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　录

算经济的账

新概念的作文大赛

必也正名乎

二十四年前那场大雪

记忆八卦洲

赶乡间的庙会

俺心目中的山东人

我们该喝什么茶

在凤冈喝茶

燕子来时

拆了百年老浴室

算经济的账

惭愧之心

谁绑架了我们

该找什么样的老公

清华的分数线

捐书问题

阿黄是一条狗

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谁绑架了我们

老公人家的好

放弃是魄力，也是艺术

没有文学的少年

当文化变成元素

三十年的书生活

文明程度的城市

美人的靠

真金白银

花钱看凤凰卫视

过去好，过去坏

造桥的革命

美人的靠

初识弘一法师的岁月

父亲的智慧

万恶之首的肥肉

领导为我们开车

香烟往事

怎么喝绿茶

银行怎么了

如何才能不生病

害怕借书

书满为患

书籍装帧，愈演愈烈

顾炎武，文化人的楷模

级别和待遇的回忆

花钱不看凤凰卫视

拜托，别把名字写错

修伞之随想

香烟往事续

银行怎么了

女儿买手机

在金华的李清照

金华的双龙洞

在金华的李清照

雨中游同里

说不完的玄武湖

英国佬的一二三

夜行的快车

节约，还要主义

十有八九的甲流

说不完的凤凰卫视

一次讲座的开场白

纠结的小三

没有完的小三

为什么开专栏

畅销书是绿帽子

一本书的价值

不想再签名了

鸦片阿姨的批判

买了垂丝海棠

文学没有世家

为什么开专栏

两件最得意的事

城市的后花园

被包养的作家

世界读书日

皇帝跑哪去了

电视上的娱乐

命题的作文

砚田的收入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

皇帝跑哪去了

三次中学讲课记忆

作为时尚的世界杯

前辈作家

也说经典

沪宁线上

老外的目光

不得不再说的经典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并非多余的担心

旁若无人

低碳的生活价值

前辈作家的教诲

从《背影》说开去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什么样的大学生最有出息

印象中的大连

小龙虾十三香

英雄怎么诞生的

再说英雄怎么诞生

史上最纯洁的

浮躁的反义词

昆曲的气数

史上最纯洁的

免于恐怖的自由

哪家快件公司更好

用来发泄的歌声

竹壳热水瓶

我的书房

苏州的文化气息

扛着棺材上战场

算经济的账

新概念的作文大赛

一转眼，新概念作文大赛到了第十届，想想有点不可思议，竟然搞出这么大动静，说是惊天地泣鬼神也没什么大错。后生可畏，当初乳臭未干的毛孩子，现如今一个个都成了人物。常常听人说，是新概念作文大赛培养了他们，给了年轻人一个发展机会，而《萌芽》杂志也因此成为新进作家的摇篮，或者说是文学青少年的黄埔军校。这些赞美都不算太离谱，不过在内心深处，我觉得更应该感谢参赛的那些中学生，是他们把事给闹大的，是他们在后来做出了可喜的文学实绩，结果就是《萌芽》坐收渔利，货真价实地跟着沾光。

能够连续充当十年评委的作家，据说我是唯一的一名，因为这个，屡屡受到表扬。记忆中，自然是第一届当评委的印象最深刻，当时跟着方方和铁凝两位女士，在认真评审的过程中，一次次开小差往宜家奔，乡下人一样大开眼界。上海人肯定在背后笑话，谁让我们是外地人呢，又赶巧都是刚装修过房子。第一届评委中外地作家就三个人，大学的教授们不屑与写小说的厮混。那时候，小资情调的宜家刚开张，人气火爆琳琅满目，铁凝一个劲劝我以后应该经常光顾，而且最好能从单位弄辆汽车过来，这建议完全是天方夜谭，显然高估了我的能耐。

说出来有些难为情，第一次当评委印象深刻就两件事，一是去宜家，一是看稿子。看稿要好几天，一遍遍地看，有时还要讨论，得理不饶人地争上几句，像捞鱼一样地把已刷掉的选手再捡回来。我们三个人观点差不多，喜恶近似，私下偷偷商议，天知道这大赛还能办多久，既然已到上海来了，大家相约共同进退。

很快证明铁凝这人根本靠不住，她太忙了，说不来就不来。接下来几届，我和方方成了稀有品种，不说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反正也是有点信心不足。作家变得兵强马壮是后来的事，说老实话，当时根本没想到会有那么好的前景。有段日子，我们总是担心大赛会难以为继，会虎头蛇尾，我和方方心虚地再次结盟，说好以后要来一起来，要退一起退，免得留下一个人像傻瓜。

如今说起这些，仿佛老红军回忆爬雪山过草地，大赛的成功远远超过所有人想象。为什么会这样，作为一个老评委，我也想不太明白。也许，因为不知不觉中，有意无意地，作文大赛悄悄完成了过渡，完成了一个革命性飞跃。在一开始，大赛的亮点只是得奖者免试直升大学，直接进入北大清华复旦，可是经过十年努力，进不进大学已不再是最重要。化腐朽为神奇，大赛成为一块金字招牌，成为展示自己的平台，文学少年开始对它真正地认同，他们喜欢上了它，乐意在这登台亮相。

必也正名乎

安装纱门纱窗防盗网，得先缴部分预付款，小老板开了一张收据，赫然写着收到“叶总”人民币若干。看了不禁失笑，自从记事，被人喊这叫那，唯有“叶总”如雷贯耳。印象中，“总”这个字非同小可，不是一般人消受得起。

当然这是童年记忆，人往往记好不记坏，其实小时候看电影，常常听到老百姓喊“老总”，当然那是匪兵。十多年前去深圳，拜见一位在那艰苦创业的朋友，手下七八个人，个个都是经理，都是老板。他是领导，姓庞，自然就是庞总。一听庞总我便肃然起敬，朋友说，生意场上的称呼，谁当真就是脑子进水，而且牛的人早改叫董事长。

庞总后来锦衣还乡，回南京当了寓公，虽然赋闲，头衔依旧。他有个不肯用功读书的侄儿，大学考不上，整天闹着要开店当老板，结果做什么生意都赔，天生一个败家子。这孩子有点缺心眼，人生理想就是当老板，只要有人喊老板就高兴，一高兴就脑袋发烫忘乎所以，亏多少钱都能坦然处之。庞总厌倦了商场搏杀，经常拿点赞助出来让侄儿玩，赔不赔钱也就听天由命。

我是个苦孩子出身，不至于被人叫了一声“总”，就立刻忘乎所以。到最后结账，小老板又一口一个叶总，我说能否不要再这么叫唤，难道看不出来我不像吗。说完了便后悔，我知道小老板也没觉得我像，人家也就是随口这么一喊，哄你一个高兴，真把它当回事，那是自作多情自取其辱。

匆匆付钱，留了个心眼，说别多算，别把人当冤大头，我的银子都是一个个字苦出来。小老板一脸诚意，信誓旦旦去了，我想想不对，似乎有点猫腻，找出计算器核对，多收一千多块钱。连忙打电话追讨，好在小老板还厚道，还肯认账，连声说算错了。

我因此感到得意，对老婆说自己幸好不是叶总，真要是，做人难免摆谱高调，放不下这架子，也不好意思追讨查账，当老总得有点派头不是。前些天，有机会与庞总一起喝茶，感觉良好地把故事说给他听。他冷笑说这有啥可得意，这年头，骗人和被人骗很正常。你们不过是半斤和八两，都傻，多要你的钱，那是你傻，把钱退给你，那是他傻。

庞总告诉我，货真价实的老总，拍马屁者有一大堆，上厕所都恨不得有人跟着，才不会像你这样低三下四，亲自去和一个街头的小老板打交道。

二十四年前那场大雪

下雪的感觉真好，清晨起来往外看，白茫茫一片。很多年没见这么大的雪，对于南京人来说，暖冬正变成经常。小区沿围墙种了很多野蔷薇，三九严寒不下雪，虫子安然过冬，到夏天，竟然把蔷薇的叶子吃个精光。我并不知道这里面的因果关系，负责料理花木的员工告诉我，冬天里来一场大雪，抵得上许许多多农药，瑞雪兆丰年，从来就不是说着玩玩。

忘不了二十多年前的那场大雪，那时候高晓声还健在，突然心血来潮要带着我一起去江阴。那是一场罕见的大雪，起码我自懂事以来，没有见过更大的。无数根电线杆都倒了，有的干脆就是拦腰拆断，到处都停电。我们走进了县委招待所，这是当时最好的一家宾馆，胡乱地找了间房间住下。现在回想起来，没有电的种种不方便一点印象都没有了，能记住的就是一支接一支地点红蜡烛。肯定是天寒地冻，肯定是没有取暖设备，但是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寒冷。

高晓声那一年差不多快六十岁，正陷入在一场浪漫的爱情之中。很多老朋友都持反对意见，他显得很固执，天马行空一意孤行。关于他的爱情故事有很多版本，局外人不应该去议论这些，我只记得他当时有些烦恼，有些兴奋，很乐意跟我这个晚辈说说。那是真正的秉烛夜谈，他跟服务员要了一把剪刀，不时地去剪红蜡烛的灯芯。我很快就发现他喜欢这么做，他喜欢红烛那种一明一暗的效果。

连续两天，我似乎都在听他诉说，当时的县委招待所，很像旧式的衙门，是高大的平房，玻璃窗也很大，上面的木格构成了美妙图案。窗外是怒放的腊梅，我说这么好的雪景，为什么不出去看看呢。结果当然是哪里也没有去，我只是听他一个劲地诉说，只是上街胡乱地买了些洗梳用品，那时候的招待所并不提供这些，为此高晓声很不高兴，作为成名作家，他前不久刚出国开过眼界，经常有机会出入国内的高档宾馆。

那时候的江阴还没有开始经济腾飞，它的城市规模，今天国内任何一个县城都要比它强许多。那时候的高晓声是国内最火爆的作家，那时候文化中最流行的东西就是文学。那时候我还在大学里读研究生，那一年是一九八四年。

一转眼二十四年过去，这期间，大雪也下过，但是下出一点规模，还真不多见。今年的大雪来势凶猛，我困在一个会议上，想出去好好欣赏雪景都不可能，好在还带着一个笔记本电脑，还可以忙里抽闲写写文章。身不由己是人生的最大无聊，与归途中困在车站码头的民工兄弟相比，我已经很幸运。此时的心情十分矛盾，既希望雪还能继续下去，让景色变得更加美丽壮观，又希望大雪赶紧停下来，赶紧恢复交通，让大家尽快地回去与家人团聚，平平安安高高兴兴过年。

记忆八卦洲

记忆中的八卦洲，最初还有些少年气息，那是刚读初一，秋收秋种季节，在老师的率领下，我们稀里糊涂地去了。现在回想起来一片糊涂，只记得挤在渡船上，有人惊呼“快看，快看”。我什么也没看到，根据眼快的同学讲，他们看到了江猪。我甚至记不清在哪上船，转眼快四十年，这么多年的往事，早已陈谷子烂芝麻，不该忘也忘了。

此前我在江阴农村待过两年，有捉螃蟹的经验，当天就在水沟边捉了两个大螃蟹。那时候的八卦洲有许多野生螃蟹，当地农民见怪不怪，同学们十分惊奇。我们拎着螃蟹到处招摇，可惜当时男女生不说话，也没机会拿到女生那去显摆。

接下来两次隔江遥望，仍然与螃蟹有关系。几年后中学毕业，我进工厂当小工人，有人要去北京，为了给祖父带些螃蟹，我与朋友在江对面的燕子矶守候，等候早班渡船，买农民拎手上要卖的螃蟹，很快搜罗了一面粉口袋，然后匆匆扫一眼对岸的八卦洲，凯旋而归。这以后又过若干年，是八十年代初上大学，有一次集体活动夜游长江，船上灯火通明，八卦洲看过去一片黑，我一下子想起了当年，秋收，秋种，水沟边自由自在的螃蟹，码头上翘首企盼等渡船过来。正好那次游船上小卖部有烧熟的螃蟹供应，一位从未见识过的湖南同学，不相信这张牙舞手爪的玩意能吃，于是我们一同起哄，让他无论如何试试，说在南京混了几年大学，连螃蟹都没吃过岂不罪过。

印象中的八卦洲，与江南水乡没太大区别，成片的水稻田，一条条沟渠。印象当然靠不住，毕竟浮光掠影，很显然，我的记忆也没什么货真价实，不过看了几本书，接触过一些资料，多少知道点历史。我知道这里曾是满人旗民的天下，知道这里的所谓土著，祖上大多数是安徽无为人。八卦洲紧挨着南京，或者干脆说，它就是这城市的一部分，真正熟悉它的市民并不多。

这些年有机会又去过几次八卦洲，残缺的记忆变得更加不靠谱。眼见为实，首先吃惊它的巨大，原以为只是江中间一个小岛，没想到面积竟然与南京城区差不多。其次没想到有那么多的树，成片的柳树，成片的白杨林，一眼望不到边。记忆中江南水乡的田园风光不复存在，非常大的变化正在身边悄悄发生，我们却很可能一点都没察觉。

今天的八卦洲，已成为保护市民不受污染的重要屏障，计划中这里将是一个江中森林公园，将成为南京这个城市用来净化呼吸的肺。众所周知，八卦洲的那边是江北化工区，有着太多国家级的重点化学工业，它们是历史留给南京的一笔财富，同时也是一个很重的负担。为了化解这负担，必须有一个绿色的八卦洲来买单。

赶乡间的庙会

这几年，在乡间租了一套房子，便算半个乡下人。春天来了，免不了要去凑庙会的热闹，每次去，都为人多嘈杂后悔，来年到了日子，又忍不住再去。

农民兄弟很看中这个庙会，虽然进入网络时代，已全球化，庙会还是庙会。好长一条街，两头都有警车拦着，公路上远远地就戒严，人们喜气洋洋，大喇叭在喊，小喇叭在喊，大人孩子扯足嗓子招呼。竟然在马路边看到了马戏团，困在小铁笼子里的大狮子，可怜连个转身的余地都没有，见不到一点兽中之王的威风，动物保护组织看到了真不知如何心痛。显然没什么人愿意看表演，班主领着几个花枝招展的小姐站那搔首弄姿，嗓子早喊哑了。

毕竟不是物质匮乏年代，没人真想在庙会上买什么。大家只是喜欢热闹的气氛，有人埋怨，也有人拌嘴吵架，欢乐祥和的气氛始终存在。有人沿街占了很大一块地盘，长长一大溜，放着同一种品牌和款式的皮鞋，游人匆匆走过，谁都懒得停下来看一眼。做生意的俨然有些古风，无所谓你买不买他的鞋，无所谓这样做值不值得，满足的只是众目睽睽之下终于当了回老板。不远处另一位老板也是占了大块地盘，也是卖鞋，记得周星驰喜剧片《少林足球》中就有这鞋，那是一位大老板赞助的。

我们在庙会上买了一些树苗，去年买过一棵枇杷，今年意犹未尽，又买一棵，还买了四株紫薇。树苗长得快，前年买的小桃树，只有手指那么细，两年一过，已经手腕一样粗，既开花也结果。门前已种了各种果苗，一棵的有山楂，枣树，樱桃，梅花，两棵的是桃树，周围还有柿子树，李子树，还有一棵长不大的梨树，都是小树苗，有些像小孩子玩宠物过家家，就图个一时高兴。也许日后再放养几只鸡，添上一条狗，插几丛菊花，就是标准的田园生活，只可惜这房子是租的，究竟能住多久也说不好。

庙会已改名“物资交易会”，原有的那点民俗情调都没了，我在街上东张西望很茫然，老婆同志自始至终情绪饱满，看什么都新鲜。买了一大包桔子，酸得让人出汗，偏说这样才本色，才过瘾，如今的桔子都太甜，仿佛注射了糖液。卖主连声夸内行，然后竭力推荐他的甘蔗，说是自己种植，绝对没施过化肥。我在旁边一个劲反对，因为根据不多的农业知识，这一带种甘蔗怎么也不合时宜，但是老婆非要相信，她顽固地认为，赶庙会的农民必定纯朴，不可能骗人，于是我这惧内的男人只能左手树苗，右手甘蔗，在春天灿烂的阳光下，在人堆里，狠狠地流一身汗。

俺心目中的山东人

俺心目中的山东人，肯定不是孔子和孟子，这两个人太一本正经，不适合做一个地方代表。孔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精英，因为精英，就没什么普遍性。古时候的山东文化，差不多都跑江苏去了，东晋南渡，齐鲁文化人玩了一次集体大逃亡，我所居住的城市南京，动不动喜欢吹嘘六朝人物道仙风骨，其实这些名士大多是山东移民。所以我跟山东人开玩笑，要寻找山东的古风，应该先到南京。后来又有宋朝南迁，文化人又跟着逃命，研究辛弃疾和李清照，就得辛苦一点跑趟江浙。

心目中最形象的山东人是韩复榘，这么戏说，山东的父老乡亲肯定不乐意。首先，这姓韩的根本不是山东人，他的籍贯是河北霸县。其次，也不是小品相声中那么滑稽可笑，他远比我们知道的有文化。实事求是说，韩青天当年在山东做父母官，这官当得并不太差劲，以政绩论，曾是山东发展非常好的一个时期，他只是太倒霉了，遇上了日本鬼子。

我有一大堆山东朋友，各行各业，个个肝胆相照，豪爽仗义，都爱打抱不平，都可以两肋插刀，也都有那点小毛病，就是爱斗，对谁也不服气。喜欢竞争从来不是坏事，共产党的哲学就是斗争哲学，心高气傲斗斗也挺好玩，不过在我这个胆小的外地人眼里，什么事都太较真，太原则，难免喜剧和小品的效果，这也是为什么会联想到韩复渠的原因，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这是讲环境的重要。不过我们经常也会忽视人的主观能动性。树挪死，人挪活，山东人从来就不是静止不动，事实上，他们也像水一样流动，在波澜不惊中悄悄改变自己性格。历史地看，很多古代山东人随中央政府南迁了，把先进的中原文化带到江南，促进了当地的经济发展。同时，他们走了别人也会来，大量的外地移民趁虚而入，又填补了原住民留下的真空。人类学家对今天的山东人进行分析，结论是很多人的先辈，是山西人或者汉化的鲜卑人，这也就是为什么山东人纯朴和好斗，纯朴仿佛山西老农，好斗就像粗犷彪悍的北方游牧民族。

山东与江苏是相邻的两个省，远亲不如近邻，要是知道苏州人的一笔糊涂账，山东人只能哭笑不得。在老派的苏州人心中，长江以北都叫江北，淮河北面应该都是山东。这观点听起来十分天真，却由来已久。江苏是个年轻的省份，由江南江北淮北三大块组成，历史上的淮北地区，譬如徐州和连云港，与山东渊源更近，民风和饮食习惯也更像。山东建省要早好几百年，面积也大得多，版图一度包括今天的辽宁，对于江苏境内狭小的江南来说，山东已经足以代表整个北方。

我们该喝什么茶

过去交通不便，江南人北方经商做官，思乡情切，春天里尝鲜喝上一口新茶，就仿佛重回故乡。渐渐地，喝春茶成为一种时尚，稍有点文化的都喜欢卖弄。以江浙人为例，动辄龙井碧螺春，必定明前雨前。其实会喝茶的心里也明白，好的雨前并不比明前差，谷雨和清明相差一个节气，以名贵论，明前更占上风，说起耐泡经喝，说起性价比，显然还是雨前茶。记得小时候，父亲在春天要买很多新茶，那年头没有冰箱，连塑料袋都很少见，最好的贮存方法是搁在热水瓶里。

我们该喝什么茶，本来不是个问题，更没有统一标准，爱喝什么喝什么，跟谈恋爱一样。认识的很多人，天天喝茶，喝高档的好茶，基本上不花钱买。过去茶叶是贡品，各地都把好茶往京城送，皇帝又不知道什么茶好，由着太监们乱说，因此喜欢喝茶的只相信自己口感，绝不会把御茶贡品当回事。我觉得今天最大的糟糕，大家都不从口袋掏钱买茶喝，别人送，单位里发，于是都被动地喝，人人都像皇帝一样，闹不明白什么茶更好。

烟酒茶可以很贵很贵，相当地贵，抽中华烟，喝茅台酒，白抽白喝，那是成功人士的标志。判断茶好坏通常是价格，天价已不新鲜，再贵都不会离谱。喝茶的真实心境，已从平常变态为猎奇，与质疑好烟好酒一样，往往是这玩意真的值这么多银子吗。属于日常的东西，一旦变成高贵礼品，难免失去本性，失去基本判断，白吃白喝会让人的味觉变得迟钝，让人的品格变得低俗。喝茶本来只是一种习惯，如果自己花钱去买，会非常简单地选爱喝的那种，而且不排除价廉物美。这世界上并不是人人都大款，只有自己破费，人们才会知道什么是最合适。

现如今的喝茶，又多一个讲究，增加了一个难度，那就是要安全。就算我们已准备掏钱，有很好的品茗经验，也不知道买什么样的茶才正确。贵不一定好，便宜很可能一定不好。茶叶的污染众所周知，有太多原因，废气，化肥，灰尘，为了获得暴利的造假。谈虎色变有些夸张，但是谁也不敢说我们天天要喝的茶，没有这样那样的严重问题。国家质检部门对茶叶有一系列强制检测标准，重点是农药残留和重金属铅含量，这些检测都非常专业，我们不过是普通消费者，绝不可能仅仅凭口感就能判断。

曾向一位茶叶专家请教，究竟喝什么茶才更安全，是绿茶，还是红茶，或者铁观音和普洱。专家笑着解释，说所有的茶都应该是安全的，起码在理论上，前提是种植和加工的时候，它们没有被污染过。

在凤冈喝茶

凤冈位于贵州东北，离湖南张家界并不太远，与沈从文的故乡凤凰更近。这些年因为茶叶好卖，外出打工的农民纷纷重返家乡。我对贵州印象一直很好，加上这次的凤冈之行，已是三次拜访，地点不一样，感觉差不多。

贵州人很幽默，介绍自己喜欢说一个穷，尤其面对所谓发达地区的客人。现在发达常和GDP（国内生产总值）捆绑，贵州让“三言二语”活生生坏了声誉，舆论的作用巨大，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分银，再加夜郎自大和黔驴技穷，要想平反申冤，改变陈旧观念还真不容易。贫穷不是什么坏事，共产党的天下就靠这个才获得，“出身三代贫雇农”曾经非常时髦，远胜于当下的流行词大款。我们已习惯炫贫不露富，即使在今天，撇开意识形态，理直气壮地宣扬穷仍然不算丢脸。时代在发展，风水轮流转，大家心里都明白，发达地区常以牺牲环境为代价，当污染成为严重问题，贫穷地区凭借绿色和生态，便足以让人刮目相看。

说老实话，此行的目的是为了喝好茶，可惜只喝到了很贵的茶。好有不同标准，这里好茶价格之高，谁听了都会闻之变色。或许不喜欢太嫩的缘故，对只喝芽尖总有点反感，一味地追求嫩，是暴殄天物，我不嗜辣都嫌太淡，贵州人成天辣椒，必定会觉得淡出鸟来。茶的好坏不应该仅仅是嫩，是尝鲜，八十年代初，我在杭州九溪喝过一次龙井，那种奇妙的口感真让人终身难忘。

采茶的时间显然有大学问，古人称早采的为茶，晚采的为茗，各有千秋。不用太着急，别老是惦记那些刚冒出来的芽尖，我们可以迫不及待地喝茶，也可以坦然地品茗。看看地图就明白，贵州比喜好新茶的江浙更偏南，为了这个原因，春芽要早一周或十天半月。江浙不可能有那么多明前茶，如果大家遭遇太多，就不妨猜想它的真实身份也许来自贵州。其实问问凤冈的茶农就知道，每年清明前跟季风一样，江浙茶商会纷至沓来，有多少收多少。凤冈新茶作为第一等的原料，不仅供应江浙，以产乌龙茶著名的台湾同胞也已虎视眈眈。

除了季节上的绝对优势，绿色环保是贵州的最大品牌，无论我们怎么追求喝茶品茗的口感，绿色环保还是第一位。没有工业污染的好处，已在黔北的凤冈充分体现出来，而且越来越显著。这里的大片茶园因此有着非常美好的前景，进可以精研茶艺博采众长，生产出高品质有特色的名茶，退可以源源不断地单纯输出，成为生产各类名茶的原料基地。

也许有一天像喝茅台酒那样，会流行凤冈龙井和凤冈乌龙，当然，凤冈是指原料产地，龙井和乌龙是指加工方式。

燕子来时

“花褪残红青杏小，燕子来时，绿水人家绕”，前几日写作疲倦，五楼晒台往下看，十来只燕子绿树枝头来来去去，不由浮想联翩，少年时背过的宋词突然冒出来。想当初年幼无知，一口气能背诵几十首宋词，祖父老人家很吃惊，不知道应该表扬还是批评。

时过境迁，为了测试自己的衰老指数，我常常利用开会，正襟危坐，重温少年记忆。有一次尸位素餐，陪坐在主席台上一整天，领导们没完没了讲话，我便一首接一首默写唐诗宋词，结果坐下面的同志都以为是在认真记录。字写得比较大，差不多把一本薄薄的笔记本全部写满。写完也就扔了，虽然错误百出，有人捡到这笔记本，竟然以威胁的口气给我写信，说打算收藏手迹。理由是除了乱七八糟的唐诗宋词，还有好几句随手写下的骂人粗话。

一个笔记本全是古诗词，肯定没什么收藏价值，有那么几句脏话，罪证在案，情况会完全不一样。话题还是回到燕子上，小时候很孤独，看到燕子，心里总会起些波澜。我在乡下待过几年，寄人篱下，那是童年中最不堪回首的日子，每当燕子归来，我就想自己什么时候才能回家。乐不思蜀，某个孩子如果一个劲在想家，肯定是过得不如意。

燕子给人留下的印象，永远飞来飞去，闪电一样划过。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这只能是书上的描述，对于今天的人来说，真能看到燕子的机会并不太多。燕子喜欢有堂屋的老宅，它更喜欢乡下的老房子。故巢尚未毁，会傍主人飞，这年头到处新农村，老宅旧屋越来越少，不仅城里人，乡下人怕也是久违。

这也就是为什么看到燕子会惊奇的原因。主人依旧，故巢已毁，我茫然地想着，燕子们会选择在哪里筑巢。也许可以考虑空调外机的下面，那会是个理想的所在，但是事实上，这样的燕子巢从未见过。翩翩新来燕，双双入我户，很显然燕子不太喜欢城市，城市化正不可阻挡，在水泥高楼的森林中，已不太可能再看到陶渊明笔下那种意境。燕子只是偶尔路过我们的住宅区，它们匆匆而来，也匆匆而去，带来了一点点春天里的消息，然后就不知所终。

拆了百年老浴室

一家有着百年历史的老浴室，一夜之间野蛮拆除了，天亮前那一小会，神兵突然天降，动用了推土机，稀里哗啦立刻解决问题。现代化就是这么厉害这么爽。

没有人对这件事负责，有关方面异口同声不知道，都很无辜，都很策略。媒体于是质疑，债有头，冤有主，不大不小的一破坏，总得有个交待，不能就这么蒙混过关。说法当然会有，无非罚几个小钱，做个检讨，然后某领导发发火，某群众或专家电视上说几句话，文物或文化再扯上一通。不由地想起前些年的老虎桥监狱，也是在瞬间成了废墟，想想都可惜，它不仅是南京，也是中国历史上最古老的一所监狱，说拆就拆。还有总统府门前的大照壁，别看只是一道围墙，对南京的意义，基本上就是天安门前的华表了，说拆就拆。还有相当数量的历史文化建筑，明清的旧宅子，民国的老官邸，拆了也就拆了，媒体追问一阵，不了了之。

还有那些绿荫蔽日的大梧桐树，据说有六千多棵，活生生砍了，当年不让人说，写文章也没人敢发，后来渐渐能见到一些文字，再后来，主管官员双规，落水下马，便开始没什么忌惮，谴责和追问声四起，马后炮乱轰。无奈树早砍了，树桩也早挖干净，结果只能是白头市民在，闲坐说梧桐。

外地朋友说起这些，说南京人真是好说话，这么野蛮的事件，如何一件件都容忍了。我情不自禁有些惭愧，也有些愤怒，最后只能反唇相讥，以毒攻毒。天苍苍野茫茫，九州之内普天之下，被野蛮对待的岂止是一个古城南京。朋友所在的那个城市，同样的野蛮行为并不少见，五十步笑一百步，凭什么。

南京新建了一个酒吧一条街，命名为“一九一二”，是年轻人喜欢去的地方。我茫然地想着，如果老虎桥监狱还在，改造一番，当年的牢房变成酒吧和包厢，一定会很酷，毕竟是真正的老玩意，就算是废物利用，配上一些当年在这坐过牢的名人照片，怎么也比一个新建的假古董有来历吧。

六千多株参天的大树曾是这城市的最大骄傲，真正的独一无二，如果树还在，南京城面貌必然另一个模样。夜色中突然被拆毁的百年老浴室，谁也说不清楚这玩意还有什么用，一拆一毁，一段活生生的历史也就无影无踪。

算经济的账

没当过知青，内心深处对这伙人，总有点成见不太正确。首先不喜欢公子小姐的落难情绪，知青刚下乡那会，我还是个十一二岁的孩子，也在农村寄人篱下，当时最羡慕的就是他们，干活一个个不怎么样，衣着光鲜，男女皆引人注目，一过年便回城。知青小说难免一种情结，都觉得委屈了自己，不应该当农民，凭什么，难道乡下人天生适合待在农村。

王小波的一个比喻，让我看法立刻改变。他举例说刚下乡时，很多农活都是驴子在干，知青们去了，人多活少，因为吃苦耐劳，原本驴子的活儿，让城里来的年轻人给承包了。驴子闲着还得吃饲料，有点浪费，便被农民宰了吃肉。这事顺理成章，等到王小波他们突然觉悟，才发现不知不觉中，一颗红心大有作为的自己，已赫然变成了驴子。人一觉悟，麻烦就来，不管怎么说，党和人民培养了许多年，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肩负着改造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光荣使命，迷底一揭开是这结局，多少有点尴尬。

只算政治账，知青下放还真没什么不对，让孩子们吃点苦，锻炼锻炼十分有必要。一算经济账，完全不对了，人再贱，再不值钱，与驴子相比，立刻黑白分明，连傻瓜都会明白要昂贵太多。同样的例子是我伯父当年在五七干校放牛，他是位高级知识分子，拿很高的薪水，一个人的收入抵得上国营大工厂六七名职工。我觉得最冤大头的便是付大价钱来养那些高薪阶层，与革命群众相比，绝对同工不同酬，太不划算，今天常听到的词是“高薪养廉”，那年头是“高薪养牛”。

要说伯父也够辛苦，五十多岁的小老头，住地道的牛棚，半夜三更要起来为牛把大小便，照料小孩子一样。这么做，是不是有些书呆子，我不太不明白，反正他兢兢业业，干得挺欢。环境脏些，体力辛苦些，与过去沉重的案头工作相比，与多变和捉摸不透的意识形态对照，养牛显然轻松许多，吃得香，睡得着。

简单地算政治账，这是最好的改造思想，算经济账就对不住国家了。我们是个不太习惯算经济账的民族，虽然也说“亲兄弟明算账”，也说“先小人后君子”，也锱铢必较，也毫厘不爽，骨子里向来重义轻利。义死不避斧钺之诛，义穷不受轩冕之荣，利容易计算，义往往说不清楚。说不清楚，便一次次犯糊涂，经济账是死的，政治账太灵活。都说人不能掉到钱眼里，可经济毕竟基础，基础扎实，别的事才好办。

惭愧之心

地震时，正躺床上看书。这时候，按惯例结束一天的写作，放松阅读一会，然后午睡。忽然间地震了，有些眩晕，好像床也在抖动，再看天花板上垂下来的那盏吊灯，竟然在摇晃。

没想到是地震，首先怀疑自己错觉，一个人即将进入梦乡之际，不可能会有什么正确判断。我这人向来迟钝，有一年在杭州，一帮作家朋友宾馆的房间里聊天，大楼突然微微晃动，最先明白过来的是史铁生，他脱口说应该是地震，于是我们才一个个有了反应，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地震。

因为要午睡，把电话挂了，等到重新接通，妻子问有没有感到地震，才想起临睡前的异常抖动。妻子说她没任何感觉，当时正在行进中的汽车上。她告诉我一个信息，说有人发现游泳池里的水，竟然像海浪一样翻滚。

最初的反应是非常可笑，怎么可能呢，就在南京，就在我身边。上网浏览，汶川地震的大标题已赫然在目。真是该死，即使有了这样的信息，我仍然没有意识到有多严重。曾经几次经过汶川，立刻想到的是当地的风景秀丽，也听说过那里经常地震，网上的一些链接加深了自己的错误印象，我根本没有把这场灾难与三十多年前的唐山大地震相联系，只是感到过去的许多年，多多少少都是有地震的，而这一次，不过与那些不大不小的抖动差不多。

接下来，就一直被惭愧之心折磨。在这场难以想象的大灾难面前，我没有办法原谅自己，所有反应都显得很迟钝，很笨拙，很落后，很手足无措。事态远比想象要严重，而且逐渐加重，一天更比一天厉害。天天感到揪心，天天都有触动，魂牵梦绕，我只能被动地看电视，看直播，一次次震惊。

真羡慕那些军人，真羡慕那些记者，还有那些救护人员和志愿者，一个职业小说家在这种关键时候，会感到非常无助，感到非常无能。一直想写些什么，却不知道应该怎么写，愧疚感像块石头那般堵在胸口。同样以笔为武器，记者们做得最好，然后是诗人，而我，一个所谓的文化人，只能一直揣着惭愧之心，在惴惴不安中打发时光。大灾难让我们看到了太多的爱，看到了太多的无私和付出，也让我有机会不停地拷问，别人已做了些什么，自己又做了些什么。

感谢那三分钟的默哀，这三分钟里，被压抑的痛苦情绪终于得到释放，之前和之后，尽管也曾无数次泪水盈眶，都没办法与这实实在在的三分钟相比。这三分钟，大家都在默哀，都在经受洗礼。我知道，一个人的祈祷和祝福，或许微不足道，但是仍然忍不住心里默念，天佑汶川，天佑华夏，天佑人类。

谁绑架了我们

该找什么样的老公

一位清华出身的北京人泡了个上海妞，准丈母娘初次见面，跟审案子似的，开口便问“侬有几活积蓄”。是上海普通话，小伙子目瞪口呆，绕半天没明白，转眼已被淘汰，棒打鸳鸯，他痛苦不堪，连去死的心都有。

这以后见了这位仁兄，我们总忘不了打趣，“几活积蓄”有了多重含义，既可以问候糟糠之妻，也代表关怀灿烂的现状。他曾是我们全家的朋友，上世纪八十年代，有一次在闹市，也就是南京的中央商场门口，拿个小本子亲自做记录，问干什么，回答牛气轰天，说正在考察南京人的购买能力。此时，他已是有香港身份的投资人，当年拷问“几活积蓄”的准丈母娘，只能后悔目光短浅了。

该找什么样的老公，对于女性是一次风险投资，谁也说不准。有时候是一念之差，张爱玲看见警察欺负拉黄包车的，立刻见义勇为想嫁个市长，因为当了市长太太，跳出来打抱不平才会有底气。另一位同时代女作家苏青观点相似，她觉得该找个官场的男人，年龄大些倒也无妨。

做官太太比较实惠，历史地看，风险最小，回报很大。虽然有改朝换代，但是领导毕竟是领导，官还是官。落水凤凰不如鸡，只是鸡的想法，有时候，凤凰就是凤凰，不服也不行。

和官太太媲美的是阔太太，是富婆，有钱能使鬼推磨。嫁人难免有些赌气，男人打抱不平可以靠胳膊，两肋插刀，女人是水做的骨肉，思想再新，安身立命还得靠嫁。女强人永远是例外，女人依靠男人听着很别扭，真依靠不了男人，更别扭。

周围有一大堆养女儿的朋友，与我一样，前些年一起聊天，是重点中学和高考，现在是读研和找工作。额外的话题，开始虚拟几句未来的小女婿，我们都还是些想不开的主，不至于愚蠢地去拷问“几活积蓄”，总会有些隐隐不放心。未来是做官太太，当富婆，还是什么什么，本来不以人意志为转移，可天下的父母都免不了瞎操这心。

鞋子合不合适，脚最清楚。找老公与找工作差不多，趁心如意就好，喜欢便是最高境界。不过话说回来，老公毕竟不是工作，不能说换就换，说跳槽便跳槽，起码做爹妈的不会这么想。说什么都是白说，在年轻人心目中，上一代人永远保守，我们自认为思想够新，其实骨子里仍然是足够的陈旧。

清华的分数线

路过一所中学，巨幅大彩带赫然写着，“祝贺我校两人达到清华分数线”。看这标语，情不自禁受感染，深深地出了一口恶气，仿佛自己孩子考上了清华。如果是名声显赫的中学，两个清华算什么，校史陈列室院士有一大串，真出个把这样那样的人精，也不叫稀罕。只有遭人歧视的学校，卧薪尝胆，草窝里飞出了金凤凰，才会扯嗓子憋不住喊几声。

不知道清华的分数线是多少，反正这个线，我永远达不到，天天吃脑白金也没用。当年考大学，外语得了十分，数学也不好意思说，反正相当丢人，按照今天的行情，是滥竽充数混入大学。我们班上有个哥们数学成绩九十多分，当时文理同一张试卷，这分数上最好的数学系绰绰有余，偏偏他吃错了药，非要读中文弄文学，与一帮没出息的人一起鬼混。

女儿考大学，我不止一次提醒，绝不要有清华北大的念头。这两所大学与我们无关，犯不着作为奋斗目标，癞蛤蟆想吃天鹅肉，是跟自己过不去。人得清醒地意识你到底是谁，压力是难免，减压也是必须。好在女儿没好高骛远，她在美国读过一年中学，刚去那几天，也曾发誓要考耶鲁和哈佛，很快从番邦的同学那得到启发，找到了退路，原来美利坚的好大学多如牛毛，既然不想竞选议员当总统，费那么大劲干什么。

堂姐夫一家五个孩子，有四个考上了清华，加上清华出身的老爹，校友聚会，是半桌人。我因此觉得，有人天生应该进清华，邪头就是邪头。为了励志，不妨振臂一呼，清华北大，宁有种乎，可真要赌气就没意思，不能因为党和国家领导人纷纷出身这里，你就觉得也可以去凑个热闹，一个人不知道量力而行，非累死了不可。

无论对什么样的孩子，我都不赞成以清华北大为奋斗目标。千万别相信取法乎上的鬼画符，说老实话，对高考我没什么好感，只是不赞成取消。现在的独生子女太娇宠，让他们经历一回高考，好比当年红军爬雪山过草地。不吃点苦，受些罪，凭空一路好日子过下去，太便宜了他们。然而是事也得有个分寸，不能为了让孩子们吃苦遭罪，硬往清华北大的绝路上逼。

我知道一所中学，为了素质教育，动过不少脑筋，想出很多好点子。学生快乐了，也享受了，热闹了一阵，高考分数不行，最后只能认栽，重回死读书的窠臼。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升学率是硬指标，想得再明白，不围着高考指挥棒转，基本上就是没头苍蝇，死路一条。清华是现今教育制度的最大受益者，它坐享其成，盘踞金字塔的最顶端，一直在偷着乐。

捐书问题

很多不是问题的问题，会莫名其妙地变成问题。从报社突然来了一个电话，说有位民工写了封信给他们，诉说自己没有书读，精神生活很空虚和寂寞。报社于是感动，风生水起，立刻准备发起一个捐书运动，到处给人打电话，追问有什么看法，准备不准备捐书。

刚从午睡中惊醒，这时候逼着回答，真有些措手不及。我出于本能地如实交待，首先是不准备认捐，原因十分简单，你让一个爱书的人，送书给别人，这无异于与虎谋皮。喜欢藏书的人都是些吝啬的土财主，你怎么可以让他把自己最心爱的东西随便送人呢？

当然可以把那些没用的书捐出去，把不喜欢的读物当作人情，但是这么做，老实说我太不愿意。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世上有很多非常糟糕的书，譬如在我书架上，就有太多的垃圾，把这些东西美名其曰捐出去，表达所谓的爱心，谋害民工的宝贵时间，浪费他们的纯朴感情，怎么想都觉得不合适。

我知道这样的坦白会让报社同志不满意，他们心目中一件高尚的事情，一个有意义的社会活动，遇上我这样的小气鬼，一定会不屑和不爽。我也相信捐书给别人是件很好的善事，不管怎么说，劝人读书永远错不了，而且打着读书旗号，有许多买卖可以做。

我又相信，与当年相比，与过去那样的文化沙漠相比，今天的读书环境要好出许多。自有历史以来，书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泛滥过，图书馆，旧书店，包括地摊上，到处都是好书。书不是不够多，而是太多了，最真实的现状不是没有书读，而是大家并不怎么读书。

读书早已变成一种空洞口号，变为一次次活动。就好像号召别人学雷锋一样，这些年，常常能遇到一些自己不读书，却忍不住不断号召别人读书的文化人。很显然，今天民工的精神生活，的确是有些糟糕，他们的最迫切需要，不是有没有书读，不是该不该读书，而是别的什么。至于这别的什么，我不说，大家也都知道。

阿黄是一条狗

去超市购物，我们会顺带买一袋狗粮。邻居养了两条大狗，维克多是德国牧羊犬，杰克是什么猎狗，都血统高贵。买狗粮是为了害怕和讨好，施点小恩小惠，化敌为友耳根清静。人高马大的维克多比杰克凶悍，有时候来了客人，隔多远地乱吠，我们只要大喊一声“维克多”，立刻噤声。有一次，维克多跑了出来，神气活现地盘踞在驾驶座上，怎么撵都不肯下来。我们急着要赶路，老婆大人是领导兼司机，好声好气地与它商量，说维克多你这样，我怎么开车呢，于是它跑到副驾驶座位，看看我，又知趣地钻到了后排。

阿黄是一条野狗，说野，因为没有确切主人。建筑公司的好心人收养了它，房子盖好工地拆迁，公司走人，便成了丧家之犬。与有人饲养出自名门的维克多和杰克不一样，它是条无人照料的草狗，前者天天有肉吃，阿黄有一顿没一顿。虽然享受着充分的自由，却只能走东窜西蹭吃混喝。

阿黄的性格十分讨人喜欢，对谁也没有真正的敌意，遇上了，只要一招呼，立刻兴高采烈地飞奔过来。有奶便是娘在它身上充分体现，喂一点食物，便伏在门前的空地上，为临时的主人守家护院。它会一本正经地在那守护，有陌生人经过，煞有介事狂吠，装腔作势要冲过去。当然时间不会太长，干活肯定偷懒，我们戏称它为钟点工，你如果不陪它玩了，过一会就会悄悄溜走。

阿黄最喜欢被抚摸，平时无人过问，逮住了机会，喜欢一个劲地缠着你玩。只要一摸它脑袋，就会在地上打滚，把眼睛闭起来，伸腿伸胳膊，做出很受用的样子。你要去周围的山坡上散步，它走前跑后，俨然像你的家庭成员。小区许多业主都与它熟悉，都喜欢它，见到了，热情洋溢地招呼，它呢，忍不住会一阵人来疯，上窜下跳得意忘形。当然，有时候也会像明星一样搭搭架子，对别人爱理不理。一到周日，这里人口骤增，它吃饱喝足，达到了小康标准，仿佛人有了文化一样，顿时几分傲气和懒洋洋。

阿黄是条母狗，有一阵子，它的肚子鼓了起来，乳房也开始变饱满。冬天刚刚到来，我们知道它快当母亲，依然像过去一样，一有机会便给它喂些吃的，陪它玩一会。后来见不到了，听保安说，它躲了起来，生了小狗。

冬去春来，老是见不到它的踪影，不由地有些想念，隐隐还有种不祥预感。问小区保安，回答十分肯定，考虑到过去天天都能看见它，这么长时间不照面，显然被人吃了。这年头，有人喜欢狗狗，当作宠物喂养，也有人还会惦记狗肉的香味，谁让它是条草狗呢，而且还是丧家之犬。

芥子园在什么地方

浙江朋友来南京玩，狡黠地问芥子园在什么地方，我立刻犯糊涂，一时真答不出来。他早料到结局，笑着说在兰溪，我连声嚷嚷不可能，芥子园在南京，众所周知，差不多文化人都晓得，怎么会跑到浙江去。

朋友为家乡辩护，说李渔是浙江老乡，籍贯是兰溪。我听着不乐意，说李渔在江苏长大，一口苏北话，与浙江的关系，也就剩下一个籍贯。这话有点较真和赌气，李渔叶落归根，毕竟死在杭州。胡搅蛮缠地抢夺历史文化名流，不仅有失风度，而且十分俗气。但是就算李渔浙江人，人是活的，园子是死的，芥子园明明建在南京，怎么可以把它移到浙江兰溪。

朋友说，上网一搜索，就知道它在哪了。他拿出笔记本电脑，无线上网查寻，果然跳出许多崭新的图片。我看了不以为然，原来是个货真价实的假货。朋友说知道它假，问题是真的在哪，又有谁能拿出一个真货。芥子园早没了，它曾经辉煌一时，大出风头，然后无影无踪。人去园废，沦为菜地，盖起了房子，旧房没了，又盖起新高楼。今天，专家或许能告诉你大致什么地方，譬如南京城的西南处，譬如秦淮河边，说白了，也就是给人一点历史信息和文化破烂。

李渔搁历史上，是个可有可无的人。不喜欢的，觉得他旁门左道，聪明过于学问，立身不谨，甚至有些下流。喜欢的，认为他非常了不起，多才多艺，戏曲和小说都玩得不错。他的喜剧，与同时代的莫里哀可以一拼。代表作《闲情偶记》，后来的很多文化人极力推崇。他在南京的别墅芥子园，被誉为园林艺术的经典，而在这编辑出版的《芥子园画谱》，成了中国画的教科书。

文化正在变得越来越时髦，李渔的行情也越来越看好。重建芥子园，成了许多有识之士的梦想。浙江人捷足先登，南京方面也在喋喋不休，为选址暗暗较劲。园址应该在什么地方，公说公理，婆说婆理，个个理直气壮。我们总是习惯再造历史。为此，我的观点很简单，真迹既然不存在，假的赝品建哪都多余。

不妨把芥子园建在内心深处，人的脑袋只有椰子那么大，却能装下万卷诗书。如果我们的心里有，现实世界是否重建一个芥子园，已根本不重要。如果没有，再造十个八个也白搭。重建芥子园，完全可以成为虚拟的事实，按照这个思路，尽可能地出版李渔原著，多写一些与他有关的文字，充分发表不同观点，编丛书或出刊物，在网络上建立一个专门的网站，让物质的芥子园变成精神的文化家园，少花钱，多办事，何乐不为。

谁绑架了我们

一哥们喜欢发牢骚，有套随时被绑架的高论，譬如男人或女人被婚姻绑架，孩子上学被高考绑架，买汽车被汽油绑架，当官被级别绑架，投资股票被证券公司绑架，玩婚外恋被小蜜绑架，稍稍读几本书，又被文化给绑架。我不喜欢牢骚满腹，活着要知足，知足常乐，有老婆有丈夫，孩子能考大学，还能买上汽车，还能当官，有钱而且艳遇，都是可喜可贺，凭什么还发牢骚。

但是这几天还真有牢骚要发，不怨别人，只怪自己运气不好。过去的二十天，我跑了六次电脑维修部。这维修部在家门口，感觉还稍好些，偏偏远得够戗，动辄半个工作日。我茫然地挎着电脑包，在大门口的骄阳下等出租车，痴汉等老婆一样，一站半个小时。

这让人有一种智力上的羞辱感，事实上，过去的半小时，一直在犹豫该不该去坐公共汽车。欲速则不达，我只是想快一些，然而人要是倒霉，一定事与愿违，一定会更多地耽误时间。真不明白这个城市的出租车怎么回事，不坐车，满大街都是空的士，真要用到它们，那就着急吧，那就干等吧。

等出租车最狼狈不堪的粥少僧多。我不愿意与人相争，年纪更大的老人，衣着时髦的女孩，牵着孩子的妇人，要是与他们去抢，就算坐到了车上，也会感到胜之不武。我是个伪君子，绝不屑与这些人去竞争，事实上，如果看到有很多人在那恭候出租车，一定会知趣地奔公交而去。

问题在于一开始，并没人跟你争，你傻傻地站在那，心里在盘算，等五分钟吧，再不来就去公共汽车站。五分钟过去了，你觉得等了五分钟，本钱已经下了，此时离开，前面五分钟白耽误了，于是又试了一个五分钟，结果为了耽误的十分钟，又一次赔上了五分钟。这时候，有人也来等出租车，他或者她，才不管你等了多少时间，气势汹汹伸出手，见车就拦。

说来说去，还是出门太少。两辆助动车被偷了，我挤在公共汽车上生闷气，无限怀念它们。时间在无情地过去，一路拥挤和堵塞，一次又一次吃红灯，我的情绪也变得越来越糟糕。突然想到了哥们的绑架高论，不就是为了一台老掉牙的笔记本电脑，不就是那么一点点小故障，可因为这个，你活生生地被绑架了。

事实是谁也没有绑架我们，是自己绑架了自己。现实就这样，谈不上残酷，不可能称心如意。我是个居家男人，平时不出门，遭遇种种不便，有点小牢骚，心平气和地想，还是应该庆幸和感激。毕竟你不用去上班，电脑也不会天天坏。

老公人家的好

一位前辈德高望重，活得滋润全靠两项基本原则：文章别人的好，老婆自己的妙。前一想法，让人转益多师虚心学习，能不断进步。后一念头，少许多花花肠子，安心于是本分。对我，这绝对是学习的好榜样，应该座右铭一样供奉。

老婆也有自己的观点，又不是比武招亲，老公文章好坏，懒得过问，不操那心。俗话都说儿子自家好，老婆别人妙，到她那里正好转换性别，儿子成了女儿，老婆变作老公。谁要在她面前说女儿如何不是，一定会跟你翻脸，护犊就是护短，老婆心目中的女儿永远是好的。

老公也谈不上太坏，只是始终不满意，这山看了那山高，不像别人的那么出色，胆子太小，怕事，不耐烦，不浪漫，衣衫不整。前些天，老婆在单位上班，身体突然感到不适去医院，我闻讯匆匆赶去。事后她告诉我，当时心思忡忡，除了对疾病的担心，最牵挂的竟然是害怕我穿得不像样。当然，她立刻严正申明，自己并不以貌取人，如果真这样，当年也不肯屈尊下嫁，而是担心别人会如此。医生同志一看我的打扮，说不定就立马拉下脸来，让我到门外去等候，天气热，有点小脾气很正常。

天下不可能有什么一视同仁，社会风气不会以人的意志为转移。老婆的一句话暴露了两种歧视，既嘲笑了老公，更看重了外表。有时候，要去赴什么宴会，她会很认真地善意提醒，喂，你可不是出去打酱油。“打酱油”如今已是有几分时髦的网络语言，不过我可以肯定地告诉大家，她这么说，绝对是在这三个字流行前。

佛要金装，人靠衣装，这年头是人是鬼，都应该有几身西装。有一阵新街口的天桥上，一个要钱的乞丐都穿着西装。很长时间，我一直弄不明白什么叫 “正装”，后来一位作家朋友告诉我，除了西装，唐装也算。说老实话，也不太明白什么叫正式场合，有人开导我，和领导或者洋人见面，就是正式场合。

为穿衣服，我经常被家人指责，太土，太没有档次。老婆教训，女儿冷嘲热讽，老母和丈母娘苦口婆心。有一次混出国，外事人员暗示要西装领带，我突然恼羞成怒，说一定要这样，干脆别出国算了。人各有志，我不想坏了人家规矩，更不愿意委屈自己，结果不了了之，外事人员不明白我为什么会如此固执，她不知道，这其实是一个男人在家里太压抑的缘故。

衣着随便有何不好，曾跟老婆戏言，除了去中南海会见党和国家的领导人，绝不穿正装。这当然蒙人，无论是我，还是老婆，都知道不会有这一天。

放弃是魄力，也是艺术

苏东坡是老百姓喜欢的一位古人，才华横溢，玩什么都一流。古人也分可爱和不可爱，他显然属于相当可爱。不断地有些矫情和艳事，喜欢竹子，更喜欢红烧肉。一生不得志，进退维谷，冰炭在怀。最忘不了他老年的一幕，从海南流放归来，病歪歪临终前一个月，突然想到要去江南养老。于是沿水路奔赴常州，当地老百姓因为苏东坡的到来，居然万人空巷。天气盛夏酷暑，从闷热的船舱里走出来，他衣衫不整，坦胸露腹，连声说：

“惭愧惭愧，如此厚爱，折煞我也”。

人生不得意十之八九，能这样坦然对待困境，活得有滋有味，着实让后生羡慕。潇洒从来不是装出来，性情多多少少还得靠修炼，有一次，苏东坡玩爬山，爬到一半，气喘吁吁，便坐下来休息，别人休息只是休息，他立刻就悟了道，变得哲学起来。苏东坡想起了打仗，文人谈武，标准的纸上谈兵，他想到了当兵的险恶，譬如冲锋，真到了节骨眼上，横竖逃脱不了一个死。进则死敌，退则死法，前面敌人的机枪，后面长官的诅骂，往前走枪林弹雨，向后撤是“退后一步，老子毙了你”。

真遇到这样的处境，还能怎么办。苏东坡找不到答案，只能静静咀嚼苦果的滋味，感叹人生的种种相似。无路可走或者左右为难，是我们日常生活中的常态，虽然现在最时髦的口号是“永不言败”，是“绝不放弃”，然而有时候，嘴上说说可以，心里想想也行，真过不了那道门槛，果然身不由己，也没办法。

六百多年前，明朝的永乐大帝忽发奇想，要为自己父亲朱元璋竖个巨大石碑。想法很有创意，基本上是把一个现代足球场给立起来，如果真成为现实，绝对是文明世界的顶级奇观。最后却不了了之，只在南京留下了三块著名的阳山碑材，作为半成品供后人参观和瞻仰。尽管是未完成，它给我的印象已足够深刻。首先敬佩想象力，只有非凡的帝王，才会有如此奇思妙想，不妨琢磨琢磨，七十多米高，六个多世纪前。其次是果断放弃，不管什么理由，说放弃就放弃，这同样是魄力，必须充分肯定。

三块碑材见证了中国历史，它们代表一种可能，又代表另一种不可能。面对两难，苏东坡选择了坐下来，其实就是选择思考，意识到理性。胜负有时候并不重要，进退也永远只能相对。不管与天斗，与地斗，包括与人斗，我们都不一定是胜利者，也不一定非要去扮演这个胜利者。放弃显然不是愉快的事，不过恰当的放弃，不只是魄力，或者还是一门艺术。

没有文学的少年

小时候的文学印象，最初可以追溯到排队买《欧阳海之歌》。隔着时间长河，穿过光阴面纱，记不清楚当年怎么一回事，只记得很长的队伍，男女老少各式各样面孔，喊声和骂声一片。不明白大家为什么都去排队，都去抢这样一本书，我只是一个很局外的看客，一个九岁小男孩，远远地看着热闹。

少年的记忆中没有文学，在一些回忆文章中，我曾吹嘘过自己小时候很喜欢看书。其实这不确切，与各种人物的回忆录一样，根本就不靠谱，我看书不是因为喜欢，而是因为孤独。无聊于是读书，孤独然后看小说，搁篮子里便是菜，抓手上就是名著。什么样的文字我都愿意看，“老三篇”背得滚瓜烂熟，《毛主席语录》不敢说倒背如流，要哪段翻哪段绝没问题。

如果那年头有NBA，有世界杯，有奥运会，有四大天王，有超女，有韩剧，有网络，或者有高考，有重点中学，男生女生可以早恋，我肯定不再乱看书消磨时间。我的少年根本就没有文学，那是一片文化沙漠，就像是月球的表面，看上去光滑，却毫无生命迹象。

我的少年时代，既不喜欢唐诗，也不喜欢宋词，能背几首古诗词蒙蒙人，完全是拜无聊所赐。没人逼着我看这些破烂玩意，爱看不看，反正不知从哪随手偷到了一两本，闲着也是闲着，结果不光看了，而且背了。记什么都是记，花拳绣腿有口无心，生吞活剥地先背诵下来拉倒。

直到上大学，都没有弄明白什么叫文学。没人在这方面专门培养过我，自己也从来没往写作的路上仔细想，甚至都懒得看上一眼。成了作家以后，很多人追问文学因缘，考究渊源，我也十分认真地检点过去，盘算再三，仍然说不出一个为什么。少年记忆中与文学有关的玩意，实在少之又少，想胡编都找不到北。我们这一代人被恶谥为狼崽，非要追问出一个所以然，只能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培养和滋润了我们。

父亲生前常说作家没办法培养，以我这个儿子为例，语重心长诲人不倦，结果人家根本不相信。我女儿发表了一些文章，出了几本小书，有人就带着孩子登门，诚心诚意请问，讨教独门暗器和秘诀，面对同样问题，我显得非常无奈，真话假话都不行，说真人家不相信，说假自己又不乐意。

当文化变成元素

当文化成了元素，世界变得简单了。以后多少天未来若干年，人们谈天说地，都会煮酒论英雄说张艺谋，说他的开幕式。没人比张艺谋更合适干这个活。天下英雄，使君与操，那是英雄辈出的三国时代，如今可笑的却是，曹操没了，刘备也没了，很多人明明阿斗，偏偏自以为是诸葛亮和周瑜，羽扇纶巾纸上谈兵，玩不了赤壁大战，只能自说自话，想什么就意淫什么。

我曾经猜想过奥运会的开幕式，说老实话，从一开始就觉得会很糟糕。仿佛每年一度的春节联欢会，它的让人绝望几乎先天注定。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今年糟糕，明年更糟糕。那些著名的导演们，那些动不动热泪盈眶主持人，那些始终都幸福的男女演员，他们在联欢享受，全国人民在干什么呢，这喜庆的日子，过于损人的话不赘了。

也曾经想过喜剧风格，把开幕式变成小品，主持人是赵本山和郭德纲，外加一个韩乔生。当然只是我个人的想法，人民不会答应，领导更不会答应。其实这想法并不坏，首先少花钱，省国库的银子多办事，何乐不为。其次是大喜日子，让人乐，总比哭鼻子好。感动得热泪盈眶非常冒险，这年头，没什么比煽情更容易让人愤怒。

所以就要隆重感谢张艺谋，张导一出，谁与争锋。我老婆开幕式刚看了一个头，深有感慨来了一句经典：要是有套好房子，想交给别人装修，交给谁呢，当然交给张艺谋这样的人最放心。王朔曾说过张导是装修大师，大师就是大师，不服不行。

这里绝没有贬低张艺谋，像他这样的狠角色，任何一个人生舞台，都可能演好出乎意外的辉煌大戏。换句话说，是金子就会闪光，是石头永远孵不出小鸡。即使放在一个厂的小工会，仍然还会是最出色。三十年前，凭着手上一个破照相机，他一跃龙门，由一名普通的工人，变成了北京电影学院的学生。

开幕式中最险的一笔，是那个太有来头的“缶”，也许为了有点文化，结果好像排开了一张张麻将桌。奥运会是一场盛大的成人游戏，复杂应该变得简单，简单更不能转为复杂。宁愿不足，不可过头，这是必须遵循的艺术原则。张艺谋的成功，是没有过多强调中国文化，是做减法，而不是加法。他唠唠叨叨的只是元素，最简单的一些元素，点到为止，有点意思就行。

时至今日，文化成了文化的耻辱。到处泛文化，吃喝拉撒睡文化当头，是附庸风雅的口头禅。文化已神神鬼鬼让人生厌，这一次，张艺谋把文化请下神坛，可喜可贺。

三十年的书生活

“三十年书生活”是文汇报《书缘》的专栏题目，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断句。恕我冒昧，书生活三个字，让人联想到的竟然会是猪坚强。我的古文底子太差，好事者不妨用它们来凑个对子玩玩。

三十年前，刚踏进大学门槛，那时候百废俱兴，没什么人知道沈从文，教材上绝对见不到这名字。坐火车去看望女朋友，我津津有味读着一本五十年代出版的沈从文小说集，两位教师模样的人很吃惊，他们显然是读过许多书的知识分子，问我这人是谁呀，怎么从来没听说过。

这一直让我引以为豪，沈从文还没有热起来，我已经在悄悄地注意他的小说。但是得意的时间并不长，和祖父聊天，我抱怨文坛埋没了沈从文，说文章这么好，竟然没人知道。祖父说，什么叫没人知道，只不过是你们不知道。沈从文当年红得狠，用今天的时髦词，早就是一线作家了。

我因此得到一个教训，做人还是得低调，别以为就自己知道，别人都不晓得。感觉良好必出洋相，五十步笑一百步是不对的。八十年代中期，张中行的《负暄琐话》出版，印了四千册，到九十年代初期，《负暄续话》初版，只印了二千册。畅销那是后来，书商赚了钱，作者赢了名，我们于是都可以去做张先生的粉丝，当追星族，可是不能忘了他的书曾是如何的不堪。我也向人力荐过张的作品，当然是在他火起来之前，很多朋友都可以作证。张中行当时还出过一本《作文杂谈》，因为和语文教育有关，初版便印了十六万册，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读过，它的影响力显然不是太大。

最让读者耿耿于怀的是王小波，他活着的时候，我只看过几篇小说。他死了，终于被人炒热了，我差不多读完了他的所有作品。他的文字是那样地让人入迷，他的思想是那样地闪光，对于王小波，我充满内疚，作为一个读书人，为什么不能在他生前就看出他的好呢，为什么是在死后才为他的作品鼓吹。王小波现象是“三十年书生活”中的一个最好范例，它说明了一种极其正常的文学现象，一方面，好作品完全有可能被埋没，很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另一方面，真正的艺术品最后谁也拦不住，终有拨开乌云见太阳的一天。

三十年，一个人有意无意可以读很多书。个人印象中，阅读的功利性已越来越小。这是一个很大进步，三十年前，我们都是帮饥饿的孩子，眼睛里只有世界名著，眼光是那样单纯无辜。三十年后，好书坏书琳琅满目，满汉全席一样地放在面前，想读什么就读什么，只要我们愿意，只要我们舍得时间。

文明程度的城市

一项调查数据显示，南京在十五个省级城市中，文明程度倒数第二。当地媒体不打算炒作这事，有记者不甘心，打电话过来质问，对此有何看法，想不想发表一点意见。我无言以对，记者感慨说，南京号称最有文化，文明的那个程度如此不堪，是不是有点说不过去。

我不知道南京算不算最有文化的城市。什么叫最有文化，这提法本身就很没文化。对于文明程度，也同样抱很大疑问，无法具体的东西一旦具体，无形变得有形，肯定十分搞笑。青菜一块五一斤，肉十几块500克，三星级酒店多少银子住一晚，这些数目可以明码标价精确比较，而文明的那个程度，究竟怎么才能计算出来，真是天知道。

有人很迷信这样那样的数据，因为背后是专家，是博导和某某团队。幸好我还认识好几位大博导，也知道太多专家，各个领域的都有，都有不小来头。恕我不够恭敬，甚至有点小人之心，这年头，许多排名难免潜规则，科学的老虎皮下，不科学的事情比比皆是。不是不肯相信调查数据，经验告诉我，对于这些那些数据，我们不可不信，也不可全信。

譬如某个数据是在公共汽车上得到的，看年轻人给不给老同志让座。同一个城市，不同时间，不同车次，数据肯定不一样。有人的地方就有江湖，就有各色人等，抽样跑几户人家，随便打一两次出租，在街头用小本子记上一会，这样的客观公正只能骗领导。习惯了笼统和模糊，就成了摸象的盲人，成了井底的青蛙。坚决相信自己知道的那点局部就是全部真相，这可不叫学问。

说到文明程度，也就是五十步和一百步，都是中国人，爹妈都差不多，排名第一和最后，差距远不是大家想得那么巨大。说白了，还得靠法律和法规，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强调某地的文明程度，排名靠前便放爆竹庆贺，引以为豪，排名落后便痛哭抢地，自哀自怨，实在没那个必要。

中国人到国外仍然喜欢大声说话，洋人来中国也随地吐痰和插队，既是习惯，更是活生生的现实。改变陋习有很多种手段，用调查数据来警示只是其中之一。不管怎么说，我并不一味反对排名，尽管不是很相信它。文明必须配套，必须要有环境，精神文明首先得有物质基础，别老是跟天天挤不上公交的上班族念叨让座，跟拿着低保的弱势群体大谈美化环境。

事实上，我最想说的只是，我们的眼睛不要像手电筒似的，总是盯着别人。文明不是做给别人看的，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强调克己复礼，换成今天的大白话，就是别去管人家的闲事，先从自己做起再说。

美人的靠

真金白银

奥运期间精彩纷呈，整日盯电视屏幕看。老数金牌玩也没意思，可是你再怎么理智，再怎么大国心态，不掰着手指计算也不可能。我希望中国军团势如破竹赢下去，一路高奏凯歌，同时也盼望那个什么队，最好输掉一两块金牌。为什么，因为不喜欢某教练，询问身边好体育的哥们，想法都差不多，弟兄们不是不爱国，也不是吃里扒外，非要和跟主场气氛过不去，大家只是不喜欢他。

出于爱国的心理，没必要说出教练是谁。同样的道理，不想再攻击中国足球，人家也不容易，不过输几场该输的球，你们一个个都憋口浓痰，劈头盖脸往人身上吐，害得年轻的国奥队仿佛演出草船借箭，浑身上下伤痕累累，是地方就戳着一根箭。中国足球这稻草人已成刺猬，大伙行行好，放过他们吧。

这期间惦记着写文章十分不爽，提心吊胆看比赛，看人玩比自己玩还累，议论比教练更着急。八月骄阳红似火，北京爷们为奥运已不再光膀子，我等盘桓在家打赤膊，手心一阵阵出冷汗，嘴里一股股冒粗气。悲喜交集，上蹿而下跳，赢了则喜输了便恼，国骂不断粗话连篇。老婆的比方非常贴切，说看完一场精彩比赛，再硬着头皮写文章，相当于美味大餐之后，还得亲自下厨房洗碗。这让我找到了偷懒和推托的借口，看人挑担要知道吃力，读者只看到点击率高的博客精彩漂亮，不明白这是多累的一个活。

像菲尔普斯这么玩也没劲，金牌全挂你脖子上，别人怎么混呢。美国男篮梦八队只须拿一块金牌，一块就足够，看他们疯狂表演，身边人都埋怨姚明的球不好看。作为火箭队的忠实观众，我不得不像韩乔生那样一遍遍解释，姚明的球从来不是大家想得那么潇洒，特别在第四节，基本上是根大木桩，可是篮球要看数据，姚明这中锋在NBA绝对不是水货，是真金白银，美国佬才不会白花钱。姚明没回来，中国男篮什么战绩，一回来，水平立刻上个大台阶。

奥运会是体育的节日，时时刻刻都有话题。谈论最多的还是金牌银牌，毕竟这是最高水准，毕竟这是在挑战人类极限。我们都外行，不说金牌银牌说什么呢。看低奥运的精神是不对的，太当一回事，动辄上纲上线也没劲。运动会很快就会结束，日子还得过，生活还得继续，该干什么干什么。

为了奥运，好多天没去游泳。老婆受奥运精神刺激，忙里抽闲，天天拉我去散步。秦淮河边人满为患，都是中老年。年轻人都在干什么呢，在享受青春，看电视，上网泡吧，空谈奥运。为此不由感慨，中国确实拿了很多金牌，可是我们并不喜欢运动。

花钱看凤凰卫视

二十多年前，中国第一高楼在南京。那年头的金陵饭店，从立项到开工到完成，天天都有口水和话题。这栋建筑对改革开放有标志性意义，尽管真相不是这样，此地老百姓更愿意相信，一位擦皮鞋少年历经人间沧桑，终于衣锦还乡，出资盖了第一高楼。

那时候，精明的外国资本主义突然开窍，去中国淘金抢钱的好机会来了。捞银子是比谁能先抓住机会，下手要快要狠。外资大举入侵我华夏之际，优秀的本土青年也热血沸腾，源源不断去番邦求学。我的小学同学决定去英国，临行前在金陵饭店前徘徊，当时住得起这饭店的都是洋人，他为此很感慨。

二十年多后，小学同学带着马来西亚太太在金陵饭店顶层喝咖啡，觉得跟做梦一样。大英帝国打拼了这么多年，基本上就是个英国佬了，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心思仍然与出国前差不太多。依稀记得当年的励志传说，怀念那位根本不存在的擦皮鞋少年。我们聚一起闲聊，白头宫女说玄宗，惊叹岁月流逝，十分希望传说是真的，好像只有这样的传奇存在，才能见证我们这些年没有白活。

过去的二十多年白驹过隙，太多梦想轻而易举成真。没有改革，大家都一张白纸，因为开放，人生便立刻精彩生动。不说意识形态，也不说经济基础，光一个平常的住旅馆，便能引起一连串美好回忆。

譬如来了朋友蹭热水澡洗，一人住店，众人解衣。又譬如免费录相，今天最三流的武侠片言情片，当年却成了去看望熟人，赖在旅馆不走的重要理由。旅馆中的美好，还可以包括看几眼香港的凤凰卫视，说关心国家大事，不如说更喜欢小道消息。过去许多年，身边的哥们谈古今臧否人物，都喜欢借用凤凰主持人的观点。

所居住的城市，除了宾馆饭店，高档住宅区才能享受凤凰卫视。然而前些日子本地电视台开恩，毫无预告的前提下，开通了凤凰卫视收费服务。刚听到消息有些不相信，就像小学同学不相信自己已坐在金陵饭店顶楼喝咖啡。

不过这业务很快又取消，捷足者先登，开通就开通了，没开通的不知道要等到猴年马月。这事让人心头不爽，事实上能不能看凤凰卫视，真的很无所谓。谁都知道，如今的凤凰也是落了水的，早没啥好可看，最多跟偷情一样，看不着稀罕，天天面对立刻腻味。让人不爽的是偷偷摸摸，是可与不可之间。也许她今天的唯一亮点，就是还不能让普通老百姓痛快。以为你花点钱就能看了，不行，没门。

过去好，过去坏

这是说不清楚的话题，屁股决定立场，小脑左右大脑，我们评价过去，往往口是心非。常常自己没有想明白，一般情况下，幸福是一种简单比较，今天比过去混得好，就忆苦思甜，情不自禁为当下唱赞歌。混得不好的，难免九斤太太，看什么都不顺眼。

有位哥们是逻辑学教授，他的强项在于狡辩，专门培养学生参加各种辩论大赛。无论正方反方，牙伶齿俐唇枪舌剑，永远都站在胜利的一方。他告诉我一个诀窍，只要我们愿意，对错皆在一念之间。换句话说，只要拥有足够的信心，就能永远占有真理，反过来，明明胜券在握，因为信心不足，便可能走向失败。

人是可以怀旧的动物，怀旧是一种很好的艺术加工，经过时间打磨，遭遇岁月冲洗，原本非常糟糕的往事，突然变得光彩夺目起来。在怀旧的目光中，贫穷是美好的，艰苦和狼狈不堪可以拿来吹嘘，失恋更像一首诗。因此，九斤太太们的存在，自有其生物学的基础。

过去的种种不好，今天的种种不足，都是显而易见。有人却故意色盲，指鹿为马，一位文化人抨击现状，说人们从来也没有像今天这么失望过，他说了一大堆让心服口服的数据，譬如人文精神丧失了，股市和房价暴涨暴跌，环保成为解决不了的大问题，潜在的经济大危机等等。如果不听他关于过去的观点，我们几乎毫无保留地成为追随者，但是当他把过去吹得天花乱坠，甚至连文化大革命都能够基本肯定，就不能不摇头了，就不能不警惕。

就算今天我们是真的很失望，也要比以前不懂得什么叫失望强上一千倍一万倍。改革开放绝无回头路可走，抒情地玩一把怀旧不是不可以，千万不能离谱。有一件事我一直想不明白，有一路人吃香喝辣，早就中产了，早就白领了，高官而厚禄，自身已相当腐败，可是总喜欢像革命者一样，扮演穷人的代言人。也许他们的确可以和老一辈革命家相媲美，当年的革命者有很多并不是出身贫穷，才跑出来革命和造反，区别在于，真正的革命者是一种勇敢献身，是真把自己变成了无产阶级，而这路人的行为，更像是混在穷人堆里的富人密探，更像蒙穷人拉选票的无聊政客。

文化人不能仗着自己有文化，如何说都有道理，想怎么就怎么。对于普通老百姓，过去好或者过去坏，随口说说玩玩，视心情而定，说了也就说了，并没有太大是非。对于有着所谓思想的文化人，这个问题就含糊不得，大是大非。

造桥的革命

历史学家说起造桥，忘不了赵州桥，一个建于隋朝的石拱桥，让我们足足光荣了一千四百年。桥梁专家对它不敢不当回事，不过这年头的敬重，也是一种变相滑头，一套必要的世故和礼数。数典而忘其祖，固然不太妙，可赵州桥毕竟太遥远太历史，至多祭祀时上柱香。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立刻通途。造桥技术突飞猛进，许多本来不可思议，转眼间已成事实。对于今天的造桥者，很多时候不是能不能，而是值不值得，该不该花这钱。我们现在真的很厉害，如今面临的现实，是摸摸自己口袋，究竟打算在长江上造多少大桥。

五十一年前，武汉有了万里长江第一桥。过了十年，南京长江大桥通车。然后进入蛰伏期，改革开放百废待兴，长江大桥开始雨后春笋，接二连三出现，让人掰着手指数不过来。时至今日，江苏境内已有大桥七座，安徽有三座，湖北十七座，重庆二十三座，江面越往下游越宽阔，又以江苏境内的大桥最为壮观。

新通车不久的苏通大桥全长2088米，主跨为1088米，比目前世界上最大跨径的日本多多罗大桥长约200米。主塔高298米，为世界第一高桥塔，比国内现有最高桥塔高出近百米。基础埋置深达80米，通航净空高62米，5万吨集装箱货轮可从桥下通过。设计风速为47米/秒，相当于12级台风的2倍。

造桥革命从一个小小的细节开始，计算机运用使得一切变得精确，以悬索或斜拉桥的重要材料钢丝绳为例，目前的技术达到了惊人程度，一根比筷子还细的钢丝绳，竟然能拉起4辆小轿车。孤立地看，每项技术创新都可能引起革命，翻天覆地。换句话说，造桥就是造桥，造桥又不仅仅是造桥。

地球既然是个可以和平共处的村庄，国际化也就成为必然标准。还是以比筷子还细的钢丝绳说事，过去，这种特制材料必须从日本进口，现在，上海的宝钢已能保质保量生产。在全球采购的今天，千万不要小看了从国际化到本土化，不妨试想一下，未来长江每50公里就会有座大桥，大桥的投资向来都是天价，这将是多大的一个市场，提供多少就业机会。

我们正在充分享受技术革命的成果，作为一个时代受益者，中国进入了从未有过的经济高速增长期。日本供应商很沮丧，谁不愿意垄断做龙头老大，谁不想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竞争是创造历史的动力，是相对的最公平，而能够不能够，有没有这个实力，却是真正的硬道理。细钢丝绳只是一块多米诺骨牌，日本人知道，一旦垄断打破，他们退出中国市场的日子也就为期不远。

美人的靠

二十多年前，一位学弟在校阅览室苦读《金瓶梅词话》，比较不同版本，对照被删节字数，寒冬腊月越坐越冷。那年头《金瓶梅》还是见不得人的书，要做学问的研究生才有资格，他得天独厚，能阅读别人不能看的禁书，却因此经常抱怨，说坐硬板凳读淫书的那感觉，实在不怎么样。

这些日子总是看书，腰酸背痛，浑身的经脉都不通畅。于是想起了发愤的学弟，也顺带想起了美人靠，不是正宗的国产，是儿时记忆中那个西方舶来。白驹过隙岁月不饶人，过去许多年只求有书看，读书的条件向来不太讲究，坐着也行，躺着也行，最糟糕的时候站着也能凑乎。春夏秋冬随它去，无聊才读书，越无聊越读书。没想到如今有点岁数，竟然像无知少年一样，对美人靠念念不忘。

小时候一直没闹明白什么叫“美人靠”，当时思想不解放，只要和性沾上点边，大人忍不住都要隐瞒，或者干脆批判。“美人靠”无疑和性有关，小孩子青春期最容易不学好，父母越是掩盖，越是反对，越会往心里去。伙伴们在一起偷着研究和探讨，大几岁的孩子想当然做出结论，这玩意肯定是资产阶级的下流。后来偷看父亲的藏书，心惊肉跳地见到了几幅封资修的世界名画，赤裸女子大大方方侧躺，露着白白秀长的背，便把那种只有单边扶手的沙发躺椅，一门心思认定为美人靠。

再后来，读的书多了，见识也广泛，终于明白美人靠并不是外来，而是地道国产。仿佛金蟾和玉兔可以形容月亮，断臂是男同志的雅号，所谓美人靠又称“鹅颈椅”，又叫“吴王椅”，最常见的中国特色。说白了，是一条窄窄的木头长凳，有点围栏能够依靠，是个风景点随处可见。唐诗宋词上的美女，常坐上面发呆，伤春悲秋，妆楼凝望凭栏寄意。

时至今日，中国特色的美人靠充满了暧昧，更适合用来泡妞，没办法让人好好读书。良辰美景风光无限，贾宝玉与林黛玉不再共读《西厢》，“淫词艳曲”已沦为古典文学名著。还是重回现实的读书生活，因为改革开放，因为全球化，早就没什么禁书可言。网络时代何禁之有，只要乐意，只要有这闲情雅致，只要用心去寻找，总能找到。

当今社会，没有读不到，只有不想读。书实在太多了，越读越多，越读越欲罢不能。童年记忆最难忘，腰酸背痛之际，很想去买个西方油画上的美人靠回来，也就是那种单边扶手的躺椅。不为别的事，只是用来享受阅读。放在阳台上，刚日不读经，柔日不读史，有什么读什么。

初识弘一法师的岁月

三十多年前，还是一个高中生，伯母带我去浙江上虞白马湖边的春晖中学。那时候，我对这所大名鼎鼎的学校一无所知，傻乎乎跟伯母后面听她说这说那。

在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火车站下车，坐人工摇的小船，不一会到了。三十多年后，我十分怀念那个小车站，根本没什么站台，一间欧式的小屋，车到站，把门打开，下去就行。印象中也不用检票，上车买票，下车拉倒，全无今天是个火车站就一定乱糟糟的惨象。当然还有那个湿漉漉的小木船，河水清清，小船儿轻盈，一路桨声。

白马湖待多少天已记不清，有一天，伯母很认真地指着一丛断壁残垣，说李叔同当年就在那住。当时并不知道他是何方神圣，只知道是个有些名气的和尚。弘一法师是我祖父最佩服的人，伯母解释说，大家都说你爷爷做事认真，他要比他老人家更认真。接下来，又说了许多李叔同，今天要是写出来，都会是很好的文章。伯母说当年请李叔同吃饭，和尚是要吃斋的，菜做咸了，伯母的父亲夏丏尊先生感到歉意，一个劲埋怨。李叔同就说这菜不咸，很好吃啊。后来他又去河边洗脸，从包里拿了条破毛巾，夏先生要为他换一条，他连声说还能用，说你看，这不是挺好。

在老宅阁楼上，看到许多落满灰尘的玻璃底片。由于底片是黑白颠倒，加上历史知识浅陋，我并不知道照片上的都是谁。伯母告诉我，她二哥喜欢拍照，这些底片都是他年轻时拍摄。李叔同对书法有着过人的领悟，他出家成了弘一法师，把所有的书法作品都留给了夏先生。在李叔同眼里，这些都是俗世之恋，弃之如同废纸。

随着对李叔同的逐渐了解，我对这位传奇人物一度非常入迷。与弘一法师有关的一切，都会引起我的注意。我有意无意地收集李叔同的资料，一直想以他的故事写部小说。弘一法师出家前最要好的友人就是夏先生，难怪伯母有这个资本，可以喋喋不休地说起他。

我一直在想，当年阁楼上看见的那些玻璃底片，会不会有李叔同的影像。曾经为这事问过伯母，可惜她当年太小，后来又太老糊涂，始终没有一个确实答案。这些玻璃底片后来也不知道弄到哪去了，现在的白马湖边，有弘一法师的晚晴山房，有丰子恺的小杨柳屋，有夏丏尊和朱自清的故居，但是没人知道这些珍贵底片的下落。

这篇小文章匆匆写于去奔丧的飞机上，伯母昨天过世了，明天举行遗体告别仪式。再差一个月，就是她九十岁的诞辰，望着窗外云海，我想到更多的竟然是李叔同，是初识弘一法师的岁月。

父亲的智慧

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儿子。这句话不是简单的遗传学，而是强调教育的重要。一般人印象中，父亲溺爱孩子天经地义，常常可以见到对子女百依百顺的父母，做父亲的并不是皇上，甚至穷困潦倒，可他们那些可爱或并不可爱的孩子，一个个都是货真价实的小皇帝。

我父亲对儿子根本谈不上溺爱，也许一生太不顺心，过于书生气，一直在从事一份自己并不太愿意干的工作，记忆中，我从未对父亲提过什么蛮横要求。我不喜欢要这要那，甚至连最普通的索取，也很少向他开口，衣食住行这类生活琐碎，根本不应该归父亲管。

我伯父谈到自己与祖父的关系，感慨最深的是祖父过世，从此少了个谈话的对象。伯父一生都与祖父生活在一起，煮酒对坐，促膝倾谈，有这样的感受并不奇怪。父亲自从离家参加革命，从此天南地北，因此他和祖父难免一种断裂。多年父子成兄弟，我和父亲的关系正好与伯父相似，子承父业，我们父子之间更多的只是些谈话，成天喋喋不休，用母亲的话说，像一对好斗的蛐蛐。你来我往，永远有说不完的话题，在这样的谈话中我得益太多。

蒂姆·拉瑟特在美国是个家喻户晓的人物，是著名的“媒体明星和政治操盘手”，这当然与从事的行业有关，他是国家广播公司（NBC）最热门谈话节目“会见新闻界”的主持人，无论当选总统还是准备竞选总统，对他的“顶尖采访者”的身份都十分忌惮。由于看不到他主持的电视节目，我只能通过两本书来了解这位“清洁工的儿子”。蒂姆的两本书的关键词都是父亲，第一本书是蒂姆父亲的故事，第二本书是因为蒂姆父亲而引发的别人的父亲故事。我无意评价这两本书的优劣，平心而论，如果有可能，大家最好把这两本书都看一下，尤其是后一本，更加直截了当，更加清晰可读。

为什么一些非常普通的父亲话题，能引起大家那么大兴趣，造成那么强烈反响，作者竟然收到将近六万封关于父亲的来信。出身贫寒的蒂姆最终成了大名人，他的成长历史对常人来说无疑有励志的妙用，但是很显然，读者被打动绝不仅仅因为蒂姆是名人。

在蒂姆的这本书中，可以读到那些被放大和聚焦的父爱。因为聚焦和放大，阳光射向了被遗忘了的角落，我们会突然意识到世界上有太多的父爱正被忽视。事实上，这样的忽视带有普遍性，不只是发生在名人身上，也不只是美国人独有。父爱如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掩卷沉思彻夜难眠，当年与父亲侃侃而谈的情景，活生生地就在眼前。

万恶之首的肥肉

一个人吃什么，不吃什么，有时候只是一种习惯。习惯很可能源于暗示，譬如我自小不吃肥肉，印象中父亲总对别人卖弄，说我这儿子是孔老二的忠实弟子，肉不正不食，要吃肉一定得方方正正，而且绝对不吃肥肉。

我觉得正是父亲一本正经的强调，在一个孩子的心灵深处产生了化学反应，强烈暗示演变成顽固习惯，就像有人天生信仰宗教，就像有人一贯反动，小时候的我认定肥肉是不可以吃的。我们家也有过十分艰苦的日子，我在乡下待了两年多，很少有机会吃到荤腥，肚子里绝对缺少油水。过年了，外祖母家杀猪，大家抓住际遇痛痛快快吃一顿，狼吞虎咽大快朵颐，我仍然坚决不吃肥肉。

很难说清楚自己什么时候第一次吃肥肉，能记住的是第一次吃猪脚爪，竟然是上大学谈恋爱，未婚妻不相信没吃过这玩意，一定逼着试一试，并且把它上升到爱情指数的高度。第一次吃猪头肉也是，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在她的威逼下，我十分勉强地吃了几口，很有些像破戒的出家人和失贞的少女，吃了也就吃了，没觉得特别好吃，当然，也不是原先设想的那样根本就不能吃。

仿佛对待资本主义的态度一样，在我们的整个青少年时代，资本二字意味着十恶不赦，其实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吃也罢，不吃也罢。民以食为天，猪脚爪和猪头肉同样可以成为美味佳肴，只不过与烹饪技术大有关系，这两样东西做好和做不好，有天壤之别。

除了最糟糕的那几年，我们家的伙食一直被保姆掌控。物极必反，我从小就羡慕吃食堂，参加工作后最爽的是可以去食堂，因为这样热闹，大锅饭香。最喜欢食堂的狮子头，大家一起排队抢购，那感觉非常好。纯粹的肥肉我始终抗不住，甚至有精有肥的五花肉也不是太喜欢，非要把肉剁碎了放一起才OK。记忆中，食堂的狮子头总是最受欢迎，稍晚一点就会没有，一想到众人排队时伸脑袋殷切张望的情景，我好像立刻又重回到当年。

话题还是回到肥肉上，这几年体检，不应该高的那些指标，都在悄悄升高，起码接近警戒线。医生一再关照，少吃肥肉或干脆不吃肥肉，说它是身体健康的“万恶之首”。这让一个不爱吃肥肉的人感到很冤枉，羊肉没吃着，反惹一身骚。这些年蹭吃混喝，常会遇到烧得非常精致的肥肉，一桌人赞不绝口，连我这不碰肥肉的都不忍放弃，为此不由感慨，活了一把年纪，肥肉滋味刚开窍，好日子却到了头。

领导为我们开车

对汽车的印象还真说不清楚，生长在城市，总觉得这玩意跟竖在那的房子一样，都是天生的。小时候，我们跑到郊外去游泳，喜欢爬农民的拖拉机。那年月手扶拖拉机常开城里来，也许受电影《铁道游击队》的影响，我们动不动便像猴子似的挂在后面，憨厚的农民于是变得像日本鬼子一样凶横，因为开车手必须扶着车把，只能回过来，对我们挥拳头，龇牙咧嘴咒骂，有时干脆用油壶对我们喷射黑乎乎的机油。

大约一九七五年的夏天，我们顶着烈日搭便车去安徽黄山玩，那年头路不好走，吭哧吭哧颠簸一整天。是辆军用敞篷大卡车，来路始终没弄明白，反正不蹭白不蹭，聚了一大帮年轻的人，雄赳赳气昂昂站上面，仿佛战争年代远征的大兵。都是自带干粮，连那军用卡车也是，当时没什么加油站，车上放一个很大的铁皮油桶。

按照过去记忆，有会转的轮子就足够风光。上中学时，男生有辆自行车，可以把班上所有女生目光吸引过来。后来自行车多起来，有了普及之势，傲气十足的便是驾驶员，女孩子谈恋爱，司机是第一人选。不相信可对身边人进行分析排查，上点年纪的驾驶员老婆，个个都是当年美女。

最牛的司机给领导开车，过去没有私家车，也没有出租，享受小车的基本上是领导。我认识很多相当牛的司机，领导总是反过来拍马屁，逢年过节惦记着给他们送礼。领导也是人，也有家人，平时蹭个车什么的，这等于让驾驶员同志手里捏着个短。

现在情况完全改变，老百姓也很冒昧地坐起小车。一转眼，我太太已有五年驾龄，可以算老司机了。坐在她身边，看着小车在马路上飞驰，爱意顿生，常常情不自禁感叹。在我的内心深处，司机同志确实很了不起，而这个很了不起的人，居然是自己太太，沧海桑田白云苍狗，这世界变化如何就这么快。

通常情况下，都是领导坐那，司机开车。我们家领导是太太，她为人民服务，领导亲自为我开车。南京作家中有这待遇的群众真不算少，军方的朱苏进是这样，反腐作家周梅森是这样，文章细腻擅长写女人的储福金也是这样。苏童正仔细琢磨买什么车，他们家领导捷足先登，早把驾照紧紧捏在手中，因此他也注定要加入我们的队伍。

女作家黄蓓佳自己是领导，大权不肯旁落，只能自娱自乐，一个人闷声不响地为自己开车。外地行情大致差不多，以南京为最典型。男人成了作家，多少会有点不长进和没出息，不过凡事不妨退后一步想，恭敬不如从命，得了便宜就不要卖乖，与其给太太做司机，还不如让领导为我们开车。

香烟往事

说老实话，我不赞成什么繁体字，尤其不赞成恢复。也反对再简化，错也好，对也罢，以不折腾为最好。有个朋友在台湾出书，题词是“献给少女××”，印成繁体字便是“獻给少女”。这个“獻”很像繁体字的“獸”，看惯简体字的都会觉得别扭。

习以为常，语言文字这玩意，有时候只能认同习惯。又譬如日常抽的香烟，大陆人很少去想繁体字应该如何，上网浏览常可以看到“香煙”，这两个字大陆人认识，港台人也认识，只是莫名其妙。香烟的繁体字应该是“香菸“，“煙”和“菸“是不相关的两个字，煙是雾状气体，菸的本义是一种草本植物。所以在香烟壳上，“台湾烟草”是“台灣菸草”，特别要注意这个“台”字，繁体的“臺”笔画多得让人绝望。

我认识“香菸”是后来的事，长在红旗下的人很容易误读为“香芋”，看上去怪怪的，有股旧社会发了霉的味道。香烟二字是不折不扣的新社会产物，当年读过的那些繁体字旧小说中，“香菸”两个字并不常见，也难怪我会不认识。屡屡跳入眼中的只是“煙土”和“大煙 ”，偶尔还会看到“淡巴菰”，因为不常见，难免相见恨晚。

印象中抽烟是件很快乐的事，譬如我父亲当年抽烟，只要没抽过，都要忍不住尝一包。作为一个不懂香烟品质的外行，我非常怀念物质匮乏年代的抽烟，就像谈恋爱一样，那年头抽烟要淳朴得多，不像今天动辄高档天价，掏出来不是苏烟，就是中华，都是好几十大洋，给人感觉整天鱼翅海参，天天都这样，还有什么意思。

父亲在世，很怀念没钱抽烟的岁月，那时候有包好烟，甚至只是一根好烟，恨不得先跪拜再慢慢享用。我在工厂当工人，师傅们坐下来休息，掏出香烟挨个发，仪式十分庄重。饭后一根烟，赛过活神仙，当时的潜规则是轮流，这一轮我，下一轮就该你。当然也有人喜欢死皮赖脸，于是大家公开调笑，或者干脆强行搜身。记得一位师傅当众掏出香烟，取出一支自抽，然后把烟壳一捏，随手扔进垃圾箱。等大家散去，他再去垃圾箱把捏瘪的烟壳找出来，原来里面还藏着两根烟。

当年一根烟就能调动积极性，上馆子，去后堂给大师傅敬根香烟，立刻加倍努力，立刻精益求精。烟调剂了人类感情，胶水一样把烟民粘在起来，因为物质匮乏，一包烟能办很多事。现在却完全不同，小区周围到处都是回收高档烟的小店，一位老烟民抱怨，说送礼把烟的品质给弄坏了。自己不掏钱买，感觉就跟着迟钝，好坏也没太大区别，反正就一个字，贵。

怎么喝绿茶

近来变得很唠叨，也许一直这样，只是自己没觉得。前几天一位朋友玩诚恳，揭露我写专栏文章的秘密，是因为喜欢唠叨，屁大的一点事，都能说半天。我心里一怔，嘴上不肯服气，辩解说屁大的事还扯半天，这就是水平。

譬如喝绿茶就可以唠叨，好茶得用好水，绿茶尤其讲究。商店里没有矿泉水纯净水出售之前，北京人和上海人不适合喝好茶，因为两地自来水都不怎么样，北京的水太硬，上海干脆一股很浓的漂白粉味道。现在不同了，你可以去买农夫山泉，这年头只要有钱，什么都能搞定。价格固然不菲，但是真有了好茶叶，好马配好鞍门当户对，想追求完美，不花点怨枉钱不行。

假如所在城市的自来水还不错，那就是可喜可贺，在全球化的今天，好花堪折直须折，趁尚未污染赶快多喝。我是个喝茶并不太讲究的人，所谓不讲究，是茶都能喝，是好茶都欢迎。讲究的只是怎么喝，怎么才能最大限度喝出真味，平时爱喝的是红茶，用紫砂壶，其他如铁观音，如普洱，皆是发自内心喜欢。

绿茶中最怀念六安瓜片，绿茶不该有烟火味，可是瓜片带点焦糊味，却可以原谅。其实现代意义的绿茶历史极短，没什么真正传统，古人经验往往都是不对。现如今只要官做得还不够大，喝碧螺春和龙井基本上都是假。假的中间也有佳品，作为普通老百姓，看盗版碟喝冒牌绿茶很正常。

写此文的目的，无意真假，只想谈谈泡绿茶的心得。如果你碰巧有不错的绿茶，可以试试我的方法。首先不要舍不得，不要相信冰箱，不要相信真空包装，到手就喝，喝光拉倒。第二态度要十分端正，要认真，不认真做不好任何事。第三器具能讲究尽量讲究，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

如果是凑合，可以取两个玻璃杯，先注入开水再放茶叶，然后仔细观察汤色，一看差不多了，立刻将茶水倒入空玻璃杯中，这点非常关键，是要害和重中之重，好茶一焐就熟，一熟就立刻完蛋。好茶必须一边喝，一边欣赏，你怠慢它，它便会报复你。

说白了，喝绿茶，也要像喝功夫茶一样讲究。在苏州见到一款玻璃杯，是双层，有一漏空小杯，喝时将搁茶叶的内胆取出来，可以防止过熟。这是很好的设计，原理与用两个杯子差不多，特别适合泡新茶，建议厂家多生产一些。我们难得有些好茶，物尽其用，不好好喝太可惜。有人好茶叶多，多了就不稀罕，就难免糟蹋，很多坐主席台上的人喜欢用保温杯泡绿茶，看到他们这么喝，就为那些茶叶感到心痛。

银行怎么了

如何才能不生病

觉得胃部隐隐作痛，害怕胃镜检查，一直忍着没去医院。后来有朋友建议做C-13 测试，说只要往试管吹口气，便可以测出有没有问题。于是去医院，果然十分方便，检查时没任何痛苦，第二天化验报告出来，是16.9，正常值应该是5，护士小姐说你的胃已有螺旋杆菌，必须立刻治疗。

再挂号看消化科，医生看了报告，二话不说开药，吩咐连吃一个月，不能间断，有三种药，是一组，同时服用才有效。我觉得这没什么，照方取药，拿到药完全傻了，首先药不齐，三种药只够取两种，已达到规定限额，未来的半个月，公费医疗证将自动锁死，在这家医院不能再看任何病。

拿着药再去找医生，问这点药如何服用，根据该院的硬性规定，粗粗计算，半个月来开一次药，要做一年时间的准备，才能把一个月的用药备齐，前提还得一年内不能再生任何病。医生对我解释，这病基本上属于慢性，等一等治疗绝对没关系。当然花一年时间准备确实荒唐，因此他向我建议，可以去别的医院，还可以借别人的医疗证。

第二天借了同事的医疗证，去另一家定点医院，也有限制，好在不锁死，只要你愿意，每周可以来看两次。我的医疗证只能开一瓶药，借的是特约红卡，是四瓶，由于这药要一组一组吃，又粗粗计算一下，配齐一个月的用药，两家医院交错跑，没有大半年还是不行。想到院方说的那些话，心里顿时不痛快，胃又开始隐隐作痛。医生当然没责任，规定又不是他一手制定，况且人家还给你出过主意。挂号小姐看到借的特约医疗证，竟然白了我一眼，说以后必须是本人来，下不为例。

这年头仅仅不痛快没有任何用，人必须与时俱进，古人说寿则多辱，有能耐最好不要生病，不去医院看人脸色。公费医疗的改革是否成功，作为普通老百姓只能逆来顺受。不生病才是真正的王道，健康的人可以笑傲公侯，气死医生。雁引愁心去，山衔好月来，花迎喜气皆知笑，鸟识欢心亦解歌。

当然，不生病几乎不可能，到头来还得求医问药，还得与院方种种规定打游击战和持久战。有一本谈保健的书叫《求医不如求自己》，很畅销，我猜想受欢迎的原因，肯定与病人去医院求诊屡屡受气有关。求自己显然是蒙人的鬼话，但是为了有一个健康心情，蒙蒙人骗骗自己，也不失为一种良方。

多锻炼，勤洗手，不抽烟，不喝酒，淡泊名利，清心而寡欲，笑一笑百年少，饭后走一走，活到九十九，所有这些老生常谈未必正确，想到求医的种种不便，我们也只能这么勉励自己了。

害怕借书

父亲踌躇满志去一家刊物当副主编，上任在即，雄心勃勃地做着准备。印象最深的是订了许多刊物，那时候各省都有自己的文学期刊，他一下子付了四十多元钱，当时刊物很便宜，工作十年的大学毕业生每月也不过就这点工资。负责传达室的一位老人很不理解，说父亲一年花这么多订费，真是疯了。

父亲爱买书一直被别人笑话，这方面他确实书呆子气，过去南京并没有几家书店，书店的人都认识，进了门就不好意思空手出来。有一年南京对个人藏书进行评选，父亲被选为了状元，他很得意自满，说我这状元，得花多少银子呀。

书多了常会自以为是，感觉便莫名奇妙的良好。但是我能记得的却是父亲的种种烦恼，譬如怕人借书，爱书之人在这方面都是吝啬的高老头，偏偏父亲又是有名的老好人，一方面爱书如命，藏书就像秘密情人舍不得别人碰，一方面又不知道该如何拒绝，很多人就喜欢夺人所爱，哪壶不开提哪壶，既然你藏书多，跟你借书此乃天经地义。

借书的烦恼古已有之，俗话说借人一痴，还人一痴，意思是说借书与还书都是傻子。明知道有人借书不会还，父亲还是硬着头皮借。有时候，遇到有前科的熟客，他很绝望，往往书刚借出去，立刻又去书店再补买一本。很多书是没办法再买，父亲虽然喜欢交朋友，看到别人眼睛往书橱上扫，他就忍不往提心吊胆。

有一段时候，干脆请木匠将书橱钉上，还贴上封条，上面写着“非开放书籍，概不出借”，仿佛今天的“本书内容含有成人话题，未满十八岁人士不得浏览”。

当然没什么用，那年头喜欢读书的人还真是很多。“非开放书籍”反而更像促销的广告，越这样，涎着脸上门借书的人越多。父亲于是只能走极端，他做过的最荒唐事，莫过买了很多牛皮纸，将喜欢的书封面都包起来，这样放在书橱里，除了他自己，别人根本搞不清楚是些什么书。父亲因此十分得意，谁看了一排排的牛皮纸书脊都会发蒙，可惜这仍然是自娱自乐，根本拦不住一个借，登门拜访的人都是有备而来，指名道姓要什么，而让诚实的父亲扯谎，显然是有些困难。

后来拆除这些包装，花了很多时间，拆下来的牛皮纸竟然有一大堆，工作量之大，让干这活的人牢骚满腹，因为这已经是我在劳动。当时并没有去想，几千本书，父亲一本一本包封面，花的时间更多，吃的辛苦更大。

书满为患

书多了必定种种烦恼，床头总是一大堆，每隔一段时日，便要被老婆痛骂一顿。书之乱会造成家之乱，藏书多的人常被别人羡慕，不知道书满为患，又会生出多少不爽。

父亲在世，隔些日子便处理掉一批书，太多了，没地方搁，书橱塞得都快散架。自我记事，家中五个大书橱始终爆满，小时候偷父亲的书看，最担心拿了书，再也放不回去，因为塞得太紧，小孩子手上没劲，根本不可能恢复原样。为此常被当贼抓，青春期的毛孩子难免喜欢性描写，父亲为了安全起见，有这内容的书一律放在书橱后排。要想找到这些读物，基本上是大海捞针，付出代价非常巨大，成功概率其实很小。好在那年头父母要下乡体验生活，他们一走，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游，剩下我和保姆在家，想看什么就看什么。

不敢说只是为了性描写才去阅读，但是如果不承认当年看书非常关注这个，便有些不诚实。遗憾的是家中书太多，要翻很多本书，要翻很多很多页，才能看到一点点这样的味精和调料。老版图书都有内容梗概，一看到后面小括号里的“供内部参考”，精神立刻为之一振。凡是写明了“要带着批判的眼光阅读”，往往是最好看的小说。

父亲晚年，对整理藏书已感到力不从心，最后一次搬家，让我吃足苦头，从运输到整理，基本上都是我在操作。当时还没有搬家公司，喊了几次朋友，一趟一趟，一橱一橱，终于收拾停当，是很大的一个工程。父亲只是运筹帷幄，指挥这本应该放这，那本应该放那，看我累得满头大汗，他忍不住感叹，说人这一辈子，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我继承了父亲的藏书，这些年又凭空添了很多，怕别人借书的痛苦已不复存在，发愁的还是书太多没地方搁。书到用时方恨多，因为多，真想用什么书就找不到。在整理图书方面，我远没有父亲的耐心，他能闭着眼睛，就说出某书的位置，我永远是随手乱放，刚看过的一本书动辄石沉大海，为了找不到而放弃，早就习以为常。

平心而论，书橱里的很多藏书不仅无用，而且非常糟糕，坏书永远会比好书多，书满为患早已成为很多家庭的现实。读书是一件很快乐的事，藏书则未必让人高兴。真相有时候戳穿不得，坐拥书城可以让人得到满足，弄不好就是一种虚荣，书香门第也更可能是骗人的鬼话。

作为一个过来人，真不赞成年轻人去收藏图书。能够认真或者随意阅读一些书，这就足够了。当土财主没什么意思，藏书再多，你还是不能和书店相比，更不用说图书馆了。

书籍装帧，愈演愈烈

出版社当编辑时，还没电脑照排这一说，那年头出版物难免简陋，不说千篇一律，反正看上去差不多，封面风格就那么几种，要死板都死板，要花哨皆花哨。版式更是死不悔改，开本只分大32开和小32开两种，偶尔一两本超规格的小36开，会让人感到很新鲜。

书的大小差不多，书橱也就可以变得十分简单，空间能够放进大32开就行了，照例前后两排。如果打一面墙的书架，留一格放16开的大图书，放大百科辞典和《辞海》，又譬如你喜欢的杂志。这几乎成了天经地义，大小正合适，男女都咸宜，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是书橱就应该这样。

电脑改变了一切，现如今的美术编辑，基本上是想怎么玩怎么玩，只要肯动脑子，只要不怕麻烦。版式五花八门，字号变化莫测，一方面，书的装帧确实越来越好看，另一方面，问题也越来越严重。好看绝不代表花里胡哨，为心所欲，既能把工作做得很好，也能把事情搞得很糟糕。我不明白为什么一定要做腰带，好像不这样就没档次，不这样多花钱就不够规格。书的腰带又不是裤带，不束好就会有伤风华地掉下来。

让人受不了的还有开本大小，今天的出版物不管是小说，还是纪实作品，还是理论著作，动不动便是时髦的小16开。这开本的尺寸存心要让藏书者哭笑不得，说大不大说小不小。搁书橱里，横也不是竖也不是，简直就是在欺负人。又仿佛一个人突然变胖了，变高了，死活都不肯守规矩。因为胖，宽了那么一点点，就只能放一排，因为高，高了那么一点点，原来预订留给大32开本的那层便再也放不下。

反对书籍装帧是没道理的，整齐划一也不见得就好，不过愈演愈烈，越来越过分，越来越没谱，却真是不太妙。整理书时我总是忍不住要骂娘，也许太死板，也许太僵化，反正捧着书东张西望，看着书橱发呆，心头就有无名怒火。毕竟将书橱拆了重来不容易，而且就算与时俱进，也许刚改变，又流行起另一种开本了。眼下新买的书橱可以调整隔层，但是这玩意更像装饰柜，放假古董还可以，根本放不了多书。

有两个很老的书橱依然在我书房搁着，有些年头了，式样尚可，还是祖父旧社会用过的。父亲对这书橱很感冒，每层的高度不尴不尬，竖着放两排不行，后面一排只能横着，也就是与前面的书呈“丁”字状，想取后排的书非常不容易，拿开了前一排，你看到不是一排书脊，而是一串封面。不仅前后如此，上下也这样，为了节省空间，书上再横着放几本书，结果每次找书都像是个工程。

顾炎武，文化人的楷模

古人画的标准像，看上去都差不多，远没有文字生动。说某个男人漂亮，文字描述可以一长串四字成语，玉树临风粉面含春，清新俊逸顾盼生神。说长得难看，也有不少现成，尖嘴猴腮面目可憎，形容猥琐其貌不扬。

用今天时髦的话，生活在明末清初的顾炎武绝对不是帅哥。好友归庄推荐他去扬州见位高人，特地写了一封介绍信，强调他相貌十分“寝陋”。海水不可量，人不可貌相，归庄这个招呼有点意思，他希望高人不要以貌取人，而是要听其高论，要听其言信其行，又强调顾炎武不只是个独行侠，同时又是家风古谊，学问极其精到，识见非常卓绝。

梁启超先生说起顾炎武一往情深，佩服得五体投地，称赞他“不仅是经师，而且是人师”。在学问方面，顾炎武达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境界，头顶上可以有许多光环，他是地理学家，是历史学家，是哲学家，是经济学家，更是地道的国学大师，在经学和音韵学方面有着非同寻常的成就。顾炎武被誉为大清王朝的“开国儒师”，是后人津津乐道的乾嘉学派祖师爷。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能够成为一代宗师，必然货真价实。顾炎武的学问后人十分推崇，首先是因为独创，所谓独创，就是我手写我心，无一语蹈袭古人。顾炎武一直认为摹仿是文章之大病，“即使逼肖古人，已非极诣”。其次是博征，融会而能贯通，“每一事必详其始末，参以证佐，而后笔之于书，故引据浩繁，而牴牾者少” 。他十一岁时便开始读《资治通鉴》，自26岁起，“阅书数万卷，手不辍录”，用功的程度望尘莫及。第三是经世致用，他最反对空谈，“载诸空言，不如见诸行事”。他的学问是对晚明文化的反动，而清代学者的朴学传统，正是起源于顾炎武。

做学问必须先立人格，“礼义廉耻，是谓四维”。秉承“博学于文，行己有耻”的古训，顾炎武提倡“国家兴亡，匹夫有责”，认为“保天下”是普通百姓当仁不让的责任。清军南下，他纠合同志起义兵守卫吴江，失败后幸而逃脱，开始了漫长的逃亡生涯，随行骡马驮着书籍，行万里路读万卷书。他又只身北上，十谒明陵遍游华北，访问风俗搜集材料，研究边防和西北地理，垦荒种地结纳同道以图恢复。

顾炎武强调“利国富民”，大胆怀疑君权。为了巩固统治，清政府想把他招入自己的人才库，但是他拒绝了诱惑，软硬不吃，既没恃才傲物，趁机要个好价钱做官，也没志灰心馁遁身山林，做出世的大名士。统治者向来不把杀人当回事，尤其不在乎杀文人，偏偏对顾炎武，保持了最大克制。直到他七十岁，仍然不忘拉拢引诱，他又一次义正辞严拒绝，视死如归。

统治者也无可奈何，杀一个顾炎武有何难，他的精神既然已经存在，肉体上的消灭也就失去意义。

级别和待遇的回忆

上世纪八十年代百废俱兴，不是人人都能享受空调，私自安装属于违禁。尊卑有序，毋相僭越，我父母皆名列高级知识分子，不知钻空子拜托了什么人，打报告请有关领导签字画押，然后搞定，然后兴冲冲去买空调，销售人员笑着说打什么报告呀，你买一个回去用就是了，谁管你。

听了仿佛天方夜谭，心里不太相信，又希望能是真的。南京这地方实在太热，那年头能用上空调，基本上帝王级享受。于是听销售人员的话，帮父母付钱同时也为自己买了台窗式空调，当时还不负责安装，要自己动手，得找朋友帮忙。销售人员拍胸脯，如果有人查处，他们负责退货。

父亲为人忠厚老实，小心谨慎循规蹈矩，总是忍不住问，会不会有人来查。我也谈不上大胆，既然人家许诺打包票，也只能信以为真。结果有惊无险，这台小空调劳苦功高，直到搬新家才淘汰。如今回想还有些舍不得，毕竟它消解了十多年的酷暑。记得刚开始电压不足，必须下午提前将空调打开，否则晚上用电高峰，压缩机便启动不了。那年头为省电通常临睡前才用，下午就把空调打开，已相当奢侈。

都说这些年发展快，仅仅是空调这种小事就足以说明。仍然是八十年代末，去北京领某某文学奖，然后与也在北京的父亲一起坐软卧回宁，开车前乘警查票，差点将我从软卧车厢赶走，理由是级别不够，不能享受软卧待遇。记得父亲很丢人地对乘警解释，哀求，就像真做错了一样，面红耳赤，还差点把我的奖状拿给他看。乘警也没多说什么，一脸不高兴，又看身份证，又看工作证，说下不为例，又说如果有人来，你还是得让，说完傲气十足地走了。同车厢的老干部牢骚满腹，说让个狗屁，票都卖给人家了，凭什么还要叫你让。另一位官员模样的人也说，级别不够，根本就不应该卖，规矩就是规矩，道理便是道理，既然能买到，错就不在你了。

一路上父子俩人都在担心，担心会有人中途上车。当时的软卧并没有空调，天很热，只有一个小电扇，我们只顾担心，同车厢的另外两人却不停吵架，一个喊热死了，一定要吹电扇，一个说自己身体不好，不能吹风，最后唇枪舌剑，硬是把乘务员喊来协调。

很长时间里，金钱面前人人并不平等，平民百姓屡屡遭受歧视，有钱不能享受空调，也不能坐软卧包括坐飞机。事实上，貌似反对一切权威的时代，等级制度仍然非常厉害，非常让人不痛快。

花钱不看凤凰卫视

作家储福金老师是我邻居，有一天开通了凤凰卫视，喜滋滋地向大家卖弄。我这人永远从众，有热闹总喜欢凑，便依葫芦画瓢，按照提供的号码打电话，也打算花钱开通。没想到小姐一接电话，立刻否认，说从来不曾提供过类似服务。迎头被泼了一盆冷水，打电话问储老师，他说怎么可能，自告奋勇又电话过去追问。小姐仍然否认，储老师急了，说我刚花钱开通，现在打开电视就能看，怎么可以说没这个业务呢。

小姐逼得没有办法，便老实坦白，说的确开过一段时间，但是业务已取消。我听了心头十分不痛快，这叫什么买卖，光天化日之下，说开通就开通，说取消就取消，不是欺负人嘛，暗暗生了几天闷气，就把这事给忘了。

接下来，搞一个什么活动，正好与广播电视局有关领导一桌吃饭。突然想到，就问能否通融一下，开后门给手下打个招呼，为我开通凤凰卫视。领导立刻表现出为难，说开通的手续很严格，过去是副省级，现在也不是什么人都可以。他这么一说，我还真有些不好意思，人要知趣，不可强人所难，想想储老师真是占了大便宜，不知不觉便混了个副省级待遇。

隔几个月太太去缴费，无意中问起凤凰卫视，得到的答案是随时可以开通。原来这业务不仅没真正停止，而且像传销一样一直在悄悄运作，只不过没有大张旗鼓公开。只要肯花钱，第二天就能上门服务。我觉得不可思议，立刻答应开通，有一个什么菜单，每年要花七百多块。隐隐觉得有些贵，又请教储老师，说就这价，赶快付钱吧，错不了。于是开通了凤凰卫视，称了心如了意，没想到这年头让领导都为难的事，花钱就可以当场搞定，真是不亦乐乎。

不过几天下来，情绪也就败坏，胃口基本倒了。说老实话，现在的凤凰卫视没什么可看，与CCTV相比，差别不见得大到哪里。最郁闷的还是性价比，就算它还有点好看，凭什么一年要收那么多大洋。那个所谓菜单，仿佛买精肉非得搭肥肉和猪头肉，捆绑了一大堆你从来都不想看的节目。既然收费频道，就必须货真价实，让人有充分自由选择。像现在这样仅仅为了看凤凰卫视，却要观众再额外花三倍的有线数字电视费用，明摆着是在抢钱。

暗暗打定了主意，你不仁，我则不义，敢让人如此花冤枉钱，我也就只能对不起，明年到期坚决拜拜。能省就省一点吧，时代已改变了，凤凰卫视人老珠黄，原有的优势早不复存在，青春美貌不再，花那么多钱显然不值。

拜托，别把名字写错

常写小文章，也就会有些小稿费。去邮局次数多了，工作人员变得面熟，有时忘带身份证，照样把钱拿出来。但是遇到汇款单上名字错了，立刻无能为力。前一阵去邮局，十几张汇款单，竟然两张错，一张叶兆京，一张叶兆北，分别来自天津和江西。

邮局的人与我一起分析，研究为什么会错成这样，这么凑巧，正好把首都的两个字都错给我了。巧合是没道理可言，香港一位有名的专栏作家在大陆出书，“某某作品集”印成了“某某伤口集”，前思后想错得离谱，便写文章控诉。其实这错误用五笔打字的人来说并不稀罕，它们的字码相同，选择时稍不谨慎，很可能就闹笑话。

名字错成了叶兆京和叶兆北，肯定也有原因，京和言，北和兆，或许字形上有些像，打字的人依葫芦画瓢，错了也就错了。可惜钱款之事马虎不得，邮局爱莫能助，只能将汇款单寄回，那边改正了再寄来，让人哭笑不得的是名字改了，汇款日期又懒得改，我通常一个月一次邮局，等到下次去，已经过期，仍然是取不出来。

一南一北两笔小稿费，加起来几百块钱，跑了两趟邮局仍然没解决。嘴上不免牢骚，老婆便安慰，说反正也不靠这钱过日子。又举自己的例子，她去医院看病，医药费上的名字写错了，当时没仔细看，报销时被退回，必须去医院改正。医院在市中心，停车极不方便，一直拖着，等到真准备办这事，该死的发票却又不知道放哪了，只能自认倒霉，譬如自费配药。人比人气死人，与白跑两次邮局相比，我应该还算是幸运。

就在昨天，又收到一张错的汇款单，本市寄来的，名字还对，姓却成了“王”。这样的荒唐事，说给别人听都不相信，只能自欺欺人，想象对方把我跟老婆的姓给弄混了。老婆自然又是嘲笑，说你还没有火到那个地步，再说了，就算是真正的大作家大名人，别人也未必知道他老婆姓什么。

差不多一百年前，一位中年人因为讨厌选举，故意在名字中镶了一个“丏”，看上去很像乞丐的“丐”，非常容易被写错，而一旦错，堂而皇之的选票便要作废。这位中年人就是夏丏尊先生，是我伯父的老丈人，他当年是存心要让选票作废。当我的名字被一次次写错，便忍不住要想起这位愤怒前辈身上的名士气。

不管怎么说，名字被弄错多少会有些喜剧色彩。有时候，不妨出点这样的小差错，就像新来的老师课堂上点名，念错同学了名字引起轰堂大笑。当然最好是错进不错出，若与钱款有关，那就拜托，别把名字写错。

修伞之随想

漫长的雨季来了，仿佛中邪一样，我在不停地修伞。所谓修，其实也简单，无非是缝线，雨伞最常见的问题就是脱线。过去只有质量不好才这样，现在任何价位的伞用不了多久，都会犯错误一样耷拉下来脑袋。除了脱线，常遇到的毛病是铆钉坏了，简单的维修可以用回形针代替。虽然都是小窍门，但是转眼之间，一把看上去早该丢弃的破伞，经过修理又能使用，大家都觉得我很能干。

其实只要有配件，什么样的伞都能修。这自然与我当过钳工有关，与修理复杂的机床相比，修伞就跟玩一样。我时常想到自己成为一个职业修伞人，过去修伞的要走街穿巷，仿佛流浪艺人，这是个很好的可以深入民间的行当。现在不行了，传统的街巷正在消亡，一座座高楼拔地而起，街巷已向空中伸展雄起，修伞的人进出小区乱摁门铃，很容易被当作小偷。

再说修伞的那点工钱也不能养活自己，如果碰巧被媒体抓住，立刻会有两个被炒作的话题。话题一，作家某某饥寒交迫，靠修伞勉强度日，屡屡被误为小偷，这是在打悲情牌。话题二，作家某某修伞回报社会，手艺精湛，学习雷锋，这是在演崇高版。

我做工人那会，折叠伞还不流行，清一色黑布洋伞，钢骨锃亮，既结实又富有弹性。年轻人打架斗狠，常会用来当作兵器，十分熟悉的一个小伙子，就是被雨伞活活给扎死的。不仅可以做兵器护身，还可以当作绅士手杖，好像英国佬最喜欢这样做，下不下雨都带着，再配上一个古老的礼帽，指东挥西，基本上已回到大英帝国那个时代去了。

伞的质量下降首先与折叠有关，多用就是没用，方便就是不方便。其次是因为礼品，那种印着各种广告的折叠伞，一般都用不了几次。莫把村长不当干部，别拿礼品不当东西，大英帝国不行了，雨伞也就跟着不行了。事实上，伞的用处早就不如从前，它的功能更多只是用来遮挡阳光，所以好雨伞正确的名称应该叫遮阳伞，许多白领丽人坤包里的这玩意价格非常昂贵。

做工人时的那个厂已不复存在，厂卖了，人下岗了。想想不免感伤，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此一时彼一时。十分怀念工厂度过的黄金岁月，那年头能当上工人就是中产阶级，既有政治优势，更有经济地位。后来上了大学，读了研究生，已进入八十年代，仍然羡慕师兄弟们的收入。多年来，我一直以动手能力自豪，这可是工人阶级的底子，毕竟是正经八百的钳工，有很高的技术含量。

然而风水轮流转，也就是过去的若干年，动脑不如动手，研究导弹不如卖茶蛋，牢骚言犹在耳，手艺人的风光却早已不在。

香烟往事续

一个“贵”字让香烟有了许多不是，毫无疑问，烟应该有好坏差异，应该有价格的不同，可是动不动来个天价，非要区别出平民和贵族，起码在我这外行看来，多少有些岂有此理。事实上，一个渴望抽烟的人，有没有烟抽，远比烟好烟坏更要紧。

我当工人那年头，是个男人都会抽烟，这就仿佛如今一些工地上的民工，歇下来你一根我一根，习惯成自然，不这样便不像爷们，不这样就不能与弟兄们打成一片。战场上的老兵也是这样，临阵冲锋，先掏出一包烟来，一根根发了，烟不够你一口我一口轮着吸，然后就勇敢地冲出去，该死就死，该刺刀见红就刺刀见红，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香烟面前，人人平等，也许这只是过去的事，因为今天的好烟实在太贵了，只要一看价格，你就会立刻想到不平等，就会想到特权阶层。很多年前我去过一家著名烟厂，厂领导告诉我们，烟厂的支柱主要靠大众品牌，那些昂贵奢侈的香烟，不过充样子。现在还是不是这样很难说，几乎所有烟厂都在生产贵得离谱的高档烟。

父亲生前屡屡为一事耿耿于怀，想到就后悔。还是我在工厂当学徒的时候，有一次，几位工人师傅来做客，和父亲一起吞云喷雾，谈得很投机，父亲不断地给他们递烟。这期间，又来了一位什么客人，便和父亲换了个房间说话，那人正好带着好烟，就递了一根给我父亲。那年头的所谓好烟，也就是带个过滤嘴，具体牌子已弄不明白，不一会客人走了，父亲兴冲冲又来到我们面前，当着几位师傅的面，点上了那根过滤嘴香烟。当时也没有说什么，师傅们都看着，只当没看见。事后父亲非常懊恼，觉得应该解释一下，说清楚这烟是送的，否则别人会想，他怎么可以把好烟留着自己抽，做人不能这样。

香烟会让人走近，也可能造成疏远。很显然，抽烟还是有些潜规则，不过凡事皆有例外，规则也是人为，是规则就可以改变，就能打破。现如今递烟已不流行，一根烟已不容易打发人的情感，公共场所到处禁烟，抽烟越来越不自由。另一方面，抽烟也变得更加随意，没有一定之规，譬如我和余华同志就互相觉得对方的抽烟方式不可思议。多年来，我一直是在写作时抽烟，只要有，什么牌子都能凑合，平时基本上不碰。抽烟能不能帮助思考说不好，对于我来说，抽烟只是习惯，更是一种仪式。余华却喜欢在聊天中抽，一本正经写作之际，反倒不需要香烟了。

在最正宗的烟民苏童同志看来，我们这个都不能叫抽烟，都属于荒唐，都太业余。

银行怎么了

老张出国几年回来，遇什么事都一惊一乍。过马路望红绿灯，去菜场买活鱼，看周末电影大片，进超市购物排队，动不动My God。他妹觉得丢人，说你又不是洋人，年纪也不小了，别这样好不好，人家一个个都对你翻白眼。现如今中国十分开放，连洋人在这都不流行这个，你还这么叫太老土。

老张骑车上街，要么看不到慢车道，要么慢车道上停的全是小汽车，一路骑一路害怕，只好下来推着走。他妹说现在连民工都骑电瓶车，你就上快车道骑，轧不死你。说了有些怕，连忙纠正连忙说别，还真别上快车道，这年头走道好好的，背后都会有喝了酒的司机横冲直撞，没听说宝马早不叫宝马了，已改叫路虎了。

老张一本正经，说宝马是德国的牌子，路虎是大英帝国，根本挨不上，搞搞清楚好不好。他妹说别以为出过国吃了几年肯德基麦当劳，在老外的大学里讲过几年学，自己知道的事就一定比别人多，路虎是指马路上的老虎，又叫马路杀手，没事多看看报你就知道了。

他妹开了六年汽车，已算老司机。载老张去银行存美元，到门口，看车的人挥手示意，说就把汽车停慢车道上好了，我给你看着，警察来了，我喊你们。不远处有个停车场，稀稀拉拉停着几辆汽车，老张问为什么不让停那，说是银行职工和特殊客户专用。

从银行折腾半天出来，远远看见一交警正对着汽车拍照，他妹连忙奔过去，气急败坏地说看车的让我停在这的，说我这就走。交警说你早干什么去了，单子都填了，照片也发回去了，现在说什么也没用。然后一张罚款单，笑眯眯贴在车窗玻璃上，根本没商量。老张责怪看车的，你说没事，你说警察来了喊我们。看车的立刻委屈，谁说没喊，我跑进去喊谁的车谁的车，喊了好几声，没人理睬。

看热闹的保安过来作证，说人家确实喊过，喊了好几声，没人答应只好作罢。老张立刻想到当时只顾与工作人员交涉说道理，完全忘了外面的停车。国外回来，手头还攥一万七千美金，今天想把这钱存了，没想到银行方面告诉他，存美元可以，可是最多只能存五千，也就是说，如果想把这笔钱全部存在这，要跑四次。

规定就是规定，说什么也白搭。老张大谈不合理，这银行怎么了，没听说过有钱还不让存。他妹也发牢骚，嘴上玩幽默，说中国人现在真阔了，连银行也不差钱。工作人员懒得太多解释，一句话，存人民币多多益善，巴不得客户多存一些，存美元有规定，国家的规定懂不懂。

女儿买手机

老王为女儿买了款新手机，价格不到一千元。女儿满脸不屑，完全是凑合和将就的表情，说现在人玩手机基本一年一换，她上大学买第一个，读研时买第二个，又过了两年，到现在才用第三个手机，而且这种中低档，真是太便宜了父母。

老王感到很郁闷，女儿二十五岁，说大不大，说小不小。这岁数的女孩首先应该自己挣钱买，或者让男朋友送，结果却还得工薪阶层的爹妈破费。是可忍，孰不可忍，于是老王夫妇背后感慨，心有不甘，都说孩子读书好了就是正道，可是光读书，读傻了又有什么用。

老王给朋友打电话，遇到心里不爽，上班时就用公家的座机聊天。朋友说你还是赶快知足吧，人心不足蛇吞象，养了这么个好女儿，一路过关斩将，一路有惊无险考过来，该考的都考上了，多少人羡慕都来不及，你还想怎么样。女儿上幼儿园你花钱了吗，进小学进初中进高中进大学，你又出过多少银子。跟别人的孩子比，已经赚大了，再买个手机算什么，又没下岗，又没提前退休，这些年涨工资，你哪一轮空过。

朋友一番话让老王感到欣慰，想自己好歹是公务员，工作稳定比上不足，比下绰绰有余。都说岁月不饶人，幸福是一种比较，当年的班花形容枯槁，最调皮捣蛋的杨某已经作古，老王不过掉了几根头发，有一点秃顶，真是太应该知足。

晚饭后，老王夫妇下楼散步聊天。老婆刚读完一本《心灵鸡汤》，一时还真有了共同语言，两人便从女儿手机说开去，大谈人生感悟。老王说近来一直在注意时髦女郎用的手机，发现款式都比女儿高级，价格也肯定要高出许多。老婆说自己的部门领导，动不动换个手机，全是高档挺尖，最近玩的那款，价格竟然相当于一台手提电脑。

手机只是用来通话，很多功能都是无用，所谓高级，说白了就是虚荣。人生难得一份平淡，难得一份从容，天在真正地黑下来，老王夫妇突然悟到了人生真谛，身心立刻放松，步伐陡然轻快。不过走出去不远，他们又开始为自己孩子担心，女儿正在读硕士，接下来只要可能，还得继续读博士，就这么一路读下去，读到不能再读为止，然后呢，然后又会怎么样。

地球人都知道，女博士找工作，找对象，都是问题，老王夫妇心情刚开阔，不由地又沉重起来。

在金华的李清照

金华的双龙洞

二十一年前祖父过世，父亲为了写纪念文章，让我抄写老人家日记。就在祖父的书桌上，我毕恭毕敬地誊写，当时1988年，具体摘抄的日期是1957年上半年，正是祖母去世前后。

祖父祖母的感情非常深厚，我们做小辈的常被教育，应该向他们学习，要以他们为榜样。祖母过世，祖父的悲伤难以用笔墨形容，只说书写卧碑这件小事，祖父按石头大小拼了纸张，写了“我妻胡墨林墓”六个大篆字，每行两字，分三行，然后写了一首五绝，是用我祖母的口吻，“人情实太好，与我大有缘，一切皆可舍，人情良难捐”。诗左又有三行正楷小字，“墨以一九五七年三月二日谢世，先十日为余说此意。呜呼！心系人间，骨归泉壤，用铭其墓，来者鉴之”。这么多的字如何布局，大小如何合适，祖父前后琢磨了一个星期。祖父生前，我常看到他为人写字，大都一挥而就。

这以后到了三月底，祖父便离开北京黯然南下，他不是个爱游山玩水的人，此次出门东游西逛，差不多有五十天。去了武汉，去了广州，又去了浙江和江苏。浙江除了杭州，还去了金华温州黄岩。因为有金华一游，便写了《记金华的两个洞》，这篇文章的一小部分，被改名为《金华的双龙洞》收入小学课本，结果很多孩子都读到了。

收入小学课本的具体时间弄不清楚，问身边的人，有人说读过，有人说没有，但是确实有很多人知道。我上小学时的印象中绝对没有这篇课文。无论过去还是现在，选入课本和教材意味着可以获得更多读者，会产生让人意想不到的印象，因此金华的有关方面，竟然请书法家用很大的字抄写，用巨石刻了碑竖在双龙洞门口。

今年盛夏，我与陈村兄相约一起游金华，就在这块碑前，他要为我照相留念，一边拍摄一边调笑。我心里无限感慨，首先，祖父一生都是低调，他要是知道这事，肯定不会赞成。其次，我太知道祖父当时心情，祖母的早逝正像刀子一样剜着他的心，孤灯不明思欲绝，卷帷望月空长叹，祖父人寄情山水，无非“入室故迟迟”，心里时刻都在惦记祖母。

祖父这篇游记写于1957年10月，文章发表在《旅行家》杂志上，细心的读者一定会发现，这篇游记风格其实很沉郁，有些压抑，有太多平淡，还有一些浅浅的痛楚。

选入课文的《金华的双龙洞》被删节加工，变得更简洁，更适合小学生阅读，不过不是原汁原味，原文中“我不感兴趣，虽然听了，一个也没有记住”，这些话已不复存在。

在金华的李清照

和辛弃疾一样，李清照也是山东人，都是我最喜欢的诗人。到了南宋，两位地道的北方人仓皇北顾，一起逃到江南做义民，中年老年都在南方度过，说他们是南方人也不为过。这次去金华，导游小姐为大家背诵李清照留在当地两首诗词，我恰巧过去也背过，觉得十分亲切。

组织这次活动的《华东旅游报》要我们写几句话，不知道陈村兄如何措辞，反正我因为想到李清照，便随手写了如下意思：

到金华就会想到李清照，就会想到她留在这的一首词和一首诗，词十分婉约和悲苦，诗非常豪放和激昂。景色依旧，物是人非，今天的金华显然要比过去更美好，“江山留与后人愁”，美景如此，何愁之有。

写完了意犹未尽，觉得有必要补充几句。先说那首词，“风住香尘花已尽，日晚倦梳头，物是人非事事休，欲语泪先流。闻说双溪春尚好，也拟泛轻舟，只恐双溪舴艋船，载不动许多愁”。这首词集婉约之大成，一个载不动许多愁，变虚为实，悲苦之情跃然纸上。

再说那诗，“千古风流八咏楼，江山留与后人愁，水通南国三千里，气压江城十四州”。同样是写金华，同样是写大好河山，诗和词气息完全不一样。李清照显然更传统，在她看来，词乃诗余，诗和词各有所宗，形式不一样，反映的内容也不应该一样。词有词的写法，诗有诗的规矩，标准不同，二者不能合而为一。境界上看，无论词还是诗，都属于第一流。

《儒林外史》中的书呆子发议论，认为八股文做好了，玩什么都行，要诗就诗要赋就赋，一鞭一道痕，一掴一掌血，否则就是野狐禅。这观点当然迂腐，也不无道理。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好的写作者总是要遵循游戏规则，这就好比写古诗必须押韵，要讲究平仄。要想突破，首先要知道怎么才能突破，要知道分界线在什么地方，否则便是没头苍蝇。

李清照是位心高气傲的女诗人，就写作而论，实在是有些真本事。学诗漫有惊人句，评论家常推崇她后期的作品，理由是生活历练，她的晚年十分不幸，所谓不平则鸣，愤怒出诗人，不过显然只说对了一半。写作有时候就是会写不会写，就是你能不能写好，考察李清照前期的诗词，我们不难发现，她的优秀同样不容置疑，真正的写作高手，体物之工抒词之雅，丝丝入扣针针见血。

造化弄人，是生活决定了我们的写作，可惜不能写或者不会写，终究还是白搭和落空。说白了，李清照在哪都能写出不朽篇章，碰巧她来过金华，这就是此地的幸运了。

雨中游同里

一位仁兄欧洲待了几年，回国说去过的那些名声显赫小城，根本不当回事，说国外也就那么回事，看多了都一样，无非这堡那堡，要参观就那几样东西，市政大厅，教堂，名人故居，还有呢，就是墓地。

他的高论让人想起了江南水乡小镇，这些年，断断续续去过许多古镇，到的次数多了，眼花缭乱，便有些弄不明白。说起来各有特点，但是在我这个粗心的游客看来，大同而小异，看来看去，无非小桥流水，无非白墙黑瓦，沿街的店铺，民俗表演，没有任何特色的旅游小商品。里巷幽长弄回路转，这样的古镇，去也罢，不去也罢。

苏州古镇可以上溯到春秋战国，最初只是一些带有军事性质的部落。随着大运河开通，这一带经济突飞猛进，小城镇便不可思议地兴盛起来。统计数字显示，此地小城镇密度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数。同里的退思园十分有名，建于清末，1986年，美国纽约以它为蓝本，在斯坦顿岛植物园建造了一座江南庭院，取名“退思庄”，由此可见退思园在全世界的地位和影响。

我对水乡小镇有个错误印象，一直觉得只适合于北方人参观游览，对于干燥的北方来说，水乡小镇与他们的生活有着太多差异，有差异才能产生美。当然还可以蒙蒙老外，有距离才有吸引力，譬如在同里，你差不多天天都能看到外国人的身影。熟似无睹，事实上，我身边有很多朋友都是来自江南小镇，他们对那些闭塞的生活并没有太大好感，这些地方就是围城，在外面的人想进去，在里面的人想出来。

今年夏天去同里，遭遇了一场罕见的倾盆大雨，顿时昏天黑地，等疯狂的雨势过了，撑着伞，在雨中漫步。雨仍然很大，与刚刚的狂风暴雨对照，已算不上什么。雨中的同里突然展现出不曾见过的宁静，不是例假日，也不是双休日，依然还有些游客，依然还能看到三三两两的老外，都在廊檐下闲坐避雨。

我的鞋湿了，裤腿也湿了，既来之，则安之，悠然在雨里走着。此次同里之行纯属意外，就像这场豪雨，来得很突然，稀里糊涂人已到了这里，已进了退思园。良辰美景奈何天，同里并不是第一次来，退思园也不是第一次进，然而感觉却完全不一样。

从退思园美滋滋地出来，雨中登船，小河中只有我们这条船在行进。河岸上，一个老外正在屋檐下玩电脑，全神贯注眉头紧皱。我们正悄悄地从他身边经过，网络早已把世界联系在了一起，老外在干什么呢，玩游戏，和家人联络，还是在写作，种种好奇的疑问，都在我大脑里一闪而过。

说不完的玄武湖

根据专家考证，南京玄武湖公园有一百年历史。只要是个整数，往往会让人感到兴奋，就要庆贺，就可以开讨论会。按照中国传统，“百年”并不是好词，通常都有暗指，然而为热闹，也顾不上了。

有专家小心翼翼提出观点，说玄武湖公园很可能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理由是还在大清朝的时候就有了，那年头除了皇家园林，便是私家园林，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有一个属于老百姓的公园肯定很了不得。1909年，南洋劝业会在南京召开，为方便游客观赏玄武湖，当时的两江总督在城墙上开了个叫“丰润”的门洞，这就是后来的玄武门，而玄武湖公园也因此诞生。

公园的意义就在于“公”，在于为公共所有，在封建社会，公是共和的先声。有幸参加了庆贺的讨论会，回家上网检索，发现齐齐哈尔的龙沙公园更早，有1904和1907年两种说法，有专家指出它才是清政府营造的最早公园，心里不免为玄武湖公园失落，有种与吉尼斯纪录失之交臂的遗憾。

是不是第一并不重要，南京人值得骄傲的，应该是民国时期的一些记录，在1929年的《首都计划》中，南京城内的公园面积，与欧美各大城市相比，占有十分明显的优势，有了玄武湖公园，有了中山陵风景区，南京“分配每英亩公园之人数”，仅多于华盛顿，与纽约柏林伦敦巴黎相比，数量要少许多，换句话说，南京的人均公园占有率在当时相当高。

既然是参加讨论会，难以逃避发言，我硬着头皮说了两个意思。第一，希望玄武湖永远不要变为一个大工地，十多年前，我在湖边遇到一位正在考察的老同学，他踌躇满志，正受一家外国财团委托，打算把玄武湖按照世界地图建成一个五洲公园，盖上各种风格的建筑，像深圳的世界之窗那样。我当时就想，这事真要成了，玄武湖就遭大殃了，谢天谢地总算没成。

第二，让玄武湖成为南京人的后花园，真正为老百姓所拥有，让市民充分享受。一个位于市中心的大公园，如果只是为吸引外地游客，只是惦记着别人口袋里的银子，在这根本见不到本地人，怎么说都有点悲哀。就好比有个很好的大房子，自己舍不得住，成天空关在那等待出租。

取消收费或许是不错的办法，国内外经验已证明这一招确实有效。寂寂空庭春欲晚，梨花满地不开门，没有人气的公园怎么说都是不好。上世纪三十年代，民国最热闹之际，夏天来了，玄武门城门大开，不收门票，变为避暑消夏的最好去处，整个公园成了欢声笑语的不夜城。此情此景，常让一度是首善之都的老南京人缅怀。

英国佬的一二三

美国小伙子布莱森傻乎乎去英国旅游，玩着玩着，觉得这地方挺不错，便找个漂亮的当地姑娘定居下来，一住就是很多年。二十年过去，布莱森已经中年，忽然想到荣归故里，要落叶归根回美国老家。临走前一咏三叹，觉得不能白白地在大英帝国这么多年，得四处走走看看，来一个环岛游，得写本书，表扬表扬英伦。

于是就有了一本《小不列颠札记》，在这书里，布莱森不遗余力赞美，变着法子讨好，把英国佬狠狠地夸了一番，他随手写下了一大堆优秀品质，以至于读过这本书的人，都恨不能立刻飞往英伦三岛。小伙子春心荡漾，大姑娘想入非非，明知道不切实际，却都盼着能有一场异国的艳遇。

布莱森描写英国佬的优秀品质中，我起码牢牢记住了三条。第一条，英国人十分容易满足。为了夸人家，布莱森先抑后扬，说英国人如何容易打发，只要有东西吃，是个食物放在他们面前，就总是说好。作为一名喜欢享受物质生活的美国佬，布莱森很长时间都不理解，一向讲究绅士风度的英国人，为什么生活永远那么低调，为什么会那么不在乎物质生活。受英国人的影响，布莱森发现自己近朱者赤，有一天面对着非常糟糕的食物，也会由衷地感到幸福。他突然明白，有时候人生无所谓好坏，关键是看我们用什么样的心情去对待。

第二条，通过如何排队这样的小事，可以看到英国人的绅士风度。通常情况下，排队肯定不会让人高兴，去银行取钱，去火车站买票，看着长长的队伍，心情会变得十分糟糕。我们愁眉苦脸，我们心情烦躁，对想插队的人恨之入骨。为了排队，吵架甚至大打出手并不罕见，尤其是多个窗口有几条队伍的情况下，我们难免心急火燎，就怕自己的队伍会比别人的队伍进度缓慢，总是在担心自己吃亏。英国人排队时脸上常带微笑，他们不仅能习惯，能平静对待，而且还会享受等待。据说现在国内逐渐实行的那种多窗口只排一条长队的等候方式，就是起源于英国，我们可以很心平气和地等在那里，再也不用操心会不会排错队。

我能记住的第三条，不是绅士才绅士，不是有文化的才有文化。身份并不是有文化的前提，学历并不是有文化的标杆，在博物馆和展览馆，任何一个看似很普通的英国人，都能滔滔不绝地说上一大通，都可以十分内行。举例来说，通晓百科全书的往往是最普通老百姓，《开心辞典》这样的电视节目，拿大奖的不是大学教授，不是知道分子和知识分子，一般都是出租汽车司机，要不然就是建筑工人。

夜行的快车

从豪华五星级宾馆出来，一头钻进拥挤的快速列车，仿佛进入时光隧道，你立刻又回到了过去。有反差才能理解生活，有反差才会有真正体验，因为闷热，终于知道什么是凉快，因为饥饿，开始怀念美食。过了好日子才知道艰难时光，才明白往事不堪回首。

那天晚上从苏州坐火车赶回南京，东道主没买到动车票，便买了K字头的快车。我也不明白什么是快车，买票的人也不清楚，反正开车时间差不多，好歹有一个快字，便自作主张了。通常情况下，苏州到南京动车一个多小时，上车前查了时间，这快车竟然将近五个小时，于是立刻明白，所谓快车就是当年的慢车，快乎哉，不快也。

慢车改名是典型的时代特色，就好像中国足球冠名改成了超级联赛，实际水平还是甲A，或者比当年的甲A还不如。上车前我就有些恐惧，非常犹豫，苏州不是始发站，可是上车人数一点不比始发站少，大包小包蜂拥而来，呼啸而去，车还没开已晚点了。上了车想反悔已来不及，这些年与时俱进，出门坐动车，习惯成自然，以为只要是在铁轨上跑，速度八九不离十，状况会差不多，没想到一个大意，一觉睡到了解放前。

车厢由旧的硬卧车临时改造，乘客挤得满满，老式的厕所，从洞里能看见下面的轨道和枕木，也就是那种一路可以随地大小便的。早被人遗忘的历史镜头，又重新出现在面前，有人抽烟，有人随地吐痰，空调若有若无，脚臭异常浓烈。乘务员是个五大三粗的中年男，耳朵上夹根香烟，推辆小货车，嗓门奇大一路吆喝。封闭车厢里的吞云吐雾，与他以身作则有关，站在过道口，从耳朵上拿下烟，众目睽睽下点火，身边的几位看了，立刻口袋里摸出烟，理直气壮地说声“要搞大家一起搞”。

夜行快车完全是一种破罐子破摔，既然晚点，只能见车让车，一停再停。包括本人在内，心情都变坏了，能听到的声音皆是骂娘。大家不得不接受这个现实，既然不是动车，既然不是特快，就是小娘养的，就得夹着尾巴忍受。谁让你们上了这贼船，谁让你们要省几个小钱。车厢里抽烟和吐痰属于不良习气，明知道脚臭就不应该当众脱鞋，但是人一旦给逼急了，没有正确疏导，难免自暴自弃，难免发生不该做的事。

动车通常不会这样，在一个好的环境，人们就变得有绅士气。为什么，答案很简单，环境决定人的生活态度，能左右人的行为。在被遗弃的夜行快车里，熬了差不多六小时，坐飞机已到欧洲，很显然，让我感到很不痛快的，还不只是晚点。

节约，还要主义

说节约，首先想到节约闹革命，小时候读书经常听到的口号。始终也没明白节约与闹革命有什么关系，反正是口号，跟着随便喊喊就是。后来工作了，上班听大家说段子，说有一哥们住钢铁厂旁边，因为傍着大款，用煤气不要钱，为了省火柴，他家煤气灶始终开着小火。听了有些奇怪，也有些害怕，那哥们却说点了十多年的长明灯，习惯成自然，一点都没危险。

这当然是过去的年代，那年头物资紧张，囊中羞涩，是谁都会想着法子省钱。类似的日常故事还有许多，譬如自来水龙头让它滴水，下面放一个盛水的容器，据说这样水表不会转动。电表的某个部位放一块吸铁石，这样电表就会慢。节约的故事非要有点邪门才好玩，我发现生活中特别喜欢节约的，省到几近变态，往往又是最浪费，这些人无一例外都是节约自己的钱，慷公家之慨，揩公家之油。

父亲在世的时候，屡屡为这种行为感到愤怒，他觉得人的品质变坏，与有一个庞大的公家有关。公共厕所肯定是最肮脏的，凡事变成了公家，一为公共，事情就有很多麻烦。公款消费永远是最大的浪费，天下为公，本来是中山先生的美好理想，可是现实生活中神奇复化为臭腐，好事活生生成了坏事，纯洁女孩堕落成人尽可夫的荡妇。公家成了深深的黑洞，不把这个洞给堵上，根本不要谈什么节约。

古人以节约为美德，所谓“食鱼不反”，意思是说吃鱼的时候，吃完了一面就行了，别没完没了，另一面要等着下一顿再吃。卖油的娘子水梳头，不是为了环保，是舍不得。在中国文化中，奢侈向来是反面教材，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尺，万户城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国家所以会亡，脑袋为什么要掉，通常都和节约与否有关。这当然也是蒙人，有人节约穷了一辈子，有人奢侈享乐一生，因此节约不节约，与幸福无关，说白了还是一种人生态度。

按照我的傻想法，提倡节约总是好事。消费未动，节约先行，不过最好的思路，还是从自我做起。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有时候，不做什么确实比做什么更好。非要做，不妨多少想到一些节约。我的一个朋友是环保主义者，自己有很多钱也不买车，平时尽量不用空调，还在马桶的水箱里放了一个矿泉水瓶，说这样可以省水。

不想说这样有没有意义，干什么都想着意义，人生就会太累。节约最好能成为一种本能，这位朋友活得很充实，人只要感到充实，自由自在，问心而无愧，这就足够。

十有八九的甲流

烧也发过了，嗓子眼，胸部，背部，浑身各处的肌肉，该酸该痛的都难受过了一遍，可是直到现在，还是不太明白怎么回事。不敢说就肯定是甲型H1N1的流感，被太太逼着去医院，这个检查那个化验，又拍片又心电图，最后问医生会不会是甲流，医生头也不抬，说十有八九都是。

因此只能算十有八九，不肯定，也不能算是冒充。看网上网民的交流，基本上都这样，先觉得喉咙不舒服，突然就发烧了，烧得你很难受，去医院就是挂水，再配点消炎药。想不明白医生为什么不给配“达菲”，按网上的说法，这是目前唯一确认有治疗效果的西药。现在医院基本上不筛查甲流，大约人太多了，也忙不过来，你不是发高烧吗，先去挂了水再说。

甲流是2009年最闹人的传染病，从春天开始，流言飞语没有断过。先是闹猪流感，然后才改名甲型H1N1，消息铺天盖地，恐怖时全民皆兵，最后呢，基本上不当萝卜白菜。债多不愁虱多不痒，不由得想起几个月前的大英帝国，据说当时也已失控，如何如何，每天有多少人数在激增，我身临其境，一点都没感到紧张。反倒是回国下飞机有些惊慌，公安人员如临大敌，都戴着口罩，到处体温探头，因为太紧张，我首先想到的，不是自己来自疫区，而是即将进入。

事到临头，也就没什么大不了。我对输液过敏，只能回家吃药，紧接着是一夜的痛苦折磨，温度越来越高，胸口越来越闷，那个难过和不痛快，凡曾被宣布为十有八九的病人，立刻会有深切体会。与有过同样症状的几位朋友交流，大家感受差不多，这事被轮上了也没办法，没有进入重症病人行列，就算上上签。

必须隆重感谢刘炜医生，在西医的简单处理以后，连续高烧不退，结果只是凭借电话，他给我开了一个方子，在楼下中药房配些草药煎服，竟然立刻就退烧。刘医生是中医，他也认为我这甲流十有八九，这一点，中西医观点惊人一致。

此次生病，最难受的是发热，谁能让我退烧，就是好医生。其次是胸闷，好像有蚂蚁在爬，忍不住就要咳嗽，我太太最担心这个，只要一发出声音，立刻瞪大眼睛看我。西药也不敢不吃，可是连开药的医生自己也说，这药用处不大，对甲流毫无办法。

目前我的身体正在康复，刘医生开了方子为我化痰，两帖中药后，又指示什么药都别吃了，好好静养，病来山倒病去抽丝，着急是没用的。我已经天天的想念游泳了，刘医生说天太冷，还是得熬一熬，他是个有些神功的好医生，知道病人心里的想法。

说不完的凤凰卫视

写过两篇小文章议论凤凰卫视，现在又要来唠叨，真有些过分。前些日子与海外归来的朋友聊电视，承蒙他教训了几句，说中国作家真是闲呀，政府养着，文章写不好，老是看电视。我让他说得脸红，说自己只不过看新闻，偶尔还看看NBA。朋友调侃说，行啦别解释，就这样也还是奢侈。

接下来就说凤凰卫视，朋友听说我无聊到写过两篇文章，又逼着说出大概。于是坦白从宽如实交待，第一篇文章是想花钱看凤凰卫视，理由自改革开放以来，一直都是只能在宾馆里看到，居家而能看凤凰的新闻，有种秀才不出门，卧知天下事的痛快。因为不能，所以成为希望和理想。

第二篇文章是心想事成，终于可以花钱看凤凰卫视了，得陇望蜀，旧的困惑解决，又有了两点新的不痛快。首先是捆绑销售，为了看这节目，必须花钱购买一堆不要看的频道，你买一块豆腐，必须搭一大堆过冬的白菜，你要去北京瞻仰天安门，先得在首都郊区兜上一个大圈。其次是内容方面，此凤凰已不是彼凤凰，远没有过去的精彩好看，什么都大打折扣，该说的话不说了，不该说的没完没了。越来越保守，越来越世故，有比较才鉴别，有变化才知道发展，通过节目对比，结论不难得出，你会发现连CCTV也越来越开放了。

朋友觉得我的牢骚毫无意义，算不上国家大事，完全不是精英观点。电视上本来没什么好玩意，人家洋鬼子常常不看电视，只有无聊空虚的同志才会老守着电视屏幕。国家养了你们这些作家，拿工资还要骗稿费，真是太那个什么了。我一下子给他唬住，半天说不出话来。

著书都为稻粱谋，银子不是坏东西，然而也未必就是为了稿费，有时候真是有感而发，真是心里很不痛快。为什么花钱也不让看凤凰卫视，为什么要偷偷摸摸搞绑销售。事实上，我的两篇稿子都曾遭遇退稿，理由不尽相同，结论基本一样。退有借口，用也有道理，退就退了，用就用了。既没出漏子，也没见任何反响。现在又多了个为什么，为什么对电视节目不满意，还不让提意见。

据说存在一个潜规则，大家都吃媒体饭，抬头不见低头见，你好我好大家好，对近亲同行有意见的文字，能免则免，该枪毙便枪毙。不让人提意见总是不对，不平则鸣，有牢骚就得让人发泄。好在如今传媒发达，想捂着也难，东方不亮西方亮，副刊有许多空白要填，这家报纸不登，那家报纸却会刊出。况且老总们的尺度并非完全一致，只要不是太出格，文章总能登出来。

一次讲座的开场白

大家好，先让我说句套话，很高兴来这与同学们见面。这样的开场白既庸俗又浅薄，演讲者都喜欢，是标准的官话，不只是当官的才这么说。

其实我并不高兴，并不太乐意。作为一个作家，一个还有点良知的作家，不管何时何地，必须说老实话，必须坦白，必须如实交待。人们挂在嘴上的这句套话，对本人并不适用，说真的，我很不愿意有今天这样一个机会。

为什么呢，原因有几个，首先是不善于说话，怕讲台上信口开河。勉为其难，不能而硬做，很尴尬，好比一个人五音不全，被一帮喜欢卡拉OK的拉进包厢，话筒手榴弹一样递过来。其次是抹不开面子，我当年的同窗，大学四年一起鬼混的哥们在这当官，苟富贵无相忘，老同学混阔了理应捧场。人非草木岂能无情，这面子不能不给，你们以后也难免敷衍，我虽然嘴笨，却是个很讲交情的人。

在座诸位恐怕会不高兴，会问作家的责任感呢，良心哪里去了。会觉得演讲者态度不端正，既然不愿意，干吗还要跑来忽悠。张口闭口老同学，是不是太俗气，中国人都这臭毛病，就知道讲面子拉关系。如果真能这么想，真看透了这些把戏，我觉得很好，说明大家有自己的思考。今天的年轻人很容易生气，生气不是坏事，这年头很多讲座都是蒙人，我的演讲也不会例外。

说话应该与写文章一样，该写的才写，不该说的千万别乱说。我真是有点冒失，没金刚钻，别揽瓷器活，说得不好，不光砸自己招牌，还害得老同学一起脸上无光。讲交情未必对，拉关系不一定好，某些领导同志犯错误，不是天生喜欢贪污，有时候只是抹不开面子。

现实生活中，常会身不由己，我们不喜欢考试，不喜欢，还得考。今天这个阵式，仿佛一场面试，我高高在上，真正占心理优势的却是你们，你们是考官，是评委，演讲是好是坏，全靠你们赏脸和捧场。有文章说胡适先生非常善于演讲，他的演讲词竟然这样开场，“各位同学，今天兄弟是来还债的”，为了讨好听众，上来先称兄道弟，这说明什么，说明他心虚，说明听众厉害，说明胡适会考试。

为了这次考试，这是一个有趣的口误，我做了充分准备。是有备而来，可惜忘性太大，写了稿子，白纸黑字就在手上，却已忘得差不多。照本宣科不是个好办法，如果这样，还不如把电子稿直接发你们邮箱。接下来言归正传，只能豁出去，不管三七二十一，想哪说哪。前言不搭后语，我只能保证全力以赴，你们是早晨八九点钟的太阳，未来属于同学们，我可不敢不当回事。好不好是水平，认真不认真是态度，希望大家宽容谅解。

纠结的小三

两月前一本新书出版，有关部门为了宣传，在北京一家茶座举行首发。邀请好多记者同志，我对这种热闹一向惶恐，忐忑不安进去，见席位赶快一屁股坐下。然后就看到了面前的拙作，这是第一眼，有些激动。在场记者早已人手一册，我因为怯场，羞答答也不好意思仔细看，有一层裹得很紧的透明塑料纸，花很大功夫，靠一女记者的帮助才撕开。

好在活动并不立刻举行，我傻坐在那，假模装样研究，毕竟这是自己的创作。虽然不是第一部，敝帚自珍，每次手上拿着新书，心头仍然嘭嘭乱跳。除了书名，封面添了一些触目文字，腰带上的几行宣传十分煽情：

至亲至疏夫妻——（唐）李治。

大房与小三之争，新时代的《妻妾成群》。

没有打不败的小三，只有不努力的原配！保卫婚姻全攻略！

叶兆言继《马文的战争》后最新力作。

我吓一跳，第一句就太不明白，武则天的老公李治为什么会发如此不现实的感慨。皇帝有一大堆老婆，三宫六院七十二妃忙不过来，哪有闲情讨论夫妻关系。不过意思也对，皇后和正宫娘娘都是老婆，一日夫妻百日恩，人心终究隔肚肠，这位高宗怕是做梦也想不到自己的武媚娘会那么厉害。

是封面的设计者搞错，偏旁上多了一点，应该是冶，不是治。读音不同，意思也不同，不是高宗李治，是女诗人李冶。这个错当然与我无关，所有宣传用的商业用语，都与在下没有关系。很快首发正式开始，友好的气氛下，记者们纷纷提问，话题仿佛长了翅膀的苍蝇，全叮在了“小三”这块肥肉上。我毫无准备，非常狼狈抵赖，巧舌如簧解释，还是招架不住。

首发式上这样被问，自然情理之中，刚拿到新书，都是匆匆来去，不追究封面上的文字，还能干什么。让人感到纠结的是，此后不断地接受记者电话采访，有时候一天好几回，追根寻底，没有一次不是在讨论小三。语气有些暧昧，寻根追底暗藏杀机，怎么回答皆处下风。是不是与现实生活有关，是不是受某部电视剧影响。男人是不是都喜欢小三，如果你有，会怎么对待。为什么选择这么一个时髦话题，小三是否是小说的一个卖点，是否对纯文学没兴趣了。

我解释了无数遍，越抹越黑，越说越乱。小三成了药引子，成了导火索，最后变成了一切。我俨然成为婚外恋的专家，害得老婆很不高兴，女儿抿嘴偷笑。内容已不再重要，十分辛苦地写了本小说，只是不小心写到了一点婚外，结果就是这样不可收拾。

没有完的小三

接受记者采访，不断有小三的话题困扰，我干脆拉大旗作虎皮，借前辈托尔斯泰和福楼拜的英名，为自己掩饰辩护。

王尔德曾说过，在惠斯勒画出伦敦的雾之前，伦敦并没有雾。同样道理，凡高如果没画出令人惊艳的美景，普罗旺斯的风光也不存在。我是个标准的室内动物，用流行话说就是宅男，谈不上道貌岸然，规矩得像团不会发酵的死面。过去也弄不清楚小三有多么热闹，作为现象有多么严重，自从《苏珊的微笑》问世，我突然明白自己踩地雷上了。

将我的名字输入百度，可以搜索到370000条消息。输入“小三”，25200200条，输入“婚外恋”，5910000，小三之趋势果然要比婚外恋生猛。婚外恋太斯文，远不如小三直截了当。我的小说确实有了些反响，基本上与小三分不开，成也萧何败也萧何，表扬和批评都源自小三，表扬者说解剖婚姻堪称独步，批评者说又写了一本垃圾。

我说到道德这两个字的时候，记者们不是沉默，就是冷笑。有个女记者很吃惊，说你会觉得婚姻之外的关系不道德吗，难道你真的还是那么传统。我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讨论一些别的话题，譬如小说中非常想写的嫉妒。女记者不屑地说你的书上写了嫉妒吗，我怎么没有看到。于是告诉她第100页上就写了，当然这是瞎说，随口报了一个页码，我知道她根本就没有看过我的书。

这年头写文章可以不看原著，当然也不是现在，过去也这么玩，宣传文章和大批判稿，只要揪住一点引申开，痛痛快快胡说一通。有动静便是好事，小三似乎真给小说带了发行量，前几日出版社领导来电话，第一版印了二万五千册，还不到两个月，已发售完了，接下来很可能就是加印。

如此说来，应该感谢小三这不太好的话题。我的书从来谈不上畅销，在图书市场，不畅销是纯文学的遮羞布，没有人气是最大的现实。然而出来混，欠账都是要还，人在江湖不由自主，小三吸引了大家眼球，很可能伤害了原本不多的忠实读者。说心里话，我还是我，还是努力写作认真琢磨，也许没写好，但是不该放弃的，永远不会放弃。

小三这词不仅让人感到纠结，而且变得心虚。前几日与女儿一起在秦淮河边散步，看到一广告，公然写着“小三提高班”，不禁吓一跳，想半天，才明白是小学三年级的意思。

为什么开专栏

畅销书是绿帽子

小说家马丁来我家做客，他在德国很有点名气，年龄比我略大几岁。交流都要通过女翻译，我们不断点头，不断微笑，不咸不淡地说些什么。谈文学有时候就是指名道姓，为了表示对德国文学的尊重，我报了一堆德语作家的名字，从古典说到当代，从正宗的德国佬，譬如歌德，譬如格拉斯，说到用德语写作的非德国人，譬如杜伦马特，譬如卡夫卡。马丁很吃惊，一会摇头，一会点头，啧着嘴说中国作家果然厉害，居然知道那么多德国作家。

翻译希望马丁也能谈谈自己知道的中国作家，这下给问住了，他只能表示歉意，耸肩膀，撇撇嘴。我笑着说德国作家没必要读中国人的书，欧美文学自成体系，他们习惯自娱自乐。像今天这样屈尊，愿意到中国来看看，玩玩，已经很不错了。谈话是在书房进行，又说到藏书，我说一个西方作家绝不会像中国同行那样，书橱里搁一大堆外国人的书，而且全是翻译。

几年前，还来过一位德国诗人，也向他卖弄我的藏书。德国人的反应很一致，天哪，好厉害。我想他们心里肯定在想，这些中国作家真他妈的傻，真舍得花冤枉钱。当然出于客套，他们不得不礼貌性地表示震惊，表示感动，佩服中国作家向西方学习的虚心态度。

中国作家乐意向外国学习，这个秘密众所周知。老先生鲁迅就坦白交待，他的小说创作大都有着洋人的影子。相比之下，西方文人更喜欢欺师灭祖，不要说看不上东方人，连他们自己的前辈也不太放在眼里。伟大有时候不过是个蒙人的幌子，那位德国诗人就表示过对歌德的反感，他觉得这位德国的李白不仅当下没多大意义，就是当年，在成名火爆的那些岁月，也不怎么样，充其量也就是个畅销作家。

我接触到的外国作家，大都对畅销没有好感。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他们和我们一样，内心都有些郁闷，都不太得意，自己十分努力写的书不好卖，别人看上去不过尔尔的东西，莫名其妙地就上了排行榜。于是眼红，于是生火，嫉妒心人皆有之，表达方式不同而已。

去年奥斯卡最佳片《朗读者》的原著是本德国小说，过去就有翻译，卖得并不怎么样。因为获奖，中国图书市场也火了一把，好评如潮。完全是无话找话，我与马丁谈起了这本小说，他立刻有些愤怒，眼睛瞪很大，与著名德国汉学家顾彬的口吻如出一辙，毫不掩饰地说那是垃圾。

马丁说《朗读者》是畅销的通俗小说，畅销书一顶绿帽子，他随手就给人家戴上了。

一本书的价值

美国小说家冯内古特是黑色幽默的代表作家，我学习写小说的时候，这个黑色幽默来头很大。那时候也不说现代后现代，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意识流存在主义新小说，稀里糊涂都涌进来。一波未去一波又来，这流行那时髦，哪个更新更好，根本整不明白。当时有个形象说法，创新之狗在后面狺狺乱叫，追得你想停下来撒泡尿都不行。

不过记住了冯内古特，记住了一本叫《冠军早餐》的小说。故事忘得差不多，忘不了那个叫屈鲁特的科幻作家。这个人很有意思，小说一本本写，长篇短篇一大堆，写了以后，被出版商包装成淫秽作品，登在乱七八糟的色情刊物上，然后大卖特卖，名利双收。很多人买他的作品，不是因为写的内容，而是因为书中的色情图片。随着思想开放，色情越来越没有了吸引力。读者再也不会为张色情图片，冒冒失失拿出钱来，过去花十二块钱才能买到的一本书，如今只值一块钱，这一块钱就是屈鲁特小说的真实价格。

屈鲁特最后居然获得了诺贝尔医学奖。我一直想不明白，为什么不能考虑让他得个文学奖，仅此一笔，就还不够黑色幽默。可能也是顾虑，冯内古特属于那种应该获得，最终没有得到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家。很可惜，他给评委留了面子，人家并不领情。

接受记者采访，常常被问到，写作期间考虑不考虑畅销元素。我非常坦白，说不考虑，根本不相信有这玩意。不相信，所以不做无用之功。记者便用“不是我清高，而是我智慧”作标题，写了篇文章，还配了一张大照片。

出版社当过编辑的经历告诉我，畅销可遇而不可求，运气好了，天上掉馅饼，倒起霉来，盐都会卖馊。同样新科诺贝尔奖得主，上世纪八十年代初，辛格的短篇小说集初版印九万册，今天呢，印九千就不错了。

也不知有多少写手学习金庸大侠，想成为古龙梁羽生。攒足了眼泪学琼瑶阿姨，结果都进了废纸篓，幸运者印成书，也跟没写一样。作为前辈作家，我不止一次告诫年轻人，千万不要学韩寒郭敬明，一将成名万骨枯，别人的成功一定是后来者的坟墓。

畅销之学问很深奥，不应该让写作者去研究琢磨。不要相信这派那派，所谓畅销元素，说白了就是狗皮膏药，就是那些用来包装的色情图片，随时随地都可能抛弃我们。真相让人寒心，辛辛苦苦写出来的一本书，它的实际价值很可能就是一块钱。这是让人难堪的现实，一个热爱写作的人，必须学会忍受这些，心甘情愿地接受它。

不想再签名了

有个年轻人找上门来，让我在一份保护古老街区的呼吁书上签名。看看内容，看看已签字的名单，我不禁摇头，唉声叹气。这事很搞笑，虽然冠冕堂皇，正确性不容置疑，却有点像小孩子玩过家家。明摆着是让我们这些早已成年的大人举着小旗子，到十字路口去对行人说，过街要走斑马线，汽车不能闯红灯。

说老实话，真不想签这个名，如果不是看几位老先生面子，不是为了表示对他们的敬重，我想自己一定会选择拒绝。签名呼吁从来就是我不喜欢的事，每个人看问题角度不一样，年轻的同志认为这样直截了当，代表正义，拷问了一个人的良知。我们总是习惯简单思维，非黑即白，不是好就是坏，有时候不签名不表态，就是不道德，就是没有责任感，就是犬儒和胆小怕事。

一个特立独行的作家，应该有自己的思索，有自己的行为方式。签名呼吁不管规模大小，多少都有些群众运动。我对某些揭竿而起的英雄行为，总是敬而远之，既不想沾光，也害怕跟错队。群众运动难免人云亦云，是喜欢热闹和凑热闹。有个我所敬重的前辈作家非常反感这个，曾经十分认真地对我说，除了自己作品和稿费单，别的玩意上面他一概不会签名。

对待自己名字，确实应该慎重。我希望自己生活在一个法制的国度，什么事可行，什么事不可以做，不是某人或者某些人说了算，而是有法律可依，有规定可以执行。我们的行为只对法律规定负责，很多事不用讨论。对一些常识性的公共问题表态，会让有识之士很难堪，有时候，就好像在公众面前，一本正经回答可以不可以贪污腐败，可以不可以强奸妇女，可以不可以杀人放火，这些问题不用回答。

古老街区的保护，实在犯不着再去呼吁。在今天，该保护的必须保护，历史文物不允许破坏，连这个还得依赖专家和有识之士的呼吁，那也太悲哀了。法律是干什么的，当官的还想不想要乌纱帽了。一个动辄还需要呼吁的现实社会，一定是不健全的，一定存在着很多问题。

美国作家冯内古特对911恐怖袭击发表自己的看法，冒天下大不韪，竟然对恐怖分子表示赞叹。美国人很愤怒，但是并没有因此就把他给阉了，一个人能发出自己独特的声音，这一点怎么说都应该肯定。我希望能向美国的同行学习，有什么话有什么想法，自己写自己表达。换句话说，与其附和别人提议，在他人的呼吁书上签名，还不如自己来。

鸦片阿姨的批判

网上的世界真精彩，名字输入电脑，有关文字立刻生龙活虎跳出来。最近有些自恋，动辄谷歌搜索，看别人又说了什么。当然与刚出版一本新书有关，有记者问是否在乎读者反应，我毫不犹豫地说不，现在看来并没有说实话。

有个叫鸦片阿姨的女士写文章将我的新书痛骂一顿，她是真愤怒，是怒不可遏，用词慷慨壮烈。我本是平和之人，仿佛犯错的孩子，仿佛迟钝的老人，斥骂中感到茫然，悔意顿生，不知自己错在哪里。想到她愤怒的样子，我又忍不住要笑。她这是何苦呢，一边耐着性子看，一边口无择言地骂，将“漫长而又浅薄的苟且故事”读完，紧接着又写批判文章，满纸“垃圾”、“裹脚布”和“丑陋”，字字责怪句句谴责。

一个人吃辛吃苦写了小说，本想与读者交流，却害得人家火冒三丈，真过意不去。其实，无论什么样的读者，只要读了你的小说，都应该心存一份感谢。把她的文章很认真地读了两遍，终于有点明白，首先是因为我小说的不真实。平心而论，也不能说没道理。不真实是批判者的臭鸡蛋，可以往任何一个作家身上扔，小说的真实与否，就像某些领导提拔干部，说真实，不真实也真实，说不真实，真实也不真实。

对于这挑剔，我基本上不申辩，愿打认罚。小说本来虚构，光满足一个真实，算不上多大本事。其次是不够与时俱进，说我“黄也不黄，白也不白，黑也不黑，情也不情，色也不色，爱也不爱，恨也没恨。反正是深也深入不下去，浮也浮不上来，就像把你按在水面以下10公分处憋气、挺尸”。我觉得这些譬喻很生动，应该作为座右铭，为读者想，写小说确实不能不死不活。小说必须好看，起码要让人家觉得好看，得要死要活，我虽然不懂如何才能与时俱进，但是该努力的，还得应该使劲。

鸦片阿姨又说，“叶老师是作协的，我以为作协就是个倚老卖老的老头子，垂着脑子、缩着脖子、披着毯子、抱个膀子、拥着炉子，或是打着瞌睡，或是等着人来上供祭拜，可惜又还未有灵牌子。”这段文字才是真正的要害，还真让人觉得痛，觉得狼狈不堪。

中国作家难免各种尺寸的绿帽子，所谓高产，所谓畅销，所谓包养的二奶。这些都是原罪，都足以让人生气和愤怒。为此我仍然不申辩，仍然愿打认罚，因为我确实生活在体制内，是占了便宜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鸦片阿姨骂人狠一点，文字并不太坏。愤怒出诗人，这年头，文章骂人往往比捧人好，更像在说心里话。

买了垂丝海棠

在乡间居住，一到春天，最喜洋洋的事是赶庙会。兴冲冲去，灰头土脸回来，照例流一身臭汗。买几棵小树苗，买两根当地的土产青皮甘蔗。味道很淡，不好吃，还咬不动，老婆大人一定会买。

今年买了两棵垂丝海棠，一棵桃树。桃树门前已有两棵，种了不过四年，却已经很粗壮，又高又大，完全是老树模样。每每看着桃花灿烂，就有些激动，就想在空地上再补一棵。去年女主人冒雨在后山挖了棵正开花的小桃树，眼见着栽活了，红花继续开，绿叶也冒了，最后未能挺过夏天的酷热。当地农民说，一定要在树未开花前移栽，花开了，春心荡漾了，树便活不了。

常向别人吹嘘自己的田园生活，吹嘘房子周围的花木，除了两棵桃树，还有一棵果实累累的枇杷，两棵柿子树，两棵枣树，两棵桔子树，一棵山楂，一棵李子，一棵樱桃，一棵梨树，五棵紫薇。都是很便宜的价格买的，都是半大不小，除了桃树，都像没发育的小孩。

院子不大，都栽满了，仍然想见缝插针。一直想种海棠，不知道为什么，当地农民并不看好它，也许嫌长得太慢。农家门前常见的是红白玉兰，是枣树，是柿子树，更多的是桃树梨树。海棠很好看，花期也相对长久，偏偏就是没有人种。

每次去庙会，都会留心有没有海棠。正是植树季节，一路上，可以看见买树苗的当地农民，玩杂耍一样使用各种运输工具。有时候，你会看见一棵树迎面而来，一张脸掩藏在绿叶中，那是载着树苗的摩托车，骑车人本事很大，身后还驮着位时髦女郎。卖树苗的农民来自各地，苏南苏北，江西安徽浙江，最远的居然会是四川。我喜欢跟他们聊天，总是忍不住问，为什么不带些海棠过来。

在花木公司曾见过一棵很漂亮的垂丝海棠，开价竟然要几千元。去年上过一当，卖树苗的说是海棠，买回去种了，长出叶子才知道是腊梅，到冬天居然开了几朵黄花。今天在庙会上终于看到了垂丝海棠，小蕾深藏数点红，已是含苞待放。还了价，五十元玩买两棵，心里暗暗得意，总算有海棠了，虽然只是小树苗。

海棠有很多种，最中意的就是垂丝海棠。小时候，很少会想到赏花，花开花落，不往心上去。这几年常在乡间住，与大自然亲近，逐渐成了赏花人。过去祖父在北京写信，常会提到一句，说海棠又开了，可惜你们不能过来赏花。祖父院子里有两棵大海棠，比花木公司见到的那棵大得多，开花时，偌大一个四合院都映红了。

文学没有世家

教育肯定是重要，小时候在学校读书，经常听说世界上没有无缘无故的爱，没有无缘无故的恨。

家庭教育就有些不同，如今回想，我小时候最大的烦恼，是很少鼓励，很少表扬。父亲这方面出奇吝啬，儿子什么都不对，这也不行那也不好，唱歌，五音不全，写字，东歪西倒。在公众眼里，他忠厚老实为人低调，却喜欢高调对付儿子，总是打击我的积极性，害得我永远也不知道自信。

父亲坚决反对儿子走自己的道路，不赞成我看小说，不希望我写作。和大文豪苏东坡一样，他希望我平平安安，根本不在乎有没有出息。

后来我发现不完全是政治原因，意识形态是一方面，天性是另一方面。父亲不自信是天生，他是最小的孩子，我姑姑经常笑着说，你爸太笨了，连个最简单的拍皮球都不会，他吃苹果总是连核一起吃下去，最后只剩下一根细棍。长辈们说起父亲都是荒唐，抓笔的姿势不对，拿筷子也不对，走路歪着肩膀，老是长不大，经常交些不三不四的朋友。

反正屡犯错误，理所当然。不得不怀疑他是在儿子身上找平衡，父亲小时候一定受到了太多暗示，这不行那不行，结果越来越不自信。现实生活中，他很少说别人不对不行，可是对我，他很少说儿子对儿子行，我差不多是唯一可以让他说不对和不行的人。

父亲生前常说中医可以传代，画画可以传代，唯有写作继承不了。他从未想过要培养儿子当作家，真的没有，绝对没有。可惜离开人世已十八年，他要是活着，听到文二代这个词，一定会痛加指责，一定会讽刺挖苦。俗话说富不过三代，周立波笑侃富二代，说这个二代，其实是马上就要结束完蛋。文二代真能成立，我想大约也是这意思。

文学从来没有世家，一个人能不能成为作家，由社会决定，全靠个人努力。文学是一种反叛，不仅反叛社会，还要反叛家庭。尽管解释了多遍，使劲撇清一再说明，别人还是不太相信，不相信我成为作家与家庭无关。按照流行说法，我既是文二代，也是文三代，怎么也脱不了干系，但是这并不是真相，所谓文几代，不管二代三代甚至四代五代，都蒙人，都与真正的文学不沾边。

为什么开专栏

以色列作家奥兹的一部小说很有意思，开头差不多一页半，都是读者提问题，一连串为什么，为什么这样，为什么那样。上穷碧落下黄泉，从宏大主题的拷问，到个人隐私的追寻，应有尽有五花八门。

耐着性子将小说看完，针对那么多为什么，没有任何回答。奥兹给小说取了个十分宏大的书名，“咏叹生死”，显然是在偷懒，并没有认真讨论生和死。他的意思很直截了当，小说就是说故事，看你说什么故事，怎么说故事。至于那些为什么，不过是药引子，是药片表面的那层糖衣，看了也许就明白，然而更大的可能，是看完小说，你已经忘了为什么。

忍不住要笑，今天是个动不动就为什么的世界，答案根本不重要，有时候大家只是喜欢问，很傻很天真。作为一个写字的作家，只要是个场合，问题或大或小，都可能被源源不断地提出来，为什么沉溺于历史，是不是在逃避现实。为什么转向了现实题材，是不是要向世俗低头。为什么对纯文学不感兴趣了，是不是在考虑市场。为什么不能像鲁迅那样写作，为什么没有文学大师，为什么不敢对社会问题发表自己的看法。为什么你会成为作家，家庭背景有何影响，应该读什么书，应该怎样观察生活。为什么有或者没有婚外恋，如果看到心动的女人，你又会怎么样，为什么不动心，为什么动心。

小说就是小说，没什么太大道理可说。我是个小说家，想写就写了，胡乱编个故事，字数少是短篇，多一些是中篇，再多便是长篇。通常不太考虑为什么，只是因为想写，喜欢写，有非常强烈的虚构欲望。一个人喜欢写小说，想写，能写，而且终于写了，这是非常幸运的事。

现实生活中我是个很无趣的人，除了写小说，什么也干不了。一直在暗暗担心，如果不写小说，自己还能干什么。我曾经这样形容，写小说仿佛抽大烟，陶醉沉浸乐不思蜀。真写了，什么事都不想干，什么买卖都不愿意做。不写小说，写些零碎的小文章，跟吸香烟很像，抓支冒着烟的小白棍在手上，聊胜于无。

在古代文化人眼里，小说不仅小，而且旁门左道。豆腐干似的专栏，更不登大雅之堂。有朋友苦口婆心，问为什么不务正业，竟然敢在报纸上连篇累牍地向大众献媚。小说家应该矜持，应该神秘，应该清高，应该保持适当距离。一时语塞，我无言以对，不敢说想挣点小稿费，只说有许多个为什么，小说解释不清，一篇千字文都搞定。

想与读者交流，这个总不会太错。

两件最得意的事

进入了独生子女时代，孩子们的要求常常不允许拒绝。朋友儿子上中学，是学校文学社的骨干，心血来潮一定要采访。打电话过来，说别给我搭架子，这个忙不帮，就不是哥们。朋友又说，我才不把你当回事，儿子吃错了药，非要把你当根葱，你就受累说几句吧。

于是这孩子说来就来，戴着眼镜，拿着笔，拿着小本子，还有一个可以录音的小玩意。事先准备好了一堆问题，大的人生小的八卦，应有尽有五花八门，害得我这个当伯伯的认真不是，不认真也不是。很多问题与记者平日问的如出一辙，事后跟朋友汇报，夸他儿子有想法，懂得多，跟真记者一样。朋友也是玩媒体的，当着官，有一大帮手下跑新闻，说别借我儿子骂人，是不是想说记者都像我儿子，都是些没长大的毛孩子。

我无话可说，朋友敢得罪，记者却不敢冒犯。反正活也完了，孩子也哄了，跟朋友一起吃饭喝酒，话题继续谈论后代。朋友说你不厚道，问你最得意的事是什么，干吗藏着掖着，非要有用“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来回答，害得我儿子年纪轻轻，情绪很悲观，对未来一点信心都没有。

我喝了点酒，不胜酒力，叹气说悲观也好，现在的孩子都太自信，不妨让他们有些挫折感。朋友说我起码就知道你有两件事是最得意的，第一件，当年考上大学，第二件，当上了专业作家。我让他说得不好意思，唯唯诺诺想辩解，朋友又说，别跟我打马虎眼，我看过你的文章，你自己也承认，不上大学，你这个小工人早下岗了，不当专业作家，没有政府养着，你写个驴。

又一次无话可说，人不可以没有感激之心，朋友提到的这两件事，无疑是我人生中的最得意。先说考大学，如果不恢复高考，我今天会怎么样，真说不清楚，当年的工厂早就倒闭。考上大学没什么了不起，不承认幸运，这就不对了。至于当专业作家，更要谢天谢地，遇到海外作家同行，无论欧美还是港台，听说我们被一个机构养着，无不羡慕眼红。放眼全世界，靠写作能养活自己的作家并不多，被人包养听上去很难听，很屈辱，可确实占了大便宜。

这些话对孩子解释不清楚，先说考大学，当年没大学上，现在一个个都痛恨高考。当年只要考上，前途一片光明，现在大学毕业，找不到工作。当年只要得个文学奖，户口也解决了，工作也解决了。现在你再努力写作，即使比许多专业作家写得更好，也未必有人肯包养。此一时彼一时，同样上大学，同样写小说，机会已完全不一样。

城市的后花园

十多年前，无锡一个会议上，旅游局长热情表态，要把太湖景区打造成上海的后花园。当时我和上海的作家朋友坐嘉宾席上，听见这番话，顿时感到别扭。无锡属于江苏，为什么不说是省城南京的后花园。

口号就是目的，所谓后花园，是用糖果哄人家来花钱。与一位历史学家谈起此事，我抱怨无锡人精明，谁有钱拍谁马屁，谁阔气抱谁大腿。历史学家不以为然，觉得这个提法并不一定占便宜。他笑着说，上海人确实花银子了，可是垃圾都丢在后花园。

事实证明了他的判断，太湖被严重污染，景区的这城那城，一度有很好的效益，现在都不怎么样了，颓败不可避免，前景显然堪忧。我曾坐过小飞机，从空中俯看下面的欧洲城，当时感觉很怪，仿佛真出了一回国。

以短视的眼光看，对太湖景区的打造，可以说是成功范例，毕竟盆满钵满，赚了大钱，但是步其后尘，模仿者有着太多的惨痛失败。基于这样很不低碳的现实，听到城市后花园的口号，我总是忍不住要喊几声狼来了，不合时宜地提醒一下。好山好水搁在那，你不去管它，永远还是一个好字。一个错误的决策，很可能把原有的一切都糟蹋。

今年四月，安徽舒城的万佛湖雅集苏皖两省作家，游山玩水好吃好喝，主人不仅好客，而且虚心求教，希望能贡献好主意，为景区的开发出谋划策。据说这里早就定位，将成为省城合肥的后花园，高速公路已立项在建，用不了多久，景区便会车水马龙，变得很热闹。

美好前景让大家兴奋和激动，秀才人情不止一张纸，动笔写点小文章，还可以七嘴八舌妙语生花。有人立刻建议拍部好看的电视剧，有人想到了人文挖掘和编故事，还有人提议在当地的传统美食上下功夫。我在一旁插不上嘴，心底那几句话，不知道该不该讲。不说不痛快，说了又怕扫兴，拂了主人的盛情好意。

清晨醒来，旭日初升波光粼粼，不禁动了去湖边独自散步的念头。清明时节，乍暖又寒，这花开罢那花来，万佛湖的风光目不暇接。不由地有点心痛，这么好的山，这么好的水，一旦全面开发，真不知道会变成什么样子。安徽有着太多的好山好水，万佛湖就是一颗很璀璨的明珠，可惜在当下，被选为城市的后花园，很难说幸运与否。

我的观点是开发不如保护，一动不如一静。酒香不怕巷子深，这句话遭受了普遍质疑，事实上美景的风光无限，有时候不是巷子深不深，而是愿意不愿意去发现去欣赏。对于那些迟钝的心灵，你就是拉到了后花园，风景大餐端到面前，也仍然会无动于衷。

被包养的作家

承认被包养让作家很难堪，尽管事实就这样，白纸黑字，铁板上钉了钉。真相不容狡辩，你不用去上班，拿着不愁吃穿的薪水，两耳不闻窗外事，在家胡思乱想写东西，看上去真与二奶差不多。

把作家与二奶联系在一起，是典型的中国人思维，这里面隐含着鄙视和不屑。大房也是养，但是作家们似乎还不够格，被养也只能算作偏房，是二奶，给一口饭吃。很显然，一个“养”字不足以羞辱，西方也乱搞男女关系，人家你情我愿，在性上或许更解放，从来没什么二奶之说。

看一看古今中外历史，靠写作养活自己的作家，真的不是很多。被包养确实不光彩，这是专业作家集体无能的表现。可是说白了，谁养都是养，这就是写作者的悲哀和宿命。你不是被作协养，就是被大学养，或者被某某基金会接济，或者被某个大老板签约。所谓被市场养，听起来名正言顺，堂而皇之，有时候也挺凄惨，因为市场更会让人不由自主，更可能牵着作家的鼻子走。

对于一个热爱写作的人来说，专业作家这行当，虽然中国特色，却无疑是最佳选择。和古代科举制度一样，它的弊病十分显然，最终会被废除也是必然，不过好处不能完全否定。跟海外作家交流看法，无论欧美还是港台，都十分羡慕这个可以安心写作的机会。桥归桥，路归路，专业作家不是宫廷作家，巴尔扎克也曾被富婆包养，托尔斯泰是庄园主，纪德和茨威格因为良好的家庭出身，从来不为生存担忧，他们都成为了优秀作家。

作为受益者，作为体制内的专业作家，我不应该得了便宜再卖乖，左右逢源，简单说好说坏。作协最该让人诟病的，不是好心养了若干作家，而是不能彻底公平。许多优秀作家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被拒绝在体制外，记得国内一家有影响的杂志笔会，一位作家便发出怨言，说都是写作，为什么有的管饭，有的就没人管。没人管的是“自由”作家，实际上是一种“被自由”。我常想到死去的顾城，以他的文学成就，早该“被包养”，偏偏没这幸运。说来让人心酸，生存恐惧曾是顾城最大的苦恼，如果他也“被包养”，也许就不会出国，就不会发生后来的惨剧。

自由写作是文学底线，作家并不神圣，神圣的只是写作这个行为。当代中国文学还不够出色，时时遭遇被“垃圾”，过错不是包养，是包养以及未包养的作家努力不够，未达到应该的高度。我们应该扪心自问，应该时时自责，应该更加发愤。公众有权抱怨，有权骂娘，然而事实就是事实，该怎么说还得怎么说。

世界读书日

不断地有记者打电话来，说世界读书日到了，能不能推荐一本书，能不能发表一点意见。在传媒时代，对于这种应景似的突然袭击，本应该习以为常，却还是不能适应，一时语塞，不知道说什么好。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我一向不赞成推荐一本书的做法，世界上有那么多好书，为什么非要自以为是推荐其中之一。不赞成推荐的另一个理由，是觉得这明显带有功利色彩，太像谈生意做买卖，少花钱多办事，老惦记着走近路，动机方面似乎有问题。读书是件非常自由和随意的事情，享受阅读，就是享受人生的快乐。什么书都可以读，为什么非要指定书目，什么时候都可以读，为什么非要挑日子。

挂完电话就后悔，后悔没勇气推荐自己的书，既然找上门来，为什么不干脆做广告，为什么不直截了当，说别费心了，就去找一本叶兆言的书，随便哪一本，好好地读，错不了。我知道自己最多只会在心里这么想，绝对不可能对记者这么说，毕竟脸皮还没有那么厚，而且说了也是白说。

我读初中时，中国恢复了联合国的合法地位，也弄不明白怎么回事。只记得更小的时候看回忆录，英勇的志愿军叔叔如何与联合国军作战，从此便埋下了仇恨的种子，这联合国绝不是什么好东西，处处与我们为难，跟八国联军没什么太大区别。渐渐地大了，稍稍多懂了些事，仍然没什么好感，印象中的联合国，就是成天开会举手投票，两个超级大国吵来吵去，我们自己呢，也没在家闲着，就趁机成了第三世界的老大。

世界读书日是联合国科教文组织规定的一个日子，历史上的这一天，两位大作家辞世了，一位是莎士比亚，一位是塞万提斯。也许最初印象不佳的缘故，我对这种动不动心血来潮，胡乱指定一个日子的霸道行为很不满意。刚日读经，柔日读史，看球泡妞玩游戏，爱干什么干什么，凭什么要你来规定。

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太像一个指手划脚的大爷，因为手上捏着一大把图章，可以指定世界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很多国家都看它脸色行事，都讨好它。然而说白了，是既当回事，又不当回事。没有谁真在乎世界遗产，在乎的只是这个头衔的种种好处，在乎被列入了名单的重大商业利益。

一九八九年，联合国科教文组织宣布，为了纪念伟大的俄罗斯女诗人百年诞辰，将本年度命名为“国际阿赫玛托娃年”，结果呢，也就是宣布而已，那一年在中国，甚至连一本有关的小册子都没有见到。

皇帝跑哪去了

电视上的娱乐

都说南京人有文化，遥想当年李太白大驾光临，风吹柳花，江南美女劝客尝酒，金陵子弟赶来相送，那是何等的风雅。推杯换盏之间，一首好诗立刻传唱千古。

时代不同了，文化开始变味，现如今不要说写诗，让文化人去读都嫌烦。外地来了位玩文化的哥们，凑足一个饭局，本地文化人翩翩而至，一边喝酒，一边胡说八道。脸越来越红，嗓门越来越响，早些年，时髦话题还是足球，后来是房价和股票，再后来是NBA，不知道些许皮毛，除了喝酒郁闷，你就插不上一句嘴。

最近的话题又变了，是电视上的真人秀，据说此地卫视的《非诚勿扰》，已成为老百姓的最爱，你要是没看过或者不知道这档婚配节目，基本上就算白活了。从第一道菜开始，直到上水果拼盘，评头论足没个完，谁怎样表白，谁漂亮，谁不好看，谁终于被选走。非宝马不嫁的女郎，果然遇上了金龟婿。让人欢喜让人忧，还是有钱好，要是没银子，就“非诚勿扰”，赶快回家洗洗睡吧。

当今世界，最大的娱乐是真人秀。赵本山不行了，郭德纲不行了，周立波也不行了。相声和小品都不是对手，饭桌上的话题，办公室的谈资，除了《非诚勿扰》，还有东方卫视的《幸福魔方》，澳亚卫视的《分手擂台》，湖南卫视的《我们约会吧》，这个那个，掰开指头都数不过来。

为什么我们喜欢真人秀，因为看上去很真实，很容易蒙人。仿佛过去岁月，一打开电视，大家先看《新闻联播》。娱乐往往也是一种习惯，习惯可以成为自然，女儿小时候喜欢《米老鼠和唐老鸭》，看着看着，《新闻联播》来了，这是爷爷必定要看的节目，于是便换频道，接着小丫头就哭闹一场。那年头，一家没有两台电视，爷爷什么事都能让着孙女，独独《新闻联播》舍不得放弃。奶奶帮孙女打抱不平，说有什么新闻呀，什么也没有。

真人秀节目看上去真实，这是娱乐的关键，不真不行，太真也不行。都知道藏着太多猫腻，太多欺骗。娱乐就是哄人玩，要不可思议，活生生就在眼前上演，要让大家一边看，一边叽哩咕嘟，充满怀疑：“这是真的吗？”

当然不是真的，熟知内幕的人告诉我们真相，别忘了这是娱乐，只是娱乐。电视节目的要害是收视率，其他都不重要。为了娱乐怎么都行。年轻女孩宁愿坐在宝马车里哭，也不愿意骑在单车上笑，搁过去，就这思想品质，不至于浸猪笼，唾沫星也会把她淹死，今天非要这样才能出位，才能勾人眼球。

命题的作文

没人不害怕命题作文，每到高考时，就会有好事者居心叵测，很诚恳地打电话来，让你凑个热闹，与高考的学生同场竞技，写一篇命题作文。很多作家掉进了这陷阱，不知深浅想露一手，自以为是地交了稿，结果被阅卷老师一顿痛扁，横挑鼻子竖挑眼，想后悔已来不及。

作家写好高考作文是应该，因为你是干这个的，吃的就是写手饭，写好了也不会有人真正叫好。然而写不好几乎必然，毕竟命题作文与自由写作是两码事，各有各的门道，挨骂也就在情理之中。俗话说隔行隔山，命题作文和文学创作都是体育运动，都要有良好的身体素质，如果缺少专业训练，打篮球的人打不好乒乓球，这很正常。

小时候，父亲从来不关心儿子的作文，当时社会风气非常可笑，一会儿读书无用，除了政治学习，一会儿又说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记忆中，我的作文非常差，差也没关系，好坏差不多，反正高中毕业没大学上。倒是祖父有些传统，与父亲一样，他不希望小辈当作家，却从不反对我写。他总是鼓励多写信，我因为无话可说，便把学校的作文寄给他看。他于是像一个地道的语文老师，很细心地改错别字，用很认真地口吻与我商量，这句有什么不妥，那句改一改是不是更好。

祖父一直认为写是一种能力，不管当不当作家，一个有点文化修养的人，能写会写是应该，也是必须。他反对言之无物，反对不规范的句式，反对年纪轻轻无病呻吟，在文章中没完没了发牢骚。祖父的态度让我想起了沈从文先生的观点，他觉得一个人只要认真写，努力写，多写，自然而然就会写好。

过去三十年，我一直在试图多写。有人天生聪明，出手便好，有人迟迟不开窍，怎么忙也接近白搭。很害怕成为第二种人，因为自己显然不属于第一种。世界上很多事并不是黑白分明，很难说清楚认真写，多写，还有硬写的界限在哪。有时候只有硬写，才能柳暗花明，硬写了，才变得会写。谁都害怕凭空而来的命题作文，谁都知道这玩意没意思，可是事实上，堂而皇之说着文章要从心底淌出来，应该怎么写和写什么的时候，我们没办法回避硬写。

说白了，所有文章都可能是命题作文，只是喜欢和不喜欢。有时候不喜欢是遮羞，底牌是并不擅长，或者压根不会写。能力就是水平，水平又反映了能力。千古名篇《岳阳楼记》是现成例子，这是地道的命题作文，范先生仲淹没去过岳阳楼，可活生生地把文章给写好了。

砚田的收入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我在台湾出了第一本小说集，以后又接连出了十多本。稿酬是美元，一本书一千六百美金订金，当时工资是二百多元人民币，兑换比价差不多一比十，手上捏着一万多美金，对于一个穷惯了的小说家来说，俨然像个小富户。

有一天，伯父从北京来，母亲告诉他我拿了十多万美金。伯父很吃惊，觉得这是个天文数字，我连忙笑着解释，母亲弄不清楚比价，已经换算过了一回，应该相当于十多万人民币，不能再乘一个十。那年头，真有十多万美金，都可以买最高档的花园洋房了。

一转眼过了快二十年，台湾出一本书，仍然还这价格，还是一千多美金，比价掉了许多。在香港出书，更是丢脸，基本上等于不给钱了。粗粗一算，二十年前一本书的收入，相当于五六年工资，现在呢，连两个月都不到。这个起码可以说明台湾和香港的现实，日子越来越好过，经济越来越富裕，文化人的收入并不乐观，还是老样子。

在大陆也这样，上世纪八十年代，发表一短篇小说，相当于普通人两个月工资。当时收入差别很小，还没有贫富悬殊的问题。现如今发表一个短篇小说，基本上是工薪阶层的一周收入。根据国家稿费标准，千字五十到一百，一个短篇也就七八百元。当然，每人的情况会有些不同，我说的是普遍现象，是通行的标准。如果《小说月报》还能转载，还能收到别的集子里，还能出书，当然还会再有点收入，不过肯定有限。

在信息时代，总会见到一些吸引人眼球的数字，譬如某作家的一本书，拿了上千万稿费，拿了几百万预定金，卖了多少钱的版权。不想说这些都是假的，有水分却是一定。我的一部长篇就有拿了百万大奖的报道，都看到了这条错误离谱的新闻，相关的辟谣和更正，基本上没人注意。

当代中国作家谈不上穷，谈不上富，这很正常。上世纪的八九十年代那样，写写小说就挣了不少钱，反倒有些异常，不合国际惯例。让市场来决定，听上去残酷，毕竟更公平。避席畏闻文字狱，著书犹为稻梁谋，旧时读书人以文墨维持生计，把砚台叫做砚田，不过是混一口饭吃。鸟为食亡，人不为财死。“非诗之能穷人，殆穷者而后工也”，所谓穷而后工，只是一种说法，也是一种高调，其实不穷不富，才最适合写作。太穷了，成天忙于生计，没办法写。太富了，掉在钱眼里，也写不好。

女儿曾经问我，当初开始写小说，有没有想过稿费。我说没有，这个是真的没有，胡里糊涂地就写了。女儿又问，如果有一天没稿费，还会不会写。我说当然会写，只要还有一口饭吃，还会写，唐诗宋词没拿过一分钱的稿费，不是照样写出来了。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

无意中看电视的文化节目，画家范曾正孩子气地背《离骚》，因为剪辑，开头几句还明白，后面便不清楚。总之是背完了，据网上介绍，他七分钟就把近三千字的《离骚》背完。这相当厉害，不由地感叹，那么一把年纪，还能记住。

如果久经考场，背《离骚》也没什么，我们小时候背语录，背老三篇，基本上都能倒背如流。难就难在上了年纪，难就难在一口气不停顿。若给人一支笔几张纸，允许慢慢想，这活或许容易许多，毕竟默写有停顿，注意力也容易集中，可以一边写一边想。当众背诵仿佛演员念台词，具有表演性质，说走神就走神。

凡是中文系出身的人，为了应付考试，都被《离骚》折磨过。它不仅漫长，而且诘屈聱牙，有的字，查了字典还不会读，有的字，会读却不知道意思。记得大学时讨论，一位来自北京的高材生怒不可遏，气鼓鼓地说屈原一点都不谦虚，从头到尾自吹自擂，一个劲地自我表扬，都是我怎么好，别人怎么不好，这叫什么事呀。

《离骚》在文学史上有着非同寻常地位，但是很长时间，我总是喜欢不起来。理由一，恰如那位同学说得那样，见过自恋的，没见过这么自恋，众人皆醉我独醒，凭什么说你是醒着。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谓余以善淫，理由二，忍受不了他的忠君思想，为什么要对愚蠢的楚王那么忠心耿耿。

屈原一生，都想成为伟大的政治家，治国平天下。事实却是只能洁身自好，长年沉浸在理想的虚幻中。百无一用是书生，屈原放逐乃赋《离骚》，这是苦难出诗人的最好例子，也是文人不得志的安慰剂。东晋的王恭有句名言，“但使常得无事，痛饮酒，熟读《离骚》，便可称名士”。这位仁兄是熟读了《离骚》，可惜不会带兵打仗，结果兵败被杀。

这些年来，谈不上多喜欢《离骚》，可是常用它来检验记忆力。遇到无聊的会议，当官的喋喋不休，作家们胡说八道，无良学者慷慨陈辞，我就假装在记录，想一段写一段。说老实话，到今天这把年纪，脑袋里储藏的玩意，是黄鼠狼拖鸡，越拖越稀，说不定哪一天，今天还能默写的那些句子，说没就没了。

不喜欢屈原的理由，其实都站不住脚。他自恋，文人都自恋。不喜欢诘屈聱牙，在两千多年前，他只能用这种腔调说话，我们今天习惯的时髦词，他老人家不会。当然，最糟糕的是他只能忠君报国，毕竟是书生，毕竟一腔热血，君王昏庸报国无门，也不是他的错。

皇帝跑哪去了

很多年前，爱画女人的画家朱新建还是翩翩一公子，初次见面，送给我一本新出的连环画，是江苏少儿出版社的《皇帝的新衣》。他的构思很有意思，皇帝不是赤条条，穿了条小红裤衩，胖乎乎的，像一头棕色的小肥猪。

为什么皇帝的皮肤是棕色呢，我想不明白，也许这个颜色配上鲜艳的红裤衩，更好看更性感。也许画家本人有这偏爱，他心目中的皇帝就这样，不是白人，不是黑人，也不是黄种人，得有点肉，瘦骨嶙峋便不好玩。如今回想起来，这么设计既有时代特色，也符合艺术表达的要求，一条小红裤衩还是必要的，你总不能有伤风化，真画一个光屁股的皇帝给天真的孩子们看。

那是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思想刚刚开放，改革已经起步，艺术学院正在讨论能不能裸体写生。结果当然是可以画应该画必须画，害得青春期的我们心猿意马，在背后经常议论，十分羡慕美术系留长发的男生。那年头，能将皇帝的小红裤衩剥去，令真相于大白，是一件多么愉快的事。

安徒生的童话很多，除了《卖火柴的小姑娘》，还能让人牢记在心的，就是《皇帝的新衣》。这故事家喻户晓言近旨远，我们侃侃而谈，准备说大道理，常会莫名其妙的理直气壮。都是文明人，有着一肚子文化，都相信自己就是那个敢说真话的孩子，然而很不幸，我们常常不是。

如果我们是皇帝就好了，被骗就被骗，毕竟还是吃香喝辣的陛下。如果是骗子，这也不坏，被骗一乐，骗人也一乐。生命不息，骗人不止。偏偏我们只是普通人，只是看客，只能插科打诨。有时候，我们还会在无意中跌入陷阱，不知不觉中处于困境。

皇帝有没有穿衣服，说简单，也不简单。经验中的皇帝显然一丝不挂，这已成为一种思维定式，成为了习惯，事实可能不完全这样，譬如朱新建版的《皇帝的新衣》，就穿着小红裤衩。现实生活是人云亦云，我们都觉得自己说真话，真相却是，只是跟在别人后面学舌说了真话，皇帝还有条鲜艳的小红裤衩。

一条小红裤衩足以挑战一个传统故事，当然还可能有更大的颠覆，不止是有没有小红裤衩，而是在我们的面前压根没有什么皇帝。皇帝并不在现场，他不知道跑哪去了。眼下的许多装模作样的争论就是这样，有没有皇帝已不重要，我们面红耳赤，我们口若悬河义正辞严，站在甲方乙方的立场，只图说得痛快，将经验主义的错误犯得肆无忌惮。

皇帝的缺席，是《皇帝的新衣》的最新版本。

三次中学讲课记忆

有过三次在中学讲课的经历，每次都很失败，都有种挫折感。一朝被蛇咬，十年怕草绳，再遇到类似机会，我总是十分诚恳地请辞。尺有所长寸有所短，有人天生会说，有人天生不会，像我这样，跑到中学去胡说八道，真的是不太合适。

第一次去中学讲课，是因为推托不了。朋友兼邻居有个宝贝女儿，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吹牛，说同一个楼里还住着一位傻乎乎的作家。消息传进班主任耳朵，下了指示，一定要让我去现身说法。女儿便回去命令父亲，父亲又来说项，软磨硬泡仁至义尽，我不知深浅，稀里糊涂答应了。

这是我第一次给学生讲课，朋友的女儿又高又大，有些早熟，按她的模样打了腹稿，没想到一走进教室，全是半大不小的毛孩子。还没打上课铃，几个调皮捣蛋的小家伙又喊又叫，在面前追过来跑过去。讲课过程让人沮丧，原来准备的话，根本没办法说出口。孩子们瞪大了眼睛，似乎在等我说什么，然而只要老师不监视，立刻显现出了顽皮本性，不是做鬼脸，就是相互打闹。说什么已不重要，我不由地走神，想起了自己的初中时代，那年头，我们也这样，只要老师不管，谁在上面说什么都不会听。

第二次是去女儿学校，更是硬着头皮，既然为别人女儿出过场了，自家的事只能当仁不让。这一次对象是高中，属于讲座性质，让学生自由旁听，女儿因此得以逃脱，总算没看到老爸如何出洋相。我建议学生不要看报纸，不要信宣传，因为现在的许多孩子，一写作文，都是报纸上的口吻，都是大话。事后女儿问一男生，我老爸说得怎么样，男生一脸不屑，说“一××糟”。这是典型的南京口语，中间两字有辱斯文，意思是一塌糊涂。

有了两次不成功的经验，再来第三次，多少有点愚蠢。第三次是去一所中学给文学社的同学讲课，记不清怎么就答应了，很诚恳地说了一番，苦口婆心，告诉同学们没必要立志当作家。该读书，还是应该读书，考大学没意思，该考还是得考。拼命说作家伟大，其实是个谎言，千万不要觉得写作崇高，硬逼自己走文学的道路。写作是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应该水到渠成。

我显然太不会说话，不会表达。尽管态度认真，可是有学生比我还认真。终于讲课结束，一名戴眼镜的学生拦住我，说作家没有多伟大，难道鲁迅不伟大吗，又说他弃医从文，以文章治病救人，这难道不崇高吗。他比我还会说，虽然年长了好多岁，我竟然说不过他。

作为时尚的世界杯

不知怎么的，世界杯总会让我想起诺贝尔文学奖，说当回事，真当回事，说不当回事，真不当回事。上世纪八十年代，谁要是获得这奖，中国的市场上立马卖掉许多书，譬如辛格，一个老掉牙的过气作家，短篇小说集光是初版，印了不可思议的九万册。现如今再得奖，虽然也爆炒，媒体也使劲吆喝，不说票房毒药，印数常常不能过万。

世界杯就像女人的生理现象，到日子折腾一番。每隔四年，世界杯开赛了，必定热闹先行，雷声越来越大，雨点越来越小。出场费越来越高，电视转播费越来越贵，关注的人越来越少。皇帝不急太监急，我怀疑最能起哄的还是中国人，只有我们才会把参加世界杯当回大事。这也难怪，对于国人来说，毕竟百年一遇，或者说基本上不会再遇。不像人家足球强国，参加世界杯不是事，不参加爆冷出局才是事。

作为一种时尚，世界杯最时尚的地方，是可以把调门提得很高。世界杯的最大广告是爱国主义，足球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足球。球星们一定是爱国的，哭着喊着，以不能在世界杯的大舞台上为国效力而抱憾终身。球迷们是爱国的，自己国家如能出线，再烂也会为之呐喊疯狂。再进一步说，足球流氓也爱国，只不过走了火入了魔。

说白了，世界杯是一场国与国之间的战争。只不过比较文明，通过抽签方式，根据竞赛规则，有惊而无险。不流血，偶尔个别球员鼻梁会被撞断。没有明目张胆的黑哨，有一些假或真的绯闻。可惜我们只能隔岸观火，帮别人爱国。好在无欲则刚，没有了中国队，徒有爱国之心，无法自恋，索性爱一回巴西，爱一回阿根廷，爱一回意大利。这一届世界杯，我们不妨移情别恋，有点新创意，找个非洲队爱一回，不要老是傍着大款。

世界杯不可能是足球比赛的最高境界，世界太大，一块蛋糕得大家分着吃。必然是强弱分明，弱国无外交，弱旅注定当摆设陪人家玩。足球世界的明星们都被各豪门俱乐部包养，以精彩程度而言，世界杯甚至不如欧洲杯，欧洲杯又不如欧洲冠军杯。强强对话，主客场来回打，这种比赛，才是足球中的足球，精华里的精华。

世界杯只是球星们的大party，漫长的联赛终于谢幕，西甲，意甲，德甲，法甲，英超，该完的，都完了，都结束了。球星们钵满盆满，精疲力竭，赶紧回国家队，赶紧操练，因为世界杯要来了。

世界杯有太多水分，它究竟能有多精彩，懂行的都知道。

前辈作家

很多年以前，跟作家陈村在一起聊天，他忽然自称起“中年老作家”。当时听上去还有些矫情，仿佛女人风韵犹存，又不甘心青春已逝，发嗲说“我老了”。老不老不重要，关键是不甘心。白云苍狗，岁月说过就过，如今想要说个不字，想不倚老卖老，都不行。

还是很多年以前，中国作协同时召开两个代表大会，一个中年作家会议，一个青年作家会议。年龄正好以我为界，结果同仁们兴高采烈分头参加会议，只有我成为例外。参加代表大会也是一种崇高荣誉，有人很在乎是否能够出席，事后领导表示歉意，跟我打招呼，说在考虑中年作家名单的时候，发现我属于青年，后来研究青年作家的名单，又觉得我是中年，于是乎一来二去，就把这个人给忘了。

《萌芽》杂志在千岛湖召集两代作家对话，很热闹，让媒体有了不少话题。老一辈作家是陈村，曹文轩，方方，格非，余华，当然还包括在下。按照主办方的说法，80后的代表作家，除了韩寒，差不多悉数到场亮相。所谓对话，其实也没说什么话说，谈文学，通常都是不谈文学。印象最深处，是耳朵边不时响起“前辈”两个字。在这帮青年才俊的眼里，我们这些前辈货真价实，不但老，而且朽。自古英雄出少年，似水红颜惹人怜，很有些武侠小说中的情景，称呼中略带一点客套，客套中已暗藏杀气。高手过招，先让老朽们三个回合。

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赶旧人。想当年，我刚进入文坛的时候，也曾年轻过，看着那些很老的作家，童心未泯地追着前辈女作家喊小张小李，觉得十分滑稽，觉得老家伙们真是人老心不老。现如今，不要说我们的前辈，同一辈中的资深美女作家，哪个不是老大妈，很快就得老太婆。光阴似箭，岁月不饶人，郭沫若被尊称为郭老，茅盾被封为茅公，都是在五十岁那一年，而且还都是虚岁。

英雄不看出身，有时候却还真得看看年纪，算算岁数。三十年前我开始写小说，刚打算气盛，想到了德国作家托马斯·曼，就忍不住沮丧和叹气。曼写《布登勃洛克一家人》的时候，才25岁，我这岁数却还没走出大学门。人比人，气死人，也羞死人。曼获得诺贝尔奖是54岁，搁我身上，也就是再过一年。

当前辈作家的感觉并不好，老冉冉其将至兮，叹时光之不吾与。还是年轻好，老了老了，老了就了，文学说到底，是做一件不可能的事，注定壮志未酬。噫吁兮，书生老去徒成前辈，不是英雄，泪沾襟这种话就不说了。

也说经典

贵州的何锐兄电话，每次都像地下党接头，充满了神秘气氛。总是用低沉的声音，直截了当地问：“最近在搞什么，能不能搞篇小说？”电话很突然，没有任何铺垫，我一时不知该说什么，既要琢磨这是谁，又担心会不会有人开玩笑，这年头有太多的骚扰电话，正踌躇着，就听见他声音更加低沉，语气加重了：“我是何锐！”

这年头好编辑不多了，痴心热爱编辑工作的更稀有，何锐起码还能算一个。主持《山花》许多年，说到省级刊物的全国影响，这本杂志名列前茅。用流行的话，绝对属于第一方阵。前些日子，又玩起新花样，说是新编了一本书，将自认为是经典的小说结集出版。承蒙赏脸，也选了在下一篇，选就选了，却还不就此放过，电话嘱咐，一定要写篇散文说经典。

不忍心断然拒绝，只是敷衍着。这年头，很多事采取拖延战术，拖着拖着就敷衍过去。就在觉得差不多之际，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已忘到了九霄云外，何锐的电话又来了，说谁搞好了，谁也搞好了，你的搞了没有，什么时候交稿，人家出版社正等着，就缺你了。

一时间，我想到了耍赖，说关于经典，真的没什么好说。我知道何锐是个非常顶真的人，而我也就是看上去顶真，熟悉朋友都知道，我其实经常稀里糊涂。跟他商量，能不能不写，他立刻用了断然的口气，说“这个不可以，这个绝对不行”。根本没有商量，别人都写了，你为什么不能写，别人都可以说经典，为什么你就不能。

很多年以前，作家方方主持一本很好的刊物，也曾命令谈论经典。我这人有两个特点，一是不认真，一是耳朵根软。无论什么样的文章，只要是硬逼，总是会写的。给方方的那篇文章内容已忘光了，有个意思还能记得，就是根本不相信什么经典。经典通常是瞎胡闹，是自说自话，我只相信是非，是非很简单，一辨就明白。

每个人的心目中，都可以有经典。所谓经典，就是我们认定的好东西。是人都有向善之心，然而人各有志，有不同的人，就有不同的经典。何锐认真，也有些天真，他觉得是经典，很显然未必就是。譬如在下的文章，贸然挤身进去，很可能遭到有识之士的痛骂。

按照我的傻想法，经典这样会招惹是非的字眼，最好少用，最好不用。当然，也许并不是何锐的本义，他不过想编一本好看的书，无意中想到了一个抓人眼球的经典。有没有非议不重要，说不定能引起争论，正是出版方所希望。

沪宁线上

一百年前，赵元任在上海读书，他是常州人，去沪上求学可不容易。先坐小火轮向西北往南京，再坐江轮向东南，几经折腾，从出发再到达，大约一周时间。这就是当时的速度，因此火车一通，沪宁线上无不欢欣鼓舞。

多少年来，江南的交通要道是大运河，与运河无关的上海一直边缘化。铁路改变了沪宁沿线，从此上海成为长江三角洲的中心。试想一下，沪宁线上的城市，一路过来，过常州，过无锡，过苏州，拐弯去了杭州，大上海还有什么戏可唱。

清朝快灭亡的时候，老家伙们惊叹时局变化太快。当时的所谓快，今天是慢得不能再慢。自上世纪八十年代的改革开放，沪宁线每隔一段日子，就会有太大改变。过去只有慢车和快车，能坐上快车便很不错。后来有了旅游专列，那种游字头的双层列车，一度很时髦和奢侈。刚开始，还有人抱怨票价太贵，卖弄坐这车如何舒适豪华。

记不清在沪宁线走了多少次，自从有旅游专列，感觉已经很方便，很现代化。渐渐旅游专列变得不稀罕，越来越老土，竟然销声匿迹，成为了老古董。起码是在沪宁线上，你已经不可能再见到双层列车。有一段日子，耳边常常听到提速这样的字眼，然后就真的提了速，然后就开始有了动车。

动车使得这世界又一次发生重大改变，南京人逛上海，上海人玩南京，早出晚归变成寻常事。一百年前要一周才能完成的旅行，现在只要两个多小时便搞定。人们对速度的观念月新日异，怎么夸张地去想象，都不会太过分，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京沪高铁很快就要通车，见怪不怪，媒体广泛报道渲染，大家心理上早做好充分准备。到时候，南京上海只要一个小时。然而与时俱进也是有代价，在列车一次次提速的大好形势下，从我家开车去火车站的时间，也很遗憾地不断增加。五年前，十一二分钟足矣，现在必须放宽到一个半小时。堵车的恐慌威胁着每一个赶火车的人，而且越来越严重，提速和减速已成为不可调和的矛盾。

眼下，我正坐在从上海回南京的动车上，身边的老人在抱怨，嫌火车太快，无法欣赏外面风景。确实太快了，眼睛根本就不能往外看，近看不行，远看也不行。修建的高铁拦住了视线，经过苏州，美丽的虎丘塔也看不见了。顿时让人深有触动，我太太是苏州人，过去为了相会，常在沪宁线上走，远远看见虎丘塔的雄姿，心情立刻很愉快，血液流动也快了许多。

可是现在，坐火车上，已看不到虎丘塔了。

老外的目光

三十年前夏天，我骑自行车从南京出发，花了一整天时间，兼程220公里，黄昏时分到达无锡。那年头公路是石子路，一路颠簸，正十分疲乏和无聊，突然眼前一亮，不远处已是太湖。

过九曲十八弯，面对波光鳞鳞的水面，心情陡然好起来。看到太湖，就是看到无锡。无锡美，美就美在太湖水。很后悔没带相机，我虽然不专业，一度也非常热爱摄影。时过境迁，历史不会重来，好照片不可复制，当时没留下记录，只能永远遗憾。

我是老照片的爱好者，算不上发烧友，只要能见到，便不会轻易放过。老照片可以流露出丰富的时间信息，不管摄影行家是否同意，我总觉得拍照首先记录历史，然后才是艺术。照相机这玩意是老外发明的，最早记录中国历史的老照片也是老外拍摄，对于中国人来说，这个老外是哪一国不重要，可以西洋欧美，也可能东洋日本，重要的只有一点，都是外国人，都是老外。

老外的目光肯定与我们不一样，他们随手拍摄下来的历史，与我们的记录很可能会有所不同。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有时候，真的非常需要老外视角，通过他们独特的目光，重新观察和校正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代中国正在剧烈变化，经济和文化日新月异，老外独特的拍摄角度，不只是记录了不同寻常的当下，更重要的是还可以启发未来。

暮春三月，江南草长，十位来自海外的摄影家，雅集名城无锡，聚焦此地的风土人情。作为专业的摄影界人士，他们的目光自然独到，构图必定精美，给我们视觉带来美好的享受。因为机缘，我有幸先睹为快，看到了这些照片，并且受命为精选出来的影集作序。

不知道在序里该说些什么，我非常不喜欢命题作文，要说也只能说几句真话。也许，特别想说的就是，与常见的老外拍摄的历史老照片不同，这一次我们所能见到的，不管它们有多漂亮，制作多精良，却还是似曾相识。换句话说，作为观赏者，我并没有太吃惊，更没有很意外。老外所看到的一切，与我们自己的目光所及，虽然还会有差异，但是已没什么太大不一样。

这说明什么呢，说明了与时俱进，说明了开放和发达。我们都改变了，老外的目光，放弃了以往的单纯猎奇，不再满足于奇风异俗。我们的思维，再也不是少见多怪，盲目排外或者崇外。面对共同的地球，我们已开始了用全球化的目光来审视，我们学会了应该这样看世界，也知道应该让世界这样来看我们。

不得不再说的经典

何锐兄认死理，非得让人谈经典，我无话可说，强调自己从来不相信这个。他电话威逼，又来了一封信，坚决不肯放过。遇上朋友固执该怎么办，要么你更固执，装傻，干脆不理他。要么就认倒霉，还是装傻，他要求怎么样，你就顺着他说。

何锐兄认为，中国文学遭遇瓶颈，主要是缺乏经典意识，缺乏先锋意识和都市意识，以及纯文学创作的后继乏人。因此他让你必须回答下列问题：“谈谈自己对经典的感受和理解，比如，你心目中的经典，为什么经典离我们越来越远，作家为何要具有经典意识，特别是一个优秀作家应当以怎样的方式对经典做出自己的回应。”

我觉得所谓经典，仿佛电视广告中的钙，给人留下一个印象，似乎只要花钱补一下，就可以十分健康。所有中国人都缺钙，所有中国作家都缺乏经典意识。按照广告商的宣传，我们都去吞服几粒文学的钙片，问题是否解决，答案当然是不可能。

事到如今，我们身边有着太多文学经典，多得甚至让人怀疑，大家不是缺钙，而是钙太多，骨骼已经老化，动不动就骨折。从稚嫩的中学生和女记者，到老辣的文学教授兼评论家，开出口来一套又一套，小说本来就一个小，现如今一张开嘴，偏偏全是大。

美国作家海伦是个很好的例子，作为一个盲人，作为聋哑人，所能接触的文字，都是最经典，因此她写出来的文章，有种一尘不染的典雅。很显然，因为这样那样的限制，她没有被糟糕的文字作品污染过。谈笑皆鸿儒，往来无白丁，取法乎上躲避糟粕，光接受经典熏陶，肯定会有好处，但是在一个世俗社会里，这根本不可能。

经典并没有越来越远，它们就在我们身边潜伏，就在身后的书架上。事实上，我并不赞成要有什么经典意识，曾几何时，对作家必须写出“力作”甚嚣尘上，充满了功利色彩，结果空喊半天，跟没说一样。写作应该从心灵深处流出，它需要我们的非凡努力，不懈抗争，与经典还真没多少关系。中国文学确实遭遇了瓶颈，然而依靠经典，肯定解决不了任何问题。

事实上，不只是写作者，包括阅读者，对经典早已似是而非。我们不是无动于衷，不识庐山真面目，就是把经典当作大棒，对着文坛一阵乱打。经典成了皇帝的新衣，成了包装的商品，没有具体分析，没有生命感受，只剩下了空洞的外壳。

不好意思，应该顺着说的命题作文，说着说着又拧了，真对不住何锐兄的苦心。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并非多余的担心

十多年前在台湾街头，成群结队的摩托呼啸而过，负责接待的台湾朋友看着车流汹涌澎湃，很忧郁地说因为车手不戴头盔，每年车祸很多人。他感慨明明有法律，规定骑摩托必须戴头盔，可惜大家就是不戴，就是不把潜在危险当回事。

这位朋友不愿让大陆同胞觉得台湾人不遵纪守法，犹豫了一会，又苦笑着解释说此地太热，动不动三十多度，硬逼着骑摩托的人戴上厚厚头盔，确实有些难度。法律是法律，现实是现实，法不责众，大家都不戴头盔，有关部门也不能赶尽杀绝，只能睁只眼闭只眼。

这些年大陆开车的人越来越多，我常常会想，真该感谢路口的电子警察，因为它们无情，货真价实罚款，开车的司机才不敢造次，否则不知会怎么乱来。虽然有些老江湖，知道某路口没电子警察，知道如何绕一下，就可骗过电子警察，但是闯红灯的毕竟不多了。人们可以不在乎法律，不在乎生命，却不能不在乎钞票。

所居住房子的遮阳篷坏了，住五楼，请人过来重新拆换，价格一谈就妥，说好第二天安装。我一再强调，价格不重要，关键要安全，说你们动工，一定要系安全带。小老板一口答应，胸脯拍得山响，很严肃地说绝对放心，我们绝对注意安全。

于是付订金，一拿到钱，小老板立刻眉开眼笑。第二天，带了个小工过来，冒冒失失就要干活。我问怎么没安全带，小老板说你放心，我们干了多少年，从来没用过这玩意。又说你这是五层，几十层的高楼，我们都不用安全带。一口一个放心，一口一个没事，我被他弄得情绪很坏，想拒绝施工，却是有理变成了无理，当时气氛下，坚持要用安全带，似乎在故意为难，似乎在耍赖。

很后悔做出让步，只要让一步，就不由自主不可收拾，结果整个安装期间，我都提心吊胆，都在指责自己。他们觉得主人胆子太小，过于担心，让他们小心注意，就反过来安慰我不用害怕。很快完工，小老板拿了钱高兴离去，我心里始终快活不起来。

做人真应该要有原则，不该让步，就不让步。有被人强行绑架的恐慌，尽管小老板一再撇清，强调小工是他带来，出事与别人无关。人命关天，真出事，谁也逃脱不了干系。我想到小工悬在窗外的情景，想到那种置生死于不顾的所谓大胆，忍不住还是后怕，还是恨自己没原则。“君子以思患而豫防之”，防患于未然，并非多余的担心。不能因为没出意外，就感到庆幸，就得过且过，下不为例，怵然为戒。

旁若无人

大清早被楼下的收音机吵醒，叽里咕噜不绝于耳，万般无奈十分恼火。昨晚睡得晚，人还很困，想睡又无法睡，只能爬起来写小文章。

天气正在变热，暂时还不需要空调，开着窗户睡觉，既低碳又绿色，然而来自楼下的噪音，像清晨升起的雾气一样阻拦不住。天刚蒙蒙亮，早锻炼的起来了。有一位戴着眼镜，看上去很瘦的中年人，正沿大楼前的小径来回散步，手上捏着个小收音机，虽然我住五楼，还是很清晰地听见那里面在胡说什么。这个理直气壮的家伙经常这样，有人已指责过他了，但是依然故我，根本听不见别人的意见。

我认识的一位女士经常抱怨她母亲，说天底下再也没有比她老人家更自爱的人了。这位老太太心目中一辈子没有别人，只关心自己，唯我独尊。早在女儿上中学的时候，这位母亲就说自己快死了，有这病那病，现如今，重孙都上小学了，老太太不但健在，都九十出头，仍然在对女儿抱怨身体不好。旁若无人未必幸福，老太太便是最好例子，她只知道自爱，只在乎自己，只希望别人关心她，爱她，从不考虑别人感受，根本不在乎自己之外的任何事。

常可以遇到那些肆无忌惮的打手机，这些人即使吊膀子，也不会小声说话。越是公众场合越来劲，越是人多越嗓门大，越中气十足。黑社会老大说话都没这气势，在火车的车厢，在餐馆的大堂，在电影院，全然不顾别人存在，一个朋友对老外解释为什么中国人上馆子，动不动就要一个包厢，因为大堂的噪音实在太大，你又不可能戴着耳塞子去用餐。

到处都有这种旁若无人的厉害角色，无论所谓的贫民窟，还是成功人士的高尚小区，都是差不多品质，都可以种菜，养狗，喂鸡，公然盖违章建筑，彻夜唱卡拉OK。一哥们住高档别墅，有钱人买楼通常都不住，平时见到的只有保安，一拨又一拨的装修民工，一条像藏獒一样动不动会溜出来的黑狗。为这条狗，110已出警数次，狗主人照样无动于衷。

都说80后孩子太自私，都怪罪于独生子女政策，然而有什么样的父母，难免有什么的子女。如果我们的日常生活，全然不能在乎别人，丝毫不考虑他人感受，永远是旁若无人，又怎么可以希望自己孩子突然得道成仙，成为处处会想到别人的君子或者雷锋。自私未必是人的天性，说来说去，还是我们自己养成。

走自己的路，让别人说去吧，这种道貌岸然的名人名言，可以用来励志，有时候，又会有很坏的后果。

低碳的生活价值

写下这几个字，自己先笑。仿佛记者提出的时髦话题，搁报纸上可以做大标题蒙人。你会被突然弄糊涂了，如果喜欢顶真，喜欢思考，就会忍不住问，什么叫低碳，什么叫生活价值。

一直觉得无论低碳，还是生活价值，都可有可无。我们并不是依靠某些概念才活着，老派的《康熙字典》中没有“价值”，权威的《现代汉语词典》没有“低碳”，大家照样活得很好，照样养得很滋润。把简单搞复杂，既是媒体的无聊，也是媒体的无奈。按照我的傻想法，低碳就是省事，然而媒体要做的，必须得费事，必须不能省事。

我太太很在乎别人的看法，请客吃饭，最乐意请外国人，洋人容易打发，点什么菜都会喊好，喝什么汤也能咂嘴。很害怕宴请某些熟悉朋友，现如今的国人，不管混得阔与不阔，好像都忘了过去的苦日子，都成了美食刁民，开口这绝对不能吃，那绝对不能碰。遇到这样的挑剔者，点菜只能多和乱，而且剩下了，明知道铺张不对，明知道浪费不好，也不好意思打包带回。

现实是我们一方面很绅士地谈论低碳，谈论生活价值，另一方面，又在不经意之间，暴露了骨子里喜欢奢华，莫名其妙地讲究排场。虚荣无底欲壑难填，开好车，喝好酒，抽名烟，住大得离谱的房子，这些与我基本上不沾边，但是世风日下，也会忍不住跟着瞎起哄，忍不住津津乐道，忍不住羡慕。

我们家洗衣机可以上排水，也就是说，只要愿意，只要不怕费事，就可以循环利用。我太太是环保主义者，垃圾一定分类，公家的空调也舍不得多用，坚持洗衣机的水冲厕所。最后一项我向来反对，理由非常站不住脚，认为有碍观瞻。小时候，有人利用往桶里滴水的办法偷水，据说这样水表就不会运转，给我留下很坏的印象，总觉得厕所放着一盆盆水，难免偷水嫌疑。

专家对低碳有非常专业的解释，低碳不仅仅是节约，不等同于简单的环保。低碳可以产生一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可以造成完全不同于以往的生活态度。当然，关于低碳常会遇到一些极端行为，赞成者差不多是苦行僧，恨不能重回原始时代，反对者看成是骗局，是原教旨主义的歇斯底里。

因为极端，作为普通人，有时候反倒不知所措。是理念在先，还是心性使然，这个很值得扪心自问。简单地说，低碳不应该只是热点，只是时髦，否则一转眼都会过去，我们身边已有太多这样的例子。

前辈作家的教诲

前辈作家高晓声关于文学的两个观点，一直让我耿耿于怀，获益非浅。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期，他是江苏最火爆的作家，也是全国最有影响的小说家。从北京领了大奖回来，电视台前去采访，问他对文学有何看法，他用一口浓重的乡音回答，说文学吗，是好玩的事。

这个回答让采访者目瞪口呆，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文学仍然被捧到了不能再高的地位，不说是打击敌人教育人民的有力武器，起码也应该冠冕堂皇，把调子再稍稍提高一些，可是被誉为农民代言人的高晓声，很干脆地用了两个近乎犯忌的字，“好玩”。

伟大的孔子曾经说过，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好玩并不是什么大逆不道，好玩就是“好”，古人论文，常喜欢用到这个当作动词的好。还有一个字当然就是玩，玩味的玩，把玩的玩。文学是要让人琢磨，要让人玩味和把玩。因为很多人的文学太直露，剑拔弩张毫无藏锋，高晓声又表明了自己的第二个文学观点，这就是要潜移默化，要稍稍拐点弯，绕个圈子。不能说直截了当不是文学，然而太直截了当，太浅薄了，很可能就不够文学。

高晓声的两个文学观点很直白，是对“文学有什么用”的最好解释。文学是热爱文学的人的事业，对于那些不喜欢文学的人，文学一点用都没有，文学也一点都不好玩。文学只对那些准备要感动的人起作用，我们所以感动，是因为已做好被感动的准备，是文学搔到了我们的痒处，或者用最流行的话说，是文学碰到了我们的G点。否则仅仅是把文学放在一个很高的位置上，竖一个再大的牌坊，仍然没有任何意义。

文学作品如果不被阅读，无论什么名著，无论什么大奖，都和垃圾没太大区别。因此，一个人准备从事文学工作，别老想着当鲁迅，当托尔斯泰，先问问自己是不是真心喜欢。要知道，文学首先不是为了别人，而是为了我们自己。不要光想着拯救别人，而是先要拯救自己，打算去惊醒愚昧的国民前，最好先让自己醒醒酒。

高晓声是家父的好友，是患难兄弟。与方之的热心过度不同，高晓声鼓励我写，对发表却无所谓。方之说，小兆言的这篇小说肯定发不了，能不能想个办法，让他改一改。高晓声板着脸，说改什么，就这样，要写，不如再写一篇别的。有一段时候，我成天被退稿，觉得很丢脸，垂头丧气。高晓声说，别投稿了，放抽屉里，有一天你写好了，这些玩意都能发表。

从《背影》说开去

有些记者靠打电话，就能写成很轻松的文章。一个电话过去，细声细气地怎么怎么了，然后问有何想法，如何看待这问题，如何对待那现象，为什么为什么，第二天就见了报。有时候，还八九不离十。有时候就惨了，八九都离了实。记者按照自己思路写稿子，才不在乎你说什么。

不太好意思拒绝采访，一来电话突然响了，你反应不过来，不至于摔电话吧。二来人家也没恶意，谁都得混口饭吃，这年头找工作不容易，当上记者更不容易。因此我总是留一手，坚持不说过头话，不骂人，跟谁都打哈哈。有话真想说，就自己写文章，更清楚更明白，还能挣点小稿费。

譬如这次的话题，要不要将朱自清先生的《背影》从课文中删去。我当然持反对意见，不是不能删，是现如今要删的那些理由，实在站不住脚。什么违反交通规则，什么老父亲娶过小妾，我想这些意见，谈不上做学问，只是在搞笑，媒体不该太当真。

该当真的是，究竟什么样的文章，才适合作为教材。说老实话，无论什么文字，只要成为教材，都难免死气沉沉。一为文人便无足观，一为教材，立刻一本正经，立刻好玩变得不好玩。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觉得还是太把教材当回事。教材其实就是识字课本，让我们用来举例，说明一些浅白道理。我们习惯把教材当《圣经》，为学生上课，就是替圣人立言，一言一行都是楷模。有人的一篇狗屁文章选入教材，于是奔走相告，拿着鸡毛当令箭，仿佛得了诺贝尔奖，写简历推荐自己，一定要把这一条隆重列出。

朱先生对中学语文教育有非常突出的贡献，虽然贵为大学教授系主任，编“国文”教材一直是很认真。不仅编，选定范文，而且身体力行，始终在努力写。可惜这些努力被后人所忽视，大家就知道《背影》，就知道《荷塘月色》，因为选进了教材。

《背影》当作写人的范文，非常适合。多年来，朱先生的地位一直很高，有人曾经说过，将他的散文作为样板悬置于国门，不能增删一字。这个就有些夸张了，不妨分析一下《背影》开头的这两句话：

我与父亲不相见已两年余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他的背影。

两个“我”起码可删去一个，“余了”二字也能删，汉字习惯中，“已两年”是模糊概念，可以含两年余了的意思，不如索性改成“两年多”。给学生上课，别去讲交通规则，也别谈小老婆，说一说语言的细微之处，咬文嚼字，或许更有意思。

LV的蛇皮袋和爱国

前几日，几个文化人聚一起大谈国货，争得面红耳赤。从世界杯说起，很快落实到韩国人身上，为什么人家足球踢得好，为什么人家喜欢用自己的国产车。我们买什么玩意都一个德行，最好进口原装，其次合资组装，最后才凑乎用的国产。于是乎得出结论，为什么没有叫得响的民族工业，一句话，中国人都他妈的不爱国。

说的人很愤怒，不过立刻有人不赞同，以正在兴起的“国货潮”为例，进行痛斥和反驳。现如今，据说连新潮女性的化妆品，都开始旗帜鲜明地用国货了。“中国制造”变得很响亮，享受国货成为最大时尚，所谓“国货达人”，就是最大的爱国者。国货的前景正在变得更好，两年前，中国的回力鞋让欧美时髦人士争相购买，身价至少翻了25倍。世界的顶级设计师眼里，中国元素成为不能不考虑的因素，譬如价格高昂的LV拎袋，灵感就来自春运期间民工的蛇皮袋。

我正在写的小说有这么一个情节，上世纪二十年代，上海一位实业家与洋货抗争。大家都知道，国货常常斗不过洋货，翻开中国近代史，国货屡战屡败，输得一塌糊涂。然而这一次中国的实业家却赢了，大获全胜，为什么呢，因为遇上了五卅运动。

五卅运动是著名的爱国运动，不知道现在还考不考学生，反正我读书的年代，每遇上一次正经考试，考大学，现代史课期末考，考研究生，都得重新温习。我不是个坏学生，老师怎么说怎么考，基本上可以还一个标准答案。

对于这场运动的一些具体印象，却是靠读闲书获得。印象一，知识分子皆站在反帝爱国一边，说起洋人来都没好话。文人骂街那年头最凶，有租界，官府管不了，军阀混战，光顾着抢地盘，也管不了。更何况还是骂洋人，官府军阀也都憋着一口鸟气。

印象二，民族工业获得很好的喘息机会，爱国乃一济良药，抵制洋货，危死国货品牌顿时有了生存空间。客观地说，国货与爱国搅到一起，很可能会造成一种观点，因为有了爱国运动，街上去喊喊闹闹，洋货就不行了，国货从此大行其道，东风彻底压倒了西风。

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全球经济危机，当时的列强都有些糟糕，日迫西山，反倒是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获得了空前好的机会。不能说与今天的形势完全相同，对于那时候的老百姓来说，日子一天比一天好过，是不争的事实。因此，五卅运动的意义尽管重大，把经济形势的好转，完全归功于爱国，政治上也许正确，多少还有些勉强。

什么样的大学生最有出息

前些年，几位朋友一起聊天，说起为什么送孩子进重点中学。一位很能赚钱的仁兄道破其中奥妙，所谓重点学校，说白了，无非让孩子加入某个高质量的团伙。学校无所谓好坏，教师能力未必相差很大，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小孩子受团伙的影响，远比家长和老师更厉害。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并不是北大清华的教学如何过硬，是这两个团伙的水平太高。

有个哥们是77级，正经的名牌，学计算机软件，大学毕业，又立刻去大英帝国留学，拿了剑桥的博士。这以后就在英国的著名大学混，混到一把年纪，还是觉得当教师太穷，便跳槽去全球最大的一家手机公司。现如今日子过得自然不差，地道的高薪白领，可是回国与老同学相见，发现留在国内的那些人混得似乎更好。毕竟在洋人的公司里干，饭碗并不是那么铁，压力还是有点重。

凭他响当当的资历，国内快快活活当个博导没任何问题，干校长副校长也不算意外。当年成绩远不如他的同班同学，不但干了校长，而且还是院士，享受的是副省级待遇。放在国外这绝不可能，玩计算机吃青春饭，升级换代太快，仿佛时髦美女，风光虽然无限，却是越老越不值钱，放松一点就会落伍，大意一会便遭淘汰。

这哥们可以说一连加入了几个好团伙，首先是恢复高考后的第一届大学生，然后名校最热门专业，然后留洋深造，世界名牌大学的博士。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此君不发达，更待何人，可惜无高僧指点，尤其是关键时刻，自己悟性还不够，不会借力团伙，否则适时海归，高歌一曲爱国主义，前途必不可限量。

我读大学那些年，史称“科学的春天”，无论文科理科，大家羡慕的是研究哥德巴赫猜想的陈景润，结果祸害了一批书呆子。南京大学中文系与我同届有两个班，一本科，一专科，入学时分数有点区别。专科班同学总觉得委屈，觉得受歧视，戏称自己为“二拐子”，专科的“专”拆开来，正好一个“二”和一个“拐”。

天生我材必有用，出水才看两腿泥，加入好团伙固然重要，十个手指有长短，有出息还得看个人造化。入学三十年后老同学隆重聚会，大家突然发现还是二拐子官当得大钱挣得多。用团伙理论解释，大家是一个大团伙，又分属于不同的小团伙。专科班同学是南京本地人，家庭背景要强些，又先一步明白学问原来无用，先一步投身官场商场，早死早投生，出息自然也就要大了。

印象中的大连

印象中的大连还是跟足球有关，想当年万达队一骑绝尘，逮谁灭谁威风八面。在去大连的飞机上就想，要是能去现场看球就好了，可是下了飞机，已把这事忘了，毕竟不是什么真正球迷。

两次到大连，都是十多年前，都是参加文学方面的会议，好像都是私人老板赞助，花了不少银子。窥一斑而知全豹，很显然，大连不但喜欢足球，还顺带偏爱文学。那天开完会，主办的大老板踌躇满志，说第一流球迷都自己玩，有没有兴趣去踢场球。

于是，一帮作家不知深浅地站到了球场上，崭新的运动服和鞋子换好了，人模狗样还真像回事。在我们面前是一支企业的足球队，说是业余，都是专业队退下来，不由地心有些慌，毕竟老胳膊老腿，禁不起碰。大老板安慰我们，说关照过了，不玩真的，就陪你们玩玩，另外再给你们配两个我的主力队员。

充其量也就出一身大汗，我来回奔跑几趟，摔一两次跤，碰三四下球，已是公认的体力好。晚上睡得香，第二天很晚才醒，高楼窗户懒洋洋往下看，大街上车来车往，有轨无轨，都是公交车。让人感到奇怪的是，路上竟然看不到一辆自行车。

和本地人聊天，说大连山坡多，骑车太累。我将信将疑，见过老照片，与其他城市一样，当年这里骑车的并不少。向年龄略大的老同志取证，答案是当然，说过去年代你要上班，坐车不方便，就只能骑车。坡多怕累从来不是理由，我们被称为自行车王国，不是为了环保，而是没办法。

大连的公共交通全国位列前茅，人们只是因为坐车方便，才放弃了自行车。第二次到大连，有机会与市长对话，议论那个具有城市标志意义的足球建筑，一位诗人很认真，说它起源于市长的灵感，然而你有没有想过，这决策如果是错的，万一错了，会怎么样。市长如何回答，我记不清了，显然，市长没觉得那个建筑有什么不好，所有在场的人，也没觉得有什么不好。

和一栋醒目建筑相比，一个城市的公共交通重要得多，因为它牵涉到了市民的切身利益。差不多是十年前，我所在的城市曾跟大连竞办全运会，最后南京胜了。胜败乃兵家常事，我却更欣赏大连当年的竞办口号，“我们已经准备好了”， 这种自信，这种孤芳自赏，才是一个理想城市应有的特质。在我印象中，大连人是真的喜欢运动，他们货真价实，更接近体育的本质。大连更人性化，譬如在公共交通方面，更多的普通老百姓得到了实惠，或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大连要比别的城市更现代化。

小龙虾十三香

自从和十三香挂上钩，小龙虾很快流行起来。没人说得清楚本地有多少家馆子卖龙虾，一位南京籍女明星对朋友说，到我家乡请你们吃小龙虾。南京的小龙虾确实好吃，不过她知道了价格，怕是也会心疼，一家有名气的馆子，龙虾卖到了二十块钱一只。

小时候，南京街头也有龙虾买，放油锅里炸，一分钱一个。上海苏州一带的亲戚，不管贫穷，说起来便不屑，说那边的人竟然吃小龙虾。其实过去的年代，南京人很少消费小龙虾，清水大螃蟹才几毛钱一斤，谁还会去吃那玩意。然而在街头公开卖，众目睽睽之下骗小孩子，难免被人诟病。

在分类学上，小龙虾的学名叫克氏原螯虾，属于节肢动物门，甲壳纲，十足目，爬行亚目，蜊蛄科，螯虾亚科。流行的说法，日本人制造了南京大屠杀，为了对付太多的尸体，于是引进了小龙虾。

这个传说很恐怖，却不可能是真，小龙虾原产美国，借道日本来南京，应该是在抗战前。国产的小龙虾都源于南京，这一点毫无疑问。不过最初的几十年，小龙虾既没激增泛滥，也没被饕餮吃光。最后是十三香成全了小龙虾，过去不爱吃，一是不好吃，二是没品味。现在变了，丑小鸭成了白天鹅，好吃又有品味，请客往往都是大款。

上海有家报纸上的文章说，意大利人也觉得小龙虾味道不错，开始从美国引进。没想到十年后成灾，小龙虾不仅吃尽水生植物和小鱼小虾，而且迅速爬上食物链的顶端，彻底改变了马萨丘科利湖的生态系统。到处都是它们顽强的身影，爬行在街道中央，埋伏在居民的花园，当地政府不得不大量引进它的天敌梭鱼，效果并不理想。

为什么不考虑引进十三香呢，意大利人真是笨。事实上，小龙虾的最大天敌是伟大的人类。意大利人嘴馋，与中国人相比，与南京人相比，小巫见大巫。有了十三香，小龙虾越多越好，价格会越来越高。再多也不用担心成灾，在南京，每年吃下肚的小龙虾是个天文数字，会吃的主会告诉你哪家馆子小龙虾最好，什么才是正宗的盱眙十三香。否则你只配当个菜鸟，夹起的第一只小龙虾，很可能来自安徽，第二只来自江西，第三只也许来自湖南或湖北。

前几日，有报道说南京人吃小龙虾引起了肾衰竭，祸因是“洗虾粉”。一时间议论纷纷，有人发誓再也不吃小龙虾。这倒是有些可怕，问题很严重，释放出了非常危险的信号。我们不吃小龙虾，等于少了它的最大天敌，真要是这样，到哪去找那么多的梭鱼。

英雄怎么诞生的

今后多少年，每到夏天，我们怕是都会唠叨，颠来倒去议论没空调怎么办。86版五笔字库中，空调这词打不出来，很显然，上世纪八十年代，空调不是个常用词组。

过去年代热不热呢，查一下资料会发现，也热，最高气温与今天相比，丝毫不含糊。印象中，却没现在这么热，原因不外乎有二。一是年轻，年轻人不仅火气旺，抗热能力也强。我在南京长大，这地方有名的大火炉，夏天再热也能看书，别人都去纳凉了，我还在用功，邻居都说这孩子热爱学习，其实是不怕热。

第二个原因，因为有空调，这玩意抵御了酷暑，让我们失去了抗热的能力。现如今年轻人也怕热，有时候是更怕热，稍微冒汗，一个劲地喊热死了。过去同样有秋老虎，真到了秋天，中午热一会，不像现在这样，已深更半夜，大虫还在出没。

中国老百姓开始普遍享受空调，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不妨记住1990年的12月26日，这一天是老人家生日，南京一条并不热闹的大街上，一个中文系毕业的小伙子，冒冒失失开了家小空调店。

对南京人来说，绝对是标志性的日子，是分水岭。此前因为供电紧张，老百姓即使有钱，热疯了，也不允许装空调。根据成文的规定，要局级以上干部，必须有关部门批准。没人知道规定怎么就取消了，仿佛经历一场无声革命，大家不管三七二十一，突然都去买空调了。

谁都不会想到小小的空调蕴含着巨大商机，当时有很多家国营大商场，相形之下，这小空调店可怜兮兮，一开始并没人看好。大商场跺跺脚，小伙子立马破产，小舢板跟航母玩，是找不自在。在人屋檐下，不敢不低头，小伙子服软，像拜码头一样请八大国营吃饭，宴会刚刚开始，八大代表齐刷刷站起来，扬长而去。

都说创业不容易，结果没人想到，二十年后，中文系的小伙子成为苏宁大老板，身价多少个亿，俨然登上了福布斯排行榜。

再说英雄怎么诞生

苏宁老板张近东，俨然成为2010年大陆排名前十的富豪，这里面一定有很多故事。我对成功人物的励志故事，并没有太大兴趣。天机不可泄密，英雄成为英雄，无非天时地利人和。所以要提到这个人，只是因为他的中文系出身。在我印象中，中文系毕业，通常不会有太大出息，官场如此，商场也如此。

很显然，张近东足以改变了我的人生态度。看起来，是事就有例外，中文系的书呆子一样会有机会。其实做电器发大财，犹如做房地产，完全是赶上一个赚钱的好日子。不过，让人想不太明白，为什么好运气单单落在张近东身上。现如今的家用电器大佬，为什么不再是广东人创办的国美，不是上海人创办的永乐，不是北京人创办的大中，独独成就了苏宁。要说名头，苏宁在一开始并不起眼，偏偏后来居上，为什么。

事实上，我对这个为什么，仍然没有太大兴趣，成者为王败者为寇，商场上只看结果，没那么多为什么。有兴趣的只是一个地道的南京大萝卜最终胜出了。不妨很不负责任的假设，几位大佬华山论剑，斗得太厉害了，狠招迭出，于是乎，不擅于争斗的南京人张近东坐享其成，静待在动物园看老虎打架，浑水摸鱼占了大便宜。

这当然是外行话，血淋淋的场面戏剧化了，苏宁能有今天，说白了，不知用了多少手段，费了多少心思。能吃苦中苦，方为人上人，天下哪有便宜，人间不相信眼泪，商场犹如战场，不是你来灭我，就是我去灭你，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我认识的一位李老板，说起张近东心服口服。当年相隔不远的大街上，李老板拥有一家不小的餐馆，生意一度十分红火。那时候，买了几台苏宁的空调，张便亲自送上门，亲自指挥小工帮着安装。在李老板眼里，张近东不过是一个生意场上的新人一点也看不出有多大前途。将心比心，那年头的空调生意并不好做，按照李老板的意思，如果愿意交换，张近东肯定会用空调店换他的餐馆，因为自己的生意不知道要好上多少倍。

眼皮底下能看到的不一定就是真相，出水才看两腿泥。李老板笑着说，你根本想象不出那时候我挣钱有多容易。老板又说，当年我是真为那小子着急，一台空调又赚不了几个钱，好不容易卖了二三台，还得屁颠颠去安装。可是现如今人家是上市公司，是大陆首富。

在资本的世界，张近东杀开了一条血路，李老板坦承，那空调店要是让他来做，早就关门。

史上最纯洁的

浮躁的反义词

张三儿子读小学二年级，有一天很认真地跟爹做反义词练习。儿子说好，张三就说不好。儿子急了，说不是这么玩，人家说一个字，你也只能说一个字，我说好，你应该说坏。张三说这容易，我好歹也研究生。于是儿子说黑，张三说白。儿子说正常，张三说异常。儿子一口气说了很多，课本上有标准答案，差一点就算错。

过了一会，儿子要求换着玩，让张三先说，张三说红，儿子傻了，说红没有反义词。张三说有，是绿。儿子不服气，上网查，果然是绿。张三又说了一个黄，儿子苦思冥想，想不出来，在网上查，显示的答案是无，因此大叫，说根本没有，你这是在耍赖。张三说，黑是白，红是绿，为什么同样颜色，黄没有反义词呢。

现在人活得很省事，有什么不明白，都上网去查。譬如想知道浮躁的反义词，只要输入电脑，立刻跳出来一组。我试了试，搜索到以下五个，踏实，塌实，沉着，温和，稳重。温和似乎不太靠谱，电脑似乎也会错。反义词往往让我们更清楚地看见一个词的本义，现在的流行词汇浮躁，说白了，就是不踏实，不沉着，不稳重。

“九月天高人浮躁，九月里平淡无聊，一切都好，只缺烦恼”，王菲的一曲《浮躁》，简简单单几句词，活脱脱写出了浮躁真相。为什么会浮躁呢，因为太无聊，因为没有真正的烦恼。我们常会为一件不能再小的破事，小题大做，十分夸张地说自己“烦死了”。

浮躁的本义是急躁和不沉稳，早在很多年前的古代，已有了这个词汇，然而并不常用。这起码也可以说明，古人绝对不像今天这么浮躁，也不像今天这么无聊，这么没有烦恼。想浮躁也不容易，浮躁得有本钱，反观中国的大历史，总是乱世居多，平平安安已是很大福份。今天很多好玩的东西，古人都没有，因为没有，省不少心。

当然，说古人不浮躁站不住脚，没有依据的胡说八道。中国人的种种坏毛病，往根上挖，都和伟大的传统分不开。世道只要稍稍太平，衣食刚开始无忧，浮躁风气油然而生。宋朝时，很长时间北方战事不断，民不聊生，只能稍安勿躁，终于熬到有段日子不打仗，歌舞升平灯红酒绿，民间不良坏习气接踵而来。因此，秉性亮直的李沆当了宰相，也没啥狠招，只以“方严重厚镇服浮躁”，所谓方严重厚，就是踏实，就是沉着，就是稳重。

浮躁还有个最恰当的反义词，是认真。当下为什么会浮躁，很重要一个原因，是不认真。

昆曲的气数

一位深圳的北方人给我打电话，很羡慕地说生活在南京多好，南京是昆曲的重镇和中心，可以经常去看场演出，听听昆曲。一个深圳人，一个北方佬，居然知道南京有昆曲，居然知道昆曲在南京，我知道是遇到内行了。

不相信可以随便逮个身边的人问问，无论在北京，在上海，在广州，包括在南京，问哪儿昆曲最有名气。十有八九会不知道，望文生义的会告诉你，在江苏的昆山，因为是昆曲的发源地。早在六百年前，朱元璋在南京当了皇帝，就问过昆山的老同志，说朕听说你们的昆山腔很牛，你能不能唱两句。

毫不夸张地说，正是从那时起，南京就成了昆曲的中心。眼见着天下太平了，朱皇帝思欲与民同乐，下诏建造“金陵十六楼”，也就是当时的国家大剧院。此后数百年，除了“渔阳鼙鼓动地来”，遇上刀光剑影，昆曲一直是南京的主旋律，是娱乐界的龙头老大。赫赫有名的“秦淮八艳”个个都是昆曲名角，什么汤显祖，什么孔尚任，还有李渔，这些对昆曲传统剧目有突出贡献的人物，都与南京有密切关系，汤在这写了《紫钗记》，孔写了与南京有关的《桃花扇》，李渔更是躲在芥子园，写了一大堆东西。

到了1853年，太平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昆曲的好日子突然到了头，盛世戛然而止。中国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开始，南京的近代史是太平军进城。昆曲从此失去民间基础，再也没有真正的振兴过，官场和商场两头皆不讨好，逐渐成为文人的雅玩，成为教授的嗜好。南京大学的著名老教授，掰手指往前数，都好这一口。

日本人来了，梅兰芳蓄胡明志，不再唱戏。日本人完蛋，梅大师蠢蠢欲动，许久不唱，嗓子眼发毛，首场演出竟然是唱昆曲，因为皮黄的调子太高。他老人家真是会玩，京戏是国粹，昆曲更传统。此后十多年，梅如果真改唱了昆曲，未必能把昆曲抬高多少。终究他还是属于京戏，明白与时俱进，不会为了昆曲更牛，更雅，就义不容辞改换门庭。

过去一百多年，昆曲气数未尽，真有多少了不得的繁荣昌盛，也谈不上。有关部门召集谈话，言必称振兴和辉煌，非要大家说几句，我本外行，无话可说，只希望昆曲的最后一口气，别在我们这个伟大时代断了。一个有历史的好东西，非要发扬光大，再达到什么样的新高度，有时候已不可能，只能像保护熊猫或者保护古董一样，爱护它，善待它。

说白了一句话，昆曲的生存还是要靠傍大款，让昆曲这柱香火延续下去，这既是大款的责任，也是大款的义务。如今这时代，谁能是大款呢，谁是谁心里明白。

史上最纯洁的

一位教授朋友看了网上报道，跟我讨论“史上最纯洁的爱情”。话题由张艺谋最新的一部电影开始，他已经买了票，准备与太太一起观摩学习。

教授此前与太太热烈讨论这话题，因为还没看电影，只能隔山打牛，先研讨何为“最纯洁”。现成例子是台湾一对离婚的明星夫妇，据说夫妻多年，从来没有那个，是标准的无性婚姻。教授不太相信，说男人肯定有问题。太太说绝对没问题，证据就是男人后来又和别的女人结婚，而且有了孩子。教授说，肯定是女的有问题。太太说女人也没问题，要求无性是男的提出来，后来居然跟别人做了，女人很生气。

夫妻之间这样的讨论很八卦，也很家常，便问最后结果。教授说有什么结果，我太太最后倒是有个结论，说真正有病的是我们，太无聊了，竟然会讨论这么五迷三道的话题。教授太太也是教授，两人的学问碰撞，没擦出一堆思想火花，却走进了无解的死胡同。

接着讨论张艺谋，教授太太是弄外文的，莫名其妙地不喜欢，多少年来，一直和张大导演过不去，先是嫌他老土，嫌他反映中国的落后，然后又恨他太商业。教授学法律的，常常帮人打官司，他与我的讨论，从史上最纯洁爱情开始，很快过渡到两个话题上。

话题一，张艺谋电影中的女主角，到底哪位最漂亮。教授居高临下，说得我哑口无言。他觉得张最大本事，是制定了一种美丽标准，譬如巩俐，未被选中前，她那模样的女人，很难称为绝色。章子怡也同样道理，巩之虎牙章之小脸，一经张的钦定，你就会越看看顺眼，越看越好看，因此得出结论，女人之美可以人为，是由厉害的大腕们决定。话题二，张到底懂不懂文学。好歹我也文学中人，教授总算给面子，居高而不临下，以商量口吻向我求证，张玩文学是否也和选女星一样，一经品题，立刻声誉百倍。

不知道如何回答才好，首先当然应该说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据说茫茫中国，只有张一个人在认真地看小说，他差不多就是史上最纯洁的读者了，因为认真和纯洁，基本上没看走眼。张捧红作家，作家也给他丰厚回报，连续几笔双赢的好买卖，大家盆满钵满。

后来情况就不一样，牛越来越大，一蟹不如一蟹。张导或许还相信能点铁成金，仍然史上最牛金手指，可是遭遇扶不起的阿斗，一而再再而三。以一个作家观点看，我们只能扪心自问，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是不是文学自身不够景气呢。

免于恐怖的自由

题目有点大，有点标题党，美国总统罗斯福的原话，是堂而皇之借用。为什么想到这句话，因为想表达的那个意思，一时间还真找不到恰当词汇。

一位中学老师控诉学校的下课铃声，尽管这岗位上做了几十年，习惯仍然没成为自然，每次突然响起的刺耳铃声，都很不人道地吓一跳。他非常认真地向校长建议，现如今连电话的提示铃音都是音乐，因此能否改乐曲代替。校长觉得这想法很怪，是小题大做，在大会上又调侃又挖苦。

另一位中学老师痛恨学校的高音大喇叭，说校长每天都要在广播里训话。这家伙当过多年副校长，过去没机会发言，多年媳妇熬成婆，扶正以后，有女老师恭维嗓音宏亮，于是得意忘形，一天不对着话筒唠叨几句，不广播一下，就憋得难过。该校的高音喇叭据说是进口货，声音永远调到最大，除了校长训话，每天要做的广播体操，眼保健操，升旗仪式，女学生咬舌头念时事新闻和决心书，男孩子犯错误做检讨，时髦的流行歌曲，老掉牙的革命歌曲，源源不断，声波一浪高过一浪。

只要不是正在上课，耳朵根不让人有片刻清静。附近居民很痛苦，已打过几次110。无论声音多么美好，经过高音喇叭处理，那种无孔不入的电流声，很容易会让人想起纳粹德国的集中营。只有崇尚权力的人，才会喜欢这种噪音，所有经过高音喇叭控制的人，都有可能在心灵上留下阴影。

噪音造成的恐怖不言而喻，周星驰《大话西游》中，因为唐僧喋喋不休，小鬼忍无可忍宁愿自尽。是可忍，孰不可忍，仅仅滔滔不绝的聒噪，足以让人痛不欲生，更何况从大喇叭里发起来。

怎么才能更人性化，是现代化的必然，必然成为自然，却要漫长过程。现实生活中许多习惯很坏，不太合理，想改变并不困难。譬如本市最好的高校，下课铃音便是轻柔的提示音乐。刺耳电铃声不是不能碰的法律，是一件很小的事，改革一下也没什么大不了，而震耳欲聋的高音大喇叭，除了让人生畏的地震，或者其他重大情况，应该尽可能少用和不用。

曾跟一位中学校长讨论此事，原则上赞同我的观点。他出身于农村，很怀念小时候的有线广播，就是那种接到家里的小喇叭，一家一个，声音轻轻的，有事都以商量口吻。按照现在条件，很容易做到，事实上，每个教室已有这样的东西。不过，作为一校之长的他，相信教学的功能就是灌输，因此一所学校，没有统一的高音喇叭，这绝对不可能。

哪家快件公司更好

哪家快件公司更好，这恐怕得问我的宝贝女儿，她经常从上海给老爹来电话，火急火燎，说上次那公司不好，这次得换一家，你按照我给的电话，立刻让这家公司把托尔斯泰的小说给我送来，他们答应明天上午就送到。结果当然是照办，我是说我乖乖地照办，至于那家快递公司，是不是真能这样，就天知道了。

因此标准答案，是无论哪家快递公司，都差不多，都好，都可能不好。出了差错，是你运气太差，不妨想想，寄一包书去上海才八块钱，连出租车的起步价都不够。做人要摸着良心，能享受这样价廉物美的服务，就偷着乐吧，就别太讲究了。至于黄金细软，最好当面交割，这年头，东西太值钱你非要浪漫，哪家快件公司都不保险。

如此多的快件公司，对经常有邮件往来的人，实在是福音。你若上网搜索，可以跳出来几十家快递公司，一般情况下，排名在前十位的，可以放心尝试。我甚至向邮局工作的小姐公开推荐，因为相对于邮政的EMS，到处生根开花的快递公司，真是好极了。方便，上门收取，便宜，价格是邮局三分之一，甚至更少。

快件公司还有一个很大好处，直接送上楼。这也是在拼服务，邮局才不肯如此屈尊，楼下使劲按一阵门铃，如果没人，就贴条子在楼道口，让你自己到邮局去取。我一向害怕有人通过邮局寄挂号信，有时候只是一会议通知，你看到楼道口的催领纸条，想不理它，又害怕真有包裹或信件给耽误。

快件公司肯送上楼，熟悉门道的老顾客才能享受。说老实话，我一向不太好意思让人家送上来，同时又总是担心，怕下楼取邮件忘带钥匙。写作的人过于投入，常发生类似错误，所以女儿会提醒，不要不好意思，就让他们送上来，你的年纪，已经属于老同志了。

送货上楼是快件公司应该提供的服务，该享受的，不妨心安理得。于是一听门铃，一听说快件公司，我会很内行地关照，“谢谢了，请送上来”。当然，老江湖也会遇到对手，有一次如法炮制，半天没见任何动静，只好下楼去取。只见一酷哥很悠闲地在抽烟，我说你可以让我下楼，干吗要一声不吭。他仍然是不作声，白了我一眼，一看就知道心地高傲，大约明白回了嘴，顾客有可能投诉，因此坚决不说话。

还有一次，小伙子打电话过来，说马上要送快件来，是一本书，让我先下楼去等。我笑了，说每天都有好几个快件，有想着法子不送上楼的，还真没遇过货未到，先让人下楼恭候。

用来发泄的歌声

一哥们国庆长假全家出游，度假村住了两天，回来大骂卡拉OK。有山有水的风景区，白天玩得很高兴，到晚上被彻底雷到，苦不堪言。

窗外不远处是露天歌厅，天刚黑便有人试音响效果，大喇叭震天动地。吃过晚饭正式开唱，据说有钱的主已将场地包了，今晚要唱个痛快。这一折腾就深更半夜，哥们忍受不了震耳欲聋的走腔走调，便对服务员抱怨，说他们来度假，不是来听免费音乐会。服务员说没办法，人家已花钱，花了钱，就得让他们唱。

唱到半夜，未见任何收敛，唱来唱去几首歌，都是使劲拚命吼的那种。哥们忍无可忍，又打电话给服务台，说能不能让几位别唱了，要唱，唱点温柔的，声音小一点。服务台小姐依然抱歉，说没办法，打扰你们了，可是真的没办法，她只是当班，管不了。

哥们有些上火，问谁管得了。小姐支支吾吾，哥们便要了她上司的电话，打过去。领导刚睡着，困意蒙眬一个劲地问你谁，你是谁。哥们说我谁，我是顾客，是你们的客人，要向你们反映情况。领导不耐烦，说你有情况，跟服务台打招呼，说了，把电话挂了。哥们怒不可遏，又一个电话追过去，说服务台管不了，我才找你，你又往服务台推，到底什么意思。

见哥们火了，领导态度端正许多，问有什么事。哥们就反映，领导说这个问题有点难办，毕竟人家花了钱的。哥们火了，说只认钱是不是，好吧，我能不能花钱让他们别唱，你开个价，一万还是两万，我付得起。扯了半天，哥们说这样吧，你真管不了，我就报110。这威胁起了作用，领导也不愿意把事搞大，向他保证，立刻让服务员去干涉。很快起了作用，夜晚终于恢复了寂静。

其实哥们自己也喜欢唱歌，偶尔去歌厅，基本上麦霸，恨不能从头唱到尾。经历这次事件，明白一浅显道理，爱唱歌可以，但是绝不应该影响他人。自己快活，又不影响别人，这才是真正快活。这哥们不仅喜欢唱，还是一名资深歌迷，国内几个著名音乐节，玉龙雪山音乐节，张北草原音乐节，差不多每年都要举办的迷笛音乐节，只要是机会，不管刮风下雨，他一定会风尘仆仆赶去凑热闹。

去年在镇江，正赶上大雨后，哥们新买了一双高帮胶鞋，站在泥泞中，与听众一起唱，一起吼，快活得无法形容。他喜欢那种空旷放声歌唱的感觉。人生难得几回疯狂，音乐是一种很好的发泄，是感情流出的渠道，是一扇透气的窗户。因此他有点后悔，后悔那天晚上没让人家尽兴。

竹壳热水瓶

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热水瓶，这神奇玩意又是谁发明，很少有人去琢磨这些无聊问题。我小时候，喜欢读《十万个为什么》，有一种说法，读什么样的书，就会变成什么样的人。“为什么”读多了，遇事便喜欢顶真，喜欢钻牛角尖，喜欢打破砂锅问到底。上网查了查，最早的热水瓶产生于1900，是英国佬发明的。

上世纪前半页，今天看似不起眼的热水瓶，基本上可以算作昂贵商品。报纸上做广告，用的词汇十分夸张。记得有一则醒目广告，先吊读者胃口，问东北前线的抗日义勇军为何作战英勇，答案要拖到第二天才肯公布。次日终于揭晓，因为战士们在战壕里能够喝上一口保温瓶里的热水。都说酒能壮胆，这广告的意思，是热水也可以暖人心。

抗战爆发，逃难的人群纷纷涌往内地，常常有人为打碎一个热水瓶而痛心疾首。在湿冷的冬季，夜晚悄悄降临，寒灯苦读，到了半夜时分 能喝上一口热茶，那种美滋滋的感受，远不是今天的读书人所能体会。复旦大学的著名教授朱东润先生回忆当年，提到最向往的一件商品，就是买个热水瓶，可惜他囊中羞涩，一直舍不得买。那年头重庆街头上买个热水瓶要五千块钱，当时教授的月薪也就三百到四百，一年工资都还不够。

不忆苦，不能思甜，想来想去，还是今天的和谐社会好，教授一年挣的银子，买不了房，将就着也能买辆小车，进口不行，国产绝对没问题。此一时彼一时，社会果然进步厉害。直到上世纪八十中期，结婚送对花花绿绿的热水瓶，依然还是拿得出手。现如今，热水瓶变得可有可无，时尚人士早就不待见，都改用可以加热的饮水机。

女儿不止一次质问，为什么不与时俱进。看着闲置在那的各式保温瓶，她觉得我们家是真的落伍。我也一直在为这事烦恼，这些年，热水瓶买过好几种，手压，电动，最普通常见的不锈钢，最时髦的造型，反正不管什么，开始都不错，用不了多久就不保温。

到临了，只好把淘汰的旧热水瓶拿出来用，还是女儿大学宿舍的，上面有水彩笔写的名字和学号。女儿看不下去，网上订购了两个竹壳热水瓶，说你们既然这么保守，这么怀旧，干脆搞搞味道，弄一对最老派的算了。

有客人来，看到这两个竹壳热水瓶很吃惊，居然还在用这样的古董，真酷。我也觉得奇怪，看着别扭，觉得不真实，好像拍电影的道具。一点都不觉得它们有多酷，不过还有可取之处，是传统瓶胆，所以保温。

我的书房

印象中，真没写过什么书房。有哥们搬进新居，一年以后，大谈书房，如何如何。我听了就笑，说这有什么稀罕，说来说去，不就是多了间房子，打一圈铺天盖地的书柜，专门用来放书，唬别人蒙自己，结果呢，真要用时，却找不到想要的书。

哥们大笑，接着我的话，说自从有了书房，不但苦恼找不到书，干脆没了读书的兴致。又说自己读书最多，最穷凶极恶的年月，正是没钱买书，那年头，看书生吞活剥，什么书都读，什么书都想读。没书读的时候，光棍想老婆，叫化子惦记肉包子，现如今家中美女如云，天天山珍海味，也就只剩下一个藏书的爱好了。

不由地聊到我们共同认识一个朋友，这位仁兄是做生意的大老板，喜欢收藏各种签名本。书房十分豪华，却让人有种不寒而栗的恐惧，他的藏书是按照签名者地位和名气排列，稍稍有些身份的人，不仅会配上他亲自收集的黑白小照片，还要附一份打印的小传，有生卒年月。这书房更像是纪念馆，黑色的红木书橱，感觉阴森森的。当年他也曾向我讨要过签名书，因为早有所耳闻，狠了狠心，硬是没送书给他。

我一直觉得，通常情况下，一个人的家里，根本不需要一个专门的书房。有一两个书橱，放自己想读的书就已经足够，自从懂事以来，我面临的问题总是书太多，多得没地方放。小时候，经常听见母亲抱怨，现在，又轮到听太太唠叨。家里到处都是书，要那么多书干什么。

从前的时候，我们家的住房面积缩小一半，结果我只能和书睡在一起。那是一间真正的书房，堆满了书，到处都是。父亲害怕刚上中学的儿子中了封资修毒素，不让我看小说，可是实际环境根本就控制不了。我只要一伸手，总能捞到一本书。

我的房间里一直都有书，自小到大，书已成了家的一部分，到处侵占空间。因此也无所谓专门的书房，反正能搁书的位置，不该搁书的地方，都是书。我的家就是书房，新家装修，客厅两面墙皆是书架，还有一间房间也都是书橱，有人便问我，你们家怎么到处是书，卧房里也有，甚至女儿的闺房还有很多。

书多了确实让人很烦恼，想扔，舍不得。父亲曾经是南京的藏书状元，他的书如今都在我手上，加上这些年不断添加的新书，究竟有多少书，也说不明白，谁又会真犯傻去计算。中国面临的具体难题是人口太多，我面临的是书太多。人满为患，书满为患，都不是好事，怎么办呢，没办法。

苏州的文化气息

北方友人让谈谈苏州的文化气息，我觉得很不靠谱。首先，文化这玩意说有就有，说没有就没有，难免信口开河。其次，苏州实在太有文化，一部二十四史，从何说起。

友人不肯放过，非要让说，逼急了，只好豁出去，问想听什么文化，文还是武，柔还是刚。友人笑了，说自然是文是柔，吴浓软语，苏州难道还能有武和刚。于是开导他，说太远的吴王夫差不说了，不太远的《古文观止》总该读过，回去好好学习最后一篇。

《古文观止》压卷之作是张溥的《五人碑墓记》，是最见苏州人血性的一篇好文章。友人搞教育出身，说这我知道，中学课本上有。

顾颉刚先生年轻时，对苏州的新文学不满意，曾经很生气。后人借助这个观点，批评苏州的小说。这其实也是捕风捉影，误会了先贤，他老人家说的只是某时间段，而且单指小说。顾先生苏州人，自己人说自己，自然高标准严要求，恨铁不成钢。大家都知道，说到小说，苏州向来不差，譬如当代一种流行说法，全国有一半小说，江苏人写的，江苏有一半小说，苏州人写的。

文化大概念中，文学只占一小部分，小说又是更小一部分。很显然，苏州不止是善于小说，还精通文化各个领域，擅长文学各个门类。琴棋书画无所不能，小说散文诗歌报告文学，什么样文章都能写，都能写好。很多年前，丰子恺先生有一张漫画《苏州人》，严严实实的帽子，大围巾，架着眼镜，叼着烟卷，手提鸟笼，活脱一个白相人。这幅画带来不小的负面印象，大家觉得苏州人就这德性，不知道人家即使当白相人，也比别的地方出色。

苏州的文化气息，与经济密切相关，互为因果。唐宋以后，此地文化一直处在繁荣之中，想不出文人都不行。地灵人杰，穷山恶水出刁民，都是标准套话，有时候，也不能说没道理。说白了，经济就是一种文化，就是一种文明。有了经济基础，行行能出状元，哪个角落都是文化。

扛着棺材上战场

二十多年前，还在读研究生，结婚不久，女儿刚出生，住一间很小的房子，没洗衣机，没电冰箱，也没电视机。那时候读书人囊中很羞涩，每月工资到手，赶快先将食堂饭菜票买好。与同龄人相比，当时的经济状况非常糟糕，为贴补家用，我揽了份为文学青年看稿的活，看一篇回一封信，二毛五分钱。

这是很苦恼的差事，不由地想到李敖，也是为了生活，也是帮中学生改作文，一篇挣一块钱，痛苦不堪。记得他大骂狗屁不通，说这些作文让他感到了人生乏味。说老实话，为文学青年看稿，也有类似痛苦，回信时真想让他们远离文学，别再赶这趟浑水。但是从没这么说过，我说不上是厚道之人，却心有不忍，不能像李敖那样肆无忌惮。

自从参加新概念作文大赛，连续多年在中学生作文大赛中当评委，有些问题一直想不明白。首先，为什么作文不能越写越好？记得刚开始，参赛稿件让人大吃一惊，我甚至不敢相信那些文字出于孩子之手，很快就麻木了，时过境迁，现如今无论什么样的作文大赛，好文章都不多，有时候，连篇像样的稿子都找不到。其次，也是最让人百思不解，当场作文的能力差得离谱。写文章倚马可待比较难，然而也不该如此不像话，以我阅读的经验看，文不对题占一大半，一看就知道在家里准备好。

当年为文学青年改稿，我知道这些人的底牌，无非想通过文学，改变自己处境。上世纪八十年代，一篇小说往往改变人的一生。现在的参赛作文，也很容易看到底牌，就是想拿奖，为高考加分。小刀子哄孩子，不是玩的事。为拿奖和加分，参赛选手往往不择手段，或者走题，天马行空不知所云。或者玩悲情牌，写悼念文章，写父亲，写母亲，更多的是写爷爷奶奶。出于真情，这类文字容易写好，不过我所读到的，大都没有真情实感。

做评委的中学老师告诉我，不少学生完全是为写文章而写，他或她所悼念的那个逝者，可能根本不存在。说白了，是扛着棺材上战场，不顾死活不计后果。面对这个现状，我常产生疑问，各式各样的作文大赛，还有没有必要继续搞下去。

答案当然是肯定，作文是种能力，代表着人的文明程度。通过大赛，可以检验学生水平，也可以反映出教育中的严重问题。作文大赛不是文学家的摇篮，也不是为了高考。现代人可以不从事文学工作，必须具备最基本的写作能力。高考说过去就过去，写作能力却会一辈子伴随我们，而作文大赛恰恰就是为了鼓励和提高这玩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