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纸上民国

作　　者：郭　娟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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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序

一辑

民国武侠小说家

不如不团圆

谁没有忘记落花生

才子革命家

大典之前

风涛中的文人们

好的故事

花花草草周瘦鹃

另册另类

鲁迅的“小”

艾玛去逛世博会

舒芜的是是非非

大哉陶子

我的作家老师

戏剧家曹禺先生

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

三哥巴金与二叔张中行

对于萧红的忆念

影射小说

丁玲的魅力

关露啊关露

细节，删去的

棋牌声里

美食家汪曾祺

鲁迅这尊神

郭沫若的身后名

穷文人，富文人

“全集”不全

日记不秘

“文艺总管”张道藩

作家们，母亲们

画家而能文者

神奇韦老太

生活家

鲁迅公子，海婴先生

哪里去避暑

七种果子摆七样

六千人在向阳湖

诗人牛汉

二辑

写信，给什么人

文人与政治的纠结

清明时节雨纷纷

“超人”梁启超

“运动”变人形

一个人的百年史——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乘火车去旅行

闲话凌叔华

华丽家族

乱世情

谁的故居诉说着往事

诗人怎能不歌唱

汪曾祺笔下的百工坊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及萧红

鲁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你

党员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

他曾困于牢笼，他曾苦苦跋涉——诗人牛汉印象

韦君宜的道路

穿越，回到历史现场——2012年《新文学史料》编后

三流小说的低级趣味

谁的青春不激荡

自序

我的前一本书《写在水上》出版于2000年，十多年后出版这一本。

像一个穷人搜刮了家底儿，也只积攒下这么薄薄一册。记得去年还是前年，雷颐先生曾建议我把近年来报上发的发文集起来，我集起来只有9万字，太少，出版的事就暂且放下。现在又得林贤治先生青睐，谦虚了几日，就赶紧，欣欣然把新写的文章和那9万字凑起来，交卷，“恭敬不如从命”了。

书中文章几乎都曾在《经济观察报》我的不定期专栏“新文学旧史料”上发表。专栏编辑，殷炼和杜然，都特别善于夸作者，我这样懒，也被夸得勤劳了些。其实也不是懒——作为读书人，同时又在国内一流出版社做编辑，每天名家名作过眼，古今中外，写作高手太多了，并不特别需要我这一份吧——我常这样想。所以，如果不是他们“催逼”，这些文字也许在脑子里转两转、和人聊一聊，就消失于无形了，也并不珍惜。

即使此刻，我也不觉得写作在我的生活中多么重要，我大约永远不会为了写作而放弃生活中的其他乐趣与责任。我比较看重生活的平衡。写作，对于我而言，是闲时才做的一件事儿，就像从前姥姥有闲工夫才教我绣花。当然我享受写作或者绣花的愉悦。

有距离才有可能产生美感。书中的民国都在纸上。那些往日的激烈慷慨或趣味情调，穿越岁月而来，都是隔岸观火与雾里看花，虽然执笔时颇为在意史料的真实。但真实也许永不可还原，只能最大限度地逼近真实——这也是我主编《新文学史料》的一贯追求。想来这些文章也是编刊工作的副产品，也是为刊物作软广告。想起许多年前老主编牛汉先生看了我的文章对我说：你能写，多写吧……还有几个人的鼓励，言犹在耳。而老主编过世一年多了。

光阴如水，就这样匆匆流走又一个十年。我失去，同时也拥有。

所以感谢。

谨以此书向我的导师刘中树先生，向吉林大学中文系我的老师们致敬致谢！

一辑

民国武侠小说家

2009年，天津开了一个民国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在当时隆重纪念五四运动90周年的气氛下，显得颇为另类——当初五四新文化运动所要推倒、驱逐的不正是包括“鸳鸯蝴蝶派”、“礼拜六派”在内的这些旧文学？翻翻那时的文章，从陈独秀、胡适到鲁迅、茅盾、周作人……一代新文学作家谁人没骂过“谬种”、“妖孽”？正是五四，使通俗文学遇到第一次重创。

五四之后，白话风行，新文学高视阔步，执掌时代的话语权；通俗文学低眉垂首但却默默生存，悄然风行于巷陌市井。最能说明此种情形的就是新文学大家鲁迅，他的母亲喜欢看通俗小说倒比看儿子的书更来劲；鲁迅常替母亲购买，三十年代还从上海一本一本地寄张恨水的小说给老人家消遣。还有些传闻掌故，比如说张恨水与世界书局老板一顿饭“十分钟内到手几万元稿费，在北京买下一座王府”，也可见当时通俗文学自有他的风光与热闹。

那时候写新文学不如写通俗小说赚钱，通俗小说读者多。新文学作家里没几个人能单靠创作维持生计，他们大都兼职，或做官，当教授，或者革命去，反正都是留洋归来的文化精英，革命先锋，总有各自出路。而一般写作者无产无业，转而写通俗小说谋生。像那一次北派通俗文学研讨会关注的几位武侠小说家：写《蜀山剑侠传》的还珠楼主，写《十二金钱镖》的宫白羽、写《卧虎藏龙》的王度庐等人，他们写作武侠小说最初都声称是为了糊口。宫白羽有一次为《妇女界》写一万多字仅得4元稿酬，一怒撂笔，后转写武侠小说。就是这位，早年还曾以本名宫竹心与鲁迅通信十来封，得周氏兄弟指导，写作新文学，翻译契诃夫。后来写武侠小说，就没有再与鲁迅联系了。50年代他在文章里写过：“我是一个倒霉的作家。作为一个鲁迅信徒而变成了著名的武侠小说作家……我成功了，然而我丢人了。”像王度庐，这个笔名隐着“混一混”，“度”过艰辛时日的意思。他晚年在沈阳当中学语文老师，从不谈自己写通俗小说这件事。

写通俗小说，在作者本人看来，也不是什么光耀之事，他们在新文学面前，先自怯了，觉得矮人一头，不登大雅之堂。或者在自己的旧小说里寻找新思想——看，我也写了男女平等、自由恋爱，社会不公——时有攀附新文学之意。或者也负气叫板：抗战时我们保守旧道德的旧文学作家可是没一个给日本人当汉奸的！好在还有众多武侠迷追捧，好在还有自己笔下侠的江湖，可以暂时忘却世俗纷扰……

彻底灭了旧文学还是解放后。据学者考证，解放初期文化部门大清缴，将民间流行的种种版本的旧小说，黄色的、反动的、荒诞的……除存档外统统销毁。收缴工作在当时还比较和风细雨，并不是粗暴没收，对于书店、租书摊交上来的旧书都有经济上的适当补偿。新中国新气象，一时间廓清寰宇，茫茫大地真干净。

旧文学作家们深感自己跟不上形势，而且生计又成了问题。还珠楼主过去收入很好，现在出版商在看风色，不像过去那样抢着印他的小说了。虽然革命同志鼓励他努力学习、改造思想、为人民服务，但他总感到前途渺茫。他曾向老友贾植芳问计，这位几年后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的新文学工作者出主意，让他试试写农民起义，这和武侠多少有些关联。后来他写了以张献忠为题材的《独手丐》，在该书前言中，他表示已将行销20年、能顾全家生活的《蜀山》、《青城》等带有神怪性的武侠小说，毅然停止了续作，今后将“遵守新的写作原则，为我所拥有的大量读者，灌输新的时代意识。”

应该说，在大形势下，旧小说家的境遇还是好的，像还珠楼主，解放后随剧团参了军做编导，还戒了鸦片瘾；像宫白羽，曾以通俗文学作家身份参加全国第一次文代会，还经常在大专院校作鲁迅研究报告。那些年政治运动一场接一场，只要想一想批《武训传》，批胡适、批胡风、批丁玲，新文学作家都这样了，旧文学家还能怎样？

反右时，还珠楼主因在整风中三缄其口，躲过去；不料1958年6月他偶然看到《不许还珠楼主继续放毒》一文，突发脑溢血，两年后病逝。宫白羽50年代有几年没职业，在家糊纸盒，一个一分钱。1966年宫白羽去世。

五四以后的各种文学史没有他们的位置。80年代后一度盛行武侠小说，在梁羽生、金庸、古龙的书丛中，偶尔冒出一本来历不明的《蜀山剑侠传》，盗印本，小字密密麻麻，厚厚一大本。前些年，因为李安导演、周润发、章子怡、杨紫琼等明星大腕加盟的电影《卧虎藏龙》，王度庐的大名，当代人才知道得多些，其他，如果提及“还珠迷”，很可能被认为是琼瑶的《还珠格格》迷呢。而这几位可说是金庸、梁羽生的前辈和老师。梁羽生曾在致宫白羽的儿子宫以仁的信中写道：“我最初写武侠小说，亦是受令尊影响的。”

不如不团圆

“张爱玲热”从20世纪80年代持续到如今，真是热得够久了，让人有点疲惫。

张爱玲本是个“冷”人，如若放在大观园里，吃“冷香丸”的薛宝钗堪比其冷，世事洞明而隔岸观火，还得加上一个林黛玉，取其尖刻犀利、目下无尘。

初读《倾城之恋》，还以为是冰淇淋风格的调情戏，虽冷犹甜，底子里依然有生命热度；后来就读出了张爱玲冷冰冰的理性，一丝不爽地计较考量，现实如何消弭了情爱的神性光芒，城倾了，才有了一点真情，可怜之至，冷酷而真实。在热烙的情事上尽显人生的荒凉，任何浪漫主义都遮蔽不了“张看”那冷静尖利的眼光。她的小说几乎篇篇如此，结集出版时她命名之曰“传奇”，这好比管“着凉”叫“热伤风”，如果不是有意促狭，那就是冷到家了。

把爱情小说写得那么冷，未曾想到当才女遇到才子，一见倾了情，一切就不同了。颠倒迷乱，昏热得可以。胡兰成评张爱玲，文章劈头一句“鲁迅之后有她”，直截了当把她和鲁迅比并。因为懂得，所以慈悲——是因为胡兰成“懂得”，所以张爱玲才慈悲到不在乎胡的汉奸身份和处处留情？原来才子才女的“才”有时候竟可以一叶障目。

不过关于张、胡情事，在《小团圆》之前，都是胡兰成一个人喋喋不休。他的《今生今世》是才子书，但解不了才子的“腻”——他的欣赏张爱玲，是赏玩、把玩，是油腻腻的手折莲花，是亵玩，令人不爽。更不用提他落水文人、汪伪附逆的污秽以及他左拥右抱、小周大周的滥情。所以，当他一而再地寄书、写信，而张爱玲不搭理不回应，仿佛终于明白了，决绝地斩断情缘，端然冷肃。——然而，《小团圆》却让天下张迷明白了：这不是真的。

在这部写于1975年的自传体小说中，张爱玲第一次书写了她的爱情故事。她深情缅邈，细细追忆，20多年前的情事，过程与细节，琐琐屑屑，真真切切，像饥饿的人对残羹冷炙亦无比珍惜，细细品味，慢慢享用，精致中有铭心刻骨的热烈——

微风中棕榈叶的手指，沙滩上的潮水，一道蜿蜒的白线往上爬，又往后退，几乎是静止的。她要它永远继续下去，让她在这金色的永生里再沉浸一会。

兽在幽暗的岩洞里的一线黄泉就饮，汩汩地用舌头卷起来。她是洞口倒挂着的蝙蝠，深山中藏匿的遗民，被侵犯了，被发现了，无助，无告的，有只动物在小口小口地啜着她的核心。暴露的恐怖糅合在难忍的愿望里：要他回来，马上回来——回到她的怀抱里，回到她眼底……

这样纵情越轨地大胆描写性爱，在以往张爱玲小说中是罕见的，有一种豁出去了似的拼劲儿，淋漓酣畅。让人不禁揣想，在远离世人的晚年，孤寂的岁月中，她在这部小说中与胡兰成“团圆”了。

关于张、胡恋情，《小团圆》一出，《今生今世》所述种种总算不再是“孤证”了。胡兰成那些风言风语，于今与张爱玲的小说文本丝丝入扣，这也算是一种“团圆”吧？比如胡说：

我与爱玲说起小周，却说得来不得要领。一夫一妻原是人伦之正，但亦每有好花开出墙外，我不曾想到要避嫌，爱玲这样小气，亦糊涂得不知道嫉妒。

张爱玲便说：

他对女人太博爱，又较富幻想，一来就把人理想化了，所以到处留情……客邸凄凉，更需要这种生活上的情趣。

《今生今世》：

大限来到夫妻各自飞，将来与你隔了银河亦必定我得见。爱玲道：“那时你变姓名，可叫张牵，又或叫张招，天涯海角有我在牵你招你。”

《小团圆》：

她刚认识他的时候就知道战后他要逃亡。为了能在一起，她对他说：“希望它（战争）永远打下去。”

原来倾城不够，还要倾国。在张爱玲那里原没有民族大义，家国概念。那些于她只是遥远的背景、惘惘的威胁，她介意的还是《封锁》、《色戒》里即使非常时期亦有的平凡安稳的人情人性。

对于《小团圆》，张爱玲一会要出版，一会要销毁，矛盾得厉害。这么才华横溢的一部著作，且又是自传体，销毁确也可惜；不过张爱玲的才华是早被承认的，身世的种种显阔也是人们耳熟能详的，而此外呢？从前为了爱才，人们总在帮着张爱玲与胡兰成撇撇清，如今看了《小团圆》，张爱玲就“变得很低很低”，倒不至于“低到尘埃里”，但和胡兰成一样低了。所以张爱玲那句名言稍稍修正刚好达意：世间悲剧是一个才女竟和这样的人结了婚。

倒不如不团圆。

谁没有忘记落花生

人们知道“许地山”这个名字，多半是通过语文课本中一篇经典散文《落花生》。花生长在泥土里，不好看，但剥了壳吃起来很香甜——所以不羡慕开在枝头的花，让我们做质朴而有用的人吧。此后，这位作者似乎默默地消失了。80年代刘晓庆、姜文主演过由他的小说改编的电影《春桃》，人们又短暂地忆起他，那时他已去世40多年了。其实，许地山的人生，精彩之极。

就说电影，在20世纪20年代初还是洋玩意儿，电影公司放映外国影片，连中文字幕也没有，于是想了个办法，请懂外文的人一边看一边翻译，相当于同声传译加上电影配音。当时燕京大学的学生许地山就常被邀请去做这个，据说他的讲解很生动，深受观众欢迎。等到他1923年赴美入哥伦比亚大学、1924年得硕士学位又赴英入牛津大学、1926年获学士学位之后，他所精通的就不仅仅是英语语言了。他研读神学、宗教史、宗教比较学、印度哲学和宗教、民俗学、人类学，研习梵文、希腊文，还去印度研究了一年。对于宗教，许地山功夫颇深。1941年许地山去世后，陈寅恪说：“寅恪昔年略治佛道二家之学……后读许地山先生所著佛道二教史论文，关于教义本体俱有精深之评述，心服之余，弥用自愧，遂捐弃故伎，不敢复谈此事矣。”能让大学者陈寅恪“心服”、“自愧”，放弃一个领域的研究，足以想见其学术成就之大。

研究宗教的许地山不免受到宗教影响，特别是佛教影响。在佛教影响的背景下重读《落花生》这篇散文，就感受到不一样的气息，佛的淡定。而他的最具个人风格的小说《命命鸟》、《商人妇》等篇，除了旖旎的南洋风光便是弥漫其中的宗教气息，二者构成了鲜明的许地山小说的个人标记。以生为苦恼，以涅槃为极乐，在宗教信仰中获得再生的勇气。这些小说写作于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退潮期，那时的情形，鲁迅曾形容是——有人高升，有人退隐，他自己则是彷徨。许地山大约也是彷徨中的一个，在彷徨中他亲近了佛的妙谛。

不曾想到的是，从燕京大学毕业、留学后又回燕大任教，从助教到副教授、教授的许地山，因与燕大教务长司徒雷登意见不和而被燕大解聘；更不曾想到的是，其后他赴香港大学任中文学院主任教授，一番改革，竟如五四时期蔡元培革新北大，展现出五四老战士风采。当时的香港，比北京、上海慢了一拍。中文学院依然是四书五经、桐城派古文的老套，许地山参照西方现代教育模式及内地大学的课程设置，将中文学院改为文学、史学、哲学三系，废文言，改用白话，文学课不只注重诗文，还教授小说、文学史乃至发生不远的五四新文学，历史不再只注重政治史，还加上文化史、宗教史……一系列措施将香港大学推进到现代教育进程中。柳亚子甚至说，香港文化是“许先生一手开拓出来的”。许地山不仅教授于大学，还不知疲倦地致力于中小学师资培训和平民业余学校的教育。可想而知，当许地山振臂高呼：“中国一向没有真学术，有的只是‘做官技术’、‘社交学问’，衣、食、住、行、卫五种民族必要的知识，从来没有包括在学术的范围内；要知道中国现在境遇的真相，要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归根结底还是要从中国历史与其社会组织、经济制度的研究入手……”时，在当时香港青年人心中激起怎样热烈的反响。当他去世，曾有挽联将他与鲁迅联在一起：

如果有人喊，救救孩子。

最好叫他去，学学先生。

有意思的是，近来有学者研究显示，当时在香港大学读书的张爱玲就深受老师许地山的影响。她的小说《茉莉香片》中的言教授即以许地山为原型。在这个以“寻找父亲”为主题的小说中，言教授是主人公向往的理想父亲——这或许也是张爱玲的向往？而张爱玲非常著名的两篇散文《更衣记》和《中国人的生活与时装》，的确与许地山的《近三百年来底中国女装》一文在研究方法、观察角度乃至行文方式等诸多方面，有着明显的相同相通之处。学者邵迎建曾有专文论及此事。

令人兴叹的是，五四那一代人就如文艺复兴时那些大师们，各个都有多方面成就，许地山也是如此。都说佛是寂灭，是色空，而许地山的一生确是生气贯注、精彩纷呈、莲花朵朵开。他不仅研究服装，还会自己做衣服；他善于培植花木、布置庭院，经他的手插于瓶中的花枝别具韵味；他搜集古钱，加以考证；他捕蝴蝶，制作标本；他还知音律，弹一手好琵琶；他带领他的孩子们养猴子、小狗和家禽，还为孩子们创制一种有历史内容的六国棋；他会说厦门话、广州话、北京话，懂英文、德文、梵文等外国文字；他的小说执着于爱情题材，以至于被沈从文称为“妻子文学”，还一本正经地立愿，要“尽此生”写作爱情小说，能写一篇便写一篇，能写百、千、亿、万篇，便写百、千、亿、万篇；他对妻子、亡妻皆有情……

抗战时期，许地山的生命焕发出更加耀眼的光焰。他投身抗日救亡运动，日夜奔忙，为来港的进步人士提供便利，他们夫妇的家接待过共产党人杨刚、民主人士梁漱溟，邹韬奋在他们家编辑《生活周刊》；在战乱的时局下，他以金刚护法之精神慨然承诺保护郑振铎苦心收藏的善本孤本；他似观音大士慈航普度，支持宋庆龄在香港主持的儿童福利会工作……他逝世后，宋庆龄第一个送来鲜花花圈。

许地山死于心脏病发作，死于忙与累。在他散文中有一篇《愿》：他愿做盐，在食物中融散了自己的形骸，你看不见盐，却尝到了盐的味道。这还是他一生信奉的质朴而有用的“落花生主义”。

才子革命家

“才子”名号被滥用，以至于遇到真正的才子，反觉“才子”一词分量不够，还有一点轻佻意味。怎么形容瞿秋白呢？

与他同时代的人的评价也许能说明一二——

丁玲，在上海大学时期既是他的学生也是比较亲近的小友。当时，茅盾、陈望道、田汉、俞平伯等都是教员，而丁玲说，秋白是最好的老师。

鲁迅，冷眼看人，能入他法眼的人不多。但对秋白，却书写了那么高调的条幅相赠：人生得一知己足矣，斯世当以同怀视之。并盛赞秋白的理论文章是“皇皇大论”。

刽子手，仰佩秋白，“惋惜”其才华，在蒋介石“就地枪决”令下之后，仍不放弃优待软化劝降，与之吃饭、喝茶、饮酒、下棋，然秋白终不改其志，令刽子手抱憾：这样一个才俊怎么就殉了共产主义了？！

精通琴棋书画，作诗文、唱昆曲、治印，似乎才子的才艺他样样来得；从事翻译和写作，一出手就不同凡响，别的不说，单一篇《鲁迅杂感选集序言》，高屋建瓴，将鲁迅之为鲁迅阐释得极为透辟。须知，鲁迅这样一位伟大丰富复杂的文化巨擘是轻易概括得了吗？秋白有文集14卷，而所有这些成绩是在他作为职业革命家工作之余取得的，而他牺牲时年仅36岁。

才子瞿秋白因学俄文而留学苏联而为陈独秀当翻译，因向往世界大同，走上革命道路。见过列宁、布哈林，翻译《国际歌》，是中共早期探讨中国革命理论和革命道路的先行者。1927年白色恐怖中，不想当领袖、连诸葛亮也不想当的瞿秋白临危履难，成为中共第一号人物。南昌起义，秋收起义，以红色暴力回击白色恐怖。

中国革命急风暴雨、百转千回，无情试炼着投身其中的人们。党内路线斗争激烈，一会儿机会主义，一会儿盲动主义，革命家瞿秋白生前死后曾经三次被逐——第一次是被批判为立三路线的负责人，被逐出政治局；第二次是长征开始后被留在苏区，实际上是抛弃给敌人；第三次是“文革”中因《多余的话》被诬为叛徒，被掘墓扬灰。三次都是以革命的名义。

《多余的话》两万多字，是瞿秋白在明知自己死之将至的时日，在国民党监狱特殊的环境中，回顾一生，剖析自己，写下的深沉宛曲、襟怀坦白、寄意高远之作，没有故作的高大姿态，倒是处处贬抑自己——从政当领袖是没有牛时“狗耕田”，从文是“半吊子文人”。对于来自党内的排挤、迫害，他只字未提，他不愿意以这些示敌，依然顾全大局，忍辱负重。但那种荒凉的心境和伤痛的心情是弥漫在字里行间的。读之令人非常难过，非常同情。

正是没有一般所谓的激昂慷慨，加之其中有些话是容易引起有意无意的误解与曲解，许多人认为何必要写这《多余的话》呢？

1991年编辑出版《瞿秋白文集》时，《多余的话》被收在“政治理论编”第七卷附录中，没有放入正文。编者按：“《多余的话》至今未见到作者手稿。从文章的内容所述事实和文风看，是瞿秋白所写，但其中是否有被国民党当局篡改之处仍难以断定，故作为附录收入本卷，供研究者参考。”编辑者的考虑是慎重的，必要的。

墨写的文章也许可以被篡改，好在还有血写的人生。

1936年6月16日9时，在刽子手惋惜、无奈的目光中，瞿秋白从容而行，走向刑场，一路用华语和俄语唱《国际歌》，神态自若。罗汉岭下，绿茵茵的草坪在青山环抱中，秋白停下说：“此地甚好。”然后盘膝而坐，面向枪口，微笑饮弹。

大典之前

早在1948年底，国共胜败大局已定。当东北人民解放军在锦州揭开了辽沈战役的序幕时，在香港的民主人士就得到通知，秘密分批北上，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这已是在为开国大典做准备。据茅盾回忆，9月底走的第一批是沈钧儒等人，11月下旬郭沫若等人第二批走，茅盾是第三批。第三批人最多，20余人，李济深、章乃器等都在这一批，他们在北行的船上迎接新年。1949年元旦那天，一行人互致祝愿，李济深在茅盾的手册上写道：“同舟共济，一心一意，为了一件大事，一件为着参与共同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统一、康乐的新中国的大事……前进前进，努力努力。”元旦那天，《华商报》登载了茅盾在香港写的最后一篇文章《迎接新年，迎接新中国！》。可以说，当时进步人士的心情就是这样的。

4月23日，随中国代表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的丁玲在布拉格分会场（当时法国拒绝中国等十几个赤色国家入境，故世界拥护和平大会在巴黎和布拉格同时开幕）上，忽然听到大会主席宣布，中国人民解放军横渡长江，已经解放南京。全场热烈鼓掌，争相与中国代表握手拥抱。孩子们还献了花。这之后，本想埋头基层写她的小说的丁玲，不断地开会。之前3、4月间第一次妇女大会开过了，她没去也被选为全国妇联常委。之后，丁玲参加了7月第一次文代会，9月政治协商会议。

全国进步作家都来了。冯雪峰带领南方代表团，宋之的带领华中代表团，北上。胡风与他的文友们重逢了。路翎、阿垅、绿原、鲁黎……大家畅谈，畅游，这是在解放了的自由的土地上。

华北的赵树理来了，还被选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他发言很有自己的特点，说自己“文化水”是落后的，“文学水”似乎高一点，但那是老作家们拖的捧的，说自己的“政治水”稍好一点，但还需提高。他提到上海的小人书作坊，说旧文艺阵地还很大，“我们新文艺工作者应该以最大的努力来夺取它！”

丁玲在会上发言，以切身经验指出，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结合是需要经过长期改造和锻炼的。最美的是为工农大众，最丑的是为个人、自私的东西。

当然，最重头的发言还是周扬代表解放区、茅盾代表国统区所作的两个报告。当时，号称胜利会师的两拨作家，衣冠上泾渭分明，穿军装的是解放区作家，穿西装的是国统区作家。穿军装的诗人田间在会下住宿的饭店里遇到向他打招呼的、穿西装的绿原，说了句：“今后好好学习吧。”无疑的，解放区是正统的代表，大部分国统区作家先自觉得矮人一头。当时，茅盾作的国统区文艺运动报告，基本上以检讨缺点为主。创作上的人道主义、个人趣味、抗战加恋爱，纯文艺等都在检讨之列，理论上不点名地批判胡风文艺思想，确立毛主席延安《讲话》精神。当时路翎敏感预言：这两拨人今后不可能在一个起跑线上。

但在几代人为之努力奋斗的新中国即将诞生之际，巨大的喜悦、兴奋、激动，必然冲淡一切不和谐。人们也不会注意北平城角落里，沈从文因先前受到郭沫若严厉批判而紧张到割腕自杀。老朋友丁玲百忙中探望，安慰他不要疑神疑鬼，说“共产党怎么也不会整到你头上”。就连清华园的留学欧美的一班老朋友，如林徽因、梁思成等自由知识分子一面安慰他，一面也兴致勃勃地瞩望新中国的到来。

那时候，人们从各地向北平聚集。鲁迅没能看到这一天。他的夫人和孩子有幸目睹。当时海婴还不满20岁，喜欢摄影。在从东北开往北平的列车上，他拍下了众多著名的民主人士的照片。有一张是黄炎培在火车上致辞。讲的什么呢，在与各党派人士去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旅途中？他笑得开怀。新中国就在前面。如百川归海，天下归心。各行各业的人们，带着他们各自不同的奋斗的经历，奔向一个共同的目的地，去共商国是。正如茅盾文章中写的：

这是五千年来中华民族的第一件喜事！……新中国将是一个独立、自主、和平的大国，将是一个平等，自由，繁荣康乐的大家庭。在世界上，中国人将不再受人轻侮排挤。人人有发展的机会，人人有将其能力服务于祖国的机会……中国人民渴望这样一个新中国，差不多有百年之久了……

郭沫若更是忙。他在北平欢迎民主人士大会上讲话，在北大学生自治会演讲，他写文章痛斥国民党盗运文物，他率团参加世界拥护和平大会，他在文代会上致开幕辞并作《为建设新中国的人民文艺而奋斗》的总报告，他讲话谴责美帝白皮书，他在中苏友协致辞，他作为无党派民主人士首席代表在政协会议发言……当然诗人郭沫若此时怎能无诗呢？《新华颂》已然成篇。那时讴歌新中国、毛主席的诗人岂只他一人。艾青、臧克家、田间，胡风，谁没写下热情的诗句？

走过千山万水，走过艰难曲折，在1949年10月1日下午3时，万众聚集在天安门前，即将见证一个庄严的历史时刻。

60年后，诗人牛汉告诉我，在开国大典之前，9月22日，他奉组织之命，带着二三十名学生去打扫天安门。他们打开紧锁的重门，惊飞了里边的麻雀、鸽子。天安门上的草很难清理，他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他们点亮汽灯，干到第二天天亮，清理出十几大箩筐杂草、尘土和垃圾。天安门干净了。10月1日，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上，等待着。他会回想他的过往吗？他曾为了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宁可不要文凭，他闹学潮被关进监狱，头上受伤？他怎么也想不到几年后他会成为“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被开除党籍。历史的百转千回，正是人间正道沧桑。——60年前那时刻他不用想。他站在天安门前，幸福地等待着。

风涛中的文人们

文人罹难，在中国，自古以降屡见不鲜。进入20世纪，若干文人于政治风涛中辗转颠簸之境况，其惨烈，其荒诞，真也“蔚为大观”。《新文学史料》编辑部编选了一本亲历者回忆，书名《历史风涛中的文人们》，虽然都是旧文旧事，仍有颇多读者关注，还上了三联书店排行榜。

建国以来最著名的风涛文人是胡风、丁玲，都是毛主席“御批”的“钦犯”。挨批、下狱、流放，千夫所指，做了二十几年“贱民”，最终捱到平反昭雪那一天。毕竟都是在历史中摸爬滚打过的大人物，有足够强大的精神世界，虽然晚年胡风精神状况不稳定，总算没有被摧毁，笑到了最后。

比较惨的，除了死掉的，是活着却被政治重压压得变了形。比如“胡风集团”中的路翎，当年丰神俊朗、才华横溢，堪比今日的韩寒；到了平反之时，却已神志昏昏，聪明尽去，木呆呆的，见了老朋友也无悲无喜，当年批判他的人来道歉，他也直愣愣瞪大眼睛，一句话说不出。只是，据他妻子说，有时他在家里坐着坐着忽然起身，到外边什么地方大吼几声，再回来，说是有一股“气”堵在心口，要是憋着不吼出来，他会感到窒息难受，坐立不安。路翎死于1994年。晚年他似乎渐渐明白了他的作家本分，握笔疾书写了十年，写了许多。但价值如何？人们叹息。他的老友、难友，诗人绿原满怀哀矜悲怆，努力从那几百万字的书稿中辨识着那被毁伤了的天才的灵感……什么是悲剧？鲁迅说，悲剧就是将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如今书市上流布的路翎作品，还都是他二三十来岁时写的。

有受难者，就有帮凶和犹大。历史大戏即使有总导演安排，各种角色，还是各人扮各人的。舒芜，当年与路翎一个长于理论，一个擅做小说，是胡风最为看中的、爱护提携的两个人。舒芜才华天分之高，使他如同美人之“天生丽质难自弃”，在新中国蒸蒸日上的景况中，一定得逃离胡风这条雨打风吹、即将沉没的破船，搭上时代的列车。于是他成为倒戈者，被旧朋友目为“犹大”，呼为“无耻”以代其名。舒芜晚年回归五四，妙手著文，研究周作人颇有心得；反思过去，据说忏悔不够彻底，有推脱责任之嫌。90年代我随也是胡风分子的诗人牛汉先生组稿到他家，他家光线暗，一个黄胖老头儿的样子，说话带口音，好像急于讨论问题，没有太多寒暄客气。印象深的是他问我们怎么看王朔现象——现在想来，他依然是与时俱进人物。

风涛中，周扬、林默涵算是元帅麾下的大将，一生角色定位于文化官员。批倒了胡风、丁玲，周扬们在“文革”中也纷纷落马。复出后，周扬见冯雪峰道歉，见胡风道歉，会上会下道了不少歉。不知为何，据说他独不向丁玲道歉。后来，80年代文坛几番风雨，这二位一会儿“左”一会儿“右”，让人不禁感慨历史风云变幻之诡谲。而80年代末林默涵在《胡风事件的前前后后》一文的最后，表达了这样的意思：我做错了什么事，一定认错、改正，但我决不向任何人忏悔，因为我从来是根据自己的认识，根据当时认为符合党的利益和需要去做工作的，不是违心的……与周扬不同，这也是一种回望历史的态度。

好的故事

鲁迅的文笔是非常风雅的，看他的散文，书信甚至杂文都会感受到。只是他遭遇的可恶世道让他无法一味风雅，他直面惨淡的人生，像个圣斗士，左突右袭，与中国一切污七八糟的人与事搏斗，留下烟火味的辛辣文章，遮掩了他的风雅。这悲哀，他自己是深谙其味的，他说过，他收获的只是“灵魂的荒凉和粗糙”。但他亦不悔，在那样的中国，他不愿自顾自地进入所谓的艺术殿堂，跟着一些没心没肺的文人雅士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

在昏沉的夜，偶尔的一觉，梦见好的故事，青天之上，漫天的云锦，如万颗星飞奔流转似的，看见美的人和美的事，美丽，幽雅，有趣……鲁迅也有这样出离了愤怒、失望而遁入一个好梦的片刻时光。人到中年，前瞻与回望中，人生的底色渐渐显露。看文学史上那些人物，他们的一生，最好的时光，好的故事，似乎都在青春时代。

比如徐志摩。他是含着金匙降生人世的，有个富爸爸，前半生锦衣玉食，行云流水地留学、当教授、做诗人。他的第一部诗集《志摩的诗》印刷极佳，用宣纸，仿宋字体，中式丝线装订，封面排了一行小字：“献给爸爸。”当时诗人写诗流行题献，一般是献给爱人，献给爸爸，却是仅见。朋友们得到这部诗集，就和他开玩笑。这个稚拙的志摩在泰戈尔来华时更是活泼，与他心仪的林徽因一起演出泰戈尔的剧作，他扮演爱神，全身半裸，胁下呼扇着双翼，手持弓箭，最后出场，腾空飞跃，向台下观众射了一箭。神气活现，调皮之极。让坐在软座上、穿着绛紫大袍的泰戈尔十分快乐。他爱林徽因、爱陆小曼，他再别康桥，挥一挥衣袖不带走一片云彩，即便有苦恼，也洋溢着青春的勃勃生气。那时的他还想不到其后人生的灰暗，爱情破灭，生活逼仄——阴沉，黑暗，毒蛇似的蜿蜒，生活逼成了一条甬道，手扪索着冷壁的粘潮，在妖魔的脏腑内挣扎，头顶不见一线天光，这魂魄，在恐怖的压迫下，除了消灭更有什么愿望？这首诗题为《生活》，据说，正是诗人最后三年生命状态的真实写照。随着他搭乘的飞机触山爆炸，他解脱的灵魂可以无挂碍云游了。

好的故事：1921年，一个阴雨天，在安庆读书的张友鸾与几个同学在自办的小书铺卖书，来了一个并不显眼的男子，三十岁样子，胳膊上搭着雨衣，他要买郭沫若的《女神》。几个人便趁机向他推荐《沉沦》，说这部小说如何如何好，是郁达夫的近作，劝他买一本。那人听了，微微一笑：“我就是郁达夫。”从此就经常见面，后来还有师生之谊。那时的郁达夫爱喝酒，“造饮辙尽，期在必醉”，喝得急，三杯之后，脸红了，嗓门也大了，平时忧郁伤感的调子，一变而为慷慨激昂，心中不平与郁闷，一泻而出。他烟瘾也大，常跟弟子说：“要我戒烟，四脚朝天。”他非常喜欢清代诗人黄仲则的那句：“悄立市桥人不识，一星如月看多时。”闹中独静，呆看星空，物我两忘的境界。郁达夫以《沉沦》一举成名，他喜欢在小说中长吁短叹，诉苦哭穷，据说恰好抒发了一代弱国子民的郁闷。他是一切私事都要暴露在作品里，甚至后来与王映霞婚变也要写一首一首旧体诗公开发表。然而在他生命的最后，与爱妻长别离，远离祖国，在苏门答腊隐姓埋名，与日寇周旋，那种困苦绝境中，他却吞声隐忍，不复像早年“为赋新词强说愁”了。而那些青春的哀叹都是甜蜜的。

郁达夫那时经常对张友鸾说起郭沫若，赞叹说：“郭沫若将有大成就，我只是个庸人。”在张扬的创造社中，据说只有郁达夫没有“创造脸”，其他人都是睥睨一切的。记得丁玲曾去见郭沫若，提起当时的作家，郭沫若即仰天大笑，笑得丁玲莫名其妙。青年才俊郭沫若目无余子是有资格的，天纵其才，他创作《女神》，投身北伐，公开骂蒋，研究甲骨文，干什么都风生水起。五四的青春创造精神在他身上体现得格外生动，天马行空，无可羁绊。然而想一想他的晚年，在“天庭”中活得多么规矩，连爱子不明不白的死亡也默然承受。更不要提那些应景的诗作多么糟糕。

也许每个人都可以放纵自己的青春，但是否有个欣慰晚景，还要通过中年的理性的荫谷。沈从文经历过中年危机——那时新中国刚开篇，而他的那一页却被无情地翻过去了。新中国的一切都没他的份儿，他自杀过，最后选择了放弃写作，开始搞文物研究，远离政治，最终他等到了重新焕发光彩的那一天。

老舍却没有这么幸运。他死于他的盛年。说来老舍可怜，从小就是个苦孩子，紧紧巴巴地念书，勤勤谨谨、小心翼翼地做事，好像从来没有年轻过恣意过，他那些幽默都像是含着泪，还陪着小心。到了“文革”，他实在是累了，受够了。

鲁迅也好像没有青春时光，在历史大舞台一亮相，就是父亲的形象，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

也有一辈子青春无悔的。比如聂绀弩。一生的坎坎坷坷也都经历了，可好像永远不老，一直是年轻气盛，风流倜傥。这在胡风眼里有时是“不着调”，给周恩来的印象是“吊儿郎当”，他自己称作“散宜生”……看看他晚年那些绝妙的诗作就可以感受到以上种种。比如在干校，他写搓草绳，有“一双两好缠绵久，万转千回缱绻多”的妙句；他写刨冻白菜，有“明珰翠羽碧琉璃”的妙喻；拾稻穗是“一丘田有几遗穗，五合米需千折腰”，放牛是“一鞭在手矜天下，万众归心吻地皮”，是“苏武放羊牛我放，共怜芳草各天涯”；还有那样鬼斧神工的奇句：“狼洞难留青面兽，虎林微访白头翁”、“刀头猎色人寒胆，虎口谈兵鬼耸肩”以及“青眼高歌望吾子，红心大干管他妈”、“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等等。聂绀弩曾说，自己在戏里，只能小生演，不能老生去。什么意思？他的同事、朋友张友鸾解说：是得意语，也是伤心语。七八十岁的人了，只能称为“老小生”吧。

花花草草周瘦鹃

专门写作才子佳人、卿卿我我的“鸳鸯蝴蝶派”小说家，往往给自己取笔名也有鸳蝴气，比如周瘦鹃，秦瘦鸥，严独鹤、沁香阁主，钏影楼主……周瘦鹃还另有“泣红”、“紫罗兰主人”等笔名。周瘦鹃曾恋爱一位英文名为VIOLET的富家小姐，两情相悦，却怎奈棒打鸳鸯，紫罗兰小姐遵父母之命嫁入豪门，周瘦鹃却“一生低首紫罗兰”，如他在诗文中表白的那样，他在苏州购置的居所定名为“紫兰小筑”，叠石为台，遍种一丛丛紫罗兰，他的书房定名“紫罗兰庵”，他编杂志，刊名《紫罗兰》，他的书也频以“紫罗兰”名之，甚至他用的墨水也是紫色的……这样一位痴情人所做的小说自然是情天恨海，你侬我侬的了。——有一位新文学作家刘半农原先是叫“伴侬”的，可见当时鸳蝴派小说所包含的婚姻自由等时代新思潮的质素，让那时的中国人多么风魔。但病恹恹地吐半口血、由小丫鬟扶到阶前看海棠的酸腐情调也是有的。然而市民百姓就是喜欢看。

在以往各种新文学史著作中，莺啼蝶怨的“鸳鸯蝴蝶派”或称“礼拜六派”以及刀光剑影的武侠小说都是作为五四新文学主流以外的逆流、浊流而被批判性地提及。近些年来，在以范伯群教授为代表的一批研究新文学的学者转向研究“俗文学”，在大量占有、挖掘史料的基础上，从个体、细部研究开始，渐渐地理清了俗文学在整个文学生态圈中的生存面貌，从宏观上展现了俗文学与新文学多元共生的真实图景。在新近出版的插图本《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中，著者吴福辉先生以开阔的眼界、在动态研究中，令人信服地描述了五四前、五四后以及30年代、40年代几个大的文学史时段中，俗文学顽强而妖冶地生存、发展、交融、变形的宛转状貌。比如，他将写老北京的新文学作家老舍与写《啼笑因缘》、《春明外史》、《金粉世家》的张恨水并置在“两种市民社会的文学视野”这框架中讲述；将徐、张爱玲等人的创作视为俗文学的流变、升华；他从出版角度，梳理了从《礼拜六》到《良友》、《万象》等报刊作为俗文学阵地的历史延革……

从前知道：新文学大家鲁迅的母亲偏爱看旧小说，鲁迅搬到上海居住时也还不忘给母亲买一套一套的旧小说寄回北京；张恨水一部小说风行就可以在北京买个四合院；张爱玲爱看上海小报，初登文坛投稿即投到周瘦鹃主编的《紫罗兰》杂志……这种种现象，现在终于印证了新的文学史结论。

其实这种俗文学与新文学共生的状态，瞿秋白早就概括过，所谓“欧化青年读五四白话，平民百姓读章回体白话”。俗文学的读者不比新文学读者少。而俗文学最大发展应该是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贯彻之后。文艺为什么人服务？当然是占人口总数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农民。这时的“俗”就不是彼时“俗”了，而是民族风格与民族气派了，“俗文学”就是《白毛女》、《小二黑结婚》，被称为“大众文艺”了。

大众文艺作为“主流”，冲击着以往不同的文学流派。新文学一脉的丁玲、萧军、胡风遭批判，沈从文那样的文人更早就改行不写了，而鸳蝴派老作家的无所适从也可想而知了。据范伯群制作的《周瘦鹃年谱》，新中国成立以后的周瘦鹃主要以养花种草、制作盆景为主业。

从栽种紫罗兰开始的园艺生涯，早在1939年、1940年就为周瘦鹃赢得了上海中西莳花会春、秋两季的大奖。当时在抗战背景下，许多人以为他是日本人，经他“挺身说明”，为国难中的中国人挣了光荣。在这之前，还从没有中国人获过奖。他有诗云：“半载辛勤差不负，者番重夺锦标还。但悲万里河山破，忍看些些盆里山。”表达了他悲喜交集的心情。当他志在必得，想三连冠时，由西方人士组成的评委会最终把大奖颁给了上海首富哈同爵士，而贬他的盆景作品为二等奖。这令在场的正直的中外观众不满，周瘦鹃愤而退出了中西莳花会。

建国后，周瘦鹃制作的盆景名气更大了，慕名前来者甚众。他索性开放紫兰小筑。从那时到“文革”前，到紫兰小筑或称“周家花园”的名人真是不少。周恩来、邓颖超夫妇来过，朱德夫妇来过并赠送兰花，陈毅来过，刘伯承、李先念来过，叶剑英竟然三次造访，老友田汉也是三次来访……上海科教电影制片厂还专门为他拍摄了20多分钟长度的彩色科教片《盆景》，北京市园林局请他去传授经验。他被任命为苏州市园林管理处副主任，他建议全面修缮苏州园林，并参与了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等古迹的修缮。他被聘任为苏州文物古迹管理会副主任、市政建设委员会副主任等职，与此同时，各种荣誉也接踵而至：苏州市及江苏省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作为“鸳蝴”文人出身的周瘦鹃，一定没有想到会因小小盆景而有一段如此风光、大有作为的晚年岁月。特别是对照当时文坛风云变幻，许多比他进步得多的左翼新文学作家被批倒，反“右”中大批知识分子落网，周瘦鹃内心深处一定是惊惧与喜悦交织着吧。感恩之心情也是一定有的吧。1958年，为表达对毛主席的崇敬，他特意制作了松、柏、梅三个精致的盆景，并写颂诗一首，托人敬赠毛主席。1962年他受到毛主席接见，亲切交谈了半个小时，其后作诗有“不须羽化已登仙”之句。如果时间就停止在周瘦老人生巅峰状态中该多么完满。

“文革”毁了一切。

1968年，张春桥接见苏州造反派时说：“周瘦鹃这一类无聊的家伙，给人家就专门弄个盆景，你看他就完全是出于爱好？那还不是搞复辟！宣传那些东西，瓦解人们的斗争的意志。我到苏州去几次，但周瘦鹃家里，我从来不去……”

批斗、抄家、房产及花园被没收、近千盆花卉毁于一旦——那可是周瘦老为之“寝食俱废，心力交瘁”的心尖宝贝。周瘦鹃一定是被眼前的骤变搞懵了。

8月12日深夜，74岁的周瘦鹃投身自家花园内一口浇花的水井里，含冤而逝。

周瘦鹃晚年曾总结自己一生有“四大快事”，除了毛主席接见、周恩来与朱德的造访之外，第一件快事就是他后来才知道的：年轻时因翻译出版一本欧美弱小民族的短篇小说集，获得了当时任职教育部的鲁迅亲拟评语褒奖（以教育部名义颁布）。据他说，他对于这位新文学巨匠终生仰慕，却常怀自卑，有时在内山书店远远望见，也不敢趋前致意。——不过，自卑之外，新文学家与鸳蝴派之间的隔阂也是存在的。至于自己名声所系的鸳蝴文事，却不在这“四大快事”之中。

另册另类

另类，一个张显个性的时髦词儿，几十年前却是相当沉重的；“黑五类”，是今天推崇健康饮食的人们流行黑色食品的某个品牌，而几十年前却是直指被专政、被消灭的反动阶级。

依稀记得一句毛主席语录：凡有人群的地方，就有左、中、右。还有一句：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是革命的首要问题。

生于1966年的我，对于“文革”的记忆有限，回想起来，“阶级”概念却已经明晰地刻印在脑海中。证据一：看小人书，看电影，首先要问——谁是好人，谁是坏人。身边的小伙伴也都是这样在问——这真是个“首要问题”，而那时的文艺作品中必然有坏人存在。证据二：那时年纪虽小，我已会对人下政治判断——有一次在小伙伴家玩，那家的姥姥想起大炼钢铁时干部把她家的铁锅抄走了，气不打一处来，用她浓郁的唐山腔狠狠地骂了几句颇为“反动”的话。我大吃一惊，一个念头在心头一闪而至今不忘：她不会是个暗藏的地主婆吧？因为她激动扭曲的一张老脸太像小人书上画的地主婆了。

那时候，现实生活中“坏人”也多，经常有敞篷大卡车拉了胸前挂牌子的犯人游街。有时规模大，高音喇叭激昂慷慨，一辆又一辆大卡车拉着犯人呼啸驶过大街，场面格外刺激。有时只有一辆车，开到居民楼附近，还要停一停，围观的人这时看得清那些垂头弯腰的犯人们的脸。我总有点害怕看那些“坏人”的脸。记得有一个“坏人”居然敢用他的贼眼睛盯了我一眼，吓得我心里怦的一跳。那些游街的犯人后来都哪去了？肯定有不少人是平反了。

除了犯人，那时候疯子也多，时不时地就来一个。疯子都是单个来的，引起围观。有人给他点吃的，也有人逗疯子玩。疯子性情也不尽一致，有的滔滔不绝地与假想敌辩论，背诵毛主席语录；有的还很骄傲。一律都很脏。一个女疯子虽然脏，却因为一个坏小孩往她身上扔烂泥搞脏了她的衣服而惨哭不止！

疯子和犯人是闯入那时生活的非常触目的另类。但还有一些潜隐的另类是我不知道的。我家所住的大院是一个单位的宿舍，是单位的头头脑脑以及技术员、医生、司机等居住的宿舍。在“文革”最乱时期，大院里也发生了一些“革命”行为，这是后来偶尔听一些大孩子说的，比如总工的老母亲身穿黑丝绸被批斗之类。这一类“革命”是外来的还是大院自发的，我不知道，也没问过父母。常听母亲笑谈的倒是我两三岁时被姑姑抱着去看父亲在单位里被批斗，回来后，家里大人逗孩子，问，你爸爸怎么挨斗的？我就严肃地爬上低矮的小饭桌，低头弯腰撅着一声不吭。一家人就大笑。我奇怪家里人怎么没有悲苦，反倒很乐？我父亲后来提起那些行事很戏剧化、“革命”状态很high的“造反派”，总是觉得他们可乐大于可恨。可能是他受的伤害不重。我自己完全不记得此事，心里也没留下什么阴影。但在我不经意的幼年的观察中，还是看出来大院中的有些人活得很谦抑的。特别是总工家的姐姐，长得像古代工笔侍女图那么精致好看，却总是淡然漠然，无声无息地进出大院，对人很戒备的样子。

有了这样的成长背景，读一本刚刚出版的“可以教育好的子女”的集体记忆——《烙印》里的故事，于我虽不熟悉却并不陌生，倒像是接续了童年某些场景而继续的生活，虽然是别人的生活，但却与我相关，像是一些答案，让我看清并没走远的过往。

1949年政权更替，中国社会天翻地覆的巨变以及之后多次政治运动，积累了一批又一批阶级敌人。地、富、反、坏、右，被特别生动地称为“黑五类”。到1979年，宣告“阶级”不复存在，这中间已经繁衍了几代“黑五类”子女了。“黑五类”既在“专政”之列，他们的子女事实上生而有罪，因父母牵连而受到不同程度的歧视、打击、迫害。在漫长的30年间，他们沦为“贱民”，过着“低种姓”生活，他们不得不填写的“出身”一栏，正如霍桑小说《红字》，如影随形，无法摆脱。

一个女孩子，她聪慧，敏感而有主见，在她的父亲成为另类之后，她小心翼翼地等待着，也准备着应付她的同学们对她新身份的奚落、攻击。终于一天自习时，一个男同学站起来，大声说要宣布一个秘密，一边斜眼瞟她。她的心里一沉。那男生喊道：我们班有一个人的爸爸是个坏蛋！报纸上写着哪！坏蛋的女儿当然是坏蛋，亏她还是红领巾，是班干部，还管我，哼！她配吗？

这个女孩子在几十年后回忆当时情景，她的书写令人感受到当时的窒息——

我的心七上八下，翻腾得很厉害，不由得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准备承受更猛烈的袭击。我等待着，呼吸都有些困难了，可是我仍然维护着自己的尊严，没动声色。我应该怎么办？多么渺小！多么无能！……我一直在同学中挺有威信，同学们会怎么看我呢？我全身的血直往上涌，我苦苦地想着，一边继续写作业，一边准备承受更大的打击。最怕出现的场景一旦到来，我反而变得异常冷静、沉稳……我闭紧嘴巴。只要他不点我的名，我就紧闭嘴巴……

在寂静中，那小男生终于没点名。这个女孩在交作业本的时候，夹了一张纸条给老师：

我是新中国的少年儿童，在战火中出生，在红旗下长大，我的父亲出了问题，但绝不允许别人侮辱我。我一定听党的话，好好锻炼自己。

在《烙印》这本书中，这些“黑五类”子女或早或晚都遇到了被当众揭穿身份的时刻，也都一次又一次地希望通过自己的努力，包括与反动家庭划清界限、更改姓氏，以洗刷身份带来的不洁。“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成为他们不断努力的动力。然而现实残酷，入团、招工、升学、婚嫁，任何好事都与他们无缘。就如该书主编林贤治在前言中分析的：“他们的成长过程，是在不断认识自己的身份的危机性，从而不断地放弃自己和防备他人中度过。他们必须承认现存的秩序，学习与这个秩序和平共处，学会顺从，所以，他们每个人的内心过程，都是一个粗暴的摧毁性的过程。”而这种屈辱的体验成为他们生命的一部分，成为“天性”。林贤治先生写道：“在我所认识的众多这类子女中，除了极少数较为开朗、豁达，愿意跟人们交谈往来者外，大多数长成内倾的性格，自卑、畏葸、被动，沉默寡言，离群索居。他们敏感于周围细小的变化，对世上的人们多抱一种不信任感，包括自己在内。明显地，有一种宿命的悲观色彩笼罩其间。”

读《烙印》这本书，同情悲悯与庆幸之情掺杂起伏。也禁不住回想，那时身为小学生的我，一次次被裹挟在政治行为中，比如敲锣打鼓、蹦蹦跳跳地游行，特别是提了各式各样美丽的灯笼，在夜晚参加提灯游行。那灯笼蜿蜒几里，颇为美丽壮观，令我兴奋、快乐。那时的我自然想不到，那灯笼照不见的黑灯瞎火的暗处，更有多少人于悲悒绝望中听人笑语？

其实悲与喜都在那时的“规范”中。好在不肯承认规范的人还是有的，如遇罗克，他挑战血统论，如迅雷闪电之匆促撕开黑幕一角；如王朔、王小波小说里的人物，都不曾被规范、被设置、被锤扁；如聂绀弩诗中意象：“男儿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想到这些真真假假人物，郁闷的心情才被罡风一吹而散。

鲁迅的“小”

鲁迅先生历来是伟大的，一切研究都指向伟大。后来，毛主席走下“神坛”了，思潮影响之下，也有人“倒鲁”，倒得了倒不了且不说，着眼点也是从大处说事儿。但是不知为什么，我总怀想着的，却是他的“小”。

可能是妇人、孺子倾向于“言不及义”，记得在许多篇对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中，小学生马珏，女作家萧红甚至比较政治化的丁玲，都是从“小”处着眼的。丁玲记述鲁迅在“左联”开会，那显然是患着“左倾幼稚病”革命小将发言：现在老作家都不行了！老作家鲁迅就坐在那里，安安静静地听着，极有耐心和涵养。而对萧红、萧军这对从“满洲国”出逃、刚到上海的青年的呵护与提携，不须说到那些大的事迹，单从萧红的目光望去，将永远记得：倾谈后的深夜，飘着雨丝，病弱的鲁迅先生执意送出大门外，还指着一个“茶”字幌，叮嘱说，记着这个就找到我家了。没有了国也没有了家、一直流浪的萧红一再感叹：这样的相待，是两个小青年配领受的么？！相比之下，第一次在父亲的客厅里见到鲁迅的小学生马珏，虽没有丁玲那么成熟的理性眼光和萧红那样丰沛的感情色彩，却像是照相机“喀嚓喀嚓”，留下极为珍贵、也很有趣的鲁迅形象——破旧的帽沿有些丝丝缕缕，吃点心时有点费劲儿，似乎牙也不大好使……在小孩眼里，就是个小老头。其实那时鲁迅才40来岁，即将同许广平谈恋爱呢。

恋爱使鲁迅变小了，年轻了。读过就会感觉到，在《两地书》中，特别是在未经编辑修改的致许广平的信中的鲁迅，要比《呐喊》、《彷徨》中沉郁顿挫的鲁迅，比《热风》而至《且介》杂文中热情呼号、嬉笑怒骂、潇洒自如的鲁迅，都要年轻得多。北京时期的书信，一开始还是颇为“师道尊严”的，随着两人关系越来越密切，就不那么正经，玩闹起来。许广平第一次来访鲁迅，回去在信中将鲁迅的住所细细描写了一大段；鲁迅便在回信中出题考试：我所坐的有玻璃窗的房子的屋顶，似什么样子的？许广平开玩笑，在信中一、二、三点给鲁迅“画像”，鲁迅如法炮制，写对方头发梳得很光，有时又搞得蓬蓬松松，搽雪花膏，穿莫名其妙材料之衣，特征是嚷，哭……到了两人情定，执子之手，常来常往以后，就不要写什么信了。但几年后，鲁迅北上看望母亲时给许广平的信中还深情缅邈地写道：“此时是二十三日之夜十点半，我独自坐在靠壁的桌前，这旁边，先前是有人屡次坐过的，而她此刻却远在上海。”可见那时之甜蜜。

文人情书，不轻浮者少，而腻人者多。长吁短叹，啊啊啊的。鲁迅的情书，平实而深情，也幽默。真的是能谈“风云”者，也能谈“风月”。在厦门大学教书的鲁迅向在广州的许广平“汇报”，班上有女生5名，说他将“目不斜视”直到与许广平相见。许广平回复道：“斜视”有什么要紧，以前印象中该是冷不防一瞪吧。鲁迅又回信说：斜视尚不敢，而况“瞪”乎？许广平给鲁迅织毛背心，赠金星石印章，鲁迅当然明白这“心心相印”的含义，说穿着背心就可以过冬了——这抗寒能力还是来自心灵温暖，所以许广平回信说，傻子，过冬还是要穿棉袄的。而为了印章，鲁迅还写信到上海买了新印泥，许广平怪他“多事”，有旧印泥可用；鲁迅说，不这样不舒服，到底用新印泥盖在他译的《桃色的云》上，赠给许广平。简直是情感洁癖。

鲁迅在厦门那一段生活，有许许多多的小细节，因为写在给爱人的信中，保留下来，因此，这个时期的鲁迅形象比其他任何时期的鲁迅都更真实、生动。比如鲁迅的日常起居，很少有人细细回忆，因为“小”嘛。而如果拍影视剧，布景道具日常状态下的鲁迅生活，在厦门时期是最容易还原不走样的。那时厦门大学草创之初，给教授们的薪水虽然高，但那里生活极不方便。没开水，自己买酒精炉烧水；近处没厕所，小便须远行，一天往返好多次，夜里只好楼下草地上了事——这可是鲁迅啊，教授啊；找当地人包饭，语言不通，一会儿有饭没菜，一会儿有菜没饭的；买些糖果点心吧，蚂蚁又来包围——最绝的是，伟大的鲁迅想出了妙招儿：把糖、点心放在碗里，把碗放在大水盆里，蚂蚁无法飞渡，只好望“护城河”而止步了。

我仰望鲁迅的伟大，但这些“小”的地方，也常会使我感到鲁迅可亲、可爱，以至有时兀自哑然失笑。

艾玛去逛世博会

一百多年前，艾玛跟着情人去逛世博会。

艾玛，她在中国众所周知的名字是包法利夫人。法国小说家福楼拜先生于1857年出版他的著名小说《包法利夫人》，其中就加进了1855年巴黎世博会场景——当然是经过艺术变形的——小说中叫做农业展览会，那也是人头攒动，场面热闹，彩旗飘扬，旗子上面写着“商业”、“农业”、“工业”、“艺术”（这正是那年巴黎世博会主题），州议员激情演说，什么“到处的商业一片繁荣，艺术一片繁荣……到处的新交通路线……我们巨大的生产中心又恢复了活力……我们的港口货源不断，我们的信心得到恢复……”

就像托尔斯泰在《安娜·卡列尼娜》中一再写到火车，火车站，福楼拜也是赶时髦——世博与火车都是新事物，在没有电视、网络的时代，新事物还是靠作家的一支笔来描绘、传播。而小说中加进这些时髦的物事，该也是小说吸引读者的一个噱头吧。

中国最早接触世博会的人都是时代潮头上的人物，像梁启超、张元济等等，他们放洋海外，见多识广，都曾表达过中国应当参与到世博会中去的强烈愿望。而1925年巴黎世博会上中国的缺席，也使几位中国留学生大受刺激。这几位日后也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徐悲鸿、蒋碧薇、张道藩、谢寿康、常玉、邵洵美、刘纪文等。这帮年轻人以学美术的居多，对于这一届以装饰艺术及现代工艺博览新风尚为主题的世博会，他们自然感兴趣。还没进大门，就被吸引了，悲鸿和道藩赞美大门上的图案有东方情调，碧薇说可以绣成花边滚在袖口上。邵洵美喜欢一家香水铺，翠绿的门面如光洁的宝石，中间嵌着几个细长的黑体字母，芬芳幽雅。每个建筑代表了各国的风格，不用挂国旗就猜得出来。他们一一看过去，始终找不到中国馆。邵洵美在日后所写的文章中写道：

这事情本来并不出乎我们意料，可是我们都表示一种诧异而又气愤的样子。

“粉白墙壁，乌黑大门，也不会有什么好看。”我不得不想一句话来改换一些空气，但是老谢却很严重地责备我说：

“这一点你不明白了。我们中国艺术的高贵便在这上面。你以为它单调，可是单调到了艺术的境界便变成最可佩服的拙朴了……这是现代艺术的精神。看前世的艺术，复杂到了奢侈，华丽到了鄙俗，正像一只苹果，太熟了会有一种腐味，带生些咬上去便有一股清香。艺术也是这样，所以原始艺术，经过了这许多年代，总不惹人厌烦。中国建筑的线条形式千百年来一成不变，自有它不朽的价值。”

大家议论时，张道藩却不声不响地在他的一本小手册里画好了中国馆的图样——那是一所宫殿式建筑，楼层加增，窗户减少却又放大了，粗看像宝塔，每一处都实用，连小剧场都完备。徐悲鸿用了艺术家的眼光批评指导，手指到哪儿，张道藩的笔就跟到哪儿修改，最后，光影、透视都很艺术了，还添上了个执柄团扇的古装美女，结果大家一看，这张图却同万寿山上的建筑似的了。原来他俩商量的不是建筑而是绘画。蒋碧薇嗔怪徐悲鸿：“真是缺德，跑到此地来画画。我们还是去看看有没有旁的有趣的东西吧。”于是一行人跟着惯于发号施令的徐太太继续逛世博。当然也看人，看美女。据常玉观察，英国女人走路是用脚走的，美国女人是用腿走的，真正的巴黎女人是用下身走的，有一种特殊的丰韵。大家一阵嬉笑。

青春、艺术、友谊、理想、爱国情怀，这是许多年后他们回忆中的他们的世博。日后他们各有自己的人生路，大画家徐悲鸿是新中国美术界首屈一指的人物，但与蒋碧薇离婚；蒋后来嫁张道藩；而张道藩作为蒋介石信任的国民党中宣部长，在抗战中乃至去台湾后，始终与中共对着干，又一直干不过；谢寿康有“东方莎士比亚”之誉，民国时当过中央文学院院长，后又是驻外大使；常玉是旅法知名画家；刘纪文当时就是受广东国民政府指派去考察市政的，后来当了南京特别市市长，要搞市政修马路，还不忘找邵洵美去给他当秘书长；作为办洋务的盛宣怀的子孙，邵洵美却不喜欢当官管事，加之政局不稳，去了三个月，就辞了工作，回家写诗、玩文学去了，后虽被鲁迅骂，但在诗歌、翻译、出版均有成绩。

解放后，中国参加世博会，美术家张仃多次担任中国馆的总设计。在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中有邢小群女士采写的张仃夫人访谈录，其中就谈到1956年巴黎世博会。那一回，张仃表现的是丝绸大国的主题。他设计了像瀑布一般流泻的丝绸展览。展台用木方格窗和驴皮影作装饰，他将唐代画家张萱的《捣练图》放大，用全黑的人造大理石作背景。《捣练图》表现的是丝绸制作过程，其中有很多雍容华贵的妇女，张仃用金线勾勒画中的人物与织物的线条。结果领导们一审就炸了锅，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产党中国应该以红色为主调，红色代表革命。但张仃坚持不改，最后请示周总理才通过。中国馆轰动巴黎，人流如潮，旁边的美国馆倒显得冷清了。

用张仃自己的话说，他是“给国家办红白喜事”的人——他曾与梁思成设计国徽、改造勤政殿、怀仁堂；在天安门城楼挂一排大宫灯，就是张仃的点子；开国大典上的一个个方队，队伍怎么排列、举什么牌子及标语牌内容也由张仃他们设计。用张仃夫人、诗人灰娃的话形容，张仃是在“包装新中国”。其实，张仃包装的何止新中国。当年在延安的土窑洞里，他用土布、牛毛毯子、麻袋片、旧木头，设计了非常现代的作家俱乐部，有徽标，有酒吧台，还有壁灯——那是用筛面的箩，切了一半，钉在墙上，罩住煤油灯，装饰感与实用效果俱佳。他布置的延安大生产展览，那些南瓜、土豆、以及自纺粗布、粗毛，经张仃的艺术之手一摆弄，让来延安访问的美军观察组和中外记者团惊叹，边区竟然有如此精美别致的设计。当时诗人艾青就曾感叹：张仃到哪里，摩登到哪里。——这么神奇的人竟在年初去世了！

满世界摩登的人大概都要去逛逛世博会吧。冷不丁想起“痞女”名媛洪晃的大胆断言：这时代每个中国男人身边都有一个包法利夫人！抛开道德评判，这法国女子象征了什么？生活在别处？！那么，去逛世博会吧。

舒芜的是是非非

舒芜走了。铺着黄花的灵床上，他面色苍白，头发花白，头略微左倾，睡着了似的安然。

告别仪式很简单，亲友、同事、媒体各方面来了百十人。大家三鞠躬，绕遗体一圈，礼毕。

“胡风分子”一个没来。

这是在意料中的。经过新中国最大一桩文人冤狱的摧折，罹难者死的死，老的老，何况还有不原谅、不释然者在。

晚年聂绀弩洒脱，能与舒芜谈谈古典文学；牛汉看得深远，不主张单单揪住一个舒芜而放过了那个高压时代；更多的“胡风分子”则是不联系、不接触、不原谅，文中、信中或言谈中提到舒芜，都与胡风一样，以“无耻”、“无止”代替其姓名。记得几年前，贾植芳的弟子、某教授写了一篇很长的文章，又推理又考据，只为证明贾植芳根本不愿见舒芜。好像舒芜还有反驳的文章。其实，见又如何？原谅又如何？在舒芜这一边，都是免不了的尴尬。哪有贾植芳活得舒坦？弟子簇拥，世人尊重。2007年去复旦拜见贾先生，一个清癯的小老头儿，笑嘻嘻的，很阳光。据说，他曾对复旦校园中巍峨的毛主席在招手的塑像调侃，说毛主席背在身后的那只手拿着帽子，随时会给谁扣上的。那天，他颇为得意地说：上海是“冒险家的乐园”！坐过国民党的牢，也坐过共产党的牢，这人生够冒险了。坎坷屈辱一笑而过，像玩了一回过山车的孩子，只为惊险刺激的经历而兴奋、自豪。这态度着实令我诧异又钦佩、感动，心想，这就叫笑到了最后啊。

晚年舒芜一直处于尴尬的景况中。一方面才华横溢，不断著书立说，惹人喝彩；一方面应付着来自外界或内心的关于“胡风案”的历史诘问。在《回归五四》一书的后记中，他写下这样一段话——

……所谓“胡风集团”，包括我自己在内，忽然成了“反革命集团”，我思想上无法接受，然而，不敢怀疑。怀疑心情刚有一点曲折流露的《说“难免”》，立刻就被高明所洞察，抓出来给以打击，这就严厉地警告了我：对这个定案不容许有一点怀疑。由我的《关于胡风的宗派主义》，一改再改三改而成了《关于胡风反革命集团的一些材料》，虽非我始料所及，但是它导致了那样一大段冤狱，那么多人受到迫害，妻离子散，家破人亡，乃至失智发狂，各式惨死，其中包括了我青年时期几乎全部好友，特别是一贯挈我掖我教我望我的胡风，我对他们的苦难，有我应负的一份沉重的责任。

这可以看作是他的忏悔录。

2006年，舒芜将他写给胡风的145封信自加注释全部交《新文学史料》发表。随后，胡风的女儿给我电话，要求将胡风写给舒芜的111封信也发表出来，以提供“对照阅读，希望能有助于对一些有疑义的问题和历史事实的正确认识”。早在1998年，针对舒芜在《回归五四》中公开的部分书信，胡风亲属也曾将111封书信中的38封交《新文学史料》发表过。回顾历史当然越全面越好，虽然有重复，我们还是全部刊登了胡风致舒芜的信。在此过程中我感受到那种针对性。

阅读两人全部256封往来书信，令我真是感慨。那时他们都年轻，胡风四十出头，比舒芜年长一些。书信中的胡风如父如兄如导师，从生活到著述，真如舒芜所说的“挈我掖我教我望我”；而舒芜对胡风，是仰望、信任、依赖、听从甚，情绪低落时的倾诉简直就是在“撒娇”了。这样一种几乎可以称之为“甜蜜”而又深厚的关系，要有怎样强大的外力和经过怎样曲折百转的内心斗争才能使之断裂、扭曲、离叛？当舒芜受命注释这些信、把它们变成一场大冤狱的导火索的时候，他的内心是怎么想的呢？在上引一段文字中，他只说到“不敢怀疑”、“不容怀疑”，然后呢？舒芜生前没有提及。

后来，在2007年，舒芜又将他1952年9月7日至12月16日参加胡风文艺思想讨论座谈会期间的日记抄交给《新文学史料》发表。在这份史料中可以感觉到，虽然此时胡风问题还在“讨论”阶段，但已然山雨欲来，暮云四合。舒芜的角色是被从广西招来受教育的，是林默涵等瓦解、争取的对象。找谈话，拿周总理的信给他看，听座谈会上胡风的辩解和人们对胡风的批判——舒芜整理了林默涵、冯雪峰、何其芳、胡绳、邵荃麟、阳翰笙、张天翼、田间、艾青等发言以及周扬做的结论，所有这些大名鼎鼎的人物的发言，无一例外地组成意识形态巨大阵仗，压向胡风。其中，周扬在做总结发言的末了，谈了对胡风的希望——

我的希望是，检讨自己的时候，一定要打退一切关于过去成绩的回忆，推翻架子，脱下裤子，离开自己，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如果不能自我批评，或做得很不彻底，那就一定要有批评来帮助他。

这实在已是一种威风凛凛的“帮助”了。

陪绑性质的舒芜自然领略到这一种威压，并在半个世纪后将这威压传递给我们来感知，让我们惊悸之余，既庆幸自己，又悲悯那些前辈：20世纪中国实在是太动荡了，他们的一生真的是一场冒险啊！

不知道为什么舒芜晚年选了周作人作为他的研究对象。这几天看他写于90年代初的《周作人的是非功过》一书，常常佩服到叹气。太有才了！周作人岂是容易懂的？舒芜却条分缕析地把他研究透了。他有“抚哭叛徒的吊客”的情怀，自信能够把科学的态度和正义的怒火很好地结合起来，“不让一切功绩和成就无意义地成为悲剧的殉葬品，留下来参加新生的过程。”当舒芜写下这些句子的时候，是否也隐隐存了一份奢望，寄予未来的研究舒芜的人们呢？

大哉陶子

去合川开路翎研讨会，从重庆机场乘巴士走高速，经过一个叫做“草街”的地方，蓦然望见路标箭头指向“陶行知纪念馆”。车上人齐呼：这里要去看一看。回程路过，会议主办方就安排车子拐个小弯，参观陶知行纪念馆。

那馆坐落在草山荒野之中，像个寺庙，门前有两个放生池，有水的池中有鱼没鱼，未得细看，另一池中莲叶田田。遥想抗日烽火中流民生之艰辛，其中的难童失家失学失怙，能在陶知行创办的育才学校学习生活，的的确确是到了福地。

说陶行知是当代孔夫子是不为过的。

在那样艰苦条件下办学，而且获得成功，现在全国的育才学校都是由草街这个“育才”而来的。纪念馆中随处可见镌刻的陶知行语录，都是感人肺腑的箴言：

“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千学万学学做真人。”

“以教人者教己，在劳力上劳心。”

“义则居先利则居后，敬其所长恕其所短。”

“敢探未发明的新理，敢入未开化的边疆。”

“行是知之始，知是行之成。”

陶行知的教育理念之根本就是他的名字所示：知行合一，生活即教育，社会即学校。历史上由孙中山先生引发的关于“知难行易”、“知易行难”的大讨论，对于那一代知识分子的人生是打下烙印的。陶知行也不例外。他的名字也是自己改过的。他提倡教学合一、手脑并用、学习与生活合一。育才教育中有一条“小先生”制度，是让大孩子教小孩子，让学生自己管理自己，在互动中学习知识、锻炼能力、养成互助精神。在独生子女占大多数的今天，“小先生”模式倒是应该在学校里提倡、普及。

“育才二十三常能”今天看来也很有趣，其中初级十六常能包括：1.会当书记；2.会说国语；3.会参加开会；4.会应对进退；5.会做“小先生”；6.会管理账目；7.会管理图书；8.会查字典；9.会烧饭菜；10.会洗补衣服；11.会种园；12.会布置；13.会修理；14.会游泳；15.会急救；16.会唱歌。

高级七常能包括：1.会开汽车；2.会打字；3.会速记；4.会接电；5.会担任翻译；6.会临时演讲；7.会领导工作。

这“二十三常能”明显带着时代特色，像“会接电”，一定是战时常常停电、断电，所以才要学会的本领，今天别说孩子，就是成人，大多数也只会找物业了。但是可以看出，陶行知教育理念是与生活实践紧密相连的。现在学“奥数”的孩子不少，自己会洗袜子的恐怕不多。

陶行知推行大众教育，其深层的教育理念却非常“精英”，比如“育才三方针”，就体现着非常科学、非常先进、即便在今天亦不过时的教育理念：

一是“迷”，“根据孩子们不断的着迷于某种特殊活动的天性，透过特殊的环境、设备和方法，我们培养并引导他们成长，踏进未知之门。”

二是“悟”，“根据孩子们一般的智力，透过启发性的普遍教育，我们培养和指导他们对特殊活动取得更深的了解，对人生各方面的关系和宇宙人类历史的发展取得更广的认识。”

三是“爱”，“根据孩子们愿意帮助别人的倾向，透过集体生活，我们培养和引导他们对民族人类产生更高的自觉之爱。”

而“三方针”最终指向仍然是“向着创造生活前进”。

以前我对陶行知了解甚少，一般是看现代文学相关史料中、在作家回忆、传记中，瞥见他匆匆而过的身影，有时见他在募捐筹款，有时见他带着学生在公众集会上唱歌、宣传，有时见他奔走于山城重庆高高低低的路上，为延聘教师或请名作家到学校演讲——当时初登文坛的作家路翎就在育才学校当过老师……但不知道他曾留学美国，与宋子文同学，与胡适同是美国实证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得意门生。1919年杜威来华，他与胡适陪同在老师左右、做翻译。从杜威那里胡适学到的是“疑”，不盲从“主义”，凡事须实验证明；陶行知学得了凡事实践的理念，“行是知之始”，使他的大众教育面向生活实践。他的老师杜威曾这样夸奖他的学生：“陶博士致力于中国大众教育建设的功勋和贡献是无与伦比的。我们后死者必定永远纪念他，并贯彻他的事业。”

1947年陶行知积劳成疾，在盛年去世。想他出身贫寒，知道平民百姓受教育的艰难而致力于大众教育。早年，他在金陵大学毕业论文中就写道：“人民贫，非教育莫与富之；人民愚，非教育莫与智之；党见，非教育不除……”他选择了与同学胡适、宋子文这样政、学精英不同的路。陶行知深知，欲救中国，必救农民，必兴教育。他发愿要排除一切困难，筹措一百万元基金，征集一百万位有志之士，提倡一百万所学校，改造一百万个乡村。他为了建立一支合格的乡村师资队伍，1926年与东南大学教授赵叔愚等人一起，在南京远郊偏僻荒凉的晓庄，筹建乡村师范学校——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晓庄师范，陶行知亲自担任校长。1932年，陶行知总结晓庄师范的经验，在上海创办了上海工学团。工学团是一个社会教育组织，它既是学校，又是工厂，也是一个小社会。招收当地农民子弟入团，上午学习，下午劳动，晚上由小团员请当地农友到工学团办的茶园里谈论天下大事，或由团员讲故事，当小先生。后来这种“即知即传”的小先生制在全国的二十多个省市中广泛推行，在普及教育和扫除文盲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当时，印度的圣雄甘地非常认同陶知行的大众教育理念，认为对于印度是“极有用的”。

从晓庄到工学团，再到育才，是陶行知“行”过的道路——为实现中国教育的普及化和近代化开拓新路。他有言曰：“为一大事来，做一大事去。”他的确做了大事。

陶行知逝世，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都有极高评价。郭沫若书以“大哉陶子，陶子陶子；陶子以前，无一陶子；陶子以后，万亿陶子；大哉陶子，陶子陶子。”循环往复，大有“夫复何言”之慨。

现在，“万亿陶子”不知有没有；教育产业化了，亿万富翁肯定有了。当然也有捐资办学、资助贫困生的善举。问题是教育的理念。毛主席当年号召“开门办学”，“学工，学农，学军”，其理念似有陶子之遗风，但实际情况却是变相劳改和对知识的轻贱。

参观陶行知纪念馆的人不多，寂静中感慨先贤开创事业之不易，看那一池大如盖的莲叶边沿默默地翻卷。

我的作家老师

新文学作家中没做过老师的少。

胡适被蔡元培校长聘请到北大，教授中国哲学史。年方27岁的教授胡博士，人年轻，思想新锐，原来中国哲学史都是从三皇五帝讲起，这位留美的胡博士却另有体系，他从《诗经》讲起，他认为《诗经》里那些训世诗的作者们是真正的思想家，这种讲法震动了北大。就有老教师拿了胡适的讲义《中国哲学史大纲》嘲笑说，哲学史本来就是哲学的大纲，哲学史大纲，岂不是成了大纲的大纲了？课堂上坐着的北大学子也都不是省油的灯，比如顾颉刚，后来在他的《古史辨》序中就说到胡适这一改给他们一班人“充满着三皇五帝的脑筋骤然作了一个重大的打击，骇得一堂中舌挢不能下。”但是听了几堂课，顾颉刚渐渐感到，这年轻教师虽然书读得没有老教师多，但“在裁断上足以自立”。他又拉了外系同学傅斯年——当时学生中的翘楚、日后也是新文化界重量级人物——去听课，结论也是一样。于是胡适在北大讲坛上算是立住了。后来讲义印成书也是颇为轰动的。就像蔡元培评介中常常出现的“从前所没有的”、“从前所不注意的”，这本书无疑是新文化运动中开风气之作、划时代之作。而且该书用白话文写作，并用了新式标点符号——从内容到形式，里外三新。可想而知这本书在当时是多么“炫”。风度翩翩的胡博士，着西装，打领结，活跃在学术圈中，一笑像个花脸猫（张爱玲的妈曾对胡适有这样的描述），魅力十足。

胡适做导师强于当作家。他的作家名号，主要得自《尝试集》。这本新文学史上第一本白话诗集，占了“第一本”的先机，在文学史上非常有名，读中文系的人都记得“两只黄蝴蝶，双双飞上天。不知为什么，一只忽飞还。剩下那一只，孤单怪可怜”的诗作，哪有诗味儿？胡适是杜威的学生，讲实证主义，叫做“大胆怀疑，小心求证”，“无一字无来历”，学者的冷静与作家的热烈毕竟矛盾。

这一重矛盾鲁迅也深有体会。他与许广平商量未来生活时，也还颇为踌躇。相比胡适，鲁迅创作、教书做学问，两方面都做得好。1929年他回北平探母，见了一些老友新朋、学者教授，在给夫人许广平的信中，他很自负地写道：“我自从到此以后，综计各种感受，似乎我与新文学和旧学问各方面，凡我所着手的，便给别人一种威吓”，“所以所得到的非攻击便是‘敬而远之’。这种情形，使我更加大胆阔步，然而也使我不复专于一业……”干什么成什么，让一般庸人羡慕、嫉妒、恨。他的《中国小说史略》，虽有道听途说的陈西滢的“抄袭”之诬陷和莫名其妙的苏雪林之谩骂，终不能遮蔽其光辉。而他在北大、女师大教书，常常是黑压压坐满了人，外系、外校学生也来旁听、偷听；他离开厦门大学，当即就有好几个学生跟着他转学。许广平当年给老师写的第一封信，开头就有这样的句子：“现在写信给你的，是一个受了你快要两年的教训，是每星期翘盼着听讲《小说史略》的，是当你授课时每每忘形地直率地凭其相同的刚决的言语，好发言的一个小学生……”

据许广平一些回忆，鲁迅当老师的“范儿”属于“酷”那一类。夹个包袱皮，内藏讲义，非常守时，铃声响过，上来就讲，从不点名。货真价实的学问，用不着插科打诨，而对于人生世态的剖析处处闪现睿智光芒，所谓幽默，绝对是智慧绰绰有余的产物——中国不乏所谓“幽默作家”，比起并不提倡幽默的鲁迅，那真是高下立判。读过鲁迅杂文的人不难想见，课堂上学子们如何随着老师的讲述起伏着情绪而时常爆堂大笑。这时，他自己却不笑，偶尔，被青年学子热情洋溢的笑声感染，他才难得破颜一笑，严峻的脸瞬间焕发出披诚相对的笑容。

鲁迅也不是装酷不笑，人到中年毕竟城府深，更何况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让他操心又不顺心……哪像青年学生少见多怪、毛丫头动不动就傻笑一气。比如，据偷听他讲课的张友鸾回忆，鲁迅讲武侠小说，说他小时候在南方，读到小说里描写侠客们飞檐走壁，就很羡慕神往；等他来到北方一看，房檐也不高，房顶平平的，人们在上面晒煤球、晾衣被，走来走去的，连他也能上去跑，学生就笑。他讲旧小说的缺点，正赶上从衣服口袋里掏一条手帕抹汗，看见手帕上有星星点点的破洞，就名士风度地扬了扬，示意同样有“缺点”，于是学生又笑……

老师的魅力太大，女学生后来就爱上了，这样的“佳话”在新文学作家中还是颇多的。师生恋的易发生，是因为老师地位天然令人崇拜。不过沈从文与张兆和的师生恋，却又不同。沈从文妙笔生花，满腹锦绣文章，在课堂上却毫无风采，又紧张，第一堂课憋了半天讲不出一个字。讲也是期期艾艾、吃吃讷讷地讲，当然吸引不了女学生。好在胡适帮他，说他半天讲不出话，学生还是静静的，没把他轰走，说明还是对这个作家老师有期待。又对张兆和说，沈从文，挺不错呀。于是乎，一保住了沈从文的“教席”，二成全了他的恋爱。

女生爱老师，男学生则成为老师的追随者。现代文学作家圈子，有一些就是围绕老师形成的。最突出的例子就是鲁迅周围的几个文学团体。据说他们提到鲁迅，都是“导师”如何，让圈子外某些人听了直撇嘴，觉得他们的崇拜心理很不现代。

师者，传道、授业、解惑。像鲁迅与胡适，对当时的青年都有精神引领的作用，也堪称导师。虽然两人“道”不大相同。鲁迅要青年走到十字街头、直面人生，胡适要青年“踱进实验室”，“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孰是孰非，且不论，但他们都有自己的清晰的人生主张。

也有自己还“惑”着的老师，给学生们上课，就很有意思。徐志摩当时对国家现状不满、失望，他提出中国有三种病症——混乱，变态，一切标准颠倒。他开出了自己的“药方”：他主张打破知识分子和农民的界限，打破江浙人和北方人的界限，实行“尽量的通婚”，改造民族，使“将来的青年男女一定可以兼有士民和农民的特长，体力和智力得到均平的发展”。他给学生上课时，也宣讲过这种乌托邦思想。他还恳切地要求女生毕业后去嫁农民，让江浙学生找北方人谈婚论嫁，引得同学们哄堂大笑。他的学生赵家璧直率地问他可是当真，诗人只好回到现实，说：这不过是我的“理想国”而矣。

不过徐志摩作为一名教授英国文学课的老师还是非常棒的。他进课堂，总是将隐藏在长袍袖底的烟蒂偷偷吸了最后一口，向门角一丢，开讲。诗人的热情，赤子之心肠，丝毫没有教授架子，江浙普通话夹着流利的英语，一会儿朗诵济慈的《云雀》，一会儿分析讲解，蓬勃的生气，活跃的思想，渊博的知识，广泛的兴趣，感染熏陶着学生们。他带学生去看画展，鼓励听西洋古典音乐，有一次还应学生们请求，在校园古墓前上课。他靠着一棵古槐树，学生们分坐两旁石条凳上，头顶满树绿叶，耳畔小鸟啁啾，徐志摩给学生们念赫德生的《绿色大厦》、《鸟与人》……

从20年代到40年代，作家们当老师半多是为了解决生计，写作不足以养家糊口，虽然教育当局也每每“欠薪”。像鲁迅那样最终放弃教授学问而以笔为生，终是少数。而且北京时期鲁迅也是几处兼课，去厦门大学教书也有经济上的考虑——爱国侨领陈嘉庚创办的厦大给教授的工资在当时大学中是很高的了。而抗战时，偌大北中国摆不下一张课桌，南迁南迁，西南联大的教师们——那是全中国的斯文所在——也已经是穷得替人写字、刻章、充幕僚的都有，还有教授夫人替人打毛衣、焙制小点心当街售卖以补贴家用，即便如此，弦歌不辍。再后来，更有朱自清教授饿死，闻一多教授惨死……不仅穷，政治因素也越来越多地影响了教师这个行业了……

戏剧家曹禺先生

2010年是戏剧家曹禺百年诞辰，纪念活动不少。鲁迅博物馆还有一个曹禺戏剧史料展，据说是一位民间收藏者贾俊学先生个人集十几年精力、财力收藏的。曹禺先生的戏迷肯定是很多的——《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从话剧演到电影、电视剧，从国内演到国外，从国统区演到延安，谁会没看过呢？

曹禺原名万家宝，“曹禺”这个笔名是由繁体“万”字上下一拆而来的。在我看来，曹禺一生也有截然分开的两段：那个携带着巨大才华的少年天才，在短短几年间接二连三写出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剧作，如迅雷闪电震动中国文坛、剧坛；之后，这样的创作高潮在他个人生命中再也没有出现过。虽然“文革”结束后文坛呼唤老作家再创佳作，曹禺也一度抖擞精神，殚精竭虑地创作《王昭君》，但是终于没有迎来第二春。那个照片中英气勃勃的清华学生、才华横溢的青年剧作家，遁化为矮矮胖胖的、我在他木樨地寓所或北京医院病房见到的曹禺先生了——与曹禺先生握手，他的手绵软若无骨，让我心下一惊；告别时，起坐行动已不方便的曹禺先生，偏要挣扎起身，蹒跚到门口，垂手弯腰致恭送礼，这让我和同去的老编辑惶愧，再三阻止他不得，赶紧陪着此起彼伏地作揖鞠躬。心想这大剧作家礼贤下士竟若此，又想曹禺先生会不会是突然进入了某个戏剧情境中？因为记忆中去看望他几次，只有一次是这个样子，很有戏剧感。

20世纪90年代几次近距离接触曹禺先生，缘起于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要出版他的五个单行本《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蜕变》，后来又将前四个汇成一本“世界文库”丛书中的《曹禺戏剧选》。这次出版的特别之处是用30年代初版本为底本而弃用解放后经过删改的各种版本——这种为了跟上时代的删改在50年代一批老作家的旧作出版中相当普遍。而回到初版本，保留作品原貌，显然令曹禺先生满意，愉快地签下十年合同。

当然，初版本也有错漏，“手民”误植之处，我将编辑过程中看出的问题记下来，请曹禺先生定夺。曹禺先生摘下眼镜，举着书，距眼睛很近，认真看着，当场解决。所以这几个单行本可以说是以初版本为底本、经曹禺先生最终“钦定”的。记得《雷雨》中逼蘩漪喝药那场戏中有一句蘩漪的台词，“像疯子一样看着我”，我提出在“像”字后面似乎漏印了一个“看”字。曹禺先生仔细看上下文，同意添上了。也许是戏文触动了他，他突然焕发了神采，伸手快速搔了两下头发，说，那时候年轻，情绪上来拼命往下写，文字啊也来不及想，就是写、写……

那是唯一的瞬间，我在老年曹禺身上看到了《雷雨》时期的兴奋的、充满艺术家气质的曹禺。曹禺先生去世后，他的女儿万方写过一篇回忆父亲的文章，她以女儿和写作者双重的敏感追忆了曹禺努力要回到年轻时那种写作状态而不得的极度痛苦、不甘心！这使我蓦然想起那个青春焕发的瞬间。

且不说一个作家的创作力在自然状态下会持续多久，单从曹禺这一代作家一生经历的大背景看，解放前兵连祸结，解放后运动不断，能活下来就不易；而活下来的人，多半身心俱伤残。

“文革”中，曹禺剧作均被“批倒批臭”：《雷雨》是“美化资产阶级、污蔑劳动人民、宣扬阶级调和、阶级投降和资产阶级人性论”；《日出》是“人妖颠倒，是非混淆”；《原野》是“美化地主阶级、丑化农民”；《北京人》是“为没落封建地主阶级大唱挽歌”；《蜕变》是“为蒋贼树立记功碑”；《胆剑篇》是“为彭德怀鸣冤叫屈”……这些大批判“雄文”的论证套路是：先引用一段毛主席诗词或语录，然后以此为武器“分析批判”作品，最后得出关于作品、作者的结论——当然是政治结论。那时一切文艺都是政治。

贾先生收藏中就有这类“文革”时期报刊。一篇题为《响的什么雷？下的什么雨？》的文章，先引毛主席语录：“世上绝没有无缘无故的爱，也没有无缘无故的恨……”然后批判道：曹禺却为周朴园父子的虚伪的“爱情”戴上“通情达理”的假面具，“其用心完全是为了掩盖周朴园父子玩弄侮辱劳动妇女的反动本质。”曹禺“肉麻地吹捧”蘩漪——“一个精神空虚，思想堕落，性情变态的坏女人”——说她有火炽的热情，强悍的心，敢冲破一切桎梏，做一次困兽的搏斗；“什么火炽的热情？完全是资产阶级情欲的放纵。什么困兽的搏斗？无非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情欲而不择手段地胡来。”曹禺还让工人鲁大海“把从资本家手中夺来的镇压工人运动的手枪，乖乖地还给周萍”，“这不是公开宣扬向阶级敌人缴枪投降又是什么？”这种咄咄逼人的文风，不由得令人联想到纳粹女导演里芬斯塔尔为希特勒所拍宣传片的某种美学风格。

此外，这类大批判文章还必与政治人物挂钩，如“揭露”、“中国赫鲁晓夫”（指刘少奇）50年代观看《雷雨》后一边拍手一边连声赞“深刻！很深刻！非常深刻！”又“揭露”曹禺在“无产阶级专政下”，“为掩饰《雷雨》的反动面目”，“企图把剧本中丑化工人和美化资本家过于露骨的词句和情节作些修改”，“二阎王周扬”得知后却“执意不肯”，下令“要保持原来的面目”——周扬的“反动”今天看倒是“懂行”；不过，事实是曹禺还是改动了剧本，连初版本中有基督教堂的“尾声”都删掉了。即便如此，《雷雨》还是“大毒草”。

这类文章倒是也可以反面文章正面看，比如下面一段就生动再现了1954年《雷雨》上演时的轰动场面——

这部诲淫诲盗散发着资产阶级臭气的大毒草一上台，一批资产阶级的遗老遗少、流氓阿飞立即像苍蝇逐臭一般嗡嗡而来，“欣赏”得有滋有味。

今天已找不到这类文章的作者了，谁愿意承认？当初他们就躲在一个个如雷贯耳的笔名后，什么“红卫江”、“红艺兵”、“多奇志”、“井冈松”、“千钧棒”、“齐向东”，如同面具戴在脸上而投入荒诞剧演出；更有以“集体”和“群众”名义出场的肆意诬谤——

“一位解放军”看了《雷雨》后气愤地说：我看这个戏里的人物没一个好玩意，污七八糟的……

有“工农兵”来信质问《胆剑篇》：说吴兵“外强中干”、“满身铠甲却面有饥色”，不是有意影射我国三年自然灾害又是什么？

有“许多同志”来信说：《胆剑篇》写伍子胥忠君、谏君、骂君、恨君、罢官、被杀，让伍子胥临死前说“老臣死后，请把老臣的眼睛挂在城楼上，要看着大王失败下场”，这和《海瑞罢官》、“三家村”一样，是“对党中央发泄刻骨仇恨”。

“一位工人观众”看了《日出》后气愤地说：我恨死旧社会了，可一进剧场，我又回到旧社会……这是什么玩意儿！

……

“文革”可不就是全民参与的一场大戏！从上到下，各个阶层，各种人物，野心与欲望，人性的扭曲，理想的谵妄，神圣的虚妄，荒唐的真诚……种种遗迹在不可说的禁忌与不堪回首、欲说还休之间，一片混沌苍茫。比如当时人们疯了似的大跳“忠字舞”，是基于怎样的心理与现实？今天看来多么怪诞，没逻辑，不可思议！——一个学跳舞的女孩看了电影《山楂树之恋》中的“舞蹈”，评价说：太吓人了！这让“文革”中跳过这种舞蹈的一位女士感到惊诧、伤心乃至愤怒——昨天与今天之间已然断裂。

而大戏剧家曹禺亲历“文革”大戏，锥心刻骨，却终于没能写出——他当然不甘心！

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

我因编书去见曹禺先生是在90年代初，那时已是他的暮年。

此前当然读过《雷雨》。读之前是听——听过电台播放的话剧录音剪辑。70年代末80年代初，电视还没有普及，听话剧、听电影、听小说连播是很主要的娱乐呢。《于无声处》、《关汉卿》、《蔡文姬》、《王昭君》、《阴谋与爱情》等一大批中外话剧（电影更多）都是听过的，至今记得那些抑扬顿挫或婉转流畅的话剧腔台词。虽然只是“听”，也一样获得艺术震撼。《雷雨》是我刚上中学的某个星期天上午突然在收音机里听到的，那种激烈的情绪，人物关系的错综，特别是大少爷与四凤、蘩漪之间微妙而紧张的冲突，攫住了我的注意力。那样的世界，那样一些人物，是超出一个十三四岁少年的认知与想象的，因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谓名著的影响力就是这样的吧，它开启新视域、体验新情感、获得新经验，最终丰富我们的人生。

上大学读中文系，读研学现代文学，自然绕不过《雷雨》。那时方法论热，各种古典的、现代的、中的西的文学批评理论如十八般兵器用来干吗（用天津口音读）？分析、阐释、研究。《雷雨》主题、思想、人物、结构、语言、风格、外来影响以及写作背景、文学史、话剧史地位……里里外外条分缕析，解构得稀里哗啦。当然不单是对《雷雨》，那时一切中外名著都要经受课上课下教授学生一番认真细致的解读。学习之外，还有学生搬演《雷雨》。记得不甚成功，把蘩漪演成阴险乖戾恶毒的女疯子了。忘了曹禺先生早就提示过，在这出戏里，蘩漪是最具雷雨性格的人物。五四后一代新女性，鲁迅的子君，丁玲的沙菲女士、巴金的梅表姐……太多了，都可看作是蘩漪的近亲姐妹。我们中文系在学校艺术节上演的却是外国荒诞派剧作《秃头歌女》，大概觉得新奇的现代派更刺激吧。

在学校每天与中外文学大师做精神交流，对大师也会品头论足、臧否一番；所以当我走进曹禺先生在北京木樨地的客厅，并不紧张。跟在老编辑张小鼎老师后，随他郑重地拜见、寒暄，一边静静观察曹禺先生：有点虚胖的身材，镜片后略有些浮肿松弛的眼袋，近视眼固有的茫然眼神，迟缓的动作，脸上的表情虽然客气谦虚但有一点“空”。我的脑海里快速闪过以前看过他的照片，那是他创作《雷雨》时年轻风发的样子，特别是那双闪着明亮的光芒、掩不住聪慧与热情的眼睛。

张小鼎老师向他引见了我，就由我“直奔主题”——我所在的人民文学出版社计划出版“中国现代名剧丛书”，收五四以来中国最优秀的剧作，曹禺剧作自是必有的。我们计划出版《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后尊重曹禺先生的提议，又加上《蜕变》。事先张小鼎老师已做了良好的沟通，所以这次拜见，在合同上正式签字，很顺利。这一次《雷雨》发稿用的底本是文化生活出版社的版本，这个版本有序幕，有周朴园在教堂里忏悔的尾声，周朴园形象更有人情味。建国后阶级斗争理论不断升级，政治运动不断，郭沫若、曹禺等老作家纷纷修改旧作以符合政治正确的要求，这个老版本几十年不得流传了。这一次恢复这个老版本，曹禺先生是很赞成的。随后我就编辑过程中发现的一些问题，一一向曹禺先生请教——多是字词问题。进入工作状态，曹禺先生认真起来，戴上眼镜，有时又摘下眼镜，贴很近去看那发黄薄脆的老版书页。他专注于问题，同意或不同意，做出决定。我提出一句蘩漪台词似有不通，“像个疯子似的守着我”，从演戏情境可知，这说的是周朴园认为蘩漪精神有病，叫人注意她；然而主谓宾推下来却是周朴园像个疯子似的守着蘩漪，这意思就拧了。曹禺先生偏过头来问我：“你说该怎么改？”我一下子窘住，我怎么敢改，哪怕一字？曹禺先生也笑了，似乎才看清我是个未脱尽学生气的小编辑。像是安慰，他表扬我一句：“你看得很细！”我心里很高兴，几个月来对照各种版本校勘这五个剧本下了点工夫呢。曹禺先生这时来了兴致，用手飞快地抓挠几下头发，说，当时写《雷雨》，情绪上来了，来不及细想，就是写，写，写！一天写一幕、两幕，一口气写几千字！——曹禺先生仿佛回到灵感爆发、激情写作的往昔岁月。这一刻，我看见了神采焕发、才气纵横的作家曹禺，非常年轻，健谈，有激情！

那一句由曹禺先生乘兴亲自改了，改得挺好，仅在“像”字后加了一个“看”字，意思就顺了。可以说，这个版本的五大名剧可以说是曹禺先生“钦定”版本，相当权威。这套书后来多次再版，特别是《雷雨》，重印过十几次甚至几十次了。

后来也还见过曹禺先生几次，但印象都不及这一次分明。我时常想起那一刻曹禺神采飞扬的情境，特别是编辑《新文学史料》接触更多有关曹禺的史料，对这位作家一生有了更多了解之后，更能体会到暮年曹禺对于写作仍怀壮志，却无法写出自己满意的东西的痛苦。他多想回到写作《雷雨》的状态啊。但是曹禺先生——

您有《雷雨》，已经足够。

三哥巴金与二叔张中行

张中行先生驾鹤西归了；仿佛痛别巴金还只是昨日的情景，真是令人惆怅。

这联翩而去两位，在他们生前，从不曾由此及彼地被人联想在一起。读过他们著作的人一定感觉得到：这两位各有各的人生轨迹。

对于普通读者来说，巴金就是《家》里的觉慧，即使他垂垂老矣或死去。巴金自己也说：在《家》中又看到了我的青春。现在看来，《家》就是颇有几分天真的青年的青春书写，简单、冲动，但纯洁，热烈。更因为所写的一切近乎自叙传，那书中氤氲着真的血气，格外动人。巴金的青春期似乎比一般作家长得多，他的创作长期保持着青春呐喊的姿态。他的热情总是非常直接地袒露：人们啊，我爱着你们！理智地把自己与自己的小说分开如钱钟书，深沉地把爱藏在严峻之下如鲁迅，都不是巴金的做法。巴金像热情的兄弟，不是长兄，是三哥，是觉慧，一团火热，毫无世故，诚以待人，对于人性的种种幽暗复杂从不理会，须知，那是多少中外作家孜孜探询着的“交叉小径的花园”呵！巴金是明朗的，明白如水，青年人容易喜爱他，而中年人，涉世渐深就会觉着他的浅，会苦笑着望着巴金的好梦如遥远的乌托邦了。20岁以后，我没有再读《家》，虽然它曾经引我到处搜寻《春》与《秋》；经典也不一定终生阅读，但读过就必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比如那些普泛的理想：人道，平等，爱。

比较起来，张中行的生命姿态是低徊的。也许先生“负暄”琐话、一话再话暴得大名之时已是暮年，早已过了少年听歌、中年看剑那种阶段了。不过因为“余永泽”附体，让人即使是遥想中行先生的青年时代，也还是望见一个老成少年——他温和有礼，言语不多，一双小眼总带着三分“疑”，打量着这个世界，谨慎度日。读他的书，犹如对着族中的二叔，不是道貌岸然的威严族长，二叔是温和长辈，但闲谈中亦有祖训与道统，更有人情世故、世事浮沉。但少不经事的青年会不耐烦于他的“老生常谈”，品不出平淡中的滋味与劲道。

热情冲动时看不见人生的底色与真相，看透一切时又早失去了生命的热情，这往往是人生最惯常的悲剧，惯常到身在其中的我们难以觉察。热情的理想主义的巴金在遭遇冰冷酷寒之后回到朴素的“讲真话”，张中行拘谨了大半辈子之后晚年逸兴湍飞，他们这一生都贯彻了自我又超越了自我。

对于萧红的忆念

一个女作家，31岁就死了，大半个世纪六七十年过去了，还有人记着她——年初，林贤治先生写的《萧红传》出版，现在，刚刚出版的郭玉斌先生写的萧红传又摆在我面前。记得看过的《萧红传》还有几本，作者是葛浩文、季红真、丁言昭、钟耀群、骆宾基。自然，我没看过的《萧红传》还有很多部。至于怀念萧红的诗、文就更多了，2001年我编“漫忆女作家丛书”，所收文章都是与萧红有过交往的人写的；厚厚的一本书，都是见性情的好文章。丛书中还有其他女作家，比如一生大起大落、浓墨重彩的丁玲，一生顺遂的文坛人瑞冰心，她们都算长寿了；而洋派的张爱玲、林徽因，当时正热得不得了，就觉得早逝的萧红的寂寞。想起当初萧红的《生死场》出版时，前有鲁迅的序、后有胡风的读后记，《呼兰河传》出版时，有茅盾的褒扬。想起鲁迅曾有的预言，说创作上萧红超过丁玲要比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些。这样殷殷的期许像是落空了。萧红临死绝笔：我将与蓝天碧水永处，留得那半部“红楼”给别人写了。半生尽遭白眼冷遇……身先死，不甘，不甘。

在林贤治著《萧红传》的研讨会上，曾经成功将《生死场》搬上话剧舞台的女导演田沁鑫特别痛心地发问：那么有才华有成就的萧红，为什么总是把自己的生活搞得乱七八糟？怀着别人的孩子跟了萧军，又怀着萧军的孩子去嫁端木？

解放后三位与萧红有关系的大作家都在北京作协，萧军、端木蕻良、骆宾基，低头不见抬头见的三位，据说是他不理他，他只理他，又不理他，总之很八卦了。萧红都死了几十年了。

有时候人与人就是没法儿比，命嘛。当冰心牵着父亲的手，登上父亲的舰艇，感受海天辽阔，少年意气与抱负在父辈的精心呵护与培养中得以慢慢实现。而萧红却被那位刻薄、颟顸而又八面威风、说一不二的父亲追着打着逼着嫁人。丁玲的父亲早逝，但丁玲却有一位了不起的母亲，可以说是湖南女界的先锋，是接受了新思潮的新式母亲，她鼓励女儿飞得更高更远。当丁玲身陷囹圄或远在他乡奋斗，总有母亲艰辛地帮她抚养孩子，再难的处境，丁玲还有母亲。而萧红9岁就死了娘，娘和继母都是她在《生死场》中写到的那些愚昧麻木的农村妇女，在夫权之下毫无主见地活着，不可能给萧红荫蔽。萧红走出了呼兰小城就再也回不去了，萧红没有丁玲母亲那样的依傍。

没有依傍也要走出去，萧红的出走和一生流浪太勇敢了，以至于不像是勇敢而倒像是她的命运。又冻又饿穿着单衣、凉鞋走在冰天雪地的哈尔滨街道上，也不回去向父亲低头；遇人不淑，怀着身孕被遗弃在洪水淹泡的旅馆里，那时萧军的出现，不啻为一根必须抓住的救命稻草。孩子生出来就被人抱走了，再也没有消息。

在商市街，两个穷青年吃了上顿没下顿，生活像一件破衣，补不胜补，捉襟见肘。当然，爱情中的小甜蜜小情趣也是有的，但肯定与冰心、吴文藻的婚姻不同——冰心的婚礼在燕园举行，由司徒雷登校长主婚，婚后夫妇一同赴美，传说轮船上，冰心把以往追求者的情书随念随撕抛入太平洋，然后夫妇俩相视一笑。萧红的爱情中没有这样的轻松优游。

萧军救了她也折磨她，用绯闻、出轨、暴虐；端木没有萧军那样的大男子主义，却又像个小男人，关键时刻挺不出来。在香港漫天炮火中将垂危的妻子留给别人（骆宾基）照看，自己不知跑哪去了——这段公案后人难断真相，当事人各执一词。骆宾基指责，钟耀群（端木夫人）辩解——钟的史料可以看作来自端木对她的讲述，而端木本人却始终不开口，只是闷头一首一首写旧体诗悼萧红，倒也一副深情缅邈的样子。90年代，我随牛汉老主编拜访端木先生。那天他老态龙钟坐在轮椅里，正拼着写《曹雪芹》。牛汉趁端木夫人不在，附身在他耳边大声说：该写写了，有些事，萧红！端木只是笑嘻嘻的，不置可否。

不过有一个史实是确切的：当日军逼近武汉，人心惶惶，一票难求，萧红把票给了端木让他先走，自己挺着大肚子留下想办法。端木真就自顾自走了。后来，在渡口，萧红仰面跌倒，像个小乌龟怎么挣扎也翻不过盖儿。在等着路过的人扶她起来之前，躺在水里泥里的萧红在想些什么啊？——而此时冰心正受到她威尔斯利大学校友宋美龄的邀请，坐在蒋委员长家的客厅里，商讨中华女界抗日救亡工作的大事。

书架上，一大排中国现代女作家作品集，千辛万苦，萧红站在其中不容易。从文学品质看，她比冰心有力度，比丁玲纯粹，让张爱玲以冷冷的理性傲人吧，萧红有温暖的悲悯。鲁迅毕竟有眼力。至于男作家，无论萧军还是端木，都曾嘲笑过萧红的写作，萧红还不知挤出多少时间替萧军抄稿子……然而从艺术成就看，萧红已然超越了他们。

萧红就是一个为写作而生的人，一切颠沛流离、坎坷苦难皆以写作为指归。所以众人回忆中我最喜欢聂绀弩那一篇，他记下了在生活、情感困扰中的萧红依然青春飞扬，对写作有深挚的理解并且雄心勃勃。那是一个充满自信，自觉着写作使命的女作家——萧红。

影射小说

对于我辈出生在“文革”中人，小学时期就似懂非懂地听说作家“利用小说反党”，其小说“含沙射影”攻击某某人、某某路线。后来拨乱反正，再看那些所谓“影射小说”，也不觉得其“别有用心”，从文学角度看不出高妙的影射手法，只能从政治迫害的角度得出“欲加之罪，何患无辞”的结论。

不过，中国小说还是大有影射之传统的。《红楼梦》，“红学”中就有索引派在那里专门下工夫穷究种种影射。清末谴责小说，《孽海花》，也是经典的影射小说。

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初，旧派人物被气得要命，自称“拼我残年极力卫道”的林纾就写过两篇文言小说《荆生》、《妖梦》，影射诋毁北大校长蔡元培等新潮人物，还设置了“伟丈夫”一高大形象，让他将新潮人物痛打一顿。小说歇斯底里，只为出气而作。现在读着只觉得很可笑。

追究起来，中国小说的起源不外乎志怪、史传两大脉络，而现实主义小说无疑从史传脱化而出。历史小说不必说了，就是一般小说构思，来源于某人、某事也很自然。比如，郁达夫的所有小说都是“自叙传”、都有自己的影子；丁玲的小说《韦护》写的就是瞿秋白与王剑虹的故事。这类小说，作者自己先就坦白了其人物、故事之所本，所以不能归入影射小说之列。反过来说，影射小说一定是作者不承认有影射之心，读者却读出了影射之意。

冰心的小说《我们太太的客厅》，传说是影射林徽因的。建筑学家梁思成的太太、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她在北总布胡同的家，是30年代北平文人、学者汇聚的地方。作家如沈从文、萧乾、卞之琳，哲学家金岳霖，经济学家陈岱孙，考古学家李济……这么多精英聚谈，女主人林徽因却是风头最健的一位。据说叶公超能言善辩，梁宗岱常作奇谈怪论，但两人遇到口若悬河的林徽因，就常常败下阵来。美国学者费正清的夫人曾目睹过林徽因的客厅风采，说她“滔滔不绝地垄断了整个谈话”，她的谈话“充满创造性”，“话题从诙谐的轶事到敏锐的分析，从明智的忠告到突发的愤怒，从发狂的热情到深刻的蔑视，几乎无所不包。她总是聚会的中心人物，当她侃侃而谈的时候，爱慕者总是为她那天马行空般的灵感中所迸发出的精辟警语而倾倒。”这个沙龙在当时是很著名的。那么冰心有没有影射之意呢？分析动机往往成为诛心之论。比如，女人间的妒忌——这在冰心已然成为德高望重的文坛祖母的今天，这样的分析更显得不敬。或者说，两人的风格做派大不相同，林徽因更西化，冰心虽然留学美国，却比较有中国的大家闺秀之风，彼此看着都有“非我族类”的意思，凑不到一起，否则，冰心为何不曾出入同是留学欧美的一帮精英聚会的太太的客厅？或者是文坛代际、辈分的阻隔，冰心在文坛成名早，她名满天下时，林徽因的价值还只被梁思成、徐志摩等人认识。等到林徽因的客厅成为北平知识界的标志性建筑的时候，冰心已属于上一代文人了。且林徽因的本行是建筑，从事文学写作有玩票性质，不一定要郑重其事去拜文坛前辈，文坛前辈也不必做提携状，如当代文坛情形。

好的影射小说应该是个不深不浅的谜，有点难但一定猜得到，那才能让读者领略到破解“影射”的意趣。当然作为读者，也要具备一定的背景知识。比如读邵洵美续写徐志摩的小说《铛女士》，你要知道“铛女士”影射的是丁玲，名字从“丁零当啷”而来，故事是写丁玲的第一任丈夫、左翼作家胡也频（小说中的蘩）被捕，丁玲和朋友们营救。小说中出场的人物还有沈从文（黑）、徐志摩（廉枫）、甚至还有鲁迅（周老头儿）。作家写作家，且又是政治面貌大不一样的人，怎么写？这样一来，阅读兴趣有了。

读下去，你会发现，在徐志摩和邵洵美这两位非左翼、姑且称为自由主义作家的笔下，革命作家倒是有血有肉、形象丰满了，因为文章用很大篇幅写了革命者的儿女情长，写法上与曾经流行的左翼作家“革命加恋爱”的模式不一样。特别是邵洵美的续写，对于丁玲、沈从文的复杂心理，对于徐志摩的个人魅力，都有细腻精致的刻画，让人对邵洵美的文学才华不禁刮目相看。鲁迅几次讥讽邵洵美是拿了富太太的嫁妆钱玩文学，他倒是也玩出了一些名堂。

邵洵美没忘了在小说中泄愤，将鲁迅影射一番。他写丁玲到鲁迅家求援，鲁迅才起床，“在楼上洗脸，吐痰，吃早饭；老妈子还暖了酒上去”，丁玲等了好久，看到他书房里尽是“日译的俄文书”——鲁迅曾愤恨他的论敌诬他拿了卢布，有向当局者暗示的阴险用心——不知当时鲁迅看了这一篇没有。鲁迅终于下楼，红着眼，青着脸，“好像已经喝醉了”，“头发和胡子硬得像是假的”——这一句还有几分像。鲁迅抱歉说：“我真是老了，在三餐以前，非喝几杯不可。这酒是绍兴酒；这是我所保存的唯一的国粹了。”——模拟鲁迅言语倒也靠谱；接下去鲁迅说了一大篇激愤而无用的空话，对营救帮不上忙。于是邵洵美借徐志摩的口说，你们平时那样捧他，我就好笑。他压根儿就是这一套……世面上有本鲁迅写的《阿Q正传》，我觉得倒像周老头儿的自传。又在文中议论——人说“一身是胆”，这老头儿“一身是恨”。他所有一切活动，全是“恨”在后面指挥；就是他那似是而非的加入那个团体（指“左联”），也是“恨”的作用……人家有什么意见，他就站起来骂：自己从没有干脆的主张……关于鲁迅与邵洵美结怨始末，前两年朱正先生曾在《新文学史料》上撰文梳理过；当时还没提到这篇影射小说。原来只看到鲁迅“骂”人，现在各种资料上市了，才发现原来那时候鲁迅也被形形色色的人随便“骂”。

邵洵美这篇续作也没有完成，也幸好没完成——因为他再写下去，就又要挨骂了。一个四处奔走营救丈夫的女人，到后来心里转的是什么“要是蘩能有一些廉枫的温柔，我也许就不会再对黑发狂。要是黑能有一些廉枫的热烈，我也许早就跟了他跑了”——读着读着，眼看邵洵美的行文把一个营救被捕革命者的小说变成了一个女人的多角恋爱故事，要说描写心理活动是这小说的长处，可这心理也太复杂了，左看右看，都越来越不着四六地离谱了。更何况写作时胡也频已被杀害了。真的是什么人写什么文，写了革命题材的邵洵美也还是原来的邵洵美，为文轻薄。

丁玲是个敢爱的角色，但爱没爱过沈从文，不知道；单就这篇小说的情节来说，有一点邵洵美搞错了：那封署名“琵雅特丽斯”的情书不是写给沈从文的，当时的丁玲另有所爱，她公开发表的《不是情书》写得明明白白。作为写影射小说，这属于犯了技术性错误。不过，也许邵洵美故意移花接木，让他喜欢的沈从文、徐志摩统统被女作家爱上。而说到底，影射小说毕竟是小说，不等于匿名之后的真人真事大写真；而影射了谁，有时也不重要，怎么影射的，倒有趣，有时影射变成反射，让作者亮了相。

丁玲的魅力

丁玲的魅力在于她人生的丰厚。

如果选一位女作家来反映中国现、当代文学风云、历史风云，那是非丁玲莫属的。其他可能的人选，萧红，是经过鲁迅肯定的，鲁迅曾说她在写作上超过丁玲要比当年丁玲超过冰心还要快，只是，才女薄命，萧红40年代就去世了，剩下那半个多世纪，留待身体好、经得起折腾的丁玲去体味、去摹写了；冰心倒是百岁人瑞，其人生的开篇与结束都比丁玲既早且长，然而其温婉理性的人生姿态与一生轨迹终究不像丁玲那样每每于风口浪尖上辗转颠簸，对于她们生活过来的20世纪，比起丁玲的“贴”，冰心总有几分“隔”。至于后来大红大紫的张爱玲，是没资格与这三位比阅历的，她的人生说来可怜，上海“孤岛”的几年是她最辉煌的时段，然而毕竟局面太小了；纵有天大的才气，也只好耗在那几个前清遗老、民国女子以及汪伪文人身上了——《小团圆》，她的收官之作，看下来最令她心心念念的还是一、母亲，二、胡兰成。试想丁玲晚年写她一生中遇见的男人，瞿秋白、胡也频、冯雪峰、鲁迅、毛泽东、周扬、沈从文……哪一位不是现代中国历史的一部分？多年前，传记作家丁言昭撰写丁玲传，书名叫做“在男人的世界里——丁玲传”，倒是慧眼瞄着了好角度。

丁玲在与那些男人的关系中，有情爱，却又远不止于情爱。当萧红在爱情中很受伤，悲戚地感叹“女人的天空是低的”时候，丁玲已在写她的《三八节有感》，向男权宣战。最厉害的是，她是在当时全中国最进步、最代表先进文化的地方——延安——写作并发表她的这篇当时就引起轩然大波、后来仍然余震不小的大作的，如果不是时代先锋，她怎么会与时代有那样激烈的冲突？据说当时在前方征战的大将们很恼火，贺龙就嚷嚷过：老子在前方打仗，后方却有人骂我们……经过五四精神洗礼的新女性丁玲，是独立自尊的，当时有同志想撮合她与彭德怀，丁玲不想做首长夫人，她还是要当作家，要写作。但是当爱情来了，心高气傲的她可以去追求名气、地位都差她很多且年龄小他十三岁的抗大学员陈明。英俊帅气的陈明，当时被人们嘀嘀咕咕叫做“丁玲的小丈夫”，心里很烦，也试图逃避，和另一位女性匆匆结婚还有了儿子，但最终忘不了陷于痛苦的丁玲，于是又匆匆离婚，回到丁玲身边。丁玲说，随他们说去，说个几年，还能说几十年？极其坦荡的大姐大的范儿。后来，当丁玲在中国的政治风云中被折腾，被戴上大右派的帽子，被定性为反党集团祸首，在巨大的压力下，陈明表现出大丈夫气概，侠肝义胆，从北京到北大荒，直至丁玲生命结束，陈明始终与丁玲共命运，鞍前马后，把丁玲照顾得好极了。这时人们才恍然，丁玲的眼光够“毒”的，当时她抓住了陈明，就抓住了后半生的幸福。

记得一位与丁玲关系很近的女士对我说，什么某某，某某某，有的自吹丁玲爱上他，都是胡说！老太太挑剔着呢，在她眼中那就是粪土！的确，优秀男人丁玲见多了。她毫不隐瞒自己的一生情爱，曾大大方方写在文章里：她最纪念也频，最怀念雪峰。她与胡也频是两小无猜，英文里叫做puppy love的那种，遇见冯雪峰，是真的动了情，两人都动了情。虽然没有终成眷属，两人一生是比较惦记的。当时丁玲是要不顾一切扑过去的，胡也频当然很痛苦。后来胡也频被国民党杀害于龙华，丁玲被捕生死不明，他们的朋友沈从文写了《记丁玲》怀念故人，其中就写了那时的三角情感状态。丁玲不高兴，斥为“格调不高”。也怪，沈从文写他的湘西，写他的《边城》，是那样纤尘不染，而他的《记丁玲》以及他的有些文章的确是另一副笔墨。也许问题关键在于，丁玲是上“要闻版”的人物，而《记丁玲》却像是“娱乐版”文章。

丁玲的被捕当时惊动朝野。一班朋友打探消息、积极营救。鲁迅在那时写给友人的信中一再提到丁玲女士的被捕。他接受采访，说丁玲才是“唯一的无产阶级作家”。他编书，收录丁玲的作品。他建议印丁玲作品，为丁玲母亲、孩子筹款。最有意味的是，当时沈从文向徐志摩借钱，而徐手头紧，转而向邵洵美借了钱。徐志摩还创作小说《铛女士》纪念丁玲，小说没写完，后来邵洵美续写。可见当时关注丁玲的不只是左翼文人。当时一度传说丁玲已被杀害。鲁迅还做一首《悼丁君》的诗，控诉国民党暴政，叹文坛少了一个优秀作家，所谓“湘瑟凝尘清怨绝，可怜无女耀高丘”。

丁玲从南京逃出到陕北，受到中共高层欢迎。毛主席为丁玲填了一首《临江仙》，夸她“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还是用军用电报发给前线的聂荣臻转丁玲收——当时“西安事变”才十来天，毛主席及中共高层的大脑正飞速运转着应对方案，毛主席高人有异行，居然分神舞文弄墨有如此兴致。这样的殊荣，据说只有“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的彭德怀享受过。这二位后来都被毛主席搞倒了。文人与政治，总是主动被动地夹缠在一起。政治家的韬略不是一般文人能看明白的。

关于丁玲与毛主席关系的由密到疏，其原因丁玲自己也说不明白。一说是没有赴毛与江青的婚宴引起的，不过后来周扬压着丁玲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还是江青抱打不平，促使出版的。一说是丁玲一心写作，也不常去首长那里走动，渐渐就疏远了。总之，没有合理解释。而周扬，渐渐成为党在文艺界的总管。

周扬与丁玲至死也没有和解。周扬一生最大挫折是在上海左联时期因“两个口号”论争被鲁迅骂，留下了浓重的心理阴影。对于与鲁迅关系密切的人们，他在一次次政治运动中毫不手软地将其打倒，胡风、冯雪峰、丁玲……“文革”结束后，他逢人就鞠躬道歉，却不知为什么始终对丁玲耿耿于怀。

毛主席曾这样评价周扬：党正确他正确，党犯错他犯错。潜台词是，周扬与党保持一致。对丁玲，毛主席虽然在延安整风时保了她，但《“三八节”有感》应该是给他留下了印象的。所以后来一次见到丁玲，对她说，看一个人要看几十年。丁玲以为这是对她几年来与大众结合做出一些成绩的表扬，对她这个人的肯定——这也对，不过她没想到，也许毛主席还有潜台词，那就是，对丁玲还要再看几十年。

政治太复杂。“左”了一辈子的周扬，晚年研究“异化问题”，“右”了；丁玲当了几十年“右派”。却在许多文坛后辈眼中“左”了。有一本书就叫做《左右说丁玲》，里面收集了好多人回忆丁玲的文章，各人有各自看法。丁玲去世，陈明要求遗体覆盖党旗，未被允许。不知盖党旗是否也有个规格、级别的讲究？不过陈明要求在“生平”中应该写上“丁玲是继鲁、郭、茅之后又一位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作家”，虽有争议，后征求了刘白羽、林默涵的意见，最后由邓力群定稿。

陈明先生最近新出版了他口述的回忆录《我与丁玲五十年》，详细讲述了他与丁玲一同经历的西战团工作、整风审干、晋察冀边区土改、新中国文艺工作建设、反右冤狱、遣送北大荒、“文革”中秦城监狱生活以及平反前后风风雨雨，首次披露大量细节，是研究丁玲的宝贵的第一手史料。

书中讲一件小事也许并不重要，我却愿意抄在这儿：丁玲、陈明在北大荒没有悲戚感伤，也不嗟叹命途多舛，而是融入当地群众中，两个年过半百的人从最底层开始生活。“文革”开始，气氛更紧张了。农场老工人，老雷头，被派来监视丁玲，却对丁玲很好。一次闲谈，老雷头问丁玲可记得以前对他说过一句话，丁玲说我可记不得了。老雷头说我可记得，那天我正在缝衣服，你过来了，你说，哎呀，我今天没戴眼镜，要是戴了眼镜，我来给你缝。这个工人就记得这句话。

这是一位普普通通的老工人眼里的大作家丁玲。

关露啊关露

如果不是友人赠我新出版的《关露传》，我不会想起她。尽管李安导演的由张爱玲小说改编的电影《色戒》和去年大热银屏的电视剧《潜伏》，都让人对于20世纪发生的谍战故事产生了兴趣，然而关露是谁？

“左联”女作家、“红色女谍”关露于1982年12月5日服了过量安眠药，结束了她76岁的人生。这人生，的确是起伏跌宕；这人生，忒也惨伤悲凉。

在12月18日由文化部和中国作家协会召开的悼念会上，与关露有过远近不一接触、交往的一批老同志，情绪颇为激动。

丁玲说，我们社会主义应当像这间屋子充满阳光，但是阳光照不到她。

夏衍说，解放后30年关露内心一直非常凄苦。她的死必有原因。

周扬说，关露同志直到去世，我未去看过她，是个遗憾。这个同志肯定可以盖棺论定，她为人很善良。

王炳南说，我一直感到潘汉年决定关露做特务工作是个原则错误，未考虑后果，当时关露已是知名左翼作家，人们看见左翼作家也做汉奸，给她一生也带来不利因素。

在民族危亡之际，无数仁人志士匆促上阵，血洒疆场。当时中国空军飞行员往往经过短暂培训，就驾着飞机上天迎战日寇。不计后果。像关露打入“76号”魔窟，接近汪伪特工总部的头子李士群，为党做情报工作，估计在党组织一面，在关露这一面，都是不计后果的。当时，日、蒋、汪伪关系微妙，国共两党分裂、合作又摩擦，斗争形势错综复杂，党利用关露姐妹与李士群的关系，也是必然的。当年李士群被捕，其妻叶吉卿怀着身孕，是关露的妹妹胡绣枫收留并很好地照顾了叶吉卿，李士群夫妇一直心怀感恩。有了这层关系，关露顺利打入敌营。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潘汉年向延安发去大量重要情报，就有关露的功劳。由于关露成功策反李士群，李士群后来为共产党做了不少事：将鬼子“清乡”计划提前通知中共，保护并释放了一部分被日伪特务抓进“76号”的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掩护新四军运输粮食、药品进根据地，利用职权发放特别通行证，并派人护送中共重要干部过封锁线等等。

但是在这过程中，关露整天陪着那些太太小姐玩乐，醉生梦死，对于文质彬彬、并不擅长于交际的关露来说，倍感煎熬。李士群的老婆一度仿佛有些吃醋，老是提防她接近李士群。李士群很忙，她也很难找机会跟他单独谈话。而最让关露难过的是，文艺界的朋友以为她投敌当了汉奸，避之唯恐不及，或在路上遇到时狠狠地投以白眼。极度紧张、孤独中的关露，甚至好几次不想干下去了。但是最终，信念支撑她，她擦去委屈的泪水，敷一点脂粉，挎着手提包，一次又一次踏进“76号”。

之后，受党组织派遣，关露在与日本大使馆和海军报道部有关的刊物《女声》当编辑，收集情报，赴日参加“大东亚文学者代表大会”。

特殊的工作不仅被文友们猜疑、鄙视，由于单线联系，往往组织内部也因证明不及时而遭遇严厉的组织审查。这使关露尤为受折磨。抗战胜利后，在淮阴，关露在大街上被上海来的青年认出，大呼“女汉奸”。这一类的惊吓想必也使关露紧张的神经几近崩断。

然而，最让关露想不到的是，她不仅牺牲了名声，她还失去了爱情。

当时她的恋人王炳南在重庆，工作在周恩来身边。一直以来，曾留学德国的王炳南担任对外宣传和外事工作，他组织翻译毛泽东的《论持久战》，接待白求恩、柯棣华、伊文思等外国友人。对于王炳南，周恩来曾说过这样的话：炳南不仅是我的左右手，也还是我的耳朵和嘴巴呢！毛泽东到重庆与蒋介石谈判，王炳南是秘书。毛泽东对王炳南说，你是我们的“王外长”！虽是戏言，却也足见领袖对王炳南的器重。

当王炳南得知关露从上海安全到达淮南新四军解放区时，他正在南京，是中共南京外事委员会副主任和中共代表团南京发言人。繁忙的工作也不影响他与关露频繁通信，他甚至想搭飞机去见关露——在关露去世后那个悼念会上，曾经位高权重、在关露之后又有过两任妻子的王炳南，在发言中语气平静地讲到这次未能成行的原因——领导最后决定不去，说关露是好同志，但在淮阴名誉不好，你以后少来往。当时虽然党组织知道关露的身份，可关露是上了国民党拟定的汉奸黑名单的“文化汉奸”，而王炳南的工作却时时也在公开场合抛头露面。领导就是周恩来。在当时特定背景下，周恩来很难成全他们。

为了革命利益，王炳南写了一封绝交信。为党的事业和王炳南今后的前途考虑，关露接受了残酷的现实。在以后38年中，关露再没有恋爱过。

新中国最初几年，关露生活得意气风发。她回归心爱的文学事业，再给妹妹的信中，她说她要去各地采风，国家铁路修到哪儿，她就去到哪儿。她孜孜不倦地写她的《苹果园》。但好景不长。1955年，受潘汉年案牵连，关露被捕，关押在功德林监狱，除了写交代材料就是枯坐。在两年时间里，她的精神分裂症又发了，她躺在泥地里，渴了没水喝，只好喝痰盂里的水。狱里大夫说她装疯卖傻。

1957年关露被释放，在给妹妹的信中她写道：

我行为正派，历史清白，对党忠诚，已被公安部彻底查清。一切都平安无事。只是现在得了全身的关节炎，甚至发展到咽喉……

起初我情绪不好，很气公安部错抓了我，很感到受了委屈。现在我想通了，一个共产党员是没有委屈的……

然而“文革”来了，一切又混乱了。1967年关露被关进秦城监狱。在这里，遭毒打是经常的。有时在囚室里打，有时在提审室里打。关露在秦城坐了8年牢。为了消磨时光，她把偷偷捡到的一根生锈的钉子在水泥地上用脚踩着磨，嘴里数着数，锻炼着大脑，运动着腿脚。不到半年，钉子磨成了发亮的铁片。关露把眼镜盒的弹簧拆下来，磨尖，每天在铁片中间划一千道，大约过了一年，关露把铁片分成了两条。接着，她要把铁条的一头打一个针眼。她心里默默祈祷，针做好了，她就出狱了。可是，三年过去了，针做好了，她却没有被释放的迹象。她伤心失望，用被子蒙头大哭一场。过了几天，她想起另一片铁条还没有磨成针呢，就释然地重新磨针，重新寄以希望。

粉碎“四人帮”后的四次文代会，关露是参加了的。她见到很多老朋友。老友蒋锡金发现关露变得很沉默，不大爱讲话，好像对许多事都很冷漠，反应也迟钝了……

在关露生命的最后几年，她的心境是寂寞的。她的枕头边有一只大塑料娃娃，她喜欢娃娃，有时抱起来看看，有时替娃娃盖盖被单。关露一辈子没有家，没有自己的孩子。也不是没有老朋友来看望她。丁玲来过，蒋锡金来过……从后来他们写的悼念文章中，可以约略拼凑一幅关露凄凉的晚景：住在狭小的平房里，朝东朝北的窗，冬天的寒风往里灌；暖气不暖，另装一只煤炉；西墙紧挨着公厕。浑身病痛的关露，僵直地平躺在床上，失神的表情，像孩子般瘦小的手臂；屋里凌乱不堪，连个书桌也没有，几本书散乱地摊在窗台上。她看病要车不方便，有时还受保姆欺负。她最大的苦恼是患脑血栓后丧失了记忆，不能拿笔写字，而心里却想着她要写作。她计划创作《党的女儿刘丽珊》这部小说，还打算写些回忆潘汉年的文章，写关于李士群的材料，特别是自传，都没有完成。

在关露生前，《新文学史料》主编牛汉曾去看望她，许诺将以一定篇幅刊发介绍她的文章。后来发表了《一个不该被遗忘的女作家关露》。这些年来，丁言昭著有《谍海才女》和《关露传》两部传记，柯兴著有《魂归京都——关露传》，萧阳著有《一个女作家的遭遇》。十年前我策划出版一套“漫忆女作家丛书”，其中一本是关于关露的，书名《关露啊关露》，内收几十篇回忆关露的文章。这本书与以上几部关露传的命运相仿，并不畅销。

关露啊关露，也许该忘掉你沉重惨伤的一生，让你少年意气勇敢飞扬的歌声回荡：春天里来百花香，朗里格朗里格朗里格朗……

细节，删去的

鲁迅与许广平从师生恋爱到共同生活，其间往来书信，经过鲁迅亲自编辑整理，在鲁迅生前就以《两地书》为题出版，一直到现在都很畅销，因为大家要看大文学家、鲁老夫子如何写情书、谈恋爱。

但其实，经过鲁迅“编辑整理”的《两地书》，并不是两人通信的原件——许多私房话都被鲁迅“处理”过了。小如两人的甜蜜称呼、恋爱中的亲昵表达、日常琐事，大到鲁迅更为真实的心路历程、恋爱中的曲折，此外，还涉及鲁迅的人际交往，特别是两个人在私信中对当时的名人、朋友亲戚乃至论敌的不假修饰的臧否，对时政、事件的看法……所有这些地方，在公开出版时或删掉，或以假名替代，或换一种妥帖的表达，以便公开发表。

1929年5月鲁迅回北京探望母亲，短短的半个来月，几乎天天写信给上海的许广平。当时许广平正怀孕；而鲁迅与许广平在上海同居的消息正在北京盛传。所以，鲁迅很在意他的母亲的态度，也很留意原配夫人朱安的反应。

在1929年5月15日信中，鲁迅向许广平报告：一见母亲，母亲就问：“害马为什么不同来呢？”这是在向许广平传递重要信息，即母亲已接受了鲁迅与许广平的既成事实的。紧接着，在17日信中，鲁迅写到了朱安的反应——

上午，令弟告诉我一件故事。她说，大约一两月前，某太太对母亲说，她做了一个梦，梦见我带了一个孩子回家，自己因此很气忿。而母亲大不以气忿之举为然，因告诉她外间真有种种传说，看她怎样。她说，已经知道。问何从知道。她说，是二太太告诉她的。我想，老太太所闻之来源，大约也是二太太……

某太太，指朱安。二太太，即周作人的日本太太，曾经使鲁迅、周作人兄弟失和的那位。是她向朱安报的信儿，替朱安抱不平，鼓动朱安多多地花鲁迅的钱。几年后鲁迅再次回京探母时，还在给许广平信中耿耿于怀地追记过。

这段“闲文”后来在《两地书》中是被鲁迅删去的。闲文不闲，生动地传达了当时朱安的心情与反应！从“很气忿”，借“梦”来探求消息的真假，更可能是向婆婆求救，却遭遇了婆婆的反试探，于是颓然惨淡地说“已经知道”——一个旧式妇女还能怎么样？毕竟胡适的太太江冬秀是个例外——当初她闻听胡适闹绯闻，当即扬言，如果胡适胆敢自由，她就先杀儿子后上吊；果然就吓住了胡圣人。

鲁迅又接着写道——

……我因以小白象之事告知令弟，她并不以为奇，说，这是也在意中的。午前，我就告知母亲，说八月间，我们要有小白象了。她很高兴，说，我想也应该有了，因为这屋子里，早应该有小孩子走来走去。这种“应该”的理由，和我们是另一种思想，但小白象之出现，则可见世界上已以为当然矣。

大约是林语堂曾经盛赞鲁迅之于中国的宝贵就像稀有的白象一样，许广平有时就戏称鲁迅为白象。而小白象指的是他们即将出生的孩子。对于与许广平的结合，鲁迅曾经很有顾虑，怕因婚变有损名望而妨碍他的工作——他的文章对于中国的好的影响力。也怕委屈了新女性许广平。因此很纠结、痛苦了一阵子。虽然在许广平的勇敢与牺牲的鼓励下做了决定，但内心深处还是有焦虑的。这次还家，是他与许广平的新关系第一次面对母亲、朱安。母亲的态度让鲁迅很高兴，老人早就盼着孙子了；而朱安也没有搞出什么激烈举动，这局面着实让鲁迅放心了。而令弟——许广平的女师大同学、认识鲁迅比许广平早、与鲁迅全家混得很熟、在鲁迅日记中出现两百次、与鲁迅通信两百封、鲁迅离京后一度住在鲁迅家里、替鲁迅处理信件照看藏书甚至管理京中家里的账目——这位堪称鲁迅亲密女友的许羡苏小姐，据已故鲁迅研究家马蹄疾先生的考证，似乎也是爱着鲁迅的。那么，上面那两段“闲文”简直就像简·奥斯汀小说中的情节了，那种不失态的、不动声色的试探——许小姐用朱安试探鲁母的故事试探鲁迅。而鲁迅一定是非常信任许羡苏的，他将怀揣的秘密第一个告诉了她，然后才告诉母亲。而对韦从芜等关系较近的文学青年，还只告知两人已在上海同居，“小白象”之事却“秘而不宣”呢。可见许羡苏与鲁迅关系之近。

1926年鲁迅在厦门，与在广州的许广平天天交驰“两地书”。许广平给他织了一件毛背心，鲁迅乐坏了，在信上说，穿着它可以过冬了。惹得许广平嗔他“傻子”。但鲁迅并没告诉许广平，就在同一时间段，他还收到了许羡苏从北京寄来的绒线衣两件、十滴水一瓶，这事鲁迅记在日记里。1927年鲁迅、许广平已经在上海同居，许羡苏还又寄围巾又织背心的——可能当时南北战争消息不畅，她还不知道鲁迅生活的变化吧——但当时鲁迅与她还是通着信的，鲁迅在信中没有告诉她，她在信中也没问过。而当时京中关于鲁迅与许广平的流言，许羡苏不会听不到。也许她不相信，也不想问。

我的更八卦的推测是：以鲁迅文学家的敏感，他未必不知道许羡苏的心意；而他更在意许广平对于令弟的在意——怎会不在意？即便许广平不在意，鲁迅也觉得应该有所交代。他把那试探的试探写给许广平，是想告诉她：令弟的反应也是很正常的，只淡淡一句：“这是也在意中的。”

所以这一次北上，鲁迅是很欣欣然的。因为大家似乎都接受了他和许广平的关系，“世界已以为当然矣”。

在21日信中他写道——

看现在的情形，我们的前途似乎毫无障碍，但即使有，我也决计要同小刺猬跨过它而前进的，绝不畏缩。

这一段海誓山盟，也与其他较隐私的文字以及令弟、某太太、二太太等名字，被鲁迅删去了。

所以，拿鲁迅的原信与加工过的《两地书》对照着看，是有点意思的。最近，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鲁迅家书》，里面就包括了鲁迅致许广平的原信；还收有鲁迅给母亲、二弟的许多信。

《鲁迅家书》看点一：原汁原味的鲁迅家书直接集中出版了。

《鲁迅家书》看点二：作为五四反传统主将，鲁迅反礼教吃人，最厌恶“二十四孝”，但他对母亲却足称“孝子”。

《鲁迅家书》看点三：鲁迅与弟弟周作人，在还没有因家务事闹翻之前，一道从事文学创作、翻译，一起参加活动，一起面对世界、建立功名。

《鲁迅家书》看点四：鲁迅给本家亲戚的几封信也收了。

《鲁迅家书》看点五：信的注释比较详尽到位，是在最新版《鲁迅全集》的注释基础上，根据家书的特点有针对性地注释。

读鲁迅家书，看爱情中、亲情中的鲁迅，看伟人鲁迅的另一面：孝子鲁迅，长兄鲁迅，恋人鲁迅，老公鲁迅，父亲鲁迅……

棋牌声里

忘了是看哪位作家的回忆录，其中说到抗战时期日机轰炸重庆后的惨状，最怪异惊心的一幕——是飞来一条炸断的胳膊，手里还捏着一张“白板”。原来有句悲愤的话：偌大的中国竟摆不下一张书桌。积贫积弱的中国，有时候就是连一张麻将桌也摆不下。

钱钟书的小说《围城》里，三闾大学的一班教授也打麻将，当然是偷偷地打；校长要抓，毕竟是国难期间，还有教授的面子，为人师表嘛。结果，教授夫人汪太太出了个好主意，拉校长一起打。

书桌与麻桌，常常相距不远。作家绞尽脑汁写作之余，打两圈麻将，下一盘棋，换换脑筋，是常有的事。胡适、老舍、郁达夫，好多作家都打麻将；而聂绀弩是个“棋迷”，他纪念棋友金满成有诗句云：“你我相交五十载，输赢何止百盘棋。”

大革命时期，国共合作，毛泽东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那时常有一些同事去他家打牌。杨开慧开门一看，就用湖南口音招呼道：“你又来送钱给我用么？今天可不许拖欠！”这个“你”，是大名鼎鼎的早期共产党人萧楚女。一次，萧楚女运气好，赢了不少毫子、铜元。一向沉静的毛部长也有些兴奋。他下了大注，可能是想孤注一掷吧。却遭到萧楚女的强烈反对，双方争执不下，萧楚女“站了起来，粗声叱咤”，说“不行，就不来了，怕什么！”毛部长还是比较沉静，没发火，“他慢慢地收起了他自己的钱，站了起来，一个字也不再说，踱到了隔壁的卧房里去。”杨开慧“自然是了解她丈夫的脾气的，同时她似乎也知道萧的性子”，她打趣地向萧说：“今天便宜了你，下次我们得重新订定办法了。”

写这一段稀见史料的人——孔另境，虽不是文学史上尽人皆知的人物，却是个有故事的人。他的姐姐孔德沚是茅盾的夫人，所以他是茅盾的小舅子。正是这层关系，在重要历史时刻，他“在场”。比如，众所周知的中国共产党“一大”是在嘉兴南湖上的游船里召开的，船上还摆着麻将作为掩护，这主意是李达的夫人王会悟想出来的，而这船就是茅盾让还是中学生的孔另境帮忙租的。孔另境跟着萧楚女去毛部长家里打牌那时候，茅盾是部里的秘书，而孔另境是部里的助理干事。后来，国共分裂，孔另境被抓进天津警备司令部，急得姐姐、姐夫找鲁迅帮忙搭救。鲁迅与“北平的名公”也久无往来，想来想去还是找好朋友许寿裳一起联名写信给他们留日时期的老同学汤尔和——因为汤尔和跟少帅张学良说得上话，后来又找了蔡元培，几经周折，才把孔另境救出来。

不过，这不是孔另境第一次坐牢。之前五卅运动中撒传单被捕，之后因在“孤岛”上海投身文化界抗日救亡活动而被日本人抓去，坐老虎凳；最后一次坐牢是在“文革”中。最后这一次坐牢，时间最长，7个多月。当时年纪大了，又患糖尿病，全身浮肿，手掌皮都剥落下来——这两张透明的、带有纹路的手掌皮已在故乡乌镇的孔另境纪念馆中陈列着。

孔另境不愧是个老囚徒，在拘留所里还在《毛主席诗词》空白处写诗作词：“二十年中三入囚，逢人只觉意气豪，只因囚我者，迟早被打倒。如今第四囚，却受亲人笑，但到秋光老，看我不逍遥！”竟如此坦荡，没有一丝颓唐！最后糖尿病严重了，孔另境的腿烂了一个大洞，都露骨头了，才被允许保外就医。一没有政治结论，二没钱治病调养。他的女儿给姑父茅盾写信求救。面对无产阶级专政，茅盾也没法出头讲什么话，只能在经济上每月给他们汇寄30元钱。

直到生命最后时刻，1972年，孔另境还在写申述信，质问，要求返还被抄走的钱，还有鲁迅、毛泽东写给他的信，非常强悍。一生坎坷终也无法改变他。

孔另境有话直说，实话实说，是一个毫无城府的“大炮”。当年批胡风，他就认为对胡风的斗争太过分了。他在作协上海分会的讨论会上说：“现在发表的批判文章千篇一律，没有超过林默涵、何其芳的论点。”同时他又说：“林默涵、何其芳的文章早就被胡风驳倒了。”在反右浪潮中，他溜到苏州搞创作，还给整风领导小组写信，说是“迁地避嚣，正养身与写作两全之道”，这让如火如荼搞运动的“革命群众”非常气愤。在学习会上，他还说过，现在国际上革命形势显然是处于低潮了，倘还说形势大好，仍然是东风压倒西风，就不免成为阿Q似的精神胜利了——这自然成了他对毛主席的污蔑。而他当年曾和毛主席一起工作过，还一起打牌这档子事，被人指为吹牛，是污蔑毛主席。那时候，神坛上的领袖已然是一尊神，怎么会打牌呢？

孔另境的作品经由他女儿孔海珠女士编辑出版，我见到的有《庸园新集》、《秋窗晚集》，写毛部长打牌的文章《岭南春》、《南国之春》，都收在集子里，一篇写于1934年，一篇写于1949年。

美食家汪曾祺

春节期间多宴饮，吃饱喝足之后，遇着电视里说相声的还在那儿“报菜名”，就不免感到油腻。不过饮食文化又实在是文人雅事，随园食谱，红楼家宴，文字铺陈的美食，不在乎“口福”而是过“眼瘾”。

读汪曾祺。

他有一篇小说，讲的是扬州大盐商宴请新上任的盐务道铁大人。这铁大人已经吃了几天满汉全席了，只想喝碗稀粥，就一碟香油拌疙瘩丝。盐商赶紧按大人的意思安排。扬州请客的规矩，菜单先请客人过目。凉碟是金华竹叶腿，宁波瓦楞明蚶，黑龙江熏鹿脯，四川叙府糟蛋，兴化醉蛏鼻，东台醉泥螺，阳澄湖醉蟹，糟鹌鹑，糟鸭舌，高邮双黄蛋，界首茶干拌荠菜，凉拌枸杞头……热菜也只是蟹白烧乌青菜，鲫鱼脑烩豆腐，甲鱼只用裙边，鲫（鱼季）花鱼不用整条，只取两块嘴后腮边眼下蒜瓣肉。炒芙蓉鸡片塞牙，用大兴安岭活捕来的飞龙剁泥、鸽蛋清。头菜不用翅唇参燕，清炖杨妃乳——新从江阴运到的河豚。铁大人听说有河豚，就要吃炒蒌蒿——诗云“蒌蒿满地芦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时”嘛。“有有有！”炒菜也极素净，素炒蒌蒿薹，素炒金花菜……素炒凤尾——只有三片叶子的嫩莴苣……铁大人满意地说：“这样好，咬得菜根，则百事可做。”他还请陪吃的扬州一文人过目，那文人说：“一箪食，一瓢饮，一介寒士，无可无不可”。——见识了汪曾祺的讽刺，也辛辣，也谐谑。他还不过瘾，接着写那文人——尝了尝这一桌“非时非地清淡而名贵的菜肴”，想起他一直较着劲儿的另一文人袁枚袁子才的《随园食单》，“把几味家常鱼肉说得天花乱坠，真是寒乞相，嘴角不禁浮起一丝冷笑”。

汪曾祺是美食家。不是饕餮之徒。他在小说里、散文里写吃食，不油腻，不带馋相儿；也不奢靡，很平民化，简净雅洁。这是个态度或者说是个品位问题。他写过扬州的干丝，翡翠烧卖，加蟹包子，也写云南的气锅鸡，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经他的笔布摆出的种种美食，没有了烟火气，直接进入了审美境界。在一篇小说中，他写一个卖果子的，应季卖时鲜——立春前后，卖青萝卜。杏子、桃子下来时卖鸡蛋大的香白杏，只嘴儿以下有一根红线的“一线红”蜜桃。再下来，是红玛瑙、白玛瑙般的樱桃。端午前后，枇杷。夏天卖瓜。七八月卖河鲜：鲜菱、鸡头、莲蓬、花下藕。卖马牙枣，卖葡萄。重阳近了，卖梨。菊花开过了，卖金橘，买蒂部起脐子的福州蜜橘。入冬以后，卖栗子、山药（粗如小儿臂）、百合（大如拳），卖碧绿生鲜的檀香橄榄。——不少深居简出的人，是见了果子才想起现在是什么节令了。这篇小说的题目是《鉴赏家》。

美食家遇到灾荒年份，是在1959年。那篇小说题为《荷兰奶牛肉》。农科所的工人对那头进口的荷兰奶牛很生气——因为牛吃得足，人吃不饱。铁路两旁的榆树干都被剥光了，榆树皮磨粉可以吃。总务和食堂大师傅创制出十几样粗粮细做的点心：谷糠做的桃苏，苹果树叶子磨碎了加白面做的“京八件”。几位技术员把日常研究工作都停了，集中精力鼓捣小球菌、人造肉。人们吃苹果，吃萝卜，吃大葱——大葱搁在炉盘上，翻几个个儿，就熟了。熟了的大葱很甜。但是都不解决问题。怎么解决问题？得吃肉。肉，哪儿有？食堂连炒菜也由“下搭油”（油煸锅）改为“上搭油”（白水煮白菜，菜熟了舀一勺猪油浇在上面）。必须吃肉。有一天，奇怪的事发生了。那头价钱不菲的荷兰奶牛自己走出了栅栏，溜溜达达到了火车站，恰好一辆列车进站，牛就从月台上跳下去了。据查，这次事故是奶牛自找的，谁也没有责任。那晚仿佛是个节日，人们吃着肉了。那肉非常好吃，细，嫩，鲜，香。“他们不猜拳，也不说笑，只是埋着头，努力地吃着。”

那头荷兰奶牛像一个圣徒。

据说，汪曾祺晚年很乐于下厨房，露一手，像他写的《沙家浜》里的唱词儿那样，“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文人雅集，事后也有人写文章记叙尝到的滋味。看到过，有印象。

鲁迅这尊神

鲁迅在中国文坛上千古第一人的崇高地位，归根结底是由他一生的光辉业绩奠定的，并不是某团体、某政党、某些人吹捧起来的。在他生前，他对于青年、对于知识阶层的巨大影响，已经是superstar级，粉丝甚众。当他去世，那遍及中国社会各阶层的知名与无名的人们所汇成的送葬的洪流、那覆盖在他的遗体之上的“民族魂”的旗帜，已然是所谓盖棺论定的明证。不过，另一方面，对于鲁迅的深度景仰而引发的偶像崇拜、神化鲁迅的情形，对于偶像的各种阐释与利用的情形，也都始终存在。

在许多篇关于鲁迅的回忆文章中，比较而言，男性回忆偏于民族、国家视角的意义阐释，女性的回忆往往较少意识形态宏大叙事而注重细节，更能让我们了解鲁迅的生活常态。但另一方面，女性回忆者也会情不自禁地记录着鲁迅于日常生活中随时流露的点滴“神迹”。读萧红写的那篇情感浓郁而又自我抑制的《回忆鲁迅先生》的长文，感觉上像是一位修女在缅怀她追随、爱戴的神甫。而证之以她与聂绀弩在西安那次闲聊，她形容鲁迅——独立于天地之间，腰佩翻天印，手持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出入千军万马之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这是她对于鲁迅非凡的战斗力的一次神乎其神的描画。

最近，由鲁迅公子周海婴先生主编的许广平《鲁迅回忆录》手稿本出版了。作为鲁迅夫人，许广平写于1950年代末、出版于1960年代初的《鲁迅回忆录》，无疑提供了近距离看鲁迅的第一手史料。但是这部个人署名的回忆录却是在所谓“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就是个人执笔，集体讨论，修改的创作方法）”下，经过上级（很可能是周扬）拍板而最终完成的。确切地说，《鲁迅回忆录》已不是许广平个人的书写。周海婴这一次将母亲的手稿复原出版，目的是想尽可能还原母亲的“原始思路和史实”。

手稿本以注释的方式标示出“原始思路”与“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之不同。例子随处可见——关于鲁迅教许广平学日语，手稿本写的是鲁迅的苦心——在老夫少妻情形中假想他自己死后留下许广平一个人如何生活，于是趁着自己健在的时候教给自己的爱人一种谋生的本领。而经过“集体讨论”的《鲁迅回忆录》就有所拔高，说是除了要用马列主义思想武装，保持清醒头脑和立场，还要多读书，以便为新文化事业做贡献。

类似的拔高还是很多的。比如，在谈到鲁迅与弟弟周作人的关系时，手稿本反映的是，即便是在兄弟失和后，鲁迅仍关注并肯定周作人的创作。这一层意思最终被删去了，原因显然是为了政治正确。手稿本叙述鲁迅的老友、内山书店的老板善待店员的一段，也被删了。——当时惯于以阶级立场看问题，作为资本家的内山对店员怎么会不压迫呢？而有意思的是，手稿本某处提到郭沫若的日本夫人也被删了，原因自然是为尊者隐。

在涉及鲁迅与党的关系的那一章，《党的一名小兵》，在政治性、思想性、理论性都有所拔高。其中写到1930年与李立三会面后，“鲁迅的一切行动完全遵照党的指示贯彻实行了”。这里许广平采信的是李立三的回忆。而对于这次会面，作为陪同鲁迅去会面的当事人冯雪峰的回忆却是：李立三要鲁迅发宣言，支持他的“左”倾机会主义的政治主张，鲁迅没有答应。“两人是各讲各的”。而事后听鲁迅讲述会面情景的鲁迅三弟周建人的回忆就更生动有趣了：李立三要鲁迅用真名写篇文章，痛骂一下蒋介石。鲁迅说，文章容易写，蒋介石干的坏事太多了，我随便拣几条就可以写出来。不过用真名一发表，在上海就无法住下去了。李立三回答，那好办！黄浦江里停泊着很多船，其中也有苏联的，你跳上去就可以到莫斯科了。鲁迅说，这样一来蒋介石是拿我没办法了。但我离开中国，国内情况就不容易了解了，文章就很难写了。我主张还是坚守阵地，进行韧性战斗，讲究策略，用假名写文章，同国民党斗争到底。李立三说，好吧，你自己考虑吧。鲁迅说，我就回来了。——虽然这时李立三已经不是正宗的党的代表，但也可看出鲁迅与党的关系，并不像《鲁迅回忆录》写得那么简单。

1936年鲁迅见到冯雪峰时颇有些忧郁，颇有些牢骚，想什么事都不做，或者去做门房，既省力又不惹是生非。在冯雪峰写于1950年代的《回忆鲁迅》中，对于鲁迅的苦闷，他已经是欲言又止，有意淡化处理了。而到了1960年代初，冯雪峰已经挨整，在许广平的手稿本中，对于冯雪峰——这个曾在党（毛主席）与鲁迅之间起过关键作用的人物——还是给予简单的客观介绍。然而到定稿时，冯雪峰已被批判为“十分荒谬”、“和党的精神不合，甚或大相径庭的”。那时，曾经是鲁迅周围关系亲密者，胡风被关（手稿本已将胡风归入“魑魅魍魉”），冯雪峰被整，萧军早就犯了错误……剩下鲁迅孤零零地成为偶像。

又拔高，又隐讳，在用“社会主义风格的创作方法”搞出来的回忆录中，鲁迅形象渐渐地不食人间烟火了。与萧红那一类出于情感的“神化”不同，这可以称做政治性神化。

就在《鲁迅回忆录》出版之际，电影《鲁迅传》也在积极筹拍中。剧本改来改去，写不活一个真实的鲁迅。强调鲁迅的斗争性，那形象就一天到晚气冲冲的。倒是当时的主创人员（包括将在影片中扮演许广平的于兰）采访许广平时，许广平讲了许多生动的细节，甚至包括两人闹别扭、鲁迅发脾气。但可以想见，无论如何，在当时的形势下，不可能演出一个真实的鲁迅。

后来到“文革”时期，鲁迅形象就只剩下一二条警句名言，成为别人手中的“匕首”，“投枪”，棍子。偶像的被歪曲，正如偶像的被尊崇或被打倒，都似乎是偶像必然的命运。进入21世纪，鲁迅也曾被一些青年贬抑……不过研究者们则从各自不同的角度看鲁迅，各自得出结论——作为“历史中间物”的鲁迅，呐喊的鲁迅，彷徨的鲁迅……鲁迅，渐渐地从神坛走下来。

郭沫若的身后名

这些年，郭沫若声誉不高。自从被目为“御用文人”后，除了一般研究者循例做研究之外，郭沫若这个名字很少被提及，可谓身后寂寞。2008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女神及佚诗》，其中收纳了初版本《女神》和散佚在报刊上未汇辑成集的郭沫若在“《女神》时期”创作的大量诗歌作品，使读者和研究者可以获得一个完整的、历史原初状态的印象。学者自然是关注的，但该书印数仅有2000册。郭老郭老，诗多好的少。这句郭老调侃自己的“打油”诗句，似乎已成了对诗人郭沫若的一般观感。有谁还记得《女神》在五四时期给中国诗界、给中国带来的巨大震撼？一个叛逆的、反抗的、自由的形象，就在“御用文人”的驯顺、荣宠与隐忍的背影之后渐行渐远渐模糊了吗？

还好，日前在郭沫若故居举行了一场《女神》出版90周年的研讨会，纪念那个远去的诗人。有趣的是，主办方将郭老写于1958年的组诗《百花齐放》印制了扑克牌。也许现在可以心平气和地谈谈郭沫若了，这位鲁迅之后中国第一文人，所谓“文化班头”，诗人，历史学家，剧作家，书法家……

大人物的身后名，毁誉翻覆，从来都与现实相关。这一点，作为历史学家的郭沫若最清楚的。在答《新建设》杂志问的一篇文章里，他曾这样阐释：“历史是发展的，我们评定一个历史人物，应该以他所处的历史时代为背景，以他对历史发展所起的作用为标准，来加以全面的分析。这样就比较易于正确地看清他们在历史上所应处的地位。”所以，他替曹操翻案，替武则天翻案，他扬李（白）抑杜（甫）……他好做翻案文章。他的翻案文章，如历史剧《蔡文姬》、《武则天》，演出几百场，影响不可谓不大，虽是剧作而不是历史考据研究论文，但毕竟多多少少扭转了人们心中白脸曹操、淫荡武则天的一贯形象，促使许多人有兴趣重新认识历史上的曹操、武则天。不过，作为学术著作的《李白与杜甫》却招致非议，认为是一、投领袖所好；二、滥用阶级分析方法。

毛泽东作为政治家而每每有诗作，郭沫若作为诗人而投身政治。当初毛泽东去重庆和谈，以一首《沁园春雪》引来众人此起彼伏的唱和；到了晚年，能与他唱和的，似乎就只有郭沫若了。而毛主席的诗词也有许多篇是和郭沫若的，比如那首“金猴奋起千钧棒，玉宇澄清万里埃”的《七律和郭沫若》，那首“多少事，从来急，天地转，光阴迫。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的《满江红和郭沫若》。毛主席喜欢李白的诗，这对郭沫若是否有影响，或许难说有或无，但从郭沫若一贯的浪漫主义诗风看，他也会更爱李白。中国郭沫若研究会的会长蔡震先生在新作《郭沫若画传》中提到一个史料：《李白与杜甫》是“文革”中的郭沫若自己悄悄写的，只因一个偶然原因才被外界所知——当时中苏边境冲突，外交部请郭沫若等学者提供有关历史资料，在中国政府发表的声明中，引用到郭沫若对于李白出生地的考证，以驳斥苏方的领土扩张。可见著书的动机并不是为了趋附领袖。

但趋时是一定有的。那些年月的所谓学术，都受政治环境影响，普遍地用阶级观点分析古人。杜甫《茅屋为秋风所破歌》，中学生都能背诵，起首一句“八月秋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茅”，郭沫若在《李白与杜甫》中就根据杜甫草堂之顶有多少层茅草为证据指出杜甫过着地主阶级生活。

那时代是“亲不亲，阶级分”。现在想来，不喜欢杜甫，也不必一定因为他是地主阶级。同样，姚雪垠塑造的闯王李自成竟像一位无产阶级革命战士一样高大完美，符合“三突出”原则——中学课本还选过，记得我们上课的时候，同学老师一起笑。难道历史真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或者真所谓“一切历史都是当代史”？历史学家如何揭示历史真实呢？

蔡震新作提到陈寅恪。1953年郭沫若按照中宣部的提议，以中国科学院院长的名义致信陈寅恪，请他担任历史二所所长（另外两所所长为范文澜和郭本人）。陈寅恪回信却是回给科学院，而没理会郭沫若。在回信中，他提出了条件，即著名的“允许中古史研究所不宗奉马列主义，并不学习政治”的要求。这实际上就是拒绝。在回信中，陈寅恪以他当年为王国维所写碑铭重申“独立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必须争的，且须以生死力争”，并毫不客气地挑战郭沫若，说郭是甲骨文专家，也许更懂王国维的学说，可以把他的碑文打掉，由郭来重写。他用了唐代韩愈、段文昌先后写《平淮西碑》的典故，把自己比韩愈，自信他写的碑铭“无其器存其辞”（李商隐赞韩愈写的碑文），不会湮没。郭沫若之前对王国维的死因有自己的判断，他认为王国维“研究学问的方法是近代式的”，但“思想感情是封建式的”，“两个时代在他身上激起了一个剧烈的阶级斗争，结果是封建社会把他的身体夺去了。”这个判断当时在学界影响很大，而陈寅恪看来是不以为然的。

郭沫若与陈寅恪最大不同其实是在与现实政治的关系上，一个投入，一个远离。如果要找一位与20世纪中国历史、特别是中共党史密切相关的文人，一定是郭沫若。他是历史潮头上的人物。五四有他，《女神》惊艳亮相，创造社高张创造精神；北伐有他，攻武昌城，他亲手捆扎攀城墙的云梯；四一二政变前，蒋介石许以高官厚禄，要将长江下游几个省交他管辖，他却以《请看今日蒋介石》揭穿其真面目；南昌起义，他谢绝了张发奎邀约去日本，赶赴南昌，在白色恐怖中与贺龙一起入党；卢沟桥事变后，他别妇抛雏、毁家纾难，只身回国参加抗战；他与李公朴一起经历“校场口惨案”，他不惧国民党暗杀，在上海各界追悼李公朴、闻一多的大会上慷慨陈词：天不能死，地不能埋，呜呼二公，为和平民主而死，虽死犹生……新中国成立时，他已是政务院副总理兼文化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国科学院院长，为建设新中国而工作……他的老朋友夏衍说过，党犯错时，郭沫若也跟着犯了错误。他没有活到对党内错误进行反思的时候。他会有怎样的反思，我们无从知道了。

我们知道的只是这样一些历史片段——

“文革”中，他的两个儿子死于非命，他默默承受，甚至没有向他的老友周恩来提起。他把儿子的日记放在书房案头，日日相伴，一字一句地抄写，竟抄了八本。这是怎样不见泪痕悲色的锥心之痛。

“文革”中，他在一本英美抒情诗的空白处，随手翻译了一些他喜欢的诗作，似乎透露了他的内心深处的隐秘的激情，如罗素·葛林的《默想》：我不能让我的尊严的人性低头/在那冰冷的无限面前跪叩……我有希望、苦闷、大愿，精神有如火焚……如高尔斯华绥的《灵魂》：

我的灵魂是太空！

电在闪呵雷再轰，

日月群星在运动，

时而卷起大台风！

风再起！这灵魂里的浩浩长风终于没能使郭沫若再次凤凰涅槃，浴火重生。1978年6月12日，86岁的郭沫若逝世。人生苦短，人生几何。

穷文人，富文人

自古文人穷的多。

郁达夫因为在小说《沉沦》中大胆直露地宣泄他弱国子民的性苦闷而一举成名，在五四后文人群中算得上是畅销作家了，小说、散文、日记都有出版，却还是缺钱，常在文章中诉穷。他给夫人王映霞的信中，也常有“商量柴米分排定”的生计打算。抗战中，穷愁日子更是不容易，王映霞在一封信中诉穷，郁达夫竟气恼地在这封信的背面大字加批，斥之无理，不该写这样的信，还将信寄还王映霞，让她“自己看看”，反省反省。全忘了当初两人定情时他自己作诗，什么“偕隐名山誓白头”，“为君先买五湖舟”，买舟，也只能改买“粥”了。也忘了他自己不是也在信中抱怨商务印书馆算稿费要扣除标点和空格。

丁玲与胡也频，加上沈从文，萧军与萧红，成名前做文学青年，饥一顿，饱一顿的生活，更是经常的。看萧红的《商市街》，看她写饥饿，就知道她是刻骨铭心地饿狠过的。

当时文人单靠著文就能维持生计的不多，可能只有鲁迅这样的大腕才能做到。即便是鲁迅，早先时候也有经济上的不自由。与许广平在热恋中分开，去厦门大学教书，就有经济上的考虑，想多攒几文钱，用于日后两人的生活以及赡养母亲、前妻。在上海，鲁迅以写作为生。他夜里写作，凌晨睡去，十年里除了卧病，夜夜如此，勤劳一如农人。他自奉颇简，家里备有两种香烟，较贵的招待客人，便宜的自己吸。所以，当国民党严格设立新闻出版检查制度，鲁迅更换无数笔名，以“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东奔西突地逃文网，其内心承受的压力不仅是政治的，同时也是经济的、生计的。

相对而言，诗人徐志摩因为有一位富爸爸，日子就过得舒服多了。这位富爸爸对自己的独子也舍得投资，送儿子出国留学的一切费用且不提，单是请梁启超收下儿子做弟子就破费了一千块银圆作为贽礼，这个数目是很大的。不过，这个钱花得也很值。要知道，梁启超在当时中国的地位、声望是无人可及的。做梁启超的弟子，等于是富爸爸用重金将徐志摩托举到中国知识界、文化界的最高平台上，起点就高，当然有利于日后发展。而且作为著名的新月派诗人，徐志摩他们那个新月社，与他的富爸爸和一银行家黄子美出资搞的聚餐会以及后来黄子美又搞新月俱乐部，都有着密切联系。所以才有徐志摩写文章来“撇清”

——神经敏锐的先生们对我们新月社已经发生不少奇妙的揣详。因为我们社友里有在银行里做事的就有人说我们是资本家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一两位出名的政客就有人说我们是某党某系的机关。因为我们社友里有不少北大的同事就有人说我们是北大学阀的机关。因为我们社里有男有女就有人说我是过激派。

——这一段文字恰好如实地说明了新月社绝不单纯是个诗社或文学社，或欧美同学会，新月社的成员中的确有当时中国社会政、经两界的精英、名人。徐志摩就住在新月社，一班朋友经常聚会，研讨学问，品评诗文，议论时政，饿了就叫雇的现成的厨子开一桌。演剧听琴，新年办舞会，元宵节有灯会，活动是蛮多的。社员自然要交费。

与20年代新月俱乐部相比，30年代革命文人常去的“革命咖啡馆”虽然时尚，却透着洋快餐的寒酸。像周扬、夏衍等职业革命文人，自然是更穷的一伙。“左联”办杂志，有时是要向鲁迅、茅盾这些左翼的文坛大佬们募捐的。

所以怎么看徐志摩都的确是当时文人中的富人。不过这个富文人花销也大，特别是娶了一个会花钱的陆小曼之后，就常常入不敷出。不好意思伸手向家里要钱，只好多兼课，贴补家用。他还曾帮朋友卖房产，做中介，赚取佣金。1928年去美国，他带了许多古董和玉器，准备出售了，发一笔财。

不过更富的还要算是邵洵美。邵洵美的祖父邵友濂曾任上海道台、台湾巡抚、湖南巡抚，他的外祖父是跟着李鸿章办洋务、当过慈禧太后的邮传部大臣的盛宣怀。官商之家，祖产自是甚富。邵洵美有个本家长辈，兴致来了可以把一家书店的书统统打包买走，之后也不知道读不读；还有个亲戚一高兴从庙里请个巨大的菩萨像，费尽周章运回家。而邵洵美是拿祖辈的钱玩文学，玩得很大。他开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结交文坛友朋，经常做东请饭，号称“小孟尝君”。与徐志摩、郁达夫都是常来往的朋友。新月书店后来难以维持，邵洵美还曾出资试图中兴，搭进去不少钱。后又开办时代印刷厂，出版书报杂志。他曾斥巨资从德国买回当时最先进的影写版，印制精美画册。解放后，这套设备卖给了人民日报社。到了新社会，邵洵美差不多把家产都玩光了。比起他那大家族里吃喝嫖赌的亲戚们，邵洵美总算把钱用到正地方了。但在当时，邵洵美可能是太招摇了。自己拿着祖辈的钱玩文学也就罢了，却不该写文章讽刺穷文人，轻飘飘地说文人所以为文人，是因为没有饭吃，或是有了饭吃不饱。因为做文人不比做官或是做生意，究竟用不到多少本钱。一支笔，一些墨，几张稿纸，便是你所要预备的一切。无本钱生意，人人想做，所以文人便多了。

于是惹恼了鲁迅。鲁迅有好几篇文章是针对邵洵美的。他说，

文人的确穷的多，自从压迫言论和创作以来，有些作者也的确更没有饭吃了——这首先是出于鲁迅的立场和当时所受到的压迫而发出的愤懑之声；其次他说，

穷极，文是不能工的，可是金银又并非文章的根苗，它最好还是买长江沿岸的田地。然而富家儿总不免常常误解，以为钱可以使鬼，就也可以通文。使鬼，大概是确的，也许还可以通神，但通文却不成，诗人邵洵美先生本身的诗便是证据。——鲁迅毫不客气地明确判定邵洵美的诗不怎么样，金钱可使鬼推磨，却不能帮助你写好文章。后来鲁迅还进一步奚落用钱捐做“文学家”：

只要开一间书店，拉几个作家，雇一些帮闲，出一种小报，“今天天气好”是也须会说的，就写了出来，印了上去，交给报贩，不消一年半载，包管成功。

近些年来，研究者、出版界对于邵洵美在文学、翻译以及出版领域的成绩越来越关注，邵洵美千金散尽，还是玩出了一些名堂。

“全集”不全

“全集”不全——此事古难全。作家写得多，除了鸿篇巨制、经典名著外，总有一些零散篇什刊布于各类报刊，时间长了，难免失佚，全集漏收是自然的事。

现代作家中，鲁迅和张爱玲的文章可能是目前出版最全的。鲁迅的佚文、佚信在1981年版《鲁迅全集》出版后，经过20多年的寻找、发现、鉴定，到了2005年最新版《鲁迅全集》编辑出版时，新增收了18封信、24篇文。鲁迅的无可撼动的地位和无数人对他的热爱使他的佚文佚信的收集不仅是官方学术机构的分内工作，同时也是民间的个人的自发行动。而张爱玲的文字的每一次发现、未刊文稿的每一次整理出版，都成为广大张迷的盛事。从《同学少年都不贱》到《小团圆》，都引起阅读热潮。前不久又看见现代文学史料专家陈子善先生在刊物上披露他新发现的张爱玲佚文《炎樱衣谱》，包括《草裙舞背心》、《罗宾汉》、《绿袍红钮》。这是张爱玲为好友炎樱开设的女式时装店做广告，从大衣、旗袍到背心手套，都做了细致、生动、俏皮的介绍。文学家做广告自是别出心裁，看她描摹一副绒线手套——

手套朝外的一边，边缘缀着深红绒线的排穗。短短的，鬃毛似的，从小指的指尖到腕际。这里的灵感，来自好莱坞的西部影片。美国西部的牛郎，他们的大脚裤，两边镶着窄条的牛皮排须，一路到底，又花哨，又是大摇大摆的英雄气概。我们这里的小姐们，骑脚踏车的时候戴了这样的手套，风中的排穗向后飘着，两边生了翅膀似的，也是泼辣可爱的。

在没有电视广告的年代，多么需要文学家一支绘影涂形、描摹毕现的生花妙笔啊。如果不是这段文字后面紧跟着炎樱时装店的电话号码，真的会忘了这是一则广告。这三则或200字或400字不等的短文，与张爱玲那篇比较“隆重”的《更衣记》相映成趣、异曲同工，将来是要收入张爱玲全集的。

一个可以出版全集的作家当然是大作家，为了研究起见，大作家的任何文字都是不能舍弃的。即如这几则短短的《炎樱衣谱》，研究者就能看出问题来。张爱玲在讲炎樱用她母亲的大围巾改背心时，提到那围巾曾经风行于民国六七年，鲁迅有一次对女学生演讲，也提到过“诸君的红色围巾”。陈子善先生即考证出那次演讲是在1923年，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演讲的题目是《娜拉走后怎样》（收在鲁迅第一本杂文集《坟》）。原文是这样的：“娜拉既然醒了，是很不容易回到梦境的，因此只得走；可是走了以后，有时却也免不掉堕落或回来。否则，就得问：她除了觉醒的心以外，还带了什么去？倘只有一条像诸君一样的紫红的绒绳的围巾，那可是无论宽到二尺或三尺，也完全是不中用的。”陈子善先生得出两点结论：一、张爱玲对鲁迅作品确实下过工夫；二、“张看”鲁迅有与众不同的视角。

普通的文学爱好者可以不必如此学院派，因为那些新发现的佚文一般不是作家的重要作品。重要作品会丢了吗？其实，已经收到全集中的也未必是“字字珠玑”。全集关键在乎“全”，不在乎“好”。所以许多作家生前是不同意出版自己的全集的。这当然是出于谦虚与自爱，他们不愿意让自己的“少作”、平庸之作统统塞进全集，使自己暴露无遗。即使作家去世后，作家的家人出于保护作家公众形象的考虑，不授权出版，任谁也没办法。这让研究者无比抓狂。在中国，还有具有特色的政治因素也会影响到全集不全。比如，建国后党的首席文化官员周扬，他在历次文艺界大动荡的风口浪尖上写的那些文章、报告，如果不收入他的文集、全集，那周扬就不成其为周扬了；比如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他们在历次运动中写的表态文章、批判文章，收不收入全集？那是时代的印记，不能不收；但从普通读者的角度看，收进去也是一堆文字垃圾。

最近一期《新文学史料》刊登了北大教授商金林的考证文章，就是关于《胡风全集》失收的写于1927年前后、刊登在国民党报刊上的具有反共思想的一组文章，这对于研究胡风一生思想、道路自然是不可回避的。我问过《胡风全集》的主编，胡风女儿张晓风老师，她说，一是编文集时她没有找到刊发那些文章的旧报刊，二是父亲生前不愿意提那段混乱痛苦、在黑暗中摸索的人生历程，更不愿提那些文字，我何必要编入全集呢！——从这个历尽苦难的胡风的女儿的角度看，全集不收这些文章，完全可以理解。我对电话那头的晓风老师道：您说得也是。

近期，人民文学出版社又开始筹备编辑出版《汪曾祺全集》《林斤澜全集》了。

日记不秘

日记是写给自己看的——但名人的日记却往往是大家看。

鲁迅的日记是收在《鲁迅全集》中的。看鲁迅日记，会记起他从前是学医的出身，日记极为精简，记着今天天气，见了谁，去了哪儿，收到谁的信，又复了谁的信，买了几本书，书名一一写出，花了多少钱……总之是流水账式的，无描写，也不抒情。像与二弟周作人夫妇闹开，兄弟失和，这是鲁迅一辈子心中永远的痛，而日记中只简单地记了一笔：

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此可记也四字，算是隐隐地有情绪暗涌，不了解情况的读者是看不出什么的。到后来鲁迅搬出八道湾，因取自己的书籍和器物而遭到周作人夫妇无理阻挠甚至言语肢体冲突，鲁迅记在日记中也是简洁平静：

六月十一日，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真是零度情感叙事。

不过，即便鲁迅日记精简若此，也仍然有工夫了得的研究者可以从中看出丰富的内容来。比如许多年前鲁迅研究专家马蹄疾先生就是从鲁迅日记中，窥视出有关鲁迅与许广平感情发展的细微踪迹——师生频繁热络的通信突然停止了，为什么？查鲁迅日记，这一时期，鲁迅到女师大去的次数明显增加，许广平来鲁迅家的次数也明显多起来，两人已频繁见面，自然用不着写信了。最引人注目的是1926年3月6日日记有一条：夜为害马剪去鬃毛。像暗语。害马是鲁迅给桀骜不驯的许广平取的绰号。那剪鬃毛是鲁迅给她剪头发？在夜里？马蹄疾先生据此得出结论：这是他们两人感情发展升华的印痕。

对比鲁迅在日记里的不动声色，郁达夫日记则是另一类的极端代表。他是主张创作都是自叙传的作家，甚至仿佛有暴露癖，连家丑都要作诗、加注释向外界张扬，何况在日记中。他的恋爱，可能于他是太宝贵了，形容为“千年逢闰月”，从他在朋友家里遇见王映霞，就开始辗转反侧、寤寐思服，一日不见，上蹿下跳，情绪波动，呼天抢地，在日记里就闹腾不止。全不管这日记日后会不会被人公开，要不要保留一点隐私。

胡适从小被他的寡娘拧肉教训要做人上人，所以他经常在日记中“吾日三省吾身”，而且记下知识，研究学问，都是一本正经地在“立言”、“立德”，就有人说他存了做圣人的心，记日记也预备着有一天给后世瞻仰的。而朱自清显然没想到死后被毛主席表彰，说他有民族气节，饿死不吃美国面粉，做了圣人；后人自然仰望他，所以当看到他日记里经常记着去某教授家吃饭，这家的女主人如何美，饭菜如何香，就觉得这个圣人太“食色性也”。其实，圣人也有凡人的一面。

更多的作家是把记日记当成搜集素材，作家的日记本相当于画家的写生簿。萧军的延安日记经由他的女儿交《新文学史料》发表了一部分，那真是一份丰厚的史料。萧军当时是憋着劲儿要当大作家的，日记里常有这样的豪语：我看今后中国最伟大的作家既不会出在国民党内，也不可能出现在共产党内。言外之意非他这位无党派作家莫属。他是要做时代的记录者。因而他的日记极为详尽，涉及的人、事极广泛。出现在他的日记中的人物，政界有毛泽东、洛甫、王明、陈云、王震、彭真等，还包括他对毛夫人江青的观感；文艺界的有丁玲、艾青、周扬、萧三、张汀等，与丁玲关系由密到疏的过程、与周扬一派的对抗，都记得分明；延安军民的一般状态，如何看剧，跳舞会的情形，集会的场面，都有详尽记述；他的家庭及生活情形，与妻子王德芬的龃龉，也悉数记载。日记中还有对王实味的生动记录，这位因写杂文《野百合花》而遭到猛烈批判的人，在巨大压力下近乎痴狂，跑来找萧军，劝萧军加入党。当时萧军为避嫌疑，故意大声喝骂他，望着他跌跌撞撞走了。萧军记人记事，也抒情，更臧否人物。他跟毛主席在窑洞里谈天说地，给三位诗人画像：卖膏药者，卖小古董者，小姑娘描花样。惹得毛大笑，说：让这些诗人听见非骂你不可……面对萧军，毛主席感叹自己不自由，做篇文章，每一个字全要讨论，没入党的时候，那多自由，手提包一提，要到哪里去，就到哪里去……萧军接茬儿说，所以说，叫花子要饭三年，给个县官也不换。

在封建社会，皇帝自己不记日记，但有宗人府记起居注。除了党史、国史之外，不知道毛主席有没有日记，但近年来，蒋介石日记的公开是史学界的一件大事。学者的研究文章也正陆续做出来。日记中的蒋介石，与我们从小在报刊影视中看到的那个“蒋光头”、“蒋该死”、“蒋委员长”实在是判若两人。

“文艺总管”张道藩

最初“遇见”张道藩，是在画家徐悲鸿的两任妻子——蒋碧微与廖静文各自写的回忆录中。在徐悲鸿的家务事中，张道藩是以熟朋友的身份从中斡旋，而其倾向性是很明显的。所以蒋碧微的一部回忆录，上半部题为《我与悲鸿》，下半部就是《我与道藩》了；而廖静文笔下的张道藩纯然一国民党反动官僚形象，帮助蒋碧微，迫害徐悲鸿。徐悲鸿为了向蒋碧微支付高额离婚赡养费，整天站在桌边拼命画画，腿都浮肿了。

当时正值抗战时期，国民党与共产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徐悲鸿等左翼进步文化人集结在国民党第三厅，在郭沫若领导下展开抗日救亡的各种文化活动。而张道藩也深得蒋委员长器重。张道藩曾留学英、法，是伦敦大学美术学院第一位入读的中国学生，他也雅好戏剧，组织剧团，创办国立戏剧学校，据说张道藩还与曹禺等人联合创作国防剧《黑字二十八》，是演出委员会主任、导演团成员，还一起登台演出。1938年在武汉发起成立“中华文艺界抗敌协会”，长期负责国民党文宣与党务工作。

国共合作讲团结、有摩擦的情形，许多人回忆过，总之是共产党善于做宣传工作，国民党的文化官每每很失败。不过，张道藩还是蛮活跃的。当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传到国统区，国民党为了抵制其影响，特由时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张道藩出面，发表《我们所需要的文艺政策》，所谓“五要”、“六不”。“六不”第一条是“不要去写社会黑暗”，针对的就是毛《讲话》中提出的“对敌人要暴露，要打击”；第二条是“不挑拨阶级的仇恨”，针对毛文所讲的立场问题；第六条“不表现不正确的意识”，针对的是毛文倡导的马列主义和唯物辩证法。“破”了之后要“立”，张道藩所提出的“五要”，除了一贯的“民族的立场”而外，“为最痛苦的平民写作”又似乎与“不要去写黑暗”相矛盾，“要从理智中产生作品，要用现实的形式”也都是大而化之的泛泛而论。不过这似乎不妨碍他被称为“三民主义文艺理论家”。

国民党溃退台湾后，反思在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失败的原因，张道藩也备受指责。有人就说他做文化工作不力，当时最有影响的作家一个也没有争取到，全国成千上百的作家跟到台湾的不过三五十人，像梁实秋、苏雪林，在中国内地原只能算二流作家，至于胡秋原、陈西滢，只因与鲁迅论战而有知名度，创作上没有大成绩；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论及的十五位作家，只有张爱玲、凌叔华没有留在中国内地，但也没去台湾。当时张道藩办的刊物也都不及许多左翼杂志影响大。

尽管如此，张道藩依然受到蒋介石重用。1950年5月4日成立的“中国文艺协会”，是蒋介石亲自批准的、领导全岛“反共抗俄”的文艺团体，张道藩是三个常务理事之一。有人曾问蒋介石：“文艺工作到底由谁领导？”蒋立刻回答：“由道藩同志领导。”所以张道藩干劲十足，开会、座谈，号召作家创作反共文学。而实际上，当时台湾军界势力插手文艺界，“国防部总政治部”、“警备总司令部”都对张道藩的文艺协会进行肢解和制约，挖墙脚，拆台，搞事端，张道藩手下的亲信有被疑为“匪谍”的，有被排挤到海外的，甚至张道藩本人也受些窝囊气。

研究港台文学的古远清教授曾在文章中介绍，张道藩曾改编明代歌谣，写了一首《老天爷》：“老天爷你年纪大/耳又聋来眼又瞎/看不见人听不见话/杀人的共匪为何不垮/大陆同胞活活的饿煞/老天爷你不会做天你塌了吧……”当时就有人提醒他，明代这首歌谣是骂崇祯皇帝的，而在台湾，“老天爷”几乎就是“老总统”的代称，可是张道藩自信他是带头搞反共文学创作，而且他改写的歌词从头到尾都是反共的，没问题的。他还兴致勃勃地请远在美国的名家赵元任谱曲，赵没有答复，他又改请人谱曲，最后在电台播出。果然，这首歌遭到了“警总”查禁。张道藩一向是查禁别人作品的，这次自己倒被查禁了，吃了一回瘪。

其实，文人从政，结果都不大妙，像寓言中的蝙蝠，不知自己是鸟是兽，身份的混乱，角色的冲突，导致行动失措、内心纠结。

再说到私生活，张道藩似乎也是有些夹缠不清的。有论者大概从张道藩的反动身份立论，同时嘲笑蒋碧微最终也没能与张道藩正式结合，张有法国妻子。但也许事情并不这样简单。蒋碧微颇有男子气，当初敢于跟着悲鸿私奔日本，转而法国，绝非寻常女子；看她与徐悲鸿留学巴黎，与包括张道藩在内的一帮留学生混在一起，成立“天狗会”，有见解，亦有脾气，是颐指气使惯了的，又是唯一女会员，被戏称为“压寨夫人”。张道藩固然是徐悲鸿的“兄弟”，却也是蒋碧微的朋友。在法国时张道藩就曾暗恋蒋碧微，还曾试探过蒋碧微。只因当时蒋碧微一心恋着徐悲鸿而无从展开。据说后来张道藩在自己的婚礼上，面对美丽的法国新娘还是难以放下内心对蒋碧微的纠结，喝得大醉，大闹自己的婚礼，而朋友们还以为他是太高兴所致。所以当徐、蒋两人婚变，张道藩态度偏向蒋碧微，也在情理中。之后，在帮助一个离了婚的女友的一来二去中，早已人到中年的张道藩不知不觉把自己搭了进去，弄得筋疲力尽。估计这也不是他理智上认可的。据张道藩的朋友曾虚白回忆，当时台湾时局动荡，张道藩的法国夫人携女儿出国避乱，空巢的张道藩就和形单影只的蒋碧微“凑合同居”了，同居而居所门外却分别挂着两块牌子，一“张”，一“蒋”，意在撇清。他们在居所中常常邀约一二个密友赏画、宴饮，聊到深夜。曾虚白就常在被邀请之列。据曾虚白揣测，张道藩是想用聚会的热闹减少二人独处的时间。待到张道藩出任立法院长，夫人也回来了，张道藩就回归家庭，另外给蒋碧微找房子住了。所以曾虚白认为，对蒋碧微，张道藩是“怜”大于“爱”的。

作家们，母亲们

研究作家与他（她）们母亲的关系，应该是个有意思的话题。

有“圣人”之誉的胡适，幼年时期也曾十分顽劣，他一度觉得自己的老子死了，没人管他了，所以很是张狂，结果被他孀居的母亲拧肉——在他的自传《四十自述》中有详细的记述。他母亲从不当着别人的面打骂他，给他留着面子，等到半夜三更再教育他，罚跪，或拧他的肉，不论多疼也不许他哭出声。为了他学习好，胡适母亲总是多给私塾老师钱，老师自然格外用心给胡适“吃小灶”，胡适的学业因此进步很快，朱子的《小学》，老子的《原学》，《幼学琼林》以及“四书五经”……一路读过去兴趣盎然，而他的同窗学友还拿着一封信，在问他“父亲大人膝下”是什么意思呢。成年后，胡适感念他的母亲既是慈母又是严父。

胡适与鲁迅、茅盾等那一代许多作家一样，对母亲最大的服从是违背自己的心愿、接受了旧式婚姻。告别外国女友韦莲司、中国表妹曹佩声，胡适对于文盲且小脚的太太的接受，有一点“痛并快乐着”的意味，颇具改良主义的折中的喜剧色彩。婚姻是旧式的，婚礼却是“文明”的，西式的，胡适一身西装而非长袍马褂，江冬秀花袄花裤代替了凤冠霞帔，新郎新娘相对三鞠躬，就算礼成。胡适在婚礼上还一通演讲，提倡革除旧礼节等等。这个新潮的文明婚礼让家乡父老颇感稀奇，议论纷纷，一时传为笑谈。婚后，胡适还作了好几首白话诗，都是旧体诗中赠内、寄内那一类，显得夫妻融洽，让一直担心的母亲颇为欣慰。

胡适的小脚太太倒也颇有本事。她做得一手好菜，不仅管住了胡适的胃，也让胡适周围一班朋友如徐志摩等吃得嘴软，“大嫂”叫得欢，同时暗忖这旧式夫人毕竟也有新式夫人大抵不具备的种种好处。胡适曾公开表扬自己的夫人，说最让他敬重的是江冬秀反对他做官，希望他一心做学问这一点上。似乎他的旧式婚姻建立在这个敬重之上。像胡适这样游走于政、学两界的人，做学者，兼做“王者师”，也是自古以来许多文人学士的老路，不论是替政府帮忙还是帮闲，估计在兴头上干得欢时是不会在意家中夫人有何意见的，待到意兴阑珊、没滋没味还惹得一身臊时，不免想起老妻曾经的劝解，于是拿夫人意见来说事而已。

有人说，胡适写日记时都在端着做圣人，给人看的都是他想给人看的。有点像他母亲半夜三更拧孩子，他的婚姻围城里是何种情形，外人怎么知道。有史料披露，胡适的婚姻也建立在江冬秀的“厉害”上，江冬秀一度扬言要杀了她与胡适的亲生的两个儿子、然后自己上吊，吓得胡适赶紧收起花心，回归家庭。所以，有“敬”，亦有“威”，维持着旧式婚姻白头偕老的佳话，晚年的胡适也还能笑眯眯地为牌桌上的太太沏茶倒水。

执拗、强硬的鲁迅对于旧式婚姻的妥协，全部原因在于那是“母亲给的礼物”，他只好接受。“灵台无计逃神矢，风雨如磐暗故园。寄意寒星荃不察，我以我血荐轩辕。”——鲁迅这首每每被人提及的著名诗篇，其前三句有人就解作无可奈何接受了旧式婚姻的鲁迅之悲愤、惨伤、荒寒之心情的写照。在遇到许广平之前，鲁迅是打算陪着小脚夫人“做一世牺牲”、“完结四千年旧账”。鲁迅一直认为在进化的路途中，他自己这一代人是“历史的中间物”，其历史使命是由自己承受几千年旧道德的沉重与残酷，“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他太懂得中国的历史与现实，故此也明白、体恤母亲的心意。既然朱安是母亲给予的礼物，而且朱安自己也是历史牺牲品，那他就只有好好供养，经济上的供养，当然也有淡然的客气——比如他外出归来买几样点心，先送去请母亲品尝，再让朱安挑几样，然后才拿到自己房间里——但是，在旧式婚姻中，鲁迅从来没有付出自己的感情，这是不同于胡适的决绝。

考察鲁迅与母亲的关系，其家庭日益困顿、破落的大背景是关键。祖父的入狱，父亲的病与死，族人的白眼，作为长子的鲁迅，在小小年纪时就分担了母亲的愁苦。所以读鲁迅的文字给人的感觉始终是一个深沉的有担当的父兄形象，因为鲁迅没有经历过青春的飞扬；而另一方面，鲁迅对于他的母亲而言是个不折不扣的孝子。

只因母亲喜欢看旧小说，新文学家鲁迅就四处收罗，买张恨水的《金粉世家》、《美人恩》之类给母亲；因为天气冷，母亲爱吃的应季的笋干寄迟了，也要在信中报告一下。鲁迅写给母亲的信，抬头总是恭敬地写着“母亲大人膝下敬启者”。为了慰藉母亲喜爱孙子的心情，鲁迅几乎每封信都用一番笔墨写海婴逸事。如“海婴很好，脸已晒黑，身体亦较去年强健，且近来似较为听话，不甚无理取闹，当因年纪渐大之故，惟每晚必须听故事，讲狗熊如何生活，萝卜如何长大等等，颇为费去不少工夫耳。”又如“海婴很好，每天上幼稚园去，不大赖学了……他什么事都想模仿我，用我来做比较，只有衣服不肯学我的随便，爱漂亮，要穿洋服了。”这样轻松休闲的笔墨在鲁迅是不多见的，透露着融融亲情。

所以，最早一批新文学作家尽管在五四时期做文章猛烈抨击旧道德，非“礼”，非“孝”，在个人生活中却还是母慈子孝的。到了30年代前后，有“阶级”概念了，于是文学中有了柔石《为奴隶的母亲》，在巴金的小说中出现了昏聩的、伪善的甚至卑劣的封建家长和叛逆的革命的子孙。《家》、《春》、《秋》中的家长，几乎都在这个模式内，即便不是坏的、落后的，也是懦弱无用的。同时期的诗人艾青则是把他的爱献给了他的保姆大堰河，写出了动人诗篇：

我是地主的儿子，

在我吃光了你大堰河的奶之后，

我被生我的父母领回到自己的家里。

啊，大堰河，你为什么要哭？

……

这时的母与子有时竟站在了不同阶级阵营中了。

时代车轮滚滚驶过，再晚一些的张爱玲又呈现不同的情形。或者说张爱玲显赫的家庭超前于时代，中西教育背景不同又加强了这种超前，使得张爱玲有那样一位得风气之先的摩登趋时的妈。这位仪容优雅的黄逸梵女士毅然抛弃了又吸鸦片又纳妾的丈夫——张爱玲的爸，亦抛下年幼的女儿、儿子，潇洒地和小姑子联袂漂洋过海看世界，在英国陪读，在法国学画，跟徐悲鸿、蒋碧微、常书鸿都熟识，踏着三寸金莲在瑞士阿尔卑斯山滑雪，虽然最终也没学成什么，但生活的世界是宽阔自由的。

这位在张爱玲四岁就出洋的母亲，在张爱玲的童年生活中忽来忽去，在年幼的张爱玲的眼里是“辽远而神秘的”。母亲回来了，一切都不同了，从父亲昏暗的烟雾缭绕的屋子搬到花园洋房，“有狗，有花，有童话书，家里面徒然添了许多蕴藉华美的亲戚朋友。我母亲和一个胖伯母并排坐在钢琴凳上模仿一出电影里的恋爱表演，我坐在地上看着，大笑起来，在狼皮褥子上滚来滚去”。画画、学弹钢琴、学英文、学做洋式淑女，培养“优裕的感伤”，“看到书里面一朵花，听我母亲说起它的历史，竟掉下泪来。我母亲见了就向我弟弟说：你看姐姐不是为了吃不到糖而哭的！”待到母亲又走了，后母来了，饭桌上，父亲为了一点小事就打了弟弟一个大耳光，张爱玲捧着饭碗挡着眼泪直淌的脸，那种眼泪已是近于孤儿之泪了。那时想起漫游世界的母亲，该是多么遥不可及的绝望。

在张爱玲关于母亲的一切表述中，都透露出三个方面的内容：一、她所知道的最好的一切，物质上的与精神上的善，都在母亲那里；而母亲常常是可望不可及的；二、她的容貌举止处处令母亲不尽满意，心下自卑，又自认在经济上拖累了母亲；三、对母爱的极度渴望与母爱的严重缺失，种种原因使她与母亲疏离，由此造成了蚀骨的痛。

这种种关于母亲的纠结，在她的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中得到了艺术表现，小说女主角九莉甚至是以心思细腻的刻毒报复来惩罚母亲对于她的忽视。极度的恨，有时真的是源于极度的爱。张爱玲一生，除了让她“张招”、“张牵”的胡兰成，最让她受磨折也最不能令她释然的，也只有她的母亲了。如果对照中国文学中那些善良、慈祥、辛劳、无私的母亲形象，《小团圆》中的母亲的确是相当另类了，仅此一点，《小团圆》也可说是具有开拓意义了。

画家而能文者

看刘海粟回忆傅雷，两人相识于法国，1929年。那时傅雷正在法国巴黎大学读文学，同时也听艺术讲座，学习艺术史。两个年轻人异国相交，立刻成为知己，一同去卢浮宫观摩世界名画，去瑞士、比利时游览。在梵蒂冈大教堂，他们一起欣赏研究达·芬奇、米开朗琪罗的作品。那些绘制在屋顶的壁画，仰头看久了，累了，他们就索性躺在地上看；眼睛看花了，就用镜子反映下来看，完全沉迷于艺术境界中。傅雷热爱美术，也热爱音乐，在绘画、作曲、弹钢琴几方面都做过不小的努力，只是他的审美能力比创作能力高得多，总不满意自己画的画、作的曲、弹的琴，最后放弃创作转而做艺术研究，翻译，也取得了很大成就。而音乐梦想就由他的儿子傅聪实现了。

拿画笔的刘海粟文笔也灵光，他回忆傅雷，徐志摩，丰子恺的文字，都使人读了如见其人。丰子恺也是能画能文之人。他的《缘缘堂随笔》与他的漫画是可以对照着看的，比如那些表现小儿女意态的散文，对照着像《瞻瞻的车》——画中一个孩子用两把大蒲扇当自行车在“骑”，像《阿宝两只脚，凳子四只脚》——孩子给凳子穿上了鞋子，真是不同艺术门类之间的一种“互文”，相映成趣。谁说“意态由来画不成”？丰子恺漫画画得好，而题画的那一句话往往也如画龙点睛，让画意更隽永。见过丰子恺先生一幅漫画，画了一个正在咳嗽的老头儿和一对神情黯淡的男女，画的边款题曰：楼上老先生咳了一声，一对恋人就分了手。当时我正在大学里学五四时期反封建、提倡自由恋爱那一段文学史，看了这幅画，就明白了五四时期历史情形。还有一幅《最后的吻》，画穷人养不起孩子，只好忍痛送到教会育婴堂，而角落里狗妈妈在给小狗喂奶，人畜对比，真是情何以堪。丰子恺为鲁迅小说所画的插图，也是受到文学界与美术界人士赞扬的，因为理解得深，画得好。

而文学家鲁迅一生热爱美术，且为西方现代艺术所吸引，提倡新兴木刻运动，介绍国外版画家，培养国内新生力量，种种切实努力都是有实绩的。这是众所周知的。所以，当北京现代文学馆邀请雕塑家熊秉明制作鲁迅像，熊秉明在构思中首先想到这一点。他注意到鲁迅专文介绍的德国的珂勒惠支、比利时的麦绥莱勒，都以黑白对比的强烈冲击感表现人生之悲惨与战叫，后者在手法上深受立体派和表现派的影响：粗犷，炽热，简净，痛快。熊秉明发现这种艺术品格也是鲁迅的创作追求，鲁迅的小说决非一般所谓平实的写实主义，鲁迅的风格有现代感，这是鲁迅与许多同时代中国作家大不同处。熊秉明甚至在鲁迅作品中读出了鲁迅像应有的质感——铁。而铁在艺术上应用是晚于青铜与岩石、具有现代感的材质。他在《关于鲁迅纪念像的构想》一文中写道：

铁是鲁迅偏爱的金属。铁给人的感觉是刚硬的、朴质的、冷静的、锋锐的、不可侵犯的、具有战斗性的。在文章中，在小说中，他常以“铁似的”来比喻他所赞美的人物。

《铸剑》：“挤进一个黑色的人来，黑发黑眼睛，瘦得如铁。”

《理水》：“只见一排黑瘦的乞丐似的东西，不动，不言，不笑，像铁铸的一样。”

《秋夜》：“……而最直最长的几段，却已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而高的天空……”

在多得不可计数的关于鲁迅的文章、专著中，每每有美术家的文章使人眼睛一亮，熊秉明、吴冠中，还有陈丹青，都曾写出他们对鲁迅的独特感悟。

熊秉明的美术随笔写得漂亮极了，前些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曾出版了厚厚的一本《熊秉明美术随笔》，编辑很兴奋地奔走相告，一读，果然好，其中许多篇什堪称散文中的极品。比如《看蒙娜丽莎看》。达·芬奇这幅名画，人们或近或远地欣赏过，但读了熊秉明的文章，仿佛开了艺术的天眼，见所未见。

他从观画者与画的关系写起：当我们欣赏一幅画，我们处于安全而优越的地位，我们是主体，我们在看，而画是被看；然而在蒙娜丽莎面前，情形不同了。她也在“看”，“在凝眸谛视、在探测。侧了头，从眼角上射过来的目光，比我们的更专注、更锋锐、更持久、更具密度、更蕴深意。她争取着主体的地位，她简直要把我们看成一幅画、一幅静物，任她的眼光去分析、去解剖，而且估价。”

接下来，熊秉明以他对西方美术史的熟知，将那些“在画里向我们注视的人物”画像一一拿来比较——

安格儿画的那些贵妇与绅士，端坐着，冰冷的瓷球般的目光定定地瞅过来，这样空虚失神的凝视，并不能给我们观赏者威压感；

提香画的威尼斯贵族男子，目光阴鸷、狡诈而挑衅，娴于台前幕后的争权夺利、明枪暗箭，一瞥之际早已估定了你的实力、野心甚至成败的几率；

林布兰特画中的老人、妇人、壮者、孩子，他们看向我们的目光似生命的烈焰，要照出我们“腑脏里潜藏着的悲苦与欢喜”……

这些画都要将我们从艺术欣赏领域推回生存状态，“在那里被摆布、被究诘、被拷问、被裁判、被怜悯、被扶持、被拥抱。”

但蒙娜丽莎的目光还与这以上种种不同，她向我们要另一种东西——她的注视要诱导出我们的注视。

熊秉明谈到了诱惑。他细腻地区分了少女的诱惑与少妇的诱惑。少女以其滋润与鲜美使人瞠目，诱惑了人而不自知，假使她知道了也会吃惊、羞涩不安、含着歉意吧，但青春的美依然不顾虑、无忌惮。少妇的容貌则稍稍收敛了美的锋芒，心灵成熟了，“孕怀着爱和智慧，宽容与认真，温柔与刚毅，对生命的洞识和执着”。她爱过了，也痛苦过，她如果诱惑，她能意识到那诱惑的强度和风险，“她是那诱惑的主人。她是谨慎的，她得掌握住自己的命运，以及这个世界的命运。虽然诱惑，她的生命不轻易交出来，她也不许你把生命轻易来交换。”

蒙娜丽莎的眼睛是少妇的眼睛。睇视着，守候着，并“像那一双优美叠合的手，耐心地期待”。你不敢回答，她也只有缄默；你轻率作答，她将莞尔，轻蔑一笑。她在探测你，似乎已经看出了你的彷徨、紧张、狼狈，猜透你的浮夸、轻薄、怯懦，或者是不安、觉醒以及奋起，以及隐秘的抱负，于是她神秘微笑了。这神秘千古的莫名的微笑的注视，似关切，却又淡然……如何画出呢？

与文艺复兴时期那些伟大的艺术大师一样，达·芬奇也是要上天入地探寻宇宙奥秘、洞悉世间万象的人物，他研究水的流动、火的燃烧，他制造飞翼、潜水衣，他用凹面镜收聚太阳光线，他解剖人体，看血管密布、白骨的黄金分割，他画过婴儿的圆润、老人的嶙峋，他从面貌的千变万化中捕捉圣母的温慈，智者的明睿，圣徒的坦然安详，犹大的凶险惶惑……熊秉明称他是“浮士德式的人物”，说“他的宇宙论里没有神，只有神秘；没有恶魔，然而充满诱惑”，他有研究、探索、描绘一切的豪兴。而蒙娜丽莎是诱惑中的诱惑。

熟悉芬奇艺术生涯与生命历程的熊秉明一方面细考芬奇的恋母情结，将一辈子没有结婚也没有恋爱过的芬奇比做永远的少年，羞涩、畏怯地躲在窗边远望街角处“她”的身影，满足于观察她的傲然、矜持而又脉脉的善意的流盼，不吻，不抱；另一方面他将芬奇描述为一个冷静的科学家，对于“诱惑”进行带有距离的观测，又像一位炼金术士，狂热地企图将那“诱惑”的元素从这个世界中提炼出来，变成一小撮金粉，装在曲颈瓶里给人看。于是，芬奇与蒙娜丽莎，不仅是芬奇与女人的关系，更是芬奇与世界的关系。“诱惑”脱离了性别成了纯粹的诱惑，宇宙间的无穷极的大诱惑。这诱惑引起了芬奇无穷极的追求，他要画出那画不出，他要画出那画不出之所以画不出。一年又一年，那神秘的微笑渐渐在画布上显形，得到恍惚的定影，画家一年一年老去，而向那诱惑的追求总有一小段距离未完成，总还有那么一点恍惚、浮动、模棱，在蒙娜丽莎的凝视中，画家在永远闭上衰疲的眼睛之前可能还在那微妙的面庞的光影之间添上一笔吧。

在这篇艺术鉴赏文章的结尾，熊秉明已超出了艺术境界而对芬奇的人生境界表达了由衷赞美：敢于追求无穷的人如芬奇，必能感到大满足、大欢喜。

在蒙娜丽莎的静静眼光中获得的竟是一种动感飞腾的生命力的无穷释放。——这当然是熊秉明看蒙娜丽莎看。

遇到好文章大概就如同惊艳般哑然失语，只觉得好，只有复述和抄书的份儿，满心钦羡。又忙着了解其人，原来不仅是美术家，1944年熊秉明毕业于西南联大，1947年赴法国巴黎大学攻读哲学，后来转学雕塑，1962年起执教巴黎大学东方语言文化学院，是教授、系主任，1983年获法国教育部棕榈骑士勋章，与杨振宁、王道乾、吴冠中等有很深交往，父亲是著名数学家熊庆来。

熊秉明于2002年去世——“吾去时真大醉也”——他的书法也相当了得。这些能画亦能文者，他们仿佛独得了艺术之神专宠，在文章与画纸画布雕塑间惬意地挥洒来去，留下妙文好画，此种境界，令人神往。

神奇韦老太

韦君宜在人民文学出版社被尊称为“韦老太”。

这称呼既透着自家人的亲狎，又分明带有某种江湖气。所谓江湖，就是一个人活动的范围，韦老太在其中兜得开、玩得转以至于关键时候手眼通天。在粉碎“四人帮”后所谓新时期文学这一章节中，许多名著的诞生都与韦老太有关。《将军吟》，《沉重的翅膀》……每一部小说的出版都有故事，都不寻常。乍暖还寒的文坛，“利用小说反党”的文字狱还使人心悸，而作家们突破禁锢的冲力必须有勇敢的出版家给以最后的推动。日后成名的作家们，对给予他们有力推动的韦老太，都深怀感恩之心，并且都在回忆文章中把韦老太写得很“神”。这个“神”，既是说她有胆有识，是作家的知音，也是说她有能力有路子，给予作者切实的帮助。在中国，文学动辄与政治挂钩，文学往往不只是文学圈里的事。韦老太，一位从“一二·九”运动中走出来、走到延安宝塔山下的清华才女、知识分子型老革命，自然她有一些革命故旧，比如胡乔木，姚依林，都曾被她请出来为文学服务——这也算是“文学为政治服务”的反例了。女作家张洁的长篇小说《沉重的翅膀》出版前后激起的风波，不仅是政治的，还有绯闻的。当时一位中宣部的副部长下令，不许印刷、发行这部据说是“反对四个坚持，矛头指向《若干历史问题决议》”的小说；压力之下，韦老太奔走沟通，救火、救场兼救人，给予张洁事业和生活双重支持。这些事，张洁在文章中都写到过。女作家竹林，张蔓菱也都将韦君宜敬若神明。

关于韦老太，出版社也流传她许多故事——通常是糗事，比如她常常系错了衣服扣子，衣襟一上一下的来上班而浑然不觉；比如她在路上遇到同事，她直瞪着人家好像不认识似的不理不睬；比如她常常一个人嘟嘟囔囔、自说自话……这些糗事似乎更增添了她的神秘感，像大人物的“外传”、“花絮”之类。

我跟随社里老同志去拜见韦老太时，她已经重病躺在协和医院病床上了。失语，说不了话，没有一点“神奇”气象，只一双圆溜溜的小眼睛有像吃惊的鸟儿那样的眼光，灵活地转动着。这是已经挣扎着写完了《露沙的路》、《思痛录》的韦君宜，犹如收获后的田野，静等冬天降临——韦君宜已接近她生命的终点了。

我知道并记住“韦君宜”这个名字，是在大学里读到她的中篇小说《洗礼》，一读之下便很难忘。写政治的小说，写出了复杂的局面以及复杂的人生。现在回想起来，即使是在文字编制的小说虚构之后也一定程度地感觉着韦君宜的人生与性情。中国现当代历史的复杂诡谲，在韦君宜的生涯中都有反映。

在韦君宜的革命生涯中，她曾有过两次精神失常。先是与她一同参加革命的清华大学的恋人小孙为救护同志而牺牲在日本飞机轰炸之下，这个打击一度让她痛不欲生，甚至买了毒药。在她和着血泪写下的悼文中有这样的句子：

……在民族的献祭台前，有人走上来，说：“我献出金钱。”有人说：“我献出珠宝。”有人说：“我献出笔墨。”有人说：“我献出劳力。”我将上台大声宣布：“我献出了我的爱人。”

带着这样的祭献，韦君宜投身革命。但是革命对于她的磨练还刚刚开始。在延安，一场“抢救运动”使她受到了极深的精神戕害，她的丈夫被怀疑为国民党特务，她的一个女儿不幸夭折。热血青年将延安当成“家”，而此时在“家”里，他们却被当成“外人”。后来毛主席出面给受冤枉的人道歉，大家就原谅了，继续为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国家富强而忘我工作。

解放后，韦君宜做过共青团中央宣传部副部长，北京市委文委副书记，后来又到中国作协主编《文艺学习》，在《人民文学》做副主编，最后落到人民文学出版社任副社长兼副总编——这一路，“官”越做越小，惶恐越来越大。建国后一场又一场的运动应接不暇，韦君宜从紧跟到难以理解、到险些被打成“右派”，内心的挣扎与精神上的压力可想而知。她变得谨小慎微。

到了“文革”更大的浩劫来临，面对铺天盖地的大字报，第一次被批斗她就疯了——那根一直绷着的神经，断了。在“文革”的红色暴力下，她的丈夫被打断肋骨，她的儿子被吓得精神失常。所谓革命的洗礼，真是要在碱水里煮三遍、血水里泡三回吗？有一张拍摄于1969年的照片，那时的韦君宜经历了三年的精神失常，刚刚恢复，即将去“干校”。照片中的她竟是那样瘦弱、单薄，像个发育不良的女学生，是什么力量让她又一次活回来？

曾经是她的下属又是她的继任者的陈早春这样打量、分析过她：

既是女强人，又是弱女子；有冷眼向洋看世界的豪迈，也有打落牙齿和血吞的懦弱；她任情而又拘礼，简傲而又谦卑；她对自己的事业和命运是坚忍不拔地执着抗争的，但最终的拼命一击，也只能算是铅刀一割……

这个评价距离80年代那些作家眼中神奇的韦老太实在是差得很远了，但这或许才更接近于真实的韦君宜形象。作家王蒙也曾回忆，当他被发配新疆时，韦君宜见到他“一句寒暄的话也没有”，似乎不认识他。王蒙下的判断是：“她吓坏了。”但他丝毫不怀疑韦君宜的人品与良知，她只是极讲原则极听话，她不会两面行事，需要划清界限就真划，不打折扣。牛汉也曾提到韦君宜为他这个胡风分子平反而奔走疏通，但却不同意《新文学史料》刊发《胡风评论集》的“后记”，因为那时尚未彻底平反的胡风在这篇很长的后记中为自己申辩。可能这触动了韦君宜的“原则”，她坚决不同意发表，说如果要发你们发，你们负责。于是就向上面打报告，出版局陈翰伯同意，转到中宣部，中宣部贺敬之同意修改采用。后来韦君宜对牛汉说，你要理解我。理解她的难处？牛汉认为，韦君宜虽然有时也做这类没道理的事，但她还是一个很诚恳的人。

体现在韦君宜身上的矛盾与纠结，也许就是知识分子与革命的关系的反映，王蒙说，韦君宜“用外在的要求克服内心的良知”，这种痛苦的经验她体验得太多了。归根到底，还是“疑”和“信”的驳诘。一切思想改造都是针对这个进行的，而一切反思也是源于此的。《思痛录》就是韦君宜反思之作。

当时她不仅要艰难地克服身体中风后的残障，而且要克服“精神”之残障，也许对后者克服更为艰难。她苦思冥想，她上下求索扣问：当初舍弃优裕的家庭、放弃留学深造的机会，牺牲了爱人，抛弃了个人的一切，为了什么？她写道：“参加革命就准备好了牺牲一切，但是没想到要牺牲的还有自己的良心”，在《思痛录》的“缘起”中，她说：“真正使我痛苦的，是一生中所经历的历次政治运动给我们的党、国家造成的难以挽回的灾难”，“我既是受害者，又是害人者。”“我时时面临是否还要做一个正直的人的选择。这使我对于‘革命’的伤心远过于为个人命运的伤心。”——这真是深切的痛，是抉心自噬。反思中，她重新找回自己，犹如凤凰浴火而重生。李慎之说，《思痛录》挽回了一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尊严。

在追索中，韦君宜回到了她一生道路的起点——为了民族独立，人民自由幸福。这是她最初也是最终的理想，她的“原教旨”。正因如此，王蒙有如此评价：纯正君宜。而张洁的表达更为给力：这操蛋的生活改变了多少英雄豪杰，使他们面目全非，却在韦君宜这儿遭遇了“你不可改变我！”

神奇的韦老太！

生活家

作家汪曾祺也是一位生活家。生活家，就是我们偶或得遇的热爱生活、多才多艺、兴趣盎然的那种人物。都知道汪曾祺会做饭。前一阵参加《汪曾祺全集》编辑工作会议，大家聊起来，座中好几位都吃过汪先生亲自下厨烹调的美味佳肴，有的人还是经常性地到汪家蹭饭呢。“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这《沙家浜》中最经典的唱词，汪先生写的，原来不仅写的阿庆嫂的春来茶馆，竟也是汪先生自己。于是乎无论在汪家吃过还是没吃过的都更加感念汪先生的好，纷纷表示要把汪先生的书编好。

汪先生写文章自然经常写到“吃”。《故乡的食物》、《葵·薤》、《五味》、《食豆饮水斋闲笔》、《宋朝人的吃喝》等等，都是妙文。这是中国文章的一个传统，从古至今，写“吃”的文人与文章太多了，常见的有两类：一种是写文化，缺少烟火气，作者像是得了胃病没胃口，写到的吃食都像脱了水，放进了真空包装袋里；另一种相反，写得太实，作者一脸馋相，油腻腻的。汪先生文章超乎两者之上，既有典故、风俗、文化，又活色生香。

记得汪先生有一篇文章专写韭菜花，他从五代时书法家杨凝式的《韭花帖》说起，先欣赏了不常见而“极有风致”的古人书简，遥想古时候朋友间交往的郑重和古人的口味，推测北京涮羊肉缺不了韭菜花，原来早在五代就这样搭配了，并不是来自蒙古或西域回族——清简有趣的一番饮食考古之后，笔调一转，写北京小户人家，熬一锅虾米皮大白菜，佐以一小碟腌韭菜花，或臭豆腐，或卤虾酱，就着窝头，贴饼子，冬天热乎乎地吃下去，就是一顿不错的饭食。又写从前科班里学戏，给饭吃，但没有菜，于是韭菜花、青椒糊、酱油，开水一沏，这就是菜。与穷人对比的是有钱人的讲究——自己腌韭菜花，以韭菜花和沙果、京白梨一同治为齑碎。味道想必不错。又谈到韭菜花在南方与北方的不同，即便同在云南，昆明与曲靖也有不同腌法。曲靖韭菜花是白色的，和切得极细的风干了的苤蓝丝同腌，很香，味道不很咸而有一股说不出来淡淡的甜味。曲靖韭菜花装在浅白色的茶叶筒似的陶罐里，汪先生誉之为中国咸菜里的“神品”。——读到这儿，读者已经忍不住要抽身去哪里弄点韭菜花了。可汪先生意犹未已，月是故乡明，韭菜花也是家乡的好啊。汪先生家乡的韭菜花是时菜，不腌，当它还是骨朵儿（用汪先生小说里一人物的说法就是“含苞待”）时，连着掐得动的嫩薹，切为寸段，加瘦猪肉，炒了吃。这是吃个鲜劲儿。还有一种吃法，看着就好，虽然也没吃过——做虾饼，以爆炒的韭菜花骨朵儿衬底，美不胜收。文章到此结束。读者却拔不动脚了，一时也想起自己故乡的韭菜花，想那也许已经故去的曾经为我们做韭菜花的亲人。

生活家对世间万物皆有情，体察得细致。汪曾祺就如此。他写早春的诗，有这样的句子：“远树绿色的呼吸”。他被定为“右派”，下放劳动改造，心情自然不会好。即便这样，也不曾完全磨灭他的生活情致。他给果树喷波尔多液，这活儿细致，喷少了起不到防病害作用，喷多了叶子挂不住到处流，而且叶子背面也要喷到。汪曾祺细致，也耐烦——这是他老师沈从文夸奖人时爱用的一个标准——于是他成为农场里喷波尔多液的能手。他下放的单位有个马铃薯研究站，集中了全国各地百来种马铃薯品种。“右派”摘帽后，他的工作任务一度就是画马铃薯。喜欢画画的他兴致很高，坐长途汽车进城买纸、笔和颜料，每天蹚着露水，到田里摘几丛开花的马铃薯植株，对着描画。他有诗给朋友叙述这时的生活，其中有句：坐对一丛花，眸子炯如虎。画了花，画叶，画薯块，还切开画剖面，画完了顺手扔到火堆里烤烤吃掉。他很得意——吃过那么多品种马铃薯的人，除了他，全国盖无第二人。而他也画了一套《中国马铃薯图谱》，他的“巨著”。此外，农场演戏，他帮忙化妆，把几个跑旱船的女职工打扮得如花似玉的，轰动一方。他还用土农药在宣传牌上粘贴出“松鹤图”，古色古香的，引得附近美专老师领着学生来观摩……他总是能够发现生活中的乐趣。

沈从文是汪曾祺在西南联大读书时的老师。两人很对脾性。以前看沈从文写给张兆和的情书，叙事抒情之后，写他住所窗外婉转的鸟鸣，而最后一句是：杜鹃还没有开口。惊艳！任什么美人也会被打动。他爱自然，他笔下的边城、长河，他的湘西。人，进入社会以后不应该忘了自然。写作外，沈从文迷恋文物。他搜集瓷器，汪曾祺记得，有一个时期他家里用的餐具都是很名贵的旧瓷器，就是不配套，因为是一件一件淘来的，所以他们家饭桌上的杯碗盘碟一定很有趣。他一度专收清花瓷，买到手，赏玩一阵就送人，西南联大好几位助教、研究生结婚时都收到沈先生送的雍正青花的茶杯、酒杯。他还搜集旧纸，乾隆以前的，多是染过色的，瓷青、豆绿、水红，美丽至极，纸质细腻，汪曾祺形容像“煮熟的鸡蛋白外的薄皮”。他还研究丝绸，弄到许多大藏经的封面——都是各色各样的丝绸；研究刺绣，就搜集衣裙乃至扇套、香袋、眼镜盒，研究上面的刺绣针法。他给汪曾祺看过一种绣品，叫“七色晕”，是用七种颜色的绒绣成一个团花，看得汪曾祺直发晕，对着“发烧”的痴迷的老师纳闷：他是从哪儿“寻摸”来这些物件的呢？

沈从文自己吃穿却都不讲究。汪曾祺曾以一只烧羊腿、一条鱼招待老师，老师觉得非常美味，回到家一再向夫人称赞：“真好吃。”他经常吃的荤菜，竟然是猪头肉。

老舍也是一位有情趣的生活家。他爱花，养花，文章里也写了许多花事。他家院子里有柿子树，到处摆满了一盆盆的花，他亲自莳弄，都长得精精神神的。他有一张照片，正在莳弄花的老舍被摄影师唤了声，一抬头，满面是最开心、最放松、最无城府的笑！老舍不下厨，却爱请客。菊花开了，聚会；生日，聚会。满族穷家小户出身的老舍，从小勤谨奋斗，不敢稍懈，要在社会上混出个样来。抗战时期和50年代大概是老舍活得最舒心的日子。

50年代汪曾祺受邀赴过老舍家宴。酒是敞开供应，喝什么、喝多少全由客人随意尽兴。只有一次特别，老舍很郑重地拿出一瓶葡萄酒，说是毛主席送来的，让大家都喝一点。美食家汪曾祺记得在老舍先生家吃过的几样菜：一瓷钵芝麻酱炖黄鱼，汪曾祺说，这道菜他从未吃过，以后也再没有吃过。——这样顾左右而言他的点评，估计不太好吃，想象不出会是什么滋味；但他盛赞老舍家的芥末墩是他吃过的最好的芥末墩。

好景不长。这样的文人雅集，风流总被雨打风吹去。“文革”开始，老舍先生就不堪其辱，投了太平湖。那一刻，他想到他的花儿了吗？而早在解放初，沈从文就曾割腕，自杀未遂，最终是那些坛坛罐罐、花花草草救了他。被迫放下笔的沈从文，几乎死了一大半，还好有那些古物。他到历史博物馆当一名讲解员，他的生命渐渐地在那些瓷器、绣片、丝绸缎面上缓过气儿来，后来竟成为文物专家。都说“玩物丧志”，可是有时候“玩物”却可以保命。生命总要有所附丽，有所寄托。他的学生后来写过一篇文章，叫做《随遇而安》，记述他50年代后期的“右派”生活与感受，在哀而不伤的调子中有愤激，有惨伤。他写道：

丁玲同志曾说她从被划为右派到北大荒劳动，是“逆来顺受”。我觉得这太苦涩了，“随遇而安”，更轻松一些。“遇”，当然是不顺的境遇，“安”，也是不得已。不“安”，又怎么着呢？既已如此，何不想开些。如北京人所说：“哄自己玩儿。”当然，也不完全是哄自己。生活，是很好玩的。

“生活，是很好玩的。”这一句是全篇唯一的“亮色”。我仿佛看见汪曾祺在绝塞孤城的沽源，坐对一丛马铃薯花，目光炯炯的。

鲁迅公子，海婴先生

海婴先生在我的印象里一直是两个人：一个是老人，一个是孩子。

孩子的印象来自阅读。在他的爸爸鲁迅先生的书信里、在他的萧红姑姑的文章中，那个天真活泼的儿童海婴，他不像那时一般中国孩子，低眉顺眼、瘟头瘟脑地作“小大人”状，因为顽皮好动、整天在外面太阳下疯跑，晒得一脸健康黑，倒有几分像租界里的日本孩子，以致“九·一八”事件后被同胞骂过好几回，还挨过一次并不重的打。

这个孩子是鲁迅珍爱的。想想鲁迅的婚姻家庭，与朱安无爱的婚姻那么漫长，20余年，在“寂寞的家”过着“如古寺僧人的生活”。那时在八道湾兄弟合住的大家庭中，他就很爱弟弟的孩子，周作人夫人羽太信子一不高兴，就不让孩子们去找大伯父玩，颇狠毒地说：“让他冷清死。”与许广平相爱、结合时鲁迅45岁，1929年海婴出生时，他已47岁了。怎能不珍爱甚至有几分溺爱这个孩子呢？

海婴还在母亲许广平的肚子里时，就被鲁迅昵称作“小白象”、“小小白象”，并打算着另选住所——“抚育白象那么广大的森林”。与许广平通信，他还特地选了“莲蓬中有莲子”的笺纸。总之，在在透出他即将为人父的喜悦。

当然，孩子的出生也带来了生活压力——经济的，精力的。在致友人信中，鲁迅曾感叹：“今生之世，而多孩子，诚为累坠之事，然生产之费，问题尚轻，大者乃在将来之教育，国无常经，个人更无所措手，我本以无后顾之忧为目的，而偶失注意，遂有婴儿，念其将来，亦常惆怅，然而事已如此，亦无奈何，长吉诗云：己生须己养，荷担出门去，只得加倍服劳，为孺子牛耳，尚何言哉。”（1931年4月15日信）可见“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这一句，大情怀里也有切实的舐犊之意。

在海婴出生前几个月，鲁迅就在向北新书局索要稿费，甚至于1929年8月聘了律师与李小峰打官司。稿费拖欠已久，而此时讨要，也许就有为即将出生的孩子做经济上的打算这个因素。有了孩子，房子也要换大一些。鲁迅在上海换过三处房子，最后的租住处大陆新村9号，房屋造价高，据说砖瓦水泥等建材都是从欧美进口的，属精装修，还带煤气灶、冰箱、浴缸。鲁迅看中的是房子朝南，有明堂可以让海婴晒太阳、做游戏，因之体质也日益增强了。这在他致母亲的信、致曹靖华的信中都讲到过。而抚养一个孩子，精力上的付出也是很大的，虽然能干的许广平竭力担负了家务，但在海婴出生后的几年中，鲁迅还是为孩子付出许多精力。如：

“海婴已出了三个半牙齿，能说的话还只有三四句，但却正在学走，滚来滚去，领起来很吃力。”——1930年11月19日信。

“他很喜欢玩耍，日前给他买了一套孩子玩的木匠家生，所以现在天天在敲打……近来也常常领他到公园去，因为在家里也实在闹得令人心烦。”——1932年7月2日信。

“前几天因为孩子生病及忙于为人译一篇论文，所以无暇做短评。”——1933年5月3日信。

而在经济的、精力的压力之上更有严酷的政治环境的重压。就在海婴出生后不久的30年代初，一方面是“左联”成立，红色无产文学颇流行，另一面白色恐怖也日益加强。柔石等左联五烈士被暗杀，进步书店、报刊被查禁，报上谣言指鲁迅收了苏俄卢布，鲁迅处境危险，一再避难。著名的诗句“忍看朋友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就是他“挈妇将雏”避难于外时写下的。当时随父母避居花园庄旅馆的海婴还不满两岁。在这样的环境下，鲁迅的生活大受影响——无处卖稿，北新也遭封闭。鲁迅频频变换笔名，写“伪自由书”，做“准风月谈”，同时进行翻译工作，以应付物价腾贵的俗世生活。

犹如身处荆棘中的鲁迅也曾想过离此“危邦”，去德国，但只是在心里想，友人也邀他去日本，去苏联，都没成行。这固然有留在中国做“韧”的战斗的考量，也有经济上腾挪不开、特别是不忍与夫人孩子相离的情感方面考虑。

晚年的鲁迅渐渐意识到自己的老与病，念及孩子的将来，难免惆怅。而海婴还只知整日痴玩。不知道海婴先生后来读他爸爸写在书信中的童年的自己，心情是怎么样的？读到他喜欢的梳辫子的萧红姑姑笔下的他的童年情形，心情是怎么样的？比如，他拿着爸爸打针的空药瓶向小朋友炫耀：你们有吗？比如，他上楼去睡觉，向久病沉重的父亲道“明朝会”，父亲挣扎着从病肺的呼吸中艰难地回答他，他听不见，依然大声一遍遍喊：“爸爸，明朝会！爸爸，明朝会！”鲁迅努力抬起头大声答应：“明朝会，明朝会。”说完就咳嗽起来，许广平被惊动，跑来连哄带斥责地拉走了海婴，海婴一边笑一边还嘴里唠叨着：“爸爸是个聋人哪！”他爸爸还在那里咳嗽不止。

“无情未必真豪杰，怜子如何不丈夫。知否兴风狂啸者，回眸时看小於菟。”这首诗就是鲁迅慈父柔情的自供状。他甚至将海婴对他的“不满”与“批评”写在文章里：海婴对他说：这种爸爸，什么爸爸？！将来我做爸爸还要好。鲁迅对海婴绝对平等，用心仔细。一次与朋友一起吃饭，一道肉丸子，海婴吃一个马上吐出，说不新鲜，而一桌人都说好，鲁迅却夹起海婴不吃的肉丸品尝，果然这一个是不鲜的。当时朋友们中间有说他溺爱海婴，而此诗题《答客诮》，就是鲁迅的辩解与戏答。这首诗，鲁迅曾书赠郁达夫、平井芳治，后者是当时上海笤崎儿科医生，曾为海婴诊病。

鲁迅对于海婴的养育，他对于孩子的态度，其实是有他自己的考量的，在《从孩子的照相说起》、《我们怎样教育儿童的？》、《上海的儿童》等篇章中都有鲜明的表达。他说，中国中流的家庭，教育孩子只有两种方法：一是任其跋扈，一点不管，在家里是霸王，到了外面立刻毫无能力；另一种是终日给以冷遇、呵斥甚至打，使他畏葸退缩，仿佛一个奴才、傀儡，父母却美其名曰“听话”，自以为教育成功，待到将来到外面，则如暂出樊笼的小鸟，绝不会飞鸣、跳跃……鲁迅疾切地指出：顽劣与钝滞，都足以使人没落、灭亡。——这与鲁迅、与五四一代人的“非孝”、改造国民性的主张一脉相承。“五四”的成果之一就是儿童的发现，从那时起先进的中国人开始考虑“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读梁启超给他的孩子们的信，读丰子恺的《缘缘堂随笔》……就会发现：中国有了现代意义上的新型父亲。

鲁迅与自己儿子生命的重合期，只有短短的七年。这实在是太遗憾了。鲁迅在遗嘱里有一段是给海婴的：“孩子长大，倘无才能，可寻点小事情过活，万不可去做空头文学家或美术家。”这约束是严厉的，但也未尝不是给儿子的一种解放。海婴后来学的、干的是技术，离文坛远远的。

我因编辑《鲁迅全集》和《新文学史料》接触海婴先生，已是90年代中期了。第一次见面，看他又瘦又高，有点儿意外——因为鲁迅先生个子不高嘛，当时就想他是继承了母亲许广平的基因。那时的海婴先生背有点弯，头发银白，戴副眼镜，讲话声音亮又有点软，蔼然一长者，老知识分子。他去世后，有人写文章回忆他在80年代还骑摩托车上街，也比较早的自己开汽车，倒是潇洒得像个公子了。现在报刊喜谈民国往事，谈“民国四公子”都是谁谁谁。一般而言，所谓公子，一要有显赫的出身，二是自己也要做张做致弄出些事迹，流传一堆佳话。海婴做“公子”的时间不长，后来他是长在红旗下的新中国的青年，当然不会做什么“公子”，“公子”这名号，破“四旧”早破掉了。但他作为鲁迅之子，一生罩在巨大的光环下，是无疑的。他70岁时出版了一本书，书名叫做：鲁迅和我70年。自然，鲁迅是巨大的存在，有的人死了，他是永生的，不论海婴活到70岁还是80岁，那巨大的光环一直会罩着他。

回想与海婴先生的若干交往，他表现出特别愉快、兴致也高的两次，一是他写作《鲁迅和我七十年》书稿快要杀青的时候，一是他举办摄影展前后，也许他认为，写书和摄影是他靠个人努力取得的成绩，沾父亲的光不大，因此喜悦。

哪里去避暑

避暑，据说也是舶来品。中国读书人讲究“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可以算是旅行的概念，不是避暑。有了殖民地，有了外国租界，之后，“避暑”的概念才渐渐地传进来。由南到北，庐山、莫干山、青岛、北戴河……到了夏季，都是外国人云集的避暑胜地。有一家别发印书馆，是1870年由英商在上海创办，主营外文书籍，营业对象主要是外国人。每年夏季，这家印书馆就在外国人较为集中的避暑胜地如莫干山、庐山、北戴河等地设立临时分销处，生意很不错。有一本国人自办的英文杂志《天下》（1935年—1941年），就是交由别发印书馆发行，在国内各大城市以及海外获得了广泛的读者群。吴经熊、温源宁、林语堂、姚克等都参与过编辑并撰稿，该杂志内容涉及中国文学、艺术、哲学乃至一切文化思想领域。比如介绍老子、孔子，翻译《边城》、《雷雨》等等，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

一战结束，中国也算是“战胜国”，特别是五四运动后，一般公园游艺场所不敢再立块“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于是国人也时常逛逛公园了。最不爱游山玩水的鲁迅，也时常与友人约在中山公园的来今雨轩喝茶、谈事情，恋爱时期，兴致高，一个人微醺中还逛了白塔寺；并不像后来住在上海，萧红等一班文学青年拉他去公园，怎么也拉不动，他还说公园没什么可逛的，格局都一式：进门一条甬道，栽着杨柳之类，再往前走走，左边一假山，右边一个水泡子……让萧红、许广平没办法。而萧红、萧军在哈尔滨时，和一帮文艺圈子里的青年人，喜欢逛道里公园，或者到松花江上划小船，游泳。萧军浪里白条，萧红露个脑袋假装游泳——两只胳臂撑着江底沙在爬。那时在江上游玩的人，多是旅居哈尔滨的“老毛子”、“大鼻子”（哈尔滨人称呼白俄及外国人）。他们随着中东铁路的延展，深入东北。原先，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比哈尔滨开埠早，住有外国人，建有外国教堂，后来因为修建中东铁路，水道开阔的松花江比呼兰河更便于运输重型钢铁，于是就像现在城市中心以外的开发区，呼兰旁边的哈尔滨渐渐热闹起来，满街走着外国人，比较所谓“国际化”了。

但要说到避暑，那还是只有在华的外国人以及高等华人享受得起。老舍在青岛做事，见过也写过当时青岛海滨避暑的盛况——海，山，岛，洋房、礁石、白浪花、帆船、泳装、浴衣、太平圈（游泳圈），海里一起一浮，水沫、人头、肩膀、尖叫声；一群男孩子用沙子埋一个小女孩，只露一个头了，尖叫着“别！别！”几个女学生唧唧笑着走过去了，赤腿，高底鞋，露着整个的褐色脊背，红的嘴鼓动着口香糖；一个美国大兵搂着两个妓女在海岸上跳，臂上有蓝色刺青；胖妇人的脸红得像太阳，腿有大殿柱子粗，下了海居然能浮起来了；瘦的中国人，胸窄，套着太平圈，立在岸上，不敢下海；走来一家子，四五个小孩，都提着小铁桶，妇人40多岁，是“改组脚”，踵印在沙上特别深，两位姑娘，一位50多的男子，披着绣龙的浴袍——退职军官……这一印象派式的海滨避暑盛况，可谓热闹吧。

那时作为教书匠的老舍，暑假里是最忙的。在一篇写于1936年、题为《我的暑假》的文章中，他透露了十年没有歇过夏，都是在写小说，平均每年一本十万字上下的小说，都是在暑假中写的。“经济的压迫使我不敢放弃教书；同时，趣味所在又使我不忍完全放弃写作。”于是只好挺着自幼就不强壮的身体，“老驴拉磨式的，一年到头的老转圈儿。”自己也问：这是努力还是玩命？

这样状态下的老舍，对于避暑这回事，自然下笔带着酸涩——外国人到了夏天不避暑，是件很没面子的事，怕人问。中国人不学外国人装蒜，便不够摩登。尽管为避暑先要坐24小时特别热车，四脖子流汗，到了海边，闹哄哄的，且常常海滨旅馆一间小屋要一家大小挤着睡——谁受罪谁知道。更阔的人倒真的是避暑，有钱嘛，有钱能使鬼推磨，难道不能使鬼做冰激凌吗？幽默也酸溜溜的。老舍如何避暑？——家里蹲。心静自然凉。凉席、竹枕、蒲扇……近在手边，渴了有绿豆汤，饿了有烧饼，闷了念书或做两句诗，有风坐荫凉地，没风勤扇扇子，暑也可以避了。但是且慢，老舍不避暑，暑也不避老舍——坐在家里，忽然飞来电报，友人来避暑，要求接站、订旅馆，今天陪登崂山，明日伴游德国炮台，请客吃饭更是尽地主之谊，钱与时间、精力都付出了……这还算好的，更有深更半夜敲门如雷，惊起开门：知己哥们带着全家老小、行李五十余件突然降临，于是天翻地覆，楼梯下支床，书架上横睡娃娃，凉台搭帐篷，一直闹到天亮，大家都夸青岛真凉快——所以，老舍是“被避暑”了。

徐志摩在给陆小曼的信里说，胡适上庐山，三天作日记数万言，这个“勤”字亦自不易。避暑也工作，也思考中国文化大事情——胡适这一次看了江西内地，发现那里的女性“丑得不是个人样，尤其是三寸金莲，男性造孽”，这情形必须大改变中国才有希望，怎么变？胡适开出的“药方”是：要从把女性当牛马的文化转成男性自愿为女性做牛马的文化。“适之说男人应尽力赚出钱来为女人打扮，我说这话太革命性了。”胡适名言录怕是不敢刊入这话的。我怀疑这本来就不是胡适的原话原意，是徐志摩糟改胡适，哄那位又美丽又爱打扮的陆小曼开心的玩笑话。

哄美人开心，单靠讲笑话哪行？金钱得跟上。看徐志摩给陆小曼的信，从“爱眉小札”的满纸情话，到后来是整页账目，情话变成哀求话，求陆小曼省钱过日子。他说他自己决不留私房钱——其实也留不下，他只求少债：“债是一件degrading and humiliating thing。（羞耻而又丢脸的事）。眉，你得知道，有时连最好朋友，都会因此伤到感情的，我怕极了的。”那时徐志摩在北京努力做事赚钱，却赶不上陆小曼在上海花钱的速度，已经是东挪西补，四处欠债，为钱愁得睡不着觉了。天热了，单衣也没带来，又没钱现做，只得劳驾不会操持家务的陆小曼费心把落在家里的那两件单哔叽寄来。信上原话是这样的：你自己老爷的衣服，劳驾得照管一下。而那时陆小曼正忙着票友唱戏的事呢，也不知道寄了单衣没有。但还惦记着上庐山避暑的事，徐志摩有封信回这件事道：“如果牯岭已有房子，那我们准定去。你那里着手准备，我一回上海就去。只是钱又怎么办？说起你那公债到底押多少？何以始终不提？”没钱怎么上庐山呢。不知下文。

在北京的徐志摩随着朋友们去香山看望在那里养病的林徽因，也算是避暑了吧。他们先到玉泉。“泉水真好，水底的草叫人爱死。那样的翡翠才是无价之宝。还有的活的珍珠泉水，一颗颗从水底浮起，不由得看的人也觉得心泉里有灵珠浮起。”写在信里的这些话，估计也同“星光下的树你见过没有！还有夜莺”一样，“此类话你是不要听的，我说也徒然。”陆小曼只爱真的珍珠翡翠，对于山水兴会、诗人情怀是不感兴趣的，对于徐志摩那隐约的讽刺也是听不出来，或者听出来了也不理睬的。真不知道她上庐山去干吗？赶时髦，不去不行。但她对信上林徽因的消息是在意的，诗人写道：“看访徽因，养了两月，得了三磅，脸倒叫阳光逼黑不少，充印度美人可不乔装。”陆小曼醋意虽大，却抵不过上海的红男绿女、烟榻上的云里雾里，任徐志摩信里怎么央求，她也不肯离开上海到北京。徐志摩只好两头跑，搭免费飞机玩命，终于“轰隆”一声，飞了。胡适等一班朋友烦透了陆小曼了。

说到上庐山避暑，庐山，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可不仅仅是个避暑之地。想想毛泽东“庐山会议”的情形吧。而抗战之初，蒋介石在庐山行营也不是避暑。再往前推，1927年国共两党分裂，风云变幻、刀光血色的混乱时局也使庐山避暑胜地笼罩了诡异、紧张的氛围。当时，从武汉撤离的茅盾，在九江与董必武秘密接头，董必武命他赶往南昌。可是当时去南昌的火车断了，他听人说可以先到牯岭，从牯岭再翻山下去就到南昌了。于是茅盾决定上庐山。途中遇见宋云彬一伙人，也要跟着上庐山游玩，茅盾不便说明，只好做避暑状，一起上庐山。往年七八月份正是避暑旺季，连小旅店都挤满了游客，这一年山上旅店空空荡荡，没有几个避暑客。茅盾在山上遇见一革命同志，说是前一天翻山下去的路还是通的，恽代英就是从这条路下去的，又说郭沫若来迟一步，今天这条路就断了，郭沫若已匆匆下山回九江了。但茅盾因为突然患了腹泻，就耽搁下来。宋云彬等人游玩后回上海了。等到茅盾能起床稍微走动了，见茶房交头接耳在议论：南昌出事了。原来，茅盾错过了八一南昌起义。

七种果子摆七样

水陆草木之花，可爱者甚蕃。——这是宋代周敦颐《爱莲说》之起首句，烂漫花事后，压满枝桠的果实就不仅可爱，而且好吃了。那或柔糯或脆爽的果肉，咬一口，于唇齿间迸射出甜酸馥郁的汁水，如此“亲密接触”，早越过了“可远观、不可亵玩”之审美距离。

但吃过之后仍可以入诗、入画，文人写入文章，儿童唱入歌谣，耳熟能详的名篇，古今中外那是太多了：西洋油画中饱满沉实的果子，齐白石水墨丹青中的写意瓜果，想必都见过；即便是小小一颗荔枝，前后就有唐诗人白居易写过《荔枝图序》，有“瓤肉莹白如冰雪，浆液甘酸如醴酪”的描摹与夸赞，宋大文豪苏东坡也有“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常做岭南人”的赞誉，近似广告语的煊赫，晚唐诗人杜牧的“一骑红尘妃子笑，无人知是荔枝来”是政治诗，讽刺李隆基和杨贵妃，与荔枝本身倒没多大关系。而当代作家杨朔的《荔枝蜜》，是入学生课本的散文名篇，让我至今一吃荔枝还会想起勤劳的小蜜蜂，嘤嘤嗡嗡的，给人一点点道德压力。

作家汪曾祺为葡萄的一生写过一篇散文，《葡萄月令》。他按月份，记录了一本葡萄从一月到十二月的生命历程。一月，葡萄睡在白雪覆盖下的地窖里；二月春风里葡萄藤出窖，疏懒地匍匐在松松的湿土上，有苍白的小叶子已经等不及了，茁发出来，一见天光，叶边儿就红了，不一会儿又转绿了；三月葡萄藤上架，多年老藤要几个人才能扛起来，人们施肥；四月浇水，葡萄喝起水来是惊人的，整池子地喝，汪曾祺说：“它真是在喝哎！”于是果园绿了，是水气泱泱的润绿。然后喷药、打梢、掐须、打条……不能任它无节制地“瞎长”，汪曾祺说：“还结不结果呀。”葡萄花，吃葡萄的人未必见过，可能也没想过这事，汪曾祺见过，他描述如此：淡黄微绿，极小，不钻进葡萄架都看不见，花期也短，很快变作一串串绿豆大小的葡萄粒。慢慢地，葡萄膨大了。这时倒不能再浇水了，怕涨破了葡萄皮。于是葡萄在七八月的艳阳下一心一意地变甜，而绿色果园也变成彩色的，红宝石、紫水晶、白玛瑙、黑玉……一串串饱满瓷实挺括，璀璨琳琅，汪曾祺说，就是把《说文解字》中“玉”字偏旁的字都搬来了，也不够形容此时的葡萄园。葡萄熟了。葡萄装筐，要让壮小伙跳上筐盖蹦几下压实了，新下的果子竟这么结实，压不坏；倒是怕装不实，运输中咣当来晃悠去，全烂了。这是看汪曾祺这篇文章才得到的知识。葡萄装上车，走了。汪曾祺说：“去吧，葡萄，让人们吃去吧！”而九月的果园“像一个生过孩子的少妇，宁静、幸福，而慵懒。”再喷一次波尔多液——在干校，这也是汪曾祺很拿手的农活儿，他说：“哦，下了果子，就不管了？人，总不能这样无情无义吧。”十月人们割稻子去了，他说：“葡萄，你愿意怎么长，就怎么长着吧。”十一月葡萄下架，十二月初入窖，把剪掉枝条后光秃秃的老本埋入土中，埋得厚实，外面用铁锹拍平，不能有缝儿，一冬天要检查好几次，否则老鼠钻进去暖和，“咱们的葡萄就受了冷啦！”

读罢这篇《葡萄传记》，我的感想是：如若葡萄有灵，大概会幻作一群葡萄仙子下凡，感谢这位在“干校”劳动的落拓文人曾用充满爱意的眼、手和心思抚过她们。

汪曾祺文质超拔，不仅缘于他沟通中西、古今的文化涵养，而且特别在于他能于文人风尚与民间技趣之间潇洒往还，开拓出别一种文章风致。他对能工巧匠充满敬意。这倒不是拜毛主席驱遣知识分子下干校劳动所赐，早在40年代，他就写出了《鸡鸭名家》、《戴车匠》那样对“手艺人”无比钦敬的小说名篇。那孵小鸡小鸭的能手在暖室里屏息凝神孵化的情景几近庄严神圣，仿佛天地间正在孕育伟大艺术品；而戴车匠每天庄重地走进他的工作，娴熟地操作车床，木花卷萧萧落下，车出小镇人生活需要的烧饼槌子，擀面杖，蝇拂上甘露子形状柄子，老太太们用的捻线棰，以及木鱼，更柝，孩子玩的陀螺，竹蜻蜓，“螺蛳弓”……某编辑不通，乱加了一个“间”字，戴车匠就走进了“工作间”，文章印出来，汪先生摇头苦笑。在他眼中，劳动中有智慧，有情趣，有美，能工巧匠都是艺术家。他有一篇小说，写一个画果蔬的名画家和一个挑担卖水果的小贩之间互相欣赏，那小贩担子上的水果应时令而变幻着新鲜，摆放也好看，颇似艺术家的创意。这篇小说更像是汪曾祺的艺术宣言，是汪曾祺对民间能工巧匠的致敬礼。自古以来，这样看得起、敬重手艺人的文人，有，但真是极少极少。人多以为俗，汪曾祺却百般宝爱，当成是“万古虚空一朝风月”般的大雅。

不过，以瓜果入诗文与图画，在中国文人传统中原是有此一雅好的。

还是儿童简单率直，不管什么雅与不雅，吃爽了就唱，“……七种果子摆七样，苹果桃石榴柿子李子栗子梨。”甜甜的嘴巴，清脆的童音，流利地唱响。从罗列的果名看，这歌谣自然是北方的。

中国的地大物博，体现在水果上自是品目繁多，过去因为没有动车、高铁、飞机，造成了南人与北人对彼此地界上瓜果的陌生感。鲁迅与许广平通信中，还议论过广东的杨桃。他的学生兼厦门大学的同事孙伏园去广州出差带回来的，想必鲁迅以往听许广平宣扬过这种家乡水果，这回吃了，鲁迅以为“味道并不十分好，而汁多可取，最好是那香气，出于各种水果之上”。尽管鲁迅爱屋及乌，批评很有分寸，且十分肯定杨桃了，许广平回信还是要为家乡特产“辩护”，她告诉老师：“杨桃种类甚多，最好是花地产，皮不光洁，个小而丰肥者佳，香滑可口，伏老带去的未必是佳品，现时已无此果了。”鲁迅一生忙于疗救国人灵魂，无暇优哉游哉做瓜果闲文，书信里这一节“谈杨桃”，就显得稀罕了。还有好像是在日记里，记过河南人某某，也许是曹靖华，送他一盒柿霜——柿饼上自然形成的一层极薄的白色糖霜，吃一点，甜而凉飕飕仿佛小风掠舌，不然怎叫做“霜”！奇怪！鲁迅吃了又吃，半夜里写完文章要睡时，情不自禁又打开盒子，再舔一口。现在市面上卖的柿饼，外表糊一层白淀粉，根本没有柿霜那自然沁出的甜凉口感。

徐志摩在北京，也不忘给在上海的陆小曼捎带北方果子，有时托人带葡萄，有时因中途耽搁而带不了，因为“葡萄是搁不了三天的”。就许诺带石榴，等到石榴成熟了，因为“糊重的东西要带，就得带真好的。乖！你候着吧，今天总叫你吃着就是。”甜言蜜语比水果还腻。有时也教训：“这回你知道了吧？每天贪吃杨梅荔枝，竟连嗓子都给吃扁了。一向擅场的戏也唱的不是味儿了。以后这还不听听话？凡事总得有个节制，不可太任性。”有时却又馋她，“杏子好吃，昨天自己爬树，采了吃，树头鲜，才叫美！”——也许他想通过北方水果把陆小曼勾引来北京。有时也发牢骚：“你一天就是吃，从起身到上床，到合眼，就是吃。也许你想芒果或是外国白果，倒要比想老爷更亲热更急。老爷只是一头牛，他的唯一用处是做工赚钱……”总之一对冤家。

外国水果进入中国，名字都加上“西”、“洋”或“番”。西红柿，又名洋柿子、番茄，这么普通大众的一红胖发亮（老舍的形容）的果子，集结了西、洋与番，竟也是舶来的。据老舍在《西红柿》一文中考证，在他小时候，西红柿的营养价值还不为国人所知，大小饭铺也没有拿西红柿做菜的，只是小孩拿着玩的。当时人们颇不习惯西红柿叶子上那股“青气味儿”，掀起青绿色的蒂，闻，还真有这味儿，于是乎“可怜的西红柿，果实是那么鲜丽，而被这个味儿给累住，像个有狐臭的美人。”

西红柿的转运，托了法国大菜馆的福，渐渐的中国馆子也有一道“番茄虾仁儿”了，老舍说，这是门牙挡不住文化侵略呀。30年代西医又宣传西红柿含维他命，要生吃才好，但当时据老舍观察，只有留洋的人及其子女才有能耐生啃一整个西红柿。

也有水果是我们这里叫A，西餐菜单上叫B，蒙得我们一愣一愣的，且价格不菲。最近我发现小时候常吃的灯笼果——碧绿或黄绿色，珍珠大小，薄皮下隐着灯笼撑子似的白色筋络，味道极酸，但酸得纯正——原来就是外国小说里常写到的“醋栗”。还有东北夏天用大叶子包着买的托芭——不知是哪两个字，抑或是满语？蒙古语？俄语？鲜红晶亮似玛瑙，细看，是极细碎的类似桑葚表面那样的粒子，每一点粒子都带着可以忽略的微芒，攒聚成一颗中空的剔透的小篓子似的果实，如桑葚大小，味道酸甜纯正，没有桑葚的药味儿，它就是国外的“树莓”。最近又有朋友相告，东北漫山遍野的野生嘟柿，其实就是超市里以小盒高价出售的蓝莓。不知确否。

“文革”时期，缺少吃食。童年的玩伴四处游荡，发现一种叫做“黑幽幽”或“天星星”的黑色、黄豆大小的野浆果可以吃，虽然有点草腥气，而且吃后嘴唇、牙齿就染黑了。也在罢园的地里摘过歪扭的小茄子，生吃，我也尝了，有铁腥味，但也有点甜。春天，榆树钱儿是孩子们的最爱，大把撸食，绝无残留农药；大人也更着起哄，撺掇小孩上树，撸一布兜，回家洗净了，撒点盐，就是一碟爽口小菜。那时人人胸前佩带毛主席像章，多是毛的头像，也有头像配“语录”的，如“为人民服务”等，稀奇一点的是夜光的。记得有一种是毛主席头像下供着一盘芒果，一小孩特馋，舔了一下像章上的芒果，热切地说：毛主席呀，给我一个芒果吃吧！

六千人在向阳湖

中国，湖北，咸宁，那里有个地方叫向阳湖。曾经，那里集结了六千文化人，其中有文联作协的，有故宫、荣宝斋、革博、历博、北图、中影的，有中华、商务、人民、文学等出版社和新华书店总店的，这些单位“一锅端”，下干校。做什么？从事体力劳动，进行思想改造。

若干年后，提到“干校”，也许需要做一番词语解释吧？说它是集中营，却没有铁丝网；说它是劳改农场，这里人也不是犯人，至少不是刑事犯；或者说是政治犯，却也不是——众所周知，1949年以后，中国的“政治犯”，比如丁玲，胡风，比如遇罗克，张志新，都关进监狱了；这里人要进行思想改造，并不是说他们曾有过什么大逆不道的独立思想，可怜他们真的没有，但是最高领袖断定：他们的思想、感情都与无产阶级隔着几层，所以必须把他们驱赶到中国社会最底层，让他们在体力劳动中脱胎换骨，获得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

其实，早在解放之初，针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已经有过思想改造，所谓“脱裤子、割尾巴”，所谓“洗澡”——钱钟书的夫人、作家杨绛就根据自己和周围人的亲历创作了长篇小说《洗澡》。那一次运动大概要算是“和风细雨”了，所谓“如匪浣衣”，大约也没有洗干净，不然怎会有那么多“右派”向党“疯狂进攻”？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不搞行吗？思想改造要“触及灵魂”，要“灵魂深处闹革命”，还有什么“狠批私字一闪念”——人的潜意识都被管起来了。

但当时下放干校的人们，绝大多数甘心被管。他们满怀虔敬，下决心改造自己。陈乔，当时的中国历史博物馆副馆长，有诗云：“风雨棚中除四气，向阳湖畔过三关。”“四气”是阔气、暮气、官气、娇气，“三关”是思想政治观、劳动关、生活关。

离开北京、上火车前，他们排着队，打着红旗，到天安门广场，对着城楼上的毛主席画像举手宣誓——颇具仪式感，类似今天的行为艺术。谁说过的，中国文学太政治化，中国政治又太文学化。

仪式感也好，神圣庄严感也好，到了干校，听军宣队领导训话，心就凉了：你们现在好就好在没有打仗，如果打起仗来，先把你们拉出去枪毙几个再说，留你们干什么，留你们反党反人民哪！——这当然是针对干校中的“牛鬼蛇神”说的。

领袖说，凡有人群的地方都有左、中、右。在干校，各类分子是活在最底层的，谁都可以无端踹一脚。有时在田里劳动，也会突然被拉出来，在田埂上挨批斗。冯雪峰和许觉民等被打倒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前领导，六人住一大间，冬天革命群众来开会，这几个老头儿就被赶出屋，站在外面受冻，走得慢了，会被斥以“滚开”！有一次，干校杀鸭子改善生活，还有人提议要革命群众吃鸭肉，受审查者啃鸭头鸭屁股，以示划清界限、保持立场……屈辱无处不在。曾参加“一二·九”、在出版界叱咤风云的陈翰伯也多次被批斗，他走路不利落，一次过独木桥，没人肯帮他，众目睽睽之下，他只好自己慢慢爬过去。也许正是这样刻骨锥心的屈辱经历使他后来彻底否定“文革”。那时还有“两个凡是”禁锢，《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尚未形成，而他说：“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就是永远不要再搞文化大革命了。有什么可分析、争议的！二八开，三七开，四六开，甭开了！”他支持、提倡创办《读书》杂志，倡导“读书无禁区”，都可以看作是对极“左”教条、神谕的公然唾弃，目的是还人自由。

在干校，不论各类分子还是普通群众，都要参加劳动。从盖房、修坝到养猪、放牛、放鸭子，从拉犁、插秧、收割，到拉车、挑担，基本上包括了在农村生活所必须的一切劳动。文物专家朱家溍当时年过半百，每天要给厨房挑20多担水，打满12个水缸，有时还得去火车站卸煤，推着板车来回几十里。书法家王景芬回忆：有一年年初三就下田插秧，上身穿棉袄，下身穿短裤，天气冷，脚冻得难受，有时甚至往解放鞋里撒泡尿热热以应急！形式主义也免不了，收割小麦，越是下大雨越是抢收，结果一连几个阴雨天，麦子全发霉了。当地群众觉得北京人真奇怪：大雨大干，晴天反倒不干了。——晴天往往开大会。雨天泥泞，田埂湿滑，一会儿一摔跤，都成了泥人。古画鉴定大师徐邦达，人称“徐半尺”——据说他鉴定一幅书画，只须将卷轴展开半尺便能断其真伪，这时也下放到此地，他年近六十，身体弱，麻秆腿，风都能吹倒的样子，也必须下水田插秧，几乎把身体拖垮。当地群众编他的顺口溜：“身穿大棉袄，手戴大金表，走路拄拐杖，三步两跌倒。”弯腰驼背的老学究们，踉踉跄跄，一身泥水，走在上工路上，像一群叫花子。那时年轻人也累得体力透支，却不敢喊累，“活着干，死了算。”身体吃不消，就在大田里学习毛主席语录，“一不怕苦，二不怕死。”后来成为文学评论家、那时还是年轻人的阎纲私下问老作家严文井，向阳湖和南泥湾比较，哪里更苦？严文井想了想，说干校更苦一些，因为大部分时间得参加强体力劳动，而且精神受压抑……

按说，向阳湖产生不了田园诗。但是竟然有！诗人臧克家还出版一册诗集《忆向阳》，内中不少佳句——“老牛亦解韶光贵，不待扬鞭自奋蹄”（《老黄牛》），“敷粉冬瓜似石磙，菜花引蝶入厨房”（《菜班》），“案头还信债，池畔洗衣裳”（《假日》），“近火潮衣蒸白雾，沾身热汗化冰凉”（《大风雪，收工暮归》）等等。诗人牛汉与许多下过干校的人都认为《忆向阳》是粉饰，至少不真实。牛汉在干校看到的臧克家总是愁眉苦脸的。有一次劳动，臧克家负责烧开水，他有肺病，没力气吹火，呛得鼻涕眼泪，干着急，是路过的诗人牛汉帮忙，才把水烧开。作家吴泰昌回忆，臧克家在干校很谨慎，也不乱串门，别人也不敢接近他。平时没事干，就盘腿坐床上数钱，一堆五分、二分、一分的硬币，装在铁罐子里，可见寂寞无聊。但臧克家到近百岁高龄、躺在床上了，也还是说他每每回忆咸宁向阳湖，总感到亲切，还说在向阳湖一走30里路，锻炼了身体，非常受益。

也许隔着岁月回望当年，一切痛苦都变成美好回忆了？许多文化人日后回忆干校，都有意无意地将苦难一笔带过，而大谈趣闻逸事。美术家曹辛之用当地竹子雕刻艺术笔筒，风靡一时；古玩大家王世襄牵着自己饲养的牛找画家张广画牵牛图，画像上的他如老农似的笑哈哈的；还有美术家自己设计的“太和殿”工棚和“美术厕所”……此外，更有赏满湖荷花翠盖，采绿头鲜菇，半夜捉田鸡改善生活……

不过也有人执着不忘苦难，徐半尺徐邦达就毫不掩饰其愤怒：“提起咸宁干校就头疼，讨厌透了！因为在那里简直不把人当人！”而牛汉那些在干校孕育的血泪诗篇也没有臧克家式的愉悦。杨绛《干校六记》记录的是河南息县干校的事情，怨而不怒的笔调，也有这样一读惊心的句子——“最经磨的还是人的血肉之躯！”

关于干校，也许韦君宜的小说《清醒》开头几句大实话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五七干校，这实在是个奇妙的地方。有的人想起它就感到无限温暖，有的人却提到它就气愤填膺。你说它不好，那时大家写了多少真心歌颂它的诗。你说它好，最后这些写诗的人却竭力想办法离开这里。”

其实像臧克家、冰心这样名声大的知识分子，上面还是有统战性质的关照的。他们在向阳湖待的时间不长，用诗人绿原的话讲，他们只能算是匆匆过客。还有一些人，因为有用，或是去考古现场发掘文物，或是回京编辑出版图书，也先行一步离开干校。剩下的人在绝望与盼望中度日如年，一度军宣队要甩“包袱”，想把这些人送到“新西兰”——新疆、西藏、兰州。所以同在干校，境遇与心情也不尽相同。当然最后所有人都返京了——除了死去的人。轰轰烈烈的“下放干校”结束了。

那么，知识分子在干校的收获是什么呢？也许就是了解了国情、世情。其他就很难说。向阳湖当年流行的顺口溜，也许就是世情之一种：“北京佬，北京佬，穿得破，吃得好，手上戴个大金表，想回北京回不了。”这些知识分子穿得也许比当地群众还不如，但舍得花钱买吃的，还戴块“大金表”，“大”能多大？不过是反映了当地群众的惊羡之情吧。而惊羡之后凸显出怎样的社会差别？这不就是彼时的国情、世情吗？

咸宁向阳湖的李城外先生多年来致力于抢救干校史料，做了大量访谈，使得这一段文化人的痛史得以保存下来。本文提及的种种史料，大多出于他编著的“向阳湖文化丛书”。谨致敬致谢。

诗人牛汉

第一次见到牛汉老师是在十几年前。

那时我刚毕业，在《新文学史料》编辑部工作不久，正跟着两位严谨的老同志小心翼翼地学做编辑。一天，沉寂的编辑部热闹起来。一同事有点兴奋地告诉我说，老牛来了！我跟过去看，见一位身材非常高大的人，两只大手将一个肉乎乎的小婴儿高高举过头顶，都快要接近天花板了，一边热情地大声赞美着：多壮！真结实！好！那小婴儿笑嘻嘻的，很欢喜地挥动着小胳膊、小腿。

这是个诗意的瞬间，生气贯注的瞬间。诗人在人群中忽然焕发出诗意的光彩，照亮庸常生活。多年后的今天我清楚地记得那情景，至于自己如何被介绍，小婴儿是谁家的，倒都有些印象模糊了。

作为诗人，牛汉不属于吟风弄月一派。倒不是主观上拒绝。他说过，他一辈子没有写过一首快乐的诗，温柔甜蜜的诗，不是不想写，没有那样的生活，哪来那样的诗？不知道是不是一种补偿，晚年他喜欢吃一切甜的东西。他女儿说，父亲一生太苦涩了，他太需要甜蜜了。

可以想见牛汉内心的苦痛。33岁就被打成“胡风反革命分子”，从1955年开始厄运不断，被捕、开除党籍、降级使用、劳改、关牛棚、下干校，妻子儿女亲友尽受牵连，到1980年平反，长达25年！什么人，抗得住25年的折磨与销蚀！了解诗人的经历，就懂得了诗中的血泪！他写《我是一颗早熟的枣子》，哀悼被斫伤的青春，“一夜之间”，“仓促地完成了我的一生”；他写《华南虎》，那是被囚禁的野性与被戏耍的尊严不可遏制地燃烧着一团神圣的怒火。

在屈辱隐忍的漫长岁月里，诗人喑哑了喉咙。牛汉写过一篇散文《对钟声的思念》，其中写道：

我深深地同情北京的钟。它们这许多年被闲置在楼阁中，被厚厚的尘埃覆盖着，一定感到寂闷，说不定有一些已经得了忧郁症，即使再敲也发不出高昂的音响了。

是啊，那些受迫害的文人，有人惨死，有人失智昏狂，有人被彻底“改造”、“左”得可怕或“乖”得可怜，更多的人冷漠、孤僻甚至怪异，或者佛、道心境一切“通达”，总之都是令人嗟伤的惨状。而多么难能可贵，另有一些罹难者没有被改造——受难岁月横贯他们的青壮时期，到平反时，他们年龄已过半百，但心境却神奇地年轻，仿佛他们的青春期因严寒冰冻而保鲜、延长了！牛汉就是其中一个。他以他1.9米的结实的体魄和诗人的心灵抵抗住了那一切异化。

1971年到1974年，管制放松了，牛汉不用再像牲口一样拉板车、干重活儿了，他整天游荡在干校附近空茫的山林湖泊。也许是他的蒙古族血统使他格外地与大自然贴近，心意相通，一棵壮美的枫树，一丛丛车前草，毛竹巨大的根块，三月的黎明，天空中的鹰，林中的麂子……在在令他感到圣洁、美、自由——两千年前，屈原也曾是这样地游荡过——他找回了失去已久的诗的世界。牛汉回忆当时情形，说：

诗如钟锤般撞醒了我，敲响了我。一个诗的世界，一直久久地被封闭在我的心里。几十年的人世沧桑并未把我和诗拆开。我不是返回到孤独的内心世界，而是异常坚定地进入了世界的内心。面对荒诞和罪恶，我和诗一起振奋和勇敢了起来，我变成了一只冲出铁笼的飞虎，诗是扇动着的翅膀。

平反后的牛汉称自己是“热血老年”。无论是写作还是办刊，生活中、工作中的他依然热情，敏感，充满创造力，依然真诚、执着、不苟且、不妥协。而我听得最多的是他那一句：我毫不含糊！

1965年，在北京中级人民法院审判胡风大会上，那样一个阵势下，他居然敢于在发言中为胡风辩诬！几十年后，他依然敢于直言。在80年代一次冯雪峰研讨会上，主管宣传口的大人物林默涵坐在主席台上，发言中质疑冯雪峰改《答徐懋庸并关于抗日统一战线问题》的注释、对鲁迅不忠诚；牛汉拍案而起，大步走上台，说：“这个问题我以为不应该由默涵同志提出，默涵同志应该是能够解答这个疑问的当事者……”他讲出历史真相，为罹难的、受冤屈而不能开口的老领导冯雪峰辩诬。有亲临会场的人曾绘声绘色地向我讲述这一幕，对牛汉的勇气、道义的担当，非常之佩服。

80年代初，中国文坛乍暖还寒，“左”的教条还不时挟着吓人的余威，来势汹汹。牛汉先后参与创办了《新文学史料》和《中国》，这两份杂志所经历的坎坷和所做出的成绩，必将在中国文学史和出版史上留下光荣印记。

他协助丁玲办《中国》，别开生面，发表新、老作家的优秀之作，特别是年轻人的探索作品，常常引起轰动。刘恒的成名作《狗日的粮食》就发在《中国》上。题目还是牛汉改的。据说冯牧在作协大会上公开批评改得不规范，说他破坏汉语。牛汉认为冯牧不懂农民的感情，在农村，父亲骂儿子都骂“狗日的”，它包含着复杂又深厚的情感。一个词语都惊动作协领导，遑论其他。回头看，实际上《中国》本身就是中国文艺体制改革探索的前行者，想尝试民间办刊的路子，种种原因，《中国》办了两年就被迫停刊了。牛汉有两句话，一是《中国》时间虽短，影响大；二是办《中国》我很受气，但我从不后悔。

1978年创刊的《新文学史料》，以发表五四以来我国作家的回忆录、传记为主，同时刊登文学论争、文艺思潮、文艺团体、文学流派、文学刊物、作家作品等专题资料，刊登有关的调查、访问、研究、考证文章及不易见到的材料和文物图片等。这份刊物在被极“左”路线禁锢几十年后的荒芜的中国文坛上出现，备受关注和重视。茅盾、冰心、丁玲等一批老作家几乎无一遗漏地在《新文学史料》上发表回忆录，特别是萧军、胡风等一批曾被批判、关押、流放的作家重返文坛，重新提笔撰写回忆文字，从不同的角度、既宏大又细腻地展现出五四以来中国文学丰富鲜活的历史图景。可以说，《新文学史料》在改革开放的重大历史关头应运而生，也肩负了历史责任——以一刊之力，承载起恢复文学记忆、重新沟通久已湮没的五四新文学的光荣传统的重任，为中国文学走出幽闭、褊狭、僵硬之困局，走向丰饶、开放、鲜活的新境界，做出贡献，这份刊物已成为在国内外文学研究领域备受重视、有良好声誉的名牌刊物。

最大限度地逼近历史真实，还原历史真相，《新文学史料》多年来秉持这一理念。牛汉从1983年至1997年任主编，对这份刊物品质的铸造，功不可没。目前他仍是刊物倚重的顾问。

一次我问牛汉老师：您30年代就参加革命，加入组织，为什么您从来没有被那些教条束缚？牛汉想了想说，因为五四民主与科学的精神滋养，一辈子追求真理、自由。

最初是曾在北大旁听的父亲将鲁迅、周作人、徐志摩、朱自清的作品带回家，父亲有成套的《新青年》、《语丝》、《译文》杂志，少年时代的牛汉在接受知识之初就有幸获得中外文化的丰富滋养。其后，沿着这条知识路径，他结识更多的文坛师友，比如胡风、艾青、田间、戴望舒……牛汉是经过了五四新文化精神洗礼的人。

比较而言，我更喜欢牛汉的散文。他的诗是抗击暴虐的产物，像风蚀岩保留了风的形状，具有一种可敬的凌厉的美学风格；他的散文则展开了更为开阔丰饶的精神疆域，浑然天成，元气充沛，天地间有大美，一个非常纯粹的艺术世界。这个艺术世界从童年开始。牛汉写童年，不是简单地“返回”童年，而是从各种“人格面具”下解脱出来——他不是诗人，不是出版家，不是“胡风分子”，不是抗争者，不是丈夫，不是父亲，他是——一个赤子，仿佛迷失的灵魂探访他的前世，打开潜隐在生命深处的记忆，牛汉再一次发现了童年，他甚至感到他的童年在成长，在老年的生命中成长着。牛汉说，他创作童年散文是他平生第一次近乎原始的写作。的确，阅读那些散文，会感到写作者那种艺术的迷狂状态。他的童年，他的村庄，他的先人，高天厚土，那些牲畜骡马、风筝、海琴以及他的梦境，通过简净的文字，诞生出一个诗意的美学世界。牛汉的散文，《童年牧歌》及其他散篇，是五四以来白话散文的又一次优美的收获。作为散文家，他应该可以进入由鲁迅、周作人、郁达夫、丰子恺、冰心、沈从文等组成的文体家、美文家之列。

有一年国庆节前夕，在北京郊区牛汉老师的住所，听他讲述60年前为了迎接开国大典，他奉组织之命，带着二三十名青年学生去打扫天安门。他们打开紧锁的重门，惊飞了里边的麻雀、鸽子。天安门上荒草丛生，他们用刺刀撬，用手拔，手都流血了。他们点亮汽灯，干到第二天天亮，清理出十几大箩筐杂草、尘土和垃圾。——我不禁想到他在散文中写的那个在天庭上挥动一把大扫帚，扫除乌云雷电，把天空清扫得明明净净的“扫霁人”！天安门干净了。10月1日，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中间的位置上，等待着。他会回想他的过往吗？他曾为了拒绝集体加入国民党而宁可不要文凭；他闹学潮，被关进监狱；因拒捕头上挨了一枪托，从此一辈子被梦游症纠缠……但无论如何他想不到，就在几年后，他被打成“胡风反革命集团成员”，被捕，开除党籍。他与新中国将一同受难。历史的百转千回，正是人间正道沧桑。——60年前那个时刻的他不用想。那是个好日子。我似乎看到年轻的牛汉站在天安门前，幸福地等待着。

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几十年的岁月中，牛汉一直在苦苦跋涉。在他荣获马其顿“文学节杖奖”的获奖感言中，他写道：

我是生于中国最混乱、动荡的年代，我个人的命运和国家的命运是息息相关的。我不逃避，不背叛，从热血青年到热血老年。我一直到老，血还是热的。冷血的人是不会写诗的。

诗人永远不老。

尽管他有时称自己是“老家伙”了，但他脑子非常清醒，心灵依然年轻。近年来，牛汉老师喜事不断。一方面他在国内国外连连获得诗歌大奖，诗文入选各种选本、教科书，他的诗集、散文集、回忆录出版、重版，文集也在编辑中，另一方面，在生活上以83岁的高龄与陈小蔓女士喜结良缘——这就是诗人，歌德81岁还写诗，谈恋爱。牛汉老师的两位夫人都是大美女。第一位夫人吴平是大家闺秀，牛汉的大学同学，她无怨无悔地陪伴着牛汉坎坷的生涯；陈小蔓女士是学外文的，是牛汉的出版社同事，性格开朗，对着牛汉还时有小女孩式的娇嗔——两位老人，一位80多，一位70多，这是生活中难得的甜润。

近年来，牛汉参加文学活动、社会活动少了，诗文创作也不似90年代多。毕竟年纪大了，该清闲清闲了。但更重要的是牛汉对创作有很高的期许，对艺术他也是“毫不含糊”的。他不像一般老名人，随便写点什么就拿出来发表，以为自己咳唾都成珠玉。对艺术，他心里自有标准。从歌德、里尔克到莱蒙托夫、茨维塔耶娃，那许多令人崇敬的诗人所取得的成就都在他的视野里，而整个中国诗坛就跟他的“家谱”一样，百年中国诗歌，有一定成就的诗人，他都仔细看过，读过。而每个诗人的出现与消失，每个诗人的变化，他都了解。对于他怀有敬意的那些文坛师友前辈们所达到的艺术境界，无疑他存有超越之心。

他在一篇散文中曾描述过毕加索最后的自画像中令人惊怖的双眼——咄咄逼人的自信，征服者的骄傲，创造者以生命之有限面对艺术之无限，绝望与不甘激起神圣的愤怒！那是一双充满生命感的眼睛，91岁的毕加索的眼睛。那是一种庄严境界，是墙上挂着“难得糊涂”座右铭、六七十岁就祈望安享平顺晚年者所想象不到的境界。

不必问诗人年龄几何，牛汉胸中有那样的狂澜。

二辑

写信，给什么人

鲁迅在通信中谈自己谈得最多的自然是给许广平的“两地书”了。情书中我我我、你你你地剖示自己、向对方坦白，正是所谓的卿卿我我。我的骄傲，我的懊恼，我的所忧所惧，我的向不曾与人道及的隐痛……皆与你分享。除许广平外，还有个李秉中，那时是北大学生，早于许广平，1924年就与鲁迅通信了，后投黄埔军校变成“武人”参加北伐，与鲁迅很契合，似乎可以一起喝酒、谈人生，与鲁迅是那种学生与年轻老师的亦友亦师的关系。鲁迅跟李秉中谈得深，多半也是因为学生兼小兄弟一般的李秉中常要问“结婚然否”、“职业何为”一类人生大问题。鲁迅一向爱护青年，答复不会敷衍着说些套话空话，必要竭诚以奉，常常融汇了个人经验与人生之思。譬如1928年4月9日信就写了一大篇：

“记得别后不久，曾得来信，未曾奉复。其原因盖在以‘结婚然否问题’见询，难以下笔，迁延又迁延，终至不写也。此一问题，盖讨论至少二三千年，而至今未得解答，故若讨论，仍如不言。但据我个人意见，则以为禁欲，是不行的，中世纪之修道士，即是前车。但染病，是万不可的。19世纪末之文艺家，虽曾赞颂毒酒之醉，病毒之死，但赞颂固不妨，身历却是大苦。于是，归根结蒂，只好结婚。结婚之后，也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但两害相权，我以为结婚较小。否则易于得病，一得病，终身相随矣。”

——这信放在情话绵绵的“两地书”之间看，就很有意思。其时，鲁迅已结束了与许广平一厦门一广州的两地相思，在上海甜蜜同居开始不到半年，而顽皮捣乱、颇耗费鲁迅精力和时间的海婴公子还未出生呢，怎么就有了“有大苦，有大累，怨天尤人，往往不免”的喟叹？是个人经验还是泛泛而论？大约六七年后鲁迅赠许广平那首诗中，有“十年携手共艰危，以沫相濡亦可哀”之句，其中“可哀”解作“可怜、可叹”，是于艰危世道中婚姻家庭生活诸种苦辣酸甜滋味的繁复感慨吧。同一封信中，关于职业问题，李秉中有所求教，鲁迅也有所回答：

“兄职业我以为不可改，非为爱国，为吃饭也。人不能不吃饭，因此即不能不做事。但居今之世，事与愿违者往往而有，所以也只能做一件事算是活命之手段，倘有余暇，可研究自己所愿意之东西耳。自然，强所不欲，亦一苦事。然而饭碗一失，其苦更大。我看中国谋生，将日难一日也。所以只得混混。”

——鲁迅的深刻与力量来自于真实与真诚，敢于正视人生真实的底色，反对“瞒”和“骗”，即如这信中所答，绝不是飘飘然的漂亮话。所以青年们为何追随鲁迅，看这封信已能明白一二。

鲁迅与李秉中通信之初，还没有与许广平师生恋，与朱安的婚姻形同虚设，正像一个尚且年轻的老单身汉，周围聚着一帮仰慕新文学作家的新式青年。他们交换书籍、信息，商谈文稿，介绍出版，也喝酒吃点心。鲁迅还曾为李秉中写信给胡适，说李秉中“久慕先生伟烈，并渴欲一瞻丰采。所以不揣冒昧，为之介绍，倘能破著作工夫，略赐教言，诚不胜其欣幸惶恐屏营之至！”这也印证了鲁迅肯为青年做种种“傻事”的传说，比如给一个落魄青年补靴子等等。他那著名的“俯首甘为孺子牛”的自况，真不是唱高调。

给胡适写这封信是在1924年，那时鲁迅胡适还残存着《新青年》同人的旧谊，但信的书写形式已经相当客气。后来两人道不同、渐行渐远，这样客气的信也无有了。

说到客气与尊敬，鲁迅写给蔡元培老乡贤老领导的信、写给母亲大人的家书，无论称谓、格式还是文辞，都相当恭敬，执礼周到。写给母亲的信，抬头总是“母亲大人膝下敬禀者”，结尾总要“恭请金安”，行文言及母亲大人，“大人”之前留白以示尊敬，说到自己总要以小一号的字写“男”如何如何，落款“男（小字）叩”或加上“广平及海婴随叩”。新文人而执旧礼节如此。后来海婴渐大，其言动举止就成为鲁迅给母亲信中的一个重要内容，以此慰藉老人家。如1934年5月29日信：“害马（指许广平）及海婴均安好，惟海婴日见长大，自有主意，常出门外与一切人捣乱，不问大小，都去冲突，管束颇觉吃力耳。”同年6月13日信报告：“海婴这几天不到外面去闹事了，他又到公园和乡下去。而且日见其长，但不胖，议论极多，在家时简直说个不歇。动物是不能给他养的，他有时优待，有时则要虐待，寓中养着一匹老鼠，前几天他就用蜡烛将后脚烧坏了。至于学校，则今年拟不给他去，因为四近实无好小学，有些是骗钱的，教员虽打扮得很时髦，却无学问；有些是教会开的，常要讲教，更为讨厌。海婴虽说是六岁，但须到本年9月底，才是十足五岁，所以不如暂且任他玩着，待到足六岁再看吧。”读了这样生动的报告，老人家的快慰可想而知。五四以降，鲁迅一代人对于种种旧道德的反叛，就有“非孝”一项，什么“二十四孝”什么“卧冰求鲤”、“郭巨埋儿”、特别是那个极不自然的“老莱子彩衣娱亲”——老大不小的一个人假扮奶娃子，四脚朝天咿咿呀呀，在父母膝下承欢——倒有可能把高龄父母吓得半死，鲁迅极度厌恶这种做作、蒙昧甚至血腥的孝道，数度撰文抨击。这一主题甚至延续到后来巴金的《家》。非孝，为了求得个性解放。这就是为什么许广平们当年闹学潮反对杨荫榆，特别讨厌杨用虚拟的亲情笼络她们，连鲁迅也不愿闻，指出学潮不是婆婆媳妇之间的勃谿之争。鲁迅反对的是虚伪做作、以压迫青年为目的的所谓孝道，他如何对待母亲正可体现他的孝心，即如上面引用的信，倒是他以海婴娱亲了。

说到“娱”，鲁迅其实相当具有娱乐精神。这说明：一、他智力过人，二、他精力过剩。

章川岛章廷谦是鲁迅的乡党，浙江籍，也是较早那一拨与鲁迅混得很熟的人（如许钦文、孙伏园等）之一。鲁迅与他“业务”上的往来主要是淘、印古籍书，比如印《游仙窟》的事，两人信上说过好几回。大概鲁迅觉得他为人老实，又有点“木肤肤”——绍兴方言说人迟钝，于是像代在上海谋生、已有新爱人的三弟传话给八道湾前弟妹、也即闹翻了的周作人日籍妻子羽太幸子之妹羽太芳子的差事，就托他去办。也许鲁迅这样考虑：即便那日籍姐妹给点坏脸色看，他章川岛木肤肤的也没感觉。也许正是章川岛的木肤肤，鲁迅给他写信总是轻松愉快兼调侃。比如信中称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为“北新小板”；赠送自己的新著给新婚不久的川岛，题词写得超搞笑：“我亲爱的一撮毛哥哥呀，请你从爱人的怀抱中汇出一只手来，接受这枯燥乏味的《中国文学史略》。”川岛夫人斐君怀孕、生子，鲁迅比喻为“发表其蕴蓄”，产期延后，被调侃为“出版延期”。鲁迅去厦门大学，也替川岛夫妇谋职，并在信中详细介绍情况，吃住行，赚薪水，处处替他们打算。当时厦门大学在草创中，鲁迅初到时，被“陈列于生物院四层楼上者三星期，欲至平地，一上一下，扶梯就有一百九十二级”，“然此乃收拾光棍者耳。倘有夫人，则当住于一座特别的洋楼曰‘兼爱楼’，而无高升生物院之虑矣。”（1926年10月3日信）他分析道：“此处最不便的是饭食，然而凡有太太者却未闻叫苦之声。斐君太太虽学生出身，然而煎荷包蛋，炖牛肉，做鸡蛋糕，当必在六十分以上，然则买牛肉而炖之，买鸡蛋而糕之，又何惧食不甘味也哉。”（1926年10月23日信）川岛听说鲁迅要离开厦大，他担心厦大的是是非非，鲁迅解释说：学校中自然也有污浊人事，但哪里没有呢？“我的脾气太不好，吃了三天饱饭，就要头痛，加以一卷行李一个人，容易做怪，毫无顾忌。你们两位就不同，自有一个小团体，只要还他们应尽的责任，此外则以薪水为目的，以‘爱人呀’为宗旨，关起门来，不问他事，即偶有不平，则于回房之后，夫曰：某公是畜生！妇曰：对呀，他是虫豸！闷气既出，事情就完了。我看凡有夫人的人，在这里都比别人和气些。……若夫不佞者，情状不同，一有感触，就坐在电灯下默默地想，越想越火冒，而无人浇一杯冷水，于是终于决定曰：‘仰东硕杀！我勿要来带者！’”国骂绍兴版，老子不待在这儿啦！（1926年11月21日信）这一段绝妙文字，鲁迅写得高兴，将自己漫画化了。

同样的事，他写在“两地书”中给许广平看时，就正经严重多了。待到许广平为他担心着急了，他又赶紧大事化小。参照着看，始知鲁迅在厦门的如坐针毡，也真是与热恋害马而分居两地这情形有关，不能全怪那些污糟人事。

鲁迅与章川岛的通信计有六十余封，娱乐调侃中，关于厦大，关于中山大学，关于他与顾颉刚的矛盾、官司以及与太阳社论战、30年代初参加左联，这一段生活在写给章川岛的信中都有详尽的展示。

川岛章廷谦解放后在北京大学教书，1954年批判俞平伯时，他向王瑶发议论：“俞平伯写东西，出发点并不是坏的，就是没和政治联系，一经分析就坏了。”“从俞平伯那里开刀来批判胡适思想似乎不太恰当。”“胡适的实验主义在当时是好的。”结果被人写进汇报向上反映。——他忘了鲁迅早在1927年通信中就告诉他的话：“我想赠你一句话：专管自己吃饭，不要对人发感慨。（此所谓‘人’者，生人不必说，即可疑之熟人，亦包括在内。）并且积下几个钱来。”当时在北大，章川岛被目为“落后教授”。

写信，给什么人，写信人因对象不同而在信中有不同的形象呈现。与曹靖华通信的鲁迅，兴奋于那个遥远的新的国度——苏联的一切，渴望着也进行着与异域文化的交流；与青年木刻家们通信的鲁迅，沉浸在艺术世界，期盼中国美术技艺进步；与郑振铎通信的鲁迅，是意欲保存国粹，印《北平笺谱》不惜重金、连富家子邵洵美亦惊得咋舌；与胡风通信的鲁迅，是被举为左联盟主却有一肚子苦水要吐……不同的信，不同的侧面，构成丰满的鲁迅形象。

还有时光流逝带来的改变。鲁迅晚年对于青年人如萧军、萧红，仍如早年对待李秉中们的热诚，但岁月的痕迹悄然改变着鲁迅形象。与李秉中通信的鲁迅还有着年轻的语气，而与两萧通信中的鲁迅已然有父辈的慈祥了，萧红甚至常常想到她的老祖父。

当然也有岁月不能更改的老朋友的交情，比如许寿裳。两人从年轻到老一路走来，彼此了解，无需在信中剖白；有事相帮，有话直说；即便多时不见，亦不相隔，如“弟等均如常，但敷衍孩子，译作，看稿，忙而无聊，在自己这方面，几于毫无生趣耳。”（1935年3月23日信）这样的不昂扬、不风趣、不讽刺揭露敌手、淡然平常却沉郁之至的牢骚话，想来也只有向老友说说。

文人与政治的纠结

一

1927年底，鲁迅在上海暨南大学演讲，题为：文艺与政治的歧途。考虑到不久前国共合作破裂，白色恐怖，血雨腥风的大背景，这个题目相当敏感。鲁迅当然不会赤膊上阵，他有“铠甲”：其一是纯然谈理论；其二是举例子都是外国的，不涉及中国现实。

在鲁迅看来，政治与文艺本质上相反对，文艺不安于现状，政治却要维持现状，文艺要不平而鸣，政治要你听命令、少开口。文艺与革命有相同之处，都不满现实，哪怕是革命后的现实。比如俄国作家叶赛宁、梭波里都曾呼唤革命，十月革命后却不满于苏联现实，最终都自杀了。文艺家敏感，先于别人感受到痛苦，叫嚷起来，给政治家的太平盛世制造一些不和谐的声音。

鲁迅的论断是超前的有预见性的。当时的蒋介石忙于军事剿共，还无暇顾及文化钳制，不过也不远了，不久之后，鲁迅就将痛切地感受到国民党政治高压之酷烈。“左联”五烈士的死，令他锥心泣血，艰于呼吸，写下《为了忘却的记念》。而他自己“弄文罹文网”，在国民党书报检察官的监视下，不得不频繁变换笔名，曲笔写作他的“伪自由书”和“准风月谈”。即便如此，他的文章仍不免时遭检查官芟夷，在报纸上“开天窗”，留下他与政治暴力对抗的文本痕迹。看他30年代书信，随处可见他的激愤与无奈——

“……作随笔一篇（《病后杂谈》），约六千字，所讲是明末故事，引些古书，其中感慨之词，自不能免。今晚才知道被检察官删去四分之三，只存开首一千余字。由此看来，我即使讲盘古开天辟地神话，也必不能满他们的意，而我也确不能作使他们满意的文。”（1934年12月25日致赵家璧）

他的杂文集《二心集》由书店送检之后竟被删去三分之二，支离破碎，书店还打算题名“拾零集”出版，鲁迅气愤地写道，这其实是检查官的阴谋，使你的书不成样子，“印出去时，读者不知底细，以为我发了昏了”。（1934年12月26日致萧军、萧红）

翻译也不自由，鲁迅支持办的《译文》杂志，一期介绍果戈理，一期介绍高尔基，到三期就“得检查老爷批云：意识欠正确”。（1934年12月4日致孟十还）

“在文学方面，被压迫的哪里只我一人，青年作家，吃苦的多得很，但是没人知道。上海所出刊物，凡有进步性的，也均被删削摧残，大抵办不下去。”（1934年11月28日致刘炜明）萧红的《生死场》通不过审查，最后只得与萧军《八月的乡村》、叶紫《丰收》“非法出版”。

写不自由，译不自由，古不容论，今不可说，鲁迅气愤地说，他们决计要包庇古今中外一切黑暗了。

有意思的是，在鲁迅死后半个多世纪，改朝换代，时空交错，还有人以虚拟的设问，问毛主席：假如鲁迅活着会怎么样？领袖的回答也干脆：要么不讲话，要么关进牢里。关于这则史料的真实性，一直有人质疑。不过即便是子虚乌有，也反映了按照一定的历史逻辑所做的推理与想象。只要想想1949年后文坛上一次次的政治风涛，就不得不承认。同时，也不能不佩服鲁迅看问题的老辣透彻。他关于文艺与政治的论断，不仅超前地具有预见性，而且超然于不同政党政治之上，揭示了普遍规律。

二

从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角度看，《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政治家对于文艺的诉求的经典表达，概括言之，就是要文艺为现实政治服务。现实政治，在不同时期不同阶段有种种变型，有时是土改，有时是抗美援朝，有时是反右，有时是大跃进……文艺要及时正确地反映、宣传。同时，作为文艺政策，虽然在不同时期字句上有改动和调整，如“为人民大众”、“为工农兵”、“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但主旨是始终不变的，那就是：文艺是服务性的，不是自发独立的，是从属于服务对象的。这是政治家对于文艺的定位。

这个定位在文人看来是降格，其实，在政治家那里却是看重文艺的作用。有学者考察，原来江西苏区是排斥文人的，因为当时打仗的主力军是工农子弟，另一方面，社会各阶级分析的理论也认为文化人易动摇。中共对于文人的重视起于抗战，当时负责组织工作的陈云在讲话中甚至用了“抢夺”一词来强调紧迫性，“谁抢到了知识分子，谁就抢到了胜利，谁就可能有天下。”

大批文人奔赴延安，在他们心中，延安是自由的圣地，民主的摇篮。中共政治家张开双臂拥抱的是文化新军。在《讲话》的口头讲稿中，毛泽东说：“我们有两支军队，一支是朱总司令的，一支是鲁总司令的。”后来发表时改为“手里拿枪的军队”和“文化的军队”。总之是招募新军。丁玲，这位昨天的“文小姐”，剪了个短发，脱下旗袍，换上灰布军衣，骑马深入前线，已然转变为今日的“武将军”。毛主席兴致勃勃填了这首《临江仙》，他所寄望于丁玲的是借重她那“纤笔一支”，抵过“毛瑟三千”，当然不是写《三八节有感》啦。丁玲的变化也确是很大的，笔下涌动革命激情，《彭德怀速写》、《一颗未出膛的枪弹》、《我们生活的纪律》、《冀村一夜》，在一篇题为《政治上的准备》的文章中，她明确写道：“我们的戏剧歌咏等，只是一个工具，是船上的桨、篷、缆索而已。这些工具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指南针，是舵。而政治却是战地服务团的指南针，是舵。”丁玲是自觉将文艺作为工具去为政治服务的。只是，当她从新鲜兴奋的初始观感沉潜下去，发现耀眼的光明中，亦有晦暗角落。于是笔下不尽是热情赞颂，而有了《我在霞村的时候》、《在医院中》、《开会之于鲁迅》、《风雨中忆萧红》等低回伤感、批判讽喻之作，反映革命队伍中存在的封建意识、官僚作风、愚昧落后，其中最突出的是《三八节有感》。

在《讲话》前，延安出现批评之声，包括王实味《野百合花》等，首先引起军队将领不满，老子在前方打仗，你们（文人）在后方吃饱了饭骂娘。后来，这些文章被国民党翻印传播，借以攻击中共和解放区。整肃思想在所难免。文化军队起了什么作用？既是军队，当然要服从命令听指挥。

倒是扬言自己一支笔要管两个党（国、共两党）的萧军，在延安虽然留下种种颇为耸人听闻的“故事”，跟这个打架，跟那个动刀子，却只是人际纠葛和文艺观念的争执，并没有向政治家发难，如王实味的要求平等待遇；也没能像丁玲那样深沉地写出批判性作品。也许他这个流浪汉既浮躁鲁莽，却又明白自己自由主义惯了，没有入党，因此不是整风对象，从而回避了文艺与政治的直接冲突。因此得以维持与毛主席的交情。而毛主席与萧军的私交，分寸感掌控得好，既蔼然亲切，又保持距离，既试图感化，又搁置分歧。当然作为鲁迅弟子、知名作家的身份也一定程度上保护了他。

既没有保护层，又以党员身份犯上，王实味成为祭品。王实味在《政治家、艺术家》一文中，将政治家与艺术家并列而论，说他们各有长短。毛主席显然不这样看。一次他指着桌上的煤油灯说，我毛泽东也就是这么点特殊照顾嘛，可还有人说延安不平等。这要看谁写的东西重要了，我写的当然重要了，这盏灯就是不给你某某人用嘛。这里一点没有对于萧军的客气了。

其实，“左联”时期，周扬对鲁迅就不大客气。鲁迅与友人信中戏称周扬为“元帅”，“工头”，“奴隶总管”，可见他有被驱遣之感。在1935年9月12日致胡风信中，鲁迅回答胡风关于萧军是否要加入“左联”，集中抒发了他的郁闷：“三郎（即萧军）的事情，我几乎可以无须思索，说出我的意见来，是：现在不必进去。”鲁迅怕萧军“酱在无聊的纠纷中”，写不出作品了。他接着写道：“以我自己而论，总觉得缚了一条铁索，有一个工头在背后用鞭子打我，无论我怎样起劲的做，也是打，而我回头去问自己的错处时，他却拱手客气地说，我做得好极了，他和我感情好极了，今天天气哈哈哈……真常常令我手足无措，我不敢对别人说关于我们的话，对于外国人，我避而不谈，不得已时，就撒谎。你看这是怎样的苦境？”——真是大吐苦水，因为要顾全大局。

也许就是因为有这个“局”——现实政治的逼迫，政治家总觉得自己重要，所以有救亡压倒启蒙，有政治挂帅，有“遵命文学”。

中国作家都在政治的“局”中，并且被政治改变着。丁玲一生痛苦与荣耀都拜政治所赐，后人看丁玲也常困于政治迷雾而看不清，所以有一本众人评说丁玲的集子，叫做“左右说丁玲”，明显的政治视角。萧军因“反苏”，不待全国解放已经被批判，成为社会闲人，直到“四人帮”粉碎后四次文代会，他自称是“出土文物”，被政治尘埋可谓久矣。而王实味早被政治“删除”了。死前，王实味被批准接受来延安的记者团采访，他的回答当然是顾全大局的。

三

周扬作为文艺理论家，在上海“左联”时期提出“国防文学”，却引起与鲁迅等人关于“两个口号”的论争。即便是为抗日而搞统一战线，鲁迅也无法忘却那些屠杀青年、禁书删书的敌手，更不认同无原则的“团结”。周扬出师不利。到延安后，他追随毛主席，不断调试文艺与政治之关系，特别是在《讲话》之后，他积极担当《讲话》的宣传者、解说者、应用者，逐渐地成为延安文艺界的理论权威。

翻译过半本《安娜·卡列尼娜》的周扬自有他的文艺情怀，一度延安舞台上“大、洋、古”的风尚，与他领导下的鲁艺“关门提高”的正规化、专门化教学，都违背大众化宗旨。好在他赶快公开检讨，跟上了党的步调。他撰写了一系列文章，《王实味的文艺观与我们的文艺观》、《艺术教育的改造问题》、《表现新的群众的时代》、《关于政策与艺术》，在这些文章中，周扬自觉地积极地促进文艺与政治结合，他“深深地感觉，不把自己的创作活动与群众的世纪斗争密切联系起来，使之服从这个斗争的需要，是不可能有艺术与政治之真正的结合的。”他盛赞赵树理的小说，认为这是“毛泽东文艺思想在创作上实践的一个胜利”。可以说，从这时开始，作为文艺理论家的周扬考虑的更多是让文艺更加政治化，而他个人的身份也更加政治化了。

当时，《讲话》传到国统区，比周扬资历更老的文艺理论家胡风、冯雪峰，还习惯于平起平坐地与政治家探讨问题。《讲话》提倡为工农兵服务，向人民大众学习，胡风却还延续着五四启蒙精神，认为工农兵的精神要求虽然伸向解放，但他们的身上随时随地潜伏着、扩展着几千年精神奴役的创伤，这也是事实。延安整风反对主观主义，胡风、舒芜却正在呼唤发扬“主观战斗精神，反对教条主义。在延安来的大员何其芳、刘白羽、林默涵组织的《讲话》宣讲会上，胡风固执己见，自然就被看作是对毛泽东文艺方向的抗拒。冯雪峰的异见与胡风相通的一点，是反对左倾教条主义，强调文艺自身规律，不能以政治取代文艺，同时也指出“人民”是复杂的矛盾统一体，有求解放的一面，也有依然被封建意识束缚的一面；此外，他对大众化形式作深入探讨，强调大众化不单是一味地民族化，他试图将世界文艺中适用的东西吸纳进来。毕竟是五四精神之光沐浴过的，冯雪峰视野显然更为开阔。

但是，无论是胡风还是冯雪峰，都将因政治不正确而被开除出文艺队伍、革命队伍，何止是他们，在划分了红、黑、黄作家后（沈从文就恐惧在新社会被清除出局，无望中几次自杀，未遂，后躲到整理文物的角落里，退出文坛），在批萧军、批胡适、批胡风后，在把冯雪峰开除出党、将丁玲发配北大荒之后，与政治共生最久的周扬也在“文革”中被打倒了。还剩下什么？八个样板戏。

而此时的鲁迅，被政治阉割，滥用，早已面目全非。以往鲁迅嘲笑写三角恋爱小说的张资平，用数学公式表达：张资平=⊿（三角）；那么这个时期的鲁迅也可以被如此表示：鲁迅=！不是感叹号，是打人的棒子。文学被利用如此这般，奈何？

如果鲁迅在天上向下瞭望，看到这一切，情何以堪！是否记起他许久以前的那次演讲《文艺与政治的歧途》？或许要吟哦他的旧诗句——

寂寞新文苑，平安旧战场。

弄文罹文网，空留纸上声。

清明时节雨纷纷

北方农村清明扫墓祭祖的种种铺排，曾经隆重而详尽地被女作家萧红写入她的传世之作《呼兰河传》。那时她在香港，遥远的距离，日本侵略者铁蹄蹂躏已久的东北大地上的大豆高粱、后花园里蝈蝈、蝴蝶、牵牛花以及那土地上辛苦辗转地生活着的坚忍而愚钝的人们，连同风俗种种，都搅扰在乡愁中无以排遣，不能遗忘。她写道：

人死了，魂灵就要到地狱里边去，地狱里边怕是没有房子住，没有衣裳穿，没有马骑。活着的人就为他做了这么一大套，用火烧了，据说是到阴间就样样都有了——当然都是纸扎的，彩纸，故而艳丽热闹之极，而且极为细致周全。有喷钱兽，聚宝盆，金山银山，丫环使女，厨子，猪倌，还有花盆，茶壶茶杯，鸡鸭鹅犬，以至窗前的鹦鹉，总之应有尽有。穷人们看了这个竟觉得活着还没有死了好——萧红这样写道，笔端饱蘸人道主义情感。而最有趣的是一个纸扎的管家，手拿算盘，旁边桌上摆一个账本，上边还一笔笔记着收支细目，可见阴间欠账也是不能马虎的——萧红细细摹写的时候，一定觉得这已超越了凄惨诡异的乡间迷信，进入了技艺甚至艺术的幽默可喜的境界。当然，主张作家的写作是对着人类愚昧的萧红，不会耽溺艺术世界而忘记人间悲苦。她笔调一转，写了那个被乡间神巫折磨惨死的小团圆媳妇。这个形象，与鲁迅笔下的被死后预期中的可怕地狱惨象吓得惶惶不可终日的祥林嫂一样，将永远驱逐迷信的虚妄愚昧。

一百年前，五四作为中国现代化的起点，一个鲜明的标记是倡导科学，反对迷信。五四精英们呼号不已，不仅诉诸笔端，亦身体力行。

胡适对于母亲的感念之情，是读过他的《四十自述》的人都印象深刻的。然而，1918年母亲去世，丧事的从简办理，却让他在故乡长期背负了不孝子的骂名。沐浴过欧风美雨的胡适，最喜开风气之先，他丝毫不在意乡人的毁谤，谈起事情经过，倒是一派云淡风轻，还颇具幽默感。当时胡适的母亲在绩溪病殁，胡适时在北京。家里电报问“应否先殓”，胡适复电说“先殓”。当胡适赶到家时，已殓了七日了，衣衾棺材都已办好，不能有什么更动。胡适在《我对于丧礼的改革》一文中写道：

我们徽州的风俗，人家有丧事，家族亲眷都要送锡箔、白纸、香烛；讲究的人家还要送“盘缎”、纸衣帽、纸箱担等件。锡箔和白纸是家家送的，太多了，烧也烧不完，往往等丧事完了，由丧家打折扣卖给店家。这种靡费，真是无道理。我到家之后，先发一个通告给各处有往来交谊的人家。通告上说：“本宅丧事拟于旧日陋俗略有改良。倘蒙赐吊，只领香一炷或挽联之类。此外如锡箔、素纸、冥器、盘缎等物，概不敢领，请勿见赐。伏乞鉴谅。”这个通告随着讣贴送去，果然发生效力，竟没有一家送那些东西来的。

和尚、道士，自然是不用的了。他们怨我，自不必说。还有几个投机的人，预算我家亲眷很多，定做冥器盘缎的一定不少，故他们在我们村上新开一个纸扎铺，专做我家的生意。不料我把这东西都废除了，这个新纸扎铺只好关门。

冰心在一篇题名《“孝”字怎么写》的文章中也有类似回忆：

我母亲逝世的时候，我们家得到的许多奠仪中，有不少捆的金银纸箔。我们家供祖从来都不烧纸，因此那些纸箔都捆着放在一边。有一天一位长辈来了，看见母亲灵前只烧着一炉檀香，灵桌前连一个火盆也没有，金银纸箔也没有被叠起焚化，他心里大不以为然，出去就对人说：“人家都说谢家孩子孝顺，我看他们连孝字都不知道怎么写！”听到这句话的另一位长辈又把这话传给我们，我们只有相对苦笑。

移风易俗并不是容易事，看看今天的情形，足使五四先贤叹气。历史前进的脚步太迟缓。今天富裕的中国人似乎更有钱来铺张敬鬼神之事，花样更多了，即如清明节，烧冥币，有印制逼真的人民币、美元、欧元，高档电器也是一应俱全，还有纸扎的三陪小姐、二奶、小三，等等，颇为与时俱进。最后当然统统烧掉。于是清明不清明，到处乌烟瘴气，空气质量愈发不良，而且在清明前后那几日，总有因祭奠焚烧引起的大大小小的火灾。

民间愚昧令人苦笑、叹气，而官方的愚昧呢？鲁迅杂文有好几篇针对国民政府党政要人迎神拜佛，其中题为《清明时节》的一篇就讽刺了当时伪满洲国皇帝溥仪要求入关祭扫清代皇帝陵墓，戴季陶等国民党军政要人祭扫周文王、汉武帝等陵墓，引起激论沸天或欢声动地的反应，真好像上坟可以亡国，也可以救国似的。鲁迅的笔，直刺官方的愚民、自愚。

鲁迅对于民间迷信的鬼世界是当做人间的反映的，所以他欣然为刘半农点校的《何典》作序，认为该书虽写的是鬼蜮，反映的却是世情；他了解鬼神迷信观念对于中国人精神的戕害，所以他写祥林嫂，写阿Q临刑前喊“再过二十年又是一条好汉”；他描画“活无常”、“死有份”，他对于五猖会、迎神赛会的兴味盎然的回忆，是与萧红一样，出于艺术的原因；他调侃烧纸钱的虚妄，说：“假使我现在已经是鬼，在阳间又有好子孙，那么，又何必零星卖稿，或向北新书局去算账呢，只要很闲适地躺在楠木或阴沉木的棺材里，逢年逢节，就自有一桌盛馔和一堆国币摆在眼前了，岂不快哉！”所以，他对自己的丧事的遗嘱是：

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但老朋友的，不在此例。

二、赶快收殓，埋掉，拉倒。

三、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

四、忘记我，管自己生活。——倘不，那就真是糊涂

虫。

……

希望“速朽”的人，却被隆重地纪念着，至今已70多年了。其间抗战，解放，反右，“文革”，新时期，改革开放，如果有人将鲁迅纪念日发表的社论，大人物的讲话或普通人的纪念文章，搜集起来看下去，也许会看到鲁迅形象在时代之光映射下有怎样的变幻。也许竟会看到面目截然不同的鲁迅呢。而当年的葬仪，谁主持，谁出钱，谁讲演，谁为鲁迅抬棺，谁的挽联、悼诗写得好，等等，已经成为热闹的历史话题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出版了一本相关图书。

也许鲁迅更喜欢萧红那样的祭扫，萧红在《拜墓》诗中写过：

跟着别人的脚迹，

我走进了墓地，

又跟着别人的脚迹，

来到了你墓边。

那是个半阴的天气，

你死后我第一次来拜访你。

我就在你墓边竖了一株小小的花草，

但，并不是用以招吊你的亡灵，

只是说一声：久违。

其实，对于逝者的追念，也未必需要实物的寄托，所谓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就像舒婷的诗句所表达的那样，最深最痛的思念，“不是激流，不是瀑布，是花木掩映中唱不出歌声的古井。”

“超人”梁启超

岁末或年初，这样容易令人感慨流年似水、人生几何的时候，读一本大人物的传记，在其跌宕精彩的经历中感受人生豪迈，是一件令人神旺的事。

神旺，是鲁迅用语，精神振奋、情绪昂扬的意思，语源是不是日语，不得而知。鲁迅小说是沉郁的，但杂文却使人神旺。这一点萧红体会得深切、形容得恰切，她说，在小说里，鲁迅是自觉地和他笔下的人物一起受苦受罪，而写杂文的鲁迅则昂扬激切，挥洒自如，腰挂翻天印，手执打神鞭，呼风唤雨，撒豆成兵，于万人中取上将首级如探囊取物……简直帅呆了。

梁启超也是令人神旺的人物。他自幼不寻常，天才儿童，生得头角峥嵘，目光炯炯，家族器重，参加科举考试，一鸣惊人，让主考官上赶着将自己的妹妹嫁给他。本来传统仕途路平铺脚下，却因遇上康有为以新思想开示他，大海潮音狮子吼，震动他投身西学、变法维新，康梁新党一时才俊万人瞩目。变法失败后，他逃亡海外，游历中有红颜知己仰慕追随，写信将一切心头撞鹿、发乎情止乎礼之种种汇报家中夫人，非常坦荡。他的文思浩荡、感情丰沛的文章，如“少年强则中国强”，至今打动人心。梁启超有异能，他爱打麻将，常常一边打牌，一边口述社论，往往不需改动，记录下来就可以拿去报馆发表，而这边的牌也“和”了！梁启超演讲亦有魅力，他讲讨袁护国经历，如何藏在运煤船底绕道越南去云南支持蔡锷，又如何对着枪筒面不改色地说服督军倒袁，说书一般再现他每每立于历史潮头之上冲浪，风云际会尽显英雄本色。

前些时公布的“南长街54号梁氏档案”中，有一封梁启超写给袁世凯的信，内容是敦促袁世凯悬崖勒马、停止复辟称帝活动。此前，梁启超写《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反对复辟帝制，袁世凯曾派亲信以金钱贿赂，阻止文章印行。梁启超拒绝，并写了这封信，还附上那文章。值得称奇的是，这样一封“忤逆”又尴尬的信也被他写得东风浩荡、有理有节，兹录于下，奇文共欣赏——

大总统钧鉴，敬肃者：

启超偶撄秋暑，卧病兼旬，久阙觐瞻，空劳孺恋。近顷变更国体之论，沸腾中外，启超愚戆之见，以为兹事本已极危疑，时机犹最宜审择。今之谬倡异论者，徒见其利，未计其害，轻于发难实恐摇及大局。窃不敢有所瞻忌，辄为一文，拟登各报相与商榷匡救，谨先录写，敬呈钧览。启超当此文属稿之时，痛楚不能自制，废然思辍者屡矣。独念受我大总统知遇之深，若心所谓危而不以告，殊乖古人以道事上之义。孟子曰：“齐人莫如我敬王。”启超此文，窃附斯义而已。伏希我大总统宵旰之余，俯垂披览。若其间有一二可采，乞凭睿虑，以定群疑，则启超虽麋顶及躯，岂云报称！

扶病掬悃，言与泪俱。敬请钧安，伏惟矜鉴。

启超拜肃。九月一日。

附文稿一篇呈鉴。

读梁启超文章，看他的传记，往往感叹梁启超是个超人，他的精力太旺盛了，搞政治，做学问，当爹，赚钱，样样干得风生水起。他相当于体育竞赛中的“铁人三项”、“十项全能”运动员。有学者概括他是多欲、多才、多思、多情、多变，争强好胜，从不满足，喜欢并善于表现自己，总想用自己的世界观改造中国。他似乎从不知困苦也从不沮丧，在给孩子们的信中他曾写道：“我有极通达、极健强、极伟大的人生观，无论何种境遇，常常是快乐的。”他千方百计角逐政坛，同时对于知识也有着饕餮欲望，他一生几乎天天在做学问，不断有论文发表，涉及面之广涵盖文史哲多领域，一部《饮冰室合集》见出他辛勤付出与丰硕收获。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他对子女一往情深的父爱与非常超前的教育理念。鲁迅写过《现在我们怎样做父亲》一文，情怀动人；但等到他真正做父亲，已经50岁，年纪大，精力有限，又要写文章，在私人信件中虽时时流露出对儿子的欣悦慈爱，却也不时地抱怨孩子牵扯精力。而且遗憾的是，鲁迅去世时，海婴还是个儿童，所承父爱父教太少了。后来海婴写的那本书，题名《我与鲁迅七十年》，出版时有人觉得不妥，容易引起歧义；不过作为在巨大名人效应下成长起来的海婴，可能时时感觉到父亲的影响，又不能不为父爱过早缺失而遗憾，才有了那样的书名吧？比较起来，梁启超做父亲是太棒啦，他有九个子女，个个成才，甚至一门出了三位院士，可说是梁启超的教育之功。

梁启超于百忙奔走中密切关注孩子教育，他给子女们写信，30年不间断。有人统计，这些信总字数占他全部著述十分之一以上。在信中，他对子女在求学、交友、职业、婚姻等人生关键阶段都给予悉心指导、给力帮助。那样一位高屋建瓴的大人物，在20世纪之初，对孩子全然没有家长架子，只有浓浓的父爱，特别不同于国人的是他表达这爱，信中常有这样的表达：“须知你爹爹是最富于情感的人，对于你们的爱情，十二分热烈……”关于人生观、价值观，甚至理财、健康等等，就在这样洋溢的父爱中娓娓道来——“求学问不是求文凭”，“凡做学问总要‘猛火熬’和‘慢火炖’”，“做学问，有点休息，从容点，所得还会深点”，“处忧患最是人生幸事，能使人精神振奋”，“随便环境怎么样，都有我的事情做”，“品性上不曾经过严格的训练，真是可怕”，“总要常常保持元气淋漓的气象”，“把自己的身体和精神十二分注意锻炼、修养”，“作官实易损人格，易习于懒惰与巧猾”，“这种弟子之礼，是要常常在意的”，“腾出些光阴不妨在交际上稍注意”，“大抵凡关于个人利害的事只是‘随缘’最好”，“天下事业无所谓大小，只要在自己责任内，尽自己力量做去，便是第一等人物”，“一面不可骄盈自慢，一面又不可怯弱自馁”，“几个孙子叫他们尝尝寒素风味，实属有益”，“得做且做，而非得过且过”，“吾家始终不能享无汗之金钱也”……而这些训示，都是融在当时特定生活情境中，并不是干巴说教。当年林长民猝死于乱军中，他给远在国外留学的儿子思成写信，嘱咐他先要自己镇定，才好安慰徽因；又让儿子传他的话给徽因，从此后当她是自己女儿，要她鼓起勇气，完成她的学业，发挥她的天才，“将来和你一起努力，对中国艺术界有点贡献，才不愧为林叔叔的好孩子。”他接着写道：“人之生也，与忧患俱来，知其无可奈何，而安之若命。你们都知道我是感情最强烈的人，但经过若干时候之后，总能拿出理性来镇住它，所以我不致受感情牵动，糟蹋我的身子，妨碍我的事业。这一点你们虽然不容易学到，但不可不努力学学。”最后还不忘提到“徽因留学总要以和你同时归国为度。学费不成问题，只算我多一个女儿在外留学便了，你们更不必因此着急。”对于梁思成毕业后去向，在1927年5月26日信中写道：“关于思成毕业后的立身，我近几个月来颇有点盘算，姑且提出来供你们参考——论理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但以中国现情而论，在最近的将来，几年以内敢说绝无发展自己所学的余地……中国就令不遭遇这种时局，以现在社会经济状况论，哪里会有人拿出钱来做你们理想上的建筑呢？若美国的富豪在乡间起别墅，你们若有本事替他做出一两所中国式最美的样子来，以美国人的时髦流行性，或竟可以轰动一时，你们不惟可以解决生活问题，而且可以多得试验机会，令自己成为一个专门家……”

读梁启超家书，常感觉他对儿女操心不完，不辞琐碎。比如梁思成与林徽因婚事的操持，从托人代购用作聘礼的玉器，到庚帖、请媒单帖、亲家拜帖的书写样式，家里的布置，祭祖仪式安排，甚至用餐时宾主座次，他都一一安排妥帖。当新人还家，他在给长女思顺的信中写道：“新人到家以来，全家真是喜气洋溢。初到那天看到思成那种风尘憔悴之色，面庞黑瘦，头筋涨起，我很有几分不高兴。这几天将养转来，很是雄姿英发的样子，令我越看越爱。看来他们夫妇体子都不算弱，几年来的忧虑，现在算放心了。新娘子非常大方，又非常亲热，不解作从前旧家庭虚伪的神容，又没有新时髦的讨厌习气，和我们家的孩子像同一个模型铸出来。”——观察如此细，可怜天下父母心！要知道，梁启超有九个子女让他操心呢。如此，即便是穿越到现在这个“拼爹”时代，梁启超做爹也是可以拔头筹的。

不仅教育子女，也兼及弟子。比如梁启超在徐志摩、陆小曼婚礼上那一番别开生面的教训，让新人和在场宾客“无一不失色”。他自己可能也觉得太爽了，回家写信给子女，还复述了当时“盛况”并附上那篇训词以示惕厉。

梁启超也注重理财，经常指导子女们金价低时置办金器，投资股票、买公债。在1925年8月一封信中，他与子女探讨买下北戴河一处房子，颇有经济头脑：“（房主张仲和）索价万一千，大约一万便可得。他的房子在东山，据说十亩有零的面积。但据我们看来像不止此数。房子门前直临海滨，地点极好，为海浴计，比西山好多了。西山那边因为中国人争买，地价很高（东山这边都是外国人房子，中国人只有三家），靠海滨的地，须千元以上一亩，还没有肯让。仲和这个房子，工料还坚固，可住的房子有八间，开间皆甚大。若在现时新建，直怕六千元还盖不起。家具也齐备坚实，新置恐亦须千五百元以上。现在各项虽旧，最少亦还有十多年好用。若将房子家具作五千元计，那么地价只合五千元，合不到五百元一亩，总算便宜极了。我想我们生活根据地既在京津一带，北戴河有所房子，每年来住几个月（仲和初买来时费八千元，现在他忙着钱用，所以要卖。将来地价必涨，我们若转卖也不致亏本），于身体上精神上都有益。所以我很想买它。但现在家计情形勉强对付，五千元认点利息也还可以，一万元便太吃力了。所以想和你们搭伙平分，你们若愿意，我便把它留下……”看这投资房地产的眼光！而且是要集资买房呢。下文还有一段介绍房前大空地可留待以后有钱了，让梁思成林徽因来造房子，试试身手。后来这房子有人要抢买，梁启超当即拍板买下，不惜以保险单押款。可以想见，如果梁启超经商，也一定赚得满钵满盆。

这样生龙活虎的梁超人最后死于协和医院的误诊，协和医院错割了他的好腰子。享年56岁，这于公于私巨大的损失，让亲朋好友难以接受。徐志摩还为此写了篇文章。但梁启超生前却丝毫不责怪医生，嘱咐大家不要给医生压力，他怕影响西医在中国的传播发展，因为他相信西医远胜于中医，必将造福国人。这是他考虑问题的出发点。那一代人都是崇尚西医的——因为崇尚科学。鲁迅就曾非常钦佩孙中山在生死大限之际仍坚持西医治疗，坚持自己的信仰。一般人在这种情况下，早就病急乱投医、什么蟋蟀蜈蚣稀奇古怪药引子不知胡乱吃下多少了。什么是彪悍的人生啊！

“运动”变人形

《新文学史料》近期刊登了一封新发现的路翎的信，是40年代路翎写给女朋友的情书。作为胡风着力培养、非常看好、日后也确实是胡风文学圈子中出来的最好的小说家——当然也与胡风一同罹难以致失智痴狂的路翎，当时还只是个满怀文学壮志、才华初露的文学青年。这个对自己有着很高期许并勤奋写作的青年恋爱了，陷得很深。他写作中的每一点喜悦、苦恼都与她分享，她是他小说初稿的第一个读者。这样一个理解他、安慰他、鼓励他的女友突然说要离开他、远远地到异地谋生去了，惊得这个年轻、敏感、情绪激动的小说家一时陷入冰火两重天。纠结着骄傲、自尊又极度自卑的他，写下这封情书。也并没有死啊活啊爱呀字眼，只是谦抑地表达他尚未写出可以献给女友的理想中的巨著、想挽留却自觉不配这样的意思。——而其实呢，在他的女友余明英看来，这个才华横溢、睥睨世俗、还长着那样一张俊朗的明星脸的路翎，总是热切地谈文学，谈啊谈，却看不出对自己到底是个啥子感情，也自卑、苦恼了好长时间了；正好外地有个不错的工作机会，她想一走了之。

当然这一次感情危机是化解了，有情人终成眷属，且不离不弃，余明英始终陪伴着路翎。在冤狱里难伸愤懑的路翎经常突然嚎叫起来，余明英默默地听着，然后安慰他。出狱后的路翎神志不清，经常不听话跑出家门在外面狂走一气，余明英（有时是他们的女儿）就跟在后面，等他走累了，再把他领回家。那时余明英在街道厂干着缝麻袋之类的活儿，中午赶回家给路翎做午饭，清水煮挂面——同是“胡风分子”的诗人牛汉在相隔20多年后去探望路翎，在那个家徒四壁、连一本书都没有、余明英煮挂面的场景里，他激动地问路翎：“还认识我吗？”路翎面无表情地说：“你不是牛汉吗？”再也没有话。牛汉想起年轻时朋友们在一起，路翎话最多，也最吸引人，油黑浓密的头发像奔驰的骏马一甩一甩的，而今路翎像一座死火山，曾经明亮睿智的大眼睛凹陷如深黑枯井。家里没有茶，余明英抱歉地倒一杯白水，又捧出一包没有糖纸包装的糖块，在牛汉与余明英聊着这些年各自的情况的时候，路翎咔吧咔吧地吃着糖，一气吃了十来块。余明英摇摇头，笑着对路翎说：“路翎，你吃光了，牛汉吃什么？”路翎依然没有表情。牛汉说他明白了什么叫“绝望”。曾经写出《财主的儿女们》、《饥饿的郭素娥》、《蜗角在荆棘上》、《“洼地”上的战役》的路翎，最终长才未能尽展，在他的悲怆的生涯中，还好有余明英，总算是一丝不绝如缕的甜润。

这封情书令人感慨的还不止于此。经过政治风暴，路翎与余明英的通信毁弃殆尽，这珍贵的一封因保留在胡风档案里才幸得保存下来。为什么路翎给余明英的情书会收在胡风那里？原来这封情书是当年路翎的好友、与路翎同处一室的舒芜偷偷抄下来寄给胡风看的。舒芜也是当时很受胡风器重、擅长写文化思想论文的青年才俊，当时他看着因爱情而沮丧自毁的路翎，内心焦急无措，想到他们共同的师长与朋友胡先生或许可以开导路翎，就偷抄了那封还没寄出的信寄给胡风，让胡风了解路翎正处在怎样的精神状态下，并附言：希望胡先生快来救救路翎！历史的剧情何其曲折跌宕！十几年后舒芜“反戈一击”、登上了毛泽东号时代巨轮，而他的师友被打成政治犯、沦为阶下囚；30多年后胡风冤狱昭雪、舒芜被舆论斥为背叛耶稣的“犹大”、昔日友人提到他都不愿意说他的名字而带以“无耻”，是什么力量驱遣着白云苍狗的变幻？衬着历史天幕的苍茫底色，回望彼时那个心地纯良、为朋友的“失恋”急急搬救兵的青年舒芜，怎能不唏嘘叹惋。

在“胡风分子”中，聂绀弩是比较能从政治压力角度看待舒芜的“背叛”的。当时的情形下，一边是毛主席，一边是胡风，孰重孰轻？舒芜的天平自然要倾斜。其实那年月一次次政治运动，压力下，人们多多少少都有点变形。今天看当时人们在各类批判会上的表现，都有一种看漫画人物似的变形。众所周知的文坛大人物如郭沫若等人就不必说了，看看鲁迅夫人许广平如何批冯雪峰的：说他“欺骗鲁迅”，是个“大骗子”，鲁迅病着，还来烦鲁迅，絮絮叨叨讲个不停——这都哪儿跟哪儿啊，胡说一气；比如梁思成批“右派”钱伟长，语言很暴力：钱伟长，不仅工人农民绝不会答应你的，“单是我们工程技术人员的丁字尺就可以把你打成肉酱”——这还是那个伴在才女美女林徽因身边的名门之后、翩翩佳公子吗？都扬言要动武了。他爹爹梁任公早年对他的谆谆教诲也管不了这许多了。

反右之前是党号召“大鸣大放”提意见。梁思成哪懂政治？还跟着鼓励知识分子提意见，说自己就曾激烈地跟北京市长彭真争论过北京城建的事——他心底其实还是念念不忘拯救城墙城门楼子的旧案呢。而“丁陈集团”的几个人，丁玲、陈企霞、艾青、李又然等，在申辩，要翻1955年的案，质问周扬。还有知识分子与党员干部的关系问题，民主党派参政议政问题，总之，建国以来积下的形形色色的矛盾在“大鸣大放”中暴露出来。关于那段历史，电影《艳阳天》里有个情节：反面人物马小辫，眉飞色舞地抱着半导体在收听，说北京在大鸣大放呢，好热闹！电影是以此表现阶级敌人蠢蠢欲动、向党进攻。

当毛主席巨手翻覆，“大鸣大放”变成“引蛇出洞”的“阳谋”，反右斗争开始。在批艾青的会上，诗人李季和阮章竟联合发言，指斥“坐在我们面前的艾青”是个“长期反党、自私自利、政治堕落、道德败坏的人”，说他是丁陈集团、江丰集团的代言人，是“二流堂”的座上宾；后来写过《哥德巴赫猜想》的作家徐迟也发言说“艾青非常骄傲，别人的作品不在他眼里”，他“诽谤郭沫若”，瞧不起臧克家、田汉，还说贺敬之的诗集《放声歌唱》是“垃圾车”；臧克家则批判艾青用寓言讽刺“百花齐放”方针，说他在《养花人的梦》这篇寓言里，嘲笑种了几百棵月季花的养花人的院子里“呈现了一种单调的热闹”，而另一面却赞赏自尊的牡丹、冷淡里含着轻蔑的石榴、性格美的白兰、灵魂倔强的仙人掌、带来信念的迎春，为这些花不被理解而愤愤不平。——也许臧克家分析得不无道理，曾经，鲁迅式杂文已经没有用武之地，改天换地，新中国毛泽东时代已不是杂文时代了；现在臧诗人又指出寓言这一文学体裁的不合时宜。曾经在寓言创作中取得很大成绩的冯雪峰在建国初期也曾表示不再写寓言，然而后来他又偷偷写了起来。近来他的后人为出版他的全集，整理出一些应该属于“地下写作”的寓言作品。

因言获罪、因文罹难，上海的老作家施蛰存被打成右派就是因为他的一篇文章《才与德》。这篇文章引历史典故说明“乱世”以“才”取人，只要真有能耐，即便是鸡鸣狗盗之徒也可以任用；而“盛世”用人可以注重“德”。那么新中国当然是“盛世”，共产党员都是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有德之人，应该是很好的。但事实上还有品德坏的干部影响党的形象；同时他认为“老子打过游击”，这是“功”，不是“德”，有功可酬以利禄，何必以位？仅有德而不了解业务，恐怕也不顶事。所以文章最后还是归结到呼吁“不拘一格用人才”上面。于是他因“乱世说”、“才与德的谬论”而被打成右派。批判他，还挖出他的历史旧账——他曾被鲁迅命名为妄想在对立的斗争中保持中立的“第三种人”。而如今呢，“历史给他提升了一级”——“第三种人”变成了第二种人：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的第二种人。这种颇为天才的演义是姚文元的大手笔。

在反右、“文革”中，姚文元的大手笔是许多人见识过的，毛主席延安时期夸奖丁玲的诗句倒可以移来形容姚文元文章的“威力”：“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矛瑟精兵。”想来也有意思，当一干大文人小心翼翼不敢写文章、偷偷用寓言曲折抒发情怀的时候，姚文元出来了，文章写得雷霆万钧、煞有介事、危言耸听，故弄玄虚又生动活泼，看那文章可以感觉到，他写的时候一定非常过瘾、非常high。有学者粗略统计，仅在反右运动中、在上海范围内，姚文元批判过的作家就有王若望、徐懋庸、施蛰存、许杰、徐中玉、鲁莽、流沙河等人。奇文共欣赏两例。其一，开篇横扫一大片式的：“自从右派分子向党发动进攻以来，他们就把最大的仇恨倾注在共产党头上。不论是储安平的‘党天下’，葛佩琦的‘杀共产党’，徐仲年的乌鸦啼，施蛰存的‘才与德’……不管有多少花言巧语，其剑锋都是对准了党的领导。”（《对党领导的态度是辨别右派分子的试金石》）其二，生动泼辣式的：“如果说，施蛰存是用阴险的冷箭射向共产党，徐仲年是用仇恨得发抖的手握着刀砍向共产党，那鲁莽就是在地上大爬大滚披头散发用流氓手段扑向共产党和靠近共产党的民主人士——这是一种向党进攻的新的战术。”（《鲁莽耍的是什么把戏》）。曾有人回忆姚文元小时候写作文，被他的国文老师笑评为：为了追求文章效果（感人或惊人），写一篇作文，就要写死一个人。这倒像是一个隐喻或谶语？此时的姚文体煽惑性已不可小觑了。那个原来见到施蛰存总是恭恭敬敬唤一声“施伯伯”的旧谊姚篷子的儿子，已是被张春桥（很快将被更高层）赏识的大笔杆子。他定了批施蛰存的调子，后来人或认同，如翻译家王道乾的“正像姚文元同志说的，施已从‘第三种人’转变为‘第二种人’——反社会主义的人”，或者像文艺理论家以群进一步发展姚观点，说施蛰存其实也并没有“做定”第三种人，“他20余年来一贯‘做定了’的倒是反对共产党、反对社会主义、反对无产阶级文学的第一种人”。当时人人都要表态，巴金等作家也曾联名撰写批判文章；施蛰存的同事、学生纷纷检举揭发施蛰存的种种“罪行”。

在密集的声势浩大的批判中，曾经“不可一世”的右派分子，“完全陷入孤立”。

陈企霞在检讨中回顾自己在政治风暴中的心理状况：“头两天我是发抖，但还是坚决抗拒。前三次会议我只想一个问题，即如何死。那时，我觉得天昏地暗，看不见太阳。上次会议后，我下了死的决心。买了两瓶白酒，找出两个金戒指，想吞金而死，但又怕遇救，准备同时吃火柴，并准备写一封非常恶毒的遗书。”这应该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心理活动。

复旦教授陈子展曾经三次拒绝参加反右座谈会，第一次以“身体不好，怕说错话”为托辞，第二次竟然“威胁”说“你们真的要我来，我只好赤膊上阵，同归于尽”，第三次拒绝则拍桌大骂“混蛋”、“畜生”，扬言“要说上法庭去！”“我不交代，要搞清楚杀我的头就可以搞清楚，我要把右派分子帽子戴到坟墓里去！”如此“嚣张”，拒不交待，且大有把牢底坐穿的死硬决心。大概可以代表一些右派曾经的“不可一世”的样态吧。

这位笔名“楚狂”的湖南人陈子展可谓资格老，他早年在《申报〈自由谈〉》上写文章，几次引起鲁迅关注并作文呼应、引申，是沪上名教授。他的右派帽子倒是没有带进坟墓去，1960年第一次为右派摘帽，他就名列其中了。他1898年出生，1990年以93岁高龄辞世，也算是右派中高寿的。不知是不是湖南人的“硬气”支撑了他？

湖南人朱正在年轻时候即被打成右派，长年从事重体力劳动，但他研究鲁迅不辍，学术成就卓著；又广泛搜集史料，写成《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样一部反映反右斗争历史的大作；又写成《“鲁迅”在1957》即将出版，进一步探讨反右这个话题（本文引的部分史料即来自他的新、旧两本书）。从大角度看，这是一位学者对于历史问题不懈地研究与追问，其意义之大自不必说；从小角度看，至少是一个曾经的右派对于那段痛苦经历耿耿于怀、不能释然而做的自我交代、自我疗伤。因工作与朱正先生有接触，看他一点不像曾经坎坷、年届八旬之人，走路快，饭量大，思路清晰，下笔如有神，真是硬气又神气呢。

我单位里曾经有一位老同志也是右派，据说十七八岁就被遣送到北大荒了，平反回北京时还是无妻无女孑然一身，工作十来年也就到了退休时候。这位老同志据说脾气古怪，爱发火，面貌上也留着一些戾气。人们感叹、同情他的遭遇，却也“怕”而远之。单位旁边建新大楼，门前一对不知是狮子还是赑屃的瑞兽，面目有点吓人，气呼呼的，一同事指道：陈汝林。大家都笑，觉得蛮像的。想他年轻时陡然挨了一闷棍，压抑半辈子，懵懵然从发配地回来，却已无法融入周围环境，心头一定满蓄着悲凉与愤怒。去年还是前年，他去世了。听说在他生前，他在发配地教过的学生来看望他，其中还有女学生。恍惚记起有一次，也许是唯一一次与他简单聊过两句，听他说起他的学生，语气颇有些骄傲，脸上也现出慈悦神色了。愿他安息。

一个人的百年史——周有光和他的时代

每个老人都是一部历史书。何况这位老人名叫周有光、今年108岁！

在周有光先生漫长的生涯中，先搞经济，西装革履供职于大银行，业务办到美国华尔街；解放后服从组织，50岁时转行语言学，研究创制汉语拼音，跨界成功，被称作“中国汉语拼音之父”。

搞经济，那是民国时期的事。那时银行界的人都知道有个聪明、有干才的周有光，他不仅办事能力强，还搞研究。1949年香港经济导报社出版他的专著《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看题目就知道，在政权更替之际，与许许多多选择留下来建设新中国的知识分子一样，他是要以己之长报效国家。但是，新中国的金融问题、经济问题、老百姓吃饭穿衣问题，已然是苏联模式下的计划经济的一套新经，老和尚没咒儿念了。周有光转行，倒是转对了。虽然后来政治运动不断，周有光的人生际遇也不免随大流颠倒浮沉，进“牛棚”、下“干校”都有他的份儿，但毕竟b p m f这些拼音字母离政治远些。

苟全性命于乱世，周有光看得多也想得多。待到改革开放局势宽松了，特别是他退休后，走出语言学专业领域，85岁开始写文章，广泛探讨诸如现代化、全球化、中东局势、印度经济、三权分立、人权保护、公民意识等等问题，引起社会关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公众人物。

我读过周先生的这类文章，篇幅都不长，文字浅白如话，意思讲得明白，不论怎样大的题目，经他睿智地阐释，就不再高深莫测，人人能懂。这是高手文章，举重若轻，闲庭信步，是识见超人、智力优越方能达到的境界。所以周有光的粉丝多。特别是得知老先生百岁之后仍然可以每月写一篇这样高屋建瓴又明白晓畅的文章，粉丝更其惊喜感佩。著名学者李泽厚也赞叹说：周有光先生是世界文化史上的奇迹。

人出名了，轶闻逸事也多。人们发现，哦，原来，周有光与作家沈从文是连襟，娶的是美丽才女合肥四姐妹中的二姐张允和。张允和爱唱昆曲，漫画家丁聪画过他们夫妇一幅漫画：周老头儿蹬着三轮车，车上坐着手持箫管的张老太，二人浅笑盈盈，双双赴会。老两口一辈子和睦，举“杯”齐眉，两“老”无猜，令人羡煞。而养生风起，老寿星的养生之道自然是人人乐闻。周有光先生却只云淡风轻地顺其自然，白菜豆腐加肉松，喝茶，也喝星巴克咖啡，每天读书看报，关注天下大事——某日，我随金玉良女士去探望周先生，介绍寒暄后，周先生开口说，哎呀某某人死了！那天早晨我还没来得及看报，还不知此事呢。当下心想：老先生消息真灵通啊！何老之有！

金玉良女士是周有光先生的“小友”，她退休前与沈从文夫人张兆和是作协同事、好友，后来与张允和、周有光也熟识起来。金玉良性情温良，为人谦和，特有老人缘，几位老人都和她要好，彼此往来密切，了解深入。周先生深厚的学养、丰富的人生阅历、前瞻的思维和儒雅的谈吐深深吸引她，十多年来，不论酷暑严寒，每周一次探望周先生，陪老人聊天，听老人讲他的人生经历、讲过往年代。她记下来，竟成一本书：《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老先生亲自题写了书名，大有“御笔钦定”的意思，又可作“防伪标识”，总之是很满意这本书的。

以往金玉良建议老先生写自传，老先生都谦虚说：“我没什么可写的，我的生活经历很简单。”——读完金玉良写的这本书会由衷感叹：哪里简单？！周先生今天所达到的人生境界，终归是他百年人生不断历练、修为的结果。即如健康长寿这件事，每个人带着自己的DNA、家庭的影响，于人世间走自己的人生路，起点有多高，作为有多大，天地有多宽，眼界与胸襟、坎坷与通达……无不相关，又怎是单单问个生活起居、饮食习惯就以为得了健康长寿秘诀那么简单？

金玉良在前言中虽谦虚地称这本书不是严格意义上的周有光传记，她只是把日常听到、看到的缀字成文，和喜欢、热爱周先生的读者分享老人的百年沧桑，但翻开书一页页读下去，周先生的人生故事和他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面貌，就像怀旧的老电影，浮现眼前，带着丰富的历史细节，带着生动的悲欢。

闲来读书，不会去读“中国抗战时期经济史”这样专业图书，但闲读周有光这本书，却能了解到许多当时经济情况。比如，周先生回忆中讲到农本局，我问过学经济的人，也不甚了了。据周先生解释，农本局就是特种农业银行，其资本来源，一半政府分期拨给，另一半为合营资金，由各商业银行按当时储蓄存款额的比例摊派。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后，为解决大后方百姓的吃饭、穿衣问题，政府加强农本局的领导。国民政府经济部次长何廉受蒋介石委派，出任农本局局长。局长下面有两位协理（即副局长），一位协理负责与金融界的沟通和协调等有关事务；另一位协理蔡承新负责农本局的日常业务。农本局的宗旨是促进农业信用的流通，促进农产品运销。

当时，由于沉重的地租和苛捐杂税，农民几乎达不到温饱，更谈不上积存。在耕种季、收获季、在青黄不接的时候、在遭遇天灾人祸的时候，农民主要从高利贷者、地主和商人等私人手中借贷。20世纪30年代，尽管已经有了银号（即钱庄）和当铺这样中国传统的信贷机构，但是钱庄通常设在城市、商埠，农民无法利用。当铺的情况比钱庄好些，在农村有代理店或代理人。当铺的借款利息，按照法律限制月息是三厘，但实际生效利率往往比三厘高得多，期限也比较短。典当者在期限内如果无力赎回自己的物品，当铺便将其卖掉并从中牟利。虽然如此，当铺规定的条件还是比从私人手中借款要好些。然而，大多数农民家徒四壁，两手空空，他们几乎没有可典当的财物。农民需要新的信贷来源，新的基层借贷机构。

在何廉领导下农本局适时地在后方广大农村，建立以县为单位的农业合作银行（即合作金库）；又因陋就简，尽量利用已有的公共财产，如乡村的祠堂、关帝庙或观音庙、集镇的会馆来筹建农业仓库。有了农业仓库，农民把收获的物产储存在那里，就不用担心霉烂、损坏。同时，农民如果需要现金，可以用储物作为抵押从仓库借款。农民从合作金库借款，利率很低，而且也不用物品担保；只有一个条件：必须是本县合作社社员。因为合作社连带有集体责任，合作金库借出的钱款不必担心不能归还。

农本局相继在四川重庆、湖南长沙、陕西西安、贵州、广西桂林、湖北西部设立专员办事处。蔡承新是一同参加救国会的老朋友，周有光经他介绍，在重庆专员办事处主持日常工作。从1938年到1939年一年的时间里，重庆专员办事处先后在30多个县，成立了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周先生到省内一个又一个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巡回指导、审查；还尝试办家畜保险业务；为了改良柑橘品种，和金陵大学农学院园艺系的教授到江津、綦江等处调查。他跑遍四川各地，对那里的人文、地理了如指掌。他说刚到四川住在旅店里，他拿两块钱请茶房代买柑橘。一会儿，茶房背回一大背篓上好柑橘。他惊讶，怎么买这么多？茶房说，两块钱就是这么多。事后他才知道，橘农没有储存条件又无法外销，柑橘大量上市时根本卖不上价钱。农业仓库建成后，农本局仿照北方夏天窖冰的方法，向橘农推广如何把柑橘储存在仓库里。柑橘储藏问题解决了，橘农的收入也提高了。

到处奔波，还要随时跑警报，躲空袭。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日寇连续两天对重庆市区实施震惊中外的狂轰滥炸。山城变成火和血的海洋，5000多人被炸死，房子大部烧光了，以至于站在市中心就看到长江和嘉陵江边了，二十万老百姓无家可归。周先生回忆5月4日傍晚，他们听到空袭警报赶快把日常公文收拾就绪搬入地下室。喘息未定，离办事处不足二三十米的地方突落数弹，门窗全毁。东边的兴隆街首先起火，接着西边被炸的地方也烟火大作。形势危急，他们当机立断只留两三人看守办事处，其他人携带账册连夜绕道送总局寄存。不久，周先生带着他的办事处迁往长江上游宜宾。

周先生说：“人越是在困难的时候越不能消沉。”周先生特别善于在艰苦生活中发现乐趣，一生都是这样。往返于宜宾、重庆之间，他常常坐一种形似“蜻蜓”的水上小飞机，那是他平生坐过的交通工具中最有趣的。飞机翅膀居然是绸子做的，有两只船形的木头脚可以停在水上。当时长江、嘉陵江沿途都有水上小飞机，主要是邮政部门投递信件用的。飞机上有一名驾驶员、一名助手。后部放东西的边上，还可以坐一两个人，他们常常把这座位售出赚点“外快”。飞机停稳后，小船划到飞机旁边，接送信件或人员。飞机很小，飞得很低，水中的鱼呀、草呀，看得清清楚楚。妙极了！这有趣的飞机还救过张允和的命。一次她患痢疾，大家都认为没救了。但朋友帮忙在重庆请到一位名医，一星期两次坐水上飞机到宜宾诊治。奇迹发生了，张允和痊愈了。

周先生在农本局的工作是出色的。何廉曾在文章里写道：“在四川省会成立一个大办事处，管四川的合作金库和农业仓库等单位，并派周耀平（周有光当时的名字，笔者注）任主任，周是一个很能干的人，大学毕业，在上海的银行里做过副经理，富有经验。”

回顾农本局岁月，周先生说：后方的农民保证了抗战时期的粮食、棉花，解决了吃饭穿衣问题。直到抗战结束，基本没有出大问题，这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当时政府每一个方面都是向老百姓要钱的，而钱哪里来呢？追本寻源主要从农民身上来的。只有农本局把钱借给农民，帮助农民发展生产，所以农本局对抗战是有巨大贡献的。

抗战期间，周先生还做了一项艰苦而有意义的工作，就是1943年3、4月间，新华银行等四家银行组织“西北经济调查团”，调查陕西、甘肃的经济情况。这个调查团名义是民间代表团，实际是应政府要求组织的，政府给调查团提供吉普车等交通工具。调查团由五位银行家组成，周有光是该团负责人。调查团由重庆出发到西安、兰州、武威、张掖、酒泉，直走到嘉峪关、玉门、安西。

每到一地，他们先去拜访当地的府衙，结果令人遗憾，官员们对自己辖区的基本情况几乎茫然无知，连基本的经济统计都没有。调查团有人想到了教会，便去天主教堂了解情况。周先生说：“噢，不得了！他们给你讲得头头是道。”调查团在西北获取的最有用的资料，几乎都来自教会。

周先生说，西北的教会主要是西罗马系统的天主教，神父大多是法国人和意大利人。这些传教士文化水平很高，都是大学毕业。到了中国他们要不断学习中国文化，不但学习国语，还要学习当地方言。他们要深入边区，深入农村，深入群众。他们对中国的情况一清二楚，会定时向罗马教廷报告。所以，说他们是特务也不冤枉。可是，从宗教的角度来看，他们传教使信徒觉醒，跟了他们走向天国。传教士到一个地方，给有病的人治病，教没有文化的人识字读《圣经》，还教生活技能。今天要发展西部，就需要有像教会那样的组织力量支持当地；有像传教士那样的人甘于贫苦、甘于牺牲来做工作。

调查结束，别人都回重庆，周先生兴致高，再往前就是敦煌，他要去看千佛洞。路上黄沙漫天，男人要随时下车铲沙子。途中，一位用纱巾蒙着头和脸的摩登女郎带着孩子搭车，讲一口流利的法语，原来是常书鸿夫人，去探望正在那里几间破破烂烂的房子里筹建敦煌艺术研究所的夫君。到敦煌，画家张大千和考古学家向达也在那里——他们每个人在抗战艰苦环境下，都坚持在做自己的本职工作。

抗战时期，周有光和许许多多中国人一样，不仅吃苦，而且承受国破人离散的惨剧。抗战八年，周有光和张允和搬家三十六次，可爱的女儿小禾不满六岁，因为生病没有盘尼西林，死在妈妈怀里；儿子一日在外被流弹击中，所幸大难不死。在周先生夫妇心中，那是怎样一段不堪回首的往事！需要多长的时间、多大的心智去慢慢化解？

抗战胜利后，周先生供职的新华银行，派他去美国、英国开拓业务。周先生眼界更开阔了，人也阔了。在美国感受四通八达的铁路，高档车厢里还有浴室；去英国乘豪华游轮，有游泳池，晚宴都要穿礼服，张允和单是旗袍就带了一二十件。周先生颇为风趣地对金玉良说：“那时我有那经济条件。不像你认识我时，都穷趴地了。”

一时赴觥筹交错的华宴，一时过“凭票供应”的日子；65岁于“干校”挑担插秧，98岁在北戴河下海游泳……穷过富过，欢喜过悲痛过，春风得意过也坎坷失意过，这就是一个人的一生，一个人的百年史，您以为老寿星是怎样炼成的？

乘火车去旅行

火车进入文学表达的历史并不长。瓦特发明蒸汽机，也不是很久远的事嘛。

大文豪托尔斯泰让他心爱的女主人公安娜·卡列尼娜一出场便是乘火车去哥哥家救“火”、结果是在火车站遇见瓦浪斯基，一场高调恋爱惊得社交界绅士名媛瞋目结舌，搞得老公灰头土脸、颜面尽失，而她自己也难有好下场——最终托文豪无奈地让她死在火车站，死于火车车轮之下。据说那时在俄国，火车和火车站都还是新事物，托文豪是立意要对这新时髦物件描画记录一番，也是为了吸引读者——在那个传媒速度超慢的时代，小说还兼具新闻报道的功用呢，广大俄国人民还没亲眼见到“火车”这个东东，那么，在小说中先感觉感觉，不是很好吗？

火车驶进中国，那更是近代以后、清末了。还是从俄国开来的。俄国沙皇要修建一条横跨欧亚大陆的铁路线，其中一段经过中国。为这事，李鸿章出面交涉了不知多少次，最后也没得到什么利益承诺。闭关锁国的大门被打开，外国人将铁轨铺过来了，火车驶过来了，外国人拥进来了。

中东铁路对于中国东北的社会经济产生很大影响。一条铁路将中国东北的大豆高粱与国际市场行情联系起来，作家端木蕻良描写过的东北大地主的破产、东北农村的凋敝，那是与当时国际经济危机的恶果勾连在一起的。

修建中东铁路、大量地依靠松花江运输铁轨枕木，让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的边上很快崛起一个很大的经济开发区，它就是哈尔滨。哈尔滨成为中心城市，呼兰小城反而没落了。

当时的哈尔滨简直不像是中国城市，俄国人已占到哈尔滨人口的一半。不只是俄国人，欧洲各国冒险家乘着火车来了。而日俄战争后，战胜的日本取得中东铁路的路权，大量的日本人也来了。所以哈尔滨这座城市在建立之初就深深打上浓重的异域色彩。

读萧红早期散文《商市街》就会发现，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公园、松花江……到处都是外国人。春夜，中央大街充满音乐的夜。流浪人的音乐，日本舞场的音乐，外国饭店的音乐……外国女人的脚又从长筒套鞋里显现出来了；红色的裙子，蓝色的裙子……一张张笑着的骄傲的红唇，高跟鞋打得楼梯清脆发响；圆胖而生着大胡子的外国男人那样不相称地捉着长耳环黑脸的和小鸡一般瘦小的吉卜赛女人上楼来，茶坊在前面去给打开一个房间；又有一群外国孩子嗑着瓜子，多冰的鞋底在过道上噼噼啪啪留下痕迹过去了……电影院售票口，卖票的大鼻子不知道是俄国人还是英国人；去外国人开的慈善医院看病，穿白衣服的俄国女人跑来跑去喊着外国名字……而饮食也外国化了，他（萧军）说，我们不是新婚吗？这不是在度蜜月吗？“对的，对的。”她（萧红）笑了。他取一片黑面包，涂一点白盐，学电影上那样，把涂盐的列巴先送上她的嘴，她咬了一下，而后他才去吃。一定盐太多了，他连忙去喝水……而饥饿的萧红想去偷食物，就是挂在邻居门外的散发麦香、成串的肥胖的“列巴圈”。当她和他的合集册子印出时，为了庆祝，两人叫了两小杯伏特加，逛公园看见撑伞的日本女人，玩沙土的外国孩子，卖冰淇淋的店里一排排透明的汽水瓶子——两人还是回家喝冷水了。

说起来，东北铁路史是充满屈辱的。1928年，日本人又在修吉林至敦化的吉敦铁路，当时在哈尔滨女中读书的萧红参加学生抗议游行。她听演讲，第一次了解到铁路修好了，日本很快就会进兵东三省。学生们宣传，请愿，与警察冲突、受伤、登报，萧红在一篇题为《一条铁路底完成》的散文中详细记叙了这次学生运动。而这篇文章最后一句是：“以后，那条铁路到底完成了。”文章写于1937年11月，“七·七”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中国政府已对日宣战。而在此之前，东北全境最牛的人——张大帅——张学良的爹，早已被日本人在皇姑屯附近炸死在火车上了。

近代以后，落后的中国在一次次被动挨打的交锋中缓慢地走向现代化。铁路火车也同西方的船坚炮利一样既为我们所怕又为我们所羡，是西学的题中之意，是所办洋务之一。所谓“邮传”、“路矿”都是洋务运动中的新名词儿。李鸿章手下得力干将盛宣怀，经办芦汉铁路，督办中国铁路总公司，创办交通大学，后被慈禧太后封为邮传部大臣。

铁路火车在东北的影响是形成那样一个局面，在内地却是一场革命的导火索。推翻满清统治的辛亥革命最终取得胜利，是与四川及各地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所酝酿的反清情绪、民众基础密不可分。清政府出尔反尔要将民办铁路收归国有，极大触动了当时最具经济实力的商人阶层的利益，动人奶酪，抢人饭碗，于是才有民间兴起的“保路运动”，袍哥组织，协同革命党一举推翻满清政府。这段历史反映在文学作品中，前有老作家李劫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暴风雨前》三部曲，后有新科诺奖得主莫言的《檀香刑》。

孙中山《建国方略》之《实业计划》，主要目标是在10年到20年内，修建相当于纽约港那样具有世界水平的三大海港（北方大港、东方大港和南方大港）和许多商埠，修建长达10万英里的五大铁路系统，把沿海、腹地和边疆连成一片，并修建全国公路网，来促进商业繁荣，开导和整修运河和各地内河航道。所以民国时期的铁路建设还是很有成绩的，同文学界相关联的，也留有许多史料。举两个例子：

众所周知，郁达夫散文写得好，其中山水游记留下不少名篇，比如《钓台的春昼》，写严子陵的，几十年来各种散文选本必收。此篇出自他的游记《屐痕处处》。今天我们读这本游记，不会想到，这本旅行散文的写作与当时铁路发展竟有牵涉——1933年秋，杭江铁路即将通车，这条铁路线是从钱塘江经萧山、诸暨、义乌、金华等地，到江西的玉山为终点，全长333公里，一路上颇多风景名胜。杭江铁路局邀请文名赫赫的郁达夫先乘为快，沿新铁路线，遍游浙东，然后写出游记，由杭江铁路局出版，作为新铁路线的广告宣传。此时郁达夫“正想乘这秋高气爽的暇时，出去转换转换空气，有此良机，自然不肯轻易放过，所以就约定于11月9日渡江，坐夜车起行”——这是写在《屐痕处处》中的，可见双方一拍即合。不过郁达夫还是文人脾气，在文章中不忘调侃自己，并向读者交代说，这次旅行，“实际上却是在替铁路办公”，他本人的角色，“是一个行旅的灵魂叫卖者的身份”。这广告员，或者该称他是杭江铁路的形象代言人，他对待这份工作还是蛮认真的，这不仅表现在他写出的许多名篇上，还表现在他未及写出却做了不少前期准备上。如，对于黄山人文历史掌故的辑录，是准备好好写一篇的，虽然后来因故没有上黄山。《屐痕处处》于1934年出版，是“杭江铁路导游丛书”之一种。可以说，这是由政府出面策划的广告宣传行为，有关当局还是颇为努力用心的。

通俗小说家张恨水也把“鸳鸯蝴蝶”搬上火车。1935年他在《旅行杂志》9卷1—12（中国旅行社编）连载小说《平沪通车》，写了女骗子柳系春和头等车厢的银行家胡子云在火车上相遇。开始是细腻铺陈春光旖旎的火车艳遇，当然小说家穿插描写了沿途各小站，真仿佛在替平沪铁路作广告。杨柳青出美女，神秘而婉丽的柳美女欲擒故纵，一步一步诱得银行家上钩，最终骗钱而去，她以下车买苏州特产“白糖脂油糕”骗过银行家和火车上的茶坊，漂亮地溜掉了。鸳鸯蝴蝶派最擅点染的罗曼蒂克故事，在火车急速行进中变了味道，美女变女飞贼了。小说结局一定会让读惯了张恨水的遗老遗少倒吸一口凉气，仿佛《聊斋》里的惊变，好惊悚！然后望火车而兴叹：人心不古。

可惜的是日本侵略不仅打断了和平建设，也破坏了建设的成果。抗日战争中，扒铁轨，炸火车，像电影《铁道游击队》演的那样，是常事——欧洲反映二战时期的电影也经常出现炸德军军需列车的桥段，当然也有火车运送一大批悲惨的犹太人的影片。而中国电影在冯小刚导演的《一九四二》之中也终于有了类似的难民扒火车的悲惨影像了——这样的大制作，钱没有白花。而此前，只有游击队员在火车上上下翻飞，来去自如，如戏耍庞然大物似的。只有两方面皆得到表现，合起来才比较接近真实的历史。

此后，文学、电影中也不断有铁路火车。“一二·九”运动中，学生们卧轨，请愿，后来沿平津铁路，深入中国广大乡村发动民众，宣传抗日救亡——电影《青春之歌》最后一个镜头就是林道静和江平等学生站在火车车头上激情飞扬的形象。

渐渐地，“火车”这个运输工具，已经从帝国主义殖民侵略的屈辱悲情符号，悄然变换为时代进步、历史车轮滚滚向前的积极象征了，特别是无产阶级革命的象征。

在表现京汉铁路大罢工的电影《风暴》中，罢工的汽笛，火车的鸣叫，成为战斗警报与号角。铁路工人无疑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代表，是革命生力军。（不过影片中最帅的是那位替工人打官司的施洋大律师！）

“文革”时期，“样板戏”《红灯记》中，男一号李玉和就是一位铁路工人，他那一身铁路工人蓝呢制服配上双排铜扣、戴大盖帽，一亮相，还是蛮精神的。“红灯”这一重要道具，也是铁路上的号志灯。这灯是二七大罢工烈士遗物，是传家宝。小铁梅唱词中有“红灯高举闪闪亮，照我爹爹打豺狼，祖祖孙孙打下去，打不尽豺狼绝不下战场”，铁路号志灯已成为革命精神的图腾。另一出“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为取材所限，省略了小说原作《林海雪原》中关于森林小火车的情节。那在茫茫林海中穿行的小火车，不仅有精彩情节发生其上，就是关于它的描写也是为小说增色的别具一格的特色道具。坐在车头，千山徐徐打开山门，倒坐车尾，看山门一重重掩上，是非常独特的体验，令人过目不忘。

火车与电影都是西方人发明创造，拍火车电影也似乎是他们更擅长。在西方，火车电影是一大类，正如西部片、公路片也各是一大类。火车电影中所有故事人物都集中发生在火车这个封闭空间里，是一种相对而言的隔离、悬隔状态下人的展现，没有外部环境可以借助，也没有外部因素干扰，于是人物形象被放置在最为突出的位置，往往要求塑造出各色鲜明生动的人物群像。这类电影能让演员过足戏瘾、彼此飙戏，也最好以高片酬请演技派出演。一般而言，火车电影适于那种侦探破案或者突发事件，这是由火车特定的空间、时间决定的。中国观众熟悉的火车电影也正是这两类，一部是《东方快车谋杀案》，一部是《卡桑德拉大桥》。火车电影也可以搬到船上，相对的影片是大侦探波罗的《尼罗河惨案》等系列豪华游轮片和《苦海余生》、《泰坦尼克号》等，同理，火车电影也可以搬到飞机上、飞船上，总之是封闭的空间。

因为火车电影的理念是西方的，用来衡量我国的火车电影都觉得学得不够彻底，主要是没有严格限制时、空。《铁道卫士》是一部关于保卫抗美援朝补给通道、与暗藏特务斗争的火车电影，特务在铁轨上楔钉子企图颠覆火车，安装炸弹妄图炸火车，都在最后时刻被公安人员解除。公安在奔驰的火车上与特务搏斗多时，但还是有大量火车以外的背景。《戴手铐的旅客》也是一样，虽然故事主要发生在火车上，却安排了不少回忆，突破了火车电影对于时空限制的规定。不知是中国导演没学到家，还是根本不太在意西方标准那一套？

其实火车就是个背景，道具，怎么用都成，只要能让人记住。有一部反特电影，特务在火车站向人问：火，火，火车误没误点？对方送上打火机，并告诉他，火车没误点。后来公安大海捞针一般挖这个在火车站调换提包、盗窃秘密图纸的特务，女公安反复念叨这句话，不明白有啥含义。她的小女孩笑了，说，妈妈结巴了。一语惊醒，原来特务是结巴。于是再审特务，公安语速颇快地激怒特务，最后一句经典对话是：你火什么？特务一着急，口吃起来：谁火，火，火了？于是特务暴露了。整部电影就记住这两句。

闲话凌叔华

作家凌叔华的文名，现在一般人不大了然；也许介绍她的丈夫就是那个被鲁迅骂出名的、写作《西滢闲话》的陈源陈西滢，或她的异国情人是大名鼎鼎的女作家弗吉尼亚·伍尔芙的外甥、英国文化精英荟萃的布鲁姆斯伯里小圈子的宠儿，更容易引起人们“啊”、“噢”的认知兴奋。如果再说到徐志摩引她为红颜知己，让她代为保管私密日记、书信，而美女加才女的林徽因，为要得到、看到这些东西，情急之下，在给胡适的信中全然没了风度、近于叉腰开骂凌叔华……这些类似八卦的民国旧事，且慢，先说正经的——

凌叔华的作品的确载入史册了——“中国新文学大系”这一套丛书，即是五四一代文人到了30年代有意识地回望、检点新文学成果，分门别类地将新文学作品经典化。小说几卷，散文几卷，诗歌，文论，都是由鲁迅、茅盾、郁达夫这样的大家担当选家严格选出来。鲁迅负责编选小说二卷，选入了凌叔华的小说《绣枕》。我一直觉得张爱玲小说中那些破落家族中的女性，比如《倾城之恋》的白流苏，《茉莉香片》中的冯碧落这类女性形象是有所本的，摹本也许就是前辈作家凌叔华的小说。待字闺中的小姐精心刺绣一对靠枕，绣一只小翠鸟就配了三四十种颜色丝线。这对靠枕送给父亲有意高攀的白总长——白家二少爷还没有合适的对象。结果这对靠枕被随意扔在椅子上，一只被白总长的醉酒客人吐上腌臜物，另一只又被打牌的客人踩上许多脏鞋印。小说写得极为简净，单写了小姐绣枕时的专注与后来无意中听到靠枕被污涂时的一怔。张爱玲小说中有一个意象，形容“她”是绣在屏风上的鸟，悒郁的紫色缎子屏风上，织金云朵里的鸟，年深月久，羽毛暗了，霉了，给虫蛀了，死也死在屏风上。这精致的残暴，比惯用的笼中鸟的意象更惊心。屏风鸟与翠鸟的意象似有着明显的牵连。只不过凌叔华描摹的是“高门巨族里的精魂”，而世易时移到了张爱玲出手时，这高门巨族已然破落了，但人物确有着某种承继性。

说起来两位女作家同是出身所谓高门巨族，张爱玲那华丽的家世自不必说，凌叔华的父亲凌福彭与康有为同榜题名，且排名比康靠前。只是康要变法，而凌福彭始终是袁世凯的得力干将，袁任直隶总督，彭做布政使，是袁的副手。袁曾三次派凌福彭去日本考察，凌福彭任天津知府时，天津是袁世凯推行改革的实验区。后来袁世凯发昏当洪宪皇帝，凌福彭也当然地积极抬轿子。如此显赫的凌福彭自是三妻四妾，儿女成群，而要在一群孩子中脱颖而出，得到父亲垂注，小叔华须格外努力、用心。绘画天分让她出位。父亲为她延请宫廷名画师，日后凌叔华的画名不亚于文名，陈师曾、齐白石等名画家都指点过她。而她的小说也的确有静态工笔画意。

但凌叔华本人绝不似她笔下那些传统女人，静静待等命运安排；在她温婉的外表下，掩饰着热烈的情绪，纵观她漫长一生，那是相当地努力、用心，要出人头地。举两个例子：

当她还是大学女生时，就鼓足勇气给周作人写信，请求当他的学生，学习写作。信写得既谦抑又“大义凛然”，将周作人收不收她做学生一事与女权、中国女子为人类做贡献这等大事体联系起来，周作人岂能不答应？后来凌叔华的处女作就是由周作人介绍给孙伏园发表在《晨报》副刊。

1924年泰戈尔来华，是中国知识界一场华丽大派对，从梁启超、林长民到逊位皇帝都很兴奋地参与接待、会见、宴请，鲁迅也去看了用英文演出的泰戈尔剧作《齐德拉》；但隔着岁月尘埃回望，灯火亮处，只见郊寒岛瘦的徐志摩与人艳如花的林徽因左右护侍着白髯飘飘的老诗人。当时报道亦只惊艳于林徽因，《晨报》有文章感叹中国“千金丽质，与泰氏周旋者，林女士一人而已”。这自然报道失实，且不提京城名媛陆小曼那天在演剧场门口卖剧报，凌叔华先是代表燕京大学写邀请函、后来更在家中招待泰戈尔。但有意思的是，凌叔华对这篇文章非常介意，写了文章反驳：“中国女子与泰氏周旋者，确不止林小姐一人，不过‘丽质’与否，不得而知。但是因她们不是‘丽质’，便可以连女子资格也取消吗？中国女子虽不爱出风头，像西洋太太小姐那样热烈欢迎，可是我知道北京中等学校以上的女士，已经有几群下请帖请过泰氏。”词锋颇健，倒是为中国女子争了面子，却也酸溜溜的。

这是没办法的事，任什么美女才女，遇上林徽因就美也不够美，才也不才了。不过那天陈半丁、齐白石、姚芒父等画家借凌府招待泰戈尔，凌府现磨的杏仁茶、订制的精美点心以及会画画的温婉殷勤的凌府小姐都给诗翁留下美好印象。第二年凌叔华还早早缝制一顶中国便帽，帽额镶白玉，送给泰戈尔做生日礼物。哄得诗翁高度评价：凌比林有过之而无不及。

泰戈尔的好评一定增强了徐志摩对凌叔华的好感。徐志摩与凌叔华的关系，徐说是知己，凌说是手足。外界有暧昧猜测。凌叔华写信给胡适撇清：“其实我们被冤得真可气，我自始至今都想志摩是一个文友，他至今也只当我是一个容受并了解他的苦闷的一个朋友。”两人一度热情通信，但通信那几个月正是林徽因远去、陆小曼未到的空白期，而信中那些容易引起误解的“疯话”是诗人惯有的热情，只要和他稍后写给陆小曼的《爱眉小札》比一比热度，即可明白诗人的分寸。至于将装有日记书信的“八宝箱”交由凌叔华保存，也是容受疯话的另一种形式，怕其中涉及林徽因的内容惹陆小曼吃醋。追不到林徽因，是徐志摩一生永远的痛，一寸相思一寸灰，那“八宝箱”就装着这锦灰堆。不过诗人也潇洒，曾笑言他死后凌叔华可以用它写传记，也对沈从文说过可以用它做小说素材，不过是一段生命的记录，也说过要将其中的康桥日记送林徽因留念。徐志摩是现代贾宝玉、中国雪莱，喜欢女人，或者说喜欢女人幻化出的他的美的理想。但他的理想美人还是有排名的，林徽因始终排在最前面。尽管婚后徐志摩对陆小曼指天画地赌咒发誓，那陆小曼吃醋、抽烟又为哪般呢？

而胡适对林徽因的欣赏更溢于言表，“八宝箱”风波，林、凌都找胡适评理，胡适明显站在林徽因一边，要凌叔华交出“八宝箱”，在日记里还颇不高兴地记了凌叔华一笔：“这位小姐到现在还不认错！”而林徽因被凌叔华的推三阻四气得抓狂，写信向胡适一通发泄，大意是：我从前不认得她，没有看得起她，后来因她嫁伯通（陈源），进了咱们留学欧美的朋友圈子，又有作品，觉得也许我狗眼看低了人，才大大谦让，真诚地招呼她。万料不到她是这样一个人！真令人寒心。凌叔华在逼迫下极不情愿交出“八宝箱”后，致信胡适，也气咻咻地写道：“算了，只当我今年流年不利吧了。我永远未想到北京风是这样刺脸，土是这样迷眼，你不留神，就许害一场病。这样也好，省得总依恋北京。”大有与朋友拜拜的挥手姿态了。

但当事人与当今学者都有猜测，凌叔华并没有全部交出“八宝箱”中的“宝”。据说她是要独占材料，为将来写徐志摩传作准备——但最终也并没见她写出。只是凌叔华一生都在怀念徐志摩，弥留之际还一遍遍问人：你见过徐志摩吗？令人不禁要多想想，到底她心里究竟怎样对志摩。或者像她的小说《酒后》描摹的微妙情形？夫妻二人在家宴请朋友，朋友醉卧小憩，夫妻俩也是微醺。朋友斯文、有才华，但娶了个不解人意的妻子，因此婚姻生活不尽和谐；女主人曾心仪这个朋友，现在更多是怜惜。男主人夸耀着幸福，许诺要不吝金钱，送妻子想要的礼物。不料妻子要的礼物竟是吻一下熟睡的朋友。这是典型的五四时期小说，沐浴欧风美雨的新人物、新道德，张扬人性。在文酒之风吹拂下，丈夫大度同意，于是妻子怯怯接近，却又急急逃开、不要kiss他了。小说给读者一点小刺激、一份小温馨，没有猥琐。

五四一代女性个性解放尺度蛮大，追求真爱，敢于出轨。凌叔华跟着丈夫去武大、上了珞珈山，闭塞的环境里遇上了朱利安，如火如荼闹了一场跨国婚外恋。东方情调中一个能文会画的才女，“和弗吉尼亚一样敏感”，“聪慧而有教养”，“她称得上是中国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这让带着猎奇猎艳绮思来中国的朱利安惊喜非常，寄回英国的信中写满对这个东方女子的盛赞。一个月后他就给妈妈写信说：“总有一天，您要见见她。她是我所见过的最迷人的尤物，也是我知道的唯一可能成为您儿媳的女人。”一个外教，在从教的文学院院长眼皮子底下恋上院长夫人。两人泛舟东湖，又找借口分头去北平。在北平自由了许多，朱利安high得很，他把北平比做巴黎：“能想象有比和情人一起去巴黎更美妙的事吗？她对这个城市了如指掌。全身心底爱着你，无比动人。对食物的口味无可挑剔，她是全世界最浪漫男人的梦想。”凌叔华还带他拜会齐白石，又赴沈从文茶会，见到中国文化界诸多人物如朱自清、闻一多、朱光潜等，当然朱利安的身份是外国友人、作家。

这一场情事终被陈源发现，他给妻子三种选择：一离婚，二不离婚但分居，三断绝婚外情而破镜重圆。凌叔华选三。这让沉浸在朱利安叙述中的读者很是意外，在朱利安留下的信件中，凌叔华爱到要殉情的地步了，之子靡他，怎么就戛然而止、回归家庭了？朱利安不名誉地提前结束武大课程，匆匆走了。这边陈源院长还要编个可信的理由向学生解释，而一干学生还以为保守的陈源赶走了激进的外教。后来朱利安在西班牙牺牲，武大学生开会追悼，陈源也坐在前排参加了。

凌叔华与陈源一直生活到老，感情如何不得而知。陈小滢曾问过老父何以没与母亲离婚，得到的回答是：她是才女，她有她的才华。陈源与凌叔华恋爱时就眩惑于凌叔华的才华，在他编辑的《现代评论》上一篇又一篇地发表凌叔华的小说，还大写文章夸赞女友文章，毫不避嫌。从凌叔华这边看，她一生最看重的也是要尽最大可能施展自己的才华。她和文学教授结婚，就等于和文学结婚。只是她没料到和谁结婚都还有一堆麻烦事。她抱怨做主妇的生涯，时间都是别人的，用人叫太太，孩子喊声妈，都分你的神，不管你正出神写什么。在一封致巴金的信里，她写道：“一个有丈夫的女人真是公仆。”她只生一个孩子，对唯一的孩子小滢，也似乎不大在意，不怎么管她。小滢说，在母亲看来，生孩子太痛苦，做女人太倒霉。而这位有才华的母亲对于女儿的告诫也很另类：一个女人绝对不要结婚。结了婚，绝对不能给丈夫洗袜子、内裤。绝对不能向一个男人认错，绝对不能。——估计凌叔华也没有为婚外情向丈夫认过错，对丈夫也从来不甚体贴，但她却——理直气壮。

对于婚外恋，凌叔华没有给出什么可资参考的史料，后人仅从朱利安单方面叙事中重构两人恋情，真实情形如何也很难说。我们知道的是，后来凌叔华一直与朱利安母亲以及他大名鼎鼎的姨妈弗吉尼亚·伍尔芙通信，正是伍尔芙的鼓励，促使她写出了后期重要著作《古韵》；五十年代她到英国，也是通过朱利安的母亲以及一些念旧的布鲁姆斯伯里成员的帮助，在异域成功办画展，打开个人事业新天地。朱利安留下的关系都被她充分利用起来了。

近来翻看陈学勇先生所著《高门巨族的兰花——凌叔华的一生》，不知怎么就留下这样一个印象：凌叔华一生努力，但许多事本来开了个好头，却不得善终。与周作人好好地做师生，不料夫君不通国情乱弹“闲话”，被鲁迅和周作人兄弟俩批得灰头土脸，连累她也难以维持师生交谊。与徐志摩交往大概是最脱俗的了，凌叔华记得诗人那些热情的信、热诚的话：“我想我们的力量虽则有限，在我们告别生命之前，我们总得尽力为这丑化中的世界添一些美，为这贱化的标准、堕落的书卷添一些子价值。”还有：“我不能不信人生的底质是善不是恶，是美不是丑，是爱不是恨；这也许是我理想的自骗，但即明知是自骗，这骗也值得，除是到了真不容自骗的时候，要不然我喘着气为什么？”然而，遗憾的是徐志摩死得太早了。与胡适交情也颇深，写信直呼“适之”，一时送鲜鱼，一时邀赏花，当然也少不了托胡适写条子办这事那事。因“八宝箱”两人之间存了芥蒂，但胡适对凌叔华、陈源一直还是照应、帮助的，凌叔华也依然托胡适的门路办事；但她为了“八宝箱”终难释怀，晚年不顾事实地说了胡适不少坏话，打断了本可以成为佳话的终生友谊。她当画家，在英国法国都成功地开过画展，但异国他乡懂中国画的人还嫌太少了；她当作家是成功了，但她的雄心更大，企望获诺贝尔文学奖，当然失落也大。

这只从高门巨族飞出来的凤鸟，五四新女性，有主见有个性，一辈子努力进取，也取得了成就，但她自己好像并不觉得幸福。

华丽家族

说到大家族，总要回到民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中国之政治命脉、经济命脉一度尽在其掌握中。看看毛主席新民主主义时期发表的文稿，经常提到并抨击四大家族。国，家，国家就是这意思吧？盛宣怀的孙女回忆盛氏家族往事，曾提到一件小事：她的丈夫、诗人邵洵美花了大价钱，从德国购买了先进的影写版印刷机，但是单靠印文学小册子总是亏本，于是她就去托姑姑想办法，最终从宋子文那里得了一桩印债券的生意。宋子文年轻时在盛宣怀家里当家教，教英文，还恋上了盛家小姐，虽然终因门第相差悬殊而好事未成，但情意还在。这点小忙还是乐于帮的。所以结识官家，自有这样好买卖。这算是毛文章所做论断的一个小小例证吧。

盛氏家族是清末办洋务起家的一个大家族，那本《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是盛宣怀的嫡孙女写的，因为写于70年代末又是为子孙们写的，并没有想到日后有出版机会，所以没有粉饰、比较真实地展示了这个大家族内部族人子弟的种种生活情形，从清末庚子年逃难、被国人诟病的盛宣怀死后隆重的大出丧，写到抗战时期邵氏兄弟有的抗日、有的附逆，一直到接受新社会改造、昔日大小姐参加街道工作灭蟑螂除四害……所忆时间跨度近一个世纪，是研究中国家族史的难得的史料。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崛起于反清的国民革命的。近些年报纸上也在翻腾“民国四公子”之类的民国往事。共产党要共产，讲大同，自是不讲家族的。不过现在媒体上也有“红色公主”之称谓。而“官二代”、“富二代”的出现，家族企业的壮大，也预示着新的高门巨族的诞生，有趣的是，回顾百年历史会发现，进步青年总是要逃离家的，离家出走才有希望。巴金的小说《家》，以及《春》、《秋》写的就是那时情形。宗族即有宗法，宗法社会一度是革命者要打破的封建藩篱。

其实早在五四时期，社会风潮很大程度表现在对于旧式家庭的逃离。五四青年对于家长的叛逆，最初表现在追求自由恋爱、建立摩登家庭。鲁迅小说《伤逝》中，子君与涓生正是这样的青年。只不过鲁迅的深刻与远虑在于还要问一句：娜拉走后怎么样？子君与涓生以自由恋爱建立的小家终于在社会的、经济的压力下，在自身的理想幻灭中解散了。

十几年后、二十几年后，作家也没有离开“家”这个主题。曹禺一系列名剧中，《雷雨》与《北京人》，都可以算作家庭剧，只不过《雷雨》是激愤地叙说，《北京人》是哀婉的调子，但主题都是与家作别。张爱玲小说从《金锁记》到《倾城之恋》，甚至自传体小说《小团圆》，也无非是讲着同一个故事：在旧式家庭待不下去的女人们，或被动或主动地走到社会上，最终还是处心积虑要把自己嫁给一个靠谱的人、把牢一个饭碗，从旧家到新家。

张爱玲亦是显赫名门之后，只不过到她一代，家事已在颓败中。父亲是个晚清遗少，终日颓唐，沉溺于烟榻，兴来时背诵诗文以寄托满怀愁绪；母亲是美丽的摩登女郎、一位离家出走的娜拉，她将一双小儿女丢给丈夫，挽着小姑子，踮着小脚出国留学去了。从张爱玲的一些叙述看，姑姑回国后，在公司里做职员、自食其力，给予张爱玲很多护佑与陪伴，而张爱玲的妈似乎是一直飘在外面，靠变卖家当古董为生，身边变换着中外男朋友，偶尔回到张爱玲的生活中，就是挑剔她举手投足的笨拙难看、指点她做时髦新女性，这种教育包括：教煮饭、洗衣，练习行路的姿势，看人的眼色，点灯后记得拉上窗帘，对镜研究面部神态以及“如果没有幽默天才，千万别说笑话”这类“潜规则”。张爱玲对于母亲的叙述中是有一股怨气的，这怨气其实是她对于母亲的永久的思慕。母亲总在千里之外的世界上游逛，时而从英国、法国寄回漂亮的衣服、玩具，偶尔回到身边却没有对女儿的宠溺，挑剔之外都是冷冰冰的对于生活道路的选择：你仔细想一想，跟父亲，自然是有钱的，跟了我，可是一个钱都没有，你要吃得了这个苦，没有反悔的……

张爱玲其实是该感谢母亲的。没有母亲一次次与父亲离婚谈判中坚持让她受西式教育，张爱玲很可能就在父亲指定的私塾里念念“子曰诗云”、到时候找个门户相当的没落子弟嫁了，像她小说中描写过的七巧、长安们委顿于大宅门的角落中。可以说，如果没有母亲闯出的新生活维度，绝不会有日后的张爱玲。从张爱玲的弟弟张子静回忆看，他们的母亲，这位出走的娜拉很是了得，她学美术，画画，做雕塑，说英文，学会了游泳，还在阿尔卑斯山滑雪，周游世界；她的做皮件生意的男友死于新加坡陷落的炮火中，她逃难到印度，曾经做过尼赫鲁两个姐姐的秘书；1951年在英国一度下工厂做女工制皮包。总之是享得了福、也吃得了苦，我行我素，做得了自己的主，一个新女性。张子静回忆，在姐姐逃到母亲那里后，他找过去也想和她们在一起：“我母亲委婉地解释她的经济能力要供养我姐姐读大学已经很吃力了，劝我要回父亲的家，好好读书。母亲说完这些话，姐姐和我都哭了。”——所以，张爱玲感受到的母亲的凛冽态度，实在是因为家以外的天地虽宽广、却也到处撞见冷冰冰的现实，这是新女性要面对的。1957年，张爱玲的母亲在英国辞世。那时张爱玲早已成名。这个家族最后是由两个离家的女人上演了华丽传奇。

一边是离家出走的人们，另一边——从另一个角度看，在20世纪大背景下，偌大中国竟也不容易安放一个家。家族的繁衍扩大，需要持续的安稳的社会大背景。20世纪中国太动荡，改朝换代加上阶级仇、民族恨，社会每一次转折、转型，都会改变一些家族的命运。《子夜》应该算作社会小说，但也正可以从社会角度看中国家族之不能延续——那个吴老太爷，该是中国农村经济凋敝的象征，他一进城市便一命呜呼，其时，多少中国田园式的耕读之家都已成为荒芜的废园。接下来那一场中日战争，又毁掉多少四世同堂。老舍写得分明，祁老人的对于四世同堂的一点念想，在“皇军”的膏药旗下，破碎得那样惨烈。

日本入侵，对于中国家庭的破坏是巨大的。一些颇具实力的大家族也不可避免地被摇动了。著名的“合肥张家四姐妹”的大弟弟张宗和，写过一本小册子《秋灯忆语》，记述了抗战时期的家事国事，颇为真实——

“张老圩，我们的老家，有将近一百年的历史，是在合肥县城和六安县城之间，离这两个县城都正好九十里……全圩子一共分为三个宅子，以位置来分，我们称之为“西头”、“中间”和“东头”。每一个宅子大约总有五六进房屋。四座宅子的外围是围墙，围墙外面是壕沟，壕沟里面的水是从附近小河里引来的，是活水，所以不大容易干。围墙的四角都有更楼，是防土匪用的。大门我们通常叫闸门……门上题着“水抱山环”四个大字。”

就是这样一个名门望族，在这样一个世外桃源一般风景优美的地方也不能待了，日本人逼近了。于是，“在吃年夜饭的桌上，全家开了一个家庭会议。父母和最小的七弟在乡下，其余的人全部都到武汉找工作。……家麟和家训兄妹二人先从六安搭车经叶家集、商城、麻城来到武汉打前站。以后兄弟姐妹们也都陆续来到武汉。有的留在武汉找工作，有的继续向西到重庆成都。”

第二段引文，是引自张宗和的自传体小说《烽火》，除了名字是虚拟的，行动、故事大体都是他本人和兄弟姐妹们的真实经历，可以与《秋灯忆语》互文参看。

张宗和的两种文本的特殊价值在于——以往文学作品反映的多是两极对立阶层，一方面是流民图、伤兵乞丐难民潮，一方面醉生梦死、朱门酒肉臭——而他提供了以往少见的大户人家、中产阶层在战时的生存状态。

这个大户人家之大，也在于子女多，十个子女中四个女儿貌美如花又是受高等教育的才女，其中一个嫁沈从文，一个嫁周有光，都是人尽皆知的佳话。其实大姐的婚姻也颇为传奇，她是昆曲迷，堪称狂热粉丝，倒追一位昆曲艺人，最终喜结良缘。而后来远嫁美国汉学家的四妹据说更是才女中的才女，书法功底深厚，才多貌美，当时颠倒众“生”，令诗人如卞之琳者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还有众多兄弟的人生故事呢……“张家”如果有人细细为之作传，必是中国百年历史的一个缩影。

即从张宗和的视角看去，比如流亡生活，亦有其独特的体验。作为清华大学历史系毕业生的张宗和一路上还算从容，至少比钱钟书小说《围城》中赶去三闾大学的方鸿渐一行人舒服得多。不仅川资充裕，人脉也是资源。一路上有银行副理、清华校友以及阔亲戚的帮助、接待。这位从小在四位姐姐关爱下，性情柔和的张家公子，好美食，爱玩乐，即使战时生活艰苦也不忘下馆子、看电影、听戏唱昆曲，更有与妻子的儿女情长、小情小趣。但是战争的阴霾也的确笼罩着他的生活，并且在这个本可以生活得轻松愉快的人的身上刻下悲情的烙印。与妻子的恋爱与结合，在烽火映衬下本已匆促潦草，岳家因战争而从富户坠入贫困，岳父惨死于流亡路上，岳母身患重疾无法医治；随他一路流亡的妻子是个肺病患者，几年战时生活的摧折终于令她死于25岁那样还是花季的年华，留下一个几岁大的女儿。这样的悲欢离合足以刻骨铭心了，这个原本可以生活轻松无忧的人有了沧桑苦痛。虽然在国破家亡时刻这不过是最为寻常的伤痛，而这寻常的伤痛不正是那个时代最广大深厚的真实的底色？

当然，寻常百姓、芸芸众生之外，革命者自有高蹈的人生境界，流血牺牲，何以家为？革命者的家庭往往是——爹不是亲爹，奶奶也不是亲奶奶——《红灯记》中小铁梅的家是革命者零落牺牲后不同姓氏的祖孙三代人组成的，革命家庭。

但革命的经，也有念歪的时候，有人发现，“文革”时八个样板戏里的“高大全”人物都是没有家庭的，即便有也是按下不表。胡司令问：阿庆呢？阿庆嫂从容对答：去上海跑单帮了。于是沙家浜、春来茶馆里就只见一个女共党在与敌周旋。《杜鹃山》里的党代表柯湘用“家住安源”一段唱词交待了家庭成员惨死牺牲情况，然后整出戏就只表现乱云飞渡、革命者峥嵘岁月了。战争时期如此匆促，也许可以理解；和平时期的方海珍（《海港》）、江水英（《龙江颂》）也不见她们有丈夫、孩子，江水英累了、病了，没有家人的她，只好由邻居老爷爷上门送碗鸡汤慰问。公而忘私、大公无私，狠批私字一闪念，斗私批修，当时整个社会都在唱这样的高调，文艺作品当然不可能表现一己之私，当然只好舍小家顾所谓的“大家”了。正经于是变得荒诞不经了。

建国后基本国策是超英赶美、向共产主义冒进，还办了一阵子让妇女颇为开心的公共食堂，妇女如电影里的李双双，可以不用惦记着给丈夫擀面条、在家做饭，直接上水库工地挑土担石头、大干社会主义了。农民房前屋后的自留地也曾被批“资本主义尾巴”，遭割除。这样的社会实践当然都失败了。后来的改革开放，最先从打破大锅饭、包产到户开始。到现在，富裕的国人开始追念祖先，纷纷寻家谱、修家谱。不过其中亦有攀附显贵、硬要给史上名人当世孙的，有的还声称有八分之一，十六分之一的洋血统，推算起来，大约那是和八国联军联的姻。

乱世情

一

《倾城之恋》，《霸王别姬》，《乱世佳人》——寻常情爱衬着乱世的苍茫底色，总是格外动人。比如两萧的车站，车窗后，萧红惨白的脸，汪着泪水的大眼睛，望着站台上来回走动的萧军：英武依然，却落拓孤单。真的从此别过？

曾经闹过，别过。萧红一个人逃东京，逃北京，最后还是回来——只是让彼此明白，那从困苦中一起生活过来的生命的历史，一旦要割舍，总得几经反复，撕扯得血肉模糊、痛彻肺腑。而这一次抗日烽火将乱世离别映照得分外惊心，生离或许就是死别。

骊歌响起。那是丁玲的西战团的年轻团员们为萧军唱的。这个鲁迅的弟子，著名作家，在国难当头时刻，要投笔从戎，一个人到五台山打游击去。萧红苦苦劝他珍惜写作，他说，难道作家的命就比农工兵士的命更宝贵？

挥别在即，纷乱的站台，纷乱的思绪，车窗后萧红惨白的脸，汪着泪水的大眼睛。是哈尔滨的冬夜抑或上海春宵，好像比赛似的写作中，常望见萧红打个呵欠，大眼睛即刻盈满泪水，像个困极了却贪玩不想睡觉的孩子。萧军便要取笑她：别硬撑了，去睡……萧红呢，不肯。有时写作思路不畅，萧红就偷偷画张素描——萧军埋头写作的后脑勺。两人笑闹一番。萧军的心紧缩一下，眼睛酸热。刚刚他悄悄托付丁玲照顾萧红，说她太单纯，身体又弱……但他也说了萧红不适合做妻子，尤其不是我的。

“两萧”，新文学史上的佳话，在战时西北那个小车站走到了尽头。抗战八年太漫长，悲欢离合的情事太多。有的结束，有的开始。

二

老舍与赵清阁的情事起始于战时重庆。如果没有抗战打乱了正常生活节奏，造成一种悬隔状态，闺秀做派的赵清阁与人到中年、周到世故的老舍很难生出什么情感瓜葛。也许战争中人们情感激荡，人性展现得更彻底；加之抗战中交通不便，家人隔绝两地，也造成了情感旁逸斜出的机会。那时有所谓“抗战夫人”，说的就是这乱世情缘。而战争结束，这许多情事即告结束。找门路，托关系，用金条买船票、买机票，急着去哪儿？回家。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但是老舍不想回家。1948年老舍从美国写信给赵清阁说，我在马尼拉买房子，为了重逢，我们到那儿定居吧。这是20世纪80年代《新文学史料》主编、诗人牛汉去上海组稿，到赵清阁家里，赵清阁拿给他看老舍信的原件上的话。但是，赵清阁没有将这封信拿出来发表。在她晚年编的《沧海往事——中国现代著名作家书信集锦》中有四封老舍写给她的信，也没有这一封。应该是有意不收的吧。

在信中，老舍称赵清阁“清弟”、“清阁”，落款“舍”，而还有别一种称谓是赵清阁有意抹去、却被学者发掘出来：“珊”与“克”。这是赵清阁根据英国小说《呼啸山庄》改编的剧本《此恨绵绵》中爱到狂暴、灵魂纠缠的一对男女主人公的名字的简称。这与老舍一贯的温良恭谨、循规蹈矩的形象大相径庭！老舍是连说笑话、幽默也有分寸感的人啊。这人出身寒微，从小一路勤谨、努力，要在社会上立足，有面子，少年就老成，从不敢放纵自己，待到有了些名望，更不能有闪失……而这一次情爱，却让他失去常态。“他不能恢复他以往的平静，他不再像从前想得那么多，那么周到，那么世故了；一个直觉的概念支配了他，使他失常，使他发狂，使他不暇顾及名誉地位，不暇顾及妻的吵闹和孩子们的哀求！这概念便是至尊的爱！”这爱“冲淡了常常苦恼着他的那些理性上的矛盾”，“燃烧起埋葬了许久的热情”，导引他忘了现实，勇敢地“迈向诗一般境界，梦一般的宇宙”——引文摘自赵清阁1947年写的小说《落叶无限愁》。

赵清阁在文学史上以剧作家闻名，小说并不是她的长项，这一篇也表现平平。1981年，在小说发表30多年后，赵清阁为自己早年这篇小说写了《小析》。说是小析，却不见惯常文学批评或赏析的套路，只将那个30多年前写的故事再讲一遍：男女主人公，教授和女画家，在抗日风火中建立了患难友谊并产生爱情，那感情含蓄、隐晦，两人沉湎于空中楼阁。抗战胜利，和平降临，现实无法回避：教授是有妇之夫，而且有两个孩子，他俩不可能结合，也不适宜这样默默地爱下去了。女画家走了，她要诗一般梦一般结束这本不现实的爱情。人到中年的教授在情感煎熬中，想离婚，却拿不出妻子向他索取的赡养费，又怕妻子闹到学校、闹上法庭，闹得他在社会上身败名裂。他踌躇再三，最终，爱情使他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他把所有财物留给妻、子，急匆匆追赶画家。在上海，因找不到画家，情急绝望中，赵清阁让男主人公像《呼啸山庄》中的克一样凄厉地呼唤画家的名字，而病在医院中的画家也居然幻听到了这呼唤——爱情产生了超自然的力量——陷入爱情中的赵清阁并不为自己毫无创意地模仿老套浪漫情节而害羞，或者也许她正是用这人尽皆知的经典桥段来向世人昭示她的爱情呢。画家与教授又见面了，又是沉浸在诗里梦中了。好景不长，教授的妻子拖儿带女找来了，不能不面对。画家清醒，或者是她怀疑：中年人的感情本质是世故的，偶然的天真不可能持久。一旦理智苏醒便会懊悔。于是她决定及早刹车，自己承担眼前的痛苦，成全他们的家庭。于是她又一次不辞而别。落叶寂寞地埋葬了教授的灵魂，而画家将身心寄托于艺术。

这小说怎么看都像是作者情事的自叙传，而隔着30多年的岁月，又将那个故事、那场情事再作回顾，该是怎样的一番思量？1948年老舍在美国写信给她，那个定居马尼拉的计划，应该是真心郑重的承诺。不知经过怎样，后来的结果是老舍归国，还家。也许我们永远不会知道属于个人隐私的真实情形、当事人内心的纠结与挣扎；但当时大背景是：新中国吸引着爱国知识分子，更何况老舍是被周恩来点名召唤回国。天平的两端是赵清阁与家庭，老舍的取舍已是破釜沉舟了，如果再加上“国家”，“事业”的砝码，对于老舍这样一个人，很难不向另一边倾斜。

而赵清阁始终是将爱情放置在诗与梦的境界，她怕现实腐坏了爱情，竟先行了断这爱情。据说她信中有这样的语句：各据一城，永不相见。这对于老舍而言不啻为一声断魂枪，从此，老舍是一个受了内伤、黯然失魂之人，尽管我们没有看出来，尽管表面上他还风光了几年，《龙须沟》、《茶馆》取得世人瞩目的艺术成就，被誉为“人民艺术家”。老舍达到他事业荣耀的顶峰。从此，赵清阁居上海，老舍住北京。

他们俩的“双城记”又是如何搬演的？只有那四封信透露了些消息。开始，赵清阁似乎决绝到连信也不写，在以“克”、“珊”相称的那封信中，老舍写道：“许久无信，或系故意不写。……我也猜得出，你愿我忘了此事，全心去服务。你总是为别人想，连通信的一点权益也愿牺牲。这就是你，自己甘于吃亏，绝不拖住别人！我感谢你的深厚友谊！不管你吧，我到时候即写信给你，但不再乱说，你若以为这样做可以，就请也暇中写几行来，好吧？”这封写于1955年4月的信，是老舍记着赵清阁生日快到了，祝健康快乐的信。而健康和快乐恰恰都是赵清阁所缺的。在几封信中，问病是一个经常的话题。如1957年一封“昨得函，始知你又病了。我前日给家璧函，提到我的关心，叫他去看你。切盼你病况急速好转，好多服务。”又如1964年一封“昨得家璧兄函，知病势有发展，极感不安，千祈静养，不要着急，不要苦闷。治病须打起精神去治，心中放不下，虽有好药亦失效用！练练气功，这能养气养心，所以能治病！……前者，舒绣文在沪时，曾有名医为她诊治。她亦将赴沪，请向她打听。”身病、心病，都是老舍的牵挂。牵挂而不能相见，托友人代为探看。赵家璧是一位殷勤的使者，多次替老舍探看赵清阁，也曾替赵清阁捎茶叶给老舍。有朋友去上海见到赵清阁或从上海带来赵清阁的消息，老舍就欣慰，否则就焦虑。如1956年一封“昨见广平同志，她说你精神略好，只是仍很消瘦，她十分关切你，并言设法改进一切。我也告诉她，你非常感谢她的温情与友谊。”又如1957年那封“近日想念甚切，因王莹由南返京，说在沪没见到你。我甚不放心，也不敢写信，怕你或在积极学习中。”见与不见，都是思念。朋友见了，也仿佛是自己见了。当然通信中也讨论剧本，北碚那时两人合作创作剧本、共同署名的情景，必然时浮现眼前。

学者傅光明多年前做《老舍之死口述实录》，近年为写“老舍传”多方搜求资料，竟找到韩秀——50年代曾为老舍与赵清阁传递消息的人，听她讲述如何在老舍浇花时偷偷将她清姨的信塞在他手里而不让他夫人察觉，老舍又如何将偷偷攒下的一笔稿费800元交由韩秀的外婆（也是赵清阁的远房婶婶）寄往上海正在困厄中的赵清阁。80年代，赵清阁跟韩秀说起老舍不再说“你舒公公”如何，而是“老头儿”如何，俨然老夫妻那种称谓。她告诉韩秀，老舍沉冤太平湖，是造反派为了消遣她才告诉她的，从此几十年晨昏一炷香。

董桥对于老舍与赵清阁有一份理解的同情：“老舍先生满心是传统读书人的怯懦，卷进两难的深谷中他一边忍受那份缺陷一边祈盼一份团圆，最终注定的是缺陷越陷越残缺，圆满越盼越难圆。幸亏赵清阁是旧派闺秀，天生花好月圆的慈悲心肠，画一幅小小花鸟都画得出那份怜惜，眼前老舍无告的抱恨她不会陌生，也不无遗憾，更不惜宽宥。”

如果站在老舍的夫人与孩子的立场上，又该有另一番感怀吧。胡夫人为了保全她的家，在战争中拖儿带女万里迢迢、辗转走了三个月到重庆找老舍，这也很悲情吧。

三

写过《倾城之恋》的张爱玲，早在大学的习作有一篇就是《霸王别姬》，后来的《色戒》更是惊心。乱世情，是她的小说比较关注的人生情境。不料她自己演绎一段情爱故事，也偏偏遭逢乱世，正是一段乱世情。

张爱玲与胡兰成彼此吸引的是才华，所谓惊才艳艳。才子才女的恋爱，就是关在房里整天整夜地引经据典、说文解字，以至于男的忘了耕，女的忘了织，全不管乱世何世，今夕何夕。

张爱玲让香港倾了城来使她笔下的流苏与范柳原彼此获得一点真情，而她自己却没有那样的幸运。尽管她一片痴情、甚至不顾民族大义、政治取向相当不正确地向那个逃亡中的汪伪附逆“张招”、“张牵”地遥望，还路远迢迢去探视，最终却发现自己爱上的不过是个滥情的所谓风流才子，那样高蹈的一个人，落入了中国老旧传统中俗不可耐的俗套。

奇的倒是胡兰成这人，似乎乱世里也没有多余的悲怀愁绪，逃亡中一路拂柳分花，于陌上桑遇罗敷女，小周大周，情事不断，沾沾自喜。是淡定是修行是无耻是乖觉？是乱世里乱了方寸的一晌贪欢，是末路穷途中自欺欺人的愿景、歇斯底里发泄？不得而知。乱世里也自有各色人等各样情吧。

谁的故居诉说着往事

鲁迅一生在绍兴、北京、上海都比较长期地居住过，三地都保留着他的故居，供人瞻观。北京的故居，被包围在鲁迅博物馆内，几间昏暗的小屋，显得逼仄，透不出气似的；与许广平恋爱时通信里提到的那间带有大玻璃窗的“老虎尾巴”，也不如想象中别致；而一株是枣树，还有一株也是枣树，这著名的两株枣树也不似鲁迅文章描写的那样，于默默中满蕴着刺向夜空的情绪。这里没有多少鲁迅的气息。在它的过道上颇为惆怅地茫然四顾，恍惚间看见朱安女士苍白的脸一闪，单薄的背影，撇着八字脚悄没声地拐进一扇门里了。朱安在这里住的时间比鲁迅长得多。

相比之下，绍兴满城都罩着鲁迅的氛围，特别是百草园鲁迅故家的门前屋后，少年闰土腼腆红润的脸庞与麻木恭敬叫一声“老爷”的中年闰土似乎会同时出现；细脚伶仃的“豆腐西施”也会随时倚门哗笑；塾师出了三味书屋，端肃地走在青石板路上；高高的当铺柜台上露出半截脸，投下一道目光；而河边桥下一艘由孩子们驾驶的夜航船悄然离岸，驶向灯火通明的社戏舞台……这一切处处印证着鲁迅作品中的绍兴。

而上海的鲁迅故居是在萧红、梅志们的回忆中早已清晰地展现出来的：楼下如何布置，楼上鲁迅的书案，眠床的位置，躺椅背上搭的薄毯，海婴跑上跑下的楼梯，许先生挂在窗外风干的一网兜荸荠……在这里曾有那么多次友人聚会，深夜聚谈，最后是——他的病，死。上海十年是鲁迅最成熟深沉、杂文益发老道精粹、地位与声望达到顶峰的时期，但是不知为什么，这里藏着悲怆的况味——读他这个时期写的信，也有这样的感觉。

上海这个城市，风格是太“海派”了。这里是冒险家的乐园，青帮红帮在这里啸聚，左翼右翼在这里较量，租界里的洋人，证券交易所的商贾，咖啡馆里的文人，灯红酒绿，霓虹闪烁。茅盾《子夜》中，乡下的吴老太爷一到上海，就被现代大都市缭乱的声光电以及女人暴露的胳膊大腿刺激得一命呜呼了。

《子夜》称得上是把到上海（也是中国）的经济脉动的小说。茅盾自改革《小说月报》、参加共产党“一大”就住这里了。但要说看茅盾故居，不论上海还是后来他长期居住的北京，都不如乌镇更有他的气质。乌镇，特别是还没有改造成旅游景点的西栅，去那儿一看，正是他的《林家铺子》的背景，典型环境。电影《林家铺子》就是在那里拍摄的。就像去天津看曹禺在意风区的故居——他父亲，一个退职军人置下的房产，虽然也是小洋楼，里面的房间却多而狭小，一扇扇的门，不够通透，令人想到雷雨将至前的沉闷；而转过街就是梁启超的饮冰室，那轩敞的门厅，开放的大书房，高大的书柜，宽大的书桌，处处显示着一个大人物的气魄；进门大厅里迎面挂着他的学生蔡锷将军的大画像，老师挂学生的画像这在中国少见，正昭示着开阔的胸怀。而“康梁”的另一位——康有为，晚年在青岛的居所，面向松树、大海，有些荒凉，但境界也是阔大的。居所与人，有一种互相印证的关系。

城市与人的关系则较为复杂，特别是像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上海不是哪一个人的，或者说，有鲁迅的上海，茅盾的上海，也有萧红、萧军的上海——萧红、萧军如今天的“北漂”，那时只是漂在上海，幸运地在鲁迅呵护下，写的却是遥远的东北。萧红的故乡呼兰小城她的家，和普通东北人家一样的住屋与菜园子，似乎与萧红没有什么精神性联系。萧红那时一心要离家出走，走到哈尔滨，去北京，去青岛，去上海，去日本，去武汉，去香港，正如她的诗：从异乡又到异乡。萧红是流浪者，追寻者。丁玲又何尝不是这样？从湖南常德出发，到上海，到北京——其实五四以降的新文学作家，离开故乡后，走的是大体相似的路向——向新思潮汇聚的地方去。北京、上海、广东，一时汇聚多少天下英才！然后抗战，内迁四川，然后有人留在重庆，有人去了延安……在流亡与追寻中，他们没有固定的居所。

而在鲁迅、丁玲、萧红那一批文人离开上海五六年后，在沦陷区上海，张爱玲横空出世，如她那本《传奇》的封面上、那个现代女郎侧身突兀地闯进仕女图中。张爱玲是另类，她有自己的路径，非主流路径。

张爱玲与上海、与香港的关系，都是亲昵厮混式的融合。这是新一代城市中长大的作家，远离了乡村中国。在她租住过的公寓楼上，她与姑姑、与女友炎缨俯身下望的阳台，隔着半个多世纪看过去，仿佛她刚刚转身进屋、留一句低声戏谑如碎纸片如断翅蝴蝶飘然洒下来。而屋子里，是胡兰成描写过的、如《三国》里孙尚香的闺房那样有“兵气”的陈设：夸张的西式家具式样与黄灿灿的颜色刺激，一派现代文明浮华喧嚣的张扬，丝毫没有预想中的淡雅书卷气。这个名门望族的末世女儿，后来为臆想中爬满生命华袍的虱子所惊扰，在美国频繁搬家，再也没有做张做致的气力，也没有道具，只剩几只纸箱。张爱玲一辈子也没有得到一个安稳的家——童年时父母争吵、母亲离家出国游荡，青年时遇人不淑、与胡兰成求不到“现世安稳，岁月静好”的终局，中年在海外与美国丈夫赖雅的老少配、更像是暂栖——所以在《小团圆》的结尾，这位标新立异、粉丝无数的女作家展示她梦中愿景：最普通平凡、却是她始终没有得到的sweet home——连她本人也自嘲，说是“俗艳得像着色的风景明信片”——“青山上红棕色的小木屋，映着碧蓝的天，阳光下满地树影摇晃着，有好几个小孩在松林中出没，都是她的。之雍出现了，微笑着把她往木屋里拉。非常可笑，她忽然羞涩起来，两人的手臂拉成一条直线……”但这也只是女人的家，不是作家的家。作家的家，想来还是张爱玲在上海租住的公寓，那是弗吉尼亚·伍尔芙定义的写作的女人该有的“自己的房间”，她在那里写小说、成名，然后接待来访的胡兰成，倾谈，倾慕……人生显现华美的一面，“虱子”尚未来袭。但张爱玲意识到那“惘惘的威胁”。

与张爱玲在1949年之后抽身远引不同，大部分作家为新中国的建成而由衷地感到欣悦。胡风由于文艺思想问题，之前在重庆、在香港都已受到来自党内正统理论家的批判，在建国之初，他的处境有几分微妙的尴尬。但他仍热情饱满地写诗，歌颂新中国诞生，兴致勃勃地要求到北京工作，并计划营造自己的安乐窝了。他写信给在上海的梅志说：“生活上一直都是由你操心，这次我一定要为你尽力，为你们安排一个舒适的住处。”他花2000多元买了一个小四合院，花3000元重新翻修，折腾了几个月。这座位于地安门内太平街甲20号、由胡风亲手打造的家，有四间北房、两间南房、三间西房，东房是厨房。胡风还亲自到花店买了四棵花木，一棵丁香种在女儿住的房前，也是他的书房的窗外；一棵桃树种在他们夫妇住的房前；一棵杏树种在小儿子住的窗前，说是让孩子在床上就可以看到杏花，看到杏儿长大，可以有杏儿吃；最后一棵种在前院花池中。小院安静，位置也好，出胡同不远是北海后门，离什刹海也不远，夏晚散步到银锭桥上赏月很是惬意，而子女也可就近上学。夫妇感慨结婚20年，总是漂泊，躲暗探，逃难，从没有安居过，现在新中国成立了，该有个像样的家，过过好日子了。

那时作家圈里兴起一阵买房风。老舍买丹柿小院，丁玲买多福巷16号院，都在王府井附近，大家的想法、心情也都是同胡风一样吧。丁玲将失去音讯10年的老母亲接到北京安享晚年。从几张照片看，丁玲多福巷这个居所很不错，庭院树木扶疏，客厅宽敞明亮，墙上挂着字画，瓷瓮里种着绿植，花瓶里插着几只孔雀翎毛。常有中央文讲所的学员们来座谈；一张老照片上，作家刘白羽、白朗，摄影家吴印咸在院子里与丁玲、陈明夫妇合影，时在1954年。而老舍在他的院子里殷勤愉快地侍弄他那些花花草草，勤奋写作，并经常招待北京文联的作家们，从附近的萃华楼饭庄订的鲁菜……

遗憾的是，胡风和梅志在这个温馨的小院里住了不到三年，胡风案升级为“反革命”，夫妻俩在1955年5月17日凌晨被公安部人员带走，从此再也没能回到这个家，再也没有见到这个家——小院连同太平街都没有了，那里盖大楼了。

太平街，不太平；多福巷，福不多——1957年反右，丁玲被打成右派，前前后后的多福巷中的日子充满焦虑、痛苦。有一张丁玲与陈明在多福巷家中的合影，那是陈明去北大荒之前临别留影，虽然他们约定“不流眼泪，不唉声叹气。振作精神，面对未来”，但照片上两个人神情凝重。陈明走后，多福巷的院落空荡荡的，此时自然不会有人登门拜访。丁玲一个人闷在家里，读外国小说，在巨大的精神苦境中煎熬。最终她决定离开北京文艺界这块是非之地，去北大荒。1958年6月，丁玲离开北京。

1966年8月24日后，丹柿小院中的种花人已不在人间。而就在这一年2月，刚刚在秦城监狱关了10年的胡风，被勒令离开北京、去四川安家，胡风感到这是对他的终身放逐。悲愤绝望中，他还曾给老舍写过一封告别信——

舍予公席下：

共患之情不能忘，相隔之境不必通；出沐自由空气已月余，不应、因而也就不曾动过致候左右之心。

现已受命明日远戍，以阶下之身，所谓“辞行”，虽不一定是俗套，但此身此境只能成为对您的无礼之妄事。但回忆到相濡以沫的合辙之日，微末的悲欢竟未全消。当此后会无期之际，不寄奉片言略表多年来对我关怀的感谢，尤其是对我规劝的歉意，实不易慨然向茫茫前途挥袂而去也。

祖国正在华年，群芳竞放当指日可望，文事又正如稼穑，非撒下滴滴的汗水以至心血则不能幸致，足下深知此中甘苦，又正在境顺年盛之期，千祈珍重，珍重！

……

胡风与老舍在抗战时期的文协同事多年，相处愉快，胡风看老舍是个正直的人，也是心里有数的明白人，故有这样一封令人感慨万端的信。他怎会想到眼下“境顺年盛”的老舍，几个月后竟沉湖惨死？那么当日收到这封信的老舍，心中会起怎样的波澜？他写了回信吗？其实是胡风隔绝世事太久，当时老舍处境已在悬崖边上。1964年以后老舍觉得慢慢被遗弃了，人艺不找他写戏了，文联组织活动有时也不叫他。老舍之子舒乙回忆，一次老舍从外面回来，带着微笑，话却说的凄凉：“他们不晓得我有用，我是有用的，我会写单弦、快板，当天晚上就能排——你看我多有用啊……”那一年老舍生病住院，没一个朋友来探望，他心里很明白。

死者长已矣，生者且偷生。胡风、丁玲这样的人物被发配或自我放逐到四川、北大荒，而普通文化人集体下放“干校”。干校，应该算作一代文人的集体故居吧。

待到一切拨乱反正，待遇恢复，国家专门盖了高知楼，前门有一片，住着端木蕻良、韦君宜等人；复兴门木樨地有一片，住着胡风、丁玲、曹禺、周海婴等人；这也是集体故居。住在高知楼时，这些作家都已步入老境。丁玲还奋起创办文学刊物《中国》；胡风顽强地写他的回忆录，梅志悉心照料他……

我因工作走进几位作家的家已是90年代，丁玲、胡风都已逝去。陈明先生还在为丁玲忙碌着，管理她的作品出版，参加丁玲研讨会，写文章澄清真相，为丁玲辩诬。梅志先生回答问题非常质直，待人是诚恳的好，没有虚礼，她家里有一只高脚瘦猫，毛炸着，吓得我惊叫，梅志先生一边安慰我一边敏捷地把猫呼引到另一间房里……曹禺先生，我见了他的本人，心里却觉得不像——也许是带着阅读、观看《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的印象吧，那是激情青春的印象，连颓唐都是年轻的；而眼前的曹禺先生已是暮年，体态虚胖，态度蔼然，神情却有一点“空”。只是在说到他写《雷雨》激情澎湃、才思敏捷的状态时，他才瞬间焕发了神采，仿佛回到他的才华横溢、英姿勃发的年轻时代！那是他创作的黄金时代。他一生最重要的几个剧本都在那时、他非常年轻的时候就完成了。此后再也没有出现那样的状态。

诗人怎能不歌唱

开国之初，诗人怎能不歌唱？新中国，诗意盎然的政治领袖曾在期盼中将她比作隐约在遥远地平线上已露出桅杆的航船、躁动于母腹中的婴儿、喷薄欲出的红日，如今驶近了、诞生了、日出了。诗人们怎能不歌唱？他们歌唱领袖，歌唱祖国，歌唱新时代，歌唱劳动者，颂歌当然是50年代初诗坛主旋律。

但是唱颂歌的诗人也会挨批评。

1950年5月15日胡风致艾青信：“我到上海三个月了，什么也没有写。一动笔就要挨骂。觉得有趣得很。而且，不动笔也要挨骂，因为国统区写过一点的。现在才懂得了何其芳同志在文代会后说的话：不能给国统区作家有创作机会。但当然，国统区作家也大约不是一概而论的。”

胡风的遭遇是老问题了，在他这位国统区左翼作家与“正统”左派之间早就存在着思想的分歧与派系的纠葛，胡风处境尴尬。他的颂歌之作《时间开始了》，也被认为是“依然用革命小资产阶级的眼光、情感、手法，去看，去表现”（臧克家），黄药眠更为直截了当，撰文说：“我认为这首诗是写失败了的，这原因是作者没有群众观点，不了解革命，缺乏实际斗争的经验。正因为作者自己缺乏他所要歌颂的英雄们的素质，因此在歌颂革命，歌颂领袖，歌颂人民的时候，他并不能够把握到真实。他往往逞他自己一时冲动性的热情，一片空喊，而中间更间杂着许多作者个人自己的述哀，私人的牢骚，和从过去残留下来的失败主义的哀伤，这就使得他的诗篇失色了，因为有着这许多缺点，所以他的社会效果也是不会好的，它既不能加深读者们对于革命的了解，又不能提高他们的斗争意志，更不能代表人民表现出革命胜利后，乐观和鼓舞之情。”

似乎，“写什么”和“怎么写”之外，还有一个“谁来写”的问题。“小资产阶级”的胡风，尽管前置一个“革命的”定语，似乎也不配歌颂英雄，不配唱颂歌。这仿佛是贡献于神案的贡果，遭到了嫌厌。

诗人卞之琳遇到的是另一种情况。这位写诗好似将优雅的谜题隐藏在精致的七巧板上又闲闲地打乱了的诗人，被人指责的最大“缺点”是晦涩难懂。他的《天安门四重奏》，发表于1951年出版的《新观察》第二卷第一期，当时就受到批评。《文艺报》刊登读者来信，都是这样的题目：《不要把诗变成难懂的谜语》，《我们首先要求看得懂》。文章说，作者过多地在形式上追求，将一些字句轻易省略、倒置，创造了一些不明不白的意象，使人如坠五里雾中；诗的主题是歌颂天安门歌颂新中国，但是整个诗篇所给予读者的，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印象，以及一种迷离恍惚的感觉。

写过“你站在桥上看风景，看风景的人在楼上看你……”以及“友人带来了雪意和五点钟”的卞之琳，在这新时代里遇到新问题，他在一篇检讨中说：“我当初以为《新观察》的读众大多数也就是旧《观察》的读众，只是刊物从本质上变了，读众也从本质上改造了。我以为这些知识分子对这种写法大致还看得惯，那么只要诗中的思想性还够，多多少少会起一点好作用。现在我知道我的估计错了。《新观察》的读众面扩大了，我应该——而没有——扩大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这是第一点。其次，我以为一般读众，在刊物上碰到不大懂的作品，还会放过不看的。我的估计又错了。现在读众拿到一本刊物，就要篇篇认真地读起来，读得彻底，什么疑难也不肯放过的，我应该——而没有——加深我对读众负责的精神。总之，我了解世界是变了，可是还没有明确的，具体的体会到变的深度，深到什么样子。这主要是因为我这些年在教书与研究以外，太缺少了实践。”

显然他有点懵瞪，咋回事？原来也这么写，也有人看不懂，也没咋样，现在读者咋都这么认真呢？看不懂，就要求作者改变？但有一点他懂了：世界变了。

新世界需要一种确定的、明朗的美学范式，哪里要“四重奏”？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服务政治的文艺——这是《讲话》后已然明确的方向，一切诗人，不论你的来路，终究要走到这条大路上来。像田间激动的表白的那样——“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教育了我，改造了我，使我能够在毛泽东大旗下做一名战士，使我能够在毛泽东时代做一个诗人。毛主席使我得到了一个尊贵的称号：‘战士’”——其实，全中国的诗人已变成了战士，听从指挥，步伐一致。看看斯大林逝世时，中国诗人的反映——《文艺报》刊载了田间《悼词》、冯雪峰《我们的父亲》等诗，《人民日报》悼诗阵容更大，刊有蔡其矫《在悲痛的日子里》、胡风《永远地，永远地，永远地，你活在我们的血里，你活在我们的心里！》、田间《寄到红场》、吕剑《谁说你离开了我们》、严辰《心的花圈》、王亚平《悼不朽的巨人》、力扬《高举斯大林的旗帜前进》等诗。没有一丝杂音。

歌颂毛主席的诗，自然是很多，文艺界还专门讨论过。戈壁舟诗作《咱毛主席伟大无比》，被认为是只在比喻上下功夫，缺乏较深刻的思想内容。作者主观意图是想突破一般人常用以歌颂毛主席的“灯塔”、“舵手”、“太阳”一类的比喻，寻找新的比喻，这意图是好的。但由于作者缺乏对毛主席领导中国人民革命这一伟大事业的深刻了解，仅仅从形式上追求新鲜，结果便用了许多如“千里眼”、“顺风耳”、“菩萨”之类的不妥当的比喻。有诗人将毛主席称作“太阳的兄长”，也被认为很不妥。

歌颂的主旋律不容许有讽刺。沙鸥本来是50年代初当红诗人，一不留神写了一首讽刺诗，遭到批评。他检讨中说：“写《驴大夫》的动机是由于楼适夷同志的小孩，因为华北人民医院的疏忽而不治身死的事件所引起的，但并不是针对华北人民医院而写，我当时的企图是用那一较典型的事实来揭露官僚主义作风对革命工作的危害。”“在《驴大夫》这篇诗中存在着的主要缺点有两个：即是政策观点错乱与立场不稳……”一顿检讨。

在诗人们积极蜕变的同时，具有天然先进性的工农兵诗人受到表彰。当时出了一位农民诗人王老九，据《人民日报》报道，他的诗传遍了陕西农村。有个农村读报组，每见报上有王老九的快板诗时，组员们非叫念两三遍不可。为了学文化、学政策（过去多少识下几个字），王老九专门买了一副老花眼镜，每天歇晌、睡觉前总要看书读报，几十年没有握过笔的手又重新练习写字了。“两年多的时间，这位种着30亩地的老人，守灯熬夜，费尽思索，编出了二十八篇歌颂新社会新人物的快板诗。这些作品都紧紧地配合着当前每一个重大运动。当国家号召农民储棉售棉的时候，他就及时地编出了《老张爱国卖棉花》，当庄稼青黄不接，需要展开自由借贷生产自救的时候，他又编出了《渡春荒》。

从后续的报道看，这个农民诗人其实是当地记者树的典型，有些诗是手把手写出来的。王老九可以说是后来“文革”中小靳庄农民的“远亲”。

作为老作家的茅盾，在1953年二次文代会上发言，热切地赞扬了新进作家，特别是其中的工农作家，指出：“他们的前途是远大的，我国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文学，主要将依靠这一新的队伍而成长”。这个判断，实际上将包括他自己在内的1949年以前作家都PASS过去了。

尽管如此，尽管动辄受批判，诗人豪兴未减，都在努力改造自己，要写出新时代的颂歌。卞之琳尝试采用民族民间的形式写通俗易懂的诗歌，写《搓稻绳》、《收稻》、《采菱》等，当然还是有人看不懂；沙鸥讽刺诗的对象都是资产阶级、美帝国主义了，政治正确；胡风依然固执己见，但很快他的问题就不单是文艺思想问题，而上升为反党反革命的政治问题了。

其实，被胡风目为“正统”的何其芳对于当时诗坛情形倒也有几分惆怅。在诗与顺口溜、打油诗混为一谈的时候，他却在一次讲座中正儿八经地讲“什么是诗”，并在文章中抱怨当前好诗太少。这位年轻时听“麋鹿驰过苔径的细碎的蹄声”、喜欢“檐雨说出的故事”的诗人，经过革命政治洗礼，也似乎难以彻底放弃诗艺底线；特别是当时大有向“民族形式”、“民族传统”一边倒、甚至向格律诗、旧体诗复古的时候，他著文明确指出，五四以来白话新诗已经成为宝贵的、应该继承的传统（诗人冯至也有类似的难能可贵的学术性表达）——而当时，以白话新诗《女神》开创新诗时代的郭沫若在被问到当代人写旧体诗的现象，也只是含糊地表示形式不重要，要看诗的内容。原来在开国之初，五四白话新诗的一脉传统就受到挑战和毁弃，这是最近读刘福春先生著《中国新诗编年史》手稿时才恍然意识到的。

也是在刘福春先生的手稿中看到的：在开国之初的四年里，据不完全统计，仅单行本诗集就出版了159种，更不用说那些散篇之多了。诗人们仍在歌唱，尽管其中能流传至今的诗篇寥寥无几。

汪曾祺笔下的百工坊

小说家都有自己的独特的艺术世界。

在汪曾祺小说中，高邮、西南联大、农科所、京剧院这四个地方，是经常出现的故事背景。高邮是汪曾祺的故乡，1920年他在那里出生，那里的风物人情构成汪曾祺小说最鲜明的艺术特质；40年代在西南联大，他接受高等教育，获得现代的、世界的眼光以及文学写作技艺；50年代末他戴着“右派”帽子下放到农科所，在接受劳动改造过程中进一步了解中国社会；“文革”中他被调去参加江青领导的“样板戏”——《沙家浜》、《杜鹃山》的创作，一度的“荣宠”终究不能溺惑作家的良知，后来他的写作总是与政治喧嚣保持距离，始终亲近民间风习、日常生活和悠远传统。

在氤氲着大淖的水汽、回荡着小英子的笑声、飘散着王二熏烧摊子上各种卤味香气的汪曾祺的艺术世界中，真正的主角是五行八作中身怀绝技的人们：孵化小鸡小鸭的，做茶干的，挑担的，放鸭子的，卖时鲜果蔬的，做炮仗的，扎风筝的，编草帽的，行医的，开药店、开绒线店、开浆房的，走街串巷叫卖杨梅、玉麦粑粑、椒盐饼子西洋糕的，还有锡匠、画匠、车匠……他们日复一日、年年岁岁在那里认真地做着各自稔熟的活计，维持生计，承受好的或不好的变故。汪曾祺以温润的目光轻轻地一一抚过他们，心怀悲悯与敬意。

《大淖记事》中与巧云谈恋爱的精壮小伙十一子是个锡匠。在回肠荡气的恋爱故事之外，汪曾祺匀出一份笔墨、饶有趣味地去写兴华帮锡匠。那时锡匠还是个很兴旺的行业，家家都用着几件锡器，蜡台、香炉、痰盂、茶叶罐、水壶、茶壶、甚至尿壶，都是锡的。嫁闺女的陪嫁中，总有一套锡器，至少也要有两个能容四五升米的大锡罐，摆在柜顶上。锡匠手艺不算费事，一副锡匠担子挑着干活家什，炭炉，风箱，两块二尺见方、一面裱了好几层表芯纸的方砖。锡的熔点低，融化的锡水倒进那对压的方砖里，方砖之间事先压一条绳子，用绳子大致圈出所打锡器的大致形状。冷却后的锡片用大剪子剪剪，焊好接口，用木槌敲打一番就成型了。细巧的锡器，还要用刮刀刮一遍，用砂纸打一遍，用竹节草磨得锃亮，这才交活。——这样的锡匠早消失了吧？记得我小时候还见过挑担游走的锔锅锔碗的人，在居民大院站下做活儿，我看过他化锡块补脸盆，也敲打一番。这已是锡匠这一行的末路了吧。但锡器在马来西亚却是国家特产，到那里旅游总会带个把件锡制的器物回来。

汪曾祺写到的那些行当如今多数已经消失了，他写的时候已经是写他记忆中故乡旧影了。他写《戴车匠》，写戴车匠每天坐在上面工作的那台木制车床，上面的皮带、刀具、踏板，都应是《天工开物》里就有图形的吧。戴车匠每天坐在高高的车床上，好像在戏台上演戏。一帮孩子围着看，看他踩动踏板，执料就刀，那料坚实细致，有白檀、紫檀、红木、黄杨、枣木、梨木，最次也是榆木，“旋刀轻轻地吟叫着，吐出细细的木花。木花如书带草，如韭菜叶，如番瓜瓤，有白的、浅黄的、粉红的、淡紫的，落在地面，落在戴车匠的脚上”，不一会，一根擀杖或一个围棋罐出现了。孩子们最盼望的是他做的清明节玩的螺蛳弓，拉弓放箭，射出吃空的螺蛳壳，“哒——哒”地响，一射好高！

在那群孩子里，必定站着瞪大眼睛紧盯着看的童年时代的汪曾祺。汪曾祺许多回忆故乡风物的小说，都是通过孩子视角来描述的。如小说《岁寒三友》中，炮仗店的陶老板每次试放新炮仗，总会特意留几只加了长捻子（为了安全）的，给那一大群跟在他身后的孩子们放，让他们过过瘾。这小小的用心的善意，体现着人性的淳厚温润，也是汪曾祺小时候感受到的。再比如几次出现在不同的小说中的一个场景：一个大人在那儿用天平称鸡毛——用来做蜈蚣风筝两边的脚，这要是称不准，两边重量不等，蜈蚣上了天会打转，飞不高也飞不稳。这个场景特别温馨，超脱功利——特别认真一顽主在那里做孩子玩的东西，玩得特别贵族气，带着汪式优雅闲逸。

在小说《戴车匠》结尾，小说家现身，说他1981年回故乡还去寻找戴车匠店，已经没有痕迹了，同样消失的还有侯家银匠店、杨家香店，都是他在小说中写过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中间四十余年过去了。惆怅。

在西南联大时期，听惯昆明街市上各种叫卖声，他后来写了《职业》这一篇小说。小说不长，其中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这一句，汪曾祺还在小说文字间附上了简谱——这也是一种类似用天平称鸡毛做蜈蚣风筝的好玩的心态、行为呢。小说中卖饼的孩子是个小大人，非常尽职，街上有什么热闹也不去看，一心一意挎着篮子卖饼，用稚气的嗓音叫卖“椒盐饼子西洋糕”。附近放学的孩子们跟着学，却调皮地谐音叫成“捏着鼻子吹洋号”。一日，小大人没有挎篮卖饼，高高兴兴地散手走在一条小巷里，看前后没人，忽然大声地、清清楚楚地吆喝了一声：“捏着鼻子吹洋号！”这小大人突然撒放的童心，是汪曾祺温情体现。

汪曾祺小说丰饶、有韵致，就与这些“闲笔”有关。这也不仅是一个环境氛围的营造，也是在铺陈情节、塑造人物。他写保全堂药店，就不只是童年的温馨回忆，他是做过一番查考的。若干年后，人们从他小说中可以清清楚楚地弄明白旧时药店是如何经营的——东家不到店，全信托管事的。管事的年底按股分红，对生意兢兢业业、忠心耿耿。白天他在前面忙，晚间睡在店里神农像后一间放总账、银钱、贵重药材如犀角、羚羊、麝香的屋里。那屋的钥匙在他身上，人在宝货在。吃饭时，管事的坐在横头末席，以示代表东家奉陪诸位先生。这“诸位”中，“刀上”地位最尊，薪金最高，是技术能手，管切药、跌药丸子。“饮片”切得整齐漂亮，生意就好。一般内行一看，就知道这药是谁切的。所以吃饭时“刀上”是坐上手二席（头席总虚着，除了有客），逢年节，有酒，管事的举杯，必得“刀上”先喝一口，大家才喝。“刀上”以下都叫同事，没什么特别技艺，只抓药、记账，所以生意不好时最先被辞退——辞退方式颇为含蓄，谁在腊月的辞年酒桌上被请到上席去，谁就二话不说、客客气气卷铺盖另谋高就吧；当然事先已吹过风的。第四等是学徒，却被搞怪地称为“相公”，这相公是要干所有杂事的，包括倒尿壶。做错事还要挨打。保全堂的陈相公一次收晾晒的一匾筛药材，不小心翻到阴沟里，被“刀上”一顿狠打，那药材——泽泻，价钱不贵，切起来很费工。最后还是做饭的老朱替他说话：他也是人生父母养的！这老朱自己做饭却从来没正经吃过一顿饭，都是把大家吃剩的残汤剩水泡点锅巴吃，因此，一店人都敬畏他。而挨打的陈相公干完一天活，夜静人定后才悄悄哭了半天，向远方的家乡念叨着：我又挨打了，妈妈，不要紧，再挨两年打，我就能养活您老人家了！写了药店这一行当，同时也写活了人物。艺术匠心颇为精巧。

汪曾祺写小说很讲究艺术，但也不是没有教化追求。他交待过，还是想着通过文艺作品易风俗，正人心，要“再使风俗淳”。如果像柏拉图那样要个“理想国”，汪曾祺会将五行八作的能工巧匠先迎进去，他看重他们的聪明才智、心灵手巧，几乎视为艺术家，很是仰慕、崇拜。当然还要迎进勤劳、本分、自尊的劳动者，不论是洗衣的、挑担的，还是捡字纸的。像戴车匠那样的工匠，每天起很早，先看图样，然后就坐上车床一刻不停地干起来——汪曾祺说：“一个人走进他的工作，是叫人感动的。”又说看到戴车匠坐在床子上，就想起古人说的“百工居于肆，以成其器”，中国的工匠都是很勤快的。这个理想国颇有古意，像尧舜之世，民风淳朴，无须清规戒律。像他的名篇《受戒》，题目叫“受戒”，写的倒是无戒的欢畅！那小明子穿着紫花裤去荸荠庵学做和尚，在汪曾祺写来，就是去学个谋生的技艺。那庵也没规没矩，倒是一切皆合人性，温暖和谐。小明子无拘无束长大，那是他的，也是汪曾祺的理想国。

现实没有那么美好。人生遭遇的黑暗与沮丧，已不可避免地侵汪曾祺的理想国。骑白马、奔走于乡间的名医陈小手，以他高超的医术和一双天生的小手，解救了多少难产的孕妇，却被混账团长从背后一枪打下马——他接生了难产的团长儿子，团长却因他“摸”了他的女人而打死了他，心里还“怪委屈的”。老鲁、绿杨饭店老板都曾经奔着好日子努力做事情，却因战争时局动荡而终于落魄、灰心……

有意味的是，汪曾祺带着“右派”帽子，下放农科所，精神上的压力被他对技艺的热爱所舒缓。在农科所，他学会料理葡萄等各类农活，还画了一大本马铃薯图谱。他觉得这一切是很好玩的。何以解忧？——劳动技艺。如果汪曾祺没有受到高等教育，没有当作家，他一定会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能工巧匠，不论他是做锡匠、车匠还是其他什么行当。

60年代初，他重新提笔，写了小说《羊舍一夕》、《看水》等篇，都属讴歌社会主义新人之作。那时文艺界运动不断，作家也不知怎么写好，一般都是跟政策、配合运动，因此文学作品一般都比较简单化、概念化。汪曾祺这几篇倒有意思，几位新人新形象活脱是社会主义时期的技术能手，或学做技术能手的有为青年——这又与他的老爱好联系上了。虽然那时早已公私合营、不再有他熟悉的个体作坊，但技艺常青！这几篇小说，我们至今还可以饶有兴味地阅读，不能不说是与小说中颇有情趣地写到各种鲜活生动的劳动场景有关。而且这样写，也巧妙避开了政治——反右，大跃进，大饥荒。他单写一门心思学习劳动技艺的青年，单些他们勤奋工作，其他，一概不论。

“文革”时期，在京剧院搞样板戏，即使在样板戏“三突出”、“高大全”的清规戒律下，戴镣铐跳舞，汪曾祺居然还写出了阿庆嫂脍炙人口的唱段，至今传唱：“垒起七星灶，铜壶煮三江，摆开八仙桌，招待十六方，来的都是客，全凭嘴一张，相逢开口笑，过后不思量，人一走，茶就凉。”如果不是曾经坐惯了茶坊酒肆，有那样的细致的观察与了解，写得出吗？

真的要感谢汪曾祺对技艺、对五行八作、能工巧匠的这份热爱！

汪曾祺对于能工巧匠的虔诚礼赞，写得最好的，是小说《鸡鸭名家》。这个小说，他40年代做过一次，80年代又大大修改一番发表了。小说将两位民间能人写神了，神乎其技！那个平常高声大嗓的“鸡鸭名家”余五，当孵化小鸡小鸭时，话少了，说也是轻轻的，温柔极了，尊贵极了，总像在谛听什么似的，他身体各部“全在一种沉湎，一种兴奋，一种极度的敏感之中”；在“暗暗的，暖洋洋的，潮濡濡的，笼罩着一种暧昧、缠绵的含情怀春似的异样感觉”的炕房里，他精确地掌握小鸡出炕的时机，无需用表，“不以形求，全以神遇，用他的感觉判断一切！”还有那个平日里落魄的陆鸭，关键时刻，一根长篙在手便神乎其神地将四散藏匿的几百只鸭子召唤回来，韩信点兵似的，指挥一河鸭子快快乐乐、摇摇摆摆、迤迤逦逦如大军前进，整齐有致。写这两个能人的小说，题目叫《鸡鸭名家》，即便是鸡鸭事，也是名家！小说在讲述中时有类似走神的笔致——在闲闲絮絮讲着公鸭母鸭灰头绿头时，一转写道：“沙滩上安静极了，然而万籁有声，江流浩浩，飘忽着一种又积极又消极的神秘的向往，一种广大而深微的呼吁，悠悠杳杳，悄怆感人。”

——这是什么？是境界。汪曾祺以他的笔力将向来被贱视轻忽的百业千行中的能工巧匠提升到艺术境界。人民性、平民性在汪曾祺的小说里得到如此细致深切的艺术表现。在帝王将相士大夫归置的传统之外，汪曾祺发现并艺术地揭示了这样一个历史真相：那些千百年传承于民间、仅被少数文人惺惺相惜地记载为“庖丁解牛”、“琵琶行”、“核舟记”、“口技”之属的技艺、智慧、生趣、情致，也是参与了我们文明缔造、理应被珍视的另一脉传统。

从这个角度看，几百年后，汪曾祺小说不仅是出类拔萃的艺术神品，也是可以与《天工开物》、《考工记》同看的吧。

端木蕻良的科尔沁旗草原以及萧红

关于东北辽阔的土地的历史，东北地主发家史，读端木蕻良小说可以获得生动印象。东北地主是个什么派头？与南方地主绝对两样。东北地主拥有广袤的土地，他们按“天”计算，一“天”等于十亩，动辄拥有上千“天”土地的地主不在少数，所谓“家称万贯，地上千天”。地主一家就是一个垦殖团，像美国西部大开发时期的开拓者，最初都是移民身份，要在新环境里取得一定地位，要经过一番挣扎奋斗。

端木老家在科尔沁旗，那里原是清朝大官的封地。游猎的民族对于土地的经营远远落后于汉人，也必须依赖汉人。他们并不从事土地生产活动，坐吃山空，最后不得不以典押、出卖土地为生。端木的先祖——太爷——是发家史上重要人物，他做官京丞，靠这个地位，也靠高明的兼并手段获得大量土地，比如高价买进，低价出租——土地与佃户自然流向他。如果碰上死活不卖地的领主，他就用包围计，先将其周围土地买下，这样一来中间这块地放水、施肥、运粮一切活动都要经过他的领地，要承他的同意——处处被辖制。而太爷表现得很宽大仁厚，并不刁难。但谁都明白这块地已是太爷伸手可得之物。当时买卖土地有个不成文的规矩，就是邻地领主有优先购买权，只要这块地出售，太爷就有优先购买的便利，他不买，别的买家才有机会。于是太爷家的地越来越多。他娶了当地最富人家的小姐，带来丰厚嫁妆；他又将弟弟送到远房宗室做兼祧，等那继父继母死了，就把弟弟和那一支的土地家业一并接回来了。最终，太爷拥有土地达到一两千“天”。这时就提高地租，因为垄断形成，再没人与他竞争。于是，用东北话形容，他家“发财都发冒烟了”！

东北地主家既是生产单位，就有这样一干人马：大当家的，相当于董事长兼总经理，一切说了算，有时也有二当家从旁分担；掌包的，好几位，都是家里子弟，负责押解钱粮，进城买卖；以上都是家人。家族以外的人，最上一等是管事，阔气的管事下边有跑腿的，都是代表地主对外接洽事务的；如果金钱过往的事多，还要相应设外柜，外柜专门在外收债，能说也会武，对付企图拖欠、赖账的债主；内部管理设一个账房。以上属于管理层。在农事上，打头的地位最高，率领一干长工、短工、散工、帮工种地、收割。赶大车送粮的车夫叫作老板子，赶小车的相当于地主出行的司机叫大把，其他还有打更的更倌，看门的门倌，量记的记倌以及猪倌、羊倌、马倌、磨倌、碾倌……还有炮手（保镖），这么多人吃饭，必有专人负责做饭，称大师傅，他手下还有帮忙小伙计，叫小打。一个东北地主要管着这许多人，像大军统领，出门要乘七套或九套大马车，一匹最漂亮的白辕马，其余配上墨黑骡子，远看黑白分明，加上紫铜套环白马索，挂着串铃，带着炮手，跑起来那个威风气派、那份招摇！对比起来，江南地主更像温文书生。

东北民风剽悍，土匪多。地主家都造有四角高墙的炮台，必须有看家护院的炮手，炮手提着长枪、盒子炮，个个好勇逞强，遇土匪来袭，上炮台应战。地主家不论男女长幼都玩枪，其中枪法最准的一个被称作保家虎。遇有大帮土匪过境，附近邻居的年轻女人可以躲到地主家避一避。

土匪走了，但四周羡慕嫉妒恨的眼神却如危险的暗火。太爷开始宣扬自家风水好，又渲染了狐仙佑护的传说——他曾在河水泛滥时救了一对狐狸，这对狐狸要报恩，长期庇佑这家人，这家人逢年过节一定先给狐仙烧香祷告。太爷要让人们相信，也让他自己及后代相信：发家致富是好风水带来的，是狐仙保佑的——谁也别眼红！

暴发的东北地主渐渐讲享受，雅起来。端木的太爷从南方运来花木湖石，专门雇了花把式侍花弄草，雇了烟把式打大烟，雇了靛把式染布。平日里，太爷缓带轻裘，在铺了木地板又铺了羊毛地毯的房间里，穿着毡袜走来走去，把玩收藏的金器、玉器，用南方花木的名字给孙男弟女起个乳名，或者写写游戏文字，记些诸如醉虾的烹制法、彩蛋的画法、晒玉兰花的方法。这些雅事后来子孙玩得更专业了。据说还分三派：一是寻花问柳派，将相好的佃户女儿打扮得花枝招展，在马背上、地头边笑语繁华；一派是笙管笛箫派，几个人在县里公共花园的荷花池亭雅集凑趣，吹拉弹唱，也攫球打弹或笼鹌鹑、斗蟋蟀；还有一派是武打派，端木的父亲就是这一派，爱使枪弄棒，打架寻衅，拜干爹，认干儿，结拜金兰，赶庙会，看野戏，打牌押宝。除此之外，端木的父亲还像太爷一样好美食，家里餐桌上轮番转着银鱼水蟹海参燕窝鲨鱼翅……玉盘珍馐，奢华的饕餮。

此时，在大背景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和大连株式会社正悄悄地伸出两臂，将东北经济命脉揽紧紧攫住，把东北土地的出产带向国际大市场，也把世界经济危机的传染病引过来。由于落后，东北农产品无可改变地受到外国商品的压迫。此时东北主政者无作为，中国南方在忙着内战。那时一道山海关分隔，关里与关外还相当隔膜，关里人看东北人像爱斯基摩人。于是当东北地主从迷梦中醒过来，发现东北的肥沃土地再也不是富裕的标志，土地上的出产不值钱了。东北地主对土地起了怀疑，不再投资卖地。游资没有出口。想办企业，为时已晚。只有做高利贷。但东北农村破产，东北经济在大崩溃边缘，贷款抵押亦是高风险。一时间破产的，倒闭的，赖债潜逃的大地主小地主，到处都是。这就是“九·一八”前夕的东北的境况。端木家拥有的土地到他父亲死时只剩两百“天”，而这时已全部折腾没了。

作家端木蕻良就是这样一个东北地主破落户子弟，执笔为文前，见识过繁华与繁华的飞灰烟灭。见识之外，作家还有自己的立场。就在这个地主家庭里，父亲与母亲竟分属两个不同的……阶级。

端木的母亲原是佃户的女儿，长得漂亮，被他父亲看中，一定要娶过来。派媒人去说，不成，因他的名声不十分好，佃户家不愿意女儿去受罪，还要被人说攀高枝。但端木的父亲不肯罢手，于是强抢。在一个黑夜，他雇了40多个打手去抢人；而佃户这边的大儿子也约了亲友，一场恶仗，打得头破血流，人还是被抢了去。

端木的母亲在婆家的生活充满酸辛。她在娘家是受钟爱的独女，在田野里无拘束地生活，端木说，母亲“有一种真挚和慈爱的情感，完全和我父亲的荒唐野蛮不相容”，也与这个地主家族虚伪奢靡残酷的生活不相容。但是她却因娘家是小户人家、没排场被轻视嗤笑，被公婆加紧训练。起早贪黑地劳碌侍奉，冻着脚在雪地里候着，还不许回娘家。她娘听说了女儿的委屈，鼓起勇气踏进这深宅大院，却被挡在二门外伙房里，连女儿的面也没见到，只留下为女儿做的厚棉鞋。

端木的大舅自抢亲那一仗后十几年不登地主家门，后来来看妹子和外甥们，也不愿见那仇人。对端木兄弟小孩子们感叹：“你大舅志气了一辈子，没想到落得这个下场！”那时他已很穷很潦倒了，穿着很旧但很干净的长衫。端木的父亲碰到他还叫他“黄大先生”，叫端木的二舅就是“黄老二”了，因他是穿短衫的。端木的外婆家原是大佃户，家道还殷实，后来遭土匪抢了两次，加之整个东北农村的衰敝，几个儿子一个比一个潦倒。在端木记忆里，舅舅们来他家，有的来拿旧衣服，有的来要钱，有个舅舅抽大烟竟来偷东西，舅舅的儿子也只配做端木弟兄们的陪玩与跟班……他们只是拖累母亲，没一个能给她撑腰。而此时端木的父亲还一味在外胡闹，今天和这个械斗，明天与那个起诉，外宠很多，几次想讨姨太太。其中一个叫“小精”，接受了绸缎布匹、金银首饰和3000块钱，在家里做嫁衣准备嫁过来，端木母亲不顾一切闯到那家，扯了那嫁衣，搅黄了这婚事。父亲从城里回来得知此事，二话没说，抄起马棒当头打下去，母亲立时昏过去，一顿饭工夫才缓过来。那时端木大哥才满周岁，二哥、三哥和他还没出生。端木很小的时候，母亲就对他讲自己的身世，嘱咐他记着，好好念书，将来长大了，把妈妈的苦都写出来。

端木的母亲还是很泼辣的，丈夫几次讨姨太太的事都被她闹黄了。那个暴脾气丈夫气得甩手往苏州、扬州玩闹去了，一路买些什么带金匣的琥珀烟嘴、赤金手表、顶好的鼻烟、八音盒、话匣子、高筒皮靴、礼服呢西装……以及《黑幕大观》、《海上百美图》、《天胜娘魔术》……一次他看了一本南开学生写的《直奉战云录》，就鼓动也是南开学生的二儿子写书，端木的二哥迷武侠，正打着武侠小说腹稿，父亲很高兴，亲拟书名：龙虎英雄传。那时端木十来岁，从旁听着看着，心里知道：他们正在写的书，和母亲所说的书完全不同。

1991年底，端木致信他的传记的作者孔海立说，在和萧红认识前，他已发表不少作品了。作品写了什么？当然是东北大地，平原、草原、河流、风砂、雪雨以及那里的人们，特别是他的母亲。写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时，端木21岁。他将小说寄给郑振铎，这位文学研究会的前辈作家、文学史家看罢回信给这位未曾谋面的青年作者，称此书“必可震惊一世人耳目”。鲁迅、茅盾、胡风都热情关注这位有才华的文学新人。

端木写小说有两副笔墨，凛冽剽悍与温润细腻，即便前期那些剽悍之作也有评论家认为风格“冷艳”。这与他生长的环境有关，毕竟曾在东北大地主的温柔富贵乡锦衣玉食地生活过。这也是他晚年能写《曹雪芹》的一点很重要的原因。

且不说端木与萧红、萧军以及骆宾基等人恩怨了。自炮火中在香港与萧红死别，回到内地的端木，从他的年谱看，显得忙忙碌碌。今天参加座谈会，明天联名发宣言，又不断地赴宴，日记里记了很多次友人“招饮”。那时他常跟着柳亚子老先生赴宴吟诗唱和，一老一小似乎彼此很欣赏。忽一日，端木闭门写作，一天就写出小说《初吻》。那小说写的阴柔甜腻，他沉潜于儿时记忆，极尽缱绻，似乎不想返回现实，又似乎在那里与萧红笔下的童年呼应，甚至像是在童年的时光隧道中向萧红呼召，并在那不愿醒来的酣梦中与萧红比试才华，说：“你看，这是我的童年！”而萧红写《呼兰河传》、写《小城三月》的笔触在端木这篇小说里一闪一闪顽皮地跃动，令人惊颤欲呼：天啊，萧红附体了吗？！相信熟读萧红的人都会看出来。其后《早春》也是这样情形。端木还在小说前以萧红文中句子作引言：那早晨的露珠是不是还落在花盆架上。后来他写《我的创作经验》，也以萧红的文中句作引子：夏天和秋天，积水和水沟一般平了。不管他要借此抒发传达什么，那其中的惆怅与寂寥是分明的。

在端木先生晚年，我见过他一面。他坐在轮椅里，头发花白，样子有点虚弱。他谦虚又似不经意地听着我们向他约写回忆录的建议，笑吟吟的也不置可否。直到我们刊物的主编、诗人牛汉对他说“你是活着的宝贝，是活宝”的时候，他灿烂地大笑了，因在东北方言中，活宝是特别逗乐、滑稽惹人开心的赵本山、小沈阳那样的人物。他被这个方言逗得眼泪都笑出来了。但他的大笑似乎也没有声音。

端木是个闷骚的人，尽管小时候也骑马在他家田地里驰骋，拿着父亲给他的小手枪对天鸣放。用东北话讲，这个看上去有点“蔫巴”的人，天分极高。中学在南开，是校刊主编、义塾的校长、美术学会会长、学术观摩会会长、合作社的理事，同学们笑他是“苏秦佩六国相印”，才华是多方面的。校长张伯苓想保送他上南京政校，但他志趣不在那里。他原打算上“社会大学”，自学，后来被哥哥们逼着考大学，准备了11天竟同时考上清华和燕京，燕京考了第八名，清华免费生他是第一名，自己也不知道为何这么受青睐。在清华，上逻辑大师金岳霖的课，考试竟得了前所未有的满分，惹得金大教授在课堂上点名：“哪位是……”要认识一下，引起“多方艳羡的眼光”，“女同学大为注意”。

这样一个才子，遇见萧红，惊才艳艳。如果说萧军是（也自居）萧红的保护人，端木则是萧红的崇拜者。两个人能写，又都会画，还是一对儿病秧子——当能同病相怜，而以往健壮的萧军最不理解也不耐烦听萧红一会儿这疼一会儿那痒痒的抱怨了。有多少人想了解这对作家短暂却引人遐想的婚后生活啊，连萧军也会暗自好奇吧？萧军与萧红，那是从一见面到分手都在文章里交代得清清楚楚了，却不见端木写这样的回忆，即使面对多人指责，也不回应不辩驳——只一首一首写旧体诗：梦断金龙巷（两人在武汉时住处），肠牵舴艋舟，谁解莺花忆旧游？魂逐呼兰河畔，天涯海角非远，银河夜夜相望……他写这样的诗句时，萧红已死了四五十年了。端木做人行事亦很“冷艳”呢。八卦一句，电影《萧红传》要找演端木的演员，周杰伦合适，性格有点像，才气有点像，长相也很有点像。

鲁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你

鲁迅，死于1936年10月19日，距今已快80年了。一个人，死了那么久，为什么我们总会想起他？

一

许多时候他是那样一个令人尴尬的存在——

一群人围着刚满月的男孩，向他的父母说着讨喜的话：这孩子将来是要发财的，是要做官的……一个傻帽却说，这孩子将来是要死的。说要死的是必然，说富贵的许谎。但说谎的得好报，说必然的遭打。你既不想说谎也不想挨打，怎么办呢？你只得这样说：“啊呀！这孩子呵！您瞧！多么……啊唷！哈哈！Hehe！he, hehehehe！”

这篇短文题目叫做《立论》，收在他的一本薄薄的小册子——《野草》里。这本捏在手中薄薄的小册子，读着读着往往沉重起来，有时令人起坐不安，有时令人颓唐到极点、绝望到极点，有时令人兴起一种拔剑四顾、心绪难平的激越……

很多时候他就是那个说真话而遭打的人。不是吗？想想看，当孩子们开始大背《论语》、《三字经》、《弟子规》，当大人们熨帖地喝着于丹女士煲制的“心灵鸡汤”时，突然听到他在一旁呼喊：

在中国写满“仁义道德”的古经卷册中，字里行间闪着“吃人”二字！

中国历史是排着吃人的华宴的历史。

中国的路上，挤满了爬和撞的人们。

中国人的生存状况自古有两种：一、做稳了奴隶的时代；二、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而前一种就是百姓要念阿弥陀佛的盛世了……

这是多么煞风景啊！简直是捣乱！可恶之极！

他的书被禁于民国时期，文章有时被删得仿佛作者得了错乱病，传他得了大脑炎、被流弹炮火击中之类谣言此起彼伏……他曾愤激地说，败坏普罗米修斯不必让老鹰啄食他的心，只让些蚊子、苍蝇、跳蚤去吸他的血，在他头上拉屎，臭他、埋汰他，就足以让英雄死得不明不白地难堪了。然而他说，有缺点的战士也是战士，再完美的苍蝇也仍是苍蝇。他执着，变换种种笔名，写他的《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将密不透风的铁罐子捅个窟窿，让压抑的中国人透一口气。

他生前就有数不清的论敌，其中不乏有名有姓、有头有脸的人物，他们有各色好名称：慈善家，学者，文士，长者，青年，雅人，君子……他们穿着的好看的外套上，绣着各式好花样：学问，道德，国粹，民意，逻辑，公义，东方文明……他们有的本是官家鹰犬，有的却是政府的帮闲，也有官家、百姓两面讨好的“二丑”，有为虎作伥借以得一点利的高等华人，也有吃过洋面包、臭起司而发昏地主张“费厄泼赖”的“海龟”，也有借向他寻衅而期待被一骂成名的文坛混混——翻翻《鲁迅全集》，这样的人物还真的得计，其实他们远不是够分量的对手，若不是被鲁迅骂在他的雄文里，谁会记得他们？鲁迅骂人无数，却坦然说，其中没有一个是他的私敌。

然而关于他的刻薄、偏激、褊狭、睚眦必报、好斗、刀笔吏这些恶名，即使在他死后，即使现在，也始终如苍蝇的营营嗡嗡，败坏他的声誉。但无数哀告无门、无刀无笔的人，却从他的“呐喊”乃至他的“彷徨”中感到心意相通的温暖，勇气和力量。

鲁迅先生的人格魅力，首先在于他的真。他呼吁人们“睁了眼看”，他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他善于掀开各式各样光鲜的“瞒”与“骗”、让麒麟皮下露出马脚来……

他的“真”洞穿过去与现在，直向我们发问：你如何“立论”。

二

我有时会细细端详鲁迅的照片，一张一张，单人的，合影的。他沉静，严肃，与人有距离感，望人的眼神的确有怀疑的神色。和他同时代、与他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形容他的面色常常是灰黄的。

他对于国与国人是有过深深的绝望的。那样深刻的洞察力，在那样黑暗的时刻，必定有深深的绝望；那样热情的呐喊呼号，遇到冷冰冰的现实，必定有深深的绝望。

“……于浩歌狂热之际中寒；于天上看见深渊。于一切眼中看见无所有；于无所希望中得救。……”（《墓碣文》）

在他的小说《药》中，革命先驱者牺牲的血，被愚昧民众蘸了馒头去医治儿子的病。这是何等的悲哀与惨烈。

最让他痛恨的国人的麻木、愚昧与怯懦，都在描写中的如鸭一般抻长脖颈、长大嘴巴的“看客”的呆傻相上曝光、显影，并且他预言，这样的国民终将被人“倒提”着、如鸡鸭般被屠戮。

事实上他对于国人的更深的绝望，源于他对中国古文明有这样的惊疑：没有吃过人的人，还有没有？同时使他伤感的，更有同一战壕的人莫名的打击，他不得不一面小心这样的冷箭而侧身迎敌，一面哑子吃黄连，苦楚不能说。

更多的时候，他解剖自己，诊断自己是“中了庄周、韩非的毒”，有时“峻急”，有时“颓唐”。于是他开出了看上去颇为偏激的药方，号召青年不要读中国书，要读外国书——因为中国书读了让人麻醉，是僵尸的乐观，而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厌世的，也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绝望的时候，他曾耽于酒，麻醉自己。他甚至想一切丢开，只管自己度日，不再苦苦工作，攒几文钱，让自己闲适起来，随便玩玩。这些颓唐的情绪、激愤的话，都写在给至亲爱人许广平的情书中，无须隐晦。

他不是没有条件过那样生活。以他的文名与声望，他可以在政府中谋一官位，他也曾在民国初年做过官，任教育部佥事，主管文化工作，他勤于任事，亦有所作为。因此走这条路也算得上轻车熟路。当时，他的浙籍先贤蔡元培一直做着民国的官，他的老友陈仪还是蒋介石器重的军界要人，他的学生李秉中参加过北伐、也在国民党中，这些人与鲁迅的关系始终亲密。

他也可以不问政治，像他的许多老友如刘半农、马幼鱼等进大学当名教授，潜心研究学问。讲小说史，有现成的教案，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其学术水准之高，是胡适也盛赞过的。

或者就只写写小说，把构思中的唐明皇与杨贵妃的事演绎一番，既远离现实，又蛮有新意，那新意是郁达夫听过他的构思而下的判断，想必也能引起文坛轰动。“诺奖”不是早就找过他吗？虽然他自谦“不配”。不写小说也可以写写幽默文字，他的老朋友林语堂不是在提倡幽默吗？其实鲁迅的幽默比林语堂高明许多，现在看他的杂文都时时为他的幽默叫绝！林语堂的幽默则带牛油气——外国洋幽默，不接地气，再说他也没有鲁迅洞察三世的“天眼”，没有入木三分的深刻，幽默也来得不痛不痒。

他也可以玩玩古董，搞搞收藏。据鲁研界专家统计，鲁迅一生收藏，数量可观、质量上乘，可分为碑帖、汉画像、古陶瓷、古钱币、版画等大类。其中石刻4217种5900余件，中国现代版画6000余件，外国版画4000余件。这还不包括与周作人闹翻时没有带出的大量古董。新中国成立后，根据当时国家文物局局长郑振铎建议，鲁迅这批古物被分散收藏在北京鲁迅博物馆、国家图书馆、上海鲁迅纪念馆、绍兴鲁迅纪念馆，此外广州、厦门和南京的鲁迅纪念馆以及国博等处也有少量收藏。所以当个收藏家，鲁迅绰绰有余；且他也有此好，有乐趣。他曾托史沫特莱代购德国女版画家珂勒惠支的原作，不惜金钱，且一买就是十几幅。古物保值增值，衣食可无忧；还可以到处给人鉴宝，挣点日常花销，又不失风雅。

他也可以像胡适之博士那样参政议政，温文地又始终不懈地批评政府、建言献策以期改良中国政治。当然他脾气不如胡适好，容易起急，不耐烦与政府周旋，他可以出国，那时去苏联、去日本都是可以的，还可治病疗养。在国外生气骂政府，也总比藏在上海租界里更安全。

但他终于不曾那样做。推究其原因，一是对中国不能忘情，尽管故园“风雨如磐”、古国如沙漠荒寂，他仍然肩负、选择了“我以我血荐轩辕”的使命、道路；二是对于恶势力不服，偏要给他们安稳的好世界捣乱，鲁迅的骨头是硬的。他的学生、朋友如刘和珍、殷夫、瞿秋白们的血不能白流，他的对敌，是执着如冤鬼、决不宽恕的。

于是，最终他选择做中国文化的批判者（亦何尝不是守夜人？）。他见微知著并毫不留情地指出国人精神上的创伤，引起疗救的注意。如果没有鲁迅，我们民族的精神高度会低矮一大截。

郁达夫是同时代人中对于鲁迅的伟大与宝贵最早给予热烈颂赞的第一人，他在《鲁迅的伟大》一文中写道：“当我们见到局部时，他见到的却是全面。当我们热衷去掌握现实时，他已经把握了古今与未来。要全面了解中国的民族精神，除了读《鲁迅全集》以外，别无捷径。”又说：“如问中国自有新文学运动以来，谁最伟大？谁最能代表这个时代？我将毫不踌躇地回答：是鲁迅。”

但工作损蚀他的身体。他的灰黄面容有疲惫神色。他生于1882年，死于1936年，年仅54岁。

鲁迅将他生命的光与热，“烧”在他的文章里面，至今我们仍能感受那热量与血性！同样，我们也仍能感受到他的绝望与反抗绝望，因为——“绝望之为虚妄，正与希望相同！”鲁迅的人格魅力正来自他的大爱大勇。

三

也是郁达夫，在参加了鲁迅丧仪后，于10月24日写作《怀鲁迅》一文，其中有这样严正沉痛的句子：“没有伟大的人物出现的民族，是世界上最可怜的生物之群；有了伟大的人物，而不知拥护，爱戴，崇仰的国家，是没有希望的奴隶之邦。”

今天，当有人拜金、拜物、拜基督、拜观音、信风水，当“表叔”在灾难现场傻笑，当雷政富与情妇恶心全国网民，当海南小学校长带女学生开房，当恶“城管”对卖菜老人拳脚相加，当薄熙来案一环套一环比宫廷大戏还“好看”……一定有人“出离愤怒”并想起鲁迅。

有人说，今天不再需要鲁迅了，因为孔乙己以论文《茴香豆的“茴”字有四种写法儿》当博导了，不再“窃书”，改网上“窃文”了；资本家的乏走狗，变身精英，论证物价与美国接轨、工资与非洲接轨的合理性；红眼阿义、王胡、小D们混入“城管”、“联防”，穿上制服，兴奋得脸上“横肉块块饱绽”；假洋鬼子都入外籍，变真洋鬼子，回来大唱爱国高调；华老栓、阿Q、祥林嫂、闰土辛苦辗转，情绪稳定，仍是看客……

听说鲁迅的文章从语文教材中逐渐被剔除了。是因为内容艰深难懂吗？再艰深还会比古文难于讲解吗？几十年前有个小学生马珏曾这样写道：“在所看的这些小说里，最爱看的，就是鲁迅先生所作的了。我看了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都是跟小孩说话一样，很痛快，一点也不客气；不是像别人，说一句话，还要想半天，看说得好不好，对得起人或者对不起人。鲁迅先生就不是，你不好，他就用笔墨来痛骂你一场，所以看了很舒服，虽然他的作品里面有许多意思，我看不懂；但是在字的浮面看了，已是很知足的了。”

应该给孩子读一点鲁迅。鲁迅曾将渺茫的希望寄托于孩子。他愿肩住黑暗的闸门，放孩子到光明的地方去。他曾大声呼吁：救救孩子！

应该读一点鲁迅的岂止孩子？

然而——

读或不读，鲁迅都在那里。

最后谨录郁达夫书赠鲁迅的诗一首：

“醉眼朦胧上酒楼，

彷徨呐喊两悠悠。

群盲竭尽蚍蜉力，

不废江河万古流。”

2013年10月

党员作家舒群的青春往事

舒群在中国文坛上的名声，远不止于——他是“二萧”之后扬名文坛的东北作家第三名，他活动的天地比文坛大。

在东北作家群中，他的地位也蛮高的。萧军，一硬汉，除了鲁迅跟谁不敢耍脾气？跟毛泽东在延安窑洞里刚谈完，回来记日记照样臧否人物，指点江山；但是舒群当着哈尔滨众多老朋友的面，批评他对萧红的不当之处，暴脾气的萧军硬是压住性子、没有发作，回去对子女说：要是别人这么说我，我早就不干了，你们说，我什么时候吃过这样的亏。又不无感慨地说，老朋友中，只有你舒群叔叔可以当面敲我，骂我了！

这种地位形成自然是有原因的。

当初，一帮“文青”在哈尔滨意气相投、切磋写作技艺，同时，在伪满高压统治下彼此温暖、相濡以沫并且试图反抗。在哈尔滨这座满街走着“老毛子”——白俄、红俄（指苏联人）的国际化城市，学习成绩优异却因家贫失学的舒群一度在中东铁路苏联第十一子弟中学学习过，那里的红俄女教师周云谢克列娃教他学俄文，给他讲十月革命，临别送他共产主义通俗读本。那段生活后来写在他的成名作《没有祖国的孩子》、《我的女教师》等作品中。小青年舒群俄语不错，西装革履地在航务局当着俄文翻译，闲时溜溜冰、游游泳、看场电影；与此同时，反抗行动也在悄然进行。热血青年舒群曾以橡皮图章刻的“青年恐怖团”名义，向哈尔滨敌伪权势人物家里寄恐吓信，一度闹得满城风雨，日本宪兵队都出动了。“九·一八”后第三天，舒群愤然辞职，参加了抗日义勇军；后来又加入共产国际中国情报组织，负责搜集和交换北满各处情报。他常常单枪匹马，日夜潜行，从手工作坊、打字学校到伪县政府，多方搜集日军情报。当时活动经费少，生活困难，组织上给他一块旧怀表，走走停停不准时，一旦有任务，他总要先跑到火车站、大商店去对表。做情报工作半年后舒群入党，那时他只有19岁。所以，早在成为作家之前，舒群就已经是老党员、老革命了。

舒群那时在哈尔滨有四个联络点，“二萧”的家即是其中一个。文友们并不十分清楚他的红色背景，只觉得他为人仗义，反满抗日。一天，他带来一个人。萧红在散文《生人》中记述过：“那个人是从磐石人民革命军里来的”，“全是些很沉痛的谈话”。这人是舒群的朋友傅天飞，他跟随杨靖宇在南满磐石游击队打游击，这回到哈尔滨执行任务，顺道给舒群捎来一部“腹稿”——“抗联”可歌可泣的悲壮经历。傅天飞讲了整整一天一夜，舒群非常震撼。傅天飞也热爱文学，他打算将来把抗联经历写出来。但是又怕自己万一牺牲，这段历史湮没无闻，于是就郑重地在舒群这里保存一份“底稿”。舒群也怕自己“出事”，就将这份“底稿”原原本本讲给萧军、萧红听。“二萧”非常感动，当即提出请傅天飞来家里再讲一遍，于是舒群又把傅天飞带到“二萧”家里做了长时间讲诉。后来舒群因忙于地下工作，一直没有将这部腹稿写成作品。而萧军据此创作了他的成名作《八月的乡村》。

在哈尔滨，舒群用积攒的地下活动经费40元帮助“二萧”出版了第一部作品集《跋涉》，还热心地帮忙联系印厂，校对文字。后来“二萧”离开满洲，到青岛，也是去投奔舒群的。那时舒群与红色家庭倪家接上组织关系，倪家大哥是大革命时期老党员，对舒群很关心、照顾，还把自己的三妹许给舒群。二萧来青岛，舒群带着新婚妻子到码头迎接。两对小夫妻在观象一路租房，相邻而居。在青岛半年，“二萧”完成了各自的成名作：《生死场》，《八月的乡村》。

在青岛时，萧军和舒群曾结伴到上海拜鲁迅为师，没有找到；舒群不甘心，自己又去了一回，结果还是一样。后来青岛地下党遭到大清洗，舒群与倪家兄妹等人被捕入狱。由于舒群身份未暴露，三四个月后被释放。舒群去监狱探望妻子，只交谈了十分钟。此后与倪家兄妹断了音信。

出狱后，舒群得知“二萧”已成上海文坛新星，在鲁迅家里登堂入室。舒群非常高兴，拿着狱中完成的文稿《没有祖国的孩子》，请老朋友代为引荐、呈稿鲁迅，希求指教。此事竟一直没有下文，直到鲁迅逝世。无缘亲近鲁迅先生，是舒群一生憾事。也因此舒群在心中对老朋友打了个问号。1937年，舒群在北京遇见萧红，萧红的解释是，因为萧军担心舒群的党派背景会危及鲁迅的安全，加之当时鲁迅身体情况确实很差……萧红为了弥补舒群没能见到鲁迅的遗憾，慷慨地将《生死场》原稿赠给他——那上面有鲁迅修改的笔迹。舒群不再生老朋友的气了。

想见鲁迅而不得门径，《没有祖国的孩子》无意间却被女作家白薇发现，大加赞扬并转给了周扬，周扬夫人苏灵扬还帮着做了若干修改。小说发表后，周扬、周立波都撰文称赞，一时轰动文坛，被看做周扬提倡的“国防文学”的代表作。当时为了“国防文学”与“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孰优孰劣的争论——现代文学史上一大公案——“两个口号”论争，病重的鲁迅被“打上门来”的徐懋庸气得半死，而徐懋庸以及周扬等“四条汉子”被鲁迅骂得要命，文坛众人亦分成两大阵营，舒群自然会被看做周扬派的人。

“七·七事变”后，舒群跟着周扬等人去延安，途中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林伯渠和周扬派舒群与周立波作为随军记者到八路军司令部，同行中还有史沫特莱。这一路，舒群见到周恩来等高层领导，也见到阎锡山、傅作义等国民党抗战将领，正赶上平型关战役，还给朱德总司令当了四个月临时秘书。

1938年，任弼时派舒群去武汉与丁玲创办文艺刊物《战地》。后来在延安，舒群又接续丁玲办《解放日报》副刊，80年代还与丁玲办《中国》——为了朦胧诗、遇罗锦以及现代派，老革命舒群没少生气——两人可谓多年共事。两人描述合作情形，是“吵而不崩，磨而不裂”。他曾对丁玲秘书王增如说，跟丁玲相处，有时很容易，有时也很难，这都在我心里，不过实践证明，丁玲同志是一个可以处得久的人。

在武汉舒群又遇到心情苦闷的萧红。萧红常去看舒群，一到舒群住所，就把鞋子使劲一甩，躺在床上，两眼直直地盯着房顶发呆。舒群劝她去延安，萧红只想做无党派人士，专心写作。两人为此争吵过。

萧红没有去延安。萧军去了。舒群去延安，是周扬打电报调他去的。那时许多作家在延安，文化生活很热闹，也有所谓“山头”，鲁艺，文抗，也打笔仗。当时周扬写文章敲打萧军、艾青等文人，萧军等人也写文章与周扬“商榷”。鲁艺文学系的第一任系主任是周扬，第二任是何其芳，第三任就是舒群，周扬安排他当的；他却“开门办学”，聘请萧军、艾青等人来鲁艺任教——那时萧军正负气在乡下当农民呢。共产党员舒群似乎没有门户之见，与萧军、罗烽等东北老朋友以及丁玲、艾青等人都亲近。而周扬对舒群还是蛮提携的，50年代末受所谓“丁陈反党集团”影响，舒群与罗烽、白朗被打成“舒、罗、白反党集团”，下放东北，远离文坛。1962年形势稍有松动，周扬便指示《人民文学》向舒群约稿，后来发表了他的一个短篇小说。所以，舒群与老领导周扬的关系应是很近的。

与毛主席的接近或者说舒群进入领袖视野是办《解放日报》副刊时期。当时担任《解放日报》副刊主编的丁玲编完百期，请求调文抗，向组织推荐舒群继任。舒群觉得自己力不胜任，勉为其难。凯丰、博古就都来做工作。毛主席得知，也找舒群恳谈，他说：要找这么个完全的人，这么有能力的人，你给我介绍一位。难道没有这么一个人，综合性的副刊就不办了吗？全能的人，现在没有，将来也不能有。你编文艺副刊，文艺副刊是个点，也是个面，因为你是搞文学的，所以文学是你的点，文艺是你的面。你也要由点到面嘛。先文学的点，后文艺的面，先文艺的点，后社会科学的面，而反过来又会促进点，使点深化，只要在工作实践中学习、提高，由点到面，你就一定能胜任这项工作。——这一大篇，即使周杰伦rap说唱也要绕半天，可见毛主席多么耐心细致、苦口婆心，也由此可见毛对《解放日报》副刊的高度重视！

舒群一上任就跟着毛主席的改版思路：增强报纸的党性。《解放日报》的改版座谈会，毛泽东、朱德、贺龙、王震、李维汉等高层领导及延安各部门负责人都参加了。不仅谈话、开会，毛还亲自上阵帮舒群拉稿子，既行政命令，又请客吃饭，于是理论家艾思奇、雪苇以及诗人柯仲平等人都写稿了；对于工、妇、青三委，毛还有字数要求，比如要求青委“每月征六千到一万字的青运稿件”，同时号令党员：“办好党报，党内同志人人有责，责无旁贷。”如此拉稿力度，显然并不只是为了帮助舒群，在一封写给时任中央宣传部长凯丰的信中，毛写道：“今日与博古谈了半天，报馆工作有进步。可以希望由不完全的党报变成完全的党报。”

丁玲的离开《解放日报》，据说是为了她心心念念的写作。她初到延安时，毛主席相当看重她，也很想倚重她。她在这么关键时候辞职，毛主席会怎样想？从她离开后毛促成的《解放日报》改版看，毛对之前的报纸不甚满意，虽然博古是《解放日报》的责任人，丁玲只是文艺副刊的主编。丁玲辞职不干，毛主席就手把手教舒群。

毛主席对舒群越来越倚重了。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毛主席命周扬和舒群帮助筹备。舒群还参与草拟参会者名单。谁去谁不去，大家都想去。编辑部黎辛被留下发稿子，舒群安慰他说，等毛主席作总结那天让他去听，结果前一天晚上舒群在毛主席那里喝酒喝高了，忘了通知黎辛。这，都是花絮了。座谈会前后，毛主席搞调研，找许多作家谈话，其中谈得多的一是萧军，一是舒群。二人给毛主席留下的印象自是不同。舒群对毛主席相当崇敬，后来著有《毛泽东故事》，其中毛泽东形象既高大又亲切，有许多生活细节，不是近距离接触过的人写不出。

与主席关系近，也没逃过“抢救运动”。他在青岛被捕那段历史被怀疑有“叛变行为”。被停职的舒群整天纺线，脑海里回映着自己的革命经历，特别是青岛时期倪家兄妹（这时他已得知失散多年的妻子在山东与一同坐牢的同志结婚了）的亲情与友情，精神上很痛苦。这时他又得了肺病，人瘦得皮包骨。但舒群很硬，始终不承认自己犯过错误，与审查者对着拍桌子，对方说，你是文痞，无赖！舒群说，我是革命战士，共产党员！僵持不下。博古安排他去南泥湾三五九旅干休所，由王震担保看管他边劳动边改造——也算换个环境休养。后来舒群写了《必须改造自己》在《解放日报》上发表，算是下了“台阶”。舒群恢复了革命者身份，到鲁艺做文学系主任。

1945年日本投降，蒋介石、毛泽东都没料到胜利来得这么快。延安派出两个文艺工作团分赴华北、东北。东北团由舒群带队，队中汇聚众多作家、艺术家，如田方、于蓝、刘炽、公木、颜一烟、王家乙、华君武、严文井、陈强等等。他们从延安出发，徒步走过陕西、山西、河北、热河、辽宁，他们沿途看到日军烧杀掠夺后荒芜破败的村庄，也看到党的基层组织发动群众的成果。队里许多像舒群一样的东北人，有人自“九·一八”那悲惨的时候起流浪在关内，做梦都梦见故乡白山黑水、大豆高粱，一路上心情之激动、步履之轻快皆可想而知。“白日放歌须纵酒，青春作伴好还乡”，他们曾冒雨急行，有时也露宿荒郊，一觉醒来但见满月银光照彻原野、宛如置身仙境……一个月后到达沈阳。

在东北，年轻的老革命舒群接管并组建了东北一系列重要的文教部门：接管日伪时期的“满映”，成立了新中国第一个电影制片厂——东北电影制片厂，成立东北画报社和鲁迅艺术学院、东北公学（东北大学），主编《知识》半月刊，领导并组织文艺宣传，举办“哈尔滨之夏文艺活动月”，演出《兄妹开荒》，将延安文艺带到东北，可以说，对于发展东北文艺事业做出了贡献。

在此期间，老朋友萧军也回到东北。舒群设宴为萧军接风。作为鲁迅弟子、著名作家，萧军受到东北群众热烈欢迎。他在东北演讲、办报、办学，一时影响极大。这时东北局有人认为萧军在自办的《文化报》上发表反苏言论，创办了《生活报》与萧军《文化报》对垒辩论。作为老朋友、老党员，舒群对萧军有批评，也有回护，还为萧军证明，萧军文中提到的俄国老太婆是白俄形象，绝不是斯大林同志领导下的苏联公民。舒群还恳切地劝萧军入党。曾经声称要“一支笔管两个党”的萧军，在国民党大势已去之际，忽然发现自己作为党外人士真的好孤单。

而此时的舒群，充分发挥着自己的才干，努力完成党的各项任务。在对旧戏改造中，他接触到当地著名评剧艺人“筱葡萄红”。舒群替她取了新名字——“夏青”，意思是华夏青年。22岁的夏青，戏好人美，1948年底二人结婚，正是才子佳人配。此时，新中国即将成立，老革命舒群35岁，还非常年轻。

他曾困于牢笼，他曾苦苦跋涉——诗人牛汉印象

9月29日上午传来噩耗：牛汉先生于2013年9月29日早7:30不幸逝世，享年90岁。震惊中，写下两个句子：华南虎冲出藩篱呼啸而去，汗血马完成他的跋涉。华南虎、汗血马都是他诗文中的意象，也是他精神气质的外化。藩篱，不够准确，应是牢笼，在过去是政治的牢笼，近一二年是身体老迈，曾经那么高大的一个人伛偻困于轮椅的牢笼。而他的回忆录，书名是《我仍在苦苦跋涉》。

没有什么预兆，牛汉先生走得很突然，也很平静。回想那两天正为五卷本《牛汉诗文集》评奖整理材料、请专家写推荐意见。这是在他生前为他做的最后一件事。

90岁，也算是高龄了，更何况先生一生磨难颇多、负重跋涉得辛苦，活到90岁也是一种胜利呢。但脑海中还是不断回放半年前带给他一本《老藤椅慢慢摇——周有光和他的时代》时，对他说：比起108岁的周先生，您还年轻呢！那时牛汉先生笑呵呵的样子。难过，难过。

一

从90年代初认识他，印象特别深的是他的热情与活力。言语、思想、动作、神情，都没有老态。70岁还骑车到单位来，有时在小街遇见，他就停下自行车，两条长腿撑着地，笑呵呵地坐在他的“坐骑”上聊两句。姿势还像个小青年，潇洒极了。

牛汉先生没有暮气。也许是因为年轻时被打成“胡风分子”，热情的生命突然被冻结，20年后一旦冰释，即从年轻状态开始他的新生。他的70岁，也许心理年龄还不到50岁。他曾自称“热血老年”。

他在办公室里把同事的胖婴儿高高举起，大声赞美：真结实！健壮！美！人人都感染到诗人的热情和人格魅力。

提起诗人，人们印象中多半是忧郁的，纤弱的，神经质的，阴柔的，牛汉却正好相反，他深沉，宽广，热情而有力量。90年代一次诗歌朗诵会上，牛汉深沉而平静地讲他这个人和他的诗，食指朗诵诗时还攥着拳头、仿佛在干着一件“力气活儿”，这两位诗人都很阳刚。

二

他弯着腰看桌上一个塑像。凑过去看，是他的半身像，雕塑家刚刚给他送来的。他端详、审视他自己的雕像，神情有点兴奋也有点赧然，问我：像吗？

像与不像，牛汉先生已然是文学史上人物，出版史上人物，当代史上人物。

这个生命如此丰富、宽广——他接受五四民主、科学精神滋养与启迪，投身抗日斗争，亲历新民主主义革命。开国大典前夕，他奉命打扫天安门城楼，他站在天安门广场亲聆“中国人民站起来了”，却没料到，千年封建遗毒远比天安门城楼要难清扫得多。他罹冤狱、熬过漫长的贱民生涯，因此更深刻了解中国国情、政治，更迫切、更积极地投入工作，直面历史黑暗，不妥协、不通融、不含糊。他的骨头是硬的。他的血是热的。

三

他是著名诗人，任时间淘洗，中国诗歌史上也会留下他的诗篇。还有他的散文，他晚年的创制，绝不同于一般老文人因为精力不济写不动小说、诗歌才转而散文。《滹沱河和我》、《童年牧歌》集中，几乎篇篇是精品，美文。

他的散文情感深挚动人。那些乡村人物——祖母，父亲，母亲，宝大娘，秃手伯，小栽根儿，王恒德……在他的描摹中各自生动、焕发着人性光芒。他的温热的笔触，细致地抚过故乡的绵绵土、甜根苗、石头、高粱、灯笼红、枣，还有风筝，柳笛，海琴以及钟声……于是他的故乡就诗意地栖居在他的散文中，被读者细细阅读、沉醉其中并勾起他们悠远的乡愁。他的散文将童年和故乡点化成艺术境界，如同鲁迅的绍兴、郁达夫的江南、徐志摩的康桥、沈从文的湘西、丰子恺的缘缘堂那样的。

牛汉散文写乡土、接地气，却不土气，精神和语词都是现代的、诗性的。他并不刻意追求所谓“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没有士大夫气，也没有学究气，却明显见出他具有世界文学的眼光和修养。

他小时喜欢用黏土捏塑人像、动物，发现一脉深红色黏土，就带着镐头去挖，装了满满一篮子，“仿佛采了一篮子鲜活的泥土的花朵”——他散文的语言就是如此质朴优美，随时令人惊艳！他找到了属于自己的语言表达。这样的作家通常被称为“文体家”。被称为“文体家”的作家不多，但我觉得他算得上一个。

牛汉的诗名太响，多少遮蔽了他的散文成就。须知牛汉是诗人，同时也是可以与现、当代那些著名散文家站在一个行列中的散文大家。不信你读。

四

他的生命的光华闪耀在他的诗文里，也投射到编辑工作中。

1953年入人民文学出版社，深得冯雪峰社长器重。雪峰带着他去文化部开会，周扬来了，雪峰就走，大衣都忘了拿。会后，周扬就故意大声说：牛汉，别忘了把雪峰的大衣带回去。

“文革”前，尽管意识形态领域越来越“左”，牛汉还是编出《艾青诗选》、《殷夫诗选》等书，《保卫延安》也是雪峰交给他担任责编。而“文革”后，他办了两个著名期刊：《新文学史料》，《中国》（协助丁玲办《中国》，任执行副主编）。

“文革”后在出版社他与聂绀弩比较亲近，他称呼他“老聂”，老聂则率意地称他“牛兄”，“老牛”、“小牛”、“大牛”。老聂晚年对牛汉说：算一算，当年鲁迅身边的朋友，有多少成了“胡风分子”和“右派”！

办《新文学史料》即是对历史的探寻。《新文学史料》自1978年筹办至今，从组稿编辑，到1983年至1997年任主编，1998年后担任顾问，牛汉先生始终在这里。经他组稿发表的作家回忆文章太多了，萧军、沈从文、叶圣陶、丁玲、施蛰存、赵家璧、卞之琳、周扬、夏衍、赵清阁……整个新文学史上的作家，那时健在的，几乎都在刊物上发过文章，真是星光灿烂。胡风还没有彻底平反，《新文学史料》就敢于发表他的带有抗辩色彩的文章；正视历史、追寻历史真相，是这个刊物的宗旨；它不仅刊发左翼作家文章，也兼收并包刊登当时被认为是立场偏右的、甚至鸳鸯蝴蝶派作家的史料，没有门户之见，以开放的心态、开阔的视野，完整全面地展现中国五四以来新文学丰富多元的生态体系。正因如此，在改革开放之初，《新文学史料》为经过“文革”摧残凋敝的中国文学沟通久已湮没的新文学源流、为新时期文学的繁荣发展是尽了力、发挥了作用的。也因此，这本刊物至今仍是深受作家、读者喜爱的名牌期刊。可以说，牛汉先生塑造了《新文学史料》的品质：深沉，质朴，大气，敢于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

曾有幸跟随牛汉先生到端木蕻良等作家的家里组稿，看他弯下高大身躯，蹲在端木先生的身旁，说，写写回忆录吧，写写萧红吧；也曾反复琢磨过他写给女作家赵清阁的约稿信，那么恳挚，那么得体，透着对她的了解，约稿也是一种艺术啊。近些年来我主持《新文学史料》工作，更是得到他指点和鼓励，特别是他对于大是大非问题的毫不含糊的态度，他对于文学史上作家的臧否，都潜移默化地影响着我。困惑时向他求教，软弱时从他汲取一点力量。现在，大树倒下了。我痛感失去庇护和依傍。

五

作为第一个被逮捕的“胡风分子”，牛汉后来琢磨有关部门可能是希望他能揭发胡风。

牛汉解放前与胡风没见过面，解放后胡风帮他编辑出版了第一本诗集《彩色的生活》，才见面、通信。当时围绕在胡风身边的作家、文学青年很多，牛汉一个月往胡家跑两三回，遇到鲁煤、鲁藜、徐放、绿原、芦甸、严望、谢韬等人，据说还有更亲近的人和胡风另有约会时间。胡风三十万言书，牛汉没有参与。牛汉当时希望多谈诗创作得失，少谈政治。但当时胡风所受的政治压力是周围人都有感知的。一次聚会，芦甸忿然不平，说：“胡先生这么有影响的人来北京后这么受冷淡，真让人气愤。在我心目中，胡先生的形象很伟大，我一生最敬佩的人就是马、恩、列、斯、毛、胡……”胡风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没阻拦，没表态。牛汉心里不以为然。几分钟后借故退席了。

这个举动可能有人汇报上去了，所以第一个抓他，希望他揭发。但牛汉没有揭发谁。他在审判胡风的大会上为胡风辩护，说胡风的问题只是文艺思想问题，没说完就被人推下去。那时胡风已被定为“反革命”了。

胡风去世前有这样评价：牛汉是个可信赖的人，没有出卖过任何人。这样的评价，对于从那个政治运动频繁、揭发检举小报告盛行的年代生活过来的人，是很高的褒奖。细细推研，同时期那些人物没几个担得起。

而牛汉在晚年这样评价胡风：胡风在中国是一个大形象。在我心目中，半个多世纪来，他的存在，如天地人间的大山、大河、大雷雨、大梦、大诗、大悲剧……一连用了六个“大”。

1978年他从萧军处得到胡风在成都的通信地址，就把刚出版的《新文学史料》第二期寄给胡风。胡风收到后立即回信。

六

牛汉是一个诚挚的人，真诚严肃地生活，无视教条，不苟且，不逃避，不游戏人生。所谓“人间正道是沧桑”，这样的跋涉必定艰苦，但终会得到诚实的生命丰收的果实。

他不吸烟，不饮酒，晚年喜欢吃甜食，吃糖。他说他一辈子没写过一首甜蜜的诗，不是不想写。他的生活中甜蜜太少，苦涩太多。流亡，监禁，受审查，劳动改造……他在干校什么重活都干过。拉大车，像牲口一样，躬身前行，绳套勒进肩背皮肉，所以他感恩车前草。曝晒一夏，他曾从自己脊背上揭下一大张薄薄的透明的人皮！诗人臧克家曾赞美干校是圣地，牛汉说，我与他的感受完全不同。

在绝望的时候，诗拯救了他。干校一带的野山沼泽，那里的树，树的根，湖，鹰，云雀，温泉，都参与了他的生命重塑。那个过程必似经过炼狱，生命经由粉身碎骨而解脱，亦犹如游历童话奇境，身心单纯素白，处处感动于大自然的神迹；是如屈原在汨罗江畔的奔走号呼“天问”，不同的是，屈子走不出楚王的领地、投江，牛汉却在最屈辱绝望的时候，获得精神的解放、自由。他最好的诗与文都是在此时孕育的。诗文即人。

七

曾有人说，活着时，诗以诗人的命运为其命运，诗人死后却是以诗为其命运。这样，真正的诗人因诗文不朽而得到永生。

牛汉先生走了，他的诗文还在，这是我们的安慰。

写于牛汉先生逝后第七日

韦君宜的道路

清华女生魏蓁一是从“一二·九”运动这个起点开始，走上革命道路的。电影《青春之歌》结尾，小资女性林道静在火车头上迎风而立的英姿，或许也展现了小魏——同学们都这样叫她——的青春风采。电影在此高潮处结束，林道静的未来是可以预期的一片光明，像爱情故事的幸福俗套：从此她过上了幸福生活。现实中的小魏却没那么幸运，中国革命任务之艰巨、道路之曲折，是小魏不曾想到的。小魏想不到在晚年她会写一部叫作《思痛录》的“痛史”，这时除了清华老同学还叫她“小魏”，她更为人知的名字是：韦君宜。

比起家道破败、被继母逼着嫁人、走投无路要去投海的林道静，小魏家境优渥。她的父亲是老留日生，参加过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少女时代的小魏随父亲在日本度假，穿日式便装的相片，一望而知的单纯无忧。天资聪敏，加上良好的教育，一路念到清华大学，小魏那时是冯友兰教授青眼有加的优秀学生，是经常在清华校刊上发表诗文的才女。这也是中途辍学的林道静不能比的——林道静的丈夫余永泽倒是可以比一下，这位北大毕业、崇拜“胡适之先生”的余永泽，不问政治，躲避革命，埋头做学问，想要成名成家，在电影中，是作为落后分子来反衬新女性的。这样的人生选择，在当时的知识分子中也是很有代表性的。沿着这条路走，著书立说，到最后盘点、盖棺论定，从大处说，也对国家民族有贡献。八卦一下，余永泽的原型，据说就是写《负暄琐话》的张中行先生，老来红，一度很风光。而那时，病中的韦君宜听人转述一位颇有成就的海外华人的话，说他们在海外颇有成就的同学，当时在学校充其量只算是中等学生，真正出色的、聪明能干的全都投奔共产党了……韦君宜对此是认同的，以为是一句公道话，在《思痛录》中还引述过。当时，她父亲认定女儿是栋梁之材，一定要送她去美国深造，韦君宜义无反顾投奔延安。林道静走上革命道路，还有着家庭原因——与余永泽建立起的小家庭让她感到窒息，她投身革命也可以视为娜拉式的出走，而韦君宜参加革命，完全是因为服膺理想与信仰。

红色30年，全世界风潮激荡。知识女性韦君宜，在未接触实际革命之前，先读了辩证法，唯物论，马克思主义，从理论上她已信服。那时国共两党对校园青年的争夺颇为激烈，学生的政治面貌也大有不同。韦君宜住清华静斋，平常走来走去只看见笑意盈盈的女生，有的烫发搽粉，有的短发布袍，都蛮和气，可是曾轰动一时的告密名单案就是从静斋闹出去的。静斋不静。什么新学联、旧学联，其中有人主张安内攘外，有人主张立即抗战，可以说，当时的学运有多少派别，静斋就有多少派别。但历史系高才生韦君宜是掌握了先进的科学的理论武器的。发表在《清华周刊》的理论文章《理论能拉住事实吗》，开篇写道：“辩证法是在其全本质上要求具体性的。唯心的辩证法就不得不在发展的行程中遇到它自身的矛盾，而转化为它的对立物……”这篇写于1935年的文章已充分展现了韦君宜的理论修养，更展现了她由于真理在手而在论辩中自信满满、词锋劲健、挥斥方遒，虽然也脱不了校园论文式的简单正确的学生腔。19岁的韦君宜——那时的小魏，以天下为己任，文字激扬。当这样的小魏，遇到“正统的”理论著作《革命哲学》——作者蒋介石，当时作为读书竞进会“大学组”的指定参考书——对于其中“既不主张唯心，也不服膺唯物”，老掉牙地祭出“礼义廉耻”的“民族精神”的老药方子来救国的领袖主张，她的鄙夷与不屑是溢于言表的。在其书评《由一本书看到——读〈革命哲学〉后》中不仅奚落了领袖的理论，也奚落了领袖提倡的“新生活运动”。这篇书评就在1935年6月份出版的《清华周刊》上发表出来。此时的小魏是大二学生。

其实前此一年，1934年刚进入清华的小魏，见了男同学还不敢说话，因为一直念的都是女校。年底她糊里糊涂被老同学拉入现代座谈会，被编入哲学组，在组里认识了蒋南翔。蒋南翔大不了几岁，却像个循循善诱的老师，永远穿蓝布大褂，一只眼睛又不大好，一丁点儿青年的活泼劲也没有。“他第一次把我对于男同学的芥蒂和戒心全打消了。这才开始和男同学自由谈话。”在一篇写于1988年的回忆蒋南翔的文章中，已被称作“韦老太”的韦君宜还像个天真少女一般写她“小魏”时代对一个男生的观感。这个其貌不扬、老气横秋的老蒋，引领她走上革命道路。“一二·九”运动中那一句传颂全国、见诸报端的名句“华北之大已经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就是出自老蒋之手。他们这个组学的是李达、雷仲坚合译的《辩证法唯物论教程》，有一次小组讨论，一男生说：“我们这些人呀，就是自己使劲在给自己的阶级挖掘坟墓。”说完与老蒋相视一笑。那时小魏还弄不清楚自己属于哪个阶级。后来老蒋又领导六个进步女生每周一次学习《中国大革命史》，教她们如何开会，先分析时事，再讨论工作、布置工作，给她们讲有一支红军队伍过了黄河，讲苏联的拖拉机打起仗来可以改装成坦克……此时的小魏也还不知道老蒋的中共党员身份。到了1936年底“一二·九”运动爆发，小魏这些人已经成为运动的骨干了。

在清华的小魏除了革命也不忘恋爱。彼时清华男女生比例之差更是悬殊，清秀精灵的才女小魏有不少追求者。在《思痛录》中有一篇写她的丈夫杨述的文章，对此有涉及：“那时我和另外一位男同学有些感情上的纠葛，心情很懊恼。而杨述本来是个一般的朋友，忽然跑来找我，正儿八经地给我留了一张条子，称我为‘兄’，说：‘这种事情在一般女性是难以摆脱的，我愿兄能给人看看我们的女性的姿态。’这使我第一次感到，这个人能把女同学当做和男同学一样的朋友、同志来尊重。而同时，也未免感到这人有点迂。”“我们的女性”，意思是“革命女性”。同是革命青年的杨述视小魏为“我们的”人。杨述与韦君宜同在清华历史系，那时杨述常常下笔千言，作文章题目也惊人：两千年来哲学的总清算，小魏曾笑此大而不当；杨述还曾立志写中国社会发展史，后来投身革命工作，地位越高，写东西越谨慎，提笔前必先“摸精神”，思想越来越放不开了。韦君宜曾在文中感叹他不愧为“驯服工具”，此后话了。当时小魏不愧是“我们的女性”，她发表在1937年2月《北平学生》杂志上的文章《我们能恋爱吗》，已斩钉截铁地表示：缠绵悱恻的爱情无疑地妨害救亡工作，救亡第一，谁若去恋爱，他就是被丘比特小将军从民族解放的阵营中捉了去，当作俘虏了。

“一二·九”运动后青年学生组织起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他们深入工厂、农村宣传救亡图存，他们组织读书会学马列，组织露营学军事，在一篇题为《一二·九回忆》文章中，韦君宜记述了当年激情岁月：“我永远不能忘记参加农村扩大团第一次下乡时，大家那种严肃的献身心情；不能忘记在宣传团会议上，学联代表董毓华同志那高举右手神气飞扬的演讲，最后意味悠然地以‘冬天来了，春天还会远吗？’作结。我也永远不能忘记深夜在学生宿舍里举行的那些秘密会议，不能忘记被捕的同学从监狱里出来时，高唱‘囚徒颂’出席欢迎会的那神情。从“一二·九”到抗日战争开始时，作为学生运动，我们整整坚持了一年半，不停息地工作了一年半。在这中间，我懂得了，自己在学校里所参加的活动可绝不是什么school politics，我们所干的革命不是什么年轻大学生随便谈谈革命，这是认真的，关系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斗争！”

1937年7月，抗战烽火燃起时，韦君宜毕业了。她在《毕业之后将如何——赠毕业队友》一文中与民先队的队友们相约激励：一、联络社会上一切势力挽救中国危亡；二、不要为旧社会势力所同化。

一份很难得被保留下的日记，记录了初入社会的韦君宜在1938年2月15日至11月26日这段时间里的经历。民众的麻木，青年的绅士气、社会气，政治派别的复杂，工作进展迟缓，应酬官太太，有时还要陪打麻将，一切都烦扰着她，让她时时想念散落四方的“一二·九”的同学们，也时常想起北方故乡爹娘。一日在街上，忽遇外公，她被逮个正着，那时家里找她已有两个月，兵荒马乱，外祖母和娘急得要死，爸爸也要乘飞机来了。而她坚决不肯答应回家，气得外公“大饮酒，大醉痛苦数说”，而“我也喝了四两白干，醉了心中焦急，没了顾虑，我就坦白声言，我有主张，有信仰，我命都可以不要，这些更不用提，是决不会去的……”为抗日救亡抛别亲人，这日记记录了历史生动真实场面。也是在这份日记中，韦君宜记下了她与孙世实的热恋与永别。孙世实死于日本飞机轰炸，尸沉江底。这个清华同窗、“一二·九”队友、一起工作的同志，在彼此热恋时死于非命，这剧烈的悲痛让她一度失智癫狂。她要上前线，与日本鬼子拼命。小孙是她一生不曾愈合、隐隐作痛的伤口。

爱人死后，韦君宜在延安疗伤，没过多久又投入工作。她曾一人衔命到晋西办《中国青年》分社，她背着行囊，里面装着报头、木刻原版、社章、文稿，从延安步行八百里山路到黄河边，顶着日军扫荡的炮火，在人生地疏条件下，白手起家，硬是出版了《中国青年》晋西版。

韦君宜终其一生始终保有青春的激情，这也许是“一二·九”运动对她产生的深刻影响。不论办报还是下乡，组织上把她放在哪儿，她就在哪儿干得有声有色。这从她解放前后一些文章的题目就可以看到：比如《哪个村子工作好？》、《记一个前线刊物的诞生》、《为什么和工农出身的老同志处不好？》、《书市站柜台售书有感》、《出版家的社会责任》……文风也是质直明快热情。她写小说，“文革”前就写出了小名气，短篇《月夜清歌》得到茅盾称赞，80年代后写的《洗礼》、《露沙的路》，都成经典之作。但她写小说，不以文辞胜，或者说她最关注的并不在此；她写小说可以归结到“问题小说”一类，是解决问题之作，是革命者写小说，而不只是小说家写小说。她写老干部的小说编成《老干部列传》，也许可以看作后来官场小说的先声，《洗礼》即写一位老干部在“反右”和“文革”中不同的为官姿态以及他的转变，其中主题立意仍在于“思痛”。

不了解韦君宜把一切献给党的革命激情和工作实绩，就不了解写《思痛录》的韦君宜是何等锥心刺骨的沉痛。韦君宜不是革命的旁观者，她身在其中，那是她青年时期的选择和一生执着的信念。写《思痛录》，韦君宜将她所亲历“左”祸，一件一件拎出来，直面中国革命史上的卑污与黑暗，深入反思，是要给自己一个交代，给未来留有益启示。《思痛录》犹是热血激情之作。

延安“抢救运动”以逼供信方式将大批干部特别是知识分子干部打成叛徒、特务，很像“文革”预演。那时杨述被整得很惨。这位将全部家产充公、带着老母兄嫂弟妹参加革命的忠诚老实人——韦君宜说他“对党可真是一个心眼，不留一丁点后路”，竟也无端遭怀疑。他们本来是以延安为自己的“家”的，现在他们却被视作“外人”，遭冷眼、被辱骂、被捆绑、被监禁。最难熬的时候，夫妻俩先后都找过蒋南翔，韦君宜一见自己的革命领路人，便囔“千古奇冤”，持重的老蒋也只有安抚：三月奇冤，哪里是千古？后来直到1988年韦君宜才知道，当时老蒋曾上书中央，结果非但意见没有被接受，反而在组织内部遭批判。这个荒唐的运动以领袖行军礼道歉草草结束。“抢救运动”是韦君宜、杨述们经历的第一次“左”祸。

革命在继续。革命取得政权。新中国在建设中。神州正值有事时，意识形态领域也始终不平静。韦君宜作为革命者，在没有触及自己的运动中，比如肃反，批胡适，批《武训传》，她是相信组织并铁面无私地执行“斗争哲学”。批胡风时，在作协党组的韦君宜，知道周扬不满胡风小宗派、不服从领导，也知道历史上两人的宿怨；胡风派作品喜欢写精神奴役的创伤，写人物的疯狂性，韦君宜也不喜欢，却也认为这一切够不上反革命；而胡风的“万言书”，她觉得是个笑话——明明现行所有文艺方针都由中宣部一手包办，“万言书”主张反对一切对文艺的管制，却又说一切应决定于中宣部——这不是自相矛盾吗？这是要求党来领导文艺嘛。然而，当毛主席亲笔批示定性，韦君宜惊诧之余，也就相信了胡风是反革命这个政治结论，并应组织命令调查手下一个与胡风有过几次来往的青年编辑，直至将他开除党籍。此后政治风浪越来越大，反右，反丁、陈反党集团，然后是大跃进，反右倾，韦君宜感到越来越惶惑。周围人一个一个落马。老同学、《清华周刊》主编、天真的王瑶教授，本来是靠近党的积极分子，渐渐也跟不上形势了，政协委员和《文艺报》编委都被撤掉，他在北大教书，言论不尽合拍，被北大中文系批判。那时杨述是上级领导，带工作组去北大调研，北大中文系汇报中将王瑶划为难对付的教授。杨述找老同学个别谈，问他：系里叫你检讨，你心里服气吗？王瑶笑了一声，说：跟你说实话吧，我的嘴在检讨，我的脚在底下画不字。而另一位老同学钱伟长，“一二·九”时组织自行车队，骑车到南京找蒋介石请愿，要求抗日，后来在清华大学副校长位上被打成了“右派”。最诡异的是，时任校长的正是老同学蒋南翔。后来韦君宜写文章提及此事有这样的话：“尽管老蒋领导我，教育我一辈子，可是总有不能尽同的地方。”终于，韦君宜和杨述以及老蒋，许许多多的人到“文革”时都被打倒了。挨批斗，韦君宜一度精神失常，去干校，一家人四散各地，小儿子因受刺激落下精神残疾。“文革”的种种惨剧、荒唐剧最终促使韦君宜觉醒。《思痛录》的写作是在“文革”后期就秘密开始了的。

一个人有九条命吗？将韦君宜各时期照片放在一起观看，会强烈感受到她恍若经过几死几生。天真闺秀，清华才女，激进学生，知识女性，党刊主编，“五七”战士，精神病患者，落魄“走资派”，胖胖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病床上的干瘪老妪……韦君宜的一生实在算得上是在碱水、泪水、血水中都泡过了。一个曾是那样单薄的女子，告别校园，抛别父母，牺牲了爱人，行世上最艰苦的路，一生守护自己的信仰与初衷，却忽然她发现，不知在哪里，革命变了味、自己迷失了自己。她反省自己：“眼睛全瞎。毛病出就出在对‘组织上’的深信不疑。我也跟着对一个遭冤枉的人采取了打击迫害的态度。”《思痛录》且叙且忆且书愤，快刀利斧，剑指中国革命历程一次又一次的“左”祸，刮骨疗毒，掘心自噬，是大痛苦，也是大痛快。只有用韦君宜一生做注脚，才能明白《思痛录》的分量。《思痛录》被称作未来世纪人们了解这个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心路历程、理解中国革命的入门之书、必读之书。

历尽磨难、思痛不已的韦君宜并不悲观。在《思痛录》的“结语”中，她明确表达她的政治主张：“天下最拙笨的民主也远胜于最高明的独裁，它使我抱着最高的希望……至于经济嘛，若有了政治民主这一条，它总能开步走。何必胆怯？我将欢迎能下决心的拙笨的民主！”这是已走至人生道路尽头的韦君宜对于未来中国的期盼。

韦君宜最后的革命工作是在人民文学出版社一把手任上，人评她“官越做越小”，她自己倒不介意，依然干劲十足，志士暮年，壮心不已。那是改革之初乍暖还寒的解冻时期，她热情扶植新锐作家，以文学冲击“左”倾教条。她会突然降临在作家竹林的偏僻小屋，也会动用上层“关系”支持受打压的张洁，从王蒙到莫应丰、冯骥才、张蔓菱，那时期活跃文坛的作家，谁人不知大名鼎鼎的韦老太？而社里同事看到的，是永远在忙的韦老太，不仅忙工作，忙写作，有人还看见她在公交车上忙着织毛线衣；她“目中无人”走过出版社楼道，嘴里喋喋不休，仿佛在跟空中的隐形人交谈；她忙得穿衣服时常胡乱搭，有时系错扣子，衣襟吊着来上班——早不是那个爱美的清华小魏了。

晚年韦君宜写了许多篇回忆“一二·九”老同学的文章，献身革命孙世实，死于“左”祸的夏英喆、韦毓梅，与她一样辗转颠簸于革命路途中的杨述、蒋南翔、王瑶、钱伟长、于光远、齐燕铭……这些当初的热血青年，才华横溢，头角峥嵘，各自生动。老蒋在病榻上也念念不忘叮嘱小魏写好“一二·九”运动史，这个任务她完成了。从“一二·九”出发，她与他们一道，参与了改变世界的革命，革命也或多或少改变了他们——这是他们共同的道路。为什么频频回望“一二·九”？不单是青春的缅怀，那里保存了他们革命信仰的初心，纯洁的、革命的原教旨。

穿越，回到历史现场——2012年《新文学史料》编后

编辑《新文学史料》，每天接触的作者、读者都是历史爱好者，念天地之悠悠，发思古之幽情，浮生半日，闲来穿越，回到过往，体味彼时那人那事那情境，颇多历史意趣。曾国藩指点他的六弟读书，说“读史之法，莫妙于设身处地。每看一处，如我便与当时之人酬酢笑语于其间”，“恍如接其人”、“亲其事”——这说的也是“穿越”啊。

一

大约从4月开始，国内报刊就渐渐地开始刊登有关纪念延安文艺座谈会及毛泽东《讲话》的文章、消息。有出版社邀请作家们自由选抄《讲话》中的句子，弄得好似行为艺术。也有学者研究当时参会人数，具体到名字，真也不容易搞清楚——比如有人参加了，但在那张著名历史性合影照片中却不见其身影，据考证有人是临时有事，有人不巧去厕所了，结果错过了照相；有人没有参会——参会人都是受邀的——但赶上照相，人家一叫，就站进了那个历史瞬间，听见毛主席喊：丁玲在哪里呀？坐近点，不要明年再写《三八节有感》啦……

70年，一甲子还要再加十年，真是辽远的过去了。当年恭逢其盛、参加了座谈会聆听了讲话的老人不多了。黎辛先生当时不在会场，留在《解放日报》值班，经手编发座谈会相关文章，并最终亲手编发《讲话》。老先生90多岁了，记忆力超好，身体也棒，几个月前亲赴延安参加纪念大会，会上会下被邀发言、被采访，忙累了一番，但精神愉悦。他去延安前即给我一篇大稿，其中有他亲历的历史细节的最新披露，也有他对历年来相关史料的梳理，总体上反映了座谈会前后的历史概貌。

《讲话》在座谈会上讲完后，并没有马上发表，真正发表的时间已是一年半后的1943年10月了。这期间为什么不发表？黎辛先生文章中回忆，当时报社领导多次催促毛主席发表，毛都说“不要急，要多考虑考虑，慎重些”，而且最后在清样上还有改动，据说在毛延安时期发表文章中，《讲话》是清样上改动最多的。黎辛先生后悔当时没将这些改动的清样保留下来。在中间这一年半时间里，《解放日报》刊发什么呢？因为座谈会讨论得不好——没有达成一致的结论，所以毛指示《解放日报》特辟一个“马克思主义与文艺”专栏，陆续刊登了《恩格斯论现实主义》、《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拉法格论作家与生活》、《列宁论文学》以及鲁迅的《对于左翼作家联盟的意见》，这当然是为了统一思想，《讲话》中涉及的文艺与生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文艺工作的任务，都可以在这些马列经典中找到思想渊源。其次，到了1943年5月召开党的文艺工作者会议，《解放日报》在对会议的报道中才首次披露了《讲话》部分内容，如“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凯丰、陈云、刘少奇、博古等高层领导人也纷纷讲话。陈云《反对自视特殊与自高自大》提出树立首先是党员、文化工作只是党内分工的观念，不应抱着“基本上是文化人，附带是党员”的态度；凯丰《到前方到乡村成为群众一分子》，刘少奇也鼓励大家到农村去，博古希望作家给报纸写通讯报告作品，总之高层表态都刊登出来。最后是作家们积极表态文章陆续刊登，舒群、何其芳、周立波、陈学昭等都表示要改造自己，改造自己的艺术观，正确处理个人与组织的关系。等到一批新作品，如《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吴满有》、《田保霖》等出现时，毛主席觉得时机成熟了，才将《讲话》拿出来，并以纪念鲁迅逝世7周年这个由头，经黎辛手，全文刊登在《解放日报》上。

黎辛文中还回忆1981年胡乔木多次通过秘书指示新闻出版局重新翻译《党的组织与党的文学》，尽管许多权威翻译家如师哲、曹靖华都认为不必重译，最后列宁这篇文章还是被改题重译了，新题为《党的组织与党的出版物》。以“出版物”代替“文学”，为什么这样改？黎辛先生说是为了躲避反对意见。黎辛还回忆1982年胡乔木指示贺敬之今后不必年年纪念《讲话》，五年纪念一次。胡乔木，这位当年亲手整理《讲话》手稿的人，基于何种考虑做这个决定？这又将涉及一系列复杂的当代史料了，一时也难深入探讨。但黎辛当时和现在都不满意这个决定。

二

巧的是，就在刊发黎辛先生回忆文章的同期，也刊发了曾是王实味的学生、妻子的薄平老人（绯石）的回忆录。是历史冥冥之中的提示？要让后人回忆1942年时不单记得盛会与伟人，也记着普通人的平常日子、记得那个曾被千夫所指的“罪人”。当年在延安，薄平与王实味朝夕相处，但年纪小，尚不能完全了解王实味这个人。半个多世纪后，当她本人历尽沧桑、特别是间接了解了王实味罹难前后的史实，她激动了，往事历历，汇涌笔端，让我们随她近距离认识那个生活中的王实味——他不抽烟，不喝酒，不参加娱乐活动，每天伏案翻译，从事他自认神圣的革命事业。路上遇见编译部同事，他尽量绕着走，也不愿意将新婚的漂亮妻子介绍给大家，妻子在窑洞外唱歌，他赶紧拉她回来，说爱情是自私的，自己最珍爱的人要藏起来；同事来敲门，他只开一道门缝，说几句赶紧关门，怕人家把虱子带进来。他说：“各人有各人的事，生活很简单，废话少说。”“避开那些无关的企图看热闹无聊好奇的庸人，与他们保持距离。”但对炊事员、红小鬼他却热情亲切，路上遇到拾粪老农，他会把脚边的干粪蛋帮着踢过去。对妻子好极了。那时他们也是延安众多周末夫妻中的一对，每逢周末，王实味都把窑洞收拾得整洁温馨，瓶里插着山上采的野花，黑瓷罐子放在炭火上炖着肉，有时还请妻子去馆子吃延安有名的甜食“扁豆泥”和“三不粘”。妻子的衣服、被子都由他洗，缝，还定规划要把妻子培养成翻译家，要她走路背单词……这样一个生活中的王实味，是以往关于他的冤案的文章中从未涉及的。

中国向来有所谓正史、野史之分。且不谈历史真实，因为正史有可能粉饰、抹杀，野史也可能是“贾雨村言”；想说的是，来自个人、民间的回忆往往行文风格即不同，简单、直接、见性情，比如薄平老人的文章。相比之下，正史就往往复杂，头绪多，盘子大，横看成岭侧成峰，加之还有不能公开的“机要”、“密档”，所以下笔游移、顾忌，读者读来自然不爽利，也没法子快意恩仇。即如今年《新文学史料》刊出的两个作家的专辑，郭沫若与何其芳，都是文学史上留名的作家，也都是党的文艺官员，有关他们的史料，该多么丰富有看头啊，但自然也有尚不能公开的吧？

三

也许最终只能最大限度逼近历史真实，却永远达不到那真实？努力，近一步也是好的。

关于《白毛女》、《红日》的三篇文章，揭示了红色经典的形成过程，别具历史探询之意趣。据王林1946年日记记录的贺敬之报告，《白毛女》最初演出时，没有将万恶的地主黄世仁枪毙，因为“怕左了”；结果鲁艺伙夫切肉时都愤愤不平。毛主席看了也说不敢放手发动群众，毛主张枪决地主恶霸。刘少奇在某次报告中也说，不枪决此恶地主是右倾的具体表现。而据孔昭琪回忆，解放前在他家乡山东阜平县龙泉乡老革命根据地演出的《白毛女》，情节上与后来的经典版本也有不同：喜儿遭强暴与欺骗后，还对黄世仁有幻想。当黄家上上下下忙着为黄世仁办喜事时，张二家的拿起正赶制的新衣朝喜儿身上比，喜儿接下来有这样的唱词：穆仁智说我该高兴，少东家叫我把日子等；张二婶子将衣来比，不由我红喜喜在心里。——比后来经典中的喜儿，阶级觉悟可是差多了，却是真实的。但当时中委们提意见：如果农民群众也无力量，那么最后农民的解放是从何而来呢？

在红色经典诞生之初，众作家评价不一。王林1947年日记记载一次丁玲主持的讨论创作问题的会上，扯到《白毛女》，丁玲说《白毛女》的创作是鲁艺想搞一个大形式以压迫一切，所以最初怪气森人（这可能指白毛仙姑在山庙里，笔者注）；艾青说是先有主题而后找生活。丁玲又说《白毛女》的风行是行政力量，王林在日记里注明：这话不大正确，《白毛女》还是深为群众爱好的。但王林本人对《白毛女》也并不认为艺术上成功，觉得内容也是平凡的。既是作家又是参加过“一二·九”运动的知识分子老革命的王林，当时还和后来的著名导演崔嵬琢磨怎样处理情节更精彩呢。他还拿托尔斯泰《复活》做比较，认为内容也平常，也是一个佃女被强奸后被抛弃，认为只是阶级观点不同罢了。据说，当时群众爱看《白毛女》，但文艺专家对这戏都有很多很大的意见。有个张季纯还写文章挖苦一大顿，被陆定一看到，说：这些文艺人还应该整风。

日记、书信往往比隔了几十年后的回忆更真实，因为除了记忆的不尽可靠外，还有回忆时的主观态度的影响。对同一件事，有时会有不同回忆，是史料的“罗生门”。我们能做的是：让方方面面的人都来说，众声喧哗中，让事实真相凸现。

四

我们向历史叩问的，也许都缘于我们现实当下的困惑；我们向历史寻求的，都是我们亟需的慰藉。

关于鲁迅、胡风、聂绀弩的史料，一直是我刊乐于刊发的，这不仅因为他们经历中国现代文学史重大事件、写出重要作品，也因为他们的人格魅力。有些历史人物就是有魅力，譬如聂绀弩，他的特立独行、旁逸斜出，即使在历史人物群中也依然别具风神，吸引后人不断追忆。

孙郁文章别开生面，搜集了大量私人言说鲁迅的史料，试图向我们展示一种历史真实，即，在官方评价之外，在媒体宣介之前，鲁迅在众人眼中是一个什么样的形象；倪墨炎文章考据细腻，详查至鲁迅祖宗八代以上周氏家族经济状况，人口房产田地，有数据有图表，可以说将这个题目作尽了。多年前，有人鄙薄鲁研界里无高手，其实，比较而言，研究鲁迅的学者还是水准很高的。

聂绀弩致胡风信，也是非常珍贵的史料——那是梅志当年冒着风险藏在旧衣服口袋里保存下来的，因为诗好情长实在舍不得烧掉。覆巢危卵的状态下，聂绀弩与胡风、梅志，三个都是困在风暴中心的人，却精鹜八极、心游万仞地切磋诗艺；为了听到老友真实的意见，老聂还颇为孩子气地将自己的诗煞有介事地冒充他人的诗，请胡风臧否品评……今天，我们遥想当时情形，能不感佩这种大气魄、大风流者乎！而一组胡风的集外佚文也相当震撼——当我们展读胡风致周扬信、致文学家辞典编委会信，有被击打般的震撼——强烈感受着他对文学对历史的严肃求真的态度，由衷钦敬他虽罹文字狱、“三十万言三十年”，仍然不悔不改，不卑不亢，固执于真实。骨头是真的硬。

近年来，众声喧哗中自然也有史料提到有些作家并不喜欢胡风这个人。其实关于这一点，鲁迅生前就下过判词，说胡风性格直，易于招怨。这些不喜欢胡风的史料表达，丰富了对于历史人物复杂性的认知，也是接近历史真实的努力；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最终还是大处着眼。而对聂绀弩，我们也许太欣赏他犹如天马行空般的个性、魏晋人物似的超脱尘俗的神髓，往往将他想得飘飘然神仙似的。其实，谁能完全摆脱现实的一地鸡毛？鲁迅也是“未敢翻身已碰头”啊。只有认清这一点，我们才更明白“岂有豪情似旧时，花开花落两由之”，“丈夫脸刻黄金印，一笑心轻白虎堂”是个什么气派。

由胡风想到赵立生先生。他的文章刊出后，诗人邵燕祥写信给他，其中有这样的话：

在最近一期《史料》上拜读你的回忆，对《诗号角》的详尽叙述，并你为之落难的始末，终篇时竟为之落泪。这不仅是你们夫妇俩，我，陈牧黎风，李致远的遭遇，这是二、三、四十年代几代左翼“知青”共同的坎坷历程，那时的我们，固然有自己天真幼稚，不懂中国历史和现实政治的弱点，但谁想到千百万人会陷入谎言的泥坑，预设的网罗、暴力的胁迫之中呢？

那文章，是作者赵立生先生送到编辑部的，那天下午，我听赵先生讲他的往事。老人轻松的语气不能减轻往事的沉重。但看他从坎坷的经历中走过来，保持着儒雅矜持的风度，拥有健康的身体，甚至电脑也玩得好，办事能力也很强，真是不容易，也是一种胜利呢。

与薄平老人一样，赵立生先生也是幸运的，都以八九十高龄幸运而自由地回忆过去。

五

能够呈现的史料是幸运的，但同时我们总是悬想那些正在滑向历史黑洞的往昔人物、事件……

当年轻的曹禺狂热追求女同学郑秀的时候，也正是他演戏、写戏近乎痴狂的时候。从那时起，在很短的时间里，《雷雨》、《日出》、《原野》、《北京人》横空出世，像生命能量大爆炸，天才的光焰照亮天幕。剧作家曹禺一生最重要的作品都诞育在这个时候。此后，曹禺再不曾有过这样辉煌的创造日。那么，名剧是怎样写出的？剧作家的写作状态如何？凡此种种都即时地展现在致郑秀的百余封情书里。而如此珍贵的新文学史料在“文革”中全部烧毁，我们所能看到的是曹禺的女儿在不尽的悔憾中的追忆。

有多少史料因“文革”而终久湮没？

而另一种现象是，随着单个作家被组织起来，组织的力量日渐凸显。在一场接一场的运动中，作家必须表态，组织上也需要了解、掌握作家的思想动态。在即将出版的今年最后一期头条刊出的《文联旧档案：老舍、张恨水、沈从文访问纪要》，就是从五六十年代组织上对包括作家在内的三百多位文化人的访问调查报告中检出的。辑录人贾俊学先生，长期致力于旧文档案的搜集，从潘家园旧货中淘出了珍贵文献，丰富了我们对于历史的认知，为文学史家、历史学家研究那段历史提供了第一手史料。但这是西方史学家所界定的“口述史”吗？也许可以称为“另类口述史”吧？当属于具有中国特色的另类史料，像“交代材料”、“外调材料”等等，都属此类。之所以“另类”，就在于当他开口，他已意识到他面对的是组织，是在向组织说。说什么？怎么说？要考虑。

即便如此，也足见大作家们的真性情——精彩极了。老舍侃侃而谈：

每天坐在这小屋里能写些什么东西？还不净是写些应景、赶任务的文章。一会这个记者，那个电话，再不然就是电报。讲起来都是最要紧的文章。有时我弄都弄不明白是怎么回事，也都得表示意见来写文章。譬如，苏联火箭上了天，新华社所发表的消息也就50个字，我怎会可能写更多的？只有凑合一首诗来歌颂一番。实在这样的诗我自己都懒得看。要是真正搞创作，能写出像样的东西，只有深入生活，到下边去才行。但我这条腿，这一身病，到下边去怎么办？不是给地方上添麻烦？农村生活我倒不怕，人家吃啥我吃啥。现在还不是照样吃窝窝头就咸菜，连白菜都买不到。住的就更不成问题了，可以随遇而安。成问题的是我要喝好茶、吸好烟。这是我一辈子的嗜好，戒也戒不掉。到下边又怎能与劳动人民共甘苦，这一条就得受批评，咱特殊了。不过，麦秋时，我还要到安国一趟。另外也想找在南方气候好的公社，到那里住一个时候，即如不参加劳动，只看看也是好的。十三陵就去了一天，回来就倒下了。去张家口的参观访问，也是因为这条腿而临阵脱逃的。现在我穿着金丝猴皮毛裤，腿还发凉呢……

是不是仿佛坐在老舍先生对面，我们倾听！

三流小说的低级趣味

文学史上的三流小说，若不是因为职业的特殊需要，今天断然不会读它。读，也是百无聊赖时才读得下去，一读，兴许就读出了趣味！这些小说虽然艺术上无可圈点，悲欢又隔着时代，却每每于粗朴中不经意地展示一些陈年旧迹，为远去的时代留下鲜活的记忆。历史大账簿、大画卷上所没有的那时那地的心理、言动等琐细描摹，正可以由小说来添上几道闲笔、造几分氤氲气象。

胡山源的长篇小说《三年》，几年前由他的一位晚辈乡里极为热情地寄赠给我。胡先生去世多年，他这小说当时已不好找了。开卷有益，现在虽记不清楚里面的人物、故事，但有两个地方留下了鲜明的印象。一是五四前后教会中学的老师比较开通，睁一眼闭一眼替外校男生给女学生传递书信；另一个印象是新潮男女恋爱要自由，阻隔却太多，小说写出100页，男女主角还没拉手，就是写信啊转信啊看信啊，各居一隅心潮起伏；见面不容易，路上偶遇，远远望一眼，也不知看没看清楚，就兀自惊心！书中有个细节，男生在礼堂里看演出，隔着好几排座位，在那些穿着统一校服的女生中找“她”的背影，虽然此前两人在信中约好了暗号，诸如理头发、抚耳朵之类，那也难以辨认啊。真要为那时的男女呼一声My god！——彼时的世态风习就如此鲜活地展现出来，其社会学意义在于让后人明白，那时候除了敢于学“娜拉出走”的先锋青年之外，还有这样既春心蠢蠢欲动又忧谗畏讥、缩手缩脚的青年，而且后者还是多数。

五四时期，白话写作还是新尝试，只有少数作家如鲁迅出手即不凡，作品经得住时间考验，成为文学经典；而大多数白话小说现在看来都很幼稚。那幼稚，表现为没有艺术概括力，写得稀松拉杂，如流水账，现实生活未经艺术点化，近似原生态地呈现在小说中。所以读这种小说有时就像在读作家生活实录，有索隐嗜好的读者会很high。

张资平写于20年代初的小说《冲积期化石》，当初还是同在日本留学的郭沫若等人资助出版的。张资平后来在抗日战争中出任伪职，是附逆文人，这且不谈；他的文格在文学史评价中也不高，特别是鲁迅在文章里将他的创作概括为一个三角形，他的三角性爱小说就更加上不了台面。但《冲积期化石》应不在此列。它写了什么？写的是那个时期中国的乡村、教育和留学生活，时代变迁中的人、事的几个标本、化石。在小说中找张氏特色，那不过是写了几处今天看来简直算不上什么的性爱场面。比照一般五四时期爱情小说那种手都拉不上的恋爱，张资平小说灵少了点，肉多了点，就显出几分色情了。留日的张资平是受了日本私小说影响，同期的郁达夫也有如此情形。《冲积期化石》其实可以和郁达夫小说归作一堆儿，主人公都是留日学生，郁达夫的人物内向、纠结、抑郁，张资平的人物与外界有广泛交通并勾搭（或曰交往）女人，而郁达夫的人物是听见女人木屐声或淋浴泼水声就敏感变态的性苦闷者。郁达夫小说借人物的热情宣泄，大胆地赤裸裸地袒露弱国子民精神苦闷，成为那一代青年苦闷的象征和代言，今天读来只感到一团热烈伤感的情绪，而对那时那地的环境却一片茫然。倒是《冲积期化石》提供了更多时代场景。比如描摹留学生与日人房东女儿的接触，就部分解答了我对于那时留学生何以喜欢娶日本下女的八卦猜想，起码是提供了一种合理的想象。小说还塑造了广东乡下一牧师，一位“中西折中主义者”，颇有讽刺喜感：那申牧师每天吃一顿英国式面包送豆腐汤，拿一块不圆不方白洋布蒙盖满是油污的饭桌以“讲卫生”，每天对着老婆和女儿至少说一次他从英国宣教士学来的All right，也不管她们懂不懂；对小学生的管理法是“宽之中带严，严之中带宽”，旧私塾的鞭笞固然不行，但全废鞭笞也不可；对儿女婚事，固然要他们自己情愿，但也要经过父母的许可……这是现代小说为数不多的几个教民形象之一，很稀有，难得还被作家描摹得如此活灵活现，而且申牧师的故事还相对完整，不像小说中有的人物写着写着就没了。

不过我对《冲积期化石》陡然来了兴趣，是因为想到钱钟书《围城》第一章，方鸿渐留学回国在船上的经历，与《冲积期化石》的开头故事，简直可以构成互文！

近代以来，西风东渐，东方向西方取经，从包括詹天佑在内的清国小留学生开始，留学潮一浪接着一浪。大江歌罢调头东，一船一船，其中无数豪杰精英。留学生乘海船近到日本，远赴欧美。船期最长要在海上航行几个月。可以想见，有多少故事可以发生！

冰心曾回忆，她1923年留洋所乘的约克逊号轮船上，来自全国各地的留学生有160多人，他们组织各种社团，举办各种联谊会，有人唱歌，有人弹琴，热闹极了。他们还搞募捐，募集食品糖果给三等舱里贫民的小孩。船离中国，三日到神户，留学生们纷纷上岸，挤在邮局买邮票寄信，一面还开玩笑，说白话有什么好！你问日本人“哪里最热闹？”他不懂。再问他“何处最繁华？”恍然大悟忙指路……这次船中头等舱乘客十分之九是中国学生，这令船上的侍者（都是广东人）很自豪。他们很关心船上别国人对中国学生的舆论，还以全体名义写一篇勉励中国学生为国家争气的话，贴在甲板上。学生们也很恳挚地回了一封信。这船上后来出了不少精英人物。

不同于这类回忆，小说家笔下的留学生却不是这等精英形象。就像鲁迅轻讽过上野的樱花开时，树下总少不了辫子盘起如富士山的清国留学生，张资平也笔带嘲讽地写过几个初赴日本的人，说他们不知是去逛的还是留学，还没到日本国境，就把过香港时买的长短不称身的和服穿上，趾高气扬地在船上走来走去。他还写了一个k君，自称懂外文，曾和朋友在上海组织译书社，翻译名著；可是当他与船上一老外对话，被问Don’t you like it？他却把“是”直译成“yes”，犯了低级语法错误。张资平也写到国人照例到哪儿都热闹得扰人，甲板上聚着的中国学生们，谈笑争论喧哗一片，“闹得海面上的天空，都有了反响”。

对此，钱钟书倒是着墨不多，仅以精致的钱式幽默写道，他们有在法国留学的，也有在别国留学、到巴黎增长夜生活经验而乘这只法国船的，谈完祖国内乱外患，漫长旅途无以寄托，谁弄到两副麻将，正好凑两桌，除了吃饭睡觉，就是打牌赌钱。他用夜生活，麻将，给那船上的留学生定了性。然后就让主角方鸿渐上场。

当然船上有女人！小说吸引人当然要有女人出场，就像赛前热场的拉拉队。与方鸿渐构成好看情节的两位小姐，因钱钟书的生花妙笔而宛若真有其人似的令读者难忘：来自澳门的鲍小姐热辣放荡，穿着暴露惹火，船上留学生背后戏称她“真理”，因为真理是赤裸裸的，后又修正为“局部的真理”，因为她并未一丝不挂。她本来有未婚夫，却勾引方鸿渐作为漫长旅途中的消遣。女博士苏小姐自矜门第与才学，做作一种“冷若冰霜，艳若桃李”的风度，不料这又甜又冷的冰淇淋作风没有奏效，倒让方鸿渐敬而远之，她只有望着鲍小姐暗地泼醋。

比起这二位作女，张资平的主人公“我”所遇的陈小姐倒是落落大方。在互通了贵姓、贵邑以及所学后，“我”就开始耍贫嘴，陈小姐要学医，“我”就对医生职业发表酷评——

“我有一位道德学问都很高尚的友人……他自己说，他自志望学医以来，十天有九天想毕业之后，要如何开一间大大的病院，每天要有多少病客，卖多少药，作算有可以不用服药的神经过敏的顾客，也得给一两瓶不咸不甜的蒸汽水他尝尝，多赚几个钱。那么看起来，当医生的心术，就可想而知了。”

陈小姐不待我说完，忍不住失声笑了。忙从衣袋中取出一条雪白的手巾，掩着口，极力忍着。

“照先生的话说起来，世间可以不要医生这种人了。”

“自然不要！”

“人患了病怎么好呢？”

“人哪里会无缘无故患病的。真患病的，大半都是自作自受，不必理他。还有小半数的人，虽然算是自然发生的，像年老衰弱的病，是一种免不掉的天然淘汰，应当死的人，还是让他死的好，勉强把他医好了，留在社会上，只会吃，不会干，有什么意味？”

听听，这贫嘴饶舌的语气、剑走偏锋的见解，简直就是方鸿渐style嘛！而更惊怪非常的是，钱钟书竟让方鸿渐对着鲍小姐也痛贬医生一大篇——

因为鲍小姐又讲起她的未婚夫李医生，说他也是虔诚的基督徒。方鸿渐正满肚子委屈，听到这话，心里作恶，想信教在鲍小姐的行为上全没影响，只好借李医生来讽刺，说：信基督教的人，怎样做医生？基督教十戒里一条是“别杀人”，可是医生除掉职业化的杀人以外，还干什么？

鲍小姐毫无幽默感，生气道：“胡说！医生是救人生命的。”

鸿渐看她怒得可爱，有意撩拨她道：“救人生命也不能信教。医学要人活，救人的肉体；宗教救人的灵魂，要人不怕死。所以病人怕死，就得请大夫，吃药；医药无效，逃不了一死，就找牧师和神父来送终。学医而兼信教，那等于说：假如我不能教病人好好地活，至少我还能教他好好地死，反正他请我不会错的，这仿佛药房掌柜带开棺材铺子，太便宜了！”

两部小说对照着看，不是很有意思的事吗？

能否这样推测：钱钟书早先读过张资平这部小说，对于船上这一节，留下很深印象，后来自己写小说时，就潜移默化地受了这部小说的影响？再，或许，幽默的钱钟书故意戏仿张资平，并且他艺高人胆大，在相同的小说情节中欲与前辈作家比试一下，写小说谁更有才华？而这本身就是对文学前辈的致敬。《围城》动笔于1944年，1946年完成，斯时，距《冲积期化石》出版已过去20多年了。

20年，不单小说技艺进步了，风情世态也大不同了。方鸿渐与鲍小姐的关系进展迅速，不久就睡一块了。而20年前的“我”与陈小姐的情感发展，还是古典主义老戏，慢，但也有戏。陈小姐从客气、略带拘谨，渐渐到活泼地直接到“我”的床位上找落下的手帕、扇子；到了一人快下船了，才进展到两人在船舷看海，沉默中，“我”——“更进逼一步，肩并肩紧紧靠着她。她也不退避。此时两人都望着海，她看不见我，我看不见她。我只感觉到有一种热气，在我两人的肩膀里对流起来。”

这时“我”说：“我两个像有意约了来的！”

陈女士脸微红忙道：“白天里有什么约不约！”

“我”一听，“像感受了电气”——现代汉语就是“像触了电”——“我”，“颤声”说：“一定要晚上相会，才算约么？”

自知说错了话，陈小姐，“颊上的红晕一直扩散在她两个耳朵旁边。此时我的右手搭在她的肩背上了。她微微侧一侧身，但也不忍叫我放开手。”趁势，“我”说：“我们今晚上再来这里望海心的月色，好吗？”

十足文艺腔。古典，也色情。若方、鲍那种是剪径大盗，这两位就是小偷小摸。

晚上约会倒是直奔主题，拉手、相拥、吻脸颊，自然无比激动。“我”，“声音也颤了，身体也轻了，两颊也发起热来了；心房的血，像得了加速度，由大动脉窦奔腾出来；吸进去的空气，再也达不到气管支，给海风一吹，肺叶激动过度，胸前隐隐的发痛。”

这一段令人笑喷，作家许是记起自己原是读东京帝大医科的，就突然做起医学实验笔记了，满纸科学名词儿，将一场风花雪月搞成医学实验。

待陈小姐怕被人家看见，跑掉了，“我”开始严责自己：“你并不是真心爱她！你是出于半兽的冲动去爱他！你没有责任心去爱她！你只图满足你在这头觅异性的船中发生的欲望罢了！”两人再见面都庄重了些。

在下船前夜，“我”望着舱里酣睡的陈小姐一呼一吸，“像有吸引力吸我。幸得我理性还强，战胜了她的吸引力……”鬼知道那个同样为情激动的陈小姐，怎会没心没肺如此酣睡！

反正作者也不打算交待了，他也没心没肺地结束道：“至于陈女士以后的事，要我遇见她，或听人说及她的时候，才能够再请她到我这笔记里来。”就此三言两语拜拜了陈小姐，以后一本小说再也没她什么事了。——三流作家不严肃的写作态度暴露了吧？

其实，方鸿渐“失身”，是傻小子着了妖精的道儿，情感付出还是真诚的；张资平的“我”，扭捏古典了半天，虽“理性还强”，格调却并不比方鸿渐高。所以，20多年后，虽然“人心不古”，倒也没有“世风日下”。

小说中船上姻缘未有结果，现实中却是大团圆喜剧。冰心就是在约克逊号船上结识了她的夫君吴文藻，中国社会学领域筚路蓝缕的大学者，费孝通还是他的学生呢。

谁的青春不激荡

五四是现代中国的青春期，那种沉寂千年后的爆发，万丈光焰照彻夜空。此前不久梁启超那一代殷殷期盼的强中国之强少年，登上民国舞台。“德先生”和“赛先生”，是刻印在五四一代人额上心上的精神徽章，由他们首倡，并遗留给后人。今天我们仍走在追求民主与科学的路上，“道阻且长”。周虽旧邦，其命维新。话是漂亮话，也说出了历史必然；但进程是曲折而缓慢的。即便是当时，从文学这个场域观察，新旧势力，对比悬殊。当年沈雁冰（茅盾）在商务印书馆改造《小说月报》，发表新文学作品，这是任何一部现代文学史教程都要提到的，但实际情形是，干了没两年，沈雁冰就辞职了。辞职原因不仅仅是他回忆录里提及的，反对者诋毁以及1922年王云五任编译所长后要期期检查内容，关键是改革后的《小说月报》销量急剧下滑。看惯了文言的读者，还不习惯白话。这就是历史的惯性或惰性。新文学主将鲁迅的母亲不是更爱看张恨水的旧小说嘛。这是没奈何的事。其他领域亦如是。五四带来的变动，是社会有了一点进步，然后喧腾起来的尘埃落定，新神旧主各归其位，鲁迅说是：有的高升有的退隐，然后文苑寂寞如古战场。

五四时期最青春勃发的社团是创造社，新月社也曾经非常活跃，当黄药眠加入创造社、邵洵美试图重振新月社的时候，时代的所谓主旋律已然变调。

离开广东老家的小青年黄药眠，初到上海，就进创造社当一名助编。那时郭沫若已南下，成仿吾给他布置工作，他负责来稿初选、跑印刷所、做校对，吃住在出版部，每月工资30元。上海生活费高，这样的待遇还是艰苦一点。成仿吾对他说，以后可以翻译一些东西、写些东西出版，也就可以过得去了。那时创造社早过了“《女神》时期”，郁达夫也远离创造社、与鲁迅亲密接触去了。“洪水时期”的蒋光慈在黄药眠眼里都是“老作家”了，还有女作家白薇也经常来出版部吃饭。白薇带黄药眠看电影，默片，与广州电影院的有人解说不同，上海的电影院只有叮叮咚咚的钢琴伴奏。蒋光慈更为平易，带他去逛“大世界”见世面。蒋光慈那时正当红，他的小说都是“革命加恋爱”的模式，深受大革命时期青年男女喜爱。经常有美丽女郎捧着花束来找他，令小伙计黄药眠艳羡。而蒋只笑笑，说：这一类女子，我实在太多了，有点应付不来了。你喜欢她吗？我可以介绍给你。创造社的浪漫余风尚在。当时郭沫若诗集《瓶》的主角，那位某女士，就住楼上，陪她的一位，是聘请来专门教郭沫若的小孩的。后来《瓶》女郎与出版部的财务恋爱，财务居然带着出版部的现金和该女郎跑了。

浪漫之外，黄药眠也渐渐看出一些名堂。创造社原班底都是留日的，而且还都是东京帝大的，对于日本其他大学的有点瞧不起。比如郑伯奇、穆木天等京都帝大生，在创造社里属于次要人物。至于西洋留学生，如果文学主张相同，也可以适当引为羽翼。而国内大学毕业生，则一律被看成“小孩子”。那个又会画、又会写的倪贻德，就愤而发誓：再也不当这个“小孩子”了！一跺脚去东京了。黄药眠和几个小伙计也议论老作家：郑伯奇并没有读许多书；蒋光慈小说人物扁平，没有立体感；郭沫若有才气，但对下一代的发展和培养却不很关心……

黄药眠这一代登上历史舞台是到了20年代末、30年代初，那时又一批留日生，李初梨、彭康、冯乃超等，回国了，大搞普罗文学，创作社向左转向，黄药眠也跟着转了。其时，世界范围内的“红色30年代”成为新的时代风潮。1928年黄药眠入党。开始是参加学习讨论。他记得讨论过当时中东铁路由国民党收回国有、是该反对还是支持的问题，陈独秀“托派”问题等。因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政党，所以会议就由工人阶级来主持，那是创造社出版部新来的一个售货员，当然省委还是要派人指导的。有时会议就在虹口公园草地上举行，先痛骂蒋介石，然后每个人汇报情况，外人看过来以为是游园活动。

新一代上台总是要挑战旧权威，创造社二代挑战鲁迅，指他为“封建余孽”，是应该被超越、被打倒的障碍物。这一顿批，逼得鲁迅去学习唯物主义，看看自己是不是真的过时了。“左”得激进。到李立三主持中央工作时，更是“左”得盲动起来，大搞飞行集会。看当时人回忆，这飞行集会很像今天的“快闪”——约好时间，三三两两来到指定地点，时间一到，燃放鞭炮为号令，大家聚到一起，喊口号、散发传单，用砖头砸破公共汽车玻璃，几分钟后租界里的巡捕、印度红头阿三闻风赶来捉，大家就迅速散了。当时蒋光慈已改名“蒋光赤”以显示其革命颜色，飞行集会时，他穿着西装，带着漂亮姑娘，一旦巡捕来了，他就和姑娘溜进咖啡馆，巡捕自然抓不到。还有杜国庠老先生，在潮汕一带是赫赫有名的“四大寇”之一，被悬赏一万买他的头，好不容易逃到香港，才转来上海，就被分配去发传单。他眼睛不好，腿脚也不灵便，只好深夜出动，在僻静小巷往人家门上贴传单。被人发现，就跌跌撞撞逃走。

立三路线下，组织损失三分之二以上。黄药眠所在小组，八个人就有五人被捕。他们基层支部向上反映，认为这样做法不对，特别是有公开职业的党员暴露了之后就难以立足，反而失去了宣传阵地。结果被批评为“充分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的怕事、怕死的劣根性”，蒋光赤干脆被开除出党。那时一个季度总要搞一两次飞行集会。女作家丁玲是不愿参加这类活动的，她要在家里写作，但她的丈夫、诗人胡也频积极投身其中，后不幸被捕，是“左联五烈士”之一，与鲁迅喜爱的《二月》（解放后拍成电影《早春二月》）的作者柔石一道，血洒龙华。鲁迅写了著名的《为了忘却的纪念》，“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的著名诗句，亦感兴于这件文坛惨祸。当时李立三还曾秘密约见鲁迅，亲自鼓动鲁迅公开站出来表态。鲁迅不以为然，嗯嗯啊啊过去。鲁迅主张堑壕战，《三国》里许褚式的袒胸迎敌中箭，他不以为那是勇敢。

飞行集会搞多了，革命效果却不大，开始发传单还有人接过来看，后来路人就不接、也不敢看了。白色恐怖严重。

“左联”负责人、职业革命家周扬切实承受着白色恐怖的压力。一天，夏衍来通风报信，田汉被捕了。夏衍是去田汉家时发现的。当时他正一脚踏上楼梯，房东家的保姆拉了一下他的衣角，他立即意识到，当时暗探还埋伏在楼上，他马上跑走才脱险。但是左联文委第二天早晨就要在阿英家里开会，阿英家有没有事？其他同志情况如何，都不知道。周扬与夏衍商量，派周扬的爱人苏灵扬前去打探，因为女孩子不会引起密探注意。苏灵扬回忆，那是早春一个细雨濛濛的清晨，马路上静悄悄的几乎没有路人，她撑着伞，在阿英住的弄堂对面的人行道上徘徊。弄堂口没有进出的人，寂静异常。观察了足足两小时，她不敢再逗留。回到家，下午夏衍就带来更坏的消息，除了田汉、阳翰生，朱镜我、许涤新等同志也同时被捕了，阿英逃脱了，但阿英的老父亲被抓走了。她和周扬当即离开家，身上只有四角钱，因情况不明，也不敢找同志借钱，只好在一家小旅馆斜顶楼梯间的一张单人床上过了一夜。“彻夜的胡琴声和下流的笑谑声，至今犹在耳际，我看周扬倒无所谓，照样睡得着，可是对一个离开大学宿舍不满一年的我来说，真是感到又惊异又屈辱。”许多年后，已经是标准的“马列主义老太太”的苏灵扬如是回忆她的青春。

苏灵扬是在光华大学参加“左联”的。一次，“左联”领导人周扬到光华参加活动，初次见到苏灵扬。当时，苏灵扬感觉周扬认真地注视了她一眼，后来就常来光华找她。年轻的革命家自有浪漫情怀。当时追求苏灵扬的人很多，其中不乏富家子弟。但动荡、清贫、危险、神秘的革命浪漫主义激情更有魅力，何况周扬还是英气逼人的美男子。地下工作者陪同密丝看电影也是玩心跳，要等电影开演后才入场，放映结束前退场，而且周用帽子遮住了半张脸。苏灵扬也曾奉命去内山书店，陪着鲁迅走到指定的咖啡馆，与等在那里的周扬秘密见面。这就是鲁迅文章提到的“革命咖啡馆”吧。那时在上海的革命者，确是西服革履，常出入咖啡馆，接头、密谈、传递消息。上海的革命也透出上海的摩登。

以往的文学史，在30年代这一段，着重讲的是革命文学。而海外学者却用别一种眼光，看出另一个时代主题：上海的大都市文化正在光怪陆离的霓虹灯光照射下繁盛起来。海外学者李欧梵考察了上海的外滩建筑、百货大楼、咖啡馆、舞厅、公园、跑马场以及亭子间这些“硬件”，又考察印刷出版、电影的都会语境、上海的国际化与世界主义等“软件”，于是清晰看见一批“新人类”已经诞生，并在文学中寻到了他们的最初影像。

无论是施蛰存的色、幻、魔，还是刘呐鸥、穆时英的夜总会、摩登女郎以及邵洵美、叶灵凤的唯美与颓加荡，都标示着另一种青春，颓废的躁狂的现代大都会式青春。《都市风景线》、《夜总会里的五个人》、《上海的狐步舞》、《白金的女体塑像》……从这些小说题目就可约略知道这些青年关注所在。他们的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是嘉宝、邓肯、阮玲玉、卓别林以及香烟、酒、汽车、舞曲、爵士乐……上海，这个冒险家的乐园，这个率先接轨欧美文明、仿佛一片海市蜃楼的舶来品似的都市，滋生了并宠溺着现代摩登青年。

穆时英的朋友回忆，那时的穆时英本人就像他自己小说中的主人公一样生活，是舞厅里跳舞高手与常客，他在那里追逐舞女，还最终娶了她。而叶灵凤也像他笔下唯美的、有王尔德同性恋倾向的主人公一样，每天早晨要细致地对镜涂脂抹粉一番，梳妆台上陈列着国外品牌的高档胭脂香粉。他们都是摩登生活的饕餮者，喜欢新款汽车，崇拜速度。香车美女总是他们最爱的道具。刘呐鸥小说中的女郎抛弃了之前带她散步的男子，对他说：“什么吃冰淇淋啦散步啦，一大堆唠苏。你知道love-making是应该在汽车上风里干的吗？”而叶灵凤直接把女人比作一辆1933年型的新车，“鳗一样的在人丛中滑动着……迎着风，雕出了1933型的健美姿态：V形水箱，半球形的两只车灯，爱沙多娜邓肯式的向后飞扬的短发……”

在这些另类青年中，邵洵美玩得更酣畅。从英法留学归国，娶了富家女，金屋藏娇之后，又办金屋书店，出版《金屋》月刊。其实这金屋不是那金屋，他是模仿英国著名杂志《黄面志》。他在自己办的杂志上写诗作文翻译，很多产，又广交文人名士。当时他是上海文人圈子里有名的孟尝君，经常呼朋唤友、大宴宾客。被朋友们呼为“少爷”。他的家被渲染成“金銮殿”，隐在大花园中，全部用云石建造，八条可跑汽车的阔路直通他的宅邸。内部装潢富丽，墙壁上挂着从庞贝火山废墟中掘出的希腊女诗人萨福像的真迹，他还有一架子英国诗人史文朋集的手卷，都价值不菲。三角钢琴上，一叠乐谱都用翡翠绿的蛇皮装订。他又常常驾驶他的长长的褐色Nash，带着他的外国情人、《纽约客》的特约记者项美丽出入于文学圈。他凭借祖辈的关系，可以帮助引荐并陪同项美丽采访宋美龄。这个在项美丽眼中很有趣、很有魅力、在中国社会似乎畅行无阻的人，一心热爱文学，不惜挥霍家私办刊、办书店、搞印刷。他从德国进口当时最先进的印刷机，先后印刷出版《时代画报》、《时代漫画》、《时代电影》，叶浅予、鲁少飞以及张光宇、张振宇兄弟（后来绘制动画片《大闹天宫》）等美术家一时聚集在他周围。他还一度承印《良友》杂志，帮林语堂办《论语》，并倾力重振《新月》。

当时鲁迅对邵洵美是讨厌的，这讨厌无疑夹杂着对他祖上——盛宣怀（邵的外祖父，邵夫人盛佩玉的祖父）大官商又大出殡等事的恶感与不屑，他文章里讽刺邵洵美用老婆的妆奁钱玩文学，又说钱或许可以通神，却不能通文，对邵诗人的颓废唯美诗风也颇不以为然。但是看过邵夫人盛佩玉晚年回忆，你会觉得，比起家族里终日荒唐、或无所事事或无事生非的长辈、同辈，邵洵美为了文学、出版而挥金如土，没有把钱放在升官发财上，也算把祖上的钱用对了地方。而且，如果不是以鲁迅老夫子那样高的标准衡量，邵洵美这一生，玩文学还是玩出了一点名堂，在诗文、翻译、出版几方面都有所建树。

想想也有意思，同一个上海、同一个时间段，周扬、黄药眠们与刘呐鸥、穆时英、邵洵美们过着如此不同的生活，却都有声有色、紧张而充满刺激。谁的青春不激荡？

1932年暑期，为了新月书店的事，邵洵美曾有一次北上旅行。那时新月的灵魂人物徐志摩已死于飞机失事。他与夫人佩玉先去南京见他在法国结识的“天狗会”兄弟徐悲鸿、张道藩诸人，又到北京见了胡适、梁实秋、潘光旦、梁宗岱、叶公超等新月友人，一路观光、访友，一路都有昔日的友人宴请、欢聚，但是，友人们有的做官，有的从教，都有了各自高低不同的声名，因之也有了各自的固定的轨迹。他的夫人盛佩玉在《盛氏家族邵洵美与我》这部回忆录中写道：这一趟，洵美终于知道了这些新月成员都已各就各位，也无暇顾及这个“新月书店”。洵美也无能为力支持这个书店，只好在1933年6月结束了“新月”事务，从此“新月”就销声匿迹了。这次旅行竟像是一次告别，邵洵美不仅告别了“新月”，也告别了他的青年时代。此后负重的中年到来了，经济的、健康的、家族事务的拖累，加之国家存亡的大背景下，邵洵美和他那一批都市青年的放诞恣肆的青春渐次凋谢，仅在文学史上留下一批被李欧梵先生认作是中国的现代主义文学作品，那是他们青春的遗骸。

他们之后，下一代的青春绽放，要等到“一二·九”运动、西南联大的弦歌不辍以及“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的优秀子孙”——抗日战争时期了。那是穆旦及九叶诗人、汪曾祺、韦君宜、牛汉那一代人的青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