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ate: 2017-06-05T03:25:59.184009+00:00

王国与权力

震撼世界的《纽约时报》

〔美〕盖伊·特立斯

张峰 唐霄峰 译

主要人物

阿道夫·奥克斯

Adolph Ochs 1858—1935

1896年收购《纽约时报》，成为其业主。

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

Iphigene Ochs Sulzberger 1892—1990

阿道夫·奥克斯的独生女，后嫁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阿瑟·海斯·苏兹贝格

Arthur Hays Sulzberger 1891—1968

伊菲吉妮·奥克斯的丈夫，在阿道夫·奥克斯身后接任《纽约时报》业主，1935—1961年在任。

奥维尔·德赖富斯

Orvil Dryfoos 1912—1963

《纽约时报》1961—1963年在任业主，是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女儿玛丽安·苏兹贝格（Marian Sulzberger，1918——）的丈夫。

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

Arthur Ochs“Punch”Sulzberger 1926—2012

《纽约时报》1963—1992年在任业主，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

卡尔·范安达

Carr Van Anda 1864—1945

1904年被阿道夫·奥克斯从《纽约太阳报》挖角，任《纽约时报》主编（Managing Editor），至1932年。

费雷德里克·伯查尔

Frederick T. Birchall 1871—1955

1912—1926年在卡尔·范安达手下担任时报副主编，1926—1931年担任实际上的主编，但他因一直保留英国国民的身份，并未正式得到任命。

埃德温·利兰·詹姆斯

Edwin Leland James 1890—1951

从1932年起任主编，直至去世。在其任下，因采取放任型的管理原则，《纽约时报》各个分社逐渐发展壮大，形成了华盛顿分社与纽约本部“分庭抗礼”的局面。

特纳·卡特利奇

Turner Catledge 1901—1983

1952—1964年任主编，后任《纽约时报》首任总编辑（Executive Editor）至1968年退休，后短暂任过时报副主席。

克利夫顿·丹尼尔

Clifton Daniel 1912—2000

1964—1969年任报社主编，在此之前担任过时报伦敦与莫斯科分社社长。

詹姆斯·赖斯顿

James Reston 1909—1995

时报资深记者，得几任业主首肯，1953年从阿瑟·克罗克（Arthur Krock）手中接任了华盛顿分社社长一职，直至1964年。赖斯顿于1968—1969年任总编辑，1969—1974年任时报副主席。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Harrison Salisbury 1908—1993

时报资深记者，“二战”后《纽约时报》首位常驻莫斯科的记者，1966年从河内报道了越南战争，是最早一批反对越南战争的美国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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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多数记者都不安分，都是喜欢偷看下流场面的人，吹毛求疵，在各种人身上和各个地方寻找瑕疵。对他们有诱惑力的不是日常生活的健全场面，而是诸如骚乱和抢劫、国家分裂和轮船遭难、银行家流窜到里约和烧死尼姑之类的事情——荣耀是他们的追求，壮观是他们的激情，而正规却是他们的敌人。

记者们带着相互感染的紧张气氛扎堆儿到处跑，他们只能猜测在什么程度上他们的大量出现会激起一种偶然事件，把人们的情绪鼓动起来。因为记者招待会、照相机和麦克风已经成了我们时代所发生事件的一个内在组成部分，以致今天没有人知道是人在制造新闻还是新闻在造就人——南越总理阮高其威胁着红色中国的安全，因为在他第六次登上杂志封面后，无疑感觉更强大了。在纽约警察袭击了年轻无赖们的指挥部后，人们发现一些匪徒头子保存有报刊资料剪贴簿；在巴尔的摩，当《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注：《亨特利—布林德利报告》（The Huntley-Brinkley Report），是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1956年到1970年播出的晚间新闻类节目。—编者注，下略]提到该城市整个夏天平安无事没发生一起种族骚乱之后仅一天，就出现了一场种族骚乱。如果没有新闻界的介入，政治家们就知道他们没有必要发表演说了，民权游行者就会推迟他们的游行，危言耸听者也要撤销他们可怕的预言了。自越南成了报纸上的主要话题以来，在很大程度上被忽视的柏林墙两边的军队，自然是相安无事，无聊地观看姑娘们在旁边走来走去。

消息如果不被报道，就没有任何影响。因此，记者可以与野心家画等号，是事件发生的“导火线”。记者常会被邀请参加舞会，受到讨好和赞美，很容易掌握一些没有上名册的电话号码，接触生活的各个层面。他可以给美国发去一个关于非洲的贫困、关于酷刑拷打折磨的挑衅性消息，然后又心安理得地去大使的游泳池里游泳。有时一个记者会错误地假定，正是他的魅力，而不是他的职业，才得到了这样的特权；但大多数记者都是现实主义者，不会被这种游戏所愚弄。他们利用别人，就像他们被别人利用一样。而且他们还是不安分的。他们的作品，不断地发表，但差不多也不断地被忘掉，于是他们必须不停地寻找新的东西，必须靠副业生活，不能让别人抢先发了新闻，必须去填塞报纸和电视得不到满足的胃口，满足商业对新的面孔、时尚、爱好、怨恨的渴望。他们不必担心消息何时会发生，因为他们就在那儿；他们也不必思索有这样的可能性，即他们一生所目击和写的每件事情也许有一天在21世纪的教科书里只占几行。

所以，每一天，抱有各种信念、具有不同品质的记者不顾及历史，投身于紧迫的事情，急促地报道他们看到的、听到的、相信的、理解的来自世界各地的消息。然后大部分消息经过美国来转播，一分钟几百万个词，其中几千个词渗入百老汇大道旁第四十三号大街上的一座14层楼的大型“材料工厂”，即《纽约时报》大楼。在那里，每天下午4点钟——在报纸开印之前，在它能影响国务院并使总统感到困惑之前，在使华尔街运转起来之前——它先由《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围坐在一个会议桌旁将稿件提交给一个人，这就是主编[注：在一般报社中，managing editor指主管业务的“总编”。《纽约时报》则于1964年首创职位executive editor，延续至今，而managing editor的职位于2014年被撤销。从本书中可知，executive editor职位凌驾于managing editor之上。1964年之前，《纽约时报》业务上的一把手是managing editor。考虑到前后统一，且便于读者理解，本书将managing editor统一译为“主编”，executive editor译为“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

他是一个看起来非常风趣的人，但难以描述，因为你用来很好地描述他的那些话，一开始就是对任何一个男人都不适用的，但他给你的印象却深刻而持久。可以说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谦和的。他的面庞长而苍白，并且柔和，一双大大的黑眼睛和长长的眼睫毛尤为突出，经过精心修饰的波浪式的灰头发使他显得很可爱。他穿着名牌服装，手和指甲永远洁白无瑕。他的声音温和而平稳，混合有北卡罗来纳方言和英格兰音调。他出生在北卡罗来纳的一个小烟草城，在英格兰作为一名记者成长起来。在那里，他殷勤对待时髦的妇女，有时被人叫作舰队街的酋长。当时的伦敦，恰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战后不久，对年轻的美国记者来说是一个伟大的城市。在那里，你能感觉到温暖以及和英国人共同的目的，这是在灯火管制和轰炸袭击时期形成的一个浪漫的地带。英国社会在各个层次上都是民主的。如果一个美国记者，特别是一个受到很好教育的单身汉，像克利夫顿·丹尼尔一样，还有某种拘谨、矜持和克制所表现出的魅力——这是托利党的方式——那么，伦敦就是一个更可信赖的城市。对丹尼尔来说，它的确如此。他受到了伦敦主妇们的垂青。人们经常看到他陪着有名望的女士上剧院，看芭蕾舞。他通常不去男士俱乐部，而偏爱舞厅，有时是在比·莉莉[注：比·莉莉（Bea Lillie，1894—1989），英国女演员、喜剧制片人。]、诺埃尔·科沃德[注：诺埃尔·科沃德（Noe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家。他导演、编剧并主演影片《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并因此荣获1943年第15届奥斯卡金像奖终身成就奖。]、玛戈特·芳廷[注：玛戈特·芳廷（Margot Fonteyn，1919—1991），英国芭蕾舞蹈家，被认为是英国当时最出色的女芭蕾舞者。]和克拉丽莎·斯宾塞—丘吉尔[注：克拉丽莎·斯宾塞—丘吉尔（Clarissa Spencer-Churchill，1920—），温斯顿·丘吉尔的侄女，安东尼·艾登的第二任妻子。]（后者后来嫁给了安东尼·艾登[注：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1897—1977），英国政治家、外交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任英国国防委员会委员、陆军大臣、外交大臣和副首相等职务，1955—1957年出任英国首相。]）的陪同下一起出席。在那里他能听到关于政治方面和一些名人的最新传闻，而这些名人是他多年前随他父亲在北卡罗来纳的泽比伦药品杂货店饮料机旁工作时就已经听说过的。

今天很难想象孩提时期的克利夫顿·丹尼尔所处的药品杂货店的环境。他冷漠而优雅的风格，他在《纽约时报》处理公司事务时居高临下的气派，他偶尔在广场酒店的橡木屋餐厅扔掉一瓶葡萄酒陈酿的情形，所有这一切都暗示着他是一个从一开始就出生在特权世界的人。丹尼尔留给他《纽约时报》的同事和下属的就是这种印象。他们很少和丹尼尔一起到办公室之外参加社交活动，所以他们和他最密切的接触就是每天下午4点钟在他办公室举行的、后来越开越长的新闻会议。

现在是3点40分。这是初夏的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丹尼尔坐在他的《纽约时报》大楼三层宽大的办公室里，旁边是繁忙的新闻编辑部。今天他一早就来到了报社，觉得很放松，看起来不错，晒得黝黑的皮肤模糊了他眼睛下的黑眼圈，突出了他长长的波浪头发上的银白色。他和妻子（婚前叫玛格丽特·杜鲁门[注：玛格丽特·杜鲁门（Margaret Truman，1924—2008），婚后改名玛格丽特·丹尼尔，美国歌手，后以写作连环杀手题材小说闻名。她的父亲哈里·S.杜鲁门（Harry S.Truman）是美国第32任副总统（1945年），随后接替因病逝世的富兰克林·D.罗斯福，成为美国第33任总统（1945—1953）。]）在贝德福村附近租了一所带游泳池的别墅。贝德福村是纽约州有权势的富人居住的安静社区，有大量的树林和空地，有供骑马用的尚未铺好的乡村小路，而且没有任何发狂的娱乐——这种娱乐是丹尼尔夫妇在曼哈顿极力避免但又难以躲避的事情。他们结婚比较晚：她32岁，他43岁。到此时，他们都已经享受过了非常放纵的自由，乐于安顿下来。玛格丽特特别想保护隐私，当年作为华盛顿的一个姑娘她很少有什么秘密，后来她不得不同流言蜚语做斗争，因为这些流言蜚语说她经常委身于每一个和她约会的男人。有报道说，她在1955年夏天曾在新泽西的单身州长罗伯特·迈纳的家里过夜，这种消息连《纽约时报》也无法拒绝，但这一年晚些时候她碰上了克利夫顿·丹尼尔。

那一年，玛格丽特外出参加了一个晚餐聚会，后来又去参加了乔治·巴克尔夫人家的另一场晚会，这位夫人是丹尼尔在伦敦的一个朋友。丹尼尔当时刚从莫斯科执行一项国际采访任务回来，开始爬上了《纽约时报》的管理阶梯。这天晚上巴克尔夫人把他介绍给玛格丽特，他现在还能够非常详细地记住这一天最细小的细节。他记得住玛格丽特头发的样式、她的鞋子、她高雅的气质，这是她的照片所无法显示出来的。她当时穿了一件低领口的暗蓝色的芳塔娜[注：芳塔娜（Fontana），由米克尔·芳塔娜与焦万娜·芳塔娜姐妹于1944年在罗马创立的时装品牌。]牌的裙子，他抵挡不住从她胸口向下看的诱惑，且所见之处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当晚他们在一个角落谈了好长一会儿。丹尼尔告诉玛格丽特，如果她这位杰出的政治人物的女儿是在苏联长大的话，她就根本不会被人所知，因为那里的政治家不愿意让自己的家庭抛头露面。这使她很感兴趣。他非常老练地喋喋不休，在她离开之前，他已经安排好了以后共进午餐的日期。五个月后，1956年的春天，在密苏里州独立城的一座圣公会教堂里，玛格丽特再一次在唱经班里唱起了歌，他们结婚了。

现在十年过去了——并且有了四个儿子，玛格丽特和克利夫顿·丹尼尔正享受着贝德福的美好夏天。与做哈里·杜鲁门总统的女婿不同，丹尼尔正体验着成为另一个人物的新感觉——他最终被公认为新闻界的一个卓越的重要人物。杂志文章最近对他进行了专访。他刚刚上了新一期的《今日传记》。一个月前他向世界新闻协会提交的一篇讲演稿在《纽约时报》上获得了将近整整一版的报道。这篇出色的讲演稿谈到了美国在猪湾登陆入侵古巴之前，《纽约时报》内部出现的紧张场面：在1961年那个特殊的晚上，报社的编辑们为探讨怎样把入侵之前写的这篇文章排在头版的问题出现了愤怒和冲突。最一开始，丹尼尔回忆起，当时这篇文章被安排在头版头条。但后来，报社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听从了他亲密的朋友詹姆斯·赖斯顿的建议，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把它排在头版不怎么突出的位置上，缩小了它的标题字号，并且不涉及即将开始的对古巴的入侵。德赖富斯和赖斯顿觉得，向美国人民隐瞒某些致命的事实，包括中央情报局的介入情况，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但报社的其他编辑对此表示强烈反对。他们中有个人非常恼怒，以致激动得浑身发抖，脸色变得“苍白”，要求德赖富斯本人从业主位置上下来，并以个人名义要求《纽约时报》进行自我审查。德赖富斯考虑到国家安全以及那些准备在古巴海滩上献出生命的士兵们的安全，同意这么做。丹尼尔在他的讲演中说，但是在这次入侵失败后，就连肯尼迪总统也承认，《纽约时报》也许过分地注重保护美国的利益了；肯尼迪指出，如果《纽约时报》提前发表关于这次古巴冒险所含的一切，也许这次入侵就会被取消，也许这场流血惨败就会得以避免。

丹尼尔的讲演最有趣的地方，不是假定仅靠《纽约时报》发表的文章就能阻止一场军事入侵，尽管这种观念对许多看重《纽约时报》对华盛顿的说服力的人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而是《纽约时报》在全文发表丹尼尔的讲演稿时漫不经心地给自身注入了一种新见解。因此，它第一次承认了《纽约时报》编辑之间存在着的不和，新闻编辑部存在着的愤怒和烦恼。对于许多不知情的读者来说，这无疑是一次创始性的新发现。他们或许想象《纽约时报》的内部更接近于它表面流行的形象，像一座平静尊贵的大教堂，灰衣女士[注：灰衣女士（Good Gray Lady），又称the Grey Lady，是《纽约时报》的别称，嘲讽其不苟言笑、老套刻板的形象与风格。]之家。也许几年前《纽约时报》更像这个样子。但在20世纪60年代，它已不是这样了。

表面上看，《纽约时报》的情况是不错的——发行量比任何时候都高，按行计费的广告数在上升，金钱滚滚而来，报纸的声望和权力在扩大。但随着这家报纸的增长，它已经变得极不好管理，办公室王国兴旺起来。在最近的几年，一场平静的革命已经在时报社内部进行着。这场革命因其策略和计谋而见特色，而丹尼尔的文章只是透露了其中的一部分。它不单是意见的多样化，高层人士的自负和口味，还有哲学上的差异，这一切使报社的老人同年轻人分化开来。老人担心这家报纸丢掉了它的传统，而年轻人却觉得传统成了累赘，甚至在掌握报社所有权的家族成员中，在大家长阿道夫·奥克斯的继承人中也有重新评价和怀疑。奥克斯在世纪之交从田纳西查塔努加来到了纽约，购买了处于衰败期的《纽约时报》，使它复活起来。当奥克斯1896年购买这家报纸时，它每天的发行量已经下降到了9000份，比该报1851年创办才10天时的发行量还少。到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报纸的每日发行量是46.5万份。这一数字现在已经翻了一番，而且自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以来还有过几次更好的变化。然而，在许多方面《纽约时报》仍然是奥克斯的报纸，是他的神龛，他充满智慧的话语仍然被那些深受他影响的德高望重的老人所回味。

白发苍苍的傲慢的奥克斯画像就挂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墙上，而且也挂在所有其他高级编辑的办公室里。奥克斯的一座铜像就伫立在走廊上，而且还立在14层楼上，那里是股东和董事们开会的地方。奥克斯的信条——“公正地提供消息，既不畏惧也不偏私”——展示在这座大楼的各个角落，以及《纽约时报》在全国和世界各地的分社里。直到最近几年，那些在这个机构里成长起来的编辑也还是对奥克斯的原教旨主义最恭敬的人。报酬最高的记者是那些报道最客观的、最准确的，并且意识到《纽约时报》每一句话分量的人。然而，这种意识经常窒息了他们的写作风格。他们在其他出版物上可以清晰自由地写作，但在《纽约时报》，他们就感觉到了责任，形成了过于谨慎、严格和呆板的风格。在奥克斯的时代，呆板根本不是过错。呆板一点儿也比炫耀和曲解、遐想强，只要他们仍然忠实于奥克斯的原则，有责任感并且谨慎，遵守古老的道德，他们就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他们在《纽约时报》是安全的，他们可以得到优厚的报酬，会受到公正的待遇，不会碰到外面世界的哄骗和工作不稳定的事情。经济的衰退和萧条不会使他们的收入减少，世界生存的威胁似乎也没有扰乱《纽约时报》大楼内部的平静。《纽约时报》单独地、稳固地、不可动摇地屹立着。如果它有时有点儿顽固，失去了同民众思潮的接触，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像奥克斯一样，它决不是轻薄的。《纽约时报》是过去和现在永恒的混合，是一个中世纪的现代王国，有它自己的私法和价值。它的领导人感觉到了对国家利益的责任，比起国务活动家和将军来更不可能撒谎。《纽约时报》是《圣经》，每天早晨一出版就携带着成千上万的读者当作现实来接受的生活观。人们按照一种简单的理论来接受它，即凡在《纽约时报》上出现的事情都一定是真实的，这种盲目的信仰使得《纽约时报》的许多人成了修道士——许多人，但不是全部。《纽约时报》的有些人曾经不是那么真实，或者说风格不真实，或者说从做记者的角度来讲不真实，或者他们是太诚实，争议过大以致不符合国家的利益和报纸的利益，二者经常是一回事。毕竟《纽约时报》是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和国家一起成长起来的，和国家一起繁荣的。《纽约时报》和国家对资本主义和民主承担着同样的责任，对国家不利的事情经常也是对《纽约时报》不利的。

正是这种思维——奥克斯谨慎的幽灵，在1961年的这天晚上渗入了新闻编辑部里，《纽约时报》决定不发表它对猪湾入侵所知道的一切。这一决定引起了争议，在新闻编辑部里一方赞成，另一方反对，但最终它还是胜出了。奥维尔·德赖富斯，《纽约时报》的业主和奥克斯最漂亮的长外孙女的丈夫，以及《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分社社长、员工们崇拜的詹姆斯·赖斯顿，联合起来降低了这篇报道的调子，这再一次证明了他们之间的纽带关系，一种个人的和哲学的相容性，这是赖斯顿在纽约总部的权力的主要来源。

毫不奇怪，德赖富斯对赖斯顿本人非常有好感，他非常敬重赖斯顿的判断力。早在他熟悉赖斯顿之前，他就曾赞扬过赖斯顿的写作风格，这种风格明快而不拘形式，不同于《纽约时报》的风格，但又是对《纽约时报》风格的补充。在德赖富斯1942年离开华尔街后不久，在他走运的婚姻使他在报社工作六个月之后，赖斯顿暂时离开了报道工作，当了德赖富斯的岳父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管理助手。苏兹贝格是一个英俊的人，1917年娶了奥克斯唯一的女儿。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时，苏兹贝格已经掌握了《纽约时报》的指挥权，并长达26年之久，直到1961年把职位让给德赖富斯。他特别谦逊，富有自我反省意识，这种精神从他加入奥克斯王朝，并周旋于那些通过艰苦努力获得成功的《纽约时报》高层之间而获得。《纽约时报》是在苏兹贝格的领导下繁荣起来的，就像在德赖富斯领导下一样，他们两人都具有文雅地指导《时报》的智慧，都有可以使其抵挡住不端行为的财力。这两个人都保持着奥克斯的风格，吸引和留住那些有着奉献精神和才能的雇员，而最有奉献精神和才能的便是詹姆斯·赖斯顿。

赖斯顿身材矮小，长着一头黑发，有着敏捷的步伐和一种一点儿也不粗野的自信。他1909年出生在苏格兰的克莱德班克，父母都是贫穷但很虔诚的人。11岁时，他的父母移居到了美国，定居在俄亥俄州。赖斯顿上了公立学校，但作为一个学生并不突出，经常因为打高尔夫球而忘了念书。他在打球上不断得分，赢得了锦标赛上的名次，他本可以成为一个职业选手，但对他有很大影响的母亲反对，老是叫嚷“做个有所作为的人”。他曾给一个富人当球童，在这个富人的资助下，赖斯顿上完了伊利诺伊大学。尽管他起步缓慢，梦想繁杂，但他拥有无穷的精力，并且雄心勃勃。当他最终把精力投入新闻事业时，他比和他同时代的任何一个年轻人都更迅速和顺利地在新闻界里脱颖而出了。尽管这种成就能使他见到同时代伟大的思想家，也使这些思想家最终想见到他，但赖斯顿从来没有忘记他穷困的过去。他是一个穷孩子，美国对他来说的确是一片充满机会的土地，他由此产生了一种感激之情，这种感情使他成了一个更好的皈依者，而不是批评家。他显然是美国的一个辩护士，即使随着他成熟起来，他也决不会具有沃尔特·李普曼[注：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1889—1974），美国作家、记者、政治评论家，也是传播学史上具有重要影响的学者，代表作有《公共舆论》（Public Opinion）。]的宽阔眼界。赖斯顿主持的国内或国际事务的专栏，经常反映了可以被原谅的体育记者的偏见，因为他一度就是体育记者。当犯了错误，他不愿意进行谴责；或者说，他不愿意承认本土的英雄为了争取胜利而有时起了卑鄙的作用。他偶尔看起来是天真的，他只看到美国野心的正义性，根本看不到贪婪性，并且多少暗示出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好家伙或许比敌人间谍队伍里的好家伙更多。但他至少不愤世嫉俗，他写的东西总有看头，这使得他非常适合于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这家报社里玩世不恭是不能被容忍的，奥克斯憎恶它，可读性在这家报纸中又少得可怜。最后，在赖斯顿的风格中有一种比他的写作方式或才智更重要的因素，这就是他的道德主义和理想主义的说教腔调，这给他的读者们带来了一种优秀的星期天布道般的内心启示——詹姆斯·赖斯顿其实就是一个传道士。他苏格兰长老会的严厉的母亲曾经想让他成为一名传道士。作为一个《纽约时报》的人，他已经成了一名传道士。他的专栏就是指挥台，以此他在全国传播他的加尔文主义人生观。他以周密的逻辑性和清晰性使成千上万人激动起来，影响着学生、教育者和政治家，有时甚至激怒了像艾森豪威尔这样的总统。艾森豪威尔有一次问道：“这个该死的赖斯顿自以为他是什么人物，竟然要教育我如何管理这个国家？”赖斯顿对伟人的期望很多，不仅仅是身体和心灵，还有精神上的怜悯和高尚；然而，伟人经常使他失望。当他们经常使他失望时，他不去指责他们，而是预示有赎罪和希望的迹象，这就是赖斯顿的特殊感染力。他表达了希望——报纸头版标题被阴郁和厄运所覆盖，但转到赖斯顿的专栏，世界似乎就明亮起来。或者说，即使不更明亮，至少也不怎么混乱。他多少能够剪掉所有复杂的事实和图表以及日常生活的断言、谎言和幻想，正确地指出核心的要点，一下子使每件事情都成为尖锐的焦点，变得更清晰、更容易理解。在他的愿景里很少有否定论或怀疑论，因此他笔下的美国是人们能够进行正确思考的积极场所。他告诉读者，上帝和我们站在一起，就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和我们站在一起一样。

在25年前的一些日子里，赖斯顿曾是华盛顿的一个年轻的政治记者，在纳粹空袭伦敦时他是那里的一个战地记者，此前他和他在美国中西部的妻子及幼儿生活在毁灭和破碎的边缘。当时作为一个新闻工作者是有很大的风险、危险和责任的。那一代美国记者很显著地受当时时局与地点的影响。盟军的动机无比纯洁，对战双方的角色也泾渭分明：良善与邪恶。伦敦给许多记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给了爱德华·R.默罗[注：爱德华·R.默罗（Edward R.Murrow，1908—1965），美国广播新闻界的一代宗师，新闻广播史上的著名人物，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著名播音员。“二战”时他任CBS驻欧洲记者站负责人，1938年3月12日，默罗在德军进占维也纳的同时向美国听众广播了他的第一篇战争报道，这篇报道成为广播史上第一次“现场直播”。]一种呼声，给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种举止和服饰的风格。赖斯顿因此深信这场战争是一次神圣的十字军东征。他就此写了一本书，这本书使他朝着成名迈出了一大步。这本书题为《胜利的序曲》（Prelude to Victory），于1942年夏季出版，第一次展示出赖斯顿散文的活力和爱国主义精神。这本书的主题是：“直到这场战争不再是为了个人的目的和物质的东西，而成为为美国和美国梦而进行的全民族十字军东征时，我们才能赢得这场战争。”赖斯顿从这个布道坛上发出的声音能够体现在这样的段落里：“我们必须蔑视危险，迎接机遇。我们必须做好把我们团结起来的事情，清除使我们分裂的东西。我们必须带着彼此信任和对美国梦的正义性的信仰向往未来。因为这就是胜利的序曲。”这本书在美国和英国出版后好评如潮。电影制片人沃尔特·万格深受这本书鼓舞，甚至许诺如果有哪位读者不像他一样认为这本书是重要的，他可以安排好莱坞的一家书店予以赔偿。这本书还表达了对《纽约时报》的忠诚。这一事实连同赖斯顿的哲学及其得到的喝彩，对他和《纽约时报》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关系有利而无害。

1942年，苏兹贝格50岁，正值壮年。他是一个精瘦的讲究服饰的人，长着灰色的头发，警觉的蓝眼睛，眼角边起了皱褶。他能够果断地做出重大的决定，而用不着先去理清和他岳父有关的一切事情。奥克斯已经去世七年了，尽管苏兹贝格决不会成为奥克斯那样的老板，但他毕竟是老板。苏兹贝格天性上是一个谦和的人，不是一个里程碑式的创始人。他喜欢平静地做出决定，考虑同事的意见，然后像其他神殿维护者那样崇敬地纪念先祖。苏兹贝格像奥克斯一样是犹太人的后裔，除此之外，这两个人几乎没有什么共同之处。阿道夫·奥克斯的腾达是对严重不平等进行持久斗争的结果。他15岁时退学开始在社会底层工作，先是跟一个印刷商当学徒，在田纳西州的一家小报馆的排字间里擦地板。而苏兹贝格一开始就是有特权的。他出生在纽约的一个名门望族，他的家庭是1695年到北美殖民地定居下来的。他母亲的一个亲戚雅各布·海斯曾是纽约的第一任警察局长。苏兹贝格在好学校受到了教育，品尝到了高雅的东西。他写诗歌，还有画家的才能。他曾严肃地考虑将来某一天要成为一名建筑设计师。但从大学毕业后，他像他父亲一样成了一个纺织品出口商。在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自费到北京旅行。回国后不久他接受训练，成了一名炮兵军官。在军队中他碰到了在纽约的几个朋友，其中之一就是奥克斯的一个侄子。正是通过这个侄子，苏兹贝格同奥克斯的女儿伊菲吉妮重新结识——也许他几年前就已经认识她了，那时他们都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上学。

在苏兹贝格最初求婚时，奥克斯是不愉快的。奥克斯已经把他的女儿塑造成适合他的维多利亚式的品味了，并不急于要她结婚，她的所有需要都能在家里得到满足。但如果她严肃地考虑结婚的话，就像她对苏兹贝格做的那样，奥克斯也希望她至少要选择一个有记者背景的人，这个人能对《纽约时报》做出贡献，也许某一天可以帮他管理报纸。但他女儿对苏兹贝格铁了心，奥克斯最终还是同意了，条件是这个年轻人在退伍之后要加入《纽约时报》，学习报纸业务。如果他有能力的话，他会在这个等级体制中得到晋升，同时奥克斯也能够照顾他。

1918年，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了《纽约时报》。他当了秘书，没有多少事可做。他的出现自然在整个大楼都引起了好奇，特别是在一些发现他特别有吸引力的妇女中间，很少有什么细节能不成为她们闲聊的话题。苏兹贝格喜爱他办公室里的花朵，喜欢小动物，在他的办公桌上和书橱顶上经常摆有一些标本。他老是在房间里搬弄家具，倒烟灰缸，沿着地板来回滚动一个装有庞大地球仪的台子，直到找到一个合适的地点，使北面的光线能在一个有趣的角度照着它。他着迷于音乐和诗歌、色彩和纺织品，并且在他偏爱的报纸的某个文化部门干得不错。但奥克斯不让他染指经营方面更有诱惑力的工作。他一度被派去从事《纽约时报》每年的慈善活动，即“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注：“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The Hundred Neediest Cases），1912年由《纽约时报》主编阿道夫·奥克斯发起的慈善计划，旨在增进社会福利，帮助一切有需要的人士。至今已筹款超过275万美金。]，后来又派他每天抽出半天时间去《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终端大厦的造纸厂，在那里他要亲自熟悉生产新闻纸的后勤工作。很快，他比《纽约时报》所有的人都更多地掌握了这方面的知识。在几年之内苏兹贝格产生了强烈的工作愿望，并且在迅速地学习。他似乎是不停地在忙，在办公室工作到很晚，研究大楼里各个部门复杂的表格报告。在星期天和节假日他也总是到报社来，如果没有别的工作，他就在那里转悠，和人们谈话。正如他在一次谈话中所说，这是在“传递一个事实，我没有用老板的钱去打马球”。

到20年代后期，阿道夫·奥克斯近70岁时已慢慢不理事了，苏兹贝格的权威开始上升了，但绝没有达到独断专行的地步。一度，每当苏兹贝格走得远一点儿，奥克斯就提醒他：“我还没有死呢。”还有一次，奥克斯恼怒了：他得知苏兹贝格因自己乘坐的出租汽车被梅西百货公司举行的感恩节游行所阻塞，而向一个编辑建议《纽约时报》可以就这种拥挤现象发表一两段话。奥克斯是一个讲求实际的人，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只是因为他的女婿碰到了交通拥堵就去冒犯梅西百货公司。还有其他一些关于苏兹贝格的事情从一开始就使奥克斯感到恼怒，这些事情不是由于不满造成的，而是由于他们风格上的差异和奥克斯的愿望引发的。奥克斯希望，不仅在他去世之前，而且在他去世后很久都要按他的愿望来管理《纽约时报》。

这个理由说明了，奥克斯为什么在他的晚年要如此固执地实现他的愿望，不停地找他的律师咨询。他要求自己去世后，《纽约时报》应只由他的家庭中的直系亲属来掌管，进而再由他们的家庭成员来控制，他们全都有责任以他所具有的那种奉献精神在一生中进行管理。他也知道，这是许多建立王朝的人都会做出的临终愿望：1911年去世的《世界日报》的伟大业主约瑟夫·普利策[注：约瑟夫·普利策（Joseph Pulitzer，1847—1911），匈牙利裔美国人，美国报刊编辑、出版人，大众报刊的标志性人物，普利策奖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创始人。]可能也是这样。但到了1931年，普利策的继承人把《世界日报》出售给了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这件事情恰恰是在奥克斯去世前不久发生的，因而使他感到特别沮丧。因为《世界日报》曾是写作和报道、文雅和智慧的卓越结合，伤害它的主要不是编辑力量的衰弱，而是它在经营方面管理不善。奥克斯知道，单是靠有才能的理想主义的职员不能够引导《纽约时报》度过未来几十年。这家报纸还必须得赚钱。奥克斯的天才不仅在于他创造的报纸的类型，而且在于他使这个报纸赚了钱。当然，奥克斯工作努力，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小个子，除了他的报纸以外没有别的任何兴趣。正如他所说的，他从来不怀疑消息可以是一种耐用的有销路的商品。但奥克斯以自己经营上的敏锐，具有一种避免经营诱惑的本能，他希望他的继承人也多少继承这一点。例如，奥克斯在纽约的最初日子里，非常缺钱，为了节省几个美分，他有时会在报社到处转转，关掉还亮着的桌灯。然而，一个杰出的纽约人，一个值得信赖的朋友为他提供了一份价值15万美元的市政广告合同，并且不附带任何条件，奥克斯却拒绝了。他这样做的根据是：我的确非常需要营利，以致可以调整运作计划去争取意外的收获，但这样做后如果别人以取消合同来威胁我，我便不愿违心地去做这种事情了。奥克斯是一个非常有人情味的人，同样有普通人的弱点，正因为深知此点，他便警惕着自身诱惑的哪怕微不足道的摆动。对于他的继承人，他只能希望他们也具有抵制诱惑的智慧，不仅仅是为了利润而经营《纽约时报》，而且多少要遵循伟大教会的经营路线，靠美德来给财富镀金。这样，阿道夫·奥克斯在去世后就能永远活在礼拜中。

当然，他在礼拜中究竟能活多久，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的继承人在此后几十年的进展如何。对他的基础构成破坏的，无非是家族的争吵，自私的野心或者短视的目标。他的后继者应该去赚钱，但不应受金钱诱惑；应该顺应潮流，但不应被潮流所裹挟；应该雇用有才能的人，而不是那些有才能却以自我为中心的人——这种人自认为他们作为作家就该特殊一些，或者作为编辑是别人替代不了的。在《纽约时报》没有哪个人是不可或缺的，包括奥克斯。他希望，《纽约时报》永远办下去，他的家族要和报社一起工作，为了更大的利益而压抑住任何个人的憎恶，而且如果可能的话，他的家庭成员在婚姻中要选择那些愿意“嫁”给《纽约时报》的人为伴侣。

这就是奥克斯梦想的一部分。1935年，当他重游自己发迹的田纳西州的过程中去世时，实现他的愿望便成了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女儿伊菲吉妮的责任。

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一个严肃的、有着浅黑色的眼睛和肤色的女人，不是很漂亮，但看起来令人愉快。在看起来柔和的外表下面，她有着非常坚强的性格。作为一个姑娘，她曾是奥克斯的小公主；作为1914年从巴纳德学院毕业的年轻学生，她曾是活跃的和明快的人物，她使总是关注教育并羡慕教育的父亲感到特别自豪。她的母亲是一个极其奇怪的瘦小女人，长着乌黑的头发，穿着长长的黑衣，夜晚单独围着住宅散步，而白天却在睡觉。她似乎更喜欢奥克斯住宅周围的动物，包括老鼠。她有时在壁橱里给老鼠留下些面包屑，却对那些经常来参加晚餐的重要人士不怎么感兴趣。她是杰出的辛辛那提犹太教拉比、希伯来联合学院的创始人艾萨克·怀斯的女儿，阿道夫·奥克斯是在1882年的一天访问这位教士的家时认识她的。一年后他们结了婚，在华盛顿度了蜜月，在那里他们和切斯特·阿瑟总统一起喝过茶。奥克斯后来带着他的新娘回到查塔努加，他是《查塔努加时报》早熟的出版商，这一经历为他后来在纽约的事业积累了经验。他的妻子对新闻事业的兴趣仅仅限于文学副刊，她为副刊写书评，她对做饭或理家几乎没有什么爱好。但这在查塔努加没有什么问题，因为阿道夫·奥克斯的女眷幸福地居住在那里，包括他的母亲，她们帮助料理大房子，因此同阿道夫保持密切的关系。年轻的奥克斯夫人，她在自己家里像一个客人，自由地做着骑马之类的事情，这匹马是他们结婚后不久她的丈夫为她买的。奥克斯对她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到不愉快，实际上恰恰是被其所吸引，这同他的中产阶级背景形成惬意的对照。在他们婚姻的早期岁月里唯一不足的事情是孩子，先生下来的两个都死掉了。但在他们结婚九年后，也就是1892年，一个女婴诞生并且活了下来，欣喜若狂的奥克斯给她取名叫伊菲吉妮，以纪念他的妻子。

年轻的伊菲吉妮像她母亲一样对文学有着浓厚的兴趣，却很少具有她母亲浪漫的超然态度。如果她父亲允许的话，她本可以成为一名记者，一个迫切要求改革的斗士。作为一名女学生，她曾敏锐地意识到纽约的贫民窟问题，在她的家庭多次到欧洲旅行时，她看到了更多的贫民窟。在巴纳德学院，她主修经济学，形成了自己的社会观。她和其他学生一起提倡纽约应该进行更好的福利改革，还作为一名志愿者到该城市的贫民区福利改革之家里做工作。她的父亲赞赏她的理想主义，但有时也对她表达自己观点时决断的方式感到吃惊。一天，奥克斯给她介绍了本杰明·富兰克林自传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认为，无法单靠教条的力量来赢得论证，主张使用一些更柔和的词语，如“目前对我来说”或者“我想象”，“我理解”——对这种谈话的方式的必要性，奥克斯佐之以自己的例子：奥克斯说话从来不高声，并且以宽容的方式来调教伊菲吉妮（“也许你最好多看看”）。这种教育逐渐地影响了她的童年，并且随着她年龄的增长而达到这样的程度，以致人们都对她讲道理的天性有深刻印象，有时将它误以为羞怯。

然而，并非《纽约时报》所有感觉敏锐的编辑都有这种误解，特别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这并不是说伊菲吉妮是咄咄逼人的。事实上，在新闻编辑部里很少能见到她，她到《纽约时报》大楼去通常也限于她丈夫办公室的社交需要，或者是参加《纽约时报》董事会的会议。然而，《纽约时报》几乎所有高层人士都有这样的印象，认为伊菲吉妮以她温文尔雅的方式以及她友好的暗示和提醒，以她作为奥克斯的唯一后代和他事业直接继承人的身份，对《纽约时报》的声望和三位继承他父亲而居高位的男人——她的丈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她的女婿奥维尔·德赖富斯、她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她是他们生活中和奥克斯精神的活生生的联系。在这个世纪里，她从奥克斯的小公主成长为《纽约时报》的贵夫人。编辑们和管理者们在她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的，在她不在时也是留心的，其中一些人在进行公共讲演时会引用她喜爱的故事和观点。他们用得最多的故事是中世纪的一个关于旅行者的寓言故事：一天一个旅行者在路上碰到了三个石匠，分别问他们中的每一个人在做什么事情。第一个石匠说：“我在砸石头。”第二个石匠说：“我在做一块奠基石。”第三个石匠回答说：“我在建一座教堂。”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总是说，《纽约时报》的力量在于它的大多数职员都是教堂建设者，而不是砸石头的人。在最近25年内加入《纽约时报》的教堂建设者中，也许她喜爱的是詹姆斯·赖斯顿。

伊菲吉妮赞赏赖斯顿的理想主义，他对《纽约时报》和国家的忠诚，他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这种价值观和她父亲的价值观并无不同。赖斯顿和奥克斯从未见过面，他们两代中间隔着半个世纪，但两人都靠自己的努力从小城镇来到了东海岸，两人都受同样的原则和激情所指导。奥克斯在美国所理解和赞赏的大部分东西，从未能形成文字，后来都由赖斯顿书写下来了，假如奥克斯能活着读到赖斯顿写的东西，并且亲自了解他，他无疑会像伊菲吉妮一样对他抱有热情。赖斯顿恰恰就是为《纽约时报》准备的。他的作品表达了对国家未来的信仰，他从来不捣乱，对当局是温和的。因为他有兴趣写作，经常不乏幽默，没有过分的尖刻或灵巧。赖斯顿像奥克斯一样，不是在有着大量的住宅、愤怒的示威和苛刻的工会的大城市中找到美国精神的，而是在有着敬畏上帝的家庭、有着空地的小城镇中找到的。从这样的一个国家当中横空出世，并且接受其价值观，詹姆斯·赖斯顿将美国精神融入到了自己的写作当中，于是他笔下的美国是一片人们似乎没有那么幻想尽失，警察没有那么残酷，美国对于越南的轰炸并非毫不正当，华盛顿的政客们并非过于自私自利，杰斐逊时代的美国还没有远去，或本色尽失。那些大学校园里面的兄弟会，在赖斯顿看来，并不会加深学生们的偏见，而是一个为像曾经的他一样贫穷的学生提供学习如何正确使用刀叉的地方。赖斯顿对女人的态度像奥克斯一样，既是浪漫的又是清教徒式的。赖斯顿认为，女人的地方就是在家里。当国家最优秀的女记者之一玛丽·麦格罗里向他所在的华盛顿分社申请一个职位时，他说如果她愿意拿出部分时间在电话交换台工作的话，她就可以得到这个职位，但她拒绝了。赖斯顿世界里的女英雄不在办公室工作——她们最胜任的角色是母亲和妻子。她们鼓励她们的丈夫，就像他的妻子总是在鼓励他一样。当他第一次来华盛顿工作时，看到这个城市的女人、新到来的国会议员们的妻子不得不靠撒谎来保护她们的丈夫时，他深感悲痛。他不能为此而谴责她们，这是她们作为妻子的义务，但他还是为这种想法而悲伤不已。

在赖斯顿的世界观中有许多东西也私下激怒了他的一些记者同事，但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和她的丈夫却为他深感自豪，这才是关键的。可以肯定，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喜欢赖斯顿，但方式与他妻子多少不同。他敬重的是赖斯顿的才能，并且会当面称赞他。40年代，在赖斯顿作为他年轻的行政助手和偶尔的旅行伙伴的日子里，他已经非常了解他了，但有时赖斯顿早早上床的习惯和刻板的性格也使苏兹贝格有点生厌。苏兹贝格是一个极其复杂的人，喜欢喝酒，对脚有鉴赏力。他离开自己的工作后，懂得了放松的艺术。赖斯顿自身存在的缺点并不能影响对他总的评价。苏兹贝格知道，赖斯顿对自己的要求比对别人更严格。例如1939年，即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工作的第一年，他和一位同事在伦敦分社有过一次不检点的行为，大多数记者都很快把这件事淡忘了，或者一笑了之，或者自夸一番，但这件事却一直折磨赖斯顿的良心长达25年之久。

这件事发生在1939年底，当时纳粹的潜艇已经逼进福斯湾周围的英国海防线，并且破坏了英国的一艘巡洋舰。赖斯顿和一个同事想出了一条妙计使这一消息通过了英国的审查。他们的办法是，发一段电报告诉《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只注意每句话的最后一个词，然后再发出一系列看起来无害的句子。这样他们能够传递出足够多的词来透露这件事。德国潜艇攻击的消息在英国新闻界报道之前先在纽约发表了，这件事引起了一场激烈的争论，导致苏格兰场和英国军情局开展了调查。调查者用了八周时间来破译《纽约时报》记者的密码，这是一件麻烦的缓慢的侦察工作。当谜底最终解开时，这个事件已经成为没有意义的往事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们，尽管曾经拿这件事情开玩笑，后来却表现出惊愕，认为这两个记者为这么点儿的收益而冒这么大的险实在不值得。这个事件使赖斯顿深为苦恼。对他来说，介入这样的事情是出于性格，采取的策略也有问题。尽管美国还没有参战，但英国已经成为美国最亲密的盟友，破坏英国的书报审查制度既是不负责任的行为，也是不爱国的行为。更成熟的赖斯顿，那个在1961年反对《纽约时报》发表猪湾报道的人，再不会做这种新闻报道了。

《纽约时报》的所有职员都知道，1939年的这个事件是赖斯顿最后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犯错误的证明，因为此后不久，特别是在1942年《胜利的序曲》出版后，赖斯顿的职业地位迅速上升，他的记者同事再不会平视他了。批评家克利夫顿·法迪曼说这本书确立了赖斯顿作为一个“有价值的宣传家”的地位。在这本书出版后，赖斯顿暂时离开了《纽约时报》，去帮助美国政府重新组织战争情报局的伦敦分部。在那里他给美国大使约翰·怀南特留下了深刻印象。怀南特后来向苏兹贝格称赞了他，此后不久赖斯顿回到了纽约，当了苏兹贝格的助手。正是在这一时期，赖斯顿结识了《纽约时报》未来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德赖富斯当时刚刚开始他在《纽约时报》的生涯，是苏兹贝格有点羞怯的30岁的女婿。到1944年，赖斯顿重新干起记者的工作，这一次是在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手下工作，很快成为克罗克职员中的新星，荣获了普利策奖。而其他出版机构也愿意给他提供显赫的职位，其中之一是《华盛顿邮报》的社论部主任。赖斯顿在1953年认为这是很有诱惑力的，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克罗克不想让《纽约时报》失去赖斯顿，但克罗克担心，唯一能够留住赖斯顿的职位也许就是自己的职位。克罗克当时66岁了，在华盛顿当了21年的分社社长。在这段时期，他已经取得了他年轻时在家乡肯塔基就梦想得到的大部分的社会地位。他最初来到华盛顿是在1910年塔夫脱总统执政期间为《路易斯维尔时报》工作。1927年在伯纳德·巴鲁克[注：伯纳德·巴鲁克（Bernard Baruch，1870—1965），美国金融家、投资家、慈善家、政治家。获得商业上的成功后，他成为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经济顾问。]的推荐下，克罗克被阿道夫·奥克斯雇用。1932年奥克斯让克罗克重组《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克罗克当时不愿这样做，宁愿留在纽约。出于尊重他的愿望，奥克斯给了他差不多是全权的委任。自《纽约时报》的事情有了缓慢的变化以来，在奥克斯去世后很久，克罗克一直自主地管理着他的24人的分社。纽约的编辑，即使那些比他级别高的编辑也很少提出异议。只要克罗克先生不愿意在级别上被别人超过，谁也别想在级别上超过克罗克；谁反对他都会引起一场吵闹，没有人喜欢在《纽约时报》上大吵。所以，阿瑟·克罗克像家长一样年复一年地管理着分社，同纽约总部建立了一种微妙的关系，一直持续到60年代，这种关系成了《纽约时报》总部内部权力斗争的一个最富戏剧性的痛苦问题。但在1953年后，事情的进展像克罗克所希望的那样，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时刻：重要的人物经常要宽宏大量，即使不宽宏大量，也要现实一些。于是，他自愿地把他的头衔让给了赖斯顿，自己还是继续写他的专栏，在分社中充当幕后掌权人。在43岁的詹姆斯·赖斯顿身上，克罗克相信自己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接班人。这位接班人作为一名记者有足够的名望，在苏兹贝格家族那里还远超足够，这一切足以挡住纽约编辑们侵占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企图。克罗克是正确的。

赖斯顿平稳地、谨慎地行事，很少激怒别人，不仅保住了分社的自主权，而且在几年之内还增强了它的特权。他给克罗克的队伍增添了许多新人。很快可以看得出来，这是特殊的一类人，几乎就是从赖斯顿的模子里倒出来的：他们都是瘦瘦的、衣着整洁的记者，个头都比较高，在很好的大学受过教育，生气勃勃。他们善于吹奏管乐，彬彬有礼，对问题不忙于表态，能使人完全消除敌意，并轻信他们。其中大多数人是在美国的中西部或南部长大的，至少他们都染上了小城镇美国人的轻松方式。他们同许多从拥挤的大城市中出来的快言快语的城市色彩明显的人形成显著对照。在纽约为《纽约时报》工作期间，赖斯顿开始像阿瑟·克罗克一样对纽约感到厌恶。克罗克在晚年把纽约看成是一个颓废的、具有攻击性的城市。

赖斯顿与纽约的编辑们不同，他既然雇用了这些人，就不会让他们在没有个性的大新闻编辑部里凋落，干等着又一次“泰坦尼克号”沉没。对这支相当于纽约总部十分之一规模的职员队伍，赖斯顿能够而且也的确熟悉每一个人。他指派每一个人去采访政府活动的一个重要阶段，这会保证他们在《纽约时报》上有足够的篇幅并且能够署名，进而又使他们在报社里有了身份，并且能够进入首都有影响的社交圈子。在赖斯顿的职员队伍里工作，应是《纽约时报》的精英集团的一员，赖斯顿利用他对高层的有力影响，使他们得到丰厚的报酬和被信任感。他渴望的不是别的，而是这些人对《纽约时报》的忠诚，并为能在分社工作感到自豪，他还要求他们同他打招呼时可以直呼他的绰号“斯考蒂”[注：意即苏格兰人。——译者注]，甚至连办公室的小伙子也这样叫他，斯考蒂·赖斯顿。他们把他当作偶像来崇拜。

对职员中的年轻人来说，正是赖斯顿把《纽约时报》所具有的任何伟大特质都人格化了，却又不是纽约的那些高级教士。有一家报纸想为《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提供一个更好的职位，这位记者犹豫再三才接受了它。因为这意味着他要离开斯考蒂。有些记者深受赖斯顿的举止和才能的激励，都极力模仿他，有的人甚至到了和他穿一样的服装，改戴领结和穿有领扣的衬衫的程度。他们像他一样吸烟斗，虚张声势地走路，极力模仿他讲话的样子。但后者是一种不可能的事情，因为在赖斯顿奇妙的冷淡声音中有独特的音色，他精选的词，他停顿的方式，使得他说的每件事情都有了永载史册的口吻。

不难想象，纽约的许多同事都妒忌赖斯顿的工作队伍，都想成为其中的一员。在为数不多的场合，当纽约的记者和赖斯顿以及他的一些人一起承担某些特殊的外出采访任务，如采访佛罗里达的肯尼迪基地的大型空间发射活动时，纽约的记者就会仅仅因赖斯顿的到场而成为某些小方便的受益者。例如，早晨在赖斯顿的汽车旅馆门外，在赖斯顿的要求下会有一捆新印出来的25页的《纽约时报》从纽约空运到佛罗里达。赖斯顿理解记者们的想法。他知道，当承担一项外派的任务时，他们大多数最渴望的是吃早餐时看到刊有他们自己文章和名字的报纸，从而感受到快乐。

纽约的几个记者极力想调到赖斯顿的分社，但很少人能成功。赖斯顿通常是不会接受任何来自纽约总部的请求或选择，他宁愿在离美国的心脏更近的小城镇里去获得自己的发现。赖斯顿还极力阻止纽约记者到华盛顿地区采访消息。1959年他对纽约的一个记者就是这样做的，这个记者就是被公认为全国最优秀的劳工记者A.H.拉斯金。拉斯金当时正在采访一次钢铁工人大罢工的每日进展情况，因采访需要他从纽约来到匹兹堡，随后又进入华盛顿，因为总统的一个专门小组打算就是否颁布应急禁令举行听证会。拉斯金来到华盛顿分社时，赖斯顿有礼貌地但明白无误地告诉他，罢工的报道现在已由华盛顿的一名记者所接管。拉斯金随即给纽约总部打了电话，纽约总部要求他打道回府。后来在纽约就此事出现了许多吵闹。有个编辑大声地表示《纽约时报》是由纽约管理的，而不是华盛顿；另一个编辑说，《纽约时报》是一家报纸，不是一块分封采邑。但这种议论大多都是出于窘迫或愤懑，没有哪个编辑愿意在这个时候和赖斯顿摊牌，所有人都知道赖斯顿与报社统治家族的关系密切。至于A.H.拉斯金，他对在华盛顿发生的事情并不感到惊奇。像纽约总部的大多数老兵一样，他以前就体验过和分社打交道的困难，发现他们总是拖拉地或勉强地帮助他去华盛顿查清所要报道的事实，或者把他提供的任何消息来源都当作无关紧要的东西很快打发掉。如果可能的话，拉斯金宁肯和赖斯顿吵嘴，也比和过去担任分社社长的阿瑟·克罗克吵嘴更能表现自己的真诚。

拉斯金记得1949年他在华盛顿分社的一次经历，这次经历是如此的可怕，最终演变成了闹剧。这一年是以大量失业为标志的全国经济衰退时期，拉斯金从联邦安全局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杜鲁门总统正准备向国会提交一份特殊的国情咨文，迫切要求联邦政府拨款帮助各州和城市，实施自大萧条时期公共事业振兴署成立以来，第一次处理应急事务的劳动救济方案。拉斯金怀疑能否指望克罗克那里出人帮忙査清这个线索，便自己用电话进行调查。他在纽约最终得到了足够的事实来写报道。这篇报道占了《纽约时报》的一版。报纸传到华盛顿时，在克罗克的分社里出现了暴怒。克罗克的副手路德·休斯顿，很快派记者去证明拉斯金的报道是一个骗局。休斯顿甚至竭尽全力让《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安东尼·莱维罗在记者招待会上以否定的口气向杜鲁门总统提问，想引诱出否定的回答，他的确成功了。接着休斯顿给纽约发出一封愤怒的信件，列举了华盛顿的一些高级官员的名单——他们都曾告诉分社，拉斯金的报道纯属子虚乌有。这封信在结束时强烈重申了它的主题：从纽约的时报广场[注：时报广场（Times Square），纽约商业中心，位于百老汇大道与第七大道会合处，名称源于《纽约时报》早期在此设立的总部大楼。该地又被称为“时代广场”，是据英文名直译所得。]来采访华盛顿必定导致灾难，纽约何时会吸取它的教训？幸运的是，在休斯顿的信到达纽约的当天，杜鲁门总统向国会提交了关于劳动救济的国情咨文，其中的一切均符合拉斯金的预见。

但詹姆斯·赖斯顿决不会宽恕这种小事，他也不会允许他的分社采取这种目中无人的傲慢行动，这必定会或迟或早地自食其果。赖斯顿把他本人和他的职员训练成团队型员工。他的管理艺术，是不能仅仅靠通常的一意孤行来衡量的。更有趣的是，赖斯顿的方式，正如他所表现的，似乎只是为了《纽约时报》更大的荣誉而设计的。赖斯顿毕竟是一个教堂建设者，不是一个砸石工，纽约的任何编辑公开向赖斯顿的动机进行挑战，都会是厚颜无耻的。他们可以生他的气，当他阻止拉斯金来华盛顿做钢铁工人罢工的报道时就是这样，但他们抓不住赖斯顿的傲慢、自私或专权的把柄——他也许沉溺于这样的事情，但他们无法抓住他。他做的每件事情似乎都有高尚的目的和健全的原则。在让A.H.拉斯金远离罢工报道时，赖斯顿并没有剥夺《纽约时报》读者将要知道的新闻报道。赖斯顿用他自己的劳工记者来从事报道。

赖斯顿的整个立场似乎是和《纽约时报》缠绕在一起的，他的理想主义和性格与苏兹贝格夫妇赞同的观念是一致的，怀疑赖斯顿也就是怀疑《纽约时报》本身。如果赖斯顿插手了总部的某种复杂的事情——这种事不时地会发生，特别是在60年代的震荡时期，他的参与也会是出于一种非常道德的立场，以致纽约的任何编辑把这种事叫作“办公室政治”几乎都算是叛逆。因为他们都知道，赖斯顿或许已经事先和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在苏兹贝格1961年因为健康原因退休后）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起厘清了他的行动步骤。在20世纪50年代，赖斯顿和德赖富斯成了亲密的朋友，赖斯顿到纽约时，经常停留在德赖富斯的家里，充当这位新业主的知己和顾问。在他的讲演和作品中，他大肆赞美这家报纸和拥有这家报纸的家族，当1963年工人袭击《纽约时报》时，赖斯顿以义愤填膺的悲痛之情谴责劳工领袖：“袭击《纽约时报》就像是袭击一位老妇人。”

所以，毫不奇怪，当1961年的这个晚上《纽约时报》要就猪湾报道做出重大决定时，新任总指挥奥维尔·德赖富斯会向赖斯顿求教。赖斯顿对国家利益和《纽约时报》在国家利益中的利害关系非常敏感，建议降低这篇报道的分量。他的确这样做了。如果克利夫顿·丹尼尔1966年春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的讲演没有再一次挖掘出这件事的话，如果五年前被制服的纽约编辑们没有像他们在1966年6月2日在《纽约时报》上所做的那样对丹尼尔的讲演配合报道的话，这篇报道就会和1961年以来其他上百篇大型报道一起，降低调子，发表出来，并且被遗忘。他们把这篇4000字的讲演散布到报纸的六个栏目上，还刊登了一幅入侵古巴的照片和由报道这次圣保罗讲演的美联社记者写的几千字的文章，标题为：《肯尼迪后来愿意让〈纽约时报〉把它知道的一切都刊登出来》。对丹尼尔的讲演进行这样广泛的新闻报道，甚至连发表讲演后回到纽约的丹尼尔都感到惊奇。这篇新闻报道显然是正当的。理由是，它给历史下了一个重要的脚注。但也无可怀疑，它的杰出表现的另一个理由是，这篇讲演使得在1961年被德赖富斯和赖斯顿否定的纽约编辑们成了英雄——它实际上是以微妙的方式指责了德赖富斯—赖斯顿联盟。这种事情在五年前是不会发生的，但现在，在1966年，情况就不同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已经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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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和《纽约时报》幸运的是，在丹尼尔办公室里或周围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通常都透不出《纽约时报》大楼的厚墙。如果透露出了，如果每一天都有其他媒体的记者和专栏作家注视和询问《纽约时报》的编辑，追着他们转，分析他们的行动并记录下他们的错误，如果《纽约时报》就像它采访外界一样也受到采访，那么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就会失去它现在拥有的大部分尊严和体面。但丹尼尔一般能非常娴熟地掩饰他的想法，在压力之下保持着平衡，他在1966年初夏晒得黝黑的皮肤，也有助于遮掩紧张的迹象。迄今只有一次他没有保持镇静，毗邻他办公室的新闻编辑部的秘书和下属编辑们注意到了这件事情。

这件事对丹尼尔来说是无法忘记的。他当时对他的一个年轻编辑、华盛顿分社的新社长汤姆·威克极为愤怒，以致他几次用拳头捶桌子，咆哮叫喊，他柔和的下巴被气得颤动。正如人们所指责的，即使威克的确没有同纽约总部保持足够密切的接触，还疏忽了他作为记者和管理者的其他一些职责，丹尼尔也没有理由这样反应。他为所发生的事情感到抱歉，并且奇怪他竟会允许自己做这样的事情。这种事情在《纽约时报》是不可能发生的。它应该发生在关于大公司的小说中，或者发生在纽约周围一些有更大压力的媒体中，但不会发生在《纽约时报》，至少不会这样公开地出现。威克无疑是在为他的前任赖斯顿和克罗克这些年来享受的自主权付出一部分代价。而且，或许无助于事的是，非常爱冲动的威克对丹尼尔的行为是气愤的，声称他不习惯以这种方式接受谈话。他还说他不敢保证自己就此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于是他很快转身，离开了丹尼尔的办公室，乘下一班飞机回到了华盛顿。

三四天后，丹尼尔到华盛顿和威克共进晚餐，这件事情表面上被忘记了，但实际上他们两个人都没有忘记。如果丹尼尔打算对威克坦诚相见的话，他决不会这样做的。他就会承认，从一开始他就不欣赏威克的性格，而且在职业上也对他没有什么深刻印象。当威克1958年第一次向《纽约时报》求职时，丹尼尔是看不起他的纽约编辑之一。威克是一个个头高高的、骨瘦如柴的、肤色红润的南方人，有着十个粗指头和一双警觉的小眼睛，厚下颌部分地被浅红色的胡须所掩盖。当时他30出头，作为一名记者也不是很有经验，但他的确有了有趣的资历。他已经写了五部小说，三部是以笔名出版，刻画了农村背景中的一些暴力、性和政治的赤裸裸的场面。他起初为他的家乡北卡罗来纳州的《温斯顿—塞勒姆杂志》（Winston-Salem Journal）工作了五年，1957年他获得了哈佛大学新闻专业的尼曼奖学金[注：尼曼奖学金（Nieman Fellowship），由1938年成立的尼曼基金会（The Nieman Foundation）出资，设于哈佛大学，旨在促进和提高美国新闻记者专业素养。]。威克是一个铁路工人的儿子，是大萧条期间在一个叫作哈姆雷特的小地方长大的。像克利夫顿·丹尼尔一样，他在北卡罗来纳大学得到了新闻专业学位，但这并没有使威克得到丹尼尔的偏爱；它也许产生了一种相反的效果，使得丹尼尔对威克更有批判性，特别是在威克留着胡须进入《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后。当时在《纽约时报》的记者队伍中，没有人不刮胡须，只有一位刚从土耳其回来的驻外记者除外，这个记者很快被调到泽西市去了。

威克在哈佛大学结束了他访问后，加入了《纳什维尔田纳西报》（Nashville Tennessean）。在1960年他刮掉了胡须，又出现在《纽约时报》，这一次是在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他被雇用了。他成了赖斯顿手下的一个小伙子，四年后在38岁时接替赖斯顿当了分社社长。这种难以置信的迅速升迁，既是因为《纽约时报》60年代的大转变，也是由于威克的记者才能。威克是个奋发努力的人，敏锐而严格，曾毫无怨言地去干他作为一个小说家决不可能实现的事情，但他无法理解他的一些同代人如厄普代克和菲利普·罗斯[注：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1932—2009），美国作家、诗人，代表作有“兔子四部曲”（《兔子，跑吧》《兔子归来》《兔子富了》《兔子歇了》），其中后两部使他于1982年、1991年两度获得普利策小说奖。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1933—），美国小说家，代表作有《再见，哥伦布》《美国牧歌》《反美阴谋》等，获得过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多项大奖。]等人的成功，这些人善于写作，但在威克看来似乎又对周围的世界所知甚少。

加入了《纽约时报》之后，汤姆·威克就没有多少时间思索小说里的当代美国人的口味了。他一下子被卷进新闻界的潮流中，就像每日吸食使人兴奋的鸦片一样。他和政治家一起在全国旅行，在飞机和汽车后座上写他的报道。虽然有最后发稿期限的压力，但他的写作是轻松的，他喜欢这样的生活。通过他在《纽约时报》的地位，这种生活给他带来了一种名望。如果他继续长期孤独写作，以求一朝成名，这种名望很有可能根本无法实现。作为一名记者，威克也能够巧妙地利用其他财富，其中就有他使人消除敌意的乡村小伙子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他不打算改变的，而且在华盛顿也不是什么障碍。事实上，在林登·约翰逊执政早期，它差不多是一种财富，因为约翰逊也是一个南方人，一度是农场小伙子和乡村学校教师。威克在1964年对约翰逊的新闻报道显示出一种深刻的理解力，这种理解力在肯尼迪时代却不是那么明显。

威克对政治抱有浓厚兴趣，他思维敏捷，能够清楚表达头脑里的东西。像许多记者中的南方人一样，威克经常是讲的比写的好，而他又善于写作。他或许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电视评论员。在就重大问题进行公开讨论时，他总能打动人。他使用长长的福克纳式的句子，加上掺杂有卡罗来纳方言的比喻和巧妙措辞，构成他讲话的要点。一天晚上，在纽约的一次小型晚餐聚会后，威克陷入了和詹姆斯·鲍德温[注：詹姆斯·鲍德温（James Baldwin，1924—1987），美国小说家、散文家、剧作家、诗人、民权人士，代表作有《向苍天呼吁》《乔凡尼的房间》《另一个国家》等。]的一场争论，这是一个文火焖烧般的场面。鲍德温偶尔跳起来尖叫着对威克进行攻击，说他是南方来的白色魔鬼。这天晚上大家都恼火了，以致威克的妻子含着眼泪气愤地离开了餐桌。但在鲍德温和同桌的另一位黑人歇斯底里的连连攻击之下，威克仍然保持着冷静，逐一驳斥他们，他或许在这天晚上充分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又没有求助于谩骂。

尽管有这样一些品质，但汤姆·威克在《纽约时报》的早期成功主要在于运气，在于他在合适的时间出现在合适的地点。尽管许多年轻时就大有成就的记者一般说来也许都是这样，但这尤其符合威克的情况：他加入《纽约时报》恰恰是在该报发生革命之前，他加入赖斯顿的分社又恰恰及时适合了肯尼迪时代的早期激动和随之而来的戏剧性场面，他碰巧是华盛顿新闻界里和肯尼迪一起到达拉斯旅行的《纽约时报》的唯一记者。威克关于刺杀肯尼迪的报道在1963年11月23日的《纽约时报》上占了一版还多，这是报道和写作上一个杰出的成就。他在混乱中搜集事实，回忆他一生中最混乱的这一天，充满了绝望、痛苦和怀疑，然后通过电话传到纽约，并且以一种充满感情的连续不断的声音口授了这篇报道。

威克这一天没有打算带笔记本，所以他在关于肯尼迪到得克萨斯两天旅行期间的油印宣传材料的背面潦草地写下他的观察和事实。今天这些笔记中的许多内容是威克本人都无法读懂的，但在11月22日它们对他来说就像打印稿一样，是清清楚楚的。在达拉斯机场的新闻编辑室里，他和其他记者写自己的报道，他是带着他的打印机和手提箱大步奔跑了半英里路后到达那里的，途中还跳过了路边的一个篱笆。他差不多完全记住了在肯尼迪遭枪击后他看到和听到的一切，但对此前发生的事情却记得相对少些。威克当时在总统的车队里乘坐的是一辆新闻公共车，但他已记不得是哪一辆了。在肯尼迪遭枪击时，威克没有听到枪声，但公共车上的另一位记者注意到，排在大约第十辆车之前的总统的轿车迅速地开跑了。

新闻车继续以游行的速度行进。但事情很快开始起了变化：威克注意到一个骑摩托车的警察跳上路边的台阶，下了车，开始跑过来。沿着路边排成行等着见总统一面的人群似乎有些混乱。新闻车停在了肯尼迪准备向人们发表讲话的地方。威克注意到人们飞快地转身传递着什么消息，他真正见识了谣言的传播，这让他想起风掠过麦田的情景。后来一个陌生人抓住他的胳膊问道：“总统遭枪击了？”“我想不会，”威克说，“但肯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威克和其他记者，大约有35人，走向他们准备听肯尼迪讲话的地方，正是在那里他们看到一个记者带着消息跑来，接着所有的记者都跑起来了。他们跳上了新闻车，这辆车把他们带到了帕克兰医院。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记者们开始把细节汇集起来——目击者的描述，医疗报告，白宫发言人的话。一个新闻工作者回忆说，他曾听到了枪声。一个达拉斯的电视记者描述说，他曾看到有人从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五六层的窗口撤走一支步枪。有真实的，半真实的，错误的，想象的，传闻的，第二手的叙述，甚至第三手的叙述——所有这些东西都自由地传递给记者，并且在他们中间流传，根本没有时间核对这些叙述是事实还是猜测。威克和其他记者不得不靠自己的本能，靠他们积累的全部经验，靠他们对其他人的看法来行事，这是优秀的记者在危机中形成并能利用的一种特殊感觉。在这场危机中，威克的本能对他是很有用的。

也许威克这一天在达拉斯的报道、一个下午的工作，将比他曾写过的或将写作的任何小说、剧本、文章或新闻报道都存活得更久。不是说他拿出了一个杰作，他并没有。他以前报道得也不错，写得更好。但达拉斯的考验不同于其他任何考验。它是那种能在几个小时内造就或毁掉《纽约时报》记者一生职业的任务。威克是在为历史写下这一天，他的报道上了头版，以双倍的篇幅展开，文章用的字号比通常用的更大，他的署名也是这样。这一期的《纽约时报》在以后的任何一天也不会被读者扔掉，它是收藏家的一项珍品。它会被几百个或许几千个读者所保存。他们会在顶楼或密室里储藏它几十年，并且会把它作为家庭的传家宝或纪念物传下去，或者是当作一种模糊的证据，证明他们活着的某一天有位总统遭枪击了。

即使威克的报道有重大的错误——实际上没有——这些错误也会保存下来，在威克的同事中贬低威克，但更多地是在《纽约时报》的读者中贬低它。《纽约时报》的读者不仅仅是那一天看到这个报道的上百万人，而且还有那些在半个世纪后读到它的人，有学生和历史学家，他们会不断地把它变成微缩照片。

人们指望《纽约时报》采访这种事件，一个惊人的事件，就像世界上没有其他报纸一样。这种期望既是依据于《纽约时报》作为记录性报纸的传统义务，也是依据这样一个事实，即《纽约时报》有碰见任何紧急事件的便利条件——它有庞大的记者队伍，有着在白宫两翼候补的多余的人；它有许多编辑人员，加工改写人员，无数的资料室职员，这种组合使得多版面的报纸能够迅速得到处理、检查，并辅之以背景或不太重要的资料；它的大量资金能够支持任何通讯和旅行的开销；它的编辑梯队，尽管在消息属于常规性的时候有时彼此摩擦，但他们在危机期间却能被塑造成一支非常协调的团队；最后同队伍的混合物混合起来的，是统治家族看不见的力量，即奥克斯的幽灵。

许多年前，为一次大型采访，《纽约时报》很好地组织起了一个工作队。第二天编辑们在会议室里坐成一圈，彼此祝贺。但阿道夫·奥克斯，在他们中间默默地坐着，说他在另一家报纸上读到了一个事情，却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忽视了。一个编辑回答说，这是微不足道的，又说《纽约时报》已经发表了几次重要的消息，都是其他报纸没有刊登的。对此，奥克斯的反应是怒目而视。他回答说：“我想要《纽约时报》报道所有事实。”

正是这种思维，在《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中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思想变化和畏难情绪，也产生了对其他人来说不可思议的任务。几年内《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职员每天都要细看报纸，计算每项体育运动的分数，査看每一个讣告，确保《纽约时报》报道了所有事实，或起码比别家报纸更全面。晚上，《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编辑来回踱步等着送稿生[注：送稿生（copyboy），一般指报社中负责替人跑腿、递送文稿等初级工作的人员。资深的送稿生往往也有参与新闻报道的机会，进而进入记者、编辑队伍。]带来刚出版的其他报纸，生怕这些报纸会有一件事或一些事实在《纽约时报》上没有发表。汤姆·威克从达拉斯传来他的报道，一次两页。他在达拉斯机场的台阶上跑上跑下，每一次都要穿越一个候机室进一个公共电话亭。令人不可思议的是，他总能及时找到一个电话亭或一条通向纽约的线路。《纽约时报》的主要兴趣不是威克的散文风格——而是作者是不是全部占有事实，正确地占有事实，即使是那些在其他日子里显得太琐碎的事情。例如，总统车队路经的一些街道的名称；开枪地点得克萨斯州教科书仓库是一座出租出去的国有建筑；目击者的名字以及他们在林登·约翰逊在飞机上宣誓继任总统时具体站在什么地方；主持仪式的法官叫什么名字、何时任的职；主持肯尼迪临终仪式的两位神父叫什么名字；声称看到这一或那一事实的目击者是什么身份；还有每件事情发生的确切时间，以及所有在达拉斯这个漫长的下午所发生的一切。威克实际上几乎什么也没有看到，他是在盲目地写作。他是在感觉事实，是受本能驱使的。第二天《纽约时报》刊登了他的全部报道，共106段，然而这些段落中只有一段多一点儿描述了威克亲眼所见的事情。这是在医院的紧急入口处附近威克和其他记者站在一起时发生的，当时肯尼迪夫人正走出来。威克后来写道：“她的表情是悲伤的。她死死地盯着地板。她还穿着山莓色的服装，这是她在沃思堡和达拉斯向欢迎的人群致意时穿的。但她已经摘掉了这天早些时候她所戴着的与衣服成套的药盒帽，她的黑发被风吹散了，显得凌乱。她的手轻轻放在她丈夫的灵柩上，灵柩被抬上了一辆灵车。”

在这天的暗杀事件以及接下来的有关事情发生之后，威克的股本在《纽约时报》里迅速升值了。当时他37岁，进入赖斯顿的队伍才不过三年，他无疑是幸运地在合适的时候出现在了合适的地点。在达拉斯的这个特殊的下午，他是个合适的人选。他以他多少稀奇古怪的职业把大部分事情描述得就像它们实际存在的那样，这种职业经常把最伟大的名望给予记录最混乱状况的人。毫不奇怪，一年后赖斯顿选择威克接替自己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但分社的一些人对这种选择并不感到喜悦。他们认为，威克升迁得太快。赖斯顿领导的一个直爽的年轻人安东尼·刘易斯因为自己没有得到这个职位而感到失望，打算调到伦敦分社，当那里的分社社长。赖斯顿的另一个门徒马克斯·弗兰克尔，干脆从《纽约时报》辞职了，接受了《记者》（The Reporter）杂志提供的一个职位，但几天后弗兰克尔对此突然另有想法，请求《纽约时报》撤销他的辞职信，报社同意了。无疑，由赖斯顿——当时缠身于某些更高层的有趣的政治编排当中——所设计的汤姆·威克的飞黄腾达，已经挫伤了《纽约时报》一些雄心勃勃的人的自尊心，也使得纽约的一些编辑感到不愉快，其中就有克利夫顿·丹尼尔。

在公布对威克的任命之前，丹尼尔甚至不知道此事，可见赖斯顿安排这些细节之迅速。但此后的两年，生活对威克来说却不那么顺利。他在丹尼尔办公室里碰到的那个场面只是自他当分社社长以来所经历的几次不愉快事件之一。到1966年春，纽约总部里一直在传闻，威克很快会被别人取代。丹尼尔是乐于看到这种局面的，但他知道这是一种故意的放风。不管《纽约时报》的人之间存在着怎样的分歧，任何管理者的更换都必须体面地进行。不应该做出仓促的决定，因为在《纽约时报》从没有仓促地做过任何事情，似乎《纽约时报》也不会犯一种内部错误，现在又极力去纠正它。一切都必须平静地以绅士般的方式来解决，既不会有任何惹人注目的口角，也不会有公开的纠纷，因为这种纠纷会在办公室引起流言蜚语，可能会泄露给一家新闻杂志。如果有这种事情发生，那将是最不幸的。《纽约时报》应该去报道新闻，而不是制造新闻，特别是这样的新闻。然而，丹尼尔和他在纽约的下属编辑——这些人中有他密切的盟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不是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的合适人选，应该体面地把他调到其他岗位。

对威克来说，问题在于是什么样的岗位。威克是个有才能的人，这是不成问题的。他应该在报社有一个重要的地位。他还年轻，可以相信他能担当《纽约时报》的一部分重任。编辑们知道，在阿瑟·克罗克退休后，威克能接过克罗克的专栏。这对威克来说是一个理想的位置，但前提是如果克罗克能退休的话。克罗克已经78岁了，但他自己认为就像他1927年最初加入《纽约时报》时那样灵活。纽约前不久发生的一次让他退休的企图失败了。一封关于克罗克退休的信件曾送到了克罗克在华盛顿的办公室，但后来根据纽约的说法，这封信被克罗克夫人截住了，没有让她丈夫知道。她向赖斯顿谈了此事，赖斯顿在幕后操纵着业主的办公室，过问了这件事。持久的阿瑟·克罗克已经经历了十任总统、四次战争、无数次反叛和各种难处理的事件，这一次又渡过了难关。

此外，还必须为威克找到一个地方。1966年初夏，这是丹尼尔考虑的事情之一，但不排除还有其他更有压力的问题，即使其中许多问题没有表现在他的脸上，或者对他的举止有不安的影响。丹尼尔看起来非常善于控制事态，对自己和自己占据的位置是自信的。和威克争吵的记忆对他来说是少有的不幸的一天，他想象自己当时是一种粗野的、反常的形象。他天性上是一个宽容和沉着的人，富有自信。他在这个夏天的下午表现出了他的公开形象：他在办公室里严肃地坐在桌边的黑色皮椅上，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前15分钟向他的秘书帕特里夏·里夫口授笔记。里夫是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性，衣着得体。他亲自选择了她，没有人感到惊奇。

当帕特里夏·里夫小姐几年前第一次出现在《纽约时报》时，新闻编辑部里几乎没有哪个记者会不注意到她——女性的美丽不是报业里常见的，至少不是在《纽约时报》主编办公室门前常见的。丹尼尔的前任只雇用了男性秘书，前任之前的主编曾雇用了一个教条的灰头发的女人——她的傲慢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她是主编。

这位女人在1928年到1951年间曾为《纽约时报》的几任主编工作过，在这一时期在她面前死去的人她见的多了，不再像过去那样敬畏地对待她的上司，她开始把《纽约时报》的年轻管理者看作是办公室的小伙计、职员或者更低的人物。但她犯了一个错误，把一位副主编归入了此类，这个人在1951年她的老板死后成了他的继任者。这位新的副主编采取的最初的行动之一就是接受了她的辞呈，接连使用了几个男秘书，这种状况一直到克利夫顿·丹尼尔1964年入主主编办公室，带来了里夫小姐。许多职员都渴望和里夫小姐约会，一些人也的确成功了，但她敏锐的判断力和适度冷淡的方式很快就使他们失望了，只有一个在国际组工作的直率的年轻编辑例外。他很快邀请到里夫小姐共进午餐，后来他们通过《纽约时报》的内部邮件交换小条子，白天在办公室的电话里简单交谈——他坐在新闻编辑室旁边一个柱子背后，这使得他能够偷看到她又不那么显眼，而她却坐在丹尼尔办公室外面的桌子边直接向前看，摆出一副刻板且办事高效的姿态。

《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对追求者而言有些不合时宜：它是一个巨大的功能性的大屋子，从第四十三大街延伸到四十四大街，占据着《纽约时报》14层大楼的第三层，内部被一排排灰色的金属桌子、打字机和电话连接起来，几百个人手里握着笔坐着，或者敲击打字机，写作、编辑或阅读着世界最新的恐怖事件。看起来，每五分钟就有一次灾难的报道到达这里——仰光的暴乱，坦桑尼亚的骚动，某国的军事政变或者地震。但所有这一切似乎不会给这个房间里的人留下什么印象。仿佛这么多的坏消息早就渗透了这个地方的气氛，以致这里的任何人都对它产生了免疫力。这些消息像是一种无害的病毒，漂流进这座大楼，通过这个系统流传，在打字机上进出，经过笔下加工，进入旋转的金属机器，被印在报纸上，装进卡车，分发到报摊，销售给容易烦恼的读者，在世界上引起反应和反行动。但《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居民依然不受影响，无动于衷，他们考虑的是其他事情——爱情，或者对里夫小姐和桌旁的那位年轻小伙子来说是婚姻。一天他们平静地离去，结婚了。后来，在丹尼尔的赐福下，他们回来了，又占据了这所房间里他们的办公桌边的位置，并且以不打扰这里更重要的目标的方式继续进行他们的私人生活，这就是丹尼尔所希望的。

丹尼尔对外貌很感兴趣，这不仅包括一个人的打扮或服装，还包括他从事私生活的方式。丹尼尔不是一个清教徒式的人物。即使《纽约时报》的全部职员都追求着各种各样的快乐，性的或别的什么，他也不怎么介意。但一件事情如何表现，对他来说经常就像它实际的状况那样有意义。这种态度影响了他的一生——他做过的事情，他做事情的方式，他对人们和地方的反应，他对物品的口味，他对女人的选择，不管这女人是妻子、情人还是秘书。甚至他的办公室也反映出这一点：这个房间是英格兰传统风格的，35英尺[注：1英尺约等于0.3048米。]长，18英尺宽，装饰着加衬的条纹帷幕，地面通过一块蓝黑色的花呢小地毯而连接起来，掩饰了通往排字间走道上的沾着墨水的脚印。房间的前面是一个椭圆形的胡桃木会议桌，周围是18把英格兰银行风格的椅子，是模仿一把曾属于阿道夫·奥克斯的椅子做的。在房间的后部，来访者需走很长一段距离，才能抵达丹尼尔的大桌子和他的黑色皮椅。据装饰家说，这椅子是特制的，因为它能把丹尼尔衣服上的皱褶减少到最低程度。

桌子的右边是一扇门，通向一个充满个人情趣的小起居室，墙壁上挂着巨大的照片，记录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和妻子在白宫得到林登·约翰逊、哈里·杜鲁门、约翰·肯尼迪接见的情景——这些照片只是丹尼尔夫妇拥有的许多同类照片中的样板，其中一些模糊不清，是杰奎琳·肯尼迪拍的。在这个小房间后面是一间浴室，还有一个小厨房和吧台。在小厨房的墙上是招贴画，显示丹尼尔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工作过的国家，如英格兰、埃及、西德、苏联。在这个小房间里，还有其他一些个人的纪念品。但在丹尼尔办公室的大房间里却没有什么是明显个人的东西。这个房间里的一切东西都反映着这个机构，这里微妙地洋溢着丹尼尔的品位。一边墙上是最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并且引起丹尼尔注意的新闻图片，它们被加框放大，并定期更换。在丹尼尔桌子后面的书柜里码放的是许多由《纽约时报》的人写作或编辑的书籍。当这些人到他的办公室时，他们的眼睛总是迅速地浏览一下这些书柜，希望看到他们的书最近被他仔细阅读过。书柜的左边悬挂着报社业主的照片，这些业主在这个世纪里领导过这家报纸，有奥克斯和他的三位继承人。在右边，是四位人士的照片，这些人在他之前担任过主编，这些人代表了他们的时代，并且描写了他们的时代。

第一张照片是卡尔·范安达的。他于1904年被奥克斯任命为主编，是从《纽约太阳报》（New York Sun）挖过来的。范安达在《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和他的家乡俄亥俄州的一些小报度过不平凡的几年后，于1888年进入了《纽约太阳报》。范安达在这幅照片里有着坚强的嘴唇和冷静而暗淡的眼睛。他是一个五官匀称的人，长着高额头，戴着无框眼镜，穿着有高高硬衣领的衣服，佩戴着一个镶有珍珠的领带夹。他看起来像是一个陌生的、不顾人情的人。这个时期《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把范安达的样子描述成一种“死光”。当《纽约时报》的一群人请求范安达把作者的名字印在他们的报道上时，他厉声说：“《纽约时报》不是你们这帮记者的私人名录！”即使他对他的职员来说不是传说中的英雄，但他却得到了很少有主编会得到的尊敬，因为他不仅是一个优秀的报人，而且还是一个学者，一个数学天才，一个科学和逻辑学的研究者。正是他推动了《纽约时报》扩大对极地考察和航空事业伟大功绩的采访，为报纸在太空时代的形象奠定了基础。他是第一个把爱因斯坦公诸大众的编辑——一次在审查一篇关于爱因斯坦的一次演讲的报道时，他发现这位科学家在一个方程式上犯了错误。范安达读过象形文字学，发表过许多关于重大考古发掘的报道。一天晚上，他用放大镜考察了一个4000年前的埃及墓穴的铭文，发现了一处伪造，这一事实后来被古埃及学家所证实，导致考古学家得出结论：一个年轻的法老，即图坦卡蒙[注：图坦卡蒙（Tutankhamen），古埃及第十八王朝国王，公元前1361—公元前1352年在位。——译者注]，乃被一个叫作霍伦海布的军事首领所暗杀。正是范安达驳斥了关于泰坦尼克号不会沉没的断言，在这艘轮船发出紧急求救信号之后杳无音讯时，他推断已经出了事，促使他的手下人员去抓紧报道这次灾难的消息。这是一个世界性的抢先发布新闻的范例。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卡尔·范安达给自己配备了军事地图，查找战斗的线索。他预见了后来的几次战役，提前派记者去那里采访。在这一时期《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是无与伦比的。

到1926年，范安达进入了半退休的状态，把更多的时间用于他毕生从事的对数学、天文学和天体演化学的研究上，他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他多年的助手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所接管。伯查尔是一个好冲动的、敏捷瘦小的英国人，由于他一直保持着英国国民身份，因此没有从奥克斯那里得到完全的主编头衔，但在此后的五年里实际上起着主编的作用。19世纪80年代他在《纽约太阳报》曾是范安达手下得力的工作人员，1905年在范安达的怂恿下加入了《纽约时报》。在新闻编辑部里伯查尔总是戴着一个绿色的眼罩，部分地遮盖住了他的光头，他还留着给人印象深刻的范戴克[注：安东尼·范戴克（Sir Anthony van Dyck，1599—1641），比利时弗拉芒画派画家，是英国国王查理一世时期的英国宫廷首席画家。范戴克式胡须指他画中查理一世的胡须样式。]式的胡须，从丹尼尔办公室里的照片上看，这胡须像是黑色的，实际上它是粉红色的。“老粉红胡子”是伯查尔在新闻编辑部里的绰号，职员们在他周围比和范安达在一起放松多了。伯查尔是更自由的，因为职员们在范安达手下被彻底驯服了。伯查尔不是一个天才，但是更讲人情。他工作努力，坚持他的良师益友的标准。伯查尔经常在他的办公桌边工作到半夜，审阅关于恐怖事件的报道。他上下阅读长条校样，看看有没有排印错误。有时他会整夜都在报社，从他的办公室里出来睡到大厅的一个小房间里，偶尔有重大事件发生，勤杂工会唤醒他。然后他穿着睡衣、拖鞋和浴衣又出现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给他的记者和下属编辑们发指示。

在新闻编辑部外，伯查尔就有点儿不同了。那里似乎有某些浪漫的幻想在他身体里设下了陷阱。有一次他眯着眼睛在《纽约时报》图书馆高高的书架之间，踮着脚沉醉地用芭蕾的舞步打着转。除了其他地方之外，他和他的英国妻子基本上生活在哈得孙河边的一座农宅里。他在周围养了几十只猴子、小鸟、流浪的猫和狗，还有一只鹦鹉。每当伯查尔夫妇来到时，这只鹦鹉就会以伦敦东区土话腔调的招呼表示欢迎：“哈啰，亲爱的！”接着制造出喀嗒喀嗒的声音，模仿伯查尔给威士忌杯子里加小冰块的声音。伯查尔看女人的眼光在《纽约时报》根本不是秘密。据说由于迷恋一位特殊的女人，一位德国男爵夫人，1931年他决定腾出实际上的主编职位，到海外去当《纽约时报》在欧洲的首席记者。在欧洲他经常去见她，一天在开车时他一只手把住方向盘，另一只手放在这位男爵夫人的大腿上，有两个美国朋友在后座上坐着，结果伯查尔不留神撞上了德国一辆公共汽车的尾部。没有人受重伤，但此后不久伯查尔评论说：“驻外记者应该是太监。”他却是对这一论点的活生生的驳斥。在30年代初期他是《纽约时报》的一名杰出的记者，敏锐地报道了希特勒的最初兴起，1933年他荣获了普利策奖。

伯查尔在主编办公室的位置被一个叫作埃德温·利兰·詹姆斯的浮夸的弗吉尼亚花花公子所接替。詹姆斯在职员中是最得人心的，他们用各种各样的名字称呼他，如“吉米·詹姆斯”、“詹姆斯国王”、“杰西·詹姆斯”、“德雷西·詹姆斯”。詹姆斯是一个矮胖的小个子，长着一双蓝眼睛，服装是在巴黎定做的。20年代他在巴黎是《纽约时报》的首席记者，在他作为主编回到纽约总部后很久，他仍然过着花花公子的生活。每天早晨出现时他都穿着一套色彩鲜艳的服装，皮鞋擦得锃亮，有时带着一根手杖，在电梯太慢时就用它敲打电梯。在办公室里，他吸着雪茄，同任何一个来访者进行长谈。每天早晨，他还找时间研究赛马新闻，同一个赌注登记者打赌，这个赌注登记者同时兼做一个新闻组的职员。

在许多方面令人惊奇的是，这么一个人居然能够得到这样一个对个人素质要求很高的主编职位。一种可能的解释是：奥克斯、范安达和伯查尔都被他的个性迷住了，对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和20年代的报道有深刻印象。当奥克斯打算暂时摆脱他所创造的维多利亚式的城堡时，他会单独去巴黎和詹姆斯碰面，然后去看第二天的赛马。詹姆斯是奥克斯的补药。

詹姆斯不仅能做这些事情，在职业方面也是成功的，因为他在打字机上有充足的耐力和难以置信的速度。他在写作上从不下功夫，他也不是一个文体批评家，但他写的东西的确有很强的可读性，他能用有趣的细节包装自己的报道，并使用各种方法使报道显得曲折。事实上，1915年作为《纽约时报》地方部的一名记者，他最早承担的任务是被派到阿斯特宾馆采访罗马尼亚总领事的招待会。纽约的要员们参加了这次招待会，并且先由怀俄明号战舰鸣放11炮以示欢迎。采访了这次招待会后，詹姆斯开始怀疑这位总领事，觉得他是一个骗子。这位总领事的船破旧而凌乱，他的口音似乎是装出来的，而且还有其他一些事情在詹姆斯看起来也有点不对头。他后来向范安达汇报了这种想法，接着开始了进一步的调查。最终，詹姆斯和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合作，揭露了这个总领事是一个精神错乱的模仿者，以前曾在纽约州北部的埃尔米那教养院待过。这篇报道第二天早晨发表在《纽约时报》上，标题是《假总领事在阿斯特招待晚餐》，结果这个骗子又换来了一次铁窗之旅，詹姆斯也很快和范安达密切起来。

三年后，詹姆斯28岁时，他经常从范安达那里为他来自欧洲的战争报道得到署名权。在欧洲的采访任务，他有时是在马背上进行的，穿着马裤和骑马外套，外面是军用雨衣。在这次战争后，他采访了凡尔赛、洛迦诺和日内瓦会议，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叙述性的笔法，现在这种笔法在《纽约时报》很常见，但当时却是少有的。他写道：“在美好的一天结束时，随着夜色迅速地从周围的群山降临，两个驼背的中年人，一个留着平滑的头发，另一个头发都掉光了，从明亮的窗户向外望去。他们臂挽臂地站着，一齐面向马乔列湖。这是法国外交部长阿里斯蒂德·白里安和德意志共和国总理汉斯·路德。在他们背后，秘书们正在用吸墨水纸吸干一份条约上签名的余墨，根据此条约这两个国家承诺彼此决不再战。”

在从1925年开始的五年里，詹姆斯在欧洲漫游采访了最好的事情。1927年林白[注：查尔斯·奥古斯都·林白（Charles Augustus Lindbergh，1902—1974），美国飞行员，1927年5月20日因单独完成横越大西洋不着陆飞行而闻名于世。——译者注]横越大西洋的飞机着陆时，他在勒布尔热机场。他写道：“巴黎，5月21日——林白成功了。在今晚10点20分，在2.5万双眼睛的注视下，一架灰白色的飞机突然地并且轻柔地滑出了黑暗……”后来在1930年，埃德温·詹姆斯带着他的法国妻子和三个孩子，翻领上佩戴荣誉勋章，回到了纽约，当了伯查尔的助手。1932年他被任命为主编。他占据这一职位一直到1951年去世。在他的任期内，《纽约时报》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庞大和辉煌，把它的报道范围扩大到了全国和全世界。但詹姆斯讨厌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琐事，他允许其他人展示才能和雄心。奥克斯死后，《纽约时报》很快分裂成几个小办公室公国，每一个公爵都有自己忠实的随从和特殊的保护领地。当然，《纽约时报》的大王之一就是阿瑟·克罗克，另一个是莱斯特·马克尔，一个独裁的人物。1923年马克尔在29岁时被奥克斯聘用为星期天版部主任，有五个人的队伍；到1951年，马克尔有了84人的队伍，包括58名编辑、版面编排和美术人员，以及在巴黎、伦敦和华盛顿的特派记者。他改革了星期天版部，把1923年只拥有一个小杂志和一个没有价值的特写副刊的部门变成了一个庞大的部门，设有书评、每周新闻的评论和关于娱乐和艺术的评论，还出版一本厚厚的杂志。这本杂志尽管经常因其冗长的文章和无休止的女性内衣广告而受到批评，但却是非常有影响且利润丰厚的。莱斯特·马克尔实际上是在这家报纸里又创办了一个重要的报纸，他的口味支配着他的产物和帮助他生产的人，40年里他在星期天版部的权威是无可怀疑的——他就是太阳王[注：太阳王（the Sun King），法国国王路易十四的称号，他以希腊神话中的阿波罗来象征自己。]。

在这座大楼的其他地方还有一些强有力的人物，他们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新闻编辑室里或周围谋求他们的统治地位。因为只有增加工作人员，延长工作日，《纽约时报》才能最大量地发表来自世界各地的最近发生的新闻。特别是，这一状况导致工作人员分成“白班”和“夜班”两组，控制每一班的是一些统治着许多下属编辑权势等级秩序的主任们，这些下属编辑进而又统治着分成三个竞争小组——国际组、全国组和纽约组——的办事员。最终，又出现了一些在海外以实际的自主权运作的公爵们，管理着他们在外国首都的分社。由于当时通讯的速度很慢，纽约的指示无法迅速传达到那里或指导他们。

所以，在詹姆斯作为主编的19年里，这个岗位比范安达和伯查尔在任时困难和复杂得多。在纽约和华盛顿、伦敦和巴黎以及其他外国城市里，这些公爵泛滥起来。尽管他们效忠于奥克斯死后的名声和他无私奉献的原则，但他们却以繁多的方式彼此竞争，经常确定不了一篇新闻报道如何采访，谁进行采访，安排多大的版面，刊登在报纸的哪个地方。有时这些公爵或他们的亲信不是平静地进行他们的战役，而把他们的野心在头条新闻正发生的地方公开，还有些记者的附带活动。这些附带活动经常像被报道的新闻事件一样生动。

例如，在朝鲜战争期间，在前线有《纽约时报》的一些人，他们附属于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和纽约的国际组，这些部门的某些成员彼此间的敌意非常之大，以致过了近20年后，这些人在《纽约时报》大楼的电梯里偶然碰面时也很少说话。1950年冬天在朝鲜发生过一个事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在他的一位经常在一起喝酒的上校帮助下，策划让《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人离开战区，进行了虚假的检举，说他是一个精神病患者，害怕听到枪声，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的屁股上受过枪伤留下的后遗症，因此他是在宾馆的房间里采访朝鲜战争的。这个纽约人一直根本没有意识到这个阴谋，直到有一天他接到了撤销对自己委任的通知时才明白过来。于是他表示强烈抗议，引起了麦克阿瑟将军的注意。麦克阿瑟也非常恼火，因为他一点儿也不知道这个撤销委任的命令。麦克阿瑟不想和《纽约时报》结仇，因为他在国内最需要帮助时，这家报纸写过社论给了他支持。他听了《纽约时报》的这个人要求重新委任的呼吁后，皱起眉头表示不满，吸着他的玉米穗轴烟斗。最终，麦克阿瑟满足了这个记者的愿望，但他也气愤地挥手让他离开他的办公室。麦克阿瑟叫喊：“我的上帝，《纽约时报》就不能偷偷洗净它肮脏的衣服吗？”

继埃德温·詹姆斯之后担任主编的是一个高个头的、笑眯眯的、长着一双黑眼睛的有魅力的人，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叫作特纳·卡特利奇的人。卡特利奇喜欢晚上和朋友们一起喝酒聊天，有人把这误解成他工作粗心大意或者漫不经心。实际上，卡特利奇也许是所有主编中最精明的。尽管卡特利奇不具有范安达的才华，也不具有伯查尔的勤奋，但在不动声色地处理人事和操纵形势方面，他却是他们的老师。在30和40年代，他在华盛顿采访政治方面的新闻。他对詹姆斯执政最后几年间《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事情深感吃惊。詹姆斯1951年12月去世时，卡特利奇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对付内部的这些公爵。

如果他是在另一家报社工作，结论会很简单，但《纽约时报》从来不轻易调动人，特别是那些有权的人，或者那些可能与业主或其家族成员有联系的人。处在《纽约时报》关键岗位上的人喜欢待在那里，他们拼死也要待在那里，因为在该报就业是非常有特权的——其他地方的大门都敞开，不愁没人帮助，可以见到重要人物，世界似乎是轻松的。而且从奥克斯的早期岁月一开始，就对忠诚的雇员有一种传统的微妙态度，报社里有特权的人很少蒙受耻辱。许多公爵也是有价值的人，他们过去曾为并且仍然在为报纸做出重要贡献。此外，这家报纸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纽约时报》的许多人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改变它。如果卡特利奇打算发起一场革命，把这些公爵降级，从而把权力交还给纽约的主编办公室，他知道他最好做得微妙些，他最好能交上好运，而且他知道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在这家报纸开始自毁之前，它还能靠宗派主义继续很长一段时间。他曾亲眼看到过在华盛顿的分社里一些权力被滥用。在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后不久，他曾于1929年到那里工作。在这些日子里，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V.乌拉汉管理着分社。在那里，记者们随心所欲地行事，如果某一天有三个人愿意采访同一件事，他们都去，有时三篇内容相同的稿子都会送到纽约，并得以发表。乌拉汉去世后，克罗克于1932年接管了这家分社，他很快把这些自行其是的工作人员改变成一支团队，他的团队中最雄心勃勃的成员就是特纳·卡特利奇。

卡特利奇有时一天写四到六篇重要报道，成了一个税法方面的专家，在整个华盛顿有了一些消息来源。如果他不是还具有一种能自我保护的品质的话，所有这些充沛的精力和强烈的野心就会对他不利了。卡特利奇善于同别人打交道，特别是老年人，特别是有权的老年人。这种品质也许是学不到的，但也是某些少有的年轻人天生的，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他们尊敬别人而自己没有特权，自信但又不过于自信，他们引起了老年人、靠努力奋斗起家的人的注意，从这些人那里得到了大量的忠告和帮助。老年人也许在这些年轻精英身上看到了他们年轻时具有的一些东西，符合他们实际样子的东西，或者认为他们具有的东西。所以他们帮助这些年轻人上台阶，感觉不到任何威胁，因为这些年轻人还有一种巧妙的谦卑感。

在1939年詹姆斯·赖斯顿到来之前，特纳·卡特利奇具有了所有这一切，而《纽约时报》的其他年轻人却不具备。毫不奇怪，这两个人以他们很有礼貌的方式在整个40和50年代，特别是60年代，成了对手。

帮助卡特利奇的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是赫伯特·胡佛。胡佛1927年作为商业部长对密西西比河流域进行了考察，卡特利奇当时在那里为《孟菲斯商业之声》（Memphis Commericial Appeal）工作。卡特利奇1923年离开他的家乡密西西比州去了孟菲斯，坐上火车时口袋里只有2.07美元，四年后他作为一个新闻界人士主要因为对密西西比河流域的生动报道而名气显赫起来。胡佛，一个孤儿，一直欣赏年轻人的首创精神，深为卡特利奇所吸引，以致他以自己的名义给阿道夫·奥克斯写了一封推荐信。然而，直到1929年胡佛当选总统后，《纽约时报》才雇用了卡特利奇。

克罗克也对卡特利奇有深刻印象。到1936年，当克罗克50岁而卡特利奇35岁时，克罗克暗示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卡特利奇具有当分社社长的理想接班人的素质。卡特利奇非常高兴，但他继续叫他克罗克先生，并且没有勇气不这样做。后来当克罗克听说罗斯福总统也非常欣赏特纳·卡特利奇时，这种拘于礼节就变得有点儿呆板了。克罗克不喜欢罗斯福，罗斯福也不喜欢克罗克，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反对1936年的新政，也是因为罗斯福1933年3月就职演说之前的一段插曲。罗斯福怀疑，在自己作为当选总统正受到压力要采取一次行动时，克罗克企图在即将退任的总统胡佛和罗斯福之间充当中介。罗斯福认为胡佛不一定非通过克罗克来联系，并责备克罗克同意充当中间人，想使自己扮演一个重要角色。所以，在1936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之后，可能为了给克罗克添麻烦，罗斯福总统暗示卡特利奇可以免于新闻检查或直接从总统那里得到信息。简言之，罗斯福提供了一条线索，卡特利奇可以不通过克罗克而自己去利用这条线索。

卡特利奇很快觉得这不合适，他对克罗克讲了此事，他还告诉了合众社的一位非常亲密的朋友莱尔·威尔逊。卡特利奇首先想让克罗克知道，他是不会进行这种两面派交易的，他也想让某个亲密的朋友知道这件事。克罗克误解了这段插曲，或者说至少卡特利奇觉得他误解了，因为传言说卡特利奇曾经对罗斯福的建议感兴趣。卡特利奇在莱尔·威尔逊的支持下，能够打消克罗克的怀疑，并且重申，他不仅对罗斯福的建议不感兴趣，甚至由于怕被罗斯福的做法所伤害而感到恐慌。

罗斯福的敌意不仅针对克罗克，还包括《纽约时报》其他一些人，包括在1935年之后成为业主的苏兹贝格。罗斯福认为在奥克斯死后不久，他可以在奥克斯的遗产税结算期间得到机会，削减《纽约时报》的独立性，并从中获利。罗斯福期望奥克斯家族会被迫进入金融市场，或者通过出售家族在《纽约时报》当中的一些股份来筹集必要的资金。但当奥克斯家族通过出售优先股，而不是普通股而筹集到资金时，罗斯福变得忧心忡忡，他向他在参议院的一些密友倾诉了自己的担忧。报纸的一些编辑当时感到，现在依旧觉得，罗斯福对于《纽约时报》的憎恨不是来自更复杂的理由，仅仅是由于他无法控制这份报纸。很少有在任的总统支持新闻自由——杜鲁门不支持，艾森豪威尔、肯尼迪和约翰逊都不支持；大多数报纸业主也不支持新闻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业主，当他们的个人利益受到牵连的时候，任何记者查看业主的经历，都会迅速地发现他们为了维护个人利益而牺牲过新闻自由。

无论如何，卡特利奇没有成为《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1963年说他不打算在华盛顿干一辈子，却继续在那里干了30年。事实上，1938年克罗克在谴责罗斯福政府“鬼鬼祟祟地把官方的偏爱扩大到抱有同情的抱团的专栏作家”的时候，却奇怪地同罗斯福进行了单独的会见，为此他获得了普利策奖。当时的卡特利奇觉得自己的职业生涯陷入了泥潭。1941年冬天，在40岁时，卡特利奇退出了《纽约时报》。他去了芝加哥，成了《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的首席记者，后来又成为主编。但在他离开之前，克罗克给纽约的苏兹贝格通了电话，让这位业主留着门——卡特利奇或许会回来。

今天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里看到卡特利奇的照片，人们印象深刻的是安详的表情、明亮的黑眼睛和总是微笑着的圆脸以及两鬂斑白的梳理整洁的黑头发。相邻的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的照片注明了日期，照片有褪色的痕迹。这些人的脸和衣着给人一种过去的感觉。但卡特利奇的照片却是明快的和当代的，描绘了一个看起来非常有生气的人。他的确是这样的。在1966年的这个夏日，他仍在《纽约时报》，65岁了，与丹尼尔办公室里悬挂着的他的照片没有什么差别。丹尼尔的办公室直到1964年还是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搬进这个办公室后，改变了所有布置，根除了卡特利奇在他作为仁慈的老板期间给这个办公室带来的一切政治俱乐部气氛的痕迹。在前不久的下午，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之后，在后面的小房间里，卡特利奇和他在《纽约时报》的一些老朋友，一些像他一样，婚姻不太顺利的，或者不急于回家的人——围着一大桶冰块和一瓶威士忌坐在一起，谈论在《纽约时报》的生活。在这个小房间里做出了多少重要的决定，数不胜数，就像卡特利奇的性格一样，即便那些自以为了解他的人也是难以确定的。他们决不可能确切地知道，在他从1951年到1964年作为主编期间他做的是什么——他们只知道是在做出重大的决策，但他们不知道如何做或由谁做。卡特利奇的手似乎无处不在，但从不留下他的指印。他是一个平稳的、躲在幕后的管理者。他转弯抹角，突然转折，从不劈头盖脸，决不做他不能摆脱的交易。他经常是走一步看一步，捕捉风向或者学习和倾听。他看起来经常是没有完成什么事情，但实际上又的确是做了。

他极少树敌。职员们大都非常喜欢他，因为他温和地问候他们，知道他们的全名。有时他拿着一副望远镜站在他办公室的门外，进行观察，把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拉近，进行聚焦。正是卡特利奇首创了每天下午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4点钟新闻会议，这个举动把许多编辑都置于他的直接控制之下。尽管克利夫顿·丹尼尔成为主编后撤走了卡特利奇的大桌子，但新闻会议本身却依然是履行程序的一部分，但它现在是在丹尼尔选择的更光滑的桌子旁进行的。

随着克利夫顿的升迁，人们对卡特利奇的未来出现了一些怀疑。许多职员猜测，卡特利奇已被明升暗降踢上楼了，有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新头衔，一间豪华的新办公室，但毫无意义；但后来，随着下属编辑们观察到卡特利奇在每天下午的新闻会议上观察丹尼尔，感觉到了他的观察对丹尼尔的影响，这种印象就改变了，但他们不能确信。凡是涉及卡特利奇的地方，没有什么东西是确定的。

3

在克利夫顿·丹尼尔完成了口授之后，里夫小姐站起来，扭着漂亮的臀部，离开了房间。丹尼尔坐回到椅子上，揉揉眼睛，把他的有角质框的眼镜塞进了他像皇冠一样的长头发里。他会在4点钟的新闻会议开始之前先抽出十分钟，处理一下里夫小姐留在他办公桌上的一些纸条，有些是来自海外分社的电报，有些是这座大楼里送来的备忘录。《国家》（The Nation）杂志上有一篇称赞他关于猪湾讲演的社论的参阅件，还有一些爱挑剔的读者的来信，其中一封来自小阿瑟·施莱辛格[注：小阿瑟·施莱辛格（Arthur Meier Schlesinger, Jr.，1917—2007），美国历史学家、社会批评家、公共知识分子，曾任约翰·肯尼迪的特别助理。代表作有《美国民主党史》《美国共和党史》《杰克逊年代》《肯尼迪在白宫的1000天》，曾获普利策奖、美国国家图书奖等荣誉。]，还有一封信来自差不多40年前就认识丹尼尔的沃思堡的一位女士。当时丹尼尔正在他父亲在北卡罗来纳州泽比伦的药品杂货店干活。他也记得她，她叫黑兹尔·珀金斯。20年代她是泽比伦的美女之一。他一直认为，泽比伦这么小的城镇有许多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其中有梅尔巴·钱布利，一个蓝眼睛、红头发的女人。他在高中时曾和她约会，并且在他上了教堂山大学[注：教堂山大学（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at Chapel Hill），北卡罗来纳大学教堂山分校，简称UNC。成立于1789年12月，是全美最早的州立大学。]以后的一段时间里继续和她约会。还有萨迪·鲁特，她是后来的，当时她遭遇了一次车祸，失去了一只眼睛。还有贝齐·安德森，他认为她是她们中最漂亮的，他经常惦念她过得怎么样。她和黑兹尔·珀金斯习惯坐在路边的桌子旁，由他为她们提供服务。这是丹尼尔在药品杂货店的工作中最愉快的一件事——来回地走，跟人们打招呼，跟聚集在丹尼尔药品杂货店的姑娘们谈话。这个药品杂货店不同于现在，当时是泽比伦社会生活的中心。副县长和警长也经常在这里闲荡，像农民一样谈论烟草和棉花的价格，来访的政治家们也会停下来跟人们握握手。药品杂货店的前面有一架钢琴，一个黑人塔德·查维斯在不干活或不去送货时，通常在钢琴上弹奏拉格泰姆音乐[注：拉格泰姆音乐（ragtime），一种源于美国黑人乐队的早期爵士音乐。——译者注]，但他有时要和一台离钢琴不远的爱迪生留声机相竞争，这台留声机发出的大音量拼凑成了《在一个西班牙小镇》的曲子。当时药品杂货店里没有收音机，所以年轻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会偶尔地溜过大街到饲料库后面去听广播新闻中的棒球比分，也正是在那里，他记得听到了林白跨越大西洋飞行的新闻。然而，他从来不敢在那里待太长时间，因为药品杂货店很忙，如果他不在桌子边伺候，他就要在里面接听求医的电话，或者听副县长叙述一些地方吵架的事情。一天晚上，丹尼尔看到一个人进了药品杂货店，他的喉咙被人割了个大口子。丹尼尔叫了医生，也叫了《泽比伦记事》（Zebulon Record）的记者。

在他上高中的暑假里，他给《泽比伦记事》送去了几条新闻，一周挣了五美元。药品杂货店是一个干净的大房子，在那里能听到一些地方的传闻和新闻，这是一个非常适合年轻记者的地方。他过完暑假回到高中上学后，继续为《泽比伦记事》写稿，报道学生活动和体育活动，虽然他本人从来不是运动员。从12岁时起，他的左耳开始有点聋。他纤细的身材并没有因在浴室里做体操而有所改变。一天早晨，他做体操时滑倒了，在浴盆上磕掉了一颗门牙，这导致一段时期内他不再从事体育文化项目。他企图通过描述别人的活动，使他的报道发表，在报纸上看到自己的名字，来满足自我。有时，在写作关于一些地方新闻条目汇集的报道时，他会用一个带有他的姓名首字母——ECD：代表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小计谋把每一条新闻分开，泽比伦的一些人认为这样做有点过分了。

他们说，年轻的丹尼尔有某种做作的和不切实际的东西，在这个不拘礼节的城镇里能被他的礼貌所打动的人是很少的。他们很早就看出他形成了一种自我表现和一种似乎略微傲慢的举止。但他认识的漂亮姑娘却非常喜欢他，不仅喜欢他衣着干净和彬彬有礼，而且也喜欢他对老年人特别是对他父母的尊重。她们认为他是年级里最帅的小伙子，并在1929年韦克隆高中的年鉴里把他选为“最英俊者”。但这些姑娘觉得她们没有机会和他在一起，从他那里她们一无所获。他的确没有和她们搅在一起。他似乎在遥远的地方有个大计划——一个圆滑的乡村小伙子想出人头地。许多年后，他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并娶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一些泽比伦的人笑了，点头称道。

玛格丽特·杜鲁门也是一个小镇姑娘，她和丹尼尔在出身和举止上要比大多数人所知道的更相像。像丹尼尔一样，玛格丽特也是家里的独生子女，两个人都得到了他们父母的过分关爱和指导，相信社会的价值观，很少自我怀疑。他们是在一个固定的社会里有点古板的环境里长大的。他们意识到了他们的家庭比他们的大多数邻居更优越。他们的父亲都是小商店老板，对于生活和黑人问题有许多地方的观念。老丹尼尔一度积极从事政治，两次担任泽比伦的市长，在20年代初使这个城市有了自来水，后来又用电灯取代了煤油灯。哈里·杜鲁门有一次对他说：“哎，你做的就像我做的——你只是待在你的小城镇里帮助穷人，我起来了，和那些有钱的杂种们混在一起。”

玛格丽特11岁时，她的父亲、一个密苏里的新当选的国会议员，开始每年的上半年都带他的家人去华盛顿。但这种体验，像她在白宫最后的几年和她的演艺生涯一样，并没有使她清除掉她的地方品味。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她的观点逐渐定型，她对故乡的忠诚更加公开。她虽然搬到了纽约，却不为纽约所打动。她像一个长期的旅行者一样居住在纽约。她很快看出了纽约的粗俗和纽约人的笨拙。她对东部人服装上镶着的复杂的闪闪发光的装饰物没有什么好印象。在她结婚和她的孩子们出生后，她很少邀请社交人士到她家里，而她丈夫却一直认为这些人很有趣。一些人对此怀有怨恨，他们散布不友好的故事，如玛格丽特没有尽到妻子的责任，家里主要是丹尼尔做饭，但玛格丽特继续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并且以礼貌的方式保护她的隐私。她有点儿犹豫地去参加卡波特[注：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1924—1985），美国小说家、剧作家，早期作品发展了美国南方哥特小说传统，主要作品有纪实小说《冷血》《凶杀》，电影《打垮魔鬼》等。——译者注]的化装舞会；毫不犹豫地去参加纽约欢迎英国公主玛格丽特的晚餐舞会，但遗憾的是没有参加贝内特·瑟夫[注：贝内特·瑟夫（Bennett Cerf，1898—1971），美国出版家，兰登书屋创始人之一。著有自传体回忆录《我与兰登书屋》等作品。]为弗兰克·辛纳屈[注：弗兰克·辛纳屈（Frank Sinatra，1915—1998），美国著名歌手及奥斯卡最佳男演员，被公认为20世纪最优秀的美国流行男歌手。]举行的晚会，要不然丹尼尔夫妇就会一起出现在这个重要场合了。尽管玛格丽特·杜鲁门有成套的设计的非常好的服装，但她以简朴的方式处理了它们。像她的父亲一样，她是直率的和固执己见的；与丈夫不同的是，她又是开放的和随便的。但在最近几年，在她的影响下，加上丹尼尔自己的成就，导致丹尼尔显得更随意一些。

然而，丹尼尔仍然是一个拘泥于礼节的人，仍然着迷于那些有特权和富有的人——《纽约时报》现在对社会新闻无所不包的报道的一个决定性因素——但他也更自在地对待他本人和他的过去。偶尔在情绪高涨时，他甚至称自己是一个“乡村小伙子”。实际上他并不是完整意义上的乡村小伙子。如果不是他的父亲，一个自傲的人清理了从卡罗来纳州的乡村烟草通向远方更茂盛的土地的道路，我们很难说他会成为什么样子。

老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80岁了。他的面部特征，特别是他的眼睛和他的儿子极其相像，但他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和他的衣着却不怎么保守。他有时出现在他的药品杂货店，下身穿一条传统的灰条纹的睡裤，上身穿一件棕色的双排纽扣的夹克，里面是蓝条纹的衬衫和白色的圆点花纹的蝴蝶领结，还戴着一顶棕色帽子，穿着黑皮鞋，拿着一根棕色的拐杖。所有这一切，在他身上看起来很和谐。他被看作这个城镇最杰出的活着的里程碑。他是泽比伦第一个有电话的人，几乎每一个人都为此感到自豪，但也有一些人，很少人，发现他有点傲慢，他也许把这个特点传给了他的儿子。除了他在政治上的冒险之外，他还曾短期投资并持有瓦库电影院。他一度推销带有他自己商标的肝药丸和一种止泻药。在他大约18岁时，由于阑尾炎的发作，他躲开了他的父亲的、他的祖父的以及丹尼尔家族所有其他人艰难的农场生活——他们是上一个世纪从英格兰乘船迁移来的，定居在了南方地区。他的病使他碰到了一个来自罗利的年轻医生，这个医生成了他的朋友，后来又鼓励他从事卖药生意。1905年，他从祖父扎卡赖亚·G.丹尼尔——一个没有受过教育，但勤奋的烟草农场主，有时赶着他的马车到弗吉尼亚州兜售他的产品——那里借了一些钱，从一位医生朋友那里得到出售医药“许可证”，老克利夫顿·丹尼尔投资建了他的第一个药品杂货店。他在医生朋友的允许下研制他的配药，直到1911年，他完成了在格林斯堡学校的培训。有一天在药品杂货店，他看到埃尔娃·琼斯小姐和其他姑娘坐在柜台边喝着苏打水。她是一个烟草货栈主的女儿，曾在罗利的初级大学上学，非常漂亮。他很快向她求爱，在当年12月，在邻县她祖母的房子里，他们结了婚，到里士满和巴尔的摩度了蜜月，在第二年9月他们的儿子出生了，这就是《纽约时报》未来的主编小埃尔伯特·克利夫顿·丹尼尔。

小丹尼尔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孩子，他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妥当的。他在九个月后长出了他的第一颗牙，一岁学会了走路，小心翼翼的，显示了他一直具有的谨慎性格。他对肮脏有天生的厌恶，他身上没有一点农场主的东西。他的平静像他母亲。他的服装整洁、干净而得体。后来他老缠着母亲，待在屋里不出来，大部分时间都在小地毯上拼命读书，他的父亲开始为他担心。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非常出色，在家里温顺，放学后在药店帮助干活，还在城里卖《磐石》（Grit）和其他杂志，攒零花钱。1929年底他到了上大学的年龄，但家里没有充足的资金，《泽比伦记事》为他提供了资助。

他在学院生活中想要的大部分东西，都得到了；他没有得到的东西，也没有错过。他加入了学生联谊会，为《焦油脚人[注：“焦油脚人”是美国北卡罗来纳州人的别称。——译者注]日报》（Daily Tar Heel）撰稿。他一直想当《焦油脚人日报》的编辑，但在进入该报后不久，他因为蔑视一位高级编辑而被解雇。到他重新恢复职员身份之时，他又与这位编辑的工作发生了矛盾。他曾经是校园文学杂志《卡罗来纳》（The Carolina）的编辑，依靠兄弟会的政治机器，并战胜了一位独立候选人的吵吵嚷嚷的异议，他当选为学生会的副主席。这位候选人曾对每一个人说：“我不介意你是不是投我的票，但看在上帝的分上，不要投克利夫顿·丹尼尔的票！”

丹尼尔其实可以得到主席候选人的提名，但他谢绝了，因为他有这样一种观念——他后来承认“有点儿自以为是”——他是一个报人，他认为新闻界人士应该坚持客观立场，站在政党政治之外，决不能不可救药地奉献于任何一种事业或任何一个人。这种立场是几乎所有记者都具有的，但要付出代价——这种超然态度使他们失去了通过介入其中产生的更深刻的体验，而他们有时仅仅变成了见多识广却无动于衷的隐秘探子。他们像看待码头工人罢工一样漠然地看待死亡和灾难。他们认为他们公布别人弱点的权利是理所当然的，但他们从没有亲自提供证据。当然，如果记者和一种事业或一个伟大人物一致起来，他们可以成为卫道士或宣传家、名人的走狗。克利夫顿·丹尼尔知道有些记者会是这样的，但他决不会这样。他一直是过于小心谨慎，对他想要的东西过于自信，他或许得益于一种自然的冷漠态度，甚至也许缺乏激情。如果他在职业或个人生活上做出妥协的话，也没有多少人会知道的，不会有任何丑闻，他会很好地掩盖他的足迹。

丹尼尔1933年从北卡罗来纳大学毕业后，先是为城里的一家小报工作了一年，后来加入了《罗利新闻与观察家》（Raleigh News and Observer）。1934年到1937年间，他采访过政治和犯罪方面的事务，承担过各种各样的任务，会见了许多有趣的人，其中有凯瑟琳·康奈尔，这是他采访的第一个著名女演员，还有托马斯·沃尔夫[注：托马斯·沃尔夫（Thomas Wolfe，1900—1938），美国小说家，毕业于北卡罗来纳州大学，在哈佛大学获得剧本写作硕士学位后在纽约大学任教。沃尔夫创作于大萧条时期的作品描述了美国文化的变化及多样性。代表作有《天使望故乡》《时间与河流》《网与石》《你不能再回家》等。]，他的小说《天使望故乡》几年前刚刚出版。1941年，丹尼尔离开了《罗利》，开始为美联社工作。他曾经在1937年来到纽约找工作，但几乎遭到了所有日报的拒绝，包括《纽约时报》。有家报纸为他提供了一份工作，就是《世界电讯》（Telegram），由于提供的薪水只有每周35美元，比他在《罗利》

的工作还少十美元，他没有接受。

他在《纽约时报》大楼里的求职会面是短暂的。他拜访了新闻编辑部，但没有进去看看他有一天会占据的主编办公室，他也没有见到埃德温·詹姆斯本人。他见到了詹姆斯的一个下属，一个叫作布鲁斯·雷的城市夜班编辑，一个有自制力的小个子。雷在20年代曾是第一流的犯罪问题方面的记者，现在渴望成为詹姆斯的接班人，不管詹姆斯是否嫌恶他。确切的理由并不清楚，但容易理解，因为詹姆斯是一个骄傲自大的小个子男人，他最不希望身边也有一个骄傲自大的小个子男人。雷本来有可能得到副主编的高位，但后来，由于卡特利奇进入总部成为詹姆斯的助手，雷便被派到关岛去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负责太平洋前线的报道。当丹尼尔接任卡特利奇当主编时，雷仍在《纽约时报》一个更低的编辑位置上，随着时间而变得老成。即便他还记得1937年没有雇用丹尼尔的话，他也不愿意提它，丹尼尔也不愿意，但丹尼尔的确记得。那只是一次例行常规的会见，是通常的机构里的过场，是礼貌和无确定承诺的适度混合，这使得丹尼尔在遭拒绝时并不真的感到失望。作为卡罗来纳州的一个记者，丹尼尔对《纽约时报》非常在意，但没有被它吓倒。他父亲在泽比伦的药品杂货店不销售《纽约时报》，而且现在也没有。丹尼尔承认被《纽约时报》雇用是件荣耀和重要的事情，但他并没有把它看成是他特别想工作的地方。当时他知道最优秀的记者，要么是在晚报工作，要么是为《先驱论坛报》（Herald Tribune）工作，比如H.艾伦·史密斯和约瑟夫·米切尔，后者是北卡罗来纳大学1929年的毕业生，是《纽约客》的大记者。《纽约时报》一直有许多优秀的记者，但几乎没有什么优秀的作家。唯一例外的是迈耶·伯格。伯格1932年对芝加哥的阿尔·卡彭[注：阿尔·卡彭（Al Capone，1899—1947），绰号“疤面”，美国知名罪犯，是芝加哥犯罪集团的老大，拉斯韦加斯的创始人之一。他的罪行不但时至今日仍常被提及，更被搬上过银幕，例如奥斯卡获奖电影《铁面无私》，影星罗伯特·德尼罗在其中饰演卡彭。]逃税案审判的报道很快确立了他的名气。伯格在1937年退出了《纽约时报》，去了《纽约客》，但他一年后又回来了。他发现自己在面临持久的压力和紧迫的发稿截止期限时，反而能把工作做得最好。

当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向《纽约时报》求职时，它是一家正在缓慢转变的报纸。阿道夫·奥克斯去世两年了，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引入了变革因素，但一切都在渐进地平静地进行，希望避免给人以印象认为《纽约时报》正在改变奥克斯为它制定的路线。1937年的平日版一份销售两美分，准备再涨一美分，它的发行量在历史上第一次达到了50万份以上，星期天版几乎到了77万份。这一时期这家报纸的形象，它的头版构成和设计，同27年后丹尼尔成为它的主编时的情况没有根本的不同，第一版图片仍然是很少的。奥克斯喜欢它的这种样子，只有当一个非常特殊的新闻事件需要有当事者的照片时他才会发慈悲地配照片。如林白在他1927年飞行后的头版两栏照片，罗斯福在1932年赢得总统选举胜利后的两栏照片，纽约新当选州长赫伯特·H.莱曼的一栏照片，德国总统保罗·冯·兴登堡1934年去世时的两栏照片，但他的继承者阿道夫·希特勒没有照片。阿道夫·奥克斯1935年去世时有四栏照片。

正如后来的报纸版面所显示的，苏兹贝格喜欢照片，但他利用了微妙的时机引入自己的口味，以致很少有读者会注意到这种从奥克斯时代向苏兹贝格时代的转变。苏兹贝格1937年做了一项惊人之举，奥克斯如果活着无疑会反对：苏兹贝格任命了一位叫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女人负责国际专栏。也许在奥克斯看来，没有什么事情比在《纽约时报》任命一位女专栏主任更大了。麦考密克夫人自1921年以来以欧洲自由作家的身份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文章，她的报道之清晰，见解之深刻，不仅给苏兹贝格，而且也给当时领导《纽约时报》的三位主编范安达、伯査尔和詹姆斯留下了很好印象。他们都意识到，她是欧洲第一个注意到法西斯主义在意大利兴起的记者，并报道过它年轻的代言人——尔后《时报》称之为“墨索里尼教授”。所以，苏兹贝格绝对无法拒绝他的顾问或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要求，伊菲吉妮曾礼貌地悲叹她父亲关于女性权威的许多维多利亚式的保守观点。苏兹贝格于1937年任命了麦考密克在欧洲的重要职位——因为《纽约时报》要为似乎不可避免的世界大战建立驻外记者队伍。

这是1937年的大新闻——不是已经发生的事情，而是即将发生的事情。不同于国家的多数报纸，《纽约时报》正在为之做准备。汉森·鲍德温当时开始了他作为报社军事记者的生涯，于1937年被派到欧洲，了解他所能了解的关于欧洲军事状况的一切。赫伯特·马修斯1937年报道了西班牙的内战，并在《纽约时报》和一本书中写道，西班牙内战是后来一个更大冲突的预演。在一篇发自西班牙的评论中，他警告说：“你们这些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的人，自鸣得意地以为战争离和平的美国是多么遥远。某一天你们也将感觉到战争拍到了你们的肩上，你们将会听到号召……战争是一只长长的臂膀，它将伸向我们每一个人。”

马修斯写这段话的时候36岁。他个头高高的，很瘦，很严肃，是个学者式的人物。他是但丁的研究者，有一副瘦削的苦行僧的面孔和一双悲哀的黑眼睛。他对于世界和他在世界上的位置持一种浪漫的、宿命论式的态度。他既十分迷恋战争英雄，也非常关心战争的牺牲品，这种兴趣，连同他的历史感和伪善，使他的报道有了一种引人入胜的和令人难忘的层面和棱角。他不是一个记者式的记者，而是一个作家式的记者。在西班牙内战期间，他从保皇派方面来报道它，得到了欧洲和美国的文学左派及其他人的很高评价，因为他们都鄙视佛朗哥。马修斯的一位朋友——海明威，称他是“最直率、最有能力和最勇敢的记者，一个憔悴的真诚的灯塔”。但在纽约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前线，马修斯同时又被叫作共产主义者。一年前，1936年，马修斯是埃塞俄比亚战役期间始终站在意大利这边的唯一一个记者，《纽约时报》的许多读者都把他称为法西斯主义者。在赫伯特·马修斯的神秘变化过程中有某种东西能够激活读者，引起他们过分地称赞或蔑视。不像许多记者，马修斯没有用官方版本安全地处理事情，也许只有《纽约时报》能把这个长期以来总引起争议的人物吸收到它的队伍里。但是到了20世纪60年代，在克利夫顿作为主编期间，在马修斯关于卡斯特罗的古巴的报道再一次激起全国的关注之后，就出现了《纽约时报》能够承担多少责任的问题，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等级结构会开除马修斯，他太重要了，而且还有其他的办法。在1937年，赫伯特·马修斯是《纽约时报》令人激动的年轻人中的一员，如果说这对他的上级是一种考验的话，那么对他的下级则是一种激励。他发自西班牙的报道是戏剧性的，他对它的后果的见解是有预见性的。

在这些日子里，前任主编弗雷德里克·T.伯查尔尽管65岁了，还在欧洲进行报道，就像他五年前取代埃德温·詹姆斯作为首席记者那样精力充沛地一次又一次穿越欧洲。在这一过程中，伯查尔熟悉克拉科夫就像熟悉巴黎一样，熟悉都柏林就像熟悉日内瓦或柏林一样，他从这些地方传来一些报道，如德国的海关官员在机场扣留了他，迫使他脱掉衣服检查他们认为他极力偷运出该国的但并不存在的剩余货币。有时伯査尔的报道抓住了战争即将降临的欧洲相当不安的时刻。在一篇发自伦敦的报道中，伯查尔描述了一天下午在公园散步时他突然意识到的该城市的一种奇怪的新变化，如把沙袋堆成坑状，还有轮式履带，掩体战壕。于是他写道，在他散步时出现了这样的事情：“在整个公园里，以前在这个时候挤满了在玩球的快乐的孩子，互相追逐，以各种方式尽情欢乐，现在却看不到一个儿童。想一下吧，”他继续说，“也可以肯定，这一周人们在任何地方都看不到一个16岁以下的小伙子或姑娘。这是一个没有孩子的城市。”

弗雷德里克·伯查尔在30年代的报道，特别是来自巴黎的报道，经常贬低德国人，以致《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一个编辑预见到伯查尔会遭到德国当局的伤害，而做了一件《纽约时报》的人绝对不能去做的事情：这位编辑伪造了新闻电讯的电头。他在伯查尔报道的上端、在日期之前划掉了“巴黎”，写上了“伦敦”，因而违犯了苏兹贝格也许最为强调的规矩。苏兹贝格经常说，《纽约时报》一篇报道上的电头是神圣的，并且说读者永远有权利确切地知道电讯是从哪里和何时发出的。如果苏兹贝格知道了这位编辑的行为，这位编辑就会受到惩戒甚至被解雇，以前其他违反这个规矩的人都曾被这样处理过。幸运的是，苏兹贝格并不知道这件事。这位编辑是个大块头的、做事果敢的人，叫尼尔·麦克尼尔，他也没有把这件事告诉他的同事。这是可能的，因为在30年代麦克尼尔是个高级编辑，负责领导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而且他干的是夜班工作，下午6点钟才来到新闻编辑室。恰恰这时埃德温·詹姆斯准备离开，詹姆斯急于下班，很高兴有像麦克尼尔这样有经验的下属在夜里处理日常事务。

麦克尼尔工作在新闻编辑室中一个没有任何明显道理就被叫作“牛栏”[注：牛栏（bullpen），在棒球运动中该词用来表示替补投手练习区，或指一支球队全体替补投手。]的部门。这个部门由三四张桌子组成，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形成一个直角，这些桌子是高级编辑们用的，他们在消息到来时在这里进行阅读，然后决定刊登多少和刊登在报纸的哪个位置上。在业务上，牛栏的编辑们受主编领导，但在埃德温·詹姆斯的时代，他们自行裁断是不成问题的。直到特纳·卡特利奇1951年接替詹姆斯担任主编并建立了主编办公室的日常新闻会议制度时，牛栏编辑们才失去了他们作为新闻接收者和评价者的独有权力。到这时，尼尔·麦克尼尔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33年，他要求退休，于是就退休了。

但在30年代，《纽约时报》在夜里是被这些牛栏编辑支配的，这些人在这些年里缓慢地耐心地以自己的方式应付着新闻编辑部里或许最令人讨厌的和得不到喝彩的工作——文字编辑。文字编辑是新闻界里的特殊工种。他们是屋里的生物，循规蹈矩者，无名的人。许多人从美国各地来到纽约，想有更大的作为，在这种理想还没有得到实现时，他们就在周而复始的古怪环境里埋头在《纽约时报》的案牍上了。有教养的人，阅历广泛的人，干这种工作最理想，但很少人承认这一点。他们不曾打算成为文字编辑。没有人会打算这样做。他们经常谈论辞职或得到一个外缺去做记者。他们中的一些人在小城市里一度就是记者，但他们大多数仍然常年伏案工作。私下里他们也喜欢这种修道院式的斟词酌句、履行常规、报酬丰厚的案牍生活。在《纽约时报》的这种工作氛围中，他们有了安全感，摆脱了不稳定性。他们在夜里读稿件，编辑关于世界最新的灾难和混乱、威胁和失败的报道，他们同现实的唯一联系是笔尖。他们似乎并不介意工作得很晚，这是报纸业务最不幸的时段，错过了剧院和晚餐舞会，在大多数工作人员都准备离开时他们来到新闻编辑部，在清洁女工来上班时他们才离去。时报广场上的清洁女工和妓女通常是和他们碰面的仅有的女性，但他们也不介意这一点。他们似乎非常满足于在办公室的男性圈子里，远离妻子和孩子。在工作之后，文字编辑们一起到时报广场或百老汇周围的小酒馆里喝酒，在这个时候品尝一下和纽约的特殊亲密关系。他们和小酒吧周围的有趣的人群混在一起，演员和音乐家，无赖，骗子和线人。这些人把碰到《纽约时报》的人视为一种特权，因此文字编辑们觉得自己是纽约下流夜景的一部分，但他们是隔着一定距离来感觉它的。他们仍然是文字编辑，是好内省的人，认真的人，是只做梦不行动的人。这不是贬低他们。他们对于报纸比大多数记者都有价值，他们一开始就挣得更多。许多文字编辑是学者，几乎都拥有丰富的信息和法律知识，帮助报纸避免错误和诽谤。文字编辑不会走得太远。如果很勤奋，他在十年间可以从开始他职业生涯曲线编辑桌的一端，走到桌子的中间，成为一个负责新闻文字编辑的副主编，使得他能够把送来的报道分配给其他的文字编辑进行编辑和加标题。如果很勤奋又幸运，某一天他会被提拔为组长，并且拥有一个头衔。如果非常勤奋又幸运，他最终会在某天晚上不再坐在牛栏里。这就是尼尔·麦克尼尔所碰到的事情。可以理解，一旦他努力地走完迷宫并在30年代达到顶端，他会成为一个非常坚定、自豪和自信的人。

麦克尼尔出生于新斯科舍，是一个肌肉发达的大个子，不像很多文字编辑那样落下了不良姿势的坏习惯和苍白的面孔。他的声音是深沉的、指挥式的。在牛栏里他的桌子上放着一个小铃铛，当他想要找送稿生时，他就用他的粗手指摇响它。送稿生们都尊敬他的地位，很快做出回应。因为他有绅士风度，不用当时一些地位不高的编辑经常使用的高傲口气对他们说话，所以他们喜欢他，极力使他高兴。当他偶尔派他们半夜去第八大道上的一家食品店为他买一小袋苹果时，他们也不生气。

如同30年代新闻编辑部里许多编辑的情况一样，麦克尼尔是一个罗马天主教徒。在这些年里经常有人说《纽约时报》是一家“被犹太人拥有，并由天主教徒为新教徒编辑的”报纸。在办公室里牛栏被轻率地叫作“天主教的牛栏”。据说尼尔·麦克尼尔、雷蒙特·H.麦考（牛栏高级编辑）等人在评价新闻时反映出一种天主教的观点，这导致了一系列结果，包括压制关于控制出生率的报道和夸大对关于警惕共产主义的报道。如果《纽约时报》的某个记者被传闻说是倾向于左派的，那么他的报道就会被牛栏编辑们警惕地再三审阅。他们审慎地对待赫伯特·马修斯发自西班牙的有争议的电文，也会同样审慎地对待像A.H.拉斯金这样的年轻人发自纽约的不怎么引人注意的报道。拉斯金30年代在研究生期间当过《纽约时报》在纽约城市大学、伯克利大学的校园记者，后来加入了《纽约时报》队伍。

从马修斯的情况来看，他对美国国内存在的大量亲佛朗哥的天主教徒读者感到不满，这在《纽约时报》已经不是什么秘密，很多有组织的活动和声明攻击马修斯的这种态度，有一次天主教新闻协会向《纽约时报》的业主发起了一次正式抗议。抗议中说道，天主教新闻协会从忠实信徒的角度对于马修斯的报道“不抱任何信心”，同时除了其他方面，它尤其不满于马修斯在报道当中频频暗示意大利法西斯，甚至是德国法西斯秘密大力支持佛朗哥。《纽约时报》佛朗哥方面的记者威廉·P.卡尼否认了这一点，并且有一天晚上马修斯收到了来自新闻编辑室的信息：“你为什么继续说意大利人在西班牙战斗，而卡尼声称西班牙没有意大利人？”马修斯接下来的报道重复了他原来的观点——“这些军人完完全全地来自意大利”——但这句话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时被改成了：“这些军人完完全全的是叛乱者。”

A.H.拉斯金曾是城市大学的一个爱惹是生非的校园记者，当他1934年被选拔进《纽约时报》队伍时，大学的一位官员问尼尔·麦克尼尔，为什么《纽约时报》会容忍像拉斯金这样的政治危险分子。麦克尼尔说他一点儿也不觉得拉斯金是个危险分子。此后几年麦克尼尔非常认真地审查了拉斯金的报道，发现没有任何道理说他是危险人物。不管出于什么理由，阿贝·拉斯金反正是用了很长时间才在《纽约时报》上有了署名权，而且是靠这一时期缓慢的编辑进阶程序才得到的。

1936年的一天，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有了五篇头版的报道，其中没有一篇署有他的名字。1939年，拉斯金有一篇报道深受牛栏的雷蒙特·麦考欣赏，麦考走到城市组问这是谁写的。

有人回答说：“阿贝·拉斯金。”

“写上作者名字，”麦考说，接着考虑了一下又问，“阿贝中间名的首字母是什么？”

“H。”

“好吧，”麦考说，“就署上A.H.拉斯金。”

麦考说的是“署上A.H.拉斯金”，不是“署上亚伯拉罕·拉斯金”或者“亚伯拉罕·H.拉斯金”，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它提出了一个不会在《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引起争议的问题。30年代在一些犹太记者中都有一种感觉，也就是说奥克斯和苏兹贝格是敏感的人，不想让《纽约时报》在公众面前表现出“太犹太化”，于是编辑们就倾向以首字母来署名报道，取代亚伯拉罕这样的全称。尽管记者们并不赞成这一点，但他们愿意遵循。如果有记者向编辑提出这个问题，这个记者就像是忘恩负义的妄想狂，完全无视了《纽约时报》反对任何歧视的政策，而且回避了也有基督教记者使用首字母署名的事实，这种情况在这些日子里是习以为常的。此外，提出这种无关紧要的犹太人的问题，也会使一个记者与一些怪人和特殊利益集团成了同类。因为有些怪人曾无休止地为难《纽约时报》，怀疑它的纯洁性。那些特殊利益集团从30年代到60年代不停地指责《纽约时报》是华尔街的工具，是亲英国的，亲德国的，反劳工的，亲共产党人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的，是美国国务院的卫道士，不一而足。

事实上，有一个例子能用来对《纽约时报》进行这样的指责，但这是一个脆弱的例子，因为也能很容易地——但不是永远地——用相反的证据来抵消它。《纽约时报》在新闻报道方面原则上力图客观，但现实中它不可能永远是客观的。它是由人，是由有缺陷的人来管理的，这些人以他们能够看到的或者有时是愿意看到的那样来看待事物。他们根据当时受到的压力来诠释原则，希望能够平衡这两者。这就是所有故事中最古老的故事。在理想情况下，《纽约时报》在它的新闻栏目里不打算表达任何意见，把意见限制在社论版上。现实地看，这是不可能的。编辑的意见和口味每一天都在新闻里表现出来——是他们决定某篇报道的篇幅，给某篇报道安排位置或者准备标题，甚至不发表这种报道，或者只印一次，或者加重口气，或者压制几天，然后在厚厚的星期天版的后面印出来，放在烧烤架广告和巴克拉克[注：巴克拉克（Bachrach），美国著名时装品牌。]刚刚登场的漂亮姑娘的照片之间。记者的自我也是新闻报道的一个因素——他写他擅长写的东西，他写他理解的东西，来反映他一生的经验，及其自豪和偏见的影子。他写作有时是为了取悦于编辑，有时是让人注意他自己的风格，还有时是希望他能在《纽约时报》上署名，证明他这一天还活着，这一天活在《纽约时报》，以及其所有以后的缩微胶卷上。

《纽约时报》是人的组织，庞大而脆弱。即使在20世纪30年代，它也是庞大而脆弱的。每一个工作日在时报大楼里都要做出几百个决定。每一个决定，如果挑出来的话，都能导致误解——误解也是新闻报道本身内在的问题。但同样真实的是，《纽约时报》永远力图做到公正，有时没有理由或设计，事情就在《纽约时报》上发生了。在这些行动背后没有什么恶棍似的编辑，没有任何虚夸的行为。事情恰恰就发生了。或者发生的是一个人的非官方行动的结果，例如尼尔·麦克尼尔把新闻电头从巴黎改为伦敦的事。或者它也许是雷蒙特·麦考没有进一步的思考就说“署上A.H.拉斯金”，就像几年后《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会把一个电影批评家阿贝·韦勒的名字署为“A.H.韦勒”一样，把一个驻外记者的名字阿贝·罗森塔尔署为“A.M.罗森塔尔”一样。自奥克斯的报纸成为美国社会秩序的《圣经》以来，没有一个犹太人被提拔到主编的位置，即使这家报纸的犹太人编辑在数量上超过了其他民族和宗教集团，这也许纯粹是巧合。《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把这些事情解释为纯粹的巧合，但拿不出任何例证。没有什么事情是能够证明的。有的只是《纽约时报》内部在许多事情上明显缺乏政策，从而导致关于这家报纸的不真实的假定，使得它的一些人服从并不存在的规矩，导致它的其他较少受约束的人，自行其是。尽管有表面的几百条、几千条的规矩要遵守，但在这个机构里没有什么东西是固定不变的。《纽约时报》的每一代人都要服从上层人士对规则和价值变化的解释。30年代的《纽约时报》是一家转变中的报纸，有一种暧昧的气氛。

有时似乎是奥克斯从他的坟墓里管理着这家报纸，也有时报纸似乎是被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有他的妻子伊菲吉妮所操纵。伟大的范安达1937年就退休了，开始致力于天文学和宇宙起源学研究。他生活在曼哈顿或乡下，夜里用他的望远镜观察天空，思忖“行星的来源”。但他的影响在新闻编辑部里仍然是强大的，他的两个来自文字编辑组的信徒现在已经升进了牛栏，这就是麦考和麦克尼尔。报社的工作人员迅速扩大，有了更多的助理编辑、专家、批评家。1928年作为记者加入《纽约时报》的博斯利·克劳瑟，曾在过于拥挤的新闻编辑室里和汉森·鲍德温共用一个办公桌，后来在1937年搬进了电影部。来自新英格兰的穿着漂亮的绅士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一位学者和鸟类爱好者，他有一辆柠檬色的跑车，周末时就开得飞快，他现在是戏剧批评家。看起来郁郁寡欢的奥林·唐斯，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打字者，是音乐批评家。宗教新闻编辑是一位清教徒的女人，名字叫作蕾切尔·麦克道尔，在办公室里被叫作“女主教”。科学部的一位记者是威廉·L.劳伦斯，一个温和的头发粗厚而蓬松的小个子，他是该报关于原子能的专家，并且是新闻界里唯一目睹长崎毁灭的人。《纽约时报》的船运新闻编辑是一位英国老海轮船长，沃尔特·“船长”·威廉斯，一位律师的儿子。他没有子承父业，而是跑到海上，在尼罗河上当了一名船员，又当了奥里诺科河上的一个赏金猎手，后来当了中美洲的一个避雷针安装工，又成了挖掘巴拿马运河时期的一位工头，最后是为赫斯特集团[注：赫斯特集团（Hearst Corporation），总部位于纽约的美国出版巨头，创始人是报业大亨威廉·赫斯特（William Hearst，1863—1951）。该集团拥有《时尚》（Cosmopolitan）、《时尚先生》（Esquire）、《时尚芭莎》（Harper’s Bazaar）、《世界时装之苑》（ELLE）等众多有影响力的杂志。]工作的记者。1905年经一位认识奥克斯的英国名人的介绍，威廉斯进入《纽约时报》，稳定下来，但偶尔地他又因他的想象力而走入歧途。他报道了毛里塔尼亚号上有人在舰桥看到加勒比海上有一条巨大的海蛇。这个故事很快受到了几家报纸的怀疑，但威廉斯先生坚信它是真实的，是从该船的航海日志里摘录下来的，并由该船的大副为这个怪物画了像。

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像“船长”威廉斯一样，是一个爱漂泊的个人主义者，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报社里很少见到，但在当时并不少见。他的名字叫伯纳德·威廉·圣丹尼斯·汤姆森，是一个英俊的人，身上经常适度地散发出一种香水味。他在办公室里被叫作汤姆森“上校”，但他在军队里从未得到比上尉更高的军衔，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法国当驮畜队长时得到的。他出生于加拿大，后来热衷于赌博，他在蒙特卡洛破产了两次。像他的父亲一样，他最终落脚于新闻界，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体育记者的21年当中，他把他的职员队伍从六个人发展到50人。他听从奥克斯的话，坚持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比其他报纸刊登更多的比赛分数。如果他的职员偶尔忽略南方黑人小学院之间的比赛分数，他便感到恼火。他大大扩展了一些对时髦的小项目的新闻报道，如网球、航海和划船，特别是划船。他喜爱这种运动，这是他唯一掌握娴熟的运动，因此《纽约时报》对波基普西市和泰晤士河划船比赛和其他划船事件给予了认真对待，形成了直到现在汤姆森“上校”去世几十年后仍坚持的政策。

1937年《纽约时报》更为有主见的编辑当中当然包括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以及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及克罗克的一位雄心勃勃的手下，特纳·卡特利奇。詹姆斯·赖斯顿1937年仍然在美联社伦敦分社工作，报道夏天的体育活动，冬天外交部的活动，在那一年汤姆·威克还是一个十岁的小男孩，最近和父母、姐姐一起从北卡罗来纳州的哈姆莱特乘坐一辆夜班火车第一次来到华盛顿，这是一次令人激动的经历，很多年之后当他接替了赖斯顿之后他还清晰地记得。他记得在耀眼的阳光之中从联合车站走向国会大厦的那段路，记得国会大厦的穹顶在天空当中划出的轮廓，这是他所见过的最美丽的景色，记得他和家人住的那间拥挤的房子，从门前经过的电车，他的母亲当时是怎样在林肯纪念像之前哭泣，以及联邦铸币局的印刷机印刷钞票时所呈现的不可思议的景象，还有海军乐队在罗斯福宣誓成为总统的地点演奏的乐曲；威克还记得一天晚上他在西方餐厅吃晚餐的情景，人们说这是一家华盛顿的知名人士经常光顾的饭店，很多年后，当威克自己成了名人，他有时会在西方餐厅吃饭，这家餐厅在60年代就像它在30年代一样拥挤和吵闹，而他会好奇第一次来这里的那一晚他和姐姐、父母坐在哪张桌子前——“那两个睁大了眼睛的孩子，我的父亲，母亲，当时为了这次旅行的完整，花了超出他们支付能力的钱在这里吃饭。如果我认为我们坐在一个糟糕的、偏远的餐位，我就再也不会来了。”

克利夫顿·丹尼尔1937年到《纽约时报》求职未果，穿城而过去了美联社。他有一个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朋友在那里工作，当加工改写员。丹尼尔在美联社受到的接待比其他地方更热诚，在他这天下午离开之前，美联社给他提供了一个每周50美元的工作。他马上接受了，回到北卡罗来纳整理完行装，他卖掉了汽车，然后回到纽约。他在格拉梅西公园和另一位记者租了一间公寓，并且在美联社的办公桌上一直工作到半夜。工作之余，他考察了这个城市，去了大多数年轻人在初到纽约的日子里都会光顾的地方，但后来没有再去，试图以当时微薄的工资和日后不再有的旺盛精力做更多的事情。他经常参加社交聚会。他约会的姑娘主要是和报界或北卡罗来纳州有联系的人。在这些日子里他熟悉的人之一是小说家托马斯·沃尔夫。丹尼尔几个人有时会和沃尔夫一起到曼哈顿中城的小酒馆里通宵达旦地喝酒，然后沿着百老汇大道散步，听听这位高高在上的小说家就上千个主题侃侃而谈。丹尼尔总是认真去倾听，他知道托马斯·沃尔夫是在谈论他写的东西。尽管算不上一个亲密朋友，但丹尼尔认为他在这段时间非常了解沃尔夫。可是后来有天晚上在一家餐馆里，和沃尔夫坐在一张桌子上，丹尼尔从谈话的口气上得知，沃尔夫根本回忆不起他以前见过丹尼尔。沃尔夫当时喝醉了，那年晚些时候就去世了。

1939年，丹尼尔调到了美联社的华盛顿分社，碰到了他后来会经常碰到的记者，包括特纳·卡特利奇。1940年11月，在28岁时，克利夫顿·丹尼尔波浪式的黑头发已经开始变成灰色了。一次他乘船去瑞士，船上的乘客中有位杰西夫人，一个非常漂亮的蓝眼睛的金发女郎。她已经嫁给了泽西的厄尔，在此之前还嫁给过芝加哥的一位律师和加里·格兰特。她后来在战后又改嫁给皇家空军的一位波兰人飞行员，但在伦敦战争期间——在轮船上碰到丹尼尔大约一年后——她和丹尼尔交往过密，以致他们的朋友都认为他们在某一天会结婚。他们低估了丹尼尔的抵抗力。他迷恋着她，这是无可怀疑的，但他也对当时整个富有诱惑力的环境所着迷。他第一次承担驻外任务是很激动的，战争的报道，陌生土地上的新形势，在1940年冬天的这个日子里所有这一切都顺利地开始了。杰西夫人是伊利诺伊州卡西奇的一个母姓弗吉尼亚·彻里尔的已婚女人，一度曾是查理·卓别林的《城市之光》的首席女演员。丹尼尔和杰西夫人在码头罢工期间乘坐一艘轮船从纽约出发了，垃圾沿着码头堆得高高的，香槟酒流在甲板上，微笑的人群高喊着再见；疲倦的移民乘坐另一条船从欧洲来到美国，为登上美国土地，摆脱了纳粹分子而感到欣喜；间谍和走私者沿着码头在人群中走动，其中某个人甚至会找个理由和丹尼尔接近一下。

在丹尼尔到达瑞士并在伯尔尼的美联社分社定居下来后不久，他开始收到杰西夫人的信件，九个月后他调到了伦敦，又见到了她。他先和沃尔特·克朗凯特，然后和合众社的人飞到布里斯托尔，最后来到了伦敦。在伦敦机场丹尼尔惊奇地看到一位快乐的伦敦小姑娘拦住他，强夺过他的行李，这是他见到的第一位女搬运工。天色已暗，他在穿越这座城市时实际上只看到了海德公园的拱门。他穿过几道门进入了萨沃伊饭店，后来又在附近一个安静的餐馆吃了一顿他再未吃过的丰盛的晚餐。

当时，一名美国记者，又是个单身汉，在伦敦是最受欢迎的外来者。一个英俊的、有魅力的美国记者通过他在美国大使馆里的关系很容易地进入伦敦的社交界，这里麇集着迷人的女人，但缺少单身的男人。当时英国的社会状况是很微妙的，战争正在使一切事情都颠倒了——全国各地的暴发户企业家突然成了对战争至关重要的人物，许多老牌的贵族子弟都进了英国的陆军或海军。伦敦社会充满了一种自由社交的气氛，有着某种非常痛快的轻率。但丹尼尔在交友上一直是小心谨慎的，他和杰西夫人尽量得体地过着他们的生活。当时她为红十字会工作很努力，在晚上她在家里以不铺张招摇的方式举办沙龙，召来一群活跃的人，有新闻界人士、演员、皇家空军飞行员，不过他们只是谈话、喝酒或者品茶。杰西夫人非常聪明，消息灵通，衣服适度考究，有光滑的金发和一种德莱斯顿瓷偶般的面孔，长着丘比特小弓似的小嘴和完美的身材，不乏卓越的机智，不时发出轻快有节奏的、音乐般的笑声。她当时是伦敦的一位非常理想的女人，丹尼尔曾多次由她作陪。但显然他没有因此而忘了他的首要目的，他的工作。丹尼尔是一个雄心勃勃的人，比他表面看来有更大的野心。他知道，如果他想在美联社的伦敦分社出人头地，他就必须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因为美联社有许多有才能的年轻人。其中有德鲁·米德尔顿、格拉德温·希尔和威廉·怀特，这些人都走上了詹姆斯·赖斯顿的道路，他们将被《纽约时报》挖走。赖斯顿当时已经退出美联社去了《纽约时报》。克利夫顿为美联社努力工作。到1944年，他也引起了《纽约时报》的注意，这年冬天他接受了《纽约时报》为他提供的职位。

丹尼尔是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雷蒙特·丹尼尔的推荐下被雇用的，但他和雷蒙特·丹尼尔没有任何个人关系。雷蒙特·丹尼尔自1928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杰出的记者，报道过斯科茨伯勒男孩案[注：斯科茨伯勒男孩案（Scottsboro case），美国历史上著名的错案。1931年，九名黑人男青年被控强奸了两名白人女孩，经过阿拉巴马州最高法院二审、联邦最高法院两次发回重审、州法院多次再审等程序，五名青年被认定有罪，并被判处死刑、99年监禁等刑罚。2013年4月，阿拉巴马州州长签署了州议会赦免斯科茨伯勒男孩的议案，错判了80多年的斯科茨伯勒男孩冤案才得以彻底平反。2　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休伊·朗[注：休伊·朗（Huey Long，1893—1935），路易斯安那州州长（1928—1931）、美国参议员（1932—1935），提出公共工程计划和教育改革、反对富人拥有过分特权、参议员任内分享财富等计划，后被暗杀。——译者注]掌权、阿肯色州收益分成的佃农的争论和肯塔基州的煤矿动乱。1939年他被派到墨西哥城，但随着欧洲战争的扩大，他很快又被派遣到伦敦。1940年，他在伦敦林肯旅社的住处被炸弹炸毁，于是他和他的同事把《纽约时报》分社搬到了他们曾住过的萨沃伊饭店。由于伦敦时间比纽约时间提前五个小时，工作人员通常要在该城市遭空袭期间写作到黎明；他们在整个下午不管有没有空袭都要睡觉，然后在习惯性地喝了一阵马提尼后，回去工作，写写所谓的“被空袭中”和“去空袭”——“被空袭”是德国对英国空袭，“去空袭”是皇家空军对德国的报复。

当雷蒙特·丹尼尔第一次注意到美联社的这个与自己同姓的记者时，并不特别喜欢他，特别是他的外表。他有点太圆滑和文绉绉。对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这种第一印象是其他记者通过观察也注意到的：他看起来桀骛不驯，他在办公室从不脱掉他的夹克，他是他们认识的唯一胸前有翻领的美国报人——他们对他的衣着和头发提出了许多问题，甚至在1956年竟认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拥有的服装比哈里·杜鲁门卖出的衣服都多[注：哈里·杜鲁门在当选美国总统前曾与好友经营过一家专卖男装的店铺，一度生意兴隆。]。但雷蒙特·丹尼尔深刻地发掘了这个人的才能。他知道克利夫顿·丹尼尔不仅是一个非常敏锐的作家，而且在最繁忙的时刻还经常负责管理美联社的伦敦分社，总能平静和有效地发挥作用；此外丹尼尔因其对美联社分社社长的忠诚而知名，他决不是那种会越出自己职权范围或一心想接班的人。

所以，雷蒙特·丹尼尔为克利夫顿·丹尼尔提供了一个职位，克利夫顿·丹尼尔接受了。但他在纽约干了一件不寻常的事情，差一点把他在《纽约时报》的职位葬送掉。丹尼尔曾应邀在AA制倶乐部的午餐聚会上发表了一次简短的关于战时伦敦的讲演。他注意到听众中有军人，他以为美国军人一定会欣赏奇闻轶事。于是，他生动地描述了一位美国上校在灯火管制时掉进了一个喷泉里。他还告诉军人们，如果他们去伦敦，不必担心找不到女人。丹尼尔说，大街上有许多姑娘，很容易搭上。

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在听众中坐着，愤愤不平，他的怒火差一点迸发出来。他是《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高级执行官，阿道夫·奥克斯的侄子。阿德勒将军后来在《纽约时报》办公室声称，这个傲慢无礼的报人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材料。《纽约时报》里更宽容的人做了大量的说服工作才使阿德勒将军收回反对意见，给了丹尼尔一次机会。

丹尼尔在伦敦干得很出色。他一夜接一夜地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坐在萨沃伊饭店或到战场，撰写第二天会在头版上署有他名字的报道。11月的一天，克利夫顿·丹尼尔开着吉普车跟在向前挺进的第一军后，访问了三个国家，并且从每一个地方都发了新闻报道——比利时的奥伊彭，德国的亚琛，荷兰的瓦尔斯。接着在1945年3月，丹尼尔在巴黎进行采访。他写道：“庞大肮脏的绿色卡车沿着拉法耶特大道行进，它们厚实的轮胎在铺路圆石上歌唱，它们的车篷在冬风中噼啪作响。坐在卡车上的人经过11个小时旅途，疲惫不堪，精疲力竭，连说俏皮话的劲都没有了。其中一个人向外看，看到了街上的地名，说：‘拉法耶特，我们到了。’卡车的轰隆声停了下来……这些人下车，先是有点儿僵硬，伸伸腰，点燃香烟，开始四处观看。他们端详着歌剧院的飞檐，观看围着老佛爷百货旋转的人群，眼睛盯住来来往往的姑娘——永远是姑娘。”

到了春天，丹尼尔回到伦敦，描写这个已解除了灯火管制的城市，但他还没有来得及适应灯光和平静，就去了北非，回到了枪林弹雨之中。后来他从埃及去了伊朗，和其他两名记者一起比伊朗军队提前几个小时到达大不里士市。伊朗军队当时正准备从苏联控制下的阿塞拜疆夺回这座城市。当丹尼尔和另外两人冲进该城时，他们受到了站在街边的数千名村民的欢迎，为了向他们表示敬意宰杀了几只羊：在旅行者到来时在路的一边将一只羊的头砍掉，把羊头放到路的另一边，让旅行者从羊的身躯和头中间走过去。

奇异的景观和声音，从中东到英国写作重要新闻和获取战利品——这就是丹尼尔此后几年的世界。尽管现在只是到了1966年，除非是像丹尼尔那样的亲临现场者，所有这些事件和面孔即使不被忘记，也很少被人记得了。丹尼尔20年前在宰赫兰看到，人们把肥肥的年幼骆驼的驼峰烘烤好摆在伊本·沙特国王[注：伊本·沙特（1880—1953），沙特阿拉伯国王（1932—1935），阿拉伯部族领袖，统一了阿拉伯半岛中部地区，创建沙特阿拉伯王国（1932年），在位期间开发本国石油，促进民族经济发展。——译者注]面前；在耶路撒冷的饭店里，他半夜听到下面的持枪军队开步走过郇山广场附近的倾斜的大街；在开罗的牧羊人餐馆，他和一位漂亮的英国姑娘跳舞进餐，法鲁克国王[注：法鲁克一世（1920—1965），埃及国王（1936—1952），争当阿拉伯国家联盟盟主，埃以战争中大败，被由纳赛尔领导的埃及自由军官组织发动的七月革命所推翻。——译者注]来到后，请丹尼尔和这位姑娘一起喝酒，讨论一些现在看来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后来丹尼尔回到伦敦，见到了“一位年长的长着胖乎乎孩子脸的人，叼着一支雪茄，大的就像台球杆的粗大头”——这就是温斯顿·丘吉尔，少有的能产生重大新闻并引起一时疯狂的名字之一；还有其他很快死掉或消失的人，如纳吉布[注：穆罕默德·纳吉布（Muhammad Naguib，1901—1984），第一任埃及总统。]、摩萨台[注：穆罕默德·摩萨台（Mohammad Mosaddegh，1882—1967），1951至1953年出任民选的伊朗首相，但在1953年被美国中央情报局策划的政变推翻。]、克劳斯·富克斯[注：克劳斯·富克斯（Klaus Fuchs，1911—1988），出生在德国的物理学家。1932年加入德国共产党，“二战”前夕获得英国国籍后主动与苏联军事侦查员联系，报告英国原子武器的研制情况。因其在原子能理论领域所享有的声望，富克斯被纳入英国科学家小组，并与美国同行在“曼哈顿工程”框架内共同工作，在此期间他仍不断向苏联方面报告研究及工程进展。1949年，美国国家安全局破译了苏联驻纽约情报机构的一些电报，其中提到了富克斯是苏联情报部门的间谍。美国特工部门将此情况通报给了英国军情五处，后者立即展开了对富克斯的审讯。1950年2月3日，富克斯被逮捕，认罪后被判处14年监禁。美国科学家们估计，因为富克斯的情报，苏联得以大大缩短了原子武器研制时间，并在氢弹的研制方面超过了美国。]。像丹尼尔这样的人，尽管有时担心自己的工作并非永久性的，不知道这种工作将把他们引到哪里去，但总是要去见见新名字，去去新地方。

丹尼尔原本有望成为《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社长，但德鲁·米德尔顿得到了这个职位，纽约总部的一些编辑怀疑这是他和苏兹贝格私下联系的结果。丹尼尔被派到德国接替米德尔顿。作为一名亲英派人士，丹尼尔几乎不能容忍德国人。他的报道是单调乏味的，有时明显是鄙视性的：“柏林——在昨夜大雪留下的冰冷的肮脏的雪泥中，今天几千名柏林群众站在波茨坦大街旁，观看德国命运的看管人乘着一队豪华轿车驶过。他们是典型的柏林人，没精打采，玩世不恭，经常说着俚语。”

此时已是1954年，在纽约总部出现了一个重大的人事问题，要找人到苏联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一个高个头的冷漠的个人主义者，自1949年以来就是《纽约时报》在莫斯科的人。在最不利的条件下他一直很努力工作。特纳·卡特利奇手头没有别的符合资格的《纽约时报》人愿意到莫斯科。于是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报名了。

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他开始接受关于丹尼尔的许多事情。事实上，卡特利奇两年前就考虑让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未来的管理者。卡特利奇对丹尼尔在伦敦分社不论是作为管理者还是作为记者的表现都有深刻印象，而且对丹尼尔接受波恩任务的态度也很满意。丹尼尔比卡特利奇年轻11岁，是一个有组织能力的人，能在《纽约时报》公司内部发挥作用。而且他也是一个南方人。脱掉所有花哨的英国服装，剪去长长的波浪式的头发，收敛一下优雅举止，丹尼尔活脱脱地就是卡特利奇的样子——一个对他的上司说“是的，先生”的乡下小伙子。

所以，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了纽约，到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俄语。在课后他到萨迪餐厅吃午餐，把他的俄语识字课本托付给衣帽间里的白肤金发女人。他还到泽比伦旅行了一次，去看望他的父母和朋友。在泽比伦的邮局他碰到了一个叫惠特利·钱布利的职员，钱布利俯身向前低声说：“我听说你要到苏联去？”

在得到丹尼尔证实后，惠特利·钱布利问道，“我想请你到那里后给我买一个布谷鸟自鸣钟，不知行不行？”

“惠特利，我认为苏联不制造布谷鸟自鸣钟，”丹尼尔说，“那是在德国和瑞士造的。好吧，如果我找到的话，我把它寄给你。”

一年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到日内瓦参加四巨头会议。他从莫斯科飞到那里加入报道四巨头会议新闻的《纽约时报》团队。在那里他买了个布谷鸟自鸣钟，寄给了泽比伦邮局的那个人。

克利夫顿·丹尼尔在1954年晚秋到达莫斯科。这是苏联新闻的一个收获期——赫鲁晓夫带着党的新路线登场了，这条路线包括克里姆林宫里的祝酒和接待。丹尼尔向《纽约时报》的读者报道说：“我坐的离马林科夫先生很近，就像你在读报时离你眼前的报纸一样近。”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报道是非常成功的，因为他不仅抓住了政治的议论，而且也把握了人民的情绪——从莫斯科大剧院的听众和哈尔科夫的理发师，到准备参加奥运会的运动员和身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风格服装的模特，在这片土地上“乳房仍然是乳房，腰围仍然是腰围，嘴唇仍然是嘴唇，对于它们是什么和它们适合出现在哪里是没有疑问的”。他还描述了尽管政府反对，“黑暗的资本主义的残留”依旧是现实的必要组成，以及冬天的到来。

这是苏联圣诞节的早晨，凛冽的夹着雪花的寒风直接掀开了苏联历史和文学的前几页，从屋顶上呼啸而过，穿过莫斯科冰冻的大街。半夜，城市北部的耶洛柯夫斯卡娅大教堂钟楼上的大钟叮当响个不停。俄国东正教的信徒——女人用披肩紧裹着，男人穿着毛皮大衣和帽子——匆匆走过教会院子，躲避冰冷寒风的撕咬。

由于丹尼尔当时是在苏联首都的西方、非共产党报纸的唯一常驻记者，他能够随心所欲地选择主题，把它们写下来，不必理会纽约编辑部的事后劝告，因为在莫斯科，敌对报纸的人士集中注意的是无休止地发表声明的政府发言人。丹尼尔没有同伴，必须比以前工作更努力。他得了胃溃疡，掉了三四十磅肉。1955年11月，特纳·卡特利奇执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命令——苏兹贝格此时已经收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信件，知道了丹尼尔在日内瓦的四巨头会议的身体状况——责成丹尼尔立即回国。

丹尼尔回来了，身体非常消瘦，但没过多长时间就恢复了，不久又在纽约总部工作了。他被任命为国际新闻主任的助理，但在城市部里没有人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包括这位国际新闻主任。从丹尼尔围着房间转的方式和房间围着他转的方式可以看出，他不会在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位置上停留多长时间。丹尼尔办公桌的位置，一般会给人提供一个线索：它是在一个难以形容的地点，是在新闻编辑部的南边，是所有高级编辑坐的地方，但它又被一个柱子遮住了一点。它还是在离两位女秘书的上方不远的地方，同国际新闻主任和牛栏形成等距离。他很少一直坐在那里。通常他慢慢地围着大房间转，他的眼镜有时夹在他的银发上。有时他停下来，坐下来，同科学版、体育版、教育版、金融版或社会版的记者、编辑聊聊天。偶尔他也会到哪一个部门待上一周或两周，坐在各个地方，以非常随便的和足以消除敌意的方式谈谈《纽约时报》，偶尔问问在那里工作觉得怎么样，喜欢不喜欢。他当时住在阿尔冈昆饭店，在夜里看完戏剧后也泡在萨迪餐厅里。有一次在剧院里有人看见他和一位高个子的迷人的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人在一起。

在他们至少去看了两次戏后，他们在沃尔特·温切尔的专栏里成了“一对”。这位女士颇感心烦，部分地是因为她觉得丹尼尔作为一位编辑被《纽约时报》杂谈栏目所议论，也许感到为难了，特别是当他们的关系非常清白之时。他们喝酒，吃饭，看戏，也许再喝酒，然后直接回家。在当着门卫的面愉快地说声晚安，就是这些。

她是在他去莫斯科之前在纽约的一次晚会上碰到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后来收到过他的一张明信片，现在又见到他，的确很高兴。她希望他不会因温切尔的文章而生气，因此往《纽约时报》给丹尼尔打了电话。

他的心情很好。当他得知温切尔写了他的事情时，只是笑笑，看起来对发表的这篇文章没有不高兴——她不得不承认，这使她感到惊奇。此后不久，1956年3月，她在报纸上读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订婚的消息。她给丹尼尔写了一个祝贺便条，也收到了一个便条，丹尼尔感谢她“为自己和玛格丽特做了如此好的掩饰”。

这位黑头发浅黑肤色的女士被这个便条压垮了，在长达两年的时间里她既不谈论也不见克利夫顿·丹尼尔。现在回过头来看，她承认她也许不该做出这样的反应。她想，也许这就是他轻率或幽默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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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编辑部的编辑们，已经从他们的记者那里得知今天的世界处在它通常的贪婪与无序、混乱与冷漠的状态，现在正准备参加新闻会议，向丹尼尔传达这一信息。他们知道，丹尼尔会非常平静地接受所有这一切。在一个小时内，新闻会议结束，大多数人会回家去，忘掉它，知道在早上《纽约时报》的一切都又会是整洁和整齐的。

他们以这样的观点来看待《纽约时报》：它是每天的奇迹，是一个程式化工厂。每一天，除非劳工罢工或头上氢弹爆炸，它都会出现在全国的11464个城市和所有首都，其中50份进入白宫，39份进入莫斯科，有几份被偷运到北京，一份厚厚的星期天版在每周末被空运给台湾的外事主管，他每次都得付16.4美元。他需要这份报纸的原因是，如同其他千千万万在世界各个角落被孤立的人一样，他需要《纽约时报》作为一个必要的证据来证明世界的存在，作为测量一切纷纷杂杂的晴雨表，作为世界理智与否的评估者。如果世界曾经存在，而且继续存在着，它每天都会被《纽约时报》及时地记录下来——1966年6月23日下午4：57，在纽约的一个特定的下午，世界就在第四十三大街与百老汇大道交会处的一幢巨大的哥特式灰色建筑当中被记录下来。

在这一时刻，大约有4000名雇员工作在这座14层大楼里。他们有接待人员和电话接线员、印刷工和照相感光制版工、制图员、自助餐厅厨师、护士、社论作者。他们大多数自早晨9点或10点就到了这座大楼里，是在大卡车停靠在路边之前来到的。大卡车在路边卸下几十大卷纸，这些纸卷砰然一声掉进《纽约时报》的地下室里，再掉进机器里，机器的纸张消耗每一年都要吞掉500多万棵树。

《纽约时报》的全部在册雇员有5307名，只有700人工作在第三层的新闻部门。他们是编辑、记者、文字编辑、评论员、新闻助手，他们自认为是《纽约时报》的总体，是它的体现和唯一的精神。即使他们没有完全无视大楼里其他那些诸如生产、推销和广告之类的部门，他们也是以带着某种恩赐的态度来承认它们。广告部毕竟是现金交易，永远具有最肮脏的商品——金钱。它雇用几百个人销售那些在新闻部不能买到的东西。它是奥克斯圣殿的世俗一面。

起初奥克斯基本上就是一个商人。后来他不单是商人了，但如果没有他那不可思议的经营意识，他就不可能在1896年接管衰败的《纽约时报》，并使它恢复活力，这是靠削价这样不高明的策略计谋实现的成就。1898年奥克斯把《纽约时报》的价格从每份三美分——这是最体面的日报当时所要的价格——削减到一美分，这是专门猎奇的小报的标准价格。奥克斯的合伙人认为他在犯一个重大的错误，使《纽约时报》的形象掉了价，却没有解决它的资金问题。奥克斯不同意这种看法。他说，《纽约时报》在风格上不会掉价，只是在价格上降低，并且说在价格相同的情况下，大量斤斤计较的纽约人可以从阅读廉价报纸转向阅读《纽约时报》。

一年后证明他的设想是正确的，《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增长了三倍，广告收入滚滚而来。到1915年，奥克斯的报纸富裕和强大到了足以选择和拒绝广告商的程度，在报纸需要更多的版面用于刊登最近出现的新闻时就删除一些广告。这些特权相当自然地滋生了新闻部的自豪和自大。这些特权是奥克斯一生中的亮点，使得他满足于一种双重动机——他能够在一个屋顶下既管理兴旺的生意又管理一种神权政治。但他知道二者不能掺和起来：它们必须各自在不同的楼层发挥作用；钱商必须待在他的圣殿之外。他在经济上是坚实的，在社会地位上同时又是高尚的。在他的报纸上决不允许搞一些像连环漫画这样的发行花招（但连环漫画在他的第一张报纸《查塔努加时报》（Chattanooga Times）上是被容许的，而且现在还允许）。在他死后，历史不会让他的犹太同胞、那些大商人来取代阿道夫·奥克斯，这些商人成了银行家，但奥克斯却会进入伟大公仆的更庄重的行列里。

奥克斯决没有忽略他的商业部门。1966年夏天，负责为《纽约时报》赚钱的人是一个懂经营、没废话的典型，叫作门罗·格林。格林60岁，坐在第二层他的大办公室繁忙的桌子后面，指挥着有350人的部门，这个部门每年通过卖广告带来一亿多美元的收入。平日版上的一张整版广告大约值5500美元，在星期天版上值7000美元，来自广告的收益是该报的发行销售和其他经营事业收入总和的三倍。

门罗·格林是个大块头的留着黑色波浪头发的人，穿着线条分明的深色服装，上面有闪闪发光的袖扣，打着白色或银色的领带。他迅速有力地对着办公桌上一个红色电话讲话。他作为一个广告人在《纽约时报》已工作25年了，此前是在《先驱论坛报》和《美国杂志》（Journal-American）的广告部工作，再往前是梅西百货公司的广告经理。他是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毕业后到的梅西百货。《纽约时报》的广告中每一天都描绘着豪华的世界，在假日里去欧洲旅行的幸福的人，穿着貂皮衣或佩戴着蒂芙尼珠宝的苗条的时装模特儿，一点儿都不像格林在他的大半生所知道的世界。他的父亲曾在新泽西州的南安博伊经营一家小服装店，在他唯一的孩子格林才10岁时就去世了。尽管他也可以无忧无虑，轻松愉快，但他天生是一个严肃的人，一个坚定的现实主义者，一个不容易被他的广告的虚幻梦想所影响的人。

从他办公室的窗户向外看，他能看到大街和一个醉鬼睡在一个旧剧院后面的台阶上。格林能隐约地听到交通拥堵的警报器声。这声音将不可避免地引起一位骑警的注意，他将必不可少地指出新闻车或卡车停放不当，但不会拿出处罚单，因为他知道当天稍后他得把他的马拴进《纽约时报》装卸斜坡后面的围栏里。格林能感觉到楼下印刷机的震动，并且以完全不同于楼上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方式意识到《纽约时报》的权力。他的生活观肯定不同于十层的社论作者们的生活观，这些作者在平静的居处写作一些有时使格林感到恼怒的崇高期望和理想。记得一天早晨，他读了《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该文章批评在乔治·华盛顿桥南沿哈得孙河建的有豪华房间的新摩天大厦。依《纽约时报》的社论作者所见，这座大厦是对新泽西崖壁景观的亵渎。但格林不同意这种观点。他最近刚刚向这些公寓的建筑者和拥有者出售了一份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并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了对这个工程的赞美。格林知道，蒂什曼房地产和建筑公司对这篇社论是最恼火的，他坐在办公桌旁等着他们打电话来。他们甚至会撤销以后的广告，如果《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或评论冒犯了大商人的话，在他们中间这是常见的反应。例如《纽约时报》的一篇文章谈论吸烟引起肺癌后，一个卷烟厂主撤销了广告，使报纸损失了几千美元。除了格林，报社的管理者中没有人真正关心这件事。当《纽约时报》关心它的广告人想些什么时，一些管理者就说，那样做将不再是《纽约时报》了。

尽管这不无道理，但格林还是相当怨恨他楼上一些同事漫不经心的态度，怀疑他们对待报纸商业方面的方式也许反映了他们私下对他的看法。他像他们一样意识到了《纽约时报》的吸引力，但他也认为《纽约时报》一年在广告上吸引1亿多美元不单是靠这种磁力——还与格林有关，与他的干劲、他的决定以及他的工作人员有关。正是他们带来了金钱，使得十层编辑部的聪明人能大发慈悲，也正是在这金钱的支持下，三层的记者们才可以仅仅为了核实一项事实而打电话去柬埔寨。格林还觉得，广告费尽管是由热情的支持者支付的，同时也为《纽约时报》的读者提供合法的消息。它不仅告诉人们买什么和在哪里买，而且每天还描述了国家的经济，对当代品味的见解。广告对日常生活展现了第二种愿景，证明世界不完全是充满了贫穷、威胁、炸弹和灰烬。在广告上穿着名牌服装的漂亮姑娘、吸着一支温和昂贵的香烟的男士，都为《纽约时报》读者在阅读灰色的庄重栏目之余提供一种轻松的休闲。格林怀疑，从现在开始到50年后，那时历史学家想知道20世纪60年代的人如何生活和梦想时，他们就像阅读新闻一样也从阅读广告中得到许多启示。当然，广告强调的是积极的方面，而新闻强调的是消极的方面。真理就在二者之间的某个地方。

6月的这一天，新闻集中注意的是“漫长炎热的夏天”，密西西比的种族暴力；广告突出的是夏天的交易——梅西百货公司宽松的貂皮长外套，通常是299美元，现在降到了236美元。新闻挑出来的是严重的失业问题；帮助与求助广告塞满了对熟练工和新手提供职业的信息。新闻强调是住宅的短缺；广告展示的是在纽约周围各种价格的可购买的住宅。新闻注意的是名誉和权力、巨大的成功和巨大的失败；广告却迎合了每一个人每天的梦想，可得到的甜蜜生活，消遣的小玩意和可供出逃的交通工具。

广告也记录日常人的悲剧，但只是在报纸背后以最小的字体，在商场清单和腾达的管理者平淡的照片之间——在这里，接近于最下面，一个人可以在极小的字体中读到那些已经破产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被抛弃的人的名字，那些已经失去了包括梦想在内的某种东西并试图复苏的人的名字。他们把这些消息告诉《纽约时报》，《纽约时报》会发表它，在它的分类广告版里每一行只收取几美元——时报大楼六层的一个特殊部门负责这件事，成员主要是中年妇女，她们坐在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里，接听电话，匆匆记下日常生活的可怜事实。如果这些事实不是太庸俗或报复性的，她们便把这些事实转发到四层的排字室，供《纽约时报》下一版的公告栏目用。

今天《纽约时报》会公布一个事实：琼·庞皮罗，销售小姐，住布鲁克林的肖尔路89-01号，已经破产。她承担的债务是15251元，她的财产价值1275元。今天皇后区二百零七大街89-36号的爱德华·多尔蒂，在《纽约时报》上宣布，他的妻子弗洛伦斯“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我的卧室和餐桌”，但现在却要对她的债务完全负责，他不再支付任何钱。今天一个丈夫逃跑的妻子会在《纽约时报》上呼吁：“莱恩·W.-伊丽莎白和我孤独无望。我们知道你感觉到了我们的痛苦和眼泪。我们没有你不行。请你快回家吧。”东部的曼哈顿的一位女士，心烦意乱，因为她丢了她心爱的手表，请求《纽约时报》发表启事：“一块帕太克·菲利普方形金表，白色和黄色的表带，多加酬谢。”

这块手表没有再回来，所以东部的这位女士不久又买了一块，不是帕太克·菲利普表，这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新闻了。《纽约时报》不会研究莱恩·W.和弗洛伦斯·多尔蒂在哪里，《纽约时报》的读者也不会知道致使销售女郎琼·庞皮罗陷入1.4万元债务的确切原因是什么。如果要求讨论她的财务困境，她也不愿意这样做。这不是新闻。对三层的《纽约时报》编辑来说，新闻是由目前你不知道但应该知道的、有意义的事件构成的。在门罗·格林的世界里，新闻就是鼓吹生意，重点是快乐、成功、舒适和陶醉。对格林来说，B.奥尔特曼公司的鞋店有一种“令人产生幻觉的无带轻便舞鞋”卖41美元；J.普雷斯公司有低口袋的、钩状开衩的、易洗的、速干的绦纶棉毛夹克衫；东方航空公司有直飞圣安东尼奥的喷气式飞机航班，这些就是新闻。在格林看来，“水宝宝让你的皮肤晒得更漂亮”并且在广告里配上一张拉蔻儿·薇芝的穿比基尼泳装的大黄褐色照片，摆出一种《花花公子》杂志上的姿势，引起人们惊奇，但没有遭到《纽约时报》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Advertising Acceptability department），《纽约时报》专门负责审核广告可接受性与适当性的部门。该部门依阿道夫·奥克斯确立的宁可损失收入，也不容许不实、欺诈及有失善良风俗和尊严的标准而建。]的反对，这就是新闻。那些和格林一起工作但不是他手下的人，他们一般都要降低广告中用语的调子以避免过高评价——“城市最好的家伙”成了“最好的家伙之一”，“我们所见到的最精美的外衣”成了“我们销售的最精美的外衣”。他们不允许用外语做广告，除非有英语译文，他们很快取消了性色彩太浓或没有品位的广告本子。他们不允许广告中有裸体，除非是儿童，但他们允许拍摄热带海岛的日光浴和宣传肥皂的广告中有穿着很少的比基尼女人——一个管理者解释说，《纽约时报》承认女人也有肚脐。这对格林是好消息，因为他一直在从女人的短裤和胸罩中为《纽约时报》谋取好处，特别是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Times Magazine）上，这个杂志有时被叫作《束腹带公报》。在格林那里，几乎用不着什么洞察力就能认识到在一个杂志上推销女士服装的商业可能性，说明它的分量，它在普通市场上的款式。但格林知道，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以它140多万份的发行量，不仅被男人也被许多女人所翻阅，改进了的广告色彩给读者一种额外的刺激，一部分版面变成了艳丽的活泼的女士的衣物间，同时它也从外交部长的照片里选取些场面，放到读者一眼就能看到的版面。这样做，实际上给了产品以弹性，似乎能在版面上把那些有不同意识形态的人统一起来。

只要门罗·格林和《纽约时报》联手，任何东西都能推销掉，而且非常自然。格林听说艾伦·蒂什曼在沿哈得孙河边建摩天大楼公寓，就去接近他的朋友蒂什曼，建议他购买《纽约时报》的广告版面，以期引起人们对这项建设的注意，招徕租户。蒂什曼同意了，5万美元的广告副刊拼起来了。可他没有想到《纽约时报》的社论竟谴责蒂什曼的建设。现在门罗·格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他束手无策。这是一篇最不吉利的社论，但现在对它做任何事情都为时已晚。在私下，格林不像社论的作者那样认为，这些摩天大楼会玷污哈得孙河沿岸新泽西崖壁的自然优美。格林认为，蒂什曼利用的土地不是历史的文物或神圣的保留地，恰恰相反，只是荒凉的几英亩杂草、棚屋和未修剪的树木。在那里建公寓住宅比做其他任何事情更是对环境的改善。但格林对社论的作者没有任何影响。他甚至不知道是谁写了这篇文章，因为每一篇社论都是由社论部的十人中的一个匿名者写的，但格林知道谁对写这篇文章负责。他就是约翰·奥凯斯，社论部的主任，一个在这座大楼内外以热忱的保守主义者而广为知名的人，一个对保护树木、河流和群山并反对土地开发商侵入几乎到了着迷程度的人。奥凯斯是一个精神崇高的人，憎恶一切金钱和营利动机，他一度甚至谴责沿第五大道建金色的铝电话亭，在一篇编辑部文章中声称：“这些金色的废物桶……完全破坏了这个大道的整体性。”

在《纽约时报》的当权者那里，也许再没有哪两个人会比门罗·格林和约翰·奥凯斯更少有共同点了。奥凯斯是一个衣着随便的人，在50岁时密密的鬈头发已经白了，长着一双白蓝色的眼睛，有一副非常年轻但严肃的面孔。他是普林斯顿大学的毕业生，成了一名罗德斯学者[注：罗德斯学者（Rhodes scholar），牛津大学一个以塞西尔·约翰·罗德斯（Cecil John Rhodes，1853—1902，英裔南非商人，矿业大亨与政治家）命名的，为国际留学生设立的研究生奖学金，获此奖学金的即称为“罗德斯学者”。]。奥凯斯几乎对每一件事情都有强烈的意见，更重要的是，他的意见支配着该报的社论。尽管他的确不期望他的社论部作者们赞同他们并不同意的事业，但同样他也不期望他们赞同他不同意的事业。如果他们的观点和他的相冲突的话，他们的文章就不能发表。如果他们在当时重大的政治、社会或经济问题上一直和他的意见相左，他们最好明智一些，考虑调到报社其他部门，因为奥凯斯像任何社论部主任必须做的那样，坚持他的观点与业主的观点和谐一致，奥凯斯必须对业主负责。

奥凯斯认为，社论版是一家报纸的“灵魂”，是它的内在特点和哲学的反映。自他1961年接管《纽约时报》社论版以来，这一特点和哲学比以前更生动地体现出来。社论版曾谴责越南战争，忠实地支持黑人民权运动。它一般是亲劳工的，但批评像詹姆斯·霍法[注：詹姆斯·霍法（James Hoffa，1913—1975[失踪]），美国劳工领袖，1967年因贿赂陪审团、诈骗、阴谋等罪被捕，被判13年徒刑。]以及后来的迈克尔·奎尔[注：迈克尔·奎尔（Michael Quill，1905—1966），美国运输工人工会创始人之一，组织了长达12天的1966年纽约公交系统大罢工。]这样的劳工领袖。它在中东战争中是以色列的支持者，但在以色列取胜后又批评以色列对领土的野心和行动。尽管它赞成约翰·F.肯尼迪当选总统，但后来当肯尼迪没有按奥凯斯的意见履行他的联邦援助教育法案的诺言时，它又倒戈了。由于在肯尼迪时代社论部的冷枪继续集中在这一点和其他问题上，总统的许多家族成员和朋友开始越来越讨厌约翰·奥凯斯，指责这种否定论是奥凯斯在肯尼迪刚进参议院时就已形成的根深蒂固的个人偏见的表现。

他们中的一些人怀疑，正是奥凯斯帮助扩散了1957年底的一个谣言，即肯尼迪不是其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Profiles in Courage）的唯一作者。奥凯斯实际上在散布这种谣言上没有起任何作用。最应负责任的人也许是德鲁·皮尔逊，皮尔逊负责美国广播公司（ABC）的一个电视节目，促使这个广播网继而进行了一项调查，这项调查没有提供足够的证据来证明这种指控，ABC后来公开向肯尼迪道了歉。在这件事情上，奥凯斯所做的一切只是他在一次社交聚会上向碰到的哈珀出版公司的一个曾为肯尼迪写这本书做过工作的编辑询问，这个传闻是否有实质性的意义。也就是说，西奥多·索伦森[注：西奥多·索伦森（Theodore Sorensen，1928—2010），又被人称为泰德·索伦森，美国律师、作家，著名的演讲稿撰稿人，美国总统约翰·肯尼迪的主要讲稿撰稿人，也是肯尼迪的亲密助手，被肯尼迪称为“知识血库”（intellectual blood bank）。]或肯尼迪的其他某个助手是不是曾帮助写作。这位编辑否定了这件事，奥凯斯也就没有再说什么。但几周后，当约翰·奥凯斯在华盛顿对每个国会议员进行正常访问时，他在肯尼迪的办公室里受到了肯尼迪参议员长时间的严厉审视。接着肯尼迪从他的桌子上拿起一封信，交给约翰·奥凯斯说：“我现在亲手把它给你，而不是寄给你。”这封信的开头是：“亲爱的约翰，我最近注意到，有人引用你的话说，关于我的《信仰在风中飘扬》的著作权的谣言是真实的。”这封信共有300字。信中不含糊地声称，其他任何一个作者都没有参与写作这本书。在奥凯斯阅读完这封信后，肯尼迪想进一步证明这一点，让奥凯斯检查一下肯尼迪为写这本书而亲笔写下的一沓笔记。奥凯斯对肯尼迪说这没有什么必要，很快他们就讨论起其他事情了。但给奥凯斯印象最深的是肯尼迪在驳斥这件传闻上所投入的时间和精力。在1958年1月的这一天奥凯斯得出结论说，肯尼迪已经有了争取当总统的严肃计划。后来在纽约，奥凯斯得到了肯尼迪寄来的一本《信仰在风中飘扬》。赠言写的是：“赠约翰·奥凯斯——谨致他的朋友以高度敬重和最好的祝愿——作者：约翰·肯尼迪。”

奥凯斯在《纽约时报》大楼内外有雄心的人那里所得到的这种恭敬的对待，并不完全基于他作为社论版主任的地位及威望，还在于奥凯斯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员。他的父亲是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在1917年改了自己的姓，把乔治·奥克斯改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并约定他的儿子叫“奥凯斯”。促成改姓的原因，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强烈的反德情绪，以及认为奥克斯这样的明显德国人的姓在将来会被美国人所厌恶。查塔努加或纽约的奥克斯家族其他成员肯定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实际上被乔治的做法侮辱，但他们对乔治的行为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一直把乔治·奥克斯看作家族里一个迷途的家伙，一个不可预料和复杂的人，不想靠家族的庇护来确立自己的地位和实现自己的理想，然而他不能或者说不会永远不要他哥哥阿道夫提供的有保证的奢侈。

阿道夫·奥克斯比乔治年长三岁，是一个有三个儿子和三个女儿的家庭里的老大。他们是相互冲突的性格的绝妙结合，尖锐的意见分歧总会被更为强烈的彼此奉献精神所战胜。他们是在美国内战前的南方结婚的德国犹太人的后代，父母效忠的对象在内战中是相冲突的——他们的父亲朱利叶斯·奥克斯是联邦军的上尉，而他们的母亲伯莎·奥克斯却被指控为南部邦联的间谍。如果天才的孩子阿道夫没有在20岁开始购买并创办报纸的话，这个家族也许几年后就分裂了。他创办的报纸成了任人唯亲的图腾柱，在近一个世纪里抬高并塑造了他的家族，他的孙子、孙女、侄子、堂兄弟姐妹和姻亲，使他们信奉一种比他们的宗教更强大的正统观念，并确信阿道夫·奥克斯是他们的恩人，一个比他们自己的父亲更像父亲的人。

朱利叶斯·奥克斯，1845年移居到美国，是一个多才多艺、有教养的聪明人，但赚钱不是他的本事。他是一位优秀的吉他演奏者，一位业余演员，一位受过希腊、拉丁和希伯来语古典教育的学生，而且能熟练说英语、法语和意大利语。1826年他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伐利亚的富尔特市，一个有修养的相对宽容的城市，那里有庞大的犹太人群体。犹太人群体尽管受到尊敬，却被剥夺了某些公民权和特权。然而，这些限制并不适用于朱利叶斯·奥克斯的家族，这个家族在富尔特生活和兴旺几代了。在富尔特古老的犹太人墓地里，有一些奥克斯族人的墓碑可追溯到1493年。朱利叶斯·奥克斯的父亲是一个有成就的钻石匠，也是一位语言学家和研究《塔木德经》的学者。他的母亲是一位漂亮优雅的女人，共生了九个孩子，朱利叶斯是最小的。在朱利叶斯上科隆军事学院的第二年，他的父亲去世了，朱利叶斯的哥哥成了家长，让他退了学，去一家装订公司当学徒。朱利叶斯造反了，在1845年春和一位朋友离开了富尔特，步行到不来梅，乘坐一艘装备有全帆的轮船渡过大西洋，七周后到达了纽约。他最初定居在路易斯维尔，他的两个姐姐也生活在那里，那里的姐夫拒绝资助朱利叶斯重新上大学，让他去当沿街叫卖的小贩。他不久就不干了，后来在肯塔基州的斯特林山一个女子学院里找到了教法语的活儿。当美国1848年向墨西哥宣战时，朱利叶斯·奥克斯应征入伍，由于他在德国的军事背景，当了教官，但还没等到他的部队被派到前线，这场战争就结束了。此后几年他极力寻找适合他的智力和他所信奉的理想主义并能结束他的不安定生活的工作，但他没有找到。他既不是很有决心，也不是很幸运，所以他的生活是在纽约和新奥尔良之间来回奔波，并且多变。他为一家珠宝公司当巡回销售商，拥有并经营过纺织品商店，组织过小型戏剧俱乐部；他涉猎了小城镇的政治，在市政府里供过职；他在密西西比冒险期间，在种植园舞会上弹奏吉他。他在密西西比州的纳奇兹，短期定居下来，经营一家商店，并且碰到了一个吸引人的多少有点固执的年轻姑娘，叫作伯莎·利维。

伯莎·利维出生于巴伐利亚的兰道，当时和一个叔叔生活在纳奇兹，是她父亲让她去那里的，为的是躲避德国当局的迫害，因为在她还是海德堡的一名16岁的学生时，她参与了在1848年革命起义中牺牲的几名烈士墓前的政治示威。朱利叶斯·奥克斯1851年就认识她了，但他在密西西比停留时间很短，不可能干什么浪漫事情。三年后，在密西西比流域爆发黄热病期间，他在一份报纸的死者名单中看到纳奇兹的伯莎·利维的名字。两年后，在田纳西的纳什维尔的一次招待会上，他又见到她了，的确是她。她说她当时病得很重，但作为拯救她生命的孤注一掷，医生们用了冰裹法，现在她完全恢复健康了，和最近从巴伐利亚移民过来的父母生活在纳什维尔。在一年之内，伯莎·利维和朱利叶斯·奥克斯结婚了。三年后，1858年3月，在朱利叶斯作为旅行销售商的基地辛辛那提，诞生了未来的《纽约时报》业主阿道夫·奥克斯。

美国内战开始后，朱利叶斯·奥克斯加入了联邦军，成了一个营里的上尉，负责保护辛辛那提和圣路易斯之间的铁路线。在战争期间，他的妻子和他生活在一起，但她依然坚决忠实于南方。一次她把治疗疟疾的金鸡纳霜藏在她孩子乔治的襁褓里，企图偷运到驻扎在俄亥俄河桥对岸的邦联军队。联邦军的哨兵发现后，对她发出了逮捕令。这使得奥克斯上尉面临一种最麻烦的、生死攸关的局面，需要他发挥比他作为一个销售商所能证明的更强的说服力。他设法使他认识的一位高级军官撤销了逮捕令，但这种宽大为怀却不会从奥克斯夫人那里得到任何感激。她依然忠实于南方的事业和生活方式，甚至不害怕它的奴隶制。几年后当家庭定居在查塔努加后，她成了邦联军女儿会地方分会的永久成员。在她1908年75岁去世之前，她请求在她的灵柩上覆盖一面邦联军的旗帜。在俯视着查塔努加城市的一个土丘上，与她的坟墓相邻的是她丈夫的坟墓。她丈夫于1888年死于该市，按照他的嘱咐，他的葬礼是由美国内战联邦退伍军人协会举行的，他的灵柩上覆盖着星条旗。

奥克斯夫妇如此显示出来的对事业特别是失败事业的党派忠诚和奉献精神，并没有吸引他们的儿子阿道夫。他是一个刻苦工作的人，一个不抱幻想的走中间道路的思想家。他认为冒犯一派而取悦于另一派不是什么美德。他愿意和所有集团做生意，尽可能少触犯别人。他是一个早熟的年轻人。他早就认识到他父亲走的是一种无目的的、变化多端的道路。他开始集中于一件事情，并坚持下去，把它干成功。对他来说这件事就是报纸，它有给他带来寻求某种特权的激动人心的前景，是继承他童年的英雄霍勒斯·格里利传统的一个机会——格里利曾经从新罕布什尔州的一家农场主发展成《纽约论坛报》（New York Tribune）的业主。

奥克斯14岁时开始打扫《诺克斯维尔记事》（Knoxville Chronicle）的地板。三年前他曾经在这家报社当过报童，但后来为赚更多的钱去一家杂货店当了学徒，后来又在剧院当领座员，最后是在他叔叔在罗得岛的普罗维登斯食品杂货店里做职员，晚上上商业学校。他讨厌这些工作，因为体验不到他在《诺克斯维尔记事》编辑部当报童的日子里所感觉到的生气勃勃，所以1872年他向《诺克斯维尔记事》报社申请一份全职工作，当了办公室的小伙计。他决心让报纸成为他生活的理想，他的父母不想劝他不要这样做。奥克斯的天性，把他父亲的理想主义和他母亲的敢作敢为结合起来，很适合于经营一家报纸。报纸可以把他引入政治，在那里他能够实现他内心的某种社会工作者的追求，但成为公众注意的中心却对他没有吸引力，因为别人把注意力集中在他身上时，他会感觉到自己的笨拙。他敏锐地意识到了他在教育背景和社交上的局限性，甚至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取得了成就之后，或许因为他已经取得了成就，他也不得不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弥补这种局限性。他在对他的编辑们发表一个评论或意见后，通常是微笑，或不好意思地咧嘴一笑，好像说得不全面或在某个方面有错，他的话不是真正要求严肃地对待这一切。有时他的语法有错，他的词汇贫乏，但他通过对细节的重视和对主题的同感及宽容而进行了弥补。他的思想永远是对显而易见的事情的挑战，甚至在他开车到乡下停下来问路时也是这样。如果不问一下他能否通过别的路到达同样的目的地，他是决不会按别人指的路去走的。他既谨慎又乐观，有感情却很严厉。他是个身材矮小并有着黑头发、蓝眼睛的小个子。当有人评论说他像拿破仑时，他回答说：“是吗？我比拿破仑要高多了。”然而他非常谦虚。他是一个有伟大设想的温和的组织者，对人性、对做什么有可靠的见解。他真的相信，真诚是最好的政策，他为自己的父亲和母亲感到骄傲。他从不亵渎上帝，他深信努力工作就会有收获。

奥克斯在成为《诺克斯维尔记事》的办公室小伙计后不久，便被提拔为印刷工学徒，学会了一门对他后来拥有的报纸具有标志性的手艺，使他在后来的岁月甚至他去世后几十年里成为印刷工的英雄。以致在20世纪60年代，在纽约的一次报纸罢工期间，只要奥克斯的白发女儿伊菲吉妮——当时70岁了——走近《纽约时报》大楼的前门，印刷工们的阻止上班的纠察线就会尊敬地分开，形成一个通道，让她过去。

阿道夫·奥克斯18岁时，在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当排字工，生活简朴，他把节省下的钱都寄给在诺克斯维尔的家里。在业余时间里他也当半日制记者，虽然不是一个聪明的作者，但也算是非常可靠的注意搜集事实的人。19岁时，他和两个老人对一家衰败的报纸《查塔努加新闻报》（Chattanooga Dispatch）有了兴趣。他们不能使它复苏，但它为奥克斯提供了进入一个新城市的通道。这是一个处在迅速建设期边缘的城市，奥克斯感觉到了，因此他留了下来。

查塔努加，它的山脊和高原曾在内战期间被几千名战斗部队发射的加农炮弹和步枪子弹刻下了伤痕，1865年人口不到2000人，但当奥克斯1877年来到时，这里的人口已经达到了1.2万人。据传闻，山里有铁矿石，现在肮脏的道路开始铺上木板，商店和住宅正在建设，在新居民中间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气氛，一种繁荣的前景。当时查塔努加没有电话，为了解信息，新来到的陌生人经常不得不到处打听。阿道夫·奥克斯到来后萌生了印刷一张城市指南的念头。在这个指南中他列举了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店，它的地点和它销售的商品的种类。在搜集这种信息的过程中，他到过城市的每一个街道，接触了商人、政治家、银行家。当一年后即1878年他需要贷款和广告支持他来购买并重办《查塔努加时报》时，这些人对他是很有帮助的。《查塔努加时报》当时是一个经营不善的四版报纸，印刷质量差到了无法辨认的程度，发行量下降，复苏的前景渺茫。它的拥有者非常绝望地要卖掉它，以致奥克斯能够以先付250美元，随后付清5750美元的总价格把它买下来。奥克斯的父亲朱利叶斯从诺克斯维尔来到查塔努加参加了更换所有权的仪式，不是出于感情的原因，而是代表他的儿子签署法律文件。因为阿道夫·奥克斯当时离21岁还差八个月。

奥克斯对《查塔努加时报》做的事情，也就是他后来对《纽约时报》做的事情——他使它成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意见报或明星作家的陈列柜，也不是失败者或胜利者的拥护者，或主张政治社会改革的斗士。奥克斯要推销的东西是新闻，他希望不带偏见地推销它，并且保证它是可靠的和纯洁的，不是出于欺诈编造出来的。阿道夫·奥克斯想在查塔努加站稳脚跟，和这个城镇一起成长并帮助它成长。他知道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要去批评它，而是不伤人地促进它。由于查塔努加继续处在建设繁荣时期，由于土地投机商和投资者进入这个峡谷并沿着鲁克奥特山向上发展，砍伐树木并平整这块曾是内战战场的土地，阿道夫·奥克斯把这看成进步。他并不像他的侄子约翰·奥凯斯在近一个世纪后所做的那样，担心对树林的破坏和对美丽风光的亵渎。

奥克斯在他的社论中关心并提倡的是，挖掘一条深渠同田纳西河连接起来，为越来越多的受过教育的人建设一个剧院，为年轻人建造更好的图书馆和学校，年轻人有一天会阅读和支持他的报纸的。当黄热病蔓延到查塔努加，暂时阻碍了经济发展并使366名公民丧生时，《查塔努加时报》帮助筹措了一项紧急救济资金。一篇社论中写道：“这是不是将毁灭查塔努加呢？不！如果这个城市的诞生是为了被毁灭的话，那么它早就被抹掉了。”

奥克斯最显著的性格是乐观，正是这种性格而不是别的什么，吸引了银行家和商人的金融支持。尽管他自己在查塔努加的早期也是一个异想天开的精明的政客和商人。他把自己的支票印在精致设计的高质量的纸上，用成功的手签署它们。当时他很少会拿着新借来的款立即到银行兑现，以防止他的支票被拒付而退回。他一直是靠借钱拆东墙补西墙，但他是非常诚实的和准时还债的。他要求他的债务人在和他交易时也同样按良心办事。如果谁签了协议而得不到支付，就会收到奥克斯一张严厉的便条：“如果在提供账单五天之内没有支付的话，《查塔努加时报》将停止寄送。”当时他需要把能得到的每一个镍币都捏在自己手里，用来购买清晰的铅字、更好的机器，扩大他的队伍。在他实现了这些目标后，他去迎接更大的挑战。他的视线永远是开阔的，他的成功鼓励他进行更大的冒险，而不是沾沾自喜或停滞不前。在不太长的时间内，阿道夫·奥克斯开始迅速成长到他的城市容纳不下他的程度。

可以肯定的是，查塔努加没有成为南方主要工业中心的前景。尽管它已经从流行病和小的经济危机中恢复过来，但人们发现它的铁矿石含硫太多而不能生产伯明翰能生产的高质量的钢，因此它遭受了一场严重的衰退。这一发现使得查塔努加失去了大部分发展势头，使得资金一时非常紧张。当时奥克斯已经在地产投机上损失惨重，成了他自己乐观主义的牺牲品，亟须更多的贷款来继续改进他的报纸，完成他新建的六层大楼，这个大楼的顶上将有一个闪闪发光的镀金的穹顶。

在他自己或者在任何人看来，他毫无疑问是一个优秀的商业冒险家。他作为一个20岁的年轻人，已经成功地接手一家报纸的残骸，用十年左右把它变成一个庞大的兴旺的日报，年利润达到2.5万美元。他还拥有一个小农场主的周刊，也在赚钱。他已经在查塔努加一个条件更好的住宅区买下了一所很大的砖房，他已经把他的父母兄弟姐妹都从诺克斯维尔接进去了，后来他的妻子也从辛辛那提接过来了，在那里他招待了许多访问查塔努加的杰出人物。当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来到查塔努加时，奥克斯是欢迎委员会的成员。为了这个隆重的场合，他借了一件优雅的灰色外套，在行进队伍里乘坐一辆敞篷车跟在总统左右。在宴会上总统同他亲切交谈，他在总统面前就像总统在他面前一样是自信的和给人印象深刻的。在格罗弗·克利夫兰回到华盛顿后，奥克斯和他保持着接触。然而，尽管奥克斯有勇气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使其营利，但他却深陷于债务之中。这既是因为他为了改进他正在成长的报纸而借债过多，也是因为他跨越田纳西河的地产投机项目已经耗费了他十万美元。

他知道，除非以更快的速度赚钱，否则他是恢复不过来的，他在处在衰退期的查塔努加是做不到这一点的。他必须到别的地方扩张。他必须极力保持他的《查塔努加时报》不断营利，同时到整个田纳西州和州外旅行，寻找另一家就像他拥有的《查塔努加时报》一样能使他便宜地买下来并且重办的报纸。奥克斯从一开始就拒绝任何想以非报纸的方式赚钱的想法。不动产的惨败使他得到了教训：从此时起他发誓，除了报纸而外他决不再投资于任何事情，报纸是他唯一喜欢的生意。

这个时期的报纸业主享有许多铁路公司的自由乘坐权，是“公费旅游”的先驱，奥克斯充分利用了他的这个便利，在纳什维尔、诺克斯维尔、辛辛那提、路易斯维尔甚至纽约之间来回旅行，亲自了解更多的报纸和经营报纸的人。奥克斯在获得了《查塔努加时报》后不久就开始雇用他的家族成员，他逐渐地把经营《查塔努加时报》的大部分责任转交给他们。他的父亲朱利叶斯被任命为该报的财务主管；他的大弟弟乔治和他最小的弟弟米尔顿被训练成记者；他的三个妹妹中有两个已经结婚，奥克斯把她们的丈夫拉来做生意；后来又有了堂兄弟、侄子、家族的朋友——奥克斯的王朝开始形成了。那些在査塔努加没有为奥克斯工作的亲戚，在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后就在纽约为他工作了，或者在1901年后为奥克斯在费城拥有达十年之久的报纸工作。这一或那一时期的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为阿道夫·奥克斯工作，他们以适度的谦虚和敬畏融进他的机构框架中——所有人，但他的弟弟乔治除外。

乔治·奥克斯，后来于1917年自愿更名为乔治·奥克斯—奥凯斯，1879年作为一名记者加入了《查塔努加时报》，一周挣九美元。他在诺克斯维尔的东田纳西大学上了三年学，尽管他在查塔努加加入他家族的事业而没有完成学业，该大学还是授予了他文学学士学位。他是一个敏感且善于表达的年轻人，是该大学的辩论俱乐部的成员，非常不同于他的哥哥阿道夫。阿道夫总是力图避免争论，乔治却似乎刻意追求争论。阿道夫从不渴望得到别人对他个人的注意，作为家族最满意的儿子他得到的关注远远超出了他的需求；乔治比阿道夫小三岁，却对这些永不满足。乔治非常在意他得到的每一种荣誉的纪念。他从不忘记别人表示的一个敬意，不管多么微不足道。他不厌其烦地听他的母亲讲述内战期间她如何在他睡着的时候在他的襁褓里隐藏给邦联军的供应品。当阿道夫开玩笑说实际上是自己睡在这个襁褓里时，他会十分生气，经常会哭起来。但阿道夫并不经常招惹他的弟弟，做这种事情太容易了。相反，阿道夫极力帮助乔治，就像他帮助全家一样，在他获得他们的尊敬和热爱时给他们以指导和鼓励，维护着他作为可敬的大哥的地位。这个沉着稳重的男孩是他母亲最为偏爱的。阿道夫是她的第一个活下来的儿子——此前的一个儿子在幼年死掉了。阿道夫出生了并且活了下来，对他的母亲来说是莫大的喜悦，就像是给她带来了生命，或者使她的家庭从贫困走向显赫才会有的那种喜悦。她知道，阿道夫是可以指望的，因为她的丈夫虽然是个好人，却是不能指望的。阿道夫总能采取正确的行动。除了地产投机交易之外，他对金钱是精明的。阿道夫娶了一个他母亲非常赞赏的姑娘，怀斯拉比温顺的女儿伊菲吉妮，没有像他的弟弟米尔顿那样娶了没有共同宗教信仰的人。他也没有像乔治那样总是在公众面前发脾气，老是给家庭带来麻烦。乔治似乎总是极力证明他如何与别人不同。当他还是个孩子时，如果告诉他别去做什么事情，他肯定会去做的。长大后他在他哥哥的《查塔努加时报》报社里工作，经常卷入戏剧性的局面和争论、威胁之中。有一次他差一点杀了一个人。

乔治当时22岁，是《查塔努加时报》的记者。有一天，他在县法院对一份离婚记录做摘记，这份记录涉及本县一个显赫的官员。这位官员散步过来注意到乔治在做这件事情。他非常生气，警告说，如果乔治把这事刊登出来，他会“在他身上打满窟窿”。但乔治没理他，还是把它发表了。几天后，当乔治和一位朋友正在大街上说话时，他突然感觉到头部被人从后面猛然击中。转过身一看，这位官员举着一根手杖还要再打他。乔治喊道：“如果你再打我，你就要受到惩罚。”但这位官员还要打他，并且还把手伸向口袋里，像是掏手枪，于是乔治伸进自己的口袋，掏出一把枪，击中了这个人的下腹和臀部。这个官员尽管摇摇晃晃，还是继续举起他的手杖，并且企图从口袋里抽出家伙，此时乔治已用枪对准了他的喉咙并扣动了扳机。幸运的是，枪卡壳了。但这个人已经瘫倒在地上，乔治没有再开第二枪。许多人围拢过来，把这个不幸的家伙送到了一家医院，在那里经过了几天危险期后恢复过来了。乔治向县治安官自首，但没有被逮捕。乔治并不因此就不携带枪支。一周后这个家伙的兄弟又来找乔治，并且威胁他。乔治用两把枪对着他，劝他不要再找事。这次遭遇使乔治情感上受到震动，但他不久又恢复了他的胆量。几个月后，在火车站他看见一个大个子旅客和一个铁路官员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因为这个铁路官员拒绝让这个旅客坐进特等客车。乔治对此做了报道，惹怒了这个旅客，无意中遭到了这个旅客的袭击。乔治组织起一支武装来抓这个人，但他逃到了得克萨斯，并且几年之内再没有回到查塔努加。后来乔治·奥克斯转向了政治，并且当选为查塔努加的市长。作为市长，他大度地接受了那位旅客的道歉。

乔治不顾阿道夫有力的但无效的反对，进入了政治世界，成了一个非常成功的市长。他作为一个民主党人赢得了两次选举，第一次是在1893年，当时他31岁。如果他愿意的话，他还能赢得民主党的第三次候选人提名。乔治·奥克斯的行政管理是非常高效的，在改善公民福利的同时又减了税。1896年他拒绝支持民主党将威廉·詹宁斯·布莱恩[注：威廉·詹宁斯·布莱恩（William Jennings Bryan，1860—1925），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三次代表民主党竞选总统（1896、1900、1908），均以失败告终。托马斯·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上台后任命他为国务卿，后因对于1915年英国卢西塔尼亚号邮轮沉没事件的意见与总统不一致而辞职。]提名为总统。查塔努加的地方领袖要求奥克斯辞去市长职务，但他并不接受。还有一次，乔治·奥克斯扣留了一个曾有力地给他以支持的地方政治老板的资助，此举招致了一个民主党代表团对市长办公室的抗议。这个代表团里有乔治的弟弟米尔顿和他的一个姐夫。但乔治仍然不留情面。他说他没有做任何交易，又说他会以他认为正当的方式管理这个城市。他相信自己是一个廉洁的人，是独立的和与众不同的。尽管他对自己的正直偶尔有夸耀的成分，但他是按他的自我形象行事的，做他愿意做的，说他想说的，即使主题经常是有争议的。

作为一个犹太人，一个德国犹太人，乔治·奥克斯像他家庭的一些成员和全国的许多德国犹太人一样，对前不久从东欧来的犹太移民有一种优越和不满的感觉——不像阿道夫，乔治会公开谈论这一话题。尽管乔治同情他们的贫困和斗争，但很少宽容那些在到达美国后仍坚持外国习惯的犹太人，那些坚持在大街上说意第绪语、在火车上阅读意第绪报纸和根据一个民族或种族而不是根据一种宗教来看待犹太人身份的犹太人。他觉得，这些犹太人因宗族而鼓励了一些偏执行为，使他们无法立足于社会，使他们在商业上变得刻板，使得生活不仅对他们，而且也对已经站稳脚跟的犹太人更为困难，后者已经在美国得到了同化并且兴旺起来。他同样批评那些暴富的犹太人，因为这些犹太人即使不是庸俗地也是卖弄地炫耀他们的财富。

纵观直到他70岁去世时的一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不遗余力地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和所有其他的关于在巴勒斯坦建立一个犹太国家的主张。这一观点也被阿道夫·奥克斯所认同，多年来一直是《纽约时报》社论方针的一部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后发表讲话和声明，呼吁犹太人不要煽动建立一个犹太人的巴勒斯坦国家。1939年苏兹贝格加入了一个有影响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强烈要求罗斯福总统不要任命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为大法官，他们认为这会在美国增加一种反犹太人主义倾向，这个观点是为罗斯福所讨厌并无视的。1946年《纽约时报》撤销了美国自由巴勒斯坦联盟（the American League for a Free Palestine）提交的一个广告，激怒了犹太复国主义者，致使苏兹贝格发表冗长的讲话解释说：尽管《纽约时报》过去经常刊登编辑部反对组织的广告——苏兹贝格提醒他们，它以前刊登了许多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但这一次撤销犹太复国主义的广告的决定，首先是因为《纽约时报》深信该联盟和中东的一个犹太恐怖主义集团有直接联系，其次是因为该广告上的反英指责是没有事实支持的，因此苏兹贝格说他不能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广告将在英国和美国之间激起的敌意承担责任。“我们相信，英国是抱着善意而非恶意而行动的，”苏兹贝格给一位犹太复国主义领导人写道，“因此，按照我们的立场，你们的广告是不真实的；既然依据任何标准都无法证明真实性，那么我们就优先选择我们的判断，而非你们的——你们不认可的，而我们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到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约翰·奥凯斯对《纽约时报》有影响的时候，以色列国已经成立，《纽约时报》的社论在近些年通常对它都是友好的，并且在1967年达到了高潮。当时正值中东战争期间，《纽约时报》提醒美国政府注意它维护以色列的主权和独立的义务，甚至主张如果以色列军队需要帮助的话，美国军事力量应当介入，实际上以色列军队并不需要。《纽约时报》新闻部多年来，而且在20世纪60年代仍然有一位全日制的记者专门报道犹太人在美国的活动。这是一个非常敏感的任务，据一位编辑说，它的目的包括“不让纽约犹太复国主义者暗中攻击苏兹贝格”。然而，乔治·奥克斯—奥凯斯30多年前所表达的老德国犹太人的态度——对那些墨守其犹太人身份的美国犹太人不抱幻想，希望犹太人同美国社会交融的愿望，仍然偶尔地渗透在《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中。《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老记者早就意识到高层经理对犹太事宜的敏感。编辑和处理关于犹太人的或对犹太人有特殊利益的报道，是更审慎和谨慎的，如果能感觉到这一点的话——即使感觉不到，记者也要保持着乔治·奥克斯—奥凯斯过去的那种意识。《纽约时报》不愿意被看作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它的确不是，它将回过头来证明这一点。不时地迫使自己采取不自然的立场，因妥协而歪曲、平衡双方，小心不触犯别人，希望别人承认和尊敬它的实际样子——一家好公民的报纸，遵守和忠实于法律，坚定支持和平和战争时期国家的最大利益。

像《纽约时报》这样令人惊叹的机构竟如此的不傲慢，如此背负着责任感和生怕走得太远的担忧，这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明它为什么有生命和力量，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暗示了它是脆弱的——不仅是拥有《纽约时报》的这个犹太家族的脆弱，而且还有这个家族把自己的命运系于其上的民族的脆弱。在美国社会表面之下存在的对犹太人的狡黠的轻蔑，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影响到了这个家族的每一个成员，甚至扩及第三代——苏兹贝格的儿子，一个海军士兵，在去朝鲜的路上因是犹太人而被拒绝进入佛罗里达州霍布桑德一个不对公众开放的胜地；苏兹贝格的一个女儿，在纽约的一所女子私立学校上学，在班里的唯一朋友也是一个犹太姑娘（但她俩很快就彼此讨厌了）；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儿子，一个聪明的学生，在劳伦斯威尔学校的犹太人入学限额之下被录取。由于这些以及类似的事件，甚至这个拥有《纽约时报》的家族也要遭到社会的这种详细审查。毫不奇怪，《纽约时报》对犹太复国主义是非常敏感的，同时对于保持《纽约时报》无可非议、远离国内偏见的影响十分讲究。

奥克斯家族的某些成员对这种偏见的最初感觉，是在阿道夫于1896年购买了《纽约时报》后不久他们开始向北方迁移之时。在查塔努加他们一点儿也感觉不到反犹主义，这种环境也许是一个流动的、松散的社会造成的结果，这个社会在内战后已经确定下来，把查塔努加变成了一种边疆城镇。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相信，可能自己所属于的那种类型的犹太人比在世纪之交大量迁移到美国的东欧犹太人更可为非犹太人所接受。他将查塔努加对他及其家人的接纳当作对此理论的佐证。他的父亲长期担任查塔努加犹太人社区的在俗拉比，他自己也曾在唱经班唱诗，后来娶了一位犹太姑娘，按这种信仰培养了他的儿子们。就宗教而言，他自认自己是一个“好”犹太人，但他回避对犹太人的任何种族的或民族主义的义务。当他1893年当选为查塔努加市长后，他深信他的生活是很明智的，也是很好的。

当乔治1901年搬到费城，接受他哥哥为他提供的职位，管理阿道夫在该城新买下的一家报纸时，乔治逐渐开始意识到作为一个犹太人更完全的意义。费城更严密设防的社会在种族歧视上并不轻微，尽管乔治一般不挑起争端，但也惊恐万状。他认为挑起争论只会进一步加剧不愉快的局面，犹太人在某种程度上要对这种种族偏见负有责任。如果犹太人少一点在美国建立自己的学校和大学的欲望，不再首先把自己当作犹太人，犹太人和其他美国人之间的隔阂就会减少。他承认，犹太人完全整合进美国社会制度要用几年甚至几十年时间。在美国出生的第一代犹太人，也许还有第二代，不会取得百分之百的美国人地位。但如果他们保持耐心并且树立起作为杰出、忠诚公民的榜样，那么第三代和第四代无疑就会得到承认——虽然在宗教信仰上不同于他们的美国同胞，但会是典型的和完全的美国人。无论如何这是他希望发生的，在他的后半生他试图这样生活，认为这会促进他的事业，有益于他的两个儿子的未来。

乔治的两个儿子像他的妻子一样，都是在费城出生和长大的。他的妻子是一个商人和银行家的女儿，她的家庭在近75年来一直是费城的居民。乔治的第一个儿子小乔治，1909年出生。他上了普林斯顿和牛津大学，成了出色的学院辩论家。他为各个报纸工作，写游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了炮兵军官，后来用了五年时间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65年他55岁时，在佛蒙特州的一次车祸中丧生。

第二个儿子约翰出生于1913年。大约一周后，由于分娩时的并发症，他的母亲去世了。此后乔治的儿子都是在他的未婚姐姐南尼的帮助下长大的。南尼·奥克斯是朱利叶斯和伯莎的三个女儿中最大的，比乔治年长一岁，比阿道夫小两岁。她上过弗吉尼亚州布里斯托尔的一家女子学院，但她母亲生病后，她被叫回家帮助料理家务。南尼曾得到过别人求婚，但从未结婚，特别是阿道夫也没有鼓励她去结婚，因为他对求婚者抱有批评的眼光。南尼的确一直在家里，这是直到她母亲去世时她一直待的地方。她的母亲1909年在纽约拜访阿道夫时去世了，享年75岁。

南尼当时48岁，此后五年她到欧洲生活和旅行。由于她弟弟的妻子去世，她回到费城和乔治住在一起。孩子们敬爱南尼，他们长大后，开始赞扬她敏锐的头脑和她的社会责任感，这种责任感在30年代初期使她成了新政的一个热情支持者，敢于抵制在奥克斯王朝大家庭聚会时她碰到的所有反对意见，特别是来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伊菲吉妮的反对意见。这两个人都不能容忍罗斯福，而且伊菲吉妮绝对不宽容埃莉诺·罗斯福，容不得她的声音。但南尼讲自己的观点总是有说服力的。多年后约翰·奥凯斯认为自己之所以在政治上成了自由的民主党人，至少一部分起源于他的姑姑南尼。单是提到她的名字，他正经的性格就会温和起来。当然，对他的一生起支配性影响的还是他的父亲乔治。

现在多数儿子都早已不对他们的父亲抱有什么幻想了，但约翰·奥凯斯依然坚信他的父亲是一个少有的正直杰出的人，一个肯定具有比阿道夫更高智慧的人。这话显然不是出于对阿道夫的怨恨。约翰总是称赞他父亲的直率，敢做敢说他想的事情，不管后果多么不招人喜欢和使人尴尬。约翰不厌其烦地讲述一个个能反映出他父亲是一个独立的、大胆的、不妥协的思想家的故事。他记得，费城一家非常庞大的抱有敌意的广告客户代表团有一次去造访他父亲在《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Public Ledger）的办公室，抗议乔治·奥克斯曾给予一个共和党改革候选人的支持，反对民主党的组织。他们暗示，如果乔治继续奉行这一政策，将会使该报在广告收益上付出沉重的代价。但乔治不顾他们的反对，在市长竞争中更加支持这位改革候选人。这个候选人最终获胜了，出于感激，问乔治是否希望推荐哪个人到新闻管理部门担任政治职务，但乔治拒绝了这个好意。他不祈求任何恩惠，也不提名任何人。乔治告诉这位市长，他只希望他能有效地、诚实地管理这个城市。在这位市长的整个任期里，乔治从未去过他的办公室，极力避免跟他谈话。

约翰·奥凯斯对树木、河流和群山的保护，对土地开发商野心的反对，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他父亲激发起来的。他父亲是一个热爱自然公园的人和徒步旅行爱好者，但约翰·奥凯斯比起他的父亲来是一个更有激情的保守主义者。事实上，奥凯斯可能是自乔伊斯·基尔默[注：乔伊斯·基尔默（Joyce Kilmer，1886—1918），美国作家、诗人，以短诗《树》闻名。]以来《纽约时报》的一个对树木最有强烈感情的人。基尔默是个诗人，1918年去世时在美国军队服务，是从《纽约时报》的星期天版部去军队的。自奥凯斯成了《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物以来，在社论版上定期地热烈讨论变化的季节，还有一个主要议题是大自然反对人的贪婪的无止境的斗争。在这些问题上，奥凯斯经常和那些有权力、有财富、自以为是（这些品行在约翰·奥凯斯身上不是没有）的人意见相左，奥凯斯看重的恰恰是他和世界之间的这种谨慎的平衡，是一种自省。他有时在人们身上看到了他批评的东西，无疑加剧了他的敏感和追求高尚灵魂的习惯。他似乎一直处在一种自我检查的状态中，过分讲究他写作的用词，为了一个想法而苦苦思索，既担心自己的批评太严厉，又怕它不够严厉，小心避免给人造成一种印象——一种个人的动机促使他去做他正做的、已经做的或将要做的事情。因此他也许不会发表有关他曾经上过的学校、参加的组织的社论；有时他还会批评那些他参与其中的事情，这时他不会避讳自己与这些事情的联系，因为这一举动处于意料之中，而他不想变得容易捉摸。在普林斯顿大学做学生编辑时，他批评学校的社团体系，但他同时也是一个社团的成员；作为一名《纽约时报》编辑，他理应支持民权运动，私下里他又对华盛顿大都会俱乐部以及其他类似组织的一些种族政策感到反感，但他没有加入那些在60年代初期退出该俱乐部并引起舆论一片哗然的有头有脸的人物的行列：奥凯斯几年之后悄悄地退出了该组织，并不公开讨论退出的原因。

像大多数报纸编辑和评论员一样，奥凯斯并不欣赏批评。如果在另一家报纸或杂志上出现了对《纽约时报》不迎合的评论，特别是针对它的社论的，奥凯斯会很快发出一封答复信。他的信经常是极力证明这种批评是不可信的，揪住这种批评中出现的事实或解释的错误不放，即使这些错误对文章更大的目的来说是微不足道的或没有实质意义的。不是说奥凯斯比其他编辑更谨小慎微，而是说对他的心脏部位哪怕最轻微的攻击，他都抑制不住反击的冲动。他是非常容易生气的和敏感的，他的一生因为与他的出生相伴随的悲剧，因为父亲强烈的多愁善感，因为他的改名，而变得同样复杂起来。他改名是为了正式澄清他是谁、他在哪里、他如何到那里。奥凯斯接受一切挑战，他的一生老是有小的冲突，其中大多数是和他自己过不去。

1936年从牛津回家后不久，他在上衣翻领上别着一枚罗斯福的圆形小徽章到特伦顿一家报纸求职。他得到了一份工作，但主编告诫他，除非他把这枚圆形小徽章摘掉，才能到办公室工作。奥凯斯被这个要求所冒犯了，认为这多少是对他的独立性的一种侮辱。他又等了几天，直到罗斯福再次当选后，他才摘下这枚圆形小徽章到《州公报和特伦顿时报》（State Gazette and Trenton Times）报到。后来在《华盛顿邮报》，再后来是在《纽约时报》，奥凯斯似乎拿不准在自己的文章上如何署名，结果他的笔名在几年内多变，从约翰·奥凯斯到约翰·B.奥凯斯、J.B.奥凯斯，再到约翰·伯特伦·奥凯斯——在他为《纽约时报》写的一些观察文章上署名是“约翰·伯特伦”。在他掌管《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并开始发表汤姆·威克的文章后，奥凯斯开始认为这种署名太不正规了。一天他给威克写信问问是不是用托马斯·威克或托马斯·G.威克署名更合适，威克说，他喜欢用他原来的名字。

尽管约翰·奥凯斯声称很高兴他父亲改了名，减轻了他家庭分支中具有某种不必要的奥克斯的分量，但他却对他父亲的默默无闻和不被家族一些成员所看重而失望。在与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及其他近亲合作写的一本关于阿道夫·奥克斯的传记中，他的父亲乔治被称为一个“持枪的浪荡子”。阿道夫本人对他弟弟的整个一生都有深刻的影响，但在乔治的性格中明显可感觉到他与制度的不和谐，所以他总是让乔治安全地远离权力的中心舞台。当奥克斯开始把更多的时间投在纽约而不是南方时，他任命乔治经营《查塔努加时报》，他一直非常满意，直到乔治决定竞选市长。阿道夫不能泄他的气，既不帮助他，也不鼓励他。在乔治结束政治生活后，阿道夫为他在巴黎提供了一个职位，负责1900年《纽约时报》在巴黎展览会的展览，这一任务包括每日出版一份《纽约时报》巴黎版。乔治接受了这一挑战，既在工作上也在生活上和国际组记者围着巴黎城奔波，提高了《纽约时报》的声誉。展览会结束后，乔治获得了法国政府的荣誉勋章。

一年后乔治去费城管理奥克斯在那里的报纸，这是一次成功的冒险，于1913年结束。当时阿道夫·奥克斯越来越多地卷入了《纽约时报》在纽约的扩张中，并且对他在查塔努加的报纸恋恋不舍，所以接受了乔治的建议，以200万美元的价格把费城的报纸卖给了赛勒斯·柯蒂斯，条件是乔治仍然当费城这家报纸的业主。但乔治和柯蒂斯之间很快就出现了政策上的分歧——乔治对柯蒂斯把他的女婿安排在经营部工作做出了让步。1915年乔治辞了职，又继续为阿道夫工作，这一次是在纽约。乔治负责《纽约时报》公司的两个辅助出版物《当代历史杂志》（Current History Magazine）和《周中画报》（Mid-Week Pictorial），他在时报大楼十层有一个办公室，约翰·奥凯斯现在也在这一层管理《纽约时报》的社论版。

乔治从不涉足《纽约时报》的新闻部，他的儿子约翰也没有。约翰·奥凯斯喜欢有一条把他的社论版职员同报纸其他职员分离开的清晰的分界线，保护它免遭时报大楼二层的门罗·格林的商业野心和三层的克利夫顿·丹尼尔咄咄逼人的官僚作风的影响。奥凯斯享受着在机构内少见的独立性——他的意见以及他手下的社论作家的意见，只服从于业主的审查。奥凯斯和业主定期接触，得到了相当于完全的自由，因此近些年来的社论已经从乏味变成了活跃，咄咄逼人地攻击阿道夫·奥克斯决不会容忍的那些问题，诽谤在《纽约时报》内部一度被视为“神圣不可侵犯”的重要人物，如蒋介石、罗伯特·摩西[注：罗伯特·摩西（Robert Moses，1888—1981），美国城市规划师，20世纪中期纽约市区、长岛、韦斯特切斯区等地的主要缔造者。]和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注：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Francis Cardinal Spellman，1889—1967），美国罗马天主教高级教士，1939至1967年间担任纽约枢机主教。任职期间，他成为美国天主教史上最受欢迎、最具影响力和最有争议的人物之一，因将天主教教义纳入美国生活方式主流而受到赞扬，也因其社会、政治观念备受争议。]。当奥凯斯1949年在为星期天版部的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写作三年后，开始为《纽约时报》写社论时，社论部的政策是坚决支持蒋介石。写了大部分社论的专家是一个中国通，是蒋介石的崇拜者，很少表达会冒犯这位通过译文阅读《纽约时报》的领导人的意见。这位作家退休后，约翰·奥凯斯在50年代起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因他对麦卡锡主义的尖锐社论而引人注目。和其他重大问题相比，《纽约时报》对中国的政策开始明显改变了。奥凯斯认为美国承认共产党中国成为联合国一员是明智的，当这种观点开始渗透进《纽约时报》的社论中时，蒋介石暴怒起来。一天，在《纽约时报》一位驻台湾记者按几周前安排好的一次计划去采访蒋介石之前，《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这样的社论。见到这位记者时，蒋介石挥动手臂，生气地拒绝合作。记者解释说，在《纽约时报》他的新闻人员和社论版是由完全不同的部门管理的，即使这样也没能使他息怒下来。

几年前，《纽约时报》给予了罗伯特·摩西罕见的特权待遇，这种待遇的获得主要靠的是摩西的大胆。他老练地利用个人关系，或者编造包括苏兹贝格夫妇在内的《纽约时报》高层人士的关系，吓唬一些去采访他的记者。作为纽约最有权力的公职人员——在50年代，除了其他头衔，他还是公园行政管理人、市长的贫民窟清理委员会主任、特里博罗夫大桥和隧道管理局的主席、州电力局的主席、计划委员会的委员——不可否认摩西是一个非常有价值的消息源。同样真实的是，他对如何采访有自己明确的看法，如果他对报纸上的一篇报道不高兴，他会毫不犹豫地给《纽约时报》发电报，谴责记者是无能的，或者有时会召开新闻发布会，公开申斥这个记者，或者有时会给阿瑟或伊菲吉妮写一封有礼貌的抱怨信。这封信会通过各种渠道传递到时报大楼第三层，最终也许到城市版主任助理手上，这位主任助理会怀疑罗伯特·摩西对那个记者的贬低在某个方面是不是有道理。尽管摩西从来没有成功地使一个《纽约时报》记者解职或者受到惩戒，但他仍不停去尝试，他所做到的事情是使记者注意他可能做出的反应，使许多记者——可以肯定是不怎么有把握的记者——对自己写的关于他的每一篇报道都格外小心。这些记者知道，或者自认为知道，或者宁愿相信，摩西一定比纽约的其他重要新闻制造者更难以对付。他们已经听说过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摩西是《纽约时报》统治家族的一个朋友，伊菲吉妮·苏兹贝格特别喜欢他对她关于城市公园的建议做出的回应。这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并不重要，在这种背景下不管是事实还是谣言都同样有说服力。在时报大楼里似乎有足够的证据支持这样一种观点，罗伯特·摩西需要特别对待，他也的确得到了特别对待。

例如，1959年，摩西对《纽约时报》发表的关于以他为首领的该市第一贫民窟清理方案的一系列文章感到生气，他的表示异议的信件并没有出现在它们应该出现的“致编辑的信”的栏目里，而是作为新闻发表在平时的新闻栏目里，前面加上一段解释性的话，在新闻标题下出现。这不仅使读者开始怀疑那一系列文章的可信度，而且还挫败了那一系列文章的锐气，但那些文章是记者经过几个月认真研究的——对摩西来说，即便不是在所有细节和解释上都完全令人满意，也是确切和客观的。当摩西在《纽约时报》上为他的朋友莱斯特·马克尔，一个因其风格标准的严格而知名的编辑撰写评论文章时，编辑们对摩西华丽的散文很少修改，很少削弱它的锋芒和做作，这些文章在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上几乎和马克尔本人写的文章毫无二致。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新闻队伍里有一个老记者，在他的同事中以“摩西的人”而知名，这意味着摩西使他成为自己的一个心腹和朋友，把他的私人电话号码和周末的行踪都放心地告诉他。这样一来，为了证实、否认或评论某个消息的进展，《纽约时报》的编辑想找摩西的话，只需问一下这个人就行了，他会和摩西联系的。这个特殊的记者在职员中的地位，他的信心和行动方式，无疑还有他寻求奖赏的勇气，在某种程度上因他同罗伯特·摩西的关系而得以巩固。当摩西在20世纪60年代作为一个重要的制造新闻者的地位开始衰落时，摩西的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的地位也衰落了。

罗伯特·摩西在《纽约时报》上的神圣不可侵犯地位的衰落，在很大程度上归因于60年代期间该报组织的大调整，先是苏兹贝格生病和能力不济，然后是他50岁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于1963年突然去世。三年内这两个业主的迅速退出，连同他们手下老卫兵的重新安排，对《纽约时报》的许多传统习惯和价值产生了破坏性的影响。在时报大楼三层发号施令的人中突然出现了一些具有新观念的新编辑，约翰·奥凯斯开始管理十层的社论版，这些人大多数都不怎么敬畏那些神圣不可侵犯的人物。最早感觉到这种变化的是罗伯特·摩西，另一个人是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

1963年的冬天摩西开始感觉到了这一点。当时作为即将举行的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的主席，他那么多的计划和行动居然不被新闻界所看好。媒体的情绪看起来对他不利，不仅有《纽约时报》，还有其他报纸，加上广播电视。并不是说他们不完整地或不准确地报道这些新闻，而是在一些事情上他们做得太完整、太准确了，他们什么也没有忽略。他们引用一些多余的词语或句子，插入多余的小细节，有意地向读者表达一种怀疑。他们和摩西开玩笑，因为这个暴躁的老人极力吹嘘这次商品展览会。他们在它劣质的建筑完工之前就把它拆散了，然后他们又在接下来的两年之中不断地来贬低它。

《纽约时报》社论批评摩西对这次商品展览会的财务操纵，他“对辱骂的爱好”，记者们似乎很高兴记录下他的每一个挫折——他想让A&P来清除在商品展览会场地上空可被看到的大霓虹灯面包广告牌，结果徒劳一场；他想让苏联人参与商品展览会，结果人家没来；他对每天来参观商品展览会的人数的乐观估计也没有实现。新闻界，包括《纽约时报》，过分渲染商品展览会开张日种族骚乱的威胁，包括黑人好斗分子在高速公路上的一次汽车“阻塞交通示威”——一种尽管没有成功却不利于人们参加展览会的威胁。在这一时刻没有人有兴趣去帮助摩西，媒体没有显示出一点愉快的态度，对小过失也不无动于衷，尽管这种无动于衷曾是他们对以前的布鲁塞尔商品展览会报道的特点，或者会激发起对后来的加拿大商品展览会的报道。摩西，纽约商品展览会的象征，在他的漫长生涯中已经树敌太多了。他写了太多的信，推开了太多的人。他罪有应得，但正像很多情况一样，他并没有在该遭报应的时候就遭到报应。因为1964至1965年纽约世界商品展览会并不像大量新闻报道所暗示的那样是非常丑陋的、无聊的、没有生气的铺张演出。每一天都有成千上万的参观者出席这次商品展览会，都找到了精彩的、值得记住的画面和声音，但他们无法表达出这一点，没有完整的声音，因为新闻界关注的只是大门口的示威者、停车问题、劳工争论，以及如果人们留心就总能发现的过失——《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他的专栏里报道说，“在这次商品展览会上”，在斯科特纸巾展馆的男厕所里却没有擦手纸。

弗朗西斯·卡迪纳尔·斯佩尔曼，是《纽约时报》几十年一直在报道但从没有认真写过的人物之一。从阿道夫·奥克斯时代开始，《纽约时报》就对宗教题材格外敏感，一直害怕冒犯这个或那个集团。在碰到卡迪纳尔·斯佩尔曼的事情时，编辑们的工作甚至更为谨慎，因为他不仅是一个有广泛权力的神职人员，而且有时还说些或做些有争议的事情，使编辑们不得不去琢磨如何发表新闻，同时又不去冒犯斯佩尔曼和他成千上万的追随者。编辑们多年来努力巧妙地这样做，磨去报道的棱角，软化标题，只要有可能就强调斯佩尔曼的仁慈、他的魅力、他的朴素的方式，他在教会学校毕业典礼上和警察交流早餐会上受到的热烈欢呼。他们一直不去突出，有时甚至会无视斯佩尔曼红衣主教不怎么光辉的因素。比如他对轰炸者的祝福，他对参议员约瑟夫·麦卡锡的感情，他对纽约政治的参与。如果他不是在越南战争期间如此固执地炫耀他的爱国主义，新闻界对他的这种礼貌的政策无疑会永远继续下去。在越南战争时期，美国放松了限制，越来越和斯佩尔曼的教会不相一致。60年代的斯佩尔曼，像罗伯特·摩西一样，走得太远了，自由主义者越来越不自由，包括《纽约时报》的一些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人。在斯佩尔曼去世前的一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攻击这位红衣主教在越南对美国军队进行圣诞节访问期间说“除了胜利，别的都是不可思议的”，这一评论不仅招致美国许多天主教徒的反感，而且也招致了保罗教皇的厌恶，教皇正在进行争取和平谈判的运动。甚至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在最近雇用的一个宗教新闻编辑约翰·科格利——以前就职于天主教杂志《公益》（Commonweal）的开明天主教徒——所写的一篇分析文章中，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说话不当进行了谴责。科格利还指出，在传统上对战争表达严肃的保留意见的天主教徒的数目，相应地要比新教和犹太教反对战争者的数目更少——这一声明是几年前《纽约时报》的记者或许其他人都不会发表的；即使现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有着犹太人作者名字的人也不会发表这种声明。

更惊人的是，在斯佩尔曼红衣主教去世的当天，《纽约时报》为他发表了一篇社论，做出的评价不仅震惊了许多天主教徒，而且也使《纽约时报》的其他许多读者感到惊奇，因为他们曾错误地假定《纽约时报》的社论会缓和它对这位红衣主教的观点，向他发表一篇颂文。相反，这篇社论把他描绘成一个顽固不化而又有表现欲的人，挖掘了注定是他罪行的东西：“他以蛊惑人心的过分言论支持后来的参议员麦卡锡，他对富兰克林·D.罗斯福夫人进行了拼命攻击，因为她主张在教育上宗教应和国家分离。在政治事务上和公共辩论中，他经常是以一种命令的口气说话，披着一种权威主义的外衣。权威主义尽管在其他某个时候和其他某个地方也许是合适的，但却不适合于一个多元主义社会。不管斯佩尔曼红衣主教是否极力禁止影片《宝贝儿》（Baby Doll）或阻碍纽约离婚法的改革，他有时都是在琐碎的问题和失败的事业上滥用他和他教会的特权。”

几十件抗议信和电话接踵而至，众口一词地反对这篇社论。在最初收到的70封信件中，有62封谴责信，其中一些后来在社论版的“致编辑的信”栏目中发表。在《国家评论》（National Review）上，它的主编威廉·F.巴克利就这篇社论写了一篇社论，指责《纽约时报》在斯佩尔曼犯错误时不去批评他的错误，指控在斯佩尔曼和麦卡锡的友谊以及他和罗斯福夫人的分歧有新闻价值时，《纽约时报》的社论对他保持了沉默。巴克利写道，这位红衣主教曾把《纽约时报》吓得不敢说话。巴克利总结说，因此，“我们更要悼念这位红衣主教的去世”。

巴克利断定《纽约时报》在罗斯福夫人事件上保持沉默，这是不正确的。在1949年《纽约时报》的两篇社论中，尽管对这位红衣主教的抵制是最微妙的，但支持了罗斯福夫人的立场。

在斯佩尔曼去世后的喧闹声中，约翰·奥凯斯保持了冷静。奥凯斯以前多次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并且他还会经历的，他有点喜欢这些社论引起的激动。他想在《纽约时报》经营一个刺激性的社论版，表达一些并不总是流行的但至少是他自己的和出版人的意见，并且不受《纽约时报》之外的有权力的人所影响，而且也不受从门罗·格林那里购买《纽约时报》版面的广告商所影响。

这天，门罗坐在他的办公室里，等着艾伦·蒂什曼来电话谈谈新的豪华的摩天大楼公寓，因为这一天《纽约时报》的编辑部文章把这些公寓说成是对哈得孙河边新泽西崖壁的自然美景的亵渎。当格林的秘书通知说蒂什曼的电话打过来的时候，格林对蒂什曼突然发作的气愤的语无伦次的腔调并不感到惊奇。蒂什曼说，这是可怕的、残忍的、愚蠢的、不公平的。这些公寓大楼并没有像那篇社论说的那样，破坏了空中的轮廓线。蒂什曼说，相反，它们给这片单调的土地带来了优美。为什么《纽约时报》允许发表这样的抨击？靠它得到了什么？是谁做了这样的事情？

门罗·格林同情地听完后，告诉蒂什曼，他很抱歉，尽管他赞成蒂什曼的观点，但他却控制不了社论。至于采取什么样的办法，格林说蒂什曼有两种选择：他可以给社论版写一封抗议信，它会得以发表，可以有些好处，或许会有更多的害处——它只会引起人们注意这篇社论，因此不要发这封信。格林继续说，为了使他的推销商的声音成了更使人放心的，要做的最好事情是什么也不做，忘掉它，只当它没有发生。广告增刊——和以后的广告——会抹去这篇社论造成的所有伤害。格林说，他个人并不认为这篇社论会造成什么损害。格林说，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蒂什曼考虑了一会儿，他最终决定按格林的建议去做。后来，在这些豪华的公寓住宅起用并且被租户塞满后，蒂什曼才相信格林的建议是正确的——没有人会去读这些社论。

5

克利夫顿·丹尼尔坐在他的办公桌旁，享受着剩下的最后的安静的几秒钟，不一会儿他的办公室就会挤满编辑，来讨论新闻。这也许是一天最愉快的时刻。傍晚前的阳光从时报广场的高楼之间淌下来，过滤了丹尼尔办公室威尼斯式的遮帘和白帷幕，突出了房间里的许多色彩，照亮了墙上悬挂的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褪色的照片。光亮的大会议桌，周围是按阿道夫·奥克斯本人的椅子仿造的一些椅子，摆放在办公室的前面；在另一边是一扇敞开的门，露出了新闻编辑部的一部分。丹尼尔一直靠在椅子上，右手转动着他的有角质架的眼镜，目光穿过他长长的办公室，穿过门，注视着在新闻编辑部里来来往往的人。他能看到一个高个子、金发的送稿生，一个衣着随便的年轻人，这个人或许像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许多送稿生一样感觉到了他的监督，边走向牛栏，边读着一打长条校样，无疑希望从中找到错误。丹尼尔能够看到外面桌边的文字编辑弯下来的头，他还能看到两个照片编辑在审看着他们刚从照相机里取出来的照片。尽管丹尼尔看不到正在成排的桌子后面聚集着的几十位记者，但他能听到他们的打字机沉闷的打字声和远距离的电话铃声。他知道发稿期限带来的紧张气氛，但他还知道，一些当天没有任务的记者现在正无所事事地坐在键盘前，读着报纸或书籍，等着又一次的泰坦尼克号沉没，或等着咖啡手推车，或等着新闻会议开始，这样他们就能给一个秘书打电话，或许稍后约谁出去喝一杯。

这是一个相对轻松的日子，丹尼尔期待着今晚能准时回家，在贝德福他的夏日住所和玛格丽特及孩子们度过整个周末。今天没有什么重大的国际危机需要他在办公室待到很晚。《纽约时报》内部的问题、某些高级编辑之间的个性差异、很快要做出的令人痛苦的人事变化，都是他们在这个周末不能处理的。人事变化涉及的一个人是丹尼尔的朋友，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在作为一个记者的漫长而杰出的生涯中，在最近作为丹尼尔的四个主编助理的角色中，为《纽约时报》，为丹尼尔在《纽约时报》的地位做出了难以估价的贡献。在最近几年的管理重组过程中，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作为丹尼尔解决麻烦问题的能手，发挥了许多必要的尽管是令人不愉快的作用，这必定使他不得人心，的确如此。但索尔兹伯里似乎并不介意。他认为自己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意识不到他招致的怨恨，他正在树立的敌人，不仅是在他的首要靶子——华盛顿分社，而且也在纽约，在丹尼尔的其他一些编辑中间。现在，1966年夏天，新闻编辑部里的传闻是，索尔兹伯里作为主编助理快干到头了，他将被踢到楼上去负责《纽约时报》正在扩大的图书部门。

克利夫顿·丹尼尔不想让索尔兹伯里走，但问题在于丹尼尔有无足够的权力甚至意愿为此做些事情。在这场斗争中索尔兹伯里已经提供了优秀的服务，但现在业主和他的总编辑特纳·卡特利奇显然想不惜任何代价来恢复和谐。也许单是索尔兹伯里在新闻编辑部里出现，就会使人想起那些最好被忘记的事情——丹尼尔不得不等着看看。在这一时刻不能做任何事情。他不论做什么事情都像是庇护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现在不在国内，他正在执行一项特殊任务，在中国的边上转悠，希望进入河内或者北京。迄今为止他还没有得到进入这两个地方的签证，看起来他在这个夏天晚些时候不会带着他想要的大报道回到办公室了，有的只是由于新闻编辑部里的恶意主张而造成的一个靠边站的生存机会。一个44岁的年轻人A.M.罗森塔尔已经开始接管57岁的索尔兹伯里的许多职责，罗森塔尔的办公桌已经被安排在靠新闻编辑部南墙的位置，这是主编助理们坐的地方。罗森塔尔显然在填补索尔兹伯里的空缺。新闻编辑部里没有人低估罗森塔尔坐的地方的意义。一个人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里坐在哪里，决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它是在最高或最低层次上的一种形式上的事情。没有任何特殊地位的年轻记者一般被指定靠新闻编辑部的后面坐，挨着体育部。随着岁月的流逝和有人去世，年轻记者成熟起来而不再是年轻人，他便向前面搬得离新闻编辑部更近一些。但他决不能按自己的想法随意搬动。高级编辑们也必须尊重这个体制。20年前的一天，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生病不在，一位主编助理布鲁斯·雷犯了坐到埃德温·詹姆斯的桌子上的错误。詹姆斯得知此事，非常恼怒。布鲁斯·雷虽然曾被视为詹姆斯的可能的接班人，此后却不再有任何进展了。

但罗森塔尔是一个非常明智的年轻人。他曾在印度、波兰和日本当记者，有过辉煌的经历。自1963年担任《纽约时报》的编辑以来，罗森塔尔曾激励了非常多但多少无精打采的一群人同华盛顿赖斯顿的人和传统上高人一等的驻外人员进行了值得赞许的竞争。现在罗森塔尔显然是四个主编助理职位的候选人。这些职位，除了索尔兹伯里是个例外，都是由一些曾在《纽约时报》工作三四十年的或者从文字编辑的行列里提拔进来的人担任的。这些人身体仍然健康并且思想敏锐，他们无疑会因为他们责任的减少而不高兴——但如果罗森塔尔获得了作为高级管理者的经验，这些老人中的一个就不得不搬到别的地方去了。这是机构常存的一个不可避免的过程——旧秩序的改变。如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走，那么其他三个编辑中的一个就要走。其中一个是近来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许多麻烦的人——牛栏的编辑西奥多·伯恩斯坦。

伯恩斯坦，一个60岁出头的土生土长的纽约人，是一个敏捷尖刻、好说教的编辑。他吸烟一根接一根，最近得了严重的心脏病，但外表上看他似乎很平静而且泰然。他有中等个头略瘦的体形，白皙的肤色和稀疏的黑发，有一个警觉的瘦削友好的面孔，一双柔和的棕色眼睛，像《纽约时报》的任何人一样是容易接近的。西奥多·伯恩斯坦一下子变得老了，而且变教条了。他曾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专业杰出的教授，1925年毕业后进入《纽约时报》当了文字编辑。自那时以来他写过几本成功的关于新闻的书籍，并且规范地使用英语。1939年尽管他才35岁，却负责了《纽约时报》的战争稿件，写了许多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大文章。夜里，他经常在报纸上印刷机印刷之前亲自仔细审阅头版的金属纸型。伯恩斯坦后来为该报编辑了丘吉尔的回忆录，以及科德尔·赫尔[注：科德尔·赫尔（Cordell Hull，1871—1955），美国政治家，曾任美国国务卿。1945年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以表彰他为促进西半球的和平与谅解，达成贸易协定以及促进联合国的诞生所作的努力。]和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注：沃尔特·比德尔·史密斯（Walter Bedell Smith，1895—1961），美国陆军退役四星上将、政治家、外交官、中情局局长。]的回忆录。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50年代想办一个写得更好、编得更好的《纽约时报》时，伯恩斯坦被确立为标准的实施者——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语法家，或如《遭遇》（Encounter）杂志后来对他的描述，成了它的“总督”。

伯恩斯坦紧凑封闭的办公室在新闻编辑部的东南角，他的门外设立着在新闻和语法上与他的大部分意见一致的下属编辑。在他的办公室里，他还出版了一份叫作《胜利者与罪恶者》（Winners&Sinners）的小期刊，分发给《纽约时报》在纽约和世界各地的人。这个期刊列举最近在《纽约时报》出现的工作正反面例子，还引用伯恩斯坦的语法规则和评论。这些是整个新闻编辑部的工作人员要记住的，伯恩斯坦责成他们遵守他的原则。因此，为了办出一个更可读的和合语法的报纸，在20世纪50年代，工作人员和他们的导师、高级编辑的头子一起获得了新的动力。当然，这一立场使得伯恩斯坦在那些有自己见解的记者那里成了一个恶棍。他们指责说，严格遵守伯恩斯坦规则写作的编辑人员，只能是那些受雇诽谤别人的文人，他们从报道中删除了原稿中最可取的句子和精华。特纳·卡特利奇当时没有再添一把火。如果伯恩斯坦的人走得太远，他们总能受到遏制。战后更快的生活节奏、电视的出现、新闻生产加大的成本，要求《纽约时报》成为一个能更快阅读的、编辑更紧凑的报纸。卡特利奇认识到，有人会操心对代词的正确使用，所以卡特利奇把它留给了最擅长的伯恩斯坦，而他真正关心的是办公室内部的政治，这是他最擅长的。

在卡特利奇1955年把丹尼尔从莫斯科带回到纽约并开始把他打造成下一位主编后，伯恩斯坦作为主编助理的权力就开始减少了。尽管伯恩斯坦知道他决不会是卡特利奇职位的候选人，作为卡特利奇的同代人，还别提他是一个犹太人，但他非常气愤卡特利奇把这个年轻的南方门生提拔到这样一个高度，甚至在卡特利奇还是主编的时候，丹尼尔就在管理权势等级上高出了伯恩斯坦一头。伯恩斯坦和丹尼尔看事情的方式大不相同，他们的风格也是不一样。伯恩斯坦是一个非常势利的人，明显不拘礼节，而丹尼尔却讲究礼节。当丹尼尔1964年被任命接卡特利奇的班时，他重新装饰了卡特利奇的老办公室，铺上一个新牌子的蓝黑色花呢小地毯，伯恩斯坦却请求把被丢弃的卡特利奇的破旧地毯撕下一大块铺在他的地板上。丹尼尔坐在他传统的英格兰办公室防皱的椅子里，伯恩斯坦却只穿着衬衫把袖子卷到肘部穿过新闻编辑部走进他的办公室，坐在快散架的桌子旁的一张老木椅上。在这张桌子上，他以无懈可击的语法在他能找到的最廉价的备忘录纸上写作。在丹尼尔担任主编的头两年，他承认只有一次他生气地提高了自己的声音，大概是和汤姆·威克谈话的那一次。但新闻编辑部的其他人都断定听到过丹尼尔关在房子里和伯恩斯坦争吵，至少不下六次，一般都是因为伯恩斯坦散布对丹尼尔得意的方案——最有可能是女性版——的无礼评论。

尽管丹尼尔宁愿致力于《纽约时报》最近的几个更好的变化——多报道文化新闻，凝练讣告，鼓励“硬新闻”报道的品位和情调，而以前这些报道都是按纯粹常规的方式来做的——但他却很快在女性版的事情上得到褒贬不一的评价。伯恩斯坦和其他批评者说女性版得到的版面太大，他们特别反对女性版主编夏洛特·柯蒂斯发表的长文章。柯蒂斯是一个五英尺高的瓦萨学院女毕业生。她描述了在大多数美国人奔向一个更平等的社会目标时，从棕榈滩到纽约的富裕奢侈者的活动。尽管柯蒂斯小姐对此主题不怎么得心应手，其中许多文章缺乏必要的风趣，但对柯蒂斯小姐的工作更重要的是，克利夫顿喜欢。因此，伯恩斯坦的工作人员很少加工整理她的报道，她对她的工作是极其认真的，知道如果她犯错误的话，那将最有可能被丹尼尔，而不是伯恩斯坦抓住。几年前，在一篇关于拉齐维尔公主[注：拉齐维尔公主（Lee Radziwill，1933—），美国名媛、室内装饰师、演员，波兰王子斯坦尼斯瓦夫·阿尔布雷克特·拉齐维尔（Stanisław Albrecht Radziwiłł）的第二任妻子，美国总统约翰·F.肯尼迪夫人杰奎琳·肯尼迪（Jacqueline Kennedy）的妹妹。]的报道中，她提到了王子的绰号“Stash”（胡须），第二天就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备忘录，指出尽管这个绰号发Stash的音，但应拼写为Stas。由于此前已和拉齐维尔王子的大姨子杰奎琳·肯尼迪的秘书帕梅拉·特努勒[注：帕梅拉·特努勒（Pamela Turnure，1937—），约翰·肯尼迪的夫人杰奎琳·肯尼迪的新闻秘书。]检查了拼法，柯蒂斯小姐便给丹尼尔打了电话，告诉他是他错了——它应拼写为Stash。

“有什么根据？”他问道。

“白宫。”她很快回答说。

“是吗，在我认识他时，”丹尼尔说，“它就拼写为S-t-a-s。”

丹尼尔挂了电话。她想这件事到此就算结束了。但丹尼尔追踪这位王子到欧洲，几个月后，柯蒂斯小姐收到了丹尼尔的另一个备忘录，指出它应拼写为Stas。

但如果是伯恩斯坦批评夏洛特·柯蒂斯的工作，丹尼尔通常会很快维护她。她的一篇报道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受到质疑后，他在一个长长的备忘录中就是这样做的。伯恩斯坦读了柯蒂斯的一段话——“麦克唐奈们像肯尼迪们一样。他们是富有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有不少这样的人”——很生气，将这段话重印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并告诫工作人员：“要省略种族的、宗教的或民族的名称，除非它们与新闻有某种关联或者是传记集合体的一部分，如在一篇讣告中或一个新闻人物的报道中。也许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但你写‘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会怎么样呢？”

很快伯恩斯坦收到了丹尼尔的一个便条：“我同意你说，对爱尔兰人来说‘爱尔兰天主教徒’是一个颂词，似乎不会冒犯什么，我也同意‘富有的苏联犹太人’也许是冒犯的。但在我看来，这种偏见更多的是在读者的脑子里，而不是在作者的用语里。如果与新闻有关系，我们当然可以描述一个家庭富有，是苏联人，或者是犹太人。我自己就这么写过，但从没被人指责过。实际上，只要别让这些材料在一起给人以轻蔑的意味就行。”在附言中丹尼尔又说，“自口述这个便条以来，我们发表了肖恩·奥凯西[注：肖恩·奥凯西（Sean O’Casey，1880—1964），原名约翰·凯西，爱尔兰剧作家，代表作有都柏林三部曲《枪手的影子》《朱诺与孔雀》《犁与星》。]的讣告，把他叫作一个可怜的爱尔兰新教徒。”

伯恩斯坦和丹尼尔之间的另一个争议点集中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身上。索尔兹伯里在丹尼尔的有力支持下，1962年从记者行列里被提拔起来，成了一个编辑，1964年成了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的一个职责是每天早晨读《纽约时报》，然后为丹尼尔写一个关于这期报纸的优点和弱点的备忘录，不仅把《纽约时报》的报道同《纽约先驱论坛报》（New York Herald Tribune）和其他报纸的报道进行比较，而且还评论报纸的一般特点，它的结构、标题、图片和文风。索尔兹伯里突然侵犯了伯恩斯坦的专利，使伯恩斯坦在新闻编辑部里很不自在。伯恩斯坦一直是《纽约时报》的看门狗，现在却感觉自己也被监视了。一天晚上，当索尔兹伯里主动去牛栏观察了伯恩斯坦和两个下属编辑设计版面时，伯恩斯坦再也忍不住了。当天夜里他给丹尼尔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是他亲自写的，秘书已经走了。在备忘录中他强调索尔兹伯里没有权力观察牛栏编辑制作分配给所有高级编辑的头版样张，他还说他会把索尔兹伯里的重新出现解释为丹尼尔发出的一张“不信任票”。接着伯恩斯坦描述了索尔兹伯里的样子，他在日常的环境里什么也没有做：“仿佛他是一个间谍，我们（牛栏编辑）都是受监视的人。”第二天丹尼尔的答复消除了这次事件的影响。丹尼尔说：你显然是对索尔兹伯里有点儿误解了，如果这引起了不愉快或愤恨，他感到很抱歉。

克利夫顿·丹尼尔了解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不是伯恩斯坦了解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第一次见到索尔兹伯里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伦敦，当时索尔兹伯里在为合众社工作。索尔兹伯里当时是一个非常害羞、离群索居的人，同他在美国的妻子分了手，是一个对自己和未来都不确定的人。在索尔兹伯里加入《纽约时报》后，特别是在丹尼尔接管了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的位置后——索尔兹伯里曾在非常困难的五年里担任《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社长——这两个人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是很对脾气的。因此，当丹尼尔随着自己的晋升而开始把索尔兹伯里拉上管理梯子上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惊奇，但《纽约时报》的其他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丹尼尔对此并不后悔。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不知疲倦的管理者，有着迸发新观念和新方式的创造性头脑。他已经克服了一度支配着他的羞涩，又幸福地结婚了，并且令人难以置信地过得很好。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所认识的最令人敬佩的记者之一。他写过许多优秀的书籍，包括一部小说。作为电视特约评论员和校园的演说家，追捧他的人太多了。就丹尼尔所见而言，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行为没有任何阴谋的东西。然而，伯恩斯坦对索尔兹伯里的看法不是孤立的。不难预料，华盛顿分社很快谴责他，一个记者给索尔兹伯里起了个绰号叫“拉斯普京”[注：格里高利·叶菲莫维奇·拉斯普京（1869—1916），俄罗斯帝国尼古拉二世时西伯利亚农民“神医”，因医治了王子的病而成为沙皇尼古拉二世和皇后亚历山德拉的宠臣。他行为淫荡，因干预朝政被保皇派谋杀。——译者注]。另一个记者解释说：“索尔兹伯里费了那么多年观察谁站在斯大林旁边，现在是他站在了斯大林的旁边！”

索尔兹伯里一出现，就对那些并不认识他的人，表达出一种严肃感，一种令人胆颤的距离。他长着一个棱角分明的面孔，很少有笑容的薄嘴唇上是一个稍微下垂的八字须。他小小的白蓝色眼睛没有表情地从钢边眼镜里透射出来。这副眼镜破旧不堪，对他的视力并没有太大的改进。索尔兹伯里六英尺高，但显得更高一点儿，因为他有一个瘦削而过分细长的身材，宽肩膀，以及一个稍小的脑袋。他的头发一度是金色的，现在成了银灰色的。在他低头伏案阅读或打字时，稍长的几缕头发通常悬挂在他的左眼上。他既不喝酒也不吸烟。1949年他戒了酒，当时是在“冷战”最糟糕的岁月，遭到拒绝和怀疑的日子里，他在心理上和体力上准备到莫斯科为《纽约时报》服役。几年后为了健康，他放弃了吸烟，现在他吃补药代替香烟。在他坐在新闻编辑部的办公桌旁阅读苏联杂志时，或者在他的小黑皮本上草草记笔记时，或者以呆滞的眼神注视着伏在打字机上成排的脑袋时，咯吱咯吱地嚼着这些药丸。

尽管在1966年夏天几乎没人了解索尔兹伯里，但新闻编辑部几乎每一个人都对他有深刻的印象，但并不都是负面的。许多人认为他不仅是一个高明的记者和作家，还是一个高效率的编辑，他对《纽约时报》关于肯尼迪遇刺的报道的监管被视为优秀的。其中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之所以不得人心，无疑是因为他不得不执行丹尼尔或者上头的命令。但另一些人说，索尔兹伯里执行命令过分热情了。他似乎喜欢扮演拉斯普京的角色。尽管不公正，编辑部里的几个小故事强化了他的这种形象。据说索尔兹伯里怀疑美国政府的计划，于是斥责记者没有揭露它们。他飞到华盛顿去怂恿上层辞退一个已经失去纽约总部欢心的《纽约时报》的老人。有个人曾把索尔兹伯里扔到地板上的一份文稿捡起来又交给了他，他对这个人突然回答：“如果我把一份文稿扔到了地板上，这就是我想让它待的地方！”一天，索尔兹伯里注意到，《纽约时报》在最近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报道里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她在头天晚上出人意料地祭扫了她丈夫的墓地，于是他生气地走进房间。

“昨天晚上谁是最后走的？”他叫喊道，圆桌边的文字编辑都抬起头来。

“是我。”最终有一个人回答说。

“为什么你不把一个新线索放在杰姬[注：杰姬，杰奎琳的昵称。——译者注]的这篇报道上？”

“我不觉得这是一个新线索。”

“你错了。”

“我不同意你的观点，索尔兹伯里先生。杰姬以前也这样做过。这就是我为什么认为这篇报道没有提供一个新线索的原因。”

“你和牛栏联系了吗？”

“我联系了，他们也认为这不一定是一个新线索。”

索尔兹伯里嘴唇紧闭，迅速转过身，走掉了。几天后，国内组的一个下属编辑向这位文字编辑出示了索尔兹伯里写的一个备忘录，指责这位文字编辑的错误判断，并且指责他过去犯过类似的错误。

“这不是真的，”这位文字编辑说，“我想解释一下。”

“噢，不，”这位下属编辑平静地说，“不要回答，小心为好。他现在掌握着许多家伙的材料。”

另外两个主编助理——一个叫罗伯特·加斯特，另一个叫伊曼纽尔·弗里德曼——都是平静的不爱挑衅的人，不像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和西奥多·伯恩斯坦，新闻编辑部的谣传从来不集中在他们身上。罗伯特·加斯特是一个瘦瘦的、衣着整洁得体、浅棕色头发、有点儿冷淡的弗吉尼亚人。他有一个瘦削红润的脸盘，戴着角质框眼镜，使他显得冷漠。加斯特是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的毕业生，1925年加入《纽约时报》，在城市组当文字编辑，三个月后西奥多·伯恩斯坦也加入了这个组，他在哥伦比亚的校园就认识了伯恩斯坦。在他们到《纽约时报》工作后不久，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还得到了业余去哥伦比亚大学教新闻学的工作。1933年他们合作为文字编辑写了一本指导手册。几年后加斯特和伯恩斯坦被提拔为文字编辑组的助理编辑，开始了多少有些相似的晋升轨迹，并在1952年达到顶点，卡特利奇宣布他们成为主编助理。但同时私下卡特利奇告诉他们，他们不会再得到晋升了。这是他们在《纽约时报》的最终岗位，他们不会超过他。卡特利奇说，他们应该致力于帮助他管理正在扩大的编辑部，使他们的个人目的服从于报纸的更大目的，帮助他选择和培养《纽约时报》的年轻人，以便有一天成为他们的接班人。

伯恩斯坦这样做了——事实上，正是伯恩斯坦最早提醒卡特利奇注意罗森塔尔作为一个编辑的能力——如果说伯恩斯坦由于在48岁时得知自己不会升得更高而失去了个人的努力，那也是无法察觉的。但在加斯特那里就不同了。也许伯恩斯坦对自己在《纽约时报》的局限性比加斯特认识得现实得多。如果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想让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坐到最高法院的席位上，他肯定也不想让西奥多·伯恩斯坦坐到主编的椅子上——《纽约时报》一个供亮相的位子，一个在社会流动中达到最高点的位子，一个能冲破美国民主体制中所有不利障碍的护照。西奥多·伯恩斯坦，接受现实，集中注意力作为一个编辑的职业，由此获得了信心。他是一个自由的人，至少他看起来不会因为害怕走得太远而被吓住。他高兴怎么做就怎么做，说他想的东西。正是伯恩斯坦，连同牛栏的一个叫作刘易斯·乔丹的助理编辑，在1961年的一个夜晚领导了反对派，当时奥维尔·德赖富斯命令《纽约时报》降低塔德·肖尔茨关于猪湾入侵计划的报道的调子。第二天伯恩斯坦在德赖富斯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抗议，说国家利益和国家安全之间是有差别的，德赖富斯把这二者混淆了。伯恩斯坦对德赖富斯说，如果国家安全是在战争形势下或近乎战争的形势下提出的，关于新闻界应采取什么样的路线就不会有什么问题——它不应做任何危害国家安全的事情。伯恩斯坦继续说，但在国家利益的事情上，新闻界说出真相不仅是一个正当的选择，还是一个应尽的义务。

如果是另一个编辑这样说，这也许就会被看作不服从命令，但伯恩斯坦说这样的话却没事，因为他是特殊的：他是《纽约时报》的技术天才，是报社在语法和规则上的卓越权威，他是这架大机器上的一个不可随意变换的部分。卡特利奇知道这一点，他给了伯恩斯坦很大的自由度。的确，在20世纪50年代，在丹尼尔上来之前，在卡特利奇下班前喝酒的日子里，经常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着整个新闻部。

但罗伯特·加斯特成为主编助理之后，却没有显示出与伯恩斯坦相当的权威。作为一个人，加斯特似乎越来越陌生。尽管他从来是不合群的，但现在他更少说话。他仿佛被提拔进了黑暗之中，或者深为私人问题所烦扰。每一天早晨他迈着轻柔的步子走进新闻编辑部，有点僵硬和得意，缓慢的、四处流盼的目光扫一下成排的记者桌子，抬头走向衣帽间。几秒钟后，他出来走向靠南墙的桌子，在路上同他碰见的人勉强笑一笑，然后坐在他的桌子边上，用这一天其他的时间从事一些任务，这些任务对编辑部的几乎每一个人来说都是神秘的。他似乎是在审查编辑部的开支账目，此外还做点处理办公室装备和其他管理细节的事情。有一次，一位来自业主办公室的高级管理者抱怨新闻编辑部的环境凌乱，专挑出记者们把大衣乱放在桌子上、把烟头随意扔在地板上的习惯，于是加斯特发了一份编辑部备忘录，要求所有大衣必须挂在衣帽间，并且在每排办公桌上都放了烟灰缸。但大约一个月后，几乎所有的烟灰缸都不见了，地板上仍像以前一样乱七八糟地扔满了烟头，首要的违反者是嗜烟如命的电视评论家杰克·古尔德。

1956年冬天，一个不确定的时期，《纽约时报》的几个记者和编辑被参议院的一个专门委员会传唤，调查报纸行业的共产党人或前共产党人。罗伯特·加斯特的正直和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被传唤人的仁慈是他们永远难以忘怀的。在其他管理者似乎受到强烈压力的时候，加斯特保持了冷静。他让被传唤的职员放心，尽管他不同情共产主义，但他尊重他们不揭发党内过去同事的立场，如果他们已经离开了共产党，完全诚实地声明他们已经签名同意这一结果，并已通过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送交了苏兹贝格，他们的职位是有保证的。与其他编辑相比，加斯特对于被调查一事并没有显得更公正或者悲观。报社的人们惊奇地发现，加斯特对陷入麻烦的人抱有同情心和怜悯。现在，十年后，加斯特仍然平静地靠着新闻编辑部的南墙坐着。不管他特殊的职责是什么，他都能充分地履行职责，因此他在卡特利奇任上稳坐了12年主编助理的位置，而且目前在丹尼尔在位期间也干了两年了。

另一个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是四位主编助理中最年轻的。他是一个在55岁左右身体仍然结实且非常严肃的人，从来没有见他笑过。他的阔肩膀和鲜明的面部特征，有点大的脑袋和耳朵，大眼睛、浓眉毛，精心梳理的灰棕色头发，使他坐着的时候显得比实际上高得多，他大约五英尺高。他戴着一个灰色的霍姆堡毡帽，穿着剪裁保守的服装，实际上比表面看起来更昂贵。他衣着的工艺水平体现在里面，由耐心的裁缝一丝不苟地制作的，这一风格和弗里德曼的个性一致。他是一个没有任何轻浮、一丝不苟的人，他总是谦恭有礼。他从不在办公室里脱去夹克，记者们喜欢说，他估计在做爱时也不会脱掉夹克。通常他很受职员们所喜欢，不仅是那些在他担任国际新闻主编多年里在他手下的国际新闻记者——这一集团包括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还有在纽约总部从来没有到海外去过的和只是知道他名字的人。据说他是一个对下属非常公正的人，为人谦虚，极其羞涩，例外的是在老朋友的聚会上。

他像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一样，出生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约克，毕业于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比起现在，当时哥伦比亚大学更是为《纽约时报》培养人的学校，已经和《纽约时报》建立了一种机构性的合作。苏兹贝格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会成员，家族的许多成员都到过那里，哥伦比亚校园里的新闻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受到特殊的关照。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是由普利策捐助成立的，似乎是培养《纽约时报》有抱负的工作人员的工厂。它的院系被提倡奥克斯原教旨主义的《纽约时报》编辑乔装打扮，最聪明的学生定期被《纽约时报》招聘走，通过体制得以提升，其中许多人后来又回到哥伦比亚教新闻学，并使这一过程长久不衰。20世纪30年代，从这一过程中产出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

他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杰出学生，曾师从西奥多·伯恩斯坦，1934年当《纽约时报》国际组有一个文字编辑的空缺时，时任国际新闻主任助理的伯恩斯坦给弗里德曼打电话，雇用了他。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整个生涯都是在办公桌上度过的。从1945到1948年，他在《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做管理工作，正是在这一时期他认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当时已经在中东进行了旅行报道后回到了伦敦。这两个人当时都是单身汉，以一种平静的、并非互相利用的方式相处得很好。丹尼尔喜欢弗里德曼在服装上的品位，他的严肃，他的周密计划——弗里德曼的到来和离去都是分秒不差的。恰恰是每一天晚上的同一时刻，办公车等着接弗里德曼去吃饭；恰恰是一个小时后又把他带回来。有一周弗里德曼玩了扑克牌，他的表情同他不玩扑克牌时毫无二致。他偶尔喝点酒，他在喝酒的时候看起来决不是一种享受。他是可靠的，实在的，没有任何坏习惯——毫不奇怪，这样一个人会成为《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编辑，他通过电缆指挥着50个飞得远远的记者在不同的时区经历政治变革和起义。同样也不奇怪，尽管他的工作有困难，但他很少在记者里树敌。他对待他们的方式是正式的、非个人的。他是《纽约时报》的一个臂膀，机构的一个工具，它的基础的一块磐石。当1956年收到邀请参加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婚礼时，他心里也感到高兴。

《纽约时报》只有很少人能得到邀请去密苏里州的因德彭登西参加丹尼尔和杜鲁门的婚礼。被邀请的人中有特纳·卡特利奇，雷蒙德·丹尼尔夫妇（在战争年代是《纽约时报》伦敦分社社长），还有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夫妇。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和玛格丽特·杜鲁门结婚时的头衔是“国际新闻主任助理”。这一头衔在婚礼前的几百次新闻报道中被用过多次了，以致突然引起人们好奇，谁是那个国际新闻主任？《纽约客》杂志决心把他找出来，“城市话题”（Talk of the Town）栏目有了结果。该栏目把弗里德曼称为“庄重的、智慧的、说话轻柔的人”。1964年，在他已经在《纽约时报》编辑桌上工作了30年后，在丹尼尔成为《纽约时报》的主编两个月后，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成了主编助理。

现在A.M.罗森塔尔正被推向同样的方向。这在其他某个主编助理看来有点欠成熟，但他们决不会公开承认这一点。罗森塔尔，44岁，如日中天，当纽约分社的编辑刚刚三年，他们不能理解此时把罗森塔尔提拔到高层的迫切性。不管索尔兹伯里还是伯恩斯坦，不管加斯特还是弗里德曼，都还没有接近强制退休的年龄，但退休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暧昧的事情，服从于各种调整。阿瑟·克罗克，78岁了，仍然在华盛顿写专栏。莱斯特·马克尔72岁了。在整个14层的时报大楼——在拥挤的房间的各个角落，在发霉的办公室里——能够找到一些人，由于和某个人的关系，或由于多年来不被注意，正在变得越来越老，但还被《纽约时报》留用。如果操纵者愿意的话，提前退休的年龄似乎是一件可被利用的事情。谁是操纵者呢？特纳·卡特利奇无疑属于其中之列。粗糙地描述卡特利奇的职位，他也许是，也许不是：用一种特别的技巧去处理、管理或利用事情。在过去的20年里，卡特利奇无疑特别有技巧地操纵着《纽约时报》几十个人的生活和命运。在华盛顿当政治记者的这么多年，从他在参议院的前排席位，观察了这个时代的许多内部战略，已经给了卡特利奇以教益，懂得巧妙地使用权力、谦卑和幻觉的艺术。后来在他作为《纽约时报》主编的岁月里，他已经充分利用了这一点。他今天或许仍然这样做，但确切地判断卡特利奇的影响是很难做出的。在《纽约时报》里权力几乎一直是种有点模糊不清的东西，在它达到高潮时便失去了它大胆的线索和形状。《纽约时报》的一个高层管理者果断而明确地显示权力，不是什么好形式，是和奥克斯关于谦虚的公理相冲突的，是被视为不明智的。所以，这些年《纽约时报》高层人的行为同接近底层人的行为并无显著的不同。

那些地位仅次于最高层之下的《纽约时报》人，偶尔显示出自己的权威，其中一些人艰难曲折地推进，其他一些人爬到了高层，但后来被同化进这个等级制度中，他们失去了一度使他们显得杰出的大部分个性和动力。不管怎样，《纽约时报》的下层人，记者和文字编辑，很少知道谁在上面操纵着哪条线。他们只能猜测。有时他们怀疑走在《纽约时报》的前列是否真值得努力。看起来向上的每一步都使个人以牺牲他自身的一部分为代价——有更大的权力就要承担更大的责任，有更多的谨慎，更多的谦逊，更少的自由。那些最终得到大权的人似乎并不用它，也许不能用它。如果他们不能用它，有权还有什么意思呢？更重要的是，如何才能证实权力的存在呢？一个政治家必须赢得选举，一个明星演员必须在票房上挣钱，一个电视评论家必须保持收视率，但《纽约时报》一个有头衔的人也许几十年都不断随着机构的势头走，不会面对任何单个的考验，对个人的成就不会增添任何信心。然而，他个人得到了美国的国务活动家、独裁者、银行家、总统的宠爱，这些人认为他拥有这个机构里的说服力量。

《纽约时报》的高层权力是一种飘渺的因素——约束了能力，形成了压力，决定来自公司集体，但很难看出哪个人做了什么，经常像是实际上没有人做任何事情。决定像是从一大群挤在一起的管理实体渗出来的，它们互相依靠，转换，偏斜，耸耸肩膀，后仰，走边道，最终奔向某个试验性的方向。但谁跃跃欲试呢？谁的力量是大家都能感觉到的呢？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们不知道。他们对市政府、华尔街、联合国的秘密事务知道得很多，但他们不知道《纽约时报》的高层在进行什么。如果他们刺探的话，他们也许会发现，但《纽约时报》的雇员不可以深入刺探他们上司的事务。既然《纽约时报》的普通员工不能定期参加丹尼尔每天的新闻会议，那么，他也就不能通过观察主编的举止、他们彼此的反应来得到线索。因此，记者们一定信赖传闻，或者意识到一些小小的变化。例如这个夏天的下午罗森塔尔坐在了靠南墙的一个办公桌上，索尔兹伯里和伯恩斯坦都消失了，加斯特和弗里德曼同他们平常看起来没有什么不同。

罗伯特·加斯特，超然地而且有点烦心地坐在他的桌子边阅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不动声色地在电话上说着什么。在另一张桌子边，坐着罗森塔尔，几乎抑制不住他轻松愉快的心情。在大办公室里，冷静而放松的是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今天中午和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共进了午餐。麦克纳马拉或许比新闻编辑部的任何记者都更了解《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因为美国政府的最高层经常和《纽约时报》接触。这些人经常一起吃饭，彼此邀请见面，定期在电话上交谈。他们对彼此的官僚机构、政策变动和人事变化是好奇的，认识到一个地方发生的事情会影响另一个地方——一种微观的多米诺骨牌效应。所以，尽管他们在稍微较低的层次上偶尔有分歧，但在高层却盛行一种巩固的联盟——在任何大的摊牌中，这两种力量无疑会把他们的人马集合起来。

这并不意味着1966年冬天的《纽约时报》会遵从政府的愿望去压制一系列关于中央情报局的文章。然而，它的确意味着《纽约时报》觉得有责任让中央情报局的前局长约翰·麦科尼访问时报大楼，在报道发表前读一下这些文章，在报道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地方提出修改。麦科尼的一些建议被接受了，另外一些被否定了。双方进行了小小的讨价还价，谅解最终达成了。这两种力量本质上都追求同样的目标，保护民主制度和现行秩序，这种高层同宗的精神经常通过各层次透露给基层：一个政府的小官员很快接到了来自《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电话；第四十三大街上那位骑马的警察关照他的报社朋友非法停放的汽车，《纽约时报》也关照他的马；法院的职员能摆平一个难对付的纽约警察做不到的事情；林赛市长[注：约翰·林赛（John Lindsay，1921—2000），美国政治家、律师、国会议员、总统候选人，第103任纽约市长，1966至1973年在位。]将在《纽约时报》的联欢会上跳舞；当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注：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1908—1979），美国慈善家、商人、政治家，曾任第49任纽约州州长（1959—1973）、美国副总统（1974—1977）。]在一次大型鸡尾酒聚会上向克利夫顿·丹尼尔报以微笑时，马上就有微笑以回报，几秒钟内他们都奋力挤到阳台上，进行非常隐秘的谈话。

那些想知道《纽约时报》的等级机构里在进行什么的记者，必须巧妙地在他们同政治官员、大使、参议员的谈话中寻找线索，因为这些人进入了和苏兹贝格夫妇以及奥克斯的其他后代的圈子里。令人惊奇的是，政府对《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居然知道那么多，而且如此关心。当特纳·卡特利奇在20世纪30年代末还是华盛顿的记者时，罗斯福总统和国会发言人萨姆·雷伯恩已经向他透露了他将是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接班人，如果卡特利奇选择留在华盛顿的话，他无疑会得到这个位子。

将近一个世纪，美国历届总统极力和奥克斯家族的成员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尽管这并不总能保证《纽约时报》对白宫进行奉承的新闻报道，但至少能使总统知道这家报纸和那些管理者的许多情况，有一天他也许愿意影响他们或吸引他们，或者他愿意给他们发一封抱怨信。

林登·约翰逊在当上总统三个月后，访问了时报大楼，并在业主餐厅里同11位高级管理者共进午餐。以前曾有几十位国王、王后和国家领袖到过这里，包括温斯顿·丘吉尔。他在席间一度停下来问苏兹贝格：“伟大的《纽约时报》的源泉是否要加上点儿刺激性的芥末？”约翰逊总统是一位有吸引力的客人。他吃光了他盘子里的所有东西，称赞虾和烤牛肉做得好。他讲了几个笑话，不允许电话打断午餐，即使在他到达前不到一个小时他已得知古巴决定切断关塔那摩供水的消息。他坐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父子中间的一个特殊的加垫的折叠椅上，这是特勤部门在午餐前放在那儿的。这个椅子比正常的餐椅更低，但也更宽一些。桌子上摆着印着《纽约时报》徽章的金边盘子和银餐具，这个徽章是一只每一天都在社论版装饰着刊头的鹰。这些餐具都摆放在透明的玻璃碗里，这样特勤人员就能确定里面没有炸弹。午餐后，约翰逊的一个助手带着一叠电话笔记进来。约翰逊表示道歉，走到门厅接了一个电话。然后他回来告诉其他人，其中一些人是他在以前的会面中非常了解的——卡特利奇、丹尼尔、奥克斯——关于古巴的最新消息。然后他跟每个人都握握手，带头走向电梯。

在这次访问之后，林登·约翰逊通过各种方式和《纽约时报》管理者保持着联系。有时是当面交谈，也有时约翰逊亲自拿起电话，给《纽约时报》一位编辑打电话。一天晚上在曼哈顿吃饭时，来了个电话找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应答后，他听到了林登·约翰逊的声音，带着最随便的慢吞吞拉长调的说话方式：“约翰……我想到了你……”由于晚会的吵闹声，奥凯斯几乎听不清说什么，他被约翰逊的话弄糊涂了，奥凯斯所能想到的回答是：“我也在想你，总统先生。”

约翰逊最终谈了他打电话的要点——他要让拉丁美洲专家托马斯·曼任助理国务卿。奥凯斯也认为曼是一个合适的人选，后来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一篇支持曼的社论。此后不久，在另一次社交聚会上，小阿瑟·施莱辛格接近奥凯斯，斥责了发表关于曼的那篇社论。在肯尼迪时代，曼在拉丁美洲和古巴事务上的智慧没有给施莱辛格留下什么印象，但施莱辛格对这篇社论的反应如此猛烈，使奥凯斯既感到震动，也感到惊奇，以致在离开施莱辛格时非常生气。在奥凯斯看来，施莱辛格是在重新捡起几年前肯尼迪总统在华盛顿的人对奥凯斯发泄的宿仇；现在奥凯斯不是被贴上反肯尼迪的标签，而是被诅咒为亲约翰逊的，这是不真实的。此外，肯尼迪的助手的确非常清楚《纽约时报》的内部工作。他们知道，如果这些社论是不可取的，就有一个人要受到指责——奥凯斯。他们知道，《纽约时报》新闻部的权力是分散的，得到一个记者的好意有时比得到一位编辑的好意更有用，有可能约翰·F.肯尼迪政府曾用比以前更多的手腕来对付媒体。

肯尼迪本人曾是一个优秀的新闻系学生。肯尼迪在乔特中学时就是一个什么报纸都读的读者。他曾两度做记者，他不时表达出想在退出公职后经营一家报纸的愿望。早年在他的父亲把他介绍给许多杰出的记者时，他就敏锐地意识到他们的自负和风格，他们对奉承的过敏和对批评的敏感，以及他们处在重大的或拿手的事情时内心的喜悦。作为一个参议员，他曾给那些在报刊上称赞过他的人发过感谢信；作为总统，他特别精明地利用新闻界，安排他的新闻发布会以满足各种报纸的最后发稿时间，对朋友友好，对批评者冷淡，像一个国王一样利用人们的爱戴。

他喜欢和信任的那些记者受到了他的宫廷接待。他们和他一起吃饭，玩高尔夫球，成了他的新边疆政策有特权的观察者，得到了不拘礼节和令人着迷的对待，这些特权是以前的总统们很少赐予大多数报纸业主和明星专栏作家的。肯尼迪的举止是过去没法比的。他改变了新闻界的社会结构，创造了他自己的明星地位体制。仅仅靠在小的方面偏爱一个记者，肯尼迪就能够并的确提高这个记者的地位，在一些事例上使这些人成了专栏作家或在电视上频频出现。

肯尼迪愿意在电视上接受采访，他利用电视来召开他的新闻发布会，这冒犯了新闻界的一些老兵。詹姆斯·赖斯顿把电视新闻发布会叫作“自有呼啦圈以来最愚蠢的主意”，但赖斯顿在肯尼迪时代并没有碰到过这样的事情。赖斯顿，连同其他优秀的记者和作家，能够用更努力工作来补偿未能出席电视新闻发布会和肯尼迪的晚餐聚会。也许他们因为没有同肯尼迪太密切而受益，他们能够离得更远一些来诚实地判断他，不必害怕失去这种有代价的友谊，他们能够进行批评——正如赖斯顿在肯尼迪去世前一周进行的批评一样：

对于肯尼迪的第一个任期，这个国家怀着一种模糊的怀疑而失望的心情……肯尼迪触碰到了这个国家的头脑，却没有触碰到这个国家的心。他为这个国家带来了信息，但却没有带来灵感。他无疑是当今最受欢迎的政治人物，但在竞争的过程当中，他一直都很走运……在这个国家当中有着这样一个不是一般反应，但是很清晰的感受，这种感受通常被中年妇女表达出来，她们认为肯尼迪家族总是设定一些过于虚幻、过于超前，或者就像费城一位女士所说的，过于“欧式”的标准……自从罗斯福时代之后，再没有哪个时代像现在一样在男士俱乐部中流行那么多有关“那个白宫里的男人”的坏话……与他1960年竞选总统时所做出的许诺相比，显然有天壤之别。

有一个《纽约时报》专栏作家反倒感觉到了肯尼迪风格，这就是阿瑟·克罗克。其他总统及其助手给予克罗克的赏识在肯尼迪时代没有继续下去，这使克罗克既心烦又失望。他几十年一直是肯尼迪家族的朋友，他曾在关于约瑟夫·P.肯尼迪政治生涯的报道中大肆吹捧，赢得了老肯尼迪持久的感激。一次，当肯尼迪家族去英格兰时，肯尼迪把在棕榈滩的大别墅暂借给阿瑟·克罗克过短暂的寒假。当约翰·P.肯尼迪在哈佛大学写毕业论文时，他按他父亲的指导把论文带给阿瑟·克罗克，看看能否提点建议。克罗克对这个手稿的印象非常深刻，说它能作为一本书出版。他们一起做了这个工作，克罗克的角色是文字编辑。然后克罗克向一个出版商担保，并建议书名为《英格兰为何沉睡了》（Why England Slept）。约瑟夫·肯尼迪当时是美国驻伦敦大使，进而在他有权有势的朋友中推荐这本书。他让亨利·R.鲁斯[注：亨利·R.鲁斯（Henry R.Luce，1898—1967），美国出版商，出生于山东烟台，是《时代》（Time）、《财富》（Fortune）、《生活》（Life）三大杂志的创始人，被认为是“在世时对美国影响最大的个人”，人称“时代之父”。]写了序，他把书送给了像英国王后这样的有潜力的时髦风尚首创者。该书在美国和英国销售了八万册。约翰·肯尼迪写这本书时23岁，把他的一部分版税给了英国在战争中被部分摧毁的普利茅斯城，还为自己买了辆新别克车。

约翰·肯尼迪成为美国总统后，阿瑟·克罗克并不想得到偏爱的待遇，他的确也没有得到。克罗克是一个自傲和正统的人，在一个现在被年轻的自由分子和阔佬阶层、标新立异派或作家米奇·德克特所谓的“迪斯科激进派”统治的城镇里，他是一个顽固的政治保守派。自半个多世纪前第一次来到华盛顿以来，阿瑟·克罗克目睹了每一次可想象的运动和疯狂的来来往往，听到了所有为旧的政治废话创作的新的音韵铿锵的诗——威尔逊的“新自由”、罗斯福的“新政”、杜鲁门的“公平施政”，现在是肯尼迪的“新边疆”——除非阿瑟·克罗克作为忠诚的反对派的一个令人尊敬的成员，像他一度做的那样充耳不闻。尽管克罗克批评过新政，但罗斯福却给了他一次专访的机会，一种史无前例的荣誉，使克罗克在1938年赢得了普利策奖，这是他第二次获得该奖。尽管克罗克也曾批评过杜鲁门政府，但杜鲁门总统也曾在1950年专门接受了克罗克的采访，如果不是投票委员会的一个成员表示异议的话，这会使克罗克第三次获得普利策奖。这个反对者就是克罗克本人。克罗克想起了传闻，普利策奖主要是受“相互吹捧”的因素影响的。克罗克认为，如果普利策奖委员会把这个奖给了它的委员会的一个成员，就会使这种传闻有了实际证据。所以，他提出了一个方案，禁止奖励委员会的成员，这个方案被采纳了。

但现在，在60年代，克罗克感觉到这种伟大的姿态和标准已是过去的事情了。现在社会秩序已经颠倒了，传统的总统新闻发布会已经成了一种电气时代的马戏表演，几乎任何人都能得到对总统的专访——甚至克罗克的同事莱斯特·马克尔。

马克尔仅仅是给肯尼迪的新闻助手皮埃尔·塞林杰打了个电话，就定下了约会。马克尔和肯尼迪一起待了45分钟，在此期间他显然没有对总统产生什么吸引力。马克尔离开后，肯尼迪对塞林杰皱了皱眉头，问道：“谈的都是些什么？”

“什么？”

“马克尔不是来这里采访我，”肯尼迪说，“他是来告诉我当总统要做些什么的。”

第二次莱斯特·马克尔要求进行采访，塞林杰回绝了，解释说最近《纽约时报》有几个人都想见总统。此时马克尔迅速插话说：“我不希望被当作一个《纽约时报》人来对待。我想被当作总统的一个顾问来对待。”

塞林杰没有让步，在肯尼迪的任期内不论是莱斯特·马克尔还是《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都没有成为总统的“顾问”。尽管《纽约时报》有一个人，一个记者，和肯尼迪发展成一种亲密的友谊，并且的确导致在《纽约时报》里引起愤懑的局面，最终是以这位记者退出《纽约时报》为结局。

他的名字叫比尔·劳伦斯。劳伦斯是一个大个头、强壮的、说话粗鲁的人，看起来像爱尔兰的便衣警察。他还是个酒鬼，一个沉溺于女色的人，一个高尔夫球好手，一个能保守秘密的咄咄逼人的记者——约翰·肯尼迪被他迷住了，这证明他们两者多少有些共同之处。劳伦斯这种人今天在《纽约时报》或许连一份工作都找不到；但当比尔·劳伦斯，一个无礼的24岁的年轻恶霸1941年被《纽约时报》雇用时，记者们在风格上已不是那么整齐划一，而且不是新闻学院的模子里倒出来的。当时记者们对报纸事业有更多的自由和更浪漫的观念，尽管他们一般经常喝得醉醺醺，也许对他们所报道的事实更少责任心。

比尔·劳伦斯出生于内布拉斯加，1933年上了斯沃斯莫尔学院，但没有钱念到毕业，于是他在《林肯之星》（Lincoln Star）找到了一份晚上的工作，并进了内布拉斯加大学。后来因为缺勤，在11周后被学校开除，他成了一个全日制的记者。1936年他19岁时，为美联社报道地方政治新闻。他最初承担的一个重要任务是采访内布拉斯加的青年民主党人大会。当青年民主党人准备支持参议员爱德华·R.伯克——一个反对罗斯福大部分纲领的民主党人时，劳伦斯的愤怒激情突然爆发了。劳伦斯跳起来叫喊着，挥舞着手臂，威胁要提出一个赞扬当时是罗斯福的同情者的共和党人乔治·W.诺里斯的方案。劳伦斯的挑战被接受了，尽管不是会议代表，但劳伦斯还是提出了这个方案——使他惊奇的是，它居然被通过了。这使得劳伦斯在美联社电讯上写的一条简明新闻，多少有意回避了方案发起人的名字。几天后，美职社内布拉斯加分社社长对劳伦斯说，他被辞退了。

劳伦斯得到的下一份工作是在芝加哥为合众社当劳工记者，1938年他被调到合众社的华盛顿分社，他在那里的一个同事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索尔兹伯里也是从芝加哥分社出来的。劳伦斯采访了1940年的总统竞选运动，得到了温德尔·威尔基[注：温德尔·威尔基（Wendell Willkie，1892—1944），美国政治家、律师，曾代表共和党竞选1940年美国总统，最终败给了已担任两任总统的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注意和信任，威尔基进而向《纽约时报》的一些编辑推荐了劳伦斯。《纽约时报》在1940年是支持威尔基反对罗斯福的。尽管威尔基的推荐当时并没有使劳伦斯被雇用，但正是间接地通过威尔基，比尔·劳伦斯后来进了《纽约时报》。

罗斯福再次当选后，在白宫记者联合会的一次聚会上，劳伦斯注意到，罗斯福坐着轮椅出房间时曾和威尔基接触，两人交谈了几句。劳伦斯急于知道他们说些什么，开始挤过人群到威尔基那里。他没有能赶上，但听见威尔基说准备这个晚上稍后到阿瑟·克罗克的家里去。劳伦斯等着，然后给阿瑟·克罗克的家里打电话，在电话上以他直率的方式说：“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我想和温德尔·威尔基讲话。”

“我很抱歉，”另一端一个温和的声音说，“威尔基先生现在正和客人在一起，不能被打断。”

“听着，”劳伦斯说，“你告诉威尔基先生，我是合众社的比尔·劳伦斯。如果他没有时间和我通电话，那就算了。但要告诉他这个消息。”

电话那头安静了几分钟。接着温德尔·威尔基来到电话机旁，告诉劳伦斯他曾和罗斯福说了什么，证明不是非常重要的。

第二天劳伦斯碰到了他偶然认识的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声说：“小伙子，昨天晚上你跟克罗克先生说了些什么？”

“我没有跟克罗克先生说什么。”

“你没有给他打电话？”

“我给他打了电话，但我是跟男管家说话的。”

“哪有什么男管家，”卡特利奇说，“那就是克罗克先生。”

当天下午卡特利奇提醒克罗克说他最近想雇用一个年轻的工作努力的人来分社工作，卡特利奇提议雇用劳伦斯。克罗克想了一会儿，同意了。

比尔·劳伦斯每周薪水80美元，比他在合众社挣的多5美元，但在此后20年里劳伦斯成了该报一个最勤奋的、报酬最高的记者。他的署名——“W.H.劳伦斯”——频频出现在华盛顿、冲绳、伦敦和莫斯科的重要报道上。他到过南美洲，当过驻巴尔干的记者，直到因报道巴尔干时的亲苏态度被扔出来为止。1946年他帮助组织了《纽约时报》的驻联合国办事处，拒绝了委派给他的一些老记者，认为他们都是无能之辈；相反他集中注意开发他认为具有潜在第一流才能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个瘦骨嶙峋的新来者，叫阿贝·罗森塔尔。

但不管劳伦斯在哪里为《纽约时报》工作，不管是在联合国还是在欧洲或韩国，他依然是从华盛顿分社“借来的”，这是劳伦斯所愿意的。他害怕纽约总部的官僚、编辑们和大新闻编辑部的正规做法，他在那里逗留的唯一时间是全国选举的晚上。那时他在写一篇头版的政治新闻报道，或者和《纽约时报》其他人在报社的广播电台WQXR上分析选举结果。在这些场合劳伦斯必然地要有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女士相伴去新闻编辑部，这个女士无聊地坐在一个角落等着他干完活，这样他们就能去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然后他回到华盛顿，写另一篇报道，又有一个漂亮的女孩儿，另一轮狂饮，他对酒吧招待或报童的举止似乎比对国会议员或编辑更恭敬。一天在华盛顿，劳伦斯给分社办公室打电话，大声问道：“拿破仑的小傻瓜还在那里吗？”他指的是詹姆斯·赖斯顿。赖斯顿拿起话机，顺从地回答：“是的，我在这里。”

赖斯顿出于一些经常不被他们两人注意的理由而喜欢劳伦斯。劳伦斯工作努力，的确具有一种孩子气的魅力。至于劳伦斯的另一方面——酗酒，两次离婚，鲁莽，明显的无耻——也的确让赖斯顿的加尔文主义倾向受不了，但每一个家庭都为一个犯错误的儿子留有余地，在华盛顿分社劳伦斯的角色就是这样的。如果关于1960年竞选运动中他和肯尼迪日益增进的友谊的认识没有夸大他的每一个动作，以致引起纽约编辑们高度紧张地细查他的报道的话，他是可以无限期地保持住这种角色的。纽约的编辑们开始怀疑他报道的客观性了，因为他刚在一个城镇报道过肯尼迪的一次讲演，紧接着又在另一个城镇和肯尼迪玩高尔夫球，然后又和肯尼迪在棕榈滩出席新年除夕晚会，然后又和其他记者在肯尼迪的飞机上靠着肯尼迪一位非常可爱的女助手飞了回来。

这位姑娘和劳伦斯在竞选运动的沿站和飞行旅途中发展起来的浪漫故事给约翰·肯尼迪提供了娱乐，后来使他非常高兴，以致他极力通过他的参与来鼓励这种事情。在拥挤的飞机上，在摆出姿势照相时，肯尼迪有时会扫视一下机舱，直到他看到这对人站在一起，他会笑着评论说：“他们还在那里。”

这些丰富的花边消息从没有到达纽约的编辑那里，但他们已经对劳伦斯产生了很大的误解。他们感觉到，劳伦斯对西弗吉尼亚首站的报道已经使得肯尼迪的战斗显得比实际上更困难。后来肯尼迪取胜时，他的胜利看起来也是更令人惊奇的。肯尼迪当选后，比尔·劳伦斯写了一些关于新政府的独家报道，在《纽约时报》发表了，但办公室的编辑们却对被用作约翰·肯尼迪的“试验气球”的新闻栏目产生了牢骚。当劳伦斯独家报道认定罗伯特·肯尼迪可能是下一任司法部长之后，出现了这种不利的评论，使劳伦斯大为恼怒。劳伦斯没有意识到，甚至他在分社的一些朋友也开始疏远他。一天早晨，尽管劳伦斯的报道已经提到了肯尼迪的新商业部长的名字，但《华盛顿邮报》却提前发表了关于迪安·腊斯克被任命为国务卿的报道——被《华盛顿邮报》后来的业主菲利普·格雷厄姆得到的一个独家报道。阿瑟·克罗克进了办公室，在走道上停下来，对另一个记者说：“好吧，我想用三个商业部长来换一个国务卿，你不想吗？”

赖斯顿和他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也厌恶劳伦斯，但他们没有表现出来，而且他们也不必表现出来：来自纽约的压力够大了，大部分是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当劳伦斯得知这一点时，他也生气。他对丹尼尔的为人和职业没有什么印象，他认定感情是相互的。在来华盛顿前20年他第一次见到了丹尼尔，当时丹尼尔在为美联社工作。对丹尼尔开始在《纽约时报》腾达起来这件事，劳伦斯并不特别开心。除了别的事情，劳伦斯还感觉到丹尼尔怨恨自己能和大多数政治家轻松地直呼其名的交往，包括和丹尼尔岳父的交往。尽管丹尼尔起初并没有公开约束劳伦斯，但他给劳伦斯的印象是，他密切地注视着他，等着他跌一跤。于是，劳伦斯被排除在一些重要的外地政治任务之外。最终，1961年冬天，毁灭性的打击到来了：劳伦斯尽管还是《纽约时报》的白宫记者，却被告知不必陪伴肯尼迪总统和白宫的新闻班子去欧洲进行访问，不必去巴黎访问戴高乐，不必去维也纳会见赫鲁晓夫，不必去伦敦访问麦克米伦。一天赖斯顿找到了劳伦斯，坦率地通知他不派他去，使他感到惊讶——赖斯顿要亲自参加这次旅行。劳伦斯开始简直不能相信。他已经通过肯尼迪被安排为这次旅行的“共用”记者，自竞选日子以来他一直期望和那位姑娘再次相聚，她现在已在美国的一个大使馆工作。出于这么多的理由，这是一个梦想的任务，以这种方式突然被砍掉是劳伦斯不能容忍的。他强烈要求赖斯顿再考虑一下。赖斯顿说他会的，后来他再没有跟劳伦斯谈及此事就去了欧洲。

过去曾有三家重要的电视台提出给劳伦斯提供职位，于是劳伦斯给他在ABC公司的朋友詹姆斯·哈格蒂打了电话。哈格蒂为他提供了当新闻评论员的职位，并且说他可以帮助他采访总统的欧洲之行。劳伦斯对ABC的供职考虑了大约半个小时。这时他接到了肯尼迪总统的电话，总统已经听说了所发生的事。

“去吧，”肯尼迪说，“给那些杂种们点儿颜色。”

劳伦斯又想了一会儿，接着给分社的华莱士·卡罗尔打电话，说他要退出《纽约时报》。劳伦斯说他要马上离职，因为新雇主等着他立即去欧洲。卡罗尔给纽约打电话，打断了正在开每日新闻会议的丹尼尔，这使丹尼尔很生气。丹尼尔叫卡罗尔一会儿再打过来，并接受了劳伦斯的辞职。卡特利奇当时在新奥尔良，德赖富斯又找不到，于是当时担任主编助理的丹尼尔在他们不在时做出了这一决定。

几天后，劳伦斯收到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给他的一封信。“亲爱的比尔，”信的一开头说，“我刚刚得知你要离开，我写信表达我由衷的后悔。你和《纽约时报》似乎是结合在一起的，没有你，它就和以前不一样了。”

劳伦斯把这封信读了几遍，最后放声大哭。

6

现在是纽约下午4点，伦敦晚上9点，开罗夜里11点，西贡早晨5点，东京早晨6点，所罗门群岛早晨8点——《纽约时报》在全世界的记者状态不一，或焦急，或清醒，或活跃，或沉睡。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秘书不为远方的奇特事物和奇情文学所触动，考虑去喝咖啡休息一下；文字编辑，惯于久坐的文牍生活，平静地写着标题：《集会推迟象征中国罗马尼亚间裂痕》《密西西比警察用瓦斯击溃露营的民权支持者》。编辑们准备走过新闻编辑部去丹尼尔的大办公室，克利夫顿·丹尼尔正在等着他们，坐在他的办公桌旁阅读一些便条，这是他今天早晨早些时候从贝福德坐火车阅读《纽约时报》时写下的，以便提醒自己事情不那么令人愉快。

这天早晨的版面已经达到了大多数日子的标准，但上面有许多东西使他感到惊恐——缺乏清晰，有点猜测，报道凌乱。等到他的编辑们在他的办公室集合起来，他打算告诉他们这一点。例如，在第7版，有一篇伦敦的记者关于英国盛行非法广播电台的报道，说一项下议院的法案会使这些电台沉默下来。这篇报道的表达如此之糟，以致丹尼尔为了弄懂这篇报道不得不读上两三遍。此外，在第48版，来自加利福尼亚的一篇政治报道上的标题有一个最不幸的错误：《里根在加利福尼亚比赛中排除了戈尔茨坦的帮助》。戈尔茨坦？谁是戈尔茨坦？丹尼尔读了这篇报道，发现戈尔茨坦实际上是戈德华特，巴里·戈德华特[注：巴里·戈德华特（Barry Goldwater，1901—1998），美国政治家，共和党人，曾于1953—1965年、1969—1987年任亚利桑那州参议员，还是1964年美国总统大选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尽管这也许是一个印刷的错误，但丹尼尔震惊的是校对根本没有注意它。

但这天早晨最使丹尼尔生气的是第11版上那篇关于查尔斯·戴高乐访问西伯利亚的报道。前八段实际上是写得比较好的一部分。丹尼尔之所以特别关注它，是因为在11年前，即1955年夏天，丹尼尔到西伯利亚旅行过，这是他作为记者的最后一次飞行，对他来说是一次难忘的任务。丹尼尔当时是西方非共产党报纸在苏联的唯一常驻记者，他在1954至1955年的文章中已经描述了他当时经历的令人激动的时代。一个40岁刚出头的文雅的单身汉在苏联转悠，参观博物馆，观看芭蕾舞，报道苏维埃的时装表演，目睹着东西方关系的突然改善，因为斯大林去世了，赫鲁晓夫着手推行伏特加外交的新政策。丹尼尔到达西伯利亚时，戴着他的新毛皮帽，想象自己是一个时髦的边疆人，私下里预见自己会对西伯利亚的单调乏味感到厌烦，但他对自己在那里看到的以及对它的反应感到惊喜。他几乎被这个地方吸引了，他看到热情友好的工人和农民过着一种艰难但正常的生活，试图实现一种更好的生活。这种场景的一部分奇怪地激发起丹尼尔的回忆，他想起了他父亲经常以温和幽默的口气讲述世纪之交北卡罗来纳的一些故事。早年丹尼尔一家和其他居民如何砍伐树木去建设泽比伦镇，粗糙的边远蛮荒林区的生活所充满的原始挑战和不牢靠的梦想。克利夫顿·丹尼尔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把他在西伯利亚看到的情况同他听父亲描绘的泽比伦的情况进行了比较。现在，1966年，丹尼尔阅读着戴高乐的访问，阅读着成千上万的西伯利亚人如何沿着游行道路欢呼法国领袖，突然他停在一句话上，这句话推测这次访问“给他们那里带来了好奇和快乐——一种单调乏味生活的中断”。单调乏味的生活？丹尼尔生气了。《纽约时报》的这位记者如何能断定西伯利亚人的生活是单调乏味的？这位记者仅仅是和其他采访戴高乐的新闻人士一起飞到西伯利亚，丹尼尔思忖，对西伯利亚人的生活做出这样的判断绝对没有什么证据。丹尼尔读着，越来越无法忍耐……

在编辑们开始进入他的办公室时，丹尼尔抬头看了看。所有人都身着深色的夏季套装，只有体育助理编辑只穿衬衣，戴着丑陋的紫色领结。跟在他后面进来了女性新闻编辑夏洛特·柯蒂斯，穿着合身的、苗条普奇风格[注：普奇风格（Pucci-style），指意大利服装设计师埃米利奥·普奇（Emilio Pucci，1914—1992）创立的同名时装品牌的风格，擅长将色彩鲜艳、具有波普艺术风格的印花图案，与柔软轻飘的丝质面料等设计元素相结合。]的火红色服装，丹尼尔似乎是喜欢的。她的头发是草莓色的，她细长的脸一直冷冰冰的，直到丹尼尔对她笑笑，她也很快报之以微笑。她在丹尼尔的左边坐下来，把她的右腿搭在左腿上，桌子下面，一只高跟鞋挑在她的细脚指上。

当其他总共16人进来时，丹尼尔站在桌前点头示意。罗森塔尔到来时，丹尔尼又笑了笑，挥手让罗森塔尔坐在自己右边的椅子上。罗森塔尔一头黑发，有一双孩子似的蓝眼睛，戴着黑色角质框的眼镜，稍微显得害羞。于是，罗森塔尔自觉地瞥了一下坐在桌子对面的他的亲密朋友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一个高个子、做事认真的编辑，当时取代罗森塔尔担任了纽约的编辑，而罗森塔尔去填补了索尔兹伯里的空缺。盖布尔看了罗森塔尔一眼，报之以微笑。

最后一位进房间的是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大块头，四肢灵活，有着一张红润的圆脸，两鬓已白。他轻松地走进来，走过其他编辑身边时频频致意，但没有和他们一起坐在会议桌边。卡特利奇走到了房间的后面，坐到离丹尼尔稍后一点的一个位置上，舒服地坐下来，跷起了腿。丹尼尔回头看看卡特利奇，点点头，然后转向其他人，等着他们都坐好。

在这个下午稍早些时候，丹尼尔就已经了解了大部分进展情况，这次会议在很大程度上是形式上的，涉及的只是某些编辑。丹尼尔安排每一个编辑负责世界的一部分地区，每一个编辑都会被更老的编辑注视和监督。这些老编辑在圈子之外坐在离墙更近的地方——有卡特利奇，有来自其他部门的老兵，有来自业主办公室的管理者，偶尔也有业主本人。墙上奥克斯和范安达及他们的继任者的照片俯视着这些进程。丹尼尔的办公室每一天开会主要是重新确认《纽约时报》的传统，过去和现在的一种交融。丹尼尔确信，如果阿道夫·奥克斯还活着，他不会因为今天在《纽约时报》看到或读到的东西而不高兴的。奥克斯也许会为某些变化而惊奇，或者迷茫，但总的说来他不会不高兴的。相对而言，《纽约时报》仍然是一个保守的报纸，在头版顶端印着奥克斯偏爱的口号“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消息”（All the News That's Fit to Print），自奥克斯1896年买下这家报纸以来这个口号一直存在着。《纽约时报》的这位族长仍能看到，它仍在努力作为一家新闻报纸，而不是专栏作家的展柜或表达意见的公报。丹尼尔今天早晨读的这一期《纽约时报》，是没有报道任何地震灾难、天才去世的典型一期，佐证了丹尼尔办报的宗旨，尽管他发现还有一些缺陷。今天的《纽约时报》比世界上任何一家报纸登的新闻都多，有更多的名字，更多的统计，来自更多地方——参议院、服装业中心、华尔街、扬基体育场、越南广治省、海牙——的更多报道。丹尼尔把《纽约时报》看作是一个巨大的宴会桌，有着适合于每一个人的东西：趣闻琐事，烤政治猪肉，细碎的混乱，巴基斯坦酥皮——如果它是新闻，如果编辑部认为它可以被印出来，它就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争取在历史上写上一笔。

这天早晨头版的主要报道，在一个单栏页面加灰字体下严肃地展示出来的，是参议院指控康涅狄格州的托马斯·J.多德参议员不良行为的听证会。头版最左边栏目里的非一般报道涉及华盛顿关于北越空战逐步升级的争论，还有其他一些关于所谓的纽约警察的残忍行为，对密西西比的15位有嫌疑的三K党成员的一项指控，联合国秘书长吴丹关于塞浦路斯和平呼吁的报道。讨论最多的是林赛市长取消了在纽约为沙特阿拉伯费萨尔国王安排的正式晚宴，因为在费萨尔对约翰逊总统进行了友好访问后，沙特阿拉伯君主在华盛顿的一次新闻发布会上回答一位记者提问时说，他把以色列的朋友视为阿拉伯人的敌人。这是大新闻吗？费萨尔此前就这样说过，大多数阿拉伯领袖多年来就是这样说的。然而今天这个报道在《纽约时报》头版的中间跨了四个栏目，丹尼尔坐在从贝德福出发的火车上读到它时，他觉得这有点大惊小怪了。

丹尼尔几年前见过费萨尔国王，事实上他在费萨尔还是王子时就认识他了。丹尼尔像大多数记者一样意识到，如果要费萨尔公开评论一下阿拉伯人联合抵制和以色列进行贸易的美国公司，费萨尔肯定不会对以色列人说什么好话，或者不会容忍和以色列人的贸易——除非他不想保住他的宫殿。所以，费萨尔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以色列的朋友不是阿拉伯人的朋友——“犹太人支持以色列，我们认为那些为我们的敌人提供帮助的人就是我们的敌人”。他发表的声明一下子激怒了美国的犹太人集团，他们告诫纽约政治家们注意一下纽约众多犹太人的选票，因此林赛市长取消了为费萨尔安排的宴会，纳尔逊·洛克菲勒州长取消了和这位国王的会见。中东的阿拉伯人受到了侮辱，使白宫感到为难，新闻界又有了一个热门话题，玛格丽特·丹尼尔——此前在家里和她的丈夫讨论过这件事，她对中西部小城镇的忠诚在所谓狡猾的东海岸地方主义的新证据中表现出来——摇着头说：“噢，纽约人这时真的表现很坏，是吗？”她的丈夫只能同意了。

《纽约时报》不能忽视这些新闻，这天早晨它拿出了四篇报道、三张照片和一个内页用于费萨尔事件。约翰·奥凯斯也发表了一篇社论，在该文中他认为国王的评论是“令人震惊的”，但他也指出林赛和洛克菲勒不顾白宫和国务院的呼吁而拒绝履行“接待一位国家元首的公共义务”是“无礼的”。那个提出问题引起争论的记者，不是《纽约时报》的人，既没有被点名，也没有受到评论。

《纽约时报》的编辑们现在坐在会议桌边，准备好了并且等待着，丹尼尔知道这篇报道还没有完。明天或许后天无疑它还会出现在头版上。看一下桌子的尽头，丹尼尔能够看到阿瑟·盖尔布高大的专心坐姿，等着他用细长的手指一丝不苟地写下的便条。看上去丹尼尔会首先叫盖尔布，减轻一下现在似乎笼罩着他的紧迫感，因为盖尔布坐在罗森塔尔的对面，而且手头有一个大新闻要处理。谁知丹尼尔转过身来，朝向了国际新闻编辑悉尼·格鲁森。

“悉尼。”丹尼尔温和地说。

悉尼·格鲁森是个精瘦结实、活泼灵活的小个子，49岁，但看起来要年轻10岁。他有一张保养很好的红润肤色的和善面孔，一双大而有神的眼睛，但因下面的眼袋而减色，还有一头乌黑铮亮向后梳的中分头发。丹尼尔在战争期间的伦敦认识了格鲁森。他对格鲁森很有好感，安排了一次谈话后便把格鲁森拉进了《纽约时报》。格鲁森是一个优秀的记者，像丹尼尔一样着迷于财富和社交。格鲁森是靠着他在《纽约时报》的晋升而进入社交界的，最近成了杰奎琳·肯尼迪的私人朋友，进入了她的东部圈子，但他不打算在职业上妥协。在纽约餐厅的一次聚会上，斯蒂芬·史密斯指责苏兹贝格夫妇利用《纽约时报》贬低肯尼迪家族，格鲁森气愤地打断他的话，回答说：“百分之六十或七十地喜欢肯尼迪一家还不够，你要求我们百分之一百一地喜欢他们……你们都是神话的制造者，坦率地说，你太令人作呕了！”双方都说了过头话。第二天早晨格鲁森因自己的粗暴而感到窘迫，把它归咎于威士忌和葡萄酒混着喝。但这种行为就是格鲁森的性格。他忠诚于苏兹贝格夫妇，和报社的右翼人士相处得不错。他作为一个编辑随意的举止，反映了他觉得作为《纽约时报》人是舒服的和自信的。当丹尼尔叫他的名字时，格鲁森正在阅读他在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前刚刚收到的一些电文。此时格鲁森低着头，仍旧在阅读，说：“我还没有读完。”

丹尼尔似乎并不介意。他对柯斯蒂小姐点点头。

“夏洛特。”

夏洛特·柯斯蒂已经准备好了，立即开始读一张纸，她在上面打印了明天将在她的版面上出现的文章摘要。

明天是星期六，广告稍微增多，会把这一期限制在64版，而今天早晨是76版，因此她只有一版的篇幅可填充。正如她也承认的，这不是非常令人激动的一版——肯定不会像今天的版面编排得那样漂亮。今天早晨这一版主要用于研究女性的膝盖和超短裙（膝盖是可自由想象的和时髦的），但她的确有一个关于华盛顿的漂亮的新邻居的故事。她用稍有鼻音的俄亥俄方言读道：“尽管乔治城仍然有一个角落适合做首都，但争取这种地位的一个新的竞争者是水门东区，据广告说，在那里可以俯视波托马克河，有优雅的住宅，每套房只要7万美元。”

丹尼尔喜欢她的样子，轻松活泼，消息灵通。他很高兴自己一年前起用她做编辑工作，在她的指挥下女性新闻组的报道和写作有了很大改进。丹尼尔的确不关心牛栏的男人们对这种报道想些什么——他喜欢读它，并深信不疑成千上万的其他读者也喜欢读它。

“阿瑟。”在柯斯蒂小姐读完后，丹尼尔说。

阿瑟·盖尔布透过他的厚眼镜片偷偷看了看，开始读关于费萨尔事件的最新报道和其他地方新闻。盖尔布在《纽约时报》是作为送稿生开始自己生涯的，靠自己的努力上升到仅次于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之下的候补剧评人的位置。他曾和妻子巴巴拉·盖尔布合作写了一本给人印象深刻的关于尤金·奥尼尔的传记。罗森塔尔1962年从日本回到纽约当编辑后，他要求他亲密的朋友、担任助理编辑的盖尔布从文化新闻部调到纽约组。在最近三年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充满了激情和新观念，给《纽约时报》的地方报道注入了许多活力。盖尔布现在意识到，如果罗森塔尔得以升迁取代索尔兹伯里的话，罗森塔尔现在的位置有可能成为他自己的——除非在这个夏季替换时期他犯了某种可怕的大错。以前盖尔布对每天的任务单是非常小心的，现在他自信他的记者们不会忽视纽约的任何一个重大新闻或消息。

“费萨尔国王今天访问了联合国，我们让米基·卡罗尔跟着他，”盖尔布说，“费萨尔说他并不真的为所发生的事情而烦恼。”

“他怎么说的？”丹尼尔问。

“他直说的，”盖尔布迅速回答，“他还对摄影师笑了笑。”

“他是要参选。”卡特利奇插话，面带微笑。

“什么？”丹尼尔转过身问道。

丹尼尔的左耳听不清，这是他12岁时遭受的损伤造成的。他希望，如果卡特利奇要坚持插话的话，他最好从离窗户更近的椅子坐到丹尼尔的右边，不要在后面，特别是不要在丹尼尔的左耳后边。当丹尼尔向后看时，大个子卡特利奇随便地耸耸肩，暗示这个评论不值得重复。所以，丹尼尔又转向前面，继续听盖尔布列举此时记者们在干的几十件任务——纽约和医生联合会之间的一个契约争议，布朗克斯区的一件谋杀案，参议员罗伯特·肯尼迪为提拔布法罗的一个叫彼得·克罗蒂的民主党人的仕途而采取的步骤……

吸烟产生的烟雾在丹尼尔办公室里袅袅升腾。这一帮编辑即使不是全神贯注地，也是有礼貌地在倾听。今天没有什么非常特别的事情，就像昨天、前天一样。夏季已经开始，一种周五下午的懒散已经渗入进来。纽约市周围的道路和桥梁已经开始热闹起来，除了卡特利奇和两个较低级别的管理者之外，《纽约时报》的高级人士没有人会坐房间的边上。业主没有出席，执行副总裁哈丁·F.班克罗夫特也没有到场。班克罗夫特是一个高个子的、金发的、用烟斗抽烟的人，1963年接替了已经辞职的同样是高个子的、金发的喜欢抽烟斗的艾默里·H.班克罗夫特。莱斯特·马克尔参加了昨天的会议，但今天也没有来。约翰·奥凯斯从不参加这些会议，坚持新闻部和社论部之间保持清晰的分界线。

丹尼尔环视桌子一周。现在是4点31分，继盖尔布之后，他又听了四个文化、国际、金融、体育编辑的发言，除了其他事情而外，还听说梵高的一幅画已经以44.1万美元的价格出售给小沃尔特·克莱斯勒[注：小沃尔特·克莱斯勒（Walter Chrysler, Jr.，1909—1988），美国艺术品收藏者、博物馆赞助人，汽车品牌克莱斯勒汽车创始人和总裁之子。]；毛泽东语录在中国成形，以便学生们也能传习；华尔街高枕无忧；扬基队排名第七，继续着巴尔的摩之后的第五次比赛。丹尼尔朝挨着盖尔布左边坐（在桌子角落）的国内新闻编辑克劳德·西顿点点头。

“克劳德。”丹尼尔说。

克劳德·西顿向前移动一下。他是一个瘦削的、面色微白的、长着灰发的人，是亚特兰大当地人，十年前他30岁时作为记者加入了《纽约时报》，那时他还有一头黑发，灵活的步伐，和蔼的表情。他似乎对作为他的专项任务——南方民权运动——而言太温和了。1957年到1964年间，他一年跑了几千英里，用心了解南方每一条航线的时间表，熟悉了黑人神父和红脖子县治安官，年轻的好战分子和好梦想的金发女生。西顿对这种故事进行了卓越的采访。他一个城镇接一个城镇地追踪着事件，每周用一个小地方——波普拉维尔、麦库伯、萨塞——作为标题，这些小地方是别人不会再提起的。他给他的报道中注入了气愤的对话和无情的细节，使得它看起来似乎是非常有意义的，如果只是就一天而言的话。当密西西比的黑人领袖梅加·埃弗斯三年前一个六月的晚上在杰克逊被枪杀时，西顿这样写道：

……狙击手的子弹正好击中他右肩胛骨的下面。子弹从前玻璃穿入了室内，穿过了一堵内墙，撞到冰箱上之后弹了回来，并击碎了一盏咖啡壶。这颗磨损的子弹最终落在了厨房壁橱上的西瓜下面。埃弗斯踉踉跄跄地走到门廊，手里拿着钥匙，倒在了台阶旁。他的妻子，梅尔莉，和他的三个孩子冲向了门口……

此刻，在会议桌旁，40岁的克劳德·西顿显得饱经沧桑。他曾因自己被提拔为编辑和加薪而快乐，很高兴自己现在能和纽约郊区新居的家人待更多的时间，能够避免无休止的空中旅行和令人精疲力竭的旅行。但管理的压力和办公室政治也不时地使他怀念起记者的生活，特别像今天这样的有好报道的日子。

西顿告诉丹尼尔，今天在密西西比有大新闻——领导着该州的2500名民权游行者的小马丁·路德·金博士和他的一些追随者发生了冲突，特别是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注：斯托克利·卡迈克尔（Stokely Carmichael，1941—1998），特立尼达和多巴哥裔美国人，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的风云人物，与马丁·路德·金私交甚好，立场却不尽相同，他主张使用暴力。他曾任学生非暴力协调委员会（Student Nonviolent Coordinating Committee）主席，还是黑豹党（Black Panther Party）领袖和泛非主义（Pan-Africanism）鼓吹者。]这样的年轻追随者。西顿说，冲突是头天晚上在密西西比的坎顿开始的。他两年前的报道中提到过这个地方，他还记得装有旧白栏杆的县政府大楼，大楼内投票登记官办公室的玻璃窗上有南部邦联的旗帜标签。大楼外面黑人排着长队，县治安官的一个副手注视着这支队伍。他穿着黑皮夹克、黑便裤、黑西部靴，左手挥舞一支自动卡宾枪上下瞄着这支队伍。他的皮带上悬挂着一根木棒。两年过去了，昨天晚上在坎顿，金的游行示威者住在了一所黑人小学的操场上，突然被60人的荷枪实弹的州警所干预，命令他们马上离开。两分钟后，由于这个命令未被理睬，州警便施放瓦斯烟雾弹，开始驱散人群。金要求他的追随者，不管黑人还是白人，不要用暴力——“不是战斗的时刻，”他喊道，“不要那样做。”

一罐接一罐的瓦斯抛入人群，在几秒钟内几十个男人、女人和孩子们退却了，在烟雾中哭喊着到处乱跑，帐篷也塌了。其他示威者坚持不走，把脸深埋在潮湿的草中，但他们很快被州警拉着脚和手拖起来，推到学校操场外的大街上。一个警察抓住了一名来自芝加哥的神父，用短枪击打他。一个来自佛罗里达的摄影师被抓获，被摔到沟里。12个示威者在瓦斯气中昏死过去，其中有一个来自多伦多白人夫妇的3岁的儿子。

西顿继续说，今天许多游行者已经不想再坚持非暴力了，卡迈克尔和其他好战分子已经到了叛乱的边缘。西顿并不真的了解它的激烈程度，卡迈克尔关于“黑人政权”的主张还没有通过地方媒体表达出来，但克劳德·西顿似乎感觉到了这种变化，所以他在会议桌旁温和地说：“现在对金来说这是非常不利的。”

“对他们在学校操场上过夜有异议吗？”丹尼尔问。

“州警说他们是按照该市和县学校官员的命令行动的，这些官员说这些游行者没有得到允许就在那里搭起了帐篷，而且还成了过渡性的邻居。”

“什么是过渡性的邻居？”

西顿似乎惊奇丹尼尔的提问，答案是显而易见的，但也许这就是丹尼尔暗示他想要明天的报道明确这一点的方式。

“靠这个地盘，黑人逐渐成为白人的邻居。”西顿说。

西顿接着说：霍默·比加特，新闻编辑部里也许最优秀的记者，已经到达了坎顿，去支援报道了。密西西比的情况很可能随时都会恶化。三年前在密西西比，詹姆斯·梅雷迪思[注：詹姆斯·梅雷迪思（James Meredith，1933—），美国民权运动代表人物。1962年，他成为实行着种族隔离制度的密西西比大学的首位非裔美国学生。1966年，为了号召非裔美国人行使投票权，他从田纳西州孟菲斯出发，不带武器独自徒步到密西西比杰克逊，全程共计220英里。上路后第二天，他就遭到了一位白人男性的枪击。当他在医院治疗过程中，约1.5万人加入了徒步的队伍，4000多名非裔美国人注册参与了投票。]在他的徒步计划开始时因遭伏击而受枪伤，现在已经痊愈了，已经起程回去加入其他人斗争的行列了。另外，有15名已被证明是三K党人的密西西比白人，因与去年1月用燃烧弹杀害密西西比州的哈蒂斯堡的一位黑人领袖有牵连，已于昨天在比洛克西受到联邦大陪审团起诉。所以，现在已经形成了进一步发生暴力的种族气氛，今天的报纸和电视的报道强调了这一点，指出恼怒的白人开始把黑人叫作“黑鬼”，气愤的黑人谴责密西西比州是一个“警察专制州”，并且把它比作“希特勒的德国”。

特纳·卡特利奇，这个出生在密西西比的奴隶主的孙子在倾听着。他的手指头几次敲击他椅子的扶手，但他什么话也没有说，别人不可能知道他的敲击是出于紧张还是烦恼。十年里他的家乡不断受到诋毁，已经成了热门话题的一些南方小城镇在卡特利奇的记忆里却是平静的地方。在这些地方，黑人和白人一度相处得比北方自由主义者所能想象的更为和谐。这些自由主义者不像卡特利奇的同乡那样同黑人生活得如此和谐，他们和黑人同样贫困和匮乏。

福克纳有一次说，全国的其他地方对南方近乎一无所知。卡特利奇也许不动声色地同意，现在不是为南方人寻找借口的时机，现在是南方腹地赎罪的时候。简单看一下便会知道，由于一年前在阿拉巴马州的塞尔马发生的南方暴行，所以黑人应该因过去受虐待而得到补偿，全美国白人的罪行现在都要由南方来承受，因为南方白人的罪恶更容易被看到。即使福克纳还活着的话，看到塞尔马的场面被拍摄下来并在几百万个家庭的电视荧屏上一再播放，也会感觉到再难以为南方辩解了。人们从电视上可以看到带着警棍和瓦斯的州警组成楔形冲锋队冲进黑人的行进队伍中的场面，听到塑料头盔和木头敲击肉体的奇怪声音，黑人倒在路上的叫喊声，在路边观看的白人的鼓掌喝彩声，战马的嘶鸣声——上面骑着急于参加行动的县治安官的武装人员，还有电视摄像机的计时声。很快，来自全美国的成千上万的同情者，黑人和白人、修女、记者、年轻女子、心理医生、班卓琴演奏者、参议员的妻子、股票经纪人、雕塑家、社会工作者，都准备去塞尔马，准备在这个月的大部分时间里生活在塞尔马的黑人地区，分享黑人的食物和不幸，唱黑人的歌，嘲笑对黑人的镇压者；帮助激发人们一种新的内疚感，一种新的社会良心，一种新的选票单；在全州的许多文盲的和未觉醒的黑人中注入一种奇怪的新希望。但愿在马丁·路德·金的队伍经过这座小桥并走完50英里路到达州府之后，-切都会变得好起来，奇迹就会出现，就像虔诚和信仰终究会强盛起来一样。

几个月后，《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又访问了塞尔马。这个城镇似乎平静下来。来自北方的同情者来了又走了——就像他们一百年前来到塞尔马又走了一样，现在塞尔马的黑人和白人仍然是支离破碎，生活并没有更好一些，行军者和记者又到南方别的地方去制造新闻了——最终，那些曾渴望来到塞尔马的北方白人并不反对发生在自己家门口的不平等。

特纳·卡特利奇喜欢报道这方面的新闻，他给《纽约时报》的这些记者发了一个祝贺的便条，但卡特利奇感情太外露的举动是不谨慎的。他也许显得对南方太偏袒了，作为一个编辑太不客观了，也许还太愚蠢了——就像福克纳在他晚年表现的那样。当时福克纳在给各个报纸的公开声明和信件中极力维护南方，而全国的舆论却对顽固不化的南方白人不认可。编辑们通常不加评论地发表了福克纳的信件，但全国的社论文章作者并不斥责福克纳是一个种族主义者，他们原本是可以进行这样的谴责的。福克纳仍然是一个颇受赞扬的人，这样的人到了一定年纪，干了蠢事也不会公开出丑，仍然有可能并且也的确得到了新闻界最大的恭维。福克纳是一个得到这种尊敬的人。前总统杜鲁门也是这样。他在种族问题上比福克纳大胆得多，因此有可能关照他在《纽约时报》的女婿，或者至少一些《纽约时报》记者认为他是这样的。虽然《纽约时报》的记者曾经期待在杜鲁门频繁光顾纽约期间参与他的惯例清晨散步和冗长的讨论，但这个任务在杜鲁门晚年逐渐失去了其魅力，因为种族融合问题变得越来越紧张，也因为他开始显露出偏执的迹象。记者们必须要报道这种偏执，即使他们可以想象得出来这些披露将会给克利夫顿·丹尼尔带来怎样的失望。《纽约时报》的记者不应该对此有所担心。丹尼尔毕竟就是个硬心肠的新闻人，他在泽比伦的父亲用了大半辈子“黑鬼”这个称呼，而且当30年代的北卡罗来纳大学曾举行一场学生运动来承认黑人的合法权益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当时虽然是一位校园领袖，却没有参与其中。

美国一位前总统在20世纪60年代的种族评论，在《纽约时报》从不会受到漫不经心的对待。《纽约时报》愿意尽可能地保护共和国的元老们，编辑部会过分关心涉及有争议的杜鲁门主义的报道——例如，杜鲁门说，尽管黑人静坐示威可以成为重要新闻报道，但如果有人试图在他的店里这样做的话，他会把他们踢出去；再如，他说塞尔马抗议示威是“愚蠢的”，说马丁·路德·金是个“制造麻烦者”，并为此赢得了塞尔马县治安官詹姆斯·克拉克的一封感谢电报；又如，杜鲁门声称，种族通婚有悖于《圣经》的教义。后一种看法，没有引起《纽约时报》编辑部的反驳。这是杜鲁门沿公园大道散步时说的话，当时一位不是《纽约时报》的记者，问这位前总统，他是否认为种族通婚会在美国蔓延开来。

“我希望不会，”杜鲁门说，“我认为不会这样的。有个很长的词怎么说来着？混种（miscegenation）？”杜鲁门继续走着，挥舞着他的手杖，然后转向记者问道：“你会让你的女儿嫁给一个黑人吗？”当记者回答说他会让他的女儿嫁给一个她所爱的人时，杜鲁门说：“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又说，“是的，她不应爱一个和她肤色不一样的人。你会挑选那个和她一起出门的人。我这样做了。我的女儿嫁的人就很合适。”

第二天早晨，所有这些言论都刊登在《纽约时报》内页一个小标题之下。这个报道在第二段里也提到，杜鲁门一直“在其他方面提倡种族融合”，还提到玛格丽特·杜鲁门嫁给的“合适的人”是《纽约时报》的克利夫顿·丹尼尔。

有人向卡特利奇问起他对“混种”的观点，有时发生在他外出旅行时，他回答说这个题目根本不是他眼下主要关心的事情。他以一种戏谑的自信口气说，他关心的是自己的女儿想嫁给一个他并不喜欢的白种男人（她的确嫁给了那个男人，现在离婚了）。特纳·卡特利奇，没等发问就会预见到问题所在，从而避免轻率。他把民权运动的所有方面都视为极为重要的，以致不会和那些老是在这个问题上纠缠他的人严肃地讨论。甚至在报社里，卡特利奇也极力保留自己私下的想法，有时会幽默地避开一个尖锐的问题，有时像是漠不关心——就像他在这天下午做的那样，坐在会议室里听两个年轻的南方人丹尼尔和西顿用文雅的声音讨论密西西比最近发生的暴行。一直听到这一天的会议结束，丹尼尔对准备离去的编辑们说：“谢谢，先生们。”

卡特利奇已经有40年没有在密西西比生活了。现在他是一个纽约人，沉溺于最成功的南方人很快能适应的甜蜜的都市生活：光顾更好的餐馆，知道所有招待领班的名字，居住在东区的一座豪华大公寓里。在纽约东区，正是主张种族隔离的纽约的地主们，已经把种族隔离训练成为一种优美、文雅的艺术。卡特利奇的第二次婚姻，娶了一个他九年前在旧金山的一次编辑大会上认识的富有、有吸引力的新奥尔良寡妇，这次婚姻是幸福的。他现在一年挣十万美元，有一个广泛而有趣的朋友圈。他不是一个大名人，而且他也不希望成为大名人，宁愿在公司范围内起作用，但他的名字在美国的每个新闻编辑部里都是人尽皆知的，他得到了纽约和华盛顿最有权力的政治家的尊敬和某种程度的敬畏。65岁时，在达到这个年龄之前，他就实现了他年轻时最奇异的梦想，而且在这个环境恶劣的城市，这个被他一位从密西西比迁过来的年轻朋友——威利·莫里斯称为“大洞”的地方，他已找到了归属感。

但在感情上，卡特利奇仍然是个南方人。喝酒时他说的话仍然带有浓重的南方口音。每当深夜他会想起在南方的日子，竟然达到了多愁善感的程度，甚至有点天真浪漫。他还记得那个农场，他交过的黑人和白人朋友。那个农场在密西西比中部的红土丘乡下，在奈斯霍巴县，是按一个印第安人部落取名的，但现在这个地方之所以更为知名，是因为1964年在这个地方，在一条偏僻的乡村道路上，有三个年轻的民权工作者——迈克尔·施沃纳、安德鲁·古德曼、詹姆斯·钱尼——在一次三K党的密谋中被一个个地杀害了。按中央情报局的说法，这次密谋牵涉到奈斯霍巴县的首席副治安官。

卡特利奇孩提时所知道的南方同他现在在他的报纸上读到的南方很少有相似之处——正如他不愿承认的，这在某种程度上是新闻界的过错。记者们专注于一个个孤立的事件，正在进行中的对抗，合适出版的新闻。他们把历史的视角留给了别人，他们把这些地方的愉快方面留给了那些还没有遇到混乱和新闻报道的人的记忆里。这些人像卡特利奇一样，他们的南方已经不复存在了。他们现在之所以想起南方，只是因一个熟悉的词“奈斯霍巴”突然从报纸上跳到他的眼前，唤起了他的记忆，或者刊登了一个事实或一个名字同他头脑里的密西西比有关。

例如，这天早晨的《纽约时报》刊登了汉森·鲍德温的一篇军事文章，提到内森·贝德福德·福里斯特将军。福里斯特是南方邦联军的一个骑兵军官，1865年拼命保卫塞尔马，抵御9000名进行掠夺的联邦士兵的入侵，包括一群黑人。尽管福里斯特失败了，但他在南方腹地仍然受到尊敬，是成千上万南方小伙子心目中的英雄之一。他们的英雄还有詹姆斯·G.克拉克，他在1965年是塞尔马县治安官，是该县种族隔离的象征。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是福里斯特麾下的骑兵。为当上福里斯特的骑兵，一个有抱负的人必须有一匹马、一个马鞍、一把马刀，必须贡献出两大块熏肉。这些詹姆斯·特纳都有，他迫不及待地加入了福里斯特的军队，投入了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的战斗，打击联邦军士兵，而联邦军士兵的行列里可能就有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祖父。如果是这样的，那么《纽约时报》工作人员中的这两位祖先一定处于民权战争的两个对立面——由于《纽约时报》编辑部本身发生分裂，《纽约时报》有两个人退出了报社，去参加邦联军。然而，《纽约时报》的业主，保持着模棱两可的态度。他不拥护奴隶制，但也不激烈地反对它。他叫亨利·贾维斯·雷蒙德，他和35年后买下《纽约时报》的阿道夫·奥克斯有许多共同之处——雷蒙德像奥克斯一样，想敞开所有大门，在公开发表意见方面不想陷得太深。正如雷蒙德所写的：“世界上很少事情是值得生气的，如果有的话，也恰恰是那些即使生气也无法解决的事情。”

亨利·贾维斯·雷蒙德，1820年出生于纽约州北部的一个农场，毕业于佛蒙特大学，是一个政治家。雷蒙德曾为霍勒斯·格里利的《论坛报》和其他报纸干过记者和编辑工作，但政治生活对他更有诱惑力，1850年他成了纽约州的一名众议员，辉格党的议员。但雷蒙德1851年得知他以前的雇主格里利上一年营利六万美元后，便也很快重新考虑了新闻业的好处。他和格里利的《论坛报》另一位曾经的雇员、已经成了奥尔巴尼成功的小银行家的乔治·琼斯一起，开始向那些像他一样有办报热情的人募集资金。他们打算办一个政治上保守的、口味上温和的报纸。雷蒙德认为，纽约的经济在繁荣，人口也在急剧增长，在纽约这样的报纸是有市场的，其他报纸要么太社会主义了，要么太爱传播丑闻了。尽管教会仍然耸立在城市的屋顶上，尽管纽约的50万人口大都集中在曼哈顿，第十四街上还是半乡村的，在离现在的时报广场不远的地方还有农场，不时还能见到野生动物，但港口已经挤满了大航船，卸下了货物，也卸下了来自爱尔兰和德国成千上万的移民，其中有未来的消费者和警察，以及奥克斯的父母。筹措七万美元开办《纽约时报》对亨利·雷蒙德和乔治·琼斯来说是相对容易的，《纽约时报》于1851年底开始出版，很快就取得了成功。

当时的《纽约时报》是曼哈顿市区的一座灰褐色建筑物里由几十个职员进行印刷和生产的。它的第一期是一种四版报纸，有小单栏标题，超然和冷静地报道新闻，这种态度直到下个世纪一直是这家报纸的特点。第一期专题报道了来自欧洲的消息，其中大多数都挖自伦敦更有影响的杂志，以及来自全国的新闻——如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的一次逃亡的奴隶暴动——和几个短短的涉及地方利益的消息，例如：

周二半夜，第四巡逻区警官柯尔特于麦迪逊街发现一名35岁的不知名女子，该女子当时躺在街上，迹象表明她刚经历震颤性谵妄发作，似乎已经死亡。一辆运货马车将这位可怜的女子运到了派出所，在派出所她似乎有所苏醒，但仍处于醉酒状态中，因此被安置于女子部的一个单间牢房，并在两个小时之后死亡。昨天早上验尸官对遗体进行了检验，陪审团给出了“中风发作死亡”的判决。

《纽约时报》的发行量在两周之内达到了1万份，一年内达到了2.6万份，到1857年达到了4万份。内战的爆发，几乎对所有报纸都一样，也加速了《纽约时报》的成长，使其到1861年发行量达到了7.5万份。这场战争还大大增强了读者对新近发生的消息的兴趣，加快了报纸搜集消息的速度，迫使像《纽约时报》这样的报纸不仅仅是一周有六天出版，连星期天也出版。《纽约时报》的第一个星期天版出现在1861年春天，是在该报创办十年后，在对萨姆特港进攻十天后。

在许多方面，对内战的采访比《纽约时报》后来的战地记者承担的任务更困难、更危险。在这一时期，在出现新闻通报和总部简报——以及信用差距——之前，记者们经常只写他们亲眼看到的事情。当然，这些眼见为实的叙述通常只是表达一种非常有限的对战争的看法，但偶尔它们也能揭露一些事。对《纽约时报》读者来说，甚至在林肯总统正式承认之前，他们也经常能够获得重要的战争消息。

邦联军在田纳西州富兰克林失败的消息，在战务部承认这次失败之前四天就刊登在《纽约时报》上了。《纽约时报》还过早地透露了舍曼[注：威廉·特库姆塞·舍曼（William Tecumseh Sherman，又译谢尔曼，1820—1891），美国内战中的北方将领。以火烧亚特兰大和著名的向大海进军战略获得“魔鬼将军”的绰号而闻名于世，曾与尤利塞斯·S.格兰特将军制订“东西战线协同作战”计划。]从亚特兰大向海边进军的消息，这个独家新闻本来会给北方造成灾难性后果的，因为《纽约时报》在南方的发行马车不比舍曼的军队慢。一天晚上，格兰特和米德将军在帐篷里私下谈话，他们听到丛林里有声响，派人去侦察，原来是《纽约时报》的一个人正俯卧在那里写笔记。雷蒙德带着《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助手亲自采访了巴尔兰的第一次战斗，从头到尾观看了这场战斗，深信北方很容易取胜，进军到里士满。发出了表明这一看法的快件后，雷蒙德回到战场上发现，联邦军队已经被击退了。他马上重写了他的报道，并把它送到华盛顿准备发出，但联邦的一个书报审查官截住了它。这次体验之后亨利·雷蒙德离开了战争报道，回到了他应该待的地方——纽约。

尽管亨利·雷蒙德是林肯的一个私人朋友——他是使林肯再次当选总统的竞选班子领导人之一，在编辑《纽约时报》期间他对政治仍然是积极的，甚至有时会忽视《纽约时报》——但《纽约时报》对这场战争的报道却是尽可能客观的，北方的一些读者甚至谴责它是亲南方的。《纽约时报》在查尔斯顿的一个有争议的记者，赫伯特·马修斯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一位精神之父，在信件中老是被斥责为一个“主张脱离联邦者”和反叛宣传家。

但是，有一次他在实地报道对萨姆特港的炮轰时被抓获了，被南方当作联邦间谍而逮捕，所有这些斥责就突然停止了。他在监狱里待了一两天后就被释放了，提出坐下一班火车向北去，狱警没收了他的手表和钱包。

1863年夏天，在征兵暴乱期间，时报大楼本身也受到了纽约一次暴乱的威胁。当时愤怒的抗议征兵的年轻人焚烧房屋，破坏商店，袭击警察。除了其他业主之外，亨利·雷蒙德也谴责这次抗议行动，主张恢复法律与秩序。他在《纽约时报》上写道：“即使兵役法在明天被废除，现在盛行的暴民精神仍然也不会有什么不同。它出自于独立于这个法案或任何法律之外的根源——出自于对那些日子过得更好的人的恶毒仇恨，出自于对掠夺的渴望，出自于骚乱的偏好，出自于对一个不同种族的野蛮的仇视，出自于支持南方反叛者注定失败的命运的倾向。”

在格里利的《论坛报》大楼的窗户被砸碎，如果不是警察平息暴乱就会受到严重危害之后，雷蒙德给他的职员配备了枪支，并且允许他们向入侵者开枪。雷蒙德主要是靠他和林肯的友谊，还从战务部得到了两支加特林机枪，架在《纽约时报》经营办公室里，由《纽约时报》一位叫伦纳德·杰罗姆的股东负责监管。杰罗姆是温斯顿·丘吉尔的外祖父。第三支加特林机枪安放在五层时报大楼的屋顶上，占据了公园路、纳索街、马比克曼街的三角地带，在格里利大楼旁，但暴乱者根本没有接近报社。

在这场战争后，《纽约时报》的繁荣程度出现了暂时的衰退，因为雷蒙德在政治上投入的时间太多——他已经成了共和党的国会议员，共和党全国委员会的主席——而且还因为他反对报复性地惩罚南方的态度，冒犯了已经控制该党的激进共和党人。尽管有时广告减少了，发行量一时下降了，但雷蒙德的《纽约时报》仍像以前一样是冷静的、不爱争论的、不剧烈的。它只用一个栏目的标题公布了李将军的投降，对林肯的遇刺事件也是这样。例外的是它对特威德（“老板”）和坦慕尼协会[注：威廉·马西·特威德（William Marcy Tweed，特威德“老板”，1823—1878），政治机器坦慕尼协会最出名的老板。坦慕尼协会成立于1789年，最初是美国一个全国性的爱国慈善团体，后来则成为纽约一地的政治机构，主要为民主党服务。特威德结党营私，侵吞巨额公款，以伪造和侵吞公产罪被捕判刑，后死于狱中。]的反对运动的报道，这是在雷蒙德去世后和奥克斯接管前发生的事情。《纽约时报》没有使自己背负上沉重的十字架。

特纳·卡特利奇的外祖父詹姆斯·特纳，在战后回到了农场。这是一个仅能维持生活的农场，它的主要目的是提供足够的食物来养活特纳一家。自特纳和他的妻子有了14个孩子后，这是一个相当艰巨的任务。第一个出生的是女儿，叫威利·安娜·特纳，也就是卡特利奇的母亲。在卡特利奇一生所见过的所有女人中，没有一个能像他母亲那样有效率——她精确地做每一件事情，记得每一件事情，培养她的弟弟和妹妹，管理家庭，因为她的母亲干不动了。母亲一生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怀孕，或者处在分娩后的恢复期，或者受已成为废墟的南方生活的粗陋现实所限制，而不能指望在她的屋顶下有任何舒适或秩序的奇迹。所以，这个女儿——威利·安娜是一个能通畅地阅读《圣经》的年轻女人，慈善但严厉，掌控了家庭和孩子们。她似乎并不讨厌这种任务，认为这是必要的，但随着她年龄的增长，她学会了越来越多地管理其他人的事务，她发现他们已经完全依赖她了。她经常感觉到这个担子是沉重的和令人讨厌的，但基本上她是热爱它并且需要它的。

当她的弟弟和妹妹长大结婚并且有了自己的孩子后，威利·安娜开始帮忙抚养他们的孩子，他们很乐意。威利·安娜也乐意，甚至在她遇到李·卡特利奇并和他结婚后，她也没有多大改变。李·卡特利奇瘦高个子，长脸，黑眼睛，留着下垂的黑八字胡，是一个虚弱的人，比她小四岁。安娜自己只有两个孩子，一个儿子和一个大女儿。她安排着时间，消耗着精力，而且似乎很享受在她父亲大农宅里面的那些大型家庭聚会，操持晚餐，而这位老人却心安理得地坐在他的40个孙子孙女中间。他是一个指挥官似的人物，自豪而且自负。外祖父给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印象最深的是，他如何以最小的努力得到最大的结果，稍微打个手势，轻轻地说上一句话，他就能让其他人去满足他的需要。他是位大爷、老祖宗、老板。特纳·卡特利奇后来作为一个政治记者和编辑碰到过许多老板，但他的外祖父是第一个给他留下持久印象的老板。

詹姆斯·卡特利奇在战后为自己和家庭做得很好。战后最初的几年是很糟糕的，实际上根本没有钱，实行的是一种易货贸易制度，但随着南方经济在世纪之交得以恢复后，在他的孩子们的帮助下，特纳的利益开始扩大到农场之外，在奈索巴县到处开小商店。他在那里的第一个商店是一个小五金店，然后是一个食品杂货店，作为农场的延伸，后来是一个药品杂货店，最后是一个福特汽车分店。在詹姆斯·特纳身上有不择手段的商人的习气，这种习气在他的后代身上有不同程度的反映，但在他的刺激下他们大多数都努力冲向前去。正如他曾推测的，如果他了不起的女儿威利·安娜能以她自己的方式行事的话，那么特纳家族的下一代甚至会做得更好。当然，威利·安娜最大的希望是和她的儿子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

从童年时起，卡特利奇这个小伙子就感觉到了母亲提倡努力工作的美德，谴责懒惰和酗酒、玩球和渎神。在星期天报纸和漫画出现后，威利·安娜把它们塞到她的床下，在星期一之前不让孩子们看到它们，她甚至不允许星期天在她的房间里吹世俗的曲调。她的丈夫李·卡特利奇是一个忧思和敏感的人，从不多说什么。他是一个有教养的人，在一所教会学校里上过学，一段时间当过教师，也曾涉足过地方政治，但现在他在特纳的一家商店中工作。他的祖先也曾是农场主，作为苏格兰—爱尔兰移民来到美国，起初居住在卡罗来纳，后来是在阿拉巴马州，在内战前来到密西西比州。李·卡特利奇的父亲在邦联军中服过役，但未曾参加过战斗，而他父亲的五个兄弟都杀过人，也有三个被杀。家庭留下来的人继续在农场，但李·卡特利奇在和威利·安娜结婚后，被吸收进特纳的家族，他的温文尔雅后来在站柜台时成了一种软性推销，并且给人以深刻印象。

年轻的特纳·卡特利奇的命运也多少要在外祖父特纳的生意中来实现，但不清楚他1922年从密西西比州立学院毕业后应从何处开始。在离家不远的特纳的商店里确实没有什么好工作，全都是由叔叔、侄子、女婿们干的，所以他决定在一个五金批发部门里开始他的职业生涯，因为特纳一家在孟菲斯的一家五金商店里有不大的股份。在某种意义上说，他很高兴去孟菲斯，以逃避家庭给他的幽闭恐怖症感觉。但当仔细一想，他开始生气了，并且感到愤懑。他觉得他实际上是被赶出家庭圈子了，因为在家里没有为他留什么地盘，这使他感到震惊甚至幻灭，好像这么多年他一直被热情的家庭、堪称楷模的母亲所欺骗，现在如同在一种陌生的宗教仪式上，突然地被派去考验一下他的生存技能。他对这一前景感到害怕，不自信。孟菲斯似乎太远了，就像香港一样远，但实际上只是密西西比州和田纳西州之间的一个边界城市。此外，卡特利奇从没有考虑过要生活在遥远的北方，他也根本没有想到要去做五金生意。

他确实不知道如何谋生。在学院他主修科学，在植物和动物学班里他是聪明的学生。他可能是家庭里唯一知道昆虫学这个词的人。他的英语很好，能熟练地打字，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他从系主任办公室的半日制工作中得到的全部收获。在上大学期间他干过几种工作，他的母亲不让他有空闲的时刻。他干过的并且非常喜欢的暑期工作是为一家叫作《奈索巴民主》（Neshoba Democrat）的人工小周刊做一种什么都包括但又难以归类的职业。他为这家刊物做了各种各样的事情。他招揽广告，直接收订阅的现金，搜集并写作地方新闻条，到工厂帮忙，学习排版，熟悉印刷工，其中一些是三K党成员。这是一种有意思的工作，因为它不像是一份工作，每周都有新的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这个周刊是由一个叫彭努次·兰德的有说服力的乡村编辑主编的。他非常喜欢卡特利奇，欣赏他努力工作的热情及毫无怨言地做任何琐细工作的自觉性。所以，当特纳家庭计划让卡特利奇从事五金生意时，兰德正好在该州的西北角、沿密西西比河邻近田纳西州和阿肯色州边界的地方，在一个叫作图尼卡的城镇创办另一家乡村周报。兰德喜欢起用像卡特利奇这样精力充沛的多面手在图尼卡发展。当兰德向这个年轻人提出这个职位时，卡特利奇毫不犹豫地接受了。他现在要辞职离家，他可以向家庭提出的最后要求是用车把他送到火车站。这一天孤苦伶仃的感觉一生都伴随着他：在一个平静的早晨坐上他舅舅乔的福特T型车，行驶在高低不平、尘土飞扬的通往火车站的路上，然后在站台上和乔舅舅站着等火车，后来得到了一本小小的支票簿作为离别礼物。“如果你需要钱的话，”乔舅舅说，“尽管写张支票用。”这意思是和善的，但也带有一丝忧郁，一种分手的现实。在火车驶向图尼卡的途中，卡特利奇感觉到了以后生活的迷茫。

1922年在密西西比州的图尼卡，卡特利奇和人们和睦相处，喜欢自己正在做的事情，喜欢碰到的和所写的人物。在《图尼卡时报》（Tunica Times）上，他做了一年前在《奈索巴民主》上已经做的而且一年后在《图佩洛杂志》（Tupelo Journal）上还会做的事情——做各种事情，包括写消息，办差使，招揽广告，排字，犯错误，长学问，结交朋友。对该城的乡民来说，卡特利奇是一个专注的年轻人，真诚而且谦虚。他给人非常能干的印象，却没有表现出多么大的野心。野心，加上附着于野心之上的驱动力、冷酷的决心、出格的行为、超过老人越上顶峰——他母亲培养起来的而他父亲缺少的野心，对卡特利奇来说更多的是一种障碍，而不是一种优点，特别是在南方农村。这里是遵守秩序的；这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自己的位置，敬重长者，维护过去。一个像卡特利奇这样向上爬的人，要想在20世纪20年代初期的南方迅速取得成功，却表现出更优越、受过大学教育或者与大多数普通的一模一样的受教育不多的乡民不一样，是不明智的。在北方，卡特利奇同时代的对立面，出自出租公寓的未来巨头，并不需要这样谨慎。在北方，规则是不同的，直率是受到鼓励的，活跃是被允许的，如果一个人要在过分拥挤的城市里克服重大障碍和紧张心理的话，活跃经常是根本性的。因此，可以假定，懂得在城市丛林中生活和生存的年轻人，比起那些像卡特利奇一样暗中有野心的南方人来，更有可能在纽约获得大权，因为这些南方人是通过南方腹地平缓的路慢慢地向上爬的。但这个假定不一定是正确的。对于那些开始于南方并且和乡村人民和睦相处的人来说，对于那些学会了奉承、哄骗、平易近人和伪装天真——这在南方是普通的，在北方被看作是“魅力”——的人来说，对于那些理解小城镇南方人天生的自卑、多刺的自傲、对陌生人的疑心、对忠诚度的要求和由贫穷导致的西西里式的暴力的人来说，对于在20和30年代沿着这种乡村道路向北走的年轻攀登者来说，为了要在纽约成功，比起他的大城市对手来，或许要走一段更崎岖的路程，面对更微妙的挑战，做出更多个人的调整，运用更多非武力的计谋和武器。如果一个人能和南方的乡民和睦相处，他就能和几乎任何人和睦相处。而且由于掌握了这种看起来天真的艺术，这种南方人就能很容易地而且不引起别人太大妒忌地爬上纽约的管理阶梯。相反，他的同事却被他解除了武装，为他的胜利而高兴，惊奇有这种“魅力”的不起眼的人竟能走得如此之远。

所以，在密西西比起作用的东西也在曼哈顿起作用，但反之却不尽然。北方人的个人冲动是和南方不合拍的，南方人不容易接受它；南方人有自己根深蒂固的做法，联邦立法者后来才知道这一点。南方有自己的速度和风格，并且给南方人打上终生的印记。当北方人到南方生活时，他们也会被打上这种印记。定居于南方的北方人学会了当地的口音，而定居于北方的南方人却学不会。

所以，在图尼卡，卡特利奇过得不错。他结识的乡民，他在密西西比为之工作的小报，以及他后来在孟菲斯加入的大报，为他提供了一系列地方故事和奇人怪事，使他后来几十年能在萨迪餐厅或21俱乐部周围或华盛顿某个南方参议员的后室里取悦他的同事和客人。卡特利奇在华盛顿最自然地去接近的政治家，是那些和他同样熟悉南方乡村的人，是那些体现南方的风格并且像他一样知道如何远离家乡制造奇迹的人。在华盛顿，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参议员帕特·哈里森、弗吉尼亚的卡特·格拉斯、阿拉巴马的托马斯·赫夫林、得克萨斯的约翰·南斯·加纳、南卡罗来纳的詹姆斯·F.伯恩斯最友好。他们信任他，向他透露消息，和他一起喝酒——特别是加纳，他后来成了副总统。伯恩斯成为国务卿后，他为卡特利奇提供了助理国务卿的职务，卡特利奇谢绝了。比起政治生活来，卡特利奇更喜欢报人生活，尽管在他那里这两个世界几乎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卡特利奇的举止像是一个政治家，言谈像政治家，假如他冒险把全部精力投入政治生活，他无疑会成为一个大人物。他记得住别人的名字，记得住应对老朋友尽的义务，即使他结交了处在更有权位的新朋友，他也不忘老朋友。卡特利奇1930年加入《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时，他似乎认识了首都南部每一个村子里的人——酿私酒者，浸礼会牧师，旅馆侍者，二手车销售商；乡村编辑和法官；一位卡特利奇一次为报纸的社会版写了一篇谄媚文章谈到的密西西比妓女；一个叫作威利·特纳的擦皮鞋男孩曾是詹姆斯·特纳农场上的奴隶的后代。事实上，威利·特纳取此名是为了纪念卡特利奇的母亲。卡特利奇搬到孟菲斯后，每周和威利·特纳在一起两三次。每当卡特利奇的名字出现在地方报纸上——后来出现在《巴尔的摩太阳报》和《纽约时报》上，他的这位朋友都会从顾客每天留下的各种报刊上把他写的文章剪下来，把它们粘到一个剪贴簿上，放在他的鞋架下面。

卡特利奇于1923年乘火车从图佩洛来到孟菲斯。幸运的是，在他进入《孟菲斯新闻》（Memphis Press）办公室前不久，一个来自俄克拉何马市的新任命的主编急于证明他作为决策者的权力——他当场雇用了卡特利奇。后来当该报遇到了经济上的障碍，卡特利奇被解雇了，这使得他有机会拜访《孟菲斯商业之声》，并且直接进入它的主编、一个叫作C.P.J.穆尼的红脸色的活泼的爱尔兰人的办公室。当卡特利奇进入房间时，穆尼坐在他的桌后，用少了几只指头的手揉了揉眼睛。穆尼听了一会儿卡特利奇滔滔不绝的介绍，对卡特利奇出生于密西西比感到特别高兴，这是穆尼希望增加发行量的一个州。于是，穆尼又用他的残手揉揉眼睛，打断卡特利奇的话，挥手让他离开办公室，用卡特利奇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不耐烦的口气说：“好了，好了，走出大厅，往左转，然后再往左转，你会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让他给你安排工作。”

卡特利奇按这个方向走，很快他见到了一个面色红润的毛发浓密的男人，叫萨姆·卡亨，是城市版编辑。他以适当谦卑的口气说，他刚听穆尼说他能加入记者队伍。

“穆尼先生跟你说什么？”卡亨难以相信地问道，此前没有人告诉他要雇用什么新记者。

“穆尼先生说你会给我一份工作。”卡特利奇重复一遍。

“他对你这么说的？”

“是的，先生。”

“他确切的话是什么？”卡亨依旧充疑惑地问道。

“他告诉我走出大厅，往左转，然后再往左转，我会看到一个红头发的犹太人，告诉他给我安排工作。”

卡亨深思了一会儿，然后说：“好吧，你一开始每周25美元。”

这比卡特利奇在《孟菲斯新闻》挣得还多5美元，卡特利奇很满意，他发誓会证明他对卡亨先生是有价值的。几天后，卡特利奇有了这样的机会。当时穆尼在写一篇关于棉铃虫的文章，突然来到新闻编辑室，大声地问大家：“有谁知道，你们把那些研究昆虫的人叫作什么？”没有人能够回答，穆尼蔑视地扫视一下房间，摇摇头。然后为了突出他的蔑视，他指着一个职员，重复了这个问题；这个职员回答不出，他又问另一个。他绕着房间转了一圈一个接一个地问，越来越生气，一步步接近了萨姆·卡亨坐的地方。卡特利奇在另一边注视着，想到卡亨不会比其他人更聪明。所以，正当穆尼准备指向卡亨时，卡特利奇从远距离喊了出来：“是昆虫学家吗？”穆尼挥挥手，点点头，然后离开了房间。萨姆·卡亨松了口气。第二周，卡亨给卡特利奇涨了10美元工资。

卡特利奇在孟菲斯一直待到1927年，那时他的报道引起了商业部长赫伯特·胡佛的注意，胡佛向阿道夫·奥克斯推荐了这个年轻的记者。在胡佛当选为总统后，在卡特利奇加入了《巴尔的摩太阳报》后，胡佛又向奥克斯提起卡特利奇。1929年夏天，特纳·卡特利奇28岁时，成了一名《纽约时报》人。

7

卡特利奇来到《纽约时报》时，阿道夫·奥克斯已经71岁了。他有点耳聋，显得对人冷淡，所以在编辑部很少见到他，以致他的每一次来访都成了一件大事，是相当令人激动不安的时刻，编辑们的脑袋一致地随着他在走道上的每一步转。他是一个白发苍苍的小个子，有一双忧郁的蓝眼睛，一副非常挺直但虚弱的身材。报社里以前从未见过他的年轻人因见到他而感到敬畏。关于他，关于他一言不发地似乎在大楼里飘荡的方式，关于他的出现、消失，几个月后再出现的方式，几乎有种神秘的东西，单是他的一瞥就足以证明他的存在。一天他和一些上了年级的女人站在报社自助餐厅的一边，其中一位女人问道：“这就是你们所有的人吗？”奥克斯缓慢地扫视一下拥挤的餐厅，看着向远方延伸的一大批人，然后温和地、戏剧性地、几乎是自言自语地说：“是的，这些都是我的人。”

在最后的岁月，奥克斯的情况并不好。他脸面的左边下垂，看起来就像是一个中过风的人，但他的问题主要是精神上的，而不是身体上的。他郁郁寡欢，非常沮丧，以致有时一连几天都不读报纸。他说过想把《纽约时报》交给托管人，并且不时地想到死。他已经建了两个大陵墓，一个在查塔努加，另一个在纽约市外。

家里的人称他的病是忧郁症，但他们并不理解其真正原因。1929年正是他成就的鼎盛时期，说他很忧伤，这貌似不合逻辑。他正受到大学校长们、国务活动家们和他一度作为印刷学徒工作过的城市的赞颂。查塔努加不久前用了三天时间来庆祝他成为该市的荣誉市民。伯德少将在南极的探险曾在《纽约时报》上有过系列报道，他刚刚以奥克斯和他的家族命名了冰川和湖泊。《纽约时报》此时在广告方面领导着世界的报纸，奥克斯在纽约的怀特普莱恩斯买下了一块57英亩的地产，建了一个有白色圆柱、17个浴室的宅邸。奥克斯是迎接和克服挑战、取得成就的化身，但现在似乎所有这一切对他都消失了，似乎要用他的讣告来使他的故事获得生命了。

当他1896年买下《纽约时报》时，每天亏损1000美元，欠债高达30万美元，而且没有任何复苏的希望。1869年，亨利·贾维斯·雷蒙德在一个叫罗斯·艾廷格的舞台美人的公寓里因心脏病发作去世，《纽约时报》被雷蒙德的合伙人乔治·琼斯接管。琼斯曾因《纽约时报》揭露威廉·马西·特威德的腐败政治机器的丑闻而为《纽约时报》带来声望，但1881年琼斯背叛了共和党，不愿意支持詹姆斯·G.布莱恩当总统，遭到了许多共和党的广告商和订户的愤怒报复。《纽约时报》每年的利润从支持格罗弗·克利夫兰之前的18.8万美元掉到了5.6万美元，到1890年又掉到了1.5万美元。但造成衰败的原因不单是这个政治决策。在这些年里《纽约时报》也是经营不善的，在1891年琼斯去世后情况变得更糟。以《纽约时报》主编查尔斯·R.米勒为首脑的一个报业辛迪加接管了该报，最终导致它破产。正是在这一时刻，38岁的阿道夫·奥克斯用7.5万美元买下了《纽约时报》。

他的这笔钱是从各个银行和一些人那里借来的，这些人对他在査塔努加的成就和他在纽约的计划印象深刻，而且也被奥克斯从有影响的国会议员、铁路所有者、部长、编辑甚至格罗弗·克利夫兰总统那里求来的推荐信所打动。奥克斯曾经在查塔努加接待过克利夫兰，并且和他保持着联系。在给这位总统的一封信中，奥克斯解释说：

我正在谈判，争取在《纽约时报》的控股权，并且有美好的成功前景。我敬重地请求你给《纽约时报》出版公司的主席斯宾塞·特拉斯克回一封信，就你对我作为一个报纸业主的品质、总的个性以及我对公共问题的观点谈谈你的意见，这些已经由《查塔努加时报》的成功所证明了。

换句话说，说说你能就我作为一个诚实的、勤奋的和有能力的业主所能说的。我愿意向你保证，我考虑的事业对我来说不是太大。我能够在财务和其他方面实现它。

在36小时之内，克利夫兰总统答复了奥克斯：

在你对《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中，你已经证明了你是如此忠实地坚持了民主党的原则，已经勇敢地支持了有助于我们国家和我们党安全的观念和政策，所以我应该高兴地看到你在更大的领域发挥作用。如果你的计划得以实施，如果借此你转移到大都市的新闻界，我祝愿你能够取得最大的成功。

奥克斯对《纽约时报》7.5万美元的投资，不仅给他带来了同样数量的债券，而且还直接使他净获1125股股份，每股价值100美元，因为新公司的引资计划允许每购买1000美元债券拥有15股。而且按奥克斯和股东的约定，如果他能连续三年使《纽约时报》不欠债，他可以再得到3876股，使他的总股份达到5001股，也就是公司10000股的多数。给他的3876股暂时交第三者保管，因为当时公司认为他在四年之内拥有这些股份是不可思议的。但奥克斯对如何使这家报纸复活有非常明确的想法，他抓紧时间实施它们。很少有业主像他那样懂得报纸业务，由于他在新闻编辑和商业两方面的经验，他知道怎样在不降低质量的情况下减少成本。

在他投资《纽约时报》之前，他对纽约进行了研究，有时他骑着从中央公园租来的自行车游览这个城市，他肯定这里有他设想的这种报纸的市场。纽约最成功的报纸，每份销售一美分——有普利策的《世界报》（World），它的晨报版和晚报版上总共发行60万份，还有赫斯特的《新闻报》（Journal），它的两版总共是43万份。这两个人活生生地体现了奥克斯所反对的在报道中揭发丑闻和感伤的特点。奥克斯的报纸，每份销售三美分，能够同他认为文笔不错但报道无力的《太阳报》，同对上流社会最感兴趣的《先驱报》（Herald），同铁杆共和党的反动的《论坛报》（Tribune）竞争。奥克斯想让他的报纸成为不偏不倚的和完美的，成为一份诉诸商人的日报，用他的话说，一份“在读者吃早餐时不会弄脏桌布”的报纸。他想要这份报纸“提供消息，而且是全部消息，以简洁的、有吸引力的形式，用上流社会的彬彬有礼的审慎语言，如果不是更早，至少也要像其他可靠媒体那样及时地提供消息；公正地提供消息，不畏惧也不吹捧，不管涉及哪个党派、种族或利益”。

为了使《纽约时报》成为清楚易读的报纸，他购买了新字型，发挥了他在排印方面的才能和判断力。他迅速地撤除了对言情小说的刊登，这是查尔斯·R.米勒为了引诱读者而不得已在《纽约时报》上采取的最后一招。相反，奥克斯要求报道财经新闻、市场报告、地产交易、法庭程序，以及其他报纸一直忽视的政府的即使是枯燥的官方活动。奥克斯想办一份记录型的报纸，在报纸的后面，用小号字刊登纽约每次火灾的报道，直到20世纪60年代这一直是《纽约时报》的方针。至今在《纽约时报》上，每一天仍能读到世界各地的天气状况，可观察到的卫星的名称，邮轮到达的时间，空气污染指数，主要演讲的文本，到白宫的官方来访者的名字，太阳落下、月亮升起的确切时刻。

奥克斯接手时，公园大道上时报大楼里只有两部电话，他马上准备装上更多的电话。他还不顾《纽约时报》某些愿意继续用笔写字的员工的抗议，安排购买更多的打字机（然而，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是个例外，他精湛的书法比《纽约时报》的其他大多数人的打字更清楚易读，直到他于20世纪60年代初退休一直坚持亲笔写他的戏剧评论）。奥克斯的妻子伊菲吉妮，一个博学的女人，曾在查塔努加写过书评，劝说他在《纽约时报》上刊登一些评论。但奥克斯不是一个文人，他要求他的评论编辑把书籍当作消息，在评论时即使不受约束，也有义务谦恭有礼，因为奥克斯总是担心触犯别人。除了他觉得摒弃也无大碍的社论版外，他让他的报纸少发表意见。可以肯定，他迁就了他的图书和戏剧批评家，他没有用不正当手段干预他们的工作，但当一场演出在《纽约时报》上受到严厉批评、一位作家受到谴责时，他总感到难受。在发表那些和《纽约时报》意见不一致的读者来信时，奥克斯几乎是有一种受虐狂似的快乐。“给编辑部的信”不是他的发明，但他使这些信有了一种铺张的表现，他精明地认识到它对提高《纽约时报》的利益，进而证明《纽约时报》的公正性是有价值的。然而，他最明目张胆的促销行动是资助一项竞赛奖励。他提出了一个口号“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消息”。如果有人能写出一个十个词的口号比这个更好，奖励100美元。这个口号受到了讽刺、嘲笑、怀疑，但也引起了纽约周围敌对的编辑和各种读者的广泛讨论，总共收到了两万条建议，其中150条在《纽约时报》上得以发表。被唯一一位评委——《世纪》（Century）杂志的编辑挑选出来的获胜口号是“囊括世界所有的消息，但不是一个丑闻学校”（All the World's News, But Not a School for Scandal）。然而，虽然奥克斯支付了100美元奖金并因引起公众注意而感到高兴，但他还是认定更喜欢他自己的，所以他一直坚持用他的口号。

奥克斯接手三周后，《纽约时报》出版了它的第一个有插图的星期天杂志，这份带有网板印刷的照片、美观的副刊很快在读者中流行起来。它专门刊登这样一些事件，如歌剧季开幕、赛马表演、纽约的美好生活，偶尔也展示海外的王室，如1897年6月维多利亚女王登基60周年庆祝活动，为此奥克斯用了16页，50幅照片来呈现这场盛典。

阿道夫·奥克斯既是一个内心充满勇气的人，也是一个外表上重礼节把每一个人都称为“先生”的人。他甚至在给他的职员讲话时也称他们为先生，并且坚持要求《纽约时报》在第二次提到某个人时也要这样称呼，这一政策在《纽约时报》一直延续到今天，当然涉及罪犯或运动员时例外。所以，奥克斯先生开始在纽约取得了成功，他的报纸开始在一个300万人口的城市日益增多的中产阶级中找到了读者。但后来随着美西战争爆发，奥克斯遇到了一个新问题。

在这场战争爆发前的几个月里，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反对美国介入古巴事务，强烈要求麦金利总统谨慎行事。然而，缅因号战斗失利，《纽约时报》突然和愤怒的公众不一致了，而且它也正在被其他报道这场战争的报纸，主要是普利策的《世界报》和赫斯特的《新闻报》的激烈风格所压倒。奥克斯还没有足够的金钱同普利策和赫斯特竞争，他们正派出大量的记者、摄影师、特写作者和艺术家去获得亲眼所见的叙述和对英雄及恶棍的速写。《纽约时报》的报道仅限于美联社的电讯和《纽约时报》两位记者的邮件通讯。奥克斯知道，如果他想增加报纸的发行量，退一步说，如果他想保住他的发行量，他就不得不尽快想个法子。

正是这时，他决定把《纽约时报》的价格由三美分降低到一美分。他的编辑们感到惊恐，警告说《纽约时报》正在落入浮夸的廉价报纸的行列。但奥克斯坚持认为《纽约时报》会保持它的尊严，一美分的报纸无疑会吸引更多可敬的读者，如果《纽约时报》的价格降低的话，他们会转而阅读《纽约时报》，或者除了其他报纸外还会阅读《纽约时报》。奥克斯也许还感觉到了普利策和赫斯特由于过分竞争地报道美西战争而面临的资金困难。有一些传闻说，普利策和赫斯特希望能达成一致，双方的报纸都涨到两美分。但在奥克斯降低《纽约时报》的价格时，普利策和赫斯特就不得不放弃这个计划了。如果他们不顾奥克斯的情况而涨到两美分，奥克斯也许会跟着他们涨，但也许直到他牢牢地稳住一美分市场时才会这么做。所以，普利策和赫斯特不得不坚持住。他们在20年里都不得不这样做，直到对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报道成本非常昂贵，这三个业主都不得不收取两美分。但到那时，奥克斯的报纸已经领先了。

仅仅一年的时间，从1898年9月到1899年9月，奥克斯的一美分版每天的平均发行量从25726份增长到76260份，广告量也快速增长。1901年奥克斯的发行量超过了10万份，1912年达20多万份，1915年达30多万份。奥克斯的工作人员，在主编卡尔·范安达——是奥克斯在1904年从《太阳报》挖过来的——的领导下，出色地报道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就像他们在战前出色地报道了航空和极地探险、金融和政治一样。《纽约时报》是美国第一家公布并资助古吉尔莫·马可尼[注：古吉尔莫·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1874—1937），意大利物理学家，实用无线电报系统的发明人，1901年首先在大西洋两岸实现远距离无线电信号的传送，获1909年诺贝尔物理学奖。——译者注]的报纸，并且由于马可尼的无线电服务，《纽约时报》获得了美国在1904年日俄战争期间独家报道旅顺港海战的权利。

尽管《纽约时报》像其他大多数报纸一样，都忽视了1903年莱特兄弟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的飞行，但自那时起卡尔·范安达坚持报道不间断的积极进取的航空事业。当《世界报》拿出一万美元奖励从奥尔马尼到纽约的飞行时，范安达深信格伦·柯蒂斯会赢得这笔奖金。他专门为《纽约时报》记者租了一列火车，指示他们沿哈得孙河跟着柯蒂斯飞行。《纽约时报》的记者这样做了，结果他们比《世界报》的记者更详细地报道了柯蒂斯的飞行。《纽约时报》本身也资助了许多在美国国内的飞行，并资助了几位探险者，最著名的是1909年4月的北极发现者海军准将罗伯特·E.皮尔里，1911年12月的南极发现者罗纳德·阿蒙森。1912年4月16日的《纽约时报》，头版全都专用于报道泰坦尼克号的沉没，这不仅是范安达个人职业生涯的高峰，而且还增强了奥克斯日渐增长的特权。他的报纸正迅速地扩张，以致他在1913年不得不撤离第四十二大街上的不规则四边形的22层的瘦高的时报塔楼（他于1904年从公园大道搬进了这座塔楼）把他的大部分业务转移到第四十三大街上的一座新楼里。自那时起这座新楼不断扩大，今天仍然是《纽约时报》的总部。

奥克斯曾借了250万美元来建造他的塔楼，建这座塔楼是受了佛罗伦萨乔托钟楼的启发。奥克斯离还清贷款还很远。1913年，作为他的扩张的一个代价，他不得不购买新机器并且占更大的地盘；由于他的一个信贷者——平等人寿保险公司突然受到一个立法委员会调查，他的处境更复杂了。《纽约时报》完整地报道了这次调查，许多报道是由一个叫作珀西·布洛克的记者写的。一天，一个戴着巴拿马帽的小个子来访问布洛克，布洛克停下工作用了很长时间来回答这个人就这次调査提出的问题，但一个新雇来的编辑弗里德里克·T.伯查尔却因布洛克的谈话耽误了写报道而生气。他跳起来，快速走过通道来到布洛克的桌边，挖苦说：“布洛克先生，你可以再找时间来接待你的朋友。我马上要有关保险的报道。”布洛克提高声音说：“很抱歉，伯查尔先生。”然后朝那位戴巴拿马帽的人点点头，又说，“请允许我给你介绍一下奥克斯先生。”伯查尔握握手，但仍然不耐烦地对布洛克说：“快完成这篇报道，老弟，别胡扯了。”奥克斯向伯查尔道歉，解释说他不知道发稿时间如此之紧，然后平静地离开了新闻编辑部。

然而，奥克斯仍然关心他和这家保险公司的牵连，以及如果赫斯特或普利策的报纸发现《纽约时报》欠平等公司的钱，他们会写些什么。最后，奥克斯接触了马塞勒斯·哈特利·道奇，这个于1896年曾借给奥克斯10万美元的工业家族的一员，现在已拿出30万美元的贷款来帮助奥克斯还平等公司的钱。然而，奥克斯要拿出他的《纽约时报》的绝大多数股份作为担保。这些股份要在道奇的保险库里存放11年。1916年当道奇需要钱时，奥克斯偿还了这笔贷款。这次交易一直保密到奥克斯去世后的几年。

1916年春天，奥克斯58岁，他已经担任《纽约时报》业主20年了。周年纪念活动是在他办公室里举行的一个小小仪式。在仪式上他得到了一个装饰华丽的并且有手绘图案的本子，颇有中世纪的风格，里面是职员们的赞辞。当天向他表示祝贺的一些人，是在他买下《纽约时报》以前就在这里工作的——例如社论版主任查尔斯·R.米勒，一个身材高大并且笨重的人，留着白色的范戴克式的胡须；爱德华·奥古斯特·迪斯马，一个在1877年比米勒晚两年加入《纽约时报》的长得圆乎乎的老人，喜欢吹嘘自己从1851年《纽约时报》创办那一天起一期不落地读过每一期；还有路易斯·威利，奥克斯的商务经理，一个个头不大但精力充沛的吹捧者，他总是说奥克斯爱听的话；本·C.弗兰克，奥克斯的公司秘书，一个作为心腹的表兄弟，是从查塔努加带来帮助家族监督生意的；亨利·洛温塔尔，奥克斯的金融编辑，曾给奥克斯出主意定期发表一个名人栏目“购买者的到来”，建立《纽约时报》同零售商和服装产业的广告商的联系；弗里德里克·克雷格·莫蒂默，一个腿部有严重残疾的人，一个学者和文人，每天为《纽约时报》的社论版选一首诗，还写一种不署名的散文“时报话题”，在他死后由各种作者继续写了几十年（包括那些想要在《纽约时报》上展示写作才华并赚得每个专栏25美元报酬的送稿生）；不过在20世纪60年代，约翰·奥凯斯悄悄地慢慢逐渐减少“话题”的发表，今天弗里德里克·克雷格·莫蒂默的创举几乎已经完全从《纽约时报》上消失了。

当然，参加1916年在奥克斯办公室的庆祝仪式的还有卡尔·范安达。范安达像查尔斯·R.米勒等一些高级助手一样，也是一个股东。奥克斯为范安达感到自豪，承认他的天才，但奥克斯有时也对范安达的权力和名望感到害怕和愤懑。奥克斯有一次向他特别喜欢的一位青年《纽约时报》人坦白了这一点，但没有想到这个人正在写奥克斯个人思想的传记。例如，传记提到1915年7月7日，在庆祝米勒在《纽约时报》工作40年的大型午餐会上，奥克斯站起来称赞米勒一番后，觉得不得不对同样坐在讲台上的范安达恭维几句，称范安达是“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编辑”。但这位传记作者接着说：“我知道奥克斯先生经常不满意这位世界上最伟大的新闻编辑，打算限制他在组织里的权威，策划另一个人来反对他。如果另一个人能做同样的工作，同时能同样承担范安达所确定的卓越的战斗任务的话，我也许有意朝这个方向进行下去，但我已经更多地进入了编辑领域，而不是新闻领域。”

这个传记作者叫加雷特·加勒特。他是一个聪明的很有主见的编辑，有一种幽默感和超脱感，蓝眼睛，特征明显，衣着有一种雅致的风格。加勒特37岁，或许是《纽约时报》编辑委员会中最年轻的成员。奥克斯对他敏捷的头脑有深刻印象，这种敏捷的头脑经常挑战《纽约时报》老编辑的思维。奥克斯还喜欢加勒特不像其他人那么盲目地亲近英国。1915年有一些传闻说，《纽约时报》在某种程度上是被英国利益控制的，伦敦《泰晤士报》的诺思克利夫子爵[注：诺思克利夫子爵（Lord Viscount Northcliffe，即阿尔弗雷德·哈姆斯沃思，Alfred Harmsworth，1865—1922），英国现代新闻事业奠基人，创办了《每日邮报》（Daily Mail）和《每日镜报》（Daily Mirror），收购并改组了《新闻晚报》（the Evening News）、《观察家报》（Observer）和《泰晤士报》（The Times）等。]几乎能够支配奥克斯对英国友好和对德国敌对的政策。奥克斯对这些传闻非常敏感。实际上，奥克斯像美国的大多数人一样，在1915年是中立的。他把这场战争看作是欧洲的事情，并不想让美国陷进去。《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在1908年采访了德皇威廉二世大帝，称这位德国领导人蔑视英国，并预见德国总有一天会向英国开战。阿道夫·奥克斯在征求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意见后，决定不发表这篇采访，认为它无疑会激怒美国的舆论。奥克斯和罗斯福都认定，爱冲动的德国皇帝实际上并没有表明他在采访中所说的全部意思。奥克斯并不想要他的新闻栏目里有激情。他想让《纽约时报》客观地报道英国和德国双方的消息。但1915年他的一些编辑在情感上是不能这样完全客观的，由于奥克斯始终没有意识到这一点，由于他还不愿否决像范安达这样的人的意见，所以对消息的处理微妙地倾向于对英国有利。“《纽约时报》发表了大量亲德的材料，然而，报纸累积起来的效果却是极其反德的，”加雷特·加勒特于1915年6月29日在他的日记里这样写道，“你在哪一天都不能证明它。这种持续的效果来自于日复一日地无意识地接受了《纽约时报》对新闻价值的评价——即，相比于那些不受重视的内容，人会对受重视的内容投入更多兴趣和注意。”一天晚上，加勒特来到新闻编辑部，问范安达的助手、英国人弗里德里克·T.伯查尔，是否知道编辑力量如何控制新闻展示的。“是的，我知道，”伯查尔说，“让我定标题就行，我不关心谁控制着编辑部。”

这一时期使奥克斯感到麻烦的另一个主题是反犹主义，他亲身感受到这种东西正通过敌对的邮件大量地向他发来，以致他最终决定在通向他的办公室的走廊上安排一个警卫，在时报大楼主回廊上还有两个便衣警察。在一些信件上，《纽约时报》被说成是一家“犹太人的报纸”。1915年的一天，奥克斯告诫他的城市版主编阿瑟·格里夫斯不要给美国犹太人委员会关于发起援助欧洲战区犹太人运动的呼吁太大的版面。“我不赞成这种做法，”奥克斯说，“他们努力保留犹太人的特点和传统，使犹太人不融入脱离其他人，然后又抱怨犹太人受到的待遇不同于其他人。我感兴趣的是犹太人的宗教——我想看到这种宗教能得到保留——但对犹太人传统我只想保留这么多。我和布兰代斯不一样，”奥克斯接着说，“他成了一名专业的犹太人。几年前几乎没人知道他是个犹太人。他从来没有参加过任何犹太运动。当威尔逊总统组建内阁，有人告诉他内阁应该有个犹太成员，并提议布兰代斯做司法部长，威尔逊回答说，‘但他并不是犹太人。’而当布兰代斯听到这话之后，他显然决定变成个犹太人。”

1915年美国日渐高涨的反犹主义还表现为关于佐治亚州一个叫利奥·M.弗兰克的犹太人工厂老板引人注目的和有争议的谋杀案上——这个事件在《纽约时报》上得到了广泛报道。弗兰克被指控在1913年杀害了一个14岁的女工，因为她极力想得到少付给她的但她应得的1.2元工资。由于这些事实值得怀疑，佐治亚的州长把弗兰克的死刑减刑为无期徒刑，引起了暴民的强烈敌意，以致州长本人的生命都受到了威胁，他不得不呼吁民兵来保护自己。1915年7月，同狱的一个犯人砍伤了利奥·弗兰克，但未能杀死他。于是一个月后一名暴徒闯进了监狱，抓住了弗兰克，把他装进一辆汽车带到100英里远的邻近这位女工住处的地方，在那里把他吊死在了一棵树上。他的死引发了犹太人集团和其他许多人的强烈抗议，所有这些都被《纽约时报》以平静的方式报道了，《纽约时报》也曾同样平静地报道了导致暴徒行动的事件，包括对当时在佐治亚州猖獗的反犹情绪的描述。奥克斯对这些事实没有含糊其辞，也没有对他的报纸发表这些事实的义务含糊其辞，但这些事实使他有了一种冲突和黑暗的感觉。

尽管奥克斯在他的编辑们面前表现出他对弗兰克的品格没有深刻印象，但他相信弗兰克是无辜的。奥克斯有一次说，如果没有在绞型台上最后为自己伸冤的机会，利奥·弗兰克这种人会感到不甘。奥克斯总是力图从多种角度来看事情，他说他能理解为什么那么多佐治亚人会因弗兰克案件的处理而愤怒——大量的金钱和宣传从外面注入了这个州；州长在离开办公室一两天前做出了减免死刑的决定，州长以前是维护弗兰克的犹太人工作小组的成员；审判弗兰克的合法性以前已经被各级法院直到美国最高法院所批准。然而，奥克斯曾希望佐治亚州反犹的情绪不要像在报道中那样强烈，他声明佐治亚州是他作为一个南方人能理解的地方。但他的判断突然因暴徒对弗兰克处以私刑而动摇了。暴徒的领袖是奥克斯的一个私人朋友的兄弟。

奥克斯从办公室消失了几天。后来他又回来了，精神状态似乎好一些。但在1916年5月，加勒特在日记中写道：“他应该休息一年。他的精神非常糟糕。任何小问题都能把他搅得心烦意乱，然而如果这些问题不经他建议而解决，他也不高兴。他总是坚持事必躬亲，无论是过问还是不过问，似乎都是一种痛苦。我认为他开始感觉到我们其他所有人都感觉到的事情，也就是说《纽约时报》太庞大、太难操纵了，靠一个人的事必躬亲是不行的。”此外，当奥克斯不在时，加勒特意识到某种至关重要的东西也从日常的编辑会议上消失了。“我们无法肯定他的思维过程，然而他具有一种总能看到其他方面的能力，激起讨论、研究和再研究，他亲自处理的结果比他不在时所处理的结果要好得多。在米勒先生理事时，他只看到事情的一方面，抑制讨论另一方面的努力。他的头脑是封闭的。他的头脑比奥克斯的头脑好使，但它的活动受到了限制。但奥克斯先生虽然在用逻辑论述观点时有所欠缺，却更有洞察力，他能看出双方的正确与错误。他宽容反对派的人性弱点。”

1916年6月，加勒特退出了《纽约时报》，使奥克斯感到非常震惊和后悔。奥克斯把加勒特叫到他的办公室，问他这个决定是不是不可改变的。加勒特回答说，他已经对他的决定进行了全面的思考——加勒特准备去《先驱论坛报》，一家正在创办之中的报纸；《纽约时报》已经成型。加勒特说，多亏奥克斯的才华，《纽约时报》才能创办得如此之好，如此稳固，以至于人们对它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可做了。加勒特坦白他迫不及待地想要做事情，对《纽约时报》做任何事情——任何新的事情——都是很难的。

“但你在《先驱论坛报》将不会像在这里那么舒服。”奥克斯说。

“我不要舒服，”加勒特说，“麻烦在于我在这里太舒服了。舒适就是自杀。”奥克斯似乎感到奇怪，加勒特突然问道：“为什么你不买下《邮报》（Post），以一种文化品位很高的报纸的成就来使你的生涯完满呢？”

“我很高兴听你这样说，”奥克斯有同感地回答说，“我经常想到这一点。我能够在《邮报》上做一番大成就。单是我买下它的声明，就会给它的价值增加一百万美元。我完全知道我应该用它做什么。我只是想利用美联社的新闻，不想更多地操心新闻版块。但我想把更多的钱用在通讯的特写，关于艺术、音乐、文学和政治的文章上。请告诉我，这对《纽约时报》有什么帮助？”

“它不会对《纽约时报》有什么帮助，”加勒特说，“但那又如何呢？”

“它会分散我的精力，”他回答说，“这样一来它就会损害《纽约时报》。”接着奥克斯似乎回忆起了加勒特认为《纽约时报》已经成型的观点，又说：“我在这里还没有开始。”加勒特想，这就是奥克斯的梦想——他有更多的事情要对《纽约时报》做，但实际上奥克斯害怕做更多的事情。

“虽然你没有意识到，”加勒特说，“但你的勤奋和天才所创造的这个大机构的传统，限制了你自己的表现。”

奥克斯拒不相信这一点。相反，他谈到了《纽约时报》光明的未来，《先驱论坛报》的竞争会被证明是无用的。

加雷特·加勒特在《先驱论坛报》干得很好，但更多是作为一个作家，而不是作为一个记者。他离开《先驱论坛报》后更幸福——他写书，也为《星期六晚邮报》写批评文章，借此在全国赢得名望。然而，他保持着同《纽约时报》的朋友们的接触，包括阿道夫·奥克斯。1921年在奥克斯庆祝他当业主25周年纪念时，加勒特在一封信里写道：

亲爱的奥克斯先生：

25年前《纽约时报》是你的起点，24年前它是你的起点，十年前、五年前、一年前，甚至昨天，它还是你的起点。这就是对我来说非常惊奇的东西。每一天《纽约时报》都是你的起点，它决不会结束。你不说“我已经”，而总是说“我们将”。我记得有一次我说《纽约时报》已经是个完备的机构；我想知道建成这个机构是什么感觉。你盯着我说：“但我还没有开始呢”。

如果对你的不停止的精神来说是可能的话，一期完美的《纽约时报》会给你一个只是片刻的幸福。因为完美只存在于此刻，明天是一个新时代，明天是你生活的地方。

奥克斯一时为收到加勒特的信而高兴，它到来之时正是他似乎不能满足之时。在1918年底，加勒特辞职两年后，奥克斯已经达到了他情绪沮丧的最低点，在那之后他只有过一丝好转。如果说有哪一个事件造成了奥克斯的这种状况的话，它或许就是读者对查尔斯·R.米勒临近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时写的一篇社论产生的压倒性负面反馈。此时德国人显然在欧洲快失败了，欢欣鼓舞的范安达，像一个将军那样指挥着他的记者们，每天晚上都在他的地图上标出他们采访下一次战斗和协约国胜利的位置。1918年9月15日星期天，他给在家里的奥克斯和米勒打电话，声称“这是战争结束的开始”——奥地利已经提出开始“不具有约束力的”和平议程。米勒对范安达的热情做出回应，在他的家里写了关于这一主题的社论，通过电话把它发到办公室。米勒的社论主张考虑奥地利关于“不具有约束力的”讨论和平的建议，并且说：“理性和人性要求我们接受奥地利的提议。会谈的情况以超常的说服力和力量展现出来，为交换看法提出了一个有说服力的论据，这可以清除过去的和最近的误解……我们无法想象这个提议将被拒绝……如果我们考虑到在这场战争中血流成河、难以估量的财产损失，它所造成的灾难，亿万心灵因为它而遭受的苦难，我们就应该得出结论，只有疯子或好战大国的某些人没有灵魂的邪恶，才会阻碍或者挫败这种会谈的目的。”

《纽约时报》的所有人，不管是米勒还是范安达或者奥克斯，都未能预料到这篇社论引起的反应。突然间，来自全国的数百的电报、电话、公开声明和信件集中到时报大楼，指责《纽约时报》把自己出卖给一个应该被迫无条件投降的敌人。美国的侵略主义者谴责《纽约时报》“打出了白旗”，《先驱论坛报》在“读一份美国报纸”的口号下开始了增加发行量运动。据说威尔逊总统对这篇社论很生气，他要求他的助手看看它是不是已经传送到了欧洲（答案是肯定的）。在几天之内，强烈的反应从伦敦和巴黎、罗马和比利时传到了《纽约时报》。在纽约，联合俱乐部（Union League Club）计划召开一次会议来考虑公开谴责《纽约时报》。这个俱乐部是由许多有影响的和有权的纽约人组成的，奥克斯曾经想争取他们的好感。对《纽约时报》来说幸运的是，人们的情绪在一周左右后冷静下来了，没有发生公开的谴责，但这个插曲使奥克斯心烦意乱。他感觉到整个报社正在垮掉；他的所有工作，他多年对正直思维和公正行事的贡献，现在突然地被一篇他在发表前甚至没有仔细阅读的社论所葬送。正常情况下，查尔斯·米勒的社论，会以长条校样的形式被米勒或社论版的其他编辑重新阅读，也许还被奥克斯重新阅读。但由于米勒是在长岛大内克的家里写这篇社论的，由于奥克斯在纽约乔治湖的夏天别墅度周末，由于周末值班的社论版其他编辑以为米勒的文章没有什么使人吃惊的东西，因此没有做进一步的考虑就把这篇社论发表了。

第二天，此后的几天，奥克斯坐在他的桌子边发愣。信件在他面前堆得高高的，来自敌对报社的电报和社论展现在他面前，他无法相信这篇社论竟引起了如此强烈的反应。许多信件攻击奥克斯本人，说他是一个不爱国的犹太人，是一个和海外串通的国际主义者。米勒也感到迷惑，他迅速地征求了他在《纽约时报》外面的朋友的意见。其中一个是哈佛大学校长查尔斯·埃利奥特，他总体上赞成米勒的社论，但也找到一些不当的用词。奥克斯的编辑们怂恿奥克斯多少表明自己此前没有读过这篇社论，但他回答说：“我不能做这样的事情。我一直在享受着米勒为《纽约时报》写的许多社论得到的公开赞扬和公开认可，现在有了辱骂而不是赞扬时，我也必须分担。”

然而，奥克斯的确安排了一次和威尔逊总统的密友爱德华·M.豪斯上校的私下会见。他解释了这篇社论是如何发表的，强调《纽约时报》在这场战争期间是如何始终爱国的和亲协约国的。豪斯表示理解，问题平稳地过去了，但同时奥克斯也为自己代表《纽约时报》道歉的方式感到恶心，当时他真的觉的没有什么可道歉的。当他回到纽约后，他又对妻子谈起了退休。

现在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已经结婚了，在战后不久，他的女婿苏兹贝格和他宠爱的外甥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他姐姐埃达的儿子，已经从普林斯顿大学毕业了，并且由于他在欧洲作为一个战斗军官的勇敢而获得多枚勋章——已经加入了《纽约时报》。奥克斯还给《纽约时报》引来了一个“执行经理”，一个叫作乔治·麦卡内尼的老朋友。麦卡内尼曾是纽约的市政委员会的主席。麦卡内尼的责任并不是要使许多编辑包括范安达满意；在职责上麦卡内尼应集中注意报纸的最大成本的项目——获得纸张，因为纸张在战争期间是定量的。但很快就看得出来，麦卡内尼正在扩大他在《纽约时报》内部的利益，这也许是被奥克斯用来遏制其他人的。不久范安达给他在三层的下属们传话，可以不理睬麦卡内尼的问题。奥克斯意识到了这一点，非常不高兴，但他对此没做什么反应。麦卡内尼应多少靠自己来克服困难。奥克斯向另一个朋友吐露，解释说麦卡内尼对报纸的首要作用应是形成一种“道德背景”，他虽然是一个不会掌管报纸的人——权力会留在奥克斯家族手里——但会是一个公司顾问和家族顾问，防止悲剧的事情发生。

1918年12月，伊菲吉妮·奥克斯结婚一年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到《纽约时报》工作，仍旧穿着他的靴子、靴刺以及其他当时作为炮兵的少尉在战地所穿的制服。奥克斯派苏兹贝格下楼去见麦卡内尼。接下来的一年，麦卡内尼帮助苏兹贝格在纽约的工厂以及《纽约时报》在布鲁克林的布什特明纳尔大楼的纸厂实习。到1921年，苏兹贝格显然已经了解报纸业务了。乔治·麦卡内尼对范安达没有任何重大的影响，而且他本人在《纽约时报》也看不出有什么真正的前途，便辞职了，后来成了纽约运输委员会的主席。

然而，将来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还是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继承奥克斯的最高位，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奥克斯本人把握不准他们哪一个会成为更好的业主。他们是很不相同的——苏兹贝格似乎更谦虚，更敏感，更谨慎，坚持传统；阿德勒，一个宽肩膀、胸肌发达的年轻人，留着一个小八字须，是咄咄逼人的和直率的。奥克斯喜欢阿德勒，特别是他在战争中的表现和他作为一个爱国者的形象，但对阿德勒能否忠诚地实现奥克斯计划的能力和愿望有些怀疑。奥克斯最终决定把他的接班人事情留给他的女儿和这两个人。他给每个人一票，让他们在他去世后选择他的接班人。只要他的女儿婚姻幸福，苏兹贝格的票数就会是两比一。

在过渡期间，奥克斯观察了这两个人的表现——苏兹贝格的责任首先是在编辑方面，阿德勒的义务在经营方面。奥克斯把伊菲吉妮当作一个维多利亚式的女士来培养，伊菲吉妮应该待在家里，生育孩子，她做这事相当迅速。1918年12月，她结婚13个月后，生了一个女儿玛丽安。1921年在奥克斯3月12日生日时，她有了第二个女儿鲁思，后来在1923年又有了第三个女儿朱迪思，最终于1926年有了一个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阿德勒在1922年娶了旧金山的巴巴拉·斯泰特海默，在1924年有了一个儿子小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后来在1928年和1930年又有了两个女儿巴巴拉和南希。到20世纪50年代，苏兹贝格和阿德勒的孩子们（只有朱迪思·苏兹贝格是个例外，成了一个医生）都为家族的事业工作。到20世纪60年代，第四代的第一个成员也为《纽约时报》工作，他就是鲁思·苏兹贝格的第一个儿子斯蒂芬·阿瑟·奥克斯·戈尔登，一位19岁的记者。

一个非常沮丧的人在星期天、阳光灿烂的日子或繁荣时期，比在多雨的日子或世界似乎黑暗的时期，更能感觉到和世界的格格不入。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有可能解释在一生的晚年、在20世纪30年代初大萧条时期阿道夫·奥克斯神秘的个性变化了。奥克斯一下子又成了一个精力充沛的人，一个乐观主义者。他每天早晨阅读报纸，写备忘录，发布指示。卡尔·范安达现在处于半退休状态，查尔斯·R.米勒去世了，这意味着奥克斯在回应每一种冲动之前没有任何其他人要考虑了。他现在让他的白头发长得长长的，把它沿着头的两边往后梳，模仿乔治·华盛顿。他曾听欧洲的某个人说，他看起来像美国第一任总统。奥克斯已经卖掉了他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住宅——这个住宅里塞满了伟大艺术家、音乐家的大理石半身像，海外旅游的小纪念品，奥克斯家族及亲戚的数不清的照片，包括他的女儿伊菲吉妮在成长的每一个阶段的照片——他现在和他的妻子及一帮仆人，有时（在他的坚持下）也和苏兹贝格全家生活在怀特普莱恩斯的带廊柱的豪宅里，那里有大宴会厅和蔓延的草坪。奥克斯在他的一生中第一次生活在金碧辉煌里。从他豪华的书房里，他能够透过一个大窗户，看到他的叫作希兰代尔的57英亩庄园的一部分，这个庄园包括一个私人的湖和船坞，一个园丁的小屋和绿房子，还有其他小建筑和动物圈栏。他养了一些玩赏动物以及猪、火鸡和小牛。除了会被杀掉的小牛，他给所有动物都取了名字。奥克斯夫人现在成了一个胖胖的快乐的小淘气，长着长长的白发，让一个仆人很少去做别的事，只是悉心照料狗。奥克斯夫人偶尔亲自为宠物开晚会，邀请她的孙子们和他们的朋友参加，一视同仁地给狗喂饼干和热狗。

在林白绑架案[注：林白绑架案，1932年，美国著名飞行员查尔斯·林白年仅20个月的长子被绑架撕票，是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绑架案之一。]发生后，奥克斯雇用了一个保镖来保护庄园，免遭对孙子们的可能的伤害，他还坚持把他们送到欧洲待一段时间作为进一步的防范。奥克斯决心保护奥克斯家族的未来，同时又享受眼前的好时光。大萧条对他在精神上没有多大影响，似乎使他感觉更好一些，或者说可能为他提出了一种新的挑战，而且也没有给他造成财产损失。他40多年前在查塔努加经历了一次可怕的地产投机体验之后，他已经不向与他的生意无关的事情投资了。在30年代他一度把他雇员的薪水削减了10%，但这不过是在其他地方也存在的严峻局面造成的。《纽约时报》没有哪个雇员在查塔努加或纽约被解雇。然而，他对国家的经济状况感到气愤，他放弃了他毕生的民主党保守主义，成了一个自由主义者，在1932年选举前支持罗斯福。此时由于普利策家族把《世界报》出售给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奥克斯也非常烦恼。他的确不想让《世界报》的各种版本符合他的口味，但他希望它们能以这样或那样的形式保持独立。当奥克斯听说《世界晨报》（Morning World）和星期天版不再办了，《世界晚报》（Evening World）同斯克里普斯—霍华德的《电讯报》合并时，立即缩短了他在檀香山的假期，尽可能迅速地返回到纽约，但这项交易已经完成了。奥克斯在下一周用了大部分时间对他的编辑们大谈，假如是由他负责的话，他会如何拯救《世界报》。

这一时期奥克斯的自负和乐观主义还表现在赛马上，如果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这也许被看作是衰老的迹象。他让一些重要的人物到萨拉托加的比赛场上，从不想赌到什么好处，他也不允许他的客人输掉赌注——奥克斯为每一个人都提供赌注。他还为每一个人挑选马匹。在每一次比赛前，在征求了《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一个叫布赖恩·费尔德的快活的年轻人的意见之后，奥克斯会为每人在一些可能取胜的马上下5美元的赌注，然后给他的每位客人指定一匹马。客人如果根据马的名字、颜色、号码或出于其他理由不接受所指定的马，奥克斯再重新安排。他想让他的客人高兴。如果一位客人的马赢了，客人就把钱都拿走。客人只会赢，不会输。由于大家都知道萨拉托加赛马场是最有希望获胜的马匹的坟墓，因此通常在每一次比赛后奥克斯的包厢里都有获胜者。奥克斯一方总是一帮高兴快活的人，只有奥克斯夫人是个例外，她不喜欢赛马，是因为职业赛马骑师鞭打这些马。

布赖恩·费尔德作为《纽约时报》的赛马专家的工作之一是使奥克斯夫人相信这些马并没有受到残忍的对待。他一再解释说，赛马骑师的鞭子只“发出响声”，是一种做得非常松散的短鞭，它只是发出“啪”的响声，但并不打在马身上。奥克斯夫人仍然不相信。费尔德的其他任务还包括为每一个客人的马做记录，在每一次比赛前买票，收集所有赢得的钱。这经常是一种困难的和混乱的工作，特别是客人们在奥克斯刚分派完后就决定换马。但费尔德感到欣慰的是，他成了《纽约时报》大老板的好朋友，这个大老板甚至是《纽约时报》的体育记者都没见过的。

萨拉托加的一个星期六下午，奥克斯和六个客人来到这里，坐在一个包厢里，紧挨着芝加哥的约翰·D.赫茨的包厢，赫茨是电影和银行、出租车和赛马的百万富翁投资者。费尔德非常熟悉赫茨，赫茨欣赏费尔德几年前曾努力说服威廉·伍德沃德派他的冠军加兰特·福克斯去参加赫茨在芝加哥的阿林顿公园的比赛。费尔德给奥克斯介绍赫茨，并听了他们一会儿友好的谈话。赫茨问奥克斯下一场比赛他要在哪匹马上下注。奥克斯转问费尔德，费尔德已经下过了赌注。费尔德知道下一场比赛，以两岁的小牝马为特色，由于参赛马匹数目庞大，奥克斯下的七注里没有包括赫茨挑中的马。

“好的，”赫茨柔和地说，“我想我的马在这里有机会了。”

奥克斯没有理解赫茨的话的意思，但布赖恩·费尔德知道赫茨是一个非常保守的人，很少透露关于他的马的消息，于是激动起来。他偷偷地把他的感觉告诉了奥克斯，但这位业主犹豫起来。后来一位客人注意到赫茨的马是一个有30比1的赔率而不大可能获胜的马，奥克斯想让他的客人高兴，转向费尔德，告诉他给赫茨的牝马上押五美元。

费尔德从通道上挤过拥挤的人群，跑向售票窗口。还有几秒钟比赛就开始了，他没能走到窗口前，就已经听到了铃声响了——比赛已经开始了，赌注登记经纪人用石板啪地关上了下注的窗口。费尔德垂头丧气地回到包厢，观看赛马转圈跑起来。当费尔德来到奥克斯身边时，赫茨的牝马已经领先其他马不费劲地跑过了终点线，奥克斯和他的客人们兴高采烈地欢呼起来。按30比1的比例，五美元赌注，他们已经赢了150美元。奥克斯宣布，由于赌注是事前没有以任何人的名义下的，所以他们会平分这150美元。

约翰·D.赫茨用锐利的眼光看了一下费尔德，感觉到有某种事情不对头，他问道：“你下注了吗？”

“是的，先生。”费尔德装出高兴的样子说，因为奥克斯转过来听他们谈话。

在激动过去后，客人们又坐了下来，赫茨仍然觉得费尔德的举止有点儿令人不安，问他出了什么价。费尔德说30比1。

“你应该做得比这更好，”赫茨说，“这匹马的赔率有所上涨，最后大致在40或50比1。”

奥克斯没有注意这次交谈，对此费尔德是感激的。但他也不安地想到，尽管他已经从自己的口袋里拿出了150美元，但赫茨却认为他干得不好。下个星期一，赛马场上更平静些，奥克斯没有来，费尔德见到了赫茨。他解释说，赫茨暗示他是一个笨蛋，只下了30比1的赌金，他本可以下40比1或者更多，这使他作为一名赌马者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然后费尔德给赫茨说了全部实情。赫茨非常开心，最后他说：“费尔德，我也会这样做的。奥克斯先生是一个伟人，他喜欢你。”

1933年2月在棕榈滩，奥克斯和他的妻子庆祝他们的金婚纪念日，一个月后奥克斯就75岁了，各个报社都和他联系，问他对自己和世界的状况有什么评论。奥克斯决定坐下来，为新闻界写一篇声明，是以他相当摇晃颤抖的字迹写下的：

阿道夫·S.奥克斯，《纽约时报》的控股人和业主，今天75岁了。他于1858年3月12日出生于俄亥俄州的辛辛那提。他安静地在这里和奥克斯夫人、他唯一的孩子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及她的四个孩子庆祝这一天……

奥克斯先生身体健康，活泼敏捷。他了解《查塔努加时报》和《纽约时报》哪怕最微小的细节问题，37年来他一直是这两家报纸的唯一所有者。他还一直关心美联社的事务，35年来他一直是它的董事会和执行委员会成员。

奥克斯先生……深信不疑，美国正在恢复正常，并且会继续繁荣下去。他说我们将会从这个国家目前正深陷其中的混乱当中走出来，就像在过去那许多悲观主义者洋洋得意，觉得我们的国家，尤其是政府注定要走向毁灭、各国都将遭遇厄运的日子中，我们同样拥有很多机会。

美利坚共和国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富有、坚定、强大，比任何时候拥有的前景也更光明。我们还没有深入挖掘我们的机会、我们的最终资源、我们的工业、我们发明天才的土地。对现在来说，我们正在从冻结的金融、疯狂的投机和不正常的贪婪的野蛮的放荡中恢复过来。每一个人似乎都失去了富裕的责任感，暴发户的流行病横扫全国。但我想这种形势是可以理解的，我们正在清醒过来，痛苦地使我们的家园恢复秩序。我们正在经历的悲剧的体验将教育人们，认真、小心和保守主义在经济上，就像在身体健康上一样是必需的，十诫和山上宝训是不能忽视的，也是不能忘记的。它们应继续是我们人生哲学指南。现在正潜伏着的崇高纯洁和理想主义，将为了我们孩子的和平和舒适而被唤醒，这将是对我们苦难的充分补偿。

两年后，在去世前的那天，阿道夫·奥克斯坐火车驶向査塔努加。陪伴他的是一个护士和他16岁的外孙女玛丽安。玛丽安六年后嫁给了奥维尔·德赖富斯。奥克斯坚持说他在查塔努加有生意要照顾，他拒绝让苏兹贝格或阿德勒代他去那儿。他说，茱萸在洛克沃特山上盛开，他想再去看看。他还想去访问过去的一些熟悉的地方、朋友和亲戚。

在查塔努加，奥克斯在1882年——当时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奋发向上的年轻业主——买下的布局凌乱的砖房里过夜。现在这座房子是他的妹妹哈里·阿德勒夫人和她全家居住。在下午和晚上许多来访者来拜访奥克斯，总是说他看起来气色多么好。第二天早晨他在《查塔努加时报》的工厂散步，和新闻编辑部的职员和排版室的印刷工握手。奥克斯和该报总经理，也就是他弟弟米尔顿的儿子阿道夫·谢尔比·奥克斯，和一些编辑、护士坐了一会儿。他们围着桌子进行了时间不长的愉快的谈话，然后侍者拿来了菜单，这些人研究了一番。

“你认为我们该来点儿什么，阿道夫？”米尔顿问道。他的哥哥没有回答，米尔顿抬起头来一看，发现阿道夫的脸色变了。很快阿道夫倒在了桌子上，失去了知觉。他脑溢血发作，再没有醒过来。

1935年4月8日奥克斯去世，享年77岁。富兰克林·D.罗斯福，还有其他几百位领导人发来唁电。美联社在全世界的电讯静默两分钟。查塔努加的每一个商社和工厂都关门一天，纽约市降半旗。伊菲吉妮和阿瑟·苏兹贝格把遗体带回纽约，4月12日，奥克斯被安葬在纽约希望山的以色列圣殿公墓，离他的希兰代尔庄园不远。

8

奥克斯去世一个月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成了《纽约时报》的业主。他44岁，已经在报社干了18年。在他晋升后的那天，他在《纽约时报》上声明，他决不会背叛奥克斯的基本原则，但私下他告诉编辑们，一年之内报纸会有一些变化。家长制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现在劳工组织比以前更强大，他们极力想拉拢《纽约时报》所有的记者和编辑参加工会。苏兹贝格反对这样做，尽管他不反对工联主义，但他不想让他的职员和一个“除了同为美国人之外还有其他共同特征”的集团关系密切。他同意在全国劳工关系委员会面前作证，愿意如实表明他的立场。他在自己的马甲口袋里放了一个小纸条作为对自己的提示。他在上面写道：“保持冷静，微笑，不要显得精明。”他微笑着度过了四天的听证会，他没有屈服于报纸协会的只能雇用工会会员的非分要求，但也决不对抗劳工领袖。他的绅士举止是一种不可否认的财产。

在《纽约时报》，苏兹贝格的地位稍微有点超然。他的一些高级编辑决不会让他忘记他是奥克斯的女婿，但苏兹贝格尽量谦和地承认这一点。他的一些公共讲演是这样开头的：“也许你们奇怪我是如何成了一个大报的业主的。让我告诉你们我的套路：早起床，努力工作，并且娶老板的女儿。”

他喜欢展现他自己的这一面，轻快幽默的和稍微自我贬低的一面，这一面尽管讨人喜欢，但不会显露太多他的真实面目。在家里，他的举止有时也像是令人愉快的客人，讲滑稽故事，说双关语，用聪明的小礼物或小发明使家里的人感到惊奇。一天晚饭后，一个仆人在桌子上放了一块蛋糕，苏兹贝格说这标志着伊菲吉妮拒绝他起初的结婚提议的日子。蛋糕上的糖衣上写道：“只给A.H.S.（苏兹贝格）”苏兹贝格拿了把刀子，为自己切了一块，然后把蛋糕绕着桌子推过去。剩下的蛋糕却是用木头做的。

还有一次，在苏兹贝格的孩子们长大成人后，他要求他们都贡献一些个人轶事，出版一本关于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书，收录一些回忆。他们的孩子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就决定自己做这本书。当这本有漂亮的皮封面的书完成后，他给每个家庭成员都送上一本，书名是：《苏兹贝格—奥克斯家族的幽默故事选集》。书的开头是：“在我的孩子们帮助下，我把他们和他们的孩子的故事汇编成册。随着时光流逝，你们可以发现它是有趣而值得一读的，可以回想起一些插曲。”而这本书的其他部分却是空白。

他很少忘记生日和周年纪念日，在他送出的贺卡上他通常都聪明地画上一个插图或写上一首打油诗。他经常因为不能参加他哪一个孩子的毕业典礼而给他们写上一封温情的信。在他离家最远的时候，他有时看起来像和他的孩子们最亲近。他是一个复杂的人，他的内心紧张可由他偶尔脸上的皮疹、由他长时间的沉默和他夜里喝酒的方式所证明，但他从不会喝醉。他是一个非常英俊的人，威严而且世故，是浪漫的流言蜚语的攻击对象，但他也是一个非常专心的业主。在他的领导下，《纽约时报》繁荣程度超出了奥克斯的想象。但在奥克斯的名义下将成功隐藏起来，是苏兹贝格负担的一部分，别的人也会这样做。即使在《纽约时报》发表的信中表达个人意见，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宁愿署上一个假名“A.艾特切斯”。在政界和新闻界之外，他是不怎么知名的。他融合进这个机构中，做他的高级管理者的工作，然而他对职员有敏锐的意识，而且给他们的印象是比他的更讲礼节的岳父更有人情味。在某个职员去世后，苏兹贝格会发一封唁电，不仅给死者的发妻，也会发给他的情人。

苏兹贝格是在《纽约时报》一个非常危急的时期接管它的。该报不仅正受到报业工会的挑战，而且还正遭到公众的谴责：由于该报对犹太人的政策而受到犹太复国主义者的谴责；由于赫伯特·马修斯来自西班牙的报道而受到天主教的谴责，而且孤立主义者也指责《纽约时报》正在把这个国家推入另一场世界大战；似乎每个星期都有一个代表这个或那个派别的代表团访问业主的办公室，或发表指责《纽约时报》的声明。“我不习惯被叫作混蛋，”在一次不愉快的体验后苏兹贝格对一个编辑说，“但我想我将学会喜欢它。”

在这些岁月里，苏兹贝格最亲密的同事是他的首席社论作家查尔斯·默茨，一个高大健壮的衣着考究的人，戴着一顶蓝色的霍姆堡毡帽，用一种普鲁士军官的步子走路。由于面色红润，暗示着他有高血压；由于他那副小小银边眼镜紧紧地夹在他的方脸和鼻子上，以致他的耳朵向前凸，他看起来像个非常暴躁的人，实际上，默茨是一个性情平和的人。他毕业于耶鲁大学，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军事情报部门当中尉，后来他为《哈珀周报》（Harper's Weekly）、《科利耶斯》（Collier's）和《新共和》（New Republic）写文章。1920年他给《新共和》写的一篇文章是分为两部分的系列文章，合作者是沃尔特·李普曼。这篇文章对《纽约时报》1917年3月到1920年3月对俄国革命的报道进行了严厉的批评。默茨和李普曼写道：《纽约时报》每天的报道都对苏维埃革命者有很大的偏见，非常急于表达对美国及其盟友最容易消化的事实，从而使《纽约时报》的读者误以为布尔什维克不可能取胜。有利于布尔什维克的事实都被弄成了像是政治宣传，不利的事实被表达成无可辩驳的真理。默茨和李普曼对《纽约时报》报道的分析得出了如下一个主要结论：

这家报纸整体上来说被人们怀有的希望给统治了。一开始他们热情地支持他们的国家，因为美国在这场声势浩大的战争当中前途未卜。直到停战协议的签订，他们的兴趣在于打败德国。他们的希望一直延续到俄国无法再继续战斗。当他们看到俄国的力量不如从前，就开始以干涉行为来与德国对抗。当与德国的战争结束之后，这种干涉却依然存在。他们为自己的干涉行为找到了理由。德国危害作为干涉的理由直至停战协议的签署不再成立；而在那之后，“红灾”几乎马上就取而代之。“红灾”接下来又被对“白军”将军们的希望所替代。当这些希望全都破灭了之后，“红灾”又出现了。总体上来说，《纽约时报》对俄国报道的不是事实，而是记者们自己想看到的。

查尔斯·默茨在纽约《世界报》社和李普曼一起密切工作，正是从李普曼那里，他第一次听说了关于出售《世界报》的秘密谈判。1931年，在《世界报》关闭的前一天，默茨被《纽约时报》雇用，让他感到欣慰的是《纽约时报》所有编辑都没有提到他在《新共和》上的批评文章，以致他怀疑《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读过这篇文章。

年龄相仿的默茨和苏兹贝格在政治上都是自由分子，有许多共同点，不久他们成了好朋友。他们一起带他们的妻子去度假，在希兰代尔度周末。有时默茨会和苏兹贝格讨论《纽约时报》的政策。有时，他会帮助苏兹贝格完成《纽约时报》的填字游戏，这是在奥克斯去世后苏兹贝格带进报纸的一种业余消遣。

苏兹贝格和其他编辑的个人关系不像和默茨的关系这样亲密。埃德温·詹姆斯1932年取代伯查尔就任主编，他对苏兹贝格的口味来说有点太执拗，但这位业主也找不出詹姆斯有什么不可宽容的事情。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是1923年从《论坛报》过来的，是个专横的和自以为了不起的人，但他在《时报杂志》和评论部门干得极其出色，苏兹贝格不用干预。华盛顿分社社长阿瑟·克罗克，的确使苏兹贝格相当不舒服。有时苏兹贝格不敢相信在克罗克1927年从《世界报》来到《纽约时报》后不久，他本人曾经是克罗克的崇拜者。事实上，1933年奥克斯感到为难，他非常害怕政治专栏会把《纽约时报》拖进同非常重要的人物无休止的争论中，正是苏兹贝格有力地支持了克罗克办这样一个栏目的雄心。按奥克斯的标准，《纽约时报》有一个社论版，用来表达对艺术和娱乐的意见就足够了。在奥克斯看来，允许一个记者对美国总统和国会说三道四，这样的做法是不明智的。奥克斯曾提议让克罗克从华盛顿给一个想象的人物写“信”，这个建议使克罗克觉得可怕。苏兹贝格同意克罗克的观点，最终说服奥克斯让克罗克写他愿意写的这个专栏。但奥克斯去世几年后，苏兹贝格开始理解了奥克斯的慎重。

即使克罗克的散文经常是严密的和复杂的，但在字里行间也有一种“底漆”，特别是在克罗克谈论新政和富兰克林·罗斯福时。虽然苏兹贝格本人并不特别赞赏罗斯福，虽然《纽约时报》编辑部曾谴责他把自己的支持者安插进最高法院之类的动机，但《纽约时报》的反对意见决不像克罗克那样具有个人色彩。苏兹贝格能够理解罗斯福公开地把克罗克叫作“小阿瑟”时表现出的那种恶意倾向。

罗斯福在一次克罗克没有参加的新闻界聚会上讲了一个典型的寓言。他说：“小阿瑟一次到巴黎旅行，想看看风景。他请求当一名仪仗兵，结果被派给了共和国的总统和军队总司令，他如愿以偿。不久后，总统陪他来到罗浮宫，他们在那里看到了米洛的维纳斯雕像。‘啊！’小阿瑟赞叹道，‘多么优美，多么古典的美丽，何等的神圣！’但他走近一看说，‘哎呀！她有口臭！’”

阿瑟·克罗克反唇相讥地做出了反应，把罗斯福描绘成一个狡猾的“教授”或“狐狸老弟”。克罗克指责罗斯福的罪恶是“比我见过的任何人物都更无情、更聪明、更巧妙地极力压制正当的负面评论”。克罗克，一个保守的南方民主党人，把新政推行者视为一个威胁集团。这个集团正在毁灭美国的权利，利用联邦财政部来保住官位，推进那种会使国家屈服于更恶毒的自由主义者或“一种法西斯主义者”的立法。

在罗斯福的圈子里，克罗克习惯打击的目标是副国务卿萨纳·威尔斯。威尔斯最终辞职的原因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克罗克彻底公开了威尔斯同国务卿科德尔·胡尔的不和，而胡尔是克罗克的朋友。被克罗克的短剑击中的另一个人是罗斯福的亲密顾问哈里·霍普金斯。有一次克罗克写道：“霍普金斯先生有时也许会想到总统说或做的某些事情是不完美的。如果是这样，他也就心安理得地压制住了那些不值得一提的想法。”

由于无法撤换克罗克，苏兹贝格也就没有什么高招了，只能暗示这位专栏作家走得太远了，这种暗示是克罗克不必顾及的。在美国，克罗克是最有权力和最优秀的记者之一。在他作为一个政治记者的岁月里，他获得了有价值的消息源。在整个罗斯福时代，他为《纽约时报》提供了无数的独家新闻。1933年，根据纽约的参议员罗伯特·F.瓦格纳的情报，克罗克提前揭示了罗斯福的国家复兴法案的框架，这个法案是打算放弃1932年纲领中的保守主义，以利于公共工作计划。罗斯福很快否认了有这样的计划，结果一些记者发表了对克罗克报道的驳斥，但不久之后，在罗斯福的要求下国会使国家复兴法案成为立法了。

据说罗斯福的财政顾问正在就是否增发货币问题进行争论，克罗克便给一位高官打电话来核实货币增发计划是否已经取消。“是的，”这位官员说，“这很好，不是吗？难道你不认为对黄金来说这是绝妙的吗？”克罗克一时沉默了。这是否意味着放弃了金本位了？克罗克害怕去追问，心想他稍微显示出惊奇或无知，只会使这个线人意识到他自己无意识地透露情况了。克罗克挂断了电话，给他知道的华盛顿最不谨慎的人、财政部长威廉·H.伍丁打了电话。伍丁正在他的饭店的房间里弹钢琴，克罗克的电话打断了他。克罗克漫不经心地迅速问道：“总统将在什么时候宣布放弃金本位？”

“星期六上午。”伍丁毫不犹豫地回答。第二天的《纽约时报》在显著位置刊登了克罗克的报道。

伍丁因健康原因于1934年辞职后，罗斯福任命他的一个老朋友小亨利·摩根索担任财政部长职务。摩根索这个人是克罗克很不喜欢的，在此后的十年，摩根索经常向苏兹贝格和其他人抱怨阿瑟·克罗克的“诡计”。特别让他气愤的是，克罗克经常表达出这样的意见，认为约瑟夫·P.肯尼迪、杰西·琼斯或约翰·W.黑尼斯都是取代摩根索的理想人选。摩根索在临近他的政治生涯结束时又感到麻烦的是，克罗克事先暴露了所谓的摩根索计划。克罗克是从一个重要的消息来源那里最早听说这个计划的。这个提供消息的人邀请他去喝波旁威士忌酒，问道：“你是否知道亨利·摩根索在哪里？”克罗克承认自己不知道，但很快意识到找到摩根索是很重要的。线人透露，摩根索在魁北克会议上提出了他打算把战后的德国改造成一个完全的农业国的计划，这一计划已经得到了总统批准，而且摩根索是没有跟国务卿或国防部长打招呼就去了魁北克。就是这样的报道体现了克罗克广阔的联络网，并使苏兹贝格不愿插手他的报道。像《纽约时报》在其他地方的许多人是不可替代的一样，克罗克在华盛顿也是不可替代的。他是在1932年1月被奥克斯看中后被拉进《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克罗克以前曾为其他报纸在首都采访，但他已经讨厌了这个城市，宁愿生活在纽约。华盛顿分社社长理査德·V.库拉汉于1931年12月突然死于肺炎，使得奥克斯在《纽约时报》里一下子还找不到什么人愿意或能够接管分社，所以克罗克按自己提出的条件接受了这个职位，这些条件几乎等于完全的自主权。一个记者一生中很少有这样的时刻，使他的业主处于劣势。所以，克罗克抓住了他能够抓住的运气，有了这种陌生的奇妙体验。

克罗克以前和业主的关系总是以他的失望而告终。在《世界报》他曾是业主拉尔夫·普利策的助手。普利策有一次写道：“克罗克的舌头像金刚砂一样锐利，心肠又像玉米片粥一样柔和。”克罗克觉得自己处于一种非常得宠的地位，但当沃尔特·李普曼被任命为《世界报》主编后，他一头栽进了水里。不久后克罗克加入了《纽约时报》。十年前，克罗克曾是《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和《路易斯维尔时报》（Louisville Courier-Journal and Times）的编辑，在亨利·沃特森上校的冷嘲热讽的脾气下工作了一段时间（阿道夫·奥克斯1875年在路易斯维尔作为印刷工为沃特森工作过），后来在未来的驻英国大使罗伯特·W.宾厄姆接管这家报纸后，克罗克的位置受到了冲击。当宾厄姆把另一个编辑安插在克罗克之上时，克罗克辞职了，去了纽约。（若干年后，当宾厄姆大使躺在一家医院里还没有断气时，只有克罗克在《纽约时报》上做了报道，约瑟夫·肯尼迪将是下一任驻英国大使。这使得罗斯福总统勃然大怒，指责克罗克没有礼貌，甚至没等到宾厄姆进坟墓就宣布了宾厄姆的继任者。）

在克罗克的职业生活或个人生活中没有什么事情是轻松的，有特权的人对克罗克的幽默和威严温和的举止有深刻印象，经常对他爱记仇的性情感到惊奇。克罗克是一个看起来朴素的戴眼镜的五英尺九英寸高的人，有着淡褐色的眼睛和干净的近乎淡红色的肤色。克罗克一直没有什么显著的外表特征，直到他那满头的黑发在晚年变成了花白。那时，克罗克三次荣获普利策奖，在新闻界成为“大师”和“泰斗”级的知名人物。他并不认为后一个称号是什么奉承，这使他想起了他1910年来到首都时统治着华盛顿新闻界的长辈们——一个“自命不凡的骗子小集团”。他写道：“他们的标志是不愿意干大量的跑腿的活儿。但更显著的标志是他们习惯于穿着长外衣，戴着丝帽，慷慨丢下大名，拿着手杖，在这一时期的高贵沙龙里频繁接触他们单个的消息源。”

阿瑟·克罗克在很多事情上可以受到指责，但决不是“不愿意干跑腿的活儿”。他忙碌地过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虽是《纽约时报》的一位大师，但勤奋程度与他年轻时在家乡肯塔基州做记者时骑在马背上去完成任务时有增无减。1886年11月16日他出生在肯塔基州南部的格拉斯哥城中，邻近田纳西州的边界。他的父亲是一个犹太人，是一个有知识的人，他在会计工作中屡遭挫折，在空闲时间写诗。他的母亲是半个犹太人，是当地的一个纺织品商的女儿。当他父亲离家去芝加哥追求克罗克难以想象的梦想之后，他的母亲搬去和自己的父母同住，阿瑟·克罗克是在他们的家里长大的。

1904年他被送到普林斯顿大学上学，但一年后由于缺钱而不得不失学，这使他深感沮丧。他从芝加哥路易斯学院得到了一个两年制的大专学历，后来他回到肯塔基州，希望在路易斯维尔找到一个报社的工作。像当时的许多报纸一样，路易斯维尔的报纸也有一种“见习体制”。没有经验的年轻人开始时没有薪水，只是为了有一个学手艺的名分，但这种名分是克罗克负担不起的。所以，他令人信服地装作一个非常有经验的记者，因而被《路易斯维尔先驱报》雇用，周薪15美元。

克罗克迅速学习。几年之内他成了州里的一个最忙的记者，采访各种各样的事情——包括肯塔基州的一些偏僻地区的选举，这些选举是在哈特菲尔德—麦科伊两家的猎枪枪口下进行的[注：哈特菲尔德—麦科伊（Hatfield-McCoy）两家的夙怨，指的是1863年到1891年居住在西弗吉尼亚州和肯塔基州边界的两个家族之间的冲突械斗。此后，这一冲突成为固定词汇，指代党派群体之间的长期积怨。]。一天晚上，克罗克被派去采访布雷西特县选举，他和一些人坐在县律师的家里，这位律师在政治上站错了队。突然一阵枪响打碎了窗户，打坏了一盏灯，每一个人都蹲伏下来。后来克罗克自愿护送房间里的两位女人穿越肯塔基河去对岸。很快他领着她们经过河上的一个两百英尺宽的高架桥，他手里拿着的提灯，几秒钟之内就被桥下站着的一个神枪手击成了碎片。克罗克和两位女人爬过了剩下的路程，当他们到达目的地时，他得了急性阑尾炎。

还有一天，也是在布雷西特县，克罗克在路上碰见了一个漂亮姑娘，姑娘对他微笑。他们交谈了一会儿后，她建议他送她回家。路上，他注意到路对面有一个看起来不怀好意的人在观察他们，克罗克问这位姑娘：

“那人是谁？”

“他是我的男友。”

“他怎么了？”

“他不喜欢你和我一起走。”

克罗克毫不犹豫地离开了这位姑娘，走到她的男友跟前说：“听着，什么事也没有。我没有任何想法，我现在就回城里。”克罗克回头就走了。

1911年，克罗克24岁。他娶了一个铁路官员的女儿，他们有一个儿子后来进入了公关行业。克罗克的婚姻是美满的，持续了27年，直到他的妻子在长期患病后于1938年去世为止。克罗克后来参加了华盛顿的一次聚会，结识了芝加哥的一位光彩照人的离异女士，叫马莎·格兰杰·布莱尔，是为华盛顿的《时代先驱报》（Times-Herald）工作的社会专栏作家。她以前见过他，并且曾把他作为华盛顿的一个“魅力男孩”列入她的专栏。她称他是一个努力让自己对女性产生魅力的男人，“认为他有一种容易使人上当的魅力，但实际上没有”。她写道，尽管“他看起来凶猛，非常严肃地对待一切”，但他却有“诱惑力”。

他们在1939年结婚了。他们和她的两个孩子（其中一个后来成为《纽约时报》的记者）生活在弗吉尼亚的乡下，有296英亩土地，他们在华盛顿还有一套大公寓。克罗克一年从《纽约时报》挣三万多美元，他的报道获得过外国政府授予的荣誉。他在普林斯顿大学得到了名誉学位，他实现了大部分职业上和社会上的理想。在家里同他的妻子和继子在一起，他是放松的、温和的和不拘礼节的。晚上从分社回来后，如果他和妻子不出去吃饭，他就会调制一杯老式的波旁威士忌酒，抽着他的精制雪茄烟，给全家读他刚刚写的专栏。尽管家人在表面上像是认真听他说的每一句话，但实际上他们对这种努力不怎么欣赏。

在办公室和同事在一起时，克罗克是一个讲规矩的典范。甚至对那些已经认识他多年的记者来说，他也是克罗克先生。

“这个‘先生’来‘先生’去什么时候能结束呢？”一次一位《纽约时报》记者问他。

“只要你想待在这，就结束不了，”克罗克回答说，“不好意思，这就是我的风格。”

阿瑟·克罗克和奥克斯的共同点要远远多于他和苏兹贝格的共同点。尽管苏兹贝格只比克罗克年轻五岁，但克罗克却像是奥克斯时代的一部分。克罗克和奥克斯给人以君主般的陌生感，在政治上是保守的。他们都白手起家，自信而且虚荣，经受过苏兹贝格未曾有过的体验和磨炼。

最终，苏兹贝格承认了克罗克是奥克斯遗产的一部分——准确地说，不是什么令人愉快的遗产，但苏兹贝格别无选择。克罗克认识华盛顿的每一个重要人物，在全国或许比国务卿都更有影响。如果克罗克觉得不高兴，他可以辞职，接受其他业主提供的许多职位中的一个。克罗克不是非常依恋华盛顿。正如克罗克亲口说的：“我喜欢华盛顿就像一个化学家喜欢他的实验室一样——尽管有气味——因为它有用来工作的材料。”苏兹贝格的确不想让克罗克离去，还没有能胜任的人物可以取代他，像他一样管理分社。在苏兹贝格看来，克罗克大大改进了华盛顿分社的日常业绩，比在以前的分社社长领导下要好得多。

所以，苏兹贝格把他的注意力转向了别的地方，允许克罗克和他的分社有更多的自我管理权，这是以前甚至以后也不会再允许的。当《纽约时报》1944年赞成富兰克林·D.罗斯福担任总统时，克罗克写了一栏文章反对罗斯福，纽约的编辑没有改动一个词。这是克罗克得到奥克斯谅解的一部分。相反，四年前当《纽约时报》支持温德尔·威尔基当总统，而《查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坚持支持罗斯福时，苏兹贝格却表示反对，提出《査塔努加时报》的主编和他的助手要么赞成威尔基，要么接受六个月的带薪休假。他们选择了后者，因此《查塔努加时报》巩固了《纽约时报》在1940年对威尔基的支持。苏兹贝格的理由是，既然他和《纽约时报》的其他决策者要对这两家报纸的编辑部观点负责，那么在北方支持一位共和党人，而在南方支持一位民主党人，就多少不合适了。但苏兹贝格没有用这种辩解来对付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

特纳·卡特利奇在克罗克手下差不多工作了十年。他实际上是在克罗克接手两年前进入分社的——卡特利奇于1930年1月来到华盛顿，五个月后他在纽约被雇用。当时华盛顿分社的社长是理查德·V.库拉汉——卡特利奇后来能够不总是愉快地感觉到这两个人风格上的差异：库拉汉是一个高贵的绅士，自1912年起管理分社，以一种超然的态度允许他的职员在华盛顿采访。克罗克在库拉汉死后告诉职员们，分社现在要作为一个团队起作用，这意味着要服从命令。

克罗克在自己的手下安排了一个副社长，即行政助理。他必须是忠诚而有效率的，没有过分的野心或自命不凡。他的工作主要是协调对首都的报道。克罗克也不想让他的记者每天或每周的任务变来变去；相反，他想让他们每一个人都集中注意政府的一个具体领域，在这个领域发展消息源并进行报道——一个记者集中注意五角大楼，另一个记者注意白宫，第三个记者注意国务院，第四个记者注意劳动部，依此类推，直到政府的每一个机构都有《纽约时报》的人在监视。

在理论上，这种体制有明显的优势。记者会更渊博，可以写得更深刻，可能会少犯错误，少造成误解，少被政府发言人愚弄。但这种体制也有内在的劣势——记者会太熟悉他们的题材，最终无意识地假定一种读者并不具备的熟悉度；记者还会成为沃尔特·李普曼所谓的报纸事业的祸根，即任人唯亲，新闻界和政府消息源之间的朋友情谊。这是由他们密切的日常关系、他们彼此间个人的信任和在职业合作上的相互依赖造成的，这最终——的确经常——意味着记者在精神上成了政府的一部分。或者即使不是精神上的一部分，记者至少也会对他负责的政府部门有一种专属的兴趣。他每日的发稿取决于他从这个部门的消息源获得情报的能力。如果他以前写了不利的报道，他们的合作便是不可能的了。所以，对大多数记者最有利的就是从正面报道政府新闻，只有最优秀的记者，最独立和雄心勃勃的记者，才会不受这种任人唯亲的影响。

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的年代里这并没有表现为一个问题，他对政府表示警惕和怀疑，而且他太有煽动力以至于除他自己之外不允许任何人来给新闻添油加醋。尽管如此，在詹姆斯·赖斯顿之后对华盛顿分社的管理却不怎么严格了。赖斯顿是一个更爱国的和灵活的人，在1953年接管了分社。即使在赖斯顿领导下，任人唯亲也不是太明显；即使它太明显，纽约的编辑们也不愿强烈地指责它。赖斯顿像克罗克一样，是一个有身份而且可靠的人，他很少能容忍来自纽约的干预。就像克罗克在奥克斯之下建立了他的帝国，赖斯顿和苏兹贝格之间也有一个强有力的联盟，甚至比和苏兹贝格的接班人奥维尔·德赖富斯的联盟更强有力。同样真实的是，当赖斯顿接过分社的指挥权时，可能存在的任人唯亲现象还不会引起纽约总部过多的关注和注意，因为美国政府仍然是一个受人欢迎、值得信任的机构。“信任鸿沟”的出现，是多年以后的事情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获胜之后的鼓舞精神，在战后繁荣时期的顺从，对国家智慧和正义的信仰深深注入了美国人的思想里，这种哲学并没有被朝鲜战争或杜鲁门政府的丑闻所破坏。直到艾森豪威尔执政的最后几年，许多关于美国的幻想才开始减退。

加速这种幻灭的是这样一些因素，如苏联在空间领域的成就所引起的震惊，当局在U-2飞机遭苏联击坠事件期间散布的谎言，这是“信任鸿沟”的开端。到20世纪60年代，全国性的怀疑已经加剧成为全国性的不满，这首先是由不被旧的幻想所触及的新一代美国人激发的。这一代人不愿意在道义上支持政府在越南的军事行动，或者在国内的民权姿态。这种不满也是由几百个个人的理由和畏惧所激发起来的，人们想从反政府的更大呼声中寻找安慰——国旗和兵役应征卡被烧掉了，爱国主义成了傻瓜的品格，旧态度和术语的含义被扭曲——“法律与秩序”实际上意味着种族主义，“母亲”和“和平”成了有争议的词，媒体从许多小事件和小人物中制造出了巨大的事件和庞大的人物。对政府的话应该抱着怀疑的态度来听——《纽约时报》在纽约的编辑像其他任何人一样也受到了新的幻灭和怀疑主义影响，前所未有地剌激着华盛顿分社对政府保持一种审视的眼光，以暴露它的罪恶。如果华盛顿分社不这样做，纽约的一些编辑，其中包括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就开始怀疑分社过分庇护它的消息源，是否会是任人唯亲的产物。

这一时期的分社社长是1964年开始任职的汤姆·威克。威克在《纽约时报》工作才四年。赖斯顿想用更多的时间来进行写作，还有点担心总部的办公室政治，在干了差不多12年后腾出了社长的职务，安排38岁的威克接替了他的位置，因为赖斯顿在威克身上看出了与自己相仿的品质。但威克当时还不具备的和赖斯顿以及克罗克的共同之处，即作为一个强大的个人与业主办公室的一种联系，这是为《纽约时报》做出杰出的服务同时慢慢建立起来的一种个人纽带。所以，没有和《纽约时报》统治家族巩固的关系，没有足够的时间在全国确立作为一个记者的名望，汤姆·威克从他作为分社社长一开始就是脆弱的，这是赖斯顿和克罗克从来没有过的。

威克另外的劣势在于他是在政府的诚实普遍受到怀疑之时接管分社的，这种情势要求分社逐步增强它的提问和挑战的职责——在一段时期威克缺乏自主地指挥他的职员的权力。《纽约时报》本身正经历内部的变动和事后审查，一是由于它作为一家报纸迅速扩张起来（这种扩张由于纽约的《先驱论坛报》的消失而加速），二是由于《纽约时报》内部一些重要的管理者产生了膨胀的野心和经营哲学上的分歧。

不管在60年代中期汤姆·威克的个人局限性是什么，他似乎都为一些他支配不了的因素所烦扰——他进退两难的处境实际上是和美国政府更大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约翰逊政府已经失去了它大部分的崇高形象和美国人民对它的信任，同样，威克的分社也失去了它在《纽约时报》组织中的许多特权和说服力——政府的苦恼已经感染了分社，或者说一些纽约的编辑倾向于这么认为。现在他们极力把分社降格，清除它自我管理的最后特权，这样《纽约时报》就能成为一个公司实体，把所有权力都集中于纽约总部。在这种意义上，纽约总部正走着一条和美国政府平行的路线——政府加强了联邦化，总统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减少了各州的权利。整个《纽约时报》微缩地反映了政府的集体风格，这既不偶然，也不奇怪，因为处在高层的这两个机构都是被同样的历史、社会和经济力量塑造的——政府发生的事情，不可避免地也会在《纽约时报》发生。只要美国继续作为一个领先的大国，《纽约时报》的报道在世界上就将继续有分量。如果美国作为一种国际影响而衰弱，《纽约时报》也将衰弱——沿循着伦敦《泰晤士报》的轨迹。《泰晤士报》今天已经不能像它在大英帝国辉煌时期那样在海上雷鸣了。

尽管在20世纪60年代美国有了难以置信的财富增长，但政府和《纽约时报》却为国内冲突、宗派主义、管理层频繁更换——部分原因无疑在于首席执行官夭折之后高层的突然变化——所苦恼。奥维尔·德赖富斯担任《纽约时报》的业主才两年，在1963年肯尼迪被刺杀前几个月去世了。他的突然离去，实际上动摇了管理秩序和机构内的联盟，给已经运动起来的力量增加了冲击力。它导致《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懊悔地认为这家报纸现在已经完全割断了它同阿道夫·奥克斯无所不在的家长制的精神纽带。在奥克斯的早期日子里，当时美国政府是一种孤立主义的力量，派出的是更高志和独立的大使。当时《纽约时报》的特点是分社社长和记者在世界的大城市中享有一种大使般的地位。但在60年代中期，《纽约时报》的总部像白宫一样，似乎致力于垂直管理。通过远程通讯、喷气式飞机和现代寡头统治所能利用的各种计算机式的精巧装置，纽约总部的确能够指挥它的人在全球快速运动，用不着靠分社社长来工作，也不再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分社社长。现在高级职员就能做这种工作：来自纽约的一个电令能迅速发送到几千里之外的高级职员的办公桌上，高级职员能够把它传递给《纽约时报》的同事，这些同事很快会按纽约的愿望行事。

如果不是靠这样的方法，也是这样的假定，导致纽约的编辑们在1966年夏天相信，华盛顿分社会接受纽约的结论，应当替换汤姆·威克——也许是从《纽约时报》的纽约总部派来一个人。威克已经在任两年了，这足够长了。据说在纽约，正极力证明威克没有充分鼓励职员去进行那种在华盛顿必要的主动的报道。不仅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这种看法，而且克利夫顿·丹尼尔和A.M.罗森塔尔等人也是这样认为的，甚至可以说这也是特纳·卡特利奇的看法。但卡特利奇看起来像是在拖延时间，仿佛希望在他采取动作之前让各种力量都抛出他们的挑衅。

如果说在卡特利奇那里对迫使威克离职有某种犹豫的话，这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卡特利奇曾是华盛顿分社的一员，他是纽约唯一曾在该分社长期工作过的主编。他曾经亲眼看到在20世纪30年代阿瑟·克罗克建立权力的过程，知道克罗克体制的长处和弱点，还曾从中获益，得到了在头版发稿权，这些帮助他在首都国会和总统那里确立自己的名气。克罗克曾把卡特利奇看作是自己最优秀的记者。1936年克罗克给了卡特利奇华盛顿首席新闻记者的称号。但到了1941年，卡特利奇显然已经知道，他不能再前进一步了。这个分社实际上是一出独角戏。卡特利奇感觉到他的进步拖延了——他的脑袋正“顶着阿瑟·克罗克的椅子底”，他向一个朋友这样说——所以在1941年冬天，卡特利奇离开了《纽约时报》。他接受了一个像是他梦想的职位，《芝加哥太阳报》的首席巡回记者，这是马歇尔·菲尔德三世为同《芝加哥论坛报》（Chicago Tribune）竞争而创建的报纸。但菲尔德的野心决不会满足，卡特利奇在芝加哥也不幸福。他的“巡回”工作主要只是采访1942年的里约大会[注：1942年里约大会，指1942年1月在里约热内卢召开的第三届拉美国家外长会议，主要由美国召集的紧急磋商会议，为应对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发起的偷袭珍珠港事件。]，而且在这家报纸的管理人员中有相当大的不和。即使他后来被提拔到《芝加哥太阳报》（Chicago Sun）主编的位置上，也没有使他兴奋起来。他从没有把握住芝加哥的基调，从没有感觉到是它的一部分。一天他坐在法庭上，代表《芝加哥太阳报》参加一次诉讼，他开始强烈地意识到这一点。在律师提到芝加哥的各个地区、具体街道的名称时，卡特利奇发现自己从未听说过它们。在芝加哥待了17个月后，他仍然像一个陌生人。

他还渴望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被《纽约时报》雇用有一种非常愉快的特权感，这种感觉能永远宠坏一个同公司的伟大传统能产生个人认同的人。卡特利奇已习惯了《纽约时报》的规模和权势，它向各种生活水平的人敞开大门的方式。他让《纽约时报》得知他想回来，1943年春天他被《纽约时报》重新雇用。他得到了全国记者的头衔，这意味着他能在全国到处旅行，采访政治及相关的主题。他此时的1.2万美元薪水无法同他在芝加哥挣的2.65万相比，但他并没有犹豫。

尽管离开的时间不长，在回到《纽约时报》后，卡特利奇便能够以更深刻的观察力看待这家报纸。自奥克斯去世以来，《纽约时报》发生了许多变化——明显的变化是有了时装和美食版，这是奥克斯决不会允许的，还越来越多地使用了照片。星期天《时报杂志》也大大改进了，每日报道节奏更明快，特别是纽约部迈耶·伯格的报道，还有詹姆斯·赖斯顿的报道。赖斯顿在伦敦工作过，做过苏兹贝格的助手，于1944年成了克罗克分社的国际新闻记者。但卡特利奇想，《纽约时报》在它的成就上也滑了一点儿坡。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已经急剧膨胀，主要是因为雇用了许多新编辑和办事员来处理战争新闻，使这个地方有一种巨大的非人化和冰冷感。报纸失去了一位优秀的记者罗伯特·伯德，他去了纽约的《先驱论坛报》。后来《纽约时报》又从《先驱论坛报》拉来了彼得·基斯和霍默·比加特这样的人，但纽约的编辑似乎普遍不关心谁来谁往。在他们看来，《纽约时报》无疑是最好的报纸。尽管在这些日子里《先驱论坛报》是一家严肃的和有趣的报纸，对于想要言论自由的记者来说是一个更合意的地方。然而，对于直接报道和采访的深度来说，《纽约时报》是无与伦比的。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特别明显，当时《纽约时报》的职员超过了并且领先于《先驱论坛报》，尽管《先驱论坛报》的一些记者做出了很大的努力，他们像《纽约时报》的优秀人才一样好，但《先驱论坛报》在发行量或广告上没有达到《纽约时报》的水平。

增加《纽约时报》的人员和不惜任何代价采访战争的决定，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做出的，这个决定显示了他在经营上的敏锐，是他作为业主干得最智慧的一招。由于生产报纸所用的原材料——纸、墨、金属——在战争期间是定额分配的，全国的报纸业主都不得不做出抉择：他们是努力在自己的报纸上填充更多的广告——广告在当时是非常多而容易得到的——来使自己富起来，还是放弃轻而易举便可到手的利润，发表更多的新闻。苏兹贝格坚决地选择了后者，这种决心是《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不具备的，结果《纽约时报》在战争年代虽然丢掉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但它使自己成为一家优秀的报纸。苏兹贝格还体谅他的大大小小广告商的苦衷，允许他们在《纽约时报》上刊登最小篇幅的广告。以前一个全国性的广告商会在《纽约时报》上购买整整一版，现在却限于四分之一版面；一个通过《帮助与需求》栏目招聘雇员的商人，刊登一条广告不得超过两行。省下的版面，《纽约时报》都用于战争报道，而不是广告，长远看来这是一个非常有利的决定：《纽约时报》把《先驱论坛报》的许多读者都拉过来了，这些读者在战后和《纽约时报》一起进入了五六十年代，而以专栏作家和扎实报道并轻松编排见长的《先驱论坛报》发行量开始下降，广告商也开始跑掉了。

在战争期间苏兹贝格曾几次前往欧洲和太平洋前线，《纽约时报》一些平时和国际报道没有关系的工作人员也到海外支援战争采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暂时离开他作为剧评家的职位，从缅甸、印度和中国发回报道。他和陈纳德的飞虎队一起执行轰炸日本目标的任务，他是第一个报道约瑟夫·W.（醋性子乔）史迪威将军因在政策上和蒋介石有分歧而被召回国的记者。

迈耶·伯格停止了他在纽约人行道上的负责区，到伦敦进行短期报道，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辗转于北非和欧洲。特纳·卡特利奇也于1943年访问了欧洲战场，报道了关于美国红十字会的活动。1944年秋，卡特利奇在观察北达科他州法戈地区的竞选时，收到了苏兹贝格的一封电报，问他是否感兴趣和业主一起去考察太平洋前线。卡特利奇回话表示同意，11月他们开始了长达2.7万英里的飞行，中间只在旧金山停一下。他们停下来住进了马克·霍普金斯饭店，在吃晚饭前先到马克饭店的顶层喝几杯。他们坐在舒适的长沙发上，通过他们四周的大窗户能看到这座城市北边的全景，在旧金山海湾狭长地带，轮船来来往往，左边是金门大桥。

他们要了一杯苏格兰威士忌，然后喝第二轮。在喝第三轮酒时，苏兹贝格提议喝“双份”。于是他们又要了两份“双份”，继续漫谈所有事情——《纽约时报》，旧金山的风景；《纽约时报》，女人；《纽约时报》，东方思想的奇妙运作方式。他们又要了一轮“双份”。当侍者把酒拿来时，苏兹贝格问道：“你能肯定这是双份吗？”侍者说：“还用我说吗？你们都喝完一瓶酒了。”

他们又喝了几轮，然后站起来去吃饭。但在他们离开之前，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看了看卡特利奇，摊开他的手说：“好吧，你通过了。”

卡特利奇问他什么意思，但苏兹贝格却改变了话题。接下来在进餐时，苏兹贝格回忆起年前他和赖斯顿到苏联的一次旅行，提到赖斯顿在那些日子从事的晚上陪同工作不像白天那么令人满意。赖斯顿不是一个过夜生活和喝酒的人，正是赖斯顿建议业主在这次太平洋之行带的旅伴应该是一个能和苏兹贝格一起过夜的人，所以，在旧金山，苏兹贝格决定考验一下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通过了。

这次夜里的对饮和他们在漫长路途上的多次讨论，使得苏兹贝格有机会充分了解了卡特利奇。尽管这位业主这时并没有显露出来，但他还是考虑在纽约总部为卡特利奇安排一个管理岗位，也许是类似于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继承人的职位。赖斯顿也在考虑之列，但赖斯顿并不急于离开华盛顿或放弃他的记者工作。苏兹贝格现在还有一个侄子赛勒斯·L.苏兹贝格——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兄弟利奥的儿子——在当职员，但C.L.苏兹贝格喜爱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这位业主也乐意让他留在海外。卡特利奇也不能肯定会选择永久地搬到纽约去。他在华盛顿有一个家，妻子和两个女儿都在那里，而且他一直有可能取代克罗克，但这也许要过几年。卡特利奇现在40岁出头，在这个纽约的职位上看到了一个更直接的机会。看起来《纽约时报》的他那一代人中无人有接替詹姆斯的更好机会。卡特利奇有在多家报纸当记者的经验，而且他也在芝加哥当过编辑。他雄心勃勃，知道苏兹贝格喜欢他。卡特利奇将不得不在埃德温·詹姆斯手下工作，詹姆斯是一个难对付的人，但他至少是一个南方人，卡特利奇有把握能和他和睦相处。

所以，卡特利奇接受了苏兹贝格关于把他调到纽约的提议，1945年1月苏兹贝格任命他为主编助理。当然，还有其他几个主编助理，但他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是詹姆斯的同代人。当卡特利奇的桌子放在离詹姆斯办公室最近的地方时，新闻编辑部的观察家们足以确信卡特利奇将是下一任主编。在他来到纽约几年后，卡特利奇收到了阿瑟·克罗克的一个便条，上面写道：“既然现在你是我的老板了，你是不是不用叫我克罗克先生了？”

9

卡特利奇在埃德温·詹姆斯手下工作的六年期间是极其小心的，只有一次让詹姆斯生气，是关于詹姆斯的儿子米歇尔的事。

米歇尔·詹姆斯是一个瘦骨嶙峋的人，有着灰黄色的肤色和忧愁的神色，不时地有一种顽皮的微笑。他穿着紧紧的有点稀奇古怪的衣服，和一只叫作比德特的狗住在下曼哈顿区格拉梅西公园附近，经常光顾格林威治村当时被看作是更先锋派集中的地方。假如他是一个60年代而不是40年代的年轻人，他或许就会被嬉皮士所吸引。但在战后时期，先锋派还不成气候，没吸引力，对于异议也没有统一的奋斗目标，所以纽约的放荡不羁的文化人主要是一些过于公开的、老迈的乡村“人物”。在一些故意肮脏的酒吧里，聚集着年轻的作家、画家、同性恋舞蹈编导、设计师、纽约大学的不很激进的学生激进派、同黑人有过少许不清白关系的初次登台的女演员——在这个环境中还有很大一部分无法形容的人。他们在市郊工作，穿着时髦便服，凭冲动按他们的想象和收入所允许的条件来生活。在后一个团体里就有詹姆斯。

他出生于巴黎，当时他父亲在那里当记者。他能熟练地讲两种语言，英语说得也许比他粗鲁的、爱用口语的父亲更好，说法语就像他的巴黎母亲一样好。埃德温·詹姆斯把他的包括两个女儿在内的全家带到纽约市生活后，米歇尔被送到了普林斯顿大学，1941年从那里毕业。在战争期间，米歇尔加入了美国空军，成了B-17飞机上的投弹手，这是埃德温·詹姆斯为自己的儿子感到最自豪的时期。他把米歇尔穿军服的照片加框后摆在他的《纽约时报》的办公室里。他让《纽约时报》的一个战地记者经常向他报告米歇尔在欧洲的活动。这个记者的报道一般是些顺风顺水的消息，直到有一天詹姆斯听说米歇尔由于生病而错过了一次轰炸任务——正是在执行那次任务的过程中，他的B-17飞机被击落，全体机组成员丧生。

战后，米歇尔为合众社和《时报杂志》短暂地工作过。后来在1947年他向《纽约时报》求职。报社的驻外首席记者赛勒斯·L.苏兹贝格推荐了米歇尔。C.L.苏兹贝格用他作为业主侄子的地位，实际上已经控制了《纽约时报》的驻外队伍——这支队伍已经成了他的海外附属物，现在他想再把《纽约时报》主编的儿子拉进来。詹姆斯表示同意，而特纳·卡特利奇已认定自己最好迅速介入此事，提出反对。他这样做，使得埃德温·詹姆斯非常恼火。

卡特利奇的理由是有一些事实根据的。他觉得，雇用一个相对缺乏经验的记者，即使他是主编的儿子，不仅会给这个儿子，而且也会给《纽约时报》的其他编辑和整个报纸增加负担。尽管卡特利奇承认，重用亲属在《纽约时报》里没有什么限制。赛勒斯·苏兹贝格是最不指责这种做法的人，但卡特利奇认为，应该尽可能地减少这种事情。当然，卡特利奇私下是怀疑苏兹贝格的。如果苏兹贝格把米歇尔·詹姆斯作为“人质”放在他在欧洲的翼下，苏兹贝格甚至可以对埃德温·詹姆斯施加更大的影响，说不准这会走向何种地步。至少它会确立亲苏兹贝格的政策。卡特利奇如果接替詹姆斯当主编的话，他就得继承这些政策。苏兹贝格只有35岁左右，在未来许多年他都将是这个组织的一部分。卡特利奇知道，如果他想实现统一这家报纸、破除诸侯、摆平大公、重建主编办公室权力的雄心的话，他最好在这些诸侯所统治的部门成为王国之前就行动。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已经成了王国。

赛勒斯·苏兹贝格已经成了一个大胆的有干劲的人。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看起来很严肃的人，眼镜背后是一双阴暗的灰眼睛，不管什么样的天气，他总是穿着一件破旧的风衣——他是那种穿风衣的记者的典型，这种记者不仅喜欢采访战争，亲近权贵，而且还喜欢影响世界政治和那些发布政策的人。在战后的欧洲和亚洲，很少有哪个独裁者、国王、苏丹是苏兹贝格没见过和采访过的——在他的要求下，他从他们那里得到了亲笔签名的照片，他后来把这些照片装进镜框里，悬挂在他在巴黎的办公室。

苏兹贝格是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的，此前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在欧洲作为一个自由撰稿的记者，在华盛顿作为美联社和《匹兹堡新闻》（Pittsburgh Press）的记者工作过五年。他在《纽约时报》工作的头三年，到过30个国家，行程十万多英里，报道了巴尔干半岛、北非、意大利和苏联、近东、中东的骚乱和阴谋。他一度因间谍活动的指控被南斯拉夫的盖世太保逮捕，还有一次被墨索里尼的助手指责为一只“爬行的蜘蛛，从一个国家到另一个国家，散布毒素”。

他的旅行最终使他获得了普利策奖。但在旅行过程中，苏兹贝格的确想找个地方停下来，以便享受欧洲更令人愉快的生活，放纵自己对女人和美酒的品味。他对女人的眼光在他选择秘书上非常明显。他的秘书总是漂亮的，或许在欧洲或亚洲的不止一个首都，他都至少熟悉一个女人，这个女人要么是文雅的、高贵的，要么是富有的。在他的职业早期，有一次到访雅典时，他认识了一位迷人的希腊女人，这位女人和希腊王室有联系。他从土耳其通过短波电码和她保持接触，一年后，他们在黎巴嫩结了婚。

尽管特纳·卡特利奇不能挑剔苏兹贝格对女人的选择，而且也不能说他作为一个记者不勤奋，但他怀疑苏兹贝格想要主编的儿子加入驻外记者队伍的判断力。卡特利奇无权阻止它，因为埃德温·詹姆斯也有这种想法。所以，在1947年，米歇尔·詹姆斯成了《纽约时报》的一员，几乎使每一个人都感到惊奇的是，他很有才华。可以肯定，这是一种在《纽约时报》的记者身上不常见的作家的才华，一种对用词流畅的感觉。米歇尔·詹姆斯还有一种幽默感，以他奇特的方式看世界——世界不是《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认识到的那个严肃稳重的星球，而是一种不确定的、摇晃的、充满白痴的地方。这种态度偶尔地表现在他的报道中。因为这一点，并且由于他的海外开拓，米歇尔不久就被看作是《纽约时报》一笔有问题的财产。他在外开支极大，一度在巴基斯坦雇了一头牦牛当坐骑，驮着装备去执行采访任务。他有时会几天、几周不和外界接触，然后又会背着一只猴子突然出现在波恩或巴黎。米歇尔·詹姆斯在《纽约时报》上栩栩如生地报道了阿尔及利亚起义者的全面进攻，他的角度其他人根本看不到。当他回到纽约后到新闻编辑部转悠时，通常都能指望他用一句话或一个动作使这个地方活跃起来。他是一个优秀的裸体摄影家。他的桌子经常被其他记者所包围，他们觊觎他的照片。一次他打算在《纽约时报》每年的“百件最需要做的事情”慈善活动中印出一个一美元的赠品，以纪念一个还活着的并且在《纽约时报》编辑部工作的暴躁的老人。

这样的想象力不一定使米歇尔·詹姆斯成为《纽约时报》一个不可缺少的人物，几年后他静悄悄地辞职了，离开了纽约，定居于西部的一个小城镇，后来再没有人听说过他。至于他进入驻外记者队伍是不是加强了C.L.苏兹贝格在主编办公室的影响，谁都无法给出确切的答案。因为1951年12月，埃德温·詹姆斯去世了。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在新闻编辑部公告板上的备忘录写道：

致全体人员：

死亡带走了组织里一位宝贵的成员，总是一件悲伤的事情。埃德温·詹姆斯的离去就是这样，但这个机构必须继续下去，为此我今天任命特纳·卡特利奇担任《纽约时报》主编……

卡特利奇尽可能平稳地开始了他的把新闻部门集中化、为他的阵营增加友好力量的运动。他一开始任命了两个人进入主编助理行列，他们是罗伯特·E.加斯特和西奥多·M.伯恩斯坦。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填补了由于尼尔·麦克尼尔和戴维·H.约瑟夫的辞职造成的空缺。麦克尼尔是一个高大的自傲的人，已经为这家报纸工作了33年，讨厌卡特利奇的集中化计划。约瑟夫已经在《纽约时报》干了44年，在近些年任务甚少，以致有一天他终于领会了这其中的暗示，有了想去找卡特利奇的想法。他走进卡特利奇的办公室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起来兴趣索然，约瑟夫突然提高了声调，重复说：“你想不想知道如果我在你的位置上会做什么？”

卡特利奇看到他面前是一个老人，苍白而且部分秃顶，有一双深深悲哀的眼睛，气得发抖。在过去的几年里卡特利奇知道这不是这个人的性格。约瑟夫一直是不动感情的，办事有条不紊，按卡特利奇的标准是太有条不紊了，是一个来自奥克斯时代的办公室古董。卡特利奇没有他也行，但不会把他打发掉，至少在他担任《纽约时报》主编的第一年不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可耻的。职员中还有奥克斯的许多人，可以说在奥克斯的时代，《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事经理——上帝。当《纽约时报》的员工年龄大了、身体虚弱、几乎不胜任工作后，他是不会被解雇或被迫退休的。相反他可以继续留在职员队伍里，直到上帝把他打发掉。奥克斯亲自录用了戴维·约瑟夫，对约瑟夫的照章办事和羞涩有好感，而且约瑟夫像奥克斯一样，都曾为《路易斯维尔信使报》工作过。

“你是个诗人吗？”奥克斯在申请表上看到约瑟夫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之后曾教过一段时间英语，并且是ΦBK协会[注：ΦΒΚ协会（Phi Beta Kappa Society），又称为斐陶斐荣誉学会或美国优秀大学生联谊会，1776年成立于弗吉尼亚州威廉与玛丽学院，是美国最早以希腊字母命名的社团，后扩展到全美其他高校。它曾是男性会员的秘密社团，后向女性开放，并转型为全国性的荣誉学会。它吸纳并培养在文科与科学方面有优异表现的大学生，目前已有280余个分会，超过50万名会员。该社团的标志是一把钥匙。]一员之后，这样问道。

约瑟夫似乎不好意思回答这个问题，而奥克斯为这位求职者谦逊的样子而感到欣喜和感动，因此说道，“周三来上班吧。”那是1908年10月21日，星期三。此后约瑟夫证明自己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他同奥克斯和范安达一样可靠而客观。1927年，约瑟夫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1948年他在詹姆斯手下当了主编助理。现在，四年后，约瑟夫站在那里瞪着卡特利奇，要求卡特利奇回答一个使他困惑的问题。

“好吧，”卡特利奇最终说，“如果是你在我的位置上，你会做什么呢？”

“我会告诉你的，”约瑟夫说，“但首先让我坐在你的位置上。”卡特利奇又打量一下约瑟夫，比刚刚更茫然了。但约瑟夫显然不是在开玩笑。他等卡特利奇站起来，走到桌前，交换位置，在约瑟夫颤抖的举止中有一种信念是卡特利奇要服从的。卡特利奇离座走到了前面，而约瑟夫坐在了卡特利奇桌后的位置上。

“现在，如果我是你，”戴维·约瑟夫镇静下来说，“我会要求我辞职。”

卡特利奇默默地站了一会儿，然后温和地说：“好吧，戴维，你这话正是我想说的。”

于是他就这样做了——约瑟夫正式退休了。对约瑟夫来说在这么多年后割断他和《纽约时报》的联系是如此的困难，以致他不得不用一种戏剧性的场面来完成他不能以别的方式做到的事情。卡特利奇被这种姿态所感动，并为这种结果而高兴。他给业主办公室打电话，对苏兹贝格说了让约瑟夫退休的决定。在下一期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Times Talk）上，出现了一篇关于评论约瑟夫职业生涯的友好的长文，并在埃塞克斯厅为他安排了一次告别晚会。伊菲吉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出席了，社论版主任查尔斯·梅茨出席了，《纽约时报》的其他高层人士也都出席了。卡特利奇就约瑟夫多年的服务发表了一些颂扬之词，然后他代表全体工作人员向约瑟夫赠送了礼物——一个皮夹，最后大家起立唱《欢乐的往日》（Auld Lang Syne）。

特纳·卡特利奇从不自行其是或不切实际地认为他本人能统治《纽约时报》的新闻部门。它现在已经太庞大、太难以操作了。即使《纽约时报》有一种它并不具备的协调的力量，它也不会最有效地对一个严格执行军纪的军官的命令做出反应。由于它的规模，《纽约时报》是一个复杂的敏感的怪物。它不得不受到宠爱、哄骗、轻微的刺激。卡特利奇觉得，它像一头大象，一种行动缓慢的、沉重的生物，如果不加以合适的引导，就会变得非常愚蠢，它的牵引者也会变得愚蠢。它是一头严肃的动物，如果它想要在大庭广众面前跳舞，它最好跳得很好。

但《纽约时报》不得不向前运动，跟上50年代更快的生活速度。现在报纸有了一个严峻的新威胁，就是电视。卡特利奇知道，需要对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运作得很好的惯例进行某种调整。在采访现场新闻时一家报纸是无法和电视的速度竞争的，而且它也赶不上电视对一个新闻场景，如一次政治会议或女王加冕活动的生动的展示。但卡特利奇深信，报纸能给读者带来更多的细节，能比电视更有效地诠释这些细节的意义。除了极少数例外，电视记者实际上是在浏览标题，粗略介绍一些头条新闻。报纸记者现在不得不更深刻地挖掘更多的领域，更彻底地告诉公众；他们不能再单纯报道所有事实，而是经常要解释这些事实背后的意义。这样做的决窍是不发社论。尽管诠释和社论之间有区别，但卡特利奇知道，二者之间的界线有时是非常细微的。如果《纽约时报》要达到这样的新目标，避免使奥克斯关于客观性的箴言成为笑柄，它就必须有更警觉的编辑部，有更不可挑战的总部权威——这里又提出了权力的问题。谁应做出决策和在哪里决策呢？卡特利奇私下决定，分社社长不能再夹在高级编辑和全国及海外记者中间，但他也知道，现在着急是不明智的，还需要一些时间才能铲除这些社长。《纽约时报》的每一件事都需要时间，偶尔卡特利奇也不得不借助上帝的帮助。卡特利奇不得不保持耐心和谨慎。《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已经向伊菲吉妮抱怨“事情都不是过去的样子了”，“你亲爱的父亲决不会容忍现在这里发生的事情”。赛勒斯·L.苏兹贝格也意识到了纽约的轻微变化，他会定期从欧洲飞回来，带着那些报道被砍掉的人的抱怨走过新闻编辑部进入牛栏。然后西奥多·伯恩斯坦——卡特利奇的语法总监和规则的推行者，会力图维护编辑工作。有一次伯恩斯坦举起他的手叫喊：“该死，赛，你到底想要什么，一份不经编辑加工的报纸？”赛勒斯·苏兹贝格指出，这不是一个坏主意。

有一个时期，二三十年前，报纸几乎是不经编辑的。但在那些日子里，报纸生产和劳动力的成本不是很高，《纽约时报》能够很慷慨地把它的版面用于新闻。那时在《纽约时报》上也经常可以看到，一些记者在“版面”上做动作，这意味着他们按一个固定标准得到报酬，尽管这会鼓励其中一些记者把更多事实塞进他们的报道中，但也导致《纽约时报》的文章充满了废话和冗词，这种情况在版面体制被终止之后仍持续了很长时间。但现在，50年代，《纽约时报》的写作风格更需要紧凑。报纸在财务上负担不起大量刊登关于次要新闻事件的长篇报道。尽管高层管理者不愿意强调，但报纸现在的新闻栏目实际上比它在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更少。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报纸还大大增加了广告量，以致它通常用的广告栏比新闻栏更多，此外它还接受某些百货公司减价促销的广告，而这是《纽约时报》曾经不屑一顾的。管理者证明增加广告是合理的，理由是《纽约时报》不得不赚更多的钱来满足日渐增加的报纸生产的成本，支付职员更高的薪水。职员的薪水自卡特利奇1929年加入《纽约时报》以来已经增长了一倍。《纽约时报》既能报道新闻又能支付工资单的唯一方式是让它的记者在更少的版面上说更多的话。纽约的《每日新闻》的记者几年来就做得很好。但对于一家变化总是缓慢发生的报纸来说，要实现这点并不容易。《纽约时报》的老记者，在一种冗长的导语和平淡文风的体制里已经工作几十年了，仿佛所有重要的事实都在一篇报道里——奥克斯曾说“我想要所有事实”——就不能指望他们会愉快地调整成一种更短更精悍的风格。当然，伯恩斯坦的编辑能够重写这些报道，但这会疏远记者队伍，会把过大的权力交到编辑和伯恩斯坦本人的手中。卡特利奇不想这样做。伯恩斯坦是一个有抱负的人，只要稍加鼓励，他就会占领整个编辑部。对于报纸编辑和英语，伯恩斯坦的确比报社的任何人知道的都多——至少肯定比特纳·卡特利奇多——他会毫不犹豫地夸耀他的知识。在为《纽约时报》编辑温斯顿·丘吉尔的回忆录期间，伯恩斯坦给温斯顿先生写信，提出在写作上可以改进或完全砍掉的地方。丘吉尔恼了，回答说他正“全力从事”其他事情，要求伯恩斯坦按已写的稿子发表回忆录，伯恩斯坦最终还是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巧妙地使伯恩斯坦的势力和记者队伍之间保持一种微妙的平衡，并非所有记者都需要编辑。的确，有一些记者有平衡和优美的风格，这些风格或许被飞扬跋扈的大编辑扼杀。卡特利奇同样知道《纽约时报》是一个非常成功的企业，他所引进或允许的任何变革也许会反过来影响此前成功的组合。

赛勒斯·苏兹贝格除了是海外总督，还是位第一流的记者。驻外队伍尽管有难驾驭的成员，或许像《纽约时报》在海外召集的队伍一样好或者更好。许多记者都是语言学家和杰出的作者，一些人是学者，几乎所有人都在世界各地待了几年，亲眼目睹了欧洲或亚洲的战争。现在，在卡特利奇小心地承担起主编的责任时，国际新闻队伍正在世界游历，报道战后政治和经济的发展趋势，以及新爆发的敌对行动。苏兹贝格和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在伦敦分析英国的选举。克利夫顿·丹尼尔、塔尼亚·朗和前副国务卿的儿子本杰明·韦尔斯在写英国的其他报道。伦敦分社社长雷蒙德·丹尼尔在格拉斯哥和丘吉尔一起旅行。在巴黎，一位来自佐治亚州的罗德斯学者托马斯·杰斐逊·汉密尔顿，正准备采访联合国大会，由一个敏捷的年轻记者阿贝·罗森塔尔充当助手。巴黎的“常年六人组”分社社长是哈罗德·卡伦德。他自1924年起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西班牙战争中追踪佛朗哥的军队采访，世界大战前在德国和挪威工作过，直到德国人入侵纳尔维克。在罗马，分社社长是阿诺尔德·科特西（他的父亲以前在罗马为美联社工作过，据说意大利国王和教皇曾做过其品德见证人）。阿诺尔德学过工程师，后来继承父业进入新闻界。一天在罗马的《纽约时报》分社里，有人宣布有50万人聚集在圣彼得广场上。阿诺尔德·科特西下去按平方英尺仔细计算整个广场的面积，最终确定50万人稍有些夸张。

在德黑兰，迈克尔·克拉克在写一篇关于阿巴丹沉寂的油井的报道。在开罗的阿尔比恩·罗斯在写英国同埃及的危机。悉尼·格鲁森在特拉维夫描述最近的中东争端。卡米尔·西安法拉和美国的第六舰队在地中海上。在雅典是令人崇敬的A.C.塞奇威克，他的妻子是王后的密友，也是C.L.苏兹贝格妻子的婶婶，在各方面都感到很方便。在作为所谓“火炉”的一部分的卡拉奇，罗伯特·特朗布尔在分析巴基斯坦总理被暗杀的事件。蒂尔曼·德丁在雅加达采访印度尼西亚的反共运动。亨利·R.利伯曼，以前曾利用所有可利用的运输工具，从山羊皮筏子到青海木制的马鞍，到过中国的大部分地区，现在香港观察着中国。林赛·帕罗特，一个粗鲁的小个子，上过普林斯顿大学，后来在他前妻写的一部浪漫小说里成了一个恶棍，现在是东京分社社长，和另一个《纽约时报》人格雷格·麦格雷戈一起报道朝鲜停战谈判。麦格雷戈曾最早作为海军陆战队士兵到过东方的瓜达尔卡纳尔岛。在朝鲜和军队在一起的是默里·舒马赫和乔治·巴雷特，《纽约时报》马克尔的星期天版和克罗克的华盛顿分社的人经常介入他们的事务。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报道冷战，而在贝尔格莱德对冷战的反应正由M.S.汉德勒来记录。在柏林是法恩斯沃思·福尔，在波恩是德鲁·米德尔顿和杰克·雷蒙德，在日内瓦是迈克尔·霍夫曼，在斯德哥尔摩是乔治·阿克塞尔森，在都柏林是休·史密斯，在维也纳是约翰·麦科马克，在海牙是丹尼尔·肖尔，在马德里是萨姆·波普·布鲁尔来记录。从艾森豪威尔将军在沙普的司令部发回消息的是爱德华·A.莫罗。《纽约时报》还有福斯特·黑利在布宜诺斯艾利斯进行报道。克雷德·卡尔霍恩在巴拿马，福特·威尔金斯在马尼拉进行报道。还有其他几个《纽约时报》记者的战线从南撒哈拉延长到雷克雅未克。如果卡特利奇想找出他们或驻外队伍管理方式的过错，他是能做到的——并且会做的——但不是现在。在他有机会访问海外分社后他会把注意力集中到驻外人员身上，但现在他要待在国内，努力整理好他自己的办公室，看看为改进在纽约新闻编辑部工作的众多男男女女的业绩能做哪些事情。

纽约的队伍，是《纽约时报》的所有新闻队伍中最庞大的，无疑最受传统束缚，也是最不协调的。每天早晨都有几百人挤在新闻编辑部里，要么像教堂礼拜者一样坐在一排排的桌子旁，要么消失在某个柱子或内墙背后，消失在某个阴暗的角落里或装玻璃的曲径后面。这些地方的门上都贴着“科学”或“地产”或“戏剧”或“体育”或“社会”什么的——即使卡特利奇站在他的办公室外面用他的双筒望远镜盯着整个新闻编辑部看，他也无法确切地知道他们在那里做什么。为了得到这种信息，他不得不询问他的各种各样、杂七杂八的助理编辑，有时他怀疑他们都在那里干些什么。有时那些岗位在第三层的《纽约时报》的各部雇员并不真的是在为时报工作，而占着岗位做邮购生意，或者写杂志文章或小说，或者利用电话监视交易生意（的确，有的人在报社的资料室里就这样做了），再或者用电话和赌注登记人下赌注——然而埃德温·詹姆斯的赌注登记经纪人却被报社雇用了，安排在邻近牛栏的新闻桌上，仍旧在进行大量的赌博操作。

新闻编辑部在许多方面都像是纽约——庞大，多变，过分拥挤，混乱，净是些形形色色的技术工人、天才、怪人和懒汉。如果一场大灾难在纽约发生——如一架飞机撞向帝国大厦，或纽约的电力中断，或当几小时后两艘海上班轮安德里亚·多里亚号和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相撞，死掉几名乘客，包括《纽约时报》记者卡米尔·西安法拉——《纽约时报》的城市版主任也只是拿起他的话筒召唤几十个人，派他们去现场。在这种采访的过程中，《纽约时报》的人经常第一次碰到自己的同事。尽管《纽约时报》人也许不像其他报纸的一些记者那样有干劲或工作努力，但他们总是靠人多压倒了对手——它有更多的人来挖掘更多的事实，然后把这些事实传送到新闻编辑部，由工作人员挑拣出来，再由较高职位的编辑仔细检查，然后交到一些打字迅速、思维敏捷的高级编辑的手中。在采访灾难时新闻编辑部一般是平静的，在没有重大的新闻事件使职员集中精力时，新闻编辑部的人似乎是在十足的惰性和模糊的漠不关心之间摇摆。卡特利奇要用几年时间来弄清这个地方的秘密，熟悉在那里工作的所有的人，包括很少在办公室里出现的棒球作者，夜里游荡的芭蕾舞评论家，甚至在夏天也穿一件厚厚大衣的白发苍苍的国际象棋比赛棋谱誉写员，在暴风雪的天气里也从不穿大衣的音乐评论家，在办公室从不摘帽子的讣告组首席编辑，业余时间做丧事承办者的电报室的快活的职员，被中央情报局雇用而《纽约时报》却一无所知的电报室的安静的职员。

新闻编辑部对人们来说意味着许多事。正如一位访问记者注意到的，这里有时是多少按照巴黎的咖啡馆运作的。他提到，在下午快下班的时候，桌旁的记者们会靠在他们的椅子上，品尝咖啡，读报纸，观察他们面前来来往往的其他人。一些人经常在一个办公桌上打牌，在另一张桌子边聚会，也有时下班前这个地方是平静的，使人昏昏欲睡。一些正在谈情说爱的男人和女人，会在高级编辑去参加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后，溜到时报广场附近的某个饭店里约会，只是别忘了给办公室的一位朋友偶尔打一个询问电话，然后在6点20分之前返回办公室，因为这时城市版主任会沿着走道溜达，例行常规地跟上早班的每个人说“再见”。有一个叫艾伯特·J.戈登的记者，有一次在这一天结束时没有等到主任说“再见”就回了家。后来他接到了一个电话，主任说想跟他讨论一个最重要的事情——现在，当面。戈登住的地方离办公室很远，不方便，此时还下起了雨，但他还是以最快的速度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他到那里后浑身上下都湿透了，有点儿愠怒。他在城市版主任面前站了一会儿，这位主任却只是抬起头来微笑地说：“晚安，戈登先生。”

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每天早晨给人员分派任务时也恪守传统。最好的地方新闻给前排老兵采访，而派给坐在后面的年轻记者的采访一般都是维克维尔的给水管破裂或弗鲁星的小火灾之类的事情，或者被派到纽约的沃特敦去采访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将军的老部队——第77师的训练活动，这是任务单上的一个“传统项目”。有自己写作风格的年轻记者从来没有得到过城市版主任和他助手的完全信任，借口是“作家”的优美文笔会损害事实。因此，这些作家通常都被派去采访天气、游行或布朗克斯动物园的巡回表演——在那里如果引述写得夸大一点，也是合乎情理的，因为小丑和动物是不会给报社写信抱怨的。

城市版编辑们计划采访的是每年都发生的那些新闻事件，如歌剧季开幕，复活节游行，州长预算发布，赛马表演，首次进入社交界的青年女子的广场聚会，洛克菲勒中心的圣诞树点亮等。任何在上一年和前年、大前年成功地并且没有争议地采访过并发表了的具体事情，今年还要（而且通常也会）以同样的方式进行采访。布局会是一样的，用同样大小的照片和文字，几乎一样的标题和字号，像一年前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过的报道一样；而且每一年经常是同一个记者被派去进行同样的报道。除了日期和某些名字要改变之外，这个记者在去年写的报道完全可以用于今年和明年。

特纳·卡特利奇不想干预《纽约时报》的传统，但他的确认为纽约的有些编辑走了极端，尽管编辑部对于传统的恪守是可以理解的：长期对它进行监管的那些高级编辑是奥克斯原教旨主义者，并且受到了范安达进行的瑞士卫兵式的灌输，以致在新闻编辑部工作的助理编辑发现遵循一种安全的模式总比去尝试新的东西更容易。即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乏现代主义的观念，愿意对一个变化着的世界做出让步，但他也要偶尔地求助于过去的方法。在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去世时，苏兹贝格派人去查阅《纽约时报》的老档案，看看1865年《纽约时报》的原业主亨利·J.雷蒙德是如何报道林肯去世的，于是苏兹贝格知道了要用表示哀悼的黑边把头版的每一个栏目分离开。接着苏兹贝格要看1935年发布奥克斯去世消息的那一天的《纽约时报》，他注意到在头版上方有用黑边框住的奥克斯的照片。苏兹贝格最终决定要以奥克斯的这一版为样式发布1945年罗斯福总统去世的消息。像对奥克斯一样，给罗斯福也安排了在头版中心接近上方的地方一个加黑框的遗像。

尽管对《纽约时报》版面的这种直接监管不是苏兹贝格通常作为业主的主要任务，但他的确特别注意排印和照片，这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解释他有一次为什么会突然发火——这似乎对他的照片编辑有点过于严厉了。这件事情是《纽约时报》发表了玛丽莲·梦露亲吻乔·迪马乔的照片。

这个摄影编辑是一个高个子的漫不经心的懒散的南方人，名字叫约翰·伦道夫。伦道夫是特纳·卡特利奇的一个亲密朋友，曾在卡特利奇手下为《芝加哥太阳报》干过摄影编辑，他还和卡特利奇一起为《巴尔的摩太阳报》工作过。1949年当卡特利奇在詹姆斯手下干得稍有影响时，他把伦道夫拉到了《纽约时报》做文字编辑。1952年，卡特利奇成为主编后一年，他使伦道夫成了摄影编辑，认为约翰·伦道夫会在《纽约时报》上使照片附有的说明文字和标题活泼起来，因为伦道夫在芝加哥已经证明了他在这方面的才能，并且作为《科利耶斯》和《时尚先生》杂志以及关于打猎和钓鱼（这也是伦道夫的狂热爱好）方面的杂志的自由撰稿人也显示出了才能。

尽管伦道夫对于行政管理既没有才能也没有野心，但他的确喜欢和《纽约时报》照片组的编辑、摄影师一起工作，他的确为说明文字的写作增加了亮点。他也喜欢这份摄影编辑的工作给他带来的额外收入。在伦道夫作为一个巡回报人的长期职业生涯中，从不存钱，而且也不努力去赚更多的钱，直到他彻底破产。打猎、钓鱼和玩牌比起为杂志写文章来总是更使人高兴的事，他1937年最早为《时尚先生》写关于训练猎鸟狗的文章的唯一原因，是为了支付他女儿出生的费用。

伦道夫那时已经娶了一个曾当过教师的人为妻，这个女子是他在弗蒙特的一次家庭晚会上认识的。她是新英格兰的一个家底殷实的农场主和爱饲养动物的人的女儿。当她被介绍给伦道夫时，不修边幅的伦道夫酒醉未醒，声称自己是来自华盛顿特区的记者，来弗蒙特找迪林杰[注：约翰·迪林杰（John Dillinger，1902—1934），美国土匪头目，多次结伙抢劫银行，1933年被联邦调査局宣布为“头号公敌”，后被诱捕击毙。——译者注]。她的父母见到伦道夫时对他非常怀疑。他没有地，也没有钱，他的文凭也不起眼。伦道夫出生在路易斯安那州，成了一个流浪的乡村报人。他曾在阿拉巴马大学上过一年学，后来又在乔治·华盛顿大学上了一年，踢过一段半职业的足球赛，结果鼻子受伤。在华盛顿特区他从一家报纸转到另一家报纸，还开过出租车。在华盛顿他作为出租车司机中唯一工作时会读莎士比亚的人而知名，有时他会因为读得入迷而推掉活计。

在伦道夫回到华盛顿后，他和那位女教师继续通过邮件谈恋爱，她的父母最终接受他了。她的父亲对伦道夫为请求结婚而写的优美信件印象特别深。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伦道夫在做过各种各样的文牍工作，并在迈阿密的罗尼广场饭店做过公关工作后，他向战争情报局求职。在那里他被训练成为一个语言学家，并被派往中国。他的工作是提供能在小册子上发表并散发的文章，以鼓励更多的中国人参加抗日战争。但这个计划最终没有取得成功，因为就像伦道夫之后向妻子所解释的那样，中国的将领，腐败的同时，也不愿意让自己的军队参战，因为参战就意味着人员的损失，以及随之而来的对于地位、权力的削弱，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参战会使他们丧失在黑市上出售补给得来的大量钱财。

在战后，靠和特纳·卡特利奇幸运的友谊，伦道夫进了《纽约时报》，但他实际上根本不喜欢在纽约或它的近郊区生活。近郊区尽管不是城市，但也不是农村。所以，不久伦道夫就把他的妻子和孩子搬到了马萨诸塞州的科尔雷恩，他周末乘坐火车到那里去：他宁愿两天在乡村、五天独自一人在纽约市，也不愿七天都在近郊区。他在纽约的每天晚上都在新闻编辑部打牌，这种夜里的娱乐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容忍的，因为它使得许多人在道“再见”之后还留在办公室里，从而很容易用他们来应付一个突发新闻事件。

玛丽莲·梦露和乔·迪马乔在1954年1月结婚，对《纽约时报》来说不是重大新闻，但它的确是新闻。一个关于婚礼的简要说明打算安排在第21版上，还决定使用这对新人的一张照片。伦道夫有几个照片可以选择，但它们基本上都一模一样：刚结婚的这对人摆出拥抱的姿势供市政厅外过道上的旧金山摄影师拍照。

所以，伦道夫例行常规地从这一叠照片中选出一张，为之后排版需进行的裁剪而做了标记准备送到牛栏，因为牛栏在送到制版部之前要检查一下所有的照片。这张照片中玛丽莲·梦露的头后仰着，她的嘴稍微张开，乔·迪马乔的嘴唇翘起，眼睛闭着。这张照片似乎没有什么特别庸俗或出格的地方——至少伦道夫是这么认为。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牛栏的其他编辑也这么认为，后来就把它通过了。

第二天早晨，使约翰·伦道夫和《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感到惊奇的是，这张照片在业主办公室里引起了一场“大地震”——伦道夫不再是《纽约时报》的摄影编辑了。一开始伦道夫不能相信。他不敢相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不敢相信，玛丽莲·梦露小姐张开嘴进行的法国式接吻会如此触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或伊菲吉妮，或任何在业主办公室里表示异议的人的神经。当然，在《纽约时报》涉及性的地方的确有一种难以置信的双重标准；那就是，尽管性是许多最优秀的记者、编辑、管理者和遵守规矩者会独在这方面犯的传统错误——有句老话说，“喝酒是《先驱论坛报》的祸根”，“性是《纽约时报》的祸害”——但《纽约时报》人的个人习惯也的确很少败坏这家报纸本身的纯洁性，它仍旧是相对维多利亚式的。《纽约时报》写性教育或节育或性变态文章的年轻记者，事先都会得到警告要“冷静客观”。曾有传闻说《纽约时报》的编辑在照片印出来之前要把狗的生殖器弄模糊，遮住某个胸部丰满的歌剧女高音歌手的乳沟。可是，梦露的照片不是“富于性感的裸体女人像”——她穿着一件不透明的黑外衣——她和迪马乔结了婚，在奥克斯先生的报纸上发表一张富有激情的婚礼亲吻的照片，似乎没有什么不合适的，至少伦道夫是这么想的。

无论如何，他不再是摄影编辑了。卡特利奇把苏兹贝格的决定传达给他后，他既不耿耿于怀，也不生气——只是惊奇。卡特利奇似乎对这整个事件感到非常窘迫。他不止一次地问伦道夫是不是把迪马乔和梦露婚礼的其他照片也送给了牛栏。如果伦道夫这样做了，那么这种选择就会是牛栏的选择，卡特利奇也许就能够扩散这种责任，允许他的朋友仍然当摄影编辑。但伦道夫回答说，他只送上了这一张在报纸上发表的照片。他愿意平静地承担整个罪名，而且他的确这样做了。

卡特利奇让伦道夫放心，他的薪水不会减少——他仅仅是转到新闻编辑部的另一边的全国新闻组去当文字编辑。卡特利奇暗示，在事情冷却之后，牌玩得很好的伦道夫多少会受到关照。

两年后卡特利奇听说体育部有了一个空缺——“森林、田野和河流”栏目的作家在干了19年后辞职了，接受了巴哈马一个旅游胜地的重要管理工作。卡特利奇想到，伦道夫也许喜欢接手这个栏目，他可以用更多的开支，自由地到全国旅行去打猎和钓鱼，为《纽约时报》写这方面的东西。伦道夫对这个职位很感兴趣。如果说《纽约时报》谁是承担一项特定任务的理想人选，这个人就是伦道夫——他的栏目很快成了一个很受读者欢迎的亮点。并不是他的野外知识特别多，或者他是钓鱼或打猎的专家，使他的写作有特色。恰恰相反，伦道夫既不是一个有运气的钓鱼者，也不是一个高手。尽管枪法不错，但他也不优秀的。他像其他上百万打猎和钓鱼的人一样，仅仅是因为他喜欢这样做，特别是喜欢逃避喧闹的城市，在树林中漫游或坐在小船上放松。伦道夫的专栏通常会这样开始：

这个故事的唯一缺陷在于它不是谎言。这很糟糕，因为这会显著提高有关钓鱼的谎言令人难堪的程度，总体上来说，这些谎言也都是些微不足道的事情。

这是钓鱼中唯一一个没有提升的环节。七位哲学博士、三位主教在四年之间所做的研究证明，自从《白鲸》之后，没有什么好的钓鱼谎言曾被书写……

《纽约时报》的编辑部里一般都认为，约翰·伦道夫在报社干了最轻松的工作。他是《纽约时报》唯一靠玩耍而获得报酬的人。他的专栏来自冬天里有温暖阳光的地方，来自夏天里凉爽的湖泊。在更漫长有趣的旅行中，他通常都带上妻子，不仅是因为他喜欢她陪伴，而且也是因为没有她，他近乎孤立无援。最简单的装置，不管是开罐头器还是打火机，都会把他难住，有时使他一筹莫展。他总是心不在焉，把他戴过的所有帽子和几件外衣都丢在火车上。他的大多数衣服上净是吸烟烧的洞，他从没有填写过支票存根。有一次他坐着钓鱼，他的钓具箱竟然从他的脚下漂走，沉到了河里。

他还是一个没有任何判断力的司机，他需要一个陪伴司机和个人经理，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他喜欢嘲弄寻欢作乐的电视人，讨厌所有的商业广告，然而他会入迷地坐在那里观看一个广告片，在广告结束后又大声地对妻子抱怨说：“琼，不要买这玩意。”作为一个政治上的玩世不恭者，他认为所有政治家在这一方面或那一方面都是腐败的。他对理论和知识的“珍贵”不耐烦，但他追求学术的荣誉（一位牛津大学的教员是他所能想到的最有魅力的人），而且当他非常聪明的女儿贝尔登成功入选ΦBK协会后却没能买到钥匙时，他感到很受伤。

伦道夫连五个优秀的当代小说家或戏剧家的名字都说不出，但他对莎士比亚、塞万提斯、吉本和马克·吐温却非常着迷。《纽约时报》上他的读者中有许多文学人物，其中一个就是小说家万斯·伯加利。伯加利在他的一本书中写道，正是通过读《纽约时报》上伦道夫的东西，“我第一次认识到，有可能智慧而有风度地写写打猎，用那种对被猎取的生物和对我们这些猎取它们的傻瓜同等的爱的精神来写。”伦道夫既不知道也不关心当代音乐，但他喜爱歌剧，特别是意大利作曲家威尔第的音乐。他总是说，他想在自己的葬礼上请人演奏一曲《阿伊达》中的“胜利进军曲”，但最终却未实现。

1961年在马萨诸塞州的一家医院里，伦道夫死于肺癌。他在《纽约时报》上写了五年的专栏，不久被别人填补到了体育版的位置。伦道夫在医院的病床上，在他妻子的陪伴下度过了最后的几周，靠吸氧和药物维持生命，直到灵魂出窍。在麻醉剂的作用下他变得有些神志不清。他说话已经很费劲了，所以说的很少，只是和他的家庭及朋友在医院里干等着。但在他去世前的一刻，他看了看角落，对他的女儿说：“贝尔登，把我的钓鱼竿给我。”

女儿说钓鱼竿不在手边。他迷惑地看了一会儿，闭上了眼睛。后来他的手动了大约30秒钟，这不是进入深度麻醉病人的随意动作，而是有着某种方向。起初他的女儿不理解，后来他的动作清晰了起来——原来他是在抛钓鱼竿。

10

对成千上万的美国人来说，他们第一次而且也是唯一一次看到时报大楼的内部，是在1954年春天的一个星期天下午，当时哥伦比亚广播公司《公共汽车》（Omnibus）节目的一批摄影人员获准到新闻编辑部去现场电视直播《纽约时报》人员编辑第二天报纸的工作情况。像大多数该节目的内容一样，这是一次壮观的展示，一直由阿利斯泰尔·库克用柔和的英国口音来解说。摄像机在新闻编辑部来回运动，拍摄编辑们低着的脑袋和正打字的记者们起皱纹的脑门。阿利斯泰尔·库克描述了这个安静的场面，用的就是阿道夫·奥克斯会喜欢和欣赏的声调。库克的评论介绍了报社工作队伍的规模、付出的努力和为出版每天的报纸需要的开销，然后他穿过新闻编辑部去和一个英俊的灰发的人讲话，这个人斜着站在那里，双臂交叉，靠在挨着牛栏的一张桌子上。这个人就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他在这个星期天来到办公室参加这次公演。

苏兹贝格温和地谈起他的职员，表达了对他们的骄傲和自己的谦虚，他还评论了新闻界在民主制度中自由而负责的角色。然后摄像机转到楼上拍摄一个大块头的宽肩膀的表情严肃的人——查尔斯·梅茨。他坐在自己的桌边，在读一篇为明天的《纽约时报》刚刚写完的社论。摄像机后来捕捉到了四层排版室的工作——衣服沾有墨迹的印刷工穿着围裙正在捡字，用橡胶大头锤敲在铁字形板上；不出声的排字工直挺挺地坐在庞大的莱诺铸排机后面，手指轻轻地在字盘上滑动，发出了把稿件上的字变成铅字的叮当声。摄像机还转进了正在开会的主编办公室里，在桌子的一头坐着放松的和慈祥的卡特利奇。在他的右边是西奥多·伯恩斯坦，左边是罗伯特·加斯特。桌子的对面是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两边是国际新闻主任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国内新闻主任雷蒙德·奥尼尔。在桌子的两边坐着其他编辑，包括摄影编辑约翰·拉多斯塔，他是在迪马乔—梦露事件之后取代约翰·伦道夫的。

尽管一些编辑在摄像机和麦克风前稍微有点拘谨，但他们总体上保持了镇静，他们显然引起了电视观众很大的兴趣。这期节目结束后不久，《纽约时报》的电话交换台接通了来自全国各地的几百个祝贺的电话，其中一些是已经退休的《纽约时报》老人的电话，他们说这期节目令他们非常怀念。还有来自《纽约时报》记者的几个称赞的电报，他们在美国主要城市的分社观看了这期节目——理查德·约翰斯顿是从芝加哥拍来的，塞思·金是从得梅因拍来的，格拉德温·希尔从洛杉矶拍来，劳伦斯·戴维斯从旧金山拍来，还有其他几个人，包括华盛顿的赖斯顿，他给卡特利奇的电报写道：“你们大家干得很好。有人打电话说他想订阅《纽约时报》，听起来他好像直到今天才听说《纽约时报》。”

这是令《纽约时报》人非常满意的一天，是充满兄弟般和谐的一天，它只是简练地证明了展示在电视屏幕上团结的画面。这个画面无疑对《纽约时报》的人产生了积极影响，使他们想到了这个机构的壮观和他们对报社做出的有意义的贡献，这是他们在过去的一年——《纽约时报》最令人不愉快的一年——没有太多想到的事情。在这期节目播出前三个月，发生了一次照片制版工的罢工，得到了《纽约时报》大多数新闻人员的支持，其结果是《纽约时报》在历史上第一次未能出版。这次罢工尽管持续了不到两周，但不仅扰乱了报纸的出版，而且还激起了一些工作人员深深的个人不满：一些记者和编辑穿过时报大楼外的纠察线去上班，他们招惹了大多数没有过线的人的敌意。甚至在罢工平息之后，新闻编辑部里的破坏罢工者也遭到了《纽约时报》一些人的排斥，这些人现在正向劳工领袖，而不是奥克斯的精神寻求指导。

报纸已经成长到了家长制容纳不下的规模，或者对许多职员来说是这样的，他们意识到高层经理对于更有效率的经营操作的欲望——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这些职员就要更多地自我保护和讲求实际，更多地信奉工联主义，减少对《纽约时报》浪漫的看法。这种态度很快以随意的方式出现了，以致有些记者每当晚下班半个小时左右，就会跑到城市版主任那里索要加班费——在过去的日子里，《纽约时报》的人嫌不好意思而不会这样做，认为偶尔加班是一件荣誉和快乐的事情，因为报社通常很少要求他们这样做，而且也有早早下班的传统。但这种旧的思维方式迅速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消失了。尽管这期节目短暂地使《纽约时报》的人想起了这家报纸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尽管这在新闻编辑部一段时间里有它健康的回光返照，但并没有持续太长时间。在这期节目三个月后，迈耶·伯格，纽约总部最有声望的和令人尊敬的记者告诉一些编辑，他正在考虑退出《纽约时报》。

这很难令人置信。伯格自1928年以来就在《纽约时报》工作，只是在1937年和1938年间的一年为《纽约客》工作。他曾是报社队伍中的明星，是一个羞涩的绅士。他瘦高个儿，有一个长鼻子和一双温和求知的黑眼睛。他坐在前排和送稿生、职员、记者们谈话，他们通常都围着他的桌子站着。他会用幽默的故事款待他们，会就他们努力写的报道或“时报话题”提出忠告，他会耐心地倾听他们讲的个人问题。然后在他的发稿时间快到来时，他会转向他的打字机，并且在一个小时之内他会写出一篇生动的1000字左右的关于他在当天早些时候采访过的歹徒谋杀案的报道，或者关于一个他来上班时观察到的悲剧性的路边场景的文章，或者他会就纽约写一首散文诗：

纽约的声音之中充满了神秘感……它是一种舒缓、奇异的音乐，这音乐是吹过高原的风的一曲交响乐，是缠绕在城市山丘、斜坡上面的无穷尽的被消音了的交通，是喷气式飞机、螺旋桨的嘶嘶、沉闷的作响，是那在水面上粗哑的拖船声，是巨轮航行于大海上的轰鸣……

1932年新闻编辑部实际上有过一次工作的停顿，那时伯格关于芝加哥阿尔·卡彭逃税案审理的报道开始一页接一页地出现在电报机上：报社送稿生会抓起这几页，慢慢地边走边读来到文字编辑旁，然后文字编辑会审读并再审读关于法庭场面和阿尔·卡彭的辩解的每一个词；最终编辑们会接过来，像其他人一样全神贯注，再把这篇报道送到楼上的印刷工那里。

伯格写的关于达彻·舒尔兹的逃税案审判的报道，甚至舒尔兹本人也不得不表示敬佩，但他也气愤伯格竟引用一个人的话说他是一个“容易迷上金发碧眼女人的人”。这个恶棍有一次见到伯格，叫住他，抱怨他不该用这句话。

“可这是真相，不是吗？”伯格问道。

“是的，”舒尔兹说，“但在《纽约时报》上不该出现这样的语言，不是吗？”

1947年，当美国的第一批阵亡者装在6248个棺材里用船从欧洲运到纽约的港口时，伯格创造了一篇新闻报道经典。后来在1949年又写了一篇。那时，一个叫作霍华德·昂鲁的老兵在新泽西州坎登的大街上发了疯，用手枪射击13人，然后向警方投降。伯格用了六个小时追溯了昂鲁事件的过程，采访了看到这一狂暴行为的50个人，然后他坐下来，用两个半小时写了一篇4000字的文章，重现了整个场面：

人们纷纷躲进商店，女人惊慌得尖叫，男人害怕得说不出话来。一段时间没有人能知道发射出来的是什么。昂鲁先走进临近大街的约翰·皮拉奇克的修鞋店。补鞋匠是一个27岁的生活在彭梭肯小镇的人，他张着嘴看着昂鲁来到离他几米的地方。修鞋匠从他的长凳上站起来，随即被一颗击中他腹部的子弹射倒。商店里的一个小伙子跑到柜台后面，害怕地蹲在那里。昂鲁走到阳光明媚的大街上……

迈耶·伯格因这篇报道而获得普利策奖，他把1000美元的奖金送给了昂鲁的母亲。伯格后来用了两年时间研究和写作《纽约时报》的正史，因为《纽约时报》要在1951年庆祝它的百年纪念。这也许是他一生中最困难的任务，不是因为他伟大的报道才华难以胜任这个任务，而是因为作为关于《纽约时报》“正式的”出版物，它必须经过奥克斯、苏兹贝格和阿德勒家族的各个成员以及一些高级管理者的认可，但它实际上是不可能取悦于他们所有人。他们对这本书做了许多删节和修改，当这本书在1951年出版时，尽管在评论和商业方面取得了成功，但伯格却向一些朋友坦白，他有时真不愿意让他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

现在，在1954年夏天，在他为《纽约时报》写“关于纽约”栏目一年多后，他再一次因为业主办公室和新闻编辑部的一个编辑对这个栏目的一些否定性反应而感沮丧。最终，这位编辑不得不记录下伯格的辞职声明，并给其他编辑以及业主办公室送去了备忘录的副本：

1954年7月8日

这是关于我今天下午在迈耶·伯格的请求下和他进行的谈话的备忘录。他显然因最近对他栏目里一些不满意的证据而心烦意乱，此外我就他上个星期天写的东西做出的批语更使他的心情坏到了顶点……当然，他对批评非常敏感，他感到虽然这个栏目为读者所喜欢，但在办公室里的看法并不好。我告诉迈耶，他不应该过多在意——正像我做的那样——这座大楼里的评论，而应注意的是营销部的反应，那里对他一致表示赞赏的……

转到对这个栏目提出的具体评论上，他提了一个建议，他认为是出自业主的，即这个栏目应该是更多时事性的。他说他认为业主并不知道写好头条新闻并在以后的栏目上保持领先地位所碰到的困难。我回答说，我只想在他的栏目中有一个需要是时事性的，也许是四个中的一个，并且再一次向他提出，如果他认为可取的话，可以让一个现场采访记者来帮助他。他似乎也不喜欢这个想法。他还提到了“催人泪下”栏目，他认为业主对这个栏目感兴趣。他说，尽管这些没什么不好，但他收到的邮件表明，人们最感兴趣的是他关于过去的纽约的材料。此外，我告诉他，我认为经常变化速度是个问题……

1954年7月9日

今天我发现他依旧很抑郁，并且在考虑是不是要辞职……

伯格没有辞职。在整个7月和8月他继续写他的专栏，接着他休了一个月的假。他回来后精神好多了，后来他又开始抱怨曾命令他在自己专栏里进行的那些变动，以及他的专栏完全被砍掉，然后再安插别一个专栏的例子。他继续写这个专栏，但说真的他不喜欢它。他宁愿去干他过去干的老本行——当一个记者。

1954年底，由于安妮·奥黑尔·麦考密克的去世，赛勒斯·苏兹贝格接管了她在社论版上的一周三次的专栏。这是一个全职工作，这意味着苏兹贝格不能再花时间去影响驻外人员了，为此卡特利奇感到很惬意，卡特利奇还高兴地在办公室里宣布，苏兹贝格占了十年的“驻外首席记者”的头衔立即废除。卡特利奇现在也希望，他在纽约的国际新闻编辑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将会成为国际新闻记者和报社打交道的唯一的渠道。但一些驻外记者，要么是出于习惯或故意直接写给赛勒斯·苏兹贝格，要么是直接写给主编办公室，甚至业主本人。头号刺头是远东的一个记者，叫格雷格·麦格雷戈。有一天他接到了一份电文，上面写道：“不能理解你为什么要绕过我停止请解释停止弗里德曼。”

麦格雷戈对这个电文感到疑惑不解。他碰到了一个朋友，《芝加哥每日新闻》的凯斯·比奇，最近访问过纽约，麦格雷戈问他是否听说《纽约时报》有人叫弗里德曼的。

“他是你的老板，你这该死的傻瓜，”比奇说，“他是国际新闻主任。”

在做了点研究后，麦格雷戈发现，弗里德曼自1948年以来就是国际新闻主任。麦格雷戈极力以外交辞令来回答弗里德曼的电文，但他怀疑这种误解不容易得到消除，在回顾此事时，他确信自己是正确的。

尽管麦格雷戈多年来都是从远东把照片——类似朝鲜战争场景、台湾的活动或者其他他作为记者工作的地方的照片寄给马克尔的星期天版，但麦格雷戈有一天接到了弗里德曼的一封信，说“不要忘记你的工资单来自三层”。星期天版是在八层。所以，麦格雷戈不再把照片发给星期天版。但1955年回纽约休假时，麦格雷戈在时报大楼里碰见了马克尔，问他为什么不再发照片。麦格雷戈说有一个理由，但他不想讨论。马克尔很快使他放下心来，保证对他说的任何话都会守口如瓶，这样他就不得不做出解释了。麦格雷戈说完后，马克尔沉默了一阵子，然后看看麦格雷戈，问道：“你认为你是在为弗里德曼工作，还是在为《纽约时报》工作？”

麦格雷戈回答说他恰恰也是这样想的，但他要求马克尔现实地看看形势——他已经给弗里德曼造成误解了，他不想第二次冒险。马克尔让麦格雷戈放心，不会有任何问题，又说他会在一两天之内和弗里德曼一起吃午饭，他会非常谨慎地提出这件事情，他自信麦格雷戈的照片还会被星期天版的“评论”部分使用。

几天后麦格雷戈见到了弗里德曼，他看起来非常忧郁。弗里德曼对他挥挥手说：“哎，关于你收到的那封信——我想你误解了。或许我做的不对。我只是想说，你不应该牺牲时间，丢下你正常的新闻采访，出去为星期天版弄那些照片。当然，我们都是在为一家报纸工作嘛。”

弗里德曼的眼睛向下看着桌子，继续含糊地说着，翻着报纸，麦格雷戈打断他，表示自己希望没有不愉快的感觉。绝对没有，弗里德曼说，没有什么不愉快的感觉——但麦格雷戈并不认为弗里德曼的话是出自真心的。（麦格雷戈后来从新闻编辑部的一个朋友那里得知，马克尔在与弗里德曼说此事之前曾先向苏兹贝格反映了此事。）

一周后，麦格雷戈访问了华盛顿分社，当时像现在一样有个规矩，回家休息的驻外记者都要在时报大楼里的主要新闻部门用点时间工作或观看别人工作，同时要对华盛顿分社进行简短的拜访。华盛顿分社社长当时是詹姆斯·赖斯顿，在愉快的谈话过程中，赖斯顿建议麦格雷戈在长期派驻东方之后，用一个月的时间在首都再得到点对美国的感觉。麦格雷戈认为这是个好主意。当弗里德曼几天后打电话问麦格雷戈何时去新加坡时，麦格雷戈告诉他赖斯顿的计划，对此弗里德曼问：“谁在管理国际组，是斯科蒂还是我？”麦格雷戈把这话传给赖斯顿，赖斯顿后来给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弗里德曼打了电话。然后赖斯顿告诉麦格雷戈：“万事大吉，留下吧！”

麦格雷戈又在华盛顿待了三周，在此期间赖斯顿已经给他安排了一些采访政府官员的任务，麦格雷戈觉得他在华盛顿的这段时间既是愉快的，也是收获颇丰的。在到达新加坡后，麦格雷戈拿出了他回家休假时的账单，包括他在华盛顿的每一笔开支，把它寄给了弗里德曼。几周后，麦格雷戈收到了一封信，告诉他，他在华盛顿的开支是不能报销的。这笔开支大概在400美元到500美元之间。麦格雷戈明智地决定暂时不提这个问题，而是等到他再到纽约时亲自和卡特利奇谈一谈。这一等就到了1960年，他最终得到了偿还，但他和国际组的关系却遭到了破坏而无法弥补。在新闻编辑部做了几年一般任务记者和夜班编辑之后，麦格雷戈从《纽约时报》辞职了，当了一家英文出版物的编辑，专门采访南美事务。

卡特利奇只要有空，就开始到海外旅行，并且花时间和驻外记者在一起。经常使他感到惊奇的是，他们生活得如此之好，拥有的仆役如此之多，住宅的面积如此之大。

在墨西哥他看望了年轻的分社社长悉尼·格鲁森。格鲁森一见面就解释说：“是的，特纳，你在这里我们可以每天早晨都出去转转，而且我会打电话，我将佯称这就是我们在这里的实际工作方式，或者，”格鲁森说着，眼睛明亮起来，“我们能做我真正在这里做的事情，我拥有五匹赛马，我一周看赛马两三次，我一周玩三四次高尔夫球。是的，你想如何做呢，特纳？”

“别犯傻，”卡特利奇说，“我们最好像你们一直做的那样去做。”

接下来的一周他们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他们去参加了几次晚会；他们给格鲁森的马下注，但每一次都失败了；他们去看斗牛，在那里格鲁森以卡特利奇的名义献上了一头公牛。

十天后，在卡特利奇回到纽约后，格鲁森接到电话，说他在墨西哥的任务结束了。他不得不回纽约总部报到，几个月后他被重新安排到布拉格——卡特利奇坚持认为他的墨西哥之行和这个安排没有任何关系。

悉尼·格鲁森在执行东欧的任务时干得很出色，他对波兰反斯大林主义起义的采访非常成功，以致被提名获普利策奖。他虽没获得这个奖，但1957年5月他从当时担任卡特利奇的助手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那里得到了一个条子：

亲爱的悉尼：

这是一封没有任何祝贺的信。普利策奖今天宣布了。你应该得一个奖。我很遗憾你没能获奖。

你的，

ECD

悉尼·格鲁森折叠起这张条子，把它放进皮夹里，他带着它走过了以后的九年。

在墨西哥之行一年后，卡特利奇访问了伦敦，听伦敦分社社长德鲁·米德尔顿谈到一个聪明的年轻人桑德·瓦诺克尔，米德尔顿想雇他来为他的分社工作。瓦诺克尔当时在为《曼彻斯特卫报》工作，虽然只有25岁左右，但他已经证明了自己作为一名记者以及作为亲切、招人喜爱的人，能轻松自如地在英国社交和外交舞台上活动的才能。米德尔顿深信瓦诺克尔会成为《纽约时报》在伦敦的财富。卡特利奇一直坚持所有雇人决定要由纽约做出，如果这个年轻人下一次去纽约的话，他会很高兴考虑瓦诺克尔的申请。几个月后，1955年冬天，桑德·瓦诺克尔出现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

他个头高高的，强壮，黑头发，英俊，穿着一套制作精细的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给卡特利奇留下的印象很深。瓦诺克尔已经主动地去华盛顿见了赖斯顿，赖斯顿已经和埃里克·塞瓦赖德进行了会谈，塞瓦赖德在瓦诺克尔还是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特约记者时就认识他了。赖斯顿喜欢瓦诺克尔，卡特利奇也喜欢；卡特利奇的负责人事的特别助理、以前当过新闻编辑的理查德·D.伯里特也喜欢——伯里特被那些不尊敬他的职员看作办公室的心理医生。

理查德·伯里特实际上不是心理医生——这个岗位由在时报大楼13层一位执业医师担任，但伯里特同申请者交谈的技巧，他问个人问题然后又仰首平静倾听的态度，一边观察反应一边点头，观察申请者系领带的方式，其西服翻领的宽度，所有这一切以及其他，已经为理查德·D.伯里特赢得了《纽约时报》“心理医生”的头衔，使他具有了一种要么臭名昭著，要么值得尊敬的气味，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谁在描述他。如果对伯里特进行描述的是一个未能得到伯里特欣赏的人，或因不是“《纽约时报》那块料”而被打发掉的人，或者被伯里特雇用为送稿生而从未被提拔的人，那么他就被看成一个疯狂的可鄙的公司笨蛋。但如果进行描述的是伯里特欣赏的人，最终从送稿生上升到职员，从职员上升到记者的人，那么伯里特就被描述为一个敏锐的贤者，一个有鉴别力的伯乐，一位有着非凡灵活性的管理者。伯里特比他的批评者所承认的更灵活。对这一事实的明证是，伯里特宁愿雇衣着随便的名牌大学毕业生为送稿生，这些毕业生极其信赖《纽约时报》，渴望在《纽约时报》大楼里就业，即使当擦玻璃的清洁工也行。有一天伯里特接待了一个皮包骨头的六英尺五英寸高、脸上有小脓包、穿制服的年轻军士。这个申请者虽然其貌不扬，却有某种东西迷住了伯里特。伯里特和《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事专家一起，继续询问了他。一切进行得顺利，最后伯里特请这个申请者说一下他毕业的大学。

“我没有上过大学，先生。”

伯里特遗憾地摇摇头，解释说《纽约时报》的所有送稿生都必须是大学毕业生，并且说现在被雇用的有些送稿生甚至有硕士学位和哲学博士学位。

这个高个子的军士突然戏剧性地站起来说：“先生们，我把教育的本质看作是通过引进新观念来启迪头脑！”《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事专家惊奇地无声地看着他。他继续说：“是的，我不是大学毕业生，但我是精通文学的和善于表达的，我生活在观念的王国。”

“是的，”伯里特打断他说，“我们能看到你这样做，但你不能靠一个送稿生一周27美元的薪水在纽约生活。”

“给我一个机会。”他自信地说。伯里特决定雇用他。在几年内他从送稿生上升为职员，然后又上升为记者，不久成为报社最优秀的记者之一。他就是麦坎德利什·菲利普。

但在桑德·瓦诺克尔的事例中，情况就不同了。他不是被雇用来当送稿生，而是当记者，在许多方面都比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在《纽约时报》开始时有更大优势。送稿生的工作是去掉稿子上的糨糊点，在技术上搜集证据，外出为文字编辑和加工改写编辑买咖啡，还为送稿生的主管人买一品脱褐麦啤酒。主管人是一个白头发的、结实的、面色红润的人，叫斯蒂夫·莫兰，他夜里对褐麦啤酒的消耗是《纽约时报》的一个没有先例的传奇。在斯蒂夫·莫兰不当班时，送稿生们开始被一个叫萨姆·索罗维兹的粗暴的小个子所监管，他有四英尺11英寸高，像是一个气愤的赛马骑师，他对在时报广场酒吧碰到的每个女人都是这样介绍自己为赛马骑师。傍晚在斯蒂夫·莫兰手下工作，或夜里在索罗维兹手下工作，都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结果许多送稿生都一心想逃脱他们的灾害，拼命去写作。他们写得甚至比普鲁斯特都多，他们整个晚上都待在新闻编辑部里，借来一个记者的打字机，写一篇“时报话题”，或为《纽约时报》的旅行部或星期天的《时报杂志》写一段东西，或者写任何能成为铅字的东西，送给理査德·伯里特作为“创新的”一个事例。伯里特总是说这是伟大的《纽约时报》记者的标志。这就是几十个送稿生进入了记者队伍的原因。

但对于一个已经进入队伍的年轻记者如桑德·瓦诺克尔来说，展示这种“首创精神”可能是一种不利条件，或者说至少在20世纪50年代是这样的。那时城市版主任和他的助理编辑都是传统主义者，经常把年轻人的首创精神误解为一种不听话或莽撞的信号，或者是一种想从更老更有价值的《纽约时报》记者那里夺走报道权的欲望——特别是在没有多少报道可供采访的日子里。年轻的记者应该坐在靠新闻编辑部后面的桌子上，排队等着。有时城市版助理编辑会转回来，要他重写一篇三段话的宣传新闻稿，也有时记者会从新闻编辑部的麦克风里听到喊他的名字，这意味着他要么到城市组报到，承担办公室之外的某个小任务（“瓦诺克尔先生，请去城市组”），要么他待在桌边等着接来自一个要举行葬礼的家庭的内线电话（“瓦诺克尔先生，请接讣告”）。不像那些至少在工作时间很忙的送稿生，年轻的记者会坐在那里干等着。

偶尔他们会被指派去接替或协助“东边棚屋”或“西边棚屋”的一位老街区记者——这两个所谓的“棚屋”是邻近中曼哈顿的两个主要警区的两座大楼里的两个公寓，第一个在东五十一大街上，另一个在西五十四大街上；或者会被安排到布鲁克林的棚屋，或从纽约市警察局总部穿过大街到曼哈顿商业区的一个棚屋。这种任务主要是从窗户上向外看看警区有没有什么“活动”，或者听听安置在记者棚屋里的消防局的铃声密码装置。这装置定期地以特别的节律发出当当声，显示出在纽约市某个地方刚刚报案的火灾的确切地点。所有老街区记者心里都知道消防员的铃声密码。他们能在听到铃声一秒钟内说出火灾能有多大，火灾在什么地方，是不是值得采访——这个决定既受火灾的规模，也受记者们玩牌进程的影响。各家报纸都安排人全天承担棚屋的任务，棚屋实际上像男士的俱乐部。全日制的街区记者在整个工作时间都待在某个棚屋里，直到一次四级的大火或黑社会凶杀案或一次骚乱要求他们暂时离开，去搜集必要的信息，用电话把它通知给新闻编辑部的加工改写编辑，然后回到棚屋里继续玩牌。街区记者本人并不写报道。这些记者喜欢棚屋里的生活：它像是对妻子和城市版主任的躲避；对于一个喜欢玩牌并且不介意不停的铃声的老记者来说，这是一个理想的地点。

但对于一个年轻记者来说，棚屋里的生活是十足的不幸。他既不能睡觉，也不能读小说，由于铃声他也不能集中注意他自己的写作，而且花几个小时从窗户上观察警察署的前门也是很无聊的——《纽约时报》没有发表太多的犯罪消息。所以，年轻记者很快就加入了来自《美国日报》《世界电讯》或《先驱论坛报》的老记者队伍中去玩牌，把大多数工作留给来自《每日新闻》和《镜报》这些小报的记者，这些小报看重犯罪新闻，通常这些记者要么在警察中，要么在黑手党里有亲戚。瓦诺克尔却在这两边都没有亲戚。

经过棚屋的锻炼并在皇后区当了一段《纽约时报》记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开始了他的夜间加工改写工作。在20世纪50年代加工改写编辑组在《纽约时报》是一个有点特权意识的地方。城市版主任弗兰克·S.亚当斯本人在他的早期记者生涯中曾是一个一流的加工改写编辑，对加工改写编辑的夜间工作有很大兴趣。加工改写编辑组由大约七个人组成，包括邻近新闻编辑部前部的三排桌子。非常重大的最新报道给了坐在走道边的第一排的人——他就是著名的加工改写编辑的“教头”。他无疑是在最晚发稿截止时间压力下最值得信任的和沉着的人。他的名字叫乔治·伯里特。在前排的其他加工改写编辑，如果伯里特先生外出吃饭而且事情又紧迫的话，也能得到好的报道任务。伯里特每天晚上9点钟都要在时报大楼街对面的高夫查普屋或者在第八大道上的唐奈餐馆里喝两杯加水的J&B威士忌后再吃饭——如果有重大事情发生的话，在那里总能找到他。

第二排的记者年老而可靠，他们能够写稿但不愿意跑动，还有一些成熟的记者，处在最后的打磨阶段，准备成为驻外记者。在50年代，这后一个集团里有泰德·斯祖尔克、伯纳德·卡尔普和维纳·菲利普（他同麦考迪什·菲利普没有任何关系）——这三个人笔头快而且有生气，他们反映了城市版主任在他的加工改写编辑组里想看到的那种精神，他不抱怨他们在自己桌子上方的柱子上悬挂的牌子，上面写着：“世界上最伟大的编辑组——人类利益都在夜里整合。”这三个人还经常跟送稿生开玩笑，有时——使用新闻编辑部后面的一个电话——他们会编造一个故事跟一个较老的、没有疑心的、加工改写编辑打电话，模仿棚屋里的一个街区记者的声音，或许是《纽约时报》在长岛里佛海德的记者J.哈里·布朗的气喘吁吁的声音。J.哈里·布朗有一种非常独特的打电话的风格——迅速而有激情，重复每一个词：“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

维纳·菲利普在从事了他成功的加工改写工作后被派到叙利亚的达马斯科斯。一天清晨他突然被宾馆里的电话铃声从睡梦中唤醒，传来一个声音说：“喂，喂，我是J.哈里·布朗，J.哈里·布朗，在里佛海德，里佛海德，长岛。”维纳·菲利普刚刚在东方酒吧间喝烧酒喝到黎明，J.哈里·布朗熟悉的断断续续的声音使他一下子从床上坐起来——谁知打电话者原来是菲利普以前的做加工改写工作的同事伯纳德·卡尔普，他正被《纽约时报》派往雅加达，他的飞机只是在达马斯科斯机场停留一下。菲利普非常高兴听到卡尔普的声音，迅速穿好衣服，冲出宾馆的走廊，跳进一辆出租车，奔向了机场。在那里他发现卡尔普正在机场。他们喝咖啡，叙旧，直到卡尔普的飞机准备起飞。在菲利普回宾馆的路上，他看到了一支乘坐卡车和坦克，夹杂着路障、尘土和混乱的保安。“发生了什么事？”菲利普问他的司机，“入侵？”司机停下车询问，回来对菲利普说：“他们也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由于您急急忙忙地奔向机场，他们误以为发生了一场袭击。”

桑德·瓦诺克尔从事加工改写工作，在巴雷特先生出去吃饭时，在其他大多数加工改写编辑都忙碌着或离开他们的桌子去过夜时，也从未发生过大的报道事件。韦恩·菲利普一年前在从事加工改写编辑期间有过好运。当时诗人马克斯韦尔·博登海姆被发现杀害在凉亭边上的一个设施肮脏的房间里。一年后，1956年，另一个年轻的加工改写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也赶上了一次，当时在后半夜出现了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在海上碰撞的无线电信号。弗兰克尔当时26岁，他搜集事实并清晰而迅速地写出报道，工作卓越。在凌晨2点34分印刷机开始印出弗兰克尔的头版报道，并且在通栏标题《安德里亚·多里亚号与斯德哥尔摩号碰撞，1134名乘客在海上大雾中放弃意大利轮船》之下署有作者名字。第二天，《纽约时报》的高级记者迈耶·伯格、米尔顿·布拉克、彼得·基思等人接手了这个报道——但弗兰克尔已经成为这一夜编辑部的英雄了。一年后在匈牙利事件爆发后不久，他被派往维也纳帮助《纽约时报》采访革命和难民离国。弗兰克尔的驻外任务尽管被列为“暂时的”，但他再也没有返回到纽约的新闻编辑部。在维也纳之后，他作为假期替补记者填补了贝尔格莱德空缺了近一个月的职位，然后被安排到《纽约时报》的莫斯科分社，在那里他的主要任务是采访赫鲁晓夫的崛起和朱可夫的衰落，并且发掘了一个年轻的美国钢琴家——范·克莱本。

瓦诺克尔在做夜间加工改写编辑工作时，除了承担白天的一般任务外，还为《纽约时报》写了好的报道，得到了署名权。但他在1955年和1956年间在新闻编辑部里写的报道没有一篇能有足够的分量刊登在头版显著位置上，并且引人注意，以致使他能被派到海外承担他所希望得到的任务。卡特利奇似乎把他全忘了。他从一位有影响的编辑那里得到的对他个人的关注是简单而且无意义的——这是在后来的一个下午发生的：当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去洗手间的路上注意到瓦克诺尔坐在那里，穿着一件英国服装和一双棕色的绒面英国鞋，把脚搭在他的打字机上。丹尼尔在走道上停了一下，从大约20英尺的远距离注视着他的那双鞋和服装，很快看出它们是英国造的。尽管丹尼尔没有说什么，但他的心情似乎漂浮出来又消失了，也许是回想起在他最喜爱的城市伦敦的辉煌岁月，陷入对他一生最历险的时期的短暂回忆……丹尼尔愣了一会儿，目光从瓦诺克尔的鞋子上移开，继续走向洗手间。

不久之后，桑德·瓦诺克尔不耐烦《纽约时报》的节奏，辞了职，成了全国广播公司的一名电视记者，在一年之内他被公认为国内最优秀的记者之一。

1955年和1956年对于在新闻编辑部里刚刚起步的年轻记者来说，很难说是理想的时期。不仅纽约的人员是如此地受传统束缚，以致卡特利奇用了几年时间才使它的僵化习惯有了可喜的初步进展，而且《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包括卡特利奇——在1955年和1956年也为参议院的一个附属委员会的干预策略所分心和烦扰。这个委员会在调查新闻界的共产主义，似乎决心要清查在《纽约时报》工资单上的前共产党员。

参议院的调查是1955年夏天从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个记者开始的，这位记者承认自己曾是共产党的间谍。调查在1955年冬天扩大了范围，在纽约的秘密听证会开始之前，共发出了35张传票——其中26张给了《纽约时报》以前的或现在的雇员。1956年1月，在华盛顿的公开听证会开始之前，发出了18张传票——其中九张给了《纽约时报》的雇员，两张给了刚刚离开《纽约时报》的人。

在这家报纸的历史上，没有什么时候比1955年12月和1956年1月更阴沉了。以前《纽约时报》在被审查时，它要么无视这些问题，要么很容易证明它的立场，但现在它却不是无懈可击了。麦卡锡主义的运作在这个国家是无孔不入的，在《纽约时报》的4000名雇员的记者和编辑队伍里，它的商业部门和其他部门的工人中，的确有一些人曾是美国共产党员。有些人是在20世纪30年代当学生时入党的，一两年后就退出了；也有些人是在为其他报纸工作期间成为党员的，在加入《纽约时报》前很早就退出了；还有些人几年前是党员，但在这时全都声称自己不是党员。然而，可能有一个编辑在加入《纽约时报》前退党了，后来又重新入了党。一天下午，在传票送到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卡特利奇走进新闻编辑部，想和这位编辑说句话，发现他正在编辑一份来自莫斯科的报道。

对《纽约时报》来说，这是一个奇怪的、棘手的、麻烦的时期，一个怀疑和冲突、气愤和同情的时代。《纽约时报》有一些职员，政治上的保守分子和狂热的爱国者，现在对那些被认定一度是共产党员的人冷眼相待。结果，一些私人友谊，甚至同事间的礼貌突然地结束了。还有一些职员，尽管私下憎恶麦卡锡主义，尽管对同事被揭发感到很遗憾，但现在在编辑部里与那些被点名的人相处时却显得更谨慎和更疏远。《纽约时报》同样有许多人——甚至更多——并没有终止和那些被委员会审查的第三层八到十个雇员或整个大楼里的其他人的友谊。如果是这样的话，在这一时期友谊可以得到增进，它靠一种不畏惧专门委员会一些调查者进行政治迫害的决心所巩固，因为这些调查者的真实目的受到了《纽约时报》高层管理者的怀疑，他们的做法已经显示出漫不经心的迹象。一天一个调查员带着给一个叫“威拉德·谢尔登”的人的传票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卡特利奇摇摇头，回答说《纽约时报》没有人叫这个名字（尽管卡特利奇心里清楚《芝加哥太阳报》有个威拉德·谢尔登）。于是这个调查者顿时感到迷惑，问道：“好吧，你是不是知道你们社里有什么人叫谢尔登？”卡特利奇说，有一个人叫罗伯特·谢尔登——使卡特利奇感到非常惊奇的是，他看到这个调查员在传票上划掉威拉德的名字，写上了罗伯特的名字。

这种调查在某些方面是一种伪装，对此几乎无可怀疑，然而《纽约时报》无法妨碍调查的过程。尽管《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和编辑极力保持平静和客观，每一天都派没有争议的记者去全面而精确地采访专门委员会的听证会，但每当《纽约时报》的一个被揭了底的人进入新闻编辑部，坐到他的编辑桌或打字机旁时，还是能感觉到内部的影响——在他周围会有轻微的沙沙作响的不自然动作，如某个同事装出来的欢乐，或者谈话突然停止，或者有人表达同情，或者故意避免提到最近一期《纽约时报》刊登了刚进入新闻编辑部某个人的证词和照片。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整个队伍都被询问所触动，那些被挑出来的人感觉到了各方面的压力。两个老记者被点了名，被专门委员会找去了，现在已经几天没有承担城市组的采访任务了。一个记者自1947年以来就在华盛顿分社工作，在参议院里采访过许多报道，现在被赖斯顿打发掉了，送到了纽约，此后的两年坐在了加工改写编辑组的最后一排，实际上是做一个职员的工作——收集每天的新闻摘要和索引。最终他的悔过得到了补偿，他重新得到了他作为署名作者的地位，但再也没有回华盛顿。几年后他在纽约也被剥夺了他所胜任的首席记者的工作。因为他向中央情报局暴露了在1937年至1939年间在长岛报纸工作的共产党员的名字，这决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前共产党员宽恕。

《纽约时报》的最高层——在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查尔斯·默茨、特纳·卡特利奇和詹姆斯·赖斯顿等人的办公室里——进行了大量的权衡：《纽约时报》如何才能既和奥克斯的传统的爱国主义保持一致，又不对调查者做出过于激烈的反应，违反《纽约时报》多年来在它社论中明确拥护的民权和言论自由的原则呢？在高层管理者中几乎不怀疑，由密西西比州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领导的参议院内部安全专门委员会的调查，之所以专门调查《纽约时报》，恰恰是因为它拼命反对与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的同事、印第安那州的威廉·E.詹纳参议员以及专门委员会的顾问、内华达州的朱利恩·G.索瓦恩）有关的许多事情。也就是说，因为《纽约时报》谴责了南方学校的种族隔离，挑战了国会各种委员会使用的谩骂方法，谴责了麦卡锡主义，攻击了麦卡伦移民法案的限制；因为它批评了一种安全体制，这种体制掩盖了它产生的牺牲品的控诉；因为它坚信美国民主的真正精神，是要求严格认真地尊重哪怕是最底层的个人的权利。

另一方面，苏兹贝格也承认新闻界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也要像美国社会的其他机构一样接受国会的正当询问。苏兹贝格本人，在他的公开讲演和声明中说，他是一个对资本主义制度有偏爱的证人，他不想让他的工资单上有一个共产党员，坚持认为所有被专门委员会召去的雇员都应该合作。他希望他们不要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注：美国宪法第五修正案，主要规定在刑事案件中任何人不得被迫自证其罪。——译者注]。《纽约时报》的头两个被传讯的记者承认，他们曾是共产党员，但在30年代当他们认识到自己犯了错误时就退出了。但下一个证人，一个文字编辑却拒绝公开他过去的政治背景，当他站在专门委员会面前时，他求助于宪法第五修正案来保护自己。苏兹贝格把他解雇了。

解雇这个人震惊了报社的一些取向更自由主义的人，它还招来了美国公民自由联盟的一封抗议信，理由是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是宪法赋予的一项权利，不应成为而且本身也不是被解雇的理由。《纽约时报》在它的社论版上发表了苏兹贝格本人的回复：

……在这一点上我完全赞同你的观点，尤其当自由受到了威胁时，宪法权利受到维护至关重要。这些权利不仅包括第五修正案中所保障的权利，也包括像你指出的第五修正案当中的核心条款：言论自由。然而，我似乎觉得，你在你的讨论当中忽视了言论自由会带来的一些重要后果。

……我们信任伙伴的意愿同时也带来了被信任的一方应该承当的责任。他们需要向同事以及公众表现他们的坦率。那些以编辑和报道新闻为业的人，相比于普通大众，要承担更多的责任……

就像任何一位公民一样，一位报人有着不容质疑的权利来维护其避免自陷法网的权利。但是对于第五修正案中权利的行使让他的肩上承担了一个重担，将其置于一个需要为这家报纸的其他新闻或编辑同事证明自己适合继续留下来的境地。同时这也为这家报纸增添了一个义务，使其要在考虑到所有事实（包括他所采取的立场）的情况下，思考他是否还有资格在此任职。在信任和保密为工作所必需的敏感部门，并没有规定要保留一个想要避免自陷罗网的人。

这封信在一些人那里受到了称赞，在其他人那里受到了谴责，对于像约翰·奥凯斯这样的一些信奉自由主义的社论作者来说，该信是非常不令人满意的，他们反对苏兹贝格反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但苏兹贝格始终坚持他的立场，在1955年11月底，由于《纽约时报》更多的人显示出他们不完全合作的意图，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写了一个声明草案，证明解雇《纽约时报》以后要援引宪法修正案第五条的人是有道理的。

____被《纽约时报》的新闻（星期天版）部门解雇是因为，当他在这样一个敏感的职位上任职时，他完全没有向美国参议院的一个依宪法成立的委员会承认他过去与共产党的联系。通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____先生行使了一项宪法权利。但是，在我们看来，他没有完备地考虑到由于宪法第一修正案向报业所要求保证的特定义务。一个保证自身为自由媒体的机构有权成为一个坦率的媒体。在此情况下，我们没有获得这种坦诚。

当约翰·奥凯斯收到这个声明的副本并征求他的意见时，他在它的上头批上了一句给奥维尔·德赖富斯的话：“奥维：我认为这不是很有说服力的。”奥凯斯尽管是编辑委员会的成员，但距离取代査尔斯·默茨担任社论版编辑还有数年的历程；此外，奥凯斯曾经为《纽约时报》写了许多反麦卡锡主义的社论，他毫不犹豫地向默茨，或者向时任副总裁的德赖富斯，或者向业主苏兹贝格本人表达他的观点。1956年1月2日，奥凯斯给苏兹贝格写道：

亲爱的阿瑟：

自从几周之前我们就《纽约时报》有关宪法第五修正案的规定进行讨论之后，我就这个问题又进行了一番思考。我依然不明白，我们为什么可以采取这样的立场，自动地解雇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员工，同时又与我们最近，也就是今年春天所表达的社论观点保持一致。

对我来说更为严重的是，我不明白我们如何可以这么做，同时又避免被指责为向伊斯特兰俯首称臣。这是我最担心的问题。

我非常关心的是，我们未来就基本的公民自由和权利法案问题所写的任何东西，将被我们自己在这个关键时刻的行动和声明所抵消。因此，正如我公开表达拥护我们对这个委员会和它的调查的观点一样，我迫切要求我们不要固执地坚持对援引宪法第五修正案的立场。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我想我们就将处于一种无比强大的地位，将使我们在未来省去很多尴尬和麻烦。

JBO

特纳·卡特利奇同密西西比的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是有私交的。他们不是亲密的朋友，但卡特利奇在密西西比的童年时代就知道伊斯特兰家族，伊斯特兰参议员的父亲伍兹·伊斯特兰曾是卡特利奇那个区的区治安官，在那个时代卡特利奇把伍兹·伊斯特兰看作英雄。在一个短暂的时期，特纳·卡特利奇也许想当个律师，如果说他能想出一个他可以模仿的给人印象深刻的人物的话，他总是想到伍兹·伊斯特兰。尽管詹姆斯·O.伊斯特兰从没有以这样的方式激发起卡特利奇的想象力，但卡特利奇确信自己在调査期间可以去华盛顿，和参议员进行一次温和的私人会谈，也许会发现伊斯特兰如此关注《纽约时报》是想达到什么目的，并且以他所能做到的方式进行合作。

在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卡特利奇来到伊斯特兰的办公室，参议员和蔼可亲，笑逐颜开，他拉着卡特利奇的手以真诚的口气说：“嗨，特纳，我并没有想麻烦《纽约时报》。”

“是的，那么你对付的是什么呢？”卡特利奇问。

“好吧，”参议员耸了耸肩说，“什么也没有，真的。”

伊斯特兰不会再说别的什么了。对卡特利奇来说，这看起来是一个闲逛的、微笑的、没有结果的下午，伊斯特兰表明他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是专门委员会的顾问朱利恩·G.索瓦恩在主持这次调查。但当詹姆斯·赖斯顿后来在为《纽约时报》写东西而采访索瓦恩——把这位顾问描述为“矮胖，说话温柔”——时索瓦恩坚持说，没有伊斯特兰的许可，他决不会做任何事情，没有得到授权决不会发传票。卡特利奇在和伊斯特兰谈话后的确不知道该想些什么，只是提醒自己：伊斯特兰们是来自三角洲的种植园主似的家伙。据一些密西西比人说，三角洲的人是一群奇特的人——他们是有财产的人，就像他们遵循的季节周期一样多变；他们是爱社交的人，不想被发现与任何人有利益冲突；他们是狡诈的人，说一套，做一套，是很难把握的。

在这一时期认识卡特利奇的人都感觉到，他正在变成很难把握的人。他经常是漠然的和含糊的。1948年他同妻子离了婚，把大量的时间都耗在了萨迪餐厅里，以致他的照片不久就被挂在了餐厅墙上，他的名字上了菜单（“卡特利奇小牛排”）。1955年，他对他的朋友们显示出一种更深的挫折和失败感，一次他对他们说可以找人取代他当主编了。

如果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曾经考虑过这样做的话，他也没有明说。苏兹贝格态度上唯一明显的变化似乎是他决定增强《纽约时报》对伊斯特兰专门委员会的立场，在宪法第五修正案上采取多少缓和的路线——尽管自那时以来《纽约时报》又解雇了一个文字编辑，即星期天书评主任的助手，他在寻求第五修正案保护后，迫于压力而辞职。

但约翰·奥凯斯在他以前给苏兹贝格的备忘录所表达的观点——“如果我们利用它处理每一个事例，如果我们不表明对宪法第五修正案的政策”——似乎影响了苏兹贝格、德赖富斯和默茨。在1956年1月《纽约时报》的一篇长长的社论中，默茨写道：

在这些被证明过去与共产党有某种联系，或出于私人原因求助宪法第五修正案的雇员的案情中，我们的政策是根据其自身情况，根据每个人在我们组织中的责任以及他同本报的关系使他值得我们相信的程度，来判断每一案情。

接着，以一种并不经常渗透在《纽约时报》社论中的感情，查尔斯·默茨用一段苏兹贝格特别欣赏的话结束了他的社论：

我们不能清楚明白地讲出遥远的未来。但我们有信仰，这一信仰是强有力的，在伊斯特兰参议员和他现在的专门委员会被忘记后很久，在种族隔离在南方最终遭到惨败后很久，在所谓的麦卡锡主义成为一种模糊的、不受欢迎的记忆后很久，在国会最近的委员会得知它不能成功地阻碍一个自由的新闻界之后很久，《纽约时报》将仍然为那些创造它的人说话，只为那些创造它的人，没有畏惧或偏爱地说出它认为的真理。

11

1957年春，特纳·卡特利奇去了苏联。这是一次既能拿到独家新闻，又能名正言顺离开办公室的旅行。他事先根本没有想到尼古拉·赫鲁晓夫会给他一次专访机会。苏联正在发动它所谓的和平攻势，最近打出的一个标题是“莫斯科的晚会是党的新路线”。所以卡特利奇本能地做出反应，给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给朱可夫、莫洛托夫、葛罗米柯等人发了海底电报，并在4月28日晚从纽约乘坐飞机去哥本哈根，然后转乘一架苏联飞机，第二天降落在莫斯科。他在机场受到了《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分社社长威廉·乔登的迎接。乔登告诉他，今天有一个盛大的接待活动，是日本大使为庆祝天皇生日而安排的，在莫斯科的一个宾馆里举行。所以他们就去了，在那里卡特利奇见到了赫鲁晓夫。

在一个大而拥挤的房间里，卡特利奇看见了赫鲁晓夫。他是一个善良快活、笑容可掬、胖得像猪似的人，被日本外交官和记者团团围着。卡特利奇还注意到在房间的另一端有个粗壮的人物，苏维埃部长会议主席尼古拉·布尔加宁，他站在长桌旁，桌子上是脏盘子、空的和翻倒的瓶子、用过的杯子以及在宴会上被弄皱的桌布。布尔加宁也被一些人围着，但人群比赫鲁晓夫的小一些。布尔加宁微笑着，向日本人鞠躬。卡特利奇认为，他的举止和一个在肯塔基德比赛马会后举行的聚会上的肯塔基上校[注：肯塔基上校（Kentucky colonel），指肯塔基州政府颁发给为该州做出贡献的个人的荣誉称号。]没有什么不同。分社社长乔登，会说俄语和一点儿日语，领着他走向布尔加宁的圈子，并做了介绍。布尔加宁鞠个躬，伸出手，欢迎卡特利奇来到苏联。说了一番幽默轻松的话后，布尔加宁提议祝酒，他转身取了一个瓶子，但酒已经喝光了，一位助手又拿着一瓶伏特加跑过来，布尔加宁和卡特利奇举起杯子互祝幸福和健康。在这个时候，赫鲁晓夫出现了，步子轻快，脸色红润，布尔加宁把他介绍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又祝了一次酒。此时他没有提出采访的请求，但这是一个好兆头，在接下来的一周里就更好了。在一次聚会上，一位苏联官员向卡特利奇敬酒说：“祝《纽约时报》一切都好，”并且说：“当然，我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和你认为对《纽约时报》最好的事情是很不相同的。但这就是差别。”

在观看了五一节游行和到基辅和列宁格勒做了走马观花的旅行之后，卡特利奇得到通知，他的采访要求已经被赫鲁晓夫接受。赫鲁晓夫要卡特利奇在5月10日星期五下午去克里姆林宫。采访前的夜里卡特利奇早早就上床了。他已经有了一个问题清单，这是他在纽约的索尔兹伯里、丹尼尔和莫斯科的乔登的帮助下准备好的。第二天，在苏联外交部一位新闻官的陪同下，卡特利奇在指定的时间和乔登一起来到了克里姆林宫。当他们被领进赫鲁晓夫的办公室时，赫鲁晓夫从他的桌子后面跳了起来，伸出他短粗的小手，引导卡特利奇走到一张长木桌旁，请卡特利奇坐在一张挨着他的椅子上。

卡特利奇通过一个坐在桌头的翻译说，他来苏联不是要争议什么事情，而是要了解赫鲁晓夫的观点，然后把它们传达给《纽约时报》的读者。卡特利奇解释说，他负责《纽约时报》的“事实的”方面，和“编辑的”方面没有什么关系。这种区别是赫鲁晓夫不能理解的，他多少暗示这对于经营一家报纸来说无异于发疯。他对卡特利奇提出按问题进行采访。这次采访持续了两个小时，采访过程中洋溢着对美国友好的口气，和平共处的希望，并且提到了苏联的力量。这次采访再次证明了赫鲁晓夫已经表明要反对斯大林主义。卡特利奇通过《纽约时报》直接把反斯大林主义的信息传递给华尔街的资本家和华盛顿的政治家。

随着采访继续下去，赫鲁晓夫似乎兴奋了起来，自由地做手势，滔滔不绝地回答问题。卡特利奇在等着翻译时，陷入了深思：卡特利奇极力提醒自己注意这个场合的重要性，让自己记住，他现在坐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中心，面前是这架机器的总工程师，一个能对维护和平或毁灭世界有重大影响的小个子。在理智上卡特利奇能使自己相信这一点。他承认这是一个事实，但他根本感觉不到它。也许是因为距离的缺失。这个与共产主义一号人物面对面的会面没有给想象的自由发挥、新闻阐释、电视幻觉——那一系列能够制造恐怖游戏的信息装置和策略留下任何空间，而这些装置和策略确实在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岁月造成了举国上下的猜疑；确实在核弹危机时将乐观主义者全部赶进了防核尘掩体，将他人赶出了城市；确实在伊斯特兰听证会时撼动了《纽约时报》自身的平衡。在克里姆林宫，卡特利奇能听得见赫鲁晓夫的呼吸，看得见他的蓝眼睛、红脸庞和粗脖子以及劳动者的双手，并且知道，如果换上合适的打扮，将那个周六下午的场景安插在某个密西西比小镇的法院广场，赫鲁晓夫也并不会显得离奇——在这里，卡特利奇一直听说的共产主义威胁的险恶的幽灵并没有使他感到警觉，卡特利奇没有以任何方式被吸引住，感到平静或被打动。他什么都感觉不到了，他已经碰到了情感的死亡地。几个月后，他还在极力分析这种反应缺失的现象。

采访结束后，赫鲁晓夫站起来，又和卡特利奇握手，表示祝愿。赫鲁晓夫说，他喜欢继续采访，但现在他不得不出去会见蒙古代表团。他提到了访问美国的可能性，但又笑着说，作为一个旅游者他不印下指纹就不能去美国，他不喜欢这样。卡特利奇迅速抽出他的国防部认证卡，展示卡背面他的指纹，解释说在美国没有人会对为这些文件印上指纹而生气。

“那么你一定是个罪犯了。”赫鲁晓夫笑着说。然后赫鲁晓夫和卡特利奇、乔登以及苏联新闻助手一起穿过外办公室进入走廊，在那里赫鲁晓夫与他们道别，摘掉他的小帽子示意，摇摇晃晃地走了，说：“去见蒙古人。”

卡特利奇在回纽约的路上访问了《纽约时报》的其他分社，他很快和他自己政权的现实重新合为一体。《纽约时报》的记者，一个老朋友，提醒卡特利奇兑现他许诺过的大幅度地涨薪一事。卡特利奇说他没有忘记这事。但这位记者也许怀疑要等很长时间他才会再得到主编的全方位重视，所以迫切要求解决这个问题。在和卡特利奇喝了一阵子酒后，谈话开始直接涉及个人问题。这位记者指责老朋友卡特利奇使他非常失望，抛弃了他。接着一件预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也许是由卡特利奇的旅途疲劳或者酒精或者其他难以解释的因素促成的，卡特利奇的眼里流出了眼泪，突然释放出掺杂着诚实和敌意的公开的情感，承认他在纽约感觉到的挫折。卡特利奇说，提高工资没有兑现的理由是预算被业主办公室冻结了。看起来这既不是苏兹贝格的决定，也不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决定。德赖富斯44岁，已经成了纽约时报公司的总裁。苏兹贝格仍然是业主，但他在这一年感觉不很好，出现一些反复性中风的征兆。在65岁时，他决定把更多的权力交给他的女婿和继承人。

《纽约时报》仍然每年都营利——实际上自奥克斯买下它以来，公司每年都有赢余。但报纸生产日益攀升的成本和1957年的经济衰退，已经减少了《纽约时报》的利润。自苏兹贝格家族遵循奥克斯的政策——把大部分利润重新投入经营以来，利润从来都不像外人普遍认为的那样多。在报社内部有一个关于经营的笑话，说所挣的大部分利润不是来自出版世界上最大的报纸，而是来自奥克斯于1926年在加拿大买下的一家造纸厂42%的红利——生产没有字的纸张比有字的报纸更赚钱。多伦多的云杉瀑布电力和纸张有限公司供应着《纽约时报》的三分之二的纸张，在最近几年已经占了《纽约时报》公司总利润的53%。公司的其他收入主要来自广告，但在1957年这种收入减少了，主要是因为经济衰退，衰退使得来自招聘广告的收入损失了24%。1956年和1957年间，利润减少了62.4245万美元，这意味着《纽约时报》的税后纯收入只有146.281万美元——《纽约时报》的海外记者们认为这个数字不是不涨工资的理由，但卡特利奇对此无权做任何事情。

尽管卡特利奇和德赖富斯的关系是热情友好的，但这种关系同赖斯顿或《纽约时报》副总裁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和德赖富斯的友谊是无法比的。布拉德福德是一个瘦削的、过分细长的新英格兰人，他的父亲是一个公理会牧师，他是耶鲁大学法学院的毕业生，前情报官，是一个令人生畏的男人，娶了卡罗尔·沃伯格·罗斯柴尔德为妻。当布拉德福德给14层的其他管理者讲话时，他似乎知道在大楼里正发生的一切，似乎手里握有最微不足道的事实，德赖富斯很高兴他的职员里有这样的人。

卡特利奇的确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被叫作“庞奇”——关系很好，但庞奇·苏兹贝格没有什么权力，即便他有能力、有前景的话，他目前来说把它严实地掩盖了起来。他在办公室里有花花公子的名声，德赖富斯经常抱怨说，庞奇甚至根本不读《纽约时报》。31岁时，庞奇有了财务助理的头衔，但新闻编辑部里谁也不清楚他做什么。他们只知道他在上学时表现不好，加入过海军陆战队，结过婚，又离婚了。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经常在开完新闻会议后的傍晚躲在卡特利奇的办公室里，那时卡特利奇正在为他的《纽约时报》的一些心腹好友调酒。

但卡特利奇本人现在似乎不知做什么才好，他频繁地离开办公室，以致许多职员猜测西奥多·伯恩斯坦在管理这个部门——但这种猜测在1957年稍后就需要调整了，当时卡特利奇把克利夫顿·丹尼尔提拔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在这个位置上丹尼尔能够仔细观察伯恩斯坦的日常工作和职权。

卡特利奇从苏联回来后，又到洛杉矶参加了美国报纸编辑协会的大会。这是一次幸运的旅行。大会上，一个编辑把卡特利奇介绍给一位来自新奥尔良面貌姣好的黑发女人，她对卡特利奇很有吸引力。他回到纽约后看起来容光焕发，又像很久以前那样有信心了。

他的工作计划上的一项内容是雇用一个新的美食编辑。占据这个位置多年的女人刚刚辞职，因她丈夫的生意需要迁出了纽约。一天卡特利奇见到了申请她的职位的人，竟是一个男人——一个有点羞涩的爱脸红的人，有着一个圆圆的笑眯眯的脸庞，粉红色的面颊。他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后介绍自己是克雷格·克莱本。

卡特利奇从没有过让一个男人任美食编辑的念头，因为除了要转转餐馆并且非常熟悉写作餐馆的事情之外，重要的是，《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还得善于烹调，收集食谱，并且要在和九层的女性新闻部的女记者们共同工作时感到舒服。

“你在哪里上过学，孩子？”克莱本坐下后，卡特利奇开始间。

“密西西比州，先生。”克莱本说。

卡特利奇赞许地点点头，接着问道：“你在那儿的什么地方生活？”

“波列凯特巷。”克莱本说，并且提到了校园里的几排破败的学生住处。

卡特利奇笑了。

“我也在那里住过。”

当卡特利奇问克莱本是否觉得自己能够胜任《纽约时报》的这个工作时，克莱本说他能。他说自己离开密西西比州后，在密苏里大学获得了新闻学学位；1953年，他从海军退役后，又到洛桑的瑞士酒店协会进修，这是美食家们公认的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尽管克莱本的确承认《纽约时报》的美食编辑工作是一个令人生畏的任务，这不是哪个烹饪学校能使他完全适应的工作。他还说，他听说马克尔先生已经想过让别的人承担这项工作。

卡特利奇气得脸色发青。

“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他说。

过了一会儿他又平静下来，卡特利奇要克莱本多谈谈自己。克雷格·克莱本随着卡特利奇的放松而放松下来，开始讲了他个人生活的一些事情，但不是很多，因为有些事情使他不那么轻松，甚至不自在，但他通常能把这些情感掩饰在他笑容可掬的面孔背后。

克莱本的母亲在密西西比州的城镇印第安诺拉经营着一家供给膳食的寄宿宿舍，她是一个出色的厨师，几年前在《自由》（Liberty）杂志上有一篇关于她的烹饪技术的文章。甚至在克莱本从洛桑的学校回家后，他仍旧使用母亲曾给他手抄下来的烹饪书。克莱本的母亲出生在阿拉巴马州，叫玛丽·凯瑟琳·克雷格，年轻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南方美女。尽管她的家庭兴旺，但在她的亲属中，在他们的一些朋友中总是存在着近似于酗酒的问题。所以，她决不允许她的家里有威士忌，除非是在圣诞节，那时她会做一些掺有波旁威士忌的浓厚的蛋奶酒，但她从来不会把波旁威士忌浇到水果蛋糕上。克雷格·克莱本记得，为了得到波旁威士忌，她的母亲会把钱交给一位寄宿者，让他从酿私酒者那里弄来一瓶。像许多善良的密西西比人一样，她宽恕酿私酒的行为，但厌恶威士忌。

她嫁给了一个比她大15岁的人，她总是称他为克莱本先生。他是一个安静的人，一个贸易会计师，如果做牧师的话或许会更好。他从未错过星期天上午的循道宗教会事务，或者星期三晚上的祈祷会。在少年时代，他和克莱本家族的其他虔诚的信教成员一起跨过田纳西的边界去参加帐篷会议，他就是在田纳西的边界上出生的。他有一个姐姐在中国做传教士，并且认识童年时的亨利·鲁斯。直到她去世的日子，她一直以为鲁斯是《麦考尔》[注：《麦考尔》（McCall’s），美国女性月刊杂志，1949年至1962年，曾任第一夫人的埃莉诺·罗斯福（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妻子）在该杂志撰写专栏“如果你问我”。]的创办者和主编。

克莱本先生赚钱无方，这是他庞大的布局零乱的白色房子最终不得不变成寄宿宿舍的主要原因。但他似乎注意不到寄宿者，而且他也没有被他们的习惯所分心或影响。他读他的《圣经》，每天早晨挤牛奶、喂鸡、种植供餐桌上用的蔬菜。他从来不喝比可口可乐更刺激的饮品，他把可口可乐叫作“药剂”。人们只有一次听到他说过“该死”，那是在他开的轻便小货车同另一辆汽车相碰撞之时。尽管寄宿者经常极力引诱他在星期天下午玩牌，但他总是微微一笑，摇摇头。后来一个星期天，有人打开门到他楼上的卧室，发现他在那里玩单人纸牌。

年轻的克雷格·克莱本所有的性知识都是从黑人护士那里学来的。他的母亲在不做饭或不清理房间时，通常是玩桥牌。在印第安诺拉高级中学，他羞涩而且不活跃，足球教练——也是数学教师——当着全班的面叫他“娘娘腔”，直至现在克雷格·克莱本也算不好算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海军，后来在朝鲜战争期间又再次入伍，他在这种漂泊的生活中找到了一种绝妙的方法，来逃避他在被母亲统治的家里所感受到的窒息感。他有时尊敬母亲，有时又鄙视母亲，他最终会和母亲对抗，并且超越母亲。

他能确切地记得他开始爱好烹饪的那个时刻。那是在1949年，当时他是在海上，是法兰西之岛号的乘客，准备第一次去巴黎。吃饭时，他看到了浇上白葡萄酒和蘑菇汁的肉排。正如他后来对一个朋友描述的，这有点像有了宗教信仰，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味觉的萌动。

以前他也经常自己做饭，但现在他把烹饪神圣化为一种艺术。他开始考虑干一种能多少把烹饪和写作结合起来的职业，并以此谋生。正是带着这种想法，1953年他去了洛桑，毕业时他在一个60人的班里排名第八。定居在纽约后，他试图在《美食家》（Gourmet）杂志找一份工作。起初那里没有什么机会，他干了一份当酒吧间招待的临时工作，同时继续向《美食家》求职，直到有了一个当接待员的机会。他接受了这个工作，最终上升到编辑岗位。这时他碰到了一个在《纽约时报》当美食编辑的女人，在从洛桑回来后不久的一天他给她打电话，提议她写一篇关于他的报道：“你想不想采访一个年轻的密西西比人，他刚从世界上最好的烹饪学校毕业？”她写了这篇报道，两人成了朋友，因此他提前知道了她在1957年辞职的计划。在她的建议下，他到《纽约时报》求职了。一天早晨他接到了一个电话，去了特纳·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对克莱本来说，这正是申请的极好时机。卡特利奇很长时间没有做过容易单纯的决定了，一个来自密西西比的年轻人的出现，想成为美食编辑，满足了卡特利奇的想象。当克莱本提到马克尔想让别人干这个工作时，就胜券在握了——“在这里是我来决定雇用谁，孩子”——克莱本被雇用了。

卡特利奇不后悔这个决定。在很短的时间内，克雷格·克莱本成了报社最知名的编辑，也可能是纽约餐馆最害怕的顾客。他前任的报道眼光，更多地反映的是逛市场的人和家庭主妇的观点，而不是批评家的观点。和他的前任不同，克莱本强调的是对餐馆的评论。他开始一天三餐均在外食，包括早餐，并开始在《纽约时报》上公布餐馆评分制度——四星级代表优秀，没有星级代表反胃。很快，几十家餐馆的领班都防备着他的来访。一些人从秘密的渠道得到了他的小照片，把它摆在收款机后或厨房里。但即使有一张照片，也不容易把克莱本从人群中挑选出来，因为他没有任何与众不同的面部特征，既不高也不矮，既不胖也不瘦。他也从不用他自己的名字订座，要么是不期而至，要么是用他客人的名字。他喜欢和至少另外一个人，有时是两三个人一起吃饭，这使得他能够品尝广泛多样的菜。他经常安排他桌子上的每一个人点一种不同的菜，他每一盘都尝一点儿。他从不吃完一整盘，目的是保持理想体重。每天早晨在离开他在格林威治村的公寓或他在东汉普敦的家之前，他会称称体重，通常准确标出是150磅，每天晚上160磅。在一天里，他根据他吃的东西能说出他在某一时刻的体重是多少。他还能指出，这些食物将对他的肤色（有时在他执行任务时会长出皮疹）和消化系统产生什么影响。尽管很少消化不良，但他总是在他的口袋里，在一个黑色的小搪瓷盒里装上几粒消化药。迄今为止，他从没有中过毒。

如果他第一次光顾的餐馆的饭菜特别好或特别差，在写评论之前，他很可能再回头吃一次，以便确定餐馆老板上一次是不是侥幸过关或不幸失误。在考察食物时，克莱本也很注意餐馆的装饰，餐桌的安排和音响（他讨厌氛围音乐），侍者的效率，他们清理盘碟的速度和他们的形象。有些餐馆把克莱本看作是灾星：只要他一出现，就有可怕的事情发生——空调会不灵了，或者盘子会掉在地板上摔碎，或者喝醉的顾客和粗鲁的侍者会因为餐馆拒收信用卡而突然发生争吵。克莱本本人就曾被面包圈砸在头上和肩上，手上的银餐具被撞掉过，身上被溅上过冰水和热汤。他顺从且幽默地接受这一切——同时该餐馆的星级会下降。甚至在他强咽下一口难以咽下的菜时，他也极力压抑住自己的反应，但生气的样子偶尔使他的面色显得难看，正如他对他的客人温和地抱怨说：“这荷兰酸辣酱里掺进了人造黄油。”

他喜爱的餐馆（四星级）是两家法国餐馆——青蛙和快帆船，那里的价格没有因为他不菲的开销而受到他的批评。然而，即使当他对一家餐馆不高兴时，他也不像《纽约时报》的戏剧和电影批评家那样对其进行伤害。克莱本惩罚一个在其他方面值得称赞的纽约餐馆，至多是说“餐桌太密集而不舒服，最近的一瓶酒口感太不好，餐馆的通风还有待改进”（一星级）；或者在评论华盛顿特区他去过的一家餐馆的情况时，他赞美老板“热情洋溢的微笑”，然后写道：“装饰是笨拙的、现代的，有着流星般的树枝形的装饰灯架和稀疏覆盖的墙壁，烹调的质量不均衡，羔羊肉烤得非常好，但龙须菜却因烹调过头而没有味道了，事先准备的橘皮鸭很普通”（无星级）。除了写他的评论和特写报道，克莱本还编辑菜谱，并且在办公室里和报社的一个家政学家和候补餐馆批评家对食物进行检验，这个家政学家自认是“不景气领域里的克雷格·克莱本”。克莱本还找时间编了一些烹饪书，其中一本《〈纽约时报〉烹饪大全》（The New York Times Cookbook）销售了20万册。但他对于自己的成就极其谦虚，把大部分功劳归功于自己是《纽约时报》的记者，并且很少碰到其他行家的竞争——他评论自己的名气时说：“不是说我在我的职业上是最厉害的，但也许可以说我是唯一一个。”

特纳·卡特利奇想把《纽约时报》编辑得更紧凑，成为一种比电视报道得更充分、解释得更清晰并能快速阅读的报纸。他的这一愿望如果离开了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帮助，是无法实现的。而且如果卡特利奇允许伯恩斯坦为达到所希望的这些目标而拥有必要的自由的话，伯恩斯坦早晚不可避免地会引起一个习惯于不受挑战地工作的，且仍然独立的负责人——星期天版主任莱斯特·马克尔——的不愉快。

在卡特利奇任命伯恩斯坦担任主编助理后不久，就发生了这种情况。伯恩斯坦开始在他的内部期刊《胜利者与罪恶者》上不仅评价日常版人员的工作，也评价马克尔的星期天版的事务。马克尔并不欣赏这种做法。如果要对星期天版做出评判的话，马克尔会自已来。

在马克尔那里，严格地说这并不是一个法权问题，尽管这也是一个因素。马克尔对办公大楼三层的整个新的思维倾向感到不舒服了：提倡解释性的报道（这早就是马克尔的“一周评论”栏目的专利了）；引入日常的“背景”特写，如“新闻人”侧面、新闻分析、深度文章（这是星期天《时报杂志》和“评论”的职能）。伯恩斯坦对于写作和文字编辑有各种各样的严谨而细心的规则，这些规则也许适用于平日版的人员，但却不适合马克尔想管理的星期天版部。伯恩斯坦一个受到马克尔怀疑的原则是，为了清晰和便于理解起见，《纽约时报》上的一个句子一般只应包含一个意思。当这个建议在《胜利者与罪恶者》上提出后，马克尔口授了一个备忘录：

伯恩斯坦先生：

我抱着很大兴趣读了你关于短句子的这期特刊——

或者按你的要求，最好说——我已经读了你的这一期《胜利者与罪恶者》。它是一期特刊。我对它感兴趣。没有句号。”

马克尔当时用一个叫作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温文有礼而又严格的作家负责他的《时报杂志》的工作。米尔斯坦令人目眩的风格明显是同伯恩斯坦的几乎所有原则都相矛盾。伯恩斯坦喜欢短短的导语，而米尔斯坦偏写长长的导语；伯恩斯坦强调简练性，而米尔斯坦却体现了复杂性；伯恩斯坦想要一句话表达一个意思，米尔斯坦却给一句话塞进了多重意思。差不多每一周，莱斯特·马克尔都会在《时报杂志》或戏剧栏目发表吉尔伯特·米尔斯坦的一篇文章，不仅强调作者的个性，而且也强调星期天版不同的编辑标准。米尔斯坦的一个典型的导语是这样开头的：

现代工业的原理一个给人印象深刻的贡献是：2500年前，剧院大约要用一个世纪树立剧作家的形象，使他有的地方纯化，有的地方暗淡，使他像一大块斯提尔顿干酪那样默默地成熟起来，而现在电视却废除了所有这些浪费的动作，在十年里轻快地包装了戏剧家的比赛，甚至赋予他们很容易鉴别出来的等级标志。

或者：

发展最完备、最令人满足的追踪文化潮流的形式之一（在身份阶梯上提高位置，在接受度上降低底线，就像他们对庸俗之辈所喊叫的一样）是参加一场艺术表演的首场演出或出售画作的展出，这与其原有的功能大相径庭，就像阑尾一样，几乎是退化的。

莱斯特·马克尔自认为是他那个时代伟大的编辑之一；或者说，既然《纽约客》的哈罗德·罗斯已经去世了，他也许是唯一伟大的编辑。马克尔是在《纽约时报》加速增长的高峰期之前加入《纽约时报》的，随着报纸的扩张，他也扩大了他的星期天版，这两种力量都乘上了增长着的美国经济的东风。美国经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会产生一个更大的、更有教养的、更热心的、更辉煌的、更贪婪的社会——这个社会的一部分如果有更多的时间来读报的话，会发现《纽约时报》特别是星期天版是必不可少的。

人们对星期天版的偏爱归因于几个因素，其中一些和马克尔很少或根本没有关系——例如，门罗·格林领导下的咄咄逼人的广告人大军带来的巨大的广告量，使人们读起广告来就像读新闻一样有兴趣：汽车、貂皮大衣、摩托艇、供购买的住房、供出租的公寓、供雇用的秘书、邦威的服装、伯格道夫的服装、金贝尔的服装等广告。不管世界处于什么状况，不管有多少士兵遭到了伏击，不管是谁刚刚被谋杀，也不管谁在骚乱或饿得要死，每年每月的每个星期天，漂亮的服装总是挨着《纽约时报》灰色的新闻栏目跳起舞来。

星期天版之所以兴旺，也是因为报社的发行队伍把它投放到全国的每一个大城市里，因为促销人员在广告牌上、小册子里展示它，把它喂给未来的富裕社会；星期天版之所以成功，也是因为在办公大楼三层卡特利奇的保护下，星期天版的要闻提供的新闻，比其他竞争对手的报纸更多——有更多的足球比分，更多的婚约公告，来自世界更多城市的更多来稿。

但真正使星期天版显出独特性的是那些完全由莱斯特·马克尔控制的部分——星期天的《时报杂志》、“一周评论”、“书评”、戏剧栏目、旅游栏目；艺术、电视、音乐、舞蹈的版面；园艺版面、DIY版面，各种各样的关于时尚或家具或儿童书籍或高保真录音机的版面。马克尔为这些栏目提供许多观念，写标题，审查照片编排，阅读他的人员或撰稿人写的每一句话；在付排之前编辑每一行字。马克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精力充沛的人，使他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感到可怕。然而，如果一个人以前没有见过他，或者没有意识到他的名声的话，马克尔看起来是一个不引人注目、平淡无奇的人。他有一个棱角分明的脸盘，显示不出任何特别的活力，波浪式的灰发从高高的前额整齐地向后梳理下来，钢边眼镜背后是柔和的、胆怯探询的眼神。他的声音不很有力，实际上他通常说话时，声音是尖细的、有波动的、恳求似的。但由于马克尔在办公室里很少正常地说话，一个陌生人在剧院的走廊里或在鸡尾酒会上听到的马克尔的声音，就不是《纽约时报》星期天版部的雇员所熟悉的声音了。对雇员们来说，马克尔经常是气得尖叫起来。由于他从来不停下来，他总是围着办公室不断走动，不停地督促某件事或某个人，或者对他听到的一段话皱眉头，或者不满意刚刚读过的一篇文章或刚得到的回答——由于马克尔的身体是被他的情绪所支配的，所以他的职员并不很了解他的样子，而是更清楚他的感受，以及他让他们感受到的感觉。《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都说，星期天版部的气氛非常紧张，以致他们在乘电梯经过八层时都能感觉到。当然，除了在八层工作的人之外，几乎每一个人都认为这种说法有点夸张。

乘电梯上八层，就进入了星期天版部。先是碰到一个接待员，这是一个快乐的红脸庞的绅士。他的左边有一个门通向星期天“书评”组；右边是一个昏暗的过道，先是经过马克尔办公室的门，然后是两个高级编辑的门——其中一个高级编辑是丹尼尔·施瓦茨，一个总是面带笑容的高个子，另一个是刘易斯·伯格曼，一个内心混乱、敏感的人。在走道的尽头是一个非常大的房间，像整个大楼那样长，有六七十张桌子靠右边排成排，桌子边坐着马克尔的大部分工作人员，有的是无所事事，有的是专心致志——打字、阅读、谈话或发呆、写作、改写、编辑、修改。由于《时报杂志》的最晚发稿时间是星期一，“书评”是星期三，戏剧栏目是星期四。“一周评论”是星期六，因此在星期天版部平时的压力是不平衡的：《时报杂志》的人在争分夺秒地发疯似的修改文章或版面，而“一周评论”的人却在房间的另一边无所事事地读报纸，因为他们离最晚发稿时间还早着呢。但马克尔总是处在最晚发稿时间压力之下，要检查每一件事情。当他走进房间时，会很快使每一个人都产生了一种紧张感。他不过是走进来，站在通道上，向四周望一望，就像是一个火热的太阳把毛毛虫们都晒卷起来，人们的大腿都缩进去了，身体也弯曲下来——正如吉尔伯特·米尔斯顿所写道的，就像是一种烈火的考验，一种进地狱的体验。

星期天版部的许多工作人员都有强大的分析能力，正是他们的情感投入，他们对自身和自己的工作的强烈意识，他们同莱斯持·马克尔的爱憎关系，把星期天版部的工作人员同三层新闻编辑部的更多不受个人感情影响的工作人员区别开来。“马克尔，”一位星期天版部的雇员说，“像我们犹太父亲般的人，我们都是他的儿子，而他总是能够说服我们，让我们觉得没达到他的标准。”同时，星期天版的雇员与三层的雇员在外表上也不一样。

报社的几乎所有记者和文字编辑都衣着随便，穿平庸无奇的纽扣领衬衫、套装和领带，而星期天版部的雇员似乎在衣服上也与众不同——他们穿令人沮丧的深色毛衣和无折边的黑裤子，色彩鲜艳的衬衫，打黑领结，穿宽松的肘部有补丁的斜纹软呢夹克，从乡村有创造性的鞋匠那里买来的便鞋。所有这一切多少以自己的方式暗示出艺人、思想反叛者、演员、作家的标新立异的气氛，也就是星期天版部人员所采访、关心的整个文化界的气氛。他们实际上就是这个文化界的一部分——他们中的一些人的确写过剧本（哈维·布赖特）、诗歌（哈维·夏皮罗）和小说（赫伯特·米特冈）。有两个已经退出了马克尔队伍的人，曾以马克尔为人物原型写了两本小说。这两本小说不是奉承他的，而且其中一本的确是出于恶意而写的。它的作者是位编辑，因为马克尔解雇了他的男朋友而辞了职。

星期天版部的女人不漂亮，但她们的确比大楼三层的女性更擅长阅读，更有修养，在性格方面更有趣而神经质，并且彼此都不相同。马克尔职员中有一位女人非常独断，据说她对马克尔有点“意思”，因此他很少对她叫嚷。另一个有着樱桃小嘴和剪短发的神秘类型的女人，整天都安静地坐在一个角落里阅读——非常安静，非常平静，非常超然——来自20年代的艺术家在咖啡馆的一种拍照姿势。

大楼八层人员的一致意见是，除了个别例外，大楼三层的新闻记者都是缺乏艺术修养的作者，他们缺乏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组织能力和报道深度。其结果，《时报杂志》相当多的定期撰稿人都是外部人，是自由作家和作者，或者是和马克尔有同样见解的、他正在培养友谊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尽管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经常需要星期天版部的人员来帮助写作，但他们的文章还是得以发表。而三层的为《时报杂志》写文章的记者却根本得不到这样的帮助或重视，这些人难以按马克尔希望的方式来写作，或者说他们不会接受他关于某一主题的观点或方式，要么开始愤恨他，要么干脆拒绝接受他后来指派的任务。

1957年，马克尔为《时报杂志》的一篇长篇文章仅支付300美元，这点钱不值得去忍受他的批评或他再三修改的要求。迈耶·伯格多年来一直拒绝为马克尔写稿。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也是这样。一个叫罗伯特·普拉姆的记者曾接受了一项任务，稿子却五次被退回来进行重写。最终，他也放弃了。他拿一把剪刀把他的文章剪成碎片，装进一个信封里，上面写上“罗伯特·普拉姆的DIY工具包”，送回了马克尔。

马克尔的要求碰到了这样的反应，他感到很失望。他不能理解为什么一些作者会反对改稿。他认为，毕竟这既是为《时报杂志》好，也是为作者本人好。他认为自己的角色是监工，他们都应符合他的标准。在他们开始写文章之前他给他们规定了思路，这个思路确定了主题和包括的要点，如果他们按这个思路去写，就不会有什么困难。他觉得，他们经常是随心所欲地去写，不理睬他的思路，于是就指责他太严格，太有条理了。他承认，他是讲究系统的，但他认为这是必要的，他不仅在办公室里对他的制版编辑是这样要求的，而且在家里对他的园丁也是这样要求的。对马克尔来说，看到播种不成行是不可容忍的。他经常会因为面包烤得过焦、备忘录放的地方不对、出租车司机开得慢、想打电话而电话占线而生气。他要求他在百老汇开幕式上的座位要排在前面，拒绝排队等着看一部新电影，因此只会去看预演。当玛丽莲·梦露的《让我们相爱吧》（Let's Make Love）的预演没有给任何人预留座位时，20世纪福克斯公司就指派办公室的两个小伙子到派拉蒙影院的前排为他占了两个座位，从下午5点钟一直等到马克尔计划到达的时间晚8点30分。

莱斯特·马克尔的父亲是下东区的一个叫雅各布·马克尔的银行家，是一个习惯于在他所熟悉的世界里被人巴结的、热衷于系统的人。雅各布·马克尔的父亲是一位德国银行家。雅各布在曼哈顿中心的第九十三运河大街建立了马克尔兄弟银行。银行墙上悬挂着他本人的画像，他后仰着坐在那里，考虑那些为贷款而来找他的人的请求。这些人中有许多曾是中欧的犹太人店主和小贩，他们曾打算把他们的儿子送进大学，或者购买船票把他们的家庭带到美国。

莱斯特·马克尔是雅各布的三个儿子中的长子，出生在第九十五大街上麦迪逊大道的一幢住宅里，但后来雅各布觉得小孩子应该送出城市到“乡下”——也就是布朗克斯——生活。布朗克斯这个自治市在1906年还有许多农场和农民的林地。马克尔一家搬到了那里的莫里斯尼亚区的第一百六十五大街。但布朗克斯当时还处在地产繁荣的早期阶段，正在兴起进城大运动，犹太人也正进入那些曾主要是德国人和爱尔兰人的地区。12岁时，正是在这里，马克尔开始深深体验到其他孩子的反犹主义污辱，有时他们会追赶他，往他身上扔石头。雅各布·马克尔看不出有什么理由要搬走。他似乎对他儿子的麻烦不敏感，整天都待在他在城里的银行中远离这一切，他也许是把这种状况看作是一个犹太人的孩子应受教育的一部分。

莱斯特长大后，不懂得幽默而且羞涩。他上了唐森德·哈里斯高中，非常勤奋，后来上了城市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18岁时他开始为布朗克斯的一些小报写文章，他发现记者职业适合他的气质——好奇但又羞怯，他有了接近陌生人并寻找他的问题的答案的借口。

他在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里认识了伊菲吉妮·奥克斯，但在1914年从哥伦比亚大学毕业后他并没有想在《纽约时报》社找一份工作。他只有19岁，还需要积累经验。他先从布朗克斯的《家庭新闻》（Home News）开始干起，后来转到《晚间邮报》（Evening Post），最终在《纽约论坛报》得到了一个记者工作，在那里干了九年。在《纽约论坛报》他碰到了加雷特·加勒特，一个曾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编辑，并且熟悉奥克斯。马克尔还结识了富兰克林·P.亚当斯、马克·康奈利、罗伯特·本奇利、乔治·S.考夫曼和许多会继续有发展的人。当亚当斯转到《世界日报》时，他促使赫伯特·贝亚德·斯沃普雇用马克尔。马克尔已经在《纽约论坛报》做了各种事情——报道、改写、文字编辑；他干过城市版主任、夜班主任，在27岁时当了主编助理。斯沃普对此印象很深，他给马克尔去信，似乎急于雇用他，后来他问马克尔：“你挣多少钱？”

“一万美元。”马克尔说。

“钱多了一点儿。”斯沃普摇摇头说——就此马克尔反问道：“可你又挣多少钱呢？”

两年后，1923年，阿道夫·奥克斯知道了马克尔，邀请他到大西洋城度周末，这位业主正在那里和他的妻子、女儿还有苏兹贝格休息娱乐。在马克尔来到后不久，奥克斯领着他在木板路上乘坐了两小时的轮椅。他向这个年轻人提了些问题，并且对他做出了评价。他赞赏马克尔关于改进《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许多想法，但奥克斯也多少担心马克尔关于办一个解释一周新闻的专门副刊的计划。奥克斯认为，这会使报纸过分地表达自己的意见，还会重复已经发表过的东西。直到1935年，奥克斯去世前的几个月，马克尔和苏兹贝格才创办了“一周评论”栏目，后来赢得了普利策奖的一个特别奖。

据说马克尔靠创办“评论”栏目实现了他作为一个编辑的全部跨越，这个栏目最终为他提供了新闻解释的合适样式：平日的《纽约时报》告诉读者发生了什么，马克尔的评论则告诉读者为什么发生。《时报杂志》也和新闻保持同步，没有新闻依据就不发表文章：如果要发表一篇关于某位百老汇戏剧明星的文章，这个明星就必须在表演中亮相，而且该剧要么正准备公演，要么有别的新闻；如果准备发表一篇关于某个政治家或城市或乡村的文章，他们也必须进入新闻中。如果说马克尔的体系有一个公式的话，那就是新闻得到解释，新闻得到说明，有新闻价值的个性得到展示。在马克尔1923年加入《纽约时报》时，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546497份，平日版是337427份；当1948年马克尔在《纽约时报》干了25年，并且把他的队伍从5人扩大到55人后，星期天版的发行量是1106153份，平日版是539158份。

为了庆祝他在《纽约时报》工作25年，在办公大楼八层举行了一次晚会，他的一些员工送给他一个他致力于一生的“评论”的嘲笑版。其报道是非常详细的，也许太详细了：它展示了马克尔的怪癖，他日常的轨迹，他的“体系”——说他早晨6点钟起床，读早报，包括《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然后做十分钟的日光灯治疗，同时在他的肠胃休息时听轻便收音机的广播。在沐浴时，他把本子和笔挂在身边一个特殊的挂钩上，有了一种想法就把它记下来，他还在床边放了一个本子，只要铅笔一被拿出，就会被照亮，这样他就能在半夜写下自己的想法。这幅肖像的基调是说，莱斯待·马克尔是一架不停顿的机器，他在周末“紧张地放松”，不停地在他的电视机上换台，直到他找到了一幅完美的面画，然后转换到另一个频道。

在这幅肖像中马克尔并没有多少幽默感，他后来得知有几种嘲弄“评论”的版本在整个大楼里传播开来，很不高兴。有一份复印件在《纽约时报》三楼资料室他的个人文件夹里，但是这份复印件上还附了一张马克尔主管“一周回顾”的编辑写的备忘录：

通知——通知——通知

这张证明文件不可用于公共传播，仅限于小范围内的传播。此文件并非研究材料。它不可被任何想要寻找有关马克尔先生信息的外部人士浏览，除非经马克尔特别允许。而且如果有人得到了许可，那么每一条特殊的信息在被使用之前需要被重新核对。

J.德斯蒙德

星期天版部

马克尔一出现，星期天版部的全体人员都会感觉到压力，但星期天“书评”的编辑弗朗西斯·布朗感觉到的压力或许比星期天版部的其他编辑少一些。之所以有这种情况，是因为马克尔自认为是一个报人，而不是一个文学家，除非他对某一本书有特殊的兴趣时，他平时并不极力去影响“书评”。“书评”相对幸运的另一个原因是弗朗西斯·布朗本人——他知道如何对付马克尔，能用一种幽默的方式对待他，既神气十足地对待他又不会走得太远。他经常带着亲切的微笑嗔怒地对他说：“噢，真的，莱斯特，不是说真的吧！”

弗朗西斯·布朗喜欢穿斜纹软呢服装，是一个灰头发的矮胖子，有一张给人印象深刻的狮子般的脸，做事不紧不慢，有略带优越感的学者的举止。他本人就是一个学者，曾执教于达特默斯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有哲学博士学位。他是奥维尔·德赖富斯的朋友，德赖富斯也是达特默斯的校友。布朗是1930年在阿道夫·奥克斯的弟弟乔治·奥克斯—奥凯斯的亲自邀请下来《纽约时报》工作的。奥克斯—奥凯斯当时68岁，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博士学位的课程。他认识布朗时，布朗正在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教书。这两个人成了朋友。布朗后来接受了他的请求，成了《当代历史》杂志的助理编辑，这个杂志是由奥克斯—奥凯斯在时报大楼十层编辑的一个辅助性月刊。

1936年，奥克斯—奥凯斯去世五年和奥克斯去世一年后，苏兹贝格出售了《当代历史》，弗朗西斯进了星期天版部，成了马克尔新组建的“一周评论”的一个重要人物。但在1945年，布朗辞职，接受了《时代》周刊的一个诱人的职位。马克尔后悔让布朗离去。后来几个“书评”编辑因不能容忍马克尔而离职了，马克尔为弗朗西斯·布朗提供了“书评”主任的职位，布朗在1949年接受了。马克尔不想再一次失去布朗，于是就形成了他们之间的互相妥协。

布朗的队伍由大约20个下属人员组成，他们帮助他计划和编辑“书评”。由于出版商每年给《纽约时报》提供的7500本书中只有2500本能得到评论，所以一开始就有一个严格挑选的过程。当然，“有名气的”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一些在自己的书出版之前已经多少引起注意的新作者也会得到评论。这些新作者之所以引起注意，要么是通过杂志上的连载，要么是通过其他文学家的推荐，要么是通过出版商和作者的拔高处理。只要出版商或作者不被看作是纯粹的文字贩子或者雇用文人，没有在《纽约时报》有影响的人那里树敌的话，新作者的书是会得到评论的。在《纽约时报》经常有这样的情况，“有影响”不一定是高层编辑的特权。有时在繁忙的日子里，一个职员就有决定权，决定收到的一个邮件——可以是一本书，也可以是一个新闻特写，一张照片，一份新闻稿，或者是每天潮水般发来的上百件东西中的任何一件——是不是可以单独挑出来，送给某个编辑，被予以注意，或者是扣压到很晚才处理。（有些非常着急的精明的出版商，为了保证某些新闻稿不被《纽约时报》忽视，有时会直接给苏兹贝格寄上一份。他们知道苏兹贝格是不会亲自看的，但他们希望苏兹贝格的秘书在把新闻稿分配给合适的编辑时，可以附上有着苏兹贝格姓名缩写的“供参考”的条子。一个编辑收到了带有苏兹贝格首字母标签的新闻稿，是不可能置之不理的。）

一旦一本书选出来供评论，下一步就是指定一个评论者。全国有几百个男士和女士——作者、教育家、政治家、编辑和记者、杂志和季刊的批评家——愿意为《纽约时报》写书评，既因为这是一种特权，也是因为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希望作为《纽约时报》的固定评论者也可以得到像《纽约时报》人那样的礼遇。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出版一本书，报纸总会予以评论的。《纽约时报》自己人写的书很少会受到严厉批评，差不多总会在平日版或星期天的“书评”中得到即使不是广泛的但也是慷慨的对待。这不一定是哪个人施压的结果，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它多少是一个传统——就像另一种由来已久的做法一样，每当《纽约时报》有人去世，他在报纸上得到的讣闻总比没有为《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更长。阿道夫·奥克斯坚持要为《纽约时报》的人奉上优美的讣闻。奥克斯重视壮观的葬礼。《纽约时报》的员工去世后，奥克斯要求他的管理者全体出席死者的葬礼，然后用成队的灵车护送遗体经过时报大楼。奥克斯还希望看到《纽约时报》全体工人站在路边脱帽致哀。由于奥克斯不欣赏在他的报纸上出现尖锐的批评，所以他也不希望看到《纽约时报》的人在文学上的创造受到谴责。奥克斯的这一期望成了传统，而且它还扩大到奥克斯的朋友，《纽约时报》的朋友那里。（在奥维尔·德赖富斯被提名为达特默斯学院的托管人后，《纽约时报》上又出现了一个副刊，达特默斯的校长约翰·斯隆·迪克尔的“人物评论”。为此詹姆斯·赖斯顿曾向苏兹贝格抱怨说，似乎《纽约时报》是在“巴结”一位朋友。苏兹贝格赞同赖斯顿的观点，他后悔让关于德赖富斯的托管人地位的报道和迪克尔的形象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出现。但它就那么出现了。）

《纽约时报》那些定期为星期天“书评”写文章的朋友是一些高度称赞这家报纸的评论家。他们坚持报纸的立场，赞成报纸对既定秩序的传统式的敬重和牢固的中产阶级价值观。虽然他们把约翰·奥哈拉[注：约翰·奥哈拉（John O’Hara，1905—1970），美国小说家，曾在纽约当过新闻记者，为好莱坞和百老汇改编过电影和戏剧，作品有长篇小说《在萨马拉的约会》《警察与赞美诗》等。——译者注]视为一个幼稚的作家，经常轻视他的作品，而且对海明威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印象，但他们一般都在每一篇评论中力图找到点值得称道的东西来说。如果他们写得评论有太多贬低的东西的话，那么就会有这样的可能性，一些书不值得上报，因此评论也就可以不发表——除非是评论涉及像奥哈拉那样的作为中产阶级诽谤者的作家。（作为对《纽约时报》的批评的某种报复，据说奥拉哈确立了他自己的传统：他坚持要求他的出版商兰登书屋安排他的书在感恩节那一天出版，这个时间读者除了读报纸几乎没有什么事情做，而这一天《纽约时报》假正经的书籍批评家奥维尔·普雷斯科特的评论是不发表的。）

阿道夫·奥克斯想把书表现为“新闻”，在《纽约时报》上像对待其他新闻一样来对待书。他不想让他的评论成为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们做作的文学论坛。这些知识分子和批评家一心想展示他们的激情或高明，却不告诉读者谈的是什么书。尽管在奥克斯去世后他的一些思想被改变了，但它们是慢慢地改变的，而且随着弗朗西斯·布朗当了“书评”的负责人，它们就保持不变了。大多数星期天版的评论者都是按奥克斯所希望的那样写作的——他们很少是热情奔放的或严厉的，他们的语言是平静的和谨慎的。他们显然是他们那个圈子里的受尊敬的成员：有来自普林斯顿和史密斯学院的教授，韦斯特切斯特的女小说家，来自南方的信奉自由主义的编辑，西北的可敬的退休学者；他们是关于日本艺术、国内战争的专家，人类学家和社会评论家，总统的传记作家；他们是《纽约时报》的朋友。马克尔把他编辑的一本选集放在弗朗西斯·布朗的桌子上后，布朗就挑选一个评论者——评论写成后，总是令人满意的或非常满意的。《纽约时报》和它的评论者之间的这种内部体谅持续了多年，布朗似乎是报社的一个轻松的管理者。尽管雇用了一些具有适度激进思想的年轻编辑，但“书评”仍然是把图书当作“新闻”来报道——尽管它容忍偶尔的偏差，但如果评论走得太远的话，评论者都会感觉到马克尔无形的手在本能地呼应着奥克斯的幽灵，这就是一个叫作约翰·西蒙的年轻评论者的体验。西蒙曾为《新领袖》（The New Leader）当过电影批评家，为《哈得孙评论》（The Hadson Review）当过戏剧批评家，以明快和严厉而知名。弗朗西斯·布朗的一个下属编辑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去找他，要他评论一下两本关于戏剧的书，一本是约翰·梅森·布朗写的，另一本是沃尔特·克尔写的。

西蒙非常高兴，这是他第一次获得在《纽约时报》上露面的机会，几周后他的评论就写完送来了。西蒙对这两本书大加批判，在概括《先驱论坛报》批评家沃尔特·克尔的那本书的缺陷时，约翰·西蒙说：

如果克尔先生不是今天最优秀的日报评论家的话，这一切就不会那么令人不安了：实际上只有他选出来的文章能够读下去，他的日常评论能提供某种指导。但我们必须接受这个独眼国王吗？

莱斯特·马克尔读到这段话时，决定要么重写，要么删除。马克尔不允许西蒙对《先驱论坛报》沃尔特·克尔的这种言不由衷的恭维，也不允许他以这种漫不经心的方式来搪塞《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家。这使得那些陷入其中的人——弗朗西斯·布朗和弗里蒙特—史密斯——感到很为难。他们私下里都觉得按照西蒙的原文来发表这篇评论没什么不可以，但马克尔固执己见，坚持必须修改。当西蒙得知后，他拒绝改动一个词。即使告诉他删除这段话不会破坏评论的效力，而且两人还暗示正考虑把西蒙的评论放在星期天“书评”的显著位置，或者在栏目的前头，西蒙也不愿修改。

约翰·西蒙不满足，回答说，如果这篇评论不按他写的那样付印，他宁愿退稿，把它卖给别的地方。西蒙的沮丧会被他或《纽约时报》外其他年轻的新批评家视为书报审查制度的一个例子——这种状况是弗朗西斯·布朗想避免的。

几周过去了，什么事也没有发生。西蒙和《纽约时报》“书评”之间的电话和便条并没有使双方产生愉快的妥协。最终《纽约时报》刊登了西蒙的整个评论，但排在了“书评”的后面，被安排得尽可能不起眼。后来，当西蒙自己的书《严峻的考验》（Acid Test）出版时，《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没有给予评论。

12

卡特利奇虽然不确切地知道该做些什么，但他知道必须采取点激进的行动来对付纽约本部人员的懒散。但当西奥多·伯恩斯坦向卡特利奇建议让A.M.罗森塔尔替换纽约城市版主任的职务时，卡特利奇却犹豫了。1962年，罗森塔尔当时是《纽约时报》驻东京的记者。罗森塔尔39岁，没有一点儿当编辑的经验，差不多近十年没有在纽约生活了，也许会因为害怕承担管理纽约队伍并努力改造他们的繁重任务。卡特利奇还怀疑，这位记者也许会因为怕失去《纽约时报》读者所看重的署名文章而不接受这样的安排。“罗森塔尔”发自东京——此前是发自波兰和印度——的报道，具有一种特殊的风格，一种热情和可读性，以及对政治和人物的细微之处的敏感性。1959年罗森塔尔在波兰因被当地政府指控为“深入刺探”其内部事务而遭到驱逐，此后他获得了普利策奖。罗森塔尔在波兰为马克尔的《时报杂志》写的一篇文章，根据的是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采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曾在那里用毒气室杀害了几百万人。这篇文章，成了一篇经典报道：

因此，奥斯威辛并没有什么可以报道的。只有一种想要报道奥斯威辛的冲动，这种冲动来自一种不安的感受——拜访过奥斯威辛但离开之后没有说点或写点什么，将会是对不幸死于奥斯威辛的死者最严重的失礼行为……

如果罗森塔尔被任命为城市版主任，他的记者生活也就结束了。罗森塔尔就要用他的全部时间和精力来解决新闻编辑部的问题，这很可能是他不愿意做的。最优秀的记者，几乎毫无例外地渴望得到公众的承认和喝彩，他们不会轻易用这些东西来交换行政生活的丰厚收入和匿名权力。然而，一个记者得到了各种奖章，到过了所有地方，采访过了每一种所能想得到的报道，他就会开始认识到他的工作有点重复了——形式和地点似乎都是一样的，轻车熟路，没有任何新的挑战。当然，如果一名记者能像赖斯顿那样得到一个专栏，记者生活仍可能是有趣的。但如果这个人注定20年或25年一直当记者，就有可能停滞不前或碰到挫折，直到他退出报纸工作，尝试一下新的东西。如果他有机会成为一名编辑，他也许会找到一种刺激。卡特利奇在当了编辑后从没有怀念过报道工作和记者署名文章，克利夫顿·丹尼尔也是这样，也许罗森塔尔也会这样。但只要C.L.苏兹贝格还在为《纽约时报》写国际新闻方面的专栏，罗森塔尔得到一个专栏的机会就微乎其微。也许39岁的罗森塔尔继续尽可能地从事他的写作事业，但如果他有成为一个伟大编辑的愿望和才能的话，如果他能够多少激发起懒惰的人员，并把他的技巧传授给其他记者的话，那么他作为一名记者遭到的损失对《纽约时报》来说就是值得的。至于对罗森塔尔本人是不是值得，就另当别论了。卡特利奇想了很多，对让罗森塔尔进新闻编辑部的事情觉得没把握，于是决定在近期到东方旅行时，用点时间和罗森塔尔多接触，了解他的情绪，看他是不是已经厌倦了在海外的写作和生活，是不是愿意回家，尝试一下新事物。

在东京，罗森塔尔正在过着自己的美好生活。他同妻子和儿子居住在一个有榻榻米的住宅里，有仆人服务。他为日本人民所着迷，钦佩他们的效率和勤奋，喜欢他们在一座快乐而迷乱的城市中所展现出的活力和热情。在美国军队的保护下，日本人专注于工业扩张和经济发展，将他们作为写作的对象有着无穷的乐趣。日本的女人既快乐又聪明，在罗森塔尔看来，男人老是在做事——赚钱，做爱，跳舞，唱歌，无忧无虑地尽情享受。这就是日本对罗森塔尔最有感染力的东西，他不会为他们感到悲哀的。他们在享受繁荣，他们知道如何去生活，他们通宵达旦地喧闹，每天早晨又毫无内疚地起床。罗森塔尔很快就被他们的情绪所影响。可是过去在波兰，罗森塔尔感到了阴暗、压抑和怀疑，正如他在《纽约时报》上所写道的：“在波兰，对每天看到和听到的东西都有一种奇怪的感觉，这些东西看起来、听起来是平常的，但总会让人吓一跳，就像中了玩具枪射出来的子弹一般。”他1954年到1958年间在印度工作。印度的情况有所不同，在许多方面甚至更糟。周围的街景显现出难以置信的贫困，罗森塔尔感觉到了一种令人烦恼不已的痛心和内疚。他对自己在印度所看到的情况是毫无准备的。尽管此前有一天在联合国，克里希纳·梅农[注：克里希纳·梅农（V.K.Krishna Menon，1896—1974），印度外交家、民族主义者，被《时代》周刊评为印度第二伟人（第一是印度独立后的第一任总理贾瓦哈拉尔·尼赫鲁），1947年印度独立后，任印度驻英国高级专员，1952至1962年任出席联合国代表大会的印度代表团团长，1957至1962年任印度国防部长。]曾事先对他有所警告。那是令人不愉快的一天，罗森塔尔仅仅因为自己在梅农谈论贫困时随意地点点头，就引起了这位印度外交官的气愤——“你不要这样对我点头！你根本不知道我谈论的是什么样的贫困！”

梅农是对的。罗森塔尔以前所知道的贫困根本不能和印度的贫困相比。罗森塔尔儿童时期在美国也曾生活在贫困之中，作为一个得到救济的病人也曾体验过不良的医疗条件，亲眼目睹了他的父亲和五个姐妹中的四个由于事故或不治之症或缺医少药而不幸死亡。他是带着这样的想法长大的：生活的本质就是痛苦的缺席。他对医生的不信任根深蒂固。

10岁时，他成了骨髓炎的牺牲品，不得不拄着拐杖走路，被迫失学两年之久。他在纽约进的医院是一个肮脏的设备很差的地方，病人全都得不到重视，有时是让实习生——医生极少出现——来治疗，有时见不到一个护士或护理员。医生给罗森塔尔的大腿做的手术又做错了地方，在愈合时才知道他再也不能走路了。幸运的是，他的一个姐姐给梅奥医院[注：梅奥医院（Mayo Clinic），美国著名的非营利医疗机构，总部位于明尼苏达州罗彻斯特，是世界上最早和最综合的医疗机构，在美国其他地方也有医院和诊所。除门诊、医院外，它还有自己的医学研究和教育机构。]写了封信，这个医院把他作为需要救济的病人接收下来，成功地使用磺胺类药物使他恢复了活动能力。梅奥医院成了他童年时代美国人道主义的象征。

他能够回到学校了，但不能积极地参与体育活动。他羞涩，瘦弱，但也热切，嗜书如命，他是一个安静而非常有毅力的青年。

他在布朗克斯长大，是住宅油漆工哈里·罗森塔尔的独子。哈里·罗森塔尔出生于白俄罗斯，他的本姓是西皮亚茨基。他离开白俄罗斯后到了伦敦，拜访了一个舅舅，从他那里永远借来了“罗森塔尔”这个姓。后来他辗转到了加拿大。他身体粗壮，肌肉发达。在19世纪末来到安大略后，他找了一个铺路的工作。后来他在一个早期的乌托邦农场工作，过着一种原始的、半诗意的生活。他在给他父亲——一个多少有点潇洒的拉比——的信中详细地描述了这种生活，正是这些信使他的弟弟们激动起来。他们不久就离开白俄罗斯来到了加拿大，同行的还有一个女朋友，哈里·罗森塔尔后来娶了她。

在这个乌托邦式的农场中，乌托邦主义最终酿成了低效率和乏味的生活。离开这个农场后，罗森塔尔成了哈得孙海滨地区的毛皮捕猎者和毛皮商人。在他干过的所有事情中，他最喜欢这一行。他滑着雪橇，带着猎狗，四处转悠，愉快地吸着新鲜空气，充满了自由感。他希望他的儿子，1922年在安大略苏圣马里出生的亚伯拉罕·迈克尔·罗森塔尔将来也从事户外工作，也许是当个护林员，他认为这是最高的向往。但还没有等到他的儿子长到能工作的时候，全家就迁出了加拿大。当时经济大萧条，毛皮生意也不景气。在加拿大边界走了几个来回后，哈里·罗森塔尔把他的家庭永久定居在了布朗克斯，干起了住宅油漆工的工作。他以前偶尔也干过这种活，却不喜欢。他现在甚至更不喜欢了，他开始讨厌纽约，希望重新回到加拿大广袤的土地上，享受自由的农村生活。一天在刷油漆时，他从脚手架上摔了下来，受了重伤，不久就去世了。

阿贝·罗森塔尔在布朗克斯上了小学和中学。他的父亲死后一年，他的一个姐姐死于肺炎；后来年轻的罗森塔尔在城市学院上学时，他的二姐因为误诊而死于癌症；第三个姐姐在产后离开了医院，也死掉了；几年后，第四个姐姐又死于癌症。阿贝·罗森塔尔还记得自离开加拿大后他住过的每一个住处的地址，还记得家里的钱越来越少，死去的人越来越多，住的房子也就越来越小。

在纽约城市学院，罗森塔尔为校园报纸工作。他没有打算当记者，头脑里没有任何确切的想法，但他在这个报纸里干得很好。有一个为《先驱论坛报》做纽约城市学院通讯员的学生应征入伍后，罗森塔尔接手了这份工作。由于征兵，为大都市报纸干这些校园通讯员工作的学生轮换得很快，但罗森塔尔由于疾病不适合当兵，所以未受影响。在《纽约时报》的通讯员又离开后，罗森塔尔又辞掉了《先驱论坛报》的工作，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因为《纽约时报》给的工资多一点——一周12美元。1943年冬天的一个下午，罗森塔尔怀着紧张而敬畏的心情第一次来到《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他走过走道，坐在后边的一个空桌子旁，从他的大衣口袋里掏出一些涉及校园活动的笔记。但他非常呆板，竟不知道如何开始使用打字机。他只是直直地坐在那里，眼睛看着大房间里所有的人，他们看起来是专心致志的和陌生的。忽然间，他身后传来一个陌生人温和的声音，一个戴眼镜的瘦高的和蔼的人问他：

“你叫什么名字？”

“阿贝·罗森塔尔。”

“你现在做什么？”这个人亲切地问。

“我是城市学院的通讯员。”

“你需要打印纸吗？”

“是的。”

“你知道从哪儿能找到打印纸吗？”

“不知道。”

“纸就在那边的那个箱子里。”这个人说，然后走过过道，抓起一叠打印纸，放在了罗森塔尔的桌子上。

“你知道如何打出一篇报道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这个人向罗森塔尔说明名字应该排在左上角，并且要用一个词概括报道的主题。

“你知道在完成了你的报道后要做什么吗？”

“不知道。”罗森塔尔说。

“你把它交给站在那边的送稿生。”

罗森塔尔点点头。

“顺便说一声，”这个人说，“我叫迈耶·伯格。”

“谢谢你，伯格先生。”

“叫我迈耶好了。”这个人说。

像其他希望有一天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校园通讯员、送稿生和职员的做法一样，阿贝·罗森塔尔每个星期天的早晨都去参加教会事务，这样他就能为《纽约时报》星期天版写一篇关于布道的简要叙述。有时罗森塔尔和大约其他八个人的这些报道会以精练的规劝和说教占《纽约时报》的半版还多，但除了那些进行说教的布道者和年轻的渴望报道说教的记者之外，这些东西是很少有人读的。这些报道每一篇的长度很少超过五六段。尽管这些报道从来不署名，但《纽约时报》的宗教新闻编辑知道作者是谁。宗教新闻编辑分派任务，并且提醒记者们注意在教会报道中可能显示出来的不虔诚的迹象。

许多后来成为《纽约时报》记者的男士和女士，起初都是靠采访星期天的布道而得以见报的。他们的每篇报道收入是三美元，这笔钱里还包括从教会来回的交通费，以及对教会慈善募捐的表示——传统的做法是把25美分放进第一次募捐的盘子里，以避开第二次。

尽管能胜任对星期天布道的采访只是《纽约时报》有抱负的人所面临的众多初步检验的一个，本身不像为“时报的主题”写一篇文章或一篇编辑部短文——分别收入25美元和15美元——那么有独特的意义，但不胜任对布道的采访却后果严重。如果一个年轻人不能可靠地采访一次教会布道，那么编辑们就认为，他也许不能可靠地采访任何事情——有时确实是这么回事。错误拼写了一个牧师的名字，布道的话引用的不对或者错误解释了启示，都是不可挽回的罪恶。《纽约时报》有一个送稿生，希望采访一次布道，但又不想参加教会事务，因为这样就用不着捐款了。于是他提前半个小时来到教会，走到教堂边上的牧师住所的门前，打算事先向牧师打听一下布道的内容。但他拉响的铃不是门铃，而是火警铃。铃声突然响起，扰乱了主日学校的一个班的课，孩子们都跑到了大街上。这招致了牧师的抗议，使得《纽约时报》的这个年轻人倒了大霉。

罗森塔尔的报道决不会引起这样的愤怒。他勤奋又谨慎，决心不让任何事故阻碍他走向记者队伍的步伐。罗森塔尔在写了几篇优秀的关于城市学院校园生活的文章和几十篇无可挑剔的关于布道的报道后，看到自己作为通讯员第一年写的东西很少被文字编辑修改，于是有一天鼓起勇气来找城市版主任，问问自己晋升为记者的事情。罗森塔尔之所以敢去问，是因为他知道一个过去曾是哥伦比亚大学通讯员的姑娘现在有了一张记者证，这是在她的挎包掉在地板上散落开来时被他偶然发现的。由于看到了她的记者证，罗森塔尔的竞争精神被激发起来。他静静地坐在他的桌旁，注意着城市版主任的每一个动作，等着合适的机会去接近他，既胆怯又兴奋。后来，当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站起来穿衣服准备离开新闻编辑部时，罗森塔尔从椅子上跳起来，冲过走道来到约瑟夫跟前，不加犹豫地提出：我什么时候会得到提拔？戴维·约瑟夫的反应既不震惊，也不抱有很大兴趣，好像这个问题太微不足道了，没有理由耽误他回家吃饭。“你想成为职员，”约瑟夫漫不经心地说，“好的，你成为职员了。”接着约瑟夫扣好他的大衣，转身离开了房间，留下罗森塔尔傻呆呆地站在那里，惊喜而怀疑地说不出话来。

21岁，成了《纽约时报》人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退学。他还差四个学分就能申请学位了，但他觉得现在已经和《纽约时报》完全结成一体了，以致他和城市学院的关系似乎成了一种干扰。几年后，罗森塔尔成为《纽约时报》最出色的年轻人，他被城市学院列为杰出校友，一位院长请他给学生们讲演。罗森塔尔解释说他还没能够毕业呢！这位院长说，如果罗森塔尔提交一篇论文的话，是能给他安排学位的。但罗森塔尔没有时间写论文，正忙于采访联合国的日常新闻，最终这位院长要罗森塔尔提交他在杂志上的一篇文章，罗森塔尔照办了，提交了他在《科利耶斯》杂志上发表的一篇关于联合国的文章，以此获得了学位。

在这段时间，1950年，罗森塔尔发自联合国的署名文章定期出现在头版上。他是从1946年开始报道联合国活动的，当时特纳·卡特利奇想看到对联合国的一个代表在纽约市生活的特写报道，向城市版主任表达了这种想法，罗森塔尔承担了这项任务。特写对象是苏联的安德烈·葛罗米柯。于是罗森塔尔一整天都跟着葛罗米柯，乘坐出租车跟在葛罗米柯的豪华车后面，不管到哪里都跟着。幸运的是，葛罗米柯似乎没有意识到罗森塔尔在跟着他——在这天下午进行观光，绕着曼哈顿的大部分街区转。罗森塔尔在一辆出租车里追随着他，记下了全部旅程，观察葛罗米柯在哪里停下他的豪华车，纽约的哪些地方吸引了他。罗森塔尔的报道，是一篇写得很漂亮的叙述性报道，卡特利奇对此感到很高兴。它在《纽约时报》上占了很大版面，并配有伯恩斯坦安排的一张地图，确切地显示出葛罗米柯到哪里旅行过。这篇文章使得罗森塔尔进入了《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

当时，1946年初，联合国的会场设在布朗克斯的纽约市立大学亨特学院校园的临时场所，离罗森塔尔和他母亲居住的地方只有一站地铁。这是一个理想的任务——《纽约时报》给了联合国的日常活动几乎是无限的版面，意味着专题文章和照片像新闻报道和文稿一样都能充分发表。罗森塔尔还幸运地碰上了自由的、不拘礼节的威廉·H.劳伦斯担任分社社长。劳伦斯允许罗森塔尔进行许多重要报道，还可以写关于这个千奇百怪的布朗克斯场面——如飘扬的旗帜、布鲁克斯服装、宽大的共产党人的裤子、印度的丝制莎丽等等——的主观印象文章。联合国的成员先在布朗克斯校园，后来在长岛的成功湖，似乎比后来更团结。联合国后来于1951年迁到了它现在的总部，曼哈顿东河边上的玻璃摩天大楼和光亮的综合楼。这座摩天大楼把垂直状态带给了联合国，把它分成了上千个小房间，把世界各地的为求团结而来到纽约的人分割开来。但在曼哈顿的这些建筑起用之前，在布朗克斯和长岛，联合国是水平状地分散在几个较小的建筑里。代表们、他们的助手们和记者们都不得不走很多路才能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在道路上、大街上和台阶上，都会有更多的交际和碰面。在罗森塔尔看来，联合国似乎是一个自然而欢乐的地方。1946年安理会甚至在布朗克斯的一个体育馆里举行了一些会议。在这些日子里《纽约时报》的分社就安置在女子发廊里。正是在那里，罗森塔尔第一次碰到了詹姆斯·赖斯顿。

罗森塔尔当时24岁，而赖斯顿37岁，是报社最受尊敬的和令人妒忌的一员。在罗森塔尔看来，赖斯顿似乎已经有了一切——成就、名望，而且身体健康；他迈着一个胜利者的步子走路，趾高气扬。他的面色很好，甚至连牙齿也很好，一头黑发。他上大学时曾是运动员，一直保持着自己的健壮体形，一度曾是赢得高分的高尔夫球手。据说，上一年，即1945年，赖斯顿说服了有影响的参议员阿瑟·范登堡去游说共和党，使其放弃孤立主义政策。当年，赖斯顿在采访联合国的旧金山会议时名声显赫起来，1944年他因报道敦巴顿橡树园会议[注：敦巴顿橡树园会议（Dumbarton Oaks conference），指1944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胜利在望，为协调战后国际关系，苏美英三国在华盛顿附近的敦巴顿橡树园举行的会议。由于三国在是否邀请中国参会这一问题上存在分歧，因此会议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苏美英三国参加，就战后联合国的组织机构基本达成了协议，但安理会否决权和创始会员国资格问题没有一致意见。第二阶段，中美英三国参加，对联合国组织问题做进一步讨论。]而第一次荣获普利策奖，正是这次会议为联合国做了奠基。在乔治城会议——美国、英国、苏联和国民党中国参加了——之前，赖斯顿悄悄地得到了同盟国各国的意见书，在会议期间他可以翻阅他的档案，有根据地写写秘密的会议。不仅赖斯顿的记者对手被他的系列独家新闻所惊奇，而且许多外交官也感到惊愕。苏联人怀疑是美国人把消息透露给了赖斯顿，而美国人则认为他是从英国大使馆的一个朋友那里获得了资料。在给英国发出了一封提醒信后，在联邦调查局着手调查这件事后，英国大使哈利法克斯勋爵拒绝会见赖斯顿，尽管他们两人是朋友，英国人也的确没有透露任何东西给他。哈利法克斯勋爵给赖斯顿解释说：“我不想以失去美国国务卿的友谊为代价来保持我们的友谊。”赖斯顿的线人实际上是在中国代表团里。中国代表团不满意这次会议上的政治安排，因此愿意和《纽约时报》合作。这证实了赖斯顿给记者们的一个教导：“你们应该去找那些不高兴的家伙。”

罗森塔尔用了八年时间采访联合国的活动。他写了几百篇关于重大问题和争论、权力集团和投票、退席和修好的文章；他写了特里格维·李和葛罗米柯，安东尼·艾登和伯纳德·巴鲁克，联合国的盛大庆典和“小人物”——站在旁边的为发言稿润色的随员，懂得各个民族发式的理发师；他还写了他特别赞颂的一位印度代表贝内加尔·劳爵士。后来有一天贝内加尔爵士在回答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时对他撒了谎。这种谎言是世界上每一个高级外交官在此时或彼时无疑都会以国家安全为借口说出来的。但对于年轻的罗森塔尔来说，这是一种新的幻灭的体验——杰出的有教养的贝内加尔爵士像布朗克斯的政治走卒一样撒谎。罗森塔尔痛苦地来找他，告诉了他自己的想法。这位印度代表的确很遗憾，多少受到触动，极力辩解说：“可是，阿贝，我是为了祖国的最大利益才对你撒谎的。”

“是的，”罗森塔尔尖锐地回答说，“为了我的报纸的最大利益，我不再问你问题了。”接着罗森塔尔说：“你可以用‘无可奉告’来回答我的问题，为什么你不这样做呢？”

贝内加尔爵士说：“因为你当时就会知道真相。”

在这一点上贝内加尔爵士无疑是对的。但罗森塔尔再不会这样信任一个消息的来源了，尽管他和贝内加尔爵士的友谊很快恢复了。从此以后，当贝内加尔爵士不愿意回答时，他就说：“无可奉告。”

对于任何一项任务来说，用八年时间也太长了。但出于某种不可明说的理由，尽管罗森塔尔极力争取，但他还是没能转到《纽约时报》的一个海外分社。仿佛有某个人在阻止他去海外分社，但他想象不出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在他的早期生涯中，这并没有使他烦恼，因为在联合国有各种各样的令人激动的事情。有时在听了一整天的外语和外国口音，看了各种各样的习惯并报道了关于遥远的冲突的讲演和争论之后，罗森塔尔觉得自己的确是在海外，在塞浦路斯或罗得西亚或巴基斯坦——或者是在他特别想去的印度。印度当时在联合国有一个有趣的代表团，不仅贝内加尔爵士，而且许多其他人都有趣。罗森塔尔从一开始就被他们所吸引，对他们的历史和文化、他们的社交风格和宗教、他们同巴基斯坦和尼泊尔的关系越来越着迷——实际上这个地区的一些城市的名字都会使罗森塔尔脑海里浮现出想象中的异国情调，如班加罗尔、孟买、加尔各答、加德满都、乌塔卡蒙德、特拉凡哥尔、开伯尔山口。1954年，在罗森塔尔进入《纽约时报》十年并终于成为《纽约时报》驻印度的记者后，他有一次跋涉了1500多英里，只是为写一篇注明地点的报道：发自开伯尔山口。几年后，在他离开印度并在波兰提高了他的名气之后，罗森塔尔终于发现了他为什么用了那么长的时间才成为驻外记者的原因。这个发现使他感到震惊。

他是在1959年同悉尼·格鲁森和C.L.苏兹贝格——他们当时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一起乘车去日内瓦时得知内情的。在去采访日内瓦的外交部长会议的途中，他们很高兴互相为伴，享受着美丽的风景。谈话非常活跃，而且经常被罗森塔尔提醒格鲁森开车不要太快所打断。接着，突然地，事先没有准备地，赛勒斯·苏兹贝格把话题转换到对1948年罗森塔尔在巴黎碰到的一次事件的严肃反映上。罗森塔尔那一年作为《纽约时报》驻联合国办事处的一员来到巴黎，帮助采访联合国大会。一天下午，罗森塔尔回到他的宾馆房间，发现一张20美元的旅行支票在他的抽屉里不见了。他气愤地向看门人报告了这件事，暗示如果找不回来这张支票，他就从他的账单里扣除这笔钱。看门人同样生气，给《纽约时报》的巴黎办公室打了电话，并且把年轻的罗森塔尔的武断做法报告给了赛勒斯·苏兹贝格。

苏兹贝格没有忘记这件事，现在到了1959年，和他的两个同事去日内瓦，他似乎想从他的脑子里摆脱一件令人烦恼的事情，最终他这样做了：他对罗森塔尔承认，罗森塔尔之所以在纽约的联合国办事处待了那么多年，是因为他的缘故。他解释说，在巴黎的早些日子里罗森塔尔似乎是那种会在海外引起麻烦的人。苏兹贝格漫不经心地承认，他的判断太刻薄，显然是错的，现在他愿意告诉他的朋友罗森塔尔1948年那次宾馆事件的后果。

罗森塔尔听了后，回想起在纽约多年苦苦等待得到一项海外任务的情景，感觉到内心的愤怒情绪在膨胀。他也想到，如果赛勒斯作为海外君主的影响继续到了20世纪50年代的话，自己也许根本不会成为一个驻外记者了。回想起自己在法国宾馆那种愚蠢的有点冲动的行动，意识到它的后果，罗森塔尔有了一种既恶心又愤怒的发晕感觉，以致他简直不能抑制自己，或者说勉强压制住自己的情绪，直到他们到达日内瓦。

特纳·卡特利奇于1962年春来到东京，观察了罗森塔尔对放弃记者生活、接手《纽约时报》城市版建议的反应。罗森塔尔感到受宠若惊，他没有做出承诺，但表现出了兴趣。他想象自己是《纽约时报》城市版的主任，一个在新闻、工作人员、纽约精神之间起促进作用的人物；一个有更多社交的人，会认识纽约的政治家和商人，艺术家和作家；一个在世界上最有活力的城市里最重要的报纸上激发和鼓励记者的人物。他告诉卡特利奇，是的，这个提议有吸引力。

他多年没有生活在纽约，也许是一种优势——他会以新的角度来看待这个城市，不会被新闻编辑部的传统方法所影响。罗森塔尔意识到，纽约的记者在驻外记者不受限制的一些方面却受到了限制——纽约的大多数记者要么是专家，要么被城市组安排进行每天的采访；而驻外记者在不采访重大新闻时，一般是自己选择自己的题目。罗森塔尔还认为，纽约记者给自己施加了不必要的限制。他极力证明他们缺乏创造性和想象力应归咎于这种“体制”。也许罗森塔尔能改变这种消极的态度，能使记者们像开发海外城市一样开发纽约。罗森塔尔相信，曼哈顿或布朗克斯的人正在做的和思考的东西像仰光或阿克拉的人正在做的和考虑的东西一样有趣。甚至想要改变新闻编辑部的“体制”或工作人员对它的态度的事情并不容易，但这很具有挑战性。在卡特利奇看来，罗森塔尔是乐观的，因此卡特利奇对他抱有希望。

在他们在一起的时刻，卡特利奇对罗森塔尔的所有想法印象很深，只有一种想法除外。罗森塔尔认为，如果他成为纽约的编辑部主任，他希望不仅控制新闻编辑部从事一般任务的各种记者和专家，而且还要管辖批评家和文化新闻记者，这些人最近在靠三层新闻编辑部西边的墙后组成了一个独立的单位。这个单位在新闻编辑部里被戏称为“文化峡谷”。它的居民包括这样一些人，如戏剧批评家霍华德·陶布曼、音乐批评家哈罗德·舍恩伯格、艺术批评家约翰·卡纳迪、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电影批评家博斯利·克劳瑟以及像萨姆·佐罗托夫、理查德·谢泼德、路易斯·卡尔塔这样的记者，还有其他几十个人。多年来这些人员都是在城市组领导之下，但1962年初，特纳·卡特利奇努力破除庞大的纽约官僚机构，改进文化报道，使他们脱离了城市组的管辖，让一个只对主编负责的助理编辑领导他们。现在罗森塔尔提出，如果他负责纽约人员的话，他希望他也能负责“文化峡谷”。纽约的文化、种族和政治生活是他设想的一体化报道的所有部分，罗森塔尔认为，把文化人员从纽约组主任的领导范围里分离出来，会减弱现在请求他考虑的这个工作的意义和可能。罗森塔尔知道，他的声音听起来像是要建帝国大厦。然而，他告诉卡特利奇，如果想要操纵帝国，他宁愿高兴地留在东京，管理他那只有一个记者——他自己的分社。但如果指望他接手纽约的这个重要工作，那么他就期望得到必要的条件来实现他在这个职位上的目的。

罗森塔尔当时没有向卡特利奇显示出他不愿意放弃写作，或者更具体地说，他想在某一天为社论版写专栏的秘密野心。赖斯顿和克罗克在华盛顿都写专栏，赛勒斯·苏兹贝格在欧洲写专栏，罗森塔尔已经非正式、非官方地和约翰·奥凯斯讨论过写一个叫作“亚洲”的专栏的想法。但如果罗森塔尔成了纽约城市版主任，他写专栏的梦想也就泡汤了。

卡特利奇离开了东京的罗森塔尔，没有承诺提供给他纽约的职位，罗森塔尔也没有保证如果提供这个职位的话，他会接受它。卡特利奇计划继续去台湾、香港、马尼拉、西贡、新加坡、曼谷，然后是德里。他要罗森塔尔再多想想纽约的职位，并且提出如果罗森塔尔到德里和他碰面的话，他们可以进一步讨论一下。

几周后，罗森塔尔飞到了德里，试探性地提出，他想试试纽约的职位。卡特利奇很高兴，显然这个职位就是他的了。虽然罗森塔尔没有坚持一开始就把文化人员置于他的控制之下（后来他将对其施压），但他表明了想成为一个专栏作家的秘密野心，卡特利奇以痛苦和讨厌的心情接受了这项条件。卡特利奇仇恨专栏，称它们是报纸事业的“恶性肿瘤”。他宁愿要一种只有新闻，写得漂亮并得到很好解释的新闻的报纸——没有任何专栏，因为专栏使得记者在经常没有什么可说的时候整天无病呻吟，浪费宝贵的版面。卡特利奇极力推销说，如果罗森塔尔把他的全部心思和精力都倾倒在编辑工作上，他每天都会有不止一篇署名文章——40篇、50篇署名文章：罗森塔尔每一个下属的每一篇报道都代表着他罗森塔尔的一部分，他每天晚上都心满意足，每天早上都有新的挑战，除非亲身体验，这是罗森塔尔很难想象到的事情。卡特利奇在结束谈话时强调，他非常迫切地等着罗森塔尔完成东京之行，在纽约开始他新的生涯。

后来，在卡特利奇回纽约之前，他和罗森塔尔讨论了其他问题，特别是《纽约时报》毕竟会有一个新专栏，赖斯顿在华盛顿的同事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卡特利奇在说这件事时极力不去看罗森塔尔的脸，但他知道，假如他把一桶牛粪泼出去，罗森塔尔的表情仍会是不闻其臭。

回到纽约后，卡特利奇专心于一项新的冒险——开办《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个版准备于1962年10月1日开始在洛杉矶出版，代表着《纽约时报》想成为美国第一家真正的全国性报纸最雄心勃勃的尝试。西海岸的大多数大报都是脆弱的，至少在纽约是这样认为的。经过多年的思考，《纽约时报》现在有了信心和电子装备来大规模地入侵加利福尼亚的新闻界了。它的主要武器是高速的传送机，能够以每分钟1000个词的速度把已经在纽约编好的报道传送到洛杉矶的新闻编辑室。在洛杉矶，《纽约时报》有一个由90人——管理者和技术人员、广告和发行人员——组成的团队，会把报纸印出来，分发到整个西海岸。在几个月内，西部版会为《纽约时报》吸引十万个新读者，或者说这是《纽约时报》48岁的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所希望的。

这将是德赖富斯自1961年春天继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以来着手的第一项重大的事业。德赖富斯不是一个充满活力的管理者。他耐心而保守，是一个宽肩膀、多少有些粗壮的人，有着非常和善的面孔和浓密的眉毛。在1941年7月与玛丽安·苏兹贝格结婚后，他曾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到犹豫。他在华尔街干得很好，在纽约证券交易所有一席之地。除了高贵和飞黄腾达的感觉，任何通过同《纽约时报》家族联姻参与《纽约时报》的人都时不时会感到受限，觉得自己失去了男子气概——这是奥克斯之家女婿的综合征。和奥克斯的这一后代结婚不会是轻松的，他的这些外孙曾在希兰代尔玩耍，受到奥克斯的溺爱，在他的宠爱之下生而为富人。德赖富斯想娶玛丽安·苏兹贝格，但他不敢保证他是否想要这种婚姻带来的一切——对《纽约时报》的义务，她母亲伊菲吉妮·苏兹贝格谨慎冷静的眼光，以及那一大群姻亲，大家族中的保姆和时刻观察他人意愿的目光。

德赖富斯对《纽约时报》的抵制达六个月。直到他结了婚并且在《纽约时报》干了差不多八年，他才最终决定卖掉他在交易所的席位。到那时，他已是苏兹贝格的助手了，自觉或不自觉地仿效了苏兹贝格的风格——更确切地说，他们在风格上是天生相似的。他们都是可靠的人，非常坚定，都是从事纺织品行业的事业兴旺的德国犹太人家庭在纽约培养的家教严格的儿子；他们都是从霍勒斯·曼学校进了常春藤大学，在大学里都是好学生和优秀的游泳选手，着装有品位，举止文雅。在德赖富斯加入《纽约时报》后，显然他很容易跟苏兹贝格合得来。德赖富斯是英俊的（苏兹贝格几乎不能容忍一个女婿不英俊——特别是想娶他最漂亮的女儿玛丽安的女婿），德赖富斯既不粗鲁、放肆，也不傲慢。有一次，有人要他列举几个决定他事业的因素，德赖富斯写道：“娶《纽约时报》业主的女儿。”苏兹贝格喜欢他；像苏兹贝格一样，德赖富斯致力于扩大奥克斯的报纸，同时又不歪曲它的本质。像苏兹贝格在1949年靠出版一个欧洲版把《纽约时报》的声音扩展到了大西洋彼岸一样，现在德赖富斯也希望把它向西扩张到太平洋。1962年之前进行的调查和检验都是令人鼓舞的，德赖富斯乐观地认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会成为一个至高无上的成就。他把它叫作“往西去啊”计划。

在实施西部版计划期间，德赖富斯在14层的首席执行官是艾默里·豪·布拉德福徳，《纽约时报》的副总裁和总经理。布拉德福德于1947年加入报社，当了苏兹贝格的助手。他是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介绍给业主的，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从布拉德福德的姻亲罗斯柴尔德家族那里了解到布拉德福德的资历的。布拉德福德是个高个子，有金黄色的波浪式的头发，有一种自信的气质，这种气质能触犯一些人，但也能给另一些人留下深刻印象。就像苏兹贝格家一开始那样，德赖富斯也对布拉德福德有好印象。关于布拉德福德没有什么可犹豫的，他看起来在每一种事情上都很擅长。在加入《纽约时报》之前，他在纽约同戴维斯、波尔克、沃德韦尔、森德兰和金德尔一起经营律师事务所。他1943年作为二等兵参军入伍，后来当上了军事情报部门的上尉，退伍后不久进入华盛顿的国务院工作。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和安多弗的菲利普斯学院的毕业生，他在《纽约时报》社里晋升迅速：1954年是公司的秘书，1955年是董事会的成员，1957年是经营经理，1960年是总经理。他还是《纽约时报》等级制度中的一个新教徒，在犹太人管理者觉得根本不受欢迎的那些社交小圈子里，他能很好地代表报社。

尽管他在《纽约时报》里的工作处在公司的最高层次上，但他偶尔也到三层进出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他似乎个子太高，头几乎要擦着门框了，但他从来没撞到门框上，也没有像有些高个子那样下垂身子。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进出的动作总是完美的，他直挺挺地走路，抽着他的烟斗，穿着一件暗色细条子花纹的套装，非常显眼。一天一个年轻人以类似的走路方式进入了新闻编辑部：这就是布拉德福德的儿子，一个个子很高的乔特中学学生。他来到西奥多·伯恩斯坦的办公室抱怨《纽约时报》上的一篇报道。报社的一个体育记者在写的一篇特写报道中以一种多少有点居高临下的态度提到乔特中学，这位年轻的布拉德福德想知道为什么以这样的方式来描述乔特中学。伯恩斯坦不能做任何解释，便用城市版编辑桌上的麦克风召唤那位体育记者。过了一会儿，那位体育记者出现了，这个单薄的十几岁的孩子，穿着一件花呢夹克向前走了一步，在进行介绍之后，年轻的布拉德福德提出了他的问题。这位体育记者迅速回答说，根本没有打算对乔特中学不尊敬，于是沉默下来。伯恩斯坦放心地对布拉德福德笑了笑，然后向这位体育记者表示感谢，体育记者转身回到自己的座位上了。年轻的布拉德福德的提问权利已经被视为理所当然。

在《纽约时报》的这些日子里，任何人都不想和姓布拉德福德的人发生冲突，包括特纳·卡特利奇。一天卡特利奇听了一个助理编辑对西部版应该有多少新闻预算的估价，卡特利奇陪这位编辑上楼去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想让他批准这个数字。这位编辑似乎对向布拉德福德讲起这些数字感到为难，但卡特利奇说：“瞧，如果你认为这是我们绝对需要的，那么我们就上楼，去争取。”然而，布拉德福德在研究了这个预算单之后，摇摇头说，它还能够减少2.5万美元。卡特利奇说，他看过这些数字，检查过它们，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

布拉德福德突然发了火。

“我很忙，”他厉声说，之后不再进一步讨论这件事。

卡特利奇转身离开了布拉德福德的办公室。

“好吧，”这位编辑在走廊上和卡特利奇说，“我现在应该做什么呢？”

卡特利奇脸色因气愤和耻辱而发青，他盯着这位编辑说：“按他说的做！”

德赖富斯直接派来监督西部版的代表不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而是14层的另一个级别稍低的管理者，他的名字是安德鲁·费希尔。费希尔不像布拉德福德，在三层没有什么名气——既不好，也不坏。实际上不是所有人，只是一些人知道他，那些为数不多的知道他的人说，他实际上是难以把握的。这并没有嘲笑的意思——他们真的不能理解他。以前从不知道报社哪个管理者像安德鲁·费希尔，因而缺乏比较的标准，他们不得不注意费希尔明显的兴趣。他对计算机的入迷，使得同事们用模糊的科学术语来理解他。他们暗示，他是一个未来主义的人物，是一类空间时代的管理者的先驱，他也许有一天会把时报大楼改变成一个14层的机器人。然而，在这种玩笑中，《纽约时报》较老的人对报纸现在的趋势有一种严肃的越来越强烈的关心：报纸正趋向于提高无人工作的效率；依赖成本昂贵的计算机而不是有经验的政治记者来进行选举之夜的预言；电子印刷机将在西部版上使用。不管合适不合适，安德鲁·费希尔多少作为所有这一切的一个象征而出现了。尽管他已经在《纽约时报》15年了，但他们对他所知甚少。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远离新闻编辑部的地带工作的。他毕业于哈佛大学商学院和阿默斯特大学，在军队里从二等兵当到了上尉。1947年他27岁时开始在《纽约时报》的经营部工作，在朱利叶斯·奥克斯·阿德勒的手下。他研究过现代技术中的劳工问题和遥远未来的公司方案。在20世纪50年代，费希尔把相当多的时间用在了报社在曼哈顿西边林肯中心后边新建的工厂——在这个工厂里要处理一些印刷工作，但主要是为21世纪的《纽约时报》摩天大楼总部打下基础。如果真像辖区神职人员和社会改革家早就预言的那样，时报大楼现在所在的第四十二街地区迟早要成为一片废墟。

1960年，安德鲁·费希尔成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助手。自阿德勒将军1955年去世以来，布拉德福德在14层越来越有权力了。费希尔和布拉德福德尽管不相似，但能相容。布拉德福德是一个情绪化的、做事决断的人，而费希尔是一个平静而具有控制力的人，但他也是友好的和容易接近的。他具有全美国都熟悉的一个保养很好的宇航员的样子——一个虽瘦但强壮的脸，蓝色的眼睛，整齐梳理的灰发，在笑时会露出一排整齐的白牙。安德鲁·费希尔是里士满本地人，一位弗吉尼亚妇女的独子。这位妇女对她的祖先和乔治·华盛顿间的联系颇为自豪。费希尔的语言充满了新技术术语——他说过“做事情的最佳方式”和某些人“可怕的指数”，他表现出对报纸的“新闻界替代纲领”和它的“信息检索”、“定价哲学”的热情。尽管《纽约时报》的一些传统主义者把费希尔看作是一种去人性化过程的一部分，但费希尔却自认是《纽约时报》传统的保护人：如果奥克斯的基本原理要贯彻到21世纪的话，《纽约时报》就必须跟上变化着的世界的脚步，必须调整和扩张——在说到这种扩张时，费希尔谈到了“卫星工厂”。

安德鲁·费希尔通过电子眼和无线电路来发射新闻的设想，准备在1962年底在加利福尼亚的海岸实施，即“往西去啊”计划。这意味着金钱上的巨大投资和名声上的风险，但德赖富斯、布拉德福德和苏兹贝格夫妇批准了这个计划，这就行了。

至于1962年的特纳·卡特利奇，则在极力维护现状。尽管他不时发现奥维尔·德赖富斯相当冷淡，但他和这位新业主相处得很好。卡特利奇意识到，当德赖富斯有重要事情要讨论时，经常请教赖斯顿。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把赖斯顿当作家庭的一员，一个想象中的女婿，德赖富斯会尽可能地让赖斯顿高兴。当很有才能的拉萨尔·巴克尔开始厌倦报道，严肃考虑退出《纽约时报》去《巴尔的摩太阳报》当专栏作家时，赖斯顿予以了回绝。他和德赖富斯交换了意见，德赖富斯邀请巴克尔来纽约，开始为他提供一系列重要的海外采访任务。他先后为巴克尔提供了印度和罗马分社的职位，巴克尔无动于衷。当提到伦敦分社时，巴克尔有了兴趣，但克利夫顿·丹尼尔告诉德赖富斯，伦敦分社已经许诺给了当时正在波恩的悉尼·格鲁森。最终，德赖富斯提出了在《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为巴克尔增设一个专栏的建议，但约翰·奥凯斯不想要这个栏目。德赖富斯迫使奥凯斯给巴克尔一个当专栏作家的机会，占据了半个世纪以来为“时报话题”保留的版面。奥凯斯勉强同意了，拉萨尔·巴克尔的专栏在1962年开办，叫作“观察家”。然而，当它第一次出现时，巴克尔的署名并没有放在上端。相反，奥凯斯把巴克尔的名字用小号字放在了底部。如果巴克尔失败的话，或者如果奥凯斯想用各种各样的撰稿人替换他的话，把他的名字抹去也可能不引起人们怀疑。但在巴克尔出了几个月的高质量的文章和讽刺作品之后，奥凯斯最终对他作为专栏作家给予了充分认可，并且把他的名字放到了上面。

不像赖斯顿，卡特利奇不能或者说不会亲自介入个别职员的个别事情。赖斯顿能够在他华盛顿的较小的队伍里当家长、当个人主义的英雄，但卡特利奇的问题太庞大，他手下的人太多，除非这个人是卡特利奇极力管理的更大计划的一部分，否则他是不会插手的。卡特利奇仍然在努力把权力集中到纽约，在1962年底他发布了一个公告，打算剥夺《纽约时报》海外分社最后的前哨基地。他决定让已经在欧洲的首都各据一方的三个分社社长轮换调防：把德鲁·米德尔顿从伦敦调到巴黎，把罗伯特·多蒂从巴黎调到罗马，把悉尼·格鲁森从波恩调到伦敦。

德鲁·米德尔顿对于这个公告很不满。他已经当了九年的伦敦分社社长了。他是一个亲英派，一个俱乐部会员，在报纸的圈子里他以“德鲁爵士”而知名。他曾在俄国、德国和其他地方工作过，但伦敦是他的精神家园。他是在1939年作为一名美国年轻记者到伦敦的，是一个为美联社工作的25岁的体育记者。他像赖斯顿一样，从采访体育界的英雄史诗转向采访战争中的英雄史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米德尔顿的前线报道不仅赢得了新闻奖励，而且也赢得了英国政府的一枚勋章。部分由于他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友谊，苏兹贝格喜爱的城市也是伦敦，米德尔顿在1953年设法回到伦敦当了主任，挤掉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丹尼尔也想去伦敦，却被派到了波恩。现在米德尔顿又被命令去巴黎，对大多数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愉快的差使，但米德尔顿既不精通法语，也不喜欢法国人。不过他会去的，只是不会高兴。

罗伯特·C.多蒂在巴黎待了五年后被调到罗马，但他不同意。他和纽约之间很快通了一系列的热线电话，这已经成了新闻编辑部的话题。多蒂是一个优秀的记者，文章写得漂亮，也满足于留下来永远当记者，拒绝去罗马取代日渐衰老的67岁的阿诺尔多·科特西“公爵”。科特西尽管不情愿，也是要退休的。多蒂的理由很私人。他自1950年以来一直在《纽约时报》工作，在接手巴黎的分社之前，他在北非、中东和法国当记者，自愿地而且不知疲倦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德黑兰、叙利亚和利比亚和索马里兰之间追踪报道。卡特利奇现在可以因为多蒂拒绝去罗马而解雇他，他想不通竟有人拒绝去罗马，要不他就要让多蒂在《纽约时报》的生活成了不幸。但不管卡特利奇做什么，显然在这个时候他不打算把多蒂赶到罗马。所以卡特利奇给他回电话，安排他回纽约总部，派米尔顿·布拉克去罗马替换科特西。

这次分社社长轮换中涉及的第三个人是悉尼·格鲁森，他很高兴去伦敦，为此卡特利奇很感激。这个差使让格鲁森又回到了他像他的许多同事那样刚当记者时去过的城市。他第一次去伦敦是在1943年，是为加拿大新闻社工作。他是一个在都柏林出生的活跃的年轻记者，一天晚上在一次聚会上同一个上司打起来，导致他第二天辞去了加拿大新闻社的工作。于是格鲁森去找他在《纽约时报》的朋友克利夫顿·丹尼尔。他是在丹尼尔为美联社工作时认识他的——美联社在伦敦的分社当时和加拿大新闻社的分社同在路透社大楼的同一层。丹尼尔对《纽约时报》的分社社长谈了格鲁森的情况，1944年6月格鲁森加入了《纽约时报》的伦敦分社，一周挣75美元。

现在是1962年，他挣的钱已经是这个数额的五倍，并且知道自己还会挣得更多，所以格鲁森期待着去伦敦，这个城市比起过去的四年他所在的波恩更适合他精致的口味。格鲁森不仅喜欢采访这个世界，而且还喜欢在这个世界生活、享受，只要有可能就在时髦的地方和时髦的人沉溺于奢侈。但这种明显轻薄的态度和他在墨西哥养了赛马的传闻、他对美酒的爱好、他对那位打听他秘密野心的女士的回答（“我喜欢成为完美的周末客人”），掩盖了这样一个事实：他除了是第一流的记者，还有另一个野心。1962年格鲁森非常想成为一个美国公民。弗朗西斯·沃尔特和肯尼思·基廷已经分别在众议院和参议院提出了一项特别提案，审理格鲁森的居住权请求。如果这个提案被通过，格鲁森马上就能作为一个美国公民宣誓效忠。但这个提案正受到阻碍。他不知道谁在阻碍它，但他有一些怀疑——这是他藏在心里的想法，因为把它们表达出来会使他被指责为有偏执狂般的高傲。但他有时真的相信，这个提案受到阻碍是出于肯尼迪总统本人的命令。

只有对那些低估了肯尼迪对新闻界的兴趣的人来说，这看起来才是荒谬的。肯尼迪有时会用相当长的时间来表明他对某些批判性的记者所感到的不愉快。1962年可以有很好的理由认为，肯尼迪总统对格鲁森发自波恩的报道是不满的。1961年春天，格鲁森把新政府对德国的政策描述为缺乏策略的，认为这一政策是企图让美国不要太依赖于康拉德·阿登纳总理和德国人，并且说如果这一政策成功实行的话，会在德国引起严重的反应。肯尼迪被激怒了，对华盛顿的另一个记者抱怨说，他不能“理解一个犹太人竟为德国人说话”。格鲁森的其他报道也使总统感到窘迫。当罗伯特·F.肯尼迪访问巴黎，被介绍给《纽约时报》的罗伯特·多蒂时，有人旁听到肯尼迪评论道：“我希望他不要像那个杂种格鲁森。”

所以，当白宫新闻秘书皮埃尔·塞林杰在波恩时，格鲁森和其他美国记者被美国大使馆官员邀请参加塞林杰的酒会，但格鲁森拒绝了，向邀请的主人显示出他对肯尼迪扣压他的公民权的怀疑——他承认自己是半信半疑的，然而又确信肯尼迪这号人能干出这种事情。

在塞林杰到达的那天晚上，格鲁森在家里接到了大使馆一个朋友打来的电话，说塞林杰想去格鲁森家，讨论一下这件事情；塞林杰的确这样做了。塞林杰嘲笑了格鲁森认为总统会做拖延这个提案通过的事情的想法，但他承诺第二天和总统通电话时说说这件事情。根据格鲁森后来从大使馆的朋友们那里听说的情况，塞林杰努力这样做了，很快这件事情在华盛顿引起了肯尼迪助手的密切关注。他们发现，使这个提案遇到障碍的不是白宫能影响的人，而可能是詹姆斯·O.伊斯特兰参议员手下的势力。这个密西西比人在1955年和1956年专门委员会调查共产主义和新闻界期间就显示出了对《纽约时报》的兴趣。把伊斯特兰在50年代同《纽约时报》的世仇同1962年伊斯特兰和格鲁森的关系联系起来，纯属猜测，不能证明伊斯特兰对拖延格鲁森的提案有哪怕一丝一毫的兴趣——他甚至不知道格鲁森是谁。但无论如何，格鲁森的提案很快松动了。1962年9月，它在两院很快通过了，悉尼·格鲁森成了一名美国公民。

13

哦——

你——

可以——

倾斜报道，

扭曲我们的观点，

歪曲事实，

把我们都解雇——

但是——

如果——

你——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一部分。]，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高高地站在乔治城，

你——

就——

没错！

艾伦·德鲁里有关华盛顿媒体的小说《荣誉的能力》（Capable of Honor）中有一篇滑稽短文，描述了在一年一度的“烤架俱乐部”过程中，愉快而讽刺地提醒了他们自己应该“高高地站在乔治城”的任务——也就是与政府机关合作，不去捣乱，以一种在首都上流社会能够得到社会认可的方式来报道新闻……要“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一位记者这样说道，以此来解释他称赞罗伯特·肯尼迪，诽谤尼克松，将史蒂文森神圣化，谴责戈德华特的原因……“最好要小心，”另一位记者提醒一位同事，他最近的写作不符合推进自由主义的纲领，“要不然你就不能高高地站在乔治城了！”

艾伦·德鲁里把华盛顿描绘成一个妥协的和任人唯亲的城市，这种描绘是从1959年他的畅销书《建议与采纳》（Advise and Consent）的出版开始的，同报纸上每天展示的华盛顿很少有相似之处。但正如《纽约时报》对《建议与采纳》所做的评论一样：“它包括的真理足以使华盛顿的一些新闻界人士局促不安。”该书称华盛顿新闻界的成员，主要由自由民主党人构成——德鲁里立场更保守——为了讨好自由派政治家的观点而倾向性地编辑新闻。在他的第三部小说《荣誉的能力》中，德鲁里阐释了偏私这一主题，详细叙述一代年轻记者如何从全国各地来到华盛顿，“充满了理想主义的想象，抱着坚定的信心，要诚实地无所畏惧地告诉人们美国的真理，不管有利于谁或者妨碍谁”，但“还没等他们认识到真理，他们很快就开始写新闻了，不是为国家，而是为彼此。他们开始报道和解释新闻事件，不是根据他们大多数人在来华盛顿之前通过教诲所了解的严格、诚实的标准，而是要考虑新闻俱乐部略带刻薄又轻松的俏皮话和他们互相调侃的聚会能否接受。”德鲁里的结论是，就像华盛顿的诱惑力腐蚀了一些政治家一样，它肯定也腐蚀了新闻界的一些人，尽管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是有意的和恶意的。

德鲁里在写《建议与采纳》时是《纽约时报》驻华盛顿分社的一员。政治上保守的阿瑟·克罗克喜欢这本书，而有些自由主义的詹姆斯·赖斯顿却不喜欢。赖斯顿认为，德鲁里所描绘的新闻界是不公正的。赖斯顿并没有亲自告诉德鲁里这种看法，而是把它透露给了一本新闻杂志，这使德鲁里有些恼火。对艾伦·德鲁里来说，像他小说里的新闻界人士一样，也想得到他的同事特别是像赖斯顿这样杰出人物的赞赏。他没有从赖斯顿那里得到赞赏，因而感到失望和沮丧。每天早晨赖斯顿都带着微笑和对每个人的问候走进办公室，但对德鲁里却只字不提这部关于华盛顿的小说，要知道这本书正在成为热门畅销书。德鲁里是一个高个子、黑头发的单身汉，有点羞涩和冷漠。在加入《纽约时报》前他曾是华盛顿《夜星报》（Evening Star）的政治记者。他实际上是赖斯顿于1953年成为分社社长后雇用的第一个记者。赖斯顿指派德鲁里采访国会山，特别是参议院，但在随后几年里德鲁里感觉到了这种报道的限制和局限性。对参议院的采访没有为他的创造才能提供什么出路，纽约的编辑们总是想消除他报道中显露出的风格。

虽然卡特利奇和纽约的其他高级编辑号召要更明快地写作，但实际上当他们得到时却经常不想要它；或者说当他们得到时，他们不知道如何把它登上报纸。决定权在编辑手里。是他们最终决定什么是明快的，什么不是明快的，什么东西适合发表。众所周知，由于大多数文字编辑都缺乏幽默感——他们吃力不讨好的工作无法为他们培养幽默感，即便他们有，也被这工作磨没了——如果记者想使自己关于参议院会议的报道有一种明快感，就会在编辑们那里遇到很大困难，即使参议院发生的事情已经证明明快地去描述是有道理的。《纽约时报》对参议院的报道一向都是乏味而拘束的。好像不管卡特利奇怎样宣告，《纽约时报》实际上想要的是参议院和其他官方政府机构的乏味。《纽约时报》对官方的东西充满了敬畏。准确报道政府大量的令人厌倦的活动，要比准确而有意思的论述更容易，更安全。所以，在《纽约时报》上参议院是一个顽石，是一潭统计数字和死水，而不是一个充满生气的人类习惯与幻想、驱动力和野心的集合，不会以某种方式来回应国家的振动。议员们自身，以及华盛顿的行家们，并没有对《纽约时报》的报道感到反感，因为他们是为数不多的可以从字里行间之中填补空白的人；但是一般的读者几乎永远都不会得到一幅完整而具有深度的画面。因此公众在到参议院采访之前对它实际上是什么样子很少有什么想法，于是他们经常对它显示出来的活力感到惊奇。但在《纽约时报》上，如果有对参议院内部、情绪、气氛的一两段描述性的话，通常也都被埋在报道的底部，并且安排在内页。读者不得不浏览上千个词才能见到很少几行生动的展示。《纽约时报》关于美国生活的非官方方面——商业、工业、时尚、体育、艺术——的报道却不是这样的，《纽约时报》对于这些事情是能生动表达的、清晰的和批判的。对《纽约时报》人来说，似乎诚实而坦率地写写阿瑟·米勒要比写写韦恩·莫尔斯更容易得多。

当然，如果编辑是对可读性的真正的压制者，像艾伦·德鲁里这样的记者就总要同文字编辑进行更艰难的斗争了。的确，《纽约时报》的一些记者不断地同编辑们斗争，对每一处改动提出挑战，但在华盛顿不像在纽约那样容易做到。纽约的一个在新闻编辑部里夜间工作的记者可以早早看到他的报道的长条校样，可以知道找事的文字编辑的名字，在第一版付印之前可以在新闻编辑部的一个角落里同他争论，可能会说服这个文字编辑在第二版时恢复他的原话。但华盛顿的记者在第二天早晨之前是看不到报纸的。他提出的任何抱怨都为时已晚，而且必须通过正式的渠道，这样就不得不通过赖斯顿。赖斯顿可以拖延一段时间再传达给德赖富斯或卡特利奇，然后再通过丹尼尔或伯恩斯坦透露给国内新闻主任、国内新闻主任助理、国内文字编辑组组长，最后才到文字编辑那里。除非编辑歪曲了事实或报道的意思，否则斥责文字编辑胡乱摆弄记者的散文风格，是不明智的。毕竟《纽约时报》不是作者的殖民地，同文字编辑对抗会扰乱他们的信心和干劲，会最终导致他们放任自流或者害怕进行修改，这最终又会使得不认真的或没有品位的报道出现在《纽约时报》上。文字编辑是纪律的实施者，是奥克斯的信徒。他们捍卫着传统，他们不应遭到削弱。既然“明快的”作品要服从文字编辑对什么是“明快”的定义，记者所能做的，只是在他的报道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去读它算了，有些记者就是这样做的；或者他可以不断地同编辑组斗争，有些记者是这样做的；或者他们能做艾伦·德鲁里做的事情，给《纽约时报》它想要的东西，保留精力和才能为外面写作。

每一天德鲁里都会采访参议院，如果不算有激情的话，也算是准确地写作，通过分社把他的报道发送到纽约后，德鲁里便迅速离开办公室，去写一部描述参议院、总统、华盛顿的新闻界和社会的小说，表达一种在《纽约时报》上从没有以他的名义发表的见解。在《建议与采纳》完稿送出版社后不久，它被《读者文摘》摘录，后来又是每月书讯俱乐部选择的书。阿瑟·克罗克、拉萨尔·巴克尔和华盛顿《夜星报》的玛丽·麦格罗里为这本书写了赞赏性的推荐，德鲁里在城里到处都得到祝贺和议论——但赖斯顿却不置一词。德鲁里知道赖斯顿对小说几乎没有什么兴趣，主要是读那些对他作为一个记者有用的非虚构著作。“19世纪是小说家的时代，20世纪是记者的时代”，是赖斯顿通常对小说的评价。然而赖斯顿是一个消息灵通的人，德鲁里不相信赖斯顿没有听说过《建议与采纳》。最终，德鲁里无法忍受下去了，终于要求得到赖斯顿的承认。一天他来找赖斯顿的秘书，说几乎所有人都知道这本书，唯独斯科蒂·赖斯顿不知道。

第二天，赖斯顿经过德鲁里的桌旁，说了两句简短的但令人愉快的话，向德鲁里表示了祝贺。他说，他没有想到德鲁里一直在进行这个计划。德鲁里提醒他，自己两年前就提到过这件事，当时他已经开始严肃地写作。赖斯顿回答说：“我没有想到这就是你的意思。”并且说他认为整个事情都挺好，然后笑了起来。赖斯顿说完后，以那种无法模仿的光彩照人的神气走了。

德鲁里注视着他，想起了自己当时对赖斯顿的印象，几年后本质上仍然是一样的：这个卓越的记者和优秀的作家，也是一个高傲的人，以自我为中心的，不会故意冷酷，但却是有强烈竞争心的人，即使在他无可争议地身居高位时。德鲁里承认，他为人很善良，但通常却像是大领主。赖斯顿的自我和竞争精神很强烈，以致他根本不能接受来自一个下级的竞争，特别是当这个下级不仅敢于挑战权威，而且居然取得成功之时。

德鲁里的《建议与采纳》获得了普利策奖，成了名列榜首的畅销书。此后不久，1959年，德鲁里退出了《纽约时报》。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他最好的文章，是为社里的内刊《时报闲谈》写的一篇文章。在这篇文章中他表明，尽管他取得了成功，但编辑和高层管理者却仍然不为所动。他写道：“它使得你卑躬屈膝，”并且说，“我在编辑部门的朋友一如既往地仍然是陈旧的、可爱的、笨拙的、不可忍受的职业刺客。”他说，他的书最令人满意的结果是，他受到了全国新闻俱乐部里的记者同行发出的讲演邀请，他到场时，全体人员起立热烈鼓掌欢迎。后来，女记者俱乐部在斯塔特勒宾馆的年度大会之夜，正当德鲁里站在那里跟内务部长斯图尔特·尤德尔夫妇说话时，赖斯顿和他的妻子萨莉过来了，尤德尔喊了起来：“你的人在这儿呢！”

赖斯顿对德鲁里笑了笑说：“我现在是他的人。”

德鲁里想，所以我们彼此不喜欢，但现在他非常高兴。

德鲁里的华盛顿不是赖斯顿的华盛顿，也不是李普曼、布赫瓦尔德或戈尔·维达尔的华盛顿——但德鲁里虚构世界里的政治家们的脆弱，华盛顿新闻界的党派斗争、自我保护和自我夸大，构成了首都的场景。在纽约，一些《纽约时报》人认为这是非常现实主义的。不是说纽约的编辑们愿意在《纽约时报》上描绘华盛顿的不敢恭维的画面，而是说，对于这个城市，他们有兴趣看到这种比他们自己的感觉更尖锐、更深刻的感觉。通常他们怀疑，他们得不到这种感觉的一个原因是，华盛顿分社过分保护它的消息来源。这种抱怨在有了时报大楼时就有了，但却是在1916年才第一次正式表达出来。当时纽约的一个编辑代表其他编辑的意见，给奥克斯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指责克罗克的前任理查德·库拉汉正被伍德罗·威尔逊政府利用，并且定期写政府宣传文章。编辑们于是建议库拉汉每周到纽约来一趟，这样他就可以和编辑们一起吃饭，领悟一下他们的智慧。但奥克斯当时并不把亲威尔逊的政策视为一种缺点，特别是由于不久前《纽约时报》被指责为亲德国，于是拒绝干预库拉汉的事情，这种态度一直奉行到库拉汉去世。后来克罗克从纽约被派到了华盛顿。随着这个问题得到了解决，另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这就是克罗克本人的问题。在1962年，克罗克的接班人赖斯顿，当了近十年的分社社长，开始感觉到来自纽约的由来已久的压力正在复活，其中许多压力出自一个刚刚被任命管理国内新闻组的主任——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国内新闻主任不仅处理华盛顿送来的报道，也处理《纽约时报》在全国的其他分社——费城和波士顿、芝加哥和底特律、堪萨斯城和休斯顿——送来的报道，南方腹地采访民权运动的报道，西海岸——洛杉矶的格拉德温·希尔和旧金山的劳伦斯·戴维斯——的报道。索尔兹伯里是卡特利奇任命的，得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支持，主持国内的采访工作。索尔兹伯里对如何完成这一目标有非常明确的观念，并不留意他在这一过程中是否得民心。索尔兹伯里不是一个办公室政治家。他说话尖锐又直率。他是一个长着长腿的高个子，有着一个瘦削的猫一样的脸，敏锐的眼睛，留着小八字须，这似乎对他多少是有用的。他具有一种幽默感，但很巧妙，巧妙到了很少被人察觉的程度，这并没有使他烦恼。他首要的兴趣是改进国内组的报道。他想要更多的想象力，他想要他的记者更多地流动并且更有干劲，有更多在飞机上工作的记者，更少等待事件在他们的后院里发生。如果他的地区记者没有按他的愿望去做，他就会从纽约借来心情迫切的年轻记者去侵犯他们的地盘。索尔兹伯里最近作为一个导师和记者在全国做了几十次旅行，他知道哪里有什么新闻，什么新的潮流和反应在改变着美国，他想让他的记者充分报道这些东西，把它们写得漂亮些。为了保证这种写作不被文字编辑排斥，索尔兹伯里就盯着他们，在必要时否决他们的意见，他不关心这些编辑中的煽动家——西奥多·伯恩斯坦是不是有情绪。

索尔兹伯里对华盛顿也有明确的感觉。他曾在那里为合众社工作过，在1955年和1956年也曾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工作过，采访国务院。赖斯顿曾建议他留在华盛顿，但索尔兹伯里非常自主，不感兴趣。他认为，赖斯顿和他很快就会不和，所以在完成了他在华盛顿的夏季之行后他回到了纽约，开始执行特殊任务。卡特利奇曾为他提供了教育编辑的职位，索尔兹伯里认为太受限制了。1962年卡特利奇为他提供国内新闻部主任职位时，他接受了。

不久赖斯顿的人就感觉到了索尔兹伯里的出现，并且表示不满。他们不习惯这种书报审查，于是就向赖斯顿抱怨，赖斯顿进行了调解。但索尔兹伯里并不泄气。每隔几天，他会就某个新的政府计划或阴谋不停地给分社发更多的备忘录、打电话、做指示，如果分社没有拿出他认为应该有的报道，他便不满意。这多少意味着，他们没有足够的人进行检查，或者他们全盘接受了他人采访时的回答，或者还应该有比这“更多的东西”。分社的一些成员对索尔兹伯里的怀疑倾向感到惊讶，他们把这归咎于他在斯大林时代的苏联待了几年。分社的其他人怨恨索尔兹伯里把他们同《先驱论坛报》《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在华盛顿的某些记者进行不利的比较。他们说，他喜欢的《先驱论坛报》上的生动的报道，仅仅意味着一家垂死的报纸为了引人注意而做的最后挣扎。他们惊奇，他居然决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1962年4月在政府同钢铁工业对立期间时，肯尼迪总统不文明的评论。赖斯顿的副手华莱士·卡罗尔，在他的报道中写道，肯尼迪总统对钢铁业人士全面提高价格的决定很气愤，对他们颇有微词。但卡罗尔没有直接引用后来在他的报道中出现的肯尼迪的原话（“我的父亲一直对我说，所有商人都是狗娘养的，但我今天才相信这一点！”）；正是索尔兹伯里感觉出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他从他信任的线人那里得到了这个消息。于是索尔兹伯里给卡罗尔打电话，要求他写上一段把这句话包括在内的插入语。卡罗尔表示反对，说他没有听到总统使用这样的语言。索尔兹伯里坚持自己的意见，卡罗尔反驳说：“见鬼去吧，你自己写吧！”

假如赖斯顿此时不是忙于写作他的专栏和管理他的分社，靠威克和巴克尔、马克斯·弗朗克和安东尼·刘易斯这样的年轻人来巩固他的未来的话，假如赖斯顿的时间和兴趣不是放在关注全国、世界以及他自己的家庭——他总是看不够他的三个儿子——的话，赖斯顿就能全力以赴地同纽约的编辑们斗争。然而，赖斯顿有比这更大的抱负。索尔兹伯里的入侵是令人讨厌的，但赖斯顿承认索尔兹伯里是一个优秀的报人，即使他的方式经常是错的，但他的本能却经常是对的。如果事情到了不可容忍的地步，赖斯顿总能直接去找业主。实际上德赖富斯最近已经研究了在将来某一天让赖斯顿来纽约当《纽约时报》“编辑主任”的可能性，尽管这个头衔现在还不存在，但根据德赖富斯模糊的说法，它似乎会使赖斯顿拥有比主编更大的权力。然而，赖斯顿表明，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想放弃他的专栏。因为专栏既是赖斯顿的兴趣所在，也是他在这个组织里的特殊的权力基础。由于这个专栏，以及他用这个专栏做的事情，赖斯顿成了一个全国性的人物，总统们的心腹。如果他离开《纽约时报》的话，其他报社社长只要可能也会雇用他的。如果他放弃了专栏，他就在世界的领袖那里没有什么分量了，很快他在报社的地位就会不如以前了——他会更多地依赖于他在《纽约时报》的头衔，更少地靠自己的名气，这样也就没有什么优势了。

只要他有自己的专栏，有华莱士·卡罗尔这样有用的下属来减轻他的许多行政负担，赖斯顿就乐意对纽约（永垂不朽的阿瑟·克罗克还在幕后小声抱怨，他是分社社长的时候，从来没听过纽约的话）采取一种逆来顺受的态度。赖斯顿现在已接近55岁了，有书要写，有儿子要考虑，没有时间和编辑同事争吵。他已经达到了他的目标，更重要的是，他是一个幸福的人。

苏兹贝格一家自豪地把赖斯顿叫作自己人。更让他自豪的是，1962年12月，在纽约报纸罢工期间，赖斯顿在电视上朗读了他的星期天专栏，同几百万人交流他对《纽约时报》的感情，他痛心于《纽约时报》正在遭到罢工的打击。

阅读《纽约时报》是一项人生事业，就像养育一个家庭——同样非常困难。但是我已经开始习惯它的独特方式，不能打破这种习惯。它是一项社区服务，就像疏通管道一样。

这是一个和平的季节，而不知怎么的——我不知道为什么——和平似乎在《纽约时报》上有着更好的机会。每个人似乎都在向我们呐喊着，给人类六个星期的时间让他们脱离困境。但是《纽约时报》一直在说着在16世纪，人类也面临着困境……

没有了报纸，生活的进程就会被改变。在办公室度过一个长长的、多嘴的一天，对人类感到很厌倦之后，劳累的人不能躲到Y.A.蒂特尔的生平，或者哈罗德·麦克米伦的政治风险中，而必须继续与陌生人交谈，一直到西港。

这对于公众来说就够糟糕了，但对一名记者来说更是如此。我25年间每天早晨都有订阅的《纽约时报》被放在门廊上，而现在外面已经很寒冷、孤独了。此外，如果我不能读到自己写的东西，我怎么会知道自己的所思所想呢？

这次罢工从1962年12月8日开始，持续了114天。它不仅影响了《纽约时报》，而且也影响了《每日新闻》《美国日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还影响了纽约的其他三家日报和长岛的两家报纸。后者不是遭到了印刷工会的打击，而是这两家报纸拥有者发出了有产者团结的信号，要么中止，要么减少他们报纸的发行量。这次罢工是在圣诞节之前的广告高峰期进行的，使报社老板们损失了几百万美元，从而把一些报纸削弱到了无法恢复的程度。的确，在这次罢工结束后不久，《镜报》停办了；几年之内，《先驱论坛报》《世界电讯和太阳报》及《美国日报》的合并版在又一次罢工后也消失了。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印刷工工会主席伯特伦·A.鲍尔斯曾预言，纽约日报的数量最终会减少到三家，他说对了。只有《纽约时报》和两家通俗小报，即早晨的《新闻报》和晚上的《邮报》，仍在这个城市里存在，而1900年这个城市却有16家日报，1930年也有12家日报。

纽约报纸消失是有多种原因的，雇主的发言人和劳工的发言人有不同的解释。但双方都认为，它是一种决策失误、经营不善、错误估计和互不信任的历史结果。使报社老板苦恼的是报纸生产成本的加大，工人提出了更高的工资要求，电视侵入来争夺广告收入。他们手忙脚乱地进行试验来追赶经济的潮流和变化着的社会，却经常走错了棋，误入迷途。工人害怕新的自动化机器，而老板却将其视为生存下去的工具。尽管新技术论者有模糊的许诺和委婉的说法，但工人们知道，自动化会最终破坏他们的手艺和安全，所以他们提出了被老板们认为是更苛刻的交易。但老板有自己的、营利者的想法，他们不是慈善家。老板们居住在第五大道上，或者在其他时髦的社区住。他们还有周末的别墅。尽管他们拥护平等的事业，但他们却把自己的孩子送进私立学校，躲藏在高高的篱笆墙后，有看门人来守卫。报社老板发表了许多关于言论自由的讲演，但他们对采访罢工谈判的记者却“无可奉告”，并且经常用他们的经营会议来阻碍新闻界。在任何经济危机中，持各种意见的报社老板总是和富人站在一起。

工人就不同了。他们是满手油污、不被注意的人，只有当他们犯了错误，漏了一行字，击错了键盘时，他们的工作才会被注意到。他们生活在小平房或公寓里，周围是少数民族的邻居，他们不关心中国或共同市场，只关心正被蚕食的贫民窟、他们小额的投资和相邻的学校。如果他们关心远方的战争的话，那也是因为他们的儿子会第一批应征参战。他们忠诚的不是报纸，而是工会，在工会里他们也有与老板们相类似的基本的裙带关系。除此之外他们就和老板没有什么共同点了。

在这次持久的罢工中，报社老板们可以寻求并且得到总统和国家的支持，因为政治家们总是急于做那些对老板们有利的事情。但工人只能指望他们的工会。1962年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一个叫作伯特伦·A.鲍尔斯的坚定的现实主义者身上。鲍尔斯41岁，是纽约印刷工工会的头子。他是一个高个子，有着一张棱角分明的脸盘和渐渐变白的金黄色的头发，并且是一个思想专注、不会闲聊的人。他只上了两年高中就当了印刷工人，在他看来工会是必不可少的。他认为，如果雇主公平地对待他们的雇员，不剥削他们，就决不会有工会。但慷慨大方不是雇主们的传统美德，鲍尔斯从自己当印刷工的经验中得知，老板很少自愿地做出让步。印刷工甚至像洗手和撒尿这样的事情，也要在契约中规定下来。事实上，1962年和老板谈判的条款之一就是印刷工愿意放弃一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以此换取把他们每周的工作时间从36个小时15分钟减少到35个小时。但老板们想当然地认为，不管在契约上有没有规定，印刷工都会拖延上厕所的时间，并且说每周工作时间的减少会增加生产成本。

鲍尔斯和老板之间还有其他许多不一致的观点。鲍尔斯想为他的印刷工争取更多的钱，多于现在的141美元的工资；他想把不扣工资的病假从一年五天再增加五天；雇主应对工会的资金和福利基金做出更多的贡献；业主应把使用自动装备节省下来的钱拿出一份。鲍尔斯想要的这些东西和其他东西并不总是说得清楚的——他想要老板自己提出来，由工会来决定——他还想要契约中没有说明的东西，这就是身份。他要求的身份严格地说不是一种个人的身份，尽管这是反对他的许多人的要价，而是给他的工会的身份，因为他的工会多年来在老板和其他工会每两年一次的谈判中一直处在后台。其他工会是：1953年发起罢工的照片制版工工会，铸版工工会，新闻工作者工会，投递员工会，电器工、邮件工和大型日报必需的其他工人的工会。印刷工工会一直是和其他工会混在一起的，特别是和纽约报纸联合会混在一起，后者代表记者和文字编辑、职员和送稿生、电梯操作工和清洁女工及自助餐厅厨师，以及和九大行业工会没有密切关系的其他所有人。纽约报纸联合会1951年发起了反对《纽约世界电讯报》的罢工，取得了胜利，因为行业工会支持了它。自那时起联合会在各工会中获得了它以前从未享有的领导地位。每两年，联合会的契约在10月31日终止前，联合会的代表就会和老板们进行协商。他们达成新的协议后，便假定这些协议也会为行业工会所接受，而行业工会的契约基本上是在12月7日终止的。鲍尔斯现在想结束这些假定和程序。

鲍尔斯认为，联合会不能因为它的契约终止日比较早就可以为其他工会来设定标准，他想要所有工会的契约都在同一天终止，也就是说都在联合会的10月31日终止日终止，这样行业工会就能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对付报社老板，因为老板在这个时间最怕罢工。鲍尔斯的工会，是一个多世纪以前建立的，自1883年以来没有号召过罢工，只在1919年发起过一次“自愿休假”，希望获得一周44小时工作制。但这次抗议，是在无视国际印刷业工会的情况下举行的，失败了。在本世纪，更富进攻性的工会取得了重大的收益，而印刷工工会却落后了，靠继续接受一年薪水增加四五块钱，它是永远赶不上其他工会的。这些各种各样的微不足道的好处，对其他工会来说也许是可以接受的，因为他们的基本工资更高一些。

鲍尔斯认为，印刷工还需要的，是对他们自己身份更强烈的意识。一个报纸没有记者和编辑也能生产出来——管理者、办公室和电讯服务能够填补写文章的空白，但一个报纸离开了印刷工却无法生产出来，至少在这个时代还不行。当然，如果自动排字机——像弹钢琴一样对纸带的穿孔条做出反应——被允许扩大使用的话，它们最终会导致印刷工、工会和鲍尔斯本人被消灭。对鲍尔斯来说，而不是对所有报社老板来说，这是一种令人苦恼的想法。

在这次罢工期间，一些冲动恶毒的报社老板开始仇恨鲍尔斯。他们把鲍尔斯看作是对他们在新闻界生存的无情威胁。在纽约的日报中，只有《纽约时报》和《新闻报》继续营利，其他报纸是靠报纸业链条或所有者个人的副业生存的，这些所有者的财富主要来自外部源泉。尽管报社业主联合会向工会保证任何一个正式雇员都不会因自动化而失去工作，但报社老板却想立即开始使用自动化机器把华尔街的所有上市公司和相关的股票走势图排印在金融版上。这些机器会从美联社或合众国际社接收包含这种信息的纸带。但工会出面阻止，坚持要求把使用纸带可能节省下来的一部分钱纳入一项专门基金，用于印刷工的培训，或他们的提前退休金，或其他补偿性的失业福利。老板们表示反对，说其他大城市的报社已经得到工会认可，增加使用了纸带，并没有为印刷工建立专项基金。于是这形成了一种僵局，双方的态度都强硬起来。1962年圣诞节之前的几周，罢工开始了。

印刷工的纠察队在《纽约时报》《新闻报》《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和太阳报》的办公室前走来走去。纽约未进行罢工的报纸——《邮报》《镜报》《先驱论坛报》的所有者停止了报纸的出版，锁上了他们的门。突然间，纽约几百万人的读报习惯改变了。一些纽约人，他们的常规中断了，开始习惯了没有报纸的生活，再不会成为报纸的订户了。他们开始更多地看电视，或者更详细地读新闻杂志或书籍，并且发现，没有了赫斯特集团每天大量令人目眩的标题，《新闻报》上传闻的匪徒枪击，《纽约时报》上威胁性的国际冲突，纽约似乎成了一个更正常的、平静的地方。另一些纽约人，坚持每天的读报习惯，开始阅读《纽约时报》的西部版，这是由他们在加利福尼亚的朋友给他们寄来的，或者他们购买现在摆放在报摊上的外埠报纸——《费城探询报》（Philadelphia Inquirer）、《基督教科学箴言报》（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或者他们读《华尔街日报》、《妇女服饰日报》（Women's Wear Daily），或由一些记者（包括《纽约时报》的记者）生产的薄薄的特殊的罢工版。对《纽约时报》的这些人和其他人来说，这次罢工并没有像1953年的罢工那样引起内部冲突和懊悔。过去的那场罢工是一种新出现的令人不安的体验，它在历史上第一次阻止了《纽约时报》的出版，尽管《纽约时报》的大多数人被迫不去越过纠察线，但他们毕竟还有一种放弃和背叛《纽约时报》的感觉。

然而，现在个人的纽带不那么强有力了。《纽约时报》在最近几年似乎成了更少个性的地方，它越来越大，越来越重要，也就越来越冷漠了。现在《纽约时报》的老人在看到纠察线时心情是平静的。在1962年至1963年的罢工期间，特别是在早期阶段，《纽约时报》的一些年轻人甚至有了一种冒险和自由的感觉：他们的日常生活现在不是直接围着《纽约时报》转了，他们有更多的时间考虑自己，重新评价他们现在的环境，深思未来。他们可以看到，没有《纽约时报》，生活仍然继续，地球照样转。报纸罢工继续，他们获得了自信心和意识；他们悠闲地游览城市的新地区，他们看到了新的人，想到了新思想，感觉到了不作为《纽约时报》人会是什么情况——没有了政治家给予的特权待遇，没有了新闻机构的免费票券，也不能保证一个重要人物会回电话；没有了对这些重要人物的责任感，没有了在写《纽约时报》的报道时所受到的限制，没有了在处理公共事务或私人问题时的个人限制和谨慎的感觉。在罢工期间他们看到了他们生活的两面：一面是更有特权并且多少保持中立；另一面是更少保证但也许更令人满意。他们权衡这两个世界，他们在等待着。他们得到了失业金和工会的好处，他们也可以在电视台、政府、公关公司或杂志社找份临时的工作，收入经常是和他们在《纽约时报》时挣得一样多，甚至更多。《纽约时报》的一个记者，菲利普·本杰明，在罢工期间完成了他的第一本小说——《莫负今宵》（Quick Before It Melts），描绘了他作为《纽约时报》记者曾去采访过的南极洲。这部幽默小说于1963年出版，影视版权卖给好莱坞得了五万美元。

几乎所有罢工者，行业工会会员和新闻工作者，都适应了这次漫长的罢工，没有遇到大的资金困难。普通印刷工，靠工会基金和国家失业保险来支撑，收入比他们工作时大约少20美元。如果说罢工使有些人的财力受到伤害的话，那就是报纸的老板，还有那些生意受报纸影响的局外人，如依赖地方广告的商店老板、百老汇演出的制作商、地产的买卖者、投资人、投机商、广告员。这次罢工对首次亮相的艺术家，对刚刚从业的演员，对找工作的速记员，对丢了宠物或钻石的人，对做讲演的人——尽管对电视采访没有把握的政治演说家一般会在电视上谨慎说话——是令人沮丧的。然而，这次罢工对世界经济或政治没有任何严重的影响，它并没有持续到要恢复秘密外交艺术的程度，也没有使试探性的手段无用武之地。想着要了解消息的纽约人——尽管没有《纽约时报》，消息就不会那么详细——那就去阅读其他消息资源，或转向电台和电视范围扩大的报道。虽然缺少了《纽约时报》，使电子新闻界失去了它最大的新闻导向，但媒体令人称道地对这种挑战做出了反应。纽约的NBC第四频道还推出了一系列星期天下午的电视节目，主持人是《纽约时报》那些没有参加罢工的人，他们在罢工期间仍在发布和评论新闻，这些新闻原本是出现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的，如果没有罢工的话。克利夫顿·丹尼尔是这个节目的明星，他的文雅而有节制的举止使人们想起了英国演员莱斯利·霍华德[注：莱斯利·霍华德（Leslie Howard，1893—1943），英国舞台剧演员和电影演员，他最著名的角色是电影《乱世佳人》中的阿什利·威尔克斯。1943年6月1日，他乘坐飞机从葡萄牙里斯本前往英国布里斯托的途中被纳粹击落，飞机坠海身亡。]。《纽约时报》的所有人都值得称赞地展示了新闻和他们自身——伯恩斯坦和索尔兹伯里，赖斯顿和奥凯斯，博斯利·克劳瑟和夏洛特·柯蒂斯；体育编辑詹姆斯·罗奇，美食编辑克雷格·克莱本，以及其他几十个人。也许只有克莱本在镜头前显得僵硬一些，他在展示自己的烹调手艺时手发抖了，盘子摔碎了，但他把这种神经质的表现归因于他在家庭观众那里太有影响了。当时他正准备倒调味汁，他说“你们拿一个船形肉卤盘，摇一摇，晃一晃……”，结果把自己的盘子晃掉了。

罢工继续到第六周，由于劳动部长甚至肯尼迪总统都不能对调停有所影响，甚至也不能进行严肃的谈判，詹姆斯·赖斯顿便真愤怒了。赖斯顿，连同他的华盛顿分社，全国及海外的分社，纽约总部的管理者和没有参加工会的少数雇员，现在也许比罢工者本人更强烈地感觉到了这次罢工。没有参加罢工者没做多少事情仍在领工资，对此感到很不安。赖斯顿特别意识到这次罢工正在使苏兹贝格夫妇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感到极度痛苦。1963年1月12日，赖斯顿为《纽约时报》的西部版和国际版、它提供新闻服务的外埠72家报纸写了一篇专栏文章，攻击伯特伦·鲍尔斯和印刷工工会，主张如果必要的话，报社老板们可以找没有工会的印刷厂印刷纽约的报纸，并通过邮递进行分发。赖斯顿的文章如下：

美国总统不能审查纽约媒体。《权利法案》第一修正案明确禁止美国国会干涉媒体自由，但是伯特·鲍尔斯，纽约印刷工的首领，却不仅可以审查媒体，还可以把它们关闭。

一个可以被一位公民任意封锁言论的媒体，还有什么“自由”可言？……

因此在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当中，信息的流通只能被绝对的权力所摆布，而权力的挣扎非常不均衡。因为工会在利用它所有的权力来停止出版，而媒体的所有者没有尽其全力来继续推进出版事业。

这如果是在一个肉类工厂或者钢厂，也许是可以令人接受的，但是报纸并不是猪排或铁栅栏。除非每个人，从杰弗逊，到门肯到杰拉尔德·约翰逊都在对我们开玩笑，否则我们的工作就是印刷新闻，挑起事端，如果可能的话，可以借用伯特·鲍尔斯善意的允许，但是如果得不到，那么在必要的情况下，就不必得到他的允许。

我知道这个观点并不会被所有的出版商所认同，但是记者也是这个行业的一份子，而且如果我们无法得到光荣的和平，我们就要默认新闻就像是肥皂一样可有可无的商品，那么我们将会被当作肥皂小贩一样被对待，并且活该如此。

这篇专栏文章被《纽约时报》封杀了。它没有发表在《纽约时报》的西部或国际版上，而且《纽约时报》还给接受新闻服务的外埠报纸发了一个删除通知。这个决定最终是奥维尔·德赖富斯决定的。当德赖富斯看到赖斯顿的专栏文章时，谈判桌上似乎有了模糊的希望，但这种虚幻的迹象很快消失了。德赖富斯没有把握住任何机会。赖斯顿是失望的，但在这个场合他无力影响德赖富斯。德赖富斯仍然是赖斯顿非常亲密的朋友和赞赏者，但除此之外德赖富斯还是报社业主。他不愿意有意冒犯伯特伦·鲍尔斯，因为这可能引起劳工和经理之间更多的不和。

然而，罢工仍在继续。十周后，在罢工仍在进行时，赖斯顿未发表的专栏文章出现在《新共和》上了，并且有了一个应答者默里·肯普顿。肯普顿尽管称赞赖斯顿的精神，批评《纽约时报》查禁赖斯顿文章的决定，但他并不同意赖斯顿文章的基本论点。肯普顿写道：“我们从中看到了我们经常在杜勒斯国务卿的演讲中看到的、使赖斯顿感到不舒服的恶棍和圣人。”肯普顿认为，赖斯顿的愤慨，主要不是由印刷工人反对报纸的罢工，而是由印刷工反对《纽约时报》的罢工激起的。“他不代表激进也不代表保守的观点，他代表的是《纽约时报》。”肯普顿写道。肯普顿希望赖斯顿讲钢铁厂和肉类加工厂这样的地方的罢工态度不要过于傲慢。“如果一次肉类加工厂的罢工使两万人丢掉了工作，”肯普顿写道，“就存在着值得公众关注的个人利益。”肯普顿的结论是，进行罢工的印刷工，想要证明自己作为工会会员的自豪，而不是作为手艺人的自豪——“对他们来说，他们有一种社会欠他们的债的观念，就像赖斯顿和我本人关于记者对社会的贡献的观念一样是膨胀起来的。”

这次罢工持续到整个冬天，德赖富斯看起来很沮丧而且疲劳。虽然德赖富斯刚刚50岁，并且看起来身体健康，但他年轻时就有风湿性心脏病，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征兵体检时发现的。现在作为报社老板，他在极力争取得到一个公正的安抚性的解决方案。在一个关键的时刻，当谈判似乎要在激烈的相互指责中破裂时，德赖富斯说服主要谈判代表继续谈下去，抑制一下他们的敌意。大多数敌意针对的是德赖富斯自己的同事和顾问、《纽约时报》总经理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布拉德福德在这次罢工之前被报社业主联合会指定为联合会对工会的首席发言人。报社业主们意识到了布拉德福德的专横，但他们敬佩他的独立性和信心。他们相信他们找对了布拉德福德这个难对付的使者来保护他们的利益，反对工会的野心。他们没有预料到工会人士对布拉德福德的反应。如果说有谁在与工会领导会谈过程中，完全无法表现得像“普通人”一样，那就是艾默里·H.布拉德福德。其他管理者都多少可以这样做。当布拉德福德和工会人士在一起时，就像是一个贵族学校的校长和贫民窟的孩子混在了一起。布拉德福德的笑，使人想起了爱丁堡公爵在非洲殖民地旅行时经常对土著酋长的笑：头微微低下，以皇室的眼神看着远方，目中无人。在工会的圈子里，不管布拉德福德做些或说些什么，似乎都是错的——他高塔一般的身材是错的，他瘦削、金黄色头发、新英格兰人的英俊是错的，他的烟斗和他的暗色双排扣的外交官服装也是错的。他在谈判桌上面对的是伯特伦·鲍尔斯，这对他来说也没有什么优势。鲍尔斯是个固执的出身于低层的美国爱尔兰人，曾在波士顿居民区接触而对轻松潇洒的哈佛大学学生没有好印象。当然，布拉德福德是耶鲁大学毕业的，但这对鲍尔斯来说没有什么不同。布拉德福德稍微显示出一点高傲的迹象，都会使鲍尔斯生硬起来。随着罢工的持续，布拉德福德受到来自报纸所有者、商业界、纽约和华盛顿的政治家与和平人士的很大压力。布拉德福德的举止越来越冷漠和傲慢。不仅鲍尔斯和其他工会人士感觉到了这一点，而且曾几次主持调解罢工会议的纽约市长罗伯特·F.瓦格纳，公正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W.基尔，《纽约邮报》社长多萝西·希夫都感觉到了这一点。罢工进行到第三个月，希夫女士开始烦恼起来，她退出了报社业主联合会，恢复了她的报纸出版。她觉得，纽约人至少应该有一份可阅读的地方报纸，而解决罢工问题似乎没有多大希望。虽然开了几十次会议，其中一些会议甚至通宵达旦，但双方的让步却很少，只有更多的恶毒攻讦。使伯特伦·鲍尔斯特别恼怒的是，肯尼迪总统在一次电视新闻记者招待会上对他进行了人身攻击。肯尼迪在宣读一篇有利于报社老板们的声明时，指责鲍尔斯坚持没有理由的要求，迫切要求这种争论交给第三方来解决。肯尼迪总统说：“显然，在这次纽约报纸罢工中，国际印刷业工会的地方组织和它的主席伯特伦·鲍尔斯，就任何人所能理解的立场而言，是企图强加一种解决方案，把纽约的几家报纸关掉，使几千人丢掉工作。”

如果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说这番话，鲍尔斯是不会被激怒的，但这些话出自总统之口，对鲍尔斯来说却大失所望。因为总统是波士顿的爱尔兰人，是一个受尊敬的人物，在1960年的竞选中鲍尔斯曾为他摇旗呐喊。鲍尔斯没有把他同他过去接触的波士顿其他哈佛男孩联系起来。现在不仅是鲍尔斯，工会也同样对肯尼迪的批评感到愤慨、不安和惊奇。

肯尼迪发表声明两天后，总统的一个朋友、华盛顿的一个报社老板来找鲍尔斯。这个人就是菲利普·L.格雷厄姆，《华盛顿邮报》和《新闻周刊》（News Week）的总裁和首席执行官。格雷厄姆听说《时代》周刊准备为鲍尔斯安排封面报道，他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于是邀请鲍尔斯去纽约他下榻的宾馆进行私下会晤，两个人谈了六个小时。鲍尔斯感觉到和格雷厄姆在一起挺舒服，这位华盛顿的报纸老板不会瞧不起鲍尔斯只受到了十年正规教育。鲍尔斯在社交时是镇静的，口才很好，他在罢工期间获得了很大自信，习惯了在每天电视摄像机镜头的灯光下、同时在成群人的包围中表达他的观点。在罢工期间他和重要的和平使者去了几次高级餐厅，他开始更多地懂得了成功的意义。他看到了21俱乐部的领班如何欢迎著名的英俊的罢工调解人西奥多·基尔，他熟悉了市政厅的内部，市长在格拉西曼森的住所，在那里出出进进的人。鲍尔斯还更近地观察了报纸老板是如何生活的——他们在冬天如何两次度假，到佛罗里达、拿骚或百慕大——有一次甚至是在报纸罢工期间。高层的全国劳工领袖也过着好生活。在高层，劳工同经理已经没有大的不同。他们已经获得了权力，被邀请出席同样的政治宴会，在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一起，所以你很难区别他们。很快，至少年轻的劳工领袖，会像老板一样，去找同样的裁缝，由同样性感的女修指甲师来给他们修指甲，或许也会和老板们有同样的邪念。

在报纸罢工期间，所有这一切不是突然对鲍尔斯发生的。在1961年他成为印刷工工会主席之前，他当了八年的副主席。他同一个中学教师的婚姻也有助于磨平他高低不平的棱角，增强他的自我意识。但他在1962年至1963年罢工期间的体验是新的、戏剧性的。他现在才理解了媒体作为一种权力工具的重要性。所以，当他接到菲利普·格雷厄姆的电话，请他去格雷厄姆在卡莱尔宾馆的套间会谈时，鲍尔斯立刻就去了，并且知道地点。它在麦迪逊大道和第七十六大街交叉口，是在报纸上经常提到的地方，因为它是哈里·杜鲁门一直待的地方，肯尼迪也经常光顾。

格雷厄姆对鲍尔斯的坦率和信念有深刻印象。在他们讨论结束后，格雷厄姆给在棕榈滩的肯尼迪总统打电话，鲍尔斯也在房间里。格雷厄姆向总统称赞了鲍尔斯，谴责了纽约的报纸老板们。当肯尼迪知道鲍尔斯在场后，他要求格雷厄姆稍后再通电话，格雷厄姆照办了。在下一次通话时，格雷厄姆表达了想成为纽约报社业主联合会和工会之间的中介人的兴趣，肯尼迪赞成这个想法。但当纽约报社老板们得知此事后，拒不同意。他们说，如果格雷厄姆介入纽约的谈判，他们就退出谈判。

在《纽约时报》新闻编辑部的相对平静中，西奥多·伯恩斯坦决定，在这次罢工最终解决后，《纽约时报》应该努力向它的读者解释这次罢工的原因究竟是什么，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日复一日地在谈判桌的背后都发生了什么。伯恩斯坦找了《纽约时报》劳工专家A.H.拉斯金做这件事，拿出了草稿。这是一个不一般的任务。它意味着拉斯金不仅要分析工会及其领袖的顽固要求，而且还要把它同报社业主联合会——包括它的发言人、《纽约时报》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毫不妥协的做法摆平。在《纽约时报》的历史上，这似乎是前所未有的。“前所未有”是伯恩斯坦一直在报道中禁用的词，因为他认为没有任何事从未发生过；但如果拉斯金写了一篇文章来批评《纽约时报》的副总裁，而且如果发表了的话，那确实将是前所未有的。

当拉斯金开始他的研究时，他一点儿也不惊奇地发现，报纸管理者像任何地方的大商人一样，当碰到不那么令人愉快的消息时，同样会迅速躲开记者。拉斯金给办公室打电话找布拉德福德没找到，给他的秘书留下了口信，但他未回电话。如果布拉德福德在他14层的办公室，没有到别的地方去谈判的话，这只能说他这个管理者锁上了自己的门，不愿意见人，包括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记者，这真令人惊奇。

当拉斯金的报道于1963年4月1日，也就是雇员终于停止罢工回去工作后的一天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布拉德福德被它弄得心烦意乱。拉斯金写道，114天的罢工已经结束了，鲍尔斯在他的三个关键问题上取得了突破。鲍尔斯得到保证每周工作35小时（作为回报，取消了印刷工每天15分钟的上厕所时间）；在和报社老板的契约问题上他得到了和其他工会共同的契约终止日，但不是像他所希望的，在圣诞节前的广告高峰期之前，而是在复活节前的广告高峰之前，这也是不错的；鲍尔斯还设法把自动装备的使用限制在老板想要的三分之一以内，并组成一个联合委员会分析节省下来多少钱，有多少应给工会。薪水增加了，在两年期内人均周薪12.63美元，大概比没有罢工前多2.5美元。

在拉斯金的文章里，纽约市长瓦格纳和调解人基尔被称赞为可接受的解决方案的推动者，但鲍尔斯和布拉德福德以及其他许多人都未被看作是英雄。拉斯金借被采访者之口说鲍尔斯“诚实、公正、民主——同时难以对付”，“冷漠、有野心，分不清轻重缓急”，但又承认鲍尔斯是“最有能力的和看得最远的”制版技术工会领袖。艾默里·布拉德福德被说成是有敏锐的头脑和表达能力，但拉斯金还报道，布拉德福德把“这样一种冷冰冰的蔑视态度带进了会议室，以致调解人经常觉得应当要求宾馆把房间调热”。拉斯金还把布拉德福德叫作“冷漠的”人，是在操作“短导火线”，并且曾说过市长解决罢工的方法是“愚蠢的”，他感到“不舒服，讨厌整个程序”。这篇报道引用瓦格纳市长的话说，经理的力量和劳工的力量由于同样的不称职而导致这场罢工，并且说“这是对双方的互相惩罚”。

拉斯金写完了报道后，交给伯恩斯坦审阅，然后给卡特利奇审阅。卡特利奇阅完后，立即给德赖富斯打电话，问他要不要看一看。德赖富斯说，等到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他会读的。卡特利奇让他在发表之前先审阅一下。所以，德赖富斯把这篇报道带到了中央公园，在那里他可以一个人在湖边来读它。卡特利奇在办公室里仍然不确定德赖富斯会做出什么反应，这篇文章会不会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尽管德赖富斯最近扼杀了赖斯顿的专栏文章，但德赖富斯总的表现是值得称赞的，允许在《纽约时报》上发表肯定会被大多数报社老板枪毙掉的报道。尽管反对吸烟的社论曾使《纽约时报》在香烟广告上损失了几千美元，但德赖富斯却没有否决这些文章的发表。《纽约时报》的电视批评家杰克·古尔德在大肆张扬的电视智力竞赛丑闻期间，写了一栏文章告诉读者，报人“没有资格披上洁白无瑕的美德的外衣”，德赖富斯也没有反对。古尔德曾写道，一种常见的罪恶是“免费旅游”，也就是说，由一个商业公司支付记者所有的旅行和生活费用，因为这个记者正采访同公司有直接利益的事件，如在加勒比海开一家新的宾馆，或者在欧洲或墨西哥拍摄的一部电影。古尔德还提到了报社的“圣诞节战利品”的传统，私人公司在圣诞节时会给新闻界送大量的礼品。尽管古尔德没有挑出来哪一家报纸进行批评，但《纽约时报》总是被列在送礼单上的。的确，在圣诞节的那一周《纽约时报》的接待室里堆积着新到来的漂亮包裹，有成盒的酒、成篮的水果、银制餐具、照相机以及其他来自纽约各个推销员和商人联络感情的代金券。

德赖富斯会意地一笑，提醒古尔德他的这篇报道将是“打开了一罐飞虫”，但德赖富斯似乎高兴发表它，并且马上在新闻编辑的公告板上贴上一项通知，要求从此以后《纽约时报》的人都要退回所有的礼品包，这个政策显然没有使古尔德在报社里更得民心。

现在读了拉斯金的文章后，奥维尔·德赖富斯把它退回卡特利奇的办公室。德赖富斯轻轻地吐了口气，皱起了眉头，但他还是告诉卡特利奇发表它。德赖富斯预料不到它会使他的同事布拉德福德做出什么反应，但德赖富斯觉得别无选择，只能发表它。拉斯金有准确判断能力的名声是不成问题的，所以这篇文章送进了四层的排版室，那里的印刷工饶有兴趣地读了它。当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看到它时，勃然大怒。他强烈要求德赖富斯重新考虑，但这位业主说他不能这样做。所以，在4月1日，这篇报道发表了，占了《纽约时报》整整两版。很快它在全国得到了喝彩——在《纽约客》上A.J.利布林的一篇文章中——它被誉为新闻独立性的范例。肯尼迪总统后来在同《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一个人谈话时议论了它，说如果他是德赖富斯的话，他或许不会发表它。

这是德赖富斯作为《纽约时报》业主做出的最后决定之一。此后不久他离开办公室去波多黎各进行短期休假。旅途中他非常疲劳，看起来也是如此。但他在波多黎各的休假因生病而中断，住进了圣胡安附近的医院。后来有关人士用飞机把他送回了纽约，下飞机后又从机场直接送进了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的哈克尼斯·帕维里昂医院。5月25日他在这家医院里因心脏病不治而去世，享年50岁。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全国和世界各地的领导人发来了唁电，其中有肯尼迪总统和U.桑特，迪安·腊斯克和阿德莱·史蒂文森，法国的让·莫内，墨西哥的阿道夫·洛佩斯·马特奥斯，尼日利亚的加加·瓦祖库，几十个国会议员、州长、报社社长，几百个朋友。两千多个哀悼者参加了他在第五大道上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追悼会。詹姆斯·赖斯顿写的悼词是这样开始的：

将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去世归因于心力衰竭，这显然不是理由。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心脏从没有使他倒下，也没有辜负其他任何人——不信问问《纽约时报》的记者。它像恒星一样是稳定的——不信问问这群朋友中的任何一个。它像潮汐一样是忠实的——不信问问他可爱的妻子和家庭。不管医生说什么，他们都不能把他的离去归因于他的心脏。

赖斯顿接着详细叙述了德赖富斯作为报社业主的品质，他在压力下做出健全决策的能力。例如，1960年的选举之夜在新闻编辑部，德赖富斯第一个“感觉到我们公开发表拥护肯尼迪的意见太早了，坚持要我们重新考虑”。赖斯顿继续说：“到了1961年，当我们处在要不要报道对古巴不成熟的入侵的关键时刻，他谦恭的发问和智慧的判断制止了我们。”

这最后一点似乎对聚集在会堂的纽约编辑们带有最轻微的刺激，因为他们曾计划充分报道猪湾入侵事件，但德赖富斯同意赖斯顿的观点，命令降低这篇报道的调子。

除了苏兹贝格和德赖富斯的家庭、政治权贵们之外，在会堂聚集的还有大多数高层管理者和编辑——马克尔和克罗克，卡特利奇和奥凯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以及过去几十年的许多编辑：前社论版主任查尔斯·默茨，曾在范安达、伯查尔和詹姆斯手下工作过的主编助理尼尔·麦克尼尔，奥克斯亲自录用的已退休的城市版主任戴维·H.约瑟夫。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也出席了葬礼，但没有坐在前排管理者中间，而坐在了几排之后。对这些事情有眼力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立即预言了布拉德福德即将辞职。

德赖富斯被葬在离阿道夫·奥克斯和奥克斯夫人的陵墓不远的墓里，在一个园丘上，向西可以俯瞰着韦斯特切斯特县的萨米尔河。此后几周新闻编辑部里进行了热烈的猜测：谁会是下一任业主？阿瑟·海斯·苏兹贝格72岁了，因为心脏状况不佳而被限制在轮椅上，不能重掌指挥权，即使是短暂地。他唯一的儿子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37岁，几乎没有什么管理经验。由于德赖富斯在罢工前看起来身体健康，苏兹贝格夫妇以为德赖富斯在20世纪70年代都会是报社的首席执行官，所以没有培养一个接班人的迫切感。

现在《纽约时报》处在麻烦的状况，没有有经验的家族成员来接班，能像德赖富斯接苏兹贝格的班，或苏兹贝格接奥克斯的班一样。选择另一个女婿来接替德赖富斯也是不可能的。理查德·N.科恩，是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最小的女儿朱迪思·苏兹贝格·科恩博士的第二任丈夫，是一个成功的保险商。尽管他进了《纽约时报》的董事会，但他对把新闻工作当职业却没有什么兴趣。另一个女婿本·黑尔·戈尔登，是苏兹贝格的二女儿鲁思的丈夫，有办报的经验——他是《查塔努加时报》的社长，但他们的婚姻状况正在恶化，很可能会离婚。然而，戈尔登夫人本人，在纽约的新闻编辑部里被提到是一种可能人选。她是一个极其聪明的女人，文笔漂亮，并且有《查塔努加时报》的管理背景。人们还谈到了约翰·奥凯斯成为社长，或者社长的责任被两个人分担——家族的一员可以充当《纽约时报》经营方面的监管人，而新闻方面可掌握在一个同家族有密切个人联系的编辑手里。一个明显的人选会是詹姆斯·赖斯顿，他是伊菲吉妮特别中意的人。

伊菲吉妮现在71岁了，但她仍像以前那样敏捷。她在董事会里很活跃。在董事会里除了苏兹贝格家族之外，还有像布拉德福德这样的非家族成员，世界银行的前行长尤金·R.布莱克，卡尔·范安达的儿子保罗·范安达。但董事中，伊菲吉妮无疑是最有影响的，特别是在她的丈夫现在健康状况不佳时。她控制着大约三分之二《纽约时报》股份投票权。在她死后，她父亲的财产会在家族里分解，但她现在还非常活跃，虽然《纽约时报》的正式声明仍然是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名义做出的，但要靠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坚定的手来帮助他写下每一句话。

6月20日，德赖富斯去世三周多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发表一项声明宣布，他的儿子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将成为《纽约时报》的业主。新业主37岁，是该报社有史以来的最年轻的首席执行长官。他的外祖父阿道夫·奥克斯在1896年8月接管《纽约时报》时，48岁的生日已经过去5个月了。

“现在真正可以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声称，“《纽约时报》是一个家族企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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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业主是一个和气的、不讲排场的年轻人，有一头鬈曲的黑发，喜欢抽烟斗，穿保罗·斯图尔亚牌服装，在电梯里总是和每个人都打招呼。如果说他同他杰出的父亲有生理上的相似之处的话，对新闻编辑部里的人来说也不是明显的：他似乎更像奥克斯，而不是苏兹贝格。他像他母亲一样有明亮的黑眼睛，有阿道夫·奥克斯那样的大耳朵，耳垂很长、上翘。他普通身高，宽肩膀，身材结实，但比较瘦，适合穿那件他已经穿了十多年的海军陆战队制服。他的头发剪得很短，足以符合军队对士兵的要求。然而他没有军人的气质，哪怕是一点严格的痕迹也没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他不像他之前的业主。阿道夫·奥克斯是讲究礼节的样板，一个刻板的人物，习惯于保持距离，是一个维多利亚式的靠自己奋斗取得成功的人，很少当众降低警惕。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更稳健、更文雅，但他们总是感觉到他们通过婚姻而获得的头衔给他们带来的压力。庞奇·苏兹贝格就不同了。他是生下来就注定要有这个头衔的，他是在《纽约时报》社里长大的，在孩提时就在时报大楼的走廊里蹦蹦跳跳。他从不敬畏他碰到的编辑，因为他们总是对他微笑，很高兴看到他，把他当作王宫里的王子来对待。在童年的生活中他养成了一种灿烂的令人愉悦的性格。

他1926年2月5日出生在纽约市。当时他的父母已经结婚九年了，有了三个女儿，可能没有打算再给67岁的奥克斯生下一个男性继承人。很难说奥克斯是不是对这种可能性感到恐惧。1918年奥克斯为他的第一个外孙女玛丽安（后来的德赖富斯夫人）的出生而陶醉。她到来时正值奥克斯患忧郁症时期，这种忧郁症由于《纽约时报》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卷入了争论而加剧（最糟糕的事情是在1918年9月发生的，那篇著名的亲奥地利社论的发表使得人们指责《纽约时报》不爱国），但玛丽安在1918年12月31日的出生，被奥克斯看作是一个黑暗时期结束的幸运标志。

苏兹贝格夫妇当时生活在奥克斯在西七十五大街308号的巨大而阴暗的装饰华丽的住宅里。每天晚上从办公室回来后，奥克斯总要溜进育婴室里，满手拿着新玩具。婴儿的声音使他非常兴奋，育婴室的装饰同整个住宅暗淡的装潢和雕像形成了鲜明对照。奥克斯本人只有一个孩子，还有过两个孩子却死掉了，对于他的家族的一个新生命的诞生，他不可能漠不关心。

三年后，第二个外孙女鲁思在奥克斯的生日3月12日那天出生了，这又是一次不平常的时机。奥克斯仍然保持着玩玩具的习惯，但苏兹贝格夫妇已经搬到附近的一个地方住了。随着第三个女儿朱迪思1923年12月出生，苏兹贝格夫妇又从中央公园搬进了第五大道附近东八十大街5号的一个五层的白石砌成的大楼里。但奥克斯仍然是一位常客，他的身影无所不在，他的影响是无穷的，他对他女儿伊菲吉妮的依恋是很自然的，以致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有时觉得有点无所适从。不管奥克斯进的是谁的家，他都是这家的主人。尽管他慷慨大方，但这种慷慨经常也使接受者感觉到一种责任感，一种奥克斯恰恰不鼓励的反应。奥克斯在查塔努加和其他地方的一些亲戚也有这种感觉，并且有点讨厌它。伊菲吉妮意识到了这一点，但她对父亲太浪漫了，不过分注意自己对他的恩惠的敏感。但在她丈夫的事情上，她极力注意这种状况。当她的儿子在1926年出生后，奥克斯荣耀地宣布他将非常宠爱这个孩子，于是她决定不把儿子的中间名字叫奥克斯，给他取名叫小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然而，六个月后，他的丈夫说服她把儿子改名为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这是奥克斯赞赏的高尚姿态。

苏兹贝格的孩子们和他们的许多表兄表妹通常都要在纽约乔治湖边奥克斯的住宅里度过夏季的几个月。在奥克斯卖掉他纽约的住宅而买下了希兰代尔之后，整个家族经常聚集到那里，生活在富丽堂皇的宅第里。那是一个适合养育孩子的地方，有供嬉耍的巨大的房间，私人湖泊，网球场，开阔的草地，小动物，不时还有名人来访：如富兰克林·D.罗斯福，查尔斯·林白，理查德·伯德，赫伯特·莱曼，戴维·利连索尔，以及各种各样的音乐家和艺术家，还有马德琳·卡罗尔，她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最欣赏的电影女演员。顺便说一下，马德琳·卡罗尔的第四任丈夫安德鲁·海斯克尔，是《纽约时报》的一个管理者，在1965年娶了苏兹贝格的大女儿，即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在苏兹贝格的三个女儿中，家庭的朋友经常把玛丽安叫作“漂亮的”，把二女儿鲁思（在同本·戈尔登离婚后成了《查塔努加时报》的业主）叫作“聪明的”，把三姑娘朱迪思（成了一个医生）叫作“有趣的”，也是很有个性的。严厉的家庭法语女教师管不住朱迪思，朱迪思甚至在还是孩子时就非常坦率和敢于直言。一天晚上在苏兹贝格东八十街的家里入睡之前，她的父母告诉她说他们宴请的客人海军上将伯德之后会上楼对她道晚安。当伯德出现并被介绍给朱迪思的时候，这个小姑娘既迷惑又显然很失望，转过去对她父母说，“伯德！——我以为你们说的是林白呢！”伯德上将尴尬地笑了笑。

朱迪思和庞奇在孩提时形影不离，这种亲密关系持续了多年。由于朱迪思在家里被叫作“朱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也就开始把他的儿子叫作“庞奇”[注：庞奇和朱迪（Punch&Judy），是已有350余年历史的英国传统木偶剧的主角名称。朱迪是庞奇的太太，主要剧情就是夫妇二人的斗嘴打架，没有固定剧本，靠木偶操纵者依观众反应即兴发挥。]，这个昵称在他后来成了《纽约时报》业主后还跟着他。少年时代的他对报纸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只有连环漫画他阅读得津津有味。由于不允许小孩子玩玩具兵或动枪弄刀——因为他的父亲是限枪立法的主要提倡者——他便用相当多的时间和别人家的孩子玩他们的玩具。他非常擅长中国跳棋，偶尔可以打败到希兰代尔来访的温德尔·威尔基和其他想当总统的人。他也非常熟练于那些需要巧手的作业或比赛，曾得到一位住在希兰代尔附近的手艺教师的特殊训练。在希兰代尔的舞厅里，他建立了自己的“铁路系统”，诱使那些来找他姐姐出去的年轻人当玩耍伙伴。他喜欢搭桌子，修理小玩意儿，拆卸机械装置。一天在和韦斯特切斯特的一个小姑娘玩耍时，庞奇用简单的机械词汇向她解释生育的秘密：男性把他的器官插入到女性身体中，之后身体里面的宝宝抓住这个器官，被拉了出来。

然而，在学校里，庞奇·苏兹贝格的理论和特殊才能就没有什么用了，他不习惯严格的纪律，表现得并不好。他的姐姐鲁思轻松地回忆了她弟弟的问题，有一次在报社的《时报闲谈》上写道：

几乎纽约附近地区的每一所学校，都因庞奇的不时到来而增辉。他们都很高兴让他来，但想要他做的不是旁观者的事情。他们一个接一个地承认，尽管他们发现他很可爱，却不知道要怎么教育他。曾有一个学校留住他的时间比其他学校都长，因为校长的妻子是个雕塑家，认为庞奇有一个漂亮的脑袋，她让他来当模特。由于他不给别人判断他的脑袋里想些什么的机会，那么至少他脑袋外面值得赞美的东西也就令人满意了。

庞奇回想起他后来在布朗宁、劳伦斯·史密斯、卢米斯的学校生活，或在莫宁赛德的家庭教育生活，也是令人愉快的。在极少的场合，尽管他极力靠他的笑声和他快乐的举止来掩饰，但还是暗示出与他父亲发生的不愉快给他的严重伤害。“他们送我去实行英国教育体制的圣伯纳德学校，我造反了，”有一次他说，“我是一个左撇子，但他们要我用右手写字。结果我写得糟糕透了——我想写‘197’，却写成了‘179’……总之，我在圣伯纳德待了大约五六年，成了留级的‘老孩子’，至少有些信件是这样叫我的。”他又平静下来，冷酷无情地说：“我决不给他们一分钱。”

1943年，17岁时，庞奇离开了康涅狄格州温莎的卢米斯学校，申请加入海军陆战队。他的父母对此很不高兴，但也只好同意了。在等着应征时，他在《纽约时报》的摄影部当了一颗“螺丝钉”，显示出他对修理工作的很大热情。1944年1月他正式进了海军陆战队，被训练成无线电技师。他在帕里斯岛的训练教师是一个严厉的下士，叫罗西兹。他在几周内就做到了一代教育家和《纽约时报》家族在12年里没有做到的事情——庞奇·苏兹贝格学会了立即服从命令，赶上了班级其他成员，喜欢上了艰苦的生活。他还喜欢远离家庭，尽管它提供了自由的溺爱的气氛，但也经常有父母和长辈的事后批评。在海军陆战队里，命令是大声而明确的，非常清楚谁是老板。庞奇的家庭关系对罗西兹没有任何分量，罗西兹也不会被苏兹贝格的小孩子魅力和无聊的引诱所左右，尽管这些做法过去在私立学校有时是起作用的。几十年后，苏兹贝格成为《纽约时报》业主后，他满怀感激之情提到了海军陆战队的罗西兹。

战争期间，庞奇被派到了菲律宾，参加了莱特湾和吕宋岛的战役，后来又换防到日本。他担任海军拦截艇的操作员，并在麦克阿瑟的司令部兼任吉普车司机。他被提拔为下士，后来在1946年春——4月1日，他认为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日子——他退役回到了纽约。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参加高中同等学力的考试，这样他就有资格上大学了。获得及格成绩后——“加上我老子在哥伦比亚大学董事会里”——他进了哥伦比亚大学，成绩很好，偶尔上上院长的表扬名单。当学生时，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年轻姑娘芭芭拉·格兰特。格兰特住在希兰代尔附近，也曾在时报大楼14层的办公室里工作过。1948年7月结婚后，他们有了一个儿子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和一个女儿卡伦·奥尔登。

1951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后来他加入《纽约时报》，成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年轻记者。在那里不久他就犯了一个被认为是可怕的错误：他被委派去参加一次讲演宴会，报道那里说些什么，不幸的是有段时间他离开了桌子，去了洗手间，正是此时会议宣布由一位替代的讲演人，而不是原定的讲演人宣讲，因为原定讲演人无法出席。苏兹贝格从洗手间出来听了讲演，并引用在第二天早晨《纽约时报》发表的短文中，但他不知道原定的讲演人没有到场，把讲演人的名字弄错了。《纽约时报》得知出错后，被迫做出了更正，纽约城市版主任罗伯特·加斯特给庞奇写信，以与罗西兹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的严厉无情的口气教训了他。

朝鲜战争期间，庞奇的部队也参战了。他得到了一项好差使，上了纽约的斯洛卡姆港的军队情报学校，毕业后在朝鲜当了第一陆战队的助理公共情报官，后来他回到美国，在华盛顿做指挥官的司法助理。1952年他以中尉军衔离开了军队，又开始了他的办报工作。

他当时26岁，更成熟、更老练了，非常喜欢在新闻编辑部到处转，渴望学习新闻工作。在接下来的几年，他有大量的东西要学，但他决不会成为一名高级记者，因为他缺乏必要的素质。他是一名生活优裕的富家子弟，刺探别人的事情，追逐消息，在秘密会议的门外等着发表正式声明，不是一个报纸所有者家族后代的生活。记者生活是没有尊严的，离一种良好的教养相去甚远。一个报纸老板的儿子可以一时有兴趣干干报道工作，把它当作他的管理训练的一部分，一次浪漫的短暂飞行，但他终归是要落地的。

记者队伍中的成员，主要是那些来自中产阶级下层的人。正是他们有动力、有耐心，能坚持下去成为成功的记者。对他们来说，报道工作是走向更好生活的工具。在一代人中，如果他们的署名报道闻名遐迩，他们就可以摆脱他们童年简单而默默无闻的生活，上升到管理者的内部圈子里。他们可以对总统产生影响，和洛克菲勒们结下友谊，在社交和政治权力的场所有一个前排坐席。有了这些地位，他们不仅可以观看，而且也可以影响他们时代的事件——如赖斯顿，一个贫穷的苏格兰移民的儿子所做的；如克罗克和卡特利奇、丹尼尔和威克，这些南方农村的孩子所做的；如A.M.罗森塔尔和其他几十个美国犹太人所做的，他们的祖先都是从欧洲的贫民窟里逃出来的。

不仅在《纽约时报》，在其他报社，新闻部门大量聚集的也是中产阶级下层的人士——来自北方的自由的犹太人和不怎么自由的爱尔兰天主教徒，来自南方和中西部的上进的新教徒；可以预料，还有相对少数的意大利裔美国人。来自意大利的移民用了很长时间才熟悉了英语及其文学，像其他少数民族一样，英语对他们来说是困难的；他们中间没有产生很多报纸记者，除非属于待在警察的“棚屋”里不写作的“跑腿者”或街区记者那一类。黑人只是象征性地在新闻编辑部里有代表，因为他们缺乏教育或动机，鼓励或机会，或者是这些因素的综合。在《纽约时报》的记者中，经常只有一个黑人记者，很少有两个以上。相反，《纽约时报》的电梯操作工几乎都是黑人，是穿着制服微笑的种植园类型的黑人。这种雇用的做法始于奥克斯，在种族问题上他是一个遵守常规的南方人。

大多数报社记者是从中产阶级下层的白人中上升起来的，这并不意味着其中根本没有富人和特权人物的儿子，但他们很少成为杰出的记者。这一职业似乎是同他们的本性不相容的。他们像约翰·F.肯尼迪一样，发现报纸报道是有趣的，但持续时间不会很长。因为他们不渴望用署名报道来满足他们对名气的需要，而依赖于已有的家族名望来保证自己受到特殊的待遇，所以他们很少有干一辈子记者工作的倾向，除非他们喜欢不规律的生活，或者把新闻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公益事业或社会改革的手段。富人也许能通过买下一家报纸并控制舆论，或者通过进入政治生活和成为一个改革候选人或这些候选人的财力支持者，更充分满足他们社会良心的需要并鼓励改革。但作为记者，他们有特权的过去就不是什么财富，他们很少能竞争过那些有着更强烈发展本能、更渴望上进的新闻工作者。这些新闻工作者有一双批判的眼睛，有着基于亲身体验的愤世嫉俗和怀疑，有着对自身技艺的责任心——因为这就是他们拥有的一切。最优秀的记者，即使在不承担任务时，也总是在工作。在人群中间，他们是独立而超然的观察者、局外人。他们下意识地注意高声叫喊的话，能引用的话，奇怪的事实或可以做报道的事件。他们会立即对事件做出反应，而庞奇·苏兹贝格和奥维尔·德赖富斯——一生中曾短暂地当过《纽约时报》记者——却不会。

1955年，庞奇·苏兹贝格在《密尔沃基日报》（Milwaukee Journal）工作一年后，回到了《纽约时报》，在巴黎分社当记者。1955年6月的一天，他出席了在勒芒举行的汽车比赛。他没有采访任务，《纽约时报》的其他人也没有这项任务——当时《纽约时报》还没有派记者去采访欧洲许多体育事件的做法。在比赛过程中，突然间一辆赛车失去了控制，汽车在跑道上跳了起来，在空中旋转，冲进了观众中，83个人遇难了。庞奇看到了这一事故，并且觉得恐怖，但他竟然没有想到给《纽约时报》打电话。

当年稍后，庞奇回到了纽约总部，成了他父亲的助理。他现在同他的妻子芭芭拉分开了，他相当多时间是和同样与妻子分手的特纳·卡特利奇在一起的，还有卡特利奇的老朋友。他们要么是有婚姻上的困难，要么是婚姻太幸福了，以致在妻子那里享受到自由，可以在萨迪餐厅或卡特利奇在三层的办公室后面的小“酒吧”尽情畅饮。在这些年里，卡特利奇在《纽约时报》的小圈子包括：《纽约时报》的审计主任约瑟夫·阿尔杜伊诺和推销部的欧文·陶布金，这两个人都有婚姻问题；还有发行部经理纳特·戈德斯坦，他宽容的妻子从来不指望他会在家。卡特利奇还有几个演员陪伴，这是他在萨迪餐厅附近碰上的，其中有罗伯特·普雷斯顿，戴维·韦恩和马丁·加贝尔。

对年轻的苏兹贝格来说，卡特利奇有一种父亲般的形象，却又不屈尊俯就。他乐意提出建议，让苏兹贝格自己做出决定。这种温暖的关系持续了几年，但当他们碰上了会成为他们第二任妻子的女人后，他们喝酒的方式改变了不少。卡特利奇在1957年的一次编辑会议上碰见了阿比·雷·伊泽德夫人，一个寡妇；庞奇在1956年一次晚餐聚会上碰见了一个惹人注目的浅黑肤色的离异女子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

这次聚会是在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兄弟休·德赖富斯在公园大道的住宅里举行的。休·德赖富斯第一次注意到富尔曼女士是在纽约郊区的海滩俱乐部。她坐在沙滩上和她的父母和小女儿在一起。德赖富斯，一个友好的不胆怯的人，走近她，介绍了自己，和她谈了起来。德赖富斯的金发妻子琼·德赖富斯当时在沙滩上睡觉，但她很快醒来，走到她丈夫的跟前。他把自己的妻子也介绍给了这位浅黑肤色的女子。

后来在纽约，在庞奇·苏兹贝格说他会在没有舞伴的情况下参加德赖富斯的晚餐聚会后，琼·德赖富斯决定邀请卡罗尔·富尔曼。苏兹贝格和富尔曼女士很谈得来，当天夜里他开车送她回家。几周后，苏兹贝格邀请德赖富斯去一个餐馆，他们惊奇而高兴地看到他领来了卡罗尔·富尔曼。琼·德赖富斯还注意到，卡罗尔戴着一个象征友谊的金戒指。琼就这戒指做了一番评论，卡罗尔害羞地含糊其词地说这个戒指不错——非常不同于庞奇·苏兹贝格前妻芭芭拉看到这个戒指时的反应。芭芭拉·苏兹贝格并不反对她丈夫与其他女人约会，因为她自己也和别的男人约会，而且他们也要离婚了，但是她的确对收到这枚戒指的账单而感到反感。账单是由一位有名的第五大道珠宝商寄给她的，上面写着“金质结婚戒指”。这件事后来被证实为商店的错误，而不是苏兹贝格的幽默例证。当最初的反应和尴尬过后，再没有其他的麻烦——离婚程序按部就班地进行，1956年12月卡罗尔·福克斯·富尔曼和庞奇·苏兹贝格举行了婚礼。

苏兹贝格的新夫人不爱叫他的昵称“庞奇”，宁愿叫他阿瑟，因为“庞奇”会使人想起作为过去一部分的他总是惹麻烦的童年，她希望他永远是现在她看到的样子——一个敏感的、思维敏捷的年轻人，具有值得称赞的品质，但这些品质被他相比之下更明显的轻松的举止和他的老形象所模糊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如卡特利奇等人，也觉得如果有机会的话，苏兹贝格是能够担当重任的，但在1963年以前是没有什么机会的。奥维尔在管理着报纸，并且有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来协助。这两个人都对苏兹贝格印象不深，都认为他最好到别的地方学一下报纸业务。作为一个低级管理者，苏兹贝格在14层没有什么话可说，也没有什么事可做。他有时出席4点钟的新闻会议，人们也经常看见他在三层转悠，一个干净清秀的黑眼睛的年轻人抽着烟斗，微笑着，望着新闻编辑部的墙壁查看油漆，或者检查空调的管道，像是非常着迷于大楼的机械系统和机器。他对在《纽约时报》西海岸版和欧洲版使用的自动化的新装备知道得很多。然而，人们很少征求他对新闻采访的意见，而且他也很少表达这样的意见。他经常被《纽约时报》的一些高层人士所忽视，甚至詹姆斯·赖斯顿从华盛顿飞回到纽约后，也只是迅速地握握手打个招呼，就丢开苏兹贝格溜进了业主奥维尔·德赖富斯的办公室。德赖富斯是个精力充沛的人，还不到50岁，有望再领导报社20年。苏兹贝格才30岁，看起来更年轻。在艾默里·布拉德福德主持14层的会议时，苏兹贝格安静地坐在那里，像个小孩子似的听讲。苏兹贝格敬畏布拉德福德，当这位副总裁站在其他管理者面前，迅速报出除他之外房间里的每一个人都能理解的事实和数字时，他感到慌乱和目眩。在他们频频向布拉德福德点头时，苏兹贝格极力以他的无动于衷来掩饰自己的无知，但在内心里他是感到窘迫的。在他成为业主后，他才清楚其他管理者都和他一样感到慌乱。

德赖富斯的去世和苏兹贝格的接任，给《纽约时报》带来了突然的变化，第一个变化是艾默里·布拉德福德的辞职。布拉德福德以传统的文件上的礼节签署了他的公开辞职书。他的辞呈在董事长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办公室的一个声明中得到了回答，是这样写的：“艾默里·布拉德福德曾是我们组织中的有价值的力量和领导的源泉。我们对他决定辞职感到抱歉。我们将怀念他。”

当年稍后，布拉德福德被任命为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商务总经理助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干了一年半，但并不感到幸福，1965年他又辞职，去了科罗拉多的阿斯彭。他在清理他在斯克里普斯—霍华德集团的办公桌时，发现了A.H.拉斯金的那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的罢工报道。布拉德福德从未完整地读过这篇报道，现在坐在他腾空的抽屉敞开的桌子前，他捡起了两年前的这篇报纸文章，开始阅读起来。他想起了1962年到1963年间谈判的苦恼岁月，挫折和愤怒，还有电视报道的升温，来自白宫方面的压力。这次罢工改变了那么多人的职业生涯和一生的命运。印刷工的领袖伯特伦·鲍尔斯得到了他想要的名气。纽约一些报纸的财力被严重削弱，以至于一蹶不振。这次罢工可能加速了德赖富斯的死亡，且肯定无助于布拉德福德本人的报纸生涯。他承认它还影响了他的婚姻，最终导致婚姻破裂。他和他的前妻都又结婚了。他娶了一个加利福尼亚的寡妇，是一个艺术家和环境保护者。他将去当商业部的顾问，主持奥克兰的一项试验方案，旨在解决少数民族的失业问题。

布拉德福德读完了A.H.拉斯金在《纽约时报》上发表的关于1962年至1963年罢工的文章后，感到很悲哀，在合作谈判期间他受到很多压力，要他与拉斯金多多合作。即便如此，尽管受到了这篇文章的批评，布拉德福德还是认为拉斯金的文章写得很不错。布拉德福德在《纽约时报》的位置被哈丁·F.班克罗夫特所取代。班克罗夫特是一个极其得体的、说话温和并且很英俊的人，53岁，是坎特伯雷大主教理查德·班克罗夫特的后代。班克罗夫特从威廉斯学院毕业后上了哈佛大学法学院，后在纽约从事了五年律师工作。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班克罗夫特当了海军军官。1945年他在国务院工作，结识了艾默里·布拉德福德，并成了朋友。1951年班克罗夫特被杜鲁门总统任命为联合国集体措施委员会的美国副代表，1953年开始在日内瓦执行一项为期三年的任务，担任国际劳工署的法律顾问。1956年班克罗夫特成为《纽约时报》的法律顾问和助理秘书，1957年成为秘书。布拉德福德离去后，哈丁·班克罗夫特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副总裁，搬进了布拉德福德在14层的办公室。

庞奇·苏兹贝格接管《纽约时报》后，班克罗夫特手下的指挥系统包括了公司的许多行政人员。他们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他们的名字每一天都刊登在社论版的顶端，然而在时报大楼外面实际上是无人知晓的——事实上，除极少数例外，这些管理者在大楼里也是不为《纽约时报》的大多数记者和下属编辑所知道。广告部主任门罗·格林是个例外，因为他的办公室在二层，离出纳员的窗口不远，那些每周到出纳员窗口报账的雇员经常能在那里见到他。但《纽约时报》的财务主管弗朗西斯·A.考克斯，虽然自1951年以来就在报社工作，却很少为《纽约时报》的雇员所认识。每一天考克斯都在《纽约时报》来来往往，这位平静的前注册会计师有和善愉快又无特色的面容，在《纽约时报》的5000多名雇员中也许只有几十个人知道他是谁。安德鲁·费希尔，苏兹贝格新任命的负责生产的商务经理，在某些机械领域为人所知，但在时报大楼里不是广为人知的。在他被任命为《纽约时报》西部版的负责人后，这种状况开始有所改变，这项任务使他同一些编辑有了接触，他的照片也出现在报社的内刊《时报闲谈》上了。

新业主管理队伍中的另一个关键的行政人员是一个个头较小、打蝶形领结、黑头发的有能力的人，叫伊凡·维特。维特负责《纽约时报》的推销、人事和产业关系，以及WQXR广播电台。他1928年在20岁生日时加入《纽约时报》，是哥伦比亚大学的毕业生，在那里获得了ΦBK协会的钥匙，这把钥匙在他的腰间总是叮当作响。维特出生在纽约州霍内尔的边远小村庄，像阿道夫·奥克斯的一个亲密朋友、《纽约时报》的前商务经理路易斯·威利一样。正是通过认识回乡探亲的威利，伊凡·维特才受到鼓励向《纽约时报》求职。维特1928年在报社的第一项任务是拉分类广告，一周18美元，但他在报社里上升得很快。他迅速升迁的一个原因是他和威利的兄弟很合得来。威利的兄弟是一个大块头的、在比赛中被毁容的摔跤运动员，叫马克斯·威利。路易斯·威利对他魁梧的兄弟的形象感到有点难堪。他的兄弟在县里的集市上当摔跤教练，每当来纽约时就到《纽约时报》看看。当马克斯·威利出现时，路易斯·威利就让他年轻的门生伊凡·维特快点把马克斯领出办公室——领马克斯去看电影，去上布朗克斯动物园，去科尼岛或者任何地方，只要远离《纽约时报》就行。维特总能机智而迅速地做好这件事。路易斯·威利很感激，维特的早期生涯便有了一个好开局。1934年他成了《纽约时报》的推销部主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不久，他的部门增长到80人，一年预算有100多万美元。这支队伍包括文字编辑、艺术家、研究人员、统计员、生产人员。他们从事报纸和杂志广告、广播和电视的插播广告、橱窗展示、书市和地铁的招牌设计等工作。有一次成功的地铁广告活动，强调了《纽约时报》上分类广告的影响，描绘了人们微笑着说“我通过《纽约时报》找到了工作”。这次活动遭到了右翼政治集团的嘲笑，他们经常在游行中挥舞着牌子，在费德尔·卡斯特罗微笑的大胡子面孔下引用这句口号。

尽管庞奇·苏兹贝格接手的那一天在报社宣布，除了提拔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安德鲁·费希尔之外，没有进行管理层变动的计划——卡特利奇仍然是主编，莱斯特·马克尔仍然是星期天版主任，奥凯斯仍然是社论版主任——但还是短暂地发生了一系列的变化，比《纽约时报》历史上的任何一次变化都更剧烈。庞奇·苏兹贝格以前很少显示他内在的特点，几乎没有做任何他不必去做的事情，但现在突然开始发布一项令人震惊的首创性的决定。

他在1964年1月做的第一件事情是关闭《纽约时报》西部版。这个版仅仅开办了16个月，但它未能吸引足够的广告，亏损严重，总部很难负担。114天的罢工已经深深挫伤了《纽约时报》的经济实力，尽管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仍然是美国最富有的女人之一——《财富》杂志在1968年声称她的财产价值在1.5亿到2亿美元之间——但庞奇·苏兹贝格不想靠每周损失几千美元来支持加利福尼亚90人的队伍和成本昂贵的电器设备——用这些设备把新闻从第四十三大街上的时报大楼发送到洛杉矶的地方总部。虽然出版前的调查显示，太平洋沿岸的读者想要《纽约时报》的一个地方版，一张他们每天能在洛杉矶、旧金山、圣地亚哥和其他几十个西部城市的报摊上买到的报纸，但苏兹贝格觉得，发行数量的前景不好，他不相信情况会变得好起来。该版1962年10月开办时，它的发行量是12万份，但到1963年3月掉到了8.7万份，1963年6月又跌到7.1万份。同样令人泄气的是，这个发行量分散在西部13个州——对于洛杉矶的广告商来说读者也太分散了。如果《纽约时报》的读者稀疏地散布在从墨西哥边界上至加利福尼亚海岸到西雅图，再到落基山脉和拉斯韦加斯荒漠的广大地区，贝弗利山庄的一个专用品商店的老板就看不出在《纽约时报》西部版上做广告有什么优势了。另一个问题是，西部版不是为西部人特制的。德赖富斯和他的纽约顾问差不多假定：《纽约时报》在东海岸的成功模式同样会在西海岸起作用。所以，实际上西部版是纽约版的一些翻版，大量描写的是外国的和全国的日常新闻、远方的丛林和首都的风情，但缺乏女人喜欢阅读的时尚广告，缺乏落基山以西地区的“感觉”和新闻。它是一个被远方控制的报纸——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和詹姆斯·赖斯顿在1943年去莫斯科参观《真理报》社后模仿的做法。在那里他们惊奇地发现，尽管《真理报》的印刷机构在社里，但新闻却通过电报来自别的地方的政府办公室。“记者是技术人员”，赖斯顿在他20多年后的一本书里回忆道，“他们处理其他地方官员对什么新闻应该进入报纸的决定”。这恰恰就是《纽约时报》在1962年极力做的事情——它的加利福尼亚工作人员大部分是“技术人员”：电器专家、广告人员、发行人员，只有微不足道的文字编辑和编辑，没有专门的西部记者队伍。结果，《纽约时报》在广告或地方报道上无法同突然兴起的《洛杉矶时报》竞争。如果《纽约时报》在加利福尼亚不做任何别的事情，它实际上是在帮助《洛杉矶时报》成为更好的报纸。后者不仅和《华盛顿邮报》结伴搞起了它的新闻服务，而且还在全国和海外特别是本地加强了它的报道。1965年夏天洛杉矶的沃茨地区发生骚乱时，《洛杉矶时报》派出了几十名记者和摄影师去采访这些事件及其后果，这次表现获得了1966年普利策的综合地方报道奖。

苏兹贝格决定关闭西部版，使《纽约时报》一些与这一方案有密切关系的人感到非常失望。他们认为，16个月还不足以为他们提供足够的时间来妥当地检验这个版并做出关闭的判决。《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大声质问这次失败会如何影响《纽约时报》的形象。“你不能关闭这个版，庞奇”，一个人说，“我们必须挽回面子。”

“我们一点都不缺面子，”苏兹贝格迅速回答，“它是一个糟糕的报纸，扔掉它吧！”

所以，1964年1月底，苏兹贝格宣布，解散加利福尼亚分遣队。有些人继续留在《纽约时报》的组织内，其他人到别的地方找工作。报社里没有人比安德鲁·费希尔更沮丧了。虽然西部方案曾是德赖富斯的“婴儿”，但德赖富斯已经走了，布拉德福德也走了，和这个地方版有最密切关系的管理者是费希尔。费希尔回到纽约后，他考虑他现在是不是逐渐也被打发掉了。他知道，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他代表着早就激起他们怀疑和猜疑的新技术，而且这种技术在加利福尼亚失败了。科学调查错误地判断了读者，《纽约时报》由于智力有缺陷而在一场大的战斗中失败了。如果要找一个替罪羊的话，很可能就是安德鲁·费希尔。他重新在14层安下身来，坐在他的办公室里，他的办公室装饰着一个双面钟，同时报出加利福尼亚和纽约的时间。他走过大楼的走廊，乘上现在已经自动化的电梯，感觉到有些管理者很难直视他的眼睛。他想，他们是在故意保持距离。他不止一次问自己，为什么他们不解雇我呢？为什么他们还让我在这里呢？

然而，和庞奇·苏兹贝格在一起，费希尔并没有这样的感觉。这个发现使他吃惊并受到鼓励。苏兹贝格看起来和以前没有什么不同，比起七个月前苏兹贝格成为业主而费希尔被提拔起来负责生产部时，没有什么不友好的，也没有什么不值得信任的。德赖富斯还活着时，费希尔和苏兹贝格一直相处得很好。费希尔是14层上唯一一位与苏兹贝格年龄相接近的管理者，他们很快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是不拘礼节的和坦率的，又都具有军人的服从命令的习性，尊重航图，训练助手，系统化，安排细节简练。他们都喜爱科学的精巧装置和工具，并共同认为，当某些工具证明对完成一项任务是不充分的时候，就应该用更新更好的工具取代它们。正是这种明确而实际的理由使得费希尔在加利福尼亚大失败之后怀疑自己的事业在《纽约时报》也许结束了。如果不是在被解雇的意义上结束了，那么就他的未来生涯而言也是结束了。作为机构的一个工具，他在某种意义上是失败了。然而，这显然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对西海岸的冒险所做的价值判断。

诚然，出现了重大的错误，但不是哪一个人或集团要负责任，苏兹贝格的举止也没有表现出他因这次失败非常沮丧或泄气。失败对庞奇·苏兹贝格来说不是什么新东西。虽然他现在不能轻易地宽恕它，因为这个错误确实带来了较大的损失，但他也不想对其做出过度反应。西海岸的撤退对他来说是一次大的向前挺进中的一个挫折。他看不出有什么理由开始突然转向防御，或者停止在未来会更有效更经济地帮助管理《纽约时报》的现代技术试验。恰恰相反，苏兹贝格现在比以前更想用现代体制进行试验，更多地了解它们。他的报纸不能仅仅遵循他父亲或外祖父的公式。《纽约时报》应该继承它传统中不可违背的东西，然而要适应变化着的潮流和新的工具。苏兹贝格认为，《纽约时报》必须比往常赚更多的钱：有关报纸所有权的经济状况现在比往常任何时候都更不确定——最近的报纸罢工已经证明纽约的一些报纸面对劳工的冲击是多么脆弱，旧的机构是多么快地衰竭和破碎了。尽管《纽约时报》手头有现金来抵抗罢工，但争取更多的收入是根本性的，不仅是为了满足上升的生产成本和更高的薪水，而且也是为了使报纸在未来的罢工威胁中不惊慌失措。赚更多钱的一个方式就是卖更多的报纸，收取更高的广告费，多种经营，并投资于像西部版这样的扩张主义风险事业，如果失败了就试试别的新东西；另一种方式是更经济地经营《纽约时报》——不是要在新闻采访或雇用高级人才上克俭，而是要使工厂现代化，让年迈的老兵退休（上帝不能再是《纽约时报》的人事经理），少雇用簿记员和职员处理装裱的文书工作。《纽约时报》要接受计算机。计算机在《纽约时报》仍然是一个有争议的话题，但在苏兹贝格当社长的第一年，他开始准备让这个机构适应计算机的引入。《纽约时报》人必须克服他们的反感和对报纸事业的浪漫观念：尽管《纽约时报》的确是全国最有影响的报纸，但它不能松懈，因为在纽约之外还有其他报纸在迅速前进。《华盛顿邮报》和《华尔街日报》现在办得比以往都好，有时在政治和经济新闻的报道中能赶上或超过《纽约时报》。《洛杉矶时报》尽管还主要是一个地方报纸，在全国的影响有限，但它每天的发行量超过了80万份。它准备接管《芝加哥论坛报》，居它之上的仅有纽约通俗小报《每日新闻》，其200万份的平日版发行量是全国其他大都市报纸的一倍多。《华尔街日报》占据着专家的市场，经常不和一般报纸分在一类，但它的四个地区版每天使它的全国总发行量达到了80多万份。在其他大城市的日报中，《纽约时报》1964年排名第七，平日版平均每天销售大约65万份，但这个数字由于纽约其他报纸在劳工罢工后走向破产而突然增加了，几年内《纽约时报》将超过80万份，超过《费城公报》（Philadelphia Bulletin）、《底特律新闻报》（Detroit News）、《洛杉矶先驱考察者》（Los Angeles Herald-Examiner），甚至《芝加哥论坛报》，但它仍将在第二名的《洛杉矶时报》之后。尽管发行量不一定是一家报纸经济实力的标志（比如说《纽约镜报》，1963年在日发行量超过90万份的情况下倒闭了），但《洛杉矶时报》的财力是没有任何问题的。将近十年，《洛杉矶时报》在广告额方面领导着全国的日报，如果它在落基山以东有更大的野心的话，它现在能够赌上一把，它的背后是由钱德勒家族的泰晤士报——镜报公司撑腰，该公司已经经营多样化了，最近几年随着购买了几家新公司，出版从电话簿和《圣经》到领航员用的航空图各种东西，赢利丰厚。《洛杉矶时报》的印厂是一个现代主义的样板。作为唯一没有工会的大报，在它的大部分历史上是强烈反劳工的，《洛杉矶时报》已经随心所欲地去搞自动化了——用计算机来制定工资表、排版、分析发行趋势，准确定位那些欠款的广告商。《纽约时报》身处在一个有组织的劳工密集的城市里，扎根在不同的传统中，即使它愿意这样做，在电子化方面也是无法同《洛杉矶时报》竞争的，但苏兹贝格想尽可能谨慎地进行现代化，他开始安排用一个月8000美元租用一台霍尼韦尔H.200计算机来做25个雇员的计算工作。在这些雇员得到再培训做其他工作后，这台计算机进入了时报大楼七层的一个墙壁洁白、无窗干燥的无尘房间。这个房间25英尺宽，32英尺长，除了那些用这台计算机工作或对它进行保养的人之外，任何人不得进入这个房间。这台计算机在《纽约时报》的一个新任命的系统经理监管之下。他以前是纽约大学的一个教授，佐治亚人，叫卡尔·奥斯廷。而奥斯廷和计算机都由安德鲁·费希尔来负责。

另一个使《纽约时报》现代化的动作，就是集中它的管理权威，清除最后的古代“公国”。为此，庞奇·苏兹贝格决定，自1964年9月起，任命特纳·卡特利奇为一个新设立的职位“总编辑”。这个头衔使得卡特利奇有了高于莱斯特·马克尔的星期天版部、高于赖斯顿的华盛顿分社、高于新闻编辑部和全国及海外分社所有人的无可置疑的权威。卡特利奇已经梦想这一安排近20年了，现在他终于得到了它。如果奥维尔·德赖富斯还活着，如果其他事件没有仓促地发生，或者如果庞奇·苏兹贝格不曾是卡特利奇办公室小“酒吧”的一员，他是不会有这种权威的，但在这一时刻这种辩证论没有多大意义。特纳·卡特利奇63岁了，稍微过胖，有痛风的痛苦，他是一个个子高高的但软弱无力的人，有圆而红润的脸盘，松弛的下巴，急速转动的不会放过任何事情的黑眼睛，一种温和的高贵的举止，这种举止是人们一直无法把握的，好像是为了防止新闻编辑部的大多数人确切地知道他是一个公司天才还是一个幸运的笨蛋。卡特利奇现在成了《纽约时报》新闻部里大名鼎鼎的人物，以致华盛顿的阿瑟·克罗克以夸张的口气说：“我都不敢大声说出他的名字。”

卡特利奇给年轻的苏兹贝格当了摄政王。对于新闻部，苏兹贝格有很多东西要学，他想在他身旁有一个知道这一切的人。卡特利奇丰富的经验使他成了显而易见的人选，尽管卡特利奇对在他以下发生的事情只能做出非常有教养的猜测，因为这个部门太大，太散，并且太流动，甚至用计算机检査也很不容易。新闻部由《纽约时报》5000多名雇员中的大约百分之二十的人组成——大约1000人以各种方式帮助写作编辑平日版和星期天版的《纽约时报》。不算纽约的高级编辑或驻外记者，或办公室的秘书，或特约记者，或汽车司机；不算在全国各地的、在华盛顿的国内记者；不算时报大楼九层的女性新闻人员，或其他层的职能人员，而只算三层的新闻人员，在纽约城市版主任手下有大约200人，在金融版主任手下有59人，在体育版主任手下有52人，在文化新闻版主任手下有40人，在照片版主任手下有25人。

国内和海外的整个新闻部——包括送稿生、办事员、文字编辑、驻外记者、助理编辑、高级编辑——每年的运营开支大约要使苏兹贝格家族拿出1100万美元。总之，每年出版《纽约时报》的成本——纸张、油墨、机器、运输卡车、火车、飞机、人员的薪水和在别的地方的开支、税金——有1.34亿美元。如果预计的收入是准确的，如果没有长期的罢工或预料不到的负债或衰退，《纽约时报》能从它的广告收入、它的发行销售和较小的杂项方面获得1.36亿到1.37亿美元。因此，拥有这家被视为世界上最大的报纸带来的利润不是很大，只有260多万美元。

苏兹贝格不想为了增加利润而损害《纽约时报》的传统或独特的采访。《纽约时报》的编辑决不应该犹豫为一篇重要但迟到了的报道留版面而撤下广告。《纽约时报》应该继续刊登很少有人读的长讲演稿，以及像沃伦委员会关于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报告》那样的历史文献，这个报告在1964年9月的一期《纽约时报》上占了48版。所以，苏兹贝格认为，广告率应该增加，安德鲁·费希尔和伊凡·维特同意，但广告部经理门罗·格林感到困难。广告率的上升会引起广告行数的下降，广告行数是格林自豪的特别来源，是他的打击率，他不愿意改变这些规则，按这些规则他的部门已经在广告行方面领先纽约其他报纸多年了。1964年，格林的部门达到了6.77亿行的纪录，给《纽约时报》的金库带来了1亿美元的收入。《纽约先驱论坛报》处在较低的比率，只印了1.85亿行。格林看不出有什么理由更改这一成功的做法。格林对年轻的苏兹贝格也感觉到有点不舒服。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任业主时，格林的判断力很少受到怀疑，但现在格林觉得风向变了，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费希尔同新业主亲密关系的威胁。有一些传闻说，庞奇·苏兹贝格希望有一天把格林的广告部、维特的促销—发行部和费希尔的生产部都置于一个人领导下，就像新闻各部门准备统一在特纳·卡特利奇手下一样。据说，苏兹贝格喜欢海军陆战队的指挥系统的风格，从上到下的一条线权威。这能不能在《纽约时报》里起作用还有待观望，但格林几乎肯定苏兹贝格会尝试一下。苏兹贝格已经决定把平日版和星期天版人员统一在一个领导手下，就显示出了这种倾向。苏兹贝格的正式声明，最终是在1964年9月1日宣布的，也许能够使人看出他管理《纽约时报》的一般方式。在任命卡特利奇监管全部新闻运作包括平日版和星期天版各部门时，苏兹贝格说：“我觉得，我们在我们的运营及其未来的进程中要认清当前的潮流。”

1964年9月2日，特纳·卡特利奇的晋升在《纽约时报》第二部分的头版得到了报道。这篇文章还附有卡特利奇的照片和其他五位受这次调整影响的主编——马克尔、丹尼尔、赖斯顿、汤姆·威克和丹尼尔·施瓦茨——的照片。但文章却是用一种模糊用语表达出来的，所以缺乏那种对《纽约时报》的现代报道来说是根本性的解释，以致一个局外人是否能理解这篇报道的全部意义是值得怀疑的。如果在电视产业或国务院进行了管理层重组的话，如果在罗马尼亚进行了官僚体制改组的话，那么《纽约时报》就会开放它的栏目进行清楚的报道，有解释性的分析和编辑部文章，严峻的事实点缀着说明（“据消息人士说……”）。但任何报纸，包括《纽约时报》，都不会为它自己的管理层变动提供很多消息。所以，在苏兹贝格公开决定结束“公国”并把新闻活动集中在卡特利奇手下之前的几周里，《纽约时报》组织内部发生的幕后的花招、出现的紧张和绝望状况，根本未得到暗示。《纽约时报》的这篇文章似乎是表明，主要的人物都非常平静地、高兴地迎接了这个机构里的更大的挑战。这篇文章和照片上的四栏标题写道：“卡特利奇被任命为《纽约时报》总编辑，”小标题放在其下：“马克尔、赖斯顿升任副主编，施瓦茨任星期天版部主任，丹尼尔任主编，威克将负责华盛顿分社。”[注：此处各职位头衔原名分别为：executive editor（总编辑），associate editor（副主编），managing editor（主编）。]这篇文章开头大致是说：“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社长昨天宣布了《纽约时报》的编辑任命上的六大变化。”

当莱斯特·马克尔起初知道苏兹贝格的计划后，勃然大怒。马克尔70岁了，他已经把星期天的《纽约时报》建成了一家全国性的机构，一包五磅重的报纸，有广告，发行量缓慢地但稳定地上升到150万份。现在马克尔看到他一生的事业正在被他认为是对报纸不利的倾向所破坏——不仅仅有正由苏兹贝格来实现的集体主义野心，不仅仅有三层的像西奥多·伯恩斯坦那样的编辑（他们引入了“新闻当事人”的特写栏目）和其他多少干扰马克尔以前特权的日常背景专题的理论和发明。莱斯特·马克尔现在同样关心他感觉到的一种趋势，即把《纽约时报》从一个“灰衣女士”变成一个开着循环列车的不断招摇的机构，吹嘘着：“没有它，你就落伍了。”马克尔认为，《纽约时报》之所以独树一帜，不因为使它有一种超现代的肤浅的意义，而是一直要站在潮流之上。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不去把握潮流——事实上，奥克斯的《纽约时报》在报道伟大的科学发现、战争的前兆、每一个年代重大的问题和争论方面是领先的，但这并不意味着《纽约时报》被流行时尚和无关的小事所统治，它保持着距离，有点枯燥和僵化，这是奥克斯喜欢的方式。甚至在《纽约时报》停止报道20世纪20或30年代的大谋杀案和丑闻时，它也是以维多利亚式的克制这样做的。直到1942年，《纽约时报》仍然称弗兰克·科斯特洛这样的诈骗者为“运动员”。在20年代，当马克尔问奥克斯为什么《纽约时报》像《每日新闻》那样用大量的版面报道霍尔—米尔斯案丑闻——一个仍未解决的谋杀案，在这个案件中霍尔牧师和他的唱诗班情妇米尔斯夫人被杀死在新泽西的一个苹果树下——奥克斯回答说：“当《每日新闻》刊登它时，它只是性；当我们刊登它时，它就是社会学。”

现在，1964年，尽管马克尔身体健康，甚至拼命反对，但还是被撤换掉了星期天版主任职位。马克尔意识到自己有不讨好别人的名声，但他是41年前被奥克斯雇用来的，并且他认真工作了；他把他个人的名声主要归咎于那些恶毒的作家，他们未能通过他的检验。但有一些人称赞马克尔，如星期天版部的编辑们。他们说：“马克尔的麻烦在于，他一直是对的。”马克尔偶尔和玛丽莲·梦露一起吃饭，有一次陪她参观了时报大楼。梦露认为他是有魅力的和杰出的。还有一些人在马克尔可怕的外表下面感觉到了慈爱和脆弱。当马克尔未被邀请参加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在萨迪餐厅的纪念晚会时，他绝对是被打垮了。那是一次壮观的场面，百老汇的名流和《纽约时报》的每一个重要管理者都出席了。阿特金森夫人在事先审查客人名单时，把马克尔勾掉了，这很快成了时报大楼的一个话题。当奥维尔·德赖富斯到达萨迪餐厅时，他问的第一件事情是：“马克尔在吗？”当得知他不在后，德赖富斯摇摇头，叹息说：“我明天要挨骂了。”

但庞奇·苏兹贝格对马克尔完全没有传统的胆怯。尽管称赞马克尔的巨大贡献，尊敬他的做法，但苏兹贝格在和马克尔面对面时，坚持要马克尔把星期天版的主任职位交给丹尼尔·施瓦茨。施瓦茨是一个明智而审慎的讨人喜欢的人，自1939年以来一直给马克尔当助手。施瓦茨现在要向卡特利奇汇报工作了。马克尔要搬到14层当“副主编”了，他的名字每一天都要上社论版报头，他将在新成立的部门处理公共事务，这些事务涉及“使公众消息更为灵通”。马克尔会继续在他的教育电视新闻节目当主持人，定期地也有汤姆·威克和马克斯·费兰克尔加入进来。他还大量地处理《纽约时报》在成人教育、广播和书籍方面不断扩张的业务。当然，所有这些散文废话和委婉说法都不能掩饰一个事实，马克尔要被踢上楼了，这个事件在八层没有引起任何大的抗议。然而，在他一生的这个不光彩的时刻，马克尔多少显示出了一种值得称赞的个性力量。马克尔不是淹没在自怜中，或者气得摔门而出，或者被耻辱所压垮，而是——在起初爆发一阵愤怒后——接受了这个不可避免的事实，搬进了他在14层的新办公室。他在后来的几个月里精力充沛地工作，最终他在规模和重要性上超额完成了他的使命。在几年之内，他承担了一些新的责任，如担任《纽约时报》的“未来委员会”主席。马克尔根据太空文明时代的行话，将其叫作“未委会”（COMFUT）。这个委员会的成员包括其他管理者和助理研究员，任务是确定未来几十年社会变化和技术发展会对报纸特别是《纽约时报》有什么影响。这个委员会要努力去把握什么样的人类习惯将流行起来，在20世纪70和80年代将如何利用业余时间，《纽约时报》将如何最好地迎接这个新形势的挑战。马克尔的委员会的一些研究是在《纽约时报》的办公室做的，同时大部分内容都传播到了科学研究组织。

所以，马克尔的精力会继续向前推进，但他自我的脆弱一面也会表现出来，如在苏兹贝格把他从星期天版部清除走后，他很少再到那里去。即使马克尔有时间随意观看一下他在八层的老地盘，也是匆匆而过，从他以前的办公室穿过大厅。他以前的办公室被装饰成西班牙风格的房间，有一个长餐桌，几把木头椅子，一个铁柱形吊灯。墙上挂着莱斯特·马克尔的一张肖像，他在肖像中没有笑。这个房间在这个部门里没有任何重要的作用，经常是空的而且很安静，有时它被叫作马克尔的“小教堂”。

当苏兹贝格重组计划的风声最早传到华盛顿分社时，记者和其他职员都感到震惊，但并不奇怪。他们表现出一种冷静，来自纽约的任何事情，不管多么反常，都不会使他们感到奇怪。两年来，或者说自索尔兹伯里1962年被提拔为国内新闻部主任以来，自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卡特利奇手下晋升为主编助理以来，华盛顿分社就已经感觉到了来自纽约总部的事后轰炸性批评。如果不是丹尼尔声称《华盛顿邮报》或《华尔街日报》发表了《纽约时报》没有发表的事情，那么就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电话上传达他的报道观念、怀疑和问题：林登·约翰逊的交易背后有没有默奇森的钱？亚伯·福塔斯[注：亚伯·福塔斯（Abe Fortas，1910—1982），美国律师，美国最高法院法官（1965—1969），1968年由约翰逊总统提名出任首席法官，遭到参议院反对，后因被指控受贿而辞去公职。———译者注]的意图到底是什么？是不是像传闻说的那样，国务院会最终承认蒙古国的独立主权？让蒙古国得到承认，似乎是索尔兹伯里喜欢的一项运动，也许是因为他认为蒙古国会成为观察中国的一个理想的“监听哨”——或许是因为索尔兹伯里就喜欢蒙古人。无论如何，索尔兹伯里在他的一本书里支持承认蒙古国独立，他定期听到华盛顿关于承认蒙古的“传闻”。华盛顿分社的人声称，他们经常就这件事询问国务院，不久，不管是出于厌烦还是麻烦，国务院将会承认蒙古国。

奥维尔·德赖富斯去世后，管理层的重心从华盛顿转向了纽约，这种转折的最初结果之一是赖斯顿的第二号人物华莱士·卡罗尔辞职。1963年夏天，在苏兹贝格被任命为业主后不久，卡罗尔声称“看到了不祥预兆”，所以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担任温斯顿—塞勒姆的《杂志》（Journal）和《哨兵》（Sentinel）的主编兼社长。卡罗尔自1955年起在《纽约时报》工作，在赖斯顿手下有效率地和镇静地管理分社。在德赖富斯还活着时，他可能想过让卡罗尔当马克尔的接班人。但卡罗尔很快看出，除了来自纽约的压力之外，他没有什么可指望的，没人能劝阻他辞职。卡特利奇喜欢卡罗尔，为他提供了罗马分社的职位，或者已经开张的其他任何分社的职位，如果他想改变自己的想法的话。赖斯顿愿意把华盛顿分社交给卡罗尔，把自己的全部精力用在他的专栏上。卡罗尔表示感激，但他的决定是无法挽回的。他意识到了在主编丹尼尔手下（索尔兹伯里是丹尼尔的副手）将会是什么样的生活，所以他接受了温斯顿—塞勒姆的职位，他一度曾在那里工作，现在他很高兴再回到那里去。

这一时期几乎没有人知道赖斯顿正在考虑辞职。使他大为失望的是，在德赖富斯去世后和庞奇·苏兹贝格就任业主之前的几周里，苏兹贝格家族没有一个人征求他的意见。考虑到赖斯顿同这个家族的关系如此密切，这确实奇怪。但回想一下，它也是发人深省的。至少对目前来说，赖斯顿在内部圈子之外。在葬礼上赖斯顿为奥维尔·德赖富斯致了悼词，然后他回到了华盛顿，而苏兹贝格夫妇和董事们召开了秘密会议讨论断任人选，但没有人接近赖斯顿，这使他感到心烦意乱，疑惑不解。如果为他提供主编的职位，他也许会予以回绝，然而他对于考虑这个职位的机会很感激。现在他根本不知道他站在哪里。他被卡特利奇超越了，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德赖富斯还活着的时候，赖斯顿虽然官职上在卡特利奇之下，但实际上却不是这样。赖斯顿是非常自傲的，他不能接受现在所处的状况，他认真地考虑了接受他亲密的朋友、《华盛顿邮报》公司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给他提供的令人印象深刻的职位。在《华盛顿邮报》的位置上，赖斯顿不仅能继续当报纸辛迪加的专栏作家，而且还能插手指导她的报纸和公司的另一个出版物《新闻周刊》。赖斯顿将会得到足够的钱和股票收益来保证他和他的家庭相当富裕。他一点也不怀疑《华盛顿邮报》对《纽约时报》一些最优秀的年轻人有诱惑力。所以在这个夏天，他严肃地考虑辞职，并且和沃尔特·李普曼这样的亲密朋友讨论过。然而，最终赖斯顿决定留下来。

没有哪一家媒体像《纽约时报》一样每一天都能触及赖斯顿想以他的语言和思想去触及的那些人。没有《纽约时报》赖斯顿也能过得去，反之亦然，但却没有多大重要性了。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在一起，集中精力搞自己的专栏，比起他为三倍的金钱而辞职，更能影响美国的决策者、全国的权力经纪人和海外的领导人。赖斯顿相信，单是《纽约时报》拥有的读者就能驱动美国。美国的总统每天早晨都读它，国会议员也读它，在华盛顿的70个大使也读它，包括苏联大使们。美国半数以上的大学校长阅读《纽约时报》，《纽约时报》每天在哈佛大学就销售2000多份，在耶鲁大学销售1000多份，在芝加哥大学销售700多份，在伯克利大学销售350份。这些是赖斯顿想影响的那些人——今天和明天的权势集团。他是权势集团的专栏作家，只有在《纽约时报》他才能做这种专栏作家。

赖斯顿也喜爱这份报纸。有一次他告诉卡罗尔，他宁可与妻子离婚也不会退出《纽约时报》。当然，这显然不是事实——1953年在克罗克担任分社社长之前，赖斯顿曾考虑过退出《纽约时报》；但毫无疑问，赖斯顿是过去意义上的《纽约时报》人。也就是说，当一个人在情感上把这个机构奉为一种生活方式、一种宗教、一种崇拜时，对他来说是不可能像卡罗尔那样退出的。赖斯顿1939年加入《纽约时报》，和它一起成长，利用它，也被它利用——它们是一种奇妙的结合。赖斯顿，54岁，仍然有相当一段路要走。所以，他决定留在《纽约时报》，看看他和它面前的是什么。年轻的苏兹贝格现在兴高采烈，报纸处在一种陌生的过渡期。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病重不能影响它了，被拴在了轮椅上，受心脏病煎熬，以致现在成了一个瘦弱的憔悴的人，大不同于他英俊的照片和时报大楼里巨幅画像里的样子了。伊菲吉妮有财力，但她有一个儿子，唯一的儿子，他现在是业主，未来的希望。在这一时刻，她不能也不会进行干预。庞奇·苏兹贝格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受到那些更清楚或被认为他们更清楚的人的预言，但这些日子已经过去了，这些人大多数也已经不在了。赖斯顿能够做的一切就是努力去理解他从未认识的苏兹贝格，也许要建立一种工作关系，这种工作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会成为一种温暖的友谊。所以，赖斯顿飞往纽约，在1964年夏天和苏兹贝格度过了令人愉快的几小时，随后关于卡特利奇的通知最终定了下来。赖斯顿做了最后的尝试，要苏兹贝格重新考虑，以关心的、热心公益的方式同苏兹贝格谈话，赖斯顿同总统和国会议员就是这样谈的。他建议这位年轻的业主明智地在自己的周围聚集起他那一代活泼的年轻人，而不是老年人，如汤姆·威克、马克斯·弗兰克尔或安东尼·刘易斯。苏兹贝格听了，但他现在没有回应这种改变他的计划的想法。卡特利奇应该是新闻部门的老板，无可争辩地负责整个新闻部门——社论版之外的一切。社论版仍然由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领导。赖斯顿在这些情况之下，不能够继续担任分社社长。赖斯顿请求解除他的职务，自主挑选他的接班人。赖斯顿会像马克尔一样成为一个“副主编”，会继续在华盛顿有一个办公室，在那里会继续写他的专栏。苏兹贝格不想失去赖斯顿，他感到宽慰和高兴的是，赖斯顿会留下来，他同意赖斯顿自己挑选接班人。赖斯顿选择了汤姆·威克。苏兹贝格不了解威克，但他赞成他的选择。赖斯顿非常了解威克，不仅是作为记者，而且也是作为一个人。赖斯顿相信，威克这种人能在竞选运动中在乡村公路上飞跑，能跳过篱笆，知道农民在真正想些什么，然后能回到城里，穿上小礼服，在大使馆晚会上同样能轻松自如。当然，赖斯顿本人不是这样。

1964年夏天，苏兹贝格批准威克担任华盛顿分社的下一任社长，但没有充分预料到它会在纽约编辑中引起的影响。纽约的编辑们现在不能按他们的意愿去挑选一个人去解决他们认为是华盛顿报道的问题，即任人唯亲、缺乏想象力和干劲。华盛顿分社还有两个人会因威克的提拔而不高兴，其中一个是马克斯·弗兰克尔。

弗兰克尔同威克没有任何个人恩怨，但弗兰克尔曾经是《纽约时报》的神童。他现在觉得以前发展的快速度已经停了下来——在34岁时他未能成为分社社长，他的焦急心情丝毫没有减轻。他1951年夏天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处在从低年级升到高年级的时期，才21岁的他成了《纽约时报》的记者。他1949年作为哥伦比亚大学的校园通讯员开始为《纽约时报》写作，正值艾森豪威尔时代。这对一个年轻的通讯员来说是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弗兰克尔充分利用了这个机会。他是一个机灵的年轻人，有政治倾向而且好奇，他有点粗壮，戴眼镜，圆脸，走路很快。对他来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剧情不是从历史教科书上学到的，而是靠自己和自己的家庭亲身感觉到的。

马克斯·弗兰克尔出生在德国的格拉，出生时已被划入东德，在莱比锡生活了近八年，直到他的家庭因为有遥远的波兰犹太人血统而被驱逐出境。弗兰克尔一家被盖世太保驱赶到德波边界，最终在波兰的克拉科夫的一个临时住所居住下来。1939年他和他的母亲回到德国，争取向美国移民。他的父亲留在了波兰，不久逃离了纳粹军队，后来被苏联当局拘押，并被当作德国间谍遭受审判，并让他做出选择：要么成为苏联公民，要么在西伯利亚服15年徒刑。雅各布·弗兰克尔选择了后者，模糊地希望有一天能同他的妻子和儿子团聚。他的妻子和儿子当时从盖世太保那里获得了流放许可，从荷兰乘船去美国，1940年冬天到达新泽西州的霍博肯。

他们定居在纽约的华盛顿高地地区，离乔治·华盛顿桥不远，是一个难民居住区，有时叫作“第四帝国”。在那里弗兰克尔上了公立学校，学习努力。战后他的父亲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离开了苏联，同家庭团聚，后来在西哈莱姆开了个小纺织品店。弗兰克尔1948年毕业于纽约的音乐艺术学校，他曾在那里编辑过学校的报纸。后来他为联合世界联邦主义者工作了几个月，操作讲演机，再后来获得纽约州奖学金，进入哥伦比亚大学。他从《哥伦比亚每日观察者》（Columbia Daily Spectator）的校园通讯员和主编上升为《纽约时报》的正式员工是迅速的，而且在《纽约时报》晋升到突出的地位也是迅速的。他先是在美国军队服役两年，后来在新闻编辑部里作为一个改写加工人员有了给人印象深刻的经历后，成了《纽约时报》驻维也纳的记者，然后是驻贝尔格莱德和驻莫斯科的记者。1961年，在取得了广泛而多样的经验后，弗兰克尔加入了赖斯顿的分社。在接下来的两年，他采访过国务院、白宫，偶尔也采访五角大楼、中央情报局、国会的委员会和外国大使馆。当赖斯顿决定辞去他的分社职务后，弗兰克尔准备做些别的事情，不单单是从事报道工作。

在威克被任命为分社社长两年后，马克斯·弗兰克尔辞职了。在给苏兹贝格的一封充满感情的长信中，弗兰克尔表明他要加入《记者》杂志，希望在那里有写全国的以及国际的、官方的以及个人事务主题的自由；自由地旅行，发表讲演，偶尔进行教学，出现在电视上，看看自己能不能成功地当个作家，而不仅仅是记者，并且以一种在《纽约时报》新闻栏目里被禁止的主体性来写作。弗兰克尔对苏兹贝格说，他想成为更自主的人。但后来在送出这封信后，弗兰克尔突然改变了想法。《纽约时报》显得太重要了，外面的世界似乎也不怎么诱人，他无法解开这个结。最终，怀着不好意思的心情，弗兰克尔给《记者》的主编马克斯·阿斯科利发了封电报，说他放弃了从《纽约时报》辞职的想法，他根本无法离开它。

《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第二个希望继承赖斯顿衣钵的记者，是一个冷漠、清瘦、非常爱干净、认真聪明的年轻人，叫安东尼·刘易斯。刘易斯37岁，比弗兰克尔大三岁，在许多方面他恰恰和弗兰克尔相反。弗兰克尔易动感情，而刘易斯似乎在任何时候都是严密抑制、难以置信地控制他的有序的头脑，他的精力只集中在与此刻有关的事情上，小心翼翼地不去过分强调自己的情况或者越出他的边界。他的字迹是完美的，有很高的造诣，干净利落，信息清晰。他的眼睛明亮而警觉，他的前额很高，而头发稀疏，使他显得像是秃顶。他的声音柔和，有时是温和友好的，只是在碰到不愉快的事情时显得紧张而尖刻。他出生在纽约，上过私立的霍勒斯·曼学校，后来进入哈佛大学，1948年毕业。甚至现在，16年后，他的样子——如果不是实际上的话——也多少体现着战后时期的常春藤大学的风格——保守，嗜书，习惯于融合，突出自己与他人的相似性，抵御任何自然的古怪行为或引诱。只有那些了解他的人，或给他留下非常深刻印象因而使他愿意说心里话的人，才会感觉到他实际上是个有趣的人，一个戏剧鉴赏家。这个严肃的人的妻子是一个高个头儿欢乐的学习现代舞蹈的学生，W.C.菲尔兹的完美模仿者，也是有魅力的晚宴客人。《纽约时报》很少有记者知道他的这一面。他们只知道他是完美主义者，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工作努力的记者，1955年他因写了关于联邦忠诚安全计划[注：联邦忠诚安全计划（Federal loyalty-security program），基于1953年艾森豪威尔总统签署的《第10450号行政命令》（Executive Order 10450）的计划，旨在追求“忠诚政府”，是冷战时代的产物。]的一系列文章而获得普利策奖，当时他是在为《华盛顿每日新闻报》（Washington Daily News）工作。刘易斯1963年因为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而第二次获得普利策奖。在费利克斯·法兰克福特大法官的鼓励下，赖斯顿想让《纽约时报》一个人专攻法律报道。刘易斯承担了这项任务，回到哈佛大学用尼曼奖学金上花一年时间研究法律。法兰克福特大法官后来就刘易斯对最高法院的报道评价道：“法院本身也找不出两个人能用如此少的语言如此准确地把握每一决定的实质。”1964年，刘易斯出版了一部关于最高法院重要判决的重要著作《吉迪恩的号角》（Gideon's Trumpet），并且在《纽约客》上节选发表。

如果赖斯顿选择刘易斯来接替他的话，《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就会有人表示要辞职。他们认为，他太野心勃勃，太冲了，缺乏赖斯顿或威克那样轻松和蔼的风格。在纽约，一些编辑觉得，刘易斯虽然也擅长于采访司法部，但他过于迷恋司法部长罗伯特·F.肯尼迪，形成了一种有可能会对刘易斯的客观性造成影响的友谊。赖斯顿也意识到了所有这一切，尽管他为刘易斯自豪，也喜欢他这个人，但他认为，威克担任分社社长比弗兰克尔或刘易斯更合适。

安东尼·刘易斯对赖斯顿的决定深感失望。后来刘易斯有机会接受了伦敦分社社长的职务。他接替了悉尼·格鲁森，格鲁森回到纽约担任了国际新闻主任，取代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而弗里德曼同西奥多·伯恩斯坦和罗伯特·加斯特在一起，成了主编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把他国内新闻主任的职位腾给了一个精力旺盛的亚特兰大出生的记者，叫作克劳德·西顿。索尔兹伯里也升任为主编助理，在新任命的总编辑克利夫顿·丹尼尔手下工作。

在发生所有这些变化期间，在把华盛顿分社交给汤姆·威克之前，詹姆斯·赖斯顿和庞奇·苏兹贝格还安排了一个细节，这在当时似乎是很不重要的，但由于是提前做准备，它也许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精明之举，可以显示出赖斯顿头脑中的某种东西——某种异想天开的意识。他认识到，管理者的妻子之间有时能建立起一种桥梁，能更密切地把她们的丈夫联系起来。赖斯顿知道苏兹贝格和他的妻子卡罗尔准备在11月选举后到欧洲旅行，便和苏兹贝格策划邀请威克和威克的妻子内娃陪同他们。这对苏兹贝格更密切地了解他的分社新社长是一个理想的机会，苏兹贝格同意了。赖斯顿知道，这些管理者的旅行也可能是灾难性的，因为长久的陪伴会突出了个人的差别，或者在亚特兰大的途中出现厌倦的时刻，或者也有可能妻子们相处不好。但这些旅行也可能产生和谐的结果，使得业主和一个年轻记者个人关系更密切，也许最终产生一种友谊。在40年代赖斯顿就是在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一起旅行时开始了这样的友谊的。如果特纳·卡特利奇1944年在他们的太平洋公费旅游期间没有证明自己是一个与老板相投的酒友，可能他就不会在1951年成为总编辑了。所以管理者的共同旅行是一场赌博，有可能招致那些留在家里的管理者妒忌，但也许使那些陪伴老板的管理者受益无穷。无论如何，赖斯顿认为，它是值得一试的机会，因为如果分社不想被纽约完全吞没的话，威克必须成为报纸的一个重要人物。赖斯顿还深信，威克和苏兹贝格会相处得很好。他们年龄相同，都非常讲究礼节，他们都娶了漂亮的年轻的浅黑色肤色的女子。内娃·威克是一个谨慎的有吸引力的北卡罗来纳姑娘，知道什么时候不说话。卡罗尔·苏兹贝格擅于感觉到他人的单纯和忠诚，并且欣赏这一点，她曾短暂地碰到过内娃·威克，但她几乎不认识汤姆·威克。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1964年11月到欧洲旅行一个月，只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汤姆和内娃·威克。正如赖斯顿所想象的，庞奇·苏兹贝格和威克非常合得来，他们的妻子也相处得很好。

15

罗森塔尔坐在新闻编辑部里他的大桌子后面，不时地从他阅读的报道上抬起头，看看房间里远处的几排桌子，记者们在打字，谈话，有时以一种他认为是敌意的方式瞧瞧他。他想，他们肯定看不起我。一想到这种可能性他就感到恼怒和悲哀，他们肯定非常仇视我。

这是1965年冬天。A.M.罗森塔尔已经在1963年夏天放弃了他作为驻外记者的生活，接管了纽约本地报道组，引入了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所希望的许多变化，这无疑改善了报纸，但他也在报社伤害了《纽约时报》许多老人。他个人是喜欢这些人的，而且20年前当他在这个房间里还是初出茅庐的记者时，他们待他很好。罗森塔尔认为，60年代的变化是必要的，论资排辈的体制已经过时了，文笔简练的年轻记者应该比写得不好的老记者吃香，《纽约时报》不能再仅仅因为是“记录的报纸”就允许发表冗长而无聊的市政官方的新闻，重点正在转向更尖锐地写作，更迅速地阅读，以更少的版面说更多的话，为读者节省时间，为管理者省钱。《纽约时报》需要采访所有重要的新闻，但不是以长期以来所容忍的不动感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来说，这是一个痛苦的转变，他们曾是在过去的更悠闲的速度下受训练的，那时报纸为地方报道留的版面是今天的两倍，但经营经济学要求更严格地控制人力和版面。卡特利奇和伯恩斯坦几年前就承认，纽约城市组已经被传统所限制。伯恩斯坦认为，它是帕金森定律[注：帕金森定律（Parkinson’s Law），是官僚主义现象的一种别称，具体内容是指只要还有时间，工作就会不断被扩展，直到用完所有的时间。]的积习顽固的一例。卡特利奇认为，它是一头老象，一系列被墨守的成规。

所以，罗森塔尔来到纽约，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成了有名气的编辑。在这个城市的医院里，他童年时作为受救济的病人曾亲身体验过它们的不良医疗，现在这些医院受到了《纽约时报》前所未有的认真检查。罗森塔尔指导一个叫作马丁·托尔钦的年轻记者去考察医院生活，描述陈旧的条件，给贫穷病人的低劣待遇，医疗经营管理普遍不善。这些文章引起了立法调查和一些改革，也给托尔钦和《纽约时报》带来了新闻界的荣誉。罗森塔尔委派其他记者深刻地描写了纽约的公立学校体制——白人如何把公立学校留给黑人，以及“公园大道自由派”和“皇后区种族主义者”这些新的委婉说法。他还派《纽约时报》的人去看看少数族裔的社区，包括他自己在布朗克斯的老邻居，描述一下气氛，听一听他们对这个城市的抱怨和希望。他在海外的几年，这个城市已经有了彻底的变化。罗森塔尔现在把纽约看作一个外国城市，他的新眼光受到了纽约其他人熟视无睹的景象和声音的刺激。在罗森塔尔看来，这个城市大街上的同性恋比他在纽约工作的最后日子更明显。他据此写出了一篇卓越的文章，这篇文章按《纽约时报》的老标准而言是相当革命性的。罗森塔尔还派记者去写纽约越来越多的种族间通婚，日益富裕的庄家和高利贷者，最后去写写一个年轻女人的惊人案子——这个女子一天晚上曾哭喊着求助，却在邻里的麻木不仁中被杀害了，当时有38个人听到了她的喊声，却无动于衷。这篇报道在全国得到了转载和评论，导致罗森塔尔更彻底地开拓关于城市里的冷漠、纽约人的态度的主题——纽约人出于害怕肉体上或法律上卷入他们目击到的犯罪事件，因此假装没有看见。罗森塔尔在星期天的《纽约时报》上就这一主题写了一篇杂志文章，后来把它扩展成一本小书，用了一年多的时间专门写那些反映这一事件的报道——一种普遍的公众冷漠中偶尔地点缀着一个“介入进来的”有勇气的公民——这几乎成了罗森塔尔个人的运动。他发表的新闻报道没有社论的腔调，但它们在《纽约时报》上经常出现却表达了他的“信息”：要挺身而出。它更为突出表现的是，对纽约的新闻采访正在罗森塔尔手下发生变化。

罗森塔尔想触动纽约的神经。他想要他的记者抓住表面背后的东西，揭示这个城市的复杂性和冲突。他想要这些报道准确而完整，而且有趣。《纽约时报》的有些老人对让位给更有热情和想象力的年轻人感到愤愤不平，到处散布说，新的政策是要“伪造”报道，过分夸大事件。罗森塔尔委派报道“计划”，也许需要进行三四天的研究，并对记者组织事实并把它们概括起来的能力提出更高的要求，于是一些老人就突然反驳说，这样报纸就成了“杂志”。

罗森塔尔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的失望心态，他为之心烦意乱。他像他正考察的城市一样，充满了冲突和复杂性。他既是进取的又是富有感情的，既是有干劲的又是温和的。他急于发动队伍，为了炒蛋就必须打破蛋，但他不想失去民意和兄弟般的感情，这是多年前只要他在探亲假时进入新闻编辑部通过微笑的熟悉的面孔、握手和招呼“嗨，阿贝！”就能感觉到的。罗森塔尔曾是家乡的一个英雄，在海外做得很好，对底层上来的勤务员和其他年轻人是一个榜样，是老人们引以自豪的人。他们经常回忆起在严厉的罗伯特·加斯特领导下他早期的报道生活。

现在情况不同了。那种曾促成罗森塔尔作为伟大记者的敏感性，现在促成了他作为主任的不幸。但这没有阻止他的雄心，他仍行使全部权威，做出迅速而严厉的决定。但在内心他知道，这样做不仅对他人，也对他自己产生影响。纽约工作的一个困难在于，他不得不看他使之泄气的那些人的脸。如果一个一度有特权的高级记者在某个方面被降级，不得不离开他惯常的任务或领域，或者不得不经常重写他的报道或进行压缩，那么罗森塔尔就不得不或迟或早亲身介入《纽约时报》的这种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对立。罗森塔尔不能像国际新闻主任或国内新闻主任那样，能通过电缆或电话和他的记者交流。毫不奇怪，《纽约时报》的一些老兵在罗森塔尔担任主任的早期就辞职了。罗森塔尔一方面感到高兴和宽慰，因为他们写得不好并缺乏热情，然而又感觉到悔恨、内疚，因为他们忠诚而且得体地为《纽约时报》服务了多年。

一位年轻的记者罗伯特·戴利文章写得很好，当他1965年宣布退出《纽约时报》并致力于写小说和杂志文章的计划时，罗森塔尔感到非常失望。罗森塔尔相信，戴利是那种能在新闻编辑部的新体制下出人头地的人。自在欧洲当了几年体育记者回来后，戴利写的几篇文章都是他喜欢的。办公室里经常有人决不感到遗憾地说，罗伯特·戴利不愧是比他父亲阿瑟·戴利更优秀的体育记者。他父亲自1926年起就在这家报纸工作，曾作为《纽约时报》体育专栏作家获得普利策奖。但罗伯特·戴利决不像他父亲那样依恋《纽约时报》，他决定退出。他相信离开《纽约时报》后自己作为一个作家能有进一步的发展，并且挣更多的钱。于是他成了第一个不受罗森塔尔欢迎的背叛者。罗森塔尔在新闻编辑部里向戴利说了再见，祝愿他好运。戴利离开后，罗森塔尔眼含泪光，躲进了洗手间。

在这些年里有一个人像罗森塔尔一样引起了讨论和争议，他就是罗森塔尔一手提拔的助手阿瑟·盖尔布，一个过分瘦长的像铁塔一样的人。盖尔布和罗森塔尔同龄，他们彼此熟悉多年了。罗森塔尔在海外工作时，盖尔布从地方报道组被提拔为文化新闻的领导位置，他们经常通信。1960年罗森塔尔获得普利策奖时，盖尔布在《时报闲谈》上就罗森塔尔写了一篇幽默文章，罗森塔尔竟一下子理解不了。这篇文章把罗森塔尔描绘成一个胜人一筹的大师，一个敏锐的自我主义者。他在获得普利策奖后给盖尔布写道：“微不足道，但有思想。”这篇文章继续引用罗森塔尔的另一封信说：“关于波兰，我不熟悉。我真的不知道。当地人有点傲慢，不说英语。咖喱是恶臭的，但鲱鱼却做得非常好。我们有一个不错的屋子。侦探开小车跟着我们转。我们有一只可爱的柯利牧羊犬，叫杰克或乔克或别的什么。它崇拜我。我们的厨师离开了。我看到了斯蒂文森。他知道我中间名的首字母，知道对所有总统候选人的考验。”

在某些方面，这篇文章对盖尔布本人就像罗森塔尔讲得一样多。盖尔布最后写道：

我曾和阿贝有过争吵多次，因为我也有点喜欢略胜一筹，但我只能想起我有两次领先了。有一次，我不得不使用暴力（这总是一种无可辩驳的事实，因为我比他块头大；当他真的使我十分生气时，例如在某件事情上和我不一致时，我只有用这种办法了），另一次我不得不承认是我妻子帮助我取胜的。

我不得不把他打倒的那一次，是因为他不理解J.D.塞林格在《纽约客》上刊登的故事的结尾是什么意思，他要把他荒谬的说法塞给我，并且坚持他是对的。我坐在他的胸脯上，直到他承认我是对的。现在，在文学的事情上他知道最好不要和我发生矛盾。

还有一次，我必须得向他彻底地证明，对于某些事情过于固执的做法是愚蠢的。我和妻子有一次顺便去拜访了阿贝和他的妻子，安——一个洋娃娃，如果真的有活人洋娃娃存在的话——当时非常晚，我们买了一个小小的奶油蛋糕，带着去他家配着咖啡吃，但是后来我们决定喝苏格兰威士忌，不喝咖啡，而阿贝说我们得把奶油蛋糕带回去。我们拒绝了。我们正要上电梯离开时，阿贝把装着奶油蛋糕的盒子扔给了我们，但是，眨眼间，电梯门要关上时，我把盒子又扔给了他。罗森塔尔夫妇住在二楼，电梯的运行速度非常缓慢。我们到达大厅时，看门人把盒子递给了我们，阿贝拿着它跑着下了楼。你听说过这么固执的人吗？我们不得不拿着，当然，但是我们一到家，就叫了一个西联汇款的送信人，直接把盒子又送回了罗森塔尔夫妇。（这块40美分的奶油蛋糕现在又附加上了3美元的价值，但它关乎一个道德问题。）接下来的一两天我们什么消息都没得到，但是这块蛋糕切成的片开始一片接着一片装在信封里寄到了我家，而且在接下来的几星期中，只要有阿贝和我的共同朋友，像伯尼·卡尔布或者哈尔·法伯尔，来我家，他都会拿来一片蛋糕，还带着阿贝的问候。

就这样来来回回地有一段时间，之后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夫妇来我家吃晚餐时，我妻子偷偷地划开了他的外套衬里，把蛋糕缝了进去——现在，蛋糕只剩下了一些碎屑。他到家的时候我给他打了电话，告诉他现在蛋糕在他那里。他承认我们在独创性方面胜过了他，他选择投降……

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亲密地在一起工作，他们前所未有地推动了纽约组的工作。记者有时把这个新班子叫作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注：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莎士比亚戏剧《哈姆雷特》中的配角，身负押送男主角哈姆雷特并杀掉他的使命，最后阴错阳差反被杀害。1966年，出生在捷克的英国戏剧家汤姆·斯托帕德（Tom Stoppard，1937—）以他们为主角创作了喜剧荒诞剧《君臣人子小命呜呼》（Rosencrantz and Guildenstern Are Dead）。这部剧作以罗森克兰茨和吉尔登斯坦的眼光解构了《哈姆雷特》的故事。该剧同名电影由剧作家斯托帕德亲自执导，加里·奥德曼和蒂姆·罗斯主演，于1990年上映，获得了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尽管他们都是严肃的和有创造性的编辑，但他们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刺激的有点娱乐性的活力和紧张感，其中许多是不安分的盖尔布无尽的点子风暴的结果，似乎每五分钟他都给罗森塔尔提出一个新的报道想法，罗森塔尔总是高兴地予以回应，或者是表现出一副恶心的样子。每天早晨刚走下来自韦斯特切斯特的火车，盖尔布瘦高的戴眼镜的形象就会飘进新闻编辑部里，口袋里装着许多想法——20个想法、30个想法：要去采访某人，要去检查某个内部消息，要从某个角度出发进行调查，需要几周时间来完成某个庞大的“计划”。这些想法中有些是英明的，大多数都有价值，也有一些是疯狂的，所有这些想法都意味着需要工作，大量的工作。所以，《纽约时报》不怎么有野心的人，只要他们看到盖尔布离开桌子开始张望，就会拿起他们的电话装出很忙的样子，或者走到柱子背后去查字典。

不可避免地，盖尔布的大多数想法都给了那些迫切想承担任务的年轻人，他运用了一种近乎是催眠术的方式来向他们交流他的想法。他会低声说出这些想法。他先是搂着一个年轻人，一起沿着过道走，然后悄悄地，非常自信地，张开他的嘴，把他的话吹进这个年轻人的耳朵里——这意味着他的某些想法是如此伟大，以致他不想冒险让其他记者听到，否则他们会嫉妒的。最终，在这个记者离开房间去着手这项任务之前，盖尔布又会悄悄说：“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他甚至赤裸裸地暗示这种想法也许是罗森塔尔的，甚至丹尼尔或卡特利奇的，这位年轻记者最好尽力去做。在这位记者走后，盖尔布又会用胳膊搂着另一个记者，又会是用悄悄话叮嘱：“记住，这篇报道关系重大。”

在报道写完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一页一页地阅读它们，看看是不是有他们要求的笔法和角度，然后他们再努力确保这篇报道不被文字编辑过分加工。偶尔为了防止砍掉某些段落或句子，罗森塔尔会求助于伯恩斯坦本人。当罗森塔尔对完成的某个报道特别高兴时，他就会给这个记者发一个祝贺的备忘录，甚至还迫使丹尼尔和卡特利奇马上提拔他喜爱的某些人。他的年轻明星之一是小R.W.阿普尔。阿普尔深得《纽约时报》的一些老人的欢心，这是很难被谣言所动摇的。有传言说，在进入罗森塔尔队伍几个月后，阿普尔一周挣350美元。

如果是的话，他也该得这些钱。阿普尔是一个不屈不挠的年轻人，有一个微笑的圆脸，留着平头，像一个稍微体胖的西点军校学生的样子。他干活非常卖力，总是不停地奔跑，下午2点钟他汗衫上总是浸透了汗渍。他从不忽视盖尔布的想法，如果不试一试的话，他是不会放手的，结果是在罗森塔尔的队伍里，阿普尔在报上发表的好报道比任何人都多。这并不是使他较老的同事特别烦心的事情，因为他们很快就承认了他的把握事件并进行报道的能力。真正使他们不安的是，阿普尔对委派他采访的每一件事情——估价委员会的一次听证会，税务委员会的一次谈话，政治讲演的一次重复——都有难以置信的热情。一旦阿普尔回来，他总要给新闻编辑部的每一个人谈论他所看到或听到的，或者在他报道时所发生的与他相关的事情。一次，从1964年民主党全国大会上回来，阿普尔冲进新闻编辑部报告说：埃塞尔·肯尼迪偷偷走了，在大西洋城宽阔的木板路上被撞着了屁股。后来，阿普尔被派到越南和《纽约时报》的另外两个人——查尔斯·莫尔和尼尔·希恩一起工作。他回来报告说，尽管被敌方火力压制而动弹不得，但还是有一颗子弹在他裤子后面撕了个口子。当他利用探亲假短暂地回到纽约时，他说自己杀了几个越南佬，一位对此表示怀疑的同事回答道，“我猜都是女人和孩子吧。”

也许罗森塔尔作为纽约组主任最富戏剧性的报道发生在1965年冬天。它是从一封来自一个在犹太人组织里工作的朋友的信开始的。罗森塔尔的这位朋友在信中声称，一个叫作丹尼尔·伯罗斯的纽约人，两天前在《纽约时报》上被确认为三K党的纽约头子，而且还是美国纳粹党的成员，但他实际上是犹太人。《纽约时报》的文章没有提到他是个犹太人，记者根本不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宗教背景。伯罗斯在和他的纳粹“战友”在全国到处宣传仇恨和消灭犹太人时，一直保守着这个秘密。

罗森塔尔站在桌旁读了这封信，感到入迷，激动。他知道他的朋友是一个非常可靠的人，然而罗森塔尔的激动又掺杂着不相信，一个雄心勃勃的记者在处理一篇好得不能再好的、太令人惊奇和绝妙的报道时，总会有这种怀疑。他极力想把这个事实纳入他头脑里已经在形成并展开的报道中。他很快就开始写了，但他不得不突然停止下来，以冷静的超然态度怀疑这些事实是不是确切的。罗森塔尔四处看看新闻编辑部，寻找合适的人来写这篇报道。他想找一个毫无疑问可靠的记者，一个耐心的研究者和巧妙的作者。有两件事情要回答：首先，丹尼尔·伯罗斯是否的确是犹太人，如果是的话，一个犹太青年如何和为何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呢？这个任务要用几天来完成，需要追踪许多也许没有结果的小线索，需要敲陌生人的门，在大街的角落里等着希望找到伯罗斯的朋友或父亲的机会，而他们很可能是不合作的。其次，还要做一些尝试，接触一下伯罗斯以前的教师，他在美国军队时期的朋友，他的拉比——因为据这封信说，伯罗斯行过成人礼。

伯罗斯没有电话，他的住处也是不确定的。他的父母生活在纽约市皇后区的里奇蒙希尔街道，他们可能不知道他的纳粹活动。伯罗斯28岁，据说身材粗壮，有一头金发、蓝眼睛，是“一个有知识的恶毒的纳粹分子”，曾因扰乱治安和携带弹簧小折刀而被判处两年徒刑，现出狱等待上诉。伯罗斯在知道《纽约时报》有兴趣公开他的秘密后，也许会采取暴力，这篇报道无疑会毁灭他作为一个极右帮派头目的生活。为此理由，罗森塔尔想找一个警惕且熟练的调査记者，一个对他采访的人具有同情心的记者。这不应是让一个进攻性的警察记者来写的犯罪报道，或者让一个精明的特写作家来写的稀奇的童话。罗森塔尔认为它应是对一个犹太小伙子自我仇恨的复杂个性的描述，应该认真并带着同情地来写它。

罗森塔尔继续在新闻编辑部里四处看，眼光盯在了坐在加工改写组后面第一排的一个个子高高、皮包骨似的、面色苍白记者身上，他的名字叫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菲利普斯37岁，黑头发平整地从中间分开，双鬓已变灰白。他穿深蓝色的套装，白衬衫，打蓝领带，通常他的打字机旁会有一本《圣经》。罗森塔尔知道，新闻编辑部里的每一个人都知道，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是福音派教徒，在不写报道时可能就读《圣经》或祈祷。在不工作的时候，或在夜里，他经常在教会里，或参加私人祈祷会，有时也在一百一十六大街和百老汇大道他的公寓附近的路边布道。他的长相让人过目不忘：6.5英尺高，总以高声调的充满信心的声音雄辩地讲演，但从不专横。他的布道没有那些每天晚上聚集在时报广场上没有多少教养的哲学家们刺耳的该死风格。菲利普斯是一个很有尊严和学问的人。他有一种幽默感，但不止于此，他还有一种平静的举止，一种基于对上帝和他的信念的绝对信仰的安详。他相信，无论出现什么事情，都是上帝的意志。

在新闻编辑部里，菲利普斯从不向他的记者同事布道，但他是很好接近的。如果他们愿意的话，他乐于和他们讨论《圣经》的教义或其他任何主题，包括文字编辑的罪恶。如果菲利普斯的一篇报道被砍掉后，他不直接归因于上帝的意志，而是归因于编辑们的笨头脑。他也不是没有牢骚，但他总是正派得体地进行抱怨，从不渎神。他受到了职员们的喜爱和尊敬，人们经常叫他“长约翰”——约翰是他的名，没有人叫他的中间名字麦坎德利斯，除非是那些通过他的署名文章而知道他的许多读者。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总是以优美的语言、稍微带有的古风、准确和简练引用《圣经》、经常的幽默以及对主题的热情而见长。

罗森塔尔来到菲利普斯的桌前，极力不过分地表达他对这篇报道的热情。

“看看，”罗森塔尔说，并拉了把椅子挨着菲利普斯坐下，把那封信交给他，“纽约有个三K党头子，他是个犹太人。让我们抓住这个家伙，看看你能不能发现是什么东西使一个在皇后区长大的犹太孩子成了一个纳粹分子。它会成为一个引起轰动的报道。”

菲利普斯产生了兴趣。这不仅仅是一个不寻常的报道，而且它对菲利普斯来说还证明了他在本周早些时候就今天的工作而产生的一个预感。他曾计划这个星期过一个四天的周末，因为他靠加班工作已经积攒了许多假。但他在家里祈祷时感觉到主清楚而无误地告诉他不要过这四天的周末。所以，这个星期五的早晨，1965年10月22日，菲利普又坐在了他的编辑桌旁。

在罗森塔尔说明了他就丹尼尔·伯罗斯所知道的所有消息后，菲利普斯在两个年轻记者的协助下，开始追踪这些线索。他们从警方那里获得了消息，警方最近几年曾在纳粹集会上逮捕过伯罗斯；还有来自反诽谤联盟[注：反诽谤联盟（the Anti-Defamation League），一个国际性的犹太人非营利机构，旨在维护犹太人的权利，由犹太兄弟会（the B’nai B’rith）创立于1913年。]的消息，该协会有关于伯罗斯的机密档案；还有来自伯罗斯上过的学校和工作过的地方的消息。在华盛顿，众议院的非美活动委员会注意到了伯罗斯，已经把他列进了“值得注意的三K党分子”名单，知道伯罗斯参加了1965年8月在北卡罗来纳举行的一次美国联合三K党会议。菲利普斯还在《纽约时报》的资料室发现了地方纳粹或种族主义集团的一些成员的名字，这些人也许知道关于伯罗斯的某些事情。

他汇总了需要调查的人和地点的单子，和另外两名记者进行了分工。后来在一天下午，在摄影师卡尔·戈塞特的陪同下，他动身去找皇后区的一个居民区，他相信在那里他可以找到伯罗斯。

这个地点是勒菲茨博勒瓦大街上的一个商店上面的公寓，但菲利普斯一打听，店主告诉他楼上的公寓里没有人叫伯罗斯。然而，站在旁边的几个年轻人知道这个名字，并且指了指几个街区远处的一个公寓。在那里，在一个小门厅里，在一个旧黄铜信箱上的四个名字中，菲利普斯看到了“伯罗斯”。他按了门铃，无人应答。他又按了其他门铃，还是无人应答。菲利普斯看到外面有个交警，就走过去，问他是否知道有个人叫伯罗斯。这个警察说他知道，这是个年长的人，大约一小时前刚刚离开这个公寓，或许很快就会回来。警察不知道这个人有个儿子。菲利普斯和戈塞特就等在那里。一些人经过这座大楼时，菲利普斯弯弯腰，礼貌地问他们是否知道丹尼尔·伯罗斯。其中一些人知道，就向他描绘了他的样子：他是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矮个子，戴眼镜，有一头金黄色的头发。他们不知道他靠什么生活，但知道他总是在异常的时刻在这里出没。他是个独生子，一个非常好的小伙子，从来不捣乱。他的母亲是一家百货商店的售货员。他的父亲有病，通常都待在家里。菲利普斯明白了，邻居中没有人知道丹尼尔·伯罗斯的政治活动。

下午过去了，天色已暗，而且下起了雨。在这么晚的时间里，戈塞特没有机会拍照片给第二天的《纽约时报》用了，于是给照片组打了电话，得知他可以离开了。他把他汽车行李箱里一直带着的雨衣给菲利普斯披上，然后就开车回家了。菲利普斯一个人等着那个年长的伯罗斯或者丹尼尔·伯罗斯本人回来。

天上一阵闪电划过，菲利普斯站在大楼的入口处，感觉到有点恶心。这是一个旧的失修的两层的黄色砖楼，分成了四个寓所。伯罗斯一家占据着二层的一个寓所。附近像皇后区的其他地方一样都是些低矮单调的房子，背景是曼哈顿的天际线。这里的居民主要是社会中下层的白人，他们逃离了他们过去在布鲁克林、布朗克斯或下曼哈顿的有族裔特性的社区，来到这样的地方建立了同民族聚居的居住区。游客可能几百次地经过皇后区的大部分地区，比如行驶在通向机场或谢伊露天体育场、海滨的道路上，但除非遇上红灯，他们没有理由停下来。一些住宅维护得很好，有整齐的栅栏和树木，但人们就像对这个城市一样并没有更多的乡村或市郊的感觉。从伯罗斯的公寓穿过大街，有一个挂霓虹灯招牌的酒吧，半个街区远的地方是一个超级市场，还有军队征兵牌，在风中摇摆，旁边是挨着公共汽车站的围栏。

是对碰到丹尼尔·伯罗斯的期待让菲利普斯感到不安，而不是这个居民区本身。社区是文雅还是寒酸，对菲利普斯没有什么影响。他对物质性的东西不感兴趣，从未在奢侈项目或娱乐上花钱，在支付了纽约的生活必需品之后剩余的钱，他都不要了，给了他的教会，给了他的母亲——在他当旅行推销商的父亲去世前几年，他母亲就和他父亲分开了，或者给了他的妹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从未结婚，单身并不经常使他烦心，因为他感觉到主是无时不在的，因为他的大部分青春期都是从城镇到城镇、从学校到学校的生活中度过的，结交朋友，然后又不得不离开他们。

在菲利普斯高中毕业后，一个年老编辑告诉他说，上大学是浪费时间，他听从了这个忠告，在波士顿的一家体育周刊社接受了一份每周20美元的工作。后来，他为布鲁克莱恩的一个小报当记者，从事一般的采访任务，正是在那里他碰到了一个会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

这个人是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广告部工作。一天他问菲利普斯星期天的早晨愿意不愿意陪他和他的妻子去教会。菲利普斯同意了，很高兴地去了。在菲利普斯看来，布道坛上的牧师的话显然使人们懂得了正确的生活。对他们来说，是一种明确的鼓励，一种直率的方式，一种温暖，似乎远远胜于单纯的社交，它看起来是真诚的。

菲利普斯接受了这个人希望他再来的请求，后来九个星期天他都来了。菲利普斯第十次来教会时，布道结束后，牧师要求大家把头都低下，把眼睛都闭上：“你们已经听到了今天早晨所说的话，”牧师说，“你们已经听到了耶稣基督为你们的罪恶而死了，他准备进入你们的生活中，支配你们的生活……”接着牧师问在场者是否有人认识到自己是个罪人，认识到需要基督作为他的救世主，请这些人举手。这对菲利普斯来说是用不着考虑的。他只知道他想举手，于是他就这样做了。

在他作为“重获新生的”基督教徒皈依之后不久，他应征入伍，在马里兰州的霍拉伯特堡驻守了两年，晋升为中士军衔。他有时也想到自己的未来，但他觉得那是掌握在基督的手里。在他退役之前，在他离开霍拉伯特堡之前的几个小时，菲利普斯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冒险感——在他最终走出军营的大门时，他的确不知道自己该往哪里走。他想，也许最终到阿拉斯加或夏威夷，或者任何主让他去的地方，去做那些应做的事。菲利普斯没有接收到主的任何启示，于是就买了一张到波士顿的火车票，但他没有到那里，而是在纽约下了火车，住进了时报广场上的一家宾馆，进行祈祷。第二天早晨他买了《纽约时报》和《先驱论坛报》。在《纽约时报》的一页分类广告的中间有一个半英寸大的消息：“招聘编辑部实习生，请向《纽约时报》人事部申请。”

菲利普斯跪下来进行祈祷，然后走向了时报大楼……

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在伯罗斯的公寓楼外站了一个多小时，他注意到一个年长的人慢慢地走过来。天太黑并且有雾，看不清这个人的脸，但他个子矮小，步子很慢，当他走近后，菲利普斯看到了长着一个球状鼻的苍白的板起的面颊，一双悲伤的眼睛，来人穿着一件磨破的厚大衣。

“您是伯罗斯先生吗？”菲利普斯问。

这个人抬起头，回答：“是的。”但脸上毫无表情。

“我需要找丹尼尔。”菲利普斯说。

“你是谁？”

菲利普斯说出了自己的名字。伯罗斯先生仍旧沉默，等着进一步的解释。

“我在《纽约时报》工作，”菲利普斯最终又说，“我们有一个关于丹尼尔的报道，我需要和他谈谈。”

伯罗斯很快转过身去。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他说，拉开了门，然后又关上。菲利普斯仍然在过道里，观察这个大约70岁粗脖子的老年人慢慢地爬上通向二层的台阶。菲利普斯没有为第二天的报纸进行任何采访，因为这天晚上的阴冷天气，也因为他并不想在这时碰上丹尼尔·伯罗斯。他没有对自己这样的反应感到迟疑，于是就决定到街对面的酒吧，给《纽约时报》打电话。罗森塔尔已经离开报社了，但一个助理编辑让菲利普斯回办公室。在回去之前，菲利普斯给丹尼尔·伯罗斯写了个条子，回到那个公寓把它留下。然后他离开这个公寓去地铁站，用了很长时间才回到曼哈顿。

丹尼尔·伯罗斯没有留下给菲利普斯的条子，也没有对后来的电报做出回应，但菲利普斯后来得知，伯罗斯收到了条子和电报，并且读了。在《纽约时报》两个年轻人的协助下，菲利普斯继续深挖伯罗斯的过去。他们采访了几十个认识伯罗斯，和他做过同学，雇用过他或者逮捕过他的人。年轻的伯罗斯谜一般的轮廓开始慢慢地清晰起来。

伯罗斯1937年3月出生在布朗克斯，他的父母很晚才结婚——当时他的母亲34岁，父亲42岁，两人都是俄国犹太人移民的后裔。丹尼尔·伯罗斯的父亲，就是菲利普斯碰见过的那个疲倦的老人，16岁时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参加过海军，后来在一次应募时又转到了陆军，就在那个进攻潘乔·比利亚[注：潘乔·比利亚（Pancho Villa，1878—1923），原名何塞·多罗提欧·阿朗戈·阿蓝布拉（José Doroteo Arango Arámbula），潘乔·比利亚是他的化名，墨西哥1910—1917年革命时北方农民义军领袖，后遭暗杀身亡。]的师里。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法国，伯罗斯的喉咙受了伤，说话受到了影响。在平民生活中，他成了一个机工，但他的身体很差。菲利普斯见到他时他没有工作，主要靠政府养老金和他妻子在皇后区的牙买加的一家百货公司里当售货员挣的钱为生。

丹尼尔·伯罗斯的母亲埃丝特·伯罗斯笃信宗教，在35岁生下她唯一的儿子，因此对他垂爱有加。甚至在丹尼尔·伯罗斯上六年级时，伯罗斯夫人也经常陪他上学，放学后又接他回家，尽管学校离伯罗斯住的公寓只有半个街区远。丹尼尔·伯罗斯接受过成人礼。他后来对一个朋友坦白说，他当时是在家里“被迫”进行的，但他似乎同拉比一直保持良好的关系，直到这位拉比接受了长岛一个更大的教区的更好教职，因为他需要挣更多的钱来养家。对于这位拉比的决定，丹尼尔·伯罗斯感到失望，但这个孩子在学校里仍然表现很好，有记录证明他的智商有154，使他被叫作“天才”。他在高中的成绩仍然是优秀的，但反常的混乱和反叛开始出现了。他对自己的金发碧眼感到自豪，开始把自己看作一个德裔美国人，而不是犹太人。他经常和那些不知道他上过希伯来语学校的朋友在一起，说德国领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误解了。他敬畏德国的高级将军们，仇视那些不同意他意见的同学。一天，他和一个犹太学生发生争论，挥舞着拳头脱口恶毒地说：“你这个犹太杂种！”

伯罗斯在高中多少受到了他的历史教师的影响。这位教师是个信奉爱尔兰天主教的麦卡锡主义者，曾帮助把伯罗斯信奉的某些右翼哲学具体化。伯罗斯在学校最差的成绩是希伯来语，考试不及格，而德语成绩却很优秀。他以四年平均87分的成绩上完了高中，使他有资格获得奖学金进大学，但他不感兴趣。他对一个朋友解释说，大学是为那些极力逃避兵役的“犹太小子”开的。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士兵，1955年他应征入伍进了美国军队的伞兵，在101空降师187空降团服役。他进行了17次跳伞训练，随军队被派到阿肯色州的小石城，曾在埃德温·A.沃尔克少将手下去平息因学校种族隔离方案而引起的骚乱。伯罗斯在给一个朋友的信中透露，他曾为白人士兵“保护黑鬼”的场面所震惊，他认为这个国家正成为一个左翼警察国家。

尽管伯罗斯想成为一个勇敢的士兵，但他在服役期间的战友老是觉得他很可笑。他穿军服显得很滑稽：他的肌肉已经变得结实，胸膛宽阔，胳膊很细，个子却不高，看起来是被跳伞物品、大圆钢盔和皮靴压弯了腰。他的敬礼太迅速了，没等长官还礼就放下了。他是军人精神的嘲笑对象。他们笑话他，他不止一次企图自杀。他被送到军队的精神病医生那里，被诊断为是一个情感幼稚、被幼稚幻想所左右的人。1958年他退伍了。

他在皇后区图书馆干了一年半的办公机器操作工，但到1960年他辞职了，成了美国纳粹党的积极分子，接受乔治·林肯·罗克韦尔的指挥。他在华盛顿的美国商会找到了一个简易影印机操作工的工作，一个月挣300美元，但他的主要活动却集中在罗克韦尔在弗吉尼亚阿林顿的营房里，他生活在那里并且使自己成了最勇敢的反犹主义者。在那里他画了毒气室的图片，希望以此娱乐他的战友。他还展示了一小条绿香皂，贴上的标签写道：“用最好的犹太人脂肪制造。”伯罗斯积极参与了纳粹分子的公开示威，有一次竟包围了他所工作的商会大楼。他被解雇了，后来他因在华盛顿的犹太兄弟会大楼的电梯里散发纳粹标志而被逮捕，罚款100美元。1960年夏天他在另外三次场合因使用诬蔑的语言和在街头骚乱中殴打旁观者而被判有罪。

此后不久，伯罗斯退出了罗克韦尔同伙，来到纽约，希望增强纳粹的一支地方小分队的力量，但他失败了。纽约的纳粹分子非常穷，他们甚至买不起制服，这使他非常失望。当一个信奉种族主义的朋友为伯罗斯争取到一个参加三K党邀请信时，伯罗斯愉快地接受了，穿上了白长袍和风帽。他的热情显而易见，精力充沛。他很快被任命为纽约的头子，管辖几十个成员，于是引起了专门负责对付政治小集团的警方和政府当局的注意。一天，政府的一个特工人员来访问伯罗斯的父母，这个特工人员发现这个家庭是犹太人。当时这个特工人员没有打算暴露丹尼尔·伯罗斯的秘密，在某种程度上是出于对他父母的同情，因为他的父母自从他们的儿子和罗克韦尔一起被逮捕以来一直默默地忍受耻辱。这个特工人员还知道，暴露这个秘密后，伯罗斯就不能作为种族主义运动可能的线人了。

情况一直是这样的，直到1965年10月22日罗森塔尔收到他的朋友关于伯罗斯背景的来信。10月29日，也就是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第一次访问伯罗斯的公寓一周后，菲利普斯决定回去再试试。他把他的闹钟定在早晨5：15，打算坐地铁从上百老汇经布鲁克林到皇后区，心想在任何人都没有起床之前来到伯罗斯的公寓外面。他计划站在门外，如果必要的话，站一整天，希望能见到伯罗斯。

谁知地铁运行得出奇地慢。当菲利普斯最终到达，从站台的长长的台阶上走下来时，差不多8点钟了。正当菲利普斯转向勒菲茨博勒瓦大街时，在他转身的一瞬间，他突然看见丹尼尔·伯罗斯走进了一个理发店。如此之巧真是难以令人置信。如果菲利普斯再晚两秒钟到这个地方的话，他就会错过伯罗斯，就会走过理发店到伯罗斯的公寓，如果是那样的话，到半夜都不敢保证伯罗斯会回来。菲利普斯以前从未见过丹尼尔·伯罗斯，但他从照片上见过他。这个人就是伯罗斯，不需要任何怀疑。

当伯罗斯从理发店出来后，他的头发剪短到了军队所要求的长度。菲利普斯走上前，介绍了自己。伯罗斯想起了前不久的条子和电报上的菲利普斯这个名字。

“我想和你谈谈。”菲利普斯说。

“好吧。”伯罗斯说。

伯罗斯看起来没有恶意。他很有教养，几乎愉快地接受了采访。他解释说，他不允许进行正式的采访，但愿意坐下来几分钟，澄清菲利普斯掌握的一些事实。他们走了一段路来到一个小便餐馆，这个餐馆被高架站台的影子遮住了一些。他们坐在靠门边的小卡座上，面对着面。菲利普斯要了一份炒蛋，伯罗斯要了一听可乐。一个女招待把餐巾、刀叉放在他们面前。菲利普斯不能更仔细地看伯罗斯的脸，因为伯罗斯似乎感到很为难，眼睛向下看，或盯住桌子的一角，偶尔地迅速看一下菲利普斯，但眼睛很快又转向别处了。伯罗斯不知道菲利普斯想要知道什么。

菲利普斯非常温和有礼貌地开始说明他所知道的伯罗斯当伞兵的军队生活，他后来跟罗克韦尔同伙和三K党的活动。菲利普斯对事实和微不足道的细节、明确的时间和过程都已经研究过了，这给伯罗斯的印象很深，伯罗斯不止一次高兴地叫道：“哎呀，太了不起了！”伯罗斯没有为他生活的这一面感到为难，而且它也不是什么秘密。它曾以压缩的形式出现在报纸上了，当然伯罗斯也意识到国会委员会和警方有关于他的档案。随着菲利普斯即兴、不加谴责地继续叙述伯罗斯的过去，伯罗斯开始放松了，看起来很高兴。伯罗斯不仅仅证实了这些事实，甚至还详细地讲解。他从他的口袋里掏出他的三K党身份卡，向菲利普斯显示了一下，他还展示了他本人的一个戴着三K党白风帽的小照片。他详细谈了他和罗克韦尔一起的日子，他在小石城的美国伞兵部队的体验。他担心小石城已经展现出左翼人士开始接管全国的信号，这是伯罗斯决心要阻止的。他深情地回忆了他高中那位拥护麦卡锡主义的历史教师，称赞老师通过邮件和德国的右翼集团进行交流。伯罗斯显示了他对犹太人的蔑视，并且说如果在美国开始“清洗”的话，犹太人在美国的“野蛮”气氛里，就会比20多年前在德国“文明而有高度教养的”社会里受到更残酷的迫害。在接受采访时伯罗斯看了几次表，说他想乘巴士去宾夕法尼亚州，但他似乎乐意和这个对他了解很多的高个子的陌生人在一起，他觉得和他在一起能自由地高谈他的理论。菲利普斯是个好听众，似乎能够理解这个有罪的人的狂热和献身精神。

最终，菲利普斯决定提出自他们开始谈话以来就在他的头脑里想的问题。从这次采访中菲利普斯需要的不是别的东西，而是伯罗斯生活的矛盾性本质的一些线索。

“有一件关于你的事情似乎不合逻辑，”菲利普斯开始缓慢地漫不经心地说，“我弄不明白。”丹尼尔·伯罗斯看了一下表。他有点着急地说，他还得赶下午1点钟的巴士去宾夕法尼亚。“你的父母是在布朗克斯的一次犹太人仪式上由尊敬的伯纳德·卡伦伯格教士主持婚礼的。”菲利普斯说。他等待着回答。

菲利普斯看到，伯罗斯的身体似乎受到折磨。有一种内心崩溃的明显迹象，蓝眼睛渐渐冷淡起来，圆粗的身材也弯下来，好像遭到了致命的一击。后来伯罗斯把身子越过桌子凑近菲利普斯，直直地盯着他的眼睛，问道：“你们准备发表这个吗？”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权力扣压它，这次婚姻的事实在布朗克斯最高法院里有公开的记录。

“如果你们发表它，”伯罗斯紧张地说，“我就完蛋了。我的所有朋友，我的所有关系，最近七年我为之生活的一切都将完蛋了……”接着他以镇静的口气说：“如果你发表它，我会找到你，把你杀掉。”

现在菲利普斯内心有了一种越来越恐慌的感觉。他意识到自己坐在一个狭窄的卡座上，长腿被束缚在桌面和金属支架之间，另外这个便餐馆看起来也被黑暗所笼罩了，它看起来不像是他刚进来的地方。伯罗斯的威胁不是喊出来的，但在这种紧张的奇怪腔调中它显得更凶狠。菲利普斯听到伯罗斯重复了这个威胁，并且说不等菲利普斯走出这个便餐馆就会死掉。菲利普斯知道他对伯罗斯的过去说了什么，知道伯罗斯会绝望地极力掩盖这个秘密，相信伯罗斯此时此刻就能实现他的威胁。他感觉到伯罗斯的眼睛在盯着他，听到伯罗斯说他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他看见伯罗斯把手伸进他的大衣里，等着菲利普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他是不是准备发表这篇文章？菲利普斯祈祷上帝保佑，并不真的相信伯罗斯的大衣里有一小瓶硫酸。一个人似乎不可能会在早上8点钟带这样的东西去理发店，但菲利普斯的确看到了伯罗斯的手里拿着餐刀和餐叉，他不得不马上说点什么。他不想死，他想说点使伯罗斯放弃威胁的话。菲利普斯极力装出不害怕的样子，告诉伯罗斯，在和伯罗斯再谈一次之前他是不会发表这篇文章的。这似乎稍微缓和了气氛，但伯罗斯还是警告说：“如果你发表它，我就来找你，我会杀了你。我不在意有什么后果。我肯定完蛋了。这是我为之生活的一切。”

菲利普斯告诉伯罗斯晚上给他打电话，然后掏出一块钱，付了餐费。“我们出去吧，”菲利普斯说。他感到宽慰的是伯罗斯站起来，平静地跟着走了。在外面，至少菲利普斯能够躲避或逃跑。他已经进行了采访，现在他想溜掉。菲利普斯是主的人，但他今天早晨是记者，完全是记者。回想起一周前他从主那里得到一个启示，要求他不要去度四天的周末，他相信，他写这个报道是主的意志。现在菲利普斯没有想过，而且在过去一周的任何时候也没有想忘记这篇报道，让这个绝望的疯狂的年轻人保留他的幻想。菲利普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服从主的意志的记者，主的裁决有时是刺耳的，但它们都是主愿意的。

菲利普斯还觉得需要打动这个和他站在便餐馆外面的不幸的小个子。“我作为记者与你的谈话已经结束了，”他说，“采访结束了，现在我想作为一个人同另一个人跟你谈谈。”他们开始沿着车站站台下面的阴影慢慢地走，菲利普斯没有意识到大街上别的人，也没有意识到吵闹声。伯罗斯说，他感觉到他被菲利普斯会发表的东西所困惑，但菲利普斯回答说：“不，你是被你自己的状况，被你参与的各种事情所困惑。”菲利普斯引用《新约全书》的话继续说：“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

伯罗斯抬头看看他。

“你想骗我上当。”

菲利普斯说他没有。“为了破除法西斯主义对你的控制，你应该做的就是呼唤耶稣基督的名字，”菲利普斯说，“如果你这样做，其他事情就由祂关照了。”

当菲利普斯到达高架站台的入口处时，他同伯罗斯握了握手。伯罗斯转身回家去了。

菲利普斯到达新闻编辑部后，得知伯罗斯来过电话。菲利普斯回了电话，伯罗斯说他想用另一篇别的报道来交换这篇关于他犹太出身的报道。菲利普斯说他不能这样做。伯罗斯下午晚些时候又来了电话，他的口气是绝望和气愤的。

“我知道我不能阻止那篇报道，”他说，“但我要在荣耀的烈焰之中公开自己的身份。”他没有说明何时或怎样做，只是说他要去袭击时报大楼。

菲利普斯写条子给盖尔布描述了这个威胁和以前的那个威胁，盖尔布在负责，罗森塔尔出城去开会了。盖尔布通知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还给纽约警察局和《纽约时报》的保安警卫打了电话。于是他们把伯罗斯的照片翻印出来，分发给警卫队。在菲利普斯写完这篇报道后，给他安排了一个24小时的贴身警卫，这天晚上侦探开车把他送回了家。编辑们要他出城去躲几天，但他说他想离教会更近一些。

10月31日星期天早晨，报社的一个跑腿人获得了伯罗斯的成人礼的记录，因为在这篇报道发表之前盖尔布想要这个证据，于是《纽约时报》在头版发了这篇特写文章。这天早晨丹尼尔·伯罗斯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雷丁和其他三K党徒度周末，他们的领导人曾告诉他们在联邦调查者“加热”时不要引起别人怀疑。伯罗斯讲了他和《纽约时报》记者的谈话，但他的朋友们不知道他涉及的全部内容，直到他在报摊上买了一份《纽约时报》并把它拿回来，他们才恍然大悟。接着他的朋友听到了他痛苦地呻吟：“噢，我的上帝！”他号叫着跑上楼，用空手道的拳脚破坏家具。最终，没有人能够阻止他，他拿起一把枪，把一粒子弹射进自己的胸膛，另一粒射进了自己的脑袋。

第二周，《纽约时报》收到了一些读者的来信。他们谴责报社“侵犯了伯罗斯的隐私”，也有记者质疑揭露一个明显病态的人是不是明智的。甚至新闻编辑部的一些人也觉得，《纽约时报》在这件事情上走得太远了。他们认为，伯罗斯不是一个重要的公众人物，仅仅是一个怪人，他们把这篇报道解释为《纽约时报》容忍过分剧烈的报道的又一例。

然而，其他记者和读者不赞成这种看法。他们认为，《纽约时报》关注一个有潜在危险的狂热之徒是履行公众服务的职能，因为这种人会企图暗杀总统或世界其他领导人。他们说，当伯罗斯成了一个政治活动家的时候，他也就放弃了自己的隐私权。

A.H.罗森塔尔为这一报道的后果和招致的批评感到心烦意乱，在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给他在犹太人机构里的朋友打电话，听听他们就伯罗斯问题的忠告。他们说了很长时间，既对促成另一个人的死表示悲伤，但也同意说，丹尼尔·伯罗斯多年来一直是把枪对准自己的脑袋，由于某个人或事件扣动扳机仅仅是个时间问题。

当阿瑟·盖尔布得知这一消息时，他立即关心的是它会怎样影响菲利普斯，盖尔布在电话上温和而缓慢地说出这一点。菲利普斯感到伤心，因为他曾把伯罗斯视为一个陷入邪恶网之中而难以自拔的人，但菲利普斯不怀疑《纽约时报》在发表这篇报道上的正直。在伯罗斯自杀的前夕，菲利普斯在家里阅读《圣经·诗篇》第3篇，他认为用在伯罗斯的例子上是合适的（“他得不着神的帮助”），在盖尔布来电话时，菲利普斯提议盖尔布也读读这个诗篇。

“阿瑟，我想我们在这里看到的，”菲利普斯说，“是以色列的上帝在进行审判。”

16

1966年6月的一天，当阿贝·罗森塔尔刚开始读《纽约时报》时，他并没有注意到有这么一条新闻：在30版，用小五号字印在纽约城市学院的获奖学生名单上。它是这样写的：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对那些只要读过恩斯特·海明威的《太阳照常升起》的人来说，这里所说的两个名字是书中的人物：布雷特夫人和那个爱她的性无能者杰克·巴恩斯。他们居然出现在《纽约时报》上了！

罗森塔尔的那些下班前编辑和检查这篇报道的编辑人员，显然也忽视了这条新闻，如果罗森塔尔不是刚刚接到《新闻周刊》一个工作人员的电话问这篇报道，认为它富有想象力、很有趣，他是根本不会注意它的，但罗森塔尔看不出其中有什么幽默。事实上，他十分生气，略感宽慰的是，在同一版的上方，有一篇来自普林斯顿大学的报道，一个五栏标题写道：“校长戈欣告诉普林斯顿大学学生幽默感是必要的。”

如果那位被派去采访纽约城市学院报道并汇集获奖名单的《纽约时报》记者，是故意犯这种把虚假消息塞进《纽约时报》的话，罗森塔尔想，那么就没有什么办法了，只能开除他。许多年前，A.J.利布林在《纽约时报》体育部当文字编辑时，做了与此相像的事情：利布林没有按所要求的，在小五号字的总分表上列出篮球赛裁判的正确名字——让记者记住裁判的名字总是有困难的，而仅仅是在填写名字的地方写上个意大利的词ignoto，“未知”。有时“未知”先生被列在《纽约时报》上的次数太多了，因为一个夜晚每个城市都有两个或三个甚至四个篮球赛的裁判是不知道名字的——这个“未知”先生精力也太旺盛了，不知怎么一会儿跑到这儿，一会儿跑到那儿。当这种玩笑被人知道后，利布林就被解雇了，他只好在《纽约客》上更巧妙地使用他的想象力了。

这次纽约城市学院事件的困难在于，那个也许犯错误的通讯员——罗森塔尔还没有这样说他——克莱德·哈伯曼，是罗森塔尔最喜欢的通讯员，一个21岁的年轻人，他让罗森塔尔想起了自己的过去。哈伯曼非常瘦，但很有干劲，就像罗森塔尔20年前在城市学院为《纽约时报》当通讯员一样，哈伯曼很快证明了自己有把握一篇报道然后把它漂亮地写出来的能力。在担任学院通讯员的八个月里，克莱德·哈伯曼写了60多篇，对于一个活动范围仅限于一个校园的记者来说，这是一个惊人的成就。哈伯曼在一篇关于学院学费的文章里出过错，但在其他方面是可靠的，似乎对新闻事业很有献身精神。他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印象，罗森塔尔把他列为可以正式进入《纽约时报》记者队伍的一个优秀候选人。

罗森塔尔但愿这个“布雷特奖”不是哈伯曼放进来的。如果是，罗森塔尔就没有办法支持一个年轻人了，就像两年前罗森塔尔支持一个叫作朱尼厄斯·格里芬的黑人一样。格里芬曾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篇头版报道，讲的是哈莱姆的一个盟血兄弟帮的生活。这一帮好战分子进行空手道训练，如果哈莱姆的状况没有很快有所改进的话，他们不久就要入侵白人聚居的曼哈顿了。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很快被其他报纸挑选出来，在一些人群中引进了不小的恐慌，也引起别的地方包括哈莱姆地方的气愤。在哈莱姆，这篇报道被指责为危言耸听，甚至是一个十足的骗局。罗森塔尔曾检查过这篇报道，表示他的记者没有写虚构的东西，但其他报纸和期刊仍然怀疑和批评《纽约时报》——当他们认为《纽约时报》践踏了自己的谨慎传统时，他们是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的。他们没有发现有盟血兄弟帮这样的组织，甚至在《纽约时报》的新闻编辑部里也有一些老人嘲笑说，当没有经验的记者进行这么大范围的采访时，当纽约城市记者感觉到每一天都要在报纸上有上乘表现的压力时，这种事情是肯定会发生的。有些记者开始把这篇关于盟血兄弟帮的报道叫作罗森塔尔的猪湾。

罗森塔尔给克莱德·哈伯曼在布朗克斯的家里打电话时，哈伯曼还没有起床。15分钟前哈伯曼刚刚接了城市学院宣传部的一个电话，说已经收到了关于“布雷特奖”的询问电话。正是此时，仅仅是此时，哈伯曼才想起他忘了清除这个幽默的奖励了。他曾打算，或者说他也许打算，把这个长名单送给编辑之前，把自己搞的这个玩笑从名单上清除掉。他记得他当时在新闻编辑部里非常厌烦和无聊，在打字机前用了几个小时录入这个没完没了的获奖名单，这个名单两天后要提交给学院的毕业典礼——几百个名字和奖励。他想，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它是浪费版面，是对眼睛的折磨，使他感到头疼。他能理解《纽约时报》作为一个记录的报纸，会把版面用于国会的名单，或者会印长长的讲话稿……但用纽约城市学院获奖学生的名字来填充三栏版面，在他看来是绝对愚蠢的。他录入得越多，就越灰心……

理查德·莫比奖给予社区关系的优秀者——尤金·沙曼；

西奥多·腊斯克纪念奖给予在公民自由和公民权利领域有非同寻常的前景的学生——菲利斯·库珀；

本杰明·卢宾斯基纪念奖给予工程学上有造就的学生——阿农·里格；

尼赫迈亚·吉特尔森奖章给予在本科生中最能体现追求真理精神的学生——格雷戈里·查尔丁；

……

布雷特奖给予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努力工作的学生——杰克·巴恩斯。

这句话突然闪现在哈伯曼的脑子里，他的手指就把它敲在了纸上。他笑了，觉得非常有趣的，并决定马上把它删掉，但又没有，他继续打字……后来他开始忙于别的事情了，在他写报道时就忘了“巴恩斯”和“布雷特夫人”的事了，于是这个长长的名单就送给了编辑。早上的电话提醒了他，先是城市学院宣传人员的，然后是罗森塔尔的电话。

“克莱德，”罗森塔尔温和地说，“你今天早晨看了城市学院的获奖名单了吗？”

“是的。”

“你看到了布雷特奖了吗？”

“是的。”

“你怎么把这个弄上去了？”

“我，噢，我想是我放进去了，”克莱德胆怯地说，“在愚蠢的时候。”

“你干的，”罗森塔尔慢慢地说，声音变得严厉起来，“好吧，那一刻就使你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

哈伯曼不能相信这些话。他感到震惊了。在报社的工作完蛋了，哈伯曼想，他肯定是在开玩笑！为这样一件无意义的事情，这是不可能的！

哈伯曼穿上衣服，按罗森塔尔的要求立即赶往新闻编辑部，但甚至在坐地铁去时报广场时，他也不能相信他在《纽约时报》的工作就这样结束了。哈伯曼感觉到罗森塔尔是一个极其敏感的人，这种感觉在哈伯曼阅读罗森塔尔那篇关于奥斯威辛纳粹集中营的经典之作时就产生了。哈伯曼想，第二次阅读这篇文章时他是如此地动感情，以致他奇怪罗森塔尔如何能有这般温柔的感情。现在，在地铁里，哈伯曼想，罗森塔尔仅仅是为《纽约时报》上的这个玩笑而心烦。哈伯曼非常了解他，感觉到罗森塔尔把对《纽约时报》开玩笑视为对他开玩笑了。然而，他自信，一旦解释了自己没有恶毒的意图，这个错误就会过去并会被忘记。

中午时哈伯曼来到了新闻编辑部，几乎所有人都去吃午饭了。他走到罗森塔尔坐的大桌子前，询问了一个宽肩膀、灰头发的叫查尔斯·贝维拉夸的职员，贝维拉夸已经在那里工作多年了。

“罗森塔尔先生在吗？”哈伯曼问。

“出去吃午饭了。”贝维拉夸说。

哈伯曼转身要走，但贝维拉夸厉声叫住了他：“你最好别走远，他想跟你谈话。”

哈伯曼想转回来说：不骗你，你这个白痴，为什么别人没告诉我呢？但哈伯曼明白这时不能有冒犯的行动，于是他温顺地退到了新闻编辑部成排的空桌子中间，那里只有讣告作者奥尔登·惠特曼、记者伯纳德·温劳布和一个正在试用期里的年轻人、哈伯曼的一个朋友史蒂夫·康恩。

“嗨，克莱德，”康恩笑着说，“你看到今天报纸上的布雷特奖了吗？”

哈伯曼说看到了，接着承认是自己写的。康恩朝自己的额头上轻轻拍了一下，痛苦地说：“噢，上帝。”

哈伯曼在新闻编辑部的中间坐下来，等着罗森塔尔回来。他看着前面的银色麦克风——他一直在想，对报社的大多数年轻人来说，这是一个最令人可怕的小装置。他们在交上自己的报道后，害怕看到一个编辑拿起这个麦克风，大声喊他们的名字，叫他们去纽约编辑的桌前解释一下他们的疏忽和错误。哈伯曼知道，从麦克风的声音中，一个年轻的记者通常能感觉到编辑的情绪：如果编辑是用一种迅速急迫的口气喊叫这位记者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他便知道编辑只有一个小问题希望快点讨论一下。但如果编辑软弱无力地叫一个年轻人的名字，如哈——伯——曼——先——生，那就说明编辑很少有耐心了，事情就很严重了。

25分钟后，哈伯曼看见罗森塔尔走进了房间，然后直接走向他的办公桌。在听到拿麦克风的声音时，哈伯曼低下了头。那是查尔斯·贝维拉夸的声音，一种低沉悲哀的终场的调子：哈——伯——曼——先——生。

哈伯曼站起来，开始沿着长长的过道走过去，在经过成排的空桌子时，突然想到了他曾在帕迪·査耶夫斯基指导下学的一门写电影剧本的课程，他希望此时能用一个摄影机拍摄这个房间，永远留住这残酷的场面。

他看到罗森塔尔站在他的面前。“坐吧，”罗森塔尔说。哈伯曼坐下后，听到罗森塔尔开始说，“你不能再为我们写东西了。”

哈伯曼现在接受了这个现实，然而又想做出最后的尝试，提醒罗森塔尔注意他在城市学院为报社做的工作，写了许多独家报道和特写文章……罗森塔尔打断他的话说：“是的，这就是你看起来很愚蠢的原因——我曾经支持你，书面表扬过你，你一两年后就能转正……你让我看起来就像一头蠢驴，你让《纽约时报》看起来像头蠢驴……”

一阵沉默。接着罗森塔尔的声音柔和起来，他悲伤地解释说，《纽约时报》最不可侵犯的就是新闻栏目：人们应该能相信每一句话，决不容忍篡改。罗森塔尔进而说，如果哈伯曼得到宽恕，那么整个队伍包括年轻人和已经成名的记者的纪律，就会遭到破坏——任何一个犯了错误的人都会说：“但是，哈伯曼逃脱了惩罚。”

罗森塔尔停顿了一会儿，此时他换了另一种口气——对哈伯曼来说是乐观的，谈起《纽约时报》之外的事。罗森塔尔说，哈伯曼有才能，只要克服了这个错误为他带来的因难就可以下决心到别的地方取得成功。

罗森塔尔又用温和、同情的态度跟他谈了五分钟。然后两个人站起来握手。哈伯曼受到了震动，回到一个桌子旁用打字机写辞职书，罗森塔尔给了他这个选择，这样他就不是正式被解雇了。一个小时前，罗森塔尔跟克利夫顿·丹尼尔，还跟主编助理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和人事专员理查德·D.伯里特讨论了这一点。他们全都同意，一旦哈伯曼把辞职书交来，就接受它。

写完辞职书，把它交上去后，哈伯曼意识到新闻编辑部里的其他人都在注视着他。他感到了处在温暖的聚光灯下的一种奇怪的感觉。他没有逗留。他迅速地把一些纸装进一个牛皮纸夹里，抱在自己的怀里，走出了新闻编辑部，经过走廊走向电梯。他在等电梯的时候，听到跑过来的阿瑟·盖尔布叫他的名字：“克莱德，等等。”

哈伯曼曾受那帮老卫士观点的影响，从不特别喜欢盖尔布。但现在盖尔布非常关心哈伯曼。他宽慰这个年轻人说：世界没有毁灭，前面还有更光明的日子。哈伯曼向他表示感谢，盖尔布的关心使他深受感动。

然后哈伯曼乘电梯下到一楼，他经过大厅里阿道夫·奥克斯严厉的塑像前没有停留，过旋转门时碰到一些朋友也没有停下来说话。他回到城市学院去上他的最后一学期课，在毕业之后为未来担忧。他在毕业后可以暂时为另一家报社工作，接着他或许要去军队服役两年。

第二天，《纽约时报》上出现了一个“更正”，只有一段话。然而它证实了有些事情在《纽约时报》上是不允许做丝毫改变的。这段话是由克利夫顿·丹尼尔写的，原文如下：

在星期三的那期，《纽约时报》公布了提交纽约城市学院毕业典礼的一个获奖名单，其中收入了一个“布雷特奖”。这样的奖项并不存在，这是一个记者开玩笑放进去的。《纽约时报》为发表这个虚构的奖项而感到惭愧。

尽管有偶尔的紧张和变化，但卡特利奇想要在新闻编辑部里恢复的活力却由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实现了，所有的追求、写作和加工改写工作造成的一个结果是午后的纸牌比赛消失了。另一个结果是传统的道“晚安”的习惯没有了，因为罗森塔尔不关心他的记者何时来和何时去，只要他们拿出报道就行。第三个结果是，一度曾领先于纽约组的国内组和国际记者组，现在开始感觉到了紧张的压力和对头版版面的竞争。有些早晨，《纽约时报》的头版会刊登五六篇由纽约组提供的报道，而国内组和国际组每次只有三四篇。每天凌晨，报道交上去并被编辑或打印后，罗森塔尔和盖尔布会等着版面设计单，看看牛栏为头版选了哪些报道，如果纽约组有四篇或五篇，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就会带着胜利的情绪离开办公室。离开办公室去看版前，罗森塔尔打电话给了一个下属的编辑，编辑告诉他最后有五篇报道登在了上面。但是罗森塔尔挂掉电话一段时间之后，下属编辑就收到了一个改动过的版面，上面显示了两篇来自纽约的报道被城外的最新新闻所替代。这名编辑感到很不安，拿着改动过的版面走到牛栏，并且说，“看，我已经告诉阿贝我们有五篇文章刊登在头版。”

“那，”一位牛栏编辑随口回答道，“你现在有三篇。”

“是的，”这位纽约的编辑迅速地回答，“阿贝会做出怎样的反应呢？”

“你说阿贝会对你发火吗？”

“这个，”这位编辑犹豫不决地说，“你也知道阿贝的为人。”

也许新闻编辑部里没有哪个人比克劳德·西顿更多地感觉到纽约组的压力了。西顿40岁，是国内新闻主任，这个主任工作不同于他作为一个记者在打游击的年代所做的工作。在那个时期，他曾一个月离家20天，有时每天工作20个小时，在南方腹地旅行，采访民权运动。当时，因他的报道而引起了三K党和其他种族主义者的蔑视，他勇敢地面对伯明翰的头子“公牛”康纳的恶狗和麻烦，有一次在密西西比曾被卡特利奇的一个亲戚扔出了商店。作为对他的奖励，在卡特利奇的庇佑下，西顿于1964年回到了纽约，接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担任了国内新闻主任。索尔兹伯里已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但罗森塔尔和盖尔布的出现和索尔兹伯里的影子，给西顿带来了挑战，这些挑战偶尔地比他在南方农村所感觉到的公开的敌意更严峻。他知道，作为索尔兹伯里的接班人不会是轻松的事情。索尔兹伯里精力旺盛，是一个很有权威也很说服力的人。但西顿没有充分预料到随着这个职位而引发的办公室里的竞争，很少感觉到但又是现实存在的持久的紧张的对立倾向，即索尔兹伯里让给西顿组，以及和他们同房间对面罗森塔尔领导的组之间的对立倾向。尽管索尔兹伯里升迁了，但好像他仍然操心他过去的辖区国内新闻组不要落后于罗森塔尔设置的快速度，西顿很快有了麻烦。毫无疑问，索尔兹伯里不是罗森塔尔欣赏的人，他们都具有的冲动个性经常使他们只以一种方式，即他们自己的方式来看事情。他们有不同的背景，他们在国内和海外的全部经验，他们的自我和雄心，他们看世界的方式，似乎注定使他们在社交上和处世哲学上格格不入——罗森塔尔，一个来自俄国犹太移民的儿子，曾被共产党统治的波兰驱逐的记者，有更多的美国民族主义倾向，对美国的社会制度比更复杂的索尔兹伯里更恭敬。索尔兹伯里是一个几乎讲禁欲的中西部人，经历过斯大林时代最黑暗的时期，来自一个个人主义者的家庭，这个家庭300多年前就已经定居于美国，曾经在各种各样、经常是无法区别的政治救星和恶棍统治下生活。当冰冷的、过于直率的、似乎没有自我意识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带着某种想法或意见来到纽约组时，罗森塔尔似乎总是准备进行格斗。索尔兹伯里像是意识不到他给敏感的罗森塔尔造成的影响，当他听说罗森塔尔去找克利夫顿·丹尼尔解决索尔兹伯里甚至不知道是问题的问题时，他感到惊奇，或者自认为是惊奇。

克劳德·西顿1964年成为国内新闻主任后，开始体验到与索尔兹伯里在国内新闻组最后一年和罗森塔尔之间发生的事件相类似的事件——这些差别并不总是因为个性，而是因为在某些报道应归纽约组还是国内组处理问题上真正的不一致。来自海外的报道无可争议地归国际组管辖，但包括华盛顿分社在内的国内组和纽约组之间的管辖界线却经常是交叉重叠的。例如，对肯尼迪一家的采访被认为是国内组的地盘，但当肯尼迪被刺杀后肯尼迪一家有时在纽约，有时在华盛顿，并且在纽约建起了住所时，哪个组负责采访哪个肯尼迪的问题就经常有争议了。

1965年，纽约组阻碍驻扎在华盛顿的《纽约时报》的国内政治记者戴维·S.布罗德到新泽西州的普林斯顿采访肯尼迪总统的讲演，因为普林斯顿是纽约组管辖区域的一部分。作为可能的报复，国内组拒绝让纽约组的采访过约翰逊讲演的记者去阿肯色州的温泉县报道青年共和党全国理事会关于新泽西告密案的行动。西顿把戴维·布罗德安排到阿肯色州，布罗德从那里发回了他的报道，把它归档于纽约组，但经过一次编辑就被扼杀掉了。布罗德感觉到了在他的一些任务上两组之间的对立，他还感觉到被《纽约时报》的官僚制度所限制。于是1966年8月他辞去了《纽约时报》的工作，加入了《华盛顿邮报》。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请求下，他写了一个备忘录，列举了他的不满和对《纽约时报》的印象，对《纽约时报》的政治采访和华盛顿分社状况的看法。布罗德打印的备忘录不留空行，将近八页。他详细地有时是尖锐地描述了和纽约组打交道时遭遇的挫折。他写道，华盛顿的精神状态是很低落的，他对克劳德·西顿的主任职权和纽约过分强调名人新闻报道的重要性和低估倾向性报道或更有分析性特写报道的一般倾向，多次表示不满：

例如，《纽约时报》头版刊登了我写的有关艾森豪威尔与里根会面的报道，可这次会面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十分重要的事情。但是它给我仔细记录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报道以常规的内页处理，报道是说十分缺乏政治基地的尼克松已经为其1968年总统竞选建立起了来自南方的坚实支持……

总体上来说，我的印象是，以下几个刺激，会激发《纽约时报》的编辑对于一个政治事件的反应：极端事件，不管是来自新左派还是激进右翼；来自南方（而非北方）的黑人所采取的政治行动；任何有关肯尼迪的新闻。这些也许是纽约鸡尾酒派对上面政治话题当中的精髓，但是，如你所知，他们并不会欢迎真正推动全国政治的有关问题。

……官僚政治所带来的挫败。我并不愿提醒你这一点，但是它为《纽约时报》报道时代脉搏造成了不容忽视的困难。每个记者都有自己的那一套恐怖故事；而这一脉搏唯一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你经常独自一人在外，而当你在纽约被强奸时，你痛苦的哭号永远不会被听到。例如，你写了一篇来自华盛顿的“内幕新闻”，讲述罗姆尼如何在来自国会共和党议员的强大压力之下，不去反对鲍勃·格里芬第二届连任参议员提名，之后再写到罗姆尼对此即将做出的决定会怎样为他进行总统竞选的前景产生影响。国内组编辑[西顿]读了你的报道，并且说写得“猜测性太强，等他做了决定再这样写也不迟。”他做出决定之后，你已经在写另外一篇报道，而出现在《纽约时报》上面的仅仅是一条长度为两段的特约记者报道，缺乏任何必要的背景……

在初选两天之后，你正要离开加利福尼亚，准备飞越全国，去往波士顿奔向下一项任务。在凌晨时分，你在洛杉矶机场给国内编辑打电话，告诉他你有一篇发生在加利福尼亚的新闻要写，问他和洛杉矶分社有没有意见。他说可以。你在飞机上写了这篇报道，而当你在波士顿着陆，你就给洛杉矶分社打电话，核实几项细节；那里值班的助手没有表露出任何显示计划冲突的迹象，因此你从波士顿机场向纽约口述了这篇报道。当你一个小时之后到达旅馆时，你给国内组打电话询问你的稿件有没有问题，之后你被告知你的报道被留存，因为洛杉矶决定刊发一篇新闻分析，因此没有版面再刊发你的文章。你的抗议被否决了。然而令人难以理解的是，第二天的报纸既没有刊发那篇新闻分析，也没有刊发你的报道。你的报道最终两天之后刊发了出来，而那篇新闻分析一直都没有出现……

像华盛顿的许多记者一样，戴维·布罗德开始对克劳德·西顿不抱什么幻想了，不指望他能勇敢地面对牛栏和像阿贝·罗森塔尔那样的高级编辑，他们的做派确实证明了纽约组显示出的顽固的派系偏见。但西顿好像既没有罗森塔尔的肆无忌惮，也没有他的主任权势。作为国内新闻主任，西顿管辖着全国几十个地区分社以及纽约的国内编辑组，这个编辑组既编辑地方报道，也编辑汤姆·威克的华盛顿分社提供的报道。当威克的人因文字编辑的编辑或删节，或因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斥责华盛顿的某篇报道采访不充分而生气时，他们通常通过克劳德·西顿来表达他们的解释或异议，但他们却经常感觉不到他有足够的同情心，或者即使他是同情的，他似乎也没有力量挡住来自丹尼尔办公室的，或来自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办公桌的，或来自牛栏的持续不断的马后炮式的批评。在过去的日子里，在华盛顿分社由像阿瑟·克罗克或赖斯顿这样的出类拔萃的人物来管理时，它习惯了迅速得到结果，而且一般是有利的结果。但在1966年，它感觉到的主要是受挫折。它认为西顿要对此负部分责任。华盛顿的记者有时大声质问：一度使西顿敢于抵抗“公牛”康纳和三K党的勇气和毅力都跑到哪儿去了。

西顿意识到了他在华盛顿方面和布罗德备忘录里的形象，他认为二者都是没有道理的。西顿毕竟要向索尔兹伯里和丹尼尔汇报，如果他们对威克和他的分社不高兴——实际上也的确如此——西顿对此也没有什么办法。布罗德的备忘录中对西顿的一个抱怨是，作为国内的政治记者，布罗德被剥夺了做记者工作的必要自由。布罗德的观点是，国内政治记者应该有权访问任何一个州，只要他（和国内新闻主任）认为那里有具有全国性意义的政治报道。这个记者应该负责这种政治报道，不受该州的地方分社的挑战。但这种自由流动的报道在报社里是很少的，仅限于赖斯顿和索尔兹伯里这样的人。如果允许不怎么有名的记者这样做的话，那么就可能使永久驻扎在这些地区的那些分社的记者感到沮丧了。然而，在布罗德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后，丹尼尔在纽约没有对此掉以轻心，这就是丹尼尔为什么请求他写这个备忘录的原因。《纽约时报》的一个政治记者辞职去了另一家报纸做政治记者，这样的事情不常有。而且另一家报纸是《华盛顿邮报》，是《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主要竞争者，这一事实也突出了布罗德辞职的意义，他很快成了威克分社一个烈士一样的角色，成了在纽约总部遭受挫折的象征。布罗德备忘录的复印本偷偷传出了分社，通过邮件散发给《纽约时报》在巴黎的人和其他驻外分社。西顿不知道丹尼尔把这份备忘录看得这么重要，越来越感觉到来自许多方面的压力。他正受到来自华盛顿的怀疑，还有来自纽约的压力，来自上面的和他内心的压力迫使他去迎接有点不集中的挑战。他想公正地对待地方记者和华盛顿的人员，但有时觉得在华盛顿有一些妄自尊大的人，不可救药地被过去的特权宠坏了。然而，他极力去容忍他们的批评，尽量待在纽约工作，对任何可以给国内组带来报道的事件或消息迅速做出反应。他允许他的西南分社社长马丁·沃尔德伦用几周时间调查林登·约翰逊总统越来越多的土地占有，记录这样的事实，即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州购买新地，该州的道路建设就决不会落后。西顿还对他过去的优势报道即南方民权运动的日常活动保持警觉的眼光，他对一个接替他的记者罗伊·里德施加了特殊的压力。詹姆斯·梅雷迪思在密密西比遭枪击后，纽约得到了有线传输过来的一张他俯卧在道路上的照片，西顿抓过照片，仔细进行査找，问道：“罗伊·里德在哪里？”

1966年春，一个叫作威廉·曼彻斯特的小说家和传记作家完成了一部38万字的关于约翰·F.肯尼迪总统被刺杀的书。书名叫作《总统之死》（The Death of a President），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肯尼迪家族最早曾找西奥多·怀特和沃尔德·洛德来写这本书，但这两个人都没空——这本书应该是一个“权威的版本”，手稿出版前要得到肯尼迪家族的认可。然而，曼彻斯特接受了肯尼迪家族的条件，双方都没有预料到有什么大的困难。肯尼迪一家把曼彻斯特看作朋友。曼彻斯特1962年出版过一本拥护肯尼迪的书《总统肖像》（Portrait of a President），《纽约时报》的书评人将其描述为“表示爱慕”的书。1964年皮埃尔·塞林杰代表肯尼迪夫人来找曼彻斯特，请他考虑写一本关于这次刺杀肯尼迪总统的书，曼彻斯特觉得这样做既是一种荣誉，也是对历史的一个义务。这应该是关于达拉斯悲剧的最重要的书，它应该最大限度地以准确性和高尚的品位来写，对它寄予厚望，以此来否定其他作家以粗俗的商业色彩或不准确地写关于这次刺杀的书的企图。

所以，威廉·曼彻斯特在1964年以谦逊和奉献的态度接受了这个任务。在此后的21个月里，他有时一天工作15个小时，采访了几百个人，这些人认识肯尼迪总统，或曾为肯尼迪的华盛顿政府工作，或者在某个方面牵涉到了达拉斯这个不幸的一天。曼彻斯特还对肯尼迪夫人进行了两次录音采访，在采访过程中她展示了关于她和她丈夫的最后时刻以及她作为寡妇的最初时刻的秘密的、令人辛酸的细节。曼彻斯特还得到了肯尼迪家族其他成员和朋友的密切合作，获准接触到了个人的信件和其他纪念物。这本书由哈珀和罗出版社的执行副总裁埃文·托马斯编辑，托马斯曾编辑过约翰·肯尼迪的自传《信仰在风中飘扬》。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过也是由埃文·托马斯编辑的罗伯特·肯尼迪的《内部敌人》（The Enemy Within），以及肯尼迪的同事如西奥多·索伦森等人的著作。因此，出版社、编辑、作者看起来都非常适合出版一本会使肯尼迪家族高兴的历史性著作。但实际上却不是这么回事，克劳德·西顿在1966年初冬就看出了最初的迹象。他从政府的一些消息来源那里听到了一些传闻，还从一个通俗商业月刊《书籍》（Books）上读到了一条消息，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撤销出版曼彻斯特的这本书。

《书籍》10月，独家报道，我们得知约翰·F.肯尼迪夫人要求哈珀和罗出版社撤销出版威廉·曼彻斯特关于她丈夫被刺杀的正式的、坦率的著作，即《总统之死》。引用肯尼迪夫人的话说：“如果按我的决定不出版这本书的话，那么曼彻斯特先生将因他付出的时间而得到补偿。”补偿谈判已经开始。

哈珀和罗出版社已经召开了高层会议，来决定它对肯尼迪夫人的回应。哈珀和罗出版社是否应无视肯尼迪夫人的要求，这关系到书报审查的道德问题、在国际图书和杂志市场的300万美元销售额，以及将来和肯尼迪家族的关系……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肯尼迪夫人发现有异议的“坦率的”细节占据了新闻和传闻的渠道。每一天肯尼迪的党派和支持曼彻斯特的力量都把这些细节透露给新闻界——每一方都在争取舆论的同情，要么是企图以侵犯隐私禁止这本书的出版，要么是出版这本书以验证真相。据说，这本书含有肯尼迪夫妇在达拉斯最后一夜在一起的场面，肯尼迪夫人在她丈夫死后的想法，她如何和帕克兰医院的一位护士厮打起来，她如何把她的结婚戒指放到后来的总统手上。据说这本书还描述了从达拉斯到华盛顿飞机上的紧张情况：肯尼迪和约翰逊两派在飞机上的恶斗；约翰逊如何占据了肯尼迪的坐舱；约翰逊的助手尽管对这次刺杀感到震惊和悲伤，却掩饰不住他们对约翰逊接管权力的喜悦之情；肯尼迪忠诚的助手肯尼思·P.奥唐奈在华盛顿机场如何阻止约翰逊下飞机，防止这位新总统和杰奎琳·肯尼迪以及肯尼迪的其他亲密哀悼者一起下飞机。

这些细节和更多的细节，由那些读过或自称读过曼彻斯特手稿复印本的人透露给新闻界——这些人在这家出版社工作，或者在已经购买了这本书连载权的杂志社工作，或者在文学部门、书籍俱乐部、法律事务所工作，或者是朋友的朋友——这些人集体地成了新闻界的“代言人”，有几周他们的揭露的信息和意见左右了新闻界。在这场曼彻斯特争论之前，《纽约时报》和其他大都市日报上有一些关于华盛顿的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和J.埃德加·胡佛之间争论的头版文章，《时报杂志》把这场争论描绘为“窃听之战”：胡佛指责肯尼迪——当他是美国的司法部长时——知道中央情报局在使用窃听器侵犯私人领域和会谈的隐私，但肯尼迪否认这个指控。似乎有一个更大的事情要爆发，这两个人的夙仇使其露馅了。但后来曼彻斯特和杰奎琳的事件突然迅速蔓延开来，冲淡了胡佛和肯尼迪的争议。

《纽约时报》关于杰奎琳·肯尼迪的异议的第一篇大报道是由罗森塔尔的一个下属写的，回应了已经在其他报纸上发表的报道。它是在周末出现的，当时克劳德·西顿不在，但西顿立即断言这种报道是全国组的任务，的确也把它拿到手了。不顾罗森塔尔不高兴，西顿在第二天就把它接过来了。西顿现在有了一个能在几周之内提供头版报道的故事，的确是这样的。

通常全国新闻主任并不直接调动新闻编辑部的任何一个记者，所有新闻编辑部的记者都在罗森塔尔领导下。在地理上，离西顿最近的记者主要在费城分社。所以，如果克劳德·西顿想派新闻编辑部的记者执行出城的采访任务，从纽约出发也许比从一个地方分社出发能更快或更容易到达采访地，或者如果西顿想用新闻编辑部的一位记者在纽约出一项具有全国政治意义的采访任务，像这次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一样，西顿就不得不去找罗森塔尔，向他借用一名记者。西顿自然想要罗森塔尔的最优秀的记者，如霍默·比加特，但他能否得到比加特，取决于罗森塔尔在这一天对西顿的感觉如何。如果罗森塔尔感觉很好，如果霍默·比加特本人喜欢这项任务并且愿意去做，西顿就可以得到他。但如果罗森塔尔赌气，他会说所有高级记者都有其他任务了，然后会给西顿派一个他也许最不愿意看到的记者。

然而，当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爆发时，西顿非常幸运。在新闻编辑部里碰巧有费城分社的一个人在临时值班，这个人叫约翰·科里。科里是《纽约时报》的一个小分队的一员，这个小分队在全国各地跑，调查沃伦委员会[注：沃伦委员会（the Warren Commission），负责调查肯尼迪遇刺事件的委员会的非正式名称，由林登·约翰逊总统于1963年组织成立。]《报告》中提供的线索。当西顿接过对曼彻斯特事件的报道时，科里正平静地坐在新闻编辑部里阅读他的沃伦委员会笔记。但科里原来从事的调査被证明是没有什么有价值的东西，所以就被派去报道曼彻斯特事件，这个报道会影响他此后在《纽约时报》的一生。

科里是一个讲究修饰的、外表温和而且愉快的人，有普通人的身高和身材，淡褐色的眼睛和浅棕色的头发，干净但不过分讲究。34岁时他有了幸福的婚姻，现在有两个女儿。尽管他不是那么自信，但也不泄气，在西顿看来，他完全可靠，具有敏锐的观察力，又有良好的判断力——科里不是那种想引人注目的人，不会用华丽或可疑的词藻夸大或曲解报道。但西顿所不知道的是，在科里内心沸腾着的是对西顿这样的人对他的印象的不满情绪。科里从生活中真正想要的，恰恰是他不愿意承认的，因为承认他的雄心可能和他的性格不一致，或许是他达不到的。科里想要名望，但不是大的名望，只是一点，给他的名字加上一点火花就足够了，在纽约周围小有名气——足以证明他内心有荒诞和野性的秘密，等着有哪怕稍微一点借口迸发出来。通常，他压抑着这种渴望。

作为布鲁克林的一个小伙子，科里曾打算成为一个牧师。他的父亲是一个严格而可靠的银行职员，一个让大多数爱尔兰天主教徒感到反感的爱尔兰新教徒。他每天西装革履地去上班，这是他在社会中下层的邻居中高人一等的标志。约翰·科里讨厌这个地方——在密集成排的有消防梯的公寓里压抑的生活。他有幸上了密歇根州的霍普学院，该学院是由荷兰归正教会归正会管理的，他和其他学生生活在寄宿舍里。一天夜里，在一次宿舍聚会上，科里喝了酒，只穿着他的三角裤爬下窗台进了女房东的卧室，在她歇斯底里的叫声中，他走过房间进入大厅，出了前门，来到清凉的户外。由于这件事，他此后三年在霍普学院一直被留校察看。

在军队里，科里给人以严格遵守纪律的印象，被训练成军事警察。但有一天，一个年轻的中尉找他麻烦，科里粗野地拒不服从，受到军法审判，后来他光荣地被解除军籍了。1956年他回到纽约，在《纽约时报》体育部找到了一份送稿生的工作，不久被提拔为小五磅号字职员。他的责任是负责棒球击球平均分数和团队名次的小字。一年之内，他成了一名文字编辑，编辑关于大型户外活动的报道——但他很难忍受这份工作。1961年他转到了新闻编辑部的另一个大组，国内组，这个工作对他来说更有意思，但他想成为一名真正的记者，走到办公室外，看看城市。他自己开始为平日版的《纽约时报》和星期天《时报杂志》写报道，显示了一种不寻常的感受力，1966年在他加入《纽约时报》十年后，他成了一名记者。当年10月，他被派到了费城。

当克劳德·西顿带着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任务来找科里时，科里并不想干。自肯尼迪遭刺杀以来已经有了那么多的关于肯尼迪家族的书，有了那么多的对这种神话的推销，所以科里不想参与其中。科里非常敬仰约翰·肯尼迪，曾投票支持他，同时他也同情威廉·曼彻斯特。科里在承担沃伦委员会的采访任务时，当年早些时候去过达拉斯，一天晚上他受到一个暴徒的咒骂和威胁，他能够想象出曼彻斯特在这个城市进行研究是多么困难，能够理解曼彻斯特在他的著作——他多年的汗水和全部责任——受到突然停止出版的威胁时会多么焦急。如果一位作家试图以诚实的笔触来描绘人，那他将会经常惹恼笔下的人——科里早就从个人经验当中得知了这一点。最近两次，他都在《时报杂志》被刊登出来之前把文章发给文中描写的人，这两次文章当中涉及的人都试图修改他写的内容。其中一个，阿尔杰农·布莱克，把这事例拿到了《纽约时报》管理者面前。他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目的，但是这对于科里来说确实不太愉快。另一个，小说家拉尔夫·艾里森，觉得科里的文章暗示了“汤姆叔叔主义”[注：汤姆叔叔主义（Uncle Tom-ism），指黑人对于种族压迫逆来顺受的反应，典出19世纪著名的反种族主义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提出文章可能会为法院诉讼提供某种依据。艾里森并没有提出诉讼；事实上，后来他为科里写的这篇文章写了一篇赞词。但是科里发誓他再也不会犯这个错误。然而如果他面临着曼彻斯特的高风险、高机会成本的抉择，他着实不知道自己将会怎样反应。也许他也会同意写经过授权的、他生平当中最具戏剧性的事件。毕竟，他为《纽约时报》写的每一个字，都是经过授权的。

但科里的本能是回避这项任务，让《纽约时报》其他记者去承担它。科里承认，这是和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在一起的好机会，会处在公众的注意中心，得到某种作为名人的快感，但他过于敏感的神经迫使他不要接受这个任务。然而，克莱德·西顿似乎对这篇报道有了像盖尔布一样的热情，并且对科里很信任，以致科里发现自己已经不由自主了。西顿说，这篇报道里有大量的好处，暗示高层某个人，也许是丹尼尔会亲自介入这次报道——如果丹尼尔对这次报道着迷的话，科里知道版面会是不受限制的。这种报道会把每一个编辑特别是丹尼尔迷住的，因为它非常时髦地把历史因素和悲剧因素结合起来了。科里考虑了一下，然后告诉西顿，好，他答应承担这项任务。

事情一开始是令人兴奋的。科里感觉到了《纽约时报》的庞大机器运动起来，伸向世界去把握真相。来自《纽约时报》马德里分社的一个电报传给科里，告诉他肯尼迪夫人在这个夏天曾给《观察》（Look）杂志的加德纳·考尔斯打电话，恳求他改变连载的计划。从华盛顿得到消息，赖斯顿给科里打电话，提到纽约有一个肯尼迪活跃的集会，并且说罗伯特·肯尼迪参议员并不真正关心这本书——主要是肯尼迪夫人的想法，她很惧怕肯尼迪的死会使光辉的岁月和不倒的神话破灭。科里后来在赖斯顿的专栏里看到了这些话，赖斯顿显然是提前把他的专栏文章透露给科里，科里希望自己做出了恰当的反应。科里还得到了《纽约时报》在全国各地的人的口信和备忘录，使他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庞大的组织在一篇报道上是如此亲密合作——几十个人都为一个记者的工作做出贡献。

克莱德·西顿希望能抢在其他报纸之前对曼彻斯特进行独家采访。一天凌晨4：30，他为科里安排了一个小快艇，去迎接玛丽女王号，因为这艘轮船正带着那位作家从英国回到纽约。曼彻斯特曾想在英国躲避喧闹，但现在他不得不因肯尼迪夫人的法律威胁的传闻而回家。科里直到凌晨3点钟还睡不着觉，他之前患的胃痛因紧张比以往更严重了。科里来到轮船上，找到了曼彻斯特。但曼彻斯特拒绝接受采访，说在这些困难解决之前他不能讲话。科里因自己的病情难忍而没有多说，就回到了《纽约时报》社，很高兴自己只需要写一篇关于曼彻斯特到达的小报道就行了。但后来，不知为什么，他给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埃文·托马斯打电话，大胆地说他从一个“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听说，肯尼迪夫人正威胁要就曼彻斯特的书起诉他们。实际上并没有“无可怀疑的消息来源”，科里只是在猜测。但由于突然感到惊奇，托马斯便问科里是如何知道的，因为法律文件刚刚才准备！

当天晚上约翰·科里的报道刊登在头版上，第二天他走进新闻编辑部时觉得自己像是个小英雄。其他记者纷纷向他表示祝贺，并且问科里是如何设法得到这个独家新闻的。科里极力装出胸有成竹的样子。克劳德·西顿走过来，微笑着，一再说《纽约时报》在这次报道上是“倾巢出动”，并要给科里提供更多的帮助。“你需要什么——钱，更多的记者？”西顿说，“租一架直升飞机如何？”西顿又笑了起来，但科里觉得，如果他要求的话，《纽约时报》会给他一架直升飞机的。

这天早晨稍晚，西顿告诉他，肯尼迪的人正计划举行一次新闻发布会，他给了科里一个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的电话号码。科里拨通了这个号码，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先是一阵沉默，接着肯尼迪的前讲话稿撰写人，35岁的理查德·古德温来到电话机旁，告诉科里这个新闻发布会将在下午3：30在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举行，如果科里愿意的话，他可以早一点先到肯尼迪参议员在纽约的公寓，进行一次私下的谈话。

科里来到了这个地址，第四十九大街和联合国广场上的一座新的玻璃幕墙塔楼，一个守门人恭敬地向他问候，问是否需要帮助。“参议员的公寓。”科里说。“噢，好吧，”守门人说，似乎感觉到了科里是谁，他给大厅旋转门后面的一个穿制服的卫士做了个手势。这个卫士笑着领科里走向电梯。使科里印象深刻的是这个守门人没有事先打电话，他想象一个低级的守门人通常是会先打电话的。他通过了某种小小的检查，科里站在电梯之中时想看这一点。

女管家领科里进入一个大房间，房间四周是大玻璃，墙上有一些画，橱窗上有肯尼迪总统和亲属的照片，有一种奇怪的没人居住的气氛。房间里有两部白色的电话机，也许每一个上面有六个键，有几个人坐在或站在房间的一端。理查德·古德温走向前来，他有一双黑黑的大眼睛，皮肤不太好，看起来像一个酒醉未醒的意大利记者。他把科里介绍给伯克·马歇尔，一个戴眼镜的身材纤弱的44岁律师，他是肯尼迪家族主要的发言人；约翰·西根塔勒，39岁，一个看起来不文雅的纳什维尔报人，据说是他帮助罗伯特·肯尼迪发掘了证明詹姆斯·霍法有罪的证据；弗兰克·曼凯维奇，一个多少有点粗壮的秃顶的人，42岁，是肯尼迪的新闻秘书和一个好莱坞制片商的侄子。

科里一开始先问伯克·马歇尔能否向《纽约时报》提供关于肯尼迪总统的尸体解剖照片，在这些照片交给联邦存档前马歇尔曾给肯尼迪家族看过这些照片。但马歇尔拒绝了，迅速地把话题转达到曼彻斯特的书上，回顾了事情发生的过程——手稿何时完成的，谁读过它，肯尼迪夫人的异议是什么。约翰·科里听着，不时地点头，做笔记。但叙述中的他经常提醒自己，我现在得知的恰恰是他们想告诉我的。但他想，这已经足够了，他发现自己喜欢肯尼迪周围有这些精明的人。科里的问题，甚至是那些他认为是挑衅性的问题，没有一个能扰乱马歇尔或古德温的镇静或耐心，也没有使他们产生肯尼迪家族处在劣势的印象。科里问道：“这本书不是使肯尼迪参议员和约翰逊总统的政治关系紧张了吗？”其中一个人温和地非正式地说：“鲍勃·肯尼迪在这本书里被描写得很好”，它的出版只能有助于他。

伯克·马歇尔的新闻发布会在一个小时内结束了，然后古德温解释说，他们还要开一次工作会议，希望科里不介意单独去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而他们则要挤进一辆汽车里。科里和蔼地表示同意。不管他如何提醒自己保持情感上的距离，他都禁不住要称赞他们的通情达理，他们按他们后台的小计划使他消除了敌意的方式。科里提醒自己，他们迎合的不是我，而是《纽约时报》，如果我不是在《纽约时报》工作的话，这些人是不会正眼瞧我的。他不得不认真对付他们，坚持注重事实。在任何一篇这样的报道中犯一个错误，这些人就会骑到你的头上，骑到西顿的头上，向苏兹贝格本人发牢骚。尽管如此，科里还是觉得在这四个人面前是很舒服的。他们使他的工作更容易，他觉得在他们周围有一种轻松自如的感觉。他想，这也许是因为古德温的皮肤不佳，或者是因为伯克·马歇尔以一种尖细的声音说话，或者是因为西根塔勒穿了一件有格子图案的衬衫、打了一条低劣的领带，或者因为弗兰克·曼凯维奇是一个大烟鬼。科里，现在一天要抽三包烟，但还是没法忽视曼凯维奇走一步就要抽口烟的事实。

15分钟后，科里走进了公园大道上的一个大楼14层肯尼迪夫人的办公室。房间内挤满了新闻界人士，靠墙有四个灰色的铁柜，上面放着20个信夹，地板上是薄纸板箱，其中有一个上面用墨水标记着“捐给图书馆”。墙上的一个小彩色照片显示肯尼迪夫人在前面，总统在后面。肯尼迪夫人没有出席这次聚会，但科里看到人群中有肯尼迪夫人的秘书帕梅拉·特纳，她穿一件破旧的开襟羊毛衫，她的头发是松散的，没有化妆。科里很快就毫无缘由地不信任她了。

过了一会儿，伯克·马歇尔和古德温、西根塔勒、曼凯维奇走进来。马歇尔主持会议，立即开始就曼彻斯特的书发布新闻。他提出了一些事实，恰恰就是按一个小时前科里听到的顺序。科里笑了。现在他想到，他已经为这次新闻发布会进行了一次彩排。他几乎可以肯定，在他们来肯尼迪夫人办公室的路上，他们分析了他对这次争论知道了多少，观察了他对他们告诉他的事情的反应，并且从他的提问中预先了解了其他记者会向他们提出的问题。这是奏效的——科里的问题现在正被其他记者所重复，肯尼迪的人轻松地回答他们的问题。

第二周的情况对约翰·科里来说很好。他的报道几乎每天都上头版，西顿看起来很高兴。一天下午晚些时候在新闻编辑部里，科里说他必须出席这天晚上的一个宴会，这个宴会要求出席者必须穿宴会小礼服并打黑领结，但他不能长时间地离开打字机，没空出去买一双合适的鞋子和宽腰带，于是西顿就命令一个送稿生去为科里买这些东西。但另一个编辑听说科里穿9号半的鞋子，自愿把他的鞋子和宽腰带借给科里，一个送稿生被派去取鞋和腰带。

科里还没有找到曼彻斯特，但他在过去的一周从近处观察了杰奎琳·肯尼迪。一天，他得知她将在下午一点钟出现在华尔街48号的沙利文和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科里便提前一个小时到达那里，同《纽约时报》的另一位记者和摄影师一起在路边等候着。下午1点15分，一辆新的蓝色奥尔兹轿车慢慢行驶到这条大街上，里面坐着肯尼迪夫人和她的律师西蒙·H.里夫金德、理查德·古德温。汽车减速了，但古德温发觉了科里，把车又加速开走了。科里让另一个记者跟着它，看看他们是不是通过边门或小门进这座大楼。几分钟后，这辆奥尔兹轿车又开回来了，这一次它停下了，肯尼迪夫人下了车，后面跟着里夫金德和古德温。《纽约时报》的摄影师开始抓拍这三个人走进大楼的照片，古德温瞪了一眼科里。这一看给人印象很深，《纽约时报》在第二天就把这张照片用在了头版上，《新闻周刊》和《时代》也把它挑出来用了。这三个人从科里面前匆匆走过，经过旋转门进了大楼，但走错了楼。科里站在华尔街50号，而不是48号前，他观察到这三个人在大厅里注视着墙上的示意图，一个清洁工拿着拖把站在附近，目瞪口呆地看着杰奎琳·肯尼迪。过了一会儿，里夫金德从旋转门出来，眯着眼看看大楼的号码，然后又进去，接着挽着肯尼迪夫人又出来了，古德温跟在后面。古德温看了看科里，勉强地笑了笑。科里在他们进了律师事务所后，回到了时报大楼，留下另一个记者在路边巡视，捕捉在律师事务所的会议之后会做出的任何评论。这天科里写的报道是很客观的，没有提到他们起初走错了楼，也没有提到那个拿拖把的清洁工惊讶的表情。科里多次试图把这些小小的荒诞偷偷地塞进他的报道，但他怀疑它们能否被文字编辑通过。

没有任何特殊的原因，而且他起初也没有意识到，情况却在1967年1月初开始变得对约翰·科里不利了。如果必须准确确定衰变的日期，他确定不了，而且他也没有在逻辑上分析所发生的事情。他心里只是有一种模糊的感觉，事情不像过去那样好了。赞美之词没有了，他感觉到，《纽约时报》的有些编辑觉得他们过于重视这一新闻的报道了。他们想跳下这个旋转木马，但又不能，因为其他报纸和媒体在日复一日地保持这方面的报道。科里怀疑自己是不是厌倦了写这个主题，《纽约时报》的编辑们是不是厌倦了发表它，肯尼迪们和曼彻斯特是不是厌倦了阅读它，每个人是不是都有点互相厌倦。但他肯定，在新闻编辑部里马后炮式的批评在增多。

1月6日星期五，《观察》杂志社提前送来了六本包含有连载曼彻斯特的书的第一部分的杂志，《纽约时报》的编辑们送一本给华盛顿的汤姆·威克，要他阅读后准备写政治方面的启示；送一本给亚特兰大的吉恩·罗伯茨，要他准备写关于这次刺杀的资料；也送一本给科里，要他做一篇包含所有其他细节的一般的综合性报道。《观察》发布有关这本书的消息是在1月9日晚上6点，星期一。但在这个周末，《芝加哥每日新闻》（Chicago Daily News）提前曝光了新闻。星期六中午之前，约翰·科里突然接到电话，要他立即去办公室，为星期天版写报道。由于亚特兰大的罗伯茨还没有得到他那一份材料，科里被要求在他的报道中将刺杀的内容也写进去。西顿从他在韦斯特切斯特的家里打来电话，要一个编辑人员转告科里，报道中还要包括政治意义方面的内容，但牛栏的另一个编辑后来取消了这一要求。接着，星期六很少在时报大楼露面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也出现了。他进了他的办公室，传话说，他想等打字员打出来就一页一页地读科里的报道。在科里写了几页后，他得知，丹尼尔想在这篇报道里突出关于《芝加哥每日新闻》如何更改发行日期的事情。丹尼尔不久就离开了，但后来给牛栏的一个编辑打电话提醒说，《纽约时报》的读者想确切地知道《观察》对它连载的第一部分内容做了什么修改，他们还想知道是不是有东西被从《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里拿出来，放到以后的连载中。

科里一直是按以前的发稿时间写作的，但随着这些问题和其他问题向他压过来，他开始感到苦恼了。为回答丹尼尔的一个问题，科里很快打出了一个插入语：“不知道是不是有东西被从《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里拿了出来，以放到以后的连载中。”但其他需要新插入的问题源源不断——好像丹尼尔的出现使得编辑们比通常更按字面意义理解他的命令。在科里写了《观察》连载的第一部分“说出了秘密机构的放纵”后，在四个编辑中间——三个来自国内组，一个来自牛栏——展开了讨论，讨论科里对“说出”的用法。用这个词是不是正确？科里太分心了，静不下来。他还受到别的事情的干扰，不久前他接到了威廉·曼彻斯特的电话，使他在经过几周不成功的努力后感到十分惊奇，这次谈话也使他非常紧张和混乱。曼彻斯特显然是作为对丹尼尔的一个电报或条子的回应而打电话来的，丹尼尔曾请求他和《纽约时报》合作。使科里疑惑不解的是曼彻斯特在电话上的亲密态度：他直呼科里的名字“约翰”，并同意接受采访的条件。

“你会速记吗，约翰？”曼彻斯特问。

“不会。”

“你记笔记快吗？”

“一般。”

“你应该用一个录音机，约翰。我有所有这些信件、备忘录、文件……”

接着曼彻斯特说了一件让科里大为惊奇的事情：他建议科里用录音机录下他们的采访，然后，由他来编辑它！

“我想让任何录音都以这样的话开头：‘这盘录音带是威廉·曼彻斯特的财产，不得复制或抄写’……”

难以置信，科里想，难以置信的，疯狂的，粗野的——这个曼彻斯特，这个被迫害的作家，肯尼迪书报审查制度的牺牲品，就像他们对他极力做的那样，也在极力对我做同样的事情！

电话上一阵停顿。曼彻斯特似乎也感觉到了这是个讽刺。

“这决不会是审查，”曼彻斯特急促地说，“我不过是看看名字、日期诸如此类的事情是不是准确……”

“我不——不知道，”科里边说边看表，他的发稿截止时间更逼近了。

“不是审查，”曼彻斯特重复道。

“我只是……这样做不是《纽约时报》的政策。”科里最终说。科里想挂断电话，迅速地。他不想和曼彻斯特对抗，丢掉以后的一次可能的采访，但他不能承担曼彻斯特提出的要求。科里决不会再这么天真，在他有了同拉尔夫·埃利森和阿尔杰农·布莱克打交道的经验后，再不会天真了。

“《纽约时报》会不会让你到加勒比海待几天呢？”曼彻斯特问。

“我想不会。”科里说，想着他孤零零地在一座岛上，他一边写新闻曼彻斯特一边从肩膀后面看着他的画面。

在几分钟迟疑不决的谈话之后，曼彻斯特仁慈地挂了电话。

第二天早晨，科里在曼哈顿的西区大道的公寓的电话铃响了，但科里决定不去接电话。他太厌烦了，而且他的孩子和老婆出了水痘。他感到失望——这整个体验扭曲了他一度对名望和权力抱有的那么多的奇妙幻想。昨天夜里他不停地喝酒，希望以此来放松他的神经，帮他入眠，但并没有用。现在电话铃响了，他敢肯定是办公室来的。科里想或许是西顿的电话，他让电话响了四五次，然后他拿起了电话，是西顿打来的。

克劳德·西顿，出生在佐治亚的一个农场，习惯于黎明即起，当他成为一个报人后，他仍然按农场主的时间生活。现在他热情地告诉迷迷糊糊的不高兴的科里，州最高法院在采取某种行动——曼彻斯特和肯尼迪夫人的调解似乎临近了。

科里从床上爬起来，乘地铁到了下曼哈顿。在法院，他得知这些事情推迟了，于是来到新闻编辑部，又得知曼彻斯特同哈珀和罗出版社社长卡斯·坎菲尔德这天下午将在海外新闻俱乐部发表声明。他们显然已经和肯尼迪家族达成了庭外调解。

在新闻俱乐部里，几十个记者和摄影师围着准备宣读自己声明的曼彻斯特。科里悄悄地走近他，平静地说：“嗨，我是约翰·科里。”

“噢，好的，”曼彻斯特笑着说，接着拉住科里的胳膊，凑向前来，平静地说，“一会儿来找我。”

科里想，也许他同意了这次采访，西顿会非常高兴的。

在宣布了承认调解的声明之后，曼彻斯特拒绝回答关于肯尼迪们或他的书的问题。然后，在他的律师和代理人陪同下，他走向了电梯。到了外面，科里装出是曼彻斯特一个律师的样子，跟着曼彻斯特，沿着第四十大街走向麦迪逊大道。在这本书的代理商哈罗德·马特森公司的办公处，科里和曼彻斯特走进了一个电梯，在那里曼彻斯特要科里暂时在一个外间等一会儿。十分钟后，曼彻斯特回来了，同意在第二天晚上在康涅狄格州的米德尔顿接受科里的独家采访，曼彻斯特居住在那里。在此后的24小时，科里一心只想着这件事情。

第二天早晨，1月17日，星期二，科里公寓里的电话铃响了。是西顿打来的。他说《纽约时报》考虑在星期五的一期刊登科里的一个长篇综合报道，一个“独立专题长文”。“独立专题长文”大约有4000多字，占《纽约时报》的一整版，它将概括迄今为止在肯尼迪—曼彻斯特事件中所涉及的每件事情。科里知道做这篇长文章涉及的工作量，说他在星期五之前写不出来。这篇独立专题长文现在并没有激起他的兴趣，因为他渴望的是曼彻斯特许诺的今天晚上在康涅狄格的独家采访。西顿也对采访曼彻斯特感兴趣，但在西顿的声音中似乎有某种迟疑——仿佛西顿上面的编辑，也许是丹尼尔，对报道的阶段有了另外的想法。后来，西顿第二次给科里打电话，告诉科里去对曼彻斯特进行采访，不必担心星期五的独立专题长文。但西顿又说，他希望科里能在星期五下午完成这篇独立专题长文，这样编辑们就能在周末审读它。科里感到愠怒，他一再说，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他无法做所有的工作。他今天，星期二晚上必须去康涅狄格找曼彻斯特；星期三他必须整理自己的采访笔记，写这次采访；星期四，可以准备写这篇独立专题长文，但他必须回头思索一下过去几周里在这场争论中涉及的主要人物——与肯尼迪相关的人、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发言人、律师、代理人、《观察》编辑，以及可以对此次事件国内外政治影响做出评估的人——一句话，在星期五下午他不可能完成这篇独立专题长文。“约翰，”西顿温和地打断他的话，极力掩饰他明显感觉到的来自上面的压力，“约翰，你是在为一个日报工作，而不是杂志。”科里仍然生气，然后挂断了电话。他起床，坐上了去城里的地铁，很快他又坐上了一辆长途客车，奔向康涅狄格的米德尔顿。

这次对曼彻斯特的采访进行得非常顺利。星期二晚上科里和曼彻斯特一起吃晚饭，饭后在曼彻斯特的家里谈话。他从曼彻斯特那里得到了可以任意使用的几沓文件和信件，曼彻斯特没有为采访中他的发言安排预先编辑的要求，科里也不敢提起此事。曼彻斯特非常高兴有机会向《纽约时报》记者敞开自己的心扉，几周来他一直被他的律师限制，现在可以展示这个故事中他所知的那一面了。科里在康涅狄格的一家汽车旅馆里过夜，第二天早晨和曼彻斯特一起吃早餐，和曼彻斯特度过了下午。科里知道，他有了一次重大的采访，他考虑到了发表在《纽约时报》上后会得到的反应。当天晚上科里乘坐长途客车回纽约，非常疲倦，但非常高兴。他干完了自己的工作，对世界上的这个被谈论最多的人进行了独家采访。星期四凌晨2点钟他下了长途车，没有直接回家，而是走过第八大道来到时报大楼。当时只有一些加工改写人员和文字编辑在值班。科里坐在前排的打字机前，准备给西顿留一个备忘录，描述一下这次不一般的采访。科里打开机器，但总是敲错键盘，好像喝醉了酒，但他一整天根本没有喝酒，可能是疲劳、紧张、激动的综合作用。他终于设法打出了一段话，告诉西顿他回到城里，得到了独家采访，在他休息一下之后再给他打电话。

当天稍后，科里给西顿打电话。西顿告诉他，《纽约时报》不想要那篇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约翰·科里不相信这些话。西顿又温和地重复了一遍。他解释说：现在办公室里有人“抵制”在曼彻斯特—肯尼迪的事情上做如此之多的文章，一篇独立专题长文可以总结性地将此事件画上句号，根本不需要科里写一篇单独的对曼彻斯特的采访；他可以把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编进那篇独立专题长文中，而写那篇文章看来要在周末之后刊登了。科里失望了。他提到《新闻周刊》杂志在追踪曼彻斯特，也许会在下一期发表他们对曼彻斯特的采访。科里早就听说《新闻周刊》在跟踪曼彻斯特，但直到现在他才想起提到它。这种策略在记者中是常见的——每当编辑不愿意发一篇报道时，有人就给他们提出另一家出版物在搞这篇报道的威胁，通常这能使编辑紧张起来，赶快处理这篇报道。当然，西顿知道这种花招，或许在他还是一个记者时就运用过它多次。然而，有可能科里说的是真话，所以西顿说，他将在吃午饭时和克利夫顿·丹尼尔讨论一下。

午饭后科里接到了电话。西顿说，丹尼尔仍然反对刊登这次采访的想法。科里很快就泄气了，来到新闻编辑部，当面申诉他的理由，但没有成功。西顿重申，《纽约时报》只想要那篇独立专题长文，并且说科里必须对主要人物的观点给以同样的篇幅——必须是平衡的。科里走回到他的桌前。他想到交上他的辞职书。本周早些时候他曾跟他的妻子谈过这种想法。妻子说，这篇报道给他造成了损失，也许他应该退出《纽约时报》。

1月22日星期六下午，科里在家里整理他的材料，以便写独立专题长文的第一稿。在过去的几天他进行了几次采访，他非常疲劳了。快到5点30分的时候，电话铃响了——是办公室打来的。国内组的一个编辑在电话中请科里马上来报社，他们需要他给星期一报纸的头版写篇报道。这位编辑说，即将出版的一期《新闻周刊》已经来了，上面有一篇对曼彻斯特的独家采访，科里是不是要为《纽约时报》拿出一篇同样的报道呢？

科里想哭。他把电话挪开，然后把他的前额靠在听筒的一头，轻轻地敲自己的脑袋。

“去死吧，”科里平静地说，他挂了电话。接着科里给西顿的家里打电话，西顿又给丹尼尔打电话，然后西顿又给科里回电话。在下午6点30分，科里来到新闻编辑部，坐在他的打字机旁，翻阅一沓笔记，努力根据他此前对曼彻斯特的采访形成一篇报道。笔记是非常无条理的，是在他的头脑里不准确地回忆起来的，科里不得不花费宝贵的时间把他关于曼彻斯特的笔记同他上一周搜集的其他笔记分开。后来西顿出现在了办公室。牛栏已经在报纸上开了一个六栏的天窗，要求科里在完成了他的头版报道之后，再为二版写更详细的东西——就是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科里说他不能写这篇长文了。此时他的意思是非常清楚的，没有人和他争论。

科里写了一个一栏半的头版文章，大约1100字，接着西顿告诉他二版的报道需要有“硬的”线索。西顿提议写写在科里的头版报道的底部出现的事情——肯尼迪参议员告诉曼彻斯特“撕掉和删除”手稿，这样《观察》就不能发表它了。科里以这个线索开始写他的二版报道，但后来牛栏的一个编辑过来问科里，“撕掉”是不是意味着肯尼迪参议员要曼彻斯特真的把这个手稿撕成碎片。科里麻木了，说不是，没有这个意思。

他继续打字，完成了一个两栏半的报道，大约两千字，及时供二版用。报道中引用了曼彻斯特的话，提到了作者对一场因误解而产生的争论而感到的悲哀——它是一个有那么多人介入的案子，引起感情狂热的案子——但科里不能妥当地表达他在这篇报道里所希望的一切。这篇报道没有重心，组织的也不好，他觉得写得很糟糕。第二天早晨当科里读到头版的报道时，他肯定它是糟糕的，但这并没有使他不安。他太累了，被压垮了。说起来也可笑，他在星期一起床时相信噩梦已经过去，他可以靠死记硬背来继续他对那篇独立专题长文的研究了。他对哈珀和罗出版社的埃文·托马斯进行了一次采访。托马斯和他的律师南希·韦切斯特坐在一边，他的宣传员斯图尔特·哈里斯在另一边。科里听托马斯说：“对所发生的这一切我真的感到很苦恼，”然后托马斯转向他的律师问道：“我这样说对不对，南希？”科里把这些话写进了他的笔记，认为很有趣，但笑不起来。

这天下午科里回到办公室。西顿来了，拥抱了科里，建议科里写下一篇关于对曼彻斯特采访的报道。科里说他不知道如何做。第二天，星期二，西顿要求科里写一篇关于肯尼迪同《观察》进行争论的短文。科里努力了，但写了两页多就写不下去了。科里的第一条线索被退回了，还不够“硬”。他的第二条线索遭到了拒绝，第三条线索也一样。西顿给丹尼尔说了，决定暂缓一下，再给科里一天时间写出这篇报道。第二天，星期三，科里来了，开始用头天被否决的第一条线索写这篇报道。他用一张复写纸，逐字把它抄下来，它得到了通过。

接着科里开始了他的写独立专题长文的工作。在周末他完成了它，它的长度达到了六栏。他是在星期五完成该文的，决定在周末的其余时间走出办公室，让编辑们想怎么处理它就怎么处理它。科里回家了。星期六他家的电话铃响了，办公室对他的独立专题长文提出了许多问题，要求他回到报社，帮助回答这些问题。他到达后，看到有三四十个需要解决的问题：克劳德·西顿在页边写了一些问题，克利夫顿·丹尼尔在下面亲自回答了一些问题。科里想，真令人疑惑不解——有两个高级编辑亲自在我的报道上互相问答。西顿的笔迹在页边上问道：“为什么《生活》得到了两份手稿？”在下面丹尼尔写道：“因为有一个编辑病了，想在家里读它。”在另一处西顿问道：“肯尼迪为什么给哈丁打电话？”丹尼尔下面回答说：“因为哈丁是总顾问。”

星期天下午，科里按要求又去了报社。丹尼尔要求把长条校样送到自己家里，他还有一些问题。西顿也是。星期一，这篇独立专题长文发表在《纽约时报》上了。科里读了它后摇头叹息，蠢极了，真是蠢极了。

科里想现在自己该离开了，离得远远的。他给西顿说了这个意思，西顿给了科里五周的假。此时科里接到了一个出版商帕特南的电话，请科里写一本关于曼彻斯特的书的书。尽管科里非常讨厌这个故事，但还是被吸引住了。他还留着过去几周的各种日记，这是《纽约时报》绝不会发表的东西，他记这日记是为了将内心的各种不快和郁结吐出来。好的，科里最终说，他愿意写这本书。他把这视为一个写他迄今为止不能写的东西的机会，可以说说60年代的美国，它对魅力和琐事的着迷，它庸俗的商业主义，它的虚伪。所以，他和帕特南签了协议，给他的妻子留话说接下来的五周中，有人找他都说他不在。他搬进了西区大道上的同一座大楼里的另一间公寓里，是由一对夫妇出游得州科珀斯克里斯蒂暂时腾出的。科里开始了他的书。他翻阅了在从事这项长期的任务期间积累的日记和几沓笔记。他重读了他的评论，回顾了他每日的体验，有西根塔勒给特纳·卡特利奇的电报的副本，在副本中他抱怨科里的一篇报道，有他同理查德·古德温、各种各样的律师、同朋友的朋友和有私心的情报贩子的电话谈话的备忘录，有他关于约翰·F.肯尼迪夫人的一篇评论，他怀疑她是真的想要隐私，还是喜欢玩弄隐私——就像她喜欢出现在时髦的滑雪场，或者地中海的游轮上，以此来刺激狗仔队的关注。科里承认，新闻界也应该受到谴责，包括《纽约时报》。新闻界把她树立起来，我们把她树立起来，所以时尚杂志拍她的各式各样的照片，通过广告推销药盒帽和蓬松的发式——每一个人做出一点行动，这就是很大一笔生意，而我是其中的一部分。他同意，他开始的这本书也是这整个计划的一部分。科里想，很好，我如何开始呢？

起初他打算以给他年幼女儿的公开信的形式来开始这本书，他的女儿珍妮特还不到一岁。从现在起多年后，她也许喜欢知道构成这段插曲的滑稽的慌乱。但后来一想，科里真的不想使他的女儿卷进来，不想以“亲爱的珍妮特”开始这本书。他想，那是侵犯她的隐私……想到这一点他觉得很有趣。是的，我现在正是有史以来最重大的隐私侵犯的一部分；我正在利用这个机会，利用杰奎琳·肯尼迪来赚钱，将曼彻斯特的痛苦连本带利地赌注到我自己的书当中；但当我的隐私，或者我女儿的隐私受到了侵犯时，我会像其他人一样表现糟糕。我并没有比别人强到哪去，科里承认；但是又有谁说过我比别人更好呢？他问道。所以，他撕掉了第一页，给他的打字机又装上了一张纸，开始写他的书了。

约翰·科里的书《曼彻斯特事件》（The Manchester Affair）不会像曼彻斯特本人的书那样成为大畅销书，但科里会得到表示尊敬的评论，会赚些钱，会看到自己的书稿被装订在硬壳中间而感到职业上的满足。在完成手稿后，科里想，他已经使自己的体系摆脱了整个记者的噩梦，于是他回到了《纽约时报》，但一想到还要回费城分社干他过去的工作就闷闷不乐。他还发现他不再对报纸报道有热情了。他看起来像被惰性、混乱和冲突的价值观所烦恼。他真不知道在什么地方错了，他只是觉得他变得不同于过去。

他向西顿坦白了这种混乱的感觉，西顿非常关心。科里很快来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的办公室，坐在这位主编桌子的对面，丹尼尔对他既感到麻烦又抱以同情。

“你喜欢在《纽约时报》做什么？”丹尼尔问，仿佛科里可以任意挑选他喜欢的工作。

“好的，”科里想了想说，“不做什么，真的。”

“什么意思？”丹尼尔问。

“是，”科里说，“我……我想回文字编辑组。”

丹尼尔奇怪地看了看他，于是便极力去与科里拉近关系，回忆了自己1954年在苏联执行任务期间不快的记者生活，这是他最后当驻外记者，然后他回了家，碰到了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想起自己作为莫斯科的一个40岁的单身汉的孤独，过度工作是多么疲劳，如何得了溃疡——丹尼尔怀疑科里是不是也有病了。没等科里回答，丹尼尔说他想让科里上13层，找一下《纽约时报》的戈尔茨坦医生。丹尼尔亲自拿起电话，安排了预约。科里感谢了丹尼尔，离开办公室乘电梯来到医疗部。戈尔茨坦医生在等着他，微笑着，宽慰科里说：“我想让你见见我们的赫斯医生。”

“谁？”科里问。

“他将和你谈话，”戈尔茨坦说，领着科里轻轻地走向另一个诊室，科里突然想到赫斯医生一定是《纽约时报》的心理医生。

“赫斯医生是个心理医生吗？”科里以怀疑的口气提高声音问，但戈尔茨坦医生似乎没有听到这个问题，他仅仅是温和地说：“赫斯医生是个了不起的人，我们的一些高层管理者都会看赫斯医生。”

看了赫斯医生后，约翰·科里明显恢复了正常的情绪。他回到了新闻编辑部，但他感觉到并不比以前好多少。他继续抵制回费城分社工作，最终被允许留在纽约，又一次当了编辑人员。在此后的几个月里，科里平静地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偶尔也写点小东西——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外是为《哈泼斯杂志》写的一个关于斯佩尔曼红衣主教的长篇特写。后来有一天，约翰·科里莫明其妙地不再犹豫不决了，就像过去他莫名其妙地犹豫不决起来一样——他突然想写些比他所认为的报纸所能容纳的更深刻更有情感的长篇大论。当科里签下了为《哈泼斯杂志》写作的合同后，开始认识到这可能是他一直寻求的挑战和变化。他下定决心，鼓足勇气，从《纽约时报》辞职了。

17

作为《纽约时报》的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经常受到邀请在全国演讲，只要他的时间表允许，他都愉快地接受了。他喜欢作为一个尊贵的客人出现在宴会上，喜欢乘坐头等舱旅行，欣赏机场的整洁，衣冠楚楚的人们，女人鞋跟的柔和声音和优美的音乐。他喜欢吃饭前喝上两杯，由那些讨人喜爱的空姐在他面前服务，不仅是因为她们漂亮的打扮和合身的服装，她们令人愉快的微笑和想要取悦顾客的欲望，而且还因为她们在提供服务时充满仪式感的动作，如此优美和得体。在一次到中西部作完演讲飞回纽约的途中，他想到她们是美国的艺妓，后来他不无遗憾地想起，他不曾认识一个空姐。几年前有些空姐就住在他在伦敦的公寓上面，他夜里经常听到她们的声音，但从没有结识她们。

丹尼尔在全国做的演讲，一般讲的是关于新闻自由的作用，他以冷静文雅的声音做出这些演讲，演讲后他还回答观众的提问。人们对《纽约时报》非常好奇，其中许多人通过听到和看到丹尼尔而证实了他们关于《纽约时报》、它冷静的姿态和表面的自傲、对自身的传统的敬重和美德的确定性的看法。他们从丹尼尔那里获得了报社为自身所打造的形象，虽然这种形象不一定体现了表面背后的全部现实，因为《纽约时报》还有它其他的面目，还有时报人在第四十三街的酒吧当中所发表的其他言论，以及他们晚上在床上自言自语时所流露出的对在这样一个庞大、有偿债能力、稳固的机构工作时感到的挫败——报纸是一个事实加工厂，那里的工人认识到了一个太明显不过的真理：他们是可以被替换的。报纸没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都行。管理者不愿意承认这一点，也没有人喜欢谈论它，但它却是事实。这种真实性引起了许多热爱这家报纸的人的悲哀和苦恼，他们曾把这家报纸浪漫化和人格化了，认为它是某个伟大的灰衣女神，而他们和她有着风流韵事。他们忘记了，不管他们是谁，也不管他们表现得多么好，他们都很快会为她而变得衰老。她是不会老的，而他们却必须让位于更新的、更年轻的人。

有时他们像一个大摄影棚里的灯管一样随意被替换——一旦他们达到了某种年龄就自动地被替换，尽管他们一直以来都在发光发亮。这种替换行动并没有不被舞台上的《纽约时报》的人所注意。在60年代中期，他们悲叹在身体还健康时就自动退休的员工，如戏剧批评家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和科学作家威廉·L.（“原子比尔”）劳伦斯的退休，棒球运动作家约翰·德雷宾格的退休。德雷宾格在他的告别晚会上喝了一阵酒后装作高兴起来，声称：“是的，如果我知道退休如此伟大，我很早以前就做了。”对此一个管理者冷静地回答说，“那么，为什么你给我们添这么多麻烦呢，约翰？”

自动化，连同无人化的过程，是全国的大公司共有的复杂问题，然而在《纽约时报》却有一种挥之不去的想法，就是认为《纽约时报》不是商业公司，而是一种使命，人们以嘲笑的表情迎接几台在选举之夜前拉进新闻编辑部的机器，这些机器要做后来的利奥·伊根和吉姆·哈格蒂先生经常做得很好的工作，即预见选举结果。排版间的工人对这些在做每一件事情上都比人干得更好的技术小玩意儿是轻视的——除非罢工期间。新闻编辑部对这些通过机器代替人与人之间的接触促进交流的东西——语音备忘录、银色的麦克风——是不恭敬的。在高层管理者中间也许还有人认识到，早就为使用这些东西而感到自豪的《纽约时报》现在变得如此庞大，以致真的不知道在它的屋顶下都在进行着什么。因此，庞奇·苏兹贝格在力图保持某种旧的《纽约时报》精神的同时确定了自己对新技术的信仰，宣布《纽约时报》将雇用一支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队伍来调查《纽约时报》雇员当中“科学选择的随机样本”，努力“确定在这个庞大的多样化的组织里如何靠那些为它工作的男女实现更大的融洽”。

这个举动被一些编辑视为愚蠢的，而其他编辑，包括克利夫顿·丹尼尔则怀疑雇员对向他本人那样的人发牢骚会对业主产生什么影响。丹尼尔并不清楚他与庞奇·苏兹贝格，或与苏兹贝格家族在这件事情上有什么共同立场。丹尼尔是在德赖富斯突然去世后的1964年的大洗牌期间，被卡特利奇挑选出来担任主编的。苏兹贝格批准了卡特利奇对丹尼尔担当主编的任命，但苏兹贝格的赞同并不一定意味着苏兹贝格在个人层面上认可丹尼尔。丹尼尔英国式讲究礼节的举止也不可能对这位不讲究礼节的业主起作用，事实上这恰恰使他想起了僵化的英国托利党学监们，他们一度使作为圣伯纳德学校学生的苏兹贝格感到恐怖。此外，还有丹尼尔妻子的个性。十年的婚姻，四个孩子的出生，她的丈夫在《纽约时报》的地位，都没有使玛格丽特·杜鲁门·丹尼尔消除掉自己是一位美国公主的观念。她不是那种像《纽约时报》普通人的妻子那样沉溺于公司内部小竞争的人——讨好苏兹贝格们，使奥克斯的女继承人感到欢心，或者在这些说话温和的女人的聚会时缓和一下自己强烈的意见。可以肯定，丹尼尔在每一个人那里都是正确的榜样——对他的雇员就像对他的妻子一样。他曾努力以他的关照和殷勤来打动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希望自己能够如愿以偿。最近在一次演讲中，他一开始先引用了她喜爱的关于《纽约时报》生于“建教堂者，而不是砸石工之手”的箴言，但丹尼尔真的不知道这个家族私下里怎样看待他。他从没有通过主动拉关系来了解自己的地位，迄今为止他还不能够和业主建立直接的工作关系，因为卡特利奇挡在了中间。这无疑是丹尼尔主编职位最不幸的方面——他的恩人卡特利奇在腾出了主编办公室后，没有退出或割断他同新闻部的联系。相反，卡特利奇占据了从新闻编辑部看不到的三层办公室，获得了一个模糊的“总编辑”的新头衔，继续在克利夫顿·丹尼尔的背后进行操纵。卡特利奇之所以能这样做，是因为他——只有他——得到了这位年轻业主的友谊、信心和关注。此外，卡特利奇的妻子和苏兹贝格的妻子很快成了朋友。她们通过出城共度周末，通过一起到欧洲旅行，巩固了她们的关系。

丹尼尔不时感觉到卡特利奇非常满足于事态的发展，或者说非常不愿意放手让丹尼尔单干。现阶段，丹尼尔感觉到了自己和墙上贴着照片的这些人——范安达和伯查尔、詹姆斯和卡特利奇——有了一种令人愉快的一致性。他对自己作为一个管理者是有信心的，对他雇用的记者或批评家是满意的，对《纽约时报》报道世界的风格是放心的。尽管丹尼尔经常给人自吹自擂的印象，并且无疑对自己的头衔感到自豪，但他还是把自己看作是这个机构的工具，一名好士兵，一个忠诚的奴仆，在大楼里没有哪个人会比克利夫顿·丹尼尔更不可能透露公司的秘密。许多年前，卡特利奇就在丹尼尔身上看出了这种对组织忠诚的品质。他在丹尼尔作为伦敦分社第二号人物的表现中看到了这种品质。在丹尼尔从莫斯科回来后在新闻编辑部当助理编辑期间，卡特利奇在更近的范围内观察了这种品质。1964年，这种观察使卡特利奇任命丹尼尔作为他的接班人——尽管就卡特利奇继续在幕后操纵而言，这个提拔的意义就有待商榷。表面上，在由于德赖富斯的去世而造成的这个过渡时期，卡特利奇的存在对《纽约时报》是必不可少的——没有经验的苏兹贝格宁愿身边有像卡特利奇这样可靠的老顾问——但丹尼尔不知道65岁的卡特利奇会干多长时间，也不知道在卡特利奇退休后会发生什么事情。也许“总编辑”的头衔会随他而退休，“主编”会重新在三层取得统治地位，或许丹尼尔会担任总编辑，或许总还会有这样一种不幸的可能性，另一个同苏兹贝格更近的人会摆到丹尼尔的头上。丹尼尔只能希望，这种事情不会发生。丹尼尔在《纽约时报》工作的22年里，是按规则行事的，从来没有越过线，也没有爬到卡特利奇的头上。他只是偶尔地生气而不说话，比如在1953年，听说德鲁·米德尔顿而不是自己被任命为伦敦分社社长，但他最终还是服从了《纽约时报》的意图。他承认，《纽约时报》的意图比个人的偏好更为重要——他喜欢把《纽约时报》想成多少有点是按英国君主制的路线来运作的：尽管它有各种各样软弱或强大的统治者，但这种君主制历经几个世纪一直存在，保持着它的礼节和传统，以及它可以预料到的前进路线。

作为一个《纽约时报》人，丹尼尔尊重这个体制。这个体制曾给他带来了补偿和尊贵的身份，它还有希望继续这样做，除非这个体制被年轻的业主突然改变。在苏兹贝格担任业主的头两年，丹尼尔不必担心这种前景——苏兹贝格此时似乎温顺有效地听从特纳·卡特利奇的指导。但在1966年夏末，进入秋天和冬天，在这个组织里就发生了使丹尼尔感到奇怪的事情。即将做出的决定突然地被改变了，似乎来自卡特利奇办公室的态度也有一种微妙的转变，一种沉思和拖延。仿佛卡特利奇的摄政王地位现在被一个来自上面新出现的人物的分量抵消了。

在一个独立的研究公司——麦迪逊大道575号的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支持下雇用一组心理学家对《纽约时报》雇员的想法进行抽样调查的计划，看起来有点不明智。这意味着他们不仅公开地承认，《纽约时报》内部存在很大的问题，而且也是同《纽约时报》不允许外人打听报社内部事务的政策相矛盾，还表明了报社对自己的编辑分析形势并应付形势的能力缺乏信心。还有其他一些事情也开始使丹尼尔担心起来：如他的首席助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有可能会被调出新闻部。又如卡特利奇在夏天曾告诉汤姆·威克，如果他想在78岁的阿瑟·克罗克1966年10月1日退休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的话，他就不得不放弃华盛顿分社，但没有预料到威克仍然留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威克当时同意了，说如果被迫在管理分社和写专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会选择写专栏；但后来不知为何，威克在成了专栏作家后，还设法保住了他分社社长的头衔。

在1966年夏末直接且在个人层面上使克利夫顿·丹尼尔烦心的事情是：根据卡特利奇签发的命令，戏剧批评家斯坦利·考夫曼被突然解职，可是八个月前丹尼尔才雇用了考夫曼，并且对他很满意。考夫曼来《纽约时报》之前在《新共和》工作，在那里他是电影评论家，但他在戏剧方面也有背景：在四年的大学生活中他受到过戏剧方面的训练，曾在一个保留剧目演出公司中用了十年时间专注于古典作品，写过并发表过剧本，在夏季剧场和别的地方当过导演，在1963年到1966年间担任了纽约教育电视台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在被《纽约时报》雇用之前，考夫曼曾被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邀请到时报大楼，谈谈所谓的美国“文化爆炸”、富裕社会的艺术放纵，以及作为对此种形势的反应，《纽约时报》在1962年如何通过组成一个40人的文化新闻部来考察、报道和评价文化场景。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承认，这个部门工作得非常好，但他们不太满意其中一些评论家的知识水平或写作风格，这种风格经常蛰伏在一般化的能言善辩的新闻文体中。当他们征求考夫曼本人对《纽约时报》文化报道的意见时，考夫曼坦率地说，它就像是一堆“文化垃圾”，并且说他所知道的知识界也认为《纽约时报》的评论家不太受尊敬。但他没有把《纽约时报》的建筑评论家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舞蹈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艺术评论家希尔顿·克雷默包括进去。

在指责这些评论家时，考夫曼找不出比这三个人更多的例外了。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也称赞赫克斯塔博女士的工作，他们也曾积极地争取雇用希尔顿·克雷默和克莱夫·巴恩斯。克雷默的评论文章曾发表在《新领袖》（The New Leader）、《评论》（Commentary）和《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上。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似乎比丹尼尔更了解克雷默的工作——但在被正式雇用之前，克雷默不仅同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谈过话，而且也同主编助理伊曼纽尔·R.弗里德曼、文化新闻主任约瑟夫·赫茨伯格、艺术与闲暇组编辑西摩·佩克、星期天版主任丹尼尔·施瓦茨和特纳·卡特利奇谈过话。克莱夫·巴恩斯也差不多通过了同样的程序，但他被《纽约时报》雇用完全是丹尼尔的主意。丹尼尔在伦敦期间成了芭蕾舞爱好者，他和舞蹈家戴姆·马戈特·方廷的友谊得到了克莱夫·巴恩斯在伦敦的《泰晤士报》和《每日快报》（Daily Express）上的评论，因而开始了丹尼尔和巴恩斯之间的一系列的跨洋电话，进而导致1965年巴恩斯离开伦敦来加入《纽约时报》。

在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征求考夫曼的意见后，在考夫曼几次在他处寻求录用并就《纽约时报》如何改进它的文化报道提出了他的建议之后，丹尼尔和索尔兹伯里向考夫曼提供了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取代以前的音乐评论家霍华德·陶布曼。陶布曼是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开始去写大评论栏目之后继之坐上戏剧评论家交椅的。但由于阿特金森退休，霍华德·陶布曼被派去写关于文化事务的大批判文章了，不再是专门的专栏作家，所以应考虑把考夫曼安排在陶布曼的位置上。他们同意考夫曼至少干这个工作一年半，但也如一个管理者所说，希望“这将是终生的工作”。

考夫曼作为《纽约时报》人的生涯是在1966年1月1日开始的，除了微不足道的对他的复合三段论和缩略称谓的抱怨之外，他得到的只有编辑们的赞扬。但由于考夫曼做评论工作时非常严肃，也许是太严肃了，他很快就在百老汇的一些剧院老板、演员和赞助人中间树了敌。在给业主的几封信中，在某些代表对业主的造访中，他们抱怨考夫曼似乎什么都不喜次，暗示甚至在他喜欢什么东西时，他也不能写出一个卖座的评论。尽管这根本不是事实，但《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私下也觉得考夫曼对剧院有点太乏味了，太职业化了：他感兴趣的似乎只是分析剧本，考察它的劣势和优势，在他的评论中没有创造出足够的激情——那种把许多购票人和剧院联系起来的期待和快乐的感觉。

公正地说，考夫曼具有的问题是《纽约时报》其他评论家没有的，就是《纽约时报》的一些管理者在他背后进行的马后炮式的批评。这些管理者定期出席百老汇的演出，在萨迪餐厅和纽约周围与剧院老板的投资者有社会交往。他们对剧院有浓厚的兴趣，有一种他们对电影或芭蕾舞、艺术、电视或建筑不会有的信念。考夫曼也不幸在过渡时期加入《纽约时报》，此时任何编辑都不知道新业主和高层管理者的前进方向，还有戏剧本身内在的力量问题。不同于电影评论家，对票房的影响可以因为一部电影能同时在50个不同的城市上演而得以缓和，戏剧评论家的评论是直接针对纽约的一个舞台的，《纽约时报》的轰炸有可能摧毁一台戏剧在百老汇的生存机会以及它在别的地方巡回演出的机会——除非戏剧公演之前票已售完，或者一个明星有很大的号召力，或者在其他出版物上有几次好的评论，特别是沃尔特·克尔在《先驱论坛报》上的评论、新闻杂志和《纽约客》上的评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作为一个戏剧评论家的名望和卓越地位，使得他不容易受到来自《纽约时报》编辑或百老汇人士的反批评。在他离开后，《纽约时报》的高层管理者曾考虑让肯尼思·泰南来接替。他们敬重泰南的判断力和在《纽约客》上的文学风格，并把他看作是一个技巧高超且熟练的外科医生，不用刀也能动手术。管理者普遍同意，在不妥当的人的手里，《纽约时报》的戏剧评论工作潜在地是一个生硬而危险的工具——《纽约时报》害怕权力这样掌握在一个人手里，而觉得泰南可以既满足对剧院严肃评论、责任心的需要，又能使《纽约时报》的读者感到高兴。但泰南本人承认，一个晨报的评论家可以利用一个多小时写出一篇评论，在这么短的时间里，他写不出这样的评论，另外泰南也急于回到伦敦。

《纽约时报》的人来找斯坦利·考夫曼时，他也曾提出过同样的论点——从一出戏剧结束到按报纸的发稿时间写出一篇可用的评论之间的时间根本不够用。作为讨论的结果，克利夫顿·丹尼尔安排考夫曼在公演前的最后一次预演先去看戏剧，他的假定是，如果一出戏剧当时没有成型，它就不可能在24小时之内有大的改进，这样就使评论家有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去说那些对购票者产生影响的话。丹尼尔希望，其他报纸的评论家也照这种办法做，但他们并没有。一个评论家认为《纽约时报》的计划承认了考夫曼没有按期拿出稿子的记者本事。当考夫曼的评论开始发表后，剧院老板们表达了他们的抗议。但起初，不管是卡特利奇、苏兹贝格，还是报纸的其他人，都没有过于关心。《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习惯了外界对他们的批评家持一定程度的批评：霍华德·陶布曼在萨迪餐厅周围经常被指责为布鲁克斯·阿特金森一个不力的接班人，甚至阿特金森也多次遭到剧院老板的谴责，他的一个前任亚历山大·伍尔科特在发表了一次不友好的评论后甚至被禁止再进一个剧院。这件事发生在1915年，伍尔科特把舒伯特兄弟的某一个喜剧评论成“一点也不逗乐”、“相当无聊”。舒伯特兄弟作为报复，把他们的下一场演出的票送给了卡尔·范安达，附上一个条子建议《纽约时报》派别的评论家来评论它，并且说如果伍尔科特用这些票，它们不会被兑现的。阿道夫·奥克斯得知此事后，他指示伍尔科特自己去买票。伍尔科特这样做了，但当他来到剧院门前时，一个守门人和雅各布·舒伯特本人挡住了他。

奥克斯立即寻求法院发出禁止令，他从《纽约时报》上取消了所有舒伯特兄弟的广告。这场争论成了百老汇的话题，在全国流传开来，在法庭上几个月都没有解决。奥克斯的禁止令最终被否决了，因为一个上诉法庭认为，尽管一个剧院所有者不能因肤色、信仰或阶级差别而拒绝一个观众，但可以出于私人的原因而这样做。可是希望在《纽约时报》上恢复广告的舒伯特兄弟，最终承认《纽约时报》有选择自己的评论家的权利，这场恶战以舒伯特兄弟在圣诞节送给伍尔科特一盒雪茄而告终。

奥克斯提出了他的观点，即外人不要对《纽约时报》如何管理它的业务指手画脚，但这并不意味着奥克斯偶尔在读到他的报纸上一篇不诚实的或过于否定性的评论时他本人不生气。奥克斯的哲学是一种助推者的哲学，特别是就生意或社会事务而言。既然百老汇的剧院是纽约一个主要的吸引人的地方，他便希望他的评论家尽可能地去欣赏或喝彩。在他去世前三个月立下的最后的遗嘱中，奥克斯要求他的社论版继续“对那些真诚地持不同观点的人更为公正和礼貌”，他期望他的评论家也这样。同时他期望他们坚持标准，只要一篇评论已经写成，他很少干预对它的发表。在布鲁克斯·阿特金森自1925年开始的戏剧评论家的漫长生涯中，他记得只有一次奥克斯在读了一篇评论的清样后亲自找他，提出改动一个词。这发生在奥克斯出席了洛克菲勒中心的S.L.（罗克西）罗萨费尔的一个剧院开幕式之后。这是一次奢侈的场面，阿特金森对它的华丽提出了批评。奥克斯穿着正式的服装，在这天晚上回到阿特金森的桌前，提出阅读这篇评论的要求。他读完后，阿特金森看到一种痛苦的表情开始出现在奥克斯的脸上。奥克斯是罗克西的朋友和支持者，罗克西是一个可敬的娱乐界企业家，一个德国移民鞋匠的儿子——奥克斯敬慕任何经历艰苦努力取得成功的人，他能够预料到罗克西在读到这篇评论时会有多么烦恼。奥克斯一时也没有说什么，接着，这位白发苍苍的业主指着评论上的一行字，非常温和地和胆怯地问道：“阿特金森先生，你介意改动这个词吗？”阿特金森看了这个词，想到删除它也不影响句子的意思，这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改动，阿特金森很快就不再记得这是个什么词，但他很快改了它，接着阿道夫·奥克斯向他表示感激，说晚安，就离开了。

奥克斯的后继者尽管同样不愿干预他们的评论家，却仍然赞同奥克斯的对社会的助推者的哲学。1966年当报社的评论家严厉批评林肯中心的价值4.57千万美元的大都会歌剧院开张时，庞奇·苏兹贝格惊骇了。这次开幕式演出了塞缪尔·巴伯的《安东尼与克利奥帕特拉》（Anthony and Cleopatra），受到了《纽约时报》的激烈批评：音乐评论家哈罗德·舍恩伯格发现它是“庸俗的”和“表现癖的”；剧中的芭蕾舞对克莱夫·巴恩斯来说是让人不满的；墙上的艺术品对约翰·卡纳迪来说是单调的；建筑物对埃达·路易丝·赫克斯塔博来说是“枯燥乏味的”；3800名首场观众，包括林登·约翰逊夫人、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和市长约翰·林赛，被夏洛特·柯蒂斯分别叫作“超级优等生”、“富豪”、“巨头”和“群氓”。庞奇·苏兹贝格读完《纽约时报》上的这五位评论家的评论后，惊叫起来：“我的上帝，他们不能找到点好的东西写写吗？”他向一些管理者表达了他的感觉，但没有暗示要限制这些评论家。如果他打算缓和一个评论家的口气，而评论家没有遵循他的意见，他也不会教训这位评论家，而是会调走他——之前，1966年8月，苏兹贝格对斯坦利·考夫曼就是这样做的。克利夫顿·丹尼尔逐渐知道了庞奇·苏兹贝格的计划：起初丹尼尔听卡特利奇说，在一次长期罢工后沃尔特·克尔工作的《先驱论坛报》刚刚同《美国日报》和《世界电讯》合并，克尔没有加入新的《世界论坛报》，《纽约时报》正考虑聘任他。丹尼尔打算告诉在康涅狄格休假的考夫曼，《纽约时报》正在和克尔进行这样的讨论。克尔当时在奥地利参加了萨尔茨堡的美国研究高级研究班。但在丹尼尔还没来得及去见考夫曼之前，事实上就是在考夫曼计划到丹尼尔办公室那一天，卡特利奇告诉丹尼尔，沃尔特·克尔已经接受了《纽约时报》的职位。

当考夫曼走进丹尼尔办公室时，这位主编显然受到了震动，羞愧得脸色发红——考夫曼以前从未见过哪一个人比这更难堪了，考夫曼开始为其感到遗憾。丹尼尔尽可能简单地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他已经向沃尔特·克尔提供了评论家的职位，他刚刚接受了它。丹尼尔很快继续说，现在下一步就是要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找到别的可以做的事情。丹尼尔说，在这个周末他会形成明确的想法，希望考夫曼也想想。考夫曼坐在桌子的对面，他是一个说话温和的人，有着灰色的波浪式的头发，非常有尊严和自制力，没有生气。他虽然心烦意乱，但在这个场合他比丹尼尔更能控制着自己的表现。他甚至私下也没有对丹尼尔表示失望，知道丹尼尔和这个决定没有任何关系，这一事实也许就像这个决定本身一样使丹尼尔感到窘迫。当丹尼尔在考夫曼休假期间要求他回来时，考夫曼就曾想到，一定是出了问题。

丹尼尔提议，他们下个星期一晚上可以在办公室外再见面，继续讨论考夫曼在《纽约时报》的未来。后来考夫曼接到了丹尼尔办公室的一个电话，说主编不能出去进行星期一晚上的会面了，并请考夫曼来办公室。考夫曼来到后，希望解除丹尼尔和他仍然存在的窘迫感，于是说，他想不出在《纽约时报》他能做——或者愿意做——什么事情；相反，他建议《纽约时报》履行它对他的契约义务，让他离开报社。丹尼尔点头同意，于是让审计部准备一下考夫曼的档案备用。

斯坦利·考夫曼回到他的桌子旁，计划用这一天的其余时间处理一下他的私人事务和信件，但有人传话过来，说卡特利奇想和他谈谈。在总编辑办公室，考夫曼听了卡特利奇的解释，更换他的决定是大家的“一致意见”。卡特利奇又笨拙地说：“我是这个一致意见的一部分。”意见一致是否还包括业主在新闻编辑部之外运作的顾问，如执行副总裁哈丁·班克罗夫特、来自营销部和生产部的两个副总裁伊凡·韦特和安德鲁·费希尔，考夫曼不知道，而且他也不关心。奇怪的是（也许不那么奇怪），考夫曼在离开卡特利奇的办公室时，没有感觉到自己有对任何人的报复心态。他现在没有从人的角度考虑报社，而是把它当作一个非人的机构。他想，作为一个机构，它表现得很差：它曾许诺他的任期至少要持续一年半，但八个月就结束了。他相当肯定，他决不会再进时报大楼了。

在离开《纽约时报》后，他重新得到了作为13频道的戏剧评论家的职位，并且回到《新共和》当文学批评家和文化评论员。他很快失去了同他在《纽约时报》大多数同事的接触，但在他的文章开始出现在《新共和》上后，他收到了克利夫顿·丹尼尔一封表示恭维的便函。有一天在家里他还收到了丹尼尔·扬克洛维奇公司一封奇怪的信，《纽约时报》曾雇用这家研究组织来进行对雇员精神状态的科学调查。扬克洛维奇公司的信，包括需要填写的表格，通知考夫曼他被选入《纽约时报》的150人之列，征求他对《纽约时报》及其管理者的可靠意见。考夫曼被这个显然不期而至的最后讽刺信逗乐了。他曾想严肃地填写这些表格，说出他真正想说的话，但这种冲动很快消失了，考夫曼没有回信。

1966年夏天汤姆·威克的职位也受到了威胁。在纽约方面看来，他继续当华盛顿分社社长是一个奇怪的颠倒，这是威克没做进一步的解释就满意地接受了的。大胆探究他走好运的原因会葬送他继续干这个职位的机会，虽然他听说，庞奇·苏兹贝格本人已经改变了纽约方面解除他分社社长职务的决定，同时在克罗克退休后给他一个华盛顿专栏的计划。现在威克既有了一个专栏，又有了分社，他经常怀疑有争议的“布罗德备忘录事件”是不是在某个方面有利于他的事业。

戴维·布罗德的长篇批评，是在布罗德1966年8月退出《纽约时报》并加入《华盛顿邮报》前不久写的，该文不仅攻击了克劳德·西顿、牛栏和纽约的整个官僚机构，而且它还列举了威克分社低落的士气，这种状况是纽约压力造成的，是苏兹贝格也许根本没有意识到的。然而，在威克和苏兹贝格一起乘坐从华盛顿到纽约的火车时，威克亲自把布罗德的备忘录交到苏兹贝格的手中，苏兹贝格很快就意识到了这一点。威克有点漫不经心地提出了这个话题：“你是如何看待布罗德备忘录的，庞奇？”苏兹贝格疑惑地看看威克，他显然没有听说过布罗德备忘录，显而易见，丹尼尔或卡特利奇并没有把它传达给这位业主。威克笑着告诉苏兹贝格：“我碰巧带了一本。”他把它拿出来，交给了苏兹贝格。

这位业主看了一眼，他的兴趣无疑受到了触动：为什么丹尼尔或卡特利奇从来没对他提过，尽管这样做肯定不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好像苏兹贝格可以更深刻地亲自看出华盛顿的士气的问题，但威克并不指望他会这么做。在1965年到1966年期间，威克的乐观主义处在低潮，在这一时期他老是因为管理分社问题而不断受到纽约编辑的批评。他们习惯的抱怨是：威克没有从华盛顿拿出足够多的头版独家报道，落后于纽约的罗森塔尔，威克的管理生涯似乎有些悬而未决。然而，有时看起来，汤姆·威克在华盛顿的胜任或不胜任问题对某种更深刻更复杂的事情来说真的是一个次要问题——仿佛他成了其他人对之喊叫的心理表演疗法的一个象征人物，是《纽约时报》的编辑能把他们的个人委屈和职业差别都集中其上的一个焦点。威克本身免不了这种有争议的事情，他是一个高个子、面色红润、身体健壮、雄心勃勃、精明、友好的南方人，他在华盛顿的出现曾在其他编辑中引起强烈的情感反应。他们在不经意之间就向他展示了更多的自己。威克是重大事件的产物，他的一生曾是靠对约翰·肯尼迪遇刺的报道，靠德赖富斯的去世而得到晋升的，后者带来了变化，因为在新闻编辑部里权力的平衡从赖斯顿转向卡特利奇，赖斯顿受到了提拔，以便把他的分社腾给他一手选拔的接班人威克，而赖斯顿主要去从事他在社论版的专栏，这是卡特利奇没有管辖权的地方。1964年，威克的任命对新业主庞奇·苏兹贝格来说是非常可接受的，因为苏兹贝格急于把赖斯顿留在《纽约时报》。但丹尼尔听说了威克被提拔的消息却很难高兴起来，因为这意味着丹尼尔被剥夺了在华盛顿挑选他主要下属的权力。在此后的两年里，丹尼尔极力把他对威克的批评限制在新闻报道上，但威克却能感觉到个人冷淡的暗流，并且可以理解。威克是赖斯顿的小伙子，是赖斯顿留恋徘徊的影响的残余。也许还有另一个因素使有阶层意识的克利夫顿·丹尼尔产生不小的恼怒：威克像丹尼尔一样来自北卡罗来纳，威克知道泽比伦在哪里。

索尔兹伯里和威克的争论更多的是政治上的，而不是个人的。从1966年开始，索尔兹伯里越来越怀疑约翰逊政府对越南战争和美国国内问题的自以为是的乐观主义态度——华盛顿的政府机器似乎成了幻象的制造者。索尔兹伯里认为威克的分社疏忽了它进行探究和暴露真相的职责。这并不是说威克很天真；自从接手克罗克的专栏以来，威克的写作反映了首都对事态进展情况越来越大的关心，但索尔兹伯里更感兴趣的不是威克作为一个专栏作家的感觉，而是威克推动他的队伍进行更大胆的调查报道的能力。索尔兹伯里感觉到威克不能平等地对待这两种工作，不能既写好一个专栏又管理好分社，在这个点上A.M.罗森塔尔同意索尔兹伯里的看法，这是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能够取得一致的为数不多的事情之一。

但在1966年夏天和冬天，罗森塔尔在对威克的批评上不是畅所欲言的，即使罗森塔尔的同龄人——威克是唯一对罗森塔尔有一天成为新闻编辑部头头的梦想构成威胁的人，这就是罗森塔尔很快被提拔为主编助理后抑制自己、不去粗野地或冲动地表现自己的全部理由。罗森塔尔1963年接管纽约组后，作为有干劲的纽约主任的形象并没有妨碍他上升到更高的管理岗位，因为此时管理层普遍承认采取大胆的行动是必要的。但现在，三年多后，罗森塔尔看起来注定要升官了，他压抑自己搞派系斗争或堕落的举动是明智的。如果老编辑愿意放肆的话，这是他们的特权，但罗森塔尔有更为重要的东西。他放弃了他的写作生涯，成了一个编辑，离开了署名报道和公众的喝彩——不管是赖斯顿、索尔兹伯里，还是威克都没有这样做。罗森塔尔的目标是最终管理整个新闻编辑部。他44岁，如果他在此后几年不去愚蠢地招致上司不愉快的话，就能够实现他的抱负。在十年之内或者更少一些的时间里，几乎所有现在管理报纸的高级编辑都要走了。卡特利奇65岁，在几年内他或许就会和他漂亮的妻子退休到南方，写他的回忆录，就像克罗克现在做的那样。赖斯顿57岁，经常暗示他宁愿生活在华盛顿，也不愿生活在纽约。克利夫顿·丹尼尔54岁，没有了卡特利奇，他在报社的地位无疑会被削弱，除非他能和庞奇·苏兹贝格建立更好的关系，做不到这一点，如果民主党仍然在掌权，丹尼尔可以寻求——在他的岳父的帮助下——一个大使职位。四个主编助理——伯恩斯坦和加斯特、弗里德曼和索尔兹伯里——全都奔向60岁，或者超过60岁。就年轻的编辑来说，国内新闻主任克劳德·西顿也有自己的麻烦；国际新闻主任悉尼·格鲁森，一个爱奢侈的人，准备接受一个巴黎更有吸引力的职位，在那里他能接管《纽约时报》的国际版，苏兹贝格希望这个版能同约翰·海·惠特尼和《华盛顿邮报》联合所有的更强有力的巴黎《先驱论坛报》相匹敌。德鲁·米德尔顿有兴趣替代格鲁森当国际新闻主任，但丹尼尔没有帮他得到这个职位，而是任命了一个44岁的记者——西摩·托平。托平是一个非常有效率的、非常忠诚的组织型人才。他像丹尼尔一样，来自美联社，曾领导《纽约时报》驻莫斯科和波恩的分社，并且娶了个好媳妇——加拿大大使切斯特·朗宁的女儿。

在20世纪的下半叶这整整一队人物通过了《纽约时报》巨大永恒的冰原，现在没有一个处在比罗森塔尔更有优势的位置，对他来说最不幸的就是显示出不耐心或不虔诚的迹象，或者加入对汤姆·威克不满的大合唱。威克正在受到大量纽约其他编辑们的批评，这种批评也许太过份了，对威克来说也许达到了引起庞奇·苏兹贝格同情的地步，也许使苏兹贝格产生了这样一种想法，即麻烦制造者索尔兹伯里在另外一个部——图书部——也许对《纽约时报》更有价值，新闻编辑部的传闻已经将他神化了，罗森塔尔则会进到索尔兹伯里的岗位，或者卡特利奇和苏兹贝格在决定让威克把全部精力用在专栏上之后，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替代者既能接管分社，同时又不使华盛顿的人员士气低落。即使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也许会在华盛顿有惊人的表现，但他也许会激起哗变。马克斯·弗兰克尔，分社的一个得民心的人，在纽约是不被接受的。弗兰克尔曾被描述为“太易动感情的”，管理者没有忘记他1964年那封长长的辞职信。詹姆斯·赖斯顿同时继续维护威克，认为纽约在指责威克缺乏行政能力时一般没有解释威克到底忽视了哪些重大报道。在赖斯顿看来，这种批评经常是太模糊的和非建设性的。他想起自己过去的事情就耿耿于怀，他在华盛顿还年轻的时代，曾发表了许多独家报道。在那些日子里，华盛顿是一个非常不同的城市——第二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世界上不同的国家正在兴起，消息更容易得到。但现在，华盛顿完全成了一个人的城镇——约翰逊城，如果威克仅仅感兴趣保护他的党翼免遭纽约的攻击，赖斯顿继续说，威克可以每一天都集中注意约翰逊总统的运动和情绪、吵闹和骚动，而不去关心对首都的更平衡的客观的报道。

在这一时期威克本人深感不安的不仅是他自己内心的挫败感，而且也有这种挫败感对他的人员产生的影响。华盛顿分社，直到布罗德的辞职似乎为其对纽约的抱怨提供了切实的依据，一直自认为它在《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当中是哑口无言、无人代表或者被曲解的。苏兹贝格本人更为独立，赖斯顿像是和这位社长建立了一种强有力的关系，但赖斯顿不愿意太经常或太快地为威克说情。威克是分社社长，未来的希望，在威克试图处理分社的问题时，赖斯顿宁愿在背后打时间牌，建立他自己的和苏兹贝格家族的关系，增强对自己的信心。正如威克在1966年7月所碰到的，听赖斯顿说，纽约决定留他当分社社长，加强一段时间的新闻，但来自纽约的压力并没有平息。布罗德辞职两周后，好像《纽约时报》的另一个人，一个值得称赞的和可敬的人也决定辞职。这个记者曾采访参议院道德委员会对康涅狄格的托马斯·多德的调查，他对牛栏的守旧和争论非常反感，以致要求威克取消这项任务。在第二天给威克的备忘录中，这位记者写道：

对于昨天发脾气我深感抱歉，因为你已经有太多的麻烦了，我真不该再给你添麻烦了。我今天在外面极力厘清我头脑里认为我应该做的事情。

让我从对于多德报道的处理开始，之后再讲讲它对于我来说似乎意味着什么。

如你所知，自从第一批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出现之后，我对来自纽约想要复制的压力感到很抗拒。我的立场是，当案件被递交法院，或者委员会开始审阅相关的文件时，我们再深入其中。我不想在我们不掌握证据或不知晓听证会内容的情况下重复起诉的内容。

我们遇到的第一个麻烦是对多德—克莱因关系的强制扼杀，这一扼杀的依据是其“有诽谤的嫌疑”。在指控在原告的申诉当中被重复之后，我们遇到了这个麻烦。之后过了三个星期，纽约才对此予以纠正。

现在牛栏在周日晚上把这篇报道拦截住了，依据是我们似乎在“迫害”多德。

第一，我不相信，如果《华盛顿邮报》把有关多德的报道登在头版，牛栏还会采取这种态度。它会下达命令让我们复制皮尔森—安德森的报道……

不管怎样，我想放弃这篇报道，不为其负责，原因如下：

这篇多德的报道，从一个小小的侧面，却生动地展现了对于我来说，我们与纽约编辑的关系之中的基本问题，然而这当中主要涉及的是牛栏编辑。这个基本问题是，他们对于那些受雇于《时报》来报道新闻的记者没有信心，对于他们的判断也缺乏基本的尊重。

让我举出我头脑中跳出的几个造成这一问题产生重要发展的例子：

1.1961年的古巴白皮书，牛栏坚持新闻导语必须表达该文件并不重要的立场，结果传达出了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让《纽约时报》成为白宫和国务院的笑柄。

2.越南白皮书，对于芬尼的第一篇报道，牛栏将其强制扼杀，这篇报道准确地反映了《时报》的实质，以及基于迪安·腊斯克告诉卡特利奇的消息对一条导语的更替。

3.去年1月对曼斯菲尔德的报道，拒绝用一篇单独的文章来进行报道，而首发新闻被巴黎《先锋论坛报》所抢得，坚持报道被插入到一篇有关德克森的相当形式主义的文章中。（我们根本没有刊发那篇文章，不像《华盛顿邮报》和《明星纪事报》。）

4.对于肯尼迪第一篇有关越南的长声明，西顿拒绝承认这篇报道的重要性，直到经过长时间有关电视剪辑不会显示肯尼迪话语重复之后，他才对其予以承认。

我们可以在这里犯错误，当我们犯了错误时，我们应该很快停下来。一个记者要尽其最高水平拿出与《纽约时报》的想法相符合的华盛顿报道，但对他来说，使他大伤元气的是再明显不过的缺乏信任了……

18

可以肯定，关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将离开新闻编辑部的预测完全是基于传闻，但即使传闻在《纽约时报》社也有一种特殊的效力。一个原因是，每天大部分时间坐在新闻编辑部里的是世界上最爱打听消息的人，是记者和编辑人员。他们能观察到一系列似乎没有意义的细节——这里听到点儿声音，那里看到点儿手势，形式上稍稍的改变——凑在一起就成了一种有启发性的结论。因为编辑部庞大，总有些人无所事事，到处关心别人的事情，他们也就有足够的时间去进行猜测了。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个宽大开放的新闻编辑部里，或者在相邻的丹尼尔的小办公室里，总会有各种让人产生兴趣的事情要么发生，要么受人注视，这意味着任何频繁出入丹尼尔办公室的人——包括丹尼尔本人——都会被人注意到。

在1966年的冬天，尽管关于索尔兹伯里将被“踢到楼上”的传闻经久不散，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却平静地坐在桌旁，给一个共产党朋友写信，这位朋友也许能够帮他弄到去北越的签证。对北越局势进行报道，是索尔兹伯里非常感兴趣的。迄今为止，由于无法弄到签证，还没有哪个美国记者能够进行这种大报道。而来自南越的报道，往往是些重复的陈词滥调，西贡已经成了记者趋之若鹜的首都，是许多美国女演员和政客们希望通过真诚的关心而扩大个人知名度的舞台，来自那里的电视报道正在越来越离奇：一个年轻的时事评论员，手持麦克风，站在丛林里描述战争的场面，同时直升飞机在头上盘旋，枪声不断，一队海军陆战队士兵从电视屏幕前走过，不看镜头。但北越还并未受到过美国通迅的侵袭，而索尔兹伯里在其漫长的职业生涯中已经被证明是一个潜入这种禁区进行报道的大师。

他不停地给国内和世界上的几百名有影响的人物——外交官、执政者、银行家、宣传家——发电报、打电话、写信，激发他们的虚荣心，寻求他们帮助，偶尔地使自己的行动适应这些人认为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报道的有利时机。1957年，索尔兹伯里曾设法进入了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这两个国家自1950年以来就禁止《纽约时报》记者入境。他还获准进入了阿尔巴尼亚，这个国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根本没有美国记者来过。（索尔兹伯里后来曾给一位在这次访问中给他以很大帮助的阿尔巴尼亚人寄过一张圣诞节贺卡，但从此之后就再没有那个人的音讯和踪影了。）1959年，索尔兹伯里获准进入蒙古，自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以来，只有另外一个美国记者到过这里。当年他还重回苏联，此前五年苏联曾禁止他入境，因为他在1954年为《纽约时报》写了一系列关于苏联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1959年，阿那斯塔·米高扬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对他进行了跟踪采访，写了令米高扬感到非常高兴的报道，米高扬不知道索尔兹伯里以前的文章所引起的争议，就给索尔兹伯里发了新签证，这样索尔兹伯里就可以再回苏联了。后来，索尔兹伯里到达苏联后，在一天晚上举行的招待会上正和米高扬谈话，忽然房间对面有一个人大声喊道：“米高扬先生，当心！你不知道你在和谁谈话。这个人曾写文章诋毁苏联。”索尔兹伯里像米高扬一样，吃惊地扭过头看他。这个人是负责新闻部门的苏联外交官，他走过来，重复了刚才的话，场面一下子尴尬沉默下来。于是，米高扬平静地说，他知道索尔兹伯里是谁，还说在他访问美国期间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是非常客观的。

在将近两年的时间里，索尔兹伯里一直在努力争取能到北越采访。1966年夏天，他甚至以个人的名义沿着中国的边境旅行，希望南下到河内或北上到北京，但未能如愿。8月，他回到了纽约，仍尽他作为主编助理的义务，但继续进行私下的活动，给他认为对北越有影响的人物发电报、写信。1965年曾有一位美国人诺曼·莫里森抗议美国的对越政策，在五角大楼前自焚身亡。索尔兹伯里得知北越人民已经承认莫里森为烈士后，马上就与莫里森的遗孀取得了联系，并请她代表他给北越当局写一封信。她照办了。但几个月过去了，索尔兹伯里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1966年11月，索尔兹伯里已经58岁了。他意识到了新闻编辑部里对他的议论，他知道卡特利奇觉得应该提升阿贝·罗森塔尔当主编助理，以便将来可能接丹尼尔的班。但新闻编辑部里并不知道，索尔兹伯里如果不得到另一个能证明他的相当能力的职位，他是不打算放弃他现在的职位的。如果更高的管理层考虑他是主管《纽约时报》扩大的图书部的理想人选的话，那么索尔兹伯里确有发展这个部门的雄伟计划。他曾私下偶尔同卡特利奇、苏兹贝格和伊凡·维特讨论过这个方案。索尔兹伯里看到了《纽约时报》在图书业务方面有宝贵的机会，如果让他来管的话，他期望得到实际的自主权，当然要对业主负责，但不一定要向苏兹贝格的高级顾问们汇报。苏兹贝格、卡特利奇和维特不大愿意接受索尔兹伯里的要求，于是索尔兹伯里决定仍然保持自己的位置不动。他是一个性格倔强的人，曾用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写苏联的肃清运动、强权政治、高官之间的阴谋以及人民委员们的兴衰。他是一个工于官僚们小把戏的大师，而且还极其自信。他是在长年累月的孤独中靠奋斗崛起的，成功地写了虚构和非虚构类作品，是一个受人尊敬的记者、演说家和语言学家——他永远都不会失业。他是《纽约时报》一个忠诚的管理者，但决不是一个哀求者，不是那种能悄无声息地被赶去干一个名义上职位高而实际上是闲差角色的人，不会相信通讯稿当中和谐的措辞，如“充分利用他丰富的经验”、“广阔的前景”等能够掩盖失落的事实。如果卡特利奇认为索尔兹伯里这么容易被打发掉，恐怕卡特利奇就要得到点教训了，尽管这位执行主编不像《纽约时报》的许多人那样缺乏对索尔兹伯里的深刻认识。索尔兹伯里可以温和、友好而坦诚，但即使在他这样时，他也不会完全显露自己。不管在什么地方，索尔兹伯里的一部分总是让人远不可见，深不可测。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天生就是独立的。他出生于一个封闭的、关系密切的家庭，生活在明尼阿波利斯一座很大但料理得井井有条的维多利亚式住宅里，在贫民区中心显得鹤立鸡群。20世纪初索尔兹伯里家周围居住的都是穷人，是曾在俄国逃避兵役的东正教犹太人。他们先是移民到加拿大，后来结伴南下到明尼阿波利斯的东北部。他们到达后在邻居中引起了普遍的恐慌，人们纷纷变卖财产，很快便只剩下索尔兹伯里一家与这些奇怪的富有抗争精神的人住在一起了。

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思想很守旧，并没有被邻居的变化所干扰，因为他通常避免和所有邻居交往，不管他们是什么出身。他的兴趣都集中在他的家庭和这所房子上，这所房子归他的父亲所有。他的父亲是位医生，是这个古老的美国自由思想家家庭中杰出一员。最早的索尔兹伯里家族的成员是1640年作为工匠和农民从英国迁来的，其中许多在新英格兰菲利普王战争中参加过同印第安人的战斗。到19世纪初，索尔兹伯里家族迁入布法罗，其中一人曾对1812年的战争[注：1812年的战争，又称第二次独立战争，是美国与英国之前在1812到1815年间发生的战争，是美国独立后第一次对外战争。其中英国军队的一半都是加拿大民兵，美洲的印第安人也因为种种原因被卷入了战争。]做了详细的日志，亲眼目睹了伊利湖上的几次水战。这个人的兄弟在布法罗开了一家印刷厂和书店，创办了一家报纸《布法罗报》（the Buffalo Gazette）。他有一个儿子叫盖伊·索尔兹伯里，后来成了一个优秀的编辑，但也是一个酒鬼。1869年的一天，他掉入布法罗河中，溺水身亡。

在这一时期，家族的一员阿马萨·索尔兹伯里在五大湖区游历，搬到了威斯康星，生有一子，模仿哈里森总统取名为奥古斯塔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这个儿子参加了南北战争，后来成了医生和明尼阿波利斯的杰出公民。正是为了纪念他，他的孙子，也就是《纽约时报》后来的这位记者，也被叫作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在孩提时，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性格极其腼腆。由于他的邻居净是些东正教犹太人及其子女，所以从一开始他就是一个外人。但由于有这样一些朋友，经常听他们提到在俄国的生活，感觉到他们同远方统治者的冲突，他很早也就对地理学和政治学产生了兴趣。也是在这段时期，索尔兹伯里的家里住着一位白胡子老人，一个参加过南北战争、曾被关押在安德森维尔[注：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位于美国佐治亚州，是美国南北战争时南方邦联军的战俘营。现址是美国国家战俘博物馆，并设立了安德森维尔国家公墓。]的叔祖父。这位叔祖父被释放时，体质很差，再也没有康复，也终身未娶，所以同索尔兹伯里的父母、一个婶婶和叔叔、小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妹妹一起住在这座大房子里。每天晚饭前，这个老人就把两个孩子一边一个放在他椅子的扶手上，大声读明尼阿波利斯《日报》上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线的最新报道。

索尔兹伯里对这些报道很入迷。他把大地图铺在地板上，找出战事发生的地点。10岁时，他自己写了关于这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开头是“整个欧洲都骚动起来……”。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早熟的学生，12岁时小学毕业，16岁时中学毕业。因为比他的同班同学小两岁，他老是待在同代人的圈外，几乎所有和他一起长大的犹太朋友都被迫辍学去工作了，这样索尔兹伯里便用更多的时间来读书。他的家里摆满了书，他还写诗歌和文章，其中一篇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文章还在一个地方历史学会获了奖。他加入了男童子军，获得多次奖励，使他成了一个鹰谊会会员。他特别喜欢长途徒步旅行和夜间野外宿营。起初没有枕头他睡不着觉，但他训练自己，到后来反而有枕头睡不着觉了，这是他学会放弃的许多让他舒服的小习惯之一。

虽然索尔兹伯里的父亲是个无神论者，但他的祖父索尔兹伯里医生却是明尼阿波利斯的普救教会的领袖人物，该教会现在已经同一位论教会合并了。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加入的这个教会，这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他的政治哲学。普救主义者反对严格的教义，倡导一种宽容而自由的态度，要求其成员也要从他人的角度对待问题。这对一个成长中的年轻人来说是健康无害的建议，但当这个人在20年后的冷战和麦卡锡时代在苏联当报纸记者仍然持这种态度时，他就不可避免地成了一个有争议的人物。

从一开始索尔兹伯里就是个当记者的料。他有许多记者应具备的品质。他非常腼腆，但又非常有好奇心，记者工作是克服前者、满足后者的完美工具。在明尼苏达大学，索尔兹伯里当了校园报纸的编辑，稍微活跃了一点，他成了当时被叫作“尼古丁大战”的中心人物。大学校长在图书馆的前厅发出了禁止吸烟的最后通牒后，索尔兹伯里派他的记者去检验这条法律，不顾禁令吸烟，看看会发生什么情况。后来他还派其他记者去记录在图书馆看门人和被赶出去的吸烟学生之间不可避免地引起的对话，索尔兹伯里本人后来还亲临现场。当然，这些对抗为索尔兹伯里的报纸提供了生动的素材，但使他感到惊讶的是，这让1930年他在大学被中止了学业。这次事件登在了《纽约时报》的头版上，激起了大学生在校园里的示威，但索尔兹伯里受到的开除处分却长达几个月没有撤销。合众社在明尼苏达州的圣保罗分社采访了这次事件，在此时期给索尔兹伯里安排了一项工作，这是他在职业记者生涯上迈出的第一步。

索尔兹伯里为合众社工作了近20年，辗转于从圣保罗到芝加哥，从华盛顿到纽约，到伦敦、开罗、莫斯科100多个城市，迅速地去报道新的灾难，起草电讯，应付最后发稿时间，忙得似乎自己已经不复存在。他成了一个酷爱行动的人，投身于不安静的代理人的竞争世界，竟不清楚他自己现实的个人问题了。他没有时间考虑别的事情，一心只想着新闻，搞到新闻，写新闻，迅速地写，索尔兹伯里在合众社的早期日子尤其是这样。合众社既无人力也无金钱去和规模更大、财力更雄厚的美联社进行平等的竞争，所以为了弥补这个差距，合众社的人不得不跑得更多、打字更快，在合众社内部出现了一个现在仍然很小的国际服务中心，有一帮特殊类型的记者：这些富有进取心的年轻人为了取得经验和冒险机会情愿少得报酬多干活。他们是一班开支不多的小伙子，冲进城里，雷厉风行做事，然后又急忙赶下一班飞机离开。在这个集团里，哈里森·索尔兹伯里是一颗明星。

索尔兹伯里喜欢长时间地工作，拥有非凡的精力，他也喜欢激情和策略。在黑社会凶杀的日子里，他在芝加哥撰写有关阿尔·卡彭的报道，采访他的逃税案。一天在合众社的分社，索尔兹伯里的一位记者朋友，从他在匪徒中安插的一个眼线那里得到秘密消息，得知有人要暗杀芝加哥的市长托尼·杰马克。合众社的分社得益于这一帮助，迅速做好报道计划，安排好专用电话，设定抢先发表新闻的暗号。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去通知市长或警方。然而，这个事件当时没有发生，这个得到线索的记者被搞糊涂了。当他陪同罗斯福总统在迈阿密旅行遭枪击后，这位记者的糊涂又变成气愤了，“这帮杂种欺骗了我。”这位记者说，坚持认为凶手暗杀的目标是杰马克，不是罗斯福。

索尔兹伯里在1933年娶了一位他大约一年前在芝加哥认识的姑娘，他把这看作是他一生做出的不幸的决定之一。一年后他到了繁忙的华盛顿分社，主要是夜里工作。1942年他去伦敦报道战争，离开了他在纽约的妻子和儿子。与3岁的儿子分别时，索尔兹伯里是舍不得的，但他已经盼望到海外工作多年了，这是会成为许多记者一生顶点的历史事件的一部分，所以他还是去了。即使现在，当时在英国生活的细节仍能栩栩如生地浮现在他的脑海里——他在莱恩公园宾馆房间里的装饰，飞机俯冲的轰鸣声震得屋顶木瓦嗡嗡响，伦敦夜间戒严后在漆黑的街道上人们的沙沙脚步声。在他看来，伦敦再不会比这些危险的、富有魅力的戒严之夜更美丽了。当时他结交的一些朋友多年以后都保持着友谊，其中就有美联社的丹尼尔和合众社的沃尔特·克朗凯特。索尔兹伯里还结识了一位漂亮的年轻女士，红十字会的一个工作人员。战后这位女士又到美国与他相见，使他原本已经复杂的个人生活更加复杂了。

1944年，在北非做了一次短途旅行后，索尔兹伯里被派往合众社驻莫斯科的分社，他开始报道苏联人对溃退的德国人的毁灭性打击，以及苏联人对苏联村庄和城镇的重新占领。1944年5月，他报道了在黑海边上的塞瓦斯托波尔陷入重围的2.5万名德国人徒劳地等候撤离船只的血腥场面：

不管朝哪个方向，只要你走出一两步，你肯定会踩着一具尸体……海岸上到处是德国人试图用来逃跑的小橡皮筏的残余物。数不清的纸片在沙尘中旋转——通行证、军事文件、信件、明信片……苏联救援人员蚂蚁般地涌进战场，从被击毁的ME-109和FW-190飞机以及卡车和坦克上挑出有用的零部件。塞瓦斯托波尔城市本身成了一片瓦砾。我驱车在大街上走了90分钟，发现只有五处建筑尚可居住。市长瓦西里·耶特里莫夫估计，战前的10万人口现在只剩下了1万人。我这一路只看到30个人……

战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回到了妻子身边，换了一个新工作，当合众社的国际新闻编辑。他承认，这场战争促成了他的逃避行为，现在他希望适应家庭生活。1947年第二个儿子的出生，使他和妻子之间有了一丝新的亲密感，但仅仅是暂时的。这段时期的大部分他都是紧张的，他在伦敦结识的那位女士来到了纽约。他想退出合众社去《纽约时报》工作，但没有机会。他不愿接受《记者》杂志或《时代周刊》为他提供的编辑职位。他在私人生活上的优柔寡断，他职业生涯中的挫折，战争的结束，婚姻的终结，他日常生活整体上的不幸，使他到了根本不能工作的地步。他认为自己得了焦虑性神经官能症。一天，他进了佩恩·惠特尼精神科诊所。

多年后，他的一些朋友指出这段时期是他一生中极度消沉的时刻，同时表示敬佩他在逆境中奋起并在今后一生中仍会碰到的逆境中继续奋起的能力。但索尔兹伯里总是把这些赞美当作戏剧性的夸张而一笑了之。夸张，是那些希望轻易得出结论的人的逻辑。他并不认为自己的一生是起伏跌宕的，而是把它看作一个缓慢的、稳步的进程。他断定，他的紧张时期不是精神崩溃，而是一个重新评价和重新考察自己的极好机会，是每一个人在自己的一生中都能周期性利用的东西。后来他在《纽约时报》崛起之后的岁月里，他得知有些人害怕他，不喜欢他，或者认为他工于心计。这些舆论不会使他太上心，只是使他惊奇，因为他自信这些都是无稽之谈。如果别人因为他太自信而不喜欢他，好吧，他的确很自信。1960年，当他发自阿拉巴马的关于种族歧视的报道被卷入一起大的诽谤案时，《纽约时报》的一些人暗自高兴，认为这会给他一个教训，但《纽约时报》通过上诉打赢了这场官司。当索尔兹伯里怀疑一位来自上流交际圈的中央情报局官员时，一位年轻的《纽约时报》记者感到很震惊，但是当后来中央情报局的活动被《堡垒》（The Ramparts）杂志进行最具有揭示性的曝光之后，这位年轻记者改变了自己的看法。1964年当克利夫顿·丹尼尔任命索尔兹伯里为主编助理时，索尔兹伯里并不感到惊奇（“如果他不这样做，我倒惊奇了”）。很少有什么事情能让索尔兹伯里感到意外。他很少承认自己的弱点，把别人对他性格的真知灼见视为戏剧性夸张而不屑一顾，似乎不可能伤害他的感情，或者使他陷入一种能展示出他真正个性的自我怀疑的状态。他似乎总是忙忙碌碌，总是一心想着在《纽约时报》的工作，然而也偶尔显示出他敏锐的观察力：“我喜欢你走路的姿势，也喜欢你在房间里四处看的样子。”有一次他对一个他不很了解的年轻记者这样说。但《纽约时报》里没有人敢说了解他，所以他们留下的是未经证实的说法。或者他们能通过他的工作对他了解一点，但这是不容易的。正如索尔兹伯里1961年在他——背景设定在苏联，然而现在看来可以是任何地方——的小说《北巴尔米拉事件》（The Northern Palmyar Affair）当中所写的那样：

他表面上看起来并不像任何人。然而就此而言，他表层下的第一层甚至也让人难以捉摸。的确是这样。现如今，每个人都扮演着三个或四个角色。一个人的一句话可以展示出几乎无穷个可能性。他说的也许会是真的。但这是最为稀有的可能性。

1949年1月，在坚持不懈地拜访主编埃德温·詹姆斯的办公室之后，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被《纽约时报》聘用了。索尔兹伯里马上被派到了莫斯科。如果索尔兹伯里不是凭同样的毅力成功地从苏联人那里得到一张签证的话，他是无法进入《纽约时报》的，因为莫斯科分社18个月来空无一人，是唯一有空缺的职位。《纽约时报》最后一个常驻莫斯科的记者德鲁·米德尔顿写东西相对无拘束，1947年被拒绝再次入境，因此报社在报道苏联方面经常是困难重重。《纽约时报》对俄国革命的报道，先是忽视，然后又低估列宁的影响。《纽约时报》在20年代和30年代的记者沃尔特·杜兰蒂，按《纽约时报》编辑们的看法，已经成了斯大林的卫道士了。从1941年到1943年《纽约时报》驻苏联的记者，后来转向为共产党的《工人日报》（Daily Worker）的伦敦版和纽约版写作。在索尔兹伯里被派往莫斯科之前，《纽约时报》曾对他过去的政治活动和私人活动进行了调查，而且业主也曾提醒牛栏对他的报道保持“警惕的眼光”。即使这样，索尔兹伯里也很快成了有争议的人物。读者认为，他的稿件反映了许多对苏联过于同情的东西。记者圈子里，特别是右翼人士暗示说，苏联人之所以给索尔兹伯里发了签证，只是因为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以上说法都不是事实，但当时是感情用事，而不是慎重克制的年代。在美国是麦卡锡主义横行，是“冷战”最严峻的岁月，莫斯科成了一个充满怀疑和黑暗阴谋的城市。毛泽东和斯大林之间有冲突；铁托也与斯大林闹翻了；苏联实行了新的国家秘密法案，这个法案如此严格，甚至可以解释成不允许苏联的电话接线员告诉外国人现在是几点。对索尔兹伯里来说，在苏联的这些日子里充满了拒绝和孤独，他开始怀疑自己的每一个举动都受到了监视，他的每一篇报道都受到了审查，甚至每一个他看到的年轻苏联姑娘后来都要受到秘密警察的审讯。一天，新闻编辑部里得到了一个消息，说索尔兹伯里有生命危险——苏联的秘密警察认为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特务，准备拷问他，把他送上间谍审判法庭，而且要干掉他。当一连几天听不到索尔兹伯里的消息后，纽约总部的一个记者威尔·利斯纳就提前为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写好了讣告。

如果《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说清楚，他们在索尔兹伯里的名下发表的那些文章事先都被苏联人审查过了，那么，索尔兹伯里在美国读者中的名声就不至于如此有争议了。有几次索尔兹伯里写信给编辑，要求在他的稿件上插上被审查过的标志，但他们没有这样做，所以他经常遭到攻击，被说成是他对苏联软弱的表现。索尔兹伯里不清楚为什么《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不愿意说明他的文章被审查过，但他怀疑这是因为以色列的犹太人审查制度在当时十分苛刻，《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不愿意因为给他们的报道贴上审查的标签而去对抗美国强有力的犹太复国主义集团。这也许会被他在《纽约时报》的上司叫作荒谬的推论，所以索尔兹伯里还是决定少说为佳。另外，当时从埃及到多米尼加共和国都存在着这样或那样形式的书报审查制度，《纽约时报》如何能准确地把所有这些不同程度的书报审查制度都贴在它的电讯稿上呢？《纽约时报》的确偶尔地在它的社论中表示歉意，说“来自苏联的报道是被歪曲的或不完整的，这并不是我们记者的过错”。这在一定程度上帮了索尔兹伯里一把，但并没有到治愈创伤的程度，这些创伤是由于当时《纽约时报》在发表索尔兹伯里的一篇被审查得温和起来的文章之后，又发表了《纽约时报》国内苏联问题专家哈里·施瓦茨的强烈批评苏联的文章而造成的。

哈里·施瓦茨，曾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和国务院苏联问题分析家，后去锡拉丘兹大学当教授。苏联谴责他是“资本主义情报机构的代理人”。1947年他在锡拉丘兹开始为《纽约时报》写关于苏联的文章，正是在这一年苏联人拒绝德鲁·米德尔顿再次入境。1951年施瓦茨搬到纽约，为《纽约时报》当全日制的专业撰稿人，在十层的一间堆满了共产党的报纸、杂志和小册子的办公室里写他的报道。施瓦茨是在离莫斯科4600英里远的地方写关于苏联的文章的，而索尔兹伯里是在红场上写关于苏联的报道的，这当然导致索尔兹伯里看起来像是一个红色宣传家，并最终导致《纽约时报》的这两个人之间发生了一场小小的私人冷战。

索尔兹伯里听说哈里·施瓦茨加入了针对苏联的《新共和》论坛，并且向人暗示索尔兹伯里正在被苏联人“同化”或者“极力与他们修好”后，不由得怒火万丈。纽约调查了这一指控。在检查了施瓦茨评论的抄本后，编辑们找不到这样的说法，于是就劝索尔兹伯里不要介意这些传闻，而要继续在明显不利的条件下出色地完成自己的工作。索尔兹伯里与施瓦茨之间的关系依然很冷淡，因为索尔兹伯里的许多电讯稿在纽约都被搁置起来，为的是照顾施瓦兹写的不受审查的文章，这些文章是施瓦茨在分析了最近的共产党报刊并征求了他在华盛顿或别的地方的苏联信息源的意见之后炮制出来的。（多年后，索尔兹伯里回到了纽约。他在《纽约时报》上评论了哈里·施瓦茨的一本书，这使得施瓦茨大为不悦。）

到1954年，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在莫斯科待了五年多了，克利夫顿·丹尼尔自愿来替换他。索尔兹伯里回到纽约家中。他已经45岁了，和妻子分居多年后离了婚。他希望能够在纽约市过一种平静而多产的生活。对于《纽约时报》的一个驻外记者来说，不管他在海外的生活多么艰苦，回到总部后未必能很快适应新的环境。这种艰苦的生活也有一些好处：一是一个人在千里之外，周围没有那么多的编辑，没有那么多办公室里的琐碎小事。尽管这个驻外记者偶尔在凌晨4点被来自纽约焦急的编辑的电话从睡梦中叫醒，要求他在一篇报道中插入一段话，以便呼应另一家报纸已经发表的消息，但他还是可以享受高度的自由，随心所欲的写稿和走动。而当他1954年回到总部后，所有这一切就结束了。他先被安排在成排的办公桌中的一张桌子上，他不再像他在海外那样或许有秘书，现在外出时也没有司机接送而要自己搭乘地铁。他的周围是许多有抱负的年轻人，还有一些已经去过世界各地但将不会再出去的疲惫不堪的老记者。他们去过国外的唯一迹象是他们穿的衣服，有些已经磨破了，但显然可以看出是外国裁缝制作的。这些老记者有时也继续留长发，保持着他们最后离开的欧洲城市的风格，但他们再也不会为《纽约时报》写许多头版报道了。这些任务给了那些争夺海外重大采访工作的、跃跃欲试的年轻人。

索尔兹伯里回到总部时45岁，人们认为他既不老也不年轻。他的名气很大，因此不能被安排在房间的中间或后面，坐在那些酒囊饭袋式的人或更老的人中间的，于是他被安排到了第一排的过道边，挨着第一线高级记者彼得·基思和拉塞尔·波特，以及后来的霍默·比加特，但索尔兹伯里的活动处在非常不利的条件下。他为国际组承担最后的任务，是在他回到纽约不久写的一系列关系苏联的文章（这为他赢得了1955年的普利策奖），使得他一下子成了著名的记者。他的照片刊登在《纽约时报》的促销广告上，发行量激增，全城的人都在谈论他。然而，纽约组的一些编辑怀疑他的才能，毕竟索尔兹伯里从没有为他们工作过，所以他们就采取了一种在今天的《纽约时报》已经不复存在，但在当时却相当普遍的做法：整他一下，把他打倒在地。他们给起初作为纽约组一员的索尔兹伯里安排的第一项任务是关于垃圾的报道。索尔兹伯里发现，这是一项重复性的任务，几乎每一次伊菲吉妮·苏兹贝格从欧洲回来都会恢复这一任务。在欧洲旅行期间，她通常都会发现，伦敦、巴黎或者她到过的其他什么地方的街道看起来都比纽约的街道干净。她措辞委婉、描述细腻的备忘录包含有她的所见所闻，会从主编办公室传给主编助理，然后传给纽约城市版主任，最后传给一位助理编辑，由这位助理编辑在编辑部里落实给一个记者。没有哪位编辑讨厌这个杂事：苏兹贝格家族毕竟是这家报纸的老板，而且比其他报纸的老板更少进行干预；苏兹贝格的品位只是在微不足道的方面体现出来，如《纽约时报》的广播电台WQRX不太经常播放莫扎特的音乐，因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不喜欢莫扎特——当然还有苏兹贝格夫人对诸如公园和保持纽约清洁之类的事情的兴趣。报道这一内容的记者通常用不了一个小时就处理妥了：马上给纽约市环境卫生局打个电话，该部门的长官要么会感到惊奇予以否认，要么他会突然宣布在纽约开展一次反对倾倒垃圾的活动。这种报道可以写成6段，并刊登在第二天的《纽约时报》41版的最下边。事情就这样结束了，直到苏兹贝格夫人下一次出去旅行。

当索尔兹伯里1954年接手这项任务时，他起初不知道如何做。但他怀疑这是冷落他的一个微妙的小把戏，他迅速做出了反应：他要把这篇报道变成《纽约时报》历史上最重要的关于垃圾的文章。他的确做到了。

他用了几个星期的时间挖掘关于垃圾的事实材料，发现某些天纽约共集中了16402吨垃圾，收集垃圾的工作是由9675名城市清洁工做的，纽约每个人平均扔大约4.5磅垃圾，每个环卫工人大约收集1.33吨垃圾，一个垃圾清理工要为835个纽约居民清理垃圾。索尔兹伯里就这一主题写了上万字，使之成了一个分为三部分的系列文章，刊登在头版上。这篇文章是这样开始的：

世界上没有哪个城市像纽约这样每年拿出1000万美元来保持城市清洁。除了亚洲的一些城市可能是例外，世界上也没有哪个城市在乱倒垃圾、秽物方面比纽约更出名了。原因何在？

1955年克利夫顿·丹尼尔从莫斯科回到了新闻编辑部，并开始了他作为管理者的逐步晋升之路。索尔兹伯里的记者生活也更为顺利了，1962年他当了编辑。这段时期，伴随一段求爱的过程，索尔兹伯里的个人生活也开始改善，1964年4月他结了第二次婚。他的新妻子是一个可爱的、离过婚的女人，在波士顿长大，曾在鲍尔斯公司当模特儿。他是通过康涅狄格州的朋友认识她的。1966年夏天她陪伴他到亚洲旅行，当时他希望能够去北京或河内。索尔兹伯里和他的妻子夏洛特事先在华盛顿办好了他们去中国、北越或北朝鲜的护照，但索尔兹伯里夫妇最终没能访问上述任何地方。1966年8月，索尔兹伯里想到希望渺茫，就回到了纽约，但他继续给河内写信，向北越当局表达他想到北越进行报道的持久兴趣。11月，索尔兹伯里给河内发电报提议，如果在圣诞节时期停火的话，这也许是他的北越之行的合适机会，依然没有任何回应。

《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多年来一直批评越南战争，《纽约时报》在现场的记者发回来的报道一再令约翰逊总统和肯尼迪总统大为光火或窘迫不已。肯尼迪总统一次甚至向庞奇·苏兹贝格建议，报社应该换掉它在越南的记者戴维·哈伯斯塔姆，《纽约时报》拒绝了。哈伯斯塔姆的报道1964年获得了普利策奖。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时报大楼里在对越南问题的看法上没有分歧。事实上有各种各样的鹰派和鸽派——新闻编辑部、广告部、广告接受适当性检查部里都有鹰派。后者的鹰派出于“法律的理由”拒绝接受一群艺术家、作家和编辑们的抗议广告，其中包括《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一个编辑杰拉尔德·沃克。沃克曾组织抗议活动，主张不上缴一部分联邦所得税。鸽派则在年轻的记者、文字编辑特别是送稿生和校园通讯员中间占优势。一个年轻人，想利用牛栏在和平运动中的影响，用洗不掉的红墨水在牛栏编辑每天晚上到排字间排头版都要乘坐的专用电梯的墙上胡乱涂上：“伯恩斯坦先生，请阻止这场战争吧！”

庞奇·苏兹贝格，一个曾驻朝鲜的海军陆战队老兵，支持《纽约时报》编辑部反对越南战争的政策，但这一政策更多地反映了苏兹贝格的表兄约翰·奥凯斯强硬的鸽派态度。报社里对奥凯斯的观点最感到害怕的编辑是高个、瘦削、头发花白的汉森·W.鲍德温，他是报社自1937年以来的军事专家。1960年对于U-2型侦察机被苏联人击落，飞行员加里·鲍尔斯没有自杀而被俘虏一事，鲍德温几乎不加掩饰地表达了他的不悦。（“为什么这个飞行员会活下来呢？这是一个只有鲍尔斯先生能回答的问题，”鲍德温在《纽约时报》上写道，“他也许要用他此后的一生来为这个问题给出令人满意的答案。”）

排在奥凯斯或鲍德温身后的，或者站在这两个极端人物中间的是其他的编辑和社论作家。他们对越南问题的观点偶尔地发生波动，在有些日子里比其他时候更具感情，由此造成的一个后果是，《纽约时报》在越南问题上的态度从来不能完全地被预测。1966年11月甚至有这样一个例子，关于越南问题的一篇社论在第一版和第二版之间变了调子。第一个版本，作为打头阵的社论，评论了发生在越南的一场只持续了几个小时的荒谬的圣诞节停战，它的开头是这样的：

在12月24日凌晨6点之前尽情地残杀，12月26日凌晨再次开始残杀。在12月31日凌晨6点之前拿出你最凶残的面目，到了1967年1月1日，再次拿出你凶残的面目，这时你又可以投弹，放火，摧毁庄稼、房屋和人们的作品，直到1967年12月24日，这一切才可以再度停止。

“在至高之处荣耀归于神，在地上，平安归与他所喜悦的人……”

当庞奇·苏兹贝格那天晚上在家里收到《纽约时报》的先行版，并读了赫伯特·L.马修斯写的社论之后，他打了奥凯斯的宅电，说他觉得这篇社论应该砍掉。苏兹贝格觉得这篇社论情感过于强烈。那天是星期六，奥凯斯休假，他的职位由他的秘书，前劳工专家A.H.拉斯金暂时负责，拉斯金读了这篇社论，同样觉得它过于情绪化，但是觉得直接砍掉这样做过于明显。奥凯斯说服苏兹贝格这篇社论只是应该将语气变得柔和，同时当天晚上奥凯斯及时自己编辑了第二个版本，删除了赫伯特·L.马修斯开篇的那段，使其以第二段开篇：

不管怎么说，让和平在圣诞节和信念统领越南几个小时，或几天。虽然时间不长，但还是比无间隔的战争好上很多。

较为情绪化的第一版招来了全国各地的读者大量的称赞信，而对第二版的读者来信却不多。但在报社之外很少有人注意到这些变化，思想的融合、深层的考虑、处理棘手的难题通常只停留在时报大楼围墙内——通常，但并不总是这样。因为在社论发表后的一个月里，时报大楼里还将编辑一篇非常大的有争议的报道，不仅在《纽约时报》的编辑中，而且也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冲突和重新评价。

1966年12月14日在华盛顿开始出现了某种异乎寻常的事情的迹象。在河内的电台连续两天谴责美国飞机轰炸北越首都的居民区后，美国第一次承认它袭击了河内的军事目标。华盛顿的记者怀疑这些袭击是否也造成了平民的伤亡。

第二天早晨，一份来自河内的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电报到了时报大楼。新任命的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先接到它，读了之后，来到索尔兹伯里的桌前问道：“这上面说的是不是就是我理解的意思？”

索尔兹伯里研究了电报，“是的，”他最终说。这份电报的语言不够清晰。“我想它是这个意思。”

“这下你能去北越了。”托平说。

索尔兹伯里去北越的签证已经在巴黎给他办好了。为了确定自己的理解是正确的，索尔兹伯里回了一封电报，请那个北越人证实一下这个消息。第二天就收到了证实电报。他准备先飞到巴黎取他的签证，然后乘国际监督委员会的飞机进入河内。

索尔兹伯里的长子，在索尔兹伯里1942年动身去伦敦时才3岁，现在准备12月底在纽约举行婚礼。索尔兹伯里给他的儿子打电话，说他不能出席他的婚礼了，他马上要出国。但他没有说到哪里或为什么，他的儿子也没有问。

索尔兹伯里的出行是要严守的秘密。当然，丹尼尔、托平和卡特利奇知道这件事，但他们没有和任何人谈过，包括约翰·奥凯斯。奥凯斯后来为他们对他保密而非常生气。新闻编辑部里的记者和编辑很快意识到索尔兹伯里从办公室消失了，但他们想象他可能是到外地做巡回演讲了——也许是到西伯利亚，因为他们把索尔兹伯里当成《纽约时报》管理队伍中注定要被派到某个流放地的人。大约几天里，传闻四起，说不久就要宣布罗森塔尔提拔为主编助理，索尔兹伯里离开新闻编辑部。

12月的最后一周，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发自北越的报道开始刊登在《纽约时报》上，就像炸弹一样扔在了华盛顿。在考察了河内的损失并和人们进行了谈话之后，索尔兹伯里写了他的第一篇报道，其中写道：

与美国公报给人的印象恰恰相反，现场调查表明，在过去的一段时间里，美军的轰炸在河内及周边地区造成平民相当大的伤亡……我可以很公平地说，河内居民眼中看到的事实，在美国公报里一点也看不到……

两天后，在描述对北越南定市的毁灭性破坏时，索尔兹伯里写道：

不管做什么解释，人们看到的是，美国飞机把数不清重量的炸弹扔在了纯粹是平民的目标上。不管南定也许或者可能发生过什么，终归是平民在领受这种惩罚。

在华盛顿，美国官方第一次向新闻界承认，美军飞行员在试图轰炸军事目标时，也偶尔击中了北越的居民区。一种无声的怨气甚至是公开的敌意，开始在一些政府官员和《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人员中间蔓延开来。

“《纽约时报》驻河内的人来了。”一位官员对威克分社的两个《纽约时报》记者说，其中一个记者对索尔兹伯里并不比政府发言人喜欢得更多。国务卿迪安·腊斯克，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一次电视露面时，在演说完后对华盛顿分社的另一个记者发起了攻击。腊斯克喝了三杯苏格兰威士忌，严厉地瞪着《纽约时报》这位记者的眼睛，问道：“你为什么不告诉你们的编辑，让索尔兹伯里到南越去采访那里的北越人呢？”

几天前的一个夜里，庞奇·苏兹贝格正在他在第五大道的寓所里睡觉，一阵来自华盛顿的电话铃声把他唤醒。大约是晚上10点钟左右，他还没有熟睡。苏兹贝格听到迪安·腊斯克表示歉意地说：“我希望没有打扰你的晚餐。”

41岁的苏兹贝格，一时窘迫，不好意思承认他已经早早上床了，但他非常警惕，知道腊斯克肯定是打电话来谈索尔兹伯里的。

“他按什么指示行动？”腊斯克问苏兹贝格。

“没有任何指示。”苏兹贝格说。

“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想，我不得不更正一下，先生。他得到的指示是他可以尽可能地待下去，只要他不提出想当《纽约时报》驻河内的常驻记者。”

“索尔兹伯里先生的采访没什么问题吗？”

“我希望如此。”苏兹贝格说。

腊斯克的声音并不严厉——没有苏兹贝格记得的和约翰·肯尼迪谈话时那种紧张气氛，当时总统希望《纽约时报》能替换掉在越南的哈伯斯塔姆。腊斯克挂断电话后，苏兹贝格给克利夫顿·丹尼尔打电话，让他给这位国务卿回电话，看看腊斯克有没有想让索尔兹伯里去问北越人的问题。丹尼尔问了，但腊斯克没有提出任何问题。

然而，其他人却有问题，其中许多都是重复了过去人们对作为报人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批评——他在政治上是幼稚的，他被共产党人同化了，他没有妥当地来考察他在北越的消息来源。《华盛顿邮报》指责，索尔兹伯里使用的南定空袭中的伤亡数字与共产党的宣传小册子上提供的数字一模一样。对此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声明中回答说：“显而易见，在索尔兹伯里先生的第一份电讯中，以及在此后的电讯中，伤亡数字均来自于北越官方。他在河内怎么可能从别的地方得到这些数字呢？”

在《纽约时报》内部，也有对索尔兹伯里报道的批评，尤其是来自汉森·鲍德温的批评，他从楼上大声地发表关于索尔兹伯里的令人不愉快的评价。《纽约时报》的其他人内心深处认为在索尔兹伯里的早期电讯中缺乏对他消息来源的准确鉴别，没必要地把《纽约时报》拖进了又一场争议之中。还有一些人，新闻编辑部里的小集团之战的党派，找到了攻击索尔兹伯里的新的借口，用《纽约时报》的一个人的话说：“如果河内扣住了索尔兹伯里，我们就停止轰炸。”

但是沃尔特·李普曼写道：

我们所被告知的索尔兹伯里的过错，在于报道河内战争的过程中，他使自己成为敌方政治宣传的工具。我们必须记住：所有敌方前线战时发布的信息都是政治宣传，而在我们的前线发布的信息是真实和正义的，是为了人道主义和和平所做的努力。在我们力量达到顶峰时，向如此具有自我欺骗性质的骗局屈服是必要的吗？

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于1967年1月回到了美国，虽感疲惫但精神振奋。他躲避开旧金山机场上成群结队的摄影师和记者，从另一条路登上了回纽约的飞机。当天上午他乘坐的出租车就停靠在时报大楼外面了。他下了车，走过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走向开着门的电梯。他在电梯里见到的《纽约时报》的第一个人就是汉森·鲍德温。索尔兹伯里笑逐颜开地向鲍德温打招呼，鲍德温只是僵硬地点点头。

到了三层，索尔兹伯里走出电梯，进入新闻编辑部。即便是坐着三匹白马拉的车来，他的到来也不会比这更惹人注目了——报社的编辑们都不约而同地站起来，纷纷走向前和他握手。他的报道已经在全国和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也引起了对他的报道的批评，这些批评与他取得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现在都被《纽约时报》抛到脑后了。尽管还需要历史学家来评价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对1967年美国反战和平运动的影响，然而人们对约翰逊政府的幻想日渐破灭，公众普遍对管理政府的人不信任和不抱幻想。《纽约时报》的编辑们认为，索尔兹伯里的报道应该得一枚普利策奖，因此他得到了提名。

然而，他没有得到1967年普利策的国际报道奖。普利策奖评审委员会向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推荐他后，后者以6票反对、5票赞成否决了这个推荐意见，这个决定在全国多家编辑部遭到了广泛抗议，但于事无补。正如蒙大拿的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后来所承认的，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报道挑起了“家族血仇”式的争斗，或者如美国报纸编辑协会一位前任主席所说，索尔兹伯里未能获得普利策奖的原因在于，他使“美国政府内外的鹰派丢了脸”，普利策奖顾问委员会的鹰派委员更为难堪。但在这个令人失望的公告做出后，索尔兹伯里亲口说，他根本不在意顾问委员会的否决票，能得到《纽约时报》编辑同事的信任票，他感到更为高兴。

在索尔兹伯里于1月的一天从北越回到新闻编辑部时，公告板上贴着一张克利夫顿·丹尼尔致全体人员的备忘录。上面写着：

传闻属实。

A.H.罗森塔尔被提拔为主编助理……

然而，没有公布的是，索尔兹伯里没有被踢到楼上，他仍然担任主编助理。罗森塔尔要承担作为丹尼尔副手的许多职责，索尔兹伯里只为丹尼尔承担特殊的报道：他得到了一个梦想的任务，他可以随心所欲地到处旅行、写作。首先他计划采访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纪念活动，这项任务将使他回到苏联几周。他要继续写他的书、文章、讲演稿。看起来，索尔兹伯里在海外的胜利巩固了他在国内的地位。

所以，在索尔兹伯里回国后的第二天，他开始出席全国各地的一系列应邀作为嘉宾的演讲。在哥伦比亚大学拥挤的大礼堂里，他面前是密密麻麻的新闻系和其他系的学生。索尔兹伯里站立在前面，透过他结实的钢框架眼镜环视大厅的四周，等着听众静下来后发表他的演讲。在后排坐着一位索尔兹伯里认识的20岁的小伙子，一个留着长长的金发的学生。这头发长到盖住了他的耳朵，但索尔兹伯里知道这个小伙子不会把头发剪掉的。索尔兹伯里知道，在去年夏天这个小伙子曾在庞奇·苏兹贝格的办公室里为《纽约时报》当送稿生。苏兹贝格本人曾暗示他的头发太长，但这个小伙子仍然每天都留着盖过耳朵的长发来上班。这个小伙子就是索尔兹伯里的小儿子斯蒂芬。

此刻，斯蒂芬和其他人一起安静地听他父亲讲在北越敌后的历险。索尔兹伯里讲完后，掌声如雷。接着，学生们举手提了许多许多关于越南、中国和苏联的问题。

后来，一个同样留长发的学生，不过不是斯蒂芬，站起来问索尔兹伯里，他遭受这么多的批评有时是不是很恼火。索尔兹伯里摇摇头。

然后，稍作停顿，索尔兹伯里又说：“我对一个得到太多赞誉的报人表示怀疑，他很可能忽视了报道的某个方面。”

19

因为新闻编辑部仅有四个主编助理的位置，又加上索尔兹伯里被留任，所以为了提拔罗森塔尔，其余三个主编助理中必须有一人不得不被调离或退休，被选中的是罗伯特·加斯特。可以预料，他对此事是愤愤不平的。加斯特是弗吉尼亚人，言语虽不多，但自尊心强，身体干瘦，表情冷漠。自从1952年当上主编助理起，他就一直靠南墙坐着，以略带不安的情绪，静观《纽约时报》的动态。1925年，他进报社当文字编辑。这一时期是他和他的一些同代人所说的《纽约时报》的黄金时代。当时，范安达任主编，伯查尔是他的主要助手。报社还有一大批真正献身事业的记者，譬如拉塞尔·欧文，约瑟夫·沙普伦，还有著名的阿尔瓦·约翰斯顿，当然还有奥克斯本人。

十年后，随着弗吉尼亚同乡埃德温·詹姆斯掌管新闻编辑部，加斯特在编辑系统就开始腾达起来。他先是在纽约城市组当排版编辑，之后于1938年做城市组夜间主任，1948年就当上了城市组主任。1951年詹姆斯去世后，卡特利奇接任主编，加斯特开始感觉到不祥之兆。卡特利奇无拘束的举止并不符合加斯特对有魅力的南方人的看法，加斯特对这位主编热衷于密谋的政治风格感到羞耻，也曾被他过去的朋友、哥伦比亚新闻系的同事西奥多·伯恩斯坦发起的牛栏里的小宗派所冒犯。虽然卡特利奇于1952年把加斯特和伯恩斯坦两人都提升为主编助理，但是加斯特很清楚，卡特利奇更器重伯恩斯坦，加斯特被贬低成更次要的角色，仅仅负责主编办公室的零星杂务工作：器材和供应、职员开支账目、人事问题以及与大楼内其他部门的联系等等。在周末，或在卡特利奇出城时，加斯特主管全体人员，要不然他仅仅是卡特利奇的左手。当克利夫顿·丹尼尔回到办公室后，加斯特觉得自己更是同新闻编辑部的气氛格格不入了。

丹尼尔1964年被提升为主编后，索尔兹伯里升任他的首席助理。有一天，丹尼尔要罗伯特·加斯特把他那张靠近主编办公室门前的桌子腾给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他则要搬到远处的靠近牛栏的桌子上。加斯特迫于无奈，冲丹尼尔发了几句牢骚，只得照办了。两年后，当丹尼尔要加斯特把整个新闻编辑部完全让给罗森塔尔时，加斯特骂得更凶了。和丹尼尔不同，加斯特把自己的想法全都说了出来，这是他从来不被他的管理者同事欣赏的原因之一。但是这一次他还是服从了丹尼尔的指示，搬到了卡特利奇综合办公室的一个房间里，接受了“总编辑特别助理”的头衔。他知道，到1967年3月他就要从《纽约时报》退休了。

因此，为了求得新闻编辑部的有条不紊、协调一致，新年伊始，丹尼尔起草了一份长长的管理备忘录，明确了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的不同职责，重申了伯恩斯坦作为牛栏首领主任的地位和伊曼纽尔·弗里德曼在招聘人才、劳动关系、工资管理、在海外工作的《纽约时报》职员的旅行及生活津贴等领域的责任。丹尼尔还表示阿瑟·盖尔布即将接替罗森塔尔任纽约组主任，加斯特将进入卡特利奇的办公室。丹尼尔还补充说：

在结束这份备忘录时，我还应该说，从1955年我进入纽约总部以来，我很高兴与一个优秀的编辑团队一起工作。现在这个队伍正在发生的变化——随着时间的推移是不可避免的——符合伟大的《纽约时报》的传统。我相信，这些变化一定能使我们带着更新的生机和活力继续前进。这些变化并不意味着时报卫士责任的变化，只意味新老交替的变化。

丹尼尔在公告板上还贴上了另一个备忘录，向全体人员告知对盖尔布的任命以及加斯特的离任：

加斯特先生为新闻编辑部忠心耿耿地服务了41年，他将带着新闻编辑全体人员对他职业的敬重和对他个人的爱戴告别大家。

在此后的两个月里，加斯特坐在办公室里，无所事事。他的任务是监管《纽约时报》正在扩张的新闻服务。这项业务在1966年增加了47家客户，现在每天用电报向155家国内报纸和88家海外报纸发送报道、专栏文章和特写。但是，新闻服务由下属编辑负责就足够了，这样一来，加斯特发现自己在这项工作上毫无用武之地。

2月底的一天，加斯特来到报社。那是一个星期六，对他来说是一个正常工作日，这一天办公室里通常是非常安静的，仅有少数记者和编辑在忙碌，因为星期天版的很多内容——《时报杂志》、地产版、戏剧版——已经印好并被分送到报刊发售点，同时还因为是周末，纽约市的大多数商务中心和华盛顿的政府机构都已关门。除了一贯在周末也忙忙碌碌的体育部之外，新闻编辑部的情况是几群记者围坐在一起或隔着空桌子交谈，或站在体育部电视机前看比赛，尽量调低声音以防打扰文字编辑。大楼上面的几层大部分都没有人，关了门窗，《纽约时报》社笼罩在一种奇怪的、空荡荡的氛围之中。

当天下午稍晚些时候，加斯特开始清理他的办公桌。这间房在卡特利奇的内套房里，所以没人注意到。他先把一大沓文件和信件塞进牛皮纸夹里，然后写了一份临别留言，分别给新闻服务部的秘书和报社送稿生的领班——1917年就来报社的现已白发苍苍的斯蒂芬·莫兰。加斯特把这些条子放到外面的一个筐子里后，穿上他的灰呢外套，腋下夹着牛皮纸夹，乘电梯下了楼。经过门房时，他冲着那几个在周末总是很显眼的门卫点点头。然后他最后一次推开了时报大楼的旋转门。出来后，加斯特毫无憾意，招手叫了一辆出租车。

在随后一周里，其他管理者意识到加斯特已经一去不返了，于是卡特利奇、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还有其他人便纷纷给他寄去便笺和书信，但加斯特概不回复。庞奇·苏兹贝格办公室打电话邀请他出席一个管理者午餐会，但加斯特猜想那是一个要装出笑容的告别仪式，为的是拍张照片登在《时报闲谈》上，于是就以另有要事为由拒绝了邀请。

当然，庞奇·苏兹贝格肯定意识到了在赶走祖父雇来的人时自己所处的尴尬处境，他也认识到职员的士气低落了。扬克洛维奇公司的报告完成以后，提出的报告结果都是苏兹贝格以前察觉到的，看完报告后，他解释说：“它只是揭我们的疮疤而已。”他还说已开始实施几项计划，希望以此改善人事关系，而且借助于现代技术，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某种精神。

1967年初冬，《纽约时报》的每一位员工都收到一个设计精美的蓝色卡纸袋，里面装有业主的一封信，一份详细列举员工福利和健康计划、设备和服务的小册子，另外还有一份由记者迈耶·伯格写的《纽约时报》简明历史。1959年这位记者去世时，曾激起了也许是整个大楼最后的充满感情和共识的悼念高潮。

伯格在世时，报社的每个人——印刷工、办事员、电话接线员、食堂里的厨师——都认识他，尊敬他。当他60岁突发心脏病去世后，似乎标志着《纽约时报》某种特殊的东西的终结，从而引起了职员的怀旧反应。一位资深记者受命撰写伯格的讣告，却发现它太难写了。很多员工，包括文字编辑，因为牛栏不把这个讣告登在头版而咒骂它。一位女士在一个水杯里插上了一束玫瑰花，把它放在伯格在前排的桌子上，直到鲜花枯萎后都没人拿走它。没有人想把伯格的名字从办公室信箱上抹掉，印刷工保留着伯格的署名铅字，以便备用。

现在到了1967年，伯格的署名又出现在这个纸袋里了，印在他1951年写的浓缩体现《纽约时报》历史的一份20页的副刊的封面上：他描述了《纽约时报》在亨利·J.雷蒙德领导下有了良好的开端，具体包括：它对美国内战和特威德集团的报道，它的破产和最终在奥克斯领导下死而复生，它对日俄海战、皮尔里和阿蒙森的探险以及泰坦尼克号海难和林白壮举的独家报道，它从第一次世界大战到太空时代日益扩大的影响。庞奇·苏兹贝格的附信解释说，发放资料袋的首要目的是教育新员工，但他感到老一辈《纽约时报》人或许也觉得它有意义，这也是使《纽约时报》人真正融入《纽约时报》的一个方法。苏兹贝格还解释说：“事实上，我们过去对此是多少有点漫不经心了。”

在另外一项让员工了解过去的活动中，报社鼓励在《纽约时报》上不定期地刊登已退休《纽约时报》人的文章。不久，布鲁克斯·阿特金森的名字便重新出现在一篇关于自然的文章上，体育版上还有一篇由退役的职业赛车专家弗兰克·M.布伦克写的文章，还有阿瑟·克罗克写的一篇政论文。克罗克退休后仍在华盛顿分社有一张办公桌。他的继子，《纽约时报》驻伦敦的一个风度翩翩的记者W.格兰杰·布莱尔，被调到纽约担任社里的公关顾问，也充当和员工的联系人。而且苏兹贝格也试图通过给职员加薪，给编辑和管理者以股权和其他福利，更慷慨地共享财富，来提高员工的士气。从1964年到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分红使卡特利奇和赖斯顿、伊凡·维特和门罗·格林这样的管理者成了相当富裕的人；一大批级别较低的编辑和管理者每年可得到4.5万至6.5万美元；评论家每年收入2万至3万美元；记者中最高的每周可挣到350至500美元。关键性的编辑和管理者还有机会得到一种新的地位的象征，这种象征满足了苏兹贝格对新发明的想象力：他买了一架小喷气式飞机，在周末他们可以乘坐它去佛罗里达，或去全国各地进行各种公事访问。这架飞机的机号是N1851T（1851是《纽约时报》创办的年份），用黑色涂在飞机的方向舵上。

庞奇·苏兹贝格现在的开销更多了，但他挣的钱也更多了。《先驱论坛报》停办和针对新合并的《世界日报论坛》的罢工从1966年4月24日持续到9月12日，《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增加了10万份，达到了87.5万多份，广告刊登率增长了8个百分点。1966年纽约时报公司的固定纯收入创了公司纪录——纯利润超过900万美元（每股4.28美元），相比之下1965年的纯利润仅为500万美元（每股2.25美元）。《世界日报论坛》在1967年5月停办，《纽约时报》的日发行量突破90万份大关，广告刊登率又增加9个百分点。门罗·格林对此并不感到特别高兴，自1946年以来就担任广告部主任的年已62岁的格林，已经走到了职业生涯的尽头。苏兹贝格期望有更高的广告率，不大关心广告商的反应或者广告行数暂时的减少，苏兹贝格还想把广告部、生产部和发行部合并起来，统一由47岁的年轻人安德鲁·费希尔负责，费希尔倡导使用电子计算机。只要格林还在，苏兹贝格就不能满意地做到这一点，因为格林习惯自主地管理他的部门。苏兹贝格计划在1967年底宣布格林退休。格林满足于他获得的股权和一大笔退休安置费，愿意不声张地离去。

《纽约时报》薄薄的海外版，最近几年的印刷事务已经从阿姆斯特丹转移到了巴黎，这个版在它18年历史中的大部分时期都亏损——据估计，自阿瑟·海斯·苏兹贝格1949年创办它以来共亏损1000万美元。但纽约的大多数编辑都推测，庞奇·苏兹贝格会继续容忍这些亏损。他们的理由是，他在感情上对这个版负有义务，因为这是他父亲创办的。他们还认为，《纽约时报》的国际版是促销价值的有特权的一项，不同于《纽约时报》已停办的西部版，而是一种能够自我维持的风险投资。

他们对这位年轻业主的认识不足，在1967年春很快就显现了出来——当时他宣布他准备关闭国际版。虽然在悉尼·格鲁森任领导的那年里它有了收益，它的发行量由4万份增加到4.7万份，广告量增长了20%，但它还是每年亏损150万美元。它依然无法赶上在欧洲已有79年历史的、出版势头强劲的巴黎《先驱论坛报》，该报最近与《华盛顿邮报》的合作又使其实力大增。对海外美国人来说，巴黎的《先驱论坛报》比《纽约时报》形式更活泼，可读性更强。所以，因为不能战胜欧洲的《论坛报》，苏兹贝格便决定与之合并。通过这个版与对手的合并，他在新的经营中得到三分之一的红利，这样发行量有望达到7.5万份到10万份。为了吸引更多的读者，它要发表詹姆斯·赖斯顿、拉塞尔·巴克尔和《纽约时报》其他专栏作家的文章，还要发表沃尔特·李普曼和阿特·布赫瓦尔德的文章，发表《洛杉矶时报》的报道，《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新闻服务。这个新合并的报纸仍把《论坛报》的名字放在报头的显著位置，并且仍由《论坛报》的一位编辑负责监管。

悉尼·格鲁森留在那里完成了过渡时期，之后便回到《纽约时报》社，作为巡回记者帮助报道中东战争。不到一年他从《纽约时报》辞职，去当长岛报纸《新闻日报》（Newsday）的社长助理。尽管苏兹贝格竭力想挽留格鲁森，并派飞机把他从佛罗里达接到纽约，让他重新考虑去留问题，但当时也确实没有重要的位置可以给格鲁森。虽然苏兹贝格也惋惜失去了他的国际版，但他并没有长时间为之烦恼，而是在纽约本社构思更重要的决定，他希望积累更多的资金，以便随时应付他看到身边可能出现的许多新挑战。

苏兹贝格主要考虑的是，有无可能在纽约创办一份晚报，因为随着《世界日报论坛》停刊后，纽约仅存《纽约邮报》一份晚报了。苏兹贝格有时感到纽约市既需要也应该有第二份晚报，但有时又拿不定主意。尽管他有自己的浪漫倾向和对公众服务的愿望，但他不能不注意到，生命短暂的《世界日报论坛》毕竟使它的老板损失了1700万美元。问题还不单纯是财务上的，而且还涉及这样一个问题：这第二份报纸也许是一个有新名字的、内容复杂的日报，以娱乐性、艺术性、政论文、社会评论为特色，时报公司有了这份报纸会不会影响已有的早报的名声和特点？苏兹贝格、卡特利奇或伯恩斯坦能坚持早报报道的严格性而对晚报就放松这些原则吗？如果新报完全脱离了早报的基调和束缚，如果新编辑要求得到自主权，会不会在报社内重新引出过去的公国问题？最后也将产生这样一个问题：庞奇·苏兹贝格有无足够的时间奉献给第二份报纸？这种状况类似于50年前阿道夫·奥克斯想买下纽约的一家晚报《晚邮报》时遇到的情形。奥克斯最终放弃了那个念头，认识到买下《晚邮报》后肯定会分散他的精力。但奥克斯这个保守者，经常低估自己的能力和公司的发展：1904年在第四十二街建起了时报塔楼（即现在的联合化工大楼），九年后被迫迁移出来，因为它已无法容纳报纸的规模了。于是他又在第四十三大街建起了《纽约时报》今天的总部，后来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又扩建了它的两侧和配楼。

现在是1967年了，这样的规模也难以适应《纽约时报》的迅速发展了。报社员工人数在两年左右的时间里由5307人增长到6354人，库房面积严重不足，无法存放印刷机设备，只好在毗邻的派拉蒙大楼地下室租了块地方，之后又在派拉蒙大楼上面几层租了几处作为编辑室。《纽约时报》的西区分厂，建于1959年，主要用于进行星期日版的副刊印刷——1967年发行量为160万份，平均每期558页，每季重量从4磅到7磅不等——已经如此拥挤，以至于门厅将被拆除，27英尺高的门厅天花板将降低大约12英尺。苏兹贝格领导的《纽约时报》突然变成庞大的、富裕的公司，1966年底有现金达2100万美元，1966至1967年度的经营多样化、规模扩张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苏兹贝格投资50万美元获得了波士顿教学系统公司51%的红利，这家公司专门为学校和企业设计学习资料。苏兹贝格还以不公开的价格买下了设在新泽西州霍索恩的美国微缩胶片公司，以满足2000多家图书馆、大学、公司订购《纽约时报》微缩版的需要。《纽约时报》为弱视者创办了一种大字的文摘周报，还为大中小学生创办了这种文摘版。它准许波士顿的帕克兄弟公司以拼图形式使用《纽约时报》以前的头版新闻，还出售它著名的头版的摹真本作为新颖的礼物。《纽约时报》的图书部，与外界出版社合作，在1963年到1967年间共出版发行50多本书，内容从烹调到通讯都有。《纽约时报》还获得了斯大林的女儿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著作的连载权，那时她已逃离了苏联。

和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交易是1967年4月达成的，它再次证明了《纽约时报》在既定社会里令人尊敬的地位和它作为社会制度负责任的发言人地位，它还显示了某种有趣的私人关系，这些关系把《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同政府、媒体、法律和文学圈子里其他有影响的人物联系起来——它几乎是一个小俱乐部，这个俱乐部把阿利卢耶娃夫人安全地带入了西方民主国家。他们似乎彼此都认识，他们一起顺利地工作，心照不宣地遵循他们为斯大林的女儿也为自己服务的规则。

阿利卢耶娃夫人的律师和作品代理人，一度是五角大楼的将军，叫爱德华·S.戈林鲍姆，是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一个铁杆朋友。他曾担任苏兹贝格家族的律师达40年之久，在阿利卢耶娃夫人到达美国的那一天，《纽约时报》在其“新闻人物”中描述戈林鲍姆时不知怎的没有提到这一事实。在阿利卢耶娃夫人逃亡期间给予她安慰的另一个主要人物是前美国驻苏联大使乔治·F.凯南，他是《纽约时报》的朋友，也是戈林鲍姆在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邻居。戈林鲍姆不仅安排了阿利卢耶娃夫人新书在《纽约时报》上的连载，而且还安排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这本书，该出版社是他的律师事务所（戈林鲍姆、沃尔夫和恩斯特事务所）的另一个主顾，在上一年的肯尼迪诉威廉·曼彻斯特书案中曾经历过哈珀之战。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哈珀和罗出版社的编辑是埃文·托马斯（著名的社会党人诺曼·托马斯的儿子），也曾是威廉·曼彻斯特的编辑，约翰·F.肯尼迪的编辑，罗伯特·肯尼迪的编辑和西奥多·索伦森的编辑，也是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的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约翰·奥凯斯、汤姆·威克、C.L.苏兹贝格及《纽约时报》其他人的著作的编辑。

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在杂志上的刊登权给了《生活》杂志，该杂志社的董事长安德鲁·海斯克尔娶了庞奇·苏兹贝格的姐姐、奥维尔·德赖富斯的遗孀玛丽安。阿利卢耶娃夫人逃跑的内幕是由哈里森·索尔兹伯里为《纽约时报》写的，索尔兹伯里从他的朋友、前大使凯南那里获取了大部分消息。但索尔兹伯里在这篇报道上没有署名，因为他不愿意触及他在苏联的眼线，这段时期他还要经常到苏联旅行，苏联正准备庆祝布尔什维克革命50周年。阿利卢耶娃夫人的书的译者是普里西拉·约翰逊·麦克米伦，一位低调但人脉广泛的女士，曾在约翰·F.肯尼迪参议员的办公室工作过，曾在海外见过庞奇·苏兹贝格和克利夫顿·丹尼尔，在她作为记者驻苏联期间认识了斯韦特兰娜和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并且在肯尼迪总统遇刺后帮助刺客的遗孀玛丽娜·奥斯瓦尔德为哈珀和罗出版社写了一本书。

在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出版前几个月，通过阅读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而受到启发，她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大西洋月刊》上。该刊的社长曾发表过前大使凯南的文章，它的主编罗伯特·曼宁最近在国务院工作，并且认识政界和新闻界的所有右翼人士。1967年4月在《书籍周刊》（Book Week）上，曼宁为詹姆斯·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The Artillery of the Press）写了一篇大为赞颂的评论，一个月后赖斯顿在《纽约时报》头版上为阿利卢耶娃夫人在《大西洋月刊》上的文章也写了一篇吹捧性的评论。

当阿利卢耶娃夫人的题为《致一位朋友的20封信》（Twenty Letters to a Friend）一书在1967年秋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发行后，《纽约时报》星期天版的“书评”主任费朗西斯·布朗想寻找一位合适的评论家，并选中了奥尔加·卡莱尔，一位杰出的俄裔美国人——她是剧作家和短篇小说作家列昂尼德·安德烈耶夫的孙女，她的父母是帕斯捷尔纳克的朋友。卡莱尔女士的评论是赞扬性的，它被刊登在头版。《纽约时报》的日常版书评家埃利奥特·费里蒙特—史密斯，一个对办公室事务非常熟悉的人——曾赞扬赖斯顿的《新闻界的大炮》是“我们时代的一份重要文献”——深受斯韦特兰娜的书的感动，称它是“罕见之作”。

所以，一切都很顺利，庞奇·苏兹贝格居于这个紧密联系的世界的中心。他用了大约25万美元购买这本回忆录的连载权，帮助宣传阿利卢耶娃夫人的这部畅销书，使《纽约时报》新闻服务的许多主顾都感到高兴，使《纽约时报》在那些曾被索尔兹伯里来自河内的报道，被奥凯斯的社论版上放肆的鸽派立场所冒犯的美国爱国者那里多少恢复了面子。能同时对许多人施加许多许多影响，这是《纽约时报》一个令人惊奇的品质。它是一棵根深蒂固的大树，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来回摆动，通过落下它枯老衰败的叶子来做出调整，在一个世纪里随着季节的变化而再度茂盛。

1967年冬天，赫尔伯特·L.马修斯一个人孤凄地坐在十层上走廊边的社论作家的1048房间。还有什么比孤凄更使他难受的呢？因为几年前在古巴他曾使《纽约时报》碰到麻烦，所以现在一个人在象牙塔里赎罪。马修斯既自负又冲动。他已67岁，长得高大、瘦削，只是略显精力不足，但其机敏丝毫不减1922年他刚加入《纽约报社》的时候。这个职业让他1929年在北京观察大获全胜的蒋介石，1936年在亚的斯亚贝巴骑着马与入侵的意军并行；1939年在佩皮尼昂写下了来自西班牙内战的最后一份电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去过意大利、印度和北非，战后去了伦敦；1957年在古巴山区采访了一个当时被大多数人认为已经死掉了的大胡子革命领袖。

由于这些有关卡斯特罗的文章及以后有关古巴的文章，《纽约时报》最终被指责为赤化了这个海岛，新闻编辑部里很多编辑都对马修斯存有戒心。1963年，作为约翰·奥凯斯负责的社论部的成员，马修斯再次访问了古巴并拜访了卡斯特罗，但当他回到纽约提出为新闻编辑部撰稿时，却遭到了拒绝。1966年，他再次代表编辑部重访古巴和卡斯特罗。在那一年，《纽约时报》的其他人是进不去古巴的。马修斯积累了2.5万字的资料，但他撰稿的要求，再次被新闻部拒绝。结果，整整一年，《纽约时报》没发表一篇由本社人员提供的有关古巴的消息。

当读者给《纽约时报》写信询问有关马修斯的近况时，克利夫顿·丹尼尔办公室给他们回信解释说，马修斯已不再为新闻部撰稿，因为严格地说，他已不再是新闻记者，而是社论部的成员，这暗示了社论作者是不为新闻部撰稿的。事实上并非如此，哈里·施瓦茨，默里·罗桑特和其他一些社论作者都经常为新闻部撰稿，而且过去几年里马修斯也是如此。不过现在，他是个敏感人物。现在，在社论版上，或许在星期天版上偶尔也刊登他的署名评论或文章，但是很少，每隔几个月才刊登一次，1966年总共刊登了六次。但作为一个不署名的社论作者，他的作品很多。他撰文评论拉丁美洲事宜（有时批评卡斯特罗），评论中东和越南局势，还有约翰·奥凯斯认为值得评论的其他问题。奥凯斯很器重他的才华，而且也很欣赏他这个人。他从来没忘记40年前在巴黎初识马修斯的情景。当时奥凯斯作为学生采访巴黎分社，第一次见到马修斯走进来，头戴灰色软呢帽，手戴米黄色手套，衣冠楚楚，手拿一根马六甲手杖。

奥凯斯第二次见到马修斯是20年以后，在1949年，当时两人都在十层在查尔斯·默茨手下撰写编辑文章。马修斯当时是报社的宠儿，与《纽约时报》的老板关系非常融洽。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是马修斯独生子的教母。但现在，1967年，他准备离开《纽约时报》，打算写自己的书，并坚信历史会最终宽恕他。即使是现在，他还相信卡斯特罗在革命开始时并不是个共产主义者，而在马修斯社论版最后一篇文章当中——四篇回忆他曾挥洒汗水的四个大陆的署名文章中的最后一篇——他写道：

对美国来说，菲德尔·卡斯特罗和古巴革命为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冷漠和忽视的拉丁美洲燃起了生命。当古巴的领袖和他的政府变身共产主义者，并且后来几乎发起一场核战，有些人必须受到谴责。其中就包括我。

新闻对于历史的影响是一个令人痴迷而具有争议的话题，这个话题造成了相当多无意义的讨论。我不会否认，1957年2月17日寒冷的清晨，当我与菲德尔·卡斯特罗、他的兄弟劳尔、切·格瓦拉等人一同坐在马埃斯特拉山间时，历史女神克利俄用她的魔杖触了我一下——不管她用的到底是什么。由此而来的在《纽约时报》上的宣传赋予卡斯特罗、他的游击队一个全国性的，甚至是世界性的名声，以至于从年代上来看，这个时间点是整个拉丁美洲独立史过程中所有领袖光辉事业的开端。

然而，古巴“已经为革命做好了准备”，正如小亚瑟·施莱辛格为国务院白皮书所写的那样。菲德尔·卡斯特罗是应时代而生的人，从长远来看，任何事都阻挡不了他的脚步……

回顾这过去的45年间世界上发生的千变万化，回想那些造就了我们时代历史的男人和女人，是一个能让我们感到一丝自豪、一丝谦逊——以及某种无助的过程。至少，当我们想到有人并不会人云亦云的时候，还是会得到一丝残余的满足。

一位新闻从业者与很多片土地上的伟人走在一起，但是他必须走自己的路——直到尽头。

赫伯特·马修斯这种人，这种充满了理想主义和自我专注的个人主义者，与1967年的《纽约时报》的风格是格格不入的。新任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不允许职员中有超我倾向，克利夫顿·丹尼尔同样如此。托平和丹尼尔都喜欢像他们一样的记者——冷静、可靠、不温不火。托平现在有丹尼尔的授权，可以立即召回不按纽约总部指令行事的记者。他可以调用迅捷的现代通讯工具和飞机，随意在全球差遣他的部下，如同调兵遣将一样，他不需要也不想再忍受那种旧体制，虽然那种体制造就了伦敦的德鲁·米德尔顿、巴黎的哈罗德·卡伦德、雅典的A.C.塞奇威克、罗马的阿诺尔德·科特西和联合国总部的托马斯·J.汉密尔顿这些出色的记者。他也给马修斯这样的巡回记者以更大的活动空间。

在新体制下托平充当控制塔首脑。重要的是，1967年像他那样居统治地位的记者只有从前当记者而今天做主编的丹尼尔、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毫不奇怪，海外的鉴定是从四十三大街发出来的。海外分社的社长们失去了他们传统的地位，而且到1967年记者让《纽约时报》发表报道更困难了。只有驻越南记者的稿件有优先发表权，世界其他各地的人员均被托平指示过，除非绝对必要，不要每天都发来电讯，应把几天的事件浓缩起来用“包装好的”形式发回来。版面有限，再无足够余地用来刊登每天从15或20个国家首都发来的相对微不足道的政府消息了。甚至莫斯科分社，虽然它的报道过去在托平、丹尼尔或索尔兹伯里任分社社长时被放在《纽约时报》的突出位置，但现在和西贡新闻相比，已不那么重要。而且就《纽约时报》而言，华盛顿已经成了西方世界最重要的首都了。现在哈罗德·威尔逊或戴高乐或阿列克塞·柯西金所想的事情，并不像林登·约翰逊做什么或不做什么那样重要。重大报道并不在外国的大都市，而是在美国国内——美国在越南问题和黑人问题上的危机，大学校园里及街道上对当局的挑战。所以，除非一个记者在越南，或在发生周期性袭击事件的中东，或像亨利·坦纳那样在发生学生暴乱的巴黎，或像劳埃德·加里森那样在受饥荒折磨的比夫拉，除非记者周围是死亡、毁灭或某种革命，他就可以回到美国，那里每个人都面对着非常紧张的关系和暴力。

也许第一个反抗对海外报道的严格控制并且认识到国内有更戏剧性机会的《纽约时报》人，是36岁的戴维·哈伯斯塔姆。他是个高个子、皮肤黝黑、压力不大但头脑清醒的记者，毕业于哈佛大学，曾在密西西比为一家乡村小报效力，后投奔纳什维尔的《田纳西报》，也曾为《记者》撰稿。赖斯顿曾读过他在这几本杂志上的文章，遂于1960年把他招进《纽约时报》的华盛顿分社。哈伯斯塔姆在华盛顿虽说还满意，但真正的报道才能一直未能显露出来，直到他1961年去刚果报道那里的战争。在那里，他可以发挥自己的才能，按自己的想法行事，没有编辑的指示和管制，他工作得最好。哈伯斯塔姆胜过他那一代的其他任何一个《纽约时报》人，更多地继承了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的优良传统——借用索尔兹伯里描述自己的话说，哈伯斯塔姆“胸中有数”。他是一个有干劲且非常投入的记者，不受常规习惯和官方说法的束缚。像马修斯和索尔兹伯里一样，他注定要成为有争议的人物，尤其在他1962年到了越南以后。

哈伯斯塔姆对越南战争的报道丝毫没有表达出南越领袖和他们的美国“顾问”所一再鼓吹的乐观主义。正如哈伯斯塔姆所看到的，这种联合的分遣队既不交朋友，也不感化人民，更不会打赢越南战争。他并非是唯一抱有此看法的记者——还有合众国际社的尼尔·希恩和美联社马尔科姆·布朗，两人后来都加入了《纽约时报》——但哈伯斯塔姆，因他的报道不断发表在《纽约时报》的头版上，从而成为了美国国务院和白宫最厌恶的人。那些怀疑哈伯斯塔姆报道的人，开始指责他言过其实，甚至1963年《纽约时报》有些编辑私下担心该报会再次被指控为煽动共产主义情绪。国际组给他拍了电报，言辞强硬地质问他，对此哈伯斯塔姆的答复甚至更尖锐。越南吴庭艳政权被推翻后，瑈夫人在丈夫和小叔子被杀害后声称，“哈伯斯塔姆应被烧死，我愿意提供汽油和火柴”[注：吴庭艳（一译吴廷琰，1901—1963），越南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55—1963），在任时政策偏袒天主教，引发了大多数信仰佛教的越南人民的不满，并引爆了佛教徒危机，进而失去美国支持，在1963年南越政变中遇刺身亡。瑈夫人（1924—2011），原名陈丽春，是吴庭艳的五弟吴廷瑈的夫人。由于吴庭艳终身未婚，瑈夫人实际上扮演了越南第一夫人的角色。其丈夫吴廷瑈在1963年南越政变之后被政变军队处决。]。

1964年，哈伯斯塔姆荣获普利策奖，平息了很多职业上的怨恨，但他仍然与国际组的成员们保持个性的差异。他走得太远，太快，他们没机会怀疑他的判断力。哈伯斯塔姆痛恨那些带质问语气的电报，也曾因许诺的升职被莫名其妙地取消而火冒三丈。

他后来被派驻华沙时，他结识并娶了波兰女演员埃尔兹比塔·齐泽夫斯卡，进而使得他与国际组的关系更复杂化：人们担心他会因为害怕被逐出波兰、与妻子分开，就会在共产党政权问题上措辞绵软。哈伯斯塔姆做的截然相反，他写了几篇关于波兰人民经济生活和反犹主义的批评文章，之后在1965年12月，他以“诽谤罪”被驱逐。当时，在纽约总部，事实上几乎无人关心他的遭遇，当他听说有些编辑认为他是因自己的粗鲁而被驱逐时，他心中更是怨恨倍增。

接着他被派往巴黎，在那里他与妻子鸳梦重温。但在巴黎的报道工作令他厌倦，他似乎觉得任何在外国的采访任务都不会具有在美国国内才具有的挑战性。驻外记者魅力四射的时代似乎过去了，至少对他来说是这样。他在巴黎用大部分时间来写小说，偶尔也给纽约的朋友写信，倾诉他在目前体制下遭到的挫折：

我现在越来越多是在为自己，而不是庞奇·苏兹贝格工作，不过如果他对此没意见，我也是。我现在的态度愉快而漠然，越多地看到自己离开《纽约时报》的前景，就越确信从长远来讲，这样做对我来说是好的，确信自己不需要报社提供的安全感，确信自己可以更加游刃有余……

我给阿贝·罗森塔尔写信说我想回到纽约，希望他能够帮助我（与丹尼尔之间的通信进行得很愉快，没有发生什么摩擦）。有关丹尼尔：我认为他是下一代，尤其是《纽约时报》下一代的典型代表，会叫你“先生”的下一代。他认为《纽约时报》是所有职业当中最好的选择——因此为《纽约时报》工作是一个荣耀，更确切地说，是一种特权，而且与他交谈也是一种荣耀，因为他是《纽约时报》在工作上的化身……

我们和夏洛特·柯蒂斯一同度过了一周。她现在是报社最有威望的员工之一，因为丹尼尔几乎任何事都很看重她的观点，而且基本上只读她的文章（上帝，在选集的中间有一封来自丹尼尔的电报，询问为什么紫色是今年的主打色之类的问题）。夏洛特和我不停地讨论着未来，她不断地告诉我，新闻写作是唯一的写作方式，而我坚持认为，如果你一直采取这种写作方式的话，你将会到达一种不可逆转的地步，你的天赋将会逐渐地趋平，并最终耗尽，以至于当你退休之时，你都不会意识到这一点。我不断地告诉她《纽约时报》并不能够让我写我想写的东西，而对于杂志写作来说，如果我将会为一本杂志工作，我会为自己喜欢的杂志工作，而不是连我自己都不看的《时报杂志》。她建议我去曼谷，我说算了吧。明亮的，艰苦而宽广的……

后来，哈伯斯塔姆回到了纽约，但即使在罗森塔尔手下，他也没有得到随心所欲地写作并在全国到处跑的自由，因此1967年他辞职投靠了《哈泼斯杂志》。这位年轻的普利策奖获得者的辞职令某些编辑感到不安，而且哈伯斯塔姆的离去可能使得回到纽约的其他记者有了更灵活的条件。他们中的一个记者叫J.安东尼·卢卡斯，他和哈伯斯塔姆一起进了哈佛大学，又随他一起去了刚果。他回来后，总部对他小心翼翼，为他安排了与其能力相称的好任务。1967年10月，卢卡斯被派去了解一位来自康涅狄格州格林威治的18岁姑娘的背景，这个姑娘与一个嬉皮士男友一起在纽约市东部村的一个锅炉房里被杀害了。进行这次采访的想法出自罗森塔尔。罗森塔尔的一位朋友认识被害姑娘的父亲，但写作和报道的方式完全由安东尼·卢卡斯自己把握。

这个姑娘的父母住在格林威治的有30个房间的住宅里。卢卡斯采访了他们，知道他们是在城郊富人区养大他们性格活泼、很有教养的女儿。随后，卢卡斯把注意力转移到格林威治村，并采访了这个姑娘的嬉皮士朋友们。他们说，她生活在一个肮脏的旅馆里，一大群年轻人居住在一起。她给他们提供大麻和迷幻药，自己也靠“吸毒逃避现实”。卢卡斯阐述了对这姑娘的两种截然相反的观点，他的报道登在《纽约时报》头版的显著位置上，并在内页还用了一整版。更不寻常的是，这篇报道的版面编排费了很大劲儿：叙述这个姑娘在康涅狄格的父母的部分，以及他们对她的看法和意见的部分使用了正常字体；格林威治村里她的朋友们对她的评价部分使用了斜体字。《纽约时报》过去很少在正常的新闻栏目中对一个报道采用这种巧妙的表达方式，或许全年都不会再有别的特写报道更多地被《纽约时报》读者所谈论了，尤其是那些和女儿一起住在时髦郊区的人。这篇题为《琳达·菲茨帕特里克的两个世界》的文章，获得了普利策奖。

卢卡斯荣获的普利策奖，是《纽约时报》获得的第35次普利策奖，这是在1950年迈耶·伯格荣获普利策奖以来第一次由纽约城市组人员获得的此奖。伯格获得普利策奖靠的是他的一篇关于新泽西州坎登的一个退伍老兵的报道，这个老兵发疯后枪杀13个人。卢卡斯的获此奖尤其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满意，因为从1963年起他们就希望纽约城市组人员能获此奖，基于对犹太纳粹麦坎德利斯·菲利普斯的报道，和那篇有关皇后区38名公民漠视一位尖叫着的女孩被谋杀的文章，他们觉得城市组之前就有获得该奖的资质。

当了主编助理，罗森塔尔已经从纽约城市组晋升了一步，但他和盖尔布继续保持个人间的亲密友情，配合得很好，上班时或下班后随时讨论一些关于报道观点和新闻方法的问题。自从文化组最近与纽约组再次联合，并且都归纽约主任负责以来，按照罗森塔尔的观点，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任何事情是盖尔布的记者们办不到的。他们能挖出任何人的内幕，包括百老汇的演员、布朗克斯的政客或鲍厄里街头的浪子。他们只需要事先和一个人明确他们的任务，这个人就是阿瑟·盖尔布。盖尔布作为编辑可以说是成绩突出，按照新闻编辑部的预言，如果盖尔布和罗森塔尔一如既往地进行下去，不发生内讧，几年之内他们将控制整个新闻部。到目前为止，作为纽约组主任，盖尔布显示了优秀的决断能力，罗森塔尔也和其他三位主编助理配合默契，包括索尔兹伯里。为了避免冲突，索尔兹伯里和罗森塔尔做了这样的分工：索尔兹伯里负责承担丹尼尔的特别任务，帮助伊曼纽尔·弗里德曼招贤纳士，协助编辑一些特刊和增刊；罗森塔尔负责总部及驻外人员的更常规的日常事务。当丹尼尔外出时，罗森塔尔在下午4点钟的新闻会议上代行主编的职责。索尔兹伯里对此无成见：索尔兹伯里对新闻办公室里谁坐在什么位置并不在乎，只要没有人限制他的独立性就行。

然而，有一天，当罗森塔尔在丹尼尔的认可甚至鼓励下来牛栏观看西奥多·伯恩斯坦及其下属编辑们傍晚从事头版排版工作时，伯恩斯坦真有点紧张。伯恩斯坦极力保护这项特权，他不想让罗森塔尔——其管理潜力是他几年前就领教过了——像一个明星学生审视老师那样看他工作。当伯恩斯坦就此询问丹尼尔时，丹尼尔向他保证说政策没有任何变化——罗森塔尔只是看一看，牛栏继续为主编选择哪些文章应放在头版。于是，伯恩斯坦心情平静下来，而且在1967年他对总的情况还是满意的。对于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也可以这样说。最近几个月的紧张状况，人事上的变动，《纽约时报》高级人员充满心酸的离开，已经渐渐从这个组织的舞台上和意识中消失了。只是在华盛顿还存在诸多的道德和协作问题，汤姆·威克的问题，他是一个难对付的分社同纽约闹独立性的象征性人物。支持威克的人是令人敬畏的赖斯顿，在背后当后台的是一个前年就白发苍苍的虽已退休却没有闲着的人物，阿瑟·克罗克。

克罗克已年届80，但辞锋犀利，不减当年，不放过任何在纽约发表他的编辑意见的机会。1967年11月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辞职后，谣言四起，说麦克纳马拉是被诡计多端的总统扫地出门的，克罗克在分社狡黠地笑着说：“是的，在大组织里做事就是这样。”

詹姆斯·赖斯顿从未完全着迷于克罗克的机智，他发现无法消除华盛顿分社对纽约编辑顽固的愤世嫉俗态度，尽管他和克罗克同样关心纽约通过遥控来管理华盛顿分社的不懈企图。然而，此时的赖斯顿宁愿对这场斗争超脱一点，停下来静观其变。在过去两年里，他对新闻业特别是《纽约时报》的方向做了大量思考，他到大学的新闻系和对外关系委员会发表过多次演讲，后一系列形成了他的著作《新闻界的大炮》的基础，该书于1967年由哈珀和罗出版社出版。赖斯顿经常感到《纽约时报》内部失和是相当正常的事——像很多历史悠久、规模庞大的机构一样，《纽约时报》正在经历一段自我解析、实验的时期，以便确定过去的技术是否适合于未来。尽管赖斯顿个人想保护这个分社，但他还是力求在实践和哲学方面考虑华盛顿和纽约的问题，试图提高《纽约时报》内部这场斗争的意义，并使之与一些更宏观、更具有历史普遍性的而非宫廷阴谋的东西联系起来。

他认为，问题部分在于，世界变化的速度超过了人类能改变自身的速度，政府和新闻界的领袖还以过去一度管用但现在已经过时的理论和假想为指南。《纽约时报》纽约总部的编辑们和世界各地的编辑们，对于60年代哪些新闻是重要的、应该如何来表现的问题，可能处于一种迷惘或重新评价的状态。在电视时代，报纸是应该刊登更少的硬新闻和更多的解释呢，还是恰恰相反？是应该使现代记者自由度更大、编辑自由度更小，还是恰恰相反？赖斯顿在他认为略带异端色彩的时刻，怀疑世界是不是成了太复杂和太严肃的地方，而让报人无法报道。整整两代，美国一直是全球领袖，在这期间，美国在大学、基础设施、大企业和其他中心组织了大规模的智库——这种力量包括了大批非常想了解国际和国内形势的人。但赖斯顿也认为，并且在他的讲演中也说，他们没有和其他美国人分享很多他们知道的东西。可以肯定，一些人做出了这样的分享，这些人是赖斯顿所谓的一个新的公仆阶级中的先锋人物。这个集团在大学基础生活、通讯媒体和政府的“三角区”之中的运作。他们是流动的作家、教育者、政府官员——麦乔治·邦迪和小阿瑟·施莱辛格、约翰·肯尼思·加尔布雷思和西奥多·索伦森，理查德·古德温和道格拉斯·凯特。但这些只是许多人中的几个，赖斯顿也感到有这样一些人偶尔为《时报杂志》撰稿是不够的。他认为，他们对当前发展状况的分析应该登在日报上，或许应刊登在社论版后面的专版上。

这种观点在纽约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被认为是《纽约时报》可以将其纳入未来规划中的东西，如果能找到版面的话。但是这个建议并没有提出更紧迫的大胆报道的问题，纽约想要大胆的报道，但认为从华盛顿分社无法得到。纽约的编辑们感到，《纽约时报》不需要短评家或更多的专栏作家，但它的确需要那些不玩世不恭，但会更深刻、更清晰地调查政府行为的记者。这些记者不应侵犯国家安全，但他们应知道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的差异。西奥多·伯恩斯坦过去经常说，在战争或临战条件下，国家安全问题便产生，此时出版界应该遵循什么路线是不容置疑的。编辑们掌握的信息或专业知识不允许他们指责一个会危及国家安全的官方决定。但伯恩斯坦认为，国家利益问题就不同了：它们可以是政治问题，而且一个人对什么是国家利益的理解可能像另一个人的理解一样。伯恩斯坦说，新闻界应该记住，总统本人在不同的场合起不同的作用；有时他是宪法规定的最高统帅，有时他是国家的政治领袖。伯恩斯坦还说，新闻界必须区分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然后才能妥当行动。它不应被外界的看法所左右，包括总统本人的看法。

原则上讲，赖斯顿同意这种观点。不过，正是在这些原则的应用上出现了差异，情感和自我开始起作用，每个编辑一生的体验造就了多种多样的版面。虽然纽约总部发生了很多变化，但赖斯顿仍把它视为受传统限制的。它庞大而拙笨，它对新闻的态度是陈旧的。牛栏反映了伯恩斯坦原教旨主义者的价值观，他们是一班靠第二次大战期间形成的编辑部混乱和价值判断起家的或受其影响的编辑人员。这些人习惯于对发生的事件本身而不是对发生的过程做出反应，尤其是戏剧性的事件。编辑们经常把原因视为推测性的，因此没有足够的硬新闻放在头版或者在报社受到最优先待遇。

《纽约时报》可以为食谱和社交晚会安排准备可观的版面，它也拿出40%的平日报版登载贸易和金融信息，其代价是不把一些版面明智地用于开发赖斯顿认为是精神事务的东西——世界的思维，而不仅仅是世界上发生的事情，因为正是前者孕育了反抗、革命和战争。赖斯顿在一次讲演中说，整个美国新闻界，不仅仅是《纽约时报》，预先打算把对观念的冲突的报道减少到最低程度，而去刊登那些街头打斗的报道，而且没有把后者与前者联系起来。记者们追踪报道一次又一次的危机，像消防队员一样，火灭了就走了。越战爆发后，各报派出数百名记者赴越报道，每天的头版都充斥着他们的报道，还挤掉来自世界其他各地的新闻报道，但在这场大灾难之前却没有派出足够的记者前往这些正在煽动动乱的地区，那时的报道才会唤醒防范性的政治行为。赖斯顿认为，有关古巴巴蒂斯塔政府垮台的报道登上了头版头条，但是前政权下的社会不公平和不稳定却在新闻当中没有得到充分展示。不过，对这些新闻界弱点的确切的解决方法，即使对赖斯顿来说，也不是完全清楚的。

对于任何认真听过赖斯顿讲演的人来说，这似乎是很明显的。当演讲清晰地被写出来并提出最重要的问题时，听众并没有得到最重要的答案。在有些情形下好像不会有任何答案，肯定没有一个使赖斯顿完全接受并与他对美国政府的国内外最高利益的责任感保持一致的答案。这就是詹姆斯·赖斯顿的进退两难之处。他承认理想主义，但最终受到华盛顿现实的影响，如他认真去评论的政治家一样。他可以坚持认为，并且在一次讲演中也的确说过，让美国公众知情甚至比以前更有必要，美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中的作用日益增强，总统也拥有了前所未有的权力，这样就需要一个不是更顺从的新闻界，而是更具批评性的和更少民族主义色彩的新闻界。但是，赖斯顿本人在华盛顿的长期工作并没有体现出这种精神，因为他经常觉得有必要向公众隐瞒某些有争议的真相，这些真相会损及60年代在华盛顿尚存的有关新闻诚实的幻想。他不仅仅鼓励《纽约时报》限制报道猪湾事件，而且在长达一年的时间内不让公众知道美国在巴基斯坦军事基地的U-2侦察机多次飞至苏联上空，直到有一架飞机被击落后，《纽约时报》才不得不报道了这一消息。赖斯顿肯定这个决定是正确的，因为保护美国情报机构行动是符合国家利益的。他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保障民主是必要的，不过这需要更详细地来说明。既然这个世界并非理想的，赖斯顿和《纽约时报》就经常会充当白宫谎言的帮凶。赖斯顿承认，情况是很复杂的，而且无疑不会被围攻系主任办公室的理想主义学生所接受。但既然不管是华盛顿、莫斯科还是北京，都不由圣人治理，所以必须进行道德调解。公众有知情权——但知情权有限度。在1962年第二次古巴危机当中，赖斯顿在一次演讲当中说道，过早地发布信息，暴露美国军舰和部队拦截向哈瓦那运送导弹的苏联军舰的行动，将会轻易地干预一场日后被认为是对美国权力和外交能力盛大、成功的演练。

然而，在越南问题上，华盛顿新闻界对肯尼迪总统的决定了解得太晚了。肯尼迪总统决定，加强美国在越南军事上的“存在”，从几百多名“顾问”增加到1.5万多名军人。这是美军数量升级的第一大步。这一决定得到了腊斯克和麦克纳马拉的支持，遭到了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的反对。如果新闻界及时了解到这次会议的情况，并且发表了关于它的报道，赖斯顿猜想所有重要新闻都会突出三个要点：把美军人员增加到1.5万人的决定；总统顾问们有关军事升级的争论；按照赖斯顿的看法，还有他们都意识到这次行动会导致美国向越战投入的兵力达30万人。随之而来的无疑会有国会的争议和全国范围的辩论，可能导致这个决定被推翻，从而挽救数万人的生命，节省数十亿美元。相反，新闻界于1961年天真地报道，肯尼迪当局正计划向南越“适度”增加美国顾问性的帮助。回顾政府的行为，对赖斯顿来说像是故意欺骗。他也相信，此后的军事升级几乎是偷偷地进行的，但他给外交关系委员会讲课时没有多纠缠这个问题。没有人确切地知道，如果他知道了肯尼迪会议上的全部真相会做什么。人们只能根据他著作和行为中显示的哲学，假想他会保守这个秘密。

比起《纽约时报》的任何编辑，赖斯顿对白宫决定的可怕的微妙性更敏感。他希望弱化使全国警觉起来的声音，并为总统免去任何不必要的个人困扰。他认为，新闻界刊登1964年夏天林登·约翰逊总统在得克萨斯高速公路上一边超速行驶、一边用纸杯喝啤酒的所谓“愚蠢的”报道，对约翰逊来说是不公平的。赖斯顿还记得：他当时坐在约翰逊总统的办公室里，一位助手拿来一份报道此事的杂志，说总统读完之后非常烦恼。总统转向赖斯顿，可怜巴巴地说，他的一个大抱负是“团结全国”，但他怀疑能否做到，因为新闻界有些敌对因素，决心把他描述成“不负责任的乡巴佬”。赖斯顿想表示异议，但约翰逊不想被打断，大声质问，对于一个能使全国团结起来的南方人总统，这个国家是不是“离故乡阿波马托克斯[注：阿波马托克斯（Appomattox），位于美国弗吉尼亚，1865年4月，邦联军领袖罗伯特·李将军在此投降，宣告了美国内战的结束。]太远了”。赖斯顿承认新闻界确有麻烦，但否认新闻界对南方人反感，并且说就算不出新问题，南方的现实问题也够多了。约翰逊没有被说服。长期以来，他一直感到东部自由主义的新闻机构不能完全客观地对待他这样的人。然后，他告诉赖斯顿，在1964年民主党全国会议召开之前，他真正需要决定的问题不是罗伯特·F.肯尼迪是否有可能成为他的竞选伙伴，而是他在认为自己没有机会使全国团结起来的情况下，是否应该同意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赖斯顿当天离开白宫时，既沮丧又震惊。

像赖斯顿那样，在权力的边缘生活20多年，不可能不与总统在某个方面保持一致性，不受总统的状况所影响，不被总统的怀疑所困扰。尽管赖斯顿经常离开华盛顿，去全国游历，还往返于欧洲与美国，但华盛顿的事态仍是他关注的中心。如果赖斯顿对苏兹贝格一家不是有那么大的分量的话，可能他几年前就会被赶出华盛顿，调到另一个城市或首都了，就像其他分社的社长最近因为苏兹贝格一家认为他们太巴结或太熟悉华盛顿的场景和领袖而被轮换一样。但是，《纽约时报》传统上是把华盛顿分社和设在其他城市的分社相区别的。华盛顿分社是《纽约时报》的主要大使馆，其社长是苏兹贝格派驻白宫的大使。自奥克斯时代以来，这个统治家族一直想让华盛顿分社的人员与首都的政要人物保持一种亲密友好的关系，这是纽约的编辑们和华盛顿产生矛盾的核心。奥克斯与他的独立口号相反，可能想使华盛顿分社社长与政府领袖成为亲密伙伴。奥克斯没有靠触犯权贵、进行改革的十字军东征和支持无产者反抗有产者而使报纸获得大量赢利。奥克斯拒绝谴责克罗克的前任乌拉罕，尽管纽约的编辑们指责乌拉罕是威尔逊总统的崇拜者。尽管克罗克不怎么崇拜罗斯福，但碰巧奥克斯和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私下里与克罗克一样讨厌这位总统，而总统对《纽约时报》也有同样感觉。《纽约时报》的社论版不时地对每一届政府提出批评，但来自华盛顿的报道却总是对体制很小心，而且正是这种报道，这种微妙的影射和强调给读者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尽管约翰·奥凯斯的社论谴责林登·约翰逊的政策，尽管像索尔兹伯里这样的纽约编辑要求更尖锐的报道，而奥克斯的继承者，却使用这两种方式，通过像詹姆斯·赖斯顿这样的信使保持他们与当局的传统联系。虽然分社现在失去了它的自主权，虽然赖斯顿不再是分社社长，但他仍然是苏兹贝格与首都之间的主要联系人，纽约的编辑谁也无权调动他，或改动他写的一个字。这个家族相信，赖斯顿的文章一定会令奥克斯满意，就像现在令他们感到满意一样。赖斯顿心中永远充满了希望，多年前就吸引伊菲吉妮·苏兹贝格注意他的观点。现在，是她的儿子在高层的学徒期，她保持某种程度的沉默。老苏兹贝格令人遗憾地不能行动了，但赖斯顿却继续用儒雅而热情的方式对《纽约时报》和政府做出反应，像奥克斯那样，绝不会忘记他对两者最终相似的义务，没有因这两者似乎走了弯路而过分痛苦。这是一个在《纽约时报》、在全国到处都充满异议和变化的时代，如同纽约的编辑执拗地盯住政府一样，赖斯顿也将在周末在弗吉尼亚的费里兰写些热情高涨的专栏文章，刊登在奥凯斯有鸽派色彩的社论版上，尽管该版装饰着一只鹰。《纽约时报》发表一系列出自华盛顿的文章，揭露了尽管政府官员发表演说痛斥国际军备竞赛，而政府向全世界出售的武器比其他任何国家都多，可是赖斯顿却企图提醒读者：苏联人也在出售武器，而且美国出售武器是为了防止中东的油井遭受那些用苏联武器装备起来的阿拉伯人的侵略，因此它符合美国“最高利益”。当美国政府的一个鸽派向新闻界泄露美国即将扩大对北越的轰炸的消息时，赖斯顿被这些行为弄得忐忑不安，他这样写道：“虽然公开讨论扩大轰炸这两个城市（河内和海防）的人口密集区是聪明还是愚蠢，是非常公正的，但公开揭露对军事行动计划的时间却是不妥当的。”

有时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影响被夸大了，有时似乎又不这么认为。不能否认，赫伯特·马修斯影响了卡斯特罗的一生，哈伯斯塔姆在南越、索尔兹伯里在北越掀起过轩然大波。电视上播放阿拉巴马的州警在塞尔马打击争取自由的黑人示威者的镜头，骤然激怒了数百万美国人，几千名同情者在随后几天内涌进塞尔马，来支持这些示威者，呼吁制定新法律，暂时性地引起美国整个国家的关注和内疚。这种关注与内疚后来随着斯托克利·卡迈克尔、拉普·布朗及其他黑人和白种族主义者成了突出的新闻，就逐渐消失了。赖斯顿本人在其一生中，偶尔也通过他在《纽约时报》上的文章鼓励或反对政治决策。在《时代周刊》关于他的一个封面报道中，说他不时地向政府官员灌输自己的观点，在确信这种观点将得到讨论后，他就在《纽约时报》上发表有关这种正被考虑的观点的文章，但不会暗示他本人就是这种观点的发起者。这种事在华盛顿不足为奇。众所周知，在那里一些记者为他们拥护的参议员写讲稿，并充当他们在政策方面的非正式顾问。在那里许多新闻机构与国家利益保持一致，这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赖斯顿刚刚崛起时，已经根深蒂固了，以致不可能在新闻界的角色与政府的角色之间划出一条明确的界线。在首都，新闻记者大约有1400人，比国会议员还多。专栏作家能几十年长盛不衰，而政客们却像走马灯一般换来换去。政客们都有一个可以理解的愿望，就是与新闻界合作，奉迎记者，有可能的话就蓄意迷惑那些最重要的或最关键的记者——但是新闻界与政界密切合作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经常都去保护彼此的利益，而不是保护他们口头上标榜的公众利益。

赖斯顿从不同的角度看待这种情况：他认为，也许总统的权力太大，需要新闻界来平衡一下；但他又认为，这种批评可能会太过分了，如约翰逊总统的“丑闻”所证明的，在全国煽动起不满情绪，帮助了敌人。李普曼论证说，所谓分化的舆论会对敌人有好处，是一种错误的逻辑，而赖斯顿却认为：有些事情需要从两方面来说，既要看到批评的危险，又要看到批评的必要性。正如默里·肯普顿有一次曾经形容的，赖斯顿这个人与其说是个左派或右派人物，不如说他是《纽约时报》人。

现在是1967年，赖斯顿发觉自己和纽约的同事陷入了一场关于新闻报道优先性与传统性的争论。赖斯顿主张应该有更多的报道自由，但纽约想加强控制。纽约总部对新闻的定义往往与赖斯顿和威克所下的定义正相反。赖斯顿认为世界应以华盛顿为中心，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以及牛栏编辑认为华盛顿应与纽约及世界保持并列关系。争论双方取得的一致的看法是，现代报纸不能静止不变，有争议的是合适的途径问题。赖斯顿认为，新闻界的新角色存在于提供有思想的解释。《纽约时报》和其他报纸已经开始更多地注重于新闻分析，写一些近似于新闻报道、对有争议的事实和陈述做出解释，并且同其他权威发言人的观点相平衡的文章。特纳·卡特利奇很早就提倡写新闻分析文章，认识到需要更新奥克斯对客观性的定义。但他后来又被他所谓的对这种创意的偶尔滥用所困扰，或许较赖斯顿更甚。卡特利奇不想让新闻分析来反映记者的观点，因为记者的观点只应出现在社论和评论家的专栏中。因此，纽约总部发给各分社的备忘录提醒记者注意其观点，这些备忘录使一些记者对卡特利奇以前关于更明快的写作的告诫是否真诚产生了怀疑。

在华盛顿分社，汤姆·威克在公告板上钉上了一段卡特利奇的话，其中指出，保持《纽约时报》传统的公正性的责任“有赖于编辑，也有赖于记者”。一个华盛顿记者说，这是谨慎的卡特利奇为了激化记者与编辑之间由来已久的对抗，以使每个人都失去平衡而采用的一种聪明的策略。但赖斯顿认为，卡特利奇没有个人动机，宁愿相信《纽约时报》的内部分歧实际上不是个性的反映，而是在真正的原则上的分歧。

整个1967年，赖斯顿一直这样来看待纽约的编辑。但在1968年发生了一件意外事件，突然使他不再这么认为了。此时赖斯顿才明白，纽约已经找到可以替代威克并接管华盛顿分社的人了。

20

詹姆斯·劳埃德·格林菲尔德今年43岁，一头黑发，反应机敏，彬彬有礼，非常注意外表，总想给他初次碰到的人留下良好印象。他注意记别人的名字，总是注意别人，也经常赞美别人。他穿的套装质地优良，做工考究，通常搭配一件印花衬衫，上衣胸袋里插着一个丝制手帕。他纯正的中西部口音中透着一种幽默感，总是让人想起电视广告中的成功人士，一个有修养的年轻人，身处美国特色的友好气氛中，身边有一个金发碧眼的女服务员为他送上马丁尼。这就是说，吉姆·格林菲尔德的一切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他的品位时髦，他象征着大机构向公众展示的得意之作——虽未真正到达顶峰，但却是比那些达到顶峰的人更像样的人物。格林菲尔德通过努力工作去改变他所处的环境，他对行为方式和外表的注重并没有降低他的身份，而只能表明他做了那些冷漠的、专横无礼的人所不可能做到的事。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喜欢周围的人，也希望他们都喜欢他，而且人们确实也喜欢他。

格林菲尔德出生在克利夫兰，父亲是一个印刷工，曾经是常备军中士。他的家庭生活并不幸福美满，对他父亲来说更是如此。为了谋生，他很小就被迫做工，14岁时在《克利夫兰新闻报》（Cleveland Press）办公室打工，和朋友或亲戚住在一起，这些经历使格林菲尔德较早地具有了对新人、新地方的较强适应能力。他获得了一份哈佛大学的奖学金，靠在大学新闻社打工又挣了一些钱。1949年毕业后，他进入美国之音，在纽约和远东干过。朝鲜战争期间，他成了《时代周刊》的记者，一直干了十年，从东京到新德里，从伦敦到华盛顿来回奔波，长期的高消费造就了他优越的生活品位，认识了世界各地的人，这些人成了他多年的好友，其中一人就是《纽约时报》记者阿贝·罗森塔尔。1955年在印度，格林菲尔德结识了他。他们很快成为好朋友，后来他们还经常一起在印度旅行，从事采访任务，有一次还去了锡兰。

他们后来都被调往欧洲的分社——格林菲尔德去了伦敦，罗森塔尔去了华沙——他们及他们的妻子继续保持联系。1962年，格林菲尔德在华盛顿当了一年《时代周刊》生活部的首席外交记者后，辞职进了国务院，进了公共事务办公室。罗森塔尔来华盛顿时，便去看望格林菲尔德。如果格林菲尔德来纽约，也去看望罗森塔尔，而且通过罗森塔尔，他结识了克利夫顿·丹尼尔、阿瑟·盖尔布，还有庞奇和卡罗尔·苏兹贝格。

1965年，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开国务院，去洛杉矶大陆航空公司与皮埃尔·塞林杰共事，当管理者。但他很快发现，这并不是他真正想做的事。他希望回到新闻界。有一次出差去纽约，一天与罗森塔尔一起吃午饭时，罗森塔尔提到了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的可能性。格林菲尔德表示有兴趣，随后罗森塔尔便与丹尼尔讨论了此事。1967年6月，格林菲尔德加入《纽约时报》，在亚瑟·盖尔布手下做城市版主任助理。盖尔布手下至少有六个助理，因此费了几天工夫才在盖尔布周围密集的舰队中、靠房间前面在银色麦克风后面找了个地方给格林菲尔德安了张办公桌，但这还是设法把几张固定好的办公桌撬出来重新安放之后才办到的。格林菲尔德本身优雅的风度使他很容易加入进来。他没有利用卑鄙手段去谋求在同仁中的位置，而是以一种随和的并令人愉快的方式和他们及其他职员交谈。几周后当他开始向他们提建议时，他能做到灵活机智。

罗森塔尔并不特别清楚格林菲尔德最适合干报社的哪个角色，但是他逐渐把格林菲尔德看作是新闻编辑部里最具想象力的下属编辑，足智多谋且与盖尔布风格迥异。盖尔布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顺应纽约的文化和社会生活，而格林菲尔德的兴趣则在全国和海外。这不仅是指他曾生活过的国家，而且包括他的记者好奇心向往的那些国家。格林菲尔德非常熟悉美国的学生抗议运动，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曾研究过这个问题。他离开华盛顿去洛杉矶的航空公司后，他继续密切地关注大学校园的思潮和他曾亲自参观过的旧金山哈夫特—阿什伯里这样的嬉皮士中心。他了解那里年轻人的最新时尚、人生观和语言，他是《纽约时报》社最早把嬉皮士运动视为全国性的——从旧金山到麦迪逊大道——现象的编辑之一。他提倡对青少年的关注点进行更广泛的报道。

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政府内部运作的亲身了解，被纽约的一些高层编辑视为一笔宝贵的财富。他向他们提供了一个用同威克的分社人员抗衡的砝码。格林菲尔德与政府的很多人有联系，其中就有过去那些希望将来有一天能跟随参议员罗伯特·F.肯尼迪重新掌权的“新边疆派”。从这些和其他渠道，格林菲尔德经常可以收到有关约翰逊总统的忠实信徒们所不愿讨论的问题的特别消息。即使这样的消息并不是总能用来写重大报道，它也经常有助于深入理解可以得到的新闻。当美国船只普韦布洛号被北朝鲜扣押后[注：普韦布洛号（Pueblo），一艘原属美国海军的间谍船，1968年1月23日在朝鲜东岸海域进行谍报任务时遭朝鲜方面勒令停船接受检查并以非法入侵领海的理由逮捕。]，格林菲尔德获得了描述船上电台停播和船员被扣押之前的有关过程及甲板上的慌乱场面的消息——这种细节是纽约一直想要但从华盛顿得不到的。不过此时还没有打算让格林菲尔德离开现在的职位去华盛顿。格林菲尔德不得不无限期地留在纽约总部，他的第一项重要使命就是帮助创办自《世界日报论坛》停办后庞奇·苏兹贝格一直在考虑的试验性晚报。

苏兹贝格并非是唯一一个对纽约晚报市场感兴趣的出版商，《纽约每日新闻》的老板们也在琢磨这些可能性，纽约的西班牙语报纸《日报》（El Diaro-La Prensa）的社长也一样，不过这些人像苏兹贝格一样，对他们的计划是绝对保密的。人们知道的有关《纽约时报》投资计划的唯一事情，就是它将被扩宽为六栏，多少类似于伦敦的《观察者报》。罗森塔尔领导着一个12人的委员会负责第一期，协助他的是一位名叫劳伦斯·豪克的牛栏编辑，还有阿瑟·盖尔布和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以及一些编辑、排版师、记者，所有人员都集中在11层的一个临时编辑部里，那里门窗紧闭，严防外人探听消息。在那里，他们制定了关于栏目、特色和整个新闻版式的计划，而在大楼外面广告部、发行部人员则负责调查，估算在纽约这样的报纸会有多少收益。

经过几周的努力和罗森塔尔的精心策划，一张样报终于拿出来了，在一天早晨5：30在时报大楼底层地下室得以付印。警卫看守着那堆刚印出来的40版的报纸，不让外人随意阅读或偷走。当天晚些时候，这些报纸被送往副总裁伊凡·维特的办公室，45份报纸被标好了号，送给大楼里被选定的行政管理人员。几天后，把所有报纸都要回来，但少了一份。经贸部负责人汤姆·马拉尼离开大厦去度周末之前把他那份报纸锁进办公桌抽屉里，但下周他回来时却发现抽屉被撬，他那一份报纸不见了。

对于这份试验品和第二个样品的反应是复杂的——有的管理者喜欢它，也有的不喜欢，还有的犹豫不决，坐等观望，其他起初就反对它的那些人，继续反对，断定第二种报纸将给《纽约时报》带来不利的影响。苏兹贝格最初对这个计划很兴奋，但后来他越想越不满意。第二种报纸需要创造一种与《纽约时报》不同的哲学思路，但又不能不与其保持一致。还有另外一些问题：《纽约时报》当时的员工在这座大楼里已很拥挤，把第二批人员安排在哪里？此外在生产和劳动成本有史以来最高的情况下，能否有足够的广告收入来支撑一份新报？最后，苏兹贝格担心他和他的高级管理人员分散精力会影响《纽约时报》，于是他宣布晚报计划束之高阁。由于纽约的其他报社老板也做出了同样的决定，所以这个城市暂时还是只有一份晚报——《纽约邮报》。

罗森塔尔对苏兹贝格的结论深感失望。罗森塔尔对这个新事业一直充满热情和乐观精神，而且它也意味着自他就任主编助理以来的第一项重大项目，而现在他作为失败者退下阵来。其他管理者却不这样认为，至少不这样说。其实，晚报版一事一直是保密的。《纽约时报》很少有人清楚罗森塔尔的投入和希望。尽管如此，罗森塔尔还是深感不安——他顺利而快速的升迁被中断了，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以打击，同时他又碰上了另一个雪上加霜的消息：他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长篇著作，研究那个在读了麦坎德利什·菲里普的文章后自杀身亡的犹太人纳粹分子丹尼尔·伯罗斯的书，在一些期刊上没有得到好评，包括《纽约时报》自己的星期天“书评”。几乎和这种评论一样令人难堪的是，《纽约时报》选来的评论家是纳特·亨托夫。亨托夫是位小说家和批评家，以前曾在《村声》（Village Voice）上撰文诋毁罗森塔尔在《纽约时报》的编辑工作。事实上，《村声》是借罗森塔尔的升职而将矛头对准《纽约时报》的，或者说是表面上是冲他来的。它吹毛求疵地攻击《纽约时报》的像哈勒姆的“血腥兄弟”[注：哈勒姆的“血腥兄弟”（Harlem“Blood Brothers”），又叫哈勒姆六兄弟（Harlem Six），指1964年卷入一起对哈勒姆服装店老板袭击案的六名黑人男青年。在审判前被关押期间，六名男青年都遭遇了狱警不同程度的殴打。1965年3月该案开庭审理，六名青年一级谋杀罪名成立，被判处终生监禁。后因有新的判例成立，该案在1968、1971年分别重审，最终五名青年被释放，还有一名仍在服刑。]这样的独家新闻。有一次《村声》上发表了一篇匿名文章，是由一位以前在《纽约时报》工作的人写的。他因编辑部的士气低落和其他更糟糕的变化而对罗森塔尔大加指责。

为什么《纽约时报》的“书评”会把罗森塔尔和盖尔布合写的《又一个牺牲品》（One More Victim）送给《村声》的人来写书评，这令罗森塔尔和盖尔布既困惑不解，又极为愤慨。他们禁不住要怀疑，这是否出于八层的某个下属编辑恶意的幽默感。如果是这么回事，那么一个书评编辑能很容易地实现他的意图：这位编辑了解评论家的根底，了解他们的文学修养、虚荣心和弱点，他们在对待某些作家、主题或政治哲学时的倾向。他仅仅是使某一本书与某一个评论家组合，来达到某种差不多是确定的结果。在马克尔担任最高领导者的情况下，这种导致令人不满结局的文学杂交游戏在星期日“书评”的下级是不可能做的：当时总要努力把《纽约时报》的重要人物写的书和《纽约时报》的朋友的书交给友好的书评家。但现在“书评”无疑已不想再遵循马克尔领导下平淡的旧模式了，而是追求更刺耳的风格，努力想造就一种更锋芒毕露的东西。约翰·西蒙，纽约文化圈里人人皆知的“坏约翰·西蒙”，回来为《纽约时报》撰稿，他与马克尔之间的矛盾已经无人再提。《纽约时报》最近发表了一些引起读者抗议的书评，读者抱怨这些评论家显赫的政治地位和偏见使一些书根本没有得到公正评论的机会（例如，西德尼·胡克对于迈尔·齐利格斯博士的《友谊和同胞相残：惠特克·钱伯斯和阿尔杰·希斯解析》[Friendship and Fratricide：An Analysis of Whittaker Chambers and Alger Hiss]的评论）。同时比起以往的评论，《纽约时报》现阶段发表的评论似乎都无缘由地恶毒许多（例如威尔弗里德·拉希德对威廉·斯蒂伦的《奈特·特纳的忏悔》[The Confessions of Nat Turner]的批评）。

关于罗森塔尔与盖尔布合著的那部书，是由一个最近加入“书评”部的年轻聪明的反传统主义者找亨托夫来评论的——他读过《村声》，在弗朗西斯·布朗不在时代理部门主任，是他把书交给亨托夫的，而且他也意识到这次书评可能会引起非议。虽然没有人对这位不明智的编辑表示任何抗议，但理所当然地在6354名《纽约时报》雇员中，他的未来前景就不会是最光明的了，而且他的学识和文学鉴赏力从此以后也会被认为一钱不值，就像平日版的评论家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命运一样，他曾以赞成的态度评论过《又一个牺牲品》。

弗里蒙特—史密斯，38岁，整洁而又豪放，曾在《村声》当了很长时间的书评家。他是俄亥俄安蒂奥克大学的毕业生，在哥伦比亚大学和耶鲁大学念过研究生。他从《纽约时报》星期天“书评”起家，但后来于1965年调到平日版当书评人，承担起主要文学鉴赏人的角色，这个角色以前是由奥维尔·普雷斯科特承担的。在《纽约时报》，这个头衔显而易见是能成就一个人的，突然丢了这个头衔也就一钱不值了。奥维尔·普雷斯科特多年来一直是图书行业中令人胆寒的人物，是个独裁者。他赞许的一点头就能使你卖出1000本书，但当普雷斯科特的首席评论家的职位被弗里蒙特—史密斯接替后，半退休的普里斯科特仍在《纽约时报》和别处发表书评，可人们对他的评论再也不感到害怕或喜悦了。然而，承担起重任的弗里蒙特—史密斯，一时权倾天下：他的话被重印在出版商的广告上，他成了出版界的神，大内克[注：大内克（Great Neck），又译作“大颈”，是纽约长岛地区最接近曼哈顿的城镇。]女士们的文学导师。如同他的前任，弗里蒙特—史密斯通过为他人写书评受到人们更多的注意，挣的钱比自己写书还多。更糟糕的是，他根本不知道他自己能不能写书。评论家把自己的好时光都用在静静地阅读他人作品上了，提炼出自己的品位，对同时代人提出更高要求，大多数评论家都既无时间或许也无勇气，去检验自己——他们的品位对他们自己也有坏处。评论家也知道，作为评论家，他会树敌，如果他冒险写一本自己的书的话，他的敌人将躲在旁边看着他自食恶果。

所以，《纽约时报》这位文笔优秀、胸怀抱负的评论家过的是一种令人厌倦的生活。他的选择将是走下他的宝座，不去冒险得到像他从前一样的那些人的怜悯，或试图在奥克斯之家谨慎行事，希望自己不会因管理者的变化而遭受不利影响，也不会与当代文学品位失去联系，不像普雷斯科特在他最后几年那样。普雷斯科特已经成了一位白发苍苍的绅士，喜欢传统的东西，似乎被60年代中期文学的盛衰所触怒，正是这些东西促使了他的继任者上台。目光明亮、锋芒毕露、精明能干的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知道最好不要把《纽约时报》人的书送给纳特·亨托夫评论，他才是克利夫顿·丹尼尔想要的那种现代评论家——多才多艺的记者，能写出有趣而又机智的评论，勤奋创业，当情形不妙时善于避开，或许在准备为斯韦特兰娜·阿利卢耶娃的书搞个书评时他就是这样做的。弗里蒙特—史密斯很好地处理了这件事，没有把这本书当成向西方鼓吹其宣传价值的烂书加以轻视，而是热情地叙述这位斯大林之女在美国海滨的确精神饱满，安然无恙。在另一篇评论约翰·霍恩伯格的《新闻媒体》（The News Media）的专栏文章中，弗里蒙特—史密斯设法表达了这样的观点：尽管新闻界的批评是可取的，尽管缺乏有影响力的批评，但那种在《村声》上展示的特殊的新闻报道却不是答案。他写道，《村声》“看起来越来越有它个人的和政治上的私心，而且很可能是相反的影响”——这句话不会对他在办公室的前排位子有什么危害。

正如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出现使《纽约时报》读者遗忘了奥维尔·普里斯科特一样，新的剧作评论家克莱夫·巴恩斯也使读者遗忘了斯坦利·考夫曼，某种程度上说，甚至也忘了沃尔特·克尔。在克尔接替考夫曼担任平日版剧评人之后，《世界日报论坛》停办之后，不论是在百老汇还是在《纽约时报》社内部，人们都对《纽约时报》的这一个评论家享有的过分权力非常担忧。正是克尔建议《纽约时报》应该有两位戏剧评论家——一位为平日版评论戏剧，另一位每周为星期天的戏剧版写一个综述。克尔希望人们从长远观点来看待戏剧，自愿承担星期天版的任务，他在平日版的位置由克莱夫·巴恩斯取代。巴恩斯是个39岁的生气勃勃的矮个子英国人，尽管主要从事舞蹈评论达17年，但对戏剧也很有见地。巴恩斯有足够的精力，来承担芭蕾舞和戏剧评论两项任务。事实上，他一直坚持保留作为芭蕾舞评论家的职位，因为舞蹈是他最大的爱好，而且他想出了一个方案，既能看百老汇的第一场夜场，又能看芭蕾舞的第二场夜场，偶尔改变程序，像斯坦利·考夫曼一样，出席百老汇戏剧公演前的最后彩排。

多少有人希望，巴恩斯和克尔的组合将削弱戏剧交椅的权力，给读者提供关于戏剧的不同观点。但是，新的安排根本不是这样——它仅仅是把平时的亮点从沃尔特·克尔转移到克莱夫·巴恩斯身上而已。克尔的周末评论有时在首演一周后或10天后才刊登，而且它们也缺乏巴恩斯迅速评论的直接性。不论克尔在他的周末专栏中写什么，定论已经有了，《纽约时报》已经说过了。公众注意力转向巴恩斯的另一个原因在于他那更为生动和简明易懂的散文风格。自从离开《先驱论坛报》来到《纽约时报》后，克尔的风格中似乎少了一些棱角和灵气，就好像他一来到《纽约时报》就被日益增大的权力和可畏的责任束缚住了一般，这个大机构似乎在他肩上压了一副沉重的担子。然而，克莱夫·巴恩斯，并不像克尔一样在时报大楼的阴影之中工作多年。事实上，当他最初在伦敦被聘用时对《纽约时报》几乎一无所知。巴恩斯当时在伦敦的报摊上和英国出版社里经常见到《纽约时报》，但他见到的都是内容贫乏、给人印象不深的海外版，直到来纽约后，他才认识到《纽约时报》真正的影响力。

然而，因为对自己和周围环境都不太看重，巴恩斯便继续做他以前做的事，拼命地写很多文章，两手不停地敲打字机，依靠自己的直觉判断。这种风格有即时的新鲜感。他的理智，似乎是明快地迸发出来，无意充当权威。巴恩斯机智灵活，这有助于他在《纽约时报》很好地完成他复杂的任务：巴恩斯没有像考夫曼那样，以一种确定的方式批评一个剧，而是能够轻松对待，同时对两件事情迅速地做出灵活的权衡，有时在一句话中对一个作品既褒又贬，这样既不失诚实，又不伤害票房收入。评论百老汇出品的约瑟夫·海勒的《我们轰炸纽黑文》（We Bombed in New Haven）时，巴恩斯这样写道：

如果我被迫做出一个决断的话，我会将它称为一部任何一位好的剧作家都应该为创作它而感到自豪、任何好观众都应该为之着迷的坏戏剧。

在巴恩斯对两部哈罗德·品特的短剧，《茶会》（Tea Party）和《地下室》（The Basement）的评价当中，他写道：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请不要让我阻挠你去看戏的欲望，因为它们非常激动人心——这两场剧只是二流的品特。然而鉴于品特是自奥尼尔之后英语世界当中最重要的剧作家之一，二流的品特比任何其他剧作家一流的表现都要强。

当时，在《纽约时报》的文化—新闻部还有一位评论家同样很受公众注意——一位名叫雷娜塔·阿德勒的年轻女士，芳龄29岁，黑眼睛，黑头发，一贯邋邋遢遢。她生于美国的迈兰，毕业于布林马尔大学，并在哈佛大学获得了一个比较文学硕士学位。在1967年11月进《纽约时报》当电影评论员以前，她在《纽约客》报社工作了五年，写过各方面的文章——纽约迪斯科流浪艺人喧闹的生活，阿拉巴马州的民权示威活动，芝加哥的新左派集会，各种“漫谈”片断，偶尔也有对电影和书籍的评论，其中最令人难忘的是对小说家赫伯特·戈尔德的作品进行的一次无情的解剖性评论。戈尔德先生要想在这个评论问世后继续当他的多产作家，就得显示他有超凡的决心了。阿德勒小姐本人看起来也是相当迷人的和温柔的，居然能够写出这种评论，实在是令人刮目相看。

阿德勒小姐发表在《纽约客》上的文章引起了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及其他编辑的注意。他们无法使她对加入《纽约时报》感兴趣，于是提出让她担任电影评论家，接替已在这个位子上工作27年的博斯利·克劳瑟，她同意了。克劳瑟虽已63岁，但仍然很硬朗，可是编辑们认为当代电影需要一位更年轻的观察家，于是就雇用了雷娜塔·阿德勒，而克劳瑟则成了荣誉评论员。“荣誉”这个词在《纽约时报》社令人郁闷。不到一年，克劳瑟便退休到哥伦比亚画报社当了执行顾问。

在克劳瑟还没有走的最后几个月里，阿德勒小姐很快成了一个很有争议性的评论家。读者批评克劳瑟的信件主要涉及他未能理解《雌雄大盗》（Bonnie and Clyde）中的故意伤害罪的象征性意义，而阿德勒小姐在娱乐行业则被认为对于电影自命不凡、毫无激情。据《综艺》（Variety）的说法，在她评论过的27部电影中，她仅仅对其中两部感到满意（《査理·巴布斯》[Charlie Bubbles]和《我们俩》[The Two of us]）。她在评论《毕业生》（The Graduate）和《冷血》（In Cold Blood）这样受到广泛欢迎的作品时有所保留，其中一个制片人在这位小姐严厉批评了他的一部电影之后花了6000美元在《纽约时报》上买下一个整版广告，对她的品位提出质疑。该广告强烈暗示她根本不喜欢电影，她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否定了这个说法。她说：“我喜欢电影，我也喜欢不好的电影，但这并不意味着我得说它们是好电影。”

然而，起初人们对她评论的反应也是令她不安的。当一个自由作家找她合作，要为她写一个传略发表在一家杂志上时，她恳求把这想法推迟一下，理由是在不远的将来她会被解雇。但是，此时编辑们可没有这样的意图。尽管意识到自己对电影迷们尤其是国外或艺术家市场的电影迷们的巨大影响，但她不像巴恩斯有力量去成就或破坏一个作品，而且《纽约时报》的编辑们也认为她文笔很好，把一些并非娱乐性的题目写得妙趣横生。在评论1968年1月联美电影公司出品的《极奔自由》（The Wicked Dreams of Paula Schultz）时，她写道：

即使你心目中的一段美好时光是观看很多中年德国人——其中有些非常肥胖——但全都对着艾尔克·萨默脸红、做鬼脸、出汗，为之倾倒，我也觉得你不应该看《极奔自由》这部电影，因为作为今年上映的第一部电影，它在许多非常无趣的方面让人感到不可置否的糟糕……这部电影有点像一部装模作样的彩色色情片，一部在第四十二街上迷失了方向并最终飘荡至阿斯特剧院的裸体电影。

这样，雷娜塔·阿德勒在《纽约时报》社度过了试用期，成了一班年轻记者中最晚加盟的一员，他们使《纽约时报》的新专栏更精致了，正在实现主编丹尼尔众多目标中的一个。

克利夫顿·丹尼尔担任主编一职进入第四年，使他感到自豪的，不仅对艺术以及社会有了更为生动的报道，而且其他专业部门的报道也有了改进。任命罗伯特·利普赛特为体育专栏作家，让他与阿瑟·戴利轮岗的决定，给体育报道带来了一种平和的文学的色彩，这种色彩是自《先驱论坛报》和雷德·史密斯消失之后纽约的早报都缺少的东西。丹尼尔还在改进《纽约时报》的讣文撰写方面发挥了作用，安排一个有献身精神的名叫奥尔登·惠特曼的专家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弗雷德·M.赫金杰被任命为教育新闻部主任，取得了他的前任们不曾有过的成功。自从几年前杰克·福里斯特退休后，汤姆·马拉尼一直负责财经部。照片部有着决定《纽约时报》选用哪张婚礼或订婚照片的权力，归一位有阶级意识、不收受贿赂的拉塞尔·爱德华领导。

国外的、全国的、地方的职员现已明确都处在纽约的管辖权限范围之内，丹尼尔现在似乎比几个月前更自信了。辞退考夫曼是很不得体的，这对丹尼尔来说是一次感到不安的体验，这种体验现在已经不存在了，因为丹尼尔对克莱夫·巴恩斯的发掘是非常成功的。

事实上，自从1967年1月他的朋友索尔兹伯里从越南河内凯旋后，社里的生活对丹尼尔来说变得更好了。尽管丹尼尔与庞奇·苏兹贝格的关系不像他们希望的那样融洽，但他们在整个1967年一直理智地相互协调。随着1968年到来，丹尼尔对自己在这个等级结构中的位置相当清楚了。卡特利奇仍然躲在幕后，但这位总编辑近来到处旅行，一位去过新奥尔良的《纽约时报》记者带回消息说，卡特利奇已经在那儿安了家。也许卡特利奇会比大多数管理者所预料的更早退休。

此时新闻编辑部里唯一没有解决的而且很棘手的问题是如何安排华盛顿分社社长人选。1968年的竞选活动已经开始加速进行，威克忙于自己的专栏而经常不在首都，如果找个恰当时机让威克把分社让给另一个有更多时间处理行政事务的人的话，现在正是时候。但是，像过去一样，好像没有令人满意的人选可以接替他。丹尼尔和纽约的大多数管理者，不包括罗森塔尔，仍拒不接受麦克斯·弗兰克尔，而华盛顿其他人也都没有资格。在纽约，有人暗示罗森塔尔行，但他不想放弃目前的管理职位去华盛顿，索尔兹伯里依然是一个有争议的人物，到华盛顿还不知能否干得令人满意。对伦敦分社社长安东尼·刘易斯来说，情况可能也是这样，华盛顿分社的人对他没有什么好感。如果刘易斯接替威克当华盛顿分社社长，其结果有可能会导致弗兰克尔辞职，还有其他人也会辞职。今年，弗兰克尔在报道白宫方面做得很好，尽管丹尼尔、卡特利奇等人对弗兰克尔管理才能的保留态度，他们不希望失去弗兰克尔作为记者的贡献。

所以，这种状况近乎是难以解决的。威克，此时可能不想再干这个职位，但仍然把住它不放。他必须守住它，就像一个人经常不得不珍爱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赠送的，而自己并不喜欢的礼物一样。这还涉及赖斯顿的虚荣心，威克不得不尊重它，直到安排某个体面的退却或替换令赖斯顿满意为止。不过，对几乎每个人都很明显的是，威克正把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集中于专栏写作，这给《纽约时报》的社论版增色不少，就连纽约的编辑们私下里也都承认这一点。实际上，索尔兹伯里最近已成为威克大作的狂热读者，他非常赞赏威克经常在他关于首都和全国的情绪变换的报道中所展现的情感和洞察力。

但奇怪的是，威克是唯一没有被《纽约时报》促销广告中宣传过的专栏作家。拉塞尔·巴克、C.L.苏兹贝格和赖斯顿，经常被《纽约时报》的广告宣传，而且配有他们的照片。《纽约时报》也同样宣传过像克雷格·克莱本和夏洛特·科蒂斯这样的专家和优秀的文化评论家。起初，威克认为那只不过是个疏忽，虽然他在接替克罗克任专栏作家时已经感到受了冷落。《纽约时报》宣布克罗克退休的报道再次详尽地讲述了《纽约时报》这个老兵多彩的职业生涯。不过，它没提到威克是克罗克的接班人。此后两年中，威克仍旧没被报社广告宣传过，好像一种南部种族间仇杀式的斗争在《纽约时报》社内部的确开始了。威克的自尊心使他没有公开追究此事，但他内心怨气日甚。也许正是因为这一点，加上他做分社社长遇到的很多其他挫折，才使他更加专心于自己的专栏，也使得分社继续按自己的惯性运作。他不是纽约选出来的分社社长，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坚持下来了，主要是因为纽约没有能够找到一个合适的人来替代他。看来好像这个僵局还会无限期地持续下去。但突然之间，情况起了变化。威克知道了纽约已选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来接替他。

这是罗森塔尔的主意，后来逐渐得到丹尼尔、卡特利奇乃至最后庞奇·苏兹贝格的同意。自晚报版计划放弃后，格林菲尔德一直无所事事，罗森塔尔深信格林菲尔德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定能出色完成任务。格林菲尔德和政府及其外围的重要人物，同他在国务院工作的几年里的同事们，仍然保持联系。不论是获得消息方面，还是摆脱政府发言人经常炮制的愚民政策方面，他都处于有利的位置。他作为新闻记者的老练和影响力，早就给罗森塔尔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且不同于威克，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写文章，而会全身心投入分社的管理工作。罗森塔尔认为，格林菲尔德那种圆滑的、既和气又有礼貌的个性也会有助于他赢得分社人员的支持，从而解决纽约其他编辑都不能解决的问题。

这样，事情就最后决定下来了，纽约的人希望马上宣布。但是赖斯顿获悉后建议，华盛顿分社的任何人事变动都应推迟到总统选举之后。他写了一个长长的备忘录来阐述理由。他没有收到任何回音，便认为自己的建议正被纽约总部考虑采用。但几周后，就在庞奇·苏兹贝格按计划到达华盛顿宴请赖斯顿和威克之前不久，赖斯顿明白了，苏兹贝格仍然决意立刻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分社。纽约总部的编辑们认为没理由等到大选之后，苏兹贝格支持他们的意见。

庞奇·苏兹贝格来到华盛顿分社后，当天就打算宴请赖斯顿和威克。赖斯顿表情严肃，态度冷漠。赖斯顿不能支持纽约的这个计划，他告诉苏兹贝格，他不想和他一起吃饭，苏兹贝格应该请威克一个人去。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反应多少有点惊讶，尽管他已预感到这个决定的微妙，所以他亲临华盛顿正式宣布这个决定，而没有派特纳·卡特利奇。苏兹贝格也认为威克是亲密的私人朋友，而且他想在华盛顿举行晚宴会减少闹误会的风险——这种方式轻松随便，就像过去他和威克及赖斯顿经常讨论业务时一样。在苏兹贝格看来，威克没有感到丧失颜面，相反他情愿自由地干自己擅长的事情，也愿意从办公室那些无关紧要却令人焦头烂额的事务中抽出身来。苏兹贝格事先就听纽约的编辑们说威克非常愿意甚至是迫切想辞去分社社长职务，苏兹贝格假定这是真的，便照此行事。

但在和威克一起吃饭时，苏兹贝格认识到情况并非确切如此。威克有点紧张，明显很不安，为他对分社、赖斯顿和自己的忠诚而焦虑。威克感到纽约自行选出一个官僚来迅速替代他，这个决定伤害了他。他私下怀疑，罗森塔尔很可能把威克视为未来竞争主编职位的对手，于是希望把他威克清除掉，同时在华盛顿安插一个对他没有威胁、又欠他人情的同伙。威克是否被主编职位这样的目标所诱惑，与他同苏兹贝格一起吃饭时的情绪和理论依据毫不相干。威克此时感到受了迫害和排挤，被贱卖出局——于是他愤愤不平。

苏兹贝格说了他不得不说的话之后，让威克放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会使每个人的生活更轻松。次日早晨他便乘专机飞回纽约，不料途中遇上暴风雨，一路上颠簸碰撞，让他感到大难将临。与苏兹贝格一起吃饭之后，威克度过了一个不安之夜，他通宵未眠，在挫折与痛苦的感觉中生了一夜闷气。

第二天，威克打电话去告诉苏兹贝格，他打算向职员宣布辞去分社社长的职务，但苏兹贝格请求他推迟一下。苏兹贝格说，还有其他一些细节问题要先解决，还说没来得及通知伦敦分社的刘易斯或麦克斯·弗兰克尔。威克清楚流言蜚语在华盛顿传播有多快，希望使自己免遭更多的屈辱，希望自己在华盛顿宣布辞职可以暗示是他最早提出了这个决定，或至少他在这个决定中扮演了令人满意的角色——他不想在纽约的编辑面前表现得像一个蒙受耻辱的无条件投降者。但苏兹贝格继续劝说威克什么都不要做，威克照办了，不过他在分社的朋友都觉察到也理解他的不自在。不久，麦克斯·弗兰克尔和其他人都像威克一样感到绝望，便也考虑自己的辞职问题。

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令华盛顿分社职员不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他是纽约总部任命的，他在分社出现是对威克和赖斯顿的当众羞辱，而且也在于他们真的认为他没有这个资格。他加入《纽约时报》才七个月，而且他此前是一家航空公司的行政人员，是靠与皮埃尔·塞林杰的朋友关系谋得那份差使的。他被分社人员视为一个“鲍比·肯尼迪式的人物”。人们感到，如果他负责分社，那么他的政治忠诚会给《纽约时报》在华盛顿的政治事件报道带来怀疑。他们还想起格林菲尔德在副国务卿乔治·W.鲍尔办公室工作时对新闻界很不坦诚的那些事情，还有人宣称他曾试图查封来自《纽约时报》驻刚果的记者的消息，后来又支持《时代周刊》生活部（格林菲尔德以前工作过的地方）驻刚果的记者从事同样的报道工作。分社的几个职员之所以反对格林菲尔德，是因为他们认为他过于世故，借名人名字来炫耀自己，似乎过分痴情于政治生活微不足道的富有魅力的一面。一句话，他们认为他不适合代表《纽约时报》担任华盛顿分社社长。

尽管如此，对他的任命据说仍会即将到来——这个消息很快在华盛顿不胫而走。它传遍了新闻界，也成了不抱幻想的、《纽约时报》记者的妻子们的电话谈资。汤姆·威克的妻子内娃认为，这样对待她的丈夫太不体面，她曾在与赖斯顿通电话时以及在后来接到卡罗尔·苏兹贝格的电话时表达了她的感想。在所有这些内部的纷扰期间，华盛顿分社继续不中断地进行新闻报道。但是报道受到了可怕的影响，分社和它在这个1968年2月第一个星期所撰写的头版故事所遭受的压力之间存在着一种奇怪的相似性；河内广播报道，南越最近接连受到袭击——越共进攻了南越四十四个省府当中的二十六个，决心推翻傀儡政府及其美国盟军。华盛顿对这一新闻感到非常震惊，而汤姆·威克在报道国务院、国会和五角大楼对此所做出的反应时，引用了一些议员的话，将河内的报道形容为“令人尴尬的”和“具有侮辱性的”。不过麦克斯·弗兰克尔对此的报道是，白宫的态度依旧自信而坚定，同时约翰逊总统发誓说“敌人终究会一次又一次的倒下”，因为“我们绝对不会投降”。詹姆斯·赖斯顿，像华盛顿大多数人一样对越共进攻感到不知所措，利用他的专栏集中分析了河内的恐怖策略；但几天之后——当盟军开始反击，派喷气式飞机在西贡、顺化和南越的其他城市低空盘旋，摧毁了盟军先前曾加以防护的南越——赖斯顿在专栏当中提出了这个问题：“可以证明这一屠杀正当的理由是什么？如果我们把越南在战争中毁掉，那我们将如何拯救它呢？”

这个问题并不是不像赖斯顿曾针对纽约编辑提出的那个问题。赖斯顿是应该发起一场反击，来阻碍格林菲尔德对华盛顿的占领，但同时也有可能会震动整个《纽约时报》的等级制度，引发一场会损害报纸公众形象的丑闻吗？还是应该为了企业的和平与和谐接受更高一级的决定呢？

赖斯顿等了几天，而后动身去了纽约。

在新闻编辑部，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已经接受了几位获悉任命他去华盛顿这一消息的记者的祝贺。起初，他勉强敷衍几句，正式任命事宜苏兹贝格办公室还要等一等，尽管他听说任命书已起草好，但推迟几天着实让他有点担心。当他向罗森塔尔表示他的疑虑时，对方很快向他保证无须担心——这个决定已不可更改，老板已签署了，格林菲尔德将成为华盛顿分社的新任社长。

格林菲尔德感觉好多了，但他仍不情愿向编辑部询问他的那些人详谈这个问题。这个消息迅速传开时，他感到惊讶了，他想知道人们为什么对此这么感兴趣——不仅包括新闻界人士，而且华盛顿政界人士也向他的新闻界朋友打听有关他任命的消息，当时正夹杂在越南传来的坏消息中间。格林菲尔德刚才还接到了一位在《新闻周刊》的“新闻界”部一位年轻女士打来的电话。

“我们听说你要当华盛顿分社社长了。”她开门见山说。格林菲尔德轻声一笑，回答道：“噢，消息传得真快呀，”并且问：“您是在纽约听说的吧？”

“不，”她说，“我是从华盛顿一位可靠线人那里听说的。”

“噢，”他说，“非常抱歉，我现在正在国际组，周围有些人还不知道，所以我在这里不好多说……”

“那么，您能告诉我这个消息是否属实？”她问。

“是的，是真的。”他说。

“什么时候宣布？”

“我想，星期五吧。”他说，意思是2月9日的星期五。

“我听说会在星期四宣布。”

“噢，”他说，“可能你的消息来源比我的更确切。”

这位《新闻周刊》记者说，她将于星期四中午给他打电话安排一次采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表示同意。

在时报大楼14层上挂着一台老爷钟，是奥克斯的，还有一个奥克斯的半身青铜雕像耸立在宽大的走廊里，只要你离开电梯，进入走廊，就能看到它。天花板很高，漆黑的木头磨得溜光，墙上挂着一些《纽约时报》社旧址和已经长眠的管理者的画像。接待员是个男的，很有礼貌，语调委婉。这个人是个长脸，长相平常，头发发红，又高又壮，似乎能够把怒气冲冲地从外面闯进来抱怨世界局势，或者抱怨约翰·奥凯斯对某个遥远国家的苏丹言语失察的来访者赶到任何别的什么地方。但除此之外，14层的氛围很平静，走廊两侧管理者的办公室很大，安排有序，也很安静。

东侧，从电梯向左转，是哈丁·班克罗夫特和莱斯特·马克尔的办公室；再过去，就是很少使用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的办公室。这位77岁的董事会主席，现在一直坐在轮椅上，通常都待在第五大道的公寓中，在那儿可以俯瞰中央公园里的奥纳西斯水库。他和妻子一起住在那儿，还有仆人，有一个漂亮的小护士照顾他，两只调皮的蝴蝶犬跳来跳去使他感到高兴，但在它们咬他心爱的家具时他也气得猛摔拐杖。但他决不会和它们分开：他孩提时的记忆中最难忘的一件事就是他家里从没让他养过狗。

14层的另一部分是年轻的高级管理者的办公室——有安德鲁·费希尔的办公室，他的办公桌是雕刻的，很时髦；走廊尽头是业主办公室，这是个豪华套间，装饰有很多古玩，很像是老苏兹贝格一家的起居室——不过，庞奇·苏兹贝格进来后，他也就好像使得这间大办公室成了很随意的地方。他经常穿着衬衣坐在不是很大的古董桌一样的办公桌后面，他好像不停地在动弹，斜倚着，把腿伸到桌子上，碰着文件箱和电话，这电话使他能够与他的业务顾问、他的编辑、他的飞行员和他的秘书保持着联系。周围的书架上塞满了他一直感兴趣的真皮精装书籍，但是他手边的书都涉及管理大机构的最新技巧，诸如《管理系统》（Management Grid）和《管理与马基雅弗利》（Management and Machiavelli）之类的书。

14层还有一个办公室，是一个相对很小的办公室，每当詹姆斯·赖斯顿偶尔在城里的时候，这间办公室就归他用。在2月寒冷、灰暗的日子里，赖斯顿经常从华盛顿起程来参加总部坐落在东六十八大街的外交关系委员会的一系列会议，但当他到来后不久坐到办公室里时，赖斯顿的头脑里就不想这个委员会了。他没有与庞奇·苏兹贝格事先约好，但苏兹贝格很快就得知他的到来，于是这位业主就以他特有的谨慎方式沿着走廊走过来问候赖斯顿。苏兹贝格立刻感受到赖斯顿的心态，以及引起赖斯顿本人不愉快的原因。然而苏兹贝格试图造成一种轻松愉快的态度，以一种仿佛惊讶的口气向赖斯顿惊叹道：“伙计，你真的对格林菲尔德的事情心烦意乱了吗？”

赖斯顿的表情把他的内心世界展露无遗。他脸红起来，看起来局促不安。赖斯顿说话时，声音僵硬，有点冷漠，几乎是一种不安的颤抖，这意味着他本人认为事情非常严重了。一个决定显然已经形成了。赖斯顿说：“年轻人的鲜血是澎湃的，老年人的热情是不如他们的。”过后赖斯顿又加了一句：“我站在年轻人一边。”

苏兹贝格不知道赖斯顿的确切意思是什么。年长的人指的是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年轻人指的是威克、弗兰克尔与华盛顿分社的其他人：这是不是意味着赖斯顿加入了分社的年轻人行列，并试图与他们结为一伙进行集体辞职呢？或者赖斯顿仅仅是以一种较为模糊、较为戏剧化的方式表达自己的感觉呢？

苏兹贝格不希望碰到这个状况。《纽约时报》的这位业主已经出高价聘请管理者事先处理难度较大的细节，让一切都无懈可击，但现在苏兹贝格发现与赖斯顿面对面交流时，如果自己坚持把格林菲尔德派往华盛顿，竟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情。苏兹贝格站着，看着赖斯顿，后来当两人步入苏兹贝格的房间时，看来可能不会发生什么事情。或许分社一半人会辞职，去加入《华盛顿邮报》《华尔街日报》《洛杉矶时报》，但苏兹贝格对赖斯顿的焦虑，没有像对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那样严重，也没有像对自己的担心那样严重，因为他去华盛顿与威克谈话时，已经亲自介入了。苏兹贝格仍然相信，卡特利奇和丹尼尔——新闻编辑部里有最终权威的编辑，本应能预测赖斯顿的最后动作，但他们没有。现在苏兹贝格，不想现在亲自促成这种结果，仅仅倾听而已。

赖斯顿说，如果格林菲尔德按计划任职的话，这会给华盛顿带来粉碎性和解体性的严重影响，这会从内部和外部给《纽约时报》带来严重的危害。他请苏兹贝格考虑一下，如果《纽约时报》突然把格林菲尔德摆到威克、弗兰克尔这些人的头上，首都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它会使《纽约时报》受到这样的指责，即不信任那些报道政府的活动的人来自己管理分社。从分社外面找人当社长，会使忠实的人泄气，将会损害《纽约时报》的名声，从而使其他报纸业最出色的人、大学里最出色的学生失去了想为《纽约时报》工作的热情。赖斯顿与苏兹贝格的讨论随着情绪和方式的变动而不断变化——有时他与苏兹贝格摆道理，有时责备他，他甚至把格林菲尔德事件戏剧化地称为代际与代际间的战斗，年长者与青年人的争论，而在赖斯顿的哲学中，他总是提醒自己一定要以年轻人为重。

赖斯顿走后，苏兹贝格发现自己遇到了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如果他拒绝赖斯顿的请求，他可能会失去赖斯顿及其崇拜者们；但如果他支持赖斯顿，他就得推翻自己的决定，这样他以后说话就会一文不值了。苏兹贝格打算用白天剩下的时间和整个夜晚来考虑此事。赖斯顿将在纽约一家旅馆住下，第二天他们再见面。苏兹贝格有时间和几个在新闻部之外工作的管理者——哈丁·班克罗夫特和像伊凡·维特这样的副社长，他有时将其视作倾诉对象。苏兹贝格还会征求他妻子卡罗尔，他的姐姐们鲁思、玛丽安和朱迪思，以及母亲伊菲吉妮的意见。

此时汤姆·威克正在新罕布什尔为即将举行的美国总统选举第一站撰写文章：理查德·尼克松已经宣布自己是共和党提名的候选人，而罗伯特·肯尼迪不想与总统约翰逊竞争。完成了在新罕布什尔的任务后，威克飞往纽约，希望更多地了解有关自己将来的情况。自从一周前和苏兹贝格共进晚餐后，威克一直情绪压抑，而且数日后在华盛顿听传闻说自己会从分社社长位子上被赶下来了，更是苦恼万分。如果在纽约总部做出这个决定后，苏兹贝格不阻止他宣布自己辞职，他还能在放弃职位时保留点脸面和尊严；他还从新罕布什尔打电话给苏兹贝格，抗议这种从纽约来处理华盛顿局面的方式。苏兹贝格听后表示理解，并让威克再给卡特利奇打电话抱怨一下。威克也这样做了，却没收到令他满意的回答。一天后，威克来到了纽约。

他是中午到的。管理者都出去吃午饭了，威克决定去吃点东西。他走进位于四十三大街的离时报大楼东面只有两个街区远的世纪俱乐部。他最近刚被吸收为世纪俱乐部会员，这是个排他性的男子俱乐部，成员包括很多杰出的作家、编辑、历史学家、社会评论家和社论作家。这是威克第一次来，他进来时觉得一个人形单影只，很不自在。

在大堂里，一个穿白色夹克、有礼貌的黑人守门人上前迎接他。然后他走上大理石台阶，便发觉自己置身于橡木板镶饰的、吊顶很高的房间里，人们散乱地坐在桌旁，面前放着午宴前的饮料，窃窃私语着。还有一些人，坐在又大又软的真皮沙发上，读着《华尔街日报》或《纽约时报》。威克要了一杯马丁尼，喝完后又要了一杯。然后起身上楼，发现了吃饭的去处——一个房间里有一张多人共用的大桌子，周围有几张小桌子，在别的房间里，还有些桌子，旁边坐满了不谈正事的窃窃私语的人们。

要好了午餐，威克感到马丁尼开始起作用了。坐在对面桌子旁的是一位瘦小的老人，样子看上去有90岁了，他说他曾经编过一个杂志。当威克含含糊糊地与老人交谈时，他观察了这个房间，远处的房间——所有桌子旁都坐着陌生人，只有一张桌子例外。在这张桌旁，在埃利奥特·弗里蒙特—史密斯的对面坐的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

索尔兹伯里是世纪俱乐部会员，《纽约时报》的几个高级人员也是，他们中有约翰·奥凯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和詹姆斯·赖斯顿。威克吃午饭时不知道这事，但赖斯顿那时也在俱乐部里，坐在一个隔墙后面，和华盛顿分社原来的同事约翰·庞弗雷特在一起，这人现在是《纽约时报》人事方面的管理人员。

赖斯顿和庞弗雷特起身离开时，他们看到了威克。在这里见到他，他们又惊又喜，很快这三位《纽约时报》同仁便开始了热情的交谈，索尔兹伯里从房间对面看到了他们。虽然他起了疑心，但却没有对弗里蒙特—史密斯流露出来。索尔兹伯里不知道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是否会按计划执行，但在过去的一周里他没问过丹尼尔或罗森塔尔。实际上，他并非有意地而是本能地避免直接介入调动格林菲尔德去华盛顿的计划，因为他感到此事有点不太吉利，尽管他找不到有力证据来支持这种想法。他的感觉是对办公室变动敏锐意识的结果，他的本能是有道理的，因为宣布对格林菲尔德的任命已经推迟了几天。此刻，看着赖斯顿、威克和庞弗雷特三人一起坐在世纪俱乐部的餐厅里，索尔兹伯里那敏锐的神经又跳动起来了。

他离开俱乐部后步行回了时报大楼。在新闻编辑部里，编辑们的表情似乎没有什么变化——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似乎很平静，格林菲尔德站着和一位文字编辑谈话时也没表现出有什么麻烦。下午4点，索尔兹伯里和其他编辑走进丹尼尔的办公室开每日例会。会议像往常一样由丹尼尔主持，周围坐着罗森塔尔、伯恩斯坦、托平和其他编辑。丹尼尔背后的那个人，穿着蓝色细条纹套装，两腿交叉，舒服地坐着，皮鞋擦得锃亮，有一只脚轻轻动着，这就是特纳·卡特利奇。如果赖斯顿和威克在新闻编辑部，他们无疑会被请来出席会议，但这两人都没有在三层露面，索尔兹伯里也许是这个房间里唯一知道他们俩都在纽约的人了。

2月7号周三的这个下午，比起前些天消息既没有变好，也没有变坏——越南的战局依然糟糕：苏联造的坦克骚扰着北越溪山西部附近的区域，越共的武装正向西贡渗透；约翰逊总统的班子仍无法让朝鲜交出被逮捕的普韦布洛号及其82名船员俘虏；西奥多·索伦森在新罕布什尔作为肯尼迪的发言人，反复唱衰任何企图怂恿肯尼迪与约翰逊总统作对并加入初选的政治行动；明尼苏达参议员、民主党首席发言人尤金·麦卡锡反对越战，加入了新罕布什尔的初选，这一行动得到了《纽约时报》社论的支持，该社论同时谴责了罗伯特·肯尼迪一周前既不支持麦卡锡也不反对约翰逊的态度……

会议照常进行到大约20分钟时，突然一位秘书进来告诉卡特利奇一个口信，卡特利奇出了房间。把卡特利奇叫出去接来自业主办公室或外面重要人物的电话并无什么异常，但过了五分钟卡特利奇回到座位上后，索尔兹伯里从卡特利奇的表情中揣测出有一种轻微的变化。并不是说卡特利奇失去了平静，而是他似乎太平静，太随意了，这是一个人想竭力掩饰内心世界的那种表情。散会后，编辑们一个个起身走出来，而卡特利奇则一动不动，并请罗森塔尔留下，卡特利奇说有事情要同罗森塔尔和丹尼尔讨论。索尔兹伯里走出房间时，他非常肯定，詹姆斯·格林菲尔德不会去华盛顿了。

等其他编辑都走后，卡特利奇说：“先生们，我有个坏消息，业主改变主意了……”

丹尼尔的白脸更显煞白，如鲠在喉，罗森塔尔则气得脸色发红，两人当时都十分震惊。然后，罗森塔尔气愤地嚷道：“我要给庞奇打电话！”

“不要打。”卡特利奇说道，语调很轻，他认为那是徒劳无益的。

“我很遗憾，特纳，但我必须打个电话！”罗森塔尔失控地答道，急匆匆走出房间，一进编辑部就抓起了自己桌上的电话。但不是业主接的电话，秘书说，他在开会，不能受打扰。罗森塔尔挂断电话，又回去找卡特利奇和丹尼尔。这两个人正站在这个大办公室中间一动不动，也不说话，像挂在墙上的照片，或是博物馆的两个蜡像，苏兹贝格的决定给他们以很大的冲击。它是侮辱性的，也是不可原谅的，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被业主出卖了，此刻不知该怎么办才好。想要他们辞职吗？他们应该辞职吗？如果他们留下来，他们还有什么权力？为《纽约时报》忠心耿耿干了几十年，在报社管理阶梯上奋斗了多少年，好不容易爬上顶峰，有什么意义？要是连华盛顿分社社长的职位都不能找人替换掉，那么当总编辑或主编又有什么意思？

此时此刻，在丹尼尔的办公室里，一切都乱成了一锅粥，只有一件事是清楚的——赖斯顿赢了。他赢得了什么还不敢肯定，但不可否认的是“他赢了”，而纽约总部想控制华盛顿分社的努力又失败了。苏兹贝格先让卡特利奇、丹尼尔和罗森塔尔公开发表不同意见，而后他又把它们砍掉。这究竟是为什么？甚至卡特利奇也不解其详。显而易见的猜测是，赖斯顿多少警告过业主，并提醒他注意这样一个事实：特别是现在——大选将至——《纽约时报》需要一个最强有力的华盛顿分社，它的高级记者都应该精神饱满。在过去几年里《纽约时报》社的争执太多了，苏兹贝格也许认为此时最好让赖斯顿自己说了算。不过卡特利奇不明白，苏兹贝格改变主意对丹尼尔和罗森塔尔预示着什么。卡特利奇已接近终点——他已告诉苏兹贝格他在考虑退休的事——但现在以至将来，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不得不应付赖斯顿，这人对业主的影响明显是很大的。苏兹贝格的默许仅仅意味着他一个人观点变了，还是家族的女人们起了决定性作用，也就是说，伊菲吉妮喜欢赖斯顿，这是另外值得思考的问题，现在重要的是赖斯顿赢了，威克留了下来，格林菲尔德去不成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还不知道这件事。当这个办公室里的这三个人想到这个问题后，克利夫顿·丹尼尔主动提出把格林菲尔德叫来告诉他这个消息，但罗森塔尔坚持由他去告诉格林菲尔德，而且是在别处。格林菲尔德是罗森塔尔的朋友，当初他就是因为罗森塔尔才来到报社的。卡特利奇同意了，于是罗森塔尔就去了新闻编辑部，看到格林菲尔德正笑容可掬地接受同事们的祝贺。

罗森塔尔示意格林菲尔德过来，然后带他出了新闻编辑部，进了三层的走廊，之后进了接待室旁边那两间小屋的一间。房间没有窗户，只比忏悔室宽一点，天花板很高，里面有几把小椅子和一张小得像棋桌那样的桌子。这两间房有时归下属编辑使用，往往是在他们会见那些准备不充分的求职者时使用的；有时记者们采访那些怒气冲冲的不期而至的来访者时也会用到，来访者反映的事实是令人怀疑的，不适于发表；或者职员中没有个人办公室的，想谈机密事时也使用这个房间。罗森塔尔等格林菲尔德进来后关上门，两个人坐下来后，罗森塔尔便把情况如实地告诉格林菲尔德，格林菲尔德听了后几乎要哭起来。

格林菲尔德回想起他的预感，他原来就担心这事可能不会实现。即使有预感，他还是很震惊。他想，要是事先赖斯顿更清楚、更明确地反对威克辞职，那该多好，这个令人难以置信的办公室大错就可以避免了。格林菲尔德自言自语，“如果赖斯顿暗示一下乔治·鲍尔”，他格林菲尔德得到提醒，就会拒绝去华盛顿了。格林菲尔德并没有主动要求分社社长这个职位，在加入《纽约时报》时就给他许诺过一个重要的职位，但没有明确说明，他也并不多么渴望回华盛顿，要是他知道赖斯顿坚决反对，他肯定是不会去的。但赖斯顿并不明确，纽约总部也许不想真正了解赖斯顿在这个问题上的真实想法，想绕过去——但现在遭到了迎头撞击后，难以回避了，而且在纽约总部也没面子可挽回了。从罗森塔尔脸上的表情，格林菲尔德看得出，他沮丧到了极点，格林菲尔德本人也窘迫不已。

“阿贝，”最后格林菲尔德说，“帮帮我吧。”

罗森塔尔点点头。

“阿贝，再不要让我留在这个地方了。”

罗森塔尔很理解。于是，格林菲尔德当场就辞职了。

格林菲尔德回办公室取东西。当时接近下午5点，是工作日中最忙的时候——屋里挤满了记者、编辑、办事员，另外一些职员刚在咖啡厅喝了杯咖啡休息了片刻，此时正走回办公桌，或在外面执行任务刚刚急匆匆地赶回来。

一个记者看到格林菲尔德穿上外套，就喊道：“嗨，吉姆，你真的要去华盛顿吗？”

格林菲尔德转过身想笑一笑，却怎么也笑不出来。

“是真的，”他答道，声音很轻，“直到几分钟之前。但华盛顿有阻力，我也得离开了。我不会回来了……”

这位记者感觉到格林菲尔德的焦虑，没有再用更多的问题留他，他和格林菲尔德握握手，目送他离去。此后消息马上传遍了新闻编辑部。一个记者想打电话给华盛顿分社的同事了解更多情况，但两地之间的线路太忙了。随后，一个文字编辑带来了确凿的报告——是的，他说，千真万确，格林菲尔德刚刚辞职，赖斯顿让苏兹贝格改了主意，赖斯顿、威克和弗兰克尔此前都在大楼里露过面，大概都把辞呈准备好了。

几个小时之内，这事就上了傍晚的电台和电视新闻：

据美国广播公司新闻发自华盛顿的报道：今天在政界有传闻，负责公共信息的前副国务卿詹姆斯·格林菲尔德将被任命为《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但是据《纽约时报》主编克利夫顿·丹尼尔，今天，格林菲尔德已辞去他担任的《纽约时报》城市版主编助理一职。丹尼尔否认这一变动在《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被酝酿过……目前无法采访到格林菲尔德……

罗森塔尔坐在桌旁，两眼盯着报纸却根本没看。他很清楚新闻编辑部里记者们围坐在桌前在谈论什么。这时一个记者走进来，大声说：“嗨，知不知道最新消息？华盛顿那帮小家伙接管了WQXR电台！”众人一听大笑起来。罗森塔尔听不见这些笑话和评论，但从那几个几年前他一来当编辑就开始反对他的记者口中，他预料到了他们最坏的评论。现在毫无疑问他们会重复他们过去的指责——他冲得太凶、太急，现在他遭报应了。罗森塔尔坐在那里，他感到心如刀绞，也感到受嘲弄的心头之火要爆发了——与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不同，他们现在躲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罗森塔尔无处可去，只好回编辑部坐在办公桌旁，面对几百个工作人员。他感到自己好像置身于一个宽大的灰色法庭上，同时被几个陪审员审判，交叉询问，质疑，推测和指责。他有一种以前从未有过的感觉，好像潮水突然倒流，一切失去了平衡，地盘不保，《纽约时报》编辑部也瓦解了，自己的目标破灭了，罗森塔尔不知自己身在何处。如果卡特利奇已失去对苏兹贝格的影响力，如果赖斯顿现在是这位业主最值得依赖的顾问，那么丹尼尔和罗森塔尔会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接班的梯队将会由纽约转向华盛顿，从丹尼尔、罗森塔尔转向威克、弗兰克尔或赖斯顿的其他追随者们。丹尼尔将不会接替卡特利奇，罗森塔尔将可能永远不会成为主编。由于罗森塔尔不能跟苏兹贝格说起这些，他不知道该走还是该留。毫无疑问，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同样地困惑。罗森塔尔不想起身去他的衣柜取大衣，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要经过记者们的办公桌前且很可能要面对他们的目光，说不上其中有谁问他一个问题，让他显示出自己的实际感受。罗森塔尔不像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会掩饰自己的想法，他是外露的、异乎寻常地诚实的人——他高兴时，满面红光；难过时，脸部会失望地表现出犹豫不决或发泄自己的情绪。现在他感到失望、内疚——他的朋友格林菲尔德成了这个乱摊子的替罪羊，他不知道怎么做才能有所补偿。他想晚上找格林菲尔德谈谈。罗森塔尔最亲密的朋友阿瑟·盖尔布正在加勒比海度假，新闻编辑部里便没有人是能帮助他的或他想去求助的。其他编辑走的走，没走的正准备走，只有牛栏编辑们似乎心事重重地忙于编那份报纸——1968年2月9日星期五，共96版，刊载所有适于刊载的新闻，第117期，总第40193期……售价10美分……《56名海军陆战队队员丧命越南北方激战战场》……《结束战争是敌军自我激励的目标》……《肯尼迪断言美国必输无疑》……罗森塔尔翻阅着办公桌上关于地方报道的电讯稿，他无法集中注意力，他能想象出卡特利奇和丹尼尔也是这样的。《纽约时报》的大型印刷机正在印出另一版，没有他们，也一直在滚动，好像轮船在夜间航行时，即便高级船员在睡觉时照样走一样——“我们三个坐在办公桌后面的人处于同样惶惑之中，”罗森塔尔想，“我们处于一种可悲的状况，就像过去的希伯来人。我们正在服丧。”

罗森塔尔桌上的电话响了，是赖斯顿从楼上打来的。按照威克的建议，赖斯顿想和罗森塔尔、威克聚一下，罗森塔尔建议他们傍晚到他位于中央公园西大道80多号的公寓见面。这个公寓非常宽敞，墙壁很厚，他们可以密谈，罗森塔尔的妻子正不舒服，但他可以点一些中餐外卖。在他们都变得无情之前，尽快把他们的分歧摊开，或许是有益的。

赖斯顿和威克到来后，喝了点饮料，显然这次会面充满了激烈情感和火气，难于达到有益的成果。赖斯顿希望罗森塔尔说说自己的想法，罗森塔尔便如实道来。他指责赖斯顿，大概本想维护报社的形象，现在反而玷污了它的形象，并且说，尽管赖斯顿本人不想放弃为报纸编辑撰稿，但他又忍不住要干扰那些把精力全部献给编辑事业的人。罗森塔尔接着说，威克不能既写专栏又管理分社。接着罗森塔尔提高声音，希望知道威克为什么不放弃分社社长职务。威克对罗森塔尔的语气和猜测表示反对，他怀疑罗森塔尔有过分的野心。威克没有打算在主编办公室谋职，甚至一年前他还给罗森塔尔写过一张条子，暗示他将尽力帮助罗森塔尔实现他的抱负，但现在罗森塔尔太过分了，威克也不想再像政治足球一样在纽约和华盛顿之间被踢来踢去。几番更激烈的交锋之后，威克起身离开了公寓。

赖斯顿留下来一直待到早上。在这期间，他和罗森塔尔开始有了更多的互相了解，但这并不是说这些体验是令人满意或和谐的。每个人都从自己的立场发表观点，都认为这是符合《纽约时报》最高利益的。赖斯顿对罗森塔尔对待威克的态度很反感，他也认为在整个格林菲尔德事件中罗森塔尔过于冲动了。罗森塔尔此时感到是在受赖斯顿审讯，他讨厌对方把自己置于完全防御性的地位。到子夜赖斯顿起身要走时，这种局面仍然没有缓解。赖斯顿走后，罗森塔尔在公寓里踱着步，一个人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黎明时分，他实在忍不住便打电话到赖斯顿住的旅馆，把他叫醒，继续和他进行激烈的争论。这么做很蛮横，罗森塔尔后悔了，但它某种程度上与那些过去几个小时内决定着《纽约时报》上层梯队安排的稀奇古怪的事件是一致的——对罗森塔尔来说，这纯粹是一场噩梦，一场荒谬的管理闹剧。

上午晚些时候，罗森塔尔来到《纽约时报》社，他在过去24小时中虽被搞得筋疲力尽，但也激起了活力，他径直上了14层如约去见苏兹贝格，业主正在等他。罗森塔尔从电梯中出来时，就看见苏兹贝格沿走廊向他走来，他当时就伸展着双臂。然后，在共悲伤的精神之中，他们拥抱着一起走进苏兹贝格的办公室。

如果说罗森塔尔曾对自己在报社的地位有什么担心的话，那么苏兹贝格很快就将它消除了。苏兹贝格个人要依赖他，帮助挽回损失并重新恢复《纽约时报》曾经盛行的和谐。有了这次经历，他们对《纽约时报》和自己都有了更多的了解。苏兹贝格认为也许好运就要到了，这种不和至少已经被释放差不多了，其影响很深刻，使报社陷入低谷，而今除了崛起已无路可走了。苏兹贝格请罗森塔尔周末到他郊区的家里以便进一步商讨，罗森塔尔感到心里好受多了。回到新闻编辑部后，罗森塔尔把自己的周末安排告诉了丹尼尔和卡特利奇，他希望他们也尽量理解苏兹贝格。

第二天《华盛顿邮报》第三版刊登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纽约时报》一场适于刊载的政变”。它报道了詹姆斯·格林菲尔德离职的细节，也提及该消息发布后华盛顿分社方面的喜悦，有一个分社职员竟高呼：“我们赢了！”

像《纽约时报》包括威克和赖斯顿在内的大多数编辑一样，罗森塔尔对这篇报道很反感。大多数负责任的报纸之间有一种默契，就是不互相揭短——毕竟《纽约时报》在过去的几年从未去关注《华盛顿邮报》的管理层政治阴谋——但在这个问题上，《邮报》显然违反了规则，甚至赖斯顿在头天下午和他的朋友、《华盛顿邮报》的总裁凯瑟琳·格雷厄姆，还有她的编辑本杰明·布拉德利通电话时还说到过这一点。但《华盛顿邮报》没有压下这篇报道，现在2月9日上午，已经开印了——《纽约时报》的编辑突然间对新闻自由的意义有了更全面的理解。他们也许也是第一次明白，承受负面报道是什么感觉。

尽管罗森塔尔和业主恢复了和平气氛，但年老的编辑们仍感到被出卖了，他们几天没理睬苏兹贝格。最终卡特利奇答应了苏兹贝格最诚挚的恳求：千万不要让这一件事破坏他们多年的交情。但丹尼尔在此后近两周时间里继续冷落苏兹贝格。后来有一天开完新闻会议后，当他最终又和苏兹贝格在他办公室旁边的小房间里随便交谈时，丹尼尔不再保持平静了，大声冲他叫嚷，简直把他当成小学生来教训。此后，好像丹尼尔和庞奇·苏兹贝格再无可能修好了。

《纽约时报》在此后几周里一如既往地继续出版，不过有几天里卡特利奇和丹尼尔好像无精打采，情绪极度低落。格林菲尔德事件令人窘迫之处已经通过《时代周刊》和《新闻周刊》在全国曝光了，新闻编辑部里还有传闻说丹尼尔正在寻找另一份工作，卡特利奇纯粹是在消磨时光等待退休。报社内部管理层虽然支离破碎了，但外部世界的事件更糟糕，这起初就给编辑们造成积极的影响——他们不得不掩盖互相间的分歧，以便多少把注意力集中于国家一时的混乱局面。在美国国内有一种骇人听闻的分裂形势，以致林登·B.约翰逊在3月31日不得不承认他不能使国家团结起来，因此他不想寻求作为总统候选人的提名。

越南战争仍然是一场没有希望的战争，消耗了国家的财力，也使全体国民失去了耐心，造成了以仇恨和暴力为一般特征的派系斗争。4月，马丁·路德·金在孟菲斯被一名狙击手枪杀，引起芝加哥和华盛顿的骚乱。6月，罗伯特·F.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而三个月前，他在那里开始争取民主党提名，现在刚刚在加州预选中达到胜利的顶峰。在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全国和平示威者和警方发生了冲突，白人种族主义者高呼“法律与秩序”的口号，而黑人种族主义者则呼吁“黑人权利”。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校园里，在当年最激烈的学生抗议活动中，五座大楼被占领，课程停止了，720名示威者被传讯，该大学校长也在暑假期间要辞职。这次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抗议活动是从4月开始的，当时学生们想迫使校方中止与国防研究院（该研究院是12个大学联合体，为政府进行军事研究）的协议，并且停建在哈勒姆和哥伦比亚社区间的莫宁赛德公园里的一座九层体操馆——“体操馆乌鸦”是这次抗议活动的专用语。

但这些问题和学生同政府的关系严重破裂有关系，它们是普遍所说的世界性的“代沟”的一部分。现在波兰也有学生们的集体抗议，捷克斯洛伐克学生也组织抗议活动。欧洲、亚洲形成了年轻人的理想主义潮流，而老人们则争着购买黄金保值，在60年代不稳定的标准下寻求安全感、稳定感。在美国，大公司实行计算机化，利欲熏心，为一个有最好的也有最坏的东西的国家制造劣质汽车和不值钱的奢侈品。在这些公司继续日进百万的时候，年轻人却在越南送命，像庞奇·苏兹贝格这样的中年人好像也被搞得模棱两可，既不属较老的一代，也不属下面年轻的一代。42岁的苏兹贝格同其他机构的头头们感受相同——就好像他们被调到同一个频道，正在被相同的静电干扰一样。每一层的权威都正在受到求变压力和公众抗议的挑战。年轻人，虽然他们自己没有实力，却能在一个人造时代通过电子技术和戏剧表演的神秘结合获得一种短暂的影响——马克·拉德，红色丹尼，拉普·布朗，伴有迪斯克舞步的激进分子和演奏吉他的修女们是使约翰逊和戴高乐、国际银行家、社区学校教师和巡逻中的警察头脑发热的气氛的创造物。甚至连罗马天主教会这样一个原教旨主义机构也被迫做出让步，碰到了从来没有碰到过的问题。

这些骚乱造成哥伦比亚大学瘫痪后不久，示威者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认为的敌人的另一个堡垒——《纽约时报》。苏兹贝格家族，哥伦比亚大学教育的产物，长期以来一直影响着该大学的活动——庞奇·苏兹贝格像他父亲一样，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理事，曾支持过哥伦比亚大学那些后来被学生认为应受道德谴责的政策（包括它与政府间的军事研究方面的联系）。5月2日，82名年轻人围在第五大道1010号庞奇·苏兹贝格家外面，示威达45分钟，并且高呼：“《纽约时报》！讲真话！”他们指责《纽约时报》对哥伦比亚大学抗议活动的报道偏向了当局一方，没有理解学生的处境，他们还对充当哥伦比亚大学理事的《纽约时报》老板经常出现在报头上的伦理观念表示怀疑。他们视此为一种利益的冲突，但苏兹贝格在次日上午的《纽约时报》发表的声明中否认了这一指责。他说：“我们认为，一家报纸的管理者不应脱离对社区的服务。”尽管他承认那些社论——在“哥伦比亚的暴徒行径”的标题下谴责了该大学校园里的混乱现象——反映了他的意见，但他也坚持认为这些报道是客观的。苏兹贝格说《纽约时报》“根据自己的渠道来提供全面、准确、公正的报道”。但学生们及其支持者们却不这么认为，在他们看来，这种报道既不公平又不公正。他们尤其恼怒的是5月1日《纽约时报》头版刊登的一篇报道，这是一篇对哥伦比亚大学校长格雷森·柯克表示同情的文章。它描述了他站在被示威者控制的自己的大办公室里——家具被砸烂了，地板上堆满了空罐头盒、没吃完的三明治和脏乎乎的毛毯。柯克博士，一只手捂着脸说：“天啊！人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这篇报道是A.M.罗森塔尔写的。

罗森塔尔给自己安排了这项任务。他按捺不住内心冲动想再体验当记者的满足感，在一天晚上去了哥伦比亚大学校园。他把发生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事情看成一个可悲却意义重大的事情：一个古老光荣的教育机构正被那些靠捐款入学的学生们所蹂躏，他想知道什么出错了，为什么。但当他告诉克利夫顿·丹尼尔他要计划写一篇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这位主编没有同意。可以理解，罗森塔尔当了编辑后就退出报道工作，要遵守卡特利奇和丹尼尔的政策和惯例。在此之前，罗森塔尔一直是守规矩的；但现在，权威的力量在新闻编辑部就像在别处一样被削弱了，罗森塔尔更独立的态度很可能也是受到了赖斯顿前不久的胜利所影响。赖斯顿成为编辑后从未发表过隐退的誓言，他还被证明是职员中最可敬畏的人。当罗森塔尔坚持他要写关于哥伦比亚大学的文章时，丹尼尔不再反对了。丹尼尔83岁的父亲在久病之后刚刚去世，他马上要去泽比伦陪伴老母亲。罗森塔尔被安排负责编辑部，这样一来，他认为合适的事，就可随意去做了。也就在这段时间，他写了那篇描述备受折磨的校长格雷森·柯克的文章。柯克当时走进自己那间被搞得不像样子的办公室，长达几个小时听着警笛刺耳的声音、杯子被摔碎的声音和学生的反复叫喊声——“柯克滚蛋”！

他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这里几乎没有什么家具了……他身上依旧整洁，但面色苍白，脚步显得恍惚。办公室里的其他人也一样。一名警察捡起了地上的一本书，说道：“书里装着整个世界，他们怎么能这么对它？”……

副校长戴维·杜鲁门博士也在，脸上疲态尽显。他也在这间被毁坏殆尽的房子里一步步地徘徊，终于他几乎是自言自语地开口说道：“他们会明白我们为什么非得叫警察，你们说是吧？他们会知道我们在决定之前考虑过很多因素吧？”

一名警员挪到了柯克旁，静静地把他刚在地上捡到的铁烟斗拿给柯克看，烟斗上系着绳子，是一个学生落下的……

罗森塔尔的文章一发表，就惹恼了几十个读者。这些人把柯克博士看作是造成这次起义的一个反派，一个反动的当权者——他的愚蠢挑起了此次不和，他容忍大学参与政府的军事研究计划，这一行为是对哥伦比亚大学正直性的蓄意侵犯。《纽约时报》收到了几封字里行间充满怒气的来信，《村声》报上也登了几篇纳特·亨托夫和杰克·纽菲尔德的文章，既批评罗森塔尔的文章，又指责报纸管得太宽。《纽约时报》被他们描绘成当局的一个畸形器官，企图美化莫宁赛德高地[注：莫宁赛德高地（Morningside Heights），又作“晨边高地”，是纽约市曼哈顿西北部的一个社区，区内有哥伦比亚大学、巴纳德学院、曼哈顿音乐学校、圣约翰神明大教堂、圣路加—罗斯福医院等机构。]上它的同类机构，在报道上安排了那些只会中伤学生示威者的材料和腔调，没有对引起学生不满情绪的原因或警察的暴行给予同等程度的重视（据报道，有近百人在与警察的混战中受伤，其中包括一名《纽约时报》记者，他头部被打伤——是拿手铐当指节铜环打的——共缝了12针）。

罗森塔尔被自己的文章引起的不利反应搞得心烦意乱。尽管他把主要原因归于那些为给《纽约时报》找茬儿而极尽能事的新左派评论家，但他仍然弄不懂突然之间自己的生活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经历了长时期的成功、被赏识、受奖之后，好像现在他接触的一切事情都会给他招致不幸：他与盖尔布合写的书受到评论家的谴责；他编辑的晚报版被苏兹贝格舍弃了；把格林菲尔德安排到华盛顿的努力成了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现在，多年来自己写的第一篇新闻报道又成了众矢之的。他不知道是自己做错了什么，还是没做错什么，该受到这样的报应。但有一点他非常清楚——1968年是他一生中最糟糕的一年。

对于阿瑟·海斯·苏兹贝格夫人来说，这同样是使她不快的一段时期。再过不久，她就76岁了。近来，她对《纽约时报》的未来一直表示深刻关注。在最近几年里，在各种斯刊和杂志上有大量文章批评《纽约时报》，如《评论》与《遭遇》（Encounter）、《星期六晚邮报》、《时尚先生》、《公众利益》（The Public Interest），其中大多数把目标集中在《纽约时报》的新闻报道上，还有一些则把矛头指向管理《纽约时报》管理者的人品。这些批评文章发表后，克利夫顿·丹尼尔和他的主编助理们要认真重读一下，看是否能找到事实方面的错误或遗漏，如果卡特利奇或苏兹贝格家族的某个成员提出质询，丹尼尔便也好准备一份备忘录来答复。这个备忘录可以使对方的批评站不住脚，也可以在此基础上给找茬儿的杂志写封信，纠正其错误。直到1968年，苏兹贝格夫人像所有编辑一样，一直都相信这种公开的批评没有什么价值。这些文章在指责《纽约时报》出现事实错误的时候自己也犯了同样的错误，要么是给人造成这样的印象，《纽约时报》编辑们有很大的个性差异并且内部也争斗。苏兹贝格夫人认为这是夸张的说法，她在给写这种杂志文章的一个作者写信时也这样说过。

但现在，1968年，继格林菲尔德事件之后，她不再那么肯定了。最近，她也被登在自家报纸上的一些文章所困扰。这些文章过分谈论性问题并建议年轻一代彻底放弃过去的道德束缚。一篇令她特别生气的文章登在女性版上：它描述了纽约大学里的女生如何在一种性解放的氛围中与男生一起生活。文章不具名地提到一个女生，她是巴纳德学院二年级学生，而巴纳德学院是苏兹贝格夫人的母校。这位巴纳德学院的女生与一个哥伦比亚大学三年级男生合住一间公寓，每月租金100美元，从那里可以步行去上课，这对大学生已合住两年了。文章继续写道，他们曾经飞往波多黎各做流产手术。但现在，他们不再服用避孕药了，想要生孩子但又不一定结婚，他们认为结婚是“太严肃的一步”。

就在该文在《纽约时报》上发表后不久，巴纳德学院领导按地址找到这位女生并要开除她，理由是她违犯了宿舍纪律，还在被调查过程中撒谎。但这位女生要求举行公开的听证会，这引起了相邻的巴纳德学院和哥伦比亚大学校园的学生声援：他们在巴纳德学院图书馆前挥舞着标语和请愿书，要求更改学生住宿管理规定。这些示威和随之而来的争论使这个事件在此后几个月里一直是个敏感话题。令苏兹贝格夫人更加懊恼的是，《纽约时报》竟然全面报道了此事。她认为，好像编辑们刚刚发现性一样，大惊小怪。有一天，她责备儿子：“为什么不正确对待性问题？”并提醒他，“在我的年代，这个问题也受关注。”

但现在最使她烦恼的是一种支配着《纽约时报》的倾向：缺乏方向性。报社规模越来越大，机构越来越臃肿，也越来越有钱，但它好像已失去了它的某些使命感。一想到这一点，她心情就十分沉重。有一天她向儿子提出了这个问题，并不能轻易地很快找到答案。她问道：“我们在往何处去呢？”

庞奇·苏兹贝格用这一年的其余时间来探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的答案在自己编的文件库中，他把它们当成他的自我教育的一部分，他不会向外界公开的。1968年冬，他给母亲送了第一份文件，后来直到进入1969年他仍继续整理其他文件。但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的几个月里，苏兹贝格决心必须立刻做出一个令人痛心的决定。新闻部的管理领导权在最近的华盛顿与纽约的对抗中被瓦解了，苏兹贝格感到不得不替换他的老朋友和顾问特纳·卡特利奇。卡特利奇是《纽约时报》社的大人物，在1951年他接管了这个经营不善、乱七八糟的部门并对其进行了调整，但现在他67岁了，他的精力已非当年可比。2月纷争留下的伤疤还没愈合，如果这个机构这样继续下去，全体人员的士气会进一步低落。似乎新闻编辑部里没人知道谁是老板，甚至连高级编辑也不知道用什么方式来做决定。伊菲吉妮告诉儿子，奥克斯50年前遇到过类似问题，但奥克斯从来不会让个人喜好妨碍报社的发展。《纽约时报》是第一位的，现在卡特利奇应该由一个有能力统一报社的人来接替，这样或许可以恢复以往的奥克斯精神。《纽约时报》只有一个人能够做到这一点，那就是詹姆斯·赖斯顿。

58岁的赖斯顿来《纽约时报》社已近30年了，他的水平之高，以至于没有人——不论是丹尼尔、索尔兹伯里、罗森塔尔还是卡特利奇——会怀疑他坐新闻编辑部头把交椅的资格。再者，把赖斯顿调到纽约，就是把华盛顿方面有实力挑战总部权威的人物抽走了，这是个巧妙的计划：可以把所有权力集中到总部，可以清除最后一个过去的公国，对华盛顿方面来说也意味着一种胜利——他们的人控制了新闻编辑部，纽约来的指示从此以后在华盛顿就没有那么令人讨厌了。庞奇·苏兹贝格、他的母亲、家族其他成员都同意这个计划，并希望尽快实施。但这位业主，仍然顾及卡特利奇的感情，对在此时公布计划犹豫不决。在过去这么短时间里发生了这么多事，尽管他知道不应该这样做，但他还是想缓一缓，他不想冒险失去卡特利奇，因为他希望卡特利奇留下来，在《纽约时报》公司当董事和副总裁，致力于解决企业政策方面的问题，以他的自然能力充当过渡时期的老政治家和外交家式的人物。

4月的一天，苏兹贝格正在办公室里思考这件事情，突然他的朋友悉尼·格鲁森进来想跟他谈谈。格鲁森已决定离开《纽约时报》去《每日新闻》当副社长。格鲁森在《每日新闻》社的新职位已经宣布，但在5月之前他还没打算上任。苏兹贝格和他很谈得来，于是就想跟他讨论一下有关赖斯顿的计划，并说他已与赖斯顿商量过，对方已经同意接受这个安排。格鲁森承认这个举措很明智，也许是唯一能达到苏兹贝格目标的办法，不过格鲁森觉得对克利夫顿·丹尼尔就太糟了。格鲁森是长期以来与这位主编保持很好关系的几个人之一。在1944年格鲁森加入《纽约时报》过程中丹尼尔起过作用，并且支持1965年任命格鲁森为国际新闻主任。在卡特利奇手下干了这么长时间的丹尼尔，现在又将居于赖斯顿之下，将永远尝不到完全说了算的滋味。

这天稍后，格鲁森走进新闻编辑部，碰到了丹尼尔，丹尼尔正准备离开办公室。丹尼尔停了片刻，然后邀请格鲁森去办公室喝一杯。丹尼尔调好酒后，他们坐在了小房间。丹尼尔看着格鲁森，像是备受困扰，而且也很混乱。“告诉我，”丹尼尔终于说，“这里到底正在发生什么事情？”

格鲁森觉得有必要告诉丹尼尔他知道不应该说的事。苏兹贝格是信任他才说的，但格鲁森仍然对丹尼尔有一种强烈的忠诚感，特别是现在事情不那么肯定的时候。所以，格鲁森告诉了丹尼尔他听到的情况。丹尼尔脸色变得苍白，一口喝干了酒，接着他站起来，把这些消息传递给卡特利奇。卡特利奇问了苏兹贝格，这样就证实了提拔赖斯顿的事情。

格鲁森对自己在这个星期五下午做的事感到非常窘困，他很快给赖斯顿写了一封致歉信。到了下周一，他又去了业主的办公室，苏兹贝格看到他就高声大骂，喊道：“悉尼，我真想不到你还有脸再来这儿！”但是苏兹贝格并非真的心烦意乱。如果有一点的话，他看起来也消气了：反正消息已经传出去了。他已经详细和卡特利奇谈过，卡特利奇也答应留在报社帮助度过未来一段时期。苏兹贝格潜意识地是想通过格鲁森把这个消息泄露给三层的编辑们。格鲁森有许多宝贵之处与可爱之处，但他也缺乏保密的本事。苏兹贝格对他非常了解，完全知道这一点，因此格鲁森实际上帮了苏兹贝格一个忙。这位业主对格鲁森如此喜欢，以至于他希望格鲁森不要离开，不要去《每日新闻》社。格鲁森走之前，这位业主通知《每日新闻》老板，他正在努力重新聘用格鲁森，而且一年内，他的确这么做了。格鲁森于1969年回来当了苏兹贝格的特别助理。

赖斯顿于1968年夏初来纽约总部担任总编辑，在短短几个月内，他的表现大大影响了日常新闻报道并给新闻编辑部带来了一种新的不拘礼节的氛围。赖斯顿，手放在衬衣袖子里来回走，并且给他不认识的人介绍自己是“斯科蒂”，他的“办公室”是一张大家都看得见的办公桌——那实际上是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办公桌，后者暂时搬到国内新闻主任的位子去接替克劳德·西顿，而西顿于5月份辞职去了北卡罗来纳州拉雷市的新闻和观察家出版公司当编辑部主任。赖斯顿到任后，新闻编辑部的座位规格和大部分浮夸繁琐的各种礼节都过时了，4点钟的例会也一样，因为赖斯顿认为它并不重要。但赖斯顿并未取消它，和丹尼尔每天4点亲自主持会议不同，会议照常开，不过他本人不到会。不久后，其他编辑也不正常出席会议了，只派部下去。赖斯顿每天上午11点半召集他自己的会议，会议在丹尼尔办公室开，出席人员有丹尼尔、罗森塔尔、索尔兹伯里、托平、盖尔布和新来的曾在《杰作》和《时代周刊》生活部报供过职的图片部主任约翰·G.莫里斯。丹尼尔还坐他以前那把椅子，仍旧在大桌子的首席位置，但大家的注意力全集中在赖斯顿身上，不管他坐在哪儿，他本人的随便和亲切是大家都感觉到的——初来乍到的人也永远想不到桌子周围的编辑们之间有什么敌意和不和。

赖斯顿来到纽约，不是以控制者的身份，而是作为抚慰者，而且编辑们现在似乎感到需要恢复友好关系了——为了《纽约时报》的利益，也为了自己的利益。没费多大劲儿，丹尼尔很快就像在卡特利奇手下一样，也在赖斯顿手下工作了。赖斯顿本人也经常到卡特利奇办公室的小屋里去，就卡特利奇非常熟悉的主题征求他的建议和同意。罗森塔尔和索尔兹伯里似乎很亲近，而且正是后者在一天上午的会上建议在7月份威克休假时由罗森塔尔为社论版写一个专栏，赖斯顿同意了该建议，而且奥凯斯也赞同。在格林菲尔德辞职后，罗森塔尔和赖斯顿之间那场情绪化的争论已经不再绊在二者之间，现在他们合好了。曾有一天，罗森塔尔给在华盛顿的赖斯顿打电话说，他不想让20年的友谊在一夜之间化为泡影，赖斯顿说他深有同感。罗森塔尔实在不知道自己在《纽约时报》在赖斯顿手下以后会怎样，但他很快意识到赖斯顿的到来正在给《纽约时报》社带来激情和变化。

和过去下午4点钟的独奏会不同，现在的11点半会议充满新思想的活力，讨论该报道什么和应该如何报道。尽管赖斯顿并不认为《纽约时报》应该放弃它作为“记录的报纸”的作用，但他的确想重新审视新闻的旧定义，消除《纽约时报》引以为荣的大部分半官方的声明和宣传，把这个版面用于对每日事件更具思想性的评价。赖斯顿曾在一次讲话中这样评论记者：“我们没有像我们应该做的那样采访思想类的新闻。我们极度轻视了观念的对抗而强调了街头的对抗。”——现在，他处于一个能改变这种状况的位置上。如果《纽约时报》不每天都登载一篇对重要人物观点的采访，那么就很难度过这一天：如果不是最高法院法官福塔斯评论现代青年和法律，就是本·沙恩谈论艺术，或者是S.J.佩雷尔曼悲叹幽默的境况，或者是让·莫内对欧洲经济状况的思考。[注：本·沙恩（Ben Shahn，1898—1969），立陶宛裔美国艺术家，作品带有社会写实主义风格，左翼政治立场鲜明。悉尼·约瑟夫·佩雷尔曼（Sidney Joseph Perelman，1904—1979），美国幽默作家、剧作家，他长期在《纽约客》上发表幽默随笔，他的剧本《环游世界八十天》（Around the World in 80 Days）获得了1956年奥斯卡最佳改编剧本奖。让·莫内（Jean Monnet，1888—1979），法国政治经济学家、外交家，被认为是欧洲统一的主要设计师和欧盟的创始人之一。]《纽约时报》今天的不同之处，与其说在于对过去经常出现在头版头条的大人物的重视，不如说在于该报详尽展现了赖斯顿所谓的“思想的新闻”。

有一个对安德烈·马尔罗的长篇采访，从第二部分的第一版开始，上面是一个显眼的标题和一张照片，一直登到报纸的最后。要在牛栏有决定权的过去，伯恩斯坦毫无疑问不会允许这样的采访或特写报道从第一版上（在编辑部被称为“第二战场”）跳到最后，相反会坚持认为应把“第二战场”的特写剪短后全部登在第一版上并在标题索引上方结束，这是一种压制长篇采访的方法。现在，头版上刊登对C.P.斯诺这样杰出人物的专访或他们的演讲已很平常了。

赖斯顿希望《纽约时报》报道全国毕业生想些什么和说些什么，他的第一个指示就是，《纽约时报》发表1968年全国各个毕业班级告别演说发言的节录。如果这些发言的毕业生代表在同国家目标或道路问题上像政治家或教育家一样不是一致的，那也没关系。赖斯顿的目的在于像充分报道“街头的对抗”一样报道“观念的对抗”。他还希望通过他的报纸向人们表明在60年代的美国，不只是有对抗。由于他的编辑精神，不久很多这样的文章就登出来了。它们或描写美国小镇人们的平静心境，或描写宾夕法尼亚中部村庄，或描写西部平原，或描写离赖斯顿长大的地方不远的俄亥俄州——《纽约时报》曾派记者和摄影师前往这些地方，目的是描述沉默的大多数，记录他们的挫折和希望，询问他们想让谁当他们的下一届总统。像赖斯顿一样，他们中的大多数都对休伯特·H.汉弗莱和理查德·M.尼克松没有什么热情。他们在担心越南战争的同时，好像同样担心食品价格的上涨、电视修理人员的无能和国内一小撮喧嚣暴力的家伙。不过，他们觉得，美国并不像新闻界所刻画得那样糟。这种态度很大程度上在赖斯顿自己的专栏中重新反映出来。这些专栏写于1968年夏天，电讯电头上标着“华盛顿”、“布拉格”，或“莫斯科”。他暗示：尽管美国难以自诩“法律与秩序”，但这或许有好处，因为不这样就有可能是极权主义，或那种苏联在平息捷克斯洛伐克局势时鼓吹的镇压。1968年下半年，赖斯顿就此问题写过几篇文章，提醒读者注意，自己一身毛病的美国正无限度地凌驾于海外那些有“法律与秩序”而几乎没有别的什么的国家。

赖斯顿在北卡罗来纳大学的一次讲话中说，20世纪60年代的确可以证明是美国历史上最耀眼的时代：美国人没有像苏联人那样回避问题，相反，他们公开地同困难做斗争——在街道上，在大学校园里，在法庭上——他看到了象征着对美国年轻一代来说是伟大诺言和希望的东西。赖斯顿同样发现纽约的生活在某种程度上比预料得更好——这座城市是一个令人着迷的作品，每天从喧闹中恢复秩序，不协调中有旋律。他还痴迷于每天见到的大多数纽约人想当然的东西。从他那靠近联合国大楼的摩天大楼公寓里的窗口，他和妻子都被东河上的场面所吸引——连绵不断的油船和拖船、快艇、潜艇、水上飞机、货车浮坞、载满上下班乘客去华尔街的摩托艇、载满游客的环线游艇、正被海鸥追逐的装满垃圾的驳船——这将是多么好的报道题材啊，赖斯顿告诉盖尔布。于是后者马上答应，接着便安排一个记者去写。过了不几天，一篇带有图片的2000字的文章便洋洋洒洒地登在《纽约时报》的“第二战场”上，并且“转到”背面。

时间很快证明：即便像赖斯顿这样精力充沛的人，也不能在每周撰写三篇专栏文章的同时还有足够的时间去处理那些必要的行政琐事。因此，1968年11月，按照庞奇·苏兹贝格的意愿，赖斯顿宣布任命罗森塔尔担任新设的副总编辑一职，该头衔将罗森塔尔置于伯恩斯坦、索尔兹伯里和弗里德曼之上，并赋予其经营平日版的所有责任和权力。克利夫顿·丹尼尔继续担任主编，可以给罗森塔尔当高级顾问。但是，丹尼尔要投入更多的精力来减轻赖斯顿在行政事务方面的压力，并且监督日常运作的非新闻方面的事情。丹尼尔还要代替莱斯特·马克尔担任国家教育电视网络新闻节目的主持人。1969年1月，75岁的马克尔服从安排，从《纽约时报》退休，并负责一项有关公共意志和公共政策关系的20世纪基金会。这样，46岁的罗森塔尔实质上要充当一个没头衔的主编。他将对赖斯顿负责，丹尼尔不能将自己的意愿强加于罗森塔尔的新闻判断力之上，罗森塔尔还将在牛栏处于权威位置。1962年，当西奥多·伯恩斯坦评价罗森塔尔是个有潜力的行政人员并敦促卡特利奇让他担任《纽约时报》编辑时，伯恩斯坦没有想到罗森塔尔升得那么快，六个月间他便被升到连一个在报社有名望的规则制定者——伯恩斯坦本人——都要听命于他的位置了。但是，正如1968年提升罗森塔尔时赖斯顿在他的评论中表明的那样，“让新一代进入《纽约时报》管理圈”的时刻已经到来了。

与此同时，赖斯顿——而且也只有赖斯顿——才能顺利地把威克从华盛顿分社社长调到主编助理的位置上。42岁的威克现在每天和罗森塔尔一样，把自己的名字印在《纽约时报》社论版的报头上，但他会把主要精力用于撰写专栏文章的。威克的分社社长职位被38岁的麦克斯·弗兰克尔接替，但弗兰克尔负责的分社听命于纽约总部——华盛顿分社由克罗克所创造的独立神话已经成了过去时，如果说克罗克本人不是神话的话。值得注意的是，81岁的阿瑟·克罗克仍然是分社里精力旺盛、坚守岗位的人，他刚出版了一本畅销书《回忆录》（Memoirs），内容包括对纽约总部的一些讽刺。克罗克指责《纽约时报》是“超组织”，缺乏尊重长者精神，权力和财富过多，但是《纽约时报》的管理者们宽厚地接受了这些批评。他们不愿去和克罗克争论，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他们知道他们很可能赢不了，而且他们现在希望消除过去的分歧，迎接一个崭新的理解的时代。1968年，混乱的一年，现在已经结束——它是以最后一个把他们团结起来的悲伤的曲子结束的。

12月15日，星期天的下午，大雪纷纷，凛风刺骨，他们聚集在一个装饰华丽的大会堂里哀悼死去的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三天前，他在熟睡中安详地与世长辞了，终年77岁，与奥克斯同寿。这位董事长的追悼仪式是在第五大道和第六十五大街交会之处的以马内利会堂举行的，很多美国政治界和商界巨头前来吊唁，很多人从世界各地发来唁电。在来会堂吊唁的一千多人中，有纽约州州长尼尔森·A.洛克菲勒、纽约市市长约翰·V.林塞、参议员雅各布·K.贾维茨，还有当选总统理查德·M.尼克松。尼克松的出现令到场的《纽约时报》大多数人多少有一点惊讶，因为在总统大选期间，《纽约时报》没有支持他，而且最近因为他的竞选伙伴斯皮罗·T.阿格纽的缘故，《纽约时报》不情愿地卷入了一场和尼克松之间的争执。在选举前一个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把阿格纽描绘成“完全不够格的”，三周后，约翰·奥凯斯发表另一篇社论，重提对1966年阿格纽在当选马里兰州州长之前为争夺利益而引起冲突的指控。这些指控，还有其他指控，集中在他曾参与某些土地买卖投机和他与一家同国家做生意的银行之间的交往。在他们写标题时，他们没有发表证明阿格纽违法甚至不正当的证据。1966年《纽约时报》在阿格纽竞选州长过程中曾给予了支持。但两年后，在一篇在总统竞选中极力支持民主党的休伯特·汉弗莱—埃德蒙·马斯基的社论中，《纽约时报》重新引用关于阿格纽的旧的断言，结论说：“阿格纽先生已经证明他在总统选举中不适合再前进一步。”

尼克松被激怒了。在一次接受CBS电视采访时，他把这件事叫作“一家大报纸可能从事的最低级的迎合低级趣味的政治”，还说，“依法，在明天的《纽约时报》上应该撤销它。”但是，约翰·奥凯斯，不但没那么做，反而将那篇攻击性社论又发表了一次，从而引起该报与阿格纽竞选活动人员和律师之间发生了一系列的指责与反指责。阿格纽甚至在《纽约时报》上买了一整版广告声明自己无辜，并声称该报犯了事实性错误还嘴强牙硬。阿格纽广告的标题是“真相会使《纽约时报》获得重创”。

但尼克松在苏兹贝格吊唁仪式上的露面，很明显表示了这位下届美国总统不想继续与《纽约时报》争执。尼克松当选后，《纽约时报》马上开始与白宫恢复往来。奥克斯发表社论，称赞尼克松选定哈佛大学的亨利·A.基辛格教授担任他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李·A.杜布里奇博士担任科学顾问；尼克松内阁的人选——连同任命丹尼尔·帕特里克·莫伊尼汉担任城市事务委员会主席——同样在《纽约时报》上受到热情欢迎，就像尼克松本人带着他的特勤人员进入以马内利会堂向苏兹贝格家族表示敬意时受到欢迎一样。

特纳·卡特利奇在门口与尼克松握手，一只手臂放在这位当选总统的肩上。他陪着他沿走廊走向前排，问候苏兹贝格家人伊菲吉妮·苏兹贝格、她的儿子和女儿、阿德勒一方的成员、奥克斯家人及该家族的亲密朋友们。在右边的长凳上坐着各界领袖：曼哈顿金贝尔兄弟公司总裁布鲁斯·A.金贝尔、美国广播公司总裁罗伯特·W.萨尔诺夫；尤金·R.布拉克、罗伯特·摩西、爱德华·S.戈林鲍姆将军、戴维·洛克菲勒、劳伦斯·S.洛克菲勒、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纽约时报》的高层人士也在这里：哈丁·班克罗夫特、安德鲁·费希尔、伊凡·维特、弗朗西斯·考克斯、克利夫顿·丹尼尔、哈里森·索尔兹伯里、西奥多·伯恩斯坦、莱斯特·马克尔和丹尼尔·施瓦茨。在会堂的人员中还有很多从前在《纽约时报》工作过的人：布鲁克斯·阿金森、查尔斯·默茨和博斯利·克劳瑟，靠近A.M.罗森塔尔坐着的是为《纽约时报》工作时间很短的一个人——詹姆斯·格林菲尔德。

格林菲尔德，现在是威斯汀豪斯广播公司（Westinghouse Broadcasting Company）的高级官员，自离开《纽约时报》去那里以后不到一年干得很出色。他仍旧和《纽约时报》社的很多人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庞奇·苏兹贝格，并计划与他共度新年夜。就在2月事件后不久，他还在华盛顿找威克叙谈过，他们之间没有什么疙瘩了。10月间，杰奎琳·肯尼迪要嫁给亚里士多德·奥纳西斯的计划一公布，格林菲尔德突然间收到来自多家报纸和广播公司的电话，请他帮忙跟肯尼迪的朋友牵个线，这些人中大部分格林菲尔德都认识。打电话的人中就有《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的人员，格林菲尔德尽一切努力给予了协助。

为阿瑟·海斯·苏兹贝格举行的仪式很简朴，遵循了五年以前他为自己的葬礼留下的遗嘱。他不要鲜花，不要上等的棺材，不要过分炫耀的哀悼仪式——也不要莫扎特的音乐，因为要不是这位音乐家，苏兹贝格原本宽容的性格就不会受到伤害。仪式在舒伯特为《圣经》第23首圣诗即《上主是我的牧者》改编的乐曲声中开始。当拉比纳桑·A.佩利曼朗诵了三首圣诗后，唱诗班又唱完后，詹姆斯·赖斯顿出现在圣坛明亮的灯光中，登上多年前阿多夫·奥克斯捐赠的讲坛。他要宣读悼词了，就像1963年他为德赖富斯宣读过悼词一样。尽管他的声调很庄重，但在他的声音在高耸的会堂大厅里回荡的时候，好像在向人们传达着一种历史感与连续性。

赖斯顿说道，苏兹贝格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显赫家族第七代人最后一名成员生命的终结。这个显赫家族早在美国获得独立之前的1695年，就已在此定居。苏兹贝格从他的祖辈那里继承了一种深沉的性格，一种名副其实的谦逊和服务他人的信念，他从不畏惧修正自己的错误。赖斯顿接着讲，苏兹贝格不是说教者，但他非常担心自己会滥用个人权力或《纽约时报》的权威，他总是把自己看成公仆而不是主人。他虚怀若谷，认真听取他人意见，三思而后行。赖斯顿说，结果是人们从他那里都感到自己的意见受到了认真的倾听，受到了公平的对待。

“如果你对他作为榜样和名人的持久品质还有所怀疑的话，”赖斯顿说着，从讲坛向上看去，声音渐高起来，“你应做的就是往周围看看。在另一位阿瑟·苏兹贝格带领下，这个家族的新一代已经就位。他已经把《纽约时报》引向了比以前更伟大的成就。他们必须迈出新的步伐，因为下一代已经成长起来了。

“检验伟大领导能力的标准，在于其是否营造一种靠常识和勤劳就能成功的局面。对《纽约时报》的尊敬，不畏惧修正错误——所有我们犯过的和准备防范的错误——所有人，包括伊菲吉妮·奥克斯·苏兹贝格和她的孩子们，她孩子的孩子们，将在他们的一生中学习这种艺术。”

跋

本书由一篇1966年夏季发表在《时尚先生》上的一篇有关克利夫顿·丹尼尔的文章发展而来。撰写那篇文章的构思来自《时尚先生》的编辑哈罗德·海耶斯。完成这篇文章之后，尽管我已经为《纽约时报》从事了十年记者工作，我第一次开始以历史的视角来看待这家报纸，去感受丹尼尔与在这个等级制度当中其他人的关系。渐渐地我就开始意识到，一个有关《纽约时报》的故事，无疑会像《时报》所报道的任何新闻一样有根有据且充满戏剧性。

于是我开始了这本书的撰写，在接下来的两年半时间内，我采访了几百名时报员工和前员工。一些采访内容“不宜公开”，但是很少有人会拒绝见我，报纸的管理层和拥有者——苏兹贝格家族——也接受了我的采访。

尽管本书出版前没有接受《纽约时报》的认可或编辑，但我却得到了许多编辑和职员的许可，使用他们的个人档案，引用他们的信件和备忘录。从阿道夫·奥克斯的后代那里我借来了家族的相册、历史资料和私下发表的回忆录，它们显示了奥克斯家族的哲学。被《纽约时报》委托写作的权威的书籍——埃尔默·戴维斯1921年的书，迈耶·伯格1951年的书，就这家报纸的历史而言，都非常有价值。但要对奥克斯家族获得更生动的感觉，也许应到1963年由朱利安·梅斯纳公司发行的多丽丝·费伯的书《从印刷学徒到社长》（Printer's Devil to Publisher）中寻找。但对我来说，对阿道夫·奥克斯本人最有趣的见解应到《纽约时报》的一个叫作加雷特·加勒特的记者的私人文件中去寻找。在20世纪初加勒特就认识了奥克斯，并且写了一种关于奥克斯和编辑们的日记。

加勒特1954年在70岁时去世，他拥有一个农庄，在离新泽西州大洋城的海岛胜地很近的一个河边，他是在那里出生长大的。我记得自己还是一个孩子时，就见过加勒特经常到我父亲的商店中来。他是一个杰出的绅士，总是戴着一顶深蓝色的帽子，穿深色的套装，有长长的松垂的白头发。他有时坐几个小时同我父亲谈论世界形势或关于《纽约时报》的往事，这个话题吸引了我父亲。我父亲是这个城镇里三位读《纽约时报》的人之一，他每天早晨通过邮件收到两天前的《纽约时报》。

在我开始为《纽约时报》工作后，我父亲不止一次地问起那里是否还提起加勒特的名字。我不得不告诉他没有，从来没有。我怀疑加勒特作为一个记者和故事大王在我家里受到的高度评价是否能在地球上的任何地方都被感觉到。后来在我开始写《纽约时报》的书时，我从采访中和阅读我当时所有的东西中不能充分理解奥克斯的风格和性格，我看到了一本由理查德·C.科恩尤勒写的《美国学者》（The American Scholar），科恩尤勒是纽约的一位作家和经营顾问，曾是加勒特的朋友和崇拜者。正是通过理查德·科恩尤勒，我能够阅读加勒特的日记了，并且获益匪浅。

另一个有价值的消息来源是《纽约时报》人关于他们为报社执行任务时的经验的论述——如汤姆·威克对肯尼迪总统在达拉斯被刺杀的那一天的回忆，麦坎德利什·菲利普对他采访的一个犹太裔三K党人的描述——这个人在《纽约时报》菲利普的文章发表后自杀了。这些和其他几个私人报道的例子，刊登在《时报闲谈》上，这是由拉什·阿德勒编辑的该报的优秀内刊。

然而，本书的材料绝大多数都来自我对《纽约时报》相关人士的亲自采访，或来自我在新闻编辑部工作多年的观察（我1953年起在那里当送稿生），或来自我和其他记者聚集在一起听《纽约时报》的老人回忆过去的事，或来自《纽约时报》人士对我的提问所做的长长的答复信，因为我曾询问过作为报社传说一部分的某些轶事或事件。报人写的信件很漂亮，通常都充满了有趣的细节，还有鲜明的观点，不仅显示了他们就某些形势所看到的和听到的东西，而且还显示他们切身感觉和思考的东西。后两者对我想写的书而言，在我看来是特别重要的——这是一部关于一个过渡性机构中人的历史，一部想更多地谈报道新闻的人而不是他们报道的新闻的书，一篇关于《纽约时报》几代人及其内幕的实际报道，关于内部的场面、冲突和调节的实际报道。所有这些都是任何持久的机构的生命力和成长的一部分。

在形成这种报道的过程中，我请我采访的那些人不仅要描述他们看到的或他们在其中起作用的状况——如在第20章报道的事件——而且还要给我谈谈他们自己的情感反应，他们感觉到和想些什么。我之所以能像我经常做的那样在这本书里写20世纪60年代《纽约时报》内部发生的紧张事件时期某某人的特殊感觉或思想，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纽约时报》这些人的合作，他们谈到自己时是直率和诚实的。

自本书1969年第一次出版以来的岁月里，我同《纽约时报》的大多数高层编辑和家族控股人保持着接触。我注意到在最后几章指出的许多趋势已经充分实现了。例如，A.H.罗森塔尔，本书清晰地描述了他的上升过程，他和业主阿瑟·奥克斯（庞奇）·苏兹贝格的私人关系，在第20章描述的倒霉的格林菲尔德事件期间实际上加深了这种关系，他在70年代成了总编辑，最终剥夺了华盛顿分社在赖斯顿和他的前任阿瑟·克罗克的有力领导下形成的自主权。

随着罗森塔尔的上升，他最亲密的同事和朋友也在纽约的等级机构里得到了提拔：阿瑟·盖尔布，一度是罗森塔尔在纽约组的助手，现在被任命为副主编；另一个颇受罗森塔尔称赞的人，以前的记者和国际新闻主任西摩·托平，在罗森塔尔手下担任主编。汤姆·威克和马克斯·弗兰克尔，赖斯顿的两个60年代的门生和他的华盛顿分社社长职位的接班人，70年代都在纽约总部找到了自己的位置（威克是主编助理和政治专栏作家，弗兰克尔在约翰·奥凯斯退休后成了社论版主任），在新闻部或星期天版部没有人能向罗森塔尔的权威挑战了，赖斯顿本人也不能。1969年后他的主编职权并没有在职业的意义上得到很大的实现。在70年代后期接近退休年龄，他在华盛顿更幸福地把他在《纽约时报》的大部分精力用于写作他的颇受读者欢迎的专栏文章。

罗森塔尔对庞奇·苏兹贝格影响越来越大的标志，是他能够使1968年由于赖斯顿的反对而辞职的詹姆斯·L.格林菲尔德重新回到报社。在使格林菲尔德陷入1968年的华盛顿惨败之后，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都觉得对他有一种责任感。正如本书的最后一章注意到的，格林菲尔德在辞职后仍然同苏兹贝格和罗森塔尔保持着私人关系。在重新加入《纽约时报》后不久，格林菲尔德成了国际新闻主任，后来又成了主编助理。

克利夫顿·丹尼尔，我在《王国与权力》的开头几章对他做了突出的描写，但他是很难和庞奇·苏兹贝格相容的，不得不把他在三层的大办公室腾给了罗森塔尔，最终搬到华盛顿当了分社社长。而在纽约看来，丹尼尔从马克斯·弗兰克尔手里接过的分社，比威克负责时更协调，更勤奋（分社的一个成员尼尔·希恩把五角大楼秘密的文件带给纽约，写出了关于美国对越南的军事介入的曝光性文章，1972年为《纽约时报》获得了一枚普利策奖），这一业绩很快就因《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博·伍德沃德和卡尔·伯恩斯坦惊人的水门事件独家报道而黯然失色，那一系列报道导致了尼克松政府的垮台。

在有效地指导分社经过福特总统的平淡的几年进入卡特总统的温和说教的时代后，丹尼尔在70年代末退休了。罗森塔尔为这个位置任命了一个杰出的记者叫作赫德里克·史密斯。1974年，史密斯因其发自莫斯科的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

但管理者的更替和变化着的编辑头衔，经过70年代继续到了80年代，只具有转瞬即逝的重要性。到80年代末，“罗森塔尔”、“托平”、“盖尔布”和“格林菲尔德”等人的名字也列到了退休名单上，开始在刊头上被更年轻的《纽约时报》人所取代，这些人又带着这家报纸过了又一代——这些人有约瑟夫·莱利维尔德，一个获得过普利策奖的记者，他在1990年升任主编，标志着他最终成为总编辑马克斯·弗兰克尔的继承者；弗兰克尔在80年代末从十层的社论部下到三层的新闻编辑部，接替了65岁的罗森塔尔；罗森塔尔自赖斯顿在70年代回到华盛顿以来一直管理着这家报纸。在90年代的刊头上还有新任命的主编助理如沃伦·霍格和卡罗琳·李、戴维·R.琼斯、约翰·M.李和阿伦·M.西加尔，但报社真正的持久的权力像以前一样，仍然掌握在拥有它的家族手里。

正如我在本书的作者的话中所表明的，1992年1月上升到高层的最后一个家族成员是庞奇·苏兹贝格的儿子，40岁的小阿瑟·奥克斯·苏兹贝格。他结了婚，有两个孩子。这名业主将贡献他的时间，维护家族财富，最终还会被奥克斯的其他后裔所取代……为了在21世纪尽最大力量在一个机构里继续保持新闻的至上性和经济上的赢利，正如我以前所考察的那样，就要像一棵根深蒂固然而又灵活的大树，每天从左到右、从右到左摇摆，在摇掉了它的衰老的旧叶子后进行调整，保持四季茂盛。

盖伊·特立斯

1992年于纽约市

译后记

从译近20年来，虽然已经出版了十余本译著，但大多和我研究的哲学社会科学有关，至于文学作品，至今未敢涉猎。我深知，所谓“翻译是一种再创作”，主要是指文学作品而言的。虽说“信、达、雅”是对所有译作总的要求，但由于被翻译的著作种类不同，要求也有所侧重。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研究性著作，“信”、“达”二字最重要。只要真正弄懂作者的意思，能用中国的语言表达出来就行了，至于美与不美，尚在其次。当然，能弄懂作者的意思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特别是对于艰深晦涩的哲学著作来说，尤其如此。但这毕竟是另一种功夫，对于我这个多年从事哲学研究的学者来说，并不是什么难事，用通俗的话来说，至少不“怵”。

我最“怵”的就是这个“雅”字，而“雅”恰恰又是翻译文学作品的最高要求。除了故弄玄虚的文学作品之外，一般来说文学作品都是通俗易懂的，翻译做到“信”、“达”并不难，难就难在这个“雅”字上。也就是说，为了翻译好文学作品，你得有较高的文学修养才行，最好自己本身就写过文学作品；否则，你翻译出来的东西生硬拗口，让人读起来味同嚼蜡，根本表达不出原作的韵味，实在是对美好东西的亵渎。我深知自己的文学功底有限，长期习惯于抽象思维而造成形象思维退化，因此对于翻译文学作品实在是望而生畏，退避三舍。俗话说：“没有金刚钻儿就甭揽这瓷器活儿”，可是我为什么又敢斗胆翻译美国作家盖伊·特立斯先生的纪实文学作品《王国与权力》呢？我想，主要出于两个原因，才使我自不量力冒险一试。

其一，出于对本书作者的敬佩。盖伊·特立斯先生虽年近七旬，但却是最近两年才来过中国，可以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他对中国不太了解。但1999年7月在美国洛杉矶举行的一场中美女子足球队争夺世界杯的比赛，却把他同中国的体育事业以至中国人民的现代化建设事业紧紧联系在一起了。他被中国女子足球队的胜不骄、败不馁的顽强拼搏和宽厚待人的精神所感动，从她们身上他看到了一个泱泱大国的礼仪之邦风范，一个伟大民族的自强不息精神。他以记者的职业敏感，跟踪着中国女足的足迹，来到中国探个究竟。谁知来到中国后，他居然对中国这块土地如痴如迷，流连忘返，深深地爱上这里的人民。从此后，他把中国的体育事业当作自己的事业，以其年迈之躯，为北京申办2008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摇旗呐喊。“爱国不分先后”，虽然是对中华民族的海外同胞而言的，但如果增加一个字为“爱中国不分先后”，用在特立斯先生身上尤其贴切。他是中国人民的新朋友，但新朋友并不见得就比老朋友的情谊浅。新朋友见到的是我国新时期的新面貌，感受到的是新时代的新精神，没有已成为历史的陈怨旧仇的包袱，或许情更深、意更笃。但愿我们有更多的这样的新朋友。能把这位美国新朋友的作品介绍给我国读者，是我由衷的心愿，只是害怕自己才疏学浅，译不好朋友的大作，有损其一世英名。如是，还望特立斯先生海涵。

其二，出于对本书内容的兴趣。译者也是笔耕之人，与报界的朋友没少打交道，只知他们有“为别人做嫁衣裳”的苦衷，但个中原委，不得其详。至于美国报界的情况，更是所知甚少。我在美国哈佛大学进修期间，也经常翻阅《纽约时报》，但只是翻翻，厚厚的一沓，多达几十页，认真读一遍，至少需要两三天。熟知并非真知，每天都看报纸，未必知道报纸历史，更未必知道报社的内幕。我只知道编报一定是很无聊的事，只不过是在别人写的稿子上勾勾画画而已。谁知拿来《王国与权力》一读，便被其生动活泼的情节和跌宕起伏的故事所吸引，爱不释手。《纽约时报》既是一家有百年历史的老报，也是一家在当今世界最具影响的大报。美国乃至世界的许多爆炸性的新闻不少出自《纽约时报》编辑之手，有些竟然影响和改变了历史。这些新闻是怎样出笼的，采访过程中都遇到了哪些坎坷，想必是读者们希望了解的。特别是书中碰到对你产生过影响的名字，更会令你激动不已。提起哈里森·索尔兹伯里的名字，我们中国的读者不会感到陌生，他是《长征——前所未闻的故事》的作者。该书的中译本1986年在我国出版，第4次印刷时印数已达15万册。正是这本书，首次披露了红军时期一些鲜为人知的细节，在记叙红军长征可歌可泣的英雄壮举的同时，也如实地展现了领袖们的常人一面，给“领袖是人不是神”这个朴素的道理做了一个生动的注解。但现实生活中的索尔兹伯里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他是如何进行采访和写作的，他有过什么样的喜怒哀乐，这是你在他自己著作的“作者简介”里看不到的，但特立斯先生的这本《王国与权力》却可以告诉你。我们常人的好奇心总想了解自己喜欢的作品的作者的根底，因为这个根底是读者更深刻地理解他的作品的条件之一。特立斯先生在《王国与权力》一书中所做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大名鼎鼎的美国报界名人的根底抖搂给读者。

虽然鼓足勇气翻译了特立斯先生的《王国与权力》，但是否翻译得令读者满意，我还是心里没有底。特别是因为翻译此书的时间仓促，遣词造句来不及细细推敲，就更是不敢奢望“雅”了。另外，本书的最后三章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唐霄峰译的初稿，我做了校译。如有不当之处，责任自然是由我来承担，谁让他是学生，我是老师呢！

张峰

2001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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