权肯定更为恼火，说不定会做出什么过激之事来，留下关羽众人在，不怕江东生变。

二来，此次入益州打的是助战的旗号，夺取益州只能相机行事，时机不到不能轻举妄动，在此之前一切应该低调，不能引起刘璋和益州士人们的疑心。世人皆知关羽、张飞等是出了名的猛将，也是刘备的左膀右臂，没带他们来，说明没有别的想法。

关羽、张飞、赵云虽然英勇，但智谋尚欠缺，自己走后，一旦突发大事，益州、荆州之间千里阻隔，难以及时通达信息，如果处理不当，势必会误大事。考虑到这些，刘备决定把诸葛亮也留下。诸葛亮处理问题周到细密，虽然年轻但临危不乱，赤壁之战他立了关键一功，战后这两三年里他前后奔忙，为拓展和巩固荆州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又和江东方面关系不错，尤其是和江东负责荆州方向防备的总指挥鲁肃私交甚好，把他留在荆州，刘备才能放心。

至于益州那边，刘备倒也不担心，因为卧龙去不了还有凤雏。刘备把庞统带在身边，帮助出谋划策。庞统上次主动提出攻取益州的建议，正符合刘备的心意，对于益州他也多有研究，此去有他在身边，正好弥补诸葛亮不在的遗憾。

刘备提拔庞统为军师中郎将，所任职务与诸葛亮相同，让他随军听命。除庞统外，刘备还带上了简雍、黄忠、魏延、廖立等人。安排好这一切，刘备一行就在法正、孟达的陪伴下，率领大军，浩浩荡荡地沿长江西进了。

刘备走后，荆州方面相对平静。

诸葛亮和关羽等人丝毫不敢大意，时刻关注着北面曹操和东面孙权的一举一动，防备他们借刘备分兵于益州之际来进攻荆州。让诸葛亮颇为欣慰的是，曹操这段时间把用兵的重点放在了北方，关中问题还没有彻底解决，曹操还不敢大意，所以暂时无力南下。

对孙权这边主要是搞好关系，巩固同盟。刘备进入益州后，孙权十分恼怒，一气之下把妹妹接回了江东，双方闹出了不愉快，但也没有因此撕破脸。江东在荆州方向的总指挥是驻扎在陆口的鲁肃，他也是诸葛亮的老朋友，是孙刘联盟的坚定支持者，在他们的共同努力下，孙刘双方关系处得还算好。

这段时间里，诸葛亮与鲁肃、孙权都保持了经常性的书信往来，在《诸葛亮集》中保存了诸葛亮与孙权在此期间一封信的片断，根据这项资料判断，孙权曾给诸葛亮写信，询问是谁在为刘备出谋划策。

孙权大概觉得刘备入益州应该把诸葛亮带上，诸葛亮竟然没有去，别人他就不熟悉了，因而询问。

诸葛亮写信告诉孙权现在刘备身边出谋划策的主要是庞统和廖立，他们二位都是楚地的俊才，有能力辅佐刘备复兴汉室大业（庞统、廖立，楚之良才，当赞兴世业者也）。

这封信表明，刘备虽然抢在孙权的前面去了益州，惹得孙权不高兴，但孙权也只好默许了，他只能继续维持着孙刘同盟的存在。

在这种情况下，江东对荆州的威胁暂可以不作为考虑的重点，可以让刘备在益州放手大干一番了。

刘备是建安十六年（211）十二月走的，走了将近一年，益州那边也没有传来发生重大变化的消息。

可能刘备觉得时机未到，不能贸然动手。一直到建安十七年（212）十二月，刘备才在益州北部的葭萌关起兵，攻打成都。

开始进展得还算顺利，刘备率军攻下益州重镇涪城，继而进军雒城，如果雒城再拿下，成都就再无险可守，益州就到手了。

刘备还在涪城时，突然接到报告，说诸葛亮派马良从荆州来了。

刘备吓了一跳，荆州难道出了什么大事？他赶紧把马良叫过来详细询问。马良见到刘备，汇报说荆州并没有什么大事，还在正月里，曹操便集合起大军进攻孙权的濡须口，曹军对外号称四十万，孙权只得倾其所有前去应敌，结果连吃败仗，江北大营被击破，都督公孙阳被擒。

孙权却不敢退缩，害怕曹操一鼓作气真的打过长江去，便依托长江防线与曹操周旋，眼下双方杀得难解难分，都无暇顾及荆州。马良说，诸葛亮派自己来益州，一方面是汇报荆州的情况，请主公放心；另一方面是捎来一封信，请主公过目。

马良呈上诸葛亮的来信，刘备认真看完，对其中一段话看了半天，却看不出头绪来。这段让刘备费解的内容收录在《诸葛亮集》中，原话是：“亮夜算太乙数，今年岁次癸亥，罡星在西方；又观乾象，太白临于雒城之分，主于将帅，多凶少吉。”意思是：我推算了太乙星的情况，今年木星处在天干星的第十位，地支的第六位，北斗星斗柄指向西方；又观看天象，发现太白星处在雒城的上空，此天象主宰将帅，一定凶多吉少。

用星相占卜吉凶在那时是常做的事，刘备出师前也经常问卜于术士。诸葛亮擅长百家，对易经、道家也多有涉猎，说他会占星，没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

从此信的内容来看，是提醒刘备注意可能将会有不测的事发生，具体位置在雒城，这大概是诸葛亮派马良不远千里来益州的重要原因。

果然，出事了。

在不久后的一次攻城战中，庞统中了冷箭，竟然不治身亡，死时仅36岁。刘备痛失股肱，悲伤不已，一连多日只要一说话就流泪。

庞统的家人还在荆州，刘备让人回去表奏庞统的父亲为议郎，以后又升为谏议大夫。庞统的弟弟庞林、儿子庞宏后来都在蜀汉担任过太守。

消息传到荆州，诸葛亮也悲痛不已。庞统不仅是他的故友也是他的亲戚，诸葛亮亲自到庞统家中祭拜。

6.指挥三路大军

庞统意外身亡，不仅让刘备蒙受了巨大损失，而且似乎也改变了刘备之前一帆风顺的局面，在此后围困雒城的战役中刘备频频受阻，使尽了各种办法，雒城仍然未能攻克。

刘备急了，赶紧写信给诸葛亮，让他火速率兵增援。

诸葛亮接到刘备来信是在建安十九年（214）五月，刘备信中作了大致的安排，诸葛亮走后荆州交由关羽镇守，诸葛亮率张飞、赵云等率部迅速开赴益州。

诸葛亮立即命张飞率一部人马先行，赵云率部与自己在后面跟进，两支人马约定在江州会合。诸葛亮留下马良、麋竺、麋芳、廖化等人协助关羽镇守荆州，之后随赵云所部一起沿长江而上，向益州进发。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单独指挥数万人马的军事行动，这一年他34岁，正式职务仅是军师中郎将。论年龄，赵云、张飞都比他大；论职务，赵云和张飞也比诸葛亮高。但是刘备仍然把这支大军的指挥权交给了诸葛亮，这既是对他能力的充分肯定，也是对他的信任。

张飞在前面开路，首战巴东郡，将其故克。

再往前，一路顺利，直抵巴郡的郡治江州，在此却遇到了顽强抵抗。巴郡太守严颜一向反对引刘备入益州，经过一番激战，张飞攻破了江州，并将严颜生擒。不久，诸葛亮携赵云一行随后也赶到了江州，在这里稍作休整。

《太平寰宇记》里有一处记载，说江州附近有一山，高3里，约合今1000米左右，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入蜀至此，分定诸县，百姓用牛、酒犒劳大军，诸葛亮于是下令在此大会将士，此地由此得名为会军堂山。

之后，诸葛亮决定分兵三路向益州腹地进发：第一路由张飞率领，由垫江向北，收服巴西郡，之后折向西南，去德阳等待会合；第二路由赵云率领，继续沿长江而上，攻占江阳、犍为等战略要地，之后迂回至成都东南方向；第三路由自己率领，由江州直接西进，攻占德阳，与张飞会合后直赴成都。

巴西郡的郡治是阆中，即今四川省阆中；江阳即今四川省泸州，犍为是益州的一个郡，郡治武阳，即今四川省彭山；德阳属广汉郡，即今四川省遂宁。这些地方都是益州的战略要地，诸葛亮的战略是不急于去雒城支援刘备，而是先肃清成都外围，从南、北、东三个方向包围成都。

制订这样的作战计划，考虑的是刘璋的主力已被刘备吸引至雒城方向，撤不能撤，打不敢打，现在只要继续保持对雒城的压力，就可以腾出手来一一将其收服，到那时即使雒城仍不破，刘璋也无计可施。

雒城不破，缘于城池高大，易守难攻，而不在于攻城部队的多寡，现在几路人马即使全部云集于雒城，也未必能马上将其攻破。而且，即使攻破了雒城，益州各地的战略要地也要一一去占领，不如先做这些事。

诸葛亮还有一层考虑，那就是夺取成都的方式。如果成都是第二个雒城，麻烦就大了。雒城无关大局，成都却举足轻重，如果刘璋不肯投降，再围成都数月，攻守相还，死尸遍地，把城池打烂，有人逼急了再给城里放几把火，那成都即使拿下，也废了。

杀人总是凶事，攻城之日，如果死伤巨大，终不吉祥。

按照诸葛亮替刘备作出的规划，今后将以益州为根本，成都就是成就王业的基础，此城不能硬攻，最好让刘璋出城投降。现在三路分击的方案正是断绝刘璋的后路和希望，迫使他出降。

三路大军分头行动，进展都很顺利。

张飞一路进军巴西郡，严颜给了很大帮助，巴西郡功曹龚谌投降，巴西郡很快被占领。张飞按照之前与诸葛亮的约定，留下一部分人马防守，自己率部前往德阳与诸葛亮会合。

赵云也顺利地平定了江阳、武阳等地，之后向成都方向进军。

诸葛亮率部攻击德阳，遇到的抵抗最大。刘璋帐下司马张裔顽强抵抗，与诸葛亮战于德阳附近的柏下，经过激战，张裔被打败，退回成都。

张裔字君嗣，成都本地人。他是一名学者，长于《春秋》，博涉史籍，受到大名士许靖的赞赏。刘璋举荐他为孝廉，让他当县长，又任命他为帐下司马。这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虽然被打败却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裔随刘璋投降后，诸葛亮对他刻意培养和重用。

诸葛亮率三路大军来增援并连连得手，让成都的刘璋坐卧不安。

原来还指望坚守一阵子让刘备知难而退，现在看来这一切都不可能了。

正在这时，刘璋收到了法正写给他的劝降信，法正在信中分析了形势，说刘备在益州已站稳了脚跟，退回去是不可能的，益州大半土地已失，雒城、成都都将不保，失败是迟早的事。通过这封信，刘备借法正之口向刘璋表明了态度，也就是他若肯降，可以保全其家族，希望刘璋三思。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归纳法正的这封信，就是劝刘璋考虑一下，变换一下主人和客人的位置，以换取家族的安全。

这封信极大地动摇了刘璋顽抗到底的决心，但他内心还抱着最后一丝希望，希望奇迹出现，对于马上投降，他还不想。

这时已经是建安十九年（214）夏天，刘备攻破了雒城，率军进抵刘璋的最后一个堡垒成都。诸葛亮、张飞、赵云等各路人马也都完成既定任务，先后到达成都城外。

刘备突然接到报告，说名将马超前来投靠，刘备大喜，他知道这将是压垮刘璋的最后一根稻草。

汉末自黄巾民变起群雄纷纷起兵，涌现出一批可载入史籍的名将，经过30年的激荡沉浮，其间新旧代谢，许多人纷纷凋落，放眼天下，仍然健在又能称得上一流名将的已经没几人，马超无疑算一个。

马超字孟起，关中地区的扶风郡茂陵县人，凉州军阀马腾之子，投奔刘备的这一年他38岁。之前马超在关中之战中被曹操打败，跑到汉中投奔了张鲁，张鲁一度有把马超收为女婿的念头，后被人劝阻。

张鲁手下的大将杨昂与马超不合，另一位将领杨白也嫉妒马超的才能，都想害他。马超害怕，不敢在汉中待下去，遂从武都郡逃回氐中，在那里也无法立足，思来想去，天下之大，只有刘备有可能收留自己，于是辗转来到益州。

马超此行应该没带几个人，他在汉中新纳的妻子董氏以及儿子马秋还在张鲁手里，他的爱将庞德也没有随行，总之来得很匆忙，或者说有点狼狈。

这一点刘备觉得无所谓，只要有马超的名气就够了。《三国志》注引《典略》说，刘备悄悄给马超增兵，对外说是马超带来的，让他们屯驻于成都城北，然后宣称马超带凉州兵前来助战。城内本来就信心不足，听说名将马超和勇猛异常的凉州军来了，斗志终于彻底瓦解了。

刘璋决定投降，他派张裔出城，作为自己的谈判代表去见刘备。刘璋的条件很简单，只要保证自己及一家人的安全，他愿意和平让出成都。

诸葛亮在城外第一次见到了张裔，之前柏下一战，让诸葛亮记住了他的名字，对于如何发现和培养益州本地人才，在他的脑海里已经作为一项重要任务而存在。

刘备很高兴，强攻只能把成都打烂，尸横遍野只能在士民中增加仇恨，他更看重益州的未来，对于刘璋提出的条件他都答应，他向张裔表示，只要刘璋出城投降，一定会给予他充分尊重并作出适当安排（礼其君而安其人）。

为表示诚意，刘备命简雍随张裔一道进城，向刘璋当面重申自己的承诺。

简雍在刘备手下，在重大决策中发挥的作用一般，但他风度翩翩，谈吐不凡，很适合担任大使这一类的角色。

刘璋见到简雍，悬着的心放下了一半，他下令即刻出城，向刘备请降。

刘璋请简雍与自己同乘一车（璋遂与雍同舆而载）出城，刘璋的手下们见此情景，不禁流下泪来（群下莫不流涕）。

刘备兑现了自己的承诺，把刘璋及其家人迁往南郡的公安居住，归还其财物，其中包括振威将军的印绶。振威将军是曹操以汉献帝名义任命刘璋的职务，刘备归还其印绶，意思是承认他仍然挂着振威将军的头衔。

自建安十六年（211）底进入益州，到建安十九年（214）夏天将成都攻破，历时近三年，刘备终于如愿以偿地得到了益州。

刘备的大军进了城，有人欢喜有人忧。那些本来就亲刘备的人，或者与法正、孟达等人一向交好的，也都盼着刘备早点进城。还有一部分人抱着无所谓的心态，老板随时换，干活还得他们这些人，谁来掌管益州，对他们来说其实无所谓。

也有吓得要命的，比如那些说过刘备坏话的，或者在与刘备交战中比较卖力的，都担心刘备会秋后算账，其中，刘巴就是最紧张的一个。

《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备大军进城，刘巴对外宣称自己有病，闭门不出。刘备和诸葛亮也没有忘记这个老朋友，刘备专门向军中下达命令，谁都不得找刘巴的麻烦，有违抗的诛其三族。

刘巴最后还是见到了刘备，刘备甚喜。

7.四个“亿万富翁”

刘备大军进入成都的那一刻，却是一片混乱不堪的景象。

本来城里的人已放下了武器，下面要干的就是做好接收工作，军队、府库、官衙、房产、档案，这些都是重要部门或物资，所谓百废待兴，一切从头开始。

但是，刘备发现正需要大家各司其职做好这些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人却找不到了，上街一看，气坏了，原来不少人一进城就急着跑到府库去抢那里的财物，结果乱了套。

刘备很生气，但左右提醒他，这怪不得大家，因为这是他自己曾下过的一道命令。刘备怎会下这种奇怪的命令呢？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在围攻成都时，刘备与众人约定，如果成都攻破，府库里面的东西都归大家，他自己不要（若事定，府库百物，孤无预焉）。

刘备鼓励大家好好攻城，只要成都攻克，所有东西该拿就拿，能拿多少就拿多少，有了这样的命令，谁还关心正事？

有时候真怀疑这条记载有误，以刘邦那样的匪气和流氓习性，攻破咸阳之际尚知道约法三章，以不失民心，刘备向来以仁义自许，怎么可能下达这么缺心眼儿的命令？

但仔细一想也并非不可能。我们都知道，刘备的性格特点是有韧劲，能忍耐，喜怒不形于色，十分成熟和沉稳。但这样性格的人往往也容易有轻浮和任性的一面，因为性格中的忍耐意味着克制和压抑，在某种特定情况下，比如喝多了，或者特别高兴、特别愤怒的时候，往往有意想不到的言行发生。

看刘备的一生，这种状况出现得还真不少。成都近在眼前，梦想即将实现，为了确保走好这最后的一步，某次喝完酒后刘备一兴奋，顺口下达了那样的命令，不是不可能。

刘备虽然出身小商贩之家，但他公认的长处是豪爽。豪爽之人，视钱财如粪土，有福共享，有难同当，是他们吸引众人拼死追随的地方。

对于这样的命令，诸葛亮也不好阻拦，因为反对它不仅有损刘备的威望，也是和大多数人过不去，未来事业的路还很长，益州的情况也很复杂，还需要大家团结一心，所以恐怕想了想也就算了。

只是，这造成了刚入成都时的短暂混乱。

据《零陵先贤传》记载，将士们都放下武器，奔向各个官府仓库，自行拿取那里的财物（士众皆舍干戈，赴诸藏，竞取宝物）。

好在抢占的是官府财物，而不是老百姓，这总算让刘备手下的这支队伍与真正的土匪保持了距离。

稍稍安定下来后，刘备在成都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活动。据《华阳国志》记载，当时蜀中十分富有，刘备命令置酒大会，犒劳三军将士。刘备下令，拿城中百姓的金银颁赐给将士，把谷物布帛还给百姓（先主克蜀，蜀中丰富盛乐，置酒大会，飨食三军，取蜀城中民金银颁赐将士，还其谷帛）。

这条记载很奇怪，从老百姓那里把金银弄来赏赐给将士，难道连老百姓也抢了吗？又把谷物布帛还给百姓，这把人弄糊涂了，到底是抢还是给呢？

对照一下《三国志》，这个问题就明白了，《三国志》记载，刘备置酒大飨将士，取蜀城中的金银分赐给将士，把谷物布帛还给老百姓（蜀中殷盛丰乐，先主置酒大飨士卒，取蜀城中金银分赐将士，还其谷帛）。

在原文中，《华阳国志》是“取蜀城中民金银”，《三国志》是“取蜀城中金银”，《三国志》少了一个关键的“民”字，这一少就好理解了，刘备颁赐给将士的是官府里的金银，而非老百姓的。

与之前《零陵先贤传》的记载相对照，可见刘备入城后，不仅将士们自行拿取了原刘璋官府中的财物，刘备也拿了一部分，并把它们分赏给了有功将士。

为什么又还其谷帛呢？之前提到，成都城破之时，粮草尚够吃一年，大概刘璋为保城，实行了“战时经济政策”，把城里老百姓家的谷物、布帛这些重要物资都集中起来，由官府统一调配，刘备进城后，把这些东西分别还给了百姓。

用城里官家的金银赏赐将士，把本属于老百姓的谷物布帛还给大家，这符合当时的情况，也符合刘备既豪爽仁义又不侵害百姓的一贯性格，在对史料的分析上，关键要看有没有那个“民”字。

但是并非所有的历史学家都这样理解，元人胡三省在注《资治通鉴》时说道：“凡是城里所有公家、私人的金银，都全部拿来分别赏赐给将士，至于谷物布帛，则各自归还其原来的主人（凡城中公私所有金银，悉取以分赐将士，至于谷帛，则各还其主也）。”按照胡三省的理解，刘备不是一般的差劲了，简直就有点混账了。

公家的金银好办，都在金库银库里，有封条有登记，用多少拿多少。老百姓家里的金银呢？挨家挨户去征、去抢吗？

有人认为，这与谷物布帛一样，不是刘备下令征抢的，是刘璋原来命人从百姓那里集中起来的。这种说法的可能性较小，一来缺乏史料支持，二来刘璋没必要那么做，围城守城，粮食、布帛是命根子，金银再多也没用，要集合城中官民的士气，到人家家里拿金子银子，既没有那样的道理，更没有这样的必要。

刘备这次大赏群下，出手极为阔绰。

据《三国志》记载，刘备的赏赐按功劳大小分成不同等级，享受到最高一档的有4个人，分别是诸葛亮、法正、张飞和关羽，赏赐的标准是黄金500斤，白银1000斤，钱5000万，锦缎1000匹。

这是一大笔财富，用巨款来形容都嫌不够。两汉法定货币是所谓的“钱”，也就是那种铜铸的“孔方兄”，所谓多少钱就是多少枚铜钱，曹操的父亲曹嵩曾花1亿钱买了个太尉当，就是用了1亿枚铜钱。

在汉代，黄金是比较珍贵的，也可作为货币流通，秦汉初年1斤黄金值1.5万钱左右，王莽时期1斤黄金约值1万钱，以后金价虽有起伏，但大体保持在1万钱至1.5万钱之间的水平。500斤黄金相当于500至700万钱。

至于银的价格，目前国际市场上约是黄金的五十分之一的水平，但中国古代普遍缺银，汉代金银比价约为5倍，即5斤银相当于1斤黄金，1000斤白银，相当于200斤黄金，折合200至300万钱。

刘备赏赐给诸葛亮等4个人的东西，不算锦缎大约折合6000万钱左右。6000万钱，从购买力的角度，合现在大约多少钱呢？

据《汉书·食货志》记载，汉桓帝时1石米的价格是50钱。《汉书》中明确，汉代1石为4钧，30斤为1钧，1石即120斤。根据对汉代出土的各种“权”也就是秤砣进行的考证，汉代的1斤相当于如今的半斤，1石即相当于现在的60斤。

现在1斤米约2.5元人民币，按照平价理论推算，汉末的50钱相当于如今15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汉末每钱与现在人民币之间的“汇率”约为1比3。6000万钱，相当于如今1.8亿元人民币。

诸葛亮等人转眼成为“亿万富翁”，其他众人受到的赏赐虽然没这么多，想来也不会很低。

从刘备制定的赏赐标准看，他没有按照职务高低、资历大小或跟随自己的时间长短来排定，在享受最高标准的4个人里，法正虽不是旧部，但他是谋取益州的功臣，不用多说；诸葛亮的职务虽然不是最高，但他和张飞、赵云一道出了大力，也不用说；关羽没来益州，但他镇守荆州有功，也应该。

如果张松还活着，受到最高标准赏赐的将不是4个人，而是5个。

下面赵云、黄忠、魏延、孟达以及所有为平定益州出过力的人，也都会按照一定标准领到赏赐。

富贵来得有点突然，跟随刘备一路披荆斩棘的将士们个个兴高采烈，可有人还嫌不过瘾，提出了宏伟的想法。

据裴松之《云别传》记载，有人跑到刘备那里提出建议，说成都城里还有不少官家的房产地产，城外还有许多公家的园地桑田等，不如把这些也分赐给诸将（欲以成都中屋舍及城外园地桑田分赐诸将）。

分了钱不说，还要分房地产，看来富贵如毒药，可以让一个人的胃口变得越来越大。一般来说这种建议都会受到大伙儿的欢迎，刘备也没有马上拒绝。

赵云听到了表示反对：“霍去病当初说匈奴未灭、无用家为，现在的国贼何止是匈奴，还没有到求安稳享乐的时候。只有到天下平定的那一天，大家各返故乡，再谈享受才合适（须天下都定，各反桑梓，归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士民初罹兵革，遭受战乱之痛，田宅都应归还其主人，令其安居复业，然后制定差役、赋税政策，这样才能让大家安心。”

革命尚未成功，先别谈论享受。哪天事业告成，一个个荣归故里，到那时再过荣华富贵的生活不迟，现在还远不是时候。刘备有时会冲动，但他绝对不傻，他当然采纳了赵云的建议，只是赵云做了回恶人。

刘备是政治家，不是经济学家，他不懂得保持收入平衡才能稳定经济的道理，花钱过于大手大脚，结果马上就遇到了麻烦。

《零陵先贤传》记载，刘备进入成都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刘备搞政治行，打仗也还行，但抓经济是外行，他问诸葛亮该怎么办，诸葛亮趁机向他推荐了刘巴。

诸葛亮对刘巴一向器重，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在诸葛亮刻意保护下，并经刘备专门下达不许侵害的命令，刘巴总算躲过了一劫。但是，到了刘备手下刘巴并不开心，大家知道这个人脾气有点怪，而刘备又不待见这个人，加之其一向清高孤傲，尤其看不起带兵打仗的人，所以平时大家对他也不太礼貌。

《零陵先贤传》记载，有一次刘巴跟张飞在一起，整个过程中刘巴一直保持沉默，不搭理张飞，张飞特别生气。这件事让诸葛亮知道后，诸葛亮专门找刘巴谈心。

诸葛亮对刘巴说：“张飞虽是武人，但他一向敬慕先生。主公现在聚合文武精英，共谋大业，先生虽然天性清高，但也应稍稍注意一下自己的态度（足下虽天素高亮，宜少降意也）。”

刘巴虽然知道诸葛亮的好意，但他一贯耿介，不肯屈服：“大丈夫处世，当交四海英雄，怎能与一介武夫交谈呢（如何与兵子共语乎）？”

刘备看在诸葛亮的面子上一直对刘巴隐忍，但刘巴的这个态度让刘备越来越不舒服。刘备生气地对诸葛亮说：“我欲平定天下，但这小子是专门来捣乱的。他心里的真实想法还是想去北方投奔曹操，不过是借道这里罢了，哪里是帮我成就事业啊！”

不搭理人，是态度问题，在刘备眼里，这又升级成了政治立场问题，要被刘备这么定了性，刘巴就危险了。

诸葛亮赶紧替刘巴解释：“要论运筹于帷幄之中，我远远比不上刘巴！如果论提棰擂鼓、集会军门、召集百姓这些事，那就另当别论了。”

干事情需要人才，干大事需要顶尖人才，在诸葛亮眼里，无论战略还是智慧，刘巴都是最顶尖的人才，是现在正需要的人。只要他有本事，就别介意那些琐事，对刘巴这样的人，该尊重的还是要尊重，该忍耐的还是要忍耐。

刘备见诸葛亮如此坚持，也不好再说什么。

刘备曾经对人说：“刘巴这个人，确实才智绝伦，不过也只有遇到我才能用他，如果不是我，他难以获得任用（子初才智绝人，如孤，可任用之，非孤者难独任也）。”

忍这种臭脾气，也就是我了，刘备此话像是自我表扬，也像是自我解嘲。

在诸葛亮的一再推荐下，刘备请刘巴过来商量如何破解当前遇到的经济难题。这是刘巴的长项，加上他来益州多时，对于本地情况比较了解，刘备提出的难题在他看来并不是什么大事，刘巴说：“容易！”

刘备问具体该怎么做，刘巴建议平诸物贾。

简单地说，物贾即物价，平诸物贾就是平抑物价。当时益州经济受到的是暂时性破坏，物价飞涨，百姓怨气很大，要收回人心，就先要平抑物价。

刘备当然认为正确，但这是目标，不是措施，刘备要的是如何做。

刘巴提出的具体措施也很简单，铸造新的货币，一枚新货币等值百钱，然后以行政手段强制推行。

通货膨胀意味着货币贬值，一种解决办法是增加供应量以平抑物价，使商品价格回归理性。另一个办法是默认贬值，不增加供应量，而增加货币投放量，建立新的物价秩序。

前一种办法解决问题比较彻底，但需要时间；后一种办法解决问题比较快速，但治不了根本。在当前局面下，突出的问题是钱不够用，那就干脆发行新钱，解决军用不足难题当立竿见影，刘巴的经济学是后一种模式。

刘备采纳了刘巴的建议，下令由官府专断发行大面值货币，增加货币供应量。

据南宋洪遵所著《泉志》考证，刘备下令铸造的这种新钱又称蜀钱，形制有三种：一是四铢重量、面值100钱；二是八铢重量、面值150钱；三是五铢重量、面值100钱。

据《南史》记载，为推行货币新政，刘备下令收集旧钱和铜铸造新钱，他自己身体力行，把帐子上的铜钩都捐了出去。

货币贬值的直接后果是现有财富的缩水，受冲击最大的是现有财富的拥有者，这其实是一种变相的财富掠夺，但由于有强力的军政手段作后盾，这一措施收效最快也最明显。

据《零陵先贤传》记载，新措施推行后，也就短短几个月时间，财政困难的局面便被化解。

第三章　当好参谋助手

天府之国，纷繁世界。在新的舞台上，诸葛亮展现了高超的协调、组织才能。但风云突变，未来一片茫然，关羽之死有无阴谋？白帝城里里刘备为何在临终前说出了那样的话？

1.协调各方关系

占领益州后，刘备在诸葛亮的协助下迅速开展了政权建设。

刘备的头衔现在已经不少了，有献帝正式任命的左将军、豫州刺史，有群下推举的荆州牧，有刘璋表奏的大司马、司隶校尉。据《三国志》记载，刘备进入成都后，复领益州牧。

在上面所有职务中，刘备认为有两个是实的，其他都没用，一个是左将军，一个是益州牧。开府，就是组建左将军府和益州牧府，一个主武，一个主文，是两套班子。

左将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论军衔比四征将军还要高，按照朝廷制度可以开府治事，组建自己的办事机构。

根据《汉官仪》，左将军府中可以设长史、司马各一人，长史主行政相当于秘书长，司马主军事，他们二人品秩都是一千石。再往下，设掾属29人，另有从事祭酒、从事中郎等。

掾相当于各处的处长，掾属是掾的副手，相当于各处的副处长。

作为大军区司令，左将军可以管辖各将军及部曲、校尉。之前，在刘备以下已有荡寇将军关羽、征虏将军张飞两位有名号的将军，黄忠、赵云、魏延等人的军衔介于偏将军、裨将军、校尉等之间，诸葛亮的军衔是军师中郎将。

刘备对他们的军衔重新进行了一番调整，马超新附，其在军中的资历、影响力都远远高于关羽、张飞等人，刘备拜其为平西将军。

如果左将军相当于西南军区总司令，平西将军就相当于副总司令。他们二人之下，关羽、张飞的军衔已经是将军，此次未变，其他人的军衔得到了擢升。

赵云被提升为翊军将军，黄忠之前是裨将军，此次被提升为讨虏将军。魏延之前的身份是部曲，由于入蜀后作战勇敢，被提拔为牙门将军。

诸葛亮此前是军师中郎将，刘备升其为军师将军。中郎将之上，还有裨将军、偏将军、副将军等，刘备对诸葛亮的任命，是一次越级提拔。

此次进入益州作战，诸葛亮独当一面，指挥张飞、赵云等部，但他的军衔并不高，经过越级提拔，在名号上诸葛亮已与关羽、张飞等人同列。

左将军府的日常事务，刘备交给诸葛亮来处理。

在诸葛亮建议下，刘备任命许靖为左将军府长史，在目前的益州，论知名度无人出许靖之右，把他请出来到左将军府任职，而且还不是闲差，可以为刘备树立一个求贤若渴的好榜样。

担任左将军司马的是庞羲，这个人很不简单，是绝对的地方实力派，是个连刘璋也忌惮三分的人物。刘备征庞羲为司马是一招好棋，既解除了庞羲的兵权，又利用了庞羲在益州的影响力。庞羲自到刘备手下后便偃旗息鼓，不再生事。

左将军府诸曹中，西曹因职掌人事而最重要，刘备任命刘巴为西曹掾，相当于左将军府人事处处长。这项任命一来出于对刘巴为化解经济危机立下功劳的回报，二来可能出自于诸葛亮的大力推荐。

其他担任左将军府掾的无法细考了，只知道有一个是马良。马良与诸葛亮关系一向密切，上次诸葛亮曾派他给刘备送信。马良本在荆州，雒城攻克后，马良曾给诸葛亮写信说：“听说雒城已拔，此乃天意。尊兄应接受上天安排，辅佐圣君，光耀国家。”

从这封信里，可以看出马良和诸葛亮之间无话不谈。对于未来如何治国，马良也有自己的一番思考，他向诸葛亮建议一要广泛征集人才，二要加强国家治理，营造一个安定的局面。

左将军府还设从事祭酒、从事，类似于高参、顾问的角色，初期担任过此职的有何宗、秦宓、伊籍等。

总的来说，刘备以左将军的身份统一领导军务，稍下是军职略低一些、更多在于名义的马超，再下是关羽、张飞、赵云、黄忠、诸葛亮等一批有名号的将军。刘备的军事指挥机构是左将军府，平时的日常事务由诸葛亮负责，许靖、刘巴、马良、何宗、伊籍、秦宓等人是诸葛亮的助手。

益州有13个郡国，在选择郡太守、国相方面刘备动了一番脑子，不仅选派一批有行政才干的人才到地方任职，也留任或提拔了一批本地的人才。

益州最重要的有两个郡：蜀郡和益州郡。蜀郡太守任命了法正，一来法正很有才干，此次夺取益州他又立下首功；二来他对益州的情况很熟，交给他比较放心。

益州郡太守任命的是诸葛亮，该郡名为益州郡，位置其实很偏，郡治在滇池县，即今云南省滇池东南，辖区主要位于今云南省的东部，距成都上千里。

刘备可能觉得，诸葛亮虽以军师中郎将的身份锻炼了几年，但毕竟还没有担任过地方行政负责人，所以安排他兼任益州郡太守，算是弥补这方面的不足。

诸葛亮负责左将军府的日常事务，不可能远赴益州郡上任，担任这个职务只是一个挂名，或者顶多定期抽时间去益州郡一趟，处理一下太守的事务。

其他相对重要的郡国里，张飞兼任巴西郡太守，费观为巴郡太守，李严兼任犍为郡太守，江阳郡太守是刘邕，朱提郡太守是邓方。

年轻时就与诸葛亮关系密切的向朗，被任命为牂柯郡太守，霍峻守葭萌有功，刘备干脆任命他为位于益州北部的梓潼郡的太守。还有早年便跟随刘备的刘琰，被任命为固陵郡太守。

刘备入主益州后对益州的行政区划不断作出调整，郡国的数目持续增加，最多时增加到了27个，有更多的人有机会担任郡太守。跟随刘备从荆州过来的人中，陈震担任过汶山郡太守，廖化担任过宜都郡太守，马谡担任过越嶲郡太守，邓芝担任过广汉郡太守。

马谡就是马良的弟弟，他年轻有为，刚入成都时，刘备任命他为成都县令，成都是益州的首府，在此任县令可谓重任在肩，马谡不负重托，取得了良好的业绩，被提拔为太守。

从郡太守的任命来看，有一大半是随刘备从荆州过来的人，而益州府衙的主要官员多用的是本地人。

州牧的主要属官有别驾、治中从事、功曹等，别驾相当于副州长，治中从事相当于高级参议，功曹相当于人事处长。

刘备请王谋来当别驾。王谋字元泰，益州汉嘉郡人，是益州本地大族，史称其有容止、重品行，刘璋时任巴郡太守、治中从事，是益州官场上的重量级人物。任益州治中从事的有黄权、彭羕等人。

刘焉、刘璋父子治蜀，深知本土势力的强大，所以不得不跟他们合作。刘备来到益州，也面临着如何对待本土势力的问题，益州旧部们都在拭目以待。

在刘焉父子的旧人中，许靖的影响力无疑最大，远在中原的一些名士，如王朗、华歆、钟繇、陈群等人，还时常给许靖写信，向他问候致意。

刘备开始并没有打算重用许靖，原因是成都破城前，许靖曾试图投降，刘备认为许靖在气节方面有亏欠。法正劝刘备：“天下往往有一些人，有虚名但无其实，许靖就是这样的人。不过，主公始创大业，有些道理不可能挨家挨户去向大家说明，许靖的浮名早已播流四海，如果不能以礼待之，天下之人就会认为主公不尊重人才。对许靖应当敬重，显示给远近之人，就像燕王当年对待郭隗那样。”

昔日，燕昭王重用谋士郭隗，给了他很高的地位和待遇，从而吸引到乐毅、邹衍、剧辛等大批人才的到来。刘备认为有理，这才厚待许靖。

诸葛亮对许靖更加尊重，许靖的主要职务是左将军府长史，与诸葛亮日常来往颇多，诸葛亮比较注意在平时交往中对许靖保持尊敬，许靖当时已七十多岁，诸葛亮每次见到他，都向他施大礼。

诸葛亮还提拔了许靖的族孙陈祗。陈祗是许靖哥哥的外孙，从小父母双亡，在许靖家长大，许靖对他十分疼爱。陈祗很有才气，史书说他严谨而有风度，又很有本事。诸葛亮对他有意识地观察和培养，使他日后成为蜀汉政坛的风云人物。

除了尊重和重用许靖，前面提到，刘备还重用了李严、黄权等一批有影响力的益州旧人，算是对本土势力的回应。但刘备知道，只用几个人还远远不够。

除了左将军和益州牧之外，刘备还有一个头衔，就是刘璋所表奏的大司马，诸葛亮建议刘备，不如给大司马也保留一个名义，挑选一位在益州德高望重的人士署理该府事宜。刘备请诸葛亮物色这样的人选，诸葛亮推荐了董和。

董和字幼宰，祖上为益州巴郡人，早年在刘璋手下任牛鞞县长、江原县长，后被刘璋任命为成都县令。当时蜀地富裕丰实，难免滋生奢侈浪费的流俗，尤其那些大商巨贾，流行穿公侯贵族服饰、吃珍奇美食，成都作为益州首府，是达官显贵、豪商大贾聚集地，董和作为父母官，大力推行俭朴风气，他带头节俭，穿粗衣、吃粗食，令社会风气明显改善，受到百姓的敬畏，董和离任时，官民数千人相携而出乞留，刘璋破例准董和留任两年。

董和后升任益州郡太守，该地远离成都，汉夷杂居，民风彪悍，董和清廉简约，与当地的少数民族和睦相处，以诚相待，受到当地人的爱戴和信任。

在诸葛亮看来，董和不仅有才干，而且为人正直，为官清廉，深得民望，重用他可以为益州官场树立榜样。刘备于是任命董和为掌军中郎将，让他署理大司马府事务。

董和在任七年后去世，作为诸葛亮治政的主要助手之一，董和积极建言献策，提出合理化建议。诸葛亮日后鼓励群下充分发表不同意见时，举的例子就是董和。诸葛亮说，董幼宰在任七年间，遇到不同看法可以往返十次阐述自己的意见（董幼宰参署七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

诸葛亮与董和还建立了深厚的友谊，对董和的儿子董允非常器重，以后多次授他以重任，在《出师表》中对董允也有所提及。

巴郡太守费观是刘璋的女婿，也是刘璋旧部中有影响的人物。费观曾作为李严的参军，与李严据守绵竹，后随李严一起投降。刘备先任命费观为裨将军，后升任其为巴郡太守、振威将军。费观有一个族子名叫费袆，也深得诸葛亮的信赖，和董允一起列名于诸葛亮的《出师表》中，是蜀汉后期的又一位风云人物。

除了以上这些上层人物，在刘璋旧部里的中下级官员中，诸葛亮协助刘备广泛发掘人才，对他们刻意培养，以为今后储备人才。

前面提到过的何宗、秦宓、李恢、王谋、彭羕等人，都是刘备、诸葛亮重用的人才。除此之后，受诸葛亮特别留意的还有张裔、杨洪等人。

之前说过，张裔曾奉刘璋之命在德阳拒诸葛亮、张飞，虽然被打败，却给诸葛亮留下了深刻印象，张裔随刘璋投降后，被任命为巴郡太守。

杨洪字季休，益州犍为郡人，曾在刘璋手下的多个郡中任职，刘备任命李严为犍为郡太守，李严聘杨洪为功曹，后来李严推荐他到蜀郡太守法正那里任从事，杨洪便从家乡来到了成都，有机会接触到诸葛亮。诸葛亮发现杨洪对基层事务很了解，遇到一些具体问题经常向他请教。后来法正离任，诸葛亮干脆向刘备建议，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

总的来说，刘备进入成都后，很注意做好各派势力的平衡，并不是随他从荆州来的人都受到了重用，益州本地的人才都受到贬抑。

简雍、麋竺、孙乾等人长期追随刘备，来到成都后简雍任昭德将军，麋竺任安汉将军，孙乾任秉忠将军，史书称，他们所任的将军都是空衔，他们享受着很高的礼遇，平时主要工作是向刘备进行讽谏而已。

在用人方面，和刘备、诸葛亮过去关系密切的人也并非都受到破格提拔和重用，诸葛亮在临烝期间十分看好的人才蒋琬一开始只不过担任县长、县令。

蒋琬先担任的是广都县长。一次，刘备到广都视察，发现蒋琬众事不理，又爱喝酒，不禁大怒，准备治蒋琬的罪，甚至准备杀他。

诸葛亮替蒋琬求情：“蒋琬是社稷之器，非百里之才。他为政以安民为本，不搞面子工程、形象工程，请主公再考察考察他。”

刘备一向尊重诸葛亮，就没有治蒋琬的罪，但是免了他的官。

蒋琬回去之后做了个梦，梦见一牛头在门前流血不止，醒来心里不舒服，就去找一个叫赵直的占梦师占梦。赵直说：“所谓见血，表示事情已经分明。牛角和鼻子，像一个‘公’字，你将来官位将至三公，此梦是大吉之兆。”

后来蒋琬复出，不过也只是被任命为什邡县令。

这一时期，诸葛亮作为刘备的主要助手参与入主益州后的人事安排，他的许多建议都得到了刘备的支持和采纳。正因如此，诸葛亮也不得不面对许多头痛的事，需要他用智慧去处理和化解。

马超被拜为平西将军，论地位仅次于刘备的左将军，成为刘备集团在军中的二把手，别人倒也说不出什么来，却惹恼了远在荆州的关羽。

陈寿称关羽为万人之敌，是“虎臣”，但同时指出其性格上存在明显的缺陷，即刚愎自用、自高自大。诸葛亮离开荆州后，关羽以荡寇将军、董督荆州事的身份坐镇荆州，在这一轮人事调整中，大多数人升了职，而关羽、张飞的职务未变。

如果说左将军刘备是西南军区总司令的话，平西将军马超就是副总司令，而关羽不过是正、副总司令下面的一个军长，关羽想不通。

关羽给诸葛亮写了封信，信中故意问马超是个什么样的人，可以与谁相比。

如果说关羽不知道世上有马超，那是不可能的。作为那个时代最知名的猛将之一，马超成名很早，潼关一战虽然大败而归，但也曾打得曹操狼狈不堪。要论在天下的知名度，关羽未必比得上马超。

诸葛亮明白关羽不喜欢别人比他强，就给关羽回了封信，信中写道：“孟起文武双全，雄烈过人，是一世之杰，属于黥布、彭越一类的人物，可以与益德不差上下，要论起与美髯公比起来，还差那么一点（孟起兼资文武，雄烈过人，一世之杰，黥、彭之徒，当与益德并驱争先，犹未及髯之绝伦逸群也）。”

《三国志》有记载，说关羽留着一副大胡子，看起来很漂亮，诸葛亮在信中所以称呼他为美髯公。

诸葛亮算是用心良苦，为了让关羽心情好，不惜贬低马超，还顺便让张飞躺着中枪。诸葛亮明白，关羽不一定非要争职位高低，只是无法咽下不如人的这口气，所以他给自己写信，而没有直接去问刘备。

关羽写信，某种程度上也有责备诸葛亮的意思，因为关羽知道益州的人事安排诸葛亮是主要的参与者。所以，对关羽的不满诸葛亮不能置之不理，又不能太认真，只能哄着他。

诸葛亮的回信让关羽很满意，他还把这封信给周围的人看（省书大悦，以示宾客）。

诸葛亮是想让关羽自己看了气顺就行，没想到关羽把信公之于众，他倒是心情舒畅了，但这事传到马超和张飞那里，又该埋怨诸葛亮了。

让诸葛亮头疼的人还有一个人，这个人便是法正。

法正此时深得刘备的信任，是刘备的“谋主”。他以蜀郡太守、扬武将军的身份手握重权，地位与诸葛亮相当。但是《三国志》认为，法正有个缺点，就是气量太小，哪怕睚眦之怨，也必定报复。

谁要是对法正不满，或者做出不利于法正的事，法正就利用手中的权力给予打击，有多名诋毁法正的人都被他杀了。

有人向诸葛亮报告此事，说法正在蜀郡太过骄横，请他向刘备汇报，对法正作威作福的行为予以抵制。

问题摆到了诸葛亮面前，让诸葛亮很为难。诸葛亮最后回答大家：“想想不久之前主公还在公安，北有强敌曹操，东有孙权之逼，近又有孙夫人随时生变于肘腋之下，局势可以说进退不得，正是有法孝直为主公的辅翼，才使主公翻然翱翔，开创了现在的局面，对法正不应该进行限制。”

这段话在后世为诸葛亮招来了批评，《魏氏春秋》的作者孙盛就认为，诸葛亮的这番话实在有违于法律（诸葛氏之言，于是乎失政刑矣）。

其实，让诸葛亮阻止法正的不法行为有点难为他了。诸葛亮的身份是军师将军、益州郡太守，法正与他平起平坐，法正并不归诸葛亮管。

让诸葛亮向刘备去汇报，也是难为诸葛亮的事。诸葛亮深知刘备特别信任法正（亮又知先主雅爱信正），对法正言听计从，如果由他出面说法正的坏话，一定会引起刘备的猜疑，认为诸葛亮是嫉妒。

所以，考虑再三，诸葛亮只能违心地说了那番话，表面上是为法正开脱，其实是他内心无奈的反映。

2.推行盐铁官营

益州初定，诸葛亮异常繁忙。除了协助刘备安排人事布局，协调各方面的关系，还要忙于发展经济和社会治理。

刘巴提出铸造大面值新币的办法虽能解一时之急，但这仅是权宜之计，不能解决经济发展中的根本问题。益州要想长期稳定繁荣，国力要保持强盛，还得从基础做起。

在此用兵之时，也必须有强大的经济实力做后盾，在这方面刘备的体会最深。

整个三国时代，或割据，或混战，靠的是手里的兵马，兵强马壮才能胜出。而要兵强马壮，需要有充足的粮食，有大量的钱财。有些时候，有钱就能拉起队伍，有吃的就能招来人为你去打仗，刘备深知其中的道理。

刘备把这些艰巨任务交给了诸葛亮，让他统一考虑，提出规划。诸葛亮经过对益州民情的深入考察，又与益州本地一些熟悉实际情况又有才干的人士深入交谈，首先提出了“较盐铁之利”的经济政策。

这项政策通俗地说就是实施盐铁官营。生活中谁都离不开盐，在古代，盐不是佐料，而是一项大宗商品，是财富的重要来源。

蜀地盛产井盐，近代以来的研究认为，古代蜀地东起云阳、西至邛崃、北到汶川、南至西昌的广大地区，分布着丰富的井盐产区。

秦朝在蜀地设立盐官，全面管理井盐生产和交易。修建都江堰的蜀郡太守李冰，曾修建了广都的盐井和许多制盐的陂池。西汉有个叫王孙的人，以冶铁煮盐而致富，《史记》中描述此人非常富有，家财数千万，家中有童仆上千人。

由于官方的介入，盐业生产技术也以蜀地领先。当时一般是一灶五锅，而蜀地可以达到一灶十四锅，据《太平寰宇记》记载，当时还有两灶二十八锅的，一天一夜，可以生产盐四石，色白如霜，质量上乘。

《华阳国志》记载，临邛县有一口“火井”，夜里此井能发光，照亮周围，人们要想得到这种光，先以火投入其中，过一会儿，下面会发出雷声，火焰便出，能照耀数十里。有人甚至用竹筒把井里面喷出的东西盛起来，可拿着走而终日不灭。火井旁边还有一口有水的井，取井火煮井水，一斛水可得五斗盐。不过，要是用普通的火去煮，就得不到多少盐了（家火煮之，得无几也）。

所谓井火，就是天然气，蜀地不仅遍布盐井，还有丰富的天然气资源。晋人刘逵为《蜀都赋》作注时说，煮井水还得用井火，一斛水可以煮出四五斗盐，用普通火煮，只能得二三斗。

冶铁是与制盐业并重的另一项重要产业。蜀地有丰富的矿产资源，冶铁也是蜀地的一项传统产业。据《史记》记载，西汉时蜀地卓氏、程郑在临邛冶铸，成为亿万富翁。汉文帝时把蜀地严道的铜山赐给邓通，邓通便专门经营铸造业，成为富翁。

铁不仅是生产资料，更是冷兵器时代最重要的战略物资。兵器最早的材料是青铜，但这种材料比较软，不够坚韧，铁和钢的出现，提高了兵器的技术含量。

汉武帝以后蜀地盐铁主要还是官营，至东汉中后期，官营渐解，据《后汉书》记载，东汉和帝时，撤销了盐铁官营，鼓励民营资本进入煮盐和冶铁行业，这两项重要的产业逐渐被一些大地主、大商人所垄断，他们个个富可敌国，生活奢侈，政府反倒财政吃紧。

在诸葛亮的建议下，刘备下令把盐铁两项收归官营，设立司盐校尉、司金中郎将两职负责盐铁事务。这是两个非常重要的职务，必须选熟悉基层情况又懂经济的人去担任。

诸葛亮向刘备推荐的司盐校尉是王连。之前提到，刘备在葭萌起事，进军梓潼，县令王连闭城不降，刘备无奈绕城而走。刘璋投降后，王连也归顺了刘备，被任命为什邡县令，又转任广都县令，皆有政绩。

刘备升王连为司盐校尉，此是武职，说明其管辖权不在州郡，而归军方的左将军府。司盐校尉下面设有典曹都尉等职，校尉的品秩通常为二千石，与郡太守同级，都尉的品秩稍低，也有比二千石。

王连推荐了吕父、杜祺、刘干等人为典曹都尉，在各地推行盐业专营。这些人都很能干，取得了丰厚利润，极大地改善了益州的财政状况（利入甚多，有裨国用）。

在盐业官营中诸葛亮也发现了一批人才，王连、吕父、杜祺、刘干等人由于政绩突出，后来都受到了诸葛亮的重用。其中王连以后担任蜀郡太守、兴业将军，但仍然兼管盐政，诸葛亮担任丞相后，调王连为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吕父后来升任巴西郡太守、汉中郡太守等职，他长于经济事务，善于做后勤保障工作，是诸葛亮北伐期间负责军需粮草供应的主要官员之一，受到诸葛亮的称赞。

司金中郎将一职，诸葛亮推荐的人是张裔。

柏下一战诸葛亮对张裔确实产生了太好的印象，此时的张裔已被诸葛亮推荐为巴郡太守，诸葛亮觉得司金中郎将一职需要派一个干才去担任，张裔是非常合适的人选，就建议改任他为此职。

郡太守的品秩为二千石，中郎将的品秩为比二千石，由太守改任司金中郎将，品秩等于降低了，但张裔愉快地接受了任命。

张裔的任务是负责经营制作农用和军用的器具，其实是把冶铸业全部纳入官营，任何私自铸造都属于违法，政府不仅可以由此获利，而且控制了民间武器的制造。

在诸葛亮的领导下，蜀汉的冶铸业非常发达，史书虽然没有这方面的系统记述，但从许多零星史料里可以看出当时的冶铸规模和水平。

《打箭炉厅志》记载，诸葛亮曾率军渡泸水西去，在鱼通铸造兵器，有一个名叫郭达的匠人，一夜打箭三千，称为神手，被封为将军。

《四川通志》记载，在成都以南十三里的地方有条铁溪河，流入白水河，诸葛亮曾在此冶铁。

《元和郡县志》记载，始建县东南七十里有一座铁山，出铁矿，诸葛亮取之为兵器，其铁质刚利，可用作贡品。

《方舆纪要》记载，崇宁县以西六里有铁钻山，诸葛亮曾铸铁于此，以造兵器。

《周地图》记载，蒲亭县有铁山，诸葛亮取之以铸刀剑，封宇文度为铁山侯。

在这些记载中，所提到的每件事情未必都是由诸葛亮亲自去组织实施的，但这项工作他抓得很紧，并且经常亲力亲为，所以记载才会如此多而具体。

在《太平御览》等史籍里，还记载了蒲元为诸葛亮制刀的事。

蒲元是蜀地一名精通铸造的高手，他曾在成都为刘备造刀5000口，每口刀都刻有“七十二炼”的字样。

所谓“七十二炼”，就是钢铁被反复锤打72遍。蒲元后来又在汉中的斜谷为诸葛亮制刀3000口。据说蒲元在冶炼金属、制造刀具方面的做法与常人不同，钢刀制成后，为检验钢刀的锋利程度，他在竹筒中装满铁珠，举刀猛劈，结果竹筒豁然断成两截，而筒内的铁珠也被一分为二。

蒲元的制刀技艺称绝当世，他所制的钢刀称为神刀。唐人虞世南编著的类书《北堂书钞》里记载了一个故事，蒲元铸刀，钢铁锤锻至白亮时，按理需要马上淬火，他没有用近旁的汉水，而专门派人去成都取蜀江水。大家感到惊讶，蒲元解释道：“汉水弱，不适合淬火；蜀江水爽烈，适合淬刀。”

派人将水从成都取回，蒲元一试便说：“此水中掺杂了涪水，不能用。”

取水的人想抵赖，说没有掺杂其他水。蒲元当即用刀在水中划了两下，说道：“此水中掺进了八升清水，还敢说没有？”

取水的人赶忙叩头认罪，道出实情。原来，当他从成都返回行至清津渡口时，不小心摔倒，把水洒出去一些，他挺害怕，情急之中取了八升清水掺在其中，怎么也想不到被蒲元识破了。

故事有点玄虚，但蒲元在淬火工艺方面的丰富经验确实已经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不同水质对淬火的影响，也被那时的人们所掌握。

除盐铁之外，诸葛亮还大力提倡发展蜀锦，把蜀锦的重要性提高到战胜敌人的重要产业来看待。

锦是中国古代的一种丝织品，代表了丝织物的最高水平。蜀地农业与蚕桑业十分发达，种植和应用天然色素植物的历史悠久，形成了一套自成特色的染织工艺体系。蜀锦多用染色的熟丝线织成，用经线起花，运用彩条起彩或彩条添花，用几何图案组织和纹饰相结合的方法织成。

秦灭蜀后，便在成都夷里桥南岸设锦官城，置锦官管理织锦刺绣。到了汉朝，成都蜀锦织造业已经十分发达，朝廷在成都设有专管织锦的官员，成都自那时被称为锦官城，简称锦城；环绕成都的锦江也因有众多织工在其中洗濯蜀锦而得名。

诸葛亮充分发挥益州在织锦方面的优势，大力发展织锦业。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设立锦官，负责组织和管理蜀锦的生产，使蜀锦业在这一时期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左思在《蜀都赋》中描绘道：“专门生产蜀锦的人家，常常有多达上百间织锦房，织机之声交响应和（技巧之家，百室离房，机杼相和）。”

南朝李膺在《益州记》中也记述道：“成都南有锦城，在笮桥以东，流江的南岸，这里是蜀汉时故锦官所在地，号锦里，城墙现在还在（锦城在益州南，笮桥东，流江南岸，昔蜀时故锦官处也，号锦里，城墙犹在）。”

蜀锦生产改善了蜀汉的经济和财政状况，据《太平御览》记载，蜀锦成为益州的特产和专有产品，魏吴两国都跑来购买（魏则市于蜀，吴亦资西道），这无疑改善了益州百姓的生活，也进一步巩固了蜀汉的政权。

3.两位风水大师

占领成都，继而又陆续占领了益州的大部分地区之后，诸葛亮为刘备规划的跨有荆、益的目标基本实现了。但是，这一步还没有走完，因为益州还有一块重要的地方没有占领。

这就是汉中。从行政建制上说，汉中是益州北部的一个郡；从地域上说，汉中是益州与关中之间一大块广阔的地带，其重要性又远非一个郡所能比。汉中地处秦岭和大巴山之间的谷地，由于地理位置的原因，自古以来往往自给自足、自成一体，受外界影响较小，在中原、关中一带战事不断的情况下，也有不少人跑到汉中来避难，推动了当地经济社会的发展。

这个时候，汉中正被一个名叫五斗米教的宗教集团所控制，事实上这是一个既脱离朝廷也脱离刘璋父子管辖的政教合一的独立王国，现在的教主就是张鲁。

曹操发动关中战役，打跑了马超、韩遂及关中诸将，其目标不仅是关中，还有汉中，当时的局势已经很清楚了，曹操很快就会发动汉中战役。

汉中既是益州与关中的中间地带，也是抗拒曹操攻击的缓冲区，汉中如果被曹操占领，对益州来说相当于脑门上被人顶了一把刀；而如果能将汉中掌握在自己手中，又好比给自己戴了一顶钢盔。

对刚刚在益州站住脚的刘备来说，这顶钢盔很重要。

在《诸葛亮集》中保存着一封诸葛亮写给张鲁信件的片断，只有短短几句话：“灵仙养命，犹节松霞，而享身嗜味，奚能尚道？”

大意是：神仙养身益寿，还要节制餐松饮霞，而你却追求享受，哪里还能尊崇道规呢？

餐松饮霞指食松实、饮霞光，有时也称餐松饮涧，是道教传统的养生方法，意指清心寡欲，好好修行。

看诸葛亮这封信的意思，对张鲁似有指责之意，由于信的其他内容已佚失，不了解其背景，故不好推测诸葛亮为何这么说。

不过从这封信可以看出，刘备、诸葛亮已经与张鲁那边建立了联系，如果能说服张鲁归顺，不战而拿下汉中，那自然是上策中的上策。

然而，张鲁却倒向了曹操。

建安二十年（215）四月，曹操亲自率重兵征讨汉中，张鲁投降，曹操以天子的名义拜张鲁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一万户，封张鲁的五个儿子以及阎圃等人为列侯。

消息传到成都，整个益州都震动了。《傅子》记载，曹操占领南郑七天后，有从蜀地投降过来的人说，蜀中听到汉中被占，一天之内数十惊，刘备虽然杀了不少人，也平息不了局面。

曹操随后任命夏侯渊以都护将军的身份率张郃、徐晃所部留守汉中，派丞相府秘书长（丞相长史）杜袭以驸马都尉的身份负责处理汉中的政务。

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法正等人都主张主动出击占领汉中。诸葛亮和法正现在既是刘备的左膀右臂，又是刘备的主要智囊，诸葛亮更多的精力用在处理政务方面，而法正在战略层面的思考更多些。

法正就汉中问题提出了上、中、下三策，基本内容与诸葛亮隆中对策中的核心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只是根据现在的局势更加系统化、具体化。按照法正的构想，此时曹操的精力主要放在处理内部事务上，这正是天赐良机，进攻汉中比较有把握，一旦得手，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即使出现了下策里说的情况，也是于己有利的。

但是，益州内部当时有不少人不同意出征汉中，尤其是益州的本土派，代表人物是周群和张裕，这是两位风水大师。

周群是益州巴西郡人，他的父亲周舒年轻时向益州著名的方术师杨厚、董扶、任安等学习方术，擅长占星，在院里造了一座小楼，家里的奴仆轮流在上面值班，发现有异常就通知周群，周群再亲自登楼观望。这相当于私人出资办的天文台，不知道算不算历史上的头一个，据说他根据星象变化得出的很多预言大都应验了。

刘璋挺相信周群，召他为师友从事，相当于私人顾问，凡有重大决策都事先向他询问。刘备入主成都后，看中周群在社会上的影响力，任命他为儒林校尉。刘备就是否出兵汉中秘密向周群询问，周群回复刘备说：“本来应该攻取汉中之地，但却无法得到汉中的百姓。如果非要出师不可，必然不利，还是应谨慎行事（当得其地，不得其民也。若出偏军，必不利，当戒慎之）！”

刘备听了周群的预言，有点泄气，同时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张裕也来劝他不要出兵，此人也精通方术，水平比周群还高。张裕对刘备说：“千万不能出兵汉中，否则必定不吉利！”

在刘备看来，周群的话还算委婉，而张裕就有点儿别有用心了，他的话分明就是诅咒。刘备想起涪陵大会上的事，对张裕来了气。

有关部门又秘密报告说，张裕向人传播谣言，胡说什么“岁在庚子，天下当易代，刘氏祚尽矣。主公得益州，九年之后，寅卯之间当失之”。

庚子年是建安二十五年（220），张裕此话的意思是，建安二十五年天下将易代，刘汉王朝算是终结了，刘备取得益州也不能长久，九年后他就会死。

当然，事实证明一切都如张裕所预言的那样，建安二十五年（220），曹丕接受汉献帝禅让建立魏朝，汉室灭亡。建安十九年（214），刘备攻入成都，9年后刘备驾崩于白帝城，那一年的干支是癸卯。

有没有那么神，不知道，《三国志》就是这样记载的。

刘备接到报告，大怒，下令处死张裕。

诸葛亮认为，益州新定，对外用兵固然重要，保证内部安定也是大事，对于张裕这样有一定影响力的人，可以惩戒，但不宜处死，于是向刘备书面请求减免其罪过。

对诸葛亮提出的看法，无论人事安排还是军政民政事务，刘备一向言听计从，但这一次刘备是真生了气，他没有答应。刘备对诸葛亮说：“芳香的兰花要是生在大门口，也不得不锄掉它！”

诸葛亮明白，刘备不喜欢张裕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想借张裕的人头，彻底堵住反对出兵汉中的那些人的嘴，于是也不好再说什么。

刘备下令把张裕处死，且公开进行。

建安二十三年（218）春天，刘备正式出兵汉中。

刘备命诸葛亮留守成都，负责后勤供应和补充兵员，自己率主力北上。

这次出征，与上一次夺取益州一样，刘备身边的“谋主”仍然是法正，说明法正的谋略被刘备所赏识，法正又对攻取汉中有过深入的思考，有一套系统的方案，所以要带在身边。

这是否意味着刘备对法正的信任程度超过诸葛亮呢？其实不是，这是由诸葛亮和法正二人在刘备身边不同的角色定位所决定的。

《三国志》称，刘备定成都后，诸葛亮的定位是“股肱”，法正的定位是“谋主”，而关羽、张飞、马超等人的定位是“爪牙”。股是大腿，肱是胳膊，股肱就是大腿和胳膊，也就是最重要的助手，而谋主是智囊，是参谋。

此次远征，后方的事也很重要，要随时保证大军的粮草、武器供应，还要及时征调补充兵员，更重要的是，不能让人趁主力远征之际在后方兴风作浪，能完成这些艰巨任务的人，只有才干不行，还要有魄力，必要时可以临机决断；还要有威望，能镇得住局面；更要对自己绝对忠诚，不然成都这一大摊子交出去也不放心。

刘备认为全部符合这些条件的只有诸葛亮。张飞够忠诚也有胆识，但缺乏智谋；马超有声望也有魄力，但忠诚度不能让刘备放心；让法正留下来，他的弱点更多，比如他在荆州来的这些人里缺乏威望和领导力，群众基础远远不够。

所以，没带诸葛亮去汉中说明他对诸葛亮更为重视，不存在厚待法正而轻视诸葛亮的问题。

夏侯渊不敢大意，一边与张郃、徐晃等移军阳平关一带阻挡刘备的进攻，一边再次向曹操报告，要求进一步增援。

这一仗打得很艰苦，刘备接连失利，他写信给留守在成都的诸葛亮，要求想办法补充兵员。其实，刘备把能带的兵马基本上都带来了，诸葛亮手里实在没什么富余的。

刘备率主力北上后，益州境内也不平静，《三国志》记载，马秦、高胜等人聚众数万人在郪县叛乱，幸亏犍为郡太守李严凭借5000民团把他们打败，斩杀了马秦、高胜。事情刚平定，越嶲郡的夷人又围攻新道县，李严驰往救援，又把他们打败。

刘备还有一部分精锐部队，但此时在荆州，不可能调过来，剩下的几乎都去打汉中了，刘备要诸葛亮继续增兵，使诸葛亮倍感压力。

刘备和法正都不在，诸葛亮成了益州的大管家，所有大小事务都装在他的脑子里，他现在最重要的工作，就是想尽一切办法既保持局面稳定，又及时征调粮草，做好前线的后勤供应。

幸好诸葛亮手下也有一批能干的人，协助他把事情处理得井井有条。刚提拔的益州从事杨洪逐渐引起诸葛亮的注意，遇到问题诸葛亮喜欢找他来商量。

接到刘备的来信，诸葛亮找来杨洪，向他征求意见。杨洪说：“汉中是益州的咽喉，存亡的关键，如果没有汉中也就没有益州了，不用多考虑！”

诸葛亮当机立断，代表刘备任命杨洪为蜀郡太守，负责办理征兵及后勤供应事宜，支援汉中前线。

蜀郡太守是法正，法正去了汉中，无法履职，任命有丰富实践经验的杨洪担任此职，可以更好地调动当地资源，迅速完成刘备交给的补充兵员、保障后勤供应的重任。

此前，杨洪是李严的部下，李严当太守时杨洪是他的人事处长（郡功曹），现在李严还是太守，而杨洪已升为蜀郡太守，与老领导平起平坐。杨洪当太守后有个秘书（门下书佐），名叫何祗，也很有才干，杨洪把他推荐给诸葛亮，何祗升得更快，杨洪还在当蜀郡太守的时候，何祗已升为广汉郡太守了。

这些不拘一格选人用人的事例，都是在主持后方工作的诸葛亮的主导下进行的，益州当地官民对此深表敬佩（西土咸服诸葛亮能尽时人之器用也）。

此时益州全州都进入了临战状态，砸锅卖铁、倾尽全部物力和人力支援汉中前线，有了这样的支持，刘备下定决心不拿下汉中不撤兵。

4.汉中称王

诸葛亮送来的援军陆续到达，他们大多数是刚刚招募的新兵，基本上没什么作战经验，但大批生力军的到来，使蜀军士气大振。

到了建安二十四年（219）正月，刘备终于有了收获，前锋越过阳平关，沿着汉水河谷向前推进了一段距离，到达定军山下。

在一次激战中，黄忠担任主攻，咬住夏侯渊亲自率领的一支增援部队不放，一阵猛打猛冲，曹军大败，曹魏的征西将军、博昌侯夏侯渊居然战死沙场，一同战死的，还有曹操任命的益州刺史赵颙。

当时曹操还在长安，他除了深感震惊之外，意识到汉中已危在旦夕，所以立即向汉中增兵。建安二十四年（219）三月，曹操出褒斜道到达汉中。对这个老对手，刘备采取先不与其争锋的对策（敛众拒险，终不交锋）。

双方相持了一个多月，都没有立即取胜的战机，时间一长，曹军的后勤供应首先出现问题，由于吃不饱饭，曹军士兵有不少人逃跑（操与备相守积月，魏军士多亡）。

建安二十四年（219）五月，已经心力交瘁的曹操下令从汉中全线撤退，刘备随即占据了汉中郡。

汉中郡的右翼是房陵郡、西城郡和上庸郡，这是曹操上次征张鲁后新设的，大致相当于今天的陕南、鄂西和川东北地区，房陵郡的太守名叫蒯祺，他出身于荆州蒯氏家族，原来在刘表手下任职，刘琮投降曹操后蒯祺随之投降，曹操任命他为房陵郡太守。蒯祺还有一个特殊身份——诸葛亮的大姐夫。

刘备占领汉中后，想选派一个人担任宜都郡太守，负责进攻房陵、上庸等地，以巩固汉中地区，法正向他推荐了自己的好朋友孟达。孟达不负众望，一鼓作气就拿下了房陵郡，顺便把蒯祺杀了。

或许孟达事先不知道蒯祺跟诸葛亮的关系，所以把他杀了；或许孟达知道蒯祺的身份，但觉得他是敌对阵营中的人，没有多想就把他杀了。

与此同时，刘备派养子刘封从汉中出发，沿汉水南下与孟达会合，刘备特别下令，刘封到了房陵后可以领导孟达。

刘封指挥孟达继续攻打上庸郡，上庸郡太守申耽投降。这个申耽是地方实力派，先后名义上归顺过刘表和曹操，但他是个土皇帝，独立性很强。为了笼络申耽，刘备拜他为征北将军，兼任上庸郡太守，拜申耽的弟弟申仪为建信将军，兼任西城郡太守。

这样，曹操辛苦经营的汉中、房陵、上庸、西城一线全部落入刘备手中，在西线战场的这一轮争夺战中，曹操完败。

汉中大捷是刘备一生事业的顶点。经此一役，刘备的个人声望也达到了空前的高度，论地盘、实力以及个人声望，大家都认为刘备比曹操已经差不了多少。三年前曹操已经称王，现在不少人认为刘备也应该称王，与曹操平起平坐。

《三国志》记载，刘备手下的重要官员120人联名向远在许县的汉献帝刘协上了一份表，报告汉献帝大家一致推举刘备为汉中王，并兼任大司马。这120人主要包括平西将军都亭侯马超、左将军长史镇军将军许靖、营司马庞羲、议曹从事中郎军议中郎将射援、军师将军诸葛亮、荡寇将军汉寿亭侯关羽、征虏将军新亭侯张飞、征西将军黄忠、镇远将军赖恭、扬武将军法正、兴业将军李严等，他们都是刘备手下最重要的人物。

这个名单和排序很有讲究，马超是朝廷旧臣，许靖、李严、射援是刘璋旧部，庞羲不仅是刘璋旧部，还是刘璋的亲戚。把他们排在前面，说明拥护刘备的统一战线很广泛。

这篇表文原文有600多字，写得很有气势，是一篇被忽视的好文章。清人何焯认为此文在整个东汉都少见，在西汉也不可多得，并推断这篇文章经过诸葛亮的润色（疑诸葛公润色也），因为其文风遒劲练达，与《诸葛亮集》中所留下文字的风格很相似。

这份劝进表从回顾历史说起，说明历朝历代都有奸人恶人阴谋家，也都有挽社稷于既倒、扶大厦于将倾的忠臣，先来一个角色定位。接着，骂董卓、骂曹操，说他们窃取国家权柄，杀害皇后太子，祸害天下百姓，追述刘备与曹操斗争的历史，谁奸谁忠，一目了然。

说完这些，又大谈分封同姓的重大意义和迫切性，这是刘备的优势，异姓的曹操都能称王，刘备就更有合法性了。但是，在目前这种情况下，按照正常程序和合法手段办理分封也是不可能的，所以只好特事特办一回。

表奏中还明确了汉中王官署设置的原则和封邑的具体范围，刘备将严格遵循汉初以来诸侯王设置官署的规定，其封国范围是汉中等五个郡。

刘备下令在汉中郡沔阳县即今陕西省勉县设坛，陈兵列阵，在此举办了称王的仪式，刘备手下重要人物大部分都在汉中，他们共同参加和见证了这一重要时刻。

仪式上，先宣读了准备送呈汉献帝的表奏，之后刘备登坛，拜受汉中王玺绶，戴上王冠。

把群臣的表奏送出，刘备紧接着以汉中王的身份再向汉献帝上了一份表，在后面这篇奏文里，刘备重申了群下奏表中的内容，强调了自己忧国效忠的想法。和这份表奏一同送往许县的，还有当年曹操以汉献帝名义拜刘备为左将军、宜亭侯的印绶。

正式称王后，刘备下诏立穆夫人为王后，立刘禅为王太子。刘禅此时12岁，母亲甘夫人已去世多年。穆夫人的前夫是刘璋的儿子刘循，刘循死后守寡，刘备进入成都后在众人劝说下娶了她，尽管她后来为刘备又生下一个儿子刘永，但刘备深知立嗣问题异常重大，稍有不慎就有灭国之灾，前车之鉴已多不可数，所以当机立断，直接明确了长子刘禅的接班人地位。

刘备任命董允为太子舍人，辅导和辅佐刘禅。这个官职虽然品秩不高，但地位重要，诸葛亮一向十分敬重董和，对董和的这个儿子也比较看好，此项人事任命应当出自诸葛亮的建议。

按照诸侯王百官设置的规则，可以设立三公九卿以及侍中、尚书令等文官。曹操称魏王后，不设三公，只设了一个相国，相当于丞相，曹操先前已把朝廷三公之制废除，以丞相总揽三公之事。刘备既没有恢复三公，也没有设置丞相或相国，只设立了一个太傅。

太傅为上公，地位高于三公，不常设，往往是荣誉性职务。目前，名望和资历能胜任此职的，非许靖莫属了。

刘备汉中王的九卿中，能考证的只有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和少府卿王谋，除王谋外，他们的事迹都很少，应该是属于许靖那样在地方上有名望的人。

与九卿品秩相同的还有侍中一职，相当于高级顾问，可以设多人，能考证的只有廖立。之前说过，他是从荆州随刘备来益州的，当初孙权写信问诸葛亮何人在刘备身边辅佐，诸葛亮答的是廖立和魏延二人。

还有一个重要职务，品秩虽然低于九卿和侍中，但权力很大，相当于王国的秘书长，负责处理王国的各类日常事务，这就是尚书令。平心而论，目前最适合担任这个职务的是诸葛亮，其次是法正。最后，刘备选择了法正。

有人认为，这表明此时刘备对法正的信任和重视程度超过了诸葛亮。这种理解或许有一点儿道理，汉中之战使法正在刘备心中的地位更重了，刘备对法正的信任较之前又进了一步。

之前诸葛亮是股肱，法正是谋主，相比之下，法正仅略逊于诸葛亮，现在，在刘备的心目中法正已与诸葛亮并驾齐驱或者超越了前者，这并非不可能。

但是，如果仅以尚书令一职的任命就得出这样的结论，还显得有些偏颇。从刘备汉中王府的建设情况看，一大批益州的栋梁骨干均未在府中任职。

上面说过可考证出的九卿只有三个，其中太常卿的职责重点是王室祭祀，光禄勋卿的职责重点是王室护卫，少府卿的职责重点是王室总务，这三个职务都是围绕服务王室而设的。九卿之中的其他几个，如大司农卿、卫尉卿、大理卿等管理王国事务部门的设置情况不得而知，看来不是无法考证，而是根本没设。

刘备的想法是，汉中王国虽然设立，但不因此而打破之前的行政管理体制，刘备仍然把施政的重点放在益州州府方面，汉中王所辖五个郡的民政事务，仍然由州政府负责管理。

如果这样作出结论理由还不够充分的话，那也至少说明此时在刘备的心中，对如何区分、平衡州府与王府之间的关系还没有来得及深入思考，所以汉中王属下尚书令一职的任命，不能说明太多的问题。

在武将方面，如果按照诸侯王国的体例就没什么可设的了，因为天下的军队都掌握在朝廷手中。曹操称魏王，也没有用这个名义任命手下的将军，那些将军都是朝廷任命的。

这给刘备出了道难题，左将军的印绶已经送还，如何理顺他的武官体系，看来需要创新。刘备以汉中王的身份任命关羽为前将军，张飞为右将军，马超为左将军，黄忠为后将军。之前说过，前、后、左、右所谓四方将军在军中地位很高，仅次于大将军、车骑将军、骠骑将军和卫将军，高于四征、四镇将军，相当于大军区司令。

据《三国志》记载，在酝酿这项人事安排时诸葛亮曾有不同意见。诸葛亮对刘备说：“黄忠的名望一向不如关羽、马超，现在和他们同列，马超、张飞在跟前还好办，亲眼目睹了黄忠的功绩，尚可以理解；而关羽不在跟前，他听说了，恐怕不会高兴，是不是再慎重考虑一下？”

这项记载可以说明以下几个问题：一是汉中称王是大事，留守在成都的诸葛亮此时也专程赶到了汉中参与筹备；二是诸葛亮在刘备手下的职务虽然不是最高，但仍然和以前那样参与了最高决策，对于高级将领人事安排这样的大事，事先可以与刘备沟通并发表意见；三是诸葛亮对关羽的性格很了解，上次关羽不服马超，已经给诸葛亮提了醒，所以他建议刘备考虑得更周全些，要照顾关羽的感受；四是在诸葛亮的心目中，或许黄忠之外还有更合适的后将军人选，一般认为这个人应当是赵云，也可以反过来说，由于四方将军里没有赵云，诸葛亮认为不妥。

当然，诸葛亮考虑这些问题无不是从刘备集团内部安定团结的角度出发，并不是对黄忠有成见。

刘备听了诸葛亮的建议，说了句：“我会去做关羽的工作（吾自当解之）。”还是坚持了原来的任命。

除以上四个人外，其他武将的官职是否有提升或变动，没有记载，推测一下应该没有，原因不是刘备没考虑到，而是后面的事情发展得太快，没有来得及。

这样，刘备的武官体系中既有极少数经朝廷合法任命过的将领，也有自己以左将军的身份表奏的，还有现在以汉中王的身份直接任命的，乱是乱了点，但只要官职的等级、品秩保持一致，倒也不会有问题。

不过也有不顺的地方，诸葛亮作为刘备抓军队建设的主要助手（署左将军府事），现在这个左将军已经变成了马超，诸葛亮怎么可能到马超府里去办公？

这个问题需要解决，只是需要一个过程，毕竟刚刚称王，先发布一些重要的人事任命，把汉中王府的框架搭起来，其他的事情慢慢去理顺，这些都是为了政治形势的需要。

此轮人事任命没有涉及诸葛亮，他现在的主要职务仍然是军师将军、益州郡太守，实际负担的职责比这两个职务大得多，他要负责益州全境的行政事务，还继续协助刘备抓军队建设。

至于刘备是否在诸葛亮和法正之间有意无意地进行制衡和牵制，以不让诸葛亮手中权力过大，这种可能不一定有，但如果有也是可以理解的。

刘备是老资格的政治家，他明白所谓帝业也罢、王业也罢，首要的是抓队伍，没有一支绝对忠于自己的队伍就什么都不是。抓队伍就是抓住人，首先是拢心，让大家愿意跟自己走，这一点刘备做得很好；其次是治人，要有一套手腕，有方法，让大家在自己设定的规范内自觉有秩序地跟着自己走，这是领导艺术。

刘备的领导艺术相当高超，平衡各方面的关系是他的强项，在刘备领导下，部属较少出现大的派系冲突，尽管由于历史原因，刘备到了益州后手下不可避免地有所谓的派系存在，但总体保持着相安无事。

用法正对诸葛亮进行制约或平衡，也许是刘备存在私心的一面，但这也无可指责，对诸葛亮或者法正来讲，这是领导对他们的一种考验。

5.风云突变

刘备破格提拔牙门将军魏延为镇远将军，兼任汉中郡太守，留他负责守卫汉中，之后班师回成都，一路上风光无限。

诸葛亮组织了盛大的仪式，迎接汉中王的归来。据《典略》记载，仪式的起点是成都腹地最北面的关隘白水关，自那里到成都之间数百里，一律大起馆舍，修筑亭障，接待点多达400多个（起馆舍、筑亭障，从成都到白水关，四百余区）。

刘备心里还惦记着给诸葛亮说过的话，觉得关羽那边确实需要安抚，所以在离开汉中前就派益州前部司马费诗前去荆州的公安，授给关羽前将军的印绶。

前将军在四方将军中地位最高，关羽成为武将之首，他很满意，认为自己名至实归。但是，正如诸葛亮预料的那样，当他听说就连黄忠都担任了后将军时，立刻就火了，不肯受拜，他直言不讳地对费诗说：“我不愿意跟一介老兵同列（大丈夫终不与老兵同列）！”

费诗在诸葛亮栽培下日后成长为出色的外交家，多次出使孙吴，以能言善辩著称。遇到这种情况，若是一般人就傻眼了，但费诗胸有成竹，他对关羽说：

“建立王业需要各种人才，不只要某一种（夫立王业者，所用非一）。当年萧何、曹参跟刘邦从小相熟，而陈平、韩信是投降过来的人，但后来他们几个人中韩信地位最高，没有听说萧何、曹参为此发过牢骚。如今汉中王因为一时之功对黄忠将军给予厚遇，但他在汉中王心里真正的分量怎么能与君侯您相比呢？汉中王和君侯您早已结为一体，福祸同享，我认为君侯您不必计较官号的高低和爵禄的多少。在下只不过一介使臣，衔命之人，君侯您如果不肯受拜，我也就回去交差了，不过我替君侯着想，担心您会后悔呀！”

费诗这番话充分展露出他作为外交家的风采。面对关羽的无理耍横，他没有害怕，没有为讨好关羽而乱拍马屁，但也没有跟关羽叫板，而是通过不软不硬的一通话让关羽自己去掂量。由于话说得在理，关羽也不是听不明白的人，所以赶紧受拜。

关羽有点小骄傲，不过他是有理由的，他不仅跟刘备关系铁，自己也真有两下子，尤其现在坐镇荆州，事业正如火如荼。

尽管在后世充满了争论，但关羽仍然是汉末三国时代一流的猛将，抛开民间传说、演义附会不说，历史上的关羽也深受包括敌方阵营在内的同时代人高度评价，郭嘉、程昱曾说他是“万人敌”，周瑜说他是“熊虎之将”，刘晔说他“勇冠三军”。这些评价表明，关羽作为武将是相当杰出的。

刘备、诸葛亮等人先后进入益州，把荆州的军政事务都交给了关羽。在守土拓疆方面关羽还算称职，无论是对付曹魏还是对付孙权、周瑜、鲁肃，关羽的态度都很强硬，处处维护刘备集团的利益。

建安二十四年（219）八月，大概就在送走费诗不久，江汉一带突然下起大雨来，这场雨下得很大，不仅连下数天，而且雨量充足，汉水暴涨。

曹军在前线的主要据点襄阳和樊城都在汉水边上，一个是汉水南岸，一个是汉水北岸，汉水水势很猛，城池及军营都被淹了。

曹军在中线战场的总指挥是南部战区司令（征南将军）曹仁，他下辖于禁、徐晃等部，曹仁让徐晃守宛县，作为第二道防线；命令左将军于禁率立义将军庞德等屯兵樊城外，与樊城成掎角之势；曹仁自己守樊城。

突然下起的大雨引起了关羽的沉思，他觉得这是一个好机会，于是突然率军北上，出击曹军占领的要地樊城。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无论成与败，它都将打破孙权、刘备和曹操三家的势力布局。对于这次行动是如何决策的，历来有不同说法。

一种流行的说法认为这是关羽在未经请示刘备、也没有知会诸葛亮的情况下发动的，刘备汉中得手，上庸三郡成片，使得襄阳、樊城地位变得孤立，曹操新败于汉中，曹军士气低落，攻取襄阳、樊城的条件成熟了。

关羽被任命为前将军，成为刘备集团武将之首，以关羽的性格，对外即便不张扬，内心还是很喜悦的，新官上任一般会有所表示，关羽决定打一场大仗来表示一下。当时刘备远在汉中，诸葛亮在成都或者也在汉中，而战机稍纵即逝，关羽来不及请示，就自己决策了。

还有一种说法认为，关羽是请示了刘备并经刘备同意的，理由是这么大的事关羽无权决策，成都、汉中虽远，但沟通肯定是畅通的。但这也仅是推测，没有史料作为依据。

行前，关羽命令南郡太守糜芳守江陵，将军傅士仁守公安，其他主力随他一同北上，其中包括一支在江陵训练了很久的水军，这也是此战获胜的关键。

这一仗对关羽来说天时、地利、人和俱备，所以打得有点过于顺手，对手没料到，自己没敢想，远在益州的刘备、诸葛亮也都没想到。

关羽一路北上，绕过襄阳，把主攻目标锁定在樊城。

樊城外面有曹军的大营，负责守卫的是于禁和庞德，他们手里共有七军，以每军正常编制一万人左右计算，兵力总共有七八万人，由于汉水大涨，他们受淹情况严重。

关羽有水军而曹军没有，所以这个仗简直没法打，于禁等人只能坐以待毙。最后，无奈之下于禁向关羽投降。关羽猛攻樊城，城里到处是水，房屋大量崩坏，大家都很害怕。有人向曹仁建议趁关羽还没把樊城全部围住，乘小船趁夜逃走。曹仁知道那样一来就彻底没机会了，于是让人找来一匹白马，效仿当年刘邦白马盟誓，把白马杀了，也领着大家宣誓，决心同心固守。

驻守在襄阳的曹军是吕常部，关羽派人把襄阳也围了起来。襄阳和樊城成为大水浸泡下的两座孤城，周边的驻军和官民纷纷投降了关羽，包括曹操任命的荆州刺史胡修、南阳郡太守傅方等高级官员。

许县以南的梁县、郏县、陆浑县等地变民纷纷起事，他们杀害曹魏任命的地方官员，接受关羽任命的职务和印绶，与关羽遥相呼应，关羽的个人声望达到顶峰。

孙权坐不住了，关羽突然坐大让孙权大为不安。建安二十四年（219）底，孙权趁关羽在前线作战之机，突然从背后动手，袭击并占领了江陵等地。

关羽赶紧下令撤军，孙权派多路人马合围关羽，关羽败退至麦城，此地在今湖北省当阳境内，孙权派人劝说关羽投降，关羽假装答应，在城头遍插旗帜，又弄了不少草人迷惑敌人，之后逃出麦城。

据《吴书》记载，孙权派遣副军长（偏将军）潘璋和老将军朱治的养子朱然负责阻截关羽。这一年的十二月，潘璋部下一个叫马忠的团长（司马）在章乡活捉了关羽以及他的儿子关平、部将赵累等人。

关羽死后，刘备在荆州的势力全部被赶了出去，荆州战事暂告一段落，不仅孙权觉得痛快，远在摩陂的曹操也终于松了一口气。不过，仅一个月后曹操就因病去世，享年66岁，王太子曹丕继位为新魏王。

从关羽北上攻击樊城到关羽被杀，不过短短三四个月的时间，所有的事都来得过于突然。从此役一开始，远在成都的刘备和诸葛亮实际上已失去了对战事的控制，只能由关羽来主导。当时襄阳、樊城已处胶着之势，由益州派兵去支援都来不及。

当时有一支人马离关羽很近，可以过来支援一下，那就是刘封和孟达所部。关羽也想起了这支人马，据《三国志》记载，关羽多次向他们发出命令，让他们率兵增援，但奇怪的是，二人根本不听，理由是上庸等三郡刚刚归附，还不够稳定。

有人认为，这是导致关羽被杀的直接原因，如果他们二人及时出兵相救，关羽的失败或可以避免。

但这有点冤枉他们了，上庸、西陵、房陵在汉水上游，距襄阳、樊城数百里，全是山路，关羽一个命令，三郡的大军马上就能赶到，这是不可能的。

但凡重大军事行动，都有一个准备的过程，部队要集结，粮草要带上，走什么路线，怎么配合，遇到突然状况如何应对，这些都要事先考虑好，仓促之间集结重兵远行，是很难办到的事。

即使刘封、孟达接到关羽的来信后立即着手准备，马上行动，等他们赶到襄阳、樊城时，也找不着关羽了。

这反过来也说明，关羽发动如此大规模的战役事先并没有作好整体规划，他只顾自己行动，没有提前知会友军，一旦形势紧急，光催促不顶用。

况且，刘封和孟达的话也并非推辞。孟达率少量人马来到三郡，虽然事情进展得很顺利，迅速拿下了三郡，但是这三个郡属于中间地带，统治的根基并不牢固，为了维持稳定，刘备不得不任命地方实力派申耽、申仪等出任太守，这些人跟过刘表，也跟过曹操，现在表示归附，怎保他们不会突然再次倒向曹操，趁大军南下，也在背后来上一刀。

除此之外，还有军事指挥权问题。三郡传统上属汉中，现在均独立成郡，应该归益州管辖，而非荆州。关羽的身份很明确，是董督荆州军事，三郡不在他管辖范围之内，刘封、孟达不是自己的属下，而是友军。

关羽新近升任前将军，但理论上也只是某方面军的总指挥，不能以这个身份调动刘备集团内的所有人马。按照正常的程序，关羽应当向成都方面提出请求，再由刘备或者诸葛亮向三郡下达命令。

当然，这样做比较麻烦，一定会耽误时间，所以关羽直接向刘封和孟达下达了命令。对于刘封和孟达二人来说，关羽的命令给他们带来了困惑，如果执行，多少有些不顺，事后会不会被追究？如果不执行，真要造成了严重后果，他们如何交代？

在这种矛盾心理下，他们于是先拿托辞应付，表明对于关羽的命令他们并不想违抗，只是情况特殊，同时他们一定会向成都方面报告，等待进一步指示。

如果情况如此，则又说明了关羽发动樊城战役的仓促和冒险，在没有统一规划部署的情况下，要调动友军或者获得友军的支援，并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

出乎刘封、孟达意料的是，荆州前线的战事竟然急转直下，关羽迅速失败。

战事变化太快，快得让他们感到惊慌。二人着急了，他们知道刘备不会善罢甘休，一定会向他们追责。

说起来他们挺冤枉，关羽事先不打招呼，说出兵就出兵，还没容再看一看，关羽就没了，这不是躺着中枪吗？

刘封还好说，孟达的心里更害怕，他知道自己这一关在劫难逃。

孟达想，刘备派刘封来三郡督阵，摆明了就是对自己不信任，现在关羽死了，刘备肯定会要个说法，刘封是刘备的养子，刘备不至于把他怎么样，而自己无根无基，关羽被杀、荆州陷入敌手的这个黑锅看来得自己一个人背了。

刘封到了三郡以后，对孟达不够尊重，据《三国志》记载，二人常有内斗，刘封还曾经侵夺过孟达的仪仗队（封与达忿争不和，封寻夺达鼓吹）。

孟达进行了激烈的思想斗争，对外他怕刘备追究他，对内他又愤恨于刘封的侵凌（达既惧罪，又忿恚封），于是决定投降曹魏。

孟达给刘备写了封信，说明了自己的无奈，然后率手下4000多人投降。

曹丕此时已经接班，孟达来降对他来说是一个好兆头，他下令任命孟达为散骑常侍、建武将军，封平阳亭侯。此时上庸和西城还在刘封等人手中，曹丕命夏侯尚、徐晃率军帮助孟达进攻他们，最后申仪投降，刘封败走。刘备失去荆州之后，又失上庸、房陵、西陵三郡。

曹丕下令把房陵、上庸、西陵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以孟达兼任新城郡太守，把曹魏整个西南方向的事务都交由孟达负责。

刘封逃回了成都，刘备十分生气，一是怨刘封与孟达没有处理好关系，激起孟达反叛，二是怨刘封没有出兵救关羽（先主责封之侵陵达，又不救羽）。

对于如何处置刘封，诸葛亮陷入了思考。此时刘禅刚被册立为王太子，刘备登基称帝的准备工作已经展开，刘禅就是将来的皇太子，刘备驾崩之后，刘禅将继任，到那时刘封的存在就成了一个未知数。

之所以这么看是因为刘封的性格，《三国志》说刘封性格刚烈勇猛，这样的人容易冲动，什么事都能干出来。诸葛亮考虑到，刘禅继位之后很难驾驭刘封，所以他当了回恶人，果断建议刘备把刘封杀掉（易世之后终难制御，劝先主因此除之）。

刘备接受了诸葛亮的建议，赐刘封死，让他自裁。

有人注意到，在关羽发动战役的几个月时间内，刘备和诸葛亮并没有任何作为，既没有派一兵一卒前来支援，也没有下达过什么命令，如果还原到当时紧张激烈的气氛之中，这是难以想象和不合常理的。

除非有一种可能，那就是这是刘备和诸葛亮故意的。问题是，他们为什么会这么做？

有人认为其中存在阴谋，近代国学大师章太炎就提出了诸葛亮借刀杀人的说法。他在《正葛》一文中认为，是诸葛亮假借孙权之手，让关羽丧命（葛氏假手于吴人，以陨关羽之命），章太炎认为，关羽是公认的所谓虎臣，易代之后无法控制，但他功劳多而没有什么罪状，无法找到让人心服的理由除掉他，所以不惜“以荆州之全土假手于吴，以陨关羽之命”。

这个观点未免过于大胆，虽然只是猜测，却影响深远，被后来许多人所相信和采用。

按照这个说法，诸葛亮不仅阴险，而且可怕，为了保证易代之后政局顺畅，不惜以牺牲荆州为代价将关羽除掉。

产生这种观点的灵感可能来自于《三国志》中诸葛亮对处置刘封的建议。如前所述，刘封刚猛，也是个不好控制的角色，所以诸葛亮建议刘备将其赐死。

但是这里面至少有几个问题：一是诸葛亮事先产生过杀关羽的念头吗？二是诸葛亮有没有这么大的能力，想让关羽死就可以做到吗？三是在诸葛亮的心目中，是关羽重要还是荆州重要？

关羽当然不是刘封，诸葛亮建议刘备赐死刘封，是他觉得刘备也会认同这种看法，刘禅被立为太子后，刘封的角色变得尴尬，他缺少深谋远虑，如陈寿评价的那样，身处容易被人误解之地却不想如何自我保护（处嫌疑之地，而思防不足以自卫），加上他弄丢了三个重要的郡，也的确该杀，所以诸葛亮会提出那样的建议。而关羽不同，之前关羽几次对人事安排有看法，诸葛亮都小心谨慎地予以回应和化解，因为他深知关羽在刘备心中的分量，可以杀刘封，却很难想象他的脑海里事先产生过要除掉关羽这样的疯狂念头。

退一步说，诸葛亮即使希望关羽死，他也做不到。按照借刀杀人的说法，这些仿佛都是诸葛亮策划的，这明显不符合史实，诸葛亮既不能私自调动关羽发起那么大一场战役，更无法指使孙权在关键时刻做出配合，关羽之败，有必然也有偶然，但都不是诸葛亮可以左右的。

而且，在诸葛亮的心目中，荆州有着重要的地位。在隆中对策中诸葛亮早已明确指出，荆州是未来光复汉室大业的两个支点之一，要取得统一中原的胜利，必须在联合孙权的情况下，从汉中和荆州两个方向同时发起进攻，只有这样才能打败曹魏。失去荆州，隆中对策就失败了一半，诸葛亮即使担心关羽的存在对未来不利，也不可能拿整个荆州做交易。

况且，还有重要一点，诸葛亮由荆州随刘备入蜀，一同追随的还有大量荆州人士，这些人世代居住在荆州各地，亲属、祖业都在此，荆州丢失，对他们来说意味着将承担巨大的牺牲和痛苦，对此诸葛亮怎能不感同身受？如果这一切出自诸葛亮的设计，为一个关羽放弃整个荆州，那诸葛亮在众人心目中将是一个什么形象？

所以，根本不存在借刀杀人，诸葛亮不曾有，刘备也不曾有。

关羽死于孙权之手，是自己战败造成的，是必然性和偶然性相加的结果。

至于战役从开始到结束这几个月时间里成都方面没有大的动作，一是因为益州和荆州间道路阻隔，联系不便，关羽北上后，战场又移向长江以北几百里的襄阳、樊城一带，信息交换一来一去最快也得十天半个月；二是关羽发动此役事先并没有跟刘备、诸葛亮认真商量研究，没有形成战役的整体方案和规划，关羽仓促起事，初期刘备又在由汉中回成都的路上，所以反应不够及时；三是战役虽然于七月发动，但转折点出在十月以后，开始关羽一路高歌猛进，气势压倒对手，不存在紧急救援的问题；四是战役成败的关键是孙权的背后一击，当时孙权是联盟，曹操是敌人，孙权的一举一动在荆州的关羽最清楚，而远在益州的刘备和诸葛亮却很难把握和预料。

大概也是考虑到这些因素，章太炎后来对之前的观点也做了一定的反思，随着人生阅历的增加，他觉得诸葛亮假人之手杀关羽的说法站不住脚，他自我剖析说：“少时所称云尔，晚涉季世，益窥古人用心。”

章太炎重新修订了《正葛》一文，有人考证说，他最初把《正葛》的标题改为《评葛》，后来觉得不妥，又将题目改为《议葛》，“议”字的右上角又注“评”，并且二字旁均有删除符号，最终，他采用了《思葛》作为文章标题。

“思葛”有回顾和反思的意思，从题目的反复推敲中可以看出，章太炎对诸葛亮的评价煞费苦心。在这篇新修订的文章里，章太炎认为关羽之死的主要原因是刘备的“疏慢”。

应该说，这个观点相对要客观一些。

6.开国丞相

对刘备来说，建安二十四年（219）简直是大喜又大悲的一年。

上半年，他与曹操争锋于汉中，结果打败了老对手，夺取了汉中及上庸等三郡，又趁热打铁，在汉中称王；下半年，关羽在荆州失利，荆州被孙权夺去，关羽被杀，上庸等三郡得而复失。

让人伤心的事一件又一件向刘备袭来，尚书令法正、后将军黄忠先后因病去世。法正的死给刘备的打击很大，不亚于关羽之死。庞统死后，刘备视法正为“谋主”，言听计从，信赖有加，汉中之役充分展示了法正的奇谋，但天妒英才，法正居然这么早就死了。

法正死后，刘备任命刘巴接任尚书令，这项任命应该是诸葛亮推荐的结果，刘备心里对刘巴的成见恐怕还一时难以消除，不过刘巴提出的货币新政让刘备见识了他治政理财方面的出色才干，当前这种情况下，正需要刘巴继续发挥他的才能。刘巴就任尚书令后，诸葛亮感到肩上的担子轻了不少。

这一年十月，魏王曹丕突然下令在繁阳筑坛，受玺绶，即皇帝位，将这一年改元为魏黄初元年，降汉献帝刘协为山阳公，食邑万户，准许其在封地内继续使用汉朝正朔，用天子之礼行郊祭，上书可不称臣，同时封刘协的四个儿子为列侯。至此，经刘邦亲手创建、刘秀中兴的两汉终结，其间历时422年。

对刘备来说这虽是意料之中的事，但也有一种悲伤。在汉末诸雄里，对于刘汉王朝他比任何人都有感情。不过，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献帝退位后随之带来了一个严重的问题。

献帝在位时，虽然是傀儡一个，但毕竟招牌还在，刘备以汉室宗亲自称，打的是除奸佞、兴汉室、还旧都的口号，自己虽然称汉中王，但那是居于刘汉这个朝廷之下的。从自己算起，包括手下大大小小的所有文官武将，都是汉朝的官。

现在，朝廷没了，不仅失去了政治目标，而且自己建立起的各级政权的合法性也不复存在。这是个十分迫切的问题，必须找到一个解决的办法。

本来孙权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但孙权已经找到了解决办法，那就是向曹丕称臣。曹丕接受孙权称臣，封他为吴王，加九锡。对刘备来说，没有比这更坏的结果了，战场失地，政治失利，身边失人，刘备的压力很大。

他也可以效法孙权，也向曹丕称臣，以换取战略上的主动。但是，即便他愿意，也不能这么做。长期以来，他一直告诉拥戴他的官民，曹操是汉室的敌人，他是汉室的拥护者，这种观念已深入人心，成为一种意识形态，如果突然转向，一定会让大家无所适从，思想上产生混乱。

诸葛亮等人分析了当前面临的严峻形势，提出了一个破解危局的办法，那就是也称帝，但不是建立新的王朝，而是把刘汉的旗帜在成都重新树起来，刘协下去了，还有刘备。

这的确是一招妙棋，能解决当前面临的政治问题和意识形态问题，但刘备却顾虑重重，不同意这么干。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对刘备进行了劝说：“过去吴汉、耿弇等人劝光武帝刘秀即帝位，光武帝辞让，前后多达四次，耿纯最后进言：‘天下英雄仰慕期盼着您登上帝位，大家跟着享荣华富贵（天下英雄喁喁，冀有所望）。如果您不答应，大家就各自寻找新主人，不跟您了（士大夫各归求主，无为从公也）。’光武帝深感耿纯之言，终于答应。现在曹氏篡汉，天下无主，大王您是刘氏苗裔，理应代汉而起，现在即帝位正合时宜。众人跟随您这么久，吃了这么多苦，想法跟耿纯其实是一样的（士大夫随大王久勤苦者，亦欲望尺寸之功如纯言耳）。”

诸葛亮借耿纯之口向刘备说出了一个道理，称不称帝不是刘备个人的事，是大家的事，如果他执意不肯，就是伤了大家的心。

在共同的事业中，领导和下属其实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大家休戚与共、荣辱共担，有成就一同分享，有困难共同克服。领导的一切都会对下属产生巨大的影响，所以在作出事关个人进退的决定时，假如有选择的可能，一定要想想这件事会给下属们带来什么后果。

刘备闻听此言，跟刘秀一样，也幡然醒悟，同意称帝。

诸葛亮迅速着手新帝登基的各项准备，他让刘巴做自己的主要助手，刘巴虽然刚刚碰了一鼻子灰，但干起工作来仍然是一把好手，据记载，涉及登基所用的各项诏命文书全部出自他的手（凡诸文诰策命，皆巴所作也）。

魏文帝黄初二年（221）四月，刘备率文武百官来到武担山，杀黑色公牛祭祀，宣读了由刘巴起草的祭天文诰，宣布承续汉祚，受皇帝玺绶。之后，新皇帝宣布建元为章武，大赦天下。虽然新朝廷一直自称是刘汉王朝的延续，但历史上还是习惯于称它为蜀汉。

随后，刘备就在诸葛亮协助下着手安排新朝廷的人事。此前虽然已有汉中王府为班底，但与此相比，还不能同日而语。按照刘备的想法，在成都的新朝廷不是新生事物，而是许县朝廷的延续，所以一切都要按照旧制执行。

刘备下达策文，宣布沿袭献帝朝的做法，中央政府实行丞相制，任命诸葛亮为丞相。策文是皇帝专用的文书，一般用于祭天地先祖，重大人事任命也用策文，相当于红头文件。这份策文共53个字：“朕遭家不造，奉承大统，兢兢业业，不敢康宁，思靖百姓，惧未能绥。於戏！丞相亮其悉朕意，无怠辅朕之阙，助宣重光，以照明天下，君其勖哉！”

大意是，朕遇到了家族不幸，在此情况下继承了大业，我兢兢业业，不敢有半点懒惰，一心想的是让百姓过上安定的生活，担心的是做不到这些。啊，丞相诸葛亮要充分理解朕的这份心意，帮助朕弥补缺失，以重新发扬大汉王朝的光辉，使之照亮天下，希望你自勉！

诸葛亮成为蜀汉的开国丞相，这一年他刚好40岁，距他离开隆中追随刘备有13年了。

刘备随后下达了一系列人事任命的诏令，其中任命许靖为司徒，九卿基本保留了汉中王时期的设置，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少府卿王谋，此外只增加了一个大鸿胪卿，任命的是何宗。作为益州地方出身的官员，何宗之前担任刘备的从事祭酒，相当于顾问组组长，在此次劝进中又表现积极，受到刘备的肯定。九卿中的其他几个，仍然空缺。

刘巴仍然留任尚书令，刘备任命诸葛亮为丞相时还有一个附带说明，即“录尚书事、假节”。录尚书事就是兼管尚书台的事务。丞相虽然权力很大，但如果没有这项任命，等于尚书台的事管不了，权力大打折扣。而所谓节，是皇帝身份的一种象征物，凡持此节者就代表皇帝亲临，假节就是皇帝给予了特别授权，可以在一定范围内代行皇权。

尚书台是朝廷的秘书处，刘备让诸葛亮以丞相的身份管理尚书台，又给了他特别授权，说明刘备不仅给了诸葛亮“二把手”的头衔，而且给了他实权。

武将方面，刘备称帝后各主要将领的身份变化较大。刘备为左将军时，马超以平西将军的身份居武将之首；汉中称王后，武将之首是前将军关羽。现在关羽没了，四方将军之一的黄忠也去世了，武将的格局需要重新调整。

刘备下诏，拜马超为骠骑将军，仍兼任凉州牧，晋爵为斄乡侯；拜张飞为车骑将军，兼任司隶校尉，晋爵为西乡侯。骠骑将军和车骑将军都比前将军品秩高，因为没有大将军，骠骑将军这时相当于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车骑将军相当于副总司令，当然，以马超当时的具体情况，他的这个总司令更多的是挂个名。

司隶校尉部和凉州都是十三州之一，现在也都属曹魏统治区，张飞、马超分别兼任司隶校尉和凉州牧，只能是遥领。

再往下，升魏延为镇北将军，之前魏延刚被破格提拔为镇远将军，是杂号将军，相当于军长，现在的身份相当于蜀汉北部军区司令，可以统率包括汉中在内的益州北部地区的蜀军，同时仍然兼任汉中郡太守。

武担山称帝的次月，刘备还策命穆王后为皇后，刘禅为皇太子，命诸葛亮持节前往宣读诏书，授玺绶。

作为丞相，诸葛亮是蜀汉朝廷的“二把手”，他比以前更加忙碌。

不过，这一时期他并没有单独开府。开不开府很重要，开府，意味着手下有独立的办事机构，有固定的职守，也有相应的权力；不开府，意味着所有大事都由刘备亲自决断，诸葛亮的角色是助手和参谋。

诸葛亮很好地明确了自己的角色定位，这一时期他最重要的工作是在尚书台，每天各郡国都会呈报大量的事务需要及时回复，重要事项由尚书台筛选后报诸葛亮把关，之后由诸葛亮决定哪些事情需要向刘备汇报。

刘备登基某种程度是迫于形势和压力，所以显得有些仓促。登基大典后还有许多工作需要落实。另外，刘备还沉浸于荆州失败、关羽被杀的悲愤之中，满脑子都是如何复仇，对于日常军政事务，无心也无力过问太多，都需要诸葛亮去操心。

在此前后，诸葛亮牵头做了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制定了《蜀科》。据《三国志》记载，刘备之前命诸葛亮、法正、刘巴、李严、伊籍等五人共同起草《蜀科》，现在已基本完成。

所谓科，就是法律命令，此处特指刑法。虽然是五人起草小组，但处于核心位置的是诸葛亮，他一向主张用法要严，其思想沿从于法家，所以在《蜀科》的制定中，也贯彻了这一精神。

遗憾的是《蜀科》今已佚失，当年刘备、诸葛亮所主导的蜀汉法制建设的详细情况已无法考证。但是，从诸葛亮留下的其他著作如《将苑》《便宜十六策》等的一些篇章里，依然可以看到其精神。

《三国志》把这种精神概括为四个字：“刑法峻急”。也就是说，立法和执法都相当严厉。

《蜀记》记载有晋人郭冲曾就围绕诸葛亮的五个有争议话题进行了争论并作记录，其中一条就是“诸葛亮刑法太严，对百姓过于苛刻，无论君子还是小人都有抱怨（亮刑法峻急，刻剥百姓，自君子小人咸怀怨叹）。”

晋人所著《后汉纪》也有类似的说法，说法正在世时，曾就此问题向诸葛亮表达过不同看法。法正说：“过去汉高祖入关中，曾约法三章，秦地百姓感德，现在您凭借威力，跨有一州，初有其国，应该宽和。而从客与主的关系来讲，也应该能够谦恭礼下，实行宽缓的刑法，放松一些禁律，以安抚百姓，消除积怨（且客主之义，宜相降下，原缓刑弛禁，以慰其望）。”

如果简单地把严格执法理解为刑法峻急，那就是酷吏的做法。两汉以来，酷吏频出，他们用法之狠，手段之残酷，让人谈之色变。但这不是诸葛亮的立法精神和执法理念，他觉得需要化解众人的误解，让大家理解为什么要把刑律定得严格一些。为此，他对法正提出的问题郑重地给予了回答，算是对有此类疑虑的人们一个回复。诸葛亮给法正的回复收录在《诸葛亮集》中：

“你虽知其一，却不知其二。秦人无道，严刑苛政，人民怨愤，所以匹夫一呼，天下响应，瞬间土崩瓦解。汉高祖顺应大势，因而成就了大业。刘璋不同，他生性软弱，自刘焉以来，治理益州凭借恩德，法治松弛，上上下下互相奉承，德政不举，威刑不肃。”

“蜀土有一部分人，习惯于专权横行，君臣之道慢慢被淡化了。你宠他，给他以高位，位置高到一定程度他反倒看不起你；你给他恩惠，恩惠多到一定程度，他就会怠慢起来。导致种种弊端的产生，都是因这些而起。”

“我今天主张重塑法制威严，执法严了大家才能体会到哪些是恩德，限制大家的官爵，再加给他爵位时他就会珍惜。这样做，恩惠和荣耀才有作用，上下之间才有规范。实施法制的重点，就在这里。”

诸葛亮的意思是说，不能拿秦汉相承的旧事来看当今，秦施政严，所以汉从宽。而刘璋父子一向软弱，法制已经很松弛了，靠恩惠拉拢下属、取悦百姓，遇事不敢碰硬，地方势力顺势抬头，造成种种社会弊端。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再谈汉初的宽政，就是有点不合时宜。

诸葛亮的看法是对的。太平盛世用法宽和，治乱世则必须用重典。只有强化法律，用一定的威刑手段才能稳定社会，打压各种强权。况且，诸葛亮也并非一味用严，他提出恩威并施，只是恩惠和官爵不能给得太容易、太滥。

7.愤怒的代价

称帝的喜悦冲不去刘备心头的悲愤，他的心里除了复仇，还是复仇。

这将是一场国力之间的对决，成或败都将改写历史。刘备此意一出，立即在蜀汉阵营引起了争论，有人表示坚决支持，也有不少人表示反对。

但刘备意志已决，对于任何反对意见，一概不听。

反对最坚决的是赵云，据《云别传》记载，赵云劝刘备说，当前最大的敌人是曹魏而不是孙权，应该先灭曹魏，到那时孙吴不用打自会臣服。

赵云进一步建议道：“当前应当进图关中，占据黄河、渭河的上游，从那里征讨曹魏，关东义士必将响应。千万不能把曹魏搁置起来去伐吴，一旦与孙吴交兵，不能立即见分晓啊。”

赵云的见解和诸葛亮隆中对策的指导思想一致，那就是把北征中原作为统一天下的第一步，为实现这个目标，诸葛亮提出联合孙权，在现在情形下赵云知道联合孙权不合时宜，所以没有再提。

还有一些话赵云大概没有明说，那就是能不能打败孙权夺回荆州呢？在赵云看来，这恐怕是没把握的事，只是他说得很委婉。

与关羽、张飞不同，赵云遇事一向有自己的见解，很谨慎也很冷静，不唯命是从，在关键时刻他多次劝谏刘备，不管刘备是否爱听，事实证明，赵云的这些重要意见都有先见之明。

劝的人还有不少，让刘备不胜其烦。刘备干脆来了个杀一儆百，中了这个“大奖”的人是秦宓。

秦宓此时的职务是益州从事祭酒，相当于益州的参事室主任，他素来以博学著称，又通占卜谶纬，在他看来，此时伐吴并不吉利。

刘备下令把秦宓抓起来，没有审判，先关着。

秦宓在监狱里蹲了两年多，刘备死后，诸葛亮主政，把他放出来担任益州副州长（别驾），委以重任。

秦宓被抓，反对伐吴的人只得闭口。

在这个事关蜀汉生死存亡的重大问题上，作为丞相的诸葛亮持何种态度，史书未作明确记载。

清代乾隆皇帝读《通鉴辑览》，读到“君臣谏者甚众，帝皆不听”时，也发出了“诸葛亮在干什么”的疑问。乾隆写下了这样一段话：“诸葛亮在隆中对策时说过孙吴可以作为外援而不能讨伐，为何现在东征孙吴，而他却不出来制止（何此日东伐，竟不能止帝），以至于事后去追思法正呢？”

乾隆的不解也是后世很多人共同的疑问，那就是以诸葛亮的智慧，伐吴这样显而易见的战略错误，就连赵云都能洞若观火，诸葛亮怎么可能看不到呢？为什么没有看到关于他阻止这件事的任何记载？

乾隆所说事后追思法正一事是《三国志》的记载，在这次大规模东征孙吴失败后，诸葛亮说过一段颇为耐人寻味的话：“法正如果还活着的话，就能制止主上伐吴的行动，即使制止不了，也不会败得如此彻底（法孝直若在，则能制主上，令不东行；就复东行，必不倾危矣）。”

从上面这些话里，似乎可以看到诸葛亮在讨伐孙吴之事上有难言之隐，这会是什么呢？

从表面上看，诸葛亮好像说自己没有能力劝阻刘备，刘备更信任法正，如果法正去劝，结果肯定不一样。这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诸葛亮也劝了，刘备没听，所以有这样的感慨；一种是诸葛亮考虑到他去劝刘备也不会听，所以就没有劝。

但是，这两种情况都是说不通的。说诸葛亮也劝过刘备，那应该留下记载，刘备即使不听，也会有解释，因为诸葛亮不是一般的人，他是蜀汉的“二把手”。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更不应该了，这么重大的事，事关生死存亡，怎能以一己之私而废公呢，这不是诸葛亮的风格。

其实，如果设身处地站在诸葛亮的角度看的话，也许会理解他内心里的苦衷。在联合孙权一事上，他是坚定的支持者，不管有多少人反对，也不管刘备心里是不是产生过动摇，他都坚定不移地支持倡导与孙权和平相处。

所以，当孙权背叛了同盟、阴谋夺取荆州后，诸葛亮面对了很大的尴尬和压力，刘备虽然不会就此质问他，但朝野上下对于联吴战略是否正确肯定有一些闲话，在这种情况下诸葛亮还要大张旗鼓地坚持原来的看法，就有点不合时宜。

更为重要的一点，这在之前也提到过，随刘备从荆州来到益州的有一大批人，荆州是他们的老家，荆州有他们的亲人、故旧和家产，对他们来讲，一定要打回老家去，孙权不仅是他们的国恨，更是他们的家仇。

可以想见，除了赵云这样的有识之士外，劝刘备不要讨伐孙吴的应该多是益州本地人，黄权、秦宓就是他们的代表，而踊跃出兵的多是荆州人，这从刘备此次东征大军的组成上也能看出来。

蜀汉章武元年（221）七月，刘备整合各路人马，正式出兵伐吴。

具体的部署是：刘备亲自率四万人马由成都出发东进，任命吴班、冯习为左右领军，相当于前敌正副总指挥，任命张南为前锋，偏将军黄权以及赵融、廖淳、傅肜、杜路、刘宁、陈式等分别统领各部；车骑将军张飞率所部一万人马由巴西郡的阆中南下，两支人马相会于江州，即今重庆市。

综合《三国志》各人的传记记载，此次随刘备出征的还有尚书令刘巴、侍中马良、太常卿赖恭、光禄勋卿黄柱、少府卿王谋、大鸿胪卿何宗、太中大夫宗玮、从事祭酒程畿、从事王甫等人。

刘备正要出发，突然接到报告，说阆中方面有人来报告紧急情况。刘备大吃一惊，顺口说了一句：“啊，难道是张飞不在了！？”让刘备猜中了，确实是张飞的死讯。

原来，张飞接到刘备的命令，立即整顿所部人马准备开赴江州与刘备会合，但是临出发前发生了叛乱，手下部将张达、范强二人把张飞杀了，持其首级逃到了孙权那里。

大战在即，先损大将，刘备在悲痛之余心中的不祥之感更浓重了，但复仇之心更加急切。刘备下诏，追谥张飞为桓侯，这是刘备称帝以来首位被赐予谥号的大臣。张飞的长子张苞死得比较早，由次子张绍承嗣张飞的爵位。

刘备同时下诏，将张飞原来兼任的司隶校尉一职改由诸葛亮兼任，之所以在这样紧张的气氛下还不忘下达这样一个诏令，是因为如之前分析的那样，司隶校尉不仅是一州之长，更对百官有监察纠举的职责。

这是一次悲壮的出征，开始进展得还顺利，刘备连破孙吴多道防线，大军直逼荆州重镇夷陵。夷陵由孙吴的主将陆逊亲自驻守，刘备久攻不下。

双方相持了几个月，陆逊突然发起反击，用火攻大破蜀军，刘备仓皇间逃至白帝城。蜀将张南、吴班、冯习、傅肜等人战死，负责招抚武陵郡少数部族的马良被害，将军黄权来不及撤退，投降了曹魏。尚书令刘巴虽然没有战死，却因病去世。

《三国志》称，此战蜀军死者数万。《傅子》的记载略有夸张，说蜀军被杀的超过八万（杀其兵八万余人，备仅以身免）。

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在震惊之余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危机正在悄悄降临。

客观地说，诸葛亮并不认为此次出兵孙吴一定会遭到失败，所以他没有坚决地阻拦。大军行动后，他协助太子留守后方，昼夜不停地组织后援工作，给前方提供保障。

战争的胜负，有必然也有意外，此次夷陵交锋的结果，恐怕意外的成分更多一些，至少败得如此迅疾，是谁也没有料到的。

大批蜀将战死沙场，让诸葛亮更加痛心不已，他知道这使刚刚立国不久的蜀汉元气大伤。最让诸葛亮痛心的是马良也殉难了，他是诸葛亮引为知己的朋友，他们二人经常在一起论事，可以知无不言，情同手足。因为这层原因，诸葛亮看到马良的弟弟马谡时便觉得格外亲切，而马谡的才干也让诸葛亮感到满意。

尚书令刘巴的去世让诸葛亮失去了最得力的助手，谁来接替他，诸葛亮也在思考中，但这件事最后得由刘备来决定。

这段时间，益州可以说天天都笼罩在悲伤的气氛中，那些失去亲人的家庭，上至将军，下至普通百姓，无不充满哀伤。

让诸葛亮感到欣慰的是，尽管遭受一连串打击，刘备仍然不失其英雄本色，用自己的实际行动稳定着蜀汉的大局。对于刘备坚持长驻永安的做法，诸葛亮深表赞同，对刘备不由得更加佩服。

这是因为，夷陵大败的消息传到益州，除了悲伤，还造成了极大的惶恐和震动，而这时刘备仍然在前线，说明蜀国虽然打了败仗，但并未伤及根本，临危不乱的刘备成为安定众人不安情绪的象征。

此时如果刘备仓促回到成都，那谣言定然无法止住，益州南方一带的郡县本来就充满了动荡，叛乱时常发生，到那时还指不定会怎么样呢。

为了让身在白帝城的刘备安心，诸葛亮派从事中郎射援前往白帝城，汇报益州的情况，射援是汉末名将皇甫嵩的女婿。

诸葛亮让射援向刘备汇报时别忘报告一下太子的情况。刘备远征，太子刘禅监国，诸葛亮不仅尽心辅助，而且关心太子的教育和成长，根据《诸葛亮集》所载的有关资料，诸葛亮亲自为太子挑选书籍，重点是《申子》《韩非子》《管子》和《六韬》四部书。

《申子》的作者是战国时韩国人申不害，他主张君主必须集权于一身，强调法治和术治，尤其是术治，就是严格控制群臣，明察秋毫，臂指自如；《韩非子》的作者是比申不害稍晚的韩国贵族韩非，他也讲究法治，强调法治应依时而变。申不害和韩非是法家的代表人物，他们的思想合称申韩之术。

《管子》的作者是管仲，之前说过，他是诸葛亮极为推崇和钦佩的人物，他主张严明赏罚、强化法制。《六韬》也叫《太公兵法》，相传作者是吕望，该书通过周文王、武王与吕望对话的形式，论述治国、治军和指导战争的理论、原则，是一部兵家要典。

为了强化太子对这些经典著作的学习，诸葛亮在百忙之中亲自把它们抄了一遍给太子。仅《韩非子》一书就有十多万字，诸葛亮日理万机，却能完整地抄一遍，可见他对这些著作的重视，也体现出他希望刘禅尽早成才的殷切之情。

诸葛亮让射援向刘备汇报，说太子的智慧和度量成长得很快，超乎了期望（智量甚大，增修过于所望）。刘备听到这些汇报，心情大为好转。

为了保证永安的安全，刘备调赵云率部移防永安。刘备担心成都空虚，怕一旦生变诸葛亮无法处置，在章武二年（222）十月诏令诸葛亮在成都南郊和北郊各建一座兵营，以备不测。

南郊和北郊的概念和现在不同，“郊”是帝王祭祀之所，南郊祭天，在冬至日主祭，北郊祭地，在夏至日主祭，北京的天坛和地坛，就是清代的南郊和北郊。

这年冬天，刘备病倒了。

刘备当时62岁，在那个时代这已经是暮年了。一生戎马，几起几伏，备受磨砺，晚年遭受一生中最大的挫折，这对刘备的打击实在太大了。

刘备是忧思成疾的，这一病，短时间内成都更回不去了。

随着病情的加重，刘备有了不好的预感，过了年，刘备派人去成都，请诸葛亮来永安一趟。接到刘备的命令，诸葛亮心里有了极为不安的预感，他即刻动身，不敢有半点耽误。

但是，有一件事让他放心不下，最近一段时间，汉嘉郡太守黄元表现得很异常，有情报显示此人可能会发动叛乱。但白帝城那边更为紧要，诸葛亮只好把此事交代给了益州治中从事杨洪。

之前杨洪在诸葛亮的推荐下，继法正之后担任了蜀郡太守，他出色的行政才干得到诸葛亮的赏识，所以又把他调任为益州治中从事，协助自己处理益州的日常事务。

诸葛亮刚走，黄元那边果然扯起了反叛的大旗。

《三国志》记载，黄元认为诸葛亮一向不看重自己，现在刘备有病，万一刘备不在了，诸葛亮势必掌握大权，到那时会对自己不利（黄元素为诸葛亮所不善，闻先主疾病，惧有后患），于是举郡造反。

汉嘉郡是刘备划出蜀郡和蜀郡属国的汉嘉、徙、严道、旄牛四县新设的一个郡，位置在成都的南面，距成都很近。

黄元纵兵向北攻击，放火焚烧临邛城，此地在成都的西南方，距成都不足百里，情况十分危急。杨洪立即启奏太子刘禅，由于之前诸葛亮在成都南郊和北郊建有两座兵营，储备了一定人马，所以平叛有了基础。得到刘禅的同意，杨洪便按照诸葛亮临行前的嘱咐，派将军陈曶、郑绰等出兵讨伐黄元，使成都的局势很快得到了控制。

大家认为黄元如果无法攻取成都，一定会由越嶲郡到南中去，杨洪认为黄元这个人生性凶暴，在南中并无恩信，他不敢去。黄元现在可能会乘水东下，到永安面见皇上，求得免死，如果不行，也能投奔孙吴求得活命。

杨洪于是请太子敕命陈曶、郑绰率兵驻扎于南安峡口，等黄元到来。果然，如杨洪所言，在此将黄元擒获，送至成都，太子下令将其处斩。

8.受命托孤

处斩黄元大约是在章武三年（223）三月，这时候诸葛亮已经赶到了永安。

刚到这里，诸葛亮就得知了一个消息——尚书令一职已经有了人选，这个人多少有点儿出乎诸葛亮的意料，居然是李严。

李严此时的职务是辅汉将军兼犍为郡太守，刘备任命他为尚书令后，已命人通知李严星夜赶来。

刘备一见到诸葛亮，就向他安排后事。《三国志》里记载了刘备临终前对诸葛亮所说的那段著名的话。

刘备说：“你的才能比曹丕高出十倍，必能安邦定国，可以成就大事。如果嗣子值得辅佐，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那块料，你可以自取（君才十倍曹丕，必能安国，终定大事。若嗣子可辅，辅之；如其不才，君可自取）。”

从字面上看，“君可自取”的意思是“你可以自己干”，也就是把帝位让给诸葛亮。诸葛亮闻言涕泣不已，立即向刘备表明心迹：“我一定竭尽全力，忠心辅佐，至死不变（臣敢竭股肱之力，效忠贞之节，继之以死）！”

刘备于是宣布诏令，托孤于诸葛亮，以李严为副。

太子远在成都，刘备给太子颁布了一份遗诏，这份遗诏的全文保留在《诸葛亮集》中。

在这份遗诏里，刘备首先说了自己的病情，说明生老病死是人之常情，让他们兄弟不要悲伤。接着说射援来后，报告了刘禅的情况，他十分高兴。刘备还说，你父亲德行浅薄，不要效仿他（汝父德薄，勿效之），平时要多读一些书，诏令中除了提到诸葛亮为刘禅手抄过的四部书外，还增加了《汉书》《礼记》和《商君书》三部，刘备要求刘禅多读。

在这份不太长的遗诏里，刘备留下了一句名言：“不要以为是小恶就去做，不要以为是小善就不去做，只有具备了贤能和德才，才能够服人（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唯贤唯德，能服于人）。”

办完这些事，刘备稍觉安心，本来他已命若游丝，现在精神却有所好转。《三国志》记载了刘备临终前与诸葛亮谈论马谡的话。马谡的哥哥侍中马良刚刚殉国，刘备知道诸葛亮与他们兄弟二人感情很好，但对马谡不放心，便对诸葛亮说：“马谡这个人说得多，实际才能达不到，不能委以重用，你要明察（言过其实，不可大用，君其察之）！”众所周知，马谡后来果然被刘备言中，大家都认为刘备看人很准。

《诸葛亮集》记载，刘备弥留之际把鲁王刘永叫到床前，对他说：“我死之后，你们兄弟要把丞相当作父亲一样看待，你们和丞相只是共事而已（吾亡之后，汝兄弟父事丞相，令卿与丞相共事而已）。”

鲁王刘永和梁王刘理此时都在永安宫，刘备只叫来刘永而没有叫刘理，可能是刘理年纪太小。

老来得子、舐犊情深，想到自己将不久于人世，刘备心里一定十分难过，江山社稷、复兴汉室的大业固然重要，但亲情恐怕更是他割舍不下的东西。

《三国志》记载，刘备给太子刘禅颁布了另外一份诏令，让他今后要好好地和丞相诸葛亮共事，要待诸葛亮像父亲一样（汝与丞相从事，事之如父）。

刘备在留给儿子们的遗言中，一再强调他们以后跟诸葛亮的关系是共事、从事，这在帝王的遗嘱中是少见的。刘备之所以这么说，是基于他对儿子们的了解，知道靠他们的才能不足以延续蜀汉的基业，同时刘备更了解诸葛亮，深知他的才能和人品，说这样的话正是对诸葛亮的无限信任。

安排完这些事，刘备终于闭上了眼睛。

这一天，是蜀汉章武三年（223）农历四月二十四日。

刘备走完了自己的人生道路，把后事留给了太子，也留给了诸葛亮。

在古代历史上，帝王临终托孤的事至少发生过数十次，但没有任何一次托孤事件比发生在白帝城永安宫里的这一次更有名，也更有争议。

说它更有名，是因为它已家喻户晓，妇孺皆知。说它存在争议，缘于刘备临终前说的四个字：君可自取。

站在不同的角度，对此会有不同的解读，自那时开始，这就成为有争议的话题。《三国志》的作者陈寿认为，刘备此言出于至公之心，说明他内心里没有任何私心杂念，是真心想以国相托，而诸葛亮的回答也表明了诸葛亮内心的忠贞，这次托孤事件反映出君臣二人内心的纯正无私，是一件值得称赞的盛举。

东晋史学家《魏氏春秋》的作者孙盛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刘备对诸葛亮的遗命实在太糊涂，因为如果所托的人是忠臣贤良，就不用给他说这些话，如果所托的人有篡逆之心，就不应该托付给他。刘备这些话，属于欺诈之辞，幸好刘禅昏弱，而诸葛亮没有二心，不然的话一定会引起内部的猜疑和混乱。

东晋另一位史学家《后汉纪》的作者袁宏认为，刘备此言并无不妥，因为他说的时候没有疑心，诸葛亮听的时候也没有愧色，他们君臣二人的相知和情分值得称赞。

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认为，刘备对诸葛亮十分了解，他这样说是因为他了解当时的形势，也了解诸葛亮，他说这些话不仅没有猜疑之心，而且体现了他的胸怀坦荡，自先秦到宋代，还没有哪些君臣能与刘备、诸葛亮那样肝胆相照的（自古托孤之主，无如昭烈之明白洞达者）。

明末史学家王夫之认为，刘备对诸葛亮是完全信任的，他之所以留下那样的遗言，目的是让刘禅全心全意依靠诸葛亮。

上面是史学家们的观点，如果身为帝王，会如何理解刘备的话呢？清代康熙皇帝的看法可能有一定代表性。

康熙皇帝在披阅《通鉴辑览》时说，刘备这番话是猜疑之语，既然已托孤于诸葛亮，就不应该再说自取的话，其目的无非是让诸葛亮公开表态效忠之心。康熙皇帝甚至就此发出感叹，认为整个三国时代的风尚就是谲诈，是十分让人不齿的事（三国人以谲诈相尚，鄙哉）。

康熙皇帝的观点看似有点儿偏激，影响却很深远。在一部分人看来，刘备表面仁义其实一生不离权术，否则也不会被称为枭雄了。刘备临死前也不忘记权术，对诸葛亮说的那番话，是一种试探，也是一种警告。结合刘备临终前突然任命李严为尚书令，持这一观点的人更有理由相信刘备对诸葛亮的信任是有限度的。

进入益州以来，刘备在人事安排上无外乎用了三类人：早期追随自己的旧部，由荆襄随同入益州的人士，益州的本土派。第一类人属于元老，人数已不多，他们地位尊崇，但除了关羽、张飞等人外多无实权。益州本土派人才济济，但至今仍鲜有进入核心决策层面的。而最得实权和重用的，是荆襄派。

这种派系分野无论有无明指，但在蜀汉政治格局中已事实形成并存在，如果按照这个标准划分，诸葛亮就是荆襄派的领袖。刘备突然重用本土派李严，从政治权力结构上看，是平衡荆襄派的手段。

这种说法有没有道理，不知道，因为刘备已驾鹤西去，也带走了他内心里最隐秘的那些东西。

不过，也许没有那么复杂，刘备与诸葛亮相识相知十多年，对诸葛亮是充分了解和信任的，这一点毋庸置疑，如果刘备不信任诸葛亮，就不会任命他为丞相，甚至可以不考虑设置丞相。而临终之时，即使他心里有种种放心不下的地方，以刘备的睿智，也不会说一些实际上没用又容易引起猜测不安的话来。

但刘备确实说了“君可自取”这样的话，如何解释呢？

除了上面的那些观点，会不会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大家其实误读了这四个字。这几个字的本意不是“你可以自己干”，而应该是“你可以另外找人干”，也就是说刘备的原意是，刘禅是那块料你就辅佐他，如果他不是，你可以另外安排别人做这个皇帝。

另外安排谁？自然是刘永和刘理。作为刘禅的弟弟，他们也都有资格做蜀汉的皇帝。

如果是这个意思，刘备需要专门对诸葛亮交代一下吗？当然需要了，这等于是一个授权，有了这个授权，诸葛亮日后行废立之事就是合法的，如果没有这个授权，诸葛亮敢废刘禅等于谋逆。

看来，刘备不是对诸葛亮不放心，而是对刘禅不放心。大概刘备深知这个儿子生性暗弱，才能有限，与曹丕差得实在太远，本想亲自教导培养，却再也无法实现，只好交代给诸葛亮，要他今后视情况来定了。

在临终之前，刘备所思所想所说的一切，都是为了这打拼一辈子才辛辛苦苦得来的蜀汉基业。这样理解，就简单多了。

第四章　挑起千钧重担

蜀汉已无刘备，敌人大军压境，对手前来招降，听听诸葛亮如何回应；开府治蜀，由助手成为舵手，意味着肩头的担子重了，看看诸葛亮如何履职。

1.辅佐幼主继位

刘备驾崩后，诸葛亮顾不上悲伤，立即上书太子刘禅，除了向刘禅报告刘备已不在人世的消息外，还汇报了刘备临终前亲自作出的丧事安排。

诸葛亮说，先帝生前专门交代，凡事要以国事为重，因为一举一动都会影响大局，所以丧事一律从简。大行皇帝叮嘱丧期不能超过三天，三天之后一切都要恢复常态。各郡国的太守、国相、都尉以及县令长，也照此执行。

刘备之所以强调三日服丧，是因为古制有服丧三年的说法，后来虽然服不了三年的丧，但对丧事也会看得极重，程序烦琐，时间拖得很长，影响到正常的生产和生活。曹操临终前也留下遗诏，要求葬礼结束便脱去丧服，丧期缩得更短。

李严此时已到了永安，诸葛亮与他商量后，由李严出任中都护，留镇永安，诸葛亮即刻返回成都。

东汉光武帝所设护军，是军事统领，其中中护军掌禁军，也掌武官的选拔，其他各护军对军队实施监督。中都护可以理解为总护军，相当于孙吴的大都督，总领内外诸军事。

但是，此中都护与大将军、车骑将军还不太一样，因为他不直接带兵，因而还不能称为全国武装部队的总司令，非要类比一下的话，说他像总政治部主任或许更合适。

这是一项重要的人事安排，可能是刘备生前就作出的，也可能是两位托孤大臣商量后决定的，根据这项安排，诸葛亮今后将侧重于内政和外交，李严侧重于军事。

在当前孙吴仍大军压境、曹魏又蠢蠢欲动的情况下，确保益州东部门户的安全非常重要，因而永安的驻军不能撤，由李严以托孤大臣、中都护的身份坐镇于此，是十分必要的。

安排完这些事，诸葛亮即火速先行返回，于章武三年（223）五月回到成都。

当时的成都正处于动荡不安之中，尤其刚刚发生的黄元叛乱事件，一度攻击到了离成都仅百余里的地方，人心扰攘，谣言纷纷。太子登基之事已刻不容缓，诸葛亮拜见太子后，以托孤大臣的身份立刻安排登基典礼。

就在这个月，太子刘禅在成都即皇帝位，后人习惯地将刘备称为先主，而将刘禅称为后主。

后主刘禅下诏，尊吴皇后为皇太后。大赦，改年号为建兴，刘备的灵柩这时也运到了成都，三个月后安葬于惠陵。

吴太后并非刘禅的生母，刘禅的生母甘夫人早已在荆州去世，并安葬于南郡。就在头一年，刘备下诏追谥甘夫人为皇思夫人，迁葬成都，她的灵柩还未运到刘备就驾崩了。

诸葛亮上言，建议追谥皇思夫人为昭烈皇后。按照《诗经》里“谷则异室，死则同穴”的说法，将昭烈皇后与大行皇帝合葬，同时昭告天下。

后主刘禅准诏。

新帝继位，照例对人事有一番调整，但由于刚刚经历一场大败，又临国丧，所以这一轮人事调整不太大，只是微调。

后主封诸葛亮为武乡侯，在此之前，诸葛亮并无爵位。汉代侯爵的最高等级是列侯，列侯又分为三档：亭侯、乡侯、县侯，武乡侯从字面上看好像是中间的一档，历代学者也多从此说，但也有人不同意。

北宋乐史在《太平寰宇记》中记载，南郑县有个武乡谷，在其县东北31里，这就是诸葛亮受封之地。按照这个说法，武乡侯就是个乡侯。清人赵一清在《方舆纪要》中也持这个观点，说武乡谷在汉中的南郑县，诸葛亮封为武乡侯，食邑在此。

以诸葛亮现在的身份和地位，封乡侯似乎有点低了。

清代考据家潘眉不同意武乡侯是乡侯的观点，认为三国时期封爵食邑多在本郡，南郑县属汉中郡，现在归魏延管，不大可能把诸葛亮封到那里。经潘眉考证，诸葛亮故乡琅琊国有一个武乡县，后来被撤掉了，但是建安年间有个叫严干的人被封为武乡侯，说明此时武乡县又恢复了（武乡侯虽省改于中兴，而实复置于汉末矣）。

推测起来，后一种观点可能性更大，武乡侯是诸葛亮生前的最高爵位，所以他被后世称为武侯。如果说刚刚担任丞相时只被封为乡侯还勉强说得过去的话，而到临终前这个爵位仍然未变，就有点奇怪了，因为到那个时候，诸葛亮手下有很多人都被封为乡侯了，比诸葛亮地位低的人里县侯也有好几个。

所以，诸葛亮的武乡侯应该是侯爵的最高一等，县侯。

后主同时下诏，命诸葛亮兼任益州牧，这是诸葛亮继丞相、司隶校尉以外的第三个重要职务。

另一位托孤大臣李严被封为都乡侯，和诸葛亮一样假节，仍然担任中都护，驻扎在永安，同时兼任九卿之一的光禄勋卿。

赵云升任为征南将军，兼任中护军，掌管中央禁军，此前禁军一直由吴太后的哥哥吴壹掌握，同时封赵云为永昌亭侯。向宠担任中部督，协助赵云典宿卫兵，被封为都亭侯。

镇北将军魏延职务未变，只是封爵位为都亭侯。

封固陵郡太守刘琰为都乡侯，升任九卿之一的卫尉，地位仅次于李严。这个刘琰，在后世名气并不大，但在当时绝对值得一说。他是刘备担任豫州刺史时就开始追随的老人，有他这样资历的人已经不多了，因为和刘备同姓，经刘备亲自考订还是同宗，所以格外亲待。史书上说，刘琰最擅长的本领是谈论。

在平息黄元叛乱中杨洪立下大功，被赐爵为关内侯，任命他为忠节将军，关内侯的爵位比列侯低一级。同时，鉴于杨洪的才干，为加强蜀郡的管理，重新让他兼任蜀郡太守。

据《三国志》各人的传记，此轮人事调整涉及的人员并不多，职务有变动的还有：向朗升任步兵校尉，尹默、杜琼被拜为谏议大夫，杜琼后来还担任大鸿胪卿、太常卿，来敏担任虎贲中郎将。

诸葛亮的想法可能是先保持政治上的稳定，因为先帝驾崩之后，蜀汉内外的环境一点都不容乐观，当务之急还是处理好这些麻烦事，人事安排尽量往后放一放。

从益州内部来说，当时最大的麻烦来自于益州南部几个郡的叛乱。

益州南部是一片广阔的区域，其中的牂牁郡、益州郡、越嶲郡和永昌郡又称南中，这四个郡范围很大，大体相当于今云南、贵州两省以及四川省西南的一部分，这里远离成都，遍布高山大河，杂居着各少数民族部落，统治相对薄弱。

刘备在时，曾派邓方前往南中，任命他为安远将军，力图巩固那里的统治基础。邓方有很本事，他以少御多，震慑有方，确保了南中一带没有发生大的祸乱。

章武二年（222），邓方去世，刘备问时任益州别驾李恢谁可以接任邓方，李恢自告奋勇，毛遂自荐，刘备嘉许，派他接任邓方。当时，夷陵之战已经开打，刘备无力增兵南中，全靠李恢维持。李恢也很有本事，虽然兵力单薄，境内也发生了几次小规模的叛乱，但都被他平定了。

刘备兵败驾崩的消息传来，南中沸腾，平时就有二心的人跃跃欲试。先是越嶲郡叟人头领高定元起兵反叛，杀了蜀汉任命的郡将焦璜，举郡称王。

紧接着，益州郡有人闹事，杀了太守正昂，公然反叛。

诸葛亮接到报告后十分忧虑，现在大规模用兵南中条件并不成熟，因为南中问题由来已久，而且问题十分复杂，如果不做好准备仓促用兵，要么失利，要么虽有小胜却不能解决根本问题。

司金中郎将张裔对益州本地事务很熟悉，遇到棘手的事情诸葛亮常征询他的意见，对益州郡的叛乱张裔也认为应该安抚，诸葛亮便上报后主同意，任命张裔为益州郡太守，去南中稳定局势。

正昂被杀后，益州郡的大姓雍闿在当地很有势力和威望，益州郡的事务都由他在周旋，张裔到达后，不知道雍闿其实已暗中投靠了孙吴，还找他协助自己。

雍闿把张裔抓了起来，送到孙吴，公开叛蜀。对于送上门来的这桩好事，孙权自然高兴地接着，他任命雍闿为永昌郡太守，在南中一带扩充亲吴的势力。

孙权还嫌不够，干脆自己也设了个益州刺史，治所就定在南中一带的交州、益州交界处，这时候刘璋已经死了，孙权就任命刘璋的儿子刘阐为益州刺史。

雍闿为报答孙权，果然十分卖力，在南中一带拉拢地方势力，益州郡的另外一个大姓孟获就受到了他的挑唆。同时，雍闿还编造谣言，攻击朝廷。

据《华阳国志》记载，雍闿一伙编造谣言说，朝廷向南中征要贡品，其中有乌黑的狗300只，连胸前的毛都得是黑的；螨蛇的脑汁3斗；长3丈以上的斫木3000根。

纯黑色的狗还能办好，螨蛇的脑袋一向很小，3斗脑汁得多少条蛇？斫木很少有能长到2丈高的，3丈的木头极罕见，要3000根哪里弄去？

这些谣言水平并不高，但很有煽动性，南中到处人心惶惶。就在这焦头烂额之际，又发生了越嶲郡太守朱褒举郡响应雍闿的事件。

《魏氏春秋》记载，益州从事常房按规定到下面检查工作，常房早就听说朱褒将有异志，就把朱褒的办公室主任（主簿）抓起来审问，后来把他杀掉。朱褒大怒，攻杀常房，诬其谋反。

诸葛亮当然知道谁是谁非，但常房做事也太鲁莽，不看现在是什么气氛，激起了朱褒的反叛。为了安抚朱褒，诸葛亮不惜下令诛杀常房之子，并把他四个弟弟流放到越嶲郡。

裴松之评论诸葛亮的做法时很有意见，他认为常房是冤枉的，诸葛亮应有所觉察，哪里有妄杀无辜来安抚奸人的道理？

发发议论是容易的，在当时的局势下，诸葛亮未必有更好的选择。

诸葛亮知道李严长期担任犍为郡太守，了解南中的情况，在当地也有一定威望，就请他给雍闿写信，希望雍闿回头。

《三国志》记载，李严前后给雍闿写了六封信，晓之以利害，雍闿只回复了一封信，信中说：“听说天上没有两个太阳，地上没有两个君王，现在可好，称帝的就有三家，所以我们这些远在偏僻之地的人心里充满了惶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话里充满了挑衅和傲慢。

眼看整个南中都将丧失，幸好还有人顽强抵抗和坚守。雍闿等人进攻永昌郡时，太守吕凯和郡丞王伉坚决抵抗，雍闿无法得手，雍闿多次写信给吕凯劝降，被吕凯严词拒绝。

吕凯在本郡颇有威恩，大家同心协力，雍闿这个孙权任命的永昌郡太守竟然无法踏入永昌郡一步。

吕凯独保永昌，让诸葛亮松了一口气，只要吕凯能坚持一年半载，就能为他赢得宝贵的时间，只有做好了充分准备，才能发起南中之战。

现在，还得经历一番痛苦的忍耐。

2.回击敌人招降

刘备驾崩，对曹魏和孙吴来说也都是重大事件。《三国志》记载，孙权的手下听说刘备死了，纷纷劝他称帝，孙权没有答应。

《江表传》记载，孙权不愿意称帝，理由是汉室湮没，不能前去相救，又怎能忍心与之相争呢（汉家堙替，不能存救，亦何心而竞乎）？

孙吴的群臣没有放弃，弄出许多所谓天命符瑞，再次劝孙权，孙权仍然没有答应。一个高明的政治家不会把名义和形式看得太重，做一件事更要着眼于利弊得失，不划算的事即使再风光也不要去做，在这方面曹操给大家做出过表率，其次就是孙权了。

孙权表面称臣于曹魏，但他太明白不过了，跟曹魏翻脸动手是迟早的事，因为曹丕提出的有些条件他能答应，有些条件他答应不了，一旦谈不拢，只有动手。所以，对蜀汉那边也得保持灵活，孙权派人去成都，名义上是吊丧，其实是观察那边的情况。

《吴书》记载，孙权派来的特使名叫冯熙，职务是立信都尉。刘备称帝后，孙权一直没有公开承认，此次派人来吊丧，又赶上新皇帝登基，说明他对蜀汉朝廷至少默认了。孙权此举释放出一个重要信号，那就是他想重新修复吴蜀两国的关系。

可惜的是，冯熙赶到成都时正值蜀汉国丧，又有后主登基的大典，到处忙忙碌碌，丞相诸葛亮根本无暇与他深入交谈，冯熙完成了一次礼节性的出访后，就回到了孙吴。

在曹魏方面，刘备的死讯传到洛阳，群臣都来向曹丕致贺。在曹丕看来，刘备的死是一个契机，比蜀汉更厉害的孙吴都已俯首称臣了，蜀汉那边不仅没有刘备，关羽、张飞、马超等人也都不在人世，劝说他们效仿孙吴称臣，也不是没可能。

于是曹丕发起了一轮舆论攻势。《魏略》记载，之前曹魏的司空王朗就写信给许靖，让他劝诸葛亮等人去掉不该有的帝号，接受大魏的封赏（去非常之伪号，事受命之大魏）。

据《诸葛亮集》保存的材料，后主登基后，诸葛亮密集地收到了曹魏司徒华歆、司空王朗、尚书令陈群、太史令许芝、谒者仆射诸葛璋等一批人的书信，这些信都是写给他的，信的内容只有一个，劝说蜀汉向曹魏称臣。

曹丕让这几个人给诸葛亮写信是有讲究的。华歆、王朗不仅是曹魏的重臣，而且是天下名士，很有影响力；陈群是曹魏的实权派，他曾经在徐州做过刘备的下属，也算是与蜀汉有旧谊；许芝是太史令，既然拿天命说事，自然少不了他；诸葛璋的职务不高，也让他出面给诸葛亮写信，推测起来，他很可能是诸葛亮的本家。

这些信摆在诸葛亮的案头，让他陷入了沉思。

他可以置之不理，但又觉得这正是一次向外界特别是曹魏表明立场的机会，这个立场既是他自己的，也代表了蜀汉。诸葛亮没有给他们一一回信，而是在深思熟虑之后写了一篇文章，作为对他们的回答。

这篇文章的题目叫《正议》，收录在《诸葛亮集》中，文中写道：

“当年西楚霸王项羽不用仁德对待百姓，即使他的力量很强大，有帝王的威势，最终还是身败名裂，遗恨千古。如今魏国不汲取项羽灭亡的教训反而效仿，即使曹操不死，他的后代子孙也必然灭亡。那些写信劝降于我的人，他们也都有一大把年纪了，却顺从贼子之意，就像当年陈崇、孙竦称赞王莽篡汉一样，讨好盗贼，却还是被盗贼逼迫而死。”

“光武帝创业时只带领几千人就在昆阳郊外一举击溃敌军四十万，足见用正道讨伐淫邪，胜败不在人数。曹操一向诡诈，纠集十万人来战先帝，妄图救张郃于阳平，却只落得狼狈逃窜，不但辱没了精锐之师，还丢掉了汉中，此时他才知道，国家是不能随便窃取的，没等他退军回到家，就已染病身亡。”

“曹丕骄奢淫逸，篡夺帝位。即便你们几个像张仪、苏秦那么能诡辩，说得天花乱坠、滔滔不绝，也不可能诋毁尧、舜，白白浪费笔墨而已。正人君子绝不会这么做。《军诫》中说：‘如果一万名士卒，抱着必死的决心，那就可以天下无敌了。’昔日轩辕黄帝率领几万士卒，就能击败四位帝王，平定天下。何况我们有几十万兵马，而且是在替天行道，讨伐有罪的人，谁能够与我们匹敌呢！”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先把曹操比作项羽，把华歆、王朗诸人比作帮助王莽篡汉的陈崇、张竦，都直接切中了要害，因为曹魏篡汉本身就是个有争议的话题，自己的事还没有整明白，就来劝别人，这是对劝降者的有力反击。

接着，诸葛亮举光武帝刘秀的事例说明，讨伐邪恶，维护正义，不在兵力多寡，蜀汉虽然不够强大，但比起昔日的光武帝还是绰绰有余，当年的汉中之战就是最好的例证。

诸葛亮写这篇文章，既是对曹魏那些劝降者的一个公开回复，也是统一内部思想的一个重要举措，面对朝野上下的动荡不安，诸葛亮希望用这篇文章鼓舞大家的士气，向外郑重表明蜀汉绝不可能投降，先主所制定和追求的兴复汉室、统一天下的目标不会放弃，只要上下团结一心，一定能取得胜利。

这篇文章写得义正词严，不仅有力度，而且不空洞，文字不多，却深沉有力，是一篇足以与《隆中对》《出师表》相媲美的出色的政论文。

3.组建丞相府

后主下诏，让诸葛亮开府治事。

开府就是组建官署，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在先主刘备在世时，其实没有组建单独的官衙，他的角色是执行者，所有重大事情都由刘备亲自决策，诸葛亮只负责提出建议和执行。现在，诸葛亮既是执行者又是决策者，他必须尽快建立起一套精干高效的工作机构，也就是丞相府。

汉代丞相府有标准的编制，一般说来其下共有13个曹，相当于13个处，标准编制为382人。

这13个曹分别是：西曹，负责丞相府内的吏员任用；东曹，负责天下二千石官员的升降，包括军中的武将在内，二千石相当于部长级，在地方上就是太守一级，在军队里相当于将军，这个处的权力极大；户曹，负责祭祀、农桑；奏曹，负责管理政府的一切章奏，相当于唐代的枢密院、明代的通政司；词曹，负责民事法律诉讼；法曹，负责交通以及邮驿等；尉曹，负责运输，像清代的漕运总督；贼曹，负责侦办盗贼；决曹，负责刑事审判；兵曹，负责兵役；金曹，负责管理货币、盐铁；仓曹，负责管理国家粮库；黄曹，相当于丞相府总务处。

各曹的负责人称掾，相当于处长，副手称为掾属，相当于副处长。

丞相府还设有长史、主簿，分别相当于秘书长、办公室主任，地位高于普通的掾和掾属。

曹操任丞相后，丞相府的编制和职权进一步扩大，设立了类似于参军事、军谋掾、军事祭酒之类的官职，分别相当于参谋、参谋处长、参谋长，参与军事活动。整个丞相府早已突破了三百多人的编制。

从上面可以看出，汉代的丞相府实际上就是一个标准的小内阁，人事、行政、经济、交通、司法、外交、军事无所不管，而九卿管得很少。

办完后主登基大典，诸葛亮即刻着手丞相府各部门负责人的物色，很快就将机构建立了起来。

长史是一个重要角色，作为丞相府的秘书长，起着上承下达的作用，必须熟悉各方面的情况，且须善于协调沟通，诸葛亮物色的长史是王连。

作为司盐校尉，王连此前多年从事的是与盐务有关的经济工作，这是一项苦差事，在常人看来也是个不容易建功立业的岗位，但王连干得很好，很有成绩。此外，王连还注意选拔人才，向朝廷推荐了不少人，他们后来都担任了要职。

选王连当这个秘书长，诸葛亮还有另外的考虑。王连是南阳郡人，不属于益州本土派，但他又不是跟随刘备来益州的，他来得比较早，算是刘璋的旧部，所以也不属于荆襄派。

但反过来说，王连与刘璋旧部有着共同的经历，又是荆襄籍的人物，这两派都觉得他是“自己人”。入蜀这几年来，诸葛亮越来越感觉到，协调和平衡好事实上存在着的各派别之间的关系非常重要，所以他的这个秘书长就一定要选一位派系色彩不那么明显、各方面又都能够接受的人。

鉴于王连长期以来作出的贡献，诸葛亮特意启奏后主，封王连为平阳亭侯，并兼任屯骑校尉。屯骑是北军五营之一，屯骑校尉是中央禁卫军里的高级将领，王连有了这个身份，也方便与军方打交道。

主簿选的是担任过巴郡太守的杨颙，这也是个实干型人才，诸葛亮认识他比较早，对他的才能比较了解。本来，杨颙的同宗杨仪或许更适合这个岗位，但之前杨仪由于和尚书令刘巴闹矛盾，被刘备用弘农郡太守的名义给挂了起来。

东曹和西曹都掌人事，在各曹中权力最大。曹操任丞相时，长期担任东曹掾和西曹掾的是崔琰和毛玠，都是很知名的人士。

诸葛亮选的东曹掾是他一直以来都十分看好的蒋琬。刘备对蒋琬似乎很有成见，甚至曾要将其处死，幸亏诸葛亮求情，蒋琬才得以保全。蒋琬目前担任尚书郎，在尚书台相当于科长这一级的低层级官员。

由蒋科长提拔为蒋处长，表面看只升了一两级，但东曹掾的分量和实权甚至比朝廷的九卿还大，由科长直接提拔成处长，体现了诸葛亮在用人方面的魄力。

东曹负责人选的是荆襄人士，西曹的负责人诸葛亮选了益州本土出身的李邵。李邵字永南，益州广汉郡人，刘备在时他担任益州府内的书佐部从事，大约是秘书或秘书处长一类的职务。任用他为西曹掾，也是破格提拔，并且大出很多人的意料。

李邵的其他情况不详，《华阳国志》说他有个哥哥叫李邈，却特别出名。

有的人很有才能，或者很有德行，叫有名；有的人因为某一事或某一性格引起轰动，叫出名，李邵的哥哥李邈属于后面一类。

《华阳国志》记载，李邈字汉南，在刘璋手下担任过牛鞞县长。刘备来益州后提拔他当了州府的从事。有一次正旦节，按礼制这是有些类似团拜的贺岁活动，李邈得以见到刘备。

大过年的，人家都是祝领导身体健康、万寿无疆之类，这个李邈却说了一大堆让刘备不爽的话。

李邈说：“刘璋将军因为你们同是宗室，所以拜托你来替他讨贼，什么功劳都没立，你却把他灭了。在下认为，将军你取益州，十分不合适（邈以将军之取鄙州，甚为不宜也）。”

好在刘备脸皮还算厚，又是过年，没有和他计较，而是开玩笑说：“你既然知道我不对，为何不帮刘璋来打我？”

领导很有风度，李邈却不够幽默，他认真地说：“不是不敢打你，是打不过你（匪不敢也，力不足耳）。”

刘备脾气再好，也有点儿恼了，让有关部门把李邈抓起来准备杀掉。最后诸葛亮出面求情，刘备也知道李邈只是个书呆子，没有别的想法，才把他放了。

李严卸任犍为郡太守时，诸葛亮专门推荐李邈接任，应该说对他是相当器重的。诸葛亮开府治事后，又把李邈调过来担任丞相参军，相当于丞相府高级参谋。但是，这个李邈注定是三国头号书呆子，以后他还要再犯两次傻劲，这里先不说。

诸葛亮重用李邈、李邵兄弟，推测起来可能与他们的出身有关，李氏有可能是广汉郡的大族，对于益州本地这样的家族，只要他们之中有可用的人才，诸葛亮总是格外关注，他希望通过重用他们，达到团结益州本土人士的目的。

一同担任丞相参军的还有马谡，此前他一直担任越嶲郡太守，但诸葛亮发现他的特长在军事方面，虽然刘备临终前专门交代对马谡不可重用，但诸葛亮觉得让马谡当太守也是对人才的浪费，何况担任参军只是出谋划策，算不上重用，所以就把他调了过来。

诸葛亮在丞相府里还设了一个门下督，任命的是马忠。

门下督是一个不常设的职位，具体职责不太清楚，根据与之类似的职务进行比较，从事的可能是巡察、巡视兼保卫方面的工作。这个职务也不低，建安七子之一的陈琳曾任曹操的门下督，他是由军师祭酒转任的，军师祭酒相当于参谋长，所以这个职务不比各曹掾低。

马忠此前只是巴西郡下面一个县的县长，永安救驾中给刘备留下了深刻印象。刘备把他看作益州出身人士中黄权一类的人才，临终前给诸葛亮交代过不少人事方面的事情，马忠可能就是刘备交代给诸葛亮的可用人才，所以受到重用。

在益州本地人才里，还有一个被诸葛亮更看重的人这时却不在，否则诸葛亮一定会安排他在丞相府里担任重要职务，这个人就是张裔。

张裔临危受命去南中平叛，却被叛军抓了起来押送到了孙吴，此时正以俘虏的身份在江东受辱，诸葛亮一直惦记着他，总想找机会把他接回来。

以上是丞相府方面的人事安排，诸葛亮此时还兼任益州牧，州府的人事安排也相当重要。刘备称帝前的人事安排中，左将军府以荆襄人士为主导，而益州府则多用本地人，诸葛亮仍然沿袭了这种做法。

州府最重要的职位是别驾，是州牧的主要助手，相当于副州长，诸葛亮出人意料地任命了秦宓。之前说过，刘备伐吴，担任从事祭酒的秦宓苦劝，惹得刘备大怒，要杀他，也是诸葛亮求情，才免一死。

秦宓此刻应该还是戴罪之身，没有任何职务，诸葛亮直接提拔他当了别驾。

州府的另一个重要职位是功曹，相当于人事处长，诸葛亮任命的是五梁。

五梁字德山，益州犍为郡人，益州本地名儒，有深厚的儒学才识，个人品德也比较突出，刘璋在时就是座上客，刘备称帝后担任议郎。这是一个德高望重的人物，又是本土出身，让他负责人事工作，别人不好说什么。

五梁有个同学叫杜微，也是本地出身的名儒，诸葛亮请他做州政府办公室主任（主簿），却碰了个钉子。

杜微字国辅，益州梓潼郡人，和五梁都受教于广汉郡大学者任安。刘璋时任命他为从事，因病去官。刘备来益州，杜微也称病不出。

诸葛亮请杜微出来做事，杜微一再推辞，后来诸葛亮专门派车去才把他请来。见了面，诸葛亮发现杜微耳朵有些聋，听不清别人说话，就在座中写了一段话给杜微，希望杜微能因天顺民、辅佐明主。

杜微勉强答应下来，但不久又请病假回家养老。

诸葛亮还是想把他留下，在《诸葛亮集》中保存着一封诸葛亮写给杜微的信。诸葛亮在信中写道：

“曹丕篡汉自立为帝，这就像土龙刍狗一样不是真龙（是犹土龙刍狗之有名也）。我正打算与群贤一起除其邪伪，以正道灭之。但是先生还未曾教导我，就要退归山林（君未有相诲，便欲求还于山野）。”

“如今，曹丕大兴劳役，举兵攻打吴国。现在应趁他忙不过来，抓紧时间发展生产，增加财富，训练军队，等到他遭受挫败后去讨伐他，可使兵不战、民不劳而天下可定。请先生来，只需凭借您的德望辅助就行，不需要参与具体事务，为何这么急切地要回去呢（何为汲汲欲求去乎）？”

诸葛亮说明，请先生来就是挂个名，不必朝九晚五。信里充满了真诚和殷切，杜微不好再说什么，就留了下来。

《三国志》作者陈寿的老师谯周是蜀汉后期最知名的学者，他也是此时进入诸葛亮领导的益州州府任职的，职务是劝学从事，负责文化教育方面的工作。

谯周字允南，益州巴西郡人，幼年丧父，和母亲以及兄长一起生活，家境清贫，但耽古笃学，诵读典籍，废寝忘食。他身材很高，个子跟诸葛亮有一比，《三国志》说他长得看起来很纯朴，不喜欢修饰自己，这是陈寿对老师长相的委婉描写，其实谯周的外貌很有特点。

据《蜀记》记载，诸葛亮初次召见谯周，左右的人看到这个有点憨又有点萌的大个子都忍不住笑起来。诸葛亮一向对左右要求很严，谯周走后，有关人员向诸葛亮举报刚才有人发笑，诸葛亮说：“算了算了，我尚且差点忍不住，何况大家呢（孤尚不能忍，况左右乎）？”

有人看到这里会说，诸葛亮怎么能自称孤呢，孤家、寡人不是帝王专属的自称吗？其实是可以的，称孤不是为了炫耀，而是谦称，除帝王外，侯爵也可以自称孤，诸葛亮此时已有了爵位，是可以称自己为孤的。

4.工作中率先垂范

丞相府、益州府两套工作机构组建完成，开始了有序而高效率的运转，不久之后，这两个衙署的官员们对丞相的工作作风又有了新的认识。

大家发现，丞相的工作责任心很强，对大家要求也很严格，他的心非常细，重要文书都亲自过目，向他汇报工作不能有丝毫马虎。为了减少差错，他甚至亲自校订一些重要文件和统计报表（自校簿书）。《襄阳记》记载，丞相府办公室主任（主簿）杨颙看到这种情况，劝诸葛亮说：

“大家工作职责有分工，上上下下不宜互相交叉（为治有区分，则上下不可相侵）。现在拿一家之主打个比方：有一个人，让奴仆耕田，婢女做饭，雄鸡报晓，狗咬盗贼，以牛拉车，以马代步，家里的事无一旷废，要求都能达到，他也悠闲自得，高枕无忧，只是吃饭饮酒而已。”

“忽然有一天，所有的事他都要亲自做，不用奴婢、鸡狗、牛马，结果劳累了自己的身体，让自己陷于琐碎事务中，弄得疲惫不堪，精神萎靡，但却什么都做不好。是他的才能不及奴婢和鸡狗吗？不是，而是因为他忘记了作为一家之主的职责。古人说‘坐着讨论问题作出决定的是王公，执行命令亲身去做事的是士大夫（坐而论道谓之三公，作而行之谓之卿大夫）’。”

“所以，丙吉不过问路上杀人的事情，却担心耕牛天热气喘；陈平不去了解国家的钱、粮收入，而说这些自有具体负责的人知道，他们都懂得各司其职的道理。如今您管理全国政务，却亲自校订文书，终日汗流浃背，不是太劳累了吗？”

杨颙上面这番话涉及管理学上的分工问题。从管理学上讲，一个机构要实现高效运转并有条不紊，首先要做到各部门权责分明，职责不能互相重叠，更不能互相牵扯，否则就会导致效率低下，建立组织分工制度就是防止互相扯皮、提高工作效率的手段。

下属给领导提意见往往是有风险的，因为人都不爱听不顺耳的话，无论提的意见是对是错，都会惹人不高兴。所以，聪明的下属即使想给领导提点意见，也会绕上一个大圈，先猛表扬一通，再委婉地提那么一点点，杨颙向诸葛亮提的这个意见却很直接，也很严厉。

杨主任的意思几乎是说你不会当领导，你现在的工作方法就是吃力不讨好，你应该学学人家丙吉和陈平。

诸葛亮听了却没有生气，反而很感动，向他表示感谢，对杨主任的工作仍然信任有加。后来杨颙去世，诸葛亮十分伤心，一连三天流泪不已（及颙死，亮垂泣三日）。

但是，杨颙看到了事情的一个方面，却没有看到另外一面。

从管理学上讲，职责是应该那么分工，但要看在什么样的具体环境之下。诸葛亮开府治事之时，许多工作刚刚起步，新组建的丞相府和调整过的益州府都需要磨合，各级官员的工作作风也需要培养和锻炼，诸葛亮从细节入手，亲力亲为，拿现在的话讲就是狠抓工作作风建设，以此来带动工作质量和效率的提高。

这是一个扭转作风、纠正错误的关键时刻，领导必须带头。

在诸葛亮的严格要求下，各级官署的工作作风大为改观，一些虽然没有背景却有能力、肯干事的人得到了重用，何祗就是一个例子。

深为诸葛亮器重的杨洪此时担任蜀郡太守，诸葛亮让他向自己推荐人才，杨洪推荐了自己的秘书（门下书佐）何祗。

据《益州耆旧传》记载，何祗字君肃，少时家贫，为人通达宽厚，有才能，但喜欢嘻嘻哈哈，当时大家对他并不看好。在杨洪的推荐下，诸葛亮让何祗当督军从事，负责管理一处监狱。

有一次，诸葛亮巡查到何祗管理的监狱，询问何祗监狱和所押犯人的情况，何祗回答得头头是道，流畅自如，让诸葛亮很惊异。

后来成都县令空缺，诸葛亮让何祗接任，成都是蜀汉的首都，达官贵人聚集，这样的地方通常都很难管，犯罪案件也多，何祗到任后，打击犯罪，抓获不少作恶奸诈之徒，使犯罪案件大幅度下降。附近郫县县令缺，诸葛亮干脆让何祗把这个县令也兼任起来。

再后来，位于成都西北方向的汶山郡少数部族出现不安定问题，随时可能发生叛乱，诸葛亮便把何祗派过去担任太守，何祗去后很见效果，汶山郡很快安定下来，当地各族百姓都很信服他。

何祗又转任广汉郡太守，他走后，汶山郡又出现了不稳定局面，此时再派何祗回任太守有点不太合适，诸葛亮索性从何祗家族里选了一位有才能的人去当太守，结果一去之后大家居然就不闹事了。

除了认真工作，勤恳办事，诸葛亮还要求下属要敢于直言，敢于讲真话，看到问题或者有好的建议要及时提出来。在《诸葛亮集》中保存了两篇《与群下教》，类似于两篇对下属的公开信，内容都是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的。

在第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要求：“各级官员参与处理政务，要集中众人的智慧，广泛采纳各种有利于国家建设的意见（夫参署者，集众思广忠益也）。如果担心受到猜疑而不愿意反复磋商、研究，就会使国家蒙受损失，反复研究、磋商就能找出解决问题的好办法，这就好比丢掉了破草鞋而得到了珠玉（犹弃敝而获珠玉）。人的内心都苦于不能言尽，只有徐元直在这方面没有顾虑，还有董幼宰，他参与处理政事七年，遇到不同意见，他会往返十次对我说（事有不至，至于十反，来相启告）。如果大家能做到徐元直的一点，能像董幼宰那么勤勉，一齐为国效力，那我就可以减少过错了。”

现在有个常用的成语叫集思广益，说的是集中群众的智慧、广泛吸收有益的意见，其出处就是诸葛亮给下属的这篇教文。

这篇教文中说到的徐元直，就是诸葛亮早年的挚友徐庶，在与诸葛亮交往中，他能做到有话直说，知无不言。董幼宰就是董和，益州本土出身的名士，诸葛亮一向对他很尊重，请他协助自己做了很多工作，董和也很尽心，受到诸葛亮的肯定，诸葛亮后来还专门提出过要求，让大家向董和学习。

在另一篇《与群下教》中，诸葛亮继续鼓励各级官员直言，他说：“我过去初次接触崔州平，就多次听他指出我的得失；后来接触徐元直，又经常受到他的启发和教诲；我与董幼宰共事，他每次发表见解都必须把话说完；后来又与胡伟度共事，他曾多次对我进行劝阻。我天资不高，不一定完全接受他们的所有意见，但我同他们始终都是好朋友，这说明我对任何直率的意见都不会猜疑（足以明其不疑于直言也）。”

徐元直、董幼宰上面已提到，崔州平即诸葛亮早年的好朋友崔钧，胡伟度名叫胡济，在诸葛亮手下任职，以后还做过他的主簿。在后面这篇教文中，诸葛亮要大家不必担心，不会因为说真话而受到猜疑。

在诸葛亮的以身作则和言传身教之下，各级官署呈现出新的气象，敢于直言，敢于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成为官场新风，蜀汉政坛逐渐走出被失败所笼罩的阴影，看到了新的曙光。

要实现先主留下的遗志、复兴汉室，只有勤勉工作还不行，必须增加国力，做到国富民强，离开国家实力做支撑，一切都是空谈。

在发展经济方面，此前诸葛亮已协助刘备做了大量的工作，如盐铁专营、发展蜀锦等，使益州的生产发展恢复得很快。开府治事后，身担丞相和益州牧两副重担，诸葛亮更是把发展经济、提高国力作为头等大事来抓。

后主登基后的这一段时间，诸葛亮制定的经济政策可以用八个字来概括：务农殖谷，闭关息民。

务农殖谷就是发展农业，搞好经济建设。诸葛亮是从乡村走出来的布衣丞相，对农业生产他很熟悉，他知道只有农业生产发达，各项基础才能巩固，只有发展经济，国家有了钱，其他的事才有保障。

在诸葛亮所著的《便宜十六策》中，多次谈到农业生产的重要性。诸葛亮认为，治国必须找到立国的根本，这个根本就在农耕、山林、川泽之中，如果农业生产不正常，就会导致国运的衰败（地失其常，则有枯败）。

诸葛亮还谈到，汉末以来各地动乱不已，加上自然灾害不断，土地兼并的倾向又越来越严重，耕地的人越来越少，不耕作的人越来越多，造成了民生凋敝，社会不稳定（灾害并起，强弱相侵，躬耕者少，末作者多，民如浮云，手足不安）。

为解决这些问题，诸葛亮想出了很多办法。益州虽是天府之国，但经过几年的战争，出现了大量土地无人耕种，而另一方面又有许多来益州避难的外地人没有地种，通过把土地集中起来统一分配，可以安抚流民，达到安民复业的目的。

在《便宜十六策》中，诸葛亮还谈到管理社会、管理人就像种庄稼一样（治人犹如养苗），要想禾苗茁壮成长，必须除去其中的杂草（先去其秽），对于专权恣肆的豪强权贵，不仅要从法律上加以限制和打击，在经济上也要加以抑制，通过打击豪强，释放生产活力。

在赋税政策方面，诸葛亮认为应当轻徭薄役，不能让百姓负担过重（唯薄赋敛，无尽民财），因为人吃不饱肚子就会造反（人有饥乏之变，则生乱逆），所以蜀汉实行了较低的税赋。还有史料表明，诸葛亮在蜀汉也组织兵士屯田，增加军粮收入，减轻百姓负担。

在大家印象中诸葛亮是一个喜欢用兵的人，蜀汉国力有限，但他年年用兵，使军事方面的负担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范围。其实，这是严重的误解。

根据裴松之注《三国志》所引郭冲五事记载，诸葛亮注意减兵省将，把兵员控制在一定范围之内，一般情况下全国常备兵员不超过8万人，且实行轮换制，保证有充足的劳动力从事生产。

苛捐杂税历来是激起民众反抗的直接导火索。据《袁子》记载，诸葛亮治蜀，虽然严于执法但国人都心悦诚服，百姓承担一定负担但从不抱怨（行法严而国人悦服，用民尽其力而下不怨）。有人做过统计，三国时期曹魏控制区内共发生民变24次，孙吴23次，而蜀汉仅有3次，这从侧面反映了诸葛亮主持下制定和推行的赋税政策是较为合理和成功的。

根据当时的局势，诸葛亮同时提出暂不对外用兵，先埋头发展自己，即闭关息民，这作为一项基本国策于后主登基的次年予以颁布。

不用兵不是示弱，而是为了发展和调整自己，充实力量。为了更长远的目标，眼前必须作出一定的牺牲，这种牺牲有时非常痛苦，比如诸葛亮下令诛杀常房之子时，内心正是在承受着这种痛苦的煎熬。

但是，一个政治家必须学会忍耐，尤其在关键历史时刻，诸葛亮当然知道审时度势的重要性，他不仅自己要忍耐，还要劝说后主，说服朝中百官和众将士。

有反击的一天，但现在必须把该做的事情都做好，否则便是空谈。

5.开启破冰之旅

虽然闭关息民，诸葛亮觉得有一件事不能停，那就是与孙吴恢复关系。

诸葛亮认为与孙吴复交的事不能拖下去了，必须马上派人到孙权那里去联络，只是派谁去他还没有物色好。正在这时，有个人主动找诸葛亮谈论此事，让诸葛亮眼前一亮。

这个人是尚书邓芝，他最早只是刘璋手下管理仓库的基层官吏（邸阁督），刘备与他交谈后大异其才，对这个邓禹后人很看重，让他做郫县县令，后来邓芝升任广汉郡太守，因为有才干和政绩，被任命为尚书。

据《三国志》记载，邓芝也看到孙刘联盟的重要性，于是找到诸葛亮，建议说：“现在主上年幼，又是刚刚登基，应当派遣使者到孙吴，重新缔结双方的友好（宜遣大使重申吴好）。”

邓芝特意强调须派一位“大使”，意思不是说派领事不行非得大使，他的意思是必须派重量级使者，因为他也觉得此行任务艰难，又必须办好。

诸葛亮回答：“这件事我也想了好久了，只是一直不知道派谁出使才合适，今天才有了最佳人选（吾思之久矣，未得其人耳，今日始得之）。”

邓芝问这个人是谁，诸葛亮指着他说：“就是你呀！”

诸葛亮改任邓芝为中郎将，派他作为特使出使孙吴，时间是建兴元年（223）十一月，距离后主登基不过半年。

当时孙权在武昌，邓芝带着礼品赶到武昌，等待孙权的接见。据《吴历》记载，邓芝带的礼物包括马二百匹、蜀锦一千匹以及其他蜀地的土特产。

孙权占有荆州后，势力如日中天，但他并不觉得风光，反而过得十分难熬，原因主要来自于曹魏。

孙权为对付蜀汉不得已向曹魏称臣，他是权宜之计，曹丕却当了真，今天要你进贡，明天又要你把儿子送一个到洛阳当人质。进贡好办，要什么给什么，送儿子当人质这事，孙权觉得自己办不来。

双方由僵持到发生摩擦，最后干脆武力相向，所幸天佑孙吴，曹军几次行动均未得手，孙权暂时渡过危机。

但是，孙权很清楚他与曹魏实力上的差距，所以压力很大。不过，对于邓芝的来访，孙权仍然拿不定主意，所以没有及时接见邓芝（权果狐疑，不时见芝）。

邓芝看出孙权的心思，于是主动给孙权写了封信，信中说：“我此次来吴国面见大王，为的不单单是蜀国（臣今来亦欲为吴，非但为蜀也）。”

邓芝言外之意，现在蜀汉需要孙吴，孙吴又何尝不需要蜀汉？孙权看到这句话，脑子里一定会想起15年前曹操大兵压境，诸葛亮跑来找他说的那一席话。

于是，孙权决定召见邓芝。

孙权倒也实在，见了邓芝开门见山地说：“我也想跟蜀汉和好，但是担心蜀主年幼软弱，加上蜀汉国小力薄，在曹魏的攻击下尚无法自保，所以为此而犹豫。”

邓芝回答道：“吴国和蜀国加起来占有四个州的土地，大王您是一代豪杰，诸葛亮是一时的英才（大王命世之英，诸葛亮亦一时之杰也）。蜀汉有重重天险，吴国有三江之阻，如果把两家的长处结合起来，互为唇齿，进可以兼并天下，退可以鼎足而立，这是很清楚的道理。大王如果委身于曹魏，今后曹魏上可以命大王您入朝朝拜，下可以命大王您输送人质，如果不从，就会奉辞伐罪，到那时如果蜀国再顺流而下，那江南可就不是大王的了。”

一番话看似波澜不惊，在孙权听来却如惊雷过耳，以至于半天答不上话来（默然良久）。

邓芝这段话厉害在什么地方呢？他向孙权揭示了这样一个道理：向曹魏称臣不可行，连权宜之计都不是，一旦称臣，你就得任人摆布，现在还只是让你送人质，如果你送了，马上让你亲自到洛阳朝拜，你去不去？敢不去，就会以违命讨伐你，你吃亏还说不出来，这哪是聪明人的做法，这是吃了亏还说不出来的愚蠢。

邓芝的话还绵里藏针，你眼下跟曹魏打了几仗，看似敌人没有得手，你以为是长江天险或者孙吴将士勇猛吗？那是蜀国没有落井下石。千万别以为今后可以高枕无忧，不说曹魏今后加大打击力度，就是蜀国哪天趁曹魏打你的时候插上一手，你还行吗？

邓芝的话把孙权打回了原形，原来孙刘联盟是如此重要！

孙权沉默半天，对邓芝说：“你说得很对。”

于是，孙权决定彻底打消与曹魏和缓的幻想，重新与蜀汉联合（遂自绝魏，与蜀连和）。

孙权随即安排人回访蜀汉，进一步商谈双方联合的细节。邓芝完成了任务，准备回去复命，据《吴历》记载，孙权让他带回不少吴国的特产给后主，以回报厚意。

邓芝此行圆满完成了任务，返回成都前他向孙权还提出一个请求，这是临来时诸葛丞相专门交代的一项重要任务，是向孙权要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之前被南中叛军押解到孙吴的张裔。自从到了吴国，张裔一直过着四处流徙的生活，但孙权竟然还不知道张裔是谁，于是痛快地答应了。

孙权也是个爱才的人，他想到这个张裔能让诸葛亮如此费心地要回去，那一定是不一般的人才，于是在邓芝一行临返回前单独召见了张裔。

据《三国志》记载，孙权和张裔聊了不少，为了试探张裔的才能，孙权故意说：“听说你们蜀汉有个姓卓的寡妇和司马相如私奔，贵地风俗都是这样的吗？”

孙权所说的姓卓的寡妇就是卓文君，她貌美有才，是西汉时益州临邛大富商卓王孙的女儿，丧夫后寡居，后来她看中了还是穷书生的司马相如，于是大胆追求，写下了“愿得一人心，白首不分离”的名句，后来和司马相如私奔，成为著名的爱情佳话。

但在汉代人看来，私奔毕竟是很不光彩的事，孙权拿此事揶揄张裔，目的是考验他如何作答。

张裔不紧不慢，回了一句：“依在下看，卓氏寡女跟朱买臣之妻一样。”

朱买臣是汉武帝时的名臣，早年家贫，妻子不堪忍受，离家另嫁他人。张裔之所以提朱买臣，因为朱买臣是吴县人。张裔的意思是说，别挖苦我们蜀国人，你们吴国人也一样。

对于张裔的机智回答，孙权十分满意，与张裔越谈越投机。

孙权对张裔说：“先生回去之后必然会被重用，你何以回报我？”

张裔回答：“我负罪而归，回去之后将听从有关部门的处置。如果蒙圣恩不被处死，我58岁之前的性命是父母给的，58岁之后的性命就是大王给的。”

张裔此时58岁，孙权闻听十分高兴，对他有了器重之意。

张裔出城后，回想起跟孙权的对话，有所后悔，他觉得当时应当装傻充愣，而不应该表现出自己的机警。所以，他立即登船，加快速度往回返。

果然，孙权派出来追他的人已经出发，追到边境时，张裔刚好进入蜀汉管辖的永安县境内，追者只得回去复命。

诸葛亮见到张裔特别高兴，立即任命他为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同时兼任益州副秘书长（治中从事），成为自己在政务和军务两方面的主要助手之一。

次年夏天，孙权派来回访的使者到了成都，使者的名字叫张温，与董卓和孙坚的老领导、汉末名将张温同名同姓，此人在吴国担任的职务是辅义中郎将，《三国志》说他出使蜀汉时32岁。

对于孙吴特使回访，诸葛亮十分重视，安排沿途盛情接待，这让张温十分感动。

张温一行到达成都，大家都想观察吴国特使是如何对待蜀汉皇帝的，张温到达蜀汉皇宫呈上拜章，一切礼仪均按邦国正式程序进行，拜章言辞也十分恭敬，这让蜀汉上下听了都很满意。

张温此行有两个具体目的，一个是对邓芝出访的回访，一个是向后主、诸葛亮等蜀汉高层当面解释孙吴委身于曹魏的苦衷，对于未来双方再次联盟的细节性问题还未涉及。双方协商，将继续派使者商谈合作的细节问题。

张温此访取得了圆满成功，访问中也有花絮。

据《三国志》记载，张温在成都期间享受了崇高礼遇，临返回孙吴前，诸葛亮亲自率百官送行。

送行宴上，众人都准时到来，只有秦宓没到，诸葛亮多次派人去催他（众人皆集而宓未往，亮累遣使促之）。秦宓前一阵担任益州副州长（别驾），此时已改任中郎将。

张温见诸葛亮如此重视这个人，便好奇地问：“这是什么人？”

诸葛亮回答：“益州的一个学士。”

张温想，能让诸葛亮这么看重，可见这个学者学问不一般。张温也是有大才的人，当初孙权慕名初次与他交谈，张温文辞占对无所不通，口才极佳，让在场的人无不倾倒。现在听说蜀汉也有才能出众之辈，勾起了张温喜欢与人论辩的瘾。

等秦宓来到，张温首先发问：“先生读书吗？”

秦宓回答：“五尺童子都读书，何况在下！”

张温于是问：“那你说说，天有没有头？”

秦宓回答：“有。”

张温接着问：“天的头在哪个方向？”

秦宓道：“在西方。《诗经》里说‘乃眷西顾’，按照这个推测，天的头在西方。”

天有没有头，这是个无聊的问题，即使古人天文知识相对匮乏，也知道它没有答案。这是个脑筋急转弯问题，考的不是知识而是机智。如果秦宓说不知道，张温就算赢了；如果秦宓反问，张温可以回答说我知道就是不告诉你，那也赢了。

这就是诡辩术，只是秦宓也深谙其道，他善于把无聊的问题当有聊来考证，一本正经地弄出个《诗经》的典故，你说不对，那就是挑战《诗经》。

张温不服气，接着问：“那你说说天有耳朵吗？”他不信秦宓还能再从《诗经》里找出答案。

结果还真让秦宓又找着了：“天有耳朵，《诗经》里说‘鹤鸣于九皋，声闻于天’，如果没有耳朵，怎么去听？”

张温简直崩溃，还是继续追问道：“天有没有脚呢？”

秦宓回答：“有。《诗经》里说‘天步艰难，之子不犹’，如果没有脚，怎么走路？”

张温问：“那你说说天有没有姓？”

看来张温已经被几个脑筋急转弯的回答给弄晕了，这个问题也太好回答了，秦宓张口就来：“有呀，天姓刘。”

张温一下子没明白怎么回事：“你是怎么知道的？”

秦宓自豪地回答：“天子姓刘，所以知道天也姓刘。”

开始还只是娱乐，现在扯出政治了，如果不赶紧扳回一局，这个特使就太没面子了，张温也算是江东名嘴，急中生智道：“太阳是升于东边的吧？”

张温的意思是，你说天姓刘，我看应该姓孙才对，因为太阳在我们孙吴那边。

秦宓答道：“即使升起于东边，最后还是落于西边！”

张温一点便宜没占到，整个论辩中，秦宓不假思索，张口即出，声音洪亮，张温深为敬服。

张温回访后，诸葛亮趁热打铁，很快再派邓芝出访孙吴。

孙权再见到邓芝，就以老朋友相待了，对邓芝十分欣赏，还给诸葛亮写信夸赞邓芝的才干。

孙权和邓芝的友谊保持了很长时间，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后，邓芝在江州任职，孙权和邓芝还经常保持沟通，每次送给邓芝的礼物都很丰厚（权数与芝相闻，馈遗优渥）。

良好的关系促进了双方的合作，吴蜀之间的交往逐步密切。这一时期，双方互有使者往来，相比之下留下名字的使臣蜀汉比孙吴多，除邓芝外，还有丁宏、阴化、费袆等人。

随着吴蜀之间使者往来的频繁，双方在边境地区的交往也不断增多，在对蜀国事务方面，孙权很重视陆逊的意见。

陆逊当时以辅国将军的身份兼任孙吴的荆州牧，驻扎在江陵，孙权每次有给后主刘禅以及诸葛亮的信，都先送到江陵让陆逊看，让陆逊把握轻重，如有不妥，就地修改后再送出。为了行事方便，孙权刻了一枚自己的印放在陆逊处，陆逊改完公文、书信重新盖印就行，不必再送往武昌（时事所宜，权辄令逊语亮，并刻权印，以置逊所。权每与禅、亮书，常过示逊，轻重可否，有所不安，便令改定，以印封行之）。

这显示出孙权对陆逊的无比信任，也提高了双方交往的时效。

第五章　关键时刻果断出手

大军出征，聪明的做法是派别人去，成功了是政绩，万一失败也不损自己的威望。这些显而易见的道理诸葛亮根本未加思索，是他傻，还是他认为这是自己应尽的责任？

1.马谡的攻心计

处理好与孙吴的关系，又经过一段时间的闭关息民，蜀汉内外部的环境呈现出好的景象，先帝驾崩后的严峻时期总算过去了。

诸葛亮抓紧时机，把征讨南中的事提上了议事日程。

这是一次重大的军事行动，只能成功，不能失败。所谓成功，并不是占几处地方、杀几名叛乱首领那么简单，必须从根本上解决南中的问题。正因为如此，诸葛亮才没有轻易用兵，但眼下的局势又不能一拖再拖。

后主建兴三年（225）二月，魏文帝曹丕任命陈群为镇军大将军，司马懿为抚军大将军，自己亲往召陵，开掘讨虏渠，做出讨伐孙吴的举动。魏吴之间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展开，诸葛亮认为机不可失，于是上表后主，决定立即集合大军进军南中。

丞相府秘书长（长史）王连向诸葛亮进谏道：“南中是不毛之地，疫疠之乡，不应当由丞相亲自讨伐，做这样的冒险之举（不宜以一国之望，冒险而行）”

诸葛亮明白王连的意思，此次进军南中情况复杂，打胜了还好说，如果打败了或者无功而返，他的威望将受到极大的挫伤，必须考虑到这个风险。

诸葛亮当然知道对他个人来讲这是件极其冒险的事，但是如果自己不亲自去，而是另派一个将领，取得全胜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于国家更为不利。

不能因为避免让自己冒险而让整个国家去冒险，诸葛亮虽然知道王连的话很恳切，但仍然决定自己亲自南征。

大军未发，王连却病逝了。诸葛亮一向看好并重点培养的人主要有张裔、杨洪、向朗、蒋琬、杨仪以及费袆、董允、马谡、邓芝等几位，要在他们中间找一个人接替王连。

张裔身兼军政两端，既了解自己的想法，又熟悉益州本地情况，起着别人无法替代的作用，此时不宜调动；杨洪复任蜀郡太守，掌管成都的安危，地方一旦出现什么情况，还得靠他稳定局面，也不宜变动；蒋琬倒是合适的人才，但他刚刚由尚书郎升任丞相东曹掾，资历有点浅。与他们相比，费袆、董允、马谡、邓芝几位资历和威望更浅一些，担任丞相长史还不太合适。

较为合适的人选只有杨仪和向朗，说起来诸葛亮更倾向于选杨仪，但是一来杨仪曾是被刘备亲自贬降过的人，二来孙权对杨仪有过负面评价，这些毕竟都会影响到诸葛亮的安排。最后，诸葛亮决定选时任步兵校尉向朗代理长史职务。

诸葛亮同时任命杨仪为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随同自己一起行动。杨仪已经在家赋闲好几年了，他的职务是弘农郡太守，弘农郡远在黄河边上，是曹魏的地盘，他这个太守只是个空衔。

建兴三年（225）春天，后主诏准丞相诸葛亮率众南征，《诸葛亮集》附录中保存了诏书中的一部分内容，从这份诏书可以看出来，后主赐给诸葛亮金钺一具，曲盖一副，前后羽葆鼓吹各一部，虎贲60人。

钺、曲盖、羽葆、虎贲都属皇帝专用，曲盖、羽葆属于出行的车辆仪仗，虎贲是皇家警卫，而金钺不仅好看，而且象征皇帝的授权，比假节、持节级别更高，持此如皇帝本人亲临，可以任意诛杀大臣而不必事先请示。

百官一直把诸葛亮送到郊外。《襄阳记》记载，送行的人回去后，还有一个人却没有走，而是一直跟着诸葛亮前行。

诸葛亮知道此人一定有话想说，但也没问，继续走。

一直走了数十里，倒是诸葛亮忍不住了，对此人说：“咱们在一块共事多年，希望你能多提些良谋妙策。”

此人这才说道：“南中依仗险远，长期以来不服我朝，即使现在把它攻破，后面还会继续反叛。将来明公如果倾国家之力去对付强贼曹魏，他们知道我们后方空虚，叛乱会来得更快。如果把他们全部杀了以绝后患，那又不符合仁义，而且这也不是仓促间可以做到的事（彼知官势内虚，其叛亦速。若殄尽遗类以除后患，既非仁者之情，且又不可仓卒也）。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希望明公能让他们心服！”

一番话正中诸葛亮下怀，此人提出心战为上的原则，正是诸葛亮这段时间考虑最多的事，为彻底解决南中问题，使蜀汉今后没有后顾之忧，不能一味用武，而应当攻心，让南中各部族从心底里愿意臣服。

这个人就是丞相府高级参谋（参军）马谡，作为已故侍中马良的弟弟、“马氏五常”之一，马谡一直深得诸葛亮的器重，诸葛亮认为他很有才干，对问题有独到见解，所以常常跟他一起交谈，《三国志》记载，他们有时从白天一直谈到深夜。

马谡的建议进一步坚定了诸葛亮的想法，他于是在行军的路上起草颁布了一份《南中教》，作为此次南征的战略指导文件。

《南中教》大部分已佚失，在《册府元龟》和《诸葛亮集》中只保留着几句话，这几句就是马谡说给他的原话：“用兵之道，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

南中之战在建兴三年（225）夏天打响。对于这次重要的战役，《三国志》记述得非常简单，《三国志·后主传》只有51个字的记载，《诸葛亮传》中更是少到只有20个字，一向以翔实著称的裴松之注，也只有不到300字的记述。在其他各人的传记中，虽然也有只言片语的记载，但都比较零星，难以看出这场重要战役的全貌。

记述南中之战比较详细的唯有《华阳国志》，常璩写此书时距诸葛亮南征不到100年时间，他可以看到更多的材料，通过这部书能大致还原出南中之战的整个过程。

综合《华阳国志》的记载，诸葛亮此次征讨南中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整个南征大军有10万人左右，不过推测一下，这个人数可能并非全部作战部队，还包括后勤保障人员在内。

当时盘踞在南中的叛军大致分为三路：西路是所谓的夷王高定元，他据守在越嶲郡，是实力最大的一股；中路是叛乱中最活跃的雍闿，他占据着益州郡，被孙权任命为汉昌太守，但由于吕凯等人的死守，雍闿未能侵入汉昌郡，在益州郡与雍闿合盟的还有夷人首令孟获；东路是已经反叛的原牂牁郡太守朱褒，他的大本营是牂牁郡的治所且兰一带。

在今天的金沙江和岷江汇合处有一座美丽的古城宜宾，三国时金沙江的名字叫泸水，宜宾叫僰道。诸葛亮率大军由成都出发来到僰道附近，再往前就是叛军控制的南中地区了。

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在僰道附近把大军也分为三路：第一路由丞相府门下督马忠率领向西进军，直取牂牁郡的且兰，讨伐朱褒，是为东路军；第二路由庲降都督李恢率领，由朱提郡向南直取益州郡，讨伐雍闿、孟获，是为中路军；第三路由自己亲自率领，由安上沿泸水南下，讨伐越嶲郡的高定元。

庲降都督是蜀汉设置的官职，是管理南中地区事务的最高行政长官，管理南中各郡，李恢被叛军围困，这段时间一直艰难地在南中一带坚持着，直到诸葛亮率大军到来。

这里顺便说说蜀汉立国之后的行政机构设置。

最早，益州作为东汉13个州之一，下面设12个郡国。蜀汉立国前后，随着机构的不断调整，郡国的数目大为增加，最多时达到了27个。在这种情况下，除益州外，蜀汉还先后设置了庲降都督、江州都督、永安都督、汉中都督等四个镇守边境的行政机构，从级别上说与益州相同，下面分别管辖着数目不等的郡国。

汉中都督管的郡最少，只有汉中郡和以后设置的武都郡两个，永安都督是李严镇守永安后设置的，下面管着巴东郡以及后设的建平、固陵两个郡；江州都督下面管的是巴郡以及后设的黔安郡、涪陵郡；庲降都督下面所管理的郡较多，南中地区各郡都在它管辖范围内。

第一任庲降都督是邓方，他已经去世了。李恢是第二任庲降都督，由刘备亲自任命，刘备还命他兼任交州刺史，当然也只是遥领，此时交州已成为孙吴的地盘。李恢平时驻扎在平夷县，即今贵州省毕节。

诸葛亮任命原犍为郡太守王士为益州郡太守，协助李恢行动。

三路叛军中，高定元实力最强，所以诸葛亮亲自征讨，他还任命了一个叫龚禄的人为越嶲郡太守，随自己一同行动。

2.深入不毛之地

三路大军分头行动，先说西路由诸葛亮亲自率领的这一支。

西路大军的对手是高定元，越嶲郡是他的老巢，在越嶲郡的后面是永昌郡，目前也在高定元的控制范围内。

越嶲郡的范围相当于今四川省的西南部，郡治邛都，即今天的四川省西昌。永昌郡的范围相当于今云南省的大部分地区和缅甸的一小部，郡治不韦，即今云南省保安。

现在从成都去西昌，最便捷的路线是走京昆高速和108国道，距离有500多公里，车开得快点，一上午也就到了。而三国时由成都去西昌，必须走旄牛道。

这条道路早在秦汉之前就已开通，秦时在邛崃山设有邛笮关，由此往西翻过飞越岭，下大渡河，渡河向西，过雪门坎，进入大雪山西边的旄牛，此地在今四川省汉源一带。这是当年通往西南最重要的商路，商品主要有布帛、铁器输出和土特产输入等。这条古道的走向基本上是由今四川省西昌直接北上，一直通达成都。

这条道路翻山过河，十分难行，高定元占据越嶲郡以后，便将这条道路毁坏，现在要去邛都，没办法再走这条路。

西路军选择的是水路，由僰道沿泸水南下，过安上，再往下，就到了泸水上的一条支流卑水。卑水今称美姑河，自西向东注入金沙江。诸葛亮率大军到达卑水后，没有急于进兵，在这里原地集结休整。

高定元听说诸葛亮亲自前来，十分紧张，他控制的地盘很大，但这也成了他的包袱，为了集中兵力，他把人马从永昌郡全部撤至越嶲郡，分兵把守在旄牛、定筰、卑水等几处要地，修建了许多防御营垒。

旄牛的位置在越嶲郡的北部，这里并没有蜀汉大军，高定元为何在此布下重兵防守？因为他并不清楚诸葛亮的军事部署，旄牛是他的北大门，他必须防守。

盐井是高定元的命根子，它们分布于越嶲郡各处，高定元四处设营垒，也与保卫这些盐井有关，所以他不断地集结人马，做好防止敌人进攻的准备，这正中了诸葛亮的下怀。

夷人善野战，不善守城，像高定元这个弄法，形同寻死。

正确的做法是放弃各战略要地，分散到大山之中，蜀汉军队可以占领越嶲、永昌两郡，但其主力不敢在此停留太久，主力一撤，再出来作战。所以，诸葛亮不担心敌人聚集在一块，担心的是敌人过于分散。

大概高定元被下面的人捧为所谓的夷王，心理比较膨胀，敌进我退的事觉得没面子，还想峙险固守搏上一把吧。

看到敌兵的部署，诸葛亮决定在卑水按兵不动，敌人完成集结后，来个一锅端。

蜀军不动，高定元沉不住气了。

他的本意是拼死一战，是胜是败赌上一把，现在人家不理你，就好比好斗的拳手上了拳台，又喊又叫又蹦，但对手始终没出现，自己的体力和士气先耗掉了不少。

高定元自忖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于是派人向他东面的雍闿、孟获求援。

雍闿在益州郡日子也不好过，蜀汉的中路大军已向他逼近，眼看也是朝不保夕，高定元曾经给过他不少帮助，他平时一向尊重甚至服从高定元，但现在这个局面，让他犹豫不决起来。

不见雍闿的援军，高定元十分生气，逐渐与雍闿生隙。

诸葛亮得知这一情况后，马上派随同李恢行动的益州郡太守王士前往雍闿处，对雍闿进行策反。

王士的策反工作有了积极进展，但这时高定元也察觉了雍闿将要生变，于是派部曲袭杀雍闿，同时遇害的还有王士。

还有一种说法，雍闿增援了高定元，他从益州郡发兵想去越嶲郡，但诸葛亮已派兵沿泸水一线进行布防，雍闿未能通过，只得退回益州郡，结果又被蜀军打败，逃到了高定元那里，高定元的手下们对雍闿很不满，认为他没尽力，结果把他杀了。

不管怎么说，雍闿一死，高定元失去了一个重要的外援，如果是高定元主动突袭的益州郡，那他的兵力势必也有所分散，诸葛亮认为发起攻击的时机到了。

诸葛亮下令由卑水进兵，直取高定元的老巢邛都。

此战没有悬念，一方是装备优良、准备充分、纪律严明的正规军，一方是由各少数部族拼凑起来的不大听从调令的乌合之众（以装备坚实节制之师，对乌合蛮夷无节制之众），蜀军很快占领了邛都，俘获了高定元的妻子儿女，高定元仅以身免。

后面的事《华阳国志》也没有记载了，幸好《诸葛亮集》中保存有《南征表》一文，交代了高定元的下落。

这是此战结束后诸葛亮向后主呈报的战况报告，根据这份报告，诸葛亮觉得高定元已经道穷计尽，他应该俯首投降求得一条生路，但是高定元仍不知死活，又纠合起二千余人，杀人结盟，准备死战到底，结果高定元被阵斩。

至此，西路军圆满完成了任务，收复了越嶲、永昌二郡。

东路军在马忠的率领下进展也很顺利，马忠很快击杀了朱褒，占领了牂牁郡。

诸葛亮任命马忠为牂牁郡太守，招纳叛降，抚恤民众，恢复那里的秩序。

史载马忠为人宽济有度量，忿怒不形于色，处事果断，恩威并立，牂牁郡一带的少数部族既害怕他又尊重他。

马忠担任牂牁郡太守五年，在南中地区树立了较高的威望。马忠死后，南中少数部族首领自行前去吊丧，流涕尽哀，并给他在南中地区立庙。

三路大军之中，只有中军路的进展不太顺利。

王士策反失败，雍闿被杀，孟获成为益州郡少数部族的首领。

对孟获其人，正史记载很少，《三国志》从来没有提过他，只有《汉晋春秋》简单地提到了他这个人，说他在南中很有威望，夷人汉人对他都很敬重。

推测起来，他应该出自益州郡的大姓，在当地很有势力，所以雍闿要与他合作。

两汉治南中，郡守多由上面派遣，所谓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兵，这些人来到这里，并没有扎根的打算，干个三年五载就回去，诸事全托付仰仗给本地大姓。

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是语言，上面来的人不通当地语言，也只能由大姓们从中沟通，所以大姓们在南中势力很大。当朝廷强势时，对南中掌控力量强，大姓们也都比较顺从，一旦朝廷力量衰弱，这些大姓便趁机而起，左右地方，雍闿、孟获、朱褒都是这样的人。

孟获的号召力看来很强，他接手后，叛军的势力不降反升。

李恢兵力有限，一度被孟获的叛军包围在今天的滇池附近，与诸葛亮失去了联系。

此时叛军数倍于李恢，为了打破困局，李恢骗叛军道：“粮食吃完了，打算退回去，我离开乡里已有很长时间，现在才回来，不想再去朝廷效力了，想回来与你们共同对付朝廷，这都是真心话（欲还与汝等同计谋，故以诚相告）。”

李恢是本地人，他的老家在建宁郡，也属南中地区。李恢这封信其实是诈降信，表示愿意投降叛军。

叛军相信了，放松了围城，李恢趁势出击，摆脱了包围，之后集结力量，接连打了几个胜仗，控制区南到槃江，东到牂牁郡，使三路大军连成一片。

高定元死了，雍闿死了，朱褒死了，南中叛乱的几个重要首领都死了，只用了不到两三个月的时间。

胜利来得比预想的快，诸葛亮决定抓住机会，向最后的叛军发起总攻。

建兴三年（225）五月，诸葛亮率部由邛都等地出发，越过人烟稀少的山区，在一个叫三疑的地方渡过泸水，经过青岭，进入益州郡，与中路军李恢部会合，对孟获展开围歼，这就是诸葛亮《出师表》中“五月渡泸”的由来。

这是一次极为艰苦的行军，一来泸水两岸山势陡峭，崎岖难行，蜀军经过处多是无人区；二来是季节，农历五月天气很热了，在亚热带丛林里行军，可不是一件好差事。

据《南夷志》记载，泸水一带一年四季气温都偏高，即使是冬天，爬山路的人都会热得脱掉衣服浑身流汗。

更为可怕的是，泸水一带还多瘴气，闻到这种有毒气体，严重时人就会死。《后汉书》曾有记载，不幸染上瘴气的，十人之中四五个人得死。

热带和亚热带原始森林中，植物腐烂或无人处理的动物尸体在气温过高的情况下会产生毒气，被称为瘴气，两广地区瘴气最盛，其中广西又被称为瘴乡。

根据有关描述，瘴气一般有两种形态，一种有形，一种无形。有形状如云霞，或如浓雾。无形的如腥风四射，有时则异香袭人。还有一种，初时见丛林灌林之中灿灿泛金光，忽然从半空坠落，小的如弹丸，大的如车轮，非虹非霞，五色遍野，香气逼人。

人闻到这种气味立刻就会有不良反应，严重时会立即发作，直至夺人性命。山里居民对付瘴气也积累了一定的经验，比如晓起行路，行前饱食，或者饮几杯酒，以抵抗瘴气。夏天再热，挥汗如雨，也别解开衣衫取凉，夜里睡觉要密闭门户，以防瘴气入侵。

有一个传说，诸葛亮率大军过泸水时遇到瘴气，这种瘴气正是四五月份最盛，当地人建议需要拿人头祭祀才能免瘴气之困，过去都是杀一些蛮人俘虏活祭，诸葛亮不肯，命人用面团裹上肉陷做成人头状代替人头祭祀，这种东西后来便流传了下来，由于它代替的是蛮人的头，所以称蛮头，最后演变成了现在的馒头。

这个传说在史书上没有记录，无法确定其真实性，但流传这样的故事本身反映出诸葛亮南征是在遭遇瘴气等极艰苦条件下进行的。

诸葛亮指挥各路大军将孟获所部围困于南盘江上游一带，将孟获擒获。

据《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抓住了孟获，请他参观军营，问他：“这样的军队怎么样？”孟获答道：“前面不知道你们的虚实，所以失败。今蒙赐观营阵，也不过如此，如要再战定可轻易取胜！”

诸葛亮笑了笑，把孟获放了，让他再战，共计七次释放又抓住七次，最后诸葛亮又把孟获抓住，再放他，孟获不走了，说：“明公有天威，南人不再反叛了！”

这就是“七擒七纵”典故的由来，诸葛亮按照心战为上的作战方针，为了让孟获等南人心服口服，不惜一再释放被俘的孟获，直到他不愿意再打了为止。

记录下这件事的还有《华阳国志》，二者的内容没有太大不同，只是与《华阳国志》对照，《汉晋春秋》在关键之处有意无意地少了几个重要的字。

前面的情节《华阳国志》的记载与《汉晋春秋》一样，诸葛亮让孟获参观了蜀军的兵营，问他感觉怎么样，孟获答道：“可惜对你们情况不够了解，才让明公如此容易取胜（恨不相知，公易胜耳）。”

《华阳国志》这时分析说，诸葛亮当时把战略重点放在北方（方务在北），担心南中容易叛乱，所以想到敌人如果有不轨的想法就让他们都使出来（宜穷其诈），于是赦免孟获，让他聚集人马再战，就这样总共七次俘虏又七次赦免，孟获等人最终心服，参与叛乱的夷、汉各族都愿意真心归顺。诸葛亮最后再问孟获，孟获的回答也差不多：“明公真有天威啊，今后边民再也不为恶了！”

《汉晋春秋》没有讲诸葛亮“七纵七擒”的动机是什么，《华阳国志》说是“宜穷其诈”，按照这个理解，与心战的指导思想并不一致，因为《汉晋春秋》的意思是诸葛亮之所以释放孟获，是担心没有全部歼灭叛军，故意让他去纠集残部再来交战，偏偏遇上孟获这个死心眼儿，配合得很好，居然前后七次集结又被全歼，按照这个进度，估计孟获最后也找不来什么人了，只得投降。

《华阳国志》作于西晋，《汉晋春秋》作于东晋，二者对这件事的叙述有高度的相似性，部分语句都一样，说明《汉晋春秋》是抄录《华阳国志》。

《汉晋春秋》一向力挺蜀汉，也格外尊崇诸葛亮，大概认为《华阳国志》那么写不利于突出心战在南中战役中的突出位置，使诸葛亮身上多了一些权谋设计，少了一些仁义，不够圆满，于是省略。

由于《三国志》没有记录这件事，也从来没有提到过孟获这个名字，所以有人认为所谓“七纵七擒”是《华阳国志》杜撰的，并没有这件事，有人甚至认为连孟获这个人都不存在。

清人编著的《通鉴辑览》一书对此有过议论，它认为军事行动岂能是儿戏，当时诸葛亮也没有那么从容的时间去做这样的游戏，他此时考虑的应该是尽早定南中，好准备下面的北伐。与南中相比，北伐才是诸葛亮更关心的大业，诸葛亮不会只是为了让夷人心服就在此无限期地耽误时日。

这种说法比较有代表性，有的近现代学者在谈到这段历史时，往往强调“七纵七擒”属民间故事的范畴，不是正史。

但是仔细考察，可以看出仅把该事件当成民间故事、传说是不够的，《华阳国志》《汉晋春秋》的史料价值不必说，一向治史严谨的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也照录了其中的内容，司马光在主编《资治通鉴》时，对裴松之注引的很多史料都未予采纳，对这件事反而采纳了，因为他认为完全确切。

清代著作《滇云纪略》不仅确信“七纵七擒”的真实性，而且进行了实地考察，最后归纳出七擒孟获的地点：一擒于白崖，二擒于豪猪洞，三擒于佛光塞，四擒于治渠山，五擒于爱甸，六擒于怒江边，七擒于蟠蛇谷。

《滇云纪略》所言或许有传说的成分，因为与诸葛亮七擒孟获有关的故事在云南、广西一带广为流传，有很多传说属于后人的附会，但这么多传说故事的出现也反映出事件本身不会子虚乌有。

当然，把孟获这样的部族首领放七次再抓七次，的确有儿戏的嫌疑，不仅动机方面不好理解，某种程度上也存在着操作上的复杂性。

放一次、纠合人马、进行准备、发起进攻、交战、被抓、再被放，这一套流程下来最快也得个把月吧？实际上，一个月能完成一回那已是相当快了，不可能今天被释放，明天就领三五十个人原路杀回，除非孟获有意恶搞，或者精神已经失常，否则一捉一放的时间不会太短。

而且每次捉与放的地点肯定不会完全一样，按照《滇云纪略》的说法，每次其实都不一样，而且跨度相当大，看起来有眼花缭乱之感，不说认真组织实施战役，就是去这几个地方徒步旅游一遍，没有一年半载也不好完成。

总之，捉七次再放七次，如果主角都是诸葛亮和孟获，而整个流程都是单线程的，没有半年到一年的时间是完成不了的，诸葛亮即使不忙，时间很充裕，他也得考虑考虑成本，十万大军要吃要喝要后勤保障，得耗费多少钱？诸葛亮不会不算这些账。

其实，换一种思路看，当年诸葛亮的确释放过孟获，孟获也的确再次打上门来，只是诸葛亮把他本人抓了又放的未必真有七次，所谓七次，会不会是把孟获领导的其他各支叛军加上计算出来的呢？

七擒是存在的，但不会用那么长的时间，否则就难以说通。可能的解释就是，每次擒住的不一定都是孟获，而是“孟获集团”里的人，是把他手下的其他主要头目也都算进去了。

3.确保长治久安

不管怎么说，叛乱基本平息，南中恢复了平静。

大军撤走之后南中如何治理，如何才能保证南中的长治久安，这是诸葛亮考虑最多的问题。

攻城容易，攻心很难，虽然开局良好，但如果后面的工作没做好，依然是治标不治本。治本，需要一系列政策措施作为保障。

诸葛亮推出的第一项政策是重新调整行政区划。

南中地区之前主要由四个郡构成，即益州郡、越嶲郡、牂牁郡和永昌郡，这几个郡地盘都很大，一个郡相当于内地数郡，不便于管理，也容易导致郡太守权力过大。

根据新的调整方案，改益州郡为建宁郡，分建宁郡、牂牁郡的一部新设兴古郡，又分建宁郡、越嶲郡、永昌郡的一部新设云南郡，同时把朱提郡也纳入南中行政管辖范围。这样，南中四郡就变成了七郡。

随着郡数目的增加，县的数目也大为增加，能考证出来的，有朱提郡新设的南昌县，越嶲郡新设的安上、马湖县，建宁郡新设的修云、新定、存邑、冷邱县，永昌郡新设的永寿、雍乡、南涪县，牂牁郡新设的广谈县，兴古郡新设的汉兴县，至少新增加了12个县。

郡县数目的增加，使行政管理进一步细化，统治基础进一步增强。

南中七郡仍由庲降都督进行管理，行政上与益州同一级别。原庲降都督李恢在此次平叛中表现出色，加上他又是南中本地人，更容易为南中夷汉两族所接受，所以由他继续担任庲降都督一职，把都督治所移至建宁郡味县，即今云南省曲靖。

味县正好处在七郡的中央，便于同各郡联络。

李恢除担任庲降都督外，还兼任建宁郡太守，并仍遥领交州刺史。云南郡太守由吕凯担任，在南中平叛之前吕凯已担任太守，一直坚持在南中，为此次平叛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牂牁郡太守已任命了马忠，他率所部是此次南中平叛三路大军之一，出色地完成了预定任务，诸葛亮干脆把他从丞相府调过来，留在南中，协助李恢做好南中的治理。永昌郡太守任命的是王伉，他原是吕凯的下属，协助吕凯坚守南中，也建立了功勋。

越嶲郡太守之前任命的是龚禄，已经战死，加上朱提郡、兴古郡，这三个郡的太守是谁无法考证，推测起来，诸葛亮任用的可能是当地汉人大姓或夷人首领。

据《汉晋春秋》记载，南中平定后，诸葛亮任用了很多夷人首领，有人劝诸葛亮不要这么做，所有重要职位都应由朝廷派人来担任。

诸葛亮说：“如果留外人，就得留下军队。留下军队，军粮供应就困难，这是一不易；夷人新破，父兄死丧，留外人如果不留下足够的军队，必然酿成祸患，这是二不易；夷人过去多有叛杀朝廷官员之举，内心里感到罪责深重，如果留下外人，难以做到互相信任，这是三不易。”

诸葛亮认为：“现在我不想在这里留兵，也不给这里运送粮食，让这里的政法纲纪大致确定下来，夷、汉两族大体相安无事就行。”

所以，除留下李恢、马忠、吕凯、王伉等几名主要官员外，其余的郡县以及其下面的官员都使用了本地人。

当然，诸葛亮所说的不留兵，并非一兵一卒都不留，而是不留下主力部队。根据南中当时的形势，如果采取一味弹压的政策，留下再多人马也没用，所以必须改变治理策略。

两汉的少数民族政策容易走极端，力有不逮时就和亲，一旦强大就清剿。到了汉末，曹魏和孙吴也面临着如何治理少数部族的问题，他们似乎也没有找到更好的办法，曹操征乌桓、夏侯渊伐西氐、司马懿平辽东以及孙权对付山越，几次比较大的战事以杀伐为主调，死伤无数，经过杀戮有些地方几乎人口绝迹。

但是，军事上的强势手段并未换来长治久安的局面，一味用强只能使各族间的积怨越来越深，在此次南中之战前，诸葛亮就已经在思考这个问题。

在南中能左右局势的有两种人，一是汉人中的所谓大姓，二是所谓的夷王、夷帅，即少数部族的首领。

汉人中的大姓主要有五个，分别是雍、娄、爨、孟、毛，雍闿、孟获就出自他们中间。诸葛亮任用他们中的一些有影响、有能力的人担任各级官职，同时把其中的上层分子还带到成都去做官，据《华阳国志》记载，孟获投降后，被任命为朝廷的御史中丞，孟获的族人孟琰被任命为辅汉将军，以后还担任过虎步监，多次参加诸葛亮主持的北伐。爨姓中的代表人物是爨习，他也到了朝廷做官，官至领军将军。

据《方舆纪要》《述异录》等书记载，诸葛亮大胆任用少数民族中的夷王、夷帅，只要他们服从朝廷，不闹事，就承认他们在本部族的权力。如夷人首领龙佑那被拜封为酋长，并赐姓张，牂牁郡的夷人首领火济协助朝廷军队攻打孟获，因功被拜封为罗甸国王，为了让这些部族首领们安心，诸葛亮还给他们颁发了铁券，承诺世代相袭，永不改变。

夷人多信巫鬼，好盟誓，诸葛亮就按照当地风俗和他们搞好关系。据《华阳国志》记载，诸葛亮和夷人首领也举行过诅咒发誓的仪式，在一部叫《庆府县志》的地方志中，还记载着该地武侯祠内曾保存过一通“诸葛亮武侯南征誓蛮碑”，印证了《华阳国志》的记载。

《华阳国志》还记载，为了使这些部族的人懂得礼教、纲常，诸葛亮还让人画了很多图谱，先画天地、日月、君长、城府，反映原始的宇宙观和上下尊卑，再画神龙、牛、马，反映这些部族流传着的神话故事，以示尊重他们的祖先，最后画郡县官员巡视出行以及部族牵牛担酒携宝进贡，让大家明白接受统治和纳赋进贡的道理。

诸葛亮把这些画谱赠送给夷王、夷帅们，他们都接受并认真遵守。

这件事情说明，为了民族团结、南中和睦，诸葛亮想得很细，做得很扎实，可谓呕心沥血。

诸葛亮治理南中还有一项重大政策，就是推行部曲制征兵，组建了无当飞军。

部曲制是战时和平时相结合的募兵形式，部曲的首领既是军事长官，又是部落首领，农户们平时为他耕作，抽调其中的青壮年组成类似于家兵的军事组织，战时在首领带领下打仗。这种形式世代相袭，部曲子承父业，在血缘的纽带下这种组织形式能保持很强的凝聚力。

部曲制募兵做得最成功的是孙吴，他们的士卒会一直跟随某一位固定的将领，他们的子孙从军后也继续沿袭，而后方的家属也会组织起来集中生活生产，这使得他们的军队作战能力很强，很少有投降叛变的。

诸葛亮认为南中各部族民风一向剽悍，战士个个英勇善战、不怕牺牲，结合他们的特点正好可以推行部曲制，于是以五大姓为基础，征调一万余家迁往蜀中，从其中抽出青壮年组建一支人马，一姓一部，分成五部，史称这支军队在作战中任何敌人都无法阻挡，号为飞军，也被称为无当飞军。

汉末三国时代有几支特别能战斗的部队，如曹魏的虎豹骑，公孙瓒的白马义从，吕布手下的陷阵营，能与它们并列的，还有这支无当飞军。

诸葛亮为无当飞军挑选的指挥官是王平，之前说过他最早是曹操的部将，在汉中之战中投降了刘备。根据史料记载，无当飞军人人披铁甲，擅长山地作战，善使弓弩和毒箭，在诸葛亮几次北伐中均屡立战功，直到蜀汉灭亡这支队伍才消失。

诸葛亮组建无当飞军收到了一箭双雕的效果，一来为蜀汉增添了一支百战百胜的劲旅，二来稳定了后方。当时南中一带人口本来就稀少，像牂牁郡只有两万户，建宁郡只有一万户，朱提郡才八千户，兴古郡多一些，也只有四万户，一次把能征惯战的一万户移民，使这里的地方实力派们基本上没有力量再挑战蜀汉政权了。

除此之外，诸葛亮还注意发展生产，改变南中地区的落后面貌。

根据史料记载，诸葛亮命人在南中地区推行从成都平原传过来的先进农业技术，当时南中一带还是刀耕火种，诸葛亮命人引进牛耕，使生产者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下得到解脱，受到热烈欢迎。

水利是提高农业生产效率的最有效手段，诸葛亮注意在南中一带有条件的地方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提高粮食产量。在云南省保安一带，至今还有三个能灌溉的叫诸葛堰的水利工程，传说都是当时修建的。

有人经过考证，认为在南征期间诸葛亮从未到过保安，诸葛堰是后人附会的，不是那时所修。其实未必，诸葛亮虽然没有亲自来过保安，但他下令修建是完全可能的，后人为纪念他，一样可以称之为诸葛堰。

诸葛亮把盐铁官营的政策也在南中进行推广，他把这里的盐井和铁矿山收归官有，设立盐官、铁官进行统一管理经营。除盐铁外，铜、锡、黄金、丹漆、阑干细布等南中的土特产也大量输往成都，永昌郡所产的一种橦花布销往成都后还很受欢迎，这些都繁荣了地方经济。

诸葛亮大力推行以和抚为基调的民族政策，在南中收到了很好的效果，《三国志》称，一直到诸葛亮去世，南中地区再也不敢反叛（终亮之世，南方不敢复叛）。

当然，也有人指出，《三国志》的说法有些绝对，因为诸葛亮率大军撤出南中后不久，南中地区又先后发生过几次规模大小不等的叛乱，虽然在马忠、张嶷等人主持下叛乱很快得到了平息，但不能说诸葛亮去世前南中一派平静。

这其实是认识标准的不同，诸葛亮自己说过，和抚南中能做到的只是“粗安”，不可能一劳永逸，各民族间积累的矛盾和冲突也不可能用几个月的时间就全部化解，个别地方再发生叛乱是难免的事。

只不过，与南征前的局面相比，那种大规模、成片连郡的叛乱没有了，整个南中都被叛军所占领的局面也不可能再出现了，这也就达到了“粗安”的目的，也就是《三国志》所说“南方不敢复叛”的意思。

建兴三年（225）十二月，诸葛亮率大军回到了成都，算起来整个南征用时不到一年，诸葛亮果断决策、正确指挥，以霹雳手段迅速解决了南中问题，尤其是推行了和抚的治理政策，保持了南中总体上的长期稳定，历来受到高度称赞。

诸葛亮在南中各族中也享有很高威望，有许多关于他的民间故事至今仍然在西南地区各少数民族中流传。如傣族人说他们房子大殿的屋顶是依照诸葛亮帽子的式样设计的，佤族说他们的祖先会盖房子、编竹筐，都是诸葛亮教的，种水稻的种子也是诸葛亮给的。西南少数民族中广泛使用铜鼓作为乐器，有不少地方都把铜鼓称为诸葛鼓。

更为有趣的是，到了近代，西方传教士到傈僳族那里传教，发现当地人更信奉诸葛亮，为了让大家信奉基督，传教士编造说上帝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叫孔明，小儿子叫耶稣，过去由大儿子管事，现在由小儿子接替了。

4.孟达的心事

建兴三年（225）十二月，诸葛亮率大军由南中回师。

走到朱提郡下属的汉阳县时，有一个人神秘人物已在此等候他多时，这个人名字叫李鸿。

据《三国志》讲，李鸿是魏国的降人，刚从新城郡来。

新城郡是曹魏新设的一个郡，是由原来的上庸、西城、房陵三郡合并而成。提到新城郡，诸葛亮心里一动，马上安排接见李鸿，参加这次会见的还有费诗和蒋琬。

蒋琬是以丞相府东曹掾的身份随军南征的，费诗之前因为劝阻刘备称帝被贬为永昌郡从事。费诗的老家就在南中北面的犍为郡，诸葛亮此次南征，专门把费诗找来跟随自己左右，正在考虑重新起用他。

李鸿的其他事迹不清楚，不知道他原来在曹魏担任什么官职，也不知道是因为什么原因脱离曹魏来到蜀汉的。

李鸿见到诸葛亮，说：“最近我在新城郡，见到王冲了。”

王冲是益州广汉郡人，李严的老部下，以前的职务是牙门将军，也算是蜀汉的高级将领。李严此时已兼任着蜀汉四大都督区之一的江州都督，他平时最不喜欢王冲，王冲心里紧张，就投降了曹魏，被曹魏任命为乐陵郡太守。

诸葛亮问：“王冲都说了些什么？”

李鸿答道：“王冲说孟达投降魏国后，您特别愤恨，一定要诛杀孟达的妻子儿女，最后先主不听，所以没有那么做。王冲说完，孟达不相信。”

王冲的说法也不奇怪，孟达曾杀了曹魏任命的房陵郡太守蒯祺，那是诸葛亮的大姐夫，所以有人猜测诸葛亮对孟达格外不满。

诸葛亮问李鸿：“孟达也在场吗？”

李鸿答道：“对，孟达也在场，但孟达根本不信王冲的话，他说您很了解他投降曹魏的前因后果，决不会像王冲说的那样。孟达一点儿都不相信王冲说的话，可以看出他非常敬慕您，只是再也回不到蜀汉了。”

李鸿下去后，诸葛亮陷入深思，他对蒋琬和费诗说：“回到成都之后，应当给孟达写封信。”

孟达字子度，从诸葛亮的口气看他提起孟达仍十分亲切。

费诗说：“孟达是个小人，先前侍奉刘璋就不忠诚，后来又背叛先主，这样反复无常的小人，还值得给他写信吗？”

诸葛亮听完，沉默不语。

回到成都，诸葛亮首先拜见后主，汇报了此次南征的详细过程，对有功人员进行奖赏。在忙这些事的同时，他立即让人搜集曹魏方面的情况，尤其关注新城郡最近有无什么异常。

李鸿当面向他报告的这个重要情况，说明孟达对蜀汉仍然挂念着，这一方面可能出于他的本性，当年投降曹魏确实有不得已之处，而且妻子儿女仍在益州，这些都会让孟达无法释怀。另一方面，也不排除孟达此时心里起了波动，他在曹魏根基不稳，如果受到某种猜忌，心里也会产生不安，也会流露出思念蜀汉的情绪。

如果是后一种情况，那就是一个机会。

各方面的情况很快汇总过来，进一步证实了诸葛亮的推测。

孟达投降曹魏后深得魏文帝曹丕的信任，让他重新回到原驻地，并将上庸三郡合为新城郡，继续让孟达当太守，把曹魏整个西南方的防卫重任都交给了他。但是，反对孟达的声音也一直未曾停止，大家认为曹丕待孟达过于亲热，不应该委孟达以重任。

反对的理由其实很充分，孟达这个人原则性差，之前已经有过两次改换门庭的记录，这种人往往不可信。

现在公司选人，有经验的人事经理拿到求职者的履历表先看的不是学历，不是籍贯，也不是社会背景什么的，看的是工作经历，你跳过几次槽，换过几个老板，每次间隔多久，这些信息，不仅反映出你的个性，也折射出你的优缺点，对于那些短时期内频繁跳槽的人，本事再大，用人单位也会谨慎录用。

在相当一部分人看来，孟达就是这样的人。之前有个吕布，改换门庭的速度之快可以创造纪录，被称为反复小人。曹魏内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可以接受孟达的投降，但不应该再委以重任，比如可以把他征召到洛阳来，放在眼皮底下多考察考察总没错吧？

但魏文帝对孟达确实有好感，跟他言谈甚为投机，不仅在洛阳亲自召见了孟达，外出时还让孟达与自己同乘一车，信赖无以复加。据《魏略》记载，当时质疑孟达的声音越来越强烈，曹丕听后坚定地说：“我敢担保孟达没有问题。”

曹丕亲自出面作保的恐怕只有孟达一个人。能迅速把老板搞定，这样的人一定不简单，光有智商是不够的，情商必须很发达，孟达看来就是智商、情商兼而有之且商值都特别高的人，他不仅迅速跟魏文帝拉近了距离，而且很注意结交曹魏朝中的实权派。据《魏略》说，在洛阳那段有限的时间里，孟达结交到两个特别要好的朋友，一个是曾任尚书令的桓阶，另一个是时任征南大将军夏侯尚。

桓阶在曹魏阵营里名气不是特别大，但他资历相当老，他是魏文帝任命的首任尚书令，那时候陈群和司马懿都是他的副手，可见此人在魏文帝心中的分量。夏侯尚更不用说，是曹丕的发小、铁哥们，和曹魏实权人物司马懿还是亲家，此时担任曹魏的南方军区司令（征南大将军）一职，正好管着新城郡，是孟达的直接领导。

应该说孟达很聪明，也很有本事，他获得了魏文帝的信任，在朝中又有坚强的后援，地位是稳固的，前景似乎也不错。

可是，孟达也感到了不安，他深知树大招风的道理，坐镇西南看似风光，但也时时招来嫉妒和猜疑，所以他一直小心翼翼，平时尽可能低调，做事很谨慎，不敢出半点差错。

但是，最近孟达的不安在不断加剧，因为他赖以为依靠的两个好朋友桓阶和夏侯尚突然先后因病死了，孟达感到自己失去了倚靠。

了解到上述情况后，诸葛亮给孟达写了一封信，信中写道：

去年南征，年底才返回，在汉阳县正好遇到了李鸿，从他那里知道了你的一些情况，你的感叹表明你仍心存大志，说明你不是只图虚名、只知道背主叛国的那种人（慨然永叹，以存足下平素之志，岂徒空讬名荣，贵为乖离乎）。

孟君啊（呜呼孟子），过去都是因为刘封侵犯了你，损伤了先主的待士之义。另外，王冲编造谎言，而你却能明了我的心迹（王冲造作虚语，云足下量度吾心），不被王冲的谎言所惑，我重温你说过的那些话，想起往日的友谊，不禁依依东望，所以给你写了这封信。

诸葛亮在信中再三表明当年孟达反叛全是受刘封欺凌的结果，现在刘封被杀了，先帝也不在了，别有什么顾虑了，还是回来吧！

信送去之后，诸葛亮又派人去永安，向李严说明情况，请李严也给孟达写信相劝。李严和孟达都是刘璋时期的旧人，二人相互了解。

李严按照诸葛亮的要求给孟达写了信，信的全文已不可知，只保留有几句话：“我和孔明都受托孤之重，深感责任重大，常常思念有良才相助（吾与孔明俱受寄讬，忧深责重，思得良伴）。”

信写得情真意切，意思也只有一个，劝孟达回归。

5.上表出征

诸葛亮和李严的信被秘密送到新城郡，孟达接信后沉思良久。就在这个时候，传来了更让孟达心惊肉跳的噩耗，魏文帝曹丕驾崩了，他最后的靠山也倒了。

曹丕死于曹魏黄初七年、蜀汉建兴四年（226）五月，时年40岁，随后其23岁的儿子曹睿即皇帝位，是为魏明帝，本年曹魏遵制仍用黄初的年号，次年改元为太和。曹丕临终前指定曹真、曹休、陈群、司马懿为托孤大臣。

消息传到成都，诸葛亮立即敏感地意识到，蜀汉正面临着一个重大的战略机遇。

诸葛亮早年提出的隆中对策可以归纳为三项要点，一是率益州方面的主力由汉中出关中（将益州之众出秦川）；二是率荆州方面主力北上直捣宛县、洛阳（命一上将将荆州之军以向宛、洛）；三是等待曹魏内部出现问题（待天下有变）。诸葛亮认为，这三项条件同时具备，霸业一定可成，汉室一定可兴。

三个条件中的第二条暂时无法实现了，但这并不意味着统一大业不能成功，只是增加了成功的困难而已。在这三个条件中，诸葛亮其实更看重第三条，也就是曹魏内部发生变化。

所谓发生变化，可以是曹魏统治区发生了大规模叛乱，或者发生了宫廷政变，那时可以趁乱出击，自然事半功倍。当然，这样的机遇可遇不可求，曹操、曹丕父子在治政和驭人方面很有手段和手腕，发生大规模叛乱和宫廷政变的可能性很小。

南征归来后，诸葛亮一刻都不敢停歇，已经着手准备后面的军事行动。曹魏国丧，诸葛亮认定这是难得的一次机遇，正所谓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必须抓住。

经过准备，建兴五年（227）初，诸葛亮北伐曹魏的准备工作基本完成，于是上表后主刘禅，决定出兵。

这份奏表，就是著名的《出师表》，全文不到700字，内容却很丰富，写得深沉、诚挚、亲切而流畅，既是一篇不可多得的优秀文章，也是诸葛亮政治理想和政治理念的集中表达，深受后世推崇。

这篇不太长的奏表从内容上可以分成四个部分。第一部分，阐述北伐的动机和意义，诸葛亮写道：

“先帝开创的事业还没进行到一半，就中途去世了。现在天下分裂成三个国家，就数蜀汉民力最为困乏，实在到了形势危急、决定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宫廷里侍奉守卫的臣子不敢片刻懈怠，疆场上忠诚有志的将士舍生忘死作战，都是在追怀先帝对大家的恩遇，想要报答于陛下啊！”

诸葛亮首先提出，北伐是先帝的遗志，是先帝未竟的事业，必须坚决完成，无论文臣武将，大家都应该有这个决心和意志。

第二部分，针对后主年轻、主政经验可能不足而提出一些劝谏，对自己率军离开成都后的一些具体事项进行必要的安排：

“陛下应该广开言路听取群臣的意见，发扬光大先帝遗留下的美德，振奋鼓舞仁人志士们的勇气，不要随便看轻自己，说出不恰当的话，以至于堵塞了忠臣劝谏的道路。”

“宫里、丞相府里本是一体，奖惩功过、好坏不应该执行不同的标准，有做坏事违犯法纪的，或尽忠心做善事的，应该交给主管部门判定他们受罚或受赏，以显示陛下公正严明的治理，切不应私心偏袒，使宫廷内外施法不同。”

“侍中、侍郎郭攸之、费袆、董允等，都是品德良善诚实、志向忠贞纯正的人，所以先帝才选拔出来辅佐陛下。我认为宫内的事情无论大小，应当征询他们的意见，然后去施行。这样一定能够弥补缺点和疏漏之处，得到更多成效。将军向宠性情平和公正，通晓军事，过去先帝在时称赞他很能干，所以大家商议推举他为中部督。我认为军营里的，事情无论大小，都要征询他的意见，这样就能够使军队团结和睦，好的坏的各得其所。”

诸葛亮特意谈到了宫中和府中，这是当时无法回避的话题，诸葛亮主政后，丞相府成为管理政务、军务的日常机构，难免会有人私下里有所议论，诸葛亮对此没有遮遮掩掩，而是正面提出如何处理好宫中、府中的关系，特别提出二者必须保持一致。

在人事问题上，诸葛亮特别向后主推荐了几个人，政务方面的郭攸之、费袆、董允，军务方面的向宠，在自己离开成都期间，诸葛亮叮嘱后主遇到问题可以向他们征询意见。

费袆、董允、向宠之前都已提到过，只有郭攸之还比较陌生。郭攸之字演长，荆州南阳郡人，以器识才学知名于当时，历任黄门侍郎、侍中。

第三部分，诸葛亮请后主要亲贤远佞，他写道：

“亲近贤臣、远离小人，这是前汉所以能够兴盛的原因；亲近小人，远避贤臣，这是后汉所以衰败的原因。先帝在世时，每次跟我谈论起这些事，对桓帝、灵帝莫不痛心遗憾。”

“侍中郭攸之、费袆，尚书陈震，长史张裔，参军蒋琬，这些人都坚贞可靠，能以死报国，愿陛下能亲近他们，信任他们，这样汉室兴盛，时间就不远了。”

张裔和蒋琬是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人才，目前已挑起了大梁，陈震是随刘备入蜀的旧人，之前担任汶山郡、犍为郡太守，不久前刚被调任为尚书。他们三个，加上前面提到的郭攸之、费袆，诸葛亮告诉后主这几个人都是十分可靠的，都是贤臣。

第四部分，诸葛亮表明了自己的心迹，表达出誓将先主遗志完成的决心：

“我本是个平民，在南阳郡务农耕田，在乱世里只求保全性命，不求被诸侯们知道而获得显贵。先帝不介意我出身低微、见识短浅，而是自降身份接连三次到草庐看望我，征询我对时局大事的意见，我深为感激，答应为先帝驱遣效力。后来正遇危亡关头，在战事失败的时候我接受了任命，在危机患难间我受到委任（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至今已21年了。”

这段话正面提到了两个争议性问题，一是诸葛亮的躬耕地在哪里，二是刘备有没有三顾茅庐。作为当事人，诸葛亮说得很清楚，但问题并没有那么简单，至于其中的复杂性，前面已分别作过分析。

回顾完这些事，诸葛亮接着说：

“先帝深知我做事谨慎，所以临终前把国家大事托付给我。接受遗命以来，我日夜担忧兴叹，唯恐托付给我的大事做得没有成效，损害先帝的英明。所以我五月里率兵南渡泸水，深入荒芜之地。如今南方已经平定，武库充足，应当勉励三军，北伐中原，我希望竭尽自己低下的才能，铲除奸邪凶恶的敌人，复兴汉朝王室，迁还旧都，这是我用来报答先帝、忠心于陛下的事。至于面对问题制定适当措施，毫无保留地进献忠言，那是郭攸之、费袆、董允他们的责任。”

“希望陛下把讨伐曹魏的任务交给我，如果不成功，那就惩治我失职的罪过，用来告慰先帝的神灵。如果没有发扬圣德忠言，那就责备郭攸之、费袆、董允等人的怠慢，公布他们的罪责。陛下也应该自行谋划，询问治国的好道理，明察和采纳正确的言论，追念先帝遗愿，我就受恩、感激不尽了。”

“如今正当离朝远征，面对着奏章我已眼泪滴落，不知道说了什么（今当远离，临表涕零，不知所言）。”

这封奏表最早由《三国志》的作者陈寿收录进《诸葛亮集》，当时的题目叫《北出》，南梁萧统编《文选》，搜集了截至当时所有最著名、最优美的文章，他也把此表收录其中，改名为《出师表》。

谁都知道，当时的情况是曹魏最强，蜀汉最弱，诸葛亮甘愿承担风险，坚持劳师远征，如果没有强大的精神力量作支撑，是无法办到的。诸葛亮的精神力量来自于对刘备遗志的继承，为完成刘备临终前的嘱托，诸葛亮不计个人得失，不辞辛劳，一往无前，这是最受后世推崇的地方。

作为托孤大臣，诸葛亮深知自己肩上的重担，除了立志北伐、完成兴复汉室的大业外，他还不避闲言，用了大量篇幅对后主进行劝谏，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没有矫饰，没有虚伪，读来忠心可鉴。

在只有六百多字的有限篇幅里，诸葛亮先后13次提到“先帝”，7次提到“陛下”，“报先帝”“忠陛下”贯穿全文，处处不忘先帝“遗德”“遗诏”，处处为后主着想，期望他成就先帝未竟的大业，没有华丽的辞藻，没有深奥的典故，所言既不失臣子的身份，也切合长辈的口吻，平实中见忠贞，平淡中见真情。

这同时也是一篇上乘的散文佳作，为表达忠贞、坚定的思想，诸葛亮用了率直质朴的语言形式，语言凝练，一气呵成，充满气势，文中有不少词汇经诸葛亮提炼成为成语，比如妄自菲薄、引喻失义、作奸犯科、苟全性命、斟酌损益、感激涕零、不知所云等，几百字的一篇小文章，产生出这么多被后世广泛使用的成语，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一篇文章能与之相比了，可谓字字珠玑。

后人对《出师表》推崇备至，给予了高度评价，其中最推崇的当数宋代的两个人。一个是名将岳飞，他以诸葛亮兴复汉室的精神为动力，毕生致力于抗金大业，据说由他亲手书写的《出师表》至今仍然能看得到。另一个是宋代诗人陆游，他每读一次《出师表》都有新的感受和发现，一生中先后写出了“出师一表真名世，千载谁堪伯仲间”“出师一表通古今，夜半挑灯更细看”“出师一表千载无”“一表何人继出师”“凛然出师表，一字不可删”等诗句。

6.李严劝九锡

在《出师表》中诸葛亮提到的两个人的职务已发生了变动，一个是张裔，说他已任丞相秘书长（长史）；另一个是董允，说他已任侍中。他们职务的变动，是诸葛亮特意为做好留守成都而安排的。

之前的丞相长史是王连，诸葛亮南征之前王连不幸因病去世了，当时由步兵校尉向朗临时代理长史一职。

诸葛亮回到成都后，考虑正式确定长史的人选，他比较中意的人是张裔。诸葛亮知道忠节将军兼蜀郡太守杨洪与张裔很早就有交往，对他比较了解，就此事专门征询杨洪的意见。

据《三国志》记载，杨洪反对任用张裔为长史，他说：“张裔天赋很高，洞察事物的能力也很强，尤其长于处理复杂的事务，才能确实胜任这一职务，但是他为人不够公正，恐怕不适合单独承担重任，不如任用向朗，向朗性情上的缺点少一些，可以让张裔在您身边施展才华，这也是两全其美。”

张裔和杨洪一向关系很好，张裔被流放到吴地，杨洪担任蜀郡太守，也就是张裔老家所在的郡，张裔的儿子张郁恰好在杨洪手下为郡吏，曾因小的过失而受罚，得不到原谅和宽容，张裔回来后知道这件事，内心很不满，和杨洪的感情出现了裂痕。

杨洪从丞相府里出来，想了想，为避免张裔日后对自己产生误解，还是到了张裔那里，把跟丞相说的话都对张裔讲了。

张裔听后特别不痛快，他对杨洪说：“丞相已决定任用我了，你无法阻止。”

张裔这个人，能力确实很强，也熟悉益州的情况，是诸葛亮不可多得的助手，唯一的不足就是性格有问题，不大容人。

诸葛亮要选的丞相长史将留在成都，在他离开成都期间负责丞相府的日常工作，这个岗位非常重要，实际上就是大后方的总管。诸葛亮可能也想到了向朗，甚至也想过杨洪，但他觉得还是张裔更合适一些，所以最后任用了张裔。

诸葛亮同时也任命向朗为长史，随他出征。

不过，杨洪的提醒也得到了诸葛亮的重视，他意识到张裔性格上的缺陷，之前也觉察到张裔和司盐校尉岑述关系不融洽，二人闹得很僵，诸葛亮于是在任命张裔为留府长史的同时给张裔写了封信。

诸葛亮在信中写道：“你昔日在柏下，军营被攻破，我当时就想用你，所以担心你的安危，以致食不知味；后来你流落到孙吴，我时常悲叹，以致寝不安席；等到你回来，我委付你大任，一同报效朝廷，我自认为跟你有古人所说的金石之交了。所谓金石之交，就是可以推举仇人以辅助国家，割舍骨肉之情以表明无私，做到这些尚且不能推辞，何况我仅仅信任于元俭，你竟然无法容忍吗？”

元俭，是岑述的字。从这封信的内容上看，似乎是诸葛亮任用岑述为司盐校尉被张裔反对过，诸葛亮借此事提醒张裔必须注意团结，和其他同僚搞好关系。

诸葛亮还命丞相府东曹掾蒋琬协助张裔处理留守成都期间的丞相府日常工作，蒋琬的责任既是协助，也算监督，避免张裔头脑发热一意孤行。

董和的儿子董允一直是诸葛亮刻意培养的人才，后主被立为太子，董允担任太子舍人、洗马，后主袭位，董允担任黄门侍郎，可以说一直在后主身边任职。为了保证后宫的绝对安全，诸葛亮奏请后主，升董允为侍中，同时兼任虎贲中郎将，直接掌管禁军。

谁知道这一任命，竟然引起了风波。

原来的虎贲中郎将是来敏，他是刘璋的亲戚，他的妹夫黄琬是刘璋祖母的侄子，因为这种关系，他成为刘璋的宾客。

来敏应该说是个学者，他精研《春秋》，擅长训诂，先主在时任命他为典学校尉，从事的是文化方面的工作，后主被立为太子，来敏被任命为太子家令，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后主继位后，来敏被任命为虎贲中郎将，掌管禁军。

来敏此时年龄已经很大了，加上又是一个文人，所以诸葛亮让他改任辅汉将军、丞相府首席参谋（军祭酒），把禁军交给董允。

但来敏很不满，他发牢骚说：“新提拔的人有什么功德，竟然剥夺我的荣誉和地位？大家都讨厌我，为什么（诸人共憎我，何故如是）？”

来敏的不满其实是针对诸葛亮的，他觉得先主在时对自己一向器重，诸葛亮主政以后，对他不够重视，怀疑诸葛亮对他有成见。

这些话传到诸葛亮那里，诸葛亮很生气。当初刚入成都时，就有人说来敏性情有问题，容易制造不和谐，甚至认为他就是蜀汉的孔融（议者以为来敏乱群，过于孔文举）。

孔融是孔子的后人，名气很大，脾气很臭，是汉末出了名的“老愤青”，他总跟曹操过不去，曹操开始忍让，孔融一再挑衅，跟一帮人互相标榜，制造不团结，曹操最后忍无可忍，终于把他杀了。

像孔融这样的人，自恃有才有名，摆出一副什么都不怕的架势，要杀要剐随你便，反正我就是不跟你合作，就是要骂你，看你能怎么样。这样的人，表面不屈，其实是见了小处未识大体，除了空发议论，并无其他专长。

但是，这样的人往往破坏力极大，因为他们将产生负面的示范效应，不明就里的人容易跟他们学，一个人带坏一大片。

刘备和诸葛亮都是善于包容的人，当初考虑到来敏的学识以及在益州的影响，还是重用了他。但是来敏现在发展到不服从人事安排的程度，这让诸葛亮很警惕，他担心自己不在成都期间来敏变本加厉，到那时甚至无人敢管。

诸葛亮果断奏请后主，把来敏撤职，让他在家里闭门思过（表退职，使闭门思愆）。

诸葛亮对后方事务的另一项重要安排是请李严移防江州。

后主继位后，李严升任前将军，仍旧驻屯于永安，防守着蜀汉的西大门。

诸葛亮请李严由永安退守江州，这样一旦巴蜀西部有事，李严都可以兼顾。李严走后，命护军陈到驻扎在永安，归李严指挥。

陈到是追随刘备时间比较长的将领，经常与赵云一并提及，史书上说他名位略低于赵云。

李严到了江州，却突然给诸葛亮来了封信，劝诸葛亮受九锡，晋爵称王。

九锡是皇帝专享的九种特权，主要有车马用具、仪式仪仗等，加九锡就是把皇帝的这几种特权赐给臣子，所以有人认为九锡是从九赐演变来的。

回看一下当年曹操的称王之路，他先罢三公当了丞相，加九锡，再由县侯改为魏公，由魏公成为魏王，一步一步，逐渐登顶。加九锡，往往就是篡位夺权的开始。

李严此议来得很突兀，同为托孤大臣，他理应协助诸葛亮治理好国家，现在却让诸葛亮去做容易引起外界猜测和不安的事，不知道他是怎样的动机。

也许是诸葛亮主政以来，李严认为自己一直处于被边缘化的状态，实权与托孤重臣的名分不符，加上此次又从永安移防到江州，多少有些不满，才故意有此一举。

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即李严看到诸葛亮主政后，外交、内政处理得井井有条，尤其是南征，更让诸葛亮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在此情况下，为表示对诸葛亮并无二心所以才有此举，尽管知道诸葛亮肯定不会接受，但还是主动提了出来。

不管是哪一种情况，诸葛亮接到李严来信后还是有点生气，给李严回信道：“我和你相处的时间也不算短，可你为什么一点儿都不了解我（吾与足下相知久矣，可不复相解）？你劝我不必拘泥礼数，因此我不能沉默了，我本是东方一个普通人（东方下士），被先帝误用，地位已经很高了，而且赏赐给我的钱财上亿。现在讨伐曹魏还没有成功，你却不明白我的志向，把我比作齐桓公、晋文公，这实在不对。如果能灭掉曹魏、斩杀曹睿，让陛下还归故都，我与诸位一齐升迁，即使十命都可以接受，何况九锡呢？”

所谓十命，就是九锡之外再加一物，诸葛亮的意思是说，待到大功告成，赏赐九种也罢、十种也罢，到那时再说吧。

第六章　第一次北伐遇挫

首次北伐，蜀汉拼尽全力，开始一帆风顺，但一场意料之外的失败打乱了全局，诸葛亮如何实施危机处理、把损失降到最低？面对非议，诸葛亮不回避也不消沉，看他如何总结和处置一场大败仗。

1.失去一次机会

建兴五年（227）三月，诸葛亮率蜀汉的主力到达汉中。

在上年底诸葛亮出发前，他的家庭出现了一个变化，他的长子出生了。

诸葛亮与黄氏结婚后一直没有儿子，后来经过孙权亲自批准，哥哥诸葛瑾把自己的二子诸葛乔过继给他，诸葛乔现在已经22岁了，担任驸马都尉一职。

诸葛亮为自己的这个儿子取名诸葛瞻，“瞻”的意思是向远处或高处看，诸葛亮希望自己的儿子将来是一个胸怀宽广的人。

诸葛亮到达汉中后，与镇北将军魏延会合。魏延的驻地在南郑，诸葛亮没有入驻南郑，而是将主力屯扎在汉水北岸的阳平关、石马山一带。

诸葛亮一到汉中便作出一项人事安排，任命魏延为丞相司马兼凉州刺史。

表面看这是一个奇怪的任命，因为魏延已官至镇北将军，品秩介于三公与九卿之间，是大军区司令，相当于上将军衔，而丞相司马的品秩只有千石，又是属吏，算是个大校吧。

丞相府设长史，相当于秘书长，但他只掌文事不管武事，与长史对应的武职就是司马，元代史学家胡三省认为汉代丞相本只设长史不设司马，因为有战事，所以到诸葛亮任丞相，专门设了司马。

上将干了大校的活，有人认为诸葛亮把魏延降级了。

其实这是误解，司马一职虽然品秩不高，但职责很重要，负责协调丞相府里与军事有关的所有事务，也可以说是丞相府内所有武职的总牵头人，是诸葛亮在军事方面的第一助手，诸葛亮觉得这个岗位只有魏延担任最合适，这是对魏延的器重和信任。

这里不存在贬降的问题，因为任命魏延为丞相司马后，并没有免除他镇北将军的职务，兼任凉州刺史后，也没有免除他原任的汉中郡太守一职，魏延的丞相司马、凉州刺史都是兼职。

诸葛亮之所以任命魏延为凉州刺史，考虑的是下一步要把夺取和经营凉州作为战略重点之一。

安顿好后，诸葛亮以后主的名义发布了《伐魏诏》，陈寿把它收录在《诸葛亮集》中，题目改为《为后帝伐魏诏》。

这篇诏文是以后主刘禅的口气写的，诏文从夏桀、商纣说起，说到董卓、曹操，说明作恶多端必然灭亡。曹操为祸，他窃取权柄，蚕剥海内，有无君之心。曹丕制造事端，盗取帝位，更改国名，像其父亲一样凶残。

诏文说，当此之时，皇权沦落，天下如果没有人主宰，那么汉室江山将会倾覆。先帝顺应历史潮流，亲率大军平息国难，百姓欢迎，万民拥戴。先帝奉顺符谶，建立帝号，存复汉室祖业，使皇纲不坠于地，只可惜在此万国未静之时，他却过早地去世了。

诏文以后主的口吻阐明了承继治国大业、复兴汉室的殷切之情，自继位以来，后主夙兴夜寐，勤俭持政，发展生产，增加财富，任用智能之士，欲奋剑长驱，讨伐凶逆，但朱旗未举，曹丕却突然陨丧，正所谓不等我举薪他却自焚了（斯所谓不然我薪而自焚也）。

但是，曹氏的余丑曹睿，又在制造更大的灾难，恣肆于河、洛，不断地挑起兵端。诸葛丞相弘毅忠壮，忘身忧国，先帝托以天下，来辅佐我。现在，授给诸葛丞相旄钺之重和专命之权，请他统领步骑20万，上天伐命，除患宁乱，克复旧都。

诏文继续写道，从前项羽率领一支大军，跨州兼土，势力不可说不大，然而卒然败于垓下，死于东城，宗族灭绝，为笑千载，这都是他不行仁义、侵辱君王、虐待百姓的缘故。如今曹魏奸贼却要效仿，引起上天和百姓的愤恨，我们正是抓住这个机会，迅速行动，凭借祖宗神灵相助，所向必克！

诏文还透露说，吴王孙权同恤灾患，已决定秘密出兵，与蜀汉形成掎角之势。凉州诸国已遣月支、康居胡侯支富、康植等20余人接受我们的调度，现在可以说已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天命既集，人事又至），大军一出，必然无敌。

诏文说，对于能抛弃邪恶、归顺正义的，按照我朝法度都将给予不同品位的封赏，曹魏宗族或旁系（魏之宗族、支叶、中外）中有辨明利害、认清顺逆形势来投降的，都可以得到宽恕并授予官职。如果迷沉不返，继续助纣为虐，将戮其妻室，永不宽赦。

诏文最后说，除本诏令外，如果还有其他诏书、律令，由诸葛丞相视情况向全国发布，只需符合我的心意就行（他如诏书律令，丞相其露布天下，使称朕意焉）。

这篇《伐魏诏》的重要性不亚于《出师表》，它们的作用都是统一思想，制造声势，只不过一个对外，一个对内。

诏文透露了诸葛亮为此次北伐调动了20万人马，这个数目应当有所夸张。之前说过，诸葛亮为恢复国力、发展生产，实行的是轮流募兵体制，全国常备兵员为8万人左右，这些人马包括驻扎在成都周边的中央禁卫军，防守在永安、江州、南中、汉中等各战略要地的常备部队，可以抽调出来进行野战的，有一半就算不少了。

当然，为了此次北伐，诸葛亮会临时扩充兵力，以当时蜀汉的国力，专门增加几万人马是有条件的，诸葛亮可以全部把他们带到前线来。

算起来，除汉中本地的守军外，诸葛亮带到汉中来的有10万人左右，是20万的一半。

讨伐敌人的檄文，自然会把实力夸大一些，赤壁之战前曹操吓唬孙权，说自己有80万人，实际人数应该也就三分之一多一点儿。

诸葛亮征南中号称10万人，除了一定的夸大成分外，里面还包括了后勤人员，尤其是保障军粮物资供应的运输人员。汉中与成都间隔有巴山，道路崎岖难行，运输也是个大问题，为此次北伐，诸葛亮组建了庞大的运输队伍，除了征调百姓参与外，还要求官员子弟带头参加。

《诸葛亮集》保存着几封诸葛亮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信，其中一封信透露，诸葛乔就在这次北伐后勤运输队中，诸葛亮让他率领一支五六百人的运输队，和其他官员子弟一样在汉中与成都间运送粮草（今使乔督五六百兵与诸子弟传于谷中）。前方打仗很危险，在后方运输也是件辛苦的事情，就在第二年，诸葛乔就因病去世了。

诏文中还透露，孙权将配合此次行动，这倒没有虚构，孙权确实行动了。

前面提到的费袆出访孙吴，其时间就在此次北伐之前，费袆访吴除增进双方友好之外，不排除协商双方联合军事行动的可能性。

从孙吴的角度看，曹丕突然死了，这也是他们的一个机遇，孙权那边动手更早，就在曹丕死后仅三个月，孙权就亲自带兵进攻江夏郡，命诸葛瑾带兵进攻襄阳。

江夏郡是荆州与江东之间联络的必由之路，原来的江夏郡已分为两部分，孙吴和曹魏各控制一部。孙权进攻的江夏郡是曹魏控制的那一部分，孙权希望通过军事行动完全掌握江夏郡，但此役未能成功。

曹魏荆州方向的总指挥是征南大将军，之前这一职位由孟达的好友夏侯尚担任，夏侯尚死后接任的是他的亲家司马懿。司马懿当时驻扎在襄阳北面的主宛县，诸葛瑾攻击襄阳，司马懿组织反击，诸葛瑾本是佯攻，目的是策应孙权在江夏郡的行动，但江夏郡这边也迟迟没有得手。

虽然没得手，但孙权一直对曹魏保持着攻势，诸葛亮进驻汉中后，孙权继续派兵袭扰曹魏南线、东线两个战场，孙权手下的将领周鲂在一次行动中还生擒了曹魏的将领彭绮，这些都让曹魏不能抽调出太多的兵马到西线战场来，孙权的行动确实支援了诸葛亮北伐。

诏文中还提到凉州诸国派兵相助，并很具体地说有二十多个部落首领已经参战，其中的虚实不太好说。凉州是东汉十三州之一，控制着整个西北地区，曹操在世时搞了一次恢复九州制的改革，撤掉凉州，以其辖区加司隶校尉部管辖的三辅也就是关中地区新成立了雍州，治所长安。到曹丕时，又从其雍州辖区中分出河西地区的八个郡重新成立凉州，这样曹魏在西线就有雍州和凉州两个州，其中雍州的管辖范围是凉州以东地区和关中。

凉州诸国实际上就是羌族各部落，曹魏统治凉州、雍州以来，与这些部落经常发生矛盾，反抗事件时有发生，加上蜀汉已故骠骑将军马超在羌族中名望很高，如果说他们中有一部分人支持蜀汉，派兵参与了此次此伐，也是有可能的。

伐魏诏书下达，诸葛亮却没有急于行动，从建兴五年（227）三月到次年初，诸葛亮一直驻扎在阳平关。这段时间，一方面进一步做好北伐的准备，另一方面是在等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孟达。

曹丕驾崩，让孟达如坠深渊，曹睿的四位托孤大臣中，曹真、曹休他没有交往过，司马懿和陈群特别反感他，尤其是司马懿，看着孟达就不顺眼，觉得他不可靠。

要命的是，司马懿升任骠骑大将军后，负责荆州、豫州的军政事务（加督荆、豫二州诸军事），成为孟达的直接领导，孟达顿觉忧思难耐。

之前诸葛亮、李严先后给孟达写信，希望他回归，孟达当时就动了心，尤其是李严信中有一句“思得良伴”，让孟达觉得诸葛亮、李严不仅希望他回来，而且还会委他以重任。

孟达是文官出身，心思缜密，虑事周全，但往往也失于果断。那时如果他当即反叛曹魏，肯定能够成功，因为曹魏当时正忙着国丧，国丧结束新帝又要安排新的人事布局，司马懿一时半会儿还来不了荆州，没有人关心他。

文人带兵容易想得太多，每一步都想走稳，孟达接到李严的信，看了半天，觉得是他理解的意思，但又不能确认，于是写信向诸葛亮求证。

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再次给孟达去信，信中说：“李严的性格你知道，他处理事情干净利索，就像流水一样，进退人物决不犹豫含糊（部分如流，趋舍罔滞，正方性也）。”

诸葛亮等于告诉孟达，李严说的没问题，都算数，只等你赶紧回来。但是，孟达接到信后仍然犹豫不决。

这期间，为争取孟达，双方书信来往频繁，诸葛亮决定出师北伐后，更希望孟达抓住时机起事，那将是对北伐行动最有力的配合和支援。

可孟达仍然没下决心，说他不想起事，但他一直保持与蜀汉方面的联络，据《太平御览》记载，有一次孟达还随信送给诸葛亮一顶纶帽，一副玉玦。

纶帽是丝绸做的帽子，表明他对诸葛亮的敬仰；玉表示坚贞，“玦”与“决”谐音，暗示自己决心已下。

但其实没有那么难，是孟达把事搞复杂了。或者说，孟达其实并没有下定决心，他还在犹豫，非到万不得已，他还不想马上起事。

魏兴郡太守申仪是原上庸一带的地方实力派，他先后依附于刘表、刘备和曹魏，对孟达早有不满，魏兴郡是曹魏新设的一个郡，与孟达的新城郡相邻，孟达比申仪地位高，又假节，申仪得听从他的调遣。

据《魏略》记载，孟达和蜀汉秘信往来频繁，被申仪察觉了，申仪向朝廷告发，但是魏明帝曹睿不相信（魏兴太守申仪与达有隙，密表达与蜀潜通，帝未之信也）。

魏明帝把这件事交给司马懿处理，司马懿派参军梁几到新城郡访查情况，经过秘密调查，申仪的举报被证实，司马懿提出建议征孟达入朝，如果他没有事，自然肯来；如果有事，必不敢来。

孟达听到风声，才深感惊惧，决定马上起兵。尽管错过了最佳机会，现在起事已经很仓促了。但孟达仍然比较乐观，他认为自己还有把握，原因是由宛县到新城郡的这1200里，魏军最快没有半个月也无法到达。

孟达熟悉魏军调兵的体制，魏军要展开这么大的行动，必须待身在洛阳的明帝批准方可进行，由宛县到洛阳又是800里，一来一回至少半个月。也就是说，曹魏那边即使接到了自己反叛的消息，人马要杀到新城郡至少得一个月。

孟达已向蜀汉那边求援，一个月时间，那边的援军怎么说都到了，一旦援军到达，司马懿想一口吃下新城郡，就不那么容易了。

可惜，孟达把时间算错了，因为他根本不了解司马懿的办事风格。司马懿在宛县接到申仪的密报后立即向洛阳报告。报告归报告，司马懿不指望朝廷马上有什么指示下来，不是他不相信朝廷，而是他认为时间来不及。

司马懿不待明帝诏书到达，立即起兵到新城郡平叛，1200里路程他们只用了8天。孟达当时在上庸城，接到报告，已经晚了，司马懿率大军已杀至城外。

上庸城三面阻水，孟达命人在城外修筑了很多木栅以自固。司马懿指挥魏军渡水，破其栅，直至城下，从四面向上庸城发起猛攻。

说起来孟达也不是饭桶，真拼了命也是好样的，司马懿猛攻了半个月，未攻破上庸城。到第16天，孟达的外甥邓贤、部将李辅等开门投降。司马懿率军进城，抓到孟达，将其斩首，将首级呈报京师。此战共俘获一万余人，取得大捷。

孟达的首级传到洛阳，明帝命焚其首于洛阳交通要道上，下诏对司马懿予以嘉奖。

孟达兵败，蜀汉错过了一次机会。但这是没办法的事，诸葛亮也尽了力，关键在于孟达的心并不坚决，总是犹犹豫豫，结果让自己丧命。

2.子午谷计划

孟达被杀，让诸葛亮在伤感之余也记住了司马懿的名字。

之前曹魏那边的武将无外乎曹氏、夏侯氏的几位重要将领，以及张辽、张郃、徐晃、于禁几个名将，文臣方面有荀彧、荀攸、郭嘉、陈群等人，在过去的几次交锋中，他们是主要对手。荀彧、荀攸、郭嘉已先后故去，看来这个司马懿已经快速崛起，他打破了曹魏文臣不带兵的传统，成为文武兼备的一方统帅。

这件事后诸葛亮一定会让人搜集关于司马懿的一切情报，根据这些情报诸葛亮会了解到司马懿字仲达，祖籍是河内郡温县。其高祖是汉安帝时的征西将军司马钧，从他的曾祖司马量到父亲司马防，几辈人都担任过郡太守，司马懿有兄弟八个，号称“司马八达”，他排第二，年纪比诸葛亮大两岁。诸葛亮很清楚，司马懿目前对付的主要是孙权，但未来这个人势必会成为自己的主要对手。

魏明帝得知诸葛亮率大军移驻汉中，下令各地严防死守，不作主动出击。这时已到建兴六年（228）的春天，在这段时间里，虽然没有兴兵攻打曹魏，但诸葛亮也做了许多准备工作。

《诸葛亮集》中一篇《称姚伷教》，是诸葛亮在此期间向群下颁发的一篇教文，在这篇教文中，诸葛亮称赞姚伷向自己推荐了一批有用的人才，号召大家都向姚伷学习。

姚伷字子绪，益州阆中人，之前担任广汉郡太守，诸葛亮北伐后，为充实随军丞相府的力量，在全国范围内选拔人才，姚伷被调过来担任丞相掾。姚伷到来后，又向诸葛亮推荐了一些人才。

北伐非同寻常，对手也很强大，为了北伐的胜利，诸葛亮在尽可能地做好各方面准备工作。

关中与汉中之间横亘着秦岭，中间虽有数条小道通行，但道路崎岖，山势险峻，在此前的几十年中，由关中攻击汉中的战役至少发生过两次，但由汉中攻击关中还不曾有过。

关中与汉中之间有几条穿行在秦岭山中的古道，最东边的叫子午道，与长安直线距离较近，出北面的午口即是关中平原，长安就在眼前，但此道最险；西边还有一条叫褒斜道，出南面的斜口之后是郿县，即董卓当年筑郿坞之处，此道路途较远，但路况相对较好。

子午道和褒斜道之间还有一条傥骆道，因南口称傥、北口称骆而得名，此道几乎荒废，无法通行。

进攻关中，大家首先想到的是从这几条古道出击，但具体走哪一条路线，不同的方案各有利弊。据《魏略》记载，就攻击曹魏的具体路线诸葛亮与群下商议，魏延提出了一个方案，他建议从子午道出击：

“曹魏在长安的守将是夏侯楙，是曹家的女婿，此人怯而无谋。现在给我五千精兵，再派五千人专门负责运粮食（今假延精兵五千，负粮五千），由褒中出发，沿秦岭向东，走子午道北行，不用十天就可以到达长安。夏侯楙听说我突然杀到，必然乘船而逃（楙闻延奄至，必乘船逃走）。”

“夏侯楙一走，长安只剩下御史、京兆尹这些官员，长安附近有横门邸阁的粮仓，加上百姓手中的散粮，足可以供人马食用，曹魏关外人马聚合好杀到长安，最少得二十天，而丞相您率领大军从斜谷出来，绝对能赶到，这样就可以一举拿下咸阳以西的地盘！”

魏延的计划简单地说就是两路出击，一路走子午道，一路走褒斜道，只不过褒斜道开始作佯攻，主攻方向放在子午道，出其不意地拿下长安，之后两路大军会合，占领曹魏的整个关中地区。

这个作战计划即历史上有名的子午谷计划，围绕着它历来争论颇多。

支持者认为，魏延久居汉中，对当地情况十分了解，在蜀、魏军力不对等的状况下，弱小的一方应出奇制胜，魏延的计划正可以达到这样的目的。

反对者认为，子午谷计划过于冒险，其要点是出其不意，但上万人、十多天的军事行动不让敌人察觉是不可能的，曹魏一定会在沿途派出很多侦察兵，一旦知晓蜀军动向，一方面会在山中依托险要地势进行袭扰和阻击，另一方面会调集重兵把守午口，使蜀军不得入关中。

即使费尽千难万险、作出重大牺牲后杀到长安城下，面对这个千年古都，立即得手的希望也很渺茫。所以，魏延的子午谷计划不是出奇制胜，而是纯粹的军事冒险。

看起来反对魏延子午谷计划的理由更充分，但从那时到现在，支持这项计划的一方反而占据了上风，这是因为诸葛亮没有采取魏延的作战计划，而他的北伐也没有取得最后的成功，所以有人认为假如采纳了魏延的计划，没准就成功了。

这个逻辑其实有些问题，北伐没有成功不一定全由进攻路线的选择所造成，而即使诸葛亮最终选择的路线有问题，也不能说明走子午谷就一定正确。

兵法有奇正之分，《孙子兵法》说：“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常规战法为正，出其不意为奇，二者必须结合起来，脱离常规战法的基础，一味出奇则未必制胜。

说魏延的计划是冒险，是因为这项计划的核心是长途奔袭，仅以五千能战之兵去攻长安，虽是奇兵，但缺少常规战法作为基础就成为孤军。

夏侯楙虽然不是名将，但也不会看到区区几千人就弃城而逃，一旦夏侯楙不逃，魏延的计划就输掉了一大半。

在冷兵器时代，兵家怕的不是野战，不是守城，而是攻城，即使一座孤城，久攻不下的战例也不胜枚举，魏延想率五千人攻进长安，几乎等于靠买彩票发财。正所谓勇则勇矣、智则未也，诸葛亮认为魏延的计划将致蜀军孤悬于外，作为蜀汉的丞相，他不能去赌，所以没有采纳。

诸葛亮最后作出的部署是兵分两路，一路由赵云率领出褒斜道，一路由自己率领由汉中向西攻击，占领祁山，进而攻占曹魏控制下的陇右地区。

两路大军中，褒斜道是佯攻，主攻方向在祁山。

赵云此时的军职是镇东将军，关羽、张飞、马超、黄忠等人先后逝去，早年追随刘备的将领中只剩下赵云、陈到等几个人了。

诸葛亮派邓芝协助赵云，邓芝由于成功出访孙吴而受到诸葛亮的器重，此前他的职务是尚书，此次北伐，诸葛亮把他调过来担任中监军，同时授扬武将军。如果赵云这一路算一个兵团的话，赵云相当于兵团司令，邓芝的身份相当于兵团政委兼军长。

随同诸葛亮行动的这一路，组成人员较多。

综合各种史料，参加首次北伐的将领除赵云和邓芝外，还包括吴壹、王平、张翼、马岱、刘琰、马忠、廖化等，文职及参谋人员包括杨仪、爨习、马谡、向朗等。

吴壹、王平、马忠、刘琰、廖化、杨仪、爨习、马谡、向朗等之前已分别提及，其中王平率领的是新组建的劲旅无当飞军。上面这些人里，没有提到过的有张翼和马岱。

张翼字伯恭，益州犍为郡人，参加过刘备指挥的汉中之战，当过梓潼等郡的太守，此次北伐后，张翼被诸葛亮派往南中，成为继邓方、李恢后第三任庲降都督。

马岱是蜀汉已故骠骑将军马超的从弟，随马超征战，后一同归服蜀汉，此时在军中的职务史书也没有记载，只说他的最高职务是平北将军，那一定是很久以后的事了。

刘琰是个比较特别的人，刘备在当豫州刺史时就追随左右了，后主继位后在朝中的地位仅次于李严。此人在后世之所以名气不大，一方面是他生性风流、善谈论，又好车服饮食，被人视为侈靡，而缺乏实际才能。另一方面，此人脾气不好，虽居高位，却经常跟人闹意见，尤其跟魏延关系不和，在蜀汉声誉不佳。

3.兵出祁山堡

祁山，是汉水上游一条连绵五十余里的小山脉，位于今甘肃省礼县以东，西起北岈，东至卤城，汉水从其南面流过。

在过去，这座山的风景很不错，据《水经注》介绍，这条山脉里的每一座山峰都很秀美、挺拔，诸峰相对。祁山不算太大，但因为诸葛亮的北伐而声名远扬。

《水经注》成书于北魏年间，在介绍祁山时专门引用了诸葛亮上后主的一道表，上面写道：“祁山距离沮县五百里，有一万户居民，站在山顶远望，可以看出这个地方确实很富有（祁山去沮县五百里，有民万户，瞩其丘墟，信为殷矣）。”

从诸葛亮的记述中可知，祁山之中有一座城堡，里面有上万户居民。一万户现在不算多，但在当时绝对是大数目，尤其在偏僻的凉州。那时候，祁山是个人口稠密、地域宽广、很富庶的地方。

关于祁山名称的来历有两种说法。清康熙年间编撰的《祁门县志》中说远眺祁山，见其山峰高耸，山势逶迤，起伏的山峰就像一面风中飘动的旌旗，大概开始称旗山，叫着叫着就变成了祁山。另外一个说法是祁门当地人倪望重在《祁门县志补》中所说，“祁”的意思是宏大，祁山体势雄伟挺拔，在周围群山之中独显其高大，因此称祁山。

不过，史籍上所称祁山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泛指上面讲的祁山地区，狭义是指祁山中的祁山堡。据《水经注》等史籍记载，祁山中有祁山堡，三国时便筑有城，极其坚固。

诸葛亮之所以把首战的目标定在祁山，是因为它独特的地理位置。祁山往西北可通南安、陇西二郡，东北通天水郡，往南以及西南方向可通达汉中郡以及汉中通往益州的咽喉阴平，祁山因为扼蜀陇咽喉、控攻守要冲而成为兵家必争之地。

无论是从益州还是从汉中去陇右，都必须过祁山，而占领了祁山，也就打开了通往曹魏凉州地区的道路。

凉州是曹魏的西部屏障，由于历史原因，曹魏在这里的控制相对薄弱，攻取的难度最小。如果能占领凉州，就可以居高临下，向东直取雍州，诸葛亮认为这是攻取曹魏比较保险的做法。

还有一点，凉州虽然地广人稀，但也有精华所在，就是它的陇右地区，这里人口相对集中，河水丰沛，灌溉便利，自古便是粮食的重要产区，蜀汉国力有限，得到陇右可以增强国力，在与曹魏的对抗中增加胜算。

陇右和凉州还盛产好马，对于以步兵为主的蜀军来说，这更是宝贵资源。

曹魏地盘很大，目前已经涉及东汉13个州中的11个州。大也有大的难处，面对蜀汉、孙吴两个敌人，它不得不分兵拒敌，自东向西分成了三个战场。

东线战场在扬州地区，核心是合肥，主战场有长江边上的濡须口和长江下游的广陵，对手是孙权，目前的总指挥是曹魏的大司马、都督扬州诸军事曹休。

中线战场在荆州地区，核心是宛县，主战场在襄阳、樊城一带，早期的对手是刘备，现在的对手是孙权，目前总指挥是曹魏的骠骑大将军、都督荆豫诸军事司马懿。

西线战场在雍州和凉州，核心是长安，主战场在汉中外围、陇右、武都等地，对手是蜀汉，目前的总指挥是曹魏的安西将军、都督雍凉诸军事夏侯楙。

在这三个战场中，有两个战场的总指挥是托孤大臣，只有西线战场显得最弱。夏侯楙字子林，是曹魏名将、有独目将军之称的夏侯悙之子，他的妻子是曹操的女儿清河公主，所以魏延说他是曹家的女婿。

第一代“诸夏侯曹”多是名将，到了第二、第三代就多是“名公子”了。这位夏侯楙虽是统驭一方的高级将领，但他没有什么武略，最大的爱好就是养生。据《魏略》说，他跟清河公主夫妻感情也不好，原因是他都督关中期间，在长安多纳伎妾。

听说诸葛亮兵出祁山，褒斜道方向也传来警报，夏侯楙急了，赶紧向洛阳报告。《魏略》记载，诸葛亮率大军北伐的消息传到洛阳，众人大吃一惊。原因是过去大家只知道蜀中有刘备，刘备已经死了，这几年蜀汉那边寂然无声，所以也没有战争的准备，猛然听说诸葛亮出兵，朝野在震惊之余充满了恐慌。

之前就有人跟魏明帝说过夏侯楙才不堪大用，但是夏侯楙是他的姑父，又从小跟他父亲曹丕关系极好，所以一直让他留任。魏明帝知道让夏侯楙对阵诸葛亮一定会完败，所以赶紧把曹真派过去坐镇。

曹真原来就是西线战场的总指挥，他是曹操的族子，跟夏侯楙算是平辈。自曹操起兵，曹真便追随左右，勇猛善战，军事经验丰富，在军中威望也高。曹真曾是曹魏劲旅虎豹骑的主要将领，夏侯渊战死汉中后，曹操命曹真屯关中，负责过一段时间的西线战事。受命托孤后，曹真目前的身份是曹魏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都督中外诸军事）。

曹真接命后立即赶赴关中，他没有留在长安，而是率一部主力驻扎在郿县，这里曾是董卓当年经营关中的据点，董卓在此修建了巨无霸型城堡郿坞，该处距褒斜道北出口不远。

看来，赵云、邓芝这一路的行动收到了效果，曹真判断不清蜀军的主攻方向，把褒斜道的佯攻当成了主攻。

诸葛亮率主力到达祁山，不费太大力气，就占领了祁山，继而占领了距祁山二三十里远的西县。

这个西县，就是后来传说上演空城计的地方。

诸葛亮没有把大本营设在祁山，因为这里毕竟有点小，他进驻到西县，在此指挥整个陇右战役。

陇右地区主要有曹魏的三个郡，陇西郡、南安郡、天水郡。蜀军主力来到祁山后，曹魏任命的这三个郡官员纷纷不战而降。

究其原因，是因为这一带并没有曹魏的主力，曹魏的主力都在关中，即使接到报告，一来一往没有一个月时间也很难到达，大家一看，还是先投降吧。

这三个郡归曹魏的雍州刺史管，它们的西面是凉州，有金城、武威、张掖、西平、敦煌等五个郡。陇右如果全丢了，就切断了凉州与关中的联系，凉州也将不保。

曹真和夏侯楙此时还远在关中，曹魏在雍州、凉州现场指挥应敌的最高长官是两位州刺史。根据万斯同所著《魏方镇年表》，228年是曹明帝太和二年，曹魏雍州刺史是郭淮，凉州刺史先是孟建，后是徐邈。

郭淮将是诸葛亮日后除司马懿之外的主要对手之一，他字伯济，并州太原郡人，曹丕当太子时他是曹丕的属官，后转任征西将军夏侯渊的司马，夏侯渊战死时，军中大惧，郭淮收拢散卒，推荡寇将军张郃为主将，诸营方安。曹丕继位后，派郭淮到西部任职，任镇西将军长史，因为是曹丕的旧臣，所以升得很快，被提拔为雍州刺史。

凉州刺史孟建不是别人，正是诸葛亮一直念念不忘的青年时代的挚友孟公威，当年他仕魏后，果然如诸葛亮所预言，因为才干出众官职逐步擢升，于魏文帝黄初四年（223）接替原刺史温恢担任凉州刺史一职，至今已5年，政绩不错。

但是就在诸葛亮出兵祁山的这一年，孟建被解职了，原因是不是因为他与诸葛亮有过一段特殊关系不得而知，分析起来，这种可能性非常大。不过即使是因为这层原因被调离，孟建以后的仕途也没有受到太大影响，此后他一直升至曹魏的征东将军。

接替孟建的徐邈字景山，幽州人，当过曹操的丞相府参谋处长（军谋掾），后出任陇西郡、南安郡太守，对西部情况很熟悉，被调回内地又担任过郡太守、典农中郎将等职务，其间还曾在司马懿手下任职，担任过时任抚军大将军司马懿的军师。

与孟建相比，徐邈的军事经验更突出，仕曹氏三代，魏明帝完全信得过。魏明帝任命徐貌为凉州刺史，兼任护羌校尉。陇右三郡叛降，徐邈赶紧组织手下以及金城郡太守等人反击，他首先攻击南安郡，取得了一些胜利。

诸葛亮一方面应对徐邈等人的反击，一方面向东西两个方向扩大战果。在西面，诸葛亮派兵攻击陇西郡，但却遇到了顽强抵抗。《魏略》记载，陇西郡太守叫游楚，面对蜀汉大军，他召集吏民，对大家说：“我素无恩德给大家，今蜀国大军已至，其他几个郡已经叛降，我看这是诸位取得富贵的好机会（此亦诸卿富贵之秋也）。我为朝廷守郡，义在必死，诸位可以拿我的人头去换富贵。”

大家闻听皆流泪，都说：“愿与明府同生死，绝无二心！”

游楚道：“既然如此，我有一个想法。现在我们东面的两个郡已经丢了，敌人马上就来，我们在此坚守，如果朝廷的救兵到了，蜀兵必退去，到时候咱们一郡之人都坚守了大义，人人都将获得奖赏（一郡守义，人人获爵宠）。如果救兵没来，而蜀军攻势又急，你们可以取我的人头去投降，到时候也不算晚！”

于是，大家都去守城。蜀兵到了，游楚派遣郡长史马颙出门设阵，自己站在城上对蜀将说：“你们能断绝秦陇大道，让东来的援军无法到达，只需要一个月，陇西郡的百姓不攻自降，如果做不到，你们只会白费力气（卿若不能，虚自疲弊耳）！”

游楚命马颙鸣鼓出击，魏兵士气高昂，将蜀军打败。

4.为何选姜维

西面攻击受阻，东面也不太顺利。

据《魏略》记载，诸葛亮指挥蜀军占领天水郡时太守马遵正陪同曹魏雍州刺史郭淮一行在洛门视察工作。

雍州刺史管理的地盘很大，除了关中地区的冯翊郡、京兆尹、扶风郡、北地郡，还有陇右地区的南安、天水、陇西以及广魏、安定等郡，除此之外，在其南部还有武都、阴平两个郡，目前都在曹魏控制之中。

郭刺史平时工作很繁忙，大战当前，他仍然深入基层视察。

要么曹魏的情报工作做得很差，敌人这么大的军事行动事先竟然丝毫没有察觉，主要长官还在下面视察；要么正因为敌情严重，郭淮才专门来天水郡检查防守工作，但没想到敌人来得这么快。

郭淮等人接到报告，说天水郡郡治冀县可能已被蜀军占领，现在无法回去。

郭淮对马遵说：“看来诸葛亮来者不善！”

渭水的上游流经天水郡，冀县就在渭水边，洛门在冀县的西边，今甘肃省天水市那时称上邽，是陇右地区一处军事重镇，位置在冀县沿渭河往东。郭淮判断上邽仍在魏军手中，于是决定绕过冀县，连夜回上邽。

马遵担心天水郡已乱，局面无法收拾，于是也想去上邽，却遭到了随同郭刺史视察的一名官员的反对。

这名官员对马遵说：“明府应当回冀县。”

生死关头，马遵急了：“我不信任你们，你们已经通敌叛国。”

双方不欢而散，马太守跑到上邽避难去了。

上邽成为天水郡境内魏军集结的一处重地，诸葛亮后来派兵进击上邽，但在郭淮等人的防守下，上邽无法攻克。

劝马太守回冀县的这个人，就是日后大名鼎鼎的姜维。

姜维字伯约，他动员马太守回冀县，因为他就是冀县人，此时他的职务是郭淮手下的雍州从事。

姜维的父亲曾担任过本郡功曹，在平息羌戎叛乱中战死于沙场，姜维因此被授予中郎。这是天子身边的属官，承担宿卫天子的任务，姜维被授予此官，只是一种荣誉，他本人并没有到洛阳任职。

《三国志》说姜维平时很好学，尤其喜欢郑氏学，也就是当代大学者郑玄开创的学问。但《傅子》说，他并不想当一名学者，他有志于功名，好结交江湖朋友，不想过普通老百姓的日子（阴养死士，不修布衣之业）。

姜维曾担任本郡上计掾，又被任命为州里的从事，相当于刺史的高级参议、顾问这一类的角色，因为有中郎的头衔，他还参与本郡的军事事务（参本郡军事）。

姜维开始并没有回冀县，而是跟其他几位官员一起追赶马太守，马太守跑得太快，姜维他们一直追到上邽，城门已闭，他们叫门，里面的人不给开。

城里的人不开门，担心的是姜维等人也参加了叛乱（疑维等皆有异心）。姜维等人无奈，这才回到冀县。

《三国志》说，姜维到了冀县才发现，这里尚未被蜀军占领，他们去叫城门，城里也不应，原因与上面一样，怀疑他们已投降了蜀军。姜维走投无路，只好投奔了诸葛亮。

《魏略》的说法不太一样，说冀县城里的官民见姜维回来，很高兴，不仅把他迎进城，还推举他去见诸葛亮，诸葛亮见到姜维很高兴，让他去安抚冀县百姓。但在这时，魏军增援部队赶来了，姜维无法回到冀县，从此与母亲及妻儿分离。

姜维时年27岁，诸葛亮见到他时，会不会想到自己正是27岁那年走出隆中，开始了另一种人生？

诸葛亮跟姜维交谈后大为惊异，认为他是不可多得的人才。诸葛亮在写给留府长史张裔、参军蒋琬的信中，对姜维作了专门评价：“姜伯约此人忠于职守，勤于理事，思虑周密，这些都是他的长处，永南、季常等人都不如他，堪称凉州一带的一流人才（其人，凉州上士也）。”

永南是李邵，曾担任诸葛亮的丞相府西曹掾，季常即马谡的大哥马良。在诸葛亮眼中，姜维是不可多得的人才。

诸葛亮任命姜维为丞相府仓曹掾，主管府仓谷事，但很快便升其为奉义将军，并奏请后主，封他为当阳亭侯。

仓曹掾品秩不过几百石，算是个处长，奉义将军是高级将领，品秩与九卿相当，是“省军级”高官，又封侯爵，一向用人讲求法度的诸葛亮，在姜维身上一再破例。

还不止于此，诸葛亮不久便派姜维回了成都，并对他的工作也进行了细心安排，他再次给张裔、蒋琬写信：“可以把虎步监的兵士五六千人交给他带领，姜伯约很有军事才干，他胆略过人，又深通兵法（既有胆义，深解兵意），心存汉室，才能超过众人，等他全面掌握了军事本领后，就让他进宫朝见主上。”

诸葛亮为何如此倾心于一名普通的降人？论职位，姜维不过是雍州一名从事；论名气，出了天水郡，估计没有多少人知道他；论实绩，在此之前姜维也没有干出过多么大的事业。

这就给了人们以想象的空间，有人甚至推断，诸葛亮早就在物色、培养军中的接班人，之前看中的是马谡，不过没多久马谡就出了事，诸葛亮于是属意于姜维，所以不惜从各方面刻意培养。

应该说，姜维身上有很多诸葛亮欣赏的地方，正如诸葛亮在写给张裔、蒋琬的信中所说，姜维精通军事，是一流的人才，又忠心汉室，与诸葛亮一贯追求的政治理想相符，选这样的人继承自己的事业，诸葛亮放心。

还有一点，姜维出身陇右，对这里的情况比较熟悉，在地方上也有一定影响力。在诸葛亮看来，与曹魏的战争将是一场持久战，占领陇右、徐图东进是他既定的作战方针，姜维的出身有利于未来军事斗争的需要。

姜维是个新人，与蜀汉政坛、军界素无瓜葛，这是他的不足，但更是他的优势，如果诸葛亮重用姜维有平衡各方面力量的考虑，也是可以理解的。

这些决定了诸葛亮对姜维的重视，但要说初次接触就很快明确了姜维在军中接班人的地位，这并不符合诸葛亮的做事风格，他对姜维的了解和考察应该是一个很长的过程，通过考察，他逐渐坚定了对姜维的认识，从而大胆使用，破格提拔。

对于诸葛亮的知遇之恩姜维也非常感激。据孙盛所著《杂记》记载，姜维后来与母亲失散，他少时丧父，是母亲把他带大，对母亲感情很深，曹魏方面想通过他的母亲动员他回归曹魏，于是让其母亲给他写信劝降。《晋书》说，随信还给姜维捎来了中药当归，喻应当归还之意（送当归以譬之）。

姜维很思念母亲，但他在蜀汉发展事业的意志也很坚定，于是给母亲回信道：“良田百顷，不在一亩，但有远志，不在当归。”

蜀军虽然在陇西郡和上邽暂时受阻，但整个形势无疑对蜀军有利，消息传到洛阳，魏明帝大为震惊。

他坐不住了，立即决定御驾亲征，前往长安。同时，诏令防守在郿县的曹真迅速组织人马增援陇右。

守在郿县等蜀军来攻的大将军曹真没有见到敌人的踪影，突然传来陇右尽失的消息，也大惊失色，明帝诏令也到了，他不敢怠慢，立即命左将军张郃临时动员五万人马先行出发，西上阻截，无论如何先堵住蜀军主力，不要让其攻入关中，自己随后率大军增援。

曹魏早期的著名将领中张郃是硕果仅存的几位，这几年来，名将纷纷凋落，还能在一线带兵打仗的已经不多了。

经过仓促准备，张郃率五万人马出发了，过战略要地陈仓后继续沿秦陇大道西进，驰援天水郡。

诸葛亮听说曹魏援军来了，决定派出一支人马前去拦截，为陇西战役和上邽战役赢取时间。

诸葛亮的计划是，等凉州诸郡平定后，蜀军主力合为一处，正面迎击曹魏西进的援军，如果顺利，一气杀至陈仓，杀入关中，与魏军主力决战于长安。

如此，这场阻击战就很关键，因为只能胜，不能败。

5.街亭的真相

张郃率兵而来，必走秦陇大道，在这条路上有一处极佳的伏击地点，名叫街亭，此地位于天水郡的略阳县境内，即今甘肃省秦安县陇南镇，是秦陇大道的必经之处，两边都是高山，中间一条坦途，街亭把守在大道中间，因街中心有一井，井上修有一亭，故此地称街泉亭或街亭。

魏军远道而来，多是骑兵，为争取时间只能走大道，要去陇右，街亭是必经之处。

由谁率兵前往阻击？《三国志》记载，大家都认为应该派魏延或吴壹（时有宿将魏延、吴壹等，论者皆言以为宜令为先锋），这二位都是军中宿将，魏延是镇北将军，吴壹是讨逆将军，在军中威望都很高，由他们执行阻击任务，更有把握。

但是，诸葛亮却出人意料地把这项任务交给了参军马谡。

这的确有点匪夷所思，至今也是一个谜。

如果说马谡比魏延、吴壹等人更有带兵的经验，胜算更大，那还好说，但此前马谡当过太守，当过参谋，却从未单独带过兵，谈不上有带兵的经验。

如果说诸葛亮现在人手紧张，魏延、吴壹有更重要的任务脱不开身，只好派马谡去，那也说不通，眼下没有比阻击张郃更重要的事了，即使有，魏延、吴壹之外还有其他久经战阵的将领，可以派他们去。

但是，诸葛亮力排众议，把这个任务交给了马谡（亮违众拔谡）。

当时蜀军分布于各处，诸葛亮能给马谡的人马并不多，具体人数史书没有记载，有人推测说是十万人，那肯定是不确切的，前面说过，诸葛亮能带到陇右的全部人马，也未必有十万人。

而且，如果真的能抽出十万人马给马谡，诸葛亮也就不着急了，把张郃的5万人马放进来慢慢打都行。正因为实力不足，才要抢占街亭打伏击，推测起来，诸葛亮交给马谡的应该在一万人上下。

诸葛亮命王平以副将的身份一同行动，王平现在的军职是裨将，相当于副军长，诸葛亮把从南中夷人子弟中选调出来的无当飞军交给王平统领，这说明，参加街亭战役的就有这支人马。

无当飞军善使弓弩，这是骑兵的克星。

除了王平，参与街亭阻击战的还有张休、李盛、黄袭等，他们的军职应该与王平相当或稍低。

后世评论认为这是诸葛亮一生中最严重的用人失误，一个明显没有带兵经验的参谋人员，关键时刻突然交给他一支大军去完成一项极为重要的任务，这只能说是冒险。

现在新人求职，用人单位往往会问有没有工作经验，于是大家愤懑地调侃：诸葛亮出山前也没有工作经验，凭什么要我们有？

马谡没有带兵的经验，难道就不能带兵吗？马谡当然可以带兵，但这需要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最好经过一步一步锻炼后再上来，丞相参军是一个较为超脱的职务，不好说对应什么样的军职，不过凭马谡的资历先从中郎将干起似乎较为稳妥，而直接让他指挥几个裨将、副将级的将领，很难服众。

推测起来，诸葛亮之所以选了马谡，是根据他对马谡之前的了解，他认为马谡是很有头脑、很有见地的人，尤其是在平定南中一事中，马谡提出的攻心战方针是非常高明睿智的。

街亭远在百里之外，大家都没到过那里，所有情况只是听说，究竟街亭能不能守，是否适合在此阻击魏军，需要临场判断，带兵的主将不仅要勇敢，更要有头脑，在这方面马谡似乎更胜一筹。

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马谡主动求战。从南中献策那件事上可以看出马谡是个进取心很强的人，他渴望建功立业，实现自己的抱负，所以他会主动要求执行这项艰巨的任务。

甚至于，马谡已经向诸葛亮谈了他此去街亭后的具体计划，以马谡的机敏和才干，他一定说服了诸葛亮，让诸葛亮觉得他是执行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

马谡带着这一万左右的人马以急行军的速度赶到街亭，幸好他们先到了，马谡立即观察周围的地形地势，抢占有利位置，做好伏击准备。

来之前，诸葛亮交给马谡的任务是占据街亭要塞，堵住敌人，不让他们通过，把他们拖住一段时间就算胜利。

可马谡到了街亭，看完地形，他决定对诸葛亮的部署进行修改，具体地说，就是舍弃下面的要塞上山。

街亭在山谷中，两侧的山都很高大，其中一侧被称为南山的，顶部平缓，向下三面皆陡峭，马谡决定把人马拉到南山上，待敌人前来攻打，居高临下，把敌人打败。

王平是一位很有经验的将领，他一眼就看出了这项作战计划有致命的缺点，赶紧劝阻马谡，但马谡不听（平连规谏谡，谡不能用）。

马谡指挥蜀军上了南山，不久，张郃率领的大军也到了。

张郃一辈子都在打仗，马谡还是个小朋友的时候他已经是袁绍手下的高级将领了，他的作战经验十分丰富。他看到蜀军不占大道上的要塞反而上了山，立即猜出了蜀军的意图，下令不急于攻山，而是断了山上取水的道路（绝其汲道）。

山上有上万名蜀军将士，还有马匹，随时需要大量水源，时间短了还能忍忍，时间一长就麻烦了。马谡这才吃惊地发现，原来水道是他的软肋，眼看不能久拖，马谡只好硬着头皮下令从山上向下面出击。

结果可想而知，蜀军大败（众尽星散）。

只有王平率领的一支人马，临战不慌，他们不断敲击战鼓（鸣鼓自持），张郃以为有伏兵，所以没敢猛追。

一万人马，最后只剩下王平带回来的一千多人。

以上是正史记载的街亭之战的全过程，关于这场重要的战役，只有《三国志》中诸葛亮、马谡、王平、张郃等人的传记里有一些零星记载，所以整个过程不过如此。

仅有的这些记载不免会让人产生许多疑问：马谡为何固执地认为上山更好？王平从哪些方面看出来上山不利，他有没有告诉马谡？马谡虽然没有带兵的经验，但应该也是一位出色的参谋，否则诸葛亮不会重用他，在显而易见的事实面前，他为何仍然固执己见？还有，蜀军毕竟也有上万人，何以败得如此迅速和彻底呢？

除非马谡是曹魏派来的卧底，否则他的指挥怎么看都让人匪夷所思。

而这一切，又都真实地发生了。要解答这些困惑，只能结合对街亭实际地理状况的考察和对当时双方主将心态的推测来进行了。

现在如果去古街亭战场作一番实地情况，就会发现此处确实十分险要，两边的山很高，魏军舍中间的大道便无法通过，尤其是他们的骑兵，不走山谷中间便无路可走。

街亭处在山谷中的秦陇大道上，为什么说这里是一处要塞呢？因为秦陇大道行至此处，鬼斧神工地出现了一道地质断层，西边比东边高出十来米，成为一处断崖，街亭要塞就是以此为依托修成的。

蜀军占据这个要塞，正好居高临下地堵住了魏军，要想通过必须向上攻，类似于攻城。那时，没有大炮，没有炸药，所有将领最头疼的就是攻城，以一万人守住要塞挡住五万人马的进攻是完全可能的，所以诸葛亮要派兵来守街亭。

既然如此，马谡为什么要上南山呢，守住街亭不就行了？

推测一下情况可能是这样的：马谡到了街亭，也看到了那处要塞，但让他失望的是，这处要塞年久失修，已经残破不全，敌人来攻，很多地方都可以轻松下手，也就是说，原来固若金汤的街亭要塞现已不复存在了。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因为街亭所在的天水郡一直是曹魏的控制区，街亭要塞的作用是防范由东面而来的敌人，对西面之敌却没有任何作用，如果天水郡、陇右一带有人造反，他们会想起街亭，用它来抵挡曹魏的大军，反之则毫无意义。

曹魏控制街亭后，当然不会下力气整修这处工事，而且为防今后出现不测，刻意对其进行破坏都是有可能的。

对马谡和蜀军来说，这是一个极为严重的新情况。

临时去修整工事，时间来不及了，张郃的大军马上就到。在这种情况下，马谡想到了上山。

在实战经验丰富的王平看来，山上固然很好，但并不利于防守，因为山上没有水源，上万人马齐聚山顶，假如敌人不急于求战，来个困而不打，山上的人不就惨了。

假如王平提出了这样的看法，马谡还会坚持吗？也许会，因为在马谡看来，张郃为什么不急于求战呢？如果他真的不战，在这里慢慢耗着，那不是更有利了？他的任务就是拖住魏军，不管用什么办法，只要拖住他们一段时间，就算完成了任务。

所以，在马谡看来，心急火燎地从东面赶来的魏军，一定会发了疯地攻山，到那时，他们依托居高临下的地形，只要用弓箭、连弩去招呼敌人就行了。

对于水源的问题，马谡可能认为也是个问题，但不是大问题。

马谡是荆州人，后来长期生活在益州，荆益两州都是南方，马谡整天发愁的是如何防水防涝，在他的脑子里，还没有因为缺水而带来麻烦的经历。王平是魏军降将，早年随魏军作战，跟北方人打过交道，知道水的重要性。

马谡大意了，他认为南山上面没有水，但有水源（水道），有这个还怕什么。

这样一来，水道就成了蜀军的生命线，也是他们的软肋，这恰巧被经验丰富的张郃抓住了，导致蜀军的全面溃败。

其实，当水道被破坏后，蜀军仍不至于立即溃败，一天不喝水有点儿难过，但不至于会立即死人，马谡还有反击的机会。

但他是参谋人员，有智商也有情商，却缺胆商，关键时候他方寸已乱，拿不出绝地反击的办法了。

更为重要的是，他没有足够的威望，从王平这些将领到普通士卒，他与大家还没有建立起足够的默契度，水道被断后，众人对他肯定充满了指责和埋怨。

以上多重因素叠加，当蜀军的软肋被攻破后，已注定街亭要丧失了。不是马谡太脑残，而是蜀军运气实在太差了。

6.自降右将军

现在，轮到诸葛亮震惊了。

街亭大败的消息传到西县，诸葛亮在气愤、震惊的同时，深感事态的严重，他赶紧调整部署，迅速指挥大军撤回汉中。

单就张郃的十万大军并不可怕，但是曹魏大将军曹真识破赵云、邓芝在褒斜道的佯攻后，会集结重兵随后赶来，还有魏明帝曹睿，已前往长安，魏军正源源不断地增援，而蜀军能打仗的基本上都在这里了。

撤退虽然很没有面子，但此刻必须高度理性，不能有丝毫犹豫。

当然，时间还是有的，张郃虽然突破了街亭防线，但他也算一支孤军，所以进入陇右后也小心翼翼，生怕中了埋伏。

诸葛亮安排好各路人马的撤退路线，自己从容地撤出了西县。离开时，还随队带走了西县的一千多户人家，把他们迁到汉中（乃拔西县千余家还汉中）。

至于传说中诸葛亮在西县摆下了空城计，吓退曹魏主帅司马懿，那倒是没有的事。因为司马懿此时是曹魏南线战场的总指挥，并没有参加陇右会战，他驻扎在宛县，距此有两三千里。

假如司马懿来了，率传说中的十万大军围住西县县城，诸葛亮有可能摆出空城计吗？那也是不可能的，如果坚持认为可能，那就是根本不了解真正的古代城池是什么样。

可以看一下北京西南郊的宛平城，这也是个县城，大体上是古代县城的标准版，该城有四门，城中的主要街道其实只有两条，也就是连接四门的街道，站在任意一处城墙上，都可以把城内情况一览无余。

一个县城，不用十万，不用数万，只用一万人马就能把它围成铁桶，城里即使有伏兵，又能藏多少？肯定先围起来再说。所以，面对敌人数万之众，诸葛亮只能快跑，不可能坐在城头上从容弹琴。

不过，关于空城计的传说也并非完全杜撰，在史书上也有一定踪迹。

《蜀记》记载，晋初扶风王司马骏守关中，他手下有几位中下级官员在一起议论诸葛亮的功过，大家对诸葛亮多持讥评，认为他托身蜀汉不当，力量小却想办大事（力小谋大）。有一个叫郭冲的人站出来为诸葛亮鸣不平，说了诸葛亮的五件事，把这几位官员说住了，司马骏听说后十分感慨，称赞郭冲说得对。

郭冲说的五件事中的第三件就是关于空城计的。按照郭冲的说法，诸葛亮屯兵于阳平关期间，派魏延率主力东进，他只留一万人守城。司马懿这时率二十万大军前来，和魏延率领的主力错道而行，蜀军因此没有发现，等诸葛亮知道情况时，敌人距此只有60里了。

侦察兵向司马懿汇报说诸葛亮在城中兵少力弱，诸葛亮也知道司马懿马上就要到，他想去通知魏延，但相去已远，魏延即便回军也来不及了。

城中将士皆失色，诸葛亮却神色坦然，镇定自若，下令军中偃旗息鼓，不准随便走出营帐，又下令大开城门，并派人洒扫街道（敕军中皆卧旗息鼓，不得妄出庵幔，又令大开四城门，埽地却洒）。

司马懿知道诸葛亮一向持重，而今却摆出如此虚弱无力的样子来，很是奇怪，怀疑诸葛亮有伏兵，于是率领人马向北上了山。第二天吃饭的时候，诸葛亮对左右人拍手大笑道：“司马懿必然认定我装出胆怯，一定会有伏兵，所以遁山而走。”侦察兵回来报告，确实如诸葛亮所说。

司马懿后来也知道了这件事，后悔不已。

郭冲说的这件事本身倒是漏洞百出，比如说司马懿与诸葛亮交战于阳平关，这查无实据，司马懿一次领兵二十万，也不太可能。司马骏是司马懿的儿子，郭冲作为司马骏的下属，胆敢在儿子面前非议他老子，可能性也不大。

不过，郭冲说的这件事细节逼真，过程齐全，又不由得不相信，或许这件事有其他的来历，只是把时间和地点弄错了。

诸葛亮率蜀军主力撤出陇右，魏军趁机将这些地方全部收回。

魏明帝曹睿此时已到长安，就此次大捷，决定向天下发出公告，并特意指示要公告到益州（帝露布天下并班告益州）。公告说：

“刘备背恩忘德，逃窜至巴蜀。诸葛亮背弃父母之国，事奉奸贼之党，神人蒙受毒害，罪恶积身。诸葛亮表面上有托孤之名，而内心里贪权专擅，刘禅兄弟守空城罢了。诸葛亮又侮辱益州之士，虐待百姓，利狼、宕渠、高定、青羌等部族遭受瓦解，成为他的仇敌。”

“诸葛亮不知轻重（反裘负薪，里尽毛殚，刖趾适履，刻肌伤骨），反而自认为很有本事，但不过是在井底行军、在牛蹄间移步罢了（行兵于井底，游步于牛蹄）。自朕继位，边境无事，我哀怜天下数遭兵革，只想养四海之耆老，安抚孤幼，移风于礼乐，讲武于农闲，并没把诸葛亮当回事（置亮画外，未以为虞）。”

“诸葛亮却心怀异志，驱掠吏民，盗攻祁山。我王师雄振，胆气冲天，马谡、高祥这些蜀将望我魏军大旗而奔逃。我虎臣又逐师此进，蹈尸涉血，诸葛亮这个小人居然也敢惊动我朝大军（亮也小子，震惊朕师）。我军所到之处，荆棘丛生，目的是不让千室之邑中的忠信贞良，与那些淫昏之徒共受涂炭。这里先公告天下，警告那些国贼，好好想想，是不是仍然顽固不化。巴蜀被诸葛亮胁迫的将吏士民，公卿以下的只要停止反抗，都不予追究。”

这篇公告口气很大，把诸葛亮连损带贬，说得一无是处，这是对诸葛亮先前代后主颁布的《伐魏诏》的回击，武斗赢一局，文斗也不能输。

据《魏略》说，蜀军退后，魏明帝下令追究相关人员责任，南安、天水两郡太守都获重刑，只有陇西郡太守游楚因功被封为列侯，游楚手下的长史、掾属都跟着升官受赏。

魏明帝听说了游楚的事迹，专门召见他。

游楚长得身材短小，但嗓门挺大，自从当官以来还是第一次上朝，不懂仪式。魏明帝命侍中在前引导，本来侍中呼完“陇西太守前”，游楚应当回答“唯”，但游楚一紧张，老大地嗓门回一声“诺”，把魏明帝都惹笑了。

游楚长居边地，到了洛阳发现这里真不错，于是上表乞求留在京师为官，被拜为驸马都尉。游楚好游猎、音乐，畜养歌者，整日樗蒲、投壶，欢欣自娱，过起了快活日子，直到70多岁才死。

诸葛亮退回汉中，与赵云、邓芝率领的另一路大军会合。

赵云和邓芝也打了败仗，他们在褒斜道中的箕谷与曹真率领的大军相遇，由于寡不敌众，被魏军打败。箕谷是褒斜道的南口，附近有蜀军的重要军需仓库赤岸，如果从褒斜道出击曹魏，赤岸是最近的后勤补给基地，赵云让邓芝守赤岸，自己由箕谷北上，经过一段栈道，深入到褒斜道深处。

由箕谷北行的这段栈道有近百里，非常险峻，一端悬于崖壁之上，一端凌空，栈道之下全靠立柱支撑。登过华山的人应该有体会，站在这种凌空栈道之上，有恐高症的人一定吓得不敢动弹。

赵云本是佯攻，任务是吸引曹真大军的注意力，让他不得不在褒斜道的北口重兵驻防。没想到的是，曹真主动出击，沿着褒斜道杀了进来，赵云所部兵力有限，不敢在秦岭山中与魏军过多纠缠，于是后退。

一直退到箕谷，才奋力打退了敌人的进攻。但当时的情况十分严重，如果曹真再攻，箕谷无法守住，魏军将长驱直入，汉中就将丢失。危急关头，赵云来不及请示，果断下令把栈道烧了，曹真这才退去。

火烧栈道，虽然保住了汉中，却使蜀汉蒙受了巨大损失，今后如果再想从褒斜道出击，必须先修好这条栈道。所幸的是，赵云、邓芝指挥人马得以从容撤下来，损失不大。

《云别传》记载，诸葛亮听说此事后对邓芝说：“街亭失败后，各部兵将都失散了，兵不知将，将不见兵，而箕谷退军时，却能做到兵将齐整如初，是什么缘故呢（街亭军退，兵将不复相录，箕谷军退，兵将初不相失，何故）？”

邓芝回答：“赵将军亲自断后掩护撤退，所有军资装备一点儿都没有丢弃，兵和将也没有分离。”

这就是老将和新手的区别，同样是兵败，马谡吓傻了眼，而赵云却能镇定从容，这靠的是胆识，是身经百战所积攒出来的经验，更是长年累月和将士们之间形成的默契和相互信赖。

《云别传》还说，当时赵云军中有不少富余的绢帛（云有军资余绢），诸葛亮让赵云拿出来分赐给部下，赵云说：“仗没有打好，还要什么赏赐？所有的物资请全部存入赤岸的府库中，等到冬天发给大家过冬吧。”

诸葛亮对赵云更加赞赏。

回到汉中，诸葛亮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检讨此战失败的原因，追究有关人员的责任。这时大家才发现，街亭惨败的第一责任人马谡却找不着了。

街亭之败，确是一副惨象，王平等聚合一千多人马回来，却找不到马谡的影子，原来他潜逃了。

马谡深知这个祸闯大了，又悔又怕，没敢回去见诸葛亮，结果一错再错。

马谡后来还是回来了，是自己跑回来的，还是被抓回来的，史书没有记载。

诸葛亮命令把马谡下狱审查，根据街亭失败的前后情况，决定把马谡处死。

马谡的哥哥马良是诸葛亮青年时代就相识的挚交，可以说情同手足。马良为国尽忠后，诸葛亮视马谡为自己的亲弟弟，感情很深。加上马谡确实有才华，很得诸葛亮的欣赏。但人情归人情，事情归事情，感情不能替代国法军规，一向执法严明的诸葛亮，不会徇任何私情。

据《襄阳记》记载，马谡也知道罪责深重，临死前给诸葛亮写信道：“明公待我如子，我视明公如父，愿您能体察舜杀了鲧却能起用禹的大义，使我二人平生之交不因此事而亏损，我虽死了，也无恨于黄泉！”

《山海经》说，昔时洪水滔天，舜命鲧治水，但无功，舜杀鲧于羽郊，禹是鲧的儿子，舜后又命禹治水。马谡说此典故，一来说明街亭之败罪不容赦，但不是自己刻意为之，就像鲧治水无功，是天命使然；二来借此向诸葛亮托付后事，希望诸葛亮能一如既往善待其家人。

这时蒋琬由成都来汉中，他劝诸葛亮：“当年晋楚相急，楚王杀了成得臣，可以想见晋王是多么高兴。现在天下未定，却杀才智之士，岂不可惜？”

据《左传》记载，春秋时楚国和晋国在城濮会战，楚军大败，大家都来向晋文公道贺，晋文公忧心地说：“楚军主帅成得臣还在，我们的灾难恐怕还没结束。”不久，楚王因打了败仗而斩成得臣，晋文公如释重负，喜不自胜，比打了胜仗还高兴。

诸葛亮闻听流下了眼泪，他回答说：“孙武之所以能决胜于天下，在于他用法严明。所以昔日扬干乱法，魏绛杀其仆人。现在天下分裂，兵争正起，如果不讲法纪，拿什么讨伐贼人呢（四海分裂，兵交方始，若复废法，何用讨贼邪）？”

晋国另一位国君晋悼公时，他的弟弟扬干犯法，大夫魏绛处斩了扬干的仆人，晋悼公认为魏绛做得好，命魏绛主持晋国军队。

除了蒋琬，还有人来劝诸葛亮，就是那位出了名的书呆子李邈。

李邈因出言不逊触怒刘备，险些丧命，是诸葛亮为他求情才躲过一劫。诸葛亮还是很器重他，聘他为丞相参军，并授他以安汉将军的高官。但书呆子就是书呆子，不知道他因为一贯不会说话还是别有用心，这次又犯了糊涂。

李邈为马谡求情，说：“秦穆公赦免了孟明视，所以称了霸；楚王杀了名将子玉，所以很快灭亡（秦赦孟明，用伯西戎，楚诛子玉，二世不竞）。”

李邈引用的典故有没有道理不说，单说他这个口吻，就让人听着很不舒服，好像如果杀了马谡，蜀汉就得灭亡似的。放在平时，诸葛亮也许不在意，但现在是什么时候，诸葛亮要杀马谡，心里也很痛苦，加上兵败陇右，心情更不好，所以这一回李邈撞在枪口上了。

换成其他人，李邈又得丢命，但诸葛亮毕竟有很强的克制力，他只是把李邈赶回了成都。

诸葛亮还是把马谡杀了，《襄阳记》称，全军将士听说马谡被杀，无不为之流泪（于时十万之众为之垂涕）。

诸葛亮亲自为他祭奠，后来待马谡的遗孤如自己亲生孩子一样。

就诸葛亮杀马谡一事，晋人习凿齿持不同意见，他评论说：“蜀国居于僻僻之地，优秀人才本来就少，现在杀俊才，只能退收庸才（杀其俊杰，退收驽下之用），虽说是明法，却害了人才，还要成就大业，该多么难？”

按照习凿齿的说法，马谡是个人才，而且罪不当死。

的确，胜败乃兵家常事，如果说临场指挥有误，那也是将在外军令可以不受。打了败仗就要杀头，诸葛亮的处罚似乎有点过分。有人甚至认为，诸葛亮之所以把马谡杀了，其实是在为自己开脱，把黑锅都由马谡一人背。

其实，马谡的罪责是够杀头的，杀他的理由不仅是兵败误事，更主要的是兵败之后潜逃，那就非杀不可了。

据《三国志》记载，参加街亭战役的几位将领也受到了处罚，其中张休、李盛与马谡一同被杀，另一位将领黄袭被夺去了兵权。

没有被追责的只有王平，因为他曾力谏马谡，兵败后又能组织有效撤退，减少损失，所以不仅没有受罚，而且由裨将军进位为讨逆将军，封亭侯。

赵云虽然组织撤退有功，但毕竟在箕谷打了败仗，诸葛亮奏请后主，将赵云的镇东将军降为镇军将军，相当于由兵团司令降职为军长。

受处分的还有随军行动的丞相府秘书长（长史）向朗。

本来这件事跟他没关系，但他和马谡一向关系要好，马谡潜逃，他知情未报，因而受到连累。

早年在荆州，向氏和马氏都是襄阳附近的大族，马氏兄弟与诸葛亮是挚友，向朗师从司马徽，跟诸葛亮是同学。到了益州后，向朗与马良、马谡继续保持着友谊，但向朗因此触犯了法律。

诸葛亮二话不说，把向朗一撸到底（免官还成都）。

向朗的仕途本来一直很光明，在诸葛亮着意培养的人中，向朗是最有前途的人之一，资历、地位都远在蒋琬、费袆等人之上，但此事严重影响了他的发展，虽然数年后他复出了，但也只是在朝廷里担任了光禄勋的闲职。

据《晋书》记载，马谡手下有一位姓陈的参军，也因为此事受到处罚，被诸葛亮处以髡刑，即剃去头发的一种有期徒刑。此人有一个儿子，特别好学，后来拜蜀中大学者谯周为师，他就是《三国志》的作者陈寿。

《晋书》认为，陈寿的父亲因马谡之累受罚，诸葛亮死后，陈寿又被诸葛亮的儿子诸葛瞻所轻视，这些都影响到他著史的忠实性，在《三国志》里陈寿评价诸葛亮“随机应变和用兵的谋略不是他的特长，缺乏应敌之才（将略非长，无应敌之才）”，又评价诸葛瞻“只善于书法，名气很大但没有实才（唯工书，名过其实）”，这些评价都不客观，受到大家的批评。

《晋书》对陈寿的批评有点过于严厉，陈寿对诸葛亮是极为推崇的，诸葛亮的第一部文集就是陈寿编著的，诸葛亮许多作品因而得以保存下来。在《三国志》里，陈寿对诸葛亮有大量的赞颂，并明确地说诸葛亮是治世的良才，可以与管仲、萧何相匹敌（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不存在有意诋毁。至于将略方面的议论，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可以看作一家之言吧。

该杀的杀了，该罚的罚了，诸葛亮认为对此事的追责还没有结束，有一个人也要受到惩罚，这个人就是他自己。

为此，诸葛亮向后主上表，主动承担责任：“我以浅薄的才能，占据着不能胜任的职位，执掌军权，督率全军，却不能按照规章，严明法纪，面临大事而不慎重，发生了马谡在街亭违抗军令的错误以及赵云在箕谷戒备不严的过失（致有街亭违命之阙，箕谷不戒之失），这些都是我用人不当造成的。我对下属不了解，考虑问题不周全，按照《春秋》里提出处罚主帅的原则，我应当受到处罚。请将我的官职降低三级，以惩罚这个罪过（请自贬三等，以督厥咎）。”

这次打败仗诸葛亮的确负有责任，正如这篇《街亭自贬疏》中所说，他的责任在于用人不当，错用了马谡，造成了无可挽回的损失。

但是，谁没打过败仗呢？曹操一生打过多少败仗？孙权也打过，刘备也打过，有胜就有败，普通将领兵败受罚，但对于大军统帅，还没怎么听说过打败仗受惩罚的，诸葛亮自己不提，不会有人去追究他的责任。

但诸葛亮一向执法严明，马谡有错，他不包庇。对赵云、向朗，他本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也不马虎。轮到自己，更是带头执法。

后主接到奏疏，按照诸葛亮的意见，下诏将他由丞相降为右将军，代行丞相职权。

首次北伐便遭遇严重挫败，但也有人认为此次北伐并非一无所获。

郭冲所说五件事中的第四件，就是指此次北伐，郭冲说陇西、南安二郡应时而降，围天水郡，拔冀城，俘获姜维，又遣数千人还蜀，大家都来向诸葛亮道贺。

可见，至少在一部分人眼里，这次北伐还是取得了不少成绩。

不过，诸葛亮很清楚这是一次挫败，他满脸忧色地对向他道贺的人说：“普天之下，莫非汉民，国家威力不显，让百姓落入豺狼之口。即便只死了一个人，也都是我诸葛亮的罪过（一夫有死，皆亮之罪），你们来向我道贺，怎能不让我惭愧？”

7.开展大练兵

第一次北伐前后历时不到三个月，退回汉中后，诸葛亮没有回到成都，而是在汉中作起长驻的打算。

其间，有人劝诸葛亮增加兵力，诸葛亮不同意。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说：“当初我军无论在祁山还是箕谷，人数都比敌人多（大军在祁山、箕谷，皆多于贼），不能破贼反而为贼所破，原因不在于兵少，在于我自身。如今我想精减兵将，明罚思过，今后能灵活变通。如果不能这样，即使兵多又有什么作用？从今以后，诸位要为国尽忠谋虑，要经常指出我的不当之处（但勤攻吾之阙），那么大事可成，贼可死，胜利指日可待！”

这段话被收录在《诸葛亮集》中，题目是《劝将士勤攻己阙教》。继《与群下教》《又与群下教》之后，诸葛亮担任丞相后这已经至少是第三次以教令的形式让群下向自己提意见了，诸葛亮不回避问题和矛盾，也勇于承担责任，开诚布公地让大家指出他的过失，希望以此不断改进，处在他现在这样的地位，能做到这一点殊为不易。

所谓增加兵力，其实是加大在益州各地征兵的力度，但诸葛亮非常了解益州的实际情况，在人口总量有限的情况下，大量增兵意味着增加百姓的负担，为这次北伐，已经临时对征兵工作进行了调整，在常备军8万名员额的基础上有所增加，如果再增兵，那就超过了国力所能承受的极限。

按照诸葛亮的想法，兵力不仅不能再增，还要精减兵员，在数量有限的前提下，把提高部队战斗力的突破口放在加强训练上。

《汉晋春秋》说，在回师汉中后，诸葛亮采取了很多措施，做了大量的工作，重点有四个方面，一是明晰赏罚，二是抚恤烈士，三是总结反思，四是厉兵讲武（于是考微劳，甄烈壮，引咎责躬，布所失于天下，厉兵讲武，以为后图，戎士简练）。

此次进兵陇右，蜀军有一定损失，死伤最为严重的战斗发生在街亭，马谡带去的近万名将士最后只回来一千多人，在箕谷的战斗中赵云所部也有死伤，人数不详，损失如此之大，对蜀汉来说已经算伤筋动骨了。

但是打了败仗不等于一无是处，该总结表彰的功劳还要表彰，哪怕这个功劳微不足道。对于死难烈士的家属要做好抚恤工作，对因伤致残的士兵，也要给予妥善的安排，做好这些，才能让大家安心。

从总结经验教训的角度说，此次北伐失利，有一定偶然性，比如当初派去守街亭的如果不是马谡，而是魏延、吴壹等人，他们又出色地完成了阻击任务，那结局可能就是另一个样。

如果街亭能守住半个月以上，诸葛亮就能指挥各部拿下陇西郡和上邽，基本肃清雍州西部和凉州东部之敌，待稳定下来后，集中兵力于上邽、街亭、陈仓一线，与魏军形成对峙。

到那时，即使曹真的援军开到，甚至魏明帝亲率大军前来，对峙的局面也已形成，蜀军人数不占优势，但占据地利，加之赵云所部在汉中方向随时伺机而动，魏军未必能马上夺回失地。

双方只要对峙三个月，魏军便会因后勤保障难以接续而告退，这正是诸葛亮在战前规划的目标。

失利后诸葛亮再审视这种规划，也许会发现即使街亭不出问题，实现预定目标也存在其他的不确定性。陇右三郡望风而降，这在诸葛亮预料之中，但陇西郡和上邽的顽强抵抗，或许出乎他的意料。还有，蜀军撤退后，所占各郡立即回归曹魏，速度之快、行动之彻底，大概也出乎诸葛亮的意料。

蜀汉立国，以兴复汉室为目标，自认为打的是正义之战，隆中对策和《出师表》都传达出这样的精神，但现实是，曹魏治下的地方，这种兴复汉室的所谓正义感其实非常淡薄，甚至说已经不存在，降与叛、叛与降，来自实力的对比和生存的需要，除此没有别的。

南征之战打得有点儿顺手，在某种程度上也放松了对北伐艰巨性的警惕，没有料到对手是那么强大，今后再出师北伐，必须更加稳扎稳打，不能急于求成，这大概应当是蜀汉将士们反思之后得出的结论。

在厉兵讲武方面，诸葛亮做得更多。

诸葛亮不仅是一流的战略家，还是高明的战术家，在军事训练、将领选拔、武器革新、军事后勤等方面都有很具体的思想和创新。

蜀地缺少好马，蜀军以步兵为主，在与以骑兵为主的魏军对抗中，为弥补这一缺陷，诸葛亮亲自钻研了阵法，《三国志》说他推演兵法，制作了八阵图，提高了蜀军的战斗力。

八阵图虽然记录于正史中，但缺少详细的记载，所以历来有不少争论。但综合来说，类似于八阵图这样的练兵、作战的阵法是存在的，它不仅用于两军对垒，还应用于行军、宿营、训练等各个方面，也许它的基本阵形为八个方阵，或者纵横各八行，因此叫八阵图。

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可以通过严密的阵法和各兵种间的配合提高战斗力，这是八阵图的基本指导思想。

八阵图虽然不知其具体内容，但这绝不是传说，除《三国志》提到外，《水经注》中也记载着定军山下有诸葛亮所布八阵图的遗迹：“沔水向东流到武侯垒以南，又向东流入沔阳县故城，它南面对着定军山，定军山的东边有一个地方叫高平，是诸葛亮宿营之处，营东有八阵图（沔水东径武侯垒南，又东径沔阳县故城内，南对定军山，山东名高平，是亮宿营处，营东即八阵图）。”

《水经注》成书于诸葛亮之后两百多年，他所记载的内容有一定可信度。

沔水即汉水，此处八阵图应该是诸葛亮在汉中厉兵讲武的一处遗址，但这不是最有名的八阵图，《水经注》里还记载着白帝城下的一处八阵图，遗迹由许多石块组成，石块成八行，行间距为两丈。

但也有另外一种意见认为，八阵非实指，而是阵法的总称，这种说法看起来更为合理。

《孙膑兵法》中有“八阵篇”，讲如何根据敌情配备兵力，而非一种具体的阵法。《孙膑兵法》曾失传很久，1972年在山东省银雀山西汉墓中才得以重见天日，但在诸葛亮时代，这部兵书仍然存世，喜欢读兵家著作的诸葛亮一定重点看过这部著作，对“八阵篇”也有过深入的学习和思考，他后来所研创的八阵图，应该是布阵方法的汇编。

在街亭古战场所在地附近，曾发现过一把铸有“蜀”字的弩机，后被称为“诸葛弩”，这是诸葛亮革新兵器的一项重要发明。

《魏氏春秋》有过记载：“诸葛亮对连弩进行了改革创新，称之为元戎，用铁制作箭矢，每支长八寸，一弩可以装填十支矢，可以一次齐发（又损益连弩，谓之元戎，以铁为矢，矢长八寸，一弩十矢俱发）。”

街亭发现的诸葛弩从外形看还不是这种连弩，当时制弩沿用秦汉工艺，弩机以青铜制成，一弩一矢，经过诸葛亮的改造，箭矢改用铁制，提升了杀伤力，尤其是一弩十矢的设计，使单发变成了连发。

十支箭是否一次性射出？对这个问题还有不同理解。明代著作《天工开物》对诸葛弩的制作有详细描述，根据它的记载，诸葛弩的工作原理如下：驽机上刻直槽，有一个函，里面装十支矢，另安装一个机木，在手板弦的上面，发去一矢，槽中又落下一矢，则再扳木上弦而发。

如果是这样的工作原理，那就是诸葛亮在原有的弩机上增加了一个箭槽，这一装置可以放入十支短箭，扣动一次扳机就发出一矢，箭槽中就掉下一矢，这样反复扣动扳机，实现连续发射。

即便不是十矢齐射，这种手动变半自动的射击方式，也极大地提高了发射频率。弓弩是对付敌人骑兵的利器，弓弩要提高杀伤力，除增加射程和力度之外，更重要的是提高速度，面对敌人的骑兵，射击速度是制胜关键，无论是手拉的弓箭还是弩机，一次一发，弓弩手再怎么训练，速度也难以提高，改成一弩十发后，速度增加了数倍。

曹魏军队里也有连发的弓弩，但它达不到一次连发十矢，《北书堂钞》里有魏明帝曹睿写的一首诗，里面有“长戟十万队，幽冀百石弩，发机若雷讯，一发连四五”的诗句，可见它的发射效率只是诸葛弩的一半。

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速度上的提高，那将是敌人骑兵的噩梦，可以想象一下，面对铺天盖地如蝗般的飞矢，再厉害的骑兵也会胆寒。蜀军以步兵战骑兵，靠的就是这种杀器。

为进一步提高弩的效率，诸葛亮在连驽的基础上还主持进一步作了改进，一种方法是通过在箭头上涂上毒药提高杀伤力。明人著作《武备志》里提到，诸葛弩虽然很轻，但铁镞上涂有毒药，这种毒药可以射杀老虎，人马见血立毙，持这种弩，就连老弱妇幼也可以守城。

另一种方法是增加了瞄准器，1964年曾在成都附近出土过一把诸葛弩，弩机上有一个装置叫望山，是用来瞄准的，这在当时也是一项重大创新，可以大大提高射击的准确性。

诸葛亮训练了不少专门的弓弩手，把他们按照一定比例配备到各部队中，临战时专门负责阻击敌人的进攻，效果非常明显。这种弓弩手的配备数量有时是惊人的，据《华阳国志》记载，有一次诸葛亮从涪陵一地就征召了3000人，全部训练成连弩手。

在治军、选将方面，诸葛亮更是下了不少心思。

诸葛亮在治政、司法方面以严厉著称，在治军方面更是如此。在他留下来的著作中，有大量这方面的论述。

诸葛亮认为只有纪律严明才能提高战斗力，他曾提到：“如果赏罚不明，法令没有威信，听到鸣金不停止，听到鼓声不前进，即使有百万雄师，也毫无用处（若赏罚不明，法令不信，金之不止，鼓之不进，虽有百万之师，无益于用）。”

所以，诸葛亮说：“军令不可犯，犯令者斩！”

在加强军事训练方面，诸葛亮主张平时严格训练，战时才能保持严明的纪律，他认为：“有组织有纪律的部队，即使被没能力的将领带着，也能打胜仗；没有组织没有纪律的部队，即使被有能力的将领带着，也打不了胜仗（有制之兵，无能之将，不可以败；无制之兵，有能之将，不可以胜）。”

在《诸葛亮集》中有大量关于作战、训练纪律的文字，有些地方说得很细，比如：“听到擂五通鼓的号令，应举黄、白两块幡合成的旗子，摆设三面对敌的圆阵（闻鼓者，举黄帛两半幡合集，为三面陈）。”

在选将用人方面，诸葛亮倾注了大量心血，他留下的著作《将苑》（有人认为是伪作），就是全面探讨如何成为一名出色将领的，全书50篇，可以分为8个主题，包括：好将领应有什么样的素质，有什么样的气度，应具备什么样的机变权谋，如何振奋士气、提高军队战斗力，如何肃军容、扬军威，如何发挥幕僚的作用，什么是将领的软肋，什么是不合格的将领。

诸葛亮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对以上问题一一作出解答，论述全面，见解独到，又浅显易懂，朴实无华，受到后世的重视。

第七章　在争议中继续前行

小城陈仓，十万蜀军在一千多敌人守军面前无法逾越一步，究竟发生了什么？有人据此认为诸葛亮算不上名将，这是正解还是另有隐情？

1.第二次北伐

诸葛亮在汉中休整，等待时机再战。机会很快就来了，来得有点太快，就在兵败陇右的当年。

曹魏太和二年（228）四月，魏吴之间发生了著名的石亭战役，曹魏东线战场的总指挥（都督扬州诸军事）曹休被孙权、陆逊设计打败，损失惨重。

曹休是个要面子的人，羞怒之下，背上长了个疮，结果就死了。

为打这一仗，魏军悄悄从西线战场调兵去中线和东线，在街亭打败蜀军的张郃此时已率部分关中魏军主力赶到荆州，受中线战场总指挥司马懿的节制（司马宣王治水军于荆州，欲顺沔入江伐吴，诏郃督关中诸军往受节度）。

魏军在关中的兵力不足，此时出击，打一个时间差，完全有取胜的可能。诸葛亮感到这又是一次难得的机会，不能放弃，于是决意二次北伐。

但诸葛亮也考虑到，年初刚从陇右退回来，不到一年时间又要北伐，势必会有一些人不理解，但机会又不等人。

诸葛亮于是向后主再上一份奏表，重申北伐的决心，也向后主和大家解释再次北伐的原因，这就是和《出师表》同样著名的《后出师表》，这份奏表的开头写道：

“先帝考虑到蜀汉和曹贼不能同时存在，复兴王业不能偏安于一方（先帝虑汉贼不两立，王业不偏安），所以把讨伐曹贼的大业托付给我。以先帝的英明来衡量我，他本来知道我征讨曹贼才能有限，而敌人是强大的。但不征伐曹贼，他所创建的王业也会丢掉，坐着等待灭亡，哪里比得上去讨伐敌人呢（坐而待亡，孰与伐之）？因此先帝毫不迟疑地把讨伐曹贼的大业托付给我。”

诸葛亮先申明先帝遗志，表明不北伐没有出路的道理，否定那种偏安的思想，统一大家的认识。之后接着写道：

“我接受遗命后，睡不安稳，吃饭不香。为了征伐北方之敌，先去南方平定了各郡，所以五月渡过泸水，深入不毛之地，两天才吃得下一天的饭。不是不爱惜自己，只不过想到蜀汉的王业绝不能够偏安在蜀地，所以我冒着艰难危险来奉行先帝的遗志。”

“可是，有些发议论的人却说这样做不是上策，如今曹贼刚刚在西方显出疲困，又竭尽全力在东方与孙吴作战，兵法上说趁敌军疲劳之时向其发起进攻，现在正是进兵的时候。所以我恭敬地把一些情况向陛下陈述。”

接着，诸葛亮分析了六个具体事例，以此阐述绝不能偏安，必须以战求安的观点：

一是汉高祖刘邦圣明如日月，手下的谋臣们智谋深远，也是历经艰险，受过挫败，遭遇危难最后才得以安定，现在陛下还赶不上汉高祖，谋臣也远不如张良、陈平，想采取长期相持的策略来夺取胜利，平定天下，这是不可能的。

二是曹魏前期的刘繇、王朗各占州郡，在考虑如何才能安定时，动不动引用圣贤的话，满腹疑问，今年不战，明年又不出征，使得孙策强大起来，于是吞并了江东。

三是曹操智慧计谋远超常人，用兵如孙膑、吴起，可是他却曾在南阳受困，在乌巢面临险境，在祁连山上遭遇危险，在黎阳被逼，几乎在北山失败，差一点死在潼关，后来才表面上稳定了一段时间，打算不经历危险来安定天下是不可能的。

四是曹操五次攻打昌霸都没有获胜，四次渡过巢湖没有成功，任用李服，李服却图谋杀死他，委任夏侯渊，夏侯渊却战败身亡。先帝常称赞曹操是个有才能的人，他还有这些失误。

五是我来汉中才一年，其间失去了赵云、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邰、邓铜等人，加上部曲中的首领、屯兵中的将官共七十多人，各族将士以及散骑、武骑等骑兵一千多人，这都是几十年来从四处聚集起的力量，不是一州所能具有的。再过几年，就将损失全军的三分之二，那时拿什么兵力去消灭敌人呢？

六是现在百姓穷困、兵士疲惫，可战争不能停。战争不停，军队驻扎下来和去攻打敌人，所付出的辛劳和费用是相等的，既是这样，不如趁现在的时机攻取北方，而不是用一州之地和曹贼长期相持。

诸葛亮所提到的这几件都是人所共知的事例，他没有空洞地阐述自己的意见，而重在说理。这些事例中，除了曹操五次攻打昌霸不能获胜是指哪五次还有争论外，其他都是有据可查的史实，诸葛亮引用这些事例，说明胜利不是等来的，逆水行舟，原地不动等于后退，不抓住机遇就会被淘汰，同时阐明失败是正常的，不能因为一次失败就丧失斗志。

诸葛亮接着写道：

“天下的事很难评论断定，从前先帝在楚地打了败仗，曹操拍手称快，认为天下已被他平定。后来先帝东联孙吴，西攻巴蜀，又向北征讨，杀了夏侯渊，曹操根本无法料到这些。复兴汉室的大业眼看要成功了，但孙吴改变了态度，违背了盟约，关羽兵败被杀，先帝在秭归被打败，曹丕称帝，所有这些事，都很难预料（凡事如是，难可逆见）。”

在这份奏表的最后，诸葛亮说出了那句著名的话：

“我将小心谨慎地为国家奉献出我的一切，直到死为止。至于事业是成功还是失败，是顺利还是不顺利，那就不是我的智慧所能够预见的了（臣鞠躬尽瘁，死而后已；至于成败利钝，非臣之明所能逆睹也）！”

与前一份奏表充满激昂热烈的情感相比，后面这一份奏表或许更重说理，因而气势显得不如之前。而且，在言语之中似乎有许多的悲壮。

首次北伐遇挫，对诸葛亮的心理势必产生不小的影响，他更清楚地看到敌我之间力量对比上的差距，所以《后出师表》强调了困难，强调了完成先帝遗志的艰巨性。但是，决心未变，理想未变，胜利的信心也未变。

奏表中多次谈到曹操一生遭遇过的失败，似乎隐约透露出诸葛亮此时面临的处境，虽然不会有人公开谈论他的过失，但第一次北伐就以失败而告终，他面临着很大的压力。诸葛亮希望大家理解失败是正常的，尤其对手那么强大。仔细品读《后出师表》，看到的可能是一个更加真实的诸葛亮。

但是，这份奏表中出现了一处明显的错误，致使大家怀疑它的真实性。

在这份奏表里，诸葛亮提到赵云已死，这是不对的。《三国志》有明确记载，赵云死于建兴七年（229），中间差了一年，诸葛亮上这道表时，赵云仍然健在。

所以，陈寿著《三国志》，收录了《出师表》而未收录《后出师表》，《后出师表》最早记录在张俨的《默记》里。

张俨几乎是诸葛亮同时代人，在孙吴做官，于是有人怀疑这篇奏表是张俨的伪托之作，但这也说不通，表中对孙策、孙权都有不敬之语，张俨不可能作此语。

但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有人伪托，作这篇文章的时间也很早，必须在三国那个时代。

从《后出师表》的思想、气势以及语言习惯来看，都符合诸葛亮的风格，文中的内容正与诸葛亮那时的心境相吻合，是诸葛亮作品的可能性更大，所以《汉晋春秋》也加以引用，裴松之、司马光都予以转录。

如果是诸葛亮所作，为什么说赵云已经故去？这确实是一个无法解释的问题，有一种看法是，《三国志》中关于赵云的卒年不准确，赵云就是死于建兴六年而非建兴七年。

这种观点也并非毫无理由，因为参加完首次北伐后，在后续的几次北伐中都没有关于赵云的任何记载了。

2.郝昭意外成名

诸葛亮率蜀军主力离开汉中，时间是这一年的秋天，也就是曹休刚刚兵败之时。

这一次诸葛亮没有出兵祁山再攻陇右，而选择了另一条进攻路线，具体说就是出大散关，直插关中西部的门户陈仓。

陈仓，即今陕西省宝鸡，现在也是西部重镇之一，陇海铁路和宝成铁路在此交会，往西通甘肃、青海，南下通四川。

关中地名的由来，常被认为是在函谷关以西的缘故，其实这不确切，因为按这样理解的话应该称关西才对。所谓关中应指众关之中，具体说有四个关隘，东面是函谷关，南面是武关，西面是大散关，北面是萧关。

大散关位于今宝鸡南面的大散岭上，号称川陕咽喉，是入川、入汉中的要道，《读史方舆纪要》说大散关“当山川之会，扼南北之要”，并说关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不能图谋蜀中，关南的势力如果不占领此处，就无法图谋关中（北不得此，无以启梁益，南不得此，无以图关中）。

汉中通关中，除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之外，还可以由汉中盆地往西，再折向北，在那里翻越秦岭，过大散关出陈仓。韩信当年明修栈道、暗度陈仓，说的就是明里修整秦岭中的栈道，暗地里却从陈仓的大散关出兵，打了关中的敌人措手不及。

13年前曹操第一次征汉中走的就是这条道，过大散关时，他还诗兴大发，写了一首诗，描写大散关的景色和艰苦的行军情况，这首诗就是《秋胡行》中的第二首。

相比于秦岭中的栈道，这条山路要好走一些，但仍然充满了艰辛和危险。曹操在他的诗中写道：“清晨登上了大散关，关山路险，牛都累得僵卧不起，有些车辆坠落到山涧里（晨上散关山，此道当何难！牛顿不起，车堕谷间）。”

诸葛亮此次之所以没有再出祁山，可能考虑到两个方面：一是蜀军在陇右新败，时间还比较短，再去那里大家心里会有障碍，而陇右三郡降而复叛，也算是一番折腾，亲近蜀汉的势力都被曹魏清理了，如果再去，不会受到之前那样的欢迎；二是此时北伐，重要的是抓住战机，趁曹魏在其他战场被拖住，关中兵力相对薄弱之际发起突然袭击，能否得手要看进军的速度，出陇右过于回缓。

如果按照这样的理解，走秦岭山中的栈道似乎更具有突然性，但可惜的是，现在无法依托栈道了。傥骆道久无人迹，基本无法通行。子午道过于险要，北出口就在长安城南，出山即遭曹魏重兵围堵。唯一相对可行的是褒斜道，但已让赵云放火焚烧了。

走栈道，增加了行动的突然性，但也太冒险。经过对效率和风险的权衡，诸葛亮选择了相对不用冒险、又能快速推进关中的大散关。

可惜的是，诸葛亮的这一计划对手事先就想到了。

据《三国志》记载，曹真接手西线战场后，知道诸葛亮必然还会再举北伐，而且判断出蜀军若再来，一定会走陈仓这条路线（真以亮惩于祁山，后出必从陈仓）。

曹真命魏将郝昭、王生守陈仓，加紧修整守城工事（治其城）。

据《魏略》记载，郝昭字伯道，并州太原郡人。过去一提到他，就会想起这次陈仓守卫战，在大家的印象中，此人之前寂寂无闻，可谓微不足道，突然横空而出，不知道哪里交的狗屎运，居然有机会独自抵挡诸葛亮率领的蜀汉大军，在人数极为悬殊的情况下，硬是坚守住了孤城，打退了诸葛亮，从而名垂史册，成为一代名将。

这样理解也不算错，在将星云集的魏军中，郝昭的确不算一流大将，他的名气确实与这次出色的守城有关。

但是，如果说他只是魏军中的无名小卒，不值一提，那就有失偏颇。《魏略》中说郝昭为人雄壮，年轻时就加入军籍，多次立有战功，先为部曲督，后来一步一步升为杂号将军。杂号将军高于偏将军、裨将军，诸葛亮34岁时才达到这一职级，而且是多次破格提拔的结果，所以郝昭不算无名小卒。

《三国志》中也记有他的事迹。大约在曹丕称帝前后，凉州一带发生了叛乱，曹魏的武威郡太守母丘兴向金城郡太守苏则求援，苏则率兵相救，郝昭当时就领兵驻扎在金城，但他接到的命令是原地驻防，不得西渡。

苏则认为叛军虽然气势很旺，但人心不齐，如乘机进攻，叛军内部必然发生分裂。郝昭等人支持了苏则的建议，违令救援武威郡，结果把叛军打败。叛军后来又多次起事，郝昭带兵都把他们镇压住了。

《三国志》说郝昭镇守河西地区十多年，当地汉人和外族都表示顺服（遂镇守河西十余年，民夷畏服）。

郝昭在河西地区服役时间太久，所以在内地名气不大。但这是一个职业军人，久在军旅，经验丰富，他敢打敢拼，又深得带兵之道，是打仗的一把好手。也许正因为他能力强、名气小，曹真才专门把他安排在陈仓这个要地，目的是迷惑对手。

郝昭驻防后，立即准备守城的器具。之前多次说过，冷兵器时代攻城战最难打，对守城的一方来说，困难不在于敌众我寡，而在于粮草是否充分，守城用的弓矢等器具是否足够，如果这些都很宽裕，加上城池完整，城内没有敌人内应，那就够攻城的人忙活的了，守上三五个月都不算时间长的，一年半载攻不下来也常有。

诸葛亮率大军到来前，郝昭已经完成了这些准备工作，所以陈仓虽小，已经成了一根吞不下去的硬骨头。

诸葛亮率大军到达陈仓城下，总兵力有数万，也有人说接近十万，而陈仓城内只有一千多人。一千对十万，1比100，这个仗实在没法打。

但应该说，这个账也不能那么算，陈仓是个县城，城池的规模并不大，十万人不可能都跑来围城攻城，诸葛亮有十万大军也没有都用到这里来。城里人马不多未必是安排上的疏漏，就那么一点儿大的地方，若城里守军太多，反而增加粮食的消耗。

蜀军开始没有介意，想一战而下，或者敌人干脆望风而逃。

据《魏略》记载，诸葛亮找到一个叫靳详的人，跟郝昭是太原郡老乡，诸葛亮让靳详去城下劝降。

郝昭在城楼上对靳详说：“魏朝的法律先生都熟悉，我的为人，先生你也都清楚（魏家科法，卿所练也；我之为人，卿所知也）。我受到的国恩很重，而家族的人口也多（我受国恩多而门户重），你就别再说了，我只求一死。请回去转达我对诸葛亮的谢意，请他直接来攻城吧（卿还谢诸葛，便可攻也）！”

靳详回来禀报诸葛亮，诸葛亮还是不想放弃，让靳详再去劝说，告诉郝昭实力无法匹敌，不要做无谓牺牲（言人兵不敌，无为空自破灭）。

郝昭对靳详说：“前面已经都说完了，我认识先生，箭却不认识你。”

靳详只得退去。诸葛亮下令攻城，但是攻了几下，却发现不是那么回事，根本攻不下来。

蜀军动用了云梯、冲车等先进攻城设备，郝昭早有准备，用燃着火的箭逆射云梯，云梯着火，梯上的人都被烧死。郝昭又用绳拴上石磨去砸冲车，冲车被砸折。

诸葛亮下令立起百尺高的敌楼，站在上面向城里射箭，又把护城河填平，想直接攀城，郝昭不断加固城墙，这一招无法奏效。

蜀军简直无奈，最后使出最笨的办法，派工兵向城里挖地道，但这也不行，郝昭从城里也挖地道，他横向挖，将攻城的地道阻截（又为地突，欲踊出于城里，昭又于城内穿地横截之）。

具体什么情形，可以参考电影《墨攻》，虽然说的不是一回事，但内容都差不多。

攻了20多天，陈仓仍未拿下。

这时候传来消息，曹魏的援军到了。

其实，陈仓告急，镇守在长安的曹真应该很快赶来增援，他在哪里呢？

张郃移防荆州后，关中的兵力确实有限，曹真知道陈仓被围，他也很着急，但他不敢贸然行动，因为他手中有限的兵力还要防守长安。

曹真担心的是，陈仓如果是诸葛亮的佯攻，给他来个调虎离山，待他去陈仓，秦岭山中突然杀出奇兵来，局面就不好收拾了。

所以，曹真只得让郝昭死守，同时向洛阳报告。

魏明帝急调驻扎在方城的张郃，命他率领原来从关中调出的人马回援陈仓。

这支人马有三万人，张郃率军回师，路过洛阳时，魏明帝特意在洛阳城南设宴为张郃洗尘。

在曹军高级将领中，非“诸夏侯曹”出身的名将数张辽、徐晃、乐进、于禁、张郃等人最有名，除张郃外，其余几人已先后辞世，所以魏明帝对张郃格外看重。

席间，魏明帝问张郃援军到达后，诸葛亮会不会从陈仓撤军。张郃回答：“诸葛亮孤军远征，粮草困难，臣料不等援军到，诸葛亮已经撤退了。”

果然，诸葛亮听说张郃率援军来了，下令撤军。

诸葛亮的第二次北伐匆匆结束了，因为一个小小的陈仓而受阻，唯一的收获是在回师途中，将追击的魏将王双斩杀。

此战让郝昭名气大振，魏明帝下诏赐郝昭列侯，并亲自召见。

在名将纷纷凋谢的时候，魏明帝发现了郝昭，像发现了一颗明日之星，见到郝昭时，高兴地对身边的中书令孙资说：“你们太原郡有郝将军这样的人才，朕还有何忧愁？”

郝昭是太原郡人，孙资也是。

但是，让魏明帝失望的是，郝昭不久便因病去世了。

《魏略》记载着郝昭临终前留给儿子郝凯的话：“我为将，深知为将的不易，我几次挖掘别人的坟墓，用棺材板做攻战用具（吾数发冢，取其木以为攻战具），知道死后厚葬对死者没有用。所以，一定在我死后下葬时用普通的仪式就行了。人啊，活着的时候有处所，死了要那些有什么用呢？把我葬在离本族的墓地远一些的地方，不管东西南北，你自己安排就行了（今去本墓远，东西南北，在汝而已）。”

所以后来就有了传说，说郝昭守陈仓时，情急之中发坟掘墓取棺材板做守城之用，从而折了阳寿。

求才若渴的魏明帝对郝昭之死痛惜不已，悲伤之情超过对普通大臣的礼制，为此饭量较平时减去不少，想来其悲伤之情全部发自肺腑。

陈仓之战成为诸葛亮军事生涯中的低谷，有人非议诸葛亮的军事才能，常以此为例。几万人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打不下一个小小的县城，在冷兵器时代这原本也是平常事，但因为攻城的主帅是诸葛亮，所以对这件事便有了说法。

有人认为陈仓之败缘于诸葛亮指挥有误，如清人曾国藩说：“孙权攻合肥，被张辽打败；诸葛亮攻陈仓，被郝昭打败。这都是开始势头太猛，锐气过后而衰竭（孙仲谋之攻合肥，受创于张辽；诸葛武侯之攻陈仓，受创于郝昭；皆初气过锐，渐就衰竭之故）。”

元人胡三省的看法相对较为客观，他认为：“攻城很困难，守城相对容易。如果评论攻城和守城谁更优，基本上都会倾向于守城的一方，不是守城的人的才能优于攻城的人，而是由主客位置所决定的，所以从用兵上看，攻城是最难的事（攻则不足，守则有余。尚论其才，则全城却敌者，其才非优于攻者也，客主之势异耳，故曰用兵之术，攻城最下）。”

《孙子兵法》有“守则不足，攻则有余”的说法，曹操曾为之注解，认为孙子的本意是说“我们之所以要守，是因为能力不够；之所以攻，是因为能力有余（吾所以守者，力不足也；所以攻者，力有余也）”胡三省反用孙子的话，说的是攻守之战，难度不可同日而语，不能因此判定谁优谁劣。

胡三省的看法有一定道理，冷兵器时代攻城的艰巨性已被无数战例所印证，袁绍、曹操等人都有面对孤城久攻不下的经历。

汉灵帝中平五年（188）十一月，凉州人王国举兵起事，率重兵包围陈仓，结果攻打了80多天，城也未破，王国只得退去，说明陈仓作为兵家必争之地，经过多少年的反复修建，的确易守难攻。

而根据《元和郡县志》记载，诸葛亮所攻的陈仓还不是王国曾攻打的那座，是新陈仓城，它比旧陈仓城更为难攻。

《元和郡县志》说：“陈仓故城在宝鸡县以东，有两座城池相连，上城是秦文公所筑，下城是曹魏时期郝昭所筑（上城秦文公筑，下城魏将郝昭筑）。”经过考古发掘得知，这条记载是准确的，的确有两座城池，二者相距1000多米。

据清人编撰的《宝鸡县志》记载，陈仓下城建在一块台地上，它后倚原麓，前横高岸，依势所筑，地险而城坚。

所以，诸葛亮花了20多天时间没有攻下陈仓，是正常的，不能因此否定诸葛亮的军事才能。

如果再给诸葛亮一定时间，能不能攻克陈仓呢？

当然是可以的，因为坚固的城池说它难以攻破，是相对于时间而言的，有足够的时间，城池坚固这个因素在攻防利弊转换中就会被淡化，重新回归到双方整体实力的对决。袁绍攻打东武阳、曹操攻打雍丘，虽然也都遇到了顽强抵抗，但他们非攻下此城不可，分别用了将近一年的时间去攻城，虽然很费劲，但还是攻破了，只要意志坚定，实力占优，完全可以办到。

但这只是战术层面的推演，放在战略层面上，单纯的攻防战其实没有太大的意义，必须放到整个战局中去考察。以陈仓为例，对手是不会让你放开来攻城的，陈仓是孤城也不是孤城，双方的对垒首先要站在战略层面上考虑。

史书记载，张郃率三万大军回援，诸葛亮未等敌人的援军到达就回师了，撤得比较从容，安排也很周密，所以能将追击而来的魏将王双斩杀。

蜀军不下数万或者近十万，三万敌军增援，似乎可以一战，诸葛亮却选择了退兵，退得很干脆。

看来，以诸葛亮的谨慎，他事先已考虑出两种方案：能快速攻下陈仓，就进兵关中；如不能快速攻下，就撤回来。如果是第二种可能，那么这次北伐就变成了试探性攻击，这当然不是不可以，但成本似乎有点大。

总之，这里面存在一些疑问。

当看到诸葛亮写给哥哥诸葛瑾的一封信时，似乎找到了这些疑问的答案。

这封信《三国志》等史书没有收录，它保存在《水经注》中。诸葛亮在信里说：“有一个叫绥阳的山谷，山崖险要，溪水纵横，行军困难。以前侦察兵（逻侯）在这一带往来，都走的是险要的小道。现在我命令先头部队砍伐树木，修建道路，以便通往陈仓，足以牵制敌人，让他们不能分兵去进攻孙吴（足以扳连贼势，使不得分兵东行者也）。”

诸葛亮写这封信的时间，是陈仓攻城战打响前，这封信的内容可以说明几个问题：一是在大战即将拉开帷幕的时候，诸葛亮还在与远在孙吴的哥哥通信，保持着信息上的沟通；二是诸葛亮为此次北伐做了大量准备工作，派出侦察人员前往陈仓一带做过侦察；三是信中特意讲到蜀军的行动可以起到牵制魏军的效果，让他们不能分兵攻打孙吴。

尤其是第三点，似乎隐约透露出，蜀军此次军事行动的目的就是配合孙吴，这样解释就容易理解在大战将至的紧张时刻诸葛亮还有精力给哥哥写家书，因为这不是普通的家书，而是通过哥哥向盟军通报情况的重要信函。

吴蜀重新交好以来，在军事上双方多有配合，首次北伐期间孙权也出兵牵制了曹魏，这种配合应该是双方面的，既有孙吴配合蜀汉，也应该有蜀汉配合孙吴。

可以推测，孙权、陆逊策划了对付曹休的石亭之战，因为高度机密事先不大可能通报蜀汉，但战事一开，为保证胜算，孙权必然会立即通报蜀汉，请这边出兵攻打曹魏的西线，减轻孙吴的压力。

蜀军立即行动，效果十分明显，不仅牵制了西线魏军不敢乱动，而且调动中线战场的张郃率部回援。

在曹魏的中线战场，司马懿配合东线作战，策划了攻击孙吴在荆州重镇江陵的军事行动，由于一部分兵力被临时抽走，所以最后也没有太大收获。

这就是从战略层面对诸葛亮二次北伐的分析。从战术层面看，陈仓失利，二次北伐无功而返；从战略层面看，它调动了魏军主力，配合了盟友的行动，实现了部分预定目标，所以没有恋战，迅速回防。

张郃大概也看到了诸葛亮的战略考虑，所以他还在洛阳就判定诸葛亮会迅速回师，因为那时孙吴在东线的战事已全部结束。

以上的分析并非臆断，因为如果这又是一次大败而归，一向严于律己的诸葛亮一定会再次作出反省或自罚，但这一次并没有。

3.第三次北伐

次年，建兴七年（229）春天，诸葛亮出人意料地再次兴兵北伐。

距陈仓之战不过两三个月，诸葛亮又向曹魏主动发起攻击，不仅让对手，也让蜀汉阵营的不少人吃了一惊。

不过，这一次诸葛亮没有去攻陈仓，也没有出兵陇右，而是改变了进攻的方向，出击曹魏控制下的武都郡、阴平郡。

武都郡是汉中郡的西邻，诸葛亮出兵祁山时，他率领的大军其实要从这个武都郡经过。武都郡的郡治是下辨，即今甘肃省武南县，10年前刘备指挥夺取汉中之战，第一场仗就是在下辨打起来的，当时刘备派吴兰守下辨，曹洪、曹休率兵来攻，刘备命张飞、马超增援，曹休那时还年轻，但却是魏军实际上的指挥官，他机智沉着，不为张飞等人虚张声势所动，一举突袭吴兰成功，将其斩杀，张飞、马超退走。自那时起，武都郡基本上一直在曹魏控制之下。

阴平郡在武都郡的西边，治所文县，即今甘肃省文县，它原属益州的广汉属国，曹魏占领后，在此设阴平郡。

如果摊开地图看，汉中郡、武都郡、阴平郡由东向西一字排开，祁山和陇右大约在汉中郡的左上方，所以，从方位上看，攻取武都、阴平二郡不算北伐，应该称西征。

这是家门口的两个郡，虽在曹魏控制之中，但它们与长安相距遥远，孤悬于外。

前两次北伐无功，蜀汉上下被失败的阴影所笼罩，迫切需要打一场胜利，把相对容易攻取的这两个郡拿回来，也是对士气的一次鼓舞，这大概是诸葛亮急于发动第三次北伐的原因。

即使如此，诸葛亮也不敢丝毫怠慢，而是进行了周密部署。

诸葛亮派将军陈式率兵去取武都、阴平二郡，陈式参加过猇亭之战，在刘备时期就是蜀军的高级将领，但《三国志》中没有他的传记，有关他的事迹记载得较少。

但陈式只是诸葛亮派出的诱饵，目的是吸引魏军的主力。

身在长安的曹真在陈仓胜利的喜悦中过了一个快乐的新年，天气刚刚转暖，他根本没料到诸葛亮还会出击，加上魏军主力分散，武都、阴平偏远，所以被打了个措手不及。曹真命雍州刺史郭淮组织就近的魏军前去救援，郭淮领命，带领人马朝陈式迎来。

魏军出动后，诸葛亮立即率领主力包抄过去，他亲自率兵攻向建威（亮自出至建威）。建威即今甘肃省成县，距曹魏的陇右重镇上邽仅数十里，幸亏郭淮发现得早，赶紧撤退，否则就将被蜀军包围歼灭。

打退了来增援的魏军，武都、阴平二郡没费多大力气就占领了，自此，这两个郡纳入蜀汉的版图。以后，蜀汉将武都郡和汉中郡拿出来，正式设立了汉中都督区，其级别与益州相同，吴壹、王平、胡济等先后担任过汉中都督。

阴平郡过去是益州的广汉属国，回归后名称未变，仍归益州管辖。

第三次北伐规模虽然不大，历经的时间也不长，但获得了全胜，意义也不小。

武都、阴平二郡，面积都不小于汉中郡，此战使蜀汉北部边防区的面积扩大了三倍，并把北部防线连成了一体，为以后再出祁山、攻击陇右扫清了道路。

尤其是收复了阴平，从而控制了著名的阴平道北面的入口，对于防止魏军利用这条古道偷袭蜀汉意义十分重大。

汉中北有秦岭，南有陇山、巴山，北通关中要翻越秦岭，其间有子午道、傥骆道、褒斜道等古道，南通蜀中要翻越陇山、巴山，中间有阴平道、米仓道等古道。

阴平道北起于阴平，由鹄衣坝翻越摩天岭，经今唐家河、阴平山、马转关、靖军山等地到达江油关，《三国志》记载这条古道有700里，根据现在的实测约265公里，按汉魏时期360步为1里计算，如今1里约等于当时的1.33里，折算一下，正好吻合。

蜀中北大门是剑阁，是一处天然形成的雄关，极难攻取。江油关在剑阁之南，如果走阴平道出江油关，等于绕到了剑阁的身后，雄关天堑便失去了作用，曹魏最终攻破蜀汉，用的就是这个办法。

现在占领了阴平郡，等于控制了阴平道，所以王夫之在《读通鉴论》中评论说，阴平郡收复后，魏军不能越剑阁去攻蜀汉的北部，也不能绕道去攻打蜀汉的西部，对巩固蜀汉边防有重大意义。

诸葛亮在武都等地稍作停留，按照征服南中的成功经验，对当地的氐族、羌族等少数民族部落首领进行了一番安抚（降集氐、羌，兴复二郡），之后率兵回到汉中。

胜利的消息传到成都，后主立即下诏对诸葛亮予以嘉奖，诏书说：

“街亭之败，原因都在马谡，但您却勇于承担责任，自贬职务（街亭之役，咎由马谡，而君引愆，深自贬抑），寡人不愿违背您的意愿，所以顺从了您的意见。”

“年前出师，斩杀了敌将王双，今年再出征，又赶跑了郭淮，招降了一批氐、羌部族，收复武都、阴平二郡，以神威震服了凶暴的敌人，建立了显赫的功勋。”

“如今天下仍战乱不宁，最大的敌人仍然未除（元恶未枭），您承担着讨伐敌人的大任，是国家的支柱，却长期贬抑自己，这不利于发扬宏伟大业。所以，现在恢复您丞相的职务，您不要推辞！”

首次北伐失利后，诸葛亮上表自贬三等，目前的职务是右将军，长此下去确实不利于统一指挥北伐大业，所以后主抓紧时机恢复了诸葛亮的丞相职务，对此，诸葛亮也没有再推辞。

4.与孙吴分天下

诸葛亮刚回到汉中，从孙吴那边就传来消息，孙权称帝了。

几个月前，孙权取得石亭大捷，在东线战场打了近年少有的一场大胜仗，孙权觉得，已经与曹魏彻底决裂了，再以吴王的身份统领江东，已经不太合适了。

四月，有人报告说夏口、武昌等地发现了黄龙、凤凰，孙权于是在武昌正式登基，国号仍为吴，改年号为黄龙。

孙权称帝，给蜀汉出了一道难题。《汉晋春秋》记载，孙权称帝后，派出使臣来到蜀汉，告知孙权称帝的情况，并表示今后将继续维护孙刘联盟，同时尊吴、蜀两位皇帝（孙权称尊号，其群臣以并尊二帝来告）。

孔子说过“天无二日，地无二王”，之前曹魏有皇帝，但蜀汉从未承认，视之为逆贼，兴兵讨伐。现在如果承认孙权称帝，等于承认天下有两个主人。

而且，在当时大多数人看来，现在的孙吴与当初的孙吴已经不一样了，当初他们不仅与曹魏交恶而且交兵，陷于战事，内外皆不稳定，孙权不得已与蜀汉结盟，孙吴向曹魏用兵的确间接地帮助过蜀汉。但现在孙权占领的地盘逐渐巩固，当了皇帝后，鼎立三分的局面形成，他的心愿满足，今后就不会再主动向曹魏出兵。

所以，大多数人认为和孙吴继续交往下去已没有太大好处，而且名分上极为不顺，应该表明立场，公开和孙吴断绝盟友关系（议者咸以为交之无益，而名体弗顺，宜显明正义，绝其盟好）。

这种想法在蜀汉内部占据了主流，关羽被杀、先帝兵败，蜀汉与孙吴之间结下了太多恩怨，大家憋着的情绪一直需要找个发泄口，孙权称帝正好给了大家一个机会。

但是，政治和外交不是情绪的宣泄，从大局出发，孙刘联盟应该强化而不是断绝，这一点诸葛亮比谁都清楚。曹魏十分强大，单靠蜀汉自己的力量很难完成灭魏大业，只能联合孙吴，利用吴魏之间的矛盾推动北伐事业的完成。

为了回答大家的疑问，统一思想认识，诸葛亮写下《绝盟好议》一文，阐述与孙吴断绝盟好的害处，文中写道：

“孙权有称帝的野心已经很久了，我国之所以不追究他的挑衅之举，原因是要求得他的支持，在对魏作战中形成掎角之势（权有僭逆之心久矣，国家所以略其衅情者，求掎角之援也）。如果现在公开断绝交往，孙吴必然深恨我们，我们必须把大军调往东边，先向东讨伐，才能进兵中原（便当移兵东戍，与之角力，须并其土，乃议中原）。”

“孙权手下有才能的人很多，将相之间团结和睦，不是一朝一夕可以打败的。如果举大军与他们交锋，长年累月地对峙（顿兵相持，坐而须老），让北面的魏贼得利，这不是上策。从前孝文帝以谦卑之辞与匈奴交好，先帝也以优厚的条件与孙吴结盟，都是适应形势变化、着眼于长远利益的考虑，而并非一般人的感情用事（皆应权通变，弘思远益，非匹夫之为分者也）。”

“现在有人认为孙吴满足于三足鼎立的局面，今后不会再与我们同心协力，他的愿望已经实现，不会再渡过长江。这种说法表面看有道理，其实不对，为什么呢（皆似是而非也，何者）？因为孙权心有余但力不足，因而只能限江自保，孙权不能越过长江，就像曹魏不再渡过汉水一样，都不是力量有余而见利不取。”

“如果我们的大军征讨曹魏，孙权采取上策是出兵魏国，分割他们的土地，然后做进一步打算；采取下策也会趁机掠夺魏国的人口，扩张自己的国土，炫耀自己的武力。总之，他们是不会坐而不动的（非端坐者也）。即使他们真的按兵不动，只要同我们睦邻友好，我们北伐就没有东顾之忧，曹魏黄河以南的军队就不能全调过来对付我们，我们得到的好处很大。因此，对孙权称帝的僭越之举，不能公开讨伐（权僭之罪，未宜明也）。”

诸葛亮在这篇文章中没有太多探讨名分方面的事情，因为这是扯不清的话题，话匣子一旦打开，那就会争论起来没完没了，所以干脆把孙权称帝定性为僭越之举，避免大家争议不休，然后重点回答大家对孙吴的疑虑，也就是称帝之后他们会不会继续积极进取，与蜀汉一道对付曹魏，根据他的判断，孙吴今后还会在讨伐曹魏的大业中发挥作用。

统一了内部认识后，诸葛亮决定由尚书令陈震出使孙吴，为了表示此行的隆重，诸葛亮奏请后主，升陈震为九卿之一的卫尉。

行前，陈震专程赶到汉中，当面听取诸葛亮的指示，诸葛亮向陈震交代了此次孙吴之行应坚持的原则和注意事项。除了出使的事，陈震自然会借此机会向丞相报告成都方面的情况，陈震说了一件事，让诸葛亮十分警惕。

陈震突然向诸葛亮提到了李严，他说：“李严腹有鳞甲，大家都认为他不可接近（正方腹中有鳞甲，乡党以为不可近）。”

李严身为托孤大臣，才干非常突出，但史书称他气量很小，看问题只从自己的利益去考虑（用性深刻，苟利其身），很难与人合作。陈震说的这件事《江表传》里也有记载，说蜀地当时有民谚：“难可狎，李鳞甲。”意思是李严这个人，身上长满了鳞甲，根本碰不得。

李严是荆州南阳郡人，陈震的祖籍也是南阳郡，作为老乡，他对李严的了解应该更多一些。诸葛亮基于对陈震品性的了解和对李严的长期观察，并不认为陈震是在打小报告挑拨离间，他也认为李严有问题。

有一件事诸葛亮一直觉得不快，但因牵涉李严他一直保密。在出兵汉中前，李严以前将军的身份转驻江州，为加强北伐力量，诸葛亮给李严写信，想调一部分他手下的兵马来汉中（欲得平兵以镇汉中）。

没想到李严不愿意派兵支援前线（无有来意），但他不提此事，而是向诸葛亮提出了一个要求，想把江州周边的五个郡划出来，成立巴州郡，自己担任太守。

看来民间对李严的传说并非没有根据，他只看重自己的势力，什么事都敢拿出来做交易，如果答应他的条件，他就同意调兵。诸葛亮很生气，没有答应他的要求，调兵的事也就作罢。

兵力不足始终困扰着诸葛亮，如果换成其他任何人，诸葛亮必然会予以追究，但李严非常特殊，不仅是朝廷的前将军，坐镇一方，而且与自己同为托孤大臣，诸葛亮不想让人说自己心胸狭窄，排挤他人。

诸葛亮没有将这件事上报后主，也没有告诉任何人，而是压在了心底。陈震的话再次提醒了诸葛亮，让他对李严更加警惕，但当前还谈不上去应对，只能慢慢观察。

当务之急是保证陈震出使的成功，诸葛亮为此专门给大哥诸葛瑾写了封信，让陈震带上。陈震字孝起，诸葛亮在信中说：“孝起这个人，为人忠诚质朴，经过时间的磨炼而更加坚定（孝起忠纯之性，老而益笃），让他奉命敬贺吴主称帝，沟通吴蜀双方的关系，使双方保持友好往来，和睦相处，对联盟有可贵之处。”

陈震一行抵达武昌，对于他们的到来，孙权给予了热情欢迎。在此之前，蜀汉方面对自己称帝是否承认，孙权心里也没有底，蜀汉使团的到来，让孙权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陈震首先以蜀汉特使的身份祝贺孙权登基（贺权践位），接着根据行前诸葛丞相交代的原则与孙吴方面就下一步的合作进行商谈。

双方认为，摆在面前最大的问题是，经过合作一旦灭掉了曹魏，曹魏的领土如何划分。当时，曹魏占领的北方领土主要有九个州，即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兖州、冀州、并州、凉州以及司隶校尉部。双方达成一致意见，将这九个州一分为二，双方各执其一。

具体方案是：豫州、青州、徐州、幽州归孙吴，兖州、冀州、并州、凉州归蜀汉，司隶校尉部以函谷关为界，西边为蜀汉，东边归孙吴。

这个方案有点望梅止渴、画饼充饥的意味，先不说最终能不能消灭曹魏，即使有这种可能，到时候大家会不会和平地坐下来对着一张地图分土地，很难说。孙权心里更相信邓芝当初给他说的话：天无二日、土无二王，灭魏以后，君各茂其德，臣各尽其忠，将士拿起鼓槌擂起战鼓，那时战争才开始。

但那是军事，而且是将来的事，现在谈的是政治和外交，是眼前的事，先把曹魏的国土提前分了，把双方藏在心里想说没说的话都说出来，以后联手就好办了，至于具体分法，倒不重要，可能也就是站在地图前挥手一划拉就定了，没有经过认真研究，否则不会把并州、冀州给蜀汉，而把它北面的幽州给了孙吴，要真是那样，幽州就成了孙吴的一块“飞地”。

总而言之，这件事谈妥了，孙权十分高兴，他觉得还应该搞一个隆重仪式，重新誓盟，纪念双方的合作，顺便造一造势。

孙权下令起誓坛，之后亲自登坛，与蜀汉特使陈震歃血盟誓。

根据古人的记载，歃血盟誓的具体仪式是，把盟誓词事先写好，杀牲取血，把血涂在嘴唇上，念誓词，之后把誓词和所杀之牲一齐埋掉。

侍中胡综是江东有名的笔杆子，誓词由他撰写。这篇重要誓词写得慷慨激昂，很有气势，其内容如下：

“上天降下丧乱，汉室失去统治，逆贼趁机作恶，窃取了国家政权（天降丧乱，皇纲失叙，逆臣乘衅，劫夺国柄），这一切，始于董卓，终于曹操，他们穷凶极恶，颠覆天下，让九州分裂，天下不再统一，百姓和神灵无不痛恨，其痛恨的程度没有止境（民神痛怨，靡所戾止）。”

“到了曹操的儿子曹丕，不过是逆贼留下的丑类（桀逆遗丑），接连做出奸恶的事，竟然窃取了天子的位子。曹丕的儿子曹睿，更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家伙（而睿么麽），沿着曹丕的道路继续作乱，凭借武力掠夺国土，至今还没有得到惩罚。”

“过去，共工作乱高辛讨伐他，三苗作乱虞舜征讨他。现在要灭掉曹睿，将其余党一网打尽，不是汉国和吴国，谁还能担负这项重任（今日灭睿，禽其徒党，非汉与吴，将复谁任）？讨恶翦暴，必须公开其罪责，事先瓜分其领土，让大家知道这些土地应当归谁，春秋时晋文公伐卫，先把卫国的土地分给了宋国，就是这个道理。”

“古人办大事，必先订立盟誓，所以周礼有专管盟誓的官员，《尚书》中有专门盟誓的篇章，汉国和吴国，虽然信义都发自内心，然而分割土地这样的大事，最好还是有盟约。诸葛丞相德威远著，他辅佐本国，统兵在外，信义和忠诚感动日月，诚意打动天地（诸葛丞相德威远著，翼戴本国，典戎在外，信感阴阳，诚动天地），他派人来重新结盟，订立誓约，使东、西两国官民都知道。”

“因此，立坛杀牲，昭告神明，双方歃血后再在誓约上签字，把誓约的副本藏在朝廷档案馆中（歃血加书，副之天府）。上天再高也能听到下面的声音，并且会用神威帮助有诚心的人，愿主管盟誓的天神以及受到祭祀的所有神灵，都降临到这个祭坛之上吧（司慎司盟，群神群祀，莫不临之）！”

“今日盟誓之后，汉国和吴国将勠力同心，同讨魏贼，救危恤难，共同分担灾祸，共同分享胜利（分灾共庆），绝对没有二心。如果有人危害汉国，吴国讨伐它；如果有人危害吴国，汉国讨伐它！”

“两国各守其土，不相侵犯。这种友好关系还将传之后代，有始有终。条约的具体内容都写在文书上了，诚信的话语不必修饰，只要内容好就行了。有人违背此盟，先制造混乱，怀有二心，造成不和睦，怠慢上天的旨意，神灵和天帝就会讨伐他，山神河神就会处死他（明神上帝是讨是督，山川百神是纠是殛），让他丧失民众，上天不再赐福他的国家。伟大的神啊，请明察这一切吧（于尔大神，其明鉴之）！”

这篇誓约正式明确了双方军事同盟的关系，当一方受到别国攻击时，另一方有义务出兵相助。

盟约中还有两点值得注意，一是孙吴称自己为吴国，称蜀汉为汉国，这是对现实的尊重，蜀汉是后人的称呼，在当时他们自认为是刘汉王朝的延续，是正宗的汉朝，这当然也为孙权出了道难题，出于合作的大局考虑，孙权也称他们为汉国。二是盟约中有一段文字对蜀汉丞相诸葛亮进行了赞扬，这在两国外交中是少见的，这反映出孙权对诸葛亮一贯力主孙吴联盟的感激。

为了表示对盟约的尊重，孙权做出重大举措，将国都由武昌迁回建业，以表明自己无意在西面与蜀汉相争的诚意。

此前，孙权命步骘遥领冀州牧，朱然遥领兖州牧，根据双方盟约，在扫平曹魏后冀州和兖州将归蜀汉，孙权下令解除步骘和朱然的这两项兼职。

诸葛亮也迅速作出回应，上奏后主后，把鲁王刘永的封号改为甘陵王，把梁王刘理的封号改为安平王，原因是鲁、梁两地都在未来孙吴的辖区内。

5.打退三路进攻

孙权称帝的消息也传到了曹魏，但是反响却不强烈。

孙吴和曹魏早已翻脸，孙权称帝一点儿都不让人吃惊，从魏明帝到群臣，没有太多人议论这件事，也没有人建议因孙权僭越而去讨伐他，洛阳对孙权当上皇帝这件事的反应不仅平静，而且平淡。

魏明帝其实挺忙，曹魏政坛崛起了一帮官二代、富二代，他们互相标榜，渐成势力，魏明帝视他们为浮华之徒，全面打压。而当上皇帝的孙权，正在忙着迁都。因此，对蜀汉来说，整个建兴七年（229）是难得平静的一年，正好可以调整休养。

汉中的首府是新郑，诸葛亮率大军来到汉中，考虑到人马太多，大本营一直没有进驻新郑，而是安扎在阳平关附近一个叫石马的地方。为了今后长期在汉中驻军，诸葛亮利用这段相对空闲的时间，命人修筑了两座新城，巩固汉中的防卫。

一座新城在沔阳县即今陕西省勉县附近，称汉城；一座新城在城固县即今陕西省城固县附近，称乐城。这两座新城的位置，一个在南郑的东边，一个在南郑的西边，加强了汉中的防务。

诸葛亮把大本营也迁往南山之下，这里位于沔阳县城之南，是一处通往巴中的平原地带，地势开阔。

诸葛亮抓紧这段相对平静的时间，发展汉中的生产，依托新城的修建，扩大屯耕面积，积蓄粮食，加强训练，为再次北伐做准备。

《太平御览》里保存着一篇诸葛亮写的《作斧教》，内容是说第三次北伐进攻武都郡的第一天，为砍敌人的鹿角，竟然一口气用坏了一千把斧子，幸好敌人已经跑了，否则再有敌人来就没有斧子可用了。这让诸葛亮很纳闷，不知道为什么斧子这么不经用。

回到汉中，诸葛亮又让人制作了几百把斧子，用了一百天还没有坏，这才知道先前主管制作刀斧的官员不负责任，应当拘捕治罪（余乃知彼主者无益，宜收治之）。

诸葛亮说：“这不是小事，如果再拿那种质量不合格的斧子与敌人交战，就会破坏整个军事行动（非小事，若临敌，败人军事矣）。”

曹休死后，曹真接替他的职位，成为曹魏的大司马，仍旧驻守长安，负责西线战场。

在曹真看来，孙权不足惧，诸葛亮才是一个强大的对手，倒不是因为曹真负责的是西线战场，才有此感慨，而是因为孙权满足于鼎立分治的局面，表面是攻，其实是守。而诸葛亮一心一意北伐，说什么要兴复汉室，又是个极为执着的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诸葛亮到了汉中，一来就不再回去了，两年三次北攻，表面上互有胜负，但考虑到曹魏与蜀汉的实力远远不在一个水平上，其实应该算蜀汉胜了。面对这个顽强而又充满智慧的对手，曹真不敢有丝毫大意，他做了充分的准备，等待对手再出招。

但奇怪的是，整整一年，诸葛亮那边没有任何动静。

又过了半年，还没看到诸葛亮出兵的迹象，曹真反倒坐不住了，他亲自赶到洛阳，向魏明帝提出要主动出击。曹真认为，蜀军连年侵掠边地，总防守也不是办法，应该发起进攻，数路共进，可以取得大胜（蜀连出侵边境，宜遂伐之。数道并入，可大克也）。

曹真的具体计划是，他率主力由褒斜道进攻，作为主攻方向，再派数路魏军从其他方向进攻，让蜀军无法兼顾，最后在汉中腹地会合，一战至少可收复汉中。

对于曹真的计划，魏明帝拿不定主意，毕竟曹魏还有一个对手孙权，是攻是守，须全盘考虑，不能当儿戏。

魏明帝把曹真的计划交给另一位托孤大臣司空陈群商议，陈群反对。

陈群的理由是：“武皇帝过去经阳平关攻张鲁，收割了敌人占领地区大量的豆子、麦子作为军粮，然而敌人还没有打败，粮食就吃光了。如今到敌人那里抢不到粮食，而且褒斜道地势险峻，进退困难，运送粮食又容易被敌人抄后路，如果留下太多的兵力保护运输通道，又会分散兵力，这些都不得不深思熟虑啊（转运必见钞截，多留兵守要，则损战士，不可不熟虑也）！”

陈群当过一段时间镇军将军，但总的说还是一个文臣，站在政治家的角度，反对主动出击蜀汉或许是对的，但站在军事的角度，他的见解只能说水平一般，因为如果按照他的说法，那汉中永远都无法收复了，困难始终摆在那里，总得想出个解决的办法。

但魏明帝内心里也不愿意主动出兵，所以他赞同陈群的意见。

曹真很执着，修改作战方案后重新上报，仍要求主动出兵。

曹真的新方案很简单，主攻的路线由褒斜道改为子午道，其他不变。

魏明帝又把曹真的方案给陈群看，陈群仍然反对，并列举了不宜出兵的具体理由，重点谈到了军费开支问题（群又陈其不便，并言军事用度之计）。

魏明帝再次把陈群的反对意见批转给曹真，他没有直接否决曹真的计划，但倾向性已很明显，他对主动出兵并不是很积极。

《三国志》认为，曹真觉得明帝已经批准了他的计划，把陈群的意见转来只是让他参阅，于是据此准备行动（真据之遂行）。

其实魏明帝最后肯定是同意了曹真的计划，不存在曹真擅自行动的可能。而且，曹真返回长安时，魏明帝还亲自为他送行。

曹魏太和二年、蜀汉建兴八年（230）秋天，由曹魏大司马曹真精心策划的汉中之战开始了。

自曹操征张鲁开始，这已经是曹魏第三次征汉中了，这一次曹真志在必得，因为有三路大军同时出击汉中：第一路由他亲自率领，由长安以南入子午道，出子午谷后直取汉中的南郑；第二路由张命率领，由郿县入褒斜道，经斜谷出汉中，向南郑方向会合，张郃现在已升任车骑将军一职，是魏军的第三号人物，目前也在西线战场，归曹真调度；第三路由大将军司马懿率领，由新城郡沿汉水溯流而上，水陆并进，向南郑挺进。司马懿在荆州时曾打算训练一支水军进攻孙吴，现在先用到了这里。

这三路大军的总兵力，估计应在二十万左右。

消息传到汉中，大家都很紧张，诸葛亮马上采取了三项措施予以应对：

一是派人通知吴帝孙权，告知曹魏的大军已向汉中方向集结，中线战场兵力空虚，请孙权在中线、东线两个战场上同时采取行动，趁机抢占曹魏的地盘，至少拖住曹军主力，让他们不敢轻易向西线增兵。

二是请前将军李严速从江州抽调两万人马北上，由李严亲自率领来汉中增援。现在蜀汉方面也只有江州的兵马可以抽调出来，诸葛亮之前就有过想法，不过被李严拒绝了，现在情况危急，不调那里的兵已经不行了。

三是将汉中地区的蜀中主力集结起来，除分守南郑、汉城、乐城等要地外，重点布兵于赤阪，此地位于子午道南出口附近，一旦曹真的大军从子午道杀出，这里必将有一场恶战。

诸葛亮原本以为，情况如此紧急，李严接到命令后会立即执行，但没想到李严仍然打起了盘算。他给诸葛亮写信，信中有“司马懿开府辟召”之句。

对于这句话，有人理解为李严故意向诸葛亮透露司马懿在秘密拉拢他，司马懿与李严的防区相邻，说他试图策反李严，倒也不是不可能，李严把这个意思透露给诸葛亮，是一种施压，也是一种威胁，说明我李严挺重要，别拿我不当回事。

但这样理解比较牵强，李严固然精于盘算，但他的智商不至于低到邻家王二嫂的水平，为了彰显自己，拿如此敏感的东西说事，不说司马懿是否真有策反他的举动，即使真有，他也能掂出轻重，要么密而不报，要么立即上报，不会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突然翻出来讨价还价。

其实，这句话的真实意思是，李严想像司马懿那样开府。

之前说过，开府就是组建自己的工作机构，没有开府，你的官再大，也是给人家跑腿的；开了府，你就成了掌柜的，所以李严很在意。

按照汉朝制度，大将军、三公可以开府，其他人在特批的情况下也可以开府，但这要视具体情况而定，诸葛亮身为丞相，但在刘备生前也不曾开过府。

目前在蜀汉，只有诸葛亮一人开府，李严觉得他也是托孤大臣，曹魏的托孤大臣司马懿能开府，自己也应该效仿。

接到李严的信，诸葛亮一定很生气，但为了确保他赶紧增兵汉中，诸葛亮不得已奏请后主，升李严为骠骑将军，并升其子李丰为江州都督，接替李严的位置，仍旧镇守江州。

李严之子李丰年龄和资历不详，之前应该没有作出过太大的贡献。江州都督是蜀汉设置于边境地区的四大都督区之一，下辖数郡，行政级别与益州牧相当，是相当重要的角色，为照顾李严的情绪，诸葛亮不惜放弃一贯秉持的原则，几乎是和李严做起了交易。

李严如果足够聪明，他应该反而不安起来，但此人一向精于短线操作，看重个人势力，对于诸葛亮的安排他欣然接受，把儿子安排好，带着临时抽调的人马前往汉中。

据《三国志》记载，李严这时突然把名字改成了李平。古人说“行不更名，坐不改姓”，体现了对姓名的尊重，起名字、改名字一般都要有专门的仪式，祭祀完祖先，再行禀告。而改名字的原因，多半是为了避讳，皇帝的名字全国人都要避，这叫国讳；父母、祖父母的名字全家后代人都要避，这叫私讳；以后把孔孟等当圣人，他们的名字也要避开，叫圣讳。

李严改名一定有原因，但《三国志》没有记载，从最早注《三国志》的裴松之到以集大成方式注《三国志》的卢弼，也都没有说出其中的原因来。可以推测的是，他的改名与国讳、圣讳无关，可能缘于家事。

曹真和张郃负责主攻方向，他们分别率曹魏大军从东西两个入口进入秦岭山中。但是，他们的运气实在太差，这时候下起了大雨。

这是农历八月，已经是秋天，秦岭一带天冷得早，按说即使下雨也不会太大，更不会下个不停，但不知为何，这一场雨下得太出人意料，不仅雨量很大，而且下的时间超长。

据《晋书·五行志》记载，这场雨一共下了30多天，伊水、洛水、黄河、汉水的水量暴涨，很多地方河堤被冲垮了（大雨霖三十余日，伊、洛、河、汉皆溢）。

这一下就苦了秦岭山中行军的魏军，本来道路就不好走，现在到处是水，不停地有滑坡、泥石流，没法休息，冷得厉害，吃不好睡不了，简直如同进入人间地狱。

有人建议撤军，曹真急了，不许。

消息传到洛阳，太尉华歆首先上疏，建议撤军，但魏明帝还想等等看。又过了几天，上疏要求撤军的人越来越多，魏明帝知道不能再坚持了，下诏让包括曹真在内的各路魏军撤回。

这场大雨来得真是时候，避免了一场苦战。不过，依当时的情况，即使没有这场雨，曹真可以率一部主力进到汉中，能否打败蜀军，也不好说。

三路大军中，司马懿表面积极，其实是走走看看，他内心里既不情愿跑这一趟，也不想抢了曹真的风头，加上这个方向确实不是正路，所以只能作为声援，关键时候未必能出多大的力。

张郃这一路走褒斜道，最后有100多里是栈道，张郃大概还不知道，赵云已经把它烧了，诸葛亮后来出于再次北伐的考虑，正在逐步修复这些栈道，但可能尚未完工，即使修得差不多了，也可以一把火再烧了，张郃这一路，也是指望不上。

到时候曹真就成了单打独斗，在秦岭大山里钻了一个半月，跑出来还摸不着北，蜀军已在山口集结重兵以逸待劳，曹真能一战定汉中，除非出现奇迹。

所以，这场罕见的大雨与其说保佑了蜀汉，不如说挽救了曹真的面子，给他不成熟的进攻计划一个台阶下。

魏军撤退，诸葛亮觉得这倒是个好机会，果断命魏延和吴壹率两支人马攻击曹魏控制的陇右，魏延和吴壹越过武都郡，向西攻入曹魏南安郡境内，曹魏后将军费曜、雍州刺史郭淮率兵来迎，魏延和吴壹打败了他们，取得了胜利，蜀军随后退回。

这次出击不是以占领土地为目的，只是为了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打击敌人的气势，鼓舞自己的士气。战后，诸葛亮把魏延在丞相府里的职务由丞相司马提升为丞相前军师，上报后主，将魏延的爵位由亭侯晋升为南郑县侯；上报后主，擢升吴壹为左将军，由亭侯晋爵为高阳乡侯。

魏延留下的丞相司马一职，诸葛亮提拔费袆来担任。

有人把阻击曹真这一仗，以及魏延、吴壹主动出击陇右看成单独的两次北伐，所以诸葛亮的北伐就有五次和七次两种说法。其实这两仗属于同一战役，这场战役是曹魏一方主动发起，不能算严格意义上的北伐。

还有人把诸葛亮北伐称为“出祁山”，有“五出祁山”或“七出祁山”的说法，其实北伐是以汉中为基地向曹魏用兵的统称，并不是每一次都经过祁山，只有第一次和后面要进行的第四次兵出祁山。

6.“我心如秤”

建兴八年（230）总算顺利地过去了。这一年，留在成都主持丞相府后方日常工作的张裔因病去世，自五年前来到汉中，诸葛亮一直没有回过成都，但成都方面的一切事务都井井有条，尤其在向前线提供后援保障方面，更是不遗余力，这一切，都有张裔的一份贡献。

张裔性格不好，与人经常合不来，诸葛亮曾写信提醒和批评过他。张裔对诸葛亮极为尊重推崇，他曾经说：“丞相颁发赏赐，再远的人也不会遗漏，执行惩罚，再近的人也不会袒护，没有功劳的得不到爵位，再有权势的该受刑罚也免不掉，这就是不论有能力还是没能力的人都忘我工作的原因（公赏不遗远，罚不阿近，爵不可以无功取，刑不可以贵势免，此贤愚之所以佥忘其身者也）。”

诸葛亮北驻汉中期间，张裔曾北赴汉中向诸葛亮汇报工作，送行的人多达数百，车辆拥挤于道路，张裔给关系亲近的人写信，开玩笑说：“最近要上路，昼夜都在接待宾客，不得安宁休息，人们尊敬的是丞相府长史，而那个叫张裔的男人依附在这个职务上，累得半死（人自敬丞相长史，男子张君嗣附之，疲倦欲死）。”

张裔死后，诸葛亮让他的儿子张毣继承他的爵位，张毣后来历任郡太守、监军等职。

在张裔之前，诸葛亮留在成都的另一位左膀右臂杨洪也去世了。杨洪多次担任蜀郡太守，治理蜀汉第一大郡，成绩很突出。

张裔死后，诸葛亮提升蒋琬为留府长史，全面负责丞相府在后方的日常工作，在这几年里，诸葛亮经过观察，发现蒋琬没有辜负自己的培养，协助张裔统筹后方事务。

诸葛亮上奏后主，同时拜蒋琬为抚军将军，在此之前蒋琬担任过县长，当过尚书郎，现在要到丞相府任东曹掾，但他没有军中任职的经历，诸葛亮于是直接授予他高级将领的职务，让他逐渐熟悉军中事务，表露出把他作为接班人进行全面培养的打算。

蒋琬也不负重托，挑起了留府长史这个重担，在张裔的基础上做得更好。蒋琬字公琰，诸葛亮常对人说：“公琰志向忠正，是和我共同辅助王朝大业的人（公琰讬志忠雅，当与吾共赞王业者也）！”

在人事安排上，诸葛亮一向秉持公正的原则，按照各人的才能和贡献决定升迁，除了在个别特殊事件中会为顾全大局而有所破例外，一般情况下都坚持了自己的原则。

诸葛亮曾说过：“我的心就像一杆秤，不能因人改变赏功罚过的标准（我心如秤，不能为人作轻重）。”

诸葛亮此时已46岁，按照曹操当年的说法，这个年龄已开始步入暮年了。整日为国事操劳，一刻也不得停息，他的身体也每况愈下。加之人在战场，随时可能有意外，所以诸葛亮特别留心对未来接班人选的培养。

之前的马良、马谡、向朗、张裔、杨洪都是他看好的人，但他们都不在了，诸葛亮越来越多地把目标锁定在蒋琬身上。

但是蒋琬的资历较浅，这是一个不足。当时比蒋琬资历高的人大有人在，自荆州起就追随刘备的廖立就是其中一个。

刘备素来赏识廖立，廖立不到30岁时就被提拔为长沙郡太守，论年龄和资历当时跟诸葛亮都不差上下。刘备汉中称王，特意提拔廖立为侍中，后主继位后，他改任长水校尉。

廖立一向自视很高，认为自己的名气和才能应当之无愧为诸葛亮第二（自谓才名宜为诸葛亮之贰），就连李严他也没有放在话下，但他只有一个长水校尉的职务，所以心里很不痛快。

就这件事，廖立曾当面质问过诸葛亮：“我应该名列于那些将军之中，为什么不表我为九卿，而让我当校尉（我宜在诸将军中，不表我为卿，上当在五校）？”

廖立觉得自己是刘备当年的旧人，和别人不太一样，所以敢这么说。诸葛亮也算给他面子，耐心地解释道：“任命将军是要经过严格考核的（将军者，随大比耳），至于九卿，李严现在都还不是，你现在还是适合作校尉。”

廖立不服气，怀恨在心。

有人也会为廖立鸣不平，认为诸葛亮未必做到了公正，按照廖立的资历，又是刘备生前欣赏的人，长水校尉确实太低了。但其实，诸葛亮对廖立的安排另有隐情。

关羽镇守荆州期间，廖立担任长沙郡太守，孙权偷袭荆州，廖立丢下城池逃命，一个人回来投奔刘备（立脱身走，自归先主），这是临阵脱逃的行为，按律当治罪，但刘备是很感性的人，尤其对自己的老部下，他没有治廖立的罪，仍然予以任用。

诸葛亮认为，廖立的行为难以服众，如果对他委以重任，那些浴血奋战的人一定不服，所以只安排他当长水校尉，廖立应该多自我反省，找到自身的问题，找机会再建功立业，拿功劳说话，而不是发牢骚。

廖立不仅对自己的事不满，而且还议论其他人，挑拨是非。一次，蒋琬和丞相府里一个叫李邵的人去看廖立，廖立对他们说：

“过去先主不去攻夺汉中，反而先与孙吴争锋去取荆州南面的三郡，后来怎么样，这三个郡还是落入孙吴之手，让大家徒劳一场，无功而还。后来汉中也没有拿下，反让夏侯渊、张郃深入到巴郡，益州几乎沦丧。最后再进兵汉中，又让关羽身死，刘封又丢掉一方。这些，都是关羽自恃勇猛、治军无方、随心所欲、一味蛮干造成的（是羽怙恃勇名，作军无法，直以意突耳）。”

“向朗、文恭这些人，凡夫俗子罢了（如向朗、文恭，凡俗之人耳）。文恭当治中从事，毫无控制能力；向朗过去吹捧马良兄弟，把他们比为圣人，现在当长史，做事素来没主见，随大流。还有中郎郭演长，只能跟随他们，办不了大事，竟然也能当上中郎？”

“现在真是弱世啊，让他们这三个人担当重任，这是不行的（今弱世也，欲任此三人，为不然也）。还有一个王连，也是一个随波逐浪的俗人，任意制定一些办法搜刮老百姓，让百姓穷困不堪，造成今天这个局面（王连流俗，苟作掊克，使百姓疲弊，以致今日）。”

廖立一口气点评了五个人，关羽、向朗、文恭、郭演长和王连。文恭是益州本地出身的学者，诸葛亮之前写给杜微的信中曾提到过他，认为他是当代名儒。郭演长是郭攸之的别名，诸葛亮在《出师表》中提过，认为他和董允、费袆等人并列，都是可以重用和信赖的人。

不说关羽，其他几个都是诸葛亮所倚重的人，在廖立眼里不是人品不行就是能力平平，反正都看不上眼，言下之意，是诸葛亮用人很成问题。

李邵和蒋琬向诸葛亮汇报了廖立的话，诸葛亮觉得事态严重，北伐大业在前，不容有人制造混乱，结合之前廖立的种种言行，诸葛亮果断上表后主，把廖立贬黜为平民，流放到汶山郡。

成都有个廖立让诸葛亮头疼，汉中这边也有人让诸葛亮不得不为之分心，这个人就是魏延。

魏延是一员猛将，但脾气不太好，《三国志》评价说，魏延善于跟士卒打成一片，勇猛超过常人，但为人自负，一般人都尽量回避他、忍让他（延既善养士卒，勇猛过人，又性矜高，当时皆避下之）。

向朗去世后，诸葛亮提拔杨仪为丞相府军前长史，诸葛亮多次北伐，杨仪都参与决策，并负责筹办粮草，他才思敏捷，能力超强，再困难的事到他这里，说话之间就能办妥（仪常规画分部，筹度粮谷，不稽思虑，斯须便了）。

诸葛亮很信任杨仪，把军中很多事务都交给他办理，有些事都由他来决定（军戎节度，取办于仪）。

但是，魏延却很看不上杨仪，二人关系很僵。诸葛亮对他们两个人都很看重，他既爱惜杨仪的才干，又欣赏魏延的勇猛，对于二人不和，心里常感忧虑，但平时待二人不加任何偏向（亮深惜仪之才干，凭魏延之骁勇，常恨二人之不平，不忍有所偏废也）。

魏延看不顺眼的人还有刘琰。刘琰的职位很高，他是蜀汉的车骑将军，论名义李严、魏延都不如他，他的情况前面已作交代。诸葛亮担心刘琰在成都惹出事，就让他到汉中前线来。刘琰来到汉中，并不直接统兵，诸葛亮交给他一千多人马，他平时也只在诸葛亮身边做一些咨询和劝谏方面的事（但领兵千余，随丞相亮讽议而已）。

魏延对刘琰更瞧不上眼，推测起来，可能是魏延觉得刘琰既没有能力，又没有贡献，却荣登高位，让人不服。

魏延属于那种爱较真的人，懂业务不懂政治，诸葛亮何尝欣赏刘琰，但对刘琰保持尊重，因为刘琰跟随刘备的时间非常长，而且都姓刘，经刘备认定他也是刘汉宗亲，这一点很重要，因为本朝对外宣誓是刘汉王朝的延续，现在货真价实的刘汉宗亲已经很少了，刘琰算是个标志性人物。

魏延看不惯的还有刘琰平时的做派，此人很讲究，车马衣服，都很侈靡，身边的侍婢都通声乐，没事时刘琰就在家里和着音乐吟诵《鲁灵光殿赋》，在魏延看来，这就是腐败，也是显摆，大家在前方抛头颅、洒热血，你却在这里吃喝享受，还占着车骑将军的高位，因此很恨他。

二人可能发生过正面冲突，诸葛亮当然向着魏延，专门批评过刘琰（亮责让之）。

刘琰其实也没什么，就是个没落贵族，平时爱摆老资格，爱享受，爱显示自己的儒雅而已，受到丞相的批评，刘琰紧张起来，赶紧给丞相写了封信，承认错误，请求不要罢自己的官：

“我这个人生性缺乏高尚品德，操行低劣，加上喝完酒后有胡言乱语的毛病（琰禀性空虚，本薄操行，加有酒荒之病），先帝在世时，大家对我都有议论，我差一点就栽了大跟头（自先帝以来，纷纭之论，殆将倾覆）。”

“承蒙您看在我一心忠于国家的情分上，对我给予原谅，保全我的官位，一直到今天。最近因为我又头脑发晕，说了一些错话，您又慈悲大度地给予宽容忍耐，没把我送交有关部门审理，让我得以保全性命（间者迷醉，言有违错，慈恩含忍，不致之于理，使得全完，保育性命）。今后我将改正错误，严格要求自己，以死报效国家，我将在神灵面前起誓。只是如果免掉我的官职，我就没法保全颜面了（无所用命，则靡寄颜）。”

诸葛亮也没打算罢他的官，考虑到在汉中和魏延总是低头不见抬头见，就让刘琰回了成都。

刘琰后来被后主处死了，那是在诸葛亮病逝五丈原的那一年，刘琰的妻子胡氏进宫向太后贺新年，太后留胡氏在宫中住了一个月，胡氏长得很漂亮，刘琰怀疑她在宫中这一个月与后主有私情，就让手下人拷打胡氏，最后把她送走。

胡氏向有关部门检举刘琰，刘琰被逮捕下狱，有关部门也没有审出什么名堂来，当初手下人殴打胡氏时用鞋子打了胡氏的脸，有关部门最后认为“士卒不是用来殴打妻子的人，脸也不是鞋子能打的地方（卒非挝妻之人，面非受履之地）”，以此为由竟将堂堂的车骑将军刘琰处死并弃市。为杜绝风言风语，后主下诏大臣的妻子、母亲以后不准再进宫朝贺。

刘琰这个人一向神神道道，经常胡言乱语，怀疑妻子与后主有染，绝对是无中生有的事，简直匪夷所思，但这件事已经传开，对后主的形象产生了极大的负面影响，必须给予严惩，但又不能说他诬陷后主，最后稀里糊涂地把他杀了，诸葛亮那时即使在世，想必也救不了他。

第八章　生命中的最后一战

北伐又失利了，责任查明，但责任人身份极其特殊，大家都在看诸葛亮敢不敢追究，诸葛亮以行动回答了大家的疑问。出师未捷身先死，是人事还是天命？

1.第四次北伐

打退曹真的主动进攻后，诸葛亮再一次酝酿出兵北伐。

北伐前，有人建议为了增加兵力，停止部队的轮休，诸葛亮不同意。

之前分析过，由于总人口数量有限，蜀汉平时常备军总人数在十万人左右，为了北伐，增加了征兵的强度，全国的总兵力应在十四五万人，其中四分之三集中在汉中，其余四分之一分守于全国各处，诸葛亮历次北伐，能调用的兵力在十万人上下，与曹魏相比明显处于劣势。

特殊情况下，可以专门在某一地临时征兵，刘备夷陵失败后，马忠奉巴西郡太守阎芝的命令前往增援的5000人，就是特殊情况下临时征召的人马，经查史料，巴西郡当时总共不过1.2万户，相当于每两户出一个人。

在汉中的人马，其实诸葛亮也无法同时全部调用，因为士兵当时有轮休制，即五分之四在军，五分之一轮休。

据《太平御览》所引述的《诸葛亮别传》记载：“诸葛亮当时有10万人，每10人之中有2人轮休，在岗的士兵人数为8万人（亮有士十万，十二更下，在者八万）。”

兵力不足一直困扰着蜀军，为了增加此次北伐的胜算，有人建议暂停轮休，以增加声势（宜权停下兵，以并声势）。

对此，诸葛亮不同意，他说：“我听说率兵打仗要以严守信用为根本，得到原国但失去信用，连古人也觉得可惜。马上要轮休的人，已经整顿好了行装等待归期，他们的妻子儿女像鹤一样翘首期盼他们归来，天天算计着时日（去者束装以待期，妻子鹤望以计日），虽然现在面临着征战的艰苦，但也要坚守信用，不能废弃轮休这项制度。”

原国是春秋时的一个诸侯国，晋文公曾率兵征讨它。据《左传》记载，晋文公命将士们携带十天的粮食，和大家约定十天攻下原国。到了第10天，却没有攻下，晋文公下令退军。有士卒向他报告说，再坚持三天原国就可以攻下，晋文公身边的谋臣也劝他：“原国的粮食也吃完了，他们的兵力用尽，请暂且等待一下！”

晋文公语重心长地说：“我跟大家已经有了10天的约定，如果不回去，是我失去信用。得到原国而失去信用，我不做（得原失信，吾不为也）。”

晋文公撤兵回到了晋国，原国的百姓听说了这件事，都说：“有这样守信用的国君，能够不归顺他吗？”于是原国的百姓纷纷归顺了晋国。卫国的人也听到这个消息，干脆向晋文公投降。

孔子后来听说了这件事，评论道：“攻打原国而又得到卫国，是因为守信（攻原得卫者，信也）。”

诸葛亮引用这个典故，是告诉大家坚守信用比取得一次胜利更重要，只要取信于百姓，取信于士卒，胜利一定会到来。

大军出发后，诸葛亮命李严以中都护的身份留守汉中，处理丞相府行营的各项事宜（命严以中都护署府事），重点保证前线的军粮供应。

李严最终率江州的两万人马赶到了汉中，这让诸葛亮感到了欣慰，尽管对李严已经有很多风言风语，但诸葛亮考虑到他毕竟是先帝生前钦定的托孤大臣之一，应该跟他推心置腹，精诚合作，北伐大业未酬，需要李严的支持和配合。

而且，诸葛亮知道李严虽然有缺点，但能力很强，尤其是在行政才干和地方治理上，李严是一把好手，他善于处理复杂问题，面对困难自己总能想出办法来，把事情处理好。诸葛亮率大军在前，后方正需要这样一个有能力的人作后盾，让前线将士无后顾之忧。

诸葛亮所想的本没有错，但李严这一次将让他失望，使他的北伐大业又一次被断送。

武都、阴平二郡已为蜀汉掌握，蜀军如果从陇右方向行动，首战将在祁山，魏军守祁山的将领是贾嗣和魏平，他们也预感到蜀军将要从这里进攻，于是赶紧向上报告，请求支援。

报告先后经过曹魏雍州刺史郭淮、车骑将军张郃，最后传到西线战场总指挥、曹魏大司马曹真那里，但曹真却无法及时处理。

因为他病了，而且病得很严重。

去年伐蜀无功而返，对曹真打击很大，他有点像曹休，出道以来打过很多仗，总是胜多负少，以一代名将自居，这一次力排众议、劳师远征，最后无奈撤军，在他看来这就等于跌了个大跟头。

看到曹真一病不起，诸葛亮那边又大军压境，魏明帝赶紧作出调整，让曹真回洛阳养病，在宛县负责中线战场的大将军司马懿接替曹真。

曹真回到洛阳，病情加重，魏明帝亲自到他家里探视，曹真不久病故。至此，把持曹魏军权数十年、风云一时的“诸夏侯曹”基本退出了历史的中心舞台，虽然他们的后人中也有人仍任职于军中，但已经没有太大影响，掌握魏军实权的是司马懿、张郃、满宠等一批异姓将领。

对魏明帝来说，谁来接替曹真的确是一个头疼的事。魏明帝环顾四周，能对付诸葛亮的人只有司马懿了，他给司马懿送去了手谕：“西线战场出现了问题，非你去不行（西方有事，非君莫可付者）！”

建兴九年（231）二月，诸葛亮指挥的第四次北伐开始了。

这次北伐的路线，诸葛亮选择了祁山，和第一次北伐一样，以抢占陇右为目标。

为了制造声势和牵制敌人，诸葛亮提前派人联络孙权，请他同时向曹魏发起攻击。诸葛亮每次北伐，孙权都尽可能地给予配合，这不仅是同盟的义务，也是因为蜀汉的每一次用兵对孙吴来讲也是一个机会。这一次，孙权又使出了诈降的一招，安排中郎将孙布向曹魏扬州刺史王凌诈降，而王凌居然相信了。

这边，蜀军主力行动迅速，越过武都郡，把祁山包围起来。

司马懿已经赶到长安，他以大将军、都督雍凉二州诸军事的身份，召集车骑将军张郃、后将军费曜、征蜀护军戴凌、雍州刺史郭淮等魏军重要将领开会，研究如何应对。

张郃认为，陇右很重要，关中更重要，应分兵驻扎在扶风郡的雍县、郿县，以防关中出现不测。司马懿不同意这样做，他说：“如果前面的人马能挡住敌人，将军这么说有理；如果挡不住，把人马分成前后两部，这就如当年项羽把人马一分为三，反被黥布打败的道理一样（前军独能当之者，将军言是也。若不能当，而分为前后，此楚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也）。”

楚汉争锋，楚将黥布叛逃，项羽出兵阻截，把楚军分成三部，想法是其中的一部即使被打败，后面的两部可以增援。结果，黥布击败其一军，其他二部不战而瓦解。

从兵法上说，分散兵力被各个击破是大忌，司马懿不同意分兵，原因是魏军的战线拉得很长，他们在人数方面虽然稍占上风，但如果分兵，这种优势也就不存在了。诸葛亮对祁山围而不歼，就是想以逸待劳，与魏军主力寻求决战。

司马懿也想赌一回，赌的是蜀军除陇右的军事行动外没有其他打算，如果从褒斜道或者子午道突然杀出来一支蜀军主力，那就当是命不好，纯属倒霉。至于真的出现了这种情况该怎么办，到时候再说。

司马懿统率各部魏军主力前进到隃麋，命费曜、戴凌率四千人马前往天水郡境内的战略要地上邽，自己率其余主力赶往祁山，以解祁山之围。

司马懿孤注一掷，大军西进后，关中空虚，弄不好就得出事。

真的出了事，不过是差一点。虽然诸葛亮没有安排一支大军从秦岭山中钻出来抄魏军的后路，但诸葛亮还是给他们安排了一个特殊的客人，鲜卑族首领轲比能。

北方的少数民族长期以来以匈奴人为主，汉末乌桓人崛起，匈奴人一部迁往漠北，一部南下归顺中央朝廷，后来曹操亲自征乌桓，使乌桓的势力削弱下去，鲜卑人趁机发展起来。

轲比能出身于鲜卑族一个小部落，他十分勇敢，执法公平又不贪财，被众人推举为首领。当时袁绍占据河北，内地不少人逃奔到轲比能那里，使他的势力进一步强大起来。后来，轲比能向曹操控制下的汉朝进贡，曹操征马超的关中之战期间，轲比能曾率3000骑兵支援曹军。

再后来，轲比能又与乌桓部落联合起来与曹军抗衡，曹操派儿子曹彰率兵征讨，大败鲜卑、乌桓联军，轲比能退至塞外，曹丕登基时，轲比能派人向朝廷献马，曹丕封轲比能为附义王。

但是，轲比能后来又与魏军为敌，先后被曹魏大臣田豫、牵招和梁习等人打败，尽管一再被打败，但他在鲜卑部族中的影响力一直很大，总能东山再起，在诸葛亮第三次北伐前后，轲比能曾率三万人马，在马城把田豫围困了7天，后来曹魏新任的幽州刺史王雄对鲜卑实行安抚政策，轲比能再次表示愿意归顺。

轲比能的势力最强时手下有十万人，诸葛亮知道他与曹魏之间恩恩怨怨纠缠不清，矛盾很难调和，于是秘密联络他，在自己北伐的同时，让轲比能从北方向曹魏发起进攻，目标是曹魏的关中地区，趁着魏军主力西移，威胁长安。

据《三国志》和《汉晋春秋》记载，轲比能响应了诸葛亮的建议，率兵进入北地郡，驻扎于石城。

石城在哪里已不可考，一种说法是在曹魏北地境内，曹魏时期的北地郡面积不大，郡治泥阳，即今陕西省铜川市耀州区，现在走高速公路到西安北郊只需要40分钟；另一种说法认为石城是笔误，应为吕城，即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的银川，按照汉末的行政区划，这里在老北地郡的辖区内。

鲜卑是草原部落，以骑兵为主，他们的战斗力不好评估，有时不堪一击，有时又势如猛虎，锐不可当，即使不在泥阳附近，而是远在吕城，但如果他们高兴，打马扬鞭，一口气杀往关中也就是几天的工夫。当时司马懿已经把魏军主力带到陇右，关中空虚，十分危险。

魏明帝赶紧征召轲比能的老对手、右中郎将兼雁门郡太守牵招组织人马前往堵截。

在陇右，诸葛亮听说司马懿亲率大军前来，立即调整了部署，让王平率部屯扎在祁山附近的南围，继续攻祁山，自己率魏延、吴班、高翔等部迎战魏军，对下面的战斗有不同的记载。

《汉晋春秋》记载，诸葛亮采取围魏救赵的办法，不去迎击司马懿的主力，而是突然兵出上邽，打败了郭淮、费曜，将上邽占领。此时已是农历四月底，麦子成熟，诸葛亮指挥兵马收割麦子，而司马懿率兵赶到后，屯扎在上邽之东，不敢前进，而是依据险要地势进行防守，诸葛亮求战不能，由上邽回撤至祁山附近（因大芟刈其麦，与宣王遇于上邽之东，敛兵依险，军不得交，亮引而还）。

但《三国志》没有这项记载，《晋书》则称，司马懿率大军卸甲轻装，日夜兼程，在汉阳与诸葛亮相遇，司马懿派部将牛金率轻骑做诱饵，将诸葛亮打败，诸葛亮退兵至祁山（进次汉阳，与亮相遇，帝列阵以待之。使将牛金轻骑饵之，兵才接而亮退，追至祁山）。

《晋书》忽略了蜀军占领上邽、抢收麦子的一系列细节，而所谓汉阳，指的当是汉阳郡，汉末仍在，只是曹魏早已将其改为天水郡。牛金原属曹仁，司马懿在荆州，牛金是他的部下，这次司马懿转战西线战场，只带来牛金一名主要将领，刚来没几天，人生地不熟，要执行诱敌的任务，费曜、戴凌哪一个似乎都比他合适。

综合以上情况，又考虑到《汉晋春秋》较《晋书》成书时间早了几百年，《晋书》处处维护司马氏，所以前一种记载应该更真实，《三国志》虽然没有提及，但《资治通鉴》采取了《汉晋春秋》的说法，而对牛金诱敌一事不予采纳。

那么，既然没有打败仗，诸葛亮为何退兵呢？

主要是司马懿这个新对手很老练，尽管手下将领个个跃跃欲试，但他根本不急于进攻，而是采取了拖的办法，这正中蜀军的软肋，因为时间一长更不利于蜀军，天水郡是曹魏的地盘，曹魏可以从附近几个郡以及凉州各地调集粮食和兵源，而蜀军不能。

对蜀军来说，求胜的关键是速战速决，所以诸葛亮改变了战法，先后退一步，卖个破绽，等待敌人进招。

2.蜀军绝地反击

诸葛亮率蜀军主力退往祁山方向，驻扎于卤城，即今甘肃省甘谷县一带，在此扎下大营，司马懿率魏军主力随后赶到。

但是很奇怪，司马懿只追不击，蜀军扎下大营后，他也命令扎营，双方营垒都扎下后，司马懿并不着急出战。

车骑将军张郃建议：“蜀军远道而来迎战我们，现在他们请战不成，必然会认为不战对我们有利，我们想用长期对峙的办法对付他们。现在祁山那边民众已经知道我军主力就在附近，人心已经稳定下来，我们可以屯兵于此，然后派出奇兵抄到蜀军背后，不应坐在这里不敢向前，让民众失望啊（祁山知大军以在近，人情自固，可止屯于此，分为奇兵，示出其后，不宜进前而不敢偪，坐失民望也）！”

张郃认为，蜀军已深入陇右地区多日，虽然在上邽收了一些麦子，但粮食始终是他们最大的问题，他们的粮食估计没有多少了，粮食一旦接续不上，就会有麻烦，至少影响到士气，而魏军士气正旺，不必消极应战，可以主动出击。

司马懿对张郃的建议仍不予采纳，继续他的老办法：不打。

第一次碰到这样的对手，诸葛亮也很无奈。的确，粮食是他现在考虑最多的问题，他已不断派人回汉中，让李严尽一切可能筹办粮食送到前线来。然而，汉中距离陇右路途遥远，运送粮食需要时间，途中消耗也很大，长时间拖下去，的确很不利。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和司马懿直接过招，之前他听说司马懿以迅雷一击解决了孟达，就感到此人不一般，现在直接面对，如果对方继续采取拖延战术，诸葛亮一时还真想不出更好的办法来。

诸葛亮下令，再往后退。

司马懿继续跟进，但不出击。

就这样，一直来到祁山附近。司马懿让人把大营扎在山上，凭借高山深谷进行据守，仍然不出战（既至，又登山掘营，不肯战）。

魏将纷纷请战，司马懿就是不许。魏将贾栩、魏平等人请战多次，都被司马懿拒绝，他们最后说：“您畏惧蜀军就像见到老虎，就不怕天下人耻笑吗（公畏蜀如虎，奈天下笑何）？”

其实，司马懿心里顶着巨大的压力，他不怕诸葛亮，他的担心来自内部。自己刚接替曹真，除了从荆州带来的牛金外，他和这里的将领们都很陌生，还没有在将士中间建立起威望，一来就这么退缩，的确让人看不起。

在一部分将领心里可能会认为，曹真死后接班的应该是张郃，司马懿却从半道杀出，因此大家有些不服气，贾栩、魏平敢那样说话，就很说明问题。

更让人担心的是皇上，自己一味不战，传到明帝那里，他会怎么想？会不会认为自己有苟且之心，战机在眼前也不去把握，或者是另有企图？

又过了几天，魏将没有一个不请战的（诸将咸请战）。不得已，五月十日，司马懿下令出击，他命张郃领一支人马进攻南围的王平所部，自己率主力进攻诸葛亮。

这正是诸葛亮所盼望的，他已做好了准备。诸葛亮指挥魏延、吴班、高翔等各部蜀军迎战司马懿。

此战在祁山附近展开，是诸葛亮和司马懿之间第一次面对面交手，此战的结果是魏军大败，被蜀军斩杀3000人，缴获玄铁打造的铠甲5000副，弓弩3100张（获甲首三千级，玄铠五千领，角弩三千一百张），司马懿赶紧退回营寨。

蜀军的缴获很有意思，杀了3000人，却缴获了5000副铠甲，形象地说明了魏军被打败时的惨状：至少有2000人为逃命把铠甲都扔了。

南围方面，张郃虽然猛攻，但王平稳守不动，他的手下以著名的无当飞军为主，所以他现在的军职除讨寇将军外还有一个无当监，这支队伍善使弓弩，作风既凶悍又顽强，张郃无法得手（郃不能克）。

此战后，魏军又转入防守，双方再现胶着态势。

转眼到了夏秋之交，双方仍对垒于祁山附近，都无法进退。

这时，天下起了连阴雨，诸葛亮对军粮的担心更加重了。

《孙子兵法》说：“军队没有辎重就不能生存，没有粮食就不能生存，没有战备物资的储备就不能生存（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又说：“善用兵的人，一次征集兵员后就不必再次征集，不用多次运送军粮。武器装备由国内供应，粮食要从敌人那里设法夺取，这样军队的粮草才能充足（善用兵者，役不再籍，粮不三载，取用于国，因粮于敌，故军食可足也）。”

现在这一仗，正应着《孙子兵法》的论述，拼的已经不是人马数量，甚至也不是双方的意志力，而是后勤供应。解决粮食的最好办法是从敌人那里夺取，但这一点已很难做到，唯一的途径是后方运送，天一下雨，运输更加困难，诸葛亮心里肯定在暗暗地默念，粮食千万别出问题。

怕什么就会来什么，李严手下的参军狐忠、督军成藩突然来到前线，向诸葛亮报告说，由于阴雨连绵，粮食无法供应，李严已报告后主，后主诏令诸葛亮回师。

诸葛亮尽管心有疑虑，但军粮供应不上已成事实，除了退兵没有任何办法。

诸葛亮下令撤军。

《晋书》说，看到诸葛亮撤军，司马懿指挥人马出击，取得大胜，斩杀蜀军上万人（追击，破之，俘斩万计）。

如果真有这事，那将是司马懿指挥下魏军取得的一场大胜仗，一战毙敌上万，相当于蜀军总兵力的十分之一，可谓空前大捷。

但这不是事实，不说它完全子虚乌有，至少也是严重地夸大其词。事实是，司马懿看到蜀军撤退，确实派兵去追击了，但却遭到惨败，魏军此战损失程度堪称夏侯渊战败被杀以来最严重的一次。

据《魏略》记载，司马懿下令追击的时候，张郃当即提出反对。张郃说：“兵法说，围城一定要给个出口，撤退的敌人不要追击（围城必开出路，归军勿追）。”

张郃说的话司马懿很熟悉，它出自《孙子兵法》。《孙子兵法》说过八条基本的作战原则：占据高地之敌不要作正面仰攻；背倚丘陵之敌不要正面迎去；假装败逃之敌不要跟踪追击；对敌人的精锐部队不要强攻；敌人派出来的诱饵，不要贪食；对正向本土撤退的部队不要去阻截；被包围的敌军，要预留缺口；对陷入绝境的敌人，不要过分逼迫（高陵勿向，背丘勿逆，佯北勿从，锐卒勿攻，饵兵勿食，归师勿遏，围师必阙，穷寇勿迫）。

但是司马懿不听，坚持派兵去追，而且点名由张郃率队。

元人胡三省对此发表评论说：“司马懿从内心里其实很怕诸葛亮，而张郃跟诸葛亮打过仗且打败过他，张郃名震关外，所以司马懿不听他的（懿实畏亮，又以尝张郃再拒亮，名著关右，不欲从其计）。”

司马懿怕不怕诸葛亮不清楚，但他对张郃很有成见，并且对张郃在西线战场的巨大影响力深有忌惮，这是不争的事实。

现在，敌人主动撤军，全国武装部队总司令（大将军）司马懿对全国武装部队副总司令（车骑将军）张郃下达了死命令，让他亲自带队追击敌人，必须无条件立即执行。

张郃无奈，作为一名职业军人，他可以不懂政治，不懂权术，不懂阳谋也不懂阴谋，但他懂得服从命令，于是领兵追击。

追到木门道，果然中了蜀军的埋伏。

木门道，俗称峡门，《汉末传》说它在天水郡青封县境内，《方舆纪要》说它又叫木门谷，在秦州西南方向90里。其现在的位置，在甘肃省天水市秦州区西南80里的木门村附近，是一条古道经过的地方，东西两面雄山壁立千仞，中间一线空谷，宛若门户，称其为峡谷也没错。

在这条峡谷之中，有一条稠泥河自北向南流入汉水，峡谷有一段50多米的极窄处，可谓一将当关，万夫莫开。

在这样的地方设埋伏，不用动刀动棍，只需要弓弩招呼就行。弓弩，那是蜀军的强项。

《魏略》说蜀军在高处设伏，看见张郃率追兵来到，弓弩齐射，一支箭射中张郃的髀骨（蜀军乘高布伏，弓弩乱发，矢中郃髀）。《三国志》说，张郃被一支冷箭射中右膝（飞矢中郃右膝）。

不管射在什么地方，伤得重不重，反正一代名将张郃就这样死了。

《太平御览》里引了一本叫《汉末传》的书，里面记载的情景更生动，说诸葛亮见张郃追过来，让蜀军停下来，把路边一棵大树削了皮，上面题写“张郃死此树下”，同时命蜀军于两侧设伏，总共安排了数千张强弩等着张郃的到来（豫令兵夹道，以数千强弩备之）。

一名弓弩手一秒钟扣动两次扳机是绰绰有余的，也就是说，每一秒钟会有万余支弩箭飞向拥挤的魏军，魏军将士没有被射成刺猬的已算运气好。

张郃追到此处，当他看到树上写的字时，如飞蝗一般的箭雨也到了，结果被射死。

张郃的死讯传回司马懿大营，他是喜是悲，不得而知。

张郃的死讯传到洛阳，明帝震惊之余，悲从中来。

临朝，魏明帝对司空陈群叹道：“蜀国未平张将军却死了，怎么办啊（蜀未平而郃死，将若之何）！”

陈群知道明帝此时的悲痛，也能体会他悲痛之中的深意，作为四位托孤重臣之中仅剩的两人之一，他也想为明帝分忧，但他本质上只是一名书生，书生的特点是没有野心，没有欲望，但在难事面前也没有办法。

陈群只好应道：“张将军确实是一代良将，是国家的依靠啊（郃诚良将，国所依也）！”

3.弹劾托孤大臣

诸葛亮发动的第四次北伐就这样结束了，此战至少取得三次大胜，一次在上邽，打败费曜、戴凌；一次在祁山，打败司马懿，斩杀魏军3000多人，缴获大量战利品；一次在木门道，射杀曹魏的车骑将军张郃。

但是，除此之外也没有其他的实质性进展，和第一次北伐被迫退军一样，没有占领敌人的地盘。轲比能听说蜀汉退军，加之又遇到了牵招的阻击，退到了漠北。孙权的诈降计划开始进展还算顺利，曹魏扬州刺史王凌始终深信不疑。不过，到后来这项计划也夭折了。

诸葛亮率领大军沿着湿滑的道路回到汉中，他想尽快了解清楚是怎么回事，派人去请李严，却没有请来，李严已请病假离开了汉中。

原来，李严一直有事瞒着诸葛亮，他担心诸葛亮回来后查问，心中不安，听说诸葛亮马上就到了，就假称有病去了沮漳，听说诸葛亮快到沮漳了，他又去了江阳（自度奸露，嫌心遂生，闻军临至，西乡托疾还沮漳，军临至沮，复还江阳）。

沮漳应指沮水和漳水，但它们不在蜀汉，更不在汉中一带，而在孙吴的控制区，所以有人怀疑史书上的这个地名有误，江阳指的是江阳郡，在成都东南方。有人认为，这也是笔误，不是江阳，应该是江州。

后来，还是李严的参军狐忠反复相劝，李严才重新回到汉中（平参军狐忠勤谏乃止）。

让诸葛亮不解的是，李严回来后，对撤军一事装作很惊讶的样子，故意说：“军粮很丰富呀，为什么要撤呢（军粮饶足，何以便归）？”

这让诸葛亮很纳闷，于是让人回成都调阅了李严这段时间上给后主的所有奏章，诸葛亮惊讶地发现，在李严给后主的报告里，竟然写着“大军撤退是假的，目的是想引诱敌人一战（军伪退，欲以诱贼与战）”。

诸葛亮这才明白了真相。由于办事不力，加上确实遇到了连阴雨，李严负责筹办的军粮出了问题，但他为了掩饰过失，推卸责任，一方面向后主报告，假称诸葛亮正在实施一次假撤兵；另一方面打着后主的旗号到前线，让诸葛亮退兵。

事情的原委查清楚了，诸葛亮出具了李严前后所写的信件以及向后主所上的奏章，前后矛盾之处暴露无遗，李严无法抵赖，只得承认错误，连连叩头谢罪（亮具出其前后手笔书疏本末，平违错章灼。平辞穷情竭，首谢罪负）。

事情虽然查清楚了，但是让诸葛亮大为震动。

李严不仅误事，而且欺瞒皇上和上司，使第四次北伐在一片大好形势下前功尽弃，这让诸葛亮很痛心。

更让诸葛亮痛心的是，同为托孤重臣，平时诸葛亮特别注意与李严处好关系，尽量给予包容甚至忍让，但李严不理解他的苦衷，一而再、再而三地挑战他的底线。

首次北伐，诸葛亮就想抽调李严所属人马来汉中，但李严却不理会，反而写信劝自己加九锡，又提出设巴州，他来当巴州刺史。后来曹真进攻汉中，实在因为汉中的兵力有限，只得再请李严增兵，李严又提出新条件，得到一定的满足后才愿意来。

就拿此次军粮事件来说，下雨是一个方面，李严没有尽心尽力也是原因之一，以李严的能力，如果他想办，即使有困难他也能办好，正因为平时有情绪，有牢骚，总觉得自己是托孤大臣，没有得到相应的实权，心有不满，导致工作受到影响。

诸葛亮决定不再忍让，他要弹劾李严。为此，诸葛亮向后主郑重上表，回顾了近年来李严的种种不端行为，然后说李严来到汉中后，自己把各种事务都交给了他，群臣都怪他对李严太宠爱了（平至之日，都委诸事，群臣上下皆怪臣待平之厚也），而自己之所以那么做，是因为北伐大业正在进行，很多事情还没有头绪，与其批评李严的短处，不如发挥他的长处和优点（伐平之短，莫若褒之）。但李严不能理解，竟然犯下了这种不能宽恕的错误。

诸葛亮在这份弹劾表的最后说道：“如果这件事不去解决，将会造成更严重的后果。这也怪我平时不够敏感，不能及时发现问题。不再多说了，多说更增加了罪责（若事稽留，将致祸败，是臣不敏，言多增咎）。”

除了诸葛亮单独上的这份奏表外，还有一份诸葛亮与20多位蜀汉大臣联合上的弹劾表，根据表中所注明的官职，这20多位大臣包括：车骑将军刘琰、征西大将军兼凉州刺史魏延、前将军袁、左将军兼荆州刺史吴壹、右将军高翔、后将军吴班、丞相长史兼绥军将军杨仪、扬武将军邓芝、征南将军刘巴、中护军兼偏将军费袆、偏将军许允、笃信中郎将丁咸、偏将军刘敏、征南将军姜维、讨虏将军上官雝、昭武中郎将胡济、建义将军阎晏、偏将军爨习、裨将军杜义、武略中郎将杜祺、绥戎都尉盛勃、武略中郎将樊岐。

这份名单除了没有后主身边的九卿、侍中、尚书等，几乎囊括了蜀汉当时最重要的官员，上面这些人之前大多已提到过，其中一些人职务很重要，留下的事迹却很少，比如前将军袁。

通常这种名单都是比较枯燥的，但它却是了解某一时间点重要人物升迁变化的第一手资料。从这份名单还可以看出，魏延担任前军师后，已升任了征西大将军。同时，姜维已升任征南将军，这一年还不到30岁，来蜀汉也才三四年，可谓进步神速。

但是，上面这份名单里有两个征南将军，这有点儿不符合常规，除姜维外，另一个征南将军居然是刘巴，前尚书令刘巴早就死了，所以清代学者卢明楷、潘眉等人认为这个刘巴是另一个同名同姓的人。《三国志·姜维传》说姜维此时升任的是征西将军，但有人认为征西将军是魏延而不是姜维，继而认为这份弹劾表中所列的职务是正确的。

其实，征西将军和征西大将军不一样，蜀汉可能借鉴了曹魏的做法，在征西将军里加了一个“大”字，以提升其级别。征南将军既然相重，推断起来还是《三国志》本传的记载更准确。

如果这样的话，那说明姜维在成都以辅汉将军的身份锻炼了一段时间后已回到汉中，在前线效力。

在这份由诸葛亮领衔，携20多位重臣所上的弹劾表中，历数了李严的罪行，请求后主解除李严所担任的一切职务，夺去俸禄，收回节传、印绶、符策，削去都乡侯的爵位（辄解平任，免官禄、节传、印绶、符策，削其爵土）。

后主诏准，罢免李严的官位，让他以一个老百姓的身份到梓潼郡居住。

李严被罢免是蜀汉立国以来的一件大案，一个托孤重臣弹劾罢免了另一位托孤重臣，放在其他任何朝代，一定会成为野史和演义热衷描绘的对象，指不定会挖出什么所谓的黑幕、权斗出来，但诸葛亮处理的这件事，后世几乎没有非议。

原因是诸葛亮完全从原则出发，一心为公，事情的处理公正透明，就连当事人也说不出什么来。同时，诸葛亮也没有投鼠忌器，并没有因为李严同是托孤大臣就不敢秉公处理。

李严被罢免，却不恨诸葛亮，他知道最后能理解他的人只有诸葛亮，所以被罢免后心里还一直怀着希望，期待诸葛亮哪一天能让他复出。后来诸葛亮死了，李严听到消息深感激愤，他知道以后不可能有人还能理解他，不久也得病死了（平闻亮卒，发病死。平常冀亮当自补复，策后人不能，故以激愤也）。

晋人习凿齿对此有一段评论：水很平所以人们拿它作为标尺，镜子里的人很丑但人看了不会发怒（水至平而邪者取法，镜至明而丑者无怒），水和镜子之所以能穷物尽态而人们却无怨，因为它们是无私的。水和镜子因为无私，所以能避免别人的诽谤，大人君子怀好善之心，有宽恕之德，法行于不可不用，刑加于犯罪之人，赐给爵位不因为关系好，诛杀犯罪不因为自己被触犯（爵之而非私，诛之而不怒），天下哪有不服的？从这件事可以看出，诸葛亮是善于执法的人，自秦汉以来都不曾有过（诸葛亮于是可谓能用刑矣，自秦、汉以来未之有也）。

李严的儿子李丰担任着江州都督的要职，不适合继续留任，但诸葛亮没搞株连九族那一套，对李丰也来个一撸到底，而是让他以中郎将的身份到丞相府任参军。诸葛亮担心李丰有心理负担，还专门给他写信劝慰，信中写道：

“我和你父亲同心协力辅佐汉室，不仅世人知晓，也是神明所知的事。所以，我推荐你父亲到汉中任职，委托你在东部要地镇守，也是不想让那些议论是非的人有话柄（表都护典汉中，委君于东关者，不与人议也）。我只想实心实意感动于人，始终保持其中的友情，谁又能想到中途会出变故呢？”

“过去楚卿屡受贬绌，最后仍然得以官复原职，心里有正道就会有好的结果，这也是自然之理。希望你多去宽慰你的父亲，使他能深刻检讨自己的过失，现在虽然被解除职务，但家里奴婢宾客仍有上百人，你以中郎将的身份在丞相府里任参军，与同类人家相比，仍然是大家。”

“如果你父亲能明白自己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过错，你和公琰又能推心置腹好好合作，那么，坏事也会成为好事，失去的还可以追回来（若都护思负一意，君与公琰推心从事者，否可复通，逝可复还也）。希望你能认真思考我上面说的话，理解我的一番苦心。写这封信的时候我一边写一边不住叹息，止不住流下泪来（临书长叹，涕泣而已）。”

这封信写得很真挚，没有虚情假意，更没有以胜利者的姿态高高在上，完全发自肺腑，以上级和长辈的身份对李丰进行劝慰和鼓励，解除他的思想负担，鼓励他今后好好干。

信中仍称李严为“都护”，体现出诸葛亮对李严的尊重。公琰是蒋琬的字，诸葛亮鼓励刘丰到丞相府任职后与蒋琬精诚合作。李丰果然不负诸葛亮的一片深情，后来还被提拔为朱提郡太守。

4.神奇的木牛流马

第四次北伐后，诸葛亮考虑国力需要恢复，已无法立即再次大规模用兵，于是在汉中进行了近三年时间的休整，以积蓄力量，再图北伐。

诸葛亮总结了前几次北伐失利的教训，他觉得准备工作不足是最大的问题，而所有准备工作之中，尤其以粮食的准备最为重要。为解决未来北伐粮食供应问题，他从两个方面进行了准备。

一个方面是休士劝农，利用不打仗的这段时间，一边抓紧士兵的训练，一边在汉中一带广泛垦殖。

蜀军的粮食供应主要靠益州内地，但长途运输成本太高，途中损耗也大，算一笔简单的账，运10000斤粮食到1000里外的地方，每人运20斤已经不算少了，照这样算需要50人运，一个人每天消耗2斤粮食，如果走了20天，路途来回就要消耗掉4000斤粮食，所以过去有运一半、吃一半的说法。

如果路途更远，或者道路不好走、遇到阴雨天，损耗更大，粮食运到前线也就所剩无几了。所以，如果能在汉中本地解决一部分粮食，那效率将大为提高，因为这里每增加1斤粮食，相当于内地运走2斤。

汉中有大片空地，经过简单开垦就可以种粮，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在汉中屯垦，以沔阳县东南的黄沙一带面积最大。

《水经注》《方舆纪要》等书称黄沙是汉水的一条支流，发源于云濛山，在沔阳以东的青阳峡注入汉水。想当初，这一带可能人迹罕至，但地势较为平坦，又利于灌溉，所以诸葛亮在此垦耕（休士劝农于黄沙）。

李严事件发生后，诸葛亮意识到汉中郡太守这个岗位很重要，必须选调一个敬业、干练的能臣来担任，经过物色，他最后把巴西郡太守吕伷调到汉中郡当太守，吕伷为人勤干务实，诸葛亮除了让他当太守，还兼管屯垦事务（兼领督农），通过发展生产，积蓄更多的粮食。

另一方面，诸葛亮把注意力放在解决粮食的运输问题上，这比粮食本身还重要。清人郑观应曾说：“从千里之外运送粮食，士兵往往就得挨饿，即使精兵强将，也不能不吃不喝（千里馈粮，士有饥色，虽有精兵名将，又岂能不饮不食）。”长途远征，最头疼的就是这件事。

为了提高运粮效率，诸葛亮在褒斜道中的斜谷修建了粮仓，把粮食尽量往那里集中，这样一旦重开战事，就可以最大程度减少运粮的距离。

当然，这都不是根本的办法，为了运粮，诸葛亮采取的最有效措施是制造使用了木牛流马。

木牛和流马是两种不同的东西，它们的名字虽然挺怪异，但不是传说，史书上有明确记载。

据《三国志》记载，诸葛亮第四次北伐时就用木牛运送粮食，《诸葛亮集》中还载有木牛流马的制作方法，即《作木牛流马法》。

根据这篇文献提供的信息，木牛大概是这样的：腹部是方形的，头部是弯曲的，每天行程较短，适合运输大批物资，不适宜运送少量的东西（宜可大用，不可小使）。单独行驶，每天能走数十里，结队行驶，每天能走20里（特行者数十里，群行者二十里也）。每一木牛能载一个人吃一年的粮食，每天走20里，不会觉得疲劳。

《作木牛流马法》中对流马的样子没有太多描绘，却记载了它各种部件的尺寸，而且十分精确。根据推测，其形制小于木牛，盛粮食的工具是两个可拆卸的木箱（方囊），每个木箱可以盛米二斛三斗。

《三国志》中除第四次北伐的这次记载外，其他涉及木牛流马的地方还有五处，都说它们是一种运输粮食的工具。

根据《作木牛流马法》，推断出木牛和流马的载重量。木牛的载重量是一个人吃一年的粮食，据《居延汉简释文》记载，汉代每人每月的平均口粮是大石1石8斗，一年即21石6斗，1石是1斛，约合如今30斤，汉代一人一年的平均口粮大约是650斤左右，木牛的这个载重量，无论是肩挑还是背扛，一个人都无法负重，甚至是用牛马驼运也没有办法承受这么大的重量。

与木牛相比，流马的载重量就小得多，一次可以载粮食4斛6斗，按照上面的计算方法，约合如今140斤，是木牛的四分之一到五分之一，但是它更为精巧，行动速度也更快。

这样就大致有印象了，木牛和流马都是由人力驱动来运送粮食的工具，木牛比流马大得多，承载的重量也大得多，但是运行的速度慢，适合运送大批物资，运送少量的东西则适合用流马。

尽管《作木牛流马法》详细介绍了木牛的形状和流马各种部件的尺寸，但由于全部是文字描述，没有图样，所以无法据此复原。尽管历代以至现在，有不少人声称按照诸葛亮留下来的文献造出了木牛和流马，但无一例外都加进了大量个人的理解和改造，所以造出来的东西五花八门。

于是有人提出，《作木牛流马法》之所以没有图样，其实为的是保密，目的就是让大家看着不难但却造不出来。

在后世的研究中，宋人陈师道的见解影响最大，他在《后山丛谈》中首次提出木牛流马是蜀地的一种小推车，这种车子可以载8石重的东西，前部的形状如牛头；还有一种大车，要4个人来推，可以承载10石重的东西。陈师道认为这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蜀中有小车独推，载八石，前如牛头。又有大车，用四人推，载十石，盖木牛流马也）。

独轮车是宋代以后的叫法，在汉代称为鹿车或辘车，在诸葛亮之前，这种车子已经存在且广泛使用了，《三国志》《后汉书》《华阳国志》《晋书》等史书里多次出现有关它的记载，说木牛流马只是独轮车，似乎有点儿简单，至少够不上诸葛亮专门搞出来的一项发明。

根据近代以来学者的大量研究，比较一致的看法是，木牛流马是一种人力推动的四轮车，木牛体量较大，流马算是它的简装版，之所以有了木牛后再推出流马，是因为有些地方道路不好，木牛运行不方便，于是进行了简化。

既然是一种车子，为什么起了个木牛流马的名字呢？现在流行的网络词汇里把“有没有”称为“有木有”，推测一下，古人会不会也这么用过，“木牛”即“没牛”，也就是不用牛也能拉着跑。这并不是臆想，查了一下20世纪60年代出版的《中国古代农业机械发明史》，里面就有这样的观点。

“流马”呢？按照同样的思路推测，可能得名于它特有的方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发明，类似于今天的集装箱，算是微型集装箱，属于模块化的设计思路，它们尺寸大小都一样，可以拆卸，路好时推着走，推不动了拆下来挑着走，到前面找一个空车，把方囊安上就可以走。由于方囊连着方囊，像是流动的马，所以叫流马。

所以，现在想复原木牛流马的人，千万不要被牛和马的外形所迷惑，非要做出像牛像马的东西，它们其实就是大小不同的四轮人力推车。

制作大批量的木牛流马也是一项浩大的工程，唐人杜佑在《通典》中记载，诸葛亮命令廖立、杜睿、胡忠等人在景谷县西南25里的白马山建立制造基地，专门制造木牛流马（亮集督运廖立、杜睿、胡忠等景谷县西南二十五里白马山，推己意作木牛流马）。

《元和郡县志》在讲景谷县时，也有这个说法，只是它记载的不是白马山，而是木马山，山的名字即因为制造木牛流马而得来（木马山在县西南二十五里，诸葛亮之出祁山也，作木牛流马以供运，于此造作，因以名焉）。

除了这个说法，宋代有一本叫《事物纪原》的书，认为蜀汉时江州一带民间流行的江州车子，就是诸葛亮发明的木牛流马，之所以叫江州车子，因为木牛流马是诸葛亮在江州制造的。

其实，诸葛亮最早使用木牛是在第四次北伐时，后来出褒斜道用兵又使用了流马，按照这个时间去推测，大批量制造木牛流马的地点，应该在汉中一带更为合理，因为这里不缺木材，造好后可以马上投入使用，减少了木牛流马本身的运输成本。

自建兴五年（227）来到汉中，一晃就是好几年，除在外面征战，诸葛亮一直都在汉中，没有回过成都。

为国操劳，为兴复汉室的理想而战，诸葛亮没有什么可遗憾后悔的，唯一让他放心不下的家事，就是幼子诸葛瞻。

诸葛亮老年得子，养子诸葛乔近年又不幸去世，所以对诸葛瞻格外疼爱，只是这种疼爱之情无法像普通的父亲那样转化成日常的呵护，而只能默默地记念于心中。

诸葛亮是一个日理万机的丞相，又是蜀汉军队的首脑，平时政事、人事、军务缠身，不过他仍然尽可能抽出一点时间，通过写信的形式，给幼子以关爱。

《诸葛亮集》中就保存着两封这样的家书，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作为一个父亲的拳拳之心和眷眷之情。其中一封信写道：

“君子的操守，应该以恬静来完善自身，以俭朴淳养品德。不把眼前的名利看得轻淡就不会有明确的志向，不能平静而全神贯注地学习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目标（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

“学习须静心，获得才智必须学习，不学习无法拓广才智，不立志无法取得学习上的成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沉迷滞迟就不能励精求进，褊狭躁进不能冶炼性情。年年岁岁时日飞驰，意志也随光阴一天天逝去，渐渐枯零凋落，大多不能融入社会，可悲地守着贫寒的居舍，后悔都来不及啊（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这封信又名《诫子书》，是一个父亲对儿子的谆谆教诲，主要说了两方面的道理，一是要加强道德修养；二是如何加强学习、增长才智。

关于前者，先贤的论述早已汗牛充栋，诸葛亮这里深入浅出，根据自己一生的体会，对儿子说了三个方面的要点：一是经常静思反省，也就是现代人说的自我对照检查，人在静思之中，才能发现自己思想深处的缺点、错误，防止在不知不觉中对自己的放任；二是树立俭朴节约的好习惯，只有做到清心寡欲才能保持清醒，不会沾沾自喜；三是树立坚定的志向，志向一定要远大，目标一定要长远，并且必须坚持。

关于后者，诸葛亮也谈了自己四个方面的感受：一是在学习中锻炼自己，知识在书本上，只有通过不懈的学习才能掌握；二是知识是否丰富，是否够用，要在实践中去检验；三是要有一个正确的学习态度，要持之以恒，无论遇到多大的困难都要坚持下来；四是要善于总结，不断提高。

一篇原文只有80多字的文章，内涵却如此丰富和深刻，受到了后人的推崇，也影响了无数代人的成长，其中的名句“非澹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更是家喻户晓，尽人皆知。

《诸葛亮集》中还保存着一封《诫外甥书》，也十分有名，信中写道：

“人应当有高尚且远大的志向，仰慕先贤，绝情欲，抛弃阻碍前进的因素（志当存高远，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让先贤的志向在自己身上显著地存留，引起内心里的深深震撼，要能屈能伸，丢弃琐碎，广泛地向他人请教，去除猜疑和吝啬（去细碎，广咨询，除嫌吝）。”

“这样做了，即使受到挫折而滞留，也不会损伤自己的美好志向，不必担心达不到目的。如果志向不够刚强坚毅，意气不够慷慨激昂，那就会碌碌无为地沉湎在流俗中，默默无闻地被情欲束缚，势必永远沦入凡夫俗子之列，免不了成为庸俗的下流之辈（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

这封信针对青年人普遍存在的毛病进行说理，虽是说理，却不空洞，就像对面谈话，没有耳提面命式的说教，让人感到亲切而自然。其中一句“志当存高远”，成为后世无数人的座右铭。

清代以善于教育子女出名的曾国藩，对子女提出“有志、有识、有恒”的教育格言。有志，不甘为下流；有识，知学问无止境，不因一得而自足；有恒，要有恒心和毅力，什么事都能成功。曾国藩的这些感悟，和诸葛亮这封《诫外甥书》的主旨完全相同，相信他应该受到过诸葛亮的影响。

诸葛亮的外甥就是他两个姐姐的孩子，他的大姐嫁给了蒯祺，蒯祺后被孟达所杀，大姐及子女情况不详；二姐嫁给了庞山民，庞山民入魏做官，他们一家人应该还生活在荆州。这封信说明，诸葛亮除了经常跟大哥诸葛瑾通信外，和姐姐还保持着来往。

《诫外甥书》在最早的《诸葛亮集》中也题作《诫外生书》，有人推测它不是写给外甥的，可能是写给侄子诸葛恪的。但是查《三国志》，“外生”一词这个时期也常用，不过意思无一例外指的都是外甥，写给诸葛恪一说没有依据。

5.最后一次北伐

建兴十一年（233），在斜谷的粮仓（邸阁）里已储备了大量粮食，被烧毁的褒斜道栈道也基本修复完成。

次年二月，天气刚一转暖，秦岭山中的积雪刚刚融化，诸葛亮便率大军出征了，这是他第五次北伐，也是最后一次。行前，诸葛亮又给孙权写了信，约定共同行动，再次讨伐曹魏，这封信保存在《诸葛亮集》里，信中写道：

“汉室遭遇不幸，朝廷的法纪被废弛，从曹操篡逆开始，已蔓延到了今天，我们双方都有剿灭曹贼的想法，但是一直到现在还没有达成目标（汉室不幸，王纲失纪，曹贼纂逆，蔓延及今，皆思剿灭，未遂同盟）。”

“我承蒙昭烈皇帝的重托，不敢不尽忠竭虑。现在大军已集结于祁山一带，敌人即将被消灭于渭水之滨（今大兵已会于祁山，狂寇将亡于渭水）。恳切盼望您按照同盟的约定，命令将领北征，一同平定中原，共扶汉室。书不尽言，万望明鉴。”

信中说蜀汉大军集结在祁山，是一个笼统的说法，其实这一次的进军路线与前四次都不一样，走的是褒斜道。

前四次北伐，两次出祁山，一次平定武都、阴平二郡，一次出大散关，诸葛亮用兵的重点基本都在西边，以夺取陇右为目标，这个战略是正确的，但是第四次北伐让诸葛亮意识到，如果曹魏大军继续采取司马懿的拖延战术，不与你交战，那事情就不太好办。

这次兵出褒斜道，就是将主力直接拉到关中，寻找魏军，让其不得不决战。

诸葛亮的这个想法，据说魏军统帅司马懿也想到了。

《晋书》称，诸葛亮第四次北伐结束时，司马懿手下的谋士和将领认为，第二年麦子成熟之时，诸葛亮必然会再次来攻陇右，陇右粮食短缺，应向这里提前运粮。

司马懿不同意这个判断，他说：“诸葛亮两次出祁山，一次攻陈仓，都遭遇挫折而撤军。即使后面再出兵，他也不会攻城，而会谋求野战，而且地点是陇东而不是陇西（纵其后出，不复攻城，当求野战，必在陇东，不在西也）。”

司马懿还说：“诸葛亮每次都恨其粮食太少，这次退兵，必然会积蓄粮食，我料定他不到粮食成熟三季不会再出兵（非三稔不能动矣）。”

那时农业生产技术还不发达，秦岭南北农业作物都是一年一熟，司马懿判断，诸葛亮回去之后，三年之内不会再出兵。事实都如司马懿所言，不仅是判断对了，简直料事如神，也正因为太神，对这样的记载也就不必全当真。

不过，这三年来司马懿倒是没闲着，魏明帝让他仍以大将军的身份驻守在长安，他一方面加强陇右的建设，上表魏明帝，强行从冀州一带迁徙农户到天水郡的上邽，增加那里的人口。在关中地区整修成国渠，修筑了临晋陂等一批水利工程，使关中的灌溉面积增加数千顷，增强了魏国实力。

这一年，诸葛亮54岁，走出隆中时他27岁，又经历了一个27年，是巧合，还是天命？

诸葛亮的身体已经大不如前，经常感到很疲劳，那时候人的平均寿命比较低，54岁正在逐渐地步入人生的暮年。

临行前，诸葛亮秘密向后主上表：“如果臣出现了不幸，国家大事请托付给蒋琬（臣若不幸，后事宜以付琬）。”

这是诸葛亮第一次正式提出接班人的问题，蒋琬就任丞相长史以来，留守在成都，兢兢业业，办事沉稳，考虑问题周全，对于北伐大业给予坚定的支持，诸葛亮经过考察，认定他是理想的接班人，所以向后主推荐，只是这也增加了此次北伐的悲壮感。

诸葛亮命征西大将军魏延为前部，其余各部随后，蜀军总兵力仍然在十万人左右，这是蜀汉国力所能承受的上限，参加过历次北伐的蜀军主要将领，此次都一同出征了，新任征西将军姜维也参加了这次行动。

根据现在的测量，褒斜道长约235公里，其中靠近南口的一段是栈道，曹操第一次征汉中走的就是这里，在一个叫石门的地方，曹操看到褒河里遍是巨大的卵石，白花花的一片，远看像雪一样起伏流动，于是题下了“衮雪”两个字，让人刻于崖壁上。这两个字至今仍在，只是因为修建石门水库而被迁至博物馆，据说是书法家曹操所留下来的唯一手迹。

这两个字是什么意思？有人解释说，这两个字就是“滚雪”，卵石成片，就像滚动的雪一样，之所以“滚”字少了水的偏旁，是因为曹操让人把字刻在河滩边的崖壁上，下面有水，故不写偏旁。

不知道诸葛亮路过这里时，会不会看到曹操留下的这两个字，但即使看到了，想必他也无心欣赏，因为他知道前面肯定是一场恶战。

孙权接到诸葛亮的来信，立即配合，部署军事行动。

孙权虽然不像诸葛亮那样坚定不移地讨伐曹魏，他更满足于鼎立一隅的局面，但他深知，和蜀汉结盟是战胜曹魏的唯一途径，即使战胜不了曹魏，也能不断削弱它的势力，趁机扩大自己的地盘。所以，每次蜀汉那边有大的行动，孙权都愿意给予配合，据统计，在整个诸葛亮北伐以及反击曹魏入侵期间，孙吴方面大规模的配合行动至少有六次。

这一次，孙吴方面行动的规模很大，超过了历次，吴军主力悉数全出，分三路向曹魏发起进攻：一路由孙权亲自率领，总兵力达十万人，由皖城等地出发，出巢湖，攻击曹魏刚刚建好不久的合肥新城；一路由上大将军陆逊、大将军诸葛瑾率领，由江夏郡出发攻击曹魏南部重镇襄阳；一路由镇北将军孙韶、奋威将军张承率领攻入淮水，目标是曹魏的六陵、淮阴。

魏明帝接到消息，感到事态很严重，命征东将军满宠、扬州刺史王凌、荆州刺史母丘俭等地方驻军将领和官员加强守备，同时抽调其他州郡的兵马进行支援。

西线战场有司马懿坐镇，魏明帝倒不担心，但其他两个战场魏明帝心里没底，尤其是合肥新城，那是曹魏花了很多心血才建成的，如果被攻破，曹魏东南半壁江山将不保。

魏明帝决定亲自上阵，御驾亲征合肥。尽管兵马并不富裕，魏明帝仍然抽出两万人，由骁骑将军秦朗率领增援关中，归司马懿调度。

秦朗率军赶到长安时，诸葛亮已带领蜀汉大军出了褒斜道进入关中，一场大战即将开始。

《晋书·五行志》记载，蜀汉建兴十二年（234）二月初发生了太白侵荧惑的天象。太白是金星，也被视为天神；荧惑是火星，也被视为战神。金星追赶上火星，是少有的天象。魏明帝让人占卜，报告说：“大兵起，有大战。”

此时，蜀汉的前锋大将魏延率先出了褒斜道北谷口，他在丞相的中军大营十多里外扎下营垒。据《三国志》记载，魏延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自己头上长出了角。军中有个叫赵直的人善占梦，魏延就把梦中情景告诉他，向他问吉凶。

赵直告诉魏延：“这是吉兆，你看麒麟，长着角但从来没用它，这是敌人不战而破的预兆啊（麒麟有角而不用，此不战而贼欲自破之象也）。”说得魏延挺高兴。

但赵直没有说真话，他下来后秘密告诉朋友说：“角这个字，上面是刀，下面是用，头上用刀，看来是凶兆啊（角之为字，刀下用也；头上用刀，其凶甚矣）！”

当然，所有这些占星占梦多是附会之说，如果真有此事也纯属巧合。

对于蜀汉十万大军的这次行动，很奇怪的是司马懿没有组织人马在褒斜道的北出口处进行伏击，蜀军主力竟然长驱直入关中地区的郿县境内。

郿县属扶风郡，马超、法正、孟达的祖籍都是这个郡，过去属司隶校尉部，曹魏设雍州，扶风郡改属雍州。郿县的位置刚好在褒斜道的北出口外，所以自曹真起，这里一直被作为防御蜀汉北伐的重点。

早年董卓曾在郿县修筑了郿坞，城池异常高大，储存了无数的粮食在其中，他的想法是天下再乱下去，就退到这座巨无霸式的堡垒里不出来，冷眼旁观天下争锋。董卓的梦想没有实现，身首异处于长安，但给郿县留下了坚固的防御工事。

因此，诸葛亮没有指挥人马去攻打郿县城，而是挥兵来到了附近渭河的南原，这里地势开阔，诸葛亮命大军在此扎下营寨。

司马懿率郭淮、胡遵、周当等部随后也赶到了，也扎下营垒，隔渭河与蜀汉对峙。雍州刺史郭淮认为，诸葛亮必然会去争夺北原，应当先占据（亮必争北原，宜先据之）。郭淮的意见没有得到大家的认可，或许大家认为诸葛亮的攻击重点要么是郿县，要么是长安，反正应该在东边，不会盲目渡过渭河往西去。

郭淮继续分析道：“如果诸葛亮渡过渭河占有北原，就会在北山地区连成一片，从而断绝关中与陇中的通道，使汉夷各族震动，使我方处于不利的地位（若亮跨渭登原，连兵北山，隔绝陇道，摇荡民、夷，此非国之利也）。”

司马懿想了想，认为郭淮说得有理，就命他率所部进屯北原。郭淮率军赶到，立即开挖壕堑，还没等挖好，蜀军的一支主力就赶到了，由于有先到之利，郭淮指挥魏军将蜀军击退。

诸葛亮确实看到了北原的重要性，无奈被郭淮抢先了一步，于是他改变策略，让一部分蜀军向西面佯动，继续做出大举西进的姿态，而其实想夺取的，是战略要地阳遂。

阳遂这个地名已失考，遂通燧，可能是魏军设在渭河沿线的一处重要营垒，位置应在蜀汉大营的东面。

魏将普遍认为，诸葛亮攻击的目标是西围，这个地名也无考，之前诸葛亮第四次出祁山，曾分兵王平让他占据南围，西围和南围也许不是固定的地名，而是以方位划分的营垒名称，相当于魏军的西大营。

郭淮又不同意这种判断，他的理由是蜀军突然制造声势说要向西面攻击（盛兵西行）有点不合常理，可能是佯动，敌人的目标不在西面而是东面，具体说就是阳遂。

郭淮的建议再次得到司马懿的支持，于是命郭淮和胡遵率兵赶赴阳遂。蜀兵果然来攻，由于魏军早有准备，攻击无法得手，退去。

初战不利，给诸葛亮出了道难题，他决定既不往西，也不往东，就地屯兵。

诸葛亮让人查探哪里适合十万大军扎营，很快就找到了一处合适的地方，这里距南原不远，也在渭河的南岸，名叫五丈原。

关中很多地方称原，如著名的白鹿原，原通塬，《现代汉语词典》的解释是：“我国西北黄土高原地区因流水冲刷而形成的一种地貌，呈台状，四周陡峭，顶上平坦。”

这种地势适合于扎营，因为四面不是深沟就是峭壁，利于防守。不过，在这样的地方扎营，必须解决好水源问题，一旦断水，后果不堪设想。

五丈原也是一块高出周边的台地，当时属郿县以东的武功县，如今属陕西省宝鸡市岐山县，现在它的具体位置在县城以南20公里处，算是八百里秦川的最西端，背倚秦岭大山，面临渭水。

诸葛亮之所以选择在这里扎营，不仅因为其南北皆有阻隔，利于防守，而且这个地方东西也有深沟，是天然形成的壕堑。

当地人传说，当年秦二世胡亥于某年的秋初西巡，在此看到一股旋风刮起五丈高，形成奇观，挥笔写下“五丈秋风原”，此地因而得名。

不过还有另外几种说法，一是说这块四面皆有阻隔的天然台地平均高度为汉代的五十丈，所以称为五十丈原，简称五丈原；二是说五丈原的形状如葫芦，两头大，中部窄，其最窄处仅五丈，故称五丈原；三是说五丈原地形像汉代五珠钱的五字，原来叫作五状原，后误传为五丈原。

总之，诸葛亮率大军驻扎之前，这里就叫五丈原了。

《水经注》里保存着诸葛亮写给孙吴骠骑大将军步骘的一封信，介绍了五丈原的一些情况，这封信就写于驻兵五丈原后不久。

信中写道：“我不久前把部队驻扎在五丈原，五丈原在武功县城以西十里，武功县城以东十多里是马冢山，那里地势很高，不便攻取，所以就留下来（仆前军在五丈原。原在武功西十里。马冢在武功东十余里，有高势，攻之不便，是以留耳）。”

从这封信可以知道，诸葛亮选择在五丈原扎营，还有一个原因是暂时无法攻下马冢山。武功县在郿县以东，诸葛亮率蜀军主力离开南原向东面来了。

诸葛亮在军情如此紧张的情况下给步骘写信，说明他很重视蜀吴之间的军事配合，通过信件随时沟通双方的情况。相信这样的信件应该还有不少，只是保存下来的只有写给步骘的这一封。

陆逊担任上大将军，负责孙吴全境的军务，他离开江陵后，孙权把防守吴蜀边境一带的军政事务交给了步骘，让他以骠骑大将军的身份督师于西陵，与蜀汉距离最近，来往也最密切。诸葛亮给他写信，也许考虑的是他现在的职守，也许是通过他向孙权报告情况。

据《晋书》记载，蜀军离开南原时，司马懿曾分析说：“诸葛亮如果勇猛，就会出武功，沿着南山向东，如果上五丈原，那就没有什么可忧虑的了（亮若勇者，当出武功依山而东，若西上五丈原，则诸军无事矣）。”

看来，司马懿担心的是诸葛亮率蜀军主力不管不顾地往东攻击，如果蜀军停下来，他倒不担心。

这时候，秦朗率领的两万人马已经赶到，魏明帝改任秦朗为征蜀护军，所部受司马懿节制。秦朗还带来了明帝的谕示，明帝认为蜀军属于远途作战，他们必然希望速战速决（侨军远寇，利在急战），所以让司马懿不要急于求战，坚守营垒，以挫其锋，如果敌人不得进，停留太久粮食就会吃完，必然会撤退，等他撤退的时候追击，是全胜之道（虏略无所获，则必走；走而追之，全胜之道也）。

这也正是司马懿一贯坚持的作战原则，那就是拖，直到把敌人拖垮为止。上一次在祁山，他已经试过蜀军的战斗力，他发现这支部队人数虽然处下风，骑兵的比重也不多，但训练相当有素，野战经验十分丰富，能攻能守，与之交起手来己方一定会吃大亏。

司马懿完全不担心拖不过蜀军，诸葛亮在汉中备战了三年，这三年里他在关中也没闲着，经过长时间的准备，尤其是大修水利，已积蓄下足够吃的粮食，即使不从关内调粮，他这里也足够吃。

司马懿担心的是魏军将领急于求战的心情，有的人未必会把拖理解为一种战术，而视为胆小不敢战，做他们的工作是件非常棘手的事情，现在有秦朗带来的谕示，司马懿心里有底多了。

众将提出，不如在渭水北岸以逸待劳，等待蜀军进攻，这一点司马懿倒不同意，因为武功附近的渭水南岸一带有大片耕田，人口也较多，如果放手让蜀军一一占领，那蜀军的粮食就会得到大量补充，所以他对众将说：“这一带的百姓都在渭河南岸聚居，这是非争不可的（百姓积聚皆在渭南，此必争之地也）。”

司马懿率魏军主力渡过渭水，来到五丈原附近，背靠渭水扎下营垒，与蜀军形成对峙。

不过，司马懿也有失算的时候，扎下营垒后，他对众将说：“诸葛亮现在果然已经上了五丈原，下一步他将渡过渭水。”司马懿让部将周当率一部人马驻扎在阳遂附近，形成诱饵，想等蜀军来攻时从后面包抄。

但是，几天过去了，蜀军没有任何行动，司马懿自我解围道：“从这个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目标是夺取渭水南岸的原地，而不是阳遂。”

6.秋风凛冽五丈原

对峙五丈原期间，双方也有小规模的战事。

据诸葛亮给后主的奏报记载，渭水在此有一条支流叫武功水，诸葛亮命步兵监孟琰驻扎在武功水以东，司马懿派人进攻孟琰，诸葛亮命人在武功水上搭建竹制浮桥，过河射杀魏军（做竹桥越水射之）。

从这条记载可以看出，弓弩是蜀军的利器，在对付敌人攻营、偷袭以及骑兵冲击方面效果很好。同时，临时搭建竹桥是工兵作业，说明蜀军在兵种配置方面较为细化，关中很少种竹子，搭建竹桥的材料应该是从汉中带来的，说明在这方面蜀军早有准备。

据《语林》记载，蜀魏两军有交战时，司马懿很重视，他穿戴全副武装（戎服蒞事），但不知道诸葛亮穿什么，就派人出去看。回来报告说，诸葛亮坐着一个简单的小车，头戴葛巾，手里拿着羽毛扇，指挥三军，蜀军随他的号令整齐进退（指麾三军，随其进止）。

司马懿听完，感叹道：“诸葛先生真有名士风采啊（诸葛君可谓名士矣）！”

据《晋书》记载，魏军方面也发动过主动攻击，司马懿曾派部队突袭蜀军，斩杀蜀军500多人，俘虏1000多人，蜀军另有600多人投降（遣奇兵掎亮之后，斩五百余级，获生口千余，降者六百余人）。

《晋书》的记载有虚报战果的嫌疑，但事情本身应该是有的，只是规模不大。

双方虽有小规模的军事行动，互有胜负，但总体形势是对峙状态。

长时间对峙对蜀军来讲是一种严峻考验，焦点是粮食供应问题。尽管斜谷有粮仓，又有流马不停地往这里运粮，但速度总是有限。如果每人每天消耗2斤粮食，10万大军一天的消耗就是20万斤，是1000多个流马的运输量。

这是流水作业，因为每天都得吃饭，运粮队每天都不能停。从汉中运到斜谷，再从斜谷运到五丈原，一趟来回需要30天的话，那就必须有四五万个流马同时作业才行，这几乎是不可能的。

诸葛亮也考虑到了这一点，据《三国志》记载，他吸取之前北伐的教训，在五丈原附近干脆分兵屯田，做长驻的打算。蜀汉的屯田兵和渭水岸边的百姓杂居在一起，但大家相处得很好，百姓乐于接受，蜀军也军纪严明（耕者杂于渭滨居民之间，而百姓安堵，军无私焉）。

后世对此评价颇高，一支敌人的军队入侵，百姓还欣然接受，双方杂处而相安无事，说明这支军队平时一定受到极为严格的训练，这是诸葛亮长期努力的结果。

但是，司马懿总闭营不出，也不是办法。

为了让司马懿出来迎战，诸葛亮想尽了各种办法。据《魏氏春秋》记载，诸葛亮多次派人到司马懿那里下战书，还送给司马懿一些女人的服饰，以激怒司马懿（亮既屡遣使交书，又致巾帼妇人之饰，以怒宣王）。

激将法有时很管用，楚汉相争时项羽让部将曹咎守成皋，那里是项羽重要的后勤基地，储存着大量军需物资，项羽临行前特意叮嘱曹咎：“只守就行，汉军再挑战也不要出战，我15天后必然回军与你会合。”

项羽走后，刘邦率大军攻成皋，曹咎谨遵项羽命令不出。刘邦的办法多，他下令在成皋城边搭了一座台子，每天都派一帮嗓门大的士兵到台上辱骂楚军，一连骂了五六天，曹咎终于沉不住气，率军出战，结果被打败，成皋和大量物资落入刘邦之手，曹咎愧见项羽，自刎而死。

但司马懿显然比曹咎有水平，他知道诸葛亮的意图，送衣服就收下，根本不生气。

只是，司马懿不生气不代表其他人能沉得住气，魏军将领个个肺都气炸了，纷纷请战。

这是司马懿最头疼的事，他能跟诸葛亮拖，却不能跟手下将领们拖。不过他也有办法，他告诉大家，陛下让秦朗将军来传达过谕示，要求坚守，不能主动出击，现在要出击，应该先请示陛下再说。

司马懿郑重其事地向明帝写了一封请战书，言词激昂，请求出战。司马懿特意让手下主要将领们一一署上名，他知道明帝会明白自己的心意。

魏明帝接到请战书，知道司马懿顶不住了，马上派卫尉辛毗为特使，前往军前制止众将请战的行为。辛毗是曹魏老臣，被称为骨鲠之臣，事曹氏父子三代，以耿直著称，一旦认定的事就会坚持，谁的面子都不看。

当年，魏文帝曹丕想从冀州迁十万户充实到黄河以南，群臣一致反对，但曹丕态度坚决，非办不可。辛毗及群臣求见，曹丕知道他们的来意，故意拉下脸，吓得大家都不敢再吱声（帝知其欲谏，作色以见之，皆莫敢言）。

只有辛毗不管，问曹丕：“陛下想迁冀州的士民，出于什么考虑？”曹丕不想跟他争辩，直接回击：“你认为我做得不对吗？”辛毗说：“确实不对。”曹丕不想争辩，急于脱身：“这事我不想跟你讨论（吾不与卿共议也）。”这下子让辛毗抓住了把柄：“陛下不以臣不肖，把我放在左右，让我当谋议之官，怎么现在又说不跟我讨论？臣所说的，不是私事，是社稷大事，你生什么气呢（臣言非私也，乃社稷之虑也，安得怒臣）？”

曹丕言语上顶不住，干脆起身就走，辛毗不干，上去一把拽住曹丕的衣袖（毗随而引其裾）。曹丕从来没被人这样整过，本能地往回拉，拉了半天才拉开（帝遂奋衣不还，良久乃出）。

辛毗字佐治，曹丕说：“佐治，你干吗拉得那么紧（卿持我何太急邪）？”辛毗回答：“现在迁移士民，失去人心，到了新地方又没吃的。”最后曹丕妥协，把十万户减成五万户。

曹睿也不太喜欢这个老同志，但今天这个差事派谁都不如派他去，曹睿命辛毗兼任司马懿的大将军军师，持节，前往关中前线。

据《魏氏春秋》记载，蜀军又来挑战，司马懿顶不住压力，表示要出营迎战，辛毗拿出明帝赐给的节，立于营前，魏军不能出。

姜维回来把这件事告诉了诸葛亮，忧虑地说：“辛毗一来，魏军不会再出来交战了。”

诸葛亮说：“司马懿本来就不想出战，之所以再三向上面请战，是做给下面的人看的（以示武于其众耳）。为将的，率大军在外，君命有所不受，如果他有办法对付我们，用得着向千里之外请战吗（苟能制吾，岂千里而请战邪）？”

这段时间，虽是两军对垒，但并没有阻断双方的来往。

据《魏氏春秋》记载，司马懿有一次会见诸葛亮派来的使者，不问军中大事，只问诸葛亮的日常生活，问得很详细（宣王见亮使，唯问其寝食及其事之烦简，不问戎事）。

两国交锋，主帅的一切都是军事机密，包括健康情况、生活规律、个人嗜好等，从这些蛛丝马迹中可以推测出很多有关对方的有用的信息来。这一点，司马懿挺贼。

蜀国的使者显然警惕性不高，对司马懿有问必答，他告诉司马懿：“诸葛丞相日夜操劳，睡眠很少，军中20杖以上的处罚他都亲自过问，饭量也小，每天不过数升（诸葛公夙兴夜寐，罚二十已上，皆亲览焉；所啖食不过数升）。”

司马懿听后对大家说：“诸葛亮的身体状况很差，坚持不了太久（亮体毙矣，其能久乎）。”

《晋书》也记载了同样的事，并说蜀汉使者走后司马懿对大家道：“诸葛亮吃得少，工作量大，肯定坚持不了太久（诸葛孔明食少事烦，其能久乎）。”

这倒是实情，诸葛亮的身体状况确实每况愈下。

长年的操劳，正可以用积劳成疾来形容，加上战事胶着，劳力之外更劳心，诸葛亮真的病倒了。

这时已经到了秋天。秋风一起，天气转凉；秋风萧瑟，让人感伤。诸葛亮的病情，竟然严重起来。

消息传到成都，后主刘禅大为惊愕，他赶紧派尚书仆射李福星夜赶往五丈原，一方面探视丞相的病情，另一方面还有大事相问。

据《益部耆旧杂记》记载，李福到了五丈原，看到丞相病得已经很重，于是在病床前向丞相询问其对国事方面的交代，听完后就急忙回成都复命。走了几天，突然想起来还有重要的事没有问，于是又返回来重新面见丞相。

诸葛亮对李福说：“我知道你的意思，想说的很多，再说一天也说不完（虽弥日有所不尽）。你想问的，公琰合适（君所问者，公琰其宜也）。”

公琰是蒋琬的字，李福道：“前几天确实忘了问您这件事，就是您百年之后谁可以接替大任，所以又回来。我还想再问您，蒋琬之后，谁可以接任（乞复请，蒋琬之后，谁可任者）？”

诸葛亮回答：“文伟可以。”文伟，是费袆的字。

李福又问费袆之后谁合适，诸葛亮不再回答（又复问其次，亮不答）。

7.巨星陨落大树倾

诸葛亮自感生命将走向终点，于是在病中向后主上表托付后事：“我家在成都有八百株桑树，有薄田十五顷，家中子女的衣食，已经很宽裕了。我在外领兵作战，没有别的收入和花费，随身的衣物膳食都依靠国家，不从事其他营生以增加一分一毫的私产（至于臣在外任，无别调度，随身衣食，悉仰于官，不别治生，以长尺寸）。如果我死了，不会使家中有多余的资产，身外有多余的钱财，以致辜负陛下对我的恩情。”

诸葛亮给长史杨仪等人留下遗命，自己死后葬于汉中的定军山下，借助山势造坟，墓冢大小够容纳棺材就行了，殓葬时穿平时的衣服就行，不用陪葬的器物（亮遗命葬汉中定军山，因山为坟，冢足容棺，敛以时服，不须器物）。

《晋阳秋》记载，那一天，有星赤而芒角，自东北向西南流射，落于蜀军大营。

后主建兴十二年（234）八月，蜀汉丞相、武乡侯诸葛亮病逝于五丈原，终年54岁。后世传说，诸葛亮生于四月十四日，卒于八月二十八日，但史书对此没有明确记载。

《三国志》记载，诸葛亮临终前作出了撤军安排，秘密地和丞相长史杨仪、丞相司马费袆以及护军姜维等人商量，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执行命令，大军直接出发（若延或不从命，军便自发）。

诸葛亮去世后，论职务应该以魏延最大，他是征西大将军，但丞相府的日常事务由长史、司马负责，故而杨仪、费袆执掌军机。魏延平时跟杨仪关系很僵，一见面就争论不休，有一次魏延甚至举刀要杀杨仪，杨仪痛哭不已（每至并坐争论，延或举刃拟仪，仪泣涕横集），费袆则尽可能居中调解，看见他们实在争执不下，干脆就坐在他们中间，两头做工作（袆常入其坐间，谏喻分别）。

诸葛亮去世后，按照事先的安排，先秘不发丧，杨仪让费袆前往魏延的营寨，试探魏延的态度，魏延果然不同意撤军。

魏延说：“丞相虽然死了，我还在。丞相府的官员护送还葬，我来率领众军击破敌人，怎么能因为一个人的死废掉天下大事呢（云何以一人死废天下之事邪）？再说我魏延是什么人，应当接受杨仪的指挥，做一个断后将军吗？”

魏延把费袆留下来，重新制订计划，明确哪些留下来哪些走，逼着费袆和自己共同签署，向下面的众将领宣布。

费袆感到事情不妙，哄魏延说：“我现在就去向杨长史解释，杨长史是个文官，过去很少参与军事，他一定不会违背您的命令。”

魏延相信了，放费袆走。费袆一出营门，便急驰而去，魏延想想觉得不对劲，想去追赶，可已经来不及了。

魏延又派人观察杨仪那边的动静，报告说杨仪等人正按丞相生前的部署有序进行撤军（遣人觇仪等，遂使欲案亮成规，诸营相次引军还）。魏延大怒，抢在杨仪等人之前率本部向南撤军，通过栈道后把栈道烧了（搀仪未发，率所领径相南归，所过烧绝阁道）。

杨仪、费袆、姜维等人率其他蜀军也沿褒斜道退军，栈道被魏延烧毁，他们只得重新开辟道路，好不容易赶到褒斜道南口，魏延已将此占领。杨仪命王平前去应战，王平到南口，斥责魏延的手下说：“丞相刚刚去世，尸骨未寒，你们怎敢如此？”

自己人不打自己人，魏延手下都知道魏延理亏，于是不战而散。

堂堂征西大将军，最后只得单人独骑跟几个儿子一起逃往南郑，杨仪派马岱前往追拿，马岱把魏延父子斩首。

马岱将魏延的首级交给杨仪，杨仪站起来一脚踏上（起自踏之），骂道：“狗奴才，看你还能作恶不？”于是夷魏延三族。

丞相病逝的消息以最快的速度传到成都，后主和群臣深感震惊。

大家还没从这种震惊中醒过来，更让人震惊的消息随后不断传来，这些消息分别来自魏延和杨仪，一天好几拨，各说各的理（延、仪各相表叛逆，一日之中，羽檄交至）。

后主刘禅不知道该信谁的，就问侍中董允和留府长史蒋琬，蒋琬、董允都为杨仪担保，对魏延表示怀疑（咸保仪疑延）。大家商量了一下，命蒋琬率一部禁军北上接应。

蒋琬刚出发，走了几十里，杨仪的报告就来了，说魏延已死，蒋琬便领兵回到成都。

以上是《三国志》的记载，除此之外，还有其他不同的说法。

《魏书》称，诸葛亮并非死于军中，由于粮食已尽，他深感忧虑，结果就呕了血，趁夜烧毁营寨撤退，进入褒斜道后，死于半路上（亮粮尽势穷，忧恚欧血，一夕烧营遁走，入谷，道发病卒）。

《汉晋春秋》也说诸葛亮不是死于五丈原，而是死在一个叫郭氏坞的地方。

这样的记载应该是误传，因为蜀军当时秘不发丧，所以有人并不知道诸葛亮去世的确切地点，以为他死在半路上。

至于诸葛亮呕血而死，倒是一个说法，晋人刘绲也做过类似的记录，说诸葛亮死前曾呕血。《三国志》等史书只说诸葛亮因操劳过度而生病，并没有明说他究竟得了什么病，诸葛亮最后的死因只能按照他临终前的状况进行推测。

诸葛亮临终前饭量很小，操劳很重，有可能是消化系统出了问题，如果真的呕血而不是一般的咯血，说明病情很重，有可能得了严重的胃病，甚至是胃癌。当然还有一种可能，他的病可能在肺上，肺癌、肺结核以及严重的肺炎也能造成呕血的症状。

关于魏延和杨仪之间的争斗，也有站在魏延一方的。《魏略》记载，诸葛亮临终前，专门对魏延等人说：“我死之后，你们好好守住现在的江山，千万别到这里来了（我之死后，但谨自守，慎勿复来也）。”

诸葛亮命令魏延代理自己的职务（令延摄行己事），秘密发丧撤退。魏延按照命令先保密，到了褒口才发丧。杨仪见魏延代理丞相指挥部队，担心被他加害，于是扬言说魏延将率众投降曹魏，于是带人来攻魏延。魏延根本无心投敌，所以并不应战，结果被追上杀了。

但是《魏略》的这个说法历来被质疑，尤其是诸葛亮临终说给魏延的话，似乎看出诸葛亮对北伐很后悔。《魏略》的政治倾向是拥护曹魏，经常不够中立，这段话很像是编造的。

但它说的有一点是对的，魏延的确没有投降敌人的打算，作为当时蜀汉军中仅次于诸葛亮的征西大将军，魏延开始的想法很简单，那就是继续跟曹魏打下去，他有这个雄心，认为自己也有这个能力。

诸葛亮死得很突然，蜀军又秘而不发，曹魏那边浑然不知。

据《汉晋春秋》记载，首先发现蜀军有异样的是五丈原附近的百姓，他们看到大批蜀军离开军营撤走（整军而出），赶紧报告给司马懿，司马懿这才下令追击。

蜀军早有准备，负责断后的姜维命令蜀军突然掉过头来，挥舞旗帜，鸣响战鼓，做出进攻的架势。

司马懿吃不准，担心这是诸葛亮施的计，于是退回，不敢再追。所以后来百姓中流传了一则谚语：“死的诸葛亮吓跑了活的司马懿（死诸葛走生仲达）。”司马懿知道这个谚语后，自我解嘲道：“我可预料到他活着的事，没办法预料到他已经死了呀（吾能料生，不便料死也）！”

《晋书》记载，过了一天，魏军才占领了蜀汉丢弃的营垒，司马懿亲自过去察看，特意看了看蜀军留下来的营垒以及诸葛亮生前生活的地方（行其营垒，观其遗事），不禁叹道：“真是一个天下奇才啊（天下奇才也）！”

在蜀军营寨内，还发现来不及带走或销毁的文书档案以及大量粮食。当时大家都认为诸葛亮已死，辛毗认为不一定，也许是诸葛亮的一计。司马懿说：“军事家所看重的是军事文书、兵马粮草，现在这些都不要了，哪里有人肯把五脏拿出来以求生的道理（岂有人捐其五藏而可以生乎）？”

司马懿下令追击。褒斜道不好走，关中生长着很多蒺藜，司马懿命2000人穿着软木平底的木屐背着蒺藜在前面开道，路不好的地方就把蒺藜铺上，人马再前行。

魏军一直追到赤岸，再往前就要到褒口了，这时传来蜀军内讧的消息，据《晋书》说，司马懿想乘隙进攻汉中，但魏明帝的诏书传来，让他撤军。

《晋书》的说法也许是真的，因为魏明帝还没有做好全面攻击汉中的准备，当时辽东的公孙渊势力不断坐大，魏明帝派人前去清剿，吃了败仗，相对于蜀汉，北面的问题也很严重。

但《晋书》的说法也许只是个说法，因为蜀军撤退事发突然，司马懿紧接着就领人追击了，即便立即向洛阳报告，魏明帝的诏令能不能来得这么快，值得怀疑。

快追出褒斜道的司马懿一来担心中埋伏，蜀军虽然撤退，但并没有大败，他们的拿手好戏是设伏，其弓弩兵的厉害魏军早就尝过，司马懿不想当第二个张郃。二来，对于已经成为魏军一号人物、一向老谋深算的司马懿来说，蜀汉的继续存在显然对进一步巩固自身势力更为有利。

8.长眠于汉中

在杨仪、费袆、姜维等人的安排下，诸葛亮的遗骸被按照其遗愿安葬在汉水旁边的定军山下。

古人讲究叶落归根，但诸葛亮的故乡瑯琊国一直在曹魏控制下，归葬故乡的愿望无法实现。除此之外，他还可以选择葬于成都，但相比于成都，诸葛亮对汉中这个他生活了8年的地方怀有更深厚的感情，加之归葬成都路途遥远，费事费力，按照这种推测，他选择在汉中安息是情理之中的事。

除了故乡，除了汉中，诸葛亮还对一个地方有特殊感情，那就是隆中，自27年前离开那里，诸葛亮就再也没有回去过。隆中在汉水中游，定军山在汉水上游，选择在定军山安葬，恐怕也有这样的考虑。

出也汉水，归也汉水；汉水悠悠，汉室情长。

后主刘禅在成都素服发哀三天，并派左中郎将杜琼为特使前往汉中，宣读策命。策命说：

“您是文武全才，既聪明又睿智，一生忠诚，接受先帝的遗诏辅佐寡人，致力于复兴汉室，平息战乱。您统率大军，连年征战，神威显赫，压倒八方，为蜀汉建立了卓越的功劳，一生的建树可以和伊尹、周公相比。人生为何如此不幸？在统一大业即将完成之际，您患病身亡，让寡人无限悲伤，肝胆欲裂！”

后主在策命中追赠诸葛亮忠武侯的谥号，之前他的爵位是武乡侯，后世遵称他为武侯。

诸葛亮病逝的消息刚传入成都时，一些在他手下任过职的官员想立即前往汉中奔丧，但这既不符合诸葛亮的遗愿，又影响到蜀汉的正常秩序，后主发现后，立即下诏禁止。

但也有跑得快的，陈寿的老师谯周在诸葛亮手下担任过劝学从事，他听到消息没做停顿直接就走了，等到诏书发出他已走了很远，结果只有他到了汉中。

举国哀痛之中也传出杂音，前面一再因言惹祸的李邈又出了奇谈怪论。

据《华阳国志》记载，后主素服发丧，李邈认为不妥，他上疏说：“吕禄、霍禹未必有反叛之心，孝宣皇帝也不是喜欢杀大臣的君主，只是因为做臣子的惧于形势所逼，做君王的畏于臣威震主（直以臣惧其偪，主畏其威），所以才萌生了奸计。诸葛亮亲自率领大军，狼顾虎视，违背了‘五大不在边’的祖制，我以前就常常担心。现在诸葛亮死了，宗族已经得以保全，再也没有征战了，大人小孩都应该庆贺才对（大小为庆）。”

吕禄是刘邦时吕后的侄子，当时诸吕擅权，打算叛乱，但怯于灌婴、周勃等大臣而未敢。后周勃让人游说吕禄交出兵权，吕禄被说服，把兵权交出，但诸吕仍然计划入宫作乱，周勃等人平叛，吕禄也被捕斩。

霍禹是西汉重臣霍光之子，由于其父的巨大影响，他和众兄弟、诸侄都在朝中为显官，亲党连体，根基很深，后被削去兵权，兄弟亲党逐渐调任外官，日见削黜，最后阴谋反叛，被发觉后腰斩。

李邈把诸葛亮比作吕禄、霍禹一样的权臣，让人吃惊。

他所说的“五大不在边”出于《左传》，意思是有五种人不能执掌重兵在外，至于具体是哪五种人，历来有争议，南北朝学者孔颖达注《左传》认为，“五大”分别是太子、母弟、贵宠公子、公孙、累世正卿，这些人在朝中本身就有很大势力，如果再掌军权，很容易颠覆国本，所以通常不能让他们同时典重兵。

一般认为，丞相、三公应划入“五大”的范围之内，不到万不得已，他们不能在外面直接掌握军队，以保持制衡。

但是，到汉末三国，天天都有征战，这条祖制也早已名存实亡，没有多少人还关注它。比如曹操，他名义上是汉朝丞相，却经常带兵在外征伐，如果有人对他说“五大不在边”，曹操一定会怀疑其动机。

李邈是书呆子一个，未必有什么政治动机，也许上次在汉中因为讽刺诸葛亮杀马谡被赶回成都，心里还一直有气，所以用这些话发发牢骚。

但是，李邈没有认真想过，之前他一再出言不逊，最后都化险为夷，那都是因为诸葛亮对他的宽容和保护，如今诸葛亮不在了，谁还保护他？

后主听了李邈的话大怒，下令把李邈抓了起来，不久便将其诛杀。

诸葛亮死后，蒋琬以大将军、录尚书事兼任益州刺史的身份主持蜀汉国政前后13年，基本遵守着诸葛亮生前制定的内政和外交方针，只是再未提出北伐。同一时期，由于曹魏忙于内务，没有向蜀汉用兵，国境相对平静。

246年，蒋琬去世，按照诸葛亮的遗嘱，费袆被任命为大将军、录尚书事兼任益州刺史，但此时后主逐渐开始“自摄国政”，姜维被任命为卫将军，后又与费袆同录尚书事。

费袆和姜维虽然都是诸葛亮生前看好的接班人，但二人在重大问题上意见不统一，姜维立志北伐，尤其主张自陇右出兵，但费袆认为不宜对外用兵，他对姜维说：“我们远远不如丞相，丞相尚且不能平定中原，何况我们呢（吾等不如丞相亦远矣，丞相犹不能定中夏，况吾等乎）？不如保国安民，敬守社稷，好好地守护这份基业，等待将来能力更强的人出现，千万不能侥幸一战而定胜负，一旦不能得志，悔之晚矣！”费袆只给姜维一万来人，防止他去冒险。

249年，魏国发生内乱，司马懿发动政变，杀了曹魏大将军曹爽，曹魏西线战场的主要负责人、夏侯渊的儿子夏侯霸由阴平道逃到益州避难，姜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于是出兵雍州，这是姜维主持下的第一次北伐，但后来无功而返。

253年，费袆在接见曹魏降人郭修时不小心中计，被郭修刺死，刘禅升姜维为大将军。

蜀汉多次北伐未果，国内反对向外用兵的呼声很高，多次引发激烈争论，但姜维坚持北伐，在他主持军务期间，先后进行过11次北伐，最后一次是在263年。据统计，在姜维11次北伐中大胜2次，小胜3次，相持4次，大败1次，小败1次。

从战术层面看，总体胜多败少，但是蜀汉国力远不如曹魏，北伐虽有一定胜利，但未能动摇曹魏的根基，甚至未能改变整个西线战场的总体格局，而蜀汉因此消耗巨大。不过，自诸葛亮到姜维，通过连续北伐，竟然让土狭民寡、仅有一州之地的蜀汉，迫使拥有九州之地的曹魏在近40年里只能采取战略防守，这在古代军事史上非常罕见。

263年，司马懿的儿子司马昭主持曹魏政事，当时蜀汉已相当积弱，曹魏总攻蜀汉的时机成熟，他命征西将军邓艾、镇西将军钟会、雍州刺史诸葛绪数路并进，大举征蜀。钟会的大军与姜维相拒于剑阁，邓艾则出阴平道，历尽千难万险，没有路的地方，他自己带头裹毡子往下面滚滑，最后突然由阴平道南口杀出，到达江油关，对剑阁形成夹击之势。

诸葛亮的独子诸葛瞻时年36岁，已是蜀汉的卫将军，率一部蜀军退保绵竹。邓艾派人劝降，答应诸葛瞻如果投降，可保封他为瑯琊王，诸葛瞻大怒，把邓艾的使者杀了，率领全城军民守城。

绵竹之战打得很惨烈，刚开始，蜀军把魏军打得无计可施，邓艾的儿子邓忠等魏将负责攻城，面对守城蜀军的顽强抵抗，产生了动摇，说敌人无法战胜。邓艾大怒，认为存亡在此一举，甚至要杀邓忠等将领，魏军才重整旗鼓，拼死攻城。绵竹城破，诸葛瞻战死，成都以北再无险可守。

邓艾指挥魏军攻向雒城，诸葛瞻的长子诸葛尚时年17岁，在雒城参加守城，他知道事已不可为，于是驱马赴魏军而死，诸葛亮的独子和长孙都成为蜀汉的烈士。

后主刘禅向邓艾投降，并下令仍在剑阁坚守的姜维投降，延续了42年的蜀汉政权随之灭亡。又过了两年，司马懿的孙子司马炎在洛阳建立晋朝，曹魏灭亡。

279年，晋朝发起对孙吴的进攻，次年孙吴灭亡。

诸葛亮的大哥诸葛瑾死于241年，死时67岁。

251年，司马懿死了，死时72岁。

司马懿死后的第二年孙权死了，死时70岁。

后主刘禅在亡国后被曹魏以安乐公的名义送往洛阳居住，271年去世，死时64岁。

诸葛亮的弟弟诸葛均一直追随诸葛亮，在蜀汉担任的最高职务是长水校尉，死于何时不详。

诸葛亮的妻子黄氏，死于何时不详。

诸葛亮的继子诸葛乔早已去世，他的儿子叫诸葛攀，后复还吴国，重新为诸葛瑾的后嗣，早病卒。

诸葛亮唯一亲生的儿子诸葛瞻除有长子诸葛尚外，还有一个儿子叫诸葛京，蜀汉灭亡后，内迁至河东郡，后在晋朝做官，担任过郿县令、江州刺史，死于何年不详。

郿县，在褒斜道的北口，五丈原离此不远。

自234年至今，诸葛亮一直长眠在陕西省汉中市勉县城外的定军山下，这里是山下的一处平地，周围群岗怀抱，定军山叠浪而来，不远处就是汉水。

现在走近这里，可以看到一片汉柏古松，显出清幽和古朴，其间分布着许多古建筑，现在能看到的大多是明清时所修建，还有许多历代歌颂诸葛亮的诗词和复修墓庙记文的石碑、匾额，十分引人瞩目。

这群古建筑的主体是一座大殿，在殿中的龛上是一尊诸葛亮塑像，这是按照长期以来人们所认可的诸葛亮的形象塑造的，着纶巾，手持羽扇，穿鹤氅，神态庄严。

大殿之后就是诸葛亮墓，南北向，周长64米，头朝北脚朝南，取“北顾中原，南立蜀国”之意。

诸葛亮在这座墓里安息了近1800年，其间从未被打扰过，是一座从未被盗过的古代名人墓，算是奇迹。

9.“诸葛大名垂宇宙”

“诸葛大名垂宇宙，宗臣遗像肃清高”，这是杜甫咏怀诸葛亮的诗句。近1800年来，世人对诸葛亮的纪念活动从未间断。

据《襄阳记》记载，诸葛亮归葬定军山不久，蜀汉各地民间祭祀诸葛亮的活动便开始，各地纷纷向朝廷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但这与礼制不符。

根据汉朝礼制，臣子当配享太庙，也就是列席于帝王庙堂里，祭祀应前往太庙。诸葛亮不是帝王，为他立庙不符合礼仪，所以朝廷没有批准。

太庙庄严，普通百姓又去不了，当时有很多百姓在清明节以及诸葛亮祭日等节令时在道路边私祭（百姓遂因时节私祭于陌道）。

这种民间祭祀活动越来越多，蜀汉步兵校尉习隆、尚书郎向充便上表后主，再次请求为诸葛亮立庙祭祀。蜀汉景耀六年（263），后主下诏为诸葛亮立庙于沔阳，这就是今天陕西省汉中市勉县的武侯祠，也是全国最早的官立武侯祠。

沔阳武侯祠新建不久，曹魏镇西将军钟会便率军攻占了汉中，虽是敌对的双方，邓艾对诸葛亮也相当尊敬，特意到武侯祠祭祀，命令全军将士不得在诸葛亮墓地附近放牧砍柴（不得于亮所左右刍牧樵采）。

后来，为诸葛亮立庙祭祀之风由沔阳传到汉水中游的襄阳以及蜀中各地，诸葛亮曾生活过、去过的地方，大都修建起武侯祠，保存至今的就有数十家，这在古代名人中是绝无仅有的。

西晋泰始十年（274），《三国志》的作者陈寿向晋武帝进呈《诸葛亮集》，其中说到百姓对诸葛亮的追思，说梁州、益州的人，每追述起诸葛亮的事迹来，都不绝于耳（黎庶追思，以为口实。至今梁、益之民，咨述亮者，富犹在耳）。

这种风气一直传续到以后历代，晚唐时孙樵云曾说，诸葛亮已经死了500年，百姓对他的思念和纪念仍然很隆重（歌道遗烈，庙而祭者如在）。在宋代大诗人陆游的诗文中，也多次提到清明节汉中等地对诸葛亮的民间祭祀。

与祭祀活动相映衬的，是有关诸葛亮的民间传说逐渐盛行。有一本叫《异苑》的杂著，说蜀郡临邛县有一口火井，汉室兴盛时火焰旺盛，到后汉桓、灵之际，国运渐衰，火势也渐微。后来诸葛亮到这个地方看过一眼，火势立即恢复了旺盛，诸葛亮死后，这口火井随之渐弱，到蜀汉灭亡的那一年，人们把火投进去，火井反而灭了。

汉朝是火德，蜀汉灭，汉世绝。

在大量民间传说中，诸葛亮都是智慧的化身，他能预知数百上千年的后事，比如隋唐时期流行在滇、黔一带的故事，说孔明预知隋朝大将史万岁远征云南的事。

《蜀古迹记》里还记载了诸葛亮准确预见了八百年后北宋曹彬入蜀欲毁武侯祠等离奇传说，《蜀破獍》中记载诸葛亮竟能预知明末清初张献忠拆毁成都东门锁江桥塔而后殒命，等等。这些传说折射出一种心理倾向，表现出历代百姓对诸葛亮的尊敬和神往。

与民间私祭盛行一样，历代朝廷都给了诸葛亮以很高的地位，晋代封诸葛亮为武兴王；唐代封武灵王，并赐庙；宋代赐英惠庙，加封号仁济；元代追封为威烈忠武显灵仁济王；明代初洪武年间，朱元璋钦定帝王庙，从历代选从祀名臣37人，其中包括诸葛亮；清代朝廷不但下令将许多纪念诸葛亮的胜迹古祠加以整修建新，供人瞻拜，而且每年春秋祭祀孔庙时以诸葛亮从祀。

在对诸葛亮一生功绩的评价方面，历代也都有过热烈的讨论。

有人做过统计，至今保存的截止到清代关于诸葛亮的评论、考证等有400多篇，涉及180多人，其中包括晋武帝、隋文帝、唐太宗、康熙、乾隆等帝王，程、朱熹、王夫之、章太炎等学者，李白、杜甫、苏轼、陆游等文学家，岳飞、文天祥等爱国将领，评论范围之广、规格之高在三国历史人物中首屈一指。

在这些评论中，《三国志》对诸葛亮的评价较早也较为全面：

“诸葛亮担任丞相治理蜀国，能安抚百姓，向他们宣布礼仪法规，精简官职，制定合乎时宜的制度，办事公道，竭尽忠心，有人作出贡献即使是仇人也奖赏，有人触犯法律即便是亲近的人也必定惩罚，承认罪过能够悔改的即使罪行严重也宽赦，掩饰罪行即使罪行较轻也处死，好人好事哪怕小也要表彰，坏人坏事哪怕小也要贬斥（诸葛亮之为相国也，抚百姓，示仪轨，约官职，从权制，开诚心，布公道；尽忠益时者虽雠必赏，犯法怠慢者虽亲必罚，服罪输情者虽重必释，游辞巧饰者虽轻必戮；善无微而不赏，恶无纤而不贬）。”

“精通熟悉各项政事，从根本上对民众加以治理，要求实际和名义相符，不得弄虚作假。蜀国全境对他既敬畏又热爱，刑律和治政虽然严厉但毫无怨言，原因就在于他公正而且勤勉（庶事精练，物理其本，循名责实，虚伪不齿；终于邦域之内，咸畏而爱之，刑政虽峻而无怨者，以其用心平而劝戒明也）。”

“他是一个真正懂得治理国家的优秀人才，是一个能与管仲、萧何相媲美的人物。不过，他连年出兵北伐都没有成功，大概临机应变的军事谋略方面不是他擅长的吧（可谓识治之良才，管、萧之亚匹矣。然连年动众，未能成功，盖应变将略，非其所长欤）！”

陈寿对诸葛亮的评价比较全面，也比较宏观，他肯定了诸葛亮的治政才能，对于他公正、勤勉的品德更是给予大力推崇，但也指出诸葛亮军事方面存在不足，他的这些看法，尤其是关于诸葛亮“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评价，对后世影响很大。

陈寿30岁以后到晋朝做官，作为晋臣，他自然有政治忌讳的顾虑，在高度评价诸葛亮的同时也指出他的不足，这是可以理解的。

司马懿的孙子晋武帝司马炎是诸葛亮的崇拜者，《汉晋春秋》记载，司马炎曾与属下讨论诸葛亮的治国之策，对诸葛亮的才能和品德非常钦佩，他感叹道：“我要是有此人来辅佐，哪能像现在这么累（善哉，使我得此人以自辅，岂有今日之劳乎）？”

诸葛亮年轻时自比管仲、乐毅，后人对此也有评议，《艺文类聚》收录西晋张辅所作《乐葛优劣论》，对乐毅和诸葛亮二人文治武功方面的表现进行比较，最后得出结论，认为诸葛亮有文武之德，奇策泉涌，智谋纵横，又恩泽布于百姓，他的历史地位不仅比乐毅高，更可以与伊尹、姜尚相比。

东晋南渡，君臣常叹“举目见日，不见长安”，所以心中常思念两汉，对于诸葛亮辅弼蜀汉、抗拒北方曹魏政权的事迹给予推崇，常产生“再生孔明”的愿望，所以对诸葛亮评价更高，虽然《华阳国志》等有个别评价站在微观的角度对诸葛亮时有明褒暗贬、誉中掺毁，但总体上是赞誉的。

南朝因为与蜀汉同姓，又同属偏安一隅，所以对诸葛亮的推崇又更进一步，前秦的苻坚遇到王猛，曾以刘备与诸葛亮的遇合相比拟。

总的来看，魏晋南北朝对诸葛亮普遍持颂扬的态度，颂扬的重点在其忠君为国、兴复汉室、矢志不移以及高尚的个人品德等方面。

隋朝结束南北分裂的局面，国家重新走向统一，面对百废待举的局面，人们渴望尽快恢复秩序，诸葛亮的治蜀经验再次受到大家的重视，其治国能力受到高度评价。

唐代虽然以曹魏为正统，但仍然把诸葛亮看作忠臣、贤相，对他备极尊敬和称颂，一向主张以史为鉴的唐太宗李世民多次与臣下讨论诸葛亮，对他的治政、治军才能给予很高评价，希望总结诸葛亮留下的经验，以对当朝治政有所帮助。

李世民对魏征十分欣赏，也有很高的评价，据《新唐书》记载，李世民曾经问群臣：“魏征和诸葛亮哪一个更优秀（征与诸葛亮孰贤）？”有人回答说诸葛亮才兼文武，魏征比不了。唐太宗不同意，认为魏征更胜一筹。李世民当然有褒举当代人的意思，但从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他心目中其实分量也很重。

从唐代历史典籍中可以看出，诸葛亮在当时人们心目中是一个才兼将相、文武兼备、执法严明、品德高尚的名臣，是帝王心中的理想人臣典范，也是大家效法的对象，有谁做出了特殊表现，常常被比作诸葛亮。

在唐代，由于李靖等人的推崇，诸葛亮的军事才能也被大家公认，陈寿所说“应变将略，非其所长”的观点已不被公认。唐代官方设武庙，从历代军事家中选出10位，称为十哲，入祀于武庙，被选中的10个人是：田穰苴、孙武、吴起、乐毅、白起、韩信、张良、诸葛亮、李靖、李。整个汉末三国乃至两晋只有诸葛亮一人入选。

到了宋代，主张重文轻武，但文治不行、武功欠佳，大家对诸葛亮又产生了新的关注，各种评价数量明显增加，虽然苏洵、苏轼、叶适等人站在微观的角度就事论事，对诸葛亮的评价或持中肯立场，或有褒有贬，但司马光、程颐、朱熹等对诸葛亮多持推崇歌颂的态度。

司马光在编纂《资治通鉴》时采用《三国志》《晋书》的记事和议论，对诸葛亮多有很高评价。理学家程颐认为诸葛亮是明哲君子，如果不死，再有三年就可以灭掉魏国。被称为当世孔子的朱熹更将诸葛亮和禹、汤、颜子、孟子相提并论，认为诸葛亮“天资甚美，气象宏大”。

宋代官方沿袭唐代设武庙的做法并扩充了享受祭祀者的阵容，把张辽、邓艾、关羽、张飞、周瑜、吕蒙、陆逊、陆抗、杜预、羊祜等汉末三国名将扩充进来，但他们的等级为七十二将，而诸葛亮仍然是十哲之一。

宋代朝廷还追赠诸葛亮为顺兴侯，由官方在定军山武侯墓置守冢3户，以表彰其功德。

元明清以后，由于话本、小说、戏剧等艺术的兴起，诸葛亮的形象逐渐圣贤化、神仙化，清人毛宗岗称诸葛亮为古来贤相中第一奇人，说诸葛亮与管仲、乐毅比才能更强，与伊尹、姜尚相比，兼有他们二人的才能（比管、乐则过之，经伊、吕则兼之），可谓推崇备至。

清代康熙皇帝赞叹道：“诸葛亮说，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作为人臣，也就是诸葛亮能做得到（为人臣者，唯诸葛亮能如此耳）。”乾隆皇帝还亲自撰写《蜀汉兴亡论》一文，对诸葛亮推崇备至。由于有皇帝的倡导，为诸葛亮编纂文集、以诸葛亮为题著书立说在清代成为风气。

历代之所以对诸葛亮有如此高的评价，原因是在古人看来，他具备治国治军的突出才能，又有济世爱民、谦虚谨慎、廉洁奉公的品格，为后世树立了榜样。回顾诸葛亮的一生，他的忠贞、济世、敬业、至公、廉洁、谦虚等都为帝王、将相以及普通百姓称颂，人们从不同的角度称赞他，使他成为帝王心目中理想的人臣、人臣治国理政的榜样和普通人平时学习的楷模。

历代歌咏诸葛亮的诗词多不胜举，选白居易的一首诗作为结尾吧：

先生晦迹卧山林，三顾那逢圣主寻。

鱼到南阳方得水，龙飞天汉便为霖。

托孤既尽殷勤礼，报国还倾忠义心。

前后出师遗表在，令人一览泪沾襟。

参考文献

[1]诸葛亮.诸葛亮集[M].北京：中华书局，2002.

[2]陈寿.三国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3]范晔.后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5.

[4]常璩.华阳国志[M].北京：商务印书馆，1958.

[5]骊道元.水经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

[6]司马光等.资治通鉴[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7]熊方等.后汉书三国志补表三十种[M].北京：中华书局，1984.

[8]钱仪吉.三国会要[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

[9]卢弼.三国志集解[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9.

[10]梁章钜.三国志旁证[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

[11]严耕望.两汉太守刺史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

[12]台湾三军大学.中国历代战争史[M].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

[13]吕思勉.三国史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9.

[14]赵德馨等.中国经济通史[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

[15]贾大泉等.四川通史[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