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Author: 龚祥瑞
Date: 2011-05-31T16: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大学出版社

目　录

上卷　回顾集　1911—1948

第一章　童年

1　盐仓门瓮城内外

2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3　另一个世界

4　教会中学附属国民小学

5　宁波华美医院

6　西门外的“真神堂”

7　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第二章　中学生的浪漫曲

1　四明中学话旧

2　我的良师益友

3　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4　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5　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6　情场上急流勇退

7　最后的四出话剧

8　家庭悲、惨剧

第三章　上大学

1　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2　告别教会学校

3　改学政治学

4　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第四章　清华园里的攻读

1　三载寒窗

2　清华学子的使命

3　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4　“宁静致远”的生活

5　清华的学风

第五章　参加留美考试前后

1　参试始末

2　得失萦怀

3　备考概略

4　临卷反应

5　录取后的实习

第六章　出国

1　乡土之恋

2　再见！上海

第七章　留英岁月（一）

1　“康得·凡第”号上的遐想

2　赴英旅途见闻

3　乍到伦敦

4　我所知道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

5　话说西安事变

第八章　留英岁月（二）

1　星期日游海德公园

2　在索尔兹伯里市希尔将军家里作客

3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

第九章　冒失的留法

1　忘我之交

2　“都尔”行

3　“坐怀不乱”

第十章　回国

1　在柏林

2　在罗马

3　归来

4　与父亲的永诀

第十一章　履新

1　从海防到昆明途中

2　抵开远站之前

3　身外物和不朽的灵魂

第十二章　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年

1　恬静春城

2　在我孤独的时候

3　宏涛弟到了昆明

4　“行政研究计划”

5　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

第十三章　“一碧万顷楼”里的一个夏天

1　昆明西山有两个大寺庙

2　阁楼上的书房

3　苗族“书童”

4　两个“单帮”老乡

第十四章　到重庆探亲

1　先到江津

2　一切“心照不宣”

3　“未婚妻”给我带来焦躁和不安

4　舅母的判断

5　在北温泉竹楼的对话

第十五章　在两个分校：柏溪、叙永

1　我结识了张汇文先生

2　神奇的“爱”情结

3　披星戴月访柏溪

4　在叙永的教学

5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6　吴晗先生走了“神”

7　在重庆求精中学举行婚礼

第十六章　重返昆明

1　川滇道上遇故友

2　清华人喜气洋洋欢迎我们

3　两次碰上“梁上君子”

4　在联大的教学

5　昆明、昆阳一水间

第十七章　为蒋经国干了十个月的招生工作

1　在重庆等候蒋经国

2　两次招生工作

3　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4　急流勇退

5　对经国先生的认识

第十八章　接触实际

1　平生第一次的悠闲生活

2　我对中国历代官制的反感

3　在资源委员会的作业

第十九章　出国考察（一）

1　横渡太平洋

2　从旧金山到芝加哥

3　访问怀特教授

4　到了纽约

5　在华府访问文官考选委员会

第二十章　出国考察（二）

1　重逢本杰明先生

2　访问TVA

3　在华人家里作客

4　重访伦敦、巴黎

第二十一章　台湾、海南之行

1　话说台湾——美丽之岛

2　到了“二·二八”事件后的台北

3　到了新竹、高雄

4　榆林港的景观

第二十二章　重返北平校园

1　我下了决心

2　有朋自北方来

3　一次重大的转折

4　安顿家务

5　返抵古城

6　北京解放前夕

7　高名凯的高见和小王的近视

下卷　追求集　1949—

第一章　解放后的认真思考

1　迎接解放军入城

2　新中国内外政策对我的启示

3　我的认真思考

4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识

第二章　土改

1　霸地主被枪毙

2　斗争会场景

第三章　接受再教育

1　在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

2　在中央政法干校

3　“三反”、“五反”扩大化

4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

5　教青年工人学语文

第四章　回北大从头越

1　向党交心

2　教研室的教学生活

3　我当上了反面教员

4　“胡风事件”

第五章　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1　“引蛇出洞”的战术

2　顺理成章的自我改造

第六章　中国在“跃进”中：（一）好大喜功

1　胜利引起的骚动

2　大字报

3　诗歌满墙

4　文教界的狂风

第七章　中国在“跃进”中：（二）天灾人祸

1　虚报产量

2　全民炼钢

3　发射卫星

第八章　下乡

1　山沟里半工半读

2　向农民奉献一片爱心

3　挑土修坝，培育师生恩情

4　在近郊区劳动整社

5　到湖北农村搞“四清”和“社教”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

1　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2　挂牌游园

3　隔离反省

4　一身湿透

5　批斗会

6　打扫厕所——“为人师表”

7　夜半问罪

8　一次毒打

9　牛棚

10　一种治疗方法

第十章　鄱阳湖畔

1　清理阶级队伍

2　开门办学——一次教育革命

3　牛倌副手

4　泅水牵牛

5　爱牛如神

6　失败的实验

第十一章　“被打入冷宫”莫等闲

1　通往太平洋彼岸的第一步

2　翻译《六次危机》

3　肺结核得到精心治疗

4　继续译书

第十二章　重返教室

1　学生素质

2　课程优势

3　时代风尚

4　学术高潮

第十三章　出国讲学

1　国际交流处长

2　在荷兰

3　顺访瑞典

4　多次访英

5　我结识了丹宁勋爵

6　在苏格兰

7　在法国

8　在美国

第十四章　访英的法学家代表团

第十五章　我的导师：拉斯基

第十六章　我的同伴：洛伊

1　我在美国得到的印象

2　洛伊教授讲学内容

3　在北大的活动

4　在北京其他单位的学术活动

5　武汉、上海和杭州之行

第十七章　宁波大学

第十八章　康奈尔大学

1　康奈尔的办学思想

2　康奈尔的办学方案

3　我在康大的研究工作

第十九章　墙内开花墙外香

1　国外见闻

2　国内言论

第二十章　事与愿违

1　庆祝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

2　参加华盛顿一次比较宪法研讨会

3　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遭遇

4　参加世界未来学会在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第二十一章　宪法理论问题

第二十二章　两代人的对谈——永恒的怀念

第二十三章　告别教室到基层调查

1　告别教室

2　难忘的调查——一项新追求

第二十四章　上海宪政史研讨班被歪曲了

第二十五章　走向新世纪

1　对新世纪的向往

2　选拔新世纪的人才

3　投下了阴影

第二十六章　松花湖畔的最后感受

后记

龚祥瑞年谱（1911—1996）

关于作者

龚祥瑞（1911—1996）

中国著名宪法与行政法学者，中国政治学会发起人之一、常务理事。1911年7月3日生于浙江宁波，12岁入读美国浸礼会所办浸会中学。1931年，考入清华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1935年，与同学楼邦彦合写《欧美员吏制度》出版。1935年，考取清华大学庚子赔款公派留学，赴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师从著名政治学家拉斯基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1938年，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1939年夏，回国受聘“西南联合大学”。1948年夏，到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1949年12月，到中共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工作。1954年，北京大学恢复法律系，回校任教，曾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1968年，被发往江西省鲤鱼洲劳改农场教育改造。1971年—1981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1980年重返教室，为北大法律系77级、79级学生授课，讲授《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1982年，开始在北大法律系招、授研究生。其后数十年，其弟子多成为中国学界、政界享誉国内外的杰出人物。1993年7月，开始写作《龚祥瑞自传》，历时三年完稿。1996年9月3日逝世。

盲人奥里翁

龚祥瑞自传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龚祥瑞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6

ISBN 978－7－301－18644－2

Ⅰ．①盲…　Ⅱ．①龚…　Ⅲ．①龚祥瑞－自传　Ⅳ．①K825.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40898号

书　名：盲人奥里翁——龚祥瑞自传

著作责任者：龚祥瑞　著

责任编辑：曾　健　陈晓洁

标准书号：ISBN 978-7-301-18644-2/D·2816

出版发行：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http://www.yandayuanzhao.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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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版部62754962

印刷者：北京大学印刷厂

经销者：新华书店

730毫米×1020毫米　16开本　25.5　印张　431千字

2011年6月第1版　2011年12月第3次印刷

定　价：4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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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祥瑞手书

题解

盲人ORION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的像他。

追逐太阳的先贤
——《龚祥瑞自传》出版缘起

陈有西[*]

《龚祥瑞自传》的书稿，先生放在我这里已经有16年了。先生也已经仙逝14周年。近年中，国内一些学者渐渐知道先生有一部自传稿在我这里，希望一睹遗墨，也有朋友提出帮助去境外出版。我一直没有这样做。因为先生有嘱，此稿理应在大陆首版。这次有赖北京大学出版社的眼光和编辑诸君的支持，这本有重大价值的遗稿，能够在先生谕学时间最长的北大出版，终于有望能让更多的人静静地品读。先生有知，当在天国嘉许我终于完成了他的临终嘱托。

1996年8月末的一天，方备师母来电，说龚先生在北大医院行将不起，很想见我一面。我匆匆从杭州飞京，见到先生时，其生命之树已将凋零，而其思想的火花竟是如此的年轻和蓬勃。他不顾我的一再劝说和阻止，忍着严重的哮喘一顿一喘地竟谈了两个多小时。我知道他有太多的话想倾诉，留有太多的遗憾，太多的追求，太多未竟的心愿。他想用这有限的时间告诉我他最想说的话，用他最后的人生之精气。他说他是古希腊神话中追逐太阳的盲人奥里翁，可惜已将没入暗夜，只有赖你们后辈继续前行。他说中国需要一部全新的宪法，现在很多的基本问题没有搞清楚。他说他已85岁多了，此生已无法看到。他说了国共两党将近一个世纪的得与失，说到了今日中国有政治而没有政治学，有宪法而无宪政，说到了当今社会过于看重权力而轻视权利，过于重视国家而忽略了社会。他说毛泽东深知中国传统而没有出国受过教育，只知中国而少知世界，以二十四史治国。我看着他白发下枯槁的颜容，知他的生命行将逝去，不禁悲从中来。而身边除了方先生，静静的病房竟如此的清凉和简陋，此时这位北大名师面前已没有听众。

随后，他用颤抖的手，给我写了“盲人奥里翁自传——龚祥瑞”，以及“题解：盲人奥里翁是一颗星座（猎户），他摸索着，向着朝阳前进。当太阳出来时，他黯然消失在空中，等待他的是无穷无尽的昼夜。我非常的像他。”这是他为两年前交给我的《龚祥瑞自传》所作的题记，实为最终的嘱托。他的轻轻的、欲言又止的似不经意的托付，实在蕴含了他热切的希望。他说有生之年见不到自传出版了，希望我帮助再努力一下。如果实在困难，也罢了，就放在你这里，先帮我保存着。我不忍心告诉他我在出版社的碰壁，也不忍心还他书稿让其失望，告诉他总有完成他心愿的一天。我说实在不行可以带给海外的朋友帮助出版。他说不要，这本《自传》一定要在国内出。我怅然回到杭州，知道已成永诀。不久听闻先生已逝，后从宁波大学一则校志中知道先生的追悼会是9月6日。我无缘送别，唯有默默遥祭，将先生遗著珍藏。

我并非先生正式的门生。1977年我考取的是杭州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政法机关从政十多年。1993年到1994年，我考取北京大学法律系高级法官班进修行政法，担任高级法官班学习委员，负责联络授课的教授名家。国内有罗豪才、应松年、姜明安等行政法大家，国外有法国行政法院法官、日本东京大学教授等著名法学家。其时龚先生已经不设常课不招研究生，以八十以上高龄，曾为我们高级法官班讲授西方宪法与行政法，因此我才得有缘常聆先生教诲。先生家常有一些年轻硕士博士主动上门求教，因此我更多的是在他家中听其阐释法学思想，传业解惑。他还组织了上一期的高法班学员和北大的博士、硕士生进行了全国性的行政法治的实证调研，主编出版了《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因为这层机缘，我得有机会常在先生书房深谈。蒙先生偏爱，竟对我的来自司法第一线的一些思考褒扬有加，建立了非一般的信任。他对我的论文《统治意志还是社会契约》、高级法官班毕业论文《论行政法律规范冲突及其冲突规范》（均已经收入拙著《变革时代的法律秩序》一书）进行了悉心的指导。1994年我回浙江省高级法院工作时，先生拿出其两卷本《自传》托我，嘱我回浙江为其物色出版社出版。稿是复印的，全部已经打印好，并自己作了亲笔最终校正。他说还有几章正在打印，随后寄我。先生在稿中插了很多历史照片，由于复印的缘故，都成了黑白的。我想等找到出版社，可以向先生要原稿和照片。但北大医院的临终告别，我已不忍心再问他原稿的去向。我想原稿应该是先生作为珍贵遗产更为妥帖交付他人了吧。后来，先生又嘱美中教育基金会理事长戚云芳先生来杭见我，给我授权书，说：“这次戚云芳先生返国过京，我请他将自传改正稿带到你处，不论有用无用，总需‘叶落归根’，就存在你处。为此我写了一份委托书，就请你代劳了。”并将其余章节书稿寄我，嘱我对其宪政论争的若干章节中已发表的文章进行搜集补勘。先生离世不久，听闻方备先生亦已仙逝，欲得照片、资料已属难事。先生自传就一直静静躺在我的书斋里，未能付梓。每每念及，心中惶然。

2008年秋，国内外媒体发表了李克强副总理对当年北大老师龚先生的片断回忆，恰逢戚云芳先生应邀回国到杭州出席国际金融高峰论坛，又约我在杭州香格里拉饭店晤面，话及先生书稿，一致觉得是到完成先生遗愿之时了。

我毫不怀疑，先生这本自传注定将传世。其法学家思辨的光辉、纯洁而善良的灵魂、独立而理性的思想、对自我的忠诚的解剖、横跨国共两个时代的真实的史笔、优美的中西底蕴的文字表达，是一般纯传记文字很难企及的。可以这么说，这本自传是先生为数不多的重要法学著作的另一风格的版本，甚至是最全面的一个版本，是后世研究他的人们、研究中国宪政史的学者所不能不读的。他的横跨新旧两个时代的独特历史、挟庚子赔款之余惠公派留洋而学贯中西的独特视角，以及说不上是正剧还是悲剧的人生命运，也永不可能再复制。这是当代中国法学界自由知识精英的一个难得的全记录，是百年中国知识分子命运的一个缩影。除了亲聆过先生教诲的一些学子，恐怕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失去了这样一个思想者和法学大家是一种怎样巨大的损失。

这本自传，可以当作一本法学著作和作者的法律思想形成史来读。先生在世并不闻达，也没有获得太多的学术光环。但学者的地位，不是以他的职位和在世时的权势来论定的，而是看他思想的影响力、他在当代学者中处于怎样的一种思想前沿、他的法学思想的历史厚度、他对后世学者可能产生的影响。读了他的自传，我们会了解包括龚先生在内的他们这一代跨时代法律人所进行的探索和追求，他们的迷茫和思考，他们对未来中国宪政和政治文明的构想。

这本自传，还可以当作一本小说和抒情散文来读。作者对宁波故乡市井的斑驳回忆，清末民初教会学校的苦读，柔石笔下《二月》般淡淡的初恋，像弗洛伊德一样把自己的恋爱也作为社会现象进行理性研究的奇怪的“法学家式苦恋”，留学英伦地中海航线上茫茫大海中的乡愁，恩师钱端升对他的人生扶助和影响，青春年少时的同窗王铁崖和楼邦彦在伦敦经政学院的求学身影，巴黎学生公寓中听闻北平沦陷及南京失守后的痛苦，西南联大西撤时的颠沛流离，动乱年代陪都重庆的官宦人家的悲欢离合，战乱后方昆明春城的曼妙，西山和滇池远离尘嚣古刹中的政治学著述，与蒋经国父子的交往，同丘吉尔进行政坛角力的他的导师拉斯基教授的风云际会，在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和中央人民政府中央政法委两个政权中进行的公务员制度研究和设计，告别旧政权时不去台湾留在北大迎接中共新政权的诞生，他同历史学家吴晗的交往，以及他此后经历的新中国的土改、反右、“大跃进”、“文革”、宪政研究和由此引发的论争，各个时段的真实记录，无不波澜起伏、引人入胜。他的眼睛像一个历史长镜头，全程记录了近一个世纪的他身边发生的历史和人文，而这双眼睛是常人很难企及的一个法学家的眼睛。我相信，没有一个作家的虚构作品能够有这样的阅读魅力。

龚祥瑞写给陈有西的信件

交出书稿时，我对出版社的唯一一个要求是不能删改这本自传的内容。我期望留一个真实的全本给我们的读者，也完成先生的一个夙愿。北大出版社充分尊重了我的要求，只对极少的个别地方作了一些处理。当然，我和责编对书稿中的一些文字差误作了一些订正。书后，我整理了一个《龚祥瑞年谱》附上，以便读者了解。期望这本自传的出版能够引起人们对中国法学和中国宪政道路的进一步关注和思考，引领更多的法律学人步先贤余泽而前行。2011年的7月3日，是先生百年诞辰。也是中国的辛亥百年。两岸都在纪念这一影响中国命运的重大事件。我相信这本书的出版，是对一个只做学人不做官的先生百年诞辰最好的纪念。

陈有西　谨识于杭州宝石山麓

2008年冬月

2010年秋月补记于北大

小启：凡国内外龚先生同事、学生有关回忆先生的文章和相关信息告知，请致邮件：zjhzcyx@ hotmail. com，国内外各大学图书馆如买不到本书而需收藏，亦可以同本人联系。

龚祥瑞先生

注　释

*陈有西，浙江宁海人，京衡律师集团董事长兼主任，一级律师，兼职法学教授，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宪法人权委员会副主任。

在追求中回顾，在回顾中追求

——作　者

人间未有无现实的理想，亦未有无理想的现实。历史的前进是以无数人的被淘汰和未被淘汰为代价向前发展的。本书揭开了这无数人中的一页。

——作　者

新的时代将是一个“综合的时代”，在这个时代里面，“‘非此即彼’让位于‘亦此亦彼’。不再是主体反对客体，而是主体与客体交互作用；不再是意识反对存在，而是意识与存在同在；不再是理智反对感情，或者理性反对激情，而是整个的人在思考和感受。

——H.J.伯尔曼：《法律与宗教》

献给方备

——我的终身伴侣、我的贤妻、我的良师益友

自　序

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有把孩子时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我因此而焕发昔日的青春，像一个手工业者那样不倦地继续从事教书育人的工作。我想，这种执著追求实践智慧的根源不是别的，正是那源于我家乡的江东父老乃至芸芸众生繁衍生息、死而复生的不可摧毁的生命力。生命的意义并不在于外部世界的变迁，而在于内心世界的体验。人的本质乃是高度发达的物质与繁衍生息的精神“亦此亦彼”地相互作用的一种综合的产物。

1923年，我以一个免费走读生的身份进入美国浸礼会宁波北郊路末端的一所中学，这是我童年的终结，少年的开始。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注　释

*　1993年7月11日游浙江雁荡山，访林荫深处的“梅花樁”，其中有言：“老梅耐冷心如石，此石何年幻作梅，似怨暗香妨大隐，无言独到海山来。”

上卷　回顾集
1911—1948

Chapter 1　第一章　童年

1　盐仓门瓮城内外

我出生在浙东一个濒海的中等城市——宁波。当时的宁波就像闭关自守、衰老枯朽的宗法社会被强行打开的一个窗口，它是《南京条约》签订后中国向西方开放的五口通商口岸之一。

我父亲是个家无恒产、没有文化的小商人。他从乡下农民那里贩来蔬果和劈柴，转卖给教会里的善男信女们，生活水平跟自耕农差不多。除了卖柴以外，偶尔也是弹棉花的师傅。光靠这种季节性的行当显然是养活不了一家五口人的。幸亏他做得一手好菜，一有机会，就去给做红白喜事的大户人家掌厨，挣补些家用。1949年以后，在填写履历表，遇到家庭出身这个问题时，我常感到为难和苦恼。一方面以出身贫苦为荣，另一方面又因根不红苗不正为憾，这种半是虚荣、半是自卑的感觉随着时间的推移和认识的提高（显然是读毛选的结果）才渐渐地淡化了。

辛亥革命那一年（1911年），在我出生的那一天（阴历六月初八），父亲头上留了四十多年的辫子竟被守城门的乡勇给剪去了，但他有幸换来了一个“独子”。用他的话来说，这是“上帝的安排”，也是“公平的交易”。这或许是他自慰自嘲的失落感的流露，不过我相信，他毕竟是比其他被剪了辫子的男人所感受的痛苦要少一些。

记得母亲说过这样一件事：父亲年轻时好赌“牌九”。一次他赌到最后——以为输定了，不敢翻自己的牌拔脚就走。母亲却很坚定，伸手一翻，竟是九点，赢了。母亲高兴时，父亲还不相信自己的眼睛。母亲的确比父亲要精明得多。我半像父亲，半像母亲。我感到父亲安分守己的生活方式给我的影响是深刻的，但有时超过，甚至完全继承了母亲的——充分发挥天赐的绝对意志，执著追求的自信心，不甘停留在原有成就之上的进取心等——品质对我的影响。我于不顺利时，往往也会重新拾起父亲递给我的接力棒，陷入谨小慎微的循规蹈矩之中，自甘退避。

龚祥瑞在北京大学的履历表（家庭出身：小商）

其实母亲也是一个一字不识的女人。与父亲瘦长个儿相反，她长得矮矮胖胖的。她先后生过十个子女，只留下了我和比我大十六岁的长女，其他几个孩子全在猩红热、白喉、百日咳、肺炎等疾病中夭亡，多半没有能活到周岁。可是，母亲却始终保持着一种朝气、乐观的精神——时常仰头哈哈大笑，在不顺利时虽然皱着眉头、默不作声，却绝不对苦难低头；沉默中自有坚强的韧性。

我家在搬到城门外沿江的出租房之前，原住在盐仓门内外两道城门之间的瓮城内，是靠城墙内壁的第一户人家。房子破旧、阴暗，炎热的夏季到来时，潮湿而闷热。前间堆着乱七八糟的东西——扁担、麻绳、劈柴……朝北的一面墙就是城墙，上面挂着父亲的生产工具——木制的弯弓上有一条用羊肠做的长弦和两个拳头大小的用于弹打棉花的木制圆棍。前间另一头有一口井，里面吊着一只盛着剩菜剩饭的竹篮子。揭开井盖，冒出一阵凉气，使宛若蒸笼的屋子有了些许凉意。后间是三口人起坐睡觉的卧室。与卧室相通的后院中央有一口满是蝌蚪和绿苔的池塘。听说池塘对门一家的一个小孩曾猛推竹板房门，却不得而人，被反弹的劲头一冲，掉在塘里淹死了。也许是这个原因，母亲才把家搬到离外城门不远的地方，租了两间和以前大小差不多的居室。房外沿江有一个空旷的晒场，堆着几座像小山头模样的柴禾，那就是父亲所有的动产了。但母亲之所以决定搬家，我确信还有别的深远的考虑。她懂得“孟母三迁”的道理，认为对于我来说，换个地方是太重要了。住在瓮城里的人们除了一家小杂货店姓秦的老板外，尽是些外来户——轮船上的茶房、侍候红白喜事的“大皮”（吹鼓手）、“送娘子”（伴娘）、在澡堂里给人剃头、搓背、修脚的杂役。这几种人的儿子在废科举前是没有报考乡试的资格的，被称作不能上桌的“下贱人”。母亲是要把儿子扶到桌上的，也许丝毫不曾有占个上席的念头。我的祖父在“长毛”（太平军）造反时，从福建徒步战斗到宁波，而后留下来当了一名“乡勇”——更夫。他叫“龚清廉”，这个想成为清官的名字是我在他的葬处——东乡黄岔市——祖墓上层的一块砖头上见到的。母亲祖上原是镇海小港的一门姓李的大户人家。外祖父是这个大户中没落的一支后裔，后来当了油漆匠，携着一女二男到宁波来营生。在他亡故后，他的长女——我母亲（比我父亲小12岁）和我父亲因此就负有培养我两个舅舅的责任。大舅和小舅在我出生前都已成家，在甬江北岸一带自立门户了。

2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在离我家不到百米的城墙根，有一所美国浸礼会办的成年妇女学校：“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和一所“圣模女子小学”（即现在的宁波第八中学）。这里有些木质结构的楼房，上下两层都各有一道长长的走廊。楼前是一片绿茵茵的草坪和绽开的白木香——在我看来，那里是多么幽深啊！

这所学校是浸礼会专为成年妇女补习文化而设立的，收留被遗弃的妻子或姨太太、走投无路的童养媳以及贫穷而有点心眼儿的妇女半工半读。我的母亲无疑是后者，一个精明的“贤妻良母”。她先让父亲在北郊的河水中受洗，入了真神堂的基督教门，然后自己进一步踏入这些不幸者的行列。在那里，一边编结草帽和凉席，一边学罗马字拼音，诵读上海“广学会”用宁波方言出版的《新旧约全书》，唱“耶稣爱我”的《赞美诗》。我自5岁起，母亲就把我带进了这所补习学校，在戚启运牧师的长女戚兰贵女校长的恩准下和其他儿童一道“看图学字”，或者由一个外籍女传教士领到校外，眺望那远处的青山、长空的白云，接受实证的自然教育和信神的道德教育，就像今天英国教育大臣所要求的那样，“让5岁以上的学生知道撒谎、欺骗、以大欺小、粗野和不负责的行为举止是错误的；说实话、信守诺言、尊重他人的权利，做事慎重，帮助有困难的人和对自己的所为负责是正确的。”这类教育，不消说对我的影响是积极而深远的。当时各教派还以反对纳妾、缠足、赌博、酗酒、吸鸦片及迷信等社会时弊作为布道内容劝人避恶从善，它对正在成长的儿童的影响，压倒了仅仅诅咒西方人侵而不依靠自己力量在国内进行全面改造教育的影响。至少它对于我的影响是如此，而且老而弥坚。我想其中必有一定的道理。

慕义学校有位中年的负责处理日常生活事务的管家婆，我们都叫她“陈师母”。她和我父亲显然有着买卖方面的经济关系。那时，许多交易似是采用记账的办法。譬如说，我家逢年过节所买的猪肉在鼓楼前“吴文兴”肉店里记账，而吴文兴老板杀猪烧水的柴爿就记在父亲的账本上——他仅比划几个圈，自有罕见的记忆力。

我记得，每到年终算账时，父亲和陈师母两人总是找个背静地方蹲下来，在地上数银钱。那种慎重气氛，使我感到他俩是在认真地办一件事情。我摇摇摆摆地从这一个走向那一个的背后，凝望着那些送过去又接过来的铜板和银元，觉得十分有趣。陈师母那习惯地指指点点向我父亲伸出来的她那被缝纫活计磨损得像棕子（一种热带橄榄的种子，可以用作食品）一般的食指，在我头脑中留有一种不能磨灭的印象。我毫不怀疑陈师母对父亲的那种信任与好感是属于基督教徒之间的那种神圣的博爱，尽管陈师母是个寡妇，而我父亲在众人眼中则是个身高一米七多的美男子。

1923年的年终，时运不好，父亲做买卖亏了，欠了30块银元的债。他只好问陈师母去借，陈师母很大方，毫不迟疑地答应了，不过她提出一个并不苛刻的要求。

“三宝哥，好商量。你明天来拿，把你的儿子也带来，当着孩子的面交给你！”

“嗯！”我父亲低着头哼了一声。他一路无言。

父亲在要我陪他去取钱还债之前，满脸愁容地告诉我这个条件。我当时就相信，有许多十二三岁的孩子的洞察力是十分惊人的。我立刻感到陈师母一定想到父亲老了，得有个“保证人”认账，不然要是死无对证，她怎么向洋人上司交代呢！我相信父亲在这方面的感受比我更为强烈，不过在他的脸上浮现着一种淡淡的愁容，默默地瞧着我。

“阿闰，你已经大了！”他实实在在地觉得人家对他已经不怎么信任了。真的不信任他，以为他会赖账吗？不是！而是怕死了之后没有人认账！我心里完全明白他们之间这个心照不宣的默契。对于这一当时令人黯然神伤却又拗不过传统法则的借贷关系，我的记忆是深刻而强烈的。我的高度敏感无疑是发自童年的生活感受，这种特性乃是我平生经历多次重大事变和政治运动而每每得以幸免于难的一个要素。

3　另一个世界

20世纪20年代，除了教会里的人外，与我接触较多、对我影响较大的还有另一批人，大抵是一些小商人、小业主、小员司、船老大、自耕农、长工、裁缝、理发匠等，以及侍候洋人的西崽和厨子，全是些起早睡晚为了生活挣扎苦斗的人们，风里来雨里去，芸芸众生中的平民百姓。

我在幼小时就进入了他们的世界。在那雪花纷飞的夜晚，我最大的温暖就是在沿江的脚夫居住的土屋里，围着篝火倾听他们日常生活中挨侮受辱后的呐喊、嗟叹、怨愤与追求。和他们共鸣使我养成那种好气愤又爱激动的性格，恰好是与妇女学校所要培育的谦让、容忍、爱人的绅士风度不相容的。

春汛来了，乘着本地人的渡船或外省人的木排，在湍急的江流中追波逐浪；在招宝山下在海风摇晃的茅舍里憩息；有时也会有片断欢乐的时刻，跟着年岁比我大几岁的在地主家里干活的长工，登山眺望太阳从无边无际的东海里升起。后来，当我把这种壮观和《东方红》的旋律联系起来时，已经远远落后于这个激进的时代，我晚来了十几年，因而是不可能属于它的。

夏天，甚至在台风过后的半夜里，我这样幼小的孩子还得做父亲的帮手，赶紧地把海风吹倒的堆堆柴禾收拾起来，或者摊开来晒干，或者从下面扔到站在柴堆上的父亲手里，就像我给父亲作为一个手工业者拉棉纱线，安在压平了的棉絮毯上一样。“保证质量”，这是父亲的要求，我从未辜负过他的信赖。

对于生活在贫困中的人来说，疾病流行的秋天是一个更可怕的季节。一具具被“虎列拉”击倒的尸首横陈在“佑信观”（道家寺庙）里等待收殓。尽管有被沾染上的生命危险，父亲还是遵循两千年来“舍己为人”的喻世恒言，按风俗给死者穿上五层寿衣，从而经常引起母亲的不满而争吵。但他却从此更令人尊敬了。当他们吵得不可开交时，我总是站在父亲一边，和母亲对立。父亲为人随和，心口如一，虽然有时暴跳如雷，但他和乡亲们是开诚相见、休戚相关的。每有所得，总会从他的口袋里摸出几块烧饼或几个包子来分送给邻居的孤儿寡女，待他们和待我一视同仁。他的这种内心世界的平等价值观使我自幼相信，每一个普普通通的人除了各有自己的要求和愿望外，身上总还会有一些优秀、纯洁和高尚的东西。

1917年，比我小一岁的妹妹才5岁就得了那时不可救治的肺病。母亲不得不放弃她心爱的补习学校，陪妹妹住院治病。她们一住就是半年，妹妹最终还是夭折在医院里。为了压制怀念，母亲就在那所医院里留下来当了一名裁缝，同时夜晚陪伴女护士，当护士学校宿舍的“助理员”（实际上是“保护人”），整整有4个年头和我父亲分居。我偶尔才到医院去看望她。这样，我和父亲的亲密程度渐渐超过了母亲。她把每月7块银元的工资全数交给了父亲，我们的生活就比以前好得多了，能够搬到一家剃头店的楼上居住。这时，从嘉兴来了一个约摸十八九岁叫金文德的后生，一个专做女服的“红帮”裁缝，他拜父亲为“义父”。文德阿哥也就成了我家的成员。后来父亲给他在圣模女校找了一个对象；结婚后他俩在鼓楼前开店自立门户。然而，不幸降临到文德哥的身上。他请来的帮工师弟身强力壮，浓眉俊眼，居然和文德哥的妻子发生暧昧关系，使辛勤劳累十多年的文德哥身心崩溃，死于肺痨。伤感的父亲显得更加孤独、沉默了。

这段时期只有我与父亲形影不离，除了读书之外，经常随他奔波于农村和市井，所见所闻多是些凄惨悲怆的故事，男女悲欢情、仗富欺贫事、天灾人祸史，促使人过早地成熟起来。

农村倒是我最喜欢去的天地。地主家里比我大得多的长工们都爱和我在一起，他们都是身体粗壮、渴望情爱的大孩子。我的性知识都是从他们那里得到的。我去乡下的机会多半是地主子女婚嫁之时。按我们家乡的规矩，大喜时节，亲朋好友都来庆贺。坐吃三天三夜的“七碗八碟”，全是我父亲掌厨的。我跟着去，夜里就睡在走廊的一张临时架起的铺板上。夏天，每到夜深人静时，在我所知道的不拘什么地方，似乎没有比这个走廊显得更阴凉、更寂静、更舒适的了。冷冷的月光透射进来，起初我是那么害怕：一位长工默默地走来坐在我床边面对荒野。我带着惊奇仔细地端详着那油光光的背脊，黑黝黝的肌肤，脖子上微微颤动的青筋。他不看我，只是凝视着月光，我觉得那月光似乎成了两人心灵相通的渠道。假如我把他看得更久一点，我也许会被他那股神情诱惑得想低声说点什么，或者抚摸点什么，那样一来，我或许会变成调皮的孩子啦！于是我徐徐躺下，好奇地等待着他开口。没有丝毫动静，只见他像个幽灵待在那里，低着头，微微哆嗦。也许他正在陷入一种对破坏性的情欲冲动的恐惧和带着几分善良的内在宁静的激烈斗争的困境之中，这不能不引发我这个已到16周岁的男孩的强烈同情。

“大哥”，我突然轻声问道：“你结过婚吗？”

“少爷”，他头也不回嗫嚅地回答道：“你怎么会想到这种事呢！”

他带着那样大的惊慌表情转过身来，从头到脚凝视我的全身，全像我以后在卢浮宫观看希腊石膏人像时一样全神贯注。

“你今年几岁啦？”他的脸微微抽搐，声音颤抖。我顿时觉得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个真实的人。

“你到底结过婚没，大哥哥？”我说道：“你是一个蛮好看的男人，比新郎官大几岁，是不是？”

我当然觉得他比今晚结婚的地主儿子俊俏得多。他的外观是粗糙、笨拙的，不过正是这阳刚之气引起了我的爱慕。

“我比新郎官好看？”他说道：“天哪！人家是什么人？！我又是什么人哪！”

“人家是今天拜了天地吗？”我反问道：“他不见得比你大得太多吧！”

“人家有福气，只十六岁就讨老婆，阿拉算个啥？”他不再哆嗦了，喃喃地埋怨起自己的命运来，深深地沉浸在没有父亲，也没有母亲的悲哀里。

我翻了一个身，朝着墙壁睡去，让出一半凉席，让他躺下休息。他直挺挺地躺下了，不断地叹气、憋气、喘气。窗外的月亮恋爱着海洋，他和我就像月亮和海洋相隔那样的遥远。“人身、人性、人道……三位一体”现在尽在眼底，这是第一次。

该去上工了，在微明的月光下缓步穿过田野，我站在廊上目送他去开始一天的艰辛劳作。以后每当我回想这段童年往事时，总感到有某种莫名的伤感！这位长工也许早已变成鲁迅小说中的“闰土”，而他的当时形象在我的记忆里依然是那样清晰，那样鲜明动人。

父亲在这方面满足了我这种不曾失落的官能。每年冬天，父亲双脚后跟老是开裂，深陷的浅红色的裂缝在出血，在昏暗的煤油灯光下清晰可见。他用热水浸烫后，叫我把他在灯上化熔开的药膏一滴一滴地涂满裂缝、窟窿，然后才能消除痛楚安然上床入睡。夜深人静，可是文德哥仍在隔壁的房里，煤油灯下辛勤地工作，忍受着疲劳的折磨，说是第二天一早就要给一位外国姑娘去试穿那件十万火急又美不胜收的新衣。当年他只身从嘉兴远道而来寄宿在我家里，身体瘦弱过早地开始独立谋生了；一个有一技之长，靠劳动吃饭的青年，我想，他对未来一定充满了美好的憧憬。然而梦想破灭了，不幸的婚姻、繁重的活计、致命的疾病断送了他年轻的生命。我亲眼目睹了他的一切苦难，自然益发加强了我对自己家庭困苦的感觉，激发了我对命运的抗争精神。

4　教会中学附属国民小学

1918年姐夫虞双全哥领我到陆弟桥畔“三一中学”附属小学上学，这在我们家里是件大事。按风俗，亲朋好友都要给上学的孩子送鸡蛋、红糖和生姜。鸡蛋意味着“吃了将来会有本领扯蛋（淡）的”；红糖冲生姜的甜汤是款待校长、老师和同学的见面礼，意思是“甜甜辣辣，和和气气，同窗共砚，勤奋苦读”的勉励。上学那一天，小舅来得最早，他提着满满一筐的“白石（煮熟了）蛋”、四包约两斤重用草纸包裹的红糖和一口袋老姜。一进屋他就向母亲弯身作揖。当时我不知道，在那些竹筐和布口袋里面装的是什么东西。

姐夫是“走遍天下不如宁波江厦”的半边街上的一家名号“乾益”米铺里的雇员，能写一手好字，是个穿长衫的“账房先生”，给我带来他亲自装订的十大本红格写字簿，并给我取个学名“祥瑞”。我的奶名叫“闰寿”（因为我是在闰月里出生的），在家乡直至19岁离开他们为止，大人都叫我“闰儿”或者“阿闰”；小的一律叫我“闰寿阿哥”，唯有本校的老师和同学才叫我“龚祥瑞”。

我们三口之家的卧室既是晚间座谈的客房，也是每到星期日接待教友和牧师的坐起室。从江上出现的云雾冲入门内透出一种霉湿味，其中混有肥皂、泡菜、胡椒、茶叶等杂味。此外我觉得那间房还有几分忧郁的气氛，因为不久前办过我妹妹的丧事，据说屋里摆满了众乡亲送来的白木香。戚兰桂校长在那里对我母亲和父亲读着拉撒路怎样从死人里复活的经文，教友们唱着“再相会”的挽歌。我是那么害怕，以致父亲只好把我领到姐夫家里躲了起来，后来又把我带到北郊范江沿会龙庵附近基督徒公墓地，指给我看，哪个坟墓里的人是谁，非常坦然，一个个指姓道名，如数家珍，他认为，墓地是个安静的能让死者永远休息的地方。后来，我在伦敦和一位英国法官谈起我们中国人对死的看法时，他站立起来，竟老泪横流，握着我的手说：“你们中国人真高明。我们中很多人怕死。”我说：“在我所知道的不拘什么地方，没有东西有那墓地的草一半绿，没有东西有那里的树一半阴凉，没有东西有那里的墓石一半安静。”（这些话出自《大卫·科波菲尔》，为丹宁所知）当我后来长大能自学读书时，就和父亲一样，不怕死者们一动不动安息的地方了。有时我就坐在坟头上，在和煦的阳光下读书背诵。伴读的只有我的“妹妹”，还有眼巴巴望我成才的“叔伯们”，他们不时地教导我在静寂的公墓（现在已变成宁波市的动物园）塑造自己奉行“非以役人，乃役于人”的基督格言。

“三一中学”是英国圣公会在宁波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附有初级小学，一个完全新式的学校。“三一”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的意思。在我的记忆里，这所国民小学的宗教色彩不浓。教室的墙上挂着世界地图，分年级上课，教室外有一块让学生踢皮球和做体操的场地。附小外面是一个很大的网球场，那是属于中学的，小学生只能在出入时看看它。目前这所中学已改为职业师范学校。

我的学习成绩平庸，至今只记得胡适译的《最后一课》，它描写普法战争时巴黎被困，百姓忍饥挨饿，连老鼠都吃光了，小学生即将丧失学习祖国语言的权利等悲哀气氛。我还记得那时我从外城门外到里城门内一路所经过的地方，给我的印象是那么悲凉而寂寞，在那里从来没有过任何欢乐的时刻。小学姚校长经常说着“神火不灭，爱心永存！”，他的慈祥形象在我心中明亮地显现。而对其他教师却一点也没有印象，这足以说明我的智慧之门还没有被打开，对我来说，“学堂”是个陌生的地方。使我难忘的是母亲工作的那所医院，它对我的启迪和影响比我就读的那所小学校要重要得多。

5　宁波华美医院

说起华美医院①，我至今还没有遗忘。坐落在甬江南岸，楼群之间有很大的草坪，草坪上长着几株开花的大树。草是种植的，用剪草机平整过，像块绿色的大地毯；病人和病人的家属可以坐在那里休息闲谈或远眺甬江的潮水起落。母亲在那里工作，我便有进出这所医院的“特权”，在草坪上躺卧玩耍的自由。医院前楼的下层是门诊部——挂号室、化验室……一应俱全，礼堂也在那里。前楼上层有手术室。后楼是两层病房。前后楼上层之间有连通的长廊，能从手术室直通外科楼上病房。

最早主持这所医院的是一位从美国来的兰雅各医生（Dr. Grant）。他是个单身汉，直到60岁退休后才和江北岸的一位富妇（我们宁波人称她作“华船姑娘”）结了婚。兰医生穿中式长衫，看病时才套上一件白大褂。爱吃白菜豆腐，特别喜欢阿拉宁波人最爱吃的臭冬瓜，加上点老酒和麻油、臭烘烘的咸冬瓜，他吃起来喷喷香。兰医生能讲一口宁波土话。那时候，阿拉宁波人很保守，不信西医，说什么外国医生要“挖眼睛”、“剖肚皮”的；生了病，宁肯求神拜佛吃香灰（有钱人自然请中医看病），总不敢问津外国人开的医院。兰医生是用行动和事实征服宁波人保守愚昧的。

有一天，我见他手里拿着十多斤重的肉瘤给大家看。“这是从一位大肚皮的妇女的肚子里取出的。”那个妇女来的时候连路也走不动了。据说他给患盲肠炎的病人做手术从未出过一次医疗事故。又做挖一只眼保另一只眼的不瞎手术，能减除病人全瞎的痛苦。就是这样，日复一日，兰医生的名气被宣扬开了。从此，华美医院门庭若市，余姚、镇海、慈溪、宁海……周边城乡慕名而来的病人像水龙头扭开一样，哗啦哗啦，川流不息地在门口排队。兰医生忙不过来，不得不招收没有专业文凭、不过有中学水平文化的本地青年当助手：眼科有洪约翰、外科有马有芳、内科有刘贤良。后来才来了一位从齐鲁大学医学院毕业的丁立成医生，他是宁波人，他的父亲丁育三是浸礼会教堂的“会督”兼“圣模女子小学”的国文教师。

兰医生的出名主要是靠他的献身精神。每次做手术前，他跪在手术台旁祈祷，为时总在半小时以上。其次是他热爱中国人。例如：兰医生一见我就把我一把抱起来，捧得高高的，而后弯下腰来亲呀吻呀我满是鼻涕的面颊。一个医生不怕脏，也不嫌不讲卫生，这种热情是感人的。旁人说，我是一个有大福的小家伙——我后来知道我的理解力受到兰医生的启发最大。他使我懂得：一个人能力有大小，地位有高低，但每个人若有虔诚的追求，就会使世界充满活力；虔诚所产生的力量使他总是不倦地探索一个充满人情的爱的世界。

后来，由于兰医生的声望，竟得到当地衙门和北京曹锟政府的批准，把宁波城墙拆掉的部分青砖、条石拨给华美医院，这就是今日依然矗立在江边的被称作“旧楼”的三栋四层的建筑物。环城马路的公共汽车经过现在叫作“第二医院”车站时就可以见到它——我想我可以作证，这座建筑是用兰医生和他所带的徒弟们和护士们的爱心和生命建成的——一座不朽的人类文明的象征。

6　西门外的“真神堂”

我的父母都是基督徒，后来我的姐姐作为一个寡妇也加入了。我在7岁那一年被父亲领去，浸在水里，受了洗，也就是像亚伯拉罕那样把自己的独生子献给了神。教会是我接触的又一个群体。在我的头脑里面，“神”，“上帝”、“耶稣”、“基督”等就是坐在教堂里虔诚地祷告、听布道的善男信女们，就是站在讲坛上面色红润、姿态慈祥的戚启运牧师，一个个都是有血有肉有灵的“人”。因为，圣经上说，上帝是按照他自己的形象造人的，有眼睛，有智慧。那时越虔诚的人就越往前排的座位上挤。人们在教堂中的座位恰好和他们在社会上的地位相反，坐在前排座位上的大抵都是一些穷苦人。信徒们，失去了爱或没有人爱的人们，庄严地歌唱：《耶稣爱我》……这时，主体和客体，理智与感情，理性与激情融为一体，唱出了他们在世上失落了的或是死亡了的心声。

我最初接触的一位教友，坐在我父亲身旁的、一个深度近视的小老头，他实际上恐怕比我父亲小好多岁，是一个在鼓楼前摆摊、卖咸菜的小贩。星期日是休息日，他收了摊子来到真神堂做礼拜，眯着细眼把《赞美诗》翻了一页又一页，唱了一遍又一遍。这些不幸的人们用歌声互相感染着，期盼“天堂”在尘世的降临。我的父亲和他们个个都是亲密无间的，尽管父亲不像第一排座位上的人那么起劲，他几乎不唱，只是默默的祈祷。

有一天，我来到鼓楼前菜摊大街上，那位我叫“申府阿叔”的小贩和我父亲双双蹲在咸菜桶后面，仿佛在商量一起好像不能公开的事。后来我才知道，他是个鳏夫，只有个闺女，没有男孩。现在挣了点钱，想续弦给他生个儿子，好继承他微薄的财产。说有个客户，家里有个哑巴姑娘，已到了出嫁的年龄，保证能生贵子。于是约定一个日子，我也跟着他们俩去到这户人家相亲，只见那位姑娘正坐在一面绸绘架前绣花呢。她脸上有不少雀斑，穿着迎春花色的上衣、海昌蓝布的裤子、苹果色的袜子，毫无一点惊慌的表情，我们仿佛进入了一个“无声的世界”。事就这样成了。

阿叔家里的房子太小，要求父亲允许他在我们的家里完婚，另一个原因是他家还有一个尚未出嫁的闺女。那时我们的家已从盐仓门搬到北郊路河弄口陈氏出租的三间平房里。有院子，院子里有盛接雨水用的两口大缸和一株石榴树，这在当时称得上是见得了人的房屋。父亲把我们三口人住的卧房让给申府叔做临时新房，其中有一张大床、一张八仙桌、一个立柜、四把凳子。晚上，我们就在中堂里打地铺。洞房花烛夜，新娘竟大声叫嚷起来。

“不要脸！”我大声叫喊出来，表明一种似懂非懂的幼稚的性情结。

“小乖，你懂个啥。再出声，揍你！”睡在我脚后的母亲愤怒地踹我几脚。父亲捂住了我的嘴。

“三日无大小，得去闹一闹。”我轻轻地跟父亲耳语。

父亲有点憨，搂着我不放。母亲和父亲通情达理，认为我“不懂事”。其实是我已经“懂事”了。按风俗习惯，这本是没有什么的老规矩。粗野的时代，粗野的风俗，不足为怪。

可是，通情达理的母亲在医院里偏偏做了一件自作聪明的蠢事，后果对她来说非常不利，几乎破坏了她的初衷——险些不能实现把我培养成为她供职的医院里的一名男护士或助手的想法，不让我再走父亲风里来、雨里去的老路。她见过世面，觉得父亲属于下等人，却要把我培养成为一个上等人。她竟在医院里偷偷地租来一件“红袄”给一位未婚先孕临产的大姑娘穿上，把一顶“凤冠”给她戴上。在母亲看来，只有这样才算成了合法婚姻，才能够得到上帝的保佑，把“野种”顺利地生下来，不幸，这件事被接生的医生发现了，说我母亲“玩弄花招，骗人钱财”，开会决议“开除”，并且怀疑她拿了布、偷了被罩之类的东西。护士长是美国人海伦斯女士，她竟带着一帮人浩浩荡荡地来抄我们的家。他们翻箱倒柜，果然抄出美国慈善团体捐献的不到二英寸平方大小的碎布条，五颜六色的“零头”一大堆，拼起来可做一床被面。这次，母亲在全家面前，特别是在我面前丧尽了“面子”。她横下一条心，坚决不让我读完高小再上中学了。

父亲却从来没有想要我成为一个“上等人”，他倒愿意我永远做他的助手，出入他所往返的农村，母亲把家搬到北郊路，原是为了就近可以让我上浸礼会设在华美医院附近的高级国民小学，这是她最大的心愿，现在出了问题，使她绝了望，她是为了我而受气、遭受侮辱的。可是，我倒愿意跟着父亲走乡串村，颇为觉得普普通通是真，自自然然是美。

回忆往事，我觉得不可思议而又完全自然。1936年当我准备出国留英回家探亲时，华美医院的医生们全体邀请我家双亲到丁立成院长家里为我设宴饯行并示祝贺。用今天的话来说，这次宴请意味着医院当局为我母亲几年前的处分“平反”。我不知道母亲当时是怎么想的。除了我若有所思之外，大家都默默无言地来到丁院长家，品尝了一顿丰盛的晚宴。菜是马有方医生的父亲开的酒店送来的。

7　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设在北门内沙皮厂的附属高小是后来被命名为“四明中学”的附属小学。我是个走读生，在诸暨来的王老师等的指导下，勤奋学习，智力提高得较快。这或许不是夸大，有许多小孩子的记忆力高于在这方面著称的成年人，我把《旧约》中有趣的故事连姓名、地名记得很多。在毕业时我还得了“宗教”课的优秀奖金。小学马校长独具慧眼，曾来到我家三次恳求我母亲放弃她顽固不化的决定让我升学。他一次又一次被似乎是铁石心肠的母亲拒于门外。

“不做假冒伪善的法利赛人。我相信基督，我们也是人。”母亲理直气壮、毫不含糊地回答这位诚挚非凡的校长先生，天气特别炎热，马校长冒着盛暑一次又一次乘兴而来，败兴而去。

母亲读过罗马字拼音的《圣经》，她掌握了基督教的道德准则，但没有创造性地运用这些准则的能力，这不能怪她。信仰是教条的支柱，在我母亲身上始终存在。可是马校长却不是这样，他的信仰首先表现在他的行动上而并不表现在他判断的内容上，这是同为虔诚的基督徒的马校长与我母亲之间的根本区别。

马校长在多次失败之后第四次来到我家里。那天我母亲正在后房灶间里洗澡。马校长恭敬地守候在门口，坚持要我母亲作出让我升学的决定。

“中学校长樊正康先生已答应给你儿子免费，再不答应，我就守候不走，我等着你！”先生寸步不移。我母亲这次被这种虔诚的意志和决心感动了，软了心肠。

后来她跟父亲说心里话：人家那么大的一位先生，守在我一个女人洗澡的门口，就像圣经所说的“你要饼，难道我反而给你石头吗？你要鱼，难道我反而要给你蛇吗？”她终于放弃了与人为敌的偏激和赌气。

当时我没有选择。我崇敬母亲的转变，可是我更倒向父亲——他始终表示缄默。在父亲和母亲之间，如果一定要我作出抉择，也许也还是缄默。后来在许多重大问题上，我都像我的父亲一样，我的决定不取决于我自己的判断，而是把最后判断权交给我所信任的人或人们。这是父亲对我影响的证明。

我们中国人的智慧、韧性和勇气，一切的一切都来自像我的父母亲一样的普普通通的老百姓潜移默化的传统。他们从不曾失掉给予后人生活生命以意义、色彩和美丽的品质。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还能保持朝气、胆量与乐观，这种性格正源自世代血脉的遗传与童年的熏染。

每个人都有他自己的童年。我从1911年到1923年所度过的岁月，当然比不上我儿子昨天的日子，更不能与我的孙儿同日而语。我在那段时间里走过的道路不消说是艰难黯淡的，但我不可能忘记众乡亲们像我父母一样对我的热情、爱护和期待。他们注视着我的明亮的目光，仿佛是黑夜中满天繁星的缕缕闪光，激励着我在奔流汹涌的潮流中畅游，是他们的诚心与祝愿保佑着我安全地到达彼岸。我想，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起早睡晚，安分守己，不自夸，不张狂，不做违心的事，凡事包容，凡事相信，凡事盼望，凡事忍耐等无可比拟的美德对我的恩泽。它对我的影响决不像微弱的星光，等那太阳东升之时，必归于无有，消失于渺渺天空之中，在我的心灵中它是永恒的，从未消失。

注　释

①　1843年，美国浸礼会派遣传教士马高温在宁波北门开设诊所，并出售西药。1847年，又派遣白保罗医生前来主持诊疗业务。至1883年才在北门甬江边建造华美医院，以兰雅各为院长，用师傅带徒弟的办法培训医生，知名全国。1926年向国内外募筹经费，利用当时拆除城墙修建马路的条石和城砖盖起了四层的住院楼、两层的门诊楼和三层的护士学校各一栋。1941年抗日战争期间，惨遭敌机轰炸，住院楼的第四层和整个护士学校被毁。该院在宁波沦陷期间，曾一度改名为华华医院。1951年10月，由宁波市人民政府接管，改名为宁波第二医院，吴元章任院长。转引自吴元章：《宁波医院史话》，载《文史资料》（第1辑）。

Chapter 2　第二章　中学生的浪漫曲

1　四明中学话旧

宁波“四明中学”，创始于1880年前后，校名为“浸会中学”，校长为美国人威耳科克斯（Wilcox）。1924年我入学的那一年始称“四明中学”。1925年“五卅”运动以后，改由华人樊正康任校长，以后又有王实铭、徐询刍等相继主持校政。1935年与英国循道公会办的“斐迪中学”合并，改名“浙东中学”，由寿子鲍任校长。抗战胜利后，由俞国桢继任。

1992年，当我还乡走访母校的时候，校园已成为一片废墟。原有的西首前后两栋楼房，东首靠溪桥旁的一栋小楼，楼前的两株桂花树，以及院内零落散布的图书室、办公室（几间小平房）和沿江的厨房和食堂、校门外小楼下的礼堂、楼上的宿舍，全都不存在了。到了1993年，连溪桥也已荡然无存，沿途的永耀公司、张氏祠堂①等民房全被一扫而光。昔日北郊路的终点处现今在姚江上建起了一座大水闸和供儿童们游乐的一所动物园。看到这么大的变化，蓦然回首，我失落了的往日尽在眼底的一群群莘莘学子、一张张灵秀喜人的面孔又呈现出来。

我的同班同学，年届八十多岁的吴元章大夫强于记忆，他于1993年7月14日在中山饭店和我重晤时，一口气向我背诵了当年（1924年）的班歌。难得有这样好的记忆，消弭了我一时衍生的空虚。

“读书问如何？做功课，少年乐事多！

读书问如何？为救国，志气壮山河！

四明之峰与天摩，甬江之水长流波；

山清水又秀，吾同级，弟弟啊哥哥，好景莫闲过！

齐努力，学问切还磋，兜将今古入胸梦。

吴元章与龚祥瑞

千锤百炼金刚体，时把怀中宝剑磨。

读书问如何？求功夫，好去杀倭奴。”

这首班歌为国文教师吴一峰先生所作，反映了当年十七八岁的中学生读书为了救国的雄心，抒发了来自五湖四海的教师继承前圣后贤之学，要将好像早晨七八点钟的太阳的青年铸成爱国志士的心意，引发了我无边无际的遐想、无穷无尽的伤感。

1923年夏天开学了，我一脚踏进校门，就接到一张要为学校起个新校名的白纸条，上面写着：“浸礼会的宁波浸会中学与循道公会的斐迪中学合并之后需要改名，请把你的意见写在下面的横线上。”我信笔写上“宁波第五中学”六个字。我觉得不论是外国人还是中国人办的学校一律应该排成序列。当时宁波已有“第四中学”，依我幼稚的逻辑，“浸会中学”当为“第五中学”无疑了。殊不知，第四中学是浙江省公立中学，而浸会中学则是美国教会私立学校，这种公私不分的稚见拙识难免贻笑大方。其他人，特别是老师们，自然不会闹这类笑话。现在推敲这种笑话不失有趣。这或许是少年对天下一统的传统观念的向往，甚或可以是对即将面临的未来社会“公私界限不能绝然分清的时代精神”的预感或心灵启示呢。

2　我的良师益友

初一年级的英语教师是才从杭州之江大学毕业的林汉达先生。从他的《毕业纪念册》看到他戴着学士帽的半身照片，真是相貌堂堂，风度翩翩，一表人才，令我油然起敬。他上的第一堂英语课，就给三十几名十二三岁的初中生带来了新鲜生动的学习乐趣。他站在讲台前向我们讲道：“我来这里的第一个目的就是要使你们大家快乐。读书是件乐事，愁眉苦脸，是什么也学不进去的。从发音到拼音，出了口的每一字母不单要吐音清晰，而且要讲得顺口，使对方听得悦耳。为此，你们就要高兴起来，用英文想：‘多么好听！’”他继续讲：“英语是外来语，它不像国语能随口而出。英语是从外面灌进中国人头脑里去的，没有形象可供揣摩。所以只能死背硬记。《英文津逮》的每一课文都要把它背得滚瓜烂熟，才能不假思索，出口成章。”他说他相信我们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林老师这第一课给我们打开了学外语的扉门，它符合中学生强记博记的特点。这一年里，我们背熟了二十几课的课文，掌握了构句的框架，特别是介词用法、成语、不规则动词，都靠死背。

林汉达先生不仅仅是位优秀的英语教师，还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文化人。他会弹琴，在礼堂里有一架脚踏风琴，他轻触那黑白相间的琴键，左右挥扬，风琴发出浑厚洪亮的音响，旋律于室内回荡，我们为之兴奋欢跃；他会唱歌，领我们高唱各样的歌曲，使我们有时慷慨激昂，有时肃然沉静；他懂美术，带我们背着画架到江边写生，姚江上的飘忽的小舟在我们画纸上张满了风帆，鼓得像足月的孕妇，逗得人人仰面大笑，不能自禁；他还给我们当导演，教我们自编自演劳动者生活题材的话剧；还让我们举行中文演说和英文背诵比赛，请校外记者、公立学校的教师等担任裁判，他自己在最后一排端坐审听。比赛前后详细指导我们动作的姿势、说话的节奏、文稿的撰写技巧以及事前保持心理平静的方法。他不迷信，不激进，不张狂，似乎从来不谈时事政治，但偶尔也会流露出把基督教义和马克思主义混为一谈的意识。

林先生后来离校去上海世界书局任英语课文编辑，1949年前夕他从东北教育厅长调任燕大教务长。记得北平和平解放后的第一个月，他还是像往年一样，耐心回答了我对基督教义和马列主义是否存在着原则冲突的疑问。他给我讲了段《圣经》上的“稗子的比喻”——“天国好像人撒好种在田里，在主人睡觉的时候，有仇敌来，将稗子撒在麦子里就走了。到长苗吐穗的时候，稗子也显出来。田主的仆人来告诉他说，主啊，你不是撒的好种在田里吗，从哪里来的稗子呢？主人说，这就是仇敌作的。仆人说，你要我们去薅出来吗？主人说，不必，恐怕薅稗子，连麦子也拔出来。容这两样一齐长，等着收割的时候，我们要对收割的人说，先将稗子薅出来，捆成捆，留着烧，唯有麦子要收在仓里。”②他是位识时务而又直言不讳，忠于历史也忠于自己的人。

初二来了一位国文教师胡恺。据吴元章的记忆，这位老师似有较多的革命思想。可惜他的施教对象还未到有志于学的年龄，心灵之花尚未绽开，难以领悟他的深邃的思想。后来高二时来了吴一峰先生，这位北方文人豁达开朗，既教我们说普通话，又教我们背诵《古文观止》，尽心竭力教我们学会中文写作。他写得一手好字，给我写了一大张孔子告子游“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归，壮有所用，幼有所长，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亲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的条幅。出于对他的崇敬，我把它挂在家里中堂墙上。那时，我家已从堰头沿街随时可以被台风吹倒的江边平房迁到对面“万丰墙门”（北郊路13号）了。虽然也是沿街房屋，但有前后卧室，所谓中堂就是前间的卧室。我家从河弄口搬到北郊路堰头一带，离校舍不到一公里。最后迁至“章家房子”，那正是北郊路的终点，再迈步向前走去，就是“湾头村”了。

我作为一个走读生，就不能像寄宿生那样过集体生活，与老师同学经常来往。一种孤独感引发我爱慕寄宿生的心态越来越强烈，甚至羡慕他们睡的上下两层的双人床。我只能在他们起床之前，脱掉鞋子，双脚踩在下层铺上，跟睡在上层的同学好友说上几句、抄个信就算实现了我莫大的心愿。有时就在夜色阑珊，大家犹在熟睡的时候，从坟头上翻过墙去，与吴元章约定在教室里挂上一张被单，两人共同秉烛夜读。当人们起床时，我们已把全日的课文背熟了，做完了作业；白天里我们就有更多的自由活动时间。因此别人以为我们似乎比其他同学特别的聪明，我们自然也取得教师的特殊厚爱。虽然我们每天少睡了两个小时，却也取得比别人多两个小时的成绩。如果其他条件相等的话，这样做，说明“出人头地”这回事并不难！当时我们把它当作自我发明的秘密。

另一位也是最后一位国文教员是林朝翰先生，他原是上海沪江大学极受崇敬的老学究。他来到宁波对他来说是告老还乡，而对我们来说，这位科举时代的遗老从大学屈尊俯就中学则是我们学校的一种殊荣。由于我们的教师大多是他的学生，他也就有了特别崇高的地位。更何况他在大上海多年，穿戴服饰更显气度夺人，也就引起我们小地方人们的格外尊崇。他带有现成的教材，是他在上海多年积累的古文自选集。他来校时，我已到了有志于学的年龄，对他所授的老子、庄子已能或多或少领会其中的精华所在，也足以开启智慧之门了。受业于这位老师，我们才开始踏进中国文化的殿门，中学生心灵深处才开始发出智慧之神的闪光。我曾写了一篇题为《无神论也是一种“宗教”》（意指“信仰”、“信念”）的短论，投给《时事公报》，居然被采用了。那是在唯物论刚刚播种于中国的时候，一个中学生受到林老先生的启蒙而即兴写作的东西，且不论是谬种流传还是正宗信仰，我的欣喜是不言而喻的。

像任何地方一样，学校里也有反面教员。有道貌岸然追逐同学姐姐的无赖，有道德败坏、诱奸童男的教练员，有叫学生“next next”照本宣读，自己在教室里公然打瞌睡的外籍英语教员，有偷中学生笔记本当作大学讲义的美国留学生，有用英语讲解物理的半洋人，没有一个学生能听懂他讲的万有引力定律，没有一门数理化课程能引起我们的兴趣。唯有教生物学的刘译永先生，他从河浜里取得阿米巴、草履虫、灌草等单细胞微生物，告诉我们原生核是个啥模样，这些尚能引起我们的好奇心理。尽管如此，他的笃学和敬业精神仍未能使生物学成为学生一门生动爱学的功课。这批日益成长的孩子后来大多被吸引到并醉心于爱国爱民的救亡运动之中去了。

3　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我们少年时期所处的年代是一个动荡的年代。在这些年代里，各色不一的社会思潮，斑驳陆离的学术流派，以及反映它们的书刊大行其道。说来奇怪，一个教会学校自从中国政府收回教育权以来，外国司库和教英语的外籍教师对于中学生的反帝爱国运动（如抗议“五卅”惨案，手持标语列队上街，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口号的游行）置若罔闻，中国教师大多也不闻不问，任我们自由活动。当年有一位姓叶的教师是原南京“国民党政治学校”毕业的政治课教师，他住在东首的小楼上，深居简出，对学生的这类活动始终无动于衷。组织我们活动的大抵是高年级同学或能说会道的志士仁人。给我印象最深的是，自1925年起和其他中学一样，我校开始要求学生穿一色的制服，出现一种半军事化的政治气息，也能公开听到CP和CY之类的传说。只是“五四”运动对我们来说早了几年发生，我们出生晚了，不太了解21条卖国条约的详细内容；对新文化运动，尤其是对白话文倒特别地感到浓厚的兴趣，胡适的文章广为流行。《新青年》一类刊物流入我校的极少。

学生游行时，只见标语牌在游行队伍中林立，高高低低，错落有致，引发人们的激情。当时还没有男女同校的学制，这种从群体活动所产生的激情也就唯有灌注在友爱的海洋之中，它给人们带来一种共同的向往、共同的追求以致互相亲切依恋的感情。在古老传统下，尤其是在将“妇女与小人”等同的礼教束缚中，还未成熟的少年存有一种可恶的偏见，视女人为“害人精”或谓“最毒妇人心”，似乎和女人相接触就会“一失足成千古恨”。可是人的官能并未因此而丧失，互相接触的既是和自己一样性别的人，也就产生同性之间的爱慕，总觉得队伍里的同伴比自己更美俊，更潇洒，更有吸引力。我模糊地觉得自己作为队伍之中的一员，远距离观望，那类充满着激情的人是勃勃生灵，给人的生活以意义、色彩和美丽。这种意识既非柏拉图式的爱情，也非贾琏那一班人的“皮肉滥淫”，而是一种对自我的不满，要求结伴的友情。在队伍散开之后，我会默默地跟在几位回家的同学背后步行十几里而不知疲惫，反而感到精神上的满足，这种向往和别人接触的要求是人性的一种表现，它是人与人之间感情的一种自然表达。

这种感情关系促使我与同学的亲近日益加强。团体活动愈多，这种关系也就愈深，在意念上也就打成一片，如卧其侧，如闻其声，于是整个交往过程充满生机，富于美感，彼此相视而观察之而不疑。这里无男女性别之分，也无不正常的性行为，无非是彼此相爱。这种真诚的相亲相爱的感情使人向上，使人交往，使人关注高于自己的大众利益以及关注人间、自然、社会的大境界。

我们曾多次骑着自行车在新建的公路上奔驰；在雪窦寺的山上观望那满山遍野像火海一般盛开的杜鹃花，使少年情窦为之狂飙。在山谷深处，唤呼你我的名字，在四周山峦间反响回音远播激荡于云霄时，确切实现了“天人合一”的和谐气韵。

我们曾多次乘船在海上漂游，在普陀山脚下倾听浪涛冲击岩石飞溅的呼啸，使人们感到自己的渺小，使幽微的灵秀涌现出幻想去征服那无可奈何的昊天。

我们曾多次在甬江涨落潮中仰游飘浮，从东（新江桥）到西（范江沿），从西到东，增生不致沉沦的自信，从而使我们做到“言行合一”、“灵肉合一”、“主客合一”的心态平衡。

20世纪20年代的新文化对于我们这批晚来几年的后生来说，与其说是“科学与民主”，不如说是“立德、立功、立言”的“三不朽”的追求来得实在，并符合我们的生活真实。

我们是这个环境的产物，我们晚来了十多年，大致都在辛亥革命那一年出生。我们没赶上革命前辈的步伐，这不是我们的过错，我们和他们不能相同。人人都在一定的环境里生存，就此而言，每个人又都一样。没有一个不生，没有一个不死，不同的人们是一样有血有肉有灵的人。

4　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令我感到特别有幸的是发生在一位年长者和我这位小青年之间的一层感情关系。这位长者就是《时事公报》主笔姜伯喈先生。他在我们初三那年来校担任中文演说比赛首席评判员的，第一次见到我就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他多次手里拿着拐杖远道到学校来看望我，也见过我的父母。他清癯的面容，瘦削的身材，四十岁上下的年龄，表情严肃而又潜藏着喷薄欲出的热情。他在我心中是蓦然来到花圃物色苗子的园丁，我以相应坦诚的童心，接受了他的钟爱。我经常陪他散步，默默地成了他休息日的小伴侣。我暗地感到这位长者热望我成材。他鼓励我写点东西给他，我就写了一篇实际上是怀念亡妹而以《弟弟》为题的悼文，后来在《时事公报》副刊上发表了。在这篇文章里我写出了内心世界的痛苦和对于青春、未来的珍惜与羡恋。当1926年国民革命军开到宁波的时候，他以鄞县国民党宣传部长的身份招考了一批十几岁到二十几岁的青年组成了一支演讲队，其中有CP和CY，而我是其中无党派又是年龄最小的一个。通过公开考试，我以“龚升”的假名被录取，利用一个暑假跟着队长、队员沿街讲演，宣传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过程。宁波全市举行过欢送国民革命军进军上海的大规模游行。我们在小校场群众大会上，倾听身着中山装和军服的各界代表的演说，我们高呼北伐革命的口号。1925年至1926年正是国共两党联合北伐之时，我们在台下的听众和观众却分不清台上谁是国民党，谁是共产党，那时他们都称“国民革命军”。直到1927年国共分裂，我才知道先生原是国民党部的一名报人。《时事公报》和《国民日报》，一个是民办的，另一个是党办的，但都是“有闻必录”的新闻报纸，我们分辨不出两者的区别，我偶尔也去过报馆，我也看不出谁是“左派”，谁是右派。有人说，《国民日报》主笔陈伯昂是右派，姜伯喈则什么也不是。我毫不介意陪同“什么也不是”的主笔在河滨或铁路轨道上散步。像老伯伯一样的姜先生患有严重的肺病，在散步的时候他从未牵过我的手。他说，他很怕把病传染给年轻人。他亲口告诉我，他患的是不治之症的痨病。

1929年他的病进入第三期，形容枯槁，精神憔悴。在准备去上海进大学前夕，我前往向他告别。他静坐在沙发上，闭上了双眼，又摘下了眼镜，显得格外清癯。我不禁想到这可能是最后的惜别。他轻声地自言自语：“我不行了，以后就不必来看我了！”他把内装三十银元的沉甸甸的大信封交给了我，说声“这是你的稿费”，然后重新戴上了眼镜。

后来我读报知道，他到过重庆，代表宁波市在复兴关的中训团受训，卒于抗战时期，葬于他家乡宁海县故土。

当1926年北伐军进驻宁波街头时，欢庆倾城。不久发生“四·一二”事变宁汉分裂，蒋介石仅在他自己的家乡就杀了商业学校的杨眉山先生、宁波市工会会长王琨，另一位年轻的姑娘是被枪杀的。在小校场，万人空巷，目睹一颗子弹穿过她的额角，她倒在血泊中，身穿白色上衣，黑色裙子，足蹬高跟皮鞋，年约二十岁开外。观看杀头和枪毙的人群和观看蒋介石父子骑着白马通过东门大街的人群是一样的多，一样的静默。

我们这家教会学校正像一所太师学堂，各色人等都有。当局兼容并蓄，严守中立。既请江亢虎博士作有关他旅俄反帝的政治演说，也请沪江大学理学院院长郑章成教授来校作“三不信”的学术报告。但压倒一切的是胡适那一派人的文章，他的《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三不朽》以及《不要被别人牵着鼻子走》之类的文章在宁波中学校里颇为流行，而“左派”文章充斥大道理，难以被我们那个年龄的青年所理解。令我们不解的是，当时自称“革命军人”、身背三角皮带的公安局长也被请来作“安民布告”的解释。这位局长经过我们“万丰墙门”时，偶然见到站在门口看热闹的十七八岁的小家碧玉陈美秀，就看上了她。第二日就派副官把这位姑娘请去，连她的母亲也一并掳去，从此不知下落，只剩下修钟表的父亲孤苦伶仃地守在空房里哀苦叹息。

国共分裂后，政权落在蒋介石手里，欢庆的宁波一夜间变成了一座恐怖的城市。新闻封锁得很严密，只知道山东省发生了“济南惨案”，全市掀起反日洪流，把恐怖变成了热流，市民响应，全体师生都被卷入“抵制日货”、“读书不忘救国”的潮流中。当时十六七岁的学生正是血气方刚之年，走上街头，在军警默许下，披星戴月，查封贩卖日货的商店。我们还上街讲演，自编自演抗日话剧，先在附近的“北郭庙”演出，代替了昔日的绍兴戏。老戏演的不是“白无常、黑无常”就是“吊死鬼、溺死鬼”，现在演的是“日本鬼，东洋鬼”，看的人和往年一样的多。对我们的演出感兴趣的，有肩膀上背着孩儿的父亲，有挑葱卖菜的农民，有奸猾泼辣的流氓，有装疯卖傻的荡妇……看热闹的人多，一半是吵吵嚷嚷的儿童。真正爱国悲愤填膺的人与其说是观众，不如说是演员自己。

5　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我们一班人比较突出，其中有一位年岁较大的王惟精，奉化人，他兼管学校藏书，老成练达得像一位管家。高二的一个暑假，我从他那里借来所有论社会主义的书籍，分类摘录，编成一本书稿，叫作《社会主义论丛》，其中所抄录的有民主社会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基督教社会主义以及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唯物史观、剩余价值、阶级斗争）等派别的论说。1949年以前，甚至其后，我一直把马克思主义视为社会主义中的一派。整整一个暑假我读了十几册书，完成了这份手抄本。翌年来了一位留美学生，广东人，西装革履，手持文明杖，成为我们高二的公民课教师。据说这位先生曾获得美国芝加哥大学硕士头衔。他见了我这本自抄自编的《社会主义论丛》如获至宝，说要拿去看一看，从此没有还我。后来他到南京中央大学社会学系当上教师。这位留学生在堂堂国立大学课堂里宣讲的课程竟是我这位尚未毕业的中学生利用一个暑假所抄录的东西。这件鲜为人知的逸事是1931年考入中大农学院的我的三位同班同学（樊正禀、朱海帆、欧世璜）告诉我的，当时我们愤慨之余也只有捧腹大笑而已。

与这位留学生大约先后来校教书的另一位老师是吴启道先生，奉化县人。他是沪江大学正式毕业的大学生。他的父亲原是最早教过蒋介石的老师，所以吴启道先生于大学毕业后就进到侍从室，成了蒋委员长的随身秘书。这位先生为人耿直，酷爱文学，醉心鲁迅著作。我想，他在最高统帅府任职时一定是个自命不凡的人物。他也确实不平凡，他自学世界语，来我校教的就是这一稀罕的语种。他为何弃政从文呢？说来非常奇特，令人愕然。1929年蒋介石遭到各界的反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在上海散发了一张传单，直指蒋介石的十大罪状。我们的这位老师役于蒋先生（侍从室的工作人员都称委员长为“先生”），认为这份传单应该让“先生”知道。他取得传单后，思虑再三，毅然把传单直接递了上去。蒋大怒，他拿起电话听筒把写字台的玻璃板砸得粉碎，厉声喝骂：“滚！滚！”吴启道是个书香门第的子弟，哪里受得了这番侮辱，“是可忍孰不可忍”，他的自尊心受到严重打击，就怒气冲冲不加解说从委员长办公室里走了出去，再没有回头。他带来的新书全部向我们开放，我们得到了在上海才能买到的新文学书刊。有了这么一位刚直的老师来到，自然使学校生辉，让学生感到自豪。吴老师有个外甥周宏涛，比我小两岁，我们两人是形影不离的兄弟，于是我跟吴老师也就有了密切的来往，我从他的书架上选了剧本来读，对英国王尔德（Oscar Wild）戏剧的中译本尤感兴趣，在他的指导下，就试编了话剧脚本。在林汉达先生培植的土壤上，我班同学成立了一个名为“爱美剧社”的团体。我们最先演出的话剧是《一片爱国心》，以江北岸“天蟾舞台”为剧场，首次公演获得空前成功，宁波全市文化界为之轰动，报纸为我们宣传，商界为我们出钱，从此自编自演话剧成了我们业余的最大爱好。以后我又在另一剧中借用吴启道先生的高级中山装，戴上他的琥珀色镁边眼镜，化装扮演“县长”角色。出场时竟使观众全体起立，错认为是真的鄞县县长上台了，久久没有坐下来。报幕人不得不出来向观众打招呼，“这是戏里的县长，不是鄞县的县长”，话音刚落，哄堂大笑。我只得仓促回到后台，在再次大笑之后重新亮相。这次演出在中山公园附近的一个小剧院进行，剧本的情节是惩治一名残害良民的贪官。

同年河南大旱，赤地千里，饿殍遍野。出于人道主义救灾的热情，我编了三幕话剧《王老爷》，在基督教青年会礼堂演出，揭露当时在天灾人祸下政治腐败、官吏无能造成生灵涂炭的悲惨结局。当场收到义捐两千多元，全数由校长汇给冯玉祥将军分发给当地的农民，冯将军复电嘉奖了我校“读书不忘同胞”的义举。

6　情场上急流勇退

教会学校一贯培养学生演说和背诵的才能，年年举行比赛。我多次参加了这类活动。初次登台，吓得全身颤抖，以致讲台摇晃起来，引起观众大笑不止。正是这种善意的嘲讽的笑声反倒促使我心情平静、沉稳起来，敏感的观众又报以鼓励的掌声。初次尝试成功了，我背完了演说稿，还得到了表扬。以后几次又取得一次次的优异成绩，名字赫然被刻在一块镌有历届优胜者姓名的铜牌上。

除学校举行的竞赛外，1928年夏，市府教育局也开始举行这种活动。全市几所公私立男女中学校报名参加，评判员都是地方上的党政要员，显然以政治观点评分，且占总分的一半。名列第一的是以《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为讲演题的四中学生。这次我的讲题《风起云涌的学生爱国运动》，显然不合当政者的口味，名落孙山，这要怪学校的“三不管”方针。这样一件有关学校声誉的比赛，居然没有一个教师关心，没有一个教师出来加以指导，而同为教会学校，则男校不如女校。甬汇女中也是美国浸礼会和英国长老会合办的一所女子完全中学（即今宁波六中）。1923年该校新校舍四层楼落成。1927年，长老会、浸礼会两教会将学校移交国人管理，公推一位独身主义者（沈贻香女士）为校长，她积极治校，致全力于学校事务，以重金聘请专长中文的男教员为导师。在这次全市比赛中，该校的一位学生名列第二，开了宁波男女平分秋色的先河。与此同时也引起我对于那位获奖者的盲目爱慕，竟然将她引为自己的楷模。我乘这次机会，偷偷地给这位女生寄了一封“贺信”，热情的话多了，像是一封情书，其中有些文字是当时的老派人不能允许的。我的这封“贺信”被收信人的姨妈没收，告到校长那里，对我校提出严重警告，顿时传为话柄，引起新旧两派争吵得很厉害。可是奇怪的是，女孩子们给我的信件从此反而越来越多了。其中有一位邻居的女孩子，也以写文章为乐事，曾与我合译上海广学会委托的“主日学”英语课文，来往多了，开始有了感情，从此议论亦多了。在我所收到的信中，她们互相攻击，互相“拆台”，使我对这些女孩子产生了恶感。这些女孩子多好奇尚异，背本趋末，徒以文章自诩，以无用的空话打击别人，抬高自己，我见她们如此钩心斗角，使我索然无趣；又因我一度确实得到过邻居家的那位女孩子的好感，从而引起了周围人们的是是非非。自此急流勇退，潜心向学。1928年暑假，我借她家的楼房后间居室作为书房，不管这类议论，潜心闭户读起书来。瞿秋白先生的著作就是在那里攻读的，可惜我对左翼作家的著作，甚至包括鲁迅先生的杂文在内，大多都“读不懂，嚼不烂”。究其原因，恐怕不是智商问题，我想是缺乏社会经验的问题。依照我受到的教育，到了那个年龄，几乎已经定型，能读懂并能加以概括的尽是一些实实在在的事，手摸得着，耳听得到，我以慎独为能，以践履为是，对大而虚的系统概念总不能领悟理解。凡是在自己有限的经验中能体会到的就懂，凡是超越这有限识见的就无吸取的能力，我仅仅模模糊糊了解其中的一些警句。凡以天地真理，全能全德自任的东西总怕上当，总是宁愿不信不懂。在我的头脑里，自幼缺乏对博大精深如中国的阴阳五行、天人合一和西方包罗万象、万化定基的玄妙之论的兴趣。度过了这个烈日炎炎的酷暑，我放弃了那种让人透不过气来的读“天书”的生活，回到学校又去追求那套由零零碎碎点点滴滴、细枝末节的事实而后得出体会的智识，于是我的思维方式始终停留在普通人的经验、直觉、感性、理念、能在生活中得到验证的水平上，对于那种永恒定律、绝对真理之类的说教不愿诚意地加以接受。一句话，我不愿被书本所俘虏。做学问和做人是不能分开的，宁愿苦些，就怕受骗。

有幸的是甬江女中有一位大小姐竟然赏识我这个无名小卒。1928年冬，她以四十块银元的高价聘请我到她家里为她的三个小弟弟补习三门报考高小的功课。不消说，这是一户富裕人家，高门大宅实在令我望而生畏。有当教馆先生的机会，又无知难而退的勇气，也就欣然从命接受了。

宁波的气候恶劣是出了名的。酷暑炎炎，寒冬凛凛，台风过后，百草凋零。在这样阴霾铅色的苍穹下阴雨绵绵。一个少年要到十几里路以外去辅导三个不到十岁的富家子弟，真有说不出道不尽的苦楚。这三个孩子规规矩矩地坐在四方形的八仙桌旁，留出一个上位给教馆先生，他们都是头戴瓜皮帽，身穿狐皮袄、绸背心的小老头，个个木鸡似的等待着我开口。说好是补习初小三年级的数学和语言两门功课。我感到吃力的是不知从何教起，只好边问边教，好在他们的大姐从来不过问讲习的效果，这就解除了我的忧虑。过了几天，孩子的顽皮本色就暴露无遗了。他们从桌面上伸出大拇指，上面画有张飞、孔明和曹操的脸谱，来回转动，在我眼前演出《三国演义》话剧。仔细观察，他们手指上的头像是套上去的制成品，所以脸谱大小、容貌浓淡都清晰可见。当这些人物来回进退之际，我哭笑不得。如此顽皮下去，怎能完成任务向人家交代呢？我起先想告状，后来又想不教了。我毕竟也是个尚未成熟的年轻人，任凭作弄实在难受，自尊心受到了伤害。敷衍了这一天，回归的路上，欲哭不能，欲笑又止。觉得无可奈何，也怀疑这四十块大洋是否将成为问题？但这种心事我也从未向父母亲吐露，只是含糊其辞地说是到青年会去教点英文。

从家里到教馆这一路满地泥泞雨水横流的小路。每次我先把袜子脱掉折起来，再把鞋子放在书包里，光着脚板在冰凉的石块或卵石铺成的或全是混浊泥浆的道上步行，来回十几里，天天都是这样。等到泥路走完，就用手绢擦干冻得通红的双脚，再穿上存放在书包里的袜子和布鞋。这时感到有阵暖气袭上心头，内心添加了一种克服困难、自强自信的乐趣。就是这样，我在一个是暖室，另一个是冰窟的两个世界中奔波前后三十天。当我拿到用红纸包裹的四十块闪闪发光的银色大洋时，体会到了挣钱之不易。我把这第一笔收人献给了父亲，作为他六十岁生日的礼物，我并没有说出我是怎样得来的。

7　最后的四出话剧

到了高中三年级，我班二十几名同学个个都已成了不同凡响的青年。即将分手了，同窗数年，来自各方，不免依依惜别。各人都怀着欣喜又沉重的心情，思索着自己的前程、自己的道路。过去，也许心眼儿太多，猜忌心也重。但潮涨潮落，苦乐自知，患得患失，友情仍在，刹那间件件往事冲击着年轻人的心灵。当时在升学或就业问题上没有人能指导我们，也没有人关心我们，我想，总的来说或许老师们已经在默默地期待着我们这批青少年去肩负起建设家乡、改造社会与振兴民族的责任。我们为即将离校走向新生活而高兴，于是我们的“爱美剧社”在毕业的最后一年里打算精心上演几出话剧，以报答良师的教诲，展示各自梦寐以求的未来。

我们于1929年夏演出了四出话剧，两出是背诵的，两出是自编的。背诵的两出，一出是田汉的《苏州夜话》；另一出是王尔德的《少奶奶的扇子》，我们在本院的旷地上搭起了一座戏台，后台就是本院挨着溪桥的二层楼教室。粉红色的西服，宝蓝色的领带都是从大学毕业的马时飙老师那里借来的，夜晚演出的光照也有人提供。一切都是我们自己动手凑齐的，布景道具都很好用。《少奶奶的扇子》是部重头戏，演得很不错。整个校园满座，这样高质量的讽刺剧在孤陋寡闻的宁波还是少见的。戏是在汽油灯照亮下演出，出席的有宁波各界的代表和全校师生。

使我们特别兴奋的是我们自编的两出戏剧：一出是反映过去的，剧名为《流失的清风明月》；另一出是反映未来的，剧名为《十年以后》。

在第一出中，我们七八个人一一被白被单包裹，打扮成一尊一尊塑雕的石膏像，有昂首站着的，有低头坐着的，有懒散卧着的，各有各的姿态。这是一幕哑剧，台词是在幕后朗读的，采用了“双簧戏”的表演艺术。帷幕启开，只闻台后的留声机，附加风琴声、口琴声、胡琴声一齐鸣响。万籁俱寂时，月光下，夜色中，尊尊石膏像换个儿脱去了外壳，显出了面目。第一尊是教我们懂得老庄道家思想的林老师，他金丝边眼镜，呢料长衫，一亮相就被认出了，台后朗诵庄子的《逍遥游》片断，扮演者以表情和动作姿势来烘托幕后的台词。有一尊脱去白被单，显出一身笔挺的西服，肚子挂满稻草根，屁股上还有一条尾巴，手持一根文明杖，一眼就被认出这是从美国留学归来的洋硕士，与鲁迅所称的假洋鬼子惟妙惟肖，把他行路的丑态、在课堂上胡说乱扯全曝光了，引起哄堂大笑、鼓掌、跺脚和喝彩。还有道貌岸然的道学家、戴小帽跳踢踏舞的艺术教员、穿“童子军”服的体操教师……各具其态，令人叫绝倾倒。

更具特别风格、表现出时代特色的是《十年以后》，它演出了我们的追求，我们的向往，我们未卜的前程。其中有治病救人的医生，有治国安邦的领袖，有格物致知的学者，也有挨门化缘、立地成佛的和尚，更有沉湎于宗教信仰的牧师，头戴博士帽的科学家……各显其能，各述其志，淋漓尽致的显现了一代青年对于未来的憧憬、期冀与梦想。

我在这出戏里表现的是个空白，我仍然披着当作石膏的白被套，始终低着头，朗诵道：

十年后，我不敢想，

现在，我妒忌；

十年后，我不可能是你，也不可能是他，（用手一指新披上被套的石膏像）

现在，我凝视着未来，

今晚，我等待着十年的到来，

再见了。（一一下场）

幕后徐徐地响起了自谱自编的《浪漫曲》。忽然乐器和留声机一齐停顿。观众在细细的沙沙的夜声中离开了通亮的广场。

1993年我重返故乡，在“去日儿童皆长大，昔时亲友尽凋零”（7月23日吴元章信中语）的时刻，与当年曾同台演出的同班同学吴元章医生回忆往事，竟不胜惆怅起来。

8　家庭悲、惨剧

追溯到我进中学的第一年——1924年，就是旧历民国十三年正月初一那一天清早，我的大舅母呜咽啼嚎闯进我家，抹着眼泪，对着我母亲几乎哭不成声：“翻船了！”母亲猜到一半，背着她低声吐出一句话来：“船生死了！”（船生是我大舅父的名字）我在旁惊慌，认为母亲的断言是无可疑惑的了。父亲也吓得哑口无声，全身都呆住了。

舅母终于止住号啕的哭声，倾诉了事实：“他爹翻了船，飘到海里去了！连尸首也找不到了！”又大哭起来。母亲始终没有出声，她好像在回忆一家人怎样从镇海小港出来，怎样不享祖宗的恩泽，终于落得如此下场。她的哀怨胜于悲痛。

舅母转述他们夫妇在惨事发生前的对话：“他说初一好做生意，还是去吧！我说：‘年三十夜，团团圆圆，还会有人出门吗？甭去了！’他又说：‘还是去吧！’就这样去了！”

他去干什么？他做的是什么生意？我是不大明白的。可是母亲和父亲都明白，也懂得“翻了船”是怎么一回事。

一只小船上的脚夫为了早点上到从上海开来的“新江夫”（是一艘两千吨，一、二、三等舱和通铺舱满载数以千计的乘客的客轮）抢到客户，不惜在轮船还未停靠码头仍在江中盘旋之际就攀登船舷，爬到舱里去搬运行李。这只小船就是在大轮船掉头时翻了的，六七个脚夫就这样掉到江中被狂暴的退潮向镇海口外飘去，永远不会回来了。

母亲看上去非常冷静而清醒。她好像心中有数，她的两个小兄弟都是跟着她在我们家里长大的。她抱怨了一辈子，现在又发作了：“我说，就是不争气！祖宗有义仓可吃，有义学可读，就是要出来！就是要出来！！出来送命！连尸首也送掉了！”

仍旧是父亲出主意。“走吧！”他领着舅母，说是去买件寿衣、锡箔、纸头、蜡烛到江边去吊“魂”吧。我们一家人拖着孤儿寡母们到了对岸。只见一堆熊熊的火焰在江边燃烧，空中飘着稀稀落落的尘灰。人群像原来一样在我们身旁来来往往。给死了的人烧纸，似乎司空见惯，没有人把它当作一回悲惨事！我自然想起往年正月初二，大舅母带着他们的大小儿女，拉着，背着，跟着，来到我家度新年的热闹情景。在十岁以前我也到对岸去过多次。作为外甥，两个舅舅给予我的特殊接待自不待言。小舅舅在江北岸渡船口开一家“李小泉棉花店”，生意兴隆，他请了师傅，还有徒弟。我照例住在斜对门院子里大舅父的小屋里。这两兄弟贫富悬殊，和我家的关系是富的冷淡，穷的亲近。母亲对这两个同胞手足的态度，似乎偏爱大的，我们很少和小舅父一家人往来，他没有子女，他的妻子早患肺病死去了。

连续发生不幸的事，同年三月我家附近的清防队的电话转告：要我父亲立刻到我姐夫供职的“乾益”米店去。我们出发的时间大约是晚间八九点钟，到那里时是一个店员持着洋蜡扶着我父亲上楼的，我摸着扶梯跟着一步步走上楼去，空气异常平静，除了三个人脚步声，听不到丝毫别的声音！

一进房门，只见两位伙计手挽着姐夫的双臂，站在房的中央，像舞台布景安置好给我父亲看了验收的。姐夫夹在两人中间，垂着头（身上是黑色的长衫），好像头颈失去了托力，以致看不见他垂下的面孔。父亲怔住了，前进两步，托起姐夫的头，望了一下，垂下手来。

“他是下午五点多钟过去的！”米店的老板在父亲背后说着。父亲带着满脸愁容，一句话也没出口，默然被老板拉下楼去商量“后事”了。

面临晴天霹雳的大事，父亲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听老板在劝解：“老丈人，你坐下。”楼上的伙计下来了。我们只听老板一个人在说话，他在百般张罗。

“商全（姐夫的名字）有心脏病！他是下楼时摔倒在梯子上的。没有伤痕，什么也没有，什么事也没发生。好端端的人，三十几岁就这样走啦！”

“我把你叫来，是要把商全在晚间送回家去。天一亮，人家邻居就不会答应了。”他是急忙要把危害他的后果推到店外。店里死了人，人们可以把尸体当作筹码讨价还价的，这将使他负有性命攸关的责任！

父亲受惊了。没有人帮他，一句话没说，沉默了好长时间，才说：“让我先去通知家里！”

等我父亲一走，店主就派人后脚跟着前脚用铺板把我姐夫抬到姐姐家门口了。来人在后门口等着，一听到哭声就把人抬进去，连铺板带人一起放在地上，回头就走了。米店再没有人来过问这个家。

正是半夜时分。姐姐带着三个儿女——最小的还不到一岁——正在床上睡着。听到父亲讲的丈夫死讯，一时把她吓得哭不成声。外面的来人又回头进来，吓唬我姐姐：“别哭出声，别哭出声，千万别哭出声，邻居听到了就不让进屋啦！你是要在屋里办事，还是在路上办事啊！”说完扭头就走开了。这是使老板不受任何损失的预谋！

姐姐全身颤抖，倒在地上呜咽气绝。孩子们也随声附和哭嚷起来，不知道发生了一场什么样的噩梦。父亲要我回家去告诉母亲。

等母亲来到时，父亲已把姐夫洗涤干净，穿戴完毕，陈列在中堂，只待收殓。姐姐见到我母亲，躺在地上哭得死去活来，一次次冷水浇在脸上，一次次苏醒过来。母亲用一句话就把姐姐的哭声给压倒了。“回家去。我们还有两只手，怕活不了吗？”

从此我姐姐以及我的三个外甥一直和我父母在一起。母女俩承包做布裙子的缝纫活计，累死累活地干起来。头几天姐姐还不时哭出声来，我不忍地说：“这样哭下去，一家人都不能活命，不能做人了！”她听了这句话，从此之后就不哭出声了。她是把悲伤吞下，咽在肚里，藏在心中的；为了依靠还要活下去做人的父母，更多地是为了我这个已经提出警告的弟弟要读书，做功课，求功夫，她再也不能哭出声来了！她只能低着头做人，母女两人相依为命，穿针引线，不分昼夜。正当“文化大革命”进行之际，耳闻我这位读了书、做了功课、求了功名的弟弟受到冲击劳改的时候，我那从未出过门，一字不识的姐姐竟只身从上海（她女儿家里）乘坐两天一夜的火车来到北京看望我。当我有自由时，我要陪她到颐和园去看看。她竟说：“我是来看你的。叫我去看皇帝，我也不会去的。”是的，几十年来我的这位大姐（她比我大十六岁）对任何东西都已丧失了兴致。这次她费心来看望我，是出于她几十年来为了我能够平静地活命做人，自立立人而不哭泣一声的坚忍决心。她是否仍想到大舅父在大船掉头时翻了船漂流而去的往事？

我这六年的中学生的浪漫曲，是以发生在六年之前的悲惨为其背景，而展开并被谱入我的生活编年史中的。

乐事不多，愁肠难断，我将面临的也许仍是一幕幕的悲剧，我的命运和以上家人们的也不可能会有根本的区别。当时我是这样想的。

注　释

①　“张氏祠堂”的大门直至今天（1994年4月）仍被保存着。

②　转引自《马太福音》，第13章第24—30节。

Chapter 3　第三章　上大学

1　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1930年“九一八”事变前后，我被保送到上海沪江大学，它和我上的中学同属一个系统的教会大学，原名Shanghai College，就在那一年被改为University of Shanghai，校长为著名爱国华人刘湛恩博士。

在中国，像我这样家庭贫寒的人能进大学几乎是不能想象的。因为私立大学大抵都要求学生支付巨额学杂费，像当时的复旦、光华等大学，只有富裕家庭的子女才能上得起。尽管沪江大学对保送入学，出身于贫寒家庭的子弟有些优待：（1）可以免交学费；（2）可以做些勤俭就读的服务工作，挣些零用钱。然而伙食是学校团办的，每年须交一百四十多元的膳费。这个数目决不是一般人家一时所能凑足的，更不消说像我那样一个家庭了。

我能离开宁波到上海，第一须取得父母的同意，因为我是家中独子。第二是我须凑足这笔令人寒栗的巨款，一一求助于周围的人士。首先给我希望的是高年级同学陈运惠君，他是开鲜蛋行的一位小老板，通过其同级同学郑友揆君向他告贷，出六十元送我上学，凑上《时事公报》的姜老师给的三十块银元稿费，总共九十块大洋，这就足以取得双亲的同意了。

到了上海，我借宿在曾出租其后院房屋给我家居住的陈信友君的父母家里。陈信友是供职于美孚洋行的陈根发的大儿子，他曾在四明中学读了初中一年级，后来跟着父母迁至上海九亩田上学，毕业于上海私立新民中学，楼邦彦君是其同学，我们算是同街坊的小朋友了。承他报答我父亲对他在宁波时的照料之恩，收留了我。

又经陈信友君的介绍、推荐，向楼家伯伯借了六十元，才算凑足了一年膳食费，于是我们三人一起走进了位于杨树浦江边的沪江，在“伊凡思”楼落脚了。当时我带去的只是一条由五颜六色布条拼成的棉被，衣服破旧也很少，和他们俩相比，自感寒酸。幸亏陈信友君的母亲慷慨，宽厚地为我们三人各做了一件颜色相同的弦纱长衫，我也得以小加掩饰，心情才平静了些。但我最后借到的六十元钱，是经陈信友君祈求，并由我向楼家伯伯开了借据才借到手的。这种经历既使我感到他们对我的支援是非常难得，又确实让一个自尊心极强的青年感到难堪。把大城市里的人际关系——金钱关系和家乡左邻右舍田园诗般的纯洁关系对比，我深深地感到我失落了什么，给我内心留下了难忘的痛苦。以后每到周末，看见那些豪华轿车长蛇阵式地充塞这所不大的校园，再想到自己未来几年的艰苦前程，使我开始接触这陌生而异样世界时的高兴心情，竟完全让位于迷惘了。我没有申请勤工俭学的助学金。但从宁波来的王瑞柄君和从广东来的英德惠君，一个给女生理发，一个给男生擦鞋。我当时总感到这些有点难堪，这是我的自卑心理造成的。一种不甘心落在别人之后和孤芳自赏的自尊心情开启了我的不寻常的成年过程。我猛扑在每一门课程上，死死咬住不放。一个晚上就把人体上二百零一根骨头的拉丁文名称都背下了。

2　告别教会学校

读完第一年，有一位生物学（大学一年级共同必修课）教授郑章成先生看上了我。他叫我停学一年，让我试一试用中文听写他口述的英文教程。这位教授穿的是长袍马褂，讲的却是全盘美语。他说将付给我每月八十元的助教待遇，这足够作我三年求学的费用。此刻出现在我面前的图景是：一张大写字台、实验台上的多架显微镜、老师自己设计的大型投影幻灯，当然还有“生物学专业”以及医学院毕业的前程。只需“停学一年”，就可以置身于“高等华人”的行列——这是何等诱人的机会。

但是，我终于放弃了这个机会，并且坚决地和这类学校永远地诀别了。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我有自知之明，当时我已读了清华大学生物学系主任兼教授陈桢的生物学教本，我想除了抄袭之外恐怕也难以完成郑老师的使命。郑老师教的生物学是一个关于“生命”的学问，包括生命的本质（What），起源（Whence），功能（How），以及“往何处去”的归宿（Where）等一系列大问题。我实在没有“耐心”同“阿米巴”、“草履虫”、“管藻”、“蚯蚓”等小生命——低级动物——打交道，从而掌握这门关于生命的科学。另外，听完了他的全年课程，读完了他主编的四卷油印《教程》后，我发现这位看上我的老师本是一位神学家，在他所编的教材中有意识地把超自然的“彼岸”搬进了“此岸”，以图达到传教的目的。因此，我这回放弃的确实不是经济上的诱惑或科学家的桂冠，而是抛弃了一种以科学为外衣的神学。

最重要的是，我立意与教会学校告别实由国家观念在我头脑中萌发的结果。就我个人经历而论，与教会学校告别，转学于国立大学的动机并非反对宗教，亦非反对基督教教义，实乃反对蚕食中国国心的教会在华的势力，并非反对自动地求心灵安慰的信教，实乃反对布网设陷，垂钩系铒假冒伪善，诱人入毂的传教士。读了前辈张荫麟《论最近清华校风之改变》①一文后，认识到他所揭示的事实与我在宁波和上海两所教会学校所得到的印象是完全相吻合的。他1925年9月就道出了当时教会学校的作用：“吾尝谓碧眼胡在中国之教会政策有三：一曰教堂政策；二曰学校政策（教会学校）；三曰青年会政策。三者之作用手段不同，其为彼辈政治侵略与经济侵略之先锋与后盾则一。前一种所以施于乡曲之愚民，其诱之也以利。后两种所以施于青年及知识阶级，其诱之也以伪善。其目的无非欲使中国人民只知有教会，不知有国家；只知有教务，不知有国事；养成中国人服从于教会之奴隶心，归顺教士之驯服性；使教士无形中成为中国之官吏，使中国人无形中变为碧眼儿之臣民。教会之忠仆愈多，则无形之领土愈大，而中国人之独立性与抵抗性愈微。如是持久行之，纵不血干戈，不更国号，而中国必有为朝鲜、安南之徒之日矣。”凡此云云，在当时确为难得见到的如此明确的反帝意识。回顾往事，“事实俱在，放眼可睹”。

3　改学政治学

我在大学一年级无任何人指导的情况下，自觉地选择了社会科学中最难的一个分支学科——政治学。这一抉择对我来说是完全适合的，因为在我看来，政治学要比生物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更适合我所接触的“有机体”，或较能切合解决其中的实际问题，也就是我经常忧虑的问题。那时大小官吏可以为所欲为，洋人牧师可以在中国内地兴教办学，开设“怡和”、“太古”洋行，而中国人却无宣泄其愤懑、抱怨和憎恨的途径。“我们的生活决定于我们的思想”，我认为，当时中国最大的问题是政治腐败、官吏无能、生灵涂炭，这不是生物学和医学所能解决得了的。我开始向往在祖国大地上铺设“民主轨道”。

我在黄浦江边发呆，有满腔热血。我曾为我的自卑而感到内疚，别人虽然富有，但不一定有我那副头脑、那种思想、那腔热血，我已经感到自己的胸脯挺了起来，从此就不再为自卑而悲伤了。

《格列弗游记》一书的作者乔纳森·斯威夫特是英国文学史上最著名的悲观主义者。他对自己的出身如此悲伤，以至于在生日那天又穿丧服又禁食；然而就是这个英国文学史上最大的悲观主义者却一方面处于极度沮丧的状态，一方面赞扬欢乐和愉快这两种能给人以健康的巨大力量。他宣称：“世上最出色的医生就是饮食医生、安静医生和欢乐医生。”

我对自己的专业选择作出的决定，坎坷路上的第一次转折，至感欣慰，决不反悔。

4　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1932年初秋，在郑继成击毙卖国贼张宗昌于济南车站的第二天，我踏进了“水木清华”的校门。

世人把清华看作教会学校，固属可笑，而上帝在清华园的权威、教会学校在清华的纵横捭阖，却自清华降生之日早已开始了。然而，由清华学校改办国立清华大学以后，尤其是“五卅”以后，清华学生中对“圣经班”、“基督班”、“好教徒”，使堂堂学府成为教党之行营，水木清华当作布道之乐土那种“安之若素，视为当然”的残遗已一扫而尽。

当我还在沪江就读的时候，我已与曾在清华学校任政治学系主任，后于1931年来沪任政治学教授的余日宣先生（余日章之弟）有过一次对话，并聆听过他的意见。他是从国立大学退到教会大学的，而我则相反，想从教会大学前进到国立大学去的；我们走的是一条相反的道路。尽管如此，我从这位老师身上还是得到了不少教益。他使我对清华和政治学系的情况有进一步的了解，坚定了自己对所选择的新学校和新专业的信心。

当时很多人都知道，清华大学是全国第一流大学之一，可我在宁波四明中学读书的时候，还不知道有这所学校。清华的学费每学期收十元，远比私立大学低廉，并于毕业时，连同最后一期的学费共八十元全部归还给学生作为旅行费用。这是到了上海以后，尤其是从余日宣先生那里才明确的。这是国立大学能吸引贫寒子弟而与教会大学截然不同的经济背景，促使我作出“义无反顾”的转学决定。

另外，还从余先生那里知道，清华大学之成立，实导源于庚子赔款，《清华校史》中说道：“谓清华为中国战败纪念碑也可；谓清华为中国民族要求解放之失败纪念碑也可；进而谓清华为十余年来内讧外侮连年交迫之国耻纪念碑亦无不可。”这几句话说出了我当时决心转学清华铭刻于心中的默契之言，我是怀着一种坚定的心情追求清华的。

对我来说，能进这个新的学校，却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因为国立学校不承认私立学校的文凭，又因我中学理科的基础比较差，是不可能转入大一的，清华大学一年级一般均不分系，意在使一年级学生入学后对各种学问共同具备工具性的基本知识，得有充分训练。要转学插班非得上海教育局在我的中学文凭和大学一年级成绩单上加盖公章确认，并经该部门甄别考试不可。我是在设于上海徐家汇交通大学的考场应试被录取入学的。我始终感谢当时的招生委员会确定的招考地点为北京和上海两处，这就是我的机缘。“偶逢时会”，我才得以进入这第一流的高等学府。

我之转学清华有没有留美的念头呢？这点余日宣教授曾提醒过我，他说，清华除了政治化，爱闹学潮之外，有一点值得考虑之处，就是自从清华留美学校改为大学以后，仍有派遣留学生的机会。他说，以清华经济而论，每年大约可供二三十人留学，而不致影响全校的发展。当我听到他这个暗示性的信息时，并没有想到这二三十人当中也会有我的可能。可以说，我当时并无“毕业后择优派送留学”的梦想，也不相信“人人有出洋的希望”，因为这毕竟太虚无缥缈了。这一愿望只是在进入清华以后才逐渐强烈起来。②清华不幸而产生于国耻之下，而我也不幸生长于国耻之中，但有幸而获国耻之赐，既享受特别权利，自当负特别义务。缅怀往事，心情是十分悲伤的。

注　释

①　参见《清华周刊》第352期，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489—493页。

②　参见拙文《个人计划》，载《东方杂志》1935年第32卷第1期。

Chapter 4　第四章　清华园里的攻读

1　三载寒窗

我插班大二，进的是法学院的政治学系。虽然“法学院法律学系，于大学成立之时规定暂从缓设，以后也无从成立，直到抗日胜利。但学校对于法学理论之研究极为重视，认为法律课程为其他各系（如政治学系）所至关者甚多”①；所以校中对于法律师资的延致、法律课程的设置，致力于维护与增设。我在政治学系三年修习了传统的政治学课程。另外，我还选了经济系的财政学、经济思想史和银行会计学三门课程以及一般院校法律系应开的几门主课。在清华读书完全改变了我在中学的习惯。可以说，我完全放弃了少年人的那种浪漫习气，专心致志于基本功之训练和修养之提高。这二者既是学校办学的方针②，也是我自始至终自我培植的着力处。

在这段时间里，我的思想和兴趣有明显又无根本的变迁。第一是读书和爱国的矛盾统一，第二是专业的选择。

蔡元培先生有句名言：“读书不忘爱国，爱国不忘读书。”这句话是针对当时常有关于学生爱国运动问题的辩论而说起的。我似乎就把它当成圭臬了，既致全力于“死读书”，又以胸怀大志，充满热血的一片“爱国心”自勉。

在当时（1932年秋至1935年夏）的年代里，外患紧迫，强敌入侵，国难方殷，日深一日。我年复一年地处于不知能否继续学习下去的忧患之中。学校的方针似乎不是鼓励救亡图存的爱国青年，而是奖励埋头读书的学生。1933年我荣获了纪念清华学校第二位校长周寄梅先生奖学金。同年“上海宁波同乡会”如出一辙，将筹建“四明大学”的全部基金发放到全国各大学中，奖励成绩优秀的本乡学生。这两笔钱相当于沪江郑老师答应的做生物学助教的报酬。我的“时虞匮乏”的负担终于放下了，于是我就利用暑假写了几篇文稿投到《东方杂志》、《新中华》等刊物上发表，进一步增长了我先读书后救国的思想感情。另外，自从国共分裂以后，国民党愚民以逞封锁消息，在我们一千多个学生中，大多数都成了不问时事、超政潮而独立的“桃花源”中人了，的确是在一心一意地读书和听课，接受基础知识的训练。其间也有一阵子“驱逐某某教授”的煽动性风声四起，但从来没有引起我们的重视。当年清华政治学系正是最昌盛繁荣的年代，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浦薛凤、沈乃正、陈之迈等先生都是国内有名望的饱学之士。另外还有蒋廷黻、刘崇宏、陈岱孙等有关系科的名教授给我们上课，哪有时间和热情去过问不知内情的所谓“国共之分”、“地方中央”之争。在水木清华的校园里，我学习了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洛克、霍布斯和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孟德斯鸠、边沁、密尔等人的议会制度，英、美、法、德、瑞士等国的政党政治。宪法、行政法、国际法以及经济系和历史系的一系列课程，充分满足了我的求知欲。

就读清华时的龚祥瑞先生

我在清华研习的课程确实是西学多于国学，但我并没有一点忽视国情的意思。从30年代起，我已立下了宏愿，就是要为贫弱的祖国造就一大批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行政人员，并深信现代化的“公务员制度”只有在“民主”和“法制”的框架中才能建立起来并予以发展。这个理想直到目前（1993年）也还没有实现，但我从没有放弃过。为此，我在大学毕业以前就写了两本书：一本是与楼邦彦君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另一本是《北平市民营公用事业之监督》。前者于1935年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后者作为本科毕业论文被保存在清华大学图书馆，最近取出复印一册，送给了“中国行政管理协会”，作为“纪念”也好，作为“参考”也好，总是青年人一番尝试，我想或许有助于今日仍在彷徨的年轻大学生。

毋庸讳言，我确实有过“先把自己铸成大器”的狂妄思想，复有“出人头地”的竞争意识。我承认自己的思想水平不高在于缺乏“阶级分析”的能力，那是自然的。我生在动乱的年代里，“五四”运动兴起之时，我才十岁，所受到的影响多半是胡适之先生的思想，连梁启超先生的思想也微乎其微，至于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与“五权宪法”则早已成为官方的装饰品，谁也未予重视。及至进了清华，综观我当时的思想面貌，实属甘居中游。我既无武装革命的愿望与勇气，也不相信光靠标语口号、上街游行就能救中国于亡国灭种的灾难，所谓“挽狂澜于既倒”。我只知道一心读书，首先充实自己，才能以言兴邦，以文振华。我受左翼文学如苏俄那类的影响少，受右翼文学胡适和易卜生那类的影响多。为此我这样的人在解放后思想改造中所遇到的障碍甚多，任务也特别艰巨，是超过任何一代人和任何一种专业者的，也正因为如此，我才乐意接受批评和改造；也正因为如此，我也愿意自甘消亡。但我必须凭心指出：这种悲剧性后果不是我先天性的过错，首先是我所处的环境条件所决定的，也是我“一心只读圣贤书，两耳不闻窗外事”的片面性、有限性的必然结果。不过我想，当时这样做，如果能一直做下去，至死不变，忠于历史，忠于自己，忠于社会，也不失是“一个人”的生活了。

2　清华学子的使命

当我进清华之前十年，有几位清华前辈访问当时在清华国学研究所任教的梁任公先生。向他请教：“清华学生所负担的使命是什么？”梁公的回答很能说明当年在青年学生中存在的问题，也能说明我所苦思的问题，故我录之以飨读者。任公答曰：

“美国物质发达，她是时代的骄儿，她的经济毛病最重。我们中国现在物质方面是很落后的。我们大家都在大声疾呼提倡实业，然而实业发达后结果如何，我们也要仔细想想。我们在发达物质生活以前，一定要资本；我们移植西方的资本主义来，到底是不是个办法？我认为我们不应当蹈西方的覆辙，然则我们反对资本主义的移植么？如此我们的物质方面便是不发达，也是药不对症。美国所犯过毛病最大，所以影响到一切。她的教育过于机械，实利主义太深了，所以学校教学生总是以‘够用了’做标准。只要够用便不必多学，所以美国的学问界浅薄异常，没有丝毫深刻的功夫。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的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个‘忙’字……这种实利主义的又一结果是将人做成一部分的人；我们中国人做人向来是做一整个的人的，他固然有混混沌沌的毛病，然而只做部分的人，未免辜负上帝赐予我们每人应享有的‘一个人’的生活了。我以为清华学生应当谋这些极端的贯通融洽，应当融合东西文化，不要只代一面而做宣传者。”

梁任公先生在1923年向清华同学说的这番话，直到1983年才成为我前进的方向，整整六十年我做的是“一部分的人”，到现在最多也只能说是“一个人”的生活，虽然我时刻提倡要做个“真正的人”，也就是美国学者伯尔曼所说的“整个的人”，去思考去感受。看来，我经常向年轻的访问者谈“做人”比“做学问”更重要，仍属皮毛之见。其实，“做人”和“做学问”是统一的。

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年，前清陈宝琛太傅的孙子在奔丧返校后向我们讲述了他祖父在弥留之际向他的儿孙们所说的一句话，对我的影响极大。

“你们中间有本事的就去做点科学研究，没有本事的就去做点小买卖，千万别做官。”这句话，直到现在还在我耳边响着，使我受用一生。

虽说我以“文官制度”为专业，尽管我曾一度涉足国民政府，然而我却从未有从政或做官之意，并从未陷入于这诱人的境域。

《圣经》记载说，魔鬼又带他（耶稣）上了一座最高的山，将世上的万国与万国的荣华都指给他看，对他说，你若俯伏拜我，我就把这一切都赐给你。耶稣说，撒旦，退去罢。因为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上帝，单要侍奉他。”于是魔鬼离了耶稣，有天使来侍候他。③

理想是理想，现实是现实，两者的界限在实践中往往模糊不清。毕业时在我面前摆着两条道路：一条是由前辈推荐到研究机关里从事有关专业研究，比如说到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所或是资源委员会的经济研究所，一条是留在清华当助教。有幸是大学最后一年来了位新老师——沈乃正先生，他是老清华出身，回国后曾在浙江大学任教，后来又在内政部任职。他来清华时，既有学术知识，又有实际经验，教的是市政府与市行政两门课，他比较注重实际和中国的问题。在他一年的教学过程中曾邀请兰溪和江宁两个模范县的县长到校作过介绍，使我萌生过毕业后的“县长梦”。那时我一心想改革内政，而从“弱国无外交”的说法出发绝不考虑学习国际法。国际法教授用英语授课，讲他多年的现成讲义，一点也引不起我对国际公法和国际关系一类课程的兴趣，而对地方政府的施政改革寄予了极大的热情，这样就和沈老师产生了专业上的默契，并为毕业后做他的助教树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条件。

3　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清华学生（不分前后）和他校学生不同之点，只在“机会”上面。当时的中国，凡清华学生，不论是以前清华留美预备学校（1911—1928年）的，还是以后改为国立清华大学（1928—1937年）的，以及国立西南联合大学（1937—1946年）的学生，个个都有受最优秀教育的机会。在旧中国，有这种机会的人不多，也正因为如此，清华学生所负的责任也和他校学生不同。凡清华学生都自认负有较重的责任，这种心理表现在每一个清华园人的脸上。

但什么是“我们的责任呢？”这个问题从清华学校成立起就被提出来了。最大胆的回答要算罗家伦校长的说法了。

他曾说过：“清华学生，个个都有当领袖的责任。”这句话听起来，好像很狂妄，但在当时有许多人认为倒是一句老实话。社会学系吴景超先生就是其中的一位，我也自命不凡，有些“当仁不让”的气概。在这种困难连年不断的时候，我们不预备出来当领袖还等谁呢？

我想当年默默地有这种想法的人是一定不少的，只不过说不出口或不说出口罢了。但也有人认为清华学生的多数，归于“糊涂和无知”一类，有此看法的，前有吴景超先生，后有蒋廷黻先生两位。

吴景超先生认为，清华学生个个有当领袖的可能，却无当领袖的必能；同时他又认为，清华学生多数糊涂是事实，但又非牢不可改的。他说：“领袖是我们的希望，糊涂是我们的障碍。打破障碍，对着希望努力，便是清华学生安身立命之路。”④

我想，我是吴老师所说的“糊涂”人之一吗？对“糊涂”二字，是怎样解释的呢？吴景超先生以为清华学生，凡是下列条件之一的，都可目为“糊涂”。他分析说：

“第一种糊涂的人便是无志向。他们在清华读了几年的书，还不知道读书到底为什么。一天天只是迷迷糊糊过日子，过了一日又一日，过了一月又一月，问他在清华学了些什么，他回答不出来，问他毕业后学什么，他也许回答学经济，也许回答学工程，但他哪知道经济和工程所研究的对象！不过快毕业的时候，请教他的朋友，朋友叫他学什么，他就去学什么。或者听到哪里容易学，哪样学毕回来有事做，就去学哪样。这样的人到社会上去，还不到受人驱使的资格，更不用说当领袖了。”这段话在一定范围内对我也不是完全不适用。我去学公务员任用制度就是认为那个制度比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容易学，后来留学也是应学校当局的规定去学习，自己并无明确的志向。

第二种糊涂人，便是无自知之明的人。怎样叫不自知呢？吴先生解释说：

“自己无文学的天才，却要学文学；没有审美的能力，却要学美术；算学不好学工程；性情不好学医术……这都是由于没有审查自己，考察自己所致。本来世间没有事事皆长，或一无所长的人，人各有所长也有所短。成功的人在能用其长，藏其所短。失败的人在暴其所短，抑其所长。所以，失败的人从这点看去，也可说是糊涂的人。这样的人到社会上去，只是供人驱使，当领袖万难胜任而愉快。”

对照自己，我倒有“自知之明”。干实际政治是我之所短，所以我一辈子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连学生的政治活动也从不参加。1935年大规模的“一二·九”学生运动兴来时，我又离开了清华，去到南京实习；1944年西南联大发生学生爱国运动我也于早些时候离开了昆明，甚至早于那时就发表过“谈实际政治”，在理论上阐明为什么参加实际的政治是“枉费心机”……另一方面，我确有“学政治”——以教政治学为职业——之长。因为实际政治不讲“逻辑”而讲“实利”，而政治学则需要有严密的逻辑能力和极丰富的敏感性，既要有热心关注全面公共事务的激情，又要有冷如冰霜的理智和合乎直觉的分析能力。我充分地利用了我的敏感、直觉、坦诚等性格，以冷静的头脑去规避政治现实的残酷，以激情去追求理想政治的轨道。在实际政治方面既不见成效，也未被打倒；而在研究政治方面多少做了些介绍和翻译先进知识的学术工作。自我感觉，我所选择的专业和所从事的教学科研工作乃是我的兴趣，直到现在还能继续而未中断，足以说明我已克服障碍达到了一定程度。我几乎在每一个关键时刻就时时留心，考察自己，审查自己，察出自己的长处在什么地方，确信无疑，便选择一门学问来发展它，更新它。吴先生说得好：“现在能察到自己的长处去发展，而且诚恳无怠无荒去发展的人，将来到社会上就是领袖。”所谓“领袖”，在学术上就是带头人或牵头人或一门课题的主持人。如果只把国务总理或总司令当作“领袖”，那未免太势利太褊狭了。

但在当时我还没有认识到我所追求的一门学问，是所有学问中最难的一门，它涉及当权者的根本，无时无处不能不受它的制约，尤其在中国，以权统帅一切的政治的国家，对于一个无权的学者来说是如何的困难了，我永远不能把这个问题弄得十分明白。不过不要紧，我还有年华，我还有时间，我更有学生。

4　“宁静致远”的生活

静下来的时候，我几乎不敢想象“真正能进这所有名的学堂”。实际上，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入学了，而且家庭也没有影响我，总算勉强读完共计四年半的大学。就个人而论，应该说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奇迹了。

清华园就读的这三年，在我一生中的重要性怎么估计也不过分。首先，我受到的专业教育有很大一部分是在这三年里打下了扎实的基础，其内容是西学多于中学，古典多于当代，这也是当时那个时代的特点。萧公权先生的中国政治思想史与蒋廷黻先生的中国外交史是我所受唯一的有关中国的知识，其他都是西方的东西。那时早已无人公开主张接受全盘西方的思想制度为己所用，而是探讨如何使西方的某些东西适合中国需要的问题。我之热衷于西方文官制度即由缘于此；我之写作《中国古代政治思想述概》也是有鉴于此。但这三年对我的重要性还不止于此，这三年终于使我摆脱了长达二十年的教会关系，进了国立大学使我有了崭新的国家观念，有了国家独立的要求，中学生的爱国思想变成了救国思想。用什么来救国家于危亡呢？我不再相信“标语口号”、“演说演戏”那套表现了，我确认蔡孑民先生那句“爱国不忘读书，读书不忘爱国”的精言，也相信胡适那套“少讲些主义，多研究些问题”的规劝，更深地接受了他那种“独立思考”的追求智慧真谛的态度，不让自己“被别人牵着鼻子走”，对党派之争、学运等更不感兴趣；对苏联第三国际插手我国革命更怀着强烈的反感！对既是编剧又是演员的“出头露面”的表现似存一种逆反心理。这说明我开始成熟了，是朝着稳步方向前进的，当时曾一度席卷中国的激进意识对我没有丝毫影响。更主要的，也许是清华这所学校改为国立大学之后似乎仍有较其他大学更多的留学机会，至少客观上确实有此存在，尽管我未曾有过到了“清华”必“出洋”的念头，但这种可能性是明摆着的。我于1935年毕业后，那年即被录取为第三届公费留美学生，绝不是偶然的，也不是与清华无缘的，而是与我整个思想分不开的。

我能进清华能考取公费留学，显然与我勤奋读书有关。大四那年，有关大学生的地下活动也时有所闻；在旧大楼、学生会办公室里见到过一些共产党的传单；当时的《时代评论》也发表不同派别的政论文章，如蒋廷黻的拥蒋，胡适之的《新月》，钱端升的“民主乎？独裁乎？”这类政论，我一概不感兴趣，无动于衷。我觉得青年人如要救国，第一条就是把自己“铸成大器”，跟着别人的屁股，拾别人的牙慧，做政客的传声筒，被野心家利用，是最没出息的。苟如此又何必来学校读书呢？既是学生要来读书就该读书，我自己觉得很有道理，“少年易老学难成”，还有什么余力去干非你莫属的“国事”呢？不是明明给别人利用么？不是明明要“出人头地”、“出出风头”、“过过瘾”么？对一个青年大学生来说，迄今我依然坚持这一思想。我认为学生上街游行示威，摇旗呐喊，是浪费青春，枉费心机，甚至有落入陷阱葬送自己的危险，有什么“雄心壮志”可言！真想爱国和救国，只有埋头苦学，只有忍辱负重，把一切时间精力用于增长知识，“积聚力量”方面去，这是我在大学阶段所确立的基本态度。

有的同学喜欢在大学谈恋爱，寻花问柳。每天周末有进城到北京饭店、六国饭店去跳舞的，有到吉祥戏院去看戏的，也有到“八大胡同”去嫖娼的。我一无这条件，二无这兴趣，三无这要求。我也不喜欢体育锻炼，只有游泳还可以对付，其他项目几乎“不及格”。我只有一个人或与一个同班同学（雷华佃，广东人）一起赶着小毛驴去到卧佛寺、香山，在阴凉的树下息一阵，或到工字厅的荷塘温一回佩弦先生的《荷塘月色》。仅仅一次应燕大郑友揆先生的好意，进城观看了荀慧生演的《红娘》，这种“老北京”在“吉祥”戏院里的特别喜爱并未使我在中学阶段的浪漫曲复演，日子过得仍清静淡然。

我与大学教授的关系也很普通。从来没有到过他们的住处，或到他们的办公室去请教他们。我只在课堂坐在第一排的位置听他们背诵讲义，也做听课笔记。当时我们这批学生所做的笔记几乎都是边记边整理，一股脑儿把老师的讲义变成了自己的文章。我想这是学习作文的好办法。

总之，我在清华学到的西方思想尽是些皮毛，虽然如此，我还是朝着这个方向前进，而与中国传统主义相隔离，越来越远，同时与外国教会完全隔绝了。以后数十年间，我对于中西文化的价值观有许多变化，但对中国普通平民老百姓的信念和苦难，在内心从未抹去，从未动摇。

我仍然不时地显示自己一切都是重新开始，似乎我拒绝成为本人经历的俘虏，拒绝对自己的行为和追求承担责任。梅校长曾说：“我们的知识，固有赖于教授的教导、指点，就是我们的精神修养，并全赖教授的Inspiration。”不知为什么，那几年没给我留下什么愉快的回忆。尽管没有发生什么事，但是我与同龄人之间的关系同中学时代的友谊相比，每况愈下了。

“不倦的寻求真理，热烈的爱护国家，积极的造福人类，才是大学生的职志。”⑤“有学问的人，要有‘振衣千仞冈，濯足万里行’的心情，要有‘珠藏川自媚，玉蕴山含辉’的仪容，处人接物，才能受人尊敬。”⑥我常以这些话对照自己以自勉。“我要劝青年学生，趁此四年难得的光阴真正努力用功，你们不要怀疑，怕学了没用。真正的学问是没有用不着的。一方面我们也许叹息毕业的人找事的困难，但是另一方面我们需要承认只要真有一技之能，一善可取，在中国取得名誉与社会上尊重的地位，甚至弄得此抢彼拉，不得开交，这样的成功比国外同等能力的人似乎还容易得多了。你们更不用灰心，说不学的也可以成功，除了自欺欺人不能长久的做事业之外，真正的成绩，是决不能假冒的。中国现在的各种事业都是人才缺乏的时候，你们只管勇往向前学，这功夫绝不会白费的。”⑦

这段话是我进清华前一年说的，我却从思想上到行动上与之完全吻合了。可以说，我是一个清华产的学子。

关于读书与救国，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我还想拿梅贻琦校长的讲话和清华的学风来为自己辩护。梅校长1931年12月4日到校视事，召集全体学生训话时说：

……最后我不能不谈一谈国事。中国现在的确是到了紧急关头，凡是国民一分子，不能不关心的。不过我们要知道救国的方法极多，救国又不是一天的事。我们只要看日本图谋中国的情形，就可以知道了。日本田中的奏折，诸位都看过了，你看他们那种处心积虑，就该知道我们救国事业的困难了。我们现在，只要谨记国家这种危急的情势，刻刻不忘了救国的重责，个人在自己的地位上，尽自己的力，则若干时期以后，自能达到救国的目的了。我们做教师做学生的，最好最切实的救国方法，就是致力学术，造成有用人才，将来为国服务。

我在清华的岁月里是这样想的，也是这样做的。

5　清华的学风

清华的风气向来是纯净好学的，这也许可以说是校园远处郊外，少受城里牵动所致。其实正如梅贻琦校长1934年在欢迎新同学时指出的那样：“大原因还是在于本校师生一向注重学问，顾全大局，所以虽亦经过几次风波，大家的学业未曾中断。这是国内今日很难得的现象。”接着他又讲到人民社会的问题，确实反映了当时清华的特色。

“吾们在今日讲学问，如果完全离开人民社会的问题，实觉太空泛了。在现在国家处于内忧外患紧迫的情形之下，特别是热血青年们，怎能不关心？怎能不着急？但是只有热心是不能于国家有真正补助的。诸君到学校里来正是为从学问里研究拯救国家的办法，同时使个人受一种专门的训练，那么在这个时期内，诸君要拿出恳求的精神，切实去研究。思想要独立，态度要谦虚，不要盲众，不要躁进。吾们以前吃亏的地方，多半是由于对事实没认清楚，拿半熟主义去做实验，仿佛吃半熟的果子，不但于身体无益处，反倒肚子疼。古人有一句话说：‘七年之病，求三年之艾，苟为不蓄，终身不得。’这个意思，吾们可以引用。就是吾们要解决的中国的大问题，并不是一两月或一两年的事，虽然是急难当前，吾们青年人还是要安心耐性，脚踏实地一步一步地探讨。如果四年之后，诸君每人能得到一种学识或技能，在社会上成一有用人才，可帮助国家解决一部分的困难，诸君才算对得起自己，对得起社会，这亦就是吾们向诸君所希望的。”⑧

1934年，潘光旦先生写给清华大学生的一封公开信，对我们当年的学生影响极大。他自己说：“此公开信作于十四年前，到十四年后的今日（1934年），我在这方面的看法根本上没有改变。我自己参加民主同盟也没有教我修改这一看法。”就我而言，到六十年后的今天（1994年）也还是受他这种思想的影响，基本上没有改变。故有录之的必要。

“……应该注意的是你对于目前政治局面的态度与操持。诚如亚里士多德所说，人也许是一个政治的动物；但无论如何，我认为在学生时代，无论你所专攻的是不是政治学，你总应该培养一种所谓超然的兴趣。英文里有两个似乎相反实则相成的字：一个是Interest，平常译作‘兴趣’；又一个是Disinterestedness，或Detached Interest，却都不太容易翻译了，我在这里姑且把他们翻作‘超然的兴趣’。所谓超然，指的是没有作用，不涉及私人的利害关系。没有作用的兴趣才是真的兴趣，其浓厚与不可移的程度要远在有作用的兴趣之上。”

这段话完全适用于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的每一个老师和学生，甚至我认为也应该适用于今日的大学生。理由如下，正是潘光旦老师说的那样：

“在思想自由学术独立的环境里面，这类的话是不必说的，因为它们是当然的事。但可惜我们所处的并不是这种理想的环境。这是一个讲究主义的世界，就是你想超然，别人往往也不容许你超然。遗著主义好比一个营盘，它自有许多招兵买马的方法，要是你的超然的兴趣不很浓厚，你早晚会加入它们的队伍。在它们，固然有十分十二分的好意，以为多一个份子加入便多一份力量，革命的成功或理想的国家便可以早一天来到。但在这种热心于改革的心情之下，它们往往不能兼顾到你的学业的程度，你的智力充分成熟了没有，你的学问够不够教你自己抉择，他们是无暇计及的。所以除了你自己替自己打算盘以外，还有谁可以替你出主意呢？要想取得这种自己出主意的能力，平日就得靠‘超然的兴趣’的培植了。我说这番话，不但为大学生着想，我以为叫一个思想不成熟、学业不充实的人入党，不但无益于这个人，并且妨害了一个党组织的健全……”

“处今之世，从政不能无政党。在亟求国家安定与民族复兴的今日的中国，政党的活动尤其是不能没有——这些我都充分地承认。我目下对你要求的，就是，你的，你个人的实际政治活动应当暂缓至大学毕业以后；在没有毕业以前，你对于政治的兴趣应当和对于其他学问和事务一样，完全取超然的方式，丝毫不受私人利害关系的支配。你真能把超然的兴趣培植起来，你对于国家政治的认识力，一定会增加。这不但对于你自己有益，也就是未来政治清明的一些征兆。因为有效率的动作是建筑在清楚的认识之上的。”

几十年来，不论是在国民党统治的时候，还是在共产党领导的时候，不论在政治机关的短期内还是在学校校园的长期，我对实际政治，所取的完全是超然的方式。我几十年服务于新旧社会的教学科研，就是对实际政治活动取超然的兴趣，丝毫不受私人利害关系的支配，这种“超然的兴趣”对我来说是很浓很浓的，这正表现我在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的“兴趣”方面，而对不讲人情的“政治”和不诚实的“政治”丝毫不感兴趣而又非常关注。但绝不爱它，似乎是离开得愈远愈好。

但有许多人与我们政治学者或研究政治学的人不同。就政治兴趣而论，我见到过两种人，这两种人也正是潘光旦先生所规劝的对象。这两种人都是偏向极端的——潘光旦写道——“一种人是太过热心，很早就从事于实际活动的人，这种人在‘五四运动’以后，一天比一天增多。第二种人恰好和他们相反，他们对于政治完全不发生兴趣，有的也许忙着某种专门的科目，无暇及此；有的也许根本觉得大学生活无非是一种不能不奉行的故事，对于任何问题可以不必太操心，国家的问题是有许多达官贵人过问，更不干他的事。”

潘先生最后写道：“这两种态度都是不恰当的。太热心，固然妨碍了学业；太冷淡，以至于漠然无动于衷，也绝不是充满着情感与理想的青年的健全的表示。唯有超然的兴趣才能酌乎其中，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是有利而无弊的。”⑨我的全盘经验，特别是在清华政治学系对政治的兴趣所采取的态度与操作完全印证了这一点。

注　释

①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22页。

②　参见梅贻琦：《五年来清华发展之概况》，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48页。

③　参见《马太福音》第4章第8—11节。

④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1卷），第391页。

⑤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开学典礼上梅校长的致词，强调师生间得多接近，因为学校的功能不仅灌输知识和技能，在个人的生活上、言行上也希望得到相当的指导。其实做学问就是做人，譬如做学问要诚实，要谦虚，而我们做人的要素，也就是诚实谦虚，所以做学问与做人，根本不能看作截然两回事。不过古人说熏陶渐染，亦要多有接近的机会。所以梅校长才说：“现在我们要设法增加这种机会，更希望大家充分利用，使这事不致成为虚文。”清华实行导师制度是在我毕业以后1936年开始的。

⑥　1928年9月（民国十七年）罗家伦校长就职典礼时的演讲，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201页。

⑦　1931年9月13日翁文灏代校长在举行二十年度开学典礼上的致辞，同前注，第211页。

⑧　《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229—230页。

⑨　潘光旦：《政学罪言》，载《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上），第233—235页。

Chapter 5　第五章　参加留美考试前后

1　参试始末

1928年（民国十七年）当局将清华学校（原是用美国归还中国的庚子赔款兴办的）正式改为国立清华大学，正是要在国内添加一份新的文化教育力量。与此同时，也停止了旧制全部清华学校毕业生派遣留美的做法，改为从公开考试中选拔少数成绩优秀的学生去美深造。我就是在这种新制下于1932年转学进入清华园的。到了毕业那年的1935年（民国二十四年），我报考第三届留美公费生考试。当年学校为了在全国范围内选拔，特颁布《国立清华大学考试留美公费生规程》。①它详细规定了应届考试的“名额及门类”、“应考资格”、“考试科目”、“报考地点”及“日期”，等等。

第三届录取名额定为30名（30个学科，文理法工俱全），我报的是“公务员任用制度”门。应考资格定得很严，应考生需身心健全，具有下列三项资格之一：

（一）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曾继续研究所习学科二年以上而有有价值之专门著作或其他成绩者；

（二）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专科以上学校毕业，并曾任与所习学科有关之技术职务二年以上者；

（三）国内公立或经教育部立案之私立大学或独立学院毕业而成绩优良者。

我是根据第3款的资格应考的。这次考试确实是一次全国性的公开竞争考试，竞争者包括研究生、助教、讲师、技术行政人员；以大学毕业生资格参加竞争考试者由各大学及独立学院择优保送；按照规定，每校可就有关系之学门中每一名额保送毕业生四人参试。1935年仅清华本校除了我之外，报考《公务员任用制度》门的就有两名研究生和另一名助教，其间的竞争可谓够激烈的了。

考试于8月21日起，在平沪两地同时举行。除党义、国文、英文、德文或法文（择一）这些普通科目外，“公务员任用制度”门要考的专门科目包括现代政治制度、宪法、行政法、民法、公共行政等五门。各科成绩除党义必须及格外，各科总分为100分，其中普通科目占20％（国文8％，英文8％，德文或法文4％），专门科目占70％，研究及服务成绩占10％（大学毕业论文亦得作为研究成绩）②。

我的大学本科毕业论文《北平市民营公用事业之监督》，原是按学校方针：“读书与调查、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要求写出的，符合报考规定，但要于5月15日以前呈交，为此我以五元大洋请人用毛笔誊写、精美装订后上交。同时我与楼邦彦君合著的《欧美员吏制度》一书恰好于当年4月份由上海世界书局出版。这两项均可作为我的“研究成绩”，实际上已相等于一个研究生的资格了。

2　得失萦怀

当9月初快要发榜的时候，我担忧起来，害怕公布时当着大众面前“名落孙山”，不好意思。这种虚荣心所带来的浮躁情绪驱使我在开榜的前夕买了一张两角钱的校车车票离开清华园，到城里躲了起来。我怀着录取名单即将公布前的忐忑不安心情，在东单基督教会青年会宿舍里开了一张铺位，房租大约是一元一天。当时我想口袋里还有足够的钱，可以呆上几天，等名单发表后返回去，也就有心理准备了，没有录取，也可以从容对待周围的人了。

其实，我是大可不必如此紧张的，因为在应考之前我已得到了留校任助教的聘书，在图书馆新楼的一间教授办公室里已有了一席之地。那里有两张大写字台，学校还在工字厅单身宿舍里分配给我一间简单的卧室（与我为邻的是历史系新任助教的吴晗君）。即使这次未能如愿，来年还是有“东山再起”的希望的。

我任清华大学政治系助教原是由沈乃正教授推荐的。他教我们“地方政府”与“地方行政”，他曾在国民政府内政部任过行政职务，大概是司长一类的官级，在入任之前，他曾是浙江大学政治系主任，著有《比较政治制度》一书。我在他指导下完成了毕业论文的写作。公费生考试完毕后，我就开始进行有关“法规制定标准法”的研究，根据法规大全给所有的法规（广义）名称进行统计。

在我离校去城里躲避之前，还发生一件“少不更事”、“意气用事”的行动。我根据学校《教师服务及待遇规程》中：大学助教之月薪最低80元，每年以12个月计算，自7月起薪（后来改为新聘之教师自8月起薪），但对学年始业后到校者，自到校之日起薪，向系主任浦薛凤先生（他给我的聘书是从9月起薪）提出改为7月起薪的要求。浦老师的理由是我参加了公费生考试，若录取了，就太便宜我了。我则以“是否录取”还未定局，跟他争吵起来。最后还是沈老师出面为我解围，这是我心头上至今深感歉疚的一件事情。

我乘坐校车进城和在青年会住宿的过程中，想到许许多多将要遭到的挫折，使我心烦意乱，一夜也睡不着觉。午夜过后，窗外非常寂静，能听到有辆汽车在大华电影院门口疾驶而过，这时原来一时充满自信的必胜心情消失了，我怀疑自己未做充分准备就贸然应试是否明智，渐渐地我开始作榜上无名的打算了。当助教，从7月起薪，能立即得到160元大洋，给我家里寄去一半，不也是一笔了不起的数目吗！我想到父亲年纪大了。我留在国内，每月有这样的待遇，于己于家都要算不错的了。

到天亮时，我开始想象这一天可是个难熬的日子，它将是决定我一生得失成败的时刻。

从早晨7点到8点，我一直在东安市场来回地走着，一直想多溜达些时间，不让发榜的消息过早进入我的眼帘，从而多免除一些“失望”的苦楚；多留一些“希望”的幻想。我故作镇静，喝了一碗红豆江米粥，以度过这种凶吉未卜的时刻，克服惶惶不安的心情。对于即将到来的“失败”，我似乎一直找不到合适的借口来自我安慰，找不到一句听起来是有说服力的和有效果的话向关心我的师友交代。经过一番胡思乱想，最后似乎心境坦然了，反正要面对事实，“丑媳妇难免见公婆”，躲是躲不了的。8点钟过了之后，尽管觉得剩下的那点勇气正在迅速消失，还是穿过马路，踌躇进了卖报亭。

一个态度和蔼的老头立即问我有什么事，要买什么报。这时我已彻底地丧失了勇气，在那种环境之下又很不自在，因此喃喃地问他早晨的报纸有没有发表清华大学留学生的名单？他忙着找报纸。

“要今日的《晨报》？”

“有”，“今日早报就在这里哩！”他问我要不要。我匆匆忙忙地回答：“让我瞧一瞧，有名单我就要。还没有开榜，我就不要了。”

在我伸手取报时，我根本听不见他在说些什么。

我翻了又翻，果然有三十个姓名。我从最后一名查起，骤然见到了自己的名字，注明“公务员任用制度门”一名，这就没错了。

我立即把报纸还给老头，拔腿就跑，赶上停在青年会马路上的校车，静静地呆在最后一排的座位上，我见到最后一个上车的是张奚若先生。这大概是9时从城里返校的第一趟班车。

3　备考概略

我一直认为准备考试的“过程”比考试后所得“结果”更为重要。

我是怎样准备考试的？这个问题比我在东安市场等待考试结果，不论是对我本人来说，或者是对所有的考生来说，不消说都是更为重要的。没有过程是不会有结果的。

清华改为大学后，公开考选留美公费生在我之前已举行过两届。第一届（1933年）录取了24名，其中政治系毕业的一名为徐义生，他留美学“公共行政”，回国后一直在中央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工作。第二届（1934年）20名，其中有后来大名鼎鼎的钱学森，考古学专家夏鼐，统计学教授戴世光，经济学教授莫开禄，法律系主任费青，政治思想史学者曾炳钧，还有后来一度任北大副校长的王竹溪。第三届（1935年）录取的人数比历届都多，是人数最多的一届。按计划落实录取了30名，记得其中有张骏祥、王宪钧、谢强、陈振汉、张宗燧、李庆远、张宗炳、沈同等，都是我同年级的同学。和我竞争的王铁崖与林良桐都是在后一年即第四届（1936年）录取的。

我们都是在8月11日至8月17日这7天内报的名。其实准备工作早在6月就开始了，在考前约有两个月的准备时期，我呈交毕业论文之后就开始了应考准备。

我从一层搬到最高一层，一则是让自己孤立起来，以防止外来的干扰；一则是脱离竞争者，以免来自心理的冲击。我原来住的是学校新盖的新斋（即六院，1934年建），后来被称为“静斋”。那时的清华在住房及卫生设备上比其他大学要好一些。我搬到窗子朝东的房间独居，为的是专心致志，丝毫没有享受的念头。

开初，我已注意到这次报考有点偶逢时会（那年“金贵银贱”，学校有美金，得以多派数名公费生，才设“公务员任用制度”门）。我暗暗自思：也许是出于这个天赐良机，也许是出于指导教师和学校的厚爱，了解到我有这方面的志愿而有意识地选拔这方面的人才……不论如何，我确实领悟到了当时现实，我既然能得到这样的机会，就应该善加利用，特别努力去争取胜利。

天刚刚亮，当微弱的阳光从窗子里透进来的时候，我就起床了，北方的夏天，天亮得早。除了中午小憩一会儿，我几乎“寸阴足惜”，把全部时光都放在备考上了。

党义、国文、英文、法文这四门普通科目是不用准备的，要专心准备的是五门专门科目：现代政治制度、宪法、行政法、民法、公共行政。

当年清华没有法律系。清华法学院仅设政治及经济两系，但在政治系附设各门法律系课程，如钱端升先生的“宪法”，赵凤喈先生的“行政法”，燕树棠先生的“法学原理”，王华成先生的“国际公法”。“民法通论”与“刑法通论”都是由法国留学归国的赵凤喈先生讲授的。在专业科目方面，清华学生得益于两位新来的教师，一位是从南京国民政府内政部出来的沈乃正先生，另一位是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留学归国的陈之迈先生。当然，萧公权先生于民国三十一年的来临更使清华政治学系的水平大大提高了一步，并使教学体系更趋于完整，他补充了张奚若先生的“西洋政治思想史”的近代部分（从古代到近代）。因此1935年清华大学政治学系毕业的学术水平是高出其他大学的，这使我内心十分踏实。只要用功修习，三年内所学的功课就足以与其他大学资历较我辈高些的较量一番了。至于本校的竞争者，钱端升先生对林良桐的咨询表示了“你们不必与某人去竞争了”的答复。这句话传到我耳朵里好像一颗“定心丸”、一帖镇静剂，使我信心大增，不负厚望的想法从我心中焕然升起。我明白，对一个应考生来说，保持心理平衡是最重要的，我应该一心一意地读书，临战前的患得患失只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这样我就能精神非常集中，每天大约可以用十多个小时去备考，除了到食堂去吃三顿饭，足不出户。时值暑假，同学们大多回家去了，所以也没有人上楼来看我。我几乎成了与世隔绝的庙里一个苦心修炼的和尚，只要房间里有亮光，就有我的身影。

我的备课方法，一是“先难后易”；二是“读书摘记”；三是“预测试题”。

我首先对“民法”作了认真的准备。我只听过燕树棠先生的“法学原理”，赵凤喈先生的“民法通则”似乎还未曾向本科生讲授。于是，我就把胡长清的《民法通论》这本大学丛书从头至尾作了分题笔记。做一次纲领性的“读书札记”就是一次消化汲取的过程，别人的知识就变成自己的了。年轻人记忆力强，落了笔的东西就在头脑里印刻下来了；做读书笔记还有个好处，就是临考前，只温习一遍札记就行了，不必再去翻厚厚的原著。

当然，做“读书札记”也要有一套方法，尤其是素材的综合方面，这就要有区分主次的能力，选择你认为是“主要的”和“一般人”认为是“重要的”，摘录下来，而绝不能无选择地“兼容并蓄”。至于你的判断是否正确，则全靠一个人的资质和平时的学习成绩了。但有一点却非常关键，即读书各有不同的目的，为了求真理是一回事，为了求录取又是一回事，这两件事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我既然是为了应考而做读书札记，就要判断哪些内容是出题人会重视的。我可以站在出题人的地位去“读”，去“札”，而不以自己的兴趣和观点为准，因为我清楚地知道，考试是考试，是先生考学生；考试不是辩论，考场不是当众表现自己才华的场合。这个行为的目的性在自我意识中是十分明确的。因此，这次做“读书札记”就与平日不同了。可以说，这点是我的“发明”。

爱迪生有句名言：“发明是一分神来，九十九分汗下。”对于这句话用得着顾毓秀先生所作的“解释”：

“这虽然是一句鼓励大家努力研究的话，但是我们要承认没有那‘一分神来’，不但无从有发明，任何科学研究都不见得会有结果的。我们先要有‘一分神来’，然后那‘九十九分汗下’才不是白费精神。”

汪敬熙先生也说过：

“我们应当知道，非有相当的聪明，只是勤奋，在科学上是难以有成就的。”

以一百分计，成就是以“一分聪明，九十九分勤奋”得来的。我把这些话看作对我们的一般鼓励。但还想补充一句：即所谓“一分神来”或者所谓“相当的聪明”，也是靠“勤奋”得来的。汪敬熙先生认为奖励“勤而不聪明的人”，不但使时间、精力、金钱用的得不偿失，并且害了这种人，使他们终生精神上不安乐。我认为他说的话并不全对，因为我认为，同落第的人相比，我未必“有相当的聪明”。而读书要有目的性，不同目的要用不同的方法，这种合理的体会乃是我几十年努力的一个“总结”。

应考的准备，最重要的虽然还在于“勤”，但准备的时间就是这么一点儿，几个星期或几个月，能力早已在此之前定位，你最“勤”，也补不上多少，你最“聪明”也测不到试题——万无一失的“聪明”是根本不存在的，所以只好笃信“谋事在人，成事在天”这句古话了。

天下事，偶然的因素常常起着决定性作用，“一分神来”，我认为是偶然因素居多。那就是碰运气了，也就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意思了。近日这种所谓的“客观规律”往往是披着“规律”外衣的“宿命论”，它与我的“偶然的因素”，“偶逢时会”是差不了多少的东西。与其自以为“有相当的聪明”，不如“诚实谦逊”为宜，因为诚实谦逊的人，他们有了这种精神是不会终生不安乐的，他们能自行消解。而自命“有相当聪明的人”，一旦失败落第，带来的倒是“精神上的不安乐”。我见过这种人不少，所以觉得汪敬熙先生说的话未免过偏了一点。

参照运动员参赛的经验，我益发相信过程比结果更重要的道理。李宁之成为体操王子是靠他天天练，从幼年起就认真的练，为自己的选择而练习不止。一个为了一定目的而勤奋的人（不论他是为科学而研究科学的人，还是为救国而研究科学的人），他的态度应该是神圣的，不苟且的，不自私的，不为我，而是为了他的目的。因此，这种看准了目标并为之锲而不舍地努力的人是高人一等的；他们是清高的，超然的，不慕荣华的，不求功利的；他们又是大无畏的，不顾一切利害的。以这样的心情去准备考试也许是“十拿九稳”的，即使落第，也不会有什么损失，因为他从思想到行动没有“得失”之念，他是超然于“结果”而致全力于“过程”的。我在各方面的经验告诉我，这是科学的思维方式，是符合现实的，也是符合理性的，而且具有普遍性，适用于一切事物的过去、现在和将来，当然也包括“准备考试”这种活动在内。

拿破仑说过一句话：“军事的胜负在最后五分钟。”对此我身体力行。临考前一二天内，我索性什么事都不干，因为一切都已定局，“临时抱佛脚”是一点用处也没有的；相反倒会带来疲倦、焦虑、紧张，所有这些心理因素只会产生有弊而无利的后果。

还有，在赴考时，一定要保持身心平静，不要由于一些小事情与人争吵或辩论，弄得影响自己的情绪。心情不好是考试的敌人，一定要把这个可恶的敌人打倒在地，高高兴兴的，以安定的情绪、饱满的自信进入考场，并且准备好一切写作用的笔、墨、纸和计时表等工具。一切行动举止不论巨细必须是一丝不苟的。

我在8月20日那天就悄悄地独自一人到卧佛寺去游玩了一天，坐在大树下或大石上纳凉、静思，听鸟儿鸣唱，看溪水潺流，回忆一个多月来的辛苦，似乎产生了自慰、自满、自尊等积极的情绪；我自己承认我已作出了最大的努力，我觉得我对得起学校，对得起父母，对得起自己。应试前一天夜里，我睡得特别香甜。

4　临卷反应

我们是在清华新图书阅览室里应答考卷的，环境熟悉，不用奔波，这对清华学生来说确是占“地利”的。第一门考卷是《论国防》的作文题。这个题我没有猜对。我总想朱自清先生会出文学性强的题目考我们，如清华入学试题中出过的《母亲》、《灯》之类。但我并不恐慌，看到这个作文题目，我完全理解“出题人”的用心了，立即唤醒了我的爱国情怀。华北的深重危机随时可能触发战争，我们必须有坚强的国防，才能救亡图存。但是我猜测命题用意所在，我领悟到最坚固的国防并不是万里长城——万里长城抵挡不住近代日本人的炮弹；更不是什么新式武器——可能我们还没有发明出来，而是人民的“万众一心”，是我们每个中国人的“一片爱国心”所筑成的国防战线——永不灭亡的民族之魂。主题思想和文章结构，我认为是作文的最大困难，一旦主题思想确定，不离考题，不离现实，结构定了，写作本身就顺流而下了。

一篇作文，在短短的三小时内，总不能写得太多，因而内容的陈述或描写不能是自己不熟悉的。我就赶紧把平素学到的写作方法重复一遍，在草稿纸上写下即兴想到的一切思绪情感（都必须符合试题），然后依次整理成几个部分，几个层次来展开自己的论点。我也想到风格，国防问题是个政治问题，作为一个政治学系的学生，应有自己的分解，从这点上分明加强了我的写作自信。

我在草稿纸上写了：（1）驳斥“消极国防论”；驳斥“武器国防论”。（2）国防就是国民论；国防就是国情论；国防就是国魂论。我把重要的句子都写在每项小标题下，大约花了三刻钟。正当我拿起考卷动手正式写作时，“一分神来”起了作用，我把两部分翻了过来。“开门见山”先写“国民国防论”、“国情国防论”和“国魂国防论”，层层铺开，一浪高一浪，以不亚于宗教布道的热忱，提出一套牢固可靠的信念，作为国防的一切方针和行动的前提。认为战争之胜负的最重要一个因素是四万万人民大众，而且是万众一心，恪守“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古训，要应付强敌入侵，就必须改变自己的一切，除开具有这些信念之外，还要把血肉、丹心……一切的一切化为“国魂”，化作最后的长城。我按照这一思路写作，使文章从正面达到高潮，然后骤然跌落，驳斥“消极心理”和“武器万能”两种谬论。在不到两个半小时的时间里一气呵成，以半小时的充裕时间，复查文字和标点符号，在重要的句子上加上了重点号。读毕，自我感觉很好，这是第一堂。

至于英文与法文，由于自己基础较好，很容易就交卷了，记得英文是写作一篇“留美学习计划”和翻译一篇短文。译文为Nudism，直译是“裸体主义”。我觉得这个题目有点“怪”，仔细看明白其内容，又是指有利于思想、精神和身体健康或不利于道德风尚的主张。于是我就大胆改为“坦白”，也就是“公开”的意思。出来后，我查看字典，将Nudism译为“坦白”并不错，仅仅没有把主义一词译出来。我想只要把根本意思译对头，欠缺点总比牵强点好，于是也就放心了。

专门科目是我的强项，而且不是钱端升先生就是陈之迈先生出的题。他们两位，尤其是陈之迈先生刚从美国回来，给我们上的课程内容比较新，政治、宪法、公共行政等科的考题无疑对清华的参试学生有利。

难的是民法。我花了许多时间准备，但考题却是对两个案例的分析与判决。我考虑了一阵子，这种题一定是由判例法的学者出的，所以我就按照胡长清写的法理去写长长的判决书，以符合“出题人”的胃口。这种写法正确无疑，我毫不迟疑地认为自己“为考试而考试”的目的完成了，我应该干的事情，似乎干得还较圆满，所以考后心情极为平静。

回到宿舍，我以战后归营的心态整理床铺，准备搬回楼下一层去住，竟然发现枕头下尽是密密麻麻的臭虫，枕头和被单上还留着铁色的血迹。这是我取得成果的代价，我不禁为自己的“专心”而大吃一惊。我认为参加这一场公开竞争考试是日后要写长篇著作的人的一次很好的锻炼。

但是，我得承认，我的工作方式只适用于考试，而不能作为正常的工作方式。日常生活不能像我上述的那样，把自己关起来，和什么人都不接触，怕受打扰。后来的生活证明，打扰就是生活的一部分，难以避免的。有时，被打扰也有好处，譬如，偶尔我要写一篇讲稿时，却有学生或什么访问者来访，总而言之，工作被打断了。不过我的做法是在客人走了之后继续写作，甚至写到天亮，尽管有时谈话费去了我不少时间，好处就在我中断时，在我停笔时，我看事物、看问题的角度就改变了，我的眼界就开阔了。“一分神来”了，有时会完全改变我原来的写法。我的灵感每每是从和同学们对话，以及他们对我的打扰而获得的。

5　录取后的实习

按照《留美公费生管理规程》，“公费生录取后，于必要时，须依照本大学之规定，留用半年至一年，作研究调查或实习工作，以求获得充分准备，并明了国家之需要，其工作成绩，经指导员审查认可后资送出国”。

钱端升教授是我的指导员。1935年秋他离开清华到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任主任，于是我也就在十月离开清华去到南京。

钱先生在南京中央大学附近鸡鸣寺下“兰园”有一栋小洋楼，他正在增订王世杰著的《比较宪法》。我到南京后，就在他的指导下阅读他与王世杰联名出版的增订本校样稿，这项工作自然增加了我不少新知识，同时和钱先生有了较多的接触机会。他待我很好，不像在清华期间那样沉郁、愤愤不舒的样子。

他把我介绍给行政院参事张锐——行政效率研究会负责人。张锐先生是清华学校毕业的留美学生，是钱先生的同学吧，可是一见面，就觉得他不像一个中国人，倒像个美国人。在我心目中他是个“花花公子”，每逢周末他就到美国大使馆去跳舞，一个单身汉，住在滨江饭店里，神里神气，不像个“读书人”。据钱老师说他在美国攻读“公共行政”，所以行政院除参事正职外，又兼任“行政效率研究会”的负责人。也许考虑我打算出国去研究“公务员制度”，才把我介绍给这样一位前辈。我从他的口气察觉去美国读书，像他那样，一定学不到什么东西。就和钱先生商量改去英国，钱先生同意了。按照清华规定，只要得到指导员同意，评议会核定，可以转赴英国研究。

我本该实习半年就够了，只因讯息缺乏，没弄清楚规定，延到第二年（1936年）才出国，真是浪费了不少时间。

我在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的日子里，主要是与该会干事谢定式君合搞一份问卷。根据张锐的指导思想，调查行政院所属各部会工作人员的人事（年龄、性别、籍贯、资历、等级及所任职务和上下左右的人际关系等）。收集的答卷很多，我无心放在这种官僚文章的数字和数据分析上。这份调查工作后来全由谢君处理，我只是在中大图书馆里读书。

这时候，国民政府提倡“好人政府”，翁文灏先生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蒋廷黻先生任政务处长。蒋先生曾是清华历史系主任，教过我们“欧洲19世纪史”和“近代中国外交史”，他不但认得我，而且称赞我思维清晰，据说蒋先生曾和清华几位教师私下议论一些学生的培养前途，认为历史系的某人虽有中国方面的学问，却未掌握西方的思维方式和研究方法，有点美中不足。要培养的恰恰是政治学系那些埋头苦学而不好议论是非或参加什么公众活动的学生，风闻我也在其赏识之列。为了在深造上听听前辈的意见，我曾去拜访蒋处长于行政院大楼。

那日正是南京最热的一天，蒋处长的办公室很大，写字台下面放着几块冰块，另外还在窗口下放着一位女秘书的写字台。他那发了胖的身子冷冷地坐在那里一动也不动，叫我坐下来谈。当我就想去英国而不去美国的打算向他请教时，他劈头就把我怔住了，他说，清华学生的头脑真有问题，“不是美国就是英国”。他放大声音评论我的看法“不对头”，看来他自信自己的意见十分高明。可说出来，真把我吓了一跳。

“你们这样的青年若要把中国管理好，应该去印度而不是什么英国或美国。”

我静坐着，觉得这话很不顺耳！

“中国这样的一个国家去学英国的先进知识，一点用处没有。不如到印度去学点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方法！”这是蒋先生的见解，真使我无法理解他的深意，这岂不是说“英国统治殖民地的经验”对中国更合适，更接近现实。由此可以看出他之所以对中国实行的蒋介石独裁所抱的根本见解了，由此也可以看出他所以要弃学从政的思想基础了。

我不会就这个问题去请教写过“民主乎？独裁乎？”那篇文章的指导老师的。总之，我的实习工作是毫无成绩的，也没有达到学校规定“以求得明了国家之需要”的目的。在未获得任何准备的情况下，就匆匆回家去和家人告别，做“英国之行”了。

注　释

①　参见《清华大学史料选编》第2卷（下），第667—680页。

②　此项规定对应届本科毕业生的特殊照顾，显然是在鼓励较年轻的成绩优良的大学本科生。

Chapter 6　第六章　出国

1　乡土之恋

我一到家，就有一位老同学请我到崇信小学去讲话。这位同学就是曾经借给我好多本社会主义等图书的王维精君，他是小学的班主任，他头颈上患有结核疮。这次向小学生谈话的内容是慈溪人翁文灏先生怎样当上行政院秘书长，成了“好人政府”的带头人，似乎在劝导小学生们只要好好读书，也有可能像翁文灏老夫子那样成为“好人”，我深信那时在场的老师一定会瞧不起我这个“清华产的俗物”，是个“官迷”，是忘了本的“坏蛋”。孩子们当然听不懂我这位“衣锦还乡”的老大哥是如何真心诚意给一辈子离不开其故乡的孩子们寄以这样妄自尊大的希望的。在回途中，我自己觉察到这是一次无法补救的“失言”，一定会引起一些深谙世故的老师们的窃笑！我发觉自己开始懒惰了，这样一群天真的孩子就像十年前的我那样，是多么想从我认真准备的讲稿中得到在苦难中挣扎奋斗的有益教导啊！可是我疏忽了。原来想使自己和他们一起兴奋起来，去迎接那没完没了的苦难。我完全失去了固有的性格——一落千丈。我似乎“胜利”了，这“胜利”就是“堕落”，就是“忘本”，我一定是仍然陶醉在留洋梦里，而把曾经养育过我、鼓励过我的父老一股脑儿给忘得精光，剩下来的只有一个“好人政府”里的翁文灏了。

我父母多年的老相交、年迈的两位陈师母，听到我将出国到英国去留学，她们以接近外国人的一点知识和经验，认为这是应该庆祝的一件大喜事，设宴招待了我和我父母。我在这长一辈人的脸上发现了无情的岁月、艰苦的生活留下的印痕，我忧伤了。那天还来了幼年时候在慕义妇女补习学校同班的小姑娘，一次不幸使她失掉了一条腿，每隔几年要把新长出来的骨头锯掉，现在“成人”了，腿骨不会再长了，不用再吃这种苦头了，而且装上了假肢，年龄和我差不多，可能比我大一二岁，是有25岁上下的大姑娘了。她带着喜悦的微笑与我带着在她看来一定是傲慢的微笑相遇的时候，似乎给所有的人都带来忧伤。我看得出来，我和他们之间有了“区别”，像一道墙一样把我们隔开了，彼此不像往年那样“自在”，虽然每个人的脸上都带着“微笑”。我觉得这种“微笑”仅仅表示对我的尊敬，对我父母的尊敬而不是喜悦。我克制着，愈克制也愈露出尾巴，每个人都看得非常清楚，我已经不是14年以前的我了。我背叛他们了，但他们还是真诚地尊敬我。

由此我醒悟到，这次回家和往常不同，千万要夹着尾巴做人，决不能炫耀自己——不但在外表上，而且在思想上——家乡毕竟是个小地方，既不能把自己放大，也不能把自己缩小。认识这一点，也就是我将变失败为胜利―弥合我们之间的差距。

在我与父母以及我的外甥们之间，我绝口不谈我在外面的得得失失，是是非非，还是和往常过去一样，什么都不向家人公开。结果也就很融洽，只是我本人略略忧伤点罢了。

家搬到北郊路终点，章家房子里。这是一栋两层楼房三间开的新式木质建筑物。楼上楼下都是走廊，细长的院子里长着一株桂花树和一株石榴树。原是章老先生的诊所，他免费给北门外的儿童种牛痘，在中堂里挂着一些匾额之类的恭维词，感谢这位信教的医生。老先生夫妇早已不在世了，他有个儿子在上海，听说不是亲生的，所以在宁波的这栋房子以前租给了四明中学作为教师宿舍，现在就租给我父母和姐姐一家五口人了。

自我有了记忆力起，父母搬过六次家。这是最后一次，也是他们一生中住得最体面的一栋房子，直到我父亲死在那所房子里的时候（1939年冬），他们就住在那里。楼上西北面可以眺望从镇海港涌来的潮水，听到驶向余姚的小汽船的汽笛声，更能吸到从江面上吹来的习习凉风和晨色苍茫中送来的阵阵湿气。我有在上海做的一套新西装，就把几件别人送我的旧西装和一箱子的书都给了我的大外甥。对于舅舅留在国内的一草一木，他们都感到珍贵，当作自己的私产收藏起来。父亲还像往年那样热心，那样软弱，那样对自己的儿子无忧无虑。他从未失去对我的信任。不言而喻到了目前恐怕更是满怀信心了吧！

使我感到自在的是到奉化去访问周宏涛的母亲和他的一家人。那年（1935年）冬季我曾到过周圣三房，失去父亲的宏涛家―三房是他祖父的排行，有栋比我家大的楼房。院子后门还有三间平房，大概是他家里的长工住的，一道墙和正房分隔开。那年我是住在那边平房里的，吃饭也是和他妈妈、他妹妹分开的，仅宏涛一人来陪我。他的弟弟―那年夏季，我把他从杭州盐务小学带回宁波，跟我熟识——也不来陪我，那时宏涛还在东吴大学就学，他妹妹还没有中学毕业。

当年夏季我一到奉化，对我的安排全发生了变化——让我和宏涛一起住在正室楼下，吃饭也不分开了，全家都在一起。宏涛妈妈待我像她的儿子一样，一早就叫人买来鱼和蟹。她当着我的面梳头修面，显得开朗，过去的拘谨一扫而光。我和宏涛就像亲兄弟一样，满口都是“哥哥”、“弟弟”，似乎比谁都亲热。或许是因为他的舅舅吴启道先生是我的老师，更由于我的父亲特爱宏涛这位小官人。他一年一年长高，长得越来越“帅”，以至于我父亲把他看作“王子”一般，为了我去奉化，竟给我们二人买来了四个大风筝和两束线团。

当风筝飞入蓝色的天空时，三个小年轻看得那么出神的情景实在令人羡慕。我也从来没有那样兴高采烈过。每天下午，在碧绿的山坡上，在万籁俱寂的恬静中，我坐在两个少年人旁边，看他们举目张望的神态，我不时幻想（我那幼稚的思想就是这样）风筝使我们的头脑脱离现实，把它送上天空去了。当他们兄弟俩把线绕起来时，风筝从美丽的夕阳中愈降愈低，终于扑到地上，像一个死了的蝴蝶或蜈蚣一样躺在那里，我似乎渐渐地从一个梦中醒来；我记得，宏涛弟弟曾经在我们的卧室里放下帐子隔着床铺，告诉过我，他相信风筝能把我们的理想传播出去，他有时或许觉得这是一种幻想；但是等他向上看着天空中的风筝，同时感到它在手中一拉一扯，那就不是一种幻想了。我还记得，有天风很大，两只风筝放到空中变得越来越小的时候，忽然线绳断了，所有从宁波带来的宠物全飞上了天，永远也没回来。这件事似乎给周家的妈妈带来意外的伤感，暗示她，我要“飞走”，永远也不会和他们结合在一起了。

2　再见！上海

我把清华给我的几个月的助教工资全给了家里，父母已觉满意，没有过问出国旅费到底是多少，又是怎样使用的；现在回想起来，我这样马马虎虎地处理金钱问题，也有好处。如果我把出国旅费的一半留在家里，说不定也会给人家抢去的（在抗日战争时期，尤其是在宁波沦陷期间，谋财害命的事层出不穷），即使不抢不盗，我父母把这些美金买了地皮，到了解放之后，不就成了“地主”了？可见还是不留在家里，花了的结果“好”一些，我就没有遭到那些因家庭出身太“高”的同学受到的那般待遇。

楼邦彦的父亲也的确很器重我，他一直认为我这个从宁波小地方出来的青年是“很有出息”的一个，他觉得他的儿子应该有像我这样一个“苦出身”的朋友作为“榜样”。在上文中我已提到他曾借给我六十元学费的事，使我终生难忘。

在动身前的那天晚上，楼家伯伯在一家大饭店设宴请客。到的客人都是上海名人，两个即将出国留学的“少爷”是那么令人注目，那么倜傥，真是出尽了风头，给老头“生辉”。一个是他的小儿子，另一个是我，据他介绍是“侄子”，就在第一道菜上桌的时候，他这样把我们两人介绍给满堂嘉宾。我想，对一个爱虚荣的上海人来说，令人陶醉之情，莫过于此了。

停泊在租界码头上的大邮船灯火辉煌。一簇簇鲜花掷向甲板，站在镜子前面照亮自己身材的“新贵”，脸上个个闪着得意和欢喜的光辉，从心坎里感到，这世界是最美好的了。

当我看到同龄人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的情形时——个个含着温和的微笑响应着乐队的送行曲，吹号声、击鼓声、隆隆的乐声，掀起阵阵道别的高潮——仿佛世界上只有这条外国邮船最热闹、最豪华的了。可是大多数中国人实在得不到那样的乐趣。

我实在还不曾意识到，我是喜欢某些上海人还是厌恶他们；当我面对他们那种崇洋媚外的神情时，我依然犹豫不定。但是我觉得，被人看出你那份得意的样子，对自己实在是一种很大的侮辱，于是我离开靠码头的甲板，躲到背面的甲板上去，朝着滔滔流水，遥望故乡不能前来送行的父母，流下了悲伤的热泪，同一道出国的上海人相比，他们是多么“幸福”啊。我清楚地知道我自己与来来往往的人完全不同的处境，这种想法正像一个英国人所说“这是可以深通经典的一种努力”。我毕竟是国立清华大学毕业的一个学生，这点比谁都值得我感到自豪，但愿自豪不是罪恶，而是一种雅事，这样我也就和别人一样高兴起来了。如果世界上有公道，我所感受的非常的痛苦应当得到一种补偿，没有理由忧伤。

Chapter 7　第七章　留英岁月（一）

1　“康得·凡第”号上的遐想

在想成为一个独立自主的青年的模糊观念引导下，我登上了那条意大利邮船。这条邮船并不大，还不到英国“玛丽皇后”号或法国“诺曼底”号的十分之一吧。出了吴淞口，它就像茫茫大海上漂浮着的一叶扁舟。船舱内到处灯火辉煌，热气腾腾。我独自来到能见到大烟囱的最高一层的甲板上，偎依栏杆，看那汹涌的浪花滚滚往后奔流，流速之快远远出于我的意料。此时，我不由得联想到我的生活，由童年到青年，我的生命的岁月就像这眼前的海上波涛，转瞬即逝。

片刻，我的思绪转移到了两件事上：第一件是奉化的断了线的风筝，虽然宏涛妈妈不久就恢复了常态，也十分自然了。可是，在她和我之间似乎平生出一片把我们两家完全隔绝的空间；第二件，我出生地瓮城那位开杂货铺的老板（阿爱叔）的保守思想，使我怀着对性生活的不安。应当承认，我这时有点想入非非了。大海航行的孤独寂寞使我开始想到恋情、爱侣、婚姻。

我回忆着离开奉化时的告别场面：我正握着宏涛的手不放，宏涛的妹妹涛桂，仿佛不经意一般，跨进我们中间，但很快地被她的哥哥拖开。那时，有一段时间恍若停滞了，我木然良久，默想这位小姑娘，等我回国时她也到了结婚年龄，可能就是我的妻子了。我一定是把这意思显现在我的脸上了，因为她的眼睛立即垂了下去，显现出一个少女常有的害羞表情。我时常神经“过敏”——或许那是我的幻想？！

我不能说，宏涛的妹妹——涛桂这种表情在我心目中造成多么深的印象；我也不能说，当我后来想起她时，要想把她和这种表情分开，有多么困难。自此以后，这表情时刻萦绕着我的心，使我觉得明亮的天空不时会变得暗淡，好似有一朵乌云在笼罩着，实在有点时阴时晴，捉摸不定自己的心境。我对宏涛母亲一直怀有深沉的敬意，对她不幸丧夫失去家庭欢乐极表同情。我那些对寡妇飞短流长、恶言污语的人们极端愤慨。又想起了中学同学张五九母亲的悲剧（张五九后改名张湖舟）。张五九妈妈因和别的男人通奸而受到残酷的迫害；又想起阿爱叔叔发现他的女儿阿缺（因缺了一块嘴唇，大家叫她“阿缺”）和野男人（卖布的、卖柴的小伙子们）通奸怀孕后，要一手把她活活打死，她的继母跪在地上向她父亲苦苦哀求的残酷现实。我毅然决定，决不让自己发生任何正当的或不正当的男女关系问题。从此，我就像一个出了家的和尚，对男女之间的事不敢想，不敢接近。

我在船上见到几位同胞——穿着黑色袍子、戴着白色硬领的天主教士，他们是前往意大利留学的年轻人。这些人显得特别“爱国”，在航行中，每见到一条轮船，便狂叫这条或那条必是“中国轮船”，这使我觉得非常可笑。这几位年轻的“外国和尚”都是莫名其妙的爱国狂人；无疑地表现出是法西斯主义的信徒。正是这些人出尽了洋相，既否认人类经验的正当性，也否认那种明目张胆的谎言之不可信性，信口雌黄，任意胡说。如果我们和他们争辩起来，他们就会把我们骂得“狗血喷头”，甚至伸出拳头要打我们。这些人都是墨索里尼的信徒，另外还有一个被政府派往意大利学习军事的军官，都坚持主张，人类理智必须信仰于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硬要我们承认外国轮船是“中国轮船”，而且不容别人加以询问。我感觉到与他们这些人争辩，真是索然无味。

2　赴英旅途见闻

船在茫茫大海上航行，停靠的每一个港口，几乎都是英国人的殖民地。香港、苏门答腊、新加坡、孟买、科伦坡、亚丁、亚历山大港、赛得港，甚至苏伊士运河也是英国人建的。我惊奇地看到，当地上上下下的乘客，莫不是彬彬有礼的绅士和淑女，男男女女都打扮得漂漂亮亮，从外表上是看不出当“亡国奴”的卑下感觉的，因为他们都是“上层”。我又见到几名赤身裸体的本地人在船舷旁潜水，去摸船上人抛到水里的先令和基尼。另外，船上上来许多向客人兜售奇香的鲜花的卖花人，他们背着满筐的鲜花，在甲板上来回走动，虽没有受到任何侍者的干涉，贫富之分却是十分清楚。同样在船上也难看出有殖民地和宗主国之分。印度贵族子弟和英国人坐在同一张餐桌上，他们几乎和英国绅士一样神气。在头等舱里的印度人比经济舱里的英国人“高贵”。尽管他们使用刀叉的姿势要比我们利落多了，可他们仍用手抓着咖喱牛肉米饭往嘴里送。

船一停靠码头，客人们大多下船去寻欢作乐，回来后跟我们大讲人兽性交的表演。不知怎的，我带着一种炫示刚毅的冷淡神情，表示了对这类事情好奇心的鄙夷，当英国鬼子上船来检查时，我是那么“心软和宽大”，我竟然想对昔日打开“中央帝国”大门的屠夫点头，又想抛给他几个先令买烟抽。但是，英国人的表情是那样粗鲁，尽失“绅士”风度。出于自尊，我不想跟外国人靠近，还是不卑不亢为好。

船到孟买，想从表面上看看英国人统治印度的情况，于是我们数人走下了船。一面是鲜花盛开的维多利亚花园，可沿街挂满了米字旗，棕色的印度人大批地横躺在沿街的人行道上，两边的窗户一个个敞开着，就像关猴子的笼子。不时地听到从“笼子”里传出音乐的声浪（印度人嗜好音乐，三三两两的卖艺人在街头唱歌，很悲凉，很动听），街上堆积着马粪，散发着尿汗混合的呛人气味。兜售各种各样纪念品的小贩极多，地方越有名，小贩越多，见了旅客，往往蜂拥而上。也许时间太短，我没有见到统治这些穷人的英国人和英国兵。他们在哪里呢？我没有按蒋廷黻先生的指教，向统治印度的英国人学习到什么东西，但那种统治结局是够明白的了。

航行中，最值得回忆的算是从苏伊士运河的这一头（亚历山大港）下船，到下一头（塞得港）上船，其间观看了埃及的金字塔、人面狮身像、沙漠风光和开罗市容。我们各人首先雇了一匹马，交由阿拉伯人驾驭。这些阿拉伯人穿着白色长袍让客人坐在马鞍上，由他紧紧搂住腰，然后就在沙漠上奔驰。最后跑得只剩下我和那个阿拉伯骑手时，我真有点害怕。要是半路上他把我宰了，我可就惨死在异国他乡，成为冤魂孤鬼了。我竭力往好处想，不断向后座的骑手讨好，送他烟抽。那骑手一面摆弄缰绳，一面附着我耳朵说些我根本听不懂的话。他脸发闪光，口内时不时地吐出一种闻所未闻的气味。回头望去，他的脸像涂过一层油漆，恐怖之极。好不容易到了塞得港，看到成群飞翔的鸽子和卖纪念品的小贩，我才彻底放下心来，对走过的城镇和那位阿拉伯骑手也发生了好感。我感谢他一路保护我，坐在他身前，似乎不感到颠簸之苦。我给了他加倍的金法郎，并向他道别，说我永远不会忘记与他在这段路上所度过的难忘时刻。就在这个时候，我才真正看清他和我年纪差不多，他的样子是强壮的，可以说是结实的。在他看我时，我想我给他的印象，一定是非常动人。因为我确实对他所给予的保护以及关切是那么的感激，他的热烈拥抱使我心情愉快。他是我第一次遇见的相伴漫游的阿拉伯人，我原应在内心思想深处平等对待他，不应对他有半点怀疑的表示。无疑，他是那么以伴我旅游为幸，那么忠诚于我，然而又那么可怜和忧伤。他一定觉得（我想）没有比我的脸上表情更能感动他的了。

船到了威尼斯就算抵达终点。在旅馆宿了一夜。第二天，逛了以河为街、以船当车的水上城市。当夜乘火车经过法国整洁的大地，跨过英吉利海峡，进入英国国境，从车窗蓦然瞧见“您已进入英格兰这个伟大的国家”这块大界碑时，我由衷感到兴奋。我记得从跨入英国海外版图的那一刻起，我似乎对英国人，特别是对检票员没有好感。但我要尽可能装老成，说体面的话，装成个绅士。我忍受着自身勉强做作带来的不适应，强迫自己坚持下去，我觉得这是一个有关中国人的面子的事。

“你坐到底吧，先生？”查票员问道。

“是的”，我降低自己的语调说道：“我要去伦敦。随后我还要去牛津。”

“去读书吗，先生？为什么不去剑桥？”他和我一样清楚地知道，那个年头，去牛津和去剑桥一样。不过，他能这样看也使我感到光荣。

3　乍到伦敦

我和楼邦彦、王铁崖三人在伦敦找到了一家很漂亮的住家——圣·阿尔彭斯别墅（St.Albans Villa）2号，它坐落在空旷的议会草场的“高门”（High Gate），属于北伦敦区，乘地铁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附近的荷尔棒车站约一小时不到，环境幽静，议会场地里长满着过膝深的青草，是恋人们幽会的好场所。特别优越的是法籍房东太太，能做有名的法国大菜。唯一的缺点是她的英文发音不好，她的丈夫是意大利人，一名歌唱家，他的英文发音更差。

到达的当天下午，夕阳西下，我来到草场散步，环视四方，原野上没有一个男人，也没有一个女人。也许那些恋人们躺在草下。我十分谨慎地注意到，在我的身后来了一个老人，虽不算太老，但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头上戴着一顶高帽，一副高傲的神情。我几乎是有意识地等他走近。他一步一步跟了上来，到我面前时上气不接下气，我上前扶住了他。

“打猎吗，小子？”老人问道。

“我还不知道去哪里打。”

“鸟儿是很怕人的，我听说。”他说道。

“我也听说是这样。”我说道。

“上海是你的家乡吗，先生？”

“不错。”我怀着一种自尊心说道：“上海或宁波是我的故乡。”我向他解释着这一大一小两座城市，指出宁波是我真正的故乡，那里没有租界，没有治外法权，上海有，名曰：“公共租界。”我说实际上是英国人的租借地，是鸦片战争的产物。

作于1935年，威尼斯

他叫我坐下，先询问了我的年龄，又抱歉不该问他人的私事。“年龄又有什么相干呢？”我亲切地告诉他。

“你们有一天一样会老的，这是一条颠扑不破的真理。”

“不，你并不老。”我说。

“我告诉你，我全部的生活经验：就是人永远不要走极端，鸦片战争就是走的极端，所有的战争都是走的极端。我知道中国人不走极端，喜欢‘中庸之道’，对吗？”老人问道。

我断定他这句话是对我的一种善意的表示，就是说，不要恨英国人。于是我红着脸，点头表示同意。

“得，假如你不介意，”他说道：“我认为你来英国不是打猎，而是读书、求知识、做学问——那就更好了。”

我后来总把这件事，作为来英国上的第一堂课。

“不走极端。”在我缺乏经验的地方，这个老人慷慨地给予了我教训，应当走“中间道路”，可惜的是中国人从来没有实行过。

我的卧室在第三层，一间不大的房子。王铁崖和楼邦彦两位住在第二层东西两大间里。我那房间，小而雅致，天花板是用绒布装修的，洗漱都在房里，方便得很。安顿下来，每天九点去车站，买份晨报，下地铁上学，天天如此。

也许我这个人犯贱，不到一个月，就想搬家，决定离开这个居处。究其原因，首先，我对房东那个歌唱家心存芥蒂。每天早晨他在后院练嗓子，唱个没完，影响睡眠。其次是他老问我喜不喜欢墨索里尼。我说，不喜欢。他总告诉我说墨索里尼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他说，他才不喜欢英国人呢！他说所有英国人都是骗子，张伯伦就是个最大的骗子。凡是高个子都是笨蛋，和这种人打交道，一点味道和好处也没有。他说所有矮个子都是聪明人——拿破仑、丘吉尔……凡是他知道的，都讲了出来，直至讲不出来了为止。

另外，我们三个人都觉得这家的伙食太讲究了。虽然食宿和膳食（早晚两餐）的费用并不算贵，楼、王两位并不在意，我却觉得不好承受。这样高级的生活不是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接受的。我看到众多的留学生住在北伦敦的康普敦镇，只出我们这里的一半钱就可以了，为什么要过这么阔绰的日子呢？

我立即搬房子。楼、王二君本来不同意我的主张，后来也随我搬到贫民窟来住了。昨日所经过的安乐、享受是无法与今日新居的沉闷、寒酸相比较的；那个意大利人的聒噪已经完全消失了。但我为他可惜，他冒犯了我，他再也不能侍候我们这三个中国的学生了。

去康普敦镇的地铁比较麻烦，到了一处交叉路口，要看记号，转车，繁琐得很。地铁的乘客都很安详，每人手执一份买的报纸，扶着自动梯下到地下。自动梯要滑行三次才能到站台出入口。据说，伦敦在百年前就造了地下电车。站里的路标非常清楚，不同方向有不同颜色的灯光表示。只要识字，就可以找到你在哪里，你该如何到达目的地。这种为乘客着想的周密和认真，不失一个管理良好的大国风度。但一件事情总有两方面，我也看见在深层地下工作的人，劳动条件极差，脸色灰白，身材清瘦，简直连个蜡人也不如，这也是大英帝国的臣民。在地铁站口，还可以看到手拉风琴的“乞丐”，慈祥的男士或女士将几个便士或先令掷进放在地上的倒扣的帽子里，说是酬金而不是“施舍”，以表示大英帝国臣民一种很有威仪的生活方式。

伦敦是世界上最大城市之一，它好像是整个英国。我看除了伦敦，几乎找不到英国在哪里。曼彻斯特、朴次茅斯……甚至爱丁堡，没有一个城市能与伦敦相比拟。它像一团水蒸气组成的气球，大街上的路灯明亮，小街上的灯光一闪一闪的透出绿色的光芒，那是一种很老式的照明气体，照在脸上，呈现出一种不顺眼的灰白色，但也有一种幽幽的神秘气息。每当海上的大雾降临到街头巷尾，十字路口就必须烧起木头来指引汽车，以免相撞。那时，喇叭声就会响彻整个街道。当你从地铁站口出来时，将不辨东西，迷失方向。当然这是在没有烧木头的车站。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是那样了，工党采取了措施，把伦敦的雾给驱散了。

4　我所知道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

刚到伦敦不久，就遇到英皇爱德华八世登基，后来又逊位的趣事。对加冕典礼，我们不感兴趣，那是英国人的事情。当局为了炫耀英帝国的威仪，大摆排场，自不待言。可恶的是，英人设在皮卡迪利广场（Piccadilly Square）的观礼台，卖票分等级。以半价票售给他的殖民地居民，香港亦在此列。尤其可恶的是，凡中国观礼者若自称是来自香港，均可享受此种“特权”。我们是决不会去凑这种热闹和得这种便宜的。至于那位“不爱江山爱美人”的爱德华——乔治五世的大儿子，威尔士亲王（Prince of Wales）的逊位倒是引起了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很大兴趣，我们每天从报刊报道的各个阶层的评述中，获得了不少有关英国君主立宪制的知识。

英国国王是英国的国家元首和政治首脑。原先，英王在法律上拥有许多重大权力，是立法、司法、行政中的一个不可缺少的因素。可实际上掌握国家权力的是内阁和首相。现代英国国王已失去实际的政治权力，也不再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在当时（1936年）以英王名义治理国家的首相是保守党人鲍尔温，他也是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名噪一时的工党理论家拉斯基教授在课堂里经常恣意攻击的对象。按照英国法律的传统，英王的政务活动以及个人生活，甚至包括终身大事在内，都要由内阁及其首相安排。这次英王要娶一位离异过三次的美国妇女——辛普森夫人为妻，大大背离了传统，不能不引起轩然大波。他与首相商议，要求：一方面娶辛普森夫人；另一方面不给予他的妻子以王后的头衔，以便对保守的英国国民有个交代。这在当时真是一件使首相头痛的大事：同意吧，必将掀起一场全国性舆论的非议；不同意吧，又要得罪集大权于一身的国家元首，尽管在习惯上英王职位只是个虚设王位，一个象征国家最高权威的“皇冠”。总之，进退两难，对这事很难有个万全之策来处理。后来首相广泛接触了英联邦成员国的政府首脑，取得了他们的同意，回答国王说：“娶了辛普森夫人为妻，那她必然成为王后，这是法律的规定，但英国国民是不能接受的；要么逊位，以谢国民，别无选择。”从当时英国老百姓中的街谈巷议来看，保守的英国人根本不接受这桩婚姻。我在当时的旧式有轨电车上，曾听司机说道：“干吗要讨个美国破鞋，难道英伦三岛没有一个配得上王后头衔的姑娘吗？真是奇哉怪哉。”他摇头不止。旁边几个老人甚至破口大骂，美国这个女人是破烂货色，不配进白金汉宫。有的还说，娶离了婚的女人为妻的人是渎神的，应该把他像詹姆斯二世那样，赶走了事。报纸上的议论更是莫衷一是，有道古的，有释法的，有同情的，更多的是反对者。到了10月，我们都在广播中听到了爱德华逊位的告别演说。音调凄惨，一开始就声明英国没有宪法危机，他经过多少个日夜的思索，决定娶他心爱的妇女为妻，而放弃王位。最后他对他兄弟肯特公爵（Duke of Kent）夫妇颂扬了一番，并表示了对继承王位的新主效忠。就在这番话后，爱德华便带着那位为英人所不齿的美国妇女乘车到法国度蜜月去了。

第二天，鲍尔温以新国王的名义召开两院联席会议，通过了《逊位法》，这场风波才算了结。我们都没有想到实现宪政制度的英国还是这么保守。值得一提的是，我的导师——拉斯基教授在这个问题上，始终认为婚姻是国王的私事，不容政府干涉，遵守英国的法律是完全的形式主义。

作为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一个最享盛名的教授，很多人认为：“拉斯基先生在政治思想界的权威是研究政治学的人所公认的。”中国也有许多他的门徒，罗隆基就是其中的一位。作为他的学生，我最初也感到自豪。他对待学生不摆架子，每月定期批改我所交的论文，谆谆教导，不厌其烦。记得有一次，当我抱着一大包书本和稿件从他的写字间出来时，等在门外排长队的各国学者，不分年龄都向我表示羡慕。这些来访者似乎都很崇拜他，对于这些很尊敬拉斯基的客人，我不能表示冷淡，我面带微笑向排长队的学长们一一点头，向他们表示歉意（耽误了他们的时间），同时向他们保证，我走了以后，他们完全可以得到教授的耐心接待，就像我所得到的那样。

在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我研究的是行政机关的内部民主，包括公务员应有罢工权利这样激进的课题，所以我不得不去拜读他的著作。拉斯基教授著作很多（多半是关于国家权力与民主自由的两个问题）。但是他的思路头绪纷繁，不易把握。尽管如此，在通读了十几本他的著作后，我开阔了的视野，推翻了20世纪30年代风行的国家观和形式主义的法律观。作为他的学生，我认为他在中青年时期的著作远远胜过他进入30年代后的混乱的长篇政论。他讲课时，常常引起听课人的满堂喝彩和倒彩，时而不绝的有“Hear，Hear”的嘘声。他那蛊惑人心的辞令，特别是对保守党人的抨击，远远超过了他应该保持的身份。与其说他是个学者，毋宁说他是个宣传家，至少是工党里的一位最享盛名的“左翼理论家”。拉斯基教授“时刻准备着的特别慷慨”，以及众所周知的那种“对青年人一往情深的兴趣”，曾使他一度成为伦敦最时髦的人物之一，以至于竟有人这样写道：“世界上大抵有不少的人在其生平的多余时间将怀念拉斯基作为他的一个老师的深长意义。”由此可见，青年学生受他的影响之深了。他给我们中国留学生的影响也是广泛而深刻的。有些大知识分子1957年被戴上“右派分子”的帽子，我认为这些个别的人是和拉斯基30年代思想混乱的政论著作直接有关。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思想改造运动中，这些人的表现，受拉斯基的影响，尤为明显。

尽管拉斯基口口声声自称为工人运动的“左翼”。其实，他在理论方面是“右翼”。如同他在《政治典范》（第4版）一书“导言”中所写的那样（至少就我而论）：多元论国家观和法律观是走向接受马克思关于国家与法律的观点那条道路上的一个阶段。

拉斯基的国家学说是与马克思主义理论根本不同的，最主要的就是他否认国家的阶级性。与马克思主义相反，拉斯基的国家学说不是把国家看作阶级社会中唯一的，由统治阶级所独占的，用来保护其阶级利益，并使其阶级敌人俯首听命的工具，而是把它看作社会上各种各样的组织之一，把它当作与在社会内其他的一切团体对立并存的一种团体。

国家之外，尚有工会、教会、阶级、城镇、乡村、大学等团体。“它可以与国家合作，但不需要这样做。它可与国家发生关系，然而这种关系是彼此的关系，而不是合二为一。”

因此拉斯基的国家观要求所有的团体处于一律同等的地位，而且要求国家在道义上、在理论上放弃特殊地位和特别力量，而同其他团体并肩作战以争取成员的忠诚。国家“在一家限度内，还需像达尔文主义所说的那样的竞争；国家只有凭借国家及其周围环境相抗衡的能力”。

拉斯基虽然也倾向于承认国家的出现和存在是和社会内在的矛盾与斗争分不开的，但是他否认这些矛盾的阶级属性，并认为个人利益——自私的利益，是社会成员间和社会团体间发生冲突的基础。根据拉斯基的观点，国家虽非保卫全社会的团体，但国家和其他社会团体一样，同受达尔文“生存斗争”的公式的支配，因为组成国家的也是一个个的人，“我们叫作政府”。

“不过马上我们要说明，国家与政府的区分，毋宁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而无实际的意义。因为我们身受的国家之一举一动实在都是政府的举动。国家的意志在其法律，但给予法律内容以实质与效力的却是政府。我们说英国于1914年8月4日对德宣战，但在那一天行使英国主权的却是它的政府。”

我们读拉斯基的书，一定要注意并正确理解他所使用的名词概念，例如，他说：“国家与政府的区分，毋宁是一种理论上的事情……”这里他的所谓“理论”，乃是一种理想，实际并不存在，理想中的国家很少是现实国家。这些对国家的赞美在更多的时候，是一种宗旨系统的辩护；而这种宗旨系统乃是在想的人看来认为是善良的，而且唯有通过国家这个特殊组织才能实现的。这些宗旨的性质在政治哲学史上颇为恒定不变。它们乃是一种探索，要寻出男男女女怎样最能充分满足他们自己的那些条件；它们乃是一种认识，知道因为各个人采取不同的行动，以达到相反的欲望，所以社会上必须有一个共同的机关，出来规定各人如何合法行动的条件。

“事实上，人们是从他们以为国家应该给予的满足来判断国家的……一个国家论（在30年代盛行的）分明是评估现实国家成就的一种方法，一种测量的范畴，而不是一种现实的说明。”

从这些话里，十分清楚地表明拉斯基的国家观没有半点马克思主义。他的论点重心是人们所见所闻的、每个人各自的经验，而不是什么“阶级”。马克思主义者会驳斥他掩盖了社会发展的真正的客观物质基础——物质资料的生产方式，同时也掩盖了国家的阶级本质，即耸立在它上面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斯大林就是这样说的。“生产关系并不能包括形形色色的社会关系，但是它构成经济基础，在它上面有着它所制约的，所产生的上层建筑，即政治的、法律的、宗教的、艺术的、哲学的观点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

拉斯基不仅否认国家的阶级性，而且更进一步否认国家的强制性和国家主权——国家至高无上性，所有这些观点，在当时，在法西斯主义和斯大林主义漫天飞的时代，被像我这样的青年人所接受，被拉斯基所征服，我认为是比较荣幸的，至少要比接受斯大林主义或希特勒主义不知道要强多少呢！

我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整整两年，在拉斯基教授的指导下，完成了《民主国家的官纪》论文，获得了特殊优秀生的称号。我始终认为：在英国所学的与其说是行政法学不如说是民主宪政学。通过两年的民主宪政学的学习，我切实感觉到拉斯基所讲的国家论同斯大林的、希特勒的都不一样。他站在国家的对立面，以实用主义的哲学为基础，研究国家与教会、国家与工会的关系。应该说，在当年甚至现在或将来，相对而言，是一种较可信服的方法论。如果说拉斯基教授是世界各国右派的祖师爷，我认为并不过分！右派观点不见得比“左派”观点少一点实际，也未必多一点反动。我承认，正因为他讲的较为符合缺乏或尚未消化好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一般人的实际经验，所以像我这样的人，就接受了。我容忍同仁们用他们的马克思主义武器来批判我的由于时代和环境不同所造成的思想。我在30年代接受的不是斯大林主义，更不是法西斯主义，而是被马克思主义者称之为“第三条道路”的那种思想，这实在是时代的特征使然。思想这个东西，不是政治运动强制力所能改造的。

在伦敦大学，另一个对我有影响的教师是詹宁斯博士。他那时是讲师，声望远不如拉斯基教授，但是他冷静持重，属于剑桥派学者。后来由于他在法律方面的杰出贡献，皇家授予他爵士荣誉。詹宁斯博士的成名作是《法与宪法》、《内阁政府》等。这些著作以翔实的资料（广泛收集传记、回忆录、案例等）、清晰的分析和客观的论断，赢得了学生们的尊重。詹宁斯博士不是一个自然法学者，但是他承认有人相信自然法，并奉行自然法则是一个事实。他认为宪法所称的“基本权利”之所谓“基本”非常重要，是因为宪法权利不同于买卖双方和义务相对应的权利，而是与国家相对应的基本权利；对有些人来说，也可以指“自然权利”而言，这也是事实。他总是这样，从实际出发，坐而论道。因此，我觉得，我从他那里学到了真正的宪法学。

5　话说西安事变

1936年12月大概是在Soho，我饱餐一顿中国饭以后，偶然溜进中英协会去阅览室瞧瞧国内的新闻报纸。无意中发现隔壁大厅里正有人在聚会。看过去二十几个中国留学生在那里议论国家大事，神色紧张，口气激烈。我顺便走了进去，想听些最新消息。只见伍启元（原毕业于沪江大学，后考取清华经济系研究生，当时正在伦敦经济学院进修）好端端地坐在主席位上，人们正在讨论一份讨伐张学良通电的措词。人们怒气冲冲地声讨12月12日在西安发生的一起由张学良劫持统帅蒋介石的事变。正当伍宣读通电原稿时，听到落脚是“全英中国留学生”。一分“神”来，我向伍说道：“这里只有二十几位同学，怎么可以用‘全英中国留学生’的名义发电呢？”前排在座的几位闻后，面有愠色，现出愤慨的模样。我还继续陈辞：“到底是怎么一回事，你们搞清楚了吗？人在伦敦，消息可靠吗？”话音未落，一个高个儿的中年人猛然站起来，他紧握拳头，大声斥责这则似乎罪不容恕的名似怀疑实为反蒋的言论。他怒不可遏，似乎言者必是另一派（后来知道有一部分中国留学生同时在别处正在黄少谷主持下召开同样的集会。后者是拥护张学良，要求蒋委员长“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派来捣乱会场的。到会的人接着就齐声高呼“打倒共产党”口号。我顿觉事涉国共之争，有理说不清，声称：“我们在伦敦，国内情况到底怎样姑且不说，用‘全英中国留学生’的名义总是不符合正当程序的（我用了due process of law这一英文术语）。”说完这句话，我就拍着倒掌迅速离开会场，回住所了。

我把中英协会的场面向楼、王两位一说，他们俩目瞪口呆。当时我们都还不知道“西安事变”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1936年12月12日发生的西安事变是中国编年史中一件真正的大事，直到1946年止，它是形成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一致抗日的关键与开始，而在海外，国共两党的成员则尚在“分庭抗礼”呢。对这件事我认为，即使在英国固有言论自由，然而在中国人的群体中还是残缺不全，非常有限的。倘在国内若有人发表这类中立性言论，说不定有被何应钦这帮人活活打死的可能。我觉得，我们中国学生远渡重洋来到外国，学点较先进的政治和法律，以养成实事求是的思维方式是有所裨益的。

到了1943年，我才知道这位在中英协会握起拳头声讨张学良的中国人，就是后来王政聘请到蒋经国青年干部学校教数学课的中央大学理科的一名国民党的忠实信徒。人各有志，我并没有和他一般见识，见面还是彼此和和气气、既往不咎。

Chapter 8　第八章　留英岁月（二）

1　星期日游海德公园

伦敦城内，有一个很大的公园，比北京的中山公园大好多倍，里面除了绿茸茸的草地和树木之外，什么也没有。环园的却是大旅社、大使馆、大公司以及权贵富人的家院。可想而知，海德公园是供附近的游客、有产者和游手好闲的人散心用的。每逢星期日，不少学生三三两两地来这里见识见识，也叫做度“周末”吧。

星期日，海德公园热闹非凡，想起点作用的演说家都云集到这儿来了。有共产党人持着红旗在露天讲演，但市场清冷，零星的听众也个个没精打采。探其原因是有法西斯党（摩士雷领导的），身穿黑衫（故称黑衫党），手持木棍，来到这里专门和共产党捣乱。海德公园作为资本主义国家有言论自由的象征，蜚声天下，倒不完全是出于那里有壁垒分明的党派“唱对台戏”——那是在下议院里表演的。不如说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保守党人压根儿不会跑到那里去（他们有上下议院作讲坛，有阿尔伯大厦供他们开会），工党同样也有自己的职工大厦。

除开共产党人和黑衫党徒之外，还有击鼓高歌的救世军、“怀才不遇”的学者、“金口玉言”的骗子，形形色色，不一而足。我们来到这里，溜达溜达，浏览这一异国风光，对所谓“自由”也算是领略了一番滋味。

救世军在那里宣传“救主耶稣”的道理。他们身穿军服，俨然像正规军的样子。不过，他们不是持枪的人，而是击鼓鸣歌、高唱“赞美诗”的耶稣信徒。那为首的讷讷有词：“耶稣基督快要复活了，把天堂降到地上，有罪的应该悔改！”这种集会通常是没有什么人参加的，爱听道的人都上教堂去了。

所谓“怀才不遇”的学者，可能是不学无术之徒，也可能是一流学者。总之，他们是到海德公园来宣讲自己那一套的。一个皮包骨头的瘦弱文人，站在自备的空肥皂箱上，讲话了。那天，他讲的是概率规律——某种机会性质的东西。后来，他越扯越远，离题万里，最后竟讲起了“成败之数”。眼见很少有人听讲，摆摆手，耸耸肩，撤摊走了。这也许是走投无路的知识分子宣泄牢骚的渠道。

海德公园的言论自由确实多种多样。离怀才不遇的学者不远，有一个手里拿着黑色旗帜的人，旗上写着几个大字，翻译过来，就是“沉默金箴”（Golden Silence）。对学者来说，这是个多么可怕的讽刺！在大字底下，你仔细观察，还有一排小字：“天下最美、最珍贵的东西就是保持沉默。”这是个骗子，他是来提倡“无言自由”的。他身穿黑色服装，背上负着一只口袋，也是黑色的，上面写着：“诸位女士、诸位先生，您要想知道‘成败之数’，请您投入一枚先令……从口袋里自取你的命运吧！可不要作声，要一声不响的！”为了一探究竟，我也就投入了一枚先令，就如在家乡庙里“抽签”一般，抽出一只封套，打开一看，里面是一页印刷得很粗糙的纸头，上面说的大概是什么时候你可以得到职务，或者将收到某个俱乐部的请帖，或者大约什么时候你可以结婚了……不外乎是针对一些常人所好，求而不得的念头作此荒诞无稽的允诺罢了。“无言自由”不过是言论自由的一种，既然海德公园允许人们随意讲演，否认这种自由就不是实事求是了。但是，就我所知，可以保证：海德公园里最多的是歌颂帝国的言论自由。

“红色的都是英国的领土，其他各处都是一片灰色。”“大地就是英国立国的地方，诸位先生、诸位太太，转遍地球，你们都可以看到这个国家。”一个人这样讲。另一个人则说：“整个世界差不多被瓜分完了，至于那些剩下来的地方，目前正在继续被瓜分、被征服。我们不能开到闪闪发光的其他星球上，多么可惜！如果能做到的话，我一直梦想有朝一日能办成这件事情。当我看到它们是那样明亮而又那样遥远的时候，我很悲伤。”

听众当中有笑的；有将指头伸进嘴里吹哨起哄的；也有眼泪汪汪的，拿出手帕抹鼻子的，后者是患风湿症到海德公园来晒太阳的老妪。她并没有搞清楚什么，仅仅听说“悲伤”两字，就本能地流泪了。

这就是海德公园的讲坛，英国人自夸世界上言论自由最多的地方。

是的，共产党人也可以在那里演讲。但是，这种自由并不是英国政府恩赐的，而是英国工会许多年来艰苦奋斗争取来的。由于英国工人组织很坚决地保卫这种权利（在危机临头时，很有限），在正常情况下，英政府当局也不敢肆意加以破坏，而且，可以借此标榜英国是个“自由国家”。就法律来讲，言论自由总是有个限度的。不是你要说啥，就可以说啥的，而是在不违法的前提下，人们才有表示意见的权利。而就英国来说，这个我知道，法律是由议会所制定，由警察和法官来执行的、限制自由的武器。在海德公园不时可以见到很多大个头的巡捕，（这是上海英租界给印度阿三的雅号），还有“苏格兰场”派来的便衣警察——有点像福尔摩斯那样的人。他们四处巡逻，以保护社会的秩序与安全，也要干涉违法宣讲者，可见“自由”也就有限了。

根据英国法律，普通公民的言论至少要受以下罪行的限制：破坏名誉罪、诽谤罪、亵神罪、淫秽罪、蔑视法庭罪……所有这些罪名，是否成立，乃是由法官判定的，法官老爷可以把实事求是的意见判为“诽谤罪”或者“煽动叛乱罪”，罪不容赦；而对故意造谣、肆意污蔑可解释为“保卫帝国”国家利益所在，可以反罪为功。到底为何，全凭执法者而定，所以也可以说海德公园的种种自由多多少少是靠警察的宽容来享受的。

在英国法院，设有陪审团制度。每次开庭需12名陪审员，由他们决定是否有罪，以示公平。其实，这些人都是经法院细心挑选过的有产者。他们是站在有产者的立场上来论证罪行的。法学家戴埃赛说：“言论自由不过是十二个店主所组成的陪审团认为可以说或可以享的自由罢了。”表示意见的自由是否超出了法律限度，是根据12个陪审员的意见来决定，他们的意见就是“事实”。1934年通过的《煽动叛乱法》，更是扼杀言论自由的赤裸裸的表现。在这个法律下，一本书、一本小册子、一份报纸、一封私人信件，都可以拿来作为作者、印刷者、出版者、销售者犯罪的证据。英国法律制定得相当周密严厉，但执行时却又非常灵活，视情况而定。据我所知，言论自由，实际上完全出于警察当局或英国政府以“大英帝国”为背景的所谓“宽宏大量”。没有到过英国的人，仅仅读点书，不亲眼去看看海德公园各种“自由”的表现，是不可能领会其中奥妙和精髓的。对此，我对在英国度过的岁月感到满意。

2　在索尔兹伯里市希尔将军家里作客

英国有个叫做“绿社”的团体，名气很大，世界各地的花卉，都由它收集。1936年冬，我应邀参加它一年一度的年会，眼福不浅。更有幸的是，结识了一位长者——一位少将夫人。她邀请我到她家里去过圣诞节，约好她到英格兰南部的索尔兹伯里车站（她家所在地）接我。

我没有告诉任何人，只身从伦敦乘火车前往，楼邦彦君和王铁崖君也不知道。这次受邀参加“绿社”的中国人除我之外，仅有一个我不认识的穿着长袍、发表典雅祝辞的中国长者。

到了车站，白发苍苍的希尔少将夫人亲自驾车来接我。一路上，我欣赏着英格兰田野的秀丽景色。两边时时地闪过被修剪过的茅顶覆盖着的华丽别墅，别墅与别墅之间被绿茸茸的草地隔开，特别有风味。汽车行驶的道路上，几乎看不到行人，偶尔见到夕阳余晖下吃草的羊群，便会产生一种闲适的幽情。

“这美丽的地方是您的故乡，太太？”

“是的，英国最美丽的城市之一。希尔少将的军校就在这里。”直到此刻，我才知希尔将军是英国陆军士官学校的主持人。

好大的派头！我颇为吃惊。我不能不承认当时我有点受宠若惊了。在“绿社”年会前，我和希尔太太素不相识，至于她怎么会邀请我和怎么知道我是LSE的学生，我模糊地闪过一点疑惑。这位老太太大概常识性地察觉到我的年龄或者是讲英语没带美国或中国口音的缘故吧！上层阶级的英国人是很讲究谈吐的，尤其是贵妇人常常更是这样。

我对这次到一个真正的英国人家里作客，产生一种好奇心，并有一种兴奋感。车子终于在一幢两层楼前停了下来，这楼非常典雅，我的心情格外的异样。希尔太太把我介绍给了她的儿子、儿媳以及一个不太漂亮的女儿，然后，我们就在她家里的壁炉旁坐好，一边聊天，一边等待希尔将军的出现。终于，门敞开了，一个司机模样的人带着平衡的腔调通报道：“将军们的收获太丰富了，打了个全胜。”向大门看去，进来七八位穿着不太整齐的汉子。每人手里提着一种或几种“战利品”，趾高气扬。原来他们打猎回来了，为我这位华人带来了英国野味。这时，一个六十岁左右，长一个很大的脑袋，一双狡猾、明亮的灰眼睛的老人，手提一只野兔朝我走来。他用一只手按在我头上，我不得不抬起头同他握手。希尔夫人过来告诉我：“这就是希尔少将（Major General Hill）。”将军表示欢迎，他把野味高高举起以示他的喜悦。然后，就滔滔不绝的去和他邀请来的宾客谈话去了。

入席时，我坐在主妇的左侧，一对对男女分隔坐在餐桌旁。几位穿着礼服的侍者，笔挺地站在两旁座位后面，随时侍应着。希尔夫人致了开酒辞，称她丈夫邀请多位有名望的将军来家中作客是一大盛会，并称我为她最亲爱的瑞先生，从中国来的最优秀的少爷。她向我表示了一种很有威仪的欢迎。

英国人的规则是在入席的过程中，只向身旁的一位客人低声谈话。我就跟希尔太太和一位不相识的女人聊天，回答他们一些有关中国的问题。就在这个过程中，我无意识地把右手的杯子拿起来喝了一口，忽然发现不对，原来，我拿了身旁女人的杯子（每个人的杯子放在左手）。我的脸红了，为自己的过错，立即向主妇和客人表示道歉。希尔夫人很有礼貌，不露声色，连连说：“没关系，不要紧。”后面的侍者，立即更换了那个杯子。我常常感到这顿饭不容易吃，真是受“洋罪”。当时，我下定决心，以后决不再参加这样的盛会了。

用完了晚饭，又到客厅喝饭后酒。席中，有希尔太太的女儿，身材粗笨，面色黝黑，一点也不好看。这女人引起我的注意，或许是因为她正坐在我对面，或者是因为在这所漂亮的房子里见到她有些意外。我对女人是常常没有什么话好说的。她没有说话，或者不喜欢说话。“她是个老处女吧！”我想。否则，像她这般年纪，应有个先生，而且应有几个活泼可爱的“孩子”了。她的哥嫂与她就不一样，非常活跃，而且长得漂亮。我在心里判断这女人约有三十岁年纪，而且应该结婚了。她有一点残败的样子，就像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中描写的毛奇尔小姐，她又像一所招租过久的房子。不过她自己显得很有尊严。

“你每日替你母亲干些什么快乐的活动呢？”我勉强没话找话问道。

“那有什么好说的呢？先生。”她扭着头，像非常乖觉的小鬼一般眨着眼回答道：“谢谢你的关心！你想知道，我是如何使她不脱头发，或是如何润色她的皮肤、修剪她的眼眉，是不是？我告诉你，她是用不着美容的，她不显老，比我还清秀呢！”我可得提高警惕，她有自卑“优越”情结。写到这儿，我不得不抄一段狄更斯的漂亮对话，因为他写的毛奇尔小姐，同希尔小姐太像了，而我呢？至少那个时刻，也太像那个大卫·科波菲尔了！

“除了毛奇尔小姐的镇静，我从来不曾见过比得上毛奇尔小姐的眼风的东西。当听别人的话时，或当她等待别人回答她时，她那狡猾地侧着头，像喜鹊一般翻着眼的样子也是奇妙的。总之，我惊奇得忘了形，坐在那里看她，我恐怕，完全忘记了礼貌上的规则。”自从我到英国以来，我不曾见过一个好看的女人。凡听过我这句大实话的人，竟以为我替爱德华八世进行着公正的评论呢！我终于站起来，给大家一一道了“晚安”，去就寝了。

第二天早晨8点，有人敲我的门，当我还没从床上起来时，进来一个年轻的后生，他送来一盘咖啡和饼干，照昨晚就寝前的样子，放在铺上，说声“早安”就出去了。我洗漱已毕，就来到了餐室中，餐桌上摆着精美的热气腾腾的早餐（除了一般英式的早点外，还另有用酒精火锅煨烂的蘑菇）。吃过早餐，希尔太太带我去看戏。车子经过的小景名胜，一一停下来让我观赏，当然这也包括将军所主持的陆军学院。回来的时候，我心中充满了畅游的喜悦，尤其是那出戏，使我又想起了中学时代的“爱美剧社”和自己演过的王尔德话剧。在其他场合，我或许缺乏对英国人说话的勇气，但是在当时，满怀感激的心情下，我不能不表示出一番喜悦的表情。一路上，我讲了一些不是喜欢也要说非常喜欢的理应讲的客套话，却并没有注意到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厚待一个从中国来到英国留学的青年。

直到晚餐时，对着炉火坐在那里与希尔夫人聊天时，我才发现他们的用意。希尔先生非常关心我在LSE的学习，他问我：“谁是你的导师？”“约瑟夫·拉斯基”，我答道。他表示失望，他明显地显示出了烦躁。他看着我说道：“拉斯基不但毒害了英国青年，而且还大量毒害着外国青年。”他说拉斯基是个伪善的大学教授，不是鲁宾逊式（单独的渔猎者），而是麦克唐纳一艾德礼式的（卖国求荣的走狗）；不是文学家、经济学家，而是舞文弄墨的政客教授；不是美学的虚构或过程“文雅”的反派人物，而是对英国政府最野蛮的恶意中伤，是慢行渐进的工党社会主义者，他在个人主义、自由主义、民主主义……这些名词上，加上一个“社会”两字，以示区别。他的每一篇文章，每一本小册，甚至每一本“巨著”，都是“异端邪说”。因而，接受他的学说，对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利。他劝我离开，他说，拉斯基与领导工党的麦克唐纳、艾德礼之流，都是斯大林、希特勒一样的人，这些人都是亡命徒。拉斯基又是个犹太人，犹太人是没有祖国的。他说，他的意思是要我离开拉斯基，改学经济或军事。

还是希尔太太说话干脆，她说，希尔将军想得到你，争取你到这里来学军事。

我表示犹豫不安。

“我的上帝，我从来，从来，从来没有想过当个军人，”我说：“我亲爱的夫人，我见到你真是非常荣幸，可没有想进军事学校。”我迷惑不解，她为什么不早告诉我；否则，我也不必虚此一行了。

希尔先生转过身来，叫侍者把一张世界地图拿来。

一幅大地图安帖地展现在浅蓝色的地毯上，十分醒目。地图却不像希尔先生所描绘的那样，红色的都是英国的领土，其他各处都是一片灰色。否则，他就用不着那么费力，在亚洲那块黄色的版图上张望那么久，那么着急了。

“香港在哪里？”

我一眼就看出来了。指点给他，但在这问题上我感到不快，在我脸上一定显现出了一种受到刺激后的表情。敏感的希尔夫人立即感到她丈夫“失礼”了，连声说：“问香港干吗呢？你又不想占领它，它太小了，你是找不到它的。”我闭住眼睛，下了最大的决心也无法忍住受到耻辱后的苦恼。希尔太太马上觉察到了我的变化，一面抚弄她那跪在地图上、死命凝视“香港”这个小岛的丈夫的头发，一面赔笑说：“把地图卷起来吧！”她把话题很快地转移到了我们观看过的那出戏上。于是，我也就用过去所采取的更正式的态度，赞扬那出戏真好。那夫妇俩都端详着我，我握住她的两只手，感谢希尔夫人的款待，我解释说：“我作为一个中国人，能到将军家里作客，感到很荣幸，也许不懂英国人的习惯，如有什么失礼之处，请多多包涵。”

“我懂，我完全理解，我热爱中国，尽管提起过去的事，（她避免提香港）使你难受，但我是非常热爱你们的。”她用一种亲切的声调问我晚上睡得好吗？又问我想家没有？接着就谈我的家乡、我的父母、我的抱负。他们真得使我很感动。希尔将军又说：“像你这样好的青年，实在应该学军事，把自己最好的年华，甚至生命贡献给自己的祖国。”

话题又扯到了犹太人身上。我说：“拉斯基教授确实有一点哗众，是否能够‘取宠’，倒也未必，他讲课时时常有人‘Hear，Hear’的喝倒彩。我说，我钦佩詹宁斯胜于拉斯基。尽管前者是讲师，后者是教授。拉斯基的理论是个大杂烩，其中有的是半自由主义，半无政府主义，半权威主义，半宪政主义，半马克思主义，但没有希特勒主义。我们能够鉴别，害不了我们。请将军放心。”

“那就很好。”将军认真地笑了。

第三天，我准备离开时，希尔将军的女儿送我上了车。老主妇仍旧自己开车，送我到上伦敦去的火车站。她满怀激情，祝我在英国愉快，然后紧紧握我的手，吻别。我在她的车前，怀着孩子告别母亲似的心情向她道别。我跳上车去，再看了希尔夫人一眼，她还是那么的年轻、漂亮！

回到伦敦后，我写了一封很长的信并寄去一尊从中国带来的铜质释迦牟尼像，作为礼物寄到索尔兹伯里，包裹上写的收件人是希尔小姐。

后来，我收到希尔夫人的一封回信，大概是说：“你的来信给我们家带来快乐和光荣。大家都喜欢你，因为你是那么镇静，那么文雅，那么出色地代表了伟大的中国的形象。在一切方面（年龄不在内）胜过我。你来信中说我无微不至的照顾使你很满意，我非常高兴。只是你赠送给我女儿的佛像未能使她快乐，反而使她感到忧伤，她认为你要她永远守在家里念佛，当尼姑，也许这是你唯一的、可能的失误。”我几次想到这是我在英国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失败，使我梦见打雷和天神。假如我不到英国，不是那么高雅，我一定会过得舒适一点，像在宁波乡下那样。现在，到了英国一位极端高雅的将军家里作客，仿佛生活在一个极端高雅的家里，总感到有点拘束呆板，因此，在我睡梦中的那个世界就很不自然了。

3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

1938年春，钱端升先生从美国来信说他将到英伦来。大概是应他的好友外交部长王世杰先生的邀请进行抗日救国宣传活动的。他的几个学生和周鲠生先生的女儿周如松女士都热情地接待了他。他叫我替他找个住处，找了几处，他都不太满意，大概是我小家子气的缘故吧。后来，他住到了海德公园附近的叫“五月花”（May Flower Hotel）的漂亮饭店里。钱老师常请我、楼、王三人到唐人街吃饭。我们呢，常同钱老师闹别扭，爱表现出自己已经独立自主的心态，不爱听钱老师讲看不起去看他的某些中国留学生一类的话。并不以为我们是清华人就比其他学校出身的光荣，反而误解他的话是侮辱人。这种反常情结实在是有悖人的情理的。但钱老师确实是个好人，对我们热情相待。他每次邀请我们三人和周如松女士共度周末，我们总是摆“学生架子”不情愿接受他的请客，把老师的善意歪曲为恩赐而任性地加以拒绝，而钱老师从不生气。看来，他很了解青年人的那种不成熟性、那种狂劲、那种傲气，反而加以赏识，这正符合老一辈人对新出道的后生的慈爱心，这种“代沟”确实是一种很有价值的师道。后来，当我老了时，竟多少继承了一点钱先生的人道和师道，这本来是我们可以做到的。上天知道，我们互相可以从这上头得到益处的。

钱先生后来约我陪他去一趟牛津，我答应了。在动身前的一个晚上，我们三个学生商量好怎样对付钱先生。我们猜想，钱先生这次去牛津必定和我们回国就业有关。我们果然猜对了。在从伦敦到牛津的三个多小时的行程中，钱先生问道：“你们回国后有什么打算没有？”他用的是你们，果然不出我们三个人的预料，正好把我们三个人前夕议定的方案经我的口提了出来。

“没有打算。”冷漠的口气是伪装的。

“教书，怎么样？”先生诚挚地问我。

“我们都认为自己没有当教授的资格。”这句话也是假的，恰恰相反，话中含有几分骄傲，似乎自己是一个意志坚定的人。回答时，我记得，很果断。似乎学了两年已经变了一个人，有了文凭，又有新思想，怎么会没有当教授的资格呢？

“正在抗战时刻，还不知道回国之后，持枪还是握笔呢？”这本是拉斯基在中国西安事变后，全国进入全面抗战时，追问未来去向时问我的话，我把这个球踢给了钱先生。

先生若有所思，静默了片刻。

火车走得很慢。

“那么你们的意思呢？”钱先生本来口才不很好，结结巴巴的说得不明不白。话还是问得很柔和，很关心我们。

“去报名参加高等文官考试吧！”这是我们商定好了的“对策”。“这是我们共同的志愿，不想依赖任何人。”我如是回答。

我表示希望得到他在道义上和理性上的支持。

“要是考不上怎么办？”钱先生变得认真起来。

按着自己的意思行事，我回答说：“登报寻求职业。”

“依靠自己，信赖自己，当然好。”他表示着赞赏。

钱先生脸上显露出一点失望的样子，接下来又谈了其他的事，这个问题就撇开了。

等他回国之后，我和楼到法国，在那里我和楼邦彦君接到了钱先生从昆明寄来的聘书，这正好符合我俩的心愿。

Chapter 9　第九章　冒失的留法

1　忘我之交

我每年暑假都要从多佛渡过英吉利海峡经敦刻尔克到巴黎学习法语。虽说在国内学过两年，是清华的一位老太太教的，也许是因为成年后才学的吧，效果不好。一到巴黎，不仅人家说长点的句子听不懂，就是吃顿饭、开间房，也说不清楚，实在难受，只好自己生闷气。言语不通，一切都难办，心想不如回英国去，那里比较习惯了，尽管也不是自己的地方，毕竟好过多了。巴黎人——我生活在法学院和泛神堂所在的拉丁区——粗声粗气的，动不动就嚷个面红耳赤，给我以一种极端散漫和放荡的印象。小旅馆很多，个个装修得粗俗不堪，难以称心地住下去。

不过，我对西欧文化还是很向往的，尤其是法国文学令我非凡爱好。像莫泊桑、罗曼·罗兰、巴尔扎克等文豪的小说，卢梭、孟德斯鸠等思想家的著作驰名世界，怎么能不令人倾心呢！我就一头扎下来，到处找学习语言的机会。巴黎有的是各种各样的语言补习学校。我向一家专门以逻辑方法教外国人练习会话的民办学校报了名，又经人介绍花钱拜个别教师“吃小灶”，到她家里去学，进步很快。

我在巴黎不曾接近任何人。我变得很孤僻，不曾亲近任何团体、组织，不交朋友，更不要说情人了。第一个暑假就这样孤独地度过了。足以自慰的是语言过了关。过了暑假，已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了，也就在法学院里报了名。我被安排在比较法研究所当名博士生，导师是白俄密尔根·格采维奇教授，办完手续就回伦敦去了。

第二个暑假到来时，我已通过了伦敦大学的学位考试，并取得延长留学一年的机会，经拉斯基先生的介绍，正式到巴黎大学来攻读行政法学了。

1938年夏，我在翁独健君和他的未婚妻操持的一次聚会上有幸认识了燕京大学留法的高名凯君，从此我们成了知心好友，也是我在巴黎唯一的朋友。开始交往时我有一点害羞，因为名凯是那么平和，那么英俊，那么在一切方面胜过自己。但是他刻意要和我做朋友的心愿不久就把这点克服了，使我非常安适了。

我对高名凯产生深厚友情是从他的一本笔记开始的。他给我看了他在燕大听张东荪先生的哲学课作的一本笔记，字迹工整清楚，记得有条有理。他告诉我张东荪自己说过，他的笔记比他自己的讲稿还清楚，我想这是实话。现在，我实在无法把我当年所经历的沉闷孤独的苦楚，以及与他相识后我们之间融洽无间、互相照顾的生活乐趣用笔墨形容出来。

我和名凯先是住在巴黎郊区“大学城”，那里环境安静、房租便宜，只是远离市区，感到让人有点孤陋寡闻，为此一同搬进了市内的拉丁区，那里有许多书店、旅舍、游乐场所，特别是塞纳河畔到处是卖旧书旧画的摊贩，文人学者荟萃，而且多是备有专长的饱学之士，接触到不少文化气氛，平添不少生活情趣。我们住在离“巴黎圣母院”（Notre Dame de Paris）不到几百码的一条小巷内的小旅馆里，费用较低。我是公费派出，经济上还能对付，名凯的经济就比较拮据。我住单人的楼房，他住平房，中间隔着一个荒凉破败的天井。我住的楼房窗口正对着他的起居室和厨房。我们自己做饭吃，买来的菜都是“下脚货”，名凯经常买些便宜的猪耳朵、猪尾巴、猪蹄子之类的下水。有一次他买来一大块猪肺清炖着吃了三天，还剩下来一些，有点气味了。我劝说道：“不要了罢。”他笑嘻嘻地说：“你不吃，我吃。”这件事给我印象很深，那种俭朴精神过去了五十多年，还是和当年一样依然使我感动，使我敬佩。“高”名凯真的比我“高”出许多哪！我不禁注意起来，高名凯先生在各种问题上（包括政治问题在内）到底有多少对付办法，以及他怎样除了求取知识之外似乎什么都不感兴趣的那种个性。

我们确实对灯红酒绿的巴黎大都会夜生活不感兴趣，很怕“时髦女郎”挨着我们身边掠面而过。我们很少出去走街串巷，更不消说寻花问柳了（理由我将在后面叙述）。两人交往密切，形影不离，大有被误认为“同性恋”的嫌疑。到了星期六，我们就去马戏场看精彩的杂技，换换脑筋。有时（休息日）我们也要去小剧院观看话剧，逛逛书摊。我们在国外不交朋友，这起因于名凯的偏见。他认为，来法的中国留学生认真读书的不多，大多是来搞政治的。他说：“两派人争论起来，有时不仅仅是吵吵嘴而已，真刀真枪地利用桌椅板凳非打个人仰马翻不可，还有拿出手枪来的。”我们的目的却很明确，他搞他的语言学，我搞我的公法学。我们学的专业虽然不同，但一心只搞专业却志同道合。名凯谈起语言学来，不管我有没有兴趣，总是津津有味，说个没完。

名凯在巴黎比我幸福得多，他的导师是著名的汉学家马伯乐。他们师生之间时有来往，而我却没有一位像在伦敦的拉斯基或詹宁斯，甚至像芬纳那样博学而无才的导师。我想，这里有个原因，法学家大抵又是政治家，他们生活紧张，无暇他顾。例如，巴黎法学院的格斯东·耶士（G.Jeze）教授，同时是阿比西尼亚国家元首塞拉西皇帝的顾问，他必须出入国际联盟，四方游说，为皇帝捞取好处，哪有时间与吾辈谈话！我来法国这一年的攻读实在收获不大。现在回忆说来，我选择了法国而放弃美国来度过延长一年的留学期确实是一大失策。拉斯基教授在我即将毕业的那一月里，曾把我介绍给来英访问的美国康奈尔大学宪法学教授考尔温（Corwin）先生。我在伦敦一家旅舍里拜访了他，他很郑重地接待了我，并愿意接受我做他的学徒，详细安排了怎样到伊萨卡（Ithaca）去，为我指点得十分周到。可是后来因故终于失去了上美国求学的大好机会，直到1947年才稍微补上了这次无法补偿的错失。及至1988年，虽然有了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院聘请我去担任一个学期的高级院士那样的机会，又何能补偿当年我那青春活力最旺盛时期追求最新知识的雄心壮志于万一呢。毫无疑问，美国宪法不仅是世界上第一部成文宪法，而且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宪法。我在法国的读书生活有一半是白白地浪费掉了，学那易忘的第二外国语，学那用非所学的文学课，学那尖端的大陆法理，都是走的极端，也是我偏爱西欧文化，轻视美国文明的结果。“巴黎啊，巴黎啊，你不是也喜欢过它么？”

“我不喜欢过，也喜欢过”，这个问题就这样搁起来了。

2　“都尔”行

使我痛苦的是1938年住在巴黎外国学生公寓里，不断地听到蒋政权节节败退的消息，北平沦陷了，随后就是南京，一直沦陷到广州。实在使心系邦国安危、家乡父母生命的他乡游子忍受不住了。不知国情的外国人好问：“日本人怎么这样强大，中国人怎么这样弱小？”蒋介石的“安内攘外”政策，国内外反对的人是不会少的。大家都明白，国民党是不会奋力抗日的，它得保存实力！为了一党私利，决不会自取灭亡，老蒋的算盘是很清楚的；后来“西安事变”——全民抗战，台儿庄大捷总算给中国人在外国人面前留了一点面子。但内忧外患，国无宁日，不能不使海外学子焦虑万分。在中共统一战线影响下，普遍梦想着国共合作终有“胜利”的一天。只有在这种希望下，才能勉强生活下去。总之，当时在国外留学的日子并不好过。

为了排遣这满腹的忧愁和痛苦，我才决意到都尔（Tour）去学点文学。都尔是离首都巴黎不远的一个以古堡著称的外省城市，卢瓦尔（La loire）河流经这个市镇的中心。那青青河畔草配上那远处零落的古堡，斜坡上安然耸立的教堂钟楼和城堡，好像只有几个儿童和天使在那里振翅上路一般。这是个和索尔兹伯里完全不同的地方，虽然这两个城市似乎都有一层云雾、一条彩虹带来同样的气息。

我在该城卢森堡公园前的一所寓所里找到一间房子。满头银发的房东叫雷什（M.Lege），她会说几句法式英语，把她的寓所称作“At home”，专门接待说英语的客人。其实四层楼房长住的各国学生，有纽约来的黑白混血的时髦姑娘、柏林来的粗壮青年、法国夏来若省来的少年德·布瓦（de Bois）、立陶宛来的三个小伙子、巨哥斯拉夫（即南斯拉夫）来的胖小姐，另外还有来往不绝的过路客。当餐桌旁客人坐满时，就像国际联盟开会时一样热闹，似乎仅缺阿比西尼亚的塞拉西皇帝了。

我住二楼，每天到“都兰学院”去听课，听的都是文学课，也上语言课。讲课的都是著名文学家、诗人。教法语的老师十分认真。我每天的作文都经同住的那位法国少年润色，一篇《论礼貌》的作文还得到过授课老师当堂的热情表扬。在那里攻读法语的波兰人、南斯拉夫人、立陶宛人都非常随和，我们融洽相处，一起听课，下课后一起在河里游泳。水流很急，大家都互相关照，不要闹个灭顶之灾。有一个波兰少年非常顽皮，在水里跟我打水仗，还搂着我死不放手，差一点一起淹死在这条河里，真是太危险了。夜里，这群东欧男女每每来到我们寓所，或在大街有说有唱。我这个本来算是外向型的中国人，在他们中间竟成了内向型的人了。我发现似乎除了那个德国人，人人都很热情。这些东欧人有时使我感到他们太热情了，这种放荡不羁的生活使像我这样的中国人很不习惯。

不过，骑着自行车去游览索漠、克鲁瓦西等地，穿行在疾驶的汽车跑道上，在我的头脑里印下了这些景色如画的小镇、盐田以及河畔的风光。我们在蓝色的自然湖中游泳，在小食店里吃油煎鸡蛋饼，堂倌问我们要几个，众口同声说：“八个。”我还伸出大拇指和食指，拉成半圈，象征着八个鸡蛋，那时真能吃。座旁有人学着波拿巴的口吻说：“蚂蚁也罢，人也罢！……同土星、金星、北极星相比，它们是多么渺小……”笑我们别“伟大”啦！

每到周末，这些外国人都要到酒店跳舞，房东太太有一天认真地问我：“你为什么不去？”

“没有这个习惯。”我回答道。

“那可不成啊，先生！”她的态度出我意料，郑重地提醒我说：“年轻人嘛，到你这般岁数要去玩玩，同女孩子玩玩嘛！哪有男孩子不习惯的，这种事很自然嘛！不习惯也要习惯啊！不然的话，会变成‘女娃娃’啦！”她婆婆妈妈地说了一通我无法理解，也无法接受的那种生活方式。后来我问了德·布瓦，他告诉我说，他本人也不去。法国人大概在入伍时才开始第一次放荡，按照法律，18岁男子须当兵两年，而他还没有到服役的年龄，而且他劝我不要听房东的话。当我跟他谈及易卜生的《群鬼》时，他连声说：“Voila，cest ca！”（哇啦，就是那么一回事呀！）

那来自立陶宛的三个青年特别热情奔放，一个叫维克多，一个叫意玛利，一个叫瑟恩荷夫。有一天是维克多的生日，他们三人请我上四楼作客，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你一个人在这里过得可好吗？瑞少爷！”维克多问我。

“很好。就是那个‘小波兰’不好，他多次要到我这里来，要在我单人床上‘跳舞’！”我随便答道。我相信这小鬼纯粹是胡闹。

我说下去，说下去，他们却愈来愈快地递酒，继续不断地开瓶。外国人喝酒不兴吃菜，只吃糖果、巧克力等。糖下了肚，还不是又变成了酒啦！我说，我提议为维克多干杯。我说：“干在中文里是‘沾’的意思，装着喝，不真喝。”既然他是我在国外的亲爱的朋友之一，这样骗人家不好，他们又是我和“小波兰”的保护者、“群鬼”的抵制者，我说那就来个bottom up吧，喝！大家一饮而尽。我说：“中国人欠立陶宛人的情分多于我们中国人所能报答的。”他们三人一起站立，对我的赞美表示高兴，要每人各干一杯！喝！我又说：“我提议给意玛利祝福！上帝保佑他。大家干一杯！”然后再为瑟恩荷夫干杯，我说：“我待人太不公平啦，上帝保佑各位！呼啦！”我们连喝了两瓶、三瓶。我不知道是什么酒，反正酒是白色的，巧克力是黑色的。白的黑的一起喝一起吃。“一个人应该整天觉得饥渴，一个人应该不断地吃喝才好！”他们各人又喝了很多次。当我走过桌子去跟维克多握手时打破了我的杯子，酒撒在地毯上；尿也憋不住了，尿湿了裤子，还散漏在地上不少。

我说下去，说下去，就在三个立陶宛人唱一支歌时我竟躺倒在床上了。他们中的一个人提议祝福“瑞”。我昏昏沉沉地反对这提议，提防“群鬼”。我说：“我不允许。”我要他们把我领到洗手间去。已经来不及了，竟呕吐了满地。房东太太听到歌声上楼来了，见此情景，大吼起来，“你们把中国人灌醉到这般地步，不能允许。”又说：“这不是上流社会的行为。在我的住宅里，不允许，不许可祝福。”她破口大骂，威胁在她的屋顶下，谁敢再狂饮，就要被赶走。在他们争论声中我慢慢地睡熟了。

在床上出现一个“多雾之夜”，在华灯熄灭时，模模糊糊有一个饭店侍者模样的人站立在“At home”寓所门口，问我附近有没有洗手间，我帮他去找。然后他把我领到桥边，扶着我走下用高低不平的石头铺的多级台阶。除了水声，什么声音也没有，除了雾什么也看不见。那个年轻侍者拉着我的手在雾中看我、抱我，把他的脸贴在我的脸上。我说，不应当，他说，应当。由于黑暗中的一时慌张，我竟摔下河里去了。

我昏昏沉沉从梦中惊醒，感到精神疲乏，发誓从此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就在这时刻，那位德国人法兰兹君接到柏林的紧急动员令。我从来没有见过有这么快速的动作，这么果断的表情，大约不到半小时他就把行装整理完毕，向房东付完房钱，就背着铺盖上路了，使周围的人都感到惊愕。

小别之后我重返巴黎的时候，在我的心目中，它变得比伦敦漂亮千万倍了。在早晨，特别是在晴朗的早晨，是更加愉快的。在白天，在巴黎生活，无论是在课堂还是在国家图书馆看书似乎样样都很新鲜，很自由；在日光下，则更新鲜更自由。在教室里我见到大学生们非常活跃，坐在阶梯教室高层后座上的年轻人常折叠好“飞机”由上而下掷出去，一直飞到讲台上讲课的老教授的秃头上。这是一门内容枯燥的罗马法课程，谁也不认真听，可是那教授却认真讲，连头上“飞机落地”也没注意，因此引起哄堂大笑。这种场面和LSE听拉斯基上课时英国学生喊“Hear，Hear”的倒彩声形成鲜明的对照。

3　“坐怀不乱”

更使我起先惊讶而后却使我理解并且获得知识不浅的，就是关于东西方性文化太大的差异。我与名凯不是对巴黎女郎不感兴趣吗？可凡是路过巴黎的老熟人莫不想在这里尝尝“野味”。巴黎有个国际妓院（Maison internationale），据去过的人说，一进门就再也见不到任何一个男士了，国籍不一的女人一丝不挂地列队听候你挑选。各种各样的色情窝在巴黎比比皆是，多半是供外国旅游者取乐的处所，本国人极少问津。我与名凯对此种玩物丧志的事之所以害怕，实出于以下的一些思考或者理论：

易卜生的《群鬼》这出戏告诉我们：有个挪威青年来到法国巴黎，他的放荡生活使他得了一种病，这种病毒到了脑里发作时，不分青红皂白，不分白昼黑夜，不分男女老幼，甚至连他自己的母亲都狂嫖滥淫起来，一个好端端的青年就是这样成了一个疯狂的色情鬼，并且传染给所有和他发生性关系的人，以致变成了“群鬼”。

狄更斯在《大卫·科波菲尔》一书中写道：干了那种事之后所感到的“那种精神的痛楚，那悔恨，那羞愧呦！”小大卫说道：“犯了一千种我已经忘记的无法救赎的罪过的恐惧呦……我非常的悲哀呢！……唉，怎样一个晚间呦！”

最使我感到惊奇的是雷昂·勃鲁姆（Leon Blume）在总理任内出版了一本《论婚姻》的书。这是一本替巴黎的放荡生活进行辩解的书，但其中也还有一些明白无疑的真实性。他揭开了人类性情结的秘密。他主张晚婚，在满足了性本能、性恐惧、性痛苦、破坏性的性行为之后，头脑冷静下来，用理智来思考，来选择，来感受那真正的牢固的爱情生活，而不是本能的冲动。他写道，这对一个青年的前途是多么重要，多么真切，多么幸福。作者搜集了无可反驳的数据资料，验证了法国各界杰出人士的结婚年龄与其家庭夫妇和谐程度的相关概率。

社会党领袖的思想竟如此解放，主张人类的本能是多婚的，使我们惊叹万分！我们从许多书籍中得知：人格因素同历史文化力量影响着人对性的态度。作为中国人总是对性有某种内疚羞愧的感觉，这一传统观念使我们两个青年人难以进行在我们看来是不道德的性行为。有关人类的性的问题不是任何一门单独的学科或任何一国的文化可能全面包含和理解的。近年来我国性知识的迅速普及是来自各个领域内的科学家——生物学家、社会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医生和心理学家——的共同努力的结果。这些辛勤的探索者们有一个信念，那就是要不断地发现知识并启迪人们，使人们能够从性中真正得到合乎道德的快乐，而不是得到愧疚。这种看法使我从来不过问年轻人的隐私，这个涉及道德观、价值观、美学观的问题应由各人自己作决定，责任也由各人自负。我不认为像我们那样压抑是道德的，也从来不问别人的这类事。

1939年我准备回国。我要楼邦彦在柏林（他正在德国旅行）给我买张回国的船票，那时德国正需要美金，在柏林订购船票，价钱极为便宜。我几乎把所有的回国路费都留给了名凯。我在巴黎订购的新书，则归名凯付款，我自己没有留下多少款子。

临行前名凯告诉我，他在巴黎国家图书馆认识了一位中国女士，正在“追”她，那就是他后来的结发夫人陈幼兰女士。我走了以后他们往来自然更密切了。我后来曾对名凯说：“我走得好，不然的话，可能你还是光棍一个。”那正是墨索里尼、张伯伦和达拉第在慕尼黑城开会之际。巴黎战祸前夕，正是他俩开始蜜月旅行之时。他们在回国途中走了很长时间，途中曾写信到昆明西南联大，想到我处工作；我积极为他奔走过，可惜因专业不同未能如愿。这样，名凯夫妇就只能回北平去了。

Chapter 10　第十章　回国

1　在柏林

1939年夏，我曾想经过苏联回国，看看这“新文化”的奥秘，结果没有得到签证。只好借道德国、瑞士、意大利，在热那亚乘船先到香港，再到上海去看望我的父母亲，他们将由我的姐姐陪同从宁波来沪。当时正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希特勒悍然发动“闪电战”，一夜之间席卷法国之前的几个月，我已离开了烽火弥漫、岌岌可危、即将陷落的巴黎。

原打算到了柏林继续学习一个月德语。邦彦和我就住在黑格尔招待所（Hegel House），那里附近有个供外国人学语言的学校。教师在上课之前照例总要向到课的学员致“希特勒式敬礼”，举起左手高呼：“Heir hitler！”而后又拿出一只丝绒口袋向学员们募捐。我恨不得在两星期内就能把在巴黎所学的德语文法熟练掌握起来，达到能看书的目的。可是如何下手呢？这一课跟那一课显得同样难学，就像人行道上的德国人一样的笨拙，没有一课愿意在我脑袋里留下，算是白费了昂贵的学费。那时我很想听明白希特勒痛斥罗斯福总统的“自由”和“民主”的广播演说，极想一字一句听进去，直到句号停顿。

尤其令我们感到新奇的是黑格尔招待所驻有“希特勒青年团”（Hitler’s Jungen）支部，还养着几百只公鸡。一到天亮这几百只鸡就叫了，一批青少年就开始在后院举行“早请示”。那惊心动魄的击鼓声立即把我们吵醒，时钟不到6点，招待所的侍女就来砰砰敲门了，通知我们将皮鞋放到房门外，7点钟用早餐，使我们整个早晨无法安睡。如果你不将鞋子放好，房门又将砰砰地响；只好爬下床来赶快光着脚板洗脸修面。就那么几分钟，放在门外的鞋子已被擦得雪亮锃光，几乎认不出原来的模样了。

我们记起了拉斯基所说希特勒“为政”的卑劣性质。那里有弗德尔（Feder）的著名党纲，是1920年通过的，1926年被宣告为不能改易的。不劳而获的收入应该取消；利息那种“奴隶制度”应该打破；一切战时利润应该充公；一切托拉斯应该收归国有；一切大公司应该遵照分派利润的原则；公家需要的土地应该无偿地加以没收。但在希特勒没有上台的时候，他早已私下解释这个党纲是仅为外交理由而提出的；“我们必须学那愤恨不平的社会主义劳动者说话……否则他们就对我们不放心。”希特勒在他的自传中写道：“德国人做梦也没有想到，假使要得到大众的服从，必须把人民领到错误路上去。”一旦国社党大权在手，他们党纲内一切假面具都卸下来了。①在德意志第三帝国，就像在意大利一样，他们关于国家的种种新宗旨的门面话是滔滔不绝的；但除了他对犹太人和共产党人的攻击以外，希特勒政府似乎根本没有想到要干涉社会上现有的阶级关系。

总而言之，拉斯基说得不错，法西斯国家不外是一段不高明的神话。等到辞藻上必要的大吹大擂演说以后，我们永远看得出国家在形式上是有了一番变更的，赤裸裸的独裁代替了议会的民治，但也仅此而已了。

我有幸在纳粹覆灭以前在柏林不到两周的时间内，目睹了希特勒在晚间夜半召集的群众大会。灯火辉煌，音乐盘旋，在恶煞凶神般的警卫密布的神秘气氛下，领袖在威廉街总理府凉台上露面时刻，那灯火的跳跃，那群众的狂呼，那互相感染的激情混杂在一起，就像一场火山爆发，令人毛骨悚然。希特勒足蹬长靴，身着军服，嘴唇上的一撮浓密的卓别林式的小胡须所引发出的一股非凡魅力，真有“君临天下”之势。《德意志高于一切》（Deutschland Über Alles）的歌声，响彻云霄。他紧握拳头，不时挥舞，似乎在敲打罗斯福的脑袋。他在敲打民主自由阵营的动人场面确实是戏剧化了，这出戏是演得异常成功的。它比议会民主上演的彩排，色彩更为强烈，更为迷人，更加有声有色地运用了国家的强制权力。用拉斯基的话来说，“照它所订的各种假定来说，是不能寻出新的宗旨来运用这权力的。一个国家的本质并不因为采用了一种新的术语而有所改变，同时以新方法达到目的的也不会变更这些目的的性质。”

拉斯基无疑比我更熟知法西斯党所运用的新方法。他写道：

“那些方法也不是新的。运用武力以压抑反对政府者在世界历史上是很老很老的一种技巧。运用这个方法的有东方的专制魔王，希腊的暴君，能够指挥军团的罗马皇帝，统治中古时代意大利城市与日耳曼小郡的诸侯……可称为新的也许还有若干外国观察者竟有能力从法西斯发现一种足以为人际开一新纪元的创造的综合性。再有我以为也是新的，至少从16世纪以来是新的，便是那种坚持主张，说是人类理智必须不分皂白地贸然信服于一位领袖，而这人的意旨与行事是不容别人检查的。在这时期以前，这已成为西洋文明的普遍的假定，即与普通人商量，让他有报告他的经验的意见之自由，乃达到贤明的社会行动之一条正当途径；因此推论起来，有没有能力满足那种经验下的期望，便是各国适当与否的测验。在法西斯主义新当局下面，既然否认那种经验为正当，并且否认那种测验之可以举行，我们便被邀回到一个信仰时代，这种信仰的正当性的佐证，并非要求以神意为凭借的一种神学，而是残酷无所底止的一种暴力。我以为这是大可怀疑的，究竟这样一个信仰时代所必须的种种条件，是否具有能够维持一个耐久社会秩序的性质。”

我们是“过路客”，不是到德国来研究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政治的，所以只对柏林的林荫大道感兴趣，那整洁、那威仪堪称世界第一呀。看到那骑在翘首奔驰的马背上的雄赳赳的威廉·斐特烈大帝的铜像，你不能不赞叹：“德意志高于一切”所包含的铁血意志的力量就像贝多芬的“交响曲”、歌德的《浮士德》一样，令人的激情达到最高峰，难怪德国人为之心扉洞开，整个心灵被那古老的魔法师俘获——永恒的自豪的魅力是非常奇妙的。

2　在罗马

我们乘坐火车从柏林来到瑞士，经过阿尔卑斯山的那些山隘间的隧道，走进了意大利。虽然那些高峰峭壁与我相对无言，但从激湍的大小溪流和轰鸣的蓝色海洋中，引人入胜。只是有一天在日落的时候，我仍然偶然在罗马参观了墨索里尼的纪念馆。馆前挂着“为社会主义……而奋斗”的横幅布条标语；墨索里尼的办公桌上放着一尊骷髅，这对西方来说，象征着墨索里尼所谓的“自由”的死亡，至少从希腊时代以来，一直被视为人类行为最崇高的目标在意大利已被宣告完蛋。拉斯基在这方面的论述又一次出现在我们头脑里。真吓人！先入为主的思想压倒了纪念馆精心布置的宣传。

3　归来

在热那亚（Genoa）上船前，两个回国青年饱尝了“生猛海鲜”的美味。这样丰富的海产品使南意大利人懒洋洋地在街头漫步，好像终年无所事事似的，而街上却散发着垃圾堆的臭味。

从热那亚到上海走了好长一段时间。真是感谢上帝，我们没赶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可是那时家乡已经沦陷了，只剩下上海租界尚未被日本鬼子占领，所以我们只好把行李在香港寄存下来，准备在经香港的回途中带到昆明去。这时清华迁到了昆明，已经和北大、南开打成一片，成为“西南联合大学”了。

船快到上海了，一时兴奋异常，满怀思绪就要化解了。

大船不能靠码头，乘客只能下到驳船上岸。我们在小船里面张望着黄浦江上来往的船只，抬头向岸上来接客的人们招手。越近码头，越能看清岸上来接客的亲友——其中有陈信友的表姐应美英女士，有我的邻居袁珠美女士，还有远在舟山群岛的姚牧师夫人的外甥女，就是那位出国时送一把鲜花到船上来的戴赛珠女士。他们都是甬江女中和沪江大学的前后同学，也是我的左邻右舍的“青梅竹马”的朋友，当日是代表我父母特地到码头来接我到陈家去的。

父母亲是从宁波乘小船在茫茫大海上攀登上一条大轮船才到了上海的。这是1939年夏他们能见到我的唯一地方。在上海只有陈信友家能容纳我们四口小住几天。当年陈信友在宁波四明中学初一读书时，晚间不慎从楼梯上摔下来，锁骨骨折在我家疗养了一个多月。后来开刀住院，我去帮他料理生活，喂饭喂菜，倒屎倒尿，以致后来和我结下了不解之缘。陈信友的母亲本是个心肠极好的妇女，加上我父母亲对她的长子患难相助的恩惠，才使她不分彼此的招待了我们一家人——姐姐是陪同父母来到上海的，她的一女二男都守在宁波老家里。

我见到一家人自然是悲喜交加。在这兵荒马乱的时刻，年迈的双亲仍然健在，该是多么幸福的事情呀。我说：“‘多行不义必自毙’，日本人总有一天是会被赶出去的，民心是不可辱的，各国人民对中国的同情是前所未有的。”这番话也多少表示了一点我“学成归国”、“报国有门”的幸福感。在那朝夕思念、忽得会见的激动心情下，我散布的那一种平静的感情，把他们抚慰得哭泣起来了。我记得当我仔细凝视父亲脸上加深了的皱纹时，仿佛回到了老家。此刻，陈信友的母亲自然成了新家庭的成员之一了。在由于她的存在，而几乎成为圣地的两张双人床的斗室中，父亲母亲和我一定比在世上任何地方更幸福。在母爱、欢乐、爱恋、希望或失望中，在一切感情中，我的心自然从伦敦、巴黎、柏林、罗马转向这里。我在这里找到了我的避难所和最亲近的一群人。我自然感谢陈家妈妈的善良用心，她没有嫌弃我们，在上海这个地方这是何等难得的人情呀！

来看母亲的第一个是华美医院的护士长，我叫她方阿姨，她是我母亲在华美医院服务时的上司和保护对象，我母亲为她排除了不少年轻医生的性干扰，所以这位老朋友一听说母亲来到上海，又了解到我从国外回来，自然喜出望外，于是就带着她的七岁儿子来看我母亲了。

方阿姨在一个明朗的夜间在上海“大三元”广东酒家设宴招待我们一家三人。父母亲上馆子做客人在他们生平中恐怕还是第一次呢，父母亲呵呵地摇头咋舌，见了广东菜不知所措。母亲的表情起伏，对上海闹市里新鲜事物都颇不以为然，对霓虹灯闪眼的光辉表现出很大的惊愕。方阿姨举杯向我祝贺，向我父母亲表示感谢，感谢他们昔日对她的照顾。这情形不仅使我想起洪医生当年对方阿姨的追求终于被拒绝的窘态，也使我记起另一位护士躲在我家避婚的恐怖状态——那时我家住在剃头店楼上，姓徐的姑娘在我家足足住了两个月才逃过一次野蛮的逼婚抢婚；这位阿姨后来找到如意郎君，曾邀我去上海做客，那时我最多还未到12岁。我借这一话题侃了往昔妇女在婚姻不自由的环境里的困境。方阿姨若有所感地告诉母亲：她嫁给一位在海关里供职的先生，岁数大一点，但为人极好。我举杯祝她幸福，并多次向她表示谢意。还有一些宁波人——父母的老朋友来到陈家，总说儿子回国是件多么光彩的事，在这种场合，他们是不会想到和谈到日本鬼子在宁波的横行霸道的残酷行为的。但我却想到宁波所受到的鼠疫毒害，我似乎听见飞机在空中的呼啸声。看到他们那欢声笑语表达了兴高采烈的心情，我自然也不好说什么了。

4　与父亲的永诀

在我即将离开上海去昆明的前一天，我特地带父亲到外滩去走一趟。一路上讲的全是日本人打进宁波的事。他深以为幸的是我在国外没有亲身遭受当亡国奴的耻辱和迫害。他又谈到一位在乡下有田的中年农民在我出国时是多么精心的照顾了家里，还说这位好人愿意做他的儿子，正等着日本人被赶出去后能在宁波见到我——他从未见过的老弟。我让父亲见到他时，代我问候他，祝他和他一家人平安，等日本人走了我一定回家拜望他。当父亲听到我马上要离开上海时，他含着形容不出来的悲哀（即使比我心硬很多的人，看了他那样子，心也会软下来）。他的脸色都变白了，热泪滚下他那瘦长的双颊。我立刻痛切悔恨现在告诉他这些，未免有些太残忍了。费了比使父亲败兴大得多的气力，我才又使他高兴起来。我们父子步行到南京路的一个角落停下脚步，挨着一家商店的窗口面对面站着。我不久才了解父亲要和我作最后的告别了（我理应预先知道）。他这时显得很安详，完全是因为他对日本人一定不会长久待下去所怀抱的信仰，也因为他对我在这个时候能够回国所怀抱的渴望得到了满足。我相信，他一定认为他那最聪明的儿子的智力是能够左右天下的，是足以战胜和克服一切致命的灾难的。

龚祥瑞父亲像

他就是以这样自信的态度在街角上和我叙别。他说他见到了我就算到了天堂，他没必要把他所经历的苦难一一向我追述。我想当他强迫自己回顾我在这段时期里的成就时，他或许会感到十分幸福了。他叫我放心去昆明教书，不要想到他将不久于人世，我说他将永远在我心里。父亲大睁着眼睛，带着意想不到的笑容，把上述这番话亲口讲出来。听到这些我感到我们像在做梦一般，我说：“这是上帝的事，由主安排，我们应该依靠他，我们应该侍奉他。”我把激动的感情压下来，平心静气地把这番话讲出来。父亲怀着得意多于失意的神色看了我一眼，依然老样子垂下头，就像多年前所常见的可怜兮兮的模样。不过当我送他回去时，我看到的只是一位枯槁瘦削、老态龙钟的老人在蹒跚而行。我想他一定知道这是永别，他在失去精神支柱的情况下想必正寻求他不知道的未来，心里急急地走向远方，赶快回到家中。他那模模糊糊的身影消失在我的视线中去了。

第二天我离开上海，直到那时我还不知道我必须忍受的打击是多么大。我抛下父母和孤苦伶仃的姐姐踏上了旅途。我相信在那些年里，他们那已经饱经忧患的神经是能够承受这离别之苦的打击的，正如一个在战场上受重伤的人到头来还不知道自己受伤一样。

我并未很快领悟这次离别带来的伤感如何严重，而是慢慢地一点点地领悟到的。我离乡时所怀抱的寂寞之感随时加深、随地扩大。一开始，这是一种关于丧失和悲哀的双重感觉，我不能从两者中分辨出别的来。我似乎丧失了一切——童年、爱情、友谊、兴趣，我已经遭受了破坏的一切——我最早的自信，我最早的激情，我生活的孤寂——一片连续不断的直到好像被洗劫一空的绝望感。

我的悲哀是自私造成的，但我并不知道它是自私的。我为那个年轻时就被夺去生命的姐夫哀悼，我为那个许多年以前博得他的爱的大舅舅哀悼，我为那在南京路上与我永诀的父亲的受伤的心哀悼，我也为我那淳朴的家（我童年时被江风吹拂过的地方）哀悼，我更为母亲夜以继日为我付出的艰辛劳动哀悼。

我终于失去了从绵密的思念中再一次重新出现的欢乐的希望。背负着重担一处一处地流浪，这时我感到这担子的全部重量，我佝偻在它下面前行，我在内心里说，它是永远不会减轻的了。

注　释

①　上文弗德尔党纲里的话在后来再版的《我的奋斗》一书中全被删除了。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履新

1　从海防到昆明途中

我和邦彦先从上海到香港取出八九件行李，再乘坐小火轮继续赴安南（即今越南）的海防。是楼家给买的船票，他睡包房，我睡露天舱的一张帆布床。其实，他睡包房也很不安定，因为我时常见他在甲板上踱来踱去。在那一天一夜的航行中间，我穿着一件法国式蓝领白色的长睡衣，像一个受了惊扰的鬼魂一般在甲板上游荡。满脑袋胡思乱想，任凭那轮船不断地在大海中颠来颠去。

当我躺下时，我是多么悲哀呀！我一次一次地想我在南京路上和父亲告别时的窘相，想我不再有见到他的日子，想我不应当把我的路费全部给了名凯，以至于让父亲空手回去，连礼物也没有赠给陈家，甚至也未能给方阿姨一点小礼物；想到我这长长的学习期间，每月只寄16英镑给家里，也从未问过一家六口日子过得怎样；想我以后应当怎样生活，想做一点什么来帮助家里。我虽然为了这个难过，不过我是那么忘不了父亲在南京路一个角落里对我说的每一句话。我知道过去不多为我父母亲着想，光顾我自己和朋友，都是我的不是；但自私与友谊是分不开的，我不能为了友谊而把自己家人放在一边。那船上度过的一夜在我是多么悲哀呀！

想到这次回国，我做过各式各样的噩梦，似乎在入睡之前就做起梦来。时而衣衫褴褛，想买件像样的衬衫也没有现钱；时而穿着肥大的睡衣去见方阿姨的丈夫；时而在黄浦江边见到许多同胞饥饿地捡取外国人丢弃的残渣剩饭；时而我不存在任何希望取得巴黎大学的文凭再回国；虽然密尔根·盖次维奇教授已给了我一张修业证书，但他并未肯定我已取得博士学位。从迷迷糊糊中清醒过来时，我发现轮船晃动得厉害，因而担心风浪再大会不会有翻船的可能，不禁自言自语地说：“可怜的孩子！”当我再想入睡时，却看见太阳已从海上升起。

到了海防，我们俩住到一家华人开的旅店里。使我特别恼火的是海防的海关检查，那几个法国直脚鬼要我把所有的箱子打开，他们把所有衣服、书籍和日用品全倒在地上，弄个乱七八糟，用手杖捡好的往检查台子下扒拉后拿走，真是可恶！法属安南就是这样下流的地方，那个时代就是这样对待中国人的。

滇越铁路是法国人建筑的，设备简陋。我们乘的是四等没有座位的车厢，所有行李都堆在中间，留出两边空间让旅客坐在地板上打盹。火车一到晚上就停在站里不开了，客人必须把行李取走，带到过夜的旅店里去。我们带的行李全得自己背到车站附近的旅店，第二天一早再一件件扛到车上，这番折腾真令人苦不堪言。幸好一路上还有些逃难去昆明的年轻学生同路，他们多少还能帮我们一点忙。当地安南人矮小，好像弱不禁风，哪有气力背得动这些装书的箱子呀！

从海防到昆明大概要经过六次这样的搬运。大车在蜿蜒曲折崎岖不平的崇山峻岭里前进。上坡，车就像乌龟那样爬行；下坡，车就像追急了的兔子那样没命地奔跑，放眼望去，满目青山一望无际。并不算长的旅程，由于走走停停，饥渴劳累使人觉得长得有点叫人难耐了。上车的客人多说法语，他们的牙齿大多是黑黑的。

那批年轻的中学生不时唱着抗日歌曲，表现得非常活跃，似乎是在进军而不是在逃难。我们亲热地和他们生活在一起，一起买饭吃，一起去取水喝。一路颇不寂寞，开始我们都有点拘谨，后来才逐渐了解他们是到昆明上学的，才亲近起来。他们身上留有在恶劣天气下跋涉和流浪的各种痕迹，不知道他们已经走过多少省份和城市了，但是他们的样子都很健康，个个像具有坚定使命的人，没有什么折磨可以使他们感到疲惫。我那时年轻，也很有力气，身体棒棒的。我在和他们作了一番比较之后，常常感到青春的自豪和不凡。每个年轻人的脸上都显现出一种纯真持重的气氛。他们的家乡在哪里，他们要走向何方，我不敢询问。我想，他们一定来自许多已被占领的远方，有过许多痛苦的经历。

再有一天就可以到达目的地——昆明了，大家心情开朗起来。随着上车旅客的增多，行李在车厢里堆得满满的，连坐着打盹的地方都不多了。我们四个人——我、邦彦和一对王姓夫妇，后者是伦敦皇家医学院毕业回国的医生——只好站在两节车厢的过道中眺望那远处美丽的落日风光。

2　抵开远站之前

火车高速前进，大概是下坡滑行，越来越快。我心里紧缩起来，似乎感到某种险象将要出现，有两个铁路工人拿着红灯从前一车厢快步走向下一车厢，这暗示着即将发生什么事情。车行更快速了，我向周围的人说道，如果出了什么意外，只好往外跳啦。不久果然轰隆一响，车子向上一跳，所有行李都排山倒海般垮到过道上，把王医生给压倒了。正要推开箱子把他扶起来时，车子猛地停下来了，我们松了一口气。我马上从过道跳下去，宽慰地感到捡了一条命，一看没人受伤，大家都侥幸地有点喜出望外的高兴。我立刻想到后面来的火车一到这里不是将会碰撞在一起嘛！路边有一盏红灯正在闪着光，我建议我们四个人把这盏灯送到离车子近二百米远的小山头上去，警告后面的车子，注意这里出了事。当我们小心谨慎地把警告灯安置完毕，回头走向停在路上的车厢时，只见一道熊熊大火正向四处漫延。我喊：赶快跑！把车上行李取下来！火势越来越猛，当我要爬上车厢去抢救箱子和挂在衣钩上的外套时，所有的人都劝阻我不能上车，“太危险了，太危险了。”我们眼睁睁地瞧着从伦敦一路带来的衣箱和书籍全在旺火中燃烧得干干净净，太心疼了。我这时就像刚做了一个梦一样，只有一件衬衫穿在身上，什么也没有了，所有带回来的图书、资料以及异国他乡的城市、宫殿、教堂、学校的图画、照片，还有衣服、打字机、各种新奇事物全都烧掉了，彻底地一无所有了。不幸的是天公不作美，忽地下起雨来，祸不单行！

不久就见到几个中学生从火焰中逃将出来。有的乘客被压伤烧伤了，躺在地上呻吟。王医生忙着在尽救护义务，而那位英国留学生——楼君在这样紧急时刻竟拿着一把雨伞在给医生夫人遮雨，以尽绅士爱护淑女之责，他不去参加抢救，我真的生气了；在那茫茫的黑夜里，我只有从那沉痛的悲哀中，凄凉的雨水里抬起头来感谢上帝，张望着黎明的到来！

有一个旅客捂着肚子在哀叫：“痛死啦！我要喝水！”王医生叫我取点水来。旁人说，受伤的人不能饮水呀！王医生怒斥道：“我是医生，还不懂这道理吗？”找到一个热水瓶，倒了一杯热水。他给叫痛的人喝了一口，想不到热水一下肚，这个人便断了气，我茫然了！

大概在雨中等了两个多小时，从昆明开来了一辆火车把我们还活着的人转运到开远车站。天哪，开远离终点站昆明只有一站路，第二天就到站啦，可我们乘的火车居然在未到开远之前就出了轨了。

3　身外物和不朽的灵魂

在开远车站内见到了一些烧伤的同路人，因为下了雨，他们被烧伤的脸和头泡得又肿又大，面目模糊不清，他们全躺在地上；但在与我同车厢的中学生中我还能认出谁是谁来。

第二天到了昆明，才知道这次列车之所以烧得那么惨，全是云南省长龙云挂在这列车上的油罐车碰撞着火造成的，连撞带烧，听说死伤不少。我和楼就是穿着一件衬衫到的西南联大，除了光身什么也没有了。

我知道，像我这样的性格一定会在多层痛苦磨炼中得到益处。这次我没有被行李压死，或被汽油烧死，是父母亲保佑了我。那么以我的信赖为荣的父亲，那么期望我的成就增大的母亲，他们一定十分明白我一定会努力下去。假如他们知道这场不幸后，一定会明白在面对生活的苦难时，我决不会软弱消沉，而是坚强与振奋。因为童年对苦难的忍受已经帮助我成长，更大的忧患必定鼓励我前进，比当时的我更要坚强，更能耐受苦难；不拘我在什么地方，我父母亲的精神永远在我身边；他们曾经为我已取得的成就自豪，他们更将为我未来的成就自豪。

过了不到半年，宁波来的电报说，我父亲于1939年12月间逝世了。

有一天，一位叫袁岳的朋友问我：“你是否相信灵魂？”我一时回答不了。过了一些时候，当他重新提出这问题时，我认真地答道：“我信。”我解释说，父亲死了，但他的灵魂却在我心里永存，他一生做的好事都回报在我身上了。这是我得以避祸得福的源泉——那不朽的灵魂存在的证明。不过，这只能由我用事实而不是用言语或者信仰来证明了。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年

1　恬静春城

遍地烽烟中，1939年夏日的昆明仍然是一座凉爽、明亮、恬静的春城。盛开的白色山茶花无比娇艳，像天女散花般地到处点缀着这片广阔的大地，更像玛格丽特超脱了的依恋般美丽。街上行人莫不安详宁静靠着左边“安步当车”，缓慢的步伐使我联想起印度街头的“神牛”。除汉人外，当地还有那么多的少数民族，其中有戴白帽的回民，戴红结子的彝族，着黑色衣裙的苗族……我现在清清楚楚地记得：“近日楼”（现已拆掉，成了百货大楼前的广场）前前后后呈现一片令人眼花缭乱、交相辉映的多民族（主要是汉族）和谐聚居的景色。

“西南联大”是华北三校（清华、北大、南开）在国土沦丧后内迁联合起来办的大学，校长是梅贻琦、蒋梦麟、张伯苓。我和邦彦是清华聘请的副教授，拿到手的是三位校长的联名签署聘书。钱先生说，如果我们愿意拿教授头衔就进北大；按清华的规定，则只能给我们“副教授”，仅一年之差就可由副教授升任教授，所以我没有把这种区别放在心上。不过仅就这点来看，也显示出清华自视之高了。

学校是从北平转徙中南而迁至西南的，在空旷的场地上盖了茅草顶的学生宿舍和教室。一个很大的图书馆和办公用房则是瓦房，给我以艰苦朴实豁达大方的印象，环境十分安静，不愧是抗战期间我国最高学府。一片明亮的晚云沿石头山坡飘浮而过时，我几乎相信，来到这里远比在伦敦更感自豪。

学校发给我们每人500元作为旅途中的损失费，我置了秋冬两季的衣服。夜里在一间大教室里打地铺，感到实实在在到了“家”，似乎比在都尔的寓所更“阿当姆”（At home）了。

2　在我孤独的时候

在出国的那段时间里，课业繁忙的紧张生活，往昔的亲朋好友、欢娱趣事我全都抛在一边，置诸脑后了，只有一件事算是例外，我把这个例外一直保留在我的内心里。那内心的秘密有如澎湃的水，不时升起。起初，我并不能那么完全了解内心的秘密，我并不知道我应当把那最幸福的希望寄托在宏涛这一家——他的妈妈、弟弟和妹妹——身上。特别在我孤独的时候，才魂牵梦萦般地想了起来。在出国的那几个年头里，我觉得早已把和他们一家恩爱相处的感情轻率地抛弃了。但我相信他们不会抛弃我从昔日所感受到的相互之间的默契、那种不能言传的亲密无间的交谈。现在，当我一身独处又如此孤寂地在海拔两千米以上的高原时，那种默契、那种交谈就以一种新的责备和新的悔恨的思念进入我的脑海。

假如，在那时候，我能主动同涛桂妹妹在一起多多交谈，我想，我一定会在出国之前把我的秘密向他们一家人透露，向她表示我的倾慕之情。可是，那时在我们之间似乎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拘束，似乎我不忍失去真诚相处的兄弟姐妹一般的感情。当我离开他们出国时，我最为惧怕的也许就是向她敞露心怀了。

但是，他们一家人待我像女婿一般的感情现在已在我自由选择对象的进程中逐渐成长。孤独之中，我不由自主地胡思乱想起来：假如宏涛不是个男孩，我们一定结婚了；假如宏涛的妹妹用另一种感情和我相处——我有时想：她可能也有过同样的想法——我们也许已经订婚了……然而事实上，我却把这种机会抛弃了，留下来的是那崇高的兄弟感情和我对他们妈妈的同情。我也知道，这种柏拉图型的爱情是不可能持久的，即使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的时候，在世事纷扰中也极易夭折。所以有时我又想到应该把我的热情加到学业上去；我有许多本来可以做的事，却还不曾做啊！宏涛跟我的关系，是我和他自己那崇高的兄弟般的友爱造就的，而且不是任何别的感情可能代替的。

我甚至想到，和涛桂妹妹的恒心和耐心比较起来，我似乎感觉到十分软弱；现在我愈来愈感觉到了。不拘她觉得我怎样，纵然我在许久以前配得上她，似乎我现在是更配得上她了。然而似水的年华，昔时不再，我已经把时机错过，理当失掉他们全家的希望和信赖。

我在这样的理念中感到很痛苦，这些想象使我充满烦恼和悔恨；我怀着十分懊丧的心情自我谴责：既然在我的希望一度活跃时轻浮地背弃了他们，照道理，在我的希望凋谢时，我就当含愧地摆脱转向他们的念头。事实是我们那多情尽在不言中的关系必然是“剪不断，理还乱”的，在离别他们全家多年之后现在又复活了。

宏涛是我在中学时代的小弟弟，一个脸色黄黄的、眼睛黑黑的、身材苗条的小伙子。不过比我小两岁，那时候啊，我父亲和我对他的钟爱是分外热烈的。一切属于他的东西，我们都觉得宝贵，父亲甚至称他为“阿拉小儿子”，常常像众星捧月一样把他接到家里，他就像一团火焰在我们的心中燃烧。我家（和他家一样），只要有了他和我俩人出现，整个家里的气氛就换了个样。有时，父亲的欢喜程度简直没法形容。

现在我已回国，一心盼望见到他，同时要向他保证，我对他怀有一种不寻常的爱心，他可以信任我对他全力爱护。我毫不怀疑，他对我也完全了解。

3　宏涛弟到了昆明

我心中急切企望会面的宏涛，简直就是我一切的缩影。在某种意义上，他像一个闪光的玻璃球，从它可以见到我早年生活的痕迹，就在迷离恍惚的时候，在我面前已出现了一个容光焕发、风流倜傥、英俊潇洒的身影，我知道现在他就在我身边了。他到来时，我已在校外老的师范校舍（那时已属西南联大所有）搞到一间房子，它是一个大教室与一个教员休息室之间的前后相连的两间卧室，前间住着工友，后间就让给我们兄弟俩人住，前后左右都有薄薄的木板隔开，所以天天可以听到教室里皮名举教授宣讲的“世界通史”、上下课的打铃声和师生们进进出出的脚步声。当时我也有课，第一年要我开讲的是一门“行政问题”课；另外，装满我头脑的是钱端升先生为我们年轻教师专设的“行政研究室”的计划工作。

“那么，祥瑞哥，”当房里房外没有别人时，宏涛说道：“我想听一听，你要我做什么以及关于你的一切。我觉得仿佛你就是我的哥哥，又是我的老师。”

发现他对我依然这样的热情，又是那么尊敬，我欢喜得满脸通红。

他是乘长途汽车从重庆经过“十八弯”来到昆明的。他告诉我他一家人——他的妈妈、弟弟、妹妹和舅父都已从沦陷区到了重庆。他从东吴大学转学到乐山的武汉大学，毕业后在谷正纲部长主持的社会部工作。直到这时，我才知道，他的祖父周骏毅原是蒋介石小时候的授业老师，现任军需署署长，替蒋管钱管物，所以日本人入侵时，他们全家才有迁至陪都的条件。

“现在，我可以留下来陪你到明年夏天了。”他的意思是要回重庆去度暑假。他还告诉我他毕业后曾到过西康做调查，从经济到信仰都由“头人”一人统治的类似原始社会——讲起当“头人”治理——的故事。我饶有兴趣地听完后，就写信把他介绍给在呈贡做社会调查的费孝通先生（当时他在云南大学任教，家住昆明郊区呈贡，和许烺光先生一起主持一项少数民族社会调查的课题）。同时我给系主任张奚若先生通报并经他同意，向中英庚款董事会秘书杭立武先生申请一笔研究经费供宏涛在昆明做基层政权调查工作使用，杭给了我肯定的答复。这样，实际上，宏涛就成为我的“助手”了。

他日日夜夜在我身边，我去到哪里他也跟着我到哪里。我几乎是如饥似渴地在梦想不用多久就可以在重庆见到他妈妈。我立即写信（她识字，能看报，但不会写信）告诉她我很高兴见到了我喜爱的老同学，也告诉她我接受她的儿子的邀请，不久将到重庆去看望她。

写完信后，我们租了一条船往西山去走了一趟。一路上听到船上一位穿着红袄子的姑娘跟他相离不太远的另一条船上一位穿着背心的后生对歌欢唱。嘹亮清脆的歌声，一首对一首，一阵对一阵，首首相应，声声相和，跟水波中的桨声相吻合，在我们两个汉人的心中荡漾。在这种苗族的对歌欢乐声中，最无情的人也会有情的。这才算是到了我们能纵情欢笑的地方！这是我们能真正开心的时刻！我几乎相信我们是在梦中。

登岸后我们观赏了华亭寺和一些别的风景，又在龙门最高点瞭望了无涯的滇池。有时人们知道我刚刚从英国回来，不禁要问我：你对国外各个不同的游览景点留下了多少印象。我说：“毫无印象！”我在伦敦只看过两场电影，实在太可怜呢！

“你就要在大学得到很高的地位啦！祥瑞哥！阿爸，阿姆，理当以你为荣呢！”宏涛说道。

“我只不过得了一个学位！我的老弟！”我叫道。“我的老弟宝贝——像我父亲那样叫你‘宝贝’，你不介意吧？”

“不！这种外国规矩，总有点不习惯！以后可别这样叫！”我知道奉化人性格矜持。说老实话，我没有一点想在这方面宣扬我自己的愿望、我自己的志向，没有。我认为我只不过是为国家取得一点小小成绩而已！

“但是，现在还是要讲点名誉地位呀！是不？”他开始内心自白了。

我拿狄更斯的话回答他：

“你这荒唐的想法！为什么要费这种事，使一些蠢脑袋仰望呢？让他们去仰望别的什么人吧！名誉是给那种家伙预备的，欢迎他们去得吧！”我不知道这句话能不能掩盖我思想深处的觅誉求名的欲望。说得那么清高，使我害羞。我想改变话题，幸而这并不难，因为宏涛向来可以顺着他那随和的性格而闲聊些别的。

游览完毕，回到城里，已经是太阳落山的时候了。

4　“行政研究计划”

西南联大“行政研究室”是专为一批年轻教师调查研究我国行政机构而设置的，由钱先生发起和主持。参加研究的工作人员有陈体强、谭一元、吕恩莱、郭登皞等研究生，而以我为核心。这个部门在体制上与政治系是并立的，实为高谈阔论从柏拉图到卢梭的政治哲学的政治系主任张奚若先生所不齿而不屑一顾。

研究我国的行政机构，看来有点蹊跷。当时是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时期，蒋介石提出了“抗日建国”的口号，在表面上这是与“安内攘外”的战略思想本末倒置的。那就是说，抗日（攘外）在先，建国（安内）在后，按照形式逻辑也好，按照实证逻辑也好，先“抗日”、后“建国”的程序是讲不通的，理应改为“建国抗日”，才符合“安内攘外”的逻辑，也符合“先建国而后才能抗战”的现实。倒是中共的“统一战线联合抗日”的口号来得名副其实，统一战线便是一条建国的战线，只有这条战线才能建设起一个统一的国家来，也才能联合起来进行抗日战争。当时西南联大的那个小小的行政研究室就是从建国的思路出发的。国家不团结、不安定，“抗日”岂不成了一句空话？中共倒是真实地在四周白色政权的包围中，在一小块或若干小块红色政权的区域内长期建设，后来又在日本人占领区的后方建立（割据）它的红色抗日根据地，在最大可能范围内进行建设来坚持抗日的持久战。

我们为“建国”设计了一项“行政研究计划”，明白无疑地提出了当代问题主要是行政管理问题，而不是“政治”问题。而所谓“行政”，我首先解释了，这是：（1）一部人为的机器；（2）一部无形的机器；（3）一部庞大复杂的机器。然后我提出把公共行政作为科学研究的目的、方法和结果。这里所采取的观点是一个政治学、法律学和社会学的观点。所以我们的研究计划应包括理论的推考、法令的分析和社会调查三种内容。

当时在国难当头、联合抗战的时候，国人尚不能团结一致，连学人也不能和衷共济，切实追求科学——关于发明或了解真理之系统的知识。学校的职责是为知识的，求真理的；不是来搞政治的。我是个教政治学的教师，就只想研究政治或只教政治学而不搞政治，更不参加实际政治活动。当时西南联大有的是大教授，他们不是参政会委员就是中共外围人士。他们所搞的政治名曰“合作”实为“斗争”；明的“统一”，暗的“分裂”，即使在日军长驱直入实行“三光”政策的时候，依然故我，互相骂娘，科学的思维方法始终建立不起来，“德先生”、“赛先生”已无影无踪，只剩下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了。

后方有志青年醉心民主的人不少，在四周嘲笑的氛围中投入了政界，其中有几位是我认得的，颇有“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至诚佛心。后来我收读他们的信，尽是直言不讳的悲观。为此，我写了一篇以《谈实际政治》为题的文章。

我在那篇文章提出一国政治的三条轨道：（1）治权的划分；（2）党派的划分；（3）官吏的划分。这三种划分或三条轨道，我以为都是公法观念的一种表现，而公法观念的确立实有待于绝对权力观念的取消而代之以政治科学的探索。

我当时的思想最主要的还不在于公法观念的确立而在于政治科学的提倡。我在五十年前《谈实际政治》一文中就是这样论述的。

“实际政治上了轨道，会有结果，用心与计划才能见效；但不能确保其于社会有贡献。像轨道是达目的之方法，不是目的之本身。一个政治上了轨道的国家不见得就有进步的成功的政治，英国即是一例。政治的成就最后有待于公法观念的内容与社会的实情相吻合。公法观念的深浅与内容在各国是不同的，因此各国政治进步的程度大有差异。天下为公的观念各国都极肤浅，大家不知世界公理是什么或所知与实情不合，因此世界没有法律，没有公理。即为国家求公益的政治也不多得，因为‘为政者’常常茫然不见社会的局面，未知全社会的公益为何物，或有所知而与事实相左。若各国的‘为政者’都能知道实情，并有应付的能力，求全社会的公益，世界也不致陷于今日的地步了。多数国家都未达成全社会公益的目的，有许多国家其政治虽上了轨道，但其公法观念的内容并未普及到社会中的各阶层。有的是被一个特殊阶级的利益操纵着，有的是被少数个人的野心操纵着。全民政治恐怕也不能解决当今的问题，因为多数人民或全体人民同样可以营私，同样可以愚昧无知，同样可以茫然无视于现实，同样可以不知公益之所在，同样可以将他们全体的私利当作国家或世界的公利。可见公法观念并不是全民政治观念。”

我为行政研究室立下了政治科学而非法学的重要思想。我说：“公法观念的内容是‘公的认识及公私分别’。但‘公’不是一种空泛的用心，它是要经过目睹社会的事实才能得到的，要到一村、一乡、一县、一省、一国以至全世界去观察调查寻求的，而且它又是一套动态的继续发现出来的东西；公益不能按照最初的发现像生物学家的标本一般永远钉牢在墙壁上。它是靠继续的发现才能见效的。”我说：“这样看来，公法观念的确立唯一有待于政治科学的成就了。”①

就当时的情势看，倾陷于今日世界的并不是科学与艺术，更不是贫苦男女一切的生产能力，而是独裁国的魔咒，民主国的昏庸自满，官僚的愚昧。人类的悲剧多由于“为政者”茫然不见他们当前的局面以及“枉费心机”、“一意孤行”所构成的危机。文化的进步很快，唯有政治毫无进步。社会的活动几乎都有轨道（习惯与法律），唯有政治不上轨道。其他事业都讲学识，唯有政治含学识的成分比较最少（有的是野心、权术和公然的欺诈）。科学和生产的进步能造福于人类，也能使本国人与其他的国人结合起来，从事和平的、快乐的、进步的生活，然而在各国实际政治的支配下，它们竟部分地成为危害文明、破坏世界的力量了。政治的不进步始终是文明最大的威胁。

考察政治失败的原因首要的是学识的落伍。其他学识都有进步，唯有政治科学最落伍。于是我在《谈实际政治》一文中坦言相告在后方的青年不要枉费心机在茫无头绪的政海里讨生活。倘若既不知国家和世界的面目，又不知当前公益的内容，盲目去做实际政治实在是枉抛心力的。我们行政研究室愿青年从事于学识的进修。先将各种道理弄清楚，然后挺身而出不辞一切的艰苦，去作调查实情的工作。我说，我们须先有学识，关于我们社会的局面、各地的实情、人民的需求、推行各级政府法令所遇到的困难……有了齐备的社会政治科学，然后才能有科学的政治。吾人的努力应偏重于这门落伍的科学之推进，社会人士也应帮助吾人在这一方面多用点功夫。这种求知的心计，与实际政治相比，自然是处在低潮，但我们坚信是不会枉费心机的。

5　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

五十年前，清华大学的顾毓秀先生在《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撰文的观点，将科学研究与研究科学以及科学本身与科学家其人区分得十分明白有理。

顾先生告诉我们，应当注意科学研究同研究科学不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他说，我们谁也可以学科学，研究科学，但是我们要承认一个事实——只有少数人可以做名副其实的科学研究，而成为有贡献的科学家。

我当时所计划的行政问题研究，其实只能说是研究行政科学（或研究政治科学，如果把行政科学作为政治科学最主要的部分来研究就不是纯科学的研究了）。科学研究应该是研究科学的人的最高企求。像攀登喜马拉雅山一样，不一定人人可以达到最高峰的。

顾先生的文章有一个高明的见解，它对当时像我这样的年轻教师的思想影响很大。我认为我们的研究不一定要有用，更不一定要救中国。研究科学本来是人类智慧的探险，是只有耕耘，不问收获的，也是超出空间，也不顾时间的。而“救国”的问题便是既有目标，又要效果，并且要顾到空间时间的迫切要求。当时，我草拟的研究计划显然是属于社会上所提倡的“科学救国”那一类的见解。

在“科学救国”的立场下，“国便成了主体，因此我将行政研究的目的定为（1）求我国政治学的出路；（2）求我国公共行政的进步。于此——我说——故愿于教学之余分实际行政家之劳，从事行政研究，俾一得之见能贡献给抗战胜利后旨在建国的政府，以备各级行政长官的参考。”

但由此并不能断言：我们不能攀登科学研究的高峰，不能从事人类智慧的探险。我们从历史上知道，某某大科学家在敌兵闯进门的时候，仍在地上找他所画的多角形；某科学家为了发表一种科学的结论，被人送到火上烧死。我们知道有许多科学家研究微生物而终身不娶；有许多科学家，在实验室过夜，就像艺术家、文学家那样在斗室中锲而不舍地追求。

我们搞社会政治科学的人是否也能攀登最高峰，即从行政科学研究——法律科学研究——政治科学研究这样一步步攀登呢。如果本人不能登上，那么青年后生是可以继续攀登的，为科学而科学的人比研究科学的人和提倡科学求救国的人，其态度该是更神圣的，更不苟且的，更不自私的，更不为我更不为人的。正如顾毓秀先生所称赞：他们是高人一等的，他们是清高的，超世俗的，不慕虚荣的，不求功利的；而他们又是大无畏的，不顾一切利害的。他们为知识而观察，而分析，而归纳，他们为真理而劳心，而劳力，甚至牺牲生命。

那时我接受了顾毓秀先生的“科学观”，但是我并没有忘记救国。于是“科学可以救国吗？”这个问题便被提出来了，顾先生的文章似乎回答了我们的问题，尤其是我深心思虑的问题。

顾先生开宗明义地说：“科学不一定救国，科学本来没有这种责任（教科学的教师也复如此）。……所以，倘若说不能希望理想的科学家能够担任目前救国的工作，我们并没有看轻他。乃正是看重科学的超然性和高贵性。希特勒统治下的德意志，不稀罕发明‘相对论’的爱因斯坦，虽然是短见和偏见的举动，但亦可表示，当代大科学家并不是力图霸权的实际政治家所需要的。”

这绝不是说中国不要科学家。老实说，中国不但应该重视所有的科学（包括政治科学在内），并且应该要求所有爱国的科学家为国所用。科学家如若不愿为国家（政府）所利用，政府对他们不苟的精神、超然的态度，只应该钦佩决不能埋怨，更不必说，打击迫害了。“他们如若肯为国家所利用呢？我们可以坦白地承认：科学家是有损失的，得益的乃是待救的中国。”顾先生的这句话说出了我的心里话，只是我不论是那时或以后，都不敢像他说得那样坦白罢了。

总之，科学是否可以救中国，一半取决于代表中国的政府——是否尊重科学，是否重视知识，是否利用有真才实学的学者；一半取决于科学家或学者的自择——科学或其知识之肯否为中国利用。关于这个“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的较全面的答案，顾先生作了透彻的解释：

“科学家如能看透一切，不顾目前的现状，依然奋勇地做科学研究工作（文学艺术工作也一样），我们便不应该向他提到救中国的问题，以分他的心。待他有了科学的贡献时，中国自然也有荣誉（科学工作的本身虽不为着荣誉，而荣誉自会跟着来的）。他们的成绩可以表现中国人对于科学的天才，让西洋人不敢小看我们，让我们自己鼓起自信心来。这些好处都是可宝贵的。万一国家有危急而灭亡，这种科学家的成绩仍可以传布各国，遗留后世，保存我们中华民族的荣誉，也许这点荣誉，及因此而鼓起的自信心，会成为将来民族复兴的基础，自然也说不一定的。”

顾先生的这番话虽然不愿过于悲观，但他确实认为，一个民族虽然国家亡了也可以产生举世公认的科学家或学者，如印度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由英皇诰封为爵士的诗哲泰戈尔。对于中华民族我从来没有丝毫的悲观，更不能说，我所熟知的中国的劳苦大众，在有条件的情况下，他们的智慧是十分惊人的。虽然他们的见识的范围不见得大，他们得到的真理是绝对不许有例外的。这不但是我的直觉的观察，而且也有人说过②“中国人似乎很有科学的天才，所以在很薄弱的基础上往往能有杰出的成绩……”“中国科学界中很有富于抽象力的人，能够从简略快速的观察中得到正确的结论。”

这些话明白地指出中国的劳动者有发明的潜力，中国是有前途的，中国人是不会亡国灭种的。你看30年代，日本人打进来了，中国只剩下半壁河山，经过全民抗战，还是取得了最后胜利。个人是过眼烟云，民族则巍然屹立。

从这种直觉的观察中孕育了我坚信“科学研究”乃是研究科学的最高峰。一个大学教授应有充分的科学知识（至少在他们所研习的专业的方面）和充分的科学修养。西南联大不乏这样的大学教授。他们各有自己的选择，自己的研究。凡是科学的研究总是富于创造性的，没有抄袭，也没有假借，题目是自己出的，方法是自己想的，实验是自己计划的，结论是自己作出的。“科学研究”应该有绝对的正确性：不许错误，也不许含糊。有了错误应该改正；含糊的答案，则根本没有意义，也经不起事实的反证。

“科学研究”既然是这样的高不可攀的高峰，谁敢说人人可以担负这种工作呢？这就看遗传（先天的）和环境（后天的）那些条件了。

“科学研究”确乎是研究科学的最高峰。我并不认为人人都可以做“科学研究”，而我确实相信有天才的中国人尽可以担负这种工作而有贡献。我这一代人的成绩虽然不多，但是也已经证明的了。我从来没有放弃过每个中国人都有的这种“自信心”。

我的自信心建立在两种观点上：

从科学的观点看，我们只要努力于纯粹科学的研究，像许多美、英、法、德等国的政治科学家、法律科学家、文学科学家、宗教哲学家、自然科学家……那样而有成绩贡献于世界，则自然不难于在世界科学界上取得应有的信用和地位，从西南联大毕业出来的高材生成为诺贝尔奖获得者就是证明。前面是一条光明大道，我们应该继续努力。

从国家的观点看，科学工作要解决实际问题，才有重大意义和价值，这与纯粹科学研究没有功利观念，也没有爱国思想，科学的目的是为知识，科学的任务是求真理，科学的贡献是全世界的、超国际的不完全相吻合。但是科学家如能想到他们加重了社会的负担，而谋报答国人，就要把中国改造成一个现代化的国家，而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知识，这一种社会意识的表示便使我们自信“科学救国”的前途是着实可以乐观的了。

有人问：假使我要以科学来救国，不是又回到“坚甲利兵”的功利主义的时代么？这不是开倒车是什么？顾先生的答复是：从前的坚甲利兵乃是不科学的人梦想利用科学，现在的科学救国乃是利用科学家来使国家科学化、现代化。结果如何，自然全仗热心国事的有志之士分头努力了。

有人问：科学的观点与国家的观点都有其重要性，为什么不让科学家各就其性之所好而自由选择呢？

我们和顾先生的答复相同，也就是说：“从科学的立场，自然选择固然很好，但从国家的立场——人民大众的立场——国内的人才有限，我们总希望有许多科学家，注意于国家的实际问题，虽然他们或者因此而牺牲了在学术界更伟大的贡献和更崇高的地位，这种牺牲确乎可惜，但实在是可歌可泣的。我常说中国的科学家现在的处境，几乎是悲剧性的，因为明明有一条研究的大路，向前走有的是鲜花美果，而他们为了国家的危机和民族的前途，有时不得不忍痛牺牲他们未来的荣誉（有的甚至不惜牺牲他们的生命），而选择那平凡而未尝没有荆棘的科学救国的途径。”

这里所说的国是中国，不一定是“中华民国”。

这将近十年的“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科学讨论，对我来说，确实是有益的。我和顾毓秀先生一致认为，现在所说的利用科学，比几十年前自然是不同的。

这是我在西南联大这个著名学府执教时的思考，这不过是我走上一条主观愿望和客观要求组成的漫长旅途时迈出的第一步。

注　释

①　顾毓秀有关科学研究的文章最早发于《独立评论》第32号，后来经改写于1934年12月1日发表于《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第2卷第1期，1935年5月15日，转载于《清华副刊》第43卷1期，第251—273页。

②　翁文灏：《中国的科学工作》，载《独立评论》第34号。

Chapter 13　第十三章　“一碧万顷楼”里的一个夏天

1　昆明西山有两个大寺庙

在第一学年快结束时我接到学校专任教师的聘书，并让我为下一学年的一年级全体新生开设一门“政治学概论”，它是共同必修任选的社会科学课讲程之一。我把开这门课程当作一件头等重要的事来对待，利用整个暑假写完全年用的讲义初稿。这时宏涛因患斑疹伤寒住昆华医院治愈后，已提早回重庆去了。

我想找个幽静的去处关起门来独自读书写作。云南大学有一位教地质学的老师，在西山太华寺租有住所。他没有孩子，仅妻子一人住在大殿庭院东南角一所两层楼的香客楼房里。回廊数折，长长一排楼房上下有十几间十多平方米的房间，空荡荡的闲着。那位先生见我还年轻可靠，就欢迎我到这座庙里暂住，一来对他的女眷多少有个照应，二来他在野外工作时间较长，不愿将房子空着白付租金。讲好我一日三餐就由他的夫人供应。我能找到这样幽静的住所，且无自炊之烦，可以闭门谢客，专心致志于备课，自然觉得十分难得，真有点喜出望外了。

一放假就由一个学生陪着经过滇池边从杨家村的一角上了西山。一路山林苍翠，山泉叮咚，林深苔滑，百鸟啁啾，行至华亭寺，见到一个年轻和尚。他身披袈裟手持一册语文课本，迎面走来。知道我是位大学教师后，就把我们二人引进他修身的禅房接待。这是一间书香味浓有大家风范的卧室，很安静，也很整洁。我随意浏览中，看见他的案头上放着《红楼梦》、《西厢记》等文学名著，也有《楚辞》等类的线装书，不由得我猜测，这是一位出家后还未能忘情物外的和尚。他大约有三十多岁，是不是抛妻别子皈依佛门的呢？其中必有一番不寻常的经历吧。他递给我一册照相簿，里面有几张年轻姑娘的相片，这样坦率耿直的和尚是不多见的。他说，除了念经外，他每天还给十几个小和尚上语文课。我说，我住在上面太华寺，以后多往来。就这样我和这位住持和尚交上了朋友，有时攀登那逶迤曲折的登山小径，经过寺门常到他的禅房小憩。接触中，我并没感受到像他那样的“出家人”有什么万事皆空、颓唐泄气的气息，可能是出家不久吧，也许他认为“出家”也不失为一条自得其乐的路子。人间可悲的事实在太多了，但如我所见他还有一点助人为乐的生机。他那忧伤的神态似乎是由他的内心的一种创伤造成的，这创伤在他那可怕的眼神里流露出来，立刻在我内心中转变成了同情，特别是他枯黄的脸色使我萌发几缕怜悯。

2　阁楼上的书房

我所寄宿的太华寺当时远比不上华亭寺。前者凋零残败好像一座香火衰败的破庙，香客住的客舍全空着，大殿和禅房只有几个小和尚在张罗，他们面黄肌瘦，衣衫褴褛。我并不住在那座二层楼房里，只有进餐时我才上楼，或者有客人来访时才到楼下的伙房里去做饭。

我住的是一座诗意盎然的阁楼，上悬一匾，题“一碧万顷”四字，楼因此得名，结构形式好像傣族人的竹楼，楼前是一方地，楼下是养牲口的场地；楼上才是居室；楼内有一条梯子，徒步上梯到了楼上就是前室。整个楼房好像是一个四方形的大花轿。楼上有很大的三间居室，全空着，明亮宽敞，有个窗口恰好朝着浩瀚如海的滇池，令人赏心悦目。为了安全，楼梯口上设有一块长条厚重木板，到了晚间，放下木板覆盖住楼梯口，用链子把它和地板锁在一起，这样外人就不能上楼来了。

我一人占有这三间空房，但我只用靠近楼梯的那间当作书房兼卧室。我从小和尚那里弄来一张书桌，一把靠背椅和一张木板床，这就算万事俱备了。有客来，就坐在挨近书桌的铺板上。在这个单人居室里我一住就是一个多月。

房里没有灯。黑夜到来时就把楼梯口的木板放下，上床睡觉。除星期四外我每天都早起早睡。白天从来不躺在床上。我虽身强力壮，但孤身一人独处在这荒山野寺之中，对自己的安全似乎也特别注意起来了。每天都把锁楼梯的那把钥匙带在内衣口袋中，唯恐丢失了。我并不惧怕什么山魈鬼魅或半夜有人呼我的声音（有时倒又期盼真有人深夜来访）。但我从来不在夜里走出庙门一步，甚至连那荒凉的大殿前也不停留，每到天色还没完全黑的时候就踏上楼梯回到那“小盒子”里去（那个无人居住的空空洞洞的阁楼，今天已被油漆一新，1981年在昆明召开中国政治学会第一届年会，我有幸重访太华寺，见到了它的焕然新貌）。举目望去，四周全是黑沉沉的，看不见一点灯光。假如有偶然夜游的客人（夜晚是永远不会有人来游山玩水的）光临，说不定会想到，这个庙里没有亲人的和尚大概死绝了。侥幸我对太华寺的兴衰往事一无所知，日常所见只是那目前的颓颜残貌，否则我一定要为它编织许多美妙故事以满足自己的幻想来聊破黑夜岑寂了。

事实上，每日清晨我从窗口上俯视那多雾的、“碧波临万顷，指点见星槎”，无涯无际的滇海，桅樯如粟，水势接天，浮着金碧焕彩的昆明。说不尽的诗情画意，时常引起我一长串的默念。在我所说的清早，天刚发白时，似乎有成形的希望的幽灵朦胧可见。失望的残影在我的心田里起伏，童年的回忆和对未来的憧憬交织在一起，在这种情形下，思绪悠悠，这阁楼似乎格外能引起一切和现实相连的联想。我无法对任何人说明那一月是怎样的一月，它在我的记忆中占据了几乎比一年还长的位置。白天，寺院里小和尚的叫骂声、游人的喧哗声、庙门的开关声……不可有充耳不闻，这一切都使我在孤寂中格外觉得烦躁。急于完成备课任务而时间却很短，这又添加了我的急躁不安。炎天暑热中劳作之余醒来时，发现长长的一天又开始了。幸而，晚间不时有一阵清新的雨水在阁楼和大殿间飘洒，直到把大院里所有的树木和泥土都润湿为止。在这番急雨中我在精神上好像也被沐浴了一番，变得清醒起来。我对自己说，要做一件事的时候，我就去做，要说到做到，不管做得好不好。我是一个有决心的人，我就是这样做人的，会尽我的责任做好我的事。不管是在吴文兴肉店门口卖咸菜也好，在作业场地给父亲递柴禾或拉棉絮线也好，在西山太华寺写政治学概念的讲义也好，我想没有比我更爱自己职业的人了。如此想来，这次在“一碧万顷楼”上从读书上从写作上所获得的是一种乐趣，它仿佛满足了我的一种强烈欲望，再也不是只有劳苦了。如果有人把我看作修道士或书呆子，我是会甘之如饴，欣然自适的。

3　苗族“书童”

我在山上单独一心地工作，每天工作十几个小时。昆明的雨季还没过去。夏天的落日对着熙熙攘攘的大千世界似乎总是流连忘返，到了下午七八点钟，它还是把满山照得遍地通亮，使我觉得非常舒畅。在用饭的时候，知道山上有一种叫“绿头菌”的蘑菇，像乳房般丰满松软，十分新鲜。这种可口的鲜菌是在荒山野地里生长的，雨后采了又长，随手可拾，而摘蘑菇又是一件非常有趣的事情，对于松弛一下因注意力集中而绷紧的神经大有好处，于是每天日落，我独自在山地上闲步时，见了一窝就拾，先是装在裤兜里，后来索性背着书包满山采集起来了。那位管伙食的教授夫人是一位中年女人，彼此相处融洽，她不厌其烦地加工菜肴，我“坐享其成”埋头大吃，心里总想着回到我的“小盒子”里去写我的东西，彼此说话也就不多了。

我每周总有一天要下山进城，把要用的参考书带上山来。经过华亭寺时我总要和那和尚聊上几句。我对于他是如何出家的秘密虽怀着很大的趣味，但一直不敢问，我那欲言又止的神态想必使他感到奇怪。他只是告诉我他是贵州人，念过“师范”。他带着习惯的平静神态说话，当我问及他的文化程度时似乎又显示出有些自豪。遗憾的是，由于专心备课我未能得知有关他的更多的可以进入我的记忆中的一些更生动的事情，但我至今还没忘记他的身影。

我清楚地记得，一位苗族少年，他衣襟单薄褴褛，赤着脚走路。每次回来我总能在山下和他相遇，并能得到他的热情帮助。他把我从城里带来的大捆书籍（有时有十几本之多）背到“一碧万顷楼”。这个孩子的脸色总是很热情的，他想帮助我的愿望也是真诚的。

“让我们做朋友吧，”我问他道：“你帮我把这些书背到山上去好吗？”

孩子答应了。我从来没有蔑视少数民族的观念，把苗族人看成当时人们常说的“蛮子”。这样他自然愿意与我亲近而常来帮助我。他对我书桌上的洋文书表现出极大的好奇心，奇怪为什么这种洋文与他所熟识的汉文有很大的区别。我知道少数民族与我们汉人有同等的求知欲，所以才表现得如此强烈。

每周一次，他都乐意送我上山。熟识之后，他常来我这里，吃我从城里带来的饮料和食物。有时坐在我的床铺上大睁着一双眼，带着意想不到的笑容，静静地看着我工作，有时主动地把地上的尘土、纸片扫得干干净净，还给我送水倒尿。他非常满足，我忍不住拿出一件白衬衫、一条短裤和一双布鞋送给他。他坦然地收下，而且立刻把他的旧衣服换下，毫不隐藏他的满心喜悦。我给他的衣鞋大小都不很合体，又觉得给他的东西不免太少了些。他的眼睛含着一种失望的神情在我脸上回旋，疑虑重重，仿佛怕我把东西收回去似的。我觉出这一点，于是用手抚摸他的头，对着他像机器一般站在那里，使他相信我一点也不想把那些不合体的东西收回去。当那位管家的教授太太留他用晚餐时，他凝视着大碗里的米饭，仿佛是从没见过的山珍海味似的，我甚至想到他是不是想把这碗米饭带回家去，因为他久久没有动他的那双筷子。

房东太太在饭桌上保持着关心的状态，极力劝他多吃、快吃。“有的是呢！尽管吃吧！”这种并无做作的慷慨，似乎有点“大庇天下寒士皆欢颜”的味道，对我作为一个教政治学的教师，也是不无教益的。我们对这个还未成年的少数民族子弟极端温和和爱护的态度，使我知道他在我这里虽然感觉生疏，他的样子却十分自在。但是我不敢留他同睡在阁楼陪伴我，我极端重视不同民族之间应当保持的距离，就像那挨近水边的人一样，必须谨防没入水中而出什么差错。他穿上白色衬衫、黑色鞋子，手里拿着他的破衣服回家时，我觉得，这个少年人一定感到很大的满足，就像我在中学读书时拿到稿费一样，一定在他头脑里响起了悠扬的浪漫曲。

4　两个“单帮”老乡

我真没想到在山上备课时，竟有从宁波来的两位邻居来访，不远千里来到昆明，而且居然在偏僻的寺庙里找到了我。他们一来到就陶醉在无比美丽的景色之中（凡到了昆明的人，没有不逛西山龙门的），虽然滇池并不像大海，但当阳光普照，恬静的像一位小姑娘的时候确实是非常令人神驰的。在抗战时期对于他们的忽然到来，让我不能不感到高兴和惊奇。其中一位当我在宁波时还是一个穿开裆裤的孩儿，名叫“小阿宝”，现在已长成和我高矮差不多的大人了。他的哥哥是我的同龄人，所以照当地人的习惯，他照例叫我“闰寿阿哥”。另一位是我家隔壁的沿堰头江边的一家大户，稍有名气的徐凤卿大哥。当我读高小时，他已出门在外做买卖多年了，除了年三十夜，很少见到他回家，我们一般都叫他“徐凤卿阿哥”，他显然要比我们的岁数大得多。但一眼望去，除了老了许多外，还不曾有很大的变化，剃着平头（小阿宝也是小平头），都是黄黄的脸色，满脸风尘，提着大箱小包上山来看我。我们有十多年不见了。在我听到他们的来路以后，我本来已经预料从日本人占领区来到大后方必有很大的变化，而且一路一定很不简单；可是从他们的外表看，依然还是和过去一样，令人感到意外。

使我吃惊的不是他们那老了许多的样子，不是他们脸上那不健康的黄色，不是他们那双充血的双眼，也不是他们那失去天真的相貌，或是那乡下人固有的神态，而是兴高采烈的颇为富有的样子。同乡人在相对地位上的变化——我处在大学教授的地位，他们两位处在商人的地位——按照当时“士农工商”的旧观念，我不自觉地感觉要比他们光彩，当他们见到我时，对于我的地位的变化似乎充分感觉到了，不过这只是刹那间的事。然而他们却没有觉得这种变化值得他们重视。当时他们用宁波乡音在楼下放声高叫我的奶名时，我便停下手里的工作，匆匆下楼去迎接。我相信，这在当时的那样的思维逻辑下，我能保持一种宁波人热情的本色是不容易的。我的脸色充满着喜悦，像见到了家里的亲人一样高兴，这使他们越发自在起来了。

首先我给他们介绍管伙食的教授夫人，他们恭敬地接受了她所表示的欢迎，连声说“难得，难得！”

接着我张罗做饭招待这些不速之客。我们三人全下厨房自己动手，我把五条鳝鱼扣住“三寸”，一条条放在开水里烫死，用半切开的竹筷子拉开鳝背取出脊骨，用荤油做了一碗“鳝糊羹”；又跑到大庙后采了一筐绿头菌做了一碗炒鲜蘑；又请小和尚跑到附近打了瓶白酒，大家乐呵呵地边吃边聊了起来。

晚上就分两间睡，一位睡在我房里。小的同我谈了来往于沦陷区和大后方做买卖的情况，说是赚了不少钱。似乎买卖是买卖，抗战是抗战，什么封锁线全不在话下，可以自由地出入来往。这种独来独往跑买卖的生意人当时叫作“单帮”，也就是现在所谓的“倒爷”，只要对付好敌伪政权和国民党的贪官污吏，就能从这边倒到那边，吃吃喝喝，到处嫖赌，要多快活有多快活，即使当亡国奴也毫不相干。这种被称为“醉生梦死”的生活，是最受日本人欢迎的了。如果中国人都像他们这样，“大东亚共荣圈”就笃定能稳住阵脚，所向无敌了。尽管我非常不屑其所为，但还是热情地招待了他们，以殷勤的态度倾听了他们说的海米、螃蟹、龙虾全一样——入热水就变红的“理论”。

我告诉小阿宝，我不久会到重庆去探亲。也许是出于对于我的尊敬，他竟把带来的一件颇为值钱的米色人字呢大衣顺手送给了我，当他听到我曾在开远火车站附近遭灾，但得免于难之后，对我表示了极大的关心。到底是“闰寿阿哥”，跟我同住一个夜晚，他觉得终生有享受不尽的光彩。

在睡意朦胧中，我似乎领会到一种“亲不亲，故乡人”的滋味；另一位同乡在另一间小室中呼呼大睡，他全没听见跨过滇池在大殿上空呼啸的风是那么凶猛，不知怎的却对这夜间的黑暗感到一种淡淡的不安。但是我想起，我究竟不是一个人住在庙里；假如夜间有什么事发生，阁楼里有像小阿宝和徐凤卿大哥那样两个人，我毕竟不是孤独的。

不过，直到清早，什么事也没发生。晨光照到我的窗口，我就起了床，送他们下山。经过华亭寺，“回头是岸”四个大字赫然出现在我们眼前，我内心又在祝他们旅途平安。

这一个月在寺里的写作生活，似乎在我身上留下一种在家“出家”的感觉。这种感觉一直留存在我的心中，久久未能遗忘。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到重庆探亲

1　先到江津

我备完了全年一半的课程，便整装上路到重庆去访问周宏涛一家了。这是在我收到了他的祖父逝世的消息时作出的决定。

从昆明到重庆只有一条两千几百公里的公路，长途汽车经过“十八弯”，在崇山峻岭中盘旋上下，先到贵阳，继到泸州；晚间停车，就在“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的沿途的小旅店过夜。半路上车被称作“带黄鱼”——我在西山相遇的那类跑单帮的客人，他们经常当“黄鱼”——使得车上非常拥挤，水泄不通。沿途所见零星散落的沟壑里东歪西撞的车辆告诉乘客：山路险峻！车子在山路上转弯抹角随时都有翻入深沟和迎面相撞的危险。可是，一串串客货车盘山越岭，仍在云雾中穿行。云贵高原乃是日本鬼子难以攻克的屏障，也是中华民族支援抗战、保全自我的后方。

车在半路上抛锚了，乘客就地休息，也可以在公路旁的土房里去看看本地人的生活起居。我进到一家土屋，只见屋里有一堆将灭未灭的火苗，四周围了光着屁股的男女老少在烤火取暖，听不见他们之间的低语，除了几只饭碗，什么家具也没有，这就是在洋人中盛传的中国人穷——“三个人穿一条裤子”的写照。只有在深山荒原中才能见到这样的贫困状况，一到贵阳就有像花溪那样漂亮的文明世界了。国立中央大学医学院就迁到那里，我顺路看望了学习牙科的洪民君，他比我低两年级，是和周宏涛同年毕业的中学同学。宏涛的未婚妻也在那里，不过我从未见到过她。

到了泸州，我收到了宏涛寄至招待所的电报，告诉我他的弟弟宏藩和他的妹妹涛桂在江津等待着迎接我，让我先到那里，再由他们陪同，前往重庆。泸州是川滇公路的终点站。与我同行的有一位西南联大的学生，我们一起在招待所附近的河滨里洗澡（水深莫测，实在是太危险了），在招待所共挤一张铺睡觉，这个时候谁是老师谁是学生也就讲究不了那么多了，凑凑合合过了一夜。第二天上船，顺长江而下，到江津又是晚间时刻了。见到他们姐弟，彼此害羞起来。宏藩给我介绍，谁是他们的祖母。我仅仅在洗脸的时候才来得及看一眼那所老式的大宅，那些笨重的家具，在新燃起的煤油灯下，桌上放满了家常菜，这时我就被唤去用晚饭了。

我想，他们姐弟两人来江津是住在自己的家里，那就不一定是专门来接我的了。她们的祖母身材矮瘦，并不显老，显然是个续弦的女人，看上去，不太顺眼，对我的到来她并不表现惊奇，似乎早已经通报过了，而她也并没有引起我的太多注意；或许因为我不曾期望除了宏藩和涛桂之外还有她；或许因为我远道而来，面有倦色，太累了；或许因为她的身份有其实在难以热情的地方。长辈的矜持态度多少也感染了我的两个年轻的弟妹，他们也很少与我谈话。我发现周家的祖母是住在这里的，这说明他们祖父的丧事已经办完了。

在晚饭用完以前，我听他们说起一件事，使我有点惊奇。宏藩说，中共首创人陈独秀先生就住在江津这地方，离这里不远。他还说，陈独秀穷到买纸的钱也没有。又说，陈独秀被审问时，什么都直言不讳，说出了他所知道的一切，托派与斯大林之间的权力斗争，中共与第三国际的关系……宏藩议论这件事时似乎一味暗示：是由于他的坦白而不是由于当时的国共合作才使陈先生免于一死的。宏藩这位小弟年纪小，果敢坚决的模样却颇有点像他那稍为固执的舅父，哥哥宏涛就完全不是那个样子。我想越快见到他们的母亲越好，对陈独秀孤独贫苦的生活和其他轶事始终不感兴趣。我不像宏藩那样怀有猎奇好胜的心理。他的妹妹对于每一问题的意见，对于说完后被人反对或补充的每一种见解却无动于衷，似乎是“天方夜谭”，装作根本不懂的样子。我向她说，假如她哥哥在这里，他会多高兴；并说，我是专程去探望她妈妈的，顺便提醒她，我们要商谈更重要的事，可是没见什么反应。

2　一切“心照不宣”

宏涛一家人住在重庆的郊区，位于地名叫“山洞”的一个乡间别墅里。四周都是空地，有流水潺潺的小溪，有卵石堆成的小道。别墅中堂挂着他们祖父的遗像，遗像前按照风俗，陈列着祭桌，桌上摆着小菜和鲜花，燃着香烛。客人进来时，总先向遗像行三鞠躬礼，我也照办。整个房屋分为几个部分：宏涛的三个叔叔各占一室，他们一家四口就在中堂后间，白天作起居室，晚间打地铺。我到了以后，也就睡在挨近中堂房屋门的一席地铺上，就像到了自己的家。我最喜欢的还是门前那个阳台，当阳光普照、清风拂面的时候，这是特别宜人休息的地方。我坐在那里，有一种快乐的希望在我胸膛里跳得厉害。

宏涛的母亲见我比几年前长大了很高兴。她说，脸盘儿长得方正，变阔了，暗示比宏涛长得还要大方。在她看来，我有一种潇洒的气味——妈妈得意地笑了——一种温文尔雅的风度，但不是傲慢的自信，其中还含有一定的吸引力。由于这种风度，特别是由于蓬勃的精神、悦耳的乡音、端正的脸孔和健壮的体质，至少就她来说，更由于一种成年男子的魅力（我想，除了宏涛——她的儿子以外，她一定认为，很少人有这种魅力），使她相信她身旁的两个男子——现今都成人了——身上都有一种男子汉的气息。她嫣然看到：她自己的儿子和我在一起时是多么的惬意；我在离别三年以后又向他们敞开了充满希望的心怀。

我心中很清楚，宏涛妈妈是把她儿子和我混为一谈的，是二而一、一而二的关系。但是一个女人对我的“占有欲”——就像自己生的一样，无疑包括我在内，或许甚至超过了她亲自孕育的血肉。她务必要让她家里的人——宏涛的继祖母和三个叔叔、他们各人的妻子或还未成亲的未婚妻，知道我在他们家中的身份。假如没有这种身份，人们就不知道她怎么会对待我这么好了。于是他们都把目光投到宏涛的妹妹身上，那是自然不过的。女婿是半个儿子嘛，而我认为我在宏涛妈妈的心中是超过她的儿子的。可她迟迟地没有和我谈起我们的这件终身的大事。

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把我看作未婚的周氏女婿，连我的同学或朋友在内。铁崖君和邦彦君都在重庆，他们来看过我好几次，认为“就是这位了”。所有熟识我的人几乎没有一个不知道我来重庆的目的。

一切都是心照不宣的，没有一个人提到过“婚姻”两个字。我敢担保，没有一个不认为这是顺理成章的事。对于这一切，我也并非一厢情愿地做过一些好梦。但是在我似醒非醒时，我耳里的声音不是妹妹的声音，对我发出的声音，乃是周家母亲在厨房里给我们做早餐的噼噼啪啪的烧火声。

我存心想和妹妹在一起，我是为这件事而来的。但我从来没有同她说过超过六句的话。“你长大了？”我这么说，她只是微笑。我们两个对笑，又使母亲笑起来，于是三个都笑了。就是宏涛不笑，他似乎对这类的事全不关心，全不介入，他简直与它绝缘。宏藩是个小弟弟，他很明白在这件事情上他的地位是个中间人，没有发言甚至没有表情的权利。

“这是我妈做的，都是我妈给你做的，你没有吃过吧？猜猜，是什么野味？”藩弟无话找话。

“兔肉或者鹿肉！”我说。

在山洞的时候，大家庭的伙食是分开吃的。小菜是宏涛和我采购来的，东西都是他妈做的。吃，不拘什么地方都是比不上这里的。上帝知道，在我们心中各人唤醒的有多么幼稚的回忆啊！

3　“未婚妻”给我带来焦躁和不安

我总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来实现我来这里的目的。我鼓起勇气多次带妹妹在住宅外面走走，结果常常就是走走。我记不起我曾听到她说过什么，总是她走她的，我走我的。我从来不曾见过她有一次高兴的时候。我心中判断：她或许是太幼稚了，她才进大学不久呢；或许她是太年轻了，太不能干了，不善于处理和“男朋友”的关系。在一次散步时，我同她谈了在老家放风筝的往事。

“你认为那些大风筝怎么样？你愿意放风筝么？”我想引起她的话头。

我看着她，自问自答：“那些风筝都是我父亲买来给你哥玩的。”

“有的风筝不是买来的，是我做的，那个大风筝一定有五尺高！”我开玩笑地说。

我向她比划着手势：“那么高，风筝上还写着一首诗什么的。”

“线是粗粗的麻线，有一大捆”，我继续胡编：“当它高飞时，它把我美好的祝愿（我不敢说‘爱’）带往远方。”后来，她也知道，“线断了”，妈妈知道后觉得我们几个兄弟碰上这事不吉利！我后来才想到说这件事在当时是不很适宜的。

“我不知道它们会落在什么地方？那天风太大了！”她没有回答我。我心中判断，这个妹妹缺乏想象力！

“什么人会捡到呢？”我又向她提问。

她最多是点点头或摇摇头。

我们跟前有一条小小的溪流，我先跳了过去，向她伸出手来，要牵着她跳过来。我希望能得到一股动心的、柔软的、火辣辣的、欢悦的和异性的触觉。

她站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来！过来呀！试着跳过来呀！”

她的脸那么柔和、那么愉快，又带着那么一种羞惭的神味，然而她怕和我拉手，我不能断定是不是在跟我赌气。于是我笑了，她终于没有跳过来。接着，我就把手放下了。我们回家时，似乎已成了一对很好的朋友，但彼此肯定地不会承认是一对相恋的情人，我想。

“外面有什么好玩的地方？”母亲问我们俩，在老妇人的脸上瞬间露出一丝失意，这是我在内心里的一个自认正确的判断，因为我觉不出她有丝毫兴奋的表情。我是信以为真的，也许我错了。我觉得我是处在一种危险的地位上。

我觉得是这样，凡是女人都有强烈的、天赋的敏感！不分年老年幼，也不分女儿还是儿媳，就我的经验来判断，凡是女人都有这么个特点。妈妈没有更好的表情，只能默默地希望我们能愉快地互相要好起来，成为她的名副其实的比宏涛还要“儿”的小子呢。

一天天过去，总达不到我自认的那种火候。在我心里，她是一个极其端庄稳重的女孩子，已经是个大学二年级的女生了。我从来没有想到她配不上我，可是她的舅舅——我的中学时期的老师——认为他的外甥女配不上我。他花了不少的时间看我在太华寺写的讲稿，他的头几乎倒伏在纸上，他是那么专心地读。从阅读中得出的结论竟然是“配不上！”他的意思是，“外甥女太老实了”，在舅舅脸上明显地充满着惋惜、失望。“不容易”，作出了那种坚定的判断。他用比较低的声音向他的妹妹补充道：“恐怕……”

在舅父大人发觉我到来的目的以前，我已经有充分的时间把一叠一叠的手稿，一支一支插进笔尖的笔杆，最令人注目的一瓶糨糊、一把剪刀、一瓶墨水和一本一本的稿纸放在我们三个男孩子共用的书桌上。我心里一时想的是讲义，一时又想到婚姻这件事上去，可是又不由自主，心神总是定不下来，讲义、手稿也无法继续写下去了。

“好了，”我告诉吴老师：“我，我已写完了一大半了。”他一面抚摸着他那发胖的肚皮，一面在我的草稿上投下信任的一瞥。

我心里十分烦躁，得不到那种心火如焚的热情来。那种疯狂的幻想，像冷水淋头一般被事实扑灭了。我偷偷地跑回重庆，跟邦彦和铁崖两位朋友诉了心事。他们都曾在乐山武汉大学任教，现在住在南温泉一带，他们是来重庆度假的，并计划转到中央大学来。在这件事情上，我记起曾得到过他们俩的劝告、意见、鼓励、安慰、帮助和支持！他们认为，像我这样的人到了这么个年龄，是不可能再有什么罗曼蒂克那样的激情了。在他们善意的指导下，认为周家的姑娘是理想的一个，我不可能再会碰上比她更理想的一个了，尤其是两个兄弟和那个慈祥的母亲对我亲善相待，我理应成为这个家庭的一员。他们要我结束那种不切实际的念头。我相信，他们全然是了解我的，善心的，好意的。

我每每带着他们的意见跑回来，诚诚恳恳邀请妹妹出去散散步，谈谈心；又每每在荒地上走来走去，然而总是无言而归。

我的两位朋友为了替我的终身大事巩固地位，某一天竟带来礼物——酒和鲜花，表示庆贺。宏涛母亲为此请了两桌喜酒当着全家人公开办起无形的喜事了。

“趁这样的机会，弟弟”，我说：“再来一瓶加饭酒，”因为他们已经喝过一些了，“纪念纪念我的父亲和母亲。”

“他们都在吗？”母亲干了一杯酒后问我。

“父亲在上海见到我以后不到半年，就过去了。母亲由我的姐姐供养，三个外甥都已长大了。”

“在大喜的日子里，别说这个了，大家都很惋惜呢。”舅舅说，这样我就成了周家未婚的女婿了。

母亲是周家的大房，为了分家产，和他们的继祖母大吵大闹起来，宏涛兄妹都躲在后间默不作声。我只听到那个中年续弦的祖母唠叨说：“你们阿爷本无积蓄，就剩下那么一点法币和这栋别墅，还有一笔做坟的款要留下来，就是这么一些了。”

宏涛母亲自然不肯罢手，认为她守了一辈子的寡，带大了三个子女，到现在一个也没有成家，怎么过日子呀！于是就大哭大闹起来。我进到里屋去劝慰两个兄弟，让他们要母亲别争了，去凭自己的力量开创世界！我这么说似乎是让他们把希望都寄托在我身上。

当天晚上，宏涛母亲坐在前室上位，宏涛舅父坐在她的对面。我们四人分成二面端庄地站着，听候他们的吩咐。

“你们一家就到昆明去。分到的这点钱再过几天就变成水了！”宏涛舅父停顿了一阵子，自言自语说道：“还是由我去经营，试试看嘛。”

母亲态度矜持，脸色非常不好看。她一言不发，我自量更无话好说。一次家庭会议就这样默默地散了。舅父大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同样默默地赶回城里去了。

4　舅母的判断

从重庆市到歌乐山跑着不定时的公共汽车，山洞是个中途站。吴老师带着失望和对孤儿寡母的忧虑在日落以前离开，坐车回沙坪坝的寓所去了。他住的一间房总是十分整洁，布置得有条有理，自己烧火做饭，随便读点书。听说他在一个什么工务局里工作，大概是个挂名的差使，可以不上班。

他的老婆孩子都不在身边，没有带到后方来，还在奉化溪口。1985年夏我由宏涛的堂弟周子正君陪伴去访问过周家舅母（吴师母）。她说了一句心里话应验了周家舅父之不被信任。这位舅母说：“宏涛妈的个性可真倔强哪，谁能抗得过她的心意呀！”

出卖了这栋漂亮的别墅，我们也就迁至北碚附近的两间平房里居住，因为涛桂在复旦上学。而我已收到联大的通知，要我留在重庆准备于下一学期到叙永分校上课，学校决定一年级新生迁至四川。时局向更恶劣的方向转化，听说日军正进到桂林，昆明保不住就只好往蜀道难的四川迁徙了，我也就安心在北碚呆下来了。

复旦设在嘉陵江边，在北碚镇的对岸。我陪涛桂到水边就止步，从未到过她的学校。宏藩也已上学，宏涛则在社会部上班，周末才来看看他妈和我。

前后只有两间房，我终日坐立不安；流亡的人增加已经把那小镇弄得拥挤不堪；那是一条狭街尽头处最后一所房子。那条狭街高高低低由山上下达河边，人们到重庆去就在那里上船，路上大约需要三个钟头。我时常在北碚和重庆之间来回排遣烦躁心情。那是一所旧式房子，离码头很近。我住在后间，没有光线，很难完成我的功课。母亲自然待我很好，我也把她当成自己的亲母，把学校寄来的工薪全部交给了她。她也不像过去那样吃素念佛了，但依然很爱整齐清洁，不许任何人（包括我在内）动她的床铺和衣柜，那些家具都是当地人给的。在奉化时，我从不进入她的佛堂——也是她的卧室。

5　在北温泉竹楼的对话

北碚的生活越来越沉闷，我还忧心忡忡地牵挂着听课的新生，我必须把西山的那份未完的初稿整理成一个有系统的讲义。附近有个北温泉，是个有名的疗养地，离周家大约五六里远，沿途都是绿油油的桑树，厚厚的树叶已经到了采摘的时候，再留下去似乎立刻会老得啃不动了，而且稠密到了足以让年轻男女躲在树下谈情说爱，是个僻静甚至无法被人发现的好地方。我就迁到北温泉边上，住在一个窗明几净的“竹楼”里，摆满了纸和书，又像在西山那样，在家“出家”了。

母亲时不时地到温泉来看望我。我十分清楚，她同意我搬出来住，那只是为了我个人的方便，她给了我以完全的自由。为了我的工作，为了我的方便，她完全不考虑自己。我是个未婚的男子，她老母亲比我自然更长于判断男女之间的问题，因为她知道我是个软弱的、幼稚的男人，她却是个坚定的、严肃的、认真的女人。在一次经过桑树林林荫覆盖的路上，她向我追述她一家人来渝的经过，她说，她的目的完全是为了我的缘故，这点使我十分动心。在长途搬迁中她为我一定吃了许多苦，我应该十分感谢她，即使我不爱她的女儿，也要十分相信她的真诚心意，何况我跟她两个这么好的儿子如此亲近，就像我自己的亲兄亲弟一样咧。除了她那一家人，我还有什么亲人在后方呢？随后，我们又谈到叙永……自然也谈到宏涛弟弟，他是我们的伟大的话题，也是她的伟大的灵魂。她说，她完全是为了子女而活着的，念佛吃素也是为了他们，现在又有了我，她是十分满足了。她加重了语气：

“你要结婚的话，就把前间让给你，简单地办，也就完了我一桩心事。”妈妈完全知道我所以迁到北温泉的心理。环境幽静、方便备课决不是最主要的原因，更不是唯一的原因。宏涛更知道，比她妈更知道是有关我终身大事的问题。他们的印象是，关于这个问题，我处在一种犹豫不决的状态之中，或者说得好听一些，我处在一种冲突状态——摇摆在爱和不爱之间，感触不到爱的冲动，受到某种控制，不像阳电和阴电相互吸引，不需接触也能碰到一起，所以在我心里没有光亮，我也没有多少时间清理自己的思绪，我似乎并不重视和急于解决这问题。

“过些时候再说吧，妈妈，”我说道：“目前我忙着做功课呢。”

时间一天天地过去，心思一天比一天混乱。我开始在北温泉独立生活，却不喜欢这生活。每周宏涛一家人都来看望我，他们在那温泉的大池和小房里洗澡。

临近江水，老听见拉船的纤夫“嗨哟，嗨哟”沉重的呼叫声。我坐在房子里面，想到外面行船的困苦，内心的彷徨焦灼也使我觉得和他们差不多了。

当我在写这部传记时，当我在中关园“北大方正”招牌前的人行道上溜达时，当我在那著名的海淀区电子一条街上徘徊时，我不晓得，在我的记忆中一个个有声有色的亲人中（包括宏涛妈妈在内）有多少已经不在世上了！现在当我回想我青年时代的那些缓慢流逝的痛苦日子，我感到那是一个不太清醒的梦，就像一层幻想的云雾一般笼罩在记得很清楚的事实上！当我踏上昔日生活过的土地时，我会惊奇地发现，一个不太年老的像我自己母亲一样的妇女，似乎在用同情的目光注视着一个站在她面前的天真烂漫的青年，用那么奇特的爱护与关心，诚挚的、超然的热情来创造那想象的家庭，然而她在佛堂中的祈祷终于没有可能变成现实。

“我的事只能由你来决定了，妈妈，”我以一种非常被动但确实可信的语调向她保证，我的心态是坚定的，我真心真意要归属于她了，我不想伤她的心，把我的终身大事让给一个伤过心的老妇人来决定，我表示了我对她的全心全意的同情。他们为我而来，我是怎么也不能够弃孤儿寡母于不顾，而幻想那浪漫的但我的确尚未意识过的那种恋爱的滋味呢！

我不能想象还有一个比在北温泉住房里更适当的机会，就一个与我有密切关系的问题，来对妈妈倾心展示我的内心世界：

“我和涛桂谈不上爱，妈妈，”我说：“我心里不亮。我们在一起的时候，她不过是我的一个小妹妹，我从来没有觉得她是我的配偶。我怎么会没有这种感情呢？”老妇人完全懂得我的心语。她是如此果断，如此坚决，而且使我十分惊奇，她又是如此自然，甚至如此愉快地回答我：

“涛桂这个孩子还不如我呢！”她是这样坦诚地而且这样直言不讳地对一个未婚的青年——显然是爱我胜于爱她的女儿——说内心话，同时也表示了她的素养。接着作了理性的解释：

“生儿育女可以，要她同你谈心说爱，出外交际，那是超出她的能力和禀赋的，”她娓娓道来：“我的两个儿子也是这个样，我就觉得——她低下头来，语气强调——做人没有意思！我可白苦了一辈子！”她叹了一口气。

我是一个有教养、有文化的青年。我决不想为当年的男女人物为自己编造故事，来写一部动人的言情小说。当时，我们都十分郑重地、以互相理解的心情把这个问题从容不迫地解决了。在写我传记时，我再一次悼念妈妈对我的爱心比海还深、比天还高。她没有以市井眼光来处理一个对她来说利害攸关的事。她放弃的是多年来的，特别是三年来的盼望，是数月来的期待；她失落了至少是一个“半子”，更是一个温暖的可以相信的美满的家庭。现在又回到她的佛堂念经去了。

关于这件事情我还得和涛桂谈一谈。某个晚上，月亮在云中时隐时现，我们站在一条桥上，我向她说出了和妈妈倾谈的结果。为了我，也为了她，就是这亲自然而然地结束最好。她一言不发，就像她的舅舅所说的，她不表态，正是她的无言之美的聪明。

我忽然记起小时候，正在观看放风筝的她对我来说，那情形实在感人。那时我有一种狂热的幻想，幻想风筝会给我们两家带来幸福；她却默默地坐在那碧绿的山坡上，看着那在平静的高高的天空中自由翱翔的风筝一言不发，她的样子就像现在那么恬静。然而，在两兄弟手中把线一收一放的时候，不幸，线断了。预感变成了现实。那只高飞的风筝永远没有落下地来。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在两个分校：柏溪、叙永

我找到了终身伴侣

我选定了终身职业

1　我结识了张汇文先生

我独自背起书包（里面收起几件换洗的衣衫），乘船到了著名的歌乐山脚下的磁器口码头，从那里直奔沙坪坎西大街。重庆大学校舍位于沿街的一面。我是到中大（中央大学）去探望政治学系的张汇文先生的。我在南京行政院学习时曾到过这所大学。我曾在钱端升先生的政治系和任教授的张汇文先生见过一面。我去找他时正是1940年秋季正在开学之日。从磁器口方向去中大必须先经过重庆大学。我在进入校门，前往中大的路上，同四五位穿西装的男士相遇，其中一位手臂挂着手杖，大约有三四十岁年纪，他们边走边谈；这位先生戴着金丝边眼镜，引起我的注意：或许因为我曾期望见他；或许因为我正走向他的对面；我有礼貌地询问中央大学的政治系是不是就在前面，所有的人都停下脚步，睁着眼打量我这既不像学生，又不像教授，倒像个心急慌忙寻找投宿的旅客。那位戴眼镜的先生以浓重的山东口音反问我：“你找谁？”

“我找张汇文先生。”我说。

“就是我！”真奇妙！张汇文先生就这样带我和那几位先生一道到街上去用晚饭了。

用完饭以后是逛书店。短短的秋季日子过得很快，当我踏入张汇文的单人宿舍以前，天色朦胧，已经看不清我和他们相遇的地方了！

当晚我就睡在那张靠窗的用两张书桌拼在一起的长长的铺上，直挺挺地躺在那里。

汇文像个老朋友、老大哥那么熟识、那么热情地接待了我。他的宿舍只有十平方米大，除了他的单人床之外，对面的墙边堆着六七只樟木箱，高齐到天花板上，有一种极端拥挤的居室模样，不像是一个书房，连一个书架也没有，也见不到书本；或许是本来放在两张书桌之一的案头上的，现在被移到他的床头或其他什么地方去了，留出的空位给了我派作床用了；高高的枕头，躺着闲谈，对有充裕的时间的人来说，真是美不胜收。

张汇文先生到那时还是个单身汉，他从不备课。我第一次和他见面是四年以前的事，他还是位年轻的教授，从穿着上看去，我还记得他显然是从美国归来的留学生。我在钱先生的办公室和教员休息室之间进进出出，从未和他谈过话。他倒记得我当时曾是钱先生的一个称职的学生。他了解我比我了解他多几倍，所以毋庸介绍就彼此结识了；并且顷间便热乎起来，因为他原是清华学校出身的，曾留学于美国斯坦福大学，以公共行政学为专业，一直就在南京中大任教，到了抗战时才随校西迁，到了重庆。他没有想到我会在这么个时刻以这么巧合的方式与他相遇，同室聚居，并且又能彼此默契融洽到这么炉火纯青的程度：或许是因为我在北碚的失落；或许是因为我校（西南联大）设在叙永的分校尚未就绪，有待通知；或者是因为张汇文先生实在有比楼邦彦和王铁崖两位更能了解人的经验。我所期待的果真是如此真切；我和他的结识对我的终身大事起着非凡的积极作用，而且产生了不能比实际后果更好的效果，在这件事上他的功劳比谁都大。

2　神奇的“爱”情结

当我向他（汇文君）全盘托出前段婚姻未遂的过程以后，他完全懂得我的心理、我的要求、我的心中最深的情结。他是情场上的一位“老手”，曾与许多女性交往，但始终未得到其中任何一个。所以他对于我在这方面的经历极感兴趣，而且勇敢地挑起指导我的担子，并且认为我的思想和行为合乎情理，而且处理得极其完善。

他把我和周氏一家人的关系当作一个课题进行了研究。他认为预先的设想和现实的接触产生了距离，应该归结于“爱”情结。几种“爱”纠缠在一起，其中既有相同的地方，又有不同的地方，但在人性的最深处则总归是相同的（在这方面我自己也认为是这样）。在这点上我们的认识是一致的，因此我们两人很谈得来。他认为我在本质上是双性的——男性和女性的要素共存于一个人的身上，所以我和周氏兄弟之间会产生亲密的关系，特别是我和涛桂的哥哥的长期相亲相爱的兄弟关系，成为我和他的妹妹之间“唤起状态”的主要障碍。要与一个女人发生爱情，他认为必须有个变化过程，即从一般的感情改变成人的真实的和感受到的“唤起状态”，即我所谓的“火候”。这纯粹是张汇文先生输入的美国性文化，当时是我所不能完全理解的。然而他又认为我想得“太自然”了，以为一家人的感情可以代替对另一个人的爱情，那是彻头彻尾的幻想。他说我根本缺乏达成“火候”的环境因素。他对这个问题能讲得头头是道。他说，在长期传统中，人们已经历练出直觉地归纳爱情手段的能力。早在数千年前，人们就已经发现“难以追求的”女人给追求者带来的挫折会进一步激起他对她的企求和爱。我得到的“心照不宣”的许诺来得太容易了，我的优势太盛了，于是失去了“平衡”。

“如果你一直等待着，直到他们求你时才和好于他们，你就会十分珍视她的好意。彼此都无求于彼此，就好比一件已经给你做成的上衣，不过给你试穿一次罢了。你明白，在人还不想吃肉的时候，再香的肉也显得倒胃口。对一个饱食终日者，香肉也令人生厌，而对一个饥肠辘辘者，残羹剩饭也是美味佳肴。”我想，他的这番话一定又是从美国进口的舶来品。

我的问题，他认为出在我和小姐的哥哥感情太好，她代替不了他。

其实，他又说，在那种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女性有着卑下的地位。全家人都把女子看成庸俗琐碎的人，连放风筝的资格和地位她也没有，对女子甚至充满“小家子气”的偏见，令人难以产生爱欲。所以在中国大家庭里男人们对妻子往往持有鄙夷的态度，于是他们转而寻求其他爱情生活，从那里发现和享受快乐。他的这番话倒能够说服我。

他还说更重要的是我和宏涛妈妈的感情关系太炽热。在烧火时，我说，我确实很喜欢坐在她身旁，见那熊熊火焰照在一老一少两张涨红了的脸上，这种看来似乎是母子般的感情，汇文君认为恰恰是一种不平凡的“爱”情结，它是高尚的，合乎人情的，但它阻碍了我和她的女儿之间的深层关系。我作为一个有文化有道德的未婚青年，在母子般的关系中已经得到了满足和快乐。所以“不以其女儿为爱的对象”，他说：“那是极其自然的。”他的这番解释使我不敢信以为真。

“如果她不为她自己女儿操心，不去保护她，而且亲手让你放弃她，那不是太愚蠢了，就是转变了爱的对象”，张汇文先生说，他相信爱一个男性胜于爱自己的女儿，对一个女性——尤其对一个寡妇来说，不仅是可以理解的，而且是应该同情的。在我听来，这几乎是奇谈怪论了。

经他这样一说（自然不是一次、而是多次甚至连续了一个多月），我觉得他的说法——特别是影响我对“唤起”进行解释的环境因素来说，确是符合实情的。我的行为被他说得合乎情理，于是也就泯灭了我那个多年来形成的“浪漫之梦”。

张汇文先生不能完全同意楼、王两位朋友对婚姻恋爱的见解。他认为人人都十分注重也不会放弃浪漫的理想，尤其是男人。他说，特别是像我这样一个充满激情的男人，这种人认为一个人应该和自己爱着的人结合，不用管她的社会地位、她的家庭背景如何。现实中常有人毫不犹豫地说出：“我喜欢你，但我不爱你。”以后我才明白爱似乎是一种比喜欢更令人饱受苦难和长期折磨的情绪。于此，我才感到雷昂·勃鲁姆的《婚前多性》的理论是符合实际的，至少符合我的实际，是对人性的描述。许多人不会分辨爱情、迷恋、爱慕、喜欢、性吸引力等感受，我也许就是这样人里面的一个。对我来说，这类的事是很不清楚的。“也许这是一种不幸！”我说道。

张汇文先生听了我的过去，立意为我的未来介绍一位女友。她的家庭情况和周氏家庭完全不同。方备先生——后来成了我的终身伴侣——她没有母亲，她的父亲娶了两个继母；第二个继母嫁给她父亲时，他们兄弟姐妹五口都已成人了。她的父亲在行政院任高级职务，是个新派文人，早年留学日本，后来在北京办报，当过袁世凯的秘书以及曹锟的议员。张汇文说这位姑娘的父亲是个新旧学问兼备的好好先生，湖南长沙人，信仰宗教，广交朋友，包括中共方面的朋友，曾经多次营救过被国民党杀害的革命烈士的妻儿。他和湖南地方军人程潜将军有宿旧的关系，曾任过他作为西北行营长官的秘书长。张汇文力陈他为我介绍的对象之家庭是次要的因素。他向我陈述了方的优点。他似乎极有把握地在心中判定，这件有关我的终身大事是一定会成功的，而且使我相信，他对双方的关注是认真而忠诚的。我也赞赏他的观察能力和赏鉴能力。

我们两个年龄有别，而我的经验也远不如他，然而我们都相信爱情是婚姻的必要而且足够的条件。解除周氏“心照不宣”的婚约是合情合理的，也不会引起任何人（包括周氏全家的任一人在内）的任何非议。这个“爱”情结，在思想上就这样被明察秋毫并富有经验和学识的张汇文先生给解开了。

3　披星戴月访柏溪

从沙坪坝到柏溪，步行两小时，约二十多华里。张和我必须清早出发，夜半归来，沿着嘉陵江下游步行，把我引向中大分校。时值秋末，四川的山区已到了凉风拂面的时节，一路可以见到浅浅的江水在一片细雨和一层浓雾中欢迎我们：两个单身汉的那么一次奇特的小旅行。

我竟不知道要去的是个什么地方，毫无所知的去处。

“既然你不忙，”汇文先生说道：“同我去柏溪，吴恩裕先生在那里教大一的政治学，在他家里住一两天。很典型的一个山区，中大一年级就设在那边。你一定喜欢那地方；我担保那地方也会喜欢你的。”

“但愿如你所说的那样。”我猛吸几口新鲜空气，微笑着回答道。

“哎！”汇文先生说道：“凡是我介绍的人，她一定高兴，那是靠得住的。”

“这么说来，我相信，我就要成为可信的人了。”我说道。

“好！”汇文先生说道：“来加以证实吧。我们有一两个钟头去游览燕子矶——那里有悬岩峭壁，陡如燕子两翅，急流飞泻，碰撞岩石的浪花直溅到你的脚上，引人入胜。你可要小心呀，掉下去就完了。中大曾有人在这里投江呢。”走上一级级陡峭的阶梯，踏过卵石，来到江边高山耸立的校舍，我几乎相信我是在梦中。

我先在操场上见到方备先生。她和周涛桂女士完全不同，柏溪的一切都和北碚完全不同，连她的一家人和周氏的一家人也完全不同，结果也竟然完全不同。这种反差，使我想起在长江过三峡时站在一只船头上，凭栏俯瞰翻腾的一江春水，眺望不断向后隐去的两岸山峰，不禁为这变化无常的景色一则胆战心惊，一则心醉神迷。

我站在球场旁边观看一群男女运动员打球。我本是个不爱好体育的人，这回所处的特定环境却影响我的激动状态。球员们的跳跃使我兴奋，一直观看到散场，丝毫没有一点紧张焦虑的心情，与往常完全不一样。

当张汇文先生把我介绍给穿着运动衫的女友时，我在心中判断自己一定像个“书呆子”，正在评估这些运动员的吸引力。我嫣然觉得那些男的还不如那些女的。这种对比可能取决于社会文化和过去的经验，我认为只有女孩子才有学体育和充当运动员的魅力。我刚看到的几个男球员可真不像我所想象的运动员，运动员应该是身材苗条，体形健美，姿态活泼，心灵豪放的骁将。

当方备先生手里拿着球，陪同我们俩到她的宿舍里招待我们的时候，我发现她满不在乎的大方样子和宏涛妹妹分明是两种人。在感受到的“唤起”状态和访问者的“好评”联系在一起时，汇文先生认为第一次见面的效果是积极的，我自己也这样想。

许多大众心理学家早就指出（汇文君也有这样的看法）：挫折常常增加人们的爱情。方备先生并没有故意显得骄傲，但一点也没有卑微的表现，倒是我回忆往事似乎受过一番挫折，曾使自己在追求女友的时候感到难以如意，可是这次在无意识的前提下竟会自然的唤起热情，汇文先生把它解释为：“轻而易得的女子人人弃之，而禁果人人垂涎欲滴企图得而食之。这番话听起来粗野；想起来也许有点深意呢。”

一个女人如有无限价值的想法和过分表现出骄傲时，是难以得到男人的心理呼应的；所以同样，当一个男子轻而易举地获得一个女子时，他对她的感情也不会具有爱情的形式。我的经验告诉我，这是不言而喻的；张汇文先生十分同意这种观点。

深夜回到沙坪坝，我们分析了各种因素。到此时张汇文先生才告诉我中大有不少人在追求今天我所看到的那位体育系助教。她是刚毕业被体育系高梓教授留下来的。据说，她在13岁时就代表湖南省参加全国运动会；更奇妙的是她的父亲方叔章先生并不像当时一般人那样不重视体育，可能是受到了他的同事行政院秘书长褚民谊提倡体育的影响。

后来我多次独自去访问柏溪，我是专门去访问她的，我一直称她“方先生”。我从未答应给吴恩裕教授代课的意思，我觉得要做一件事就做一件事，用不着沽名钓誉，弄虚作假；我始终认为，诚实的努力是最佳的策略。

使张汇文担心的是方老先生有可能把他的女儿嫁给周围的政客或官僚，倒不是那些正在追求她的同事。他似乎有肯定的自信，认为这些追求者能取得方备先生好评的不多。

“既然有那么多追求者，又何必闯入进行角逐呢，”我漫不经心地说道。汇文先生竟把我的这句话悄悄地告诉了方备的兄弟——张先生的一个学生。

有一天下午我偶然上街，路过重庆大学在西大街的出口处，遇见方先生从磁器口走着返回校部。那时，我产生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情绪，毫无详知的女友（总共只不过见过四五次）对我产生一种强烈的吸引力。随着交往的时间增长，钦佩的情感与日俱增，而爱情却好像是一种短暂的情绪。无数专家认为，那些以狂热的爱情作为婚姻关系基础的夫妻终究注定会感到非常失望。许多家庭和婚姻专家认为仅仅喜欢则是家庭和婚姻的更牢固的基础，因为它能长久地维持在人们的关系中，狂恋则会随时间的流逝而褪色，这就是雷昂·勃鲁姆的婚姻理论，但它是一个开始。它使我坚信前面所说的魅力并不直接适用于爱的情境。如接近异性、相互性、吸引性、相似性、尊敬性等都十分重要，但这些因素必须和其他东西结合起来，才能影响爱情产生的过程，成为美满家庭的起因。

就在这样的一个过程中，我被介绍给了方备的父亲，张汇文是近乎半新半旧的中介人。方老先生一见我，似乎肯定是他所选中的人物，一个忠诚、老实的读书人：可以说，一望便知是一个可靠的而且有为的青年人，老先生不是干预，而是支持，这完全证实了中国人的传统特色的婚姻关系。

我向老先生明白说出，对我来说，终身大事当前还不是婚姻而是就业——教学。我分明地告诉他，我只求位贤惠的妻子，能患难与共就是理想的对象。他表示同意，只谦逊地告诉我，他的女儿缺乏学问，他说，这或许是她主要的缺陷。

方备的弟弟方信却完全不像宏涛。他不知怎的，倒很想这类的事取得成就；还有他的两个姐姐也有同样的期待。为了表示高傲，比方备仅小一岁的兄弟对我说：“方备是学体育的，是喜欢玩玩的，你能满足她的要求么？”我认为这个问题很可笑，无可相告。事实，也非像他们说的那样；我想，打球之类本是她的职业，够她玩的了。他说：“比如说骑马。”“到哪里去玩这类运动！”我拒绝了他那种十分幼稚的挑战！

在西方社会里，许多人认为自己将会坠入情网，然后结婚，不久感到平凡甚至厌恶，然后离婚。他们赞同浪漫的理想，他们认为狂热的爱情是婚姻的必要条件，婚姻必然以热恋为基础，同时爱情又是婚姻的全部前提，人们说，有爱情就足够了。

中国人却并非完全是这样。最成功的婚姻是伴侣式的爱情，如果说浪漫的爱情注定要褪色并慢慢消失，患难夫妻的恩爱才是把男女一生维系在一起的基础，它建立在认识和忠诚之上。我把这种伴侣式的爱情称作“对那些与我们的生活同进同退、同甘同苦的人的感情”。与浪漫式的爱情相反，伴侣式的爱情处在同样的连续体上，直到白头偕老。我以后的一切成果、一切忧虑、一切收获、一切挫折、一切希望、一切失望都是和方先生分享共受的。患难与共的承受力在人和人之间，我敢说不可能再有过于我们这对夫妇了。

4　在叙永的教学

秋风扫落叶的季节，十一月阵阵凉风把我送到西南联大暂设在叙永的分校。

我视选定职业比选定对象更为重要。除了每周寄信到柏溪之外，我把全部精力献给了大一年级的教学工作。当时教物理的是分校教务长郑华炽先生；教化学的是孙承锷先生；教生物的是李继桐先生；教国文的是分校校长杨振声先生；教中国通史的是吴晗先生；教经济学的是滕茂桐先生；教英语的有王佐良先生和陈嘉先生；此外还有两位年轻助教王环女士和另一位是杨周翰先生；教数学的是曾运荣先生；教地质学的是袁复礼先生。都是一流学者，可谓济济一堂。教政治学的本该是政治学系的老教授吴之椿先生，他曾任清华大学教务长，不知怎的他教的是社会学，还忙于给新婚夫人带孩子，一年级政治学概论就要我这初出茅庐的青年来担任了。这点我和滕茂桐君有相似的地方，我们两人都是才从国外归来的年轻人，因而受到学生和一些大教授们的注目。对我们的就业也是一次严肃的考验，我从未等闲视之，从未自满自足。

叙永是川南的一个小县，城内有一条河，叙永县城位置在永宁河中部。河的东西各成一城，有如美国的明城和圣保罗，是一座双城。东西两城由两座石桥联结交通。

1940年，一年级学生是在这里度过的。处在兵荒马乱、山河破碎的年代，学习条件之差是可想而知的。学生的宿舍、各课的教室都设在古老破旧的几座庙宇里，如春秋祠、南华宫、帝王宫、天上宫、文庙。学生睡的都是上下铺，没有书桌就用两个木箱或行李箱架起来。床后面就是关云长、关平和周仓的塑像，每当秋风秋雨之夜，檐前铁马叮当，细雨拂面。尽管居住条件那么差，生活那样艰苦，但同学们从未叫苦。

教师和员工的家属分散住在各街头巷尾老百姓出租的民房里。我住在春秋祠较近的一个教职员宿舍内，那是一栋有简易两层楼的四合院。那所宿舍住着十来户人家，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彼此互相关心，相处很融洽。我和陈嘉先生同住，就在吴之椿和他的爱人欧阳采微一家的后院北房的楼上。他家里挂着的火腿生了蛆，穿过房顶，密密麻麻爬到我的床脚；欧阳女士早起找不到她的袜子就大叫大嚷，孩子也跟着叫喊，惹得我们大笑。

那时叙永没有电灯，晚上大家都靠油灯或蜡烛看书，做作业。用一只小碗或小碟，灌上桐油或菜子油，点燃灯芯草照明，这种亮度不大的灯火，一两个钟头下来，鼻孔便被熏得乌黑，吐出的痰也是黑的。一有风，灯光就摇曳不定，风稍大，灯火便灭了。

学校的伙食不好。每餐吃的都是生虫掺沙的陈仓糙米，难得吃到一点荤菜。我多次到滕茂桐家打打“牙祭”，就觉得有家的人太美了。一般人偶尔吃上一碗“抄手”（即馄饨）和炒米糖开水，就算是不错的点心了。

教学的物质条件比昆明更艰苦。除利用庙宇的一些殿堂外，也临时修建了少量简陋的教室。上课时，学生们就拥挤着坐在长凳上，伏在条桌上书写，迟到的人只好站着听课。书籍奇缺，讲义也非常有限。学生全靠在教室里做笔记。

我备的课本是分成（1）理论；（2）制度；（3）管理。到了学校，“一分神来！”我改变了主意：对一年级新生不能这样全面开花。

我将讲义压缩到五种观念上：（1）国家主义（强权政治）；（2）民主主义（平民政治）；（3）自由主义（放任政治）；（4）法西斯主义（独裁政治）；（5）共产主义（阶级斗争）。我把当时在大后方流浪青年该懂得的当时流行的这几种政治观念作为基础知识，我认为这是治政治学或治法学的大学生所不可缺少的。我没有采用当时在名大学采用的加纳（Garner）的教科书（Political Science and Government），而是自编介绍与评议的讲义。我记得：讲国家主义时，我首先介绍了博赞基特的国家观（Bosanquet，Philosophical Theory of the State，1910），继而以霍布豪斯的形而上学的国家观（Hobhouse，the Metaphysical Theory of the State，1918）评议之。讲民主主义时，主要是介绍法儒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论美国的民主》（Alexis de Tocqueville，Democracy in America），以其观察所得的体会宣扬了美国民主精神与民主理念，是讲得有声有色的，例如，言论、出版、结社等自由只能增强个人对社会的责任感而无损于社会的公益。讲自由主义时，是从美国的放任主义到美国的自由企业之发展，并以17世纪霍布斯的《利维坦》（Hobbes，Leviathan）批驳之。讲法西斯主义时则以德意日为例，联系中国之实际痛斥之。最后讲共产主义时，则与民主社会主义相比较而评论之。所以学生反映我讲的政治学是以理想主义的国家观作为衡量政府行为的标尺开始，而以民主社会主义的中间路线结束，是一整套当代的政治学说，深入浅出，作为入门课程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灌输如此丰富的知识，自然会得到普遍的好评。消息传到昆明，政治系主任确定下一个学年本由他主讲的大一课程将归我去讲。这样也就大大地增强了我的职业兴趣和荣誉感；认定教学是一门很有意义也是使我很感兴趣的职业。课程是在一个地方上的戏台里讲授的，为大一年级各系学生必修的社会科学门的选修课之一，与它并列的是经济学概论。由于授课讲师滕茂桐先生是从英国刚回国的，大肆宣扬了庇古（Pigou）的经济学古典原理，其深度是国内青年所难以接受的，因此政治学概论一课就显得具有突出的吸引力，引起文理各系的注意（因为地方小，信息传播快），以致还引起地方驻军的兴趣。军队征得学校当局的同意，聘请学校文科教员为军官讲学，以大米150斤为酬劳金，这点恐怕也是引起部分科学家们非议的一个原因，记得郑华炽教务长就是其中一位。但这并不影响我们之间的交情，这是西南联大普遍存在的宽容精神。

其实，我们在那里讲的是有关国际形势的问题。1941年6月22日正当分校即将结束时，爆发了苏德战争，在分校的师生中引起了一场大辩论。一段时间内，成了人们日常言谈争论的热门话题。一天，在一间大教室里，举行了一次热烈的辩论会——根据二十多位同学提供资料——“这事是三青团发起的，进步同学积极参加（气氛热烈、活跃）。会上发言的人很踊跃，三青团的人鼓吹德国法西斯的军队怎样了不起，苏联不出三个星期就会陷落。进步同学则认为，战争的结局取决于战争的性质及人心的向背。”这份资料《纪要》提到“我和滕茂桐”在会场上展开了长时间的大辩论，滕说：“德军很快就要拿下莫斯科，苏联要完。”我认为：“德军打不下莫斯科，苏联是最后胜利者。”两种观点有许多人支持，但支持后者的人还是大多数。这使右派的教师、学生非常恼火。我和滕茂桐时有不同观点，为了某一学术问题，各举行学术讲演会，阐明观点，开展辩论，“同学们奔走相告，相当轰动”。

5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初到分校，我住在一个单人宿舍里。晚上常有人来访问我。在那么小的县城里，一到晚上是很寂寞的。我既选定了自己喜欢的职业，因而也欢迎学生或同事来串门座谈。因没有经验，又因讲课受到欢迎，头脑必定发了热。不过我觉得，那是过去一种出国时候留下来的习惯，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把它投到现在抗日建国上面。我有时的确觉得，希望是在青年身上，自己也还年轻，具有更大的魄力，更多的定见，用来支持像自己一样的年轻人，完善自我；赋有填满我周围的空虚的能力；可能出言不慎，侃得太多；得罪了隔壁房里的什么人（这时房建极其简陋，隔墙用的全是稻草和竹片编制的。室内讲的话全被听见了）。某天我收到一封匿名信，警告我：“少发议论，你仅遇逢时会，侥幸得到留学国外的机缘，一回国当上了教授，自应潜心向学，切不可自误误人”（大意如此，这封信我一直保存着，后来终于失掉了）。我读了，深思良久，觉得信中的话确是苦口良药，感到十分得益。

我还未到三十而立，气质又是个稚气未除的热情人。关于世故或经验乏力，除了书本所记的以外，我几乎不知还有别的，尤其是中国“实际政治”，特别是当时的“国共两党”，我是什么也不知道。所谓“国共两党合作”，在我看来，也只能是按照英国战时内阁的办法，实行“党派休战协定”（这种见解在内行人看来是多么幼稚可笑；在党人听来又是多么可恶）。我很可能说过：“我怀疑国共两党都未必成功，理由是都缺乏现代化和民主化。”这种言论本身无疑是正确的，但又无疑是不合时宜的。我以收到这封匿名信为荣，它照亮了我的路——我不参加任何形式的实际政治。作为自己的职业，我只做教学和科研。

6　吴晗先生走了“神”

在叙永和我往来较多的同事之一，就是那位明史专家吴晗先生。他是和我清华同年毕业的老同学，由蒋廷黻先生把他留下当助教的，我在上面叙述过他。在叙永他并未与我住在同一个宿舍里。我相信，那封匿名信不是他写的。我曾怀疑过他，然而后来放弃了。他为人耿直，对我他毋庸匿名；他自己也并非百分之百潜心向学。他对现实政治（包括地方和校园在内）极感兴趣，谠论纵横，无所顾忌。在清华园、在叙永，他都经常跟我议论校政。他是“清华人”，显然不喜欢清华以外的学人，可谓派性十足，而且肆无忌惮。

有一天他忽然向我谈起教经济学的滕茂桐那个燕京出身的年轻教师，说是要把他“一脚踢出去”。我觉得无缘无故怎么可以这样说话呢？我听之任之，无拉帮结派之心，也无拨弄是非之意，心中断定：由他去“狂”吧！滕茂桐那时已有妻室，听说他的妻子原是燕大一位教授的夫人，离了婚才嫁给其丈夫的学生滕茂桐的。对这类事我也不予介意。因为生活孤独，所以也常去串门闲谈。滕氏夫人见了同龄人，自然殷诚接待，过往就密了一些。叙永夏天炎热，她见我穿得寒酸，送了一身白色军装给我。这是滕的弟弟在空军服役阵亡后的遗物，很合我的身材。一天我穿着这件夏季时装去到吴晗家里，他终日躺在病床上的夫人袁氏一见我进屋就挖苦嘲笑说道：“！来了一个小官僚！”我缺了些幽默感，竟一时伤了我的自尊心，就闷闷不乐。听吴晗侃在明代叙永这个地区盗匪出入，他说直至今日还是极不安全的，决非吾人“久留之地”。他的意思是反对分校设在四川，不是像后来戚本禹批判他的那样，是反共的黑话。我知道吴晗夫人是中共党员，时值“国共合作”时期，我并不注意他们的政治身份，因为我是无党派的，而且我又自鸣是“超党派的”，我教我的政治学。但我对吴晗的个性有好感，他也喜欢我，所以我乐意到他家里去，就是觉得他老婆的谈吐（包括人和事都在内）给我的印象有些尖酸刻薄。碰到我这个既不是“革命分子”又不是“反革命分子”的中间分子，她对我必然要采取“既拉又打”的策略。她笑我是“小官僚”，完全是她有恃无恐寻人开心的一种孤傲自赏的病中生活的表现，我也不十分介意，倒喜欢听吴晗侃。他好喝酒，他喝的是绍兴酒，酒罐子满屋放着，多得很。这位文人的酒量可不小，用饭碗喝酒，真有一番绿林豪侠的气概。当他喝得八成时，口气之烈真是吓人。我想，大概是史书读得多了吧！中国史大抵都是帝王将相史。所以我一点也不怪他。

后来分校发生了派别之争。吴晗自称是清华“少壮派”，他对当地的地主绅士疾恶如仇，因此对跟这些地痞恶棍周旋以图立足于地方的分校主持人，如郑华炽、杨振声先生便心怀不满，要我们起来集体抵制，主张取缔分校，将大一迁回昆明，这个主张引起校部的重视。后来果真来了梅贻琦校长，在叙永招待所组织我们集会，听取迁返与否的意见。在吴晗的带领下，清华人一致建议迁返。这次集会带有浓厚的政治色彩。设分校意味着把学校从云南迁至四川，含有向重庆国民党政府靠拢的意图，必然引起反蒋人士对分校措施的种种不满。后来果然迁返昆明了。

7　在重庆求精中学举行婚礼

学校放了暑假，人们都在准备返回昆明。我则要到重庆去举行婚礼，抗战日子里，一切从简。我们是在重庆求精中学的基督教堂里举行婚礼的。

我相信，教堂是十分堂皇和安静的，这个中学可能是重庆城内最大的一所教会学校，但是就它的规模加在我身上的镇静效果来说，却像一次授予博士学位的大典。我已经昏乱得无法镇静了。

余下的都是多少不相连贯的像梦一样的背景。

我见到来了张汇文和他的妹夫何义均两位；又来了像施其南那样的在重庆机关里工作的清华同学，以及在行政院工作的陈之迈等人。

我见到方老先生请来的客人对基督教仪式感到十分奇妙；方家的兄弟姐妹和姐夫们都认为没有比在教堂里行礼更省事，更有气派了。

牧师穿着肥大的红衣绸袍进来，拿着一本镶金边的《圣经》，还有教士和书记跟在他身旁，慢步向圣器室走去。

新娘披着长纱由她父亲挽着手臂慢步进入礼堂，交给站在牧师身旁的新郎，然后穿过众人走向祭坛；牵着长长披纱的小姑娘是方备大姐的女儿；仪式以深沉的声音开始，并肩跪在牧师前，听牧师读着一段经文，问了以她为妻，以他为夫的话；我俩都用低微的声音回答。仪式平静庄严地完结了；仪式过后我们换上了便服，互相打量；我的年轻的夫人再见到她父亲时竟动了感情，挨着爹爹的肩头上落泪哭泣起来。

我们以最简单的方式招待了大批来宾；宴请在那时候似乎是不可能的；只能用点心和饮料；整桌酒席是只供牧师先生的，据我观察，他是属于圣公会而不是属于浸礼会的，因为他的圣衣、圣器、圣经都特别讲究；仪式也进行得很规范化；比起文德阿哥在宁波西门外真神堂结婚时要讲究得多了。

张汇文和何义均两位作为男女双方的共同客人留下来和我们共进晚餐。用完晚饭后，他们从曾家岩出发，沿着嘉陵江边，在依山傍水的大路上徒步回沙坪坝去。在还不到一刻钟的时候，我想起我借用张先生的礼服还未曾还给他带走，于是我匆匆地雇了一辆三轮，在半路上火急赶上了他们的步伐。当我把衣服包裹和他们送我的礼金归还给他时，我哭了。

张汇文脸上流着泪，竭力表现出他那严肃的绅士典范。

一家人都在等我，这种充满激情的举动并未使人觉得奇怪；我极度高兴地告诉大家：我是应该向张先生表示感谢的，“这段路跑得够快的！”我说道。

从此，我在两个分校之间，找到了终身伴侣，选定了终身职业。我自身的历史到此基本上便定局了，是异乎寻常的正确。是一个旧时代的结束，一个新时代的开始。对我们两人来说，活在世上的人或许不能比这个定局更好了。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重返昆明

1　川滇道上遇故友

我们不久就从牛角沱对岸“宝康药材厂”——方备的姐姐、姐夫在重庆经营的制药场地——田家花园出发，两位药厂的工人帮忙扛上几件行装，来到长江的上游码头到泸州去；送行的有王铁崖君。开船之前我们投宿在高出码头三四十级台阶的岸边小旅店里，和衣睡了一夜，天一亮就上船启行了。

到了泸州，改乘汽车，还是和来时一样“未晚先投宿，鸡鸣早看天”，一路摇摇晃晃，沿着“十八盘”上上下下爬陡坡拐急弯，提心吊胆历尽坎坷崎岖的苦头。到了贵阳，我患了痢疾，只得在花溪住了一周。这个坐落在“地无三尺平，天无三日晴”的贵州省一个平坝子里的第一城市，倒是个游憩的好地方，在那里我遇见幼年时期的初中同学张湖舟先生。张家原是宁波市北郊的第一大户，有地数千亩；在河弄口造了二进楼房；在四明中学西面北斗河旁立了个“张氏祠堂”。我们自幼就在一起长大，所以一见面感到格外兴奋，就像回到了家乡一样。我在前面提及过的张湖舟（即张五九），他母亲是二房，在他父亲死后，年轻的母亲——寡妇嫁给了另一个男人，使他做儿子的一直抬不起头来。老家宁波这个地方，说是“五口通商之一”，其实那个时候呀，是极保守的，或许除了我之外，没有人会同情改嫁的妇女，可是我要他去和他妈继续往来。

张湖舟一进我们借宿的旅馆，我就向方先生介绍和他是邻居关系，并直率地探问他母亲的下落。他告诉我们，读完初二以后就到舟山县沈家门一家银行当了练习生，他以一种尊敬的口吻赞扬我自幼开明正直，在那么恶劣的环境里，只有“你闰寿阿哥”明理、“通达人情”，他那加重了的宁波方言和语气，使方先生感到意外，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谈的是怎么一回事。

“你母亲后来怎么样？”

“他们非常快活，还生了两个男孩。”张先生说道。

“是吗，你和你妈还来往吗？”

“没有。”张湖舟说他是由“大妈”带大的。这里所说的“大妈”就是指先他的母亲而娶的正室；这两个女人竟相安无事生活在一起。可怜的是最后出生的一个男孩现在坐在我对面的，却不是受其亲生母亲的教养而是受那个不是生他的“大妈”的教养和监护。我们这帮同龄孩子习惯地把那位“大妈”称作“羊角”。谁敢欺辱她的孩子（尽管不是她亲生的，实在比她自己亲生的更为爱护，更为关心），她就跟谁顶撞。只是因为她把那独养儿子看作张家的“命根子”，就靠他传宗接代，使“张氏祠堂”香火不断，她才把保卫小“五九”看作她的责任。

“我认大妈为母亲，现在她就和我一家人生活在贵阳，”他告诉我：“她孤身一人留在这艰苦的社会上，完全依靠我了，小时候她待我太好了。”

“她把你惯坏了吧！我相信。”想起往事，我说起老话来了。

回顾少年时的生活，我所能记起的特殊的事物之一是张五九的母亲和那个穿着破烂西装的男人的关系。当时我非常同情他俩，我曾暗暗地鼓动我的小同学，不要受环境的影响。现在我们都长大了，可以公开地讲话了，我说：“你母亲那样做是对的，别人管不着，你父亲已经死了。她能放弃那样大的房子，那样多的财产，为了她自己的自由，宁愿住到那么一个低微的‘家里’去，真有极大的勇气。有时人都是这么想的，和我一样；不过在那时别人不敢公开出口罢了！”我也很为自己少年时代的勇气而自豪，因为这时候在贵阳说这番话不算稀奇，但在那时候的宁波能这样说却是少见的了。时间的流逝，先进思想的传播，战火的洗礼，终于打破了许多宗法社会的罗网。

我相信今日落后的山城贵阳在经过一段时间以后一定要比昔日的通商口岸宁波先进和文明得多。这个结论有一部分建立在我自己的亲身经验上，有一部分早已存在于英美两国比较宪政史中了。

2　清华人喜气洋洋欢迎我们

分别一年以后的昆明，一切还是和以前一样的平静，直到珍珠港事件发生，美国参战，我们不曾听到过空袭警报。所有在后方的下江人（当地人对所有外来户的称呼）都像往日一样自由自在地生活着。日子虽然过得清苦，总还能安然自适。我在昆明的清华同学，如邵循正、许宝骆都是单身汉，见我带夫人来，欣然造访，一见为幸。有家眷的仅外文系的袁家华一人，交往相助也是极自然的了。春城天高气爽，茶花正开得热闹。荷花、睡莲、紫薇花、茉莉花等仍各显风采，美不暇接。我想，在中国再没有比昆明更美的城市了，光这个“近日楼”，就够你心醉神迷的。朋友们买来各种鲜花作为见面佳礼。方先生将其一一收集整理，尽情欣赏。昆明的花好：叶浓、干高、枝软、皮润、形奇、耐寒、花期长，不拘什么地方的花都不具备这些特色。清晨，当我们在阳光照耀下，走过“近日楼”看见那么灿烂的鲜花时，不由得内心充满喜悦：“多令人高兴呀！人们是用阳光和鲜花在盛情地欢迎我们哩！”我觉得和同来的新夫人似乎更“帅”些了。

我先前不曾见过妻子脸上那么高兴的容光。从这时起我知道她喜欢昆明已远远超过山城重庆，显然，她在这儿感到很愉快。

方备经许君介绍给熊庆来（他们都是数学家）到云南大学去教体育。

我们很快就在昆明安了家。

初来乍到，是租住在庆云街三元巷一家当地人的楼上。敞开卧室的玻璃窗有新鲜空气透进来，把那些从近日楼带来的鲜花插在空酒瓶里，静静地放在书桌上，满室清香，令人心醉神怡。住房楼下是一个很大的院子，有棵果树挂满了果实。我不知道这些果子叫什么，也不敢摘一个来尝尝，也没见什么人来偷摘。房东是个回族，进进出出很少和我们交往。我们是外来户人地生疏，又是双职工白天都不在家，因为忙于教学，竟然把家庭给疏忽了。

3　两次碰上“梁上君子”

没住多久，新娘的绸衫和披纱不见了。这两件结婚用的东西是我从吴之椿夫人欧阳采薇那儿借来的，本该一到昆明就还给人家，一拖再拖，终于被人看中偷走。赔既赔不起，自然引起借主的抱怨，于是成了一件有关信用和面子的非常令人不快的心事。我们怀疑是房主人干的，因为别的都没缺，唯有这种结婚用的东西没了，因此我们家便迁至翠湖旁玉龙堆2号去了。

翠湖是嵌在春城中间的绿宝石，云南大学和图书馆、文昌阁等就设在它的附近，湖光亭影，鸟语花香；或漫步堤上，或荡舟湖心，颇有杭州西湖那柳浪闻莺的滋味。云大和联大师生常到这里读书、聚会、写诗作文。不过那时的翠湖是比较荒芜的。

经人介绍，在玉龙堆租到当地杨姓住宅楼下三间房子。楼前是个方方正正的大庭院；另一端是厨房；靠大门一边有两间小房，房东住在楼上，他们自己在楼上走廊里做饭，楼下几间空房都租给了西南联大的教员。现在不是离群索居了，增加了安全感，房东太太是绍兴人，和我算是浙江大同乡，说话投机，显得融洽。还请了一个当地人李嫂帮我们料理家务。左邻右舍，不乏熟人，人来人往，宜室宜家，我们感到很适意。搬来后，才知道楼上住的是息影家园的大名鼎鼎旧军人杨希闵，他曾响应过孙中山的北伐战争，一度也是个风云人物。

1940—1942年间日寇猖獗，传说已深入广西，桂林告急。恰好这时发生了珍珠港事件，美国向日本宣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产生了根本变化。东线战场上，先有陈纳德的飞虎队助战，继有史迪威尔将军来华联合蒋介石作战，滇缅公路上的运输一时热了起来，昆明的空袭警报也频繁了。抗战形势对我国有利，但日子过得越来越紧张，生活每况愈下。

空袭警报一响，城里人——特别是外来户莫不扶老携幼向郊区疏散。平静的昆明立刻成了机声轰鸣、警报呼啸的前线。我们自然也是锁上房门，带着干粮，跟着大家往郊区跑。有次解除警报后回家，猛然发现房门全被砸开了，所有箱子（连同床上的铺盖）被洗劫一空。我吓得昏头转向。二话没说，就向街口站岗的警察报失。后来听到联大同事相告，当我向地方警察报失时，云南省长的儿子龙三在一旁窃笑，认为联大教授竟无知到这种地步：这件盗窃案就是向之报告的那帮警察掩护着杨希闵老婆干的。这种说法也许是地方派系——杨系和龙系之间的相互诽谤；也许是造谣生事，贼喊捉贼，我们外来户哪里闹得清楚。

更不幸的是，我班上有个学生——龙云的第四个儿子——知道我家被盗后，主动跑来愿帮我破案，硬说乘空袭警报之际，敲锁破门盗窃一空的不是别人而是楼上的房东杨希闵的婆娘。他带来两名副官持枪上楼公然直指站在走廊上的绍兴婆是强盗，以致这位妇女大哭大嚷起来，寻死觅活，说是被冤枉了。杨氏把她的丈夫叫来，说我“血口喷人，以势压人”，诬陷革命军人，并报告了学校当局。就这样失了财，还闯了祸，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讲不清”。我不得不告到省政府要求缉查罪犯，索还财物。

对于这件说不清、理还乱的公案，原来想得太简单，以为很快就能了结，不料反而在学校与地方的关系上引起矛盾。作为系主任的张奚若先生怪我多事：“东西被偷就算了，闹得满城风雨、怨声四起，给学校带来困难啦！”，等等。

我只好“哑子吃黄连”，和同事商量，息事宁人，把家搬走了事。但事情并不如此简单。楼上的绍兴婆天天哭闹不休。我不得不上楼向她解释，失主本人并没有怪她。

杨希闵在中国历史上曾是滇军头号人物，当时虽然息影已久，可“九尾之蛇，死而不僵”，在当地还有一定势力，龙云也奈何他不得。想不到有一天他要我上楼去谈话。

我一到楼上中堂，只见坐满了像庙里金刚一样的木头军人，头戴军帽、身穿军服、约有七八个，端坐在八仙桌两侧，横眉怒目，等待着我向他们赔礼道歉，要我承认东西不是房东偷的。

我只好说，事情出在空袭警报之际，我们是到本地来避难的，发生这类不愉快的事，既然“查无实据”，只好自认倒霉。我说道：“你们实在无需如此小题大做，严阵以待，我只有一句话奉告各位，明天就迁出，以免大家劳神丧气。如果这样还不够，作为失主，你们要怎么对待就怎么对待好哩！纯粹是我的家务，与我们所服务的学校无涉，务必向你们讲清楚这个道理。我受点损失，事并不大，牵扯上学校声誉就不是我应负的责任了。我能告诉大家的就是这些，你们可以满意了吧！”当我说这番话时，有几位联大同事在楼下守护着，怕我吃亏出事。这几尊土头土脑的活菩萨听了一言不发。事就这样收场了。

4　在联大的教学

我在给叙永分校学生介绍西方各派政治观点的基础上，全神贯注准备两门课程：补充修改“政治学概论”讲稿；为政治系大二学生开设“近代政治制度”。这两门课程都是前任名家，也是我的老师——张奚若和钱端升两位分别主讲多年之后留交给我予以传承的。我不能辜负他们的信赖，所以我全力以赴，顾不得别的东西，只想一心一意把这件事做好。

我带着西方国家30年代的学术成果，连同他们的时代倾向，在西南联大大力宣扬了民主个人主义与社会改良主义合成的“政治康拜因”，以及文官制与议会制相结合的“行政拖拉机”，对蒋介石等人利用人民爱国心制造的“国家至上”和“民族至上”等神道说教，用来掩盖其争权夺利的个人野心，提出了学术性的批评，分析了国家民主化与“建国抗日”的关系。我既不站在国民党方面，也不站在共产党方面，更不参加和热衷国内外和校内外的任何政治活动和社会活动。

我在这个致全力于教学的时期，除写了《国家观念》、《论公私》（发表在《云南日报》“星期论文”版上）、《谈实际政治》（发表在《时代评论》上）及《行政研究计划》（发表在《新经济》上）等四篇文章以外，没有发表过任何政论。我只教书，把自己禁锢在教室和行政研究室里，只和年轻学生在一起谈论西方国家从政治到生活的观感。也许由于东西方文化的冲突，使我内心充满着自我贫乏感；也许又由于“抗日救国”的渺茫，时刻感到“学非所用”的不足。在平时我是个怀疑派，怀疑国共两党合作未必能够成功，而又不知道如何“学以致用”。然而到了战时，我倒是一个真诚的、天真和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我觉得像我这样一个从死里重生的知识分子，劳苦大众把我培养到目前的文化水平，应该为祖国，为抗日，为建设一个现代化国家而勤奋努力。作为一个教师，我认为他所努力的成果不是著作，而是培养出人才。我的初衷、也是我的职业道德是为贫弱的祖国培养出一大批遵纪守法、效率卓著的国家工作人员。加上我回国后的所见所闻、所思所虑，渐渐产生了书本知识不够用的想法，萌生了要到“大社会”中去的愿望。这是我在一个具体的时代、具体的环境里的具体的反应。有这种想法和愿望的人很多，其所想的内容，特别是预想的方法，或许不尽相同，但知识来之于社会，应该还之于社会，这个道理总是无可争议的。至于这种想法的效果怎样，得失怎样，显然不是当时本人的想法所能判断的，而是将和所处的实际环境相结合，随机应变的后果而定了。但是，我始终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这一因果规律。

在1943年欢送毕业同学的全系大会上，我发表了上述的观点，从此在联大这块净土上埋下了一颗“自我爆炸”的地雷。它将在什么时候爆炸，还有待其他事件的引发，决非我当时所能意料的。

5　昆明、昆阳一水间

自从遭到盗窃，先从玉龙堆迁至文津街集体宿舍小住几天以后，因方备调任昆华女师任教，我们便迁至滇池南岸的昆阳居住。昆明与昆阳之间，隔着浩瀚的滇池（又名昆明湖），这一带乃是云南的明珠。昆明山清水秀、风光宜人，是和滇池的美分不开的。出昆明西，沿运粮河航行二三里（船上有大明轮在后推动，发出砰砰之声），过大观楼湖畔，就可领略那广为人知的四周香稻、万顷晴沙的滇池美色了。

这是著名诗人孙髯翁撰写的那副传颂海内外的长联（一百八十字）描述的。长联挂在大观楼下，我曾吟咏再三，为之倾倒不已。现加标点，录之如下：

五百里滇池，奔来眼底。披襟岸帻，喜茫茫空阔无边。看：东骧神骏，西翥灵仪，北走蜿蜒，南翔缟素，高人韵士，何妨选胜登临。趁蟹屿螺洲，梳裹就风鬟雾鬓。更苹天苇地，点缀些翠羽丹霞。莫辜负：四周香稻，万顷晴沙，九夏芙蓉，三春杨柳。

数十年往事，注到心头。把酒凌虚，叹滚滚英雄谁在？想：汉习楼船，唐标铁柱，宋挥玉斧，元跨革囊，伟烈丰功，费尽移山心力。尽珠帘画栋，卷不及暮雨朝云便断碣残碑，都付与苍烟落照。只赢得：几杵疏钟，半江渔火，两行秋雁，一枕清霜。

滇池大观楼长联

长联的作者孙髯是清朝康熙年间一个贫寒的文士，一生没有做过官，始终是一个布衣（百姓），每每“求百钱不可得”，“数日断炊烟”。据说，他住在西山喝粥写作。有一次云贵总督宴请文武百官把酒吟诗，孙髯公有幸被邀，坐在末位，这首长联就是轮到他赋诗时所作。全联实际上是两篇优美的散文诗构成，对丈整齐，音韵铿锵，读来余音绕梁，无怪乎“一鸣惊人”。后人感叹说：“酒罢凭栏，诗成题壁，只把髯公让。”

我每周一、二、三日在昆明上课，四、五、六日在昆阳。来回乘明轮船沉浸在这三百三十平方公里的滇池中。滇池四周，碧峰高寺，林木苍翠，秀水拍舷，梵宇罗列，擅湖山之美，挹春城之秀。我一路几乎可以饱尝滇池这个高原湖泊的一切自然美，领略四季如春的美景韶光。

到了昆阳，却是一派田园风光；我们租到石板路旁边一栋楼房的一间房子，与房东三口之家隔壁而居，人缘欢洽，景色宜人，整个昆阳三面临水，一面靠山。我每次上岸都得买数斤白鱼，用宁波人葱烤活鲫鱼的方法，先把鲜鱼剖洗干净，晾干后用清油炸透，伴以青葱，以小火煨之，花两小时才能入口，味道美不胜收。方先生那时在昆阳女子师范教体育，经过激烈运动之后回家，自然等不及我把葱烤鱼做完，只好先在街上买些云南人吃的饵块（用大米做成的糕饼，涂以辣椒酱在炭火上烤熟的云南人特有的佳肴）。

我记得每逢春天，田边、山腰、湖畔到处都有蚕豆花开始结实，我们可以随便摘一筐来，仿效本地人的做法，用荤油加白米蒸着吃，真叫清香扑鼻。

一个美丽的少女（帮我们料理家务，名叫纪翠的女孩子）惊叫着：“看，蚕豆花开了！”那饱满而彩色缤纷的豆花就像最时新艳丽的衣衫，又像千千万万只彩蝶在扑翅飞翔，翩翩起舞。野地里蜜蜂成群，在沁人心脾的芳香中散播嗡嗡的音响。这里没有飞机过境的呼啸声，没有空袭警报声，这世界真美丽、安详，宁静极了。

正如前人说，“田陇初生戴星草，园林已发迎春花”。蚕豆花预告了春天已经来临的消息，因而人们把它视为报春的天使。

就在这时，我们好像还在“度蜜月”：一周一周乘坐明轮汽船来回于昆明与昆阳之间，沉浸在滇池之中。每到星期三下课时，我就极端快活了，那嘭嘭作响的轮船把我载了回去，然后在星期日下午又把我送了回来。我已经应验了我的命运：我是一个“俘虏”、一个“奴隶”了。

我觉得云南女学生叫的方老师不是一个凡人；她是一个仙女，一个西施，一个教师——“方老师”，我想道：“多么美的称呼，多么美的名字！”

每一个星期日，不写什么的时候，我们就出去，到田野中散步，徜徉在阡陌之间，最高兴、最幸福的时光就是在昆阳的时候，在我们采摘蚕豆或做白鱼的时候。当我把这些幸福的“蜜月”生活告诉滕茂桐时，他羡慕我，非常想到昆阳来作客，在那田园一般的县城里住上两三天。我向他发出邀请，他终于跟我来了，使我有机会报答他在叙永多次款待之情。春城的蚕豆花一旦开放，不是一株一片，而是如涛如云，“胭脂凝夜紫，花萼来红潮”。即使落英缤纷时候，也是“桃花乱落江南雨”。试借诗①以证：

碧鸡坊下客，

手种满庭鲜。

冉冉枝栖凤，

珊珊带骨仙。

魂消烧烛夜，

风息养花天。

全屋无能贮，

登巢幸有缘。

——李于阳《春海棠》

昆明的美和昆阳的福是写不尽，说不完的。当时，我向滕先生说：“还是请你自己到这个县城去看看吧。”诗②云：

为忆家山好，

城春逼岁月，

镫回槛帖换，

饵煮灶烟斜，

白酒开香糯，

青松幂晚花。

群芳谁第一？

雪意上江茶。

——戴炯孙《岁行尽矣，舟次无辽作〈家山好〉二首》之一

1943年春，因方备调回云南大学任“女生指导”，乃遄返昆明市文化巷。依恋不舍的昆阳生活就告一段落了。

注　释

①　借李于阳《春海棠》一诗中之西府海棠喻昆明之蚕豆。

②　参见赵浩如：《昆明揽胜》，第16页。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为蒋经国干了十个月的招生工作

1　在重庆等候蒋经国

1943年我应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先生的授意邀约，经邵循正教授取得梅贻琦校长的同意，从昆明西南联大来到重庆。一到就走访蒋先生官邸。这所简易楼房原是方备父亲的住所，不甚宽敞，虽已装修一新，但使我感到战时政府似乎已清贫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蒋先生原系清华历史系主任教授，在南京任行政院政务处长时住的是山西路上的一栋洋楼，后来租给了美国驻华大使馆。现在他以大使身份回国述职，竟住在这么一个简陋的平民居室里，完全出乎我的意料。但是一眼望去，他给我的印象依然是大官派头。我觉得他的“块头”似乎比他住的房屋大了几倍，不大相称。我不敢提醒他这原是方老先生的住宅，他也可能并不知道我已成为方家的女婿了；我自然更不敢说老师“发福了”，坐下来的时候倒还相当的自在呢。开门见山，他还是像以前一样，议论起清华学生脱离现实的悲哀，为他自己“弃学从政”作了一番有理有据的辩白。“学以致用”的道理是如此对头呀！要比那些讲政治学的先生们高明得多啰！毕竟是在上过他的课的学生面前，他不能像对其他人那样过分地显示自己得意忘形的官气。他只是强调“要懂实际”、“要好好地帮一帮蒋经国，把那个干部学校办好”。他没有向我介绍经国先生如何回国的；他只说，一切为了抗战，言下之意，就是说，“学而优则仕”总是读书求学之目的。

他的那席话我曾向当时已转到中央大学任教的楼邦彦和王铁崖两位转述。他们当时对中大校政极端不满，听了我的这番介绍，都打算到“大社会”去试一试自己的“抱负”。王铁崖比较老成，他出身外交官世家，而且比楼不拘，在什么地方都较圆通，所以他并不想无条件地弃学从政；而楼则恨不得“立竿见影”，发誓不能再在学校蹉跎下去了。火上加油的是中大政治系主任张汇文先生恰好在这个时候出了“毛病”，因作风问题被立法院秘书长“参了一本”，以致被教育部免了系主任的职，受到永不录用的处分，于是就以“一起散场”成为我到重庆以后的话题，以致成为最佳选择了。其实，我之离开昆明完全是被动的，一肚子冤气还没有消呢。大家都觉得“教书无用”，其实天下其他各行各业甚至比“教书”更无用、更可悲呢？！

为了试一试自己的“抱负”（我们这几个人都有点“自命不凡”）或者说得堂皇点儿，是为了“学以致用”；或者说得更好听点儿，是“为了用自己的行动贯彻自己的信念”，这样我便不揣冒昧，去走访在三青团中央训练处任处长的李惟果了。他不但是前清华学校派出国的留学生（与张汇文是同龄人），而且又在蒋委员长的侍从室任第一夫人宋美龄的英文秘书，可谓是个“红人”。他顺手给了我一个干训组长的名义作为过渡到三青团干部学校的“桥梁”，以等待蒋经国专员从赣州来到重庆，共同筹备这所“抗日建国”学校。为了把我详尽地介绍给他自称的一位“把兄弟”，他还说，他要写十几页的长信哪！由于我的学校出身、专业知识和社会关系，我所接触的“大社会”，必然也只能是极其狭小圈子里的复兴关上的正在筹备中的“青年干部学校”。我是以“文官制度”为专业的人，所以我自以为是以“内行”办“致用”的实事。

1944年1月，蒋经国从赣州来到重庆，把我从团中央训练处请去谈话。接着就到了原“青干班”旧址的马家湾。我以西南联大教授的身份出任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处长的职务。这个青年干部学校以蒋介石为校长，以蒋经国为教育长，无疑是为蒋经国的未来当权培育其班底的；这件无人不知的事却引起过部分清华同学对我的惋惜。对这些非议我则毫不在乎，因为我曾向三青团中央书记张治中明确地、坚定地说过，我是以“文官制度”为专业的人，是为了办“青年干部学校”、培养建国的人才而来的。

2　两次招生工作

直到同年10月，我曾把自己全部精力倾注在两次规模不小的招生工作上。第一次是招收大学毕业生350名作为研究班的第一期学员，第二次是招收中学毕业生1200名作为行政班分科受业的第二期学生。我坚持以“公开竞争考试”的方法录取学生，唯才是录，不徇私情；深信自己有了“用武”之地，而办事效率似乎达到了国际水平。

我这个副教务长只做一件事，那就是招生。我把流亡在大后方（分六个考区）①的知识青年择优选拔出来，他们日后成了蒋经国的亲信。

我以非凡的热情报答祖国对我的培植——我确实是这么想的——亲自到印刷厂监督试题的排印，试卷（分中文、英文、党义、数学、哲学、历史等科目）都是王政作为教务处长聘请中央大学的兼任教授出题；协助我工作的仅中央大学、西南联大、武汉大学毕业生各一人。我为核查六个考区试卷的分数曾连续三天三夜未睡，到第四天列出录取名单时，别人并没有看出我已度过了总共72小时的不眠之夜。我收到过数以百计的委托信，其中不乏党政要人为其子女要求照顾的。仅举一例就够了，当时任三青团中央研究室主任而现在仍在大陆的民主人士程××先生就给我写过信。我拿这些信给作为教育长的蒋经国先生看了，问他如何处理？

“这些人都是官僚，可以不理！”他这样说，并为这件事特邀我到侍从室和蒋委员长共进了一次早餐。得到他们父子的支持，我自然不理会任何人走我的“后门”。连从重庆大学刚毕业的方备二姐夫要求我提供他应考的作文题时，我也决然相拒。我可没有想到我的这种盲目的忠诚和热情，非但得不到应有的报答，而且为当时三青团的内部派系所不容。纵有蒋氏父子这样有实力的人物为这件事撑腰，这在当时（据王治平于1994年4月30日相告）——是蒋委员长欲以三青团取国民党而代之的谋略。不过只是我这个当时不明内情、不谙世故、涉世太浅的“冒失鬼”莫名其妙罢了。我想实行我在英国学到的公开竞争考试制度，就此也仅仅是做了一次性的实验。

我曾多次说过，两类公务员制度（政务官与事务官、选任官与委任官）只有在民主政治和法治的框架内才能建立，而我国还不具备这样的条件，还远不具备。这是我在蒋经国的青年干部学校的实践中取得的一个经验。

3　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如果不“下海”，我是不可能亲自了解“党外有党，党内有派”这条定律的。问题仅在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党派斗争罢了。

有一天，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将军把我请了去。康泽是个军人，直挺挺地俨然端坐在办公室，指着座前的椅子，说声“请坐”。

我坐下了，我记得，也是直挺挺的，这是一种模仿心理造成的条件反射，也是“自然情况”下的必然表现。

“听说你很能干！”或许是他已听了什么人汇报，或许是录取第一期研究班学员名单在团中央大门前发榜后众人的议论，或许是见了面亲自观察我像他那样直挺挺地端坐着的模样，也就不由他不夸奖了一番。我只好垂下头来，倾听他的指示了！“那么，我想让你知道，你也知道——他强调指出——我们彼此要合作。”我说：“是的”，他继续强调说：“要好好合作”。这句重复语句引起我的严重注意，我是咬着牙点头的。

“其实没有什么”，他若无其事地又放松了口气，好像后退了一步。我的反应和他一样，放松了口气向他表示：

“是的，没有什么！”

“那就好！好得很嘛！有嘛事，你尽管来找我。”他递给我一个电话号码（那个号码不是印在名片上，而是写在一张纸条上的），我欣然收下了。

当我站起来向他告辞时，他又说了一句：“我就住在对面的半山腰上，有空来玩，随便点。”他又说了一句：“没有什么。”当我和他握手时，他并没有站起来，他还是直挺挺地端坐着（这位军人后来在解放战争中被俘，死在狱中）。

回干校后，我想从中央党部调来的方志茂君打听些消息，方原是西南联大应届毕业生，分配到朱家骅的中央党部后，由我把他调来在教务处帮助我工作的。所以我可以和他密谈这类人事问题。据他所知：最近召开的一次青年团代表大会上康泽和蒋经国对立，似乎在赣州当专员的蒋经国有夺取三青团领导权的意图。康泽原是三青团干部训练班主任，现在改办青年干部学校，未经团中央讨论，显然是要取康泽的组织处大权而代之。当时中央团部书记张治中，副书记胡庶华，对这件事都不过问。

于是商定，我们可以不理这类事。

但是事情决非这么简单，可以不了了之。

教务处长王政原是中央大学社会学系主任，他是三青团中央干事（委员），也是清华学校出身（与李惟果是同龄人）。中央大学经济系主任叫“吴干”，也是团中央干事，四川人，有“跑哥”之称，其人又蛮又霸。在我和康泽的对话以后某天，可能经过他们商量，由吴干出面把我叫到他家里，用另一张面孔对待我。这次不是要求“合作”，而是拉拢“威胁”了。

“老实告诉你：若不和我一起搞嘛，就一脚踢出去啰！随你的便，老子说话算数哟。”他是用四川话以满口蔑视的腔调对着我说的。

在这种情况下，我只好肃然告退，以缄默回答这个无赖。

4　急流勇退

这时李惟果正陪同王云五（商务印书馆总编辑，汉字五角号码发明家）出国访英，等他回国已是十月中旬深秋时节。那天李约我上他家去，晚上倾盆大雨。我赶到他家时，已经全身淋个透湿了。他夫人拎着一盏风雨灯打开大门，见我如此模样，竟吓了一跳。

我进到李的办公室，他也不管我一身雨水的狼狈相，劈头就说：“人家说你‘过河拆桥’。”他的意思是他的训练处是“桥”，我到了马家寺青年干校，就把复兴关的干训组“抛在脑后”了。

这还不够，他以老大哥的姿态抱怨道：“人家说‘你在学校里搞太子党’哩！”他的语气低，似乎把他也连累上了。

“我离开时不是告诉你，有事到我家里告诉我夫人，她将以密电通知我的，怎么没有收到你的一字一语呀！”

“好吧！李先生，明天就离开。”我以那身淋漓透湿的衣服向他告别，从此再也没有见到过他。

当天晚上，我得到方备的同意和支持，收集好所有的行装，准备第二天立即离开这块“是非之地”。

次日，我进到蒋经国的办公室。

“我来向你告别，教育长。”我说道：“我准备回学校教书去。”我二话没说。

教育长若有所思，显示了非凡的沉着，想了大约二三分钟才开口：“外面有点风声，避开几天，也好。”他站起来，热情地和我握手，走出房门时，他停住了脚步，低声向我说道：“你对学校是有功的。”就这样简单，没有等到第二次录取的新生报到，我就离开青年干校了。

我觉得离开得很好。这是——对他来说——羽翼未丰，抗不住风雨的翅膀，无非是按照牛顿自由落体定律在中国政治舞台上摔落下来的一次小小演习。这是我在蒋经国的青年干部学校取得的又一次经验。

大约在几个月后，蒋经国的秘书谢然之到我家里，邀我去中央训练团蒋教育长那里谈一次话。

蒋叫秘书带我直接到他的办公室，我一进门，陪我进去的谢秘书就走了。只剩下蒋和我二人，暗示着是什么话都可以在这里说了。

“你为什么要离开？”在寒暄了几句门面话以后，他装着似懂非懂的样子问我。我心里判断，他不是说过“外面有风声”，要我歇一下吗？我无法回答他这样一个明如日月的问话。明明是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难道他不知道？我不想把自己的脚踩入这条臭水坑里同流合污；更不能把“太子党”这样一枚插在我内心中的毒箭亲自拔出来，那是“见不得人的”比“骂娘”还黑的黑话。要是我真把这枚毒箭拔出来，岂不是就应了李惟果这帮小政客所称的那样：“真的‘过河拆桥’了吗？岂不就像有的学生在小报上讽刺的那样‘攀龙附凤’了吗？岂不是真的要分‘太子党’的一杯羹吗？”如果我还有点骨气，还有点本领，我就不会出卖自己的灵魂。我以非凡的热情报答祖国对我的培植而尽我的职责，我宁愿让这次盲目的忠诚、热情或者幻想留在人间而不出卖给任何权势。我以想去教书冷淡地回答了他明知故问的问句。后来蒋经国在筹建他的青年军时，又一次派谢然之来找我。这次我拒绝了；不由我不追忆起往年英国希尔将军的邀请。

5　对经国先生的认识

蒋经国先生比我大一岁，可以说是同龄人。但我们所受的教育、生活经验、思维方式、社会地位，相距何止十万八千里！他从来没有跟我谈起过旅苏的经历。在马家寺到复兴关的公路上，他和我讲过“新生活运动”之所以不解决问题的话题。他说，他在赣州为了遵守时间曾给一些农民各发了一块手表，为了讲卫生每人各发一块手帕，但毫无用处！他说：“物质生活是由经济基础决定的。”

蒋教育长是外向型的人，举止谈吐都很随和，毫无一点虚架子，更不消说官架子了。他穿的是蓝布青年装，胖乎乎的脸，面色红润，眼睛炯炯有神，充满着灵气。他随地而坐，无所顾忌，有点布尔什维克的味道。他经常提醒我：“去跟学生们谈谈！”他自己则定时和研究班学员作个别谈话，学员也自然喜欢同他接触，而我则采取谨慎的态度。在那个学校里，我一反常态，从来不和学员们接触，尤其是不和西南联大来的几位学生（如王治平、陶国铸）接触。这种心态主要是看了第一期学生办的墙报形成的。这期墙报载有一篇人名谜语：“东北铁路”（指的是训导处长“胡轨”）；“王政复辟”（指的是教务处长“王政”）；“龙附凤”（指的显然是我的名字）。这种“含沙射影”的手法使我心里明白，也使某些年轻人心中明白，无非是在放毒箭。有一次教育长也发表过“英国人特别虚伪”的议论。言者无心，闻者有意。我在内心深处早已跟他有些不言而喻的隔阂。

教育长确实与众不同。每天早上，他亲自领队跑步，绕着运动场跑道跑十圈，表示其年轻有为。所有学员和教工一律穿军需署送来的军便装，纪律严明；对犯了规的学生带到山洞里禁闭起来；他自己在做早操、跑步时喜欢脱掉上衣，赤膊上阵，这是许多大学生和我这样的人办不到的，他也不勉强我们照他的样，也还有点宽容的精神。然而，有时他喜欢在校门外骑着一匹白马溜达，以显示他的特殊性、高贵性。这时，只有在这时，他的神气才高不可攀。

他还有一个优点就是提倡劳动。他号召学员和教职员工每周一次在校门内外铲土筑路。他体力强壮，与我们一起干，说“人生道路是靠自己干出来的”，这种行动不能不令人钦佩，是什么人都会叫好的！

但有一件事却使某些人说起闲话来。他在我们教务处贴的学员报到处旁亲自写了一副对联，上联是“要做官的莫进来”；下联是“想发财的请出去”。见者啧啧背着说：“你有什么官给人做？你有什么财给人发？！”言下之意“你太自以为将来有权有势，能封官谋财！”教务处的工作人员见了也无可奈何，只好听之任之。

更有趣的是，大约在开学典礼之后的一周里，教育长事前向我们几位打了招呼，说晚间半夜要紧急集合，我们都等在房里守夜。号声吹起，所有270名的学员在操场上整整齐齐列队等待有什么紧急指示。只见场上设了一座讲台，铺着一张白布；桌上点燃着几根洋烛，那是半夜十二点钟。

教育长站在桌旁。他是那么彻里彻外的严肃！疑心他半夜紧急集合有什么不适当的地方，那几乎是不可能的。

教育长在肃穆的气氛中，不受十月秋声的影响要讲话；下边自然摒声闭气洗耳恭听，他悠悠地说：“睡到半夜，睡不着了；把大家召集起来，想说几句心里话。”他迟迟地没有说出口，在那体现得平静的姿势上似乎有点嗫嚅，我看那神态说他三十岁可以，说他十几岁也未尝不可。他终于说出：“我想到父亲，我要为父亲争气。”后面的话就记不得了。在这个有身份的人面前站立的一些人，对于我们经常歌颂的教育长显示了这次他变成一个孩子的表情。

我在这十个月里曾经三次见到过蒋委员长，一次在侍从室的晨餐桌上，一次在开学典礼上，一次在他来校视察的时候。

我特别注意这个人物，因为他特别重视的是学生的训练而不是他的《中国的命运》一书；在当时他对我们自然是有一种特殊影响的；在那次开学典礼结束时，他把我们看作掌上的玩物（小孩子们）。那种高傲矜夸的态度，那种尖厉的音调更使我害怕。这种外态使我想起中学时代吴启道先生的遭遇；仿佛我的未来必然是那次事故的连续；这种表情严肃的外态使我知道，他不可能变得慈祥些。这种外态使我在将他跟他儿子比较优劣时，在用任何平等标准衡量我自己和他们父子的关系上所有权利时，加重了我所能感到的一切不安；最重要的，这不是一种亲昵的、不受拘束的、热情的外态。他和我接触过的任何人都不同，我确实相信，我宁愿和普普通通的人相处一百年，而不愿快活地和这样的大人物相处一分钟。我相信，我比任何别的人更不愿接近他，我内心深处原有的对他的崇敬变凉了。

我决定离开这个专门的学校，去方备二姐的乡间（荣昌县路孔河）住了一个星期。在那里，秀丽的山溪，翠绿的竹林，起伏的山峦，归来的飞雁……抚慰了我那十个月紧张的神经。后来，怀着十足的镇静态度去中央大学的石门村，安详地重理我酷爱的旧业。

在我如此顺利地回到旧日熟悉的地方时所抱的心情，我不想再多浪费笔墨了。因为几乎没有一个人不承认我离开那里是个十分正确的决定！不然的话，我相信早就不会有我的“余生”了。

注　释

①　研究班和行政班均在六个考区——重庆、昆明、西安、赣州、桂林和上饶招生。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接触实际

1　平生第一次的悠闲生活

离开青年干校后，我转到了沙坪坝中央大学任政治系教授。当时，黄正铭任主任，何义均仍是法律系主任，他还在美国大使馆新闻处兼任一官半职。我跟他们两位都很熟识，在他们帮助下，很快在石门村（中大教师宿舍区）弄到两室一厅的住所，又开始了平静的教学生涯。孩子龚晓就是在那里诞生的。

我除了讲授一门“中国政府”课之外，不时地往新开市跑，去看望方备的父亲。

从沙坪坝到新开市可以搭乘开往歌乐山的公共汽车，终点歌乐山站的前一站下车，或者从石门村出发步行经过重庆大学一直往西进入山林，从林荫小路蜿蜒而上直达新开市。这条路虽然辛苦一些，可是比乘拥挤不堪的公共汽车有趣得多。歌乐山不高，走这条路可以饱尝山林情趣。考试院铨叙部就在那里。

铨叙部部长贾景德原是方老先生的老搭档，早些年间他们曾在北平一起办过报，后来贾任阎锡山的秘书长多年。据说他之所以被调到重庆政府，有赖于方叔章老先生的一臂之力。这位前清进士就凭老义气、老交情，给了张汇文和方老先生各一个“专员”的空缺，后来还加上了我，都拿部里的干薪。别人称他为“老官僚”，他并不生气，反以为荣，正像有次在欢迎阎锡山到部访问并向全体员工讲话时那样，他也自称是“官僚”，并解释说：“官僚者，长官的僚属也，本人就是阎长官的头号幕僚”，说得满堂大笑，连阎锡山也笑了起来，阎这一笑，连锁反应又引起满堂大笑。这里所谓“满堂”也是这位老进士的“创造”，他一度听了我介绍的美国预算局的办公方法——行政流水作业法，各司处集中办公，一处挨一处，行政效率便比挨门挨户高得多，主管人各占一方，便于监督。我对他说，美国大公司也多采用这一办法，总经理坐在大堂中央，举目四望，什么也逃不出他的监视。老头子喜爱新花样，果然在歌乐山上盖了一座大楼，把所有的司、处、科、室都集中在大楼的礼堂内，大楼前室设“收发室”，大门上挂了一副对联，是他自己的手笔，大抵是唐太宗“愿天下英才入吾彀中”之类（全文记不住了）的古语。

他为优待我起见，特别在山上建了一个“客舍”，其实是让我住在那里，教他的一个独生女儿学习英语。前清的老学究有点反常，人越旧，志越新，他对西方的一切特感兴趣，遇到我这个外国留学生，几乎把我当成“宝贝”了。我也乐得接受他的这番盛情，把歌乐山的“客舍”权作周末的“别墅”。来来往往，读些铨叙部所藏的古书，收集些历代官制的资料，也是现成的有利条件，我就充分地把这座简易“客房”利用了起来。

当时，铨叙部是一个清水衙门，是个登录各部各级官员花名册的机关。有徐家麟任甄核司司长，陈曼若任考功司司长，罗万类任登记司司长……还有姓李姓杨姓王的几位参事，都在同一个大厅内成排坐着，一个挨一个，就像大学生课堂。大堂头上设一高台，分左右放着两个中型写字台，供次长使用，正中央便是部长的大写字台了。除了这个大楼，山坡上还有几幢职员宿舍和一幢部长官邸。徐家麟在那里研究唐史，我在那里研究官制。每到周末，这个部里的几位司长就在我的客舍里聚赌。玩的是翻牌的“强盗赌”，输赢约在二十几元上下。

方老先生其时任行政院简任秘书，住在新开市也不时玩牌。在行政院宿舍过街的对面住着戴笠的特务白四维（他一手握两支枪，能双枪齐发同时射击两个目标）也常干这个行当，我则偶尔参加进去玩玩。白四维总是怀着极端客气的态度待我，并且口口称呼我“博士”，加以善意的嘲讽。赌博最容易令人着迷，输了产生下一次能赢的希望；赢了产生下一次再赢的念头。不断的希望引诱着你，等待着你，着迷入彀，每个牌友都心甘情愿在那儿泡时间。输了并不后悔，因为还有下次呢。人们翻牌时的满足似乎足以抵偿他们抗战时期的精神上的麻木、空虚和痛楚了。

2　我对中国历代官制的反感

在故纸堆中，我大致了解了些历代官制的腐朽货色。例如，尧、舜、禹三个大酋长的神话；禹、弃、契、皋、陶、垂、盖、夔、龙等九品官职。禹的儿子破坏了“禅让”的惯例，建立了夏的“王位世袭制”，这种宗法统治后来演化为秦汉的选举（推荐）制，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唐的科举（考试）制和考课（考绩）制；早先都是“门荫制”，即根据门第的高低，授予其子孙相应的官职，也就是“世卿世禄制”；后来则由中小地主“学而优则仕”的读书人起而代替大地主——门阀豪强培植的走卒。结果是换汤不换药，从“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以及“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的讽刺民谣中也可见一斑了。

常被老古董称道的“九品中正制”则是把各级官吏评定为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等“九品”，规定州设大中正，郡国设中正……这种等级制重门第，轻才学；到了唐朝便由国家设立各种科目，定期举行考试。考中后，根据成绩的优劣授予不同职位，就被中外人士吹嘘成为天下第一用人良法，似乎近现代的文官考试制度都渊源于此，算是值得中国人骄傲的一大“发明”和优秀文化了。

一般外国学者只知中国是最早实行公开考试拔优取士制度的国家，但他们并不了解中国封建统治所需要的人才只是依附于皇帝的奴才，由他们建立起一套宗族、贵族和官僚三位一体的统治秩序；这种秩序或许可与1855年英国实行的“恩赐官职制”在形式上相类比，但后来在英国，国王却要听命于议会中的多数，接受内阁会议的决策，大臣首相就成了各级官吏的首长，而经考试出身的文官实际上则自成一个体系，变成了资产阶级实行统治的得力工具；在古老的中国，官吏则从来没有变成一个独立的体系，通过考试选拔上来的文官是靠个人的才学，而其才学则是由皇帝亲自（御试）或由其走卒代他来衡量评定、任免，然后奖惩和升降转调的。我们几个清华人在昆明就玩过这类“升官图”作为赌博的玩具。

外国学者可能更难了解中国的科举制，以伦理纲常——儒家思想成为统治社会的始终不渝的指导思想。在科举制的考试中，考题大多出自体现儒家思想中的伦理纲常的经书圣典，后来发展为“八股文”，完全不合时代要求，并把人们的思想用封建伦理的绳索束缚起来，从中选拔为统治阶级服务的人才。这就是旧中国的用人制度一直重德（品行）轻才（能力）的原因。而所谓“德”，所谓“品行”，用儒家的标准来衡量就是“父要子死，子不得不死；君要臣亡，臣不得不亡”的这种忠臣孝子的最高典范。儒家所塑造的这种人才正是符合封建意识形态的完美人格，能够忠诚地为皇上进行阶级统治的人。在整个中国社会，德的要求，即政治标准，一直被放在首位。当然，中国历代选拔文官，也有重视才能的，例如，宋仁宗时提出“贤良方正”，能极言直谏；博通故典，明于教化；才识兼茂，明于体用；详明律理，可使从政；识调韬略，运筹帷幄；军谋宏远，方能任边六条举人标准，即要求品学，德才兼备的标准。

国民党政府请贾景德老进士掌管铨叙部，不外乎是拾取封建皇朝的某些余唾，招“贤”纳士，铨而叙之，来装扮门面，但据我在那里所感受到的是万变不离其宗，始终未能摆脱封建社会的窠臼；对我本人来说，也只是给贾装点门面罢了，并无任何实质性价值。西方人认为“德”、“品行”等政治标准只适用于政务官——决策人，而要求执行者的则主要是能力。故西方国家的公务员乃有政务类与业务类两类的区分。不消说，这种分野，这种“一国两类”的文官制是西方政治民主（选举决策者的代议制）、社会平等（考试公开竞争的用人制）的产物，在传统的中央帝国是永远行不通的。所以我在那里的日子是平生中最倒霉的最没有收成的一段历史，像我这样的人要接受中国的这套古董，是绝不可能去“学以致用”的。

1945年日本人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到石门村，举国同庆，战祸余生，无不领略到大诗人杜甫当时吟咏“剑外忽闻收蓟北，初闻涕泪满衣裳”的心情；我满以为战争结束了，国家有了希望，又可以搞我那一套现代化的文官制度了。我想把消息越快越好地告诉在山上的所有熟人。我立刻上山，走这一条最短的直路！谁知半路上窜出一条狗，在我右腿上咬了一口，便夹着尾巴逃跑了。为了防止狂犬病，我到医院里分十二天打了十多次防疫针，只能自认倒霉。

这时资源委员会的钱昌照先生派他的主任秘书吴兆洪先生来看我，要我到南京去草拟一部行政法规，以期全国工矿企业的人事行政能按照英美法三国的模式纳入科学管理的轨道，我欣然答应了。我信以为真，以为只要能够把制度建立起来，中国必将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我还为考试院出力，以“专家”的身份在铨叙部兼任参事。这样我就离开重庆到了南京，从此也就结束了我生平中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无所事事而又能自得其乐的悠闲生活。

我这号人既对军事毫无知识，对军人职业更无兴趣，偏又生在一个武力至上的社会、军人当权的国家里，竟以建立文官制度，尤以建立西方式（即资本主义式）的文官制度为专业，自然是很不识时务的了。但我却甘心等待，自信随着政治民主，自成体系的常任文官制是一定会实现的。南京政府的资源委员会给我提供了又一次“学以致用”的机会。

3　在资源委员会的作业

资源委员会原是一个调查经济的研究机构，由翁文灏的地质调查研究所扩展而成，当初由翁文灏和钱昌照两位任正副所长；后来改为直属行政院的一个委员会，是工矿、能源等国营企业的主管机关。我以专门委员的身份主管人事处，后改为人事室，由考试院铨叙部加委参事职衔，名义上归考试院指导。到职后，我随即在原有的基础上为资委会草拟了一部人事管理法规。按当时的百废待兴的标准来说，这个机关无疑是相当现代化的。钱昌照先生是在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深造过的经济学家，他先任主任，1946年改组后任“资委会”委员长。他和美国西屋公司等合作培养了不少新型的科技人才，在美国纽约设有办事处，引进了先进技术和设备；在国内设有石油公司、钢铁公司、炼油厂、电力公司、水泥公司等大型国营企业。用人制度也初具专业化、现代化的雏形。在人事管理方向，他刻意强调了考试公开竞争、政治中立、职工会自治等原则，这是我特别向往并为之提倡的。1949年，钱昌照先生在香港与中共商定全力维护国有财产，“资委会”的现代化也表现在拥护不分党派的新民主主义的立场上。

在考试院的眼里，尤其是由贾景德老古董看来，“资委会”是一个很现代化的衙门，不独规章制度完善，连进进出出的职员都是西装革履，不可否认它延揽了国内第一流的专门人才，如炼油厂厂长赵宗燠。实际上，我并没有过问日常的案牍工作，它原有的工作班子大多是年富力强、富有经验并具有大学毕业以上学历的专业人士，其中有几位西南联大毕业生也都是笔头很强的人才。一切例行公务都有人主管；我也无意于实际行政事务的操作，仅打算在制度建立以后就随时退出，让位于那时正在美国学习、不久即可学成归国的年轻主任。所以该机关各处负责人也都顺理成章地把我当作“学者”、“客卿”，颇为礼让，客气相待。

1946年我着实利用这个机会进行了一番实地调查，带着宁良和舒同两位优秀青年先去上海，参观“三友实业社”和其他私营企业，探索它们的致富之路，继去天津、唐山，参观了“开滦煤矿”和纺织、造纸等民族工业，多少补上了我一点不懂实际的欠缺。可我不想当官，只想接触实际，以充实自己。担任文官和研究文官制度显然是两件事，二者当然可以统一于一身，然而也可以各就各位，是两种不同性质的作业。我之参加资委会和铨叙部的参事性工作都是为了搞研究、立制度而不是为了做官的，就像我在教学之余搞点调查研究一样。我早已选定了教学作为我的终身职业，就像终身伴侣白头偕老一样，不改初衷。在我，从政、教学、生活几乎已形成“三位一体”。在这连续四年的“试作业”中我接触了不少的官场人物，明白许多做官苦乐，对世态炎凉有了切身感受，这对于我的教学和科研以及处世为人都是很重要的，因为接触了实际有了正反两面的经验。因此，我认为荒芜了几年读书光阴，尽管非常可惜，还是值得的。这个价值就在于及时醒悟；知道了自己志趣所在，到何处去安身立命。

1947年3月，我以专家的身份参加了考试院的一个代表团，有幸带领了十名当年“高等文官考试”中名列前茅的新秀远渡重洋，到美、英、法、瑞士等国去考察战后文官制度的新发展。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出国考察（一）

1　横渡太平洋

考试院给了我一个出国代表团副团长的名义，除看重我的专业外，还可能有利用我的专业外语的意思。团长是考试院参事范扬，他是国内著名的行政法专家，日本帝大出身，商务印书馆出版的“大学丛书”有他一本《行政法》。在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他还代表国民党与代表共产党的郭沫若先生同任国防委员会政治厅副厅长。另一个副团长是考试院考选委员会秘书长陈念中先生，他是前清华留美生，学问经验都在我之上。

我们一行十三人于1947年3月乘美国运输舰戈登将军号从上海出发，先至旧金山，航程十四昼夜。

戈登号在太平洋上昼夜不停地航行。过了夏威夷群岛风浪大兴，浪夹着水花以排山倒海的威力压到船顶，似乎整个船只马上要沉入海中去了，一会儿升至浪尖，一会儿又跌入浪谷，白浪滔天不见天日。这样颠簸了三天三夜，所有的人都吐了，不成人样，谁也不敢上甲板看日落日出了。风浪稍趋平稳，我们才上去透口气。一眼望去，只见离我们十几海里的地方有一艘轮船给风浪打翻，半浮半沉在海面上飘荡，上面扒着几个人等待过路船只营救。戈登将军号接到SOS求救呼声紧急赶来抛了锚。几名水手放下救生艇攀着绳梯顺溜而下，行动极其迅速。不幸救生艇的动力过小，无法抵抗滔天大浪；不仅没能前进，还几乎被浪头打翻；几度浮沉，仍然未能前进咫尺。船上领班见状赶忙抛下一只油桶，救生船上的水手把油洒在海面上，白浪便平定了些，救生船就在油面上滑行；摇晃着前进。随后又放下另一条救生艇，满装着油箱，先在前面洒油，摩托吼鸣，开路前驶，以九牛二虎之力终于把沉船上的几条生灵营救下来。海上的白浪跃过他们的头顶，浸透了他们的全身。挨近大船后，在水手帮助下，从绳梯上慢慢地挨个推着扶着爬上来。到了甲板上，个个都是面色惨白，筋疲力尽，躺了许久，才把他们一个个扶走，换上了衣服，来到餐厅和我们一同就餐，受到了尽情的照顾。据得救的人说，他们乘的是一条运输船，就是这次风浪给打沉的。太平洋大多日子风平浪静，极少有过这样大的风浪，对得救者来说，死里逃生，真是万幸。

出国考察团全体同仁留影

我们是第一次旅美。在这次旅途中，我们对这回海上患难相救的动人场面留下深刻印象。次年2月回国，在我向“资委会”全体员工做报告谈到那次经历时，听者无不为之感动。我说，这是我们对美国人道主义文化的初次认识。后来我所以大力支持“见死不救”是一条罪行的法案，即缘由于此。

不久就从船上见到了高悬在两座山崖上横跨海面微拱的金门大桥。远远地见到它就知道陆地在望，饱经风浪之苦后，就像见到了“天堂”一样。这时正好是一个玫瑰色的早晨，中央音乐学院回波多黎各的一个华裔学生在甲板上拥抱着我跳起舞来，就像沉舟上的人得救以后一样的欢悦。若干大轮船在大桥下穿梭来往，船上彩旗迎风招展，就像千千万万只彩蝶，扑翅飞翔，在阳光炫照下，十分美丽。运输舰戈登将军号在金门大桥下蔚蓝色的海面上游弋，不久就停靠旧金山的连锁码头，船长和船员们含着胜利的微笑欢送我们上岸。

码头上站着几位来接客的华人，其中居然有在西南联大因考试舞弊被政治系开除的学生——江某，凭空吓了我一跳；显然他不是来迎接我的。

2　从旧金山到芝加哥

旧金山是个山城，道路曲折萦回，坡度较大，像重庆的七星岗到两路口一带一样陡。不过旧金山是“一刀切”，背山面海，屹立在太平洋沿岸的一座海滨城市。戴着各色彩帽或撑着各色雨伞的淑女们在坡道上走着交相辉映时，酷似天女散花，给错落有致的高楼大厦更添一分艳丽景色，多么像在花海里翻腾着波澜！特殊的自然环境特别适宜于各种花木生长。西海岸的加州气候温和，日照周期长，水土肥润，所以春天花潮涌来，百花似锦，真有山阴道上应接不暇之慨，给远来的游客带来了高兴而舒适的心情。

总领事馆接待了我们。这里最令人注目的便是旧金山市的唐人街了，几乎与广州没有两样。19世纪后半叶，曾有大批华工来到西海岸淘金、修铁路。根据美国移民局的数字，从1851年到1900年，有30多万中国人来到美国。中国的劳工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极大的贡献。19世纪的旧金山是一片未开发的处女地，早期到来的中国劳工能干、勤劳、朴实、可靠，给加利福尼亚州创造了巨大的财富。我们抵达唐人街时，从第一代华人算起，可以数到第四代了。旧金山华人就像其他美国城市的华人一样热爱祖国，第一代华人曾慷慨地资助孙中山先生进行辛亥革命；在抗日战争期间，旧金山和夏威夷华人一起出钱出力，有的华人还回国参加抗日战争。每当祖国发生水灾、旱灾时，华人无不慷慨解囊，大力捐助，对祖国做出了很大贡献。我们在中国饭店里听了老板谈起这些史实，感到十分钦佩。

唐人街有浓厚的中国风格，商店铺面装修都是中国式的，陈列着各种中国食品、百货和工艺品。中国招牌上的各种字体龙飞凤舞，十分醒目。

我们一行在旅行社买了从旧金山经芝加哥和纽约至华府的联运火车票，一切手续都很简便，使我们的观念为之一新，美国资本主义的服务行业便利消费者的做法，确有效法可取之处。当你问到一个人的价值时，美国人指的是物质价值，能省多少钱，能挣多少钱，而且除开这个通常的标准外，美国人多半不考虑什么别的标准。所以，它的物质文明显然非常发达。外国人——像我们这批人不了解它的根源和它同美国现实生活的联系，认为很庸俗，因此我们很难用美国人的标准和价值观去考虑在美国所遇到的问题。

我们登上美国的火车，就立刻发现美国的车厢都较大，不像英国和法国的火车那么小巧玲珑。美国人喜欢大，美国不但火车大，似乎一切都大——大湖、大州、大河、大瀑布、大水坝、大峡谷、大公园，甚至也许很乐意默认大多数的决定。

我从摇晃摆动的车厢慢步进到餐车，叫了一杯饮料，好奇地坐在那里观望。稍待片刻，餐车侍者送来一杯当时已闻名世界的可口可乐。尽管我幼时与美国教会里的人曾经有所接触，又出国留学多年，也许是受国内影响，初到美国，竟然把西方的某些习惯忘掉了。当我起身回车厢时，侍者竟气冲冲地把桌上的瓶子、杯子和烟缸一起抹落在走道上，这才使我想起忘了给小费。回到座位上，一个到过中国的好心牧师非常关心地说：“你应该放几角小费给他才是。”这时，也只在这时我才知道美国人并不例外，解决什么问题都得用钱来表示——无论是教育、民主还是战争都得用数量（钱数）来说明解决了没有。以后我就在口袋里装上硬币，不论是计程出租车，还是开电梯的司机或宾馆的服务员，随时随地给他准备好小费。再也没有横遭报复以致辱骂而是“以礼相待”了。

有机会和到过中国的牧师在美国相遇是个难得的机会，我们就敞开来畅谈美国民族文化那习性好的一面。牧师说，比如：敢于冒险、爱好竞争、标新立异、追求发明等。资本主义社会就是这样一个残酷无情的唯钱是能、唯利至上的社会，他说，这是美国的实际。

这一路上我也体会到美国人种种讲实际之处；他们聪明好奇、机智灵活，总想创造一些新花样、新辞章，以致许多美语我也一时听不甚明白。他们似乎讨厌抽象的思辨，任何一种超越常识的哲学都引不起他们的兴趣。

我很自然地同这个美国牧师谈到美国在中国的教会。他说美国教会也是讲求实际的。美国宗教源于加尔文新教（反对罗马天主教）。新教的教派很多，但被认为是不同的组织而不是不同的教义；对于一般美国人来说，他们已不再能分辨卫理公会、长老会和浸礼会有什么不同，正如他们看不出共和党和民主党原则上有什么不同一样。这点对我认识美国文化很有启发。在宁波，据我的经验，黑市场的卫理公会、县前街的长老会和西门外的浸礼会没有原则区别，它们都能和平共处，各教会的教友并不认为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也不影响他们的宗教热情。美国人自己创立的两个宗教——摩门教和基督教科学派，其最重要的特点也是讲求实际。也正因为这个特点，英国法官丹宁勋爵才不让宣传“教义治疗法”的两名美国学生延长他们在英国的居留权。

我们所乘的火车是横贯全国的铁路，筑于19世纪80年代，这条铁路已经破旧到似乎随时都会出现事故而令人担心。卧车是双层铺，铺位都挂有厚厚的幔帐。车厢摇晃得很厉害，以致无法入睡。深夜天黑，也看不出什么风景——旧日的西部已经改变面貌。大规模商业兴起，大量生产的商品千篇一律，堆满沿途车站，物资之丰富给我以突出的印象。

3　访问怀特教授

芝加哥（1938年大火后的大城市）给我的印象是新。这里所谓“新”在美国人看来，往往就是更好、更有利可图的意思。他们懂得，科学技术发明日新月异，不像中国人那样抱残守缺、食古不化，什么事都为子孙后代打算。美国人急功近利，不愿把自己老拴在一个地方、一种事业、一项政策或一门技术上，他们只想很快从土地、森林、矿山或商业投资上捞一把，然后去干别的新行当。外来的观察家大抵都对美国人那种铺张和满不在乎的作风看不惯，但他们却相沿成风，一代一代传下去，有人说，原因就在于他们富有。

《美国精神》一书的作者（H. S. 康马杰）写道：

“美国人很随便。这一特点表现在各方面，几乎随时都可以看到。他们不拘小节，说话随便，衣着随便，吃东西随便，甚至对人的态度也随便；不了解他们的人，认为他们放纵粗鲁，不成体统。他们对英语的态度简直使那些墨守成规的老派文人痛心疾首，但他们给语言和语法带来某种生气和新鲜感，正如他们使工作和宗教富有朝气和创新精神一样。”

还使我感到新鲜和惊奇的是筑于半空中的高架火车。乘客上站台需登上二三十步台阶。车声隆隆，震耳欲聋响彻所经过的繁华街道，用这种办法来解决交通拥塞问题，显示了他们的富有和技术先进。

人们醉心于使用机器代替人力的工作。我第一次见到有那么大的挖土机，不多时日就把桥旁的一个小山头用它的大嘴“吞没”了。在去芝加哥大学的路上，整片整片的地区只修一半，大规模的建设计划没有完成就停止了。靠近大学的城镇呈现萧条的景象。

另外，贫富悬殊，随处可见。像爱迪生大街这样的大马路上，你也可以见到衣着褴褛的传教士拉着手风琴在布道或贩卖福音书，只有几个调皮的孩子和着手风琴的乐调手舞足蹈。路上行人来来往往对此视而不见，漠不关心。

我想就战后的行政计划去请教L. D. 怀特教授。怀特是公共行政学的创始人之一，当时他已是芝加哥大学的校长了。他很客气，在一间很大的办公室接待了我。我说我在读大学的时候读了他的《公共行政导论》，打定主意要以“文官制度”为自己的专业，他听了很高兴。我又说：“我的兴趣是很广的。”我就向他提出，向自由放任主义挑战的国家计划管理是否已成为战后美国的趋势。怀特毫无保留地站在罗斯福的新政一边，他像沃德（ward）一样以比萨姆纳（自由放任主义者）及其门徒所能调用的全部武器更有威力地把社会进化与自然进化联系起来加以说明，为罗斯福的遗志冲锋陷阵。他激励了整整一代学者和改革者，使他们相信，沿着科学的路线去改造社会，首先是改造政府，是可能的。他支持新自由和新政，也支持通过政府干预对社会和经济加以重建的运动。他建议我们的代表团到诺克斯维尔去访问“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VA）。在洞察力和想象力方面，他可与沃德、亚当斯、维布伦、沙利文等人齐肩并立，但他比这些批判大师更全面，更具有建设性。他是20世纪美国政治和行政学界有创见的人物之一，我以能在芝加哥见到他为荣。

特别有趣的是，当我从怀特办公室出来下楼走到二层过道时，遇见了曾在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任教的芬纳（Herman Finer）先生，他请我到他的办公室。我在他的办公室门上赫然见到书有“芬纳教授”的题名。他原是一位讲师，博学的德国犹太人，著有《现代政府》、《政府的未来》等书。这位先生由于不受拉斯基的欢迎，竟跑到美国，改英籍为美籍，成了美国教授。这位无祖国的学者被赶来赶去，看上去也有点憔悴。战争改变了世界，也改变了每一个人的命运。

4　到了纽约

纽约有“不夜城”之称。到了纽约就算是到了美国的一流商场——就像到了中国的上海一样。纽约给我的第一印象完全验证了梁任公在1929年向清华学生说的一个“忙”字。那时他就告诉清华人：

“因为实利主义太深，所以时刻剖析异常精细，如此好处自然有。我现在不必多说，而他坏的方面就是个‘忙’字，在父母身体中匆匆忙忙出世，出世后匆匆忙忙地找钱，找着钱匆匆忙忙地享福，幸福得够了匆匆忙忙地死，死了匆匆忙忙地下葬，这就是大多数美国人的一生。”

我所见到的纽约人就是这样忙碌，这样生活，这样盲目。可是头上戴着长长羽毛的印第安人却悠闲地在百老汇的大街上游荡，无所事事。

另外，纽约给我们这些人的普遍印象就是“浪费”，即消费主义。他们奉行有消费才有生产的原则，所以美国生产发达，结果是物资过剩，铺张浪费相沿成风。据一位快餐经理说，纽约全市餐馆剩下的残羹剩饭足够养活全世界无家可归的犹太人。美国的农场主为了哄抬物价，宁愿将剩余牛奶往海里倒，也不愿救济在贫困线下的农民，战后才兴起西方“福利国家”和“马歇尔计划”。对于一个天然资源如此富饶的国家来说，似乎没有必要提倡节约，一个如此开放和无传统可循的国家，谨小慎微也是无益的。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落后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大国来说，就不能像美国人那样过日子了。而且，中国人也用不着去羡慕美国人的那种生活方式。各有各的民族文化习性，所谓“全盘西化”是一派胡言。

所谓“不夜城”，也无非是商业广告造成的，大型广告牌在街道两旁摩天楼上空闪烁，各色霓虹灯照亮了整个街道，掩盖了上空的星星和月亮。你在“托马斯市场”一站，顿觉自身在银色世界中，那时，你可以读到最近的环球新闻，由广场转动的灯光显示，应该承认这是欣欣向荣、举世无双的美国技术的精彩表现。

然而正是在最繁华的地区，你可以看到有人极富，有人很穷。诚然，经济上的不平等是非常明显的事实：一百几十层的恩派亚大厦和简陋肮脏的贫民窟并存，但在美国人的心目中这在经济上是平等的，穷人理所当然地认为他们享有过豪华生活的权利，而在别国却唯独富人才能享有那种特权。也正像托克维尔所称，在美国机会均等普及于人人，这点最能引起他们的注意，这个特色贯穿在整个美国社会中。美国学者告诉我们：在美国，平等是社会性的、文化性的、心理上的。这主要是由于美国从来没有阶级差别，即使有了阶级差别，也是随时在改变中，从未成为世袭的社会等级。但是在美国，黑人与白人是不平等的，即使在《民权法案》通过以后，人种不平等仍是事实，但美国人辩解说，美国一些典型的集会，如野营、民兵训练、政治性大会、宗教联谊会，无论在什么地方举行，黑人、白人都以平等的身份参加。宦海沉浮取决于“一人一票”制度；本身贫贱富贵则取决于个人努力和机遇，而不是由先人的社会地位决定的。教育是一面镜子，公立学校不分高低贵贱，人人可以入学。运动场也同样重要，它有自己的标准，凡有体育才能和技巧的人都可以得到奖赏，像开发边疆和进公立学校学习一样，也是不分高低贵贱，一律平等。我们应该承认，平等观念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融洽而诚恳，这在别的地方确实是不易看到的。在美国，才能总是能够突破阶级差异的；他们摒弃过去特权阶层的那种语言和腔调，摒弃家族甚至财富形成的那种传统的利益，由于他们轻视这些人为的权势象征，也就过分重视能力所发挥的作用。这种文化习性不仅应该加以肯定，而且应该为之传播。在这种民族文化习性下，富人不愿引退而继续积累财富，没有游手好闲的阶级也就成了必然结果。我想，这是美国自然地理条件和移民文化素质比其他国家优越所造成的。

5　在华府访问文官考选委员会

美国首都华盛顿有许多纪念馆，新的博物馆和美术馆，它以崭新的风貌向移居国外的人展示。杜邦设计的特区（D. C.）确实使我们联想到《一位贵妇人的画像》，它充分显示美国是一个新型的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这个国家抛弃了过去欣赏的孤立主义，变成了超级大国，接着就与苏联展开了冷战。我们抵达华府之日正是杜鲁门颁布“忠诚检查”令之时，麦卡锡主义的反共风潮一浪高过一浪。代表团中除我之外，没有人对此感兴趣。我们径直找到文官考选委员会，除了听取秘书长格林的一次报告外，几乎各自为政。我给年轻成员在文官考选委员会安排了调查研究和职位分类的任务后，也就“独辟蹊径”，不仅收集国家人事制度的资料，也收集私营企业的人事制度的资料，几箱几箱寄回国内，很可惜这批东西后来在“文革”中全被人丢弃了。我回国后所写的《英美文官制度的新发展》和《潜能与领导》几篇论文都是这个时期的作品。我还给《大公报》寄了一篇关于“忠诚检查令”的报道。1883年建立的美国文官制度于此发生了“质”的变化。据国会议员尼克松的调查，亲苏的美共已深入美国政府部门，尤其是国务院，以致大兴讨伐之风。在文官队伍中出现“草木皆兵”的恐怖症，于是在国会有《史密斯法》的通过，法院有大陪审团审判美共领袖之举。

在华府这段时间里，我获益较多的是研究了私营企业中的人事管理方向的指导思想。美国人把管理人事看作一种“宗教”，无时不在提倡对“人”的尊严和才能的重视，无处不在培训各种科技人员；这或许是美国资本主义受到战争和战前奉行“血汗制”的反思的结果。然而奇怪的是，物质繁荣却很少使广大群众感到满意，科学也很少解决根本性问题。战争和扩充军备的结果使一些人发财致富，也使政府负债累累。在我们中国人看来，究其根源，在于政治和经济上的帝国主义，道义和心理上的孤立主义，这种矛盾给美国政府造成混乱曾达半世纪之久。而关于帝国主义的辩论和门户开放政策的宣布，则是愚弄世界上弱小民族的。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出国考察（二）

1　重逢本杰明先生

从华府到诺克斯维尔要经过南边的肯塔基州，我和代表团的一位成员杜汝楫君相约顺道去访问早年在四明中学教过我的美籍老师本杰明先生。他的地址是我在纽约基督教浸礼会联合会办公室里找到的。我们二人和代表团分道扬镳，先去肯塔基了。

半途中，当我们在一个小店进餐时，进来一个把头缩在雨衣里的粗人，是个大个子，听他发言，知道他是个移居国外的侨民。他坐下来说，他是波兰人，在这里挖煤当矿工，每周赚十几元美金。然后他要了一杯白酒，对着我们俩粗声粗气地喊道：我们在矿井里干活——他加大了声音——就像一条“狗”。我们无言以对，只好陪他饮了一杯又一杯。我们没法劝慰他；他也不见得能听懂我们所说的外语。他的愤怒，他的痛楚，他的怨言，给了我们难忘的印象。

这时，适逢美国南部洪水暴发，公路被淹，断断续续走了两天才到了一个小镇。本杰明先生在山上接到电话，便驾着一辆汽车下山来接我们。他先陪同我们到一家地方报馆，向报馆一位编辑详细介绍了他在宁波的经历以及和我的关系。责任编辑速记了他的介绍，准备次日见报，看样子本杰明先生在该地还有点地位和名气。然后他到食品店买了面包、葡萄酒以及用来招待我们的所有东西。

乘着他的车上山。沿途荒凉，十分单调。听本杰明说，此处常有盗匪出没。山里有一种人，长得非常矮小，行动却异常灵活。他用双手作抓人的姿势，形容这类人的形态恐怖，有我们中国人所说的“风高放火，月黑杀人”之势。一路见不到山林，石色深褐，层峦叠嶂，没有一处清雅恬适的所在，似乎还未经开发。

不久到了一个山头，即本杰明所主持的半工半读学校的所在地。我们先在那里和他的夫人见了面，然后到公共食堂用饭。本杰明夫人教过我们初三英语，和我是老相识了。晚饭后到了他家里，二层的一幢别墅楼房。进门的楼下是起居室，有上楼的楼梯，有用餐的长台，厨房就在后间了。墙壁上挂着一些中国丝绸织物作为仅有的装饰。我立即把我带来的照片给他挂上，并恭维他曾把他的最好年华贡献给了我的家乡宁波，也为此特地来拜望他们，不忘他们的培植情谊，他们极为感动。那时的本杰明先生大概三十几岁，在宁波生下了两个男孩，现在都长大了，不在身边；他和他的夫人，还是像往年一样，近五十岁的人还是身强力壮，显得勤劳、俭朴、能干。

本杰明先生就是我在本书第二章中提到过的，让我们背诵《金银岛》课文的英文教员，他挨个儿喊“next, next”，边喊边打瞌睡，心不在焉。那时，他的住处可比目前的小楼宽大多啦！房间之大，冬日壁炉之旺、膳食之美（因为当时物价便宜）真可谓“福上加福”，比照目前，诚不可同日而语。夫妇俩极尽东道主之谊，说美国战后，有人发财，有人失业，他们则时运不济，颇为落拓，只能移居到这座荒山上来主持一所学校；也是浸礼会办的，约有男女学生一二百人，半做工，半学习。本杰明先生作为校长的办公室就在半山腰上，他打算第二天带我去和他的学生们见面。当天晚上就宿在楼梯旁的一间客房里。杜汝楫和我各睡一张双人床，这间客房大概是给他们的儿子回来时住的。

第二天在家里吃了他们自备的早餐。谈起宁波的生活来，他们自然觉得今非昔比，真有天壤之别。我记得本杰明先生在四明中学当“司库”兼英语教员时，他家里雇用了“阿桂”做大菜，“阿史”做西点，“王妈”做保姆；毕业班结业时都要到他的住所接受一次由这些中国苦力做的巧克力冰淇淋的招待。今天对我们两个中国人的到来，无疑使他们既高兴而又伤感。

这天清早，本杰明夫人采了野生草莓加上牛奶白糖招待了我们俩。早餐后就去到本杰明的办公室。因为在乡间，这个办公室相当简陋，因为是所半工半读的学校，办公室里放着不少的生产工具：轧棉机、收割机、缝纫机、合成橡胶、电话机、打字机……

这所学校的部分男女学生在一间空房里和我们见了面，表情忧郁、冷淡，模样粗鲁，毫无开朗、蓬勃的青春气息，与其说他们是学生，毋宁说是技工。本杰明先生在致了介绍辞之后，讲了他自己在宁波的经历，同样没有喜形于色的表现，甚至有些愁眉苦脸。他强调来到这里就像他昔日去到宁波一样，要忍受艰苦。他使用了一句生硬的宁波话来批评懒汉，说有人——“吃勿落”！杜汝楫君是个湖南人，听不懂阿拉宁波土话，他问我：什么叫作“吃勿落”。我在他耳边给他解释：不能忍受的意思，“吃不消”的意思。他还是不懂，“苦”是抽象的感觉，怎么能“吃”呢？我倒认为本杰明说得对，有的人不肯“吃苦”，转成宁波话就叫做“吃勿落”，那就把“苦”由虚变“实”了。

那天，我附和本杰明先生的话题也说了几句，勉励同学们刻苦实践。我说，爱搞实验是美国性格中根深蒂固的最典型的特征，而美国的经验似乎又进一步发扬了这一特点。我说，美国本身就是一个最大的实验室，你们在山上的浸礼会办的勤工俭学学校就是搞实验，搞开拓，一代又一代的开拓者在不断地改变着美国的面貌。每一个新来的人都增加了财富和吸引力，“你们肯定会受到全社会欢迎”，只要我们——我说——“吃得落”各种各样的“苦”。这些幼稚的山上小孩子们听了我学本杰明先生的话开始露出一丝笑容。我最后以“开拓性事业必使勤劳和智慧得到报偿”的结束语向他们表示祝贺。

2　访问TVA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Tennessee Valley Authority）的经历也许最生动地说明了，美国从自由放任主义到国家计划管理的新的哲学曾经在多大程度上使得美国的政府思想和政治行为发生了转变。

《田纳西河流域条例》是经罗斯福本人于1933年重新制订的（它在20年代初的开始阶段仅要求政府接管并经营位于马瑟肖尔斯的一个水电站，这是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作为战时措施建立起来的）。它大大地超过了参议员诺里斯最初倡议的那个规模有限的计划。这个新设立的管理局不仅限于利用水力发电或制造肥料，而且授权从事资源保护、林地更新和振兴农业多元化经营，以促使“这个流域的资源得到更充分和更平衡的发展”，区域范围将邻近七个州的部分地区全都包括在内，面积相当于英格兰加上苏格兰，人口超过500万。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的建设成就是“新政”实施的巨大胜利。不仅在10年左右的时间内建成了16座大坝——其工程量等于美国在一个世纪中铁路建筑工程的总和，消除了洪水干旱、水土流失等自然灾害，还振兴水利，使650英里的河道通航，建造了一系列的内陆湖以及数以百计面积达数千英亩的公园的游乐区，植树约两亿株，为遍布整个区域的家庭、工厂以及为曼哈顿工程（制造原子弹）输送电力，扫除了疾病，实施灌溉，恢复了一度被判定为贫瘠得无法耕种的土地的肥力，大大提高了农业生产，振兴了旧的工业并创建了新的工业，促进了教育和文化的发展，使整个区域的进步速度加快了约半个世纪，并为哥伦比亚和密苏里两河流域以及其他国家类似的建设工程提供了榜样。这个胜利不仅使管理局在宪法范围内取得了未经改革的最高法院的认可，并赢得了几乎所有在生活上受其影响的人们的支持。所有的工程项目都取得了伟大的成就，外国观察家们也进一步肯定了美国人的这一信念，即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开辟了在政府范畴内发挥作用的新的可能性。

原因何在呢？这是来访的外国人最为关心的问题：

首先，治理、开发田纳西河流域是有规划的，但这种规划不是自上而下只凭主观愿望强行制定，而是由那些有实际工作经验的专家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广泛合作制定的。

其次，它是社会化的，但这种社会化是以促使私营企业繁荣而不是给私营企业带来损害的社会化——即使这个区域的电力工业在发现由于私营企业的异常繁荣而使管理局在财政上一度处于困境时也坚持了上述原则。

第三，它是集中管理的，但这种集中管理是通过当地的社会团体执行的，而且在这种集中管理下实际上使有关各州的政府和社会团体的地位都得到了加强。使人们认识到美国这种管理区（域）的划分应该根据地理条件而不应根据政治状况，因而所采取的是不受人为的州界限制而划分管理区域的原则，这就为解决联邦各部矛盾这个老问题提供了新办法。它成功地把科学与政治结合起来，不是仅仅为了特殊的和有限的目的，而是为了整个建设和区域的治理去执行一项综合开发而又是协调发展的计划。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它的文官任用制标准很高，为了维持这样高的标准，几乎使它的局长断送了自己的政治生命。它证明公众的才智通过政府可以得到最有效的发挥，而政府可以比企业更有效率。问题就在于所谓政府是个什么样的政府了。

此外——最富有启发性的也许是——正如管理局局长戴维·E. 利连撒尔所说，这整个实验是“根据美国人生活中现行的竞赛规则”进行的。

我们代表团全体和该局人事处长座谈多次，获得了不少新的理论认识，积累了不少第一手资料。可惜这些资料只能观赏而不能应用，因为生活中的竞赛规则往往是弱肉强食，而不是公平、合法、充分的，即使新大陆也并非例外。

3　在华人家里作客

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位于美国南部诺克斯维尔，这是个以三K党活动著称的城市，40年代仍在实行种族隔离政策，只见公共汽车、宾馆、饭店……仍然是黑白分明的两个世界。我们住的是基督教青年会办的旅馆，同样不让一个黑人进到旅馆来替我办点事情。服务台上的美国佬向我摇手打招呼：“你的黑种朋友禁止入内。”我说：“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应以博爱为怀，歧视黑人是违反教义的。”他笑笑，继续摆摆手，耸耸肩，那个黑人只好掉头就走了。

诺克斯维尔城内有一家中文书店，难得看到本国同胞的老板见了我们喜出望外。他在这里开书店已有几十年了，他一定要请我们到他家里去做客。于是数辆出租汽车浩浩荡荡，越过那保持着原始状态的田野，到了他的宽敞的别墅。他的居室是平房，显示出一种简朴自然的气氛，室内墙上挂着形形色色的护身符和动物皮毛……室外周围都是空地，朴实与自然之美使我们暂时乐于放弃西方物质文明的享受，而置身于一个近似原始状态的神仙世界。他孤单一人住在那里，只有一辆汽车，往来于城乡之间，离他在城里的书店约有30分钟的路程。我们在他那里热热闹闹度过了一天，享用了自己动手做成的中国饭菜。和他相处之中，既有炎黄子孙的各种礼仪，也有东方迷信活动，还听到不少有关有色人种的时闻轶事。这天我们饱受了乡亲情谊的盛情招待，有点乐而忘返。

回到城里后，又到水坝形成的人工湖去观光。在湖畔餐厅用饭，面对那习习凉风、闪闪湖光的幽雅环境，真是心旷神怡，连日奔波的疲劳为之一扫而空。厅内客人稀少，一位中年女侍者待客殷勤有礼，趁着天时地利人和之兴，就和那位衣冠楚楚的女侍者聊起天来。

她说，她是个中学教员，闲时出来找个第二职业，既可以赚些“外快”（来这里的客人有钱，给的小费比别的地方都多），“更有益的是可以见到许多人，以开阔自己的视野，增长个人的见识，不是一举两得么？”

这番话充分表明了一般美国人的务实精神。我还记得在纽约时，哥伦比亚大学也有一位讲师每周一天到我所住的旅馆来收集换洗衣服，洗干净后，隔周或隔天送回。他干这类服务业以补充他的微薄的工资收入，以“师道之尊”来干这种“低下活”，在当时的中国，恐怕是凤毛麟角的。

美国人蔑视等级、蔑视权威、蔑视虚荣。他们坚信自己的制度优越，加以国家繁荣和人民生活富足，不怕别人看不起自己。对于各种工作及工作条件、反对意见和不同意见都采取宽容态度。他们知道，美国是在被压迫被歧视中，并在反对意见中建立起来的，每一个离乡背井到边疆来开发的人，既是对未来投信任票也对过去投反对票的开拓者。他们来到新大陆就是扬弃旧世界的传统来寻求自由平等和追求幸福的。

4　重访伦敦、巴黎

在美国大约呆了半年，已到初秋时节，大西洋风平浪静。我们从“自由女神”下的码头乘海轮先至南安普敦（Southamton）——英国南部的一个港口，然后再乘火车转向伦敦。驻英大使郑天锡先生为我们设宴邀请了英国外交部及财政部中主管机构与人事的负责人，到使馆同我们洽谈战后文官制度新发展的考察计划。那天到了二十几位英国客人，无不彬彬有礼，对郑大使表示十分尊敬，对我们代表团表示热烈欢迎。当场安排了座谈和参观日程。在财政部由常务次长哈里逊（Harrison）先生负责接待，考试委员会由主任委员怀特海（Whitehead）先生接待，经过一个月的访问座谈取得了完满的成果。由于代表团没有带翻译来，我只好以译员的身份出场，为团长及成员当了翻译，因为陈念中先生没有与我们同行，他到英国时只去了文官考试委员会，在那里他当然能用流利的英语会话；但是在财政部，我不得不放弃我自己的个人地位，总想使中国人不失面子，也就勉为其难地为团体服务了。这点曾使范扬先生对我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相处也就十分融洽了。

文官考试委员会安排我们到苏萨克斯（Sussex）郡去实地旁听并考察考选高级文官候选人的各种活动，如“主持小组会议”、“摘录文件”、“总结经验”，以及“思想审查”各项考核程序。我们在那里住了整整三天，吸取了不少新的考试方法。

最后我写了一篇《英美文官制度的新发展》初稿，由怀特海勋爵核查定稿，作为我这次出国考察的正式报告，后来连续发表于《铨政月刊》。

到了法国，全国性的《公务员任用法案》正在起草，整个制度在战后还没有建立起来。于此，我们出国考察任务，在我算是告了一个段落。

代表团准备去瑞士。我对游山玩水不感兴趣，瑞士以前也去过，因而我就留下来在法国进行一些浏览，等代表团回到巴黎后再一道经美国回国。

我对战后的英法两国感到陌生。

战后的巴黎和战前完全不同了。拉丁区显得冷冷清清，昔日欢天喜地的气象一扫而尽。战争的创伤太深重了，街上的人都是规规矩矩，静默寡言，像是被污辱后的女性。我见了实在感慨系之，尽管街道清洁，卫生设备有所改进，地铁修缮一新。

到了战前的法学院（已改为巴黎第一大学），外表上似乎和从前一样，没有受到战火的破坏，不像伦敦那样，处处有临时性建筑，战火遗留下的断壁残垣历历在目，但总觉得整个巴黎变了个样。昔日的国家歌剧院依然游人如梭，但不像战前那样热气腾腾。我在剧院前见有兑换外币的小商人在游荡，便换了两百美钞，到了美国使用出去后，便收到美国安全银行的来信，查问我的假钞是从何处得来带入美境的。我如实以告，因而没有发生任何后果。美法虽同为“二战”后的胜利国，但美国元气未伤，法国沦陷，惨遭掠夺，两国差距由之加大。美元、美语、美国货、美国广告、美国杂志在巴黎是“抢手货”。我很想和巴黎人闲谈几句，听听他们的战时生活，但没有人愿意和一个外国人谈论法国的过去。这时我才感到法国实际上是战败了，时过境迁，昔日的光彩，拿破仑的三色旗，凯旋门的圣火焰，布郎宁的密林区，什弗里埃的歌唱声……全变成了灰暗一片，我看不出巴黎街头有丝毫欢乐的气氛。大学生们虽穿得整整齐齐，却一声不响地进进出出、规规矩矩，更没有我们在重庆时那种由于战争胜利所取得的欢悦心情。

法国的胜利应当归功于忍辱负重、撑着“战斗法国”大旗的戴高乐将军和在本国奋战不息的英雄儿女。只有当他领导的“战斗法国”在海外不断努力，在克服法兰西民族自身弱点的过程中表现出它强大毅力的时候，才能光复巴黎重归怀抱。我想，现在我所观察到的沉默、冷漠乃是一种埋头苦干、振兴旧物的表现，实为日后焕发的新基，我对法兰西民族性格始终抱有不可压抑的尊敬感情。到了1984年，当我重来巴黎时，情景果然不同了，她既没有回到我所经历的那种1938年放荡不羁的岁月，也没有出现1948年我所见到的那样貌似颓唐的日子。这是因为只有在政府性能越来越良好的情况下，才会在戴高乐宪法的威力下脱胎换骨，重新出现一股法兰西的勃勃生机。过去，道德败坏，流氓横行，性的商业化……一切祸害的责任者只能是战前腐败的政治制度造成的。试想，过去这些一贯鼓吹自由放任的人一下子都变成了逃跑主义者，难道能把巴黎的沦陷看作是希特勒的闪电战的结果吗？不！这是资本主义极端自由主义内部破裂的结果。而且，法国人民还发现，雷昂·勃鲁姆的社会民主党的那些主张也不是理想的资本主义的替代物。

回观英国，战时举国一致抗德，战后努力重建家园。人们对丘吉尔的老气横秋已不存好感，但他毕竟没有居功自傲，战后大选失败下来，引咎辞职，由工党艾德礼主政，全国呈现出一片新生气象。战时虽然元气大伤，显得艰苦，但活力犹在，非法国所能望其项背的。其原因不仅是英吉利海峡起了保卫作用，而且是英国人民在英国政府领导下团结一致、不屈不挠地和德寇对抗到底的决心所起的作用。

1948年2月我们一行经美国返抵上海。

此行仅杜汝楫一人滞留美国未返，他是有意不回国的。杜君是中央大学毕业生，在高考录取中又是名次最高的一位；在访问过程中他能言善辩，能力超群。他要求多留些时候再回国，曾取得我同意，还托我带一支笔转送给他在南京的友人。大约在1990年我收到过他的第一次也是最后的来信。他在信中诚实地告诉我，他在美国几十年颠沛流离，一事无成，孤单一身，不胜惆怅。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台湾、海南之行

1　话说台湾——美丽之岛

在远古时代，台湾地区同祖国大陆本来连成为一体，是祖国的一部分。后来因为地壳运动，那连接部分沉为海峡，台湾就成了海岛。

正式在公文上使用“台湾”之名，始于明万历年间。旧称“夷洲”（见《三国志》）、“流求”（隋炀帝至明洪武时称）、“伊拉福摩萨”（葡萄牙人1544年航行至台湾近海时称）、“东番”（见明万历《平东番记》）、“东都”（郑成功驱逐荷兰人后称）。

1664年（清顺治十八年）郑成功率军两万五千人进军台湾，逼荷兰殖民者投降，中国人民收复了被荷兰侵占38年的台湾，使台湾重新纳入中央政权统一管辖之下。清政府经营台湾百年间，屡遭英、法、美、日等国侵犯，台湾同胞同仇敌忾、共赴国难；侵略与反侵略的战役不绝，1895年4月17日割让台湾，举国同愤。台湾同胞聚哭市中，夜以继日，并发布檄文，怒斥国贼李鸿章：“台民与李……不共戴天”，“我台民族出一丁，各怀手枪一杆，快刀一柄，登时悉数歼除，以谢天地祖宗”云云。

1941年12月8日，日本袭击珍珠港，爆发太平洋战争。1943年11月23日美国总统罗斯福曾与蒋介石会谈纪要称：双方一致同意，日本以武力夺取的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后来中、美、英三国，后有苏联参加签署的《开罗宣言》、《波茨坦公告》，都作了同样的规定。日本是在1945年8月15日投降的，也即台湾归还中国之日。

台湾归还中国后，日本在台湾所设的工矿企业悉归国有，由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主管。我于1948年春出国考察回京后，旋即随钱昌照委员长一行到台湾视察。此行除各处负责人外，另有一位文学家随行，这次是乘专机去的。

当飞机在海峡离海面仅数百公尺的空中滑翔时，我们在驾驶室观看蔚蓝色的平静海面、飘逸的朵朵白云，联想起1683年（清康熙二十二年）年底福建水师提督施琅率军进入台湾的景观：“台湾地方，北连吴会，南接粤峤，延袤数千里，山川峻峭，港道迂回，乃江、浙、闽、粤四省之左护”、“实关西四省之要害”。由此可见台湾在地理上的重要性；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根据史籍记载，早在公元230年（三国吴黄龙二年）时，大陆就有万人之众漂海渡台的壮举。公元7世纪之后，在唐宋两代的六百年间，大陆沿海居民大批迁到台湾、澎湖；南宋时，澎湖正式划归福建泉州晋江县管辖；到了元朝，中国政府在澎湖设“巡检司”管辖台湾和澎湖。大量史实表明，居住在台、澎的中华儿女，为了开发宝岛，戍守疆土，维护中国的统一，前仆后继，进行了可歌可泣的英勇斗争，为中华民族建立了不朽功勋。台湾的一草一木，凝聚着我们民族的灵魂。我们能重见台湾的光复，当然是身为炎黄子孙者生而难逢的一次绝妙机缘。

2　到了“二·二八”事件后的台北

盟国中国战区台湾省受降仪式就是在台北这座城市公会堂（后改称中山堂）举行的。听说，当年台北市学生及各界民众数万人举行环市大游行，欢庆祖国收复失土，全省家家户户张灯结彩，祭告祖先，通宵欢饮。

我们飞抵台北时，已见不到一个日本人了。只见日本式的楼房，遗留着日本侵华的遗迹。进屋要脱鞋，仍是“榻榻米”装修。那时人口稀少，街上宁静，山水秀丽，民情淳朴。在大饭店的女侍者打扮华丽，一律赤着一双光脚，这是我们在大陆见所未见的。

我们视察了台湾糖业公司、电力公司等大型国有企业。这些企业主原为日本侵略者，现今改为国民党派遣的接收大员了。他们自然盛情地接待了上级，所设宴会真是罕见的豪华，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大规模奢侈铺张的场面。哪像个八年苦战以后复兴图强的景象！我觉得太不相称了。果然在我们抵台前一年（1947年）台湾发生了“二·二八”事件，说明国府的腐败和搜刮激化了它与全省民众的矛盾，酿成全省大规模的民变。

周托、魏大业编著的《台湾大事纪要》（时事出版社）称：

2月27日傍晚，台北专卖局武装缉私员和警察将台北一卖纸烟贫苦妇女毒打致死，又无辜枪杀围观群众，激起民愤。翌日，全市罢工、罢课、罢市，民众上街游行，袭击派出所，火烧专卖局，包围长官（陈仪）公署，要求惩办凶手。而政府当局竟开枪镇压群众。愤怒的民众乃占领广播电台，号召全省人民举行反蒋起义。基隆、台中、台南、高雄等市及宜兰、桃园、新竹、彰化、嘉义、屏东、花莲、台东等县广大群众纷起响应，反蒋风暴席卷全省。许多地方组成以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为主体的武装队伍，攻打蒋军兵营、据点、仓库、飞机场，占领县、市政府，捣毁国民党党部，逮捕和惩办特务党棍。几日间，全省除重兵把守的基隆、高雄两要塞和少数军政部门外，悉被起义人民所控制。

“二·二八”起义在国府调动大批军队赴台镇压下失败了，数以万计的台湾同胞遭到血腥大屠杀。

4月22日，国府撤销台湾省“行政长官公署”，成立“台湾省政府”。12月国府与美国签订“中美海军协定”，使基隆、高雄两港沦为美国海军基地。

我们一行就是在宋子文替代蒋介石任行政院长的背景下到台湾的。仅仅因本人有多位西南联大的同学在台北工作，他们见报后才组织了一次欢迎会。在这次和同学们相聚的会上听到了上述的惨案真相。

视察团一度到了日月潭观光。潭在海拔七百多米以上的高山上。高山族原系我国的少数民族。台湾收归后，中国政府曾正式通告“台湾人民（包括汉民族及土著之高山族——原文）原系我国国民，以受敌人侵略，致丧失国籍。兹土重光，其原有我国国籍之人民，自1949年10月25日起，应一律恢复我国国籍”。我们到达之日，高山族男女载歌载舞，盛装欢迎我们，亲如兄弟，显示了中华大家庭的高昂热情。

日月潭是台湾最大的自然湖。湖中突出一个珠仔岛，亦叫光华岛。岛北为日潭，岛南为月潭，以轮廓似日月而得名。潭的四周，林木葱郁，翠峰怀抱，环境清幽，风景旖旎，夏季气候只有二十度左右，凉爽宜人。湖水落差的电力可供全岛使用，是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仙源。

台北多温泉。一天想到郊外去看看，我要了一辆“出租”。司机是本地人，他把我带到了一个葱翠清新的旅游和疗养胜地，似乎进入桃源胜境，有一座石淙精舍筑于泉畔，陈设也极华丽。泉在舍内，比一般游泳池大几倍，水温42℃至45℃；跃入碧池，莹洁心舒，顿感血液畅达，呼吸顺畅；特别微妙的是碧池一方除了司机和我竟无一人。他以其亲身经历跟我谈了“二·二八”事件发生的原因及经过。他说，陈仪（台湾行政长官）昏庸无能，用人不当，又顾全面子，不敢声张，致使台湾人民深受其苦，所以陈仪负有一定责任。但造成事变的根本原因是国民党特务系统视台湾人民为匪，一味欺压、盘剥的结果。事变后，又派军队到台湾各大城市挨门逐户，屠杀台湾同胞，因陈仪是个学者，不是接收大员，特务和军队才这样毫无顾忌。

我们知道，陈仪在蒋介石手下，任过军政部部长、福建省主席，抗日胜利又首任台湾行政长官，再转任浙江省主席。震撼中外的“二·二八”事件是在陈仪任行政长官期间发生的，不少人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责，都推到了陈仪身上，使陈仪感到十分委屈和痛苦。日本投降时，台湾人民欢欣鼓舞，但因接收官员营私舞弊，贪赃枉法，上岛的部队违法乱纪，乘机掳掠，引起台湾人民反感与愤怒。为官一向廉洁的陈仪素重纪律、军容，坚持要撤走驻台湾的破烂叫花兵。因而“二·二八”事件发生时，陈仪只能靠一点要塞部位及少数机关警卫，勉强维持省政。以后的镇压部队是21军，在基隆、高雄登陆，对人民进行血腥镇压。陈仪在担任浙江省主席期间，通过共产党的关系才有力反蒋。1950年6月，蒋介石下令审判陈仪。有书为证，陈仪是在台湾危殆的时刻被蒋介石杀死的：

6月18日这天早晨，八九点钟以后，台北市郊植物园附近的马场町刑场，突然变得格外热闹起来。民众越聚越多，当局不得不出动警员维持秩序。马场町这个地方，自民国政府迁台以后，就变成了南京城的雨花台，是当局枪杀囚犯的刑场。尽管近半年来经常枪声不断，但是从来也没有涌来过如此多的看热闹的民众。早上电台报纸宣布枪毙陈仪，大家闻讯纷纷赶来。据统计，人数至少也有好几千人。《中央日报》第二天报导说有两万人之多！有的人还带了吃食来，自早守候至傍晚。来的人可以划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多是些台湾人，因为“二·二八”事变发生在陈仪在台期间，他们将屠杀台湾同胞的罪过算在陈仪的头上。因而有人甚至带了鞭炮，准备行刑后燃放庆贺，这些人的确是出于对陈仪的误解。另一部分人认为陈仪是难得的“廉吏好人”，认为他做了一辈子大官，当过闽台浙的封疆大吏，可是一生无儿无女也无身外财产，操守廉洁，并敢于仗义执言，是众口赞誉的，这些人认为陈仪罪不至死，奈何以死刑之！他们是准备跑来为其一洒同情之泪的。

我的司机是后者之一。他告诉我说，其实陈仪已于18日凌晨一时被押赴刑场执行，开了两枪毙命。那么多来马场町观看行刑的是上当了！有诗为证：

蒸云煮雪，

千年常是温和，

变人冷谈疗人燥。

神女戏抛珠，

用鲛绡笼罩。

——听《石州慢——碧玉泉和韵》

3　到了新竹、高雄

我们一行自台北启程乘南北直通车先至新竹，访问一水泥厂，继至高雄。我们所乘的火车究竟是日本人还是中国人所造已弄不清楚了，每每答非所问。所铺的铁路狭窄，所架的电线矮小，自台北至新竹的铁路可能是1893年（清光绪十九年）所筑，全线189华里。一路春光明媚，是百花争艳之时，也是一个山水秀丽之地。这一路跨过几重山、几重水，幻美神奇，使人不难想象甲午战争的可悲的结局了。

“新竹”——光是这个地名——就让你联想翩翩，不胜羡恋。这样大的一个岛屿，各国无不垂涎，一有事端，急欲争夺盘踞。我们所到的新竹和高雄除了开矿山，筑炮台，造商船之外，没有什么新式企业！新竹有一所水泥厂非常零乱破旧。那天还出了一点事故，不得不在那里调查盘问。设备陈旧，工人安全无保障，人事管理不健全。所以新竹到底怎样的“新”，我们竟一无所知。

到了高雄，一片新港码头，一面蓝色大海。听说凤山附近及屏东潮州等深山峻岭地区曾建立起著名的抗日武装斗争的活动基地，采用游击战争同敌寇周旋，挫败一次又一次的“扫荡”，曾坚持7年之久。抵此缅怀往事，没有不感慨系之的。

4　榆林港的景观

我们由高雄出发，飞越南海琼州海峡，不到一小时即抵榆林港。沿海为一片沙滩，在低潮线内，绿草如茵；低潮线外，厚藤密布，盛开着紫色花朵。在村落附近，有一片青翠高大保育林，在保育林中有一片引人注意的椰子林。

我们一行由砂铁厂接待，招待所就在椰子林中。海滨台地是一片黄褐色的稀疏的低草原，这里显得比较干燥。草原中散布着仙人掌，和其他有刺灌木，它们成丛分布，颇为整齐。椰子林分布在离海稍远的台地上。海滨丘陵的斜坡上，下部为高草灌木，上部为森林。自三亚往西，地表植被愈稀疏，有刺灌木愈占优势，灌木丛下为一种棕红色土壤，而沿海丘陵上的森林也愈西愈少，椰子林愈西愈疏，过九所以后，已不见椰子林了。

视察团在海南

我们到的那天晚上，宾主相逢，特别热烈也就大喝大饮起来，还猜拳作乐。十几桌宾主轮番互敬，约半数以上的人，我看已有十分醉意了。我忽然“一分神来”，说“三声三胜，不来第四回，好不好？”果然，三发三中；连连都是只来三回，没有一回不中的，也没有一回超过三声的。观战的人有点傻呆了，果真是神乎其神，不尽其说。其实是眼快、手快，敏感度达到了顶点所致，特别是当对手出于骛奇迷糊之际，被蒙昏了的缘故。

从榆林到三亚的海滨遍布了高矮不一的别墅，每到冬季总有不少达官要员到这里来避寒。吾人酒醉之余，两腋间习习风举，此时再游椰林，只见男女青年三三两两赤着脚沐浴在春风荡漾之间。我站在一个本地青年身旁，听他娓娓道来。

“海南岛位于西南海上，介于南海和北部湾之间，好像浮在海上的一个雪梨，尖端指向东北，长轴自东北至西南，长约300公里，东南至西北最宽处约180公里。全岛面积33556公里，较台湾略小，为广东省大陆部分面积的1/6，占全国总面积的0.34％。海南岛四周低，中央高，中央有高达1879公尺的高山，它们组成三条东北至西南走向的山脉。由于这种地形的影响，全岛河流几乎都发源于中部山地，向四周分疏，形成一放射水系。”

我们在榆林住了一夜，半夜遇上地震，地动得厉害。我因没有经验，坐卧不安，索性起身和房外的本地人露宿在椰林丛中。只要有人在身边即觉得安全多了。地壳一再波动，不敢孤独待在房里。单独一个人对付大自然是不能想象的，危急时刻特别需要群体；在这样的时刻，任何一个极端个人主义者也会放弃他的终身信念。于是，我深信处于波动危难中的东方民族是不会接受西方国家，特别是像美国自然条件那样优越的一个国家的个人主义哲学的。

第二天我们就飞经全岛回京，结束了这次短期旅行，也最终结束了我在西南联大想接触“大社会”的初衷。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重返北平校园

1　我下了决心

我在美国时就有过回学校教书的动机，回国后进一步萌生了结束“接触实际”的念头。这里有几种原因加强了我的这种心理。

最直接的第一个原因是钱昌照先生调离，资委会由孙越崎先生继任委员长职位。我深知新官上任一定要调他自己的人来主管人事。这种想法也许与事实不符，反正我是来建立制度的，今制度既立，就该“拱手让贤”了。

其次，几年来我看到的南京政府一年不如一年，它毫无生气。文人学者如翁文灏、蒋廷黻、陈之迈、浦薛凤等清华前辈，他们弃学从政，寄人篱下，听命于国民党蒋介石政令，不仅有失学者的品格，而且按其所受的教育观之，我想也必然是违心的，因而一定是矛盾重重、痛苦非凡的。

尽管我对延安、西安之分，当时一无所知，我对共产国际也从未有过信心，然而对蒋介石父子同样抱怀疑态度。前一个讲“列宁斯大林主义”，后一个讲“曾国藩家训”，全非我的学术思想所能接受的。国家的情况比出国之前更坏。突出的是1948年夏召开的“国大”给我的印象最坏。“资委会”有一个叫王孟臣的司机，他给孙越崎开车，接送他去“国大”开会，每次回来都跟我说些会场内外的信息。我们对这种贿选和“还政于民”的把戏都非常厌恶。小王虽然是个司机，由于我和他平等相处，日子久了，就成了莫逆之交。对机关内幕他知道的情况比我多。他向我所谈的一切腐败之风一一印在我的脑里。有一次他从国民大会堂开车回来，告诉我李宗仁和孙科贿选“副总统”的丑闻，使我下了决心离开南京政府回北平学校去教书。这个决心得到了小王的同情，他计划着要跟我去，另谋生计。我们一唱一和，感情也就一天天好起来，时而在大雨中到玄武湖去划船；时而驱车往中华门外雨花台去兜风。从思想到行动似乎逐步在为离开那个肮脏的官场做准备。我们都有家小，要走必须先把家务安顿好。小王的老家在连云港，他需要把妻儿送回去，我也有安顿家务迁居的问题。

2　有朋自北方来

事情真巧，这年夏天，燕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陈芳芝先生从香港返回北平途中经南京到三牌楼专程来访问我。果然她是应高名凯的推荐来聘请我的，而高名凯于二次大战结束后就在燕京任国文系主任，此刻他的境况比沦陷期要好得多了。他在收到我下了决心的信以后，就积极动员燕大校长陆志韦先生转告政治学系主任来南京聘请。

见到陈芳芝（她坐在我办公室里）使我感到意外。鉴于我和名凯的关系，想到能和他在燕大的校园里同窗共砚，重整旧业，是比不拘到什么地方都要符合我的心愿的，所以也就一口答应了。陈先生很客气也很和蔼可亲，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是一位国际关系方面的专家呢！她的老家在香港，这次是去度假在归途中经过南京的。

天下事顺利起来，就非常顺利。陈芳芝走后，王铁崖来了，作为北大政治学系主任，他自然要我去到国立大学。同时楼邦彦也于前一年从西安（胡宗南行营）转到北大复职。铁崖的意思是我应该返原校任教，并认为仅我们三个人（楼、王和我）就能在国内办成一个出色的第一流的政治学系。他自然知道我和名凯的关系，他本人和名凯都是福建人，是多年的朋友，自然不能从中离间。铁崖是个稳重圆通的人，不像邦彦那样冒失或咄咄逼人，所以北大法学院周炳琳先生宁要铁崖主持政治学系。楼回学校后笔耕很勤，给储安平主编的《观察》发表政论文章很多，对国府的不满情绪似乎比谁都有过之，故颇有点“名气”。铁崖所说的“三个人就能办个政治学系”，其实是楼君们自负的心声。无怪乎历史系杨人梗先生给了我们一个“三侠客”的诨名，这种溢辞对我们在学校里教书育人的工作是非常不利的，为此我常存有戒心。谈到这里，铁崖出了一个好主意，不用他也不用楼出面，而由当时在美国访问的钱端升先生出面聘请我就是了。铁崖并且要我自己写信到美国，他说，钱先生肯定会从美国写信给周炳琳院长了。我就照他的主意办了。

3　一次重大的转折

我从1943年夏离校到1948年夏决定返校约有五个年头（包括中大一年在内），从接触实际到追求知识，这样的一个转折并不像第一次从教会大学到国立大学、从生物学系到政治学系那样轻松，也不像第二次我在抗战时期有了书本知识无用的想法而要求“到大社会去”的愿望，终于离开教学生涯那样容易令人误会，这个第三次转折则是我参加实际五年的一次思想小结。

“到大社会去”的愿望可以说是完成了。进入了中国政府的最上层：我体验了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使我感到得不偿失；我体验了老派考试铨叙部的昏庸腐朽，使我感到它毫无希望；我体验了“资委会”新型机关的铺张浪费，挥霍无度，使我感到无地自容。所有这一切都给了我中国政治体制正在滑坡的感觉。我不肯与它同流合污，我更不愿与它同归于尽。从负面来看，我下的决心是完全正确的，也是符合实际的。

但并没违背我的初衷。因为我只想了解实际而已！就这点来说，或多或少我是如愿以偿的。这五年我没有白过，我取得了反面经验，我没有陷入泥罐，作了试验：在蒋经国青年干校我贯彻了“说到做到”的认真负责的工作作风——不徇私、不枉法、不追求权势、不攀龙附凤；在铨叙部我向老式衙门和老官僚表示了古代官制的腐朽和三等九级《官等官俸表》的落后；在“资委会”我给国营工矿企业制定一部可操作的人事管理法规，并到高等院校取得面谈物色技术人才的经验。

我之所以有这样或那样的体验和表现，先就负方面来说，因为我毕竟没有利用官职任用过一个私人。例如：1948年当我回国后宁波同乡小阿宝来到南京要我给他开一张给上海石油公司的介绍信，让他“零售煤油”，我一口拒绝，使他败兴而去；我的一个外甥到南京来找工作，不是由我而是由同乡郑友揆为之介绍而进南京无线电厂学工的。作为人事处长，我从来未向委员长请示汇报，一切应兴应办的公事均由宁良和舒同两位青年代理，我把图章交给他们，由年轻工作人员负责。

再就正面来看，我之所以能够取得一些经验，因为我吸收了一些西方文明的有益成分，我所学到的民主宪政学虽无正面作用，这种失败更增强了我追求现代化政治体制的自信，这要归功于我在幼年时期城乡父辈和青年时期中外开明学者对我的影响和帮助。

另外，我要“到大社会去”的愿望也有了一次出国考察的机会，我体验了战后美英法三国的新面貌，继续进修了我的一门专业。这种出国考察所得来的感受，促进了我自大学时候起就有的追求知识的自觉。世界现代史证明那些经济不发达国家、特别是那些有着较长封建历史的国家，有必要利用资本主义的积极因素，批判地然而不能全部否定为资产阶级服务也可以为人民大众服务的带普遍性的知识——人类共性情理。

原稿此处照片落款不详

从此，我相信实践智慧，它必须是从自己的切身经验中取得的：被真正信服的实际知识作为人生追求的目标，在我看来是无比欢乐，它能给吾人的生活以意义、色彩和美丽。

但是，我也应该认识到在这里我也浪费了不少时间，使用了社会和人民的巨额经费。其中大部分，我用于在美英两国新旧书籍的购置。现有的两千本西书有的是别人送的，大多是我在那里收集的。这些书籍将来要归家乡宁波大学所有。

4　安顿家务

首先在我离开南京之前我要安顿好我的母亲。抗日战争后，我就把母亲接到了南京。到我要离开的时候她一直和我们住在一起。出国考察期间，住在三牌楼公诚新村，她是由方备照顾的，每周都送她到莫愁路方老先生家里作客，由方备的二姐方作一家人殷勤接待。1946年冬我还从上海买来一个洋炉，给她装上取暖过冬。这次她不能跟我到北京去，我得把她送到上海我姐姐和她的外甥女家里。我的外甥女是上海中西疗养院手术室的护士，她的先生是位老实诚挚的医生。我母亲由他们供养实在比在南京要合适些，我也放心。1955年她在上海逝世。我和我姐姐在大殓后把她送到宁波黄岔市和我父亲合葬在一个墓穴里。我没有辜负她为我辛劳了一辈子，但也没有侍奉她。她寿终正寝，我想她的灵魂是平安而自得的。

我有大批书籍和一家人的日常用品，这些东西不能不带走。我只好拜托司机王孟臣君在安置他自己家小以后，为我把这些笨重行李借道天津从海上动身乘轮船带到北平。为此我就不得不向他提供一笔安家费用和旅费，并且还需给他在北平找个合适的工作。方备和小儿龚晓就不得不后我而起程了。当时兵荒马乱，方先生得四处奔走，好不容易才弄到一张军用机票从南京飞抵北平。

说走就走，光有决心是不现实的。钱不是万能的，但没有钱是万事行不通的。从这次转折中，我也深刻体会到过去不重视金钱的超然态度也非全对，至少对家庭来说就不现实。好在方先生特别贤惠，否则也会花光，影响家庭生活。

5　返抵古城

未向考试院辞职就乘飞机赴北平了。我是从上海起飞的，经南京上空时，飞机颠簸强烈，乘客们由顶部摔下时有人狂呼，好像死亡即将降临。“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过青岛上空一碧万里，俯视山城风貌，喜祖国大地富饶美丽，宛如山阴道上应接不暇，机上乘客个个心旷神怡起来。

抵平后寄宿于“资委会”北平办事处，我虽已辞职，但办事处还是把我当作上宾招待。不久小王也到了北平，也住在那里。我们两人占了办事处的两大间居室，长台上放满了几百部中西文书籍。

翌日小王驾驶办事处的汽车把我送到燕大校园。因为是坐汽车去的，而且带个随身司机，不由不引起名凯夫人陈幼兰女士的猜疑，以为名凯的好朋友竟是个“大官僚”，我给她的第一印象没有比这更坏的了。

名凯认为应当到燕大，他说，这是唯一能够安下心来做学问的地方。他还替我向学校要了一栋单独的楼房，就像他现在住的那栋一样宽敞，就在他的附近，名凯指给我看。他又陪同我去拜访了陆志韦校长，相谈都极愉快。

但由于我的老师、同行多在北大，就像邦彦，在电话里促我“不要迷恋于洋楼”，说要教书“还是北大的名望大”。我说他幽默，会说笑话！我不能分身。鉴于燕大的盛情，我就答应在燕大兼两门课，一星期有两天在燕大。直到解放军围城，我去燕大上课时就住在高家。在名凯家里，重温了我们在巴黎的超然潇洒的青春生活，似乎比什么都珍贵，那些难忘的往事仿佛又回来了。

北大对我也很优待，给了我在府学胡同三四间居室，并由小王给我配备一些家具。在安家的问题上我还得提到张汇文的哥哥张冠儒先生，他曾任“开滦煤矿”唐山矿区的人事经理。1946年我访问开滦时他已经离去，他到了“联合国救济总署”北平分署工作。他在北平弓玄胡同有一栋精致的四合院和一栋楼房；洋车、男女工人俱全。因汇文的关系，他很照顾我，叫他儿子送来了沙发三件、酒柜一个。后来我把沙发归还给他。“资委会”北平办事处同时送来大写字台和大转椅各一。这几样东西在解放后害得我好苦，一因张冠儒在开滦任职期间有罪，被送到天津强迫劳改；一因公家财产，占为私有。旧时代的这些普通关系，到了新社会就有可能成为严重的政治问题，使我十分不安。好在我处理得及时，加上执行者懂得政策，对这类生活用品没有深究。

不幸的是，我在开学之前患了一场伤寒症，发高烧达40度以上，住进协和医院病房；房门上挂起“病危”告示。进到病房的来访者须穿免疫衣，小王见到病情如此严重也十分担心，准备发电报给方先生。可是，我知道方先生带着小儿需要时间，不是说“来”就能“来”的。我征求了主治医生的意见。好在这位大夫很有经验，他认为这种病情没有必要惊动家属。他说始终没有化验出伤寒病菌来，高烧可能是“病毒”引起的。医院出具痊愈证书时只写明怀疑为“斑疹伤寒”。

当我从医院出来，从王府井大街走回办事处时正是桂花飘香时节，而当我到机场去接家属到来时则是到吃中秋月饼的时候了。

6　北京解放前夕

开学后我每周两天去到国会街给大一上“政治学概论”课，并准备与楼邦彦给大三、四年级合开“地方政府”课。年底盛传解放军在东北大捷，铁崖与邦彦在重视政治的北大环境中接触地下党员的机会较早，他们曾以进步教授的身份到过东北讲学；王铁崖还一度担任过东北大学副校长一职；政治系教授吴恩裕、前西南联大经济系副教授滕茂桐和中国银行学校主持人宁家风在日军投降后都到过东北。这几位同学对时局进展情况都比我通晓得多。我只从北平办事处那里听到一些有关东北解放区要求学校教师从事体力劳动的消息，做法是命令大学教授从东城到西城来回接送鸡蛋以增强劳动人民意识，这可能是谣言。

这时钱昌照先生从英国经香港回到了北平，经营他的社会经济研究所。他态度明朗，认为中共领导的解放战争即将在东北、淮海等战役中取得最后胜利。12月底他在北平办事处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向“资委会”在北平的负责人通报他在香港与中共代表达成的协议，要求“资委会”的人保护好所有国营工矿的财产，并将把所有员工包下来保持原职。这次会议是秘密召开的。这时我才知道钱在台湾、海南之行以后为什么退下来让位给孙越崎去访英，这或许正是出于对国事有了和我同样的观点的缘故。

解放战争节节胜利之际，上海《观察》周刊社的总编储安平君来到北平，该杂志社既反蒋又反共。当时人们都说它反蒋是“小骂大帮忙”；反共则是一丝不苟的，言论相当尖锐。对这类微言，当时我并不在意，就像耳边风一样。当时国民党特务四处恫吓，楼说，他们几个人似乎都已入了“黑名单”，随时有被捕的危险。我在“资委会”的北平办事处也亲眼见到过特工有时怒目相恃，有时胆战心惊，表现出惶惶不可终日如“丧家之犬”。所以学校里的人并不害怕。

7　高名凯的高见和小王的近视

我在名凯家里也听他说起解放军在东北和淮海战役胜利的消息。他自称是不参加实际政治的，因而对我在北大的几个朋友不免有些微言。名凯很自负，认为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很有研究，对中央也似有较北大人（指楼君等）更多一些认识。当中共胜利的时候，个别有历史问题的人趋之若鹜，百般吹捧——高认为——必没有好结果，这种人将被中共认为是“投机分子”。两种世界观、两种意识形态在共产党人看来是决然对立的、不可调和的。“你愈捧它，它愈怀疑你。”我很信名凯的这番见识。本来“转变”没有那么容易，还是老老实实听候为是。我说，应该有“自知之明”，例如，像我这样从南京来的人就和他们在北平的人有所不同。楼等写过许多批评蒋政府的文章，也讨伐过孙科这样的人物。他们才算“民主人士”，他们确实是欢欢喜喜等待解放的。

奇怪的是，跟我一道离京来平的小王却有严重的恐惧心理。我把他介绍到北平电力公司当“检查员”，就不像在南京时给官老爷开车那样又累又卑了。可是他对解放却极不信任。他说，他打算南下回家去，因为他来自苏北，听说共产党人“好斗”。在苏北——按他的了解——是到了“东家”说“西家”怎么坏；到了“西家”又说“东家”怎么恶，以致引起东西两家之间的“恶斗”。这种做法，不仅可怕，而且他对这种斗争很有反感，“北平待不得”，他坚决要走。我也没有留他，就让他辞职回连云港老家去了。后来小王来信要我证明他的这段历史，我如实写了材料。结果他在连云港得到很好的待遇，人家并没有像他所顾虑的那样“斗”他。他是戴着近视眼来看北平的，这是国民党的宣传给他造成的误解。

在北平被围时期，储安平和楼、王两位经常到我家来座谈，谈的多是如何继续他的《观察》周刊。由他看来，他在上海已开创了一番“事业”，赢得了数以千计的读者。首先，他表示这次北上就是“为了迎接解放”，其次就是要提倡“广开言路”，使《观察》成为中共的一个“诤友”。于是相约在北京继续出版旧《观察》，他特别看重我在《新路》上发表的《潜能与领导》、《评蒋总统元旦文告的错觉》、《责任政府与政府责任》、《救不救一个已失去民众信任的政权》等文。直至他被任命为全国政协委员后他才开始组稿，改头换面在北京重新发行他的《观察》周刊，我们三人曾大力予以支持。

起初，我对储安平没有认识，因为我从来未给《观察》写过文稿，所以也不了解该刊的性质。不过，久闻大名，懂得储安平也许是个有抱负的有志之士。办报的人多系峥嵘人物，和我们教书匠在风格上毕竟有根本的区别。

我是下决心来教书的，只为学生服务；主张政治学者只在学术方面作点贡献而无力参加无序的政治。在我，这是一贯的，和高名凯是亦步亦趋的。对北平的解放我毫无准备；所以我此次北上和储安平不一样，我可不是来迎接解放的，只不过是“偶逢时会”而已！

天下有许多事不是由每个人自己所能决定的。1948年12月18日早晨，在燕大校园内可以听到从昌平县清河镇方向传来的隆隆炮声，它暗示着北平这座文化古城即将解放了。

下卷　追求集
1949—

Chapter 1　第一章　解放后的认真思考

1　迎接解放军入城

1949年1月31日，在那个寒冷的铅色般的天穹下，隆隆的炮声从西郊传来本来已有半月之久，傅作义部队终于放下了武器，解放军战士就在那一天进入即将定都的北京城。北平这个古老城市被正式宣告解放了。

北平不损一兵一卒落入东北胜利进军南下的人民解放军手里，使古城文物和居民财产免遭战祸之破坏与损失，以致这场战役较之淮海、东北更令人神往。于是北大红楼高悬“中国共产党伟大、光荣、正确”红底黑字的横幅大标语。有人说：“这样自夸自颂的口号是党内副主席刘少奇提出的”，因而敌对分子竟窃窃私语：“由群众或党外人士提出要更为适当！”听了，在我心里浮起一缕疑云，这个时候还有什么党内党外可分的呢！人们对古城的和平解放莫不兴高采烈。正是万人空巷，人群涌向前门街头，解放军要在那里举行入城式，“毛主席万岁！”“解放军万岁！”的欢呼声响彻云霄；熙熙攘攘的群众时不时地探头伸脑，渴望目睹解放军战士的雄姿英貌。

进城的部队粗陋，然而都庄严端正。个个都背着全副行军装备，身穿灰布军棉服，头戴同色的卷边棉帽，足登棉袜草鞋，由坦克开路，浩浩荡荡穿行在长长的大道上，往天安门的方向走去。我从未见过这样热火朝天的场面。就像毛泽东主席那样自豪地写道：共产党是个穷党，又是被国民党广泛地无孔不入地宣传为杀人放火，奸淫抢掠，不要历史，不要文化，不要祖国，不孝父母，不尊师长，共产公妻，人海战术，总之是一群青面獠牙，十恶不赦的人。可是——毛主席当时写道——事情是这样的奇怪，就是这样的一群获得了数万万人民群众的拥护，集中地获得了大多数知识分子尤其是青年学生们的拥护。

不真是这样吗？在我们的队伍里，就有学生、教员、教授、技师、工程师、医生、科学家、文学家、艺术家、公务人员；更不消说大量的工农群众列队观看，其中绝大多数是自发的。那时，全国大约有50万高级知识分子，除胡适、傅斯年、钱穆等追随蒋介石去台湾地区外，大部分留在了大陆，其中精英则多在北京，他们是共产党、毛主席团结争取的对象，争取他们站到人民大众方面来，不让帝国主义把他们拉过去。毛主席告诫共产党人、各民主党派、觉悟了的工人、青年学生、进步的知识分子：不要以为胜利了，就不要做工作。还要做工作，还要做很多的耐心的工作，才能真正地争取这些人。我觉着他的这番话是针对像我这样的人，即他所称的“中间阶层”、“中间派”的人们而说的。这点他说得特别清楚，他说：

“准备斗争”的口号，是对于在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上，特别是在中国和美国的关系的问题上，还抱有某些幻想的人们说的。他们在这个问题上还是被动的，还没有下决心，还没有和美国帝国主义（以及英国帝国主义）作长期斗争的决心，因为他们对美国还有幻想。在这个问题上，他们和我们还有一个很大的或者相当大的距离。

我心里很明白，两方面都在做鼓励工作，一方面是艾奇逊们，另一方面是毛泽东们。我既然是个中国人，又到过美国，尽管并不认为美国什么都好，但毕竟比中国或俄国先进得多，这种认识并不是什么“幻想”，所以不由我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喜的是我站在这两方面的中间，忧的是我“尚有爱国心”，是个中国人，当然要反对帝国主义，并要接受新中国的领导人的“鼓励”。直到苏联解体，中国不再“一边倒”，不再“走俄国人的路”，毛泽东所想出的问题才算得到了一定程度的解决。不过在当时，我不得不选择“跟着共产党走，听毛主席的话，走新中国的路”。理由是“谁要你做个中国人呢！”何况美国杜鲁门政府的政策，确实使中国不得不转向苏联的斯大林的支持。

一个处在夹缝中的怀有旧民主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选择共产党，不消说是被动的，而且是动摇犹豫的。毛泽东说得对：这些人们还要长期地动摇着，坚定了又动摇，一遇困难就要动摇的。这话符合实际。在我内心里不仅相信，而且钦佩毛泽东对旧知识分子的洞察力。他的话对我来说，似乎句句中肯，字字入木三分。

观看解放军入城式之后，我下了决心，“不跟国民党走了”，说是“大势所趋”也好，“为了生存”也好，“为了发展的必要”更好。我的这个思考是根据形势的变化作出的。

2　新中国内外政策对我的启示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主席走出中南海，登上天安门城楼，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天安门广场冉冉地升起了五星红旗。

游行队伍挤满了东西长安街。北大师生于清晨五时就从沙滩出发，在南池子一带列队待命，向新中国的象征——天安门城楼——顶礼膜拜。

扩音机到处发出悠扬的进行曲以及北京市长彭真的洪亮口令声。成千上万的各路群众按工农兵知识分子的序列从长安街四面八方出发，穿过已被拆除两座三道门的遗址，汇成暖暖的人流。北大师生从南池子出发而后站在广场的水泥地上，部分教师则在观礼台上静候开国大典的来临。我们听到了毛泽东主席的开幕词：“中国人民站起来了！”“任何人都不能再欺侮我们了！”他使用的“人民”、“我们”都是复数，在他的语言里，没有一个单数的个体，我站在观礼台上注意到了这一点。接着便是响彻云端的欢呼声：“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口号是由北京市委宣传部统一拟定的，而纵情发出的声音则是真诚而热烈的。使我诧异而且惊奇的是，那新的领导竟有这样的能力在半年多的时间内把过去“一盘散沙”的人们组织起来，凝聚得那么整齐有序、有声有色，那么雄伟壮观，显示出全新的面貌，这是我前所未见的。各路游行队伍表现出无与伦比的自信，就像毛泽东本人对俄国人的一往情深似的，感染着每一个在场的中国人，说苏联的昨天就是中国的今天（后来改为“苏联人的今天就是中国人的明天！”）按毛泽东的看法，共产党领导的革命使中国人和全世界对苏联人都另眼相看了，不言而喻，没有共产党也就没有新中国。中国人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所取得的“解放”震动了世界。

后来毛主席到了苏联，他第一次出国，会见了斯大林，他以实际行动使新中国正式“一面倒”。但是，这一面倒的对外政策以及他本人在苏联的处境并未得到他所预想的那么圆满而成功。他到达莫斯科时不但没有受到斯大林的亲自迎接，而且碰上斯大林的“老大哥”的傲慢对待。

“斯大林好几次让毛泽东像通信员似的等候召见。一连好几天，斯大林没有同毛泽东接触；由于斯大林没有命令别人与毛泽东谈话，竟然没有一个苏联人敢去看他。毛泽东感到被孤立了，一度曾威胁要打点行装归国。”

“很奇怪，为什么先生老是侵略学生呢？”苏联老大哥对待中国还不是和西方帝国主义一模一样吗？“中国的面目”起了什么变化？

“还不能这么说，不能把社会主义苏联与资本主义美国相提并论，两者有性质的区别。”我在30年代所得的知识告诉我：苏联仍是一个主权国，而且是个强国，一个独裁国。然而在1949至1959年间，毛泽东觉得唯有倒向斯大林之下别无选择。而毛泽东仅仅在斯大林那里要到了300万美元的贷款（5年偿还，1964年全部偿清了）。“这笔贷款将用中国的商品和原料偿付，并有1％的利息。这笔援助比莫斯科给波兰（中国比波兰大20倍）的贷款还要少，相当于40年代末期苏联军队从东北搞回的设备的1/3。”知道了这些事实，作为中国人对苏联怀有某种反感岂不十分自然吗？

不久，爆发了朝鲜战争，“朝鲜发生了内战……麦克阿瑟把战火烧到了中国边境”。他在1950年10月轰炸了鸭绿江上的桥梁，不得不使毛泽东把25万志愿军开进金日成一侧的朝鲜。苏联提供武器，“很方便”，这对苏联来说，太上算了。中国人在战场上死了多少人？包括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在内，且不说黄继光那样英雄的战士了。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运动也激发了我们这类英美留学生的民族自尊心，引起了我们对杜鲁门政府和麦克阿瑟的仇恨。中国知识分子中对美国曾持热情友好态度的人在一夜之间变冷了。

尽管毛泽东失去了美国的支持，但在朝鲜战场上所赢得的声望使他不相信苏联会保卫中国像中国保卫朝鲜一样。“毛泽东对此是怀疑的”。果然，“毛泽东在1949年得到的（中苏）友好互助条约十几年后被他亲手撕碎了。自从长征以来，毛泽东就没有接受过任何莫斯科的指令，自1942年到1943年的整风运动以来，他的社会主义在精神上已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分道扬镳了。”在“文化大革命”后期，当工宣队进校支左时，一个工宣队头头问我：“你是什么问题？”我毫不思索地回答道：“我的问题是反苏，反斯大林。”他说：“反苏就是反共，你不承认吗？”

由此我得出一个结论：凡是发自内心、符合实际的观念，即使一时受到挫折，总必归于持久永恒而立于不败之地；凡是迎合一时权势的宏论华文总必成为明日黄花，例如，当毛泽东扬言“一边倒”的时候，我们几个留英知识分子——储安平、王铁崖、楼邦彦和我曾迎合当时的对外政策，给旧《观察》杂志写了好几篇不符合自己一贯思想的未署名社论：《师法十月革命的原则》、《毛主席到了莫斯科》、《毛主席回到了北京》以及《斯大林教导了我们》，都不是由衷之言，这几篇文稿都是我执笔的，反映了我和我的同类在对外政策的态度上的应变之作。

对内，毛泽东为了使新生的政权得到巩固，需要社会各阶层力量的支持，他接待了众多的民主人士。在他的第一届政府中，21位部长中有11位是非党人士。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第一幕中接纳了24个政党。在1949年至1950年间，毛泽东几乎没有使人害怕，博得了绝大多数人的拥护和爱戴。

对待知识分子也十分宽大。且不说他最初在香山别墅后来在中南海怀仁堂和民主人士平起平坐、共商国家大事，就是对我们法学界的教授也采取团结争取的政策。开国之初，正当首都大张旗鼓镇压“四霸”和反革命分子之际，由彭真市长出面，盛宴招待了党外进步人士，储安平等人都进入金碧辉煌的北京饭店，一个个成了中共的座上客。我见到他们这些“进步人士”莫不个个喜形于色，受宠若惊，讳莫如深，测不透他们的内心世界的体验是什么样的滋味。我也有幸被邀参加由最高法院副院长张志让先生主持的多次座谈会，有王明的夫人列席，向我们做工作，征求我们对国家名称和内外政策的意见，还让王明（原名陈绍禹）给我们作马克思主义国家观与法律观的报告。

正是这个时候，方备的父亲方叔章先生和方备的长兄方侃医生都到了北京。方老先生是随湖南宿将程潜应毛泽东的邀请陪同进京的，是方老先生策划程潜起义投奔中共的；方侃本是上海的一位名医，专治肺病，他响应共产党号召，离开上海私立诊所而就任大连医学院院长的职务，也在京与我们相聚在一起。所有这一切增强了我在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上的积极因素。

3　我的认真思考

“事变是发展得这样快，以致很多人感到突然，感到要重新学习。”我就是要求到中央政法委员会——政务院三大指导委员会之一——去学习的一个，这是我坎坷路程上的第三次转折。

我是通过法学院长钱端升老师向政法委秘书长陶希晋通电话介绍进去的。我在法学院长的办公室向钱先生说出了我的认真思考。我自思自己在政治上落后了，我自觉感到应该转换方向，应该急起直追，否则将被淘汰。

我说：“我对共产党一无所知，教学也不安心，能否适应新社会的要求还不知道，我想还是暂时离开学校去机关学习较好。”钱先生听了，立即拿起电话筒，给陶希晋秘书长通了话，说：“我校有一位青年教师想到机关重新学习，意思很好、决心很大，你们能否接受他的要求。”对方响亮地表示欢迎，要我马上去谈话，同时还说：“我们也想了解学校的情况，这种双向交往，不但很好，而且必要。”

1949年12月，我得到所在机关老干部（他们都来自华北人民政府，是政法委参事室成员）的支持。我自1952年院系调整后就在政法委落户了（编制和工薪仍在北大）。

第一次和陶秘书长见面时，我就向他交代了我的历史。这说明我之要求重新学习，其目的在于“自救”。更重要的我还交代了我过去所受的教育。陶秘书长听了，以同情的口吻随即说出了他自己的经历，在参加革命前，他和我一样，是国立中央大学法律系的一名学生，他了解知识分子，而且要我搬进机关里来住，参加参事室工作。他着重指出：首先要学习新语言，他还说，这是他自己参加革命时最初的经验。的确，中国语言有特色，解放区又有自己的语言，也就是生活中的思想的形象。

在参事室我见到的干部，年龄都与我差不多，平易近人。没有拘束，没有见外，感到非常自然。

我在政法委前后共四五个年头（直到1954年新法律系成立）。首先做的就是阅读解放区的报纸，凡是有关政权建设的文章我都抄写了下来。后来发现重要的资料对我的进修极有用，就自费请人抄写（那时国内还没有复印机）几百万字数。

1950年9月21日，我写了《行政组织与管理》一文，并向参事室同志们作了说明。我提出“行政”的范围问题，我是想说明行政与政治既有联系又有区别。联系的一面包括原则、政策、法令；区别方面，我论证了“公共行政的技术观点”。总之，我说行政是国家行政权的表现；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行政是管理的技术。行政既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但又有它自己的特性，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管理技术而使之服务于社会主义的政治。陶希晋同志主持了这次座谈。他肯定了本文的主旨，但强调该文缺乏“阶级观点”，他指出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有本质的区别。这就是新语言，在我的文稿里显然没有这类语言，可是参事室同志没有批判我，他们都很耐心听我讲，像课堂里听课一样认真，表明机关干部很谦虚。其实就如毛主席所说，科学没有什么谦虚不谦虚的问题……我们除了科学之外，什么都不相信，就是说：不要迷信。中国人也好，外国人也好，死人也好，活人也好，对的就是对的，不对的就是不对的，不然就叫做迷信。要破除迷信，不论古代的也好，现代的也好，正确的就信，不正确的就不信，不仅不信而且还要批评，这才是科学的态度。在这段话里，我看不出正确与不正确的标准。依毛主席的自信论断看来，在我的思想里，对行政持某种技术观点就是迷信技术的普遍性，而陶在我的文稿上则批示：“读了此稿，使我得益不少。但我感到有些原则问题值得研究，特别是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国家的政权问题与人民国家的政权问题，本质上有截然的区别地方，因而关于如何阐明这些重要问题并成为学习者应用的指南，很值得我们来研究。若是此稿尚未准备发表的话，我建议参事室那几位有兴趣研究的同志结合我们的政治学习加以研究。研究方法，恐以先搞其主要命题为宜。”

这是陶希晋同志对我的学术观点的委婉的批评，使我第一次理解所谓两种国家本质上的截然区别的一面（姑且不问是什么区别），同时我并没有施展这两种国家之间仍有其相同的一面的见识，尤其是就行政管理而言。当时，在不拘什么地方，都流行着一种“非此即彼”的对立——“截然的区别”。不论怎么说，把“阶级观点”作为学习者致用的指南，我在口头上是接受的，但在思想深处并没有扎下根来。

我长期得到早些年前参加革命历经艰苦的政法界老同志的支持，使我逐步从一个旧民主主义者转到新民主主义者的道路上来，持“顺应历史潮流”的态度。一场革命改变了问题的前提，因此人们不能好像革命没有发生过一样照老规矩行事，这是不可能的。“如果一场革命已经发生在实际生活中和人们的思想上，那它便是无可争议的，只能把它当作一件既成事实接受下来。”我怀着一种清醒的同情心注视“废墟上的胜利者”，相信历史的演进是不可逆转的。

4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识

我不能不承认毛泽东思想在总体上的正确性，直至1956年在我所知的政治界以及在治国艺术的精巧方面几乎无人能出其右者。本人正是在1911年清王朝灭亡后外国浪潮通过贸易、教育和西方教会、医院、学校等渠道而席卷中国，特别是渗透五口通商之一的宁波的背景下成长起来的，一定会接受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思想中无比博大精深的影响，同时本书也不可避免地带有西方文化影响的烙印。

按照定义，社会科学涉及全球范围的原理和证据。因此它本质上是比较性的。这样可以说我国的社会科学应该既有中国的独特性，复有国外的舶来品。当然，这样就产生了作者的洞察力和较广阔的眼界，同时在社会结构、民族主义、共产主义和世界大战等方面带来一系列有待澄清的课题，对自身的历史和经验的回忆不可免地具有中西文化交流的特点，这个特点恰好就是英国人所谓“真理”从来不是纯而又纯的而是“杂色的观点”。在这方面我自幼所接受的教育和长期积累的生活经验给我形成了极深的影响。因此，思想改造对我来说，是一件极艰巨的任务，甚至是一件难以完成的任务。结果我也就有“自知之明”而较能吸收新的东西。

有人说得好：“如何解决中国与西方、传统与现代这两组矛盾，是近代以来一切文化探索者都不能回避的问题，谁在理论上回答了这两个问题，并据此在实践中解决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任务，谁的思想就会成为现代化进程的精神旗帜。”

毛泽东解决了这两组矛盾。“洋为中用”——解决了中国和西方的矛盾，在毛泽东就是“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古为今用”——解决了传统与现代的矛盾，即：“推陈出新”、“批判继承”。毛泽东的探索取得了史无前例的胜利，超越了整个世纪（20世纪）所有的探索者。探索的结果，他既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上赢得了特殊地位，实现了从西方到中国的转变；又在中国文化发展史上赢得了特殊地位，揭示出从传统到现代转变的一条重要途径。其实践成果是：使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走向胜利，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并在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方面独创出一条基本成功的路子，到了50年代中期，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也开辟了一个良好的开端。

但是，我们从毛泽东思想中还可以得出一个更高层次的认识，不同民族的文化形态，虽然在相对独立的自然、人文和历史氛围中形成的，但相互之间毕竟存在着相通的东西，体现出某种属于人类社会共有的认识规律、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正是这一点使毛泽东思想囿于列宁主义与斯大林主义而成为“一家”或“一党”之言，并且是越走越远，自1957年起走向其自己的反面，每每冒进失误，不仅与他的同僚（刘少奇、邓小平、彭德怀……）发生冲突，而且给中国人民特别是其中的知识分子带来一个极左思想，直到“文化大革命”，“四人帮”篡权。于是，中国学术界不得不重新兴起新的探索——这样，中国往何处去这个问题又被提出来了。

这个问题只有在毛泽东后作为第二代“领导核心”的邓小平才有权来回答了。

Chapter 2　第二章　土改

1　霸地主被枪毙

1950年至1951年，新解放区进行了土改。进行“和平土改”还是搞“阶级斗争”，发动群众“斗地主，分田地”成了已取得政权的中共党内的一个重大争端。不消说，后者占了上风。当时人民代表大会通过了《土地法》，在北京郊区试行，结果遭到毛主席的批评，认为“和平土改”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土改是一场革命，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从此一场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就像暴风骤雨般在全国各地的农村中掀起。

办法是派工作队。对民主人士则组织参观团到农村“走马看花”。政法委组织了一个工作队，由一名参事领队，参加的有经训练的旧司法人员六七人。我们先到汉口郊区，继至武昌区大纸坊乡。县长马骏欢迎我们，他给我们讲了土改的方针政策。

到了村里，第一件事是成立或改选农会——在工作队到达之前往往已成立了农会。据反映，农会不纯，有个会说能道的会长前来提供情报，又自知将被淘汰，主动“靠边站”，由中央派来的工作队成立新农会几乎已成为共产党的工作惯例。按照上级指示，工作队首先是访贫问苦。我们住在一个老实巴交的泥水匠家里，把他作为“住户”。那位旧农会会长偷偷地告诉我：你们依靠的老实人没有领导能力，办不成事，而他自己则自愿退出，“我也不配当领导。”苦大仇深的贫雇家都跑来摸工作队的底。我们告诉他们：“要尊重党的政策——不能斗浮财，不能打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贯彻到底，就是在立场上绝不能向地富反坏让步。”土改运动建立了共产党在农村中的威信，而为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农民撑了腰。

根据1950年12月中共中央的命令，凡应杀的分子，只杀有血债者，引起群众愤恨的其他重大罪行如强奸许多妇女、掠夺许多财产者，以及最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者；其余一律采取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在缓刑期内强制劳动，以观后效的政策。这个政策是一个比较慎重的政策，比苏联斯大林的政策要宽大些。中国共产党在解放初期（1949—1950年）在镇反问题上没有犯扩大化的错误，获得广大社会的同情，特别是在教育界没有实行如列宁所采取的放逐政策，是有利于国家建设事业的。中共把留用人员全盘包下来，既可分化反革命势力，又有利于彻底消灭反革命，因此，比较起来是个不错的政策，但有的说，却不如台湾地区将地主赎买为工商业者平均土地，使耕者有其地的政策而有利于生产。按当时毛泽东的估计：政、军、教、经、团各界清出来的应杀的反革命分子中有血债，或有其他引起群众愤恨的罪行，或严重地损害国家利益的人，只占极少数，大约不过十分之一二，而判处死刑缓期执行的人可能占十分之八九，即可保全十分之八九的犯罪分子不杀……人民要求杀的人则必须杀掉，以平民愤而利生产。民愤有可能是平了，对生产却不利。

1951年6月15日，毛泽东又亲自下令：“缓期二年执行”的政策，决不应解释为对于负有血债或有其他重大罪行，人民要求处死的罪犯而不处死，如果这样做，那就是错误的。我们必须向村干部和人民群众解释清楚，对于罪大恶极民愤甚深非杀不足以平民愤者必须处死，以平民愤。只对那些民愤不深，人民并不要求处死，但又犯有死罪者，方可判处死刑，缓期二年执行，强迫劳动，以观后效。

工作队开始做发动群众的工作。办法是召开大大小小的“小组会”，让农民谈“苦”，“苦”从哪里来？聪明的人尽知人意，于是就大谈特谈。归根到底就是剥削。地主剥削农民是“苦”的根源，并且是唯一的根源，压根儿没有想到除了剥削之外，还存在自身中的愚、懒、弱等人性方面的缺点。

特别严重的是揭露恶霸地主残害百姓的罪行，多由苦主出来诉苦，真是十恶不赦，有用人心肝治病的恶霸，有暴力强奸妇女的暴行，工作队配合政权把这批凶手收集起来，关押在县公所里等待“革命法庭”的审判。

“革命法庭”就是群众大会，在空地或广场上先设一个露天讲台。农会主席坐在一张桌子前，面向万人群众，喝一声：“把罪犯带上来！”全场气氛立刻变了。早有准备的苦主正在声泪俱下，带领喊口号的“打倒×××！”“打倒×××！”的杀声响彻全场。

我原在场地四周溜达，听到革命法庭的判词，四五个民兵扛着枪待命，其中有个二十几岁的小伙子抢着瞬息的时间告诉我：今天正是他报仇出气的时候，瞧着台上低着脑袋的仇人，他的两只眼睛全红了。

我潜意识地坐到群众队伍的地上。口号声、哭诉声、讨伐声，此起彼落，嘈杂飘散。我不愿在这样乱哄哄的场景下站在执行的地点上观看杀人的场面。我觉得坐在群众当中比较安全，每张脸不分男女老幼都是喜气洋洋的。

这时，枪声还未响起。领队的同志把我从群众中拉了出来，让我到立即执行的场地上“锻炼”。我就迈步到那个小伙子身边，看他朝着靶子开枪。一枪就打中了，连发几枪，子弹一颗颗落在阶级敌人的脑门上，一个个倒在血泊中。那个民兵把我攫住去瞧那几个横陈在地上的尸首，有的嘴张得老大的，有的小便翘得老高的，民兵一棍子就把它砸了下去。

“这样凶恶的敌人不杀不足以平民愤”。我们不遗余力地“人云亦云”，以各自的方式进行自我教育，于是就和受害的苦主同仇敌忾了。我既未受过恶霸地主的迫害，自然没有苦主心头上的仇恨。对倒在地上的尸首也没有丝毫的怜悯心，但是这种怕听枪声的恐惧心理也反映了我本人与群众在生活经历之间的差距。不能说自己性格温和，我是站在中间的——既无民愤，也不怜悯。

2　斗争会场景

斗争地主的群众会是在一个祠堂里举行的，挤满了衣衫褴褛的男女，以妇女小孩居多。吵吵嚷嚷，围了一圈，约有百余人。工作队布置于前（动员群众到会），干部操作于后。通过镇压恶霸，群众个个经过考验，哪个坚定，哪个动摇，界线已经分明，在这个基础上选出的妇女主任、民兵队长、组织委员以及正副会长个个都是中共的依靠对象，更是工作队培养的后备党员。

主席一声吆喝：“将地主×××带上来！”一个中等身材、年约五十几岁、身穿一身粗布大棉袍、头戴一顶毡帽，一进门就被民兵撂了，露出光光的秃顶，逗得姑娘们哈哈大笑、孩子们指手画脚。

“跪下！”另一个民兵手持红缨枪，地主沉着，似有充分的准备。

另一个民兵捡来一块两个脑袋大小的石头压在地主的背上，接着就是你一句，他一句，算他的剥削账。有人在旁窃笑的，也有小孩吓得哭出声的，乱成一团。七斗八斗，那个地主昏头昏脑，直低着头认罪。

晚上我们到了地主的家里。这个家不算大，屋里空荡荡，未见家属。农会里的人说，他不但租田收租，而且还在城里开油坊赚大钱，藏有几百块大洋。他却一口否认，死赖不认，农民不信，索性把他捆起来，以便制服他，要他把银元供出来。那个老财躺在地上打颤，死不认账。于是把躺在地上的地主用绑他的绳子各一头系在两只中指上，吊起来。双脚离地，悬在空中，就忍不住招供了，说出银元藏在隔墙缝里。拉开墙上的砖头，雪白的银元就全倒出来了。农民说：“不打不吊就不认不供，一打一吊就缴了。”

当时，我觉得农民这样做——吊老财、动筋骨是违反政策的。散会后我跑到乡镇所汇报吊打地主的行为。领队给了我一张便条，给农会，大意是斗争地主不能吊打，有困难可跟工作队的同志商量。他一只眼睛开，一只眼睛闭。真是“一吊就解决问题”！

当夜回去，农会里的干部正在中堂里围着火堆取暖，闲聊了半天才散了回去。没有一人再谈起吊打是违反政策的事。

中农的态度非常祥和，他们自扫“门前雪”，自耕自种，见到我们工作队，客客气气，恭恭敬敬，有往无来。至于富农尽管被孤立了，都战战兢兢，在工作队前连个话都不敢说。

工作队的任务就是教育农民如何清丈土地，如何分配田地。我们的住户对分田最感兴趣，他是个泥水匠，只好把几个外甥招来干活。我想，这家一定分到了较好的土地。结果也不会使他满意，因为分到土地的个体农民不久就变成了互助组，由互助组变成了从初级到高级的合作社，农民分到的土地又归公了。以后我们每次下乡，依然是“访贫问苦”，就像毛泽东所坚持的那样，穷则思变，要干要革命。

可是土改一结束，我们工作队从农村回到都市，在汉口受到统战部门的盛情款待，吃了一顿上等筵席，顿时有“工人在九天之上，农民在九天之下”之感。梁漱溟的这番论调，被毛泽东斥为“反动透顶”。

后来，每谈《批判梁漱溟的反动思想》一文时总要出一身冷汗。

Chapter 3　第三章　接受再教育

1　在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

1952年院系调整，将北京几所综合性大学中的政治法律两系调整出去，成立学科性的政法学院，这是苏联模式在教育口的反映，也是转变领导权的需要。旧法律系教的是“六法全书”，国民党的法律全被取缔，而政治学则被直指是“资产阶级伪科学”，所以这番调整带有强烈的政治性。北京政法学院由钱端升任院长，是挂名差使。我没有被调往新成立的这所学院，也就在政法委落户了。

在政法委参事室的日子过得很平淡，得到了再教育，增强了适应新政局的能力。“土改”这个“关”过得不错，领导也希望我们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都和过解放战争关一样，过得自然自在。在总结土改工作时，领导对我们约有半年时间（1950年1—6月）在农村中接受阶级斗争的再教育和发动群众工作的锻炼表示满意。从此我就安心在机关里，天天读华北人民政府带来的苏区和解放区的报章杂志，凡有关政权建设文章都抄录下来，一时来不及就请了一位失业的人代抄，并打算和陶希晋秘书长合写一本新民主主义政权建设经验的书稿。可惜得很，后来因为运动四起，我们这一写作计划也就受到冲击而未能完成。1950年6月23日，毛泽东就说过，新国家成立以后，各方面的工作都在开创，都在发展，全国人民正在蓬蓬勃勃地在各个战线上，在思想战线上，在土地改革战线上，都是从古未有的极其伟大的斗争，各项工作都有待总结……陶认为特别是政权建设工作的经验，如“抓中心”、“铺摊子”、“三三制”、“民主集中制”、“人代会”、“群众路线”、“拥政爱民”、“组织起来”、“策略问题”、“反对本本主义”、“调查研究”、“为人民服务”，都是亟待总结的成功经验，为全国规模的各级政权建设所急需。后来陶和我都感到惋惜。

1951年我和经司法培训受到训练并经土改考验的几位旧法人员一道，在两位老干部的领导下到了以彭真市长为校长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参加工作，直到1954年新法律系在北大成立，成了我教学生涯中的第三次转折，这次转折是形势变迁和机遇造成的，不像前两次是本人自发选择的（从教会大学转学国立大学、从教学工作到接触实际都是本人有意识追求的结果）。

2　在中央政法干校

我和陈盛清被分配到了国家法教研室，当时第一任主任为蔡哲民（后被查出系脱党分子，以反革命分子惩治被捕入狱），由袁栋继任（后因患胃癌去世），教研室成员有李坚（女）、张顺利，他们都是共产党员。其他非党员有朱育璜（旧法官）、纪清漪（女）、钱熙光、陆伦章和苏鸿章等曾经培训班训练的旧法人员。这类人被分配到干校其他教研室的，有沈宗灵、杨玉清、凌爽、谢怀栻等，这些人在那里都以一技之长发挥力量，边工作边改造。但后来一一被错划为“右派”，平反后又一一得到较优的待遇。

当年国家法教研室经统一分配来了一位从北京政法学院毕业的学生——肖文汉。第一天到任时，袁栋把我介绍给他时说：“这位先生是打不倒的，你应该向他学习。”正是这样，这位老干部很有眼力，可惜那个年轻人没有从我那里学到“自知之明”，终于以不白之冤终身。其实，那时党的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对旧知识分子来说是正确的，就像毛泽东主席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国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上的闭幕词所说，只要人们在革命战争中，在革命的土地改革中有了贡献，又在今后多年的经济建设和文化建设中有所贡献，等到将来实行私营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的时候（这种时候还在很远的将来）人民是不会把他们忘记的，他们的前途是光明的。我们的国家就是这样地稳步前进，经过战争，经过新民主主义的改革，而在将来，在国家经济事业和文化事业大为兴盛了以后，在各种条件具备了以后，在全国人民考虑成熟并在大家同意了以后就可以从容地和妥善地走进社会主义的新时期。我认为讲明这一点是有必要的，这样可以使人们有信心，不致彷徨顾虑。不知什么时候你们不要我了，我虽想为人民效力也没有机会了。不会这样的，只要谁肯真正为人民效力，在人民还有困难的时期内确实帮了忙，做了好事，并且是一贯地做下去，并不半途而废，人民和人民的政府是没有理由不要他的，是没有理由不给他以生活的机会和效力的机会的。从总体上看，毛泽东主席的这段话，通篇说的是个“我”或“他”字，指的是具体的个人，不是抽象的群体，不是一句大话，不是一纸空头支票。他所说的社会主义——指工业国有化和农业社会化——都是很远的将来，在50年代实际情况也正像他所说的那样，只是所谓有无“贡献”、所谓是否“真正”、所谓是否“确实”都不是你我能够评估的，这一则取决于政策的执行者，再则也取决于“机遇”。事实是，到了1958年9月，离上述这段话还不到五年时间，农业社会化在全国规模上都已完成，而私营工业国有化三年还不到，到了1957年大部分真正想帮助党整风的四十多万人——其中绝大多数是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而被打成“右派”，他们“帮了忙，做了好事”，结局恰恰和他们的愿望相反。直至隔了二十年才“平了反”，使新中国的文化事业受到极大的损失。

我在中央政法干校的工作也仅限于集体编写参考教材（关于《共同纲领》的一份油印本）和出了一本铅印的语录（《马恩列斯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教研室是个“研”而无“教”的单位。这个学校是轮训性质，轮训对象是来自各省市的公检法高级干部，他们来京学习主要是听各部会首长的政策报告，理论课程如哲学由中央党校的艾思奇和杨献珍讲授；政权建设由谢觉哉和陶希晋讲授，国家理论由陈守一提供一个“蓝图”。每次报告讲授之后，各教研室成员随班听讲，然后到班上听取学员的座谈（心得体会），写成简报由教务处长徐平负责向学员解答。这种教学法不同于一般大学。由于各部会设置不久，初具规模，首长所作的报告比较零乱，各讲各的，不可能自成体系。学习以半年为期，学员除公检法分别设班外，另设来自各大学政法学系的教师班。因此，吾人在这个学校里是处于教师与干部之间的“三不像”，很难发挥作用，有苦难言。

就我而论，学校领导给了我一次向全体学员做国际形势的报告的机会，也仅此而已。学员听了，自有反映，认为听了这样的报告才算进了大学，殊不知这是我从政协会堂外交部施政报告中听来的。由此也可以反映革命干部中对旧大学的教授还没有淡忘，满足了我瞬间的虚荣心。

3　“三反”、“五反”扩大化

“三反”是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五反”是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经济情报五种违法行为。前者（“三反”）是针对干部的，后者（“五反”）是针对资本家的。

“三反”运动在我校第一期1952年春开学时就开始了。主持这项运动的是从湖北省工会调来的一个党员干部，三十几岁，能说会道，有一定文化水平，好像是个知识分子。他在大礼堂大声恫吓来京学习的地方干部，说什么这里有百斤重金的贪污案——大案要案，一夜之间，把整个学校搞成“草木皆兵”。通宵达旦，在各班级互相恫吓，彼此厮斗，其中有上级“通风报信”的，有“拳打脚踢”的，有血口喷人的。来自“五湖四海”，谁也认不出谁，就是好斗。据说，1951年冬，中共中央毛主席已给地方发了一个重要指示，认为反贪污反浪费一事，是全党的一件大事。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洗，彻底揭露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

如果按照上述的方针办，就不会出现干校那样的爆炸性事件。班上有个来自宁波的政法干部竟在厕所里用安全剃刀片割断了血管自杀身亡，说他是“畏罪自杀”的，加上北京市枪决了张子善、刘青山两名贪污犯，威震新都。本来廉政建设是件防腐的必要措施，可使50年代走向依法办事的全盛时期，可是运动都按“指标”行事。在“五反”目标下，把私营工商户划分为五个类型。毛主席写道：应分为守法的，基本守法的，半守法半违法的，严重违法的和完全违法的五类。

在学校职工中，只整了一个木工首领，其实只出售了几根做桌椅板凳的木料，价值不到百元，却被整得死去活来，批斗还涉及人家的“隐私”，竟令他暗想自杀。虽然毛主席的指示中明言无论“三反”、“五反”均不得采用肉刑逼供，严防自杀现象发生，已发生者即订出防止办法，务使“三反”、“五反”均按正轨健全发展，争取圆满胜利。但在“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政治策略下，要求各城市的党组织不犯“宁左勿右”的错误，也就难上加难了。

4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

“三反”、“五反”运动结束后，学校走上正轨。各门报告和课程提上日程。有一位苏联专家来干校讲授“国家与法的理论”，满口是列宁主义、斯大林主义，有一位懂俄文的国人任翻译，就像新中国成立时，苏联派来一个歌咏团在北大演出时，带团的首领报幕说：“给新中国带来两位朋友，一位是工人阶级，另一位是农民阶级。就是说，苏联只有两个阶级，知识分子不是阶级而是阶层，各有所归，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就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非此即彼’。前者随着剥削阶级的消灭而消灭，工人阶级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教授、医生、工程师等。”有人问，农民阶级有没有它自己的知识分子呢？专家茫然不知所措，无言可答，浮肿的脸上显示出愠色来。这位专家取得学校的嘉奖，满载殊荣和几十只箱子回国了。不久回来，当上了驻华大使馆公使衔代办，成为克格勃特务。

当斯大林《论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出版时，干校请来在人民大学讲学的苏联专家向我们介绍这本大元帅的新著。他讲了两个小时，只见他形色阴沉，欲言又止，精神恍惚，似乎顾虑重重，恐惧形于色，怕说错了，有“杀身之祸”，那正是斯大林大兴“文字狱”之风。我听后觉得非常困惑，对斯大林的武断的所谓“经济规律”提出异议，学校倒较开明，没有怪我提出这类不友好的问题。

1956年至1957年，北京外文学院来了一位苏联专家叫西特洛夫，他给我们讲比较宪法一年。他讲的恰好与干校的那位专家相反，按照西方教材授课，其内容是我辈所熟识的，这种讲法确与赫鲁晓夫上台“变修”有关，正好反映在社会主义苏联，学术“政治化”随政潮而动的特色。同时，苏联在华讲学的专家大抵都有大国沙文主义的气息，例如，外交学院有一位苏联教历史的专家如痴如狂地宣扬沙皇亚历山大皇帝骑着白马悠游巴黎的凯旋景象，听课的人莫不嗤之以鼻，感到学术完全成了政治工具。天下大势已定，个人是无能为力的，大家只能跟着走，以苏联专家为师，用不着牵着你的鼻子，只要一声令下或者号令尚未发出，预感就会使你顺着响应了。也有人听了苏联人的课气得骂出了粗话：“苏联专家是麦其林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听课是去吃土豆烧牛肉。”

5　教青年工人学语文

我是个“教学迷”，有“教书癖”。在干校无事可做，就开办一个夜班，给青年工人上文化课，教他们作文。每晚七至八时，我给二十岁左右的电工、木工、炊事员、理发员、锅炉工……二十几个小伙子专教白话文，并给他们改作业。我教他们写作——修辞的方法，学的人很感兴趣，我也舍得花这份时间而无学俄文之意。这类事学校领导是没有理由不支持的。

当我们上《五一万岁》课文时，全校所有工人——不分老幼都来听课了，此后语文课有成为政治课之势，引起当局的重视，认为这样的教学既能提高文化又能培养政治热情，特别是一个本系大学教授竟肯自愿下降成为一个小学教师，对有心人有所触动。当时，清华、北大在城里办起速成中学，让年轻工人报考，学习一两年后保送他们进大学。干校有几个青工得知这个求学之道，就想去试一试，我就认真地帮他们备试。我给其中两名较聪明的青工作出应试计划，为他们制作史地复习大纲，写历史上历朝盛衰大事，祖国的名山大川，要他们死背硬记，果然用上了。我还为他们起草了四五篇作文：《我是怎样准备考试的》、《最使我难忘的一件事》、《我爱中华大地》、《我的家庭》、《我的追求》等作文，要他们背熟，临考时，见了考题，从这几篇草稿中挑选其中有关造句拼凑成一篇作文。我教他们如何开头、分段、结尾等。开头，教他们“开门见山”、“单刀直入”，内容必须切题，提纲掣领说明全段要害，谓之“主句”；有了“主句”，下文就顺流而下、字字句句都在说明这个主句；起承转合的道理也给说明白了。

最要紧的是每天早晨天还未亮，我就把他们叫醒，冬季天日短，这是使他们旗开得胜的要诀，要他们早起背熟我替他们摘录的笔记。他们个个待在电灯杆下背诵直到太阳出来。天天如此，风雨无阻，苦战了一个多月。

可喜的是他们两个分别考上了清华、北大这两所名牌大学所设的速成中学。当他们收到录取名单时，没有一个不感到兴奋的。年龄大一些的工人在旁说：“小王你得向龚老师叩几个头啦！过了几年，我给你开汽车门，把你送到人民大会堂去见毛主席、周总理啰！”

1954年北大成立新法律系，陈守一任主任。他问我是否愿意去北大。北大原是我的学校，我的关系在那里，“当然愿意”。就这样，我于1954年秋回到了大学，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Chapter 4　第四章　回北大从头越

1　向党交心

1954年秋，经院系调整而成立新法律系于北京大学时，我重返燕园，可谓“水到渠成”，个个称是。这说明，在开国沸鼎的数年我没有白过，是自然发展的结果。

新法律系的成员由中央政法干校、中国人民大学及北京政法学院三校部分教师拼凑起来的。主任是原中央政法干校副教务长，他原是一位“老干部”（到了“文革”才成了被迫害的对象）。在“干校”时，他主管法学理论和国家法两个教研室。我们写的集体教材《共同纲领》经他校改，我写的“财政政策”部分，对他来说是个“内行”，被他删去的不少，使原稿简明得多，很合我请别人修改我的写作的要求。

到了学校，第一件事就是清查历史。党组织（在系一级为党总支）号召所有教职员工以真诚老实的态度交代个人历史，坦白自己所有的问题。这种坦白交心运动是由总支书记主持，协同教研室主任与本人个别地进行的。我向他们讲了足足四个小时，他们对我所作的交代作了详细记录，就把它“存档”、“过关”了。这样简单或许是因为我已经过政法委和政法干校四至五年的改造，或许是因为我确实是个致力于教学工作的知识分子，或许是因为我的历史都是公开的，有人可以证明其属实的缘故；同时，系领导也要在系里发挥学术方面的作用，那是一个正规大学不可或缺的，没有，也要造个出来，否则就不像“大学”了。

其他年轻些的，例如那来自人民大学的毕业生，有旧军人家庭出身的，或参加过“三青团”的，就不像我那样容易“过关”了。我又感到自己是处在中间。我不能不信任党总支，因为党总支相信了我的交代，并委我以系部门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我也不能不存有戒心，因为我过去的经历和旧的社会关系，就像把柄一样掌握在别人手里，他要怎样处理我就可以怎样处理了。

然而最重要的是党的策略在当时讲“统一战线”。1950年6月6日，毛泽东主席全面地申述了共产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他讲道：

要向干部讲明这个道理，并且拿事实证明，团结民族资产阶级、民主党派、民主人士和知识分子是对的，是必要的。这些人中间有许多人过去是我们的敌人，现在他们从敌人方面分化出来，到我们这边来了，对这种多少有点可能团结的人，我们也要团结。团结他们，有利于劳动人民。现在我们需要采取这个策略。

我的中间立场是符合实际的，也是与党的政策一致的。所以对我来说，返回北大是顺应时势的，这应归功于政法委和政法干校的同仁们对我的宽容、收留、帮助和支持。记得一次我在小灶吃饭，见到有白薯出售就在口粮外买了第二份主食，吃不完剩下来不少，被在校的学员发现，贴了我一张大字报，说我堂堂教授竟不知“盘中粟，粒粒皆辛苦”的道理，何以“为人师表”，这样的警告当然引起我的警惕，我认为是对我的教育。

2　教研室的教学生活

仿效苏联模式，现今的学校采用教研室这样一种领导教学的体制，不同于旧大学的教授治校那种学风。我属“国家法教研室”，由政治学改教宪法学，在专业方面是对口的；教研室主任是从政法干校学员中调来的，在组织方面是尊敬我的。第二年系里新设审判法教研室，他就把这个主任职务让给我这个非党员的教授了。当然会有一个党员任副主任，这种安排在新中国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像我这样的人也十分明白：调整院系的目的还不是为了去旧取新吗？还不是要变老北大为“新北大”（毛主席为此还题了这三个龙飞凤舞的大字）吗？

3　我当上了反面教员

实际上我的教学工作是由教研室来安排的，我无权处理我的业务。一切都“政治化”了，我任的课叫“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教这门课分明是个反面教员，是为学生打“防疫针”的。教学大纲明言本课的目的在于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与虚伪性，当时所有论著都是这个主题。1954年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斯大林1937年宪法的翻版——相形对比之下，我讲的是资产阶级民主即资产阶级专政，人民中国讲的是人民民主即无产阶级专政，“非此即彼”，要比个谁真谁假。这可真为难我了。我当然要挑些真凭实据（尽管是表面的东西）如史密斯的反共法案、塔夫脱的反劳工法案等资料来讲，特别是“民主”、“共和”两党怎样排挤美共，要说两党是“一丘之貉”，像美国人自己所说的那样，一个是“驴”、一个是“象”，并把两党竞选“轮流秉政”污之为“轮流坐庄”，形容资产阶级选举是场“赌博”，教材专往资本主义的阴暗面去编。但任何制度总有其两面性，从实际出发，总要露出几分真实。为此主管教学工作的副主任年年要检查我的讲稿，随时要组织小组对我的教学工作进行批判。

我总算侥幸来回动摇：一面讲我所能找到的反面教材，揭露资本主义国家政治制度的阴暗面，以适应新形势（当时是冷战时代）的需要，一面也能根据历史发展的规律，并未捏造事实、歪曲事实。虽然年年挨批，倒未丧尽元气。有时我也确有把握，把资本主义长治久安的统治经验介绍出去，供人借鉴。最明显的就是英国的两党制。我说，就像毛泽东主席所主张的共产党与民主党派的关系：“长期共存，互相监督”的关系比之于英国的宪政，所谓的“反对党”是一种监督机制，不能因词害义，不过一个是为巩固资本主义服务，一个是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罢了，作为治国之道可以去其糟粕，取其精华。我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在一次辅导课中）称之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多党制”。就是这个“多党制”一词触犯了“一党制”的禁区，引起领导层的严重恐慌，于是一夜之间发动全系师生来批判我的这一“谬论”，批判的大字报贴满了教室楼的墙上，这是1958年的事。

但是马寅初校长来到教室楼，观看了墙上批判我的大字报，竟跑来拉住我的手说道：“你讲得对嘛！来！来！我们拍个照留个纪念吧！”这位校长活到百岁，他至死没有向批判他的“人口论”的人屈服。能得他的支持，我不仅感到自慰，也为北大的损失而感到惋惜，他也是一夜之间被一脚踢出校门，连他喂养的猪在批判会上也出尽了洋相。终于，1980年在政治学会成立大会上，由统战部的一位成员宣布：我在1958年的“社会主义多党合作制”的言论是正确的，对我的批判应该更正。

4　“胡风事件”

1955年5、6月，发生“胡风反革命事件”。胡风是鲁迅的密友，是党外文艺评论家，他给毛主席上了万言书，揭露了党内文艺界的宗派主义。我们听了学校当局的报告，又看了《人民日报》有关胡风上书言事的报导（从未发表），觉得又一场运动兴起来了。报上披露了三篇材料，说的是文艺界有一个以胡风为首的反革命集团。这件事发生在刚刚发表“反革命还有，但不多了”毛主席的这番话之后，令人感到无常和突然。

按毛主席亲撰的按语，胡风分子是“以伪装出现的反革命分子”，按语写道：

过去说是一批单纯的文化人，不对了，他们的人钻进了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教育各个部门里。过去说他们好像是一批明火执仗的革命党，不对了，他们的人大都是有严重问题的。他们的基本队伍，或是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特务，或是托洛斯基分子，或是反动军官，或是共产党的叛徒，由这些人做骨干组成了一个暗藏在革命阵营的反革命派别，一个地下的独立王国。这个反革命派别和地下王国，是以推翻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恢复帝国主义国民党的统治为任务的。

这几句话说得如此明确、肯定，又如此严重，读了没有不关注的。正像毛泽东自己所说的那样，一方面反革命分子将注意它，一方面，广大人民将更加注意。站在中间的人读了没有不害怕的。我完全相信毛主席和《人民日报》是要通过胡风事件，利用胡风这个文化人（弱者）放大炮来进行一次镇压反革命运动。关于这点，主席是说得非常明确的，“作为一个集团的代表人物，在解放之前和解放以后，他们和我们的争论已经有多次了。他们的言论、行动，不但跟共产党人不相同，跟广大的党外的革命者和民主人士也是不相同的。最近的大暴露，不过是抓住了他们的大批真凭实据而已。就胡风分子和个别的人来说，我们所以受他们的欺骗，则是因为我们的党组织、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文化教育机关或企业机关，当着接收他们的时候缺乏严格的审查，也因为我们过去是处在革命的大风暴时期，我们是胜利者，各种人都向我们靠拢，未免泥沙俱下，鱼龙混杂，我们没有来得及作一次彻底的清理。还因为辨别和清理坏人这件事，需要依靠领导机关的正确指导和广大群众的高度觉悟相结合才能办到，而我们过去在这方面的工作是有缺点的。凡此种种，都是教训。”

同样的话，不同的人听了会有不同的感觉。我觉得“胡风事件”实际上是要通过这批“过高估计自己”的文人来进行一次清查暗藏的反革命分子的运动。因此我跟名凯说，胡风事件跟我们无关，只要我们不反党反社会主义，而且积极响应，就不会有什么“暗藏”的问题。我特别提醒他解放前夕他自己跟我说过的“不要特别积极”那番话印证毛主席的按语是何等高明。可是名凯多少与文化人有牵连，他在系里说是“谈胡色变，人人自危”。我想，这是知识分子不懂共产党的政策或害怕共产党政策多变造成的。我越想越觉得毛泽东治国的策略不是任何其他国家和政党能望其项背的。正像他自己或别人形容他的那样，他的指示既有虎性又有猴性，只有同具这两种性格的人——即“亦此亦彼”——才能顶住它的“非此即彼”的压力。

Chapter 5　第五章　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有一天我到了钱端升老师家里，才坐下片刻，就来了一位不相识的客人。钱先生忙着向他介绍说：“这位就是反右大将×××先生。”

这是个什么样的反右大将呢？

得说一说1957年反右斗争，尽管仅限与我有关以及就我所知的一些往事，对人们尤其是当时还未出生的青年，是很有意味的，因为对这些事，报上有记录，可报道得不完全，得由我亲自来补充。

1　“引蛇出洞”的战术

1956年这一年，国际上发生波兰和匈牙利的大风潮。苏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反斯大林，这以后西方国家又搞了两次反共大风潮，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也有两次大辩论，因而毛泽东说，党内外那些捧波匈事件的人捧得好呀！开口波兹南，闭口匈牙利。就一下露出头了，蚂蚁出洞了，乌龟王八蛋都出来了。他们随着哥穆尔卡的棍子转，哥穆尔卡说大民主，他们也说大民主。现在情况起了变化，他们不吭声了。不吭声不是本心，本心还是要吭声的。

国内思想动向使毛泽东不安。他在1957年1月8日的《讲话》中提出党内外思想动向问题：一是有些干部争名夺利，唯利是图；二是农业合作化遭到抵制；三是好些地方学校闹事。他说，在一些教授中，也有各种怪议论，不要共产党呀，共产党领导不了他呀，社会主义不好呀，如此等等。他们有这么一些思想，过去没有讲，百家争鸣，让他们讲，这些话就出来了。这是他所以作出党内整风决定的主要动机。

1957年4月中共中央决定整风，毛泽东亲自邀请民主党派负责人帮助中共整风，这时他还没有“引蛇出洞，聚而歼之”的意图。直到1957年5月，大鸣大放中涌现出对共产党的激烈批评，超出了中共的预想，导致中共决定反右，并采取“引蛇出洞”，继续鼓励鸣放的战术，使更多的人暴露出来，“聚而歼之”。

6月8日，毛泽东向党内发出了反右派斗争的指示，《人民日报》发表了《这是为什么》的社论。反右派斗争正式开始，将五十多万知识分子、民主党派人士和党政干部划为“右派”（“右派”帽子是运动末期才定下来的，毛泽东说，本是“反动派”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权作“右派”处理之）。整风前后谁也没听说过什么“右派”，不过是一场自我教育或自我改造运动。

到了9月运动后期，几十万的人们被戴上了“右派”帽子，受到“降级”、“减薪”、“劳改”的处分。

从事情的性质上看，无非有两种人：一种是提出与中共政治原则不同政治主张的人，如罗隆基、章伯钧、储安平、陈仁炳等，其中极少数有自己的独立政见，这些主张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构思与中共的思想对立，只有这种人才是真正的右派。在有自由和法制的民主国家，发表与政府不同的政见，即右派言论也不是什么得以处分的问题。另一种是并非由于本人的政治见解，而是由于其他非政治原因（如给本单位领导人提过意见）被划为右派的人，这种人是大多数，他们其实都是被冤枉的无辜者。特别是“内定右派”或受牵连的人更是这场政治运动的殉难者。因此，现在相当一部分人认为，所谓“右派”根本就不存在。

2　顺理成章的自我改造

我对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同事的批判，在开始时，是“批评与反批评”，并无“反右派”一说。如果按后来的标准衡量，乃是资产阶级批资产阶级，按我们道德观来说，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响应党的号召进行自我改造的自觉行为，不是像有的人所说，是“出卖朋友”的不道德行为，至少我们之间没有这种感觉。例如，当楼邦彦以司法局副局长身份揭发青年干部反党言行而受到还击时，当他在电话中向我表示：“不再出席这类座谈会”，准备“开小差”时，我就对他说：“我们都曾公开地表示要接受改造，批判就是改造。拒绝批判岂不自食其言！”我是这样劝他的：“万万不可。”我们这样要求自己，按理不应该是什么“右派”，而事实和我们的愿望相反，后来他们都被划了“右派”，我在“文革”中也被构成“漏网右派”。又例如，钱端升先生也持这样的态度，他在挨批之后，当晚就到了我家里，并约我和他一道到王铁崖家里去，我们一起说，通过这次政治斗争，我们都可得到改造，都可过好“社会主义革命”这一关。

问题在于是否以“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待我们之间的表演。当时我们都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这场浩大、影响严重的政治运动的。座谈会上洋溢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的追求气韵，报纸对这点也有所报导，但我不能不承认在这场斗争中我也有私心，所以当“文革”冲击我时，我认为是顺理成章的，是符合中共需要的忠诚老实的表现，对我们个人来说，不发生谁是谁非的问题。

Chapter 6　第六章　中国在“跃进”中：（一）好大喜功

一位坚持西方自由主义的大学教授1957年鸣放期间批评中共“好大喜功”时，刘少奇副主席以尊敬的口吻作了正面的还击：“好大喜功”，不错，“我们是好‘社会主义’之大，喜‘社会主义’之功”，有何不可！正如毛泽东豪情满怀地歌唱：“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1　胜利引起的骚动

1957年反右后，毛主席第二次出访苏联，天下大势已有了急剧的演变，而且有利于新生的中国。

1953年斯大林——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圣主——逝世后，各国共产党领袖中没有哪个能与中国的毛泽东并肩而坐，更不消说与之相抗衡了。

新中国在成立的短短七年里，以其巨大的成就为中国共产党及其主席毛泽东赢得了极大的声誉。

——1950—1953年，中国赢得了“抗美援朝”的胜利；

——1953—1956年中国取得了社会主义改造（全行业公私合营）的成功；

——1957年在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之后，又在思想文化意识形态领域取得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的胜利”。

所有这些使1957年11月重访莫斯科的毛泽东成了世界伟人之一，使他增强了“谁主沉浮”的自信（当我重游英伦的时候，在地下铁路的站台上悠然看见毛泽东的巨幅画像与丘吉尔、罗斯福和戴高乐赫然并列）。

毛泽东的中国除抵制赫鲁晓夫的“和平演变”主张外，双方仍有更多相似之处：“苏联要在十五年内超赶美国”，而毛泽东则说，在十五年内我们也可以赶上或超过英国。他和英国共产党领袖波立特·高兰谈过两次话，他问过英国的情况，他们说，现在英国年产两千万吨钢，再过十五年，可能达三千万吨。中国呢？再过十五年可能是四千万吨，那样岂不超过英国吗？毛泽东说，到那时候，我们就无敌于天下了，没有人敢同我们打了，世界也可以得到持久和平了。当时恐怕没有一个中国人特别是从旧社会过来的读书人会有丝毫的怀疑。毛泽东的讲话不但被一阵阵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所湮没，而且也埋下了“大跃进”的骚动。

谁也没有想到，1958年的“大跃进”序幕是从“除四害”开启的，所谓“四害”就是老鼠、蚊子、苍蝇和麻雀。

还在1958年1月初的一天上午，毛主席视察了杭州市小营巷的卫生工作。他先后察看了61号、56号、42号三个院子，颇感满意。他向军属问道：“你们家里有没有苍蝇？”

“没有。”

“你为什么不挂帐子，没有蚊子吗？”

“我们这里就是夏天，蚊子也很少。”

毛泽东走进了56号院的屋后菜园，看到左角上有一粪缸贮存着浇菜用的人粪尿。问：“它不生蛆吗？”

“夏天也不生蛆，办法就是用石灰撒在上面，三天撒一次。”居民卫生委员程喻答道。

毛泽东视察小营巷，激起了杭州市民“除四害”的热潮。

1月24日杭州市举行两千人参加的“除四害”大会，决心两年内使杭州成为“四无”城市。大家看了报，出于本能，表示兴奋。心想，要实现“十五年赶超英国”这个目标——仅限钢产量一个方面，且不说其他方面——绝不是件易事。没想到，经毛泽东的策划，竟把全国鼓动起来了。

北大广大师生也参加了这次轰麻雀的运动，连生物系的师生也参加了。我是系工会主席，在这类爱国卫生运动中要起带头作用。

19日凌晨，把全系师生60余人召集起来，把队伍拉到“五四运动场”。顿时各系会师在一起，全场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飘扬。房上、树上、街上、院里到处都是人（包括假人、草人也都随风摇摆）。老人、小孩、工人、干部、学生、教师——全体出动，声势浩大。小小麻雀遇到了厄运。

我们一个个站在围墙上，有的则站在房顶上，跑来跑去，手里拿着一根竹竿，竹竿拴着布条，一边跑，一边挥舞竹竿。麻雀四处来回飞行，到处不能落脚，吃不着食、喝不到水，累得晕头转向，疲惫而死。

剿雀是全市、全国的行动。据北京市剿雀总指挥部统计：北京市三天之内共歼灭麻雀401160只，每只麻雀连吃带糟蹋的粮食每年按五斤计算，共可节省粮食15043500斤。这个统计数字是后来公布的，当人们行动时，完全不知道剿雀会有这样辉煌的战果。

大家都是响应组织号召而来的，工会同样也在党组织领导之下，正可谓是“一呼百应”。过去是“一盘散沙”，缺乏激情；现在则团结在共产党和毛主席周围。

显然也会有人怀疑麻雀是不是“一害”。一位动物学家说，麻雀也吃害虫。经他一说，各级组织才将这场轰轰烈烈的剿雀运动草草收兵。谁也没有过问这次运动的责任问题。开始的时候，中国科学院有两千多名科学家放弃手头上的科研任务，前往参加这一伟大的义举。运动一发动起来，群众浩浩荡荡涌上街头，面临这种火红场合，谁敢说个“不”字。鸟类专家郑作新研究了一辈子各种各类的鸟，他从没有想到过剿麻雀，因而他只能随大流，手敲锣，放开嗓子干喊：“捉麻雀喔！”著名数学家华罗庚、火箭专家钱学森……也带着竹竿前往参战，更不用说我们这批死读书、读死书的人了，又怎能不盲目而动呀！

最为壮观的一幕，恐怕要属4月19日至4月21日，北京市三百万人连续突击三天，共歼麻雀四十万只这一壮举了。不问是否有理，仅举此例就可发现其威力之大、群众响应之殷。连一个英国记者访问中国后也写了一本书：《中国无苍蝇》。

2　大字报

1958年6月18日《人民日报》刊载一篇《大字报史话》的文章说，在古代，劳动人民就发明和使用大字报同统治阶级作斗争。“揭贴”之类就是古代的大字报（外国也有人“揭贴”，马丁·路德就在教堂墙上贴过一张反对教会的大字报），到了近代，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太平天国和义和团运动都使用过这个武器。在中国共产党人领导的几十年革命斗争中，大字报（标语）更是充分被利用。但最具规模、并正式定名为“大字报”与“大鸣”、“大放”、“大辩论”相提而并论的，则是1957年整风和反右派运动和1958年“大跃进”期间。

为了反击“资产阶级右派”，为了掀起“大跃进”，1957年冬季在农村开展了“两条路线”的大辩论，写大字报就更为普及了。在大跃进中全国究竟贴了多少大字报？无人统计过，也无法统计。仅据个别单位统计数字则是十分可观的。中国人民大学一家就写了四十四万张，化工部也写了十万张以上。

化工部不仅大字报数量多，而且口号也提得响亮：“三分业务，七分政治，”就是他们的杰作，不仅获得国内人的赞叹，也引起外国人的兴趣。在毛泽东的支持下，大鸣、大放、大辩论、大字报成了新的“四大发明”；并享有殊荣，成为“打击人”、“污蔑人”、“诽谤人”的一种武器，上了1978年的《宪法》，直至1980年才被废除。

3　诗歌满墙

更有趣的是诗歌大跃进。1958年3月《人民日报》发表《大规模地收集全国民歌》，各省市立即响应。当时中宣部副部长、文化部负责人周扬撰文提出“人人是诗人，诗为人人所共赏”，这样的时代不久就会来到。

这样一号召，风声雷动，诗歌满园。其中河南代表这样描述他们的干劲：

青年劲头赛赵云，

壮年力气赛武松，

少年儿童像罗成，

老年干活似黄忠，

干部策划胜诸葛，

妇女赛过穆桂英。

随着浮夸风的盛行，许多民谣就离谱了。有首诗吹嘘粮食多得无法卖：

前年卖粮用箩挑，

去年卖粮用船摇，

今年汽车装不了，

明年火车还嫌小。

有一夸张的诗是这样写的：

社里麦穗插云间，

麦芒刺破玉皇殿，

麦根扎到龙王府，

吓得东海波浪翻。

对小麦的赞誉刚完，又有人夸张玉米：

深耕细作产量高，

一颗玉米穿云霄，

彩云拴得玉米腰，

吓得月亮弯弯腰。

当年把河北省徐水县搞成共产主义试点，向共产主义过渡，这实在太诱人了，引来多少人前来参观，比看庙会还热闹。

徐水县《关于加速社会主义建设向共产主义迈进的规划（草案）》描绘着这样的远景：

工业：光县里要建成一座有300台机床的机械厂；

农业：原有耕地79万亩，1959年扩大到160万亩，平均亩产3000斤。1962年把播种面积缩小到64万亩，而使亩产粮食8000斤。

文化：七至十年内把现在三十岁以下的人提高到大学或高等专科学文化程度；

生活水准：1963年每人平均可分到粮食2000斤，食油50斤，肉类300斤，棉布100尺，糖240斤，水果147斤。

我们被组织派到徐水县参观。只见这个不出名的县城，所有土房都全刷一新，到处写满了“人民公社是金桥”、“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吃饭不要钱”、“大兴公共食堂”，一时人海云集。

1958年9月9日，著名作家、诗人、文艺理论家萧三、邵荃麟、楼适夷、张光年、周立波、艾芜、沙鸥、陈笑雨等三十多人来徐水参观。

他们在徐水进行了两天的参观活动，先后到大寺各庄、谢房、新庄、大王店、县钢铁厂等地进行参观访问。诗人萧三在大王店参观后赋诗：大王店里出大王，山药玉米数他强。男女老少齐欢唱，公社生活赛天堂。

老作家楼适夷赋诗：聚宝清泉处处流，玉米长过大高楼。山药谷子放卫星，新诗美画满墙头！

1958年9月13日，全国政协委员参观团一行一百七十四人来徐水县参观。参观团由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政协副主席、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主席李济深任团长，中国民主同盟主席沈钧儒、中国民主建国会主任委员黄炎培、全国工商联主任委员陈叔通任副团长。有著名童话家叶圣陶、画家陈半丁、戏剧家马颜祥、歌唱家方晓天等文艺界知名人士。13、14日参观了新庄、大寺各庄等地。他们题诗留念：

红徐水

黄炎培

一、红徐水！自古以来，被称“英雄城市”。人们在说“荆轲”故事、“杨六郎”故事。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表现了千万人民英勇而顽强的斗志。从此中国共产党和徐水人民建立了血肉般的关系。到如今，“苦战一冬春，全面大跃进”。红徐水！请允许我伸大拇指。二、红徐水！最难忘的一天，全民敬爱的毛主席亲自到来。三十多万人民感谢毛主席，大家想怎样报答！只有把赤心接受党的领导，一乡一社、组织军事化、生活集体化。看！看！粉墙上写着徐水人民的歌谣：“走了半世独木桥，如今踏上阳关道。”三、人民公社真是好呀！红徐水！我们亲见到一个个高炉、放出钢铁的火花；亲见了男女青年劳武合一化；亲见了深耕密植后作物又高又大；亲见了很讲究卫生的牛羊猪马；亲见了幼儿园里成群嬉笑着的胖娃娃；亲见了幸福院里快活的男女老人家，他们互帮着，相敬相爱着。红徐水！社会主义迈进一步了。这些不是共产主义精神是什么？四、红徐水！一切靠谁领导？是共产党。红徐水！是中华的雏形。新中华全面大跃进，靠的是谁？是共产党。全世界和平将得到保障，靠的是谁？是共产党。红徐水！经过前后对比，他们天真地高唱：“过去信神饿断肠，如今靠党谷满仓。”

满江红　颂徐水

叶圣陶

浩荡东风，已然把西风压倒。观徐水，红花开遍，顿呈新貌。敢想敢为真解放，务虚务实双环套。问何由，公社一时成，根基好。丰产至，频捷报。熔炉起，供钢料。有全民组织红专学校，众水全教归利用，诸山尽控深藏宝。进大同不用几多年，推先导。

参观徐水人民公社感怀

李济深

中国于今大有为，要凭群众是前提。只唯党教触推动，力量真同原子齐。二筑平常徐水县，争先跃进事惊奇。文章好做缘穷白，领袖名言正在斯。地方干部极坚强，抓学中心集众长。利用时机因势导，敢想敢做进天疆。人民干劲比天高，妇孺青年及二毛。各尽所能工作去，欢天喜地乐陶陶。

徐水参观有感

沈钧儒

争说人民公社好，我闻徐水已开端。此行亲眼来观看，飞跃心情胜激湍。理想都能成现实，岂惟岁岁大丰粮。工农商学兵一体，如此真能到富强。思想解放地先锋，干劲才能向上冲。只有党先来领导，人民从此信心浓。壁画诗歌尽动人，最为难得感情真。蓬蓬勃勃皆生气，爱社如家自有因。

1958年9月21日，作家康深信为徐水、安新、容城三个县合并以后的县委第一次扩大会议献诗一首。

赞徐水

共产主义驾东风，

徐水人民放卫星。

遂城赛过杨家将，

页阳压倒右卧龙。

刘李庄前好庄稼，

白洋淀里尽蛟龙，

果树成林夸护木，

麦田似海唱大田。

重庄化学如云彩，

国城钢铁似山城，

采矿千军大王店。

囤粮万担高材村，

中青稻谷响京门。

容城举手群星照，

安州跃进大旗红。

西牛誓要西风灭，

漕河定要冠天诞。

多快好省鼓足劲，

永保红旗大卫星。

1958年10月7日，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在保定专署副专员胡磊陪同下，来徐水参观访问。李副首相参观遂城人民公社以后，当即赋诗一首：幽灵出世百余年，仆继前进几万人。今见公社展遍地，党来生在世纪春。

胡磊副专员和朝鲜内阁副首相李周渊诗一首：来访适逢跃进年，一诗振奋亿万人，中朝友谊山河固，共此东风共此春。

1958年11月4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归国代表团三百九十人在杨勇上将和王平上将的率领下，由河北省委书记处书记解学恭、保定地委书记李悦农，专员杨培生陪同，来徐水参观。参观分两路进行，杨勇由杨培生、张国忠陪同去商庄人民公社参观，王平由李悦农、周振辉陪同去谢坊参观。

晚上，志愿军代表团和徐水人民联欢，互相赠送了礼物。代表团题诗留念：

访英雄的徐水留念

阔别祖国整八年，跃进声中唱凯旋；旧时家园不相识，处处面貌全改变。今日有幸访徐水，人间天堂在眼前；八载缺课今得补，一天等于二十年。

4　文教界的狂风

在这股热潮下，为了实现文教界的乌托邦，各地还展开了一场批判资产阶级思想的运动，中国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一大批高等科研机构和高等学府都展开了批判运动。在这次批判运动中，仅中国人民大学就召开了上万次批判会。

绝大多数著名学者（包括像钱学森、华罗庚那样的科学家在内）也登台自我检查，作了“忏悔”。在阶级斗争和大跃进式的语言形式下，相当多的知识分子真心诚意地表示对工农群众及其领导——革命政权的信赖和崇敬，少数人则有一种无可奈何、混混沌沌，不能不承认自己是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这种盲目忠诚、狂风激情、万众一心、急于求成的精神，使我和我的所有同事们感到兴奋。那时我们完全不知道在大跃进中饿死了多少中国人，只能感到群众争功求荣是人类专有的本性，也是中国式的民族气派——具有明显的中国文化的特色。“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好大喜功本是几千年中国文化的精髓。作为一个中国人，大跃进所向往的是它的形式而不是它的内容，它所毁灭的是个体，它追求的是群体繁荣富强。因此，我对所有运动都表示赞同。

毛泽东不允许彭德怀打击大跃进中涌现出来的群众热情（盲目热情），尽管彭德怀从调查得来的诤言句句是事实，也同样充满着对群众的爱。所以我意识到不是理性反对激情，而是理性与激情共存，我感受的是双方的爱是同等的真诚。我只觉得自己置身于他们二者之间，不是“非此即彼”，而是“亦此亦彼”；大跃进的激情使我倾倒；好大喜功、浮夸虚报是罪恶，使我痛恨。我之采取这种立场，持这种杂色的观点，都是事实。因此，我不得不接受自己所受的教育是资产阶级的物竞天择的达尔文主义。看著名学者，没有一个不低头认错，也没有一个不承认自己的思想是腐朽的资产阶级思想，正像有的学者所指出的那样，“如再不脱胎换骨，改造思想，来个大跃进，就会被无情的历史车轮抛在后面。”要生存就得接受批判；要继续就得承认改造。

Chapter 7　第七章　中国在“跃进”中：（二）天灾人祸

1　虚报产量

发射高产卫星，成了大跃进中的一个热门话题。全国浮夸虚报风之烈，使农业专家自惭形秽，纷纷检讨“我们的科学研究工作显然是落后了，必须奋起直追。”哪个人不想前进！哪个人不想为国家和人民出力！

在农民群众的生产中不断涌现捷报：今天的产量已经不是三千斤、五千斤而是一万斤、二万斤，甚至更多。“农业科学研究工作落后于农业生产的现状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大专家——丰产能手也不甘示弱，表示一定要保持红旗，不让科学家和单位超过。于是洋、土专家展开了发射高产卫星的攀比。

1958年，《人民日报》连载的部分“卫星”使人感到“各取所需、各尽所能”的共产主义就要在东方的一国里出现了。

先看水稻：

7月初，江西平县太安乡农业社早稻产量达2682斤；

7月9日，福建闽侯县连坡社亩产超3000斤；

7月12日，闽侯县城门乡又获3275斤；

7月18日，闽侯县城门乡连坡社达5860斤；

7月31日，湖北应城县春光农业社早稻亩产突破一万斤，轰动全国；

8月1日，湖北孝感县长风社达15361斤；

8月10日，安徽枞县石马乡高丰社达16000斤；

8月12日，湖北麻城平靖乡第二农业社亩产16260斤；

8月13日，《人民日报》用大红套字写的标题是《湖北麻城建国一社出现“天下第一田”》，早稻亩产达36900斤；

8月22日，安徽头一个实现早稻“千斤省”；

8月24日，江西省宣布成为第二个早稻“千斤省”；

8月24日，江苏省宣布成为第三个早稻“千斤省”。

早稻卫星刚放完，中稻卫星又上天了：

9月5日，广东连县星子乡田北社中稻亩产达60437斤；

9月18日，云南红河哈尼族彝族自治州卫星公社创每亩六万斤纪录；

四川县友爱乡第九农业社破八万多斤大关，广西僮族自治区环江县红旗公社又传中稻产量超十三万斤佳音。

小麦产区也跟着发出卫星：

6月8日，河南遂平县卫星公社小麦亩产达2105斤；

6月9日，湖北襄阳专区小麦亩产1500—2000斤成为普遍现象。

同日，湖北谷城县乐民社达2357斤；

6月11日，河北魏县北乡六座楼社达3394斤；

6月14日，河北临淳县红光农业社达3650斤；

7月12日，河南西平县城关镇和平农业社小麦达7320斤。

此外，四川省江津石柱二社产了一个二百多斤重的芋头；

四川铜梁县永加乡产了一颗9斤重的辣椒；河北徐水县一个山药达120斤，一棵白菜500斤。有一个科技干部说，如果把一个苹果植入南瓜，这个苹果就可长的同南瓜一样大。

如此大丰收，到了使人瞠目结舌的地步。

于是提出这么多粮食怎么吃得光的问题。

“你们应该考虑一下粮食多了怎么办的问题，”毛主席在视察徐水县时叮嘱县委书记。

县委书记说：“粮食多了，喂猪，就吃肉。”他那一席话把大家都逗得哈哈大笑。

亩产上万斤，十几万斤，闻所未闻，熟识农事的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何以轻信这类弥天大谎，这主要来自两个渠道的假报导使他们认假为真。

一是科学家迎合群众和领导的心愿作了违背科学的论证。有人曾问毛泽东：“你怎么相信亩产会那么高？”毛说，他曾看到一位著名科学家的文章，说只要太阳能稍稍利用一点，亩产就会大面积提高，他就信了。

我本人在解放前夕就写过文章，说：“人的潜能是无穷的。我们正需要新的领导。”几乎没有什么人对高产发生怀疑。仅就这点来说，确实是件新奇的事物，足供群众心理学家和领导艺术家去研究了。

二是农民不敢说真话。悲剧立刻发生了，这比发射的卫星更高。虚报的产量上交国家还不够，老百姓就没有可吃的粮食了。

我看到河南去放“法学卫星”的师生，吃的是红薯干煮的稀粥或红薯干做的面条，有的甚至是发了霉的。回校时个个面有菜色，认不得了。由于说了几句真话，还被当作“右倾机会主义观点”受到“革命派”的大批判。

在“大跃进”中，我们曾在顺义县“深挖土”，那是为成立“人民公社”而去义务劳动的。干了一个多月，在返校的前一天，公社杀了两头肥猪办了四桌酒席酬劳我们。吃了一个多月的窝窝头，闻到鲜肉的香味自自然然地就把报道的高产信以为真。关于亩产多少，当地领导已向农民打了招呼，农民是不敢“乱说乱动”的，我们也就更不敢了。

2　全民炼钢

由于毛主席在苏联夸口要在十五年后超过英国，所以在全国大跃进的狂热中，钢的跃进可谓之最。这不仅是毛主席的面子问题，而且是有关新中国因落后而挨打的问题。

从1958年1月的南宁会议到8月的北戴河政治局扩大会议，钢的指标火箭般上升。1957年钢产量为535万吨。1月南宁会议规定1958年钢产量必须达620万吨，比上年增长17％。3月成都会议又提出1958年钢产量应达700万吨，比上年增长35.5％。6月中旬，冶金部向中央政治局提出，1958年钢产量要达到820万吨。五年超过英国，十年赶上美国。6月17日经济计划部门更向政治局提出“两年超过英国”的报告，为此1958年钢产量达1000万吨。6月19日毛泽东接受了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柯庆施的建议，1958年钢产量让它翻一番，达1070万吨。

“1070”成了动员的指标。北戴河会议发出总动员“1070万吨钢一吨也不能少”。

为了响应党中央的这一雄心壮志的号召，各级政府干部走出机关在大楼前（各级学校停课、解放军官兵放下武器）去炼钢炼铁。数以万计的青壮农民扔下快要成熟的庄稼不收割而去炼钢炼铁。据统计，全国投入炼钢的劳动力7月份达几十万人，8月份达几百万人，9月份达六千万人，年底达一亿人以上，真是规模空前，史无前例。

为了1070万吨，几个大钢铁基地已远远不够用了，因而“小高炉”遍布全国各地。田头、街道、甚至国家领导人的住地也建起了“土高炉”。我们北大各系都建立起了一个高炉，日夜奋战。这使毛泽东特别高兴，他终于征服了这个高傲的学术阵地。但是，建起来的高炉非常不争气，它吐出的铁水质量差得可怜。

3　发射卫星

由于高产虚报、大搞“共产风”（“一平二调”），连首都北京也因缺粮缺糖，有不少人犯了“浮肿病”，尤其是妇女，肿得闭不上眼睛。粮店门前排长队，满街扬声器中发出北京市长的讲话，要求“大家不要排队，忍着点儿”。说“缺粮”是天灾造成的。排队的老百姓没有怨言，这给了我新旧中国决然有别的印象。

我们夫妇手头上还有点钱，就三天两头到紫竹院鱼店去买些炸鱼给孩子解馋。那排队的人手里都有一红色优待本，大约每人可买两条约三寸长的油炸鱼。

实在买不到东西，1960年我们带着正在长个儿的初中生孩子到故乡——宁波去，以为那儿有卖的，起码有鱼。那里，早年有小黄鱼卖的，宁波竟成了我们想象中的“美食城”。

可真想不到，那年宁波闹了旱灾，河底朝天。我曾向老婆儿子自吹自擂的诺言一一成了泡影。到了乡下，看墓的盛家也算热情，招待我们吃了一顿午餐。打来的是一大桶未去皮的粗米饭，菜就是一大碗用米粉煮的咸鱼羹。因为没有油，只有咸味，并带有浓烈的腥味，是在北方长大的人无法下口的，我们几乎是饿着肚皮回到城里的。

“竹笋怎么买不到？黄花鱼呢？”我问乡亲，回答我的是：“统统运到苏联去了！”宁波人吃不到笋，吃不到鱼，我只好解释说，是“同俄国人换机器来办工业的吧”。听的人都相信，没有一个中国人不爱国的。

我们到了杭州，那里的大酒店，有各色炒菜供应，但价钱很贵，普通老百姓是吃不起的。

我们是专门南下来吃的。于是坐下来，一吃就是几十元。且不说价钱，就是有钱吃高价菜也令人难受。我们要抢在没有人在旁等候的桌边站着，等别人吃完，才能占到座位，而且要眼快手快。稍慢点儿，你扶住的椅子有被人抢去的危险。没有椅子就站着叫菜。

使人最难受的是你座位前后左右都有人等候，都像饿鬼似的瞧着你，那种垂涎欲滴的贪婪相是前所未见的。更令人痛心的是一群七八岁的孩子，等吃客一走，就拿起空盆空碗往嘴里舔，舔那空盆里浅黄色的油腻。

龚祥瑞家人合影

龚祥瑞家人合影

吃饭确实是中国人的一个问题。民以食为天，谁能领导这个国家解决吃饭问题就是好领导了。

最近（1994年6月24日）《法制日报》第7版《暴发户大操大办丧事引发的思考》一文，发现浮夸风、攀比风并未完全绝迹，历史似乎又在重演。

Chapter 8　第八章　下乡

除了参加政治运动，我们每年寒暑假都被组织到农村学习、劳动。对我来说，下乡是得到“接触实际”的机会，得以实现我在解放前难以得到的到“大社会去”的心愿，这个心愿在毛泽东的新中国实现了。

1　山沟里半工半读

在西山那一头有个斋堂，靠近北京的一个避暑胜地——百花山，是我校党委副书记史梦兰的家乡。1958年冬，靠他的关系，我们法律系师生到了斋堂，按照毛主席的指示，开门办学，带学生下乡搞半工半读。

斋堂是个穷山沟，遍地都是石头，没有一条像样的街道。我们师生几百人浩浩荡荡乘着大卡车开进了西斋堂，抬头就可以望到海拔2218米的百花山，说这里原是打日本鬼子的游击区，史梦兰同志就是在这里打游击出身的共产党人，当年是从人民大学调来任党委副书记的。

进了他的家，是整整齐齐的一个四合院。

我们白天劳动——打石头铺路；晚上读书——学习党内文件。因为是书记的家乡，供应我们的条件还不错，我们几个教员住在一姓孙的队长家里。这家生了一对双胞胎，大的叫孙长钢，小的叫孙长铁。由于产妇缺奶，我就每天步行三十里去买牛奶来喂这两个新生儿。累是累一点，当年身壮体强，我们都是一批不怕苦的人，给当地老乡们的印象不错，给史梦兰同志争了光，也给了我们宝贵的教育。

然而这种旋风式的下乡运动具有间歇性，热情容易鼓动，也容易消退，因此组织总要靠它的机器转动，热一阵，冷一阵。搞一阵风的运动真需要一个领袖出来号召，更需要一批随从令人群屈从，他必须掌握人群赖以生存的衣食住行的生活资料，因而这种社会必须剥夺所有人的生产资料，把它集中在可靠的人或集团的手里。因此它常常需要换马，需要新口号，社会就永远难以长治久安。人群既然是分散的，像一盘散沙，唯有靠党的号召才能集合起来（团结起来），在党的领导下生活。

2　向农民奉献一片爱心

我自幼喜欢下乡和农民生活在一起，所以去到农村锻炼符合我的心愿。我们在斋堂时，白天干农活，晚上学习关于农业问题的文件。那时候毛主席强调“一大二公”，似乎立刻可以把农民的集体所有制改成为全民所有制。

作为马克思主义者，共产主义不是一个遥远的理想如孔子所谓的“大同”，而是一种在生活中起指导作用的精神动力和实践行动。只有这种共产主义，天下为公的思想才能制定出符合实际社会需要并能取得胜利的方针政策。

但以农民为主体的中国则远谈不上是一个“福利国家”。发达的工业化国家迄今已面目皆非——和马恩时候已不一样了，而中国都仍是一个穷国，这是千年来封建主义造成的。然而，中国共产党要领导中国人民——主体为农民赶超资本主义的英国和美国。既然能够领导农民推翻三座大山，又能领导民族资产阶级公私合营并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胜利，有什么理由可以怀疑它做不到这一切（赶超英美资本主义国家）呢？

毛主席以共产主义精神提倡平等。他喜欢听到我们大学生和大学教师给农民家挑水、扫地、积肥、插秧、割稻。这种实践活动——“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为人民服务”思想在毛泽东的中国颇有号召力，同时颇具偶然性和随意性，在中国，偶尔出现这种姿态是颇有吸引力的。

这种姿态尤其符合像我这类一个热爱农村的人，我兴致勃勃地每天步行到三十里以外的地方去买牛奶来喂住户的新生儿，一去一来就是半天，天天如此。我以为这就是共产主义的活动。

中国肯定要成为一个大家庭，这种思想的主要意义是社会学的或传统的而非意识形态的，它适合一个中国人特别是农民的要求。世世代代就是这样左邻右舍生活在一起，以建设的姿态从事着互帮互助的活动。对中国人来说，这是十分重要的，它既能容忍落后分子的存在，又能刺激先进分子的干劲。

毛泽东要求人们严格地履行新的同志关系的义务，把自己改造成为共产主义新人，这已成为新中国的公共哲学。他的儿子在朝鲜战场阵亡后，他说过的话是符合这一要求的，听到这个消息后，他没有表示出过分的悲伤，沉默良久，他说，没有牺牲就不会有胜利。牺牲我的儿子和牺牲别人的儿子是一样的。毛泽东说的话要是给我父亲听见，他一定会给予同感——他待别人的儿子和待我是一样的。

在农村半工半读时有件事颇使我感动。有一个早晨，天刚亮，我在房门外的院子里大声拍带泥的鞋子，发出一阵噪音。一位年轻的同事轻轻地告诫我说：“别把那一家人吵醒呀！”竟是体贴入微，竟比家人还亲。

3　挑土修坝，培育师生恩情

密云要修水库了。北京市各学校各部门分批分期都到密云去义务劳动——挑土修坝。不消说，这是件造福子孙后代的大事，没有一个人会说“不！”我校也上阵了，做教师的这次没正式参加，仅在周末去慰问劳动中的学生。到了阵地自然也要参加劳动。只见红旗飘扬，人山人海，就像毛主席说的“蚂蚁出洞”一般，密密麻麻都是人，一个跟着一个，一群随着一群在大地上游离浮动。我和从南京来的一个调干学生抬一副担子。我问他：“你怎么跑到北京来读书？北京现在是无书可读或读书无用，毛主席讲过：‘北京不是学知识的地方’，他曾说：‘实际上我在北京什么也听不到，因此我要经常出去走走。’‘我就是周游列国’，比孔子走得宽，云南、新疆一概‘走到’了。”

“主席走下来，四处看看。你却反其道而行之，走上来无书可读。”

他当然无言可答。从此这位同学经常来看我，就像他所说的，除了和我谈话之外，四年大学几乎没有什么真正的收获。毕业后，这个调干学生被分配到新疆，负着一肚子怨气来到我家告别。方先生给他几双绒袜和手套之类御寒的一点装备。就是这么一点恩情使他始终忘不了我们，他在乌鲁木齐三十余年，生儿育女，在兵团工作，每次到京都来看我们。首次见到我时，他到了不惑之年，说是在边疆几十年“一事无成”，他指的是没有捞到一官半职。他仍很热情，很坦率，因而我相信，这样的人必有出人头地的一天。果然，最近一次来京，他带着两张纯毛的毯子给方先生，并告诉我们他已被任命为兵团的司法局副局长了。

另一位同学是我的同乡，余姚县人。他在选读我的课程时，对西方法学思想产生了不可遏止的兴趣，决心要研究卡多佐的宪法观，并在我的指导下完成了他的又介绍又批评的毕业论文。在论文答辩时发生了该文究竟由谁写的问题。答辩委员会委员们多系年轻教师，不相信一个本科毕业生能写出这样一篇高深度的连老师也“望尘莫及”的论文来。他们怀疑是我替学生代写的，盘问他“水落石出”，终于澄清了这个怀疑。不过，论文中的“观点问题”却一直纠缠着，对学生不利。我在答辩会上代人受过，作了详尽的解释，论文总算通过了。但是，“师生关系”问题在毕业生做“思想鉴定”时又被提出来了。有关毕业分配的事，是我爱莫能助的。我听到许多有关“小组”批判的传说时，确实忧心忡忡。大约有两周时间没有听到信息。当这个学生做完了“鉴定”，得到“分配”到新疆，来见我时，我觉得他宛如两人，就像一个泄了气的皮球，一头瘫痪在沙发椅上，使我黯然神伤！对出现在眼前的场面立刻唤起我的同情心，决定送他回家，向他家长言明他之所以被分配到边疆的责任问题。方先生也给予他非同一般的同情，无微不至地鼓励他要“服从组织分配”，要到艰苦的地方去锻炼自己。为此我们夫妇给他御寒的皮衣，在站台送别时又将自己手上的梅花牌手表给他戴上，以为只有这样方能慰藉他对统一分配所产生的意见。后来被形势所迫，在“文化大革命”中他不得不把所有赠送的衣物向战斗团交出，并被邮寄到学校作为“资产阶级如何腐蚀青年”的例证，公然出现在一个展览会上。方先生见了，很生气；后来他本人也向我表示忏悔，1964年在车站握手道别时是这样，1980年在国际机场时也是这样。

这些年轻人后来一个个成熟，走上了扎根边疆的路子，到了北京时没有一个不来看我的，也没有一个不被组织重用的。要说一个人的青春，对我来说，确实是来自这个常青的角落。当我进入“从心所欲，不逾矩”之年，我还是像中学生时代一样的自信、一样的大胆、一样的天真，也许正是我和这些迈向21世纪的青年们春风化雨的结果。

4　在近郊区劳动整社

1963年的一个严冬，我们法律系与哲学系师生合在一起成立了一个工作组，被派往通县马驹桥公社一个农村搞“整社”工作。按照北京市委的规定，我们须和农民（公社社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吃的是“派饭”，即拿着粮票和饭票交给农民，轮流每天一家用餐。他们给什么，我们就吃什么。白天劳动，晚上开会。为了像小山头模样的一堆稻草被火烧了，便怀疑有阶级敌人从事破坏活动，也就成了这次“整社”的一个大案要案来查反革命分子。为此我们花了许多夜晚，白天查，晚上议。

我们在这个穷村里整日吃的不是窝窝头就是贴饼子，喝的天天就是白菜汤。遇到在回族家里，户主特别客气，在白菜汤里浇上了一些羊油。就是这个问题在我身上出了毛病，一点胃口没有，人一天天瘦下去，别的都好，就是吃不惯农村里的伙食。天气又冷，身子就一天天亏损下去。冬季农活不多，访贫问苦不绝，就给贫民写家史、村史，尽是“忆苦思甜”。老乡们见了我们莫不客客气气，讳莫如深。

有一天北京市委农村工作部部长在马驹桥召开公社整顿报告大会，所有工作组成员都参加了。在听报告时，我的胃就痛得难受。我只能离开会场，到对门的医务所打一针治胃痉挛的“阿托平”止痛剂，又回到会场继续听讲。等到报告完毕，已日落西山，恶风怒号，一路又痛了起来（药性已过）。年轻的师生路过一家清真饭铺，每个人要了两碗牛肉汤和一斤大饼充饥，我勉强吃了一碗牛肉汤。从马驹桥到村子约有二十多华里，一路跌跌撞撞，在大风中摇摇晃晃走去，勉强跟上年轻人的步伐。到了村上，我已筋疲力尽，再也不能前进一步，就在较近的哲学系学生的一间炕上和衣躺下了。其他的人都回到自己的住处，连夜讨论听到的报告。我躺下的房间没有人，房间里也没有火，炉子里的火全灭了。我肚子痛得在炕上打滚，叫天不应，叫地不灵。来了一个五类分子，我要他给我生火，他说他不敢。我要他拿脸盆来，吐的先是刚吃下去的牛肉，后来吐了又吐，整整半个脸盆全是咖啡色的胃液。等到学生开完小组讨论会已是子夜时分，见了我吐的全是深褐色的胃血，把他们吓坏了，就由两个学生把我扶到自己的住处，并从农民那里取来止痛的中药丸。吐了一阵，舒畅一阵；过后又剧痛。天一亮，由一位法律系老师和一位哲学系学生二人用自行车把我推到马驹桥等候学校开来的汽车把我送往北京医院。从马驹桥到村里的路是不通汽车的，在自行车后座上多次不能自持。那天风特别大，还有四五里的路程，我完全不能支持到底了。在这种情况下，那年轻学生决定背我步行，那个教师就骑着单车回村。那时我的感激之情已经掩盖了我不时痉挛的胃痛和刺骨的寒风。到了马驹桥的医务所我只能在一张土炕上打滚，这时背我到镇的学生顺风徒步回去了。不久我就到了医院。

是学校派来的汽车把我送进北京医院的。住院四十天，得到医生和护士的精心治疗，使我感到农村与城市的距离几乎是几个世纪而不是几十华里。我对公费医疗福利自然满腔欢喜，对系领导在我病中居然考虑到身后的事，更使我难忘。党组织和国家待我这样一个知识分子不薄则是事实，也是我一贯跟着党走的思想根源之一。

但在生活中也遇到过个别人的苛待，这也是事实。在1958年反右倾时，我作为教研室主任是身不由己，完全听命于一位副主任之下。一天快到中午下班时，我向那位副主任请求让我先走一步去找一份下午需要检查的材料。没想到他竟厉声谴责说：“你们这号人真奇怪，怎么这样恋家，非要早走不可？我真不能理解是什么思想在作怪！”我当时确实不理解，经他这么一说，也就一声不响留下来了。当所有的人下班回家后，那位副主任把我叫到楼下厕所，换了一张脸孔，要求我单独和他谈次话。我以为他要整我了，无奈答应，一进厕所，恰恰相反，他和颜悦色地要跟我商量一件事。当时我已感觉到他在几分钟之前的谴责是“欲擒先纵”之计，先把我吓住了，就不会不答应他的任何要求了。

“我家里来了几位亲戚，明后天动身回东北，向你暂借六十元旅费，行吗？”在这种反差的情绪下，我松了口气，像火车出轨突然停下来一样，就立刻答应了。

“下午给你送来！”

“小不忍则乱大谋”，是中国人从权衡轻重得失中总结的一条有益的生活经验。因此四十多年来，个别人对我的批判，我都安之若素，奉行“有则改之，无则加勉”的箴言。

5　到湖北农村搞“四清”和“社教”

1963年春，北大全校师生浩浩荡荡先到武汉，然后乘风破浪，越过两天两夜辽阔的长江，继至古代刘备与曹操会战的名城——江陵。我们在县里学习了一周之后才分别进村。带队的总领导是一位副校长——戈华，他对老教授很照顾，特以小灶待遇供应。同学们和一般教师都住在一所破庙里吃大锅饭，熙熙攘攘，依然像在校园里那样有说有笑而且到了一个新地方，兴致正在不住地提高，有了生活方面的区别，反使我们感到不自然和不自在，但这种等级供应制留在党内的还不少呢。

年纪较大的自由主义者——个别教授倚老卖老，有时也坦率地说出了几句心里话。例如，有一位坐在校长一侧一饮而尽的教授坦率地说出了他的心里话，对“政治学习”发了这样的牢骚：“中国是属于亿万人民的，它不仅仅是属于党的。”文人大致都希望得到更大的思想而不想吃鱼吃肉，“食不厌精”。后来在“文革”中他坦白了这句反话，可把戈华这位从河北大学调来的党政干部害苦了。

学习完了之后，全校师生被分配到各乡镇。我和一男一女的学生就在滩桥镇永兴大队第四组落户了。

所谓“四清”，就是“清政治、清思想、清组织、清经济”。这是刘少奇作为“国家主席”提出的整社要求，他的目的是反腐廉政，加快生产，以解决落后的生产力与优越的社会主义制度的矛盾，并提出发表他的夫人——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凡是到了农村下放的工作组成员不仅要实行“三同”，而且要以身作则，不能吃“鱼、肉、鸡、蛋”，认定当前农村中的主要矛盾是经济工作中的“四清”与“四不清”的斗争。结果是我村会计周家松拿了队里几只空瓶、财务邓叶全在集体养鸭场吃了四个鸭蛋、保管邓叶创损了几把犁地的农具、生产队长邓从贤把队里十六斤芝麻在十个基层干部中分给了个人，说是“大家辛苦了一年，就那么一点剩余，分给社员也不好分”……都被工作组算作“多吃多占”四不清干部。他们白天劳动，晚上开会，没完没了地检查、认罪、挨批，把基层干部整得筋疲力尽。

龚祥瑞江陵社教留念

这次工作组是由我们师生和本地的天门县干部联合组成的。那位从天门县来的队长姓周，三十多岁，好“左”，动不动就“上纲上线”。至于我们北大师生学了王光美的“桃园经验”，在组织领导下，也能严格要求，不仅与农民（包括农村干部在内）实行“三同”而且实行“三不吃”。并且还给住户挑水扫地，博得了群众的称赞，说从北京来的毛主席队伍像过去的“八路军”要动“真格”了。但纪律太严格了，要求太高了，以致忠厚朴实的农民对工作组在背地里也有些微言。

我们的生产队坐落在沙市北岸的农村，地广人稀，农民种的是棉花，听他们说，1961年省委发出“以粮为纲”的指示，把种棉花的旱地一律灌水改为稻田，这是中央传达下来的战略方针，谁都不敢违抗，结果就把即将结桃的棉秆割了，把长江设在观音寺的水闸放开，冲垮了全乡、全村的旱地。我们到的时候，又改种棉花了。谈起过去，老农感到多次整社都存在着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瞎指挥，而且这种自上而下的“变化”造成的损失，实在让庄稼汉伤心。

“我也搞不清”。我和张绍汉老农都是五十出头的人。尽管他是土改时的“根子”，我是从旧社会留用的教师，我们之间都有不少“搞不清”的困惑。后来，工作组负责人认为张绍汉小农思想抬头，把我从他家搬到王苏山家，后者在这次“四清”运动中较前者更信从北京来的工作组。

但王苏山对我们的严格纪律也持异议。当我们三个师生住在他家里时，一天他的小儿子小明从河浜里摸了几条鱼回来，蒸了摆上桌。我们没有一个敢动筷子去吃那鲜鱼的，说：“这是我们的规矩。”住户不能理解，说：“这鱼不是用钱买来的，是我们自己打捞来的，你们为什么不吃呢？”领头的说：“不能，这是我们党的纪律，就像过去‘八项注意’、‘三大纪律’一样，吃了要犯错误，吃了就是‘四不清’了。”户主听了，摇头不止。他直率地板起脸孔，怒目俯视我们。我看到这个僵局，不由分说，拿起筷子捡了一条小的往嘴里送，讷讷地答道：“我吃，就算我犯了错误，挨批就是了！”

有时我们的人也会以另一种面孔在农民家里出现。初到时，我们在一家贫农家里就餐，他们炒了一盘鸡蛋招待我们，鸡蛋是自家养的鸡下的，当然也可以出卖换几个子儿。不过人家是以尊敬的善意表示欢迎之意。一个七八岁孩子已经懂事了，知道怎么样对待尊贵的客人。这个孩子向着身穿旧军棉衣的工作组领头的连声不住地喊：“叔叔，吃呀，这是鸡蛋，好吃的，你怎么不吃呀！解放军叔叔。”

“好啦！好啦！鸡蛋鸡蛋！有什么了不起，别喊啦！”解放军叔叔言下似有不少怨气，“什么鸡肉鸡蛋，我们在北京天天吃，看得多啦！有啥好喊的！”这一瞪眼把那孩子幼稚的脸吓得刷白了。

我们所在的这个乡本来就缺男劳动力，“招女婿”之风大兴。有不少别乡的青年来这当“儿子”的也就改姓换名，成了本村的居民。有个青年，叫杨德兵，在自己家里没饭吃，便离乡背井来到四组杨氏家里，做了陈定英（杨家的婆娘）的女婿，住在仓库的偏房。她和她的“伴”住一间，杨德兵和陈氏的女儿睡一间，还过得去。招来的“儿子”不免有“寄人篱下”之感，每每遇到这样改姓换名弄口饭吃的年轻人，也没法安慰他们。使人难以相信，除“童养媳”之外，今天还有“童养婿”的存在。

村里有个木匠，当年刮“共产风”时，他四出打零工，从乡里到城里，贩卖些蔬菜萝卜，日子过得比农民好些。于是“四清”运动一来，大会小会都有他的“兴头”。漫天大雪，揭发干部的“四不清”，他有工作组撑腰，毫无顾忌，被群众称作“勇敢分子”。他在城里转了几个年头，信息比农民多些，因此以他为核心，把群众发动起来了，在我们村里（23户人家），“四清”运动搞得火热朝天。

村里住着一个复员军人，不到30岁。当时他是永兴大队的民兵队长，是个能说会道的好手。又因他是在北京参军的，见过世面，他没有把北大的学生放在眼里，出言往往自以为是，他叫邓叶义。人家说他在北京参军，干的是磨豆腐的炊事员，没受过什么严格的军事训练。不过我察觉这个年轻人有一定见识。他跟我说，基层干部好的多，不像木匠揭发的那么糟。“勇敢分子”这顶高帽子，可能是邓叶义给木匠戴上的。我替他担心，在这个“浪头”上，像他那样一个基层干部再能干也难与工作组相抗衡。我就婉言规劝：“运动来势很猛，干部是这次运动的对象，工作组取代公社党委的大权，受省委之命，按照中央精神，势必在某些干部身上开刀，要他‘慎于言，敏于行’。”他毕竟年轻，不谙世故，对大学生的态度一直怀有一贯傲气，满不在乎。果然不出我的意料，他和北大学生结下了怨，后者到处找他的“茬儿”，为了一丁点儿打人骂人的小事，他在会上大做“检讨”。他侃侃而谈，有哗众取宠之意，给工作组揪住不放。青年男女四处探查，到处问讯，想先发制人、治他的罪。北大学生终于找到了一个缺口——有个军属媳妇，每晚必被叫到我们宿舍盘问她和邓叶义的关系，逼她说出不可告人的来往。我在集体宿舍里，只听他们讯问那个女子，总要找到这个骄横的干部的“罪名”。“隐私权”在当时的中国是闻所未闻的，而且往往成为喜闻乐见的笑柄或引以“自清自白”的根据。在“四清”运动中恐怕没有比男女作风问题更不清的了。说别人坏事正好证明自己干净，这种关于性的情绪弥漫在人性之中，成为最诱人的乐事。半夜三更怎样从窗口里“跳过来”，月夜又怎样通过窗口“跳过去”，一系列“细节”真真假假，把想的和做的全盘托出来了。于是一把眼泪，一脸鼻涕，就这样构定一件“军婚案”，“动摇军心”，“罪该判刑”。

“龚老师，你给我们准备一条绳子，明天开大会啦！”一个学生这么说。

我确信第二天要把邓叶义绑起来治罪了。晚间我来到老住户张绍汉家里。他妻子张科英（给队里养牛）、他儿子（张洪先，年纪还小）都在场，我把明天开会的事通知他们，并把可能发生的事也讲了出来。我通脸惨白，张氏夫妇看得十分明白。

“老龚同志，什么事情把你吓成这个模样？”

“千万别说出去，给当事人知道，可能逃跑了，可能跳井，可能上吊，那就泄露机密，不得了啦！”

张老汉夫妇听了，直叹气又摇头。

“放心好啦，决不会说出去的。要是好说真话，我这条老命早就没有了。”后来我知道张绍汉这个土改时期的“根子”，是在1972年患咳喘病逝世的。

“这类事，不瞒你说，在我们村里是很普遍的。”

后来我在大队里听大队书记做检讨，说他几年之内搞了六个“姘伴”，别的书记也跟着报数，以求得工作组的宽恕。

第二天全大队社员都在一个破庙里集合，是敲锣打鼓把他们召集起来的，有男有女，有老有幼，济济一堂，十分热闹。然而谁也不知道开的是什么会。

果然，北大学生穿着公安局的制服进入会场，鸦雀无声，气氛立刻紧张起来，几百人的会场严肃冷清，孩子们也不吵嚷了。

只见“审判长”在桌子（主席台）前一坐，两旁站立着穿着制服的“警官”。

“审判长”当场宣布“×××犯有‘军婚罪”’，他立即出示“逮捕证”，把×××喊出来，用我昨天给准备的绳子把他双手绑在背后。晴天霹雳，个个目瞪口呆，人人不知所措。×××的父母、妻儿都在场，女方的父母也在场。当事人没有声张，更没有辩护，就这样在众目睽睽的失噤下，由两名“警官”带着这个民兵队长往湖北劳改农场走去，所有的人都默默地站在庙门口低着头送行，一路无语。

1992年我去宜昌市访问，经沙市去到滩桥追寻往事。永兴现已改为“宝连”。在暮色中，我找到了观音寺，但已面目全非了。几经周折，才找到原永兴四队，并在当晚见到了邓叶义等人。邓叶创的儿子邓从洪出来招待了我和我同行的研究生。王苏山的儿子王顺民在回途中见到了我，告诉我他父亲是1968年12月8日逝世的。后来他来信，说我没有忘记他们，叫我“龚伯”，向我诉说“没志气，没有搞发财致富”，因而不能来看我。他把宝连村在改革开放中出现的一些事情向我反映了。一是中央三令五申要减轻农民负担，农民仍然负担很重，每一亩田交百元以上，另外各部门也找老百姓要（摊款）。农民的粮棉价没有到手，各种工业品全涨了价，包括农药、肥料等。二是农民的困苦很多，比如人身保险金每年每人都要交一笔钱，害了病却领不到保险金。“我有个老表哥，害了肝炎病，用去四千多元，从去年11月到今年还没有领到。”现在的干部不负责任。像这样的事要向上级控诉，一要请客，二要送礼，最后还要有人事关系，只落得老百姓吃亏。三是现在的干部，一个组一个干部，经济收入几万元由他一个掌握，各项支出都是白条报账，连个手印都没有一个。四是干部的吃喝风，用公款请客送礼，这样的干部不为人民办好事，专门谋私利。五是社会风气坏——拦路抢劫，夜晚不能出门。他写了这几条之后，问我对农村的这些恶习有些什么看法。

当我们进村伊始，得到的情报（上级的指示）是基层干部的大多数是好的。但运动一来，所有干部（大队和小队）都被卷了进去，没有一个不挨整的。

“四清”运动到了年底，我们被召回到北京，学习毛主席的“二十三条”，他老人家把“四清”改为“社教”。所谓“社教”即是“社会主义教育”，是以阶级斗争为纲，口号是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毛泽东不同意国家主席刘少奇的观点。他认为当时农村中的主要矛盾不是“四清”与“四不清”的矛盾，而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还是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工作组学了毛主席的指示，过了年（1964年春节）重新回到湖北省，先由国文系的一位带头的领导人在滩桥公社干部大会上传达了“二十三条”的精神，鼓动各大队迅猛展开了大规模的社教运动，领导农民割除社会主义道路上的绊脚石。

就像一个农民在听了报告之后所理解的那样，向我在地上划了一条“线”，他在这条“线”上放上一块石头，说道：“这块石头就是挡住我们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绊脚石，必须割除。”“毛主席的二十三条是不是这个意思？”他问我。

“你理解得完全正确”，于是运动升级，基层干部陷入更深更猛的斗争中。

初春二月，湖北的气候还很清凉。这次我没有得病，因为得到组织的特许，让我每晚得买一两红糖、二两炒米粉，以免溃疡病复发。

当时确实很“左”。我们在上路经过汉口时，我家方先生的外甥女在汉口工作，得知我到了汉口不日将去江陵搞“社交”，特地约同她的丈夫到招待所来看望我，并留下了一包巧克力和几包饼干，没有交代，放在桌上就走了。我没有留意东西是他们送的，领队的捡到这类高级食品，自然要查，我不经分说，承认是我的亲戚送来的。这下子就成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道路的问题，还把我的行李解开，查出铺盖藏有奶粉之类的补品，大概是苦于去年在通县犯病的经验而偷放在里面的。在长江船上是没事找事，就把我当作“典型”，批“迎来送往”是资产阶级老爷作风，带奶粉下乡是拒绝改造的根深蒂固的顽强表现。

生产队有个会计，他记的账非常清楚，他写的字并不在我们大学生之下。不知怎的在账上竟跳了一页，查账的大学生硬说那一页被撕了，是笔糊涂账，有贪污嫌疑。查了几个月，使他一家人痛苦异常。他家的女人跟我诉苦：“从今以后不再让他当干部了”，说这个会计白天干活，晚上记账，点的油灯都是自家省下来的菜油，没有功劳，反而受屈。“这号干部当不得呀，先生，求求你啦！”

在“社教”运动中，往事重提，更加加重批斗。那个财务邓叶全作为生产队的重点对象，把他批得体无完肤，大小罪状全由他的老婆抖出来，以求过关，保住性命。

最使农民莫明其妙的是到了运动即将结束时，上级来了个新的指示，对被整的干部一律“平反”，说他们大多数是好干部，应官复原职。一场轰轰烈烈的运动就这样静悄悄地收场了。

就像邓叶义1992年对我说：“过去的事让它过去吧，根据当时的政策，你们做得对。”那时他正和几位同乡联合在江边养鱼搞第二产业，开始富起来了。而我还恋旧为他抱不平呢！

“做人真难啊！”当年还是个十几岁的小伙子、现在已是一个两鬓苍苍的老人在我离开宝莲队时对我这么说。我俩的脸上带着一缕相同的苦笑。

Chapter 9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

“文化大革命”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它是阶级斗争从“三反”、“五反”起不断“扩大化”的必然结果，也是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指导思想的必然产物。我在这里只能叙述我所遭受和接触的那一鳞半爪，好比倾盆大雨中的点点滴滴，以供后人品味，共享其中的是是非非。

1　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聂元梓等人在北大大饭厅墙上被第二天的《人民日报》叫好的那张大字报，我是1966年5月25日在校园内偶然见到的。里面提到陆平和彭珮云在北大究竟要干些什么。个中原因和所谓“修正主义”的来龙去脉今天有许多著作出版，已大白于天下，用不着我来重复了。

我的感受则是一种风起云涌的气韵，是对“文革”工作组和北京市委的激烈进攻，当时人们深信这是有来头的。因为首先聂元梓仅仅是哲学系的总支书记，我的一个学友当时正在她的领导下任学生支部书记。我就去问他聂元梓是何许人也。他说，聂老师这个人很正派，能团结人。因为这个学生原是工人出身，做过上海一家公私合营工厂的公方代表，是被调干上学的一名优秀青年。他自信他的话是靠得住的。尽管我还不明白所谓“修正主义”意味着什么，它的矛头所向归根到底是什么，大家并不全明白。但读到这张大字报的矛头所向是北京市委派来的彭珮云时，人们感到其中蕴藏着一种令人生畏的预兆。事涉党内的斗争只能静观，没有资格去琢磨细想、道听途说了。

当天晚上，在东操场召开了一次全校大会，到场的人充满全场。人们带着马扎，几乎座无虚席。主席台上引人注目的有江青、康生、陈伯达和李雪峰等人。大会是由康生主持的，他介绍一位北大学生上台演说，并对这个学生的讲话大大夸赞了一番，不但说他讲话的意思好，而且口才也好，似乎是精英中的精英、青年中的楷模。他给我的印象是事前准备好的，因为主持人在宣布开会时说得很清楚：“有冤的申冤，有仇的报仇”，都可以上来发表“冤情”，而这个学生的讲话显然不是这种自由发言的反应，而是把演说辞背得滚瓜烂熟。我自己做大学生时也有过背演说稿的经历，尽管有人吹嘘，在我却不以为奇。接着，就是江青站立起来发言了。

她说，她的“家”是个革命的家，也受压迫。她把自己说得非常可怜，歇斯底里症发作，几乎要哭出声来。特别是她受毛岸青妻子（北大学生）的迫害，要激起千万听众对她的同情。江青这次在北大东操场的讲话大大出人意料。毛泽东夫人居然也有那样大的冤情、那么多的苦水，一般老百姓就更不消说了，她讲话的目的是以己及人，启发听众“有冤申冤，有仇报仇”的时候到来了，一时群情激昂，纷纷上台表态的不少。最后由陈伯达和李雪峰讲话，他们一致的口吻是群众已到了忍无可忍的程度，应该起来推翻当权的官僚主义分子和修正主义分子。矛盾所向直指以彭珮云为代表的北京市委和以张承先为代表的工作组，目的是要群众起来，踢开“党委”闹革命。

第二天《人民日报》发表了《聂元梓等人的一张大字报好》的评论员文章，全校贴满了大字报。一夜之间，人们陷入大字报的狂潮之中，比庙会还热闹，比任何时候都兴奋。

墙上糊着大字报，树上钉着大字报，壁报专栏就像雨后春笋遍地开花。校园遍地成了史无前例的新闻庙堂，香火正盛。

一大群人聚在一起，用毛笔写在白黄或粉色的纸上。写大字报对知识分子来讲是一件极大的乐事。几乎每时每刻人人都尽力发泄自己的积怨。

越来越多的“帽子”在飞，越来越多的“棍棒”在舞，只是很难看清鲜花和毒草。

对于这次“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就像毛泽东所指出的那样，这场革命是共产党与国民党斗争的继续，是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斗争的继续，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与修正主义斗争的继续。照此逻辑，像我这样从旧社会过来并和国民党有过关系的人，自然会想到是很难过关的了。我预见到自己在这场狂风骤雨中有灭顶之灾，自己已经预感到它的严重性质。处在逆境中，我当时认为毛泽东发动群众，要割除官僚主义、修正主义、特权阶层是完全符合广大人民大众的要求的。根据我自己的经验，我选择了“造反有理”的策略。我应该把个人得失甚至生命置之度外，大胆地响应毛泽东的号召，站在群众方面，关注群众疾苦的立场，依靠群众的力量，我想不论怎么说，这总是完全正确的。

同时我也想到我在这场运动中必遭受群众的打击。我自知1957年过了关，有的人就很不满意，这次我相信一定有人要打击报复。与其等着挨批挨打（根据我几十年来的经验）不如先发制人，主动站出来，大胆揭露本单位的问题，将来受到别人的揭露也可以使自己取得思想与心理的平衡。“我可以揭你，你当然也可以揭我”，这样一来我就没有怨气了。经过这样认真思考，我就夜以继日地写大字报，贴满了四院的围墙。写了一晚，第二天早晨，当人们尚未起床时，我已经把二十几张大字报贴了满墙。

人们自然刮目相看，感到我这样的举动非常突出，以致“不可思议”。我则义无反顾，继续揭露系里的问题而毫无顾虑。我写的都是事实，所以我一点畏惧感也没有。

2　挂牌游园

“文化大革命”自1966年6月6日开始至1977年6月6日止，为期十年。我是从1966年6月18日起被隔离反省的，即与当时所谓“黑帮分子”在一起，像牲口一样赶来赶去，成了北京市民来校参观者起哄的对象。

有一天，我被造反派挂上一块小黑板，上面写着“黑帮分子×××”，在名字上用红笔打上了“×”。敲锣打鼓，在校园内示众游行。观看的人前呼后拥，一大群人前前后后跟着呼口号看热闹。我被两个年富力强的红卫兵背手押着，迈着快步向前走去。从西南角直到燕南园北侧到四院的路上，观看热闹的群众中，有高名凯的女儿高苏（当时她是大一的学生），见我这个模样，笑不遏止。好像她正在告诉左右同学：挂牌游行的法律系教授是他父亲的好友。如果她父亲在世，也会遭到同样的厄运。我这么想，毛泽东曾一度使中国人民相信，革命并非像有人所认为的那样，是一种自上而下的强制性的规定，而是人们自我选择的行动。本人并没有因挂牌游园这类举措而伤筋动骨，也不怨天尤人。高苏的笑声反而使我骤然感到这场闹剧非凡，滑稽可笑。

3　隔离反省

我们全系七八人被关在一个教研室里，夜以继日地写检查作交代，没完没了。当聂元梓名震全国的时候，北京市民蜂拥到了北大校园，群众要见见关在房里的黑帮分子，我想，大概是出于好奇吧。曾经一度是著名人士，一夜之间竟成了“阶下囚”。有的挂牌上写着：“修正主义头子×××”；有的“恶狗×××”；有的“历史反革命分子”；有的“大流氓×××”，极尽侮辱之能事。挂着牌子的人成了另一类人种，自然成了罕见的观赏品。一天四院（我系所在地）来了一群北京市民，他们高呼口号，敲打窗口，高喊：“黑帮分子滚出来示众！”确有人进入院内要打开房门，把我们一个个揪出去批斗。我们把门紧闭着，几个人躲在书桌下不敢露面；窗外的观众狂喊猛叫，要叫我们“出来，出来”！呼叫声越吼越大，敲门声越敲越响。我怕房门被踢开，与其被动揪出，不如主动向群众交代自己的历史较为上策。当时，我确实是相信群众的。这次运动是整走资派，是整当权派，像我这样历史上有问题的不过是陪绑者，关系不大；为了其他人的安全，不如让我出去以转移群众的目标为上策。我向躲在桌子底下的难友轻声说：“还是让我出去向他们交代，就将人群引向院子外面去了！”桌子下面所有的人都不同意，认为：“出去你这条命就没有了。”他们都怕被愤怒的群众活活打死，都不让我走。幸而，敲了一阵，群众见没有动静，也就转移阵地，往别处去了。一时平静下来，我们一个个又回到自己的办公桌上。那天中午晚了几个小时才回到家里。

4　一身湿透

我们29名教师在42楼南侧，背上个个挂着“黑帮分子”的牌子，姓名上打了“×”，伏在地上拔草，旁边有两个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看管我们，数以千计的人围观，犹如动物园里的牲口那样，一个个成了被观赏取笑的对象。

这天中午，在拔草完毕解甲回家的路上，遇到外语系女教授俞大絪，我见她愁容满面，一声不响低头走路，似有无言之苦在心头。我想：这位老太太一定感到被侮辱了，以往那种自信的神态在她身上消失了。谁知就在那天晚上，她服了安眠药自尽了。

在校园里拔草，是运动初期惩罚我们的一种办法。校园内凡有草的地方几乎全被我们这帮人拔了个精光。一天下了大雨，全身淋得湿透，衣服也还没换掉，红卫兵就把我们召集起来，谈谈雨中劳动的感想。好在是夏天，全身湿透的身子边谈边干了。大家谈的都是好话，有的说：“这阵大雨把我们身上的臭气都淋掉了！”有的说：“很痛快，好比洗了个澡！”有的说：“把对人民犯下的罪行清洗了一遍！”如此等等，引起红卫兵的笑声和赞赏。

“走吧，有收获就好！”

5　批斗会

在学生宿舍这42楼北侧广场上几张桌子并成一排，让我们七八个人站在桌上，双手各持一张黄色大字报纸，上面写着各自的姓名，姓名照例打上红色××。四周挤满了围观的群众。主持批斗会的大抵不是教师而是新进大学一年级学生，他们一一宣布站在台上的黑帮分子和历史反革命分子以及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状，并要我们一一低头认罪。这时“打倒×××！”“打倒×××！”…的口号声不绝，以致无法回答红卫兵的提问，更不消说交代了。立刻引起台下的反响：“不老实的叫你灭亡！”“坦白从宽，抗拒从严！”“不坦白”就是“抗拒！”既然“抗拒”就“从严”，于是左一个耳光，右一个耳光；东压你的头，西敲你一拳。两臂被红卫兵反手绑起，叫作“坐飞机”，极尽侮辱之能事。

第一次正式的批斗大会不是在露天广场上举行，而是在大礼堂举行的。十几个人一排先站在讲台幕布背后待斗。我本无这类所谓“批斗会”的经验。居然若无其事，拿出一根香烟吸了起来。站在身边的副系主任悄悄地警告我：你还抽烟，这是“斗争”呀！我立刻把烟灭了。台前响起“把走资派和反动学术权威带上来！”于是一个个蹑手蹑脚从幕后走向通亮的前台，排成一列，个个低着头。台上台下响起“打倒×××！”一阵又一阵的口号声。

打倒声暂停后，准备好的发言一个挨一个向愤怒的群众宣读起来。每读完一段就喊一阵口号。在每一个人背后各有两个红卫兵，一个不时地压你的头一下，一个绑你的手直到你筋疲力尽，一身是汗为止。

这样的批斗会在1966年7、8、9月召开多次。当大会结束时，我们一个个走下台去，穿过群众的过道，难免要挨一拳，垂头丧气出离会场，就算拾来了一条命。

有一次是专门“斗我”一人的，仍在42楼的北门。这次没有挂牌，红卫兵命令我跪在地上，在我背上压了一块大石头，自然就抬不起头来了，这种斗争是我在土改时“斗”地主的办法。我心想，无非是向我报复，给我以“假革命”、“漏网右派”的补课而已。我是有思想准备的。我可以揭发别人，别人自然可以打击我！当时我并没有感到委屈，但明显地懂得人性的弱点。人毕竟不是天使，除了善良的一面之外，还有残酷的一面。人性既然如此，也当听其自然，曾几何时，我还不是一样，残酷地对待过别人嘛！“你可以残酷地对待别人，别人也就不能不残酷地对待你啦。”“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未到，时候一到，一定要报。”在回家时一路想的就是这个。

1957年被划为“右派”的教授们可以说都是经过考验而受到厚待的。有一个在美国学过人类学的教授，也是我很熟悉的朋友，一天毛泽东曾邀他聊天。毛问道：“你可不可以改一改呀？”他解释说，他找过200多个高级知识分子朋友，有意组成一个圈子，以互相支持。

毛泽东尖锐地反驳说，不要搞那200个，要到工人、农民里头去找200个。这位教授表示怀疑。

毛泽东气冲冲地说，真正的朋友是在工人、农民那里。

这段话是一位外国作者在一本论毛泽东的后半生的书中说的。我确与这位教授不同，我倒相信毛泽东。我也同意他不喜欢高级知识分子是因为毛是半知识分子，就像李绳说的，是因为毛没有留过学，有某种“情结”。毛不是曾和28个半布尔什维克作过斗争吗？在毛泽东看来，书读得越多，不会用，也就越蠢，知识分子专家确是特别枯燥无味的人，英国人里面也有不少不喜欢专家的。外行领导内行就是英国人发明的，崇尚“通才”的一种教育制度。自称半知识分子的毛泽东喜欢嘲讽，同时又爱和遇到的教授一争高下。毛泽东不是不要知识分子，他要的是无产阶级知识分子。他在一次讲话中断言：无产阶级一定要创建自己的知识分子队伍，就像资产阶级建立了他们的知识分子队伍一样。知识分子，就有知识的人而言，是不能以阶级来划分的。知识分子阶层也可以为无产阶级服务，对老年的毛泽东来说，没有比这个事实更清楚了。原子弹，天然气……不都是由他所谓从西方留过学的钱学森、李四光……搞出来的吗？种田人需要科学家，高炉旁的生活需要细致入微的小说，工厂里的女工、解放军的女战士、农村里的大小伙子爱哼几句西方流行的歌曲，爱看美国好莱坞的电影，北大的工农兵学员似乎爱听我介绍西方司法制度课。“高级法官班”的学员也不例外。

我能闯过“反右派斗争”和“文化大革命”这两大关，是靠我对毛泽东的信仰。

6　打扫厕所——“为人师表”

批斗结束后，还来不及喘口气，我们这帮人就被“勒令”去打扫学生宿舍的厕所。我可以接受，甚至乐于接受。理由，一是考验；二是自觉；三是蔑视权威；四是言行一致；五是“阿Q”精神。年轻人中见我以兴奋的态度拿着拖布诚挚地“作业”时，目光惊讶，无言以对，在他们灵敏的心目中，似有一种为“为人师表”的形象。我把厕所打扫得干干净净，向“先生”交卷时，就像在清华园下课从教室里走出时那样充满自豪感。这几乎是每一个“宁波帮”在当学徒时挨了打又能完成任务的共识，并认为只有这样才会有“出头”之日。我觉得这种哲学是一个人处在逆境中赖以“生存”的秘诀。世界上大约不到一半的人会长期持久地鄙视“阿Q”。我承认，我的“大学教授”这顶帽子是假的，我认为，而且自己本来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中国人，来自穷乡僻壤，能给这所有名的大学打扫厕所已是够我自豪的了。

在一定意义上，我做到了“言行一致”。我认为心理学教授（沈××在巴黎留学时认识的，那时他住在瑞士馆，一幢非常漂亮的楼房里）服毒身亡是一个不懂心理的蠢人。正因为他没有中国人的那种“阿Q精神”才自己结束自己，交了“白卷”。这很困难，让中国摆脱数千年来对于命运的忍让的那种弱点，确实困难。甚至对一个大学教授来说，要消除这种弱点大概也是很困难的。“劳动神圣”，在劳动人民地位升高的新中国，教授打扫厕所，岂不使道貌岸然的资产阶级教授“望而生畏”吗？

几十年后我收到一封学生的来信，其中有这么一句话：“我不仅钦佩先生的学问，我更钦佩先生的为人，特别是你那份认真、那种克制。”如果他说得对，他应该钦佩所有默默无闻、起早睡晚的劳动者——木匠、瓦匠、缝衣匠……而不限于我这样的教书匠。一个打扫厕所的先生，岂不正在向其学生做示范活动吗？岂不正是“为人师表”吗？

7　夜半问罪

直到现在，夜间听到楼上的钉墙或敲门声，就会惊慌失常（即心理学者所谓的“条件反射”）。1966年至1968年，多次有年轻人夜半到我家来敲门，其势之猛令人惊骇。

第一次是白天，红卫兵敲门抄家的目的是“反四旧”（反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来了一帮人，先是把写好的红绿大字报、标语贴在你的大门上、墙上、柜上、椅背上。上面写的多为打倒某某某的口号，用红墨水打上×××，并声称：一不许乱说乱动；二不许撕毁大字报；三不许移动家具。然后便翻箱倒柜，把他们认为是“四旧”的首饰、日记本、字画文物……装上一车，扬长而去。几百本西书则因放在保姆住的一间小房间里，没有被他们发现，幸运保存下来了。后来也只有一本西南联大时写的《行政问题》手稿和一些首饰没能归还。

第二次是夜半12点钟，几个红卫兵大喊大嚷拳打脚踢把我们一家人叫醒，然后坐在沙发上大声命令我交代“历史问题”。我就向他们讲了自己的履历，也就是我在“镇反”时全已向党总支交代过的全盘事实。一人说，我们都是一年级的新生，不懂旧社会。经你一讲，让我们懂些，算是上了一堂课，请勿介意。另一个说：“这是史无前例的大革命，你可要十分注意，切不可粗心大意！”我真感到这几个青年还算明理，向我讲了些道理，并没有动手，只是开始时态度又凶又猛罢了。

第三次也是半夜，红卫兵是来检查市场上所购之物的，他们手里有的拿着肥皂、火柴、白糖……进来就申明来意。在我家里查出火柴十盒（一大包），洗衣肥皂十条，香皂两块，说我超出多占有了这些日用品，有意挖“社会主义墙脚”，破坏“社会主义经济”。自被隔离反省以来，我们根本不知道外面市场的事情，所有被抄的东西——我声明说——都是保姆买的，我无意也无时间和可能做你们所说的事情。当然是不容解释，把这类东西全拿去。第二天召开了一次批判会，把从有问题的人那里抄来的东西全放在一张台上示众，作为“扰乱市场”的证据。听他们这样说来，购买这些东西是有定量的，如火柴奇缺只许每人购二盒，白糖两斤等。知道了，也就引以为戒了。

第四次比较严重。中午有“新北大公社”两名红卫兵来到家里通知我，今晚井冈山造反派要来搜查银行存折、现款等。要我把这些东西全拿出来，由他们代为“保管”，以后按照“政策”归还。我信他们的，便把身上的现款和我的银行存折交给了“新北大公社”，他们给我写了收条。

知道这件事以后，当天下午就到方备的学校——外贸学院——去告诉她晚上可能发生的事，并要她把存款从家里拿走。她立刻回家作了处理。

大约十点多钟，果然来了三个红卫兵，一个是黄昌荣，一个是田美香，另一个名字记不得了。他们自称是“井冈山兵团”，和我当天中午听到的相同。他们先看到我书桌上放着一本刊物，按照他们的观点是我没有权利看的，当场没收，并再三追问是从何处得来的。想必是分派别的缘故，那本刊物大概是另一派的东西。我只好说是方先生拿回来的，因为我了解方备没有历史问题，她在外贸学院没被隔离，有买书刊的权利。结果就把我夫妻俩分别在两个房里进行询问，并要搜查存款，别的东西都扔在地上和床上。

那时我担心的不是钱而是“新北大公社”红卫兵的那张收条。心想在我口袋里的收条被搜出，就会作为两派攻打的证据，那可不得了啦！幸而他们正在专心搜查金钱财物，我就到厕所把那张收据扔在马桶里冲掉了，也放心泰然地去应付他们了。

这三个造反派都是大一新生，还没有上课，他们并不认识我。仅因搜查一无所获，露出不满的脸色。由于达不到目的，两眼充满着敌意，田美香这个湖南娃子，我看他极度紧张，非常不满。他说：“一定是给新北大公社的同学拿走了”，问我“是不是？”我站在暖气片旁一口否认，他反应快，顺手打了我两记耳光，并把书桌上面的玻璃板一拳打得粉碎。我后来相信，是我否定的回答说得太快了，引起他的易冲动的感情，他自信他的揣测——也符合事实——是对的，所以对他的行动实在应该予以理解。

这位打我耳光的学生就像张飞一样莽，无论是在马路上还是在校园里或不拘什么地方，一见到我们这帮人他两只眼睛就红了，充满着仇恨。他与我无仇无恨，怎么来的仇恨呢？还不满二十岁的小青年怎么会这样激动？这样敏感？反应又这么迅速？我不时地为这个问题的苦思而焦虑。他们决不是仅仅因未获成果而报复，那是阶级恨？是标语口号在起作用？是他自己内心痛苦，有问题？我的答案大概是最后一个。在以后多年我常为此而感到苦恼，为此而极其不安。我不信“阶级恨”——因为“阶级”是抽象的概括，必有具体的内容存于其中，一个人的头脑才能把事物加以思维概括。尽管中国语言有其独特之处。恐怕标语口号的作用也不是。实际上，意识形态方面的斗争已经快要耗尽了。当时两派——“新北大公社”与“井冈山兵团”的斗争，主要是为了实际上已不存在的革命领导权和生存权。只有在他们假设的“敌人”身上来发泄他们的怨恨——物质的和心理的。人性中的残酷甚至是年轻人内心的“情结”造成的，这也许不是田美香而是我自己的经验。

8　一次毒打

在展览稀有物质的同一会场上（即今25楼），原是外国留学生的宿舍楼，有个60平方米的会场。那天或许是井冈山兵团召开批斗会。本无我的，我正在38楼应召交代问题以免挨斗的一项有意安排，不知怎的又被叫去参加。当我被带入会场时，系里的挨斗对象多半肉体上已被打得面目全非了，有的躺倒在地，动弹不得。我不知道前因后果，只见前面是黑漆漆的人群，有站着的，有坐着的，群情激昂，不由分说。在这种气氛下，本能地低下头来，无可奈何地任人“摆布”了，连思维能力也丧失殆尽，唯有任人宰割。一阵眼花缭乱，只见一个青年举足猛然踢我一脚，并说：“我这双新皮鞋是专门买来踢你们这帮‘坏蛋’的。”这一脚踢在我的左腿上，其用力之大，已使我站立不稳，似乎立刻就要往后倒下了，竟然还敢“站稳”，那双黑色的崭新皮鞋准确地又在原来的部位上再来一脚，这次果然跌倒在地，混混然只闻一片打倒声，另外就是身旁躺在地上的人的微弱的呻吟声。不久就散会了，人群一个个呼啸而去，剩下来七八个挨打的人躺着起不来身。年轻些的陆续从地上爬起来，企图往外走，一个个勉强站起来走到过道上，还没有到楼梯就站立不住，个个又扶着栏杆席地而坐或半躺了下来，稍事休息想恢复体力。被毒打成这个样子，还是第一次。人们不能理解这是为了什么。人失去了思维。

我们眼前的打手难道是新中国培育出来的？不！人有时比野兽更残酷。

我们这几个人一个个一拐一拐从楼梯上半爬半走下楼时，有的就只能朝着校医院的方向走去。等我慢慢移走回到家里，脱掉鞋子和袜子，只有将裤脚筒卷起来时，才发现自己左腿上一块肉竟被踢了下来，四周皮肉都是青肿的。

这样的斗争看来是一个可悲的诱饵，作为治国之道并非一无所获，我活了那么多年，竟从未知道人间还有如此残酷的行动。只有通过掉了块肉才能取得这样有益的学问，从西方的书本中是得不到的。这并不是说在西方社会是没有残酷的史实或没有比我所尝到的更可悲的刑罚，而是没有亲自尝过，所得之客观知识无主观的感受，是一种间接的知识，还不是真知和新知。只有实践，只有被打才能了解人性——个体的皮肉之痛和精神之悲。正如邓小平这样的革命前辈所说：“文化大革命是一场浩劫”，“毁了两代人”。中国在现代化的新长征中失去了十年！

9　牛棚

在北京大学外文楼与民主楼之间用席子和竹片围了起来，盖了一个牛棚，这里面有平房数十间、楼房一栋，还有供近百人列队的一片场地。凡有问题的人都集中在那里，天天都有人背着铺盖陆续进来。我和法律系的七八位有问题的人进到这里较早，我们和其他系的教师分散住在十几个人一间的大铺上，彼此都不认识——把我们分而治之。每进来一位新人，就要他背毛主席语录，背哪一段由管教人员指定。在这种要求下，好几次把我叫去旁听，要我监听哪里背错了，哪里需要纠正。有几位年老的教师，记忆力衰弱，漏句和错句确实不少。以前我总以为理科的教师比我们文科的问题少些，其实不然。理科教师一样进到这个集中营来，据说个个有严重的历史问题。冯友兰、周培源等人则是由周总理点名保护的对象，暂不在其内。从理科来到集中营的有无线电系的尖子所谓走“白专道路”的王楚，有反对苏联里森科遗传学的汤佩松，有化学系权威傅鹰……

一天我到营外商店去买香烟。当时香烟是定量供应的，每人每次只许买两包，我出入两次买了四包，价格有高的有低的，买了放在裤子后面的口袋里。一位姓刘的管教人员见我进来就问：

“你干什么去啦？”

“我买烟去啦。”

“你买了几包？”

“两包。”

“多少钱一包？”

我往低的价钱回答他。

这位工人一手把我抓住，从我裤袋里掏出四包烟来，有两包是高级的。他认为我的行为不但超出管教监督范围，而且撒谎作假，给他抓住了机会。他拿起带靠手的椅子劈头劈脑猛打了我一阵，一把课椅打成三段。这位工人怒气冲天，他手不软，一直把我打得站不起来为止。在他看来，我的罪行够得上处以极刑。尽管我被打得鼻青脸肿，背痛腰折，但精神并未崩溃，因为我确实欺骗了他，说了假话。不从毛泽东的观点就是从基督教义来说，我也是有罪的。

从法律系派来的管教学生知道后，问我晚间排队时肯不肯当众认错并作检讨，我一口答应了。

当天下班时刻，我向六十多位列队听训的全体成员交代了事实，讲出了自己的过错。散会后，我和一位外文系教员留下，又被印刷厂的一位工人毒打一通，一夜全身酸痛，不能入睡。

10　一种治疗方法

有人做我的工作，说一切处于变化之中，看到矛盾存在于一切现象的始终，才是智慧的起点。“将来有将来的两点，现在有现在的两点，各人有各人的两点。”在这种两重性的观点下什么都可说得通、想得开。人有死有生，也是两点。

我想，既然一切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好吧，那就利用不稳定性，让每一个人都处于警觉状态，就像基督教义所称，凡是有血有肉的人都是有罪的。

毛泽东有“两条腿”和“一分为二”的思想，这些话很有概括力。任何一条腿都是不够的，秘密就在于两条腿运动的关系中。在中国文化中就有“二元”阴阳和金木水火土“五行”等哲学概念（黑暗与光明、男性与女性），它代表着一切事物的不可再分的二元性，也包括毛泽东本人所说的“虎气”与“猴气”的观点。尽管我所受的教育和经历与毛泽东不同，甚至是相反的，他在农村里成长，我在城市里生活；他好斗，我爱“和为贵”；他喜强，我从弱。世界观虽是如此不同，但作为人的双重本性，我很崇拜毛泽东的智慧——为此我尽量收集思索“一切事物的一分为二”的中国人的“关系”和“对称”的文化特点，来医治我这次的创伤，例如，在历史和哲学中有：

精神与物质　　人性与兽性

真理与谬论　　子弹与墨水

说的与做的　　动机与效果

白天与黑夜　　存在与发展

前进与倒退　　静态与动态

高级与低级　　原因与结果

文明与野蛮　　目的与手段

善良与残酷　　成功与失败

宁静与致远　　存在与意识

历史与现状　　唯心与唯物

片面与全面　　东方与西方

绝对与相对　　主观与客观

一般与特殊　　现象与本质

人类与人种　　成功与失败

自然与人为　　好人与坏人

先进与落后　　社会与自然

理论与实践　　宗教与科学

个性与共性　　天使与魔鬼

又例如在政治和法律中有：

人权与主权　　当政与在野

立法与执法　　领导与服从

老子与儿子　　安定与动乱

Chapter 10　第十章　鄱阳湖畔

1968年晚秋林彪发布第一号令，我们奉命去到江西鲤鱼洲劳改农场（后来改称“五七干校”）进行教育革命。

这是在两派武斗不可收拾，按毛泽东部署派工宣队进校支“左”，一碗水“端平”之后，开始转移的新的方向。

1　清理阶级队伍

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到了1968年，已发展到了无法控制的地步。毛泽东只好请解放军介入来收拾这个互相厮杀的无政府状态。

政治哲学家中，除克鲁泡特金、巴古宁和普鲁东以外，无政府主义者是极少数。大家差不多都公认社会上必须有一种强制的权力，以规定正当的行为规则。人类的天性即是如此，苟无这种权力临之于上，势将是各人任意行事，紊乱无常，不能成立有秩序的生活。有了国家然后有安全，而安全则是人类需要可得和平满足的条件。这种政治哲学已由“文化大革命”治下的暴乱所证实，公检法被摧毁，人人自危。332路公共汽车不敢在海淀站停车，以免两派群雄争夺对手，都显然证明了任何社会内国家强制权威——警察、法庭、监狱——之存在如有疑问，必将发生不良的局面，凡经历了“文化大革命”的人没有一个会否认这个道理。我曾说过：“无政府状态是最大的专制。”闻者公认这是一句名言。军宣队和工宣队进校就是以此为根据的。

我在清理阶级队伍阶段，平稳过了关，因为我的历史问题件件是公开的，大小事例都毫无遗漏地曾向党、向群众交代清楚了，剩下来的是思想改造问题。

工宣队进校后，一个工人把我叫去，问我历史上的主要问题是什么？我说我的主要问题是反苏，是30年代我在国外所知所闻的斯大林主义的独裁，残杀布哈林、普列汉诺夫这样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这位工人说：“反苏即反共，你知道吗？”这全由他们来定性。若问我自己，我当然持否定的答案，因为苏共和中共到底不是一回事，不是同一个政党，毛主席与斯大林也不是同一个人。

他听后就把我放了，从此军宣队也好，工宣队也好，再也没追究我的历史问题了。

在革命团体于四院中心专门召开的一次批判我的历史问题的群众大会上，所有宣布出来的“罪行”，无一不是我自己交代的。把人家忠诚老实地在运动中向党交心的材料公开出来，除了威胁其他人之外，对我是一点意义也没有的。

当我站在一张书桌上，颈上挂着“历史反革命”小黑板时，我觉得是荒谬极了。群众也不像以前那样好奇、好看热闹了。我轻声向站在后面的批判者说：“可以早点结束吗？我站不住了！”他听后并没有揭露我，也没有引起到会群众的视听。批判也就没精打采地结束了，这是整个十年中最后一次最文明也是最乏味的大批判。

2　开门办学——一次教育革命

北大和清华响应林副主席的号令去到江西南昌鲤鱼洲劳改农场。那里原是一个湖，湖底泥浆肥沃，有良田数百亩，并经劳改犯修缮，就是浩瀚的鄱阳湖建造渠坝填湖的稻田。

这次南下是大移民，所有机关学校都下放劳动，竟使北京市几乎成了空城。有人带所有家具和老少家人一齐离京，准备下去安家落户了。我当时也有此种顾虑，也问过军宣队，是否把所住居室的钥匙交还给学校。为首的军代表不乏人情味，对我说：“你留着吧！”这时方备已应外贸学院之命去到东北吉林舒兰县“五七干校”劳动锻炼去了。我就把家中所有的东西都交给保姆梁妈看管，跟着全系队伍来到南昌。

到了南昌，我又是一个百分之百的中间派。我觉得我的个人意志体现了我这个阶段的“道”。我感到能够超越规律，跃过组织。无疑，到了我这个年龄，饱受了“文化大革命”的风风雨雨，使我更难统计“真理”到底知多少？在梦中？在外文楼劳改营？在鲤鱼洲？在鄱阳湖边？

“万无一失的上帝”意味着远离人间。

坐在北京到南昌的火车上，我渐渐离开紫禁城越远，接触人间也就越近了，然而，从南昌到鲤鱼洲还要渡江，走一条相当长的航路。到了鲤鱼洲竟是一所犯人已经离去的空旷的农场，除了拦湖造田的大堤和几栋准备储藏粮食的库房外，什么也没有。

第一件劳动活就是几百个男女自己动手盖房。像我这样一个笨手笨脚的人，只能做别人的小工。知识分子中有的是巧手能匠，他们功夫真不少。白日干活——挑土和泥，背砖添瓦。我们每每从靠大堤的船上把几船的砖头传送至岸上，然后每人量力背到工地上。我大约一次能背十二块。吃的面粉大米，甚至萝卜白菜也要从船上运到农场。耕地的水牛是当地的。

我被派到牛棚去喂牛。我们一共三个人，养六条水牛。当时用的是军队组织形式。我们与国际政治、经济等文科系合编成为一个连队。连队过着军时共产主义式的生活，除每月发生活费16块外，一切都是集体供给。吃集体做的饭，住集体盖的房，走集体修的路……说是“五七干校”，却没有招牌，只有本是鄱阳湖底的肥沃土壤。一下雨就成了半脚深的泥潭，穿的胶鞋就陷进泥坑里，只好提着沾满了泥的胶鞋，光脚行走。当肩上背着一口袋白面在大堤上或田间土坝上爬行时，常有“天路历程”的感觉。当三个人推不动陷入泥坑中的运输砖头的手推车时，特别是在倾盆大雨下被极左派人士讥笑时，像我这样坚强不息能吃苦耐劳的人仍有不堪“虐待”如入地狱之苦。因而，童年的幽灵似乎仍在眼前徘徊。把脸上的雨水一抹，挺起腰板照样把一个车轮从泥浆中奋力拉上来，竟成为“对知识分子的无情惩罚”，同时遭到当地管教少年犯的一位农民的“同情”。第二天在明亮的湖畔，他遇见到我时轻声向我说道：“毛主席把你们弄到这里来一定是错误的。”我立刻向他表明，我们是根据林副主席的一号令来的。整个部署不论是哪个主席作出的——都是荒谬可笑的，它给一个文明大国带来了令人悲痛的耻辱。这是我在到了江西鲤鱼洲以后，第一个联想到“文化大革命”狂热所造成的混乱状态给我的印象。这样一想，就给革命派脖子上勒了一根绳索。如果我把这种一刹那的思想果真暴露出来，就会将全队“战士”惊得目瞪口呆。

军代表把事情办得干脆利落。我们只能听到一些牢骚，却未闻哭声和怨声。这说明那种令人迷惑不解而又抽象的“无产阶级专政”理论得到了贯彻，但是实在的结果不仅仅是“专”了知识分子的“政”，而是造成工业生产下降，怨恨四伏、杀人放火、事端严重，这都是“文化大革命”造成的恶果。江青等人待在哪里，哪里的情况就更糟。

3　牛倌副手

到了1969年春，好像没有我的问题了。有的仍在挨批、挨斗，我连晚上的小组会也可以不参加了。我被派去养牛，每天早晨天亮就要拿着镰刀去割草，所以当寝室里熙熙攘攘批这批那时，我有权利先睡了，不禁感到这是一个自由自在的时刻。我躺在那浩瀚的湖边，使那位同情我们师生的农民和那里静静地啃着满地青草的几头肥大水牛成了我的忠实听众。

清早起身，背着箩筐和镰刀在清凉的鄱阳湖边，在大堤的树下、乱石中寻觅鲜嫩的青草。我特别注视着在石缝里抽芽发黄的小草，它铿锵有力地向上长。每天我都见到它长了上来，它渴望阳光，渴望露水，渴望根下的那一丁点儿的土壤。看到了生命自身的力量，我对“教育革命”——把我们这批师生弄到劳改农场来种稻、喂牛，有了微妙的感想，我困惑不解。到底是毛泽东错了？还是我们错了？我躺在草地上沉思着毛泽东的“教育革命”想要解决的问题。

问题的焦点是：“红”与“专”，即政治与读书的关系，也就是蔡元培、梅贻琦等教育家早就提出过的问题。

毛泽东说，书读得越多，人变得越笨。张春桥的名句是知识越多越反动。所有这些是与我早已接受的思想恰好相反的啰！

毛泽东告诉学生上课时可以睡觉，考试中可以作弊。他把毛岸英送到农村去挑粪，所有这些和我的经历是完全不同的。

当他回顾自己20年代走遍湖南全省去寻找造成人间苦难悲剧的根源、谈到他自己那篇文章《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时，他说得好，即使已经开办了十万所政法学校，他们能像农民协会那样，在很短的时间里就让男女老少，直到最僻远的农村地区的人们，受到同样的政治教育吗？毛泽东说，我认为他们办不到。

这些刺耳的、扣人心弦的话在我耳边响起。凡是不放过孔子的诗书济世观念的人，恕难不信毛泽东的教育思想，它不是更符合中国的实际吗？我们教了几年的书，其所起的影响和所造就的人才，岂能与毛泽东的同日而语？岂不是恰恰相反吗？

湖上的凉风吹在我脸上时，我感到困惑，感到恍惚，终于陷入了梦境而不能自拔了。

但是我毕竟看到了，“教育革命”对70年代的一般学生来说，是毫无意义的空洞词句。毛泽东们年轻时，找到的是与革命有关的知识，而我们却没有。毛泽东在贬低教授时，对教授也怀有敬佩心理，例如，杨开慧的父亲杨昌济是北京大学的一位教授。甚至当他把作家写的史话、轶事贬低为垃圾、废话时，只要见到这些文章，他就想读一读。他甚至说，毒草也可以当肥料，资产阶级教授如梁先生也可以被请来当“反面教授”，或在文章中把我们这帮人当作“反动学术权威”揪出来，不是对中国的兴衰荣辱起过一定的作用吗？尽管是消极作用，但总比没有作用，一事无成、两手空空，“交白卷”强一些吧！

事实不是已经证明，一场小规模的文化革命一经发动起来，便一发而不可收拾。在文化教育领域，是容易混淆是非、颠倒黑白的。就像在极左风暴中被赶下台的教育家蒋南翔，曾向毛泽东简略地说“大学生学中学课本，他们的水平和中学生一样”。年迈的毛泽东听了叹一口气，小声地说，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是会要亡党亡国的。当他说这话时已经晚了。

我在这里需要记录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在鲤鱼洲所进行的那样的“教育革命”没有像当年绝望的农民搜寻一些词句，把摧残自己的罪恶归纳起来那样，可以“不翼而飞”。在鲤鱼洲的“教育革命”是由一个8341部队的军代表所领导，由他指挥所有在场的教师，发出口令说，赞成“教育革命”的站到左边来，反对的站到右边去。站过来做什么呢？他说，集体写革命教科书。事实是一个字也没有写出来。在鲤鱼洲盖了多少房屋，修了多少马路，流了多少汗水，磋跎了多少岁月，耗费了多少钱财，谁算过没有？

是的，有关教育方面的革命派文章，尤其是“梁效”（音“两校”，即北大清华两校）文章源源不断地出现了，其中流行这样一句典型的话：你企图把工农兵像排大便一样地撵出大学校园吗？这岂不是“混淆是非、颠倒黑白”吗？被撵出大学校园的是工农兵吗？被撵出大学校园而来到江西的还不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吗？

人们那时急于求成，犯了“分裂症”，一开口没有一个不说：“文化大革命好”、“教育革命好”，来一回革“一闪念的私心”的命。

有一天连队队长把我叫去，问我，你为什么对“教育革命”表示这么样的消极态度？

“教育革命”在哪里啊？我见到的只有青青的草，长膘的牛，别的我都没有见到，叫我如何积极啊！

“教育革命”不就是割草养牛吗？

有一天当我割完了草，挑着120斤的一担鲜嫩的青草，半路上遇到一位革命派，一见我，四周无人，就叫我放下担子，摇着脑袋，摆起架子问道：“好家伙，今天遇到你啦！我偏偏要问个明白，你的这担草值多少钱啊？”

“青草没有价，阿拉勿晓得。”我谦虚地而且谨慎地答道。

“260元一月，小子，你记着。”他是拿我过去的工资来指这担草的价值的！那么说，就太贵了！这意味着工农兵雇用了一个每月工资260元的人来割草喂牛实在是太不合算了。

“有理有理”，我心里想。那时我只拿16元一个月的生活费，全部工资冻结起来（后来都退还给我了）。但是浪费了时间、磋跎了光阴！遭损失的是那两代人，我和像我这样的人没有什么损失，只有受益，受到深刻的实践教育的益处。

4　泅水牵牛

在鲤鱼洲，我锻炼了体魄，学会了割草，驾驭了庞大的耕牛，这不是件易事。有一次，一头水牛在我躺着看书的时候，走下湖面。当我发现时，这头水牛已离得很远，似乎越游越远，没有“回头是岸”的意思。我着急了，不由分说，脱掉鞋袜，放下手表，游将过去。

附近正在劳动的同事匆匆跑去告诉我的妻子（方备），那时她也在鲤鱼洲菜地里干活：“×××投水自杀了，快去啊！”几位热心好奇的人都跟着方备来到湖边看热闹救人。只有方备知道我会游泳。

“不是去牵牛吗？他游得多快啊！”

大家才放心下来。

我牵着牛鼻子上拴住的绳子，把它引到岸上，大家都拍手表示欢迎。当我湿淋淋一身拉着一头全身发亮长膘的大水牛一路从群众中走过时，我感到自豪，特别是我还穿着裤子和衬衫让那鄱阳湖的清水从裤脚筒里往下直淌的时候，方备笑着和见到这场狂欢节目的同伴们解释道：“他怎么会自杀呀！他活得多自在呀！你们多么照顾他呀！他从没这样悠闲地休息过。奇怪！多少年没有游泳了，竟然还能游！”众人都笑了！

5　爱牛如神

那时，兴“狠斗私心一闪念”。晚间在大仓库通铺上听先进者“斗私批修”，很是热闹。有人在检讨“想家”，有人在批“孩子病了怎么办”，有人在骂自己“不甘心干体力劳动”，有人为了“议论被江青打成反革命而怀恨”……所有这些人的思维统称之“私”，是“万恶之源”。这种形而上学像瘟疫一般传染给躺在仓库里的人（一所所仓库是准备收藏粮食的，公共宿舍正在修建）。

我们养牛的不但没有私心，而且真可谓是“爱牛如神”，真正奉行了毛主席的“毫不利己，专门利人”的指示。让我说件典型的故事给大家听。

喂牛的草有两种，夏天喂的是青草，冬天是干草。干草是堆成小丘的稻草，高度在三米以上。养牛的头头要求我们用草须从底下拔起。压得很紧的干草因为由上而下的压力，竟连一根也难拔出，不考虑肉体疼痛，只求保全干草，使上面的保持“一滴不湿”的水平。这样连续几个下午，以致手指出血。这还不是“毫不利己，专门利人”吗？如是想和如是说，也被视为“也是一种私心”在作怪，如果不说呢？不检讨呢？这种永远“斗不完”的“私”心是一个“怪圈”，是“没完没了的”愚昧，这与跳“忠”字舞，唱“样板戏”、“早请示”、“晚汇报”、“超人性”的指示却被公认是“改造思想”、“灵魂深处闹革命”的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

6　失败的实验

这次江西的实验不论从哪个角度看，都是失败的。学校花了许多钱，大家出了许多力，在鲤鱼洲我们既没有与工农在一起，也没有出什么成果。下田插秧、喷农药、下化肥、盖房修路、种菜养牛，喂猪养鸡，这些单纯的劳动并不是“开门办学”的主要方式。我们自己到城里去购日用品，自己盖房做饭烧菜，过着小农的集体生活。吃了后院自己种的嫩玉米，全组挨了军代表一次革命大批判，说是糟蹋了粮食。

从苏州请来一位老农，他穿着一双白色布鞋，边走边跳——一路是泥浆——一边说：“这种地方，不是人住的。”可是我们从北京搬到这儿，直到发生林彪事件才散场返校。

后来这里所盖的房、所修的路……全毁了。

我和老伴是最后一批离开农场的。杀了留下的猪，吃一块肉，啃一块骨头，掉一颗牙。由于缺营养，所有的牙都掉了，我还得了“粒性肺结核病”。大概是由于缺营养的缘故，潜伏的肺结核活动了。我记得初到时，我们一起都在露天各端着一个饭盒，蹲在石头上，尤其是集体厨房供应大桶稀粥时，直感吃这种伙食是“最大的享受”，吃的是从南昌运来的、腌过的萝卜。我给家里写信说：“这是从未尝过的美味。”正像俗话所说的，食物中最美味的是“饥”（鸡）。

Chapter 11　第十一章　“被打入冷宫”莫等闲

1971年，我们是在出了林彪问题之后，从鲤鱼洲回到北京的。对外都说是被召回校翻译《六次危机》，以备毛泽东和周恩来于1972年2月接见美国总统、了解情况之用。我们一到就一心投入这项工作，顾不及劳动、生产等别的事了。从此我们几位老年教师就集中起来专搞翻译，并为此在我们系里成立了一个“编译室”，由一位党员任主任，由五个老知识分子组成。直到1980年我才重上教室，给第一届经考试入学的77年级大学生开“比较宪法”课。从1971年至1981年总计十年时间，由于我们没有条件给工农兵学员上课，按人们的说法就叫作“被打入冷宫”，可并不闲。一点不错，如果课堂是“热宫”，我们的“编译室”便是“冷宫”了。我觉得这十年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极好的锻炼时期，翻译是治学者的基本功之一。

“被打入冷宫”，按我自己的经验，的确是件好事。

1　通往太平洋彼岸的第一步

美国总统尼克松要到中国来了，这个使世界震惊的消息给我们提供了一次效劳的机会。尼克松是美国头号反共人物，在中国许多人不知道尼克松的政治生涯，连毛泽东和周恩来，尤其是毛泽东也不甚了解。他的唯一著作《六次危机》就最能表明这位总统的思想、出身、经历以及他当选总统的过程，包括他的言行、意志和野心。翻译《六次危机》的任务，也就落在我们几个老知识分子的头上了。为毛主席和周总理工作是一件光荣的事，当然，在毛泽东眼里，苏联和美国都是“坏蛋”，但是，俄国人更具有欺骗性。毛泽东评论说过，美国人是坏蛋，但他们是诚实的坏蛋，俄国人则是骗子。

后来毛泽东甚至开始宣称美国是个好东西。1958年11月他激励一群领导干部：要用两条腿走路，一条是苏联的革命热情，一条是美国的实干精神。几个月后，他发现了美国历史上大跃进的前例。①他推理道：在一百多年内就跃居世界第一，这当然是个大跃进。

1972年2月尼克松来华时，中国和美国还没有外交关系，中国老百姓二十年来所接受的全是反美教育。在50年代，尼克松利用中国问题这根大棒击败了民主党，而在此之前很长一段时间，华盛顿的举动则是毛泽东在同蒋介石斗争并击败他时所必须经常考虑的一个可变因素。

毛泽东和尼克松！美国人认为对1971年以前的观众来说，这个二重唱可是闻所未闻。多少年来，尼克松一直是美国反对共产党中国的头号人物。而现在毛泽东竟以一种祖父式的骄傲、殷勤和恩赐态度来招待这位战争贩子和他的妻子用茶。

世界完全有理由刮目相看。尽管如此，双方在道德观念上自然仍有差距。确实，在政治上搞权力平衡不仅是毛泽东的拿手好戏，也是尼克松的明显动机（尤其是考虑到其国内政治）。确实，两个人都警惕着苏联。苏联在世界事务中所扮演的角色已今非昔比了，这使毛泽东深深感到忧虑。除了尼克松之外，在与苏联人抗衡中还有谁是最好的伙伴呢？

毛泽东喜欢与右翼打交道。他喜欢一个来自资本主义国家的人的行为举动要像一个资本家，这样才能证实他的世界观，但美国民主党人则想抢前一步访华，而尼克松也担心民主党领导人可能迈出这有历史意义的第一步。

还有毛泽东需要结成统一战线反对苏联。美国尼克松、英国希思、西德施特劳斯，看来要比自由民主党人以及欧洲的工党领袖更为反苏。

从长远的观点来看，毛泽东对美国的看法是正确的。1958年，特里尔在谈到杜勒斯时说，英国人狡猾多诈，美国人比较性急。他认为美国人与欧洲人不同，没有长期扮演帝王角色的耐心。

毛泽东对尼克松在中美政策方面的突破非常赞赏。因此他不懂美国人在水门事件中反对尼克松的观点。他认为水门事件过分夸大其词了，他无法理解这么一点小小的差错搞得满城风雨，竟会将尼克松拉下马来。为了中国的利益，他也不愿意看到美国人把家丑抖搂出来的结局。

然而，毛泽东的战略——表现在其民族主义和长远看法方面——依然如故。他不想让苏美两国相互对抗，也不想让他们纠合在一起共同反华。他希望苏美两国相持，争取时间将中国变得更强大，能够与任何一方或苏美双方匹敌。

毛泽东分析水门事件惨败的原因是“言论自由太多了”。当你碰巧身边带录音机时，把谈话录下来，又有什么错？他还说他自己在1968年就已经开始这样做了。他认为尼克松垮台是美国的战争贩子搞的鬼。

毛泽东与尼克松的二重唱使世界为之惊诧。

2　翻译《六次危机》

我们都以百倍的努力，夜以继日地把这本书译为中文。给我分配的部分是该书的下册，作为尼克松第六次也是最后一次危机的1960年的竞选纪实。厚厚的一本，它详细描述了他自幼的梦想到第一次总统竞选失利的全部经过。

尼克松1913年出生在加州一个小镇，父亲只读过六年书，母亲是个虔诚的基督教徒，笃信她的儿子将会当选美国总统。他父亲脾气暴躁；尼克松受他母亲的影响，秉性不愿与别人发生纠纷。

尼克松在家乡受中学教育，毕业后入杜克法学院学习。1937年，他以全班第三名的成绩毕业。

1946年，尼克松当选众议员，1948年再次当选，1950年进入参议院，积极反共。

1952年，艾森豪威尔获得共和党提名，成为美国总统候选人。他的支持者希望有一位能够在两党间穿针引线的人出任副总统候选人。尼克松被大家一致看中。艾森豪威尔为了保持竞选势头，他需要一位愿意全力以赴投入战斗的竞选伙伴，而且要善于战斗。尼克松回忆说：“从某种意义上说，英雄需要尖兵。”

1960年尼克松首次角逐总统竞选，对手是约翰·肯尼迪。最后肯尼迪以微弱优势取胜。当年他与肯尼迪首次使用电视进行竞选辩论，他说他败给肯尼迪的根本原因是自己的形象不如肯尼迪。他非常勤奋，好胜心切。在竞选的一次电视辩论中，却显得憔悴不堪，面带菜色。

1968年，尼克松以微弱优势战胜对手，成为美国总统（1969年1月20日就任第37届总统）。

从议员到副总统，从副总统到总统，直至后来被迫辞职，半个世纪以来（尼克松死于1994年4月），尼克松引起了一次又一次不同寻常的反响。

1974年8月8日水门丑闻公之于世。为免遭弹劾，尼克松引咎辞职。反对尼克松的人一向视之为“不老实的狄克”，竟然在总统办公室安装录音机，记录谈话内容，对涉嫌泄密的人进行谈话录音。他们更加不能容忍的是：就是这个“狄克”，悄悄列出对手的名单，并且毫不犹豫地利用政府的权力打击报复。

在水门丑闻曝光后，也是这位“狄克”协同幕僚，采取种种手段，掩盖事实真相。

一个月后，尼克松的继承者福特宣布，赦免前总统“犯下的，或可能犯下的，或参与策划的”一切罪行。多年之后，尼克松说：“除了辞职之外，接受赦免是我政治生涯中最痛苦的决定。”

对于自己在本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尼克松丝毫不抱幻想，他有自己的人生哲学，那就是向前看。“慢慢地我意识到，水门事件和辞职不过是一个胜败交织、起伏跌宕的生涯过程中的一次大挫折。”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他为什么把余生倾注在著书立说以及世界事务上了。他后来五次访问中国，1994年3月第10次访问了莫斯科。

尼克松最大的功劳之一是结束了中美两个大国20年来老死不相往来、互不信任的对立关系，他还不懈地改善美苏关系，与苏联领导人就军备控制问题进行谈判。他的立场是“不战而胜”，尼克松是个彻头彻尾的反共者，他的《六次危机》一书最能说明这一点。

3　肺结核得到精心治疗

完成了《六次危机》的翻译任务，我就住院治病去了。我在这里首先要感谢通县肺病疗养院五楼特别病房的医师和护士，正是他们给予我（同时进院治疗的尚有我校副校长戈华）以精心的治疗。1972年“文化大革命”尚未结束之际，能得到这样优越的待遇（住的是单间房，伙食是三元一天，洗澡有人护理，用的是进口特效药，仅向五楼特别病房供应……）是很不容易的。更重要的它反映了我在政治上已经有了结论，并已经多层审查，所有问题都已清算完毕了。戈华当然也是如此。他原是河北大学校长，调到北大任副校长不久，在“文革”中他属“井冈山兵团”，所受的打击和侮辱比我重得多。现在他与我一起，从不谈及“文革”中这类事。我们每天早晨一起散步，在不到四百米的院子里走上一圈。他写得一手好字，天天磨墨执笔，致力于书法。他的肺病比我重。在住院养病时我们都没有怨言，只听他说过：“我是个万金油干部，不像你们有专业，是权威。”言下，还是怪自己的地方多，对于群众运动并无一言碎语，这给予我以深刻的印象。我们似乎都愿意默默地把这场摧残心灵的劫难归之于历史。有多少人经过这样或那样的苦难而度过了“文革”，走到今天。我常想，对我来说，实在比任何一个受难者都没有什么可以怨天尤人的了。我读过《一百个人的十年》，个个使我啼笑皆非，“你把毛主席叫来，他也说不清”。所以，我以“是是非非”四个字来形容那场旷世未闻的运动。我不愿把它全部抹黑了，我仍持“杂色的真理”观，天下没有全黑或全白的东西，“文革”也不例外。世界末日没有到来，大家不是又活得蛮好了吗？

4　继续译书

出院时已是五月艳阳天，重新进编译室译书。从1971年到1977年间我们六个人大约译了六七本书，其中有《谁是吉米》（卡特传）、《旧世界新视野》（希思演讲集）、《联合国手册》、《核竞争与和平》、《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等。我们都是我译你校，你译我校，形成一个“集体”，天天坐班，按时作业。外面的事如工农兵上学啦，我们都不闻不问。常听人说，能够活下来就算不错啦！是的。我这十年没白活，最后七年多少也干出点事来。

译书不是很好的锻炼吗？使用你一技之长还不得天独厚？在这些乱七八糟的日子里被打入“冷宫”，所以我不承认这些年是磋跎岁月。

在这些年间，周总理、朱总司令、毛主席这些伟人相继逝世。人无一不生，无一不死，在这点上是亘古不变，又是一律平等的。这里没有什么“新”、“旧”社会的区别！有什么“左”、“中”、“右”的差异！

“四人帮”垮了，“走资派”复辟，都说自己“最正确”、“最马列”。看来，“非此即彼”的哲学没有说服力，因为事实并非如此的简单，事实高于任何人的“最高指示”。

但有人好问：什么是“事实”？

那就让各人自陈其说吧，因为没有一个人是全能全知的，那就彼此交流补充吧！这是我辈之所以主张言论出版自由（当然，自由还应衡之以“自律”和“负责”的精神）和依法治国的根据所在。我们所译所写的东西都说明了这一点。

注　释

①　参见〔美〕罗斯·特里尔：《毛泽东的后半生》，世界知识出版社1992年版，第80页。

Chapter 12　第十二章　重返教室

1980—1981学年正是1977年级学生统考进大学的第四年，即毕业前的最后一年，临到我给他们与1979年级（二年级）学生同时上（该学年的第一学期）外国宪法课。非常凑巧，法律系早于三年前恢复了招生，仅仅因为按规定须在法院实习一年，该1977年级大四学生尚未修选这门课程。那时教学秩序已恢复正常，两个年级学生近百人在第二梯形大教室上课，济济一堂，座无虚席，于是成了我在“文革”后初次“用武之地”。

1　学生素质

经统考入学的大学生大抵都是在“文革”中成长，受过上山下乡的熏陶，并经努力自学才考上大学的。他们于1991年校庆日返校纪念毕业十周年，个个都已成才，成为公检法界的骨干。

在校时，他们年龄偏高，半数以上的人已有了家眷。若无旺盛的求知欲是不会来应试上学的；若无相当学力，是无能力被录取的。他们又有社会经验，对“文革”自然会持程度不同的反感，因此对所选的课程有较高的识别力。第四年他们除上比较宪法课外，还上一门马列主义经典著作课，这两门课在内容上难免有出入，不能不引起听课学生的躁动。

该年级的经典著作是列宁的《国家与革命》。他们听了，居然不能接受，联名上告系主任将这门课取缔了。这反映“文革”后学生的素质与“文革”前截然相反了。政治气候变化之速出乎我意料，我只默默地和学生取同样的看法，以为列宁的国家说已不完全符合发展至今的形势。资本主义国家在改良政策的推动下已形成“福利国家”，而社会主义国家也非如列宁所称是“半国家”，恰恰相反，是比资本主义国家更庞大更集权。暴力革命和打碎资产阶级国家机器，全面否定资产阶级国家，现已非新一代的青年所能接受，连系主任也承认了这一点。

2　课程优势

一门功课能够取胜，不仅要靠课程本身的内容，而且要靠听课同学的接受能力。这批高年级同学已上了三年大学，极少接触西方文化，但自“四人帮”垮台后，他们在自学过程中也已接受了一些从国外的译作，都有充分的接受能力。而且“文革”过去不久，其他课程还没有来得及更新，当年法制也还没有恢复，所以对一门内容较新的课不免感到新鲜。其中有志报考研究生的同学早已选了“经济法”作为专业，听了“比较宪法”转变了志趣，要求改变研究方向。这个动向不但引起系领导的惊诧，而且也引起高教部的关注。毕业时，高教部专门为“比较宪法”设三名研究生留学的名额，结果一个王绍光获得Full Bright奖学金至美国康奈尔大学政治学系深造；另一个陶景洲被派到法国巴黎第一大学攻读公共行政学，先在外语学校学习法语一年；再有刘凤鸣到明城大学学习刑法学。班上这三个同学后来都学有专长，一个取得博士学位后接受耶鲁大学任教，另外两个都成了驻华代表，在国内操律师业。其他有在香港、深圳、珠海、汕头等特区担任高级职务的。他们胜任愉快，与他们选的这门功课或许有一定关系。

1981年我在“比较宪法”课之外又开了一门“比较行政法”课。行政法是实施宪法的基本法，若无行政法予以实施，其中大半条文势必成为具文；而行政法若无宪法作为指导，则是一大堆零乱无序的规章。为此我将这两门课程的教材合并编著，并定名为《比较宪法与行政法》，1982年出访美国前我把稿件送交法律出版社，迄至1985年方出版。

本书部分内容在出版前曾以油印本形式在各地政法院系广为流传，因其材料较新，被同行引用的也较多，这正是我散发讲义以供大家参考的初衷，谈不上有些人所说的“天下文章一大抄”之类的微言。

3　时代风尚

80年代是我从事教学科研生涯中的最佳年代。改革开放需要先进观念，而西方国家——工业革命后资本主义比刚从半封建社会脱胎而出仅几十年历史的社会主义中国，不管主体当局怎样估计，着实先进得多。新中国闭关了三十年，其中复经过十年“文革”的劫难，和西方发达国家拉开了距离，至少落后了一百年。所以80年代的青年向往西方国家的先进文化是势所必然、不可阻挡的了。

胸有成竹

口若悬河

慷慨激昂

循循善诱

龚祥瑞先生在北大讲课

77级学生何山（后在全国人大法工委民法室工作，曾任巡视员，现退休）摄于课堂

我本人从未有过“全盘西化”的想法。我在清华大学就读时自从陈序经先生创导“全盘西化”论以来就持主观上“要不得”和客观上“不可能”的观点。中西文化很不相同，而且中国固有灿烂文化到了20世纪已经落伍了。古学怎么“新鲜”也显得勉强、苍白而无力。而借鉴西方非一蹴即成的事，也需要一个渐进、改造、适应、协调、融合的缓慢过程。严复等学人创业于前，我辈继之于后，仅仅是走向社会现代化、国家民主化、生活法制化的第一步而已。

我在80年代出国多次，旨在追求新知识，弥补自己自1949年以来的空白，我做的只是一丁点儿的介绍工作。我所介绍的观念、体制、技术等对中国现状说来，“超前”的多，现在可操作的少，如“一国两制”的混合、中央地方法人的设立，出版自由法的制定，人代会设司法专员的建议、两类公务员的区分与趋同，“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的提倡……符合时代的潮流，因而为21世纪的年轻人所乐闻，其中有许多人成了我的知己朋友，一派时代风尚在我们中国飘荡。它一度被部分人误认为“自由化”，其实这是不可逆转的时代潮流。当今还没有发明一种办法：只许国外的资金和商品（包括肯塔基家乡鸡和意大利煎饼在内）进口而不许西方观念上岸。人们所以喜欢进麦当劳小吃，就是喜欢这种清新、自然的气氛和彬彬有礼的服务。我的“比较宪法”课在年青一代学生中之所以有影响，我想就是因为它与这种气氛相吻合。而这种吻合也正是我和年青一代人友好相处、分享知识的结果，也是和我自中学时代养成的生活习惯分不开的，我的思想观念恰好与80年代的风尚“一拍即合”了。

我认为，这种超然的兴趣和时代的风尚的结合绝不是偶然的巧合，而是我的职业、专业和出身所决定的，因而是不可改变的。

有人曾就我这个人说：“我们党和国家待他不薄，可他的脑筋还是那样，真改造不了啊！”我想：我会自己改造自己。让别人改造自己，大抵是事倍功半。我不相信一切违反时代风尚的思想改造运动能取得长期有效的成果。思想这个东西只能通过潜移默化，各自得心应手，从心所欲而成，不是可以拿来送人或救人的。

4　学术高潮

到了80年代，我的学术生涯达到了高潮。我每隔一年出国一次或两次，忘我地吸收新知识，以补充我多年来在学术方面的荒芜。回国后每次为研究生开出一门新课：如当代政治学（系列）、比较地方政府、宏观行政学、宪法与宪政这类符合改革开放的课程。直到1987年出访美国康奈尔大学时，我才正式宣布从此不以我的名义招考研究生。因为我的学生留在系里任教的已有带研究生的资格，1988年四月后我仍继续授课。特别是1989年以后的三年，我以饱满的政治热情，严格的工作作风，要求学生从严，“不许迟到早退”，潜心向学，以改进自由散漫的学风。绝大多数同学心领神会，用心听课。有的因从昌平乘公共汽车晚到了一分钟，主动向我解释表示遗憾，有的事先向我请假。课前课后在俄文楼教室前苍翠碧绿的校园里，师生都能毫无保留地吐露内心深处的感慨以及各人不同的观点。在政治高温熄灭之际，我们确实真正默默地进行着自我思想教育，没有丝毫矫揉造作的学究气，言谈都是透明的，所以心情逐渐舒畅，能专心致志于学术了。也有个鲁莽汉在课堂讨论中提出“坐而论道，有什么用？应该有行动！”这位同学来自湖南基层，当过律师，性格外向、思想激进，有着一种压制不住的怨天气氛，到处与人顶撞，似有“别人皆醉，唯我独醒”的气概。这样的青年在每一次动乱中都有，我遇到过多次。我当场声明：“谁有本事谁就去干，我们做学生的是培育自己，有了真才实学才能济世救国。”我是主张学以致用的，并以“坐而论道”、“为民立言”而自满。逢好年代，我也主张“学而优则仕”，比如说，现今二十几岁的青年到了21世纪有了现代化知识——尤其是法学知识——正是奉献的时机。好高骛远，想一举而成英雄或一鸣惊人则是徒劳的。

我在学校正式授课之外，还不时地给校外政法界和政法院系教课。如1981年在江西给省级干部讲“西方法学的新动向”，给江西大学讲“司法独立的理解与适用”；1982年为社科院政治学所与人事部合办的“比较文官制度”班授课；1983年为湖北省襄樊和黄石两市人大常委作“依法办事”的报告；1984年专程到河南省郑州和南阳两地设“行政法知识讲座”，省委书记、省市长都来听课，对以后《行政诉讼法》的颁布（1989年）与实施（1990年）起过一定的宣传作用。以后陆续作了多次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探讨，在大连、吉林、哈尔滨都有我的足迹，引起了不少青年人的共鸣。他们大多都给了我以热情的鼓励，使我增强了对教学事业的忠诚。

80年代也是我出版专著较多的年代。除《比较宪法与行政法》（1985年）外，在人民出版社发行了我的《文官制度》和《英国行政机构与文官制度》（1985年），在群众出版社发行了我校改的《法律的正当程序》和《法律的训诫》（1985年，这两本书均系英国丹宁法官所著，由杨百揆、刘庸安、李克强等译）。在法律出版社发行了《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1989年），等等。集体译作以法律系编译室署名的不在此列。可以说我是改革开放路线的受益者，在此之前像我这样的一个知识分子是没有著书立说的地位的。“文革”时期，所有书店出售的除马恩列斯的经典著作外，全是毛泽东著作和江青的样板戏。此外我也多少参加了一些课外的社会活动。1957年反右后，我加入了民主同盟，曾任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80年发起加入中国政治学会，首任常务理事以及百科全书政治学、法学两卷编委。作为团结争取对象，这都是党组织所给予我的殊荣。1992年我还获得“对高等教育作出特殊贡献”津贴，它激励了我从此将教学告一段落与课堂告别，从而专心致力于科研，带着青年学生到祖国各地去做实地调查研究工作了。

Chaper 13　第十三章　出国讲学

1　国际交流处长

1981年武汉大学的韩德培教授和我以及一名人民大学教授由高教部公派出国，参加在荷兰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法学会。人民大学因无适当人选，其名额就让给了北大，我系派了青年教师罗豪才同志顶替。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学家代表团一行三人，于该年春乘飞机经瑞士苏黎世到荷兰首都阿姆斯特丹。

这次出国可谓是“国家的恩赐”。我这样说是有缘由的。当我拿着精心起草的论文稿到高教部向管国际交流的一位处长交卷审阅时，这位长官斜眼看了我一眼。看完了文稿，放了下来，连声说：“不行，不行。”大概他掌握了内部文件，嫌我讲稿的口气“左”了，使用“社会主义”字样多了，不适用于资本主义国家的讲台。他接着说：“你老先生写的这些东西在国内讲‘行’；在国外，‘不行’。告诉你：我是共产党员！你不知道国际会议，你不懂！”说罢，他傲然换了一张脸孔，对我说——怒气冲冲——“老实告诉你吧，你们（他用的复数）这批人，不给你们出国一次是不会甘心的。”“别以为自己了不起啦，老实告诉你吧，就是那么一回事！”他把讲稿退还给我。我听了，心想：我见过的党员多啦，哪有这么一副粗暴的态度对待一个即将出国的教师的啊！

回校后我修改了讲稿，接受了他的指示，题目换为《新中国的新立法》，删去了“社会主义”四个字。再到部里经他审阅后，这时他又换了一张脸孔，对我缓缓道来：“在国外，遇到台湾学者，可以和他们交往……你不是和台湾国民党有过关系嘛！你可以去台湾做做工作，支票本里的钱就向中国银行去要，钱不用省。不过记住三个条件：一是必须由学术团体邀请；二是必须公开活动；三是必须保证人身安全，能回到大陆。有了这三项条件，就可以去，做点统战工作。”

我对这位长官抱有成见还在1983年我受邀出国讲学等待国际交流处审批时，一天我去到他的办公室要跟一位从伦敦大学经政学院进修完毕回国的工作人员探听消息。时值一个炎热的夏天下午，处长赤着膊，见了我，漫不经心地大吼大叫起来，“你来干嘛！我们正在开会，出去，出去”，把我轰了出来。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过他。当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兹先生要跟我签订一份聘书合同，必须经高教部的同意为条件时，我毅然拒绝了。我说：“我不愿意和官员打交道！”爱德华兹见我这个人“绝”，只好耸耸肩膀；签订合同的事也就这样吹了。从此我和爱德华兹先生的关系也起了变化，在一次福特基金会作东道主的宴会上，作为中美文化交流协会要员的爱德华兹公开表扬这位处长所作的贡献，并以福特基金会的名义给他授奖。我打定了主意决不和这些人绑在一起而“我行我素”。

2　在荷兰

到了阿姆斯特丹，为了省钱，我们三个人住在一个离会场较近的小旅馆内，到中国饭店有时就吃点面条充饥。全夜修改讲稿（将中文改为英文），生活非常艰苦。对我们来说，出国不是滋味。

会议主持人是国际法学会常务秘书长，会址设在海牙。我们由驻荷使馆的司机驱车到总部报到，受到马穆特（Mamould）秘书长的热情接待。他对中国代表团非常亲善，第一天接见时就说了不少的恭维话。后来我们知道，这位秘书长是倾向“台湾”的，不过对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还是尊重的。他请我和韩老上了主席台，请我在开幕式上致辞。那次会议在自由大学举行，有台湾地区代表三名参加。相见之日彼此非常亲热，阔别几十年的同胞之情溢于言表，其中一位甚至热泪盈眶，好像失去的家人重新复得一般。如此交情，本以为去台湾地区访问是没有异议的了。还没有启口，便发生了一件不愉快的外交禁例。有位台湾地区代表在发言中提到他是从台湾地区来的，声称他的护照是“中华民国”外交部签发的。这句附加语触犯了我国外交部的一个惯例，坐在主席台上的韩德培教授奉令要求会议主席让他发表声明，当场宣称：所谓“中华民国”是根本不存在的，早已被扫入了垃圾堆。凡遇到这种自称“中华民国”的场合，我国代表必须予以驳斥，作出立场声明，这是一则外交部通例。从此之后，台湾地区代表就和我们断绝了往来，我的台湾地区之行也变成了泡影。

3　顺访瑞典

1980年瑞典商业银行行长艾克门（Jan Akman）先生偕夫人访华，到过北大，由我接见。我曾向他们表示对“瑞典议会司法专员制度”感兴趣。鉴于我到了荷兰，离瑞典不过一小时的飞行，就专程邀请我顺访瑞典。我要求携罗豪才作为助教同行，这位老板非常慷慨，亲自寄来欢迎电报和到斯德哥尔摩以及回北京的机票，安排了一周访问斯德哥尔摩和“议会司法专员公署”的日程。

到达瑞典首都后，我们被安置在皇家大饭店住宿，饭店上空飘扬起“五星红旗”，表示欢迎中国客人的光临，由此可见，其接待热情之高、款待之优了。

同时，在荷兰自由大学的国际学术会议上，有一位瑞典乌普萨拉大学（Uppsala University）的民法专家伯格斯特罗姆（Svante Bergstrom）教授，他听了我宣读的《新中国的新立法》之后，当场邀请我访问乌普萨拉大学（向法学院师生介绍《中华人民共和国婚姻法》），并与瑞典商业银行挂钩，派专人把我们首先接到乌普萨拉讲学。

我们周游了宁静的校园，会见了在那里攻读学位的中国留学生，并与该校法学院主任艾吉尔（Anders Agell）教授商谈了下学期伯格斯特罗姆和我互访中瑞两国交换讲学的计划。非常不幸，伯格斯特罗姆教授不久患了癌症，卧床不起，两国交流访问的计划便搁浅了，迄今一直没有实现。

从乌普萨拉讲学回到首都，我们先在斯德哥尔摩大学法学院作了一次中国恢复法制的学术报告，并在那次报告会上认识了一位瑞典籍的华人谢宏俊先生，后来他两次访问北大，在我系讲学，瑞典驻中国的大使馆公使也到了二教课堂听讲。

艾克门夫妇热忱地招待了我们。我在他们的商业银行作了《中外合资企业法》的介绍报告，我国驻瑞典大使馆派了官员列席了报告会，我们一起回答了与会者关于新中国的提问。会场气氛热烈，到会的人无不对新中国的前景表示高度的崇敬。艾克门夫妇除了在高级餐厅款待我们之外，还在他们的住宅里设家宴招待了中国客人。

最使我们感到有幸的是，学习了发端于瑞典的议会司法专员制度。我们到了专员公署，会见了五位专员，他们分别给我们作了详细介绍。司法专员公署相当于我国的监察部，但它不属于政府，而由议会选举产生；监督所有行政机关、司法机关（包括监狱、教养所在内）、军事机关以及公私营企业的不法行为和官僚主义作风；进行视察，任何人都可以向它提起控诉，它则向有关机关提出建议予以救济，并将控诉案向议会作出“年度报告”。这个制度广为流传，到现在已不限于北欧斯堪的纳维亚国家，西欧、北美以及东亚的日本国都仿效建立，并在加拿大埃德蒙顿（Edmonton Alberta）成立了“国际司法专员协会”。瑞典首席专员（同时也是国际协会会长）鲁特维克（Ludgvik）介绍我成为该协会的特邀成员。每年会费都是由移民至加拿大的、我在西南联大时的一个学生为我交付的，至今不断。我从协会收到各国专员的情报和研究论文，这些资料在国内是我这一家所独有的。我曾著文为之介绍，我想，到了21世纪，我国或有条件利用这些资料进一步完善我国的监察制度。

在瑞典，我们目睹了红色的大太阳像一盏大灯笼在地平线上横行，不像我们见到的太阳是从东方升起、西方落下，以致使空气中笼罩着粉红色的光芒，使我忆起北欧文学作品中的绮丽景观：出现在吾人眼前的犹如一个神仙世界，亲见一个老人手持拐杖在这苍茫的暮色中随着太阳慢步行走的画面，引起我儿时梦境的重现。

4　多次访英

我在80年代五次访英，都是由英国文化协会（British Council）提供经费的。我把这些为数不多的经费省下买了一些新书回来，是如饥似渴的想更新知识的缘故，也许应了张春桥之流的预言：“书读得越多越反动”，我饿了肚皮买书虽多，但读得确实不多，因此还不像那些勤于读书的人那么“反动”。我在伦敦大学附设的亚非学院、伦敦经济政治学院，以及牛津华富尔生学院、里兹大学、杜拉姆大学所作的演说都是关于我国政治体制（宪法）问题的理论与实际，这类报告对英国听众是特别受欢迎的，而各院校也极隆重地安排了讲座，正式邀请了听众，设茶招待了来宾，可谓备受尊敬。我在那里，作过机构改革、法治建设、行政诉讼法的制定与试点等专题报告。

我在亚非学院结识了多位新出道的英国学者，如美籍华人陈恒照博士、菲列普·贝克尔（Philip Baker）博士、吉尔·白兰特（Jill Barrett）女士以及香港的黄安琪儿夫人，后来他们都到过北京，多次给我系师生介绍过英国的法学知识。

我在里兹大学结识了政治系主任麦克唐纳先生，他的妻子是华人，因此对中国问题怀有特殊的兴趣，在公私场合中提出许多我们共同感兴趣的问题，如民主党派问题、发展中国家的计划经济问题、政治体制问题、地方行政问题，尤其是中西方文化冲突问题。里兹之行，由一个马来西亚的华裔学生陪同，一路顺利，并由麦克唐纳驱车访问了约克（York）城。那是一个古城——17世纪的旅店、卵石铺的街道、古色古香的路灯、留着长发的嬉皮士……引起我们的好奇以及怀旧的幽情。

在剑桥大学，我结识了当代英国行政法权威威廉韦德爵士，后来他应中国法学会的邀请来京讲学。1985年4月他率领由资深教授普拉斯（Prof.Don.Price）、琼斯（Prof.C.W.Jones）、乔怀尔（Prof.J.Jowell）、普罗顿（W.J.D.Plowden，英国皇家行政管理学院长）、赞德尔（Prof.M.Zander）等组成的访华英国法学家代表团，分别在北大、法大、人大和中国法学会作了访问演说。

1984年，我在牛津圣·安东尼学院进修，是由华尔富生学院与亚洲学术中心联合邀请的。这次进修对我以后在北大开设新课程起着先导作用。有幸的是英国高级文官学院请我去参观，对我的文官制度的研究大有裨益。这所学院的创设是英国工党政府“富尔顿委员会”（Fulton Committee）改革方案之一。学院设在一个皇家的大庄园里。每个学员住一个单人间，修的课程都是战后必需的新知识，如凯恩斯经济理论、社会福利政策，都是常任文官的必修课。富尔顿代表工党政府，力图打破英国制度的陈规，一反过去牛津大学的通才教育而提倡学以致用的专业知识。该学院对我作为文官制度专业的学者极为重视。他们作为晚辈，对一个曾在LSE受业于拉斯基、詹宁斯、罗布森等名师门下的老学者以专家的身份加以隆重的接待，非常自然，因为英国人十分重视传统。

5　我结识了丹宁勋爵

我在英国最大的收获是经皇家律师柯尔曼（Colman QC）的介绍结识了当代最有成就的法官之一丹宁勋爵。我是在应巴特沃思（Butterworths）出版社的邀请和丹宁法官相见的。我们在书店大门前初次晤面，这时他已退休，他和夫人是专程从家乡乘出租车到伦敦与我和夫人会面的。他对其《法律的正当程序》一书的中译本出版极感兴趣。我告诉他中国有几十万读者爱读他的书，他激动得眼眶里充满了泪光。

当他从出租车走下来与我握手时，马路上的行人把他认了出来；他赞许说；这并不奇怪，因为他经常在BBC电视广播台回答法律问题，所以人们都认识他。

丹宁从1923年开始当律师，1944年被任命为英国高等法院法官。从1962年起，他担任了20年英国民事上诉法院院长的职务，1982年9月以82岁（例外的例外）的高龄光荣退休。

丹宁是一位法官，也是一位学者。他是英国唯一身兼伦敦四大律师学院中三个学院的荣誉院士、十几所大学的荣誉法学博士，从1929年开始，他撰写了十几本法学专著。被译为中文的，除《法律的正当程序》外，有《法律的训诫》、《法律的未来》、《法律的界碑》。

丹宁更是一位法律改革家。英国的判例法是法官实施法律的结果，也是法官实施法律的总结，所以判例法又称“法官造的法”（Judge-made-law），为英美两国所有法官所遵守。正是由于这一特点，英国法比较保守，每每跟不上现代社会的发展。为此丹宁指出：法律应该是不断发展的，应随着社会的发展不断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他主张那些由19世纪的法官所确立的法律原则——尽管适应当时的社会状况——都不适合20世纪的社会需要和社会见解，并应用现在社会模型对它进行改革，使之与人们今天的观点和需要相适应。他多次强调：“如果我们不做任何前人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们就会永远待在一个地方，法律将停滞不前，而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将继续前进。”基于这种思想认识，丹宁反对生搬硬套过去的判例，反对从字面上解释法律。他主张法官不仅要依法办事，而且应根据公平正义的原则和案件发生的具体情况灵活地解释法律。他认为公平正义的原则是高于法律条文和过去的判例的。在这方面我直接受丹宁法官的影响，即始终认为法律的本质是维护公平正义的一种秩序、一种制度。我自始至终把这种思想与毛泽东的《反对本本主义》相结合，我的这种研究方法就是受丹宁法学观点影响的显例。

平衡论也来自丹宁。早在1953年，丹宁在他的《变化中的法律》一书中就提出了权利和义务“平衡”的论点。权力和责任保持平衡，既不能滥用权力，也不能滥用公民权利。他认为司法官的职责在于“不仅要使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利益求得平衡，而且也要使个人与国家之间的利益求得平衡”。反对“非此即彼”、主张“亦此亦彼”的思维方式，查其根源即来自丹宁。我多次访英，受丹宁法学思想的影响最大，也是我出访英伦的最大收获之一。

遗憾的是罗伯森（Roberson）博士——30年代时任LSE的讲师——后来成为英国行政裁判所协会的主席，于1983年逝世。我在荷兰时给他去了信，他的回信和论文寄到阿姆斯特丹时我已去了瑞典，不幸从此未能与他会面。LSE的克里夫兰（Cleaveland）也在收到我的信的第二天逝世。我的导师拉斯基和詹宁斯都先他们而早已离开了人间，取而代之成为我的良师益友，在英国的年轻一辈人则有LSE的政治系主任琼斯，伦敦大学法律系主任乔怀尔和皇家行政管理学院院长普罗顿（国会议员普罗顿先生，他放弃了他父亲的伯爵贵族世家的继承权）等。

6　在苏格兰

1984年我偕夫人方备应约翰·莫菲特（John Moffett）双亲的邀请，到了我多年向往的英国古典文学作家狄更斯和史考脱的家乡——苏格兰高地。约翰·莫菲特是北大中文系的一个留学生，是我在英国大使的一次宴会上认识的小朋友，他经常到我家来学习汉语，我则偶尔请他替我翻译几篇文稿。来往多了，就像自己的家人一般。他父母知道我们到了英格兰，就要约翰在伦敦的一个姐姐买好车票，指点旅程，到他们家里一行。

约翰的家在苏格兰北部安得列斯（File Andrews），需在苏格兰首都爱丁堡换车。我们在回程中才瞻仰了这个名城，见到立在太子街的狄更斯塑像，使我们联想起19世纪用水蒸气发动的火车在格拉斯哥的街心穿行，从格拉斯哥到爱丁堡的驿站，高头大马在小客栈前饮水、打架的情景，好像狄更斯心爱的大卫（David Copperfield）就在我们眼前生动地出现了。当然，还有17世纪女作家乔治·艾略特（George Eliot）笔下的织布汉马南（Silas Marner）形象。

爱丁堡火车站还保存着19世纪的气魄，不过已经破旧不堪，而且零乱。一路见到的是远处的山，它并没有我想象得那么高，“风吹草低见牛羊”，原野非常宁静。蔚蓝色的天空非常清新，难怪这块土地产生过那么多有名的作家。到了圣·詹姆斯车站，约翰的父亲莫菲特先生驱车亲自来接我们，到家已是晚间落日的时刻了。约翰的母亲就像贝克尔的母亲一模一样，朴实可亲，早已把晚餐准备就绪。她自己做的菜，她丈夫酿的酒，就像接待家人一样，在一个老式的餐室里用饭。饭后在烧得通红的壁炉客厅里请来了半世纪前在山东齐鲁大学医学院任教的一位老牧师。我们隐约听到他的老式汽车的喇叭声和微弱的叩门声，进来的是个八十多岁的老翁。他向我们讲述了他在山东的经历，几年前他还接了齐鲁时期一位中国同事的女儿来苏格兰留学，以报答她父亲襄助他办学之恩。他对新中国的新貌很感兴趣，当晚约我一定要在星期日晚上给当地教堂的信徒们谈些中国的变迁，我欣然答应了。

第二天，约翰的父亲陪同我们看了安得列斯所在的圣·詹姆斯城的街景。海岸旁倒塌了的宫殿遗址，行人稀少的广阔街道，在身旁掠面而过的四轮马车，嗒嗒作响的马蹄声，就像古典小说里的故事，引发我们思古之幽情。莫菲特先生是地方郡议会成员，对当地政府不满，跟我唠叨了不少评语。当天我去到圣·詹姆斯大学参观访问，了解到苏格兰人对伦敦政府总投反对票，主要是因为北海的石油收益多半给中央拿去了，苏格兰人认为这笔财富应归当地政府。

第三天晚上，我应邀到教堂和留下来的教徒漫谈了半个小时，由山东来的老汉作了详尽的补充。人们对中国感兴趣多出于好奇，好比听“天方夜谭”一般，传教士的经历似乎更使他和他的听众兴高采烈，我只不过陪他说几句罢了。有趣的是，那天莫菲特夫妇带我们到郊外旅行。我们在一个小旅店里用餐，在海边听涛涛的浪声，在一望无际的草地上看成群的绵羊默默地交头接耳，显得十分自得和自豪。

7　在法国

1984年春，我们应巴黎第一大学法律及公共行政系主任蒂姆西（Timsit）教授的邀请，来到了法国。我是第三次旅法了，对方备来说可是件十分新鲜的事。这次到法国讲学是由北大毕业的留学生陶景洲安排的，而蒂姆西教授曾一度到过设在北大的“比较文官制度班”讲过课。他的法律及公共行政系有一个中国法研究小组，其成员懂中文，自告奋勇，要我用汉语讲，让他们的人作翻译。我顺应他们的要求，省了我辛苦做准备的时间，随便给到会的听众讲了一通中国地方政府。

这次旅法主要是参观，不是讲学。蒂姆西教授陪同我们游览了巴黎的名胜。凡是有名的地方如卢浮宫、巴黎圣母院、凯旋门、赛因河、卢森堡公园、乔治第五大街、协和广场、毕加索艺术馆，都走遍了。

有一次我偶然闯进一个法国人聚会的会议厅，坐在一个空位上听人发言，坐在我身边的一位法国人见我是一个中国人，骤然请我们夫妇到他家里去看看。所有的家具和陈设充满着中国文化的色彩，恍如到了自己的祖国。这位法国学者竟这样信任我，以致为我介绍他在牛津的一位汉学者朋友，他对我国王船山先生的哲学思想颇有研究。经这位萍水相逢的法国人的介绍，我们竟成了他一家人的朋友。当他们全家外出旅行时，竟把整幢房屋交给了我们看管，这件事大大地出乎我们的意料，也是我在牛津进修期间一件鲜为人知的逸事。

龚祥瑞先生与夫人方备在巴黎

8　在美国

1983年，经哥伦比亚大学爱德华兹先生的安排以及亚洲基金会的赞助，我有幸参加了美国政治学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29届年会。我早有志于政治学的追求，我原是清华大学政治学系第七届毕业生。所以，当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法学家访问北大时，我就向坐在我身旁的行政法专家盖尔洪（W.Gellhorn）教授索取当代政治学新书名单的要求。他非常认真，给我来信，说美国政治学界并无统一教材，而且学派众多，各陈其说，因而他只好委托哥大图书馆主任盖茨教授回答我的要求。果然，不久盖茨给我寄来了十几本有关政治学的著作，满足了我阔别三十多年的旧业。

美国政治学会在芝加哥召开的第29届年会，旨在让成员互通观点，因此，所有活动都是在小组里进行的，大会只有开幕式和闭幕式两次。我见到主席团上有一辈人如伊斯顿（D.Easton），晚一辈的有洛伊（T.Lowi），其他几位我连姓名都不知道，我已成为这门学科的门外汉了。于是我就参加以洛伊教授为首的“新政治学”小组和“行政学”小组的讨论。这位康奈尔大学的名教授享誉全国，说话铿锵有力，生气勃勃。经介绍，和他在这次年会上有了初次接触，引起我想和他深入交往的欲望，这就是日后我伴他讲学的由来。

会后，我到了康奈尔大学，在那里的“中日研究中心”作了一次学术讲话，当时我的思想已相当开明，在回答学生提问时，我信口开河地告诉他们：中国若不经过改革，便没有前途。这个看法引起当时崇尚自由学风的康大校报的重视，把我的那次讲话全文刊登出来了。这样也就引起洛伊的注目，萌生了来华访问的心愿。我和洛伊的关系也就这样心照不宣地开始了。

后来哥伦比亚大学法学院邀请我去访问，我偕夫人同行，在纽约呆了两个月。那时哥大中国法学中心主任爱德华兹先生所约请访问的对象多为“文革”时期的“左派”（包括红卫兵在内）人士，旨在改变他们对美国形象的看法，我为此坦诚地向他提了建设性意见，自然得不到他的理解，从此关系就疏远了。人各有志，由于我和哥伦比亚大学美国教授在年龄上的差距以及所受的教育和经历、学识均相距甚远，所以世界观和为人及求学的态度也不尽相同，关于美国对中国的看法也就不能进一步提出我的想法，只是互相保持表面化的关系而已。总之，我和美国大学的关系总存在着某种不适应性，同我与英国大学的关系有显著的区别，为此我常常感到遗憾。这种“情结”，只有在与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何杰森先生相知和交往之后才逐渐被消解。

龚祥瑞先生与夫人方备在纽约

我最后一次访美，是在1987年参加纪念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年，在威斯康星州雷辛市的“福特（一家化妆品公司大老板）会议厅”进行的。这次会议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邀请世界各国外籍学者对美国宪法谈各自的观感。我有机会留在美国，期待去到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院作出1988年上半年的研究和教学安排，就是靠洛伊教授和该校政治学系主任维维安娜·苏教授（Prof. Vivienne Shue，她是王绍光同学的导师）的推荐。

最后一次访美，我们到了华盛顿首府。我应美利坚大学法学院卢比克先生（B.Lubic）的邀请在那里做了一次演讲，从而使卢比克先生有了在北大倡办美国大学生“暑期法律学习班”的想法以及与系主任张国华联系后和我在他家里作出详细课程计划的安排。后来卢比克先生告诉我：由于种种使他意想不到的原因，他和我在华盛顿所草拟的计划未能实现，从而我也没有能够参加这项暑期学习班的活动。

总之，我在美国的学术活动不如在英国的那样顺理成章和胜任愉快。英美两国虽是同一民族，讲同一语言，但两者的区别在我访问两国的关系中也显著地表现出来了。这只能说明我的落后性，因为我承认无论在哪方面，在英国文化基础上兴起的美利坚合众国远比联合王国先进。我常因留学英国之后没有去美而去留法，当作我一生追求先进学术活动中一次最大的失误。

Chapter 14　第十四章　访英的法学家代表团

英联邦部招待我们在卡尔顿花园饭店进餐，下午与律师协会瓦尔思（A.Walsh）先生座谈，晚上前中国大使馆一等秘书陈尧圣先生招待了我们代表团全体成员。后来陈尧圣以台湾“资政员”身份访问大陆，统战部尽情回敬了他。

7月25日（星期五），我们去到剑桥，访问“冈维尔与凯斯学院”（Gonville Caius College）由院长威廉韦德爵士接待，接受他的欢迎，游览了剑桥，参观了伊里大教堂（Aly Cathedral）。

7月26、27日（星期六、星期日），休息、自由活动。我本人得以认识从台湾地区来的在亚非学院攻读博士学位的华人李玉章，他对大陆法律、法制、法院极感兴趣，主动向我提出访问北京的要求。后来他到了北京，受到人大常委会民事立法组的欢迎接待。

7月28日（星期一），代表团访问了几个皇家法庭、律师协会、律师事务所等机构。我们在商务法庭听取了一个案件，有艘被判“失踪”的荷兰国船只终于“回来”了，使英国法庭出现了稀有的一件错判。该庭平格汉姆法官先生向我们解释了商务庭的任务与职能以及英国仲裁制度机制。我们对该庭的业务进行了一次生动有趣的讨论。

英国律师分两类：一类叫作Solicitor，另一类叫作Barrister。前者是替当事人办案的法务律师，并且是法庭与辩护律师的中间人；后者是出庭辩护律师。他们有各自的协会，由Solicitors组成的行会叫作Law Association。法务律协会主席博汉姆（Norman Bonham）先生和该协会倡办的法律书院的主任菲利斯（Mary Philips）夫人、该会教育与训练部秘书利埃尔思顿（Timonthy Illston）先生跟我们就英国律师制度作了问答式的讨论，并在协会大厦共进午餐，东道主为协会会长威克尔逊（John Wickerson）先生。在辩护律师协会，则与皇家律师格里夫思（John Griffiths）先生、法务律师协会国际关系委员会主席扬格（John Young）先生以及辩护律师协会主席兼皇家律师范汉（David Vanghan）先生等人进行了问答式的讨论。下午我们一行在Simmons & Simmons法律事务所与该所律师斯拉特尔（Slanghter）、梅（May）等进行座谈。晚间宴会是在中院大厦举行的，东道主是英格兰、威尔斯辩护律师协会主席阿拉克桑特尔（Robert Alexander）先生。

龚祥瑞先生（左一）与访英法学家代表团（左二盛愉，左四王仲芳，右三高铭暄，右二张国华）

7月29日（星期二），我们访问少年犯法庭，见到父母或老祖母带着他们犯罪的孩子进法庭受审，给了我们一种非常严肃和平静的印象。审判官不是法官而是地方官员，审问时不作记录，不准他人入场（对我们外国来访者是一次例外），大抵以教育为主来结束案件，也有判进教养所学习的。我们在地方官法庭（相当于我们人民法庭的综合治理）进行探索，为时在两小时以上。

7月31日（星期四），9点4分我们乘民航离开伦敦“华的维克”机场回国。至此这次回访活动就结束了。

《中国法制报》为此访问了我。该报以“访英归来话法制”为题作了如下报导：

访英归来话法制

——再访龚祥瑞先生

我国政治学家、法学家、北大法律系教授龚祥瑞先生，是记者的老朋友了。去年8月，记者曾以《政治学家的改革观》为题报道过龚老对改革的高见。今年7月份在本报召开的一次座谈会上，他答应给我们写一篇文章，后因忙未动笔，就随中国法学家代表团访英去了；回国后来不及喘息，又要北上哈尔滨参加一个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学术讨论会。记者只好在他上火车前的一个星期天去龚府拜访他。

本来，我们是想请龚老就目前舆论界热门话题政治体制改革谈谈看法，老先生大概还沉浸在出访的快乐里，很自然从这次访英见闻说了起来。

龚老说，中国法学家代表团参观了英国司法部门，考察了英国法律制度。他对英国法律重视保护个人权利大感兴趣。那里不管是自然人还是法人，均有独立“人格”，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就是国家，也与任何一个百姓平等，因此老百姓可以告政府。不管实际情况怎样，这起码从法律原则上是不允许以任何组织（包括政府）名义打击、诬陷或随便处置一个人的。我国以前由于法制不健全，有些被一级组织冤枉的受害者想告状也不知被告是谁；就是现在，说老百姓可以告政府，许多人恐怕还以为是天方夜谭。

英国法律中的程序法相当完备，龚老说这个问题也值得注意。英国人认为没有程序法则实体法无以实现，所以他们非常重视程序法。严格执行程序法可防止执法者枉法，搞逼供信，防止制造冤假错案，目的也在保证公民人身权利。龚先生给记者讲了他在英国听到的一个小故事：警察探知一对夫妇嗜毒，便趁他们在家吸食时破门而入捉拿，但进屋后人家已过完了瘾，床边有剩空瓶一只。警察为找证据，强制抽取了吸毒者的胃液。这下可好，夫妇二人反告警察犯法——侵犯私人住宅和使用暴力。据实体法，当时吸毒者有罪；然按程序法，警察也犯了罪。本案好像给吸毒者钻了空子，虽然看似滑稽，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怪现象”，但从另一面也告知人们：执法者即使出于履行职责需要，也不可以不择手段，不按法律程序乱来，否则照样以违法论处，也要被追究法律责任。

这段趣闻发人深思，使记者回想起两年前发生在上海的全国人大代表袁雪芬在商店被人无端搜包的事——那售货员还不是警察，要是警察还得了！而他虽然那么做了，却啥事也没有，安然无“恙”，真让人不禁暗自摇头。

龚老早年留学伦敦，谙熟英国法律，此次访英，旧地重游，实地参观考察，对英国法律制度有了更深入了解。他说英国法律规定的上诉权很充分，在两次以上，这是它区别于大陆法和其他法系而独有的。英国民事系统法院从低级到高级就有地方法院、郡法院、高等法院、上诉法院，公民对判决不服可逐级上诉。如对上诉法院判决仍不服，甚至可再上诉到贵族院。贵族院即上院，本为立法机关，但传统上也成了最高上诉机关。贵族院法官是曾做过上诉法院法官的上议员，庭长由相当于内阁司法大臣的政务官充任，曰大法官。最令记者感到意外的是，如贵族院不能解决问题，当事人竟可以申诉到欧洲共同体的“人权法庭”——而这法庭却是非英国一家之所属的。

重视民法和民事案件也是英国法律一大特色。龚老向记者解释说，英国人认为社会许多犯罪行为分不清属民事案件还是刑事案件。例如，行李寄存处服务员将旅客存物调包，是何性质？说他盗窃，为刑事案件；说他侵占财物，则是民事案件；说他破坏寄托合同，也是民事案件。与其在名目上纠缠扯皮，不如据受理案件的法院、法律程序和法律效果不同而论其性质——英国法律就是这么定的。英国地方法院所受理案件均为民事案件，只有国家法院受理的大、要案才算刑事案件，但国家法院举国仅有一家，故受理案件极有限，刑事案件自然就少了。如此规定，其意也许在强调法律的调整关系而不重在镇压吧？当然这样做是否很成功则当别论。

75岁高龄的龚先生研究西方政治多年，造诣颇深，在国内学术界是一位活跃人物。他潜心研究的政治学在我国从衰落到恢复，到中兴，现在已成为人们刮目相看的热门学问。记者请龚老谈谈英国的政治体制状况。他兴致勃勃地从一次旁听英国议会辩论谈了起来。

英议会每周二、四下午开会，由官方反对党议员向政府提出质询。执政党议员就座于议会大厅右边，左边为反对党议席。内阁各部大臣均为议员，坐落于右席前排。龚老说他们参观的当天，反对党工党对保守党政府的南非政策提出了质询，并要求首相就泰晤士报发表王室新闻官透露女王不同意政府南非政策消息的由来，作出解释（英宪法惯例规定女王不得干政）。撒切尔夫人对政府的政策进行了辩解，但按法律她对质询不能拒不作答。这次会议上，被誉为“铁女人”的撒切尔首相先后二十余次起立回答问题。这便是反对党通过议会对政府进行监督的形式。

龚老说，他们也存在党政关系问题。英国执政党的意图通过首相、大臣贯彻，党组织不干涉政府工作，只管党务。内阁高层阁员在执政党议员中产生，任期五年。次官以下官员与党派无关，也不由个人举荐，而由国家考试机关公开招聘，无任期。龚老说，经过“竞争择优”原则招聘的官员虽然素质不错，但由于他们享有“无过失不受免职处分”的权利，有些人也往往容易故步自封。

话题还有很多，时间已过半天。记者在告辞时，龚老特意说，当前我国正在大力加强法制建设，也在酝酿着政治体制改革，我们应该多看一看外部世界，以扩大我们的视野，也可借他山之石以攻玉。当然我们并不盲从照搬，否则就和闭目塞听一样没出息了。

1986年8月27日

（原载《中国法制报》　记者王乾荣、钟声）

Chapter 15　第十五章　我的导师：拉斯基

拉斯基（1894—1950）教授是20年代英国伦敦大学经济政治学院的大人物之一。1934年夏，他成了连续不断的凶猛的政治论争的首席代表。

他生于1894年6月30日。1920年秋他到伦敦经政学院，直至1934年，他是该学院最享盛誉的学者之一、十部大作的作者。在来到伦敦经政学院之前，他曾在美国麦吉尔和哈佛两校任讲师。在校时，他与当时系法学教授的弗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往来密切，几十年后，弗兰克福特被任命为美国联邦最高法院法官后，放弃了与他在一起的与拉斯基相同的激进思想。在拉斯基居留美国的一些年代里，与最高法院的布兰代斯（Luis Brandeis）法官在一起，也与大名鼎鼎的法学家荷尔摩斯（比他年长三十四岁）过从甚密，都有过长达20年的书信往来，后来该通信集全文出版问世（详见我在《北京大学学报》1950年发表的文章）。

在哈佛任教时间，形成了拉氏对美国和美国人的毕生挚爱。后来他就像所有美国的社会主义者一样蔑视美国的大国梦，嘲笑疯狂追求金钱的资产阶级文化。但又不像其他美国的左派那样，他同样赞赏美国人的公开性和平衡性以及美国松散的联邦制的社会结构。在他的整个生涯中他和美国人始终是友好的，他不时地刻画美国作为他的一项事业，并把美国人的文化和政治介绍给英国人，并把英国人的政治介绍给美国人。

1934年伊始，拉斯基不仅是一个美国学者和大西洋彼岸的盟友，也是一位享有众望的知识分子。他在工党非常活跃，拉斯基不停地为社会主义联盟——工党中的左翼——写作奔走，在左派人中，他与克里普斯（Stafford Cripps）在一起强调二党应以争取社会主义而非工团主义为首要的方针，然而工党中的贝文（Bevin）、达尔顿（Daldon）、莫里逊（ Morrison）等领导人则取温和态度，旨在争取以工会为基础的经济利益。拉斯基毕生致力的是工党左翼的智囊团活动，超越工党领导人的“工联主义”，而把工党政纲提高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高度。但拉斯基又为职工会员游说，忠于工党。自1930年起，他就给知识界的周刊《新政治家》与美国《新共和》与《民族》等刊物撰稿，并为工党机关报《每日论坛报》（Daily）每星期六《笔谈专栏》撰写政治名人性格的文稿，富有轶事和生活细节的漫谈，赢得了读者们的喜爱。拉斯基是个风趣的故事作家。1933年《每日论坛报》发行额达两百万份，是世界上的第一大报，而每周星期六就有拉斯基的一篇宏文问世。

4

Harold Laski:

a public life

我的导师：拉斯基

1934年间，拉斯基在LSE还是个最富有传奇性的教师。不像令人肃然起敬的坦内（Tanney），拉斯基对学生们热情相待，他的热烈性格赢得了学生的崇拜和追随。他热情奔放，多才多艺，富于戏剧性。拉斯基的学生把他描写成一个眩惑人心的伙伴。他是如此博学，如此能言善辩，他的眼神炯炯、人格可敬，吸引着、压倒了他所有的学生。传说他对学生慷慨，是由于他所教的和所写的东西：他对殖民地予以独立的支持，他的世界观以及他对资产阶级寻求市场从而发生帝国主义时代的社会主义思想，向这些受剥削和受压迫的学生提出了一种有理有据的说明和解决办法。

他的追随者并不以第三世界的学生为限，有两个例子可以说明拉斯基同样吸引来自北美发达国家的青年。麦克弗尔逊（C.B.MacPherson）来自加拿大；约瑟夫·肯尼迪（Joseph Kennedy）1934年来自美国。前者后来成为政治思想史上的左翼权威；后者原是罗斯福总统财政后台的儿子，他不久便担任了驻英大使，于1934年告诉拉斯基：他将成为美国第一个天主教总统。

约瑟夫·肯尼迪死于“二战”，他把这个目标遗给他的弟弟杰克·肯尼迪（Jack Kennedy）。1935年杰克来到LSE，受业于拉斯基的门下，后来由于患病只读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

当伦敦经政学院院长贝弗里奇（William Beveridge）提出拉斯基为《每日论坛报》撰文的问题时，开始了1934年的危机。贝弗里奇提出学术与政党政治保持距离的要求，而拉斯基却以战斗的左翼社会主义者自居，并且又是一位备受爱戴的教师、名扬全球的政治家，以他的高朋雅士、报章文稿、广播演说、工党活动而与皮佛立治的办学方针相对立、相对抗。贝弗里奇关心的（后来他声称）纯粹是技术性的，即拉斯基的业余写作的大宗收入和他的教师工薪待遇之间的差距太大了。他在学校已得到优厚的待遇，按照院长的意见，他的大量业余收入为外界撰文应取得院方的同意。实际上，院长关心的则是拉斯基的政治活动对学院所产生的影响。

拉斯基在伦敦经政学院以外的活动之一是于1934年间前往莫斯科讲学，这一活动使这种对立达到了顶峰。拉斯基是在1934年5月偕夫人弗罗达（Froda）到苏联的，他在苏维埃法学研究所作了三次报告，也就是后来他在1937年出版的《民主政治的危机》一书的概括。7月6日《每日电讯报》（Daily Telegraph）以“拉斯基教授关于阶级斗争的有害言论”，暗示伦敦大学的一名教授居然在莫斯科共产主义学府宣称“在英国正在发生阶级斗争的有害高论”，是一次重大失言。

拉斯基谈道：在一次社会主义政党选举前获胜后势将引起无政府状态和财政恐慌，暗示资产阶级与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对抗。编者按语作出结论说：“一个普通的正派的英国人在国外首都的议论应该感到脸红，但拉斯基先生却是个世界级社会主义者。”第二天《晨报》和《晚报》从《每日电讯报的纪实》一文中摘录了特别富有进攻性的言论，以扩大事态：说什么“拉斯基的意见是当游戏规则对英国的绅士们的取胜不利时，他们就会改变游戏规则”。

后来拉斯基立即致函《每日电讯报》声称：“你们论文中所引用的文字都被歪曲了。只是遗漏了那些我有意加以排除的有关共产主义立场的言论，我尽力说明了我认为它是有弱点的观点。问题在‘英国绅士们’一词，这是他的立场所在。《每日电讯报》的编者对拉斯基来信的附加评语，恰恰是被认为正是拉斯基的来函说明了他们报道的正确性作了论证，这正好反映拉斯基教授承认他在莫斯科的讲演所提到的‘英国绅士们’在这里将继续引起惊讶。”

事实确实这样。7月11日星期三议会质询时刻到来时，西门贝文爵士被问到拉斯基去俄国讲学是否得到外交大臣的特别许可，“他行前是否说过要作这样的谈论？”“他有护照，特别许可证对他没有必要。”外交大臣这样回答了质问。但是议员麦克唐纳（Captain P.Mac Donald）却向财政大臣古柏尔（Dubb Coper）提问：“政府有无向LSE提供经费？这位拉斯基教授是否自称是个共产主义者或者有外国血统的事实？”

伦敦大学的一位议员格拉汉姆·列勒爵士（Sir Ernest GrahanLille）于7月14日给《每日电讯报》写了一封信，辩称：“伦敦大学本应有个真正的惩戒性措施，以纠正其学院成员们的要不得的活动。”在格拉汉姆·列勒爵士看来，LSE自拉斯基长期以来的所作所为就是共产主义教学的温床，而以大学当局竟不采取行动为由提出质问。因此，唯一的办法是由伦敦大学因其教师暴发不法事宜而削减拨给LSE的经费，以惩罚它的附属单位——伦敦经政学院。

拉斯基的辩护人借《新政治家》报刊开始作出回应，惊叹为什么要对一个英国教授、一个社会主义者在莫斯科既要为政府辩护又要反对共产主义而受到这种不公道的待遇呢？

三天后，萧伯纳（George Bernard Shaw）给《每日电讯报》写信恭维拉斯基的言论。说他对英国政治作了诚实的探讨。《新政治学》周刊载了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为拉斯基辩护的信。凯恩斯写道：“从莫斯科或柏林的角度看，一个大学教授有发表不拘约束的意见的权利，除了他本人之外，任何人对这种言论没有责任可言；这在英国是昭然若揭的；而从莫斯科或柏林方面来看，也是众所周知的。”

这场战斗终于以拉斯基不再给《每日论坛报》写专论结束，后来作出以下解释：做那样的处理是为了扫除财政障碍和有关学术自由的更大争端。经过两年，贝弗里奇离开了LSE以后，拉斯基又继续写他的政论文章了。

1934年事件对拉斯基的学术自由是一次严重的打击，并成了公众注意的对象，成了报上的一位争议人物。他的妻子写道：“拉斯基不拘说些和做些什么，总爱把自己放在中心地位。”从此拉斯基成了公众眼光中的一个头号人物，引起大众的注目。

到了1945年，工党赢得了对丘吉尔的胜利。拉斯基当选为工党执行委员会主席。其实，他曾于1937年就当选过工党主席的职务。他年年在工党选区中当选，直至1949年。在战时，他在工党名列第七位，甚至超过道尔顿（Daldon）与莫里逊（Morrison）。自1936年起，他成了非工会选区的工党活动家，那时Gollancz and Stratchey是一个名望很大的左翼书店：斯诺的《西行漫记》（Red Star over China）就是由这个书店出版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拉斯基是唯一批判丘吉尔和他自己工党领袖的人士，英国的战时联合内阁否决了拉斯基主张的实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这种戏剧性变革作为战时目标之一的政策建议。

英国工党执行委员会采取轮流制，拉斯基仅于1945年当选为执委主席是出于工党右翼中反犹主义者意料之外的。他的锋芒毕露引起党内如贝文，甚至道尔顿之流的猜疑和不满。丘吉尔并不反对工党，他反对的是工党中的左翼像拉斯基那样的人。丘吉尔在广播电台向选民讲道：“社会主义是个外来的理想。为英国人的自由思想所厌恶……社会主义是与极权主义崇拜国家的目的交织在一起的。没有一种社会主义制度可以没有一个政治警察国……没有一个社会主义政府能容忍发表不同政见的自由，社会主义者是靠克格勃（Gertapo）作靠山的。”丘吉尔这样攻击社会主义也引起泰晤士报和《经济学家报》的反感，称丘吉尔的演说是“有害的废话”。

丘吉尔反对社会主义不仅是竞选策略而是出于他的赤诚，他读了哈耶克（Hayek）的《通往奴役之路》（The Road To Serfdom, 1944），在这本书里，哈耶克辩称社会主义国家的计划经济必将导致极权的警察国。纳粹德国就是如此，哈耶克说，反资产阶级的狂热作为反理智的革命只不过是社会主义的一个产物。至于丘吉尔反对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并把它与克格勃相提并论，只是战后大选中LSE两派教授的对敌学说在一个平面上的表面化罢了。

拉斯基干预波茨坦会议，使丘吉尔对拉斯基进行了一场对后者致命的攻击。丘吉尔称拉斯基是高档共产党红军（Eminence rouge），不如阿特里来得温文以及贝文与莫里逊来得尔雅。在7月26日选举尚未结果时，当丘吉尔、斯大林和杜鲁门三巨头在波茨坦讨论战后国际问题时，他邀请了阿特里同行，拒绝了拉斯基的参与要求。

工党主席和政治学教授拉斯基在这场斗争中参加了进来，他以学识著称。拉斯基答记者说：“阿特里仅仅是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会议。三巨头会议所作出的决定，未经工党批准或经工党议会党团讨论是不受约束的。”

保守党有他们自己的人比弗布鲁克（Beaverbrook）《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第二日以头条新闻报导：阴暗的拉斯基小集团将发布命令。工党执委主席拉斯基是“秘密党组”的独裁者。报纸说，阿特里是执委的俘虏，拉斯基是他的监狱看守。报纸问道：“如果工党在选举中获胜，是议会主权还是多数党屈服于由拉斯基所操纵的那种无名小组的最终权力？”

第二天，电台广播丘吉尔告诉全国说：“工党那里有条狗尾巴在摇摆。”“一个臭名昭著的人物已经跳出来了。”“拉斯基告诉我们（包括阿特里在内）——丘吉尔说——‘外交方面所有问题的最终决定即将取决于这个社会主义执行委员会主席了。’就工党来说，一个并不代表任何阴暗面的委员会将与负责的外交大臣分享秘密决定并发号施令……”

6月月20日比弗布鲁克向保守党集合群众讲道：“这次选举中问题的争端只不过是外交政策究竟是由下院还是由拉斯基的执行委员会作出，”于此，他宣称：拉斯基旨在破坏英国的“议会制”而代之以他所谓的全国执行委员会的“独裁制”。

以后几天，真的出现了拉斯基炸弹。《每日快报》头条新闻载道：“拉斯基的新感觉：社会主义甚至可能意味着暴力”。文章引用了拉斯基在纽瓦克（Newark）竞选演说中所说的话，至于暴力，如果工党不能取得它所需要的大众的效忠，我们就不得不使用暴力，即使它甚至还可能意味着革命。

拉斯基对比弗布鲁克的文章立即提出之外诽谤起诉，否认他一生中在纽瓦克或其他任何地方提倡过暴力革命。他说，如果工党未被当选，“我们就要使用暴力，甚至可能是场革命”是错传的，是肆意攻击。说他曾这样宣称什么“在我国伟大变革是如此迫切，以致改善不能以同意来完成，则将以暴力予以解决”。换言之，他在警告选民认识到暴力的可有性而不是提倡暴力。

工党领导害怕拉斯基的破坏将使工党受到挫折，他的好说好写癖激怒了工党领导人。工党胜利后的几个月里，拉斯基以工党主席的身份公开发表文章、广播谈话和出国访问等活动使新工党政府的领导大怒。拉斯基向英国电台广播计划经济时断言，英格兰的银行社会化是国有化日程的第一步，终于使伦敦的股票市场猛跌。在法国，拉斯基宣称：工党将通过经济压力来打倒法朗哥，“挤垮西班牙”。拉斯基的这种声明立即为外交大臣贝文所否认。在意大利，拉斯基在一次演说中保证通过意大利与梵蒂冈的协商的流产使国家非天主教化，并使公共教育制度全部世俗化。在瑞典，他评说“英国已沦为一个二等大国”。

保守党政治家们申言：要知道究竟谁是政府的代言人？是拉斯基还是外交大臣贝文与首相阿特里？丘吉尔与比弗布鲁克对拉斯基作为工党的实力派的害怕是正确的吗？在下院，丘吉尔问道：拉斯基对我国外交政策的讲话究竟有多大权威？阿特里向大笑不止的议员们回答丘吉尔的提问说：“拉斯基教授自有一套激发的词语并易于冲动。”他严肃地清楚地宣称：“拉斯基说话只代表他自己，作为这个国家的公民他有发表其意见的权利。”至于政府的政策，阿特里向议会保证，除了工党大臣外，自然是无人可以作出的。

阿特里后来写信给拉斯基，其中有一句话成了英国民间的政治传说：“滔滔不绝的演说和好与人交谈是令人伤脑筋的。作为工党执委主席，你在党内享有职务，而这种地位在国外不是很容易被了解的，你的发言是作为政府的观点发表出来的，而外交事务是由贝文来掌握的，你所作的不负责的声明使他的工作产生困难与麻烦。我可以向你保证，你的活动在党内已产生广泛的不满，沉默一段时间是会受欢迎的。”

拉斯基不肯保持沉默，以后几年期间，他与贝文在巴勒斯坦以及冷战已经出现时，在英国政府对美国强硬派领导的默认等问题上与贝文发生了公开冲突。对这类事，没有人要拉斯基保持“沉默”，爱因斯坦（Albert Einstein）就是其中的一人，他尊敬拉斯基，曾于1947年授予他以在美国新设的第一所犹太人捐赠的大学——麻省布兰代斯大学校长的职称。

要拉斯基保持沉默的是1946年的一个陪审团的裁定书。此前，拉斯基在工党胜利后向比弗布鲁克报刊起诉则从未听从别人的劝告而罢休。高等法院有声有色的诽谤拉斯基案，以首席法官为首席审判员又一次成了众人目光的焦点。然而，这次则只有痉挛。比弗布鲁克雇了一位英国最能干的辩护律师哈丁斯爵士（Sir Patrick Hartings），他在法庭上羞辱了拉斯基，而拉斯基的法律顾问则亲自为拉斯基作证，说他没有说过报纸上报导他所说的话。哈丁斯指导陪审团的一个小组，向陪审团作了学术性的长篇发言，证明报纸有据作出拉斯基提出暴力革命的一类声明，借以致拉斯基于死地。

哈丁斯告诉陪审团说，拉斯基在法庭上可能不像是一个危险人物，“人们也许认为他不过是一个麻烦人物，有一丁点儿困惑。但拉斯基实际上是一个怀有怪异观点和令人厌恶思想的人。过去他多年来宣传革命。”哈氏这样告诉陪审团，然后敲打，单刀直入，通过那些冗长的也许并非很有效的书本引语充溢着“革命、革命——拉斯基先生的确曾在最近二十年内输出革命”。

陪审团相信哈丁斯，它仅用了40分钟作出决定：拉斯基并未被诽谤。保守党兴高采烈，这是丘吉尔在投票场失败以来的第一个最佳消息，庆贺信和电报涌进了比弗布鲁克的纽瓦克报馆，毁谤起诉是由报馆应诉的。

拉斯基成了个被摧毁的人。英美友人为他的起诉费提供了一万两千英镑——陪审团要他付的诉讼费。拉斯基毁于陪审团的呵责，且再未恢复，阿特里形容拉斯基是“一个聪明家伙，不过说得太多了”。他终于沉默下来，于1950年逝世，终年57岁。他继续不断地抽烟，因而死亡。

拉斯基是个革命者吗？他鼓吹过暴力吗？当他还在牛津是个学生的时候，拉斯基确实为普选事业作出过暴力抗议，例如1912年，他把一个炸弹放在牛津火车站上。这件大学生的恐怖活动他从未和任何人说过，即使哈丁斯也没挖出这个历史老疤，那是一次大战前工团主义者拉斯基在19岁时浪漫式的直接行动。成年的拉斯基是个学者，政治活动家与舆论知识分子，却是个与众不同的人物。他正确地向陪审团剖明我所持的观点是维持社会和平和避免暴乱，这才是我们社会能够要求的最重大事件。这便是他为什么是工党而不是共产党成员。他自开始写作以来就说过：“如果我们的社会可以用暴力改造，那将是灾难性的，因为它将造成镇压民主政府以及与随之而来的所有善良的东西——宗教容忍、言论自由、人身安全等的结果。所有这些自然地也是合乎逻辑地与立宪政府是分不开的。”

在他的著作中，拉斯基坚持像他自己所说的一样是个民主社会主义者。所谓革命指的是使经济制度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根本转变，而这种转变是通过议会选举与议会多数来完成的。然而，共产主义者则是用革命的方法，它意味着既是经济制度的根本转变，又是用阴谋与暴力方法取得成功的。

事实上，拉斯基正是那种像我们正在从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开始听到的混合物。最初他是个自由马克思主义者，今天则清清楚楚地可以看出他是社会修正主义者。他呼吁言论自由、容忍、个性，这些观点影响过霍姆斯法官在美国最高法院审理著名的自由言论的持不同政见者的案件。拉斯基这位自由马克思主义者，又是1934年全国人民自由权利会议的创始人之一，而且雄辩地发表过反对苏联1937年与1938年的镇反审讯。

不论他的政治活动是什么，大量的事实证明，凡是了解他的人都称赞他是个热情和慷慨的人，甚至是个学者或活动家。人们看到的是一个具有动人魅力像触电般的个性，即令那些信不过他所讲的人们和反对他所信奉的观点的人们也喜欢和他在一起。归根结底，拉斯基是位群众讲道者与大众教师，是英国知识最广、记忆力最强的面向公众的知识分子之一。

这就是为什么教学工作和LSE成了他的生活的重心。他教导人们怎样分析他们所处的时代的精神而不是怎样洞察超越时空的观点，是在一定的时刻言行一致的活动以引进社会主义。他在教室里训练领导人成为耶路撒冷的奠基人，并以他的著作与讲述为人民大众通过投票箱进行革命。

拉斯基的声音无处不在，对他的生活年代影响来说，这是关键。作为一个社会活动家、通俗化的知识分子，他不仅以他的智慧，还以他的机智而且通过他的惊人毅力，确实不能使大众不读他的书，不听他的话能度过一周时间。后来他的声誉随着他的死亡而迅速下降了，那也毫不奇怪，他不再在周刊与广播电台分析时事，甚至不再对新事件以坚持鼓吹社会主义思想作出反应，真正默认为有关大众的所付的代价——形象的说法——灭了视线，灭了思想。

在他死后，拉斯基的朋友和LSE的同事、比尔斯（Lance Beales）试图总结拉斯基的成就。他所写的拉斯基：“或许可以这样认定，他做了巨大的工作。凡与他一起工作过的人没有一个能忘记他，他有一百个错——火一般的语言、华丽的辞藻、美妙的纪实故事（又是美妙的纪实故事）、自欺——然而这又算得什么呢？伟大的教师和伟大的朋友，他无私地慷慨地和勇敢地活了一辈子，也许不能干得更好了。在许多国家，不论居于高位或居于低位者，不论是东方还是西方，都有负于他的人存在，有负于他的智力奋斗的人，有负于他的现实的可能的社会主义视野。他的工作在印度、在中国、在美国，就像在英国一样产生了果实。它给予一些人以思想就像拉斯基所干过的那样，并将那种思想变成行动。”

事情就是这样。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没有几个人能像拉斯基那样能鼓舞人们的思想。最后，可以作出以下结论来：“一个LSE的同事可以给拉斯基一份礼物，因为LSE是许多人与拉斯基相处多年的第一个地方，也是人们想到LSE时拉斯基是第一个进入他思想中的人物。”

Chapter 16　第十六章　我的同伴：洛伊

洛伊教授有如拉斯基般的热忱和明智，却没有像拉斯基那种参与实际活动的经历。我从这两位人物中吸取了不少的教益和精神修养。因此，我在叙述拉斯基之后要讲讲康奈尔大学的洛伊（T.Lowi）的“中国之行”，以及我与他心交神往的过程。认为这是比自我写照更真实记录中的一页。

研究机关领导人对他的欢迎，他的讲学取得圆满成功，使我也沾了光，就像在康奈尔大学攻读博士生的王绍光所说，我和洛伊相处在一起是“珠联璧合，相得益彰”。洛伊教授是70年代经美国政治学会1976—1977年投票评议取得最高分的政治学家，他原是康奈尔大学“美国政治制度约翰进修讲座教授”，著有《自由主义终结——美利坚第二共和国》（The End of Liberalism——The Second Republic of the United States, 1969）和《美国总统的人物性》（The Personal Presidency, 1985）等名著。

1　我在美国得到的印象

我最初认识洛伊教授是1983年秋经著名的美籍华人、芝加哥大学的邹谠教授介绍，在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研讨召开的时候。当时他是大会主席团之一，又是“公共行政”小组的召集人。当年美国政治学会年会研讨的主题是美国自由主义的未来。他坐在伊斯顿等老资格政治学家的左侧，看上去他很年轻，说话铿锵有力，风貌不凡，引起我想认识他的愿望。1984年春我访问了康奈尔大学。我主动于讲学之余约洛伊共进早餐。非常有意思的是，在餐厅里迎面进来与我握手言欢的竟是另一位年龄和身材与洛伊相似的教授，后来才搞清楚洛伊本人在餐桌静候了不少时间。我表示歉意而他却是这么超脱，不关心吃早餐的问题，却对那些讲学的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他那么认真有劲，而对生活细节却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没有因为我搞错了对象而感到丝毫的意外。这是我对这个大知识分子的第一直觉。

我们谈了半小时有关我对他的印象。美国人的性情多急躁，他积极寻求来华的机会。他取得中美文化交流协会的来回机票的资助后就和我联系。我国教委为他提供在华的全部费用并要我作为这位外籍访问教授的联系人。这种安排显然是当局对我的信任，也表明我国政府的公开性。他对我的安排细节表示满意，因为他（后来告诉我说）不想做一个彷徨的旅游者或一个闲散的学者。

一个青年教师把他从机场接到北大，我在勺园塔楼四楼门前迎接他，那个时候已到了半夜。他很随便，说他的夫人晚些时候来，以使他专心把所有的时间用在讲学活动上。我此次见到的洛伊确是一位态度十分认真的教师，他这次访问持有某种强烈的使命感。

第二天我给他送去中国式的点心、一些水果和在食堂里用饭的菜票和几千元作零用的人民币。陪同他的是男生李剑波、女生王红缨，他们都会说很漂亮的英语，特别是王红缨，居然能说美国市井的口语。王小姐未曾出国，她的外文水平因此使洛伊十分震惊，后来更有感于华人的智商大大地高于他前几年在日本的经验。他告诉我：对一种新文化的探索乃是一个“忙人的假日”（a busy man's holiday）。更使他高兴的是他的行动计划主要是在学生——本科生和研究生中进行，他的兴趣不在游览而在学生和校园生活。尽管他也接触到学术界的头面人物和新闻界的领导人以及少数的政府官员，但他的听众则主要是年轻的大学生和研究生。就这点来说，他对我表示无穷无尽的感激。洛伊教授实在是个“育人狂”。

到校后的第二日，一早我就陪同他参观了校园。我们来到未名湖，瞻仰了斯诺墓和临湖轩。苍翠的竹子，满池的荷叶，骑着自行车的男女学生，一派五月艳阳天的气息，使他感到中国风光的清新。

我们是乘坐汽车在校园里缓行的。开车的司机见到坐在湖边的男女学生相互偎依着近乎拥抱的样子，出口哼一句：“瞧，太不像样子啦！光天化日之下，成什么体统！”

“他在说些什么？”坐在后座上的洛伊问我。我把司机的怨声译了英语，等他表示意见。

“不是很美吗？这样才像年轻人的生活方式。中国人也够进步的了！”他继续议论。

“我不信司机说的是真心话。”我把洛伊的这句话译为汉语，讲给了司机，司机竟笑了。不待我翻译，洛伊也笑了。我们就在湖边停车下来，欣赏这个青春节日的良辰！

2　洛伊教授讲学内容

第一次登台讲学是在北大二教室。我给他备了一辆自行车，并和他一道从勺园至东南门，要穿过整个从西到东的校园。他见到下课的男女学生，成群的像蝴蝶一样缤纷，使他心花怒放。到了“二教”，进口处摆满了自行车，刚下课的群体像潮水般涌现在他的眼前，他觉得“热火朝天”，我也感到春意盎然。我俩怀着压制不住的兴奋和嘈杂的人声步上二楼202大教室。到来的学生并没有坐满这个可供一百人的梯式课堂，但仍不乏“座无虚席”的满足感。和美国不同，我在美国的多次访问中从来没有那么多的人来听我的讲学。问题并不在讲者的知名度，在我介绍他之前，北大学生中几乎没有一个事前认识洛伊的。问题在于美国学生的自由太多了，而中国则是有组织的。我对他的介绍和表扬使洛伊向这半满座的学生听众愕然地说道：“我感到害怕。”

这位教授有丰富的教学经验。后来1988年，我在康奈尔大学听了他向大一学生上大课，听众在八百人次以上；用的是特号的扩音机。而所谓怀有“害怕感”之类的开场白，只不过是这位教授一种施展影响的基本技巧罢了。其实，他对如何着手开展课务却是信心百倍的。

他的课程和讨论班的讲题包含下列几项：

（1）宪法与联邦制。这是他在北大的首场课题。他一再说明他为什么要讲这个题目，这是因为联邦制在美国体制中是最重要的、最有影响的，也是最不被人们理解的一条原则，“也因为这是在讨论班和个人咨询中向我最经常反问的课题。”

（2）美国宪法与国家政策中的自由主义。中国学生比美国学生表现出更多的、关注全方位的理论模式，从而经常提出问题请教于洛伊。他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必要把美国的制度与中国的社会主义进行直接的对比。对社会主义的欧式品味与训练将引导他们对一切理论根据产生魅力。

（3）“里根革命”与新保守主义。学生对里根这位人物产生明显魅力，但更重视他的新意识形态。因此，洛伊认为中国学生要比美国学生具有较高的求知欲。

（4）宪法与总统制。由于他的前著《自由主义的终结》一书中有关“分权”的论述，经我的介绍，鼓励学生在这方面向他提问，特别是有关美利坚第二共和国之由来的背景知识。

龚祥瑞先生（左三）与洛伊教授（左二）在北大

（5）外交政策与内政。这个题目更符合国际关系学院听众的要求，尽管对一般学生也讲过一次。每次讲课时，总有一些人向他提出外交政策问题，如利比亚和尼加拉瓜的恐怖主义。人们一般尊重他把这类问题放在美国制度的范围内去解释，认为恐怖主义是小国对大国所能采取的一种手段，而不穷究问题的实质。由于洛伊经常从广义的历史背景下批评美国的对外政策，以致听众对他并非有意识地避免结论敏感性问题而感到满意。

（6）“新政治科学”（The New Political Science）最初以为这只是我（龚教授）的个人爱好，但他发现，连大学本科生对新鲜事物也感到非凡的兴趣，这确实使他惊讶。所谓“新政治学”在美国或在西方作何解释？起因为何？方向何在？这个问题直接把他的讲演由美国转向中国政治学现状的路上去。

众所周知，中国政治学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才真正建立起来，它一度被否定；实际上政治学在新中国是最后才恢复的一门学科。在大多数学校还没有恢复政治学系，有的则从1980年或1981年才开始重建。例如，武汉市没有他讲学的对象，只好由我去联系中南师范大学。但政治学在中国各大学正在开始重建，所以对所谓“新政治学”，使人们感兴趣。中国人追求的往往不是科学而是价值观。洛伊认为价值观比科学更重要，因而他的讲学也就更合中国年轻人的胃口了。中国人之爱好政治学是政体改革的外衣，有时则把政治学当作一种现象，使他切身感到政治学在中国是迟到了，这种新的冲力对严重的官僚和警方机构的容忍是太普遍和太公开了，就像20世纪初作为一种进步的改革运动而出现的一门新学科——行为主义政治学。美国政治学在“二战”以前基本上是以改革为其走向的。自由化绝不是中国的方向，但政治学在中国的兴起则是中国学术公开性和学术生活进步性的一个组成部分，也许还是一个主要部分吧！这种新个人主义在经济生活中也在精神生活中的某些方面，正在摆脱大量的压力。一个民族国家在能够容忍各种不受约束的议论之前必须求得稳定和自由、政权的巩固和合法性，作出这类评论，正好表明他们对全权主义（Totalitarianism）的批评是那么自发，那么认真，那么含蓄。在一个全面控制的社会中，这种过于自发、过于认真、过于含蓄的冲击是不难理解的。提问的人没有恐惧，甚至他们提的问题有关西方国家的做法，含有批评中国做法的时候，也是如此。当他指出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问题与社会主义社会是同样存在时，人们感到高兴。在几乎所有课程讲演中，他都指出所有制度和信仰系统都存在着矛盾，所以研究各自国家的矛盾乃是社会科学家的主要工作。他说不是为了消除矛盾，而是学习如何与之相处，通过理解它的必然性把内耗降到最低限度，对这种主观辩证观点在听众中如果怀有恐惧或参加讨论将会使他们受到伤害或影响他们的前途，这种努力的追求和自觉的反应就会得不到应有的鼓励了。他说，当他离开时，中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是这只“个人主义的瓶已被打开，它所释放出来的能量是那么巨大和那么扩张，以致再也不可能把它们和平地收回到瓶里去了”。他作为政治学家是永远感到自豪的，但直至来到中国之前他从未感到什么是值得骄傲的，仅仅在那里，在中国，他说，他第一次充分理解一门政治学的真正存在的意义。

3　在北大的活动

5月21日（星期三），洛伊在二教202梯形大教室给政治法律两系学生讲“美国联邦制”。

他在讲台上笔挺地站着。比我高半个头的中等身材，很结实，不到五十岁的年龄，正是年富力强的辉煌时刻。

我作完介绍就坐在他身旁。

“请坐。”

他直站着，目光尖锐，好奇的大学生和研究生等着他开口。

“我还是站着好，可以看到广大听众，观察他们的反应。”话音未落，同学们齐声笑了起来，未待翻译就有了这样生动的反应，他的劲头就上来了。

“你们都能倾听英语？”同学们齐声说：“Yes, Sir。”

这位老师的讲课艺术相当高明，为了引起同学的重视，他对课程的主题使用了一定的“夸张法”。

他说，他要给大家讲的第一课是联邦制。联邦制是美国政治制度的重点。不要说东方人，就是美国人也没有几个懂得本国的联邦制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性。你们知道么，统治美国人的财产法、婚姻法、刑法、交通法规都是各州议会通过，由各州政府实施，由各州法院贯彻的。联邦政府的职权有限，它是帮助各州政府（广义）分别管理两亿人民的事务机构，只是到了“二战”以后，特别是在尼克松冷战时代，联邦（中央）政府的权力才增长起来，成为帝国政府。

当日下午，我在未名湖畔组织了一次高年级政治、经济、法律三系学生的讨论班。学生发言踊跃，气氛热烈。学生问到恐怖主义时，洛伊回答学生：恐怖是弱国对付强国的策略。只用一颗炸弹就能打乱你几周甚至几个月，就像解放后阶级敌人在厕所贴一张反动标语就把一万多人的学校搞得心慌意乱，四处清查这种行动是谁干的。少数人对付多数人的手段不能以强力加以制服，这是洛伊批评里根政府的例证之一。

5月22日（星期四），游览故宫，由李剑波同学陪同，下午在勺园5号进行课堂讨论，由政治法律两系的研究生参加。

5月23日（星期五），上午休息。下午在第三教室以“里根革命正在发生吗？”为题向政治、法律两系学生讲课，晚间在临湖轩草地上举行座谈，由政治、经济、地质三系研究生参加，我在座陪同讲解。所有课堂讨论与座谈都通过英文进行。北大学生的英语水平远比日本人高，洛伊曾在东京讲学，这是他比较两国学生的结论。

5月24日（星期六），游览香山，在贝聿铭设计的香山饭店用饭。客人对饭店建筑的风格表示赞赏。饭后我们爬到了双清别墅和一个寺庙旧址（现改为香山别墅二部）。

我招待洛伊在梅兰芳先生故居留宿了一夜，让他观看了满山的松柏和“鬼见愁”远处的山峦。他向我说，他来中国最感兴趣的还不在山水风景而在人民，特别是青年。

5月25日（星期日），约同样来自芝加哥大学的邹谠教授共赴王府井逛街。邹谠原系伊斯顿助教，后来成名与洛伊是同事，他被赵紫阳召见，向中国进言。邹谠教授是提出中国全权主义（与极权主义相对的一个名词，英文为Totalitarianism）的第一人，因著有《毛泽东后的中国》一书而闻名。

5月26日（星期一），上午洛伊在国际关系学院讲“内政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下午进行课堂讨论，洛伊向该院师生发挥了作为弱国战略的恐怖主义的由来和对策。

5月27日（星期二），上午在第三教室讲“美利坚第一合众国的史实”。下午在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讲“新自由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由中国政治学会秘书长王云坤主持。政治学所及情报所的学术见解，使洛伊回来后跟我说，他为之吃惊！当日晚间，中国政治学会会长张友渔老先生宴请了美国客人，由政治学所所长严家其和北大国际政治系主任赵宝煦教授作陪。

5月29日（星期四），在二教讲《自由主义的终结》，把美国的民主个人主义之转向利益集团主义的自然辩证法讲得十分深入而且具体，这正好符合“物极必反”的规律。下午对这个历史现象在临湖轩外进行了课堂讨论。学生的情绪高昂，把洛伊所讲的课程和毛泽东思想吻合之处作了对比，引起洛伊的极大兴趣。

5月30日（星期五），上午休息。下午在第三教室讲“美利坚第二共和国的史实”，由政治、法律两系研究生参加，下午参加听讲的同学在临湖轩草地上进行问答式的课堂讨论。

4　在北京其他单位的学术活动

5月31日（星期六），下午在国际关系研究所讲“里根政府的对内对外政策”。晚间由副所长陈明设宴答谢洛伊教授。

周末在香山及香山饭店休息。

6月2日（星期一），休息。

6月3日（星期二），上午在中国社科院美国所讲“美国政治”。中午由副所长在“大使饭店”设宴，由李淼教授作陪。

6月4日（星期三），在二教讲“新政治学”，仍由政治、法律两系学生参加。下午讨论，晚间在临湖轩座谈。

6月5日（星期四），上午休息。下午在中国法学会讲“宪法问题”，由律师与法学工作者参加。下午由中国法学会副会长设宴，由中国著名法学家作陪。

上午9时，接洛伊夫人到京。

6月6日（星期五），上午由王红缨陪同参观颐和园，中午由北大法律系主任张国华在香山饭店设宴请洛伊夫妇，由罗豪才、吴撷英等教授作陪。晚间北大副校长谢青在香山饭店正式招待洛伊夫妇，美国地质学访华教授的夫妇及其女儿均在座，北大地质系教授作陪。

6月7日（星期六），由李剑波、王红缨陪同游览北海、王府井闹市与天坛。

6月8日（星期日），游览长城。

到此，洛伊教授在北京的讲学任务圆满完成。

5　武汉、上海和杭州之行

为了洛伊在武汉讲学，我先走一步，为他做好准备。他们夫妇俩是由李剑波送上火车，由我在武昌车站迎接的。时值夏季，武汉市气温较高，本想去武大东湖居留，奈何武大没有政治学系，只好到华中师大，那里有政教系，对洛伊讲课内容比较对口，而且校园苍翠，林木成荫，鸟语花香，夫妇俩见了也挺满意。

师大的师生对外籍客人的接待特别热情，我们就在校内招待所住下了，并作了两天的讲学活动。此外我们还到王绍光的岳父赵荣昌的家里作客。赵公原是武汉市公安局长兼交通大队队长，我每次到武汉市都由他老人家盛情接待。这次他女婿的老师到了，自然更加热情，设家宴表示欢迎。赵老海量，使洛伊几乎醉了半晌，他坐在地毯上给我们照相，似乎感到十分畅快。

第三天他们夫妇俩乘轮船去南京，一路上观赏了广阔的长江景色。我一度在黄石市下船，让洛伊夫妇在南京由南京大学一位教授迎接并送他们乘上去上海的火车。我则从汉口乘飞机到上海，约定6月17日（星期二）9时在复旦校门迎接洛伊。如此安排，竟没有分毫时间上的失误，使美国客人感到中国交通秩序出乎意外的完善；他们对南京至上海的火车的软座也感到非常舒适，多次加以赞赏。

我们在复旦大学接受王沪宁教授的欢迎，讲学一天。由于听了洛伊在北京讲的课，我对他的思想脉络有了个基本认识。因此在译员词不达意的时候，我就穿插进去作了解释或补充，使洛伊的观点鲜明突出。这种穿插的同台表现，引起听众的极大兴致。有时仅用一句中国话就能点明全段大意，使听众哄堂大笑。洛伊从听众的笑声和表情中看到他的观点被满堂青年学生所接受，自然越讲越兴奋，也越来越精彩。可贵的是，译员未因我的穿插或纠正（译员多半不谙专业）而感到自卑，更无丝毫的反感和胆怯，这种谦虚的敬业精神使我十分感动。

6月19日（星期四），我们乘火车从上海到了杭州，一路有说有笑。洛伊回国后在他的长篇报告中详述了此行的美学感受。每到一站他们都可以买到可口的食品，特别是嘉兴站以端午节的肉粽供应，富有地方风味。他们见到上下车的乘客，个个衣冠楚楚，南方人的欢快性情给他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6月20日（星期五），洛伊在杭州大学政治、法律两系作了一次学术报告。像在武汉、上海一样，几乎是我们俩合作进行的，这种别有特色的讲学创造了一种新鲜气氛，博得听众的好评。

在杭州，除讲学外，洛伊夫妇还游览了灵隐寺、虎跑泉、九溪十八涧等西湖名胜。在九溪，我们在一个小饭店用餐。当地人好奇，送来一大盘春卷。洛伊喜欢这种油炸食品，他付了十元美金给卖春卷的贩子，以表示他的喜悦心情。得主更是喜出望外，自不待言。

洛伊夫妇在杭州期间住“望湖宾馆”。他婉言对我说道，洛伊夫人喜欢住高级宾馆，尤其在休假旅游时节。他们夫妇嫌杭大外宾招待所设备简陋，尤其是电热器供应的洗澡水，美国人害怕出事，不肯使用。我只有从其所好，由他们自费去住望不到西湖的豪华的“望湖宾馆”了。

洛伊在我国讲学取得成功，应归功于他的学识透彻，性格开朗，对听众学生的热爱心态。不消说，作为伴讲我为他发挥了一定的协同作战的作用，所以他对我为他作出的安排和解说特别感激。他到了美国，逢人就讲我对他的历史性的贡献。

6月21日（星期六），由于有美国友人麦科（Mc Coy）夫妇在上海等候洛伊夫妇回国，我便在杭州车站与他们握手道别。他们于6月24日（星期二）回国，而我就往家乡——宁波去了。

Chapter 17　第十七章　宁波大学

办一所大学，取名“四明大学”，本是上海宁波同乡会的一个梦，这个梦后来被打破了。1934年将集合的资金分送给了各大学中成绩优秀的宁波籍学生。这个梦终于落在香港船王宁波人包玉刚先生身上，成了现实。

1984年12月19日，包玉刚先生和耿典华市长在北京就创办宁波大学一事在协议书上签字。1985年10月29日，宁波大学隆重举行奠基典礼。1986年召开一次系主任会议，确立了办学方针。根据朱兆祥校长在这次会议上的报告，大家都想把宁波大学办成一个综合性、开放性、新型的第一流大学。所谓综合性就是文、理、工、商、法、农、医、教育皆有。不赞成按苏联模式办学，“过去学苏联是倒退，造成综合不综、博士不博。”所谓开放性就是向社会开放，向国外开放，“要办成‘教授治校’也可以”，系主任是教授的代表，学校的办学思想、办学方案应经过教授们的民主讨论决定下来，即思想开放。所谓新型就是不设专业，“与其在大学里学很多既狭窄又繁琐的专业知识，还不如打好基础，培养起自我更新知识的能力，适应环境的能力，运用和创造知识的能力，开拓新领域的能力。”至于要办成“第一流大学”，“这个世纪不行的话，下世纪也行。”这样的雄心壮志引起国家领导人的重视和宁波人的普遍仰望。

我有幸在陪同洛伊讲学之际参加了这次系主任会议。作为一名宁波籍教授和宁波大学的一名顾问，我自然全力促成我系（北大法律系）承包宁大法律系的建系任务，并由张国华兼任系主任（他也出席了这次系主任会议）。当时仅设数学、物理、外语、法律、工商经济、土木、机械、电子工程和计算机技术等八个系。

我系派了王守瑜和盛澄华任宁大法律系副主任，轮流负责日常事务，年年输送我系资深教师到宁大授课，同时为宁大法律系培养师资。至1990年，完成了四年一轮的承包任务，而宁大法律系也已有了自己的教师队伍。

1989年春夏之交在宁大宾馆

Chapter 18　第十八章　康奈尔大学

美国康奈尔大学是1868年10月7日落成的。当天康奈尔先生在庆祝典礼的来宾的致词中说道：“我深信我们已奠定了一个大学的基础——在这所大学里，任何人都能得到学习和教益。”

我是在纪念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年之后于1988年来到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院任高级研究员的。以前虽两次到过这所大学，但真正了解它却是在第一任校长怀特（A.D.White）先生的官邸，现在已成为该人文科学院的院部了，这幢三层的豪华楼房，约近二十名老少研究人员集中在那里埋头研究或教学工作，他们给我在二楼一个最大的办公室，有供讨论用的长台、休息的摇椅和系列照明与空调设备，给我的优待超过所有来自别国的访问教授，这显然是洛伊对我的酬报。

1　康奈尔的办学思想

康奈尔大学是两个人的理想综合构成的产物。一个是企业主康奈尔（Cornell），另一个是怀特（A.D.White），都各有自己的理想。康奈尔的理想是提倡教育，以满足美国生活中公认的需要和欠缺，他坚持功利指标，重视学以致用；而怀特的理想是唤起求知的愿望，以取代教师的积极性。后者以充分的信心坚持个人权利，认为自由的个人在和善的指导下终将走向智慧和美德之路。就是这样，这两个人把科学与应用紧密结合的理想落实在这所大学的身上了。

康奈尔大学是以康奈尔先生的名字命名的一所私立大学，是由康奈尔从事电缆制造发的财——50万美元建立起来的，后来又由州政府取得公共土地和部分经费成立了半公半私的名牌大学。它的特点是对各国青年、各色人种、各门学科开放。它要造就的是既爱自由又有责任心、创造性的人才，他们在四年的学习中要能主动谋求光明辉煌的前程；他们不仅应是一些专家，而且应是能当大任的社会中坚。

康奈尔大学校园

就像摩里思主教（1893—1973）所称：“没有梦想就没有创造。巨大的塔楼是建筑在幻想的目标上面的……”

2　康奈尔的办学方案

康奈尔和怀特改变了单纯的专业大学的构思，他们要使文、理、工、商、农、医、太空、地理各科之间的交叉渗透，重视跨学科和边缘科学的课程，以发展新学科。这所大学以农学院、法学院、空间科学院、人文科学院而著称于美国。康奈尔与怀特把实用科学与自由教育结合，把财富与政权（两人都是纽约州的州议员）结合，以他们顽强的毅力，建立起了一个把他们两人的梦想熔为一炉的高级学校，它处于纽约州的高部，俯视着卡尤加湖（Cayuga Lake）的绮丽风光，使所有到过那里的人们感到心旷神怡，宛然生活在仙境一般，到处是瀑布，是溪水，是冰崖，是高低不平的四方形的大楼以及没有围墙的马路，这点也有点像我们的宁波大学。我希望家乡的宁波大学能办成像康奈尔一样的第一流大学。

3　我在康大的研究工作

我在康奈尔一个学期，每周一次的课堂讨论就在二楼的教室里进行。我的主要工作是研究变化世界中的比较宪政制度。我的目的是搜集资料，更新知识，准备回国后给本国学生开课。所以在这将近半年时间里我很少出去交际，更没有到别处去参观访问。每天乘公共汽车上怀特楼，有时也到图书馆，尤其是汉文小图书馆去借书，发现藏书的丰富出我意料。凡中国古今著名学者的著作，如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鲁迅、巴金全集……在小图书馆里无不齐备。我到了书库，感到几乎读不胜读，于是怯而止步了。

该年日本人给学校提供大笔赞助金以致“日中研究中心”大力发扬日本文化的介绍，使中国学者无容身之地，我也很少去参与该中心的活动。

我写了六篇学术论文。第一篇关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曾在《亚洲思想与社会》（Asia Thought and Society）刊物上公开发表。

康奈尔大学校园

最后一次课堂讨论是关于我国少数民族的特色。当人们问到西藏问题时，我与某些美国学者发生了观点上的冲突。他们认为，西藏是个独立民族，应享有主权，提出“西藏独立”的谬论。我从历史和国际关系两方面提出西藏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部分，而且处在今天的国际环境中的西藏也没有独立的可能，不是苏联就是印度想并吞它，所以，西藏对于中国来说是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至于西藏人民的民族意识宗教信仰，我国政府历来是尊重的，即使封建王朝自唐朝以来也未予以侵犯。因为我是个中国人，在这个有关国家主权和领土的大是大非问题上不可能持不同政见。说我是大汉族主义者也好，或狭隘民族主义者也好，我只能付之一笑。好在康奈尔大学学术自由的水平很高，各国学者荟萃一堂，各持一说，也极平常。下课后我们还是求同存异，和平共处，相得益彰。

Chapter 19　第十九章　墙内开花墙外香

1　国外见闻

1981年我在荷兰参加第二届国际法学会议时就向伦敦经济政治学院探听罗伯森（William Roberson）先生的下落。政治学系主任琼斯教授给我联系上了，说罗伯森教授业已去世，并给我寄来了他最近发表的一篇长文，因我离开了阿姆斯特丹，长文被退回去，琼斯教授又把它转送给了别的学生。第二年我到了伦敦从琼斯那里获悉，格里夫思（A.Greaves）先生已病倒，而威尔逊氏则荣任爱丁堡大学校长了。格里夫思和威尔逊这两位老师在我30年代就读于伦敦经政学院时都是年轻助教，而今都到了垂暮之年，或者甚至早已作古了，其中包括詹宁斯博士。后者虽然荣获了爵士头衔，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于赴锡兰大学任副校长的时候在海上遇难，几遭不测。他于1963年在剑桥逝世①，拉斯基教授的厄运是以后才知道的。②1949年北京解放那一年，英国执政党的拉斯基曾以工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的身份，率领以阿特里首相为首的工党政府代表团到过北京，但被我党拒见，拉斯基一行就折回到香港，发表过一则声明，便结束了对新中国之行。他们的这次专访以失败告终，我想，这大概是出于苏联认为英国工党为“右翼”的缘故吧，即此时中苏正在筹备缔结“牢不可破的友好条约”，而在英国本土，拉斯基恰好正在被奉为“左翼”而受到保守党丘吉尔等人的夹攻和迫害。③此事使我感到相当不安的是，50年代我曾执笔写过批判拉斯基改良主义国家学说的文章。④本来，学生批判老师并不一定是件不道德的事，或许还是一件公正的事，问题是我以“马克思主义者”的假面具出现，评论他非马克思主义或伪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此事无疑成了我学术生涯中一个洗不掉的污点。

格里夫思先生则比较幸运，他在临死前夕收到了我给他的信，此信表扬了他在伦敦经政学院风华正茂的业绩，听说他听了非常高兴。

值得记录的是亚非学院的几位年轻教师——陈恒照先生、菲列普·贝克尔博士、吉尔·白兰特女士等对我的多次鼓舞和热情款待。他们都非常尊重我，多次为我筹设“讲座”，请名人来听我的宪政理论、宪法学说，尤其是有关行政诉讼法的讲演，因而我在伦敦、香港等处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和名气，因为当时（80年代上半叶）知道新中国改革动向的人很少，或许我是这方面进行传播的第一人。每次来亚非学院大礼堂来听讲的莫不座无虚席。学院当局还用茶点或酒会招待来听讲的贵宾和著名人士。《中国法制报》记者所称的“墙外香”是与此分不开的。记得有一次在伦敦作客的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的盖尔洪教授也来听讲，他对“民告官”的法律特感兴趣，因此我就成了中国《行政诉讼法》在学术界的开拓者。这个殊荣是陈恒照、贝克尔等友人给我的，决不是我自吹得来的。

但是我应该感谢这些英国年轻学者，正是他们的举荐，把我引向里兹大学、剑桥大学、牛津大学、杜拉姆大学……去讲学。讲的都是有关政府体制改革问题，对新中国法制建设作了正面的报导，引起国外朋友的兴趣。

后来在美国的声势比英国的更大些。我80年代首次赴美是1983年应邀参加美国政治学会在芝加哥召开的一次年会。在那里我认识了著名华裔学者邹谠先生，他是芝加哥大学教授，经他介绍我才结识了后来成为我的同伴——“珠联璧合”的洛伊教授。⑤

洛伊是70年代由政治学界公选产生的位居第一的政治学学者，自80年代至90年代又是美国政治学会会长。经他宣扬，并“层层加码”，再加上福特基金会官员于1987年纪念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纪念的活动时见到了我之后，翻译了我的若干文稿，多发表在美国的报刊上。

在法国也一样，是靠巴黎第一大学法律及公共行政系主任蒂姆西（Timsit）教授的垂青。而在法国巴黎大学讲学，也有我在北大毕业的陶景洲同学的介入与接待，这就更使蒂姆西热心倍加了。这位教授原是阿尔及利亚人，曾受联合国的聘请来华为“比较文官制度”培训班与美国卡特政府人事管理局长坎培尔（Campbell）教授同台授课（我们三人鼎足分别讲授英美法三国文官制度），于是同他结下了不解之缘。非常遗憾的是，他的一部专著我曾答应他请人翻译，因所托非人，后来没有中译本出版，此事一定使他非常失望。

多次出国访问讲学，和外国学者交往的结果，多少改变了我治学的方向和研究的内容。以前我是把西方的东西介绍给我国的学人，1985年出版的《比较宪法与行政法》即是一例（这是法律出版社责任编辑徐有毅先生的功劳）。以后，主要是致力于本国问题的研究，想把东方的东西介绍给西方。美国学者（汉学家除外）和普通学生对中国社会主义制度不了解，难免发生误会，加上一些记者的错误报导，也就不乏敌视和蔑视新中国的地方——有的是出于恶意，如《纽约时报》的记者所写的《苦海中国》（China in Bitter Sea）一书中伪善、造谣、中伤之处，读了令人发指；有的则出于对美国制度的比较，用美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如哥伦比亚大学亚洲研究所的奈森教授就是如此（他著有《中国民主》［Democracy in china］）。我花了不少时间用来辟谣和争辩。我在瑞典乌普萨拉、斯德哥尔摩大学（1981）、纽约大学（1983）、康奈尔大学（1983、1988）、哥伦比亚大学（1983）、伦敦大学（1982、1983、1985—1987）、巴黎第一大学（1984）、美利坚大学（1984）等所讲的内容几乎全是我国的课题，有时虽名曰“比较宪政制度”，也是以我国特色为重点的。在国外讲学过程中，我深感自己对本国的历史传统以及几十年来的经验体会的贫乏，反而从中国问题的美国专家那里得到很多启发以及刺激。因此痛下决心要在回国后与有关的同仁相通，进行调查研究工作，总希望有所成就。

在国外，我见到美国国会图书馆所藏资料那么丰富（大英博物馆复如此），真是个治学（包括治中国的学问在内）的好地方。因此想到如果我有两三年时间像青年时期那样勤奋阅读有关中国的书籍，必能对中国“现代化”建设和国家体制改革作出贡献，而现在——我当时想——只有一两个月的时间，因而对此不能寄很大的希望。我曾向国内的青年朋友致信说，这里有不少美籍华人在美国大学任教，多有“无家可归，无国可报”的凄凉心情，因此我自感作为一个中国人，特别是生活在祖国大陆上的中国人，应该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学习、努力工作。我在国外恰好正逢国内改革开放政策开始之际，因而如鱼得水，是非常自豪的，不像个别同事所误揣的那样，某某人将留在美国从此不回国了；也不像有的名人所说的那样，“我们党和国家待他不薄，他的脑筋还是照样不变，恐怕改造不了啦！”

我在国外的见闻和所作所为，恰恰与这类论调是相反的。这是1982年至1986年的事。

2　国内言论

1986年前后是我国最广开言路的时候，也是谈论体制改革最多的时候。1986年4月25日《人民日报》头版新闻载有中宣部朱厚泽部长在一次座谈会上的讲话，其中有这样的一段言论，他说：“我们正在进行的这场改革是没有现成经验可以照搬照抄的，要把我们全民族的力量凝聚到这个前无古人的开创性事业上来。实践上的开拓创新需要有理论上的探索突破。”他又说：“现在是理论工作大有作为的年代。广大理论工作者有责任也有能力在新的伟大实践中，繁荣哲学、社会科学，把马克思主义理论大大地推向前进。”

自从这次讲话以来，就有六个单位⑥召开过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在7月12日中央党校研究生部召开的一次政治体制改革理论研讨会上，朱厚泽部长应邀出席并讲了话。他说：“邓小平同志已多次讲过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最近又特别讲到这一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在这种形势下，我积极参加各种会议，以我的一技之长向各界以及党中央办公厅响应上下一致共同关心的课题，真心实意地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到处发言，都以积极的态度提出建设性建议，特别是有关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议（这是我的强项）。我曾参加组织部拟议中的“废除终身制”、“要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干部队伍建设工作的讨论，力求国家机关工作人员的现代化，反对种种从苏联搬来的僵化体制。

龚祥瑞（中）、姜明安（左）1982年在昆明参加政治体制改革研讨会时于西山留影（右立者是陪同龚、姜游览的云南省政府的一位干部）

注　释

①　详见〔英〕詹宁斯：《法与宪法》，三联书店1997年版，詹宁斯生平。

②　参见本书下卷第十五章“我的导师：拉斯基”。

③　参见伦敦经济政治学院1995年第1期校刊，封面有拉斯基肖像。

④　参见《北京大学学报》社会科学号1956年。

⑤　参见本书下卷第十六章“我的同伴：洛伊”。

⑥　中国社会科学杂志、北京青年政治学会、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和苏东研究所、黑龙江社会科学院等。

Chapter 20　第二十章　事与愿违

1　庆祝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

1987年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American Council of Learned Societies）来信邀请我参加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学术研讨会，同时美国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院也来信邀请我作为该院1988年一个学期的高级研究员，趁此机会我和夫人提早赴美。到了美国，在芝加哥先把夫人送往儿子就读的明尼阿波利斯，我孑身一人直达威斯康星州的雷辛市“福特会议厅”大厦报到。这里的“福特”是该市一个著名的化妆品公司的老板，他在公司附近一个环境秀丽的公园里设了一宽阔舒适的会议大厦，以供学术界召开会议之用。

这次会议邀请的都是外国宪法学者和实践家，大概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当局（会长为克茨［Katz］，项目官员为Bavario）想了解国外学者对美国宪法的观感。到会的学者各国都有：西德、法国、英国、意大利、日本、菲律宾以及非洲的几个国家的外交官。我国去的除了我之外，尚有上海社科院法学研究所的一位研究员（浦增元先生），济济一堂，共三四十人。我未为此次会议作任何准备，以为庆祝纯系形式，故有提早去康奈尔从事研究之意。因此在中国我离校之前声明：“此后不要再以我的名义招收研究生。”我这样说，给了同事们一个错觉，以为我打算长期留美从此不回国了。在教研室开会时，我作了真心的解释：能带研究生的教师已有多位，确实我应该让位了。那次会议也着实令人震惊，我的7位研究生当场被瓜分了，这样也就埋下了“我一定要回国”的誓言。所以我对美国宪法，除了“联邦制”外，没有说出多少东西来。好在学术团体理事会请来了几位美国学者到会，给我们作了几次有关美国宪法特色的报告，其中讲得精彩的就有“人权法案”（美国修正案第一条至第十条）和哈佛大学一位社会学家说美国政治制度实际上不存在“三权分立”，而是以政党和法院为轴心的中央集权体制。我借她的主旨演说，批评了国内有人说“美国三权分立是‘三个政府’”一说，这一争端引起福特基金会几位官员的关注。他们暗地里跟我说，说美国政府是“三个政府”的是邓小平，不是别人，而且并不一定错，要我注意。其中一位官员就是后来到北京福特基金会工作的马克（Mark Sidel）先生，他一直与我保持联系，多次鼓励我在比较宪法学与行政法学方面所作的努力。

这次莅会，我给克茨的印象很深，后来他为我们1993年宪政史课题组的设置专程来华，大力支持，蓄意要我们研究东方国家及地区借鉴西方宪政制度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于此，我懂得参加国际会议，并不一定能直接取得有形的学术收获成果，而在于认识人和间接取得会外的机会。我在美国所参加的会议大抵都起着这样的作用。因此我不禁要问：在本国参加的会议为什么不能达到这类有利的目的？甚至反而失去了应得的效益呢？这点实在令人困惑不解！

我从芝加哥折回明尼阿波利斯不久，就接到华盛顿一次比较宪法学术会议的邀请信，说它是“美宪两百年纪念的继续”，内容则是“与会者的本国宪法问题”。当时，我国正在进行改革，我对这样一个比较宪法学术讨论会自然很感兴趣，就拿出1986年的劲头，写了一篇我国政治体制改革是第二次革命的论文，受到对方的欢迎。开会的时间尚早，我就乘机去了一趟伦敦，在亚非学院先作了一次预讲。

2　参加华盛顿一次比较宪法研讨会

我从伦敦回到美国，就有人把我直接从机场接到了会场，当天我即席发表了事前准备的讲稿。会后接到我儿子的电话，说驻美大使馆曾到处找我，通知我“不要去参加美国战略研究所召开的这次比较宪法研讨会，理由是有台湾官方成员与会，我国大使也在被邀之中，因此而拒绝出席，希望我也能谢绝与会。”晴天霹雳，生米已经做成熟饭，实在难以挽回了。那次的会确有一位台湾地区的“法官”（兼台大教授）参加，另有一位台湾“中央科学院”年轻学者与我并列宣谈了他的“五权宪法”论文。因此我心中明白，是犯了外交战线的禁忌。记得1982年参加在荷兰召开的第二届国际法学会议时，一位台湾地区学者在宣读论文前声明他自己来自台湾，是持“中华民国”护照到会的。结果我国代表（武汉大学韩德培教授）奉我驻荷兰大使馆之命公开发表声明：“发言人所谓‘中华民国’早已被扫进垃圾堆，是根本不存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才是唯一合法的政府。”此种外交声明已成为惯例，就我而言，是早已应该知道的，而从使馆出来时，心情却十分泰然，认为这是偶然事件。大家估计也不会有什么后果。

到了1988年我回国一次，得知“教委”以本人“年事已高，不宜公派出国讲学”为由，从此收回了我公派出国的机会，但准予因私出国。我想这个后果与我1987年赴美（公派护照）未曾向大使馆报到，在明尼阿伯利斯也未与来自芝加哥的教委代表团打招呼有关。

3　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遭遇

1988年夏结束我在康奈尔讲学之际，我想对最后一批由我指导的硕士研究生于7月的论文答辩负责，便购置回国的来回机票，先把夫人送到明城我儿子在的地方，只身回国一次。这时美国得克萨斯州的一个教会学校要我作为期一年的讲学，待遇不如康奈尔，但这个学院答应我可带一个助教同往。我有个好友，叫张履平，多年来想出国，为此我答应了他于9月与我夫人一同前往。谁知道，这次“一意孤行”，竟造成我返不了美国的后果。

教委既不给予公派，我只好申请“因私出国”。1988年整整一个夏季就为申请护照奔跑了十几趟。其办事人员态度的恶劣，办事程序的混乱和无序，可谓古今中外“只此一家，别无分店”了。自费或奖学金获得者或申请留学或探亲护照的人，凌晨起就开始在东交民巷排长队，不管天晴天雨，一排就是七八个小时。一窝蜂进去，个个去抢两张空白登记表。办事人员开一个窗口，不分“领取申请表”，还是“交纳国外证件”，一律在一个窗口等候传呼。被传呼到了，进去审查文件，不是缺“这”，就是缺“那”，来回折腾，总算弄齐了一切要求……我见到一个年轻人，跑了六七趟，总算整理了厚厚的一本从美国寄来的爱人来信集。结果办事人员要求他拿出从美国寄来的信封。申请人说，他只把信件收齐装订（其中有美国学校的信笺），仅仅没有保存信封。办事人把信件往地上一扔，说什么“没有信封，谁信你的！”那个申请人哭了。

我走了六趟，没有办成。我四处奔走，最先要求“统战部”给我写信证明，我的夫人留在美国，是为了学生答辩才回国的，“请予照顾”。结果石沉大海。每次非我本人去不可，每次没有结案（我有儿子生活保证书，又有得克萨斯州的邀请信）。有一次是我的小孙子陪我去的，他是个中学生，竟说“这里的办事人怎么像狼一般的凶”。后来，我只好求助于北大81年毕业的学生，当时任海淀区公安分局局长×××，并给他送去一瓶洋酒和两条洋烟转送给出入境管理处的审件人员。就这样，最后一次去到东交民巷，那位办事的换了一个年轻人，总算收下了我探亲的文件，不久就拿到了护照。这是我亲自干的，欲哭不得，欲笑又止。后因别的原因没有返回美国，夫人也就回国了。

1995年8月，我重新到了东交民巷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它焕然一新，整齐有序，各有“门窗”，像银行、海关、邮局一样秩序井然，复有休息的地方和咨询，真是整个儿换了新貌。这时，到这时才意识到，改革在某些方面确实取得了成效，真是惊喜交集。

4　参加世界未来学会在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1988年10月，世界未来学会和中国未来学会在京召开第十届年会，有近百个国家的代表参加。我由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所李慎之所长介绍，参加了进去。中国的主持人是科技报的主编（忘了他的姓名），他相当重视我。本人不去美国了，也就想替本国多做一点力所能及的工作。当局要我在大会上作有关“政治体制改革”的报告，我作了细致的准备，讲稿得到了批准。

大会是在离安贞桥不远的一所新建的宾馆里接待代表的，宾馆附近荒芜杂乱，出入极其不便，建筑质量也差。我进去之后觉得难以得到国际友人的满意。主持人告诉我说，本来是要在城内一所高级宾馆里开的，后因妇女代表大会在同一时间内开会，才把我们的国际会议换到这里来了。那时对国际关系显然不像以后那样重视。到会的国际友人对生活起居、报到和交通、语言等都表示不满。

国际会议——中国日节目是在北京图书馆会议厅里举行的。为了分发翻译听机，要求来宾拿出护照作押。秩序大乱，怨声载道，这次会议组织得不好实在有失国家的体面。

我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在台上转递纸条（为主持人作笔录翻译）并作“政体改革”报告的。除政体改革外，还有经济体制改革及环保等报告，总算把“中国未来的一些展望”报道了出去，反应是良好的。小组讨论在宾馆里进行，实在难以令人满意。不过有几件事引起国际友人的喝彩与满意。

北京市有两个高中学生要求参加会议。他们在我房门口等了两天，才得到了允准。这两个高中生都是本市“三好”得奖优秀生。他们在小组里侃侃而谈，说出自己对未来的向往，引起到会外宾的赞赏。

另外，外宾中有许多是国际上有名之士，阿兰·克里夫兰（《有效的管理者》［The Effective Executive］一书的作者，该书有中译本），就在我主持的一个小组里，特别引人注目。我向他介绍参加本届会议的清华工程科毕业的两名研究生，他们所写的论文和英语发言使克里夫兰十分满意，有心要把他们送到国外深造。后来一位学生不久就到加拿大留学去了。

沈阳刘国和君参加了这次会议，从此他认识了我，会后他常给我来信。与他的关系给我自己埋下了一颗不利于学术研究的“定时炸弹”。①

中国法制报几位年轻记者于1986年，在上述访问录中最后写道：“他这朵‘墙外’的‘红花’，也一定会在我们墙内改革的沃土中开放得更红火。”可惜得很，事与愿违。我的全部热情被一盆“冷水”泼得冰凉，从此这朵所谓“红花”变成了一支“黄花”，这是由一篇宪法理论问题的文章引起的。

注　释

①　参见本书下卷第二十五章“走向新世纪”。

Chapter 21　第二十一章　宪法理论问题

1988年冬，有人为了198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五四”运动70周年、法国人权宣言200周年向我约稿。我应邀写了一篇以《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为题的论文，后来被华东政法学院1989年4月《法学》杂志采用刊出。本人未曾想到这篇宪政常谈的拙文竟会引起这样大的反响，被人加以大批判，断章取义，不能容忍学术界的不同观点，“抓辫子”、“戴帽子”、“打棍子”，斥之曰该文系“赤裸裸的反动的资产阶级谬论”。我系的做法较为文明，既未点名而仅以“宪法理论研究的思考”为题，对我的论文出现的一些观点进行批评。既然是关于宪法的理论问题，我就不揣冒昧，写了我的反思和答辩一文，在我的《自传》中记录下来，多少能反映我国宪法学界的学术水平，我想对后人是有益的。

附：关于宪法理论研究的思考①

《中外法学》编者按：前不久，北京大学法律学系宪法学教研室召开会议，以“宪法理论研究的思考”为题目，并针对宪法学界出现的一些观点，进行了讨论。现将四篇发言稿照登如下：

研究宪法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

我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必须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同样在宪法学研究中也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宪法学主要是研究国家制度和社会制度及其基本原则的科学，是政治性很强的学科，只有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才能科学地研究宪法学问题，得出正确的结论。离开或否认这一指导思想，宪法学的研究就会走入歧途。

毛泽东曾经精辟地总结了近代宪法历史的经验，指出，无论英美或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以后，才颁布宪法。毛主席概括地阐明了宪法的由来和内容，是一个实事求是的科学的论断。但是现在却遭到指责，认为需要“修正”，理论问题“没有中外之分”，强调中国特色是个“笑话”，“人类共同的宪政道路”、“宪法原理”是“重新开始”、“授予和限制权力”。在这里完全看不到对宪法的阶级分析，而只讲人们“主观”意愿要“重新开始”。这种观点是非科学的。一些西方宪法学者认为宪法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种看法并没有指出宪法的本质，其真正目的是把国家权力交给资产阶级并保护私有制。今天再推崇这些西方宪法理论，并以此为标准来评价和批评我国宪法，是完全错误的。

我国现行宪法是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总结了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验，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吸收和反映了我国亿万人民群众的意见和要求，参考了许多国家的宪法，既考虑到宪法的相对稳定性，又充分体现了我国实行改革开放的要求。宪法序言中叙述了我国的近代历史，规定了四项基本原则和国家的总任务，总纲规定了我们国家的性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经济制度、文化教育制度等内容。无论从理论上、实践上看，我国现行宪法都是一部较好的宪法，而不是什么“歌德”式的“有权就有一切”的宪法，研究我国宪法，不能离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否则就不能正确理解我国宪法，尽管宪法实施中还存在许多问题，但不能以此否定这部根本大法。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宪法学的研究取得了较大的成就，但是我们也不能不看到近年来资产阶级自由化对宪法学研究的影响，要使宪法学研究能取得更大的成就，使研究更加深入和进一步发展，就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宪法理论，清除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

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的集中表现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一文的作者认为：“宪法的出现并非一定都具有民主事实。”果真是如此吗？请看事实。

俄国十月革命初期，1918年7月10日以前尚未制定宪法。列宁说过，苏维埃政权在没有宪法的条件下存在了长达8个月之久。此间，曾通过《十月法令》（计700部）治理国家。美国于1776年建国，经过1783年和一次反英独立战争后四年时间，国家政权得到初步巩固的1787年才制定通过宪法。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经过四年，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基础上制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

通常我们讲，宪法是革命胜利的产物。这不等于说，革命一胜利就能立即制定宪法。马克思说过，宪法是新的阶级关系趋于稳定的产物。这就是说，统治阶级夺取政权后制定宪法，需要新政权有一个时期的巩固过程。任何一个当权阶级绝不会在其政权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还没有民主事实确认的情况下，仓促制定宪法，因为宪法是阶级力量对比的集中表现。正因如此，所以毛泽东同志正确地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可见，有了民主事实之后制定、颁布宪法，这乃是世界各国制宪的普遍规律。把普遍规律当成一国特色的不是别人，讲“笑话”的也不是别人，正是“宪法理论”的作者。我国宪法的阶级本质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宪法。企图改变或修改我国宪法的阶级本质及其使命的打算都是徒劳的。

宪法·宪政·革命

1940年2月20日，毛泽东主席在延安宪政促进会上作了题为《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的演讲。毛泽东在该演讲中指出：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是苏联，都是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大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是1949年以后的中国宪法学界所熟知的一个著名论断。作为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的宪法观的一部分，近些年来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出台和愈演愈烈，这一论断也受到了冲击。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对毛泽东的论断发难，主要包括两个互有联系的方面：（1）“通过比较宪法，我们知道宪法的出现并非一定都具有民主事实，”因此，“毛泽东的话并不全对”；（2）“现代宪法的出现是由于人们需要一次重新开始。这个观点可以拿来补充和修正‘毛泽东们’所无法了解的宪法原理。”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之所以提出将“一位外国宪法学者”的“重新开始”说来补充毛泽东的论断，除了该文明确道出的理由即“现代宪法的出现并非一定都有民主事实”以外，还有另一个不难发现的潜在理由，即认为毛泽东主张宪法是革命成功后为了承认革命成果而颁布的法律文件，这样的宪法是面向过去而不是面向未来，其作用只不过是使过去的政权合法化，因此，有必要以“重新开始”说补充“承认”说。然而，《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的上述推理只不过是书房的玄想，象牙之塔色彩未免太浓。任何革命的成功，都必然引发一个新的历史时期或新的时代。颁布宪法承认革命的成果，同时就包含着承认革命者关于未来社会的主张。所以，毛泽东的论断不需要补充。面向未来是毛泽东论断的必然推论。

事实上，大家知道，马克思主义的宪法观非常重视宪法的纲领性，其用意当然是指向未来，开创新局。如果全面地把握了毛泽东的宪法观，就更无必要引入“重新开始”说作补充了。

毛泽东也并没有断言，世界上一切宪法的出现都以民主事实为先导。宪法并不等于宪政。宪法只不过是一纸法律文件，而宪政则是“民主的政治”（转引自《新民主主义的宪政》）。细读毛泽东的论断，我们不难发现，毛泽东其实只是认为，实现宪政的道路，是用革命的方式造就民主的事实，然后颁布并实施宪法，如果没有造就民主的事实，即使颁布一部好宪法也不能实施，也不会有宪政。

1940年前后，国民党蒋介石政府宣称要结束“训政”，实行“宪政”，一时间迷惑蒙骗了很多人。为了揭露国民党的谎言，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了“宪政促进会”。所以，毛泽东在作了上述论断以后，紧接着就指出，中国的情况与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说，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的边区等地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绝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经验业已证明，毛泽东的见解是深刻的、正确的，而否定毛泽东的论断，是错误的。以资产阶级的理论取而代之，更是错误的。

研究中国宪政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

作为一名宪法、行政法的研究者，我认为我们应当结合本学术领域实际，反思这几年来的宪法研究情况。我认为，宪法学界近年来受到了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一定的影响。值得注意的是，有人发表文章，否定1982年宪法，批评我国的民主宪政。这种情况我们必须严肃对待。诚然，宪法并非十全十美，我国的宪法也正在逐步走向完善。尽管如此，我国1982年宪法的绝大部分内容都是正确的、科学的，它是我国改革、开放成果的总结和指导。这部根本大法确定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这一立国之本，也确定了坚持改革、开放这一强国之路，这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大事。那种否认现行宪法的思潮是错误的，那种漠视我国现行宪政的态度也是错误的。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的民主建设已经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并正向建设一个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宏伟目标推进。有人拿社会上一些违宪、违法事例，企图说明我国宪法不好，宪政未能推行，这不仅是立场有错误，而且与事实不符，缺乏科学的精神。究其原因，这种错误认识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不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不从中国国情出发，就不能正确地、全面地认识我国的宪法和宪政。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是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方法，分析问题和解决问题。从中国国情出发，就是要看到中国革命的特殊情况，走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崇洋媚外的态度，照搬西方资产阶级的宪法理论，这是十分错误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和宪政是马克思主义宪法思想与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的产物。这是我们认识和研究我国宪法、宪政的基本思路。我认为，今后，我们应当更自觉地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我国宪法、宪政的优越性，大张旗鼓地宣传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宪法理论，抵制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的影响，为马克思主义宪法研究，作出自己的贡献。

我的反思与答辩

北京大学法律系教授　龚祥瑞

我国宪法目前存在的并亟待解决的问题，在最近这五十天的风波中全都暴露出来了。时当今日传播媒介遍及全球的每一角落的信息时代，似难再言所谓“书房的玄想”、“象牙之塔未免太浓”那类的话题了。

我是个长期从事宪法理论研究和教学工作的知识分子。中国的问题尤其是在这次空前复杂事件中暴露出来的问题，我觉得，不是理论问题，更不是什么法律问题，而是敢不敢说真话、为人、为师的职业道德问题。所以我愿以“肝胆相照、忍辱负重”的心态，就下列问题求教于曾和我共事几十年或曾是我的学生而现今则是持有和我不同观点的同志们，期望引发出一次新的人际关系，以利今后的发展。

近日我读了我系出版的《中外法学》1989年第5期双月刊以《关于宪法理论研究的思考》为题，针对1989年4月初在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出版的《法学》杂志上发表的《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一文中出现的一些理论观点，进行讨论后照登的四篇发言稿，它深深地触动了我的思维。

《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一文是在去年年底应几个民间研究所的特约，为纪念“建国四十年”、“五四”七十年和《人权宣言》二百年而作，带有强烈的政论性质，其中的言辞有的不免偏颇，甚至显示出某种不满情绪，有违一个学者应有的修养。但是从总体上看，我的议论是言之有据的，没有不实之处。这是我几十年来的学术思想形成的，是我的宪法学和行政法学专业和职业（培养下一代政法人才）的实际生涯中注定了的，也是我近十年来改革开放的新时期不断更新知识，特别是近五年来到各省、市法院调查访问，受到一定司法实践教育的结果。

“五十而知天命”，我早已过了五十。我所发的议论不是我一个人的观点问题，尽是有关国家根本法——宪法的大是大非的敏感问题。

1．关于“歌德”式政治宣言的问题

我没有说过“我国现行宪法（整个儿）是‘歌德’式的宪法”或“胡说什么我国宪法是一个党派的歌德式的政治宣言。”但是我确实说过：“翻开现行宪法的序言一看，四部宪法千篇一律都是政治宣言。”谁也不会把138条宪法条文上的规定误作“政治宣言”，就上下文看，我说的显然是指宪法序言而言。

我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从来认为法学要研究人性中残酷的一面、人间疾苦的一面，这类问题是任何一个阶级社会不同程度地共同存在的。我的专业确认：只有从群众的疾苦出发去探索救济方法，才是一国宪法和宪政、法治的由来和任务。我特别不喜欢斯大林《苏联宪法草案报告》（1936年）中那种自吹自擂，以及苏联学者随之而起的那种“歌功颂德”的风格，说实在的话，不但不喜欢，而且有恶感。我把它迁恨于我国“宪法序言”，应该承认有过分之处。理论研究不应带政论色彩，更不应意气用事。我把“苏联模式”或受斯大林风格的影响强调过分了。但是，在较大的程度上，我还没有去除这种情绪所带来的思考。我常常认为，即使是政治宣言（革命成果的记录）或政治目标，若是调子太高，就容易使人失望。同样的问题，譬如说“腐败”，这几乎是各国共有的现象，但发生在社会主义国家里，问题就显得特别严重，以致引起特别的激烈的不满以及抗议。我确实认为，把自己说得太好，把目标定得太高，是社会主义国家受挫折的一个原因。这样想，就不是情绪而是理智的反思。根据这一点，我才说：“无怪乎人们特别是受到伤害的百姓根本不相信宪法的作用和宪法的最高效力，宪法危机于是便发生了。”1954年宪法在“文革”中的命运表现得最为突出。“歌功颂德”的风格不仅1982年现行宪法有，所有四部宪法都有。直到现在，我还不能完全理解一个法律文件出现“天翻地覆”一类的非科学的字样，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样的积极的法律效果！究竟是我没有人民的感情呢？还是我站在众生百姓的立场上说话呢？我实在百思而不解！

2．关于“有权就有一切”、“权力高于一切、决定一切的斯大林主义”的问题

这个问题在现实政治生活中是存在的，是老百姓经常感受到的。近几年，每次出差，都遇到同样的质询：他们看到地方上有些党政领导干部在那里为非作歹，肆无忌惮。“权大于法”的实际，我认为是和宪法原理相抵触的。一面是“翻天覆地”的变化，一面是在现阶段社会上弥漫“不正和腐败之风”，我感到这两方面在政治上的共生现象是这样不协调，以至于《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发表之后竟然出现有那么多的年轻人和平日不关心政治的小市民表现出这样的不满，实在是我始所未料的。直到目前，我还停留在“惊讶茫然”、“无所适从”、“迷惘困惑”之中。反思之余，恰恰认为我这番话说得太晚了。我一贯认为，宁肯说得少些，做得多些。

3．关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

这是当前人人都知道的头号重要的问题，照本宣读并不难。但是令我痛心的是，我从来没有怀疑过这一立国之本和这一强国之路，尤其是党的领导。然而，有关“政党问题”，我却从来不主张把它写在宪法上或制定一部《政党法》之类的建议，这是我多年研究各国宪法而后自然地得出的结论。因为党的领导是历史地决定的，是力量对比的关系，不是靠法律和强制而是靠宣传教育，以及党员的模范作用而起作用，以收其效。一部宪法巩固不了它，也改变不了它，这是世界各国宪法大多数学者的共识，它特别运用于我国的情况。除了中国共产党之外，还有什么政治力量或什么政治组织能取而代之的呢？难道政治领导是靠法律承认和为之保障的吗？宪法的精义不在于法律条文上的规定。成文宪法背后隐含的因素是实际存在的力量对比，它可以与成文记载相一致，也可以是相反的，或相差千万里的。恰恰相反，需要的是实际上像目前党中央正在做的那样。这样的观点难道是“企图改变或修改我国宪法的阶级本质及其使命的打算”吗？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会主义制度”吗？我和已故孙冶方先生1981年同样的主张，难道是“最终使我国社会主义宪法变为资产阶级宪法”吗？我百思不解！

4．关于条文规定与事实对比的问题

在这方面我在拙文中提出了一些言之有据的问题，以资说明就法论法总有局限性，总不能究其根源，从而指出：卓著的技术本身——例如，成文宪法、人权宣言、分权制度，并不能解决任何现实社会存在的实质性问题，更无补于解决群众的疾苦。所谓“群众的疾苦”，指的就是宪法实施中的阴暗面，可以说，是由衷的“下情上达”。我所列举的几条都是公认的事实，并无不实之例。写《丑陋的中国人》的作者是否定中国人吗？真正的爱国主义应该贯穿着批判精神的光芒和民主精神。否则，它会成为有损于社会主义社会和国家利益的东西，会成为偏见，甚至愚昧无知。一位负责法制建设的领导人，为了健全社会主义民主法制，难道会不愿意听听逆耳的声音吗？不宽容理论探索，不允许不同观点的存在，不力图打破“歌功颂德”的高调，使公民的宪法权利得到充分的实现，于此，我确实百思而不解。

我们老一代知识分子久经沧桑，历尽艰辛，都热爱自己的国家，都盼望祖国繁荣昌盛。遭批判只能激励我们的爱国主义的情感而不会扰乱我们潜心向学的生活。

做一个中国人，一个培养下一代政法人才的教师，理应对自己服务对象负责，接受“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号令，就像70年前李大钊先生所称：社会主义来临是“历史的命令”一样。我的言论可能有错。但是我的行动和思想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不论是在“六四”以前还是在“六四”以后，我在国外多次说过，我为生活在社会主义大陆而感到自豪，即使在最不幸的“文革”时期，我也同样感到自豪，因为我有机会经历了这一切，因为我有比美籍华人和台湾港澳同胞所未能有的更深刻的切身体会，能更了解我国的国情。我把那些年代的种种灾难和不幸都看作我国历史必然发生的事情而平静地接受下来了。特别是通过这一次风波的全过程，使我们党和全国人民都进一步了解了这一点。应当敢于承认矛盾和冲突，积极地利用这些矛盾和冲突，促进社会进步，要使它们制度化，即在完善法制上考虑它们，寻求为各方都能接受的取得一致的方法，这才是我们开始要做的理论研究。

5．关于“权力是否必须受限制”的问题

我是始终坚持这样的一个观点的：就是政府权力不能无限，有权不能就有一切，权力必须受限制。我有无可辩驳的证据，证明只有封建主义和法西斯主义才从根本上反对这个观点。然而，斯大林的《简明教程》极力回避提出这个问题。

有位教授说：“一些西方宪法学者认为宪法是‘对政府权力的限制’。这种看法并没有指出宪法的本质，其真正目的是把国家权力交给资产阶级并保护私有制。”

对此，我不敢苟同。我认为政府都有腐化的必然趋势。“不受限制的绝对权力，必然绝对腐化”，这话是个历史学者说的，今天已被公认是政治学和宪法学的一条定律。我从来没有“把普遍规律当成一国特色”，正好说明这条规律，世界各国——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资产阶级国家限制政府权力，其真正目的是保护私有制，无产阶级国家为了保护公有制自然更应该限制权力了。不然的话，正像我在那篇《宪法理论》一文中所说，“宪法也就成为强人们手中所决定的工具”了，斯大林现象的关键在于垄断：对生产资料的垄断，对历史考察的垄断，对社会科学领域“先开第一腔”的垄断……简言就是“权力高于一切、决定一切”，在权力顶峰上树起偶像，使他不受监督和限制。在这种体制下会孕育出什么呢？

尽管我国有我国的国情，但我国四部宪法或多或少受到了斯大林主义的一定影响，在政治体制上毕竟还有一些相同的地方。因此，我才认为：“绝对权力不应该存在，权力平衡应该保持，权力的合法性必须立足于大众的民意之上。”在评价现状和今后的发展途径时，人们往往还继续使用斯大林主义对我们影响时期的范畴去思考，而在此期间，世界却已变得面目全非了。应当老老实实，至少是对自己，承认在许多方面都要重新开始，并且承认我们习惯的那一套议论是挺危险的。如果不对我们已有的知识作原则性的更新、修正和补充，要想为政治体制改革作出我们宪法学者应有的贡献则是不可能的。

6．关于“应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的问题

研究宪法要不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及马克思主义要不要发展，对这样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我们的看法是一致的。至于怎样理解它，怎样发展它，却有分歧。在我，只是想介绍一位外国学者提出的这样一个论点：“现代宪法的出现是由于人们一次重新开始。”我详尽地阐述了世界上历来颁布一个叫作“宪法”的根本法在各国之所以需要“一次重新开始”的客观原因和主观愿望。因此，我称之为一条有关宪法由来的原理，而毛泽东在半个世纪以前为了揭露国民党“实行宪政”的谎言，才说，世界上历来的宪政，不论是英国、法国、美国，或者苏联，都在革命成功，有了民主事实之后，颁布一个根本法，去承认它，这就是宪法。这是毛主席代表中国共产党在一次“延安宪政促进会”上所作的政治论断或政治决议，并不像我们那样是在从事关于宪法理论研究的思考。论断不是原理。正像座谈会上一位发言人所正确地指出的：毛泽东在作了上述论断以后，紧接着就指出，中国的情况与英国、美国、法国、苏联等国家的情况不同。毛泽东说，中国则不然，中国是革命尚未成功，国内除我们的边区等而外，尚无民主政治的事实，中国现在的事实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政治，即使颁布一种好宪法，也必然被封建势力所阻挠，被顽固分子所障碍，要想顺畅实行，是不可能的。所以，现在的宪政运动是争取尚未取得的民主，不是承认已经民主化的事实。这是一个大斗争，绝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

应该说，毛泽东在当时的论断是深刻的、正确的。如果比毛泽东说的还要正确，而说：“宪法并不等于宪政。宪法只不过是一纸法律文件，而宪政则是‘民主的政治’”（转自《谈民主主义的宪政》），那么，毛泽东在1940年前后为了政治的目的所作的论断，即使拿到现在来说，也未始不是深刻的、正确的。因为实现宪政，“这是一个大斗争，绝不是一件轻松容易的事。”我们仍须努力，但是作为宪法理论研究的思考，如果把宪法原理仅仅限于毛泽东在以往年代所作的论断，对待政治决议还继续“停在注释的水平上”，我们当然就无法前进了。正如苏联主席戈尔巴乔夫所说的，“由于某种原因，理论和社会科学中失去了活跃的讨论和创造性思维的气氛，权威的评价和说法成了不容怀疑只能阐释的真理”，对于政治体制和发展最为悲惨的就是，“出现了某种把在实践中形成的社会组织形式绝对化的现象。不但如此，这种观念实质上……被看成是一成不变的，并奉若容不得科学分析的教条。”恕我补充一句：奉若容不得科学补充的永恒的和唯一正确的终极真理，那就太可悲了。

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至少含有这样两种观点：（1）不能以此来代替各门学科本身的理论；（2）不能把它停留在以往年代的面貌上。

如果宪法没有理论或不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导而孕育出对实践的认真总结，那么，无论是改革的试验，还是改革的严峻环境，都永远不会使我们的政治体制产生系统的革新。

我之所以要在毛泽东关于宪法的论断上给以补充和修正，是由于我接受了“一次重新开始”，是现代各国宪法由来的那一科学原理。甚至可以说，我在对这一原理的解释和介绍中已经把毛泽东的论断包括了进去。

我之所以接受这位外国学者研究近、现代各国宪法的成果，因为我觉得他确实概括了迄今世界各国所颁布的宪法之由来，比之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的宪政》一文中所列举的范围要广阔得多、亲近得多。

我认为补充和修正就是发展，不是“否定”，更不是“以资产阶级的理论取而代之”。

实践和现实生活不仅是理论的标准，而且也是理论的源泉。因此，研究中国宪法“必须注重从中国国情出发”这话说得对，是应该接受的。

我是个受了党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达四十年之久的知识分子，我把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高深的科学。作为一个学者，一个教师，我没有必要把马克思主义科学当作信仰或意识形态，口是心非地挂在嘴上。我时时和处处声称：“我不是马克思主义者。”但是，马克思主义是从非马克思主义中产生的。我觉得，我的任务，在国内是以我的一技之长为中国马克思主义者提供资料。我从未自己设计过要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从正面去教导我的学生，我认为这是其他教师的任务。我只能以我的专长去引导年青一代，帮助他们扩大知识面。我以为这样就可以使他们“面向未来，面向世界，面向现代化”，跟上时代的步伐。我也确实“满腔热情、严格要求”地对待我的服务对象，但我也确实没有，也不可能有资格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作为一项道德诤化原则，这是命中注定了的，是不以我的意志和目前形势的要求所能转移的，我别无选择。

展开不同观点的讨论和争鸣，是我们法学界的希望之光。遗憾的是在目前，“大批判”还在盛行。如果我们想真正深化改革我们的体制，我觉得我们应该毫不犹豫地走这样一条路：只有新的、从意识形态教条中解放出来的科学研究才能帮助我们的大学生较完整地而又宏观地思考我们的过去，从而有助于真正摆脱斯大林主义——斯大林现象对我们的影响。并重新恢复我们不是在口头上而是在事实上的“一致性”。我写《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一文，就是从这样的思考出发的。

我们有上千个问题。要思考的宪法课题也多得很。回首往事，再瞻未来，意味着理解它，把它视为自己的事，并且超越自己，和所有的人对话，忠诚地以人类追求正义的精神，为疾苦的人说话。活着就要在改革中前进，这是我的本意。

谢谢《中外法学》——疾风中的一束劲草，给我带来了和风细雨，使得我今后能逐步理顺思路，按照“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方向去开拓未来。

注　释

①　原载北京大学《中外法学》1989年第5期。

Chapter 22　第二十二章　两代人的对谈——永恒的怀念

刘：老师，这次回家度假，我带着先生的深情期待南归。同时，也同样渴望先生赶上生命中又一个充满着生机的春天。

龚：这里正瑞雪纷飞，弥漫着早春气息。

刘：南方和北京不大一样。我在北京的第一个寒假没回家，只觉得过得冷清，缺乏人情味。龙潭庙会的热闹也显得有些牵强，有些做作。

龚：南方呢？

刘：家乡，春节是热闹非凡。暖暖的街上洋溢着暖暖的人流。不知为什么，今年我对“过年”却不感兴趣。也许春节是属于小孩子的吧！而我已经长大了。

龚：也许有所变化了。心情不好吗？什么都可以敞开来谈。

刘：我旁听先生的课，读先生的信，和先生谈话，不知已有几遍了。要和先生谈心，仍不知该从何谈起。我总以为自己过于年轻、过于幼稚。尽管你多次鼓励我，欲和我们年轻学生建立起“忘年之交”的友谊，常常使我万分感动，我也很不愿意把您当作一种“社会角色”面对面进行交心，但许是由于“角色意识”太浓吧，在大多数的时候，在我的脑海里每每闪过这样的念头，“先生是位长者，是位教授……我必须时时尊敬他。”在教与学上，我当然应尊重先生。尊重先生的学识人格、风度和毅力。既然先生自称是“忘年的老人”，我也就没有理由不把先生当作我们青年人的知心朋友了。

在这充满热情也弥漫着迷惘的日子里，我非常渴望能在与先生的倾谈中找到一缕希望的曙光。

龚：其实用不着顾虑，不论是北大的，还是其他学校的，认识的，还是从未见过面的，只要是热情正直的青年，现在都会有同样的迷惘，同样的追求，我都同样的接待，同样地回信。你无妨同我谈谈这次在沿途中的所见所闻所思，对我也会有好处，我也还是和你们一样的幼稚呢！

刘：京广线，“热度”可冠全国，然而沿线的景致有令人兴奋的，也有满目凄凉的。当我看到几近干涸的黄河，当我看到寸木不生的石山，当我看到冷风中瑟瑟发抖的田边小草，心里真有点难受。旅客的精神面貌着实使我大扫兴致，污秽、肮脏、愚昧、混乱。难道这就是五千年文明的写照！

龚：我们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

刘：可是看到这样的景象，我无法不困惑，却也和先生一样在期待，在追求，想知道得多一点，全面一点。往年假期回家，我总是积极找机会去搞点实践的。这个寒假我却没有这个打算了，一是因为我想跟彼此钟爱的亲人和朋友多在一起；二是因为理论基础仍不扎实，这么早搞实践，似乎收效不大；三是因为有时实践会使我太伤心。

前天，一位河南人跑上这宿舍楼，对着我的家门，说了几句“恭喜发财！新年大吉！”就伸手要钱。那个河南人是个三十多岁的男子汉，比我还要高壮得多。我轻轻地问他：“你比我还年轻力壮，为什么不去工作，不去赚钱呢？”

龚：或许，他找不到工作的机会。

刘：但对这样不争气、没骨气的壮者，除了一丝怜悯之外，我是很看不起的。我们在游行的同时，谁又想到各个角落里还有这样的国民？我就没有想到。

龚：北大的、清华的或别的高等院校的学子，哪个心中装着的不是一个法治的社会，一个现代文明的理想？我曾到县法院去旁听一次，无论当事人还是所谓律师，无论是法律意识，还是法官的水准，都低得令我难以置信。我们喊：“要法治，不要人治。”人家还当我们是傻帽儿呢！

刘：这里所谓的国情，贴上标签便是历史的罪过，撕去标签，摔破这瓶就会流出“人治”的液汁。对于如饥似渴的人来说，人治还不知要比法治强多少倍呢。他们要的不是民主和法治。他们要的是工作，是填饱肚皮。

龚：“人治”，是国情，但国情并不是一成不变的。适当国情也并不等于自己的志气被当前的国情磨损掉。之所以能“维持”这样的国情，有一个原因就是法学家们似乎缺少一种自我牺牲的职业精神。这个代价的确太大，一时花不起。

刘：前些年学界上流传着“中国法学落后论”，法律院系有相当一部分学生更进一步怀疑地问：“中国有法学吗？”不知法学家算不算文人？“文人相轻”的恶习也渗透到法学教育、法学研究的角落，这不能说不是法学界的悲哀。从学校到学校，从书本到书本，我不想重复走这样的路。

龚：你提出的问题，我思考过多年。特别是近半年来几乎没有一天放过这个问题的思考，但我从不失望。我珍惜每一分钟时间，我不会忘记我的每一个学生的要求。你看看墙上挂的字幅：“少年易老学难成，一寸光阴不可轻，未觉池塘青春梦，阶前梧叶已秋声。”这是朱熹的诗，翟云升的字。我天天看，它时时激励着我这个老少年。去年11月我被邀请到柳州参加中国行政管理学会的首届年会。会后我饱览了桂林的奇山秀水，启发了我将以政治学、宪法学、行政学的形式去寻找自然界的造化给予我国哲学家、艺术家的实践以何等善良和美好的意识与体验。这也许也是解脱我的专业的困境，也是中国法学的走向的特色与价值之所在。爱国主义的教育，我想最好的办法是到祖国的大地去走走。你这次回家的体会，恐怕是在校园里难以得到的。

龚：我还想告诉你：我后来又到了南宁广西大学。在那里，我和上“比较宪法”课的同学作了三小时问答式的讨论和与法律系全体教师进行了一个下午的座谈。同学们和老师们都向我提出一系列敏感问题。一位老师说，我们青、老年知识分子在思想上是相通的。但是最令我感动的是那次在课堂讨论即将结束回答一张小条时，引起一位在座的青年的疑问，他是站起来问我的：“老师，刚才您说的‘互不让步’，我没有听明白，到底是‘不能让步’，‘不应让步’，还是‘不会让步’呢？”提问曾布置好一律写在纸条上。唯独这位青年站起来面对面地向我提出这个似乎骇人听闻的问题。我钦佩他的热情与正直，就从讲坛上走下去，站在他的身边，并要他向大家把他听不清的话重复一遍，为的是让自己有时间考虑考虑。他果然站起来又说了一遍。我回答说：“我是说：我们的政府不会让步，因为在他们看来，这是个生死存亡问题。”接着，这位提问的同学又站起来仰着头说：“那么，老师——我们永远没有民主的希望了！”我怆然泪落，默默地慢吞吞地走回讲坛，自言自语地说，似乎是向全班的同学说：“你们还年轻，无需有丝毫的悲观！”当我回到讲坛后，下课铃响了。“比较宪法”课的老师——他原是1987年北大毕业的硕士研究生——向上课的学生们只说了一句话：“我的先生来了，跟大家谈了三个钟头，他没有满足你们。”他的这句话说得非常真实。是的，我没有能够满足青年人的期待。倒不是我缺少一种自我牺牲的职业精神，而是我有爱护青年的职业责任感。对知识问题，我则更不会忘记自己对自己的诺言，要对学生负责：绝不能使他们沉闷、颓唐以致断送自己。广西之行，除了取得一百多篇切中时弊的论文之外，我的最大的收获恰恰是带回了“没有满足，也不能满足”学子这颗种子。这颗种子从此埋在我的心中。本来是“七十而从心所欲”，而我已“七老八十”了，却不能“从心所欲”。尽管我永远也满足不了青年一代人的希望，但我要满足他们的求知欲。为此我决不退却，决不畏缩。我不打算闭门读书，谢绝来客，与世隔绝，致全力于著述工作，“藏之名山，传至后世”，像有些爱护我的亲友劝我的那样。不！书有人写，是写不完的。我要做的是竭尽年华与年轻人——也就是21世纪的社会主义新人——交往接触，面对面地释放出宝贵的光和热。我是个“老人”，但和大多数青年人一样，毕竟是个充满着热血的中国人。可喜的是和我谈话时，他们从来未曾有过是和一位“老者”在一起的感觉。

刘：有的人很年轻，心却老了；有的人年事已高，却藏着一颗年轻人的心。先生的笑容，先生的泪光，先生在向我们告别时那种深切期待的目光以及步履轻盈的身影，都洋溢着青春的气息。我觉得您的那种热情，会使多苍老的心也嫩化起来。先生能决不退却，能毫不畏缩，而且在暗地里祷祝我们，我们焉能有理由消沉、颓唐？

龚：半年来我确实“食不知味”、“夜不成寐”，通宵达旦，沉湎在古今中外用血泪写成的著作之中，以补我过去的浅陋。他们的这些杰作必将征服世界。对我来说，就像是久别重逢的老朋友向我倾吐人间的痛苦和欢乐，给了我幸福的生活。这学期我将以“行政学”的形式，把“气韵生动”列为我的追求，作为人文学的终极目标。侧重人的因素，侧重法的运行，侧重为政的文化，把“大而空”的东西落到“小而干”的实处。

刘：先生，你似乎也觉得，北大人、清华人的讨论已经很不少了。缺少的似乎是一种实干精神。人们说清华、北大的学生在学习和工作上都后劲很足。我却觉着我们的思想内容和思维方法都嫌空洞了一些。就“法治”而言，这样空洞的说教是没有多大益处的。

龚：我也有这个缺点。你指的包括我过去所讲的课在内。学生的情况，我知道得很少。为此我草拟了一些问卷，就是想了解他们的思维，好交流认识，好沟通思想。你能当面跟我谈谈，以充实我们的精神世界么？

刘：北大学生口头上喊的是民主，其他学校也一样，我却觉得民主是喊不出来的，这样的感觉正在日益增强。去年我利用一个多月的时间就学生会的问题进行调查采访，发现不少“黑幕”，别的不说，光是“包办贿选”的事实已令人触目惊心。太缺少校内民主的实践了。像这样的学生进入社会，怎么可能让社会“民主”起来？

“一屋不扫，何以扫天下？”“民主”是不是对外人喊的？至少有一部分人不是对自己喊的。又是一大悲哀！我认为，大学生的最大不足，是很多事都不愿从小事做起。

龚：对校外人喊“民主”，提高人们的民主意识和法治意识，这并没有错。你说的也有道理，喊口号与写标语这老一套，没有用处。

刘：您经常提倡学术讨论。学术讨论需要宽松的环境。现在环境安能容得下自由讨论？

龚：自由问题是历代思想家讨论得最广泛、最深入的问题之一，令人迷惑的是在政治领域内的自由讨论，还是在学术领域内的自由讨论。这两个领域，在一个稳定的、有组织的社会里，凡是讲道理的人和开明的政府都是能够分得清的。

在政治领域内，一遇到具体问题或特殊问题，或者在非常的形势下，常常会出现不同的或分歧的意见。这时两人中恐怕就有一人以为，只有意见一致时才能自由讨论，才能交流意见。有人甚至认为，即使新闻报刊也不能批评政府。绝大多数人恐怕愿意接受这样一种观点：凡是旨在颠覆政府、引起闹事或动乱的危险言论，是任何政府都不会允许的。

以上是就政治领域内的自由讨论来说的。

至于在学术领域内，比如说在教室里讨论法律问题，讨论行政问题以及讨论政治问题，主张自由讨论的人，其理论根据是没有一个人或一个团体可以垄断真理。就是说，真理是客观存在，人人都可以追求。至于各人自认的真理，则是任何人既无权压制，也无权强制他人服从的。政治问题的讨论，往往更无绝对的定论，正像邓小平所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也有人这样说：“让思想能力本身在自由讨论中为人们所承认，这是真理的最佳试金石。”这个论点说明了“实践”是什么。因为别人的意见也许是正确的，而我自己的却有可能是错误的，所以只有具有这种追求真理的诚意和实践时，才能容得下自由讨论。

宗教信仰在教堂内尚有传教的自由，何况学术讨论呢？你提到的“容不得的自由讨论”恐怕你指的是在政治领域内，指的是在大街上的演说。这不是我要提倡的自由讨论。我要提倡的是在学术领域内，是在课堂里，是在师生之间，学生和学生之间的自由讨论。

刘：您讲的两种领域有时似乎也难以分开，因为学术问题有成为政治问题的可能性。

龚：你说得不错。就像大家经常提到的那样，表示意见的自由不是绝对的。无论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什么条件下，也从来不是绝对的。像其他权利一样，关于言论出版的自由是有限制的。就是说，它的自由行使意味着一个有组织的社会的存在，一种公共秩序的存在，没有这种秩序，自由就会被滥用，或者丧失殆尽。我想告诉你：这是法学家的观点，也是任何政府的论据。闹革命的人就不会那么说了，他们就像共产党人要推翻国民党所维持的那种社会秩序那样，他们就是要造出另一个有组织的新的社会秩序来，这是政治家或有政治野心家的观点。我们是知识分子，不是这个料，也没有野心。恰恰相反，我们需要正确和强有力的政治，因为我们要培养21世纪有真才实学的精英。所以，我认为是容得下自由讨论的。

刘：那么，作为法学家来说，可以允许的自由讨论和必须加以限制的自由讨论这二者之间的界限在哪里呢？

龚：我接受了下面一个观点：言论是两个极端之间的东西。一端是信仰，属于精神世界，是绝对的。思想是不可侵犯的，也侵犯不了。你要怎样想就怎样想，谁也不知道你在想什么，是无法干涉的，政府也无法干涉一个人的信仰——人心中所想所信的事情。任何政府都不可能以任何方式干涉精神自由。

另一端是行动。行动是经常受到限制的。就是说，任何一个人的行动都以不损害他人的行动为界限，超过这个界线、这个限度，有组织的社会就不容许了，就要受到限制。比如，在讨论问题时，你不许别人发言，你听了不同意见就骂人，甚至打人，打他一记耳光，或者加油加醋，炮制罪名，向组织举报请功，这种行动是任何有现代文明的社会都不会容许的，就要受限制。

在这两个极端之间的就是言论。言论是把思想说出来了，让别人听到了，它会引起行动，或者在一定的条件下，言论本身也就是行动，比如发表煽动性的演说。可以说言论是介于思想和行动之间的桥梁，它既不能是绝对的自由，也不能是绝对的受限制。

在此，有三种不同的见解。

首先是防患于未然的倾向论。这种见解主张立法机关有责任确认什么类型的言论应视为非法，并有权将其扑灭于萌芽之中。

其次是言论行将引起直接危险论。这种见解主张立法机关授权政府制止引起实际祸害的言论。也就是说，当此种言论已成为非法行动时，得以“捏造事实，陷他人入罪”论处。至于“合法”与“非法”由谁来推定的问题，则取决于各国的制度：有的是由政府作出决定，有的是由法院作出判决。也取决于立法者和执法者法制观念的强弱，以及司法者对“法”的理解和适用。

最后是不加限制的绝对论。只有政府指出，为了避免直接和严重的实在祸害，像制造暴乱、破坏，教唆这类言论，危害极大的，任何地方都会加以禁止。除此之外，限制只是根据必需的例外。

这些见解我早在一本宪法的书上发表过，并在1985年出版了。我想：今后或眼下不至于会发生你所担心的问题。

1984年我在华盛顿写给在国内的一位青年的信中表示过“要为振兴中华而勤奋努力”的心意。现在，仔细想来，“勤奋”两字恐怕不足以表示我内心世界的心意了。确切地说，是发愤了。知时日之不多，在教学生涯中，许是在最后一圈的跑道上，但是还不到终点，而你们是才起步。在这条道路上，我和你们——年轻的一代相遇，我是不甘落后、不甘“偷闲”的。而你们还有几十圈在我的后面。体操王子李宁即将点燃亚运会的火炬。我向你并向你的同龄人寄以无穷无尽的期待，致以无穷无尽的祝福。

刘：我听得非常感动。如果我们每一个年轻人都脚踏实地地从自己做起，从每一件小事做起，我想，这个社会就不会留给我们太多的迷惘了。谢谢您抽出那么多宝贵的时间，用那么真诚的心和我谈话。祝您健康长寿，祝您永葆青春，祝您时时和我们在一起跑向21世纪的第一年……至福一千年（millennium）！

（1990年2月1日成于冰消雪融的季节）

Chapter 23　第二十三章　告别教室到基层调查

1　告别教室

1989年，最高人民法院培训中心正在我校举办第一届“高级行政法官班”。在下课之后，几位来自司法界有实践经验的学员向我进言：对待眼前的这批“书生”，需要激发他们“向前看”，“求点学问”。

我从9月份起，就给政法两系研究生分别开了两门课。一门是宪法学，一门是政治学。比较宪法课，这次只讲诸如日本、韩国、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印度、斯里兰卡、印尼、菲律宾等国以及我国香港、台湾等地区（这本是“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会长克茨先生所建议，并答应通过福特基金会给予我们以财政赞助）。实际上那时我正在筹设“东亚各国及地区借鉴西方宪政制度成败得失的经验和教训”这样的一个课题组。

从1989年秋到1992年夏这三年，我在60平方米的课堂里所从事的教学工作是我近半个世纪以来的职业的终局，就像马拉松赛的运动员那样，跑完这最后的一圈。跑到终点时，本当向满座欢呼的群众挥手，向跑在我前面的强手表示祝贺，向公正的裁判致敬，让学术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发扬光大，这是我在那个年头立下的宏愿。

严格要求，热情爱护，并且说到做到。我始终把“为人”的道理放在“求知”欲之上，希望从此开始大学少一点“政治化”、“情绪化”，多一点学术化、科学化，以真诚的自信、饱满的热情、冷静的智慧迎接新世纪的到来，为建立和完善我国的宪政制度作好理论准备。

我先是在第三教学楼——挤满了熙熙攘攘的青年群的多层建筑物里上课，门前门旁都是密密麻麻的自行车——而后又在冷冷清清、鸟语花香的俄文楼上课，两处形成鲜明对照。其实，不拘在什么地方上课，我总要先到十多分钟，得以爬楼梯、灌开水，稍事休息，缓缓心跳和气喘，作好里里外外的准备，像几十年前在清华园就读时一样。

第一天上课，我就声明，选课同学不能“迟到早退”，或者“今天不来，明儿再来”。像美国康奈尔大学那样，“太自由了”。我说，我们一定要改变昔日“自由散漫”的毛病和缺点。我坚定地说：“你们可以把我赶下讲台，但是你们不能消灭我的既要有高效纪律、负责精神更要有自由的宪政观念。”满堂学生似乎都懂得这寥寥数语所蕴含的、不向失败低头的倔强韧性。有一个学生迟到了几秒钟，他原是从昌平乘公共汽车来校的，一进教室，就气吁吁地向我说明缘由。那时也有人因事预先请假的，似乎个个都能按章办事，不是“讲的一套，做的又是一套”。而且，还有不少学生在课外为我整理抄写讲稿，完成布置的作业。人们似乎都安下心来了。

进行“课堂讨论”时，我把“学术自由”与“政治行动”在正常情况下的区分说明白了，大家也都能畅谈各自的观点。有个从湘西来的研究生，是位来自基层的律师，素有“众人皆醉，唯我独醒”的蛮劲。在一次课堂讨论中他公开向我挑战，提出一个带根本性的问题，他说：“研究宪政，不能坐而论道——像我们这样的讨论有什么意义呢？！”我当场声明：“我们是在教室里进行学术观点的交流活动，不是提倡到街上去采取直接行动。”我针对他的话当众说道：“你有本事，你去，你自己负责。”我继续讲道：“我不能要学生去做我自己所不做或不能做的事，这叫做‘职业道德’。”话音未落，包括那位同学在内的几乎所有学生都表示我的话“言之有理”，也可以说：“十分警策”。

师生关系随着课堂的进展就越来越亲密了。人们都在听课读书，几乎不问时事。我从第三教学楼换到俄文楼，再次产生“在家出家”、“常乐我净”的稳定感，在那里可以望到葱茂苍翠的树木。课前课后，我总要在教室外院子里的木条长椅上休息。那时学生还没有来到，或已经下课，争先恐后骑着自行车去用午餐。我独自把自行车放在花架旁，坐在那里欣赏鸟语花香，及来来往往自行车上的青年男女的风采，好像又回到半个世纪以前水木清华的校园里，是那样常青不老，又那样宁静致远，那样淡泊无为。

那天，我怀着依恋而自豪的心情送走了此生的最后一课。

2　难忘的调查——一项新追求

我与在校攻读行政法专业的研究生到各地法院去做实地调查研究，开始于1987年。在此一年里，国家监察部恢复，行政审判庭在试点法院内建立，行政裁判所暂行规程亦在深圳经济特区试行。同时，有志之士、老成之辈均在著书立说，以力促《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行政诉讼法》）在全国人大正式通过。我想，如果能把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失职、损害公民权益的行为实实在在置于法律制约机制之下，而且行之有效，现代化法制就会兴旺起来。但是我和我的学生深感司法实践知识的贫乏，不能满足于就法律制度而研究法律制度，更不愿囿于条文注释这种本本主义的思想方式。于是我乘暑假之际带着学生，应深圳中级人民法院和深圳城市管理办公室的邀请，前往讲学并作实地调查；并在往返途中顺便访问了南京、上海、杭州、武汉和郑州各地法院行政审判庭试点，同那里富有实践经验和求实精神的司法工作者座谈宪法和行政法原理，分析疑难案件，研究实际审案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受到了深刻的教育。回校后，我们分别执笔，整理了途中所得的资料和平时积累的知识，写出《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一书。那时，全国上下都在期望《宪法》第41条的明文规定付诸实施，把我国现状导向大家守法特别是政府及其工作人员守法，保持公平正义稳定和现代民主法治廉政的境域。《行政诉讼法》就是在这样一种思潮下经第七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于1989年4月正式通过颁布的。《行政诉讼法》是一部“民告官”的基本法，它的通过与颁布是中国立法史上的一次创举：它突破了自秦始皇以来儒法两派关于“人治”与“法治”的虚妄论争。

《行政诉讼法》的原则、制度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如何能够唤起东方人对它的信仰呢？我们中国人不是一度失去了对于法律的依赖吗？

“没有信仰的法律将退化成为僵死的教条”，“而没有法律的信仰……将蜕变成为狂信。”

仅凭理念的导向与功利的计算，怎能够唤起人们满怀激情的献身？不具有神圣意味的法律又怎么能够赢得群众的真心拥戴？“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对民告官的《行政诉讼法》以及作为它的依据的《宪法》，尤其如此。我们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去调查研究这部法律的实施现状和发展方向的。

1991年冬，我带领6名研究生先到天津，继而又到南阳，阅览行政审判庭的案卷，走访受到伤害的老百姓和作为被告的公安、工商、房管、土地局等行政机关。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和当地律师、行庭法官一起草拟了五类问卷，先在最高人民法院培训中心设在北大的“高级行政法官班”进行“法官卷”的问卷调查，后又在全国范围内对我国《行政诉讼法》实施现状与发展方向进行广泛的调查。问卷的调查对象包括法官、主要行政机关工作人员、律师、原告以及普通公民（工人、农民、机关干部、知识分子、离退休人员、个体户等）五大类。1992年暑假，9名研究生和两名教师带着问卷到12个有代表性的城市，亲自访问调查对象。在20个我们未到的城市和地区（包括西藏、新疆、内蒙古），替我们代办问卷调查，利用计算机进行定量分析，以数据和事实为依据，最终得出调查的综合结果。

由此，我们看到现实生活的特征之一：整个社会不少人，上自领导下至群众，对法律的信仰严重缺少或扭曲。法律与信仰反映了人类生活中两个基本方面：法律意味着秩序，信仰意味着正义。没有法律，人类便无法维系现在的社会；丢失了信仰，人类则无以面对未来的世界。

有鉴于此，我们就在一般调查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进行“焦点研究”。考察自立案至执行的全过程，探求法院内部和外部势力（包括它所在地的社会环境、习惯势力与各式各样的关系网，以及承办人员的知识结构、行为能力、工作态度、生活目的……）对秉公执法的影响，寻觅它们在思维方式、操作方法等方面的成功经验，进而推广于全国（包括边远省份在内），借以唤起司法工作者以及普通公民对这部法律的信仰和信赖，使我国由此而逐步达到“法大于权”，“宪大于政”，“民大于官”，“人大于民”——高水准的“依法治国”的现代文明境域。

以上是我们从1987年起，（对我来说，从大学时代起）通过几次实地社会调查之后自始至终的生活体验。鲁迅先生在30年代曾经说过：“这是我现在自有我的想头的”，他写道：“并不愿将自以为苦的寂寞，再来传染给也如我那青年时候似的正做着好梦的青年。”于是，我要感谢每一位课题调查参与人，正是他们而不是别人给了我再生机会，和他们一起——也就是和迈向21世纪的年轻人一起——竭尽年华，向着普通老百姓、原告，向着行政工作人员、律师、法官，面对面释放出宝贵的法学之光。

难忘的调查终于未能取得最后一场的参赛权。留在我背后的，不是满座欢呼的观众，不是登上领奖台的冠军，不是公正的裁判，而是一条长长的人影；是个清晨，是该去到教练室的时刻，是群稀稀落落的年轻人，像一伙散兵。

冯象在其评论我的拙作《法治的理想与现实》中，结尾引用了美国诗人麦克利希的几行诗，这几行诗确实描绘了我的全部教学科研生涯，大意是：

一个世界死了比喻，

世界便到了末日。

一个时代……意象失去了意义，

留着意象，时代也不能支持。

Chapter 24　第二十四章　上海宪政史研讨班被歪曲了

我一直在两届“高级行政法官班”教学工作的推动下，积极关注我国司法实践的调查研究工作。自1987年起，每逢寒暑假便带领部分研究生走南闯北，深入基层考察实际，更新知识。《行政诉讼法》实施效果的《调查报告》即将出版，它对我国今后修改《行政诉讼法》完善行政法制或多或少将有所裨益。而目前正在继续进行的有关公民财产权和人身权法律保护的宣传工作（与《法制日报》合作）和问卷调查工作（目前仅以沿海12个城市及财产权为限）进展顺利，预计能于一两年内按计划完成，期望能为我国行政法制建设再上一个台阶，提供一些基础理论知识。

至于各国宪政史的研究工作，至1995年则仍在筹备中。此一课题规模较大，非我系一家之所属，而是由五校（北大、人大、法大、武大、宁大）一所（法学所）共同发起的，经费则挂靠我系。一年来，筹建了一个19人的学术委员会，搜集了4本最新东亚、东南亚国家及地区宪政制度的外文原著和22篇英文论文，翻译了一册以《宪政、民主、外交》为题的英文原著，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人权研究所所长亨金（Louis Henkin）教授著，并于是年暑假在上海与华东政法学院合办一个研讨班。为此我们得到福特基金会的赞助，并由它代聘请外籍专家4人来沪讲学。这个研讨班预定为期一个月，课题参与人50名，聚中外学者于一堂，共同拟定和分配今后三至四年的研究写作计划。

1993年6月23日，我与姜明安同志提前两天到达上海。华东政法学院孙潮夫妇接待并已将住宿、伙食、教室、翻译设备等准备就绪。每人十几本资料也在运往上海途中。到6月25日报到人数达47人。研讨班设在上海，是由于外籍专家的要求，因为上海的开发浦东的举措和发展前景很具吸引力，再加上华东政法学院史焕章院长原是我系1960级毕业生，而刚从美国留学回国现任该院法律系副主任孙潮又积极参与，于是是年4月我与福特基金会项目官员何杰森先生联袂抵沪，对该院的设备、条件进行审视，并与史焕章院长交换意见，上下齐心，内外融洽，乃议定与该院合办为期一个月的宪政史研讨班。

研讨班自6月26日开始，首先由香港大学包玉刚爵士讲座教授佳日思（Yash Ghai）主讲，至28日已完成预定四天中的三天，何杰森先生已于27日返京。每日上午讲课，下午讨论均由我主持，并未出现任何不正常现象。然而28日晚，华东政法学院方面来了副院长、国际交流处长和院长办公室主任三位领导人。他们以课题组研讨班未经上级主管机关批准为由，宣称“经上海市委讨论决定”，宪政史课题组的研讨班应立刻停办。这时史院长因公在京，在此情况不明之际，我当时表示，原则上接受地方当局的决定，只向他们解释了：“未经教委批准并非课题组未曾向教委请示，而是根据法律系主管外事的副主任表示，‘据悉教委正在改革，邀请外籍专家来华讲学的权力已下放到了各校。’结果这与地方当局的要求有了出入，我们只得服从。”当时我向院方申请让美国亨金教授按计划能于次日由京抵沪，以完成6月30日及7月1日两天的讲学安排，以后即取消另外预定相继来华的泰国及日本两位专家的讲学计划，并提前结束研讨班。张副院长同意向当时在京的史院长请示。与此同时，我召集在沪的学术委员会同仁商议。多数同志认为，应无条件予以接受。最后大家认为出于整体利益的考虑，应实践“遵纪守法”，以宪政精神研究宪政制度的一贯诺言。当天深夜，张副院长把我叫醒，转达了史焕章院长从北京打来的长途，主要是两句话：“（1）遵从地方当局的意见；（2）美国亨金教授不能抵沪讲学。”亨金是一位很有声望的美国学者，颇受福特基金会重视，他在社科院法学所的讲学是经上级主管机关——中国社科院批准的，理应没有所谓“批准”的手续问题。但院方既然如此坚持，课题组则必然采取行动，以阻止亨金于次日由京抵沪的预定安排，否则可能引起国际后果。于是我连夜给何杰森作了紧急电话通报，对方一时表示很不愉快，认为亨金不受欢迎，亨金返美后有发表己见的权利，他无权加以劝阻，除非我本人亲自返京向亨金解释。何杰森先生强调：两种社会，两种权利。他能做的只是延长亨金留京日期，以便与我会见，由我亲自去劝阻他发表可能对华不利的言论。这是何对我的选择的全盘肯定，态度是友好的，向着中国的。于是我决定带上一位权可作证的研究生（毛雪刚）赴京。29日下午抵京后，旋即到社科院外宾接待室，正好亨金教授的讨论会结束，我当即与何杰森达成了次日（即6月30日）与亨金教授在我家里会见的安排。30日亨金如约到了我家，听取了我关于遇到的困难和我亲自回京的原委的解释。他表示理解，意味深长的跟我说：“我仅感到失望，但不愤怒。”接着他便站起来跟我握手，当着我的夫人、我的学生及陪同他来访的两位年轻女士（可能是法学所的两位译员）诚恳地对我说：“我答应你，我不发表任何有违学术自由的言论，遂你之所请。”这时，所有在会的人都听到了。我来京的目的达到了，于是我7月1日即返回上海，并向尚未离开的课题参与人讲明我们因办班的手续不完备暂告结束的苦衷。课题组向与会者送发了参考资料，安排了研究任务。30日晚我曾给上海打电话，安定了人心，但仍有一半的人在我抵沪之前离开了上海。

从这次事件中我初步总结经验如下：

在当时国内外都存在着不安定因素，而安定的环境又是我国改革开放的第一要求。我们在上海办班，适逢世界人权会议在维也纳开会之际，6月底7月初尚未达成协议，中英双方的分歧正在加剧，加上我们所研讨的课题特富政治敏感性，规模又大，人数又多，并与外国资助机构和外籍专家挂钩，具有国际性。在当时国内外形势下只能顾全大局，避免事态扩大，因为这时学术问题已经成了“政治问题”，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从整体利益出发，考虑到国家的声誉和课题组的性质，作出顺从的决定，是从爱国爱学术的动机出发，维护安定的政治局面，是完全必要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中国传统文化于此发挥了悲剧性的作用。

同时，也应该承认我们办理的手续不完备。在筹备期间，重视材料的收集、复印、校对、经费的开支，来往联系的通讯等细节，忽视了国内外大气候的变化。我们的失误在于规模太大，人数太多，时间太长，目标太远，脱离中国实际，容易引起疑虑。今后要注意方式方法，不能单凭主观愿望的单纯诚实与负责精神，应该承认自己“有理无凭”的弱点。

Chapter 25　第二十五章　走向新世纪

1　对新世纪的向往

21世纪可能成为以亚洲为中心，甚至更可能成为以中国为中心的新世纪。一位日本教授这样写道：“从历史的角度讲，发达国家向脱离工业化社会发展，亚洲起到‘世界工厂’的作用，这是不可避免的。”现在已到了信息时代，这个道理是不难发现的：“在亚洲一些国家中，不仅有优秀的文化遗产，而且有高素质的大量勤劳的劳动力资源。”我想，如果我们这个人口占世界总人口1/4的国家的经济继续按目前的速度（年增长率平均7％）发展下去，在这个基础上建立起法治的新秩序，整个国际形势和人类命运将因此发生变化；其结果将会何等壮观，实在是太鼓舞人心了。

西方人尤其是美国人评论未来时很难不考虑自己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偏爱，如人权。他们喜欢把我国和苏联相比，以为中国会出现分裂，说邓小平后的中国一定会发生剧变，中国近五十年的记录将画上句号，难以为继。这种想法对一些人——尤其是对“一党专政论”者是很有吸引力的，但都是荒谬的。中国不像苏联，中国是一个多民族的大家庭，好好坏坏都是“相依为命”、“互补有无”。“一统天下”的五千年传统已深深地扎根在中国历史和炎黄子孙的心田之中。例如几位外国观察家在见到地方主义抬头之后，便怀疑中国中央政府是否有能力实现财政和税制改革，但这一改革却进展得很顺利。广东省就引进四川省的劳动力，从必要的“协调”出发，认为应当纳税帮助穷困的省份。

因此，我不相信中国会很快分裂，尽管中国历史上出现过南北朝、三国鼎立的史实，“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五百年必有王者兴”之类的箴言。从经济政治的历史角度来看，分裂主义到现在并未重演。人们并没有充分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香港没有人要求在1997年宣布独立；在台湾地区主张“台独”的党派是少数。所以就有那么多过去称霸中国的列强把赌注压在中国身上，来华投资唯恐慢了，赶不上别国。例如，德国西门子公司除了山东——它的老家外，还在上海、广州、沈阳、深圳、福州和成都设有代表处，（现在则一律改为分公司）并对长江中游的武汉投资感兴趣。这家控股公司董事长说：“中国是世界上增长最快的市场，我们不能慢慢来。”

“文革”已成为历史。中国走出了这场危机，变得更加强大。中国共产党把它和“国家、社会、政府”打成一片“二而合一”，精力充沛地在政治发展中起着决定性作用，没有任何力量能够取而代之。至于它的内部，许多人认为，中国即将进入一个以集体领导为主的新时期。看来，中国领导人的内部是相当团结的，他们能够推行既定的方针政策路线，能够控制中国的局势。

生活在这样一个国家的知识分子，我想培养新世纪的宪政主义者，保证政治和社会经济稳定，保障改革开放政策继承性。这项任务显然不是我们垂暮之年的人所能肩负的，它必然属于新一代领导人，即新世纪的精英。我相信由美国人发表的《世界情况报告》：“在今后几年，中国将来到一个历史性的十字路口，这将有助于决定数以亿计的中国人的幸福问题——可能还决定数以十亿计非中国人的幸福问题……如果中国成功了，它可成为光辉榜样，让世界其他国家尊重和效仿。如果它失败了，我们都将付出代价。”

持此观点，我欣然接受了美国福特基金会的资助，筹建一个以东南亚为核心的宪政史研究课题组以备我国建立宪政制度的参考。

培养新世纪宪政人才是我们这一代人义不容辞的责任。我为此废寝忘食地搞教材，并先在北京物色几十名最优秀、富有进取心和独立性的青年学者。福特基金会是美国的一个民间组织，以谋取全世界全人类的幸福为目的，不附条件的资助使其得以在华设立办事处机构。这个团体愿出30万美元作为我们3年研究的经费，并由“美国学术团体理事会”会长克茨直接来华敲定研究范围和步骤。第一步就是在上海于1993年6月至7月和华东政法学院合办一个培训班，将全国各著名大学在40岁以下的优秀青年学者吸收进来，以一个月为期，集中讨论怎样开展这项课题研究，怎样以宪政精神研究宪政制度，怎样结合中国的国情，吸收改进东南亚各国和地区赖以借鉴西方的法治之成败得失的经验教训，怎样把中西文化中共性原理（例如儒家学说和自由民主学说）融为一体……为此我们还请了四位外国学者来沪讲学。

2　选拔新世纪的人才

1993年4月15日，我和项目官员先到上海确定了培训班的人数、时间和课程以及生活设备。4月17日我就奔赴汕头，当天下午抵达澄海机场。有一位潮州朋友把我接到他家里休息了几天，之后他把我送到汕头大学。

汕头大学法律系主任原是北大法律系早期毕业生，他很快就给我介绍了几位青年教师。

这所大学是李嘉诚先生出资创办的，就像陈嘉庚先生创办厦门大学、包玉刚先生创办宁波大学一样，为家乡培养英才。只见整个校园面临蓝色大海，一座座白色多层建筑错落有致地镶嵌在绿色的丛林之中。除了给高年级同学讲了一堂课之外，我接触了不少友好热忱的男女教师，还饱览了秀丽的南国风光。

4月23日到了海口，这时正是海南省开发区最兴旺的日子，遍地是大公司。有几十位北大同学在那里负责法律部或公司经理的业务，我受到他们热情的欢迎接待，这是职业教师的一份殊荣。

海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也是北大哲学系出身的，所以非常容易地达到了目的，接受了他所推荐的人才。为了给学生讲课，我需经过三次休息（每次约十分钟）才能爬上最高一层楼，该校法学院设在9楼。此行不仅弥补了我1947年台湾海南之行所遗漏的空白，而且更受到新开发区生气勃勃的面貌的鼓舞，召唤我们要加快步伐，奔向新世纪——造福后代的21世纪。

4月27日，飞往深圳途中遇到特大暴雨，飞机在到机场几分钟之前不得不折回海口，在候机室呆了三个钟头才抵达深圳。到的时候已是满街皆水了。

来接我的是曾在深圳大学读夜校的郑君。1985年我在深大访问讲学，每晚见到这批半工半读的青年人时，真正萌生了“桃李满天下”的感觉，于是情不自禁和他们中间若干学生往来多了。他们大抵都在蛇口劳动，有个学生原是搬运工，后来成为油漆工，引起我的关注，几乎每个周末我都在他们工作的地方——蛇口——度过。1987年在深圳调查时也是这样，当年他们三三两两租了一栋单身居室，有做饭的灶间，有双层床，有卫生间，他们这批工人小青年对我都很爱戴，热情款待。现在他们中有人“发”了，买了三居室的豪华房子。我去广州前在郑君家里小住，共忆昔日的苦与乐，共叙天伦般的情与福。

归途中到了广州，在中山大学找到了我们需要的对象，中山大学的法律系主任也是北大毕业的。

5月5日抵沪，在建国饭店会见了来自台湾地区的老同学楚崧秋先生，他原系中央大学比我小5岁的方备的同学——政治系学生，1944年进了三青团青年干校研究班，成为蒋经国的一名得力干将。这次是以台北新闻学会会长的身份被邀请访问大陆文化界的。他曾就经济开发问题来过一次，因仅在上海逗留，未能相叙，这回是预先约定的。由于他第二天就要返回台北，我们相聚在一起总共不到两小时，然而我们相别却已有了半个世纪。“我辈垂暮之年对祖国统一大业已无能为力了，唯有随着民心与潮流慢慢地向前走去，就算尽了我们的心力了。”楚崧秋的这番话使我向往新世纪之心更加热切。

3　投下了阴影

5月3日回到北京，还不到一周，厦门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刘国和亲自来京陪我去厦门一行。刘是个十分奇特的青年，他是于1988年10月在世界未来学会和中国未来学会合办的第十届大会上认识我的，而后他经常给我来信，表现出对一个学者和改革者的非凡崇敬，使我担心他那一往情深的“心灵文化”（Soul Culture）论似有某种脱离现实的危险。我在厦门大学国际交流处住了5天，见到了许多青年，也埋下了失落的种子。刘国和在厦大编过一种刊物，未经我同意和了解，发表了一篇他与我对话的文章，其中正是我的“言论”给删去了。当时我没有注意这个必将发生的后果——使我们课题组在上海办理的活动受到挫折。

因福州离厦门较近，5月14日，我便乘长途汽车去到福州，而刘国和则独自往温州去了。我在福州呆了4天，受到那年毕业的几位研究生的款待。

5月18日回到北京，我的体力急剧下降，大概是过于疲惫。服了几付中药，才逐渐恢复过来。

经过上海重访华东政法学院时，还丝毫没发觉自己的这番奔波被人误解。宁波市政府的一个老乡说得诚挚实在：“您嘛，想报效祖国，但是人家并不这么想。”言下之意我真是个无比天真幼稚的“儿童”。

Chapter 26　第二十六章　松花湖畔的最后感受

本书是在吉林市丰满区铁路疗养院里最后脱稿的。当我写完下卷时感到我已完成了一件作业，深吸一口气，如释重负。正如一位诗人所说：“天生了我，要我做的工作现在是完成了。”我想，不管它是否符合时宜，是否有价值或没有价值。我不敏，几年来许的一个愿现在总算还了。我希望我的学生、我的亲友以及所有相识的和不相识的读者感到这里所回顾的和所追求的东西都是真实的。在你读的时候或许将比我写的时候更感真实了。促使我写作的力量在于它力求我自己的感受安在一定的时代和一定的环境里。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的过客。所以我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习故而故步自封。我是在追求中回顾，又是在回顾中追求的。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1994年7月1日，我和老伴一起离家，作平生第一次的度假旅行。我们的目的地是东北三省之一——吉林省永吉县口前——由此往沈阳铁路局丰满疗养院。

吉林省我已来过几次。最早是1991年由“高法班”的赵大光陪同，到了江密峰法庭。第二年我在江密峰度过了40天。这次是第三次了。我在东北有幸结识常恕勇，他的一身正气、一尘不染的个性竟认了我为他的义父。他全家连同他的哥儿们于是一起到了口前车站，把我们接到一家大酒店里。开放的县城已不是方备1968年下放在附近的舒兰县时那样寒冷、贫困了，而是焕然一新，宣扬着一番小康的气息。年轻的男女打扮得华丽缤纷，洋溢着十里荷花的新风。他们随着悠扬的流行歌曲翩翩起舞，使方备特别感到新奇，而且使我竟有一种自感暮年衰老的意境，好像进到了另一个世纪。

当晚我们就在附近一个小旅馆宿了一夜。第二天恕勇和宝山就把我们送到群山环抱的松花湖，也就是著名的丰满水力发电站的源头。

湖面平静。它的周围是苍翠的山峦，郁郁葱葱。疗养院坐落在面湖的半山腰上，是50年代盖的一所米色长形的楼房，离湖面大约二百米，下去要步行一百多级台阶。湖边停泊着大游船和十几只小划子，上面写着“Tour Boat”外文。船坞设有服务部，竭诚为游人服务。由此可见，疗养院实际上已变成旅游的度假村了。目前正是旅游旺季，每天大约有百余人来到这里游泳或划船，饱览湖光山色之美。

到这里来的多半是有车阶级或铁路系统的职工们，他们带着气垫船或轮胎圈，早晨来，晚上去。也有来到这里办学习班的，那就有热闹场面可看了。

我们在这里呆了三十天。给我们留下深刻印象的，与其说是湖光山色，不如说是淳朴的人情。来到这里的东北人士个个都忠厚开朗，他们穿着讲究，态度潇洒，身体强健……和我们南方人显然有别。见面时，人人以礼相待，尊老之风肃然感人。

特别是这里的工作人员，包括领导人在内，都有一派新作风。正副院长亲自下食堂招待来宾，各部门职工不分医生、护士、服务员，都主动扫地、送水，迎来送往，确实做到了“疗养员至上，服务第一，安全第一”的要求。所有的职工对我们从外地来的人（非铁路系统的教育界人士）都特别优待。我们住的仅次于首长的二楼中的一居室，电视、沙发、浴室，一应俱全。吃的是营养处调配的伙食，我们除了日常供应的多量蔬菜外，复增加了早晨两个鸡蛋和晚间一餐肉食。

医生天天来检查身体。开始时我们俩都有高血压，后来都降低了。我又有前列腺增生症，免费在铁路医院作了检查，得到了治疗。主治医师还借给我潘光旦先生译注的霭理士《性心理学》一书，读了得益匪浅。

霭氏（H.L.Ellis）在原序（潘光旦译）中写道：“常态与变态之间是没有分明的界线的；一切所谓常态的人多少总有几分变态，所变的方向尽有不同，其为变态则一；同时，所谓变态的人也为许多基本的冲动所支配，和常态的人一样。”这就进一步印证了我早在昆明西南联大的拙作①霭氏所研究的性的科学……从它的中心射出了许多光芒来，光芒所达到的，不止是一切医科的部门，并且是邻近许多表面上和医科很不相干的学术领域，甚至可以说和全部的人类文化都有连带的关系……就广义言之，实在是等于一门“人类的自然志”。性的科学当然是医学的一部分，自无怪其与人类生活的各方面都有关联了。它和法学显然有密切的关联，顺了它的光芒走，我们同样可以接触到法学之光，即许多传统的思想与习惯，道德和宗教也受到影响。学科不同，道理是相同的。人各有志，人性则一。这样，也就证明了我一生所遇到的人与事都是自然的，符合健康的发展。这种生活对自己和对于社会的进步都有着重要的作用。霭氏的关于“升华”的理论也一样适用于所有的科学，换言之，就是“把常识提高到科学，把权力提高到法律，把性欲提高到情欲，把物质提高到精神”之谓。

“从此（升华）以后，欲力所至，可以为友谊关系，可以为伴侣生活，可以表现为同舟共济的精神，可以推进为天下一家的理想……双性两可的人似乎最能情爱，其对象是全人类，不止是一个人；一样是以心力事人，这也许是更尊贵而更有用的一种。即如科学的研究也未始不是以心力事人的一种，一个人一生能写出若干篇的科学论文来，对真理多所发明，即不啻替自己添了许多化身，其为造福人群，岂不比生育一大批的儿女似乎更见得有用。”②这段话说得非常精彩，不仅对双性两可的人适用，对计划生育的人也适用。升华的作用既是自然的又是文明的，即“亦此亦彼”而不是“非此即彼”。

霭氏自己有一个理论，“恋爱的要素是不自私的以心力事人；我笃信为人服务是人生幸福的唯一钥匙，也唯有以此为钥匙的人才获得真正的幸福。无论逆转的人或不逆转的人，对于外来的观感，无论在心门上敲得如何紧急，总有一部分是要加以摈斥的。对于许多的青年男女，我都觉得美丽可爱，我都受到感动，但我把这种灵感转移到宗教与日常事业上去，而力自把持，养成一种定力，不叫此心完全放散出去，而过分地受私人情欲的躯策。在我的精神发育的过程里，我已经越过那风波最险恶的段落。也许有一天我可以碰上我得意的女子，而自身可以经验到做父亲的乐趣。”

使我们流连忘返的松花湖是自然造化，也是一个先进的文明单位。这里来来往往的男女老幼，也都很自然，又都彬彬有礼。炎热的三伏天，人们大多是光身的，尤其是男人多穿条短裤或游泳衣就下台阶到湖中去玩耍了。有辆运输车每到傍晚便带着四条汉子，上身一丝不挂，背着一条气垫船下水，在落日晚霞收起光芒时才开着车拉回城去。他们天天如此，大概是在下班之后，专程来游泳的，真是得天独厚。

在这里，我见到的人都很有礼貌，东北人比北京人更喜欢打扮。有一次，某人向我提了个问题：先生，为什么1960年至1961年间困难时期无人有怨气，都能忍饥挨饿，没有一个说党坏话的，而现今生活提高了反而怨声载道，正是“拿起筷子吃肉，放下筷子骂娘”，这该是个什么样的解释呢？

我反问道：“你说呢？”“腐败，上行下效。”

“也许，”我补充说道：“政治——不见得人人都关心这类大事吧！过去计划经济时期，老百姓都从公家那里得到好处，公有制产生恩赐观念，人人躺在党和国家身上生活，比之国民党统治时期自然不能相提并论了，那时对党感恩戴德是很自然的，而到了今天改革开放时期，计划经济逐渐走向市场经济，个人的收益要靠个人努力奋斗得来，吃好穿好主要是自己努力的收益，非国家之恩赐，而且相反，国家还要从个体和私营中取去不少税收，而且对个体并未有特别的服务，加上贪污受贿，骂娘之举，前后有别，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此解释，是否正确，也很难断言，姑妄言之，闻者也不置可否。

一般的人既不骂，也不吭。现在的人对政治不感兴趣，世道变得很快，昨天还是政治第一，今天便成金钱万能了。“有钱能使鬼推磨”成了人们的口头禅了。

度假快要结束了，我们7月底将离开疗养院。离别的日子越近，流连忘返的心情越烈，真有点舍不得走的味道。

在这一个月里，说真正的休息也不过数日而已。绝大部分时间是我写，方备抄。大概是坐着不如躺着，躺着不如坐着，走下去，走上来，诚惶诚恐，像犯了罪似的。好在这里的人都对我们非常友好，无往而不让先，给我们以特殊的优待。赵晓忠，一个年轻司机在相识不到半小时之后，他热情地给了我他在长春的电话号码和车号，并说：“做朋友不分老幼。”

“我们做个朋友吧！”当我这样表示时，他的回答就是这样的坦诚，这样的热乎，这样的自然。一见面，他就叫我“大爷”。就像恕勇在上次带着一大片送行的人向我说道：“这些人都是你的儿子！”

我心想：果然如此，我真是无比体面，无比潇洒，无比幸福了。

谨以下面四句来表示我对松花湖的赞叹：

青青湖畔草，

绵绵思远道；

远道不可期，

何不秉烛游。

1994年7月29日写于吉林丰满铁路疗养院

注　释

①　参见论文自选集《论公私》中所阐明的关于公与私之间是没有分明界限的这一观点，以及我在自传两卷集中所回顾的和所追求的所有东西。也就是我常说的，真理是“杂色的观点”，从来不是纯而又纯的。

②　霭理士：《性心理学》，潘光旦译。

后　记

这部回忆录记载了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处求学、工作、生活的体验。倘有幸终于落入您手中，并使您感到真实而亲切，那就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忠诚了。正像1949年以来，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一样，在此书中，我不拘于任何被动或主动的形式，畅所欲言，因而可以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宽容抑或公正的回应。

但我应该立刻接着声明：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或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的生活时代的悲剧。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的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

龚祥瑞

1995年夏搁笔于北大中关园

晚年的龚祥瑞先生

龚祥瑞年谱
（1911—1996）

陈有西考辑

1911年7月3日（清宣统三年辛亥，农历六月初八），龚祥瑞生于清末“五口通商”口岸城市、浙江宁波城盐仓门瓮城。生肖属猪，乳名“龚闰寿”。10月11日，武昌新军起义，辛亥革命爆发。12月29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是年，毛泽东18岁，蒋介石24岁，蒋经国1岁。是年9月，《大清民律草案》完成。

1914年，3岁，被母亲带往美国浸礼会设在宁波的“慕义妇女补习学校”附设的“圣模女子小学”，与其他儿童一起识图学字，受教会文化和教义影响。

1918年，7岁，入英国圣公会在宁波办的第一所教会学校“三一中学”附属小学读书。“三一”是指圣父、圣子、圣灵三位一体之意。当过米铺账房先生的姐夫虞双全为其取名“龚祥瑞”。后入浸会中学（后称四明中学）附小走读。

1923年夏，12岁，以免费走读生的身份进入宁波北郊路美国浸礼会办的浸会中学读书。接受老师的英文和爱国教育。

1926年，15岁，得到《时事公报》主笔姜伯喈的器重，首次发表怀念亡妹的文章《弟弟》。并参加街头演讲宣传北伐进程。

1929年，18岁，参加“爱美剧社”高三毕业演出，与同学自编自演小话剧《流失的清风明月》、《十年以后》。

1930年，19岁，保送入读上海教会大学“沪江大学”生物学系，后因觉得“政治学更接近我所熟悉的生命”，自发转而选学政治学。获沪江大学优等荣誉生（Higher Honour）。

1931年，20岁，因受来沪江大学讲学的清华大学政治学系主任余日宣教授影响，又因国立清华大学学费比教会大学低，参加清华大学设在上海交通大学的考试，被录取。赴北京入读清华大学，插班法学院政治学系大学二年级。受学钱端升、张奚若、萧公权、梁任公等名家。1933年，22岁，获以清华第二任校长命名的“周寄梅奖学金”。

1935年，24岁，清华大学法学院毕业，和同学楼邦彦在钱端升教授指导下，倾注“吏治救国”理想，合写《欧美员吏制度》，在上海世界书局出版。毕业论文《北平市民营公用事业之监督》被清华大学图书馆收藏。

1935年8月，参加清华大学庚子赔款第三批公派留学生选拔考试，三十个学科三十名，其考取的是“公务员任用制度”学科留学生。考试的论文为《论国防》。

1935年秋，指导老师钱端升教授到南京中央大学政治系任主任，跟随其到首都南京，在国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会”实习。认识行政院参事、研究会会长、从美国研习“公共行政”回国的张锐，对其感到失望转而不想赴美。转而要求改派英国研究公务员制度，得指导老师钱端升同意，改派英国。

1935年冬，被公派英国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专攻公务员任用制度研究，师从英国最享盛名的政治学家兼社会活动家拉斯基教授和宪法学大师詹宁斯。完成《民主国家的官纪》，获特殊优秀生称号。期间亲历了“不爱江山爱美人”的英皇爱德华八世的登基和逊位事件。

1938年，27岁，将延长一年的留学国选择为法国。经拉斯基教授推荐，到巴黎大学攻读行政法学。认识燕京大学公派留学生高名凯，成为好友。一起到巴黎附近都尔市的“都兰学院”听文学课和学习法文。兼修大陆法法理。

1939年夏，28岁，假道德国、意大利回国，亲历“二战”即将爆发时希特勒的国家社会党的群众大会的躁动和墨索里尼的鼓动。国内抗战已经爆发，清华大学已迁昆明，同北大、南开并为“西南联合大学”。经中国上海、香港和越南海防到昆明，受聘三校校长联合签署的清华大学副教授。主持由留洋回国青年教师组成的行政研究室。

1940年夏，29岁。为大一新生开设“政治学概论”新课，于昆明西山太华寺“一碧万顷楼”内准备讲课提纲，潜心写作。著成《政治学概论》讲义。赴重庆探亲，看望宏涛一家，结束一段儿时旧梦。

1940年10月，经中央大学政治系教授张汇文引见，认识中央大学体育系女助教方备。11月，到西南联大重庆叙永分校的庙宇教室里为学生讲授政治学。与明史专家吴晗结识并交往。

1941年夏，30岁，在重庆求精中学基督教堂与方备完婚。随后同回昆明西南联大清华政治系继续任教。

1943年，32岁，受国民政府驻莫斯科大使蒋廷黻推荐，经清华大学梅贻琦校长同意，到重庆国民党团中央干部训练组任组长。

1944年1月，33岁，受蒋经国约见，被任命为青年干部学校副教务长。一直到10月，为该校主持两次招生选拔考试，坚持唯才是举，严格公开考试，不徇私情，把当时流落抗战后方的六个考区的1500多名中国青年才俊纳入直接培养范围，得蒋介石、蒋经国赞赏，蒋介石特地召见。

1944年10月，因受团中央组织处长康泽排挤，不满和不习惯国民党中央团派的派系倾轧，10个月后向蒋经国辞职，转到重庆沙坪坝中央大学政治系任教授。兼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专员，研究中国官制，为国民政府研究完善文官制度。

儿子龚晓出生。

1945年，34岁。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抗战胜利结束。受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主任钱昌照之命，从重庆到首都南京，主持起草全国工矿企业管理行政法规，任资源委员会专门委员，兼管人事处。同时兼任国民政府考试院铨叙部参事。草拟了一部人事管理法规。

1946年，35岁，以国民政府资源委员会官员身份，带队赴上海、天津、唐山考察私营企业、工矿企业，研究公务员和工矿企业管理制度。

1947年3月，36岁，作为考试院代表团副团长，率领考试院“高等文官考试”中获选的十名优秀人选，乘美国“戈登将军号”运输舰，赴美、英、法、瑞士等国考察战后文官制度新发展。首次访问美国文官考选委员会、田纳西河流域管理局、英国文官考试委员会，考察西方战后管理新政，写出论文《英美文官制度的新发展》、《潜能与领导》。

1948年，37岁。2月，出国考察文官制度后自美国回上海。旋即随资源委员会委员长钱昌照专机赴台湾，视察收回的日本遗留工矿企业。

1948年夏，因钱昌照去职，国民政府中央机关风气令人失望，决意离开政界。受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主任王铁崖之邀，经钱端升教授向北大法学院院长周炳琳推荐，重回北京大学政治学系任教。并应燕京大学国文系主任高名凯之约，同时在燕大政治系兼任教授。12月18日，在燕京大学校园听到城外的新中国解放的炮声。

1949年，38岁，1月31日，迎来北平和平解放。观看入城式后，下决心留在大陆，“不跟国民党走了”。10月1日，在天安门参加开国大典，亲聆毛泽东宣布“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12月，经钱端升推荐，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秘书长陶希晋同意，到中央

政府三大指导委员会之一的中央政法委参事室学习工作，“接受新思想”。

1950年，39岁，利用中央政法委参事室的方便，研究中共解放区报纸文献，“自费请人抄写几百万字”。研究认识毛泽东思想和中共治国新理念。撰写研究论文《行政组织与管理》，在参事室宣讲交流，得陶希晋重视并肯定。经历“和平土改”和“阶级斗争土改”的高层抉择。被派到湖北武昌、汉口参加“土改工作队”，亲历共产党在农村建立威信的暴风骤雨般的土地改革实际工作。1—6月，在湖北武昌区大纸坊乡土改工作队，接受阶级斗争再教育。以一个知晓法治的学者的眼光，观察和亲历了中国农村的土改、反霸、镇反、复仇、诉苦斗争大会、革命法庭对地主富农的控诉、审判和行刑。

1951年，40岁。国民政府旧“六法全书”被取缔废止。北京大学等院系调整，法律系、政治系调整出去成立北京政法学院，钱端升任院长。龚未调新校，留政法委参事室工作。阅读研究华北人民政府的文件报章。后到北京市长彭真任校长的中央政法干部学校国家法教研室工作。同事有沈宗灵、谢怀栻等“旧法人员”。参加编写《共同纲领》教材，辑录油印本《马恩列斯论农业社会主义改造》。

1952年，41岁。在中央政法干校亲历“三反五反运动扩大化”。接触苏联专家讲学的“国家与法理论”。在干校无事可做，赋闲到1954年秋。自发办工人夜校，为青年工人进行文化补习。

1954年，43岁。秋，院系调整“去旧取新”后，北京大学恢复法律系，陈守一任主任。邀其重回北大，龚欣然回校。北大法律系教师由中央政法干校、中国人民大学、北京政法学院三部分教师调入组成。龚任“国家法教研室”主任。时值《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54宪法）颁布。由政治学改教宪法学。开课“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学校教学要求批判资产阶级宪法的反动性虚伪性，“当反面教员”。

1955年，44岁，在北大经历“批判胡风反革命事件”。

1956年，45岁，在北大法律系。经历波兰、匈牙利事件给中国知识界带来的思想波动和党的“引蛇出洞”政策。

1957年，46岁，5月，官方组织大鸣大放，6月8日开始反右派斗争。龚参与“对陈体强、钱端升、王铁崖、楼邦彦等同伙的批判”，进行“批评与反批评”。陈等被划为右派。龚自省当时动机是“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但也因为有“私心”。

加入中国民主同盟，任民盟中央文教委员会委员。1958年，47岁，在北大经历大跃进运动。“除四害”消灭麻雀活动、大字报和放卫星运动、知识分子自我批判运动。因讲课中将共产党领导下的民主党派称为“忠诚于社会主义的多党制”，被法律系发动全系师生写大字报批判。马寅初校长看了大字报后同其合影表示支持（1980年中央统战部官员在一次政治学大会上为其观点平反）。是年冬，带法律系学生到北京西山百花山下的斋堂村接触社会，半工半读。

1963年，52岁。春，随北大全校师生到湖北江陵农村搞“四清”和“社教”，落户在滩桥镇永兴大队（村）第四组。冬，与北大法律系师生到北京通县马驹桥参加农村“整社”工作。

1966年，55岁，5月25日在北大校园见到聂元梓的大字报。当晚全校大会，江青、康生、陈伯达、李雪峰等到会。第二天《人民日报》为大字报叫好。6月6日，“文化大革命”开始。6月18日，被作为“假革命”、“漏网右派”、“黑帮分子”隔离反省，挂牌游街。同系里29名教师一起被学生批斗，被勒令打扫学生厕所。外语系女教授俞大絪服安眠药自杀。龚家被抄，西南联大时写的手稿《行政问题》失踪。关入北大学生自设的牛棚。

1968年，57岁，被发往江西省鲤鱼洲劳改农场（后称五七干校）进行教育改造。在牛棚割草喂牛。

1969年，58岁。在鲤鱼洲割草养牛，思考“无政府主义”对国家的祸害和“教育革命”问题。

1971年，60岁。“林彪事件”后，被召回北京，受命参加翻译尼克松著作《六次危机》，承担下册翻译，为毛泽东、周恩来将要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作准备。为中国从“亲苏”转向“近美”而“觉得是个好兆头”。由于没有资格为工农兵大学生上课，后十年中一直在六人组成的北大法律系编译室从事翻译工作。

1972年，61岁，到北京通县肺病疗养院治疗，身体得到康复。五月出院。为邓小平访美作准备，参加翻译美国卡特总统传《谁是吉米》。后来，两书都以北京大学法律系名义，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1973—1981年，在北大法律系编译室，共同翻译《联合国手册》、《核竞争与和平》、《东南亚国家联盟各国宪法》、《旧世界新视野》（希思演讲集）。

1977年，66岁。在编译室译书。在邓小平主持下，中国恢复高等教育考试招生。北大法律系恢复招生。

1980年，69岁。被允重返教室，为77级四年级学生、79级二年级学生开课，讲授《外国宪法》和《比较宪法》。发起成立中国政治学会，任常务理事。受聘任《百科全书》法学卷、政治学卷编委。

1981年，70岁。在北大法律系开设《比较行政法》。两门课引起学生极大欢迎，讲义油印稿在国内政法院校广为流传。与武汉大学韩德培、北大罗豪才等三人，作为中国法学家代表团，参加在荷兰阿姆斯特丹举行的第二届国际法大会，作题为《新中国的新立法》演讲。顺访瑞典斯德哥尔摩“议会司法专员公署”，回国后全面向中国行政法学界介绍西方议会司法专员制度。

1982年，71岁，开始在北大法律系招、授研究生。其后数十年，其弟子多成为中国学界、政界享誉国内外的杰出人物。陆续开设“当代政治学系列”、“比较地方政府”、“宏观行政学”、“宪法与宪政”等课程。在讲学的讲义基础上整理而成名著《比较宪法与行政法》，交法律出版社。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和人事部开设“比较文官制度”课，到全国各地讲授宪法和行政法，一些省委书记、省长、市长参加听课。

1983年，72岁，出访美国芝加哥，参加美国政治学会第29届年会。结识美国著名政治学家洛伊教授。访问康奈尔大学，在“中日研究中心”作演讲，演讲中说到中共不改革没有前途等语，引起关注，演讲辞被该校全文刊登。

1984年，73岁，应英国文化交流协会之邀，访问剑桥大学，在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伦敦政治经济学院、牛津华富尔生学院、里兹大学、杜拉姆大学演讲，介绍中国政治体制和宪法问题、机构改革、法制建设、行政诉讼立法和司法问题。到牛津圣·安东尼学院进修。会晤并结识英国著名法官丹宁勋爵。访问苏格兰和巴黎。

1985年，74岁，《比较宪法与行政法》第一版由法律出版社出版。该书介绍了国外文官制度、行政裁判所等制度，以及“越权无效”、“自然正义”等行政法原则，为中国行政法注入全新的理念。《文官制度》、《英国行政机构与文官制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由英国丹宁法官所著，杨百揆、刘庸安、李克强等翻译、龚校改的《法律的正当程序》、《法律的训诫》在群众出版社出版。《法与宪法》（合译，詹宁斯著）、《法律的界碑》（合译，丹宁勋爵 著）、《法律的未来》（合译，丹宁勋爵 著）随后出版。

1986年，75岁，参加中国法学家代表团，出访英国，访问剑桥冈维尔与凯斯学院、皇家法庭、英国律师协会。8月27日，《中国法制报》发表对其专访《访英归来话法制》，介绍西方的政治制度和法治状况。

1987年，76岁，访问美国康奈尔大学后回国，因年事渐高及学术观点诸因，决定停止招收自带研究生。回国后带领学生到全国各地法院对行政诉讼法实施状况进行实证调查研究。

1988年，77岁，到美国康奈尔大学人文科学院担任高级研究员，研究变化世界中的比较宪政制度。写作论文《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现状》在康大《亚洲思想与社会》杂志发表。年底应国内政治学者之约写出长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

1989年，78岁，4月《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立法通过，10月施行。是年，《行政法与行政诉讼法》在法律出版社出版。上海华东政法学院《法学》发表论文《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宪法理论》，引起论争风波。帮助筹建宁波大学法律系，主动要求避开北京到宁波大学上半年课，为大三年级和二年级学生讲授英美法。“八九风波”期间，在宁大度过。9月，回北大为研究生再开宪法学、政治学两门课。为最高法院设立的中国高级法官培训中心北京大学高级法官班授课。

1990—1992年，仍然坚持为北大学生上课。要求学生冷静思考未来中国，静下心来潜心向学，丰富自己。

1991年，带领6名研究生到天津、河南调查行政诉讼现状。向高级法官班做问卷调查。并由9名研究生对全国32个城市各类人群做行政诉讼问卷调查。形成成果《宪政的理想与现实》、《法治的理想与现实》，并先后出版。

1992年，81岁。获“高等教育特殊贡献”国家津贴。

1993年，82岁，筹备各国宪政史研究，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政法大学、武汉大学、宁波大学和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所组建成十九人的学术委员会，翻译收集各国论文和著作，在上海举办“宪政史研讨班”，邀请美国等国际政治学者参会，会间再次引起风波，研讨班中途停办。彻底告别讲坛。7月，开始写作《龚祥瑞自传》。历时三年完稿。

1996年9月3日，逝世于北京大学医院。终年85岁。9月6日，北京大学为其举行追悼会。其书籍资料，遵其遗嘱，捐赠给了家乡宁波大学。

我写本书始于1993年7月，我已82岁，却还没有把孩子时的事丢弃。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半世纪前的往事，仿佛依然历历在目。

自1930年起我离乡背井，远走各地。这本书将告诉读者我在各个时期、各个地方是怎样在思考和感受的。我将用半文半白的地方语言向他们追述这一点。我希望，这种体裁会使他们爱读这本书；使他们觉得，它不是一本用专业语言编写的法学及政治学教科书，而是在我家里听到的故事。

我清楚地认识到，没有历史传统的世界是不存在的，但一切传统无一例外地都是历史的过客。所以我既不忽视传统而逃避现实，也不蹈常习故而故步自封。我是在追求中回顾，又是在回顾中追求的。你们可以举把火把我的书烧成灰，但我自信，它的浓烟烈火将化为下一代人的法学之光。

凡是真实的并不一定都是正确的，而且直至今日，我还未能找到区分正确与谬误的界限，这显然是我的生活时代的悲剧。其实不拘什么时代，但凡有血有肉有灵的个体，不论其社会地位是高是低、所扮演的社会角色是美是丑，总是有限的、片面的，甚至是不伦不类、荒谬可笑的。一切事物，即使貌似真实，也未必正确，似应容得下任何性质的批判或扭曲。因为我承认社会的复杂性和人的不完备性，否则吾人就将丧失追求民主、公平、正义的全部依据了。因此，我要感谢过去与我相遇的所有的人，包括帮助过我或批判过我的人在内。

这部回忆录记载了本人半个多世纪以来在各处求学、工作、生活的体验。倘有幸终于落入您手中，并使您感到真实而亲切，那就足以表达我对您的忠诚了。正像1949年以来，我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向组织和群众“交心”一样，在此书中，我不拘于任何被动或主动的形式，畅所欲言，因而可以希望从您那里得到宽容抑或公正的回应。

但我应该立刻接着声明：本人既不想迎合您——高贵的读者：也不想讨好官方——绝对的权威；更不想为所经历的表面不同、实质相似的社会妄加歌颂或诅咒，而只想反映自己内心世界一鳞半爪的感受。

最后，我还想声明，本人并无在有生之年出版自传之意，却存“藏之名山，传诸后世”之心，而且随着时光的流逝，也确信它必有问世之日，并能为吾人赖以生存的慈悲世界增添一份信念、一缕希望、一片爱心。

——龚祥瑞

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人，一个公民，他一生都在奋斗：为自己国家的文明、富强奋斗，也为自己个人的尊严和家庭的幸福奋斗；龚祥瑞先生作为一个学者，一个公法学家，他大半辈子都在探索，探索在中国如何创建政治学和公法学（宪法学和行政法学）学科，探索如何对中国公权力进行规范和控制，探索在一个有着2000多年封建历史的国度里如何建立宪政和法治。

龚祥瑞先生是我的老师，是我们北大法学院77级的公法学任课老师，我们这一代北大公法学生对公权力和公权力失控的危害以及规范、控制公权力途径的认识主要是从听龚先生的课开始的。我个人被龚先生领进公法学这片广袤之地后，就一直在行政法（公法的主要部门法）领域耕耘，而且继续在这一领域耕耘注定是我终生的事业。

无论是对于公法学者，还是对于普通人、普通公民，《龚祥瑞自传》均值得一读。一个人应该怎么对待自己、对待家庭、对待爱情、对待事业、对待朋友、对待国家？本书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启示，龚先生的人生会留给你许多许多的思考。对于我们的政治家，我们的执政者来说，《龚祥瑞自传》也值得一读。领导一个国家，执掌一个政府，应如何对待人民，如何对待知识分子，如何慎用权力，是否也可以从本书，从龚先生一生的悲喜剧中悟出点什么和有所启示呢？我认为答案应该是肯定的。

——姜明安（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著名行政法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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龚祥瑞手书

题解

追逐太阳的先贤——《龚祥瑞自传》出版缘起

书评

题记

自序

上卷　回顾集　1911—1948

第一章　童年

1　盐仓门瓮城内外

2　慕义妇女补习学校

3　另一个世界

4　教会中学附属国民小学

5　宁波华美医院

6　西门外的“真神堂”

7　沙皮厂高级国民小学

第二章　中学生的浪漫曲

1　四明中学话旧

2　我的良师益友

3　革命洪流冲击着中学的大门

4　得到一位年长者的厚爱

5　自编自演抗日话剧

6　情场上急流勇退

7　最后的四出话剧

8　家庭悲、惨剧

第三章　上大学

1　保送到私立沪江大学

2　告别教会学校

3　改学政治学

4　转学国立清华大学

第四章　清华园里的攻读

1　三载寒窗

2　清华学子的使命

3　想当助教，安身立命

4　“宁静致远”的生活

5　清华的学风

第五章　参加留美考试前后

1　参试始末

2　得失萦怀

3　备考概略

4　临卷反应

5　录取后的实习

第六章　出国

1　乡土之恋

2　再见！上海

第七章　留英岁月（一）

1　“康得·凡第”号上的遐想

2　赴英旅途见闻

3　乍到伦敦

4　我所知道的伦敦经济政治学院（LSE）

5　话说西安事变

第八章　留英岁月（二）

1　星期日游海德公园

2　在索尔兹伯里市希尔将军家里作客

3　在去牛津的火车上

第九章　冒失的留法

1　忘我之交

2　“都尔”行

3　“坐怀不乱”

第十章　回国

1　在柏林

2　在罗马

3　归来

4　与父亲的永诀

第十一章　履新

1　从海防到昆明途中

2　抵开远站之前

3　身外物和不朽的灵魂

第十二章　在西南联大的第一年

1　恬静春城

2　在我孤独的时候

3　宏涛弟到了昆明

4　“行政研究计划”

5　科学研究与中国前途

第十三章　“一碧万顷楼”里的一个夏天

1　昆明西山有两个大寺庙

2　阁楼上的书房

3　苗族“书童”

4　两个“单帮”老乡

第十四章　到重庆探亲

1　先到江津

2　一切“心照不宣”

3　“未婚妻”给我带来焦躁和不安

4　舅母的判断

5　在北温泉竹楼的对话

第十五章　在两个分校：柏溪、叙永

1　我结识了张汇文先生

2　神奇的“爱”情结

3　披星戴月访柏溪

4　在叙永的教学

5　我收到了一封匿名信

6　吴晗先生走了“神”

7　在重庆求精中学举行婚礼

第十六章　重返昆明

1　川滇道上遇故友

2　清华人喜气洋洋欢迎我们

3　两次碰上“梁上君子”

4　在联大的教学

5　昆明、昆阳一水间

第十七章　为蒋经国干了十个月的招生工作

1　在重庆等候蒋经国

2　两次招生工作

3　三青团内部的派系斗争

4　急流勇退

5　对经国先生的认识

第十八章　接触实际

1　平生第一次的悠闲生活

2　我对中国历代官制的反感

3　在资源委员会的作业

第十九章　出国考察（一）

1　横渡太平洋

2　从旧金山到芝加哥

3　访问怀特教授

4　到了纽约

5　在华府访问文官考选委员会

第二十章　出国考察（二）

1　重逢本杰明先生

2　访问TVA

3　在华人家里作客

4　重访伦敦、巴黎

第二十一章　台湾、海南之行

1　话说台湾——美丽之岛

2　到了“二·二八”事件后的台北

3　到了新竹、高雄

4　榆林港的景观

第二十二章　重返北平校园

1　我下了决心

2　有朋自北方来

3　一次重大的转折

4　安顿家务

5　返抵古城

6　北京解放前夕

7　高名凯的高见和小王的近视

下卷　追求集　1949—

第一章　解放后的认真思考

1　迎接解放军入城

2　新中国内外政策对我的启示

3　我的认真思考

4　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初步认识

第二章　土改

1　霸地主被枪毙

2　斗争会场景

第三章　接受再教育

1　在政务院（中央人民政府）政法委员会

2　在中央政法干校

3　“三反”、“五反”扩大化

4　苏联专家来华讲学

5　教青年工人学语文

第四章　回北大从头越

1　向党交心

2　教研室的教学生活

3　我当上了反面教员

4　“胡风事件”

第五章　反右斗争的前前后后

1　“引蛇出洞”的战术

2　顺理成章的自我改造

第六章　中国在“跃进”中：（一）好大喜功

1　胜利引起的骚动

2　大字报

3　诗歌满墙

4　文教界的狂风

第七章　中国在“跃进”中：（二）天灾人祸

1　虚报产量

2　全民炼钢

3　发射卫星

第八章　下乡

1　山沟里半工半读

2　向农民奉献一片爱心

3　挑土修坝，培育师生恩情

4　在近郊区劳动整社

5　到湖北农村搞“四清”和“社教”

第九章　“文化大革命”的是是非非

1　元梓的“一张大字报”

2　挂牌游园

3　隔离反省

4　一身湿透

5　批斗会

6　打扫厕所——“为人师表”

7　夜半问罪

8　一次毒打

9　牛棚

10　一种治疗方法

第十章　鄱阳湖畔

1　清理阶级队伍

2　开门办学——一次教育革命

3　牛倌副手

4　泅水牵牛

5　爱牛如神

6　失败的实验

第十一章　“被打入冷宫”莫等闲

1　通往太平洋彼岸的第一步

2　翻译《六次危机》

3　肺结核得到精心治疗

4　继续译书

第十二章　重返教室

1　学生素质

2　课程优势

3　时代风尚

4　学术高潮

第十三章　出国讲学

1　国际交流处长

2　在荷兰

3　顺访瑞典

4　多次访英

5　我结识了丹宁勋爵

6　在苏格兰

7　在法国

8　在美国

第十四章　访英的法学家代表团

第十五章　我的导师：拉斯基

第十六章　我的同伴：洛伊

1　我在美国得到的印象

2　洛伊教授讲学内容

3　在北大的活动

4　在北京其他单位的学术活动

5　武汉、上海和杭州之行

第十七章　宁波大学

第十八章　康奈尔大学

1　康奈尔的办学思想

2　康奈尔的办学方案

3　我在康大的研究工作

第十九章　墙内开花墙外香

1　国外见闻

2　国内言论

第二十章　事与愿违

1　庆祝美国宪法颁布两百周年

2　参加华盛顿一次比较宪法研讨会

3　在北京市公安局出入境管理处的遭遇

4　参加世界未来学会在京召开的国际会议

第二十一章　宪法理论问题

第二十二章　两代人的对谈——永恒的怀念

第二十三章　告别教室到基层调查

1　告别教室

2　难忘的调查——一项新追求

第二十四章　上海宪政史研讨班被歪曲了

第二十五章　走向新世纪

1　对新世纪的向往

2　选拔新世纪的人才

3　投下了阴影

第二十六章　松花湖畔的最后感受

后记

龚祥瑞年谱（1911—1996）

作者序1

作者序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