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万事皆有因

第一章 “鼠”

茧

垂死的天使

我的小黑兔

信仰、希望和爱

属于我自己的白大褂

我的承诺

使命感

受神庇护的泥土

蝴蝶

第二章 “熊”

回家吃饭

医学院

最好的良药

医学博士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曼哈顿州立医院

活到自然死亡

我的第一堂课

身为人母

死亡和濒死

全心全意

我的母亲

生命的目的

声名鹊起

生命去哪里

死后

第三章 “野牛”

杰菲

死后的世界

证据

和另一个世界对话

死亡并不存在

我的宇宙意识

归宿

艾滋病

圣水

第四章 “鹰”

奉献

乡村医生

毕业

曼尼的信号

蝴蝶

生命和生活

Title: The Wheel of Life: A Memoir of Living and Dying

Copyright © 2011 by Elisabeth Kubler-Ross

Originally published by Simon & Schusrer Inc.

All rights reserved.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 2012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All rights reserved.

版贸核渝字（2011）第226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命之轮：生与死的回忆录/（美）罗斯 著；范颖 译. －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8

书名原文：The wheel of life：a memoir of living and dying

ISBN 978-7-229-06683-3

Ⅰ. ①生…　Ⅱ. ①罗… ②范…　Ⅲ. ①生命哲学 ②死亡哲学　Ⅳ. ①B083 ②B08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137437号

生命之轮：生与死的回忆录

SHENGMING ZHI LUN SHENGYUSI DE HUIYILU

［美］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著

范颖　译

出 版 人：罗小卫

策　　划： 华章同人

出版监制：陈建军

责任编辑：李　洁

特约编辑：何彦彦

责任印制：杨　宁

封面设计：崔晓晋

出版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投稿邮箱：bjhztr@vip.163.com

北京中印联印务有限公司　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　发行

邮购电话：010-85869375/76/77转810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19.5

字数：215千

2013年11月第1版　2013年11月第1次印刷

定价：36.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023-68706683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三胞胎。从左至右：伊丽莎白、伊娃、埃丽卡，1928年。（©肯·罗斯）

库伯勒一家。从左到右：伊丽莎白、母亲、伊娃、恩斯特、父亲以及埃丽卡，1942年。（©肯·罗斯）

早期在瑞士苏黎世实验室工作的伊丽莎白，20世纪50年代中期。（©肯·罗斯）

伊丽莎白和曼尼在滑雪，瑞士，1955年。（©肯·罗斯）

曼尼和新娘伊丽莎白与伊丽莎白的母亲在婚礼上。伊丽莎白带着兔子走向教堂婚礼圣坛，1958年。（©肯·罗斯）

伊丽莎白和生死过渡研讨会的参与者路易斯，1977年左右。（©肯·罗斯）

曼尼、伊丽莎白和肯在纽约的公寓中，1960年。照片由彼得·巴切尔拍摄，罗斯家族同意使用。

伊丽莎白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会见特蕾莎修女（Mother Teresa）。（©肯·罗斯）

伊丽莎白（中间）和朋友们在弗吉尼亚州的圣水农庄开业时一起高歌。（©肯·罗斯）

圣水农庄的入口。（©肯·罗斯）

伊丽莎白和她的三胞胎姐妹：埃丽卡（中）和伊娃（右），20世纪70年代中期。（©肯·罗斯）

伊丽莎白在圣水农庄的家中，1987年7月。（©肯·罗斯）

1988年前后的库伯勒-罗斯一家。从左至右：肯、曼尼、芭芭拉、伊丽莎白。（©肯·罗斯）

伊丽莎白在圣水农庄的前院里。（©肯·罗斯）

伊丽莎白与圣水农庄的动物们在一起，1991年。（©肯·罗斯）

前言

万事皆有因

数年来我一直背负恶名，但也许这本书能帮我扭转这种局面。人们居然将我称为“死亡与濒死夫人”，他们认为，在研究了三十多年的死亡和死后的生活后，我完全有资格被称为专家。不过我却认为：他们根本没搞清楚状况。

唯一毋庸置疑的事实是：我的工作重在强调生命的价值。

我常说，死亡也可以成为人生中最美好的经历。如果你每天都活得明明白白，那你就没什么好怕的。

也许这本书——想必是我这辈子写的最后一本书——能够拨云见日，把这一切说清楚。也许它还会引发一些新的问题，或许甚至还能给出这些问题的答案。

如今，我坐在亚利桑那州斯科兹代尔市（Scottsdale，Arizona）摆满鲜花的起居室里，回忆着过去这七十年里我所书写的不平凡的生活。我这个从小在瑞士长大的小女孩，即使在最离奇的梦中（它们的确非常离奇），也从未预见到有一天我会和风靡全球的名著——《论死亡与濒死》一书的作者搭上什么关系。而正是这本书中关于探索生命最后章节的内容，让我陷入了医学和神学的论战之中；同样令我也无法想象的是，在之后的岁月里，我会耗费一生的精力去向世人解释：死亡并不存在。

在父母看来，我本可以成为一个和蔼虔诚的瑞士家庭主妇，但事实上，我却成为了一名美国西南部的精神病学家、作家和演说家：我和来自另一个世界的灵魂交流，并认为它们的世界更美好、更有爱。我觉得当代的医学就像是在扮演先知，它试图向人们提供一个没有痛苦的人生，这简直太荒谬了。在我看来，只有无私的爱，才是唯一能治愈人们的良药。

我有一些很离经叛道的想法。比如说，在过去的几年里，我遭遇了好几次中风，其中也包括1996年圣诞节之后那次轻微的中风。我的医生先是对我发出警告，之后开始恳求我戒掉烟、咖啡和巧克力。但我还是沉浸在这些东西带给我的点滴快乐中，不肯戒掉。为什么要戒掉呢？那是我生活的一部分。

那就是我的生活方式。就算我固执己见、桀骜不驯、特立独行，还有那么点离经叛道，又怎么样？这就是我。

在人们看来，生活的片段彼此之间是没有关联的。

但经历告诉我，万事皆有因。

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注定要发生。

我注定要同濒死的病人打交道，在第一次见到艾滋病病人的时候就已经别无选择；似乎冥冥之中有人在召唤，让我每年奔波二十五万英里[1]，帮助人们应对生死以及生死之间最为痛苦的阶段。晚年时，在使命感的驱使下，我在弗吉尼亚州（Virginia）的乡下买了一座占地三百英亩[2]的农庄，并在农庄上建起了自己的治疗中心，打算用来收养感染艾滋病的婴儿；虽然现在回想起来仍然感到心痛，但不得不承认，那时我已注定要被赶出这个世外桃源。

1985年，在宣布收养感染艾滋病婴儿的计划后，我霎时就成为了全仙纳度河谷（Shenandoah Valley）最让人看不起的人。虽然很快我就放弃了这个计划，但还是有一伙人千方百计地想把我赶走，只差没把我杀掉。他们开枪打我的窗户、射杀我饲养的牲畜，还到处散播各种谣言，把这个美丽的地方弄得人心惶惶，不可终日。但那里是我的家，所以我仍然负险固守，不肯收拾行李离开。

早在十年前，我就搬入了位于弗吉尼亚州河源村（Head Waters）的农庄。这座农庄承载了我所有的梦想，我倾注了所有出版和演讲赚来的钱，将这个梦想变成了现实。我在这里盖房子、仓房和农舍，还建了一座用来召开研讨会的康复中心，这让我免受了许多奔波之苦。那时我正筹划收养感染艾滋病的婴儿，希望他们能够在美丽壮观的田园风光中，度过人生中剩下的每一天。

农庄简朴的田园生活对我来说就是一切。在一段漫长的旅途后，到达通向我家的那条崎岖蜿蜒的车道，总能让我一下子就松口气。恬静的夜晚比任何安眠药都有效，它能让人安然入睡。清晨我在牛、马、鸡、猪、驴和骆驼等动物的叫声组成的交响乐中睁开着双眼，整个动物庄园都在吵吵闹闹地欢迎我回家；绵延的土地上闪耀着晶莹的露珠，一眼望不到边，一些参天古树默默地矗立在田边，向人们展示着自己千百年来沉积的智慧。

农庄上的活可没法偷懒，我的手每天都脏兮兮的。它们每天都触摸着大地、水和阳光，它们每天都和组成生命的物质打交道。

这就是我的生活。

我的灵魂所在之地。

可是，1994年10月6日，我的房子却被人放了一把火。

大火无情地烧垮了我的房子，一切都毁于一旦。所有的文件资料都被烧毁了，我所拥有的一切都化为了灰烬。

一接到房子着火的消息，我就立刻飞奔到巴尔的摩（Baltimore）[3]机场搭飞机回家。那个给我报信的朋友恳求我不要回家，至少不是现在。可是在我这一生中，总是有人在告诉我不要当医生、不要和濒死的病人聊天、不要在监狱开办艾滋病人护理所，而每次我都固执己见地只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而没有听从劝告。这次当然也不会例外。

人生在世，总有万般苦难。经历越多，学到的越多，心智也就更加成熟。

轰鸣的飞机载着我急速上升，很快我就坐在了朋友的后车座上。朋友载着我在黑暗的乡村道路上飞速行驶。时间已经几近午夜，离农庄还有数英里时，我就看到了熊熊的火光和火光中的黑烟，它们在一片漆黑的天幕下显得分外扎眼，一看就知道这是场大火。渐渐地，我们走近了农庄——或者不如说是农庄的残骸。熊熊的大火已经将其吞没，刹那间我仿佛坠入了漫天火光的地狱深渊。消防员说他们从没见过这么大的火。大火烧了一整晚，直到第二天早上，消防队员依然束手无策，只能任其烧毁——温度实在太高，他们根本无法靠近农庄。

那天深夜，我只能暂时借住在附近农庄的客房里。我给自己泡了杯咖啡，点了根烟，然后开始计算这场突如其来的大火给我带来的巨大的个人损失。那是难以估量的巨大损失，让人根本无法接受。我失去了父亲记载着我儿时生活点滴的日记、我的个人文件资料和工作日记、两万多例关于生死学研究的记录、我的美洲土著艺术品收藏、照片，还有衣服……我所有的一切。

整整一天一夜，我都沉浸在震惊中。我不知自己该作何反应：是该大哭大叫，还是愤怒地向上帝挥舞拳头？又或是只能瞠目结舌地看着这残酷的命运降临到自己身上。

逆境只会让人变得更加强大。

人们总是问我死是什么样子的。我告诉他们死亡是辉煌壮丽的一刻，它是人们这辈子做过的最简单的事。

生命就像是在学校上课，老师教了你许多课程。你学的越多，接触的课程就越深奥。

而这次大火也是我生命必经的历程之一，我生命中的一课。既然无法否认这一切，也只能选择面对现实。除此之外我还能做些什么呢？不管怎么样，无论这些被烧掉的东西多么珍贵，或是有多么重要的感情意义，它们也不过只是身外之物。没有什么能和生命的价值相提并论。至少我还活着，我那两个已经长大成人的孩子肯尼斯（Kenneth）和芭芭拉（Barbara）也都毫发无伤。那帮浑蛋虽然成功地烧毁了我的房子以及房子里的一切，但他们却依然无法将我打倒。

当你学到了人生的课程，痛苦就会随之而去。

你可以用很多词来形容我这段从地球另一端开始的人生，但绝不是轻松。这不是抱怨，而是一个不争的事实。从这段人生中我学到了乐中必有苦，无苦不成乐的道理。如果没有经历战争的悲苦，我们又怎能感受到和平的安逸？如果不是艾滋病的出现，我们会注意到人类已处于危险之中了吗？如果没有死亡，我们会感激生命吗？如果没有恨，我们会领悟到人生的终极目标是爱吗？

就像我常说的那样：“如果保护峡谷免遭狂风暴雨的侵蚀，你就无法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丽雕刻。”

我承认，类似三年前十月的那个晚上，实在没什么美好可言。但在人生中的那段时期里，我一次又一次地站在相似的十字路口，想要眺望远方几乎遥不可及的地平线。在那些时刻你可以选择消极逃避，怨天尤人；或者你也可以选择治疗伤痛，继续去爱。我相信人生在世的目的就是为了成长，所以对我来说，做出选择并不是一件难事。

于是，火灾发生几天后，我开车去城里买了几件换洗的衣服，重整旗鼓，准备面对接下来将要发生的一切。

在某种程度上，这就是我这一生的写照。

[1]二十五万英里等于四十万两千三百三十六公里。——译者注（下同）

[2]约合一千八百二十一亩。

[3]美国马里兰州北部的城市。

第一章

“鼠”

THE MOUSE

［少年时期］

老鼠什么都喜欢捣鼓，它天性活泼调皮，总是跑在别人前面。

茧

The Cocoon

每个人在一生中，都会得到一些为我们指示方向的提示，让我们能够得以继续前行。如果你不留心关注这些提示，你就会做出错误的抉择，最后只能落得个悲惨的下场；如果你留心关注它们，就会学到人生的课程，拥有一个完美的人生——这其中也包括一个完美的死亡。

上帝给予我们的最伟大的恩赐，就是自由的意志。他[1]将作出最后选择的至高权力的重担，压在了我们的肩膀上。

六年级时，我独自做出了人生中的第一个重大决定。临近期末时，老师给大家留了一个作业，让我们写一篇描述长大后想做什么的文章。在瑞士，这种特别的任务对我们来说非同小可。它能够决定你将来的教育方向：接受职业训练，或在接下来的几年里进入大学苦读。

我十分激动，抓起纸笔就写。尽管我认为自己完全有能力规划未来，但现实与理想的差距却相去甚远。长大了要做什么，更不是一个小孩子能说了算的。

这让我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之前那个晚上发生的事。晚饭时，父亲把他的盘子推到了一边，仔细研究了每个家庭成员的表情，然后开始宣布一项重要决定。父亲恩斯特·库伯勒（Ernst Kübler）是一个身体健壮、意志强悍的男人。他对我们严加管教，对大哥小恩斯特更是要求甚严，并最终逼他走上了埋头苦读的寒窗生活。现在，他打算宣布自己为三个女儿规划的未来。

我竖起耳朵，认真地听他告诉三个女孩中最柔弱的埃丽卡（Erika），她应该继续上大学；然后他又对最懒散的伊娃（Eva）说，她得去女子进修学校接受普通教育。最后他把目光投到了我身上，此时我只能在心中默默祈祷他能够允许我实现自己的梦想，成为一名医生。

当然他知道我的心思。

但接下来的这一刻让我永生难忘。

“伊丽莎白，你来我的办公室上班，”他说道，“我需要一个精明能干的秘书，你是最佳人选。”

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作为三胞胎中的一员，我一直在努力展现自己的个性。但现在，自己的想法和情感再一次地被否定了，而正是它们，才让我成为一个独一无二的人。我想象着自己在他办公室工作的样子：我将得到一份文书的工作，整天坐在桌子后面和数字打交道，日子将过得和图表上的线条一样僵硬刻板。

那不是我该过的生活。从小我就对生命充满强烈的好奇心，并带着一颗敬畏的心去看待这个世界。我梦想着成为一名乡村医生，要是能够像我心中的英雄——为非洲人民奉献爱心的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2]那样，去印度救治贫苦大众，那就更好了。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想到这些的，但不管怎样，我知道自己没办法听从父亲的安排——到他的办公室上班。

“不！我谢谢您了，真不用！”我猛地大叫起来。

在那个年代，大人是不准小孩这样大喊大叫的，在我家更是如此。父亲气得脸发红，太阳穴青筋暴起。最后他终于爆发了：“如果你不想去我的办公室上班，那就去当一辈子女仆吧！”他一边吼着，一边冲进了他的书房。

“我宁可当女仆！”我恶狠狠地回了一嘴。我是认真的。我宁愿当个自由自在的女仆，也不愿意由某个人——即使是父亲，来宣判自己的一生以记账员或是秘书而告终。对我来说，那就相当于被关进了监狱。

经历过这次激烈的抗争后，第二天早上到学校写作文时，我飞快地在纸上写着，心怦怦直跳。我在作文里根本没提去办公室上班的事，而是充满激情地写着要追随史怀哲进入热带丛林、探索形形色色的各种生命形式。“我想要找出生命的意义。”我还无视父亲的想法，公然在作文里写到自己想要成为一名医生，也不管他读了我的作文是否会再次大发雷霆。没人能夺走我的梦想。“总有一天，我会凭借自己的双手完成梦想。”我在作文里写道，“我们应该一直为摘到最高的那颗星星而努力。”

关于自己的儿时，我一直心存疑问：为什么我没有属于自己的明确身份，而只是三胞胎中的一个？为什么父亲如此独断专行？为什么母亲就那么慈祥温柔？

他们注定如此，这就是上天的安排。

我相信，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个守护神或天使。他们帮助我们跨越生与死的界限，还会帮我们在出生前挑选父母。

我的父母住在瑞士苏黎世（Zurich），是一对典型的中上阶层保守派夫妻。他们的个性差距很大，只能用异性相吸这句老话来解释他们为什么相爱。父亲在苏黎世最大的文具供应公司做副主管，他是个体格健壮、严肃认真、做事负责、生活简朴的人。他那双深棕色的眼睛只能看到人生的两种可能——他的生活方式和与其相反的错误方式。

但他对生活却有一股狂热的热忱。他经常在家里的钢琴旁放声歌唱，并且毕生热衷于发掘探索瑞士的奇观美景。父亲还是颇有声望的苏黎世滑雪俱乐部的会员，对他来说，一生中最快乐的事莫过于去徒步旅行、爬山或是在山脉中滑雪。他也将这种对生活的爱传递给了子女。

母亲身材匀称，看上去十分健康。虽然她并不像父亲那样热衷户外运动，却拥有一身古铜色的肌肤。她身材娇小、容貌动人，是个善于持家的主妇，并且为自己的手艺感到自豪。她烧菜水平一流，亲自为孩子们缝制衣服、编织温暖的毛衣，把家里打点得井井有条，还将花园打理得漂漂亮亮，许多慕名者前来拜访。她还是父亲事业上的好帮手，不过在我哥哥出生之后，她便全身心地投入到了贤妻良母的角色当中。

但她还一心想要再添个漂亮的小女儿，这样这个家庭才会变得更加完整，而她也毫不费力地怀上了第二胎。1926年6月8日，在预产期到来之际，她祈祷自己能生一个头发卷卷的可爱小甜心，这样她就能把她的小宝贝打扮得像洋娃娃一样漂亮。一位上了年纪的妇产科大夫B医生帮助她度过了阵阵阵痛和宫缩。父亲当时还在上班，一听说母亲要生了马上就赶到了医院，九个月的期盼终于迎来了这激动人心的一刻。这时医生取出了一个小婴儿，产房里的人从来没见过这么小的新生儿。

只有两磅[3]重的我就这样来到了世上。医生对此感到相当惊讶，她觉得我实在是太小了，看上去就像一只小老鼠。没人觉得我能活下去。不过父亲一听到我的哭声就冲到了外面走廊里给祖母弗里达（Frieda）打电话报喜，恭喜她又添了个孙子。

他一回到产房护士就告诉他说，母亲实际上生的是女孩。父亲这才得知，一般这么小的婴儿刚出生的时候都不太容易弄清楚性别。于是他又急忙跑去给祖母打电话，告诉她实际上是她的第一个孙女诞生了。

他骄傲地宣布：“我们打算叫她伊丽莎白。”

等到父亲再次回到产房想要安抚母亲时，迎接他的却是另一个让人出乎意料的消息。母亲又生下了一个女婴，而且她和我一样，也只有两磅重。在父亲向祖母追加了这个好消息之后，他发现母亲还是在一阵阵的宫缩，痛得要死要活。母亲发誓说自己绝对还没生完，肚子里面肯定还有一个宝宝没出来。父亲说什么也不相信，他还以为母亲是因为劳累过度而开始胡言乱语了，就连经验丰富的老医师也不得不同意父亲的看法。

但突然间母亲的宫缩又变得更加频繁了。她开始用力，没过一会儿就又生出了一个女婴。这次这个比前两个都要大得多，足足有六点五磅[4]，比前两个婴儿重两倍还多，而且还长着一头卷发！我那筋疲力尽的母亲立刻就激动起来了。怀胎十月，朝思暮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她终于生了个满头卷发的小宝贝。

行医多年的B医生觉得自己能够未卜先知。我们是她接生的第一个三胞胎，她仔细端详我们的五官，向母亲预测我们的未来。她说最后出生的伊娃是“和她母亲最贴心”的乖女儿，而老二埃丽卡则会“选择保持中立”，然后B医生又指着我说这个女儿是带领其他两个来到这个世上的人，“你永远都不用为她操心”。

第二天，当地所有报纸的头版头条都刊登了这个激动人心的消息：库伯勒家生了三胞胎。祖母一直都以为父亲在无聊地和她开玩笑，直到她看到报纸上的大标题才相信了这个事实。庆祝会一连开了好几天，只有哥哥一点儿都高兴不起来，因为他充满魅力的小王子时代突然间就这么结束了，他发现自己被堆积如山的尿布淹没了，很快又得把沉重的婴儿车推上山丘，然后看着他的三个妹妹坐在同样款式的尿壶上面。我认为，正是这个时期对他的忽视，导致他后来和家人变得很疏远。

三胞胎之一的身份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噩梦。我甚至都不会诅咒我的夙敌碰上这种事。因为我们看起来简直一模一样，大家根本分不出我们谁是谁。收的礼物都是一样的、老师也给同样的分数；在公园里散步时，路人会问我们哪个是哪个，有时连母亲都承认她根本分不清谁是谁。

从小我就背负着沉重的心理包袱。这不仅是因为我生下来就是个两磅重的小不点儿，差点活不下来，而是因为整个童年时代，我都在为了我是谁这个问题纠缠不休。总觉得自己要比别人多花十倍的时间、多十倍的努力去证明我自己确实……确实有那么点活下去的价值。这让我每天备受煎熬，度日如年。

长大后才发现，这对我来说其实是件好事。在迈入这个世界前，命运已经为我选好了家庭背景。它也许并不美好，也许并不是我想要的，但却让我具备了坚韧、果断的性格和毅力，这样我才能完成人生中的任务。

[1]指上帝。

[2]“非洲圣人”艾伯特·史怀哲（Albert Schweitzer）是20世纪人道精神划时代伟人、一位著名学者以及人道主义者。三十几岁时和他志同道合的伴侣海伦（Helene）远赴非洲的岚巴瑞（Lambarene），在原始森林边的奥顾（Ogooue）河畔建立了史怀哲医院，为非洲人民奉献他的爱心。

[3]约等于九百零七克。

[4]约等于两千九百四十八克。

垂死的天使

A Dying Angel

我们三胞胎在苏黎世那个狭窄的公寓里生活了整整四年，根本没有任何可以保持隐私的空间。后来父母在瑞士一个名叫迈伦（Meilen）的传统村庄租了一间很棒的三层乡村住宅——它就坐落在湖边，从那里坐火车到苏黎世只需一刻钟。房子的外墙是绿色的，所以我们叫它“绿屋”。

新家坐落在一座翠绿的小山上，从那里可以俯瞰整个村庄。房子是典型的欧式风格，还有一小块供我们奔跑玩耍的草坪。我们还自给自足地在园子里耕种、收获新鲜蔬菜。精力充沛的我非常喜欢在外面玩耍，这点倒是很像我那个热爱大自然的父亲。有时我一整天都待在树林和草场上，追逐林间出没的鸟兽。

关于儿时，我只记得两件事，它们对于塑造后来的我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一件事是我无意间发现了一本描写非洲村庄生活的图画书，它激发了我对其他不同文化的好奇心，并在之后一发不可收拾。一看到这本书，我就被照片上那些黑皮肤的孩子们迷住了。为了能够更好地理解他们的生活，我创造了一个能够让自己进行探险的虚拟世界，还发明了一种只有我们姐妹三人才懂的语言。我缠着父母给我买一个黑娃娃，但在瑞士根本不可能买到这种娃娃。我甚至还把自己所有的娃娃都扔到一边，非要他们给我买黑娃娃才行。

这时我听说，苏黎世动物园正在举办非洲展览会，于是我就偷偷溜出了家门，就像之前父母带我们出门那样，搭上了去苏黎世的火车，轻而易举地到了动物园。在我看着非洲鼓手击打着世界上最为动听的异国鼓点时，整个迈伦镇的人正在漫山遍野地寻找库伯勒家这个离家出走的淘气包，那个晚上当我悠闲自在地走回家时，还对此毫不知情，但不用说，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

我还记得也是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和父亲一起去看赛马的事情。因为我个头太小，他就把我推到了最前面，好让我看得清楚一些。整个下午我都坐在春天潮湿的草坪上看赛马。虽然有点冷飕飕的，但为了能够近距离地看着这些漂亮的马儿，我还是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但随即我就感冒了，只记得自己大半夜恍恍惚惚地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像梦游一样走来走去。

当母亲找到我时，我已经神志不清了。她赶紧把我带到了客房，以便在那照顾我，而这是我生平第一次没和妹妹们住在一起。当晚我发起了高烧，并且迅速转成了胸膜炎和肺炎。那晚父亲出门滑雪去了，把累人的三胞胎和年幼的儿子都丢给了母亲照看，我知道，母亲对此十分不满。

到了凌晨四点，我还是高烧不退。母亲找了邻居帮忙照看哥哥和妹妹们，又请求另外一个有车的邻居H先生载我们去医院。她用好几条毯子把我裹了起来，紧紧地搂在怀里，H先生则开着车一路飞奔向苏黎世儿童医院。

这就是我步入医学界的开端，很不幸，这个让人难忘的记忆并不怎么美好。检查室很冷，也没人跟我说话，就连一句“嗨”和“你好吗”都没有。一位医生粗鲁地把温暖的毯子从我身上拽了下去，三两下就把直打寒战的我脱个精光。他让母亲离开了检查室，然后给我称重，在我的身上戳来戳去，还要求我咳嗽几下，就像对待一件物品那样，努力想要找出我的毛病在哪儿，根本没把我当成是个小女孩。

记得醒来后，我发现自己躺在一间奇怪的房间里，确切地说是一个像玻璃笼子，或者说是像鱼缸一样的地方。四周连一扇窗户都没有，房间里悄无声息，我头上的灯几乎一天二十四小时亮着。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看到穿着白大褂的人在这里进进出出，一言不发，甚至连一个表示友好的微笑都没有。

大鱼缸里还放着另外一张床，上面住着一个比我大两岁的女孩。她的身体极度虚弱，肤色苍白惨淡，毫无血色。她让我联想到了折翼的天使——一个瓷做的天使。从没人来看过她。

她的意识时而清醒时而模糊，所以我们从没好好地说过话，但我们相处得很好，彼此都感觉十分放松和亲切。我们经常忘却时间的存在，长久地彼此凝视，一言不发。这就是我们的沟通方式。我们连一个字都不用说，就能长久地进行深入而有意义的谈话。这就好像是某种直接的意识传递。我们要做的就是张开我们的眼睛，开始传送意识。哦，天啊，要说的实在太多了。

在病情急转直下前，有一天，当我从噩梦连连的睡梦中醒来时，室友正在看着我，等我醒来。然后我们就开始了一场美好、十分动人又意义深远的讨论。我瓷娃娃般的朋友告诉我说，她那天晚上就要离开了。我感到很担心，她安慰我说：“没关系，天使们在等着我呢。”

那天晚上她折腾得比平日都厉害。我竭尽全力想要吸引她的注意，她却总是把目光投向我的身后，或者不如说把目光穿过我的身体。“你一定要斗争到底，”她解释道，“你会渡过难关，回家和家人团聚的。”我听了这话感到很开心，但随即又感到很难过。“你的家人呢？”我问道。

她说自己真正的家人“在另一个世界”，并且向我保证根本没必要担心。我们彼此笑了笑，我就迷迷糊糊地睡着了。我对新朋友即将踏上的旅程一点也不感到害怕，她也是。这段旅程看起来就像每天的日升月落一样那么自然。

第二天一早醒来，就看到那个朋友的床空了。对于她的离开，医生和护士只字未提，但我却暗自笑了起来，因为她走前曾对我吐露了她的心声，没准我比他们知道得还多呢。当然，这辈子我都没忘记那位小朋友。看起来她似乎走得孤苦伶仃，但我确定在另外一个世界中会有人照顾她，我知道，她已经去了一个更美好的地方。

至于自己的处境，我却并没什么把握。我恨我的医生，因为她根本不让父母接近我，只允许他们在另一边的窗户外看着我。在我极度需要他们的拥抱时，他们却只能站在外面看着我。我想要听听他们的声音，感受他们温暖的体温，听听妹妹们的笑声。可是我的父母却只能把脸贴在窗户的玻璃上面，什么也做不了。他们只能把妹妹们给我画的画举在手上，笑着朝我挥挥手。在我待在医院的那段日子里，这就是他们所能做的全部事情。

我唯一的乐趣就是从满是水泡的嘴唇上往下剥死皮，这种感觉很棒，但却惹火了主治医生。她一看到我剥死皮就打我的手，还威胁说如果我再剥就把我的手绑起来让我动不了。倍感无聊的我偏不听她的话，还是一如既往，停不下来，因为那是我唯一的乐趣。但有一天在父母走后，这个凶巴巴的医生走进我的房间，一看到我的嘴唇在流血，立刻就把我的手绑了起来，这样我就没法再碰自己的脸了。

但还有牙齿能用。于是我的嘴唇开始更加频繁地出血了。医生觉得我是个倔强任性、无法无天的孩子，因此十分讨厌我。但我根本不是这种孩子。我只是又难受又孤单，渴望得到人们温暖的触碰而已。我常常用自己的脚去摩擦自己的腿，感受触碰人类肌肤的温暖感觉。医生怎么可以这样对待一个生病的小孩呢？毫无疑问，还有其他比我病得更重的小孩，受到了更差的待遇。

一天早上，几个医生围在我的床边交头接耳，说着什么我需要输血的事情。第二天一早，父亲就走了进来，他在这空空荡荡冷冷清清的房间里显得那么魁梧高大，就像个英雄一样。他宣布我将要接受一些他自己的“优良的吉卜赛血液”。突然间，整个房间都亮了起来，我们并排躺在担架上面，胳膊上插着玻璃管子。那套吸入循环水泵的装置居然还是手动摇柄的，看起来就像是一个咖啡研磨机。父亲和我都盯着深红色的管子看，每次手柄一转动，父亲管子里的血就会跑到我的管子里。

“这能帮你渡过难关，”他鼓励我说，“很快你就能回家了。”

我想当然地完全相信了父亲的话。

当这个过程结束时，我的心情又降到了谷底，因为父亲站起身来，再次把我一个人留在了那里。但没过几天，我的烧就退了下来，咳嗽也好了。一天早晨，父亲再次出现在我的面前。他让我撑起我那纤弱的身体下床，沿着走廊走进一间更衣室。他告诉我说：“在那里有件给你的小礼物。”

虽然双脚还软绵绵的，但我抑制不住兴奋之情，坚持走到了大厅。我本以为母亲和妹妹们正在那等着给我惊喜，但事实上我走进房间里却发现那里空无一人，只有一只小小的皮箱。父亲探进头来让我打开箱子，赶快换上衣服。我身体十分虚弱，连站都站不稳，根本没力气打开箱子。但我不想违背父亲的旨意，更不想就此错过一个跟他一起回家的机会。

于是我使出了吃奶的力气打开了箱子，然后发现了我这辈子最大的惊喜。箱子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我的衣服——很显然是母亲的杰作。衣服上居然放了个黑娃娃，而且正是我几个月来朝思暮想的那种黑娃娃。我一把抓起娃娃大哭起来。在这之前我从没拥有过只属于自己的娃娃，甚至连一件属于自己的东西都没有。我的每件衣服和玩具都是和妹妹们共用的。但很显然，这个黑娃娃只属于我一个人，它完全归我所有，并且能够很轻易地和伊娃、埃丽卡的白娃娃区分开来。要不是我那两条软绵绵的腿不听使唤，我简直要高兴地跳起来了。

到家后，父亲把我抱上楼安顿在床上。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最多只能坐在阳台舒适的椅子里透透气。我搂着心爱的黑娃娃坐在那里，让温暖的阳光晒着我的皮肤，羡慕地盯着花间树下玩耍的妹妹们。能够回家，我就已经感到很高兴了，因此并不介意自己不能和她们一起玩。

遗憾的是，我错过了新学期开学。但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里，我最喜欢的老师布克利（Burkli）太太突然带着全班同学来到我家门前。她们站在阳台下面，唱起了我最喜欢的欢快的歌曲。临走前老师还送了一只可爱的小黑熊罐子，里面装的都是最美味的松露巧克力，我用破纪录的速度把它们一扫而光。

慢慢地，我的身体逐步恢复了，加入那些身穿白大褂的医生队伍之后很久我才意识到，我的康复主要归功于那些世界上最好的灵药：我在家中得到的关怀、安慰和爱，外加一些巧克力！

我的小黑兔

My Black Bunny

父亲非常乐于在家人团聚的场合为大家照相，之后他会小心翼翼地把这些照片放到相册里面。他还详细地在日记里记录了谁冒出了几个单词、谁学会了爬和走、谁说了一些让人发笑或是颇有见地的话——这些珍贵的回忆总是能让我会心一笑。不幸的是，它们中的大部分都已经被毁掉了，但谢天谢地，它们已经深深地刻在了我的脑海中。

圣诞节是一年中最棒的时光。在瑞士，每个小孩都会挖空心思，亲手做礼物送给所有的家庭成员和亲戚朋友。在圣诞节来临前的日子里，我们会坐在一起缝制衣架套和绣花手帕，还惦记着缝制新的桌布和餐布。哥哥在学校的木工店做了一套擦鞋工具带了回来，我很为他感到骄傲。

母亲是世界上最棒的厨子，但她最引以为豪的事，是在节日里为我们做一些特别的新菜式。她对在哪里买肉买菜这种事非常在意，而且还会不嫌麻烦地走上数英里、跨过大半个村子去一家店买某种特别的材料。

虽然在我们看来，父亲总是十分节俭，但他也总会在圣诞节时带回一大捧新鲜的秋牡丹、毛茛花、雏菊和含羞草花束。每到十二月时，只要闭上眼睛，我依旧还能闻到那些花朵散发出的香气；他还会带回一盒盒的枣子、无花果干和其他一些好东西，这让基督降临的日子拥有了几分神秘色彩，让人颇为期待。母亲总是会将花瓶里插满鲜花和杉木枝条，把整个房子点缀得分外美丽。家里面充满了期待和欢快的气氛。

12月25日，父亲会带着所有的孩子出门远足，寻找圣婴的踪迹。他很会讲故事，曾告诉我们看到闪闪发亮的白雪就说明圣婴就在前方不远处。而我们对他的话深信不疑，在远足时穿过森林、翻越高山，只希望能亲眼见一见圣婴。这次远足持续数小时，直到天色已晚，父亲才长叹一口气，决定带我们调头回家，免得母亲担心。

刚走进花园，就看到母亲穿着一件厚厚的外套独自从外面回来，很显然是买东西买到很晚，刚刚回来。我们一起走进房门，激动地发现原来圣婴已经来过我们家的起居室了，他还将巨大的圣诞树上装点的蜡烛全都点亮了。树下还有一些礼物包裹。于是我们在烛光下吃起了圣诞大餐。

之后我们又来到客厅，这里也是我们家的音乐室和图书室。父亲会用他那洪亮高亢的声音唱起动听的圣诞老歌，我的姐姐伊娃弹钢琴为他伴奏，哥哥则弹着手风琴和着。然后一家人全都加入了大合唱中。之后父亲就开始讲关于圣诞的故事，孩子们都围在他的脚边听得入迷。这时母亲会再次点燃圣诞树上的蜡烛，为我们准备甜点。我们偷偷溜到树下，想看看包裹里究竟装的是什么东西。等到最后吃完甜点之后，我们就拆开包裹，然后一起玩游戏玩到上床睡觉。

在平常的工作日里，父亲总是早早出门，搭乘火车赶往苏黎世。他中午会回家吃饭，吃完饭后再去火车站。所以母亲在午饭前没太多时间整理床铺、打扫房间，因为午饭是一天的主餐，一般都要准备四道菜。我们都要在桌旁坐好，不能弄出太大的动静，也不能剩饭，否则纪律严明的父亲就会向我们投来“鹰一样凌厉的眼神”。他甚至都不怎么用提高嗓门说话，就能让孩子们都乖乖吃饭。如果有人不乖，他就会邀请我们去他的书房坐坐，而我们都知道那意味着什么。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很少冲伊娃或埃丽卡发脾气。埃丽卡总是又乖又安静，而伊娃是母亲的小宝贝。所以我和大哥恩斯特总是成为众矢之的。父亲给我们每人起了一个小名：埃丽卡叫“小眼皮”，意思是她跟父亲最亲密，又或者是因为他经常看见她眼皮几乎完全合上像半梦半醒的样子；我总是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他就给我起名叫“小麻雀”，后来又改成“小老鼠”，因为我总是一刻不停地动来动去。伊娃的小名叫“小狮子”，也许是因为她像狮鬃一样壮观的卷发和好胃口吧！恩斯特是唯一一个没有小名的孩子。

晚上等我们都从学校回来，父亲也下班之后，我们就聚在音乐室里一起唱歌。父亲是著名的苏黎世滑雪俱乐部中颇受欢迎的表演者，他逐字逐句地教我们学会了数百首民谣和流行歌曲。渐渐地大家发现，我和埃丽卡显然没有什么音乐天分，只会给本该和谐动听的大合唱增加跑调的怪声。于是父亲就派我们去打扫厨房。每天大家都在放声高歌的时候，我和埃丽卡只能在厨房里一边洗碗一边唱歌，但我们对此并不介意。等我们洗完碗后也不去加入大家，而是坐在厨房的台子上自娱自乐，或者要求他们唱《万福玛利亚》（Ave Maria）、《珍爱的老歌》（Das alte Lied）和《永远》（Always）这种我们最喜欢的歌。那是我们一天之中最欢乐的时光。

就寝时间到了，我们三姐妹把一模一样的衣服放在同样的椅子上，准备第二天上学的时候穿，然后爬上一模一样的床上睡觉，就连床上的床单也是一式三份。从玩偶到书本，我们三胞胎的所有东西都一模一样，这简直能让人发疯。我记得在我们还是小婴儿时，我那可怜的哥哥还要负责在我们尿尿的时候看着我们，以防我在妹妹们还没尿完的时候就跳起来跑开。我讨厌这样子，那感觉就像是硬被人绑住一样。所有这一切都让我越来越渴望拥有独立的身份。

在学校，我比两个妹妹更有个性。作为一个成绩优异的学生，我的数学和语言成绩都很出色，但我最出名的特点是爱为那些弱小、无助或有缺陷的孩子打抱不平，在他们被人欺负的时候挺身而出。那些学校混混们的背上不知道挨过我多少拳头，镇上著名的大嘴巴——屠夫的儿子总是在下课经过我们家时告诉母亲：“贝丝今天要晚点才能回来，她正痛揍一个坏小子呢。”而母亲也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我父母从不为这种事发火，因为他们知道，我只是在保护那些无法自保的孩子。

和妹妹们不同，我还很喜欢养宠物。快念完幼儿园时，父母有位好友从非洲回来，给我带回了一只小猴子，我给它起名叫奇喜多（Chicito）。我们很快就成为了很特别的朋友。我还在地下室临时开了一间动物医院，里面装满了受伤的鸟、青蛙和蛇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次我还医好了一只受伤的乌鸦，它又能飞起来了。我猜动物们凭着本能就知道可以相信谁。

对于我们养在花园笼子里的小兔子来说的确如此。一开始我负责打扫兔窝、给它们喂食并且和它们玩耍。虽然母亲每隔几个月就会做一次炖兔肉，但我总是下意识地不去想这些兔肉是怎么炖出来的。另一方面我还注意到，小兔子们只有在我进去的时候才会靠近笼门，而我家里的其他人进去就不行。这种特殊待遇让我对它们宠爱有加。起码它们能把我和妹妹们区分开。

它们开始迅速繁殖起来，于是父亲决定减少它们的数量，只留下一小部分的兔子。可是我不明白他为什么要这样做，养兔子又不用花钱，它们就吃蒲公英和青草就行，这些植物我们的草坪上应有尽有。但他肯定觉得这样能省下钱。一天早上，他让母亲做一顿烤兔肉，然后拦住我说：“上学时顺便送一只你的小兔子到屠夫那儿去，中午休息时把它带回来，好让你妈妈用它做晚饭。”

我瞠目结舌地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但我还是顺从地按他说的做了。那天晚上，我就那么看着自己的家人吃掉了“我的”小兔子。父亲让我也尝一块的时候我差点疯掉，“要不要尝根兔腿？”他这样说道。我生硬地一口回绝，但并没有表现得太过火，所以并没有被“邀请”去父亲的书房。

这一幕一连上演了数月，最后只剩下我最爱的小黑了。他像一只肥嘟嘟的大毛球，我很爱抱着他跟他说心事。他是一个善解人意的倾听者，一个很棒的心理医生。我深信他是全世界最毫无保留地深爱我的生灵。然后那个可怕的日子终于来临了。吃过早餐后，父亲让我把小黑带到屠夫那去。我颤抖着走出屋外，几乎要发疯了。我把他从笼子里拿了出来，向他坦白了父亲命令我做的事。小黑静静地看着我，抽动着他那粉色的鼻子。

“我做不到。”于是我把他放到了地上。“逃走吧。”我恳求他，“走吧。”但他却站在那儿一动不动。

时间慢慢过去，上课时间就要到了。于是我抓起小黑，飞奔到肉店。一路上我的泪水簌簌地流个不停，可怜的小黑一定也感觉到将要大祸临头，因为他的心脏和我一样怦怦地跳个不停。我把他交给了屠夫，匆忙地向学校跑去，甚至都没说一声再见。

一整天我都在想着小黑。我在想他是不是已经被杀掉了，他知不知道我很爱他，我会永远想着他。我很后悔没和他说一声再见。这些问题和这番心情都在我的内心深处埋下了种子，为我将来的工作打下了基础。我讨厌这种感觉，我恨父亲。

放学后，我拖着沉重的脚步走回村子。屠夫正在肉店门口等我。他把装着小黑的袋子递给我，然后说道：“真是造孽，你真不该把这只兔子带来，再过一两天她就会生兔宝宝了。”（我一直不知道小黑是母兔子。）本以为我的心情已经够糟糕的了，但这下更是跌落到了谷底。我把还带有余温的袋子放到了桌子上，之后坐在桌旁看着家人吃掉了“我的”兔子。我没哭，我不想让我的父母知道他们伤害我有多深。

于是我推断出，很显然他们根本不爱我，所以我一定要学会变强。要变得比任何人都强。

在父亲称赞母亲的厨艺时，我告诉自己：“如果你这次能熬过去，那以后就什么都不怕了。”

十岁时，我们搬进了一栋更大的宅子里，我们称它为“大宅”。它坐落在一座高山上，可以俯瞰整个村庄。有六间卧室，但父母还是让我们三姐妹住在同一间卧室里。那时候我只想着去外面玩。我们的新家有一个大的让人惊叹的院子、两英亩[1]的草场和花丛，还有一个花园。很显然，我这辈子种花的爱好就是在这里养成的。房子四周环绕着如画般美丽的农庄和葡萄园，远处还耸立着白雪皑皑的陡山。

我每天都在村子里走来走去，寻找受伤的鸟、猫、蛇、青蛙和其他各种动物，还在地下室建了一个很棒的实验室，并骄傲地称它为“我的医院”，一遇到受伤的动物，我就把它们带到那里去。我在一颗柳树下为那些不幸死去的“病人”们建了一块墓地，还在旁边放了一些花。

父母对于生死这种自然发生的事情从不忌讳，所以我也有机会看到各种各样的死亡，以及人们对此的反应。三年级时，我们班转来了一个叫苏西（Suzy）的女孩。她的父亲是一位年轻的医生，刚刚和家人一起搬到迈伦。对于一个医生来说，想要在一个小村子里面开间新诊所可不是件容易的事，几乎没什么人找他看病。不过大家都觉得苏西和她妹妹很招人喜欢。

可是还没过几个月，苏西就不去上学了。很快就有传言说她病得很厉害。镇上的每个人都指责她的父亲，并由此推断说他既然连自己女儿都医不好，可见必定也不是什么好医生。但即使最好的大夫也回天乏术，因为苏西患上了脑膜炎。

包括学生们在内，整个小镇的人都眼睁睁地看着她的病情渐渐恶化：一开始出现的是瘫痪的症状，然后是耳聋，最后甚至什么都看不见了。村民们虽然为她的家人感到不幸，但和所有小城镇的人一样，他们生怕如果自己离得太近，这种可怕的疾病就会乘虚而入，钻到自己家里来。最后，新搬来的这家人在最需要情感支持的时候，却被全村的人孤立起来，只能独自面对病魔的折磨。

虽然当时我和其他一些同学还继续和苏西保持联络，但现在我一想起那个场景心里还觉得很不好受。我让她的妹妹帮忙给苏西带一些纸条、画和野花，我还对她妹妹说：“告诉苏西我们都在想着她，告诉她我很想她。”

我永远不会忘记，苏西死的那天，她卧室的窗帘是拉着的。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她被关在屋子里，无法看到阳光、鸟儿、树木和所有大自然美好的景色，无法听到动听的声音。在我看来这是不对的。大家表现出的伤心也很不对劲，我觉得大部分的迈伦村民都松了一口气，因为这场折磨人的灾难终于结束了。苏西的家人没有任何理由再留在这里，很快就搬走了。

父母一位朋友的死，让我对死亡的印象有所改变。他是个农夫，大概五十多岁。数年前，正是他在我得肺炎的那晚载着我和母亲飞奔到了医院。一天，他从苹果树上摔下来扭断了脖子，但并没有当场死亡。

大家把他送到医院后，医生已经回天乏术，于是他坚持让人们把他送回家，希望能够死在家里。这样还能让他的家人、亲戚和朋友们有充足的时间来和他道别。我们去的那天，他的家人和儿孙们正围在他身旁，房间里摆满了各种野花。为了让他能透过窗子看到自己的庄稼和果树，家人将他的床摆在了窗边。这些果树全都是他辛辛苦苦种下能够传承后代的财富。他的死给我留下的最后的印象就是尊严、爱和安详。

第二天他就去世了，我们下午又去他家瞻仰他的遗体。一开始我很不情愿，因为我对一具已经毫无生气的尸体根本不感兴趣。就在二十多个小时之前这个人——他的孩子是我的同学——还忍痛亲切地叫着我小贝蒂。但不知不觉中我竟看呆了，这一刻突然变得很神奇，我看着他的尸体，就意识到他已经不在了，无论赐予他生命的是什么力量和能量，无论我们在哀悼的是什么，都已经化为尘埃了。

我在心里暗自比较了他的死和苏西的死。苏西是在黑暗中死去的，在她生命中的最后一刻，拉着的窗帘挡住了温暖的阳光；这个农夫的死就是我现在所说的，在家中被爱包围，在尊敬、尊严和爱中安详地死去。他的家人说完了要对他说的话，也没留任何遗憾或是未完成的心愿。

从我为数不多的经验看来，死是某种你无法一直掌控的事情，但能够有所选择的感觉很好。

[1]约等于十二市亩。

信仰、希望和爱

Faith，Hope and Love

我在学校成绩不错。我喜欢数学，那些有点深奥的基础学科更让我成了一个爱上学的怪胎。但我对每周必须要上的宗教课却非常反感。那感觉糟透了，虽然从小我就受到上帝的吸引，但镇子上的那位基督教的R牧师，在周日给我们讲经时，却总是在说一些和恐惧及罪孽有关的事情，我并不认同他口中的那个上帝。

他是一个冷漠残酷、与社会格格不入的人。他的五个孩子知道他多不像个基督徒，因为他们总是饿着肚子来上学，身上还总是带着青一块紫一块的伤痕。可怜的小东西们看起来又累又憔悴，我们总是偷偷给他们塞点三明治当早餐充饥，还把毛衣和枕头塞到他们衣不蔽体的身下，否则他们根本没法在外面的木凳上坐住。最后，他们家的秘密终于流传到了学校的操场上——每天早晨他们备受村民尊敬的父亲，都会随手拿起手边的东西，把他们打个半死。

大人们不但没有反对他那可怕的虐待行为，反而对他那极度慷慨激昂、激动人心的布道钦佩不已。但更了解内情的是我们所有这些领教过他独断专行的教导和严厉纪律的孩子们。在他的课上哪怕大声喘口气或是稍微扭下头，胳膊上、头上或是耳朵上都会“啪”地挨上他一尺子，而这只不过是最轻微的惩罚罢了。

虽然我们有共同的信仰，但我却实在无法忍受他。有一天，他要求妹妹伊娃背一首赞美诗，我们上个礼拜刚刚背过，所以伊娃一字不落地背了起来。但她还没背完，旁边的女孩就咳嗽了起来。R牧师还以为她在偷偷提醒妹妹。他问都不问一声，二话不说就抓起两个小女孩的辫子把她们的头撞到了一起，她们头骨“咔嚓”一声碰在了一起，全班同学都吓得一哆嗦。

这简直太过分了，我终于忍无可忍地爆发了。我抓起手边黑色的诗集朝他的脸扔了过去，正好打中了他的嘴唇。他感到非常震惊，站在那里狠狠地瞪着我，但我当时已经出离愤怒了，根本顾不上害怕。我大吼大叫，说他言行不一，根本没按照布道里说的那样去做。“你根本就不是一个善良慈悲、有爱心又善解人意的好牧师。”我尖声喊了起来，“我不想成为你所教导的任何宗教的一分子！”说完我就头也不回地走出了学校，发誓再也不回来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感到又气又怕。虽然我知道自己做得对，但还是害怕会造成不好的后果。我想象着自己被赶出学校的场景，但最让人担心的还是父亲，我甚至都不敢想他会如何惩罚我。不过他并不是R牧师的追随者。这位牧师最近刚把我们家邻居选为村里的基督教典范家庭，但每晚我们都能听到这对夫妇大吵大骂、打骂孩子的声音。但一到星期天，他们就表现得和和美美的，一家人一起上教堂。父亲很想知道，为什么R牧师对此竟然毫无察觉呢？

在回家的路上，我在一所葡萄园外的树荫下停住了脚步，这里就是我的教堂。这里有广阔的田地、树木、鸟儿和阳光。大地之母不容置疑的神圣让人深深敬畏。她的美丽恒久不变，永远值得我们信赖；她总是那么温柔慈悲地善待他人。原谅我，这里就是我摆脱困境的避难地，一个安全的心灵港口，它能让我摆脱满嘴谎言的大人们。这里才是上帝亲手创造的地方。

父亲一定能理解我的这种感情。正是他教会了我去膜拜大自然那雄伟壮阔的景色。他经常带我们在山林中远足，让我们能近距离地研究旷野和草地；他还带我们去清澈见底的小溪中畅游，在茂密的森林中为我们开出一条道路；他带领我们去野外春游，在下雪的时候还带我们去进行危险刺激的探险。在看到最高的山脉、岩石上隐约可见的雪绒花或是难得一见的珍稀高山花卉时，父亲那种难以掩饰的热情也极大地感染了我们。我们一同欣赏落日的美，同时也学会了在面对危险时处变不惊——有一次我不慎失足，差点掉入万丈深渊，而我全靠身上系的那个安全绳才得以保住性命。

这些我们曾经走过的足迹永远铭刻在了我们心中。

我和R牧师起冲突的消息肯定早就传到我家了，于是进门前，我先悄悄地溜到了房子后面草场旁的一个隐蔽之地。在我眼中，这个地方是世界上最神圣的地方，原野上有一大片完全遮挡了大家视线的植被，在植被当中坐落着一块巨大的岩石——大概有五英尺[1]那么高。岩石上长满了苔藓、地衣，还有很多蜥蜴和各种爬虫在上面爬来爬去。没人知道这个地方，除了我。只有在这里我才能真正和自然融为一体，全世界没有任何一个人能找到我。

我爬到了岩石顶端，阳光就像从教堂的彩色玻璃窗射下的那样，从树间洒下。我像一个印第安人那样将双臂伸向天空，咏叹起我自创的祷文，感谢上帝赐予万物生命。我感到自己离万能的上帝很近，那是R牧师无法引领我做到的事。

一旦回到现实生活中，我和圣灵的关系却备受争议。回家后，父母对这次和R牧师的冲突只字不提，我把他们的缄默不语解释为对我的支持。但三天后，学校董事会紧急开会商讨这个问题。事实上，他们讨论的内容无非就是要怎么惩罚我才好。他们从头至尾都认定是我的错。

幸运的是，我最喜欢的老师韦格曼先生（Mr. Wegmann）说服了董事会，让我得以能够对此做出解释，于是我怯怯地走进了会议室。从一开始发言我就死死地盯着R牧师看。他低着头双手交握，做出一副虔诚恭顺的样子。之后董事会让我回家等结果。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简直度日如年，终于有一天晚上韦格曼先生在晚饭后来到了我们家。他告诉我的父母，董事会决定让我退出R牧师的班级。没人对这个结果感到不满。

从轻处罚暗示着我并没做错。韦格曼先生问我有何感想，我回答他说“相当公正”。但我还希望能够满足我一个条件，那就是让伊娃也退出R牧师的班级。“没问题。”韦格曼先生回答道。

对我来说，再也没有比大自然更神圣、更能激发信仰的地方了。毫无疑问，我整个孩提时代最深刻的回忆，就是在安姆登（Amden）的一座高山上的小屋中度过的时光。最佳向导——父亲对每朵花和每棵树都能讲解得头头是道。我们在冬天时去那里滑雪，而到了夏天，每年他都会带我们进行一次为期两周、艰辛的远行，教我们斯巴达人的生活和严格的纪律。他还让我们去探索原野、草场和流淌过森林的小溪。

但埃丽卡对远行的热情却开始渐渐消退了，我们都为她感到担心。等到了十二岁，她更是在远足时感到越来越不舒服。每年学校都会组织一次为期三天的远足，同行的还有一些大人和一位老师。埃丽卡干脆直接拒绝参加。这是一个预警，它预示着发生了某种不同寻常的事情。我们从小就随着父亲长途跋涉地远行，只带很少的水和必需品，对于这种远足我们完全是训练有素、不在话下的。就连我和伊娃也不明白埃丽卡的问题出在哪里。无法容忍任何“女孩子气”的父亲干脆搬出家法，逼着她参加这次远行。

这是个错误的决定。临出发之前，她抱怨说自己的腿和屁股痛得要命。刚出去一天她就得了重病，一位老师和家长把她送回了迈伦。她当即就住进了医院，并从此开始了数年遭受医生折磨的痛苦生活。她的身体一边瘫痪，另一边则软弱无力，但却没有一位医生能够诊断出她到底得了什么病。她处于已经无法忍受的极度痛苦之中，我和伊娃放学回来的时候常常能听到她在卧室里大喊大叫。大家都蹑手蹑脚地尽量避免发出任何声音，一提到可怜的埃丽卡，大家就会无奈地摇摇头。

因为无法确诊，所以很多人都觉得这只是一种歇斯底里的表现，或仅仅只是为了逃避运动和体力活动。数年后，曾为母亲接生的产科医生在费尽周折之后得出了一个诊断，那就是原来她的髋骨上出现了一个洞。现在回想起来，她患的可能是小儿麻痹症再加上脊髓炎。但在当时，这种病是很难诊断出来的。一家矫形外科的医生甚至还残忍地强迫她在自动扶梯上面上上下下地走个不停。他们觉得如果让她做了足够多的运动，她就不会再“装病”了。

看着埃丽卡每天都那么痛苦，我感到很难受。不过幸好确诊后，大夫就能对症下药地治疗她的病，埃丽卡也很快恢复了健康，重新回到了苏黎世的学校，过上了健康向上并且没有痛苦的生活。但我总是觉得，如果当时她身边有一个仁心仁术的医生，也许会给予她更多帮助。在埃丽卡住院时，我曾写信向她保证：我将会成为那样的医生。

当然，我们的世界也需要得到治疗，并且很快就会更加迫切地需要得到治疗。1939年，纳粹的战争机器将它的铁蹄踏上了这个世界。我们的老师韦格曼先生也是瑞士军队的一名军官，他帮助我们准备应对随时有可能到来的大战。父亲时常在家中招待德国商人，在谈到希特勒的时候，他们说纳粹在波兰大肆搜捕犹太人关到集中营里，据说很多已经惨遭杀害，但没人知道确切情况。所有这些关于战争的谈论都让我们感到惊慌失措，心神不宁。

九月的一个早晨，生性节俭的父亲带回家一台收音机，这在我们村里可是个奢侈品。突然间收音机这种稀有的东西就成了我们的必需品。每天晚饭后，我们都会准时在七点半整，围着这个大大的木箱子，收听德国纳粹军队入侵波兰的报道。我支持勇敢的波兰人民，他们宁愿付出生命也要保卫自己的祖国。当听到华沙的女人和孩子是如何惨死时，我忍不住大哭起来；纳粹屠杀犹太人的报道更让我义愤填膺，如果我是个男人，肯定早就冲到前线去战斗了。

但我只是个小女孩，不是男人。所以我只能向上帝承诺，等我长大了，就去波兰帮助那些勇敢的灵魂打败那些入侵者。“等我一长大，”我低语道，“等我一长大，就去波兰帮他们。”

与此同时，我也深深地痛恨纳粹。当瑞士骑兵证实了犹太集中营确有其事时，我更是对其恨之入骨。父亲和哥哥亲眼看到驻扎在莱茵河沿岸的纳粹士兵，用机关枪扫射想要越过边境、进入安全地带的犹太难民。没有几个人能活着进入瑞士境内。有些还被活捉送往了集中营。大批的尸体浮在河面上，顺流而下。纳粹残暴的恶行令人发指，不计其数，根本藏不住。我身边的每个人都对此暴行感到出离愤怒。

每次传来的战争新闻播报，都是在挑战我的道德底线。“不，我们绝不会投降。”我在收听温斯顿·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的演讲时禁不住高声喊道：“绝不！”

随着战争如火如荼地进行，我们也领悟到了牺牲奉献的含义。随着一批批的难民如潮水般涌入瑞士境内，我们的食物也得限量供应了。母亲教我们如何腌制能够存放一两年的咸蛋。草坪变成了种土豆和蔬菜的地方，地下室堆满了罐装食品，看起来就像是如今的超市。

对此，我感到十分骄傲，因为我们家能自给自足。我能自己做面包、腌蜜饯和咸菜，还摒弃了从前奢华的生活。这点小小的贡献对于战争来说可能是微不足道的，但它给了我一份全新的自信，那就是相信自己能够自给自足，而日后这项技能也的确派上了用场。

看到邻国在战争中遭受的苦痛，我们真的要感谢上天对我们的庇佑。从个人角度来看，我们的生活相对来说并没有受到多大影响。我那两个已经年满十六岁的妹妹正准备行坚信礼，这对瑞士的孩子来说可是件大事。她们的老师是苏黎世德高望重的齐默尔曼牧师（Pastor Zimmermann），我们两家是世交，我们彼此关爱，互相尊敬。行坚信礼的日子渐渐临近，他对我父母说他梦见为库伯勒家的三胞胎主持坚信礼仪式，也就是在旁敲侧击地问：“伊丽莎白要不要参加坚信礼呢？”

我一点儿也不想加入教会，牧师问我对教会到底有什么不满。我从R牧师讲到我对上帝的看法，一件一件地解释给他听。我认为任何神，尤其是我心中的上帝，都不该只是被束缚在一间教堂里，也无法用人类的法律或习俗来定义。“既然如此，”我故作好奇地问道，“我有什么理由要成为教会的一分子呢？”

齐默尔曼牧师并没有从正面反驳我的观点，他解释说宗教信仰是融入人们生活的东西，而不是对上帝的简单膜拜，这一点很重要。他说道：“每一天你都必须要试着做出造福世界、造福人类的最佳抉择，这才是真正判断上帝是否就在他身边的依据。”

对此我表示赞同，于是在我们谈过后没几周，齐默尔曼牧师的梦变成了现实。在他那简朴的教堂里，库伯勒家的三胞胎站在精心布置的台上，听着高高在上的牧师诵读《圣保罗致哥林多书信》（St. Paul's Epistle to the Corinthians）中的一段：“如今常存的有信，有望，有爱，这三样，其中最大的是爱。[2]”齐默尔曼牧师面对着我们，将一只手高举到我们头上，赐予每人一个足以代表我们的字。

伊娃是信，埃丽卡是望，而我是爱。

在那个似乎全世界都缺爱的战乱时期，我将它视为一个礼物、一种荣誉，珍藏在心底，最重要的是，它还是一份沉甸甸的责任。

[1]约等于一米五。

[2]《哥林多前书》13：13

属于我自己的白大褂

My Own Lad Coat

1942年春天，我从公立学校毕业了。这时我已成为了一个成熟有思想的年轻人。脑袋里的想法都相当深刻。在我眼中，未来就是上医校，我想要成为一名医生的想法还是和以前一样强烈，从未改变。毫不夸张地说，我觉得行医就是上天派给我的使命。还有什么职业能比治愈伤痛、给予无助和痛苦的人以希望和安慰的医生更好呢？

但现在还是父亲说了算。那天晚上他独断专行地为自己的三个女儿决定未来的场景，和上次饭桌上的争吵如出一辙。他决定送伊娃去女子进修学校，埃丽卡去苏黎世读预科。至于我呢，父亲再次重申要让我进他的公司当秘书或是记账员。他还自以为是地跟我说他给我提供了多么好的一个机会，根本不考虑我的想法。他还说：“机会的大门在为你敞开着。”

我丝毫没有掩饰自己的失望，并再次重申我绝不会接受那种监狱般的生活。我拥有成熟创新的思想和不安分的天性，我宁愿去死也不要每天坐在办公桌旁。

父亲一下子就火冒三丈。他根本没兴趣和别人争论，更别说是小孩了，小孩知道什么！

“如果你觉得这份工作不适合你，那你就给我打包去当女仆。”他恼羞成怒地说道。

饭厅里的气氛一下子变得紧张起来。我不想和父亲吵架，但身体里的每个细胞都在抗争他为我选择的未来。我考虑着他给我的两个选择。我当然不想去当女仆，但我想自己决定未来。

“我愿意当女仆。”我话音还未落，父亲就“砰”地一摔门走进了书房。

第二天，母亲在报纸上看到了一则广告，日内瓦湖畔的罗米利村（Romilly）里有个讲法语的有钱的教授遗孀，想要找人帮忙打理家务、照顾三个孩子和宠物以及整理花园。我得到了这份工作，并在一周后就动身了。妹妹们对于我的离开感到非常难过，根本没法去火车站送行。我拖着一个几乎和我一样大的旧皮箱，跌跌撞撞地在火车站里走着。分别前母亲给了我一顶宽檐帽搭配我身上穿着的羊毛衫，并且让我再重新考虑一下。虽然还没出发我就已经开始想家了，但我还是倔强地不肯改变主意，我已经下定决心了。

一下火车看到我的新主人——佩雷特夫人（Madame Perret）和她的三个孩子——我就开始后悔了。我讲的是施维策尔蒂希语[1]，她一听就很反感。“我们只讲法语，”她说道，“现在就开始。”夫人是个大块头的女人，脾气很坏。本来她是教授的管家，但教授的妻子去世后她就嫁给了他。教授死后她继承了他的一切，除了他的好脾气。

遇上这样的主人可真倒霉。我每天都要从早上六点一直工作到深夜，每隔两周才休息半天。早上要起床给地板打蜡、擦拭银器，然后还要采购、煮饭、侍候主人用餐，一直忙到傍晚，夫人半夜的时候还总是要喝一杯茶。等到最后我终于可以回到自己的小屋时，通常都是倒头就睡着了。

但是如果夫人在早上六点半之前没听到客厅里响起打蜡机的声音，她就会过来边捶我的房门边喊：“该起床了！”

我在家信里从来不提我有多饿、有多惨，在天气转冷、节日临近的时候更是如此。圣诞节快到时，我更是想家想得要命。一想起一家人围着钢琴唱着欢快歌曲的样子，我就更加难过了。想象着我们姐妹亲手制作礼物送给对方的情景。夫人这个时候却不停地催促我干更多的活儿，她经常在家里招待客人，但却不许我看他们的圣诞树。“只有我们家的人才能看，”她轻蔑地说道，而她那些比我小不了多少的孩子们也模仿着她的语气嘲笑我。

一天晚上，她设了节日晚宴招待她丈夫以前的大学同事，就是在那天晚上我的心情跌到了谷底。按照佩雷特夫人的要求，我端上了芦笋做开胃菜，没过多久她就按起那该死的铃，提醒我她的客人吃完了，我急忙冲进餐厅准备收拾盘子，但当我进去的时候却看到芦笋还好好地摆在大家的盘子里呢，于是我看了看就出去了。这时夫人又按了铃，同样的一幕再次上演，紧接着又来了第三次。如果我不是已经要发疯了的话，也许还会觉得这一幕相当好笑。

最后夫人怒气冲冲地冲进了厨房。我怎么能这么傻呢？“马上去那儿把那些盘子拿走，”她大吼道，“有教养的人只吃笋尖，其他的都留在盘子里！”或许的确是这样，但之后我狼吞虎咽地吃掉了盘子里剩下的芦笋，它看上去一样好吃。但正当我咽下最后一块芦笋的当口，夫人的客人——一位教授走了进来，问我到底在那儿做什么。

我告诉他我饿得要命，身上又一分钱也没有。“我在这儿苦苦坚持了一整年，只是因为我还不够年龄进实验室。”我边说边哭，泪水簌簌地从我疲惫不堪的眼睛里流淌出来。“我想接受实验室技术员的培训，然后进医学院。”

教授十分同情地听着，然后递给我一张名片，并承诺要帮我在合适的实验室里找份工作。他还说让我去他在洛桑（Lausanne）的家暂住，说一回家就告诉妻子这件事。条件就是我要答应他离开这个可怕的地方。

圣诞节前，我终于有了半天假期。于是我去洛桑拜访教授。开门的是教授的妻子，她悲痛地告诉我说她丈夫前几天刚刚过世了。我们谈了很久，她说她丈夫甚至还给我找了份实验室的工作，但她不清楚在哪儿。我离开了那里，心情一落千丈。

回到夫人那里后，我更加卖命地干活。圣诞前夜前，她一直忙着宴请客人，我则一直在忙着煮饭、安排、打扫和洗衣。一天晚上我央求夫人让我看看圣诞树，就看五分钟。我需要让自己重新振作起来。“没门！圣诞节还没到呢。”她厉声说道。然后她又重复了之前警告我的话：“再说只有家人才能看，仆人不行。”就在那一刻，我决定离开这里。连圣诞树都不肯跟别人分享的人，根本不配让我为她用心工作。

我从沃韦的一位朋友那里借了一个麦秆编成的箱子，然后开始筹备我的出逃计划。圣诞节一早，打蜡机并没有像往常那样响起，于是夫人来到我的房间命令我马上开始工作。我没有按她说的去做，而是大声告诉她我再也不会去给地板打蜡了。然后我就一把抓起自己的行李扔到一辆雪橇上，飞奔到车站乘坐早班出城的火车。整晚我都待在日内瓦的一个朋友家，我在那奢侈地洗了一个泡泡浴，喝着暖茶吃着三明治和糕点，还借到了回迈伦的路费。

圣诞节的第二天，我回到了家中。我蜷起我那瘦得皮包骨的身体从送牛奶的奶箱里钻了进去，直奔厨房。我以为家人和往常一样都去山里度假了，所以当我听到楼上传来响声的时候感到有点半惊半喜。原来是埃丽卡，她因为腿脚不好不得不留在家里。她也又惊又喜地发现原来楼下传来的动静是我弄出来的。我们整晚都坐在她的床上，聊着彼此的生活。

第二天早上，又和父母讲了一遍我的经历。他们听说我被人剥削、挨饿受冻时，都感到非常生气，还很奇怪我为什么不早点儿回家。我给出的解释让父亲不怎么高兴，但鉴于我的悲惨经历，他忍住了没有发火，并让我多吃多睡。

妹妹们回学校了，而我面临的依旧是关于将来的老问题。父亲再次提出让我去他公司上班，但这次他又给了我另外一个选择——这说明他开明多了。他说如果我不想去他那里上班，可以自己另外找份能让自己开心的工作。这简直是年轻时的我听到过的最好的消息，我暗自祈祷能找到一份好工作。

几天后，母亲听说离迈伦只有数英里的费德梅勒镇（Feldmeiler）新开了一间生化研究所，这简直太棒了。我跟实验所的所长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并为了这次面试花了一番心思打扮，想让自己看上去更成熟更专业。但其实雄心勃勃的青年科学家汉斯·布劳恩（Hans Braun）博士可能根本就没注意那么多。他看起来似乎忙得不可开交，只是简短地说他需要聪明人马上进入工作，“你能马上来上班吗？”

“是的。”我回答道。

于是我被录用了，成了那里的一名实习生。

“只有一个要求，”他说道，“带你自己的白大褂来。”

这件东西我还真没有。我的心一下子沉了下去，生怕机会就这么溜走，我猜他看出来了。

“如果你没有的话，我很愿意为你提供一件。”布劳恩博士说道。

我大喜过望，周一早上八点，在实验室看到三件超棒的白大褂时，我更是感到心花怒放。它们就挂在我的实验室门上，上面还绣上了我的名字。我真是全世界最幸福的人。

布劳恩博士的实验室有一半的时间都在生产奶油、化妆品和洗涤剂。我工作的地方是一个用来研究致癌物质对植物影响的大温室。布劳恩博士认为，在植物身上测试致癌基因要比用动物做实验更加精准，费用也比较低廉。他对这个理论的狂热程度使得这个理论看上去相当可信。一段时间后，我注意到他有时来实验室时一脸沮丧，看什么都不对劲，一整天都缩在办公室里，之后我才意识到那其实就是躁郁症的表现。不过他大起大落的情绪从来没影响过我尽职尽责地工作，我每天都给某些特定的植物注射营养物质，再给其他几种注射致癌物质，然后在本子上详细记录下每天严密观察的结果——哪些正常生长，哪些生长过快，哪些长得不正常或是长得很差。

我所做的这份工作十分重要，因为它也许能让罹患重病的人们看到一线生的希望，对此我深信不疑。不仅如此，实验室一位十分和蔼可亲的技术员，还有求必应地满足了我那无休无止的求知欲，教了我很多化学和科学方面的知识。几个月后，我开始每周坐火车去苏黎世的学校学习两天的化学、物理和数学，并且获得了全A的好成绩，甚至还超过了三十位男同学，顺便说一下，平均分排名第二的也是个女生。但不幸的是，好运只停留了九个月就悄然溜走了，耗资数百万创立实验室的布劳恩博士突然破产，我的美梦也变成了噩梦。

事先我们都对此一无所知，八月的一个早上，上班的时候才发现办公室关门了，布劳恩博士也不知去向，所以我们无从得知他最后的结局如何。或许他燥郁病发作被送进了医院，又或者他被投进了监狱。谁也不知道我们什么时候还能再见到他，事实上，没人再见过他。与此同时，外面的警察告知我们就地解散，不过很大方地留了一些时间让我们清理实验室、保存相关数据。我们一帮同事聚在一起喝了杯散伙茶，等我再走进家门的时候，又成了一个刚刚失业的人，并且因为梦想再次破碎而深受打击。

虽然厄运连连，但我还是从中找到了未来职业生涯的方向。每天早上醒来，只要想象一下在父亲办公室上班的情景，我就会立刻停止自怨自艾，开始努力振作，寻找新工作。父亲给了我三个星期的时间找新工作，如果到时还没找到工作，就得去给他记账。在实验室度过了如此美好的工作时间后，我根本无法想象一辈子坐办公室的生活。事不宜迟，我立刻按苏黎世电话簿上的地址给每一家研究机构、医院以及诊所寄去了热情洋溢的求职信，还在信中附上了我的成绩、推荐信以及一张照片，并恳求能够尽快收到回复。

夏末将至，这个时候并不太适合找工作。每天我都跑去邮箱查信，度日如年。第一封回信并没有给我带来好消息，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收到的也还是同样的内容。所有这些回信都很钦佩我对工作的热忱和我的优异成绩，但他们都说已经招够实习生了，并鼓励我说如果我明年再申请的话，他们很愿意考虑录用我。但那对我来说太晚了。

我几乎在邮箱旁整整等了一周，但每天都失望而归。但在这周的最后一天，邮差终于送来了我翘首企盼的回信。苏黎世州立医院皮肤科刚好有一名实习生辞职，急需有人补缺。我放下信立刻就赶到了医院。走廊上挤满了医生和护士，而我则贪婪地呼吸着那里特有的一股所有医院里都有的药水味，就好像是到世上呼吸的第一口空气一样。在这里我感觉就像回家一样自在。

皮肤科的实验室位于医院的地下室，主管是卡尔·策恩德（Karl Zehnder）医生，他那间连窗子都没有的办公室就挤在地下室的一角。看得出，策恩德医生工作非常卖力，他的办公桌上堆满文件、实验室里面的工作也多得是。在一番恳谈后，策恩德医生雇用了我。我真恨不得马上就告诉父亲。然后我还告诉策恩德医生，星期一我会带自己的工作服来上班，这让他更是对我另眼相看。

[1]在瑞士大部分地区或州内，最通用的口语是从德语衍生出来的所谓施维策尔蒂希语，意为瑞士德语。

我的承诺

My Promise

每天早上走进医院，呼吸着对我而言全世界最为圣洁、美好的空气，然后再匆匆下楼走进我那没有窗户的办公室开始工作。在这个让人感到陌生的战争时期，世界一片混乱，就连食物和医生这样的必需品都十分短缺，所以我知道，我不可能一直就这么窝在这个地下室里。而事实也证明我是对的。

刚刚工作了几周，策恩德医生就问我有没有兴趣从活生生的病人身上提取血液样品。那些供我提取样本的病人都是性病晚期的妓女，那时候还没有发明青霉素，人们对待性病患者就像20世纪80年代的人对待艾滋病病人一样。她们被整个社会抛弃了，人人都像看到洪水猛兽一样，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故而将她们禁闭在医院里。后来策恩德医生承认说，他本以为我会拒绝，但我却勇敢地走进了那些阴森森的病房。

我想，这正是济世救人的医生和只为赚钱的医生的区别。

那里的病人都已经被折磨得不成人形了。她们的身体都已经遭受了严重的交叉感染，大部分人甚至都没法坐在椅子上或躺在床上，只能挂在吊床上。乍一看，她们就像是一些饱受折磨的可怜的动物，但她们是人啊，而且和她们交谈后我发现，她们中的大部分人都非常和蔼可亲、还十分关心那些被家人和社会抛弃的病人。她们一无所有，这让我更想多帮帮她们。

采完血后，我坐在床边和她们聊天，一聊就是几个小时。聊她们的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以及她们对人生的看法。我意识到她们的身体也和心灵一样，极度渴求友情和关爱，而这些我都能给她们。作为回报，她们给我讲述了那些让我睁大双眼、用心聆听的故事。这种公平的情感交换，让我为日后应对更加恶劣的情况打下了基础。

1944年6月6日的军事进攻日（D-Day）[1]，盟军在诺曼底登陆了。这场战役扭转了战争局势，很快我们就感受到了大规模军事进攻所带来的影响。难民从四面八方拥入瑞士，一波又一波的难民在数天里绵绵不绝地进入边境，每次都有数百人。他们中有的自己徒步前行，有的一瘸一拐，有的在地上缓慢爬行，还有一些躺在担架上。有的来自像法国这样的边远地区，其中包括受伤的老年人，而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事实上，一夜之间我们的医院里到处都挤满了这些饱受伤害的受害者。

他们被直接带到了皮肤科的病房，我们将他们带到一个巨大的浴池中洗澡、除虱子，给他们全身消毒。我甚至都没请示上司，就自作主张地照料起孩子们。我给他们全身涂满治疥疮的皂液，然后用柔软的刷子擦拭他们的身体。等他们换上干净衣服之后，我送上了自认为是他们最需要的东西：拥抱和安慰的话语，“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这种情况一连持续了三周。我全身心地照顾这些难民，完全顾不上考虑自己的身体，因为还有那么多健康令人担忧的难民等着我去照料呢。我忙得饭也顾不上吃，更没有时间睡觉，每天都在后半夜疲惫不堪地爬到床上，第二天天还没亮就再次开始工作。我的心思全都放在了照顾难民、安慰受到惊吓的孩子上面，完全不知道外面发生了什么事情，一时间居然忘记了医院雇我是让我在实验室工作。过了好几天我才知道这个爆炸性的新闻：亚伯拉罕·怀兹（Abraham Weitz）医生已经取代了策恩德医生。

我每天都忙着给那些饥肠辘辘的难民找吃的，一个很爱搞恶作剧的实验室实习生鲍德温（Baldwin）也前来帮忙。我们想出了一个办法来填饱那些腹鸣如雷的肚子：一连几晚我们都在医院的厨房里点上百份晚饭，然后用大推车将它们分发给儿童，如果有剩余我们再发给成年人。最后等那些大大小小的孩子洗过澡、换上新衣服并且吃饱了后，把他们送到城里面不同的校舍或移交给红十字会。

我知道，这种擅自将珍贵的食物供应移作他用的行为，早晚都会被院方察觉，我们也一定会受到处分。在怀兹医生找我去他办公室时，我暗自祈祷不要受到太严厉的处罚，但我知道自己很可能会被开除。我不仅擅自挪用食物，还完全忘了跟实验室请假，更别提去欢迎我的新上司了。但怀兹医生不但没训斥我，反而把我夸了一顿。他告诉我，在我照顾孩子的时候，他一直在远远地观察我，他说自己从来没见过任何一个工作起来像我这么专注快乐的人。“你应该继续照顾那些难民儿童，”他说道，“这是你的使命。”

我终于长出了口气，精神也感到一振。怀兹医生还告诉我他的祖国——饱受战争蹂躏的波兰，急需医疗救助。他给我讲述了一些让人毛骨悚然的故事。那些犹太儿童在集中营里的悲惨遭遇，更是让我泪流满面。他自己的家人也受了很多苦。“他们身边需要你这样的人，”他说道，“如果可以的话，等实习期结束你一定要答应和我一起去波兰，帮我照顾在那里受苦的人们。”怀着对他的感激之情，备受鼓舞的我答应了他的请求。

但一波未平一波又起，那天晚上，医院的行政主管把我和鲍德温叫到了他的办公室。又累又困的我，打心眼里看不起这个脑满肠肥、自以为是的官僚。他坐在一张巨大的办公桌后，一面抽着雪茄一面盯着我们这两个不起眼的办公室技术员，把我们当成小偷一样。他要求我们赔偿分给难民儿童的数百顿饭的费用，或者是给出同等金额的饭票。“如果不赔，你们马上就会被停职！”

我顿时眼前一黑。我不想失去这份工作和见习的机会，可又拿不出这么多钱。回到地下室后，怀兹医生感觉到我有些不对劲，在他的追问之下我道出了实情。他满脸嫌恶地摇了摇头，然后告诉我不用理会那些官僚作风。第二天他就去找了苏黎世犹太社区的负责人，在他们的帮助下，医院很快拿到了大量的粮票作为补偿。我保住了自己的工作，并再次向我的恩人怀兹医生保证，一旦战争结束就会去帮助重建波兰。不过我当时并没有想到会来得那么快。

在过去的数年里，我一直在帮父亲打理我们在安姆登的山间小屋，以便招待客人，但1945年1月初他让我和他一起去那里时，情况却有所不同了。不说别的，首先我需要利用周末的时间好好休息。可是他向我保证，我一定会对这次来的客人很感兴趣。他没有骗我，我们的客人来自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International Voluntary Service for Peace，IVSP）。他们一行共二十人，大部分都很年轻，来自欧洲各地。在我看来，他们是聪明能干的理想主义者。大家在小木屋里高兴地欢唱说笑，然后饱餐了一顿。我聚精会神地听着成员们解释起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来历。这个组织成立于一战后，之后致力于打造世界和平和合作，后来的美国和平队（American Peace Corps）就是依照它的模式建立的。

世界和平？国家和人民的合作？等战争结束后帮助颠沛流离的欧洲人民重建家园？这些人所描述的任务，不正是我心中最伟大最光荣的梦想吗？他们娓娓道来的人道主义的故事，听起来就像是说出了我的灵魂之声。后来我发现，这个组织在苏黎世也设有办事处。当时我满脑子想的都是立刻加入这个组织，战争刚一进入尾声我就立刻提出了申请，然后想象着自己如何离开瑞士这个和平的岛国，去欧洲那些饱受战争摧残的国家帮助那些受苦受难的人民。

说到灵魂之声，世界上最动听的音乐莫过于1945年5月7日欧洲战争结束时响起的钟声交响曲了。当时我正在医院里，瑞士所有教堂里的钟声都在同一时刻不约而同地响了起来，刹那间，空气中激荡着代表着胜利及和平的欢快的钟声。在几位医院工作人员的帮助下，我把病人一个个地带到屋顶上（其中也包括那些虚弱得无法下床的病人），让他们一同加入到这欢乐的庆典当中。

医院里的男女老少，无论身体多虚弱，在这一刻都一同沉浸在钟声里。他们或站或坐，有一些坐在轮椅里或躺在担架上，还有一些忍受着巨大的痛苦。但在这一刻一切都变得不重要了。是人类生存的本质——爱和希望将我们紧紧联系在一起。在我的脑海里，这是一幅美好而让人难忘的画面，不幸的是，这幅美好的画面只是一种表象，接下来要面对的是更加残酷的现实。

如果有人认为战争一结束，一切就会回归正常，那就让他去加入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吧。庆典结束后没过几天，一支五十人左右的志愿者先遣队负责人告诉我，他们打算进入新近开放的法国边境，重建曾一度风景如画但如今已被纳粹完全摧毁的乡村伊科西（Ecurcey）。他们想让我也加入。我恨不得立刻放下手上的一切工作动身出发，但在离开之前我还得把要做的事情做完。

当然，这些事就是我的工作。但我最大的支持者——怀兹医生立刻就批准我离开了医院，可是回到家事情就没那么顺利了。我在吃晚饭时提出了这个几乎已成定局的请求，父亲一听就大发雷霆，直骂我是个疯子，对去那里所要面对的危险根本一无所知。母亲也希望我能像自己的两个妹妹那样，守着自己可以预见的未来安分守己地生活，而不是跑到别的国家踩地雷、挨饿受冻，更何况还有可能身染恶疾。没人理解我的憧憬。无论我的人生使命是什么，都离我十分遥远，它还在人世苦海中的某处等我。

如果我想要到达那里，如果我想要救苦救难，我就必须踏上这条路。

[1]D日（D-day）是美军常用军事术语，和D日同样常用的另一个军事术语是H小时（H-hour）。这两个字母用来表示特定作战与行动的开始时间。尤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盟军进攻西欧日，即1944年6月6日。

使命感

A Sense of Purpose

我像个准备去露营的中学生一样，骑着一辆别人在边界找到的破自行车，进入了伊科西。这是我第一次迈出瑞士的边界，很快我就见识到了战争留下的悲惨景象。伊科西这个在战前十分古雅的小村，变得到处是断壁残垣，人们的家园被夷为平地，一些受了伤的年轻人像游魂一般，在村子里毫无目的地游荡。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老人、女人和孩子，校舍的地下室里还关着一小撮儿纳粹战俘。

我们的到来，对村里来说是件大事。全村人都出动了，就连村长本人也亲自来迎接我们：“我对你们感激不尽。”

同样我也心存感激——感谢上天让我有机会帮助这些需要帮助的人。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工作者们浑身上下都充满了活力。我长这么大学到的本事——从父亲在山中远足时教我的基本生存技能，到我在医院学到的粗浅的医学知识——很快全都派上了用场。这份工作让我获得了极大的成就感，每天我都觉得自己肩负着救苦救难的重要使命。

我们的生活条件差到了极点，但我这辈子却从没这么开心过。睡在破旧的床铺上，有时干脆躺在星空下，如果突然下起雨来就会被淋成落汤鸡。重建的工具也只有镐头、斧子和铁铲。一位六十多岁的女志愿者给我们讲述了她在一战后参加重建的情况，我们听了之后都觉得，能有现在这些工具已经很幸福了。

我和另外一名志愿者是队伍里年龄最小的女性，于是我被派去做饭。村里那些破败不堪的建筑里根本没有能用的厨房，于是我们就自己动手，在户外搭了一个巨大的木柴炉灶。食物来源是个大问题。我们自己的口粮已经全分给了村里人，一粒都没剩下，当地的杂货店虽然奇迹般地依然完好无缺，但除了架子上厚厚的灰尘外里面空无一物。通常几个志愿者漫山遍野地找上一天后带回来的食物仅仅只够做一顿饭。有一次我们甚至试过五十个人分吃一条鱼干。

但我们用同志情谊填补了肉、土豆和黄油的缺失。晚上我们围坐在一起分享彼此的故事，一起唱歌。我发现，被关在地下室里的德国战俘也乐在其中。刚来伊科西时，我们注意到每天早上战俘们都会被带到野外的田地上，被迫在那里走来走去。等到晚上时，却只有一两个战俘回来。问过后，我们才得知，原来他们被当成了活体扫雷艇，那些没回来的人都被他们自己埋下的地雷炸死了。我们对此感到大为震惊，立刻要求村民停止这种毫不人道的行为，并称如果他们不停止，我们就走在那些战俘的前面，替他们踩雷。于是战俘们就开始改做一些重建方面的工作。

除了当地的村民，在那里没人比我更恨纳粹。如果说他们在这个村庄所犯下的罪行还不足以激起我对他们的恨意，那么只要一想起怀兹医生正坐在办公室里翘首企盼他的家人能够活着回到波兰，我的心中就会燃起熊熊怒火。但在村里待了几周后，我发现这些士兵其实和我们一样也是普通人——一群战败被俘、意志消沉、饥寒交加，并且生怕被自己埋下的地雷炸死的人。我也慢慢向他们敞开了心扉。

我不再把他们当作纳粹看待，他们在我心中只不过是一群需要帮助的人。晚上我会偷偷从地下室窗户上的铁栅里给他们塞些肥皂或是纸笔，他们用这些纸笔写下一封封感人的家书，交到我的手里。我将这些书信藏在衣服里，回家的时候就转寄给他们的家人。这些士兵后来大都活着返回了家乡，直到数年后，我还能收到他们家人寄来的珍贵的感谢信。事实上，虽然也曾历经坎坷波折，虽然在离去时也曾伤心欲绝，但在伊科西度过的那段时光，是我人生中最为积极向上的时期。是的，我们亲手重建了许多家园，但我们所给予的最美好的东西，是爱和希望。

他们也让我们更加坚信自己在做的工作有多么重要。临别前，村长亲自前来送行。村民中有一位受了伤的老人家在这段时期里和所有志愿者都成了朋友，但和我的关系最好，他亲切地称我为“小厨子”。他交给我一封短笺，上面写着：“你们给予了我们最伟大的人道主义救助，我没有家人，所以给你们写信。我想要告诉你们，无论我们在这里的人是活着还是死去，都永远不会忘记你们。请接受我们衷心的感谢，并将爱传递下去。”

这封短笺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帮我发现了我是谁、我此生想要做些什么的答案。万恶的德国纳粹在战争中受到了应有的惩罚，在战后也被推上了审判席。但我知道，战争所造成的伤痛、幸存者所遭受的苦痛几乎存在于每个家庭，它们和今日的暴力、无家可归以及艾滋病这些问题一样，无处不在。只有像我和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那样，意识到他们急需的是道德上的关怀和帮助，才能治愈他们内心的伤痛。

经历过伊科西的生活后，我发现，家乡瑞士的繁荣让我一时间很难适应。这里的物资太过富足了，我没法在欧洲其他地方还遭受伤害、饱受蹂躏的时候，心安理得地看着我们塞满食物的商店和欣欣向荣的商业产业。但我必须得回家了，父亲在不慎弄伤了髋部后打算卖掉我们的房子，举家搬到离办公室更近的一间公寓去。两个妹妹都在欧洲上学，哥哥也去了印度，只能由我来负责打包行李和处理其他的相关事宜。

我内心五味陈杂。令人悲伤的是，我意识到这是一种向我少女时代的告别，是向葡萄园间那些美好的漫步、向草场间只属于我的那块用来膜拜太阳的巨石道别。此时的我已经长大成人，做好了进入人生下一阶段的准备。我又回到了医院的实验室工作了一段时间。六月，通过了实习考试，一个月后，我在苏黎世大学的眼科申请到了一份相当不错的研究工作。我的上司马克·阿姆斯勒（Marc Amsler）教授给我分配了很重要的工作，其中甚至包括在手术中给他做助手。但他知道我并没打算在这里待上超过一年的时间。我要去读医学院，而且心里还总想着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

更何况我并没有忘记自己对怀兹医生许下的承诺。没错，我还是会去波兰。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又有新任务了，于是我将这件事情告诉了阿姆斯勒医生。“啊哈，这只燕子又要起飞了。”阿姆斯勒医生说道。他并没有对我发火或是表示失望，在过去的一年里，我们经常谈起我在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所肩负的责任，所以他早已预料到我会离开。我看到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羡妒。我遵守了自己的承诺，又踏上了新的冒险之旅。

那时正逢春季，比利时蒙斯市（Mons）边上有座被煤矿严重污染的小镇，那里尘烟缭绕，空气污浊。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曾答应要帮它在空气清新的山上建一个体育场。据我所知，这件事早在开战前就已经定下来了。苏黎世办事处的负责人告诉我，只有一半的路程可以搭火车，剩下的路都不通车。我则向他们保证自己能一路搭便车去那里。一路上拖着沉重的行李，从我从没去过的巴黎中转，不停进出形形色色的青年旅店，最后终于抵达了这座脏乱不堪的采煤小镇。

这里的天阴沉沉的，空气中弥漫着肮脏的尘土，所有东西看上去都灰蒙蒙的。由于像尘肺病这样可怕的疾病常年肆虐，这里的居民平均寿命最多也不过四十岁。对于村里那些可爱的孩子们来说，这可不是一个美好的未来。我们的任务——同样也是镇上居民的梦想——就是清除其中一座山脉上的煤渣，在远离污浊的垃圾、空气清新的山上建一座体育场。我们拿着手头上仅有的铁铲和镐头，挖到肌肉酸痛，筋疲力尽，但村民们给我们送来了吃不完的点心，结果就是，我刚到那儿没几周，体重就增加了八磅[1]。

在这期间我还认识了一些很重要的人。一晚，我们一群人在享用过丰盛的晚饭后聚在一起唱起了民谣。这时我结识了小组里的一个美国人。他十分年轻，和其他几个人一样也是贵格会信徒（Quakers）[2]。他能听懂我那蹩脚的英语，还告诉我他叫大卫·里奇（David Richie），来自新泽西（New Jersey）。我久闻他的大名了，里奇是志愿者里最出名的一个，是一个十分积极的反战人士。他在费城贫民窟工作过，也去过欧洲破坏最为惨重的战后地区，最近还去过波兰。他还说很快就会回到那里。

噢，上帝啊！世间的事果然都是在冥冥之中注定好的，这一切都不是巧合！

波兰！

趁这个机会我告诉里奇之前我对怀兹医生许下的承诺，并央求他带我一起去。他点点头说波兰的确急需大量人手，但要带我过去恐怕不太容易。基本上没有安全可靠的车可以到那边，况且我们也没钱买头等车票。虽然和大多数人相比我个子很小，看起来连二十岁都没到，并且口袋里只有十五美元，但这些困难对我来说根本不是问题。“我可以搭便车去！”我喊道。被逗笑的里奇也被我非比寻常的热情感染了。他答应我会想办法带我去。

他没有给出任何承诺，但会尽力而为。

没想到天有不测风云，就在准备动身去瑞典参加新任务的前一晚，我在做饭时不慎被严重烧伤了。一个老旧的铁锅突然断成了两半，滚烫的油一下子泼到了我的腿上，当场就造成了三级烧伤。我满腿都是水泡，还被绷带裹得像个粽子一样。即使如此，我还是准备了一些干净内衣和户外露宿用的毛毯以备万一，咬紧牙关上路了。一到汉堡，我的腿就开始阵阵抽痛了。我揭开绷带一看才发现，伤口已经严重感染了。我生怕自己会被困在德国这个我最不想待的地方，连忙找了个医生给我上了点药，然后就继续上路了。

但还是举步维艰。多亏在火车上遇到的一位发现我一脸痛苦的红十字志愿者，在他的帮助下，我一瘸一拐地住进了丹麦一家设备完善的医院。在治疗并美餐了几天后，我又和过去一样浑身充满了力量，随即来到了斯德哥尔摩（Stockholm）的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营地。都怪我一意孤行，居然做了这样的决定。现在的我身体健康，充满活力，但我却要教一帮年轻的德国人建立他们自己的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这真让人感到挫败。这项工作根本没什么挑战性，而且我也不喜欢其中大部分的人，他们居然承认自己曾支持过希特勒的纳粹党。我认为他们应该站在道德的角度上反对希特勒的所作所为。我怀疑这帮人是一些投机主义者，只是想趁机在瑞典混吃混喝。

但他们中也不乏一些很有趣的人。有一个九十三岁的苏联流亡者甚至还爱上了我。一连几周，他在我想家的时候都来陪我，给我讲一些发生在俄国和波兰的趣事。在我二十一岁生日那天，他在我随身携带的日记本里写道：“你那明亮的双眸在我心里好似灿烂的阳光。但愿我们能再次相聚，并肩迎接这美丽的太阳。后会有期。”此后每当我需要前进的动力时，就会回头去翻看这一页。

在我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迹后，那位好心的老人家就消失无踪了。命运无常，你必须要学会随遇而安。难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还是他知道我们缘分已尽？他刚刚离开，我就收到了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朋友大卫·里奇发来的电报。我迫不及待地拆开电报，突然间预感到我所有的希望和梦想都将突然在这一刻实现。大卫在电报里写道：“孩子，尽快来波兰，急需。”终于成功了，再也没有比这更好的生日礼物了。

[1]约合三千六百克。

[2]基督教新教的一个派别。

受神庇护的泥土

Blessed Soil

我历尽千辛万苦才到了华沙。为了挣路费，我给一个农庄主割干草、挤牛奶。在离开斯德哥尔摩之前，我拿到了签证，并且几乎花光了身上所有的辛苦钱买了一张船票——如果那也能称之为船的话。这艘船船身锈迹斑斑，一路上嘎吱嘎吱地响个不停，真让人担心它能不能坚持到格但斯克（Gdansk）[1]。我买的是廉价票，到了晚上只能瑟缩在一条粗糙的木凳子上，幻想着身边能有暖和的毯子和舒服的枕头这种奢侈品可用。我实在是太累了，完全没力气去担心黑暗中在甲板上走来走去的那四个家伙是不是坏人。

不过事实证明，我完全没有担心的必要。第二天一早，这四个来自东部不同国家的人，就主动向我介绍说他们都是医生。他们刚参加完一个医疗会议，正要赶回华沙。他们还建议我和他们一起去华沙，我真是太幸运了。火车站里到处都挤满了人，外面的站台——也就是火车停靠的地方更是人满为患。那里不仅挤满了带着大量行李的旅客，居然还有人带着鸡和鹅，还有一些人牵着山羊和绵羊，整个火车站就像一艘乱哄哄的诺亚方舟。

如果是自己出行，我绝不会坐火车。火车一进站，大家就吵嚷着一窝蜂地往车上挤，站台上乱成一片。其中一名瘦高的匈牙利医生像猴子一样灵活地跳到了车顶，然后把我们四个都拉了上去。伴随着汽笛声，火车缓缓地开了起来，我紧紧地抓着烟囱，生怕掉下去。坐在这里毫无安全可言，在火车过隧道的时候更加危险，我们必须得趴在车顶上才行。当烟囱冒出厚厚的黑烟时，我们连喘气都很困难。但之后当火车里面的人没那么多的时候，我们进入了车厢，一边吃着东西一边分享彼此的人生故事，这次旅行突然间就变得十分惬意。

华沙之行是一场冒险之旅，事实上，我们最终能到达那里已经很不可思议了。对我的旅伴来说，这里只是他们转车的地方，而对我来说，这里是我人生的转折点，一个注定在生命中留下印记的地方。我们几个被煤烟熏得像烟囱清洁工一样，就这样在华沙道别了。我在人群中寻找着我那美国贵格会朋友的身影。可是我到达的时候根本没来得及通知他们，他们又怎么会知道什么时候来接我呢？我该去哪里呢？

但命运和信仰一样，我们都要虔诚地相信上帝的意志。我左看右看，都看不到有人来接我。突然，我看到在人群外有一面巨大的瑞士国旗正飘扬在人海之上，然后我看到站在一块突起上面的里奇，还有其他几个人。能在这看到他们简直是个奇迹！好小子，我结结实实地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他的朋友给我准备了热茶和浓汤，要是能在一张舒服的床上美美地睡上一大觉就更好了。但我们随即爬到了一辆平板货车的后车厢里，在这一天接下来的时间里，沿着崎岖不平、坑坑洼洼的土路赶往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驻扎在路西玛（Lucima）一片肥沃农业区的营地。

从这条崎岖不平的路就能看出，这里是多么急需人手。虽然战争已经结束了差不多两年，但华沙仍是一片废墟。一栋栋的建筑都变成了堆积如山的瓦砾，城中三十万居民全都躲在家中的地下室里，全城一片死寂，只有晚上人们在街上生火做饭取暖时飘动的缕缕青烟，才能证明的确有人在这里生活。就连边远的山村也同样惨遭入侵的德军和苏军[2]的铁蹄蹂躏，变得破败不堪。村里的一户户人家只能像穴居的野兽一样住在地洞里。在乡下，树木全被推倒在地，遍地都是炸弹留下的巨坑。

随着货车一路开进路西玛，我开始庆幸自己是和这些足够强大的人一起，来帮助这些急需医疗救助的大批村民。这一刻还可能有别的感想吗？绝不可能，起码在当地没有医院也没有医疗设施，且你身边全是身患不同程度的伤寒症和肺结核病的人，幸运一些的只需忍耐已感染的弹片旧伤就行。而像麻疹这种常见的疾病却轻易就会要了孩子们的命。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他们依旧慷慨大度，十分了不起。

即使你并不是个救灾专家，看到这种情况你唯一能做的就是立刻挽起袖子，开始工作。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营地由三个巨大的帐篷组成，不过大部分时间我都露天而睡，身上裹着那条去欧洲时用来保暖的毯子。这次我还是被派去当厨子，用那些罐装的干香蕉及村民们送来的鹅、面粉、鸡蛋，还有无论手头有的什么东西，做成的美味可口的饭菜，能让那些来自全球各地为了同一目的凝聚在一起的志愿者们开心，是世界上最让人高兴的事。

我来的时候，志愿者们已经重建了一些住房，一所新校舍也正在建设中。我的任务是充当泥瓦匠、砖匠和屋顶工。我的波兰语很差，不过每天早上去河边洗衣服的时候，一位骨瘦如柴、忍受着白血病折磨的年轻女人都会教我几句波兰语。她在短暂的人生中见证了太多的苦痛和不幸，所以觉得自己还远远算不上是世界上最不幸的人。不管怎样，她全无怨言，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命运。对她来说，这就是她的命，起码是命运的一部分。无须多说，她教会我的不只是一门新语言。

我们还得学着成为一个万事通。有次我还帮忙平息了市长和一群当地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者的不满，事情的起因是我们没拿到官方授权就开始动工，这也就意味着他们从中拿不到任何好处；我还帮一位农夫的奶牛接过生。我的任务简直是五花八门，而且大部分时间都是类似下面的这种事：一天下午，我在给校舍砌砖的时候，突然看到有个人跌了一跤，腿上被严重划伤了。一般来说这种伤需要缝针，但当时只有我和一个波兰女人在场，只见她迅速舀了一勺子泥土涂在了伤口上，我见状急忙从房顶跳下来喊道：“不！这样会感染的！”

但当地的大夫对此并不担心。他们就像萨满巫师一样，使用类似顺势疗法（homeopathy）[3]的民间土方法治病，并且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

不过，他们在看到我用扎紧腿部的方法止血时都觉得很神奇。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叫我“女先生（Pani Doctor）[4]”。我试着解释这种称呼不对，却说不出个所以然。

在这之前，村里人要看病都会去找汉卡（Hanka）和丹卡（Danka），她们个性豪爽、心地善良，村民们都称她们是费尔德舍尔（Feldscher）。她们两个都参加过波兰抵抗苏联侵略的运动，接受过基本医疗训练，在前线见识过各种疾病和创伤，也看遍了战场上的惨烈景象，很显然再也没什么能吓倒她们了。

她们听说我用扎紧腿部的方法止血，就问起了我的来历。一听到“医院”这个词，她们就立刻把我当成了自己人，紧紧地拥抱了我。从那时起，她们就把在工地上受伤的人带到我这里检查。我是说五花八门的病人——从简单的伤口感染到需要截肢的病人都有。我竭尽全力地帮助他们，但通常我也无能为力，只能给他们一个大大的拥抱。

一天，她们送了一件好的让人不敢相信的礼物——一间两室的小木屋。她们把屋子打扫干净，在里面装了一座烧木柴的炉子，还做了一个架子，然后决定用它来做诊所。我们三个以后就在这间诊所里给病人看病。从此我就结束了自己建筑工人的职业生涯。

我也不知道自己在诊所，到底是给人看病还是在祈求奇迹发生。每天早上，诊所外面都会有二十五到三十个人排队，有一些人为了看病还翻山越岭地走了好几天。一般他们都要等上几个小时才能看上病。如果下雨的话，我们就让他们去存放鹅、鸡、山羊和其他村民捐赠品的房间等着，另一个房间是手术室。我们的设备和医药都少得可怜，也没有麻醉剂。值得一提的是，在这种简陋的诊所里我们居然也英勇地完成了许多复杂的外科手术。我们给病人截过肢、取过炸弹碎片，还接生过孩子。有一天一位孕妇来看病，她居然长了一个柚子般大小的肿瘤。我们切开了肿瘤，挤出了脓汁，尽最大的努力摘除了它。我们向她保证孩子会没事，她就站起来回家了。

你根本无法想象这些人有多么坚忍顽强，他们的勇气和求生的意志深深打动了我。有时我甚至觉得他们仅凭意志就能战胜病魔，所以他们的治愈率才那么高。他们生存的本质——同样也是万物生存的本质——就是坚忍地向前走，活下去。对于那位曾写下她的目标就是找出人生意义的人来说，这无疑是生命和生活中意义最为深远的一课。

一天晚上，汉卡和丹卡都跑去邻村出急诊了，只剩我一人留在诊所，我在波兰所面临的最大考验也随之而至。这是我第一次单飞，而且不巧的是，我们的药品储备也用光了。如果现在发生什么事的话，我就只能临场发挥了。幸运的是，这一天都没什么动静，夜晚也很宁谧美好。我裹着毯子心想：“啊哈，看样子今晚不会有人吵我了，我总算能睡个好觉了。”

说什么就来什么，午夜时分似乎听到有小孩哭的声音。实在不想睁开眼睛，我对自己说也许是在做梦，但如果不是梦，那又会怎么样呢？晚上几乎每刻都有病人来看病，如果我全都接诊的话岂不是一刻也睡不了。于是我闭着眼睛继续装睡。

但没过多久我又听到了哭声，一个小孩子的呜咽声，一阵持续不断的无助的哭泣，像是在恳求得到帮助。然后是大口大口喘粗气的声音。

我真恨自己这么心软，忍不住张开了眼睛。正如我害怕的那样，这并不是在做梦。在皎洁的月光下，一位农妇正坐在我的身旁，身上裹着一条毯子。很显然哭声并不是来自她，我一坐起来就又听到了呜咽声和喘气声，这才看到她怀里还抱着一个小孩。我揉着惺忪的睡眼，尽最大的努力看了半天，最后得出了个结论——这是个小男孩。然后我抬起头看了看他的母亲。她对这么晚了还吵醒我表示抱歉，但她是特意从自己的村子赶路过来的，因为听说这里的女医生们能够让生病的人再次恢复健康。

我把手放在了这个男孩的额头上，这个三岁左右的孩子正在发高烧，我还注意到他的嘴唇和舌头上都起了水泡，一看就是脱水了，这是伤寒症的症状之一。不幸的是，我几乎没什么能帮得上忙的。诊所里根本没药可用，我只能遗憾地耸耸肩，却无能为力。我对她说道：“我唯一能做的事就是请你进来喝杯热茶。”她感激不尽地跟着我进了诊所。这时她的孩子又开始呼吸困难了，她默默无语地用那种只有母亲才有的忧伤眼神恳求着我，眼底流露出深不见底的悲痛。“请你一定要救救他。”她平静地说道。

我缓缓地摇了摇头。

“不，你一定得救救我这最后一个孩子。”她的声音十分平静，并没有因为强烈的情感而颤动。她解释道：“我一共生了十三个孩子，他是仅存的一个。其他的孩子们都丧生在马伊达内克（Maidanek）[5]集中营了。可是这个孩子是在集中营里出生的，我不想让他在逃出了可怕的集中营后就这样白白死掉。”

即使现在这个小诊所有完善的医疗设备，我也不太可能救活这个孩子。但我痛恨自己像个傻瓜一样完全帮不上忙。这位母亲已经遭受了太多残酷的不幸，她在全家人都被毒气杀害后都还能心存希望，那么我也一定能够振作起来。在绞尽脑汁地想了一会儿后，我想到了一个办法。邻近的卢布林市（Lublin）有一所正规医院，虽然营地没法提供交通工具，但我们可以走着去。如果这个孩子熬过了这次旅途，那么我们也许能够说服那家医院救治他。

这个计划风险很大，但这个女人知道这是唯一的选择，于是她把孩子抱在怀里，对我说道：“好吧，我们走吧。”

整晚我们边走边彼此交谈，轮流抱着孩子，他的状况实在令人担忧。天亮时我们到达了医院那座宏伟的石砌大楼前，看到医院紧锁着大铁门。守卫说现在没法再收新病人了。难道我们的辛苦都白费了吗？我看着这个孩子，他时而昏睡时而清醒，已经奄奄一息。不，我们的辛苦绝不会白费。这时我看到一个像是医生的人走过，立刻拦住了他。他十分不情愿地摸了摸孩子，按了按他的脉搏，然后说他已经没救了。“我们就连浴室里都住满了病人，”医生说道，“反正他也没救了，根本没必要让他入院了。”

一听这话我就变得怒气冲冲，咄咄逼人。“我是从瑞士来的，”我直接跳到他面前冲他吼道，“我边走边搭便车，千里迢迢来到波兰，帮助波兰的人民，一个人在路西玛的小诊所里一天就要诊治五十个病人。现在我们走了这么久就是为了能救活这个孩子，如果你不收他住院，我就回瑞士去告诉全世界的人——波兰人是全世界最无情的人，他们根本没有爱心和同情心。这个女人的十三个孩子有十二个都死在了集中营里，只有这唯一的一个活下来了，而有个波兰医生居然没有任何怜悯之心，根本不肯救她这个最后仅存的孩子。”

这番话果然有效，这位医生很不情愿地伸手抱起了孩子，同意让他入院，但有一个条件：我和孩子的母亲都得离开，让孩子自己在医院待上三周。“三周后这个男孩或者将被埋葬，或者已经能够康复出院了。”医生说道。这位母亲毫不犹豫地在孩子胸前画了个十字，就将他交给了医生。她已经竭尽所能地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情，在医生和孩子走进医院后，我感觉到她也终于松了一口气。我们一直站在那里，直到再也看不到医生的身影，然后我问这位母亲：“现在你想做点什么？”

“我要回去帮你。”她回答道。

她是我见过的最得力的助手。在我用完我那仅有的三个珍贵的注射器之后，她就会帮我在一个小锅里煮一煮消毒；还帮我清洗绷带，将它们挂在太阳下晒干、清扫诊所的地板、帮忙做饭，甚至在我们必须要在病人身上开口子做手术的时候，她还帮我们按住病人。从翻译到护士再到厨子，没什么她做不了的事。

之后有一天早上，当我醒来时发现她已经走了，很显然是在夜里的什么时候就这么悄悄走掉了，连再见也没说一声，也没有留下任何字条。我感到非常困惑和失望。不过几天后，我找到了她为什么离开的原因。原来从我们把她的小男孩送到卢布林的医院到今天，已经整整过了三周了。我每天都忙得不可开交，根本没顾得上计算时间，而她则每天都在数日子。

一周后的一天晚上，我在星空下露宿，醒来后发现脑袋旁有块手帕，上面装满了泥土。不过这种迷信的事情之前时常发生，我就把它放到了诊所的架子上，也没多想什么。有一天，一位当地的妇女非要让我解开来看一看里面，解开后我才发现，原来泥土里还放着一张写给“女先生”的纸条，上面写着：“你救了我十三个孩子中最后一个的性命，为你送上受神庇护的波兰泥土。——W太太”

啊哈，这么说那个男孩活下来了。

我十分高兴地笑了。

然后我又看了看字条上面的最后一行，上面写着：“受神庇护的波兰泥土。”突然间我就明白了事情的始末。午夜后，这个女人徒步走了二十英里[6]回到了医院，将她活蹦乱跳的儿子接回了家，然后在自己家里挖了一捧泥土，找了一位牧师赐福于这捧泥土。纳粹之前已经杀害了大部分的牧师，所以我敢说，她肯定是走了好远才找到了一位牧师。所以她的泥土是独一无二受到上帝庇护的泥土。把这份礼物送给我之后，她才返回了家中。这足以让我将这一小包泥土视为我收到过的最珍贵的礼物。

不过那时候我还不知道，很快它就会救了我的命。

[1]波兰北部港口城市。

[2]1939年9月17日苏联入侵波兰是苏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没有正式宣战的军事行动。这时是在纳粹德国从西面入侵波兰的十六天后，苏联从东方实施的入侵。入侵直至1939年10月6日结束，由德国和苏联瓜分整个波兰第二共和国。

[3]顺势疗法，是为了治疗某种疾病，需要使用一种能够在健康人中产生相同症状的药剂，顺势疗法是由塞缪尔·哈内曼于18世纪创立的。

[4]波兰人对女大夫的尊称。

[5]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设在波兰卢布林附近的集中营。

[6]约等于三十二公里。

蝴蝶

Butterflies

我谈到了爱和悲悯，但在拜访世界上最惨无人道的暴行发生地时，却学到了有关生命意义的最深刻的一课。

在离开波兰前，我参加了我们亲手建造的校舍的落成典礼，然后就动身去了马伊达内克——希特勒最骇人听闻的死亡工厂之一。内心深处一直有什么东西在驱使我，非要亲眼看一看这些集中营不可。就好像亲眼所见有助于我更好地理解它们一样。

对于马伊达内克的恶名我早有耳闻，我的波兰朋友正是在那里失去了她的丈夫，以及十三个孩子中的十二个。没错，我对它十分了解。

但真正动身去那里又是另外一回事。

这座规模宏大的集中营的大门，已被砸得粉碎，但证明它那骇人听闻的过去（超过三十万人在这里惨遭杀害）的证据仍然保存了下来，并面向世人展示。我看到了带刺的铁丝网、守卫塔，还有一排排的营房——男人、女人、儿童，一家老少就是在这里度过了他们生命中最后的几天或是几小时。我还看到了一些火车车厢，把头伸进去一看，不由得不寒而栗——有些车厢里装着女人的头发，德国人本打算把它们运回德国做成棉服。其他车厢里还装着眼镜、珠宝、结婚戒指和具有纪念意义的小东西，最后的一节车厢里塞满了儿童服装、婴儿鞋和玩具。

从车厢里爬下来，我不由得打起了冷战。人怎么会那么残酷？

毒气室里传出来的恶臭气味，弥漫在空气之中，那种挥之不去的死亡的气味，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

但是为什么？

又怎么可能发生呢？

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无法想象的。我惊愕地绕着营地边走边问自己：“人类怎么能这样对待同胞呢？”走进营房，“这些人，尤其是母亲和孩子，在死期临近的时候，是怎么熬过这最后的几天乃至几周的？”我在营房里看到光秃秃的木板床整整堆了五层楼高，人们在墙上刻下自己的名字、姓名的首字母缩写和涂鸦。他们是用什么完成的呢？石块？他们的指甲？我凑近看了看，发现有一个图案一再出现——蝴蝶。

触目所及，蝴蝶无处不在，有一些画得很粗糙，有一些则相当精致。我根本没想到会在马伊达内克、布痕瓦尔德和达豪[1]这种可怕的地方看到蝴蝶，但营房里面却到处都是。甚至每一间我去的营房都有。“为什么？”我问自己：“为什么是蝴蝶？”

很显然它们具有某种特殊的意义，但到底是什么呢？在这之后的二十五年里，我一再问自己这个问题，并痛恨自己一直找不到答案。

走出营房，感受着马伊达内克在我心灵上造成的巨大震撼。但当时我并没有意识到，来这里正是为我今后一生的工作做准备。那时我只是想弄明白，为什么人类能够做出如此惨绝人寰的暴行，尤其是杀害那些无辜的孩子。

突然间我的思绪被打断了，我听到一位年轻女人用一种清晰、平静并且肯定的语气在回应我的话。她叫果尔达（Golda）。

“你也完全有可能做出那种事。”她说道。

我想要反驳她，却呆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如果你是在德国纳粹中长大的话。”她补充道。

我想要大声抗议：“我才不是！”我是个和平主义者，出生在一个和平的国家，在一个美好的家庭中长大。我从没尝过贫穷、饥饿和遭人歧视的滋味。果尔达通过我的眼睛读懂了我的想法，她回应道：“连你自己都不知道你会做出什么事情。如果你在德国纳粹中长大，你就很容易变成做那种事的人。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一个希特勒。”

我并没有争辩，而是努力想去理解她说的话，正值午餐时间，于是我邀请果尔达和我一起吃我带来的三明治。她美得惊人，看起来和我差不多大。如果是在其他地方遇到她，我们也很可能会成为朋友、同学或是同事。果尔达边吃边告诉我为什么她会这么想。

果尔达出生在德国，十二岁那年，盖世太保出现在她父亲的公司，并带走了他。从此她再也没见过父亲。战争爆发后，她和其他的家人——包括祖父母在内，都被遣送到了马伊达内克。一天，守卫命令他们进入队列，他们曾看过许多人进了这个队列之后就再也没出来过。她和家人以及其他光着身子的人们一起，被推进了毒气室。他们不停地尖叫、哀求、哭泣、祈祷，但却只有死路一条，毫无尊严，更不可能生还，因为他们被推进了毒气室，死得比屠宰场的牲口还惨。

当时纳粹打算把果尔达这个漂亮的小姑娘推进去后，就关门放毒气，但神奇的是，好像冥冥之中自有天意，那扇门怎么也关不上，因为那里面实在挤了太多人。为了完成每日的任务，纳粹干脆一把把她拉了出来，将她推到了外面。但因为她的名字已经在死亡名单上了，大家都当她已经死了，从此再也没人叫过她的名字。她就这么阴差阳错地捡回了一条命。

她根本没太多时间哭泣伤心，因为要竭尽全力地想办法活下去。她挣扎着熬过了波兰的严冬——想方设法地搜罗食物、避免患上伤寒这样的疾病，因为哪怕是一场小小的感冒，也会让她无法挖掘沟渠或是清扫积雪，结果就是会被再次送回毒气室。为了保持振作，她想象着集中营获得解放的样子。她觉得上帝让她活下来是为了让她告诉后人，这些亲眼目睹的残酷暴行。

这个理由一直支撑着她熬过了最严酷的寒冬。如果感到筋疲力尽，她就会闭上眼睛，回想女朋友被集中营的医生当成小白鼠做实验，或被集中营的守卫施暴时发出的惨叫声——通常是两者兼有——然后就告诉自己：“我一定要活下去，一定要将这些人犯下的骇人听闻的罪行告诉全世界。”果尔达怀抱着这份仇恨和决心，苦苦支撑，终于熬到了盟军到达的日子。

当集中营被解放，营地的大门打开时，果尔达却被潮水一般汹涌的怒气和怨恨攫住了身心，无法脱身。但她不想看到自己用剩下的宝贵人生来发泄仇恨。“那就跟希特勒没什么两样了。”她说道，“如果我用这条捡回来的命去播撒仇恨的种子，那就和他没什么两样。我只不过是另一个散播更多仇恨的受害人。只有让过去的事过去，我们才能找到真正的和平。”

她用自己的方式，回答了我在马伊达内克时内心涌现出的所有问题。直到那时我才真正意识到，人类能做出多么残暴的事情。但你只有看到那满车的婴儿鞋，闻到那弥漫在空气中宛如裹尸布一样恶臭的味道时，才能感受到人类究竟能犯下多么不人道的罪行。但如何解释果尔达的做法呢？在见证了如此残酷的罪行后，她的心中为什么没有恨，却只有宽恕和爱？

她接下来的话回答了这个问题：“如果我能将一个人只想着仇恨和报复的一生，转变成充满爱和同情的一生，我才没有白白捡回这条命。”

领悟了这番道理，马伊达内克之旅让我变成了另外一个人，以前的人生完全被颠覆了，我又活了一次。

我还是想进医学院，不过这次我的人生目标是确保在未来的子子孙孙里，不会出现另一个希特勒。

当然，我得先回家才行。

返回瑞士的旅程就和我前几个月所经历的事情一样，都十分冒险，我没直接打道回府，而是打算先去苏联看看。我没钱也没签证，把毯子、几件衣服和我那一小包波兰泥土塞到背包里，就这么一个人朝着比亚韦斯托克（Bialystok）[2]进发了。等到夜晚降临时，我已经在荒无人烟的乡下走了数英里，不过可怕的苏联大兵——我最担心看到的人——连个影儿都没有。于是我打算在一座绿草如茵的小山上安顿下来。在这之前我从来没有过这种孤独的感觉，仰望着天空数十亿个闪烁的星辰，感到自己就好像地球上的一个微不足道的小点。

但那只是一刹那的感觉而已。正当我准备打开毯子睡觉时，一位不知突然从哪儿冒出的老女人，缓缓向我走来。她身上穿着一件花花绿绿层层叠叠的裙子，还佩戴着各色披巾和珠宝，看起来十分不搭调，这里可是苏联的乡村地区，一个满是秘密的黑暗神秘之地。她讲着我几乎听不懂的俄语，还示意要给我解读卡片，很显然是想跟我要钱。而我也对她会告诉我的那一套白日梦的东西根本不感兴趣。我一边打着手势，一边用支离破碎的波兰语加俄语告诉她，我真正需要的是有人做伴，有安全的地方过夜，她会帮我吗？

她微笑着给出了唯一一个可能的答案：“吉卜赛营地。”

于是我在载歌载舞中欢快地度过了接下来的四天时间，临出发前，我教了他们一首瑞士的民歌，他们奏起这首歌为我送行，我则再次背起背包沿着大路朝波兰进发。在这么短暂的时间里，我在午夜遇到了完全没有共同语言的陌生人，同时流淌在我们心里的，只有爱和音乐，但我们却能够像兄弟姐妹一样产生深厚的感情，这让我不禁湿润了双眼，我开始相信，这个世界在战后总会慢慢好起来的。

贵格会的教友们为我弄到了一个从华沙到柏林的军用飞机头等舱位子。我打算从那里坐火车去苏黎世。我给家人打了电报，通知他们到家的时间。“晚饭前到。”我无比兴奋地期待着母亲做的美味，并在自己柔软的床上美美睡个好觉。

但柏林的局势却突然恶化了，苏联军队不让任何没有通行证的人从他们的占领区——之后它成了东德的一部分——进入西部英军的领地。晚上，那些想要逃跑，起码是暂时避一避的人，就在大街上无声无息地消失不见了，空气中恐惧和不安的气氛一触即发。在陌生人的帮助下，我辗转来到了一个边界检查站，又累又饿地站了好几个小时，肚子也开始不太舒服了。很显然，光凭自己是没办法过境了，于是我说服一位英国军官，让我藏在他的卡车里过境，他将我塞进一个狭窄的木箱里，运到了希尔德斯海姆（Hildesheim）[3]附近的一个安全区域。

我像个胎儿一样，一动不动地在箱子里蜷了八个小时，脑子里想得都是他关上箱子前一再警告我的话：“拜托别出声，也不可以咳嗽，大声喘气也不行。在我打开箱盖之前你不能发出任何声音。”每到一站我都屏住呼吸，生怕哪怕动一下手指就会被人发现，就这么死在这里。由于在黑暗中待了太久，当箱盖终于打开时，强烈的光线晃得我根本睁不开眼。看到英国军官的脸时，我才松了一口气，心中涌起无限的感激之情，但身体却像晕船一样软绵绵的，一直想吐，还是军官把我从箱子里扶了出来。

他十分好心地在军官食堂请我饱餐了一顿，之后我就徒步向家中进发了。晚上我在公墓里铺上毯子睡着了，等到早上起来觉得更难受了。我身上没吃的，也没药，背包里除了毯子唯一没被偷走的只剩那包波兰泥土了，但我知道自己能行的。

强撑起身体，继续在坑坑洼洼的砂石路上走着，每走一步身体都钻心地痛。不过我还是坚持走了好几个小时，最后，我终于在一片密林旁的草场上倒下了。我知道自己病得很严重，但也只能祈祷有奇迹出现。我觉得自己就要饿死了，浑身因为发高烧而冒着冷汗，意识也渐渐模糊了。在意识错乱的时候，最近的经历像电影中的蒙太奇一样，在眼前回放：路西玛的诊所、马伊达内克，还有那个女孩果尔达。

啊，果尔达，那么美丽，那么坚强。

我再次睁开眼睛的时候，看到一个骑着自行车的小女孩一边吃着三明治一边从我身边经过。我的胃饿得直抽痛，脑子里竟然想的是怎么把那块三明治从小女孩的手里抢过来，也不管我是不是在做梦。但一有这个念头，我就听到果尔达的话在耳边响起：“我们每个人心中都有个希特勒。”现在我明白了这句话的含义，它取决于我们的生活环境。

我这次命不该绝，一位贫穷的老妇人在出门收集柴火时，发现了正在昏睡的我，于是赶紧用推车将我送到了希尔德斯海姆附近的一家德国医院。一连好几天我都时而昏迷，时而清醒。一次在意识清醒的时候，我听旁边有人说有好几十个妇女因为染上了最近流行的伤寒病死了。我觉得自己很可能也会成为这样不幸的人，于是要了铅笔和纸，想给很可能再也见不到的家人写封遗书。

但是我身体实在太虚弱了，连铅笔也握不住。我请室友和护士帮忙，但是她们都拒绝帮我。这些狭隘偏执的人把我当成了波兰人。四十年后，我和艾滋病人待在一起的时候，也遭遇到了同样的偏见。“让这只波兰猪去死吧。”她们在一旁厌恶地说道。

这种歧视差点要了我的命。那天晚上我突然心率过速，但没人愿意帮这个“波兰”女孩。我那可怜的小身板瘦的只剩下可怕的七十五磅[4]，所有的斗志都已经荡然无存了。我痛得蜷在床上，奄奄一息。幸好那晚值班的医生很有医德，在我眼看就要没救前，给我打了一针强心剂。等到早上的时候，我感到自从离开路西玛之后，身体状况第一次这么好，脸颊又红润起来，于是我坐了起来，开始吃早餐。在走出病房前这位医生问道：“我的瑞士小姑娘今天怎么样了？”瑞士！当护士和室友听说我是瑞士人，而不是波兰人，态度立刻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忙着帮我做这做那。

让她们见鬼去吧。在好好地休息了几个星期，也补足了营养后，我办理了出院。临走前，我给我那思想狭隘的室友和护士讲了背包里那包波兰泥土背后的故事。“你们明白吗？”我向她们解释道，“波兰的母亲和德国的母亲都一样爱她们的孩子！”

在开往苏黎世的火车上，回想着过去的八个月里我所经受的不可思议的历练，再次回到家中的我变得更睿智、更世故了。火车还在沿着铁轨轰隆隆地朝着苏黎世前进，但我却好像已经听到了自己在向家人述说我所经历的一切——关于蝴蝶，关于那个让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一个希特勒”的波兰犹太女孩，关于那个苏联的吉卜赛人——是她教会了我什么是超越语言和国界的爱和手足情谊；还有那个在出来捡柴火时把我送去医院、让我活下来的贫穷老妇人。

很快我就回到了家，和父母一起坐在了餐桌旁，分享我一路上骇人听闻的见闻……还有许许多多我们依旧要对这个世界心存希望的原因。

[1]均为纳粹设立的集中营。

[2]波兰东北部一城市，位于白俄罗斯边境附近。该城的一半人口被纳粹占领军杀害（1941—1944）。

[3]德国城市。

[4]约等于三十四公斤。

第二章

“熊”

THE BEAR

［青年时期］

熊生活安逸、喜爱冬眠。它回顾少年时代，暗自嘲笑跑来跑去的老鼠。

回家吃饭

Home for Dinner

能遇到像阿姆斯勒教授这样的上司，真是太幸运了。他是一位才华横溢的眼科医生，但他的人格更超越才华——富有同情心又善解人意。在苏黎世大学医院工作还不到一年，他就准许我离开医院去做志愿者的工作，等我再次现身时，他又欢迎我继续回到原来的岗位工作。“一定是冬天来了，小燕子又飞回巢了。”他这样说道。

我从前待过的那个地下实验室，现在看起来简直就像是天堂。我又开始了和以前一样的日常工作和研究。很快阿姆斯勒教授就发现我成长了许多，已经能够担负更多的责任了，于是派我去儿童病房工作。我在那里为因患交感性眼炎[1]或恶性肿瘤而视力下降的孩子做测试。和其他医生或孩子的父母不同，我直接和孩子们对话，倾听他们向我诉说对即将失明的恐惧，他们的回应都非常率直坦诚。这种经历同样也会在我日后的工作中派上用场。

我十分热爱自己现在的工作——和这些视力受损的小病人们在地下实验室里做测试。这项工作需要花费数个小时，因为要做很多测试和化验。我们必须一起在黑暗中待上很久——这种情况最适合聊天了。就连最沉默寡言、拘谨和害羞的病人都会在这种亲密的氛围中开口跟我说话。我只是一个二十三岁的技术员，但却学会了像一个成熟老练的心理医生那样，去倾听病人的心声。

我所做的一切都表明了我有多想成为一名医生。我期待着自己能够通过极难的入学考试——大考，为了补上落下的德语、法语、英国文学、几何学和三角法，还有最担心的拉丁文等课程，我打算到夜校去上课。

但在夏日的暖风中，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又传来了新消息。一群志愿者正在为意大利的雷科镇（Recco）修一条通向医院的路，他们急需一位厨师，而且根本没时间问我是不是感兴趣，因为几天后我就出现在意大利的里维埃拉（Riviera），白天挥动着镐头修路，晚上和队员们围坐在篝火旁唱歌。这一切真是太让人满意了：临走前，我可爱的阿姆斯勒教授还保证会为我保住工作，父母也表示支持我的工作，他们都已经对此习以为常了。

临行前，父亲只有一个要求：禁止我再进入铁幕[2]，那里很不安全，他害怕我从此一去不复返。

“如果敢穿过铁幕，你就不再是我的女儿了。”他使出了杀手锏，逼我就范。

“遵命。”我回答道。

他的担心真是多余，我是去意大利过夏天，怎么会跑去那种地方？

事实证明，父亲的担心是有充分理由的。修路的工作提前结束了，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又给了我一个紧急任务——带两个孩子去波兰找他们的父母。他们的母亲是瑞士人，继父是波兰人，二人现在都无法离开波兰。之前在波兰的工作经历让我成为这项任务的不二人选：我会讲波兰语，对当地的情况很熟悉，而且样子也不会引起别人的怀疑。刚刚搭便车游览了意大利的几大城市，欣赏了那些美得让人难以置信的艺术品，在夏天结束前，我很乐意再进行一次冒险，而且还能有机会再去波兰看看。这对我来说简直是天赐的礼物。

这两个小孩，男孩八岁，女孩六岁，正在苏黎世等我。接他们前我顺便回了趟家，更新了一下装备，拿了些新衣服。如果当时母亲在家，也许我就能避开之后遇到的那些麻烦，但家里一个人都没有。我完全把父亲的警告抛到了脑后，草草写了一张便条，向家人汇报了我的计划。

在火车站，国际和平志愿服务组织的苏黎世办公室负责人又临时给我这趟慈善之行增加了一项任务。他问我是否能顺路到布拉格的一间孤儿院去看一看那里的环境。虽然有点冒险，但我还是接受了这个任务。去华沙途中，一路无事，所有的担心都荡然无存了，虽然是苏联的领地，但一切都很顺利。到了华沙后，我先完成了自己的任务，然后整晚在城里四处溜达。我又惊又喜地看到，街上的人都满面笑容，市场里摆放着鲜花，卖的食物种类也比我两年前来的时候丰富很多。

布拉格则完全呈现出另外一番景象。在通过边界的警戒线时要被人剥光衣服，接受像对待罪犯那样侮辱性的搜身。可恶的守卫居然还偷走了我的雨伞和其他一些东西。我还是第一次在旅行中感到害怕，这是一个冷冰冰的城市，充满了冷漠和猜疑。大街上都是空荡荡的商店和一脸冷漠的行人，连一朵花都看不见。所有活生生的灵魂都被扼杀在这里。

孤儿院简直就是人间地狱，当我看到生活在那里的孩子时，心都要碎了。条件实在是太糟糕了：房间脏得要命，孩子们也吃不饱，最糟糕的是，孤儿院根本没有爱。但对此我却无能为力，特务们时时刻刻密切地监视着我，最后还直接告诉我说，这里不欢迎我。

虽然感到很气愤，但我并不傻，知道自己根本没能力抗衡强大的捷克军队，但我也没有落荒而逃。在离开孤儿院前，我把自己的背包掏个精光，把东西全都分给了孩子们。在回苏黎世的短暂旅途中，我真希望自己能为布拉格的孩子们多做点事，华沙的景象让我看到了一丝希望。

我轻轻地唱起波兰国歌：“波兰仍未沦陷，不，波兰仍未沦陷。”

和所有孩子一样，每次旅行回家后我都很兴奋，这次尤其激动。我刚走到家门口就闻到了母亲做的饭菜的香味，听到了家人一边吃饭一边在探讨着什么问题。这时有人高声说话，仔细一听居然是好久没有见过的哥哥，这不由得让我更加激动了。数年来，哥哥恩斯特一直住在巴基斯坦和印度，我们的联系也只限于书信往来。如今他难得回家一次，我们又可以好好地聚一聚，像从前一样全家团圆。

但那只是我一厢情愿的想法。当我还站在门廊里想着过了这么久恩斯特会是什么样时，前门突然打开了。原来父亲透过窗户看到了我。他生气地站在门口不让我进去，还厉声问道：“你是谁？我们不认识你。”

我还以为接下来父亲会笑着说他在开玩笑，但他却当着我的面把门关上了。他一定是知道我去哪儿了。我不记得自己到底在便条上草草写了什么，但明白是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而受到惩罚。我听到他踩着木地板走向餐厅的脚步声，然后是一片寂静。屋里的对话又重新开始了，但却没之前那么欢快了，母亲和妹妹也都没来帮我，我知道父亲很可能禁止她们来开门。

我只是做了自己认为正确的事，如果这就是要为自己所做的事付出的代价，那我别无选择，只能和父亲一样强硬，甚至要比他更强硬。在一阵痛苦挣扎后，我徘徊着走下克罗斯巴赫大街（Klosbachstrasse），走进了车站旁一间带洗手间的小咖啡店。看来今晚只能睡在实验室里了，不过现在我身上连一件换洗衣服都没有，在布拉格我把它们都送给那些孤儿了。

我走进咖啡店点了些吃的。毫无疑问，母亲一定很生父亲的气，但她无法改变父亲的决定。妹妹们当然愿意帮我，但她们都有自己的生活，埃丽卡结婚了，伊娃也和赛普利·布赫（Seppli Bucher）订婚了，他是一位滑雪冠军，也是位诗人。很显然我只能靠自己了。尽管情况一团糟，但我并不后悔。此时此景让我想起小时候经常住在祖母家时在客房床旁看到的一首诗。它大致的意思是：

总是当你认为自己无能为力时

又会在某处看到一道光芒

这一道光芒将让你重振旗鼓

赐予你继续前行的力量[3]

实在是太困倦，我居然趴在桌上睡着了。突然有人叫我的名字，我一下子惊醒了，原来是我的朋友西莉·迈尔霍夫（Cilly Hofmeyr）。她在咖啡厅那一头向我招了招手，然后跑过来坐在我旁边。在我成为一名实验室技术员的同时，西莉也成了州医院的一位前途光明的语言治疗专家。从那时起我们一直都没见过面，但我印象中的西莉十分外向，也很漂亮。没过一会儿，她对我说起自己很想搬出母亲房子的事情。“我想要更独立。”她说道。

原来西莉已经找了好几周房子了，但只找到一间能付得起房租的地方，那是一间阁楼，没有电梯，要想上去得爬九十七级台阶。不过在阁楼上能俯瞰苏黎世湖壮观的景色，也有自来水供应，出行很方便。唯一的问题是，房东要求租客必须要同时租下走廊对面的一个小房间。

她感到心灰意冷，但我却觉得这简直太完美了。

“我们租下它吧！”我也顾不上解释自己当前的处境，连忙喊了起来。

第二天我们签了合同，搬了进去。除了一张古董级的大书桌，我的所有家具都来自救世军（Salvation Army）[4]。西莉是个颇有天分的音乐家，她不知道从哪里弄到一架小钢琴，放到自己的房间里。那天下午我偷偷地溜回家，告诉母亲我现在的住处，跟她说了从我的小窗户里能看到的景观，还取了几件衣服，并邀请她和妹妹们来我家做客。

虽然窗帘实际上就是旧床单，但在我心中，新家是一个舒适的小窝。西莉和我几乎每晚都过得很开心。她那几个当地室内管弦乐队的朋友为我们提供了很棒的音乐，我学校里的那帮想家的外国学生也带来了很多开阔视野的话题。一位来自土耳其的建筑系学生还带来了自己的铜咖啡壶和土耳其点心。妹妹们也常来玩，这里并不像父母家那么宽敞，但什么也换不走我的这个家。

1950年秋天，我全力以赴准备医学院的考试。在之后的一年里，我白天在实验室和阿姆斯勒教授一起工作，晚上则通宵达旦地学习，为通过入学大考做准备。课程作业的跨度很大，从三角法到莎士比亚、地理学和医学，包罗万象。一般来说要准备三年才行，但我拼尽全力，加快脚步，只用了十二个月就做好了准备。

大考终于就要来了，我填好了申请表，却拿不出五百瑞士法郎（Swiss francs）的报名费。母亲也帮不上忙，这么大一笔钱她只能向父亲要。刹那间我又陷入了绝境。但之后妹妹埃丽卡和她的丈夫借给了我这笔钱——他们本打算用这笔钱重新装修厨房的。不多不少，正好五百瑞士法郎。

1951年9月，我参加了大考。要连续考五天，每天都安排了密密麻麻的测试，其中还包括作文。要想通过考试，总成绩必须高于一定的平均分。我在考医学、数学、生物学、动物学和植物学的时候奋笔疾书，丝毫没被难倒，但拉丁文却考得一塌糊涂。因其他科目都考得太好了，所以那个主管考试的老教授在不得不给了我一个不及格时感到很痛心。幸好我早就算好，如果按平均分录取的话，我一定能通过考试。.

在父亲生日的前一天，我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虽然和父亲还在冷战，但我还是送了他一份特别的礼物——一台日历。我在相关的日期下面分别写下了“生日快乐”和“通过大考”，当天下午将日历送到家里。第二天一早我就来到父亲办公室的外面，等着看他的反应。我知道他会为我感到骄傲的。

我的直觉很准。虽然一开始父亲看到我还是板着一副面孔，但很快他就忍不住笑了起来。这算不上是道歉，但这是一年多以来他第一次流露出对我的爱意。一切都冰释前嫌了，我们间的问题迎刃而解。之后那晚等我从实验室回到公寓后，妹妹们给我带来了关于父亲的消息：“父亲想让你回去吃晚饭。”

那是一顿很棒的晚饭，他举杯对我取得的成就表示祝贺。但重要的是我们全家人又在一起了，这才是更好的庆祝理由。

[1]是指一眼眼球穿通伤或内眼手术后的双侧肉芽肿性葡萄膜炎。受伤眼称为诱发眼，未受伤眼称为交感眼。

[2]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苏联设置的政治、军事和意识形态屏障，旨在把本国及依附于它的东欧同盟国封闭起来，不与西方和其他非共产党地区公开接触。

[3]《约翰福音》14：6 耶稣说，我就是道路，真理，生命。若不借着我，没有人能到父那里去。

[4]国际基督教慈善组织。

医学院

Medical School

对我生死学研究影响最大的人，是心理学家荣格（C. G. Jung）。在医学院的第一年，我经常看到这位富有传奇色彩的瑞士心理学家在苏黎世各地漫步，他总是一副低头沉思的样子出现在马路上或是湖边。我感觉自己和他冥冥之中有着某种缘分，直觉告诉我，我们将会不可思议地一拍即合。

不过令人悲哀的是，我从没主动上前介绍过自己，事实上我在遇到这位伟人的时候还会尽量避开他，不是马上穿过马路，就是立刻改变方向。现在我感到很后悔，但那时我觉得，如果开口跟他说话我就会成为一个心理学家，而那是我最不想从事的职业。

从进入医学院起，我就打算成为一名乡村医生。在瑞士，这也是从医的必经之路。医学院的新医生在毕业后都要先去乡下实习。这就像是实习生一样，让新医生在选择专业方向前熟悉普通医学。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可以一直待在乡下做医生——这也是我的志向，不过那是七年后的事了。

这种制度十分合理，它能让好的医生优先考虑病人，而不是报酬。

一开始，在医学院的学习进展得非常顺利，我几乎是飞速完成了基础自然科学、化学、生物化学以及生理学的学习，但在第一天上解剖课的时候就差点被开除。当时，我发现身边的人都在讲我听不懂的外语，还以为自己走错了教室，连忙起身打算离开。负责这门课的教授十分粗暴严厉，他立刻停止讲课，斥责我不该打断他讲课。我试着解释，但他却说：“你没走错班级。女人就应该在家煮饭缝纫，根本不该上医学院。”

我感到自己受到了侮辱，后来才知道这个班级有三分之一的人来自以色列——这是两国之间达成的协议中的一部分，而我听到的外语就是希伯来语。之后我又与这位解剖学教授发生了一次口角。他听说包括我在内的几个一年级学生，正在为一名贫困的以色列人募捐，居然问也不问就开除了组织慈善活动的同学——后来她没有成为医生，而是做了裁缝。

这些都是惨痛的教训，我认为这位教授忘了最基本的一课。我赌上了自己未来的职业生涯，壮起胆子去提醒他：“我们只是想帮助一名身陷苦难的同胞，您当年成为医生的时候不也立誓要做这样的事吗？”

我的一番话起了作用，那位被开除的学生又回来上课了，我也继续致力于帮助他人——通常都是外国的某个学生。一次我认识的印度朋友的朋友的眼睛被老鼠咬坏了，丧失了部分视力。他就住在阿姆斯勒教授主管的眼科部，我每周还在那里上五天的晚班。这个学生来自喜马拉雅山脉附近的村子，他受惊吓过度，又心灰意懒，一连几天都吃不下东西。

我也在异国他乡生过病，十分了解这有多痛苦，于是想办法弄到了一些咖喱味印度菜给他吃。我还设法让他的印度朋友在医院谢绝探访时去陪着他，直到他准备好进手术室。这些都只是一些小事，他很快恢复了健康。

为了感谢我对印度学生的照顾，印度总理尼赫鲁（Nehru）邀请我参加在伯尔尼（Bern）[1]印度领事馆举办的官方招待会。这是一场在户外花园举办的华丽盛会，我特意穿上了印度朋友送的漂亮纱丽[2]。尼赫鲁的女儿——这个国家未来的总理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给我送上了鲜花和奖状，而她亲切的态度更令我印象深刻。在招待会上，我拿着总理的名著《印度的统一》（The Unity of India），想请他签名，但他却冲我吼道：“现在不行！”我感到又窘又受伤，接连向后退了好几步，正好被看到这一幕的甘地夫人接了个正着。“别害怕，”她安慰我，“我会让他签名的。”

果然，两分钟后，她就把那本书送到了父亲手里，他笑着签了名，并把书递了回来，就好像什么也没发生一样。数年后的我签了不下上万本书，有次甚至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上厕所的时候也有人找我要签名。那时我真想也喊一声：“现在不行！”但一想到我在印度总理那里受到的待遇，就忍了下来——我不想让自己尴尬，也不想吓着买书的读者。

学校的课程十分繁重，但我一点儿也不觉得辛苦，或许是因为比一般人更容易适应繁重的工作吧，也可以说我做事更系统化。通常晚上我都在眼科实验室打工，赚点固定工资——只要有一点儿钱就能维持日常开支。一般晚上我都吃三明治充饥，偶尔也和同学一起去学生自助餐厅吃饭。除了早上骑车上学的时候，我几乎没有太多时间学习。

幸运的是，我拥有过目不忘的记忆力，能够记住所有的功课和讲义。可惜这些课程有时候很枯燥，解剖学更是如此。有一次在复习课上，我和一位女朋友坐在阶梯座位的后排，聊起了我们的生活、过去和将来。她一时兴起看了看偌大的教室，然后指着医学系一位英俊的瑞士学生大笑着说道：“就是他，那就是我未来的丈夫。”

我们都大笑起来。“现在该你选丈夫了。”她说道。

我朝四周看了看，在教室另一端正对着我们的地方，坐着一群美国学生，他们出了名的讨人厌，总是在开别人的玩笑，并且还爱指指点点，说一些让其他同学听起来很刺耳的冒犯尸体的话。我讨厌他们，但这时我不经意地看到他们中有一位长相帅气的黑发少年，不知为何我以前从未注意过他，也不知道他叫什么。“是他！”我说道，“他就是我的唯一。”

我们两个小女生又咯咯地笑成一团。

我们在心里都暗自希望真的嫁给那个人，但这只能留给时间和“缘分”去证明了。不过在我看来，一说到解剖课就没什么好事。从一开始就出师不利，等我们结束了基础学科的学习，开始进入病理学实验的时候，情况甚至变得更加糟糕了。我们四个人一组，每组都分到了一具尸体。我敢发誓，教授一定是因为我们过去的争执而趁机报复我，因为他把我和三个讨人厌的美国人分在了一组，其中就包括那个被我选中做丈夫的英俊小伙子。

基于他们对待尸体的态度，一开始我对我的组员们印象不是很好。他们总拿尸体开玩笑，用他的肠子跳绳，还故意戏弄我，跟我谈论他的睾丸尺寸。那一点儿都不好笑。我觉得他们就是一群粗鲁无礼、朽不可雕的美国牛仔。虽然其中一位是我未来的男朋友，但我不管什么浪漫和情趣，从未掩饰过自己对他们的不满。我厉声告诉他们这种不敬的行为和玩笑迟早会让他们被学校开除，而且还影响我学习有关血管、神经和肌肉的知识。

他们很有礼貌地听完了我的话，但只有我的美国小伙做出了回应。在我气得快要发疯的时候，他给了我一个抱歉的笑容，然后伸出手说道：“嗨，我是罗斯-伊曼纽尔·拉斯（Ross-Emanuel Ross）。”

我立刻就缴械投降了。伊曼纽尔·拉斯，他肩膀宽厚、体格健壮，比我高大魁梧得多，而且他来自纽约，即使不用问也能听出来他是“布鲁克林”口音——也就是说他来自那里。然后他又补充道：“朋友们都叫我曼尼（Manny）。”

我们成为实验室搭档后三个月，曼尼才开始约我出去看电影或去咖啡馆吃饭。我知道他有很多漂亮的女朋友，我们是从轻松的朋友关系开始发展的，所以对彼此都很开诚布公。曼尼是家里三个孩子中最小的一个，有很不幸的童年。他的父母都是聋哑人，父亲在曼尼六岁时去世了，全家搬到了他叔叔的小公寓里。他们都很穷，他从父亲那儿得到的唯一的礼物是一只玩具老虎，但五岁去医院做扁桃体手术时，老虎被护士拿走了，然后就找不到了。虽然已经过去了许多年，但我能看得出曼尼仍然对此感到很痛惜。为了安慰他，我给他讲了我的兔子小黑的故事。

听曼尼说，他半工半读地上学，然后加入了海军，并且读完了纽约大学的医学院预科。为了避开大批退伍军人报考医学院的激烈竞争，他甚至顾不上语言障碍——这里都是用德文授课，在讨论的时候用的也是瑞士德语——选择来到苏黎世大学就读。曼尼将他的成绩部分归功于我的翻译，在我约会过的男生中，他是第一个让我想过未来的人。暑假来临前，我教曼尼滑雪，等回到学校升入二年级后，我就开始盘算着如何打败他的那些追求者。

二年级时，我们开始给真正的病人看病。我在诊断方面很有天赋，总是出手又快又准。我更偏爱给孩子们看病，也许是因为我小时候得过重病的原因，要不就是与妹妹埃丽卡住院的回忆有关系。不过我并没在那个问题上浪费太多时间，因为还要集中精神解决一个更大的难题——将曼尼介绍给家人，但又不能惹父亲发火。接下来的假期对我来说是个好机会。

一般来说，圣诞节是只和家人待在一起的特殊日子，但在圣诞节前一周，我说服了妈妈准许我邀请三名精挑细选的美国同学——其中也包括曼尼——来品尝她远近闻名的圣诞大餐。我告诉母亲，这三名同学都远离家乡，孤苦伶仃在外求学，根本没钱吃一顿节日大餐——虽然事实也差不多是这样——但当然，我把这个故事说得十分令人动容，于是母亲花了好几天时间准备了各种瑞士传统的美味佳肴，想要给这些美国人留个好印象。同时，我们也婉转地向父亲报告了今年圣诞节不只是我们一家人过的消息。

圣诞夜来临了，曼尼手捧鲜花出现在我家门前，立刻讨取了母亲的欢心，三个小伙子都在吃完饭后帮忙擦桌子洗碗，这让母亲相当满意，因为瑞士男人从来不做这种事情。父亲拿出了一些好酒和白兰地，大家喝了几杯后，就自然而然地围着钢琴欢快地唱起歌来，一直唱到客厅里的蜡烛全都烧到只剩下暗淡的微光。十点左右我就向我的朋友们发出了预先订好的信号，示意他们离开。“很快就要到十一点了。”我一点也不客气地喊道。如果客人们不识趣，还是赖着不走，父亲就会打开前门和所有的窗户——即使外面的气温只有零下十度——让他们知道该离开了。我不想看到那样的场景。

但父亲正在兴头上。“他们都是很不错的小伙子。”后来他这样说道，“曼尼是他们中最好的。他是你带回来的年轻人中最优秀的一个。”看来他成功讨得了父亲的欢心。但关于曼尼，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父亲并不知道，最好还是趁父亲这时心情大好，抛出这个惊人的消息。“不过他可是个犹太人呢。”我说道。父亲一听到这个消息，好一阵都没再说话。在我这不受苏黎世犹太社区欢迎的父亲作答之前，我赶紧跑到厨房去帮母亲洗碗。我知道自己早晚都得因为这个为他辩解。

谢天谢地，并不是今天晚上。父亲什么也没说就上床睡觉了，他把肚子里的话留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的时候，他也宣布了一个惊人的消息：“你随时都可以带曼尼来家里玩。”还没过几个月，就根本不用我邀请曼尼来了，他已经成为了我们家的一分子，有时候即使我不在家他也会过来吃晚饭。

众望所归，1955年我们家举行了一场婚礼，不过不是我的。虽然我和曼尼的关系已经发展到了谈婚论嫁的地步，但我们并不打算在医学院毕业之前结婚。新娘和新郎是妹妹伊娃和她的未婚夫赛普利，他们在我们家人世代做礼拜的小教堂里发誓永远相爱。自从他们正式交往以来，父母一直都觉得赛普利不是伊娃的最佳丈夫人选。一名医生或律师？或是一个生意人都不错，但是一个滑雪运动员兼诗人，那就有问题了。

但我不觉得那是个问题。我总是站在赛普利这边替他说话。他有一颗聪明、敏感、温柔的心，和我一样喜欢山脉、花朵和阳光。我们三人一起待在埃姆登的山间小屋，赛普利在滑雪时唱起岳得尔山歌（yodel）[3]，或是弹起吉他和小提琴时，总是露出一脸灿烂的笑容。有几次曼尼也加入了我们，我注意到他能忍受没有床只睡在床垫上，也能用烧木柴的炉子做饭，在我向他介绍森林里不同的动物群和景观时，他看起来也十分关注，但每次回到城市中他都会是一副如释重负的样子。

之后的那一年我根本没时间去山中隐居。那是医学院七年中的最后一年，也是最忙的一年。在瑞士这一年就相当于实习期，年初，我就去了尼德维宁根镇（Niederweningen）接替一位准备参军的年轻医生，进行为期三周的实习。我刚从设备先进的教学医院来到乡村，这位医生便急匆匆地带我参观了他的家庭办公室，向我展示了实验室、X光设备和一套以前从未见过的档案记录方式，里面居然包含了附近七个村子的病人资料。我一时间竟然没反应过来。

“七个村子？”我问道。

“没错，所以你得学会骑摩托车。”他回答道。

我们还没来得及讨论他什么时候教我骑摩托车，他就急匆匆地走了。几小时后，我就接到了第一个急诊电话。病人住在一个偏远的村子里，骑摩托车大概要十五分钟。我把黑色的医药箱绑在后座，像以前看到过的那样启动了摩托车，开始了我人生中首次摩托车之旅。当时我甚至连驾照都没有。

刚开始，一切还算顺利，但走了三分之一，正在爬坡时，我听到医药箱从后座滑落，“砰”的一声落在地上。所有的医疗设备都被撞飞，散了一地。我下意识地回头去看，但在扭头的一瞬间立刻意识到自己犯了个大错误。车子遇到一个大坑，改变了行进方向，顿时失去控制，将我甩了出去，然后在另一端停住了。

这就是我的第一次乡村实习，也是我第一次去这个镇子的经历。后来我才知道，整个镇子的人都在窗边看热闹呢。人人都知道这里新来了个女大夫，他们一听到我的摩托车轰隆隆上山的声音，就全跑出来看我到底长什么样。我从地上爬了起来，身上擦伤了好几处，血迹斑斑。男人们帮我修好了车，最后我终于成功地找到了病人家。病人是一位得了恐慌症的老人，我觉得他看到我比他更糟糕的样子后肯定感觉好多了。

在乡下，我从膝盖擦伤到癌症，治遍了各种各样的病。三周后，我筋疲力尽但更加自信地回到课堂上。虽然我对剩下的两门课没多大兴趣，但无论是妇产科学还是心脏学对我来说都没问题。州考马上就到了，为了成为一名医生，我得忍受六个月枯燥沉闷、压力满满的生活。在那之后要怎么做呢？曼尼毕业后想和我一起回美国，而我则一心想去印度从事志愿者工作。很显然我们产生了分歧，但直觉告诉我，事情一定会好起来的。

这段时间很难熬，但之后发生的一些事情让日子变得更加难过。

[1]瑞士首都。

[2]印度妇女传统服饰，指一块长达十五码以上的布料，穿着时以披裹的方式缠绕在身上。

[3]一种流行于瑞士和奥地利山民间的民歌，用真假嗓音陡然互换地唱。

最好的良药

Good Medicine

州考要整整考上一天，包括口试和笔试两部分，内容涵盖了我们在过去的七年里学过的所有知识。他们在考察临床知识的同时，也考察了我们的品德。我毫不费力通过了考试，整天只想着曼尼打算怎么办，对分数则没那么关心。

但在生活中，我们还要面对医学院没教过的东西，我在期末考时就遇到了这样一场考验。事情发生在伊娃和赛普利的公寓里。那天我顺路到他们家喝杯咖啡，吃块点心，纾解一下考试的压力。聊天时，我突然注意到赛普利看上去脸色苍白，疲惫不堪，和他平日神采飞扬的模样判若两人，而且也瘦得吓人，我忍不住问他感觉如何。“肚子有点痛，”他说道，“医生说我得了溃疡。”

凭着医生的本能，我知道我那能够轻松登上高山的强壮妹夫，得的肯定不是溃疡。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成了一个讨厌的跟屁虫，每天都去查看他的情况，还联系了他的医生。这位医生根本没耐心讨论我对其诊断的质疑。“你们这些医学院的学生都一样，”他不屑一顾地说道，“你们总觉得自己什么都知道。”

但我还是认为赛普利病得很严重，伊娃也很担心。她看着丈夫的健康每况愈下，十分着急。现在终于有人能够和她谈谈了，这让她感到轻松多了——即使我提出妹夫得的有可能是癌症。我们把赛普利带到了我认识的最好的医生面前——他在乡下行医，同时也是学校的兼职教授。事实上，他在看病的时候总是“倾听”病人说话，是位了不起的诊断医生。在简短检查后，他证实了我们所猜测的最坏结果，并立刻安排下周手术。

州考里的考题有数百个，但却都和我心里忧虑的这个不一样。我带赛普利去了医院，外科医生极力邀请我来做他的副手。如果情况很严重，我就给伊娃打电话说：“不幸被我言中了。”其他的就要等待命运的安排了。赛普利今年只有二十八岁，结婚还不到一年，但他却坦然地面对这次命运对他的捉弄，一如在滑雪板上滑行时一样优雅。

在进入手术室时，我也想努力保持良好的心态。我实在不忍心去看赛普利，但视线却一刻也没离开过他，就连主刀医生开第一刀的时候也是如此。赛普利的肚子被割开后，我们发现情况更加棘手。先是看到内壁上有一小块溃疡，然后医生摇了摇头——赛普利的胃里长了一块巨大的恶性肿瘤，几乎填满了整个胃部，医生已经回天乏术了。“抱歉，但你的直觉很准。”医生说道。

伊娃默默地接受了这个痛苦的消息。“他的病已经没办法治了。”我解释道。我们都感到自己很没用，并且感到愤怒——最可气的就是赛普利的第一个医生，如果他当时考虑这种重病的可能性，也许我们还有时间去拯救这个年轻的生命。

赛普利在恢复室（recovery room）[1]睡着了，我坐在他的床旁，脑海中浮现出不到一年前的情景：那架漂亮的老式马车载着他和伊娃穿过镇子，从我家奔向老式婚礼教堂的场景。那时一切似乎都在掌握之中：两个妹妹都结婚了，大家过得都很幸福，而我也即将像她们一样步入人生的另一阶段。但看着病床上的赛普利我才领悟到，未来是无法掌握在手中的，人生就是活在当下。

的确如此。赛普利醒来后，医生对他说了他必须要知道的事情，他默默地听着，没问任何问题。我在一旁紧紧握着他的手，好像这样我的力量就能够给予他帮助。那只是一厢情愿的想法，实际却并非如此。几周后，赛普利回到了家，伊娃一直细心照料着他，让他在舒适又充满爱的家中，度过了生命中最后几个月。

1957年的秋天格外美丽，我也终于结束了辛苦的寒窗生涯。“你通过了考试，”学校的主考官宣布，“你现在是一名医生了。”

此时我只感到悲喜交加。我为赛普利感到难过，而且印度的一项为期六个月的医疗计划在最后一刻也告吹了，这让我感到十分失望。坏消息来得太晚，等得知时我已经打包好了所有的冬衣，准备上路了。但如果没发生这种意外，也许我就不会和曼尼结婚。

我们深爱着彼此，但我们并不是最适合的一对。一开始他就反对我去印度，等结束了最后一学期，他已经开始为我们搬去美国做打算了。都怪那些医学院令人作呕的美国学生，令我对美国的印象简直差到了极点。

但计划被打乱后，我决定赌上一把：选择曼尼，去美国寻找未来。

命运弄人，美国大使馆竟然驳回了我的签证申请。这些被麦卡锡主义（McCarthyism）[2]洗脑的人认为，像我这种曾去过波兰的人一定是个共产主义者。但在1958年2月我和曼尼举行了婚礼，所以是不是共产主义者都无所谓了。我们先举行了一场简单的小型仪式，好让时日不多的赛普利能够以伴郎的身份出席婚礼。婚礼结束后的第二天他就住进了医院。6月，曼尼毕业后我们就筹划了一场更大更正式的婚礼，但赛普利已经无法再参加这场婚礼了。

那时我在瑞士的朗根塔尔（Langenthal）找到了一份临时工作，那里受人爱戴的乡村医生突然去世了，留下了没有任何收入也没有医疗保险的妻儿。我把挣到的大部分钱都给了他们，自己的生活虽然简朴但也心满意足。和前任医生一样，我也会给病人寄账单，但如果有人付不起医药费的话我也并不在意。几乎所有的病人都会送东西来，如果他们没钱付账，就会送来满满一篮子水果和蔬菜，有时甚至还会给我做一件非常合身的衣服。母亲节那天，我收到了很多鲜花，这让我的办公室看上去像极了殡仪馆。

我在朗根塔尔度过的最悲伤的一天，恰恰也是最繁忙的一天。从早上开门起，候诊室里就人满为患。在给一个小姑娘腿上的伤口缝针时，我接到了赛普利打来的电话。他的声音听起来十分微弱，好像耳语一般。小姑娘还在桌子上哇哇大哭，伤口也只缝了一半，在这种情况下根本没办法讲电话。赛普利提出一个要求，能不能回去看他？我不快地解释说不行，候诊室挤满了患者，而且我还接到了一些出诊电话。其实我早就打算这几天去看他了，我向他保证这两天就去看他，并对他说：“到时见。”

遗憾的是，天不遂人愿，我知道赛普利打电话是想催我回去见他最后一面。就像大多数即将被无情地带离这个世界、送往另一个世界的濒死之人一样，他知道留给自己告别的宝贵时间已经所剩无几。果然，第二天一早赛普利就去世了。

参加完赛普利的葬礼，我经常会去朗根塔尔连绵起伏的田野间散步，呼吸着新鲜的空气，感受着春日里绽放的花朵带来的丝丝芬芳。我感到赛普利就在我身旁的某个地方，如果我感觉很难过，就会和他聊聊天。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没有拼尽全力，去看他最后一眼。

我无法对临终病人的那种急迫之情视而不见。在乡下这个地方，医疗护理是一种大家共享的经验之谈。病人生病时，他的祖父母、父母、姑妈、表兄、孩子或是邻居都会在身旁照顾。对于病入膏肓和即将死去的病人也是如此。每个人都会全心全意地照顾病人——从朋友、家人到邻居都是如此。因为帮人就是帮己。事实上，作为一名新医生，我最大的成就感不是来自在诊所看病或是出外诊，而是来自能帮助那些需要朋友、安慰或几小时陪伴的病人。

医术并不是万能的，这是学校书本上没有教会我们的事实。还有一个事实也是在医学院学不到的：一颗悲悯的心几乎能治愈一切。在乡下几个月的经历让我更加坚信，做一个好医生和解剖学、外科手术或是对症下药根本没半点关系，一个医生能够给予病人最大的帮助就是成为一个善良、关爱、善解人意并且充满爱心的人。

[1]手术后的特别病房。

[2]20世纪50年代初，由美国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煽起的美国全国性反共“十字军运动”。他任职参议员期间，大肆渲染共产党侵入政府和舆论界，促使成立“非美调查委员会”（Hous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医学博士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Elisabeth Kübler-Ross M.D.

现在我已经长大成人，成为一名执业医生，而且我即将嫁为人妇，但母亲还把我当成小女孩。她带着我去做头发，还找了专业的化妆师，并且强行给我穿戴上了各种无聊的小女生行头，这简直让我无法忍受。她还告诉我不要抱怨，好好跟曼尼去美国，因为他是个聪明英俊的男人，一大堆女人等着嫁给他。“他娶你可能是因为想让你帮他准备毕业考试。”她说道。

那是身为人母的一种不安全感。她想让我惜福，不过一直以来我也觉得，自己能够嫁给曼尼真的很幸运。

曼尼通过了州考——我根本没帮上任何忙。之后我们就结婚了。这是一场盛大的婚礼，父亲是唯一在婚礼上不那么高兴的人。几个月前他扭伤了髋骨，所以在跳舞的时候无法展示平日里那个高贵优雅的他，这让他感到十分沮丧。但他为我准备的特别礼物让我们都忘记了这点小小的遗憾，那是父亲录制并亲自演唱的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唱片，由伊娃为他倾情伴奏。

我们全家都去参观了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举行的世界博览会（World's Fair）。之后他们目送曼尼带着我和几个前来参加婚礼的朋友，登上了驶向美国的豪华邮轮“自由号”（Liberté）。无论是美味的食物、灿烂的阳光，还是在甲板上浪漫起舞，都无法纾解我心中五味杂陈的复杂感情——我已渐渐远离瑞士，前往一个自己丝毫不感兴趣的国家。但我一语未发，任由自己被带离瑞士。就像我在日记写的那样，我知道那是必经的一段人生旅程。

这些野鹅怎么知道何时该飞向太阳？谁来告诉它们四季的轮换？而我们人类，又要如何了解何时动身前往下一段旅程？我们要如何知道何时出发？就像那些迁徙的鸟儿一样，毫无疑问，在我们内心中同样也有一个声音，只要我们认真倾听，它就会毫不犹豫地告诉我们，何时该动身走入一段陌生的旅途。

抵达美国前那晚，我梦到了自己穿着印第安人的衣服骑在马背上穿越沙漠。梦里的阳光太过炙热，我口干舌燥地从梦中醒来，极度渴望在美国开始一场冒险之旅。我告诉曼尼，虽然我并没亲历过美国的印第安文化，但小时候就画过印第安人盾牌上的各种神秘符号，还像一名印第安勇士那样在巨石上跳舞。难道这个梦只是巧合吗？不尽然。虽然有点离奇，但这个梦安抚了我不安的心。内心的声音在向我传递一种感觉：未知的国度或许才是真正的家园。

这的确是曼尼的返乡之旅。在倾盆大雨中，他指给我看自由女神像。数千人在码头上等着迎接这艘邮轮的乘客，曼尼的母亲和姐姐也在其中。曼尼的母亲是聋哑人，这么多年里我听曼尼讲过很多有关她们的事。这一刻我的心头也浮现出许许多多的问题。她们会是什么样的人呢？她们会欢迎一个外国人成为自己的家人吗？一个“非犹太人”的家人？

他母亲很和蔼可亲，看到医生儿子后眼睛一下子就亮了起来，喜悦之情溢于言表。他姐姐则和母亲完全不同。在她找到我们时，我们正在到处找自己的皮箱、板条箱和其他大大小小的箱子，居然一共有十五件。这个长岛女人顶着一头刚做过的爆炸头，穿得光鲜亮丽，一看到曼尼就给了他一个大大的拥抱，然后便开始打量起我那湿答答的头发和湿漉漉的衣服，我看起来好像是跟在邮轮后面游过来的一样。她瞅了曼尼一眼，那意思好像在说：“你不能再找个更好点儿的吗？”

在过海关时我的医药箱被没收了。之后我们去了曼尼姐姐家吃晚饭。他们住在长岛的林布鲁克镇。晚饭时，我因为想要一杯牛奶而无心触犯了他们家的大忌。讽刺的是，其实我根本不喝牛奶，我真正想要的是一杯白兰地。不过在美国不是人人都喝牛奶吗？难道美国不是“奶与蜜之地[1]”吗？所以我才要一杯牛奶喝啊。但曼尼立刻就在桌子下面狠狠地踢了我一脚。他告诉我，这可是个遵守戒律的犹太家庭。

“她必须得学会守犹太人的规矩。”曼尼的姐姐嘲讽道。

之后我进了厨房，想要躲片刻清净，却发现曼尼的姐姐正站在冰箱前啃着一片火腿。突然间我就感觉好多了。“我可不想守清规，”我说道，“而且我觉得你也没有守清规。”

几周后，和曼尼搬入了我们自己的公寓，我的情绪才有所好转。公寓很小，但离格林科夫社区医院（Glen Cove Community Hospital）很近很方便——我和曼尼都在那当上了实习医生。尽管每天工作十分繁重，忙得昏天暗地，而且薪水也根本不够支持我们过到月末，但每天一开始上班我就会感觉很快乐，一穿上白大褂拿着病人名册，我的心里就感到很踏实，也没有精力去胡思乱想了。

我每天早早起床给曼尼准备早饭，然后我们一直工作到深夜再一起回来，等到进家门后几乎连上床的力气都没有。每隔一个周末我和曼尼就要值一次班，两个人负责这家有二百五十个床位的医院。我们十分合拍互补，曼尼是个一丝不苟、很讲逻辑的医学侦探，精通病理学和组织学；而我具有敏锐的直觉、遇事冷静，善于必要时在急诊室里做出当机立断的决定。

我们几乎没有空闲时间，每天都在不停地工作，偶尔有时间的时候又没钱出门。不过也有例外的时候。有一次曼尼的老板用两张大剧院芭蕾舞团（Bolshoi Ballet）[2]的演出票犒劳我们，我们俩兴奋地穿上最好的衣服，搭乘火车到了曼哈顿。但灯光一变暗我就立刻睡着了，直到最后一次谢幕后我才醒了过来。

我遇到的最大困难，就是要适应一种新的文化。记得有一次一个年轻人患了很重的耳病，被送到了医院的急诊室。按照惯例他被绑在了担架上。在等耳鼻喉科专家的时候，他问我能不能先去一下休息室（rest room）[3]。因为耳鼻喉科的专家很可能随时会来，所以我哪儿都不打算让他去，以免浪费医生的时间。

关键是以前我从来没听说过“休息室”这个说法，所以临去查房前我对他说道：“你去哪儿都不如躺在这里休息好。”

等我再回来时候却发现一位护士让他去洗手间了。我面红耳赤地听着她向我解释：“医生，他的膀胱就要爆炸了。”

在手术室担任助手时，还发生过一次更让我无地自容的事。这位医生在一次小手术中毫不避讳、肆无忌惮地和护士调情，即使在我把手术器械递到他手里的时候也完全无视我的存在。突然病人开始流血不止，这位医生才突然回过神来，大喊一声：“该死（shit）！”我对这个词也不太熟悉，连忙在器械盘里翻了半天，过了好一会儿才慌乱地向大夫道歉：“我不知道这个器械是哪个。”

之后曼尼向我解释了人人都笑话我的原因。但他也经常和大家一样被我那些糗事逗得发笑，还给它们起名叫伊丽莎白的“香蕉皮趣事”。最尴尬的一次发生在一家高级餐馆里，当晚曼尼的老板和妻子带我们去吃饭。我点了名为“螺丝起子”（screwdriver）[4]的开胃酒，等主菜上来时侍者问我还想不想再要一杯酒。我根本就没搞懂美式英语的意思，还偏偏想班门弄斧地表现一下自己的幽默感，于是我回答道：“不，谢谢，我已经被‘上（screw）’[5]够了。”曼尼在桌子底下踢了我一脚，我才知道自己看上去并没有那么幽默机智。

我知道这种错误在适应美国文化时是不可避免的，不过最难受的是不能跟家人一起过圣诞节。如果不是医院图书馆一位祖上来自北欧的女同事邀请我们去她家吃晚饭，我可能早就在新年前跑回瑞士了。她家里有一棵很棒的圣诞树，和我家的圣诞树一样点着蜡烛，我在写给父母的信中写道：“在漆黑的深夜中，我找到了自己的小蜡烛。”

感谢上帝赐予我这样美好的一夜，但我依旧还是无法更好地融入美国社会。我的长岛邻居整天都在房前屋后谈论她们的心理医生，还把一些最隐秘的事情拿出来讨论，就好像在她们眼里根本没有隐私一样。她们的粗俗还不止如此，在儿童病房里看到的事情更让我感到生气。那些母亲一个个打扮得像展台上的模特一样光鲜亮丽，拿着昂贵的玩具来探望孩子，她们以为这样就足以展示自己有多关心生病的孩子？玩具越大就表示她们对孩子的爱越深，是吗？难怪她们个个都需要心理医生。

一天，在儿童病房，我看到一个被宠坏的小皇帝在大哭大闹，因为他妈妈忘了给他带玩具。他见到妈妈没有说：“嗨，妈妈，谢谢你来看我。”而是气冲冲地大喊：“我的礼物在哪儿？”他妈妈吓得立刻就掉头跑去了礼品店。我感到无比震惊。这些美国妈妈和她们的孩子都在想什么？他们脑子里还有任何价值观吗？一个生病的孩子需要的是父母握着他的小手，跟他说说贴心话，买那些外在的东西有什么用呢？

我实在受不了这些孩子和他们的父母，所以在实习期结束选科室时，我和我口中的“一小撮堕落分子”——小儿科——签了合约，曼尼则决定去布朗克斯区（Bronx）的蒙蒂菲奥里医院（Montefiore Hospital）病理科当住院医师[6]。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Columbia Presbyterian Medical Center）赫赫有名的婴儿医院住院医师的竞争非常激烈，只招二十多人。面试我的是医务主任帕特里克·奥尼尔医生。他是一位心胸宽广、经验丰富的医生，之前从未听说过还有人因为这种原因想进小儿科。“我实在无法忍受这些小孩和他们的母亲。”我说道。

奥尼尔医生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吃惊得差点从椅子上跌了下来。他用很困惑的眼神看着我，等着我作出解释。“如果能每天和他们在一起，那么我就能更好地理解他们的想法。”我解释道。然后又补充道：“我希望自己也能忍受他们。”

虽然这次面试看上去不是很中规中矩，但却很顺利。最后，奥尼尔医生向我表示，当值表的安排是每隔一晚就要值二十四小时的班，如果医生怀孕的话就会很辛苦。我知道他想要的答案是什么，于是立刻向奥尼尔医生保证，目前我根本没有生孩子的打算。两个月后，我从邮箱中一把抓起来自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的来信，紧紧地抱住了曼尼。我成功地成了这家赫赫有名的医院里第一位担任小儿科住院医师的外国人。

为了庆祝，我们还特意买了一台全新的宝石绿雪佛兰英帕拉（Chevy Impala）轿车，曼尼骄傲地开着它招摇过市，仿佛在它闪亮的车身上看到了我们美好的未来。更多的好消息接踵而至，我一连几个早上都很不舒服，恶心想吐，后来发现原来是怀孕了。我一直觉得自己很有母性光辉，这个消息让我非常激动。可是如果怀孕了，向往了好久的住院医师的位子可就保不住了。奥尼尔医生不是早就清清楚楚地解释过医院的规矩了吗？住院医师可不能是孕妇。没错，他已经说得很清楚了。

我想先瞒一阵子再说，现在是6月，至少要等三四个月肚子才会变大。等到那时我就已经当了三个月的住院医师了。我觉得如果奥尼尔医生看到我工作这么努力的话，肯定会为我破例的。可是我无法说谎，最终还是说出了实情。奥尼尔医生看起来由衷地对此感到失望，但规矩是不能破的。他所能做的就是明年为我留一个位子。

那真的很不错，但远水解不了近渴，我需要一份工作养家糊口。曼尼在蒙蒂菲奥里当住院医师一个月只能赚到一百零五美元，这几乎都不够我们日常开销，更别提现在还多了个宝宝。我不知道要如何是好。现在已经来不及找工作了，城里每家像样的医院都招满人了。

之后有一天晚上，曼尼告诉我他听说曼哈顿州立医院（Manhattan State Hospital）的精神科病房还缺一名住院医师，不过我听了这个消息并没有感到很激动。曼哈顿州立医院是一间精神病院，那里住的都是一些让人避之唯恐不及、心理严重失常的人。那里的院长也是个疯子，他是一名来自瑞士的精神病医生，还逼走了院里的住院医师，所以没人愿意为他工作。而且最重要的是，我讨厌精神病学。这是我最不想选的专科。

但是我们得有钱付房租吃饭。我也需要有点事做才行。

于是我去参加了面试。在像邻居一样用母语聊了聊后，院长答应以研究员的待遇聘请我，一个月付我400美元的薪水。突然间我们就有钱了。于是我和曼尼立刻在曼哈顿上东区96街（East Ninety-sixth Street）租了一间舒适的一居室。房子的后面还带一个小花园，每周我都从长岛弄几桶土来养花种菜。有一天晚上我下身出了点儿血，但没在意。两天后我在手术室晕了过去，醒来后发现自己躺在格林科夫（Glen Cove）社区医院的病床上——我不幸流产了。

为了安慰我，曼尼在房间里摆满了鲜花，但真正的安慰却来自我对神力的信仰：凡事必有因，世事无意外。我的房东对待我就像对待自己的女儿一样，她特意给我准备了我最喜欢的小牛排当晚饭。讽刺的是，在我两手空空地走出医院时，她自己的女儿就在同一家医院产下了一个健康的小女孩。当晚听到隔壁传来了新生儿的哭声，我才知道自己有多心痛。

但我又学到了人生中的重大一课：你也许无法得到自己想要的，但上帝总会赐予你需要的。

[1]《圣经》典故，意为富饶之地。

[2]俄罗斯主要芭蕾舞团，以精心制作19世纪古典芭蕾舞蹈闻名于世。该团成立于1776年，1825年起改名为莫斯科大剧院。

[3]在美语中是洗手间的意思。

[4]伏特加橙汁鸡尾酒。

[5]美语口语中这个词有表示“和某人上床”的意思。

[6]医生职称的一种，居主治医生之下，属于初级职称。

曼哈顿州立医院

Manhattan State Hospital

就在我和曼尼开始新工作的前几周，收到了父亲的来信。他告诉我一个不好的消息，不过字里行间都带着一股反讽的感觉。父亲得了肺栓塞，他称自己大限已到，想要我们回去见他最后一面。他还想让我这个他最喜欢、也是唯一信赖的医生亲自为他诊断。想当年，因为我非要当医生，我们还吵得天翻地覆呢。

流产和搬家已经耗尽了我和曼尼所有的精力，我们实在不想再折腾回瑞士去了。但经过了赛普利的事之后，我知道在临终病人想要立刻见你的时候，绝对不要不当回事。于是曼尼卖掉了新买的英帕拉，买了回瑞士的机票，三天后，我们就来到父亲的病房，并没有看到想象中父亲临终的一幕，事实上，父亲脸色红润地下床了。第二天我们就把他带回了家。

这不像是他的作风，而曼尼卖掉了自己的爱车白来一趟，居然也没有丝毫抱怨。肯定有什么事不对劲。后来我才意识到，父亲在住院时一定是突然预感到必须要修补我们父女之间的关系，否则就来不及了。果然如此，在接下来的几天里，父亲终日和我探讨人生的哲理，这是以前从没有过的事。这让我们比以前更加亲近了，我想曼尼也觉得他的车卖得值了。

一回到纽约，我就开始在曼哈顿州立医院上班，在那里医生都不怎么把人命当回事。那是1959年7月，正是闷热潮湿的酷暑天。我一踏进医院就感觉浑身都不舒服，眼前是几栋让人感到毛骨悚然的砖楼，住的是数百名身患严重精神疾病的病人。你能想象到的最坏的情况都能在这里看到，有些人已经在这里住了二十多年。

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这个地方到处都挤满了精神错乱的病人，让人不堪重负。那一张张扭曲的脸庞、抽搐的四肢以及凄惨的尖叫声，都在向你展示他们正生活在真正的地狱之中。当晚我在日记中描述了这一场“疯人院的噩梦”。情况很可能比看到的更糟糕。

我负责的部门位于一座一层的小楼里，那里住着四十个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的女病人。别人告诉我说她们已经没救了。我仔细观察后发现，她们没救了都是因为护士长。护士长是院长的好朋友，所以这里就像她自己开的一样。她的爱猫可以随便在楼里跑来跑去，到处拉屎。因为门和窗户都是关着的，所以搞得小楼里臭气熏天。我一进来就很同情自己的同事住院医师菲利普·特罗胥医生（Dr. Philippe Trochu）以及黑人社工格雷斯·米勒（Grace Miller）。他们都是品德高尚、充满爱心的人。

同事们怎么熬过来的我不知道，但病人们遭受的待遇要比他们糟得多。病人要忍受棍棒殴打，犯错的话就要接受电击疗法，有时候还会被扔到浴盆里，在滚烫的齐脖深的热水中待上二十四小时。许多人都成了实验室里的小白鼠，被注射了LSD[1]、二甲-4-羟色胺磷酸（psilocybin）[2]和仙人球毒碱（mescaline）[3]。如果他们敢抵抗——当然每个人都会拼命抵抗——那就会受到更加惨无人道的处罚。

作为一名研究员，我也被卷入了这个大蛇坑（snake pit）[4]里。我的日常工作就是记录这些致幻剂在病人身上产生的反应，但在听了其中几位回忆起药物所导致的可怕的幻象后，我发誓一定要终结这种实验，改变这家医院的管理方式。

要想打破医院或是病人的习惯并非难事。大部分病人不是蜷缩在自己房间的一角，就是在娱乐室里徘徊，整天无所事事，没有任何娱乐，也没有生活的动力。每天早上，他们就站成一排等着领药，这些药会让他们呈现出一种木僵状态[5]，并且产生可怕的副作用。傍晚他们会再次重复同样的过程。我知道有一种类似氯丙嗪（Thorazine）的药物对精神病患者有一定的疗效，但这里的大部分病人都已经严重地服药过量，忍受着非人的待遇。其实比起药物，他们更需要的是关怀和安慰。

在同事的帮助下，我改变了病人的习惯，试图给他们照顾自己的动力。如果他们想要可口可乐和香烟，就得挣钱来买这种特权。她们必须要按时起床、穿戴整齐、梳妆打扮并且准时站成一队。那些做不到或不愿意完成这些简单任务的病人，就要自己承担后果——损失一天的收入。一周后，每个人都乖乖地排队站好。周五晚上，我给他们发了薪水。有些人当晚就喝光了买到的所有可乐、抽光了所有的香烟。但我们得到了想要看到的结果。

我对精神病学到底了解多少？一点儿都不懂。但我了解人生，并且愿意敞开心胸，倾听和感受这些病人的孤独、不幸和恐惧。如果他们和我交谈，我就会回应他们；如果他们和我分享情感，那我就认真地倾听并作出回应。他们能感受到这些，不再感到那么孤单、那么害怕了。

比病人更难对付的人是我的老板。他反对减少病人的用药量，不过我还是想办法让病人们每天开始做一些简单的生产工作。虽然把眉笔装进箱子里是一件非常简单的工作，但总比吃了药终日昏睡呆坐、无所事事好。之后我甚至还带一些表现好的病人去郊游。我教她们如何坐地铁，如何买车票，在节假日我甚至还带她们去梅西百货（Macy's）购物。我的病人知道我在关心她们，所以病情也逐渐好转起来。

回家后我会跟曼尼讲讲这些病人的故事。其中有一个名叫瑞吉尔的年轻女人，她患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大家都觉得她没救了。年复一年，她每天都在院子里的同一个地方呆呆地站上一天。没人记得她上次说话或发出任何声音是在什么时候。经过一番争取，我成功地把她转到了我负责的病房，大家都觉得我疯了。

她转入我的病房后，我就像对待其他病人那样照顾她。我让她每天工作，在庆祝圣诞节、光明节（Chanukah）[6]或者是她自己的生日时拉她一起加入大家的活动。经过将近一年的细心照顾，瑞吉尔终于开口说话了。有天她正在艺术治疗室画画，一位医生走过来看她的作品，她突然开口问道：“你喜欢吗？”

不久，瑞吉尔就离开了医院，找到了落脚的地方，成为一名丝网版画艺术家。

每当看到病人有所好转——无论好转程度是大是小——我都会感到欣喜若狂，比如有个总是对着墙的男人，终于决定转过来对着大家了。但随后我需要做出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五月，哥伦比亚长老会医学中心邀请我再次申请小儿科的职位，我的内心激烈地斗争着：到底是去实现我的梦想，还是留下来和我的病人待在一起呢？一时间我无法决定何去何从，但几天后我发现自己又怀孕了，问题也迎刃而解。

然而到了六月底，我再次流产了。正因为害怕自己会再次流产，所以根本不敢对怀孕抱有太大期望，我不想再让自己感到悲伤沮丧，但这不是我掌控的事情。产科医生说我属于那种习惯性流产的人，但我并不相信他的话，因为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和宝宝在一起的画面。我认为流产是上天的旨意，冥冥中必定另有安排。

在曼哈顿州立医院又工作了一年，我的目标是尽可能地让更多病人康复出院。我想在医院外面找到对病人更有帮助的工作，更快地帮助他们恢复。他们在早上出门，晚上回来，能够学会用自己的钱买一些必需品，而不只是可乐和香烟。我的上司注意到了我取得的成就，就来问我这些进展背后是什么理论依据，其实根本没有任何理论依据。

“我只是在对病人有所了解之后，做一些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我解释道，“你总不可能用药物麻醉他们，然后还希望他们能康复出院吧。你得把他们当人看，给他们治病。”

“我并不像你们那样称呼他们。”我继续说道，“我不会说‘哦，某某病房的那个精神病患者’，我知道他们每个人的名字，我了解他们的习惯，他们也会回应我。”

我最大的成就是和社工格雷斯·米勒一起创办的“招待会”活动。我们邀请了附近的家庭来参观医院，让每个家庭都来认领病人。也就是说，我们为这些根本对人际关系毫无概念的病人们建立了人际关系。一些病人给出了很棒的反应。他们获得了一种责任感，找到了人生的目标。一些病人甚至还懂得了为之后的探访做准备。

一个叫爱丽丝的女人病情好转得很快，这让我们都感到十分惊讶。她在精神病院里待了二十年了，现在已经快康复出院了。有一天爱丽丝提出了一个非同寻常的要求，让我们所有人都大吃一惊。她说想要再见见自己的孩子们。孩子？没有人知道她在说什么。

但格雷斯经过一番调查后发现，爱丽丝的确有两个孩子。他们在母亲生病的时候还都很小，并且家人告诉他们说母亲已经死了。

我的社工同事找到了这两个孩子，现在他们已经长大成人了。她告诉他们医院有一项“认领病人”的活动，有个“孤单的老女人”需要一个温暖的家庭。他们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同意认领这个可怜的老女人。社工没有告诉他们这个老女人的真实身份，但我永远都忘不了爱丽丝在看到自己孩子时脸上露出的那种难以置信的笑容——她还以为他们已经抛弃她了。爱丽丝出院后，再次成为了这个家的一分子。

说到家庭，我和曼尼一直努力想要个宝宝，组建起我们自己的家庭。1959年秋天，我再次怀孕了，预产期是1960年的6月中旬。在这九个月里，曼尼把我当成瓷娃娃一样小心翼翼地照顾着。不过我知道这个宝宝一定能保住，所以并没有像之前那样担心再次流产，而是开始想象它到底是男孩还是女孩，想象着自己会怎样宠爱它。当你想着这些的时候，日子就会很难过，每一天都会遇到新的挑战。有时我真想知道为什么一个心智正常的女人会想要把另一个生命带到这个世界来。但如果再想想这个世界上所有美好的东西，我就会大笑起来。为什么不呢？

我和曼尼搬到了布朗克斯区的一间公寓里，比我们之前的两个公寓都大。在预产期的前一周，母亲乘飞机来美国。虽然预产期过了，我的肚子还是没有动静，但她一点儿也不着急，因为她有更多的时间可以去逛逛梅西和其他百货商店了。

我的预产期已经过了三周。我和曼尼开始开车去布鲁克林区的鹅卵石路上转悠，事实上我们专在坑坑洼洼的路上行驶，希望颠簸能有助于催产。讽刺的是，等我终于要生的时候，我们居然在雷雨中被困在了长岛高速路上。我们按照原计划去了格林科夫社区医院。经过了长达十五个小时的阵痛，总算有了点进展。这时候医生已经决定使用产钳接生了。我反对这样做，可是已经累得管不了那么多了。只要我的宝宝健健康康的就好。

我只记得自己发出的尖叫声，然后一个漂亮健康的宝宝就躺在我怀里了。它睁着眼睛四处打量着这个全新的世界。它是我见到过的最漂亮的婴儿。我仔细地查看着它的一切。一个小男孩，我的儿子。他的体重将近8磅[7]，长着一头浓密的黑发和又长又漂亮的黑睫毛，让我们大家都惊叹不已。曼尼给他取名叫肯尼斯（Kenneth），我和母亲都发不好“斯”的那个音，不过我们并不介意，他的到来让大家都感到万分激动。

我和曼尼说好，等我们的孩子长大后让他们自己决定信仰的问题，不过他还是坚持让孩子行割礼（circumcision）[8]。“为了我的家人。”他解释道。这时我听说一位犹太拉比（rabbi）[9]正在赶往医院的路上，一想起割礼和之后的受诫礼（bar mitzvah）[10]，我就觉得无法接受。

这时肯尼斯的儿科医生打消了我的不安情绪，他告诉我说宝宝因为包皮包住了龟头，无法正常小便，需要立刻切除包皮。虽然身体还十分虚弱，站都站不稳，我还是立刻下床帮医生做手术。

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没错，虽然疲惫不堪，但却再幸福不过了。我经常惊叹，我的母亲居然能一手带大四个孩子——其中有三个还是同时来到这个世上的。像其他母亲一样，她只是说那也没什么特别的。她不明白我为什么还要回去工作，在那个时代很少有女人生了孩子之后还会工作。我猜那是因为这个女人没得选择。家庭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但我也必须要完成自己的使命。

在家里休养了一个月后，我又回到了曼哈顿州立医院，完成了第二年的住院医师任期。我的成就包括结束了院里最为残虐的惩罚措施，让百分之九十四“没救”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痊愈出院，过上了丰富多彩、独立自主的生活。但我还需要再当一年的住院医师，才有资格成为一名精神病医生。我依然不大喜欢这个专科，但我和曼尼都认为再重新开始别的专科已经有点晚了。

我向蒙蒂菲奥里医院提出了申请，这家医院比州立医院设备更先进，学术氛围也更浓厚。医院通知我过去面试，但并不太顺利。面试的人是个高傲自大的冷血动物，好像存心让我出洋相一样，专挑我欠缺的（也不感兴趣的）知识问，什么如何治疗神经病患者、酒鬼、性方面有问题的患者，以及一些非精神病患者。董事会全都默不作声，任由他显示自己多么博学。但他只不过是个书呆子而已。

对我来说，他从书本上学到的东西，和我在曼哈顿州立医院学到的东西是截然不同的。虽然如果实话实说可能会得不到这份工作，但我还是决定要告诉他这一点。“知识很有用，但光有知识是治不好任何病人的。”我说道，“如果你不动脑，不全身心地投入，那就谁都帮不了。”

也许我的话无法回答任何他提出的问题，但却让我自己感觉好多了。

[1]全称lysergic acid diethylamide，中文名为麦角酰二乙胺，强力致幻药。

[2]从墨西哥裸盖菇（psilocybe mexicana）中分离出的一种致幻剂。

[3]一种致幻药，为佩奥特掌（peyote）花球中的有效成分。

[4]1948年美国拍摄的一部同名电影，描述一个女人在精神病院生活的故事，在这部电影推动下，美国各州相继开始改善精神病医院条件。此处指非人道地对待病人的精神病院。

[5]部分或几乎完全丧失知觉，表现为患者仅对强有力的刺激作出反应。在精神病学中，指应答性降低的疾患。

[6]犹太人的纪念节日。

[7]约等于三千六百克。

[8]即切除全部或部分阴茎包皮。在许多文化中都有实行割礼的习俗。

[9]在犹太教中指学过希伯来文经籍和《塔木德》，并有资格担任犹太教会众精神领袖的人。

[10]犹太人庆祝男子满十三周岁和成为犹太教徒的典礼。

活到自然死亡

Living Until Deat

蒙蒂菲奥里医院接受了我的申请，我成为了精神药理学室的主任，同时也为包括神经科在内的部门做一些联络咨询的工作。上班后不久，有位神经病科专家就找我帮忙诊治他的一位病人。我和这位病人谈了谈，他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据说患了心身性瘫痪（psychosomatic paralysis）[1]和抑郁症，但我检查后却发现他患的是晚期肌萎缩性侧索硬化（ALS）[2]，一种无法医治的退化性疾病。

“病人就快不行了，他已经做好心理准备了。”我向神经病科专家报告。

这位专家不仅不相信我的话，还对我的诊断嗤之以鼻。他认为病人只要吃点镇静剂，就能摆脱不正常的心态。

但几天后这个病人去世了。

我的诚实坦率和一般医院的作风格格不入。但工作了几个月后我注意到，许多医生都会习惯性地避免谈及任何与死亡有关的东西。那些濒死的病人所受到的待遇，比州立医院那些精神病人好不到哪儿去。大家都对他们避之唯恐不及，甚至还会虐待他们。没人愿意跟他们讲实话。有的癌症病人会问：“我是不是快死了？”而医生则会回答：“哦，别胡思乱想了。”那可不是我的作风。

不过我认为不只是蒙蒂菲奥里医院，在许多其他医院也没几个像我这样的医生。很少有人和我一样，在饱受战争摧残的欧洲村庄做过救援工作，更没几个做过母亲的。而且之前治疗精神病患的经验告诉我，有一种神奇的治疗力量能够超越药物、超越科学。那正是每天我为医院病房带来的东西。

我在探视病人时会坐在床边，握着病人的手和他们聊上好几个小时。从中我发觉每个濒死的病人都渴望得到爱、抚摸，渴望有人和他们交流。濒死的病人并不想要他们的医生和自己保持一定的安全距离。他们渴望医生能和他们说实话。即使是自杀倾向最严重的病人通常——虽然并不总是如此——也会相信他们仍然有活下去的意义。我会对病人说：“告诉我你的想法，它能让我帮助其他人。”

但可悲的是，情况最糟糕的病人——那些病入膏肓，很快就会死去的病人——却受到了最差的待遇。他们的病房离护士站最远，整天被迫躺在明晃晃的灯光下，却没法关灯。除了在规定时间内，任何人都不能探访他们。他们被扔在那里孤零零地等死，就好像死亡是一种传染病一样。

我拒绝这么做，在我看来这是完全错误的做法。无论要花费多长时间我都会陪在濒死的病人身旁，并且告诉他们我会一直陪伴着他们。

虽然工作范围遍及整间医院，但我和那些所谓的情况最糟的濒死的病人却走得最近。他们都是我遇到过的最好的老师。我看着他们挣扎着接受自己的命运，听着他们狠狠地咒骂上帝，在他们哭喊着问“为什么是我”时，我只能无奈地耸耸肩膀；我也听到他们和上帝重归于好。我发现，如果有人对他们表示关心，他们就会慢慢地接受这个事实。我把这些都归为死亡的不同阶段，而我们在面临失去的时候，也会面对这几种阶段。

通过倾听病人的述说我发现，其实所有濒死的病人都知道自己快死了。医生的问题既不是“我们要告诉他吗”，也不是“他知道吗”，而唯一要问的就是：“我们能倾听他的心声吗？”

在地球另一端，我自己的父亲也很想找个人听他说说话。9月，母亲打电话来说父亲病危住院了。她向我保证这次绝不是假警报。曼尼脱不开身，于是第二天，我带着肯尼斯搭早班机回到了瑞士。

赶到医院后，我看到了奄奄一息的父亲。他的手肘最近动过一次失败的手术，结果导致了严重感染，最后患上了败血症（septicemias）[3]，要靠仪器把脓从腹部抽出来。父亲变得十分瘦弱，痛苦不堪。吃药打针都已经不管用了，父亲只想回家。但没人听他的。他的主治医生和院方都拒绝让他出院。

但父亲却威胁说，如果不让他安详舒适地死在自己家中，就立刻自杀。母亲也心烦意乱，疲惫不堪，威胁说自己会和父亲一起自杀。我知道我们家族里有段从没人提起的故事。父亲的父亲在折断了脊柱后死在了疗养院里，他最后的愿望就是能回家。但父亲断然拒绝了他的要求，选择了听从医生的安排。现在他也面对着和当时一样的情况。

病房里的人并不关心我是不是个医生，他们说只要签一份能让他们免责的合同，我就可以带他回家。

“他的身体很可能经不住折腾了。”医生警告我说。

我看了看无助地躺在床上的父亲，他正承受着来自身心的痛苦，一心想要回家。选择权就握在我的手里。一瞬间，我想起了那一次远足，在跨越冰川时我差点掉进裂缝里，是父亲救了我。如果不是他教我怎么系安全绳，我早就掉进深渊，粉身碎骨了。现在该我救他了。

我签了那份文件。

我那倔强的老父亲终于实现了他的愿望。他想要喝一杯最喜欢的酒来庆祝自己回家——几天前我就已经偷偷地把酒带到病房里了。在帮他把酒杯送到嘴旁时，我发现酒正一滴滴地从他身上插着的众多管子里的一条中淌出来。我知道父亲这次是真的快走了。

我们先安装好了家里的医疗设备，才带父亲出门回家。在救护车上我坐在父亲旁边，发现随着家越来越近，他的情绪也越来越好。他不时地捏捏我的手，告诉我他有多么感激我为他做的这一切。在救护人员将他抬到卧室时，我才看到他那原本强壮的身体已经枯槁得不成样子。但他依旧还是像以前那样，对大家呼来喝去，直到终于在床上安顿下来为止。最后他喃喃地说道：“终于回家了。”

在接下来的两天里，他都在安详地打盹儿。清醒时，他就盯着自己深爱的山脉风景图片或是滑雪奖品看个没完。我和母亲轮流守在他的床旁，我忘记了当时是因为什么，哥哥和妹妹们都没法回来，但时刻和我们保持着联系。我们雇了一名护士，不过保证父亲干净舒适的工作仍由我亲自来做。我这时才知道，原来护理工作真的很累人。

随着大限接近，父亲开始拒绝进食，因为实在是太痛苦了。但他要我们从酒窖里给他拿不同的酒来喝，这才是他的作风。

最后一晚，我看着在睡梦中痛苦不堪的父亲，在他痛得快要撑不住时，甚至还帮他注射了吗啡。但第二天下午不幸还是最终发生了。父亲从极差的睡眠中醒了过来，他让我打开所有的窗户，好让他能更清楚地听到教堂的钟声。我们静静地听着德累斯顿圣十字教堂（Kreuzkirche）的钟声，然后父亲开始和祖父说话，向他道歉，说自己不该让他死在可怕的疗养院里。

“所以现在我才要承受这样的痛苦以赎罪吧。”他说道，然后他又向祖父保证，说自己很快就会见到他。

在他们交谈时，父亲转过身来让我给他倒杯水，他居然能清醒地随意在两个不同的世界里进出，这让我感到十分惊讶。当然我看不到祖父，也听不到他说话。很显然，父亲还想着很多未完成的事情。那晚他的情况迅速恶化，我一直在他旁边的小床里看护着他。早上起来我把他安顿得舒舒服服，亲了亲他温暖的额头，握了握他的手，然后溜到厨房里去倒了杯咖啡。我只不过去了两分钟，等我回来时，父亲已经走了。

在接下来的半个小时里，我和母亲坐在他的身旁和他告别。他曾是一个很伟大的人，但现在已经不在了。无论是什么造就了父亲——能量、精神或是思想——都已经悄然而逝了。他的灵魂已经脱离了肉体，飞向了别处。我知道祖父正带着他飞去天堂，投入上帝那充满无私之爱的怀抱中。我对死后的世界一无所知，但我知道父亲已经找到了最后的安详之地。

接下来要做什么？我通知了城市卫生部门，他们会来搬走遗体，还会免费提供葬礼上的棺材和轿车。我们雇用的护士一听说父亲去世就匆匆离开了，我只能自己来处理父亲的遗体。我的一个朋友布丽姬特·维利绍医生（Dr. Bridgette Willisau）仗义相助，和我一起清理了父亲枯瘦的身体上所有的脓汁和粪便，然后小心翼翼地为他穿上了一套体面的衣服。我们以一种崇敬的态度默默地做着这些事情。我想感谢上天，让父亲有机会看到肯尼斯，虽然时间很短，但起码我儿子知道了谁是他的外祖父。我就从来就没见过自己的祖父母。

两位卫生部门的人带着棺材来到了我家，我们已经给父亲穿戴整齐，把他放在了房间干净整洁的床上。他们轻轻地把他放到了棺材里，其中一人把我叫到了一旁，小声地问我是否想要在花园里采一些花放到父亲的手里。他怎么会知道？我又怎么可能忘记呢？正是父亲让我爱上了花草，让我发现了自然之美。我抱着肯尼斯跑到了楼下，在花园里摘了几朵最美的菊花，将它们放到了父亲的手里。

葬礼在三天后举行，就在他的女儿们结婚的那个教堂。父亲的同事、学生和滑雪俱乐部的朋友们都聚在这里悼念他。除了哥哥，全家人都参加了葬礼，我们一起为他唱了他最喜爱的赞美诗。我们的心中充满悲痛，但没人留下任何遗憾。当晚我在日记中写道：“父亲这辈子真真切切地活过了一回。”

[1]心理或情绪上的侵扰导致的瘫痪。

[2]全称amyotrophic lateral sclerosis，神经系统退化性疾病，导致肌肉萎缩和瘫痪。

[3]手术或感染性疾病后，由多种微生物（典型的是革兰氏阴性，参阅革兰氏染色[gram stain]）以及它们所释放的毒素侵入血液系统而引起。

我的第一堂课

My First Lecture

1962年，我已经彻底成了一名美国人。四年的生活让我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我开始嚼口香糖、吃汉堡包和甜甜的早餐麦片，我还支持肯尼迪，反对尼克松。我在邀请母亲来美国的信中提醒她：“如果看到我穿短裤上街可千万别吓到，在这里女人出门穿短裤和穿裙子一样平常。”

但不知怎的，我总是莫名其妙地感到烦躁不安，虽然结了婚，也当了妈妈，但我却总是感到还没有真正安定下来，至少现在还未安定下来。我试着在日记里理清思路。我写道：“我还是不知道为什么来美国，但凡事都是有原因的。我知道一定在哪里存在一个边界，时机一到我就会重新踏上旅程，进入到未知的领地。”

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有这种感觉，但那年夏天，正如我所预言的那样，我去了美国西部。我和曼尼在科罗拉多大学（University of Colorado）找到了工作，它是这个国家唯一同时开设了神经病理学（neuropathology）和精神病学（psychiatry）这两个学科的医学院。我们开着曼尼的敞篷车去了丹佛（Denver）[1]。母亲和我们一起去那里帮忙照顾肯尼斯。一路上的视野十分开阔，风景如画，美不胜收。它激起了我对大自然母亲的无限热爱。

到了丹佛我们才发现，房子还没装修好，但这算不上什么大问题。我们把优好搬家公司的拖车停到了车道上，然后就开车去兜风了。我们拜访了曼尼在洛杉矶的哥哥，之后因为我那第一次看美国地图的妈妈发誓说墨西哥就在“旁边”，于是我们开车去了提华纳（Tijuana）[2]。回来时我建议去四角地区（Four Corners area）看看，它位于亚利桑那州、犹他州、科罗拉多州和新墨西哥州的交界处。

这个决定真的是太棒了，我们驻足凝望着纪念碑山谷公园（Monument Valley）那雄伟壮阔的岩石台地、孤峰和巨石，我感到有一种似曾相识的让人心慌的感觉，尤其是当我看到远方的一位骑在马背上的印第安女人时，这种感觉就更强烈了。这一幕如此熟悉，好像以前在哪见过一样。突然我心中一动，想起了在抵达美国前一晚在船上做的那个梦。我什么也没跟曼尼和母亲说，这件事看起来很离奇，我坐在床边反复思量着。为了防止日后忘掉，我拿出日记本写了下来。

我对轮回转世的学说所知甚少。一说起转世，我总是能联想起样子古怪的人在香火缭绕的房间里，讨论他们前世生活的画面。我所接受的教育中不存在这种学说。待在实验室里我感到十分自在，但现在我知道人类的思想、精神、灵魂存在着一些神秘的不解之谜，我们无法通过显微镜或是化学反应探测到它们。等到时机成熟，我自然会了解更多，到时我自然会理解其中的奥秘。

回到丹佛后，我还要继续面对现实，寻找人生的目标。在医院里更是如此。虽然我是名精神病医师，但传统的精神病医生显然不是我想要做的工作。我也试着接触过一些精神异常的成人和儿童，但却发现自己最感兴趣的还是在曼哈顿州立医院使用过的直觉疗法（intuitive psychiatry）。这是一种新型的一对一的交流模式，和传统的药物群体疗法截然不同。我和大学同事聊过这种治疗方法，但他们都不鼓励我进行更进一步的探索。

我该怎么办？我向三位颇有声望的精神病学家寻求建议，他们建议我去芝加哥著名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做一下心理分析。不过这种老套的回答对当时的我来说没有太大的实践意义。

之后，我去听了精神系的精神心理学实验室主任著名的西德尼·马戈林（Sydney Margolin）教授新开设的课。站在讲台上的马戈林教授像磁石一样吸引了所有人的注意力。他年事已高，一头灰色的长发，讲话时带有很浓厚的奥地利口音。他是个很棒的演讲者和表演者，听了几分钟之后我就知道，这就是我想要的。

难怪马戈林教授的课这么受欢迎，我也去了几次。他仿佛天生就适合站在讲台上，每次他的主题都会带给大家一个惊喜。一天，我终于走进了他的办公室，向他进行了自我介绍。他是个很随和的人，很快我就发现他的个人魅力更吸引人。我们用德语和英语聊了很久，就像他的课一样，我们也天南海北，无所不谈。其间我们还谈起了我的个人困惑，他跟我提到了自己对犹特印第安人（Ute Indian）部落很感兴趣。

他并没像他的同事那样建议我去芝加哥，而是邀请我来他的实验室上班，我接受了他的邀请。

马戈林教授是个严厉苛求的老板，但他分配给我的关于心身性疾病的研究工作，是我在丹佛做过的最充实的工作。有时我的工作只是把教授从其他部门搜罗回来的零散的电子设备组装起来，但我依旧做得很高兴。他是个特立独行的人，他的试验团队中包括一个电气技师、一个不错的勤杂工，还有一个忠心的秘书。实验室里面则装备了各式各样的仪器设备——测谎仪、心电记录器等。马戈林教授喜欢探测揣摩病人的想法、感情和病理之间的关系，他也使用催眠术，而且相信轮回转世。

我把工作上的满足感也带到了家中。曼尼在神经病理学系做讲师，很受器重，对此他也十分满意。我们的家和我从前想象的家庭生活一模一样。我在房子外面打造了一个瑞士风格的假山花园，栽上了一棵云杉树、一些阿尔卑斯花卉，还有我来美国才看到的美国雪绒花。周末时，我们就带肯尼斯去动物园，或是去落基山脉（Rockies）远足。在社交生活方面，我们和马戈林教授以及他的妻子一起度过了很多美好的夜晚，我们欣赏古典音乐，并且一起探讨各种话题，从前世理论到弗洛伊德精神学说，无所不谈。

这段时间不如意的事情不多，但对我们家庭的打击都很大。1964年，来丹佛的第二年里，我又怀了两次孕，但都流产了。失去孩子已经让人感到很难受了，但越来越强烈的挫折感却让人更难以应对。我和曼尼都希望再为我们的小家庭添一个宝宝。我已经有了一个小男孩，如果上天对我够仁慈的话，我还想要个小女孩。我打算继续努力。

马戈林教授经常出差，一天，他把我叫到办公室里，告诉我他要去欧洲待两周。我以为他还是像以前我们在一起追忆四处旅行的青年时代那样，叫我来也只是想要和我聊聊各地的城市和景点而已。但今天他却突然指派我代替他去医学院上课——他一向让人捉摸不透，这是他的典型作风。好一会儿我才反应过来他在说什么，马上冒出了冷汗。

这不只是荣誉不荣誉的事，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马戈林教授是一位妙趣横生、生动活泼的演讲者，上课的时候他就像在表演一场个人知识秀。他的课最受医学院的学生欢迎，吸引了大批听众。我怎么可能替他上课？无论听众多少，我在人前讲话的时候总是畏首畏尾，缺乏信心。“你有两周的准备时间。”他鼓励我说，“我讲课没有提纲，如果需要的话就看看我的文件资料，随便选你喜欢的主题就行。”

我感到十分惊慌，但又不得不硬着头皮接下这个任务。接下来的一周，我天天泡在图书馆里，一本接一本地查资料，想要找一个属于自己的原创主题。我对传统的精神病学理论并不感兴趣，不支持为了让病人变得“易于掌控”而给他们用药。我也不想谈太专业的话题，比如说关于精神病类型的问题，因为毕竟不是所有来听课的学生都只对精神病学感兴趣。

但无论如何，我得讲满两个小时。我想要找一个能表达我对未来医生期望的题目，说说他们需要了解哪些关于精神病学的知识。整形外科的医生对什么感兴趣？泌尿科医生呢？我的经验告诉我，大部分医生都会和病人保持一定的距离，不会和病人交往过密，但他们必须要面对病人入院时产生的那种简单直接的感情——恐惧和不安。他们需要把病人当成自己的同胞来对待。

所以我问自己，他们的共通之处是什么呢？我查阅了无数的文献资料，却找不到任何灵感。

突然有一天，我的脑海中闪现出了一个主题：死亡。每位病人和医生都会想到死亡，并且大部分人都害怕死亡。每个人或早或晚地都要面对死亡，它是医生和病人之间的共同点，它也很可能是医学中最大的不解之谜。同时也是不可触犯的禁忌。

这成了我的主题。我试着进行一些深入研究，但图书馆根本没这方面的资料，只有一些深奥的精神分析学术论文，和一些关于佛教徒、犹太人、美国印第安人和其他一些宗教在死亡仪式方面的社会研究调查。我想要的是更加与众不同的探讨方式。我的观点很简单，即如果医生能够更好地理解死亡，更随意地谈论死亡，他们就能更轻松地面对死亡。

好吧，现在我只能靠自己了。马戈林教授总是把一堂课分为两部分，前一个小时会讲一些理论，后一个小时会呈现一些实验证据来支持之前他提出的理论。我在准备前一个小时的内容时已经倍感吃力了，随即又意识到，第二个小时的内容只能靠我自己去挖掘了。

我在医院里四处走访，冥思苦想，希望能找到一丝灵感。一天，在查房时，我坐到了一位患了白血病、即将死去的十六岁女孩身旁，像前几次那样和她聊起了现在的情况。我突然发现，琳达在谈论自己的处境时非常的坦率自在。她的医生只会例行公事地给她治病，这让她早就对自己的病不抱任何希望了，但一提起家人，她就气不打一处来。她滔滔不绝、毫无保留地跟我说起她对他们有多不满：她的家人根本不知道要如何应对她即将死去的事实。她的母亲最近还在报纸上登出了自己女儿的病情，请求公众给这位只有最后一个生日的女孩邮寄“十六岁快乐”的生日卡片。

就在我们聊天那天，她收到了一大包生日卡片。这些卡片都是陌生人为她写下的祝福，虽然是好心，但却好像只是做做样子而已。在我们聊天时，琳达用她那枯瘦的手臂，把那一大袋卡片推到了一旁，她苍白的双颊被气得发红。她对我说自己只是想要家人和亲友发自内心的照顾，多来看看她。“我希望他们能考虑一下我的感受！”她愤怒地喊道，“我想问问为什么会是我？为什么上帝偏偏挑我去死？”

我完全被这个勇敢的女孩迷住了。我知道医学院的学生一定要听听她说的话。“跟他们说说你没能告诉你母亲的那些话。”我鼓励她，“告诉他们在花一样的十六岁就要死去是一种什么感觉。把你心中的不满全部宣泄出来吧。不管你用什么语言，只要告诉他们你内心真实的想法就行。”

上课那天，我站在阶梯教室的演讲台后面，读着打出来的讲义。也许是因为我的口音问题，我所得到的回应根本没法和马戈林教授相提并论。学生们的表现极差，他们嚼着口香糖，互相聊了起来，表现得极度无礼，根本没把我放在眼里。我吃力地念着讲义，心里却在想这些学生中有人能用法语或德语上课吗。我还想起了在瑞士医学院，学生们都会非常尊敬教授，没人敢在课堂上嚼口香糖或是窃窃私语。但从前的家离我已遥不可及。

我光顾着念讲义，根本没注意到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教室里变得安静起来了，等到前一个小时即将结束时，学生们不再交头接耳了。这时我已经冷静下来，打算在第二个小时的部分带来一位真正濒死的病人，让学生们大吃一惊。休息时，我把我那位勇敢的十六岁女孩接到了教室里。她穿戴整齐，梳洗一新。我用轮椅把她推到了讲台中央。和前一个小时那局促不安的我完全不同，琳达那一双炯炯有神的棕色眼睛和坚毅的下巴显示出，她十分冷静沉着，已经做好准备了。

等学生们回来上课时，他们都蹑手蹑脚、紧张兮兮地坐到了位子上。我向他们介绍了琳达，并告诉他们她主动请愿来这里回答他们的问题，让他们看看什么是真正的绝症。教室中掀起了一阵轻微的骚动，然后是一片死寂。很显然学生们有点不知所措。我问是否有人提问时，也没人举手。最后我点了几名学生，让他们走上讲台问问题。可是他们的问题只是集中在她的血细胞计数、肝脏大小、对化疗的反应和其他一些临床的细节上面。

我发现他们根本不打算问一些关于个人感觉的问题，于是我决定介入采访，把讨论引向我想要的方向。但根本无需我插手，琳达自己已经对这些提问者感到很不耐烦了，她气冲冲地瞪着她那棕色的眼睛，索性自问自答地说起那些她一直想要医生和专家组们询问她的问题。身处十六岁的花样年华，却只剩下几个星期可活，那是一种什么感觉？没法参加高中舞会、没法去约会，也不用考虑长大了会做什么工作或是嫁给什么样的人，你心里又会作何感想？你是怎么熬过每一天的？为什么别人不告诉你事情的真相？

琳达一口气讲了近半个小时，因为身体条件不允许，她不得不回到了病床上，留下这些心潮澎湃、满心敬畏的学生。他们不知道说什么好，但身上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虽然下课时间到了，但没人站起来离开。他们很想谈谈自己的感受，却不知从哪里开始。于是我率先发言，开始和他们讨论。大部分学生都承认自己被琳达感动到落泪了。最后我总结说，虽然看上去他们的反应是因这位濒死的女孩而起，但事实上这源于他们对自己必死的命运的恐慌感。大部分学生都是第一次正面面对这种情感和恐惧：他们自己终有一日也会死去。他们不得不考虑如果自己身处琳达的位置，会是什么样子。

“现在你们总算有点人性了，不再是一群冷冰冰的科学家了。”我对他们说道。

教室里鸦雀无声。

“也许现在你们了解了濒死病人的感受，今后还会带着悲悯之心去诊治他们。因为迟早你也会需要别人的悲悯。”

这堂课耗尽了我所有的心力，我筋疲力尽地回到办公室，给自己泡了杯咖啡。喝咖啡时突然想起了1943年我在苏黎世实验室时发生的一起实验室事故。我在实验室混合一些化学药品时，突然将一瓶化学药品掉在了地上。里面的液体飞溅出来，严重灼伤了我的脸、双手和头部。我在医院里极其痛苦地待了整整两周，没法讲话，也不能移动双手，可每天医生都像上酷刑那样折磨我：他们粗暴地扯下绷带，拉扯我细嫩的皮肤，然后用硝酸银涂在我的伤口上，再扎上绷带，全然不管我的伤口是不是火辣辣地疼。他们还预言说我的手永远都不会像以前那样灵活了。

然而实验室的一位技术员朋友，每晚都瞒着医生溜进我的房间，用一套他临时装配的可以逐渐加重的仪器，来帮我活动手指。这是我们之间的秘密。在出院前一周，医生带了一群医学院的学生来看我。他给学生讲解了我的情况，告诉他们为什么我的手指废了。我强忍住想发笑的欲望，突然伸出手来，在他们眼前灵活自如地弯曲着我的手指。这让他们全都瞠目结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怎么回事？”医生问道。

我和他们分享了我的秘密，我觉得每个人都从中学到了一些东西。他们的想法从此改变了。

就在几个小时前，十六岁的琳达在这群医学院学生面前做了同样的事。她教会了他们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什么才是最有意义、最宝贵的东西，而我们又是如何浪费了这么多的时间和精力。我从中也获益匪浅。没错，她的一生虽然短暂，但她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却会长远流传。

倾听濒死的病人的心声，会了解更多你所不知道的人生。

[1]美国科罗拉多州首府。

[2]墨西哥西北部城市。

身为人母

Motherhood

我替马戈林教授讲了六节课，除了死亡，我也讲一些其他的主题。这让我感到十分充实和有意义。但马戈林教授回来后，我发现这种充实感在渐渐消退。我极度渴望让生活变得更充实，虽然想到每天要花好几个小时做心理分析就觉得很可恨，但最终我还是决定申请去芝加哥的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1963年年初，我一接到录用通知书就知道自己大错特错了。但随后我就有了一个绝好的反悔理由——我怀孕了。

和怀肯尼斯的时候一样，我觉得这个小家伙肯定也能顺利出生。不过我可不敢拿孩子冒险，我甚至还去医院做了个小手术，因为医生说这样才能“保住肚子里的孩子”。但在九个月的怀孕过程中，我的身心健康都处于巅峰状态。我很好地周旋于家庭和工作之间：在医院里，我主管一个住院部，那里住的都是有严重精神问题的病人；我把家庭也照顾得井井有条，肯尼斯已经三岁了，精力十分旺盛，每天都过得很开心。他正激动地期待着小弟弟或是小妹妹出生呢。

1963年12月5号，我的羊水破了。当时我刚给学生们上完课，要知道这时离预产期还远得很，我只能坐在课桌上，让学生帮我给曼尼打电话。他和我在同一栋楼里办公，所以很快就来了。虽然我感觉没什么异常，一切都很好，但曼尼还是把我带回了家，给产科大夫打了电话。我的大夫觉得问题不大，他告诉我好好休息，周一去他办公室。“卧床休息，控制体温，不要过度劳累。”他说道。

一个没生过孩子的大男人说起这话当然轻松，但如果我周一要去医院的话，就得先做一些准备。整个周末我都忙着给曼尼和肯尼斯准备食物，把它们都冷冻起来，然后又忙着整理一些衣服。周一早上，我还是感觉很正常，但在我蹒跚走进产科大夫的办公室时突然感到腹壁像石头一样硬。我的大夫立刻警觉起来，这个不同寻常的症状把他吓坏了。他诊断我得了腹膜炎，一种能危及生命的感染，但如果我在羊水破了那天来医院，或许就能避免发生这种情况。

我立刻被送往了附近的天主教医院，修女们当即准备为我催生。而我的医生却认为孩子太小，现在催生可能无法存活。“用止痛药的话孩子肯定会受不了。”他在说这话的当口，我已经痛得受不了了。轻轻碰一下肚子都会让我痛得死去活来。疼痛一波接一波接踵而来，将我整个人全都淹没了。

我发现修女们抬来了一张桌子，上面放着圣水和其他洗礼用的器具。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她们认为孩子活不了了。她们根本顾不上关心我和我的健康状况，只想着要在孩子死之前给他洗礼。

我一连疼了四十八个小时，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曼尼就坐在我旁边，但却什么忙都帮不上。我一度甚至停止了呼吸，并且有好几次我都觉得自己就要死了。在最后的关头，医生终于试着给我打了一针止痛针，但已经完全不起作用了。该来的最终还是会来，整整疼了两天后，我终于听到了新生儿的哭声。然后我听到有人在说：“是个女孩！”

虽然大家都还以为会生下来个死婴，但芭芭拉却在经过一番顽强斗争后，活蹦乱跳地活了下来。她的体重只有三磅[1]多点，我还没好好看看她的脸，修女就飞快地把她放入了早产儿保育箱。之后我才告诉大家，我出生的时候也是个两磅多点的小不点，谁都没想到我能活下来。不过当时在经历了一波又一波无休止的阵痛后，我已经浑身瘫软，筋疲力尽，好不容易才挤出一丝笑容，迎接这个期盼已久的小女孩，然后就心满意足地陷入了深深的睡眠中。

三天后我出院回家了。让我感到难过的是，不能带着女儿一起回家，因为她的体重仍然没有上升，医生们认为她需要待在医院里，直到变得更加强壮才行。在接下来的一周里，我每过三个小时就去医院照顾她。我对小儿科的医生说我自己在家能更好地照顾我的孩子，但他却不这么认为。不过终于在七天后，我穿着自己的白大褂亲自给芭芭拉办理了出院手续。

现在一切都圆满了。我拥有了一个家、一个丈夫和两个漂亮的孩子：肯尼斯和芭芭拉。家务活更加繁重了，但我脑海里面一直浮现的却是这样一幅温馨的画面：有一天，我在厨房做晚饭，肯尼斯抱着小妹妹坐在他的膝盖上，轻轻地来回晃着，曼尼坐在椅子里读着什么。我的小世界看起来是那么的美满。

但随即，曼尼，这位丹佛唯一的神经病理学家，开始变得烦躁不安起来。他并不满足于只是停留在丹佛做个神经病理学家，他渴望知识含量更高的工作。我理解他的感受，并让他试着找找其他工作。只要有适合我们俩的地方，我就跟他一起去。1965年春天，我带孩子们回瑞士度假。等我们回来时，曼尼已经为我们找好了工作。我们可以选择去新墨西哥州的阿尔伯克基市（Albuquerque），或是芝加哥。要想做出选择并不难。

夏天来了，我们搬到了芝加哥。我们在马力努克（Marynook）——各色人种聚集的中产阶级市郊，找到了一间现代化的双层住宅。曼尼在西北大学医疗中心（Northwestern University Medical Center）找到了一份很不错的工作，我加入了比林斯医院（Billings Hospital）的精神病学部门。这所医院和芝加哥大学有很多合作项目，通过这层关系，我开始在精神分析研究所做心理分析。

我对心理分析并没抱太大希望，回家直接就把这件事忘了。一天，在我整理行李的时候电话响了，我拿起电话，里面传来了一个威严傲慢的男性的声音。我一听这声音就很反感。打电话的人通知我说，研究所已经为我挑选了一位心理分析师，下周一将和我进行第一次会面。

我解释说我刚搬来这里，还没找到带小孩的保姆，所以这个时间并不是很方便。但他根本不接受任何借口。

接下来事情变得越来越糟。第一次会面我就足足等了四十五分钟，分析师让我进办公室后，我就坐在那里等着他给我发出指示。但他什么都没说，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房间里安静地让人难受。分析师只是绷着脸瞪着我，这让我感到备受煎熬。最后他终于开口说道：“你打算一直坐在那儿一声不吭吗？”

他这么一说我才如梦初醒，开始努力描述起我早年的生活和作为三胞胎之一的苦恼。但几分钟后，他打断了我的话。他说我说的话他一个字都听不懂，他断定我的问题很明显：那就是我有语言障碍。“我不明白为什么机构会找你来做训练分析。”他说道，“你甚至连话都说不明白。”

我真的受够了，立刻站了起来，摔门而去。当晚他又打电话到我家，央求我再回去做一次分析，说这样才能消除彼此间的坏印象。我当时真是疯了，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第二次会面持续的时间更短。我认为我们就是看对方不顺眼，根本不用浪费时间去找什么原因。

但我并没有放弃心理分析。在朋友的推荐下，我终于开始定期和赫尔穆特·鲍姆（Helmut Baum）医生见面，并坚持了三十九个月。我发现心理分析还是有一定作用的，我对自己的个性也有了一些新的看法，开始慢慢了解为什么自己的个性这么倔强独立。

但我还是不太喜欢传统的精神病学，对于我的部门对外大肆宣传的重大药物突破也不感兴趣。我感觉人们都有些过度依赖药物。我认为医院并没有考虑病人的社会、文化和家庭背景。同时，我对医生过于关注发表科学论文和追求名声地位的做法也深感不满。在我看来，他们根本不把解决病人的问题看得像学术地位那么重要。

所以我特别喜欢跟医学院的学生相处。他们渴求学习更多新知识，热衷于探讨新想法、新观点、新姿态和新的研究项目；他们如饥似渴地研究病例，想要获得属于自己的经验；他们需要有人来扶植栽培。我的办公室一时间挤满了这种学生，他们奔走相告，原来校园里还有这样一个地方，你能够在这里尽情地谈论内心的想法和问题，会有人耐心地倾听你的诉说。我在办公室听过各种各样的问题，但随后听到一个特别的问题时，我才发现，原来来芝加哥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1]约等于一千三百六十克。

死亡和濒死

On Death and Dying

我的生活就像是在耍杂技，连弗洛伊德和荣格也要为我捏一把冷汗。除了要勇敢面对芝加哥市中心拥堵的交通，我还要找个管家，跟曼尼争取开一个属于我自己的账户，以及去商店购买日用品；除此之外，我还要准备讲义，并承担精神科对其他部门的联络工作。有时我觉得自己实在没法再多承受一点点负担了。

但1965年的一天，有人敲响了我办公室的门。来自芝加哥神学院（Chicago's Theological Seminary）的四位男士向我做了自我介绍，称他们正在研究一篇论文，主题是“死亡是人类需要面对的最大危机”。他们不知从哪里弄到了我在丹佛第一次上课时的讲义副本，有人告诉他们我也写过一篇相关论文，不过他们找不到我的论文，所以就直接来找我了。

我告诉他们我根本没写过这种论文，他们听了十分失望。不过我还是请他们坐下来和我聊聊。听到神学院的学生对死亡和濒死的主题感兴趣，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惊讶。他们和医生一样，有足够的理由去研究死亡和濒死，他们也要面对濒死的病人。当然他们对死亡和濒死也有一些独到的问题，光靠读《圣经》是没法解答这些问题的。

神学院的学生们承认，当人们问起关于死亡和濒死的问题，他们在回答时感到十分无助、困惑。他们根本没和濒死的人聊过天，也没见过死人的尸体。他们想问问我知不知道要如何去获得这种实践经验。他们甚至还提出要在我探访濒死病人时从旁观察。当时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正在推动我进一步地进行死亡和濒死的研究。

接下来的一周里，我一直在想，我所担任的联络工作给了我很多机会，让我得以接触到肿瘤科、内科和妇科的病人。一些病人得了不治之症，其他病人则独自坐立难安地等待着接受放射性治疗、化疗，或是只是拍一张简单的X光片，但他们全都心存恐惧，感到迷茫、孤独，极度渴望能有另一个人来为他们分忧解难。我很自然地做到了这一点。我只需要问一个问题，他们的心声就像开闸的洪水一样，倾泻而出。

于是查房时我在濒死的病人中调查了一番，询问他们是否愿意和这些神学院的学生们谈谈。我还找了其他几名医生，询问他们有没有在诊治濒死的病人，但他们都一脸厌恶地回绝了我。有一位医生负责的绝症病人是全院数量最多的，他不仅拒绝让自己的病人和别人聊聊，还谴责我试图“利用他们”。甚至没几个医生承认自己的病人快死了。也许是我说得太直白了，我应该更婉转更圆滑地提出自己的要求才对。

最后终于有位医生提到了他病房里的一位老人。这位老人患了肺气肿，活不了多久了。医生的意思大概就是：“试试这个人吧，但别伤害他。”我立刻就走进了这位老人的房间，来到了他的床前。他身上插着呼吸器，看起来非常虚弱。但他正是我想要找的人。我问他是否介意明天带四个学生来这问他一些有关当前感受的问题。我觉得他理解了我的意图，不过他建议我立刻就把他们带来。“不，”我说道，“我还是明天再带他们来吧。”

我错在没有听他的话，他想告诉我时间不多了，但我却没听进去。

第二天我把四名神学院的学生带到了他的房间，但那时他的身体更加虚弱了，就连一句话都说不清楚了。不过他认出了我，并且按了按我的手，表示他知道我们来了。一滴眼泪划过他的脸颊。“谢谢你的努力。”他喃喃地说道。在他身边坐了一会儿后，我就带学生们回到了办公室。刚到办公室，我就收到消息说，那位老人刚刚去世了。

我的心情糟透了，我真不该只想着先忙自己的事，而推迟了病人的请求。这位老人是如此迫切地想和别人聊聊自己心中的感受，但我却没给他这个机会，让他含恨而终。最后我终于又找到了一位愿意和神学院的学生们聊聊的病人，但第一次的教训真的太深刻了，让我终生难忘。

人们在试图理解死亡时，往往会面对一个最大的阻碍：我们的潜意识根本无法想象自己生命终结的样子。在它看来，死亡是一种可怕的生命骤然中断的现象：意外身亡、谋杀，以及身患某种绝症。换句话说——令人感到恐怖的痛苦经历。在医生眼里，死亡则意味着失败。我不经意地发现，医院里的人都对死亡这个话题避而不谈。

在这家现代化的医院里，濒死是一件凄凉悲惨、事不关己的事情。绝症病人都被送到了偏僻的病房。在急诊室，病人孤零零地躺在那里，医生和他的家人们则忙着争辩是否要告诉他真相。对我来说，唯一要问的就是：“我们要如何把这个消息传递给病人？”如果有人问我对于一个濒死的病人来说什么才是最理想的选择，我会给他讲讲我小时候见过的那个农夫的死，他选择了回到家里和家人朋友在一起。真相永远是最佳选择。

人们相信，医学取得的巨大进步能让人生免除病痛。而一说到死亡，人们就会把它跟痛苦联系在一起，所以每个人都会尽量避开它。成年人很少提起和死亡有关的事，当无法避免时，他们会把孩子们送到其他的房间里。但事实终归是事实，死亡是生命的一部分，且是生命中最重要的一部分。最善于延长生命的那些医生并不明白这个道理。如果这辈子活得不好（包括临终的时刻），那死亡也不安宁。

这些观点急需被提高到学术科学的层次上进行探讨，这个任务不可避免地落在了我的肩膀上。和导师马戈林教授一样，我那些关于精神分裂症和其他精神疾病的课程，也被大家视为标新立异的事，受到医学院学生的追捧。那些求知欲较强、胆子较大的学生都在讨论我和四名神学院学生的经历。圣诞节来临前，来自医学院神学部的六名学生问我能否再安排一次和濒死病人的会面。

我答应试试看。等到六个月后，也就是1967年上半年的时候，我每周五都会组织一次研讨会。没有一个医院的医生来参加过这个研讨会，这也从侧面反映出了他们的态度。但研讨会在医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乃至护士、牧师、拉比和社工中却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场场爆满。为了能容纳更多听众，我将研讨会转移到了一间大讲堂里。不过为了保持一种私人空间的感觉，我对濒死病人的采访都是在一间小房间里进行的，房间里安装了双面玻璃和录音装备。

每周一我就开始寻找能接受采访的病人，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多数的医生都觉得我和研讨会，都只是为了利用病人，让人感到恶心。我那些为人处世比较圆滑的同事就会找一些借口，推说他们的病人不适合参加这种活动。大部分医生都禁止我直接接触他们的重病患者。一天下午，我正在办公室里和一群牧师及护士聊天，这时电话响了，听筒那端传来了一位医生怒气冲冲的吼声：“你居然敢和K太太谈她快死了的事？她根本不知道自己病得多严重，还以为自己还能回家呢！”

正切中要点。那些对我的工作和研讨会退避三舍的医生，他们的病人通常都不知道要如何应对自己的病。医生们总是一脸讳莫如深的样子，病人根本没机会说自己有多担心。

我的目标是打破职业中的层层禁忌，让病人能够自由地说出内心最真实的想法。我记得之前写过一篇关于在寻找适合受访的病人时受挫的文章。医生们一个接一个地来通知我说自己的病房里没有濒死的病人。之后我在走廊里遇到了一位老绅士，他正在看一则标题为《老兵不死》的新闻。第一眼见他，我就知道他的健康情况正在日益恶化，于是我上去问他看这种新闻会不会感觉不舒服。他还以为我也是那种宁愿逃避现实的医生，十分轻蔑地瞥了我一眼。之后他就成了研讨会上的大人物。

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性别也是一个因素，因为是女性，所以我遭到了更多的反对。作为一名流产四次、生过两个健康宝宝的女人，我将死亡看作是生命自然循环中的一部分。我别无选择，它是不可避免的。无论是生孩子还是简简单单地活着，你都面临着死亡的风险。但大部分医生都是男性，而且他们大都认为死亡就是某种程度上的失败。

死亡学，或者说对死亡的研究，就是在早年这样诞生的。当时对我影响最大的老师是一位黑人女清洁工。我不记得她叫什么了，但无论白天黑天，在轮班的时候总能在走廊里看到她。我之所以注意她是因为她影响过很多身患绝症的病人，我注意到，每次她离开病房之后，病人的态度都会发生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想要知道她到底有什么秘诀。在强烈好奇心的驱使下，我开始暗中窥视这位高中还没毕业，但晓得一个大秘密的女人。

一天，我们在走廊上不期而遇了。我突然鼓励自己做出经常让学生们做事的架势——“拜托，有问题你就问。”我鼓起勇气，直接走到这位女清洁工面前，一副兴师问罪的模样，单刀直入地脱口而出：“你到底把我的病人怎么样了？”我敢肯定她被我吓了一跳。

她本能地为自己辩护起来：“我只是擦擦地板而已。”她很有礼貌地回答，然后就走开了。

“那不是我想说的重点。”我说道，但她已经走远了。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都用怀疑的目光打量着对方，就像是玩游戏一样。终于有一天下午，她在走廊上一看到我，就把我拉到了护士站后面。这可真是奇特的一幕——一位穿着白大褂的助理精神学教授，被一位扫地的黑人女清洁工强行拉到一旁。等到只有我们两个人，没人能听到我们说话的时候，她向我吐露了自己悲惨的一生和她的心声，这是我未曾料到的。

她来自芝加哥的南区，从小就过着贫穷悲惨的生活。她们一家挤在一间租来的房子里，没有暖气也没有热水，孩子们总是因为吃不饱饭病怏怏的。和大多数穷困潦倒的人一样，她总是饿着肚子，身体毫无抵抗力，经常生病。孩子们就用劣质的麦片粥充饥，医生根本不是他们能请得起的。一天，她三岁的儿子得了很严重的肺炎，她带他来到了当地医院的急诊室，但却被拒之门外，因为她还欠医院十块钱。绝望的她只能一路走到库克郡公立医院（Cook County Hospital），那里有不得拒绝穷人入院的规定。

不幸的是，在那里她遇到了一屋子像她一样的人，每个人都急需医疗护理，她被告知要排队等待。没想到一等就是三个小时，她眼睁睁地看着她的小男孩艰难地喘着粗气，就这么死在了她的怀里。

我为她感到难过，但更让我惊讶的是她在讲这件事时的态度。虽然深感悲痛，但她并不消沉，不怨天尤人，也没有心存愤恨。她那种心平气和的态度让我吃了一惊。这真是太怪了，我当时也没有多想，几乎脱口就问：“为什么你要告诉我这件事？这和我那些濒死的病人又有什么关系？”但她那双漆黑善良、善解人意的眼睛仿佛看透了我的心思，然后她对我说道：“你知道的，死神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很久很久以前我就认识他了。”

现在我俨然变成了她的学生。她继续用平和坦白的语气说道：“我再也不怕他了。有时我走进那些病人的房间里，看到他们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我就会走上前去。有时我还会摸摸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别担心，一切并没有那么糟。”说完这些后她就陷入沉默。

不久后，我就把这位女清洁工提拔为了我的首席助理。她在没人支持我的时候给予我力量，这也成了我一直试着传递给大家的重要一课。你并不需要一个专门的古鲁（gurus）[1]或精神导师来帮助你成长。什么人都可能成为你的老师——孩子、绝症病人或者是一位女清洁工。勇敢地对别人敞开心扉就是对他最好的帮助，这是世界上任何理论和科学都无法比拟的。

谢天谢地，还有那么几位能够理解我的医生，允许我接近他们即将死去的病人。在每次正式开始前，我们会有一些简单的程序。我会穿上写有我名字和精神科联络员（Psychiatric Liaison）头衔的白大褂，先征求病人的同意，让他们允许我在学生面前询问一些关于他们的疾病、住院治疗以及其他一些感受的问题。除非他们自己先说起“死亡”和“濒死”这种字眼，否则我绝不会先说出来。我只问问他们的姓名、年纪和诊断情况。一般病人没过几分钟就会同意参加这个活动。事实上，我根本不记得有人拒绝过。

一般讲堂在研讨会开始前三十分钟就会人满为患。我会用担架或是轮椅把病人带到采访室里。在开始前，我会先站到一旁，默默地祈祷采访不会对病人有任何伤害，我的问题能够帮助他打开心扉，倾吐心结。这和匿名戒酒会（Alcoholics Anonymous）[2]的祷文有些类似。

上帝赐予我平静，

接受我不能改变的事情；

上帝赐予我勇气，

改变我能改变的事情；

上帝赐予我智慧，

区分两者之间的差别。

病人开始讲话后——有些病人就连喃喃低语都会觉得疲惫不堪——就会像决堤的洪水一样，倾吐出他们被压抑已久的情感。他们从不浪费时间东拉西扯，而是直奔主题。大部分人表示，他们并不是从医生那里知道自己得了绝症，而是从家人和朋友态度的转变看出来的。在他们急需了解真相的时候，大家突然间都变得疏远起来，并且还总是支支吾吾地不肯说出真相。大部分人都觉得护士比医生更贴心，对他们的帮助更大。“现在趁这个机会告诉他们为什么吧。”我说道。

我常说濒死的病人是我最好的老师，但倾听他们述说也要有莫大的勇气。病人会毫不客气地说出他们对医疗护理有多不满——不只是医疗护理本身，还包括缺乏同情心、交流和理解。经验丰富的医生无法理解自己怎么会被病人描绘成麻木不仁、胆怯和不称职的医生。我记得有个女人甚至还哭喊着说：“我所有的医生都只是想跟我谈谈我的肝脏大小，在这种节骨眼上谁还会关心自己的肝脏到底有多大吗？我家里还有五个需要照顾的孩子，这才是最要命的。但是根本没人跟我说说这个问题！”

在采访结束时，病人们都感到如释重负。许多已经放弃希望、觉得自己是废人的病人，发现自己又有了一个新的角色——老师。对此他们都感到欣喜若狂。他们意识到原来就算濒死之人也可以拥有人生目标，因此要好好地活到最后一口气。他们仍在成长，听众们也是。

采访结束后我都会先把病人送回房间，然后再回到讲堂里和听众进行热烈的讨论。

除了分析病人的感受，我们也会检测自己的反应。与会者的发言一般都坦率得让人感到吃惊。“我几乎没见过什么死人。”一位医生说道。他因为对死亡感到恐惧所以干脆躲得远远的。“我不知道要说什么。”一位神父承认根本无法从《圣经》里找到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什么也不说。”

在讨论中，医生、牧师和社工们都正视了自己的防御和敌意，他们分析并克服了自己的恐惧。通过倾听濒死病人的述说，我们都明白了以前自己不该那样做，今后我们能做得更好。

每次我带一个病人进出病房时，我都会觉得他的生命是“广阔天空里数百万星星中的一颗，在刹那间闪亮地划过天际，转瞬消失在无尽的黑夜之中”。每位病人给我们带来的启示归结起来都在传达同样的信息：

好好活着，以免将来后悔白白浪费了自己的生命。

好好活着，以免将来为自己做过的事感到后悔，希望重新来过。

好好活着，真实而又充实地度过每一天。

好好活着。

[1]印度教等宗教的宗师或领袖。

[2]或称戒酒无名会，国际性互助戒酒组织，酗酒者互相分享各自的经历、力量和希望，以达到戒酒的目的，保证自己不再嗜酒，同时也帮助其他人戒酒。所有成员对外亦均保持匿名。

全心全意

Heart and Soul

为了能找到参加每周五研讨会的病人，我养成了每晚下班前都在医院走廊里寻找“猎物”的习惯。很少有同事想帮我。回家后，曼尼倒是能听听我郁闷地发泄一下心中的不满，但他的耐心也是有限的，况且他也有自己的工作要做。我总是感觉自己是医院里最孤独的人，有一天，倍感落寞的我居然走进了医院牧师的办公室。

我自己都没想到这次拜访会给我带来莫大的帮助。医院的瑞福德·盖恩斯（Renford Gaines）牧师正坐在桌旁，他是一位身材修长、相貌英俊的黑人，大约有三十多岁。说话做事都深思熟虑，十分沉稳。我是在研讨会上认识盖恩斯牧师的，他经常来参加研讨会，也非常感兴趣。他发现在研讨会上学到的东西能让他更好地帮助濒死的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对此我一点也不感到惊讶。

那晚我和盖恩斯牧师谈得十分投机。我们都认为谈论死亡和濒死让我们了解到，大部分濒死病人真正关心的问题和死亡并没有关系，他们关心的是如何更好地活着。他们想要的是坦诚、终结和安详。重点在于，一个人如何死取决于他怎么活。这里面包含了现实和哲学两个领域，即心理学方面和精神层面上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我们两人分别从事的职业。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我们两个人经常在一起忘我地聊天，这直接导致我不能按时回家，也就没法在晚饭时间准时开饭。但是我们成了彼此的精神导师。我这个在学校受过科学理性教育的人，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盖恩斯牧师精神世界里的知识养料。通常无论是在研讨会上还是和病人谈话时我都会避开与宗教灵性相关的话题，但盖恩斯牧师的加入给了我一个绝好的机会。借用他的背景，我可以把我的工作拓展到宗教领域。

在一次讨论中，我邀请这位新朋友和伙伴做搭档。谢天谢地，他答应了我的请求。从那时起，盖恩斯就和我一起探访绝症病人，在研讨会上协助我。从风格上来说，我们配合得天衣无缝。我关心的是病人脑子里在想什么，盖恩斯牧师关心的则是病人的灵魂。我们就像在打一场完美的乒乓球赛一样，你来我往，轮番上阵。研讨会变得更有意义了。

其他人也这么认为。最重要的是病人们怎么想。两百个人里只有一两位拒绝讨论他们的疾病所导致的问题。你也许会奇怪为什么他们会这么自告奋勇，那就来看看我和盖恩斯牧师一起探访的第一位病人的情况吧。G太太是一位中年妇女，几个月前不幸患上了癌症。住院期间，从家人到护士上上下下的人都饱受她的折磨，和她一起受苦。但经过几周苦口婆心地劝说后，盖恩斯牧师安抚了她的怒火，修补了她和家人之间的关系。她又开始跟大家说话——好好地说话了，并且很享受爱她的人在身边的陪伴，他们也更爱她了。

等到研讨会开始时，G太太已经被病魔折磨得不成人形，但她彻底变了一个人。她承认：“我这辈子都没活得这么充实过。”

1969年年初，在研讨会举办了三年后，附近的芝加哥路德教会神学院（Lutheran Seminary of Chicago）代表团也慕名前来参加，对我表示支持，这让我十分意外。我本以为会有一场激烈的辩论，但他们是来邀请我加入他们学院的。很自然的，我拿出了各种各样的借口来证明他们不可能会想要我加入，想办法让自己置身事外。我甚至还提到自己不喜欢宗教。但他们却坚持自己的想法：“我们并不是想让你教神学课。”他们解释道，“这个我们比较擅长。但我们相信你能向我们展示在现实中如何当一名好牧师。”

我没法反驳他们，因为我也认为让一个不是学神学的人来谈谈如何帮助濒死的病人是个好主意。除了盖恩斯牧师和那几个神学院的学生，我和牧师们的接触都不怎么愉快。这么多年来，大部分需要跟医院牧师谈谈的病人都对他们感到很失望：“他们想做的只是从那本小黑皮书上摘上几段读一读。”我经常听到病人这样说。结果就是，不确定到底要做什么的牧师们，为了避开病人真正要问的问题，往往搪塞地念上几段《圣经》上顺手拈来的经文，然后就匆匆离去。

这样做会造成更多的伤害。我可以用一位十二岁小姑娘的故事来解释为什么会这样。她的名字叫做莉斯（Liz），我在去了神学院几年之后才遇见了她。不过她的故事就是最好的证明。她患了癌症，生命垂危，被家人接回了家。我在她家里帮她父母和三个兄弟姐妹一起照顾她，在她的健康情况日益恶化时，陪他们一起面对各种各样的艰难困苦。最后这个小女孩已经瘦得只剩一副躯壳，只有腹部因为长满了肿瘤而高高隆起。她知道自己活不久了，但还是苦苦撑着不肯就这么死去。于是我问她：“你为什么不想死呢？”

“因为我去不了天堂。”她哭着说，“牧师和姐姐们对我说，只有爱上帝胜过爱世上任何人才能去天堂。”她抽泣着拖着身子向我靠了靠。“罗斯医生，爸爸妈妈才是我在这个世界上最爱的人。”

我强忍着几乎夺眶而出的泪水，向这个小女孩解释说这是上帝交给她的最艰巨的任务，这就跟老师会把最难的问题留给最棒的学生一样。她听明白了我的意思，并且说道：“我觉得这是上帝交给孩子们的最艰难的任务了。”

这的确奏效了，几天后，莉斯终于安心地走了。但这件事却让我对宗教更加反感。

不过我还是接受了路德教会的教师工作。两周后，我就在一个人满为患的讲堂里开始了第一节课。我开诚布公地问起他们对罪恶的看法，但却没人问我对宗教有什么看法。“除了助长罪恶和恐惧，它还有什么用？”

“它的作用就是让精神病医生有更多的事可做！”说完我笑了起来，我要让他们知道，我也是魔鬼的一名门徒。

在接下来的课堂上，我试着鼓励他们好好想想，是不是真的要奉献自己的一生，去当一名牧师。如果他们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个世界存在着各种互相矛盾的宗教教派，但它们的基本教义又大同小异的话，那他们之后可要吃点苦头了。

我成了学校里的风云人物，神学院甚至找我帮忙挑选出那些有前途的学生，淘汰无法胜任牧师的学生。这真是太有意思了。和我谈过话的学生，大概三分之一的人都选择离开了神学院，成为了社工或是进入相关的领域工作。总的来说，在神学院讲课和采访学生的工作很吸引人，但我只教了一个学期就离开了那里。因为行程表已经排得满满当当，就连我这样的工作狂也应付不来了。

我在医学院的教学工作已经够有趣了。那些濒死的病人在研讨会上总能给我们很大的启发，学生们自学的能力也很强，对此我早就习以为常。我觉得这都不是我个人的功劳。事实上，我最害怕的事就是独自一个人在台上呆呆地站上十分钟，而没有一个病人在旁边。我连想都不敢想，如果真这样我要说些什么呢？

突然有一天噩梦就变成了现实。就在研讨会开始前十分钟，我本打算采访的那个病人突然意外去世了。八十个人还坐在讲堂里等着，其中有一些还是长途跋涉特意赶来的，我实在是不想就这么取消研讨会，可是又没法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找到新的病人。我呆呆地站在走廊上，听着讲堂中的学生们嘁嘁喳喳的声音，脑袋一片空白，完全不知道如果身边没有那位真正的老师我该怎么做。

但一回到讲台上我就找到了灵感，课堂气氛也立刻活跃起来。大部分的听众都在医院和医学院工作，或是和它们有关，于是我就问起他们日常工作中最大的问题是什么。我们没有和病人对话，而是开始讨论起他们所面对的最大的挑战。“告诉我什么事让你们觉得最棘手。”我说道。

一开始下面鸦雀无声，好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才有人开始举手。让我大吃一惊的是，我最先叫起来的两个人居然说是某位医生——事实上就是专门治疗重症癌症病人的一位系主任——让他们觉得很头疼。他们解释说这个人很有才华，但如果有人语气中带有一丝病人也许治不好的意思，这位医生就会突然翻脸，把这个人臭骂一顿。其他认识这个人的听众也纷纷点头表示赞同。

我没发表什么意见，但我知道他们说的是谁，因为我也和这位医生发生过好几次冲突。我无法容忍他粗暴无礼、傲慢和不诚实的态度。之前我在身心医疗联络处做主任时，曾经两度参加过他负责的濒死病人的会诊。据他宣称，其中一个病人已经痊愈，另一个也只要等些日子就会好起来。但X光片上显示，这两位病人的癌细胞已经扩散转移，根本没法动手术了。

显然，真正需要心理治疗的是这位医生。他的心理有严重的问题，根本无法正确面对死亡和濒死，可是我却没法跟病人这么说。只是批评别人——尤其是病人信任的人，对他们的病情根本毫无帮助。

但研讨会又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们假设M医生是病人，谈论了一些和他相处时遇到的问题，然后我们又根据这些问题检讨了自身的问题。几乎所有人都承认自己对于那些生病的医生和护士同事存在一定程度上的偏见。他们会用不同于普通病人的标准来衡量他们。我同意这个观点，并且举了我对M医生的看法做例子。“如果你不怎么喜欢一个人的话，你就没法帮他。”

但之后我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这里有喜欢他的人吗？”

在一片不屑和冷笑中，一位年轻女人缓慢迟疑地举起了手。“你生病了吗？”我半开玩笑地问她，心里感到十分惊讶。下面一阵哄堂大笑。然后这位护士十分优雅平静地伫立在人群中，缓缓地驳斥道：“你们不了解这个男人，你们不了解他。”此话一出，下面立刻鸦雀无声。在一片寂静之中，这位护士用她那细弱的声音讲述了其他病人回家后，M医生还在深夜查房的事情。

“他从离护士站最远的病房开始，一直走到我通常坐的那个地方。”她继续说道：“他进到第一间病房时，腰挺得直直的，满脸自信，好像一切都在他的掌握之中，但每离开一间病房他的背就会弯下去一些，最后变得越来越像个弯腰驼背的老人。”这位护士再次描述了夜晚的这一幕，下面的听众也开始在脑海里想象起来。“等到从最后一位病人的房间里出来时，他看起来已经完全崩溃了，可以看得出来他在自己的工作中已经找不到任何快乐、希望或是满足感了。”

日复一日，她每夜看着这一幕上演，心里感到很难过，想想看这位医生付出了多么高昂的代价！她向大家承认说，自己一直以来都好想能够像一个朋友那样，轻轻地抚慰这位医生，告诉他她理解这份工作让人感到多么艰难无助，所有的人听到这里眼眶都湿润了。但医院森严的等级制度根本不允许出现这种人性化的行为。“我只不过是个护士。”她说道。

但这种同情和朋友般的理解，正是这位医生急需要得到的最宝贵的帮助，而这位护士又是讲堂里唯一关心他的人，所以只有她才能胜任这个任务。我告诉她必须要强迫自己行动起来。“别想太多，”我说道，“顺从你内心的声音，做它告诉你去做的事吧。”然后我又说道：“如果你能帮他，你就能帮助成千上万的其他人。”

休假一周后，我又回到了办公室，一头扎进了工作当中。这时房门突然被打开了，一位年轻的女人冲了进来。她正是之前研讨会上发言的那位护士。“我做到了！”她冲我喊道，“我做到了！”

从上周五开始，她就一直在注意查房的M医生。正像她所描述的那样，他在结束的时候看起来完全崩溃了。这一幕在周六再次上演，但情况变得更加复杂了，他的两位病人在那天去世了。周日当她看到他垂头丧气地走出最后一间病房时，终于鼓起勇气来到他身边，强迫自己伸出手去。但手还没伸出去她就已经喊了起来：“天啊，这真是太难了！”

突然M医生抓住了她的胳膊，将她拉到了自己的办公室里。关上门之后，她看到他压抑已久的痛苦、悲痛和苦闷喷薄而出。他和她讲了自己为了通过医学院考试所做出的所有牺牲，在自己还在实习的时候，朋友们都已经有了固定的工作和收入；在他梦想着治好自己的病人时，同辈的人都已经开始组建家庭、搭建度假屋了。他这辈子都在忙着钻研自己的专业，根本没有好好地生活过。现在他终于当上了系主任，坐在这个位置上，他就能真正改变病人的生活。

“可是他们全都死了。”他哭了起来，“在我面前一个接一个地死了。”

在下一次的死亡和濒死研讨会上，这位护士和大家分享了这个故事。每个人在听完后都意识到，只要鼓起勇气，听从内心的声音，每个人都会迸发出巨大的能量来帮助别人。不到一年，M医生就开始和我一起接受心理辅导，三年后，他开始接受全天的心理治疗。他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改变。M医生没有变成一个对生活丧失热情的抑郁者，而是重新发现了生活中那些激励他成为了一名医生的美好温情和理解。如果他知道了这些年他的故事帮助了多少人，一定会感到十分宽慰。

我的母亲

My Mother

这本该是一幅让人感到心满意足的完美画面。1969年，我们搬进了福兰克·洛依德·来特（Frank Lloyd Wright）[1]公司设计的一栋美丽的房子，它位于弗洛斯摩尔村（Flossmoor）[2]的高级住宅区。我的新花园占地辽阔，曼尼和孩子们在我生日时送了我一台小型的拖拉机。曼尼很喜欢自己的新书房，并且在里面安装了一套很棒的立体声音响，这样我就能一边听着乡村音乐，一边在自己的梦幻厨房里悠闲地干活了。孩子们也都进入了著名的公立学校读书。

但这一切都太完美了，完美的让我感觉什么地方有点不对，就好像是一场迟早要醒来的梦。一天早上醒来，我突然明白了自己为什么不安。我们现在生活富足，别无所求。但我想要做的是把我童年中最重要的东西传递给自己的孩子。我想要让他们知道早早起床去山中远足、踏青赏花、追逐蟋蟀和蝴蝶是什么感觉；我想要他们在白天收集野花和五颜六色的石头，夜晚来临时在星空下做着美梦。

我并没有坐下来好好想想自己应该怎么做，那可不是我的作风。第二周我就把肯尼斯和芭芭拉接出了学校，直接带着他们飞到了瑞士。母亲在采尔马特（Zermatt）市迎接我们，那里是阿尔卑斯山的观光胜地，禁止汽车进入，人们就像生活在百年前。这就是我梦想的地方，这里的景色让人感到心旷神怡，就像来到了天堂一样。我带着孩子们在山中漫步，他们攀爬山峰，沿着溪流奔跑，追逐鸟兽；他们采集花朵，把漂亮的石头带回家。孩子们的脸被太阳晒得红彤彤的，这次旅行真是让人毕生难忘。

不过我并没想到，真正让我难忘的并不是这些经历。在这里的最后一晚，我和母亲把孩子安顿好后，她又给了孩子们一些晚安吻和拥抱，我则踱到了阳台上，坐在一张老旧的手工藤椅上。这时卧室的门打开了，母亲走了出来，和我一起呼吸着夜晚新鲜的空气。

我们眺望着天边那美得不可思议的一轮明月，它看起来就像漂浮在马特霍恩峰（Matterhorn）[3]上一样。母亲在我身边坐下，过了好久我们都没有说话，只是各自想着自己的心事。这一周比我想象的更好，我从没感到如此幸福。我想起居住在城里的那些人，他们从来没看过这么漂亮的天空，也不会费心去想这些事情，只是日复一日地把生命消耗在看电视和喝酒上。在这一刻，母亲看起来对她的生活也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静静地并肩坐着，任由时间流逝，享受着彼此陪伴的感觉。最终母亲打破了沉默。在那一刻，她可以说的事情有千千万，但她偏偏就说了一句：“伊丽莎白，我们都会死的。”出于某种原因，人们会在某种特殊的时刻做出一些举动，但我不知道为什么母亲会在那时那样的情景下突然说出这么一句话来。也许是因为看到了广袤的天空，也许是因为我们在共度一周之后她感到十分放松，和我更加亲近的原因吧。

现在我觉得，也许那时她对自己的未来已经有了某种预感。

不管是为了什么，她又说道：“你是我们家中唯一的医生，如果发生什么紧急状况的话，我就只能指望你了。”

会有什么紧急状况呢？虽然她已经七十七岁，但每次远足她都毫不吃力，也从不抱怨，她的身体非常健康。

我不知说什么好，真想冲她嚷嚷几句，但她根本没容我说话，继续悲观地说道：“如果我成了植物人的话，我想让你结束我的生命。”我越来越听不下去了，让她别再说下去。可是母亲还是说个不停。无论什么原因，她都毁了这个美好的夜晚，甚至是整个假期。“别再说胡话了。”我哀求道，“不会发生那种事的。”

母亲似乎根本不在乎我那时在想什么，而且我的确也不能保证她不会变成植物人。气氛变得很不愉快，最后我俯身向前，告诉母亲，我反对自杀，并且永远永远都不会帮助任何人自杀——尤其是我自己的母亲，我深爱的、那个给予我生命让我活下来的人。“如果真有什么事发生，我也会像对待所有那些病人那样对待你。”我说道，“我会让你好好活到离开的那一天。”

不知怎么的，就这么结束了这场让人心烦意乱的对话。我们已经没什么可说的了，于是我从椅子上站了起来，抱了抱母亲，两个人都流下了眼泪。时间已经很晚了，该上床睡觉了，第二天我们还要去苏黎世。我只想好好地度一个假，根本不想考虑未来的事情。

第二天一早，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母亲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和我们一起开心地搭车前往苏黎世。曼尼来接我们入住一家豪华酒店，这更符合他一贯的作风。对此我并不介意，因为阿尔卑斯山清新的空气和漂亮的野花又让我动力十足。一周多后，我们搭飞机回到了芝加哥。我感到自己彻底恢复了活力，但母亲的话还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我试着不去想它，它却像一块阴云一样笼罩在我的心上。

三天后，伊娃从家里给我打电话说，邮递员发现母亲躺在浴室的地板上。她突然重度中风了。

我马上搭乘最早的航班飞回了瑞士，直奔母亲所在的医院。她似乎有千言万语想跟我说，却无法发出声音，也无法动弹，只能久久地用那种痛苦、恐惧、受到了伤害的眼神盯着我看。然后她的眼神里又出现了一种恳求的神情，我知道她的意思，但我也知道——就像之前说过的那样——我绝不会满足她的这个要求，绝不会亲手结束她的生命。

接下来的几天十分难熬。我坐在她的病床旁，一边等待一边自言自语地跟她说话。虽然她的身子没法动弹，但却能用眼睛回答我。眨一下代表是，两下就是不是，有时她还能用左手捏捏我的手。不到一周她又两次轻度中风。现在她已经完全失禁了，也就是说，她真的成了植物人。“你觉得舒服吗？”她眨了一下眼。“你想要待在这儿吗？”她眨了两下眼。

“我爱你。”

她捏了捏我的手。

前一周度假时她所担心的事情竟然变成了现实。她甚至还预先告知了我结果：“如果我变成了植物人的话，我想要你结束我的生命。”她在阳台上的恳求还历历在目，难道她一早就知道这一切？难道她早有预感？难道真的存在这种内心的先知先觉？

我问自己：“我要怎么帮助她更好地度过生命中这段最后的时光？怎样才能让她更安详？”

问题很多，答案却寥寥无几。

我默默地在心里想，如果上帝真的存在，现在也该出现在她的生命里，感谢她无私地爱着自己的家人，把儿女养育成有教养的有用之人。一到晚上，我就不停地和上帝对话。有天下午我甚至还走进了一所教堂，直接和十字架对话。“上帝，你在哪里？”我痛苦地问道，“你到底能不能听到我说话？你真的存在吗？我的母亲是一位慈爱可敬、无私勤劳的女人，在她真正需要你的时候你打算为她做些什么？”但教堂里静悄悄的没有任何回音，上帝并未出现。

只有一片死寂。

看到母亲整日在无助和痛苦中挣扎，无法脱身，日渐憔悴，我恨不得大声呼喊上天大发慈悲。我默默地祈祷上帝能够为母亲做点什么，越快越好，如果上帝听到了我的话，那他看起来并不急着来帮忙。我用瑞士语和英语大声咒骂上帝，但他依旧无动于衷。

在和医院的医生及院外专家仔细商讨后，我们得到了两个选择。让母亲继续留在这间教学医院，让医生尝试用其他方法进行治疗——但治好的机会微乎其微；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她送到费用没那么昂贵的疗养院去，在那里她能得到很好的照顾，却没有能够延长生命的器械——没有呼吸罩或是呼吸机。

我和妹妹们动情地长谈了一次。我们三人都知道母亲会选择什么。把母亲当成自己母亲的曼尼也打来电话给出了自己专业的意见。谢天谢地，伊娃已经在瑞士巴塞尔（Basel）附近的里恩（Riehen）市，找到了一间由新教修女经营得很棒的疗养院，她和她的新婚丈夫在那里盖了一栋新房子。那个时候还没有临终医院，但修女们无私地奉献了自己的一生，来照顾这样的特殊病人。我们动用了所有的关系，为母亲办理了入住。

向医院请的假就快到期了，我决定陪着母亲坐救护车从苏黎世前往里恩。为了给我们两个鼓劲儿，我带上了一大瓶白兰地蛋酒，还列了一张清单，写上了母亲最喜爱的私人物品（这部分较短），以及母亲的亲友和生命中最重要的人，尤其是在父亲去世后的那些年里帮助过母亲的人（这部分比较长）。

在救护车上，我们开始把她的东西分给合适的人。我们花了很长时间才决定要把哪件东西分给哪个人，比如我从纽约寄来的貂皮毛领和帽子。每次我们分好一件东西，都会啜一小口白兰地蛋酒表示庆祝。随行的护理人员看起来似乎有点担心，但我告诉他说：“没关系，我就是医生。”

在救护车抵达时，我们完成了母亲未了的心愿，一路上也过得十分开心。母亲的房间外面就是一个花园，她很舒适地安顿下来了。白天能听见鸟儿在树上引吭高歌，夜晚能看到美丽的星空。在告别前，我把一块喷过香水的手绢塞到了她那只还能动的手里，这是她平日里的习惯。我看到她感到很放松，也感到相当满意。她知道，在这里她的生活品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冥冥之中自有天意，上帝就这样让她继续活了四年多。谁都没料到，她存活下来的概率这么小，却居然能坚持这么久。妹妹们在她身旁照顾她，确保她每天都过得舒舒服服，也不会感到孤单，我也经常去探望她。我总是想起那预言了命运的一夜，脑海里不断响起她恳求我的声音，让我在她变成植物人后结束她的生命。显然她那时有了预感，因为现在她所经历的正是当时她所害怕的。这真是太可悲了。

但我知道一切还没有结束。母亲还能感受到爱，也在付出她的爱。她以自己的方式在继续成长，学习她需要学习的东西。每个人都应该了解这一点。当你学完了这一生该学的东西，你的生命就走到了尽头。所以像她要求的那样结束她的生命，根本是不可想象的事。

我想知道为什么母亲的结局会是这样。我不断地问自己，上帝到底想要这位慈爱的夫人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我甚至怀疑她是否想要让我们从中得到什么启示。

但只要她不靠任何仪器就能继续撑下去，我们唯一能做的事也只能是去爱她。

[1]20世纪美国建筑领域的主要人物。

[2]位于伊利诺伊州库克郡，以艺术、乡村俱乐部和建筑风格而著名。

[3]阿尔卑斯山峰之一。

生命的目的

The Purpose of Life

我的工作让我不可避免地将眼光放得更远，而不是只局限于医院内部。我和濒死的病人打交道的工作让很多同事都觉得很不舒服。医院里几乎没人想要谈论死亡，要想找到愿意承认有人就要死了的更是难上加难。你也很难从医生的嘴里听到关于死亡的事情。所以如果我在这一周里几乎已经没可能找到濒死病人的话，就会给住在附近霍姆伍德村（Homewood）和弗洛斯摩尔村（Flossmoor）的癌症病人出诊。

这是互利的合作。我为病人们提供免费的临床治疗，他们则同意在我的研讨会上接受采访。这种方法在医院里激发了更多的争论，他们早就认为我是在利用病人了，现在情况变得更加糟糕。病人和他们的家人开始公开表示对我的感激之情，这也让其他医生又多了一个恨我的理由。我输定了。

但我表现的却像是个赢家。除了忙着照顾孩子，在医院工作，我还以志愿者的身份参加了几个组织。每月我都会为美国和平队（Peace Corps）筛选成员。他们对我也许是又爱又恨，因为我喜欢选择那些爱冒险的成员，而不像其他同事那样偏爱中规中矩的人。我每周还花半天的时间去芝加哥的盲人灯塔（Lighthouse for the Blind）组织，和父母们及他们的孩子们在一起。我觉得我从他们身上得到了更多的东西。

我在那里遇到的人，无论是成人还是儿童，面对命运之手的捉弄，都苦苦挣扎，不肯放弃。我仔细研究了他们的应对方式。他们的一生就像在搭乘一辆云霄飞车，有时不幸，有时又充满勇气，有时沮丧，有时又极富成就感。我经常问自己，作为一位明眼人，我能给予他们什么帮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倾听，但也扮演拉拉队长的角色，鼓励他们“看到”自己仍然可以过上充实、积极、幸福的生活。人生是一场挑战，而不是一幕悲剧。

有时这种要求真的有些过分，我看到太多一出生就失明的婴儿，还有那些生来就患上脑积水的婴儿，他们一生下来就成了植物人，被送到研究所里度过余生，这简直是在浪费生命，那些孤立无援的父母也吃尽了苦头。我发现许多生下失明儿的父母，和我那些濒死的病人有着一样的心路历程。现实总是让人难以接受，但我们还有选择余地吗？

我想起了一位顺利经历了十月怀胎的母亲，她本该生下一个正常健康的孩子，但因为产房里发生的意外，她的女儿一生下来就失明了。她当时的反应就好像家里有人去世一样，这也是很正常的。但在大家的帮助下，她艰难地熬过了创伤期，并开始期待着自己的女儿海蒂有一天能够学有所成，掌握一技之长。这种就是很棒很健康的心态。

不幸的是，她在咨询了一些专家后却被告知，她的梦想是不现实的。他们鼓励她把宝宝送到研究所去。一家人都伤透了心，但谢天谢地，就在采取行动之前，他们找到了灯塔组织寻求帮助，我正是在那里遇到了这个母亲。

很显然我无法创造奇迹，让她的女儿重见光明，但我可以用心倾听她的烦恼。当她问我怎么想时，我告诉这位急于发现奇迹的母亲，每个孩子都会带着上帝赐予他的特别的天赋降临到这个世上。“撇开你所有的期望吧。”我说道，“你要做的就是将她搂在怀里，好好爱她，把她当做是上帝赐予你的礼物。”

“然后呢？”她问道。

“等到时机成熟，上帝就会让孩子展示她那项特殊的天赋。”我回答道。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会这么说，但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位母亲也抱着新的希望回去了。

许多年以后，我在读报纸时，看到了一篇关于那个来自灯塔的小女孩海蒂的报道。长大后的海蒂成为了一名优秀的钢琴家，正在进行首次公演。当地的评论家都对她的天赋赞不绝口。我立刻和海蒂的母亲取得联络，她骄傲地告诉我自己是如何含辛茹苦地抚养女儿，然后突然有一天，海蒂就开始展露自己像花儿绽放般的音乐天赋，而她母亲则把它归功于当年我一番鼓励的话。

“我差点就抛弃她了，”她说道，“其他人都劝我那么做。”

我和家人分享了这些振奋人心的故事，并且希望他们不要认为一切都是理所当然属于自己的。人生无常，每个人都要和命运斗争。这就是我们得到启示的方法。有些从一出生起就要开始和命运斗争，他们是所有人当中最特别的一群，应该得到最多的关爱和同情，正是他们让我们知道，生命唯一的目的就是去爱。

不管你信不信，居然还有人真的认为我明白自己在说些什么。克莱门特·亚历山大（Clement Alexander）就是其中的一位。他是纽约麦克米伦出版社（Macmillan publishing house）的一名编辑，不知怎么发现了一篇我关于死亡和濒死研讨会的小论文。他看过之后就飞到了芝加哥，问我是否想出书写一写我和濒死病人们的故事。我被吓得目瞪口呆，连他在合同上签字，提出写五万字付七千美元稿费时，我还没缓过神来。

我答应了他的要求，于是花三个月的时间来写这本书。这对麦克米兰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但我签了合同后，就开始发愁要如何同时应对孩子、丈夫、一份全职工作和各种各样其他的事情，还要写一本书。我发现合同上已经给出了书名——《论死亡与濒死》，我喜欢这个名字。我给曼尼打电话告诉他这个好消息，然后就开始想着自己成为作家的样子，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相信了。

但为什么不试试呢？我的脑袋里面塞满了病例和观测记录。一连三周的晚上，在肯尼斯和芭芭拉睡着后，我都坐在书桌前构思这本书要怎么写。然后我清楚地看到，我所有濒死的病人——事实上也包括每个失去过的人，都会经历相似的心理历程。一开始他们会感到无比震惊，对此矢口否认，接着勃然大怒、乱发脾气，然后便陷入悲恸和痛苦之中，之后他们就开始和上帝讨价还价。他们万分沮丧地质问道：“为什么是我？”最后他们缩进自己的小天地里，与世隔绝，希望能够求得内心的安宁，平静地接受这个事实（并不是眼泪和愤怒未能博取别人同情所导致的认命）。

在来灯塔的那些父母身上，我很清楚地看到了这几个阶段。他们把生下一个盲儿视为一种失去——失去了他们期待的那个健康正常的孩子。他们会经历震惊、愤怒、否认和沮丧的阶段，在经过一些心理辅导后，最终接受那些无法改变的事实。

失去或即将失去某位亲近的人，会经历相同的五个阶段：一开始是否认和震惊。“我妻子怎么可能会死，她刚有了宝宝，怎么能就这样撇下我？”又或者他们会大喊道：“不，不会是我，我不可能会死。”否认是一种自我保护，是人们在面对突如其来、意料之外的噩耗时采取的一种正常健康的应对方法。它让人们能够考虑自己可能面临的最终结局，期待一切又恢复正常。

当否认已经无济于事时，人们就会用愤怒取而代之。病人们不再问为什么是我这种问题，而是开始质问：“为什么不是他？”这个阶段对于家人、医生、护士、朋友等人来说尤其难熬。病人的怒火就像是爆炸的铅弹一样，碎片四处飞散，击中他身边的每个人。他迁怒于上帝、迁怒于他的家人，迁怒于每一个健康的人。病人或许还会抓狂地尖叫起来：“你们可别忘了我还活着呢！”他的愤怒并不针对特定的某个人。

如果能够痛痛快快地宣泄自己的愤怒，而不感到罪恶或是羞愧的话，病人们通常会经历讨价还价的阶段：“哦，求你让我的妻子能活着看到这个孩子进幼儿园吧。”然后他们又会加上一个小小的祈求：“至少让她活到孩子高中毕业吧。那时她已经大到能应对母亲的去世了。”诸如此类。我发现人们对上帝许下的诺言从来未保持过一致，他们只是在讨价还价，每次都在不断提高赌注。

不过这段讨价还价的时间让照顾者终于得以喘一口气。病人虽然还是感到十分愤怒，但却不再充耳不闻地对任何人充满敌意。病人不再情绪低落，开始能够和旁人交流。他们也许还会发脾气，但不会再伤害到别人。我认为这段时期是帮助病人完成未了事宜的最佳时机。走进他们的房间，说出那些一直未解决的心结，这时不妨火上浇油，让他们彻底宣泄出自己的怒气，然后宿怨就会转化成爱和谅解。

面对生活中的巨变，病人或多或少地都会陷入深深的沮丧之中，这是很自然的事，谁能例外呢？他们已经无法否认自己得了重病、身体条件也开始每况愈下了；接着还可能会出现经济负担，通常外表也会发生让人心痛的改变。女人还会担心失去一只乳房会变得不那么像女人。当大家开诚布公地说出这些忧虑时，病人通常都会积极地作出回应。

比较难应对的沮丧类型是，病人意识到他将失去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和他爱着的每个人。这是一种无声的沮丧，在这种情况下，病人看不到任何光明的一面，任何安慰的话语都无法抚慰病人那破碎的心，他不再回顾过去、只想探求那深不可测的未来。最好的办法就是让病人释放出他的忧伤，为他祈祷，关爱地拍拍他或只是陪他在床边坐一坐。

如果病人能够尽情哭闹，宣泄出他们的愤怒和悲恸，完成他们未了的心愿，说出他们心中的恐惧，并且成功渡过以上几个阶段的话，他们就能到达最后这个接受的阶段。他们不会很开心，但却不再沮丧或愤怒。这个时期的病人十分安静，他们会自顾自地陷入沉思中，期待着获得安宁。之前的痛苦挣扎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长时间的睡眠。我在《论死亡与濒死》这本书中，将其称为病人在“漫长旅程前最后的休息”。

两个月后，我完成了这本书。我发现，自己为了第一次讲座去图书馆找资料时，想找的正是我创作的这种书。我将终稿投到了邮箱里，虽然不知道《论死亡与濒死》能否成为一本重要的著作，但我敢肯定，我在书中所记录下的信息十分重要。我希望人们不要误解我所传达的信息。我的濒死的病人们身体并未康复，但他们却获得了更好的情感和精神状态。事实上，他们比大部分身体健康的人还要感觉良好。

后来有人问我，这些濒死的病人在死亡这个问题上让我学到了什么。一开始我想给出一个非常专业的医学解释，但那样的话我就无法表达自己真正的想法。我从濒死的病人那里学到的，不仅是濒死到底是什么样的情况，他们还和我分享了自己本来可以做、应该做，但因太过虚弱或直到变成鳏夫或寡妇时仍未做的后悔莫及的事情。他们回顾自己的一生，教会我生命中真正有意义的事情和濒死无关，而是好好活着。

声名鹊起

Fame

那天，工作上的事情搞得我心烦意乱。我手下的一位住院医师，不怎么情愿地来问我是否有时间就某个问题给点意见。我还以为是关于感情方面的问题，就一口答应了。没想到他说我所在的部门有个职位想要让他任职，底薪是一万五千美元，他想问我该不该接受这份工作。

作为他的上司，我只能努力掩饰自己的惊讶和怀疑之情，因为我自己的薪水才只有一万两千美元。已经不是第一次经历这种性别歧视了，但这还是让我感到很不舒服。

然后瑞福德·盖恩斯牧师又告诉我他打算找份新工作。他已经厌倦了医院里的办公室政治，现在想要拥有属于自己的教区，在那里为大众做点真正的实事。一想到在这家医院每天支持我的唯一的好帮手就要离我而去，我就感到万分沮丧。

回到家里，我只想就这么站在厨房里，然后从这个世界消失，但即使这样也是不可能的。《生活》（Life）杂志[1]的记者给我打来了电话，问能不能写一写我在大学里举办的关于死亡和濒死研讨会的故事。我深呼了口气——当不知要说什么时，做做深呼吸很不错。虽然对所谓的宣传一无所知，但我已经厌倦了孤立无援，孤军奋战。于是我同意了他的要求，并想着如果大众能够更好地了解我的工作，那么无数人的生活品质就可以从本质上得到改变。

等和记者确定了采访的日期，我就立刻开始着手寻找研讨会上要采访的病人。这次比以前都难，因为瑞福德·盖恩斯不巧出城了。他的上司听说《生活》杂志上要刊登关于研讨会的文章后，就十分热情地向我毛遂自荐，但他也没能帮我找到能采访的濒死的病人。

有一天，天空阴沉沉的，我走下I-3走廊，来到大部分都是癌症病人的病房外，不经意地扫了眼旁边一间半掩门的病房。在那一刻我还在想别的事情，甚至都没想找病人的事。但病房里那个美得惊人的女孩，却一下子吸引了我的目光。我知道我肯定不是第一个一看到她就移不开目光的人。

她的眼睛对上了我，我情不自禁地走进了病房，她叫伊娃，今年二十一岁，是个黑发美人，如果不是得了白血病活不长了，完全能成为一名演员。但她依旧活泼开朗，精力充沛，是一个幽默、有梦想且热情的可人儿。她还订了婚。“看这个。”她向我展示了自己的戒指。她理应拥有大把的美好时光。

她想要在死后把遗体捐赠给医学院，不办葬礼。她对于未婚夫无法接受自己生病的事实感到很气愤。“他简直就是在浪费时间，”她说道，“而且我已经没有太多时间了。”我欣慰地看到，伊娃依旧热爱生活，她还想体验更多新的经历，其中也包括参加我的研讨会。她听说过关于研讨会的事，并且问我她能否参加。我还是第一次听到有濒死的病人问我这个问题，这让我大吃一惊。

“我得了白血病不是有资格参加研讨会吗？”她问道。

完全没问题，但我还是想先提醒她《生活》杂志要来采访的事情。

“没问题！”她大喊道，“我想参加。”

我建议她先跟父母谈谈。

“没必要，”她说道，“我都二十一岁了，我能自己做决定。”

她当然可以，于是周末我用轮椅推着她，穿过走廊来到了我的教室。一开始，我们两个还在担心自己的头发在摄像机前可能不太好看，但等到了学生面前时，我发现自己关于伊娃的预感完全正确：她果然成了全场的焦点人物，引发了一阵骚动。

首先，伊娃和大多数的学生年纪相仿，这也让大家看到死亡并不只会找上老年人；她身穿白色衬衫和花呢长裤，就像要出去参加鸡尾酒会一样，看起来十分引人注目。但她却是濒死之人，并且她在面对现实时的坦然让大家不由得为之一震。“我知道自己能活下来的概率只有百万分之一。”她坦率地说道，“但今天我只想谈谈这百万分之一的存活机会。”

她没有谈自己的病，而是谈起如果能活下来，她将如何生活。她从上学谈到了结婚生子，还说起了她的家人和上帝。“小时候我曾信过上帝，”她说道，“但现在我不信了。”伊娃还说她想养条狗，能再次回趟家。她毫不犹豫地向听众倾诉着内心的情感。没人关注正在双面玻璃外面记录一切的记者和摄影师，但我们知道效果极佳。

1969年11月21日，杂志上刊登了这篇文章。在我还没看到这期杂志前，电话铃就开始响个不停了。但我关心的是伊娃会作何反应。那天晚上杂志社给我家寄了几本杂志，第二天一早我就直接冲到医院，抢在杂志在医院报刊亭上出现，在伊娃瞬间走红之前，把它拿给伊娃看。谢天谢地，伊娃对文章很满意，但和任何一位美丽健康的普通女人一样，她对着照片不满意地摇了摇头说道：“天啊，这些照片真的不怎么样。”

但医院方面却不像我们那样高兴。我在走廊上遇到的第一位医生一脸不屑，用轻蔑的语气问道：“又来找病人做宣传了？”一位医院领导批评了我，因为我让医院因为濒死的病人而出了名。“我们是以能让人们更健康而闻名的医院。”他说道。在大多数人眼中，《生活》杂志就是我利用病人出名的证据。他们根本不了解这项工作。一周后，院方采取了措施，要求医生不许同我合作，试图阻止研讨会的召开。这简直糟透了。在下个周五的研讨会上，只剩下我一个人面对着空空如也的听众席。

虽然饱受羞辱，但我知道他们没法抹杀媒体的报道。我可是登上了这个国家最大最出名的杂志。寄给我的信件如雪片般涌入了医院的信箱。想要和我取得联系的电话汹涌而至，打爆了医院的总机。我接受了更多的采访，甚至还同意去其他大学里演讲。

随着《论死亡和濒死》的出版，我获得了更多的关注。这本书一跃成为全球畅销书，几乎国内的每位护理及医疗机构都将其视为是一本重要的著作。大街小巷都在谈论这五个阶段。我毫不怀疑，这本书将大获成功，让我一举成名。讽刺的是，唯一对此不予认同的地方居然是我任职的精神病科室，很显然我将另谋高就。

在此期间，我最关心的还是我的病人们，他们才是我真正的老师。我尤其关心登上《生活》杂志的那个女孩伊娃。在新年前夜，我探头到她的房间里却没看到她，有人告诉我她回家了，还得到了一直想要的小狗，我如释重负地松了口气。但随后得知，她被送到了重症监护室。我匆忙跑去那里，在等候室看到了她的父母。

他们坐在等候室里，看起来是那么悲伤无助，我经常在濒死病人亲属的脸上看到这种表情，他们被愚蠢的探访时间规定阻挡在病房外面，无法陪在他们心爱的人身边。根据重症监护室的规定，伊娃的父母只能在指定的时间进去见女儿五分钟。我简直出离愤怒了。这很可能就是他们最后一次坐在女儿身旁，互相鼓励彼此关爱了。难道就让他们坐在外面等着女儿死去吗？

我以医生的身份进入了伊娃的房间。一进去我就看到她全裸着躺在床上。头顶上是一盏她无法控制的二十四小时开着的大灯。它发出的亮光让伊娃无处可躲。我知道这将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她了。伊娃对此也很清楚。她没法说话，只能按了按我的手和我打个招呼，并且抬起另一只手指了指天花板——她想关掉那盏灯。

现在我最关心的是能让她感到舒服一点，能够死得更有尊严。我关上了灯，然后让护士给伊娃盖张床单。觉得难以置信的护士犹豫不决地站在那里，她觉得我是在浪费她的时间。她问道：“为什么？”为什么要给这个女孩盖上床单吗？一气之下我自己动手给伊娃盖上了床单。

遗憾的是，第二天，也就是1970年1月，伊娃就不幸去世了。我无法挽救她的生命，但却无法容忍让她一个人孤苦伶仃地死在医院里。我所做的一切就是为了改变这种状况。我不想还有人像伊娃一样，独自面对死亡，而她的家人却只能在大厅里等着。我梦想着有一天，人性的需求将被放在第一位。

[1]一本在美国发行的老牌杂志，一周发行一次，在美国家喻户晓，与《时代》杂志（Time）地位相当。

生命去哪里

Mrs. Schwartz

医学上不可思议的新发展让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医生利用心脏和肾脏移植技术以及强效的新药品延长病人的生命，新设备的应用能够帮助医生更早地做出诊断。一年前还治不好的绝症病人现在也有了重生的机会。这真让人感到激动。但问题依然存在。人们误以为医学是万能的，但实际上还存在着事先无法预知的伦理、道德、法律和财务方面的问题。我曾看到医生在诊断时先咨询保险公司，而不是其他医生。

“这只会变得更糟。”我对瑞福德·盖恩斯牧师说道。并不需要什么天才来预言这一切，答案早就摆在那里了，医院已经数次被告上了法庭，这在之前是从来没有过的。但随着医学日新月异地发展，道德伦理似乎也被改写了。“我希望一切还像从前那样。”瑞福德·盖恩斯牧师说道。但我认为还有其他的解决方法。“真正的问题是我们并没有给死亡下一个明确的定义。”我说道。

从远古至今，人们一直没有给出一个有关死亡的精确定义。我很想知道在我那些美丽的病人——比如前一天还在努力地好好活下去，后一天就去了另外一个世界的伊娃——身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没过多久，我和瑞福德·盖恩斯牧师就开始询问医学院和神学院的学生、医生、拉比以及牧师等人，到底生命去了哪里。“如果不是这里，那会是哪里？”我试图给死亡下一个定义。

我收集了各种可能的答案，即使连孩子们在餐桌上说起的幼稚想法也不放过。我在谈论死亡时从不避着他们，这对我们大家都有好处。看着肯尼斯和芭芭拉我得出了一个结论：出生和死亡是相似的经历，它们都是一段新旅程的开始。但之后我又觉得死亡比出生要更美好、更安详，而我们的世界则充满了纳粹、艾滋、癌症和各种各样可怕的事情。

我发现，即使是最暴躁的病人在死前也会平静下来，一些人在自己临近死亡前会看见活灵活现的已故亲友，并会和这些我们看不见的人交谈。几乎每位临终病人死前都会变得特别安详。

然后呢？那正是我想知道的问题的答案。

我只能通过自己的观察来作出判断。病人一去世我就什么也感觉不到了。他们就这么消失了。前一天还跟我聊天接触的人第二天早上就不在了。他们的身体摸起来就像是一块木头，某种东西已经不见了。那是某种物质的东西——也就是生命本身。

“但生命是以什么形式离开的呢？”我继续问道，“真的有死后之地吗，它会去那里吗？人们在死去那一刹那会经历什么呢？”

我的思绪回到了二十五年前的那次马伊达内克集中营之旅。那些第二天就将被送往毒气室受死的男女老少们，在生命的最后一夜中就住在这些营房中。当时我在营房中穿梭徘徊，墙上画着的一只只蝴蝶让我感到十分不解：为什么是蝴蝶呢？

突然间豁然开朗，我终于发现了答案。这些被囚困的人和我的病人都意识到了接下来要发生的事情。他们知道很快自己就会变成蝴蝶。死后他们就会离开这座人间地狱，再也没有任何痛苦。他们不再会和家人分开，也不会被送到毒气室里，再也不用像现在这样生不如死。很快他们就会像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离开自己的肉体。我这才领悟，这就是他们想向后人传达的信息。

我在之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都用蝴蝶这个意象来解释生死的过程。但我还想要走得更远。一天我对我的牧师搭档说：“你们这些人总是在说‘你们求，必要给你们[1]’，好吧，我现在向上帝祈求，让他帮助我研究死亡。”他一时间不知道要如何回答，但我们都相信，如果问对了问题，就会得到令人满意的答案。

一周后，一位护士告诉我说有个女人可能是个很好的采访对象。施瓦兹太太（Mrs. Schwartz）已经在重症监护病房进进出出了不下十几次，每次她都以为自己会死，但每次这位神奇坚韧的女人都活了下来。这位护士对她充满了敬畏之情。“我觉得她有点怪。”护士告诉我说，“我有点怕她。”

不过我在死亡和濒死研讨会上采访施瓦兹太太时，并不觉得她有什么可怕的。她说自己的丈夫有精神病，每次犯病的时候都会殴打他们只有十七岁的小儿子。她怕如果儿子还没长大自己就死了的话，她的儿子就会处于危险之中。因为她丈夫是唯一的法律监护人，一旦他失去控制的话谁都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所以我才一直活到了现在。”她这样说道。

了解到了她真正担心的事情后，我在法律援助协会（Legal Aid Society）给她找了一位律师，他能帮忙把孩子转给更健康、更可靠的亲戚监护。如释重负的施瓦兹太太再次离开了医院，她终于能安心度过余生。我觉得自己应该不会再见到她了。

但还不到一年，她就来到了我的办公室，想要再次参加研讨会。我拒绝了她的要求，因为我的原则是不采访相同的病人。学生们必须在面对完全陌生的人时，才能讨论这个最为禁忌的话题。“但这就是我得和他们谈谈的原因。”她停顿了好一会儿又加了一句，“还有你。”

一周后，我很不情愿地带着施瓦兹太太来到了一群新同学的面前。一开始她又讲述了之前我有幸听过，不过大部分的同学都没听过的那个故事。我一听就觉得不该让她回来，于是就打断了她并问道：“你为什么这么急着来参加我的研讨会？”她等的就是我这个问题，一听到我这样问立刻就转换了话题，开始讲述了我们都闻所未闻的濒死经历，不过我们那时并不这么称呼这种现象。

这事发生在印第安纳州。施瓦兹太太因为内出血而被紧急送到医院，然后被送到了一间私人病房中。医生认为她的状况十分“危急”，不宜再长途跋涉地被送回芝加哥。她觉得自己马上就要死了，正琢磨着要不要找护士来交代后事。她问自己，到底要多少次痛苦地徘徊在生死之间，现在她已经安顿好了自己的儿子，也许是该放手了。

坦白说，身体里的“她”想要放手，而另一个“她”想要活到儿子成年。

她正在思前想后时，一位护士走进房间看了看她，然后就一言不发地冲到了外面。施瓦兹太太回忆说，在那一刻她脱离了自己的身体，朝着天花板飘去。然后急救人员就冲到了房间里，拼尽全力把她从死亡线上拉了回来。

施瓦兹太太在房间上面看到了这一切，她见证了每个微小的细节，也听到了大家说的话，甚至还能察觉到每个人心里的想法。最不可思议的是，游离在身体之外的她感觉不到任何痛苦、恐惧或是焦虑。她只是很奇怪为什么大家都听不到她说话。因为她一再地要求他们停止这种夸张的抢救，并向他们保证自己很好。“但他们全都听不到。”她说道。

最后她终于飘了下来，并捅了捅其中一位住院医师。但不可思议的是，她的手直接穿过了医生的胳膊。施瓦兹太太和抢救她的医生们一样，都感到心灰意懒，打算放弃。“然后我就失去了知觉。”她解释道。四十五分钟后，施瓦兹太太看到他们用被单将她盖了起来，并宣布她已死亡，一位神情焦虑沮丧的医生还开起了玩笑。但三个半小时候后，一位护士进来想要搬走她的尸体时，发现施瓦兹太太又活了过来。

她那神奇的故事让全场都感到十分震惊。大家立刻交头接耳地开始讨论到底要不要相信自己刚刚听到的故事。毕竟这里的大部分听众都是科学家，他们都在想她是不是疯了。施瓦兹太太也有同样的疑问。当我问起她为什么愿意和大家分享这次经历时，她反问道：“我现在是不是精神也有问题了？”

当然不是。因为我很了解施瓦兹太太，知道她在讲出事实真相的时候是很清醒的。但施瓦兹太太对此却感到不太确定，想要再次确认一下。走之前她又很伤心地问道：“你觉得我是不是得了精神病？”我正忙着做总结，一听到她这么问就立刻宣称：“我，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医生，能够证明你现在及以后，都不会成为精神病患者。”

一听到这话，施瓦兹太太立刻感到如释重负，重新躺回到枕头上。我知道她根本就不是疯子，她清醒得很。

在随后的讨论中，学生们想知道为什么我一直假装相信施瓦兹太太的话，而不当面指出这一切只是她的幻觉。看起来似乎没人相信施瓦兹太太的确经历了这一切，他们也不相信人们在临死的那一刻仍能保留知觉、观察事物并思考，而且也感觉不到任何痛苦。但这一切和精神病理学没有任何关系。

“那你怎么称呼这种现象呢？”另外一位学生问道。

我一时间并没给出答案，这让我的学生们感到很生气，但我解释说，世上仍旧存在着许多我们不知道或者不理解的事情，但我们却无法否定它们的存在。“如果我吹一声狗哨，可能你们谁都听不到，每只狗却都能听到。难道你能说它是不存在的吗？”施瓦兹太太的接收波段有没有可能和我们不同呢？“有谁能解释为什么她能说出那个医生讲过的笑话吗？”难道只是因为我们无法看到这种景象，就说她所看到的画面不真实吗？

关于这个问题，我之后才会得出确定的答案，当时只是向学生们解释说施瓦兹太太自有她的道理。没人能猜得出她为什么这样做，我向他们解释说那纯粹是源于母性的关爱。施瓦兹太太知道研讨会会全程录音，而且有八十名证人见证了这一切。“如果被认定是精神病人，她为儿子安排的法律监护就会失效，那么她丈夫就能够重新夺走儿子的监护权，让她不得安宁。难道她疯了吗？显然没有。”

一连好几个星期，施瓦兹太太的故事都萦绕在我的脑海中。我知道她的经历并不是个例。如果有人在生命体征消失后还能看到像有医生在抢救他这种不平常的事，那么其他人有可能也看到过。突然间，我和瑞福德·盖恩斯牧师摇身一变成了侦探，我们打算采访二十位死而复生的人。如果我的预感没错，我们很快就会打开通往人类全新生存状况的一扇大门——对生命全新的认识。

[1]《马太福音》7：7

死后

Afterlife

在调查中我和瑞福德·盖恩斯牧师约定要保持距离，这并不是因为我们有什么误会，而是因为我们一致认为应该等到采访了二十人后再交换意见。我们在医院走廊里四处搜寻，并利用外界的资源四处打听，寻找符合条件的病人。见到病人后，只需要让他们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或是感觉到什么，这些焦虑万分的病人就会一股脑儿地向感兴趣的人倾吐出他们的故事。

当我和瑞福德·盖恩斯牧师开始对比采访记录，查看收集的材料时，都大吃一惊，简直难以用语言来形容我们的激动之情。“没错，我清清楚楚地看到了父亲。”一位病人告诉我说。另一位则十分感激瑞福德·盖恩斯牧师能问他这些问题。“很高兴能和别人谈谈这事。每个人听我这么说都以为我发疯了，但实际上这种经历十分美好安详。”继续往下看，“我重见了光明。”一个在一次意外中失明的女人说道。但等她再次活过来时就又看不到了。

那时还没有人写过关于濒死经验或是死后世界的事情，我们知道这些发现肯定会饱受质疑和嘲笑。但在一个病人身上发生的事情让我开始对此深信不疑。一位十二岁的小女孩告诉我说，她没有告诉母亲她的死亡经历。她说那个经历让她很开心，根本不想回来。“我不想对妈妈说还有比家更好的地方。”她说道。

后来她向父亲说出了一切，还提到哥哥疼爱地搂着她的事。父亲听后大吃一惊，因为她根本不知道自己还有个哥哥——哥哥在她出生前几个月就死去了。

还没想到要如何处理这些发现，我和牧师就分道扬镳了。我们都想离开这间医院，摆脱这里压抑沉闷的气氛。瑞福德·盖恩斯牧师先行一步，1970年初，他接管了厄巴纳城（Urbana）的一座教堂，还给自己起了个非洲名“姆瓦力姆·伊玛拉（Mwalimu Imara）”。我真希望自己是先走的那个，但在走之前我还得继续把研讨会办好。

缺了这个独一无二的好搭档，我的工作就没那么容易了。他的老上司N牧师接手了这个工作。但我们之间根本没有默契，有个学生还误以为N牧师是医生，我才是教会顾问，这真让人哭笑不得。

终于准备离开了，我决定在走前最后一个周五举行职业生涯中的最后一场死亡和濒死研讨会——我一直是个很容易钻牛角尖的人。之后开始想着要怎么跟N牧师说离开的事。我们站在电梯旁回顾着刚结束的研讨会，并讨论一些新的事务。当他按下了电梯按钮时，我决定抓住这个机会，在他进电梯关门前说出辞职的事，要不然就来不及了。这时电梯的门打开了。

我正想开口，却突然看到一个女人出现在了电梯和N牧师的后背之间。我张着嘴巴愣在那里，这个女人飘浮在半空中，几乎是透明的，她还冲我笑了笑，好像我们早就认识一样。“我的天啊，那是谁啊？”我的声音也变得怪怪的。N牧师根本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惊讶地看着我，好像我突然疯了一样。“我肯定认识她。”我说道，“她正在盯着我看。”

“什么？”他环视了一圈，却什么都没看到，“你在说什么？”

“等你进了电梯她就会来找我。”我说道。

N牧师一听这话，立刻跳进了电梯，逃之夭夭，好像钻进了一张保护网一样。他一走，那个女人——像鬼一样的幻影，就径直来了我的面前，开口说道：“罗斯医生，我不得不回来，我们去你办公室谈谈行吗？我只有几分钟的时间。”

那里离我的办公室只有数十米远，但这段路却是我这辈子走过的最怪异最刺激的路。难道我也出现了幻听吗？我一直压力很大，但也不至于大到能看到鬼，而且这只鬼还站在我办公室的外面给我开门，让我先进，好像我是她的客人一样。不过她刚关上办公室的门我就认出了她。

“施瓦兹太太！”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十个月前就已经下葬了的施瓦兹太太，现在却出现在了办公室里，就站在我的身边。她看起来还像平时那么和蔼可亲，却一脸心事的样子。我显然没法表现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吓得差点昏倒，赶紧坐在了椅子上。“罗斯医生，我因为两个理由不得不回来。”她一字一句地说道，“第一是为了感谢你和瑞福德·盖恩斯牧师为我所做的一切。”我摸了摸纸笔和咖啡杯，确定这不是在做梦，它们和她的声音一样，都是那么真实。“不过我来这儿的第二个原因是为了告诉你不要放弃死亡和濒死的工作，至少不是现在。”

施瓦兹太太飘到了我旁边，给了我一个灿烂的微笑。这给了我点思考的时间。这一切都是真的吗？她怎么知道我想退出？“你在听我说话吗？你的工作才刚刚开始，”她说道，“我们会帮你的。”虽然我根本无法相信这一切是真的，但我却下意识地回答道：“是的，我在听。”突然间我意识到施瓦兹太太早就知道了我的想法和我想说的话。我决定留下点证据，于是拿来了纸笔，让她给瑞福德·盖恩斯牧师写张便笺。她草草地写了句谢谢。“现在你满意了吗？”她问道。

说真的，我到现在还没搞清楚状况。没过多久施瓦兹太太就消失了。我四处搜寻却一无所获，只好又回到办公室里研究她的字条，摸一摸那张纸，分析一下她的笔迹。但随后我就停了下来。为什么不相信这一切呢？为什么要不断质疑呢？

以我的经验来看，如果你不打算相信灵异事件的存在，那你就永远都不会相信。但如果你敞开心胸，你不仅会经历并相信有这种事，即使别人把你吊起来打，你也会一口认定这都是真的。

突然间辞职成了我最不想做的事。虽然几个月后我还是离开了医院，但当天晚上我却兴奋地回到了家中，觉得未来一片光明。我知道施瓦兹太太来这里是为了阻止我酿成大错。我把那张纸条给了姆瓦力姆，据我所知，他直到现在还留着它。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是唯一知道这次邂逅的人。曼尼肯定会像其他医生那样斥责我，但姆瓦力姆和别人不同。

我们的工作获得了飞跃式的进展。在那之前我们还一直试图定义死亡，但现在我们把眼光投向了死亡之后的世界。虽然他有了自己的新教堂，但我们还是达成了协议：继续采访病人，收集关于身后事的数据。我还有工作要做，毕竟我已经答应了施瓦兹太太。

第三章

“野牛”

THE BUFFALO

［中年时期］

野牛喜欢在大草原上漫步。它悠闲自在地回味生活，期待着担起重担，成为一只雄鹰。

杰菲

Jeffy

1970年，曼尼心脏出了点小问题。他住院时我还以为能带肯尼斯和芭芭拉去探望他。毕竟曼尼是那里的顾问，而且这家医院在参考了我的著作后也举办了自己的员工研讨会。因此我觉得，在对待病人和家属的方式上，这家医院有可能会给我和孩子们开绿灯。但我第一次带着孩子们去看爸爸时，就在病房外被拦了下来。守卫说道：“小孩子不能进。”

不许进？没关系，我能应付这个问题。在来医院时我注意到了停车场上的某栋建筑物。于是我把孩子们带到医院外，打开手电筒，领着他们穿过一个院子，直接来到了曼尼的窗户底下。我们在窗外给曼尼发信号，向他招手。至少孩子们能看到父亲没事。

医院根本没必要采取这么极端的措施。孩子们和成年人一样也会经历失去的几个心理阶段。如果没人帮助疏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从而产生严重的心理问题，而这些问题本是可以避免的。我在芝加哥医院看到一个小男孩在电梯里上上下下，起初以为他可能是迷路了，但后来我发现他是故意躲在那里的。他发现我在看他时就往地板上扔了一些碎纸片，等他走后我把这些碎纸片拼了起来，上面写道：“谢谢你们杀了我爸爸。”如果让他多来医院看看爸爸，也许他就会做好心理准备。

不过我也只能说说而已，一个月前我终于辞去了医院的工作，有位濒死的病人问我为什么从来没采访过濒死的孩子。“该死，你说的没错。”我喊道。作为一名母亲，我把工作之外的时间都倾注在了肯尼斯和芭芭拉身上，他们都成为了健康聪明的孩子。我故意避免去采访濒死的孩子，但颇为讽刺的是，我一度还想要成为一名儿科医生。

我一想到这种事就无法掩饰抗拒之情。每次不得不和得了绝症的孩子接触时，都会想起肯尼斯或是芭芭拉。我根本无法想象自己如果失去其中的一个会是什么样子。但我还是克服了心理障碍，在拉比达儿童医院（La Rabida Children's Hospital）找到了一份工作。在那里我必须要和得了非常严重的慢性病而即将死去的孩子们待在一起。这是我做过的最棒的工作，没过多久，我就开始后悔没有从一开始就和他们待在一起。

他们甚至是比成年人还好的老师。和年纪大的病人不同，孩子们不会有各种各样“未完成的事情”。他们没有一塌糊涂的人际关系，也没有犯下各种各样的错误，他们更不会非得假装一切都好。他们凭感觉知道自己病得很重，或是实际上就快死了，他们不会刻意隐藏这种感情。

得了慢性病的小男孩汤姆就是这种孩子的典型代表。因为肾脏的问题，他不得不一直住在医院里，对此他觉得难以接受，但却没人听他说话，因此他的脾气变得越来越大。他开始不跟别人说话，护士拿他也无可奈何。我没有坐在他的床边，而是带他去了附近的湖边。他站在岸上用力朝水里丢石头，并很快就开始咆哮起来，咒骂自己的肾脏以及其他让他无法像正常小男孩那样生活的问题。

二十分钟后，他就像完全变了一个人，我的方法就是让他能够自在地宣泄出压在心底的积怨。

我还是个很好的倾听者。记得有一个因为得了狼疮而住院的十二岁的小女孩。她来自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家庭，最大的梦想就是能在家里和家人一起过圣诞节。我能理解圣诞节对她来说有多重要，这不仅是因为圣诞节对我来说也是一个特别的日子。但她的医生因为担心一场小感冒就能要了她的命，所以根本不让她出院。“如果我们加倍小心确保不让她感冒呢？”我问道。

但这也没能改变医生的想法，我和这个女孩的音乐治疗师将她包在睡袋里，偷偷从窗户运出了医院，当晚她整夜都在家中唱着圣诞颂歌，虽然第二天一早就被送回了医院，但她是我见过的最幸福的孩子。几周后她就离开了这个世界，她那不越雷池半步的主治医生也承认说，很高兴看到她实现了自己心中最重要的愿望。

有一次我还帮助医院的员工们克服了心理障碍，因为他们一直心怀负罪感，觉得是自己害死了一个十几岁的女孩。她身患重病，医生严禁她下床活动，她却狂热地爱上了一位专业治疗师。她依旧对生活充满热情，很有活力，医生还特批她参加了这位员工在病房里举办的万圣节派对。那是一场很狂热的派对，音乐放得震天响，她玩得兴起，突然情不自禁地从轮椅里站了起来，和她的白马王子跳起舞来。然而还没跳几步，突然就一头栽倒在地死了。

毫无疑问派对马上停止了，大家心中充满了深深的负罪感。我在一次小组会议上和这些员工提起了这件事，并问他们：对于这个女孩来说，是像个废人一样多活几个月有意义，还是在一个很棒的派对上和自己的真爱共舞有意义？“如果说她还有什么遗憾的话，那也是因为她没能再多跳一会儿。”我说道。

难道人生不就是如此吗？最起码她还能和最爱的人一起跳舞。

我们很难接受孩子就要死去这个事实，但我却发现比起成年人，濒死的孩子能够更准确地告诉你要怎样做才能感到安宁。最大的问题就是没人愿意好好听他们说话。我一直在讲的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就是九岁的小男孩杰菲。他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在和白血病作斗争。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跟其他人讲述他的故事，且事实证明，效果极佳。杰菲就像是我的老朋友那样，已经成为了我生命中的一部分，在这里，我从我的著作《死亡至关重要》（Death Is of Vital Importance）中摘取了一些对他的回忆。

杰菲是医院的常客，上次我在医院见到他的时候他病得很重。他的中枢神经系统出了点问题，所以看上去就像是个喝醉酒的小男孩。他的肤色苍白得吓人，几乎都没法站稳，为了化疗不知剃了多少次头发，他甚至一看到针头都会受不了，这一切都太痛苦了。

我知道这个孩子最多只有几个星期可活了。那天是一位年轻的新医生当值，我走进去时听到他对杰菲的父母说：“我们想再试试另一种化疗。”

我问杰菲的父母和医生，是否有问过杰菲，愿不愿意再经历另一轮的治疗。他的父母毫无保留地爱着他，于是他们允许我在他们在场的情况下去问问杰菲这个问题。杰菲以孩子稚嫩的方式给了我最完美的回答。他非常简洁地说道：“我真想不通你们这些大人，非得让我们这么难受才能治好我们吗？”

我们对此进行了探讨。这是杰菲在以他自己的方式表达自然产生的十五秒愤怒感[1]。这个孩子自尊、自信并且自爱，所以他有勇气对化疗说：“不，谢谢。”他的父母听到了这个回答，尊重并接受了这个回答。

之后我想和杰菲说再见，但杰菲说道：“不，我想要你确保我今天就能回家。”如果一个孩子对你说：“今天就带我回家吧。”那就说明他十分着急，所以我们尽量不要去拖延这个时间。于是我问他的父母是否愿意今天就带他回家。这对父母对杰菲的爱让他们有足够的勇气这么做。这时我想再次说再见，但杰菲却像所有十分诚实单纯的孩子那样对我说道：“我想让你和我一起回家。”

我看了看表，这个动作代表的意思是：“你知道，我根本没时间跟每个小孩回家。”无须多说，杰菲立刻明白了我的意思，他对我说道：“别担心，只要十分钟就好。”

我知道在之后的十分钟内，杰菲会完成自己未完成的事情，于是就跟他和他的父母一起开车回家了。我们把车子开进车道，进入车库，然后下了车。杰菲郑重其事地对他的父亲说道：“把我的单车从墙上拿下来。”

杰菲有一辆崭新的单车，它就挂在车库里面。一直以来，他毕生的愿望就是这辈子能骑着单车在街区里逛上一圈，只有一次就好。于是父亲就给他买了一辆很漂亮的单车。但因为身体的原因，他从没骑过这辆车。它已经挂在车库里三年了，现在杰菲要求父亲把它拿下来。他眼中含着泪水，请求父亲帮他安上辅助轮。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明白，对于一个九岁大的孩子来说，骑车还要安辅助轮是一种多么大的耻辱，只有很小的孩子才需要这个。

父亲强忍着眼泪给儿子的单车安上了辅助轮。杰菲就像是个喝醉的小孩，根本没法自己站着，等父亲安好辅助轮之后，杰菲看了我一眼，然后说道：“罗斯医生，你负责在这儿拉着我妈妈。”杰菲知道妈妈的心结、妈妈未了的心愿。妈妈只想满足自己，还不知道真正的爱就是能够说“不”。她最大的心愿就是抱起自己身患重病的孩子，像对待一个两岁的孩子那样把他放进单车里，然后一路小跑，扶着他在街区里骑上一圈。但那将剥夺杰菲取得一生最大成就的机会。

所以我拉住了他的妈妈，他的爸爸拉住了我。我们这才知道做父母的不得不让自己身患重病、身体虚弱的孩子经历会跌倒、受伤和流血的冒险和成功，是一件多么痛苦、多么困难的事。但杰菲并未理会我们，骑着车飞奔而去。

就像过了一个世纪那么久，杰菲终于回来了。他看上去是那么的骄傲，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了，就像是位赢了奥运会金牌的选手一样。他骄傲地停了下来，然后自信满满地要求他的父亲摘掉辅助轮，将单车搬到他的房间里去。然后杰菲转过身来，非常帅气、郑重地对我说道：“至于你，罗斯医生，你现在可以回家了。”

两周后，他的母亲打电话来对我说：“我必须要告诉你故事的结局。”

我走后，杰菲说道：“等弟弟放学回来（他弟弟道格〔Dougy〕上一年级），让他来楼上，但请你们大人们不要进来。”等道格一到家，父母就把他送到了楼上哥哥的房间里。过了一会儿道格下来了，却拒绝告诉父母自己和哥哥说了什么。他说自己发誓要对此保密，两个星期后过完生日才能说出来。杰菲在弟弟生日前一周就过世了，道格在生日过完之后，和父母分享了这个秘密。

杰菲在卧室里告诉弟弟，他想要亲自把自己最喜欢的单车送给弟弟，但他等不了两个星期了，因为那时他可能已经死了。所以他想现在就把这辆车送给他。

但有一个条件：道格绝不可以用那两个讨厌的辅助轮。

再回到我刚开始接触濒死病人的时候，那时医生都认为我是在利用那些他们宣称没有希望的病人。但在我争辩说我们应该帮助和治疗濒死的病人，直到他们走到生命的尽头时，却根本没有医生能听得进去。为此我几乎奋斗了十年。但在杰菲以及其他千千万万人身上，因为我所做的一切而发生的故事，却让人无法视而不见。

[1]作者认为儿童的愤怒只会持续十五秒钟。

死后的世界

Life After Death

直到1973年，我都在拉比达医院帮助即将死去的孩子们进行生与死之间的过渡。与此同时，我也成了精神健康诊疗机构——家庭服务中心（Family Service Center）的主任。我觉得别人即使给我挑刺，也只能说我想做的事情太多了。但我却太天真了。一天，主管看到我给一个穷女人看病后，训斥我不该给那些付不起医药费的病人看病，但那就好比让我不喘气一样。

我并不打算改变自己的行事方法——既然雇用了我，就要尊重我的行医方式。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们一直为此争论不休。我认为，不管病人有没有支付能力，医生都有责任救死扶伤，但他却说自己还要做生意。最后他作出了妥协，让我在午饭时间做善事。但为了随时掌握我的动向，他要求我必须打卡。

谢了，但我决定辞职。于是在四十六岁时，我突然有了空闲进行令人激动的全新项目——生死及其过渡（Life，Death and Transition）研讨会。研讨会历时一周，排满了各种各样的公开讲座、对濒死的病人的采访、问答会和一对一的活动。研讨会旨在帮助人们克服人生中的哀伤和愤怒——也就是我所说的那些过去未完成的事情：对已经过世的父母的怨恨、从未承认过的性虐待，或是其他创伤。但如果病人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中汇总释放出自己的情感，就能得到很好的治疗，这样病人就能过上光明的日子，最后得以安详地死去。

不久，我收到了来自全球各地的研讨会邀请。每周我都会收到大概一千封来信，电话也响个不停。我的成名给家人带来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们依旧十分支持我的工作。我动力十足、一刻不停地研究着关于死后世界的课题。在整个20世纪70年代，我和姆瓦力姆采访了大概两万名符合条件的人，他们的年纪从两岁到九十九岁不等，其中甚至还包括爱斯基摩人、美洲土著居民、新教徒和穆斯林。他们的经历如出一辙，让人不得不相信其真实性。

在那之前，我根本不相信存在死后的世界，但这些数据让我不得不相信，这不是巧合，也不是幻觉。一个车祸后一度被宣布死亡的女人说，她见了丈夫后才回来的。之后医生告诉她，她丈夫已经在镇那边的另一场车祸中死亡了；在另一例采访中，一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向我们描述了他在车祸中失去了妻子和孩子后自杀的情景：在死后，他看到了自己的家人安然无恙，于是就再次返回了世间。

从他们那里我们得知，经历死亡没有任何痛苦，受访者都表示他们根本不想回来。他们深爱的人或是向导会来接他们到一个非常美好舒适、让人流连忘返的地方。但最后他们还是被劝回来了。几乎每个人都听到过“时候未到”这句话。我记得自己看过一个五岁的孩子为了证明自己的死亡经历有多美好，给他母亲画的一幅画。他先画了一座色彩明亮的城堡，然后对母亲说：“这是上帝住的地方。”然后他又画一颗明亮的星星，“我看到这颗星星对我说，‘欢迎回家。’”

这些突破性的发现让我们得出了一个更为重大的科学结论：传统意义上的死亡并不存在。我感到任何一种死亡的新定义，都必须要超越肉体的死亡，还要考虑到一个已确认的事实——除了肉体也存在灵魂和幽灵。这是生命存在的更高目的，它是一首生命之诗，而不仅仅只是存在和生存。生命仍在继续。

濒死的病人会经历五个阶段。但当“完成了降临到地球上的使命后，我们就可以像蝴蝶那样，从我们的身体中破茧而出。”之后我们就会经历人生中最伟大的一刻。无论是死于车祸还是癌症（因飞机失事或其他类似的事故突然意外死去的人，可能不会立刻意识到自己已经死了），死亡都不会让你感到任何痛苦、恐惧、焦虑或是悲伤。你所感到的只有蜕变成蝴蝶时的温暖和安详。

根据历年汇总的采访资料，我总结出死亡可分为几个不同的阶段。

第一阶段：在第一个阶段，不管是躺在手术台上、出了车祸还是自杀身亡，人们在死后都会脱离身体，飘浮在空中。每个人都会清楚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他们像破茧的蝴蝶一样离开自己的身体，如同一团空气般飘浮在空中。他们知道下面所发生的一切，也能听到其他人的说话声。他们会数数有多少医生在抢救他们，或是看着人们努力将他们从惨不忍睹的车体中拖出。一个男人称他看到了撞倒他后肇事逃逸的汽车车牌号，其他人则复述了他们死去时亲戚们在床边说过的话。

在这个阶段，他们还会完全恢复身心健康。比如说，失明的人会恢复视力，瘫痪的人则能毫不费力、兴高采烈地自由移动。一个女人告诉我们，她在病房上空开心地跳起舞来，根本不想再回来了。的确如此，我从这些人那里听到的唯一的抱怨就是，他们没能死成。

第二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已经完全抛弃了肉体，进入了只能用灵魂和能量来定义的死后的世界。令人颇感安慰的是，他们发现，原来没有人是孤零零地死去的，无论是什么死法，他们都能瞬间移动到任何想去的地方。有的人说刚想到家庭成员会因为他们的死感到难过，突然间自己就来到了家人身边，就算家人此时身在地球的另一边也是如此；还有人明明躺在救护车里，却见到了正在工作的朋友们。

我发现，这个阶段最能安慰那些因失去深爱的人而悲恸不已的人，对于亲友惨死猝死的人来说更是如此。不过对于那些被癌症折磨了很长时间的人来说又是另外一回事了，因为每个病人和家庭都有足够的时间为很可能发生的死亡做准备。但接受飞机失事的意外就没有那么容易了，那些意外身亡的人也和他们的家人们一样感到一团混乱，在这个阶段他们才开始思考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敢说那些搭乘环球航空800航班（TWA Flight 800）[1]遇难的人们，会陪着他们的家人一起，参加在海滩上举行的纪念活动。

我采访过的每个人都记得这个阶段，他们就是在这时遇到了自己的守护天使、向导或是孩子们经常提到的玩伴。他们称这些天使就像向导一样，用爱抚慰他们，并且带他们去见已经去世的父母、祖父母、亲戚或是朋友。在他们的记忆中，这是个幸福的阶段，大伙又重新聚在一起，互相倾诉、互相拥抱。

第三阶段：在守护天使的带领下，我的采访对象们进入了第三阶段，他们会进入一些通常被描述为隧道或是传送门的地方，不过也有人提到过其他的情景——比如经过一座桥、一个山口、一条美丽的小溪——一般都是能让他们感到舒服的地方。他们用心灵的力量创造了这个地方，在这个阶段结束时，他们会看到一束耀眼的光芒。

向导带着他们越走越近，他们开始感到这束光芒发散出来的温暖、能量、精神和爱。他们感受最多的就是无私宽容的爱。他们说，那种力量让人无法抗拒，他们感到十分激动，同时又感到内心一片安详宁谧，有一种终于回家的感觉。他们说那束光是宇宙能量的源头，有些人将它称之为上帝，其他人则认为它是基督或是佛陀。但每个人都认为，他们被漫无边际的爱包围着，那是世间最为纯粹最为无私的爱。在听完成千上万人描述的这段相同的旅程后，我终于明白了为什么没人想再回到自己的肉身里。

但那些死而复生的人称，这次经历同样对他们也造成了深远的影响，就好像是一场宗教体验一样。有些人从中获取了大量的知识，而有些人则带着警示的预言返回人间，还有人增长了新的见识。但经历过这一切，看到了那束光的每个人都从中领悟到：生命的意义只有一个，那就是爱。

第四阶段：在这个阶段，人们称自己看到了万物之源。有人说那是上帝，其他人只是说他们身边环绕着宇宙间关于过去、现在和未来的所有点滴知识，那是公正而慈悲的爱。到了那里的人不再需要轻飘飘的形体，他们变成了超自然的能量，也就是所谓的人类在完成使命后处于生死之间的存在形式。他们经历了天人合一，最终变得完整圆满。

在这个阶段，人们会回顾自己的一生，看到自己人生的全部内容。他们会再次回顾一生中做过的每件事和说过的每句话，这时他们才明白，自己一生中每个决定、想法和行为背后的原因；他们看到，自己的决定同时也在影响着他人，甚至是陌生人；他们看到，如果更努力的话，自己的生活会变成什么样。他们还看到，人类的生命是交织在一起的，每个想法和行为都会像涟漪一样，在地球上的其他生命身上产生连锁反应。

我将其理解为天堂或地狱，也许二者兼有。

上帝赐予人类最伟大的恩赐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但这也需要担负责任——负责作出最好最正确，且最深思熟虑和受人尊敬的选择，做出造福世界、造福人类的选择。在这个阶段，人们称有人问他们：“你为他人做出了什么贡献？”这是最难回答的问题，它要求人们回答自己在一生中是否做出过这个造福世界、造福人类的最佳抉择。这时他们会知道自己是否已经掌握了一生中需要学习的东西——无私奉献的大爱。

我所得出的最基本的，且不会改变的结论就是，无论贫穷或富有、无论是美国人还是俄国人，人类的基本需求、愿望和忧虑都是相似的。事实上，我这辈子遇到的所有人的最大需求都是爱。

真正无私的爱。

你能在婚姻或是一个帮助别人的小小举动中发现这种爱，世间没有错误的爱，你能在心中感受到它的存在。它是所有生命共有的组成部分，是温暖灵魂、鼓舞斗志并为我们的生命提供激情的熊熊火焰。它是连接我们和上帝、我们和他人之间的纽带。

人生在世难免会经历苦痛。只不过有些会让人感到震惊，有些看起来则似乎没那么重要。但它们都是我们这辈子要做的功课。我们通过选择来完成这一点。为了过上好生活，从而也能死得安宁，我告诉人们在选择时要以付出无私的爱为目的，并不断地询问自己：“我为他人做出了什么贡献？”

上帝赐予了我们选择的自由——去爱、去成长的自由。

活着就要担负责任。我必须选择要不要给付不起医药费的濒死的女人看病，我听从自己内心的声音，选择去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情，即使代价是丢掉工作也在所不惜，我不在乎。我还会遇到其他的选择，生活中充满了选择。

最终每个人都得选择，是遍体鳞伤，还是优雅漂亮地走出人生这个旋涡。

[1]1996年7月17日，此航班从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起飞，预定抵达巴黎戴高乐机场。搭载212名乘客及18名机组人员。起飞后不久便在纽约长岛上空附近爆炸，造成机上人员全部罹难。

证据

Proof

1974年，我一连六个月都连夜坐在打字机前赶写我的第三本书：《死亡：成长的最后阶段》（Death: The Final Stage of Growth）。从题目来看，你也许会以为我对死亡已经相当了解，但9月12日，就在我完成这本书的当天，母亲在已经住了四年的疗养院中溘然长逝，而我发现自己依然在质问上帝，为什么让这个在八十一年岁月里无私地为他人付出爱、呵护和关怀的女人，变成了植物人，并且还让她就这样活了这么久呢？甚至在葬礼上我都愤然地诅咒上帝的残忍。

但让人难以置信的是，后来我又改变了想法，开始感谢上帝的仁慈。我听起来像是疯了，不是吗？一开始我也这么觉得，但后来发现，母亲的最后一课就是要学会接受爱和关怀，也就是她以前并不擅长的事情。从那时起，我开始称赞上帝只是教了她四年的时间。我是说，他本可以教得更久。

虽然生活会慢慢在你眼前展开，但你随时会学到你需要学到的东西。上一个复活节去夏威夷开了场研讨会，那里的人们把我看成是生活专家，结果如何呢？在结束后我自己却得到了个大大的教训。研讨会很棒，但却选错了时间，因为组织研讨会的人是个爱钱如命的守财奴，他带我们去了一个破败不堪的地方，还抱怨我们吃得太多，甚至还向我们收纸笔费。

回来的途中我在加州下了车，朋友开车载我去机场，并问我研讨会怎么样。当时我的脑袋里简直一团糟，根本没法回答这个问题。为了活跃气氛，他们说：“跟我们说说你的复活节兔子[1]吧。”一听到这话，我突然就莫名其妙地大哭起来，哭得一发不可收拾。在过去一周里一直憋在心里的愤怒和沮丧顷刻间倾泻而出。这一点都不像是我的作风。

当晚独自一人躲在旅馆的房间里，思索着到底是什么让我这么崩溃——复活节兔子触发了小时候父亲让我把小黑带到屠夫店的记忆。

我压抑了将近四十年的痛苦、愤怒和委屈在顷刻间爆发，早在四十年前就该流的泪一直等到今天才流出来。我还意识到自己为什么这么讨厌粗俗而又斤斤计较的人。每次我遇到这种人都会变得浑身紧绷，一触即发，下意识地又回想起我最爱的小黑惨死的情景。这个一分钱掰成两半花的夏威夷守财奴，终于逼得我爆发了。

等到心中的积怨都发泄出来后，我就感到好多了。

如果你还无法从消极情绪和未了的心愿中解脱出来，你就无法提升生命的境界。每个人心中都有一只小黑兔。

如果说我心中还有另外一只小黑兔的话，那就是我总是在不断证明自我。作为一个“两磅重的小不点儿”，我时刻都在证明自己有活下来的价值，直到四十九岁我依然还是无法放慢脚步。曼尼也在忙着树立自己的声誉，我们根本没时间来维护夫妻关系。我认为最完美的解决方法就是在远离城市的乡下买座农庄，我能在那里充充电，和曼尼放松一下，也能让孩子们体会一下和我小时候见过的自然景观类似的风景。我想象着我们拥有大片土地、树木、花朵和动物的情景。虽然曼尼并不像我这么热衷于此，但至少他也认为我们开车寻找农庄的旅途是一家人好好相处的好机会。

1975年夏天出行时，我们在弗吉尼亚州找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那里的田野好似油画般美丽，田野上甚至还保留着稀有的印第安坟冢。我立刻就爱上了这个地方。曼尼似乎也很喜欢，因为他一直在用从朋友处借来的相机拍照。我们在车里谈论了一会儿，曼尼就带着我去了阿夫顿城[2]（Afton）的旅馆，第二天我在那里有场研讨会。把我放下后，曼尼和孩子们又返回了芝加哥。

但在进城的路上，我们看到了一栋很奇怪的小房子。一个站在门廊里的女人一看到我们，就疯狂地挥舞着手臂朝我们的车子跑来。我们还以为她需要帮助，于是曼尼停下了车子。原来这个女人只是个纯粹的路人，不知怎么知道了我这晚住的旅馆，正在等着我从她家房子前经过。她邀请我去房子里坐一坐。“我有非常重要的东西给你看。”她说道。

这话听起来怪怪的，但并不罕见——起码对我来说是这样的。我早已习惯了看到跨越千山万水，只为了找我谈谈，或是急需问我一个问题的人。我是一个非常乐于助人的人，所以给了这个女人几分钟的时间。她同意后，我就跟着她走进了房子。走进了一间小而舒适的起居室，她指着桌上的一张照片对我说。“你看，就在那里。”第一眼看上去，那张照片上只有一朵美丽的花朵，但等我凑近了再看时才发现，花朵上栖息着一个长着翅膀的小人儿。

我转过身来看着这个女人。她朝我点了点头。我问她：“这是不是个仙女？”我感到自己的心跳开始加速。

“你觉得呢？”她反问道。

有时你根本不用费脑子去想，全凭直觉就能知道答案，这次就属于这种情况。现在的我，愿意敞开心胸相信任何事情。在大多数的日子里，我觉得一幅大幕正在缓缓升起，而我在大幕后看到了从未有人见过的另一个世界的入口。这张照片就是证据之一，它也是我人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点。如果是在平日里，我就会跟这个女人要杯咖啡，问问这个女人为什么要拦下我。但我的家人现在还在车里等着，所以我根本没时间问这么多，只能就这么接受了那张照片。

“你是想让我如实回答还是礼貌性地回答你呢？”我说道。

“不用回答了，”她说道，“我已经知道你的答案了。”

还没等我起身，她又递给我一台宝丽来相机，并指着后门外的一座精心修剪的花园说我可以拍摄里面任何植物和花。为了安抚她，让我得以从那儿脱身，我随便拍了一张，抽出了底片。几秒钟后另外一个花仙子就出现在照片中，我暗地里感到既惊讶又困惑，很想知道这到底是什么把戏。但我还是匆匆谢了她，重新回到了曼尼和孩子们的身边。在他们问起那个女人想要什么时，我编了一个故事。悲哀的是，我开始有越来越多的事情无法和家人分享了。

我们来到了旅馆，走之前，曼尼把借来的相机留给了我。他觉得还是让我拿着这个贵重物件上飞机比较合适，因为他们打算在汽车旅馆过夜，所以相机很可能会被偷走。他向我说了一大通这台昂贵的仪器有多么重要的话，要我小心看管。这一套话我已经听了无数次，耳朵都快起茧子了。“我保证一下都不碰它。”我一边说一边把相机挂在了肩膀上，后来一想就忍不住笑了起来，一边保证说不碰它一边又把它挂在了肩膀上，这不是前后矛盾吗？

等只剩我一个人时，我又想起了仙女那件事。我是从小时候的童话故事书里知道仙女的，那时也跟花花草草说过话，但从没看到过仙女出现，所以也不相信真的有仙女存在。我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那个给我仙女照片的怪女人，那就是仙女真正存在的活生生、强有力的证据。而且我用她的宝丽来相机也拍到了同样的仙女，如果这真是个骗术的话，也未免太高明了吧。但我不认为这是假的。

自从见过了死后的施瓦兹太太，我再也不会轻视那些无法解释的事情了。我认为，每个人身边都有一位向导或是守护天使，无论在波兰战场还是马伊达内克集中营的营房，或是医院的走廊上，我都感到有某种比我更强大的力量在指引着我。

现在又出现了仙女？

如果你愿意接受这种灵异事件，那你就能看到它，如果你能敞开心胸，你就能拥有自己的灵异经历。回到旅馆房间时，我已经完全敞开了心胸，准备接受任何不可思议的事情。于是我带上曼尼朋友的那台相机——也就是我承诺不碰的“禁果”——开车到了树林边缘的一片草地上，在那找了一块高地坐了下来。眼前的景色让我想起了小时候我们在迈伦的房子后面那个隐蔽的神圣之地。相机里还剩三张空白胶片。

我试着照了一张面前的小山，背景是树林；在拍第二张之前，我鼓起勇气大喊一声：“如果真的存在向导，如果你能听到我的话，就在下一张照片上现身吧。”然后我按下了快门。但最后一张胶片被我照坏了。

回到旅馆后，我把相机装了起来，很快就忘了用照片做实验这回事。一个月后，我已经完全忘了这件事。有一天，我匆匆忙忙地赶到机场，搭乘航班从纽约飞到芝加哥。我给在布鲁克林出生的丈夫带了一大包美味——一打库恩（Kuhn）牌的犹太热狗、几磅犹太香肠和纽约口味的干酪饼。等飞机落地的时候，整个机舱闻起来就像一家熟食店。我连忙冲回家中，想给曼尼一个惊喜——他还以为我晚上才到。当我在做晚饭时，他打电话回家想找两个孩子中的一个，一听到是我接的电话他非但没有感到高兴，反而声音一下子提高了八度：“你居然又干了一次这种事！”

“我干什么了？”我感到一头雾水，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那台相机！”曼尼吼道。我还是不知道他在说什么。曼尼非常恼怒地说就是那台他跟朋友借的很贵重的照相机，他在弗吉尼亚的时候曾经拜托我保管它。“你一定是偷偷用它照相了。”他说道，“我去冲胶卷的时候发现，最后一张底片被双重曝光了，该死的你把它给弄坏了！”突然间我想起了自己做的实验，于是完全没有理会曼尼的大喊大叫，反而央求他赶快回家。他刚进门我就像个等不及的小孩一样跟他要照片。

如果不是亲眼看到这些照片，我绝不会相信这是真的。第一张相片上面是草地和树林，第二张和前一张背景几乎相同，但背景前却站着一位身材高大、肌肉发达，一脸坚毅，双手环抱在胸前的印第安人。我在拍这张照片时他正看着镜头，表情非常严肃，绝不像在耍什么把戏。

我大喜过望，内心如翻江倒海一般。这些都是值得我一辈子珍藏的照片，是确凿的证据。不幸的是，它们和我其他的照片、日记、记录和书籍一起，在1994年被大火烧。但当时的我只是目瞪口呆地盯着这些照片，轻声地说道：“这么说这是真的。”

本打算继续抱怨我的曼尼问我在嘀咕什么。“哦，没什么。”我说道。这种感觉真的太糟了，我没办法很轻松地把这些让我无比兴奋的事情和丈夫一起分享，而且他也受不了我把时间浪费在这种事情上。他本来就不太接受我研究什么死后的世界，更何况是仙女。我们一路扶持，共同携手熬过了医学院的日子和艰苦漫长的住院医师时期，现在曼尼五十岁了，心脏还一直不太好，他只想安定下来，好好过日子。而我在很多方面才刚刚开始。

这迟早是个问题。

[1]复活节兔子是复活节的象征之一。作为多产动物的兔子，象征着春天的复苏和新生命的诞生。现在兔子作为给孩子们送复活节鸡蛋的使者，深受孩子的宠爱。在复活节这一天孩子定会收到兔形礼物。

[2]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城市。

和另一个世界对话

Channeling the Other Side

简直是天助我也。现在我需要找到一个能帮我的人。我发现了生命在死后仍在继续的证据，我也拿到了仙女和向导的照片。原本七零八落的碎片已经慢慢被拼凑成了一幅关于未知世界的画卷，在我眼前慢慢展开。我感觉自己就像是一个在经历了漫长的航程后，即将到达终点的探险家。陆地已经清晰可见，但光凭我自己没法到达。这些年来，我的交际圈在逐渐扩大，我告诉这些人自己想找到一个可以投奔的人——一个知道更多的人。

那些吃素的伪灵媒们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他们纷纷和我联系，想要帮我和那些死去并且进入到更高意识层面的人对话。但我对他们不感兴趣。1976年，有对住在圣地亚哥的夫妇，杰伊（Jay）和玛莎·B（Martha B.）夫妇联系上了我。他们承诺给我介绍几个灵魂实体。“你能亲自和他们对话，”B夫妇向我保证，“你能和他们说话，而且他们会作出回应。”

他们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也通了几次电话。之后那年春天，我去圣地亚哥举办演讲时拜访了他们。

我们三人在机场像老朋友一样互相拥抱。杰伊之前在飞机制造厂工作，他的妻子玛莎和我差不多大，两个人看上去就是一对普通的中产阶级夫妇：他头发秃了，她身材走样了。他们带我去了埃斯孔迪多市（Escondido）[1]，去年他们在那里开创了一份新的事业——建立了自己命名的神圣教会（Church of Divinity），现在已经拥有了一百多名忠实信徒。这个教会最吸引人的地方就是B的通灵能力。通灵者在召唤境界较高的灵魂或是已故的智者时，会陷入一种深睡眠状态，他会在一栋小建筑或是房子后面的“黑屋子”里通灵。“我们将其称之为‘显灵现象’，”他激动地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向你展示这些启示了。”

毫无疑问，我听了这些话后也感到激动万分，到达那里的第一天我就参加了这个活动。我和二十五名不同阶层、不同年龄段的人一起待在一间阴暗无窗的矮房子里。大家都坐在折叠椅上，B将我安排在前排的贵宾座上，然后灯光灭了，大家开始轻声吟唱，渐渐的这种吟唱变成了群体大合唱。B正是从合唱中吸取了召唤灵魂所需要的能量。

虽然我也加入了进来，但仍抱着一种怀疑的态度，但当合唱达到了几乎浑然忘我的全新高潮时，B消失在了一个屏风的后面。突然一个巨大的身影出现在了我的右边，他看上去十分飘忽朦胧，但比施瓦兹太太更健壮魁梧。他足有七英尺高[2]，声音十分低沉。“等到夜晚结束时，你们会感到更加惊奇，也会更加困惑。”他说道。

我早已经有这种感觉了。坐在椅子上，感觉完全被他的咒语迷惑。这简直太让人难以置信了，我觉得自己正在经历人生中最伟大的时刻。他吟唱着向大家表示问候，然后径直朝我走来，像一尊高塔一样站在了我的面前。他的一言一行都充满玄机：他先是叫我伊莎贝尔，几分钟后我知道了他为什么要这么叫我，然后他告诉我少安毋躁，因为我的灵魂伴侣就快来了。

我很想问问是怎么回事，但却说不出话来。然后他就消失在空气之中，我们在黑暗中坐了好长一段时间，然后又出现了另一个与之完全不同的身影，他称自己是塞伦（Salem）。他与第一个灵魂实体长得和我之前照到的印第安人一点儿都不像。塞伦穿着一件飘逸的长袍，戴着一块头巾，身材挺拔修长，看上去很有个性。他来到我面前，我暗自想道：“如果这个家伙碰我的话，我肯定会死的。”这个念头刚浮现在我的脑海中，塞伦就消失不见了。这时之前那个身影又回来解释说是因为我太紧张了，所以塞伦才走了。

五分钟过去了，我渐渐平静了下来，然后塞伦——我所谓的灵魂伴侣，又出现在了我的面前。我的想法有点吓着他了，于是他试探地用脚趾头碰了碰我的勃肯（Birkenstock）[3]凉鞋。他发现我没有害怕后才靠了过来。我能看得出他小心翼翼地生怕吓到我，我也的确没有害怕。我开始希望他能加快进度，进入主题，刚想到这点他就开始正式介绍自己，并称欢迎“他深爱的姐姐伊莎贝尔”。然后他很绅士地将我从椅子上扶了下来，带我去了后面的小黑屋单独相处。

塞伦的行为举止十分古怪神秘，但也很平易近人。他警告说即将带我进入一个特别的旅程，并向我解释说在另一个世界——耶稣的世界里，我的名字叫伊莎贝尔，是一位博学、受人尊敬的老师。我们回到了那个世界的一个舒适的下午，我正坐在山坡上听着耶稣给人们讲道。

虽然亲眼看到了这一幕，但我根本听不懂耶稣在讲什么，于是我问道：“见鬼，他为什么不能好好说话？”但话一出口我就恍然大悟，我的那些濒死的病人们不也像耶稣一样，经常说一些寓言一样象征性的话吗？若用心倾听，你就能听懂他的话，如果不这样，你就将错过这一切。

但那晚我一无所获。一小时后，我的大脑已经在超负荷运转了。讲道结束时我终于松了口气，让这一切的经历慢慢沉淀下来。要消化的东西比我想象的还要多。在第二天的演讲上，我在讲完了准备好的讲义后，和大家分享了我前一晚的经历。我还以为听众会骂我是疯子，但出乎意料，大家却纷纷起立鼓掌，为我叫好。

当晚是我在当地停留的最后一晚。B又带我来到了黑屋子里——这次只有我一个人。我很想再看看这个地方，确保B没作假。这次B花了较长的时间来召唤灵魂，但塞伦最后还是出现了。我们彼此打了招呼，我坐在那里心想，真希望父亲和母亲能看到他们的大女儿，已经在人生的旅途上走了这么远了。突然塞伦开始唱起歌来，“永永远远，我都会爱着你……”只有曼尼知道，这是我们库伯勒家族最钟爱的一首歌。

“他清楚得很，”塞伦说的是我父亲，“他全都知道。”

第二天我回到了芝加哥，和曼尼还有孩子们坦白了所有的一切，他们听得目瞪口呆，愣在原地。曼尼没做任何评价，肯尼斯看起来似乎很感兴趣，而年仅十三岁的芭芭拉对此完全抱怀疑态度，也许还有点害怕。他们有任何反应都很正常，毕竟这种事对他们来说太荒诞了，因为我丝毫没有隐瞒。但我希望曼尼，或者肯尼斯和芭芭拉能够敞开心胸，放宽眼界，也许有一天他们还能亲眼看见塞伦呢。

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又回到了埃斯孔迪多，并在那里见到了更多的灵魂实体。其中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名叫马里奥的向导。他简直是个天才，无论我说起什么话题，他都能滔滔不绝地和我谈论一番，天文地理从古至今无所不通。但我还是和塞伦最有默契。一晚他对我说：“蜜月期结束了。”很明显这句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将要开始进行更多更有深度的哲学讨论了，从那时开始，我和塞伦讨论的大部分都是诸如自然和异常的情感、养育孩子和如何健康地宣泄悲伤、愤怒和仇恨这种内容。之后我也将这些理论放到了研讨会上进行探讨。

但让家人接受这些东西又是另外一回事。我们本该为此共同庆祝的，因为我在进行的这项世界领先的研究，能够改变并改善无数人的生活。但随着研究越来越深入，我的家人们反而越来越难以接受。作为科学家的曼尼无法接受还存在死后世界的说法。事实上，他认为B夫妇是在利用我，我们就此也经常争论不休。肯尼斯已经有了自己的想法，他站在我这边，并说：“让她做自己的事吧。”而芭芭拉则很讨厌我去上班。

当时我一定是把太多的精力投入到了工作上，根本没注意到家人对我工作的不满情绪，等发现却为时已晚。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够更好地平衡家庭和工作，如果我能够找到一个理想中的农庄，也许这一切都还可能实现。

但这个梦想也破灭了。一天早上我乘飞机去明尼阿波利斯城（Minneapolis）[4]，塞伦给我家打了电话。我曾无数次地希望能在家里和塞伦对话，现在他给我打了电话，却是曼尼接的。这真是太糟糕了。他根本无法理解通灵这种事，无论我怎么解释，以他的逻辑是无法理解。我们因为这件事大吵了一架。对他来说，塞伦听上去就像是个憋着嗓子说话、行为诡异的男人。“你怎么能相信这种垃圾的话？”他说道，“B就是在利用你而已。”

之后我们在家里建了一个室内游泳池，一切似乎又恢复到了正常。我上课回来后，经常在午夜时分泡在泳池里放松一下。再也没有比一边游泳一边看着窗外雪景更惬意的事了。有时一家人甚至还在水池里嬉戏打闹，其乐融融。不过快乐的日子总是转瞬即逝。1976年的父亲节，我和孩子们带曼尼去吃了一顿意大利大餐。之后我们站在停车场时，他开始解释为什么晚餐的气氛这么不愉快：因为他想离婚。“我决定搬出去住，”他说，“我已经在芝加哥租了一间公寓。”

一开始我还以为曼尼在跟我开玩笑。但随后他就开车走了，甚至都没抱抱孩子们。我没办法把我们家看成是一个离婚的家庭。我向肯尼斯和芭芭拉保证，他们的父亲会回来的，我对自己说曼尼肯定会想念我做的饭，他还需要我帮他熨烫衣服，说不定他还想在我们那个鲜花绽放的花园里招待自己医院的同事呢。但一天晚上，我打开后门迎接芭芭拉和一位朋友时，一个男人从树丛中跳了出来，递给我一份离婚申请书——曼尼在前一天已经向法院提出了离婚申请。

有次在我出门的时候，曼尼回来过，还举行了一场派对，在泳池边上留下了一大堆垃圾。他显然没把我放在眼里，但我并不想跟他吵架。芭芭拉需要一个稳定的家庭生活，她需要每晚都有人陪在她身边，但我却做不到。我告诉曼尼房子可以归他，只要打包一些衣服、书和被褥之类的生活必需品，帮我寄到埃斯孔迪多就行。我要先考虑一下未来怎么办，才能决定之后要去哪里。

我需要一些精神支持，于是我乘飞机去圣迭戈待了一天，跟塞伦谈了谈。他为我指点迷津，让我茅塞顿开，心情也好了许多。“你自己在这附近的山顶开间医疗中心怎么样？”他问道。我当然说好。“那就这样决定吧。”他说道。

我再次回到弗洛斯摩尔区福兰克·洛依德·来特设计的家，向大家做了最后的道别，最后一次在厨房里煮饭，并含着眼泪将芭芭拉送上床，然后就搬到了在埃斯孔迪多的新家——一辆拖车上的活动房里面。到了五十岁又从头开始实在是很难，即使对我这个已经知天命的人来说也是如此。我的家实在是太小了，根本放不下的所有书籍，甚至连一张舒服的椅子都塞不下。几乎没什么朋友问我需不需要帮忙。我感到十分孤单无助，好像全世界都已经抛弃了我。

渐渐地，好天气成了我的救星，它让我忘却烦恼开始进行健康的户外运动。我开垦了一块菜地，并在桉树林里漫步沉思。和B夫妇的友情激励着我继续向前，这让我颇感安慰。一两个月后，我重新振作起来了。我买下了一栋很不错的带阳台的小房子，阳台下就是一片美丽的草地，这里的房间足够我用来放书，我还在门口的山坡上种满了野花。

慢慢地，我又有了工作的动力，开始着手准备建立自己的医疗中心。在这些渐渐步入正轨之后，我开始努力思考，到底为什么这一连串奇怪的事情会导致我的婚姻走向尽头，让我不远千里地来到了这个国家的另一端，并开始创建这一生中最重要的事业。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我只能告诉自己说一切皆有缘由。现在我感到好多了，我又能够去帮助别人了。

在塞伦的指引下，我找到了一个兴建医疗中心的最佳地点，它俯瞰沃尔佛特湖，视野开阔，景观壮丽，占地四十英亩。当我在这一带勘察地形时，一只帝王蝶落在了我的胳膊上，这说明我无须再找别的地方了。“我们就在这里开工吧。”我说道。但申请贷款的时候我却发现事情没那么简单，因为一直以来都是曼尼在管钱，所以我根本没有信用等级。虽然我讲课的收入颇为不菲，但还是没有哪家银行愿意给我办理贷款。我气得发疯，差点加入女权运动的阵营。

虽然没什么商业头脑，但我的执着还是让我取得了最终的胜利。曼尼同意买下医疗中心的产权，把它转租给我，作为交换，我必须放弃弗洛斯摩尔的房子和所有家具，还要支付一些子女抚养费。很快，每个月我又开始主持为期一周的研讨会，帮助那些医学院和护理学院的学生、绝症病人还有他们的家人，以一种更健康、更包容的方式面对生死及其过渡。

一开始，研讨会一次只限定四十名参与者，但登记等待下一次参与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为了更好地进行治疗，我邀请B夫妇——我最亲密的知己和支持者——运用自己的天赋，加入到我的项目里来。虽然他们并没有参与医疗中心的投资，但我把他们看作是自己的搭档。玛莎负责监管精神表演疗法（psychodrama）[5]的课程，设计一些能够帮助人们突破压抑在心里的愤怒和恐惧时期的练习。她在这方面充分地展现了自己的天赋。但她丈夫的通灵会依旧是最震撼、最引人注目的活动。

他是个天生魅力四射、让人难以抗拒的通灵师。他的信徒们一直对他忠贞不贰，但随着越来越多的局外人加入通灵会，B偶尔也会跟那些认为他的通灵术是骗局的人对峙。面对这些质疑，他发出了严峻的警告：如果有人在通灵时开灯，就有可能伤害到这些灵魂实体，甚至有可能伤害到他。有一次当B在召唤名叫威利（Willie）的灵魂实体时，一个女人突然把灯打开了，灯光下是一幕让人十分难忘的景象——B一丝不挂，赤条条地站在那里。

B仍处在催眠的通灵状态中，房间里的其他人十分害怕威利会出什么事。不过后来B向我们解释说，这是他让灵魂通过他现身的一种方法，所以无须担心。

有一个名叫佩德罗的向导让我觉得很不对劲，不知道为什么，我那一直很准的第六感告诉我，他可能是个骗子。第二次见到他时，我问了一些只有天才才能回答出来的问题，就连B本人也不知道答案。但佩德罗想都没想就回答出了这些问题，他还试图爬到精神表演疗法课上用的木马道具上面，并开玩笑说这马对他来说太高了，然后就消失不见了。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了，身高比之前增加了半英尺。之后他看着我对我说：“你看，我知道你在怀疑我。”

在这之后，我再也没怀疑过佩德罗，他在研讨会上和熟悉的人相处时状态最好，他会亲切地对待每个人，并为他们提供个人生活中的一些建议。“伊莎贝尔，你一直过得很不容易，但你别无选择。”他很乐于助人，但我却发现他的表演渐渐有些消极。他警告说之后这个群体将会分裂，大家对B的信任也会面临挑战。“你们每个人都要做出自己的选择。”他解释道。后来我才知道，最近有传言说有人在黑屋子里进行淫乱勾当，他指的就是这个。但我当时并没有听到这些传言，因为我经常出门，很少进入这些是非圈。

我并不担心未来，因为无论我喜欢与否，它都会如期到来。但佩德罗却总是在提醒我要为即将到来的变化做好准备。“自由的选择权是人类在地球这个星球上出生时，收到的最好的礼物。”他说道，“你所作出的选择，无论是说的、做的还是想的，都十分重要。它们时刻都在影响着地球上的每个生命。”虽然我不太明白为什么他在会上要说这一番话，但我学会了去接受它。向导们只是为我们提供知识，和每个人一样，我要自己去决定要如何运用它。到现在为止，我在这方面做得还不错。“谢谢你，伊莎贝拉，”佩德罗在我面前单膝跪下说道，“感谢你接受你的命运。”

我很想知道那到底会是什么。

[1]美国加州城市。

[2]约等于二点一米。

[3]德国知名凉鞋品牌。

[4]美国明尼苏达州最大城市。

[5]精神疗法的一种，通过让病人自行编剧、角色扮演以及展示自我来展示他们的内心活动。

死亡并不存在

Death Does Not Exist

我的时间被安排得满满当当，有的课甚至都排到了一两年后。一个朋友得知后问我要如何安排时间，如何作出决定。我的答案让她大吃一惊。我回答道：“我凭着感觉做事，只做自己觉得对的事，而不是别人希望我做的事。”这也解释了我为什么还和前夫保持联络。“是你要跟我离婚，我并没有要跟你离婚。”我总是这样和他说。所以在去西雅图演讲的路上突然决定改变行程，改去圣巴巴拉（Santa Barbara）[1]，因为我突然想去拜访一位老朋友。

对一个总告诉人们把每一天都当作生命中最后一天来活的女人来说，这种事并不意外。朋友接到我的电话感到很高兴，我还以为能和她一起喝喝茶，度过一个美好的下午。但当朋友的妹妹来机场接我时却说，计划临时有了变动。

“他们不准我说太多。”她抱歉地说道。

很快谜底就揭晓了。我的朋友和她的知名建筑师丈夫住在一栋十分漂亮的西班牙式房子里。我一进门他们就拥抱了我，并松了口气说我终于来了。难道我还有可能来不了吗？我还没来得及问出了什么事，他们就带我进了客厅，将我推到了椅子里。我朋友的丈夫坐在我对面，摇动着自己的身体，渐渐进入了催眠状态。“他是个通灵师。”她说道。

我恍然大悟，然后就将注意力转回到她丈夫的身上。他闭着眼睛，神情十分严肃，当灵魂实体进入他的身体时，他看上去好像一下老了一百多岁。“是我把你带来这里的。”他说道。他的声音变得十分奇怪，听上去十分苍老，语气中又有着几分急切。“时间紧迫，不能再耽搁了，你关于死亡和濒死的工作已经完成了。现在你该开始进行下一个任务了。”

和病人或通灵师对话对我来说是家常便饭，但有时要花些时间去理解他们所说的话。“你在说什么？我的下一个任务？”我问道。

“是时候告诉世人，死亡并不存在了。”他说道。

虽然向导的任务只是帮你完成使命，履行你向上帝许下的承诺，但我还是要提出抗议。我需要更多的解释。我需要知道为什么他们选中了我。因为全世界都知道我是死亡和濒死夫人，我怎么能突然改变立场，告诉全世界死亡并不存在呢？“为什么是我？”我问道，“为什么你们不选牧师之类的人呢？”

灵魂实体开始变得不耐烦了。他提醒我，是我自己选择了这一世在地球上的工作。“我只是告诉你时间到了。”他说道。然后他列出了一长串为什么他们选择了我，而不是其他人来完成这个特别任务的理由，并且一个接一个地给我列了出来：“首先，这个人必须来自医学和科学界，而不是神学和宗教界，因为在这两千多年里，我们已经给了他们足够多的机会，但他们却一直没有做好自己的工作；这个人必须是个女人，而不是男人，而且必须是个无所畏惧的人，她每天要接触很多人，能够让大家感到她是在用心和他们说话……”

“这就是你要的理由，现在时机已经成熟了。”最后他总结道，“还有很多东西需要你慢慢理解。”

的确如此。在喝了一杯茶后，我和我的朋友以及她的丈夫都感到身心俱疲，各自回房休息了。独自一人时，我才意识到我就是为了这个特别的原因才被召唤到这里来的。这世上根本没有任何巧合。佩德罗不是早就因为我接受了自己的使命而谢过我了吗？我躺在床上想着塞伦对这个任务会说些什么。

这个念头刚浮现在我脑海里，我就感到有人来到了床上。我睁开眼睛。

“塞伦！”我喊了起来。

房间很黑，但我能看到他的腰部以上的身体。“这个房子里的能量很高，所以我只花了几分钟就能现身了。”他解释道。我感到很惊讶，我居然不用B帮我也能召唤他现身，这让我一下子感到没那么依赖B了。很显然，通灵不再是B的特权了。“恭喜你开始了下一项任务，伊莎贝尔。”塞伦用他那熟悉的低沉声音说道，“祝你一切顺利。”

临走前，塞伦为我舒展了背部，让我进入了深度睡眠。回家后，我把这些年来得到的关于死后世界的知识和经历，彻底整理了一番，然后开始了名为“死亡和死后世界”的新演讲。我感到非常紧张，好像又回到了第一次站在讲台上替马戈林教授讲课的时候。但大家的反应非常热烈，这说明我选对了方向。在美国南部的各个州演讲时，采访了一位濒死的男士后，我请现场观众提问。一位三十多岁的妇女想要提问。“你的问题将是最后一个问题。”我说道。她连忙走到麦克风前说道：“请告诉我，你认为一个孩子在临死时会经历什么？”

这是对演讲进行总结的绝好机会。我告诉她，孩子和成人一样，会像蝴蝶破茧而出一样离开自己的肉身，然后经历死后生命的不同阶段，关于这方面，我在之前的演讲中做过具体的描述。我还提到圣母玛利亚经常会帮助这些孩子们。

这个女人突然飞奔到了讲台上，向大家讲述了自己儿子彼得（Peter）的故事。他得了重感冒，在小儿科医生给他打了一针后又起了过敏反应。她等着上班的丈夫来医院等到望眼欲穿，这时突然奇迹发生了，彼得张开了他那大大的棕色眼睛对她说道：“妈妈，我刚才死了，和耶稣还有玛利亚在一起，他们好疼爱我。我都不想回来了，但玛利亚说我的时间还没到呢。”

虽然彼得没理会玛利亚的话，但她还是拉起他的手宣布：“你必须要回去，因为你要将你妈妈从大火中救出来。”

就在那一刹那，彼得的灵魂返回了身体中，他张开了眼睛。

十三年来，这位母亲还是第一次和别人说起这个故事，她承认，自从知道自己注定要遭遇一场“大火”后——或者用她自己的话说，注定要下地狱——她一直感到非常痛苦沮丧。她是一个好母亲、好妻子，也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为什么上天要这样对她。“这不公平，”她哭喊道，“它毁了我的一生。”

这的确不公平，但我知道我能很快地解除她的心理负担。我告诉她玛利亚和其他灵魂实体一样，通常他们在说话的时候喜欢使用象征性的语言。“那就是宗教的问题。”我说道，“很多东西都要这样写才能被大家解读——在很多时候也被误读。”我对她说我要问她一些问题，来证明我自己的观点，希望她能不假思索立刻回答。“如果玛利亚没把彼得送回来你会怎样？”

她扯着自己的头发，看起来十分惊恐。“哦，天啊，我就算赴汤蹈火也要把他找回来。”她说道。

“你是说你真的会从火中走过吗？”我问道。

“不，那只是个比喻而已。”她解释道。

“现在你明白了吗？”我问道，“你知道玛利亚说要彼得将你从大火中救出来是什么意思了吧？”

她终于释然了。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我的演讲和研讨会受到了越来越多的追捧，我发现大家已经在心里接受了死后的世界。为什么不呢？它所传递的是正面的信息。有无数的人都讲述了相同的经历，他们都离开了自己的身体，朝着一束亮光奔去。如今故事得以证实，这让他们都如释重负。这是对生命的肯定。

但在过去六个月里发生的巨变带给我的压力——离婚、买新房子、开医疗中心、到全世界去演讲——最终让我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像只陀螺一样，片刻不停地旋转，身心俱惫，分身乏术。在去澳大利亚巡回演讲时，我给自己放了一个假——一个急需的假期。我和两对夫妇一起租下了山中一座与世隔绝的小木屋。那里没有电话，也没有邮递员，四处出没的毒蛇也让其他人对这里敬而远之，那里简直就是天堂。

一周的乡村生活过去了，每天我都要做一些繁重的体力劳动，比如劈柴烧火生壁炉之类的事情。渐渐地，我觉得自己又活过来了，重新找回了原来那个体面的我，朋友走后，我决定继续在这里待上一个星期。那样我就可以独自一人待着了，真是太完美了。但就在那两对夫妇即将动身的前一晚，他们突然又决定留下来陪我，我在回房的时候感到非常沮丧。

在黑暗中，心力交瘁的我真想大哭一场，找个人来帮帮我。有这么多人想让我帮他们排忧解难，但谁来关心我支持我呢？虽然我从没在埃斯孔迪多之外的地方召唤过灵魂实体，但他们答应过我会在我需要的时候出现。

“佩德罗，我需要你。”我轻声说道。

虽然澳大利亚和圣地亚哥远隔千山万水，但刹那间我最喜欢的灵魂实体佩德罗就出现在了我的床前。虽然他早就知道我在想什么，但我还是问他能不能让我靠在他宽厚的肩膀上哭一下。“不，你不可以那样做。”他十分坚决地说道。但又立刻补充道：“不过我可以为你做点什么。”他慢慢地张开怀抱，将我的脸放到他宽厚的手掌上，然后说道：“等我离开时你就会明白了。”我有一种飘飘然的感觉，这是我这辈子感受到的最美好、最让人满足的爱与安详的感觉，我所有的烦恼都不翼而飞了。

佩德罗毫无预警地悄然离去了。我不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是刚刚入夜还是天就要亮了。这些都不重要。在黑暗中，我的视线落在了书架上的一尊小雕像上面。那是一个舒服地躺在手掌上的孩子。突然间我再次感到了佩德罗摸着我的头的那种安全、爱护、安详和被爱的感觉，我枕着一个大枕头，在地板上睡着了。

我的朋友第二天一早叫醒了我，他们看到我睡在地板上觉得很奇怪。不过他们说我看起来精神非常好。我没法告诉他们昨晚发生了什么事，因为我仍然沉浸在其中无法自拔。不过佩德罗是对的，我现在懂了。世间有千千万万的伴侣和爱人，但有几人能够埋头在他的手掌中感受那份悸动和安慰呢？

不行，我不能再这样自怜自艾地抱怨没有可以让自己依靠的肩膀。内心深处，我知道自己一直都不孤单。我已经得到了我需要的东西。就像在小木屋的那夜一样，我渴望身边有个伴侣，他能给我一些爱，一个拥抱或是能让我依靠的一个肩膀——但我从未找到过。

不过我得到了很少有人经历的另外一些眷顾。我知道，这些都是千金不换的眷顾。

整理了最近所发生的一切后，我才确信，人生在世，就是要去探索你早就知道的事情。尤其是灵魂方面的经历和力量更是如此。就拿我从阿黛尔·丁宁（Adele Tinning）身上学到的东西讲起吧。这位圣地亚哥的老妇人在过去的七十年里，每天都和耶稣对话。他们通过她家厨房里的一张沉重的橡木桌子对话，在对话时她会把手放在桌子上，然后这张桌子就会开始颠簸摇晃，像摩斯密码一样向她传递信息。

有次我带妹妹们去拜访阿黛尔，坐在那张我们三个人使出吃奶的劲儿摇晃都纹丝不动的桌子旁，阿黛尔闭上了眼睛，开始咯咯地笑了起来。桌子突然就在她的指尖下摇晃起来。“你们的母亲在这里，”她张开了闪闪发亮的棕色眼眸，对我们说道，“她说祝你们生日快乐。”妹妹们感到十分震惊，因为对于那天是我们生日的事我们只字未提。

几个月后，我自己也能表演这个绝活了。有天晚上，我正在家准备做晚餐用的小牛肉，我的两位房客——来自得克萨斯州的两位修女（其中一位双目失明），开车去附近的药店买东西。通常这段路只需要十分钟左右，但她们去了一个半小时还没回来，我开始感到担心了，坐在厨房的桌旁，不知如何是好。“我该报警吗？”我大声问道，“她们会不会出什么意外？”

突然，桌子开始轻轻移动起来，在地上撞来撞去。然后我听到有人大声说道：“不。”我差点从椅子上掉下来。“我现在是在和耶稣对话吗？”我问道。桌子又动了动，然后我听到那个声音说道：“是的。”我感到惊慌失措，后门突然打开了，那两位修女走了进来。她们看到正在发生的事情后微微一笑。V修女大声说道：“哦，你也能用桌子对话？”她拉过一张椅子对我说：“我们一起来吧。”这是我在厨房里做过的最棒的事。

不用说，我感到心满意足。不久后去圣巴巴拉开研讨会，在度过了高强度的五天后，最后一夜我在凌晨五点才回到自己的小屋里，上床时连眼睛都睁不开了。这时一位护士突然冲了进来，要和我一起看日出。“日出？”我尖叫起来，“别客气，就在这儿看吧，不过我要睡觉了。”

几秒钟后我沉沉睡去，但觉得自己不是“入”睡了，而是从身体里面飘了出来，越飘越高，但我并没有试图阻止，也并不感到害怕。在半空中我感到有什么人抓住了我，将我带去了一个地方，对我进行维修，就好像几个维修工在修理汽车一样，每人都有不同的专长——刹车、变速器等。没过多久，他们就将我身上所有损坏的部件更换成新的，然后又把我放回了床上。

早上起来，虽然只睡了几个小时，但我感到精神焕发、内心舒泰。护士还待在我的房里，于是我将发生的一切都告诉了她。“很显然你经历了灵魂出窍。”她说道。我迷惑不解地看着她，怎么可能呢，我既不吃素也不打坐，而且我不是加州人[2]，也没有古鲁导师或是精神导师。我是说我完全听不懂她所说的“经历灵魂出窍”是什么意思。但如果真有这样的事，我随时都期待再飞一次。

[1]美国城市。

[2]美国人一般认为加州人性格比较古怪，对神秘的事情很感兴趣。和其他州比起来，加州人一般会比较容易相信灵魂出窍这种事情。

我的宇宙意识

My Cosmic Consciousness

在经历了灵魂出窍后，我跑了趟图书馆，找到一本关于这方面的书。这本书的作者名叫罗伯特·门罗（Robert Monroe）[1]，是位著名的研究人员。很快我就踏上了另一段旅途，这次的目的地是门罗在弗吉尼亚州的农庄，他在那里建立了自己的研究实验室。数年来，人们听到过的关于意识的实验都和毒品有关，所以在看到门罗那间满是电子设备和监视器的现代化实验室时，我的激动之情简直难以言表，这些东西让我立刻对他感到十分信任。

我去那里是想再体验一次灵魂出窍的经历。首先，我进入了一间隔音的隔间里，在一张水床上躺下，戴上眼罩，关掉所有的灯，然后一位助手给我戴上了耳机。为了引发灵魂出窍，门罗设计了一种通过医生的操作或者说是人造声脉冲（sound pulse）[2]刺激大脑活动的方法。这些脉冲能够让大脑进入一种冥想状态，甚至是超越其上的状态——这正是我所追求的目标。

不过第一次尝试却让我感到有点失望。实验室的管理员打开了这套设备，我听到耳朵里传来一阵匀速的哔哔声，然后这阵有节奏的脉冲慢慢减弱，然后又迅速加快速度，最后变成一种急促尖锐的声音，它让我迅速地进入了一种类似睡眠的状态。管理员认为脉冲的速度有些过快，没过多久，他就把我叫醒问我是不是还好。

“为什么要停下来？”我不高兴地问道，“我刚找到点儿感觉。”

虽然已经困扰了我几个星期的肠梗阻让我感到很不舒服，但后来我还是又爬上水床试了一次。我知道科学家生性谨慎，所以这次特地注意了一下，不让他们过多地影响我，并让他们将设备调到最快的速度。实验室管理员警告我说：“从来没人用这种速度进行过实验。”

“没关系，我就想要这样的速度。”

没错，第二次才是我想要的经历。那种感觉很难描述，但持续不断的哔哔声清除了我脑海中的所有杂念，带我径直前进，就好像进入了一个吸入一切的巨大黑洞中。接着，我听到了一阵快得惊人的呼啸声，就好像一阵强风刮过一样。突然间我感到自己好像被一场飓风卷了起来，随即我就脱离了自己的身体，飞升而去。

我要去哪里？我去了什么地方？这个问题每个人都会问。虽然我的身体并未移动，但大脑却带我进入了另一个存在维度[3]，就好像进入了另一个宇宙一样，人类的肉体部分不再举足轻重。就像死后离开身体的灵魂和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是精神能量而不是肉身在控制我的意识。我就这么脱离肉身，到达了那个世界。

回来后，房间里的科学家们让我描述一下这次经历。虽然我很想好好描述一下这次非同一般的旅行，但却帮不上忙。我只能告诉他们我的肠梗阻突然好了，颈椎突出也不治而愈了，我现在感觉很好，不晕也不累，除此之外，我只能说：“我不知道自己去了哪里。”

那天下午，我感到很不对劲儿，一路上想着自己到底去了哪里，恍恍惚惚地回到了我在门罗农庄的住处——一座名叫猫头鹰之家（Owl House）的偏僻小屋里。我一进门就觉察到房间里有一股奇怪的能量，显然屋子里绝对不止我一个人。这里非常偏僻，连电话都没有，于是我在想，要不要回到农庄里或到汽车旅馆过夜。但一想到凡事必有因，主人安排我一个人在这儿必定有他的用意，我还是决定留下来。

虽然努力想保持清醒，但一上床我就陷入了沉睡当中，随即一连串的梦魇接踵而至，让我感到好像自己死了千百次一样，只觉得浑身疼痛不堪，几乎无法呼吸。我痛苦地蜷成一团，无法动弹，就连叫救命的力气都没有——虽然就算叫了也没人会听见。这种折磨持续了数小时之久，我注意到每当死过一次就会马上开始新一轮的折磨，就连喘口气准备应对下一轮折磨的时间都没有。我真真切切地死过了一千次。

很显然，我正在体验自己之前诊治过的所有病人的死亡经历，再次体会他们的痛苦、悲恸、恐惧、折磨、忧伤、失落、血泪……我体验到了因癌症而死的病人那种钻心的痛楚，也感受到了中风病人无法动弹的滋味。

我获得了三次喘息的机会。在第一次时，我央求给我一个男人的肩膀依靠（我总是喜欢靠在曼尼肩上睡觉）。但我刚表达出自己的意愿，耳边就传来一个低沉的男性声音：“不得给予！”这个声音冷酷坚定地拒绝了我的要求，就连让我多问一句的时间都没给我。我本想问“为什么不行？”毕竟我的肩上承载了这么多濒死的病人，但我根本没时间也没力气提问。

疼痛就像生产时无休无止的宫缩一样，不断袭来，我恨不得立刻昏过去，但却没那么幸运。不知过了多久，我终于又获得了一次喘息的机会。“能给我只手握一下吗？”我问道。我也顾不上要求男女了，根本没时间让我去选，我只是希望有只手让我握一握，但那个同样冷酷坚定的声音再一次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得给予！”

我并不知道还会有第三次喘息的机会，不过这次我想耍点小聪明，于是我深吸了口气，准备要求给我个手指尖看看。我的想法是，虽然手指尖根本没法握，但至少能证明这还有另外一个人。但就在要求脱口而出之前，我又暗想道：“嗨，不！如果不让我握手，我也没必要看什么手指尖了。我还不如靠自己撑过去。”

愤恨交加的我鼓起了浑身的斗志，对自己说：“如果他们吝啬到连只手都不给我握一下的话，我还不如靠自己，起码这样还能保留点自尊。”

这就是我学到的一课。我必须要经历一千次恐怖的死亡，才能再次确保之后人生的快乐。

就像经历人生世事一样，突然间度过这种痛苦的折磨，成了对信仰的考验。

信上帝——他不会给任何人分配超出他们能力范围之外的使命。

信自己——我能够完成上帝赋予我的任何有能力完成的使命。无论路途多么艰难困苦，我都终将拨云见日。

突然间有一种醍醐灌顶的感觉，好像有人正在等我说“是的”。刹那间我领悟到，原来这一切都是为了让我说出那句话——我愿意。

我的脑子乱成一团。

我要对什么说愿意呢？更多折磨，更多痛苦，独自一人忍受更多苦难吗？

不管它是什么，都不会比我刚才的经历更糟糕，但我依旧没有被击垮，不是吗？是要我再死个千百次吗？

这都无关紧要，迟早都会结束。而且痛得麻木后就不会再感到任何痛苦了，我已超越了痛苦。

“我愿意，”我大喊道，“我愿意！”

房间里突然安静下来，所有的苦痛、折磨和挣扎在刹那间不翼而飞。我彻底清醒了过来，发现外面的天还是黑的。我深吸了口气——已经不知道有多久没这么好好呼吸一下了——看了看窗户外面的夜空，又深吸了口气，浑身放松地躺在床上。这时我又注意到了一些奇怪的事情。先是我的腹部很明显地开始颤动起来，并且颤动的速度还在不断加快，但这种运动却和肌肉没任何关系，我只能惊呼：“这怎么可能！”

但事实就在眼前，我仔细观察了自己的身体，又发现了更多神奇的事。我一看向哪里，哪里就会以和腹部一样神奇的速度开始颤动，一波波的颤动将所有事物都还原成了最基本的结构，所以无论我看向哪里，眼前都飘动着数十亿舞动着的分子。

就在这时我意识到，原来我已经脱离了肉身，化成了一股能量。这时在我面前出现了一大片美得惊人的莲花。这些莲花慢慢在我眼前绽放，变得越来越亮丽娇美，渐渐地它们融为了一朵硕大的莲花，美得让人惊叹。我看到一束越来越亮最后直至空灵的光，也就是我所有的病人所说的他们曾见过的那束光。

我知道自己必须要跨越这朵巨大的莲花，和那束光融为一体。它发出的磁力将我越吸越近，也许这束神奇的光束将是这段艰难漫长的旅程终点。在好奇心的驱动下，我慢慢地享受着这个颤动着的世界中的安详、美好和宁静。不可思议的是，我居然还能意识到自己现在身处荒无人迹的猫头鹰之家，所有的东西都在颤动——墙、天花板、窗，还有窗外的树木。

我的视野以数英里的速度在不断扩大，万物皆在我眼中。从青草到木门，所有事物都在颤动中展现出了自己最基本的分子结构。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我发现万物皆有灵。我慢慢地穿过这朵硕大的莲花，朝着那团光走去。最后，我融入到这团充满了爱的温暖的光束之中。就算数百次接踵而至的高潮也无法比拟我感受到的这种爱、温暖和回家的感觉。然后我听到耳边响起了两个声音。

第一个声音是我自己的。我听到自己说：“对他来说，我是可接受的。”

第二个声音不知来自何方，在我听来十分神秘。它说：“善提尼拉亚（Shanti Nilaya）。”

那晚临睡前，我知道自己在太阳升起前就会醒来。醒来后我穿上自己的勃肯鞋，披上了那件在箱子里放了几周但从未穿过的睡袍。我在旧金山的渔人码头[4]看到这件手工编织的睡袍时，觉得似曾相识，好像上辈子穿过似的，于是就买了下来。所以也可以说我是再次拿回了原本属于自己的东西。

第二天一早，一切也和我预想的一样。在沿着小路走向门罗农庄（Monroe's house）时，我所看到的一切——每片叶子、每只蝴蝶和每块石头还是在以分子的结构震颤着。这是作为人类所经历的最美妙的感觉。我对周围的一切肃然起敬，并爱上了所有生灵，于是像在水上凌空行走的耶稣一样，我也飘浮在小路上的石子和鹅卵石之上，感到无比幸福。我对它们说：“我不会踩着你们；我不会伤害你们的。”

几天后，这种受到庇佑的感觉渐渐消失了。重新回到世俗的世界里，对我来说真的很痛苦。做做平凡的家庭琐事、开车出门这些事看起来都那么的微不足道。不久我就将得知善提尼拉亚的意义，我还会知道，这次经历的目的就是要带给我一种宇宙意识（Cosmic Consciousness）——一种“万物皆有灵”的认知。如果是这样的话，那我这次是来对了。但除此之外呢，难道在找到答案，重新出发之前，我还要独自面对一次脱离现实的痛苦之旅吗？

几个月后，在去加州索诺玛县（Sonoma County）[5]召开研讨会时，我得到了一些关于这个问题的答案。但却做了一个几乎葬送新启示的错误决定。有个医生答应帮我照顾研讨会上的绝症病人，条件是我要在他组织的在加州伯克利市（Berkeley）举行的超个人心理学（transpersonal psychology）[6]会议上发表演讲。但这位医生在最后关头取消了我们之间的协议，我独自一人主持了研讨会，累得精疲力竭。我想当然地认为我已经没有必要再尽自己对他的义务了。

但周五时，就在最后一场研讨会的参与者离开后，一个朋友打电话说，已经有数百人报名听我的演讲。在开车去伯克利的路上，朋友不断给我打气，一再对我说大家都在热情高涨地在等着我。但自己的研讨会已经让我身心俱疲，我根本打不起精神来，老实说，我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对这些高水准的专业与会者说些什么。但到了会场后，我就知道自己得说说之前在门罗农庄的经历。应该有人会为我作出解释。

我一上来就对他们说，接下来会讲述我自己精神世界的发展历程，并提前说明我需要他们来帮助我指点迷津，因为大部分已经超出了我的理解范围。我半开玩笑地强调说我并不是“某类人”中的一员——我不打坐参禅，也不是加州人，更不是什么素食主义者。“我抽烟、喝咖啡和茶，总的来说我就是个普通人。”我的话引起一阵哄堂大笑。

“我没有古鲁，也没拜访过精神导师，”我继续说道，“但却经历了人人都梦寐以求的神秘经历。”我的重点是什么？我想说如果我能经历这些事，那么人人也都可能经历，根本不用长年累月地在喜马拉雅山打坐参禅。

然后我开始讲起第一次灵魂出窍的经历，整个讲堂里鸦雀无声，一片寂静。两个小时后，我彻底沉浸在了在门罗农庄上死过一千次后再次重生的经历中，总结完毕后，全场响起了久久无法平息的欢呼喝彩。这时一位身着橙色长袍的修道士满脸肃穆地走上讲堂，向我阐明我讲话中的几个问题。首先他说虽然我认为自己不是个打坐修行的人，但其实打坐有很多种形式。“当你和濒死的病人以及孩子们坐在一起，一连几个小时都关注着他们的时候，你已经成为了最高境界的打坐者。”他说道。

现场对他的观点报以更热烈的掌声，但却并未引起他的注意，因为他正在集中精力传递另外一条信息。“善提尼拉亚，”他缓慢而清晰地吐出每个音节，“这句话是梵语，它的意思是‘安宁之家’。我们正是在这里结束尘世之旅，回到上帝身边。”

“没错，”我和着几个月前在黑屋子里听到的那句话，“善提尼拉亚。”

[1]美国灵魂学大师，门罗学院创始人，探索人类意识进化的真正的先驱者。

[2]一串声波形成的脉冲（脉冲：一个物理量在短持续时间内突变后迅速回到其初始状态的过程）。

[3]维度又称维数，是数学中独立参数的数目。在物理学和哲学的领域内，指独立的时空坐标的数目。我们所居于的时空有四个维（三个空间轴和一个时间轴），根据爱因斯坦的概念推测为四维空间，我们的宇宙是由时间和空间构成，而这条时间轴是一条虚数值的轴。有些理论预言我们所居于的宇宙实际上有更多的维度（通常十个、十一个或二十六个）。

[4]美国著名旅游景点。

[5]美国的行政区划架构是五十个州，下设县和区；在依都会结构下设市、乡、镇、村及其他基层政区。

[6]20世纪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在美国兴起的一种心理学流派。它是人本心理学充分发展的结果，也可以说是人本心理学的派生物，是关于个人及其超越的心理学，是试图将世界精神传统的智慧整合到现代心理学的知识系统中的一个学派。

归宿

The Final Home

我回到家，站在阳台上。B夫妇过来喝茶，丝丝的微风让我们感到十分惬意，我难掩心头的兴奋之情，郑重地向我的邻居宣布，医疗中心将以“善提尼拉亚”命名。它的含义是“安宁之家”。

这真是个好名字。在接下来一年半的时间里，直到1978年，安宁之家快速地发展壮大起来。为期五天的住校研讨会“生死及过渡”的规模扩大了四倍，我们的宗旨是“通过给予无私的爱，治疗儿童和成人心理、身体和精神上的疾病”。有越来越多的人渴望获得个人成长。我发行的期刊畅销全球，我也从美国的阿拉斯加州走到了奥地利，足迹遍布全球。

虽然安宁之家在不断壮大，但它的宗旨依旧只是帮助个人获得成长。人们会在研讨会上甩开自己未完成的事务、消释这一生中他们心中的积怨，并且学会如何生活，这样他们才能随时准备好面对死亡，也就是说，他们成为了一个完满的人。一般来说研讨会的与会者包括濒死的病人、感情上有问题的人和其他成年人——从二十岁到一百零四岁不等。不久前也开始面向青少年和儿童开放。一个人如果能很快变得完满，那么他或她就有更多机会成长为一个在身体、情感和精神方面都很健康的人。这不也预示着他们将会有一个美好的未来吗？

那些联络我的人——无论是在安宁之家还是在路上，都会听到几乎相同的话。“死亡并不可怕，事实上，它可以成为你一生中最神奇美妙的经历。它取决于你现在如何生活，而决定现在的至关重要的因素就是爱。”

我在美国南部巡讲时，遇到了一个九岁的小男孩，他帮了我一个大忙。在长时间的谈话过程中，每当精力几近耗光，我就会通过与观众互动来为自己充电。一次我看到了坐在第一排的道格（Dougy）的父母。虽然之前从未见过他们，但直觉告诉我说，我得问问这对亲切的年轻父母，他们的孩子在哪儿。于是我脱口而出：“不知道为什么，但我很想知道为什么你们没把他带来？”

他们感到十分惊讶，并向我解释说他正在医院接受化疗。中途休息过后，这位父亲带着道格来到现场。道格有着典型的癌症病人的特征——消瘦、苍白并且头发也掉光了，但除此之外，道格和其他美国孩子没什么两样。我继续演讲，道格则拿出纸笔开始画蜡笔画。后来他把那张画作为礼物送给了我，这是我收到过的最好的礼物。

和大多数濒死的孩子一样，道格也比同年纪的孩子要成熟得多。身体上的病痛让他的直觉变得更加敏锐。所有濒死的孩子都是如此，这也是为什么我一直鼓励病人完全发泄出自己的怒气、痛苦和悲恸，向他们敞开心胸的原因。因为他们什么都明白。道格的话让我对此更加深信不疑。“我们要告诉他们吗？”我指了指他的父母问道。

“好的，我想他们能够接受。”他说道。

道格的父母最近被告知，他们的儿子只有三个月的生命了。他们最大的问题就是接受这个消息。但看到这幅画后我得出了不同的结论，至少从画中我可以看出，道格还能活得更久，也许是三年也说不定。她的母亲喜出望外，十分激动地拥抱了我，但我可不敢把功劳全算在自己头上。“我只是在解读这幅画，”我说道，“真正知道这些事情的人是你们的儿子。”

我很喜欢和孩子们在一起，因为他们十分诚实坦率。他们会揭穿所有的伪装和吹嘘。道格就是一个最好的例子。一天我收到了一封他的来信。他在信中写道：

亲爱的罗斯医生：

我只想问一个问题：生是什么，死是什么，为什么小孩子也要死呢？

爱你的道格

我拿出几支彩笔，凭着这么多年来和濒死病人相处的工作经历，开始画一本关于生死的小册子。我用简单的语言将生描述为一场赌博，它和风中散播的种子有些相似，在泥土的怀抱中享受着温暖的阳光，就像普照人世的上帝之爱一样。每个人一生的目的就是要不断学习。我想告诉三年后就会死去、且正在努力找出原因的道格，他也不会成为例外。

一些花朵只是盛开短短几天就黯然凋落，但它们带来了春的气息，让人们看到了希望。所以人人都喜爱它们。虽然很快就凋落了，但它们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多亏了道格，才让数千人从这封信中受益。

我真希望能早点儿发现自己身旁正在慢慢滋生的问题。1978年初春，当时我正出门在外，一些常去参加B夫妇集会，和我们的导师——向导们见面的朋友，发现了一本名叫《伟大的潜能》（The Magnificent Potential）的书，是一位名叫勒纳·辛肖（Lerner Hinshaw）的当地人在二十年前写的。这本书里包含了B和大部分与他通灵的向导在过去的两年里教给大家的那一套。我一听到这个消息就和大家一样呆住了，我们都觉得自己被耍了。

但当我们去质问B时，他却对此矢口否认，并称向导们禁止他透露这些知识的来源。这场对峙并没有得出任何结果，我们每个人都要自行判断并作出决定。小组里有超过一半的人离开了，他们已经不再抱任何幻想，也无法再相信B的话了。对于我来说，我并不知道该怎么办，但这时我的脑海里却浮现出了佩德罗在几个月前给我的忠告。“你们每个人都要作出自己的选择。”他还说过，“自由的选择权是人类在地球这个星球上出生时，收到的最好的礼物。”

那些留下没走的人和我一样，不想就这么放弃这些向导，因为他们教给了我们许多十分有意义的东西。但在有所怀疑后，我们也注意到了集会上某些不同寻常的事情。新的与会者进入黑屋子后许久都没出来，我们还听到哧哧的笑声和奇怪的声音，我真想看看B到底在给信徒们做些什么指导。有一天，一位朋友心烦意乱地哭着来找我，她是从B那里跑出来的。在冷静下来后她告诉我说，B对她说是时候该开发她的性潜能了。她一听这种话就连忙逃了出来。

现在我们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和B及其妻子当面对质了。第二天我们就把大家都叫到了我家。在之前的几次对峙中，他都没有丝毫内疚或是懊悔之意，很显然他认为自己做的事是对的；他的妻子看上去虽然很不安，但也早已习惯了他这种行为。事实上，我们在深入调查后发现，他这种诡异的行为由来已久，于是我们立刻发布通告，禁止任何人在没有他人监督的情况下和他单独待在黑屋子中。

但事情还没完，州消费者事务部门圣地亚哥分部接到了投诉。于是在十二月，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开始就这些性骚扰的相关指控进行调查。但在访谈了众多的当事人后，检察官却没能找到提起控诉的证据。就像一位受访者说的那样：“一切都是在黑暗中进行的，根本没有证据。”

这让我们左右为难。因为B一再告诫我们在灵魂实体现身时，如果开灯它就会死掉，我们都不想冒这个险。我感到非常矛盾。如果这一切都是假的，那为什么这些灵魂实体对我所提出的问题无所不知呢，而这些问题所涉及的范围也已远远超出了B的受教育程度。我们不是都亲眼看到了灵魂实体出现在我们面前吗，我不是也看到佩德罗为了登上木马让自己瞬间长高了六英寸吗？

我和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决定自己调查清楚。但B非常狡猾，这让调查进行得很不顺利。有一次我刚想偷偷打开手电筒，他就立刻宣布集会结束；还有一次我们给这位通灵者戴上了手铐，将他的双手反铐在背后无法动弹，这下他就没法和信徒们鬼混了。但灵魂实体一如既往的来了又走了，等到集会结束时，这位通灵者依然戴着手铐，只不过手铐从手上移到了脚上。我们所有的努力最后都以类似的结果而告终。

虽然疑云重重，但我们依然定期和B一起在黑屋子里举行通灵集会。而就在这个当口，B一度十分强大的治疗能力却开始急剧减弱了，这使得事情变得更僵了。我有一连串的问题想问，我们这个团队一度团结一心，互帮互助，但现在却变得互相猜疑，互不信任。我到底应该留下还是离开呢？不管怎样，我都要找出真相。

与此同时，B任命我担任他教堂里的“和平大使”。虽然现在B就算做一点儿小事都会受到质疑，但那晚还是充满温情，让人十分难忘。所有的灵魂实体都赶来庆祝，就连其中级别最高的K也出现了。在他出现时我们都会立刻感觉到——整个房间突然变得静悄悄，然后身穿一件埃及式长袍的K就会在我们面前现身。他一出现我们就全都无法动弹，我甚至都没法动一下手指头或是眨一下眼睛。

通常K很少开口讲话，但这次他却说了很多。他将我的一生描述为为了爱与和平奉献的典范。“你心中一直希望能够成为一位真正的和平使者，今晚你的愿望将会得到满足。”他说道。他让佩德罗主持仪式，塞伦则吹起长笛为我们伴奏。

几个月后，我正在外面和两个朋友说话时，K突然出现了。他靠在一栋高楼的墙壁上，双脚离地足有七英尺[1]高。他那身优美的埃及长袍和洪钟一样清晰的声音让我一眼就认出了他。“伊莎贝尔，在泪河中惜福吧。”他说道，在消失前他又补充道，“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吧。”我吓了一跳。我流的眼泪还不够多吗？家庭破碎，夫离子散，连我最信任的B也不再可信，难道我受的苦还不够多吗？

“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吧。”

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是说在适当的时候一切都会变好吗？我只能耐心等待吗？

从我密密麻麻的行程表中可以看得出，我绝对不是个有耐心的人。为了能全天监控B的一举一动，我开始带着他们夫妇出席研讨会。本来一切相安无事，但有一天，我们从圣巴巴拉回家时，我和他妻子在车里等了一个多小时他才出现，并且也毫无歉意。不过当时研讨会已经让我筋疲力尽了，于是B把他的夹克铺在了后座上让我躺下睡觉，由他来开车载我们回圣地亚哥。

走到一半，到旧金山时，我就沉沉睡去了。等我睁开眼睛时车子已经上了回家的路，一回到家我就又爬上床睡了。

大概凌晨三点时，我感到自己好像不是躺在枕头上，而是睡在一个大气球上面。我把头转来转去，但还是感觉不对劲。我迷迷糊糊地走到浴室里，打开灯照了照镜子，心脏差点没跳出来——我的整个脸全都变形了，一边脸高高肿起，把眼睛挤成了一条缝，另外一只眼睛也只是勉强能睁开一点点。看上去十分可怕。“天杀的，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大喊道。

我隐约记得自己在车里躺在夹克上睡觉时，感到有什么东西咬了我的脸，记得自己被咬了三次，但我实在是又困又累，根本没力气管它了。我又仔细地检查了一下，发现我的脸上有三个细小但很清晰的咬痕，而且还大有继续恶化之势。甚至就在我站在那里时，脸还在继续肿大。我住的地方离医院太远，现在也没法开车，而离得最近的人就是我并不信任的B，一时间我感到手足无措，不知如何是好。

“你是被毒蜘蛛咬伤的，”我镇定地对自己说道，“你没多少时间了。”

一时间我的脑海里思潮翻滚。已经没时间给住在美国各地的家人打电话，我的时间不多了。我想起一生中曾经有数百次以为自己就要死了，在面临巨大的压力和悲恸时，我甚至也想过自杀，但这个想法只是一闪而过。在那些痛苦难熬的时刻，死亡简直是一种解脱，我宁愿死上一千次。但我绝不会做这种对不起家人的事情，这会让我感到过于愧疚和自责。不，我绝不会自杀。

我的病人也没有一个自杀而死的。许多人曾经想过结束自己的生命，但我会问是什么让他们觉得没法活下去。如果是因为痛苦，那么我可以增加他们的药剂量；如果是因为家庭原因，那我就会试着去帮忙解决；如果他们感到绝望，我就会尽力帮他们走出低谷。

我的目标是帮助病人，让他们一直活到自然死亡。我绝不会帮助病人自杀，我认为这样的做法是不对的。如果一位心智正常的病人拒绝接受治疗或是透析，在某种程度上我们也不得不承认他有权利这么做。一些病人已经完成了未了的心愿，也已经将所有事情都安排妥当，他们能够安详地接受死亡，而不愿苟延残喘地活下去，他们有权决定自己的生死，但我绝不会帮他们自杀。

我已经学会了保持客观。一般来说，如果病人安详地接受了死亡和濒死，耐心地等待死亡的自然降临，那么这就是一次非常美好超凡的经历。

如果一个人选择用自杀结束生命，他只不过是在自欺欺人，逃避那些自己本该学到的课程，但事实上是无济于事的。比如说，如果一个女孩因为失恋自杀，那她就必须回到人世重新学习如何应对失去。她之后的一生很可能都会充满各种失去的伤痛，直到学会接受为止。

但现在我站在镜子前，脸还在继续肿大，是我仍有选择余地的这个想法让我一直活到现在。这真是奇怪，拥有选择自杀的权利居然能让我活下来。不过毫无疑问这是事实。如果不迅速采取行动应对快速恶化的伤口，我很可能会在几分钟内死掉，但我有选择的权利，也就是上帝赐予每个人的自由选择的权利。在那一刻，我必须独自决定是要生还是死。

我走进了起居室墙上的耶稣像前，在他面前庄严起誓，希望自己能够活下去。话音刚落，一束神奇的光照亮了整个房间，我朝着它走去。我知道，虽然这看起来十分不可思议，但只要温暖的光环绕在我身边，我就能活下来。一周后，一位名医在检查了我的伤口后说道：“从伤口看很像是黑寡妇毒蜘蛛咬的，但如果是那样的话你不可能还活着。”我知道他肯定不会相信我是如何获救的，于是也不用多说什么。“你很幸运。”他说道。

没错，我很幸运，但我也知道真正的难题并没有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1]约合两米。

艾滋病

AIDS

你所遇到的问题其实都是上天赐予你的礼物。我在听说曼尼因为缺钱把弗洛斯摩尔的房子卖掉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明明之前答应会优先将房子卖给我的，但让我更痛心的是，他居然卑鄙地卖掉了埃斯孔迪多的“安宁之家”的产权。紧接着我就收到了通知腾房子、将钥匙交给新卖家的挂号信。这个消息犹如晴天霹雳一样，我呆在那里，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我还能怎样呢？失去了家园，紧接着又硬生生地被拉出了自己的梦想之地，我只能夜夜以泪洗面。这正应了我的灵魂实体给我的那句谏言：“在泪河中惜福，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

但一周后，圣地亚哥遭遇了一场猛烈的暴风雨。大雨一直持续了七天，引发了山洪暴发、土石塌方，致使很多人遭受了大量的财产损失，我那间坐落在山顶的医疗中心也未能幸免。主屋的屋顶崩塌，破裂的游泳池里满是泥土，进入中心的陡峭小路也被冲刷得无影无踪。如果我还住在那里的话，恐怕早就被困在山上了，而且修理重建也需要花上一大笔钱。虽然看起来很奇怪，但塞翁失马，焉知非福。

复活节女儿来看我时，我和她分享了自己的好心情。芭芭拉是个很敏感的女孩，她一直都不相信B和他的妻子。我还一直以为她是因为我搬到了加州才记恨他们的。不过现在她已经上大学了，和她哥哥一样就读于威斯康星大学（University of Wisconsin）。我们又和从前一样亲密了。

真是要感谢上天。在我安顿下来后，芭芭拉就可以享用宽大的阳台、用热水泡澡，还有漫山遍野的鸟语花香。我们兴冲冲地开车去山中的苹果园，返回时却满身狼狈——在下坡时我的刹车突然失灵了。不过我们却平安无事，这简直就是奇迹。几天后我们又说了同样的话：我和芭芭拉开车去我的一位寡妇朋友家里，她住在长滩（Long Beach），之后我们急忙赶回家里准备复活节大餐，却发现房子燃起了熊熊大火。

火苗肆意吞噬着我的屋顶，我们急忙开始扑火。我抓起了花园里的水管浇水，芭芭拉则跑到邻居家给消防部门打电话。但她连跑了三家都没人应门。最后她只好无可奈何地按了B家的门铃。他们来应了门，并且答应马上给消防部门打电话，但他们所做的也只有这么多而已。之前那些所谓的朋友没有一个前来帮忙，我和芭芭拉两个人只好自己拿着花园的水管救火，等到第一辆消防车开来的时候，我们已经把火扑灭了。

消防员劈开了一面墙壁，我们母女立刻冲到了房子里面。这简直是个噩梦：家具全都被烧毁了，所有的灯饰、电话和其他塑料制品都融成一团；墙上挂着的装饰和地下铺的印第安毛毯、图画以及厨房里的碗碟全被熏黑了。整间屋子都弥漫着一股刺鼻的味道，我们被告知不能继续再待在房子里了，因为浓烟会伤害我们的肺。诡异的是，我为复活节大餐准备的那只火鸡闻起来却香喷喷的，让人垂涎欲滴。

我坐在车里点上一根烟，一时间不知如何是好。一位非常好心的消防员走了过来，问是否需要给我介绍一位专门为火灾中失去一切的人做心理辅导的顾问。“不用了，谢谢。”我说道，“我已经习惯失去了，而且我自己就是这方面的专家。”

第二天这位消防员又回来看望我们，这让我十分感动。而B和他的妻子根本就没露过面。芭芭拉问我说：“他们真的是你的朋友吗？”

有人看我不顺眼，或至少看上去是这样。纵火调查员和私家侦探在勘察了现场后都称，厨房的壁炉和房子外面的木柴堆是同时起火的。“很可能是有人纵火。”调查员说道。我还能怎么办呢？今年的春季大扫除未免来得太早了点儿。复活节过后，保险公司的人把所有烧毁的东西都用卡车拉走了，就连祖母留给我的银器都未能幸免，我本打算把这套银器留给芭芭拉的，但现在它们都融成了一团。

一些在“安宁之家”的朋友帮我清理洗刷出了所有还能用的东西。唯一在大火中幸免的东西就是一件古老神圣的印第安烟斗。没过多久，我就用保险公司的赔款雇了一队工人重建房子。不过这再也不是之前的那栋房子了，我打算房子完工后就将它卖掉。

我的信念正面临着严峻的考验。我已经失去了山顶的医疗中心以及我信任的B，还遭遇了一连串威胁到生命的离奇事件——被毒蜘蛛咬伤、刹车失灵以及突发的大火——这种事情发生得太过频繁，让我感到很不对劲。我觉得有人想要害我。这一切都值得吗？我还能为别人奉献多久呢？我觉得自己必须要远离B和他邪恶的磁场。我要做的事就是买下我想了数年的农庄，在那里放慢脚步，照顾好自己。也许这才是正确的想法。但时机还未成熟，因为就在陷入信念危机之时，我又临危受命，开始了自我奉献。

这一次是因为艾滋病，而它也改变了我之后的生活。

几个月以来我一直听到有关“同性恋癌症”的传言。大家对这种病都不是十分了解，只知道本来身体健康、活力充沛的男人突然一个接一个地病入膏肓，而这些人无一例外的都是同性恋，所以一般民众并没有陷入恐慌。

一天，我接到一位男士的电话，问我是否愿意让艾滋病病人参与我的下一场研讨会。我从没拒绝过任何绝症病人，所以立刻就答应了他的请求。但后来一见到这位名叫鲍勃（Bob）的绝症病人，我就开始祈求上天能够让我远离他——他那张消瘦的脸庞和细长的四肢上长满了丑陋的紫斑——一种名叫卡波西肉瘤（Kaposi's sarcoma）[1]的致命恶性皮肤肿瘤。我拼命在脑海中搜索着可能的答案：他到底得了什么病？是不是传染病？如果我帮他的话会不会也被传染上这种病？我这一辈子都没这么丢人过。

这时我听到自己内心里有个声音，它鼓励我将鲍勃当成一个正在受苦的人——一位美好、诚实、充满同情心和爱心的人来看待。这么一想我就觉得能为他做点什么是自己的荣幸，就像对任何其他病人一样。将心比心，如果我是他的话，我也希望别人能够这样对我。

但我却被自己的本能反应吓坏了。我照顾过各种各样的濒死病人，如果就连我，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这本书的作者，一开始都会被这个年轻人的状况吓到的话，那么实在无法想象，这个社会在面对这种名叫艾滋病的传染病时会多么举步维艰。

唯一能让人接受的反应就是同情。只有二十七岁的鲍勃，并不知道自己得了什么病。他和其他得病的年轻同性恋男人都只是知道自己快死了。弱不禁风的身体和急剧恶化的病情让他只能每天待在家里，家人早就不管他，朋友们也不再来看他了，他每天都感到十分绝望。一天在研讨会上，他泣不成声地告诉大家说他给母亲打了电话，说很抱歉自己是个同性恋，可这也不是他自己能控制的。

鲍勃对我来说是一大考验。他是我帮助的第一个艾滋病病人，在他之后我帮助了数以千计的艾滋病病人，让他们能够安详地面对生命悲惨的终结，但他却给了我更多回报。在研讨会的最后一天，与会者们——其中也包括一名古板保守的正统基督教牧师——一起为鲍勃唱了一首动听的歌曲，然后轮流拥抱了他。他所表现出的勇气让研讨会上的我们更深刻地了解了诚实和悲悯的意义，我们把这份理解带到了整个社会上。

这个社会需要这份同情心。大多数患上艾滋病的患者都是男同性恋，大多数人一开始都觉得他们是自作自受。但在我看来，这简直就是毫无人性的态度。真正的基督教徒怎么会抛弃这些艾滋病的受难者呢？大众怎么会对他们如此冷漠？我想到了悉心照料麻风病人和妓女的耶稣，还想到了自己是怎么拼尽全力为绝症病人争取权利的。慢慢地，我们还听说男同性恋、女人和婴儿都感染上了这种疾病。不管喜欢与否，我们所有人必须带着悲悯谅解之心，用我们的爱，共同对抗这种可怕的传染病。

在当今时代，核废料、有毒废弃物和规模空前的战争正威胁着我们这个星球。艾滋病也在威胁着我们全人类的生命。如果人类不拿出爱心去对待艾滋病病人的话，我们就会走向毁灭。后来我写道：“艾滋病给人类带来了空前的威胁，但和战争不同，它是来自我们内心的一场大战……我们是选择仇恨和歧视，还是勇敢地选择爱和奉献？”

我怀疑早期的艾滋病是人为造成的。在早期的采访中，许多艾滋病病人都提到他们曾接受过据说能治疗肝炎的针剂注射。对此我没有太多时间进行详细调查，但如果这一切都是真的，那就说明我们不得不花更大的力气去对抗邪恶力量。

没过多久，我就开设了首场专门为艾滋病病人设立的研讨会。研讨会在旧金山举行，我倾听着一个又一个的年轻人讲述着相似的令人心碎的故事：他们的一生充满了欺骗、排斥、孤立、歧视、孤独和所有人性中负面的东西。之后我又举办了许多场这样的研讨会，这些故事让我哭了一场又一场，眼泪都要流干了。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艾滋病病人都是非常棒的老师。在第一场艾滋病专场的研讨会上，一位来自美国南部地区的年轻人让我们得到了许多启示和成长。在医院进出一年后，他变得瘦弱枯槁，看上去就像是纳粹集中营里的囚徒一样，简直就是个活死人。

在临死前，他觉得有必要和数年未见面的父母和好。等到身体好点时，他向朋友借了套西装，套在他那瘦骨嶙峋活像骷髅一样的身体上，搭乘飞机回到了家里。他十分担心自己的样子会吓到他们，甚至还想掉头离去。但这时一直站在走廊上焦急等待的父母看到了他，他的母亲立刻跑了出来，完全不顾忌他脸上遍布的紫斑，一把就把他抱在了怀里。紧接着他的父亲也拥抱了他。在儿子临死前，一家三口终于又团聚了，他们深情地抱在一起，泪流满面。

“所以说，”这位年轻人在最后一天的研讨会上说道，“得上了这种可怕的疾病后我才知道，什么是无私的爱。”

我们在场的所有人都感悟颇深。从那时起，我的生死及过渡研讨会就开始面向全国乃至全球的艾滋病病人开放。为了确保每一个病人都能参加研讨会——治疗费已经让他们耗尽了大部分的积蓄——我开始编织围巾义卖，所得的钱都捐给我们为艾滋病病人建立的基金会。

我知道艾滋病是我们乃至整个世界，在波兰惨遭纳粹蹂躏之后所面对的最重大的战役。我们已经赢了波兰那场战役，一切都结束了，但对抗艾滋病的战斗才刚刚开始。研究人员忙着申请项目基金，他们都想率先找出艾滋病的起因和治疗方法。但我知道要想取得最后的胜利，我们还要依靠更多科学以外的东西。

这场战争才刚刚开始，但我已经看到了它的结局。我们能否取得胜利，就要看我们能否学会艾滋病教给我们的课程。我在日记中写道：

我们每个人心中都存在着超乎自己想象的善，它让我们不求回报地付出，不带偏见地倾听，并且无私地去爱。

[1]卡波西肉瘤（KS）又称多发性出血性肉瘤，是一种少见的多中心性血管肿瘤。近年来艾滋病的传播，艾滋病型卡波西肉瘤明显增多，而且进展快，治疗困难，死亡率高。

圣水

Healing Waters

我还住在那栋房子里，但在清晨阳光的照耀下，这栋房子显得破败不堪，我似乎随时都有可能搬出去。空气中还弥漫着烧焦的味道，墙上空空荡荡的，之前挂着的印第安毛毯和图画已经不复存在。一把火把这个地方的所有生气——包括我自己的——全都烧干了。我真想不到，像B这样优秀的治疗师怎么会变得这么邪恶。在搬走之前我不想跟他有任何瓜葛。

但抬头不见低头见，一天早上，我刚主持研讨会回来不久，B就找上门来了。他的妻子写了一本名叫《黑屋子》（The Dark Room）的书，为了能更好地进行宣传，他想让我为这本书写序。“明早之前你能写好吗？”他问道。

虽然我很爱我的那些向导，但良心告诉我，这样做无异于继续纵容从过去的六个月开始就很明显是胡作非为的事情。我们最后一次谈话——或者说是对峙中，B宣称他无法为自己的所作所为负责，即使是犯错也没办法。“我在通灵时根本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他说道。

毫无疑问他在撒谎，但我又不忍心真的和他们决裂。我知道如果没有我的演讲和资助，“安宁之家”根本办不下去。深思熟虑后，我召集了“安宁之家”几位最活跃的雇员——两男五女，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我对他们坦白了一切：我担心自己的生命受到了威胁、我对B有所怀疑但没有任何证据，我也不知道哪个灵魂实体是真的，哪个是假的。

“显然这牵涉到整体的信任问题。”我说道，“这真让人抓狂。”

没人接话。我告诉他们，我打算在当晚集会结束后，就解雇B和他的妻子，凭着我们自己的力量经营“安宁之家”。说出这个决定后我感到如释重负，这时我最信任的三位女员工却突然向我坦白，说她们为了充当女性灵魂实体，曾接受过通灵者的“训练”。她们声称他将她们催眠，然后控制她们的行动。难怪我一直找不到证据证明塞伦和佩德罗是假冒的灵魂实体——他们本来就是真的。但那些女灵魂实体显然是冒牌货，难怪她们从不和我接触。

我发誓要在第二天一早B来取序言时，和他当面对质。他还不知道我另有打算。三位女员工同意出来指证B，因为不知道B会不会做出过激的事，为了以防万一我请求两位男员工躲在树林后监听。那晚我彻夜难眠，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法看到塞伦和佩德罗了，也不会再听到威利动听的歌声了。但我必须要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

第二天天还没亮我就起床并紧张地等待着那一刻的到来。B准时出现了。在三位女同事的陪同下，我走到阳台上和他会面。我告诉他，我不会再给他和他妻子发薪水了，也就是说他们被解雇了。“如果有疑问的话看看她们你就明白了。”我说道。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恨意——这也是他唯一的反应，除此之外他甚至连一句话都没说。他拿着手稿走回了山上，不久后就卖掉了房子，搬去了加州北部。

我终于解脱了，但却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人们在B的通灵中学到了很多东西，但在他开始滥用自己的天赋后，大家就开始遭受令人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和挣扎。很久之后，我又开始能够和塞伦、佩德罗以及其他灵魂实体进行交流了，他们表示，其实很久之前就察觉到我对他们有所怀疑，而且我一直在质疑他们到底是上帝派来的使者还是魔鬼的门徒。但唯有经历过惨痛的一幕，才能真正学会如何信任他人和如何明辨是非。

一切都可以原谅，但却无法忘却。我花费了足足七年的时间，才鼓足勇气打开录音机，听一听我的灵魂实体给我们的教诲。事后再听时，我一下子就听出他们在警告说即将会出现欺骗和可怕的分裂。但他们当时说得十分隐晦，所以我才一直没能行动起来。我一直没有离开，直到最后一刻。我知道，如果再继续和B待在一起，我肯定不会活到现在。在余生中我仍会彻夜无眠，心中翻涌着无数的问题。只有经历了我们所说的死亡的过程，才能得到最后的答案，对此我倍感期待。

我的未来还是个未知数，在房子卖出去之前，我打算一直住在这里，直到有其他地方可去，但目前还没有找到。继续留在“安宁之家”工作的员工虽然不多，但都十分用心，我们一起努力工作，在全世界范围内帮助濒死的病人，建立济贫所、专业健康护理培训中心以及近亲和丧失亲人的辅导团体。由于艾滋病人日益增多，更多的人开始关注我主持的为期五天的研讨会。

其实我可以像浮萍一样飘来飘去，只在研讨会中辗转，而不用拥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只要从机场到酒店再到机场就好，但那不是我的作风，现在的我更不会如此。我知道自己必须要放慢脚步，沉淀下来，但却不知道该怎么做。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遇到了《死亡回忆》（Life After Life）的作者雷蒙德·穆迪（Raymond Moody）。他建议我去他在仙纳度（Shenandoahs）的农庄上看看，他将这里描绘成“弗吉尼亚州的瑞士”，这让我怦然心动。1983年年中，在结束了为期一个月的巡回演讲后，我在最后一场的演讲地华盛顿雇了辆车，直奔四个半小时车程外的弗吉尼亚州高地县（Highland County）。

司机还以为我疯了。因为我对他说：“无论我表现得有多爱这个农庄，我都希望你能假扮是我的丈夫，否决我的决定。我可不想做出一些以后会后悔的事。”

一路上我都在滔滔不绝地说着乡村景色有多么多么美，等我们到了离农庄约有十二英里[1]的河源村时，听了几个小时的司机突然反悔了。“女士，我看你还是买下这块地吧。”他解释道，“看得出来，你真的很喜欢它。”

看起来的确如此。我在延绵起伏的山丘和田野上漫步，察看这块占地三百英亩[2]的牧场和森林。但这仍是个大工程。农舍和谷仓都需要重新修葺，耕田也已经被废弃多时了，还得重新建栋房子。但即便如此，拥有一个农庄的愿望又重新被燃起。我的脑海中浮现出了焕然一新的农庄的样子：农庄里将会有一个治疗中心、一栋教学楼、几栋小木屋以及各种各样的动物……一种隐居的生活。高地县还是密西西比河东部流域人口最少的地区，这点让我十分满意。

向住在大路尽头的老农夫请教要如何买下一座农庄，并且大概掌握了一些方法。第二天一早我坐在斯汤顿（Staunton）农场事务处负责人面前时，还在滔滔不绝地跟他说着我为新农庄制定的各项计划——其中还包括给城区孩子们搭建的一座帐篷、一座儿童动物园，等等，诸如此类的东西。“女士，我只需要知道你有多少头牛、多少只羊、多少匹马以及总面积。”他说道。

第二个星期，也就是1983年7月，我就成了这座农庄的主人。为了给农庄增加一些生气，我让新邻居在我的土地上放牧，然后便开始进行大面积的开垦工作。我在圣地亚哥密切关注着工程的进展。在10月份的期刊中我写道：“我们已经重新粉刷了农舍，翻修了地窖，在鸡舍旁加盖了一间畜栏，还开垦了一个很漂亮的花园和菜园。食品室和酒窖已经装满了食物，足以喂饱那些饥饿的研讨会参与者……”

等到1984年春天，农庄里又增加了更多的生气。我在几棵高耸的老橡树旁建了一栋新木屋，打算自己住。紧接着第一批小羊出生了，其中一对双胞胎和其他三只小羊都是黑色的。现在我真的拥有属于自己的农场了。

我又盖了三栋圆形建筑，打算在里面召开研讨会。这时我发现，自己需要一个统筹办公室。正当我打算在镇里租间办公室时，一个夜晚，塞伦出现在我面前，建议我列一个名单，写上所有需要的东西。我幻想拥有一栋舒适的小木屋，里面有个壁炉，门前有一条潺潺流过的小溪，还能看到鳟鱼；屋子四周是一片广袤无边的田地。最后，在幻想中，我还在这个单子上加了条飞机跑道，因为机场离我实在太远了。

第二天，一位在邮局工作的女士告诉我，离她住处五分钟远的地方，有间很可爱的小木屋正在出售。她说那间房子就在河边，里面还有个石头砌成的壁炉。听上去相当不错。“但只有一个问题。”她看上去一脸失望，但又不肯吐露实情。她央求我先去看看再说。我一口否决，并且最终说服了她告诉我到底哪有问题。“后面就是机场跑道。”她说道。我倒吸了一口气，然后买下了这个神奇的地方。

那年夏天——确切地说是买下房子一年后，我告别了埃斯孔迪多市，搬到了弗吉尼亚的河源村。1984年7月，儿子肯尼斯开着我的野马（Mustang）[3]汽车横跨整个国家，将我送到了新家。十五名“安宁之家”的员工中，有十四名跟着我到了那里，继续进行我们十分重要的工作。大部分人会因为无法适应或不愿意过这种乡野生活，在一年后离开。我原本打算先尽早盖好治疗中心，但我的向导们告诫我要先盖好自己的房子。

之前我一直搞不懂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说，后来有志愿者看到我们在期刊上寻求帮助，便纷纷从各地前来援助我们。他们带来了工具和热情，但也带来了一些特殊的需求。打个比方说，四十个人里可能会有三十五种不同的饮食习惯。有的人不吃任何乳制品，有的人只吃健康食品，而有的人不吃糖，有人不吃鸡肉，也有人不吃鱼。多亏了这些灵魂实体，如果在晚上还没法一个人清静清静，那我真的要发疯了。整整五年我才习惯每餐要做两种菜——荤菜和素菜。

农场在我们的努力下渐渐变得焕然一新。我买了几台拖拉机和打包机。开垦了农田，撒上了种子，施了肥，还挖了水井。当然，花起钱来也像流水一样。一直到八年后，靠出售农庄上的牛羊和木材才能勉强支撑开支。但大自然回报给我们的东西远远超过了我们所投入的费用。

感恩节前夜，在和工头一起钉钉子时，突然感觉接下来会发生点什么不同寻常的好事。那晚我没让他回家，整晚都拉着他喝咖啡、吃瑞士巧克力。他还以为我脑子坏掉了。但我向他保证这么做绝对值得。果然，深夜时分，我们正坐着聊天时，突然有一道温暖的光束照亮了整个房间。工头看了看我，好像在问：“怎么回事？”

“稍等片刻。”我说道。

一个影子慢慢地出现在了对面很远的墙壁上。我们立刻就认出那就是耶稣本人。他赐予了我们祝福，然后便消失了。过了一会儿，他再次出现并消失，之后又返回了这里，并且要我将农庄命名为圣水农庄（Healing Waters Farm）。“这是个全新的开始，伊莎贝尔。”

我的见证人呆住了。“生命中充满惊奇。”我说道。

第二天一早，我们走出去呼吸早晨的新鲜空气。昨晚下过一场小雪，田野、山丘和建筑上都蒙上了皑皑的白雪。

看上去果然是个全新的开始。

入住圣水农庄让我心中涌起一股使命感。我还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只能先安定下来，不过这也算是个好的开始。我的邻居波林（Pauline）身患糖尿病、狼疮和关节炎，行动非常不便，却像天使一样美好。每次我旅行回来打开房间的灯时，她都会打电话过来说：“你好，伊丽莎白，欢迎回来，我带点东西到你那儿去好吗？”每到这个时候我才会找到回家的感觉。几分钟后她就会带着自制的布丁或苹果派出现在门口。大路的另一头还住着两个随时愿意为我帮忙的兄弟。

这个地区很穷，人们的生活非常艰苦，但他们却仍保持着淳朴真挚的天性。我喜欢这些朴实的人，他们活得比我在加州南部遇到的那些虚伪的人更真实。我的生活就是每天和他们一样日出而作，拖着酸痛的身体辛苦地换取一些收入。如果不是该杀的美国邮政来得太快，我也许还在过着这种日子。来得太快？没错，我也许是第一个抱怨美国邮政来得太快的人。

我刚来这里时，只有一间办公室的河源村邮局，一星期才上一天班。我提醒邮局那位和蔼可亲的女负责人说，她可能得经常来上班了，因为我一个月的邮件量大概是一万五千封。“好吧，亲爱的，到时候再说吧。”她说道。一个月后，邮局改为一周营业五天，而且从来没有延误过信件的投递。

那年春天，我收到一封对我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信件。那封信写在半张纸片上，寥寥数语却让人心碎。那上面写道：

亲爱的罗斯医生：

我三岁的儿子感染了艾滋病，我再也没法照顾他了。他每天几乎不吃不喝，如果我把他送到你那里需要付多少钱？

类似的信件接踵而至。其中佛罗里达州的道恩·普雷斯（Dawn Place）女士的故事最能反映出艾滋病病人所面对的悲惨的挫折感。她是一位艾滋病感染者，同时也是一位母亲。在生命中那痛苦的最后几个月中，她四处奔波，拼了命地想要为自己那同样感染了艾滋病的女儿找一个安身之地。她足足找了七十多家机构，但都被拒之门外，最后她就这么死了，连谁来照顾自己的女儿都不知道。我还收到了印第安纳州一位母亲让人心碎的来信，询问我是否能照顾她那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没人敢碰他。”她在信中写道。

我还听说有个感染了艾滋病的婴儿被扔在鞋盒里等死，这让我非常愤怒，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后来她被送到了一家医院，医护人员将她放在了一张小床里，她看起来就跟一只住在动物园笼子里的动物差不多。医护人员每天都会拍拍她，捏捏她，但也仅此而已。没有任何人亲近过这个孩子，没人抱过她，也没人让她坐在自己的膝盖上，或是让她依偎在自己怀里。她到了两岁都还不会爬，更别提走路了，而且她也不会说话。生活对她来说太残酷了。

我四处奔走，终于找到了一对愿意领养这个孩子的夫妇，他们真的是太有爱心了。但等他们到医院时，院方却以宝宝病了为由不准他们见宝宝。废话，宝宝当然病了，她得的是艾滋病！最后我们不得不要挟说要在媒体上曝光医院的所作所为，才带走了宝宝，圆满解决了这件事。现在这个孩子已经快十岁了，生活得非常幸福。

从那时起，我经常会做噩梦梦到感染了艾滋病的宝宝们孤零零地等死，根本没人关心他们、爱护他们。后来我听到心中有个响亮的声音——在农庄上为艾滋病患儿们建一座收养院，从那天开始我就不再做噩梦了。我从未想过用自己的农庄作为收养院，但我知道自己无法和命运抗争。没过多久，我就开始想象在农庄上建一个诺亚方舟一样的乐园，那些感染艾滋病的孩子们可以和马儿、牛儿、羊儿、孔雀还有骆驼一起无忧无虑地玩耍嬉戏。

但想要实现这个梦想却很不容易。1985年6月2日，我在斯汤顿（Staunton）的玛丽·鲍德温学院（Mary Baldwin College）给毕业班演讲时，不经意地提到了我打算盖一座占地五英亩[4]的收养院，收养二十名艾滋病患儿。学生们一起为我鼓掌欢呼，但我这番话登上了当地的电视台和报纸后，却引起了一阵骚动。愚昧无知的村民们对此感到十分恐慌和愤怒，他们甚至将我视为一名企图将这种致命疾病带到他们家园中的反基督徒。

一开始因为太忙，我根本无暇注意身边这场正在酝酿中的大风暴。我去参观了位于旧金山的一座很棒的收养院，在那里艾滋病人得到了充满关爱的照顾。这让我不由得想起那些被关在监狱里的艾滋病人，监狱里充斥着性虐待和滥交行为，这些病人当然不可能受到这么好的待遇。我给华盛顿的有关部门打电话，敦促他们提高警戒，对这场像熊熊大火一样四处传播的传染病采取防范措施。但他们却嘲笑我大惊小怪。“我们监狱里根本没有艾滋病病人。”他们这样说道。

“也许你们只是还不知道而已。”我试图说服他们，“但我敢保证监狱里有很多艾滋病病人。”

“不，不，你错了。”他们回答道，“以前的确有四个，但他们都已经出狱了，其他的也被释放了。”

我继续给各方打电话反映情况，最后终于找到一位门路比较广的人，把我带到了加州瓦卡维尔市（Vacaville）的监狱里。他们说不知道如何处理艾滋病病人，如果我对这方面的问题感兴趣的话，一定要来监狱看看。不到二十四小时，我就登上了飞往西部的飞机。

我在监狱里看到了之前最担心最害怕的一幕。事实上监狱里有八名濒死的艾滋病病人。他们根本得不到良好的照顾，居住条件也极为恶劣。每个人都被隔离在一间狭小的牢房里，只有几个人能够出来四处走动一下，其他几位全都奄奄一息地躺在床上。他们告诉我自己连尿壶都没有，只能尿在喝水的杯子里，然后再把尿倒到窗外。

这已经够糟糕了，但还有更可怕的事。有一个身上长满了卡波西肉瘤的男人乞求能让他进行放射治疗，另一位犯人的嘴里感染了酵母菌，吞咽十分困难。当他看到守卫拿来的午餐——硬邦邦的墨西哥玉米卷和火辣辣的酱汁时，差点没吐了出来。“依我看他们简直就是在虐待犯人。”我被吓坏了。

监狱的医生是位退休的乡村医生。在我的质问下，他承认自己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但他却一点儿也不感到惭愧。

我在采访中和《艾滋病：终极挑战》（AIDS：The Ultimate Challenge）一书中曝光了这所监狱糟糕的环境。这也成了我最成功的项目之一。1986年12月，我最得力的两名加州合伙人，鲍勃·亚历山大（Bob Alexander）和南希·贾克斯（Nancy Jaicks），开始每周定期去瓦卡维尔探访艾滋病病人，给予他们支持和关爱。在他们的努力下，美国司法部门也对全国范围内的艾滋病罪犯生活环境展开了全面调查。1987年8月，鲍勃十分乐观地在信里写道：“他们已经开始采取行动了。”

那正是我们想要看到的。十年后再次回到瓦卡维尔时，我看到，一度惨无人道的监狱已经完全脱胎换骨，成为了一所充满关爱和启发的艾滋病病人护理所。他们训练罪犯为护理所工作，还提供适合病人的食物、医疗关注、轻音乐以及能够二十四小时咨询身心问题的法律顾问、牧师和拉比。我这辈子从没这么感动过。

我有理由相信，即使在阴森冷酷的监狱中，艾滋病所带来的惨痛的折磨也激发出了人们心中无限的友善和关爱。

爱的力量能改变一切，对任何怀疑这一点的人来说，这都是十分重要的一课。

[1]约等于十二公里。

[2]约等于一千八百亩。

[3]福特公司旗下的一款汽车品牌。

[4]约合三十亩。

第四章

“鹰”

THE EAGLE

［晚年时期］

鹰最爱在这个世界之上翱翔飞舞，它从不低头看人，因为它想鼓励人们向上看。

奉献

Service Rendered

一连四周，我都在欧洲巡回演讲，几乎每天面对的都是旅馆、会场和机场。所以每次回到家里我都感到一切都那么美好。回家的第一个早晨，我就沉醉在一片生机勃勃的田野中，听着八十多只羊、牛、骆驼、鸡、火鸡、鹅、驴子和鸭子热闹的大合唱，田野里还种着各种各样的蔬菜。在这里为那些没人关心的艾滋病儿童建造家园再合适不过了。

但只有一个问题；我的邻居们不同意我这样做。我经常接到骚扰电话，信箱也是不堪重负。“把你的艾滋宝宝带到别的地方去。”一封反映了大多数人观点的匿名信上写道，“千万别传染给我们。”

这里的大部分人都宣称自己是虔诚的基督徒，但在我看来却并非如此。自从我公开宣布要在高地县建一座艾滋病患儿收养院后，这里的人们就开始不断抗议。对艾滋病的恐惧迅速在人群中扩散开来，因为他们对艾滋病几乎一无所知，所以很容易以讹传讹，受到煽动。在我忙着巡回演讲时，一位之前被我解雇的建筑工人，到处在村子里面散播关于艾滋病的谣言，并且组织村民联名签署反对我的抗议书。“如果你不想让这个女人把艾滋病带到我们这里，就投反对票吧！”他这样对人们说道。

他的目的达到了。1985年10月9日，全镇召开大会集体讨论这个问题。现场群情激愤，险些发生暴力事件。在当晚的会议上，这个县的两千九百名居民有一半以上都冲进了蒙特里城（Monterey）——郡政府所在地的卫理公会教堂（Methodist church），将本来就狭小的教堂挤得水泄不通。在没宣布收养艾滋病患儿的计划前，我一度是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和爱戴。但当晚我走进教堂时，那些曾经在镇上跟我挥手打招呼的人现在却对我发出嘘声。我知道，让他们支持我的计划，根本没可能。

尽管如此，我还是起身走到了情绪一触即发的人群面前，向他们描述了我的收养条件：六个月到两岁之间，“身患艾滋病，没有玩具、没人爱、没有阳光、没人拥抱亲吻、没有享受过亲情的孩子。他们一出生就注定要在医院里度过余生，花费巨额的医药费。”我用真挚诚恳的语气说出了我的请求，但下面的听众却一片沉默，毫不动容。

但我并没气馁，首先我安排非常严肃认真的斯汤顿卫生部负责人发布了关于艾滋病的一系列事实和数据，其中也包括传染的途径。这足以消除任何思维正常的人心中的恐惧。然后请一位女士向大家讲述了她的故事。她的早产双胞胎之一因为输血而感染了艾滋病，虽然两个男孩共用一张婴儿床、用相同的奶瓶喝水并且一起玩玩具，但只有受到感染的那个不幸死去了。“另一个的检查结果一直是阴性。”她带着哭腔讲完了这个故事。最后一位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病理学家作为一位医生和一名父亲，也跟大家讲述了自己的故事：他的儿子因为感染了艾滋病不幸去世了。

让人难以置信的是，每位演讲者在发言时台下都是嘘声一片，民众的愚昧和仇恨让我感到十分愤怒，几乎就要抓狂了。我知道只要我宣布立刻从这个县里搬出去大家就会叫好，但我不愿就这么低头认输，于是我让大家提问。

问题：“你以为自己是耶稣吗？”

回答：“不，我不是耶稣，我只是想实践耶稣在过去两千年里教导我们要做的事，那就是爱你的同胞，帮助他们。”

问题：“为什么你不把它建在最需要的地方，而偏偏要建在这里呢？”

回答：“因为我住在这里，这里也是我工作的地方。”

问题：“为什么你不待在原来住的地方？”

大会结束时已几近午夜。大会的重点是？根本没有任何重点。结果呢？结果就是一腔愤怒和挫败。他们恨我。数名警察护送着我和我的助手离开了教堂，一直把我们送到了农庄上才离开。我对朋友说没想到这些警察会这么好心。“傻瓜，那不是好心。”他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们只是想确保民众今晚不会对你动手而已。”

之后我便成了众矢之的。去镇上买东西时大家都骂我是“喜欢黑鬼的家伙”。每天我都会接到恐吓电话：“你和你深爱的艾滋病患儿一样，都快要死了。”三K党[1]在我家的草坪上焚烧十字架，还有人朝我家的窗户开枪。最让我恼怒的是，每次出门车子都会爆胎，对于住在远郊的人来说真是太痛苦了。显然是有人在我的车上动了手脚。

有天晚上，我终于忍无可忍了，于是藏在农舍里面，盯着我那辆四个轮胎都完好无损的车子。大概凌晨两点时，我发现有六台小货车在农庄门前游荡，然后有人从车中扔出一大堆碎玻璃和钉子。我觉得自己必须要做得更高明一些。于是第二天我在车道尽头挖了一个大洞，然后装上了一个防畜栏，这样一来，那些碎玻璃和钉子就会掉到洞里面，我的轮胎就不会被扎破了。但我在河源村却越来越不受欢迎了。

一天我在外面干活时，一辆卡车放慢速度开了过来，司机探出头来大骂了我一顿，然后就一溜烟地开车走了。我看到他的保险杠上贴着一行字：“主耶稣是道路。”（Jesus Is the Way）但显然不是这种道。我感到十分沮丧，情不自禁地大喊道：“这里还有真正的基督教徒吗？”

一年后，我终于认输了。与我对抗的力量实在是太过强大了。不仅舆论一边倒地反对我，就连政府也拒绝批准成立收养院。除了不情愿地卖掉农庄，我别无选择，也没有力气再去抗争了。我最难过的事就是走进给孩子们准备的房间，看到一屋子的动物玩偶、洋娃娃，还有我亲手缝制的棉被和自己织的毛衣。这里看上去就像是一间婴儿商店，而我却只能坐在床边放声大哭。

但很快我又有了新打算。虽然自己没法收养感染艾滋病的宝宝，但我可以找其他能收养的人来做这件事，这样就谁都不会有异议了。我整合动用了所有手头可用的资源——其中也包括我那来自全球的两万五千名订阅了“安宁之家”期刊的读者。很快我的办公室就变成了好像专门为家庭寻找孩子领养的领养机构。有个来自马萨诸塞州的家庭一口气收养了七个孩子。最后我在全国找到了三百五十名充满爱心人士，领养这些感染了艾滋病的孩子。

与此同时，我还听说有些没法领养的人也想尽一份力。一位老妇人发现生活又有了新的意义：她去旧货市场收集了一些旧洋娃娃，将她们修好后在圣诞节寄给了我；一位佛罗里达州的律师免费为我们提供法律咨询服务；有个瑞士家庭寄来了一万法郎；有个女人骄傲地告诉我说，她每周都给在我的研讨会上认识的艾滋病病人做饭；还有一个女人写信来说，她拥抱了一个濒死的年轻艾滋病病人，成功地克服了自己对艾滋病的恐惧，而且两个人收获都很大。

现代社会充斥着暴力和仇恨，而艾滋病则被视为这个时代最大的诅咒。但我也在其中看到了人性中的善。没错，我们心中的善。在我采访过的数千名有过濒死经历的人中，每一位都自称进入了那束光，听到有人问他们：“你曾经付出了多少爱，又得到了多少爱？你曾为他人做出了多少奉献？”也就是说，对于人生中最难的课程——无私的爱，他们到底学到了多少。

席卷全球的艾滋病也让我们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因为它的出现，很多人学会了如何去帮助和关爱其他人。感人的故事不断涌现，收养院的数量也与日俱增，我听说还有个小男孩和他的母亲给两个没法出门的同性恋邻居送饭。名字计划基金会（Names Project）制作的艾滋病纪念挂被（AIDS memorial quilt）[2]是这个国家乃至这个世界所创造的最伟大的人道纪念之一。试问，曾经有哪个时代涌现出过这么多感人的故事和榜样？

研讨会上的一位男护理员给我讲述了一个年轻的同性恋艾滋病病人的故事。他每天都躺在病床上，在黑暗中感受着飞逝的时光，等待死神的降临，他最大的希望就是那将他踢出家门的父亲，能在他死前赶来见一面。

一天晚上，这位护理员看到有位老人在走廊里漫无目的不安地徘徊，看上去十分可怜。他对探望患者的人都比较熟悉，但却从来没见过这位老人。直觉告诉他，这就是那个小伙子的父亲。于是等到这位老人走到小伙子的房门前时，这位护理员对他说道：“你儿子就在这里。”

“他不是我儿子。”老人回答道。

护理员十分了解老人的心思，他轻轻地把门踢开了一个小缝，然后对他说。“你儿子就在这里。”这时老人忍不住偷瞄了一眼那个躺在黑暗中的骨瘦如柴的病人。他把头伸进房门里看了看，然后退回到房门外说道：“不，不可能，那绝不是我儿子。”但这时奄奄一息的病人用尽了浑身的力气说道：“没错，爸爸，是我，我是您的儿子。”

护理员打开了门，这位父亲慢慢走进房间。他在床边站了一会儿，然后坐在床上拥抱了他的儿子。

护理员记不清过了多久他们才分开。

当晚这位儿子就去世了。但他死得十分安详，并且在死前让父亲学到了生命中最重要的一课。

终有一天，现代医学会发现治疗这种可怕疾病的方法，对此我深信不疑。但我希望在这之前，艾滋病可以治好人类的心病。

[1]美国历史上和现在的一个奉行白人至上主义的民间组织，也是美国种族主义的代表性组织。

[2]手工缝制的类似被罩一样的艺术品，上面缝有因艾滋病去世的名人的名字和经历等装饰图案。

乡村医生

The Country Doctor

我的工作是帮助人们找到更安宁平静的生活方式，但我自己却终日不得安宁。为收养艾滋病患儿而奋战所付出的代价比我想象得还要大。接下来这个冬天非常难熬，大雨引发的洪水卷走了我们的一切；在急需得到一场好收成时，洪水过后的一场大旱又毁了我们的庄稼。更痛苦的是，我还要马不停蹄地四处奔波，演讲、主持研讨会、参加募款活动、出诊，还要去医院探访病人。

朋友们警告我说，我这么拼命，马不停蹄地主持各种研讨会，并且在欧洲巡回演讲，迟早身体会垮掉，但我没有理会。不过我还是给自己放了两天假，回瑞士探望妹妹伊娃。等我到她家时整个人已经筋疲力尽，面如菜色，急需好好休息一下。她央求我取消去加拿大蒙特利尔（Montreal）的计划，在她家多待几天。

虽然这是不可能的，但我还是决定尽可能地好好享受这短暂的假期。伊娃在一家很棒的餐馆里组织了一场家庭派对，我们一家人很难聚到一起，所以感觉非常温馨快乐。“这才是家人应该在一起做的事，”我说道，“我们应该在大家还活着的时候多聚聚。”

“我同意。”她说道。

“也许我们的子孙后代在面临死亡时不会再毫无道理地哭哭啼啼，而是将死亡当成从人生大学中毕业。”我继续说道，“如果非要哭的话，也许人们会在孩子出生时哭泣，因为他们又要重新受一次前世的苦。”

二十四小时后，我在上床前对妹妹说第二天早上就不必麻烦了，我喝杯咖啡抽根烟就直接去机场了。第二天一早闹钟响了，等我下楼时发现伊娃根本就没把我的话听进去。她已经铺上了雪白的桌布，还摆上了一大束漂亮的鲜花。我坐下来喝咖啡，正想要责备她多此一举，我们每个人最担心的事情却在这时候发生了。

所有的外界压力、旅途的辛劳奔波及乱七八糟的事情，还有我喝的咖啡、抽的烟和吃下去的巧克力——所有堆积的一切突然在这一刻爆发了。我有一种奇怪的下陷的感觉。我的身体一下就垮了。天旋地转，意识开始模糊，也无法移动身体。但我很清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要死了。

我立刻就意识到了这点。我曾帮助许多人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时刻，现在终于等来了自己的死亡。昨晚我在餐馆里对妹妹说的话现在竟然成了未卜先知的预言，但至少我已和家人欢聚一堂。这时我的脑海里还浮现出了我的农庄，我那等待收成的绿油油的菜地，还有那些牛、猪、羊和刚出生的小牲口。看了看坐在我对面的伊娃——她在欧洲和农庄上都帮了我很大的忙，我想要在死之前给她留点什么。

但这似乎是无法完成的事，因为我不知道自己到底什么时候死，如果是冠状动脉的问题我可能随时会死。这时我想到个办法。

“伊娃，我就要死了。”我说道，“临走前我想送你件礼物。我将从一个病人的角度和你分享死亡真正的感受。这是我能给你的最好的礼物，因为没人在濒死时跟其他人说过这种感受。”

我还没等她做出反应，或者说我根本没注意她有什么反应，立刻就开始向她描述我身上正在发生的一切。“死亡从脚趾开始。”我说道，“它们就好像泡在热水里一样，麻麻的，感觉很舒服。”我的语速快得就好像赛马场上解说员在播报赛况一样。“现在它移动到了我的身体上——先是腿，然后是腰。”

“我不怕，它和我想象中的一样。这简直是一种享受，这种感觉真的很美妙。”我又继续加快速度描述我的感受。

“我飞出自己的身体了，”我继续说道，“别伤心，代我向肯尼斯和芭芭拉说再见。”

“我爱你们。”

我只剩一两秒的时间了。我感到自己就像踩着雪橇准备冲向悬崖一样。前面就是那束温暖的光，我展开双臂，径直朝着光束的中心飞去。我还记得自己像准备赛跑一样蹲伏下来，用这种姿势获取动力，控制平衡。我还清醒地意识到，生命中无比辉煌的最后一刻已经来临，我要尽情享受这天赐的美妙时刻。“我即将毕业。”我对伊娃说道。然后我盯着就在我正前方的光束，感到它离我越来越近，于是我张开了双臂喊道：“我来了！”

再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正躺在伊娃家厨房的桌子上。伊娃那雪白的桌布上洒满了咖啡，美丽的鲜花也散落得到处都是。更糟糕的是，伊娃吓坏了。她惊慌失措地拉着我，不知道如何是好。她觉得很内疚，因为她没有为我叫救护车。“别傻了。”我说道，“你根本没必要叫救护车。很显然我没死成，我又被困在这里了。”

伊娃坚持要为我做点什么，于是我让她送我到机场。虽然她觉得不该去机场，但我嘲笑她说：“让不该去见鬼吧。”不过在路上当我问起她对我给她的礼物的感觉——也就是对死亡感受的描述怎样时，她一脸诧异地望着我，很显然她觉得我脑子可能坏掉了。因为她只听到我说“我要死了”，然后就是“我来了”。中间的话她根本没听到，只听到我倒在桌子上时打翻盘子的声音。

三天后我推断，我的心房有些轻微纤颤[1]，也有可能是别的问题，但都不严重。于是我宣布自己没事了。但实际上并非如此。1988年夏季，我们遭遇了难熬的旱灾，我顶着创纪录的高温热浪，监督工人建成了中心的圆顶建筑，并去欧洲短暂逗留了一段时间，然后和领养了艾滋病患儿的家庭一起开了场派对，庆祝我的六十二岁生日。到了七月底，我的身体已经不堪重负了。

我并没在意身心的疲累，继续奔波忙碌。8月6日，我和从澳大利亚来看我的医生朋友安（Ann），以及我之前的助手夏洛特（Charlotte）护士一起，从农庄上方一座陡峭的山坡上开车下来。突然间，我感到头部一阵痉挛，一阵剧痛像电流一样传到了我的右半身。我用左手使劲地按着我的头，渐渐地右半边身子越来越软弱无力，最后完全没有知觉了。我转向坐在副驾驶座上的安，十分平静地对她说道：“我中风了。”

在那一刻我们脑子里都一片空白。害怕吗？我们中有人感到恐慌吗？没有。你再也找不到三个这么有能力、头脑如此冷静的女人了。不知从哪里来的力量，我居然还能坚持把车开回农庄停好。“伊丽莎白，你怎么样了？”她们问道。我真的不知道。当时我已经无法清晰地说话了，舌头已经变得十分僵硬，嘴巴也只能呆呆地张着，我的右胳膊也变得完全不听使唤。

“我们得送她去医院。”安说道。

“别傻了。”我好不容易才挤出一句话，“他们根本没法治中风，他们只会站在旁边看着，什么都做不了。”

但我也知道至少要做个基本的身体检查，于是我让她们带我去了弗吉尼亚大学医学中心（University of Virginia's Medical Center）。那天晚上我没能在家做饭，而是坐在急诊室里。我是那里唯一一位想喝咖啡、想抽烟想到要死的人。可他们能为我做的就只是给我提供一位如果我不戒烟，就不让我住院的医生。“不！”我大喊道。他双手抱肩站在那里，看上去就像个大人物。那时我还不知道他就是中风部的主任，我也根本不在乎。“这就是我的生活。”我说道。

一位年轻的医生看到这个场景不禁笑了起来。他说有一位学校高管的妻子，最近也住进了中风部，她利用丈夫的关系弄到了一间能抽烟的私人房间。“你可以问问她介不介意多个室友。”我说道。她很高兴有人做伴。等到医生一把房门关上，我和我这位室友——一个幽默睿智的七十岁的老妇人就点上了烟。我们就像两个十几岁的淘气包一样，一听到脚步声就赶紧向对方示意，然后立刻掐灭我们的烟。

我承认自己是个很难应付的病人，但依然没得到良好的治疗。没人用心地看过我的病历，没人给我彻底地好好做一番全身检查。在夜里，护士们每过一个小时就把我摇醒，晃着手电筒直接照着我的眼睛，然后问我：“你睡了吗？”“已经醒了。”我没好气地说道。我在医院里的最后一个晚上，我问护士能不能放音乐叫我起床。“我们不能这么做。”护士说道。“那吹口哨或是唱歌怎么样？”我建议道。“我们也不能那么做。”她回答道。

自始至终我听到的就只是，“我们不能做这个，我们不能做那个。”

终于忍无可忍，在来到这儿的第三个早上，我在早上八点一瘸一拐地来到了护士站，给自己办理了出院——身后还跟着我的室友——“你不能这么做。”护士告诉我。

“想打个赌吗？”我说道。

“还是不行。”

“我是个医生。”我说道。

“不，你是个病人。”

“病人也有自己的权利。”我说道，“我会在文件上签字的。”

在家里要比在医院里康复得更好更快——我睡得好，吃得也好，自己给自己设计了一些康复项目。每天我都自己穿戴整齐，去农庄后面爬山。那里非常荒凉，熊和蛇经常藏在树木和岩石后面。一开始我痛苦地手脚并用，在小路上缓缓爬行；等到第一周结束时，我已经能拄着拐杖站起来了，渐渐恢复了力气。每次爬山我都边走边大声唱歌，这相当锻炼身体，而且我那破锣一样的嗓门还能吓走野兽，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虽然医生觉得我的情况并不乐观，但四周后，我又能走路说话了。幸运的是，这只是一次“小”中风，我又重新开始像以前一样种花栽草、耕地种田、伏案写作、烹饪旅行了。身体已经在发出让我放慢步调的信号，但我能闲得住吗？不太可能。10月，我来到两个月前我给自己办理出院的医院，给那里的医生做演讲。“是你们治好了我。”我开玩笑地说道，“两天内你们这些人就治好了我，把我治得再也不想去医院了，除非是得了急病！”

1989年夏天，农庄迎来了第一次丰收。买下这座农庄已经五年了，在四年的辛勤劳动后，我终于尝到了亲手种的水果和蔬菜。《圣经》中说：你播种什么，就收获什么。初秋时节一片丰收景象。我忙着把蔬果装罐或做成蜜饯储藏起来，并开始在温室里培育明年的种子。生活得离大地更近后，我越来越感到人类对大地母亲的依赖，并且发现自己对霍皮人（Hopi）[2]的预言和《启示录》（Book of Revelation）[3]越来越感兴趣。

我对世界的未来感到忧心忡忡，报纸和CNN新闻上的报道触目惊心。已经有人发出警告说，这个星球很快就会遭受一连串的巨大灾难，对此我深信不疑。我在日记里也写了很多关于如何阻止这种痛苦和灾难发生的心得和想法。“我们应该将所有生物都看成是上帝赐予我们的礼物，上帝创造它们，是为了让我们更加快乐，让我们为了子子孙孙学着去爱和尊敬这些生物，去珍惜和守卫它们，并且用同样的爱心对待我们自己，我们不必对未来感到恐惧，而是应该更加珍惜它。”

不幸的是，所有日记都在大火中毁于一旦。但我还记得其中的一些内容：

我们的今天取决于昨天，而我们的明天取决于今天。

今天你爱自己了吗？

你有没有赞美感谢过美丽的花朵，珍惜过空中的飞鸟，或是在眺望山脉时感到敬畏之情油然而生？

有时我也会觉得自己老了，我那疼痛不堪的身体在提醒我不该这么急躁地生活。但当我沉思冥想自己研讨会上关于生命最重要的问题时，我觉得自己似乎还像四十年前作为乡村医生第一次出诊时，那么年轻、充满活力和希望。最佳的良药也是最简单的药。“让我们都学会如何自爱、自我宽恕，学会同情和理解他人。”这是我在每次研讨会结束时都会说的话。这是我所有知识和经验的浓缩。“这样，我们就能够将这些天赐的礼物送给别人。只有治好了人类，我们才能治愈大地母亲。”

[1]心房纤颤（atrial fibrillation，AF）是最常见的心律失常之一。

[2]霍皮是一个古老的印第安人部落，他们的祖先流传下来许多关于人类起源、历史及未来的预言。

[3]《新约圣经》的最后一章，据说是耶稣的门徒约翰所写的，主要是对未来的预警，包括对世界末日的预言：接二连三的大灾难，世界朝向毁灭发展的末日光景，并描述最后审判，重点放在耶稣的复活。

毕业

Graduation

在经历了七年的辛勤劳作、挣扎痛苦和眼泪欢笑后，我终于有了可以大肆庆祝一番的好理由，这让我感到十分开心。1990年7月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我主持了“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中心”（Elisabeth Kubler-Ross Center）的官方落成典礼。早在二十年前第一次涌起买下一座农庄的冲动时，我就已经在期待这一天的到来了。虽然研讨会一直在使用农庄上的设施，但直到今天所有的建筑工程才得以全部完工。

站在中心里，凝视着农庄上的大楼、木屋和飘扬在中心上方的瑞士国旗，一时间竟不敢相信眼前的景象。经历了重重波折才得以实现这个梦想：和曼尼离婚；重新获得了动力，开始在圣地亚哥创办“安宁之家”；还经历了对B的信任危机，以及和当地人之间的冲突——他们巴不得这个所谓的热爱艾滋病的老太太赶紧搭早班车离开小镇——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居然还能实现自己的梦想，这简直是个奇迹。

在听过了老朋友姆瓦力姆·伊玛拉感人至深的祷文后，五百名来自四面八方的朋友齐聚农庄，共同聆听福音和乡村音乐，一边享用丰盛的家庭大餐。他们中最远的来自阿拉斯加州和新西兰，我也借这个机会和家人小聚，还请来了以前的病人。这真是十分美好的一天，我又开始重新相信命运了。可惜，不是每个和我结缘的人都能够赶来和我一同庆祝。

两个月前我收到的一封来信让我又想起了他们，并久久不能忘怀，他们让我觉得，我真的是上天的宠儿。信上写道：

亲爱的伊丽莎白：

今天是母亲节，四年来，我第一次对生活有了更多信心和希望！昨天我刚刚参加了在弗吉尼亚州举办的生死及其过渡的研讨会，我必须要写信告诉你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

三年半前，我六岁的女儿卡蒂（Katie）因为得了脑瘤不幸离开了。不久后，我的姐姐给我寄了本《道格书》（Dougy Book），你在这本小册子里面写的话深深地打动了我。毛毛虫和蝴蝶所表达的讯息还在鼓舞着我，上周四我亲耳听到了你所传达给我们的讯息，这对我来说意义十分重大。谢谢你和我们一起分享你的想法。

我在一周的时间里得到了很多启示，无法一一向你表达出来，但我可以和你分享我在女儿的生死中得到的一些启示。多亏有你，我才对女儿的生死有了更加深刻的了解。在女儿短暂的一生中，我和她一直很亲近，不过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病榻上度过的，她教给了我很多东西，她死后我依然把她看作是我的老师。

1986年，在和恶性脑干肿瘤搏斗了九个月后，卡蒂终于还是走了。生病五个月后，她丧失了行走和说话的能力，但仍能和人交流。我对别人说我们母女无时无刻不在交谈，但人们看到她经常处于一种半昏迷的状态，所以听我这么说感到很奇怪。我的确一直在和她说话，她也在和我说话。我们认为她应该死在家里。就在她去世的前两周，我们一家还带她去了海滩。那一周对我们来说是人生中非常重要的时刻，我们一家人——包括几个我的小侄女和小侄儿——在那一周了解到了很多关于生死的事情。我想他们会一直记得自己曾经帮忙照顾过即将死去的小卡蒂。

从海滩回家一周后，她就走了。那天一切都很正常，早上起来我给她喂了药和饭，帮她洗澡，然后和她说话。那天早上她十岁的姐姐出门上学时，卡蒂突然发出了些声音（她已经好几个月没出过声了），我认为她是在和准备出门上学的詹尼说再见。那天她看起来特别疲累，于是我跟她说那天不会再抱她走来走去了；我告诉她不要害怕，我会和她在一起，她会没事的，我还说不用为了我而继续坚持下去，死后她会很安全，身边会有很多爱她的人，比如说两年前去世的祖父；我们会很想念她，但我们会没事的。然后我和她一起坐在了起居室里。那天下午詹尼放学回家后和卡蒂打了招呼，然后就去其他房间做作业了。我觉得该看看卡蒂怎么样了，于是便帮她清洗起她那根漏了的喂食管。这时我抬起头来看了看卡蒂，却发现她嘴唇发白。她深吸了两口气便停止了呼吸。我和她说话，她只是朝我眨了两下眼睛，然后就这样去了。我知道，除了把她抱在怀里我什么也做不了，于是我就紧紧地搂住了她。我感到很伤心，但内心十分平静。我从没想过要用心肺复苏法（CPR）来进行急救——我从你那学会了这种急救方法——因为我知道她的生命已经走到了尽头，在这一刻她已经学完了她来到这个世上需要学习的一切，也教给了我们她该教的东西。现在我绝大部分的时间都在试着理解她在活着以及死时，所教给我的东西。

从卡蒂死后起，我的内心就激荡着一股写作的冲动。一连几天我都奋笔疾书，内心一直充斥着神奇的力量和大量的讯息。在她死后，我只有一个想法：此生的任务就是尽我所能地给予，这就是生命的意义。“卡蒂将永远与我们同在，我们都会获得永生。人生最有价值的东西就是和他人分享。爱、分享、丰富他人的生命，感动及被感动——难道人生中还有什么能比这些更加珍贵吗？”

卡蒂死后，我便获得了新生。我在十二月份取得了心理咨询学士学位，并开始照顾艾滋病病人……对于我和卡蒂以及上帝之间的精神纽带，我开始了解得越来越多。

我还想跟你分享在卡蒂去世几个月后我做的一个梦。这个梦感觉非常真实，我醒来时便意识到它是有寓意的。上星期四你们的讨论让我感到豁然开朗：

一条小溪将我和对岸隔离开来。我知道自己必须要到对岸去。小溪上有一条很窄的人行桥。我丈夫一开始走在我后面，过了一会儿，我不得不背他过桥。我们到达对岸后就进入了一间小屋，里面有许多孩子，他们的衣服上都印着自己的名字和照片。我们一看到卡蒂也在，就知道这些孩子都是已经死去的孩子。我们作为父母亲可以来这里探望他们，但只能待一小会儿。我们走到卡蒂旁边问她能不能抱抱她。她说：“可以，但你们只能待一小会儿，而且我也不能和你们走。”我说我知道。待了一会儿，我们就不得不走了。

醒来后我觉得，自己那天晚上真的是和卡蒂待在一起。现在我知道了，这的确曾经发生过。

爱你的M.P.

曼尼的信号

Manny's Signal

这一幕就在我眼前上演：我身边的人都是杀人犯，他们所犯下的是人类历史上最骇人听闻的罪行。我被困在中间，无法逃脱。我们都被关押在苏格兰爱丁堡（Edinburgh）一所戒备森严的监狱里。我要求他们忏悔——不是忏悔他们犯下的可怕的罪行，不，我想要的忏悔更加深入，更让人感到痛苦：我想要让他们承认，是内心的痛苦导致他们犯下了杀人的罪行。

没错，这种改革听起来就像是天方夜谭，但我相信，就算是死刑也没法让杀人犯脱胎换骨、改过自新，除非能找到导致他们犯下这种滔天大罪的创伤。我的研讨会就建立在这个理论基础上。1991年，我打算在包括美国的监狱在内的许多所监狱里举办研讨会，但最后只有苏格兰监狱接受了我提出的天方夜谭一样的条件：参与者一半是犯人，一半是监狱员工。

这行得通吗？根据以往经验来看，这是没问题的。我们所有人在这一周都住在监狱里，和犯人吃同样的食物，睡同样的硬板床，在同样冰冷的牢房里洗澡（除了我——我宁愿臭死也不愿冻死），晚上也和他们一样被锁在牢房里睡觉。第一天结束后，犯人们走上讲台，讲述自己所犯下的罪行，就连最冷血的罪犯也禁不住热泪盈眶。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很多犯人都披露了自己儿时的伤痛往事：他们都遭遇过性虐待和精神虐待。

不只犯人们跟大家分享了自己的故事，监狱长——一位身材纤瘦的女士，也在犯人和守卫面前，讲述了她年轻时所经历的一个不为人知的秘密。听完这些故事后，大家变得更加亲近了。虽然各自身份不同，但突然间却有了互相关爱体谅的感觉。等到这一周结束时，他们已经体会到了我很早以前就得出的结论：我们大家情同兄弟姐妹，苦难将我们紧紧相连，生存的目的就是为了忍受苦难，不断成长。

犯人们获得了内心的安宁，从此以后，即使是生活在铁窗后，他们也能好好地活下去；我则收获了一顿在国外吃到过的最棒的瑞士大餐，还听到了苏格兰风笛手吹奏的离歌——这些犯人也许还是第一次在监狱里听到这种音乐。虽然这种研讨会效果奇佳，但却非常少见。我希望这次研讨会能够抛砖引玉，促使那些拥挤不堪、对犯人的心理健康漠不关心的美国监狱，多多举办类似的活动。

人们可能会觉得这个目标非常可笑，根本不切实际，无法实现。但有许许多多看起来更不可能实现的目标，也已经成为了现实。只要人们能够改变自己，就有可能实现目标。最好的例子来自南非。在这个国家，多元化的民主制度正在逐步取代专制的种族隔离制度。

数年来，我一直婉拒去南非召开研讨会的邀请，除非他们保证能够让白人和黑人一起参加。1992年，在非洲人国民大会（African National Congress）[1]的领导人纳尔逊·曼德拉（Nelson Mandela）出狱两年后，南非方面终于向我保证，可以让不同种族一同参与研讨会，于是我接受了他们的邀请。虽然不能像五十五年前激励我成为医生的艾伯特·史怀哲那样，去印度救苦救难，但起码我也实现了毕生的梦想。

那场研讨会着眼于人类的共性，而非外表上的差异，在促进不同种族间的谅解方面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六十六岁时，我已经在世界各大洲都成功举办了研讨会。之后我又参加了一场浩浩荡荡的政治集会，支持以和平过渡的方式，成立一个支持多种族政策的政府。无论是在约翰内斯堡（Johannesburg）[2]还是芝加哥，这都不重要，因为命运最终还是会让我走上同样的道路——成长、爱和奉献之路。身在非洲只不过让我更加坚定了之前已经拥有的信念。

但之后却发生了一件让我感到很伤心的事。那年秋天，曼尼自从做了心脏三支搭桥（triple bypass）[3]手术后，健康状况直线下降，心脏也大不如前。他担心以自己现在这种糟糕的状况，没法熬过芝加哥的严寒，于是就去了位于亚利桑那州气候适宜的斯科茨代尔市（Scottsdale）过冬。10月，他搬到了在那的一个朋友家里，过得十分快活。我早已不再记恨当初他跟我提出离婚的事，只要一有我空就会去他那里给他做几道家常菜，把他的冰箱塞满。曼尼非常喜欢吃我做的瑞士菜，我把他照顾得很好。

但在接下来的几周里，曼尼的肾脏开始衰竭，住进了医院。虽然他的身体十分虚弱，但当我们带他回家时他的心情却变得很好。在他去世的几天前，我不得不飞去洛杉矶参加一个关于护理所的会议。我知道病人在临死前都能预感到自己还剩多少时间，于是决定留在曼尼身边，但曼尼却说他想要和其他家人独处一阵子。“好吧，我去洛杉矶。”我说道，“过几天我就飞回来。”

出发去机场前的半小时，我忽然想起，万一我还在加州时曼尼就走了的话，我想要他帮我个忙。如果我关于死后生命的研究都没错的话，我想要他在死后给我发个信号；如果我的研究是错的，那他就不会向我发任何信号，我只能继续研究下去。曼尼犹豫了一下问道：“哪种信号？”“某种能发到远处的信号吧。”我说道，“具体的我不太清楚，但是那种我一看到就知道是你发来的信号。”他感到很疲倦，心情也不太好。“你不同意我就不走了。”我威胁道。曼尼最后终于不得不答应了我的要求，于是我高兴地离开了。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活着的他。

那天下午，肯尼斯带着曼尼去了杂货店，这是他在医院待了三周后第一次出门。在回家的路上，曼尼在花店买了十二枝长梗的玫瑰花，送给明天过生日的芭芭拉。然后肯尼斯带着曼尼回到了公寓，在曼尼小睡时，肯尼斯收好了买回来的东西，然后回了自己的住处。

一小时后，肯尼斯回到公寓打算做晚饭时，发现曼尼已经躺在床上离去了。他在午睡时离开了人世。

那天晚上我回到旅馆房间后，看到手机上的讯号灯亮着，显然，肯尼斯白天联络我想告诉我曼尼过世的事，但直到午夜我们俩才联络上。肯尼斯也给住在西雅图刚刚下班回家的芭芭拉打了电话，通知她这个不幸的消息，他们俩在电话里聊了一晚。第二天，芭芭拉又给家人打了几个电话，然后决定出去遛狗。回家后她看到曼尼寄给她的玫瑰花就放在门阶上，这些花在下了一早上的雪中看上去格外显眼。

直到我去芝加哥参加曼尼的葬礼时，才听说了芭芭拉收到玫瑰花的事。我早已经和曼尼言归于好，看到他不用再受苦我也替他感到高兴。我们站在墓地前，大片大片的雪花从天空飘落下来。我发现墓地周围的地上散落着几十朵玫瑰花，不忍心看着它们就这么躺在雪地里，于是我捡起了这些美丽的玫瑰花，将它们送给曼尼那些极其痛心的朋友们，一人一朵。最后一朵我送给了芭芭拉，因为她是爸爸的乖女儿。这时我想起芭芭拉十岁左右时，我曾经和曼尼谈论过我那些关于死后生命的理论，他转向芭芭拉对她说：“好吧，如果你妈妈说的都是真的，那么在我死后下的第一场雪中，会盛开红色的玫瑰。”几十年来，这件事已经成为了家人间的笑谈，但现在却变成了事实。

我感到欣喜若狂，脸上不自觉地露出了微笑。抬头看着灰蒙蒙的天空，漫天雪花飞舞而下，看起来就像是人们在庆祝时抛出的彩色纸屑。曼尼就在那里，哈，他们俩都在，最不相信我的理论的两个人。现在他们在一起大笑，我也和他们一起笑了起来。

“谢谢。”我看着曼尼说道，“谢谢你证实了我的理论。”

[1]现为南非执政党，简称非国大，是南非最大的黑人民族主义政党，也是南非唯一跨种族的政党。

[2]南非城市。

[3]意思是搭桥手术中涉及的冠状动脉有3条。

蝴蝶

The Butterfly

身为一名处理因失去而伤痛的问题专家，我十分清楚人们在失去后所经历的各个阶段，我将它们分成五个阶段：愤怒、否认、讨价还价、沮丧以及接受。在1994年10月那个彻骨生寒的夜晚，当我从巴尔的摩回到家中，看到心爱的房子被大火吞没后，我也曾经历了每一个阶段。但令人惊讶的是，我很快就接受了这个噩耗。“不接受又能怎么样呢？”我对肯尼斯这样说道。

大火烧了足足十二个小时，势头却依然丝毫未减，十二个小时前正是午夜时分，当时我开车走到“圣水农庄”的指示牌前，看到黑漆漆的天空染上了一层可怕的火红色。那时我觉得其实自己已经算幸运的了，因为我没有让那二十个艾滋病患儿冒着生命危险住在农庄上，我自己也毫发未伤。但我的财产却全都毁于一旦：一直珍藏着的父亲的相册和日记，所有的家具家电、衣物，改变了我一生的波兰之旅的日记，以及我在马伊达内克的相片。我还失去了二十五本详细记载了我和塞伦及佩德罗之间所有对话的日记，还有数十万页的文档、笔记和研究报告；我给灵魂实体们拍的照片全都毁于一旦，还有无数的照片、书籍，以及信件——全都成了灰烬。

那天稍晚的时候，我才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这场灾难所造成的打击，我整个人都陷入了无比震惊的状态之中。我失去了一切。直到入睡前，我一整天都只能呆呆地坐在那里一根接一根地抽烟，其他什么事都做不了。第二天一早，一觉睡醒后感觉好了点，不再那么震惊了，变得更加清醒更加现实了。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呢？放弃吗？不。“这是一个让你成长的机会。”我提醒自己，“如果一切都如你所愿般完美的话，你永远都不会成长。而苦难是一种恩赐，它自有它的目的。”

那么这次大火的目的是？给我一次重建的机会吗？在清点了所有损失后，我对肯尼斯说我打算就在废墟上面重建农庄。“这是上天的恩典。”我宣称，“我再也不用打包上路奔波了，我自由了。等重建后我就可以每年在非洲待半年，在这里待半年。”

他觉得我肯定是脑子坏了。

“你不能重建，”他斩钉截铁地说道，“下次他们会朝你开枪的。”

“没错，他们没准会这样做。”我说道，“不过那是他们的问题。”

我儿子却认为这也是他的问题。在接下来的三天里，我们睡在农庄临时搭起来的床铺上，他默默地听着我诉说着对未来的憧憬。一天下午，他开车去了镇上，说要去给我买些内衣、袜子和裤子等日用品，但却带回了一大堆像火灾报警器、烟雾探测器、灭火器和各种急救时可能用到的安全设备。即使这样他还是感到不放心，总而言之，他不想再让我独自一人住在这里。

一天，他载我去镇上吃最喜欢的龙虾大餐，他知道我不会拒绝的，我兴冲冲地跟着他到了镇上，没想到他直接把我带到了机场，押上了开往凤凰城（Phoenix）[1]的飞机。之前为了照顾父亲，肯尼斯搬到了斯科兹代尔市，现在我也来这里了。“我们会给你找间房子的。”他说道。我并没怎么表示反对，也没什么可收拾的东西。没有衣服、没有家具、没有书、没有照片，而且也没有房子。弗吉尼亚真没有什么值得我再待下去的理由。所以为什么不搬走呢？

我就这么接受了这场苦难，于是痛苦就这么消失了。

在泪河中，让时间成为你的朋友。

几个月后，一个男人在蒙特利城的酒吧里承认是他“赶走了艾滋老太太”。即便如此，当局仍拒绝对其提起公诉。高地县的警方告诉我他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我已经没力气跟他们去争斗了，至于农庄，虽然我在农庄上投入了大量的金钱和汗水，但最后我只把它和研讨会会场一同捐赠给了一个照顾受虐和问题少年的组织。

捐赠财产是件很棒的事情，我曾在那里得到过实现梦想的机会，现在该让别人在这片土地上一展身手了。

我搬去了斯科兹代尔市，在沙漠中找了间泥砖砌的房子。四周空荡荡的，什么都没有。晚上我坐在装满热水的浴缸中，听着远处传来的狼嚎声，仰望着天河中数以百万的星辰。这时你会感觉到无边无际的宇宙和无限的时间。清晨和夜晚的感觉大致相似，万籁俱静，但这只是表面现象。蛇和兔子就藏在岩石中，小鸟则在高高的仙人掌上筑巢。沙漠看上去十分平静，但却隐藏着危险。

1995年5月13号，就在母亲节的前一晚，我告诉来我家做客的德国出版商，住在沙漠中可以让我好好思索人生。第二天一早，电话铃声把我吵醒了，睁开眼发现才七点，我认识的人绝不敢在这个时候给我打电话，也许是从欧洲打来找我的客人的。可是等我想要去接电话时，却发现有点不对劲，我的身子动不了了。它就是不动了。电话还在响着，我的大脑发出移动的命令，但我的身体却不执行命令。

然后我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你又中风了。”我告诉自己，“这次情况严重了。”

一直没人来接电话，我猜出版商可能是出去散步了。也就是说，家里只剩我自己了。从现在的情况来看，毫无疑问，中风导致我身体部分瘫痪，但主要是左半边比较严重。虽然我浑身乏力，但还能稍微移动一下我的右胳膊和右腿。我决定从床上起来，到走廊里呼救。我花了差不多一个小时，才一点一点地从床上挪到了地板上。我整个人就像是一块一点儿一点在融化的奶酪一样。我满脑子想的都是不要摔倒，因为我可不想摔断自己的骨头，中风再加上骨折那就太糟糕了。

挪到了地板上后，又花了一个小时才到了门口，但我却没法把门打开，因为门把手太高了，我够不着。于是我又花了好长时间才痛苦地用鼻子和下巴把房门撬开了。等我好不容易把门打开，把头伸到走廊里时，我听到出版商走出花园的声音，但我的声音太微弱了，他根本听不到。又过了大概三十分钟，他走进来才听到了我的呼救声。他载着我去了肯尼斯的住处，我和肯尼斯对于是否该去医院的问题争论不休。我不想去医院。“等一出院你就能抽烟了。”他说道。

肯尼斯答应我，无论情况怎么样，二十四小时后，他一定让我离开医院回家，于是我同意让他带我去一家当地医院做检查。虽然我左半边已经瘫痪了，但我还是不情愿地抱怨个不停，一直嚷着要抽烟。真让医生头疼！他们给我做了CAT扫描、核磁共振（MRI）和所有其他的基本检查，最后证实了我早已知道的结果——中风。

据我所知，再没什么比如今的医疗护理更让人受罪的了。一进医院我就遇到一位态度十分恶劣、非常不称职的护士。下午的时候，一位护士想要把我的左胳膊拉直，中风后，那只手就那么弯曲着僵在那里，动也不能动，就连让风吹一下都会疼得撕心裂肺。这位护士刚抓住我的左手，我就下意识地用那只还能动的右手给她来记空手道劈掌，她立刻又叫了两名护士来按住我。

“小心点，她很凶！”第一位护士对其他两位护士说道。

她只说对了一半，因为第二天我就办理了出院。我实在没法忍受这种非人的治疗。不幸的是，一周后，我因为整天躺着，饮水不足而导致了尿路感染，于是再次回到了这家医院。每隔半小时就得排尿一次，所以我只能让护士扶着我坐在便桶上。在我住院的第二晚，我的房间门关着，召唤护士的铃掉到了地板上，她们完全忘记了我的存在。

那天晚上天气很热，空调又坏了，我的膀胱涨得马上就要爆炸了。这个晚上实在是太糟糕了。这时我看到放在床头柜上的茶杯，真是天助我也！我立刻用它解决了自己的燃眉之急。

第二天一早，护士清清爽爽地打扮得像花儿一样走了进来。她面带微笑地问我：“亲爱的，今早你感觉怎么样？”我则拉长了脸冷冷地看着她。“这是什么？”她看着我的茶杯问道。

“那是我的尿。”我说道，“昨夜一整晚根本没人管我。”

“哦。”她连句道歉也没有就走出去了。

家庭护理也好不到哪儿去。我生平第一次用上了医疗保险，而它给了我一个大大的教训——一次很糟糕的经历。我被指派给了一位不认识的医生，正巧他是位十分著名的神经病科医生。肯尼斯把我推到了他的办公室里。

“感觉怎么样？”他问道。

“半身不遂。”我说道。

他没有给我量血压，也没检查我的生命体征，而是开始问我都写了哪些书，并且暗示我说他想要一本我最近出版的书，最好是带签名的。我想换医生，但这不符合规定。一个月之后我出现了呼吸困难的症状，急需帮助，而我那位很棒的理疗医生给我的医生打了三次电话都无人接听。最后我只好亲自打电话给他，他的秘书接了电话，并且很抱歉地宣称说医生实在是太忙了。“不过有问题你可以直接问我。”她嗲声嗲气地说道。

“如果我需要接待员的话，我早就找了。”我说道，“但我想找的是医生。”

于是他出局了。替代他的是我的一个老朋友，格拉迪斯·麦加里（Gladys McGarrey）。她是个很棒的医生，把我照顾得很好。她是真的关心我，她会来我家出诊，甚至周末也会来，而且如果她要出城的话还会提前通知我；她还会专心地听我诉说。她是我心中最理想的完美医生。

医疗保险机构的官僚作风让我大失所望。他们给我指派的社工根本不做事。我向一位女士询问我的社会保险所涵盖的范围，她却根本不理会我的问题，只是对我说：“你的儿子会去处理的。”紧接着又发生了一件表面上看起来无关紧要的事情。事情的起因是一个坐垫。每天我都要保持十五个小时的坐姿，这导致我的尾骨很疼，一位护士为我订购了一个坐垫，坐垫寄到后，我看到这么一件连二十美元都不值的东西居然要扣四百美元的保险费，当场将它退了回去。

几天后，这家公司打电话说那个坐垫无法退货，因为按照规定，必须要由专人上门取回退货才行。他们只能把那个破坐垫又寄回给我。“好吧，那就把它寄回来吧。”我简直不敢相信，“我会坐在上面。”

美国的医疗保险制度简直让人哭笑不得。这次中风两个月后，虽然我的身体依然没有好转，每天都非常痛苦，但我的理疗医生却说，保险公司拒绝继续为我支付治疗费。“罗斯医生，很抱歉，但我不能再来了。”她说道，“他们不肯继续支付医疗费。”

对一个病人来说，还有比这更可怕的条款吗？身为一名医生，这句话让我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不管怎么说，当年我身怀一种使命感投入了医学界，并且很荣幸地参与了治疗战争受害者的工作；我不遗余力地照顾那些被其他人放弃的病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都在教导医生和护士对病人更加关爱。在三十五年的职业生涯中，我从未向病人收取过一分钱的费用。

现在我却被告知：他们不肯支付医疗费。

这就是现代医疗保险制度吗？某个从未见过病人的人随便在办公室里做出的决定。一纸公文已经取代了人与人之间的关怀了吗？

在我看来，现代社会的价值观已经完全扭曲了。

如今的医药界越来越复杂，研发费用也十分昂贵。但各大保险公司和健康维护组织（HMO）[2]的高管们每年拿着数百万美元的薪水。与此同时，艾滋病病人却买不起能够延长他们生命的药物；医生拒绝使用先进的方法治疗癌症病人，只是因为这些疗法被冠以了“试验”二字；各处的急诊室也都陆续被关闭了。为什么大众能容忍这种现象？为什么病人看不到希望，也得不到治疗？

曾几何时，医学是用来治病的，不是用来经营管理的。它必须要重拾原有的使命。医生、护士和研发人员必须要认识到，他们代表着人类的良心，就像牧师代表着人类的灵魂一样。他们必须要把为自己的同胞解除病痛视为人生中最高的使命——无论他们是富有还是贫穷，无论他们的皮肤是黑色、白色、黄色还是棕色，都要一视同仁。相信我，某人曾经得到过的“受神庇护的波兰泥土”，就是最好的回报。

在死后，每个人都要回答同样的问题：你曾为他人做出了多少奉献？你是如何帮助他人的？

如果你等到死后才回答这个问题，那就太迟了。

死亡是一场奇妙之旅，但濒死的过程，如果拖得太久——比如像我这种要死不活的样子——简直是一场噩梦。它会慢慢吸干你所有的精力，尤其是耐心、耐性和镇定。1996年一整年，我都痛苦地忍受着时不时的疼痛，和瘫痪带来的诸多不便。我必须依赖二十四小时的看护生活，门铃响了，也没法去应门；至于隐私什么的，那就更别提了。在独自生活了十五年后，我真的很难适应这种生活。人们在这里进进出出，我的房子有时候看起来就像是纽约中央火车站（Grand Central Station），有时又无比安静冷清。

这到底过的是什么日子？简直是活受罪。

1997年1月，我正在写你们读到的这本书。老实说我已经迫不及待地想要“毕业”了。我的身体极度虚弱，每天都要忍受一波波的疼痛，并且完全无法独立生活。根据我的“宇宙意识”，我知道如果我不再这么怒气冲天、怨天尤人地生活，而是心平气和地接受这种“终结生命的方式”，那么我就能够动身去往一个更美好的地方，过上一种更美好的生活。但偏偏我却是个倔强又桀骜不驯的人，所以必须要用这种痛苦的方式来获取我人生中最后的感悟，在这方面人人都是如此。

虽然饱受病痛折磨，但我还是不赞成凯欧克因（Kevorkian）[3]的做法。这位医生只是因为病人很痛苦或是感到难受，就帮助他们结束生命。他并不知道，自己这样做是剥夺了人们学习生命中最后几课的权利——只有学完了这些课程他们才能毕业。现在我在学习的就是如何保持耐心和服从他人。虽然这些课程很难，但我知道至高无上的他自有他的打算，等到时机一到，我的灵魂就会像一只破茧而出的蝴蝶一样，脱离我的身体。

我们来到人世间，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成长。万事皆有因。

[1]美国亚利桑那州州府。

[2]健康维护组织（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是指一种在收取固定预付费用后，为特定地区主动参保人群提供全面医疗服务的体系。

[3]全名杰克·凯欧克因（Jack Kevorkian）。美国病理学家，安乐死先驱人物、画家、作曲家、演奏家。他是美国推行安乐死合法化的第一人，他至少帮助过130个病人进行安乐死。他曾说“死，不是一种罪行”。

生命和生活

On Life and Living

我向来喜欢在行动前先做好计划。在我的构想中，家人和朋友将从全世界各地赶赴我所在的沙漠，他们会看到土路上插着一块小小的白色路标，上面写着“伊丽莎白”，然后再按照路标的指示开车来到一座印第安的圆锥帐篷前，看到高高飘扬在我家上方的瑞士国旗。有些人会哀悼难过，而有些人则知道我终于解脱了，走得十分安详。他们会在这里吃饭、聊天、大笑、哭泣，然后在某一时刻把好几十只看上去像外星人一样的氦气球放到蔚蓝的天空中。当然，那时我已经死了。

但为什么不抛弃这种告别派对，一起庆祝我的离开呢？七十一岁的我，绝对有资格说我已经真正活过一次了。刚刚来到这个世上时，我只是一个“两磅重的小不点”，大家都以为我不会活下来；穷其一生，我都在和无处不在、有如巨人歌利亚（Goliath）[1]般庞大的人类的愚昧和恐惧搏斗，熟悉我作品的人都知道，我相信死亡可以成为人一生中最美妙的经历。了解我的人能够证明，我一直是多么急切地在等待着死亡的来临，这样我就可以从现世的痛苦与挣扎，过渡到充满大爱的完满存在。

但这堂关于耐心的最后一课来得并不容易。在过去的两年里，一次次的中风让我就连最基本的生活起居都要依赖别人的帮助。我每天的生活就是挣扎着从床上移到椅子上，再从椅子上移到浴室里，然后再移回来。如此反反复复，日复一日。我唯一的愿望就是能够像蝴蝶破茧一样脱离我的肉身，融化在那道来自上天的光束中。我的灵魂实体曾反复向我强调过和时间做朋友的重要性。我知道，直到我结束这一世为人的生命那天，我才真正能够领悟并学会接受。

让这段通往生命最后篇章的道路变得如此漫长，只有一个好处：有更多的时间去思索生命。我这辈子给很多濒死的病人做过心理辅导，现在也该给我点时间，反省一下我要如何面对自己的死亡了。死亡像一首诗，让你有种微妙的紧张感，就像是在庭审达到高潮时突然停下来，让被告有机会忏悔的感觉。幸运的是，我没有什么新的罪行需要忏悔，死神会伸开它温暖的双臂拥我而去。正如我一直以来所说的那样，肉身中的生命在人的存在中只占很短的一段时间。

当通过了人生的考试，学完了我们来到地球上需要学习的东西后，我们就可以从人生这所大学中毕业。毕业后，我们就可以像一只破茧的蝴蝶一样，摆脱一直禁锢着我们灵魂的肉身，当时机成熟，我们就能破茧而出。到了那时，我们就会远离痛苦，远离恐惧，远离忧虑……就像一只自由自在的蝴蝶那样，飞回上帝身边……在这里我们永远都不会感到孤单；在这里我们会继续获得成长，终日载歌载舞；在这里我们和我们爱的人在一起，享受身边无尽的爱。

感谢上天，我终于学有所成，不用再回到世间学习任何课程了。但遗憾的是，我对即将离开的这个世界感到很不满意。整个星球都出了问题，现在我们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危机。长期以来，地球一直饱受蹂躏，而我们根本没考虑过后果有多严重。人类已经将上帝赐予我们的花园践踏得面目全非。武器、贪婪、功利主义、大肆破坏，这些东西已经成为了现代人人生观的教义和真言，他们的人生观世界观已经变得极其扭曲。

我相信，地球很快就会纠正人类的这些错误。人类的恶行将导致前所未有的大地震、洪水、火山爆发和其他自然灾害。人类已经忘记了上帝的教诲，所以这些可怕的自然灾害将会给我们造成巨大的伤亡。这些我都知道，我的灵魂实体们一早就对我说过，正如《圣经》中所描述的，惊天动地的大灾难即将来临。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让人类觉醒，让他们学会尊重自然，承认精神世界的重要性吗？

我的眼睛看到了未来，我的心却和那些落在后面的人在一起。别害怕，无需任何理由，只要你们记得死亡并不存在，探寻你自己的内心，将生命看成是一次挑战，而这场挑战中最难做的决定就是最至高无上的选择——这些选择将激荡起正义之气，让我们看到了他，至高无上的他的力量和洞察力。上帝给予我们最伟大的恩赐就是自由选择的权利。凡事必有因，生命中发生的每件事情都自有它需要发生的理由。如果保护峡谷免遭狂风暴雨的侵蚀，你就无法看到大自然鬼斧神工的美丽雕刻。

当我从这个世界去到另一个世界时，我知道，到底是上天堂还是下地狱，要看人们这辈子怎么活。生命唯一的目的就是获得成长，人生最重要的一课就是学会如何去无私地爱和被爱。地球上有数百万的人还在忍饥挨饿，有数百万的人无家可归，有数百万的人身患艾滋病，有数百万的人正在遭受虐待，还有数百万的人因为各种残疾而痛苦挣扎。每一天都有人因为渴望得到理解和同情而哭泣。听听这些声音吧，就像倾听天籁之音那样去倾听这些呼唤吧。我敢说，如果你向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敞开心灵，你就会得到这辈子最好的回报。帮助他人就是最好的祈福方式。

所有人都是同根而生，之后又落叶归根。

我们必须要学会无私地爱与被爱。

你在人生中所经历的所有艰难困苦、所有磨难和噩梦，以及所有被你视为来自上帝的惩罚，实际上都是天赐的礼物。它们让你获得了成长的机会，而这正是生命的唯一目的。

如果你不先治愈自己的心灵，就无法拯救这个世界。

如果你已经准备好了获得灵异经历，而且也不会感到害怕的话，这种事情就会自然而然地发生在你身上，并不需与古鲁或是精神导师来告诉你怎么做。

当我们所有人从我们的根——我将其称之为上帝——出生时，都被赋予了某种神性。正是这种神性让我们了解，我们的生命是永恒的。

你应该好好活着，直到你的大限已至。

没有人会孤零零地死去。

每个人的身边都环绕着广博无边的爱。

每个人都受到了上帝的祝福和指引。

切记在你的一生中只做你爱做的事，你也许会穷困潦倒、饥寒交迫，或是住在破瓦寒窑中，但你这一辈子真真正正地活过。在最后的日子里，你会觉得自己很幸运，因为你已经完成了自己的使命。

人生中最难的一课就是学习如何无私地去爱。

濒死一点儿都不可怕，它可以成为你这一生中最奇妙的经历，这要看你这辈子是怎么活的。

死亡只是从这一世过渡到另一种存在的方式，只不过后者不会再有任何痛苦和烦恼。

只要有爱，人生中的一切都可以忍受。

我的愿望就是：每个人都对他人付出更多的爱。

唯一永恒不变的，只有爱。

[1]歌利亚是传说中的著名巨人之一，《圣经》中记载，歌利亚是腓力士将军，带兵进攻以色列军队，拥有无穷的力量，所有人看到他都要退避三舍，不敢应战。

Table of Contents

扉页

目录

版权页

前言 万事皆有因

第一章 “鼠”

茧

垂死的天使

我的小黑兔

信仰、希望和爱

属于我自己的白大褂

我的承诺

使命感

受神庇护的泥土

蝴蝶

第二章 “熊”

回家吃饭

医学院

最好的良药

医学博士伊丽莎白·库伯勒-罗斯

曼哈顿州立医院

活到自然死亡

我的第一堂课

身为人母

死亡和濒死

全心全意

我的母亲

生命的目的

声名鹊起

生命去哪里

死后

第三章 “野牛”

杰菲

死后的世界

证据

和另一个世界对话

死亡并不存在

我的宇宙意识

归宿

艾滋病

圣水

第四章 “鹰”

奉献

乡村医生

毕业

曼尼的信号

蝴蝶

生命和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