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斯科绅士（美国亚马逊&NPR年度好书，三百六十度无死角的现代经典！一个人如果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就会被命运掌控。）
Author: 埃默·托尔斯
Date: 2018-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湖南文艺出版社

版权信息

莫斯科绅士

作者：【美】埃默·托尔斯（Amor Towles）

译者：马韧

责任编辑：薛　健　刘诗哲

选题策划：王叵咄

装帧设计：崔晓晋

献给斯托克利和埃斯梅

1922年　莫斯科

我仍记得

当它

像是徒步而来的行者

在我们之中停驻

一首旋律

奏出美洲狮似的音符

而现在，我们希求着什么？

这答案

如我此前所给

是沉默

是目不转睛地削梨

将晚安

和我的鞠躬一并送上

穿过露台

进入那柔光中

另一个温和的春天

但我知道：

它已不在圣彼得广场的秋叶下闲步

在学园的垃圾堆中

在你精致的中式蓝色宝塔里

它无处可寻

它已经离开了

渥伦斯基(1)的马鞍袋

莎翁的十四行诗，第三十首，第一节

赌场轮盘里

永远红色的二十七号

《它现在在哪儿？》一至十九行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

一九一三年

1922年6月21日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在

内务人民委员部紧急委员会的出庭记录

审判长：V．A．伊格纳托夫同志，M．S．扎可夫斯基同志，A．N．科萨列夫同志

检察官：A．Y．维辛斯基

检察官维辛斯基：说出你的姓名。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维辛斯基：这些头衔你可以留着。对别人而言它们毫无用处。但为了准确起见，你是不是一八八九年十月二十四日出生于圣彼得堡的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罗斯托夫：是的。

维辛斯基：在我们正式开始之前，我必须说一句，我还从没看见过有哪件夹克镶有这么多的纽扣呢。

罗斯托夫：谢谢。

维辛斯基：我可没有恭维的意思。

罗斯托夫：那么，我要求和你决斗。

［笑声］

秘书伊格纳托夫：肃静。

维辛斯基：你目前的住址？

罗斯托夫：莫斯科大都会酒店317号套房。

维辛斯基：你在那儿住多久了？

罗斯托夫：从一九一八年九月五日起我就一直住在那儿。快四年了。

维辛斯基：你的职业？

罗斯托夫：绅士是不从事职业的。

维辛斯基：那好。你平时都怎么打发时间？

罗斯托夫：用餐，交谈，阅读，思考。常见的消遣。

维辛斯基：你写诗？

罗斯托夫：我的鹅毛笔和剑一样锋利，这大家都知道。

维辛斯基：［举起一本小册子］这首创作于一九一三年的长诗《它现在在哪儿？》是你写的吗？

罗斯托夫：人们的确把它归到我的名下。

维辛斯基：你为什么要写这首诗？

罗斯托夫：是它自己在要求有人把它写出来。我只不过是在那个特定的早上恰好坐在写字桌前而已。

维辛斯基：确切地说，那是在什么地方？

罗斯托夫：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

维辛斯基：艾德豪尔山庄？

罗斯托夫：罗斯托夫家族在下诺夫哥罗德的一座庄园。

维辛斯基：啊，对。当然。答得真快。还是让我们把注意力转回你的诗作吧。鉴于这首诗创作于一九〇五年俄国革命失败后极其消沉的那些年月，很多人认为，它实际上是在号召大家行动起来。你同意这种分析吗？

罗斯托夫：每一首诗都是对人们的号召。

维辛斯基：［一边核对记录］你在接下来那年的春天离开俄国去了巴黎？

罗斯托夫：我记得当时苹果树好像正在开花。所以，是的，十有八九是在春天。

维辛斯基：确切地说，是在五月十六日。好吧，我们了解你“自我放逐”的原因；对你迫于形势远走高飞甚至抱有同情。可我们更关心的是你一九一八年的回归。我们想知道，你回来是不是抱有武装起义的打算，如果有，你是支持革命还是反对革命？

罗斯托夫：那个时候，我早没再考虑武装起义了。

维辛斯基：那你为什么还要回来？

罗斯托夫：我想念这里的气候。

［笑声］

维辛斯基：罗斯托夫伯爵，你似乎并未意识到这是一个庄重的场所。而且，对你面前的这些人也没表现出应有的尊重。

罗斯托夫：沙皇皇后当年也对我有这样的抱怨。

伊格纳托夫：维辛斯基检察官，如果您允许的话，我……

维辛斯基：请讲，伊格纳托夫秘书。

伊格纳托夫：我毫不怀疑，罗斯托夫伯爵，在场的许多人会因为发现你如此富有魅力而惊讶不已。可我却丝毫不觉得意外。历史告诉我们，个人魅力正是有闲阶层的终极追求。真正令我感到惊讶的是这首诗的作者居然会变成一个漫无目的的人。

罗斯托夫：我一直以为，只有上帝才知道一个人的目的。

伊格纳托夫：的确。你这么想再方便不过。

［委员会休会12分钟］

伊格纳托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充分考虑了你自己提供的证词之后，我们认为，曾经写下诗歌《它现在在哪儿？》的那颗赤子之心如今已不可挽回地沾染上其所属阶级的腐朽了。而且，对其曾经信奉的理想，业已构成威胁。为此，我们本应该把你从法庭带走，关进监狱。但党内某些高层人士认为，你在革命爆发之前还算得上是一位有志之士，所以，本委员会决定，你被立刻遣返至你最喜爱的那家酒店。但请你记住：倘若再踏出大都会酒店一步，你将被枪毙。下一个案子。

签字人

V．A．伊格纳托夫

M．S．扎可夫斯基

A．N．科萨列夫

(1)　列夫·托尔斯泰的著作《安娜·卡列尼娜》中的男主角。

目 录

1922年　莫斯科

第一卷　Book One

一九二二年

第二卷　Book Two

一九二三年

一九二四年

一九二六年

第三卷　Book Three

一九三〇年

一九三八年

一九四六年

第四卷　Book Four

一九五〇年

一九五二年

一九五三年

第五卷　Book Five

一九五四年

后记　Afterword

第一卷
Book One

一九二二年

大使

一九二二年六月二十一日下午六点三十分，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送出克里姆林宫的大门。他来到红场上，凉爽的天气格外宜人。伯爵边走边像游泳一般双肩往后一收，长长吸了一口新鲜空气，步履没有丝毫停滞。天空的颜色与圣巴索教堂湛蓝的穹顶一般无二。而那些粉红色、绿色和金色也熠熠生辉，仿佛宗教的唯一目的是为神性而欢呼。正在国营百货公司的橱窗前交谈的布尔什维克的姑娘们也打扮了起来，似乎在庆祝春天的尾声。

“喂，伙计，”伯爵冲站在广场边上的费奥多打了声招呼，“今年的黑莓这么早就上市了？”

小贩吓了一跳，他还没来得及答复，伯爵就已迈着轻快的脚步走开了。他打过蜡的胡子像海鸥的翅膀般朝两边支开。穿过复活门(1)，他背对亚历山大花园(2)里的紫丁香，朝剧院广场走去。雄伟的大都会酒店就坐落在那里。来到酒店门前，伯爵冲值下午班的看门人帕维尔眨了下眼，然后转过身，朝一直尾随在他身后的两名士兵伸出手去。

“先生们，谢谢你们把我安全护送到此。接下来我不需要你们的帮助了。”

两位小伙尽管身材高大，却得扬起头才能越过帽檐看见伯爵的眼睛。和罗斯托夫家族近十代里所有男人一样，伯爵很容易就长到了六英尺三英寸(3)。

“继续走。”两人中更凶的那位说道。他把手往枪托上一搭：“我们得亲眼看着你进房间。”

进到大堂，伯爵幅度很大地挥了挥手，跟（前台的）沉着冷静的阿尔卡季和（正为雕像掸灰的）活泼漂亮的瓦伦蒂娜打招呼。虽然以前伯爵用同样的方式跟他们打过上百次招呼，今天，二人却都睁大眼睛紧紧地盯着他。这是你去参加晚宴，却忘了把裤子穿上，大伙儿见到你时会有的那种反应。

那个钟爱黄色的小女孩正坐在大堂里她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杂志。伯爵从她身边走过，突然在几株棕榈树盆栽前停下脚步，问他的护送者们：

“先生们，电梯还是楼梯？”

两位士兵对视了一眼，又看了看伯爵，再看回彼此。显然，他们不知该怎么办。伯爵心想，连上楼这种事都不能当机立断，还能指望这些士兵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吗？

“楼梯。”他替他们做了决定，然后一步跨两级台阶地往上走去。这个习惯他是在上军校的时候养成的。

来到三楼，伯爵沿着铺有红色地毯的走廊走向他的套房——由相互连通的卧室、浴室、餐厅和豪华客厅组成，客厅的落地窗高达八英尺，刚好俯瞰着剧院广场上的菩提树。然而，此刻在那儿迎候他的却是粗暴之举。被猛然打开的房门前站着保安队长，还有服务员帕夏和彼佳。触及伯爵的目光，两位年轻服务员的神色显得有些尴尬。很显然，有人刚刚命令他们干了一些令他们反感的事。伯爵便问保安队长：

“这是什么意思，队长？”

队长被问得微微一怔，可他毕竟训练有素，处变不惊。

“我是来带你到你的房间去的。”

“这不就是我的房间吗？”

队长脸上浮出一丝浅浅的笑意，说：“往后恐怕不是了。”

队长让帕夏和彼佳留下，他自己领着伯爵和护送他的两名卫兵来到酒店最里面的一扇毫不起眼的门前。门后藏有一道多用途楼梯。楼梯内光线昏暗。每往上走五步就转一个急弯，如塔楼一般。他们往上爬了三段楼梯，来到一扇通向狭窄走廊的门前，走廊上一字排开的是一个卫生间和六间卧室。卧室形似修道院修士们的居所。这层顶楼最初是为安置大都会酒店宾客随行的管家和女佣所建，后来，带仆从出行的做法不再流行，这些空置的房间便被用于应对一些临时而紧急的需要，比如存放废弃的木料、破损的家具或其他杂物。

那天早些时候，紧邻楼梯口的房间已经被清理出来，只余一张铁床，一张三脚书桌，以及攒了十年的灰尘。靠近门口的角落里有个小壁橱，它更像个后来才添加的电话亭。顺着屋顶的坡度，天花板自门上的位置开始，逐渐往屋里倾斜。那面开有一扇棋盘大小的老虎窗的外墙的墙根成了唯一能容伯爵挺身站立的地方。

见两名护送的卫兵正从走廊里窃笑着往这边张望，这位好队长解释说，他已经吩咐那两位服务员，让他们帮着挑几件伯爵的新居放置得下的家什搬过来。

“那其余的呢？”

“将成为人民的财产。”

这就是他们的规矩，伯爵心想。

“好吧。”

他几乎是跳着从塔楼下来的，两名士兵在他身后匆忙追赶，他们身上的步枪被墙壁磕得咔嗒直响。下到三楼，他沿着走廊径直走进他的套间。两位服务员抬起头，神情有些伤感。

“没事，伙计们，”伯爵镇定地说，接着比画了起来，“这个，这个，还有那些。所有的书。”

在可以搬往新居的物品当中，伯爵挑了两张高背椅，还有祖母留下的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她最喜爱的那套瓷盘。他还选了两盏用黑檀木雕刻而成的大象造型的台灯，以及妹妹海伦娜的一幅画像，那是一九〇八年瓦伦丁·谢罗夫(4)在艾德豪尔山庄小住期间绘制的。他也没忘了拿上那口在伦敦爱丝普蕾公司定制的皮箱。他的好朋友米什卡曾为这口箱子起了一个恰如其分的名字——“大使”。

不知哪位好心人已将伯爵的一只行李箱拿到了卧室里。所以，当服务员开始将上面提到的物件往楼上搬时，伯爵正把衣服和私人物品往行李箱里塞。他发现站在一旁的士兵瞪着落地柜上的两瓶白兰地，便把它们也塞进箱子里。行李箱也被抬上楼之后，他才冲着办公桌指了指。

两位服务员一人抓住桌子的两个角，他们那宝蓝色的制服已在这一番劳作中弄脏了。

“这玩意儿也太重了。”其中一位对另一位说。

“国王用城堡使自己强大，”伯爵在一旁说，“绅士则用书桌。”

服务员使劲将桌子往走廊里拖，这时，罗斯托夫那口注定要被留下的大座钟发出八声悲鸣。保安队长早已返回他自己的岗位去了，之前气势汹汹的两名卫兵这会儿也变得有些百无聊赖了。他们倚墙而立，任凭烟灰掉落到镶木地板上，混入倾泻进大客厅的阳光里。夏至时节，莫斯科的阳光尚毫无颓意。

伯爵怅惘地走向房间西北角的那几扇窗户。他曾在这扇窗前消磨过多少时光；多少个清晨，他身披睡袍，手端咖啡，目睹着那些来自圣彼得堡的旅客经过一夜火车颠簸后疲惫不堪地走出车站；又有多少个冬夜，他出神地凝望着外面的雪花徐徐飘落，街灯下时不时闪过一个孤独的人影。就在这时，在广场最北端，一位年轻的红军军官正急匆匆地跨上莫斯科大剧院正前方的台阶，他已经错过了今晚前半小时的演出。

想起自己年轻时也有在幕间闯入剧场的嗜好，伯爵不禁哑然失笑。有一次，时间明明仅容他在英语俱乐部喝上一杯就走，他却又一连喝了三杯，才跳进已在外面等候多时的马车。马车疾驰如飞，穿城而过，他连跑带跳地冲上剧院那著名的台阶，像刚才那位小伙子一样，闪身进入金色的大门。舞台上，女芭蕾演员正翩翩起舞。伯爵忙不迭地低声道着歉，挪往他位于第二十排的专座。那是少数几个能够一览包厢里女宾们芳姿的福利座位之一。

迟到，伯爵边想边叹了口气，年轻人的通病。

他把脚跟一转，在自己的房间踱起步来。他最喜欢廓大的客厅，还有客厅里悬挂的两盏枝形灯。他也喜欢小餐厅里的漆木镶板和用以固定卧室双开门的精致的黄铜机关。总之，他就像一位头一次见到这个套房的潜在买主，将屋内的装潢细细打量了一遍。进到卧室，伯爵在大理石面的桌案前略微停了停。桌上摆着各式各样的古玩。他从中挑了把剪刀拿起来。那是他妹妹的心爱之物，整把剪刀被做成一只白鹭的形状，长长的银色刀刃代表鸟喙，金色的小螺丝则是眼睛。这把剪刀是如此小巧，他都没法将大拇指和食指塞进指圈去。

伯爵从套房这头往另外一头望去，仿佛要将所有留下来的东西最后再盘点一番。这些四年前跟他一起进驻这个套房的私人物品、家具和艺术品当年已经历过一轮精挑细选。当初伯爵一获知沙皇已被处决的消息，便动身从巴黎回国。在接下来的二十多天里，他横穿了六个国家，绕开了隶属五个国家的八个营的军队，终于在一九一八年八月七日那天抵达艾德豪尔山庄。当时，除了背包，他一无所有。据他的观察，当时整个农村已处在动荡的边缘，他们家也濒临险境，然而，他的祖母，也就是老伯爵夫人，依然从容不迫。

“萨沙，”她坐在椅子上没起身，“你来了，太好了。你一定饿了吧。过来和我一起喝茶。”

他开始跟她解释，为什么她必须离开这个国家，给她详细讲述他为她所做的出行安排。老伯爵夫人这才知道她已经别无选择，也才明白，尽管所有的仆人都愿跟随她，她却只能从中挑两个带走。她也弄懂了为什么她的孙子，她唯一的继承人，这个她从十岁一直带到大的孩子，不能陪她一起上路。

七岁那年，有一次，伯爵下象棋惨败给了邻居家的男孩。他哭鼻子，骂粗口，还把棋子摔了一地。这番极其缺乏体育精神的表现遭到了伯爵父亲的严厉责罚。那天晚上，父亲没准伯爵吃饭。他是空着肚子上床的。年轻的伯爵攥着毯子，饥肠辘辘，这时他祖母来看他了。老伯爵夫人在他的床头坐下，对他表示了一定程度的同情：“输棋当然没什么可高兴的，那个叫奥博连斯基的孩子也确实是个讨厌的家伙。不过，萨沙，我亲爱的，你知道他要的就是看你的笑话，你为什么要让他得逞呢？”正是提着这口气，在彼得霍夫码头分别的时候，他和祖母谁都没哭。其后，伯爵回到庄园，处理关闭事宜。

很快，烟囱打扫完毕，食品储藏室清理一空，家具也都蒙上了挡尘布，就像他们只是因为换季，全家又要例行返回圣彼得堡了似的。不同的是，这回狗都被从笼子里放了出来，马全出了马厩，仆人们也统统被免了职务。伯爵挑出了罗斯托夫家最漂亮的家具，只装了满满当当一马车。然后，他插上门闩，朝莫斯科出发了。

这真有趣，即将告别豪华套间的伯爵暗自思忖。从很小的时候开始，我们便得学会如何跟朋友或者家人说再见。我们在车站送别父母和兄弟姐妹；我们去表兄弟家串门；我们上学、参军、结婚、出国旅行；我们抓着好友的肩膀，祝他一切顺利，盼望分手后能尽快收到他的消息，哪怕只是只言片语——这些都是我们人生阅历的一部分。

可有一种经验却是我们不太能学到的，那便是：如何与最心爱的东西告别。即使有学习的机会，我们也宁可对之退避三舍。毕竟，我们将心爱之物抓得比最要好的朋友更紧。不管去哪儿都会带上它们，不惜为此承担不菲的费用，忍受诸般不便；我们不忘时时替它们掸除灰尘，训斥在它们近旁玩耍得太疯的孩子们；任由与它们相关的回忆不断为它们添加更多价值。就拿这个壁橱来说，我们总会想起：年幼的我们常常躲藏在其中。那些银烛台，每年圣诞前夜都会成排地出现在家里的餐桌上。还有这条手帕，她曾用它擦过眼泪，等等。在形单影只的时刻，或许只有这些精心保留下来的物品能给我们带来一丝安慰。

可是，物件毕竟只是物件。

于是，伯爵把妹妹的小剪刀放进裤兜。他朝屋里的传家宝投去最后一眼，把它们带给他的心痛永远地抹去了。

✮

一小时后，伯爵站在新床垫上使劲蹦了两下。他想听听那嘎吱作响的弹簧奏出的是哪个调（升G调）。他审视一番堆在四周的家具，不由得想起自己还是个小伙子的时候，曾经特别渴望坐轮船去法国，或是乘夜班火车去莫斯科。

为什么他会向往那种特殊的旅行呢？

因为它们的舱位都很小！

一切都是那么新奇：桌子折叠起来便无影无踪；抽屉就在床铺底下；墙上壁灯的大小刚好能照亮你要阅读的书页。对一颗年轻的心来说，这种高效的设计宛如美妙的音乐，兼顾了功用的精准和冒险的可能。这与尼摩船长驾驶潜艇在海底航行两万里时身处的船舱肯定一模一样。倘若能到鹦鹉螺号上去住一夜，就算有人拿在皇宫住一百天来交换，但凡稍有勇气的孩子，又有哪个肯换呢？

好吧。他算是如愿以偿了。

何况，与一半的房间都被布尔什维克征用为打字室的二楼相比，六楼至少不会一整天充斥着打字声。在这里，他还能一个人静下心来想事情。(5)

伯爵站起身，他的头撞到了天花板的斜壁。

“可不是嘛。”他回应道。

他把一张高背椅推到一旁，将大象造型的灯移到床边，然后打开行李箱。他首先把代表团的合影拿出来，摆在原本放它的桌上。接着拿出那两瓶白兰地，还有他父亲那只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伯爵正要取出祖母看歌剧用的小望远镜，把它搁在桌上时，天窗那边传来翅膀扑棱的声音，吸引了他的注意。尽管天窗只有一张赴宴邀请函那么大，伯爵还是能看见外头有只鸽子刚刚落在窗台的铜板上。

“喂，你好。”伯爵说，“这么好心来看我啊。”

鸽子摆出一副主人公的架势，扭过头来往里瞅了瞅，然后一边拖着爪子在挡雨板上行走，一边在窗户上使劲地啄了几下。

“嗯，对，”伯爵承认说，“你说的也有道理。”

他正准备向这位新邻居解释他为何会突然出现在这里，这时，走廊里有人清了清嗓子。伯爵不用回头就知道，来者是安德烈——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叨扰别人之前的这声轻咳是他的标志。

伯爵冲鸽子点了点头，表示稍后再继续他们的交谈。他把外套重新扣好，转过身来，发现来的不只是安德烈——走廊里挤着三位酒店员工。

长有一双灵巧而修长的双手的安德烈冷静如常；酒店无可替代的礼宾接待员瓦西里也在；还有带着快活、羞涩又好奇的神情的玛丽娜，她刚刚从客房部的服务生升职为缝纫师了。他们三人眼里的困惑和数小时前伯爵从阿尔卡季和瓦伦蒂娜脸上看到的一模一样。伯爵这才恍然大悟：今天早上他被从酒店带走的时候，他们一定都以为他再也回不来了。可现在，他居然走出了克里姆林宫的高墙，这简直无异于飞行员从摔碎的飞机残骸里爬了出来。

“我亲爱的朋友们，”伯爵说，“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定让你们受惊了。你们或许听说了，我被请到克里姆林宫进行一次私人会谈。在那里，几个留着山羊胡子的政府官员对我做出了裁决，因我的贵族出身，我被判处终身监禁……在这家酒店里。”

在一片欢呼声中，伯爵同访客一一握手，衷心感谢他们每个人的真诚情谊。

“进来吧，进来。”他说。

三位酒店员工从那堆摇摇欲坠的家具中间挤进屋来。

“来，有劳你，”伯爵把一瓶白兰地往安德烈手中一递，然后，他在那口名为“大使”的箱子前跪下，解开钩扣，像翻开大部头的书一样把箱子摊开。箱子里稳稳当当地放着五十二只玻璃杯——更准确地说，是二十六对玻璃杯。每一对都有其独特的形状和用途，从喝勃艮第红酒用的大肚球形杯到专为喝色彩鲜艳的南欧利口酒设计的细脚杯，一应俱全。为了节省时间，伯爵从箱子里随手挑出了四只杯子递给大家。此时，安德烈已经拔出了瓶塞，履行了他光荣的职责，给众人倒上酒。

所有客人手中都有了白兰地之后，伯爵把自己的酒杯高高地举起来。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说。

“为大都会酒店干杯！”他们附和道。

伯爵天生就是个高明的东道主。他一会儿替这个斟酒，一会儿同那个聊得兴起。他对屋里气氛的每一丝变化都有着本能的体察。今晚的安德烈放下了职位赋予他的拘谨，变得笑容可掬，还时不时俏皮地眨眨眼。平时为客人们介绍旅游景点时有板有眼的瓦西里此刻也好像变了个人，他是那么轻松，一副今天说出口的话明天一概不负责的架势。玛丽娜呢，每听完一个笑话，平时羞答答的她现在张口便咯咯地笑出声来，早把用手捂住嘴的那一套忘在了脑后。

这个夜晚，伯爵十分感激他们带给他的喜庆和快乐，但他并不会自负地以为，他们这么做仅仅是为了祝贺他虎口余生。他比大多数人都清楚，一九〇五年九月俄国代表团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自那之后十七年，俄国经历了一场世界大战、一场内战、两次饥荒，还有一场所谓的“红色恐怖”。总之，它经历了一个无人幸免的动荡时代。无论你的立场是左还是右，是红还是白，也无论你的处境是在好转还是在变坏，此刻都该为这个国家的健康干一杯。

✮

夜里十点，伯爵把他的客人们送到塔楼，跟他们互致晚安，与他在他们家位于圣彼得堡的庄园门口送客时该尽的礼数一般无二。回到屋里，他打开窗户，把瓶里最后一点白兰地倒进杯中，在办公桌后面坐了下来。

这张办公桌是伯爵的教父杰米多夫大公留给他的，产于路易十六时期的巴黎，饰有当年顶级的镀金和皮革。大公蓄着白色的大鬓角，有着淡蓝色的眼睛，佩戴着金色的肩章；他会讲四种语言，能读六国文字。他终身未娶，代表祖国去了朴次茅斯。他还打理着名下的三座庄园。他一贯勤勉，反对夸夸其谈。早年，他曾和伯爵的父亲一道当过轻骑兵军官。大公因此成了伯爵的监护人。一九〇〇年，伯爵的父母因染上霍乱而在数小时内相继过世。当时，是大公把年轻的伯爵领到一旁，叮嘱他说，为了妹妹，他一定要坚强起来；大公还告诉他，人生中的逆境会以许多不同的方式出现，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

伯爵伸出手，轻轻抚摸办公桌表面的小凹痕。

这些浅浅的凹痕凝聚着多少句大公的话啊。四十年的岁月里，他在这张桌上写过给管家的简要的吩咐，与政治家的精彩雄辩，对朋友的肺腑之言。换句话说，这张桌子不容小觑。

一口饮尽杯里的酒，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坐在了地上。他伸手摸索着桌子右前腿的后部，找到那个暗扣，按了一下，一扇镶嵌得严丝合缝的门打开来，露出一个衬有丝绒的小洞。另外三条桌腿里也都隐藏着这样的洞，洞里塞满了金币。

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

在将醒未醒的九点半，于意识尚未全然恢复的混沌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把一天中所有的好滋味都品味了个遍。

不出一小时，他将走上特维尔大街，和煦的春风会把他的胡须吹得随意飘拂。途中，他会在戈泽特尼街的小摊上买份《先驱报》，路过菲利波夫的面包房(6)（在橱窗前驻足只是为了观赏一下里面的糕点），然后去和他的银行经理人会面。

在路边停下脚步时（因为要避让拥堵），他这才想起自己在赛马俱乐部预订的午餐是下午两点的。尽管银行经理人十点半就在等着与他碰面，可对经理人而言，储户永远是他们的衣食父母，等等应该也不碍事……抱着这样的想法，他折返回去，把礼帽从头上摘下来，拉开了菲利波夫的店门。

一进门，他的感官瞬间得到了极大的犒赏，面包师的高超技艺毋庸置疑。空气里飘散着新鲜出炉的椒盐卷饼、甜面包卷和面包条的柔和香气。每天都有专列将这些无与伦比的糕点送进冬宫。在前排的玻璃陈列柜里，一排排蛋糕摆放得整整齐齐，蛋糕上五颜六色的糖霜就像阿姆斯特丹多彩的郁金香。伯爵走近柜台，他会向那位系着淡蓝色围裙的年轻女士要一份法式千层糕（多么恰如其分的名字），然后，赞赏地注视着她用茶匙将那块美味的糕点从银铲上轻轻推到一只瓷盘里。

端着点心，伯爵会找一个离角落里的那张小桌子最近的地方坐下。每天早上那里都会聚集三个时髦的年轻女子，谈论着昨天夜里的风流韵事。出于对周边环境的顾忌，三位年轻女子起初说话声还很低，不失文雅，可随着情绪的波动，她们的声音会不可避免地高昂起来。等到了十一点十五分，即使最心无旁骛的糕点爱好者也别无选择，只能坐在那儿“偷听”比千层糕还要繁复微妙的女人的心思。

十一点四十五分，清扫完盘子里的糕点，他把胡子上沾着的面包屑掸掉，挥手向柜台后面的女孩致谢，再冲三位年轻女士脱帽告辞（他刚才找机会同她们聊过几句），回到特维尔大街上。他停下脚步，心想：下面干什么去呢？也许可以去伯特兰画廊欣赏刚从巴黎来的油画，或者悄悄溜进音乐学院的音乐厅，听年轻学生们排练贝多芬的四重奏，要不就索性回到亚历山大花园，找张长椅坐下，一边欣赏那里的丁香，一边听鸽子在窗台的铜质防雨板上来回徜徉，咕咕地低吟浅唱。

窗台的铜质防雨板……

“啊，对了。”伯爵醒悟了过来，“我想，这个应该没有了。”

倘若此时伯爵再闭上双眼滚到墙边，不知还能不能再回到梦中的长椅上，让他得以在菲利波夫面包房里，在那三位女士碰巧经过的当口，及时地打招呼道：“真高兴再次见到你们，这真是太巧了。”

肯定能。不过沉溺于如果情况不同又会发生什么的设想，绝对是让人精神失常的不二法门。

伯爵坐直了身体，脚径直踩在没铺地毯的地板上，扭了扭他那指南针似的两撇髭须。

大公的办公桌上摆着一只笛状香槟酒杯和一只白兰地酒杯。前者瘦小而挺拔，俯视着浑圆矮胖的后者。让人不禁想起谢拉莫雷纳山脉中的堂吉诃德和桑丘·潘沙，或是舍伍德森林里的罗宾汉和塔克修士，还有站在大门口的哈尔王子和福斯塔夫——

这时，传来了敲门声。

伯爵刚站起来，头就磕到了天花板。

“稍等。”他说，然后一边揉着头一边去箱子里翻找衣服。穿戴停当之后，他才把门打开。门口站着个手脚勤快的年轻小伙，他手里端着伯爵日常吃的早餐——一壶咖啡、两片饼干和一块水果（今天是李子）。

“很好，尤里！进来，进来吧。放这儿，就放在这儿。”

趁着尤里把早餐一一摆在箱子上的工夫，伯爵坐到大公的办公桌后，飞快地给住在达诺夫斯基大街的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写了张字条。

“能不能替我送个信，孩子？”

尤里从来不会推脱，他痛快地接过字条，答应亲手把信交给收信人，并鞠着躬收下了伯爵给的小费。接着，他在门口停了下来。

“我是不是……该把门开着？”

问题问得很在理。因为房间不大透气，而在六楼这么高的地方，隐私被泄露的机会也微乎其微。

“开着吧。”

尤里的脚步声朝塔楼下远去了。伯爵把餐巾往腿上一铺，给自己倒了杯咖啡，再往里面加上几滴奶油。喝完第一口，他相当满意地发现，咖啡的热度一点也不比往常低。年轻的尤里今天送早餐要比以往多爬三层楼梯，他刚才一定是冲刺一般跑上楼的。

伯爵正用削皮刀把李子肉从核上切下来，他忽然发现一道银色的影子从箱子后面闪过，像一道轻盈的烟雾。他侧过身从高背椅后面往里看。哪是什么鬼影，不过是大都会酒店大堂里的那只猫——一只独眼的俄罗斯蓝猫。酒店围墙以内发生的事，就没它不知道的。显然，它这是亲临顶楼来视察伯爵的新住处了。从阴影里走出来后，它一下跃上那张叫“大使”的皮箱，又蹿到靠墙的小桌上，接着跳上了三腿写字台，没有发出任何声响。占据了这个有利的位置之后，它朝屋里审视了一圈，然后失望地摇了摇头。

“是，”伯爵也朝四下看了看，“我明白你的意思。”

摆放得拥挤而杂乱的家具让伯爵的这片领地看上去仿佛阿尔巴特街(7)上的寄售商店。在这么小的房间里，他原本只该放置一把高背椅、一个床头柜和一盏灯的，他没有祖母的那一整套利摩日瓷器也照样可以生活。

书呢？全给我留下！当时他虚张声势地说道。可他不得不承认，他的喝令更多的是出于冲动，为了把行李员给震住，给他们一个下马威。因为这些书甚至不合伯爵的胃口。他把自己那套蔚为壮观的藏书，包括巴尔扎克、狄更斯、托尔斯泰等巨匠的著作留在了巴黎。服务员们搬进小阁楼的那些书是他父亲的，都是些理性主义哲学和现代农业科学的专著，每一本都是大部头，一看就知道根本读不动。

毫无疑问，这些书得再筛选一次。

吃完早餐，伯爵洗了个澡，穿戴完毕后便开始忙起正事。首先，他试着打开隔壁房间的门，但门似乎被里面的某一个重物堵住了。伯爵用肩膀用力去顶，门仍然纹丝不动。在另外三个房间，伯爵发现的是从地板堆到天花板的零碎杂物。最后一个房间里，一堆石板瓦和遮雨板之间放置着一只带有明显凹痕的俄式茶壶。茶壶旁边的空地被人清理过，这一定是从前修理屋顶的工匠们喝茶休息的场所。

伯爵回到自己的房间，将几件夹克挂进衣柜，然后翻出来几条裤子和衬衫，把它们卷起来垫在写字台的右下角（以确保这只三条腿的怪物不会翻倒）。他又把所有的箱子、将近一半的家具，还有他父亲的那些书（除了一本），拖了出去摆在走廊上。就这样，不出一小时，他就将屋里的东西减至最基本的几样：一套桌椅，一张床和一个床头柜，一张待客用的高背椅，外加一条刚好够一位绅士用来踱步和思考的十英尺宽过道。

伯爵满意地看向那只猫（它正惬意地躺在高背椅上，忙着舔舐爪子上沾的奶油）。“现在觉得怎么样，你这个老偷儿？”

说完，他在办公桌边坐下来，拿起了他留下的那本书。这本饱受赞誉之作曾被他父亲视若珍宝。从他头一次下决心要把这本书读完到现在，少说已有十年。每当他手指着日历宣称“要用这个月所有的时间来读《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时，生活中就总会有诡异之事把头探进门来捣乱。不是有人突如其来地向他表达爱慕之意（凭良心说，这种事是不能草率处理的），就是银行经理人有事找他，或者马戏团进城表演了。

生活中的诱惑毕竟太多了。

可如今，不会再有什么事能让伯爵分心了。读这本书所需的时间和安静，他全都有了。伯爵把书牢牢地握在手里，一只脚搭在写字台的角上，把椅子往后仰去，直到它仅靠后面的两条椅腿保持住了平衡，他才打开书翻看起来：

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当面对我们曾经开罪过的人的复仇之手而又无力抵抗的时候，想让对方变得心软而饶恕我们，最常见的办法就是用屈服求得他们的同情和怜悯。但无畏与坚定，这种截然相反的方式，有时也能起到同样的效果……

看书时把椅子向后仰，这是伯爵早在艾德豪尔山庄时养成的习惯。

在美不胜收的春日，果园中繁花盛开，草丛中的狐尾草随风摇摆着。他和海伦娜会找个舒适的角落来消磨时光。今天可能在楼上天井的凉棚底下，明天则可能跑到那棵俯瞰着河湾的大榆树旁。海伦娜在刺绣，伯爵则会将座椅往后一仰，靠把一只脚搁在喷泉的出水口旁边或是树干上来保持平衡，大声诵读她最喜欢的普希金作品。他们在那儿会待上一个又一个小时，读上一节又一节诗篇，她那小巧的绣针也不知一圈又一圈地转了多少个来回。

“你的这些东西要绣到什么时候才算完？”一页读罢，他偶尔会问上这么一句，“我敢打赌，家里的每只枕头都已经绣上了蝴蝶，而且每块手帕上也都绣上了主人名姓的字母缩写。”他故意打趣，说她像珀涅罗珀(8)一样在夜里故意把已经绣好的活儿又拆掉，好让他为她再多念一本诗集。而她听了，便会露出神秘的微笑。

从蒙田的书页上抬眼望去，伯爵的目光停滞在靠墙放着的海伦娜的画像上。这是那年八月在艾德豪尔山庄画的，描绘的是妹妹在餐桌边一盘桃子前的样貌。谢罗夫的画笔可真是传神啊：乌黑的秀发，泛着红晕的双颊，纤弱而仁慈的表情。伯爵心想，或许那一针一线的动作里头果真隐藏着什么东西，正是通过缝好每个细小的线圈，她才真正把握住了温柔的智慧。是啊，年方十四的她便已如此贤淑，你能想象她到二十五岁时该是多么优雅。

一阵轻柔的敲门声将伯爵从遐想中唤醒。他把父亲的书合上，回头看见门口站着一位六十多岁的希腊人。

“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

伯爵将悬着的两条椅子前腿“砰”一声落到地板上。他走到门口，一把握住了访客的手。

“你能来我太高兴了。我们只见过一两次，你可能已经记不得了，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年迈的希腊人鞠了个躬，以示这个提醒颇无必要。

“进来，进来吧。请坐。”

伯爵冲那只独眼猫挥了挥蒙田的大作（独眼猫咝咝地叫了一声跳到地板上）。伯爵把高背椅让给客人，自己在办公椅上落了座。

接下来，年迈的希腊人回应着伯爵的凝视，他的眼神中透着些许好奇，这或许是意料之中的事：毕竟他俩还从未为正事而会晤过。伯爵毕竟不是那种被动的人，于是，他率先开了口。

“你也看见了，康斯坦丁，我这儿的情况有了些变化。”

来客的脸上露出一丝惊讶。

“不，这是真的，”伯爵说，“变化还不小。”

年迈的希腊人环视了一圈房间，然后抬了下双手，承认注意到了伯爵眼下的窘境。

“您是不是想筹些……资金？”他试探着问道。

在把这一猜测完全说出口之前，年迈的希腊人在“资金”二字前稍稍停顿了一下。在伯爵看来，这一停顿委实恰到好处。这是一位深谙微妙的谈话之道数十年的人。通过这一停顿，他表达了对谈话对象的同情，却丝毫没有流露出他们双方的地位有所改变的意味。

“不，不，”伯爵边说边摇头强调罗斯托夫家族从来没有借钱的习惯，“正好相反，康斯坦丁，我觉得我这儿有样东西你也许会感兴趣。”说完，伯爵像变戏法一样拿出一枚藏在大公办公桌里的金币。他用拇指和另一根手指把它稳稳地夹在指尖。

年迈的希腊人仔细察看了硬币，然后缓缓吐了口气表示赞叹。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的老本行是贷款，他有一手绝活：任何一件东西让他瞧几眼，再给他掂上一掂，值多少价钱他便能知道个八九不离十。

“我能不能……”他问道。

“当然。”

他接过硬币，翻转来看了一眼，然后恭敬地把它还给伯爵。这东西不仅从冶金上说纯度非常高，而且，行家里手们从硬币背面的眨眼双鹰就看得出，这是为纪念叶卡捷琳娜大帝加冕而铸造的五千枚金币中的一枚。换在太平时节，能从一位急需用钱的绅士手里把它买下来，转手卖给即使是最谨慎的银行，也能赚上不小的一笔。可在如今动荡的时期呢？虽然市场对普通奢侈品的需求已近乎崩溃，但像这样的宝物，其行价只会看涨。

“请原谅我的好奇，阁下，这东西……您只有一枚吗？”

“就一枚？哦，不。”伯爵连连摇头答道，“它就像军营里的士兵，运奴船上的奴隶，恐怕从来都不会有落单的时候。”

年迈的希腊人又长长地吐了口气。

“那好……”

于是，两个人在几分钟内就痛快地达成了协议。而且，年迈的希腊人说，他很乐意帮伯爵把他当场写就的三封短信亲手递交到收信人手里。然后，他们便像老相识一样握了握手，并约好三个月之后再见。

年迈的希腊人正要出门离开，又突然停了下来。

“阁下，我能问您一个私人问题吗？”

“当然。”

他有些不好意思地冲着大公那张办公桌比画了一下。

“我们还能读到更多您写的诗吗？”

伯爵感激地冲他笑了笑。

“很遗憾，康斯坦丁，我写诗的日子已经一去不返了。”

“罗斯托夫伯爵，如果您不再写诗，感到遗憾的应该是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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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店二层的东北角藏着一家叫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它即便不是全俄最好的餐厅，也是莫斯科最好的。餐厅里的拱形天花板和暗红色的内墙让人不禁想起沙俄贵族幽静的宫殿。博亚尔斯基餐厅拥有这座城市最高雅的装饰，最无可挑剔的侍者，以及最高明的厨师。

它名声响亮，无论今天是周几，你都得架起胳膊，拨开人群，挤到最前面才能见到负责订座的安德烈。他守着一本黑簿子，里面记着那些幸运儿的名字。当餐厅主管叫到他们的名字并领着他们往餐桌走时，他们常因为要用四种不同的语言同熟人打招呼而停下五次。等他们来到墙角的餐桌旁，身穿雪白制服的侍者会为他们奉上无微不至的服务。

然而，到了一九二〇年，上述盛况便成了过眼云烟。这时，布尔什维克人关闭了边界，并禁止在高档餐厅里使用卢布。这样一来，百分之九十九的俄国人都无法到这些餐厅消费。当伯爵在安静的餐厅里享用主菜时，餐具碰在一起发出的叮当声，以及邻座夫妇的交谈声都清晰可闻，连最勤快的服务生都有闲暇冲着天花板发上一阵呆。

然而每个时期都有各自的优点，动荡时期也不例外。

一九一二年，埃米尔·茹科夫斯基被大都会酒店招进来当主厨，那时他不仅有一批经验丰富的帮厨，还有一个大厨房。此外，他还拥有一间在维也纳以东都首屈一指的食品贮藏室。香料架上，世界各地的口味，无奇不有；冷冻室里，水陆杂陈的生禽野味都已头上脚下地挂在架子上。人们自然会得出一个结论：一九一二年是检验这位主厨水平的最佳时机。在物资充裕的年代，水平一般的厨师也能弄出些爽口的菜式。要考验厨师的聪明才干，还得看他在物资匮乏时期的表现。可还有什么能比战争更能造成物资匮乏呢？

革命爆发以来，经济接连衰退，农作物歉收，贸易停滞。在莫斯科，精致的食材如同大海上的蝴蝶，成了稀缺之物。大都会酒店贮藏室里的物资已一蒲式耳(9)接一蒲式耳，一磅(10)又一磅，一勺又一勺地被消耗殆尽，厨师只能靠玉米面、菜花和卷心菜，或任何他有办法弄到的东西，来满足顾客的期待。

的确有人管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叫“倔老头”，也有人说他粗鲁，还有人说他个头不大，脾气不小。但没人否认他的天赋。就拿伯爵吃的这道菜来说吧：用普通食材烹饪出来的意式煎小牛肉火腿卷。小牛肉片没有了，埃米尔便以捣平了的鸡胸肉替代。意大利帕尔马的熏火腿没有了，他就削了几片薄薄的乌克兰火腿。而像鼠尾草这种综合各种味道的叶子又没有了怎么办呢？他选择用一种与鼠尾草同样柔和、清香但比前者略苦一点的草本植物来替代……它绝对不是罗勒叶，也不是牛至叶，这一点伯爵可以肯定，他以前一定在什么地方尝过……

“今晚一切都还好吗，阁下？”

“哦，安德烈。和往常一样，一切都很完美。”

“这份小牛肉火腿卷呢？”

“很有创意。我还真有个问题想请教你：埃米尔压在火腿下面的香叶……我知道绝对不是鼠尾草，但它有没有可能是荨麻呢？”

“荨麻？我想应该不是。但我可以帮您问问。”

说完，主管鞠了一躬，退开去。

伯爵想，埃米尔·茹科夫斯基固然是个天才，可维持着餐厅良好口碑和正常运转的一直是这位叫安德烈·杜拉斯的人。

安德烈出生在法国南部。他英俊、高大，两鬓已经有些许白发。可他最显著的特征并非他的长相、身高或者头发，而是他的双手。在他那精心修剪过指甲的苍白双手上，手指比多数相同身高的男人长了足足半英寸。如果让安德烈去当个钢琴家，他应该能毫不费力地按下横跨十二度的琴键。如果他去演木偶剧，那么他一个人便能游刃有余地呈现麦克白与麦克德夫仗剑决斗、三女巫一旁观战的那场戏。可安德烈既没有当钢琴家，也没去演木偶剧（至少从传统意义上讲没有），而是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管。若你在他举手投足之间留意他那灵巧的双手，你一定会目瞪口呆。

比如说，将一桌女宾领到座位边后，安德烈似乎能同时帮她们所有人把椅子抽出来。其中一位女士刚拈出一支香烟，他便已上前，一只手拿出打火机给她点烟，另一只手则竖起来帮她把火焰挡住（就像人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能感觉到气流似的）。拿着酒单的女士征询他的建议时，他从来不会冲着一九〇〇年的波尔多红葡萄酒随手一指，相反，他会略微伸出食指，在酒单上点出自己的建议，那动作与西斯廷教堂天花板上画的宇宙“第一推动者”（上帝）向世人传出生命最初的火花时的手势一模一样。然后，他会微微鞠躬，从桌旁退开，穿过大厅后走进厨房。

不到一分钟，厨房门又开了，这次出来的是埃米尔。

这位身高五英尺半、重两百磅的主厨朝大厅里迅速扫了一眼，然后径直向伯爵走过来。安德烈一步不落地跟在他身后。穿过餐厅中间的时候，步履匆忙的主厨一不留神撞在了顾客的座椅上，差点将一名服务员手上的盘子打翻。来到伯爵桌前，他猛地停下脚步，将伯爵上下打量了一番，摆出一副在决斗之前估量对手的架势。

“好极了，先生(11)，”他说，语气里带着些不忿，“很好(12)！”

说罢，他转过身，消失在厨房门后。

气喘吁吁的安德烈鞠着躬向伯爵道歉，同时也在祝贺。

“是荨麻，阁下。您的味觉还是那么出众。”

伯爵不是个沾沾自喜的人，可一闻此言，他还是不由得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安德烈知道伯爵喜欢甜食，便朝盛甜点的小餐车指了一下。

“我能代表餐厅送您一块李子挞尝尝吗？”

“多谢你的好意，安德烈。换在平时我正巴不得，可今晚我另有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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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知道，假如一个人不能掌控自己的命运，他就会被命运掌控。所以他觉得，像他这样一个被画地为牢判处了终身监禁的人，去考虑一下如何实现这一目标也许更有意义。对被关在伊夫堡中的爱德蒙·邓蒂斯(13)而言，是复仇的愿望让他始终保持清醒的头脑，让他经受住长期的非法关押，从而成功策划并实施了一系列复仇行动。而对被海盗掳至阿尔及尔的塞万提斯来说，让他鼓起勇气活下去的却是他尚未完成的文学创作。而对被拘禁在厄尔巴岛上的拿破仑来说，散步时与鸡鸭为伍，进屋有苍蝇相伴，出门是泥坑水洼，是什么让他保持着坚定的意志呢？是对回归巴黎的渴望。

然而伯爵早已没了复仇的冲动，也没有创作史诗巨作的想象力，更没做过复辟帝国的美梦。他把握自己命运的方式与其他囚徒截然不同，是一种被冲上荒岛的英国人的方式。正如被困在荒岛上的鲁滨孙一样，伯爵靠实用主义来坚定自己的决心。在打消了起初指望迅速得救的念头之后，鲁滨孙·克鲁索盖起了房屋，找到了水源。他学会了钻燧取火，开始考察岛上的地形、气候和动植物，同时没忘记训练自己机敏的双眼——无论是海平面上的船帆还是沙滩上出现的新脚印，通通逃不过他的双眼。

正是出于这一目的，伯爵让年迈的希腊人送出了三张字条。不到数小时，伯爵的门前就来了两位信使：一位是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14)派来的年轻小伙子，他送来了精美的床单和舒服的枕头；另一位信使来自普拉托诺夫专卖店，他给伯爵带来了四块他最喜欢的香皂。

那第三位呢？她一定是在伯爵出门吃晚餐期间来过了。因为他的床上放着一个淡蓝色的盒子，盒子里面是一块法式千层酥。

预约

十二点的钟声从未像今天这样令人欣喜。不仅是在俄国或欧洲，就是在全世界也不曾有过。纵使罗密欧事先得知中午时朱丽叶会出现在窗口，在那一刻到来之际，那位意大利维罗纳年轻人的狂喜也不足以与伯爵的相比。纵使斯特尔鲍姆博士(15)的孩子们——弗里茨和克拉拉——在圣诞的早晨得知，客厅的门将于中午向他们敞开，他们的兴奋也无法与伯爵听到钟声响起时的喜悦同日而语。

从特维尔大街（以及与年轻的贵妇们不期而遇）的遐想中逃脱出来之后，伯爵洗过澡，穿好了衣服，用过咖啡和水果（今天是无花果）。十点刚过，他便赶紧捧着蒙田的书读了起来；刚读了十五六行，他又不知不觉向钟瞄去……

不可否认，当伯爵昨天第一次从桌上拿起这本书时，他便有了一丝隐忧。虽然名义上这只是一本书，但它的密度与字典（也就是人们只在参考时才去查询和借阅，而从不会把它从头到尾通读一遍的书）差不多。刚看完目录（里面共列出了107篇论述守常、节俭、独处和静笃的文章），伯爵最开始的怀疑便得到了证实：这本书一定是专为在冬夜阅读的人写的。绝对不会错。读这本书的时候，鸟儿一定都已南飞，壁炉旁一定已经高高堆起了用来取暖的木头，田野也已被皑皑的白雪覆盖。换句话说，当你没心情出门，你的朋友也无意上门时，读这本书的时候就到了。

尽管如此，伯爵还是毅然决然地将目光投向了座钟，就像经验丰富的船长在远航之前必须记录下出港的准确时间。然后，他便又一头扎进第一轮沉思和冥想中：“尽管方式各异，但我们终将殊途同归。”

在书的开篇，作者娴熟地从古往今来的历史中引经据典，摆出了一个极有说服力的论断：当人陷入任人宰割的境地时，他应该乞求活命。

或者为了尊严，宁折不弯。

在确立这两种方式都可能正确的论点之后，作者开始了第二轮冥思：论悲伤。

在这里，蒙田援引了几位黄金时代权威人士的话，得出了一个不容置疑的结论：悲伤这种情绪最好是拿来与众人分担。

或者自己独自面对。

第三篇文章刚读到一半，伯爵发现自己的目光又朝钟的方向瞥了过去，这已经是今天第四或第五次了。或许是六次？虽然伯爵不能肯定究竟看过几眼，但事实表明，他的注意力已经不止一次地被那架座钟吸引过去了。

不过话说回来，这架钟还真是台棒极了的精密计时器！

这座钟由闻名遐迩的宝玑公司为伯爵的父亲特别定制。这台一天只报两次时的座钟本身就是一个杰作。它白色的珐琅钟面只有葡萄柚般大小，青金石的钟体从顶上开始一直渐进地倾斜到底座。珠光宝气的钟壳内部是由享誉世界的能工巧匠精心打造。这些人还真不是浪得虚名。在伯爵接着往下读第三篇文章（里面谈到了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西塞罗(16)，后来连马克西米连一世(17)也加入了）的过程中，他能清晰地听到座钟发出的每一次嘀嗒声。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六秒，座钟在说。

十点二十分又五十七秒。

五十八。

五十九。

为什么这架钟对每分每秒的计录能像荷马诗歌中的扬抑抑格，或彼得记录每一个罪人所犯的罪恶一样精准无误呢？

对了，刚才看到哪儿了？

哦，是第三篇。

伯爵往左稍稍挪了挪椅子，这样座钟就不再在他的视线之内。他开始翻找刚才停下的书页。他几乎肯定他已经读到了第十五页的第五段。可当他重新钻进那段文字里品读时，里面的内容却似乎是全然陌生的，甚至连之前的那段也是这样。事实上，他不得不往回翻整整三页，才找到一个还算有些印象的段落。他收敛心神，从那里开始重新读了起来。

“你就这样读我的书呀？”伯爵仿佛听到蒙田在质问自己，“进一步，再退两步？”伯爵决心让他瞧瞧究竟谁才是主人。他发誓，在读到第二十五篇文章之前，无论如何也不让视线从书本上抬起来。下了这个决心，伯爵很快就读完了第四、第五和第六篇文章。接着，他用更快的速度看完了第七和第八篇。二十五篇的目标现在就好似摆在餐桌上的那壶水，已经触手可及了。

然而读到第十一、第十二和第十三篇文章的时候，他的目标——那壶水——却仿佛在往后退，而且越退越远；横亘在他与目标之间的仿佛不再是那张餐桌，而是一望无际的撒哈拉沙漠。水壶里的水已经喝光，书页却犹如沙丘的尖顶，一直绵延至天际，而他仍需逐句逐段地在沙漠里艰难地往前爬……

好啊，就这样吧。伯爵继续爬着。

上午十一点过了。

第十六篇文章也读完了。

这时，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终于在表盘的最上方与它那位短腿的兄弟——时针见了面。它们互相拥抱在一起的那一刻，座钟罩里的弹簧顿时松开，齿轮开始转动，一柄小锤落下来，敲响了那支悦耳曲调的第一个音符。中午到了。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而那位蒙田先生，则在空中翻了两个跟斗，跌落到床罩上。钟鸣声刚到第四下，伯爵人早已抵达塔楼的楼梯；响到第八下，他已经到了酒店大堂，正向楼下走去。他和大都会酒店里手艺出类拔萃的理发师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约好每周在这时理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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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家会这么告诉我们，在过去的两个世纪中，俄国在文化上取得的所有进步都是从圣彼得堡的沙龙里来的。无论是新潮的美食、时装，还是观念，都是从那些俯瞰着丰坦卡运河(18)的大房间里试探性地进入俄罗斯社会中来的。假如这是真的，那很大一部分应归功于大房间底下忙碌的那群人。因为，在街面以下更深的地方住着管家、厨师和仆人，正是他们共同确保了达尔文和马奈们的观点能畅通无阻地传播开来。

大都会酒店也不例外。

自一九〇五年开业以来，酒店的房间和餐厅一直都是那些魅力十足、权势熏天或者博学多才之辈的聚集地。但倘若没有最底下那层人提供的服务，那些看似毫不费力的高雅别致都无从谈起：

沿着大堂宽阔的大理石台阶往下走，你会先经过一个报摊。它为过往的每一位绅士提供数以百计的新闻，尽管如今全都是些俄文报纸了。

接下来经过的是法蒂玛·费德洛娃的店铺：一家花店。受时局的影响，法蒂玛的货架已被清得空空如也，窗户上糊的是一九二〇年的旧报纸。原先酒店中最亮丽的一道风景如今已成了最凄凉的去处之一。在生意最火的日子里，这家店卖出的花要以英亩(19)论。它不单供应着大堂里高耸的花坛，连客房里的百合，莫斯科大剧院里抛到芭蕾女演员脚边的一束束玫瑰，还有那些抛出玫瑰的绅士别在纽孔上的花，也全都来自这家花店。更重要的是，法蒂玛精通骑士时代至今的上流社会送花的全套礼仪。她知道道歉时该送什么花，迟到了又该送什么花；说了不该说的话，或者被门口另一位年轻女士吸引而忽略了自己女伴时，该送什么花来赔礼。总之，论对每种花的色、香，乃至用途的了解，连蜜蜂都得对法蒂玛甘拜下风。

唉，法蒂玛的店是被关了，伯爵心想，可在罗伯斯庇尔“统治”时期，巴黎的花店不也都关了吗？可那座城市现在不照样到处繁花似锦，生机勃勃吗？所以，这儿也一样，鲜花一定会回到大都会酒店里的。

走廊尽头才是雅罗斯拉夫的理发店。这是乐观、精确而且政治中立的地带，是隐藏于酒店之中的瑞士。假如说，伯爵曾发誓要靠实用主义来把握自己的命运，那从这里你就能对他的计划窥知一二：每周雷打不动地到这里来修一次头发。

伯爵走进店里，雅罗斯拉夫正在替一位满头银发、身穿浅灰色西装的顾客理发。靠墙的椅子上有个穿着皱巴巴的夹克，体形魁梧的家伙在等待。理发师朝伯爵微微一笑，算是打过了招呼，然后示意他到旁边的空椅上坐下。

伯爵一边落座，一边冲那位体格魁梧的家伙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他仰靠在椅背上，目光落在了雅罗斯拉夫店中最让人惊奇的物件上：他的柜子。假如有人让拉鲁斯(20)给“柜子”一词下个定义，这位知名的法国词典编纂者也许会这样回答：柜子，一种家具，外部通常绘有装饰，内部可存放物品，且无法从外向内透视。这个定义无疑十分出色：从乡下人家的橱柜到白金汉宫的齐本德尔式家具，都概括进去了。但雅罗斯拉夫的柜子却不符合以上描述，因为它们全是用镍和玻璃制成，这种设计非但不会把里面的东西藏起来，甚至是刻意让这些东西被人看见。

这也不奇怪。因为柜子里摆满了令人艳羡之物：用蜡纸裹着的法国香皂，用象牙瓶装着的英国肥皂水，还有奇形怪状的小瓶里装着的意大利奎宁水。那藏在后面的那只黑色小瓶子呢？“那里装的是‘长生不老泉’。”雅罗斯拉夫会一边这么回答一边神秘地冲你眨一眨眼。

伯爵将视线从镜子中慢慢转移到了雅罗斯拉夫身上。他手里同时操着两把剪刀，在那位满头银发的先生头上施展着魔法般的技艺。一开始，他的剪刀让人联想到芭蕾舞剧中男演员表演的击足跳，即双足跃起之后腾空交叉数次的动作。可随着他继续往下剪，理发师双手移动的速度越来越快，到后来它们就像哥萨克人又踢又蹦地跳起了高帕克舞。最后一剪完成时真该在他身前落下一道幕布，俄顷再将幕布重新升起来，使观众能再次为他的精彩表演欢呼，而他也可以借此机会向观众鞠躬致谢。

雅罗斯拉夫把披在顾客身上的白布解了下来，往空中啪地一抖。接过顾客的付款时，他总会将两只脚后跟轻轻一磕，表示感谢。等那位顾客走出店（他看上去比来时年轻多了，也精神多了），理发师才取过一袭新洗的白布朝伯爵走了过来。

“阁下，您还好吗？”

“好极了，雅罗斯拉夫。再好不过了。”

“今天打算怎么剪，请您吩咐。”

“修修吧，我的朋友。修修就行了。”

剪刀再次曼妙地舞动起来，伯爵似乎感觉到板凳上坐着等待的那位身材魁梧的客人起了些变化。尽管刚才伯爵冲他友好地点头打过招呼，但那家伙的整张脸已涨得越来越红。伯爵之所以这么肯定，是因为他看见那家伙连耳朵都红了。

伯爵试图用眼神同他沟通，他想再次冲他友好地点点头，那家伙却固执地将眼光锁在雅罗斯拉夫的后背上。

“下一个该轮到我。”他说。

和大多数艺术家一样，雅罗斯拉夫也常常会沉醉在自己的技艺中难以自拔。他仍在高效而又高雅地剪着。所以，那家伙只好重复了一遍，这回带着强调的口吻。

“下一个应该是我。”

雅罗斯拉夫从艺术的神奇魔力中抽身出来，用清晰而礼貌的语气答道：

“请再略等片刻，先生，我马上就能为您服务了。”

“我进店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这句话明显带有敌意。雅罗斯拉夫不禁停下了手里的剪刀。他转过身，面带惊讶地迎着那位顾客的目光看过去。

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不要打断别人的谈话。但此时他觉得，让理发师出面替他解释不大合适。所以，他开口打了个圆场：

“这位先生，雅罗斯拉夫并没有冒犯您的意思。只不过每周二中午十二点是我固定预约的时间。”

现在，那家伙也把目光转过来，落在了伯爵身上。

“固定预约。”他重复了一遍。

“对。”

只见他猛然站起身，由于起急了，他的板凳都被撞到了墙上。他的个头至多五点六英尺，可他从袖口里伸出的那对拳头和他的耳朵一样涨得通红。他往前迈一步，雅罗斯拉夫就往后退一步，直到后者的背抵在了柜台上。那家伙又往前逼近一步，劈手从理发师手里夺过剪刀。然后，他以比他更瘦小的个头才有的灵敏猛转过身，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领，接着，用剪刀把他胡子右边翘着的那支“翅膀”咔嚓地剪了下来。他死死地攥住伯爵，往前一拖，直到他们俩几乎鼻尖对着鼻尖。

“很快就到你了。”他说。

说完，他把伯爵往椅子上一推，将剪刀朝地上一扔，大摇大摆地从店里走了出去。

“阁下，”雅罗斯拉夫惊得目瞪口呆，他大声说，“这人我以前从没见过。我甚至都不知道他是不是住在这家酒店。但我可以向您保证，我的理发店不欢迎他再来。”

这时伯爵已经站了起来。他本想和雅罗斯拉夫一起宣泄自己的愤怒，声讨那家伙应受的惩罚。可他转念一想，他对刚才攻击他的家伙究竟了解多少呢？

当伯爵第一眼看见他穿着皱巴巴的夹克坐在板凳上，他的第一判断是：这家伙一定是干活累了，不知就里地闯进了这家理发店，然后便决定留下来，难得地享受一次理发服务。但伯爵不知道的是，这家伙很有可能是酒店二楼新搬来的那些住户中的一位。他自幼在钢铁车间长大，一九一二年便加入了工会，一九一六年领导了罢工，到了一九一八年他手下已有一个营的红军士兵。如今，他掌管着整个企业。

“他说得没错，”伯爵对雅罗斯拉夫说，“他的确一直都在等。而你也没办法，因为事先和我有预约。其实我应该主动把椅子腾出来，让你先给他剪的。”

“那现在我们怎么办？”

伯爵转过身，冲镜子里的自己打量了起来。这么多年了，他还是头一回这么仔细地打量自己。

一直以来他都认为，真正的绅士在照镜子的时候应该保留一份不信任感。因为与其说镜子是自我发现的工具，倒不如说它更像是自我欺骗的工具。许多次，他看到年轻美丽的女人站在镜子前，总把身体斜侧30度（就像今后全世界的人都只从那个角度看她似的），好以最美的角度欣赏自己。又有多少回，他看到有的女人在镜子前戴上一款相当过时的帽子，但她毫无察觉，因为那顶帽子和镜子边框的装饰风格属于同一个逝去的时代。伯爵当然为自己身上剪裁得体的西装感到自豪，但令他更自豪的是，他懂得一个人的形象更多是由他的举止、言谈和风度决定的，而非他衣服的剪裁样式。

是的，伯爵心想，这个世界的确转个不停。

事实上，它在自转的同时也在绕着太阳公转。同样，银河系也在旋转。大旋套着小旋，发出与钟锤敲打声完全不同的宇宙钟声。而一旦宇宙的钟声响起，那些镜子也许才能发挥出真正的作用，暴露一个人的真实面目；不是他想象中的自己，而是真正的自我。

伯爵坐回到椅子上。

“全刮了吧，”他对理发师说，“全都刮了，我的朋友。”

老相识

大都会酒店有两家餐厅，一个叫博亚尔斯基，就是前面介绍过的位于二楼僻静处的著名餐厅。而另一个紧挨着大堂，它的正式名称叫“大都会”，伯爵则亲切地称它为“广场”。

必须承认，论装饰的典雅，服务的繁复和讲究，以及菜式的精美，“广场”远不能与博亚尔斯基媲美。然而，“广场”所追求的也并非典雅的装饰、讲究的服务或者精美的菜式。“广场”的中心是座大理石喷泉，喷泉四周摆有八十张餐桌。菜单上的食物从波兰的白菜水饺到炸小牛排应有尽有。“广场”的初衷是成为城市（包括它所有的花园、集市和街道）的延伸。各式各样的俄罗斯人都可以来这儿喝上一杯咖啡打发时间。有来会友的，有来争论的，也有来嬉戏的；不论是忙人还是闲人，大家都怡然自得。在巨大的玻璃天花板下，当然也有独自用餐的食客。他们甚至无须起身，就会被周围人的尊敬、愤怒、怀疑和欢笑所吞没。

那侍者们呢？和巴黎的咖啡馆一样，“广场”餐厅的侍者绝对值得用“高效”赞美。他们对客流如织的场面司空见惯，可以在一张四人餐桌上轻松搞定八人的派对。即使身处嘈杂的音乐中，他们也能将你点的饮料名称听得清清楚楚，不消几分钟就会托着摆满各式饮料的盘子出现，并把它们迅速递到每个围坐桌旁的客人面前，而且不会弄错一杯。假如你拿着菜单，正犹豫该点什么，他们会立刻俯下身来，挨着你的肩膀，指出这家餐厅的招牌菜。等到客人用完最后一口甜点，他们又会在数分钟内把你的盘子撤走，并递上账单，再帮你找好零钱。换句话说，“广场”的侍者业务极其娴熟，他们和面包、叉勺还有戈比(21)打起交道来真是得心应手。

至少，战争爆发前是这样……

但眼下，偌大的餐厅空空如也。为伯爵提供服务的人似乎刚来“广场”，而且，就服务而言，他也像是新手。这人个子高瘦，脑袋小，举止间带着傲慢。他看上去就像从棋盘上拿下来的“主教(22)”。伯爵拿着一份报纸坐了下来（这是全世界通行的独自用餐的标志），那家伙居然不知道把他桌上那副多余的餐具拿走。伯爵合上菜单，把它放在盘子边后（这也是世人皆知的预备点菜的标志），直到他招手，那家伙才慢吞吞地走上前来。伯爵点了俄式冷蔬菜汤和鲽鱼片，那家伙居然问伯爵要不要来一杯索特恩葡萄酒。这建议真是太“妙”了，可惜伯爵点的不是鹅肝。

“还是来一瓶波德莱尔酒庄的葡萄酒吧。”伯爵礼貌地纠正道。

“当然。”“主教”脸上挤出教士般的笑容。

诚然，一个人吃午餐，点一整瓶波德莱尔酒的确有些奢侈。但读了一上午的米歇尔·德·蒙田之后，伯爵觉得应该给自己鼓鼓士气。事实上，这几天他一直在竭力避免产生烦躁不安的情绪。下楼到大堂来的一路上，他发现自己竟然在数楼梯台阶的级数。坐在大堂里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时，他发现自己会下意识地去摸已不存在的胡子。十二点过一分时，他发现自己走进了广场餐厅的大门。而下午一点三十五，踏过一百一十级台阶回到房间后，他又开始计算，需要再过多久才能到楼下去喝酒。这样下去，要不了多久，他便能感觉到天花板正往下压，墙壁正往里挤，地板正往上抬，整个酒店慢慢被压成了饼干盒一般大小。

在等侍者拿酒的过程中，他朝餐厅四周看了一圈。一旁进餐的食客并未让他的心情舒畅起来。过道对面的餐桌旁坐着两位掉队的外交使团成员。他们一边兴趣索然地用餐，一边等着外交任务的降临。在那边的角落里，一位住二楼的、戴眼镜的外籍住客将四份巨大的文件在桌上一字排开，正逐字逐句地比对。总之，这里没有闲人，也没人格外注意伯爵。除了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此时，她正坐在喷泉后面的餐桌边，暗暗地打量着他。

他听瓦西里说起过，这位长着一头笔直金发的女孩刚满九岁，是一位鳏居的乌克兰官员的女儿。和平日一样，她和家庭教师坐在一起。见伯爵朝她的方向看，她马上拿起菜单挡住了自己的脸。

“你的汤。”“主教”说。

“哦，谢谢你。看上去味道还不错。请不要忘了我的酒。”

“当然。”

伯爵的注意力转移到了俄式蔬菜汤上。只略微扫一眼，他就敢说这汤做得不错，因为餐厅里每位俄国人大概都尝过祖母做的这道菜。他把眼一闭，想好好品一品头一口汤的鲜美，尝到的却是微凉的温度、过多的盐分和不足的格瓦斯酒味。不过小茴香恰到好处，那股初夏的气息令人怀想蟋蟀的吟唱，以及神思怡然的往昔。

等伯爵再把眼睛睁开，眼前的一幕惊得他的勺子差点掉在地上。那位喜欢黄色的小女孩正站在他的桌旁，带着只有小孩和狗才有的天真而好奇的双眼打量着他。比她的突然出现更令人吃惊的是，她今天穿的衣服居然是深柠檬色。

“它们怎么没了？”她还未自我介绍，便开口问道。

“抱歉，什么怎么没了？”

她侧着头，冲着他的脸又打量了一番。

“怎么没了，你的胡子？”

尽管伯爵同小孩打交道的经验不多，但自幼他就被告诫，小孩不应该单独和陌生人接触，更不该在他用餐的时候打扰他，尤其不该问跟相貌有关的私人问题。如今的学校难道不再教育孩子们管好自己的事就行了吗？

“它们就像燕子，”伯爵答道，“一到夏天，就飞到别处去了。”

说完，他把手伸到桌上，模仿着燕子飞行的动作，以为小女孩会照着他的样子做。

可她只是点了点头，似乎对他的回答还算满意。

“夏天我也要到别的地方去住一段时间。”

伯爵微微点了点头，表示为她高兴。

“去黑海。”她补了一句。

说完，她拉过一把空椅，坐了下来。

“要不要一起吃？”他问道。

像是答复他一般，她小小的身体在椅子里前后扭了扭，让自己坐舒坦了，然后把双肘搁在桌上。她项下的金链挂着一个饰物，大概是幸运符或者小金盒之类的东西。伯爵朝女孩的家庭教师那边看了一眼，希望引起她的注意，但她显然深谙这类情形，早就不闻不问地把头埋进了书里。

女孩又像小狗一样歪起头。

“你真的是一位伯爵吗？”

“真的。”

她的眼睛睁得更大了。

“那你认不认识公主呢？”

“我认识许多位公主。”

她的眼睛先是睁得更大，然后，又小了下去。

“当公主难不难？”

“很难。”

伯爵碗里的蔬菜汤才喝到一半，“主教”便端着鲽鱼片出现了，他放下新菜时换走了之前的菜碟。

“谢谢。”伯爵说。他手中还握着那把汤勺。

“当然。”

伯爵刚想张嘴问刚才点的波德莱尔酒在哪儿，“主教”却早已没影了。等伯爵回过身再面对他的客人时，她正盯着他的鱼看。

“那是什么？”她想知道。

“这个？鲽鱼片。”

“味道怎么样？”

“你不是吃过午餐了吗？”

“但我不爱吃。”

伯爵便切了一块鱼，放在旁边的小碟子上，顺着桌子推了过去。“那请尝尝我的。”

她把一整块全叉进了嘴里。

“真好吃。”这话虽不够文雅，却是事实。说完，她微微一笑，笑容里却带着些忧郁。她叹了口气，蓝色的眼睛又直直地盯着他余下的午餐。

伯爵“嗯”了一声。

他又把小碟子拿了过来，将自己的鱼分了一半到碟子里，还有同样比例的菠菜和小胡萝卜。分完，再把碟子往她面前一推。她的身体又来回扭了扭，大概是想先坐舒坦点，再开始享受接下来的这轮美食。她小心翼翼地把蔬菜拨到碟子最边上，然后用刀把她的鱼切成了四等份。她把右上角那四分之一的鱼叉到嘴里，然后开始提问。

“公主的每一天都是怎么过的呢？”

“和别的小姑娘一样。”伯爵答道。

女孩点了点头，鼓励他接着往下讲。

“每天上午她都要上法语、历史和音乐课。上完课，她可能会探望朋友，或者去公园散步。而且午餐时，她会吃掉她的蔬菜。”

“我父亲说，公主是已经被推翻的腐朽时代的化身。”

伯爵闻言，不由得吃了一惊。

“有些可能是，”他承认道，“但不是所有的都是，这点我敢保证。”

她挥了挥手里的叉子。

“别担心。我爸爸可好啦，只要是和拖拉机有关的事，就没有他不知道的。但公主的事他什么也不知道。”

伯爵做出一副松了口气的表情。

“你参加过盛装舞会吗？”她想了想继续问道。

“当然。”

“你也跳舞？”

“我的舞跳得可出名了，不把地板磨破我都停不下来。”伯爵一边说一边眼波流转。昔日圣彼得堡的名流聚会上，在这道目光所至之处，其他人热烈的交谈会戛然而止，名媛淑女们也纷纷回以凝视。

“把地板磨破？”

“嗯哼，”伯爵说，“对，我在舞会上跳过舞。”

“那你住过城堡吗？”

“在我们国家，城堡并不像童话故事里那么常见。”伯爵解释道，“但我的确去城堡赴过宴……”

女孩接受了这一答复，似乎又觉得不够理想。她蹙起眉头，又把一块四分之一大小的鱼放进嘴里，若有所思地嚼了嚼。忽然，她将身体往前凑了过来。

“你有没有决斗过？”

“决斗？”伯爵犹豫地说，“我想，我可以说是决斗过一次……”

“两个人都拿着枪，中间相隔三十二步远？”

“我那次决斗很大程度上是象征性的。”

见客人听了他的澄清之后大失所望，他赶紧安慰道：

“但我的教父倒是当过好几次副手。”

“副手？”

“当一位绅士被人冒犯，为了捍卫名誉而要求决斗时，他和他的对手须各自指定一名副手，也就是助理。决斗的规则都是由两名副手协商决定的。”

“什么规则？”

“决斗的时间和地点，允许使用的武器等。如果是手枪，两人之间需要隔多少步远。还有，是否允许双方进行一次以上的交火。”

“你是说你的教父？他住在哪儿？”

“就在这儿，莫斯科。”

“他的那些决斗也是发生在莫斯科吗？”

“有一次是的。事实上，那场决斗就是由发生在这家酒店里的一次争吵引起的。一位是海军上将，另一位是个王子。据我猜测，他们俩一直不合。有天晚上他们在酒店大堂里狭路相逢，于是当场下了战书。”

“当场？什么地方？”

“就在礼宾接待员的服务台旁边。”

“那不就是我坐的地方吗！”

“我想是的。”

“是因为他们爱上了同一个女人吗？”

“我想那次跟女人没关系。”

女孩吃惊地看着伯爵，带着难以置信的表情。

“没什么事是跟女人没关系的。”她说。

“是，你说得对。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有人觉得受到了冒犯，于是当场要求对方道歉，却遭到拒绝。于是，他取下一只手套朝对方抛过去，以要求决斗。当时，经营酒店的是一个叫科夫勒的德国人，他本人也是男爵。很多人都知道，他特意在办公室的一块镶板后藏着两把手枪，就是为了发生决斗时，他不仅能为副手提供私下磋商的场所，还能马上招来马车，决斗双方坐着马车离开时也不用为缺少武器发愁。”

“决斗是在黎明前进行的吗？”

“是在黎明前。”

“在很偏僻的地方？”

“在很偏远的地方。”

她俯身向前。

“连斯基就是在和奥涅金决斗的时候死的。”

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压低了嗓音，仿佛引用普希金诗歌中的故事需格外谨慎。

“是的，”伯爵也压低了声音答道，“普希金自己也是这么死的。”

她面色凝重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

“就在圣彼得堡，”她说，“在黑溪河边。”

“是在黑溪河边。”

小女孩已经把她的鱼吃光了。她把餐巾摘下来，放在面前的盘子上，然后点了点头，以示伯爵绝对是一位可以接受的午餐伙伴。她从椅子上站起来，正欲转身离开，又停住了脚步。

“我更喜欢你没胡子的样子，”她说，“没有它，你的脸……更好看。”

说完，她有些笨拙地行了个屈膝礼，然后走到喷泉后，不见了踪影。

✮

一场决斗(23)……

当晚，伯爵独自坐在酒店的酒吧里。他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自责地回想着往事。

酒吧远离大堂，配有几张长凳，一个红木吧台，以及垒满整面墙的酒瓶。伯爵将这个美式酒吧亲切地称为“夏里亚宾(24)”，以纪念那位伟大的俄国歌剧演员。革命爆发之前，他经常光顾这里。但如今，曾经门庭若市的“夏里亚宾”冷清得宛如祈祷堂。不过，这倒也贴合伯爵今晚的心境。

是的，他顺着刚才的思路想，无论哪种人类活动，只要用正宗的法语讲出来，都那么动听。

“我能为您效劳吗，阁下？”

说话的是“夏里亚宾”的调酒师奥德留斯。这个立陶宛人留着金色的山羊胡，脸上永远带着笑容。奥德留斯的调酒技术算得上炉火纯青。为什么这么说呢？你刚落座，他就立刻过来倚在吧台上，倾过身来问你想喝什么。你杯里的酒刚喝完，他会立刻替你满上。可眼下，伯爵不明白他为什么突然问需不需要帮忙。

“您的外套。”调酒师解释说。

刚才把胳膊往外套袖筒里伸的时候，伯爵的确感觉自己的动作有些不大利落。事实上，他丝毫想不起来自己是什么时候把外套脱下来的。和平时一样，今天伯爵六点就到了“夏里亚宾”。他一直恪守晚餐前只喝一杯开胃酒的习惯。可他突然又想起，今天午餐的时候，直到他吃完点的食物，那瓶波德莱尔葡萄酒也没露面。所以，伯爵便允许自己要了第二杯杜本内，随后又是两小杯白兰地，接下来他就只记得……只记得……

“什么时间了，奥德留斯？”

“十点，阁下。”

“十点！”

奥德留斯疾步绕到吧台另一边。他扶住伯爵，帮他把身体从凳子上移了下来，又引着伯爵从大堂穿过（其实没这必要）。这时，伯爵将自己的心里话一股脑全向他“倒”了出来。

“你知道吗，奥德留斯？决斗是十八世纪初由俄国的军官发明的。当时，他们对它是如此热衷，以至于沙皇不得不专门为此下达一纸禁令，因为他担心他的军队很快就会被决斗折腾得一个不剩。”

“这我还真不知道，阁下。”调酒师笑着答道。

“嗯，是真的。决斗不仅在《奥涅金》里是很重要的情节，在《战争与和平》《父与子》和《卡拉马佐夫兄弟》里也总在关键的时刻出现。看来，即使是握有生花妙笔的俄国文学巨匠们，也想不出比两个中心人物相隔三十二步远，并用手枪来了断恩怨更妙的故事情节了。”

“我知道。我们已经到了。我帮您按五楼，可以吗？”

伯爵这才发现自己正站在电梯门口。他惊讶地看着调酒师。

“可是，奥德留斯，我这辈子从没坐过电梯！”

伯爵在调酒师的肩膀上轻轻拍了拍，然后开始沿着楼梯往上走。刚到二楼楼梯口，他便找个台阶坐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俄国人比其他国家的人更热衷决斗呢？”他冲着楼梯间一本正经地问道。

毫无疑问，有些人肯定会武断地将决斗贬作野蛮的派生物。鉴于俄罗斯漫长而残酷的冬季、频繁的饥荒以及缺失的公正等，贵族们在解决争端时会很自然地诉诸暴力。但伯爵认为，决斗在俄罗斯士绅之间如此盛行是因为他们极其看重自己的荣誉和尊严。

的确，为了确保参与者的隐私，决斗按照惯例会在黎明时分的荒郊野外进行。可他们果真都会在垃圾场或者废料堆之类的地方决斗吗？当然不是！决斗会在四周是桦树林的空地上进行，彼时天上还纷纷扬扬地飘着雪花；或者在弯弯曲曲的小溪边；也可能会在谁家庄园的最边上挑一僻静之处，在微风的吹拂下，花儿从枝头轻轻摇落……也就是说，他们决斗的地方大都景色宜人，就像人们在歌剧第二幕里所看到的那样。

在俄国，只要场面华丽，声势浩大，任何事都不愁没有追随者。其实，这些年来，决斗地点的风景越变越美，手枪的制作工艺越发精湛，使得那些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也更易因一些琐碎至极的事而选择决斗，来捍卫自己的荣誉。所以最开始时，决斗只用来应对极端严重的冒犯行为，比如出卖、叛变、通奸之类；而到了一九〇〇年，它已变得极不理性，人们甚至会因为帽子没戴正，或盯着对方看的时间过长，或书信中逗号的位置摆得不当而进行决斗。

按照通常的决斗规矩，冒犯者和被冒犯者在开枪互射之前所迈出的步数，应该与所牵涉的侮辱和冒犯的严重程度成反比。也就是说，最可恶、最公然的侮辱应该由双方隔着最近的距离，走最少的步数来做了断，这样才能确保二人之中有一个无法活着离开。好啊，如果是这样，伯爵总结道，在这个新的时代，决斗双方恐怕隔一万步都不够。事实上，下罢战书，指派完副手，选好武器后，冒犯者便应该登上开往美国的轮船，而被冒犯者则应登上去日本的船，到达目的地之后，两人再穿上他们最漂亮的大衣，走下踏板，来到码头上，开始射击。

唔……

五天后，伯爵收到了新认识的尼娜·库利科娃发给他的邀请。她请他一起喝茶。时间是下午三点，地方在酒店一楼西北角的咖啡厅。伯爵提前一刻钟就到了，并要了一张靠近窗口的双人桌。三点过五分，他的那位穿得像水仙花似的女主人来了：浅黄色的裙子，配着一条深黄色的腰带。伯爵起身，帮她把椅子抽出来。

“谢谢(25)。”她说。

“不客气(26)。”

然后，侍者被招了过来。他们叫了一份俄式茶饮。此时，外面的剧院广场上阴云密布，他们就随口聊起了今天究竟会不会下雨。等到茶已经倒好，茶点也摆到了桌上，尼娜便换上了一副颇为严肃的表情。该谈正事了。

换了别人，可能会觉得这转变有些突兀，或者时机不太合适，伯爵则不然。他觉得尽早结束寒暄，迅速进入正题完全符合喝茶的礼数，甚至是这种场合必不可少的。

毕竟，伯爵每一次同别人喝茶都是按照这种形式进行的。无论见面地点是俯瞰着丰坦卡运河的客厅，还是公共花园的茶楼，反正在第一块茶点入口之前，这场约会的目的就已经明明白白地摆在了桌上。事实上，几句寒暄一过，那位经验老到的女主人通常只用一个字便足以表明她要切换话题了。

对伯爵的祖母来说，那个字一直都是“喂”。比方说，“喂，亚历山大，我听说了一些很让我痛心的事，是关于你的，我的孩子……”而对常年受心脏疾病折磨的波利亚科娃公主来说则是一声“哦”。比如说，“哦，亚历山大。我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但对年轻的尼娜来说，那个字眼很显然是“唔”。比如，“你说得太对了，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是今天下午下雨的话，那丁香花就一朵不剩了。唔……”

不用说，尼娜的腔调一变，伯爵便有了准备。他把两只小臂往大腿上一搁，身体呈七十度角前倾。他脸上保持着严肃又淡然的表情，这样，一旦需要，他便能立刻表现出同情、关心或者愤慨等诸多表情。

“您能不能跟我讲讲当公主都有些什么规矩？”尼娜继续说，“我会非常感激的。”

“规矩？”

“对。规矩。”

“可是，尼娜，”伯爵笑着说，“当公主可不是玩游戏。”

尼娜盯着伯爵，脸上充满了耐心。

“我敢说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就是公主该是什么样子的。”

“哦，是吗？我懂了。”

伯爵往椅背上一靠，把女主人的问题仔细想了一想。

“嗯，”过了片刻，他说道，“我们先把人文科学撇在一边，以后再讲。我觉得当公主的规矩从培养好的礼貌和习惯开始。为达这个目的，她要学会在社会上应该如何行事；还要学习言谈、餐桌礼仪、仪表风度等方面的准则。”

伯爵每报出一项，尼娜都点头表示赞同。可听到最后那一项，她抬起头，目光变得机警起来。

“仪表风度？仪表也属于礼貌吗？”

“当然，”伯爵答道，尽管他有点犹豫，“是的。萎靡不振的仪表反映出一个人在某些方面的懒惰和颓废，以及对他人缺乏兴趣。而腰背挺得笔直的姿势则说明一个人十分沉着冷静，且信守诺言。这两种品格都与公主的身份十分相称。”

尼娜很显然是受了刚才这番话的影响，她的腰挺得更直了。

“继续。”

伯爵想了一想。

“公主从小就要接受尊重长辈的教育。”

尼娜朝伯爵鞠了一躬表示尊敬。他咳了一声。

“我说的不是我自己，尼娜。我差不多和你一样年轻呢。‘长辈’指的是那些头发都白了的人。”

尼娜点了点头，表示听懂了。

“你说的是大公和他们的夫人。”

“嗯，是。他们当然也是。可我指的是所有的长辈，不管他们是什么社会阶层，商店老板、挤奶女工、铁匠，还是农民。”

尼娜的想法马上从她的面部表情里流露出来。她的眉头紧皱。伯爵接着解释道：

“新的一代应该对上一辈所有人表示某种程度上的感谢。我们的长辈，曾经开垦荒地、浴血奋战，是他们推动了艺术和科学的进步，为我们做出过牺牲。所以，无论他们的社会地位多么卑微，就凭他们做过的这些努力，也理当赢得我们的感谢和尊重。”

尼娜似乎仍不服气。伯爵想了想怎样才能把他的观点表达得更为妥帖。说来也巧，这时候，咖啡馆的大窗户外已经有人支起了雨伞。

“举个例子吧。”他说。

他给她讲起了戈利岑公主和库德洛沃的丑老太婆的故事：

那是在圣彼得堡一个风雨交加的夜晚，伯爵说，年轻的戈利岑公主正前往图申的府邸参加一年一度的盛装舞会。马车经过罗蒙诺索夫桥时，她无意中发现桥上有位八十多岁的老太太已经被雨浇得腰也弯了，背也驼了。公主没有丝毫犹豫，立刻吩咐司机停下马车，将那个不幸的老人请进车来。老太太双眼已几乎失明。在仆人的帮助下进到车厢之后，她向公主连声道谢。公主自然而然地以为，她捎上的这位乘客一定就住在附近。毕竟，在这样的夜晚，一个又老又瞎的老太太能独自在外头溜达多远呢？可当公主问她要去哪儿时，老太太却答道，她要去看她的儿子，他是个铁匠，住在离这儿七英里(27)远的库德洛沃！

而此刻，图申一家正热切地期待她的光临。不出一两分钟，她的马车便会从图申府门前经过。那里上上下下早已装点得灯火通明，每一级台阶上都有仆从在等候。所以，即使公主礼貌地说声抱歉，然后下了车，并吩咐车夫将老太太送到库德洛沃去，也绝对合乎情理。然而实际上，当马车快到图申家时，司机把速度降了下来，并朝公主望了过去，看她有何吩咐。

讲到这儿，伯爵停下来卖了个关子。

“啊，”尼娜问道，“她怎么决定的呢？”

“她吩咐他继续开，”伯爵的笑容里带着一丝得意，“等他们到了库德洛沃，铁匠全家人都围到马车四周。老太太邀请公主到家里去喝茶。听见此言，铁匠不禁打了个寒噤，车夫倒吸了口冷气，旁边的男仆听了则差点晕倒在地。可戈利岑公主却欣然接受了老太太的邀请——图申家的舞会也因此没有去成。”

故事讲完了，伯爵端起自己那杯茶，把头略微点了一点，然后喝了起来。

尼娜仍若有所盼地在看着他。

“后来呢？”

伯爵把杯子搁回碟子上。

“后来什么？”

“她嫁给铁匠的儿子了？”

“嫁给铁匠的儿子！天哪，当然不会。喝完茶，她就上马车，回家了。”

尼娜又翻来覆去琢磨了一番。显然，她认为公主嫁给铁匠的儿子，这样的结尾更好。但尽管这个故事存在不足，她还是点头承认伯爵讲得不错。

伯爵没告诉她这个令人心旷神怡的圣彼得堡传说的真正结局，因为他不想破坏这个讲得颇为成功的故事。戈利岑公主乘坐的那辆蓝色马车在莫斯科无人不识，当它在图申伯爵的门前先是放慢了速度然后又加速疾驰而去的时候，伯爵夫人正在大门前的柱廊下招呼到来的客人。此事在戈利岑和图申两个家族之间造成的裂痕经过整整三代人的努力才得以修补。革命的爆发倒是帮他们将这段恩怨做了个了断。

“这么做才配叫公主。”尼娜承认。

“没错。”伯爵说。

说完，他把盛茶点的碟子递过去。尼娜取了两块，一块放在她的碟子上，一块塞进了她嘴里。

伯爵本没有当面指斥别人缺乏礼貌的习惯，但可能是因为刚才讲的故事听众的反响太好，让他有点飘飘然，所以他不禁笑着指了出来：

“还有一个例子。”

“什么例子？”

“问别人要点心吃时，应该说‘请’，别人给了点心后，应该说‘谢谢’。这些都是公主从小就要受的教育。”

尼娜闻言，似乎吃了一惊，可马上又露出一副不服气的神色。

“如果点心是公主管别人要的，那她当然应该说‘请’，这我认为合理；可如果点心是别人主动给她的，她还得说‘谢谢’，这我就不懂了。”

“礼貌不是糖果，尼娜。你不能光挑那些让你中意的，更不能把咬过一半的再搁回盒子。”

尼娜仔细地盯着伯爵，脸上带着一股老练的宽容。也许是想让他听得更清楚，她把语速降了下来。

“公主要茶点的时候应该说‘请’，这我认为合理，因为她在请别人给她拿茶点过来；而假如她开口要茶点，别人给了她一块，你说这时她应该说‘谢谢’，我也同意。但你刚才举的第二个例子，公主并没有开口要茶点，是别人主动递给她的。这样，我觉得公主就未必非得说‘谢谢’，因为她只不过在帮别人的忙，把别人主动给她的东西收下罢了。”

尼娜边说边将一块柠檬挞往嘴里送，像是在强调自己的观点。

“我承认你说的不无道理，”伯爵说，“但根据我这一辈子的经历，我还是想告诉你——”

尼娜伸出指头挥了挥，打断了他的话头。

“但是你还很年轻，这是刚才你自己说的。”

“对，我是。”

“那我觉得你说‘一辈子的经历’什么的，未免太早了吧。”

说得也对，伯爵暗想，今天喝的这次茶不就是个证明吗？

“我会更加注意仪表的，”尼娜边说边掸着手指上的面包渣，“而且，问别人要东西的时候，我一定会说‘请’和‘谢谢’。但假如是我根本不想要的东西，我还是不会道谢的。”

四处走走

七月十二日晚上七点，在穿过酒店大堂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的路上，伯爵发现尼娜正在一棵盆栽棕榈树的后头冲他招手。这么晚了还叫他过去，这还是头一回。“快，”他一到树后面，她便解释说，“那位先生外出吃饭去了。”

那位先生？

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俩若无其事地爬上楼梯。刚刚拐上三楼，他们便碰上一位客人正拍着口袋找钥匙。正对电梯的楼梯口有一扇镶着染色玻璃的窗户，玻璃上隐约刻着一些立在浅水之中的长腿鸟儿。伯爵从这儿经过少说也有一千次了。尼娜却盯着它仔细打量起来。

“对，你说得没错，”她说，“这应该是鹤。”

等找钥匙的客人一进屋，尼娜便立刻向前冲。他们在地毯上移动步伐，飞快地从313、314和315号房门前经过。紧接着，他们来到了316号房门前。门外摆着一张小小的桌案，案上有一尊赫耳墨斯(28)的雕像。伯爵这才醒悟，他们这是在朝他从前住过的房间走！他不由得一阵晕眩。

可是等等。

我们太着急了吧。

✮

自打那晚在二楼楼梯上出过一次洋相后，伯爵就戒了从前每晚必饮的开胃酒。他怀疑酒精对他的情绪已经产生了不健康的影响。可事实是，他的情绪也并未因为圣徒般的自我节制而有所振奋。终日无所事事的他拥有大把时间。那种无聊而又倦怠的感觉，陷在泥泞之中无法自拔的可怕之感不断袭上伯爵心头，让他片刻不得安宁。

伯爵心想，才三周就觉得漫长到无法忍受，那三年下来自己会有什么样的感觉？

然而，对那些品行高尚却迷失了方向的人，命运总会为他们指点迷津。在克里特岛上，忒修斯就是靠着阿里阿德涅和她神奇的线球，才从牛头人身的怪物米诺陶诺斯的巢穴里脱险的。同样是从栖息着幽灵般暗影的洞穴中逃脱，奥德修斯靠的是泰瑞西斯，但丁则有他的维吉尔。而眼下在大都会酒店，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靠的则是一位叫尼娜·库利科娃的九岁女孩。

七月的第一个周三，伯爵正坐在大堂里为自己该干些什么而发愁。这时，尼娜刚好从旁边飞快地走过，她脸上带着颇不寻常的坚定。

“喂，我的朋友，你好。你这是要去哪儿呀？”

尼娜摆出一副行动被人干扰，被迫中断的样子。她转过身，冷静下来，挥了挥手，答道：

“四处走走……”

伯爵的眉毛微微一耸。

“上哪儿走走？”

…………

“先去娱乐室。”

“啊，原来你喜欢玩牌。”

“其实也不是……”

“那为什么要去那儿呢？”

…………

“行啦，”伯爵埋怨道，“我们俩之间还有什么不能说的秘密吗？”

尼娜闻言，忖度了一番，又左右瞅了瞅，这才放心。她解释说，那间娱乐室平时很少有人用，但每周三下午三点都有四个女人约好在那里玩惠斯特牌，从没间断过。如果在两点半之前赶到那儿，藏进柜子里，那她们玩牌过程中说的每一个字（包括大量骂人的脏话）你都能偷听到。而且，女人们离开后，你还可以享用她们剩下的饼干。

伯爵坐得笔直。

“你的时间还用来干些什么别的事吗？”

她掂量着伯爵的问题，又左右看了看。

“在这里等我，”她说，“明天下午两点。”

伯爵的培训课程就这么开始了。

伯爵在大都会酒店已经住了四年。他觉得，论对这里的了解，自己应该算是个专家。他知道酒店员工的名字，享受过他们的服务，甚至对酒店房间里的装饰风格也了然于胸。可是，尼娜一番点拨后，他才知道自己仅仅是略窥门径。

尼娜在大都会才住了十个月。而这十个月中，她也一直受到另一种形式的限制。因为她父亲只是“暂时”被安排在莫斯科工作，所以他还未在正式的学校给她办理入学。而尼娜的家庭教师又不愿走动，更愿意将责任局限在酒店范围之内，因为在酒店之内，尼娜撞上灯柱或者被电车撞的可能性毕竟是最小的。所以，尽管大都会酒店那张驰名世界的旋转门无时无刻不在转动，它却不曾为尼娜而转。生性活泼好动的尼娜便充分利用了这一条件，亲自对酒店开展侦察活动。酒店每个房间的位置和用途，以及怎样才能最好地利用这些房间，她都了如指掌。

是，伯爵的确是到酒店大堂后面的小窗口取过信，可他到分拣信件的小屋里去过吗？每天上午十点和下午两点，所有送来的信（包括封皮上盖有鲜红邮戳，附有特别指示需要“立即送达”的专函）都会被堆在那间小屋里的桌上。

是，在法蒂玛的花店倒闭之前，伯爵也曾光顾过那里，可他进入修剪鲜花的屋里了吗？花店背后有一道窄门，里面有张淡绿色的案台，所有的鲜花都得先在那里修剪好，玫瑰也都要在那里去掉刺。里面的地板上至今还散落着十年生草本植物干枯了的花瓣，它们可是配制花束不可或缺的材料。

当然去过了，伯爵替自己辩解说。在大都会酒店里，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衣橱、洗衣房、食物贮藏间，还有总配电间！

这过程就像坐轮船出海。一位旅客在船头打了一下午的飞靶之后，换罢衣服，准备和船长共进晚餐，然后再玩几把百家乐，顺带给那位自以为是的法国人一点颜色瞧瞧。接着，他再挽着刚刚结识的女伴在璀璨的星空下悠闲地散步。他还以为，航海的乐趣不过如此。可其实，他们接触到的不过是真正的船上生活中极为有限的部分，因为他完全忽略了下层船舱的存在，而那里的生活更加多姿多彩；也正是它们的存在，才使得这趟远航成为可能。

尼娜却从不满足于上层甲板的所见所闻。下面，里面，四周，她都去转过。住在酒店里的尼娜，并没觉得四周的墙壁在朝里面挤，而是在往外扩张。不仅是范围，连复杂的程度也都在扩展。住进来不过几周，她便把酒店附近的两个街区看了个遍。不出几个月，大半个莫斯科也将被纳入她熟悉的范围。如果她在酒店住的时间再长一点，整个俄国也不在话下。

为了给伯爵上课，尼娜很明智地选择了从酒店的最底层——地下室——开始。那里有四通八达的走廊，也有哪儿都不通的过道。她首先打开一张沉重的铁门，领着他进到锅炉房里。蒸汽如一股股巨浪从蜿蜒曲折的通气管阀门中逃逸而出。她接过伯爵递给她的手帕，小心翼翼地把锅炉上的一扇铁门打开，露出了里面夜以继日熊熊燃烧着的一炉火。在酒店里，如果有秘信或者见不得人的情书需要销毁，没有什么地方比这里更合适了。

“您也收到过别人的情书吧，伯爵？”

“那当然。”

接下来是配电间。尼娜再三叮嘱伯爵，不要乱摸乱碰。其实，此举完全没有必要，因为屋里到处都是金属发出的嗡嗡声和硫黄的恶臭，就是最漫不经心的冒险家来了，也不得不赔上一万个小心。在墙上一丛杂乱的电线后面，顺着尼娜指点的方向，他看见一根操纵杆：把它往上一推，整个宴会厅便会变得一团漆黑。有了它做掩护，趁机偷些珠宝绝对易如反掌。

接下来他们先往左拐了一次，又往右拐了两次，便到了一个拥挤不堪的小屋。这屋子就像一个摆放珍奇物品的陈列柜，柜子里全是酒店的客人遗弃的物品，比如雨伞、旅游指南，还有小说，而且还是些很重的小说，客人们即使没读完，也不想把它们随行李一道再运回去了。屋子的角落里扔着两张小号的东方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缎木制作的小书柜。这些物品虽然已有些年头，看上去却还跟新的一样。尤其是那个书柜，它是伯爵住在三楼套间的时候亲手扔掉的。

这时，伯爵和尼娜已经来到地下室的最里头。在往窄小的后楼梯走去的途中，他们发现了一扇浅蓝色的门。

“这里面是什么？”伯爵问道。

尼娜反常地露出了尴尬之色。

“我也没进去过。”

伯爵试着去转动门上的把手。

“嗯，怕是锁上了。”

尼娜闻言，往左右看了看。

伯爵也跟着往两边瞅了瞅。

只见她抬起双手，伸到头发底下，将戴在脖子上的那条精巧的项链解了下来。金色抛物线的最下端挂着一件饰物。伯爵第一次注意到尼娜戴的这件东西是他们在广场餐厅时。它既不是幸运符，也不是盛放装饰品的小金盒。它是一把酒店的万能钥匙！

尼娜从项链上取下钥匙，递给伯爵，把开锁的荣耀让给了他。锁眼上有个头骨形状的孔，伯爵将钥匙从孔里伸进去，然后一边轻轻转动钥匙一边仔细听着。锁的制动栓一落位，立刻传来令人欣喜的咔嗒声。门开了。往门里一看，尼娜不禁倒吸一口冷气：这里面竟是个宝库。

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紧靠着墙边，从地板一直到天花板垒着的全都是架子。架子上摆的是酒店的银器，一件件银光闪闪，仿佛今天上午刚有人擦拭过一样。

“这些是干吗用的？”她惊诧地问道。

“宴会用的。”伯爵答道。

一摞摞产自法国塞夫勒的盘子全都印上了酒店的徽章。盘子旁边立着两尺来高、带炭炉的俄式茶炊和形状类似诸神酒杯的盖碗。除了咖啡壶，还有装调味汁的瓶子等各种各样的餐饮用具。每种用具的设计都独具匠心，而且都只承担某一种特定的进食功用。尼娜从架子上拿起一件形状像小铲子的东西，那上面还安着象牙做的手柄。她在柄上一压，只见上面的两片薄刃打开来接着又合上了。她不禁惊奇地看了看伯爵。

“切芦笋的工具。”他解释道。

“宴会上真的需要专门切芦笋的工具吗？”

“乐团里真的需要有巴松管吗？”

尼娜轻轻把它放回到架子上。这时，伯爵心里却在想这些器具为他提供过多少次服务，以及他曾经用这些盘子进过多少次餐。圣彼得堡二百年的庆典就是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举行的，还有普希金诞辰一百周年纪念，以及双陆棋俱乐部的年度晚宴，还有在博亚尔斯基隔壁的两间专用餐厅——黄厅和红厅——举行的私人聚会。在其鼎盛时期，这些非公开的餐室成了达官贵人宣泄情感的绝佳场所。如果有谁藏在他们的餐桌底下偷听一个月，那无论是莫斯科城里的破产和婚嫁，还是来年即将要爆发的战争，没什么是他不知道的。

伯爵的目光在架上游走了一圈，然后似乎有些不解地摇了摇头。

“那些布尔什维克人应该也发现了这个意外的收获。可我在想，他们为什么没把它们都运走呢？”

尼娜用她孩子般清晰的判断答道：

“也许，他们需要它们留在这儿。”

对，伯爵心想。是这样。

因为不管代表无产阶级的布尔什维克在对特权阶级的斗争中取得了何等决定性的胜利，很快他们自己也得举办宴会不是？他们的宴会也许没有旧俄的罗曼诺夫王朝那么多（没有秋季舞会，也没有六十周年纪念），可他们总得庆祝些什么吧，比如说，《资本论》发表一百周年，或者列宁蓄络腮胡子二十五周年等。他们也需要草拟宾客名单，经过审定删减之后，再把邀请函印出来，再递送出去。等到宴会那天，宾客们全都来了，也得在餐桌旁围上整整一圈。当新上台的政治家想再多要几根芦笋时，他们也得冲着那些忙得脚不着地的服务员频频点头示意。

因为奢华是一种极其顽固，也极其狡诈的力量。

当皇帝被人从御阶上拖下来扔到大街上，奢华会谦卑地低下它的头。然而，经过长期的隐忍，它又会替新上台的领袖披上华丽的外衣，赞美他高贵的外表，并建议他多佩戴几枚勋章。在服侍他享用过丰盛的晚餐之后，它又会开始盘算，对担当着如此重任的人来说，一张更高的椅子也许更为合适。由平民百姓组成的士兵能用胜利的烈火将旧政权的旗帜烧得干干净净，号角很快便会重新吹响，奢华又会在权力宝座一旁重新就位。它对历史和君主们的统驭又将重新奠定。

尼娜用手抚摸着那些五花八门的器具，眼里充满了钦羡和惊叹。忽然，她的动作停了下来。

“那是什么？”

在架子上的一只烛台后面，立着一个高三英寸左右的银质女性模型。她穿着带箍的撑裙，头上是玛丽·安托瓦内特(29)高耸的发型。

“这是只传唤器。”伯爵说。

“传唤器？”

“用来摆在餐桌上女主人的旁边。”

伯爵拈着那位小妇人鼓起的裙子，把传唤器拿了起来，然后来回晃了晃。小妇人的裙子底下便传出一阵悦耳的音乐声（高音C）。而这乐声一起，就意味着一顿有上千道菜的大餐结束了，前前后后端上来的五万只盘子可以从桌上撤下去了。

在接下来的数天里，尼娜极其系统地展示了她的全部课程。她领着她的学生去了一个又一个房间。一开始，伯爵还以为他们的课堂仅限于酒店底层的那些用于维修和服务的楼层。可把地下室、邮件室、配电室和底层所有的犄角旮旯都转遍之后，他们在某一天下午沿着楼梯爬到了客房所在的楼层。

不可否认，如此窥探别人的房间的确于礼不合，可尼娜光顾那些房间并不是为了行窃，也不是出于偷窥的嗜好，而是为了去那里看风景。

大都会酒店的每间客房都拥有与其他房间截然不同的视野，不仅会因为楼层的高度和方向的不同有区别，而且会因季节和一天中时间的变化而异。所以，如果你想看苏维埃军队在十一月七日的红场阅兵式(30)上是怎样迈步挺进的，那你不用走太远，待在322房间就行。可如果你想往街上毫无防备的行人头上扔个雪球，那405房间最合适，因为那间屋里的窗台往外伸出去最远。俯瞰着酒店背后那条小巷的244号房间虽然狭小，可也自有其魅力：因为从那里你可以把身子探出窗外，探出去够远的话，你便能看见厨房门前叫卖水果的摊贩，偶尔还能接到他们从下面抛给你的苹果。

但如果你想看的是夏夜里来莫斯科大剧院观看演出的宾客，那么最佳的位置就是317号房间里靠西北的那扇窗户。这是毫无疑问的。还有……

七月十二日早上七点，伯爵来到了大堂，尼娜一见他，便冲他打了个手势。两分钟后，他随她一起上了楼梯，又跟着她从313、314和315号房间前走过，一直来到他以前住过的那间房间的门口。尼娜把钥匙插进去一拧，便溜进门去。伯爵也跟了进来，只不过他明显有一种不祥之感。

伯爵往四下扫了一眼，立刻感到屋里的每个角落带来的熟悉感。铺着红色软垫的沙发和座椅都还在，从艾德豪尔山庄运来的那架落地大摆钟和中国的大瓮也依然如故。法式咖啡桌（用来替代他祖母的那张）上有一份叠着的《真理报》，一套纯银茶具，还有一杯没喝完的茶。

“快。”她穿过房间朝西北角的窗口走去，同时冲伯爵招呼了一声。

隔着剧院广场，对面的莫斯科大剧院从门廊到三角墙都灯火通明。在如此温暖的夜晚，布尔什维克人和往常一样，穿着类似歌剧《波希米亚人》(31)里的服装，熙熙攘攘地聚集在剧院的几根大柱子之间。忽然，大堂的灯光闪了几闪，男士们纷纷用脚踩灭了香烟，然后挎住了身边女伴的胳膊。当最后几位观众也消失在剧院门后，一辆出租车“嘎”的一声急停在街边，车门猛地一开，一位浑身穿红的女人从里面钻了出来。她一手揽住裙子的下摆，一面忙不迭地顺着楼梯往上走去。

看到这里，尼娜的身体不由得往前倾。她双手合成杯子的形状，贴在窗玻璃上，眯起眼睛看得分外起劲。

“如果在那里的是我，站在这儿的是她，那该多好啊。”她叹了口气。

可不是吗？伯爵心想，换谁都会发出这样的感叹。

✮

那天晚上，伯爵独自在他的床上坐着，脑海中仍然萦绕着白天参观旧居的情景。

让他念念不忘的既不是门边那架依旧在嘀嗒走时的祖传落地钟，也不是房间里富丽堂皇的设计，甚至不是西北角窗口那绝妙的风景。让他难以释怀的是桌上报纸旁边的那套茶具。

那一幕平凡的场景，从某种程度上恰恰折射出这些天来伯爵的心事。只需看一眼伯爵便对那个场景的各方面了然于胸。那套房间如今的主人一定是外出办事了，下午四点才回到房间。他脱下外套，往椅背上一挂，然后叫了壶茶，顺便还要了份下午的报纸。然后，他便稳稳当当地在沙发上坐下来，颇有情调地打发着时间，直到该换衣服出去吃晚餐。换句话说，伯爵在317房间看到的不仅仅是一桌下午茶，而且是一位身心自由的绅士日常生活中的一个缩影。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把自己的新居（如今分配给他的那一百平方英尺地盘）又仔细打量了一遍。今天，它似乎出奇地狭窄。床边挤着一张茶几，茶几旁边又挤着高背椅。每次他想打开衣柜，都先得把高背椅推开。简单地说，这里可没那么多地方让他能有情调地打发时间。

伯爵近乎绝望地凝视着自己的四周，忽然，他脑海里响起了一个声音。那声音只有他自己说话声的一半大。它在提醒他：在大都会酒店，房间套着房间，门里面还有门……

想到这儿，伯爵从床上站了起来。他绕过祖母的咖啡桌，将高背椅推到了一边，然后站在了比电话亭大不了多少的衣橱面前。沿着衣橱与墙的会合处，有一层造型优美的橡木线脚。伯爵一直觉得这处线脚的装饰有点过于夸张。有没有可能衣橱是在以前的一张旧门框的基础上增设的呢？伯爵打开衣橱的柜门，把里面的衣服拨开，伸手试着在最里头的墙板上敲了敲。听上去很薄。他伸出三根手指，在那道隔板上推了推，便感到它已略微弯曲。于是，他把里面所有的衣服都搬出来，扔到了床上。然后，他手扶着门柱，抬起脚跟往最里面的墙踹去。令人欣喜的是，里面传来东西被踹裂的声音。他把身体往后微微一仰，又踹了一脚，再一脚，直到那道隔板彻底断开。他把裂成锯齿状的碎木板拖到房间里，然后从断开的口子钻了进去。

他感觉自己进入了一个又暗又窄的地方。里面有干香柏木的气味，很可能是隔壁房间衣柜里的味道。他吸了口气，转动门上的把手，门开了。他进入了那边的屋子。这间屋子跟他自己那间一样，只是这里面放的是五张闲置的床架。不知怎么的，其中两副原本靠着墙的床架倒了下来，把通向走廊的门从里面堵上了。伯爵把床架拖开，打开门，将屋里所有的东西都搬了出去。然后，他便重新布置起房间来。

首先，他让那两张高背椅和祖母留下的咖啡桌重新团聚在了一起。然后，他沿着塔楼的楼梯下到地下室，分三趟从那个装杂物的柜子里搬回来三样东西：一张他以前扔掉的地毯，一盏落地灯，还有一个小书柜。接着，他又一步并作两步地往地下室跑了最后一趟，把那十本被他扔掉的大部头小说给搬了回来。待新书房布置完毕，他又到走廊那头，找房顶修理工借来了一把锤子和五颗钉子。

伯爵上一次使用锤子还是在孩提时代。那是初春的几个星期，他在艾德豪尔山庄帮助年迈的看门人吉洪修栅栏。锤子往下一挥，恰好砸在钉子头上，清脆的撞击声在清晨的天空中回荡。钉子穿过厚厚的木板，深深揳进栅栏的木桩里。那感觉真好。可其实是，伯爵抡出的第一锤结结实实地砸在了他自己的拇指上（你可别忘了，锤子砸在自己的拇指上可是件相当痛苦的事，你少不了会踮着脚上蹿下跳好一阵，任你连呼“上帝”也无济于事）。

对勇敢者，命运总是青眼有加。所以，尽管第二锤只是擦到钉子头，可到第三锤伯爵便能敲准了。等到开始敲第二颗钉子时，他便已经完全找到放钉子、挥锤以及下砸的节奏。而那种古老的节奏在四对舞曲，在六音步诗格，或者在渥伦斯基的马术挎包里是找不到的！

简单地说，不出半小时，四颗钉子便都已从门棱砸进了门框。从现在开始，谁想进伯爵的这个新房间，必须从伯爵挂在壁橱里的衣服中间钻过去才行。而那第五颗钉子，他钉在了书架上方的墙上，用来挂他妹妹的画像。

活儿干完了。伯爵选了一张高背椅坐下，他有种奇妙的幸福感。伯爵原来的卧室与现在这间临时拼凑成的书房几乎一模一样大，可它们对他心情的影响却截然不同。诚然，在某种程度上，这种不同来源于两个房间在布置上的差异。隔壁屋里摆的是床、写字台和桌子——全是生活必需品，而书房里却有书，有那口被称为“大使”的皮箱，还有海伦娜的画像——全都是精神必需品。然而，二者的不同更大程度上来源于它们不同的来历。因为，存在于他人的统治、威权和意志之下的房间看上去一定比它本身更小，而对一个秘密存在着的房间来说，无论它的面积是多少，你把它想象得有多大，它就能有多大。

想到这儿，伯爵从椅子里站起身来。他从刚从地下室搬回来的十部小说中挑了一本最厚的拿了起来。诚然，读一本已经看过的小说不能算作新的尝试。可非得是新的不可吗？难道就因为一本小说他已读过两遍或者三遍，你就可以指责他念旧，他懒，或者他在浪费时间吗？

伯爵在椅子上重新坐下。他把一只脚搭在咖啡桌边，身体往后一仰，直到他坐的椅子仅凭两条后腿取得了平衡。然后，他便从书中的第一句话开始读了起来：

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

“太精彩了。”伯爵说道。

集会

“哎呀，一起去吧。”

“还是不去了。”

“别这么死板嘛。”

“不是死板。”

“你这么肯定？”

“从这个词的定义就知道，没有谁能打包票说自己绝对不死板。”

“就是嘛。”

就这样，尼娜终于说动伯爵加入了她最喜欢的活动：躲在阳台上偷看宴会厅。伯爵不愿和尼娜同去的原因有二。首先，宴会厅的阳台极其狭窄，而且尘土飞扬。为了不被人发现，你得躬腰驼背地在栏杆后面趴着。这姿势对身高超过六英尺的成年男人来说实在难受（上次伯爵陪尼娜去过一趟阳台，不仅蹲到裤缝开裂，而且过了整整三天，他脖子上的疼痛才消下去）。其次，几乎可以确定今天下午的宴会厅又要进行一场大型集会。

今年入夏以来，在酒店举行的集会越来越频繁。大堂里时不时就会进来一群人，横冲直撞地边走边指手画脚，有时还会停下脚步，激动地讨论些什么。进入宴会厅之后，他们肩并肩地和他们的兄弟兼同志站到一起，每个人都会拈起一根香烟使劲嘬起来。

在伯爵的印象中，布尔什维克人随时随地都可以以各种形式或者出于各种目的进行集会。在短短一周里，他们要开的会可能会包括委员会，决策委员会，讨论会，代表大会和全体大会；他们聚在一起，制定规章，拟订计划或者收集意见。可其实就是给那些古已有之的弊端和积习安上一个最新潮的名字。

如果说伯爵对偷看这些集会的确不感兴趣，那并不是因为他讨厌集会者在意识形态上的倾向。即使辩论双方换成西塞罗与喀提林(32)，或者是哈姆雷特和他自己，他也不会趴在栏杆下面去偷看。不，这跟意识形态无关。简而言之，伯爵不过是觉得所有跟政治相关的讨论，不管是哪种信仰，都太枯燥乏味了。

可话又说回来，这不正是一个头脑死板的人说的话吗？

不用说，伯爵最终还是跟尼娜一起上了通往二楼的楼梯。他们绕开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入口，确信没人发现他们，这才用尼娜的钥匙打开了那扇没有任何标志的通往阳台的门。

阳台下方，一百多人的座位都已坐满，余下的一百来人挤在座位之间的过道里。台上摆着一张长木桌，桌后坐着三位令人敬畏的人物。看来，参加集会的人已经到齐了。

今天是八月的第二天，加之这里刚刚举行过两场集会，此刻宴会厅里已达到了32℃的高温。尼娜手膝并用地撑在地上，在栏杆后面蹲了下来。伯爵也照她的样子弯下身去，瞬间他裤子后面的线缝又开裂了。

“糟了(33)！”他咕哝了一声。

“嘘。”尼娜说道。

上次和尼娜一起躲到阳台上偷听的时候，伯爵对这间宴会厅的巨大变化深感震惊。因为不到十年前，莫斯科所有的社会名流都还穿着他们最华丽的服装，在巨大的枝形吊灯下跳着玛祖卡舞，抑或为沙皇的健康举杯庆祝。可偷看完两场集会之后，伯爵却得出了一个更加令人惊讶的结论：尽管爆发过一场革命，这间大厅其实并没怎么变。

比如说，此刻有两位年轻人刚进来，看样子正跃跃欲试地想加入辩论。然而，这二位并未理会身旁的任何一个人，而是横穿整个大厅，一直来到坐在墙边的一位老者跟前，向他致意。这位老者很可能亲历了一九〇五年的革命，或曾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写过传单，或曾在一八五二年跟马克思参加过同一场晚宴。不管是靠什么爬上这个显位的，总之这位老革命颇为自信地点了点头，坦然接受了两位年轻的布尔什维克小伙子对他的敬意。整个过程中，他一直在椅子里坐着，而那把椅子正是沙皇的公主安娜波娃在每年复活节盛装舞会上接见尽责的年轻王子们时坐的。

还有那位看上去颇为顺眼的家伙。他在大厅里走来走去，跟这个握握手，拍拍那个的肩膀，做派跟特列亚科夫王子如出一辙。在大厅的各个角落都表演了一番之后——在这边严肃地聊上几句，再到那边开上几句玩笑——他总算要“暂时”告退了。其实只要一出大门，他就不会再回来。因为他已经成功地让宴会厅里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他的存在，现在他就要赶赴另一个完全不同的会场，而这个会场是在阿尔巴特区一间温馨舒适的小屋里。

当晚的议题行将结束之际，少不了会有一个像备受沙皇宠信的拉德延科上校一样的年轻少壮派，在众目睽睽之下大模大样地闯进会场。据说，这一位眼下正是列宁跟前的红人。他在众人面前不遗余力地炫耀着他的权势和忙碌，可对最起码的礼节他却漠然视之，全然不放在心上。

诚然，如今的宴会大厅里穿粗布衣服的比穿开司米羊绒的要多，穿灰暗色调的也多过穿金色的。可难道在衣服肘部缝一块衬垫与在肩膀上缀一块肩章就真的有那么大的区别吗？如今那些样式普通的帽子，难道不是和以前的双角帽和高筒军帽一样，都是戴在头上用来表明一种特殊身份的吗？还有，就拿坐在台上手握着木槌的那位官员来说吧。他绝对买得起量身定做的西装和笔挺的西裤。但他就是要穿得如此褴褛不堪，因为他要让在场的所有人都知道，他是一个如假包换的工人阶级。

会议秘书长突然操起木槌在桌上急促地敲了几下。他宣布，全俄铁路工人总工会莫斯科分会第一次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现在开会。所有的门都关上了，座位上也都坐满了人。尼娜屏住了呼吸。会议开始了。

前十五分钟里，就有六项管理事宜被提了出来，而且都迅速达成了决议，并交付实施。这让你不禁感到欣慰，兴许这场会议能在你的腰背坚持不下去之前便宣告结束。可谁知道接下来讨论的议题却备受争议。这是一份修订工会章程的提案，或者更准确地说，是要修改章程第二段中的第七句话。此刻，秘书长正在宣读那句话的原文。

坦白说，这句话的确有些磅礴的气势：它与逗号极尽温柔旖旎之能事，却将句号抛诸脑后，久久不予理睬。因为它的目的显然是要将该工会所有的美德当仁不让地概括一遍，它们包括却不仅限于：毫不动摇的肩膀，不屈不挠的步伐，夏日铿锵而有力的敲锤声，冬季铲煤时的加倍辛勤，深夜给人们带来希望的汽笛声。然而在这个深刻得令人刮目相看的句子的结尾，却有这样一个结论：通过他们不知疲倦的辛勤劳动和努力，俄国的铁路工人们“为各省之间的交流和贸易提供了便利”。

前面的声势造得那么大，最后却落了一个如此的结论，这未免有些虎头蛇尾，伯爵暗想。

然而，与会者之所以反对这句话并不是因为它整体上缺乏热忱和活力，而是对“提供便利”这几个字不太认可。具体来说，有人认为“提供便利”这句话里的动词太过温柔、拘谨，完全未能体现出大厅里这些人真正的劳动价值。

“我们干的活儿可不像替女人披件衣服那么简单！”后排有人大嚷了一嗓子。

“或者帮她们涂指甲！”

“说得好，说得好！”

好吧，这话也在理。

可究竟采用哪个动词才能更好地描述工会所从事的工作呢？同样，用哪个动词才能体现出工程师真正的劳动价值呢？还有那些不知疲倦地时刻保持着警惕的司闸员？以及靠着一身结实的肌肉卖苦力的铺轨工人？

诸多建议从会场的各个角落被递了上来：

促进。

推动。

赋权。

大家就每一个替代词的优缺点都热烈讨论了一番。概括起来，有三类意见：修辞问题，感染力，还有从后排发出的不满的嘘声。这三者中间又夹杂着木槌敲击桌子的声音。而与此同时，阳台上的气温已升到了近36℃。

当伯爵觉得这场讨论很可能会演变成一场骚乱时，坐在第十排的一个似乎有些腼腆的小伙子建议，也许应该用“推动”或者“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他解释说（虽然他的脸已经红得像覆盆子），这两个词不仅把铺设铁轨和驾驶机车等工作都囊括了进去，还包含了日常的系统维护和维修。

“对，就是它了。”

“铺轨、操作和维护。”

“推动和确保。”

会场的每一个角落都响起了热烈的掌声。看来，这小伙子的建议很快就能得到信任并通过，就像驰骋在西伯利亚大草原上的工会火车。可就在它即将抵达终点之际，会场的第二排站起了一个骨瘦如柴的家伙。那人十分瘦弱，以至于看见他你首先想问的是：他这样的人怎么也能在工会谋到一个职位？确定已将全场的注意力集中到自己身上之后，这位办公室的后勤职员或者会计、全俄罗斯的“明星记账员”，用一种与“提供便利”这个词同样冷淡而古板的调子说道：“诗的语言必须简洁，如果用一个词就足够达义的话，我们就没必要用两个词。”

“那是什么意思？”

“他在说什么？”

好几个人不由得站起身，想揪住他的领子，把他从大厅里拽出去。可没等他们的手挨到他，第五排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连身都没起，坐着回呛了一句：

“恕我直言，诗当然要简洁，但普天之下的所有物种里，雄性不都有雌性和它相配吗？照你的意思，有一个性别就够了？”

大厅里顿时掌声雷动！

就这样，大家用举手赞成外加一起跺脚的方式通过了这项用“推动”和“确保”来代替“提供便利”一词的决议。与此同时，在外面的阳台上，伯爵也不得不承认，政治讨论似乎也不全是那么枯燥乏味。

会议结束后，伯爵和尼娜从阳台上下来，回到走廊里。伯爵的感觉还不错。他很高兴，因为会场上那些向权力致敬的人，那些互相拍着肩膀寒暄的人，那些大模大样姗姗来迟的人，无一不让他觉得和过去竟如此相似。而且，他自己也想出了许多有趣的能够替代“允许”和“确保”的词语，比如说“衬托”“推动”或者“撞击”“冲击”等，不一而足。尼娜问他今天这场辩论如何，他原想回答说：很有莎士比亚戏剧的风格。莎士比亚的风格，也就是说，它像极了《无事生非》中的道格勃里(34)。无事生非，一点没错。伯爵想说的就是这个意思。

也是他运气不错，还没等他把话说出口，尼娜就已经谈起自己的感受来。在问完他感觉如何之后，她根本没耐心听他说完他的真实想法。

“真的很精彩，很棒，不是吗？你坐过火车吗？”

“火车是我外出旅行时的首选交通工具。”伯爵说。尼娜的这个问题把他吓了一跳。

她饶有兴趣地点了点头。

“我也是。坐火车旅行的时候，你有没有看着一路的风景从窗外接连不断地掠过呢？你有没有和同行的旅客交谈，有没有在车轮的滚动声中昏昏入睡呢？”

“这些我都经历过。”

“对啊。但你有没有，哪怕很短的时间，想过那些煤是怎么到火车的内燃机里去的？当火车穿过森林，或者是爬上陡坡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那里的铁轨是从何而来的呢？”

伯爵顿了一顿。他在想，在回忆。然后坦承道：

“没想过。”

她意味深长地看了他一眼。

“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在这种情况下，谁能不认同她的话呢？

✮

几分钟后，伯爵敲响了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他手里拿着一份折叠起来的报纸，挡在裤子后面。

在伯爵的记忆中，不久前还有三名女裁缝在这间办公室上班。当时，她们每人跟前都摆着一台美国造的缝纫机。她们就像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35)似的一齐转动着缝纫机，替顾客把长袍改小，将褶边加高，给裤子放边，一步步沿袭着前辈们的命运。可自革命爆发以来，三个人全被打发走了，哑然无声的缝纫机想必也已成为人民的财产；那这间屋子呢？和法蒂玛的花店一样被闲置了。如今，人们哪还需要扔鲜花给芭蕾舞女演员或佩戴胸花呢，更别说把大袍子改小，或者给衣服加褶边了。

可到了一九二一年，面对日渐堆积的磨损的床单、破了的窗帘和撕坏的餐巾（谁都没准备换新的），酒店便将玛丽娜提拔了起来。这样，一些缝缝补补的活儿不必出酒店就能圆满地解决。

“啊，玛丽娜，”她拿着针线刚要开门，伯爵便对她说，“看见你在缝纫室里缝衣服，我真是太高兴了。”

玛丽娜看着伯爵，眼中带着不解。

“不缝衣服，我还能干吗？”

“说得不错。”伯爵说。他脸上绽出灿烂的笑容，然后来了个九十度大转身。他把手里的报纸迅速往上抬，恭敬地请她再帮帮忙。

“上周不是刚帮你补过一条裤子吗？”

“我和尼娜又去偷听别人开会了，”他解释说，“在宴会厅外面的阳台上。”

女裁缝瞅了瞅伯爵，双眼之中半是惊愕，半是怀疑。

“你如果打算和九岁的小女孩一起到处爬来爬去，那干吗非得穿这样的裤子去呢？”

听到女裁缝的语气，伯爵不禁一怔。

“早上起来穿衣服的时候，我本没打算到处乱爬的。可不管怎么样，你要知道，我这些裤子都是在萨维尔街(36)专门定做的。”

“对，是为了在起居室里闲坐，或者在客厅里画画而专门定做的。”

“可我从没在客厅里画过画。”

“那就对了，因为你很有可能会把墨水弄得满地都是。”

今天的玛丽娜似乎既不娇羞也不可爱。伯爵见状，便作势要冲她深深鞠上一躬。

“哎呀，行了行了，”她说，“到屏风后头去，把裤子脱下来。”

伯爵立刻闭嘴。他走到屏风后头，身上脱得只剩短裤，然后把长裤递给玛丽娜。屋里安静下来，可在那寂静中，伯爵似乎能感觉到她找出线轴，轻轻舔湿线头，然后小心翼翼地把线从针眼里穿过去的样子。

“喂，”她说，“那你干脆跟我说说，你们在阳台上干吗呢？”

就这样，玛丽娜一边给他缝裤子（和铺设铁轨一样，这也是劳动的一个缩影），一边听他讲会场上的情形，以及他的各种感受。他几乎是满怀怅惘地说，他看到的是棘手的社会传统以及人类太把自己当回事的恶习，而尼娜却对会场上生龙活虎的干劲和高昂的斗志颇为着迷。

“那有什么不好？”

“我觉得没什么不好。”伯爵也承认，“只不过，就在几周前，她还特意约我一起喝茶，还跟我打听当公主要遵守什么规矩。”

玛丽娜一边摇头一边把伯爵的裤子从屏风上递过去，她似乎觉得有必要把下面这个众所周知的事实告诉眼前这个极其幼稚的人。

“所有的小女孩长大之后，都不会再对公主之类的事情感兴趣了，”她说，“事实上，当她们对公主已经不再感兴趣的时候，有些小男孩对满世界乱爬的兴趣还浓着呢。”

伯爵一边走出门，一边冲玛丽娜挥手道谢，却一不留神撞到了站在门外的酒店服务员身上。

“请原谅，罗斯托夫伯爵！”

“没关系，彼佳。不用道歉。是我自己的错，我知道。”

可怜的小伙子吃惊地睁大双眼，他甚至没意识到自己头上的帽子被撞掉了。伯爵从地上捡起帽子，将它重新戴在服务员的头上，并对他说了声“祝你工作顺利”，便转身要走。

“但我的工作还与您有关。”

“和我有关？”

“是哈利茨基先生。他有事找您。在他办公室。”

难怪小伙子惊讶得把眼睛睁那么大。不仅仅因为哈利茨基先生从没叫过伯爵去他办公室，还因为伯爵在大都会酒店的这四年中，总共也就见过这位酒店总经理四五次。

因为，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是极少数精通如何放权的高级主管之一。也就是说，他知道该如何把酒店的各种职能和任务交给精明能干的手下，而他本人几乎不用出面。每天早上八点半来到酒店之后，他便苦着一张脸直奔办公室，就好像他已经错过了开会的时间。一路上他也会问候一下跟他打招呼的人，或者只对他们快速点点头。经过秘书身边的时候，他会告诉她（他根本没停下脚步）别让任何人打扰他。然后，他便消失在办公室门后。

进了办公室以后，接下来会发生些什么呢？

这不太好说，因为没几个人亲眼见过。当然，据有限的几位有幸看过一眼的人说，他们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的办公桌上没有文件，电话也很少响起，靠墙的地方倒是摆着一张紫红色的躺椅，椅子上还铺着漂亮的椅垫。

有时候，总经理的助手们没别的办法，只能上门求助，例如厨房失火或是发生了账务纠纷，总经理便会带着满脸的疲惫和失望把他办公室的门打开，而他的这种表情很容易让叨扰他的人产生一种歉疚感，从而激发出他们强烈的同情。于是，他们纷纷向他保证，一定争取把问题自己解决好，然后他们再满怀歉意地退出门去。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与欧洲任何一家经营完善的酒店相比，大都会酒店都毫不逊色。

不用说，得知总经理有事找他，伯爵在忐忑不安的同时也不禁有些好奇。彼佳也不再啰唆，他领着伯爵沿着走廊走去，经过了一排后勤部门的办公室，便到了总经理办公室。不出所料，门是关着的。伯爵觉得该让彼佳先去通报一声，他便在离办公室还有几英尺的地方停下了脚步。可他没想到，服务员怯生生地冲着办公室的门朝他做了个手势，然后就没影了。伯爵没有办法，走到门前敲了敲。屋里先是窸窸窣窣地响了几声，接着安静了片刻，然后才有人似乎很不耐烦地说了声“进来”。

伯爵推开门，见哈利茨基先生坐在桌前，手里还紧握着支笔，但旁边根本就找不到纸的踪影。虽然伯爵并不喜欢轻易给人下结论，但他还是注意到经理的头发都稀疏地贴在头的同一侧，而他的老花镜则歪歪地在鼻子上架着。

“你要见我？”

“啊，罗斯托夫伯爵。请进来呀。”

桌子跟前有两把空椅子。伯爵向其中一张走过去。途中他注意到，那张紫红色的躺椅上方挂着好几幅手工着色的雕版画，画中描绘的是各种英式狩猎场面。

“画得挺像。”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

“你说什么？哦，是的。那些画是挺像的。”

话音刚落，经理便把眼镜摘下来。他伸手揉了揉眼睛，然后，摇了摇头，又叹了口气。见他如此神态，伯爵不禁觉得一股同情像泉水一样从自己的心底汩汩淌了出来。“有什么事我能为您效劳吗？”伯爵坐在椅子边上问他。

经理娴熟地点了下头。这个问题他少说也听过上千次了。他把双手搁到了桌上。

“罗斯托夫伯爵，”他开始说道，“您是本酒店多年的顾客了。事实上，据我估计，您最开始住到我们店来还是在我前任的任上……”

“没错，”伯爵微笑着确认，“是在一九一三年八月。”

“是这样。”

“215号房间，我记得是。”

“啊，很舒适的房间。”

说到这儿，两人便都不出声了。

“我听说，”经理继续说。他声音里似乎透着些犹豫，“酒店的员工跟您讲话的时候……仍在使用某些……尊称。”

“尊称？”

“对。更确切地说，他们是不是还一直称呼您阁下？”

听完经理这句话，伯爵想了一想。

“嗯，是的。我想你们有些员工是这么称呼我来着。”

经理点了点头，然后又忧郁地笑了笑。

“我想您也知道，这会给我惹麻烦的。”

说实话，伯爵还真不知道这会给经理惹来些什么麻烦。可鉴于伯爵对经理抱有十足的同情心，他决定不给他招惹任何麻烦。所以，他便专心致志地听哈利茨基先生接着往下说：

“假如这件事由我说了算，我会怎么处理是明摆着的。可是……”

话说至此，经理把原因说出来就行了，没想到他却模棱两可地把话题一转，话音也慢慢弱了。然后，他又清了清嗓子。

“所以，我也别无选择，这很自然。我只能告诉我的员工从此不能再那样称呼您。时代毕竟变了，这点我们应该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承认。”

讲完这番话，总经理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仿佛希望他能痛快地向他做出什么保证。

“哈利茨基先生，时代的确会变。而作为一位绅士，我就该跟着它一起变。”

经理看着伯爵，脸上充满了感激之情。居然有人能把他刚才的一席话理解得那么透彻，他没有必要再解释了。

这时，有人敲了下门。接着，门开了。进来的是阿尔卡季，酒店前台的领班。见他贸然闯进屋来，经理的肩膀猛地往下一沉。他朝伯爵指了指。

“你看，阿尔卡季，我正和酒店的顾客谈话呢。”

“我很抱歉，哈利茨基先生，罗斯托夫伯爵。”

阿尔卡季朝他们鞠了个躬，却并没有立刻出去。

“好吧，”经理说，“什么事？”

阿尔卡季把头微微一侧，意思是要借一步说话。

“那好。”

经理双手在桌上一撑，站起身来。他绕过办公桌，来到走廊上，随手把门关在身后。伯爵便一个人留在了办公室里。

伯爵在反复思量着：阁下，主教阁下，教皇陛下，殿下。曾几何时，这些措辞的使用是文明国家可靠的标志。可现在，那些……

想到这儿，伯爵不禁行了一个用手连续画圈的贵族礼。

“嗯，这样也许更好。”他说。

说完，他从椅子里站起身，走到铜版画前仔细打量了起来。他发现那上面描绘的原来是猎捕狐狸的三个过程：“跟踪气味”“呔嗬(37)”和“追赶”。在第二幅画中，一位脚踩着坚硬黑色马靴，身穿鲜红夹克的年轻人正在吹一把铜号，铜号的吹口与喇叭口整整转了360度的大弯。毫无疑问，这是把精心打造的物件，造型优美而且历史悠久。可对现代世界而言，它有那么重要吗？就拿猎狐这码事来说吧，一群衣冠楚楚的男人骑着纯种马，带着训练有素的猎狗，把狐狸们追得无处可逃，我们真的需要这样做吗？伯爵毫不夸张或害怕矛盾地给出了否定的回答。

因为事实上，时代的确会变。这种改变也从未间断，不可避免，而且富于创造性。它们带来新的思想，而这些思想不仅让那些尊称和狩猎用的号角变得过时，同时也让银质传唤器，看歌剧用的珍珠母望远镜和各种精心制作的物品失去了用途。

失去了用途的精品，伯爵心想。不知道……

伯爵从屋子中间悄悄地走到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他能听见经理、阿尔卡季还有第三个人在外面交谈的声音。尽管声音很微弱，但从他们谈话的语气他能听出，他们离解决问题还差一阵子呢。于是，伯爵迅速回到挂铜版画的墙边，他从描绘“追赶”场面的那幅画数出去两块镶板，然后把手放在那块板子的正中间，使劲往里一推。镶板便往里凹进去了一些。这时，只听得“咔嗒”一声，伯爵把手往回一松，那块镶板便立刻弹开，露出里面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有一只用嵌花黄铜做配件的匣子。一切都跟大公当年跟他交代过的一模一样。伯爵把手伸到柜子里，将匣子盖轻轻掀了起来。啊，还在。制作极其精美的它们，正静静地躺在匣子里。

“太漂亮了，”他说，“简直太漂亮了。”

考古

“你抽一张牌。”伯爵对三位芭蕾舞女演员里最小的一位说。

伯爵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打算重启他每晚喝开胃酒的习惯。这时，他发现她们在吧台前站成一排，纤嫩的手指搭在吧台上，一副马上要摆出“弯曲(38)”的姿势。吧台边还有一个人，可他正耸着肩膀喝闷酒，根本无心搭理这些年轻的女士。看来伯爵该过去陪她们说说话。

他一眼就看出她们对莫斯科还不熟悉。她们一定是戈尔斯基(39)每年九月从各省为芭蕾舞团招来的天真无邪的小姑娘中的三位。她们个个都有着短小的躯干，颀长的四肢，一看就是编导最喜欢的古典风格，但她们的表情却远未达到优秀芭蕾舞演员冷淡清高的气质。从她们在无人陪伴的情况下跑到大都会来喝酒就看得出，她们还年轻幼稚得很。酒店毗邻芭蕾舞剧院，所以它很自然便成了年轻芭蕾舞演员们排练结束后休息娱乐的首选之地。但同样因为酒店很近，它也很自然地成为戈尔斯基和他手下的首席芭蕾舞演员们进行艺术探讨的地方。一旦这些天真无邪的小姑娘被啜着麝香葡萄酒的编导发现，她们很快就会被发落到彼得罗巴甫洛夫斯克(40)去跳双人芭蕾。

考虑到这点，伯爵也许该给她们提个醒。

然而，意志自由是从希腊人时代起便已为人们所公认的道德准则。尽管伯爵早已过了风流倜傥、招蜂引蝶的年纪，但仅仅因为一些虚无缥缈的假设，便主动将身边这些美丽可爱的小姑娘都劝走，心地再淳朴的绅士也不会干这种傻事。

所以，伯爵便开始恭维几位年轻女士的美貌，问她们是怎么来的莫斯科，并对她们取得的成功表示祝贺，还坚持要替她们埋单。他和她们谈起了她们各自的家乡，然后，还主动提出为她们表演魔术。

在一旁察言观色的奥德留斯很快给他们取来了一副扑克牌。牌上印有大都会酒店的标识。

“这个魔术我已经很多年没玩过了，”伯爵说，“所以你们担待着点。”

说完，他开始洗牌。三位跳芭蕾的小姑娘们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但她们像希腊神话中的半神一样，用三种各不相同的方式在看：第一个用的是“纯真之眼”，第二个用的是“浪漫之眼”，而第三个用的则是“怀疑之眼”。伯爵挑中的是那个有着“纯真之眼”的小姑娘。他让她抽一张牌出来。

小姑娘正在犹豫抽哪张牌，这时，伯爵忽然感觉有人站到了他肩膀后。这本不是什么意外。在酒吧这样的环境里，如果有人在变魔术，肯定会招来一两位好奇的旁观者。他往左边微微一转身，本打算朝站在身后的人眨眨眼，却发现那并不是什么看热闹的人，而是一向镇定自若的阿尔卡季。但此刻，他似乎不太镇定。

“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很抱歉打断您。能跟您说几句吗？”

“当然可以，阿尔卡季。”

前台领班冲跳芭蕾的小姑娘们抱歉地笑了笑。他领着伯爵走开几步，这才把今晚发生的事原原本本告诉了伯爵：六点半的时候，有位先生在敲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房门。而等我们尊敬的部长把门打开，敲门的那位立刻质问部长是谁，在房间里干什么。大惊之下，我们的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只得解释说，他是这套房间现在的房客，他就住在这套房间里。可那位先生根本不买他的账，他坚持要进屋。见部长不让，他便推开部长，拔脚便进了房门，然后开始逐屋检查，连……嗯……连浴室都不放过。而塔拉科夫斯基部长的夫人正在里面化晚妆。

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阿尔卡季被电话紧急叫到了现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十分激动。他挥舞着手杖，口口声声要“以大都会酒店的老顾客和老党员的身份”立刻把经理叫来。

而那位先生呢，此时却把双臂往胸前一抱，兀自坐在沙发上。听部长说要找经理来，他答道，正好他也想把经理叫来呢。至于部长所提到的党员身份，他的答复是，他入党的时候，塔拉科夫斯基都还没出生呢。这话听上去有些玄乎，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已经八十二了。

伯爵津津有味地把阿尔卡季说的每句话都听进去了。本来，他绝对应该头一个表态，说“这个故事真是太棒了”。事实上，这才是一个底蕴深厚的国际化大酒店所应有的多姿多彩。作为酒店的客人，只要有机会他准会把这个故事讲给别人听。可他不理解的是，为什么阿尔卡季偏偏要挑这个节骨眼把这件事告诉他。

“为什么？因为塔拉科夫斯基同志住的是317号房间，而那位先生要找的人其实是你。”

“我？”

“恐怕是的。”

“他叫什么名字？”

“他不肯说。”

…………

“那他现在在哪儿？”

阿尔卡季朝大堂里指了指。

“在那排盆栽棕榈树后面，那里的地毯都快被他磨破了。”

“磨破了？”

伯爵把头从夏里亚宾酒吧里伸了出去，阿尔卡季也从他身后小心地斜着身子看。可不是嘛。在大堂的另一端，他们谈论的那位先生正在相隔十英尺的两盆植物之间来回快速地踱步。

伯爵笑了。

虽然体重增了几磅，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胡子还是那么参差不齐，步履也还是那么急躁不安。从他二十二岁开始，他就是这副德行。

“您到底是否认识他？”前台领班问道。

“那是我兄弟。”

伯爵与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初次相见是一九〇七年在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当时，他们绝对是两种决然不同的动物。伯爵在一幢有21个房间、14个用人的大庄园里长大，而米哈伊尔则和他母亲一道住在只有两个房间的公寓里。幽默、聪颖、充满魅力的伯爵在首都的沙龙里无人不晓，而米哈伊尔则几乎默默无闻，因为他更喜欢待在自己屋里读书，而不是把整晚的时间都用来夸夸其谈。

所以，这两位年轻人之间原本不可能有友谊。然而，命运如果都按人们认为的样子去安排，那它也就不能被称为命运了。米哈伊尔是个直性子，一言不合便跟人动手，而且不管对手有多少同伙，或者有多大的块头。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恰恰见不惯别人以众欺寡，无论事出何因。因此，在他们第一学年开学的第四天，两人便一起挨了揍，但他们掸掉膝盖上的尘土，擦去嘴角的血迹，相互搀扶着从地上爬了起来。

在青春期的我们看来，年幼时那些几乎被我们遗忘的日子根本不值一提；而成年以后，我们也只会偶尔回忆起它们。但其实，我们一辈子都逃不开它们的束缚和支配。自打相识之后，每当米哈伊尔充满激情地谈到自己的理想，伯爵都会惊讶得目瞪口呆；而当伯爵向米哈伊尔描述起城市沙龙的情景时，他给米哈伊尔带来的震撼也不遑多让。不到一年，他们俩便合租了一套公寓，地点就在斯莱德涅斯街那家修鞋铺的楼上。

后来，伯爵常常庆幸他们当初决定住在修鞋铺的楼上，因为全俄国再也挑不出比米哈伊尔·门迪茨更毁鞋的人。在一间20英尺的斗室里，他便能轻易地来回踱上20多英里。如果是在歌剧院的包厢，那30英里不在话下；换作在教堂的忏悔室里，则最少是50英里。简单来说，来回踱步才是米哈伊尔最自然的状态。

比如说，伯爵替他们俩弄到了去普拉托诺夫家喝酒的机会，或者去彼得罗相公主家参加舞会的邀请函，米哈伊尔总是拒绝前往。他的理由是他刚从书店的架子上找到了一本由一个名叫弗拉门赫舍的人写的书。这书他得一口气读完，半分钟也不能等。等到屋里只剩下他一个人，赫尔·弗拉门赫舍的著作才刚读完前五十页，米哈伊尔便已经跃身而起，开始踱步，从一个角落走到另一个角落，边走边把他对作者的观点、文风，乃至标点符号的正反两面的意见一一阐述出来。等到凌晨两点，伯爵尽兴归来却发现，虽然米哈伊尔总共只读了五十页，并没有任何新的进展，但他磨掉的鞋底却比去圣保罗大教堂朝圣的人磨掉的还要多。

所以，闯进别人的酒店套房和磨破酒店的地毯，这两件事和他这位老朋友的一贯风格倒也不冲突。可米什卡（米哈伊尔的昵称）最近不是刚刚接受了圣彼得堡的母校提供的教职吗？他怎么突然跑到这儿来了？而且还闹了这么一出。伯爵很是惊讶。

见面拥抱过之后，两个人沿着楼梯朝阁楼走去。因为事先已打过招呼，所以当米什卡看到他朋友的新居时，他只是看在眼里，并没流露出太多惊讶。走到那只三条腿的写字台前时，他却停了下来，歪着头朝桌子底下看了一眼。

“蒙田的随笔集？”

“是的。”伯爵肯定地答道。

“我想，这些文章并不适合你吧。”

“正好相反。我觉得程度正合适。你还是先告诉我，我的朋友，你怎么突然到莫斯科来了？”

“萨沙，这次我名义上是来参加即将在六月召开的‘拉普’的成立大会的筹划工作，但更主要的……”

说到这儿，米什卡把手往背包里一伸，接着从里面掏出一瓶酒来。酒瓶的商标上方刻有两把交叉着的钥匙的浮雕花纹(41)。

“希望我来得不算太晚。”

伯爵拿起酒瓶，伸出拇指在标识上面摸了摸，然后微笑着把头晃了一晃。笑容里含着深深的感动。

“不，米什卡，你和往常一样，来得正是时候。”说完，他领着他的朋友从挂在衣橱里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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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从叫“大使”的皮箱里拿出一对玻璃杯，然后过去用水冲洗。米什卡这才同情地打量起他朋友的书房来。这里的桌椅还有艺术品，他全都熟悉。而且他还知道，伯爵把它们从艾德豪尔山庄的客厅里选来正是为了纪念自己在那个极乐世界(42)般的地方度过的幸福时光。

应该是从一九〇八年开始，每年七月，亚历山大都会邀请他去艾德豪尔山庄。他们先从圣彼得堡连续换乘好几趟小火车，才会到达大草原上的一个支线小站。在那里，有罗斯托夫家派来的四匹马拉的马车迎接他们。他们把行李包放在马车顶，吩咐司机坐进车厢，自己却坐到了前面，由亚历山大把着缰绳。他们在野地里奔驰，冲路边的每一位乡下姑娘挥手，直到拐上那条两边栽满了苹果树，一直通到家门口的道路。

进门后，他们会在门厅里脱下外套。这时，会有人过来帮他们把行李送到东厢房的大卧室去。在那里，如果你想叫一杯冷啤酒或者洗个热水澡，只需扯一下那根挂着的天鹅绒绳子。但首先，他们得先到客厅去一趟。老伯爵夫人曾在眼前的这张红色咖啡桌前，招待同为贵族的邻居喝茶。

老伯爵夫人从来都爱穿黑色。凭借着她天生独立的思想、长者的威信以及从不纠结于繁枝末节的爽快性情，这位老贵妇能同每一个桀骜不驯的年轻人成为朋友。比如说，她的孙子打断客人的谈话，并对教会或统治阶级的立场提出质疑时，她不但会容忍他这么做，而且还大加赞赏。而当恼怒的客人面红耳赤地同他争执起来，老伯爵夫人还会偷偷地冲米什卡眨眨眼，仿佛他们正一道与无礼、失态和落伍的观点作战。

给老伯爵夫人问过安后，米什卡和亚历山大便会从露台的门走出来，去找海伦娜。有时，他们会在俯瞰着花园、搭有藤蔓棚顶的凉亭下找到她，有时则会在河湾边的榆树下。不管在哪里找到的她，只要听到他们走近的声音，她都会从正在看的书本上抬起头，朝他们投来温暖的微笑。也许就是墙上的这幅画像所捕捉到的那种微笑。

和海伦娜在一起的时候，亚历山大总显得与平时格外不同。有时，他会往草地上一倒，声称他们刚才在火车上遇见了托尔斯泰；有时，他会没头没脑地冒出一句，说是经过仔细地思考后，他决定进修道院当神父，并发誓永远不再开口说话。而且还要立刻动身，一刻都不能再等，或者，吃过午饭再走也可以。

“你觉得，不开口说话你真的适应得了吗？”海伦娜会问他。

“当然，就像贝多芬能适应失聪一样。”

海伦娜闻言，会一边冲米什卡友好地看上一眼，一边大笑。她瞅着她哥哥问道：“那你会变成什么样子啊，亚历山大？”

他们每个人都问过伯爵这个问题，海伦娜，老伯爵夫人，还有大公。“你都变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但他们三个人发问的方式不一样。

大公嘴里说出来的当然会是反问句。当眼前摆着一张不及格的成绩单或者未付的账单时，大公会让人叫教子进书房。他会先把信大声念一遍，然后往桌上一扔，接着就会问出那个问题来。其实，他根本没指望伯爵会真的回答他，因为答案是什么，他再清楚不过了：进监狱，破产，或二者兼之。

那他的祖母呢？通常，当伯爵说了过分的话之后，她会来这么一句：“你都成什么人了，亚历山大？”可其实，她这是在向一旁听着的所有人表态，这是她最最疼爱的人，所以别指望她去约束他的言行。

而当海伦娜问他这个问题的时候，这个问题的答案仿佛是个实实在在的奥秘，仿佛从她哥哥飘忽不定的学习成绩和大大咧咧的做派里，丝毫看不出来他今后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

“你想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人啊，亚历山大？”海伦娜会问。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会夸赞她一句。然后，他会仰面躺在草地上，若有所思地盯着身体四周飞舞着的萤火虫，仿佛他也在思考这个难解之谜。

是的，那段幸福的时光的确像在极乐世界一般，米什卡心想。但和至福之境一样，它们也都属于过去。它们和西装马甲、紧身胸衣、夸德里尔方阵舞、伯齐克纸牌，还有人口分封权和进贡制，以及家中角落里摆上的一堆做礼拜用的东正教圣像一样，全都属于过去。在它们所属的那个时代，高超的技艺和卑微的迷信并存。少数幸运的人顿顿山珍海味，大多数人则在无知中忍受着煎熬。

他们都属于那个时代，米什卡边想边把目光从海伦娜的画像转移到那张他非常熟悉的小书架上。书架上摆着十九世纪的小说。书中描写的冒险和浪漫故事都是他这位老友无比神往的。可在那里，书架顶上那个又长又窄的相框中装裱的才是一件真正的工艺品。那是一张黑白照片，正是照片中的那些人签署了结束日俄战争的《朴次茅斯和约》。

米什卡把照片拿过来，仔细端详着上面的那些面孔。千真万确。照片上，日、俄两国的代表排成了正式队形。他们全都穿着白色高领衬衣，留着胡须，系着领结，所有人都流露出大功告成的喜悦。要知道，就在刚才，他们手里的钢笔只动了寥寥数笔，便终结了这场同行挑起的战争。而站在照片正中靠左边一点的那位正是大公本人：沙皇陛下派遣的特使。

一九一〇年在艾德豪尔山庄，米什卡第一次亲眼看见了罗斯托夫家族一项已经延续多年的传统：每逢家族某个成员去世十周年，他们都要举办一次大型聚会，并且要用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来举杯，表达对死者的纪念。当时，他和伯爵因为休假也回到了山庄。两天后，客人们便开始陆续到达。下午四点，山庄前面的车道上已停满一长列各式各样的车辆：萨里式带篷马车，敞篷马车，无顶四轮马车，还有从莫斯科、圣彼得堡和所有周边地区赶来的单马双轮轻便马车。等到五点，全家人都回到大厅里聚齐，由大公首先举杯，纪念伯爵已经离世的父母。他们俩是在数小时内相继去世的。

大公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生下来就穿着成套的制服，人们很少见他坐着，而且他从不饮酒，就连死也都是死在马背上。那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一日，距今已整整十年了。

“这个老头可真是个人物。”

米什卡转过身来，发现伯爵手里已经端着两只波尔多酒杯来到他的身后。“另一个时代的人物。”米什卡不无景仰地边说边把照片放回到书架上，然后，打开酒瓶，把酒倒好。两位老朋友便高高举起了酒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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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瞧瞧今天都有谁来了，萨沙……”

为大公干了一杯，又回忆了一番往事后，两位老朋友才把话题转移到即将召开的“拉普”大会上来。原来，“拉普”是“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的缩写。

“那将是一次不平凡的大会。是在一个不平凡的时代召开的不平凡大会。阿赫玛托娃、布尔加科夫、马雅可夫斯基、曼德尔施塔姆这些作家全都会到场。而就在不久以前，这些人连在同一张桌上吃顿饭都办不到，因为害怕被沙俄当局给抓起来。不错，这些年来他们都在引领着不同的风格，但六月份一到，他们将聚在一起，开创一种崭新的诗歌。那将是一种世界性的诗歌，萨沙。一种毫不犹豫、无须唯命是从的诗歌。它将是以人类的心灵为主题，为人类的未来而思考的诗歌。”

在他说出第一个“那将是”之前，米什卡早已一跃而起，站在伯爵狭小的书房里，在屋里的这个角和那个角之间来回踱起步来，仿佛他是在自己的公寓里苦思冥想。

“你一定还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的那本书吧？”

（其实伯爵早不记得丹麦的汤姆森写过什么书了，但他不想打断踱步如风的米什卡的思路，就像他不会去打断正在拉小提琴的维瓦尔第一样。）

“作为考古学家，汤姆森很自然地将人类历史按每阶段最常见的生产技术和工具划分为石器、铜器和铁器三个时代。但人类精神生活的进步呢？道德的进步呢？我可以告诉你，也在以同样的路线进步。在石器时代，洞穴人头脑中的思想和他们手中的棍棒一样迟钝，和他们手中用来敲打取火的燧石一样粗糙。到了青铜时代，他们之中几个头脑聪明的人发现了冶金学的奥妙，而在那之后，看看他们只用了多长时间就琢磨出了如何铸造钱币、皇冠和剑这个在接下来一千多年中奴役着平民大众的邪恶的三位一体(43)。”

米什卡顿了一顿，他盯着天花板在沉吟。

“然后到了铁器时代，伴随着它的是蒸汽机、印刷机和枪。这的确是另一种完全不同的三位一体。尽管这些工具是资产阶级为追求自己的利益而发明的，但也正凭借着火车头、印刷机和手枪，无产阶级才开始把自己从繁重的劳动、无知和暴政之下解放了出来。”

可能是出于他对历史发展轨迹的理解，也可能是为了强调他的表述，米什卡讲着讲着开始摇头晃脑。

“好吧，我的朋友，一个新的时代——钢铁时代——已经开启了。我想这句话我们绝对都会同意：我们现在已经有能力建造发电站、摩天大楼，还有飞机了。”

米什卡朝伯爵转过身来。

“你见过舒霍夫塔(44)吗？”

伯爵没见过。

“那东西真是太妙啦，萨沙。那是一个高达两百多英尺、螺旋上升的钢铁建筑。通过它，我们能将最新的新闻和消息——是的，还有你最喜欢的柴可夫斯基那充满激情的旋律——播送到方圆一百英里内的每一位公民家里。随着这种进步的每一次出现，俄罗斯人的思想道德才能紧紧跟上时代的步伐。也许只有在当今这样的时代，我们才能真正见证愚昧的终结，压迫的消亡，以及人民之间变得亲如兄弟。”

米什卡停了下来，一只手还兀自在空中挥了一下。

“那诗歌呢？你肯定会问。文学创作呢？好吧，我可以向你保证，它们也都齐头并进。如果说以前它还停留在青铜和铁器时代的话，那如今它已步入了钢铁时代。诗歌不再是关于四行诗、扬抑抑格和美妙比喻的艺术，而已成为一种能够动起来的艺术。它能穿越世界，还能把音乐传送到别的星球上去！”

假如这番话是从咖啡馆里一个幼稚的学生嘴里说出的，伯爵听了眼中也许会闪过一丝讥讽。因为很显然，对诗人来说，只会写一些清词丽句的韵文已经远远不够了。如今，一首诗必须牢记它所属派系的宣言，它时时刻刻都应该为它所属派系的利益着想。它应该大量使用第一人称复数和将来时，使用反问句和大写字母，以及成群结队的感叹号。最重要的是，它必须是新的。

假如这番话是从别人嘴里说出来的，伯爵一定会生出上述想法。可现在，当这话从米什卡的嘴里说出来时，伯爵心里却高兴极了。

因为事实是，一个人与时代步伐脱节，竟然能严重到如此地步。尽管他出生的城市以其独特的文化闻名于世，但那里的习俗、时尚和思想，那座城市为世界称颂之处，对他来说没有丝毫意义。而在后来的生活经历中，周围的一切都让他觉得困惑和迷茫。而同辈人的兴趣爱好，乃至理想和抱负，他也全都不能理解。

这种人想要搞出点风流韵事或者想要事业有成，怕是不大可能的，因为成功只属于跟得上时代步伐的人。相反，这种人，只能像驴子一样嘶哑地叫上几声，然后到无人问津的书店里找来几本无人问津的书来求得一些安慰。而当他的室友到凌晨两点才踉踉跄跄地回家来，他也别无他法，只好半懂不懂地静听室友给他讲述城市沙龙里的新闻。

米什卡一生中大部分时间就处于这样的境况。

然而世事是如此变幻莫测，一个从来跟不上时代步伐的人一夜之间突然发现，自己在正确的时间身处一个正确的地点。过去那些与他格格不入的风尚和态度倏忽间被一扫而空，取而代之的风尚和态度与他内心深处的情感是那么契合。于是，他就像个在陌生的洋面上独自漂流了多年的水手，一夜醒来，在头顶的上空蓦然发现了他所熟悉的星座。

在这种情况——不同寻常的星相变化——发生之际，与时代长时间脱节的人必定会有一番大彻大悟：此前发生的一切都只是命运安排的一个过程，而接下来将要发生的，命运也自有其节奏和缘由。

双响座钟发出了半夜十二点的钟鸣。就连米什卡都觉得他们应该再干一杯。而这一杯，不仅是为大公，也为海伦娜和老伯爵夫人，为俄国和艾德豪尔山庄，为诗歌，为屋里的踱步，和他们所能想到的所有生活中有意义的方方面面。

奇遇

十二月月末的一天，伯爵正沿着走廊往广场餐厅走。虽然离最近一个街道的出口还隔着五十多码(45)远，他却忽然感觉到有股冷风朝他袭来，带着星光下冬夜的洁净和清新。他停下脚步，朝四周打量了一番，发现这股气流是从……衣帽寄存间的方向来的。原来，那位叫丹娘的服务员不在岗位上，现在那里没人看管。伯爵朝左右看了看，便走了进去。

这里几分钟前一定拥进过好几拨来吃晚餐的顾客，直到现在，他们外套的纤维上仍余有冬天的凉意。一件军大衣的肩膀上沾着些残雪，某位官员的外套仍有些潮湿，而那件配着白色貂皮毛领（不知本来是不是黑色的？）的黑色貂皮大衣则绝对是哪位政治委员的夫人穿来的。

伯爵拈起衣袖，放到脸旁闻了闻，那上面还有壁炉的烟火味和昂贵的古龙水味。这位年轻的美人，想必是从林荫环道上的哪幢豪宅里出来，乘坐着和她的貂皮大衣一样黑亮的轿车来的。但她也可能是从特维尔大街步行过来的，天上正飘着新雪，沉思中的普希金雕像正毫无惧色地冒着风雪矗立在街头。而她要是坐雪橇来的话就更妙了，马蹄清脆地踢打在鹅卵石铺成的街道上，马鞭的击打声与车夫“驾驾”的吆喝声合起来该会是多么动听！

昔日，每逢圣诞前夕，伯爵和他妹妹正是这样勇敢地冒着严寒出门的。他们会向祖母再三保证，不会超过午夜十二点回家；然后，便坐上他们的三驾马车，在干冷的冬夜里逐家拜访四周的邻居。他们并排而坐，由伯爵把住缰绳，两人膝盖上铺着一张狼皮。他们会直接抄过低洼的牧场，把马车驾到镇里的路上去。伯爵还会一边驾驶马车一边大声嚷道：“先去哪儿？博布林斯基家还是达维多夫家？”

不管最后他们去的是这一家，那一家，还是别处的另外一家，那里都会有一场盛宴，也会有温暖的火堆和主人张开的双臂等待着他们。人人都穿着鲜艳亮丽的衣服，兴奋得皮肤上都泛起了潮红，那些感情充沛的叔叔说出的祝酒词让人感动得双眼雾蒙蒙，直想落泪。孩子们则都在楼梯上好奇地窥视。那音乐呢？当然会有音乐，听了之后，你会忍不住把杯中之酒一饮而尽，双脚跃跃欲试。那里的音乐能让你忘记自己的年龄，使你的身体纵情跳跃。它让你不由自主地摇摆、旋转，直到你头都被转晕，让你不知身在何处。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主人家的大厅还是在城市的沙龙，你会忘了这到底是在天堂还是人间。

随着午夜的临近，罗斯托夫兄妹才从此行所拜访的第二或第三个邻居家出来，步履蹒跚地寻找他们的雪橇。星空下回荡着他们的笑声，他们身后那串前弯后绕的脚印与他们到来时留下的笔直纤细的车辙交织在了一起。于是，次日清晨，这家的主人便能在雪地上看到一个他们用靴子走出的巨大G音谱号。

回到马车上，他们便在原野上疾驰起来，从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直穿而过。耶稣升天教堂距离小镇修道院的院墙不远。教堂是一八一四年为纪念拿破仑战败而修建的。教堂的钟楼美轮美奂，只有克里姆林宫的伊凡大帝钟塔能与之媲美。钟楼里的二十口大钟全是用拿破仑侵略军仓皇撤退后遗弃的大炮上的钢铁铸造而成。因此，每一声钟鸣都仿佛是在高呼：俄罗斯万岁！沙皇万岁！

车行至拐弯处，伯爵通常会猛拽一把缰绳，让马加速朝家飞奔而去。可这时，海伦娜会伸过一只手来搭在他的胳膊上，让他降速，因为午夜已经到了。他们身后一英里之外的地方，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声已经敲响，在圣歌声中，一声声钟鸣正播散在广阔的冰冻大地上。而在圣歌停止的间隙，假如你仔细聆听，除了马的喘息声，寒风的呼啸声，你还能听见十英里外的圣米迦勒大教堂的钟声，而距离更远的圣索菲亚大教堂的钟声也此起彼伏地遥相呼应着，宛如黄昏时分池塘两岸的鹅群隔着一洼塘水在相互呼应一般。

升天的钟声……

一九一八年，伯爵从巴黎匆匆赶回家中。途经彼得罗夫斯科耶小镇，他发现修道院的院墙边聚集着一群农夫，他们一个个惊慌失措，却又沉默不语。原来，那天早上，村里来了红军的骑兵，还开来一列空的四轮货车。在一位年轻队长的指挥下，哥萨克士兵们爬上钟楼，把那些大钟一个个都从尖塔上拉了起来。等到要将大钟摘下的时候，他们又加派了一队哥萨克士兵上去。古老的巨钟终于从钩子上被吊了起来，它们被稳稳地放在栏杆上，然后从空中跌落下去，先翻了几个跟斗，最后才“砰”的一声砸在地上。

这时，修道院的院长赶过来，站在红军队长的面前，以神的名义要求他立刻停止亵渎神明的举动。队长闻言，却倚在一旁的柱子上，燃起了一根香烟。

“恺撒的物当归给恺撒；上帝的物当归给上帝。”说完，他命令手下将修道院院长沿着楼梯一直拖到钟楼楼顶，然后把他从尖塔上扔了下去，活生生摔死在他的上帝的怀抱里。

据推测，耶稣升天教堂的钟应该是被布尔什维克人回收用来铸造枪炮了，它们也算是从哪儿来回哪儿去了。但伯爵知道，拿破仑军队在撤退中遗弃的那些火炮，也就是后来耶稣升天教堂上的那些大钟，全都是法国人用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铸造的。而反过来，拉罗谢尔教堂上的钟又是用三十年战争(46)中所缴获的英国老式大口径短炮浇铸的。从大钟变成枪炮，又从枪炮再变回大钟，从眼下再到时光的尽头，就这么一直循环反复地变下去。而这就是铁矿石永恒的命运。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从遐思中抬起头来，只见丹娘正站在门口。

“黑貂皮，我觉得这应该是。”伯爵边说边把手里的衣服袖子放了下去，“没错，绝对是黑貂皮。”

✮

十二月的广场餐厅。

从大都会酒店开张的那天起，要论营造节日气氛，广场餐厅在全莫斯科都有口皆碑。从十二月第一天的早晨五点开始，这座大厅里便已张灯结彩，挂满了庆祝新年的各种装饰。人造喷泉上挂起了缀有红色浆果的常青植物花环。一串串彩灯从阳台上往下撒落。前来宴饮狂欢的人呢？他们来自莫斯科的各个角落。八点一到，如大厅里的每一位宾客所期待的那样，管弦乐队便奏响了第一支节日的乐曲。到了九点，服务生们就得开始从旁边的走廊往“广场”里搬椅子了，这样，晚到的人才能和朋友们肩并着肩地坐到一块。在每张餐桌的正中间（无论这桌主人的身份是贵是贱）餐厅都会免费提供一盘鱼子酱。这道精美食品的妙处就是，不管你是一盎司(47)一盎司地细品，还是一磅一磅地吞吃，你都能吃得很开心。

当伯爵在冬至这天步入广场餐厅的时候，他心里不免有些失望，因为他发现大厅里根本没有花环，栏杆上也未扎起彩带，演奏台上只有一个拉手风琴的，而且，台下三分之二的桌子都是空的。

然后，正如孩子们都知道的，节日的鼓点是从人的内心敲响的。看，那不是吗？尼娜正坐在她那张靠近喷泉的桌子旁。她身穿鲜艳的黄色裙子，腰间系着一条深绿色的丝带。

“圣诞快乐！”伯爵走到桌前，朝她欠身说道。

尼娜起身还了个屈膝礼：“也祝您节日快乐，先生。”

然后，他们坐下来，把餐巾铺在膝盖上。尼娜解释说，她父亲稍后会过来和她一起吃饭，刚才她已经自作主张点了一道开胃菜。

“很好啊。”伯爵说。

这时，那位像“主教”的服务员出现了。他端来的是一份堆得像小塔一样高的冰激凌。

“这就是你的开胃菜？”

“是。”尼娜答道。

“主教”带着牧师般的微笑，将碟子摆在尼娜面前，然后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是否也要一份菜单（好像他自己看不出来似的）。

“不，谢了，伙计。给我来杯香槟，再给我一把勺子就行了。”

在重要的事情上，尼娜从来都有条不紊。此时，她正一种味道一种味道地逐层享受着她的冰激凌，从颜色最浅的开始，最后再吃颜色最深的。法国香草味的那层已全被她吃掉了，她正准备开始解决那勺和她裙子颜色相同的柠檬味冰激凌。

“那么，”伯爵说，“你马上就能回家了，应该很高兴吧？”

“是啊，回去能见到所有人，当然高兴，”尼娜说，“可等我们一月份再回到莫斯科，我就得开始上学了。”

“你对上学好像不太感兴趣嘛。”

“我担心学校会很没意思。”她承认说，“那里面全是些不懂事的小孩。”

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表示同意她对校园里可能会有很多小孩的判断。接着，他一边把勺子插进那块草莓味冰激凌里，一边对她说，他本人以前倒是很喜欢上学的。

“所有人都这么对我说。”

“我喜欢读《奥德修纪》和《埃涅阿斯纪》(48)，我一生中最好的几位朋友都是从那些书中认识的。”

“是，是，”她把眼睛一翻，说，“他们也都是这么说的。”

“嗯，有时候之所以大家都这么说，是因为他们说的是事实。”

“有时候，”尼娜辩解道，“之所以所有人都这么对你说，是因为他们都是些平常人。一个平常人的话你为什么要听呢？平常人能写得出《奥德修纪》？能写得出《埃涅阿斯纪》？”她摇了摇头，然后得出了一个明确的结论，“平常人其实就是些无足轻重的人，只不过前者中听一些而已。”

也许伯爵本该就此打住，可他实在不希望他这位年幼的朋友带着如此凄凉寂寞的想法开始她在莫斯科的学校生涯。眼瞅着她正摩拳擦掌地向那块暗紫色的冰激凌（大概是黑莓味的）下手，他想了想，怎样才能将教育的真谛表述得更为妥帖一些。

“当然，学校的确有不如人意之处，”他沉吟了片刻，又开口承认道，“但我觉得，慢慢地你就会惊喜地发现，正规教育的经历能帮你开阔眼界。”

尼娜把头抬了起来。

“你这话什么意思？”

“我哪句话什么意思？”

“能帮你开阔眼界。”

伯爵以为他刚才那番话的意思不言自明，所以根本没准备进一步阐述。于是，在开始回答之前，他冲“主教”打了个手势，要了杯香槟。数百年以来，在婚礼和新船下水仪式上人们用的一直都是香槟，以至于很多人都以为这种饮料本身带有喜庆的含义。但其实，人们之所以在这些危险的活动开始之前喝香槟，是因为它能提升人们的胆量和决心。酒来了，酒杯也放在了桌上。伯爵端起来喝了一大口，他的鼻窦有些痒。

“我说教育能开阔你的眼界，”他说，“意思是，它能让你了解这个世界之大，了解这个世界上的诸多奇迹，以及许许多多不同的生活方式。”

“如果这就是目的的话，那旅行不是更有效？”

“旅行？”

“我们在谈眼界，不是吗？人视野之内地平线的极限？所以，与其在教室里整齐地排排坐，还不如脚踏实地出去走走，真正朝地平线的方向走去，去看看在地平线的尽头究竟有些什么，这难道不是更有效吗？马可·波罗就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到了中国。哥伦布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去了美洲。彼得大帝也是这么做的，所以他隐姓埋名，游遍了欧洲。”

尼娜停下来，舀了一大匙巧克力冰激凌放进嘴里。见伯爵想开口回答，她把手里的勺挥了挥，表示她的话还没说完。他便耐心地等她把那口冰激凌咽下去。

“昨天晚上，我父亲带我去看了《天方夜谭》(49)。”

“哦，”伯爵答道（很高兴他们终于换了个话题），“那是里姆斯基·科萨科夫最棒的作品。”

“也许吧，这我不知道。但有一点：这部作品里的所有音乐都是为了让听众能陶醉在《一千零一夜》的世界中。”

“阿拉丁和神灯那样的世界。”伯爵微笑着说道。

“没错。事实上，剧场中的每一个人似乎都陶醉了。”

“哦，这不就对啦？”

“但他们当中并没有任何一个人真的打算要去阿拉伯，虽然那才是神灯的所在之处。”

说来也巧，就在尼娜说出这句话的同时，那位手风琴演奏员也刚好拉完了一首古老的名曲。本来就没几个人的大厅里响起了稀稀落落的掌声。尼娜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伸出双手朝旁边的宾客们做了个手势，仿佛他们的掌声是为赞同她的观点而发的。

象棋高手的标志之一就是一旦他觉得棋势已无法扭转，自己肯定会输，那么不论离终盘还剩多少步棋，他都会立刻推倒自己的国王认输。于是，伯爵开口问道：

“你的开胃菜怎么样？”

“很不错。”

手风琴演员又弹起了一首轻快活泼的曲子，那旋律让人联想起英国人的圣诞颂歌。伯爵表示他想借此机会敬尼娜一杯。

“生活中有一种可悲却又无法回避的事实，”他开始说道，“那就是，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社交圈子会越变越小。不管这是因为人们的惯性在增强还是热情在减弱，反正我们会突然发现，伴随着我们自己的总是那么几张熟悉的面孔。所以，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还能结识一位像你这么棒的新朋友，我真的觉得自己很幸运。”

说完，伯爵把手伸进口袋，拿出一件礼物递给尼娜。

“这个小玩意儿，在我像你这么大的时候，可为我派上过大用场。希望它能在你隐姓埋名外出游历的时候帮到你。”

尼娜笑了，那笑容仿佛在暗示（尽管很难令人信服）他完全没必要这么做。然后，她解开包装纸，露出了里面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的那副看歌剧用的六角形望远镜。

“这是我祖母的。”伯爵说。

自从他们俩相识以来，尼娜第一次惊讶得说不出话来。她一边欣赏着镶在镜筒上的珍珠母和黄铜配件，一边将小望远镜在手里转了几转。然后，她又把它举到眼前，慢慢朝屋里扫视起来。

“你比其他所有人都更了解我，”过了片刻，她说，“我会好好珍惜它的，一直到我死的那一天。”

她并没想到要带一份礼物给伯爵。可在伯爵看来，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她毕竟还是个孩子。而且，对伯爵来说，打开包装纸期待着收获一份惊喜的日子早已过去了。

“时间不早了。”伯爵说，“我可不想你父亲等你等得太久。”

“是的。”她惋惜地说，“我是得走了。”

然后，她回过头，朝领班服务台的方向招了招手。这通常是买单的信号。可当领班走到他们桌旁，他手里拿着的并不是什么账单。相反，他拿着一只很大的黄匣子，匣子外面还绑着一条深绿色丝带。

“这个——”尼娜说，“小玩意儿是送给你的。不过你得答应我，到午夜钟声响起的时候才能打开它。”

尼娜离开广场餐厅与父亲会合去了。伯爵原打算付完账，便去博亚尔斯基餐厅（点一份香草羊排），然后再回自己书房，一边喝酒一边等待午夜钟声的到来。这时，手风琴演奏员又拉响了一首新的圣诞颂歌，可伯爵突然发现，自己的注意力已不知不觉转移到了旁边的一张餐桌上。看样子，坐在那儿的那位年轻人刚刚迈入恋爱的初始阶段。

小伙子的颌下刚刚长出了些胡子楂。他准是在课堂上被女同学聪慧而认真的神情迷住了。终于，他鼓起勇气，打着要和她探讨意识形态方面问题的幌子把她约了出来。而现在，她就在广场餐厅和他相对而坐。她朝大厅四周看了一眼，脸上没有笑，也没开口说过一句话。

为了打破沉默，小伙子开始聊起了即将召开的旨在统一各苏维埃共和国的大会。从她严肃的神情看，用这样的话题作为开场白也许更为合适。果不其然，那位年轻的女士对这个问题还真有些自己的见解；可当她谈起对外高加索问题的看法时，这场谈话也就变成了一场地地道道的技术讨论。而且，小伙子也摆出一副和她一模一样的严肃劲儿，可他又远不具备那种深度，所以，一旦他真的谈起他本人的见地，他那装腔作势的真面目，以及他对当前形势的孤陋寡闻，肯定会暴露无遗。果真如此的话，那天晚上会变得有多糟糕也就可想而知了，他也就能怀着破碎的希望，像受了惩罚的孩子一样，拖着自己的玩具熊，垂头丧气地上楼去。

年轻的女士正想请他谈谈对这个问题的看法，手风琴演奏员忽然拉起了一首西班牙风情的乐曲。她一定是被那首曲子给打动了，因为她停住了话头，朝演奏员那边望了过去，嘴里还一边自言自语地说，这段旋律是哪部作品里的来着。

“是《胡桃夹子》里的。”年轻小伙子脱口而出。

“《胡桃夹子》……”她重复了一遍。

因为总的看来，她的表情仍然很严肃，所以一时很难判断出她对这首另一个时代的乐曲究竟持何种态度。遇到这种情况，老练点的人一定会劝这位小伙子别贸然行事，而应该先听听这段音乐和她有什么渊源再说。可他正好相反，马上便有了动作。而且是相当大胆的动作。

“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祖母每年都带我去看。”

年轻女人将目光从演奏者身上收了回来，径直看着她的伙伴。

“我想，有些人可能会觉得这首音乐太伤感，”他继续说，“可每年十二月，一到这部芭蕾剧开演，我就会去看，一次都没落下，即使一个人我也会去。”

干得漂亮，小伙子。

女孩脸上的表情明显柔和了下来，她的目光里流露出了颇感兴趣的神色，因为她从对面这位新结识的男人身上发现了出人意料的一面，那是一种十分纯粹，发自内心的，执着到了无怨无悔的东西。她双唇一动，刚想开口发问——

“你们准备好点菜了吗？”

是“主教”。他正站在他们的桌前，躬着身子问道。

他们当然还没准备好。一旁的伯爵差点喊出声来。连傻瓜都看得出！

倘若小伙子聪明一点，他会把“主教”赶走，然后让年轻的女人继续把问题问完。而他没有这么做。相反，他顺从地拿起了菜单。也许，他以为会有一道完美无瑕的菜肴自己从菜单上蹦到他眼前，并且自报名姓。当然不会。对这位执意想博取年轻女人欢心的小伙子来说，广场餐厅的菜单简直就和墨西拿海峡(50)一样凶险。菜单左边是和斯库拉(51)一样的怪兽：点价格低廉的菜，会显得你寒酸小气，缺乏品位；而右边列着的山珍海味又仿佛是卡律布狄斯漩涡，在把你兜里的钱统统掏空的同时，它还会让你留下炫富的糟糕印象。小伙子的目光在相互矛盾的两种选择之间来回溜达了好几趟。最后，他灵机一动，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

这道由猪肉、洋葱和杏做成的传统菜肴不仅价格公道，而且还带着些异国情调。不知怎么的，它令人回想起昔日那个有爷爷，有祖母，有节日颂歌，有伤感旋律的时代。在“主教”粗鲁地打断他们的话头之前，他们原本就要开始聊那些了。

“我也来一份同样的。”我们那位严肃的年轻女士说。

一样的！

然后，她瞄了一眼对面那位已经机会大增的年轻人。她的眼神里递去的那份柔情与《战争与和平》第二卷结尾处娜塔莎递向皮埃尔的颇为相似。

“除了炖菜，还要不要点酒呢？”“主教”问。

小伙子犹豫了一下，然后不大有把握地把酒单拿了起来。这很可能是他平生第一次点一整瓶酒。先不管他能否说出一九〇〇年的酒比一九〇一年的酒好在哪里，他很可能连勃艮第和波尔多这两种葡萄酒的区别都搞不清楚。

“主教”连一分钟考虑的时间都不给那位小伙子，他往前一躬身，带着居高临下的笑在酒单上戳了一下。

“要不就来里奥哈(52)吧。”

里奥哈？那种酒跟炖菜一起喝，会像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53)碰在一起一样势不两立。它会照着炖菜先当头来上一棒，再把它从战车里拖出来，再让它尝尝每个特洛伊男人的厉害。再者，它的价钱比小伙子能承受的水平要贵上整整三倍。

伯爵忍不住把头摇了一摇，他心想，经验这东西真是无法替代呀。这本是一个能让侍者大显身手的机会。如果他能推荐一瓶较为合适的酒，那他不仅能让小伙子心里变得踏实，让他们圆满地吃完这顿饭，还能推动小伙子的感情事业向前发展。这简直就是一举多得。可是，也不知道“主教”是因为不够敏感，还是根本就没有这个意识，总之，他不但没起到侍者该起的作用，还将他的顾客逼到了墙角。因为小伙子显然不知道该怎么点才好，他感觉整个餐厅里的人似乎都在看他。看那架势，他马上就要采纳“主教”的建议了。

“要我说，”伯爵插嘴道，“如果你点的是拉脱维亚炖菜，那来一瓶穆库扎尼(54)再好不过了。”

伯爵冲他们的桌子倾过身去，学着安德烈的动作把手指漂亮地一分，冲着酒单上的酒名指了一指。尽管这瓶酒的价格只相当于里奥哈的几分之一，但价钱从来都不是绅士们讨论的话题。所以，伯爵只说了一句：“其实，格鲁吉亚人之所以爱种葡萄，就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就着这种炖菜下酒。”

小伙子和他的女伴迅速对视了一眼，仿佛在说，这位是从哪儿钻出来的呀？可接着，他又朝“主教”转过身去。

“来一瓶穆库扎尼。”

“当然。”“主教”答道。

过了几分钟，酒拿来了，紧接着被倒进了杯中。年轻的女孩同她的伙伴聊起了他的祖母。而伯爵早已把去博亚尔斯基吃香草羊排的念头抛到了九霄云外。相反，他把彼佳叫过来，让他把尼娜给他的礼物送回自己的房间去。然后，他索性给自己也点了一道拉脱维亚炖菜，外加一瓶穆库扎尼。

不出所料，就眼下这个季节而言，这道菜实在是正逢其时。洋葱上已彻底熔了一层焦糖，猪肉也已被慢慢地焖熟，杏子被短暂地炖过，这三种成分合在一起，成了一道香甜可口热气腾腾的美味。它让人同时联想起大雪天被堵在小酒馆里的舒适惬意和吉卜赛手鼓给人带来的热闹和喧哗。

伯爵端起酒杯呷了一口。这时，那对年轻人正好朝他望过来，并冲他抬了抬酒杯，表示感激和亲近，然后便又回到他们的谈话中去了。他们似乎已聊得非常深入了，他们的话音在手风琴的演奏声中已无法听清。

年轻人的爱情，伯爵心想。他脸上泛起了微笑。没什么新奇的。

“您还要点什么别的吗？”

“主教”过来问伯爵道。他略想了想，然后点了一大匙香草冰激凌。

✮

一走进大堂，伯爵便注意到有四个身穿晚礼服的男人正进门来。他们手上都提着一只黑色的皮匣子。这显然是一支偶尔去楼上的私人宴会包厢里表演弦乐四重奏的小乐队。

其中三位乐手看上去自十九世纪起就在一起合作演出了。他们全都是一头花白的头发，丧失了职业热情。可其中那位第二小提琴手却格外醒目，因为他绝对还不到二十二岁，步履之间也尚存着一份活泼和生动。直到乐队走到电梯跟前，伯爵才认出那个人来。

从一九一四年起，伯爵就再没见过尼古拉·彼得罗夫。当时，王子还是一位未满十三岁的少年。光阴荏苒，如果不是认出了王子脸上挂着的谦虚纯朴的笑容（那是彼得罗夫家族世代相传的招牌笑容），伯爵可能都认不出他来。

“尼古拉？”

听到有人发问，本来面朝电梯的四位音乐家都转过头来，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亚历山大·伊里奇？”过了片刻，王子终于说道。

“正是。”

王子让他的同伴们先走，然后又给了伯爵一个他们家族的招牌微笑。

“很高兴见到你，亚历山大。”

“我也是。”

二人沉默了片刻，然后王子脸上的表情从惊讶渐渐变成了好奇。

“那是……冰激凌吗？”

“什么？哦！是，是的。但它不是给我吃的。”

王子困惑地点了点头，却没说什么。

“跟我说说，”伯爵贸然问道，“你有德米特里的消息吗？”

“他如今在瑞士。”

“哦，”伯爵笑着说，“欧洲空气最纯净的地方。”

王子耸了耸肩，仿佛在说这种讲法他也听说过，不过没有亲身体会。

“我最后一次见到你，”伯爵望着他说，“还是在你祖母办的那次晚宴聚会上，当时你还为大家演奏了巴赫。”

王子笑了。他举了举手里的琴匣。

“瞧，现在我还是在晚宴聚会上演奏巴赫。”

他用手指了指刚刚离开的电梯，带着明显的欣喜之色说：

“刚才那位是谢尔盖·伊谢诺夫。”

“不会吧？”

在二十世纪初，住在莫斯科林荫环道上的男孩中有一半人的音乐课是谢尔盖·伊谢诺夫上的。

“像我们这样的人找份工作不容易。”王子说，“所以只要有机会，谢尔盖就会把我带上。”

伯爵有无数的问题想问他：彼得罗夫家族还有其他人留在莫斯科吗？他祖母还在世吗？他还和从前一样住在他们家位于普希金广场上的那幢漂亮的宅子里吗？可他们俩现在正站在酒店大堂的正中央，身边的男男女女正络绎不绝地急着上楼去，其中还有很多人穿着制服。

“他们一定开始念叨我上哪儿去了。”

“是，当然。我也不想耽误你太久。”

王子微微颔首，然后转过身，走进电梯，又把身体转了过来。

“周六晚上我们还会来这儿演出。”他说，“演出完也许我们可以一起喝一杯。”

“那太好了。”伯爵说(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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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回到六楼。他把舌头在嘴里弹了三下，这才走进卧室，并任门在身后敞开着。桌上是尼娜送他的礼物，彼佳放在那儿的。伯爵拿过礼物，用胳膊夹着，然后穿过他那排挂着的夹克，进到了书房。他把礼物放在他祖母的咖啡桌上，再将那碗已经融化的冰激凌搁在地板上。伯爵刚给自己倒了杯波尔图葡萄酒，这时，一道灰色的影子转悠到他的脚边，朝地上的碗凑了过去。

“节日快乐，德罗塞尔迈尔先生(56)。”

“喵。”猫应了一声。

根据双响座钟上的时间，现在才十一点。所以，伯爵一手端着他的波尔图，一手拿着狄更斯的《圣诞颂歌》，他把椅子往后一倾，一心一意等待着午夜钟声响起。必须承认，当你知道有个包装漂亮的礼物在触手可及的地方等着你拆封，还有一只独眼猫在一旁窥视时，在这种情况下坐在椅子里坚持把小说（尽管是一本很应景的小说）读下去是很需要自律的。但这种自律伯爵自幼便已养成。当年，在圣诞来临前的几天里，存放圣诞礼物的客厅门关得严严实实的，大人们像白金汉宫门外的卫兵一样警惕，提防有人提前溜进去，而那个时候，伯爵就已经能镇定自若地从客厅门外大步地走过了。

少年伯爵培养自律的习惯并非因为他向往军事化的管制，也不是因为他恪守家规。因为他刚满十岁时，有一点已经非常明显了，那就是，他这个人既不死板，也不爱受人管制（能证明这一点的教师、看护人还有警察的数目多得能组成一个方阵）。不，假如说伯爵在关得严严实实的客厅门外走过时曾有过自律的话，那一定是因为经验告诉他，这才是让节日圆满的最好方式。

因为到了圣诞前夜，父亲终于发出那个盼望已久的信号时，他和海伦娜才被允许把那扇关着的大门拉开：那里面矗立着一株十二英尺高的云杉树，树干到树顶都被彩灯点缀得通明，架子上到处都挂满了花环。还有一碗碗产自塞维利亚(57)的橘子和来自维也纳的五颜六色的糖果。让人惊喜的礼物都藏在圣诞树下的某个地方，其中有用来守卫城堡的木剑，还有到木乃伊的坟墓里探险用的灯笼。

这就是童年时过圣诞节的神奇之处，伯爵心想。现在回忆起来，他仍有些恋恋不舍。这么简单的一份礼物，在足不出户的情况下，能为人带来无穷无尽的新奇经历。

已退到另一张高背椅上的德罗塞尔迈尔正在舔它的爪子。忽然，它转过头来，用它那只独眼紧盯着衣柜门的方向。它一定是听到了座钟内部齿轮转动的声音。因为，一秒过后，午夜的第一声钟声便响了起来。

伯爵闻声，立刻把书和波尔图酒放下。他将尼娜的礼物拿过来放在膝盖上，用手指轻抚着上面那朵深绿色的蝴蝶结，耳朵仔细听着钟鸣。一直等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声钟响，他才把蝴蝶结的结扣扯开。

“你觉得会是什么，亲爱的，一顶礼帽？”

猫抬头看着伯爵，颇为配合地在嗓子里咕噜了几声。伯爵点了点头，小心翼翼地揭开了盒盖。里面还是一只盒子，仍然是黄色包装，上面扎着的还是深绿色的蝴蝶结。

伯爵把空盒子摆在一旁，又冲猫点了点头，然后将第二个蝴蝶结上的线扣扯开，把第二只盒盖又揭开来，却发现里面还有第三只盒子。于是，他便尽职尽责地又重复了三遍打开蝴蝶结和揭开盒盖的动作，一直到他手里的盒子变成火柴盒般大小。他把这只小盒子上的蝴蝶结解开，把盒盖揭了起来。躺在这只温馨的小盒子里的正是尼娜的那把酒店的万能钥匙，上面还拴着一根深绿色的缎带。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捧着他那本狄更斯上了床。他原想看上一两段就关灯睡觉，可没想到，读着读着，他的兴趣却愈来愈浓。

他刚好读到故事中的吝啬鬼斯克鲁奇和那位快乐的巨人（送圣诞礼物的精灵）遭遇的那段。在童年时期，《圣诞颂歌》一书伯爵读过不下三遍。他自然记得斯克鲁奇和他的向导一起拜访充满了欢声笑语的斯克鲁奇侄子家的场景；他也记得他们俩到克拉齐特家拜访时目睹的简陋而真诚的庆祝。但他全然忘了离开克拉齐特家后，第二个圣诞精灵把斯克鲁奇带到了伦敦城外，他们来到一片黑暗的荒野，那儿有一大家子的矿工正挤在紧挨着矿山边的一间小破屋里庆祝节日。在那之后，他们还去了一个位于偏远之地的灯塔，那里岩石密布，海浪轰鸣，两位满面皱纹的灯塔守护人还同他们一起唱起了圣诞歌谣；从那儿开始，圣诞精灵一步一步将斯克鲁奇往汹涌澎湃的大海更幽深的黑暗处带了去，直到他们来到一艘船的甲板之上。这里的每一个人，无论好人还是坏人，对自己的家都有着美好的回忆，谈论起他们旧日的伙伴时无不满口称赞。

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呢。

也许是那些住在荒山野岭中的人让伯爵受到了触动：他们尽管过着含辛茹苦的日子，在这节庆之际也依然欢聚一堂。也可能是因为那天晚上早些时候的那对年轻男女，他们年轻时尚，却遵循古老的方式在感情的道路上向前发展。也可能是因为与尼古拉的久别重逢，尽管他有一段特殊的家庭历史，可他似乎也在新俄国给自己找到了立足之地。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来自尼娜的这份绝对出人意料的友谊和祝福。总之，不管什么原因，伯爵合上书本，熄了灯，美美地进入梦乡时，内心充满了幸福感。

可是，假如圣诞精灵此刻真的能够降临，把伯爵唤醒并让他看看他的未来，他就会知道，他眼下的这份幸福感来得未免太早了点。因为从现在开始，不用四年，他，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在再次听完双响座钟的十二声钟鸣之后，将会穿上他心爱的外套，爬上大都会酒店的屋顶，然后坚定地走向屋顶边的栏杆，好纵身朝下面的街道跃去。

(1)　红场的入口之一，由两道拱门组成。建于1689年索菲娅公主摄政时期，因面向红场的墙上悬挂耶稣复活圣像而被命名。

(2)　克里姆林宫红墙外的一个长方形公园。这里是莫斯科人休息游玩最喜欢的场所之一。

(3)　1英尺约等于0.3米，1英寸约等于2.54厘米。

(4)　瓦伦丁·谢罗夫（1865—1911），俄国著名肖像画家。

(5)　事实上，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的首任主席雅科夫·斯维尔德洛夫当时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所有成员都锁在了这幢大楼里。他发誓，不把工作干完，绝不会拿钥匙给他们开门。而他们被锁的房间刚好就是伯爵正下面那间。所以，打字机的敲击声便一直通宵达旦地响着，而那份历史性的文件也终于被精心制作了出来。该文件确保所有俄罗斯人都拥有宗教自由（第13条）、言论自由（第14条）、集会自由（第15条）以及这些权利一旦被“用于从事破坏社会主义革命的活动”时将被剥夺（第23条）。——作者注

(6)　现名为莫斯科第一面包房。——作者注

(7)　位于莫斯科市中心的阿尔巴特区（Arbat），是一条长约一公里的步行街，为莫斯科现存最古老的街道之一。

(8)　典出荷马史诗《奥德修纪》。珀涅罗珀是奥德修斯的妻子，奥德修斯随希腊联军远征特洛伊，被传客死异域后，珀涅罗珀被一百多个来自各地的王孙公子求婚。为摆脱求婚者的纠缠，她宣称要等为公公织完一匹做寿衣的布料后再改嫁。她白天织布，夜晚又偷偷拆掉以拖延时间，直到最终等来丈夫回归家园。

(9)　1蒲式耳约等于36.37升。

(10)　1磅约等于453.59克。

(11)　原文为法语：Bravo，monsieur。

(12)　原文为法语：Bravo。

(13)　法国作家大仲马（1802—1870）的经典冒险小说《基度山伯爵》中的人物。

(14)　沙俄帝国时期第一家也是最大一家售卖衣物、鞋帽、珠宝等商品的百货商店。今称中央百货商场，或楚姆百货。

(15)　俄国芭蕾舞剧《胡桃夹子》中的人物。

(16)　西塞罗（前106—前43），古罗马政治家、雄辩家、哲学家。

(17)　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18)　涅瓦河上的一条运河。涅瓦河源出拉多加湖，自东向西流，流经圣彼得堡，注入芬兰湾。

(19)　1英亩约等于4046.86平方米。

(20)　拉鲁斯（1817—1875），法国词典编纂家、语法学家。

(21)　俄国辅币，1卢布等于100戈比。

(22)　主教（Bishop），国际象棋中的象。

(23)　原文为法语：affaire d’honneur。

(24)　夏里亚宾（1873—1938），俄国男低音歌唱家，被誉为世界低音之王。

(25)　原文为法语：Merci。

(26)　原文为法语：Je t’en prie。

(27)　1英里约等于1.61千米。

(28)　赫尔墨斯（Hermes），希腊神话中奥林匹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与迈亚的儿子。

(29)　玛丽·安托瓦内特（1755—1793），法国国王路易十六的妻子，死于法国大革命。

(30)　11月7日是俄国十月革命纪念日。

(31)　意大利作曲家普契尼编曲的歌剧。该剧改编自法国剧作家亨利·穆杰的小说《波希米亚人的生涯》。

(32)　喀提林（约前108—前62），罗马的阴谋叛变者。

(33)　原文为法语： Merde。

(34)　莎士比亚喜剧《无事生非》中的一个愚蠢、多嘴、语无伦次的巡官。

(35)　希腊神话中的命运三女神通常以三位老妇人的形象出现，整日忙着纺织人与神命运的丝线。

(36)　位于伦敦的梅费尔，以传统的男士定制服装而闻名。

(37)　猎人发现狐狸之后发出的吆喝声。

(38)　芭蕾舞动作名称，股关节向外转开、身体重心下沉的动作。

(39)　1900年被任命为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的编导。

(40)　俄国边远城市，位于太平洋边缘的堪察加边疆地区。

(41)　法国教皇新堡产区的葡萄酒的著名标识。

(42)　希腊神话中，神和凡人结合所生的英雄以及其他被神选中的好人、正义之士死后将在一个名叫极乐世界的地方享福。

(43)　邪恶的三位一体是对钱币、皇冠和剑的讽刺之语。基督教的三位一体指圣父、圣子、圣灵。

(44)　该塔由列宁在1919年批准建造，由著名工程师弗拉基米尔·舒霍夫设计。

(45)　1码等于36英寸，即0.91米。

(46)　三十年战争（1618—1648），由神圣罗马帝国的内战演变而成的全欧参与的一次大规模国际战争，也是历史上第一次全欧大战。

(47)　1盎司等于1/16磅，约等于28.35克。

(48)　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前70—前19）写的史诗，叙述特洛伊被希腊人攻陷之后，王子埃涅阿斯携家出走，到达意大利，建立罗马城的经过。

(49)　俄国作曲家里姆斯基·科萨科夫（1844—1908）于1888年创作的一套交响组曲。创作灵感来自阿拉伯经典《一千零一夜》。

(50)　意大利西西里岛和卡拉布里亚之间的海峡。

(51)　希腊神话中吞吃水手的女海妖。她守护在墨西拿海峡的一侧，海峡的另一侧有名为卡律布狄斯的漩涡。

(52)　西班牙产的红葡萄酒。

(53)　阿喀琉斯和赫克托耳都是荷马史诗中的人物。在二人的决斗中，赫克托耳被阿喀琉斯杀死。

(54)　格鲁吉亚产的一种红葡萄酒。

(55)　欧洲文学的读者对俄国小说中的人物姓名可谓是谈虎色变。俄国人不满足于仅仅使用名字和姓氏，还喜欢用尊称、父姓，以及一系列昵称。因此，俄国小说中会出现同一个人物在短短四页书中有四种不同的称呼和叫法的情况。更糟糕的是，由于某种根深蒂固的传统或者纯粹由于想象力的缺乏，俄国历史上最伟大的那些作家也总是不约而同地将他们使用的人物名称局限在那么三十几个姓氏上头。不管你拿起的是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还是屠格涅夫的作品，你都能碰上安娜、安德烈或者亚历山大这些名字。所以，当西方读者在读俄国小说时碰到一个新的人物时，他们一定都暗自担心。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物在后面的章节中也许会扮演某个重要的角色，所以现在他们一定得停下来，把这个人物的名字好好记下来。

正因为这个原因，我觉得有必要现在就告诉您，尽管尼古拉·彼得罗夫王子答应周六晚上和伯爵一起喝一杯，但他还是爽约了。

因为四重奏小乐队的演出结束之后，年轻的尼古拉王子扣好大衣，系紧围巾，然后步行回到了位于普希金广场上的家里。无须赘言，等他在夜里十二点半到家时，不再会有仆人前来迎接他。他只能手拎着小提琴，沿着楼梯往四楼那间留给他的房间走去。

大房子似乎是空的，可在二楼，尼古拉碰见了两位新搬到这房子里来的住户，他们正在吸烟。尼古拉认识他们。那位中年妇女现在住在保育室里，而另外那人则是位公共汽车司机，他们一家四口住进了王子母亲原先的那间卧室。王子脸上带着这所大宅子主人般的谦虚纯朴的笑容，并向他们道了晚安，而他们俩却一个字都没回他。等他爬到四楼，他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会缄口不言。也实在不能怪他们。因为走廊上站着契卡派来的三个人，正等着搜查他的房间。

见是他们，尼古拉王子既没大吵大闹，也没做毫无意义的抗议。毕竟，六个月来，这已经是他们第三次前来搜查他的房间了。其中有一位他甚至能认出来了。一来他对程序已经颇为熟悉，二来他已劳累了一整天，所以他朝他们谦逊地笑了笑，让他们进屋。他们立刻开始忙碌起来，而王子则坐在窗边的小桌旁。

王子没什么可隐瞒的。冬宫沦陷那年，他才十六岁。他连传单都没读过，心里也从没隐藏过什么仇恨。就算你让他演奏沙俄帝国的国歌，他都不一定记得怎么弹。就连他们家的故宅被如此瓜分，他都觉得不无道理。他的母亲和姐妹都在巴黎，祖父祖母已经过世，家里的仆人们已被遣散，各奔东西，他一个人要三十多个房间干什么？他其实只需要一张床，一个洗脸盆，还有一个工作机会而已。

可到了凌晨两点，王子被那位负责的官员推醒了。他手里拿着一本教科书，一本拉丁语的语法书，那是尼古拉当年在皇家学院的时候留下的。

“这书是你的吗？”

没必要撒谎。

“是的，”他说，“我年幼时上过皇家学院。”

军官把书打开，只见封面的插图是一张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画像，而保留这类东西本身就是犯罪。王子禁不住笑了，因为当初把屋里所有的画像、饰章和皇家徽章全都摘除的时候，他还真是下了番苦功。

军官用刀刃把那张书页从语法书上割了下来。他在书页背面写下时间和地点，还让王子在下面签了字。

王子被带到卢比扬卡。他在那儿被关了几天，他的忠诚再一次遭到了讯问。从各方面看，还是他命好，因为直到第五天他既没被带到院子里冲墙站着，也没被送往西伯利亚。他只是被划入了“减六”的级别。“减六”是一种行政处罚，受处罚者被允许自由前往除俄国最大的六个城市以外的任何地方。而那六大城市是莫斯科、圣彼得堡、基辅、哈尔科夫、叶卡捷琳堡和格鲁吉亚。

于是，年轻的王子重新安顿在离莫斯科约五十英里的图奇科沃。总的来说，他心里并没有怨恨、愤慨或是怀旧。在他新的家乡，同样有野草在生长，有果树在开花，有年轻的女人在老去。因为离得太远，所以他幸运地未能获悉这个消息：在他遭受处罚一年之后，有一天，他的那位音乐老师回到他和他年迈的妻子居住的小公寓的时候，发现有三个契卡派来的人在等他。他们把他拖上一辆三驾马车，送到了劳改营。他的音乐老师这辈子就这么完了。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有证据表明，他明知违反法令，却仍然好几次雇用“前贵族”尼古拉·彼得罗夫到他的四重奏乐队参加演出。

尽管我已经告诉你不必费心去记住彼得罗夫王子的名字，但我还是应该指出，虽然这个长着一张圆脸、发际线已在后退的小伙子在这里短暂地出场之后便不再出现了，你还是应该牢牢地记住他，因为他对许多年后的故事结局会有很大的影响。——作者注

(56)　《胡桃夹子》中的人物，他是独眼。

(57)　西班牙城市。

第二卷
Book Two

一九二三年

女演员、幻影、蜂巢

六月二十一日早上五点，伯爵站在衣柜前，把手搭在他朴素的灰色西装外套上，正犹豫不决。再过几分钟，他就要到理发店去做每周的例行拜访，然后再去夏里亚宾酒吧与米什卡见面。米什卡的穿着一定没变，肯定还是那件他从一九一三年穿到现在的棕色夹克。所以说，这件灰色的西装外套倒是很合适。但从某种意义上说，考虑到今天毕竟也是个周年纪念日，所以也就另当别论了。从伯爵上次踏出大都会酒店的大门到今天，已过去整整一年了。

可这样的周年纪念让人如何庆祝呢？或者，该不该庆祝呢？软禁无疑是对人们自由的侵犯，或许还带着些羞辱的成分。所以，无论是从自尊还是从人之常情考虑，这样的周年纪念还是不留下记号的好。

然而……

即便那些身陷困境的人，比方说，迷失在大海上或者被囚禁在监狱中的人，都会想方设法记录一年中流逝的时光。尽管生活中美丽季节的变迁和缤纷的节庆已被日复一日毫无差别的生活所取代，但那些被软禁的人仍知道要在木头上或者监狱的墙壁上刻下三百六十五道凹痕。

为什么他们要绞尽脑汁用各种记号来记录时间呢？至少在表面上看来，这对他们来说难道不是最没有意义的事情吗？好吧，首先，它为他们提供了一次想起外面世界的机会，尽管那个世界早已跟他们隔绝开来，但它毕竟不可避免地发生了变化：啊，阿廖沙现在应该能在院子的树上爬来爬去了；万尼亚该上学了吧；而娜佳，亲爱的娜佳呢，很快就要嫁人了……

同样重要的是，仔细地数着日子能让一个与世隔绝的人意识到，他又忍受了、活过了或者打败了艰苦卓绝的一年。无论支撑他们生存下去的力量是坚韧不拔的决心，还是愚昧的乐观精神，那刻出的三百六十五道凹痕都是他们拥有坚强毅力的明证。因为，如果专注力是用分钟，自制力是用小时来衡量的话，那么毅力则是用年来衡量的。或者，如果哲学上的分析不对你的胃口，那我们就简单说吧，大家一致认为，一个有智慧的人总能找到值得庆祝的事。

于是，伯爵穿上他最好的一件短外套（在巴黎用红色天鹅绒的料子定做的），朝楼下走去。

来到酒店大堂，还没来得及往理发店走，伯爵的目光便被一个从酒店外走进来的如杨柳般摇曳生姿的身影吸引了过去。紧接着，大堂里所有人的眼光都齐刷刷地落到了她身上。这个女人身材高挑，年纪二十出头，两道高高的弯眉，赤褐色的头发——好一个摄人心魂的尤物。她迈着轻快而踏实的步子，朝前台走去。她似乎丝毫没有察觉到她的帽子上有根羽毛在往下飘落，也没有意识到有侍者拖着她的行李在身后跟着。而最吸引众人注意的是她用皮带拴着的两条俄国牧羊犬。

只需朝两条狗看一眼，伯爵就知道它们都是极其健硕的猛兽。它们有着银色的皮毛和细腰身，浑身无处不透着机警和灵敏。它们原本是养来在十月的冷天陪同狂热的狩猎迷们外出聚会和狩猎的。而忙完一天之后呢？它们本该栖身在大庄园的壁炉前，在主人的脚旁蹲着，而不是在酒店大堂里被一位漂亮的女人当成她手中的装饰品。

两条狗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不公。趁女主人在前台同阿尔卡季讲话之际，它们开始使劲地争来争去，四处乱嗅，试图寻找熟悉的地标。

“老实点！”那位有着杨柳般苗条身段的女人命令道。声音沙哑得令人吃惊。说完，她又将它们猛地一拽。从她的动作看得出，她对皮带上牵着的这两条狗的熟悉程度并不比为她帽子贡献出羽毛的鸟多多少。

见此情景，伯爵只能无奈地摇摇头。他正欲转身离开，却看到了颇好笑的一幕：一道细长的影子突然从一张高背沙发背后跳到了盆栽棕榈树的旁边。这正是我们的库图佐夫元帅在抢占高地，准备对敌人采取行动。两条狗顿时耳朵一竖，一齐把头转了过来，而独眼猫立刻往树干后面躲了过去。过了片刻，意识到两条狗被拴住了，猫才又从棕榈树后面蹿到地板上。这一回它连背都懒得拱，直接张开小嘴，发出咝咝的挑衅声。

两条狗顿时咆哮起来，便往外冲，一直冲到皮带的尽头，导致它们的女主人从前台被拽了开去，连在台子上登记时用的笔都掉在了地上。

“吁，”她大声叫了起来，“吁！”

她显然对驾驭猎犬的指令不熟。听她这么一叫，两条猎狼犬又跳了起来，这一次它们终于从“杨柳”的掌握中挣脱了出来，争先恐后地朝他们的猎物扑了过去。

库图佐夫“嗖”的一下就蹿得没影了。它钻到大厅西面一排座椅底下，接着便朝酒店的大门飞奔，似乎打算逃到街上去。两条狗也毫不犹豫地穷追不舍。而且，它们还选择了钳形攻势：追到盆栽棕榈树跟前时，再从树旁那排座椅的两侧包抄而上，希望能在门口把猫给截住。头一条狗的行进路线上有一盏灯挡住了它的道，立刻被它撞翻在地，顿时火花四溅。而挡在第二条狗路上的则是一只立式烟灰缸，结果它也被狗给撞翻了，烟灰四处弥漫。

正当两条狗越追越近时，库图佐夫（正像这个名字所预示的，它占的是地势之利）忽然决定改变行军方向。它从一张咖啡桌前头抄了过来，然后穿过大厅东面那排座椅朝着楼梯的方向掉头跑去。

不出数秒，两条猎狼犬也觉察出了猫的诡计。倘若专注力是用分钟，自制力是用小时，毅力是用年来衡量的话，那么，在战场上克敌制胜则是瞬息之间的事。因为当两条猎狼犬意识到猫在掉头，于是也试图改变自己的方向，然而，它们脚下，那张铺在大堂里的巨大的东方地毯已经到尽头了。惯性使得两条狗顺着大理石的地面滑了出去，一头撞在刚刚进门的一位酒店客人身上。

一百多英尺以外，在刚才这轮交锋中胜出对手一筹的库图佐夫跳上了数级楼梯，停了下来仔细欣赏了一下自己的杰作，然后走到楼梯的拐角，不见了。

你可以嫌狗吃相难看，可以笑话它们对一个简单的扔树棍游戏百玩不厌，但你永远也无法指责它们有轻易放弃的毛病。尽管猫已占据压倒性的优势——它对酒店楼上的每一个角落都了如指掌，但两条狗重新站稳脚跟之后，又立刻咆哮着横穿过大堂，执着地沿着楼梯往上冲去。

可大都会酒店毕竟不是狩猎场。它是个豪华的住所，是为疲惫的人们提供舒适和慰藉的所在。所以，伯爵将舌尖轻轻一卷，发出一声上扬的G大调的哨音。听到哨音，两条狗立刻停止了追逐，并开始绕着楼梯脚转将起来。伯爵又接连发出两声短促的哨音，两条狗便朝伯爵一路小跑过来，然后紧贴着他的脚站住，不再理会那场已经输掉的战争。

“喂，我的孩子们，”他边说边在它们俩的耳朵后好好挠了一挠，“你们这是从哪儿来的呀？”

“汪！”两条狗答道。

“啊，”伯爵说，“太可爱了。”

这时，那位苗条的女人已整理好裙子，帽子也扶正了，这才优雅地穿过大堂朝伯爵走过来。多亏了脚上那双法国高跟鞋，她刚好能眼对着眼地平视他。在如此近的距离上，伯爵才发现她比他预想的更美，也更高傲。但他对狗天生的同情心并未因此而有所改变。

“谢谢你，”她说，脸上带着英国女王出动舰队时的那种微笑，“它们怕是品种不好。”

“正好相反，”伯爵答道，“它们俩的品种看上去挺不错的。”

苗条的女人又勉强笑了笑。

“我的意思是，它们俩的举止很没规矩。”

“是，也许是没规矩，但那是人没带好，不是品种的问题。”

苗条的女人一直在打量伯爵，而伯爵也注意到，她额上那弯弯的拱形眉像极了音乐中加强音的记号，也就是那个提示演奏者这一节乐曲要弹得稍微响亮一点的符号。毫无疑问，这当然也道出了这位苗条的女人为什么喜欢大声地发号施令，以及她的嗓音为什么会嘶哑成那样。伯爵刚得出这个结论，苗条的女人也做出了她自己的判断，因为她已经打消了展示魅力的念头。

“看来，怎么带狗比它们自身的品种还重要咯，”她尖酸地说，“照这么说，即使是世界上品种最优良的狗也得拿最短的皮带拴着咯？”

“你得出这个结论我也能理解，”伯爵答道，“但我觉得，最优秀的狗应该让最老练的人来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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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小时之后，伯爵的头发已修得整整齐齐，下巴也刮得干干净净。他走进夏里亚宾酒吧，挑了张角落里的小桌子，等候米什卡的到来。米什卡这次是来参加“拉普”成立大会的。

落座之后他才发现，那位身段苗条的漂亮女人已经换了一身蓝色的长裙，正坐在他座位对面的长凳上。她没把狗带来，酒吧也因此躲过了一劫。她身边的男伴长着一张圆脸，发际线后退得厉害，却把小狗般俯首帖耳的忠诚表现得颇为娴熟。伯爵为自己的评论哑然失笑，这时，他的目光恰好撞上了那位漂亮女人的目光。似乎只是出于偶然，两位成年人都赶快摆出一副没看见对方的样子，一个扭头去看她身边的那条“小狗”，另一位则朝门口望去。说来也巧，米什卡就在这个时候到了，他身上换了件崭新的夹克，胡子也精心修剪过。

伯爵从餐桌后面走上前去，给了他朋友一个拥抱。然后，他没有回到他原先的座位，而是主动把那张凳子让给了米什卡。这个举动看上去既礼貌又合时宜，因为这样一来，他就可以背对着那个漂亮女人了。

“嗯，好了，”伯爵双手一拍，说，“喝什么呢，我的朋友？香槟？伊甘庄(1)的葡萄酒？晚餐前先来一碟鲟鱼鱼子酱？”米什卡却把头一摇，只点了杯啤酒，然后解释说，他不能留下来吃饭了。

伯爵听了，自然很失望。因为他仔细问过，博亚尔斯基餐厅今晚有一道特色菜——烤鸭，而这道菜由两位老友一起分享是再好不过的。而且，安德烈还答应给他留一瓶八大名庄产的特级红葡萄酒，这酒不但与烤鸭相配，而且会让他们俩再次不可避免地谈论起那个颇不光彩的晚上：伯爵和年轻的男爵夫人一起被锁在罗思柴尔德家族的酒窖里的那整整一夜。

伯爵虽然有些失望，但他从老朋友坐立不安的神色能看出，他也有自己的故事要讲。所以，啤酒一端来，伯爵便问他代表大会进展如何。米什卡拿过一杯酒点头说道，这可是眼下最热门的话题，很快，整个俄国，乃至全世界都会大谈特谈这件事。

“今天的会场从头到尾都没有过鸦雀无声的时候，萨沙，没有人打瞌睡或者摆弄铅笔。因为每个角落里，每一个人都在实实在在地完成工作。”

如果说刚才伯爵把自己的凳子让给米什卡是出于礼貌和时机的话，那这个举动其实还有一个额外的好处：如果米什卡不是被卡在桌子后面的话，他此刻恐怕早已起身，在酒吧里来回踱起步来。可代表大会究竟干了些什么工作呢？在伯爵看来，它不过是起草了一份《意图宣言》《效忠自白》和《关于团结的公开声明》而已。确实，“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毫不犹豫地表达了他们的团结一致。事实上，团结在一起的不仅有他们中的作家、出版商和编辑，就连石匠、装卸工、焊工、铆工，甚至街头的清洁工都纷纷表达了他们的声援(2)。

代表大会头一天的讨论如此热烈，以至于直到夜里十一点人们才有时间吃晚餐。接着，在一张够六十人围坐的大桌旁，他们亲耳聆听了马雅可夫斯基的演说。那儿没有正式的讲台，请注意。当一盘盘食物被端上来之后，米什卡在桌上猛拍了几下，然后便跳到椅子上开讲了。

为了还原当时的真实场面，米什卡甚至试图站到凳子上去，差点把啤酒瓶打翻在地。最后，他总算坐了下来，但还是一边伸出手指在空中挥舞着，一边发表那番演说：

忽然间——我

全身都变得通亮，

因为黎明到了。

永远亮下去吧，

照亮每一个地方，

照亮末日最黑暗的深处，

照吧——

让其他一切都见鬼去吧！

这就是我的口号——

和太阳的口号一样！

因为是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所以四周不由得响起了掌声，还有摔杯子的动静。过了一会儿，见众人逐渐平静下来准备享用各人面前的鸡肉时，一个叫泽林斯基的家伙站到了他的椅子上。

“当然了，泽林斯基的诗我们能不听吗？”米什卡嘴里嘟囔道，“就好像他和马雅可夫斯基一样高似的。他和牛奶瓶一样高还差不多。”

米什卡又呷了口酒。

“你应该还记得泽林斯基吧。不记得啦？就是在大学比我们低几年级的那位。一九一六年的时候他还戴着个单眼镜片，第二年就改戴水手帽了。好啦，反正你了解那类人，萨沙，那种永远想操纵一切的人。比方说，晚饭后，你们俩还想再坐一会儿以继续之前的讨论，这时，泽林斯基就会宣称自己知道一个地方正适合你们的交谈。于是，用不了多久，你就会发现，你已经和十几个人挤在一间地下室咖啡馆的桌边了。你刚想挑把椅子坐下，他会伸出一只手，抓着你的肩膀，把你领到靠近桌子末尾的座位坐下。若有人要点面包，他便会说他有个更好的主意。他会说，这里有莫斯科最好的杏仁面包卷。还没容你反应过来，他便已经伸出手打着响指，把服务员叫过来点单了。”

说到这里，米什卡情不自禁地“啪啪啪”连打三记响指。他的动作如此之快，伯爵不得不冲周到的奥德留斯挥挥手，让他回去，因为听到声音的奥德留斯正从酒吧那头赶过来。

“都是他的主意！”米什卡继续轻蔑地说，“他会没完没了地做报告，好像在写诗这件事上他有能力让每个人受到他的启发。可对着坐在他身边的那些易受影响的年轻学生他都说了些什么呢？他说全世界的诗人早晚都会拜倒在日本俳句的脚下。拜倒在俳句的脚下。你能想象得到吗？”

“我只知道，”伯爵插了一句，“幸亏荷马没有出生在日本。”

米什卡盯着伯爵看了看，然后大笑了起来。

“是，”他乐得直拍桌子，一边揩着眼泪一边说，“多亏荷马没有出生在日本。我得把这话记下来，回去说给卡捷琳娜听。”

米什卡脸上泛着微笑。他显然十分期待把这个笑话讲给卡捷琳娜听。

“卡捷琳娜？”伯爵问道。

米什卡不经意地伸手去拿啤酒。

“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我没跟你提过她吗？她是位很有天赋的年轻诗人，基辅人，正在读大学二年级。我们俩都是委员会的成员。”

由于要端起杯子喝酒，米什卡把身体撤了回去。伯爵的身体也往回收了收，因为他想给对面的老伙计一个意味深长的微笑，因为今晚的画面已经变得很清晰了。

新夹克，还有精心修剪过的胡子……吃完晚餐还意犹未尽地继续讨论之前的话题……

还有那个叫泽林斯基的家伙，非得把所有人都拽到他自己喜欢的小酒吧去，而且还非得把容易受人影响的年轻女诗人安排在桌子这头，把我们的米什卡安排到另外一头。

米什卡继续讲述着昨晚的情景，伯爵一边听，一边不禁觉得眼前的这一幕真是天大的讽刺：在他们一同寓居在补鞋匠楼上的那些日子里，整天缩在家中足不出户的人是米什卡，而不能和自己的老伙计一起共进晚餐三天两头向对方道歉的人是伯爵；每次一出去便是好几个小时，回来之后大谈特谈酒宴上发生的那些公开或私人的故事，包括一时兴起跑到烛光咖啡馆去的那个人原本也是伯爵。

可伯爵究竟爱不爱听米什卡给他讲昨晚的那场冲突呢？他当然爱听了。尤其是当他听说，到了昨天夜里的最后，这一帮人叫了三辆出租车，正准备往车里爬时，米什卡突然提醒泽林斯基他的帽子忘在咖啡馆了。于是泽林斯基赶紧跑回去取他的帽子，这时，从基辅来的那位卡捷琳娜从她的出租车里欠身朝这边喊道：“这儿，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你跟我们坐一辆车好啦。”

是的，伯爵的确替他朋友的情场风波感到高兴，但这并不表明他没有半点嫉妒。

半小时过后，伯爵送走了要去参加会议的米什卡。他下一场讨论的内容将决定米制在俄国的命运（而基辅来的那位卡捷琳娜很可能也要参会）。他正准备起身去博亚尔斯基餐厅，打算一个人对付那只烤鸭时，奥德留斯叫住了他。

奥德留斯把一张叠着的字条沿着吧台推了过来，轻声说道：“有人吩咐我把这个转给你。”

“给我？谁啊？”

“乌尔班诺娃女士。”

“乌尔班诺娃女士？”

“安娜·乌尔班诺娃。就是那位电影明星。”

见伯爵仍一脸茫然，调酒师只得提高了音量解释道：“就是刚才您对面桌子坐着的那位。”

“哦，是吗？谢谢。”

奥德留斯回去干活了。伯爵将字条展开，见上面用纤细的字体写着一个请求：

请再给我一次

给您留下第一印象的机会

208号房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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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敲过208号房门之后，开门的却是位老妇人。后者颇不耐烦地看着他。

“您是？”

“我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正等您呢，进来吧。乌尔班诺娃女士一会儿就出来。”

伯爵本能地想先拿天气开个玩笑，可等他一进门，老妇人却走出屋去，并把门带上了，将他一个人晾在了门口。

208号套房有着威尼斯宫殿的装饰风格，是这层楼最好的住处。尽管已搬去克里姆林宫的不知疲倦的打字员们曾在这里住过，它仍看不出任何磨损和失修的痕迹。大客厅两侧各有一间卧室和休息室，天花板上绘着的全是寓言中的人物，他们正从天上往下俯视。靠墙放的是一张装饰华丽的桌子，上面立着两束布置精美的花——一束马蹄莲，一束长枝玫瑰。事实上，这两束花的奢侈程度不相上下，颜色却又相互冲突。从这点就能看出，它们应该是由两个相互竞争的爱慕者送的。至于第三个爱慕者送什么样的花才算拿得出手，就只能凭人们自己去想象了。

“我马上就出来。”这是从卧室里传来的声音。

“不急。”伯爵回应道。

他话音刚落，屋里忽然响起趾甲踩在地板上的声音，原来是那两只俄国牧羊犬从休息室里走了出来。

“嘿，孩子们！”他边说边亲热地在它们俩耳朵后面挠着。

跟伯爵打过招呼，两条狗便溜达到了那扇俯瞰剧院广场的窗户前。它们将前爪往窗台上一搭，以便看到下面来来往往的车辆。

“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转过身，只见女演员穿着黑色的裤子，配着一件乳白色的女式衬衣。这已经是她今天穿过的第三套衣服了。她脸上挂着老熟人之间才有的微笑，一边朝他走近，一边把手递了过来。

“你能来，我很高兴。”

“应该高兴的是我，乌尔班诺娃小姐。”

“这话我不信。但您叫我安娜就好了。”

伯爵刚想作答，这时响起了敲门声。

“啊，”她说，“来了！”

她走过去把门打开，然后往旁边一让。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奥列格从外面进来了。奥列格一见是伯爵，惊得差点将装着晚餐的小推车撞上那两束花。

“把推车靠窗户放着吧。”女演员吩咐。

“是，乌尔班诺娃小姐，”奥列格说。他重新镇定了下来，将那张双人桌布置好，点上一根蜡烛，然后退出门去。

女演员朝伯爵转过身来。

“您用过餐了吗？我今天倒是去过两家餐馆，一家酒吧，可什么都没吃成。我实在饿得不行了。您要不要和我一起吃？”

“当然。”

伯爵替女主人把椅子抽出来，然后在蜡烛对面的座位上坐下来。两条狗从它们的窗户边扭头朝这边瞅着。估计它们也没料到会出现现在的这一幕。可它们对人类之间那些变幻莫测的事早已丧失了兴趣，于是纷纷把前爪搁回到地板上，头也不回地朝休息室溜达了回去。

女演员一直目送着它们走开，眼里满是担心的神色。

“我承认我并不喜欢狗。”

“那你为什么还要养它们呢？”

“它们是……别人送的礼物。”

“啊，您的追求者送的。”

她面带讽刺，笑着答道：“其实送条项链就好。”

伯爵回了她一个微笑。

“好啦，”她说，“看看咱们都有些什么吃的。”

女演员把盖在盘子上的银色餐罩揭开来，露出了下面埃米尔大厨做的招牌菜：用黑橄榄、茴香和柠檬烤的整只鲈鱼。

“太棒了。”她说。

伯爵再同意不过。埃米尔把烤箱的温度设在232℃，这样才能保证鱼肉鲜嫩，而且茴香的香味能出来的同时，柠檬片也被烤得焦脆。

“真的吗？去了两家餐厅，一个酒吧，却一口东西都没吃。”

就这样，伯爵进入了开场白。他本打算很自然地让女演员讲讲今天的经历，与此同时，他还可以帮她盛上一盘食物。可他还没来得及抬手，她便已把餐刀和分食物用的叉子取在了手里。她一边讲述着占去她整个下午的演出，一边把刀尖准确地扎在了鱼的脊柱上，然后斜着将鱼头和鱼尾切掉。接下来，她又娴熟地把叉子插进鱼的脊柱和肉之间，把鱼片剔了下来，再随手拨动几下，把茴香和橄榄又都盛了一些出来，最后还在鱼肉上盖上了一片烤得焦焦的柠檬。女演员将完美装盘的食物递给伯爵，然后将鱼的脊骨剔除，接着为自己盛出了另外一面的鱼片和其他配菜。整个过程不超过一分钟。她把分派食物的餐具放回到大食盘里后，才把注意力转移到了酒上。

啊，糟了。她熟练的技艺让一旁的伯爵看得目瞪口呆，他都忘了履行自己的职责。他从椅子里跃身而起，伸手把酒瓶拎了起来。

“可以吗？”

“谢谢。”

伯爵倒着酒，这才注意到这是一瓶法国蒙切榭干葡萄酒。这酒配埃米尔的这道鱼再合适不过。很显然，这又是安德烈的杰作。

伯爵冲着女主人端起了酒杯。

“我不得不说，你刚才剔鱼肉的那两下真够专业的。”

她笑出声来。

“你是在夸我吗？”

“当然是夸你！好吧，至少我的本意是想夸你来着。”

“这样的话，那就谢谢了。可你也别把我想得那么神。我是在黑海边的渔村长大的，所以，织渔网、剔鱼骨之类的活儿我比别人干得多一些。”

“每天晚上都有鱼吃，这样的生活也差不到哪儿去。”

“话是这么说。可如果你住的是渔夫的房子，那你吃的往往也都是卖不出去的。所以大多数时候，我们吃的都是些鲽鱼、鲷鱼之类的。”

“那也都是海产哪。”

“最下等的海产。”

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回忆完全被打开了来。她向伯爵说起当她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她怎么在黄昏时瞒着母亲，偷偷溜出家门，沿着村里那条弯弯曲曲的斜坡小道来到海边，帮她父亲补渔网。伯爵边听她说边想着，不要轻易对人下结论这话说得还真对。

毕竟，对一个我们在酒店大堂里邂逅了仅一分钟的人来说，第一印象能有多大用处呢？事实上，不管对什么人，第一印象能有多大作用呢？为什么呢？因为只有从音乐的旋律中我们才能了解贝多芬，只有在绘画的技巧和笔触中我们才能认识波堤切利(3)。人类生来就有变化无常的天性，他们是如此复杂又如此令人着迷的矛盾体。对他们，我们不仅需要去认真思考，而且得再三地思考。在利用尽可能多的场合和机会同他们充分接触之前，我们断然不要对他们中的任何人抱有成见。

就拿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嗓音来说吧。早先在大堂里，这位女演员急着想管住她的两条猎狼犬，她沙哑的嗓音给人一种飞扬跋扈，甚至动辄大呼小叫的印象。但眼下，在208号套房里，在烤焦了的柠檬、法国葡萄酒和对大海的回忆的陪伴下，她的声音告诉你，原来她是位职业女性，她从事的职业让她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更不用说有机会从容地吃上一顿饭了。

伯爵把他们俩的酒杯重新满上。说着说着，他脑海中也泛起了一段他自己的回忆。

“我年少的大部分时间是在下诺夫哥罗德州(4)度过的，”他说，“那个地方是世界苹果之都。在下诺夫哥罗德州的乡下，遍布着的不仅有一棵棵的苹果树，还有成片的苹果树林（这些苹果林和俄国一样蛮荒且悠久）。林子里什么颜色的苹果都有，什么大小的也都有，小的只有核桃那么大，大的跟加农炮弹差不多大。”

“我猜你吃过的苹果也比一般人要多一些。”

“哦，我们早餐吃的煎蛋卷里要放苹果，午餐的汤里面漂着的、晚餐的野雉里面塞着的全都是苹果。过圣诞节，只要是林子里有的品种，我们都会吃个遍。”

伯爵把酒杯举了起来。他本打算提议为吃苹果也能吃得如此全面干一杯，可突然，他把手指一挥，自我纠正道：

“不，有种苹果，我们还没吃过。”

女演员困惑地挑了挑眉头。

“哪种？”

“根据当地的传说，这棵苹果树隐藏在森林深处，它上面结的果子，颜色和煤一样黑。如果你能找到这棵树，吃下它结的果，你就能得到新生。”

伯爵端起蒙切榭喝了一大口。他很得意，自己灵机一动把这个传说给搬了出来。

“那你会不会呢？”女演员问道。

“我会不会什么？”

“如果你发现了那棵隐藏在森林里的苹果树，你会不会咬上一口？”

伯爵把酒杯搁在桌上。他摇了摇头。

“能获得新生当然很有诱惑力。可我的家、我的姐妹和我在学校的那些岁月，它们留给我的回忆，我怎么忘得掉呢？”伯爵冲着桌子比画道，“那么多回忆叫我怎么能忘呢？”

安娜·乌尔班诺娃已经把餐巾搁在了她的盘子上。她把椅子往后一推，从桌子那边绕过来，拉住伯爵的衣领，对着他的嘴吻了下去。

自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读到她留下的字条起，他就觉得乌尔班诺娃女士处处比自己棋先一着。房间里漫不经心的款待，两个人的烛光晚餐，她亲手片下的鱼肉，还有对童年的回忆，所有这些没有一件在他预料之中。那温柔的一吻当然也打了他一个措手不及。此刻，她正朝卧室款款走去，边走边解开了衬衫扣子。衬衫唰的一下轻轻滑到了地板上。

年轻时的伯爵从来都是事事想在别人前头，并且深深为此感到自豪。守时，恰到好处的谈吐，能预见别人的需要，在伯爵看来，这些都是一个男人拥有良好教养的标志。可眼下，他却发现，原来让别人的棋先自己一着也有它自己的妙处。

首先，你会轻松许多。想要在感情上占据先机，就丝毫都松懈不得。要想有所进展，你就得留神她嘴里吐出的每一个字，注意她每一个动作和表情。换句话说，想在感情上算在别人前头，太累了。可落在别人后头，受到别人的勾引呢？哎呀，大不了轻轻松松往椅子里一坐，喝着酒，脑袋里蹦出个什么念头，就用它回应别人不就完了吗？

但矛盾的是，把主动权交给别人，自己甘愿被动，不仅会使你觉得轻松，而且也会使你更加兴奋。因为居于被动的这个人，原以为会和新认识的这位波澜不惊地度过这个夜晚——东拉西扯，无关痛痒地聊一通，然后在门边友好地道别。可晚餐吃到一半，意外蹦出来一句恭维之语，再加上某人的手指在你的手上有意无意蹭了几下，你也温柔地默许，并且不自觉地冲她一笑。然后，吻就上来了。

再往下，惊喜的程度和范围更是只增不减了。比如说，在女式衬衫滑落到地板上之后，你突然发现，那裸露的背脊上居然有点点的雀斑，仿佛天上的点点星斗。或者，当（你已轻轻钻到被子底下）床单被人掀到一边，你刚仰面躺到床上，一双玉手便摁在你的胸前，一张朱唇正凑过来娇喘吁吁地向你发号施令。尽管这些惊喜都无一例外地激发出了你奇迹般的状态，可与午夜一点时你所感受到的那份敬畏相比，它们都算不了什么。因为午夜一点，那个女人在床上一边翻身，一边用毫不含糊的声音对他说：“走的时候，记得把窗帘拉上。”

这么说吧，伯爵把衣服全都找回来之后，的确尽职尽责地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上了。而且，在他光着半个身子蹑手蹑脚地往门口走去时，他还特意把女演员那件乳白色的衬衫从地板上拾了起来，挂在了衣架上。正如伯爵自己在数小时之前所说的：最优秀的狗应该让最老练的人带才对。

✮

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了。

伯爵不是很肯定以前是否听到过一模一样的声音。它非常轻微，不引人注意。尽管如此，它还是非常明确地透着把人往外赶的意思，这很容易让人陷入哲学的思维模式。

伯爵发现自己正站在空旷的楼道里，手上拎着自己的鞋子，衬衣也没有扎好，而刚刚和他同床共枕的女人正在屋里酣睡。即使是那些平时必定会在粗鲁无礼的举动面前表示不悦的人，此刻也不得不承认，他这是咎由自取。因为，假如一个人真有那么好的运气，在一大群人中间被一位美人轻率地一眼相中，他难道不是应该早就料到，完事以后他也会被同样草率地赶出门吗？

嗯，也许吧。可此刻站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对面的地上摆着一只碗，里面装着吃剩的罗宋汤。伯爵不再觉得自己像个哲学家，倒觉得自己像个鬼魂。

是的，是像鬼魂，伯爵边想边沿着楼道默默地走，就像哈姆雷特的父亲在守夜人下班之后仍在埃尔西诺的城墙边游荡。或者像果戈理的《外套》中的那个孤魂野鬼阿卡基·阿卡基耶维奇在更深夜静之际在卡林金桥上逡巡，寻找他被人偷走的外套。

为什么会有这么多鬼魂喜欢在深夜到走廊或者过道里游荡呢？倘若你问活着的人，他们会告诉你，要么是因为这些鬼魂仍有某些尚未泯灭的欲望，要么是因为他们内心有某种悬而未决的不满和怨恨，搅得他们寝食难安，烦得他们满世界乱跑，就为寻求一些安慰。

但活着的人太过以自我为中心了。

他们因此必然会得出鬼魂是因为俗念未消才在夜里四处游荡的结论。可其实，如果这些不安分的鬼魂想在大中午跑到繁忙的大街上去，谁也拿他们没办法。

不。他们之所以只在夜里出来游荡，并不是出于对活着的人的不满或嫉妒。正好相反，是因为他们压根儿就不想看见活着的人。就像蛇不想碰见园丁，狐狸不想撞见猎犬。他们之所以等到午夜才出来，是因为只有在这个时候，他们才能免受俗世情感所带来的喧嚣和骚动的侵扰。在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努力和斗争，憧憬和祈祷之后，在承受了这么多年的期待之后，在这么多年的忍气吞声，虚与委蛇和没话找话之后，他们想要的其实很简单，就是一份安宁和平静。至少，当伯爵沿着楼道往那头走去的时候，他心里就是这么想的。

通常，伯爵上下楼都习惯走楼梯。可这天晚上，走到二楼楼梯口时，他心血来潮，决定换乘电梯。他满心以为现在这个钟点他一定是唯一的乘客。可电梯门一打开，他却见那只独眼猫在里面。

“库图佐夫！”他惊讶地叫道。

而那只猫，早已将伯爵衣衫不整的狼狈样看在眼里。它的反应和多年前大公面对这种情形时的反应一模一样，那就是，一脸的严肃和失望，却一言不发。

“嗯哼，”伯爵清了清嗓子，一边走入电梯，一边把衬衣往裤子里塞。还好，手里拎的鞋子没掉。

电梯到了五楼，伯爵与猫道别，然后吃力地往塔楼走去。他边上楼边想，今天的这个周年庆祝真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失败。本来他鼓足勇气，想在墙上划一道，留下自己的记号，却反过来被墙壁在他身上划了一道。伯爵多年来的经验告诉他，这种情况发生时，他最好去洗把脸，刷个牙，然后扯来被子蒙头大睡一觉。

伯爵正要打开自己的房门，忽然感到脖子后面有一股气流袭来。它不禁让人想起夏日的习习微风。他往左边转过身去，一动不动地站着。这不，又来了，是从这层楼的另外一头吹来的。

伯爵沿着楼道好奇地往那头走过去，却发现所有的门都关得严严实实的。楼道的尽头，除了纷乱无章的管子和烟道，似乎什么也没有。可在最尽头的角落里，在那根最大的管道的阴影下，他发现了装在墙上的爬梯。梯子通向屋顶的天窗，而且，不知是谁忘了把它关上。于是，伯爵穿好鞋，顺着梯子悄悄爬了上去，来到室外的深夜里。

伯爵全身都沐浴在了夏日的微风中。正是这阵风把他从大楼里吸引了出来。这风温暖而宽厚，让他想起了早年生活中所有与夏天有关的感觉。那时的他才五岁，十岁，或者二十岁开外，那是在圣彼得堡的街道上，或者在艾德豪尔山庄的牧场上。强烈的怀旧感令他几乎难以自持，在继续朝屋顶西侧走去之前，他需要稍稍停一下。

古城莫斯科正横亘在他的面前。经过两百年的耐心等待之后，今天它又成了俄国的统治中心。即使在这个时刻，克里姆林宫的每一个窗口都依然有闪烁的灯火，仿佛新搬进宫中的住户们正酩酊大醉，难以入眠。虽然克里姆林宫里的美丽灯光以及人世间的所有灯光都仍在闪烁，但它们和头顶上浩瀚而璀璨的群星相比，却黯然失色。

伯爵仰起脖子，试图在天上找到他年轻时学过的那几个星座来：英仙座，猎户座，大熊座，每一个都那么完美无缺，那么永恒。他想，上帝为什么要在天上造出一颗星星，用它来代表一个时而意气风发，时而觉得自己一钱不值的人呢？他这么做的目的究竟是什么？

伯爵垂下眼帘，目光落到了远处的地平线上。他从城市的边缘往外望去，望向穹苍中最亮的，给水手们带来希望的那颗晨星。

就在这时，它忽然闪了一下。

“早上好，阁下。”

伯爵转过身来。

在他身后数英尺之外，站着一个男人。他年纪六十出头，头上戴着一顶帆布帽。那人往前走近一步，伯爵才认出他来。这是专门替酒店修理破损管道和门窗的修理工。

“那不是舒霍夫吗？”他说。

“什么舒霍夫？”

“就是那座无线电发射塔嘛。”

他朝灯塔的方向指了指。

哦，伯爵微笑着在心里暗道。就是米什卡说的用来播送新闻和消息的螺旋形钢铁建筑。

两个人沉默了片刻，仿佛都在等待塔上的灯再闪一下。它果然又闪了。

“好了。咖啡马上就烧好了。要不，你也过来吧。”

年迈的修理工领着伯爵来到屋顶东北角。他在那里的两个烟囱之间已经收拾好了地盘。除了一只三条腿的椅子，还在脸盆里生起了一小堆火，火上的咖啡壶正往外冒着热气。老头挑的这地方还真不赖，它不但避风，而且从这儿几乎能看到整个莫斯科大剧院，只是被屋顶边上的几只旧木板箱挡了些视线。

“我这儿不常有客人来，”修理工说，“所以没准备多余的椅子。”

“没关系，”伯爵边说边拾过一块两英尺长的木板，把一头往地上一戳，便坐在了另一头上，同时努力保持着平衡。

“你也来一杯？”

“谢谢。”

趁修理工倒咖啡的工夫，伯爵心想，这老头的一天是刚刚开始，还是已经结束了呢？不管怎样，他都觉得此刻来上一杯咖啡再妙不过。还有什么能比它的用处更大呢？无论是他家里那种用锡罐装的，还是用大麻袋装的，咖啡在黎明时都能为辛勤劳作的人提神，在中午则能让思考者变得冷静，而在夜深人静之际，能让悲观沮丧的人重新振作起来。

“这棒极了。”伯爵说。

老头把身体往前倾了过来。

“关键在磨。”他指着一个小小的、带有铁柄的木头器具说，“一定要在煮之前现磨，一分钟都不要提前。”

伯爵把两道眉毛一扬，像个地道的门外汉一样，脸上露出极其欣赏的表情。

的确，在露天的夏夜里，这位老人的咖啡实在是完美至极。事实上，唯一煞风景的是空气中那连绵不断的嗡嗡声，就像保险丝或者无线电接收器出了故障之后发出的那种声音。

“是那座塔吗？”伯爵问。

“什么塔？”

“嗡嗡的声音。”

老人抬头往空中看了片刻，然后笑出声来。

“这是那帮小家伙在干活。”

“小家伙？”

老人伸出拇指，朝挡住了莫斯科大剧院的木头箱子指了指。在黎明的微光中，伯爵依稀看见，那些箱子的上方似乎有什么东西在盘旋，在移动。

“那是……蜜蜂？”

“是的。”

“它们在这儿干什么？”

“酿蜜。”

“蜜！”

老人又咯咯笑出声来。

“蜜蜂本来就要酿蜜的嘛。瞧这儿。”

老人把身体往前一倾，递过来一块屋顶上的瓦片。瓦上搁着两片涂满了蜂蜜的黑面包。伯爵拿过一片，咬了一口。

首先让他觉得惊奇的其实是那块黑面包。他上一次吃黑面包是什么时候的事了？如果这时有人问他，他会非常不好意思地承认。喝咖啡的同时，来点浓浓的黑麦和更浓一些的果酱，是再般配不过的事。可蜂蜜呢？它营造出的反差是多么强烈啊。如果说面包是大地，是棕色，是沉思，那蜂蜜就是阳光，是金色，是欢乐。而且，它还有另外一面。令人捉摸不透，却又无比熟悉的因素。在那甜甜的感觉下面，后面或者里面，还藏着一个装饰音。

“那是什么味道？”伯爵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丁香。”老人答道。他没有转身，只是用拇指往后，也就是亚历山大花园的方向指了指。

当然了，伯爵心想。一点没错。他怎么就没想到呢？因为昔日的他，比莫斯科城里所有人都要了解亚历山大花园里的紫丁香。每到丁香的花季，他便跑到那些紫白色的花朵底下一睡就是一下午。

“真美啊。”伯爵一边欣赏地摇着头一边说。

“也是也不是。”老人答道，“只要丁香花一开，蜜蜂们就都飞到亚历山大花园去，所以蜂蜜也就有了丁香的味道。可再过一两周，它们就开始往花园环道飞了，而那时候，你从蜜里边尝出来的就是樱桃的味道了。”

“花园环道！那它们最远能飞出去多远呢？”

“有人说，为了寻找花蜜，蜜蜂能飞越重洋。”老人微笑着答道，“虽然我没有亲眼见过。”

伯爵摇了摇头，又咬了一口面包。老人又给他满上了咖啡。“小时候我在下诺夫哥罗德住过很长一段时间。”这是他那天第二次回忆起这段经历。

“就是那个苹果花开得像雪一样铺天盖地的地方，”老人微笑着说，“我也是在那儿长大的。我父亲是切尔尼克庄园的看门人。”

“那儿我知道！”伯爵说，“多美的一个地方啊……”

夏日的初阳已渐渐升起，屋顶的火已逐渐熄灭，蜜蜂也开始在他们的头顶盘旋。两个人仍不住地谈论着他们的童年时光：在那个时候，路上有嘎嘎作响的车轮驶过，草尖上有蜻蜓轻轻掠过，苹果树上开的花则一眼望不到边。

附

当伯爵听到208号套房的房门咔嗒一声闭上的时候，安娜·乌尔班诺娃其实刚要入睡。

当女演员做出让伯爵离开的暗示时（当时她滚到一边侧身躺着，还慵懒地叹了口气），她便暗自欣喜，静静地瞅着伯爵收拾好自己的衣物，拉上窗帘。看见他中途特意停下来，替她把衬衣捡起来挂在衣橱里时，她的内心甚至生出了一些满足。

在后来的夜晚里的某段时刻，伯爵帮她拾起衬衫的情景开始搅得她难以入睡。在坐火车回圣彼得堡的路上，她发现自己甚至在为它犯嘀咕。而等她回到家中时，她已经被它激得怒不可遏了。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哪怕是在她繁忙的工作日程中出现的一个极短的空隙，那幕情景便又会浮现在她的眼前，她那张雪花石膏般洁白的脸庞便会因愤怒而涨得通红。

“他以为他自己是谁，这个罗斯托夫伯爵？抽我的椅子，还对我的狗吹口哨？其实就是要摆他高高在上的臭架子。可他有什么资格这么做？谁允许他把衬衫捡起来挂到衣架上的？我把我的衬衫扔在地板上，怎么啦？这是我的衣服，我想扔哪儿就扔哪儿，不行吗？”

有时，她又发现自己并没有在跟哪个人评理。

有一天晚上，她刚从聚会回来，又想起了伯爵那个细微的举动。于是，她又发起怒来。她脱下衣服，将她那条红丝绸礼服扔在地板上，还让服务员不要动它。在接下来的每天夜里，她会把另外一件衣服也扔到地板上。那都是从伦敦和巴黎选购来的天鹅绒和丝绸礼服，还有衬衫，越贵越好。她就那么扔在浴室的地板上，或者垃圾桶旁边。一句话，怎么顺手她就怎么扔。

两周之后，她的闺房成了阿拉伯人的帐篷，地上铺满了五颜六色的织品。

奥尔加，也就是那个在208号套房门口给伯爵开门的人，是位年已六十的格鲁吉亚人。她从一九二〇年开始就一直忠实地担任着女演员的服装师。一开始，对女主人的这些举动她一直见怪不怪，直到有天晚上，安娜把一件蓝色的露背晚礼裙扔在了白色丝绸礼裙上面，奥尔加这才说出一番一针见血的话来：

“亲爱的，你简直就像个孩子。再不把你的衣服捡起来，我别无选择，只能打你的屁股了。”

安娜·乌尔班诺娃转过身来，她的脸红得像罐子里的果酱。

“把衣服捡起来？”她大喊道，“你要我把衣服捡起来？好，我捡。”

她把二十多套衣服都捡了起来抱在怀里，然后向敞开着的窗户走过去，把它们一股脑朝下面的街道扔了出去。眼瞅着衣服飘飘悠悠地落到地面上，她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神情。等她面带胜利的喜悦回到服装师跟前，奥尔加只淡淡地说了一句：“这下邻居们有好戏看了，他们总算找到你这位著名女演员脾气暴躁的证据了。”说完，她一转身，出了房间。

安娜熄了灯，然后爬上了床。她仍在语无伦次地自言自语，就像一根燃着的蜡烛烧得噼啪作响。

“我才不在乎邻居说我脾气坏呢。就是全圣彼得堡，全俄国的人说我，我也不在乎。”

可到了凌晨两点，在床上辗转反侧了半宿的安娜·乌尔班诺娃却蹑手蹑脚地沿着酒店的楼梯走了下去。她闪身来到街上，把她的衣服一件又一件捡了回来。

(1)　也叫滴金酒庄，是波尔多历史最悠久的酒庄之一。

(2)　为什么，尤其是那些街头的清洁工！

那些天没亮便要起来的默默无闻的人整日在空荡荡的街头徘徊，把这个年代的垃圾清扫到一起。要知道，那可不仅仅是些火柴盒、糖纸和作废的戏票，还有报纸、杂志、传单、教义问答手册、赞美诗集、历史书和人物传记，还有合同文本、契约和凭证，甚至连条约、宪法和十诫都包括在内。

扫吧，继续扫下去吧，扫到俄国所有的鹅卵石都和金子一样闪闪发光为止。——作者注

(3)　波堤切利（约1445—1510），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画家。

(4)　位于俄国欧洲部分的中心，伏尔加河和奥卡河在此交汇。

一九二四年

匿名

人们对隐身术的憧憬，和民间传说一样，由来已久。凭借某种护身符或者魔水，或者在神的帮助之下，故事主角的肉身会以虚幻的形式展现出来，而在法力生效的时间里，他能混迹于人群之中而不被人看见。

拥有这样的魔力能给你带来什么好处呢？任何一个十岁小孩都能立即告诉你答案。不管是从女监护人的眼皮底下溜走还是偷听密谋者的谈话，是偷偷溜进金库还是从储藏室里偷吃馅饼，是把警察的帽子打落在地还是点火烧校长上衣的后摆，他们有上千个故事和传说能说明隐身术带来的丰厚回馈。

但有一种传说不常被人们提起，即隐形的咒语以诅咒的形式施加在毫不知情的故事主角身上。这位男主人公曾历经战火的洗礼，曾是众人谈论的中心，而且还拥有过剧院第二十排的特权席位，在那个位子上能看见女眷包厢。也就是说，他是个见过些世面的人。可他突然间发现，无论是在敌人还是在朋友面前，自己都已经隐形了。而在一九二三年，安娜·乌尔班诺娃施加在伯爵身上的正是这样一种魔咒。

那天夜里，当伯爵和女巫一起在她屋里进餐时，她应该是有能力让他当场就隐身成功的。可她没有。相反，她要细细把玩他那颗平静的心，她要让她的魔咒在接下来的一年中一点一点地显现出来。

在接下来的数周里，伯爵发现，他有时会突然消失，每次也就几分钟。比如说，他在广场餐厅吃饭，有一对夫妇会径直朝他坐的桌子走来，显然有将它据为己有的打算。还有，他站在前台旁边，差一点被脚步匆匆的宾客撞倒在地。而到了冬天，那些以往见面冲他挥手或者微笑致意的人现在隔着十英尺远便会对他视而不见。而过了整整一年之后呢？如今他到酒店大堂去，即使是那些最为亲近的朋友也需要花上一分钟才会意识到他正站在他们面前。

“哦，”瓦西里会一边把电话筒放回到支架上，一边说，“对不起，罗斯托夫伯爵。我刚才没看见您在那儿。有什么我能为您效劳的吗？”

伯爵在礼宾服务台上轻轻地敲了敲。

“你知不知道尼娜在哪儿？”

关于尼娜的行踪，伯爵可不会逮人便问。他是特意来向瓦西里打听的。谁，什么时间，会在什么地方，瓦西里对这些了如指掌。

“应该是在娱乐室，我想。”

“啊。”伯爵会意地笑着说。

他转过身，沿着大厅走到娱乐室门前，轻轻把门打开。他原以为里面会有四位中年妇女，一边骂骂咧咧地打着惠斯特牌，一边吃着她们自己带来的饼干，而与此同时，橱柜里藏着一位小精灵，正聚精会神地偷听她们的谈话。可没料想，他寻找的对象此刻却独自坐在牌桌上。她身前摆着两沓纸，手握着铅笔，一副经院学者的派头。那支铅笔动得是如此欢快，它就像一支仪仗队，正昂首阔步从纸页上跨过，等走到纸页边缘，它又转过身来重新开始。

“你好，我的朋友。”

“您好，伯爵。”尼娜头也不抬地答道。

“晚餐之前，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个地方？我想再去配电室看看。”

“现在恐怕不行。”

伯爵在尼娜对面找了把椅子坐下来。只见她把一张刚刚填写完的纸放在一沓纸的最上面，然后，又从另一沓纸中拿起一张空白纸。伯爵习惯性地将放在桌角的那副牌拿了过来，顺手洗了两道。

“想不想看我变个扑克魔术？”

“还是以后吧。”

伯爵把牌理好，放回到桌上，然后伸手拿了那沓已填完的纸里最上面的一张。只见纸上逐行列出了1100到1199两个数之间所有的基数。而且，依照某种未知的规律，其中有十三个数字被画上了红圈。

不用说，伯爵自然很好奇。

“我们这是在干吗呢？”

“数学。”

“看来你对这门课很用心嘛。”

“利西茨基教授说，对付数学得跟对付熊一样全力以赴。”

“是吗？那我们今天要对付的是哪一种熊啊？依我看，更像是北极熊，而不是熊猫吧。”

尼娜抬头狠狠地瞪了伯爵一眼，目光冷冷的。

伯爵清了清嗓子，换上了严肃一些的腔调。

“我猜这道题要用到整数的子集。”

“你知道什么是质数吗？”

“就像2，3，5，7，11，13？”

“对，”尼娜说，“就是除了1和它自身以外，不能被别的数除尽的整数。”

她说“不能被别的数除尽”这几个字的时候，表情极为夸张，不知道的还以为她在谈论哪座堡垒是坚不可摧的呢。

“不管怎么样，”她说，“我先把它们全列出来再说。”

“把它们全部？”

“这是个西绪福斯式的任务。”她承认（她话语中的那股热情让人不得不怀疑她是否真的理解西绪福斯的故事）。

她指着桌上那沓已经写了字的纸说：

“正像你说的，已经列出来的质数是从2、3、5开始的。随着数字越变越大，质数也会越来越少。所以当它落在7或者11上时是一码事，落在1009上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你能想象找到一个有几十万大的质数吗？或者几百万大的？”

尼娜朝远处望去。她仿佛看见宇宙中最大也是最坚不可摧的数字正矗立在怪石嶙峋的海角上，它仿佛已在那儿矗立了数千年，经受住了喷射毒焰的巨龙和野蛮部落的冲击。然后，她又埋头于手头的工作。

伯爵又钦佩地朝手里的纸看了一眼。受过良好教育的人对别人的研究和尝试毕竟都保持钦佩的态度，不管那些研究是多么不可思议，只要它们都充满求知欲和虔诚的态度就行。

“这儿，”他带着想帮忙的口吻说，“这个不是质数。”

尼娜抬头看了过来，一脸难以置信。

“哪个？”

他把纸摊开在她面前，伸手在一个划了红圈的数字上点了点。

“1173。”

“你怎么知道这不是质数？”

“假如一个数所有位数上的数字简单相加之和能被三整除的话，那这个数本身也能被三整除。”

听了这一令人惊讶的事实，尼娜答道：

“我的天哪(1)！”

说完，她把身体往椅背上一靠，仔细地打量起伯爵来，估计在暗暗承认自己以前也许低看了他。

如果谁被自己的朋友低看了的话，那么他完全有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如果他真是我们的朋友，那他应该高看我们才对。他对我们的品性和意志，我们的审美观和知识面，理应有超出事实的正面评价才对。哎呀，在他们的想象中，我们应该是个能一手握着手枪、一手拿着莎士比亚的著作在危急关头跳出窗户的高人。可在眼前的情况下，伯爵不得不承认，他实在没理由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因为他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来，这个令人惊讶的事实他是从童年哪个遥远而黑暗的记忆中提取出来的。

“嗯，”尼娜指着伯爵身前那沓已经写完的纸张说，“你还是把那些给我吧。”

见尼娜又开始计算了，伯爵便退了出来。他安慰自己说，反正再过十五分钟就要和米什卡共进晚餐了。另外，他还没来得及看今天的报纸。于是，他回到大堂，从咖啡桌上拿起一份《真理报》，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挑了把椅子，舒舒服服地坐了下来。

伯爵先扫了一眼报上的大标题，接着逮住一篇文章细看起来。文章介绍了莫斯科一家超额完成生产任务的制造厂。接着，他又读了一篇反映俄国农村生活进步的小品文。在那之后，他的注意力便转移到一篇描述喀山(2)地区学龄儿童幸福生活的文章上。他不由得注意到，这种新型的新闻风格给人一种重复感。布尔什维克人不仅对某种类型的新闻题材青眼有加，日复一日地进行报道，而且，他们所褒扬的观念和立场是那么狭隘，使用的词汇也那么有限，所以读起来不可避免地让人觉得似曾相识。

一直看到第五篇，伯爵才意识到原来这些文章他之前真的全看过。因为，报纸是昨天的。他咕哝了一声，把它扔回到桌子上，然后朝前台后面挂着的钟看了看。时间显示，米什卡已经迟到十五分钟了。

与时代保持同一步调的人和终日无所事事的人对十五分钟的衡量标准完全不同。如果对伯爵来说，刚刚过去的十二个月可以用“波澜不惊”四个字来做个体面概括，那么这几个字无论如何也不能用在米什卡身上。在一九二三年的“拉普”大会结束之后，伯爵的这位老友便接受了一项任务：将俄国的短篇小说编纂、注释并且汇集成一部多卷文选。光是这项任务就为他的迟到提供了一个合理的借口，而米什卡的生活里还有了另一项进展，这也让他在与别人约会见面的事情上有了更多的选择。

从孩童时期开始，伯爵就以高超的射术闻名。人们都知道，他从操场那头的灌木丛后面扔出一块石头，能准确地砸中位于操场这头的校舍上的那口大钟。他还能从教室那头将一枚戈比硬币稳稳当当地扔进一只敞口的墨水瓶里。假如给他一支箭，他可以在五十步以外把橘子射穿。但所有这些跟他隔那么远就察觉出他的朋友对基辅来的卡捷琳娜有意思的眼力相比，都不值一提。在一九二三年的大会结束后的那几个月里，在米什卡看来，卡捷琳娜的美丽是那么无可争辩，她的心是那么温柔，她的一举一动都是那么亲切，以至于他想不出别的办法，只能埋首在圣彼得堡古老的皇家图书馆那一堆堆藏书里。

“她就像萤火虫，萨沙。像玩具风车。”有时，他会突然冒出这么一句，仿佛一个从未领略过世界奇迹的人终于有幸瞥了一眼。他脸上充满了留恋和惊奇，甚至有些发愣。

然而接下来，在入秋后的某个下午，她忽然出现在图书馆他所在的那间狭窄的阅览室里。她终于来找她的知音了。他们俩在那一大堆书后面窃窃私语了整整一小时。当图书馆闭馆的钟声敲响时，他们才走出来。他们沿着涅瓦大街开始走，一直走到季赫温公墓。在这儿俯瞰着涅瓦河的某个地方，这只萤火虫，这只玩具风车，这个人间的奇迹，突然握住了他的手。

“啊，罗斯托夫伯爵，”从旁边经过的阿尔卡季冲他说道，“原来您在这儿啊。我那儿有封您的信。”说完，他转身回到前台，在许多便条里找着，“在这儿。”

伯爵的这封信是由米什卡本人口述并由酒店接待员记录的。米什卡在信里表达了歉意，并解释说，卡捷琳娜身体不适，所以他返回圣彼得堡的时间比原计划提前了。看完字条，伯爵沉吟了片刻。他掩饰住失望，从字条上抬起头来，向阿尔卡季道了谢。可这时，前台领班的注意力早转到下一位宾客身上去了。

“晚上好，伯爵，”安德烈飞快地朝本子上扫了一眼，“一张两人桌，对吧？”

“怕是只有一个人了，安德烈。”

“即使这样，您能来，我们也还是很荣幸。您的桌子马上就好。”

近来，德国、英国和意大利等国先后承认了苏联，因此到博亚尔斯基用餐时需要先等上几分钟的情况已越来越常见。这就是被国际大家庭和兄弟贸易国家重新接纳所必须付出的代价。

伯爵刚走进餐厅，便看见一位留着翘胡子的男人带着一位亚麻色头发的随从沿过道大步走了过来。尽管伯爵只见过此人一两面，但他看得出来，此人应该是个政治委员之类的人物，因为他不但走路很急，说话很急，就连停下脚步时停得也很急。

“晚上好，索斯洛夫斯基同志。”安德烈面带微笑地欢迎道。

“是的。”索斯洛夫斯基表了个态，好像别人在问他是否想马上入座。

安德烈会意地点了点头。他朝一名侍者做了个手势，将两份菜单交到他手里，然后示意他把两位先生领到十四号桌去。

从几何形状上讲，博亚尔斯基餐厅其实是个正方形。正方形的中央摆着高高的植物群（今天是带着枝叶的连翘花），四周摆着二十张大小各异的餐桌。如果以罗盘上的方位基点来看桌子的位置，安德烈让侍者领着政治委员和他的随从走去的那张两人桌则位于罗盘的东北角，和一个有着双下巴并且正在进餐的白俄罗斯人相邻。

“安德烈，我的朋友。”

餐厅主管把目光从他的本子上抬了起来。

“那不就是前几天和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家伙拌嘴的人吗？”

“拌嘴”实在是出于礼貌而对事实进行淡化处理的表述。因为在事情发生的那天下午，这位索斯洛夫斯基在午餐时旁若无人地对同伴大声说，他真搞不懂为什么白俄罗斯人接受列宁的思想会如此之慢。而这句话正好被那位长得像斗牛犬的伙计（他的桌子就在旁边）听见了。那伙计把餐巾往盘子上一摔，逼着索斯洛夫斯基说清楚他刚才那句话“到底是什么意思”。索斯洛夫斯基也不是个善茬，正如他那目中无人的翘胡子一样，他以不屑的口吻说，他之所以这么讲有三个原因，随后逐一进行了阐述：

“第一，那里的人很懒惰。白俄罗人这个毛病全世界的人都知道。第二，他们对西方有种迷恋，而这可能来源于他们曾经有很长一段与波兰人通婚的历史。而第三则主要是——”

可惜，餐厅里的人永远也无法得知这最重头的第三条是什么了。因为“通婚”二字一出口，那位长得像斗牛犬一样的伙计就已经把椅子往后摔，伸手便把索斯洛夫斯基从他的座位上揪了起来。在随后的混乱中，餐厅出动了三名侍者才把揪住对方衣领不放的两人给掰开，之后，又派了两名勤杂工把掉在地板上的法式鸡肉清扫干净。

安德烈的脑海中又闪现出了那天的情景。他不禁回头朝十三号桌看去。长得像斗牛犬的那位此刻正和一个女人坐在一起，他们俩的相貌是如此相似，稍有些经验的逻辑学家都会得出他们二人是夫妻的结论。安德烈把脚跟一转，绕过餐厅中央的连翘花，朝索斯洛夫斯基和他的随从走去，并把他们领回到了三号桌——一个位于东南角的好位子。这里能轻易容下四个人一起用餐。

“非常感谢(3)。”回来之后，安德烈对伯爵说道。

“没什么(4)。”伯爵答道。

伯爵之所以回答安德烈说“没什么”，并非只是简单地遵循高卢人的用语习惯。事实上，像这样偶尔帮别人一个小忙对伯爵来说就像小麻雀喜欢啾啾地鸣叫一样，是生来就会的事，确实无须多谢。因为从十五岁开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就已经是一位为客人排座的老手了。

每次他从学校放假回家，祖母都会把他叫进书房。她喜欢待在壁炉旁边，坐在一张单人椅里织毛线。

“进来，孩子，陪我坐一会儿。”

“是，祖母，”伯爵倚靠在壁炉边的铁格栅上。他一边保持着身体的平衡，一边答道，“我能帮您做点什么吗？”

“这个周五晚上，大主教要来我们家参加晚宴，同行的还有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科拉金伯爵，还有明斯基-波洛托夫全家。”

说到这儿，她的声音会渐渐弱下去，不再进一步解释。也没必要做进一步解释。在老伯爵夫人的心目中，一次晚宴应该能给人在生活的磨难与艰辛之外提供喘息之机。因此，她绝对不能容忍有人在她的餐桌上讨论宗教、政治或个人生活的不幸。而更棘手的是，尽管大主教的左耳已经失聪，他却喜欢在言谈之间引用拉丁语警句，而且每喝完一杯，他便会冲着女宾们袒胸露肩的衣服呆呆地凝视好一阵。而奥博连斯基公爵夫人到了夏天则会变得尤其刻薄，一听到谚语和警句就直皱眉头，她尤其不能忍受别人讨论艺术。科拉金伯爵一家呢？一八一一年，他们的曾祖父曾被当时的明斯基-波洛托夫王子说成是“波拿巴主义者(5)”，打那以后，他们和明斯基-波洛托夫家的人就再没说过一句话。

“总共会来多少人？”伯爵问。

“四十。”

“还是经常来的那些人吧？”

“差不多。”

“奥西波夫他们家呢？”

“也会来。但皮埃尔还在莫斯科没回来。”

“哦。”伯爵脸上带着国际象棋冠军开局时的那种胸有成竹的微笑说道。

下诺夫哥罗德省有一百多个显赫的家族。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这些家族相互之间有过通婚，也有过离婚，有过借也有过贷，有过接纳也有过后悔，甚至发生过冒犯、防卫和决斗。而这一切都是为了利益。同时，他们坚决捍卫着由不同的辈分、性别和房产带来的相互冲突的立场。而罗斯托夫老伯爵夫人餐厅里的那两张能坐二十位宾客的餐桌正是这个巨大旋涡的中心。

“别担心，祖母，”伯爵保证，“会有办法的。”

伯爵来到花园里，开始闭上眼睛思考。他把每位宾客的座次在脑子里逐个挪来挪去。可他妹妹却看不出他这项工作有任何意义。

“你为什么要皱着眉头呀，萨沙？不管座次怎么安排，每次宴会大家不是都聊得很开心吗？”

“不管座次怎么安排！”伯爵会惊呼道，“都会聊得开心！让我告诉你，亲爱的妹妹，在安排座次时粗心大意曾使最美满的婚姻毁于一旦，还曾导致两个长期友好的国家的关系陷入崩溃。事实上，在墨涅拉俄斯的宫廷里进餐的时候，帕里斯如果没被安排坐在海伦的身边，那么特洛伊战争根本就不会发生。”(6)

毫无疑问，这个反驳漂亮极了。尽管过了这么多年，伯爵仍这么觉得。可谁又知道奥博连斯基和明斯基-波洛托夫这两家人如今在哪儿呢？

与赫克托耳和阿喀琉斯在一起。

“您的桌子好了，罗斯托夫伯爵。”

“啊，谢谢你，安德烈。”

两分钟后，伯爵已端着香槟坐在了自己的餐桌旁（香槟是安德烈为了感谢他的及时指点而赠予他的）。

伯爵啜了口香槟，然后拿过菜单习惯性地从后往前看了起来。多年的经验告诉他，在点主菜之前花太多工夫考虑饭前的开胃菜常常会让你后悔不迭。而现在，这里就有一个最好的例子。因为菜单上列着的最后一道菜才是他今晚真正需要的：炖小牛肘。而在吃这道菜之前，开胃菜最好少吃。

伯爵合上菜单，朝餐厅四周扫了一眼。不可否认，他沿着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过来的路上，情绪的确有些低落。可现在，他手里端着香槟，炖小牛肘马上也要来了，而且，他刚帮了朋友一个忙，心情也舒畅起来。也许命运女神（她们的孩子最喜欢把事情的顺序颠倒过来）单单挑中了他，想让他重新振作起精神。

“您有什么问题吗？”

忽然有人在伯爵身后问了一句。

伯爵回答说他已经准备好点菜了。可当他从椅子里转过身来一看，不禁惊呆了，因为俯身到他肩头跟他讲话的竟然是“主教”。他身上穿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西服。

不可否认，随着酒店里外国客人的回流，近来博亚尔斯基餐厅是有些人手不足。所以安德烈决定增添些人手，这伯爵能理解。可广场餐厅有那么多服务员，世界上有那么多服务员，他为什么会偏偏选中这位呢？

“主教”似乎猜透了伯爵这一连串的心思，因为他的笑容越发得意起来。是的，他仿佛在说：我还真就挤进这家最有名的餐厅，成了少数几个能在大厨茹科夫斯基的厨房里自由进出的人之一。

“您是不是还需要点时间考虑？”“主教”建议道，他拿着铅笔在他的小本子上准备着。

有那么一瞬，伯爵差点脱口而出叫他走开，并要求换一张桌子。但罗斯托夫家族一直都有个令他们颇为自豪的习惯：当自己的行为有失宽厚或仁义的时候，他们会勇于承认。

“不，伙计，”伯爵答道，“我可以点菜了。先来点茴香和橘子沙拉开开胃，再来一道炖小牛肘。”

“当然，”主教说，“您的炖小牛肘想要几分熟？”

伯爵惊讶得差点叫了起来。我想要几分熟？难道他想让我指定炖肉所需的温度吗？

“让厨师去做好了。”伯爵宽容地答道。

“当然。您要不要来点酒？”

“那是肯定。来瓶一九一二年圣洛伦佐的巴罗洛葡萄酒。”

“你是要红的还是白的？”

“巴罗洛，”伯爵解释说，他尽可能地启发他，“是一种产自意大利北部的醇厚的红葡萄酒。也正因为如此，米兰的炖小牛肘与它搭配是最好的。”

“就是说，您要红的。”

伯爵冲“主教”打量了片刻。这家伙看上去不聋啊，而且听口音，俄语应该是他的母语。按理说，现在他该转身到厨房去报菜才对。可正像老罗斯托夫伯爵夫人常说的：如果耐心那么容易就能经受住考验的话，它也就谈不上是什么美德了。

“是的，”伯爵在心里暗暗从一数到五，才开口说道，“巴罗洛是红的。”

可“主教”仍站在那儿，他手中的铅笔在本子上停住了。

“很抱歉，”他话音里却没有丝毫的歉意，“可能我刚才没讲清楚。今晚您要喝葡萄酒的话只有两种选择：白的或者红的。”

两个人眼瞪眼地看着对方。

“你能让安德烈过来一趟吗？”

“当然。”说完，“主教”像教士一样鞠躬离开了。

伯爵的手指在桌上疾速地敲了起来。

他说的是“当然”。当然，当然，当然。当然个什么啊？当然你就站在那儿，而我坐在这儿？当然你先说了一句，我又回答了你一句？当然人活在世上的时间是有限的，而且随时随地都可能结束！

“出什么事了吗，罗斯托夫伯爵？”

“啊，安德烈。是关于你这位新来的手下。他在楼下餐厅的活儿干得怎么样我非常了解。在那种地方，稍稍欠缺一点经验，我想大家还能容忍，甚至是意料中的事。可这里是博亚尔斯基呀……”

伯爵双手一摊，冲着这座神圣而古老的餐厅比画了一下，然后望着餐厅主管，希望他能明白自己的意思。

只要你对安德烈略微有些了解，你就知道他永远都不会鲁莽行事。他可不是在狂欢节或者小剧场里扯着嗓子大喊大叫的那种人。他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所担任的主管一职对见识，对机智，对礼仪都有着极高的要求。因此，安德烈的脸上通常都保持着严肃的表情，而伯爵对此早已习以为常。然而今天，他的表情居然严肃到如此地步，连在博亚尔斯基吃了这么多年饭的伯爵都没见过。

“是哈利茨基先生要把他提拔上来的。”主管轻声解释道。

“可那是为什么呢？”

“我也不清楚。我想他有什么朋友吧。”

“有朋友？”

安德烈难得地耸了耸肩。

“有势力的朋友。可能是餐饮服务员协会里的什么人吧。也可能是全俄工会，或者党内的某位高层人士。这年头，谁知道呢。”

“我真替你难过。”伯爵说。

安德烈感激地微微鞠了一躬。

“好吧，如果他们硬要把这家伙塞给你，出了事也就不能怪你啦。我当然也得把我的期望值相应地调整调整。哦，对了，在你走之前，能不能帮我个小忙？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他不让我点我想要的酒。我只是想要一瓶圣洛伦佐产的巴罗洛葡萄酒，配我的炖小牛肘。”

安德烈的表情变得更严肃了。根本无法想象这种表情会出现在他的脸上。

“也许您该跟我过来看看。”

伯爵跟着安德烈穿过餐厅，经过厨房，再沿着一段长长绕绕的楼梯往下走。他发现自己来到了就算是尼娜也不曾见过的地方：大都会酒店的酒窖。

砖砌的拱门，阴凉昏暗的环境，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无处不使人联想起阴暗的地下墓穴。只不过摆在这间地下密室最里头的并不是盛殓圣徒的石棺，而是一排排摆满酒瓶的架子。这里面收藏的酒类之丰富着实令人惊叹：有解百纳和霞多丽，有雷司令和西拉，也有波尔图和马德拉。二十世纪欧洲大陆上的所有佳酿这里应有尽有。总共有近万箱，十万多瓶。却没有一瓶上面有标签。

“发生什么事啦？”伯爵倒吸了口冷气，问道。

安德烈一脸严峻地点点头。

“有人向食品委员会的特奥多罗夫同志提了个意见，说我们这里的酒单与革命的理想和宗旨背道而驰。因为它是贵族特权，知识分子的腐朽，以及投机者囤积居奇、巧取豪夺的标志。”

“可这也太荒唐了。”

在短短一小时之内，平素从不耸肩的安德烈已经第二次做出了这个动作。

“开了个会，搞了一次表决，命令就下来了。从今以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只卖红、白两种酒，而且所有的酒都一个价。”

安德烈伸手朝角落里的五只水桶指了指（谁会想到他的手指会沦落到指这些东西的地步呢），水桶旁边各式各样的标签扔了一地。“十个人，花了整整十天，才把这活儿干完。”他闷闷不乐地说。

“可有谁会跑去提这种意见呢？”

“我也不敢肯定，但听说很可能是您的那位朋友干的。”

“我的朋友？”

“就是刚从楼下被提拔上来的那位侍者。”

伯爵难以置信地看着安德烈。紧接着，他脑海中闪现出一个场景。那是在某个圣诞节，伯爵听到一位侍者建议客人吃拉脱维亚炖肉的时候配西班牙里奥哈红葡萄酒，他马上从自己的椅子里倾过身去，纠正了他的这个建议。当时的伯爵是多么扬扬自得啊，因为经验是无法替代的。

然而此刻，伯爵心想，这不就给替代了吗？

伯爵沿着地窖中央的通道走去，安德烈在他身后几步跟着，两个人就好像军队的指挥官和副官一般，在战斗结束后视察野战医院。通道快到尽头了，伯爵拐到其中的一排架子前。他在酒架的挡板和搁板上迅速点了一下，便立刻断定，光这一排就有不下一千瓶，而且，这一千瓶酒的大小和重量几乎一模一样。

他随手拎过一瓶。曲线的玻璃瓶身握在掌中的感觉是那么完美，瓶子的体积与人手臂的比例搭配是那么得当。那瓶子里面呢？这个深绿色的玻璃瓶里装的到底是什么？是吃卡门贝尔乳酪时喝的霞多丽，还是山羊奶酪的最佳拍档白索维农酒？

不管里面装的是什么酒，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它和旁边瓶子里的酒绝对不一样。正好相反，他手中的那个瓶子里装的是历史的产物，而那段历史又同它的原产国及其人民一样复杂而独特。它的颜色、香气和味道反映的是它的产地所特有的地质、地形和气候。除此之外，它还能反映出它出产那年的自然条件和天气现象。轻轻抿上一口，它便能使人想到那年冬天冰雪开始消融的时间，夏天雨水的充足程度，盛行风的风速，以及多云天出现的频率。

是的，这一瓶瓶酒是经过时间和空间的蒸馏后留下的精华；每一瓶都表现出独特的诗意。可在这儿，它们却被扔到一片匿名的汪洋大海之中，一个平平凡凡、默默无闻的王国里。

就在那一刻，伯爵突然茅塞顿开。就像米什卡终于悟出现在只不过是过去顺其自然的副产品，伯爵也清醒地认识到，塑造未来的正是现在。他终于明白了自己在时光的流逝中所处的位置。

随着年岁的增长，我们一定会越来越认同这样的观点，即一种生活方式需要经过好几代人才会逐渐消逝。我们的祖父母们喜欢的歌曲我们也都非常熟悉，但我们不像他们那样一听到那些歌就要载歌载舞。每逢节日，我们都要从抽屉里翻出几十年前的食谱为宴会做准备，有些食谱甚至是某位早已过世的亲戚亲手写的。还有我们家中的物件呢？比如说，那张世代相传的具有东方格调的咖啡桌和旧书桌？除了有些“过时”，它们不但为我们的日常生活增添了美感，还让我们认识到一个时代的逝去是个极其缓慢的过程这句话不无道理。

伯爵微笑着说，这样或那样的事都过去多少年了，比如他写诗的日子，他的旅行还有恋爱。话虽这样说了出来，但他从来没有真正相信过。他的内心深处总想象着，尽管常常是不经意间，他生活中所有这些事物仍在某个边缘久久徘徊，等待着他的召唤。可现在，看着手中的这只酒瓶，伯爵猛然意识到，一切的一切其实早已成为历史。因为这些布尔什维克人是如此渴望按他们的方式重塑未来。不把残存在他内心深处的那个俄罗斯连根拔起，砸碎，然后完全抹除，他们是不会罢休的。

伯爵把瓶子放回原处，然后朝在楼梯脚等着他的安德烈走去。穿过架子的一瞬间，他意识到，这里几乎所有东西都即将成为过去。因为他还有最后一件事要办。

“再等我几分钟，安德烈。”

他从地窖最里面的几排开始，在那些架子之间上上下下、来来回回地扫视起来，连安德烈都开始怀疑他是否丧失了理智。可来到第六排前，他终于停下了。他弯下腰，从齐腰高的架子上那一千多瓶酒中小心翼翼地抽出一瓶。他将它拿在手里，拇指从玻璃瓶上刻着的两把交叉着的钥匙徽章上轻轻抚过，脸上露出了黯然神伤的微笑。

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二日，海伦娜去世十周年的这天，为了纪念妹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决定喝一杯。然后，他准备彻底地摆脱尘世间的烦恼。

(1)　原文为法语：Mon Dieu。

(2)　位于伏尔加河中游的俄国城市。

(3)　原文为法语：Merci beaucoup。

(4)　原文为法语：De rien。

(5)　波拿巴主义又称拿破仑主义，一种资产阶级专政的形式。列宁指出：波拿巴主义是由“资产阶级在民主改革和民主革命的环境里转向反革命而产生的”。拿破仑·波拿巴和路易·波拿巴曾先后在法国建立这种统治形式，故名。

(6)　帕里斯是希腊神话里的特洛伊王子，因诱走斯巴达王墨涅拉俄斯的美人妻子海伦而引发历时十年的特洛伊战争。

一九二六年

别了(1)

人迟早要选择一种哲学。这是生活的现实。至少当伯爵站在317号套房里那几扇熟悉的窗户前时，他是这么觉得的。他刚刚是用尼娜的钥匙溜进屋里来的。

不管是大量阅读后的慎重思考，还是凌晨两点喝着咖啡与人热烈讨论之后的反思，抑或只是基于某种先天的倾向，我们最终都会采纳一个基本的架构，采纳某个合理而且融会贯通的因果体系，而这种体系不仅有助于我们认识某些重大事件，而且能让我们理解构成日常生活的所有细节及其相互影响。无论它们是有意的还是自发的，是无法避免的还是无从预见的。

几个世纪以来，绝大多数俄罗斯人都是在教堂的屋檐下寻求哲学慰藉的。无论他们喜欢受到《旧约》的约束，还是更为宽容的《新约》的影响，对上帝的服从帮助他们理解了，或者至少是接受了那些无法回避的事物的存在。

为了跟上时代的步伐，伯爵的大多数同学都放弃了宗教，他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他们从别处找到了更好的心灵慰藉。有的人更喜欢追随达尔文的理论，因为它清晰明了，能让人看到自然选择过程中每一次转折的印迹。有的人则选择尼采和他的永恒轮回，或者黑格尔及其辩证法。毫无疑问的是，当你能把这些理论体系的著作读到第一千页时便会觉得，每一个理论都相当合情合理。

可对伯爵而言，他的哲学倾向本质上一直都与气象有关。具体地说，他相信好天气和坏天气带来的不可避免的影响。他相信早降的霜冻，持久的酷暑，不祥的云层，枯弱的雨水，还有雾霭，晴天和降雪等，都会对事物产生影响。他尤其笃信，温度计上那极其细微的变化能改变人类的命运。

你只要从眼前的窗口往下看看，就能找到现成的例子。不到三周前，温度徘徊在7℃左右，剧院广场一直空空荡荡，冷清凋敝。仅仅因为近来平均气温升高了3℃，树枝上已经开始打苞，更有麻雀的啁啾，无论老少，人们开始成双结对地在公园的长椅上逗留。假如气温上发生如此细微的变化就能让偌大一个公共广场随之改变，那我们凭什么觉得人类历史的进程不会同样受它的影响呢？

拿破仑应该会头一个站出来承认。纵然他手下有十五个师团的精兵良将，纵然对敌情做过仔细研究并制订出了一套周密的进攻计划，最终还是要和气温打交道。因为温度计上的读数不仅将决定他行军的速度，更决定供给是否会充足，以及他手下的将士的士气是高涨还是低迷。（啊，拿破仑，也许你征服俄罗斯的企图永远都不会得逞，但倘若当年气温再高上5℃，你或许还有一线机会带着半数部队逃回老家去，而不是像后来发生的那样，在莫斯科城和涅曼河之间葬送了三十万人的性命。）

如果战场上的例子不合你的胃口，那我们就用深秋的聚会来举例吧。比如说，你和你那帮泛泛之交都应邀去参加美丽迷人的诺沃巴茨基公主的二十一岁生日庆典。下午五点，你从化妆室的窗户往外看去，今天的庆祝活动看样子会受到天气的影响。气温只有1℃，天上布满乌云，还淅淅沥沥下起了雨。公主请来的客人们抵达时一定是又湿又冷，情绪也必然有些低落。而等你六点出发的时候，温度又下降了。这时候，温度刚好降到飘落到你肩膀上的不再是灰蒙蒙的秋雨，而是入冬以来的第一场雪。一场本可能把今晚的盛会搅黄的降雨，现在反而为它营造出了奇妙氛围。事实上，那景色太迷人了。雪花旋转着从天上悠悠地飘落，一辆三驾马车从道路上疾驰而来，而你的马车被它逼到了路边。那辆车的缰绳后面站立着一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猛一看真像驾驶着战车的古罗马百夫长。

你花了一小时才把开进路沟里的马车弄出来。等你终于赶到公主的会场时，不幸的是，你已经迟到，同样迟到的还有一位你上军校时认识的朋友。事实上，你眼看着他从乘坐的无顶四轮马车上下来，双肩往后一扳，前胸一挺，接着就给一旁服侍的男仆来了个考验：他踩在了冰上，脚下一滑，屁股着地地摔在了地上。你赶忙过去扶他起来，用手搀住他，将他领进屋去。这时，宾客已从会客室分散到了屋里的各个角落。

你来到宴会厅，围着桌子很快地转一圈，找你的名牌。你原以为（因为你众所周知的健谈）你一定又被安排在某些别扭的表兄弟旁边。可没想到，你今天被安排在晚宴主宾的右首。而公主左边坐着的不是别人，正是在路上驱车疾驰，把你的车逼到路沟的那位年轻潇洒的轻骑兵军官。

你一眼就看出，他试图把公主全部的注意力吸引到他一个人身上去。他的如意算盘显然是先跟她吹嘘一番部队里的经历，再找机会替她倒几杯酒。然后，等到晚宴结束，主动伸出胳臂，领着她下到舞池，在玛祖卡的舞曲中一显他的英姿。等到乐队奏起施特劳斯的圆舞曲时，他无须再请公主跳华尔兹了，因为那时，在外面的露台上，公主和他已相拥在一起。

然而，年轻的中尉正打算给公主讲他的第一个故事时，厨房门开了，三名男仆托着大盘子走了出来。所有宾客的目光被齐刷刷地吸引过去。大家都很好奇，特伦特夫人为今天这个场合准备了什么好菜。等到三只银色的大餐罩被同时揭开时，人群中顿时传来啧啧的赞叹声。为了庆祝公主的生日，她特地做了她的拿手菜：英式烤肉加约克郡布丁。

在人类的历史上，军队的食堂从来不是人们艳羡的对象。由于只重效率，缺少味道，以及女性化风格严重缺失等种种原因，所有军队食堂都是用大火煮饭菜，一直煮到锅盖被蒸气顶得嘎嘎作响为止。而一连吃了三个月洋白菜和土豆的年轻中尉对特伦特夫人的这道牛肉显然缺乏心理准备。先在232℃的温度下煎上十五分钟，然后再调到176℃烤两小时，烤完之后，出来的牛肉是里嫩外脆，里红外棕的。于是乎，我们年轻的轻骑兵早就把他军营里的故事忘在了脑后，一心只想多吃一份烤肉，多喝一杯酒。然而这种宴会有个礼仪和规矩，那就是，如果你被安排在了公主的身边，你就有责任给公主讲几段好玩的故事，为她助兴，逗她开心。

年轻的中尉将盘子里最后一点布丁皮蘸着肉汁吃完，这才把注意力转移到女主人的身上；而与此同时的舞厅里，乐队已开始给乐器校音，宾客们纷纷起身把各自的座椅往后推去。他也主动把自己的胳膊朝公主伸了过去。而就在这时，你那位身材肥胖的朋友出现在你身边。

这位朋友原本最爱跳四对舞曲，尽管他身材肥胖，可大家都知道，他跳起舞来那架势简直与兔子和雄鹿有的一比。但此刻他却把手搭在尾骨上，解释道，刚才下马车时在路边摔的那跤，疼得他已经没法和女士们一边跳舞一边调情了。他过来就是想问问，你想不想和他一起去玩几手牌。而你答道，非常乐意。事也凑巧，年轻的中尉无意中听见了你们的谈话。他脑子一热，居然以为这是个绝好的机会，能让他在这帮纨绔子弟面前露上两手，教教他们这种碰运气的游戏该怎么玩。此外，他还有一个理由：乐队还要演奏好几个钟头，公主也跑不到哪儿去。所以，他没再多想，便把她的胳膊交到离自己最近的一位先生手里，然后和你一起上了牌桌，并示意管家再送一杯葡萄酒过来。

好吧。

可能是拜这杯额外的葡萄酒所赐，也可能是中尉低估了这些衣冠楚楚的贵族子弟，还有可能纯粹是他运气不好，不管什么原因，反正两小时过后，中尉一口气输掉了一千卢布，而他输掉的筹码全落到了你的手里。

虽然刚才在路上这位老兄赶马车的架势相当鲁莽，可你并不想让他在众人面前下不来台。

“今天是公主的生日，”你说，“为了表示庆贺，我们的账就清了吧。”

说完，你便把中尉的筹码凭证撕为两半，随手扔在了牌桌的粗呢台布上。但他是如何表示感谢的呢？他一把将酒杯扫到地上，猛地推倒座椅，跌跌撞撞地离开露台，消失在了夜色中。

尽管刚才的牌局只有五位玩家和三位旁观者，但你把欠债凭据一撕了账的故事迅速传遍了整个舞厅。连公主也主动找到你，向你的侠义风度表示感谢。而当你躬身回答“这实在是微不足道”的时候，乐队正好奏起了一曲华尔兹，你不得不就势伸出胳膊让她把手往上一搭，然后领着她走进了舞池。

公主的华尔兹跳得美极了。她步履轻盈，转起来像陀螺一样流畅。可舞厅里总共有四十多对跳舞的人，再加上两个烧得正旺的大壁炉，舞厅里的温度已升到了27℃。公主热得双颊绯红，娇喘连连，胸口不住地起伏。你怕她热晕过去，便很自然地问她，要不要到外面去透透气。

这下你明白了吧？

倘若特伦特夫人的烤肉技术不那么完美，那年轻的中尉就可能会一直把注意力倾注在公主身上，而不是连着吃了三份牛肉，外加八杯酒。倘若那天夜里，气温没有在六小时之内猛然下降3℃，那么门口的地上就不会结冰，你那位肥胖的朋友就不会摔跤，也就不会有后来的那场牌局。而倘若仆人们见到外面的雪天后没有赶紧把壁炉里的火生得旺旺的，你可能也就不会有机会在露台上和当天的寿星悄悄搂在一起。而与此同时，那位年轻的轻骑兵军官正在外面把吃进肚里的晚饭通通呕吐在草地上。

更重要的是，伯爵越想脸上的表情越严肃，后来那些不幸的事情也许就都不会发生。

“这是怎么回事？你是谁？”

站在窗边的伯爵转过身来，只见一对中年夫妇正站在房间门口，手里拿着房门钥匙。

“你怎么会在这儿？”那位丈夫质问道。

“我是……布店的伙计。”伯爵答道。

说完，他转过身面对窗户，用手抓着窗帘，使劲抻了一抻。

“好了，”他说道，“修好了。”

尽管他头上没戴帽子，还是做了个脱帽致敬的动作，然后便逃到了大堂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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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好，瓦西里。”

“哦。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伯爵伸出手指在桌上轻轻点了一点。

“你看见尼娜了吗？”

“她在宴会厅里，我想。”

“哦，是这样。”

得知尼娜重返她过去最常出没的地方时，伯爵有些喜出望外。尼娜已经十三岁了，她早就不再玩年幼时的那些游戏，现在的她已爱上了书籍和学习。能让她把学业扔到一边不管，宴会厅里肯定是有一场相当大的集会。

可当伯爵打开宴会厅的门时，他发现里面根本没有摆得满满当当的椅子，也没人在做激昂的演讲。尼娜正独自坐在中央枝形吊灯下面的一张小桌旁。伯爵注意到她的头发被精心梳到了耳后，这百分之百说明她在准备什么重要的事情。果然，她身前的小本子上画着一个六乘三的网格，桌上还放着一台秤，一把卷尺，还有一只短跑计时用的秒表。

“你好呀，我的朋友。”

“哦，您好，伯爵。”

“请告诉我，你这是在干什么呀？”

“我们在准备做实验。”

伯爵朝大厅四周看了看。

“还有谁？”

尼娜用铅笔朝包厢的方向指了指。

伯爵抬头看去，只见一个和尼娜差不多大的男孩正蹲在他和尼娜藏过的栏杆后面。男孩衣着整洁，有一双大大的眼睛，脸上是一副认真而专注的表情。顺着栏杆的地方还摆着一排不同形状和大小的物品。

尼娜将他介绍给伯爵。

“罗斯托夫伯爵，这是鲍里斯。鲍里斯，罗斯托夫伯爵。”

“下午好，鲍里斯。”

“下午好，先生。”

伯爵朝尼娜转过身来。

“这个实验的目的是什么呀？”

“我们打算用一个实验来同时测试两个著名的数学假说。具体来说，我们要测试的是牛顿的万有引力公式和伽利略关于不同重量的物体自由下落时速度相同的理论。”

男孩站在栏杆后面，睁大了双眼，认真而专注地点了点头。

为了说得更明白一些，尼娜拿着铅笔朝她本子上网格的第一栏指了指。里面按由小到大的顺序列有六个物体的名称。

“你从哪儿弄来的菠萝？”

“大堂盛水果的碗里头。”鲍里斯热情地说。

尼娜拿着铅笔的手放了下来。

“我们就从戈比硬币开始，鲍里斯。记住，一定要把它拿到正好与栏杆的顶部持平的位置，听到我的口令再让它落下去。”

有那么一会儿，伯爵不禁在想，要测试质量对自由落体速度的影响，这个包厢够不够高啊？毕竟，伽利略做实验的时候爬的可是比萨斜塔啊。因此要想计算重力加速度，包厢显然是不够高的。然而，对一位经验丰富的科学家的实验方法提出质疑，显然不是偶然路过的旁观者应扮演的角色。所以，伯爵把他的疑问留在了它应该待的地方。

鲍里斯拿起戈比硬币。意识到眼下这个任务的重要性，他小心翼翼地站好了位置，以便使指定的物体恰好与栏杆顶部持平。

尼娜在她的本子上做了个记号，然后把秒表抄了起来。

“我数到三，鲍里斯。一，二，三！”

鲍里斯松手让硬币落了下去。短暂的寂静之后，叮一声，它砸在了地上。

尼娜赶紧看表。

“一点二五秒。”她冲鲍里斯喊道。

“明白。”他答道。

把数据仔细填进相应的空格之后，尼娜开始在另一张纸上用这个数除以一个因数，然后把得出的余数，再减去差值；如此这般，直到她将答案四舍五入到小数点后面两位。然后，她摇了摇头，显然非常失望。

“加速度是9.75m/s^2。”

鲍里斯闻言，似乎对数字的准确性有些疑问。

“鸡蛋。”尼娜说。

于是，鸡蛋（大概是从广场餐厅的厨房里被解放出来的）以标准姿势被拿起来，一秒不差地脱离手心，时间精确到以厘秒计算。实验就这么按部就班地继续下去。茶杯、台球、字典，还有菠萝，依次在同样的时间内完成了它们从包厢到宴会厅地板的旅程。就这样，在一九二六年六月二十一日这天，被视为异端的伽利略·伽利莱的学说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里，在一阵叮、嗒、啪嚓、嘭、咚和砰的声响中得到了确证。

六件物体当中，伯爵个人最喜欢的是那只茶杯。因为落地时它不仅发出动人的啪嚓声，而且随后，你还能听见碎瓷片在地板上滑动的声音，和橡果在冰上滑动的声音一模一样。

尼娜在表格上将所有的数据都记录了下来，有些发愁地说：

“利西茨基教授说，这些假说已经被人们翻来覆去测验过很多遍了。”

“是的，”伯爵说。“我想是这样的。”

为了让她的心情好起来，他建议说，现在都快八点了，她和她这位朋友也许可以同他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共进晚餐。可是，她和鲍里斯还有另外一个实验要做。这个实验需要用到一桶水，一辆自行车，还有整个红场那么大的地方。

在这样的夜晚，尼娜和她的伙伴不能和他共进晚餐，伯爵心里有没有失望呢？当然有。但同时，伯爵从来都相信，上帝原本可以轻易地将一天中黑暗和光明的时间均匀地分成两半。可他没有这么做，而是选择把夏日白昼的时间定得长一些，以便人们能用它来从事眼前的这一类科学考察。此外，伯爵暗自欣喜地觉得，这么认真负责，心甘情愿为尼娜从栏杆上往下扔鸡蛋，或者在自行车上挂水桶骑着到处跑的男孩，鲍里斯还是头一个。可再往后，男孩们也许会成群结队地争着来做这些事呢。

“那我先走了，不打搅你们了。”伯爵笑着说。

“好吧。你来找我有什么要紧的事吗？”

“没有，”伯爵顿了一顿，答道，“没什么特别的事。”可刚对着门转过身去，他似乎突然想起了什么，“尼娜……”

她停下手里的工作，抬起头。

“尽管这些假说已经有人测试过很多遍了，但我觉得，你今天又把它测了一次，这么做非常好。”

尼娜盯着伯爵看了片刻。

“是，”她点着头说，“还是你最了解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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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上十点，伯爵还在博亚尔斯基的餐桌旁坐着。他面前的盘子已经空了，一整瓶白葡萄酒也几乎喝完。一天很快又要过去了，自己的一切还算井井有条，为此他颇感自豪。

那天上午，康斯坦丁·康斯坦丁诺维奇上门拜访了伯爵。伯爵送走客人后便把他在缪尔-米里利斯百货公司和菲利波夫的面包房，当然还有大都会酒店的账款全都结清了。他还坐在大公的书桌前，给米什卡写了封信，然后把它交给了彼佳，并吩咐他一定要等到次日再寄出去。下午，他去理发店进行了每周一次的例行拜访，回来后又把他的房间整理了一遍。他穿上了他那件紫红色的宽松夹克（说实话，那件衣服穿在身上还真是舒坦）。他特意放了一枚金币在衣服口袋里，连同一份给殡葬承办人的遗嘱：下葬时一定要给他穿上新熨的黑色西装（在他的床头），而且务必要把他的遗体葬在艾德豪尔山庄的祖坟里。

如果伯爵是因为他已经把所有事都安排得井井有条而感到自豪的话，那他也应该为这个世界感到自豪。因为即使他不在了，世界也会照样运转下去。实际上，这种运转早已开始了。前一天晚上，瓦西里替酒店的一位客人画了张莫斯科地图，当时伯爵正好站在离门房服务台不远的地方。瓦西里从城市中心开始，画出一条“之”字形的路线，一直延伸到花园环道。里面提到的街道名称有一半他都没听说过。那天早些时候，瓦西里还告诉他，莫斯科大剧院里那个闻名遐迩的蓝金色交相辉映的门厅已被刷成了纯白色，与此同时，阿尔巴特大街上由安德烈耶夫创作的那尊郁郁寡欢的果戈理雕像已被人从基座上移除了，取而代之的是更振奋人心的高尔基像。同样，莫斯科城还有新街道、新门厅、新雕像拿得出手，而且无论是游客，看芭蕾的观众，还是那些鸽子，都似乎没有因为这一切感到不快。

从“主教”得到提拔开始，这种新式的用人方式也一直在继续。如今，不管什么样的年轻人，只要背景够硬，就算没什么经验，他便能穿上那件白色的制服，从客人左侧撤盘（而左侧是上菜的方位），还要用装水的玻璃杯来盛酒。

一向欢迎伯爵去裁缝室串门的玛丽娜如今带了一个女徒弟，她家里还添了一个正蹒跚学步的孩子（愿上帝保佑他）。

尼娜也开始步入这个现代世界了，而且她发现，这个世界和她曾经用心研究过的公主一样，值得她目不转睛地靠智慧去了解。她已经和父亲一起搬进了一栋新建的给党内官员居住的公寓大楼。

眼下是六月的第三周，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联合会第四次会议正在热烈地举行，可米什卡却未能出席。为了完成他的短篇小说选集（现在已经编了五卷），他向他任教的大学请了假，然后和他的卡捷琳娜一起回了基辅。她在那里的一所小学教书。

偶尔，伯爵也会到屋顶上去和那位名叫阿布拉姆的老工匠一起喝喝咖啡，同他聊下诺夫哥罗德夏季的夜晚。但老人的近视越来越严重，走路也不大稳当。就在上个月的一天早上，仿佛预计到老人即将退休，所有的蜜蜂忽然从它们的蜂箱里消失得无影无踪。

所以说，是的，生活一直都在滚滚向前，一如既往地行进着。

回首往事，伯爵忽然想起了他被软禁起来的头一天晚上。当时他用他教父常说的一句格言来鼓励自己，并发誓要掌控住自己的命运。现在想起来，他的教父其实还给他讲过另外一个同样值得他效仿的故事。故事讲的是大公的挚友，也就是在日俄战争中统率俄罗斯帝国舰队的海军上将斯捷潘·马卡罗夫。一九〇四年四月十三日，亚瑟港遭到敌人攻击，马卡罗夫率领他的战列舰冲进了战场，将日本舰队赶回黄海。可他的船在顺着平静的海面返回港口的途中，触上了日本人布下的水雷，船身开始进水。于是，战斗胜利后，家乡的海岸线已经隐隐在望，马卡罗夫这时一丝不苟地穿戴好了全套军装，登上驾驶主舵舱，和他心爱的战舰一起沉入了海底。

伯爵面前的白色酒瓶（他肯定这是产自勃艮第的霞多丽，在12.7℃时喝最好）似乎在桌上淌起了汗。伯爵把手从盘子上伸过去，拿起瓶子，给自己倒了酒。他在心里感谢博亚尔斯基餐厅，并为它干了一杯，然后，他便起身朝夏里亚宾酒吧走去。他想再喝最后一口白兰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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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原本打算到夏里亚宾喝杯白兰地，并跟奥德留斯打个招呼，然后就回他的书房等待午夜的钟声。可就在他杯里的酒快要见底时，他无意中听到了酒吧另一端的两个人（一位是个兴致勃勃的英国年轻人，另一位是个德国游客）的谈话。听上去德国人对旅行已经心生厌倦了。

一开始，他们之所以引起了伯爵的注意，是因为英国人对俄国表现得极为热情。这位年轻人尤其被这里离奇古怪的教堂建筑和粗犷豪放的语言所打动。而德国人却阴着他那张脸答道，俄国人对西方所做的唯一贡献就是发明了伏特加。说罢，仿佛为了强调自己的观点，他把脖子一仰，饮尽他杯里的酒。

“得了吧，”英国人说，“你开什么玩笑。”

德国人朝他这位年轻的邻座看了一眼，摆出一副这辈子都没开过玩笑的架势。“如果这个酒吧里有谁能再说出三个贡献来，我就白送他一瓶伏特加。”他说。

伏特加并不是伯爵最喜欢的烈酒。事实上，尽管他无比热爱他的祖国，他也很少喝伏特加。更要紧的是，他刚才已经喝掉了整整一瓶白葡萄酒，又干了一杯白兰地，而且还有更重要的事情在等着他。可当你的祖国遭到别人信口开河的诋毁时，你绝不能仅凭个人喜好或有约在先为由而听之任之。更何况他刚刚喝下了一瓶白葡萄酒外加一杯白兰地。所以，伯爵把吩咐给奥德留斯的事飞快地写在餐巾纸的背面，把它垫在一张一卢布的钞票下面，这才清了清嗓子。

“对不起，先生们。我刚才无意中听到了你们的谈话。我毫不怀疑，先生(2)，您刚才就俄国对西方做的贡献所发表的评论完全是一种反向夸张，为取得诗意的效果而对事实进行夸张性删减。尽管如此，我还是很乐意接受您的挑战，请您说话算话。”

“我真没想到。”英国人说。

“但我有个条件。”伯爵说。

“什么条件？”德国人问。

“我每说出一个贡献，我们三个人都得干一杯伏特加。”

德国人皱了皱眉，他把手在空中一挥，仿佛想就此把伯爵打发走，就像他把俄国这个国家也轻易打发了一样。可细心的奥德留斯早已将三只空杯子摆在吧台上，再斟满每一只。

“谢谢你，奥德留斯。”

“我的荣幸，阁下。”

“第一，”伯爵说，他特意停顿一下以增加戏剧效果，“契诃夫和托尔斯泰。”

德国人嘴里咕哝了一声。

“是的，没错。我知道你想说什么：每个国家的万神殿中都有它最杰出的诗人。但有了契诃夫和托尔斯泰，我们俄国人就等于在叙事的壁炉台上摆下了两尊青铜书立。从今往后，所有的小说家，无论他们来自哪个国家，都只有把自己摆放在两尊书立之间的份，从这头开始，到那头为止。因为，还有谁，我问你，对短篇小说技巧的把握比契诃夫更高超？那些简洁而齐整的故事，它们仿佛在互不连通的时间里把我们带进了一个家庭的某些角落；在那里，人的状态仿佛突然变得触手可及，尽管它可能会令人心碎。同时，在另一端：你能想出一部比《战争与和平》更宏伟壮阔的著作吗？从客厅写到战场，再从战场写回客厅？能对历史是如何塑造了个人，个人又是如何塑造了历史做出如此充分的挖掘和研究？我告诉你，在接下来的数代人里，都不会再出现能取代这两位的作家，因为他们就是叙事文学的阿尔法和欧米茄(3)。”

“我敢说，他讲得很有道理。”说罢，英国人端起酒杯，一口喝了下去。伯爵把自己的酒也干了。德国人轻轻抱怨了两句，也跟着喝了。

“第二呢？”英国人问。奥德留斯在一旁把杯子又都重新满上了。

“《胡桃夹子》第一幕第一场。”

“柴可夫斯基！”德国人大笑道。

“你笑了，我的先生(4)。你如果也能想象出那样一个场景，我甘愿拿一千克朗跟你打赌。圣诞前夜，在到处布置着花环的屋里与家人和朋友一起庆祝完之后，克拉拉和她那些漂亮的新玩具一起在地板上进入了甜美梦乡。但午夜钟声敲过十二下之后，独眼的德罗塞尔迈尔像猫头鹰一样出现在落地大摆钟上，圣诞树开始越长越高。”

伯爵将手从吧台上缓缓抬起来，表示树在长高。这时，英国人吹起了口哨，他吹的是开幕时那首著名的进行曲。

“是，没错。”伯爵对英国人说，“人们常说，英国人最了解怎么庆祝降临节。但恕我直言，要想见识冬天的精髓，你必须再冒险向北去，到比伦敦更北的地方。你必须到北纬五十度以北才行，因为那是日照时间最短的地方，也是寒风最猛烈的地方。黑暗，严寒，冰雪，俄罗斯所特有的气候能让圣诞气氛像烈火一样燃烧得最明亮火热。这也正是为什么柴可夫斯基捕捉到的圣诞的声音似乎比其他任何人的都好。我告诉你，二十世纪欧洲所有的孩子不仅对《胡桃夹子》的旋律耳熟能详，还会想象着该芭蕾舞剧中所描绘的圣诞；而在他们年老昏聩的年纪，每到圣诞前夕，柴可夫斯基的树依然会从他们记忆的最底层钻出来，越长越高，他们会又一次抬头注视，直到看得目瞪口呆。”

英国人伤感地笑了一声，又把他杯中的酒喝光了。

“这个故事是普鲁士人写的。”德国人一边说一边勉强地把酒杯也举了起来。

“我同意你说的，”伯爵说，“如果不是柴可夫斯基，它现在可能都还停留在普鲁士。”

奥德留斯又往杯子里倒满了酒。这位永远心细如发的调酒师觉察到了伯爵脸上询问的表情，便冲伯爵点了点头，表示已经安排妥当。

“第三……”伯爵说。然后，便不再开口解释，而是把手朝夏里亚宾的门口一指。那里突然出现了一位服务员，他手中稳稳当当地托着一个很大的银色餐盘。服务员走过来，把盘子放在这两位外国人中间的吧台上，然后揭开餐罩，下面是一大份鱼子酱，旁边还有俄式薄煎饼和酸奶油。这下连德国人也不禁露出了微笑。跟他的偏见相比，他的胃口占了上风。

那些能接二连三喝上一整小时伏特加的人都知道，人的酒量和他身型的大小几乎没什么关系，这的确出乎人们的意料。有的人身材矮小却能喝七八杯，但有的大个子最多只能喝两杯。我们这位德国朋友的极限看样子也就是三杯。如果说先是托尔斯泰把他扔进了桶里，接着柴可夫斯基让他开始随波漂浮，那么鱼子酱则最后将他推到了瀑布的边缘。他冲伯爵责备地晃了晃手指，然后走到酒吧里的某个角落把头埋进自己的臂弯，到梦中见他的糖梅仙子(5)去了。

伯爵见状，便推椅子要起身，可年轻的英国人又替他把杯子满上了。

“鱼子酱这一手来得真漂亮，”他说，“可你是怎么做到的呢？你也没离开过我们的视线呀。”

“魔术师从来不会揭穿自己的秘密。”

英国人笑了。然后，他又开始打量伯爵，仿佛生出了别的好奇心。

“你是什么人？”

伯爵耸了耸肩：“我不过是你在酒吧碰到的某个人而已。”

“不。不止这些。我遇到的是一位博学之人，这我是知道的。我听见调酒师是怎么称呼你的。说真的，你是什么人？”

伯爵自谦地笑了笑。

“我曾经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得过圣·安德烈勋章，是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年轻的英国人把手伸了过来。

“查尔斯·阿伯内西，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金融见习生，一九二〇年剑桥输了泰晤士河亨利河段的划船比赛，我是当时的前桨手。”

两位绅士握过手，又喝了起来。这位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仍在不住打量伯爵：“过去这十年可真够您受的。”

“你可以这么说。”伯爵说。

“革命爆发以后，你有没有尝试过离开？”

“正好相反，查尔斯，我是自己跑回来的。”

查尔斯一脸惊讶地看着伯爵。

“你自己回来的？”

“冬宫被攻陷的时候，我当时正在巴黎。战争爆发前，我因为某些原因出国了。”

“你不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吧？”

伯爵笑了：“不是。”

“那为什么呢？”

伯爵盯着那只空酒杯。那些事他已经许多年没跟人提起过了。

“时间已经很晚了，”他说，“而这个故事长着呢。”

话毕，查尔斯把他们两人的杯子又给满上了。

于是，伯爵将查尔斯带回到一九一三年的秋天。那天晚上天气恶劣极了，当时他正准备出发去参加诺沃巴茨基公主的二十一岁生日庆典。他讲起了车道上结的冰，特伦特夫人的烤肉，被他撕掉的欠债凭据，还有，区区几度温差如何为他在露台上收获了公主的拥抱。而与此同时，那位鲁莽的中尉正对着草丛呕吐呢。

查尔斯笑了。

“可是亚历山大，这故事虽然听起来很棒，但它一定不是让你离开俄国的原因吧。”

“不是，”伯爵承认道，随后他便讲起了那段决定他命运的故事，“七个月后，查尔斯，也就是一九一四年春天，我回老家探亲。到书房见过祖母之后，我便到屋外找我妹妹，海伦娜。她最喜欢在靠近河湾的那棵榆树下看书。离她还隔着一百多英尺时，我就能感觉到她那天的心情与平常大不一样。我的意思是，她那天的心情好得出奇。一见我，她立刻坐直，眼睛炯炯有神，连嘴唇上都泛着笑意。很显然，她有好消息急着同我分享，而我也同样急着想听她的消息。可正当我穿过草坪朝她走去时，她的目光却从我的肩头越过去，笑容也变得越发灿烂。在我身后，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正骑着马奔向这边，而他身上穿着轻骑兵制服……

“这只狡猾的狐狸让我陷进了多么尴尬的境地啊，查尔斯。当我在莫斯科寻欢作乐的时候，他就已经打起了我妹妹的主意。他经过精心安排终于和她相识，然后便对她展开耐心细致的追求，并且成功了。他飞身下马，我们的目光撞在了一起。他很得意，却使劲憋着不让自己笑出来。可我该怎么向天使一样纯洁的海伦娜解释这一切呢？我该怎么对她说，让她坠入爱河的那个男人之所以追求她并非出于对她的爱慕，而是为了要报跟我的一箭之仇？”

“那你怎么做的呢？”

“我怎么做的？我什么也没做。我当时想，总有一天他的真实嘴脸会自己暴露出来，就像在诺沃巴茨基家一样。所以，在接下来的几周里，他俩约会时我就在他俩旁边晃悠。我茶也不思，饭也不想，一看到他们在花园里散步我就气得直咬牙。可就在我等候时机时，他表现出的自制力却远远超出我的意料。他落座之前会先为她把椅子抽出来，闲来无事时会替她摘几朵花，为她读诗，甚至为她写诗！每当我和他目光相接时，他微笑的眼神里总露出一丝狡黠。

“在我妹妹二十岁生日的那天下午，我们外出拜访邻居，而他因为部队有行动也不在家。我们在黄昏时分回来的时候，发现家门前停着他的马车。我只瞥了一眼海伦娜，便能感觉到她内心的狂喜。她一定在想，他跑了那么远的路从部队赶回来，就是为了给她庆祝生日。她几乎是跳下马的，然后奔上台阶。而我跟在她身后，像一个走向绞刑架的人。”

伯爵喝干了杯里的酒，然后缓缓地把杯子放回到吧台上。

“可进了门厅之后，我看到的并不是妹妹在他怀里的情景。她正站在离门口两步远的地方，浑身颤抖。我妹妹的女仆，娜杰日达，正站在墙边。她的紧身胸衣已被人撕开，手臂交叉挡在胸前，脸因为屈辱而涨得通红。她朝我妹妹飞快地看了一眼，便朝着楼梯跑去。我那个惊呆了的妹妹踉踉跄跄地走到大厅对面，一下瘫倒在椅子里，然后用双手捂住了自己的脸。而我们那位高贵的中尉呢？他正像只猫一样咧着嘴冲我笑。

“我刚要发怒，他却说：‘别这样，亚历山大。今天可是海伦娜的生日。就算是替她庆祝吧，我们扯平了。’说完，他发出一阵狂笑，然后看都没看我妹妹一眼，径直走出门去。”

查尔斯轻轻地吹了声口哨。

伯爵点了点头。

“到了这种时候，查尔斯，我能什么都不做吗？我穿过玄关走到墙边，墙上的家族徽章下挂着两把手枪。这时，妹妹过来拽住我的衣袖，问我要去哪里，而我同样看都没看她一眼，便走出了门。”

伯爵摇了摇头，显然对自己当时的行为很是自责。

“虽然他比我早走一分钟，可他并没能因此拉开和我的距离。他若无其事地爬进马车，赶着他的马，以最多算是‘小跑’的速度动了起来。我的朋友，像他这号人用几个字就能给概括了：有好处的时候来得最快，干了坏事却跟没事人一样不紧不慢地离开。”

查尔斯给他们的杯子又倒满了酒，等着他继续讲。

“我们家的车道是由两个相对的弧构成的大圆圈，两道弧的边上栽满了苹果树。而整个车道又把房屋与外面的大路连接了起来。我的马仍拴在马桩上。当看到他打算驾车离开时，我便立刻上了马，然后朝他相反的方向飞奔而去。没一会儿工夫，我就赶到了车道与外面大路的连接处，然后下了马，站在那儿等着他过来。

“你能想象当时的场面吗？碧蓝的天空下，微风在轻轻地吹，苹果树上花满枝头，而我一个人站在车道上。虽然一开始的时候他的车只是在‘小跑’，可发现我之后，他立刻从车上站起来，高举着鞭子，赶着马朝我全速冲过来。他打算干什么，我心里一清二楚。所以我无暇多想，把胳膊一抬，瞄准目标，然后扣动扳机。他在子弹的冲击之下倒了下去。无人驾驭的马车漫无目的地跑离车道，车厢也翻滚在地。他被抛出来，摔在地上，躺在那儿一动不动。”

“你把他杀死啦？”

“是的，查尔斯。我把他杀了。”

威斯特摩兰伯爵的推定继承人缓缓地点了点头。

“当场就死了？”

伯爵叹了口气，咽了一口酒。

“没有。是八个月之后死的。”

查尔斯似乎有些迷惑不解。

“八个月以后？”

“对。是一九一五年二月。要知道，我自幼便以射术精湛而出名，我那一枪也确实是冲着这个畜生的心脏去的。但车道的路面高低不平，而他又在挥着鞭子赶马，四周还有苹果花被风吹得四处乱飞……总之，我没打中目标。我打中了他这里。”

伯爵摸了下他自己的右肩。

“这么说，你并没杀了他。”

“当时没有。我替他把伤口包扎好，扶正马车，然后驾车把他送回家了。回家的途中他一路诅咒，他有这个资格。因为尽管他从这次枪伤中捡回了一条命，他的右臂也因此废了，他不得不从轻骑兵退役。后来，他父亲为此事提出了正式诉讼，我祖母便把我送去了巴黎。当时的人惹上这些麻烦都是这么处理的。但那年夏天快结束时，战争爆发了，他不顾伤病，坚决要求回到他所在的骑兵团担任军官。在马祖里湖区的第二次战役中，他中弹落马，被一名奥地利骑兵用刺刀捅死了。”

接下来是一阵沉默。

“亚历山大，那家伙战死了，我也很难过。可我觉得，在这件事上你过于自责了。”

“与此相关的还有另一件事：十年前的明天，也就是我还在巴黎的时候，我妹妹去世了。”

“因为伤心过度？”

“只有小说里的年轻女人才会为爱伤心而死，查尔斯。她是因猩红热死的。”

推定的伯爵继承人困惑不解地摇了摇头。

“你难道还不明白吗？”伯爵说，“这些事的因果都是相连的。那天晚上在诺沃巴茨基公主家，当我在众目睽睽之下把他的筹码凭证撕掉的时候，我心里明白得很，我的这个举动马上会传到公主的耳朵里去；能在那个无赖面前占上风让我感到志得意满。如果我没有那么处心积虑地让他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下不来台，他也不至于想出追求海伦娜，并通过羞辱她来报复我这一招，我也就不会拿枪打他，他在马祖里湖区也就可能不会送命，而十年前我妹妹离世的时候，我也就会待在我应该待的地方，守护在她身边了。”

✮

午夜即将到来，伯爵顺着阁楼的天窗来到屋顶上。方才，他用装白兰地的酒杯一口气连喝了六杯伏特加。他东倒西歪地在屋顶上走动。风刮得很猛，连楼房都在摇晃，让人觉得仿佛行走在一艘颠簸于怒涛之间的航船上。伯爵在一个烟囱前稍微停了停。他站稳了身子，心里暗想，这里正合适。于是，他穿过一丛不规则的阴影，走向大楼的西北角。

伯爵朝那座曾经属于他又不属于他的城市投去了最后一眼。从主要街道上路灯的多寡他就能辨认出林荫大道和花园环道来，那几个同心圆的中心就是克里姆林宫，而它们的外面是整个俄罗斯。

伯爵想着，地球上自人类出现以来，就有人被流放。从原始部落到最发达的人类社会，总会有人时不时由自己的同胞亲自驱逐，他不得不打包起行囊，跨越边境，从此再也不能踏进故乡的土地。但也许，这恰恰遂了他的愿呢。毕竟，作为人类喜剧的开端，上帝惩罚亚当用的也是“驱逐”这一条；而在这之后的几页，上帝又驱逐了该隐。没错，驱逐和人类的历史一样悠久。但俄国人还是世上第一个精通如何在本国就流放某个人的民族。

早在十八世纪，沙皇就停止了把他的敌人赶到国外去的做法，而是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去。为什么呢？因为他断定，如果只是像上帝把亚当从伊甸园赶出去那样把敌人从俄国赶走，远不能起到惩罚的目的。这些敌人到了另一个国家之后，可以通过劳动建起自己的房屋，供养自己的家庭。也就是说，他还能开始新的生活。

但假如你把这个人流放到国内，那他就绝不可能有新的开始。因为在国内流放，不管被送去西伯利亚还是六大城市之外的地区，一个人对祖国的爱是不会在时间的迷雾中变得模糊或被遮蔽的。事实上，我们人类已经演变成这样一个物种，那些让我们难以企及的事物反而会得到我们最多的关注。因此，这些被流放的人比任何一个自由自在地享受着莫斯科生活的当地居民，都要向往这座城市的辉煌。

不想那些了。

伯爵从“大使”皮箱里拿来了一只喝波尔多葡萄酒的杯子。他把它搁在了烟囱顶上。他把撕了标签的教皇新堡酒的软木塞拔了出来。这瓶酒还是他一九二四年从大都会酒店的地下酒窖里拿来的。酒一倒出来，他就知道这是一瓶陈年佳酿。也可能是一九〇〇或一九二一年的。他把杯子满上，接着朝着艾德豪尔山庄的方向把它端了起来。

“致海伦娜·罗斯托夫，”他说，“下诺夫哥罗德之花，普希金的崇拜者，捍卫亚历山大的人，家里所有枕套上刺绣的制作者。一条太过短暂的生命，一位心地过于善良的女人。”说完，他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瓶里的酒还远未喝光，伯爵却没有把杯子重新倒满；他也没有把它往身后随手一扔。相反，他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烟囱顶上，然后走到护栏边，挺直身体站在那里。

他的眼前是那座无穷无尽往外延伸的城市，宏伟而且壮观。城市里繁密的灯火在闪烁，在摇曳，直到它们与天上星斗的移动融为一体。它们在同一个令人眩晕的空间中旋转，让人分不清哪些是人类的杰作，哪些是上天的创造。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伸出右脚踏在栏杆边上，说：“永别了，我的祖国。”

仿佛是对他的答复，米什卡那座塔上的信号灯闪了一下。

接下来他要做的其实最简单。就像春天到来时有人站在码头上，准备跃进水中游今年的第一次泳，剩下的只是往下一跃而已。从离地面六层高的地方出发，以和戈比硬币、茶杯或者菠萝相同的速度往下坠落，整个过程只需要数秒钟的时间。然后，这个轮回便告结束。既有日出必有日落，起于尘埃也归于尘埃，百川终究要归入大海。同样，一个人也终将被世人遗忘，无论他——

“阁下！”

伯爵沮丧地回头看了看打断他思绪的来人，发现身后站着的是阿布拉姆，后者显得非常激动。事实上，阿布拉姆如此激动，以至于对于伯爵这个时候站在屋顶的边缘，下一秒就要坠入虚空之中的姿势没有表现出丝毫意外。

“我就觉得好像是你的声音，”老修理工说，“你能来，我太高兴了。快跟我过去看看。”

“阿布拉姆，我的朋友……”伯爵开始解释。

可老人的热情有增无减：“我就这么说给你听，你是不会相信的。你一定得亲自去看。”然后，也没等伯爵回答，他便赶紧朝伯爵走来，动作利索得出奇。

伯爵叹了口气。他默默地对眼前的城市许诺说，过一会儿他再回来。然后他便跟着阿布拉姆穿过屋顶，来到火盆边。老人停下了脚步，朝着酒店东北角指了指。那里，在灯火通明的莫斯科大剧院的映衬下，你能隐隐约约辨认出一团细小的阴影正在空中飞舞。

“它们回来了！”阿布拉姆叫出声来。

“那些蜜蜂？”

“对。还不只是这个。你快坐，快坐下。”阿布拉姆朝伯爵经常拿来当椅子的那块木板比画了一下。

伯爵把木板拿过来，把其中一端往地上一戳。阿布拉姆朝他的临时桌子俯下身去。桌上有一只从蜂巢里取出的托盘。他用刀把盘里的蜂房切开，把蜂蜜抹在勺子上，再把勺子递给了伯爵。然后，他带着期待的笑容，往后退开一步。

“来啊，”他催道，“试试。”

伯爵顺从地将勺子放进嘴里。在那一瞬，他感觉到一股熟悉的新鲜蜂蜜特有的香甜，充满阳光，色泽金黄，生机勃勃。考虑到眼下的季节，伯爵本以为在第一感觉之后，接下来这里头还会有亚历山大花园的丁香或者花园环道上的樱花的味道。然而，随着这股琼浆在舌头上化开，伯爵感觉到了一种全然不同的东西。蜂蜜中隐含着的并不是莫斯科市中心的树木和花卉的馥郁，而是河岸边芳草的气息，夏天微风的痕迹，它令人想到藤蔓缠绕的凉亭。最重要的是，蜂蜜中绝对还有千百棵苹果树上的花朵的精华。

阿布拉姆轻轻点头。

“下诺夫哥罗德。”他说。

果然是的。

毫无疑问。

“这么多年，我们俩的谈话它们一定全听见了。”阿布拉姆轻声地补充了一句。

伯爵和修理工一起朝屋顶的边缘望去。那些蜜蜂，为满足人们的愿望，不惜长途跋涉一百多英里，现在像一个个细小的黑点在蜂巢上方来回穿梭着，仿佛是天空中星星的倒影。

伯爵跟阿布拉姆道过晚安后回到自己的卧室。时间已接近凌晨两点。他把金币从口袋里拿出来，放回到他教父的桌子那条腿的小洞里，和那堆金币放在一起。在接下来的二十八年中，都不会再有人来打扰。第二天，刚到晚上六点，博亚尔斯基餐厅一开门，伯爵便走了进去。

“安德烈，”他对这位餐厅主管说，“我能占用你点时间吗？”

(1)　原文为法语：Adieu。

(2)　原文为德语：mein Herr。

(3)　阿尔法和欧米茄分别是希腊字母中的第一个和最后一个。

(4)　原文为德语：mein Herr。

(5)　《胡桃夹子》中的人物。

第三卷
Book Three

一九三〇年

早上八点半，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被屋檐上的雨水声惊醒。他睁着惺忪的睡眼，掀开身上的被子，从床上爬起来。他穿上睡袍，蹬上拖鞋之后，从写字台上拿起一只小罐子，舀出一勺咖啡豆放进研磨机，然后握着曲柄使劲摇起来。

尽管他正一圈一圈地摇得起劲，屋里仍笼罩在一片沉重的睡意中。无论是视觉还是知觉，形式还是方式，说过的话还是该做的事，所有这些在睡意投下的阴影跟前，统统落了下风，也显示出它们各自的脆弱。可当伯爵把研磨机上的小抽屉一打开，整个世界以及其中包含的一切顿时因为它而改变：那是连炼金术士都歆羡不已的刚磨好的咖啡粉发出的香味。

在那一刻，黑暗与光明，海水与陆地，天与地都分隔开来。树枝上挂起了果实，森林里有鸟兽和其他各式各样的动物在忙碌，发出沙沙的声响。眼前，窗外的挡雨板上也有一只鸽子正耐心地拖着步子踱来踱去。

伯爵轻轻地把小抽屉从研磨机里拉出来，将里面的粉末倒进壶里（他头天夜里就已经精心备好了一壶水）。他点燃炉火，然后摇灭了火柴。趁着煮咖啡的工夫，他一连做了三十次下蹲，三十次伸展，外加三十次深呼吸。他从角落里的小橱柜里拿来一小壶奶油，两块英式饼干和一份水果（今天是一颗苹果）。然后，他给自己倒上一杯咖啡，开始享受起清晨的滋味来：

新鲜苹果的酸味。

热咖啡的苦味。

饼干里香甜的薄荷味和里头的黄油味。

所有这些味道加在一起是那么完美，以至于伯爵吃完之后，还想再摇一摇那曲柄，弄一颗苹果，取来些饼干，从头到尾地再回味一遍他的早餐。

可时间和机会从不等人。所以，倒掉咖啡壶里的残渣之后，伯爵又将盘子里的饼干屑拨到窗台上，给他那位身披羽毛的朋友吃。然后，他把小壶里剩下的奶油倒在一只碟子里，朝门口转过身去，打算把碟子放在走廊里。这时，他才看到地上有个信封。

这肯定是谁昨天夜里从门缝底下塞进来的。

伯爵把碟子放在地上，给他那位独眼的朋友享用，然后把信封拾了起来。他立刻有种不同寻常的感觉，仿佛信封里装的根本不是信。信封背面印着深蓝色的酒店的名字，而它的正面，既没有收信人的名称，也无地址，只有一句话：“四点？”

伯爵坐在床上，喝完了最后一口咖啡。接着，他把水果刀的刀尖伸到信封折角下面，从这个角一直划到那个角，然后冲信封里定睛一看。

“我的天哪(1)！”他说了一声。

阿拉喀涅(2)的艺术

所谓历史学，就是舒舒服服地坐在高背椅里对某些重要的事件加以评点。占有时间之利的历史学家们在回顾历史时，时常会以身经百战的老将军指着地图上的河湾发号施令的架势，指着某个重要的日期说：就是这天。它是一个转折点，一个决定性的因素。这是决定命运的一天，之后的一切都因它而发生了根本改变。

一九二八年一月三日，历史学家告诉我们，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付诸实施。这个计划标志着俄国开始从一个十九世纪的农业社会转变成一个二十世纪的工业强国。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七日，在这一天，尼古拉·布哈林，开国元勋，《真理报》的编辑，农民们最后一位真正的朋友，在同斯大林的较量中落了下风，并被赶出了政治局。这为专制有实无名的回归扫清了道路。而一九二七年二月二十五日则是《刑法》第58条草拟出炉的那天。它编织的那张网终将把我们所有的人都吞噬。

还有五月七日，或者十二月六日，又或是某个早上八点或九点。

就是如此，他们说。就好像在歌剧舞台上，幕布已经掩上，杠子被拉了起来，一组布景被转移到屋梁上，与此同时，另一组布景下落到舞台上。片刻之后，幕布重新拉开，观众们会发现舞台已经从富丽堂皇的舞厅转换到了树木葱郁的河岸。

然而，莫斯科并未因那几天发生的事陷入混乱。因为当那一页日历被撕去时，人们卧室的窗户并不会立即闪烁起一百万只电灯的光辉！那天父的凝视也不会突然出现在每个人的书桌前，然后出现在每个人的睡梦里；那一百辆黑色囚车的司机也不会立刻拧动钥匙，发动车子，然后一阵风似的冲上阴暗的街道。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实施，布哈林的失势，以及增补后的《刑法》允许对任何持异见人士进行逮捕，所有这些都只是苗头、征兆和铺垫。要完全感受到它们的影响得等到十年之后。

不。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并没有那么多特别重大的事件发生。相反，那些年就像万花筒一样转眼就过去了。

在那只万花筒的底部，随机排列着一些有色的玻璃片。在阳光照射下，由于镜面的相互反射以及对称的神奇魔力，当你眯着眼往里看时，会发现里面的图案是那么多姿多彩，错综复杂，它看上去像是谁精心设计的一般。可接着，随着你的手腕轻轻转动，玻璃片开始移动，并构成一个新的图案。这个图案有另一套对称的形状，另一套错综复杂的颜色，以及另一种设计诀窍。

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的莫斯科就像一只万花筒。

大都会酒店也一样。

事实上，在一九三〇年春天，即使是莫斯科的老居民，他们从剧院广场穿过的时候，也不会觉得大都会酒店与记忆中的样子有太大差别。

在台阶正前方，身穿大衣的看门人帕维尔·伊万诺维奇看上去和以往一样健壮（尽管碰上有雾的天气，到了下午他便会感觉到髋部不适）。旋转门的另一边，小伙子们仍是那么热情，他们戴着同样的蓝帽子，随时准备将宾客的行李箱搬上楼（尽管现在他们的主管换成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而不再是帕夏和彼佳）。对所有人的行踪都了如指掌的瓦西里仍然主管着礼宾服务台；他的正对面则是随时准备拿起登记簿并给顾客递上一支签名笔的阿尔卡季。在经理办公室里，那张一尘不染的办公桌后面坐着的仍是哈利茨基先生（尽管他那位带着牧师般微笑的新助理经常会为了一丁点违反酒店规章的事，就跑过来打断他的白日遐想）。

广场餐厅里汇聚着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至少是那些能搞到外汇的人），他们来这里喝咖啡，见朋友。而在宴会厅，昔日在此举行的集会已被国宴所代替，然而不变的是庄严肃穆的发言和姗姗来迟的宾客（只是不再有喜爱黄颜色的间谍躲在阳台后面朝里窥探了）。

那博亚尔斯基餐厅呢？

才两点，厨房里的人便已经忙得热火朝天了。年轻厨师们正围着木桌子紧张地切胡萝卜和洋葱，副主厨斯坦尼斯拉夫一边吹着口哨一边熟练地给鸽子肉剔去骨头。主炉上，八个炉膛全生起了火，上面热着各种酱、汤和炖菜。糕点师傅看上去和他手中的面团一样，浑身沾满了面粉，他正要打开烤箱门，从里面抽出两盘烤好的奶油蛋卷来。而所有这些活动的中心是主厨埃米尔·茹科夫斯基，他手拎一把切菜刀，同时审视着每一位助手，指挥着每一道菜肴的制作。

如果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是一支交响乐队，那么埃米尔就是它的指挥，他的切菜刀则是那根指挥棒。那把刀，宽两英寸，从头到尾足有十英寸长。他总是刀不离手，刀即使不在他手上，也是在随时够得着的地方。尽管厨房里配有削皮刀、餐刀和切肉刀，可埃米尔却能用他那把十英寸长的菜刀完成需要其他刀才能解决的任务。他能用它剥兔子皮，削柠檬，甚至削葡萄皮，并且把葡萄切成四份。他还能用它翻煎饼，或者搅拌汤水，甚至还能用这把刀的刀尖来掂量一匙糖或少许盐的分量。然而对他来说，这把刀最重要的用途是用来比画。

“你，”他会挥着刀尖对调味汁厨师说，“你不把那锅汁煮干不罢休是吧？你煮这锅东西打算干什么呢？是用来铺路，还是用来写路标啊？”

“你，”他会对厨案最远端那位做事一丝不苟的新学徒说，“你在那儿干吗？你切这点香菜的时间别人用来种香菜都够了。”

而在春天的最后一天，他用刀尖指着的人换成了斯坦尼斯拉夫。那天，埃米尔原本在剔羊颈脊肉上的肥肉，突然他停下手里的活儿，朝厨案对面望去。

“你！”他用手里的刀指着斯坦尼斯拉夫的鼻子说，“那是什么？”

这个身体瘦高的爱沙尼亚人，对他师傅的一招一式都做过精心研究。斯坦尼斯拉夫把目光从手中的鸽子肉上抬起来，看上去像被吓了一跳。

“哪个是什么，先生？”

“你吹的是什么调儿？”

说实在的，当时斯坦尼斯拉夫的脑子里的确响着一段旋律。那是昨晚他路过酒店的酒吧时听来的，可他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用口哨把它吹了出来。现在，面对眼前挥舞的刀尖，他却怎么也想不起那段旋律的名字。

“我说不准。”他坦承道。

“说不准？刚才吹口哨的是你，不是吗？”

“是我，先生。刚才应该是我在吹口哨。我敢向你保证，那只是段小曲而已。”

“只是段小曲？”

“一首很短的歌。”

“我知道小曲是什么意思！但谁给你资格在这里吹口哨？中央委员会派你担任小曲吹奏委员会的政委了吗？你胸前挂的是吹奏小曲得的勋章吗？”

埃米尔甚至不用往下看，便将手里的刀往厨案上一劈，羊排被剁成两半，仿佛同时把那段旋律从斯坦尼斯拉夫的记忆中永远地斩离了出去。接着，主厨又抬起他的刀，刀尖冲外，但还未等他开口，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和外面整个世界隔离开的大门被人推开了。是安德烈，他一贯准时，手里拿着本子，眼镜则架在头顶上。埃米尔像刚刚打过一场仗的强盗，把手里的刀插在腰间的围裙结后，期待地往门口看去。片刻之后，门果然又开了。

再轻轻转一下万花筒的底部，玻璃片就能翻出一个全新的图案。行李服务生的蓝帽子，这个小伙子戴完，又交给那个小伙子接着戴；金丝雀一样耀眼的贵族制服被搁到箱底藏了起来；红色的旅游指南标上了新建起的街道的名称；而从埃米尔那扇双开弹簧门外走进来的则是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他的胳膊上搭着一件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

一分钟后，埃米尔、安德烈和伯爵三人一起坐在俯瞰厨房的那间小办公室的桌子旁。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三巨头”每天两点一刻都会在这里碰面，决定这家餐厅的员工、顾客、鸡或是西红柿的命运。

安德烈宣布开会的习惯性动作是把他的老花镜往鼻尖上一搁，然后翻开他那个小本子。

“今晚没有人预约包间，”他开始说道，“但外面的每一张桌子都订满了，每桌都是两位客人。”

“啊，”埃米尔像一位酷爱以寡敌众的指挥官一样狞笑着说，“你总不至于催人家快点吃完吧，嗯？”

“当然不会，”伯爵说，“但我们会确保他们能尽快拿到菜单，并且尽快开始点菜。”

埃米尔点了点头，表示赞同。

“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吗？”伯爵冲餐厅主管问道。

“没什么特殊的。”

安德烈将本子转了个个儿，让他的领班自己过目。

伯爵指着订座客人的名单逐个看了一遍。正如安德烈所言，没什么特殊的。运输委员会的委员最讨厌美国记者；德国大使又最讨厌运输委员会的委员；而没有人不讨厌“格别乌(3)”的副局长。更棘手的是，第二轮订座的人当中有两位政治局成员，他们同时请客。这二人都刚刚进入政治局，所以即使不把餐厅里最好的桌子安排给他们问题也不大。关键在于，他们两位受到的待遇在任何方面都必须完全一致，甚至两张桌子的大小以及离厨房门的远近也必须一样。最理想的解决方案是让他们坐在餐厅正中花饰（今晚摆的是鸢尾花）的两侧，一边一桌。

“你觉得呢？”安德烈拿着笔问道。

伯爵把他的建议说了出来。正说着，响起了轻轻的敲门声。接着，斯坦尼斯拉夫端着一碗汤和一盘菜走了进来。

“你们好，先生们。”副主厨带着友好的微笑冲安德烈和伯爵说，“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

“是，是，”埃米尔阴沉着脸说道，“知道了，知道了。”

尽管埃米尔挥着手让他出去，斯坦尼斯拉夫仍带着歉意地把碗和盘子放在了桌上。他一走，主厨便向他拿来的那些东西做了个手势。“除了我们惯常的菜式之外，今晚我们还有黄瓜汤和羊颈脊肉蘸红酒酱汁。”

桌上有三只茶杯。埃米尔把汤舀到其中的两只杯子里，给他的两位同事品尝。

“很好。”安德烈说。

埃米尔点了点头，然后冲伯爵转过身来，抬了抬眉毛。

去皮黄瓜熬成的浓汤，伯爵心想道。有酸奶，当然。少许的盐。小茴香放得没他想象中那么多。事实上，它还有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东西。那东西同样能给人以夏天的感觉，只不过似乎味道更突出。

“薄荷？”他问道。

主厨脸上露出了甘拜下风的微笑。

“太棒啦，先生。(4)”

“吃羊肉用的作料嘛。”伯爵赞赏地补了一句。

埃米尔再次点了点头，然后，他抽出插在腰间的菜刀，从羊架上利索地切下四片羊肉，各放了两片在他两位同事的盘子上。

羊肉外面用迷迭香和面包屑裹着，味道又香又嫩。主管和领班不约而同地发出了一声赞叹。

如今，大都会酒店的酒窖里又能找到带标签的葡萄酒了。说起来，这还得感谢中央委员会的某位成员，因为在一九二七年，有一次他想替新上任的法国大使买一瓶波尔多却未能如愿（毕竟谁都知道，除了体积庞大，龙在暴怒时扭起脖子来跟小毒蛇没什么区别）。所以，安德烈朝伯爵转过身来，问他吃羊肉该喝什么酒。

“如果有钱的话，一八九九年的拉图堡葡萄酒。”

主厨和主管都点了点头。

“如果没那么多钱呢？”

伯爵想了想。

“那可能得喝罗纳山庄的了。”

“太棒啦。”安德烈说。

埃米尔又把刀拿了起来，他指着羊架上的剩余部分，郑重地对伯爵说：“告诉你手下的那帮小子，我做的羊肉从来都是三分熟，谁想吃七成熟的，让他到食堂吃去。”

伯爵表示理解并愿意照办。安德烈合上他的本子，埃米尔也把他的刀擦干净。当他们推开椅子打算起身时，伯爵却待在原地没动。

“先生们，”他说，“散会之前，我还有一件事。”

主厨和主管见到伯爵脸上的表情，把刚推出去的椅子又拉了回来。

伯爵透过窗户往厨房看了看，确定所有人都在忙着各自的工作，这才把那个从门下塞进他屋子的信封从上衣口袋里拿出来。他将信封里的东西往埃米尔那只没用过的茶杯里倾倒，泛着红色和金色光泽的细粉连成丝倾泻出来。

三个人沉默了片刻。

然后，埃米尔重新坐了下来。

“太棒啦！”他又称赞了一遍。

“我看看，可以吗？”安德烈问道。

“当然可以。”

安德烈拿起茶杯，先把它来回晃了晃，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回瓷碟上，动作轻得几乎没发出任何声响。

“够了吗？”

全程盯着它从信封里倒出来的主厨根本无须看第二眼。

“绝对够了。”

“我们还有茴香吗？”

“储藏柜最里头还有几蔸。把外面的几层叶子扒掉，剩下的还能用。”

“橙子的事有回音了吗？”伯爵问。

主厨阴沉着脸，摇了摇头。

“我们需要多少？”安德烈问。

“两个。也可能是三个。”

“我想我知道哪儿能弄到。”

“今天就能弄到？”主厨问。

安德烈从他的马甲兜里掏出怀表，握在掌心里看了看。

“如果走运的话。”

这么短的时间里，安德烈上哪儿去弄三个这样的橙子呢？别的餐厅？只收硬通货的特殊商店？还是哪位官居高层的餐厅老主顾？好吧，既然如此，那么伯爵那一盎司半的藏红花粉又是从哪儿弄来的呢？这样的问题从好几年前开始人们就不再问了。只要说一句，藏红花粉已经到手，橙子也唾手可得，就够了。

三位“密谋者”相互看了一眼，然后把椅子往后一推。安德烈把眼镜又架回到头顶，埃米尔转过身来对伯爵说：“你就尽可能快地把菜单递到他们手里，然后立刻帮他们点菜，做得到吧？”

“做得到。”

“那好，”主厨最后说道，“我们十二点半见。”

✮

当伯爵手上搭着白色制服从博亚尔斯基餐厅离开的时候，他的嘴角带着微笑，步子也格外轻快。事实上，他浑身都透着欣喜。

“你好，格里沙，”经过行李员身边，伯爵问候道（前者正抱着花瓶往楼梯上走，花瓶里插着一束两英尺高的卷丹）。

“您好(5)。”他又对一位身穿淡紫色衬衣的年轻可爱的小姐说道（她正在等电梯）。

伯爵的心情这么好，肯定与温度计上的读数有关。在刚过去的三周里，气温升高了2.5℃。大自然与人类活动的进程被重新启动。而这些进程的高潮便是，黄瓜汤里有了薄荷的清香，电梯门旁有淡紫色的衬衫，大中午的有人送来两英尺高的卷丹。他的脚步如此轻快，还因为他下午与人有约，而且半夜要与另一个人幽会。可让他今天心情如此之好的最直接原因却是埃米尔给他的那两句“太棒啦”的称赞。这种事在过去四年中也就发生过一两回。

伯爵路过大堂时，邮件室新来的伙计从窗口里朝他挥了挥手，伯爵以同样的方式回应对方，又同刚放下电话的瓦西里打了声招呼（他准是又替谁弄到了两张早已被抢购一空的演出门票）。

“下午好，我的朋友。我看你忙得很啊。”

瓦西里冲着大堂的方向用手比了一下，算是默认了。此刻的大堂人头攒动，热闹程度丝毫不亚于战前的那段鼎盛时期。可突然，像事先约好了似的，他桌上的电话响了起来，行李值班台上也传来了三阵铃声，还有一个人在大喊：“同志！同志！”

哦，同志，伯爵心想。好嘛，这个词可有些年头了。

伯爵年幼时生活在圣彼得堡，那时，人们还很少听到这个词。即使有人说，也是偷偷摸摸地，要么在工厂厂房的后面，要么在小酒馆的桌子底下。你偶尔也能在刚印刷出来但还堆在地下室等着晾干的传单上看到它。可在三十年后的今天，它却成了俄语中最为常用的词语。

“同志”这个词可谓词义效率上的奇迹，它既可以用来问候，也可以用来将人划分派别。可用来祝贺，也可以用来警告。可用来号召行动，也可用来抗议。它还可以被用来在人来人往的豪华酒店大堂里吸引某个人的注意。正因为有了这一语义丰富的词，俄罗斯人终于能抛掉所有的繁文缛节、陈腐过时的头衔、无聊透顶的习惯用语，甚至他们的名字。区区一个词语便能称呼所有国人，无论男女老少，敌人还是朋友，你还能在欧洲别的地方看到这种事吗？

“同志！”有人又叫了一声，这次的口气显得更加急切。接着，他拽住了伯爵的衣袖。

伯爵吃了一惊。他转身一看，发现是邮件室窗口里那位新来的伙计。

“哦，你好啊。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的吗，年轻人？”

这位老兄听了伯爵的问话有些不解，他一直以为说这话的应该是自己才对。

“您有一封信。”他解释道。

“我的？”

“对，同志。昨天寄来的。”

年轻的伙计往身后的邮件室窗口指了指，意思是信在那儿。

“哦，那好，请带路。”伯爵说。

于是，服务员和顾客二人便走了过去，在小窗口旁按照职责和身份各站一侧。

“在这儿。”找了一会儿，他说道。

“谢谢你，伙计。”

伯爵拿着信封。他原本以为收信人落款会是“同志”二字，没想到那上面（在两张好像印的是列宁头像的邮票下方）却写着伯爵的全名。那字体有些漫不经心，甚至有些离群索居，却又忍不住自我彰显的意味。

从博亚尔斯基餐厅下到大堂的时候，伯爵本打算到娇羞可爱的玛丽娜的办公室去讨一条白色的细线，因为他的夹克上有颗扣子松了。可他几乎已有半年没同米什卡见过面了。在他认出老友笔迹的那一刻，在几株盆栽棕榈树之间，一位带着哈巴狗的女士刚好从他最喜欢的那把椅子上起身。伯爵这人最信命，所以他决定把找女裁缝的事往后推一推。他过去占了座位，接着打开了信。

亲爱的萨沙：

今天早上四点，我无法入睡，便索性到老城去了一趟。那些痛饮狂欢地度过不眠夜的人已跌跌撞撞地回了家，电车上检票员还没来得及戴上帽子。我在涅瓦大街安静的春色中漫步，感觉这一切像是从别的省份，或别的年代偷来的。

涅瓦大街，和这座城市一样，已经有了一个新的名字：十月二十五日大街(6)。一个颇有意义的日子将一条历史悠久的街道变成了自己的领地。可此时此刻，我的朋友，它仍是你记忆中的样子。我漫无目的地穿过了莫伊卡河和丰坦卡运河，从那些店铺、那些昔日富丽堂皇的豪宅的玫瑰色外墙前经过，最后来到季赫温公墓。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柴可夫斯基都埋葬于此，二者相距不过几英寸。（你还记得吗，我们为了争论他们俩谁更有天赋，一直吵到深夜？）

我忽然意识到，把涅瓦大街从头走到尾就等于把俄国文学全都走了一遍。在这条街的开端，也就是紧挨着莫伊卡河岸的路边，那幢房子是普希金度过生命中最后几年的住所。而几步开外就是果戈理开始写《死魂灵》时住的房屋。然后就到了国家图书馆，托尔斯泰曾在这里查过资料。而这里，在公墓这道墙的后面，躺着我们的老朋友费奥多尔(7)，长眠在樱桃树下的他是人类灵魂永久的见证。

我站在那里，想着想着便走了神。这时，太阳已升上公墓的墙头，把光芒洒在整条大街上。此情此景，让我忽然想起了那句伟大的断言、那句宣言、那句承诺：

永远都要发光，

照亮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

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

1930年6月14日

于列宁格勒

在把老朋友的信翻到第二页之前，伯爵不自觉地抬起了目光，他已经被深深打动。

打动他的并非那些有关圣彼得堡的回忆，或年少时他在朱门豪宅里的生活，或和米什卡合租时住在补鞋匠楼上那间公寓的时光，他也不是被米什卡对伟大的俄国文学进行感情真挚的回顾所打动。真正打动他的是，这位老友在漫无目的的情况下拔腿便走进了那偷来的春意中。

米什卡和卡捷琳娜一起搬去基辅已四年有余；而她为了另一个男人离开他也有一年了；自他回到圣彼得堡，重新把自己锁在书堆里也已经六个月了。后来，在一个春天的夜晚，凌晨四点，无法入睡的他发现自己不知不觉已来到涅瓦大街，正走在他和卡捷琳娜一起走过的那条路上。正是在那天，她第一次牵住了他的手。后来，当太阳开始升起，那情景让他突然想起了那句断言、宣言和承诺——“永远都要发光，照亮你所到的每一个地方，直到你生命中的最后一刻。”而这，正是人们祈求从爱里面得到的。

那当这些念头在伯爵心里翻来覆去时，他有没有因为米什卡至今还对卡捷琳娜朝思暮想而替他担心呢？他有没有因为他这位老友，在深夜病态般地追索一条已经消逝的爱情之路而担心呢？

担心？米什卡这辈子都会对卡捷琳娜念念不忘的。不管他们给涅瓦大街重新起了个什么名字，只要他再次踏上那条街道，他就无法摆脱那股难以承受的茫然和失落。这才是正常的。这种茫然和失落正是我们有所预见与准备的，并且会珍藏在心里，直到生命尽头。因为，只有我们内心的悲伤，才能最有效地反驳那些爱情短暂易逝的论调。

伯爵拿起米什卡的信正欲往下读，在他翻页时，三位刚从广场餐厅出来的年轻人在其中一株棕榈树的一侧停下，开始严肃地谈起话来。三人中有一位二十来岁的帅气小伙，看上去是共青团员。另外两个都是年轻姑娘——一个金发，一个黑发。他们三个显然即将被派往伊万诺沃省，而那个小伙子是他们三人中的队长。他正在提醒他的两位女同胞，他们此行将不可避免地面对物资匮乏的问题，同时，他也向她们保证，这项工作意义非凡。

小伙子话刚说完，黑头发的姑娘问他，伊万诺沃省有多大。没等他开口，金发姑娘就代他答道：“面积有三百多平方英里，人口五十万。尽管该地区以农业为主，但它总共只有八个拖拉机站和六座现代化加工厂。”

帅气的队长看上去并未因为年轻的同志越俎代庖而有丝毫不悦。相反，从他的表情能明显看出，他对她十分尊重。

金发姑娘刚结束这场“地理课”，他们中第四位成员也从广场餐厅那里一路小跑了过来。来人比队长更矮，也更年轻，他头上戴着一顶水手帽。自从战舰“波将金号”事件发生以来，这种帽子一度深受内陆地区的青年的喜爱。他手里拎着一件布夹克，走到近前时，他把夹克朝金发姑娘递了过去。

“我刚才去拿我的衣服，顺便也帮你拿了外套。”他热情地说。

金发姑娘点了点头，接过外套，连个“谢”字也没有。

连个“谢”字也没有？

伯爵不由得站起身来。

“尼娜？”

四个年轻人全都朝盆栽棕榈树的这一边转过身来。

伯爵把他的白色外套和米什卡的信往椅子上一放，便从树叶的后面走了出去。

“尼娜·库利科娃！”他叫了一声，“真没想到啊。”

这句话对此刻的伯爵来说真是恰如其分：真没想到。因为他已经有两年多没见到尼娜了。有许多次，从棋牌娱乐室或者宴会厅路过时，他发现自己不由自主地在想：她如今会在哪儿，又在做什么呢。

可就在同时，伯爵突然觉得，他此刻现身对尼娜来说并不合适。也许她并不想跟她的同志解释，她怎么会认识像他这样的“前人民(8)”。也许她还从未跟他们提起过，她年幼时住过这家豪华的酒店。也许，她只想和她那些目标明确的朋友把那场有意义的谈话继续下去。

“我失陪一会儿。”她对他们说，然后走向伯爵。

分别了这么久，伯爵本能地想给他的小尼娜一个大大的拥抱，但她的肢体语言似乎在阻止他实现这一冲动。

“看见你真高兴，尼娜。”

“我也是，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位老朋友互相注视了一会儿，然后，尼娜指了指那件搭在座椅扶手上的白色西装。

“看样子，你还在替博亚尔斯基餐厅打点那些桌子？”

“是的。”他微笑着说，尽管她那公事公办的口吻让他不确定这话是褒是贬。他很想（带着戏谑的眼神）反问她一句，刚才在广场餐厅她是不是又点了一份“开胃菜”，可他想了想，觉得还是不问的好。

“我听说你马上又要出门冒险了。”他说。

“我想是会有些冒险的成分，”她答道，“但主要是有很多工作要做。”

她解释说，明天一早，他们四个人就要和另外十名本地的共青团员一起，动身前往卡德地区——位于伊万诺沃省心脏地带的古老农业中心——去帮助那里的乌达尼克，即“生产突击队员们”，在该地区推行农业集体化。一九二八年年底，伊万诺沃省仅有百分之十的农场是集体化经营，而到了一九三〇年年底，几乎所有的农场都是集体化运作了。

“世代以来，富农们都是自己耕种土地，同时，他们也会根据需要来组织和使用当地没有土地的农村劳动力。可现在时代变了，用公有的土地来服务公共利益的时代到了。这是历史的必然。”她不带丝毫感情地补充道，“这是不可避免的。毕竟，难道当教师的就只教自己的孩子，当医生的只照顾自己的父母吗？”

尼娜滔滔不绝地开始了她的演讲，她的口气和她使用的术语，包括她对富农苛刻的评论以及“集体化不可避免”的判断，很让伯爵吃惊。这时，见她把头发往耳后拢了拢，他才醒悟过来：其实他不该为她如此高涨的热情大惊小怪。她只不过是把利西茨基教授在课堂上对数学的热忱和她对细节精益求精的追求，原封不动地搬到了她对工作的爱上。尼娜·库利科娃从来，并且永远都是，一个对严谨的思想和严谨的思考孜孜以求的严谨之人。

尽管尼娜刚才跟她的同志们说只需要“一会儿”，但一谈起他们的工作计划来，她便似乎把棕榈树那边等她的同志给忘了。

伯爵心里在暗笑。他从她肩膀上方望过去，发现那位帅气的队长已经把其他人打发走了，而他自己却留下来等尼娜。在任何年代，这都算得上极高明的手段。

“我该走了。”结束了长篇大论，她终于说道。

“是，当然。”伯爵答道，“你肯定有很多事要忙。”

她冷静地与伯爵握了握手表示感谢。她转过身去时，似乎根本没注意到已有两位同志先行离去，而她似乎对帅气小伙子的耐心等待习以为常。

伯爵目送着两位年轻的理想主义者走过旋转门，出了酒店。他见小伙子对帕维尔说了句什么，帕维尔便冲出租车打了个手势。出租车开过来，年轻人打开车门，尼娜却朝对面的剧院广场指了指，意思是她要去不同的方向。而帅气的队长也同样指了指，大概是要陪她一起去。尼娜却像刚才和伯爵握手时那样非常冷静地和他握过手，再穿过广场，朝历史的必然方向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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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吧？”

伯爵正和玛丽娜一起，盯着她刚从抽屉里取出的一只线轴。抽屉里装满了白线，各种程度的白色这里面应有尽有。

“真抱歉，阁下，”玛丽娜答道，“您这么一说，我便觉得它更像是奶白，而不是珍珠白。”

伯爵把目光从线轴上抬起来，直视着玛丽娜那双一动不动、充满担忧的眼睛。可她恍惚的眼色里似乎充满了笑意。然后她像个小女孩一样大笑了起来。

“哦，把它给我。”他说。

“这个嘛，”她用和解的语气说，“还是让我来吧。”

“绝对不让。”

“得了吧。”

“我自己能行，谢谢你。”

伯爵确实不是在使性子，他有把握自己做好这件事。

要成为一名出色的餐厅侍者，你必须把自己的外表收拾得当。这很合情合理。你必须干净、整洁和优雅。同时，你还得穿戴整齐，绝不能穿着领口和袖口磨烂了的衣服在餐厅里逗留。还有，你绝对不能连衣扣都不扣，敞着衣服去替客人端茶送水，因为你会发现，敞开的衣襟很快会晃荡到客人的土豆浓汤里去。所以，在正式成为博亚尔斯基餐厅员工三周后，伯爵便来向玛丽娜请教这门“阿拉喀涅的艺术”。一开始，伯爵保守地为这门课程留出了一小时的时间。可后来的四周，他总共花了八小时才全部上完。

谁会知道竟有这么多种不同的针法呢？倒针，十字针，跳针，对针，包边缝针，等等。即使是亚里士多德、拉鲁斯和狄德罗，这些把毕生精力都用来对各种现象进行划分、归类和定义的百科全书式的伟大人物，恐怕也不会想到竟有这么多种针法，而且，每一种都有不同的用途。

伯爵拿着那根奶白色的线，在椅子里坐了下来。玛丽娜把她用来插针的针垫递给他。他仔细打量着它，就像一个孩子打量着一盒巧克力。

“这根。”他说。

他舔了舔线头，然后眯着一只眼睛（像玛丽娜教他的那样）穿起针来，那速度比圣徒穿过天堂之门还要快。他把线绕出一个双环，打上结，再把线从线轴上剪下。然后，他便坐直身子，干起活儿来。旁边的玛丽娜也忙起了她自己的活计（缝补枕套）。

自打有针线活儿以来，人们便习惯了一边缝东西一边聊天，而此刻的二人也不例外。这类闲聊大多会得到对方一句“嗯”或“是吗”这种不至于中断工作节奏的回答。偶尔碰上大家都关心的话题，手里的针线活儿便会因此停下。而眼下，聊了几句天气和帕维尔漂亮的新大衣之后，伯爵提起了遇见尼娜的事。玛丽娜闻言，手中刚推进去的缝衣针顿时僵在了半道。

“尼娜·库利科娃？”她惊讶地问。

“除了她还有谁。”

“在哪儿？”

“大堂。她和三位同志在一起吃午饭。”

“你们聊了会儿吗？”

“聊了几句。”

“她说了自己的情况？”

“他们好像马上要到伊万诺沃去搞富农合法化和拖拉机集体化之类的事了。”

“谁问你这些啦，亚历山大？她怎么样？”

伯爵手里的针线停了下来。

“和从前一样，”过了片刻他才说，“还是那么充满好奇心，充满激情和自信。”

“真好啊。”玛丽娜微笑着说道。

伯爵看了看她，见她又开始缝起来。

“只不过……”

玛丽娜又停了下来，回视着他的双眼。

“不过什么？”

“没什么。”

“亚历山大，你心里肯定有话。”

“只不过，尼娜讲到这趟即将开始的旅行时，是那么激动，那么自信，那么一心一意，似乎一点幽默感都没了。她就像那些无畏的探险家，唯一的念头就是把她的旗子插到极地的冰盖上，再以历史必然的名义将它据为己有。可我由始至终地怀疑，真正属于她的幸福也许都在另一个纬度等着她。”

“得了吧，亚历山大。小尼娜都快满十八岁了。我敢肯定，你和你那些朋友在她这个年纪也讲过同样慷慨激昂、充满自信的话。”

“那当然，”伯爵说，“那时候我们是坐在咖啡馆里慷慨陈词，不到店里开始拖地、关灯的那一刻我们是不会起身的。”

“看，没错吧。”

“我们也的确为各种主义争论过，玛丽娜，但我们却从没想过要把它们拿来真正地付诸实践。”

玛丽娜的眼睛转动了一下：“你可千万别去搞什么主义呀。”

“不，我是说真的。尼娜太执着了，我担心那种信仰会把她作为年轻人应有的快乐剥夺掉。”

玛丽娜把手里的针线活儿放下来搁在她的腿上。

“你一直都很喜欢小尼娜的。”

“我当然喜欢。”

“从某种程度上说，是因为她是个喜欢独立思考的人。”

“的确。”

“那你就该相信她。即便现在她一心奔着错误的方向去，你也要相信，她迟早会找到她生命的归宿。因为我们每个人迟早都会找到自己的归宿。”

伯爵揣摩着玛丽娜的话，不由得点了点头，然后重新干起了手里的活儿。他把线从扣眼里穿过去绕了几圈，缠在扣子下面的铁钩上，打上死结，再用牙咬断。等把玛丽娜的针插回针垫上时，伯爵才发现已经下午四点过五分了。事实又一次证明，当你沉浸在愉快的工作当中，并且身旁有人可以愉快地交谈时，时间就会过得飞快。

等等……伯爵心想。

已经四点五分了？

“我的天哪！”

伯爵一边向玛丽娜道谢，一边拎着自己的夹克跑到大堂，然后一步跨过两个台阶地朝楼上冲去。他赶到311号套房的门口时发现门是开着的。他先往左右瞄了一眼，然后溜进去，并把门关上。

紧靠着墙镜的桌子上摆着早些时候他无意中见过的那簇两英尺高的卷丹。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午后幽会

伯爵迅速往四下打量了一下，便直接穿过无人的客厅，走进了卧室。卧室里面，在一扇高大的窗户前，立着那个杨柳般婀娜多姿的身影。听到他走进屋的声音，她转过身来，衣服唰的一声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这是怎么回事！

我们上回写到这一对是在一九二三年。当时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赶出屋，不是特意吩咐他“把窗帘拉上”吗？而当他出门以后听见门在身后“咔嗒”一声关上时，他不是觉得自己像个孤魂野鬼，所以后来才满腹辛酸地上屋顶去了吗？此刻，她正钻向床罩。这个曾经无比高傲的人脸上正挂着微笑，那微笑里饱含着耐心、温柔甚至感激。而所有这些，在伯爵这个她曾经的对手和敌人的笑脸中也能一一找到。他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晚礼服往椅背上一搭，便开始解开他的衬衣扣。

究竟发生了什么，居然让这两个迥然不同的人重新聚在了一起？是怎样一条错综复杂的道路又把他们带进了311号套房，重回彼此的怀抱的呢？

好吧，错综复杂的那条道路并不是伯爵的。在过去的这些年中，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走过的路不过是从他的卧室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然后再回来。他只是沿着大都会酒店的楼梯来回跑而已。所以，那条错综复杂，又弯又绕，不但有转弯，而且沿原路返回的路不是伯爵的，而是安娜的。

一九二三年，当我们第一次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遇见乌尔班诺娃女士时，伯爵便发觉了她身上的那股傲慢劲儿。其实，那种傲慢并非毫无来由，而是她作为一位名人的附属品。一九一九年，伊万·罗索托斯基在敖德萨郊区的一家地方剧院里发现了她，从那以后，她便成了他接下来两部电影的女主角。这两部电影都是历史爱情故事，歌颂的是劳动人民纯洁善良的情操，同时也对那些作威作福的家伙进行了批判。在头一部影片中，安娜扮演的是一位十八世纪的厨房女佣。一位年轻的贵族为了她宁可放弃宫廷的诱惑。在第二部里，她扮演的是一位十九世纪的女继承人。电影里的她抛弃家产，嫁给了一名铁匠学徒。罗索托斯基为他的故事植入了昔日宫廷的背景，用灯光营造出梦幻般的朦胧气氛，用柔焦镜头拍出怀旧效果，然后影片的第一、第二和第三幕里几乎全是这位初入影坛的玉女的特写镜头：春心萌动的安娜，心烦意乱的安娜和终于收获了爱情的安娜。两部影片都受到了大众的欢迎，并且得到了政治局成员（在经过了多年战争之后，他们也希望适当地转移话题，给人民一些喘息之机）的首肯。于是，我们这位年轻的女演员轻而易举地收获了荣誉和声望。

一九二一年，安娜成了全俄电影联盟的成员，也因而有了进出联盟成员特许店的资格；一九二二年，她被授予了彼得霍夫附近的一处别墅的使用权；一九二三年，他们又把一位前皮毛商的豪宅给了她，宅子里有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以及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子的梳妆台。这些东西本身就可以用作罗索托斯基任何一部电影的道具。正是在这幢豪宅中举办的聚会上，安娜学会了从楼梯上逐级而下的古老艺术。她手扶栏杆，身后拖着一袭长长的丝绸礼裙，一步步地从楼梯上款款而下；而楼梯脚下，画家、作家、演员和党的高级干部都在众星捧月般地等着她。(9)

然而，对任何政权而言，艺术是它所有的奴仆中最不真诚的那一位。不仅因为创造艺术的都是些异想天开之辈，也不仅仅因为那些人不喜欢仰人鼻息，或对简单地重复他人深恶痛绝，重要的是，有时候艺术的含义含混得令人头疼。一段经过精雕细琢的对话原本可以明白无误地传达出说话者的用意，但这时，稍微加上些嘲讽的语气，或者将眉毛轻轻一挑，它便会立刻前功尽弃。事实上，它有时会给人一种与说话人的本意完全相反的效果。所以，当局为什么要时不时地对艺术的导向进行重新考虑和调整也就很好理解了。不为别的，就是为了它们自己能保持一致也得这么做。

果然，当安娜主演的罗索托斯基的第四部电影（她在该片中扮演一位被误认为孤儿的公主，而她爱上了一位被误认为王子的孤儿）在莫斯科举行盛大的首映式的时候，一些坐在乐队席里的精明人士已注意到，年轻时如此招人欢迎并被人们亲切地称为“索索”的总书记，今天并没有像以往那样一边看着银幕一边露出会心的微笑。于是，他们本能地把自己的热情也强压下来。这样一来，首先是夹层楼的气氛受到了影响，接着这种受到影响的氛围很快就蔓延到了包厢里，最后，剧场里的每一个人都感觉到了不对劲的地方。

首映式后的第二天，有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组织成员给《真理报》写了一封公开信（该党组织成员那天晚上就坐在“索索”身后几排的一个位置上）。他承认，这部电影非常有趣，可是，我们从罗索托斯基这些接二连三回归到公主和王子时代的电影中又能学到些什么呢？华尔兹、烛光和大理石台阶？我们难道从他对过去的痴迷之中嗅不出一点可疑的怀旧情绪吗？而且，个人奋斗和个人胜利难道不是又成了故事的中心吗？他对特写镜头的过分偏爱和依赖在这部片子里难道没有变本加厉吗？没错，我们又有了一位身穿长袍的美人，可历史的紧迫感呢？集体奋斗呢？

此信在《真理报》上登出后的第四天，“索索”在全体会议上发言之前特意提到了这篇影评，并且对作者的措辞风格表示了赞许。全体会议召开之后的第三周，这封信的精神（以及信中所提到的几个名词）又分别得到了另外三家报纸和一份艺术期刊的响应。尽管这部影片在二级影院的发行量极其有限，它还是赢得了一些微弱的掌声。而到了那年秋天，不仅罗索托斯基的下一部影片还没着落，他本人的政治可靠性都开始遭到怀疑。

现实生活中的安娜远不像电影中的她那样天真无邪。她很清楚，罗索托斯基的失势像一块巨大的石头，会把她一齐拖入深渊。于是，她不仅开始避免同他一起公开露面，而且开始公然赞扬起其他导演的美学观点。要不是大西洋对岸创造出了一个很不幸的新发明，她的这一策略兴许能为她开辟出一条新的成名通道。这个新发明就是：有声电影。尽管安娜那张脸仍旧是银幕上最令人着迷的面孔之一，但那些多年来以为她的声音也同样迷人的观众却完全无法接受她男人般沙哑的嗓音。因此，在一九二八年春天，在二十九岁的大好年华里，安娜·乌尔班诺娃便成了美国人口中的那种过气明星。

唉，钉在那些价值不菲的古董家具底下的铜牌或许能让某些好同志安安心心地睡个好觉，但所有按照序列号码在分类账本中登记下来的物品都有一个共同的特性，那就是，只要登记的笔轻轻一动，它们就会被其他人要走，或者被拿去用在别的场合。未出数月，镀金的座椅，绘有装饰画的衣橱，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全没了，包括皮毛商的那座豪宅，以及彼得霍夫附近的那幢别墅。安娜拎着两只装满衣服的大箱子，被赶上了街头。当时，她钱包里的钱足够买一张回到她位于敖德萨城外的家乡的火车票。相反，她和那位年已六旬的服装师一起搬进了一套只有一间房的公寓，因为安娜·乌尔班诺娃根本没有返乡的打算。

伯爵第二次见到安娜是在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也就是她被赶出豪宅后大约八个月。当时，他正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往一位意大利进口商的杯子里倒水，却看见她穿着一袭红色的无袖晚礼裙，踩着高跟鞋从门外走了进来。伯爵一边朝进口商道歉，一边用纸巾替他揩干洒到腿上的水，他还隐约听到女演员向安德烈解释，她约了一位客人，对方随时会到。

安德烈领她去了位于角落里的一张双人桌。

然而，她那位客人过了四十分钟才来。

博亚尔斯基餐厅正中间布置着许多花卉（那天摆的是向日葵）。伯爵从花卉装饰台另一侧的有利位置看得出，女演员和她的那位客人此前应该只是互有耳闻，未曾谋面。那人的长相还过得去，年龄应该比安娜小几岁。虽然他身穿手工剪裁的西装，但伯爵一看就知道这是个粗鄙之人。因为入座之后，他虽然嘴里在为迟到道歉，可他的眼睛却一个劲儿往菜单上瞄。她还在大度地对他说不要紧时，他便已经打着手势叫侍者过来了。安娜看上去还是无比迷人。她讲自己的故事时，眼中充满神采，而听他讲故事的时候，她又会适时发出会心的笑声；每当有人走到他们的桌子前，恭维他新拍的电影因此打断了他俩的谈话时，她总是摆出一副耐心的姿态。

几小时过后，博亚尔斯基餐厅已经空了下来，厨房也关了。伯爵正要从大堂回自己的房间，这时，安娜和她的那位客人正从夏里亚宾酒吧出来。客人停下脚步，打算穿上自己的大衣，安娜却冲电梯指了指，显然是邀请他上楼去再喝一杯。可他继续将手臂伸进袖子。“今天很荣幸能与您见面，”他一边向她表示，一边瞥了一眼手表，“可是不凑巧，我跟别人还有约。”说完，他便径直朝门口走去。

在年轻的导演穿过酒店大堂时，伯爵觉得此刻的安娜和一九二三年的她一样光彩夺目，动人心弦。可一等到导演的身影消失在外面的大街上，安娜脸上的笑容和她的肩膀便立刻耷拉了下来。她抬起手，无奈地按住了自己的眉头，然后从对着门的位置转过身来，却迎头碰上了伯爵关切的目光。

在那一瞬，她的肩膀不由自主地往后一缩，然后高抬起下颌，朝楼梯走去。尽管仪态大方地走下楼梯，走向众多崇拜者这门技术她早已练得炉火纯青，但独自上楼的技术她还未掌握（也许根本没人能掌握）。才上了三级台阶，她便停了下来，站在那儿一动不动。接着，她转过身，按原路下楼，穿过大堂，来到伯爵站着的地方。

“每次我和你同时出现在这个大堂里，”她说，“我都免不了被人羞辱一顿。”

伯爵看上去非常惊讶。

“羞辱？我觉得你根本没有理由觉得受到了羞辱啊。”

“我想你大概是眼瞎了吧。”

她看向那张旋转门，仿佛它还在为导演的出门而转动。

“我邀他睡觉前再一起去喝一杯，可他说他明天需要早起。”

“我倒是从来都不需要早起。”伯爵说。

她笑了，这是她今晚第一次发自内心地微笑。她用手指了指楼梯上的台阶。

“那你上去得了呗。”

如今，安娜住在428号房间，它在第四层楼的房间中说不上最好，但也不是最差的。套房里有一间小卧室，卧室旁边有个小休息区，休息区里摆了一张小沙发、一张小咖啡桌，旁边还有两扇小窗户。从窗户往下看，正好能看到特维尔区纵横交错的电车轨道。这种房间里住的都是那些想让人对自己另眼相看，又住不起更大房间的人。咖啡桌上摆着两只玻璃杯、一盘鱼子酱，还有一瓶放在冰桶里的伏特加。

他们俩打量着这一幕精心布置的场景。她摇了摇头。

“这些可花了我不少钱呢。”

“那我们更不能把它浪费了。”

伯爵把酒瓶从冰桶里拎出来，给两人各倒上一杯。

“为逝去的旧时光。”他说。

“为逝去的旧时光。”她笑着附和道。他们把杯里的酒一饮而尽。

当一个原本过着令人艳羡的生活的人突然遭受重创时，他会有很多选择。有的人因为耻辱感，可能会试图遮掩所有自己的生活环境已发生改变的迹象。所以，在赌场上输光了全部积蓄的商人会留下自己那些极其考究的衣服，直到穿破为止，并且，他会时不时向人讲起昔日在私人俱乐部里发生的逸事，尽管他在俱乐部的会员资格早已作废。而有的人则会自哀自怜地从他们过去的幸福生活中退缩出来。所以，受尽婚姻煎熬的丈夫在社交场中遭到妻子的公开羞辱之后，有可能会抛弃家业，离家出走，躲到城市另一边的一套又小又暗的公寓里容身度日。还有人，比如像伯爵和安娜这样的人，则可能直接加入“谦卑者同盟”。

和互济会一样，“谦卑者同盟”也是一个紧密团结的团体，虽然它的成员平日里并不佩戴任何标识，但互相碰面时，他们一眼就能识别出对方来。由于同盟里的这些人都经历过由盛转衰的巨大变故，他们有许多相同的观点和看法。他们深知美貌、权势、名望和特权这些东西全都好景不长，绝不会永远属于你。所以，这些东西并不会轻易让他们折服。他们不轻易羡慕别人，也不会轻易发怒，更不会孜孜不倦地在报纸的字里行间寻找自己的名字。他们努力地让自己生活在同类中，对外人的奉承和谄媚非常谨慎；当外人同情他们和表现出优越感时，他们则在心底窃笑。

女演员又倒了些伏特加，伯爵则在屋里四处打量。

“狗怎么样？”他问。

“过得比我舒坦。”

“那为狗干一杯。”他举起酒杯说。

“对，”她赞同地笑着说，“为狗。”

事情就这样开始了。

在接下来的一年半里，安娜隔几个月就会来大都会酒店一次。来之前她会事先和她认识的某位导演联系好。这时，她终于接受了自己不可能再拍电影的事实。她只是请导演作为客人陪她一起去博亚尔斯基用餐。有了一九二八年的那次教训之后，她学乖了。她不会先到餐厅等着，而是给在衣帽间当差的小女孩塞点小费，后者会确保安娜在客人抵达两分钟之后准时现身。在晚餐过程中，她向导演敞开心扉，说自己对该导演仰慕已久，并且能回忆起他电影中的好多片段，甚至抓住其中的某个镜头——那种只有次要角色，台词不多，容易被人忽视，导演却下了一番苦功夫拍摄的镜头——大谈特谈。饭后，安娜会陪她的客人走到酒店大堂，而不会建议他到夏里亚宾去再喝一杯，更不会邀请他去她的房间。相反，如今的她会对他说，很高兴见到你。然后跟他道过晚安后便离去。

而导演会一边穿着外套一边不由得停下动作。眼见电梯门缓缓闭上，他突然觉得，尽管安娜·乌尔班诺娃已不再处于她的演艺巅峰，但第二幕中的一个小角色让她来演应该没有什么问题。

而此时，安娜已回到自己位于四楼的房间。她会换上一身简单的衣服（但还得先把她那件贵重的晚礼裙在衣柜里挂好），然后一边舒舒服服地看着书，一边等待伯爵的到来。

在同某位导演朋友共进晚餐之后，安娜终于得到了一个镜头的机会：扮演一位在工厂里完不成工作指标的中年妇女。在离季度结束只剩下两周的情况下，工人们聚在一起，集体给党领导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详细叙述了没能完成生产指标的原因。正当他们在逐条列举面临的各种困难时，头上戴着方头巾，头发拢在脑后的安娜却站起身来。她发表了一番简短却慷慨激昂的讲话，鼓励大家完成生产任务。

随着镜头被拉到这个无名无姓的人身上，人们看得出，这是一位不再年轻，不再动人，却仍旧充满傲气的倔强女人。还有她的声音？

啊，她的声音……

从她讲出第一句话起，观众便知道这绝不是一个未经世事的人。因为她的嗓音透露出，她曾吸入过未铺好的小路上的尘土，曾经历过分娩时的尖叫，曾在工厂的车间里高声召集过她那帮工人姐妹。换句话说，她的声音就是我的妹妹，我的妻子，我的母亲，还有我的朋友的声音。

不用说，因为她的讲话，那些女工干劲倍增，最终超额完成了任务。但更重要的是，在影片的首映式上，观众席的第十五排坐着一个长着圆脸，头发已有些脱落的家伙，他曾极其崇拜安娜。一九二三年，他曾在夏里亚宾酒吧与安娜见过一面。当时的他还只是莫斯科电影艺术局的主任，如今已成了文化部的高级官员。而且，据说他极可能会担任下任部长。他被影片中她在工厂演讲的那段表演深深打动，所以他回去之后，每碰见一位导演，都会问对方有没有看过她那段精彩的表演；此外，只要他知道她在莫斯科，他就会订一束百合花派人送到她的房间。

你也许会心领神会地笑着说：原来是这么回事啊，她就是这样东山再起的啊……可安娜·乌尔班诺娃是一位真正经历过舞台打磨的表演艺术家。更重要的是，作为“谦卑者同盟”的一员，她还是一位从不迟到，将台词拿捏得恰如其分，而且从不抱怨的模范女演员。于是，当官方的偏好开始向反映现实主义、体现坚韧不拔的精神上转移时，影片中便会经常出现一位成熟美丽但嗓音沙哑的女性。换句话说，安娜之所以能东山再起，完全在于她把握住了许多内外的有利因素。

也许你还是半信半疑。那么，你自己呢？

毫无疑问，有时候你的生活的确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飞跃。回首那些时刻，你的内心会充满自豪和骄傲。可是，难道真的没有什么人值得你感谢吗？比方说，为你提供过建议，鼓励过你或赞扬过你的导师、家人、朋友或者同学？

好啦，我们不要在原因和方式的问题上分析来分析去了。我们只需要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又当上了明星，而且她还在丰坦卡边上有了一幢房子，她的家具下面也钉上了椭圆形的铜牌。只不过现在，有客人前来拜访的时候，她是站在家门口迎接他们的。

✮

下午四点四十五分，五颗星的海豚座突然在伯爵的眼前旋转了起来。

如果你用手指沿着它最底下的两颗星画一道直线，然后沿着这道线经过整个天际，你便能找到天鹰座。而如果你连起它最上面的两颗星画出一道线，那你就能找到飞马座，柏勒洛丰(10)骑的那匹飞马；可如果你沿着相反的方向画一条线，你找到的可能是一颗新的星星，一颗为了给地球上疲惫的旅行者、寄居者或者冒险家指引方向的星星。这颗像太阳一样的星球也许在一千多年以前就已经在燃烧，直到现在，它的光芒才抵达北半球，继续在下一个千年为人们指引着方向。

“你在干什么？”

安娜朝伯爵这边滚了回来。

“我觉得你又长了一个雀斑。”他说。

“什么！”

安娜试着往自己的肩膀上看。

“别担心，”他安慰她说，“它很好看。”

“它长在哪里？”

“往海豚座东侧偏一点的位置。”

“海豚座？”

“你知道的。海豚星座。你的两个肩胛骨中间有一个。”

“我身上有多少雀斑啊？”

“天上有多少颗星星，你就有多少。”

“我的天哪。”

安娜的身子又一滚，仰面躺着。

伯爵点燃一支香烟，吸了一口。

“你不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吗？”他边问边把烟递给她。

“我为什么会知道海豚座的故事呢？”她叹了口气，答道。

“因为你是渔家的女儿。”

“那你给我讲讲呗。”

“好吧。从前有一位富有的诗人，叫阿里昂。他不但弹得一手好里拉琴(11)，而且是酒神颂歌的发明者。”

“酒神颂歌？”

“古代的一种诗歌。有一天，在他从西西里岛回来的途中，他的船员们决定抢劫他。他们给了他两个选择：要么自杀，要么被他们扔到海里。阿里昂一边掂量着这两个都不怎么诱人的选择，一边唱起了悲伤的歌曲。他唱得那么优美，那么动听，竟然吸引来了一群海豚在船的四周听他唱歌；最后，他投身跃入大海，其中一只海豚把他驮起来，平安送上了岸。作为对它们的嘉奖，太阳神阿波罗把这些善良动物排进了星座，让它们永远闪耀。”

“这故事太棒了。”

伯爵点了点头。他把烟从安娜手里拿回来，然后仰面躺在了床上。

“该你了。”他说。

“该我什么啦？”

“讲一个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我不知道什么大海的故事。”

“哦，讲一个吧。你父亲绝对给你讲过一两个。信基督教的渔民不可能不会讲与大海有关的故事。”

“萨沙，我得跟你坦白一件事……”

“坦白？”

“我不是在黑海边长大的。”

“那你父亲呢？你不是说黄昏的时候你会跑到岸边去帮他补渔网吗？”

“我父亲是波尔塔瓦(12)的农民。”

“可你为什么要编这样一个荒谬的故事呢？”

“因为我当时觉得只有这样才能吸引你。”

“你觉得你当时是这么想的？”

“对啊。”

伯爵沉吟了片刻。

“那你剔鱼刺的手艺是哪儿来的呢？”

“我从家里跑出来之后，在敖德萨的一家酒馆干过活儿。”

伯爵摇了摇头。

“真令人扫兴啊。”

安娜侧过身来，面对着伯爵。

“那你不是也跟我讲过下诺夫哥罗德的苹果那种荒谬故事吗？”

“那可是真事！”

“哦，得了吧。苹果长得和炮弹一般大？还像彩虹一样各种颜色都有？”

伯爵沉默了片刻，然后把烟掐灭在床头柜上的烟灰缸里。

“我该走了。”他边说边从床上爬了起来。

“好吧，”她一把拉住他，说道，“我记得一个。”

“一个什么？”

“大海的故事。”

他的眼珠转动了一下。

“不，我是认真的。这是我祖母给我讲的故事。”

“海的故事。”

“故事里有一位年轻的冒险家，一座荒岛，还有一大笔金银财宝……”

伯爵不情愿地往枕头上一靠，示意她接着往下说。

安娜讲道，从前有位富商，他有自己的船队，还有三个儿子。年纪最小的儿子长得很矮。有一年春天，富商给两位年长的儿子一人一条船，船上满载着各种皮毛、地毯和细麻布，并且让他们一个往东，一个往西，去寻找新的贸易对象，拓展新的贸易疆域。这时最小的儿子就问，他的船在哪儿呢？富商和两个大儿子闻言哈哈笑了起来。后来，富商给了他这个小儿子一只摇摇欲坠的小破船，船上的风帆也破破烂烂的，水手呢，是帮连牙齿都掉光了的老头，而压舱之物只有几个空麻袋。年轻人问父亲他该往哪个方向航行。富商回答说，他应该一直航行下去，直到抵达那个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地方。

于是，小儿子和他那些老弱病残的水手一起向南航去。在大海上航行了九个月后，他们抵达一片太阳在十二月永不下落的大陆。他们在那里下船，登上了一座岛屿。岛屿上有山，山上似乎铺满了皑皑的白雪。他们后来才发现，那漫山遍野铺的不是雪，而是盐。他的家乡盐产也非常丰富。在那里，家庭主妇们会毫不犹豫地把盐从她们的肩膀上抛过去以求得好运。尽管如此，小儿子还是吩咐船员们把船里的麻袋都拿出来，一只只全装满了盐，纵然没别的用途，也可以用作船里的压舱之物。

接下来的航行更轻松，也更快。很快，他们来到了一个巨大的王国。国王在他的宫殿里接待了富商的儿子，并问他带来了哪些可供贸易之物。年轻人回答说，他带来了一整船的盐。国王说，他从来没听说过盐是什么东西，然后便祝他好运，想把他打发走。可年轻人却毫不气馁，他到国王的厨房里参观了一趟，趁人不注意，偷偷地往羊肉上、汤里、番茄上，还有乳酪蛋糕上都撒了些盐。

那天晚上，所有的食物味道都好得出奇。国王惊讶极了。羊肉更好吃了，汤更好喝了，番茄也更美味了，甚至连乳酪蛋糕也变得更加好吃了。国王把他的厨师叫了过去，兴致勃勃地问他们又学到了什么新的手艺。厨师们也摸不着头脑，只得老老实实地答道，他们做菜的方法并没有什么不同，只不过，那位从大海中来的陌生年轻人今晚到他们的厨房参观过一次。

次日下午，富商的儿子便驾着船启程返航了。船上原来装着的盐现在已经变成了一袋袋黄金。

“这是你祖母给你讲的？”

“是她讲的。”

“这故事很不错。”

“对，是很不错。”

“可它也不能开脱你说谎的过错。”

“我也觉得不能。”

结盟

五点四十五分，伯爵手下的五名侍者已在各自的岗位上站好，而他也开始了每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巡视。他从餐厅西北角开始，对二十张桌子逐一进行检查，以确保每张桌上的每个餐具、每个盐瓶、每只花瓶都摆在了恰当的位置。

四号桌的一把餐刀被重新摆到和叉子平行的位置；五号桌的一只水杯从十二点的方向被挪到一点的方向；六号桌上一只留有口红印的酒杯被换走；七号桌上一把残留着肥皂印的勺子被重新擦拭了一遍，直到勺子表面可以清晰地反射出餐厅的倒影。

看到这一幕，你也许会想，当年拿破仑之所以在黎明到来之前巡视士兵队伍，仔细地检查他们的子弹装备，甚至军装等，是因为经验告诉他，战场上的胜利需要从擦亮士兵脚上穿的靴子做起。

但拿破仑许多伟大的战役通常只持续了短短一天，而且都是毕其功于一役。

所以，拿戈尔斯基与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团来打个比方也许更恰当。在充分分析并领会了作曲家的意图之后，戈尔斯基会与乐团指挥紧密合作，对舞蹈演员进行培训，对服装设计和舞台布景予以监督，然后在战役打响前几分钟，也同样要对他的部队进行一番检阅。但是等舞台上幕布一落，观众一散，这里却没有香榭丽舍大道上的庆功游行。因为不出二十四小时，他手下的芭蕾舞演员、音乐家和技术人员又将重新集合起来，以同样完美的标准将同样的节目重新表演一次。而这正是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生活。这是一场对精确度要求极高的战斗，一年三百六十五天每夜都会发生，虽然它常常给人一种毫不费力的错觉。

到了五点五十五分，在确保餐厅的一切都已就绪之后，伯爵便会把注意力，也许是飞快地，转移到埃米尔的厨房来。从厨房门上那扇小小的圆形窗口望过去，伯爵能看见主厨的助手们都穿着新近漂洗过的制服，一个个已就位。他还能看见，火炉上正煨着调味酱汁，用于添加的配菜也已准备好，随时可以摆到盘子上端出去。那位众所周知脾气暴躁的主厨怎么样了呢？还有几分钟博亚尔斯基餐厅就要开门迎客，他是不是还在对他手下的员工、他的顾客以及他所有的伙伴满腹牢骚呢？

事实上，埃米尔·茹科夫斯基的每一天都开始于最灰暗的悲观情绪。从掀起被子往外看的第一眼开始，不管看到的是什么，他都会皱眉，因为他知道，肯定又发生了一件冷酷而丑陋的事。读罢早报，里面的消息证实了他最坏的猜疑和担忧。到了十一点，他会站在路边，等着搭乘拥挤的电车，然后一边不住地念叨“这是什么世道”，一边任电车一路摇晃地把他载到酒店。

随着新的一天逐渐展开，埃米尔的悲观情绪才会逐渐被另一种情绪替代：并不是所有东西都被毁掉了。大约从中午开始，他一走进厨房，到他那些铜锅面前，他才觉得眼前的事物开始变得明亮起来。它们挂在一只只钩子上，因在昨晚被精心擦洗过而闪闪发亮，仿佛向人们暗示着一种无可辩驳的可能性。他走进冷冻室，把半只冻羊扛在肩上，然后走出来往肉案上一卸，发出“咚”的动听声响。在这一瞬，他的世界顿时增亮了一百流明(13)都不止。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当埃米尔听到切根菜的声音，闻到煎大蒜发出的香味，他也许会略微承认，活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令人慰藉之处。然后就到五点半了，假如这时一切都已就绪，他可能会允许自己品一品做菜时用的红酒，虽然只是为了把瓶子里剩的那点酒清理掉；“勤俭节约，吃穿不缺”嘛；“不借债，也不放债”。到了六点二十五分左右，当第一份菜单被送进厨房，埃米尔心灵深处那从清晨开始的黑色幽默基调便转变成了乐观和自信。

那么，六点差五分时，当伯爵透过窗户往里看的时候，他究竟看到了什么呢？他看到埃米尔正将勺子伸进一碗巧克力奶油甜点里，然后抽出来把它舔了个干净。经过了这一确认，伯爵便转过身，冲安德烈点了点头。只见餐厅主管将门闩一推，便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大门打开了，伯爵则已经站到了他的岗位上（一号桌和二号桌之间），做好了准备。

到晚上九点时，伯爵将餐厅里里外外都检查了一遍。今晚第一轮订座的客人已经顺利离开。菜单上得非常及时，点菜也按部就班。有四份羊肉差点煮过头，最后因为发现及时而得以幸免；总共开了不少于五瓶拉图尔葡萄酒；两位政治局成员被分别安排到两张规格完全相同的餐桌，而且，给他们提供的服务规格也完全一致。安德烈刚把运输部的政治委员领到了餐厅另一边的桌子，好让后者离坐在这边的美国记者远一点。这时他突然苦着脸冲伯爵做了个手势。

“怎么啦？”伯爵走到主管身边问道。

“我刚接到通知，黄厅会有一个私人聚会。”

“多大的聚会？”

“他们没说，只说是个小型聚会。”

“那可以让瓦先科去。我替他照看五号桌和六号桌。七号桌和八号桌马克西姆可以替他看着。”

“可问题就在这儿。”安德烈说，“我们没法让瓦先科去。”

“为什么？”

“因为他们指名要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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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厅的门前有个歌利亚(14)般的大个子正笔挺地站在那里，即使大卫见了此人恐怕也要犹豫再三。伯爵径直走了过去，大个子却似乎对周围的情况根本没有放在心上。可紧接着，在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看到了伯爵的情况下，他的身子突然往旁一侧，熟练地把门打开来。

大都会酒店的私人聚会的包房门前有大个子守门，伯爵对此并不觉得惊讶。他惊讶的是餐厅里面的布置：绝大多数家具都已被移到餐厅边上，正中央的巨大枝形吊灯下面只留着一张双人桌。一位身穿深灰色西装的中年男人正独自坐在那里。

尽管桌边坐着的人比门卫的身材小得多，衣着也考究得多，伯爵却感觉此君于残忍和暴力并不陌生。他的脖颈和手腕与摔跤手一般粗，头发剪得很短，从而露出了左耳上方的一块疤痕。看样子从侧面劈他的人原本是想让他脑袋开花的。此刻，这人看上去很从容，手里正把玩着一把勺子。

“晚上好。”伯爵说着鞠了个躬。

“晚上好。”那人一边微笑着回答一边把勺子放回到桌上。

“我能给您拿点喝的吗？这样您可以边喝边等。”

“没别的人要来。”

“哦。”伯爵说完，打算把多出的另一套餐具拿走。

“这些你不用拿走。”

“对不起。可您刚才说您没有在等别的人。”

“我是没在等别人。我等的是你，亚历山大·伊里奇。”

两个人对视了片刻。

“来吧，”那人说，“请坐。”

伯爵有些犹豫，不知该不该坐下。

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可能以为伯爵之所以犹豫，是因为不知这位陌生人的来历，或者对他心怀恐惧。可其实，伯爵的考虑是出于礼数：他身上穿的是侍者的制服，就这么坐在桌子前似乎不合适。

“来吧，”陌生人友好地说，“你不会拒绝一位孤单的人邀你一同进餐吧。”

“当然不会。”伯爵答道。

尽管在椅子上坐了下来，伯爵还是没把餐巾铺在腿上。

轻轻的敲门声响过之后，大个子从外面走了进来。他手里拿着一瓶酒，看都没看伯爵一眼地走到桌旁，让那位陌生人过目。

主人把身体往前倾了一倾，眯着眼睛审视着标签。

“很好，”他说，“谢谢你，弗拉基米尔。”

其实弗拉基米尔徒手也能把酒瓶盖拧开，但他还是从兜里掏出一把开瓶器，握在手里拧了拧，把瓶塞拔了出来。这一连串动作流畅得令人惊讶。接着，见主人冲他微微点了点头，他便把打开了的酒瓶放在桌上，然后退到了外面的走廊上。陌生人给自己倒了杯酒。然后，他举着酒瓶以四十五度角的位置停在桌子上方，望着伯爵，问道：

“你不陪我来一杯？”

“非常乐意。”

陌生人替伯爵把酒倒上，他们都举起杯子喝了一口。

“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陌生人把酒杯放回到桌上，说道，“圣·安德烈勋章获得者，赛马俱乐部会员，狩猎大师。”

“可我对您却一无所知。”

“这么说你不知道我是谁？”

“我只知道您是个能把博亚尔斯基的餐厅包下来独自进餐，而且在门外安排一位大个子为您站岗的人。”

陌生人笑了。

“很好，”说罢，他往椅背上一靠，“你还看出些什么来了？”

伯爵又仔细打量了这位东道主一番，他耸了耸肩。

“据我看，您应该四十岁左右，当过兵。我猜您当的是步兵，但战争结束时，您已经成了上校。”

“你怎么知道我成了上校？”

“作为绅士，判断出每个人的社会阶层难道不是他的应有之责吗？”

“好一个应有之责。”上校微笑着重复了一遍，仿佛非常欣赏这句话，“那你能猜出来我是哪儿的人吗？”

伯爵把手一挥，表示拒绝回答这个问题。

“对瓦隆人来说，最大的侮辱莫过于被别人误认为是法国人，尽管他们彼此相隔不过数英里，而且讲的是同样的语言。”

“我觉得你说得也对。”上校承认说，“不过，我对你的猜测能力还是很感兴趣。我保证，你猜错了我也不生气。”

伯爵又抿了一口酒，然后把杯子往桌上一放。

“我几乎能肯定，你是东格鲁吉亚人。”

上校坐直了身体，一脸的喜不自禁。

“太棒了。难道我有口音？”

“从口音倒是听不出来。军队就跟大学一样，在那里，人的口音最容易变了。”

“那东格鲁吉亚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伯爵冲着酒指了指。

“只有东格鲁吉亚人，才会在还没开始吃饭时就来一瓶卡斯泰利葡萄酒。”

“因为他们都是乡巴佬？”

“不，因为他们想念家乡。”

上校又笑了。

“你真是个狡猾的家伙。”

这时又传来轻轻的敲门声，门开了，大个子推着一辆送餐车走了进来。

“啊，太好了。来了。”

见弗拉基米尔把车朝桌边推了过来，伯爵把椅子往后一推，作势要起身帮忙，可他的东道主却做了个手势，让他坐着别动。弗拉基米尔把圆餐罩揭开，从里面端出一只大浅盘子放在桌子正中间。放下之后，他便退出屋去，而上校则把刀叉拿了起来。

“让我们来看看。这是什么？啊，烤鸭。我听说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烤鸭是别处没的比的。”

“你听说的没错。尤其要记得尝几颗樱桃，还有鸭皮。”

上校给自己切了一份，包括樱桃和鸭皮，然后替伯爵也切了一份。

“的确美味！”吃完第一口，他便脱口而出。

伯爵低下头，代表埃米尔接受了这一赞美。

上校用叉子冲伯爵比画了一下。

“你的档案非常有意思，亚历山大·伊里奇。”

“我有档案？”

“对不起。原谅我糟糕的用词习惯。我想说的是，你的背景相当有意思。”

“哦，是啊。这么说吧，若要论丰富程度，生活对我还是相当慷慨的。”

上校笑了。接着，他开始用一种核对事实的口吻说道：

“你出生于列宁格勒。”

“我出生于圣彼得堡。”

“哦，对，当然了。是圣彼得堡。你年幼时父母便双双过世，是你的祖母把你抚养成人的。你先进了学园，后来又进了位于……圣彼得堡的帝国大学。”

“说得都对。”

“而且，你还去过很多地方，我猜。”

伯爵耸了耸肩膀。

“巴黎。伦敦。佛罗伦萨。”

“可一九一四年你最后一次离开这个国家时，去的是法国？”

“五月十六日动的身。”

“对。就是普洛诺夫中尉那件事过后几天。告诉我，你为什么要拿枪打那家伙？他不是和你一样也是贵族吗？”

伯爵似乎有点吃惊。

“正因为他是贵族，我才开枪打他。”

上校笑了，又挥了挥手中的叉子。

“这我还真没想到。可是，没错，你的这种想法我们布尔什维克人绝对能理解。这么说来，革命爆发的时候，你人还在巴黎，可没多久你就设法回家了。”

“正是。”

“嗯，我想，我知道你为什么要急着赶回来：帮你的祖母逃到国外去。可把她出逃的一切都安排妥当之后，你自己为什么选择留下呢？”

“为了这里的美食。”

“别，我是认真的。”

“因为我不想再过离开俄国客居异乡的日子。”

“可你也并没有和白匪一起拿起武器。”

“没有。”

“我觉得你并不像一个贪生怕死的懦夫。”

“但愿我不是。”

“那你为什么没参加那场战争呢？”

伯爵停了停，然后耸了耸肩。

“因为一九一四年离开俄国去巴黎时，我就发过誓，我永远不会再向任何一位俄国同胞开枪了。”

“你把布尔什维克人也视为你的同胞吗？”

“那当然。”

“你觉得他们算绅士吗？”

“这完全是两码事。不过，他们中间也还是有一些的。”

“我懂了。我从你的语气听出，你觉得我并不能算是个绅士。来，说说看，为什么？”

伯爵轻笑了几声，算是答复。他仿佛是在说，真正的绅士哪会问这样的问题。

“嘿，行了，”上校坚持说道，“你瞧，我们俩坐在一起，一边吃着博亚尔斯基的烤鸭，一边喝着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这难道还不能表明我们已成了朋友吗？我真的很好奇，我身上究竟哪些地方让你觉得我算不上绅士呢？”

说罢，上校摆出一副鼓励的姿态，从桌子那边倾过身来，还帮伯爵把杯子的酒又给满上了。

“并非哪一件事，”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说，“是很多小细节综合在一起。”

“就像马赛克？”

“对。就好像马赛克。”

“那你给我举个例子，都有哪些细节呢？”

伯爵拿起酒杯喝了一口，然后把它放回桌上，杯子被摆在了一点的位置。

“作为主人，你用分菜的餐具给大家分菜是没有问题的。但真正的绅士肯定会先分菜给客人，然后才轮到他自己。”

上校刚吃了一口鸭子，听到伯爵举的第一个例子，他挥了挥手中的叉子，笑了。

“接着讲。”他说。

“绅士也绝不会手里拿着叉子冲别人比画，”伯爵说，“或者，在嘴里塞满食物时跟别人讲话。最重要的一点也许是，同别人交谈之前，他会先自我介绍一下，尤其是在他对客人已经知之甚详的情况下。”

上校把手中的餐具放了下来。

“而且，我点的酒也是错的。”他微笑着补充了一句。

伯爵往空中伸出一只手指。

“那倒未必。每个人喜欢点什么酒，原因有很多，怀念家乡是其中最好的一个。”

“那好，让我来自我介绍吧：我是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格列布尼科夫，前红军上校，现在是政府官员。童年在东格鲁吉亚度过，那时候一直梦想着来莫斯科，现在我三十九了，人也来到莫斯科，可又朝思暮想着回到东格鲁吉亚去。”

“很高兴认识你！”伯爵边说边从桌子那头把手伸了过来。二人握过手，又重新吃了起来。过了片刻，伯爵谨慎地问道：

“我能冒昧地问一个问题吗，奥希普·伊万诺维奇？作为党的政府官员，确切地说，您从事的是什么样的工作？”

“这么说吧，我负责监控那些我们关注的人。”

“哦，如果是这样，我想，把他们软禁起来，不是更省事吗？”

“事实上，”格列布尼科夫纠正他说，“把他们放出来更省事。”

这一点伯爵倒是认可。

“我听说，”格列布尼科夫继续说道，“你似乎已经安于目前的境况了。”

“作为一个研读过历史的学生和努力生活在当世的人，我承认，我的确没花那么多时间去冥思苦想我的生活本该有多么不同，但我相信，被迫适应某种境况和安于某种境况还是有区别的。”

格列布尼科夫笑了一声，然后在桌上轻拍了一下。

“又来了。我就是因为你这一点才来找你的。”

伯爵也把手里的餐具放下来，饶有兴致地看着他这位东道主。

“我们的国家，亚历山大·伊里奇，正处在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时期。我们同英法两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已经快七年了。听说，和美国也快了。从彼得大帝时代开始，我们扮演的一直都是‘西方国家的穷表弟’的角色。从思想到衣服，我们都对他们羡慕不已。而现在我们将要扮演的却是个完全不同的角色。用不了几年，我们出口的粮食和制造的钢铁将比欧洲其他任何国家都要多。而且，在意识形态上我们也会超越他们。所以，我们离在世界舞台上占据应有位置的那一天已经不远了。而要实现这一目标，我们不但必须听得懂，还要能讲。”

“你想学法语和英语。”

奥希普举起杯子，表示认同。

“是的，先生。可我不仅想学语言，还想了解说这些语言的人。我尤其想了解他们的特权阶层，因为掌权的全是那些人。我想知道他们如何看待这个世界；他们心目中的道德规范都包括些什么；他们珍视的价值观都有哪些，鄙视的又有哪些。你可以说，这是为了培养外交技能吧。可像我这样身居高位的人，学习这种技能的时候……还是谨慎点好。”

“您觉得我该怎么帮您呢？”

“很简单。就在这个房间，每个月和我一起吃一顿饭。跟我讲英语和法语。跟我讲讲你对西方社会的印象和看法。而作为交换——”

格列布尼科夫故意把那句话拖得很长，他想暗示自己能帮伯爵的地方非但不少，而且相当多。

可伯爵把手一抬，打断了这段关于利益交换的谈话。

“只要您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客人，奥希普·伊万诺维奇，我随时都可以为您效劳。”

苦艾酒(15)

十二点十五分，伯爵刚走到夏里亚宾酒吧。这里平日安静得如教堂一般，甚至可以容人们在此祷告和反思，此时却传出一阵声响，这在十年前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这声响中有笑声，有各种混杂的语言，有小号声，还有交杯换盏的声音。换句话说，就是肆无忌惮的喧哗之声。

是什么带来了这种转变呢？在夏里亚宾，主要变化有三个。一是一种令人喘不过气的名为爵士乐的美国音乐又回来了。该音乐曾经因为其特有的颓废风格而遭到禁止，可到了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布尔什维克人又开始支持它。他们之所以这么做，也许是想好好研究一下什么思潮能成功地席卷全世界。不管什么原因，反正此刻，如泣如诉的尖啸声和低沉的砰砰声正不断地从酒吧最里面的小舞台上传来。

第二个新情况是外国记者的回归。革命爆发后，他们被当时的布尔什维克人直接赶出了国。可这帮记者一个个老奸巨猾。他们把打字机藏好，出国以后，立刻换上别的衣服，刚数到十，他们便又一个个溜到了俄国乡下。所以一九二八年，国际新闻办公室又重新开张了。它设在一幢没有电梯的六层楼房的顶层。大楼的位置十分便利，正好位于克里姆林宫和秘密警察办公的大楼中间，而且刚好与大都会酒店隔街相对。因此，无论是哪天晚上，你都能在夏里亚宾酒吧里遇上十五六个国际记者协会的成员，他们缠着你，一聊就是好半天。而找不到听众的时候，他们就会在吧台前排成一排，像攀停在岩石上的海鸥一样，七嘴八舌地叫个没完。

紧接着，一九二九年又出现了更加不可思议的变化。那年四月，夏里亚宾酒吧突然来了不是一个，也不是两个，而是三名女招待，而且全是年轻漂亮的女孩。她们身穿黑色短裙，裙子下摆还不到膝盖。这些美丽动人的女孩在酒吧的顾客中间来回穿梭。她们苗条的身影，清脆的笑声，芬芳的香水味，为这里平添了一丝高雅的气息。如果说酒吧的记者更乐意说话而不是聆听，那么作为绝佳的共生对象，那些女招待则更愿意洗耳恭听，而不是自己滔滔不绝地说个没完。当然，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工作有赖于此。因为她们每周都要去捷尔任斯基大街街角的那幢阴沉沉的小楼里做汇报。在小楼里头阴沉沉的小办公桌后面，坐着一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他会把姑娘们无意间听来的谈话一字不落地记录下来。(16)

那女招待的这项任务，有没有让记者们因担心自己随心所欲的言论被汇报上去就变得谨小慎微，或者缄口不言呢？

正好相反。外国记者团有个长期有效的赌局：他们中的任何人，只要遭到“内务人民委员部”的传唤，便能获得十美元的奖励。为此，他们故意制造出一些耸人听闻的新闻，并把它们编进了谈话。一位美国人曾“一不留神”泄露了这样一条消息：在郊外某幢大别墅的后院里，一位心灰意冷的工程师根据凡尔纳小说里的规格和尺寸制造了一个大气球。另一位则接着说，有位不知名的生物学家正在用鸡和鸽子搞杂交试验，希望培育出早上能下蛋，晚上还能替人送信的鸟。总之，只要是在女招待们听得到的地方，他们就什么都说，甚至盼着自己说的那番话出现在她们的报告中，并被画上线。等报告交上去以后，它会砰的一声落在克里姆林宫的某张办公桌上。

来到夏里亚宾门口，伯爵便觉得今晚比平时还要热闹些。营造气氛的爵士乐队正在角落里忙活，以期跟上时不时爆发出来的笑声和鼓励声。伯爵从一片喧哗声中穿过去，来到酒吧不为人注意的另一头（这里，天花板和地板之间立着一根条纹大理石柱）。过了片刻，奥德留斯倚靠在吧台上，身子朝伯爵倾过来说道：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

“晚上好，奥德留斯。今晚这是在庆祝什么呢？”

调酒师把头转向其中一个美国人。

“莱昂斯先生今天被带到‘格别乌’的办公室了。”

“‘格别乌’！怎么会呢？”

“听说有人在佩尔洛夫茶馆的地板上发现了一封莱昂斯先生写的亲笔信——信里有斯摩棱斯克周围军队的动向和火力部属的情报。可当‘格别乌’的人把信往桌上一摆，要求莱昂斯先生做出解释的时候，他却说，自己不过是把《战争与和平》中他最喜欢的那一段在纸上誊写了一遍。”

“哦，是的，”伯爵笑着说，“博罗季诺(17)战役。”

“因为这一成就，他赢得了那笔赌注，这会儿正替在场的每个人买酒呢。但今晚，我们能为您做点什么呢？”

伯爵在吧台上轻拍了两下。

“你这儿会不会碰巧有苦艾酒啊？”

奥德留斯闻言，抬了抬眉头。

这位调酒师太了解伯爵的喜好了。比如，他知道伯爵晚餐前总要喝一杯香槟或者干味美思酒来开胃；他还知道，晚饭过后，伯爵喜欢喝一杯白兰地；而当夜间平均温度降到4℃以下时，他会改成喝威士忌或者葡萄酒。可苦艾酒？他们俩认识十年了，伯爵却从来没点过这种酒。事实上，伯爵从来都不喜欢像糖浆一般黏稠的利口酒，至于那种颜色发绿，据说喝了会使人发疯的酒，伯爵更不会沾了。

但颇具职业风范的奥德留斯除了动了动眉毛，并未有其他任何惊讶的表示。

“我想可能还有最后一瓶。”说完，他把墙上的一扇无缝门打开，然后钻进门里不见了。这个柜子是他用来存放那些更加昂贵或者行家私藏的烈酒。

在酒吧另一端的舞台上，爵士乐队正在演奏一首活泼的曲子。不可否认，第一次听到爵士乐的时候，伯爵并不觉得它有多么吸引人，毕竟他自幼只听那种情感细腻而幽微的音乐，越沉下心来越耐听，而且这些渐弱与渐强、快板与慢板结合的四段乐章是被极其巧妙而有艺术性地编排在一起，而不是被杂乱无章地塞进一个三十音节的曲子里。

可是……

可是，渐渐地他也喜欢上了别的艺术形式。爵士乐，它和那些美国来的记者一样，似乎天生就拥有一种社交能力。它有些任性，习惯将人们大脑里的第一反应和感觉表达出来，但它的表达方式通常是幽默和善意的。此外，它从哪儿来，将要去往何处，对这些问题它似乎毫不关心。不知何故，它身上兼具大师般的自信和学徒般的不谙世故。这样一门艺术居然不是起源于欧洲，这难道不令人惊讶吗？

伯爵的遐想被酒瓶放在吧台上的声音打断了。

“罗贝特产的苦艾酒，”奥德留斯边说边把瓶子倾斜过来，让伯爵看清酒瓶上的标签，“里面恐怕只剩下一两盎司了。”

“好歹就是它了。”

调酒师把瓶里的酒全倒进了一只小高脚杯里。

“谢谢你，奥德留斯。请把这个记到我账上。”

“不必了。算莱昂斯先生请的。”

伯爵转身离开的时候，那位一直霸着钢琴不放的美国人弹起了一首节奏欢快的庆祝香蕉短缺的小曲(18)。过了一会儿，所有记者都跟着唱了起来。换在别的晚上，伯爵或许会留下来看热闹，可今晚他还要参加自己的庆祝会。所以，他把那件极其珍贵的容器端在手里，小心翼翼地穿过拥挤的人群，不让杯里的东西洒出一滴。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二楼爬一边想，今晚，我们“三巨头”自己还要大肆庆祝一番呢。

其实，这个计划三年前就已经开始酝酿了。它始于安德烈一句沮丧的评论，却引起了埃米尔的响应。

“只可惜，那是不可能的。”主管叹了一声。

“是不可能。”主厨也摇了摇头，表示同意。

真的不可能吗？

需要的原料一共有十五种。其中六种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厨房常年都有供应。另外五种，只要季节一到，也很容易弄到；问题在于，尽管总的来说，如今物资已有了很大的改善，但剩下那四种还是极其罕见的。

一开始时他们便一致同意，这件事要做就绝对不能凑合，既不能图省事，也不能用替代物。要么就来一整场交响乐，要么就干脆一个音符都不弹。所以，“三巨头”得格外耐心和谨慎。他们得去求人，跟人交换，与人商量或者串通，有必要的话，还得搞些欺骗。有三次，他们离实现梦想仅咫尺之遥，却都在最后一刻因为突然出现的意外事件（一次是出了个小意外，一次是模具出了问题，还有一次是被老鼠坏了事）而功亏一篑。

可从这周一开始时，所有的好运气似乎都凑到了一块。埃米尔的厨房里已备足了其中九样所需的原料；与此同时，本该被送到民族饭店去的整整四条黑线鳕和一篮子贻贝被阴差阳错地送到了大都会酒店。这样，第十和第十一种原料也一步到位了。“三巨头”马上聚在一起讨论了一番，最终决定：安德烈打电话找人帮忙，埃米尔去同别人交换物品，而伯爵呢，得去找一趟奥德留斯。这样，第十二、十三和十四种原料又都齐了。第十五种呢？那得到稀有奢侈品专卖店去才行，也就是说，得去那些为党内最高级别的干部提供服务的商店。伯爵向某位人脉颇广的女演员偷偷询问了一下。说来也怪，没过一会儿，一个没有署名的信封便从门底下被塞进了他的屋子。所有十五种原料都弄到手后，“三巨头”的耐心即将获得回报。不出一小时，他们便能重新体验到那繁复而精致的调味、绝妙的蒸馏，以及既浓郁又神秘的滋味，就像——

“同志，晚上好。”

一闻此声，伯爵的身体不禁僵住了。

他犹豫了片刻，才缓缓转过身来，只见大都会酒店的助理经理像壁龛里的幽灵一样冒了出来。

和棋盘上他的那位同行一样，大都会酒店的这位“主教”从来不走横线或者竖线，而是走斜线：沿着对角线从一个角走到另一个角，绕过盆栽植物，或者从门上的破洞里直接穿过去。你永远只会在视线外沿发现他，如果你真能发现他的话。

“晚上好。”伯爵答道。

才相互看了一眼，他们便怀疑起对方来。两人都满腹狐疑。“主教”把身体往右一斜，脸上露出一副闲得无聊的好奇表情。

“你这是在那儿干吗呢……”

“在哪儿干吗？”

“就是那儿，你背后。”

“我背后？”

伯爵把手慢慢地从背后挪到了身前，然后，他把手掌转过来竖直展开，表示手里并没有东西。“主教”那张笑脸向右上角抽搐了一下，微笑立刻变成了假笑。伯爵也同样朝他笑了笑，然后礼貌地点了点头，转身便要离开。

“去博亚尔斯基餐厅吗……”

伯爵停下脚步，又转过身来。

“是。说得对。是去博亚尔斯基餐厅。”

“不是已经打烊了吗……”

“是。我可能把笔落在埃米尔的办公室了。”

“啊。我们的大诗人把笔给丢了。现在它会在哪儿呢……嗯？假如厨房里没有，也许你该到你那件中国工艺品的蓝色宝塔里去找找。”“主教”脸上仍挂着假笑。他转过身，沿着走廊的对角线走远了。

伯爵一直等到“主教”从他的视线里消失，才急忙朝相反的方向走，嘴里同时喃喃自语：

“现在它会在哪儿呢？也许就在你那座蓝色的宝塔里……还挺幽默。他这么个连‘牛’与‘流’韵都不分的家伙，说话还吞吞吐吐的。”

自从“主教”被提拔后，他问别人话时似乎都会在句尾添上个省略号。可别人听了心里会怎么想呢……谁敢这么跟我说话，我就给谁一拳吗……这不是跟审问一样吗……他貌似是在提问，可他其实并不需要别人回答，因为他心里早就已经拿定了主意。

当然。

伯爵径直走进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德烈特意没锁。他穿过空荡荡的大厅，推开那张双开弹簧门来到厨房。只见主厨正在厨案前将结球茴香切成细片，旁边的四根芹菜像斯巴达勇士一样整齐地排成一行，仿佛准备慷慨赴死。芹菜旁边是已经切好的黑线鳕肉片，还有一篮贻贝。炉子上搁着一只大铜锅，正像轮船一样突突地往外冒着蒸汽，让屋里人误以为自己正置身于大海之上。

埃米尔从茴香上抬起目光，和伯爵对视了一眼，他笑了。从这短短的一瞬，伯爵便看出主厨今天心情不错。下午两点，他就有了“毕竟我们还有些东西尚未失去”的感觉，而到了午夜十二点半，他更加坚信，明天太阳一定会升起，未来必是一片光明；他也毫不怀疑，绝大多数人都有着一颗善良而慷慨的心。说到底，无论什么事，终归会有最好的结果。

主厨顾不上跟伯爵打招呼。手里的刀没有丝毫停顿，他只是把头歪一歪，冲着旁边的小桌子示意。小桌子是他从办公室搬到厨房来的，正耐心地等人来收拾。

然而做事情需讲个轻重缓急。

伯爵小心翼翼地把那只小高脚酒杯从他的后裤兜里取出来，轻轻地放在了案台上。

“啊！”主厨边说边在围裙上揩了揩手。

“这么多够了吗？”

“意思意思就行。这个只是点缀。一种影射。只要是真货，那就应该足够了。”

埃米尔把小指在苦艾酒里蘸了蘸，然后伸到嘴里舔了舔。

“好极了。”他说。

伯爵从存放桌布的柜子里挑了一张合适的，啪的一声在桌子上方抖开，再让它缓缓落到桌面上。在他铺桌布的同时，主厨吹起了口哨。伯爵一听便笑了，因为他听得出，那正是昨晚他在夏里亚宾酒吧听到的那首歌。这时候，通往后面楼梯的门开了，安德烈用胳膊兜着一堆橙子从外面风风火火地走了进来。橙子多得都快从他的臂弯里溢出来了。安德烈走到埃米尔旁边，弯下腰，让橙子滚落到案台上。

橙子顿时像一群发现监狱大门突然敞开的囚犯，一个个在桌上狂奔起来，唯恐失去逃跑的机会。安德烈赶紧伸出胳膊围成一个圈，把橙子挡在中间。可还是有只橙子主管没能够着，它一下蹿到了厨案的另一边，直奔那杯苦艾酒而去。埃米尔见势不妙，顿时停住手里的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他猛跃一步，一把将酒杯抢在了手里。而那只橙子，似乎越来越自信，它先是跑到茴香的后面，接着从案台上跳下来，砰的一声砸在地板上，然后朝门口逃去。可就在这最后一刻，那扇把埃米尔的厨房与外部世界隔开来的门被人往里推开了。橙子一碰到门，便沿着地板朝着与刚才相反的方向滚了回去。与此同时，“主教”站在了门口。

“三巨头”僵住了。

“主教”朝西北方向走了两步，仔细打量着现场。

“晚上好，先生们，”他的语气颇为友善，“都这时候了，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

安德烈急中生智，伸手指了指厨案上的那堆食物。

“我们在盘点库存。”

“库存……”

“对。每季度都得盘点一次。”

“当然，”“主教”脸上挂着他那教士般的微笑答道，“谁命令你们搞季度盘点了……”

随着“主教”和餐厅主管之间的对话逐渐展开，伯爵注意到，厨房门刚打开时脸色惨白的埃米尔现在脸上已慢慢恢复了颜色。一开始，“主教”刚跨过门槛走进厨房时，埃米尔的双颊略微现出了粉红的颜色。当“主教”问“你们还在厨房里干什么呢”时，粉红色已变成了玫瑰红。而当他问“谁命令你们……”的时候，怒不可遏的主厨已气得连颈部和耳朵上都变成了紫色。他此刻的神情给人的感觉就是，谁敢在他的厨房里用这种语气质问他，谁就是在找死。

“谁的命令？”主厨说道。

“主教”的目光这才从安德烈转向了埃米尔。他显然被主厨身上判若两人的变化惊呆了。他似乎在颤抖。

“谁的命令？”主厨又重复了一遍。

忽然，埃米尔一把操起他那口砍肉刀，目光却一刻也没从“主教”身上离开过。

“谁的命令！”

说着，埃米尔朝前跨了一步，同时，他那只砍肉的手高举过头顶。一见此状，“主教”那张脸顿时变得跟黑线鳕一般煞白。接着只见厨房门转动了一下。“主教”已经跑得没影了。

安德烈和伯爵把目光从门口收回来，朝埃米尔看去。安德烈睁大着双眼，满脸惊讶，他伸手指了指埃米尔仍高高举在空中的手。原来，主厨刚才一怒之下操起的并不是他的砍肉刀，而是一根芹菜。那根芹菜上的小绿叶子此刻正在半空中瑟瑟发抖。“三巨头”不约而同地大笑了起来。

凌晨一点，三位“同谋者”都已就座。他们面前的桌上只摆着一支蜡烛、一条面包、一束插在瓶里的玫瑰，还有三碗法式海产什烩。

三个人互相看了一眼，才把各自的汤匙伸进面前那碗炖菜汤里。可埃米尔耍了个心眼。当安德烈和伯爵把各自的汤匙举到嘴边时，埃米尔的汤匙仍停留在他的碗的上方，因为他想好好观察两位朋友尝完第一口之后的反应。

伯爵知道有人在盯着自己。他索性把眼一闭，专心去体会那种滋味。

怎么形容它呢？

你首先得尝尝那汤。那是用鱼骨、茴香和西红柿煨出来的，带有浓郁的法国普罗旺斯的味道。然后，你还得品一品那鲜嫩的黑线鳕鱼片和韧劲十足的海生贻贝。这两样都是从渔人码头买来的。你也许还会有些吃惊，因为你能从那里头品到西班牙橙子特有的热情和奔放，以及只有在小酒馆才喝得到的苦艾酒的滋味。所有这些不同的感觉以某种方式汇聚并被编排在了一起，然后藏红花又为之增色。你仿佛看见，从希腊丘陵上收获的夏日精华，由骡子运到了雅典，然后被三桅小帆船载着横穿了整个地中海。换句话说，只要尝上一口，你就能立刻感觉到，自己仿佛置身法国的马赛港——那个满街都是水手、小偷和漂亮女人，到处充满着夏日的阳光、鲜活的语言和生命的地方。

伯爵睁开眼睛。

“好极了(19)。”他说。

放下汤匙的安德烈优雅地合上双手，无声地鼓着掌，以示对主厨的钦佩。

主厨眉开眼笑地冲他的朋友们鞠了个躬，这才开始享用这道他们翘首以盼的美味。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三巨头”的每一位成员都吃了满满三大碗法式海产什烩，此外，他们还各喝了一瓶酒，并且轮流说起了心里话。

这几位老朋友都在谈些什么呢？没有什么是他们不谈的！他们分别谈起了各自在圣彼得堡、明斯克和里昂的童年；谈起了他们各自的初恋和第二次恋爱；谈到了安德烈四岁的儿子和埃米尔已有四年历史的风湿性腰痛；谈到了往昔，也谈到了憧憬和美好。

埃米尔很少在这个时间还醒着，此刻却正处于一种前所未见的亢奋状态。听着大家讲起各自年轻时的故事，他笑得前仰后合，原本用来擦嘴的餐巾大部分时候都被他拿来擦笑出来的眼泪了。

那最为精彩的(20)部分呢？是凌晨三点时，安德烈说起昔日他在“大帐篷”的往事。本来，他只是随口一提。

“嗯？什么？在什么地方？”

“你是说‘大帐篷’？”

对。就是杂技团。

安德烈由父亲一人带大。一直鳏居的父亲醉酒之后常常对他拳打脚踢。十六岁那年，安德烈离开家，加入了一个巡回演出的杂技团。也就是和这个班子一起，他于一九一三年来到莫斯科。后来，他与阿尔巴特街上的一位书商的女儿坠入了爱河，然后便同杂技团“分手”了。两个月后，他被博亚尔斯基餐厅雇用，从此当上了餐厅服务员。从那以后，他就一直待在了这里。

“你在杂技团都干了些什么？”伯爵问。

“演杂技，”埃米尔启发他说，“还是扮小丑？”

“驯狮子？”

“我玩杂耍。”

“不可能。”埃米尔说。

像是对他的话做出回应一般，餐厅主管从桌旁站起来。他从厨案上取来三只还没用的橙子。他手里握着水果，身体站得笔直。应该说，由于刚刚喝过酒，他的身体还略微倾斜着，像是十二点过两分的样子。他顿了顿，便将那几只球状物抛了起来。

老实说，伯爵和埃米尔对他们这位老朋友的话还有些不信。可等他真的开始耍起来，他们心里别提有多惊讶了：以前怎么一点都没看出来呢。安德烈的那双手简直是上帝特意赋予他用来玩杂耍的。他的动作是那么灵巧，几个橙子在他手中就像在自行运动。更妙的是，它们动起来时就像一个个受到某种引力的星球，那股引力在推动它们向前运转，同时不至于让它们逃到外太空去。而站在这些星球面前的安德烈，似乎只是把它们从既定的运行轨道中摘出来，又重新放回去，让它们顺着自然的方向不断追逐。

安德烈手上的动作是那么轻盈，那么有节奏，一旁观看的人甚至差点被他催眠。但事实上，埃米尔和伯爵都没注意到，“太阳系”里不知什么时候又突然多了一个橙子。只见安德烈的双手优雅地上下翻飞，四个橙子便全被他抓在了手里。他弯下腰来深深地鞠了一躬。

这回轮到伯爵和埃米尔鼓掌了。

“我敢肯定，你在杂技团扔的肯定不是橙子。”埃米尔说。

“不，”安德烈一边把橙子小心地放回到厨案，一边承认道，“我扔的是刀子。”

伯爵和埃米尔嘴边的“不信”还没说出口，安德烈便从抽屉里拿出了三把刀，即刻耍了起来。这回可不是什么行星了。它们就像一台穷凶极恶的机器的部件，在空中旋转着。蜡烛照在刀刃上，反射出点点寒光，使得那台机器的冷酷感变得愈加强烈。然后，就像它们被催动时那般猝不及防，几把刀的刀柄眨眼间又被安德烈稳稳地抓在了手里。

“啊，这玩意儿你也能同时玩四把？”伯爵带着揶揄的口吻说。

安德烈一言不发，走回装刀具的抽屉跟前；没等他把手伸进去，埃米尔便已站起身来。他脸上带着小男孩被街头魔术师迷住的神情，害羞地从人群中走上前，把他那把切肉刀递了过去。十五年以来，除了他自己，还从未有第二个人有幸碰过这把刀呢。安德烈冲埃米尔郑重其事地鞠了一躬，把刀接了过去。待他将四把刀全都抛起来之后，埃米尔仰坐在椅子上，眼含热泪，目睹着他那把钝刀在空中轻盈地翻飞。他一定觉得，此时此刻，世界已经变得至善至美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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凌晨三点半，伯爵摇摇晃晃地爬上楼，侧身进了房间。他穿过壁橱，把口袋里所有的东西都抖到书架上，然后给自己倒了一杯白兰地。他一边满意地感叹了一声，一边往椅子里坐了下去。这时，海伦娜正从墙上的画像里，面带温柔地冲他默契地微笑着。

“是，是，”他承认说，“回来得是晚了点，我是有点醉了。可事出有因，今天是很重要的一天。”

像是为了强调自己刚才说的话，伯爵从椅子里一跃而起，抓着衣服上的皱褶把他的夹克扯了过去。

“你看见这颗纽扣了吗？我想让你知道，它是我自己缝上去的。”说完，他坐回椅子里。伯爵端起白兰地喝了一口，沉思了起来。

“她说得太对了，你知道吗？我说的是玛丽娜。完全正确，绝对正确。”伯爵又叹息了一声，然后跟妹妹聊了起来。

他解释道，自从人类学会讲故事以来，死神都是在人们不知不觉中降临的。在一个又一个的故事中，他总是悄无声息地摸进城来，要么栖身在旅馆的房间里，要么潜伏在小街僻巷中，或在集市上游荡。然后，就在故事的主人公从日常的繁忙中得到喘息之机时，死神就找上门来了。

伯爵承认，这样好是好，但有个事实却从来没人提过：生命之神与死神一样狡猾。他也可能会穿上带帽兜的斗篷，也可能摸进城去，潜伏在街边小巷，或是躲在小酒馆后面相机行事。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上米什卡的吗？他不就是这样从书堆后面找到他，把他引出图书馆，然后在一个能俯瞰着涅瓦河的僻静之处牵住了他的手吗？

难道他不就是这样找到了家在里昂的安德烈，然后把他招到马戏团的大帐篷底下的吗？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站起身来。他想去拿白兰地的瓶子，可脚下一绊，撞在了书架上。

“对不起，先生(21)。”

伯爵给自己倒了很少的酒，就一滴，甚至一口都不到，便跌落回椅子里。然后，他举着手指，在空中轻轻挥舞着，继续说：“公有财产全部集体化，海伦娜，富农被废除私有财产。很可能，这很有可能。甚至越来越有可能了。但这是历史的必然吗？”

“必然”二字刚一出口，伯爵便会意地笑了，不禁摇了摇头。

“让我跟你讲讲什么叫必然。生命之神迟早会找上尼娜，这才是必然。尽管她那股清醒冷静的劲儿和圣·奥古斯丁有的一比。可她太机警，也太活泼了，她几乎无法摆脱生命之神的手，然后独自走开。生命之神会跟着她上出租车，和她不期而遇，影响她的喜怒哀乐。为了达到目的，他会诉诸乞求、交换、勾结，有必要的话，还会使用包括欺骗在内的各种手段。”

“什么世道。”伯爵最后又叹了口气，然后在椅子里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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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日清晨，他的视线尚有些模糊，头也还有点酸痛。伯爵给自己倒了第二杯咖啡，然后就在椅子里稳稳地坐着。他把身子侧向一边，伸手到他的夹克里去拿米什卡的信。

可信不在了。

伯爵清楚地记得，昨天从酒店大堂离开的时候，自己明明把信掖入了夹克的内口袋里。后来在玛丽娜的屋里补纽扣的时候，信都还在。

一定是在他把衣服挂在安娜家的椅背上时，信从衣兜里掉了出去，他想。喝罢咖啡，伯爵下楼来到311号房间。没想到，那里房门大开，屋里的柜子全都空了，连垃圾桶都是空的。

实际上，那封伯爵只读了一半的米什卡的来信并未遗落在安娜屋里。凌晨三点半，进屋之后，他把口袋里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后来他又跌跌撞撞地去拿白兰地，结果那封信被他一碰，掉进了书柜和墙壁之间的缝隙，后来也一直留在了那里。

这也许倒是一个合理的结果。

因为，尽管米什卡在涅瓦大街的漫步，以及他那浪漫忧伤的诗句深深地打动了伯爵，可那些诗句并不是米什卡自己写的。它们是一九二三年马雅可夫斯基站在椅子上演讲时脱口朗诵出来的。米什卡引用那些诗句，其实与他和卡捷琳娜的第一次牵手没有关系。他之所以引用那些诗，以及给伯爵写那封信，是因为在四月十四日那天，弗拉基米尔·马雅可夫斯基，这位卓越的革命诗人，用一把道具手枪射穿了自己的心脏。

附

六月二十二日早晨，当伯爵正四处翻着口袋寻找米什卡的那封信时，尼娜·库利科娃和她的三位同志怀着满腔的干劲、兴奋感和使命感，登上了前往伊万诺沃的火车。

自一九二八年第一个五年计划颁布以来，成千上万的同志不知疲倦地在城市中心赶建发电厂、钢铁厂和重型机器制造厂。随着这一具有历史意义的工程的展开，生产粮食的地区能否跟上形势便变得至关重要。农业生产必须有大的飞跃才能满足城市对面包日益增长的需求。

为了给这一宏伟计划铺平道路，将多达一百万的富农流放到各个地区变得很必要。可这些被视为投机商和人民公敌的人恰好成了当地最能干的农民。而剩下的农户，他们用仇恨和怀疑的眼光看待新引入的农业方法与技术，哪怕很小的创新都会遭到他们的抗拒。同时，本该在新时代大显身手的拖拉机又供不应求。恶劣的天气使得这些困难雪上加霜。结果，农业生产陷入了崩溃。然而对农村地区来说，为城市居民提供粮食是强制性的命令，于是，尽管农业歉收，但在枪口的威逼之下，缴纳粮食的配额和征购量依然有增无减。

一九三二年，在这些无法抵御的因素的共同影响下，旧俄罗斯境内的大多数农业省份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困境，仅在乌克兰就有数百万农民饿死。(22)

但正如前文所指出的，这些都要等到不远的将来才会发生。当尼娜乘坐的火车终于抵达伊万诺沃的边远地区，跃入她眼帘的是田野上一望无际的小麦幼苗，它们被微风吹弯了腰。这美丽的风光令她陶醉，令她觉得，她的生命才刚刚开始。

(1)　原文为法语：Mon Dieu。

(2)　希腊神话中吕底亚的科洛丰人伊德蒙的女儿，善织绣。

(3)　格别乌（OGPU）成立于1923年，它取代早前的“契卡”成为俄国秘密警察的中央机关。而1934年，格别乌又被“内务人民委员部”取代。到了1943年和1954年，“内务人民委员部”又相继被国家安全部和克格勃取代。从表面上看这也许很混乱，但好在秘密警察与政治党派、艺术运动和时尚流派都不一样，后几个常常会被彻底地重新塑造，而秘密警察的风格和目的却永远万变不离其宗。——作者注

(4)　原文为法语：Bravo，monsieur。

(5)　原文为德语：Guten tag。

(6)　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于1917年11月7日，俄历是10月25日。

(7)　费奥多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

(8)　前人民，特指俄国十月革命后失去地位和身份的贵族、军阀与官员。

(9)　在苏联最早期的数年中，布尔什维克人怎么能够容忍女演员家中有镀金的椅子和路易十四风格的带镜梳妆台呢？他们又怎么能容忍这些物品同样出现在他们自己的公寓里呢？很简单。他们在每件高档家具的底部都会钉上一块小铜牌，牌子上刻着数字。他们用这个数字来识别那些属于人民的巨额财产中的每一件物品。这样，一位优秀的布尔什维克人便可以心安理得地在豪华的红木大床上酣然入睡，因为他知道，那张床并不是他个人的；而且，尽管他公寓里摆的全是豪华贵重的古董家具，但他的真实财产比叫花子也多不了多少！——作者注

(10)　古希腊神话中的英雄，他在神的帮助下捕获了飞马。

(11)　古希腊的一种七弦琴。

(12)　乌克兰东部城市。

(13)　光流强度的物理单位。

(14)　《圣经》故事里的一个巨人，他身形巨大，比牧羊人大卫更健硕高大，却被大卫杀死。

(15)　苦艾酒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就被禁止酿造或在一般的酒类商店售卖，而仅限于医学用途，直到2000年左右才被欧盟解禁。这种酒私底下又被称为割耳酒。据传，美术大师凡·高生前很爱喝这种酒，尤其当他缺乏灵感时，他一定要去小酒馆喝这种酒。喝完后他便开始出现幻觉，并疯狂作画。有人说，他就是因喝下了这种酒才割下了自己的耳朵。

(16)　是的，这张阴沉沉的桌子背后那位阴沉沉的小个子不仅要把女招待们收集到的信息都记录下来，而且还要保证她们愿意继续执行这项任务。他会不断提醒她们，这是对自己的祖国应尽的责任，以及若他要想让她们丢掉餐厅的工作，那真是太容易了。如果有必要，他还会做出一些更加不吉利的暗示。然而，我们还是先别急着谴责这个家伙。

因为他本人从没去过夏里亚宾酒吧，也不曾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用餐。他被分配的是一种间接体验到的生活。在这种生活里，他与各式各样的经历都保持着距离，并且他所有的感知都是二手的。他的生活里没有喇叭声，没有交杯换盏的声音，也没机会看见年轻女人裙子底下露出的膝盖。他就像是科学家的助手，他的全部任务就是把汇报人的原话记录下来，无须美化和发挥，然后把总结交给他的上司。

公平地说，他工作起来毫不懈怠，在他的部门里，人们甚至称他为“高人”。因为整个莫斯科都找不出第二个人能写出他那样单调乏味的报告。几乎在无人指导的情况下，他把那种不抒发己见，没有一句妙语、隐喻、明喻和类比（其本质就是想方设法地把语言中的诗意剔得干干净净）的文字完善到了炉火纯青的境界。事实上，倘若那些被他尽心尽力记录在案的记者有机会一睹他的杰作，他们一定会向他脱帽致敬。他们会承认，只有他才真正把握住了“客观”的精髓。——作者注

(17)　位于莫斯科西部的一个村庄。1812年9月7日，拿破仑在这附近击败了保卫莫斯科的军队，但法军进占莫斯科后不久，又被迫撤退。

(18)　《是的！我们没香蕉了》是1922年的百老汇剧《干脆点》（Make It Snappy）中的一首幽默歌曲。

(19)　原文为法语：Magnifique。

(20)　原文为法语：Pièce de résistance。

(21)　原文为法语：Excusez-moi，monsieur。

(22)　对众多和尼娜一样投身农村成为“生产突击队员”的有志青年来说，他们在农村的所见所闻让他们对党的忠诚受到了极大的考验。可在俄国绝大多数地区，乃至世界上别的地方，人们根本无从了解这场人为造成的灾祸。因为正如农民被禁止进城一样，城里的记者也被禁止到农村去；私人信件的投递已被中断；客运列车上的玻璃窗都被涂成了深色，人们根本看不到外面的情况。事实上，封锁这场危机的全部消息的努力是如此成功，以至于当乌克兰饿死上百万人的消息泄露出去之后，《纽约时报》驻俄国的首席记者沃尔特·杜兰蒂（他也是夏里亚宾酒吧那帮记者的头儿之一）居然撰文表示，有关苏联爆发饥荒的谣言严重夸大了事实，而且它们很可能是鼓吹反苏的机构杜撰出来的。所以，外界也只能耸耸肩膀而已。而就在这场犯罪仍在持续之际，杜兰蒂被授予了普利策奖。——作者注

一九三八年

到达

我们不得不承认，三十年代初期俄国的形势极其严峻。

除开农村饿殍遍野，一九三二年那场饥荒还使大批农民迁徙到了城市。这又导致了城市住房过度拥挤，必需品短缺，以及流氓无赖横行。而与此同时，在城市中心，即使是最健壮的工人也会因为长时间的劳动而精疲力竭；艺术家们也面临着能想什么与不能想什么的各种限制。教堂要么已被关闭，要么被改作其他用途，要么被夷为平地。革命英雄谢尔盖·基洛夫遭到暗杀之后，国家又借机整肃了一大批政治上的不可靠分子。

然而，紧接着，在于一九三五年十一月十七日召开的首届斯达汉诺夫(1)全联盟大会上，斯大林亲口宣称：我们的生活已得到极大的改善，同志们，生活更幸福了……

是的，这番话倘若是从一般政客嘴里说出来，人们只会把它当成地上的灰尘和碎线头。可当它从“索索”的嘴里说出来时，人们便觉得没有理由不去信它。因为，这位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通常会在次要的讲话中用次要的表述，发出他的思想已经改变的信号。

事实上，在发表这一讲话的前几天，“索索”在《先驱论坛报》上看到了一张照片。照片上是三位健康的布尔什维克女孩，她们站在工厂的大门前，都身穿共产党员最喜爱的短束腰上衣，头上扎着方巾。看到这样的图片，他通常会觉得无比温馨。然而，这一次，党中央的总书记却突然醒悟过来，从西方新闻界的角度看，这样一身简单的服饰也许是在向世界表明，俄国在实行了十八年共产主义制度之后，女孩们至今过的仍是和农民一样的生活。因此，那句意义重大的宣言便被塞进了他的讲话，而整个国家的发展方向也因此改变。

因为，从《真理报》上读到人们的生活得到极大改善之后，细心的共产党官员便会明白，一个伟大的转折点已经到来：既然革命已经取得了彻底胜利，现在到了党不仅允许而且鼓励多一点个人魅力、多一点奢华、多一点欢声笑语的时候。不出数星期，此前一直被禁止的圣诞树和吉卜赛音乐便隆重回归了；外交部部长的夫人波利娜·莫洛托娃，担起了推出第一款苏联香水的重任；新光厂（借助于进口机械）接到了每天生产一万瓶香槟的任务；政治局委员们纷纷脱下了身上的将军制服，换上了量身定制的西装；勤劳的女工们走出工厂大门后，也不再打扮得像农民似的，而是跟香榭丽舍大街上的女孩子一样。(2)

所以，和《创世记》中那位开口闭口要有这个，要有那个，然后就果真有了这个和那个的家伙一样，当“索索”开口说“同志们，生活已经改善”时，生活就真的改善了。

举个例子吧：此时，两位年轻女士正沿着库兹涅茨基地铁站漫步，她们都穿着颜色鲜艳，突显腰身，下摆到小腿的裙子。其中一位甚至戴着一顶非常惹眼的黄帽子。斜斜的帽边底下，是一双有着长睫毛的美丽眼睛。在她们的脚底，一条崭新的地铁列车正在隆隆的轰鸣中繁忙地运转着。她们走到楚姆百货商场的三扇巨大的玻璃橱窗时，停下了脚步。橱窗里陈设的帽子、手表，还有高跟鞋，堆得像金字塔一样高。

当然，这些女孩仍然住在拥挤的公寓里，仍然在共用的水槽里洗她们漂亮的衣裙。可她们往商店橱窗里张望的时候是怀着满腔的怨恨的吗？丝毫也不是。她们也许带着羡慕，也许会好奇地睁大双眼，但绝不会带着怨恨。因为楚姆百货商场的大门不再对她们关闭。该店长久以来只对那些外国人和党的高级官员服务，而从一九三六年起，该店开始向全体公民开放，只要你能用外币、银子或黄金付款就行。事实上，楚姆百货商场的最底层有一间设施齐全的办公室。在那里，一位老谋深算的先生会将你祖母的珠宝首饰按半价折成店里的购物积分给你。

你看，生活更幸福了不是？

所以，她们对着橱窗里摆设的货物称羡良久，想象着自己有一天也能拥有一套能在壁橱里像这样摆下很多帽子、手表和鞋的公寓。然后，我们这对迷人的姑娘才继续向前走，边走边兴致勃勃地聊起了那两位和她们约好一起吃晚饭并且颇有些背景的小伙子。

到了特维尔区，她们在路边等着穿过车流间隙，再快速过了街，走进对面的大都会酒店。她们走过礼宾服务台，直奔广场餐厅而去。她们所不知道的是，一位相貌出众、头发微白的先生一直在用仰慕的目光注视着她们……

“啊，春天都已经过完了。”伯爵对正在整理晚餐预订名单的瓦西里说，“从姑娘们的裙子就看得出来。我敢打赌，一直到晚上七点，特维尔大街上都还会有21℃。再过些天，小伙子们便会到亚历山大花园里偷花送给他们心爱的姑娘了。埃米尔也会开始在他做的菜里头加豌豆了。”

“你说得一点也不错。”瓦西里用一种图书管理员与大学者交谈的口吻答道。

事实上，那天早些时候，入季以来的第一批草莓已被送到了厨房。埃米尔还特意塞了几颗给伯爵，让他第二天早餐的时候吃。

“绝对没错。”伯爵说，“夏天已经到了，接下来是悠长且无忧无虑的日子。”

“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忽然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便转过身来。只见自己身后站着一位年轻女士，只不过，这位穿的是长裤。她大约五英尺半的身高，一头笔直的金发，一双淡蓝色的眼睛，外加一份少见的从容。

“尼娜！”他不禁叫出了声，“真没想到会是你。我们都好久没你的消息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能和你谈一会儿吗？”

“当然。”

伯爵意识到尼娜的来访可能跟她个人有关，便跟着她离开了礼宾服务部，走到了一旁。

“是关于我的丈夫——”她开口说道。

“你丈夫，”伯爵插嘴道，“你都已经结婚了！”

“是的，”她说，“我和里奥结婚六年了。我们俩都在伊万诺沃工作——”

“啊，我记得他！”

伯爵的打断让尼娜有些无奈，她摇了摇头。

“你不可能见过他。”

“你说得没错。我们是没正式见过面，但你离开这儿之前，有一次他和你一起来过酒店。”

一想起那天那位英俊的共青团队长支走其他人，一个人留下来等尼娜的神态，伯爵不由得笑了起来。

尼娜使劲想了想，还是记不起自己什么时候和丈夫来过大都会酒店。她只好挥了挥手，意思是说他们有没有一起来过酒店并不要紧。

“拜托了，亚历山大·伊里奇。我没多少时间。两周前，我们从伊万诺沃被召回来参加一个关于未来农业规划的会议。可开会的头一天，里奥就被逮捕了。我经过一番努力，查到他被关在克格勃的卢比扬卡大楼，但他们不许我见他。我当然就害怕可能出现最坏的结果。可昨天，我得到消息说，他被判了五年劳改。他们今晚就要用火车把他送到谢夫沃斯特拉格(3)去。我得跟他一起过去。可我在那边安顿下来之前，需要有人帮我照顾索菲亚。”

“索菲亚？”

伯爵顺着尼娜的目光朝大厅对面瞥去，那儿有个五六岁大的女孩正坐在一张高背椅里，漆黑的头发，乳白色的皮肤，一双腿搭在椅子边上，离地面好几英寸远。

“我现在没法带她一起过去，因为我得先找到工作和住的地方。这可能需要一两个月的时间。但一安顿好，我就会马上回来接她。”

解释这些情况的时候，尼娜仿佛是在汇报一系列科学成果，一系列和万有引力定律及其他运动定律一样令我们恐惧与愤怒的事实。然而伯爵怎么也抑制不住内心的震惊和恐惧，尤其当这些特殊的字眼一个个接踵而至：丈夫，女儿，逮捕，卢比扬卡，劳改……

尼娜看见伯爵脸上的表情，还以为他在犹豫。于是，尼娜——这个天底下最独立自主的人——一把抓住了伯爵的胳膊。

“没有别的人能帮我了，亚历山大。”她顿了一顿，说，“求你啦。”

伯爵和尼娜一起穿过大厅，来到那个五六岁年纪，有着黑头发、白皮肤、蓝眼睛的孩子身旁。倘若在别的场合下被介绍给索菲亚，伯爵兴许早已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孩子身上很明显地打上了尼娜粗犷的实用主义印记：索菲亚穿着简朴，头发剪得和男孩一样短，就连她怀里的那只布娃娃身上穿的也不是裙子。

尼娜在女儿跟前蹲下来，盯着她的眼睛，并把手搭在她的膝盖上，开始用一种伯爵从未在她身上听过的口吻说起话来。一种格外温柔的口吻。

“索菲亚，这是你萨沙叔叔，我跟你讲过许多关于他的事。”

“就是送你那副漂亮的双筒望远镜的人？”

“是的，”尼娜微笑着说，“就是他。”

“你好，索菲亚！”伯爵说。

尼娜接着跟她解释说，在妈妈把新家安顿好之前，索菲亚得在这个可爱的酒店里住几周。尼娜还告诉她要坚强，要有礼貌，还要听叔叔的话，直到妈妈回来接她。

“然后我们就坐上长长的火车到爸爸那儿去。”女孩说。

“没错，我的宝贝儿。然后我们就坐上长长的火车，到爸爸那儿去。”

索菲亚尽她最大的努力，表现得像妈妈一样坚强。可她毕竟不能像妈妈那样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尽管她没有发问，没有恳求，也没有流露出一点沮丧，但当她点着头表示自己听懂了时，泪水仍然从脸颊上滚落了下来。

尼娜伸出拇指，帮女儿把一边脸颊上的泪水抹去，索菲亚则自己用手背擦拭着脸的另外一边。尼娜紧盯着索菲亚的眼睛，直到她确信泪水已经止住。然后，她点了点头，在女儿额头上亲吻了一下，扯着伯爵往旁边走开了几步。

“给，”她边说边递给他一只有肩带的帆布包，可能是哪位士兵背过的，“这些是她的东西。还有这个，你也拿去吧。”尼娜递给他的是一张小照片，没有镜框，“这个你还是自己留着吧。我也不知道。你自己决定吧。”

尼娜再次抓住伯爵的胳膊，紧紧地握了握，然后便朝大堂迅速走去。显然，她不想给自己反悔的机会。

和八年前一样，伯爵目送着她出了酒店，朝对面的剧院广场走去。等她走得远了，他才低头看了看手中那张照片。这是尼娜和她的丈夫，也就是索菲亚父亲的合影。从照片上尼娜的面容看得出，这是好几年前照的。他还看得出，先前他只说对了一半。多年前他的确在大都会酒店的大堂里见过尼娜的丈夫，可她并未嫁给那位帅气的队长，她嫁的是急着帮她去取外套的那位戴着水手帽的倒霉小伙。

整个交接，从尼娜叫出伯爵的名字，一直到她走出酒店大门，只用了不到十五分钟。所以，伯爵根本没时间认真考虑这一承诺究竟意味着什么。

是的，也就一两个月的时间。他不必为她的教育，为培养她的品德或者宗教信仰操心。可她的健康和精神上的安慰呢？哪怕他只需照顾她一个晚上，他也得为这些负责啊。给她吃什么？她在哪儿睡觉？而且，尽管他今天晚上正好没班，那明天呢？明天晚上他得穿上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制服去上班，那她怎么办呢？

让我们再想象一下，假如在承下这门差事之前，伯爵有足够的时间对这个问题做出全盘考虑，预估好所有可能出现的挑战和困难，充分意识到自己缺乏经验，而且承认自己无论如何都是全莫斯科城最不合适、最没有条件、处境最艰难的育儿人选，那又会怎样呢？即使他有足够的时间来权衡这一切，难道他就会拒绝尼娜的请求吗？

他甚至不会试图阻止她。

他怎么可能那么做呢？

在这个女人还是孩子的时候，她便径直从广场餐厅的另一头走过来，成了他的朋友；也是她，领着他看遍了这座酒店里每一个隐蔽的角落，而且，还把那把可以开启酒店无数秘密的万能钥匙送给了他。当这样一位朋友找你帮忙时（更何况她从不轻易开口求人），能被接受的答复也只有一个了。

伯爵把照片塞进口袋，让自己冷静下来。然后，他转过身，发现那位刚被托付给他的小人儿正仰视着他。

“嘿，索菲亚。你饿了吗？你想吃点什么吗？”

她摇了摇头。

“那我们不如上楼去？那儿更舒服。”

伯爵扶着索菲亚从椅子上下来，领着她穿过大堂。当他打算走楼梯时，他忽然注意到她正盯着电梯门。电梯门刚打开，从里面走出来两位酒店的客人。

“你坐过电梯吗？”他问。

索菲亚搂着布娃娃的脖子，摇了摇头。

“既然这样……”

伯爵扶着电梯门，示意索菲亚往里走。她带着一脸的谨慎和好奇走进了电梯，并给伯爵留出了站的地方，然后看着门慢慢合上。

伯爵郑重其事地在五楼按钮上摁了一下，同时嘴里念了一句“说变就变(4)”。电梯猛颠了一下，然后便开动起来。索菲亚站稳了脚，然后往右边倾斜过去，这样便可以透过电梯栏杆看见外面经过的楼层。

“到啦(5)！”片刻之后，伯爵开口说道。他们的目的地已经到了。

伯爵领着索菲亚沿着走廊进了塔楼。他冲她打了个手势，示意她继续往前走。可看着那一级级狭窄弯曲的楼梯，索菲亚顿时把身体转过来，冲着伯爵，双手往空中一举。这是全世界通用的“要抱”的姿势。

“嗯。”伯爵说。尽管已经一把年纪了，他还是把她抱了起来。

她打了个呵欠。

进入房间后，伯爵把索菲亚放在他的床上，而她的背包则搁在大公的办公桌上。他对她说，他要离开一会儿，马上就回来。他来到走廊那头，从他的皮箱里取出一条冬天盖的毯子。他打算在自己床边的地板上给她收拾出一张小床，然后借她一只自己的枕头。只是夜间醒来的时候，他得留神，千万别踩到她才好。

但是，伯爵怕踩到索菲亚的担心委实有些多余。因为等他拿着毯子回到自己屋里时，她早已爬到他的床上，钻进被子里睡着了。

调整

从来没有什么钟声会如此受欢迎。莫斯科没有，欧洲没有，全世界都没有。即使是法国拳击手卡尔庞捷在同美国人登普西对阵，听到第三回合结束的钟声时，他的心情也不如伯爵听到他的座钟敲响十二点的钟声时舒畅。布拉格的公民们在听到腓特烈大帝宣告对他们的围困已结束的钟声时，其兴奋之情亦不能与伯爵的相比。

这孩子究竟都干了些什么，竟然让一个成年男人感到度日如年，让他不得不数着钟点，直到午餐时间的到来呢？她在叽叽喳喳地说个不停，还是在屋里蹿来蹿去，笑个不停？还是动不动就眼泪汪汪地哭个没完，或者使性子，发脾气？

不，正好相反。她非常安静。

安静得叫人不安。

早上醒来之后，她便起床，穿好衣服，然后整理好床铺，整个过程中一句话也不说。伯爵把早餐摆上桌，她便像特拉普派(6)的修道士一样轻轻地嚼着她的饼干，然后，一声不响地将盘子清理干净，便爬到伯爵办公桌前的椅子上，双手垫在屁股下坐着，默默地望着他。那是一种怎样的目光啊。她眼里的虹膜是那么漆黑，那么不祥，那么深邃，让人看上一眼便会觉得不安。它既不是羞涩，也没有不耐烦，似乎只是在问：现在该干什么了，亚历山大叔叔？

还真是的。现在该干什么呀？床收拾好了，饼干也吃完了，他们俩还有整整一天的时间。十六小时。九百六十分钟。五万七千六百秒！

想想就令人发怵。

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是什么人呀？经验最丰富的健谈者。无论是在圣彼得堡还是在莫斯科，是参加人家的婚礼还是参加“取名日”的庆祝仪式，他都少不了被主人安排在那天宴会上最难伺候的宾客旁边。无非都是些迂腐守旧或目中无人的叔叔阿姨，或是一些沉闷抑郁、尖酸刻薄、胆小害羞之人。为什么呢？因为不管他身边的宾客是什么性格，他都会有办法让他们加入生动热烈的交谈。

倘若他在聚会中被安排坐在索菲亚身边，或者说，他们被安排在穿越乡村的火车车厢里，他会怎么办呢？他当然会问起她的情况：“你从哪儿来，我的朋友？”“伊万诺沃。”她会说。“我从来没去过，但一直都很想去。”“什么季节去那儿最合适呢？那里有哪些地方最值得一看呢？”

“嗯，跟我说说……”伯爵微笑着开始了，索菲亚顿时把眼睛睁得大大的。

但话尚未出口，伯爵就改了主意。因为此刻，他和索菲亚并不是在晚宴上，也不是坐在火车车厢里。她只是一个孩子，一个没有任何缘由和解释便被迫从自己家搬到这里来的孩子。这种时候去问她一连串关于伊万诺沃的风光、景致、气候，或者关于她和她父母日常生活的问题，都无疑会勾起她的伤心事，她的思念和失落感只会越发严重。

“嗯，跟我说说……”他又说了一遍，他觉得头已经开始发晕。而她瞪着他看的双眼则睁得更大了。可就在这一瞬，他的灵感忽然来了：

“你的布娃娃叫什么名字？”

这绝对是个高招，伯爵心想，他不由得暗暗地自夸了一把。

“布娃娃没有名字。”

“为什么？没名字？你的布娃娃肯定得有个名字才对啊。”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像乌鸦一样歪过头来。

“为什么？”

“为什么？”伯爵重复了一遍她的话，“为什么？因为那样别人就可以叫它了呀。别人就可以邀它一起喝茶，可以从屋子对面跟它打招呼。即使它不在，别人交谈的时候也可以提到它，甚至在祈祷的时候也可以把它包括进去。这些都是有名字的好处。”

趁索菲亚正琢磨他的话，伯爵把身子向前倾了倾，准备进一步阐述下去。但只见小女孩把头轻轻一点，说道：“就叫布娃娃好了。”然后，她睁着那双蓝色的眼睛望着伯爵，仿佛在说：“这件事已经解决了，接下来干吗？”

伯爵往后一仰，靠在椅子上。他在脑子里搜寻着所有用于闲聊的问话，却又一个接一个地放弃了。说来也巧，他忽然发现，索菲亚的目光悄悄转移到了他身后的某样东西上。

伯爵小心地回头看了一眼。

那是一头用黑檀木雕刻的大象。领悟之后，他笑了。这孩子生下来就一直在农村，她也许从没想到，世界上竟然存在这样的动物。这个神奇的动物是什么呀？她一定在想。是哺乳动物还是爬行动物？是真的还是只存在于寓言故事里？

“你见过这个吗？”伯爵笑着移动了下身体，往后比画着问道。

“你是说大象？”她问，“还是灯？”

伯爵窘得赶紧假咳了几声。

“我指的是大象。”

“只在书里读到过。”她略带遗憾地承认道。

“好吧，这动物可漂亮了。简直是造物的奇迹。”

这番话激起了索菲亚的兴趣。伯爵便开始给她详细描述这种动物的不同类别，每讲到一类，他都要手舞足蹈地为她形容一番。“它们原产于非洲大陆，一只成年象的体重超过一万磅。它的四条腿和树干一样粗，它洗澡是用自己的长鼻子把水吸进去，然后再向空中喷洒出来——”

“这么说，你亲眼见过？”她欣喜地打断他道，“在非洲？”

伯爵心里不由得一阵紧张。

“不是在非洲。”

“那是在哪儿？”

“在不同的书里。”

索菲亚“哦”了一声。关于这个话题的讨论便就此打住，其效率之高，动作之利索，如断头台一般干脆利落。

伯爵沉思了片刻，想看看还有什么是自己亲眼见过而又特别神奇的东西，也许会令她感兴趣。

“你想听公主的故事吗？”他建议道。

索菲亚立刻坐直了身子。

“贵族时代已经让位于普通大众的时代了，”从她的口气听得出，她为自己能正确背诵出这个时代的口号而骄傲，“这是历史的必然。”

“是的，”伯爵说，“别人也这么跟我说过。”

“你喜欢画吗？”他拿起一本卢浮宫的旅行指南问道，这东西是他从酒店的地下室借来的，“这里面的画够你看一辈子了。我要去洗个澡了，你不如看看这些画？”

索菲亚动了动身子，在身边挪出些地方来放布娃娃，然后郑重其事地把书接了过去。

伯爵退到洗手间里，他觉得这儿安全多了。他脱下衬衫，把上身冲了冲，又在脸上打上肥皂。整个过程中，他嘴里一直在嘀咕着那个已让他琢磨了一整天的不解之谜：

“她体重不足三十磅；身高不到三英尺；她背包里的所有物品一只抽屉就能全装下；除非别人跟她讲话，她也很少主动开口；她心跳的声音不会比小鸟的响多少，那她怎么会占掉那么大的空间呢！”

这些年来，伯爵一直都觉得，他这几个房间的面积已经足够用了。每天早上起床之后，他都要做二十个下蹲，二十次伸展，悠闲地吃顿早餐，再仰坐在椅子里读一会儿小说，这几个房间已经足够他完成所有这些活动。晚上下班之后，他也可以在这几个房间里，任凭他的思绪信马由缰，回忆往昔的旅行，沉思过去的历史，最后在甜美的梦乡中睡去。可不知何故，这位只带了一只小背包和一个破布娃娃的小客人来了之后，房间里的每个角落都似乎发生了改变。因为她，天花板似乎变低了，同时，地板却在升高，四面的墙壁也在往里挤；无论他准备去屋里的哪个地方，她都已经捷足先登。伯爵在地板上迷迷糊糊地睡了一夜，本想打起精神做早操，却没想到她早已占据了他做操的地方。早餐的时候，她吃掉了大部分草莓；接着，当他准备把他的第二块饼干伸进他的第二杯咖啡里蘸着吃时，她又用一种极其渴望的目光注视着那块饼干。他别无选择，只好问她想不想要。而最后，当他准备坐到他的椅子里，好好看一会儿书时，她却抢先往椅子里一坐，然后满怀期待地看着他。

伯爵朝镜子看了一眼，发现自己手拿剃须用的刷子，正冲着镜子里的自己使劲挥舞。他赶紧停了下来。

好家伙，他想，这难道是真的？

真的成这样啦？

才四十九岁呢？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你是不是太封闭了？”

年轻的时候，伯爵从不会因为身边有人而觉得不自在。那时候，只要醒着，他就会忙着呼朋引伴。

只要是坐在椅子上读书，无论什么声响也干扰不了他。事实上，他更喜欢在嘈杂的背景下阅读。比方说，街头商贩的叫卖声；从隔壁公寓传来的钢琴声；最妙的莫过于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先是飞快地跑上两截楼梯，接着突然停下，然后你便听见有人一边使劲敲门，一边气喘吁吁地解释，说有两位朋友的马车正在街边停着，让他赶快下去。（人们在书中印上页码不就是这个用途吗？不就是为了在中断了一段时间后，能马上找到先前看过的那页吗？）

至于财物，在他看来更是不足挂怀。但凡有熟人要借书或是借伞，他总是头一个出手相助（尽管所有找他借过书和伞的人事后几乎都没有归还，只有亚当除外）。

日程安排呢？那时候，他从来没有所谓的“日程安排”，他也引以为豪。他常常是今天在上午十点吃早餐，明天却是在下午两点。即使在他最喜欢的餐馆，同一道菜他也从不会在同一个季节里点两回。正好相反，他会像探险家利文斯通穿越非洲大陆或者麦哲伦横渡七海一样，把菜单里的菜式一道道尝个遍。

不会。在二十一岁的时候，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从来都不会觉得不自在，害怕被打扰，或者感到心神不宁。不管是什么意外，不管别人如何评论，也不管出现了什么变故，他都会坦然接受，他都会把它们当作夏日天空中燃放的烟花，就好像它们是一件令人惊喜、值得欢呼的事一样。

但很显然，那时的他已一去不再了。

这件重达三十磅的包裹不期而至，终于把挡在他眼前的那层面纱彻底撕去。在他未曾留意的情况下——没得到他的认可、投入或准许的情况下——他的生活中已自行建立起了一套流程。很显然，如今他总是在特定的时间吃早餐。很显然，他喝完咖啡之后马上就会吃饼干，中间不会有任何间断。阅读的时候，他也得坐在特定的椅子上，椅子朝着特定的角度倾斜；而且，任何声响，即使那声响不比鸽子踱步的声音大多少，也一定会分散他的注意力。就连刮胡子他也必须从右边刮起，再刮左边，最后才刮下巴。

此刻，伯爵正往后斜仰着头，手里举着剃须刀。随着视角转变，他一眼便看见，镜子那头两只没被肥皂泡挡住的眼睛，正紧紧地盯着自己。

“天哪！”

“画我全都看完了。”她说。

“哪些画？”

“所有的。”

“所有的！”这回轮到伯爵惊讶得睁大了双眼，“好吧，这些画是不是很棒？”

“我想这是给你的。”说着，她拿着一只小信封，走过来递给他。

“这是哪儿来的？”

“从门底下塞进来的。”

伯爵拿起信封，他感觉里面是空的。信封上没写地址，只是用柳枝般纤秀的字体写着一句话：“下午三点？”

“啊，是的，”伯爵边说边把它塞进口袋，“生意上的事情。”然后，他谢过了索菲亚，并暗示她可以走开了。

她虽然回答了一句“不用谢”，但她似乎没有走开的意思。

于是，当中午十二点的第一声钟鸣响起时，伯爵双手一拍，立刻从床上蹦了下来。

“好啦，”他说，“去吃午餐吧，怎么样？你肯定饿了。我觉得你一定会喜欢广场餐厅的。广场餐厅可不仅仅是餐厅而已，他们把它当作城市的延伸——城市里的花园、集市和街道。”

伯爵正历数着广场餐厅的各种好处，他忽然发现，索菲亚脸上带着奇怪的表情，正盯着他父亲的座钟看。在他们走出房门，准备下楼梯时，她又回过头看，犹豫着停下了脚步。她心里有个问题，似乎就要脱口而出了：这台无比精致的机器到底是怎么发出那美妙动听的声音的？

好啊，伯爵边关门边想，如果她真想知道这台双响座钟的秘密的话，她算是来对地方了。因为伯爵不仅对计时法略知一二，还对眼前这座别具一格的座钟的一切了如指掌——

“亚历山大叔叔，”索菲亚的口气比刚才温柔多了，但这种口气通常只会用在传达坏消息时，“我觉得，你那台座钟怕是出毛病了。”

伯爵闻言，不由得一惊，握在门把上的手也松开了。

“坏了？不，不会，我向你保证，索菲亚，我这台座钟的时间准得很呢。它可是世界上最有名的钟表匠制作的。”

“它的计时装置没问题，”她解释说，“是报时装置出问题了。”

“刚才它不是响了吗？声音挺正常的呀。”

“是。中午十二点是响了。可九点、十点、十一点都没响。”

“哦，”伯爵笑着说，“如果是普通的钟，你刚才说的都对，亲爱的。可你看，这是一个双响钟。这是很多年前按照我父亲的要求定制的，它每天只响两次。”

“可为什么呢？”

“为什么，我的朋友，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会告诉你这是为什么的。不过，我们先不讨论这个问题了，到广场餐厅再说吧。点完菜，舒舒服服地坐下之后，我再把我父亲这座钟的来历原原本本地讲给你听。如果你想享受一顿既文明又高雅的午餐的话，没有什么比一个轻松愉快的话题更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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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二点十分时，广场餐厅还不太忙。因此伯爵和索菲亚得到了一张很好的桌子，以及马丁提供的敏捷的服务——马丁是新来的一位非常能干的侍者。他替索菲亚把椅子抽出来时，举手投足之间透着一股令人肃然起敬的礼貌和风度。

“我侄女。”伯爵说。索菲亚则一脸惊奇地朝餐厅四下打量着。

“我也有个侄女，今年六岁。”马丁微笑着答道，“我可以多给您一点时间。”

尽管索菲亚对大象的熟悉程度并非伯爵以为的那么幼稚，但像广场餐厅这种地方她的确从没见过。让她惊奇的不仅是餐厅的宽敞和高雅，还有它那一个个看似有违常理的内部结构：透明的玻璃屋顶，室内的热带花园，大厅正中央的喷泉。

打量完谜一般的广场餐厅，索菲亚似乎本能地意识到，这样的场所对人的举止应有更高要求。因为她突然把她的娃娃从桌上拿下来，并摆在她右边的空椅子上；见伯爵从餐具下面抽出餐巾铺在腿上，索菲亚也学着他的样子照做，还特别注意不让刀叉碰在一起，发出声响。把点完的菜单交还给马丁时，伯爵说：“非常感谢，伙计。”索菲亚也一字不差地重复了一遍。然后，她瞅着伯爵，眼神里充满了期待。

“现在？”她问道。

“现在怎么啦，亲爱的？”

“现在可以跟我讲讲那架双响座钟了吧？”

“哦，对，现在正好。”

可从哪儿讲起呢？

当然是从头讲起啦。

这架双响座钟，伯爵解释说，是他父亲委托最负盛名的宝玑钟表公司制作的。宝玑早在一七七五年就在巴黎开设了专店，从那以后，它不仅以精准的计时驰誉世界（也就是说，他们的钟表走时很准），在一天之中钟点的变化和更替方式上更是别具匠心。他们制作的钟有的会在每小时结束时放一两段莫扎特的音乐。还有的钟不仅会整点报时，在一刻钟或者半个钟的时候也会响一次。还有的钟能根据月相的不同、季节的变迁以及潮汐的更迭来显示时间的变化。可一八八二年，当伯爵的父亲去他们的店里参观时，他给这家公司出了个不同寻常的难题：制作一台每天只响两回的钟。

“他为什么要这样呢？”伯爵问（估计这位年幼的听众最想问的也是这个问题）。

简单地说，伯爵的父亲一直认为，人应该密切关注生活，而不应该过多地关注钟表和时间。作为斯多亚学派和蒙田的信仰者，伯爵的父亲相信上午是造物主留出来让我们辛勤工作的时间。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不晚于六点醒来，稍微吃点东西，然后专心致志地开始工作，那么，到中午十二点的时候，他就应该已经把一天该干的活儿全都做完了。

所以，在他父亲看来，中午十二点是个总结的时刻。当中午的钟声响起时，勤劳的人会因为充实地度过了上午的时光而备感自豪，他们会心安理得地坐下来享用午餐。而那些不务正业的俗人，也就是那些把一上午的大好时光都浪费在床上，或者只用来吃了一顿早餐，看了三份报纸，或者只是在客厅里闲聊一通的人，在中午钟声响起的时候，他们别无选择，只能去寻求主的宽恕。

那下午呢？伯爵的父亲认为，一个男人不该被他马甲口袋里的钟表操纵，即不该把生活中的事情当作火车到站时刻表一样，精确到分分秒秒。相反，因为在午饭之前他已经从事了适度的工作，所以下午的时间他应该享有充分自由。也就是说，他应该到柳树林中去散散步，读一本经典著作，在凉亭下和朋友谈谈心，或者面对着壁炉里的火安静沉思。总之，他应该去干一些不受时间规定和限制的事，一些能够自己决定何时开始、何时结束的事。

那第二响呢？

按照伯爵父亲的想法，人们是不应该听到这第二声钟响的。如果一个人充实地度过了一天——工作、休息、自由、上帝全都顾及了的话——那么在午夜十二点到来之前他就应该睡着了。所以，这第二次钟响绝对是一种劝诫。怎么这么晚还没睡呢？这是钟在问你：是不是白天大把的时间都浪费了，到深夜才想起来还有事情没做？

“您的牛肉。”

“谢谢你，马丁。”

马丁非常得体地把第一只盘子摆在了索菲亚面前，然后才将另一只放在伯爵面前。接着，他往桌子前凑了凑，可又凑得太近了些。

“谢谢，”伯爵又礼貌地说了一句，意思是他可以离开了。说完，伯爵把刀叉拿了起来。索菲亚的提问，让他想起了当年他和妹妹在十二月最后一天的深夜坐在那台双响座钟的旁边，等待新年钟声响起的情景。这时，马丁又凑近了一步。

“什么事？”伯爵有点不耐烦地问道。

马丁似乎有些犹豫。

“需要我……替这位小姐把肉切开吗？”

伯爵朝桌子对面的索菲亚看了过去。只见她拿着叉子，目不转睛地盯着她的盘子。

“哎呀(7)！”伯爵心想。

“不必了，我的朋友。我来吧。”

马丁鞠了个躬，退开了。伯爵绕到桌子对面，只需几下，便利落地把索菲亚的牛肉切成了八块。而在她刚要放下刀叉时，他又把那八块牛肉切成了十六块。而等他回到自己的座位时，其中四块已经进了她的肚子。

进食让索菲亚重新活跃起来。她开始向伯爵扔出一个又一个问题。为什么上午的时间适合工作，下午更适合去接触大自然呢？为什么人要读三份不同的报纸？为什么人要在柳树下散步，而不是在别的什么树底下？还有，什么是凉亭？这些问题又引出了更多关于艾德豪尔山庄、老伯爵夫人和海伦娜的问题。

一般来说，伯爵会觉得像审讯一样连续向别人发问是一种不礼貌的行为：谁，什么事，为什么，什么时候，在哪里，这些字眼本身并不能构成任何对话。可当伯爵开始回答索菲亚接连不断的发问时，他用叉尖在桌布上粗略地绘出了艾德豪尔山庄的布局，并将他家里每位成员的性格都介绍了一番，还谈到了他们家的各种传统。他逐渐意识到，索菲亚已完全、彻底和绝对地参与到这场谈话中来了。先前靠大象和公主没能达到的目的，现在只需聊聊艾德豪尔山庄的生活就达到了。就这样，她的牛肉一会儿就吃完了。

空盘子被收走以后，马丁又出现了。他问他们是否想再来些甜点。伯爵微笑着看了看索菲亚，以为她一定不会放过这个机会。她却咬着下嘴唇，摇了摇头。

“你肯定吗？”伯爵问她，“冰激凌？饼干？或者来块蛋糕？”

但她在椅子上挪了挪身体，接着又摇了摇头。

这真是新时代的人，伯爵心想。他耸了耸肩，把甜点单递回给马丁。

“那看来，这顿饭我们已经吃完了。”

马丁接过菜单，却和上次一样，仍然站在一旁不动。只见他转过身，背对着桌子，然后朝伯爵倾过身来。很明显，他想跟伯爵耳语几句。

看在老天的分上，伯爵心想，又怎么啦？

“罗斯托夫伯爵，我觉得您的侄女……可能得去了。”

“去？去哪儿？”

马丁有些犹豫。

“去厕所……”

伯爵抬头望着侍者，然后又瞅了瞅索菲亚。

“别说了，马丁。”

侍者鞠了一躬，便退开了。

“索菲亚，”伯爵犹豫地问道，“我们是不是需要上一趟女洗手间啦？”

仍咬着嘴唇的索菲亚点了点头。

“你需要我……陪你一起进去吗？”他领着她来到走廊尽头，问道。

索菲亚摇了摇头，便消失在洗手间的门后。

伯爵一边等一边骂自己反应迟钝。他不仅没想到去替她切牛肉，没想到要带她上洗手间，他甚至忘了要帮她把背包里的衣物拿出来，因为她此刻身上穿的还是昨天那身衣服。

“还老吹自己以前当过侍者呢。”他对自己说。

过了片刻，索菲亚出来了，看样子她感觉舒服多了。尽管她很喜欢刨根问底，但此时似乎在为有个问题该不该问而犹豫不决。

“怎么啦，亲爱的？你在想什么？”

索菲亚又犹豫了片刻，然后鼓起勇气说道：

“我们还可以叫些甜点吗，亚历山大叔叔？”

这样一来伯爵倒放心多了。

“没问题，亲爱的。当然没问题了。”

起起落落

下午两点，玛丽娜忽然听到有人在敲她办公室的门。她把门打开，只见站在门口的是伯爵。他身边还有个小女孩。女孩手里拿着一个布娃娃，布娃娃的脖子被她紧紧抓着。这一幕差点把玛丽娜惊成了对眼。

“啊，玛丽娜，”伯爵意味深长地扬着眉毛，说道，“你还记不记得尼娜·库利科娃？让我给你介绍：这位是她的女儿，索菲亚。她要和我们一起在酒店住些日子。”

玛丽娜也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即使伯爵没给她介绍，她也看得出，这个孩子的生活一定发生了某种重大的变故。同时她也已经看出，小女孩对屋子那边传来的转动声很好奇。

“很高兴见到你，索菲亚，”她说，“我和你妈妈很熟，那时她也就比你现在大几岁。可你能不能告诉我，你以前见过缝纫机吗？”

索菲亚摇了摇头。

“那好。来，我带你过去看。”

玛丽娜把手伸过去让索菲亚牵着，然后领着小女孩来到屋子的另一头。她的助手正在缝一条品蓝色的垂帘。玛丽娜低下身，让自己变得和索菲亚一样高。她指着机器上的各个部件向她解释起它们的用途来。然后，她又让年轻的女裁缝把她们收集的所有面料和纽扣拿出来给索菲亚看，她自己则面带询问的神色回到伯爵身旁。

伯爵把昨天发生的事很快地低声讲了一遍。

“现在你知道我有多困难了吧。”伯爵说。

“我知道索菲亚的确很困难。”玛丽娜纠正他。

“是，你说得对，”伯爵后悔地承认道，然后，刚想接着往下讲些什么，他忽然有了一个想法，这个想法是如此具有创造性，此前他竟从未想到，真令人难以置信，“玛丽娜，我来是想看看，过一会儿我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开例会的时候，你能不能帮忙照看索菲亚一小时？”

“当然可以。”玛丽娜说。

“我本来是抱着这个目的来的……可就像你刚才说的，索菲亚才是真正需要我们支持和照顾的人。刚才我一直看着你和她在一起的样子，你发自本能地对她那么温柔，和你在一起，她马上变得特别放松，所以我突然觉得，她需要的——尤其是现在——显然是母亲的感觉，是母亲的方式，母亲的……”

可玛丽娜立刻把他的话打断了。她用发自心底的口吻对他说：

“别要求我做这些，亚历山大·伊里奇。要求你自己吧。”

我能行，伯爵一边跃上楼梯朝博亚尔斯基餐厅跑去，一边对自己说。说到底，他只是需要稍微做个调整——把家具换个摆法，改变某些生活习惯。另外，因为索菲亚年纪太小，不能一个人待着，所以他早晚还得找个人陪她，尤其在他上班的时候。今天晚上，他则干脆请一天假。至于他负责的餐桌嘛，他会建议分摊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

伯爵赶到“三巨头”开会的地点时已经迟到了几分钟。伯爵觉得，是好朋友才会无须对方开口便知晓对方的需求。只听安德烈说道：

“你来啦，亚历山大。埃米尔和我刚刚还在说，今晚要把你的桌子分给丹尼斯和德米特里负责呢。”

伯爵身体往椅子里一坐，长长地松了口气。

“太好了，”他说，“我明天一定得想出一个长久之计来。”

主厨和主管不解地看着伯爵。

“长久之计？”

“你让他们俩分摊我的桌子，不就是因为我今晚来不了吗？”

“今晚来不了？”安德烈惊得倒吸一口气。

埃米尔大笑起来。

“亚历山大，我的朋友，今天是这个月的第三周。你说好十点要去黄厅的。”

我的老天(8)，伯爵心想。他把这事从头到尾给忘了。

“更重要的是，七点半红厅还有高尔基汽车厂(9)的晚宴。”

为了纪念建厂五周年，这个全国最大的汽车制造厂的厂长今晚将在此举办晚宴庆祝。除了厂方的主要工作人员，赴宴的还将有主管重工业的政治委员，以及三名福特汽车公司的代表，后面这几位一句俄语都不会讲。

“由我来负责吧。”伯爵说。

“好，”主管说，“德米特里已经把大厅布置好了。”

说完，他把两只信封放在桌上朝伯爵推了过来。

按照布尔什维克人的习惯，红厅里的桌子摆成了一个长长的U字形，椅子则摆在桌子朝外的一侧。这样，所有人就座之后不用伸脖子就可以看见参加宴会的领导人。检查完毕，伯爵对餐厅里的布置非常满意，他这才把注意力转到安德烈交给他的两只信封上来。他先把那封小一点的信拆开，从里面抽出今晚的座位安排图，这张图应该是克里姆林宫的某个部门制定的。然后，他又打开了大一些的信封，把标有客人姓名的席次牌倒了出来，然后照着座位图示将席次牌在桌上摆好。伯爵又围着桌子绕了一圈，把自己的活儿重新检查了一遍，这才把手里的信封卷起来，往裤口袋里一塞。他这才发现，口袋里面还塞着另外一封信。

伯爵拿出第三只信封，皱着眉在想这是什么东西。直到他把它转过来，看到信封上杨柳般纤柔的手写字体。

“哎呀！天哪！”

墙上的钟显示，现在已经三点十五分了。

伯爵立刻从红厅里冲了出去。他跑到走廊尽头，飞快地爬上一层楼梯，来到311号套房的门口。他见门是开着的，便悄声进屋，把门在身后关上。他穿过客厅，来到卧室。一个身影正站在窗前，她闻声把身体转了过来，同时，衣服唰的一下轻轻滑落到了地板上。

伯爵轻咳了一声作为答复。

“安娜，亲爱的……”

注意到伯爵脸上的表情，女演员开始把衣服往肩膀上拽。

“非常抱歉，今天同时发生了好几件意外的事，我今天没法履约了。事实上，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可能还得求你帮我个小忙。”

在他们认识的十五年以来，这是伯爵第一次开口求安娜帮忙，而且，他所求之物还不到两盎司重。

“当然，亚历山大，”她答道，“什么事？”

“你外出旅行的时候一般带几只箱子？”

几分钟后，伯爵从员工的专用楼梯匆匆下了楼，手里拎着两只巴黎旅行箱。他忽然想起了格里沙和根尼亚，还有他们所有的前任行李员：忽然间，他对所有这些人肃然起敬起来。因为，安娜的箱子尽管在做工与用料上都十分讲究，它们的设计却似乎根本没有考虑到人们该如何搬它们。那个皮革提手是如此之小，甚至容不下两根手指。可在箱子的尺寸上，设计者又如此大方，以至于搬运者每走一步，箱子都会撞一下楼梯栏杆，继而撞到人的膝盖。可那些酒店行李员怎么就能拎着这样的箱子健步如飞呢？并且，他们搬东西的时候，一只箱子上通常还有一个帽盒。

来到酒店底层，伯爵穿过几道员工专用门，径直来到洗衣房。他往第一只箱子里塞了两条床单，一个床罩，还有一条毛巾。而在第二只里塞了两个枕头。然后，他提起箱子，爬了整整六层楼，回到楼上。在通过塔楼的楼梯时，每一次拐弯，箱子都会重重地磕到他的膝盖。终于，回到房间后，他把拎回来的床上用品从箱子里取出来，然后又来到走廊的另外一头，从那间弃置不用的屋里找来了一只床垫。

刚想出这个主意的时候，伯爵认为这绝对是个好办法。但床垫自己似乎很不乐意。因为当他弯下腰，想把床垫从弹簧床上抬起来时，它却从他的胳膊里挣脱开，展现出它原本的宽度，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当他想方设法地把它立起来时，它却像快要从他的头顶上翻过来一样。最后，他终于沿着走廊把它一直拖进了自己的房间，等他砰的一声把它放在地上后，它便把四肢百骸全都摊开，占领着地板上的每一寸地盘。

这样肯定不行，伯爵双手撑在自己的髋部，心想。如果床垫就这么放在那儿，那他们还怎么在屋里走动呢？他肯定也不想每天都把床垫在屋里拖进拖出。忽然，十六年前早上的一幕如电光石火一般在他脑中闪现了出来，给了他灵感。他自我安慰道，这个房间总比旅行时坐的火车要舒服。

对，他心想，就是这样。

于是，他把床垫立起来，斜靠在墙上，并且警告它说：识相的话，就给我别乱动。然后，他提着安娜的箱子，走下四层，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食品储藏室，所有的罐装西红柿都在此储存。这些罐头盒高约八英寸，直径六英寸，用作这个目的最合适。所以，他费力地把它们拖回到楼上之后（当然免不了要先喘会儿粗气），就马上开始了一番堆叠、码放、抬举和拖拽，然后才又停下来。房间收拾完毕。他把安娜的箱子还了，然后飞奔下了楼梯。

伯爵来到玛丽娜的办公室时（他已经迟到了一个多小时），他看见女裁缝和索菲亚正坐在地板上亲热地聊着什么，这才放下心来。索菲亚见他来了，一下从地上蹦起来，将她手里的娃娃伸出来给他看。布娃娃身上新添了一条品蓝色的裙子，裙子前面还钉了一排黑色的细纽扣。

“你看我们给布娃娃做了什么，亚历山大叔叔？”

“好漂亮啊！”

“她还真是个干裁缝的料。”玛丽娜说。

索菲亚拥抱过玛丽娜，然后带着她那位刚刚换了新装的小伙伴走到走廊。伯爵正准备跟出去，却被玛丽娜叫住了。

“亚历山大，你今晚去上班，索菲亚怎么安排呢？”

伯爵咬了咬嘴唇。

“好吧，”她说，“今晚我陪她。但明天你得另外找人。你可以找酒店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比如说娜塔莎。她还没结婚，方便带孩子。但你得付她合理的报酬才行。”

“娜塔莎，”伯爵感激地重复了一遍，“我明天一早就去跟她说。合理的报酬，那是绝对的。太谢谢你啦，玛丽娜。七点左右我会让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人把你和索菲亚的晚餐送来。按昨晚的经验，九点之前她应该就睡着了。”

说完，伯爵刚要转身离开，又转了回来。

“还有，对不起，我早先说的那些话……”

“没关系，亚历山大。你也是着急嘛，而且，你以前又没跟孩子在一起生活过。可我相信你能应付。如果遇到什么不懂的，你就记住一点，孩子和成年人不一样，他们只想要快乐。所以，他们还拥有成年人已经丧失了的那种能力——从最简单的事物中得到最大限度的乐趣。”仿佛是为了给他举个例子，女裁缝把一个小小的、看似毫不起眼的东西塞到伯爵手里，又跟他交代了几句。

这样一来，当他们俩爬完五层楼梯，回到房间，她又将那双深蓝色的眼睛转过来盯着他看时，伯爵早已胸有成竹了。

“你想玩个游戏吗？”他问。

“想。”她说。

“那你到这边来。”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领着索菲亚从衣柜门穿过去，进到书房里。

“哦，”刚从那边出来，她便说，“这是你的秘密房间吗？”

“这是我们俩的秘密房间。”伯爵答道。

索菲亚认真地点了点头，意思是她懂了。

索菲亚有点害羞地指着墙上的画问道：

“那是你妹妹吗？”

“是的。海伦娜。”

“我也喜欢桃子。”她伸手在咖啡桌上摸了摸，“这是你祖母喝茶用的桌子吗？”

“是的。”

索菲亚又认真地点了点头。

“我准备好了，我们玩游戏吧。”

“好。这个游戏的玩法是这样的：你到卧室去，从一数到两百。而我留在这儿，把这个东西藏在书房的某个地方。”说完，伯爵像变魔术一样把玛丽娜给他的那枚银色顶针亮了出来，“索菲亚，你知道怎么数到两百吧？”

“不知道，”她坦言道，“但我可以把一百数两遍。”

“很好。”

索菲亚从衣柜里钻了出去，把身后的柜门关上了。

伯爵朝屋里四下扫了一眼，想找个合适的地方，一个既能给她适度的挑战，又不会欺负她年纪小的地方。考虑了几分钟，他走到小书架前，小心翼翼地把顶针放在了《安娜·卡列尼娜》的上面。然后，他便坐了下来。

两百刚数完，柜门就被打开了一条缝。

“你准备好了吗？”她问。

“好了。”

索菲亚走进屋。伯爵原以为她会在屋里这里瞅瞅那里瞅瞅，每个角落都找上一遍。可正好相反，她安静地站在门口，安静得几乎让人觉得不安。她把屋里的每一个区域像象限一样逐个审视了一遍。左上，左下，右上，右下。然后，一句话也不说地径直走到书柜前，从托尔斯泰的那本书上面把顶针拿了起来。一切完成得那么迅速，倘若伯爵也在数数的话，恐怕一百都没数完东西就被她找到了。

“不错。”伯爵有些口是心非地说，“我们再玩一次。”

索菲亚把顶针还给伯爵。索菲亚一离开房间，伯爵便立刻埋怨起自己没在提议玩第二轮之前就把藏的地方想好。现在他只有两百秒的时间来找出一个合适的地点。而且，仿佛是想让他变得更紧张，索菲亚开始大声数起数来。她的声音那么响，他隔着关上的衣柜门都能听得清清楚楚。

“二十一，二十二，二十三……”

突然间，在屋里急得乱窜，这里瞅瞅那里瞅瞅的人变成了伯爵自己。他不是嫌这个地方太容易，就是觉得那个地方太难。最后，他把顶针塞在了书柜对面那只被称作“大使”的箱子的提手底下。

索菲亚回到屋里，她采取的步骤还和刚才一样。只不过，这回她似乎早料到伯爵会玩些小花招，所以她选择从与之前找到顶针的位置方向相反的角落开始查看起来。她只用了二十秒便将它从藏的地方抽了出来。

很显然，伯爵低估了他的对手。他把顶针藏在这么低的地方，倒让索菲亚的身高发挥了天然的优势。因此，他决定在接下来的一轮里在她的劣势上做做文章。他要把它藏在离地面六七英尺高的地方试试。

“再来一次？”他狡黠地笑着问道。

“该你啦。”

“该我什么啦？”

“该你找，我来藏啦。”

“不，你看啊，在这个游戏里面，藏东西的一直都是我，而你呢，只管找。”

索菲亚仔细看了伯爵一眼，和她母亲的神态一模一样。

“如果藏的总是你，找的总是我，那就不叫游戏了。”

伯爵皱起了眉头，这一观点让他无法反驳。见她把手伸过来，他只好恭敬地把顶针放到她的手心里。他走到门口，手搭在门把手上时，她有些不放心地扯住了他的袖子。

“亚历山大叔叔，你不会偷看吧？”

偷看？伯爵本想回她一两句，来捍卫罗斯托夫家族诚实正直的传统。相反，他保持了冷静。

“不，索菲亚。我不会偷看的。”

“你保证？”

“我保证。”

伯爵出了书房，来到卧室，嘴里一路上犹自念叨着他从来说话算话的，打牌作弊、打赌赖账之类的事他可从来不做。然后，他就开始数起数来。数到一百五时，他听到索菲亚在书房里走动；数到一百七十五，他又听见椅子在地板上移动的声音。伯爵知道绅士和无赖的区别。他继续数着，直到屋里完全安静下来。这时，他已经数到二百二十二。

“不管你好没好，我都进来了啊。”他大声说道。

等他进到书房时发现，索菲亚正坐在高背椅里。

伯爵颇为夸张地把双手背在身后，一边在屋里转悠，一边嘴里哼着。两圈转完了，那只小小的顶针却仍未现身。他开始更加认真地搜寻起来。他学着索菲亚刚才的方法，把房间分成四个象限逐一筛查，可还是一无所获。

忽然，他想起刚才听到过椅子被搬动的声音。根据索菲亚的身高和手臂的长度，伯爵估计她至少可以够到离地面五英尺的位置。于是，他到妹妹画像的后面看了看，还检查了小窗户的开关底下，甚至连门框顶也都看了。

还是没有顶针的踪影。

他偶尔会回头朝索菲亚看，以为她会不由自主地往藏东西的地方扫上两眼，从而把线索暴露给他。可令人沮丧的是，她一直保持着一副漠不关心的表情，仿佛她与眼下正进行的搜索没有丝毫关系。而且，从始至终，她一直都坐在椅子上来回晃悠那双小脚。

伯爵学过心理学。他知道，从对手的角度去思考才能解决这个难题。正如刚才他想利用她身高不足的劣势，此刻她或许也正在他的身高上做文章呢。当然啦，搬动家具的声音并不一定意味着她爬到椅子上去了，也可能是先把哪个物件移开，再将东西藏在那个物件底下。伯爵趴在地板上，像蜥蜴一样从书柜旁一直爬到那只叫“大使”的皮箱边，然后又爬了回去。

可她依然悠着两只小脚在那儿坐着。

伯爵站起来，挺直全身，把头往倾斜的屋顶上砰砰地撞了几下。刚才跪在硬木地板上已让他的膝盖骨隐隐作痛。他的衣服上也沾满了灰。他正不知所措地朝屋里看着。终于，他意识到一种可能性正像猫路过草坪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向他慢慢袭来。而那只猫的名字叫：失败。

可能吗？

他，罗斯托夫家族的人，要准备认输了吗？

一句话：是的。

没别的方法了。他知道自己已经被打败了。所以他自然要埋怨自己几句，但他首先要埋怨的是玛丽娜和她所谓的简单游戏带来的乐趣。他深吸了一口气，长长地吐了出来。他来到索菲亚跟前，那神态就像奥地利的马克将军站在拿破仑面前请降一样。在那场战役中，只有俄国人的部队侥幸逃过了拿破仑的围攻。

“干得不错，索菲亚。”他说。

自伯爵走进屋起，这还是索菲亚第一次直视他。

“你认输吗？”

“我放弃了。”伯爵说。

“放弃和认输是一个意思吗？”

“是的，就是认输的意思。”

“那你就该那么说嘛。”

他的屈辱感一定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我认输。”他说。

索菲亚痛快地接受了他的认输，却丝毫没有扬扬得意的表情。她跳下座椅，朝他走去。他侧过身，打算给她让道，以为她把顶针藏在书柜的什么地方了。可她并没有朝书柜走去，相反，她在他面前停下脚步，然后把手伸到他的上衣口袋里，将那只顶针取了出来。

伯爵惊呆了。

事实上，他有些语无伦次了。

“可，可，可是，索菲亚，这不公平。”

索菲亚好奇地打量着伯爵。

“为什么不公平？”

又是一句该死的为什么。

“就是不公平。”伯爵答道。

“可是你自己说的，我们可以把它藏在屋里任何地方。”

“就是啊，索菲亚，我的衣服口袋并不在屋里啊。”

“我把顶针藏进去的时候，你的衣服口袋在屋里嘛。而且，你找它的时候，它也在屋里呀。”

伯爵凝视着她那张天真无邪的小脸，一下子明白了过来。他这位最擅长使“障眼法”的高手今天反过来被人算计了一把。当她把他叫住，可爱地扯着他的袖子让他不要偷看的时候，那其实是掩护她偷偷把顶针塞进他口袋的障眼法。还有，移动家具的声音，数到了两百还不叫他进去，全都是在演戏。一个不折不扣、瞒天过海的把戏。甚至在他焦头烂额地四处寻找时，她仍然坐在那儿，手里攥着小布娃娃身上那件漂亮的蓝裙子，自始至终都没露出任何破绽。

伯爵往后退了一步，给她深深地鞠了一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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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点到了。伯爵下到酒店一层，把索菲亚托付给玛丽娜照看。接着，他又跑回六楼去取索菲亚的布娃娃，然后又一次下到底层，把布娃娃给她送过去。之后，伯爵才往博亚尔斯基餐厅走去。

伯爵为自己的迟到向安德烈道过歉之后，便很快将他的团队检查了一番，又巡视过所有的桌子，摆好杯子，摆齐餐具，又向埃米尔看了一眼，然后才发出打开餐厅门的指示。七点半，他赶到红厅去负责高尔基汽车厂的晚宴。十点，他又沿着走廊向黄厅走去，门口有大个子在守卫。

自一九三〇年开始，伯爵和奥希普每个月的第三个周六都会在一起用餐，以帮助这位前红军上校进一步了解西方。

刚开始的几年，他们把时间花在了学习法语上。其中包括法国人的习语和各种形式的称谓，拿破仑、黎塞留(10)、德塔列朗(11)等人物，启蒙运动的精英，印象派的天才，以及他们对“我也说不上来”这句口头禅的普遍喜爱。接下来几年，伯爵和奥希普则研究起了英国，包括作为生活必需品的茶，看似极不合理的板球比赛规则，猎狐的规矩和礼仪，他们对莎士比亚永不磨灭同时当之无愧的自豪感，以及包罗万象的小酒馆所具有的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最近，他们的注意力则更多地转向了美国。

因此今晚，在快要吃完的盘子旁边，摆着两本托克维尔(12)的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奥希普刚看到这本大部头的时候有点畏缩。伯爵告诉他，要建立起对美国文化的基本了解，没有比这本书更合适你阅读的了。于是，这位前红军上校三周来，每天通宵达旦地研读。今天，他兴冲冲地来到黄厅，像一个准备充分的小学生急不可耐地等待毕业考试一般。听到伯爵说他喜欢夏天的夜晚，奥希普先是表示了赞同，接着恭维了几句今晚的黑胡椒汁，还告诉伯爵，他也很喜欢今晚红葡萄酒的香味。然后，奥希普就摩拳擦掌地切入正题了。

“今天的葡萄酒真不错，牛排很棒，夏夜也很美，”他说，“可下面我们能不能开始谈谈这本书？”

“好，当然，”伯爵边说边把杯子放下来，“我们来谈谈这本书吧。要不你先来谈谈。”

“嗯，首先我得说，这本书跟《野性的呼唤》(13)太不一样了。”

“对，”伯爵笑着说，“它跟《野性的呼唤》绝对不一样。”

“尽管我很欣赏托克维尔对细节的关注，但总的来说，我觉得第一卷，也就是对美国政治制度的介绍，进展得慢了一些。”

“是，”伯爵严肃地点了点头，“可以说，第一卷详细得有点过头。”

“而第二卷，即介绍他们的社会特点的那部分，实在是太精彩了。”

“你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感觉的人。”

“事实上，从第一行开始——等等，在哪儿来着？哦，这儿：‘我觉得，在整个文明世界里，没有比美国更不重视哲学的国家了。’哈哈，光这一句话就已经非常有料了。”

“是这样。”伯爵咯咯一笑，说道。

“还有这儿。在后面的一章里，他把他们对物质享受的极度热衷拿来单独论述了一番。‘美国人的全部心思，’他说，‘都用在了满足身体的各种物质需要，和为日常生活提供舒适与便利上了。’那时还是一八四〇年。想象一下，他要是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又会怎么样！”

“哈！穿越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美国去看看。这想法不错，我的朋友。”

“可是，请告诉我，亚历山大，我们该如何看待他关于民主制度最适合工业社会的这一断言呢？”

伯爵把身体往后一仰，靠在椅背上，手里拨弄着他的餐具。

“是的。工业问题，我们的确应该好好研究研究，奥希普。这绝对是问题的关键所在。你怎么看？”

“可我刚才在问你呢，亚历山大。”

“我准保会告诉你我的看法的。可作为你的老师，在你有机会用自己的语言表达你的看法时，我的意见恐怕会影响你的直接印象。所以，我们还是先听听你自己原本是怎么想的吧。”

奥希普仔细观察着伯爵，而后者正伸手去端葡萄酒杯。

“亚历山大……这书你读了吗？”

“书我当然读了。”伯爵一边肯定地回答，一边放下杯子。

“我的意思是，这两卷你从头到尾都读了？”

“奥希普，我的朋友，从事学术研究有一条最基本的规则，即学生们是否逐字逐句地读过某部著作并不要紧，要紧的是他对该著作基本观点的了解是否达到了合理的程度。”

“那就这本书而言，你对哪几页达到了合理的了解程度呢？”

“嗯哼，”伯爵轻咳了一声，然后打开目录，说道，“让我看看……是，是的，就是这儿。”他抬头看着奥希普，“第八十七页？”

奥希普紧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拿起托克维尔那本书猛地朝屋子另一边扔了出去。那位“法国历史学家”先是一头撞在装了镜框的列宁相片上，相片里的列宁正在剧院广场上向群众发表演讲。镜框上的玻璃被打碎了，“砰”的一声摔在了地板上。声音刚落，黄厅的门立刻被撞开来，大个子从外面飞身跃进屋里，连手枪都掏了出来。

“该死！”伯爵惊呼着把双手举过头顶。

奥希普差点就命令他的保镖朝他的老师开枪了。他深吸了口气，然后把头摇了一摇。

“没事了，弗拉基米尔。”

弗拉基米尔把头一点，又退回到走廊上。

奥希普双手一合，放在桌上，然后瞅着伯爵，等他开口解释。

“我很抱歉，”伯爵尴尬地说道，“我本来是打算把书看完的，奥希普。事实上，我还特意把昨天晚上的时间腾了出来，想用来把剩下的书读完，可后来……出了件事。”

“出事？”

“意外的事。”

“什么意外的事？”

“一位年轻的女士。”

“一位年轻的女士！”

“她是我一位老朋友的女儿。突然就来了，而且，还要在我这里住上一段时间。”

奥希普目瞪口呆地盯着伯爵，然后放声大笑起来。

“哎呀，哎呀，哎呀。亚历山大·伊里奇。原来有位年轻的女士和你在一起。你干吗不早说呢。我完全原谅你啦，你这只老狐狸。或者，至少是大部分原谅你了。我们以后再讨论我们的托克维尔，你记住喽：你必须把每页都读一遍。可是现在，我一秒钟都不再耽搁你。如果你们现在马上赶到夏里亚宾去吃鱼子酱，还不算太晚。然后，你还可以带她去广场餐厅跳舞。”

“其实……这位女士她年纪还很小。”

“有多小，这位女士？”

“五六岁？”

“五六岁！”

“我觉得应该是六岁。”

“你在照顾一个六岁大的孩子？”

“是的……”

“在你自己的住处？”

“正是。”

“要照顾多久？”

“几周。也许一个月。但不会超过两个……”

奥希普微笑着点了点头。

“我明白了。”

“说实话，”伯爵坦承道，“迄今为止，她的到来对我的日常生活已经造成了一些干扰。可这是意料中的事，我想，这是因为她刚刚到。等我们稍微调整一下，让她适应下来，一切都会正常起来的。”

“没错，”奥希普附和道，“而现在，我也别再缠着你了。”

伯爵承诺，在他们下次见面之前一定把他那本托克维尔的书读完，然后便起身出了门。奥希普则把红葡萄酒瓶又拎过来，发现瓶子已经空了。他伸手把桌子对面伯爵没喝完的那杯酒拿过来，倒在他自己的酒杯里。

他是不是想起了自己孩子在六岁的时候？那段离天亮还有一小时家中过道里就会响起噼噼啪啪的脚步声的岁月？那些凡是比苹果小的东西忽然间不知所踪，直到你发现它们正被你踩在脚下的日子？那段没时间读书，没时间回信，没时间完完整整地进行思考的日子？在他的记忆里，它们就像昨天一样清晰。

“没错，”他脸带微笑又说了一遍，“等他们稍微适应适应，一切就都会正常起来的。”

✮

伯爵一直都认为，一位成年人绝不应该在走廊里跑。可当他从奥希普那里出来时，都快十一点了，玛丽娜的好心被他滥用得太过分了。因此，他决定今晚破例一回：急奔到走廊尽头。可在拐角处，他正好同楼梯上下来的一位胡子拉碴的人迎面撞上。

“米什卡！”

“啊！你在这儿，萨沙。”

在认出他这位老友的那一刻，伯爵脑子里蹦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他得赶紧把米什卡打发走。还能怎么办呢？他没有别的法子。

可等他仔细看了一眼米什卡的脸，他就知道刚才的想法是不可能做到的。很显然，一定是发生了什么重大的变故。于是，伯爵不仅没把他打发走，还把他带到了自己的书房。米什卡坐下来，双手转了转帽子。

“你不是应该明天才到莫斯科的吗？”短暂的沉默之后，伯爵开口问道。

“对，”米什卡不经意地把帽子一挥，“可沙拉莫夫让我提早一天到。”

维克托·沙拉莫夫是他们大学时代一位共同的熟人，现任文学出版社的高级编辑。让米什卡编辑出版安东·契诃夫(14)的书信集就是他的主意。一九三四年以来，米什卡都在为这个项目呕心沥血地工作。

“啊，”伯爵说，“你差不多该干完了吧。”

“是差不多了，”米什卡笑着说，“你说得对，萨沙。的确差不多要完了。事实上，剩下要做的就是再删掉几个字。”

下面就是之前发生的事：

那天早上，米哈伊尔·门迪茨搭乘从列宁格勒出发的夜间列车到了莫斯科。当书信集的活版盘即将付印时，沙拉莫夫曾对米什卡说过，他要带他到中央作家大厦共进午餐以示庆贺。可是，当米什卡于一点差几分赶到出版商的接待室时，沙拉莫夫却让他回他的办公室去。

回去坐定之后，沙拉莫夫首先对米什卡表示了祝贺，表扬他的工作完成得好。然后，他又在活版盘上拍了拍。原来，这些活版盘并未交付印刷，它们还在编辑的办公桌上。

“是的，这是一部精悍而深刻的作品，”沙拉莫夫说，“学术研究的典范。但在交付印刷前，还有一个小问题有待解决。那就是需要在一九〇四年六月六日的那封信里改几个字。”

米什卡知道这封信。这封信是契诃夫在死前几周写给妹妹玛丽亚的。信中，他预言自己马上会康复。在排版的过程中，它一定漏掉了某些字。这意味着，无论你把活版盘检查多少遍，都不可能把所有错误检查出来。

“我们来检查一下吧。”米什卡说。

“就是这里。”沙拉莫夫边说边把活版盘转过来，让米什卡自己核对那封信。

亲爱的玛莎：

我现在是从柏林给你写信。我到这儿已经一整天了。你走之后，莫斯科变得格外冷，甚至下了雪。一定是因为这恶劣的天气，我才得了感冒。我因为胳膊和腿上的风湿性疼痛，晚上无法入睡，体重也减了许多。我打过吗啡，各式各样的药物也用了上千种，可记忆中只有阿特休勒给我开的海洛因让我心怀感激。尽管如此，等到出发的时候，我的体力才开始恢复。我的胃口回来了，我还开始给自己注射砷。终于，我在周四离开了这个国家，当时的我形容消瘦，双腿也细得不像样。旅途很顺利，也很愉快。在柏林，我们住进了最好的酒店，房间很舒适。我很享受这段时间的生活，我的胃口很久没有这么好过。这里的面包太好吃了，我每次都会吃撑。咖啡也很棒，晚餐更是好得无法用笔墨形容。从未出过国的人不会知道面包可以好吃到什么程度。这里的茶不怎么样（我们自己带了），也没有我们那里有的开胃菜，但其他的一切都棒极了，虽然这里的东西比俄国还便宜。我的体重涨上去了。今天虽然很冷，我还是坐了很久的车去了一趟蒂尔加藤公园。所以，你可以告诉妈妈和其他所有人：我正在康复，或者我已经完全恢复了……

你的，

A．契诃夫

1904年6月6日

于柏林

米什卡把这段读了一遍又一遍，脑海里同时浮现出那封信原来的样子。四年多了，大多数信他已经烂熟于心。可他绞尽脑汁也没发现哪个地方有差错。

“哪个地方少了字？”终于，他只得开口问道。

“哦，”沙拉莫夫说，他的口气就像他才反应过来米什卡会错了意，“不是少了字。而是得拿掉几个字。就是这儿。”

沙拉莫夫从桌对面探过身来，指着契诃夫谈论他对柏林最初印象的那几行字——夸赞当地的面包，说没出过国的俄国人不知道面包能好吃到什么程度的那几句。

“这部分得拿掉？”

“对。没错。”

“全部删除？”

“可以这么说。”

“我能问问，这是为什么吗？”

“为了简洁。”

“这么说，是为了节约纸张喽！好，我把六月六日这封信里的这一小段拿出来，然后你想让我把它放在哪儿？存到银行？放到梳妆台的抽屉里？还是塞进坟墓？”

米什卡把那天的对话复述给伯爵听，他的声音越来越大，他那天的怒气仿佛重新冒了出来。紧接着，他突然沉默了。

“后来，沙拉莫夫，”过了一会儿，他继续说，“沙拉莫夫年轻时曾对我说，我们应该让笔下的文章变得像大炮一样威力无穷，此刻却告诉我，那几句话一定得删掉。你知道我最后是怎么做的吗，萨沙？你想象得到吗？”

人们也许会得出这样的结论：一个喜欢踱着步思考的人做起事来一定相当理智，因为他花了大量时间去分析事情的因果，以及权衡其利弊。但伯爵一直以来的经验告诉他，那些喜欢踱步思考的人随时都处在冲动的边缘。尽管踱着步思考的他受到逻辑的桎梏，这种逻辑却有多面性，它并不能让他们对事物有更清晰的认识，甚至不能自我说服。它反而会给他们带来一种损失，他们也会轻易受到哪怕是一时冲动带来的影响，会受到鲁莽和轻率的诱惑，这就像他们从没有深思熟虑过一样。

“不，米什卡，”伯爵带着某些预感承认道，“我想不出来。你怎么做的？”

米什卡摸了摸自己的额头。

“面对这样愚蠢的行为，你应该怎么办呢？反正我把那段话一笔删去，然后一句话没说地从屋里走了出去。”

听到这一结果，伯爵才放下心来。要不是看见朋友脸上还带着昔日遭到重大打击的神情，他可能已经笑出声来了。不得不承认，这件事有些可笑。它有点像果戈理笔下的故事，而沙拉莫夫扮演的则是一位饱食终日，而且对自己的地位自鸣得意的枢密院官员。而那段犯了禁忌的文字，听到自己接下来的命运后，可能已经吓得爬出窗户，钻进巷子，逃得无影无踪了。直到十年之后，它才又出现在一位戴着夹鼻眼镜和法国荣誉军团勋章的伯爵夫人的手臂上。

伯爵依然神情严肃。

“你做得完全正确，”他安慰道，“不过是几句话嘛。就像是从几十万字中间删去五十个字而已。”

伯爵还指出，总的来说，米哈伊尔应该为自己感到骄傲。俄罗斯早就该出一套权威的契诃夫书信集了。这套书籍对整个新时代的学者与学生、读者与作家来说都将是巨大的鼓舞。那沙拉莫夫呢？伯爵一直觉得，长鼻子小眼睛的他像一只白鼬，绝对不能因为一只白鼬而毁掉自己的成就感，或者庆祝的心情。

“听着，朋友，”伯爵最后笑着说，“坐夜班火车来的你肯定没吃什么像样的午餐。这已经是个问题了。你先回酒店，洗个澡，吃点东西，再喝杯酒，然后好好睡上一觉。明天晚上，我们按原先约好的那样，在夏里亚宾酒吧为契诃夫老兄喝一杯，再拿那位白鼬先生开开涮。”

伯爵一边尽力安慰老友，让他振作起来，一边领着他朝门口走去。

十一点四十分，伯爵终于下到酒店一层。他敲了敲玛丽娜的门。

“很抱歉，我迟到了，”女裁缝开门时，他轻声说，“索菲亚在哪儿？我把她抱到楼上去。”

“你没必要那么小声，亚历山大。她还醒着呢。”

“你还没让她睡啊！”

“我没有不让谁睡，”玛丽娜反驳道，“是她自己坚持要等你。”

两人进到屋里，只见索菲亚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一见伯爵，她便跳到地板上，过去牵住了他的手。

玛丽娜抬了抬眉，仿佛在说：你看……

伯爵也抬了抬眉，仿佛答道：我看出来了。

“谢谢您的晚餐，玛丽娜阿姨。”索菲亚对女裁缝说。

“谢谢你能来，索菲亚。”

然后，索菲亚抬头望着伯爵。

“我们可以走了吗？”

“当然，亲爱的。”

从玛丽娜那儿离开的时候，伯爵明显察觉到，小索菲亚真的困了。她一直攥着他的手，领着他穿过大堂，进了电梯，飞快地按下五楼的按钮。他们来到塔楼后，她没让他抱，反而连拉带拖地把他拽上了最后一截楼梯。当他向她介绍那张设计精巧的新高低床时，她都没看他一眼。相反，她迅速地跑到走廊那头刷了牙，又换上了睡衣。

从洗手间回来后，她没有立刻钻进被子，而是爬上了办公桌前的座椅。

“你还不打算睡觉？”

“等等。”她抬手示意他安静。

说完，她往右边侧了侧身，像是他挡住了视线。伯爵满腹疑惑地往旁边挪了一步，再转过身去。那一刻，他正好看见终日长途跋涉的分针赶上了它那位罗圈腿的兄弟——时针。当这对弟兄拥抱在一起时，弹簧彻底松开，齿轮开始转动，双响钟里的那把小锤发出了午夜的钟声。索菲亚听着钟声，一动不动地坐着。到第十二响，也就是最后一响时，她才从椅子上蹦下来，爬到床上。

“晚安，亚历山大叔叔。”她说。伯爵还没来得及帮她掖好被子，她就已经睡着了。

✮

对伯爵来说，今天是他记忆中最漫长的一天之一。精疲力竭的他像索菲亚一样快速地刷完牙，穿上睡衣，然后回到了卧室。关上灯后，他爬上了弹簧床架底下的床垫。是的，伯爵自己没有弹簧床架。而索菲亚的床也只是用番茄罐支撑着，下面的高度勉强容他翻个身，可是与直接睡在坚硬的木地板上相比，这是个巨大的进步。在以他父亲会感到骄傲的方式度过了这一天之后，伯爵听着索菲亚轻微的呼吸声，合上了双眼，准备进入无梦的睡眠。可睡眠不会轻易降临到疲倦的伯爵头上。

记得一部电影里曾有过这样的镜头：舞蹈演员在台上站成两排，又一个接一个地从通道里跳上前来。而此刻，伯爵心里的各种担忧也以同样的方式一个一个地从他脑海里蹦出来，它们先夸张地冲台下鞠了个躬，然后转到队尾站好，把台前的位置腾给下一个蹦出来表演的“担忧”。

可伯爵究竟在担忧些什么呢？

他在替米什卡担忧。尽管他已经知道，他的朋友那么痛苦是因为第三卷第三百页上的几句话被删掉了；伯爵本应松一口气，可他预感那件删掉几十个字的事并未就此了结。

他也在担忧尼娜和她的东部旅程。伯爵虽然对谢夫沃斯特拉格知之甚少，对西伯利亚却多有耳闻。他能想见尼娜选择的那条路有多么荒凉。

他还担心小索菲亚。不仅仅是替她切牛肉或者替她换洗衣服那么简单。无论他们是在广场餐厅用餐，还是坐电梯，很快会在大都会酒店引起注意。尽管索菲亚只会在伯爵这里暂住几周，可如果在尼娜赶回来之前，这事被哪个当官的知道了，她可能会被禁止在这里住下去。

最后还应该补充一点，那就是，伯爵担心明天早上起来之后该怎么办：索菲亚吃完她那份饼干和他那份草莓以后，又会爬上那把椅子，回过头用她那双深蓝色的眼睛望着他。

当生活处在动荡之中时，即便躺在舒适的床上，我们也会因为或大或小、或真实或虚幻的担忧感到惶惶不安。事实上，罗斯托夫伯爵对老朋友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的。

六月二十二日晚上，离开大都会酒店后的米哈伊尔·门迪茨老老实实地听从了伯爵的建议。他径直回到酒店，洗了澡，吃了东西，然后蒙头大睡。次日醒来后，他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审视昨天发生的一系列事情。

在晨光熹微之时，他觉得伯爵说的完全正确——那不过是几十个字而已。沙拉莫夫又不是让他把《樱桃园》或者《海鸥》里最后几段对白删掉。任何一个去过欧洲的人都有可能在信中写下那样一段话，想必契诃夫本人也是这样。

可就在米什卡换好衣服，吃罢早餐，走在去往中央作家大厦的路上时，他刚好经过阿尔巴特广场上的高尔基雕像。昔日立在这里的是沉思中的果戈理雕像。除了马雅可夫斯基，马克西姆·高尔基是米什卡心目中当代最伟大的英雄。

“就是这个人，”米什卡自言自语道（他旁若无人地站在人行道上），“曾用那么清新理智的语言直白地描绘出他对青春的记忆，而那也成了我们对青春的记忆。”

尽管当时的他已在意大利定居，他还是在斯大林的诱哄下回到俄国，住进了里亚布申斯基的故宅(15)。就这样，他主导并确立了全体俄国人唯一遵循的现实主义艺术风格。

“可结果又怎样呢？”米什卡冲着雕像质问道。

几乎都被废了。布尔加科夫这些年一个字都没写出来。阿赫玛托娃早已辍笔。而曼德尔施塔姆呢，刚服完刑，又立刻被关了起来。马雅可夫斯基呢？哦，马雅可夫斯基……

米什卡揪了揪他的胡子。

他想起一九二二年时，他曾经当着萨沙的面大胆地预言，这四个人将为俄国创造出一种崭新的诗歌。那或许不可能。但总的来说，他们的确做到了这一点，只是他们创造出了一种叫“沉默”的诗歌。

“是的，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意见，”米什卡说，“它既是一种抗议手段，也是一种生存手段。它还可以是一种诗歌流派——有着自己的音步节奏、修辞规则和传统。它不需要笔，只要用枪照着自己的心脏开上一枪就能写出来。”

想到这儿，米什卡转过身，背对着马克西姆·高尔基和中央作家大厦，走进了文学出版社的办公大楼。到了之后，他快速地爬上楼梯，从接待员身边经过，推开一扇又一扇门之后，终于在一间会议室里找到了正在主持编辑会议的“白鼬”。会议桌正中间摆着几盘奶酪、无花果和熏制的鲱鱼。见此情景，米什卡顿时生出一股无名火。原本盯着沙拉莫夫的那些年轻编辑和助理编辑纷纷回过头来，想看看是谁闯进了会议室。他们都既年轻又认真，这让米什卡更加怒不可遏。

“好极了！”他大声喊道，“我看你又把刀子拿出来了。你今天打算砍掉一半什么呢？《卡拉马佐夫兄弟》？”

“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目瞪口呆的沙拉莫夫说道。

“这是什么！”米什卡指着一位年轻的女人嚷道，她手里刚好拿着一片面包，上面夹着熏鱼，“柏林产的面包吗？当心了，同志。你只要咬上一口，沙拉莫夫就会拿枪把你给毙了。”

米什卡看得出，这个年轻女孩一定觉得他疯了。可她还是把面包放回了桌上。

“啊哈！”米什卡辩解似的叫了一声。

沙拉莫夫充满担忧地从椅子里站起来，有些手足无措。

“米哈伊尔，”他说，“你很显然不高兴。有什么事，可以待会儿到我的办公室去谈，我很乐意听听你的想法。可你也看见了，眼下我们正在开会。我们还有好几小时的工作要做。”

“好几小时的工作。这我一点都不怀疑。”

米什卡接着把今天剩下的工作逐一列举出来。每说出一件，他就从桌上操起一份手稿，朝屋子那头的沙拉莫夫扔去。

“要把雕像移走！要把对话删除！下午五点，你还要陪斯大林同志去洗澡，那可一定不能迟到啊。如果你迟到了，谁来替他擦背呢。”

“他疯了。”一个戴眼镜的年轻人说。

“米哈伊尔……”沙拉莫夫恳求道。

“俄罗斯诗歌的未来就是俳句！”米什卡大喊了一声后，心满意足地摔门而去。事实上，他觉得这个动作十分解气，于是把一路经过的每一扇门都摔了一遍，然后才走到街上。

可是，借先前的话问一句，他这么做的后果是什么呢？

米什卡的那些话当天就被汇报了上去。不出一周，它们便被逐字逐句记录下来。八月，他受到列宁格勒的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传讯。十一月，一个那个时代特有的庭外三人小组审理了他的案子。然后，在一九三九年三月，在无尽的反思之中，他被送上了一列开往西伯利亚的火车。

伯爵为尼娜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尽管我们永远无法知道事实是否如此。她没能在一个月或一年之内回到大都会酒店，事实上，她再也没有回来。十月，伯爵努力打听过她的下落，却无果而终。所以只能猜测，尼娜也在尽她所能地与伯爵取得联系。可尼娜·库利科娃就这么消失在了浩瀚无垠的俄罗斯东部。

伯爵对索菲亚不能继续住在大都会酒店的担心也应验了，她不仅已被人发现，而且在她来之后的两周内，便有人给克里姆林宫的行政办公室寄了一封信，称一位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阁楼的“前人民”近来在替别人照看一个五岁小女孩，而小女孩的父母未知。

办公室的人收到信并仔细读完后，盖上章，然后把它转给更高级别的办公室。在那里，它又被盖了一个章，然后被送去比它还高两层楼的办公室。而这间办公室里的人大笔一挥，国营孤儿院的女舍监就马上出动了。

说来也巧，在对该“前人民”近来交往的人士进行粗略调查之后，某位身材苗条的女演员被牵扯其中。而这位著名女演员又是某位长着圆脸的新晋政治局委员多年的情妇。一般来说，长期活动于充满官僚气的政府高墙之内的人，很难想象外面的世界里发生的事。可对他们来说，有一点是不难想象的：倘若谁把苏联政治局委员的私生女逮住并把她送往孤儿院的话，那么这个人的职业前途将会变成什么样子也可想而知。在这件事上太过殷勤，只会让你在被蒙住眼睛挨枪子之前得到一根烟抽。

因此，此事的调查慎之又慎。有迹象表明，该女演员很可能与那位政治局委员有一段长达六年的关系。此外，据酒店的员工证实，小女孩到达酒店的当天，女演员也住进了酒店。因此，这次调查中收集到的所有情报都被放进了一只上了锁的抽屉（以备不时之需）。而当初引发这场调查的那封贻害不浅的告发信却被人用火点燃，扔进了它应有的归宿——垃圾桶里。

所以，伯爵有充分理由替米什卡、尼娜还有索菲亚担心。可还有什么事会让他为第二天早晨发愁呢？

第二天，他们收拾好床铺，吃完饼干后，索菲亚果不其然地爬上办公桌前面的椅子，但并没有用充满期待的眼光盯着伯爵，而是向他抛出了一堆有关艾德豪尔山庄和他家族的问题，仿佛她在昨天夜里的睡梦中就想好了这些问题。

于是，在接下来的几天里，这位一直以讲故事时言简意赅且重点突出为荣的男人在考虑到对方的要求后已变成了一个依赖脱题说明、夹注和脚注的好手。以至后来，索菲亚还没说出脑袋中的问题，他就已经猜到她想问什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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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我们忧心忡忡，无法入睡时，数绵羊是通常的应对之策。而伯爵更喜欢在羊肉外裹上香草，再浇上红酒浓缩汁吃。因此他采取了截然不同的对策。听着索菲亚的呼吸，他开始回想自己在硬木地板上醒来的那一刻。接着，他把去大堂、广场餐厅、博亚尔斯基餐厅、安娜的房间、地下室以及玛丽娜的办公室的路径全部在脑海里过了一遍。他在脑子里计算起一天中自己总共上下了多少截楼梯。他上上下下，一截又一截地数着，直到双响钟敲出一天中最后一声钟响，这时，他已经数到了五十九。同时，在一天的劳碌之后，他终于进入了梦乡。

附

“亚历山大叔叔？”

“索菲亚？”

“你醒着吗，亚历山大叔叔？”

“我醒着，亲爱的。什么事？”

“我把布娃娃忘在玛丽娜阿姨屋里了。”

“哦，是啊。”

(1)　斯达汉诺夫是一位以勤劳著称的苏联矿工，他在1935年8月30日创造了一班工作时间内用风镐采煤102吨的记录，超过定额13倍。这一事迹得到广泛传播，并形成了斯达汉诺夫运动。

(2)　的确，后来又发生过另外一波整肃，但这一波针对的是党的高级干部和秘密警察的成员。事实上，这场整肃很快就会落到亨里希·雅戈达（1934年至1936年期间担任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1938年被枪决）这位令人恐惧的部长头上。在被指控叛国、谋反和走私钻石后，雅戈达将在大都会酒店斜对面的工会大厦接受公审，然后被判罪行成立，并被立刻枪决。所以，这件事也被许多人视为好日子要开始的兆头之一。——作者注

(3)　苏联设在西伯利亚东部科雷马河地区的强制性劳改营。

(4)　原文为意大利语：Presto。表示完成某事如变戏法般迅速容易。

(5)　原文为法语：Voilà。

(6)　天主教西多会中的一派，其教徒强调缄口苦修。

(7)　原文为法语：Mon Dieu。

(8)　原文为德语：Mein Gott。

(9)　高尔基汽车厂（GAZ）是位于下诺夫哥罗德的汽车制造商。该公司由福特公司与苏联合建，是当时苏联工业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的产物。

(10)　法王路易十三的宰相。

(11)　法国政治家、外交家。

(12)　托克维尔（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历史学家。

(13)　美国作家杰克·伦敦（1876—1916）于1903年发表的一部冒险小说。

(14)　安东·契诃夫（1860—1904），俄国短篇小说家、剧作家，著有《草原》《海鸥》《樱桃园》等。其剧作对20世纪戏剧产生了深刻影响。

(15)　里亚布申斯基的故宅是十月革命前由百万富豪里亚布申斯基聘任知名建筑师设计建造，是俄国新古典主义建筑的典型。高尔基回国后，斯大林将此宅拨给他居住。

一九四六年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一日是周六，那天太阳高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一个孤独的身影正沿着莫斯科河岸上的阶梯拾级而上。他上去之后继续向前，一路经过圣巴索大教堂，走进了红场。

他身穿一件破旧的冬大衣。每走一步，他的右腿都要趔趄着画一个小半圈。换在别的年岁，夏日里突然出现一位衣衫褴褛的跛足之人，他一定会格外引人注目。可在一九四六年，首都到处有人穿着借来的衣服，一瘸一拐地走来走去。事实上，欧洲的每一座城市都有这样的人在走来走去。

那天下午，广场上人潮汹涌，像赶集时一样。女人穿着花裙子在老国营百货商店的拱廊下流连忘返。在克里姆林宫门前，小学生们在两辆已经退役的坦克上嬉戏，穿着合身的白色上衣的士兵们按照标准的间距，双手松散地合在一起，背在身后，站在一旁。一条一百五十来人的长队从列宁墓的入口往外蜿蜒。

那个衣衫褴褛的男人停下了脚步。同胞们秩序井然的队伍令他钦佩不已。队伍最前面的是八位乌兹别克人，他们一个个留着大胡子，穿着他们最好的丝绸外套。后面是四个留着长辫子、头戴亮丽的刺绣小帽的东方姑娘。接下来是十个来自格鲁吉亚的农民……这些拥护者正一个挨一个地等着去瞻仰一位逝世于二十多年前的人的遗骸。

那位形单影只的人狡黠地笑了，心想：别的有没有学会我不知道，至少排队我们是学会了。

那个形单影只的人在想，如果人们为了买面包都情愿排上八小时的队，那花一两小时免费观瞻一具遗体又算得了什么呢。

他从喀山大教堂(1)的旧址经过，右转弯后继续朝前走。可进入剧院广场之后，他却突然停下来。因为当他把目光从工会大厦转到莫斯科大剧院，再到马里剧院，最后到大都会酒店时，他才惊奇地发现，还有这么多的老建筑并未遭到破坏。

五年前，德国人启动了“巴巴罗萨计划”——在从敖德萨至波罗的海的俄国边境线上投入超过三百万人的军队。

在该计划实施之初，希特勒预计德军在四个月内攻占莫斯科。事实上，在占领了明斯克、基辅和斯摩棱斯克之后的十月下旬，德军又推进了近六百英里，从北和南两个方向迫近莫斯科城，形成典型的钳形攻势。不出数日，这座城市便将进入德军的炮火射程之内。

此时，俄国首都开始出现一定程度的违法现象。街上挤满了难民和逃兵，人们只能在枪弹纷飞的临时营地里睡觉，以及煮食刚刚抢来的食物。随着将政府转移到古比雪夫的决定开始实施，城市里全部的十六座桥都已埋好了地雷，只等一声令下将它们全部摧毁。克里姆林宫的宫墙上升起了一根根烟柱，那是大量正被销毁的秘密文件。而街道上，在市政机关和工厂上班的人已经好几个月没领薪水了。他们带着不祥的预感，眼看着面前那座古老城堡上永远亮着灯的窗户开始一个接一个地变得一团漆黑。

可就在十月三十日下午，如果有人站在这位衣衫褴褛的旅行者此刻所处的位置仔细观察的话，他一定会看到令人不解的一幕。一队工人正在秘密警察的指挥下把莫斯科大剧院里的椅子全搬了出来，然后运到了马雅可夫斯基地铁站。

那天晚上，全体政治局成员都聚集在这个位于城市地下一百英尺的地铁站，这是德国人的炮火绝对够不着的地方。九点，他们准时在一张摆满了食物和酒的长桌旁就座。没过多久，一列车驶进了车站。车门一开，斯大林一身戎装从车厢里走了出来。

“索索”大元帅在桌子一头的专座上坐下，然后说，今天他召集党的最高层领导开会有两个目的。第一，他宣布，今天与会的领导可以自行决定是否随政府机关一起转移到古比雪夫，但他自己不打算转移到任何地方，而是留在莫斯科，直到俄罗斯流尽她最后一滴血。第二，他宣布，十一月七日，庆祝十月革命的阅兵式将如往年一样照常举行。

在许多莫斯科人的记忆中，那场阅兵是转折点。五万名脚踏战靴的士兵，伴着雄壮激昂的《国际歌》，接受站在主席台上那位无所畏惧的领导人的检阅。这极大地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坚定了他们的决心。他们都记得，战争的局势就是在这一天有了决定性转变。

可也有人指出，真正让战争局势有了转变的是“索索”在远东预留的多达七十万人的后备军。甚至在红场举行阅兵式的同时，那些部队正千里迢迢地横穿广阔无垠的国土，前来保卫莫斯科。另外，还有一些人注意到，在那年十二月的三十一天中，有二十八天都在下雪，因此德国空军根本无法出动。另外，平均温度降到了-20℃以下，这对俄国人也不无帮助，因为德军和昔日拿破仑的部队一样未曾领教过这等气候。反正不管是什么原因，希特勒的军队虽只用五个月便长驱直入俄罗斯边境，一路挺进莫斯科近郊，但他们自始至终都没能踏进这座城市。在抓捕了一百多万俘虏并夺去一百多万条生命之后，他们于一九四二年一月开始撤退，这座城市令人惊讶地完好无损地存留了下来。

一位年轻军官驾着一辆摩托车开了过来，跨斗里载着位女孩，女孩穿着漂亮的橘色裙子。我们这位形单影只的人见状，往路边靠了靠，让开路来。落满树叶的广场上正在展出两架被缴获的德国战斗机。他从两架飞机之间穿过去，绕开大都会酒店的主入口，在街角拐了个弯，然后消失在酒店后面的小巷里。

闹剧、对比、意外

一点三十分，在大都会酒店的总经理办公室里，罗斯托夫伯爵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桌子另一边坐着的是一个脑袋窄小、举止高傲的人。

伯爵在广场餐厅接到“主教”的传唤时，还以为出了什么急事。因为来人耐着性子等他喝完那一小杯咖啡之后，便立刻把他带到了行政办公室。伯爵进了办公室的门，“主教”却连头都没抬，仍自顾自地在桌上签着文件。他把手里的钢笔晃了晃，朝摆在桌子前的空椅指了指，表示他待会儿才有空。

“谢谢。”伯爵也敷衍地点头，接受了这一敷衍的提议。

伯爵不喜欢坐着干等，于是趁着没事的这几分钟将办公室打量了一番。与约瑟夫·哈利茨基先生使用此屋时相比，这里颇有些变化。尽管前任经理的办公桌还在，但桌面上已不像从前那样空无一物，不仅堆着六沓文件，还摆了一只订书机、一个笔架和两部电话（这么配置估计是为了让“主教”可以一边往政治局打电话，一边把中央委员会的人晾在电话上等）。紫红色的躺椅不在了，据说那位老迈的波兰人最后就倒在了那张椅子上；现在那里立着三个灰色的有着不锈钢锁的文件柜。原先挂在墙上用来装饰红木镶板的狩猎场景画也被换掉了，取而代之的当然是领袖们的画像。

“主教”心满意足地在十二份文件上签完名之后，又把今天的第七沓文件放在办公桌的边上。他把手里的钢笔放回笔架，然后直视着伯爵的眼睛。这在今天还是头一次。

“据我所知，你是个习惯早起的人，亚历山大·伊里奇。”片刻沉默之后，他开口说道。

“意志坚定的人通常都这样。”

“主教”的嘴角轻轻地耸了耸。

“那当然。意志坚定的人。”

他把手伸到桌子边上，将那沓最新的文件摆整齐了些。

“你七点左右就在你的房间里用早餐？”

“对。”

“然后八点，你习惯到大堂去看会儿报纸。”

该死的家伙，伯爵在心里说道。他这么着急地打断自己美妙的午餐，把自己叫来，就为了问这些吗？显然，他肯定又有了什么鬼点子。可他为什么总要带着偏见呢？就不能有话直说吗？还是他不喜欢那种风格？难道他们要一直坐在这里，将伯爵一天内的安排过一遍？距离“三巨头”的每日例会只剩下不到一小时了。

“是，”伯爵有点不耐烦地承认道，“早报我一般都是早上看。”

“但你是在大堂看的。你会下到大堂来。”

“没错，我都是沿着楼梯下到大堂来，大堂里很舒服。”

“主教”仰靠在椅背上，他脸上的笑容稍纵即逝。

“那你也许已经知道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了。”

准确地说，伯爵是七点之后不久起床的。他先做了十五个深蹲外加十五次拉伸，接着享用完他的咖啡、饼干和水果（今天是橘子），然后洗澡、剃须、换衣服。他在索菲亚的额头上亲吻了一下后，便离开了卧室，准备到大堂去，坐在他最喜欢的椅子上看报纸。下了一截楼梯，便出了塔楼，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这都是他惯常的路线。可今天，刚下到五楼楼梯口，他便听到楼下传来一阵骚动。

他当时的第一印象是有十五个声音在用二十种语言高声叫喊。随之而来的还有重重的摔门声、盘子被砸碎的声音，以及一种持续而粗厉的鸟叫般的声音。等他大约在七点四十五分下到四楼时，那里已乱得不可开交了。

那层楼几乎每扇房门都已经敞开，所有客人都站到了走廊里。那些人当中，有两名法国记者，一位瑞士外交官，三名从乌兹别克来的毛皮商人，一位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还有一位被遣送回国的男高音歌手和他的四位家人。他们都穿着睡衣，大多数人都在手舞足蹈地表达着自己的强烈不满。而与此同时，三只成年的鹅正一边嘎嘎地叫，一边扇着翅膀在这些人的腿中间到处乱窜。

有几个女人被吓得仿佛是鸟身女怪降临在了她们头上。那位男高音的妻子胆小地缩到她丈夫硕大的身躯后面，而克里斯蒂娜，酒店打扫卫生的女服务员，则吓得背靠着墙，手里紧紧地攥着空托盘挡在胸前，而她脚下，摔碎的餐具和洒了一地的荞麦粥混成一团。

男高音的三个儿子倒是表现出了些胆量。他们开始朝三个不同的方向出击，一人追赶着一只鹅。可这时，那位梵蒂冈来的大使却让男高音管管他的那些孩子，让他们注意自己的举止。只会说几句意大利语的男高音却对这位高级教士说：“你少在我跟前指手画脚，我不吃那套。”旁边还站着一位瑞士外交官，尽管他的俄语和意大利语都说得非常流利，但他只是一言不发地在一旁听着，再次彰显了他们国家一贯秉持的中立立场。高级教士往前一步，正想傲慢地再发表一番高论，这时，其中一只鹅，由于被男高音的大儿子逼到了墙角，情急之下从教士的双腿间飞快地窜进了他的房间。而紧接着，他屋里逃出来了一位年轻女人。她看上去绝对不可能是罗马天主教会的代表。只见她身上只裹着一条蓝色的和服式晨衣，逃到了走廊上。

此刻，骚动已把五楼所有客人都惊醒了，有几位甚至沿着楼梯走了下来，想一探究竟。站在最前面的正是那位从不废话、被报纸称为“大得克萨斯州”的美国将军。将军一下来，迅速地对战场局势做了一番评估，然后伸手便抓住了一只鹅的脖颈。他抓获这只大鸟的速度之快让围观的众人立刻信心倍增，甚至有人朝他欢呼起来。不过，当他把另一只手也伸过来，紧紧地箍在鹅的脖子上打算把它拧断时，这个动作立刻惹得那位裹着蓝色晨衣的年轻女人尖叫连连，男高音的女儿则淌下了眼泪，瑞士外交官则开始声色俱厉地斥责他。鉴于这一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在实施之际遭到了阻挠，将军被这帮平民的软弱给激怒了，他大步流星地跨进教士的房间，把鹅从窗户里扔了出去。

又过了片刻，一心想恢复秩序的将军从房间里走了出来。他迅速地逮住了第二只鹅，动作极其娴熟。他举起手中的鹅，向在场众人表示他打算平和处理它。可就在这时，扎在他腰间的衣带突然松了，他的睡袍敞开来，露出了里面那条橄榄绿的旧三角内裤。男高音的妻子一见此状，吓得几乎晕过去。

站在楼梯口的伯爵目睹了这里发生的一切。他感觉身边似乎有人，转身发现原来是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家伙颇爱交际，早已成为夏里亚宾的常客了。副官朝楼道里扫了一眼，心满意得地长叹一声，然后说道（并未朝某个特定的对象）：

“我太喜欢这家酒店了。”

所以，伯爵知不知道今天早上八点差一刻时发生在四楼走廊里的事呢？你为何不问挪亚知不知道大洪水，或者亚当知不知道苹果是什么呢？伯爵当然知道。没有谁比他更清楚了。可就他知道的那些情况，到底是什么这么要紧，连一杯咖啡都不让他喝完，就把他叫到“主教”的办公室来呢？

“我知道今天早上发生了什么，”伯爵肯定地说，“事情发生的时候，我正从楼梯口经过。”

“所以你亲眼看见了这场混乱？”

“是的。我是看着这件滑稽的事发生的。但我还是不明白，为什么把我叫到这儿来。”

“这么说，你还蒙在鼓里呢。”

“事实上，我确实很困惑。我都被弄糊涂了。”

“当然。”

“主教”沉默了片刻后，又在脸上挤出了最标准的基督徒式微笑。他站起身，走到屋子对面的墙边，就像与人交谈时若无其事地在办公室里走动是件再正常不过的事。他小心翼翼地把马克思先生的画像扶正。那幅画像挂在墙上的钩子上，不知怎的歪了，这对屋子在意识形态上的权威性是个极大的破坏。

“主教”回过身来，继续说道：

“我想知道为什么在描述这一连串不幸的事件时你会弃‘骚乱’一词不用，而用‘滑稽’来形容。滑稽似乎意味着它带着点孩子气……”

伯爵闻言，想了想。

“你怀疑是男高音的那几个小男孩干的？”

“不大可能。因为那几只鹅原本关在博亚尔斯基餐厅储藏室的笼子里。”

“你的意思是埃米尔跟这件事有关？”

“主教”没理会伯爵的提问，他回到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大都会酒店，”他完全没必要告诉伯爵这些，“常常要接待世界上最杰出的政治家和最知名的艺术家。当他们踏进酒店的大门，就有权希望自己能享受到无与伦比的舒适和服务，以及一个不那么乱糟糟的清晨。不说你也知道，”他一边伸手去拿笔一边打住了话头，“我一定会把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的。”

“很好，”伯爵边说边从椅子里站起来，“如果真要查个水落石出，我敢肯定没人比你更适合完成这个任务了。”

伯爵一边从行政办公室出来一边孩子气地嘀咕道：乱糟糟的清晨……

“主教”以为他是个傻瓜吗？难道他以为伯爵没看出他这是冲谁来的？他在暗示什么？小索菲亚怎么可能会跟这件事扯上关系？

伯爵一眼就看穿了“主教”心里打的算盘，作为回击，他原本可以含沙射影地讽刺他几句，还能把那几句话说得像诗一样抑扬顿挫。可将索菲亚跟这件事扯到一起实在是太没根据，太荒谬，也太让人忍无可忍了，根本不值得回应。

诚然，伯爵不否认索菲亚有她顽皮的一面，这一点她和别的十三岁的孩子一样。可她不游手好闲，不惹人讨厌，不是懒惰和无所事事的人。事实上，伯爵从经理办公室回来的路上，发现她正坐在大堂里，读着一本不知名的大部头教科书。其实大都会酒店所有的工作人员对这一幕都再熟悉不过了。她可以一连几小时坐在那张椅子里，背诵大写字母，练习动词变位，或者解x和y的方程。跟玛丽娜学缝纫或者和埃米尔一起做调味汁的时候，她也是同样投入和专注。假如你让所有认识索菲亚的人来描述她，他们会异口同声地告诉你：她是个好学、羞涩、守规矩的孩子。用一个词概括的话，就是端庄。

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在脑子里像法学专家一样列举着相关证据：八年来，索菲亚没发过一次脾气；她每天都刷牙，从不逃学，也不使小性子；无论什么时候，不管是穿衣、做事还是吃豌豆，她都从无怨言。即使是那个她一直很喜欢玩的自创小游戏，也是以远远超出她年龄的镇定作为基础的。

那个游戏是这么玩的：

如果他们俩在酒店的某个地方坐着，比如说，周日上午，他们在书房里看书。中午十二点的钟声一响，伯爵会立刻放下手里的书，离开房间，去理发师那里赴他每周一次的约。他会先在塔楼里下一截楼梯，然后穿过走廊来到主楼梯，然后，他会继续沿着主楼梯再往下走五层楼，直到到达底层。一路上他会经过花店和报摊……可等走进理发店一看，索菲亚已经坐在靠墙的凳子上静静地读书呢。

伯爵自然会惊讶得连呼上帝，而且，不管他当时手里攥着的是什么，它都会在他的惊讶中掉落在地（今年已经掉过三本书，外加一杯葡萄酒了）。

即使我们抛开一个事实不谈，即这个游戏对一个年近六旬的男人来讲极具挑战性，这位年轻姑娘的特长仍然足够令人惊叹。她仿佛能在一眨眼的工夫内将自己从酒店的这一头传送到另一头。这些年来，她对酒店中所有的秘道、后通道和连接门一定都已经了如指掌，同时，她还培养出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时间感。令人印象尤其深刻的是她被人发现时所表现出的那份超凡脱俗的镇静。不管她刚才跑了多远的路，有多快，她都不会流露出任何自己剧烈活动过的迹象。心不跳，气不喘，眉头上一滴汗都不会有。而且，她也从来不会咯咯地笑，或者脸上露出得意的笑容。相反，她的神情总是认真又害羞，举止也很得体。她会友好地冲伯爵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然后便故作端庄地低头重新看书，还伸手翻上一页。

这么镇定的一个孩子会想出把鹅从笼子里放出来的阴谋吗？这简直太荒谬了。你干脆说古巴比伦的通天塔是她弄倒的，或者狮身人面像的鼻子是被她敲掉的。

没错，当主厨获知瑞士外交官点了份烤鹅并质疑鹅肉不新鲜的时候，她正在厨房里吃晚饭。同时我们也必须承认她对她的埃米尔叔叔的忠心。可即便如此，一个十三岁的小女孩怎么可能神不知鬼不觉地在早晨七点把三只壮实的家禽弄到这家国际大酒店的四楼去呢？伯爵一边打开房门，一边得出了最后的结论：这个想法既不合逻辑，也不合自然规律，更违背常识。

“我的天哪(2)。”

片刻前还坐在大堂里的索菲亚此时正稳稳当当地坐在大公那张办公桌前，津津有味地读着她那本大部头书。

“哦，你好，爸爸。”她头也不抬地说道。

“噢，别人进屋的时候，停下自己手头的工作，抬头看一眼来人，这种礼貌已不再需要了是吗？”

索菲亚的身子在椅子里转了一下。

“对不起，爸爸。我看书看得正兴起呢。”

“嗯。什么书？”

“讲同类相食的。”

“就是讲吃人肉的！”

“米歇尔·德·蒙田写的。”

“啊，好啊。如果是这样，我敢说，这时间花得值。”伯爵坦承道。

他一边朝书房走，心里一边琢磨。米歇尔·蒙田？忽然，他朝那张写字台的底座瞥了一眼。

“那是《安娜·卡列尼娜》吗？”

索菲亚顺着他的目光望了过去。

“对，我想是的。”

“它在那儿干吗呢？”

“只有它和蒙田那本书一样厚。”

“一样厚？”

“有什么问题吗？”

“我只能说，换了是安娜·卡列尼娜，她绝不会因为你和蒙田一样厚，就把你拿去垫桌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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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想法太荒谬了，”伯爵说，“一个十三岁的女孩，怎么可能带着三只如此壮实的鹅爬上两层楼梯而不被任何人察觉呢？再说了，我问你，她能干出这种事来吗？”

“当然不会。”埃米尔说。

“不，绝对不会。”安德烈也同意。

三个人都愤怒地摇了摇头。

在一起共事多年有一个好处，即每天可以省却许多无聊的客套话，留出充裕的时间来讨论更值得关心的事，比如说风湿病、公共交通不力，以及某位被莫名其妙提拔上来的人小题大做的行径。二十年了，“三巨头”的全部成员对坐在文件堆后面的那位小肚鸡肠的男人早已有所领教，同时，也对那位从日内瓦来的所谓“美食家”甚至连鹅和松鸡都分不出来已经见怪不怪了。

“这太让人气愤了。”伯爵说。

“真是的。”

“还是在例会前半小时把我叫过去的。我们这儿要讨论的事本来就够多的了。”

“可不是嘛，”安德烈表示同意，“亚历山大，这倒是提醒我了。”

“什么？”

“在今晚营业之前，你能不能让人把送饭菜的小升降机打扫一下？”

“当然。里面很脏吗？”

“恐怕是的。不知怎么回事，里面掉了一地的羽毛……”

说完这句话，安德烈伸出他那根颇有传奇色彩的手指在嘴唇上刮了一下，而埃米尔则假装在喝茶。伯爵呢？他大张着嘴，却不知做何回答——如何说出一番直戳要害，而且许多年后仍会被人们拿来反复说的俏皮话。

这时，突然传来了敲门声。年轻的伊利亚拿着木勺走了进来。

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埃米尔失去了一名又一名经验丰富的员工，连爱吹口哨的斯坦尼斯拉夫也未能幸免。因为年富力强的成年男人都参了军，他的厨房不得不用上许多青少年。伊利亚是一九四三年被雇用的，他在一九四五年按资历被提拔成了副主厨，当时他才十九岁。埃米尔给了他一把木勺，而非切肉刀，这多少能体现他对伊利亚业务能力的信任。

“怎么啦？”埃米尔颇不耐烦地抬眼问道。

伊利亚没回答，他有些犹豫。

埃米尔瞅了瞅“三巨头”的其余两位，不屑地翻了个白眼，仿佛在说：你们瞧瞧，我每天都在跟什么人共事？然后，他又向他的徒弟转过身去。

“谁都看得出，我们几个有事正忙呢。看来，你是觉得你的事更重要，所以必须打断我们。那好，有事就说，趁我们还没等断气，赶紧说。”

年轻人张了张嘴，却没有出声，他只是用勺子冲厨房指了指。“三巨头”的所有成员顺着他手里的那把餐具所指的方向，朝办公室窗外看去。只见后楼梯的门边站着一位神情落魄、穿着一件破破烂烂冬袄的人。一见此状，埃米尔的脸立刻涨得绯红。

“谁让他进来的？”

“是我，先生。”

埃米尔猛地站起身，差点连椅子都撞翻了。他从伊利亚手中一把夺过木勺，就像司令官把肩章从失职的军官身上撕下来一样。

“这么说，你现在已经成了傻瓜委员会的政治委员了，是吗？嗯？才一转背的工夫，你就被提拔为笨蛋委员会的总书记啦？”

年轻人不由得后退了一步。

“不，先生。我没被提拔。”

埃米尔拿起木勺猛地往桌上一砸，差点将它摔成两半。

“你当然没有！我告诉你多少回了，不要让乞丐进到厨房来？难道你还不明白，你今天给他一片面包，明天就会有五个他的朋友找上门来，后天兴许会有五十个？”

“是，先生，可……可是……”

“可什么，可是什么？”

“他没有要吃的。”

“哦？”

年轻人朝伯爵指了指。

“他要找亚历山大·伊里奇。”

安德烈和埃米尔一齐惊讶地朝他们的同事看去。伯爵透过窗户朝外面的那位乞丐看了一眼。然后，他一言不发地从椅子里站起来，走出办公室，和他那位已八年未见的老友紧紧地拥抱在了一起。

尽管安德烈和埃米尔从未见过这位陌生人，可一听到他的名字，他们便立刻知道他是谁了：那个曾经和伯爵一起租住在修鞋铺楼上的人，那个每十五英尺一个来回地踱着步总计踱出了数千英里的人，那个热爱马雅可夫斯基和曼德尔施塔姆的人。当然，后二者和许多其他人一样，以《刑法》第58条的“反革命罪”受到了审判和刑罚。

“请别客气，”安德烈打了个手势说，“你们可以用埃米尔的办公室。”

“对，”埃米尔也附和道，“我的办公室，你们尽管用。”

出于无可挑剔的天性，安德烈领着米什卡来到背对着厨房的一张椅子前坐下。埃米尔则拿来了面包和盐摆在桌上，这是俄国人表示好客的古老传统。过了片刻，他又端来一盘土豆和小牛排。然后，主厨和主管就离开屋子，并带上门，让这两位老朋友的交谈不受打扰。

米什卡盯着桌上的东西看了看。

“面包和盐。”他微笑着说。

看着桌对面的米什卡，伯爵心里顿时有两股格外矛盾的情感交织在了一起。一方面，他因为突然再次见到了年轻时代的老友而喜出望外（无论何时何地，这都是一件大喜事）；可另一方面，伯爵也需要面对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那就是米什卡的这副形象。他比以前瘦了三十磅，身上穿的是件磨破了的外套，走路还拖着一条瘸腿，难怪埃米尔一开始会把他误认成乞丐。当然，这些年来，伯爵也觉察出了岁月在“三巨头”每个成员身上流逝的痕迹。他注意到安德烈的左手有时会无端发抖，埃米尔右耳的听力也在慢慢减退。他还注意到，前者的头发已变得斑白，而后者的也已经越来越稀疏。然而在米什卡身上发生的远非时间造成的损害那么简单。他的身上体现出两个决然不同的人和两个决然不同的时代。

然而最引人注目的也许是米什卡的微笑。年轻时的米什卡从来都是一板一眼，说话也从不带刺。可刚才，当他说“面包和盐”的时候，他脸上挂着讽刺的微笑。

“见到你我真高兴，米什卡，”过了片刻，伯爵终于说道，“当我接到你的信，得知你已被释放的消息时，别提有多高兴了。你什么时候回莫斯科的？”

“我没有。”他的朋友带着陌生的微笑答道。

米什卡接着解释道，在熬完八年之后，他终于得到一个奖励：被划入“减六”的级别。为了来莫斯科一趟，他特意找了个同情他而且和他相貌相似的人借了本护照。

“这样好吗？”伯爵关心地问。

米什卡耸了耸肩。

“我是今天早上从亚瓦斯坐火车来的。今晚我还得回亚瓦斯去。”

“亚瓦斯……那是在哪儿？”

“在种麦子和吃面包这两个地方之间的什么地方。”

“你在教书？”伯爵试探着问道。

“没有，”米什卡把头一摇，说道，“他们不鼓励我们教书，也不鼓励我们读书和写作，连吃饭都几乎不鼓励。”

就这样，米什卡开始描述他在亚瓦斯的生活。在描述的过程中，他用了很多第一人称复数，伯爵听了还以为有劳改营的狱友和他一起搬去了那里。可慢慢地他才听出来，原来当他说“我们”的时候，他其实并没有指其他什么人。对米什卡而言，“我们”包括了他和他所有的狱友，不仅仅是他在阿尔汉格尔斯克认识的那些，还包括了上百万甚至更多在索洛维茨基群岛上，谢夫沃斯特拉格劳改营里或者白海运河上艰苦工作的那些人，不论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了二十年、三十年，还是会一直干下去。

米什卡沉默着。

“到了夜里，就更有趣了。”片刻之后，他接着说。

“把铲子放下，深一脚浅一脚地回到营房之后，我们会吞下几口稀粥，然后用毯子把浑身上下捂得严严实实，打算好好睡上一觉。可脑子里免不了会有一些意外的念头冒出来，一些不请自来的回忆让人不住地审视、估摸和掂量。在很多这样的夜晚，我发现我又想起了你在酒吧里碰见的那个德国人，就是声称伏特加是俄罗斯对西方所做的唯一贡献，并且打赌说谁也说不出三样别的贡献来的那位。”

“我记得很清楚。我当时借用的是你的话，说托尔斯泰和契诃夫的小说是叙事作品中的压轴之作，接着又搬出了柴可夫斯基，然后还给那个乡巴佬点了份鱼子酱。”

“没错。”

米什卡把头摇了摇，然后微笑地看着伯爵。

“几年前的一个晚上，我又想到了我们俄国人的另外一个贡献，萨沙。”

“第五个贡献？”

“是的，第五个贡献：火烧莫斯科。”

伯爵吃了一惊。

“你说的是一八一二年那次？”

米什卡点了点头。

“你想象得出拿破仑当时脸上的表情吗？凌晨两点他被人从梦中叫醒，从克里姆林宫崭新的卧室里出来后他才得知，数小时前被他占领的这座城市已经被它自己的人民一把点燃，正在熊熊燃烧。”米什卡无声地笑了，“是的，火烧莫斯科简直太符合俄罗斯人的性格了，我的朋友。这是毫无疑问的。因为它不是一个单独的事件。它已经成了一种模式，它只是从上千年的历史中选摘出的一个事例。作为一个民族，我们俄罗斯人早已证明，我们非常善于摧毁自己创造的东西。”

也许是因为脚瘸了，米什卡没有站起身来在屋里来回踱步。可伯爵看得出，他正在用他的眼睛踱着。

“每个国家都有它自己的传世名画，萨沙，就是那些被世世代代悬挂在庄严的大厅内，能代表民族身份的画作。法国人有德拉克洛瓦的《自由引导人民》，荷兰人有伦勃朗的《夜巡》，美国人则有《华盛顿横渡特拉华河》。而我们俄罗斯人有什么呢？是双胞胎似的两幅画：一幅是彼得大帝在夏宫训斥王储阿列克谢·彼得罗维奇，另一幅是列宾的《恐怖的伊凡和他的儿子》。几十年来，这两幅画为我们的民众所尊奉，为我们的评论家所赞美，并被我们勤奋的艺术学生争相描摹。可他们描绘的都是些什么呢？一个是我们最开明的一位沙皇——对自己的长子心怀芥蒂，并且即将判处后者死刑，而另一个则是用笏杖击中了大儿子太阳穴的伊凡大帝，一生中从未退缩过的他正搂着儿子的身体。

“我们的教堂以独特的美、色彩亮丽的塔尖和令人难以置信的穹顶闻名于世，可我们却将它们一座接一座地夷为平地。我们把古代英雄的雕像推翻，把他们的名字从街道名称上抹去，仿佛历史上的他们是凭空杜撰出来的。而对诗人呢，我们要么保持沉默，要么就耐心地等着他们自己沉默下来。”

米什卡拿起叉子，把它插在一块没动过的牛肉上，然后举在了空中。

“你知道吗？在三十年代，当他们宣布要强制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时候，一半的农民宁可把自己的牲畜杀了，也不愿把它们交给合作社。一千四百万头牛啊，就这么交给了秃鹰和苍蝇。”

仿佛为了表示尊重，他把肉又轻轻放回到盘子里。

“这叫我们怎么理解呢，萨沙？发动自己的人民，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艺术，破坏他们自己的城市，杀戮他们自己的子孙后代而没有丝毫懊悔，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外国人看来，这一定太让人震惊了。他们一定觉得，我们俄罗斯人是如此残酷和冷漠，没什么东西能被我们视为神圣不可侵犯，就连从我们腰胯下面出来的亲生骨肉也不例外。这样的想法令我痛苦，搅得我心神不宁。即使我已经疲惫不堪，可一想到它，我便会在床上辗转难眠，直到天明。

“后来，有天晚上，他到梦中来找我了，萨沙，就是马雅可夫斯基。他给我念了好几段诗，那么美，那么令人难忘的诗，都是我从没听过的，描写的是桦树皮在冬日的照耀下闪闪发光的情景。可接着，他却长叹了一声，往他的左轮手枪里填上子弹，然后把枪管对准了自己的胸口。惊醒之后，我突然明白了过来，原来这种自我毁灭的倾向并不可恶，也不是什么令人羞愧或令人憎恨的事，它反而是我们最强大的力量。我们把枪口转过来对着自己，并不是因为我们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意大利人更冷漠、更没文化，正好相反，我们之所以要摧毁我们自己创造的东西，那是因为我们比他们更相信绘画、诗歌、祈祷以及人自身所拥有的力量。”

米什卡摇了摇头。

“记住我这句话，我的朋友：这绝不会是莫斯科最后一次被我们自己人烧为平地。”

和以前一样，米什卡越说越激动，有时他甚至像在自言自语。直到说完，他才往桌子对面看去，见伯爵脸上是无尽的悲伤，他突然大笑起来，笑声中没有痛苦，没有嘲讽。他把手伸到桌子的那边，紧紧攥住了老朋友的小臂。

“我看得出，萨沙，我刚才提到手枪的时候，你在替我担心。可你不用担心。我还没完呢。我还有事得做。其实，这也正是我偷偷地回莫斯科的原因：我得去趟图书馆，为了我正在进行的一个小项目。”

伯爵一直悬着的心这才落了地。同时，他也从米什卡的眼里发现了些许昔日的神采。在他冒冒失失地让自己陷入目前的困境之前，他的眼里永远都闪烁着那样的光彩。

“是诗歌吗？”伯爵问。

“诗歌？从某种意义上说，是的，我想是的。但它比诗歌更重要。它是那种可以作为地基搭建起其他东西的东西。眼下我尚未准备好把它拿出来给别人看。但一旦准备好了，你会是第一个看到的人。”

他们从办公室出来后，伯爵把米什卡带到了后楼梯。这时，厨房里早已忙开了。案台上有人在剁洋葱，有人在切甜菜，还有人在给母鸡拔毛。埃米尔站在炉火旁，上面同时煨着六只罐子，他朝伯爵打了个手势，让他等一等。他把手在围裙上揩了揩，然后走到门口，手里拿着一包用牛皮纸包着的食物。

“这点东西你留着路上吃，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

米什卡似乎被这一举动惊呆了。有那么一会儿，伯爵甚至以为他的朋友会出于原则而拒绝这一好意。但米什卡谢过了厨师，把那包东西接了过去。

这时安德烈也来了。他也表示，自己很高兴终于有机会见到米什卡本人，并且祝他好运。

表达完他的感激之情，米什卡把通向楼梯的门打开，却又停在了那里。他朝忙得热火朝天、琳琅满目的厨房里看了一眼，又把眼光依次落在儒雅的安德烈和真诚的埃米尔身上，最后，才转向伯爵。

“谁又能想到，”他说，“许多年前，当你被判在大都会酒店终身监禁的时候，你其实成了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

✮

晚上七点半，伯爵刚走进黄厅，奥希普便把手里的香烟掐灭，然后从椅子里跳起来。

“啊！你来了，亚历山大。我本以为到圣弗朗西斯科(3)去几天就能回来。结果一去就是一年。劳驾把灯关了，行吗？”

奥希普兴冲冲地到大厅后头去了，伯爵则心不在焉地坐下来，把餐巾铺在了腿上。

“亚历山大……”

伯爵回过头一看。

“啊？”

“灯？”

“哦。抱歉。”

伯爵起身把灯关了，然后就在墙边站着。

“你要不要坐回来？”奥希普问道。

“啊，对。当然。”

伯爵回到桌旁，却坐在了奥希普的椅子上。

“你没事吧，我的朋友？你好像有点反常……”

“不，不，”伯爵笑着保证道，“一切都很好。请开始吧。”

奥希普又等了片刻，然后，他摁下开关，便赶紧回到了桌旁。餐厅的墙壁上闪现出巨大的电影画面。

自那次“德·托克维尔风波”发生后两个月，奥希普回到黄厅的时候带来了一架放映机和未经删剪的《赌马风波》电影拷贝。从那天晚上起，两个人将所有历史名著束之高阁，转向了电影，以此增进他们对美国的了解。

其实早在一九三九年，奥希普·伊万诺维奇就已经掌握了英语中的过去完成进行时。可他认为，美国电影仍然值得他们去仔细研究，因为它不仅是了解西方文化的窗口，也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实施阶级压迫的工具。因为通过电影，那些美国佬显然已经找到了一个每周只花费五分钱便能把整个工人阶级都安抚得服服帖帖的途径。

“看看他们的经济大萧条，”他说，“从开始到结束一共持续了十年。整整十年，无产阶级被扔在一边，任其自生自灭，他们沿街乞讨，到教堂门口求助。如果说美国工人想要摆脱身上的枷锁的话，不在这个时候，那还能在什么时候呢？可他们揭竿而起了吗？他们扛着斧头去砸那些富豪家的大门了吗？根本没有。相反，他们拖着脚步进了离家最近的电影院，在那里，银幕上最新的幻想故事就像用链子拴着的怀表一样悬挂在他们眼前。是的，亚历山大，这个现象绝对值得我们下功夫去好好研究。”

于是，他们便开始研究起来。

伯爵可以证明，奥希普对这项任务绝对重视。播放电影时，他几乎坐不住。看西部片的时候，如果影片中有人在酒馆打架，他会紧攥着拳头作势挥上几下，先是照着肚子来一记左拳，然后再冲着下巴来一记上勾拳。而当费奥多尔·阿斯泰尔和金杰·罗杰斯开始跳舞时，他也会把手指张开，搁在自己的腰边轻轻地拍着，脚也会在地毯上一前一后来回地挪动。当影片中贝拉·卢戈西(4)从黑影中突然冒出来，奥希普甚至从他的座位里蹦起来，差点摔倒在地板上。到影片最后，银幕上已经出现了演职人员的名单，他仍然会意犹未尽地摇着头，脸上仍带着一副道义没有得到伸张的失望表情。

“可耻。”他嘴里还会说。

“真丢脸。”

“阴险！”

不管看的是什么电影，奥希普都会像经验丰富的科学家一样把影片冷静地剖析一番。音乐片不过是“用根本无法实现的白日梦来安抚穷苦大众的一盘糕点”。而恐怖电影则“使的是障眼法，它不过是把劳动者的恐惧用漂亮女人的恐惧来替代了”。轻歌舞喜剧则是“荒谬可笑的麻醉品”。西部片呢？它们是所有宣传中最狡猾的：在这些寓言中，恶人永远成群结队，他们大呼小叫，杀人越货；而美德则永远被一个孤独的人拥有，他甘冒生命危险去捍卫别人的私有财产。结论是什么呢？“在阶级斗争的历史上，好莱坞是迄今为止最危险的一股力量。”

奥希普的确是这么认为的，直到后来他发现了一种被称为“黑色电影(5)”的美国电影流派。他立刻迷上了这一类片子，《契约杀手》《辣手摧花》和《双重保险》统统被他找来看了个遍。

“这是怎么回事？”有时，他会没有具体对象地发问道，“这部片子是什么人拍的？谁主使的？”

这一部接一部的片子似乎都在争先恐后地将美国描绘成一个充斥着腐败和残忍的国度；在那里，正义者都是乞丐，善良的人都是傻瓜；在那里，忠诚就像薄纸片一样脆弱，而个人利益则如钢铁般坚不可摧。换句话说，他们将资本主义的真实嘴脸原封不动地表现了出来。

“这怎么可能发生呢，亚历山大？他们怎么会允许这些电影被拍出来呢？难道他们就没意识到这些电影正在撬动他们的制度基石吗？”

在所有类型的明星当中，没有谁比亨弗莱·鲍嘉更能吸引奥希普了。除了《卡萨布兰卡》（奥希普认为它是给女人看的），他们把鲍嘉演的所有电影都看了至少两遍。无论是《化石森林》《江湖侠侣》还是《马耳他之鹰》，奥希普都极其赞赏该演员的硬汉形象，他讥讽的言辞，以及他一贯的喜怒不形于色。“你注意到了吗？在电影的开始，他总是显得很不合群，很冷漠，可一旦他被激怒，亚历山大，他比谁都愿意去做那些应该做的事。他比谁都具有洞察力，行动起来也更坚决，而且从不后悔。这才是真正意志坚定的人。”

在黄厅里，奥希普吃了两大口埃米尔用鱼子酱汁炖的牛肉，又喝了一口格鲁吉亚酒，然后才抬起头来；这时，银幕上出现的正好是金门大桥的画面。

在接下来的几分钟里，萨姆·斯佩德又被一位迷人而神秘的旺徳利女士找到，并给他送来了一笔生意。而斯佩德的又一位合伙人被人在小巷里枪杀，几小时之后，弗洛伊德·瑟斯比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这次，又是乔尔·卡伊罗，也就是“胖子”，他和布里吉德·奥肖内西二人暗中串通，在斯佩德的威士忌里下了药，然后朝码头奔去，他们的企图眼看就要得逞。在斯佩德处理他头上的伤口之际，一个身穿黑衣、头戴黑帽的陌生人闯进他的办公室，把一袋钱扔在地板上，然后便倒在沙发上死去了。

“你觉得俄国人特别野蛮吗，奥希普？”

“这是什么意思？”奥希普轻声问道，仿佛旁边还有人，而他不想打扰他们。

“你觉得我们在骨子里是不是比法国人、英国人或者这些美国人要野蛮一些？”

“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道（斯佩德正把死者的血从自己的手上洗掉），“你究竟在说些什么呀？”

“我是说，我们是不是比其他人更倾向于毁掉自己创造的东西？”

奥希普的眼睛本来一刻也没离开过银幕，可一闻此言，他立刻转过头来紧紧地盯着伯爵，眼里满是难以置信的表情。接着，他突然站起身，咚咚几步走到放映机前，暂停了电影，而此刻银幕上的斯佩德刚把那袋钱放在桌上，并从兜里掏出一把小折叠刀来。

“你可能还没看出这里正发生什么事吧？”他一边指着银幕一边说，“从东亚到圣弗朗西斯科港的旅途上，雅各比船长一共中了五枪。他从燃烧的船上跳下来，跌跌撞撞地穿过整座城市，用尽了最后一丝气力，为我们的斯佩德同志送来了那个外面包着纸并用绳子捆着的神秘包裹。而你却在这个时候来谈一些空洞的理论！”

伯爵转过身，抬起手挡住投影机里射出的眩光。

“可是，奥希普，”他说，“他打开包裹的那一段我们看了不下三遍。”

“那又怎么啦？《安娜·卡列尼娜》你读过不下十遍，我敢打赌，读到她卧轨自杀的那一段时，你还是会痛哭流涕。”

“可那完全是另一码事。”

“是吗？”

接下来是沉默。然后，奥希普气恼地关了投影机。他重新打开灯，回到了桌边。

“好吧，我的朋友。我看得出，你有心事。说吧，看看我们能否帮你把问题想通，否则，咱们的学习也没法进行。”

于是，伯爵把与米什卡的交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奥希普。事实上，是他向奥希普转述了米什卡对莫斯科被焚毁、雕像被推倒、诗人被禁言以及一千四百万头牛被屠杀等事情的看法。

适才有些恼怒的奥希普此刻却听得非常认真。听到米什卡的某些观点时他偶尔会点点头。

“好吧，”伯爵一讲完，他便说，“让你觉得不安的究竟是什么，亚历山大？是你朋友的话使你震惊？它伤害到你的感情？我明白你是担心他的心态不正常；也许他的观点是对的，可他的情绪不对。难道没有这种可能吗？”

“你什么意思？”

“就像《马耳他之鹰》一样。”

“奥希普，得了吧。”

“不，我是认真的。那只黑色的鸟，它不就是西方文化的象征吗？而那座雕塑是十字军东征的骑士们用金银珠宝建起来向国王致敬用的，它早已成为教会和君主制的标志，而欧洲所有的艺术和思想都是在这些贪得无厌的制度与机构上创造出来的。谁又能断言，他们对西方文化的爱和电影中那个‘胖子’对他那只鹰的爱一样，没被人误导且没被人利用呢？也许正是需要扫除这种观念，他们的人民才有希望取得进步。”

说到这里，他的语气变得柔和起来。

“布尔什维克人不是西哥特人(6)，亚历山大。我们不是攻进罗马城以后，出于愚昧和妒忌把那里的文明尽皆毁灭的野蛮人。正好相反，一九一六年的俄罗斯才是个野蛮的国度。它是全欧洲文盲率最高的国家，它的大部分人仍生活在改良的农奴制之下：人们仍旧用木犁耕地，晚上回到家不是打老婆就是喝伏特加，一直喝到酩酊大醉，然后瘫倒在椅子上，睡到黎明然后再跑到东正教的圣像面前极尽谦卑地祷告一番。也就是说，他们的活法和五百年前他们的祖辈一样，没有丝毫区别。也许，正是我们对那些雕像和教堂的热爱扯了我们的后腿，让我们无法进步，这难道不可能吗？”

奥希普停了下来，把他们俩的杯子重新满上。

“如今我们的情况怎么样了呢？我们取得了怎样的成就呢？我们把美国的速度与苏联的目标完美地结合了起来。我们即将在全俄罗斯消灭文盲。苦难深重的俄罗斯妇女们，我们的第二种农奴，她们的地位也得到了提高，不再低人一等。我们还兴建了许多崭新的城市，我们的工业产量已经超过了欧洲绝大多数国家。”

“可代价是什么呢？”

奥希普在桌上啪地一拍。

“最大的代价！难道你以为美国人取得那些令全世界羡慕不已的成就不用付出代价吗？去找他们的非洲兄弟打听打听吧。你以为，他们的工程师在设计雄伟壮观的摩天大楼，或者建造高速公路的时候，会因为那些漂亮的小农舍挡了道而犹豫要不要铲平它们哪怕一秒吗？我敢担保，亚历山大，他们才不会呢，只要把炸药一埋，他们便会亲手按下引爆器。就像我以前跟你说过的，在这个世纪剩余的时间里，主导世界的将会是我们和美国人，因为只有我们这两个国家学会了如何排除历史这个障碍，而不是俯首帖耳地拜倒在它面前。可美国人是用它来为他们钟爱的个人主义服务，我们则用它来造福社会。”

✮

当晚十点，和奥希普分手之后，伯爵并未直接回六楼，而是去了夏里亚宾酒吧。他原本以为这时候酒吧里会空旷一点，可进去之后才发现里面已经有一大帮人在大声喧哗。人群中有记者、外交使团成员，还有两位身穿小黑裙的年轻女招待。而喧闹人群的中心，又是那位美国将军手下的副官。这已经是他连着三个晚上出现在这里了。他耸着肩膀，伸着双臂，双脚在地板上一前一后地来回移动着，就像站在垫子上的摔跤手一样讲着他的故事。

“老波特豪斯突然侧身，避开了神父，然后一边缓缓地朝第二只鹅逼近，一边等着他的猎物朝他的眼睛看过来。诀窍就在这儿，现在你知道了：让对手看到你的眼睛。因为在那短暂的一瞬，波特豪斯会让他的对手们误认为它们和他势均力敌。接着，往左移动了两步的波特豪斯又突然往右移动了三步。而对面的鹅立刻被他晃得失去了平衡，它的眼睛也不由得对上了老波特豪斯的眼睛，而这正是波特豪斯跃起发动攻击的机会！”

说到这儿，副官自己也跃了起来。

两位女招待先是大声尖叫，然后又咯咯地笑了起来。

等到副官直起腰，他手里已多出了一只菠萝。他一只手掐住水果的蒂，另一只手攥着它的“尾巴”，把它亮给所有人看，那架势和将军拎着第二只鹅向众人展示时如出一辙。

“可就在这千钧一发之际，将军的裤腰带松了，他的睡袍敞开来，露出了里面那条美国陆军分发的定制内裤。而一见此状，韦洛茨基夫人立刻吓晕了过去。”

在观众们热烈的掌声中，副官朝大伙儿鞠了一躬，然后把菠萝轻轻放回到吧台上，重新端起酒杯。

“韦洛茨基夫人的反应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其中一位记者说，“假如看到老头内裤的是你，你会怎么做呢？”

“我会怎么做？”副官嚷了起来，“那还用问，我当然会朝它行军礼呗。”

在大家的笑声中，他把杯中的酒一饮而尽。

“好啦，先生们，我提议，现在我们可以外出开始今夜的活动了。据我个人的经验，侨民酒吧的桑巴音乐是北半球最难听的了，那位鼓手有只眼是瞎的，他连钹都不会打。而乐队指挥对拉丁音乐的节奏根本就一窍不通。他距离南美洲最近的一次是他在桃花心木楼梯上摔跤那次。但他的演奏绝对用心，而且，他还有一头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假发。”

就这样，形形色色的一众人等便到外头的夜色中去了。酒吧里只剩下伯爵了。他静静地走到吧台前。

“晚上好，奥德留斯。”

“晚上好，罗斯托夫伯爵。您来点什么？”

“一杯阿马尼亚克吧。”

喝了片刻，伯爵端起他装白兰地的酒杯轻轻晃了晃。他回想着方才副官描述的场景不禁笑了起来。这样一来，他又联想起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性格特点。奥希普曾经以他极具说服力的方式谈到过这点。他说，在美国经济大萧条期间，好莱坞用其精心炮制的欺骗手段将本无法避免的革命力量破坏于无形。但伯爵想，奥希普的分析是不是正好将事实颠倒过来了呢？诚然，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华丽的音乐剧和低俗喧闹的戏剧在美国兴盛一时，可爵士乐和摩天大楼当年不也如此吗？难道后面这两个也是被刻意设计出来的麻醉品，好让焦躁不安的国家沉睡过去吗？还是说，它们代表的是这个国家特有的一种精神，即便是大萧条也无法将这种精神扼杀？

伯爵又晃了晃杯中的白兰地。这时，一位客人在他左侧的第三张凳子上坐了下来。令伯爵惊讶的是，来者正是那位副官。

奥德留斯永远都那么细心，他马上倚在吧台上，身体倾过去：“欢迎回来，上尉。”

“谢谢你，奥德留斯。”

“我能为您效劳吗？”

“和以前一样吧。”

奥德留斯转过身去备酒。上尉在吧台上轻轻地拍着双手，漫无目的地往四周看了看。见伯爵在注视他，他点了点头，并回以友好的微笑。

“你不是去侨民酒吧了吗？”伯爵不禁问道。

“我那帮朋友本来说陪我去，却比我还性急，结果把我落下了。”美国人答道。

伯爵同情地笑了笑：“我很是为您遗憾。”

“这倒不必。我其实挺喜欢被留下来一个人的。因为它总能让我从全新的角度来观察我原以为自己就要离开的地方。另外，我明天一早就回国了，这次得在国内待上一段时间，也许这样更好。”

他向伯爵伸出一只手。

“理查德·范德维尔。”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上尉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往旁边看了看，又突然回头。

“你不就是昨晚在博亚尔斯基餐厅为我服务的那位侍者吗？”

“对，是我。”

上尉长长地松了一口气。

“感谢上帝。不然的话，这杯酒我可能就不能再喝了。”

与此同时，奥德留斯把上尉的酒放在了吧台上。上尉端起酒喝了一口，然后叹了口气，这回却心满意足。然后，他又将伯爵仔细打量了片刻。

“您是俄罗斯人？”

“再地道不过了。”

“哦，我这么告诉您吧，我对您的国家十分着迷，我喜欢你们那些好玩的字母，还有各种夹肉的小糕点。但你们国家对鸡尾酒的理解却令人很不安……”

“怎么说呢？”

上尉朝酒吧另外一头一位眉毛浓密的党员模样的人悄悄指了指。那人正和一位黑头发的年轻女孩聊着什么。他们手里各自端着一杯非常醒目的紫红色的酒。

“我是从奥德留斯那儿打听来的，他们喝的那种酒是用十种不同的配料调出来的。除了伏特加、朗姆酒、白兰地和石榴汁糖浆，它还放了玫瑰香精、少许苦酒和溶化的棒棒糖。但鸡尾酒并不是简单的混合物，它不应该是一锅大杂烩，或者，像复活节的大游行。鸡尾酒的最高境界应该是清澈、优雅、纯粹，而且配料不能多于两种。”

“就两种？”

“对。但必须是两种互补的配料。相互间开得起玩笑，能够容忍对方的过失，交谈起来绝不会冲对方咆哮的那样两种配料。就像杜松子酒和奎宁水，”他指着他杯中的酒说，“或者波旁酒和水。还有威士忌和苏打水……”说完，他摇了摇头，然后端起杯子喝了一口，“对不起，我并不是想在你跟前卖弄。”

“没关系。”

上尉点了点头表示感谢。过了片刻，他又开口问道：“你介意我再多说两句吗？我是说就你个人。”

“当然不介意。”伯爵说。

上尉把酒杯顺着吧台推过来，同时，身体也挪到了更近的一张凳子上。

“你看上去有心事。我是说，你面前的那杯白兰地已经被你晃了半小时了。再不留神，你晃出的漩涡会在地板上钻出个洞来，我们都得掉到地下室去。”

伯爵放下酒杯，大笑了起来。

“我想你是对的。我肯定有心事。”

“那好啊，”理查德边说边朝空旷的酒吧里指了指，“那你来对地方了。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之所以会跑到这样的酒吧来，就是为了能在有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下他们心头的包袱。”

“或许是在陌生人面前？”

上尉往空中伸出手指。

“没有人比陌生人更有同情心了。怎么样，我们略过前言，直奔主题吧。是因为女人、钱，还是遇上写作障碍了？”

伯爵又大笑起来。然后，他像自古以来那些有教养的好男人一样，把心头的包袱在这位极具同情心的人面前卸了下来。他谈起了米什卡，以及他关于俄罗斯人不知为什么极其擅长摧毁他们自己创造的东西的观点。接着，他又说到了奥希普，以及他虽同意米什卡所说的，但认为把那些纪念碑和历史建筑推倒对国家的进步有重要意义的那些话。

“哦，是为这些呀。”上尉说道，他的语气仿佛这正是他刚才猜到的第四个原因。

“对。你从所有这些当中得出的结论是什么呢？”伯爵问道。

“什么结论？”

理查德又喝了一口。

“我觉得你那两位朋友都很聪明。我的意思是，能从整个体系里理出这样一个头绪出来，不是思维敏捷的人还真办不到。可我总觉得他们也有未曾虑及的地方。”

他一边在吧台上轻轻敲打着，一边整理着自己的思绪。

“据我了解，俄罗斯历史上有那么一小段错位的时期；那些宏伟的古老建筑被摧毁必然会引起少数人对过去的惋惜，同时也会唤起一些人对未来的殷切期盼；但当一切已被言说并完成时，我不禁认为，那些伟大的事物能够永存。

“就拿那位叫苏格拉底的家伙来说吧。两千年前，他奔走于集市之间，逢人便传授他的思想，他甚至无暇把他的思想用纸笔记录下来。然后在某种困境中，他自行选择了终结生命的方式，就像在车票上打洞，拔下插头，收束雨伞一样瞬间完成。再见，永别，终结。但时代一直在往前进，它将来也会如此。接着，罗马人来了，然后是野蛮的日耳曼人。再后来就是整个中世纪。千百年来，人类又经历了瘟疫、精神毒害和焚烧书籍。可不知何故，在历经了这一切之后，这家伙在集市上同别人偶然谈及的那些伟大思想，我们至今都还读得到。

“我的意思大概是，作为人类，我们极不擅长写讣告。我们根本不知道三代以后的人会如何评价现在的人以及他们所取得的成就，我们最多能够预测我们孙子的孙子在三月的某个周二的早餐会吃些什么。如果命运之神想传给我们的后代什么东西，它会背对着我们给的。”

说到这里，两人都沉默起来。上尉把他杯里的酒一饮而尽，然后用手指着伯爵的白兰地。

“你告诉我，这东西够劲儿吗？”

✮

又过了一小时，伯爵才离开夏里亚宾（他和范德维尔上尉又一起喝了两轮奥德留斯给他们调的紫红色混合酒）。伯爵发现索菲亚仍在大堂里读书，对此非常惊讶。见她也看见了自己，伯爵冲她轻轻招了招手，而她也举手朝他挥了一下，便继续看起她的书来，样子端庄极了。

伯爵像煞有介事地装作散步的样子从大堂里穿过去。他带着悠然自得的表情小心翼翼地踏上楼梯。可刚过拐角，他便拔足狂奔起来。

往楼上飞奔的同时，他几乎无法抑制内心的兴奋。索菲亚最喜欢玩的这个游戏的奥秘就在于，游戏什么时候开始都由她来决定。而她自然选择在他比较分心或者没有心理防备的时候开始，这样，等他意识到比赛已经开始时，胜负也一目了然了。但今晚不一样。从索菲亚冲他招手时装出的漫不经心的表情来看，伯爵感觉到游戏又开始了。

这回总算把她骗过去了，他边想边暗笑。他飞快地冲过二楼。等他跑到三楼的楼梯口时，他不得不承认，玩这样的游戏，索菲亚还占有另一个优势：年轻。因为他的速度已明显慢了下来。从他开始喘粗气的迹象判断，他跑到六楼时，估计就只剩下在地上爬的力气了，如果跑到六楼时他还活着的话。所以，安全起见，到五楼的时候，他有意减速，开始走路上去。

他打开塔楼的门，停下来听了听，又顺着楼梯往上看去，结果视线里什么也没有。难道她已经从这里飞过去了吗？不可能。她不可能那么快。可谁知道她会不会又使出什么巫术，把自己神奇地移动上去呢？伯爵边想边蹑手蹑脚地走完了最后一截楼梯。打开房门的时候，他摆出了一副事不关己的样子。可他进去后却发现，屋里是空的。

他双手合在一起，搓了搓，心想：我该把自己摆在哪儿呢？他想过爬上床，装作睡着的样子，可那就没法看到她脸上的表情了。于是，他还是坐到了桌前的椅子里，把椅背往后一倾，只靠两条椅子腿支撑着。他把离他最近的一本书拿过来，一看，恰好是蒙田先生的那本。他打开这本大部头，随手一翻，正好是《论儿童的教育》。

“好了，就这样。”他笑着说道，然后，摆出博学的姿态看起书来。

五分钟过去了，她仍未出现。

“好吧。看来是我弄错了，”他有些失望地承认道。这时门被推开了。可进来的不是索菲亚，而是一名打扫客房的女服务员。她看上去很着急。

“伊拉娜，什么事？”

“是索菲亚！她摔下去了！”

伯爵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摔哪儿啦？”

“在员工楼梯上。”

伯爵立刻从女服务员身边冲出去，离开塔楼，飞快地往下跑。刚下两截楼梯，他脑子里的某个角落有个声音在对他说，伊拉娜一定弄错了；可他刚转到三楼的楼梯口就看见了索菲亚。她身体呈外八字形躺在台阶上，双眼紧闭，沾着血的发丝缠绕在了一起。

“哦，我的上帝。”

伯爵膝盖一弯，跪在了索菲亚的身边。

“索菲亚……”

她没有回答。

伯爵把她的头轻轻地扶了起来，发现伤口位于她的眉毛上方。看上去她的头骨并未受损，可她正在流血，而且失去了知觉。

此时伊拉娜也赶到了，她噙着眼泪在他身后站着。

“我去叫医生。”她说。

但现在已经过了十一点了。谁知道医生要多久才能到？

伯爵把双臂伸到索菲亚的脖子和双膝之下，艰难地把她从台阶上抬了起来，然后抱着她走完剩余的楼梯。来到最底层，他用肩膀撞开门，然后从大堂正中央穿了过去。大堂里，一对中年夫妇在等电梯，瓦西里在服务台后值班，酒吧里正传来嘈杂的声响，可伯爵似乎根本没注意到这些东西的存在；紧接着，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沐浴在夏天温暖的气息中——他站在了大都会酒店室外的台阶上。二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

值夜班的看门人罗季翁看着伯爵，也惊呆了。

“出租车，”伯爵说，“我需要一辆出租车。”

越过看门人的肩膀望去，他看见离酒店入口十五米远的地方停着四辆出租车。它们在等候从夏里亚宾出来的最后一批客人。排在队伍最前面的两位司机正在一边吸烟一边聊天。罗季翁还没来得及吹响嘴边的口哨，伯爵便朝那两人跑了过去。

见伯爵冲他们跑了过来，其中一位司机的脸上浮起了心照不宣的坏笑，另一个则露出一脸责备的表情。他们都以为跑过来的这位先生怀里抱着的一定又是被灌醉了的女孩。可当他们看见她脸上的血迹时，立刻站直了身体。

“我女儿。”伯爵说。

“上这儿来。”其中一位司机说完，把烟头往地上一扔，赶紧跑过去打开出租车的后车门。

“去圣·安塞姆医院。”伯爵说。

“圣·安塞姆？”

“越快越好。”

司机挂上挡，立刻冲上了剧院广场，然后朝北疾驰而去。伯爵拿着一条折叠的手帕，捂在索菲亚的伤口上。他一边帮她梳理着头发，嘴里一边念念有词，说着安慰的话，可又听不清他究竟在说些什么。而与此同时，城市的街景在车外飞掠而过，他却根本没有察觉。

只开了几分钟，出租车便停了下来。

“我们到了。”司机边说边下了车，并打开了后车门。

伯爵抱着索菲亚从车里小心翼翼地挪出来，却突然停住了。“我身上没钱。”他说。

“钱什么钱！看在上帝的分上，你赶紧去吧。”

伯爵上了路肩，便往医院跑去。可刚跑过几道门，他便意识到自己犯了一个可怕的错误。门口的大厅里有许多成年男子像火车站的难民一样在长椅上睡觉。走廊里的灯忽明忽暗，仿佛供电设备出了故障。空气中是氨气和香烟的气味。在伯爵年轻的时候，圣·安塞姆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医院。可那已经是三十年前的事了。如今，布尔什维克人想必已兴建了许多新的医院——现代化的、明亮的、清洁的医院——而这座老旧的医院则被当作某一类诊所留了下来，供退伍军人、无家可归者或者其他被遗忘了的人使用。

伯爵从一个站着睡着的人身边绕开，走到一张桌子跟前。桌旁有一位年轻的护士正在看书。

“这是我女儿，”他说，“她受伤了。”

护士抬眼看了看，放下手里的杂志，便消失在了一扇门后。过了很久她才回来，身边多了一位身穿内科医师白大褂的年轻人。伯爵把抱着索菲亚的胳膊往前一伸，同时拉开已经被血浸湿的手帕，让伤口露出来。

内科医生却抬手捂住嘴巴。

“这女孩应该看外科。”他说。

“这里有吗？”

“什么？没有，当然没有。”他朝墙上的钟看了看，“六点也许有。”

“六点？可她现在就需要治疗。你必须做点什么。”

内科医生又抬手在嘴上搓了一下，然后转身对护士说：

“去找克拉兹纳科夫医生。让他马上去四号手术室。”

护士的身影又消失了，内科医生推了一张轮床过来。

“把她放在上面，跟我来。”

伯爵跟着内科医生。后者推着索菲亚穿过走廊，然后进了电梯。到了三楼，连过两扇双开弹簧门后，他们走进了一条很长的走廊里。走廊上还摆着另外两张轮床，每张床上都有病人在睡觉。

“那边。”

伯爵推开门，内科医生把索菲亚推进了第四手术室。屋里很冷，地板和天花板都铺着瓷砖。但其中一个角落里的瓷砖已经开始从灰泥板上脱落下来。屋里原有一张手术台、带支臂的探头灯和落地式的托盘。又过了好几分钟，门开了。一位医生与先前那位年轻护士走了进来。这位医生胡子拉碴的，看上去像是刚刚被人叫醒。

“什么情况？”他用疲惫的声音说。

“这个小女孩的头受伤了，克拉兹纳科夫医生。”

“好啦，好啦，”他说道，然后又冲伯爵挥了一下手，补了一句，“手术室闲人免进。”

内科医生在伯爵的胳膊肘上碰了碰。

“等一下，”伯爵说，“这位，他行吗？”

克拉兹纳科夫看着伯爵，脸涨得通红：“他刚才说什么？”

伯爵继续对年轻的内科医生说：

“刚才你说她需要看外科医生。这位，他是外科医生吗？”

“把他给我弄出去，你！”克拉兹纳科夫大声喊了起来。

就在这时，手术室的门又开了，进来了一位高个子男人，他年纪近五十岁的模样，旁边还有一位穿着得体的助手。

“这里谁负责？”他问道。

“我负责，”克拉兹纳科夫说，“你是谁？有什么事？”

新进来的人把克拉兹纳科夫往旁边一推，径直来到手术台前，朝索菲亚俯身看去。他小心翼翼地拨开她的头发，先检查了伤口，接着用拇指翻开她的一只眼睑看了看。然后一边捏住她手腕上的脉搏，一边留意着手表上的时间。直到这些做完了，他才朝克拉兹纳科夫转过身来。

“我是拉佐夫斯基，市立第一医院的首席外科医生。这个病人由我来治疗。”

“你怎么个意思？都给我听着！”

拉佐夫斯基朝伯爵转过身来。

“您就是罗斯托夫？”

“是的。”伯爵说，感到十分意外。

“告诉我，这是什么时候，又是怎么发生的。尽量说详细点。”

“她往楼梯上跑的时候摔倒了。我猜是她的头磕到了楼梯边缘。事情发生在大都会酒店里，不到三十分钟前发生的。”

“她喝酒了吗？”

“什么？没有，她还是个孩子呢。”

“多大？”

“十三。”

“她的名字？”

“索菲亚。”

“行。很好。”

拉佐夫斯基根本没理会一直在旁边抗议的克拉兹纳科夫。他朝那位穿着得体的助手转过身去，开始向她下达指令：马上找几身手术服，再找一个适合清洗的地方，还要准备好必要的手术器械，并且，所有东西都要消毒。

门又开了，从外面进来了一位年轻人。他一脸的漫不经心，仿佛刚参加完一场盛装舞会。

“晚上好，拉佐夫斯基同志，”他微笑着说，“你还有这么一个迷人的地方啊。”

“行啦，安东诺维奇，够了。病人左侧顶骨的前壁发生断裂，有硬膜下血肿的危险。赶紧换手术服。你看看能不能把这里的灯光弄亮点。”

“是，先生。”

“但首先，把他们俩弄走。”

安东诺维奇脸上带着悠然自得的笑容，将本院的两位常驻医生赶出了手术室。这时，拉佐夫斯基指着刚才在楼下值班的那位年轻护士说：

“你别走。赶紧准备好，需要你帮忙。”

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您女儿这一下摔得不轻，罗斯托夫，可她毕竟不是从飞机上一头栽下来的。人类头骨的设计使它能够承受某种程度的撞击。而在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不是直接损伤，而是血肿。我们也不是没有碰到过这类情况。我们会马上为你女儿治疗。可与此同时，你得坐到外面去。有什么进展，我会随时通知你。”

伯爵被领到手术室外面的一张长椅上。过了好一阵他才意识到，在刚才这几分钟里，整条走廊已经被清空了：原先停着的两张轮床和床上躺着的病人都不见了。这时，走廊尽头的门突然开了，安东诺维奇走了进来，他已经换上了手术服，嘴里还吹着口哨。在走廊门关上之际，伯爵注意到门边还有一个穿着黑色西装的男人在把守。安东诺维奇回到第四手术室，空旷的走廊里就只剩下伯爵一人了。

他该如何熬过接下来的时间呢？其他人又是如何熬过的呢？

他不由得祷告起来，从童年到现在，还是头一次。他想过最坏的结果，可他又把刚才医生检查后所做的诊断琢磨了一遍又一遍，然后安慰自己道：绝对不会有事的。

“头骨的结构能够承受强烈的撞击。”他不住地对自己重复这句话。

可事与愿违的是，他脑子里浮现出的都是相反的例子。比如，他想起了彼得罗夫斯科耶镇上那位热情好客的樵夫，正值壮年的他被树上掉下的枝干砸中了头部；恢复知觉以后，他仍像以前一样强壮，人却变得闷闷不乐的；有时候，他连自己的朋友都认不出；还有些时候，他会无缘无故冲亲生姐妹大发脾气，就好像变了个人。

伯爵也开始责备自己：他怎么能让索菲亚玩这样危险的游戏呢？而且，在命运之神即将对他女儿的生命做出决断的时刻，他竟从她身边离开，跑到酒吧去待了一小时，为那些属于过去的绘画和雕塑瞎操心？

在所有与抚养子女相关的问题上，比如作业、衣着和礼貌，父母的责任其实再简单不过了：让孩子平安地长大成人，这样她才有机会去体验有意义的生活，或者上帝保佑的话，美满的生活。

也不知究竟过了多长时间，手术室的大门终于开了，拉佐夫斯基医生走了出来，他脸上的口罩已被扯到下巴底下，手套也摘除了，手术服上却有血迹。

伯爵立刻站了起来。

“罗斯托夫，”外科医生说，“麻烦你先坐下。”

伯爵闻言坐回到椅子上。

拉佐夫斯基没有和他一起坐下，而是握着双拳，往他的髋部一支，然后上下打量着伯爵，一副胸有成竹的神色。

“刚才跟你说过的，这种情况下，最大的危险是发生血肿。现在，我们已经将这个危险消除了。可她还有脑震荡，也就是说大脑有瘀滞。她会头痛，所以需要好好休养。但不出一周，她又会活蹦乱跳地满世界乱跑。”

说完，外科医生转身要走。

伯爵把手伸了出去。

“拉佐夫斯基医生……”他说。他像是有问题想问，可突然间又不知如何开口。

而医生对此情景早已熟悉，他十分理解伯爵此刻的心情。

“伤好之后，她跟以前不会有什么两样的，罗斯托夫。”

伯爵再一次道了谢。这时，那个一身黑衣的人再次打开了走廊尽头的门，只是这次走进来的是奥希普·格列布尼科夫。

“对不起，失陪一下。”外科医生对伯爵说。

拉佐夫斯基和奥希普在走廊上相遇了，他们压低声音商量了一会儿，而走廊这头的伯爵正目瞪口呆地看着他们。

外科医生回手术室去了，这时，奥希普才挨着伯爵在长椅上坐了下来。

“好啦，我的朋友，”他把双手搭在膝盖上，说，“你的小索菲亚可把我们给吓坏了。”

“奥希普……你怎么会在这儿？”

“我只是想确保你们俩都没事。”

“可你是怎么找到我们的呢？”

奥希普笑了。

“我不是告诉过你吗？亚历山大，了解某些重要人物的一举一动是我的工作。但眼下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索菲亚不会有事。拉佐夫斯基是这座城市最好的外科医生。明天上午，他会把她接往市立第一医院，她将在那里舒舒服服地康复。只是你恐怕不能再在这儿待下去了。”

伯爵正要表示反对，奥希普把手一抬，示意他冷静。

“听我说，萨沙。如果我能够知道今晚发生了什么，别人也会很快知道。假如他们知道你还在这里坐着的话，这不管对你，还是对索菲亚，都没有好处。所以，你必须马上这么做：这条走廊尽头有一个楼梯，你顺着楼梯下到底层，穿过一扇黑色的金属门，就到了医院后面的巷子里，巷子里有两个人正在等你，他们会把你送回酒店。”

“可我不能离开索菲亚。”伯爵说。

“恐怕你不走不行。你的担心完全可以理解。所以，我已经安排了一个人，她会留在这儿替你照顾索菲亚，直到她出院。”

话音刚落，门又开了，走进来一位中年妇女。她看上去既迷惑又惊恐。是玛丽娜。而在女裁缝身后，是身穿制服的护士长。

“啊，”奥希普说，“她来了。”

由于奥希普是站着的，所以玛丽娜首先看到的是他。她不认识他，看见他时她的眼神里充满焦虑。可当她看见长椅上的伯爵时，便立刻跑上前来。

“亚历山大！发生了什么事？你在这儿做什么？他们什么都不肯跟我说。”

“是索菲亚，玛丽娜。她在酒店的员工专用楼梯上摔倒了。医生正给她治疗呢。她不会有事的。”

“感谢上帝。”

伯爵朝奥希普转过身，正要把他介绍给玛丽娜，奥希普却抢先开口了。

“萨马罗娃同志，”他微笑着说，“我们没见过面，但我也是亚历山大的朋友。他恐怕得回大都会酒店了。如果你能留下来陪索菲亚，直到她痊愈，那他就会放心多了。是吧，我的朋友？”

奥希普把手搭在伯爵的肩膀上，眼神却仍落在玛丽娜身上。

“我知道这实在太麻烦你了，玛丽娜，”伯爵说，“可……”

“别说了，亚历山大。我当然会留下来。”

“太好啦。”奥希普说。

他朝那位穿制服的女人转过身去。

“你能保证为萨马罗娃同志提供她所需要的一切吗？”

“当然，先生。”

奥希普朝玛丽娜笑了笑，意思是让她放心，然后便把伯爵的胳膊肘上托了一托。

“这边来，我的朋友。”

奥希普领着伯爵走到走廊另一头，进了后楼梯。他们一道走下一截楼梯，谁也没说话。然后，奥希普在楼梯口的平台上停了下来。

“我们得在这里分手了。记住：再下一层楼梯，从黑色金属门出去。当然啦，你我今天来过这里的事，你最好跟谁都不要说。”

“奥希普，我不知道该怎么报答你。”

“亚历山大，”他微笑着说，“你已经为我服务十多年了，今天我很荣幸能为你效劳一次。”说完，他便走了。

伯爵走下最后一截楼梯，穿过黑色金属门。外面天快亮了。尽管此时置身于小巷之中，伯爵仍然感觉到了晚春温柔的气息。巷子对面有辆白色面包车，车子侧面漆着“红星烘烤集团”几个大字。一个胡子没刮干净的年轻人正倚着副驾驶车门吸烟。一见伯爵，他便立刻扔下香烟，摔上车门，然后，根本没开口问伯爵是谁，便来到面包车后面，打开后车门。

“谢谢你。”伯爵一边往车里爬一边说。可他没听到回答。

车门一关，伯爵才意识到自己正蜷着腰缩在面包车的后车厢里。这时，他突然有种很奇妙的感觉：刚出炉的面包发出的香气。方才，他看到车身涂着“红星烘烤集团”的标志时，还以为这只是掩人耳目的障眼法。可眼前，面包车那一侧的货架上整整齐齐摆着二百多条面包。伯爵几乎不敢相信，于是伸出手在其中一个面包上轻轻按了按，发现它的表面松软且带着余温。它从烤箱里拿出来肯定还不到一小时。

外面，副驾驶那边的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面包车的引擎也发动了。伯爵赶紧在面包架对面的金属凳子上坐好。车开动了。

车里一片寂静，伯爵能听见面包车换挡的声音。车子提速之后在路口又减速下来，如此拐过几道弯后，总算上了一条公路，便全力加起速来。

弓着背蜷在面包车后面的伯爵从后车门上方的方形窄窗往外看去。路旁的建筑、檐篷还有商店的标志飞驰而过，而他根本认不出车子开到哪儿了。可这时，他突然看见了那家古老的英式俱乐部，这才意识到他们可能到了特维尔大街。这条从克里姆林宫朝圣彼得堡的方向延伸出的古老大街，他少说也走过一千回了。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后期，为了能容纳那些最后将要抵达红场的游行队伍，特维尔大街被拓宽了。而与此同时，一些较为精致的建筑物被吊起来往后挪了挪位置，其他大多数建筑则被夷为了平地，取而代之的是林立的高楼。根据新的法令，头等街道两旁的建筑物不得低于十层。因此，在车子的行进过程中，伯爵费了好大的力气才辨认出那些他曾经熟悉的地标来。但此时，他停了下来，没有再往外看，也不再试图寻找他熟悉的事物了。建筑物模糊的外形和路旁的街灯从他的视野中飞速地后退，就像有什么东西正使劲将它们向远方拽去似的。

✮

回到大都会酒店的小阁楼里，伯爵发现他的房门仍然敞开着，“蒙田”也还在地板上。伯爵把父亲的书拾起来，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然后那晚第一次，他让自己哭了出来。随着情绪的释放，他的胸口轻轻起伏着。他任凭眼泪在他的脸上淌落，那并不是伤心的泪水，那是全俄罗斯最幸运的人眼里流下的泪水。

过了几分钟，伯爵深深地吸了口气，他觉得自己平静多了。意识到父亲的书仍在他手里攥着，他从索菲亚的床边站起身，打算把书放回去。而就在这时，他看到有人在大公的办公桌上留下的一只黑色皮箱。皮箱一英尺见方，高约两英尺半，皮革之下装有把手和镀铬的扣子。箱子上面贴着一张小字条，纸上的字迹他并不是很熟悉。伯爵把字条扯下来展开一看：

亚历山大：

今晚真的很高兴能遇见你。就像我告诉你的，我马上要回国轮休了。但在此期间，我觉得你应该用得上这个。你尤其应该留意最上面那个套子里装的东西，因为我想你会发现它和我们今晚聊的内容有很大关系。

诚挚地祝福，期待我们下回相见

理查德·范德维尔

伯爵掀开搭扣，打开了箱子盖。里面原来是台便携式留声机。里面还有一小沓唱片，每张都用棕色的纸套装着。伯爵按照理查德说的，把最上面那只套子里的唱片挑选了出来。正中间的标签表明唱片里录的是弗拉基米尔·霍洛维茨在纽约卡内基音乐厅演奏的柴可夫斯基第一钢琴协奏曲。

伯爵一九二一年曾在莫斯科观看过霍洛维茨的表演。那之后不到四年，这位钢琴家便前往柏林参加了一场正式音乐会。当时，他偷偷在鞋子里塞满了外币。

在箱子背面，伯爵还发现了一个小隔层，里面是叠放整齐的电线。伯爵把电线解开，连上唱机，又把它插入墙上的插座。他把唱片从纸套里抽出来，放在转盘上，打开开关，放下唱针，然后坐在了索菲亚的床上。

一开始是一片寂静，偶尔有几声咳嗽，以及最后入场的观众落座时发出的窸窸窣窣的声音，接着便是一阵热烈的掌声，大概是表演者走上了舞台。

伯爵不由得屏住了呼吸。

在威武雄壮的小号过后，弦乐声渐渐变强，然后，他那位同胞的演奏就开始了。它让台下的美国观众浮想联翩：在桦树林中穿行的狼，西伯利亚干枯的草原上疾扫而过的大风，舞厅里摇曳的烛光，以及博罗季诺的大炮发出的火光。

附

六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安德烈·杜拉斯正搭乘公共汽车回他位于阿尔巴特街的公寓。趁着今天休息，他刚刚去市立第一医院看望了索菲亚。

他准备明天在“三巨头”开例会的时候向大家汇报：她情绪良好。她被安排在医院的特殊病房里，她的单间阳光充足，还有一整队护士不间断地看护她。埃米尔要是知道他的饼干非常受欢迎，而且，索菲亚答应一吃完饼干便会立即告诉他，他一定会特别高兴。而安德烈自己呢，他给索菲亚带去了一本冒险小说，那本书可一直是他儿子的心爱之物。

在斯摩棱斯卡亚广场那站，安德烈把自己的座位让给了一位老妇。反正再过几条街他就下车了，因为他要到广场上的农夫摊点去买些黄瓜和土豆。埃米尔给了他半磅猪肉馅，他打算给妻子做顿肉丸子尝尝。

安德烈和他的妻子住在一幢四层公寓楼的一间狭窄公寓里，公寓楼位于街区正中间。他们住的是大楼里十六套公寓中最小的一套，但至少这套房间只有他们俩，不用跟别人合住。至少现在还是这样。

在集市上把东西置办齐全之后，安德烈顺着楼梯上了三楼。他沿着走廊从其他房间的门口经过，一间公寓里飘出了炒洋葱的味道，另一间则传出了收音机的声音。他把装食品的袋子换到左胳膊上抱着，然后把钥匙掏了出来。

安德烈走进房间。他叫了妻子一声，尽管他知道她此刻不会在家。她现在应该在新开的那家牛奶店前排队。牛奶店在小区的另外一边，那里原来是教堂，如今已停止使用了。她说那里的牛奶比别处的新鲜，队伍也要短些。安德烈知道，事实并非如此。和其他许多人一样，她上那儿去是因为教堂后面有个小礼拜堂。因为谁都懒得费功夫拆掉它，所以礼拜堂里面还保留着耶稣基督和水井边的撒玛利亚妇人的马赛克画像。如果你在排着长队买牛奶的时候想溜到圣像前祈祷，那里的女人通常会同意帮你留着队伍里的位置。

安德烈把买回来的食物抱进了朝着大街的那间小屋。这间屋子既是厨房又是客厅。他把蔬菜拿出来摆在小案台上。洗罢手，他洗好黄瓜，然后开始切。接着，他把土豆去皮，放在盛水的小盆里泡上。他把埃米尔给他的肉和切好的葱拌好，做好肉丸子，然后在上面盖上一条毛巾。把煎锅放在炉子上后，他倒了些油，留作一会儿用。清理干净了案台之后，他又洗了一次手，把桌上的餐具摆好，便朝过道那边走去，打算躺下休息一下。可不知怎的，走到卧室门口时，他想都没想便走了过去，进了隔壁那间屋子。

多年以前，安德烈到普希金位于圣彼得堡的公寓参观过。普希金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就是在那里度过的。公寓里所有房间都保留着诗人去世当天的面貌。桌上甚至还有一首未写完的诗和一支笔。当时，安德烈站在隔离绳后面，凝视着诗人的书桌，觉得整场活动真是太荒谬了。好像仅凭这里保存下来的几件物品，人们就能将某个时刻完全保留下来，使它免遭岁月的无情冲击。

然而当伊利亚，他们唯一的孩子在柏林战役中阵亡的时候（那时离战争结束只有几个月了），他和妻子却做了同样的事：将屋里的每条毯子、每本书、每件衣服，都原封不动地放在那里，维持着他们得知噩耗那天的样子。

安德烈不得不承认，这么做一开始的确给他们带来了莫大的安慰。当他独自一人待在公寓里时，他发现自己会在房间里四处检查。每当他这么做时，他便能从床上的凹陷处看出，在他上班的时候，妻子一定来过，并在床上的那个地方坐过。可现在，他开始担心，这个被悉心保留下来的房间开始延续，而不是减轻他们的悲痛。他明白，到了把儿子的物品扔掉的时候了。

虽然心里清楚这点，但他并未跟妻子提起过这事。因为他知道，一旦他们有动作，这幢公寓楼里很快就会有人把他们儿子已经过世的消息透露给负责分配住房的相关部门。这样，他们就会被转移到一套更小的公寓去，或者，当局就会指派一个陌生人住进来。儿子的房间便会被一个新的生命占据。

就算心里这么想着，他还是走到床边，把他妻子坐过的地方轻轻抚平，然后才关了屋里的灯。

(1)　喀山大教堂是莫斯科的一座东正教教堂，位于红场东北角。

(2)　原文为德语：Iesu Christi。

(3)　美国的旧金山。

(4)　匈牙利裔美国人，以演恐怖电影著名。

(5)　法国影评家尼诺·法兰克1946年左右受“黑色小说”一词的启发所创造的用语，主要指好莱坞于20世纪40年代初拍摄的以城市阴暗街巷为背景，以犯罪和堕落为内容的影片。

(6)　4世纪后入侵罗马帝国并在法国和西班牙建立王国，是东日耳曼人的一支，在罗马士兵配合下于410年攻占罗马城，并大肆劫掠三日后离去。

第四卷
Book Four

一九五〇年

慢板、行板、快板

“一眨眼的工夫。”

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瓦西里说索菲亚长得真快，伯爵只用这一句话便道尽她十三岁到十七岁的成长历程。

“前一秒，她还在楼梯间上蹿下跳，活脱脱是一个既惹人烦又什么忙都帮不上的孩子。可一眨眼的工夫，她已经出落成一位聪明娴雅的少女了。”

这话大部分是真的。如果伯爵在索菲亚只有十三岁的时候就说她是一位娴静端庄的少女有些言之过早，那么，在她即将成年之际，这句话倒是极其准确地预见到了她未来的性格和形象。索菲亚有着姣好的皮肤（除了那次摔倒留下的白色疤痕以外）和一头乌黑的长发，她可以坐在书房里听音乐，一坐就是几小时。她也可以和玛丽娜一道，在裁缝室里一连待上几小时，缝制衣服，或者同埃米尔在厨房里聊上几小时的天。她可以坐在椅子里一动不动。

在索菲亚五岁的时候，伯爵还以为她会长成一个黑头发版本的尼娜。现在看来，这个想法未免有些幼稚。尽管索菲亚和尼娜一样，有着敏锐的洞察力和高度的自信，但她的举止和风度却与尼娜迥然不同。索菲亚的母亲对世界上存在的任何瑕疵毫无耐心，而索菲亚却似乎总认为，即使地球上偶尔出了乱子，它仍然不失为一个充满好心和善意的星球。尼娜会毫不犹豫地打断别人的谈话，并说出反驳的观点，接着她会马上声称这个问题已经被永远地解决了。而索菲亚会用心地倾听，脸上还带着同情的微笑。这经常使她谈话的对象在长篇大论之后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声音渐弱了下去，甚至怀疑起自己的论点来。

端庄。只有这个词最适合她。而所有的变化都是在眨眼之间出现的。

“等你长到我们这么大，瓦西里，一切都过得飞快。整个季节就那么一晃而过，丝毫没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什么痕迹。”

“您说得对。”礼宾服务员附和道（他边说边整理着一沓票据）。

“可话又说回来，你肯定也能从中得到许多安慰，”伯爵接着说，“因为尽管时间一周接一周地一晃而过，但它们在孩子的心灵里留下的印象却是最深刻的。他们一满十七岁，开始第一次体验人生中真正独立的生活时，他们的感觉会变得那么警觉，他们的感情会变得那么和谐，以至于每一次谈话、每一个眼神、每一声欢笑，都会深深地铭刻在他们的记忆之中。而他们在那段刻骨铭心的岁月中结交的朋友呢？他们彼此深厚的感情会让他们成为一生挚友。”

说完这番悖论，伯爵正好抬头往大堂对面看了一眼。格里沙正在帮客人把行李拖到前台，而根尼亚则在帮另一位将行李搬到门口。

“这也许跟天体平衡有关，”他想，“宇宙中的某种平衡。一定时间内的总体体验是恒定的，所以，为了我们的孩子能对这样一个独特的六月印象深刻，我们必须放弃自己的这个要求。”

“为了他们有可能记得，我们自己必须忘记。”瓦西里总结道。

“正是！”伯爵说。

“为了他们有可能记得，我们自己必须忘记。但我们该为这个事实感到不快吗？我们能因为他们从那一时刻获得的体验比我们的更丰富就觉得上当受骗吗？我想不能。因为在人生的暮年，拥有一段崭新而持久的人生记忆早已不再是我们的目的。相反，我们应该致力于确保他们能自由地去体会自己的人生。我们必须毫不畏惧地这样做。我们不该再去帮他们掖好被子，扣好衣服了，相反，应对他们能自己做好这些事充满信心。而假如他们在刚得到的自由面前显得有些笨拙，我们则必须保持镇定、大度和审慎，并且鼓励他们在我们的关注下去冒险。然后，当他们终于从生活的那扇转门里成功走过去的时候，我们便可以自豪地长叹一声。”

仿佛是为了进一步说明，伯爵一面朝酒店的入口处大度而审慎地打了个手势，一面示范性地长叹了一声。然后，他伸手在礼宾服务台上敲了敲。

“顺便问问，你知道她在哪儿吗？”

瓦西里把目光从票据上抬了起来。

“您是说索菲亚小姐？”

“是。”

“她和维克托在宴会厅里，我想。”

“啊。她一定是在帮他擦地板，待会儿那里有场宴会。”

“不。不是维克托·伊万诺维奇。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对。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广场餐厅乐队的指挥。”

如果伯爵刚才在某种程度上是在告诉瓦西里，黄金岁月可能转眼即逝，甚至不会在我们的记忆中留下多少印记，就像从没发生过一样，那么眼下就是最好的例子。

伯爵在礼宾服务台前结束了那番愉快的交谈，接着他来到宴会大厅并揪住了一个恶棍的衣领，整个过程也就花了三分钟——“一眨眼的工夫”。这一切发生得如此迅速，伯爵甚至不记得他从走廊里跑过去的时候撞在了格里沙身上，并把后者提着的行李都撞掉了；他也不记得自己猛地撞开宴会大厅的门后大喊了一声“啊哈！”；他更不记得自己把那位自以为是风流才子卡萨诺瓦的家伙从鸳鸯椅上一把揪了起来。后者正同索菲亚并坐在椅子上，拉着她的手。

不，这些伯爵都不记得了。可为了确保天体以及宇宙的平衡，那个留着长须、身穿晚礼服的恶棍倒是一辈子也无法忘记当时的一分一秒。

“阁下，”他在半空中一边哆嗦着一边恳求道，“这是个天大的误会！”

伯爵抬头看了一眼他双拳之上的那张惊恐的面孔，确信这不是什么误会。他绝对就是那个在广场餐厅的指挥台上轻盈地挥舞着指挥棒的家伙。尽管情急之中的他还能想到用尊称来称呼伯爵，但很显然，他和伊甸园那条在灌木丛底下滑行的蛇一样恶毒。然而，不管此人的行为恶劣到什么程度，眼下的情况委实令人为难。因为你一旦成功揪住了一个恶棍的衣领，接下来你该拿他怎么办呢？如果你是从身后卡住了他的脖子，你至少可以把他往门外一推，然后把他从楼梯上扔下去。可如果你攥住的是他的衣领，他就不那么容易被收拾了。伯爵还没来得及解开这个难题，索菲亚却已表现出了她的困惑。

“爸爸！你这是在干什么？”

“回你的房间去，索菲亚。我要和这位先生谈谈，在他挨这辈子最狠的一顿揍之前。”

“这辈子最狠的一顿揍？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是我的老师啊。”

伯爵一边紧紧盯住那恶棍，一边朝他的女儿瞥过去。

“你的什么？”

“我的老师。他在教我弹钢琴。”

那位所谓的老师则连连点头。

伯爵并没立刻松开那个无赖的衣领，而是把头往后一仰，更加仔细地打量了一番舞台背景。这番检查的结果是，他们俩刚才坐着的那张鸳鸯椅其实是钢琴凳。而就在他们缠绕在一起的手指的下方，还有一排整齐的白色琴键。

伯爵的手攥得更紧了。

“这就是你的鬼把戏，是吗？用吉特巴(1)来勾引年轻女孩？”

那位所谓的老师看上去被恶心坏了。

“绝对不是，阁下。我从没用吉特巴勾引过任何人。我们弹的一直都是音阶和奏鸣曲。我是在音乐学院受的训练，在那里我还获得过穆索尔斯基(2)奖章。我在餐厅当乐队指挥是为了维持生计。”见伯爵犹豫了一下，他趁机把头偏向钢琴那侧，示意道，“让我们给你演示一下吧。索菲亚，你来弹弹我们刚才一直在练的那首夜曲吧？”

夜曲？

“就听您的，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索菲亚礼貌地回答完，便转过身去面对着琴键，摆好乐谱。

“也许……”老师一边对伯爵说，一边冲着钢琴点了点头，“我可不可以……”

“哦，”伯爵说，“对，当然可以。”

伯爵把他放回到地上，还在他的衣领上快速地抚了抚。

然后，老师便到凳子上和他的学生坐在了一起。

“好了，索菲亚。”

索菲亚坐直了身体，把手指放在琴键上，然后开始轻柔地弹了起来。

听完第一节，伯爵不由得往后倒退了两步。

那八个音符他熟悉吗？它是什么？他有没有听出来？唉，即使已有三十年没听过了，可它一旦飘进他乘坐的火车包厢，他便能立刻知道。即使在佛罗伦萨的街道最繁忙的时候与它们偶遇，他也能立刻听出是它们。一句话，不管在什么地方，他都能听出是它们。

是肖邦。

降E大调夜曲，作品9，第2号。

用完美的轻弹指法弹罢第一段旋律，她便开始带着渐渐高昂的情绪转入第二段。伯爵则又往后退了两步，发现自己早已不知不觉地坐在了椅子里。

在此之前，他是否为索菲亚感到骄傲过呢？当然有。他每一天都在为她成功的学业，为她的美丽，为她的镇定自若，为酒店里所有同她一起工作过的人对她的喜爱而感到自豪。而这正是为什么他在那些时刻清楚地知道，自己心里生出的情感不能被称为骄傲。因为当你处于骄傲这种状态之下，有些东西是可以意会的。“瞧瞧，”它会这么对你说，“我不是告诉过你她有多特别、多聪明、多可爱吗？好啊，现在你亲眼见到了。”可是，当听到索菲亚弹奏肖邦的时候，伯爵已经出离了意会的境界，他已经被惊呆了。

一方面，他为发现索菲亚的钢琴天分感到惊喜万分，另一方面，在主旋律和从属旋律的处理上她居然有如此高超的技巧。最令人惊讶的其实是她在音乐表现力上的敏感。有的人花了一辈子的工夫来学习和掌握钢琴演奏的技巧，却永远无法达到掌握音乐表现力的境界。诀窍就在于，演奏者不仅需要理解作曲家的感情，还需要通过自己的演奏方式把这种感情传递给听众。

无论肖邦想通过这首曲子表达何种心碎的经历，不管是因为失恋，还是仅仅因为他在清晨见到草地上笼罩着的一层薄雾，它就在那里，早已准备好让你得到完整的体验，而且就在大都会酒店的宴会厅里，在它的原作者去世后一百年的今天。但还有个问题没能得到解答：一位年仅十七岁的女孩，如果不是投入了自己的失落和渴望到曲子里的话，怎么可能有如此的表现力呢？

索菲亚弹起了第三段旋律。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扭过头往伯爵这边看了过来，同时耸了耸眉，仿佛在说：你能相信吗？这么多年你从来没想到过吧？接着，他马上又回过头去注视着钢琴，尽责地帮索菲亚翻动乐谱，仿佛是一位见习生在替音乐大师翻乐谱。

伯爵把维可托·斯捷潘诺维奇领回酒店大堂，他们在那儿又单独交谈了一会儿。伯爵再回到宴会厅时发现索菲亚仍坐在钢琴前。于是，他走过去，背对着琴键，在她身边坐了下来。

他们都沉默着。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你正在学钢琴？”过了片刻，伯爵问道。

“我想给你个惊喜，”她说，“庆祝你的生日。我不是故意惹你生气的。如果你因为这件事不高兴了，我很抱歉。”

“索菲亚，真有人需要道歉的话，那个人应该是我。你什么也没做错。正好相反，你弹得太好了。棒极了。”

索菲亚的脸泛起红晕，低下头看着琴键。

“是曲子本身好听。”她说。

“嗯，是，”伯爵笑了笑，“虽然曲子很美，但它终究只是一张纸，上面画着圆圈、线条和点。一百年以来，几乎每个学钢琴的都要弹刚才那首肖邦的曲子。可对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来说，那只是一种类似背诵的行为。只有千分之一，甚至十万分之一的人，能像你刚才所做的那样赋予那段音乐以生命。”

索菲亚继续看着琴键。伯爵有些迟疑。然后，他有些不安地问道：

“你还好吧？”

索菲亚抬起头。她有些惊讶。可看到父亲脸上严肃而关切的表情，她不禁笑了。

“当然好啦，爸爸。您为什么这么问？”

伯爵摇了摇头。

“虽然我这辈子从没正经学过一样乐器，但我对音乐还是懂一些的。就说刚才的曲子吧，能把唤醒人们心底悲伤的最初几节旋律弹得如此完美，我认为只有一种可能，那就是，你从自己的内心深处汲取到了无限的悲伤。”

“哦，我明白了，”她说，然后带着一股年轻学者般的热情解释起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管那叫‘心境’。他说，在弹响每一个音符之前，弹琴者必须在自己的心灵深处找到那里隐藏着的与乐曲要表达的情绪暗合的心境。在弹这段乐曲的时候，我想到的是我的母亲。我心中想到，我对她本就少之又少的记忆正在逐渐淡去，然后才开始弹。”

伯爵很安静，他又被一阵震惊吞噬了。

“你明白了吗？”索菲亚问。

“我很明白，”他说，他沉吟了片刻，又补充道，“年轻的时候，每当我想起我的妹妹，也会有同样的感觉。每过去一年，她就似乎离我更远了一些；我甚至开始担心，总有一天，我会把她忘得干干净净。可事实是：无论时光怎样流逝，那些我们爱的人永远不会彻底离我们而去。”

他们俩都安静了下来。然后，他朝四下看了看，抬手指了一指，说：

“这座大厅就是她最喜欢的房间。”

“你妹妹？”

“不，不。你母亲。”

索菲亚惊讶地往四周看了看。

“宴会厅？”

“一点没错。革命爆发以后，过去的那套方式全都废弃不用了。革命可不就是为了这个吗。然而新的方式又尚未健全。所以在俄罗斯各地，各种各样的团体，包括工会、公民委员会、军需部等，都纷纷聚在这样的宴会厅里开会，想要整理出头绪来。”

伯爵又朝阳台指了指。

“你母亲九岁时，会偷偷爬到那些栏杆后面蹲着，看那些人在里头开会，一看就是好几小时。她觉得那里面的一切都非常令人兴奋，搬椅子的声音、慷慨激昂的发言还有会议主持人敲槌子的响声。如今回过头去看，她其实是对的。毕竟，这个国家的新进程就是这样在我们眼前被规划出来的。可当时，既得爬上爬下，还得弯着腰佝着背藏起来，我唯一的感受就是脖子疼。”

“你也爬到那上面去过吗？”

“哦，她非得让我也上去。”

伯爵和索菲亚都笑了起来。

“你就这么想吧，”过了一会儿，伯爵补充道，“我和你玛丽娜阿姨就是这么认识的。因为每去一次阳台，我屁股后面裤子的线缝就会裂开。”

索菲亚笑了起来。伯爵紧接着晃了晃手指。显然，他又想起了别的什么事。

“后来，你母亲十三四岁的时候，还来这里做过实验。”

“实验！”

“你母亲从不轻易相信任何事。如果有哪种现象她没亲眼见过，那么，它对她来说就只能算是个假设。所有的物理和数学定律都在此列，无一例外。有一天，我发现，她为了验证伽利略和牛顿的原理，从楼上的包厢往下抛各种不同的物体，她还拿着一只跑步用的秒表来记录物体落地所需要的时间。”

“那真的可能吗？”

“对你母亲来说，是的。”

他们又静静地待了一会儿。然后，索菲亚转过身来，在伯爵的脸颊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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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儿，索菲亚离开去见朋友，伯爵则去广场餐厅打算用午餐和酒犒劳自己。当他还是而立之年的时候，他每天都是这么过的，可从那以后，他就很少这样了。但鉴于今天上午的意外发现，再喝一回也无甚不妥。事实上，当用过的餐盘子被撤去后，他很负责任地没再叫甜点，而是要了第二杯酒。

他端着酒，把身体往后一倾，打量起坐在隔壁桌的年轻人。后者正埋头在素描本上画画。伯爵一天前就在大厅里注意到了他。当时他的素描本是搁在膝盖上，身边还摆着一小筒彩色铅笔。

伯爵把身体往右倾了一些。

“风景、肖像还是静物？”

年轻人带着一丝惊讶抬头看了看他。

“你说什么？”

“我注意到你一直在画素描，简直入了神。我只是想知道你是在画风景、肖像还是静物。”

“恐怕你说的这些都不是，”年轻人很有礼貌地答道，“我在画内景。”

“餐厅的？”

“对。”

“我可以看看吗？”

年轻人犹豫了一下，然后把他的素描本递给了伯爵。

伯爵刚把它接过来，便后悔自己刚才用了素描这个字眼。因为用这个词来形容这位年轻艺术家的技艺和技巧实在有失公正——广场餐厅简直被他画活了。桌旁的顾客以印象派明亮简短的笔触勾勒，画面传达出人们的聊天正热火朝天地进行着。餐桌之间往来穿梭的服务员则被很巧妙地画得有些模糊。与画人物时的暗示风格相比，他对餐厅内部细节的描摹可谓丝丝入扣，淋漓尽致。房间里的柱子、喷泉、拱门，无一不以完美的视角、完美的比例重现于纸上，连屋里的饰物都没落下。

“这幅画太漂亮了。”伯爵说，“我必须说，你的空间感尤其敏锐。”

陌生人微微一笑。

“那是因为我是一名科班出身的建筑设计师，我并不是画家。”

“你在设计酒店吗？”

建筑设计师大笑起来。

“照这么下去，让我设计鸟笼子我就已经很高兴了。”

见伯爵一脸好奇，年轻人接着解释道：“虽然莫斯科正在大兴土木，可对建筑设计师的需求并不大。因此我在国际旅行社找了份工作。他们正打算将这座城市里的一些顶级酒店编纂成册，我则负责把酒店的内景画下来。”(3)

“啊，”伯爵说，“因为照片无法捕捉到一个地方所特有的感觉！”

“其实，”建筑设计师答道，“是因为照片太容易捕捉到一个地方的场景了。”

“哦，我懂了，”伯爵说。作为广场餐厅的代表，伯爵感到有些受伤。他反驳道，这家餐厅在它鼎盛时期曾以特有的高雅和别致为人称道，但它的富丽堂皇却从来不是靠其内部装饰和建筑细节得来的。

“那它靠的是什么呢？”年轻人问道。

“民意。”

“你的意思是？”

伯爵把椅子转了一转，正对着邻桌的年轻人。

“我年轻的时候有幸到过很多地方。我可以基于个人经验告诉你，大多数酒店的餐厅，不只是俄罗斯，要知道全欧洲都一样，是为住店客人提供服务而设计的。唯独这家餐厅不是，它从来都不是。它是被当作整个莫斯科城的聚会中心来设计的，它也一直在发挥这个作用。”

伯爵冲房间正中央比画了一下。

“在过去四十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每周六晚上，你都能看到形形色色的俄罗斯人来到这里，聚在喷泉旁边，不管邻桌是什么人，他们都能立刻聊得热火朝天。这免不了引发一些风流韵事，以及诸如普希金比彼特拉克高明在什么地方的热烈争论。在这里，我经常能看见出租车司机、人民委员，还有牧师，甚至黑市商人厮混在一起；我还不止一次目睹一个老者被一位年轻姑娘说服，而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伯爵朝二十英尺开外的某个地方指了指。

“看到那两张桌子了吗？在一九三九年的某个下午，我亲眼看见，两位陌生人因为隐隐地觉得在哪里见过彼此，而坐下来一起吃了顿饭。他们从开胃菜起，主菜，甜点，一道接一道地吃，他们将各自的人生经历从头到尾聊了一遍，就为了找出他们可能遇见彼此的那个时间。”

建筑设计师带着全新的认识赞许地四周打量了一下眼前的餐厅，然后说：

“我想，一个房间应该是对它里面发生过的所有事情的总结。”

“我也觉得是，”伯爵表示同意，“虽然我对这个房间里曾经混入过什么并不完全了解，但我敢非常肯定地说，由于它的存在，这个世界变得更好了。”

伯爵沉默了片刻，往四周看了看。然后，用手一指，将建筑设计师的注意力转移到了餐厅另外一边的乐队演奏台上。

“你有没有在晚上来这儿看乐队的演奏？”

“没，没看过。怎么啦？”

“今天，我身上发生了一件最不可思议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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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走廊经过的时候，他听到宴会厅传来莫扎特的变奏曲，便好奇地把头伸进去看了一眼，结果发现索菲亚正坐在钢琴前。”

“不会吧！”理查德·范德维尔大声说道。

“这个家伙便很自然地问她在哪儿学的钢琴。得知她并没有跟谁学过琴时，他大吃了一惊。这支曲子完全是她自学的。她先是反复听了你给我的唱片，然后根据听到的调子把它所有的音符琢磨了出来。”

“难以置信。”

“她的天赋给那家伙留下了极深的印象，他当场收她为徒。从那时起，他便在宴会厅里教她弹古典曲目了。”

“就是广场餐厅的那个家伙，你是说？”

“就是他。”

“挥着指挥棒的那位？”

“正是。”

理查德惊讶地摇了摇头：“奥德留斯，你听见了吗？我们该为这位年轻的姑娘干一杯。来两杯‘秋麒麟草’，伙计。”

永远都在察言观色的调酒师立刻把尺寸不一的酒瓶拿出来，摆成一排，有黄绿色的法国查特酒，苦味酒，蜂蜜，还有加了柠檬的伏特加。一九四六年，在伯爵和理查德初次相见的那个夜晚，他们喝的是奥德留斯调的紫红色混合酒。当时，美国人曾经挑衅调酒师，问他能否按照圣瓦西里大教堂上的颜色各调出一种鸡尾酒来。于是便诞生了黄色的“秋麒麟草”、蓝色的“知更鸟蛋”、红色的“墙砖”，还有一种深绿色的被称为“圣诞树”的酒。如今，酒吧里的人几乎都知道，谁能一口气接连喝下这四种鸡尾酒，他就能赢得“全俄之父”的尊称，当然，是在他的意识恢复过来之后。

如今，理查德任职于国务院。可他每次来莫斯科还是喜欢待在大使馆，偶尔会来大都会酒店和伯爵夜饮一番。此时，“秋麒麟草”已经调好，二位先生的杯子碰在了一起：“为老朋友干杯。”

有人会问，这两个人相识不过四年，怎么这么快就成了老朋友？交情深浅从来不由相识长短决定。即使他们数小时前才初遇，也同样会一见如故。在某种程度上，这是因为他们志趣相投。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相似之处，谈话轻松愉快，给彼此带来了快乐。这也一定和他们所受的教育有关。尽管伯爵和美国人相差十岁，出生地隔着四千多英里，但他们都来自一个国际化大都市里的上层家族，都受过良好的人文教育，享受过优渥的生活，接触到的也全是最好的东西。他们的共同点比他们和绝大多数本国人之间的共同点还要多。

这也正是为什么每个国家首都的那些大酒店看上去全是一个样。纽约的广场酒店，巴黎的丽兹酒店，伦敦的克拉里奇，还有莫斯科的大都会，都是在十五年内相继建成，并且有诸多相似之处。它们都是所在城市里第一批配置了中央供暖和热水，房间里配有电话，餐厅里提供国际化美食，大堂旁边设有美式酒吧的酒店。这些酒店就是为理查德·范德维尔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类人建的。只有这样，他们到国外某座城市旅行的时候，才会在酒店里感到宾至如归。

“我还是不敢相信会是广场餐厅的那位老兄。”理查德边说边摇头。

“我知道，”伯爵说，“他还真在莫斯科的音乐学院学习过，还获得过穆索尔斯基奖章。他在广场餐厅当指挥不过是为了贴补家用。”

“是得精打细算才行啊，”奥德留斯在一旁说了句实话，“不然，日子也很快就过到头了。”

理查德盯着调酒师看了片刻。

“嗯，这倒是句金玉良言，不是吗？”

奥德留斯耸了耸肩，表示这所谓的金玉良言在他这个调酒师看来不过是句谁都明白的大实话。然后，他道了个歉，去酒吧后面接电话了。调酒师走开时，伯爵似乎仍停留在对他刚才那番话感到的震惊之中。

“你听说过曼彻斯特飞蛾(4)吗？”他问理查德。

“曼彻斯特飞蛾……是足球队的名字吗？”

“不，”伯爵笑着说，“不是足球队的名字。这是自然科学史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事件。在我还是孩子的时候父亲就告诉过我。”

伯爵正准备详细说，这时奥德留斯回来了。

“刚才的电话是你太太打来的，范德维尔先生。她让我提醒你，你明天早上还约了人，还有，司机正在外面等你。”

尽管酒吧里的大多数客人都没见过范德维尔太太，可大家都知道，她和阿尔卡季一样镇定自若，和奥德留斯一样细心周到，并且和瓦西里一样对所有人的行踪了如指掌。当然，这一切都只是为了让范德维尔先生的夜间活动早点结束。

“啊，对。”范德维尔先生不得不让步。

工作最重要，伯爵和范德维尔先生对这点都无异议。于是，他们握过手，致过意，希望很快再见面。

理查德离开后，伯爵朝酒吧四周打量了一番，想看看周围是否还有熟人。他欣喜地发现，他在广场餐厅认识的那位年轻的建筑设计师正坐在角落的桌子旁，埋头在速写本上画着什么。想必是在画酒吧内部的陈设。

他，伯爵心想，其实也是曼彻斯特飞蛾的一种。

伯爵九岁的时候，父亲就认真地跟他解释过达尔文的进化论。伯爵听完，觉得这个英国人的想法本质上似乎是完全直观的：数万年以来，为了最大限度地增加生存概率，物种必将缓慢地进化。毕竟，如果狮子的爪子变得更加锋利了，羚羊却不能跑得更快的话，那后者就要遭殃了。父亲进一步解释道，自然选择并不需要上万年才能完成，有时连一百年都不用，据人们观察，有时只要几十年时间。听到这里，伯爵开始不安起来。

他父亲说，在一个相对静态的环境中，进化的速度会慢下来。这是真的，因为单个的物种几乎不必适应任何新的东西。而环境不会永远保持静止。大自然不可避免地会释放自己的力量，使适应成为必要。持续的干旱、罕见的寒冬、火山喷发，这些自然现象中的任意一个，都将打破提高物种生存概率和妨害物种生存特性之间的平衡。从本质上讲，在十九世纪英国的曼彻斯特发生的就是这么回事，因为该城市是最早开始工业革命的几个中心之一。

几千年来，曼彻斯特的霜纹尺蠖飞蛾一直都是白翅膀上落有黑色斑点。该地区的树皮大多为浅灰色，这种配色为它们在树木中停歇提供了绝佳的伪装和掩护。当然，每一代都可能会出现畸变，比如说，有的飞蛾翅膀可能是全黑的，但这些飞蛾还没来得及交配就被鸟从树上抓住吃掉了。

可到了十九世纪初，曼彻斯特已经工厂林立，烟囱里散出来的烟垢开始落满你能想象的任何物体的表面，包括树皮。原先那些带有轻微斑点的翅膀一直起着保护多数飞蛾的作用，现在反而无情地将它们暴露在猎杀它们的天敌面前，因为与翅膀颜色更深的畸变飞蛾相比，它们更为醒目。于是，十九世纪初，在曼彻斯特飞蛾中仅占百分之十的全黑品种到了该世纪末期已达到了总数的百分之九十。伯爵的父亲就是这样从科学的角度给他做了一番实用的解释。

年轻的伯爵却对这堂课里学到的东西不以为然。如果在飞蛾身上就能轻易地发生这种情况，那我们怎么能防止它发生在孩子们身上呢？比如，他和他妹妹也暴露在烟囱里飘来的大量灰垢或者突如其来的极端环境下，他们又会如何呢？他们会不会也成为加速进化的受害者呢？事实上，这一设想令伯爵如此不安，以至于那年九月，当艾德豪尔山庄持续遭受暴雨袭击时，伯爵连觉也睡不安稳，因为他老是梦见一只只巨大的黑色飞蛾。

若干年后，伯爵才恍然大悟，他对这个问题的看法一直是反的。进化的脚步并不值得人们担惊受怕。因为飞蛾的翅膀是黑是白，对大自然来说并非利益攸关，然而大自然却还是真诚地希望，飞蛾作为一个物种能够延续下去。而这也正是为什么大自然会创造一股叫作演变而非永世不变的力量一代又一代地发挥作用，以确保无论是飞蛾还是人类都有机会去适应它。

就拿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来说吧，伯爵心想。作为丈夫和两个孩子的父亲，他必须量入为出。因此他不得不去广场餐厅挥舞他的指挥棒。表面上看，他似乎已把他那些古典曲目抛在了脑后。可一天下午，当他偶遇了一位前途光明的年轻钢琴演奏家时，尽管他当时时间有限，他还是当即在一架借来的钢琴上教她弹奏了肖邦的夜曲。米什卡也同样有自己的工作计划；还有这位年轻的建筑设计师，虽然无法设计高楼大厦，他照样会为自己能在速写本上勾勒出酒店的内部陈设而感到自豪和欣慰。

想到这儿，伯爵不由得想起身朝那位年轻人走去。可此刻他看上去实在是太全神贯注了，这种时候去打扰他简直就是犯罪。于是，伯爵把自己杯中的酒一口喝光，手指在吧台上敲了两下，便上楼睡觉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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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伯爵完全正确。即使生活让追求梦想变得遥不可及，人们仍会义无反顾地追寻它。当伯爵开始刷牙的时候，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正将他为乐队改编的一支曲子搁在一旁，开始在《哥德堡变奏曲》里挑选起来，想从中选一首适合索菲亚弹的。而在亚瓦斯村一间比伯爵的房间大不了多少的出租屋里，米哈伊尔·门迪茨正埋头坐在桌前，就着烛光对长达十六页的手稿“缝缝补补”。而在夏里亚宾呢？年轻的建筑设计师仍能在工作中收获自豪和欣慰。可出乎伯爵意料的是，他唯独没把酒吧收进他那套酒店室内装饰的画册中。事实上，他此刻用的是完全不同的素描本。

这本厚厚的素描本的第一页是一幢两百多层的摩天大楼，楼顶有一块跳板，大楼里的住客可以从这里跳下去，降落在下面的一个草地公园里。另一页画的是一座由大教堂改造的无神论博物馆，里面有五十座不同的圆顶，其中好几座看起来像能被发射到月球上去的火箭。还有一页是一座巨大的建筑博物馆，里面画着等比例的莫斯科古老建筑的复制品。为了给新建的大楼腾地方，这些古建筑都已被夷为了平地。

此刻，设计师正细致入微地画着一家拥挤的餐厅。它与广场餐厅非常相像。只不过画中这家餐厅的地板上摆着一个由精致的轮轴、齿轮和齿链组成的机械装置。一只巨大的曲柄突兀地从外墙上伸进来，而转动曲柄，餐厅里所有椅子便会像音乐盒里的女芭蕾舞演员一样开始旋转，还会在餐厅内转起圈来，直到转到新的桌子前才会停下。这个模型的上方还画着一位六十来岁的老人。他高大的身躯凌驾于整个装置之上，而他正透过玻璃天花板朝下俯视着。他的手搭在曲柄上，作势催动整个餐厅的运转。

(1)　随爵士乐节拍跳的快舞。

(2)　穆索尔斯基（1839—1881），俄国作曲家。其作品具有民族性和独创性，作有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喜歌剧《索罗庆采市集》、管弦乐《荒山之夜》、钢琴套曲《图画展览会》等。

(3)　究竟是怎样颠倒的状态才可能带来建筑商的繁荣和建筑师的破产呢？很简单：

1月，莫斯科市长把全市的建筑师召集起来开了一次大会，集中讨论了在该市人口激增的情况下首都面临的需求。经过长达三天的讨论，与会的各个委员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是时候大胆地采取新措施了。为了更好地利用最新的材料和技术，他们提出，要在市内修建高四十层且从楼底到楼顶有直达电梯的塔楼。塔楼里的每套公寓可以根据个人需要来配置。每套公寓都应该配备现代化的厨房、独立浴室，以及能照进自然光的玻璃窗！

在大会的闭幕式上，市长（一个秃顶的粗野家伙，我们在下文中还会有机会谈到他）对与会者精湛的艺术、聪明的头脑，还有他们对党的奉献精神表示了感谢。“很高兴我们能达成这个共识，”他总结说，“为了能尽快并且尽可能划算地为我们的同志安置好住房，我们必须，真的必须，大胆地采取新的措施。因此，我们决不能陷入精致设计的泥沼，或者在美学和浮华面前卑躬屈膝。让我们采用一个更具世界性的观念，一个更适合我们这个时代的观念。”

于是，一个充斥着预制板、水泥墙、五层公寓大楼的黄金时代便诞生了。四百平方英尺的居住空间配上了可以随意使用的四英尺宽浴缸的公共浴室（可当邻居在门外敲着门催你快点洗的时候，谁又有闲工夫躺在浴缸里享受呢）。

这些新大楼的设计是如此巧妙，结构是如此直观，建造它们所需的技术参数用一张纸就能写完，不管你是横着写还是竖着写。不出六个月，莫斯科的郊区便会有数千座这样的公寓如雨后春笋一般冒出来。这些大楼的建造是如此成体系，倘若你回家时一不留神进错了公寓楼，你也会立刻有宾至如归的感觉。——作者注

(4)　1848年，昆虫学家首次在曼彻斯特附近采集到了黑色翅膀的尺蠖蛾标本。之后，人们采集到的黑蛾标本越来越多，而且都集中在空气污染严重的工业化地区。到1895年，曼彻斯特附近的黑蛾所占的比例激增到接近100%，而在非工业化地区，灰斑蛾仍然占绝对优势。这说明尺蠖蛾翅膀颜色变黑与工业化导致的空气污染有关。

一九五二年

美国

六月下旬一个周三的晚上，伯爵和索菲亚手挽着手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在伯爵上班时，他们都会到这儿来吃晚餐。

“晚上好，安德烈。”

“晚上好，我的朋友。晚上好，小姐。你们的桌子已经准备好了。”

安德烈摆出了“请”的姿势把他们引往餐厅。伯爵看得出，这又将是忙碌的一夜。朝十号桌走过去时，他们经过了四号桌，那里坐着两位人民委员的夫人。在六号桌独自用餐的则是一位时下知名的文学教授。据说，与他的作品相比，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也会相形见绌。而坐在七号桌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位迷人的安娜·乌尔班诺娃和一位被她迷住的男伴。

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成功地重返银幕之后，一九四八年，安娜在莫斯科小剧院的导演的诱惑下又回到了话剧舞台。这一步给年近五十的女演员带来了好运。银幕偏好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而话剧舞台则更懂得也更珍惜年龄的价值。毕竟，美狄亚、麦克白夫人，还有伊琳娜·阿尔卡丁娜(1)这些角色都不是光有一双蓝眼睛和粉红脸蛋就能演好的，只有那些亲自品尝过悲欢离合和劫后余生的女人才演得来。安娜重回话剧舞台也惠及了伯爵。以前，她每年只能来大都会酒店住上几天，现在她一住就是几个月。这样一来，我们那位经验丰富的天文学家便又有机会到她背上勾画最新的星座图了。

伯爵和索菲亚落了座，两人便研究起菜单来（他们习惯倒过来看菜单，从主菜看起，最后才是开胃菜）。把菜单还给马丁（在伯爵的举荐下，他在一九四二年被提拔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后，他们才把注意力转到手头要处理的事情上来。

从点完菜到开胃菜被端上桌，这中间是人类所有社交活动中最为危机四伏的时段之一。年轻的恋人倘若不能充分享受这个时刻，他们会发现彼此突然陷入了沉默，那沉默来得那么突然，简直无法逾越，甚至可能让他们怀疑，作为情侣的他们是否有足够的化学反应。倘若不能享受这段时间的是一对已婚夫妇，他们会突然间生出一股恐惧感，担心彼此再也不会有要紧的、热烈的或者令人惊讶的话说了。所以，每逢这一危险时刻，大多数人都会很自然地产生一种不祥的预感。

而伯爵和索菲亚呢？他们却巴不得这种时刻早些到来，因为这是他们俩玩“zut(2)”的时间。

“zut”是他们自己发明的游戏。规则很简单：游戏由两个人玩，其中一个先说出一种事物的类别，这个类别必须包括一些专门的现象子集，比如说，弦乐器，著名的岛屿，或者除鸟之外的长翅膀的生物。然后，两个人便开始轮流说出该类别所包含的例子，直到其中一人在规定的时间内（比如两分半钟）词穷为止。三个回合内最先赢下两回合的人得胜。为什么他们管这个游戏叫作“zut”呢？因为伯爵说，面对失败的时候，“zut alors”是唯一一个还算得体的感叹词。

因此，为了想出有挑战性的事物类别来，他们已经从一天中各自做过的事情里找到了思路，并仔细考虑了各种可能的答案。马丁把菜单一收走，这对父女便开始了。

因为上一次伯爵是输家，所以今天由他先说出一个事物的类别。他颇自信地说：“著名的四的组合。”

索菲亚说：“选得不错。”

“谢谢。”

两人喝了口水后，伯爵就开始了。

“一年的四季。”

“四元素(3)。”

“北，南，东，西。”

“方块，梅花，红桃，黑桃。”

“男低音，男高音，女低音，女高音。”

索菲亚想了想。

…………

“马太、马可、仄费洛斯路加和约翰，四福音书。”

“波瑞阿斯、仄费洛斯、诺托斯和欧洛斯(4)，四大风神。”

…………

伯爵暗笑起来，接着开始读秒。可他读得未免早了点。

“黄胆汁、黑胆汁、血液和黏液，四种气质(5)。”索菲亚说道。

“很好！”

“多谢。”

索菲亚拿起水喝了一口，想借此掩饰自己嘴上流露出的得意。可这回轮到她庆祝早了。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6)。”

“啊，”索菲亚叹了口气，仿佛受到了致命一击。这时，马丁刚好取了一瓶伊甘庄的酒回来。侍者把酒瓶亮给二人看后，将瓶塞拔出来，往杯子里倒了一小口，然后开始在桌上摆餐具。

“第二轮？”马丁离开之后，索菲亚问道。

“好啊。”

“像斑马一样身上有黑白两种颜色的动物。”

“好的。”伯爵说。

他花了一会儿工夫把面前的餐具重新摆了一下，又啜了一口酒，这才慢慢把杯子放回到桌上。

“企鹅。”他说。

“海雀。”

“臭鼬。”

“大熊猫。”

伯爵想了想，然后笑了。

“逆戟鲸。”

“霜纹尺蠖蛾。”索菲亚回击道。

伯爵无比愤慨地坐直了身体。

“那动物是我的！”

“那个动物不是你的，但下面该你了。”

伯爵的眉头皱了起来。

“达尔马提亚犬！”他大声说道。

这回轮到索菲亚伸手挪她的餐具了。她又啜了口酒。

…………

“时间快到了。”伯爵说。

…………

“我。”索菲亚说。

“什么！”

她把头一偏，把扎着她那一头乌黑长发的白色发带亮了出来。

“可你不是动物。”

索菲亚同情地笑了笑，说道：“该你了。”

…………

有没有什么鱼是黑白两种颜色的呢？伯爵心里暗想。黑白两色的蜘蛛？或者黑白两色的蛇？

…………

“嘀嗒，嘀嗒。”索菲亚在嘴里念叨。

“知道，知道，再等等。”

…………

我知道还有一种黑白两色的动物，伯爵心想，而且它也算是比较常见，我自己就亲眼见过。这个答案都到我的——

“请问，我能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讲几句话吗？”

伯爵和索菲亚都惊讶地抬起头来。站在他们面前的是六号桌的那位知名教授。

“当然，”伯爵边说边从桌边站起来，“我就是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是我女儿，索菲亚。”

“我是列宁格勒州立大学的马捷·希罗维奇教授。”

“久仰。”伯爵说。

教授把头迅速地一点，表示感谢。

“和很多人一样，”他继续说，“我也很喜爱您写的诗。晚餐过后，不知您能不能赏光和我一起喝一杯白兰地？”

“十分乐意。”

“我住317号房间。”

“我一小时内准到。”

“您不用着急。”

教授微笑着从桌旁离开。

伯爵重新落座，随手把餐巾搭在自己的腿上。“马捷·希罗维奇，”他告诉索菲亚，“是我们最受尊敬的文学教授之一，他居然要和我边喝白兰地边讨论诗歌。你怎么想？”

“我想，该你了。”

伯爵的眉毛往下一低。

“是的。好吧，刚才答案都已经到我嘴边了，要不是被人打断，我早就已经说出来了。”

索菲亚友好地点了点头，对这番辩解仍是一脸的不买账。

“好吧，”伯爵说，“一比一。”

伯爵从西装背心的内袋里掏出一枚戈比硬币，把它放在大拇指的指甲上，这样，他们就可以通过抛硬币的办法决定由谁来选择决胜局的事物类别。他还没来得及把硬币抛起来，马丁就已经端着他们的第一道菜走过来了。埃米尔为索菲亚做的是风味独特的“奥利维耶沙拉”，为伯爵做的是鹅肝酱。

因为他们从来不边吃边玩游戏，所以两个人聊起了当天发生的趣事。伯爵正往面包上抹最后一点鹅肝酱，这时，索菲亚无意间发现，安娜·乌尔班诺娃也在餐厅里。

“怎么啦？”伯爵问。

“安娜·乌尔班诺娃，那位女演员。在那边的七号桌坐着呢。”

“是吗？”

伯爵不经意地抬头，往餐厅那边好奇地瞅了一眼，然后又低头在面包上抹了起来。

“你为什么不邀她过来和我们共进晚餐呢？”

伯爵抬眼看着她，表情里带着些震惊。

“邀她共进晚餐！我要不要把查理·卓别林也一起请过来呢？”伯爵大声笑着，摇了摇头说，“亲爱的，人们通常的习惯是，和一个人很熟悉了，才会邀请他共进晚餐。”话刚说完，他也抹完了最后一点鹅肝酱。

“我觉得，你是怕那么做会令我反感，”索菲亚继续说，“但玛丽娜觉得是因为——”

“玛丽娜！”伯爵大声说道，“玛丽娜对我请还是不请这位……这位安娜·乌尔班诺娃一起吃饭也有看法？”

“那是自然，爸爸。”

伯爵不由得往后面的椅背上一靠。

“我明白了。那玛丽娜这个很自然的看法是什么呢？”

“她觉得，这是因为你这个人不喜欢把不同的纽扣放在同一个盒子里。”

“把我的纽扣放在同一个盒子里！”

“你知道的：所有蓝色的纽扣放一个盒子，所有黑色的放另一个，而红色的放第三个。同样，你和别人有这样的关系、那样的关系，而你不喜欢把它们混在一起。”

“真是这样？像对纽扣一样对人，我还真不知道我有这样的名声。”

“不是所有的人，爸爸。只是对你的朋友。”

“我总算是松了口气。”

“可以吗？”

马丁过来了，他冲着二人面前的空盘子打了个手势。

“有劳了。”伯爵生硬地说了一句。

马丁才意识到客人此时聊得正欢，自己却打断了他们。他迅速地将第一道菜清走之后，很快又端来了两份牛肉丸子，再把酒杯满上，便一声不吭地退开了。伯爵和索菲亚闻着铺在肉丸上的蘑菇散发出的草木香气，默默地吃了起来。

“埃米尔的厨艺又长进了。”吃了几口，伯爵开口说道。

“是的。”索菲亚表示同意。

伯爵端起伊甘庄的葡萄酒喝了一大口。这瓶酒是一九二一年产的，配小牛肉正合适。

“但安娜觉得是因为你这人做事太古板。”

伯爵闻言几乎岔过气去。他对着手里的餐巾猛咳起来。很久之前他就知道，要把酒从气管里清除出来，这个办法最管用。

“你没事吧？”索菲亚问。

伯爵把餐巾搁在腿上，冲着七号桌的方向挥了挥手。

“你介意我问你个问题吗？你又是怎么知道安娜·乌尔班诺娃的看法的呢？”

“是她亲口告诉我的。”

“这么说你们俩认识？”

“当然认识。我们认识很多年了。”

“得，真是太棒了，”伯爵说，“那你还不赶紧邀她一起共进晚餐。事实上，如果我真的是一颗像你说的那种纽扣的话，也许你，玛丽娜，还有乌尔班诺娃女士，都该自己一个人吃饭才对。”

“啊，安德烈也是这么说的！”

“今晚吃得还好吗？”

“刚说到你，你就来了。”伯爵把餐巾往盘子一扔，大声说道。

安德烈吃了一惊，他担心地瞅了瞅伯爵，又看了看索菲亚。

“出什么事啦？”

“博亚尔斯基餐厅的菜做得棒极了，”伯爵说，“服务也没的说，并且这里的八卦，也是别处没法比的。”

说完，伯爵站起身来。

“我想你今天还得练钢琴吧，小姐，”他对索菲亚说，“好啦，我得失陪了，二位，楼上还有人在等着我呢。”

伯爵一边沿着楼道往前走，一边不由得想到，在离现在不算太远的从前，绅士们保护自己隐私的愿望还是能够得到满足的。那时候，他可以放心大胆地把他的私信放在书桌的抽屉里，连日记本都可以随随便便地搁在床头柜上。

可另一方面，在人类历史开始时，那些追求智慧的人总是会退居到高山之巅、洞穴之中或者密林深处的小木屋里。所以，一个人如果真想不受外界干扰地达到大彻大悟，那他迟早也要退隐到那些地方去。这不，眼前就有个现成的例子：伯爵朝楼梯口走去的时候，碰巧遇上了一位等电梯的人。这人是谁呢？不是旁人，正是那位著名的人类行为学专家安娜·乌尔班诺娃。

“晚上好，阁下。”她带着调侃的笑容对伯爵说，可接下来，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时，她疑惑地耸了耸眉，“你没事儿吧？”

“我简直不敢相信，你居然一直背着我和索菲亚说话。”尽管四周没人，伯爵仍然压低了声音。

“我们没有故意背着你，”安娜也低声答道，“只不过我们说话的时候你碰巧都在上班。”

“所以你觉得这并没有什么不妥，对吗？趁我不在的时候，和我女儿培养培养感情？”

“嗯，看来你真想把你的纽扣都装在不同的盒子里呀，萨沙。”

“我就知道这句话是你说的。”

伯爵刚要转身走掉，又突然回过身来。

“话说回来，就算我真的想把我的纽扣放在不同的盒子里，又有什么错吗？”

“当然没有。”

“如果我们把所有的纽扣都放在一个大玻璃瓶里，这个世界就会变得更美好吗？玻璃罐？在这个世界上，当你把手伸进去，想拈出一颗某种颜色的纽扣来，你的指尖不可避免地会把那颗扣子摁到别的扣子下面去，直到你再也看不见它为止。到头来，你会又气又恼，只好把瓶子里所有纽扣倒在地板上，然后再花上一个半小时把所有纽扣全捡回去。”

“我们现在是真的在谈扣子呢，”安娜很感兴趣地问，“还是在打比方？”

“我和教授约好要见面，”伯爵说，“这可不是什么比方。顺便说一句，今天晚上其他所有的约会也因此得取消了。”

十分钟后，伯爵敲了敲门。这扇门他曾经从里面应过上千次，却从未站在外面敲过。

“啊，你来了，”教授说，“请进。”

伯爵已经有二十五年没来过这间旧居了。上次来还是一九二六年的某天夜里。那晚，他从这间屋子出去之后，就站到屋顶的围栏上了。

房间依然保持着十九世纪法国沙龙的优雅风格，只是岁月流逝，屋里不免略显陈旧。墙上原来挂着的两面镀金的镜子现在只剩下一面；暗红色的窗帘也已经褪色；配套的沙发和座椅该更换椅面了；而他那个家传的座钟依然立在门边，只是它的指针早已停在四点二十二分的位置。它已经沦为屋内装饰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提醒人们约会守时的必备工具了。人在屋里，再也听不见时间流逝时座钟发出的轻柔的嘀嗒声了，取而代之的是餐室壁炉架上那台电子收音机传出的华尔兹。

随教授进到客厅后，伯爵习惯性地朝西北角看去。那里拥有这套房间里最好的视野，能看到莫斯科大剧院。而此刻，在紧靠窗户的地方站着一个男人的身影，他正凝视着窗外的夜色。高挑瘦削的身材，隐隐带着些贵族气质，像极了多年前的伯爵。正在这时，那个影子转过身，穿过屋子向伯爵走来，同时远远地朝他伸出了手。

“亚历山大！”

“理查德？”

不是他是谁。理查德·范德维尔身穿一套量身定做的西装，微笑着握住了伯爵的手。

“真高兴见到你！多久没见了？快两年了吧？”

从餐厅里传来的华尔兹忽然音量大了许多。伯爵扭过头看见希罗维奇教授已把通向卧室的门关上，正在拧门上的黄铜插销。理查德冲着咖啡桌旁的几把椅子打了个手势。桌上摆着一个拼盘，里面盛着各式各样的食物。

“来，坐。我想你可能已经吃过了，那我就不客气了啊，你不介意吧？真把我给饿坏了。”理查德往沙发上一坐，拿起一片三文鱼放在面包上，塞进嘴里后津津有味地嚼了起来，同时伸手又拿起了一块薄煎饼，开始往上面抹鱼子酱。“今天下午我见到索菲亚了，就在大堂对面。当时我几乎都不敢相信我的眼睛。她出落成一位小美女了！是不是全莫斯科的小伙子都跑你们家敲门来了？”

“理查德，”伯爵朝四周挥了挥手，问，“叫我们俩到这儿来干吗？”

理查德点了点头，把手上的面包屑掸了一掸。

“是有点戏剧性。我道歉。希罗维奇教授和我是老相识了，他很慷慨，所以我有时会借他的地方来会会朋友。这次我在莫斯科只能待几天，可我不想错过这个机会和你好好聊聊。因为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再来。”

“出什么事了吗？”伯爵问道。

理查德抬起双手。

“那倒没有。事实上，他们告诉我，我又升迁了。接下来的几年，我将被派驻巴黎的使馆，负责一个小项目。而估计这个新的差事会把我困在办公室，哪儿也去不了。其实，亚历山大，我想见你的原因也与此有关。”

理查德把坐在沙发上的身体往前倾了倾，手肘搁在膝盖上。

“战争结束以后，我们两国的关系也许并不是那么亲密，但至少还是可以预料的。我们推出了马歇尔计划，你们则搞了个莫洛托夫计划。我们组建了北约，你们则搞了个华约(7)。我们研发出了原子弹，你们也搞出了原子弹。这就像一场网球赛，它不仅是一种很好的锻炼方式，看起来也很有趣。伏特加？”

理查德给他们俩都倒了一杯。

“干杯。”他说。

“干杯。”伯爵答道。

喝完后，理查德又给二人重新满上。

“问题是你们那位最厉害的网球选手不但打得好，而且已经打了很长时间。你们的选手之中我们只认识他。要是明天他突然不打了，接替他拎着拍子上场的会是谁，这个人的打法是底线型还是上网型，我们现在都还一无所知。”

理查德顿了一顿。

“你也打网球吧？”

“我怕是没法打了。”

“哦，对。关键是领导人看来很快就不行了，他一断气，局面将会非常难以预料。不光是国际和外交方面，我的意思是，莫斯科也一样。所有这些都取决于谁将成为最终的领袖。这座城市的大门可能会向整个世界敞开，当然，也可能会砰的一声关上，并且从里面锁死。”

“我们当然希望是前者。”伯爵说。

“那是绝对的，”理查德表示同意，“我们当然不希望是后者。但不管最后会怎么样，我们都得有所准备。而这正是我这次来的目的。你看，我马上要去巴黎负责的那个小组从事的就是情报领域工作。它就像个研究单位。我们会在世界各地网罗朋友，让他们时不时替我们在这样或那样的事情上提供一些消息。”

“理查德，”伯爵有些吃惊地说，“你想让我当间谍，出卖自己的祖国？”

“什么？当间谍出卖你的祖国？绝对不是，亚历山大。我觉得称它为‘国际性八卦’更恰当。比方说，谁收到了舞会的请帖，谁没收到请帖却还是硬着头皮参加了舞会；谁和谁在角落里拉手来着；谁忽然大发了一通脾气。也就是周日吃早餐闲聊时最常见的话题，世界各地都一样。如果你能为我们提供诸如此类的小道消息，我们是不会吝惜……”

伯爵笑了。

“理查德，我对当间谍和搜罗八卦都没什么兴趣。所以，别再提这件事了，不然，我们连好朋友都没法做了。”

“那就为好朋友干一杯。”理查德边说边与伯爵碰了一下杯。

在接下来的一小时里，两个人把网球赛的话题扔到了一边，转而聊起了各自的生活。伯爵谈到了索菲亚，谈到她在音乐学院取得的长足进步，以及，她现在仍是那么善解人意，那么安静；理查德则聊起了他的儿子们，他们在托儿所里取得的进步也不小，但那几个小子既谈不上善解人意，也从来没安静的时候。他们还谈到了巴黎、托尔斯泰和卡内基音乐厅。然后就到了九点，两位惺惺相惜的朋友都从座椅里站起身来。

“我还是不送你出去了，”理查德说，“哦，对了，万一有人问起，你就说，今晚你和希罗维奇教授就十四行诗的未来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你的立场是支持，而他反对。”

握过手，看着理查德走进卧室不见了人影，伯爵才转过身，走到门口，准备自己开门出去。从那架落地大座钟旁边走过的时候，他不禁犹豫了一下。它曾经那么忠诚地守候在他祖母的客厅里，用钟声提醒着人们喝茶、吃饭，还有就寝。而圣诞前夜，通知兄妹俩打开存放圣诞礼物的房间门的也是它。

伯爵把钟柜上方那扇窄小的玻璃门打开，把手伸了进去。他发现那片小钥匙依旧挂在钩子上。他把钥匙插进钥匙孔，再把钟的发条上满，设准了时间，然后在钟摆上轻轻一推，他想：让这个老伙计再多走几小时吧。

差不多再过九个月，在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被人们称为“慈父”“领袖”“科巴”(8)“索索”，或者被称为“领导人”的那个人，将会在他位于孔策沃的住所中因中风而去世。

次日，工人们开着装满鲜花的卡车来到剧院广场上的工会大厦，不出数小时，该建筑的正面挂起了一幅三层楼高的斯大林巨幅画像。

在大都会酒店的六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的新任总编辑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正站在伯爵旧日的房间里（这套房间现在已被墨西哥临时租用）往外看。广场上，主席团的成员乘坐的一队豪华轿车刚抵达。“索索”的灵柩被人从一辆浅蓝色的救护车里抬出来，然后被肃穆隆重地抬进宫去。三月七日当天，联盟宫向公众开放。不计其数的莫斯科公民排着长达五英里的队伍，等着向他们的领袖表达最后的敬意。目睹此景，索尔兹伯里越发觉得不可思议。

很多西方观察家都不明白，为什么会有超过一百万的公民排队去参观一位统治者的遗体？不客气的解释是，那是为了确认他真的死了。可这解释不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男女在等待时悲伤地哭泣。事实上，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率领他们抵御希特勒的侵略，并赢得伟大的卫国战争的人；有那么多人在哀悼这位致力于让俄国变得强大的人；还有一些人在哭泣，只是因为他们意识到，一个充满变数的新时代即将到来。

当然，理查德的预言完全应验了。索索咽气的时候并没有继任计划，也未指定接班人。而在主席团当中，有资格接过领导大权的人有八个之多：内务部部长贝里亚，国防部部长布尔加宁，部长会议副主席马林科夫，外贸部部长米高扬，外交部部长莫洛托夫，秘书处成员卡冈诺维奇和伏罗希洛夫，还有莫斯科的前任市长尼基塔·赫鲁晓夫——那位既粗鲁又野蛮，还秃了顶的政工干部，正是他在不久前完成了建造那些五层混凝土公寓楼的计划。

让西方感到安慰的是，葬礼过后，马林科夫似乎成了这场接班人竞赛中最有可能的胜出者。因为马林科夫是位开明的国际主义者，对待核武器持直截了当的批评态度。和斯大林一样，他当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中央委员会主席二职。然而，党内高层迅速达成了一项共识，即从今以后不再允许一个人同时担任这两项要职。于是，十天后，党的总书记马林科夫被迫将他担任的委员会主席一职移交给了更为保守的赫鲁晓夫，这便为两个政敌共同执政的格局搭好了舞台。两人既有观点相悖之处，同时又保持着微妙的盟友关系。这一微妙的权力平衡，在接下来数年中令整个世界都琢磨不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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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凡是个活人，怎么可能希望出现后面那种情况呢？”

尽管不久之前伯爵还宣称，他当天晚上没有时间再赴别的约了，可问出上面这句话的时候，他正躺在安娜·乌尔班诺娃的床上。

“我知道，完全实现前面那种情形是有些不切实际，”他继续说，“但不管怎么说，假如连前者都是那么遥不可及的话，你能想象后者的实现有多么渺茫吗？因为那么做简直有违人性。对他人的生活方式充满兴趣地瞧上几眼，或者拿我们的生活方式与他人分享，这是人类最基本的愿望。即使后者闭关锁国，前者也会想方设法地从门缝里逃出去的。”

伯爵伸手将安娜的烟接过来吸了一口。他沉思了片刻，手指夹着烟，冲天花板指了一指。

“这些年，我在餐厅里也为很多美国人服务过。他们中很多人不远万里来到莫斯科，就是为了到莫斯科大剧院看一场演出。可与此同时，我们夏里亚宾酒吧里那个乌七八糟的三人乐队，一听到美国音乐，哪怕是从收音机里听来的一小段，也都会拿来弹得不亦乐乎。毫无疑问，这些都是受前者影响的表现。”

伯爵又吸了一口。

“埃米尔在他的厨房里，难道会用后面的那种方式做菜吗？当然不会。他会用前者的方式炖、烤和上菜。维也纳产的小牛肉、巴黎的鸽子或者法国南部的海鲜……还有个例子，就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拜托，你不会又要开始讲曼彻斯特飞蛾了吧？”

“不，”伯爵不耐烦地说，“那和我现在要讲的完全是两码事。当维克托和索菲亚坐在钢琴跟前，他们是从头到尾都只弹穆索尔斯基吗？不，他们弹巴赫和贝多芬，还有罗西尼和普契尼；而在卡内基音乐厅里，观众们对霍洛维茨演奏的柴可夫斯基不也同样报以雷鸣般的掌声了吗？”

伯爵侧过身子，仔细打量着女演员。

“你今天出奇地安静，”他说着把烟递给她，“你是不是有和我不一样的想法？”

安娜接过烟，吸了一口，然后把烟缓缓地吐了出来。

“不是我不同意你的看法，萨沙。只是，我真的不确定，一个人是不是真能像你说的那样完全按照前者的方式来生活。无论你生活在什么地方，你都必须面对某些现实，而在俄罗斯，也许就意味着你要面对后者，你必须让步。就拿你最爱的法式海产什烩或者卡内基音乐厅的喝彩来说吧。这两个例子所涉及的地方，马赛和纽约，都是港口城市，这并非巧合。我敢断言，在上海和鹿特丹，你应该也能找到类似的例子。可莫斯科不是港口，亲爱的。在所有与俄罗斯有关的事物——它的文化，民族心理，也许还有它的命运——的中心，都矗立着那座克里姆林宫，这是一座拥有上千年历史的森严的堡垒，与海洋隔着四百多英里。从物理意义上说，尽管如今，它四周的高墙已不足以抵挡敌人的进攻，却依然能将整个国家笼罩在其阴影之下。”

伯爵往床上一躺，仰头凝视着天花板。

“萨沙，我知道，别人说俄罗斯人目光短浅，这种观点你无法接受。可你难道以为，在美国，人们就会谈起这个话题吗？他们也会为了纽约的大门是开放还是关闭而感到担忧吗？他们也急切地想知道是前者还是后者更有可能发生吗？无论从哪方面看，美国都是以前者为基础建立起来的。他们甚至都不知道后者是什么玩意儿。”

“你这话听上去像是想去美国生活。”

“每个人都想去美国生活。”

“这太可笑了。”

“可笑？欧洲有一半的人明天就想搬过去，就为了过那里舒适的生活。”

“舒适！什么舒适？”

安娜侧过身，把烟摁灭了，然后打开床头柜的抽屉，从里面拿出一本厚厚的美国杂志。伯爵看见上面醒目地标着杂志的名称——《生活》。安娜随手翻了几页，然后开始冲着那些色彩明丽的摄影图片指点起来。每张图片拍的似乎都是同一个女人，她穿着不同的衣服，微笑着站在各种新颖的奇妙装置前。

“洗碗机，洗衣机，吸尘器，烤面包机，电视机。再看这个，自动车库门。”

“自动车库门是什么？”

“就是能自动开关的车库门，根本不用你动手。你觉得怎么样？”

“我觉得，假如我是车库门，我会很想念以前的那些日子。”

安娜又点燃了一根烟，并把它递给了伯爵。他吸了一口，看着缭绕的烟雾往天花板升去，而屋顶画像中的缪斯也正从云端往下俯视。

“让我告诉你什么是真正舒适的生活，”过了片刻，他才说道，“能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吩咐人用托盘把早点给你送过来；能在最后一刻临时取消和别人的预约；能让马车在宴会厅门外候着，这样你就可以随时坐上它赶赴另一场宴会；年轻的时候能逃避婚姻的桎梏，并且永远都不用生儿育女。这才是最舒适的生活，阿努什卡，而所有这些，我都曾拥有过。但到头来，对我来说，最重要的却是那些并不舒适的东西。”

安娜·乌尔班诺娃把伯爵指间的香烟接过去，往水杯里一扔，然后在他的鼻子上轻轻地吻了一下。

(1)　美狄亚是希腊神话中的女巫；麦克白夫人是莎士比亚悲剧《麦克白》中的人物，是导致麦克白悲剧的直接因素和罪魁祸首；伊琳娜·阿尔卡丁娜是契诃夫《海鸥》中的角色。

(2)　“zut”为法语感叹词，意为“见鬼”“该死”“倒霉”。后文的“zut alors”意为“当时真气人”。

(3)　古希腊哲学认为世界由土、火、水、气四元素组成。

(4)　希腊神话中分别代表北风神、西风神、南风神和东风神。

(5)　起源于古希腊的医学理论，认为人体是由四种体液构成——血液、黏液、黄胆汁和黑胆汁，这四种体液对应四种元素、四种气质，它们在人体内失去平衡就会造成疾病，又称为四体液学说。

(6)　《启示录》中的四骑士传统上被解释为瘟疫、战争、饥荒和死亡。

(7)　理查德说这话时为1952年，但华约实际于1955年才成立。

(8)　斯大林早年从事革命活动时的化名。

一九五三年

传道者与叛教者

“这简直和星星的运转一样慢。”伯爵一边来回踱步一边嘀咕道。

当一个人无缘无故被人要求等待时，他就只能这么挨时间。每一小时都会变得无穷无尽。每一分钟都会无休无止。哎呀，那每一分，每一秒，都要跑到时间舞台上隆重地亮相，而且还要抑扬顿挫地念上一段独白，只要台下稍微有点掌声，哪怕是稀稀落落的掌声，它们也要立刻返场，再来一次。

可伯爵不是曾经满怀诗意地抨击过星星缓慢的运转速度吗？难道他不知道，在这样温暖的夏夜里，当你仰卧着聆听草地上的脚步声时，星辰也似乎都停止了转动，仿佛大自然本身也正想方设法地拉长黎明前的最后时刻，以便人们能充分享受这一美景？

没错。一位二十二岁的小伙子攀过常春藤，踏在青草地上等候他心爱的姑娘时，无疑会有这种感觉。可怎么能让一位已经六十多岁的老人也如此等待？他的头发已经稀疏，关节也僵硬了，每一次呼吸都有可能是他的最后一次。至少，礼貌还是要有吧。

应该快到凌晨一点了，伯爵默算着。演出十一点结束。之后，招待会十二点结束。按理说，她们半小时前就该到了。

“难道莫斯科连出租车都没了吗？电车也没有？”他自言自语道。

“还是说，她们在回来的途中被什么事绊住了？是不是路过咖啡馆的时候，她们忽然兴起，一心想着进去品尝糕点，却忘了他还在这儿苦苦地等啊，等啊，等啊。她们难道真的会如此残忍？如果真是这样，她们也别指望瞒得过他，因为眼下的他隔着十五米都能闻出她们刚才吃了什么好吃的。”

伯爵停下来回踱着的步子。他朝“大使”后头看了一眼。那儿藏着他的一瓶唐·佩里侬(1)。

为一件暂不确定的事准备庆祝活动是件颇为棘手的事。倘若命运女神眷顾，你得时刻准备瓶塞冲向天花板的瞬间；但如果得不到命运女神垂青，你就得表现得若无其事，仿佛今晚与平时并没有什么不同，事后，再让那瓶未打开的酒沉入海底。

伯爵把手伸进冰桶。里头的冰已经融了一半，水温刚好是10℃。如果她们还不回来，温度会越来越高，再这么下去，这瓶酒就没什么喝头了，也许就真得扔到海底去了。

好吧，那也是她们应得的。

伯爵把手抽回来，刚把身体站直，便听到隔壁房间传来一串美妙的声音。那是双响时钟发出的钟声。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正在宣告午夜的到来。

这不可能！伯爵至少等了两小时了。他在这儿已经来回踱了二十多英里。此时应该是凌晨一点半。不可能还这么早。

“也许准时可靠的宝玑古钟已经不再可靠了。”伯爵又嘀咕了一句。那架钟毕竟也有五十个年头了，即使是世界上最好的钟也抵挡不住岁月的摧残。慢慢地，轮齿会被磨平，弹簧也会失去弹性。伯爵正这么想着，忽然，透过屋檐上的小天窗，他听见远处钟塔上传来的钟声：一下，两下，然后三下……

“是，是，”他往后一仰，倒在椅子上说道，“我懂你的意思。”

很显然，这注定会是令人懊恼的一天。

那天下午早些时候，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助理经理把所有工作人员召集了起来，并当众宣布了点菜、下单和结账的新规定。

从今以后，他解释说，顾客点完菜之后，侍者需把点的菜名写在专门的簿子上。从客人的餐桌离开后，侍者须立刻将点菜单交给记账员，后者在分类账目上登记之后，再向厨房发出订菜单。而厨房则要在订菜日志里做相应的记录。一切就绪后，才可以开始做菜。待食物已经做好并可以端上桌时，厨房会再向记账员发出一张确认单，记账员收到之后，会向侍者提供一份盖了章的收据，侍者再凭这份收据去领做好的食物。这样，只需几分钟，侍者便可以在他的账簿上做上记号，以确认点菜、入账、做菜、领菜等步骤已经全都完成。

如今，整个俄罗斯都不会有比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过去，他曾亲眼看见普希金的一首两行诗让本来犹豫不决的人变得异常坚定。他也曾经看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一段短短的文字让一个人变得格外振奋，同时又让另一个人变得极其冷漠。当苏格拉底在集市中演讲或者耶稣在山上布道，为了让他们的话流芳百世，听众中有人把它们一字一句地记下来时，伯爵便会觉得这么做上合天意，下顺民心。所以，让我们把话挑明了：伯爵担心这项新规定并非因为他对纸笔这两样东西有什么厌恶。

他只不过是觉得，凡事都要论场合。如果你选择在广场餐厅用餐，那你的确应该知道，那里的侍者为你点菜的时候，就是会把身体欠到你桌子的上方，一边听你讲，一边飞快地在小本子上做记录。可在博亚尔斯基餐厅，自从伯爵成为这儿的领班以后，来此就餐的顾客都能体会到侍者会看着他们的眼睛，回答他们的问题，为他们提供参考和建议，并且能一字不差地记住他们的选择，根本无须把背在身后的双手拿到前面来。

那天晚上，新的规定开始正式实施，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后面多出了一张小桌子，桌子后头坐着一名书记员。可以想见，来博亚尔斯基用餐的顾客看到这种情景时会有多么惊讶，看到餐厅变得像股票交易所一样纸单乱飞时，又会多么迷惑不解。等他们点的小牛排和芦笋尖终于被端上桌，却早已变得和肉冻一样冰冷时，他们就不得不发火了。

很明显，这是行不通的。

说来也巧，当晚第二轮客人进餐到一半时，伯爵注意到“主教”已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口驻足了片刻。伯爵自幼所受的教育告诉他，一个有教养的人，不管有何种顾虑，都应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本着相互合作的原则办事。所以，他从餐厅中间穿过去，跟在“主教”身后来到外面的走廊。

“列普列夫斯基经理！”

“罗斯托夫领班，”见伯爵主动跟自己打招呼，“主教”露出了一丝惊讶，他接着说，“你找我有事吗？”

“就是件小事，我其实都不该来打扰你的。”

“只要是酒店的事，就跟我有关。”

“不错，”伯爵说，“哦，我向你保证，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整个俄罗斯都找不出比我更喜欢书面记录的人了。”就这样，伯爵切入了主题，他接着夸起了普希金的两行诗、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文本段落，以及苏格拉底和耶稣的抄本。然后，他才开始解释为什么纸笔这两样东西会危及博亚尔斯基餐厅历来秉持的优雅和浪漫的传统。

“你能想象，”伯爵说话时眼睛炯炯有神，“当你想牵住你妻子的手时，你得先提交申请，申请上面还必须有主管部门盖的戳，然后，你还必须把她的回答记在小本子上，一式三份，这样，你就可以给她一份，给她父亲一份，剩下一份给她的家庭牧师，你能想象这种情景吗？”

伯爵嘴里正妙语连珠，俏皮话不断，可当他看到“主教”脸上的表情时，他立刻提醒自己：说俏皮话可以，但要避免提及与别人婚姻有关的事。

“我不知道这件事跟我的妻子有什么关系。”“主教”说。

“当然没有，”伯爵表示同意道，“是我表述得太糟糕。我想说的是，安德烈、埃米尔和我——”

“这么说，你是在代表杜拉斯主管和茹科夫斯基主厨向我提意见啰？”

“哦，不是。是我自己决定要和你说的。而且，我这也不是提什么意见。只不过我们三个都希望来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能吃得满意。”

“主教”笑了。

“那当然。而且我也相信，由于你们三个人的具体职责不同，你们各自关心的事情也都不一样。可作为大都会酒店的经理，我必须确保酒店的各方面都百分之百符合标准，这就意味着我得花很多精力和时间来消除所有的偏差。”

伯爵被他说糊涂了。

“偏差？什么样的偏差？”

“各种各样的偏差。今天有可能是被送进厨房的洋葱和做菜用掉的洋葱数目上有偏差。明天则有可能是顾客所点的酒的杯数和从酒瓶里实际倒出来的杯数之间有偏差。”

伯爵顿时浑身都变得冰冷。

“你是说偷窃。”

“我有那么说吗？”

两个人彼此盯着对方看了一会儿，然后，“主教”勉强笑了一笑。

“既然你们几位对此事如此上心，那就请你尽快将我们刚才的谈话转达给杜拉斯主管和茹科夫斯基主厨吧。”

伯爵不由得咬紧了牙。

“你放心，明天开例会的时候我会一字不落地告诉他们。”

“主教”仔细打量着伯爵。

“你们每天都开例会？”

无须赘言，当晚第二批来博亚尔斯基的客人见到餐厅里纸片和单据到处乱飞的时候，就像农夫们听见了枪声，感到震惊、迷茫和不知所措。总算熬过了这一切之后，伯爵回到他的书房，坐着等起来。

伯爵把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了敲，然后站起身，重新踱起步。一边踱着步，嘴里还一边哼着莫扎特C大调第一钢琴奏鸣曲。

“当，嘚，当，嘚，当……”他哼道。

这真是一首欢快的曲子，你得承认，而且它非常符合他女儿的性格。第一乐章的节奏和十岁的索菲亚放学回家后，把当天的十五件趣闻一口气讲述给他听时的节奏一模一样。她不会先花上几分钟解释清楚谁跟谁都是什么人，以及到底是怎么回事，因为她的话匣子一打开便再也关不上，而只是用一连串的“然后……然后……然后”，以及一些停顿和强调。而到了第二乐章，奏鸣曲的节奏变得舒缓起来，这时的它更像十七岁的索菲亚。她常常会在周六下午大雨滂沱之际，在腿上搁一本书，或者在留声机里放上一张唱片，独自坐在他们的书房里。而节奏变快的第三乐章颇有点彩画派的风格，你几乎能从音乐中听出十三岁的她下楼梯的情景：先是飞快地沿着酒店楼梯往下跑，跑到楼梯口，为了给人让路，会突然刹住脚步，然后又往前冲去。

是的，这的确是一首欢快的曲子。这点无须争辩。可它是不是有点欢快得过了头呢？评委们会不会觉得它缺乏时代的厚重感呢？当索菲亚选择这部作品时，伯爵曾用“欢快”和“相当有趣”来评价它，以此含蓄地表达了他的这一担心。可后来，他一直保持沉默。因为父母的角色应该是在表达完担心之后，往后退三步。注意，不是一步，两步，而是三步。甚至可能是四步（但绝不能退五步）。是的，父母应该让孩子知道他们的担心，但在那之后就该后退三到四步，让孩子自己去做决定，即使那个决定可能带来失望。

可是，等等！

那是什么声音？

伯爵转过身。只见衣柜门一开，安娜冲进了书房。她身后还拉着索菲亚。

“她赢了！”

“啊哈！”二十多年来，他还是头一次这样欢呼。

他给了送来好消息的安娜一个拥抱。

然后，又拥抱了索菲亚，向她表示祝贺。

接着，又一次把安娜拥在了怀里。

“很抱歉，我们回来得太晚了，”安娜气喘吁吁地说，“可他们说什么也不让她离开招待会。”

“别再说了。我根本就没注意时间。来，坐，坐，快坐下，把所有的经过都跟我说说。”

把屋里的高背椅让给了女士们后，伯爵自己坐到了那个叫“大使”的皮箱上，接着他期待的目光落在了索菲亚身上。索菲亚害羞地笑了笑，把这个任务推给了安娜。

“真是不可思议，”女演员说，“在索菲亚前面有五名参赛者，两个拉小提琴的，一个拉大提琴——”

“这是在哪儿？哪座音乐厅？”

“就在莫斯科音乐学院的表演大厅。”

“我太了解这个地方了。它是在世纪之交由扎戈尔斯基设计的。看的人多吗？来的都有些什么人？”

安娜眉头一皱。索菲亚则笑出了声。

“爸爸，您让她好好说呗。”

“好的，好的。”

于是，伯爵便照索菲亚说的做了：听安娜讲。她便接着讲起来：索菲亚之前有五位参赛选手，两名小提琴手，一名大提琴手，一个吹法国圆号的，还有一位弹钢琴的。所有这五个人都足以让音乐学院引以为豪，他们的举止神态都非常专业，而且对乐器的演奏也极其精湛。他们分别演奏了两首柴可夫斯基的作品，两首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作品，一首鲍罗丁的作品。然后，就轮到索菲亚出场了。

“我告诉你，萨沙，她一露面，你就能听到台下的人倒吸了一口气。穿过舞台来到钢琴跟前的时候，她身上的裙子没有发出哪怕是一丁点的摩擦声。她就像是飘着过去的。”

“这都是你教我的，安娜阿姨。”

“不，不，索菲亚。你在舞台上亮相的那种气质是教不来的。”

“毫无疑问。”伯爵表示赞同。

“好。当主持人宣布索菲亚将要演奏的是莫扎特的第一钢琴奏鸣曲时，下面传来了一阵交头接耳声和椅子轻轻挪动的声响。可她一开始演奏，那些声音就立刻没了。”

“我就知道。我不是说了吗？我不是说过，偶尔来一段莫扎特是永远都不会落伍的吗？”

“爸爸……”

“她弹得那么轻柔，”安娜继续说，“那么快乐，观众从一开始就被吸引住了。这么跟你说吧，座位上每一个人的脸上都洋溢着微笑。还有，她演奏完时，台下掌声雷动，你要是能亲耳听到，那该多好啊，萨沙。连吊灯上的灰都要被掌声震下来。”

伯爵也不由自主地鼓起掌来，拍完，又把双手合在了一起。

“在索菲亚之后还有几个人演奏呢？”

“那都已经不重要了。比赛结束时，大家心里都明白。接下来演奏的那个小伙子几乎是被人拽上台的。还有，在后来举行的招待会上，她也成了所有人关注的焦点，会场的各个角落都有人为她举杯祝贺。”

“我的天哪！”伯爵惊呼一声，从椅子里蹦起来，“我差点忘了！”

他把皮箱推到一旁，从后面把装着香槟的小冰桶拎了出来。

“瞧这儿！”

伯爵把手浸到水里，他能感觉得到温度已升到了11℃，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他用手指轻轻一拧，撕下酒瓶上的锡箔纸，然后，瓶口的软木塞冲上了天花板！香槟淌了他一手，他们全都笑了起来。他拿出两只细长的香槟杯，替两位女士各倒了一杯，然后用一只葡萄酒杯给自己也满上了。

“为索菲亚干杯，”他说，“今天晚上标志着一段伟大历程的开端，她的音乐之路一定能越走越宽，越走越远。”

“爸爸，”她红着脸说道，“这只不过是一次校内比赛而已。”

“只不过是一场校内比赛！这就是你们年轻人天生的局限性之一。我亲爱的，一段美好的历程开启时，你是感觉不到的。我也算是见多识广的人，相信我的话，不会有错——”

忽然，安娜把手一举，示意伯爵安静。她朝衣柜门看了过去。

“你们听见声音了吗？”

三人一动不动地站住了。果然，尽管不太清晰，他们还是听到了某种动静。卧室门口一定有人。

“我去看看到底是谁。”伯爵低声说。

他把酒杯放下，从衣柜的夹克中间钻了过去。他打开衣柜门，走进卧室，却发现安德烈和埃米尔正站在床尾低声讨论着什么。埃米尔手里托着一个钢琴形状的十层蛋糕。看样子，安德烈刚才是在建议他们把蛋糕留在床上，并附上一张字条，因为伯爵听到埃米尔此刻回答道：“这么漂亮的一个多层奶油水果蛋糕怎么能就这么往床单上放呢？”而就在这时，衣柜门开了，伯爵从里面跳了出来。

安德烈发出一声惊呼。

伯爵则倒吸了一口气。

而埃米尔受到了惊吓，眼看着手中的蛋糕往地上飞去。

真要是那样，这个美好的夜晚也许不得不结束在此时此地了。然而，安德烈有一种不忍心让任何物体掉到地上的本能。只见他急趋数步，把手一伸，这位曾经的杂耍演员把半空中的蛋糕稳稳地接在了手里。

安德烈长吁了一口气，埃米尔却张着嘴直愣愣地盯着这一幕。伯爵赶忙招呼起眼前的两人来。

“啊，安德烈，埃米尔，是你们俩呀，真是个惊喜。”

听到伯爵的暗示，安德烈会意地装出一副什么也没发生过的样子。“埃米尔预先为索菲亚的胜利做了一个小点心，”他说，“请代我们向她表示衷心的祝贺。”说完，安德烈把蛋糕轻轻地放在大公的办公桌上，便转身往门口走去。

埃米尔却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

“亚历山大·伊里奇，”他问道，“看在伊万的名义上，你躲在衣柜里做什么？”

“衣柜里？”伯爵问道，“什么，我……我会在……”他的声音变得越来越低。

安德烈脸上露出了同情的微笑，他双手微微做了一个势不可当的动作，仿佛在说：大千世界无奇不有，特立独行原是男人本色。

可埃米尔皱着眉头望着安德烈，仿佛在说：少废话。

伯爵只好把目光从“三巨头”的这位成员转到另一位成员身上。

“瞧我，一点礼数也没有了，”他终于说道，“见到你们俩，索菲亚会很高兴的。到这边来吧。”说完，他冲着衣柜做了个“请”的手势。

埃米尔盯着伯爵，仿佛已经丧失了思考能力。可在别人礼貌的邀请面前从不会有片刻犹疑的安德烈立即端起了蛋糕，朝衣柜门迈去。

埃米尔生气地咕哝了一声。“如果我们真要往里走，”他对安德烈说，“那你最好当心点，别把蛋糕上的糖霜蹭到袖子上去了。”餐厅主管闻言，便把蛋糕递到埃米尔手里，并用他灵巧的双手小心地拨开伯爵的几件夹克。

从衣柜另一边出来时，安德烈由于是第一次见到伯爵的书房，对此非常惊讶。可当他看见索菲亚后，所有的惊讶就都不见了。“我们的冠军！”说完，他伸出双臂去拥抱她，并在她的双颊上各亲吻了一下。可对埃米尔来说，伯爵的书房远不如在这里看到电影明星安娜·乌尔班诺娃让他惊讶。因为“三巨头”的另外两位都不知道，所有她主演的电影，我们的这位主厨都看过，而且几乎都是坐在影院第二排看的。

安德烈注意到了埃米尔的表情，他赶紧走过去，伸手从下面把蛋糕托住。这回埃米尔没有失手。相反，他突然把蛋糕向安娜递了过去，好像那是特意为她做的一样。

“太谢谢你了，”她说，“可这是给索菲亚的吧？”

埃米尔臊得从肩膀红到他光秃秃的头顶。他转过身来对着索菲亚。

“我做了你最喜欢吃的，”他说，“加巧克力奶油的多层水果蛋糕。”

“谢谢您，埃米尔叔叔。”

“还是钢琴形状的呢。”他补充说。

埃米尔从围裙结下抽出他的厨刀，切起了蛋糕。伯爵则从皮箱里又取来两只酒杯，往里倒上了香槟。他们把索菲亚的获胜经过又讲了一遍，安娜还特意夸她说，她的表演完美无缺，简直可以和埃米尔做的蛋糕媲美了。这么一来，主厨开始不厌其烦地向女演员讲起烤这种蛋糕所需的复杂工序；与此同时，安德烈则向索菲亚讲起了他和另外几个人在伯爵刚刚搬到六楼来的那天晚上与他一起举杯畅饮的情形。

“你还记得吗，亚历山大？”

“就像发生在昨天，”伯爵微笑着答道，“那天是你给大家倒的白兰地，我的朋友，玛丽娜也在，还有瓦西里。”

就像变魔术一样，伯爵说出瓦西里名字的一瞬间，我们的这位礼宾服务员就从衣柜那边钻了过来。他像军人一样把两只脚后跟一磕，不动声色地同屋里的人依次打起了招呼，对他们如何会聚在这样一个地方没有流露出丝毫惊讶。

“乌尔班诺娃女士，索菲亚，安德烈，埃米尔。”然后，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说道，“亚历山大·伊里奇，我能不能和你说件事？”

从瓦西里发问的样子来看，很显然他想把伯爵拉到一边去讲话。可伯爵的书房只有不足一百平方英尺，即使走到最边上，离另外几个人也只是隔着三英尺远，这显然谈不上什么隐私。所以，这个举动马上被证明是毫无意义的，因为屋里其他四个人也朝同样的方向移动了同样的距离。

“我来是想告诉您，”瓦西里带着讳莫如深的口吻说道，“酒店经理正在往您这儿来。”

这回轮到伯爵惊讶了。

“往哪儿来？”

“往您这里来。哦，确切地说……是往那儿。”瓦西里指着伯爵的卧室说。

“可到底是因为什么呢？”

瓦西里解释说，方才他正在检查明晚的预订位，无意中发现“主教”正在大堂里来回溜达。几分钟后，一位身材瘦小、头戴长檐帽的先生来到前台，指名要找伯爵。这时，“主教”走上前去，自我介绍了一番，并说他已在那里等候多时了。然后，他主动提出要亲自带领他到伯爵的房间。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他们一进电梯，我就顺着楼梯往这儿跑来了。电梯里还有住215号房的哈里曼先生和住426号房的塔尔科夫家的人。如果把电梯在二楼和四楼停顿的时间算进去，我想他们随时都可能到了。”

“上帝呀！”

屋里的人面面相觑。

“谁都别出声。”伯爵说。他钻进衣柜，把身后的书房门关上，然后打开通向卧室的门，这回开门的时候他比刚才小心多了。见屋里没人，他才放下心来，于是赶紧关上衣柜门，顺手把索菲亚正在读的屠格涅夫的《父与子》拿了起来，坐在桌前的椅子里，往后一仰，只靠椅子的后两条腿支撑着。这时，果然响起了敲门声。

“谁啊？”伯爵叫了一声。

“是我，列普列夫斯基经理。”“主教”在外面答道。

伯爵让椅子的两条前腿砰的一声落下来，过去开门，只见走廊里站着“主教”和一位陌生人。

“希望我们没有打扰到您。”“主教”说。

“嗯，这个点有人上门拜访倒是不常见。”

“是的，是的，”“主教”满脸赔笑地说，“但是，请让我把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介绍给您。刚才他在大堂指名要见您，所以我就自告奋勇把他领到这儿来了，因为您的房间……稍稍远了一点。”

“你考虑得真周到。”伯爵回答说。

刚才听瓦西里说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个头很小，伯爵还以为礼宾服务员只是在措辞上追求新鲜感而已。可事实上，“小”这个字尚不足以直观描述弗里诺夫斯基同志的身材。同这位来访者讲话的时候，伯爵不得不压抑住那股蹲下身去的强烈冲动。

“弗里诺夫斯基先生，有什么事我能为你效劳吗？”

“我是为您女儿来的。”弗里诺夫斯基一边解释一边把那顶小帽从头上摘下来。

“索菲亚？”伯爵问。

“是的，索菲亚。我是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您女儿是一位颇有天赋的钢琴家，她引起了我们的关注。事实上，今天晚上，我很荣幸地目睹了她的表演，这也是我这么晚还要来登门造访的原因。但我非常荣幸地告诉您，我们打算让她做我们的次席钢琴手。”

“莫斯科青年交响乐团！”伯爵惊呼了起来，“太棒了，你们乐团在什么地方？”

“啊，不，很抱歉，刚才我没说清楚，”弗里诺夫斯基解释说，“我们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不在莫斯科，而在斯大林格勒。”

伯爵闻言，先是感到片刻的无所适从，然后努力让自己重新镇定下来。

“就像我刚才说的，这是个很棒的提议，弗里诺夫斯基先生。但只怕索菲亚不会感兴趣。”

弗里诺夫斯基瞅了“主教”一眼，像是没听懂伯爵刚才的话。

而“主教”只是摇了摇头。

“可这不是感不感兴趣的问题，”弗里诺夫斯基对伯爵说，“征召令已经发出，而且任命已经得到了地区文化事务部副部长的批准。”说完，团长从他的夹克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伯爵，还朝信上副部长的签名指了指，“你看到了，索菲亚九月一日就得去乐团报到。”

伯爵带着厌恶感读完了此信。信里只是用干巴巴并且千篇一律的语言，对他女儿加入乐团表示了欢迎。而那个乐团位于六百英里外的一座工业城市。

“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主教”说，“您现在的心情一定非常激动吧，亚历山大·伊里奇。”

伯爵把目光从信上抬起来，他从“主教”的微笑里看出了一丝恨意，它就像伯爵心里的厌恶感和困惑感一样，转眼即逝。此刻，它们已被无情的愤怒所取代。伯爵挺直了身子，朝“主教”走近了一步，他真想揪住他的衣领（能掐住他的喉咙当然更好）。可就在这时，衣柜门一开，安娜·乌尔班诺娃走进屋来。

伯爵、“主教”和小个子乐团团长都不约而同地惊讶地抬起了头。

安娜优雅地走到伯爵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他的腰背上。她仔细端详着站在门口的两个男人脸上的表情，然后微笑地对“主教”说：

“怎么啦？列普列夫斯基经理，你好像从没看到过漂亮女人从衣柜里走出来，是吗？”

“是没有过。”“主教”咕哝了一声。

“当然。”她同情地说，然后，她又把注意力转向了那位陌生人，“这位是——”

“主教”和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那位小个子便先开口了：

“伊万·弗里诺夫斯基同志，斯大林格勒红十月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遇见你不胜荣幸，乌尔班诺娃同志。”

“不胜荣幸？”安娜露出温和的微笑把他的话重复了一遍，“你说得太夸张了，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但我不会因此对你抱有成见的。”

弗里诺夫斯基同志红着脸冲女演员笑了笑。

“来，”她又补了一句，“让我帮你把帽子弄好。”

事实上，乐团团长已经紧张得在手里把他的帽子叠了好几层。安娜从他手里接过帽子，温柔地将帽顶恢复了原样，捋平了帽檐，然后才把它递给团长。在接下来的数年中，这位乐团团长数百次地向人提起安娜方才的那一连串动作。

“哦，你是斯大林格勒青年交响乐团的团长？”

“是的。”他说。

“这么说，你可能认识纳切夫科同志咯？”

一听到那位圆脸的文化部部长的名字，团长立刻站直了身体，连身高都长了一英寸。

“我尚未有此荣幸。”

“潘捷列伊蒙是个很招人喜欢的家伙，”安娜说，“而且，他对青年艺术团体也非常支持。事实上，他对亚历山大的女儿，年轻的索菲亚，就亲自给予过关注。”

“亲自关注？”

“哦，是的。昨天晚上共进晚餐的时候，他就对我说，见到她的艺术天赋能得到培养，他感到非常高兴。我觉得他已经在首都莫斯科为她做了安排。”

“我哪知道……”

团长满脸无辜地看了“主教”一眼，然后转过身来，从伯爵手中把那封信轻轻收了回去。“假如您女儿将来有兴趣来斯大林格勒加入我们乐团的话，”他说，“希望您能马上和我联系。”

“谢谢，弗里诺夫斯基同志，”伯爵说，“您真是太热情了。”

弗里诺夫斯基看了看安娜，瞅了瞅伯爵，又倒回去看了两人一眼，这才说道：“我这么晚上门打扰，给您带来的不便，我深表歉意。”说完，他把帽子戴在头上，转身朝塔楼那边走去。“主教”亦步亦趋地跟在他身后。

把门轻轻关上之后，伯爵朝安娜转过身来。后者一反常态地满脸严肃。

“文化部部长亲自关注索菲亚，这是什么时候的事？”他问道。

“最晚是，”她答道，“明天下午。”

✮

如果说，伯爵书房里的那几位在“主教”造访之前就有充分理由庆祝一番的话，那么在“主教”离开之后，他们则更有理由这么做了。事实上，在伯爵开白兰地的时候，安娜从那沓古典唱片中找到了一张爵士乐唱片，这是美国人理查德随手插在里面的。她把唱片放到留声机里。在接下来的时间里，白兰地痛痛快快地从瓶里倾泻了出来，埃米尔的蛋糕也被吃得一点不剩，爵士乐唱片放了一遍又一遍，每位男士都轮流与在场的女士在镶着花木的地板上跳起了舞。

最后一点白兰地也喝完了。埃米尔此时兴奋得有点精神恍惚了，他提议所有人到楼下去再喝一轮，跳会儿舞，并捎上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让他也一起庆祝庆祝。此刻，他应该还在广场餐厅的乐队演奏台上吧。

埃米尔的提议立刻得到了响应，大家一致投票通过。

“可在我们下去之前，”索菲亚红着脸说，“我提议我们先为一个人干上一杯：他就是我的守护神，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因为他总是能看到我们所有人最好的那一面。”

“说得好！说得好！”

“而且，您不用担心，爸爸，”索菲亚继续说，“不管来敲门的是谁，我都不会离开大都会酒店。”

屋里的人一齐欢呼了起来，大家把杯里的酒干了，跌跌撞撞地从衣柜里钻过来，来到了外面的走廊上。伯爵把通向塔楼的门打开，身体微微一躬，示意其他人先行。正当伯爵想跟着前面的人一道下楼时，从走廊尽头的阴影里走出一位中年妇女，她肩上挎着背包，头发用一条头巾扎着。虽然伯爵从未见过此人，但从她的动作可以清楚地看出，她在这里等了很久，而且有话要对他讲。

“安德烈，”伯爵冲着塔楼嚷了一声，“我有东西忘在房间了。你们先去，我马上就到。”

等到楼梯间里最后的声响逐渐隐去后，她才走上前来。她走到灯光下，伯爵才发现她长得如此美丽，一种朴素的美——对她，你绝不可能三心二意。

“我是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她面无笑意地对他说。

伯爵呆了片刻才反应过来，原来她就是米什卡的那位卡捷琳娜——来自基辅的女诗人，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曾和米什卡一起生活过。

“卡捷琳娜·利特维诺夫！真是太意外了。今天我这是碰上什么好——”

“有什么地方我们可以谈谈吗？”

“啊，有……当然……”

伯爵把卡捷琳娜带到他的卧室，犹豫片刻之后，又领她穿过衣柜里的那些夹克，来到他的书房。但显然，他刚才的犹豫是多余的，因为进来之后，她便朝屋里环顾了一周，一副对这里早就有所了解的样子。她把目光从书柜移到咖啡桌再移到皮箱上时，还轻轻地点了点头。她把背包从肩膀上卸下来的那一刻看上去疲惫极了。

“来！”伯爵给她让了个座。

她坐下来，把书包搁在膝盖上；然后伸手到脑后，把头巾摘了下来，露出了一头跟男人一样短的棕发。

“是米什卡，对吗……”过了片刻，伯爵才开口问道。

“对。”

“什么时候？”

“一周前的今天。”

伯爵点了点头，仿佛这个消息他已经等了有些日子了。他没有问卡捷琳娜他的老朋友是怎么死的，她也没主动提起。但有一点很清楚：时代背叛了他。

“你当时跟他在一起吗？”伯爵问。

“是的。”

“在亚瓦斯？”

“是的。”

…………

“可我记得……”

“我丈夫好几年前就去世了。”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们有孩子吗？”

“没有。”

她说得很坦然，仿佛她正在回答一个愚蠢至极的问题。可接下来，她的语气柔和多了。“我是在一月接到了米哈伊尔的信。于是我便去亚瓦斯找他。最后的六个月我们俩一直在一起，”她接着补充说，“他常常提起你。”

“他是位忠实的朋友。”伯爵说。

“他是个有信仰的人。”卡捷琳娜纠正道。

伯爵本准备把米什卡甘于清贫和喜欢踱步的爱好同卡捷琳娜好好聊聊，可刚才她对他那位老友的描述比他的恰当多了。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的确是个有信仰的人。

“而且还是位优秀的诗人。”伯爵又补充了一句，几乎是在自言自语。

“之一。”

伯爵看了看卡捷琳娜，似乎不明白她的意思。可接着，他若有所思地笑了。

“我这辈子从没真正写过一首诗。”他说。

这一回轮到卡捷琳娜一头雾水了。

“你什么意思？那首《它现在在哪儿？》不算吗？”

“那首诗是米什卡在艾德豪尔山庄的南客厅里写的。那是在一九一三年的夏天……”

见卡捷琳娜似乎仍困惑不解，伯爵便接着讲了起来：

“由于一九〇五年的起义以及接踵而来的镇压，到我们毕业的时候，写诗来宣泄对政治的烦躁情绪仍然是件很危险的事。鉴于米什卡的背景，如果他犯了事的话，秘密警察拿个笤帚都能把他扫没了。所以，有天晚上，在喝掉一整瓶玛歌葡萄酒之后，我们决定以我的名义发表那首诗。”

“可为什么用你的呢？”

“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赛马俱乐部的会员，沙皇高级顾问的教子，他们能把我怎么样呢？”伯爵摇了摇头，“可颇为讽刺的是，到头来因此被救了一命的人是我，却不是他。但在一九二二年，因为那首诗，他们当真差一点把我给枪毙了。”

原本聚精会神地听着伯爵讲故事的卡捷琳娜突然收住了眼泪。

“哦，可你还是保护了他。”她说。

她渐渐平静了下来。两人都沉默不语。

“我想让你知道，”伯爵说，“你能亲自来这里把这个消息告诉我，我真的非常感激。”可卡捷琳娜却不肯接受他的道谢。

“是米哈伊尔要我来的。他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说罢，她从背包里取出一个长方形的包裹，包裹外面用普通的棕色纸裹着，用细麻绳捆紧了。

伯爵伸手接过包裹，从重量判断里面应该是一本书。

“这一定就是他的那项大项目。”伯爵笑着说。

“是的，”她说，然后又特意强调了一句，“为了它，他可没少花心血。”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完全理解，同时也是向卡捷琳娜保证，他绝不会轻待这件赠品。

卡捷琳娜又朝房间四周看了一遍，一边看还一边轻轻摇头，仿佛这一切恰恰印证了什么叫世事难料。然后，她说，她得走了。

伯爵和她一起起身，又把米什卡的书放在了椅子上。

“你这是要回亚瓦斯吗？”他问。

“不是。”

“那你会留在莫斯科吗？”

“不会。”

“那去哪里呢？”

“去哪儿不都一样吗？”

她转身要走。

“卡捷琳娜……”

“啊？”

“我能帮你什么吗？”

一开始，卡捷琳娜似乎对伯爵的问题感到惊讶，她本准备立刻回答说不用。可过了片刻，她却说：“记住他。”

说完，她便走出门去。

伯爵回到椅子上，安静地坐了一会儿。过了几分钟，他把米什卡的赠物拿了起来，解开绳子，把包装纸展开。里面是一本皮革封面的精装小册书。封面上压印着一个简单的几何图案，图案正中是书名：《面包和盐》。从粗糙的剪裁和松散的装订看得出，这本书是由一个专注的业余人士完成的。

伯爵在书的封皮上轻轻抚摸着，接着将书打开，翻到扉页。那一页的书缝中，夹着一张照片，它是一九一二年拍摄的，当时伯爵极力坚持，而米什卡为此十分懊恼。照片上左边站着年轻时的伯爵，他头戴礼帽，双眼有神，脸颊上还蓄着浓密的络腮胡；右边站的则是米什卡，他看上去恨不得马上从相框里跳出去。

然而，这些年来他却一直保留着这张照片。

伯爵脸上泛出苦笑。他放下照片，然后翻过书名页，下面是他老友的这本书的第一页。整页只有一段排版有些不齐整的引文：

又对亚当说：“你既听从妻子的话，吃了我所吩咐你不可吃的那树上的果子，地必为你的缘故受咒诅。你必终身劳苦，才能从地里得吃的……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的。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

《创世记》

3：17～19

伯爵转到了第二页，那上面也只有一段引文：

那试探人的进前来，对他说：“你若是上帝的儿子，可以吩咐这些石头变成食物。”耶稣却回答说：“经上记着说：‘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上帝口里所出的一切话。’”

《马太福音》

4：3～4

接着第三页上是：

又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擘开，递给他们，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也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

《路加福音》

22：19

伯爵一页接一页往下翻，不由得哑然失笑。简单地说，米什卡的这项浩大的工程就是把从古老的经传中摘录来的引文按年代顺序排列；凡是“面包”一词，他都会用大写，而且用的还是加粗的黑体字。(2)一开始的引文都是来自《圣经》，接着到了古希腊和古罗马人的著作，最后连莎士比亚、弥尔顿和歌德等人的作品也有提及。书中尤其给黄金时期的俄罗斯文学留足了空间：

伊凡·雅可夫列维奇为了体面起见，在衬衫外面穿上一件燕尾服，坐到餐桌前，撒上点盐，准备好两个葱头，拿起刀子，装出一副耐人寻味的表情，动手切面包。他把面包切成两半，瞧瞧里面，不禁大为惊讶：里面有一个发白的东西。伊凡·雅可夫列维奇小心地用刀子剔了剔，又用手指头按了按。“还挺结实呢！”他自言自语说，“这是什么东西呢？”

他把手指头伸进去，拽了出来——是一只鼻子。

《鼻子》

尼古拉·果戈理

（1836）

当一个人不该活在这个世上时，阳光便无法让他像其他人一样变得温暖，面包也无法滋养他，使他变得强壮。

《猎人笔记》

伊万·屠格涅夫

（1852）

过去和现实融合在了一起。他梦想自己到了那片应许之地，那里到处流淌着奶与蜜，那里的人不用去挣就有面包吃，而且都穿金戴银……

《奥勃洛摩夫》

伊万·冈察洛夫

（1859）

“全是胡扯，”他满怀希望地说，“根本没什么好担心的！只是身体不适而已。喝一杯啤酒，吃一块干面包，瞧——马上就会变得精神抖擞，思维灵敏，意志也会更加坚定！”

《罪与罚》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6）

我，无耻的列别杰夫，从不相信会有马车给人类送来面包！因为那些给所有人送面包的马车，它们的行为没有任何道德基础，因此很可能会冷酷地将很大一部分人排除在外，使他们根本无法享用所运货物。

《白痴》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69）

你知道吗？你知道没有英国人，人类还活得下去；没有德国人也行，没有俄国人更不在话下，没有科学没有面包都可以，唯独没有美，人类就活不下去了……

《群魔》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72）

一个男孩跑去追鸽子，笑嘻嘻地对列文瞧了一眼；一只鸽子鼓动翅膀，在太阳底下，在漫天飞舞的雪粉中闪烁着飞走了；窗子里冒出新鲜烤面包的香味，摆出来几个小圆面包。这一切都是同时发生的。这一切合在一起真是美好得出奇，列文不由得笑了起来，快乐得流出眼泪。

《安娜·卡列尼娜》

列夫·托尔斯泰

（1877）

你看见这不毛的、炙人的沙漠上的石头了吗？你只要把那些石头变成面包，人类就会像羊群一样跟着你跑，感激而且驯服……但你并不愿意剥夺人类的自由，所以你拒绝了这个提议，因为你在想，假使驯服是用面包换来的，那又有什么自由可言呢？

“宗教大法官”

《卡拉马佐夫兄弟》

费奥多尔·陀思妥耶夫斯基

（1880）

伯爵翻动着书页。当他终于从书里感受出米什卡特有的火暴性子，脸上不禁泛起了微笑。可是，在“宗教大法官”那段引文后面，还有一段从《卡拉马佐夫兄弟》中选出来的话。而这段话来自哪个场景，伯爵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但它应该和名叫伊柳舍奇卡的小男孩有关，就是一向受同学欺负，最后得了重病的那个。在男孩临死之际，他那悲恸欲绝的父亲告诉圣人般的阿廖沙·卡拉马佐夫，他儿子最后提出的那个请求：

爸爸，当他们把土撒在我的坟墓上，让他们把面包壳掐碎了，也撒些在上面，这样麻雀才会来，我听见它们来了，知道我不是一个人躺在这里，我才会高兴。

读到这里，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再也忍不住，终于淌下泪来。当然，伯爵是为他的朋友，一个慷慨又性急的人，一个在他所处的时代却没有任何属于他的时刻的人流泪。他，和那个可怜的小男孩一样，遭受了那么多的不公正，却仍无意谴责这个世界。

当然，伯爵也在为他自己哭泣。因为尽管他拥有玛丽娜、安德烈和埃米尔的友情，有对安娜的爱，还有索菲亚这一上天赐给他的最非凡的福气，可米哈伊尔·费奥多罗维奇·门迪茨一死，从伯爵年轻时起就认识他的人就一个也不剩了。但卡捷琳娜说得对，至少他仍然会记得。

伯爵深吸了一口气。他想让自己的情绪稳定下来，他决心把老友这本最后的书稿的最后几页读完。那些跨越了两千多年时间的引文并未往前走多远。因为它没有延续到当今，书中概括的内容截止于一九〇四年六月。在书的结尾，米什卡把许多年前他从契诃夫的书信中抄来的那段话又用在了这里：

在柏林，我们住进了最好的酒店，房间很舒适。我很享受这段时间的生活，我的胃口很久没有这么好过。这里的面包太好吃了，我每次都会吃撑。咖啡也很棒，晚餐更是好得无法用笔墨形容。从未出过国的人不会知道面包可以好吃到什么程度。

鉴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俄国经历过那么多苦难，伯爵终于能理解沙拉莫夫（或者他的上司）为什么会在这么一个小问题的审查上如此坚决，因为他们一直都以为，契诃夫的那段话只会引起人们的不满或怨恨。可讽刺的是，契诃夫的那段话甚至已经不再准确了。因为，时至今日，俄罗斯人比欧洲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了解，能有片普通的面包吃是件多么美好的事。

伯爵终于合上了米什卡的书。他没有径直下楼和其他人会合。相反，他留在了书房里，迷失在纷繁的思绪中。

基于当时的情况，旁观者可能会理所当然地总结道：伯爵是坐在那里缅怀他的老友。可事实上，他没有再继续想米什卡。他想的是卡捷琳娜。特别是，他带着不祥的预感想到，仅仅二十年的时间，这只曾经的萤火虫，这个风车，这个世上的奇迹，怎么就变成了这样一个女人：当别人问她她要去哪里时，她竟然会毫不迟疑地回答，去哪儿不都一样吗？

(1)　法国名贵香槟酒，被称为“香槟之父”。

(2)　上述《圣经》引文中的“吃的”“食物”“饼”原文均为“bread”。

第五卷
Book Five

一九五四年

掌声和喝彩声

“巴黎？”

安德烈问这话的时候仿佛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是的。”埃米尔说。

“法国……巴黎？”

埃米尔的眉头皱了起来：“你没喝醉吧？你是头被撞晕了还是怎么的？”

“可那怎么可能呢？”餐厅主管问道。

埃米尔往身后的椅背上一靠，点了点头。因为只有这个问题才值得一个有智慧的人来答。

众所周知，在地球上所有的物种当中，智人的适应力是最强的。如果把一伙智人放在沙漠里，他们能种出棉花来给自己做衣服，能造出帐篷来安稳地睡觉，还会骑着骆驼到处走；若把他们放在北极，他们会用海豹皮把自己裹起来，睡在冰屋里，会用狗拉的雪橇代步。如果把他们放在苏联的环境下又会如何呢？他们将学会在排队的时候与素不相识的人友好地交谈；他们将学会把自己的衣服整整齐齐地放在分配给他们的那半边衣柜抽屉里；他们还将学会在素描本上凭想象画出高大的建筑。也就是说，他们还是能够适应。但对那些在革命爆发前就已经亲自到过巴黎的俄罗斯人来说，这种适应的一方面就是，接受一个他们永远都不能再去巴黎的事实。

“他来了，”见伯爵走进门来，埃米尔说，“你自己问他吧。”

刚坐下，伯爵便证实了这个消息。再过六个月，也就是在六月二十一日那天，索菲亚会去法国巴黎。当被问起这是怎么一回事时，伯爵耸了耸肩，答道：“苏外协。”也就是，苏联对外文化协会。

这回，轮到埃米尔感到难以置信了：“我们和别的国家还有文化交流？”

“显然有，如今，我们正把我们的艺术家派往世界各地。四月，我们的芭蕾舞团将前往纽约；五月，我们将派剧团去伦敦；而六月，我们则会派莫斯科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到明斯克、布拉格和巴黎，而索菲亚将在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1)的作品。”

“这真是不可思议。”安德烈说。

“太棒了。”埃米尔说。

“我知道。”

三个人都笑了起来，直到埃米尔拿着菜刀冲他的两位同事指了指：

“但她当之无愧。”

“哦，那是绝对的。”

“毫无疑问。”

三个人都安静了下来。他们都沉浸在各自对那座“光明之城”的美好回忆中。

“你觉得它变了吗？”安德烈在问。

“是的，”埃米尔说，“和金字塔的变化一样大。”

“三巨头”的成员正沉醉在昔日玫瑰色的回忆中难以自拔，这时，埃米尔办公室的门被猛地推开了，从外面走进来一个人，他便是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新增的那名成员——“主教”。

“先生们，下午好。很抱歉让你们久等了。刚才前台有点急事需要我去处理。以后，我到了你们再过来，没必要先聚在这里等。”

埃米尔含糊不清地咕哝了几句。

“主教”没搭理主厨，他转过身来对着伯爵。

“罗斯托夫领班，今天不是该你休息吗？没班的时候，你没必要参加例会。”

“多了解些情况，心里也好有个准备嘛。”伯爵说。

“当然。”

多年以前，“主教”就曾热情地跟伯爵解释过：尽管大都会酒店的每名员工都各自负有一份有限职责，但确保酒店整体呈现优质水准的责任全落在了经理一个人头上。说句公道话，“主教”的个性使他非常适合从事这项工作。因为无论是在客房、大堂，还是在二楼的衣橱里，无论是多么琐碎的细节、多么无关紧要的失误和多么不合时宜的场合，“主教”都会挖空心思地小题大做，都免不了要亲自干预。他对博亚尔斯基餐厅自然也不例外。

每天的例会首先会对当晚提供的特色套餐做一个详细说明。“主教”早已很自然地将传统的品尝方法弃之不用了。他的理由是，厨师对自己做出来的食物的味道已经非常了解，而且，为餐厅的工作人员额外做一道菜当作样品来品尝，这种做法不仅随意，还是一种浪费。所以，“主教”要求埃米尔写一份特色套餐的说明。

主厨嘴里又咕哝了一声，他把菜单顺着桌面一推，它便朝桌对面的“主教”滑了过去。“主教”在食谱上一通圈圈画画，又是箭头，又是画叉的，突然，他停住了手中的铅笔。

“我觉得，甜菜和猪肉搭配在一起应该不会比苹果差吧，”他说，“而且，如果我没记错的话，主厨茹科夫斯基，你的厨房里应该还有一筐甜菜。”

说着，“主教”便把他的这项建议加入了埃米尔的菜单。主厨不由得朝桌对面这位如今被他戏称为“大嘴巴伯爵”的人投去了愤怒的一瞥。

“主教”把校正过的菜单还给主厨，然后把注意力转向了餐厅主管。后者也把他的本子顺着桌面推了过去。尽管再过几天，一九五三年就要过去了，“主教”把本子打开之后，仍然从第一页翻起，一周一周地看了起来。当他终于翻到今天那一页时，他用铅笔尖比着核对起今晚的预订名单来。接着，他又给安德烈讲解了一番应该如何安排座位，然后才把本子还给他。“主教”最后还交代了一件事，他提醒主管，摆放在餐厅正中央的花有一些已经开始枯萎了。

“我也注意到了，”安德烈说，“但恐怕我们酒店的花店里已经没有足够的库存，所以无法保证那些花能够经常更换。”

“如果艾森伯格花店的鲜花不够用，那也许我们应该改用丝绸做的假花。那样的话，不仅不必定期更换鲜花，还更加经济实惠。”

“我今天会去和艾森伯格花店谈谈。”

“那好。”

“主教”结束会议之后，埃米尔嘴里又咕哝着找他那筐甜菜去了。而伯爵则和安德烈一起来到了主楼梯。

“一会儿见。”领班说完，便朝花店去了。

“回见。”伯爵说完，也朝自己的房间走去。

可等安德烈刚从视线中消失，伯爵就马上折回二楼的楼梯口。他机警地往楼梯角扫视了一圈，确信他的朋友已经走远，然后迅速回到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进门后，他锁上了身后的门。他朝厨房里偷瞄了一眼，确信埃米尔和他所有的员工都在忙别的事。他这才走到餐厅主管的服务台前，打开抽屉，先在自己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将一九五四年的那个记事本抽了出来。

不到几分钟，他就将一月和二月内的所有订座信息看了一遍。看到三月在黄厅和四月在红厅的一项活动时，他稍稍停顿了一会儿，可又觉得这两个都起不到什么作用。越往后看，页面上的空白就越多。有时候一连好几周都没有一条记录。于是，伯爵翻页的速度开始加快了，快速之中也带着一丝绝望，直到他翻到六月十一日那页。读完安德烈用秀气的字体记在页边上的注意事项，伯爵不由得伸出手指在这条记录上点了两下。这场晚宴，主席团和部长会议会共同出席，而在眼下的苏联，这可是权力最大的两个机构。

伯爵把本子放回抽屉，然后从楼梯回到了自己的卧室。他把椅子推到一边，坐在地板上，打开了大公办公桌桌腿上的其中一道暗门。三十年来，他还是头一回打开。尽管六个月前，也就是卡捷琳娜突然造访的那天晚上，伯爵就已经下定决心采取行动了，但直到音乐学院即将出国访问的消息传来，他才真正着手实行。

✮

晚六点，伯爵来到夏里亚宾酒吧的时候，那里的常客们正在为“矮胖子”韦伯斯特的不幸遭遇进行庆祝。这位喜欢热闹而又颇为倒霉的美国人刚刚抵达俄国首都。从孩提时代起，他便得了个“矮胖子”的绰号，如今他二十九岁了，却依然深受肥胖之苦。“矮胖子”是受父亲的叮嘱才来到俄罗斯的。作为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美国自动售货机公司的拥有人，他父亲交给了他一项非常严格的任务：不卖出去一千台机器不要回家。到达这里三周之后，他终于敲定了与党的官员（高尔基公园溜冰场的经理助理）面谈的时间。此刻，在好几位记者的怂恿下，他请大家喝一轮香槟以示庆祝。

伯爵在吧台尽头的一张高凳上坐了下来。他接过奥德留斯递来的一杯酒，点头道过谢，脸上便挂起了微笑，仿佛他本人也有什么事值得庆祝一样。人类的谋略从来都逃不出偶然、犹豫和轻率的窠臼。纵使伯爵真的拥有决定事物进程的力量，他也无法胜过命运之神的安排。所以，他把杯子举了起来，嘴唇上泛着笑意。

然而，顺从命运的安排其实也是拿命运冒险。的确如此。伯爵刚在吧台上放下长脚酒杯，就感觉脖颈后头袭来一股冷风。紧接着，有人正着急地低声跟他讲话。

“阁下！”

伯爵把凳子往后一转。他惊讶地发现，站在身后的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他肩膀上落着霜，帽子上还顶着雪花。几个月前，维克托新加入了一个室内乐团，因此近期晚上很少在酒店露面。但此刻，他喘着粗气，好像他刚刚跑了大半个城市才赶到这里的。

“维克托！”伯爵惊呼了一声，“出什么事啦？你怎么看上去这么着急？”

维克多没理会他的问题，开门见山地讲了起来，而且语气急促得有些反常。

“我知道您对您女儿从来都是呵护有加的，阁下，您也理当这么做，因为这是为人父母的责任和义务，更何况您的女儿如此温柔善良。但恕我直言，我觉得您正在犯一个可怕的错误。本来她不出六个月就将毕业，而且很可能会拿到一个相当好的职位，可现在您的这个决定会让这一切都受到影响。”

“维克托，”伯爵边说边站起身来，“我根本不知道你在说些什么。”

维克托仔细端详着伯爵。

“让索菲亚撤回报名的难道不是你？”

“撤回什么报名？”

“我刚刚接到瓦维洛夫团长的电话。他告诉我，她已经拒绝了随音乐学院的乐团巡回演出的邀请。”

“拒绝邀请！我向你保证，我的朋友，我根本不知道有这回事。您刚才说的一切我都赞同，她能否有个光明的未来完全取决于她在这次巡回演出中的表现。”

两个人面面相觑，全愣住了。

“这一定是她自己的主意。”伯爵说。

“可为什么呢？”

他摇了摇头。

“我觉得很可能是我的错，维克托。昨天下午，得知这个消息以后，我可能有些反应过度了：在巴黎歌剧院为上千名观众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这可是千载难逢的机会啊。她一定是被我说得有点发慌了。就像你刚才说的，她有颗非常温柔的心。可她同样不乏胆量。再过几周她就会没事的。”

维克托一把揪住了伯爵的衣袖。

“可我们已经没有几周了。这个周五，乐团的行程和节目单就要公布了。而在公布之前，团长需要参演者全部到位。我原以为撤回索菲亚的报名是你的主意，所以我说服了团长，在他派别人替代索菲亚之前，他同意给我二十四小时，让我来跟你谈谈，劝你改变主意。但如果这是她自己决定的，你今晚一定得和她谈谈，让她改变想法。她可要对得起上帝赐予她的那份天赋！”

一小时后，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的十号餐桌上，研究完了菜单，也点完了菜，索菲亚正满怀期待地看着伯爵，因为他们正在玩“zut”的游戏，而下面轮到他了。可是，尽管已经准备了一个十拿九稳的事物类别（蜡的常见用途(2)），伯爵决定，还是先讲一个以前从没讲过的故事给她听。

“我跟你说过我在军校念书时那里举行的‘绶带日’活动吗？”他开讲了。

“是的，”索菲亚说，“你讲过。”

伯爵的眉头皱了一皱。他把这些年来自己同女儿之间的谈话按时间顺序回忆了一遍，却没找到任何他曾给她讲过这个故事的证据。

“‘绶带日’我也许提到过一两次，”出于礼貌，他还是承认了，“但今天这个故事我肯定没跟你讲过。你知道，我自幼便在射箭上表现出了很高的天赋。有年春天，那时我也就是你这么大，学校举办了一次‘绶带日’活动。我们每个人都被选派参加不同的比赛——”

“那时你有十三岁了吗？”

“什么十三？”

“这故事发生的时候，你满十三岁了吗？”

伯爵的眼珠来回转了几轮，在心里算了算。

“嗯，是的，”他有点不耐烦地说，“我想当时的我大概也是十三岁。可更重要的是，因为我射术高超，在学校里，大家都把我视作射箭冠军最有力的竞争者。而我也满怀希望地期待着这项比赛。可越是临近‘绶带日’，我的射术却变得越来越糟。众所周知，我原本能轻易射中五十步以外的一串葡萄，可现在即使一只大象站在离我仅十五英尺远的地方，我都射不中。我一看见我的那张弓，我的双手就会发抖，我的眼里就会变得泪汪汪的。突然之间，我，罗斯托夫家族的后代，发现自己居然有了用托病住院来逃避比赛的念头。”

“可你没有。”

“对，我没有。”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口。为了营造出更戏剧化的效果，他稍稍停顿了一下。

“令人恐惧的那一天终于到了。射箭比赛一开始，观众们聚集到了体育场上。甚至到了面对箭靶的那一刻，我心里仍然觉得，等待着我的一定是一场奇耻大辱，因为尽管我的射术非常出名，但我的箭一定会偏离靶心，而且偏出去很远。然而，当我用颤抖的双手把弓拉开，我眼角的余光凑巧看见站在旁边的老教授塔尔塔科夫，他被自己的拐杖绊了一下，结果一个踉跄跌倒在了一堆动物粪便里。啊，看到那一幕我心里顿时快活极了，于是手指一松，箭自己飞了出去——”

“你的箭从空中飞过，然后正中靶心。”

“嗯，是的。一点没错。正中靶心。所以，可能我以前给你讲过这个故事，可你知道吗？从那天开始，每当我为自己的目标感到焦虑时，我就会想起塔尔塔科夫教授跌倒在粪堆里的那副惨样，这么一想，我每次的目标准保都能够实现。”

说完，伯爵总结似的把手在空中使劲挥了一挥。

索菲亚笑了，但她脸上流露出了困惑，似乎不太明白为什么这位有名的弓箭手偏要挑这个时候给她讲这个故事。于是，伯爵又进一步阐述了起来：

“生活中，这对我们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我们必定会面对一些让自己心生畏惧的时刻，无论是要冒着风险，踏上参议院的议员席，还是走向田径比赛的赛场，还是……登上音乐厅的舞台。”

索菲亚盯着伯爵看了片刻，然后欢快地大笑了起来。

“音乐厅的舞台。”

“是的，”伯爵说，她的笑似乎把他激怒了，“音乐厅的舞台。”

“有人把我和瓦维洛夫团长说的话告诉你了。”

伯爵将面前的刀叉重新摆放了一下。它们不知怎的变得不整齐了。

“我也许是听谁说了些什么事。”他不置可否地答道。

“爸爸。我并不是因为害怕在观众面前演出。”

“你确定吗？”

“确定。”

“可你从来没在像巴黎歌剧院那么大的音乐厅里表演过。”

“这我知道。”

“而且，众所周知，法国观众是最苛刻的……”

索菲亚又大笑了起来。

“啊，如果你是想劝我别太紧张的话，那你的任务完成得可不怎么样。但老实说，爸爸，我的决定与演出前的焦虑没有丝毫关系。”

“那还能是为什么呢？”

“我就是不想去。”

“你怎么会不想去呢？”

索菲亚低头瞅着桌面，也开始摆弄起自己的刀叉来。

“我喜欢这里，”她终于说道，她冲着屋内，再顺着整个酒店比画着，“我喜欢和你一起待在这里。”

伯爵端详着他的女儿。长长的黑发，姣好的皮肤，深蓝色的双眼，她看上去有着一份远远超出她年龄的沉静。也许这正是问题所在。如果说沉静是成熟的标志，那冲动则是青春的标志才对。

“我想再给你讲一个故事，”他说，“这个故事我敢肯定你没听过。它就发生在这家酒店，不过那是在三十年前一个大雪纷飞的夜晚，和今晚一样……”

伯爵开始给索菲亚讲起了一九二二年他和她的母亲在广场餐厅庆祝圣诞节的经过。他讲到了尼娜拿冰激凌当饭前的开胃菜，讲到了她对旁听学术争论的厌恶；还有，她坚持认为，一个人想要开拓自己的眼界，就要敢于到超出自己眼界的地方去冒险。

说到这儿，伯爵的声音变得忧郁起来。

“我恐怕已经对你造成了很大的伤害，索菲亚。从你还是个孩子起，我就把你带进了这种被酒店高墙围困的生活。我们这些人都是这样，玛丽娜、安德烈、埃米尔，还有我。我们都努力让酒店看上去和外面的世界一样广阔、一样美妙，这样你就会花更多时间和我们待在一起。但你母亲的话绝对正确。假如一个人只在金色的音乐厅里听《天方夜谭》的组曲，或是缩在自己的小书斋中翻来覆去地读《奥德修纪》，那么他无论如何也无法实现自己的抱负。他必须敢于涉足广大而未知的空间，就像马可·波罗去中国，以及哥伦布到美洲一样。”

索菲亚点了点头。

伯爵继续说道：

“我有无数理由为你感到骄傲。那天晚上音乐学院的比赛当然是最令我感到骄傲的事之一。但最让我感到骄傲的并不是你和安娜带着喜讯回家的那一刻。而是在那之前，在那天晚上我看着你走出酒店大门，往音乐大厅走去的时候。因为在生活中，真正重要的并不是我们能否获得一轮又一轮的喝彩声，而是在面对这种荣誉的不确定性时，我们是否仍然敢于鼓起勇气前进。”

“如果我去巴黎演奏的话，”索菲亚过了片刻才说，“我真希望你也能坐在听众席里听我弹。”

伯爵笑了。

“我向你保证，亲爱的，你就是去月球上弹，我也能听见你弹的每一个音符。”

勇士阿喀琉斯

“你好，阿尔卡季。”

“您好，罗斯托夫伯爵。我能为您效劳吗？”

“如果不麻烦的话，能不能借你的文具一用？”

“当然可以。”

伯爵站在前台，他在印有酒店名字的便笺上写了张便条——上面只有一句话；然后用得体的斜体字写好信封。见服务员领班正在一旁忙别的事，他便若无其事地快速穿过大堂，将便条悄悄搁在服务台的桌子上。接着，他便朝楼下每周都要造访一次的理发店走去。

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在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店里表演他魔术般的手艺已有多年。在此期间，曾经有许多人企图取而代之。最近一次是一位叫鲍里斯什么什么奥维奇的家伙。虽然给人把头发剪短他还有两下子，可他不像雅罗斯拉夫，后者不仅是位艺术家，还极其健谈。事实上，鲍里斯干活的时候一言不发，效率极高，简直让人怀疑他是台机器。

“修？”他冲伯爵问道，显然不愿在主语、动词或者其他不必要的语言成分上浪费一点时间。

鉴于伯爵的头发已越来越稀，再加上理发师这极其高效的架势，修一下估计也就十分钟。

“对，修，”伯爵说，“再顺便刮刮脸吧……”

理发师皱了皱眉。毫无疑问，他身体里的那个人在提醒他，几小时之前伯爵应该刚刚刮过一次胡子；可他身体里的那台机器被调得那么精准，伯爵的话刚出口，那“机器”就已经将手里的剪刀放下，去拿抹剃须膏的刷子了。

鲍里斯在刷子上打足了肥皂泡，开始在伯爵脸上长胡子的地方涂了起来。他又把剃刀在磨刀皮带上磨了磨，然后往座椅这边倾下身，稳稳当当地在伯爵面颊的右上方一下一下刮起来。刮完这边，他把刀刃在毛巾上揩拭干净，然后又朝伯爵面颊的左上方弯下身，用同样敏捷的动作迅速刮完了。

照此速度，伯爵心里十分焦急，只要一分半钟他就把所有的活儿干完了。

理发师用弯曲的指关节抬起伯爵的下巴。伯爵能清楚地感觉到金属刀刃触到了他的喉咙。就在这时，一名新来的酒店服务员出现在了门口。

“对不起，先生。”

“有事吗？”理发师问道，他的刀紧挨着伯爵的颈部停了下来。

“这里有张给你的字条。”

“搁在凳子上。”

“可这是急事。”年轻人焦虑地说。

“急事？”

“是的，先生。字条是经理写给你的。”

理发师回过头，终于看了服务员一眼。

“经理？”

“是的，先生。”

理发师长长地呼了一口气。他把剃刀从伯爵的喉咙旁拿开，伸手接过信，然后，在服务员的身影消失在走廊里的同时，他用剃刀的刀刃把信封割开了。

理发师展开字条，瞪着它足足看了一分钟。在那六十秒钟的时间里，他一定把字条的内容看了不下十遍，毕竟上面只有四个字：速来见我！

理发师又长长地呼出了一口气，然后盯着墙壁愣了片刻。

“我实在想不出来，”他自言自语道，然后又想了一分钟，才转过身来对伯爵说，“我有事得出去一趟。”

“当然，您请自便。我不急。”

为了强调他的意思，伯爵把头往后一仰，双眼一闭，似乎打起盹来。可等理发师的脚步声在走廊里渐渐远去后，伯爵立刻像猫一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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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的时候，伯爵从不曾因为时间的流逝而有所触动，他甚至为此感到自豪。二十世纪初期，他的一些朋友开始玩起了一种新潮的紧迫感，这种紧迫感甚至延伸到了他们最为细微的行为上。无论是吃早餐，步行至办公室，还是把帽子挂在钩子上，他们都要给自己规定时间，精确得就像在准备一场军事行动。电话铃刚响一下他们就会抓起听筒来应答，看报纸只扫一眼头条新闻，与人交谈从来都是开门见山，而不会聊任何不相关的事。总而言之，他们的一天都是在努力节省每分每秒之中度过。愿主保佑他们。

伯爵却自觉选择了一种从从容容的生活方式。他不仅不愿为了赶别人制定的时间表而奔波忙碌（他甚至看不起那些戴表的人），还安慰朋友道，某件世间的俗事不必着急处理，他们大可先去吃一顿悠闲的午餐，或者沿着河边的堤岸散散步。每当此时，他便最为得意。毕竟，难道酒不是放得越久味道越醇，家具不是年代越久远越能生出漂亮的光泽来吗？总之，现代人视为紧急的那些事（比如与银行家见面谈生意和赶火车），真的可以往后排，而那些被人们视为无聊的事（比如喝茶和聊天）倒应该多多予以关注。

喝茶聊天！现代人绝对会反对。如果一个人把时间都花在如此无聊的追求上，他还怎么可能有时间去做成年人必须做的那些事呢？

幸运的是，早在公元前五世纪时，古希腊哲学家芝诺就已经为这个问题提供了答案。阿喀琉斯，这位行动敏捷且训练有素之人，其动作快到了需要用十分之一秒的时间单位去衡量，因此，他应该能很快跑完二十码的距离。可是，要前进一码，他必须先前进十八英寸；而要前进十八英寸，他必须先进到九英寸；要想进到九英寸，他先得进到四英寸半，如此类推下去。所以，在跑完二十码之前，阿喀琉斯必须穿越的长度是无限的。但按照定义，穿越无限的长度需要花费无限的时间。结果就是（正如伯爵本想指出的那样），对那个在十二点有约的人来说，此刻与十二点之间存在着无数个时间间隙，而这些间隙恰好可以用于获得精神上的满足。

证讫(3)。

可自从十二月下旬的那天晚上，索菲亚把音乐学院乐团巡演的消息带回家起，伯爵对时间流逝的感觉就完全变了样。还没庆祝完这个好消息，他就已经计算出，距离她出发的日子只剩下不到六个月了。更准确地说，是一百七十八天，或者，那只双响座钟再响三百五十六次之后。而在这段短短的时间里，还有那么多事情得办。

鉴于伯爵自幼便养成了不急不躁的生活习惯，你也许会以为，他现在满脑子都是时钟在走的嘀嗒声，就像夜里有蚊子在耳边嗡嗡乱飞一样。或者，他会像奥勃洛摩夫一样在床上辗转反侧，对着屋里的那面空墙陷入一种萎靡不振的状态。可事实正好相反。在接下来的那些日子里，他的脚步因为这一消息变得更加轻快，他的感觉也更加清晰，头脑也更敏锐了。因为，就像亨弗莱·鲍嘉被人激怒时一样，时钟走动的嘀嗒声更能显示出伯爵是个意志极其坚定的人。

在十二月的最后一周，瓦西里拿着伯爵从大公的办公桌里取出的一枚叶卡捷琳娜金币，到中央通用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兑换成了可在该店使用的购物积分。而礼宾服务员用这些积分购买了一只棕褐色的手提箱和其他旅行用品，如毛巾、肥皂、牙膏和牙刷。这些都用喜庆的包装纸包好，并在圣诞前夕（午夜十二点）作为礼物送给了索菲亚。

按照瓦维洛夫团长的计划，索菲亚演奏的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将是本次演出的倒数第二个节目，在那之后，还会有一位小提琴神童演奏德沃夏克的协奏曲，而他们两人的节目都会由整个乐团配合演奏。索菲亚一定能拿下拉赫玛尼诺夫第二钢琴协奏曲。伯爵对此毫不怀疑。可就是霍洛维茨，也有个塔尔洛夫斯基老师啊。所以在一月初，伯爵便聘请了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来帮助她排练。

一月下旬，伯爵把为音乐会设计新演出服的重任委托给了玛丽娜。在设计讨论会（与会者包括玛丽娜、安娜和索菲亚，出于某种令人不解的原因，伯爵被排除在了会议之外）开过之后，瓦西里被派往中央通用百货公司，买回了一匹蓝色的塔夫绸。

这些年来，伯爵在索菲亚的法语入门会话上没少下功夫。可尽管如此，从二月开始，为了让她更多地温习法语会话，父女二人在开胃菜还未端上餐桌的时间里，已经不再玩他们的“zut”游戏了。

“Pardonnez-moi，Monsieur，avez-vous l’heure，s’il vous plaît？”

“Oui，Mademoiselle，il est dix heures.”

“Merci. Et pourriez-vous me dire où se trouvent les Champs-Élysées？”

“Oui，continuez tout droit dans cette direction.”

“Merci beaucoup.”

“Je vous en prie.”(4)

三月初，伯爵到大都会酒店的地下室去了一趟，那地方他已很多年没去过了。他经过锅炉和配电室，径直朝酒店存放宾客弃物的小角落走去。他在摆放书籍的架子跟前跪下身来，在那些书的书脊上扫视了一遍，尤其留意那些红色书皮上面用烫金字体写着“贝德克尔旅行指南”几个字的书。地下室里的旅游指南大多是关于俄罗斯的，这是自然。但也有一些是其他国家的，想必有些客人一路经过了许多个国家，然后把所有旅行指南最后都扔在了这里。所以，伯爵在几本被人扔掉的小说中间找到了一本零散的意大利旅行指南，还有一本芬兰的，一本英国的，最后，还有两份巴黎市区的。

然后，就到了三月二十一日这天。伯爵在印有酒店名字的便笺上写下了那张只有一句话的字条，把它悄悄地塞进了领班桌子上的铃铛里，然后便赶到理发店赴他每周一次的约，同时焦急地等着有人把那张字条送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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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把头伸到走廊里看了看，见鲍里斯已经上了楼梯，他才把理发店的门关上了。他的注意力现在全都集中到了雅罗斯拉夫那只颇负盛名的玻璃柜子上。柜子最前面摆着两排白色的大瓶子，瓶子上印着“锤子和镰刀洗发水公司”的徽章。在这排为全世界的清洁做着斗争的“战士”身后，在那个几乎被人遗忘的地方，有一系列过去那种彩色的瓶子。伯爵把洗发水的瓶子从柜子里拿出来，查看起摆在后面的护肤液、肥皂和润肤油，却没找到他需要的东西。

这儿一定会有的，他想。

为了看清每只瓶子后面都藏了些什么，伯爵开始像下象棋一样把瓶子移来移去。就在那儿。在两瓶法国古龙香水后面的小角落里，有两只黑色的小瓶子，瓶身已经落满了灰尘。这正是雅罗斯拉夫·雅罗斯拉夫尔曾经眨着眼睛暧昧地向他提起过的“长生不老泉”。

伯爵把那只瓶子放进自己的口袋，再将其他的瓶子重新放进柜子里摆好，然后关上了柜门。他急忙回到理发店的座椅里坐好，抚平身上的罩衫，然后把头往后一仰。就算他闭上眼睛，他脑子里还是会浮现出鲍里斯用剃刀把信封割开的那一幕。想到这儿，伯爵不由得从椅子里蹦了起来，他从柜台上抓过一把多余的剃刀，塞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又坐回到椅子里。与此同时，理发师刚好从门外走进来，嘴里兀自在埋怨，说不知是哪个笨蛋闹的误会，浪费了他这么长时间。

回到自己的房间后，伯爵先把那只黑色的小瓶子藏到抽屉最里面，然后拿出《巴黎旅行指南》在办公桌前坐了下来。他查了查内容表，翻到第五页，从这一页起是对巴黎第八区的介绍。果不其然，在介绍凯旋门和巴黎大皇宫之前，在介绍马德莲蛋糕和马克西姆餐厅的那一页中间，夹着一张折叠起来的该地区的详细地图。伯爵从口袋里把鲍里斯的那把剃刀掏出来，然后用刀把地图整整齐齐地裁了下来；接着，他又用红色的笔在地图上标出了从乔治五世大街经皮埃尔·夏朗大街再到香榭丽舍大道的锯齿状路线。

标完地图，伯爵来到书房，从书架上把父亲那本《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取了下来。自从索菲亚把它从写字台底下解放出来，这本书就一直舒舒服服地躺在这里。伯爵把书拿到大公的办公桌上，开始翻动书页，他在这儿停停，在那儿停停，为的是把父亲画了线的段落再读上一遍。当他读到《论儿童的教育》那一部分时，双响座钟响了起来：到中午了。

再响一百七十三次她就要走了，伯爵心想。

他叹了口气，摇了摇头，又在胸前画了两个十字，然后开始用鲍里斯的剃刀把书中的段落从那本两百页厚的名著里裁了下来。

再见(5)

五月初的一个晚上，伯爵正坐在盆栽棕榈树中间的一把高背椅里。他把目光从手中的报纸上抬起来，偷偷朝刚从电梯里出来的一对年轻的意大利夫妇望去。她是位身材高挑、肤色黝黑的美人，穿着一条深色的长裙，而他个头矮小，穿着宽松的长裤和夹克。伯爵不知道这对夫妇为何来到了莫斯科，但他们每天晚上七点都会准时从酒店离开，想必是外出体验莫斯科的夜生活。比方说，他们于六点五十五分走出电梯之后，会径直走到礼宾服务台，瓦西里已为他们准备好了两张《鲍里斯·戈东诺夫》的门票，还为他们订好了夜宵。然后，这对夫妇会来到前台寄存他们的钥匙，而阿尔卡季会把他们的钥匙收在第四排的第二十八个插孔里。

伯爵把报纸往桌上一搁，站起身来。他佯装打了个哈欠，伸了伸腿脚，便朝旋转门走过去，装作出去看看天气的样子。在门外的台阶上，罗季翁正同那对年轻夫妇互致问候，他为他们叫来了一辆出租车，并替他们把车的后门拉开。见他们的车开走了，伯爵马上转过身来，穿过大堂，直接上了楼梯。他一个台阶一个台阶地稳步朝楼上走去（自从一九五二年以来，他一直都是这个习惯），不一会儿便到了四楼。他穿过走廊，在428号房门前停了下来。他松开两只手指，把它们插入他西装背心的内口袋，从里头掏出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然后，他往左右看了看，便开门进了屋。

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也就是安娜打算重新开始她的电影演艺生涯的时候）开始，伯爵就再没来过428号房间。此刻他可没闲心来检查这间小客厅里的装潢变化。相反，他直奔卧室而去。他把左边的衣柜门打开，看到装满了一柜子的衣裙都是那位肤色黝黑的美人今晚穿的那种样式：齐膝、短袖、单色。这种样式毕竟非常适合她。把她这边的柜门关上，伯爵又打开了她男伴的衣柜门。衣架上挂的全是宽松的裤子和夹克，钩子上还挂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檐软帽。他挑了一条棕褐色的裤子，便把柜门关上了。在带穿衣镜的衣柜的第二个抽屉里，他发现了一件白色牛津衬衣。他从口袋里掏出事先准备好的折叠起来的枕头套，把挑出来的衣物全都塞了进去。他回到客厅，先把门稍稍打开一条缝，确定走廊里没人后，才从门里溜了出去。

直到听见门锁吧嗒一声合上，伯爵才猛地想起，他应该把那顶帽子一并拿上。正当他准备伸手到马甲口袋里去掏钥匙时，他非常清楚地听见了轮子滚动的嘎吱声。伯爵猛地往前跨了三大步，往塔楼里一躲。与此同时，酒店的客房服务生奥列格正推着一辆小推车拐进了走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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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晚十一点，伯爵在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白兰地，一边审阅他的备物清单。金币，旅游指南，“长生不老泉”，休闲长裤和衬衫，从玛丽娜那儿弄来的耐用针线，这些全有了。虽然还有几样尚未到手，但他最没把握的只有一件：在走之前跟其他人打声招呼。从一开始伯爵就知道，在整个计划中，这会是最难办的部分。他毕竟不能随便发一份电报了事。可它又不是非做不可的。如果实在没别的办法，伯爵也做好了不打招呼的准备。

伯爵把杯中的酒一仰而尽，正准备上楼，可还没等他从凳子上站起身，奥德留斯已经捧着一个瓶子来到他跟前。

“再来一杯？算店里的。”

自打过了六十岁，晚上十一点以后伯爵便不再喝酒了。因为他知道，深夜喝下去的酒，会像个消停不下来的孩子一样，凌晨三四点就把你弄醒。但拒绝调酒师的一番好意又未免有些失礼，尤其在他已经把酒瓶都开好了时。所以，伯爵面带感激地接过那杯混合酒，坦然地坐了下来。他把注意力转移到吧台另一头高声谈笑着的一伙美国人身上。

和上次一样，今天把大伙儿逗得大笑不已的还是那位来自新泽西州蒙特克莱市的倒霉推销员。初来乍到的他恨不得和这里每一个有身份的人通上电话，但到了四月，美国人开始转而寻求同政府高级官员面谈的机会。迄今为止，他已亲自分别与主管食品、金融、劳动、教育甚至外交事务的人民委员会的官员会晤过。他原以为，向克里姆林宫卖出一台自动售货机应该与卖出一张乔治·华盛顿画像的概率差不多，可接下来出现的一系列转机令他大为吃惊。具体点说吧，韦伯斯特原本吃足了官员们的闭门羹，直到后来才开窍。他为了更好地展示那些机器的性能，让父亲给他寄来了五十箱美国香烟和巧克力。这样一来，此前无缘与任何高级官员会晤的推销员突然受到了一百多家政府办事部门的热烈欢迎，然后这些机构把他的产品抢购一空了。

“今天这家我还以为是真的上钩了呢。”他说。

美国人讲起了他今天功亏一篑的经历。看着他，伯爵不禁想起了理查德：他和韦伯斯特一样充满好奇，一样爱交际，一样爱拿自己寻开心把大家逗乐。

伯爵把酒杯放在了吧台上。

这么干能行吗？他心想。

伯爵还没来得及回答自己的问题，矮胖的美国人正在冲大堂里的什么人挥手。而朝他挥手回应的居然是一位知名的大学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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午夜过后不久，美国人到吧台前结完账，然后在那帮朋友的肩膀上拍了拍，便沿着楼梯上楼，边走还边用口哨吹着《国际歌》。来到四楼走廊，他拿出钥匙在门上摸索着。直到房门在他身后完全关上，他的身体才稍稍直起来，他的神情也才稍稍清醒了一些。

就在这时，伯爵把灯拧亮了。

看到自己屋里的椅子上坐着个陌生人，美国人大吃一惊，然而他并没有被吓得往后退，也没有立刻大喊大叫。

“不好意思，”他笑着说，“我一定是走错房间了。”

“不，”伯爵说，“这就是你的房间。”

“嗯，如果这个房间是我的，那就是你进错房间了。”

“也许吧，”伯爵说，“可我不这么认为。”

美国人往前走近了一小步，仔细打量着面前的这位不速之客。

“你不是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那位侍者吗？”

“是的，”伯爵说，“我就是那个侍者。”

美国人慢慢地点了点头。

“原来是这样。您贵姓？”

“罗斯托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

“哦，罗斯托夫先生，我本该请你喝一杯的，但时间很晚了，而且明天一早我还约了人见面。还有别的什么事我能帮您的吗？”

“是的，韦伯斯特先生，我想是有一件。你看，我这儿有封信要送给我在巴黎的一位朋友。而这位朋友我猜您也许认识。”

尽管时间已经很晚，伯爵的猜想也颇为唐突，但矮胖子韦伯斯特还是给伯爵倒了一杯威士忌。

如果说，十一点以后的伯爵只会尽量避免饮酒，那过了午夜的他则是坚决不喝的。事实上，在这件事上他甚至经常援引他父亲的话来告诫索菲亚：“那么做的结果不外有三：鲁莽愚蠢的举动，极不慎重的私通和一屁股赌债。”

偷偷溜进美国人的房间并成功托他帮自己递信之后，伯爵的脑海里闪过一个念头：换作亨弗莱·鲍嘉，别人请他喝酒，他是一定不会拒绝的。所有的证据都表明，鲍嘉其实更喜欢在午夜，乐队已经停止演奏，酒吧里空无一人，嗜饮之徒都已在夜色中蹒跚离去的时候喝酒。因为这时候，酒吧的门已经关上，灯光被调得很暗，桌上摆着一瓶威士忌；这种时候，那些意志坚定的人才能不受笑声和儿女私情的干扰，真正谈些事情。

“好的，谢谢你，”伯爵对韦伯斯特先生说，“来杯威士忌正好提提神。”

事实证明，伯爵的直觉完全正确，因为那杯威士忌的确提神。第二杯同样。

那天晚上，当他终于跟韦伯斯特先生道过晚安往家走去的时候（他的口袋里一边塞了一包给安娜的美国香烟，另一边是给索菲亚的巧克力），伯爵的精神已经非常亢奋了。

四楼的走廊空无一人，安静极了。在紧闭着的屋门里面，那些务实且老套，谨小慎微且贪图安逸的人早已入睡。他们身上裹着被子，在酣睡中梦见自己在享用丰盛的早餐，从而把深夜的走廊留了出来，供萨姆·史培特、菲力普·马洛(6)和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这种人任意出没。

“是的，”伯爵一边往走廊那头走一边说，“我就是那名侍者。”

这时，凭着他那份老练与机警，他的注意力忽然被眼角看到的某样东西吸引了过去。原来是428号套间的房门。

歌剧《鲍里斯·戈东诺夫》有三个半小时。看完演出后如果去吃夜宵的话还得花上一个半小时。所以无论如何，那对意大利夫妇半小时之内是回不了酒店的。伯爵上前敲了敲门，又等了片刻。然后又敲了几下，确定屋里没人。他这才从马甲内兜里掏出钥匙，打开门锁，然后意识清醒地迅速跨过门，大摇大摆地走了进去。

往屋里瞥了一眼，他便知道酒店值夜班的服务员已经整理过房间了，因为所有物品都摆在了规定的位置上：椅子，杂志，包括装水的玻璃瓶和玻璃杯。来到卧室，他发现连床角处的床单也都按四十五度角的样式叠好了。

他打开右边的衣柜门，正准备把那顶无檐软帽从钩子上取下来，却发现里面还有一样他先前没注意到的东西。在衣服上方的架子上，搁着一个用纸裹着的小包，包外面还用麻绳捆着，整个包的大小与小号的塑像差不多。

伯爵将帽子往头上一戴，伸手把包裹从架子上取下来放在床上。他解开绳子，小心翼翼地把纸剥开，发现里面包着一套俄罗斯套娃。套娃上的绘画简洁而传统。在莫斯科，有上百家店铺在卖这个。俄罗斯套娃是来俄旅行的父母能给留在家里的孩子带回去的最新奇、最古怪的玩具。

而且，这玩具里面还很能藏东西……

伯爵坐在床上，他把最大的那只套娃打开。然后，又把第二大的套娃打开。接着，又打开了第三大的。正准备打开第四只时，他忽然听到钥匙插进锁孔的声音。

这一下，意志坚定之人顿时成了不知所措之人。当屋门一开，两位意大利人迈步进屋的声音传来时，伯爵已经反应了过来。他把打开了一半的套娃用纸一把卷起来，然后钻进衣柜，并轻轻关上了柜门。

柜子里挂衣服的横杠上方的架子一定还不足六英尺高。毕竟，为了把整个身体都缩进衣柜里，伯爵不得不像做忏悔的人一样把头向下弯着。（明白什么意思吗？）

没过一会儿，那对夫妇便脱了大衣，进了卧室。伯爵暗想，如果他们俩同时到卫生间去洗漱，他就应该有机会逃出去。可428号套房里只有一个很小的卫生间，因此，这对夫妇没法同时挤在里面，而是得一个一个来。

伯爵仔细地听着。他能听见两个人各自刷牙的声音，以及开抽屉和穿睡衣的声音。接着听见的是床单被掀开的声音。再然后是安静的对话，以及拿过书然后翻动书页的声音。过了约十五分钟，也可以说是过了一万年之久，床上的两个人亲昵地说了几句，接着是温柔的亲吻声，灯随即灭了。感谢上帝，这对美貌英俊的年轻夫妇选择了马上安歇，而不是先亲热一番。

伯爵心想，他们得要多久才能睡着呢？他一边小心翼翼地让自己的身体保持不动，一边听着他们的呼吸声。他听到了咳嗽，吸气，还有叹息的声音。接着，像是有人翻了个身。酸痛欲裂的感觉开始袭上他的脖颈，而且，他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很快也得上卫生间了。要不是有这两个痛苦的感觉，他真担心自己会不知不觉地睡过去。

这不，现在你知道了，伯爵想道，午夜以后不能再喝酒，原因嘛，今天又多出来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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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什么声音？亲爱的，醒醒！”

“怎么啦？”

“屋里有人！”

［扑通一声响］

“谁？”

“对不起。”

“克劳迪奥！把灯打开！”

［咣的一声］

“对不起！”

［哗啦一声］

“再见！”(7)

成年

“你们准备好了吗？”玛丽娜问道。

并肩坐在女演员套间的沙发上的伯爵和安娜给出了肯定的答复。

玛丽娜像举行典礼一般隆重地打开了卧室门。索菲亚从里面走了出来。

女裁缝为音乐会制作的是一身长袖晚礼裙，带点喇叭裙的款式：腰部上方稍稍收紧，膝盖以下再敞开。料子是蓝色的，它一方面令人联想到大海的深邃，另一方面很好地衬托出了索菲亚洁白如玉的皮肤和乌黑的头发。

安娜不由得发出一声惊呼。

玛丽娜则乐得眉开眼笑。

伯爵呢？

虽然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并不是科学家，也不是什么圣人，但年已六十四岁的他清楚地知道，生活从来都不是跳跃着向前推进，而是逐渐展现的。在某个特殊的时刻，这些成千上万的细微变化才开始显露山水。我们的能力会此消彼长，我们的经验会越攒越多，我们的观点和认识也会不断改变（即使不是极其缓慢地，至少也是逐渐改变的）。这样的话，日常生活中的琐碎小事很可能会潜移默化地改变我们的本性，就像一小撮胡椒粉就能让一整锅菜完全变味。可是，当安娜的卧室门一开，索菲亚穿着她那身晚礼服走出来时，伯爵觉得，她在跨出那一步的瞬间，同时跨越了进入成年的界线。线的这边是一个五岁、十岁或者二十岁的女孩，她文静羞赧，她有惊人的想象力，她依赖他，并从他这里寻求友谊和忠告；而线的另外一边却是一位年轻的女人，她有自己的判断和见识，美丽而且有风度，她无须依赖任何人，她只依靠她自己。

“好啦，你觉得怎么样？”索菲亚害羞地问道。

“我都不知道该说什么好。”伯爵说。

“你看上去太美了。”安娜说。

“可不就是吗？”玛丽娜说。

在几个人的赞叹声和安娜的掌声中，索菲亚欢快地踮起脚，不由自主地转了一圈。

也正是这个时候，伯爵才发现，这件晚礼裙是露背的。他简直不敢相信。塔夫绸（他们不是买了整整一匹吗？）从她的肩膀开始以抛物线的形状下垂，一直垂至索菲亚脊椎底部。

伯爵把身体向安娜转了过来。

“我想这是你出的主意吧！”

正在鼓掌的女演员停下了双手。

“什么是我的主意？”

他把手朝索菲亚的方向一挥。

“这件根本不是衣服的裙子。不用问，这主意一定是你从那些所谓‘舒适’的杂志里学来的吧。”

没等安娜回答，玛丽娜已经重重地跺了跺脚。

“这主意是我的！”

女裁缝说话的口吻让伯爵非常吃惊。他有些惶恐地看着她，而她则一只眼睛愤怒地向上翻着白眼，另一只则像炮弹一样向他射了过来。

“这裙子是我自己设计的，”她说，“也是我亲手制作送给我的索菲亚的。”

伯爵这才意识到，他刚才可能无意中冒犯了一位艺术家。于是，他换上了一副温和一些的口吻。

“这绝对是一件漂亮的晚礼裙。这毫无疑问。玛丽娜。漂亮的晚礼服。我以前也见过不少，可这是我见过的里面最漂亮的一件。”说到这儿，伯爵尴尬地笑了笑，他想先借此缓和一下紧张的气氛，然后才用一种老朋友聊家常的口吻继续说道，“经过这几个月的精心准备，索菲亚就要去巴黎歌剧院演奏拉赫玛尼诺夫的作品了。可倘若到时候观众不专心听她演奏，而是一个个紧盯着她的后背看，那不是太可惜了吗？”

“也许我们该拿块麻袋布给她披上，”女裁缝说，“这样观众们保准不会分心。”

“我怎么可能让她披麻袋布呢？”伯爵抗议道，“在保证漂亮的前提下，可以适当中庸一点嘛。”

玛丽娜又跺了跺脚。

“够了！我们对你的这种担心一点都不感兴趣。亚历山大·伊里奇，总不能因为你亲眼看见过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就非得让索菲亚穿着那个年代的衬裙和腰垫去演出吧。”

伯爵正想开口反驳，安娜过来调停了。

“也许我们该听听索菲亚自己是怎么想的。”

他们都朝索菲亚看了过去。而她根本没在留心他们的辩论，而是在欣赏镜子中的自己。她转过身来，捉住了玛丽娜的双手。

“我觉得它漂亮极了。”

玛丽娜得意地朝伯爵看了看。然后，她又转过身去对着索菲亚，歪着头把自己创作的这份艺术品又仔仔细细地打量了一遍。

“怎么啦？”安娜一边坐到女裁缝身边一边问道。

“好像还缺点什么……”

“是披肩吗？”伯爵问。

三个女人都没搭理他。

“我知道了。”过了片刻，安娜终于说道。她走进自己的卧室，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条项链，项链上挂着一颗蓝宝石的饰坠。她把它递给玛丽娜，后者接过去，帮索菲亚戴在了脖子上。然后，两位上了年纪的妇人都后退了一步。

“这下妥了。”他们异口同声地说道。

“真的吗？”试完衣服，安娜和伯爵一起走在走廊上，她问他。

“什么是不是真的？”

“你真的亲眼见过一八一二年的彗星？”

伯爵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我是很讲礼貌，可那并不意味着我笨。”

安娜笑了。

“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从鼻孔里‘哼’了一声？”

“也许吧。可我毕竟还是她父亲。你想让我怎么做？抛弃我当父亲的责任？”

“抛弃！”安娜笑着答道，“当然不是，我的阁下。”

这时，两人已走到走廊的某个位置，从这里已经看不见通往员工楼梯的门了。伯爵转过身来对着安娜，装出一副很有礼貌的样子。

“博亚尔斯基餐厅的每日例会要开始了。所以，恐怕我得跟您说‘再会’了。”说完，伯爵微微一颔首，消失在门后面。

他沿着楼梯往下走，感觉浑身轻松了许多。塔楼里精确的几何结构和无处不在的寂静让这里像极了教堂或者阅览室——那些让人得以独处和休憩的地方。只不过，门突然又被人推开了，有人走到了楼梯口。是安娜。

眼前的这一幕让伯爵难以置信。他只好沿着楼梯又走了上去。

“你这是在干吗？”他低声问道。

“我也要去大堂，”她答道，“我想我正好可以陪你一起下去。”

“你不能和我一起去。这是酒店员工专用的楼梯！”

“可我是酒店的顾客。”

“我就是这个意思啊。员工楼梯是给员工用的。走廊正中间那个漂亮的楼梯才是为你这样漂亮的顾客准备的。”

安娜微笑着朝伯爵走近了一步。

“什么事让你这么不高兴了？”

“没什么事。我没有不高兴。”

“我觉得这也可以理解，”她继续带着些哲思说道，“当一位做父亲的突然发现，自己的女儿已经出落成一位年轻漂亮的女人，他心里肯定会有些发慌，会有些手足无措的。”

“我心里没发慌呀，”伯爵往后退了一步，说道，“我只有一个意思，就是礼服的后背没必要裁得那么低。”

“可你不得不承认，她的后背很可爱啊。”

“那也许没错。可也没必要把她身上的每一根椎骨都亮给全世界的人看吧。”

安娜又向前走近了一步。

“你不就很喜欢我的椎骨吗……”

“那完全是两码事。”伯爵试图再往后退，可他的背已经抵到墙了。

“我让你见识见识一八一二年的彗星。”安娜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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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开始吧？”

如此开门见山的不是旁人，正是那位一天到晚，无论是在吃、喝还是在睡上，都带着“偏见”的人。

埃米尔在嗓子里嘀咕了一声，把菜单顺着桌面推了过去。

伯爵和安德烈也都把椅子挪了一挪。

“主教”参加博亚尔斯基的每日例会是从一九五三年夏天开始的。而到了一九五四年四月，他已成功地将开会地点从埃米尔的办公室改到了他自己的办公室，理由是厨房里活动太多，容易让人分心。为了接待“三巨头”的全部成员，酒店经理在他的办公桌前面并排摆下了三张法式座椅。这些椅子如此娇小匀称，你不得不猜想它们是不是为路易十四宫里的侍女设计的。也就是说，一个成年男人几乎不可能舒舒服服地坐在上面，尤其是当三把椅子被摆成了一排，隔得非常近时。这样一来形成的场面变成了博亚尔斯基餐厅的主厨、主管和领班像三个小学生一样，被校长叫到跟前挨训。

“主教”把菜单接过来，放在桌子边上展开，然后一边用他的铅笔尖逐行指过去，一边像银行家核对学徒做的账目一样，将菜单上的菜从头至尾检查了一遍。

而在此期间，三位小学生自然就有工夫往左右打量一番。如果办公室墙上装饰的是世界地图或者元素周期表，那他们就能充分地利用这段时间了。他们可以把自己想象成横渡大西洋的哥伦布，或者古埃及亚历山大城里的炼金术士。然而眼前的墙上只挂着斯大林、列宁和马克思的画像，三个人别无良策，只好心不在焉地在那儿干坐着。

“主教”在埃米尔的菜单上修改完毕，把它递还给埃米尔，然后，他吸了吸鼻子，转过身来对着安德烈。后者郑重其事地将记录餐厅订位的簿子递了过去。和往常一样，主教把簿子翻到最前面，然后从头开始一页一页地看，一直看到五月的最后一个晚上。而“三巨头”则在一旁沉默而愤怒地看着他。

“让我们来看看。”他说。

“银行家”的铅笔尖又开始逐条、逐行、逐列地移动起来。最后，“主教”把今晚的座次安排递给了安德烈，才放下铅笔。

“三巨头”感觉会议快结束了，便都把身体移到了椅子边上。可没想到“主教”并没有把簿子合上，而是接着往后翻，开始查阅起接下来数周的预订情况来。翻了没几页，他又停了下来。

“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联席晚宴准备得怎么样啦？”

安德烈清了清嗓子。

“一切顺利。根据政府方面的要求，晚宴将不在红厅，而是在417号套房举行。阿尔卡季已经把房间留出来了；埃米尔刚刚也最后敲定了当晚的菜单；亚历山大将负责当晚的餐饮服务，他一直在与克里姆林宫的联络人普罗普同志密切配合，以确保晚宴顺利进行。”

“主教”把目光从簿子上抬了起来。

“鉴于该活动的重要性，难道你不应该亲自负责吗，杜拉斯主管？”

“那天晚上，我原本打算像往常一样负责整个餐厅的工作。但如果您更希望我亲自到场负责这场晚宴，我当然可以照办。”

“很好，”“主教”说，“那就让罗斯托夫领班留在餐厅，确保那里一切顺利。”

说完，“主教”把簿子合上了。而此刻伯爵浑身都已经变得冰凉。

主席团和部长会议的这场联席晚宴对他的秘密计划而言，绝对是个天赐良机。他简直无法想象还会有比这更好的机会。即使有，现在离音乐学院乐团的访问演出也只剩下十六天了，伯爵已经没时间另做安排了。

“主教”把本子沿着桌面推了过来。例会结束了。

和往常一样，“三巨头”从经理办公室出来往楼梯走的时候都闷着头不说话。到了楼梯口，埃米尔沿着台阶往二楼走去。这时，伯爵一把抓住了安德烈的袖子。

“安德烈，我的朋友，”他低声说道，“能不能耽搁你几分钟？”

公告

六月十一日六点四十五分，亚历山大·罗斯托夫伯爵身着博亚尔斯基餐厅的白色西装，站在417号套房里。他要在一九五四年的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开始之前，确保会场已经布置妥当，所有的员工也都穿上了统一而得体的制服。

我们已经知道，十一天前，“主教”信手解除了伯爵负责今晚这场宴会的权力。可在六月十日下午，杜拉斯主管参加每日例会的时候带来了一个令人沮丧的消息。他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他都感觉自己的手抖得厉害，那症状和中风发作非常相似。今天早上醒来时，他发现情况变得越发严重了。为了说得更明白些，他还把右手伸出来，摊在桌子上。那只手的确像树叶一样在不住地颤抖。

一旁看着的埃米尔脸上是一副惊呆了的表情。什么样的上帝——他似乎在想——能设计出这样一个世界来呢？怎么能让这位行将老去的人害上这种疾病呢？你可知道这种疾病会把他赖以成名，使他在人群中闪闪发光的那门本领剥夺殆尽吗？

什么样的上帝，埃米尔？让贝多芬成为聋人，和让莫奈成为盲人的是同样的上帝。因为上帝赐给你的东西，他总是会回来把它拿走的。

埃米尔的脸上几乎是对神大不敬的愤慨，而“主教”则是一副嫌别人给他添麻烦的苦相。

安德烈注意到了经理恼火的表情，他劝他不用紧张。

“您不必担心，列普列夫斯基经理。我已经和克里姆林宫的普罗普同志联系过了，我向他做了保证，尽管明晚的活动我不能亲自到场负责，但罗斯托夫领班将担起我的责任。听到这句话，”主管补充道，“普罗普同志才放心。”

“很好。”“主教”说。

安德烈刚才在汇报中提到，得知这场国宴的服务将由罗斯托夫领班负责的时候，普罗普同志才放心。在这件事上安德烈并未夸大其词。普罗普同志是在十月革命爆发之后十年出生的，他并不清楚罗斯托夫领班是因为何故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他甚至不知道罗斯托夫领班是一名“前人民”。他只知道（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判断）罗斯托夫领班能把餐桌上的每个细节都照料得滴水不漏；只要顾客露出哪怕一丁点的不满，他都会立刻上前一丝不苟地予以解决。尽管普罗普同志对克里姆林宫的办事风格尚不熟悉，但根据经验他也明白，假如这场晚宴出了任何差池，不用问也知道他们会把账一股脑地算在他的头上，就好像桌子是他亲手摆的，菜是他自己做的，酒也是他亲手倒的一样。

在今天早上为这场活动举行的“吹风会”上，普罗普同志亲自向伯爵表达了对他的放心和信任。当时，他们俩坐在博亚尔斯基餐厅里的一张双人桌旁，这位年轻的联络官和伯爵一起（其实完全没有必要）审核了一遍当天晚宴的全部细节：时间安排（晚上九点整餐厅门准时打开）；餐桌的摆放（所有的桌子拼成一个长U形，桌子两侧共放有二十个座椅，最前头的主宾席上只摆六个）；菜单（由主厨茹科夫斯基诠释的传统俄罗斯筵席）；酒（乌克兰白酒）；还有，十点五十九分必须准时将餐厅里的蜡烛全部熄灭。接着，也许是为了再次强调今晚这场活动的重要性，普罗普同志将今晚赴宴的宾客名单拿出来让伯爵过目。

尽管通常来说，伯爵对克里姆林宫的内部运作并不关心，可这并不意味着他对那张纸上的名字毫不熟悉，因为他亲自为那张名单上所有的人提供过服务。他在红厅和黄厅举行的正式宴会上为他们服务过，而且，当他们在博亚尔斯基餐厅更私密、更随意的普通就餐区和他们的妻子或情人，朋友或政敌，保护人或受保护的人一起用餐的时候，他也为他们添过酒，布过菜。他们酒后的粗鲁和无礼，他们满带苦涩的自吹，伯爵全都见识过。他见过他们所有人清醒时的样子，也领教过绝大部分人喝醉后的德行。

“都安排好了。”见年轻的政工人员要起身了，伯爵对他说，“不过，普罗普同志……”

普罗普同志停了下来。

“怎么啦，罗斯托夫领班？有什么我忘了讲的吗？”

“你还没把座次安排给我。”

“啊，这个不用担心。今晚没有座次。”

“哦，那我就放心了，”伯爵笑着答道，“今晚保准成功。”

当伯爵得知今晚的国宴没有座次安排的时候，他为什么会那么高兴呢？

千百年来，全世界的文明社会都知道，宴会上的主宾席是个享有殊荣的位子。只要向布置完毕的宴会会场看上一眼，你就会本能地感觉到，主宾席绝对比两侧的座位更有吸引力。因为它不可避免地赋予了那个座位上的人权力、地位和合法性。由此引申，你也就知道，离主宾席越远，就越没有权力、地位和合法性。所以，当你将四十六位党政要员请来出席晚宴，让他们围坐在一个U字形长桌旁用餐，却又未事先安排好座次，那场面免不了会相当混乱。

毫无疑问，托马斯·霍布斯(8)一定会把这种情况与他的“自然状态下的人”的理论联系起来，而且，他还会断言，今晚一定会发生一场混战。因为前来赴宴的这四十六个人有着相同的秉性，而且，都受到相同欲望的驱使。他们有同等的权力坐到宴会桌旁的任何一张椅子上。正因为如此，今晚最可能发生的情况就是，为了能坐到主宾席上，这帮人会一哄而起，相互指责，揭短，斗殴，甚至舞刀弄枪。

而另一方面，约翰·洛克(9)则会争辩说，餐厅门一打开，刚开始也许会出现短时间的混乱，但很快就会过去。这四十六位人士中天性善良的一方会逐渐占据上风。他们的通情达理会让挑选座次的过程变得公平而有序。所以，十有八九他们会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每个人的座位，或者干脆把桌子重新摆过，排成一个圆圈，就像亚瑟王那样，以确保他手下的骑士享有平等的地位。

让-雅克·卢梭(10)也会从十八世纪中叶跑过来参加这场讨论。他会告诉洛克和霍布斯，终于从社会契约的暴政之下解脱出来的这四十六位来宾，会把桌子推到一边，手捧着大地结出的果实，在一种幸福的自然状态下共同分享。

当宾客抵达之时，伯爵内心已经相当肯定。他觉得，赤裸裸地挥拳相向，抽签，或者大家无拘无束地共同分享果实，这些场面都不会出现。相反，在轻微的推挤和争抢过后，这四十六位赴宴者中的每一位都会很快在宴会桌旁找到最适合自己的位置；观察家们如果能仔细分析这一“自发的”的座次安排，他们便能完全知晓接下来二十年俄罗斯的执政局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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伯爵刚发出信号，通向417号套房的门便于晚上九点准时打开了。到了九点十五分，四十六位级别和资历各异的官员都找到了与自己的身份及地位相符的座位并坐了下来。尽管没有人出面提醒，但大家自动地将主宾席的座位留给了布尔加宁、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米高扬、莫洛托夫和伏罗希洛夫这六位党内最负名望的成员。而主宾席正中的两个座位则留给了身为总理的马林科夫和总书记赫鲁晓夫。

事实上，赫鲁晓夫刚进房间的时候，仿佛为了特意表明一种姿态，他根本没往主宾席的方向走；相反，他同地位略低一级的维亚切斯拉夫·马雷舍夫聊了几句。后者是中型机械制造部的部长，此刻他正坐在宴会桌的最边上。直到所有人都落了座，这位前莫斯科市的市长才轻轻拍了拍马雷舍夫的肩膀，然后满不在乎地走到马林科夫身边的那个座位前坐了下来，这也是房间里的最后一个空位子。

在接下来的两小时里，所有的来宾都在豪吃海喝，连连举杯。尽管祝酒词的内容五花八门，格调高尚之词和风趣幽默之语兼而有之，但它们全都洋溢着爱国主义情调。在一轮又一轮祝酒的间隙，伯爵往桌上上菜，替客人满酒，更换餐具，撤下空盘，并且清除桌布上的残渣；与此同时，宾客们不是在同左边的人交谈，就是在和右边的那位商量着什么事，要不就是一个人在四周的说话声中自言自语。

读到这里，你也许忍不住要讥讽地问一句：罗斯托夫伯爵，这个从来都以光明磊落自居的人，有没有趁机偷听宴会桌上宾客们的私谈呢？可以说，你这个问题和你的讥讽完全用错了地方。因为，和最优秀的仆人一样，最优秀的侍者也会把偷听宾客谈话视为他们工作的一部分。

就拿杰米多夫大公的管家来说吧。那时候，肯普常常会像雕像一样笔挺地站在书房边上，一句话不说，一站就好几小时。可当大公的哪位客人刚说了一句口渴，肯普便会立刻把饮料端到客人的面前。而如果有谁轻轻地抱怨了一句天气冷，肯普便会赶紧去炉边把煤火拨旺。如果大公向他的哪位朋友表示，舍尔马托娃伯爵夫人是个“令人愉快的人”，而她儿子却“不那么靠谱”，那么无须大公吩咐，肯普也知道，下一次若是舍尔马托娃家的这两位未经打招呼便上门求见的话，对其中的一位他应该说，大公正好在家，可以见她，但对另一位则应该说大公身体不适，不能见客。

那伯爵到底有没有听到宾客们的私下交谈呢？他有没有从他们那里听到什么促狭的评论、暗地里的独白，或者压低嗓门说出的批评呢？

他一字不漏地全听到了。

在宴会桌上，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风格。即使你没有为共产党的这些高官当过二十八年的侍者，你也能知道，提议大家干杯这样的事马林科夫同志只会偶尔为之，而且每次用的都是白葡萄酒。而赫鲁晓夫同志则很可能一晚上会祝四五次酒，而且每次都用伏特加。所以，当莫斯科前任市长在晚宴过程中一次酒都没祝时，伯爵便将这也看在了眼里。当时间到了十一点差十分，宴席也差不多快吃完了时，总书记这才伸出他的餐刀，用刀刃在面前的酒杯上敲了几下。

“先生们，”他开始说道，“大都会酒店曾经见证过许多历史性事件。事实上，在一九一八年，斯维尔德洛夫同志就曾把宪法起草委员会的成员们锁在这幢大楼里，就在我们楼下两层的房间里。他还警告他们，不完成任务，绝不放他们出来。”

屋里响起一片笑声和掌声。

“为斯维尔德洛夫干杯！”有人嚷着提议。赫鲁晓夫把自己杯里的酒一仰而尽，然后自信地笑了笑。四周的人也都跟着干了一杯。

“而今晚，”赫鲁晓夫继续说，“我们将有幸在大都会酒店亲眼看见另一件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请大家和我一起到窗户边来，同志们，我相信马雷舍夫部长有事要向大家宣布。”

在场的其他四十四位宾客闻言，脸上涌现出了各式各样的表情，有的是好奇，有的是困惑。他们把椅子往后一推，全都来到那几扇俯瞰着剧院广场的大窗户前。而马雷舍夫部长早已站在了那里。

“谢谢您，总书记，”马雷舍夫部长边说边冲赫鲁晓夫鞠了个躬，接着，他严肃而凝重地停顿了一下，“同志们，正如你们当中大多数人所知道的，三年半以前，我们在奥布宁斯克市开始修建新发电厂。现在，我十分自豪地宣布，奥布宁斯克的这个电厂已于周一下午全面投入使用，比原计划提早了六个月。”

屋里的赞叹声此起彼伏，人们纷纷点头。

“另外，”马雷舍夫接着说，“从今晚十一点开始，也就是说，再过两分钟，该工厂就将开始向莫斯科输送其一半的电力。”

说完，马雷舍夫转过身去，面对着窗外。与此同时，伯爵和马丁不动声色地将餐桌上所有的蜡烛都灭掉了。窗外，莫斯科满城的灯火依然在闪烁。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人们变得不耐烦起来，他们开始在屋里挪来挪去，交头接耳。突然，在城市的西北角，在一片十个街区大小的区域里，所有的灯光同时熄灭了。片刻之后，与那片区域相邻的城区也都黑了下来。然后，黑暗开始横穿整座城市，仿佛在广阔的平原上有一片黑影在向这边移动，它越来越近，越来越近。大约到了十一点过两分，就连永远灯火通明的克里姆林宫也忽然黑了下去。又过了数秒，大都会酒店里的灯也跟着熄灭了。

在黑暗中，刚才那片嗡嗡的交头接耳声变得响亮起来，人们的语气也变成了惊讶，惶恐，不知所措，或三者兼而有之。可是，如果你仔细观察站在窗户旁的马雷舍夫，就能看出，黑暗降临之际，他既没说话也没动。他仍在朝着窗外看。忽然，在首都的西北角，在那片最早变黑的地方，灯光又重新闪烁了起来。此刻，横穿整座城市的是一片亮光，它正向这个方向延伸过来，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直到克里姆林宫的灯又重新闪耀起来。再接着，屋里众人头顶上的枝形吊灯也亮了。主席团和部长会议联席晚宴的会场里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有了世界上第一座核电厂提供的电力，这座城市此刻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明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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毫无疑问，这场晚宴的结尾部分是在莫斯科上演过的最出色的一场政治秀。可是在灯光熄灭的那段时间里，它有没有给城市的居民造成不便呢？

所幸的是，一九五四年的莫斯科尚非世界电器之都。然而，就在这短暂的停电过程中，至少有三十万只钟停止了走动，四万台收音机突然没了声音，五千台电视机的屏幕变得一片漆黑。城里到处猫狗乱叫。落地灯被撞倒，孩子们吓得大哭起来，父母们的小腿骨纷纷撞在了咖啡桌上。还有许多司机，因为透过风挡玻璃看到外面所有的大楼忽然变得漆黑一团而不知所措，结果撞上了前面车辆的挡泥板。

在捷尔任斯基大街拐角处的一幢灰色的小楼里，那位专门负责把女招待偷听来的消息记录在案的脸色阴沉的小个头仍在一刻不停地打着字。因为和所有优秀的官员一样，他闭着眼睛也能够打字。可当灯光熄灭时，听到走廊里有人摔倒，我们的打字员才惊讶地抬起头来，他的手指无意中往右边的键盘上多移了一行。因此，当天晚上他打出来的那份报告的下半部分显得莫名其妙。也可能是用密码写的，就看你自己怎么想了。

与此同时，在马里剧院，安娜·乌尔班诺娃头上戴着灰白色的假发，正在扮演契诃夫《海鸥》中的伊琳娜·阿尔卡丁娜。突然，观众发出一片令人不安的惊呼。尽管安娜及同台的演员们对如何在黑暗中迅速撤离舞台早已训练有素，但他们此时却没这么做。他们都接受过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训练，于是立刻按照各自扮演的角色在停电的情况下表演起来：

阿尔卡丁娜：［震惊］灯全灭了！

特里果林：待在那儿别动，亲爱的。我去找支蜡烛来。

［小心翼翼走动的声音。特里果林从右边下去了。然后是一片寂静。］

阿尔卡丁娜：哦，康斯坦丁。我害怕。

康斯坦丁：只是黑暗而已，妈妈。我们都是从那里来，也都会回到那里去的。

阿尔卡丁娜：［她好像没听见她儿子说的话］你觉得是不是俄罗斯所有的灯都熄灭了？

康斯坦丁：不，妈妈。是全世界的灯都灭了……

那么，在大都会酒店呢？在广场餐厅，两位端着托盘的侍者撞在了一起；在夏里亚宾酒吧，有四位顾客的饮料泼了，还有一位被人暗中掐了一把；那位美国人，矮胖子韦伯斯特，他坐的电梯被卡在二三楼之间动弹不得，于是拿出了美国巧克力和香烟同电梯里的乘客分享；而酒店经理当时在他的办公室里，发誓一定要“将这件事查个水落石出”。

只有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顾客有幸享受到了毫无中断的服务。因为五十年来，这里的就餐环境拥有独一无二的氛围和格调，而这种格调是用烛光营造出来的。

逸事

六月十六号晚上，伯爵把他为索菲亚收集的所有物品全都摆了出来，除了那只空手提箱和背包。而在昨天夜里，她排练结束回家以后，伯爵让她坐下，把她必须做的事情给她详细解释了一遍。

“你为什么等到现在才讲呢？”刚问完，她的眼眸里已充盈着泪水。

“我怕讲早了，你会不同意。”

“可我的确是不同意。”

“我知道，”他拉着她的手说道，“可是，索菲亚，最好的计划一开始常常会让人觉得反感。事实上，大多数时候都是如此。”

接下来，父女俩就这样做的理由展开了一场辩论。他们俩看问题的角度截然不同，考虑问题的时间跨度也明显不一样，他们内心深处的愿望是如此矛盾。最终，伯爵告诉索菲亚，她应该相信他。而对这个请求，索菲亚显然不知该如何拒绝。所以，二人又沉默了片刻，然后索菲亚鼓起勇气，开始听伯爵一步步给她讲解计划中的每一个细节。

但今晚，伯爵把所有的物品都摆了出来之后，又将计划中的每个细节都检查了一遍，确保万无一失。最后，他觉得一切都已准备妥当。可就在这时，门被猛地推开了。

“他们把演出地点改了！”索菲亚气喘吁吁地大声说道。

父女俩焦急地对视了一眼。

“改成哪儿啦？”

索菲亚正要回答，又停了下来。她闭上眼想了想，接着蓦地睁开，脸上露出紧张的表情。

“我不记得了。”

“没关系，”伯爵安慰她道，因为他知道，越紧张会越想不起来。“你再想想，团长是怎么说的？你记不记得跟新的地点相关的内容？比如说，它所在的地区或地名什么的？”

索菲亚的双眼又闭上了。

“是个什么厅，我好像记得……是个什么音乐厅。”

“普莱耶勒音乐厅？”

“就是它！”

伯爵长长地出了口气。

“我们不用担心。那地方我知道。它的历史也非常悠久，场地的音响效果也很棒。而且，它刚好也在巴黎的第八区……”

所以，趁着索菲亚打包行李的工夫，伯爵又去了一趟地下室。他在那里又找到一份巴黎旅游指南。他把里面夹着的地图撕下来，然后回到了家里。他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前，在地图上画下了一条新的红线。一切就绪之后，伯爵郑重其事地领着索菲亚穿过衣柜门，来到书房，和他十六年前所做的一模一样。索菲亚的反应也和当年如出一辙，她轻呼了一声：“哦——”

因为在下午早些时候，她外出参加行前最后一次排练时，他们的秘密书房已完全变了样。书柜上摆着一个枝形的大烛台，烛光将屋里照得通明。两张高背椅被摆在老伯爵夫人那张东方式咖啡桌的两头，咖啡桌上铺上了桌布，还装饰着一小束鲜花。花束旁还摆着酒店里最好的银餐具。

“您的桌子已准备好了。”伯爵笑着替索菲亚把椅子抽出来。

“俄罗斯冻汤？”她把餐巾铺在膝盖上，问道。

“当然，”伯爵边说边坐了下来，“出国之前，最好能喝上一碗既简单又暖心的家乡的汤。这样，在国外碰上情绪不好的时候，想想这碗汤，你的心情就会好起来。”

“一想家，”索菲亚笑着说，“我就试试这个法子。”

汤都快喝完了，索菲亚这才注意到，那束鲜花的旁边还摆着一只很小的银质贵妇人的模型。妇人身上穿的是十八世纪的服饰。

“那是什么？”她问。

“你还是自己看吧。”

索菲亚拿起小妇人，隐隐听到里面传出一记声响。她便拿着它来回摇了几下。结果，小妇人刚发出声响，书房门便被人推开了。安德烈从外面推着一辆餐车走了进来，车上摆着一只半球型的银色餐罩。

“晚上好，先生！晚上好，小姐！”

索菲亚不禁笑了起来。

“今天的汤不错吧。”他说。

“味道棒极了。”

“很好。”

安德烈把咖啡桌上的碗拿开，放到餐车底层的架子上。而伯爵和索菲亚都期待地盯着半球型的餐罩。可安德烈把碗摆好了，重新直起腰来，却没有立刻将茹科夫斯基主厨为他们俩准备的美味佳肴亮出来。相反，他拿出了一个小本子。

“在我把下一道菜端上来之前，”他解释说，“我得确认你对前面的那道汤是不是很满意。请在这里、这里，还有这里，签个字。”

伯爵惊呆了，他的表情把安德烈和索菲亚逗得哈哈大笑。然后，只见主管一挥胳膊，将半球型的餐罩揭开来，露出下面埃米尔做的最新特色菜：索菲亚烤鹅。“它是怎么做的呢？”他解释道，“在开始烤之前，先用小型升降送货机把鹅送上楼去，然后赶着它穿过走廊，再把它从窗户里扔出去。”

安德烈切好鹅肉，端来蔬菜，又把法国玛歌酒庄产的红葡萄酒倒好。然后，对两位用餐者说了声“祝你们有个好胃口”，便退出门去。

父女二人都非常喜欢埃米尔的创意菜。伯爵还详细地为索菲亚回忆起了他在一九四六年的清晨站在酒店四楼看到的那混乱的一幕，包括理查德·范德维尔行过军礼的那条军用内裤。接着，不知怎的，他们又谈到安娜·乌尔班诺娃把自己的衣服从窗户里扔出去，等到半夜又悄悄溜出去把它们全捡回来的故事。也就是说，他们把家庭史上所有好笑的小故事都重温了一遍。

也许有些人会对此感到惊讶，他们以为，伯爵将利用这顿晚餐的时间给索菲亚一些临别的建议，或者表达一番自己的惜别之情。可伯爵特意在昨天晚上，把索菲亚需要做什么和怎么做都已经交代完了。

今天，伯爵表现出了非同一般的自我克制。作为父亲，他最后只给了索菲亚两条最简洁的忠告：第一，假如你不去掌控形势，你就会被形势掌控；第二条则是蒙田的一句名言——一个人是否有智慧，最可靠的标志就是看他是不是总是很快乐。而当说到自己的惜别之情时，伯爵也痛快地对索菲亚和盘托出。他告诉她，她不在的时候他会有多么伤心，但一想到她即将开始的这趟快乐而幸福的旅行，他又打心底里替她高兴。

可伯爵为什么选在索菲亚临行的前一晚来跟她讲这些呢？那是因为他知道，一个人即将第一次出国旅行时，最不愿听到的就是没完没了的叮嘱、严肃而沉重的忠告，还有，就是涕泪涟涟的离情别意。就像记忆中那碗简单而普通的汤一样，当一个人想家的时候，他最容易想起，同时最让他觉得舒心的，反而是那些被讲过上千遍的小趣事。

他们面前的盘子终于空了。伯爵想开始一个新的话题。很显然，这件事一直都压在他的心上。

“我一直在想……”他有些吞吞吐吐，“哦，不，我是刚想起来，你也许会……或者是在某个时候，你可能……”

见父亲这几句话说得如此颠三倒四，索菲亚觉得十分反常，她不禁笑了起来。

“您在说什么，爸爸？我也许会什么？”

伯爵把手伸进夹克，腼腆地从里面把米什卡夹在他那本遗作中的照片掏了出来。

“我知道你非常珍惜你亲生父母的照片，所以我在想……你可能也想带一张我的照片在你身边。”说着，他把照片递到了她的手上，他的脸唰地红了，四十多年来，这还是头一次，他补充道，“这是我唯一的一张照片。”

索菲亚的确被感动了。她接过照片，本打算好好表达一番她的感激，可她朝照片上看了一眼后，却不由得捂着嘴，大笑了起来。

“你的胡子！”她脱口而出。

“我知道，我知道，”他说，“说出来你可能都不信，那时候在赛马俱乐部里，我那两条胡子可招人羡慕了。”

索菲亚又一次大笑起来。

“好吧，”伯爵边说边把手伸了过去，“如果你实在不想要它，我也能理解。”

可她却把照片往胸前一压。

“什么也不能把它和我分开。”她微笑着朝他照片上的胡子又瞅了一眼，然后抬起头好奇地望着她父亲，“后来它们怎么没了呢？”

“是啊，它们怎么就没了呢……”

伯爵端起酒来喝了一大口，他告诉索菲亚，一九二二年的一个下午，他的一条胡子被理发店里一个身材魁梧的家伙毫不客气地剪掉了。

“真粗鲁。”

“是的，”伯爵表示同意，“可跟后来发生的事相比，那仅仅是个开头。从某种程度上来说，我其实应该感谢那个家伙，正是因为他，我的生活中才有了你。”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

于是伯爵解释道，理发店那件事发生之后，有一天，索菲亚的母亲突然跑到广场餐厅他的餐桌跟前，问了他一个跟刚才索菲亚问的一模一样的问题：你的胡子哪儿去了？正因为这个简单的问题，他们才从此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这回轮到索菲亚端起酒杯喝了一大口。

“跑回俄罗斯，这件事你有没有后悔过？”过了片刻，她问他道，“我指的是十月革命之后。”

伯爵仔细端详着他的女儿。如果说，索菲亚穿着那身蓝色晚礼裙从安娜的房间里走出来的时刻让伯爵觉得她已然步入了成年，那眼下就是对这种感觉的最好证明。因为不论是她问话的口吻还是意图，都不是小孩子询问父母的方式，而是一个成年人向另一个成年人询问他当时是如何做出决定的。所以，伯爵认真思考了片刻，便如实跟她说道：

“从今天回过头去看，我觉得每个转折点，都有人扮演了关键的角色。我指的并不都是像拿破仑那样影响了历史进程的人物。我想说的是，在艺术、商业或者是思想演变和发展的关键时刻，总会有那么一些男人或者女人适时地出现，就好像生命之神再一次向他们发出了召唤，让他们来帮他实现这个目标。好吧，索菲亚，生命之神需要我在某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出现，这种事，在我一生之中，只发生过一次。那就是，你母亲带着你来大都会酒店找我的时候。就算拿俄国沙皇的宝座跟我换，我也不会选择在那个时候离开酒店。”

索菲亚从桌子后头站起身，走过来在父亲的脸颊上亲吻了一下。然后，她走回自己的椅子坐下，身体往后一仰，眯着眼睛说道：“著名的带三的组合。”

“哈哈！”伯爵大笑起来。

于是，蜡烛继续在火苗中渐渐消融，一整瓶玛歌红葡萄酒已被喝得见了底。与此同时，他们俩先后举出了圣父，圣子，圣灵；炼狱，天堂，地狱；莫斯科的三条环道；向初生基督朝圣的东方三博士；命运三女神；三剑客；莎士比亚的《麦克白》中的三位女巫；斯芬克斯之谜；冥府的三头犬；毕达哥拉斯定理；叉子，汤匙，餐刀；阅读，写作和算术；信仰，希望和爱（三者中最伟大的是爱）。

“过去，现在，将来。”

“开始，中间，结束。”

“早上，中午，晚上。”

“太阳，月亮，星星。”

对这一个特定的类别而言，这个游戏也许可以玩上一个通宵，可听到索菲亚说出“安德烈，埃米尔和亚历山大”时，伯爵微微把头一低，主动认输了。

十点整，伯爵和索菲亚熄灭了蜡烛，回到了他们的卧室。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他们俩对视了一眼，脸上带着伤感的微笑。只有露出这种微笑的人才知道离别的时刻就要来临。

“进来。”伯爵说。

是玛丽娜。她穿着外套，戴着帽子。

“我很抱歉，我是不是迟到了？”

“不不。你到得正是时候。”

索菲亚从衣柜里取出她的大衣，与这同时，伯爵已帮她提起了旅行箱，又从床上把她的背包拎了过来。他们三人顺着塔楼下到第五层；他们从那里出了塔楼，穿过走廊，然后继续沿着主楼的楼梯朝下走。

尽管那天早些时候，索菲亚已经跟阿尔卡季和瓦西里道过别了，但现在他们都从服务台后面跑了出来送她出去。又过了片刻，穿着晚礼服的安德烈和腰上系着围裙的埃米尔也都加入了进来。甚至奥德留斯也破天荒地将夏里亚宾的客人晾在了一边，悄悄地从吧台后面溜了出来。所有人围在索菲亚身旁，纷纷为她送上祝福。空气中荡漾着羡慕的氛围，可这种羡慕在家人和朋友之间是完全可以接受的，而且它会从这一代人一直延续至下一代。

“你会是全巴黎最美丽的女孩。”他们中间有人说。

“回来之后你可得跟我们好好讲讲，我们已经等不及想听了。”

“谁帮她把旅行箱拿过来？”

“对，她的火车再过一小时就要开了！”

玛丽娜到外头叫出租车了。阿尔卡季，瓦西里，奥德留斯，安德烈，还有埃米尔，不约而同地退后了几步，好让伯爵和索菲亚最后能单独讲几句话。然后，父女二人来了个最后的拥抱。虽然不确定自己能否赢得最终的喝彩，索菲亚还是毅然决然地从大都会酒店那张永不停转的门中走了出去。

回到六楼的房间之后，伯爵看着自己的卧室，从这个角到那个角来回看了一遍。他发现，这么快它就变得如此安静，安静得有些不大自然。

这里已经成了一个空巢，他想。这光景何其悲凉。

他给自己倒了杯白兰地，然后一口吞了下去。他在大公的大办公桌后面坐下来，用酒店的信笺写了五封信。写完之后，伯爵把所有的信放进了办公桌的抽屉里。然后，他刷过牙，换上睡衣。尽管索菲亚已经走了，他还是睡在了弹簧床架下面的床垫上。

联系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在惨遭禁锢的欧洲，有为数众多的人都满怀希望地，或是充满绝望地，把目光投向了自由的美洲大陆。而里斯本则是最大的发船中心。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直接去里斯本。一条曲折而迂回的逃难路线便应运而生。从巴黎到马赛，再穿过地中海到奥兰，然后乘坐火车或汽车，或步行，穿过非洲大陆北部的边境到达法属摩洛哥的卡萨布兰卡。在那里，有些幸运的人，靠金钱、势力或者运气，也许可以弄到一张出境签证，并立刻赶往里斯本，然后再从里斯本奔向那个新世界。剩下的那些人则得留在卡萨布兰卡等啊等，就这么一直等下去……

“我一定得带来给你看，亚历山大，”奥希普低声说，“这部片子选得棒极了。我都快忘了这片子有这么好看。”

“嘘——”伯爵说，“开始了……”

一九三〇年，他们的学习刚刚开始，那时候他们每个月都要见一次面。但这些年来，伯爵和奥希普见面的次数越来越少。一开始变成了每季度一次，后来是半年一次，再后来就根本不见面了。

为什么呢？你可能会问。

难道真的需要什么理由吗？如今和你一起就餐的人难道还是二十年前和你一起吃饭的那一帮朋友吗？这么说吧，奥希普和伯爵彼此欣赏，尽管二人都想维持联系，也架不住生活从中干预。所以，在六月初的一天，奥希普和一位同事在博亚尔斯基餐厅用过餐，正准备离开，他主动朝伯爵走了过去，想跟他聊聊他们俩有多久没见过面了。

“是的，是很久没见了，”伯爵同意，“我们真该聚一聚，一起看部电影。”

“要尽快。”奥希普笑着说。

说完二人本来就要分手的，可当奥希普欲转身去同站在门边的同事会合时，伯爵忽然有了个主意。

“光想有什么用，还是订个计划来得实在。”他一把抓住奥希普的衣袖说，“要尽快的话，干脆定在下周呗？”

奥希普转过头来，盯着伯爵看了一会儿。

“你知道吗？你说得还真对，亚历山大。十九日那天行吗？”

“十九日没问题。”

“那我们看哪部电影？”

伯爵毫不犹豫地说：“《卡萨布兰卡》。”

“《卡萨布兰卡》……”奥希普抱怨道。

“你不是最喜欢亨弗莱·鲍嘉的吗？”

“那当然。可《卡萨布兰卡》并非亨弗莱·鲍嘉风格的片子。它是个爱情故事，只不过鲍嘉在里面露了个脸而已。”

“不对。我必须告诉你，《卡萨布兰卡》是一部典型的亨弗莱·鲍嘉风格的片子。”

“你这么觉得，只不过是因为在这部片子的一大半时间里，他都穿着他那件白色西装。”

“这太荒谬了。”伯爵的回答有点生硬。

“也许是有点荒谬，”奥希普坦承，“可我还是不想看《卡萨布兰卡》。”

一个大男人竟耍起小孩脾气，伯爵可不会轻易让他得逞。伯爵把脸紧绷了起来。

“好吧，”奥希普叹了口气，“看哪部片子你定好啦，吃什么我说了算。”

结果，电影放起来后，奥希普看得比谁都认真。毕竟，一开始就有两名德国信使在沙漠中被谋杀，所有的嫌疑人都被围赶到集市里。接下来的画面出现了逃犯被枪击，英国人的钱包被扒，盖世太保的飞机降落，“里克美式酒吧”里的音乐和赌博，还有藏在钢琴里的两封过境信，而这时，电影才演了十分钟！

电影放到第二十分钟时，雷诺上尉命令手下的军官把乌加特悄悄干掉，军官一边领命一边行军礼。奥希普见状也敬了个礼。当乌加特将他赢的钱兑现时，奥希普也把自己的兑了现。当乌加特冲破两个卫兵的阻拦，砰的一声关上门，然后拔出手枪开了四枪时，奥希普也跟着跑，摔门，然后拔枪射击。

［乌加特无处藏身，只好顺着走廊疯狂地奔跑；见里克出现在走廊的另一头，他一把抓住了他。］

乌加特：里克！里克！救救我！

里克：别傻了。你逃不走的。

乌加特：里克，把我藏起来！想想办法。你一定得帮帮我，里克！里克！想想办法。里克！里克！

［卫兵和警察将乌加特拖了下去，里克站在一旁面无表情地看着。］

顾客：哪天他们来抓我的时候，里克，我希望你能多帮帮我，而不是像这个样子。

里克：我才不会把自己的脖子伸出去替别人冒险呢。

［里克漫不经心地在桌子和惊慌失措的顾客中间来回走动。有几位顾客都已经作势要起身离开了，这时，里克用他平静的声音对屋里的人说。］

里克：对不起，伙计们，刚才打扰大家了。现在已经结束了。没事啦。大家都坐下，开心点。玩得痛快点。好啦，萨姆。

萨姆和他的乐队重新开始了演奏，酒吧里的气氛又变得轻松随意起来。奥希普倾过身体对伯爵说：

“你说的也许是对的，亚历山大。这还真可能是鲍嘉演得最好的一部片子。你看到乌加特被人拽着领子拖走的时候，鲍嘉脸上的那种漠不关心了吗？而在那位自认高人一等的美国人自吹自擂的时候，鲍嘉回他的话时甚至没抬眼看他。而吩咐钢琴手可以开始演奏之后，他就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该干吗就干吗去了。”

伯爵皱着眉头听奥希普说完，突然站起身，一把关掉了放映机。

“我们到底是看电影呢，还是聊电影？”

奥希普吃了一惊，赶忙向他的朋友保证道：“看，我们看电影。”

“一口气看完？”

“看到演员表出来。”

伯爵这才把放映机重新打开。这一回，奥希普把注意力全都集中到了银幕上。

尽管伯爵在专心看电影的事情上小题大做了一番，可其实他对电影的情节并不那么在意。对，当电影进行到第三十分钟，萨姆发现里克正一个人在酒吧喝威士忌时，这一段伯爵看得非常仔细。可当里克的烟头里冒出的烟雾渐渐化为他和伊尔莎昔日在巴黎的一段蒙太奇时，伯爵的思绪也同样进入了自己在巴黎的一段蒙太奇。

和里克不同的是，伯爵的蒙太奇并非来自他的回忆，而是源于想象。它从索菲亚在巴黎北站下车开始，火车头喷出的蒸汽几乎吞没了整个站台。过了一会儿，她提着自己的包，来到站外，和同行的音乐家们一起等候巴士。再后来，在巴士往酒店开的一路上，她坐在车里张望着窗外城市的风景。从现在开始一直到音乐会那天，这家酒店将是这些年轻音乐家休息和居住的场所。另外，还有两名音乐学院的工作人员，两名苏联对外文化协会的代表，一名大使馆的文化随员，以及三名克格勃派来的看守在时刻监视着他们。

电影画面从巴黎回到了卡萨布兰卡，伯爵的思绪同样也回来了。他把对女儿的思念暂且搁在一旁，一边看着电影，一边从眼角的余光看着奥希普，发现他已完全被电影的人物和情节吸引住了。

让伯爵尤其高兴的是，在电影最后几分钟，他的朋友完全沉浸在了剧情里。因为这时，去里斯本的飞机已升至空中，而斯特拉瑟少校已丧了命，躺在地上。所以，当雷诺上尉皱着眉头把一瓶维希矿泉水扔进废纸篓，又一脚将废纸篓踢到屋子另外一边去的时候，奥希普·格列布尼科夫，这位已经坐到椅子边上的前红军上校，党的高级官员，也给自己倒了杯水，同样皱着眉头把杯子往地上一摔，然后狠狠地朝杯子踢上一脚。

近在咫尺的对手（赦免）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听到伯爵用俄语跟他们打招呼，那对金发碧眼的中年夫妇将目光从菜单上抬了起来。

“你会说英语吗？”那位丈夫用英语问道，他口音里带有明显的斯堪的纳维亚腔。

“晚上好，欢迎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伯爵把刚才那番话翻成了英语，“我的名字叫亚历山大，今晚我将为您提供服务。在给您介绍今晚的特色菜之前，要不要先给您上点开胃酒？”

“我想我们可以开始点菜了。”丈夫说。

“我们赶了一整天的路，刚到酒店。”妻子面带倦色地微笑着解释道。

伯爵犹豫了一下。

“如果可以的话，我能问一下您这是从哪儿来吗？”

“赫尔辛基。”丈夫有些不耐烦地说。

“哦，是这样，欢迎来到莫斯科。”伯爵说道。

“谢谢。”妻子微笑着回答。

“鉴于你们刚刚经过的漫长旅程，我一定会确保你们将享受一顿愉快的晚餐，而且不会有任何延误。在开始为您点菜之前，能不能麻烦您告诉我你们的房间号码？”

从一开始，伯爵就打定了主意：他得从挪威人、丹麦人、瑞典人或芬兰人那儿偷几样东西。从表面上看，这项任务并不难完成，因为大都会酒店里从斯堪的纳维亚来的游客很多。可问题是，顾客一旦发现自己被偷，肯定会马上通知酒店经理；而酒店经理可能会通知当局，再接着，酒店的工作人员都得接受官方的问话，甚至有可能会搜查房间，或者在火车站设卡检查。所以，偷东西的举动必须选在客人即将离开酒店的那段时间。同时，伯爵只能祈求上帝，在那关键的时刻，来住酒店的是个斯堪的纳维亚男人，而不是女人。

六月十三日，他曾密切关注过一位从斯德哥尔摩来的推销员，可他从酒店退房结了账。接着，在十七日，一名从奥斯陆来的记者被他所属的报纸召回了国。伯爵暗暗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点动手，以致错失了良机。可你瞧，就在只剩下不到二十四小时的时间里，一对舟车劳顿的芬兰人走进了博亚尔斯基餐厅，而且坐在了他负责的餐桌前。

但还是有个小小的难题：因为伯爵最想弄到的是那位男士的护照，可绝大多数来俄国的外国人护照从不离身，所以，就算伯爵在这对芬兰人明天上午到城里观光的时候溜进他们的房间，也无济于事。他必须今晚就到他们的房间去，而且得趁他们在房间的时候去。

命运从不会袒护任何一方，尽管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一事实。但它是公平的，一般来说，鉴于我们付出的努力，命运都会在成功和失败的可能性之间维持一定的平衡。所以，命运在将伯爵置于必须在很短时间内偷到一本护照这样充满挑战的境地之后，又给了他一个小小的安慰：在九点半时，他问那对芬兰夫妇是否想看看推车上的甜点，他们婉言谢绝了，原因是他们已经又累又困了。

午夜刚过，博亚尔斯基餐厅的门已经关上。向安德烈和埃米尔道过晚安后，伯爵沿着楼梯来到了三楼。他顺着走廊走了一半，然后脱了鞋，凭借尼娜给他的那把钥匙，他踮着穿着袜子的双脚溜进了322号房间。

多年以前，在某位女演员施展的魔法之下，伯爵曾加入过隐形人的行列。所以，当他踮着脚朝那对芬兰人的卧室走去的时候，他心里不住地祈祷：让维纳斯给他也罩上一层薄薄的水雾，就像为她那个在迦太基街头流浪的儿子埃涅阿斯所做的那样。那样，他的脚步会无声无息，他的心跳会静止不动，而出现在房间里的时候他便像空气一样不会引人注意。

此时正值六月下旬，这对芬兰人拉上了窗帘，以遮挡外面白色的夜空发出的光亮。然而在两块窗帘布交汇之处仍有一缕银白色的光漏了进来。借着这狭小的光亮，伯爵走到床脚，打量了一番床上两位客人的睡姿。感谢上帝，幸亏他们都是四十多岁的人。假如再年轻十五岁，他们现在肯定还没睡呢。假如年轻十五岁，他们一定才从阿尔巴特街吃完晚餐，而且喝了整整两瓶酒，跌跌撞撞地回到房间，现在说不定正搂在一起亲热。而年纪再大上十五岁呢？他们一定在床上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夜里都得起来上两趟厕所。四十岁？他们的胃口能保证他们吃好，他们的自制力能保证他们不饮酒过度，他们的智慧让他们决定用一顿好觉来享受孩子不在身边时的难得时光。

没过几分钟，伯爵便从写字台的抽屉里将这位先生的护照和一百五十马克的芬兰钞票弄到了手。他蹑手蹑脚地穿过客厅，悄悄地回到了走廊上。走廊里仍是空空荡荡的。

事实上，走廊空到连他的鞋子都不见了。

“该死！”伯爵心想，“一定是值夜班的员工顺手把鞋拾去擦鞋油了。”

在一番久久的自责之后，伯爵不得不安慰自己：也许明天早上，芬兰人会把他的鞋子交到酒店前台，然后，它们就会被扔进那一堆无人认领的物品中。他一边沿着塔楼的楼梯往上走一边想，除了这一件事，其他的都还算顺利。他也颇为欣慰。明晚这个时候……他打开房门时，心里还在继续遐想，却突然发现“主教”正坐在大公的办公桌后面。

一见此状，伯爵的本能反应是无比愤慨。不单单因为这位蹩脚的会计师，这个将酒瓶上的商标统统撕掉的家伙，未经邀请和允许便闯入了伯爵的宿舍，还因为他正大大咧咧地把胳膊肘放在那张凹凸不平的桌面上。这张桌子上曾经诞生过众多极具说服力的政治文件和写给亲朋好友的忠告与信件。伯爵正想开口让对方解释，却突然发现桌子的一只抽屉已经被拉开。“主教”的手里正攥着一张纸。

那些信。伯爵顿时醒悟了过来。他感觉到了恐惧。

哦，要不是这些信……

是。用写信的方式向同事表示友好和善意，这种事也许并不常见，但这些信本身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每个人都有权利（和责任）把他那份美好的情感告诉他所有的朋友。但“主教”手里攥着的并不是他新写的那些信中的某一封。他拿着的是伯爵从酒店地下室找来的第一份旅游指南里的地图。伯爵在那上面用醒目的红色笔迹将巴黎歌剧院、乔治五世大街和美国大使馆依次连在了一起。

再说了，这究竟是信还是地图，也许并不重要。因为当“主教”听到开门声并转过头来时，他早已把伯爵从愤慨到恐惧的表情变化一一看在了眼里。尽管对伯爵的具体指控尚未出台，但这种表情的变化本身就已经坐实了他的罪状。

“罗斯托夫领班，”“主教”仿佛对在伯爵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他感到十分惊奇，“你真是个兴趣广泛的人：喝酒……烹饪……还有，巴黎的街道……”

“是的，”伯爵边说边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最近我在读普鲁斯特的书，所以想重新温习一下这座城市的区域划分。”

“那当然。”“主教”说。

冷酷无情从来都不需要戏剧效果。它可能来得极其平静，悄无声息。它会轻轻叹息一声，或者难以置信地摇摇头，或者为它即将采取的行动事先满怀同情地道个歉。它的行动虽然迟缓，却有条不紊，而且不可避免。就这样，“主教”轻轻地把地图放回到凹凸不平的桌面上。他从椅子里站起身，穿过房间，一句话没说便从伯爵身边走了出去。

在“主教”沿着塔楼走下五层，一直来到底层的过程中，他的脑子究竟在想些什么呢？他当时是种什么样的感觉呢？

他有可能在沾沾自喜。因为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认为伯爵瞧不起他，而今天，他终于有机会能挫一挫这个自命不凡的家伙的傲气，并从中感受到无穷的乐趣。他也可能觉得自己的行为充满正义。也许，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对维护无产阶级（他自己就是从无产阶级发家的）的阶级情谊太过执着，以至于眼前的这位“前人民”在新俄罗斯顽强地生存了下来，竟激起了他内心的正义感。还有可能，他因为嫉妒而生出了一丝快意。那些年轻时在学校遇到过困难或交不到知心朋友的人，见别人活得轻松惬意时，都会投以怀恨的目光。

沾沾自喜，正义感，快意，谁知道当时“主教”的心里究竟是什么样的感觉？然而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当“主教”打开他办公室的大门时，他感受最强烈的绝对是震惊。因为几分钟前，刚刚在酒店阁楼中突然消失的那位对手，此刻正举着手枪，坐在经理办公桌的后面。

这怎么可能呢？

“主教”从伯爵卧室离开的那一刻，一股情绪的激流正从伯爵心里喷涌而出，他不禁僵在了当场。那是一种由愤怒、怀疑、自责和恐惧交织而成的感觉。他居然没把那张用过的地图烧掉，而是像个傻瓜一样随手塞进了抽屉里。整整六个月的精打细算和煞费苦心，就因为这一个细微的失误而毁于一旦。更糟的是他还危及了索菲亚。由于他的疏忽，谁知道她将付出怎样的代价呢？

可是，就算伯爵当时整个人都僵住了，那他也仅仅是僵住了五秒钟。因为，尽管那突如其来的下意识反应几乎把他所有的血液都从心脏里抽了出去，但他的刚毅和果决还是占了上风。

伯爵马上迈开脚步，跑到塔楼顶层。他仔细聆听着里面的动静，直到确定“主教”已往走下了两截楼梯，他这才尾随着“主教”下楼，而且脚上只穿着袜子。等到下至五楼时，伯爵马上从塔楼里冲了出去。他飞快地穿过走廊，然后沿着主楼梯往下飞奔，就像当年十三岁的索菲亚做过的那样。

从楼梯里下来时，伯爵仿佛被一层薄薄的水雾笼罩着。他径直奔入走廊，进入行政办公室，而且没被任何人发现。当他来到“主教”的办公室门前时，发现门上了锁。情急之下，他差点就骂出声来。可这时，他把手一伸，在自己的胸口上欣慰地拍了一拍。因为他的口袋里还带着尼娜的那把万能钥匙。他开了门，让自己进屋，然后转身将门重新锁上。他走到办公室另一头靠墙的地方。哈利茨基先生原先在这里摆了一张躺椅，现在它已被几个文件柜取代了。他从墙上挂的那幅卡尔·马克思的画像开始数起，把手摸到右边第二块镶板的正中间，然后再往下一摁，它便啪的一声开了。伯爵从里面的小洞中捧出来一只镶嵌着装饰的盒子。他把盒子往桌上一放，揭开了盒盖。

“太棒了。”他说。

然后，伯爵就坐在经理的座位上，把两只手枪从盒子里取了出来，将子弹上好膛，开始等待。他估摸着，离门被人打开，只剩下几秒了。但他仍然尽可能地利用这数秒的时间来调匀呼吸，降低心率，平复自己的情绪。所以，当“主教”把钥匙插进锁眼，然后开始拧动时，伯爵已经和职业杀手一样冷静了。

“主教”根本没料到伯爵会坐在办公桌后面等他。所以，在他随手把办公室的门摔上之后，他才注意到伯爵。如果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长处的话，那“主教”的长处就是，无论多么烦琐的规定，他都会严格遵守，而且，他还有种与生俱来的优越感。

“罗斯托夫领班，”他几乎是怒气冲冲地冲伯爵说道，“这间办公室不是你该来的地方。我命令你马上给我出去。”

伯爵把其中的一只手枪举了起来。

“坐下。”

“你敢！”

“坐下。”伯爵更加缓慢地重复了一遍。

对于武器，“主教”会头一个承认他没有任何经验。事实上，他几乎连左轮和半自动手枪都分不清。但此刻，傻瓜都看得出来，伯爵手里拿的那把是件古董，是件博物馆里才有的珍品。

“那我就别无选择，只能向当局报告了。”说完，他往前迈了一步，抄起桌上两台电话中的一台。

伯爵将枪口从“主教”身上移到了斯大林的肖像上，然后放了一枪。子弹刚好射在这位前最高领导人的双眼之间。

也不知道是被枪声还是被这一亵渎的举动震惊到了，“主教”吓得往后一跳，手里的听筒也“咔嗒”一声掉在了桌上。

伯爵又抬起第二支枪，瞄准了“主教”的胸口。

“坐下。”他又说了一遍。

这一次，“主教”照办了。

伯爵站起来，那第二支枪仍然对着“主教”的前胸。他把听筒放回电话机的支架上，然后绕到“主教”的椅子后面，锁上了办公室的门，这才坐回到桌子后面的椅子上。

两个人都没说话。“主教”刚刚失去的优越感又回来了。

“好吧，罗斯托夫领班，看来你用暴力威胁的手段成功地逼我留在了这里。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

“接下来我们要等。”

“等什么？”

伯爵没有回答。

过了一阵，其中一部电话响了起来。“主教”本能地伸手去拿电话，可伯爵摇了摇头。电话响了十一声才停下来。

“你打算把我在这儿关多久？”“主教”执着地问道，“一小时？两小时？还是一直到明天早上？”

这个问题问得好。伯爵朝四周看了一圈，想看看墙上有没有钟，却没找到。

“把你的手表给我。”他说。

“你说什么？”

“你明白我在说什么。”

“主教”把手表从腕上摘下来，扔到了桌上。一般来说，伯爵并不喜欢拿枪逼着别人交出他们的私人财物。这么多年来，他从不觉得有必要关注钟表上的时间，并且以此为荣，可今天这个场合他却非关注不可。

据“主教”的手表显示（他很可能将表拨快了五分钟，这样就能确保不会迟到），现在已快到凌晨一点了。这时候，也许会有客人刚从外面吃完夜宵回到酒店；酒吧里可能还有几个人在逗留；广场餐厅已经有人做起了清洁，正在摆放桌椅；而大堂里应该有人正在除尘。等到了凌晨两点半，酒店里每一个角落都会安静下来。

“你随便坐，跟在自己家一样啊。”伯爵说。为了打发时间，他用口哨吹起了莫扎特的歌剧《女人心》。吹到第二乐章的某一段时，他才意识到“主教”正在一旁冲他轻蔑地笑。

“你在想什么？”伯爵问。

“主教”的嘴朝左上角抽搐了一下。

“你们这号人，”他冷笑了一声，“总觉得你们所有的行为都是对的，仿佛连上帝也为你们优雅的举止和风度着迷，所以你们就可以为所欲为。多么虚荣啊。”

“主教”大笑了一声。

“好了，你也拥有过属于你的年代，”他继续说，“你也曾经有机会追逐你的梦想，有机会说话办事不用考虑后果，可以不受惩罚。可属于你的乐团已经停止了演奏。如今，无论你说什么，做什么，甚至你想什么，就算是在凌晨两三点，就算是躲在锁着的门背后，也总是会暴露出来的。而一旦暴露，你就得承担后果。”

伯爵带着兴趣和惊讶听完了“主教”的这番话。他这号人？上帝一直在保佑他事事如意？他有机会追逐他的梦想？伯爵真搞不懂“主教”在说些什么。迄今为止，他大半辈子都被软禁在大都会酒店中。他差点笑了，也差点扔出几句俏皮话，讽刺讽刺眼前这个小人荒谬的想象力。但他没有，他变得愈加清醒，因为他在想“主教”那句扬扬得意的威胁：“总是会暴露出来的。”

他将视线移到那几个文件柜上。一共是五个。

他一边用手枪对准“主教”，一边走到柜子旁边。他伸手去扯左上方的那只抽屉，却发现它锁上了。

“钥匙在哪儿？”

“你无权打开这些文件柜。这里面放的是我的私人档案。”

伯爵绕到办公桌后面，拉开抽屉。让他惊讶的是，抽屉都是空的。

“主教”这种人，会把私人档案柜的钥匙藏在什么地方呢？

那还用问，一定是藏在他自己身上呗。

伯爵又从桌子后面绕过来，挺身站到了“主教”面前。

“要么你自己把钥匙给我，”他说，“要么我到你身上来取。没有第三种选择。”

“主教”满脸愤慨地抬起了目光，见伯爵已经将那支老式手枪高举在空中，像是立刻就要落下来对准他的脸。“主教”伸手从口袋里掏出一串钥匙，扔在了桌上。

随着钥匙落在桌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声响，伯爵发现“主教”整个变了个人似的。他那份与生俱来的优越感突然不见了，仿佛那些优越感一直都是他那串钥匙带来的。伯爵拿起钥匙圈，将钥匙逐把理了一遍，直到他找到了那把最小的。然后，他便把“主教”所有的文件柜一个个打开来。

前三个柜子里整齐地放着一整套酒店的业务报告：收入、入住率、员工、维修支出、库存；对，还有偏差。其余柜子里装的都是个人资料。除了一些已在酒店住了多年的各种顾客的信息，柜子里还按字母顺序陈列着所有员工的个人档案。阿尔卡季、瓦西里、安德烈和埃米尔，连玛丽娜的都有。伯爵只在这些档案上扫了一眼，便马上明白了它们的用途。它们对每个人的缺点都做了详细的记录，每一次的迟到、失礼、不满、偷懒、醉酒和愿望都被一一记录了下来。你无法以偏概全地将这些档案的内容斥为伪造或有误。毫无疑问，上面提到的那些人都曾在他们生命中的这个或者那个阶段有过意志薄弱的时候，可如果让伯爵把他们每个人的美德或者善举也编撰成册的话，那这些档案会比柜子里的那些多上五十倍都不止。伯爵把他的朋友的档案都取出来摊在桌上，又回到柜子跟前，在字母“R”的下面找了起来。找到他自己的档案夹时，他很高兴地发现，它是最厚的。

伯爵看了看他的手表（或者该说是“主教”的）。已经凌晨两点半了：一天之中最阴森的午夜时分。伯爵给第一支枪重新装上子弹，把它别在皮带里，然后用另一支枪指着“主教”。

“我们得走了。”说完，他拿着枪朝桌上的文件挥了挥，“这些都是你的东西，你来拿着。”

“主教”没有反驳。他把档案收好，拿了起来。

“我们去哪儿？”

“你很快就会知道的。”

伯爵领着“主教”穿过空荡荡的办公室，进到封闭的楼梯间，然后下了两层楼梯，到了低于街平面的那一层。

别看“主教”在酒店管理上总是锱铢必较，小题大做，但很显然，他从没到过地下室。从楼梯底下的门进去之后，他既恐惧又嫌恶地往四周看了看。

“第一站到了，”说完，伯爵把通向锅炉房的重铁门拉开来。见“主教”还在犹豫，伯爵用枪管戳了戳他。“那边，”伯爵从口袋里掏出一条手帕，捂住嘴，打开了通向火炉的那扇小门，“把它们都扔进去。”

“主教”一句话没说，把所有的文件都抛进了熊熊燃烧的火舌之中。可能是离火炉太近，也可能是因为刚刚抱着厚厚的一沓档案连下了两层楼梯，“主教”开始出汗了。这可不是他的风格。

“走，”伯爵说，“去下一站。”

出了锅炉房，伯爵推着“主教”，沿着走廊朝存放珍物的那些柜子走去。

“那儿。下面的架子上。把那本小红书拿过来。”

“主教”照伯爵吩咐的做了。他把那本《芬兰旅行指南》递给了伯爵。

伯爵点了点头，表示他们还得往地下室里面走。“主教”的脸色已变得一片惨白，才走几步，他的膝盖似乎都开始发软了。

“再往里走一点就到。”伯爵哄他道。过了片刻，他们来到那扇浅蓝色的大门前。

伯爵从口袋里掏出尼娜的那把钥匙，打开了门。“你进去。”他说。

“主教”走了进去，又转过身来问道：“你想把我怎么样？”

“我不想把你怎么样。”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

“我永远都不回来了。”

“你不能就这么把我关在这儿，”“主教”说，“也许得好几周才会有人发现我呢！”

“开博亚尔斯基餐厅每日例会的时候你好像在场吧？列普列夫斯基经理同志。开会的时候你如果认真听了的话，你就应该知道，周二晚上宴会厅要办一场宴会。我敢肯定，到时候他们会发现你的。”

说完，伯爵把门一关，将“主教”锁在了那间屋里。那满满一屋子装的全是讲排场、充门面的浮华之物。

他和里面装的那些玩意儿倒是很般配，伯爵心想。

等伯爵回到塔楼底层时，时间已是凌晨三点。伯爵一边沿着楼梯往上走，一边为自己躲过了这场劫难而暗自庆幸。他伸手从口袋里掏出那本偷来的护照和芬兰马克币，把它们夹在那本旅游指南里。来到四楼的拐角，他忽然觉得背后袭来一股阴森森的凉意。在他正上方的楼梯口，那只形如鬼魅的独眼猫出现了。那猫正居高临下地打量着这位“前人民”——脚上只穿着一双袜子，腰带上别着两把手枪，手中拿着偷来的赃物。

据说，海军上将纳尔逊勋爵在一七九八年的尼罗河河口战役中被打瞎了一只眼睛。而在三年后的哥本哈根海战中，在他的上司已经发出了撤退信号时，他却把望远镜搁在他那只已经失明的眼睛前继续观察，指挥他的战船继续向敌人发起攻击，直到丹麦海军同意停战谈判为止。

这是大公最喜欢的故事，他还曾翻来覆去地讲给伯爵听，并教导伯爵要以此为榜样，在艰难困苦面前要坚忍不拔。可伯爵总觉得这故事不大可信。因为在武装冲突过程中，有时候真相也会像船和人一样受到伤害，甚至比后二者更容易受到伤害。可在一九五四年夏至开始的这个时刻，大都会酒店的那只独眼猫，盯着伯爵偷来的战利品看了半晌，居然没表现出一丝的失望和不满，便从楼梯上消失不见了。

奉若神明

六月二十一日，尽管伯爵直到凌晨四点才上床睡觉，他仍然在惯常的时间起了床。他做了五遍下蹲，五遍伸展，然后又深呼吸了五次。他的早餐是咖啡和饼干，以及每天必有的水果（今天是好几种不同的莓果）。饭毕，他便下楼读报，还同瓦西里聊了一会儿天。午饭他是在广场餐厅吃的。下午，他到裁缝室去看望了玛丽娜。因为今天不用上班，于是七点他便来到夏里亚宾酒吧，一边喝着他的开胃酒，一边坐在心细如发的奥德留斯对面，大发了一通“这么快就到夏天了”的感慨。然后，晚上八点，他来到博亚尔斯基餐厅，在十号桌吃过了晚餐。可以说，这一天他过得和平时没什么两样。只不过，在晚上十点离开餐厅之前，他告诉娜蒂娅经理有事找她，让她去一趟；然后，他趁机溜进没人的衣柜间，将一位名叫索尔兹伯里的美国记者的雨衣和软毡帽借了出来。

回到六楼，伯爵打开他那只旧皮箱仔细搜了一番，他想把一九一八年从巴黎返回艾德豪尔山庄时用过的那只背包找出来。和那次旅行一样，这一回他也只打算带些随身的生活用品，也就是：三件衣服、一把牙刷、一支牙膏、一本《安娜·卡列尼娜》、米什卡的那本遗著，最后，还有一瓶教皇新堡酒。这酒他打算留到一九六三年六月十四日那天来喝，因为那天是他那位老朋友去世十周年的日子。

所有的东西收拾完毕之后，伯爵到书房看了最后一眼。许多年前，他曾被迫告别家园。又过了数年，他不得不跟他的酒店套房说再见。如今，他又将辞别这间一百平方英尺的斗室。毫无疑问，这是他一生中住过的最小的一间屋子，可不知何故，在这狭小的四壁之内，时光依旧来去匆匆，世事也荏苒如故。想到这里，伯爵摘下帽子冲海伦娜的画像致意，然后便把屋里的灯熄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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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伯爵沿着楼梯下到酒店大堂的同时，索菲亚刚刚结束她在巴黎普莱耶勒音乐厅里的演奏。她从钢琴旁站起来，朝观众转过身去。她正处于一种不可思议的状态中。因为每一次演奏，索菲亚都会完全沉浸在表演之中，有时甚至会忘了观众在场。掌声把她的意识唤回现实，向观众最后一次鞠躬前，她也没忘记要优雅地向乐队和指挥致意并表示感谢。

从舞台上一下来，索菲亚立刻得到了大使馆文化随员和乐团团长瓦维洛夫热情的拥抱与祝贺。这是她最为出色的一次演奏，他说。说完，他们俩又将注意力转回到了舞台上。因为那位小提琴神童已站在了面朝乐团指挥的位置上。音乐厅里静极了，所有观众都能清晰地听见指挥手里的指挥棒轻敲了一下。短暂的停顿之后，音乐家们开始了演奏，索菲亚则独自走进了更衣室。

音乐学院的交响乐团演奏一遍德沃夏克的协奏曲需要三十多分钟。索菲亚则必须在十五分钟内赶到音乐厅的出口。

她拿起自己的背包，径直去了音乐家的专用洗手间。进去之后，她立刻把门从里面反锁上。她甩掉脚上那双鞋，把玛丽娜给她做的那身美丽的蓝色晚礼裙也脱了下来，安娜给她的项链也被她摘掉扔在了裙子上。然后，她换上了她父亲从那位意大利男士那儿偷来的宽松长裤和牛津棉布衬衫。她对着洗脸槽上方那面狭小的镜子看了看，接着，拿出父亲为她准备好的剪刀剪起头发来。

这把白鹭形状的小剪刀曾是伯爵的妹妹最心爱的物品。它本只是用来做些剪裁，而不能拿来修剪的。剪刀把上的金属圈几乎深深地陷进索菲亚拇指和食指的指关节里，但无论她怎么使劲，都剪不断她那一头长发。索菲亚急得眼泪都掉了下来。可这时，她闭上双眼，长长地吸了口气。现在可没时间哭，她告诉自己。她用手背将脸颊上的泪水擦掉，又重新试了起来。这回，每次剪的头发比刚才要少一些，而且，她剪头发的动作更加平缓而均匀了。

剪毕，她把剪下的头发用手撮起来，按她父亲吩咐的把它们扔到马桶里用水冲掉。然后，她从背包的侧兜里掏出一只黑色的小瓶，瓶里装的是大都会酒店的理发师替长出白胡子的顾客染色用的染发剂。瓶盖的内侧带有一支小刷子。打十三岁起，索菲亚的头顶就有一缕白色的头发，它几乎是索菲亚最显著的相貌特征。此刻，索菲亚将那缕白发拈在手里，身体倚到水槽上方，小心地用刷子蘸上染发剂往白头发上刷，一直到它与其余的头发一样乌黑。

染完头发，她把瓶子和剪刀放回包里，然后拿出伯爵从意大利人那儿偷来的帽子，搁在水槽上。她把注意力转移到地板上的那堆衣服上。直到这时，她才意识到，他们的计划没有把她的鞋子考虑进去。现在，她只有脚上穿着的那双高跟鞋，这还是一年前为了参加音乐学院的比赛安娜帮她挑的。索菲亚别无选择，索性把两只鞋扔进了垃圾箱。

她拾起地上的晚礼裙和项链，也打算一并扔掉。是的，裙子是玛丽娜亲手做的，项链则是安娜送的，可她没法把它们带走。这一点父亲早就跟她说清楚了。万一她在路上被人拦住，对方要检查她的包，这几样高雅的女性物品会暴露她的身份。索菲亚迟疑了片刻，把衣服塞进了垃圾箱，但那条项链，她还是顺手放进了口袋。

索菲亚把背包带子绑结实后，把它搭到了肩上。她将帽子往头上一扣，打开卫生间的门，仔细听了听。音乐厅里，弦乐的声音开始变强，这表明第三乐章快结束了。从卫生间出来，她绕开更衣室，直奔大楼后面而去。途中，她从舞台背后路过时，音乐声已变得愈加高昂。紧接着，当最后一个乐章的第一个音符响起时，她已从音乐厅后面的出口走了出去，光着双脚踏进了夜色之中。

索菲亚走得很快，但没跑。她绕过普莱耶勒音乐厅，来到圣奥诺雷郊区大街(11)。灯火通明的音乐厅的入口就在这条街上。她穿过大街，来到一家店门口，把头上的意大利人的帽子取了下来。她从帽檐底下，将她父亲塞在里面的一张小地图摸了出来。地图是父亲从巴黎旅游指南上撕下来，然后又叠成火柴盒大小，藏在帽子里的。她把地图打开，找准了方向，然后照着图上的红线，先沿圣奥诺雷郊区大街走了半个街区，再经奥什大街来到凯旋门，接着向左拐上香榭丽舍大街，然后径直往协和广场走去。

在地图上标出从普莱耶勒音乐厅到美国大使馆的路线时，伯爵特意选了一条曲曲折折，而非直线的路径。如果走直线，就得沿着圣奥诺雷郊区大街一直走十个街区。而伯爵想让索菲亚尽快离开音乐厅，离得越远越好。多绕一段路，索菲亚的路程只会增加几分钟时间，却能让她完全消失在香榭丽舍大街熙攘的人群里。而且，就算那时她的失踪被人发现了，她仍有足够时间抵达美国大使馆。

然而，伯爵滴水不漏的计划中还是有一件事他未能想到：当一位二十一岁的年轻姑娘第一次在夜色中看见溢彩流光的凯旋门和卢浮宫时，她的内心会是何等震撼。没错，一天前，索菲亚已经见过这两个地方了，他们还看了许多其他地方。但正如伯爵事先猜测的，她是坐在大巴士上隔着车窗玻璃看的。这和站在初夏的街头定睛凝视它们有天壤之别。更何况她不久前还在舞台之上，接受着观众们的热烈欢呼，此时却以乔装打扮的样子在夜色的掩护下逃到了这里……

尽管古典传统中并没有专司建筑的缪斯，但我想我们都会同意，在某些情况下，建筑物的外观能给人们留下难以磨灭的记忆，它能打动人的情感，甚至能改变一个人的人生。尽管索菲亚的时间并不充裕，但当她走到协和广场时，她还是冒着风险停下了脚步。她在原地缓缓地转了一圈，仿佛在努力识别周围的一切。

离开莫斯科之前的那个夜晚，索菲亚告诉伯爵，他为她制订的这一计划令她非常痛苦。为了安慰她，伯爵给她讲了他的看法。他说，我们所有人的生活都被不确定的因素控制着，而这些因素中，很多都具有破坏性，甚至极其可怕；但只要我们坚持，保持宽容大度的心态，我们便有可能等来大彻大悟的那个时刻。而在那一刻，所有曾经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都会突然变得无比清晰，原来它们中的每一件都是人生中必不可少的部分，即便我们即将踏入期盼已久的生活，也同样是如此。

当父亲说完他的看法，索菲亚觉得它听上去是那么荒唐，那么夸张，以至于丝毫没能缓解她的痛苦。然而，索菲亚在协和广场上转了一圈，看到了凯旋门、埃菲尔铁塔、杜伊勒里宫(12)，还有围绕着协和广场的方尖塔与来回穿梭的汽车和小摩托车，这时，她才真正领会了父亲那番话的含意。

✮

“它整晚都是这样的吗？”

理查德·范德维尔正站在大使馆的公寓里。面对着卧室的镜子，他才发现领结的角度打得不对。它斜成了二十五度角。

“你的领结一直都是这么戴的，亲爱的。”

理查德惊讶地朝他的妻子转过身来。

“一直都是这样的？那你怎么从来没提醒过我？”

“因为我觉得，你这么戴看上去很潇洒。”

理查德点了点头，似乎这个“潇洒”的答复他勉强能接受。他又朝镜子看了一眼，然后一把将领结扯松，把身上的燕尾服脱下来搭在椅背上。他正想提议俩人喝杯酒再就寝，这时传来了敲门声。是理查德大使馆的随员。

“什么事，比利？”

“很抱歉这么晚来打扰你，先生。但外面有个小伙子找您。”

“小伙子？”

“对。他显然是来寻求庇护的。”

理查德的两道眉毛耸了起来。

“庇护什么？”

“我也不确定，先生。他脚上连鞋都没穿。”

范德维尔先生和太太对视了一眼。

“哦，这样的话，我想你还是先让他进来吧。”

一分钟后，随员领着一个小伙子走了进来。小伙子头上戴着一顶报童帽似的无边软帽，而且，果然光着脚。小伙子礼貌而焦急地把帽子从头上摘了下来，抓在手里，放在腰际。

“比利，”范德维尔太太说，“这不是什么小伙子。”

随员不禁把眼睛瞪得老大。

“啊，不会吧？”理查德说，“索菲亚·罗斯托夫。”

索菲亚脸上露出了欣慰的笑：“范德维尔先生。”

理查德告诉随员他可以走了。然后，他咧嘴一笑，走到索菲亚跟前，一把扶住了她的胳膊。

“让我好好看看你。”他还没把手从索菲亚身上松开，便转头对他妻子说，“我跟你说了她是个美人吧？”

“可不是嘛。”范德维尔太太笑着说。

可在索菲亚的眼里，范德维尔太太才是个真正的美人。

“这可真是喜出望外啊。”理查德说。

“您不知道……我会来吗？”索菲亚有些犹豫地问道。

“我们当然知道！可你父亲办事越来越神秘了。他是向我保证过你会来，但什么时间，什么地点，怎么来，他都没跟我说。至于来的时候你会光着脚，扮成男孩的模样，这个他也绝对没告诉过我。”理查德指了指索菲亚的背包，“这是你所有的东西了吗？”

“恐怕是的。”

“你饿不饿？”范德维尔夫人问道。

索菲亚没来得及开口，理查德已经插嘴道：“肯定饿了。连我这个刚吃过晚饭的，现在都饿了。亲爱的，这么着吧：我和索菲亚先聊聊，你看能不能先去给她找几件衣服，然后我们再去厨房碰头？”

范德维尔夫人找衣服去了。理查德把索菲亚领到书房。他往桌边一坐，说：

“索菲亚，你能来我们家，你不知道我们有多开心。可有些时候，我们得先把正事办完，再去享乐。我也很讨厌这样。但我敢肯定，我们一坐下来开始吃饭，听你讲你的惊险故事便会一发不可收。所以，在我们去厨房之前，告诉我，你父亲有没有什么东西，让你捎给我……”

索菲亚看上去有些害羞，也有些犹豫。

“我父亲说，你也许有东西要先交给我……”

理查德笑着把双手一拍。

“你说得对！瞧我，把这个都忘了。”

理查德穿过房间，来到书柜旁。他踮起脚尖，从书柜顶层的架子上拿下来一件东西。这东西乍一看像本大书，可实际上是用棕色的纸裹着的包裹。理查德砰的一声将它放在了桌上。

索菲亚也把手伸进她的背包里掏着什么。

“在把你的东西给我之前，”理查德提醒她说，“你最好先确认一下，这就是你要的那个东西。”

“嗯，对。我知道。”

“另外，”他又补了一句，“我一直想知道这包裹里面到底是什么。”

索菲亚走到桌旁，和理查德站在了一起。她解开包裹上的捆绳，打开折叠着的包装纸。里面是一本旧版的《米歇尔·德·蒙田随笔集》。

“好吧，”理查德略带困惑地说，“看来不得不服这个法国老头了。他的这本书比亚当·斯密和柏拉图的书重多了。也不知怎么会那么重。”

可紧接着，索菲亚把书翻开，露出了书页里用刀剜出来的长方形小洞。小洞里面放着八摞金币。

“原来如此。”理查德说。

索菲亚把书合上，用绳子重新捆好，然后把身上的背包取了下来。她把包里的杂物一股脑倒在椅子上，然后把空包递给了理查德。

“我父亲说，你得把背带顶端的线缝剪开。”

门口传来了敲门声，接着，范德维尔太太把头伸了进来。

“我给你找了几件衣服，索菲亚。你准备好了吗？”

“此时正合适不过，”理查德冲索菲亚点了点头，说，“你们先去，我马上过来。”

屋里只剩下理查德一个人。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把小折叠刀，把刀刃翻出来，然后沿着背带顶端那条精心缝制的线缝剪了起来。在其中一条背带的狭小空间里，有一张卷得紧紧的字条。

理查德把字条从线缝里轻轻抠出来，然后坐在桌前，在桌上展开。字条的最上方画着一幅图，图的标题是“部长会议和主席团的联席晚宴，1954年6月11日”。图正中绘的是一个长长的U形桌，在U形桌的四周标着四十六个人名。每个人名的下方，写着此人的职务和头衔，而且还用三个词对此人的性格特征做了概括。纸背面的内容则对当晚宴会的情形做了详细的描述。

当然，伯爵在描述中也提到了奥布宁斯克核电站的隆重推出，以及那段显示该电站与莫斯科电网之间关系的极具戏剧性的演示。但整份报告中，他着重强调了当晚的宴会细节。

首先，伯爵注意到，在宾客们抵达晚宴场地时，几乎所有人都感到非常惊讶。很显然，来到大都会酒店，他们原本以为会被安排在博亚尔斯基的正规宴会厅里，没想到被领进了417号套房。只有一个人除外，那就是赫鲁晓夫。他走进房间的时候显得志得意满，胸有成竹。很显然，他不仅事先知道晚宴在哪里举行，而且对一切都在有序进行感到非常满意。十一点差十分，总书记起身发表了一番祝酒词。在祝酒词中，他还特意提到了在两层楼之下的酒店房间里发生过的一段往事。这么一来，大家不再有任何怀疑：一手操办今晚这场宴会的人就是他。

可对伯爵而言，当晚最精彩的表演是赫鲁晓夫在有意无意之间与马雷舍夫保持着一致。几个月来，马林科夫并未刻意掩饰他和赫鲁晓夫在核军备上的分歧。马林科夫预见，与西方进行核军备竞赛只会给俄国带来毁灭性的后果，他称之为“世界末日政策”。然而，凭借当晚上演的那一小台政治剧，赫鲁晓夫使出了绝妙的一招。他把核弹带来的世界末日的威胁转换成了一场振奋人心的用核能发电的城市灯光秀。如此一来，这位保守的主战派便把他自己打扮成了一位面向未来的人物，而他那位改革派的对手反倒成了反动派。

果然，整座城市变得灯火通明，餐桌上摆满了冰镇的伏特加，这时，马雷舍夫穿过房间，与总书记交谈起来。因为大多数人仍满脸笑容地在屋里走动，马雷舍夫便很自然地在赫鲁晓夫身边的空椅子里坐了下来。因此，当大家开始回到自己的座位时，马林科夫发现，自己不得不在赫鲁晓夫和马雷舍夫身后干站着。这位共产党的总理尴尬地等候着他们二人结束交谈，好回到他的座位上去。而在他等候的过程中，屋里所有的人都一眼不眨地盯着这一幕。

读罢伯爵的描述，理查德往椅背上一靠，脸上浮出了一丝微笑。他想，像亚历山大·罗斯托夫这样的人，一百个都不嫌多，他通通用得上。这时，他注意到桌上还有一张稍微有些卷曲的小纸片。理查德把它拈起来一看，马上认出了伯爵的字迹。这张字条应该是被卷在了那份报告中间。在简单交代了如何确认索菲亚已安全抵达大使馆之后，它还列出了七位数的一串数字。

理查德从椅子里蹦了起来。

“比利！”

未几，门被推开了，随员的头探了进来。

“先生，有事吗？”

“如果巴黎时间快到十点了的话，那莫斯科现在大概是几点呢？”

“半夜十二点。”

“现在总机上有几位姑娘在值班？”

“我不确定，”助手有点慌张地坦承道，“现在这个时候，两个，也许三个？”

“不够！去打字室，密码室，还有厨房，只要长了手指的，全都找来。”

✮

伯爵扛着他的旅行包来到酒店大堂，并在盆栽棕榈树之间找了张椅子坐下。他没有烦躁得坐立不安，没有来回走动，也没有看晚报。他甚至没往“主教”的手表上看一眼时间。

假如事先有人让他设想，在这种情况下坐在那里，他会是什么样的感觉，伯爵一定预感自己会格外焦虑。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伯爵根本不觉得眼下这种等待有任何令人痛苦之处。相反，他惊讶地发现，等待的过程其实非常平静。他带着一种近乎超脱的耐心，看着酒店的宾客来来往往，看着电梯门开开关关。他还听到了从夏里亚宾酒吧传来的音乐声和欢笑声。

在那一刻，不知怎的，伯爵觉得这里的每一个人都那么和谐，这里所发生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某个大计划的一部分。而在那个大计划里，他现在就该坐在盆栽棕榈树之间的椅子上静静地等待。几乎就在午夜来临的那一刻，伯爵的耐心终于得到了回报。因为，正如伯爵给理查德的字条所写的那样，大都会酒店一楼所有的电话几乎同时响了起来。

主服务台上的四部电话全都在铃铃作响。电梯旁边靠墙的桌子上摆着的两部内部电话也响起了铃声。瓦西里的服务台和服务员领班桌上的电话也在响。还有广场餐厅的四部，咖啡馆的三部，行政办公室的八部和“主教”办公室的两部。总共是三十部电话，全都同时响了起来。

三十部电话同时响。多简单的一个概念啊。但它也立刻引起了一阵骚动。大堂里的人开始不住地来回张望。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能在半夜十二点让三十部电话同时响起来？是大都会酒店被闪电击中了，是俄国遭到了别国的袭击，还是前人的鬼魂正在为今人敲响丧钟呢？

不管是什么原因，那声音的确让人惊慌失措。

如果只有一部电话铃响了，我们会本能地拿起听筒来，对它说一声“喂”。可当三十部同时响时，我们则会本能地倒退两步，满脸惊讶地盯着电话机。酒店里有限的几位上夜班的员工在好几部电话之间来回穿梭，却没胆量去接听其中任何一部。一帮喝醉了的家伙从夏里亚宾酒吧来到了大堂，他们的喧哗声把住在二楼的宾客吵醒了。被吵醒的客人正要沿着楼梯冲下来找他们理论。趁着混乱的工夫，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伯爵悄悄地把从记者那儿偷来的帽子和大衣穿戴好，把旅行包往肩上一扛，便从大都会酒店走了出去。

(1)　拉赫玛尼诺夫（1873—1943），俄国作曲家、指挥家、钢琴演奏家，是20世纪最伟大的钢琴家之一。

(2)　用来制作蜡烛，密封书信，制作雕塑，为木地板抛光，除去毛发，让胡子成形！——作者注

(3)　原文为拉丁语：Quod erat demonstrandum。

(4)　“对不起，先生，请问您知道确切的时间吗？”

“是的，小姐，十点了。”

“谢谢。您能告诉我香榭丽舍大街怎么走吗？”

“是的，就朝这个方向走。”

“非常感谢。”

“不用谢。”

(5)　原文为意大利语：Arrivederci。

(6)　作家雷蒙德·钱德勒（1888—1959）笔下的虚构人物，职业为私家侦探。

(7)　原文中以上对话为意大利语。

(8)　托马斯·霍布斯（1588—1679），英国政治哲学家，创立了机械唯物主义的完整体系，认为宇宙是所有机械运动着的广延物体的总和，并提出了“自然状态”和国家起源说，认为国家是人们为了遵守“自然法”而订立契约所形成的。

(9)　约翰·洛克（1632—1704），英国哲学家。他发展出了一套与托马斯·霍布斯的自然状态不同的理论，主张政府只有在取得被统治者的同意，并且保障人民拥有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时，其统治才有正当性。

(10)　让-雅克·卢梭（1712—1778），法国启蒙时代的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其《社会契约论》中所论述的人民主权及民主政治哲学思想影响深远。

(11)　法国巴黎的一条街道，比香榭丽舍大街狭窄，被视为世界上最时尚的街道之一。

(12)　曾是法国王宫，位于巴黎塞纳河右岸。

后记
Afterword

后来……

一九五四年六月二十一日，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斯卡多夫斯基于午夜到来之前离开了他的公寓，为的是赴某人之约。

妻子竭力劝他不要去。她想知道，约在这个时间见面能有什么好事。难道他不知道午夜会有警察在街上巡逻？越是临近午夜，巡逻的警察越是警惕。从古至今，只有傻瓜才会约在这种时候出来见面！

维克托对妻子说，这完全是一派胡言，还说她讲得太耸人听闻了点。他从他们住的宿舍楼离开，走了十个街区，来到花园环道，上了公共汽车。车上的人朝他投来漠不关心的目光，这反而让他觉得很舒坦。

没错，他深更半夜出来与别人见面，妻子是很生气。但假使她知道了他此行的目的，她一定会更担心。而且，假使妻子知道了他的意图，并且问他，为什么要去做这么一件愚不可及的事，他也答不上来。因为连他自己也不是很确定。

这不仅是因为索菲亚。当然，对于她在钢琴上取得的成就，他像父亲一样为她自豪。帮助年轻的艺术家发现她自身的天赋，这个美妙的梦想在多年前就已经被维克托抛在了脑后。可当这种体验不期而至时，他简直难以用言语来描述那种感觉。更重要的是，正是因为教索菲亚弹琴，他又重新开始追逐另一个早已被他放弃的梦想——在室内管弦乐队的伴奏下演奏古典乐曲。尽管如此，这也不完全是因为她。

更大程度上，这是因为伯爵。不知何故，维克托对亚历山大·伊里奇·罗斯托夫怀有深深的忠诚，而这种忠诚根植于维克托对伯爵的几乎难以言喻的尊重。而这一点，他的妻子——尽管她是个好女人——是无论如何也不会懂的。

而最重要的是，他答应伯爵的请求，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这么做是对的。而这种坚守信念的感觉本身就是一种乐趣。这样的乐趣如今是越来越少见了。

维克托一边这么想着，一边下了公共汽车，走进老圣彼得堡车站。他穿过中央大厅，朝灯火通明的咖啡厅走去。伯爵交代过，让他在那里等他。

维克托挑了个角落里的位子坐下。他注视着一位年老的手风琴演奏者在餐桌间走来走去，这时，伯爵从外头走进了咖啡厅。他身穿一件美式风衣，头戴一顶深灰色的软呢帽。看到了维克托，他便从咖啡厅那端走过来，把他的旅行包往地上一放，脱了外套，摘下帽子，和他坐在了同一个卡座里。过了一会儿，女服务员来了，他要了杯咖啡，然后，等到咖啡被端上桌，他才把一本小红书放在桌上，朝桌对面的维克托推了过去。

“你能帮这个忙，我很感激。”他说。

“您不用谢我，阁下。”

“拜托，维克托，请叫我亚历山大。”

维克托刚想问伯爵有没有任何关于索菲亚的消息，但他的话被咖啡馆另一边的一场打斗给打断了。两位面容憔悴、手拎编织篮的水果商贩为了争夺地盘起了争执。时间已经很晚了，两人的篮子里都已只剩下几样品相不佳的水果，尽管旁观者觉得，他们的争吵很不值得，但在两位当事人看来，这并没有减轻其中的利害关系。于是，在最初的相互辱骂过后，其中一位商贩朝对方的脸上来了一下。后者嘴唇被打出了血，水果也掉到了地上。他开始用同样的方式还击。

咖啡厅里的客人都停止了交谈，他们带着厌倦和见怪不怪的表情注视着这场打斗。咖啡厅经理从柜台后面绕过来，揪着二人的领子把他们都拖了出去。屋里一时静了下来，所有的人都隔着咖啡厅的玻璃窗看着外头的两位水果商贩。他们仍坐在地上，相互隔着几英尺远。这时，只听那位年迈的手风琴演奏者（打斗一起，他便停止了演奏）忽然拉出了一声动听的曲调，他大概是想借此恢复咖啡厅里友好的氛围。

维克托在啜着他的咖啡，伯爵则饶有兴趣地盯着手风琴演奏者。

“你看过电影《卡萨布兰卡》吗？”他问道。

维克托有些迷惑不解。他承认说没看过。

“啊。那有机会你一定得看看。”

于是，伯爵给维克托讲起了他的朋友奥希普，以及他们俩最后一次看电影的情形。他还特别为他描述了其中的一个场景：当警察把骗子从酒吧里拖走的时候，那位美国酒吧老板是如何安慰他的顾客的。他对他们说一切正常，然后不动声色地指挥他的乐队继续演奏。

“那个场面给我的朋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伯爵解释说，“在他看来，酒吧老板在骗子被抓住以后，那么快便吩咐钢琴手重新开始演奏，这说明他对别人的命运漠不关心。可我却觉得……”

✮

次日上午十一点半，两名克格勃军官来到了大都会酒店。他们此行是要就一件尚未公布的突发事件对亚历山大·罗斯托夫领班进行审问。

两位军官在一名酒店服务员的引领下来到罗斯托夫位于六楼的房间。可在那里，他们并没有发现他的踪迹。同样，他也没在理发店理发，没有在广场餐厅用餐，没有在酒店大堂里坐着看报。几位和罗斯托夫关系最为密切的员工，包括主厨茹科夫斯基和餐厅主管杜拉斯等人都受到了盘问，可他们打前一天晚上起就再没见过罗斯托夫。（军官们还费了一番功夫，他们想找酒店经理了解些情况，却发现他到现在都没来上班。于是，这件事马上被记入了经理的个人档案。）到了下午一点，他们又叫来两名克格勃的人，对酒店进行一次更为彻底的搜查。两点时，有人建议主持调查的高级官员找礼宾部的服务员瓦西里谈谈。官员找到瓦西里的时候，后者正在大堂的服务台前帮一位客人联系购买剧院演出的门票。那位官员开门见山地冲这位礼宾服务员问道：

“你知道亚历山大·罗斯托夫去哪儿了吗？”

礼宾服务员回答说：“我什么也不知道。”

✮

在得知酒店经理列普列夫斯基和领班罗斯托夫二人同时失踪后，主厨茹科夫斯基和餐厅主管杜拉斯于两点一刻在厨师的办公室里开起了当日的例会。会议一开始，他们俩立刻就此事热切讨论了起来。坦率地讲，在经理列普列夫斯基为什么不见了的问题上他们几乎没花什么时间，他们把时间全花在了领班罗斯托夫身上。

得知伯爵失踪的消息，他们一开始都十分担心，可看到克格勃军官们脸上那显而易见的沮丧表情后，“三巨头”的这两名成员心里反而踏实起来，因为这说明伯爵没有落到他们手上。可问题仍然存在：他可能去哪儿呢？

后来，酒店员工之间开始出现一些传言。尽管克格勃的军官们一向神秘莫测，但手势、语言和面部表情的表达是人几乎无法控制的。所以，上午过后，便有人暗示或推测，称索菲亚在巴黎失踪了。

“有没有可能……”安德烈大声问道。很明显，他是在向埃米尔暗示，他们的朋友很可能也趁着夜色逃出去了。

因为此刻才两点二十五分，主厨茹科夫斯基尚未从悲观主义者转变成乐观主义者。只听他简短地答道：“绝不可能！”

于是，两个人又开始就很可能、合理和有可能三者的区别展开了一番激烈的辩论。这场辩论持续了整整一小时，要不是有人敲门，它可能还会继续下去。埃米尔一边恼怒地问道“什么事？”，一边转过头去。他原以为会是伊利亚拿着他那把大木勺站在门口，可一看，来者是在邮件室工作的一位员工。

这位员工的突然出现让主厨和餐厅主管十分不解，只能呆呆地盯着他看。

“你们二位是主厨茹科夫斯基和杜拉斯主管吗？”过了片刻，他问道。

“当然是！”主厨说，“不然，我们还能是谁？”

对方没再多说，而是把头一天夜里不知谁塞到他信箱里的五封信中的两封拿了出来。来这儿之前，他已经分别去了一趟缝纫室、酒吧和礼宾服务台。员工的举止非常职业，尽管这两封信都重得出奇，他却没对信中装的东西表现出一丝好奇。而且，把信送到之后，他也没有留下来看着二人在他面前将信封打开。实在不好意思，他自己还有一堆活儿等着他去做呢。

邮件室的职员刚离开，埃米尔和安德烈便都好奇地低头朝他们各自手中的信封看去。他们一眼便认出了那上面的字体，因为它是那么独特，那么秀丽和坦荡。他们对视了一眼，把眉头一扬，便撕开了各自手里的信封。信封里面，各有一封道别信，信中对他们的友谊表示了感谢，并向他们保证，那个法式海产什烩之夜将永远留在他的记忆之中。信里还请求他们收下信封里的东西，作为对他们这份不朽的友谊的纪念。而“里面的东西”是四枚金币。

两个人同时打开信封，同时开始读信，现在又同时把信扔到了桌上。

“是真的！”埃米尔喘着气说道。

作为一个审慎而彬彬有礼的人，就算是这种情况，安德烈也不会说：“我早跟你说了吧。”他只是微笑着说了一句：“这么看来……”

等埃米尔从惊喜（四枚金币外加一位老朋友成功出逃）中回过神来，他又失落地摇起了头。

“怎么啦？”安德烈问道。

“亚历山大走了，你也中了风，”主厨说，“那我会变成什么样呢？”

安德烈朝主厨看了片刻，然后笑了。

“中风？我的朋友，我的手从没像现在这样敏捷过。”

随后，为了证明自己刚才的话，安德烈把四枚金币拿在手里，将它们一枚枚旋转着往空中抛去。

✮

当天下午五点，在克里姆林宫一间陈设精美的办公室里（从屋里能看见亚历山大花园里的丁香），错综复杂的国家安全部门下某个特别分支机构的长官正坐在他的办公桌后阅读文件。他身穿深灰色的西装，左耳上方有道疤痕，看上去曾经有人试图用刀劈开他的头骨。当他和其他那些六十出头且已经谢顶的长官站在一起时，要不是这道疤痕，将他们区分开来还是很难的。

听到有人敲门，长官说了一声：“进来。”

敲门的是位身穿衬衫并打着领带的年轻人。他手里拿着厚厚的棕色文件夹。

“什么事？”长官头也没抬，一边继续工作一边问他的助手。

“先生，”助手回答，“据今天早上得到的消息，莫斯科音乐学院有一名参加友好巡回演出的学生在巴黎失踪了。”

长官把头抬了起来。

“莫斯科音乐学院的学生？”

“是的，先生。”

“男的女的？”

“一个年轻姑娘。”

…………

“她叫什么名字？”

助手查阅着手里的文件夹。

“她的名字叫索菲亚，家住大都会酒店。她是被一个遭到软禁的叫亚历山大·罗斯托夫的前人民抚养长大的。至于她的生父是谁好像还有些疑问……”

“我知道了。那你们找这个罗斯托夫问过话了吗？”

“问题就在这儿，先生。罗斯托夫也找不着了。我们一开始把酒店搜了一遍都没找到他，所有被盘问过的人都说自己从昨天晚上起就再没见过他。可今天下午，对酒店进行第二次，也是更彻底的一次搜查之后，我们在酒店地下室的储藏室里发现了被反锁在里面的酒店经理。”

“不会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吧。”

“就是他，先生。他好像是无意中发现了那个姑娘的叛逃计划，可在他去通知克格勃的路上，罗斯托夫将他制伏了，又拿枪逼着他，把他关进了储藏室。”

“拿枪逼着！”

“是的，先生。”

“罗斯托夫从哪儿搞来的枪呢？”

“看来他有两支用于决斗的老掉牙的手枪，他也真是铁了心要使一使它们。事实上，我们已经确认，他昨晚确实在经理办公室里冲斯大林的画像开了一枪。”

“冲斯大林的画像开枪。嗯，看来他还真是个残忍的家伙。”

“是的，先生。而且，容我多说一句，他还很狡猾。前天夜间，一对芬兰夫妇的芬兰护照和芬兰货币在他们的酒店房间里被盗了。而昨天晚上，又有一名美国记者的雨衣和帽子被人偷了。今天下午，派往列宁格勒斯基火车站的调查人员确认，有人看见一个穿着那身衣帽的男人搭上了去赫尔辛基的晚间列车。而后来，那身衣帽在位于维堡(1)的俄国终点站的卫生间里被人发现，同时被发现的还有一份芬兰旅游指南，可指南里的地图已被人撕去。鉴于搭乘火车进入芬兰的安检十分严格，我们估计罗斯托夫之所以在维堡下车，是打算步行穿越芬俄边界。我们已经通知了当地的安全机关，但他也有可能已经从他们的指缝之间溜了。”

“我知道了。”长官又重复了一遍，他从助手手中接过文件，放在了桌上，“你给我讲讲，最开始是怎么把罗斯托夫和被盗的芬兰护照联系起来的呢？”

“是列普列夫斯基同志，先生。”

“怎么说？”

“在列普列夫斯基同志被带到地下室去的时候，他亲眼看见罗斯托夫从一堆被扔弃的书当中拿走了一本《芬兰旅行指南》。正是靠他提供的这个情况，我们才迅速将他和被盗的芬兰护照联系在了一起，也才会马上派军官到车站去。”

“每一步都干得很漂亮。”长官说了一句。

“是的，先生。但有件事我还没想明白。”

“没想明白什么？”

“为什么罗斯托夫有机会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给毙了，却没这么做呢？”

“很显然，”行政长官说，“他没拿枪把列普列夫斯基毙了，是因为列普列夫斯基不是个贵族。”

“长官？”

“哦，没什么。”

长官伸出手指，在这沓新档案上轻轻敲了敲。已经走到门口的助手又迟疑着停下了脚步。

“还有事吗？”

“不，长官，没别的事。只是，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

长官沉吟片刻，然后将身体朝椅背上一靠，脸上带着难以察觉的微笑答道：

“找几个普通的可疑分子抓起来。”

✮

在维堡终点站的洗手间里留下那些确凿证据的当然是维克托·斯捷潘诺维奇。

和伯爵分手过后一小时，他穿戴上了美国记者的大衣和帽子，衣服口袋里揣着那份《芬兰旅行指南》，登上了去赫尔辛基的火车。在维堡下车之后，他把旅行指南里的地图撕下来，把指南和其他物品留在了车站洗手间的台子上。然后，他便空着双手搭上了下一班返回莫斯科的火车。

将近一年之后，维克托才有机会看到电影《卡萨布兰卡》。当看到画面移至里克的咖啡馆，警察把乌加特团团围住时，维克托的兴趣顿时被激了起来。因为他想起了在火车站咖啡馆里与伯爵的对话。于是他看得格外仔细：里克没有理会乌加特的求援；警察揪着乌加特的领子把他往外拖时，酒吧老板的表情十分冷静，也十分冷淡。可接着，当里克穿过混乱的人群向弹钢琴的乐手走去时，有一个镜头吸引了维克托的注意。那是个很小的细节，只有几个镜头：在向弹钢琴的乐手走过去的这短短的途中，里克从一位顾客的桌子旁经过，见桌上的一只鸡尾酒杯在刚才的混乱中被碰倒了，他便顺手将它竖了起来，同时他的步伐没有丝毫停顿，他对客人的安抚也没有丝毫中断。

对，维克托心想，就是这段，没错。

因为这就是卡萨布兰卡，一个战争期间遥远的前哨基地。这座城市的中心，在探照灯来回扫射之下，矗立着里克的美式咖啡馆。这里，被羁困在他乡的人可以聚在一起赌博、喝酒、听音乐，也可以互相出谋划策，互相安慰。最重要的是，他们还可以满怀憧憬和希望。而这一片乐土的中心则是里克。正如伯爵的这位朋友所见到的，酒吧老板对乌加特被捕的反应十分冷静，他甚至吩咐乐队重新开始演奏。这些都表明在某种程度上他对别人的命运有点漠不关心。可在混乱发生过后，他能想到把被撞倒的鸡尾酒杯扶起来，这难道还不足以证明，他至少还拥有一种基本的信念吗？而这个信念就是，一个人能够通过哪怕最细微的举动，为恢复这个世界的秩序出一把力。

没过多久

在一九五四年初夏的一个下午，在下诺夫哥罗德省的某个地方，一位六十来岁的高个子男人正站在几棵枯败的苹果树之间的深草中。他的脸上胡子拉碴，靴子上落满了灰尘，肩上背着旅行包，所有这些都给人一种印象——这些天来他一直都在徒步跋涉。然而，他身上看不出任何由此带来的疲惫。

旅行者在那几棵树中间停了下来。他朝前面看了看。在前面几步远的地方，他依稀辨认出那里从前有一条路，但多年前就已经被丛生的杂草掩盖住了。老人拐上了那条老路，脸上浮现出怀念而安详的微笑。这时，半空中传来一个声音问道：“你这是要上哪儿去？”

行进中的人停了下来。他抬头往上看，树枝沙沙作响，一个十岁左右的男孩从苹果树上跳到了地上。

老人睁大眼睛看着他。

“我说年轻人，你怎么和老鼠一样不声不响的？”

男孩一副得意扬扬的样子，看来他还以为伯爵是在恭维他。

“我也是。”树枝间又传来另一个胆怯的声音。

旅行者抬头一看，发现有个七八岁的女孩正坐在树干上。

“没错，你也是！你要不要搭着我的手下来呀？”

“不要。”女孩说。刚说完，她瞅准了角度，便自己从树上蹦了下来，正好落在旅行者的臂弯里。

女孩跳到地上，站到男孩身边。旅行者看得出，他们应该是兄妹。

“我们是海盗。”男孩一边像煞有介事地说着，一边作势朝前方地平线的方向眺望过去。

“我看出来了。”男人说。

“你是要去那座大宅子吗？”小女孩好奇地问。

“那里几乎没人去。”小男孩则提醒他说。

“它在哪一边？”男人问道，因为从树林里实在看不出什么名堂来。

“我们带你去。”

男孩和女孩领着老人沿着那条古老且杂草密布的道路走去。脚下的路渐渐变成了一条悠长且角度舒缓的弯道。他们走了十来分钟。这所大宅子刚才没被老人发现的原因现在终于揭晓了：早在几十年前，它就被烧为了平地；如今，这片空地的两头，只剩下两根歪倒在地的烟囱，而烟囱里居然还有一些烟灰。

假如你有一个曾经珍爱的地方，而且你有数十年都没回去过了，那么智者一定会劝你永远都不要回到那儿去。

在历史上，这一类发人深省的例子比比皆是：经过海上数十年的漂泊，在克服了种种艰难困苦之后，奥德修斯终于回到了伊塔卡；然而，数年之后他又不得不从那儿离开。而鲁滨孙·克鲁索在与世隔绝多年之后回到了英国，可在那之后不久，他又重新出海，前往那座他曾经无时无刻不梦想着逃离的岛屿。

在饱受了多年的思乡之苦后，这些旅居者为什么刚回到家，又那么快地弃家而去呢？其中的原因很难讲清。也许对离家多年又回来的那些人来说，对故乡的深厚感情和时间造就的无情变化结合在一起，给人带来的只能是失望。风景不再像记忆中那般美丽。苹果酒也不如昔日那般香甜。古老的建筑经过重修已面目全非，古老的习俗和传统也已经渐渐失传，取而代之的则是令人费解的新的娱乐方式。你心里想着自己好歹也在这一小片天地里住过那么多年，但如今，这里却几乎没人认识你，甚至根本不会有人认识你。因此，智者才会忠告你：离你古老的家园越远越好。

然而，无论有多少历史根据，世上都不会有任何一条忠告能适用于所有人。两个人，就像两瓶酒。即使是相隔一年出生，或者是出生在两座相邻的山上，他们之间的差异也可能是巨大的。仿佛是为了证明这一点，老人站在故宅的废墟前，心中并没有感到震惊、愤慨或者绝望，相反，他露出了一贯的微笑，充满留恋的祥和的微笑。当找到了那条被杂草掩盖的老路时，他脸上露出的也是同样的微笑。事实证明，只要一个人生活中的方方面面都朝着他所期待的方向发生着改变，那么他便可以幸福地回首往事或重返故地。

同两位年幼的“海盗”道别之后，我们的旅行者来到了五英里之外一个当地的小镇。

许多昔日的地标都已不在了，对此他倒也不是太在意。可当发现位于小镇边上的小客栈还在时，他不禁松了口气。他低头走进客栈的前门，将旅行包从肩上取下来拎在了手里。打点客栈的是位中年妇女，她边在围裙上擦着手边从店后面走出来，然后跟他打了声招呼。她问他是否要住店。他说是，但他想先吃点东西。于是，她冲着通往小酒馆的门指了指。

他把头一低，走进门去。目前这个时间，酒馆里只有几个村民正零零散散地坐在几张老旧的木桌旁，喝着简单的白菜土豆炖汤，或者伏特加。有几个人从面前的食物上抬起头来打量着他。他冲他们友好地点了点头，然后举步朝酒馆最里面那间摆着一架老式俄罗斯火炉的小屋走去。在小屋的角落里，有张双人桌。坐在桌旁等着的她，头发虽然已经斑白，身姿却依然像杨柳一样婀娜。

(1)　苏联西北部港市，临芬兰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