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陆扬　著

北京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陆扬著.—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3

（未名中国史丛刊）

ISBN 978-7-301-26313-6

Ⅰ．①清…　Ⅱ．①陆…　Ⅲ．①政治文化—研究—中国—唐代　Ⅳ．①D69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30091号

书　　名　　清流文化与唐帝国

著作责任者　　陆　扬　著

责任编辑　　张文礼

标准书号　　ISBN 978-7-301-26313-6

出版发行　　北京大学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海淀区成府路205号　100871

网　　址　　http://www.pup.cn　新浪微博：@北京大学出版社

电子信箱　　pkuwsz@126.com

电　　话　　邮购部62752015　发行部62750672　编辑部62767315

印 刷 者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者　　新华书店

965毫米×1300毫米　16开本　24印张　331千字

2016年3月第1版　2016年6月第2次印刷

定　　价　　59.00元

未经许可，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之部分或全部内容。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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谨以此小书纪念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先生

出版弁言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自20世纪80年代初一路走来，已经将近而立之年。

中心创立伊始，我们的前辈邓广铭、周一良、王永兴、宿白、田余庆、张广达等先生曾经共同制定了“多出人才，快出人才；多出成果，快出成果”的方针。全体同仁在这片清新自由的学术天地中勤勉奋励，从容涵育，术业各自有专精，道并行而不相悖。

为有效凝聚学术力量，积极推动中国古代史研究的持续发展，并集中展示以本中心科研人员为主的学术成果，我们决定编辑《未名中国史丛刊》。《丛刊》将收入位于前沿、专业质量一流的研究成果，包括中心科研人员、兼职人员、参加中心项目成员和海外长期合作者的个人专著、文集及重大项目集体研究成果等。

致广大，尽精微，这是中心学人共同的方向。我们将为此而努力。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2011年7月

未名中国史丛刊

（第十一种）

丛刊编委会

主　编　邓小南

副主编　侯旭东　刘浦江

编　委　（依音序排列）

邓小南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侯旭东 （清华大学历史系）

刘浦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罗　新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荣新江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

沈卫荣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

王利华 （南开大学历史学院）

吴玉贵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张　帆 （北京大学历史系）

注释

□□□□□

本书中所出现的如上方框同原版纸书。

目次

出版弁言

序论

上篇

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

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

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

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

下篇

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

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

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附录：西方唐史研究概观

后记

重印说明

序论

这部相当不成熟的小书主要收入了我在过去四五年内撰写的有关唐五代政治文化的文章。虽然这些文章从构思到最终完成，常常经过相当漫长的岁月，其间又不断受到新的史学观念和研究成果的影响，但它们之间仍有着密切的关联，可以说都是围绕两个在我看来非常重要也互为依托的历史课题，一是唐后期皇帝权威的特殊性对唐代政治秩序的影响，二是唐五代新政治文化精英的构成，所以这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论文汇集，而是仍待完成的两部专著的缩略版，这两部著作一是讨论8到10世纪权力结构的变化，一是从南北朝到五代的文与政治的关系，收入本书的文章呈现的是那两部著作的部分主要观点。这些文章原先在学术期刊和论文集里刊载过，这次趁着成书的机会，我又将其中绝大部分文章作了修订扩充，个别文章改写扩充的幅度之大，几近于重写，目的是尽量将原先版本中表述不清楚或证据不够充分的地方加以改进。内容上没有更动的只有本书下篇中的《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一文和附录中的《西方唐史研究概观》，前者是有特定针对性的书评，虽然文中关于中古墓志研究方法的讨论与本书中其他文章有直接关联，但既然是发表过的书评，内容上并不适宜改动。《西方唐史研究概观》是为中华书局出版的《北美中国学：研究概述与文献资源》特别撰写的一章，原本打算在此基础上写成一本给研究生读的唐史研究的入门手册，但由于我个人的兴趣转移，也迟迟未能完成。《北美中国学》出版于2010年，之后几年间欧美的唐史研究又有不少进展，这些只能留待今后有机会再补充了。

接下来我想说明一下这部书里的文章主要涉及了哪些重要的学术问题，特别是为何我要用“清流文化与唐帝国”作为概括性的书名。虽然我到近年才真正倾向于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来描述和分析中晚唐政治文化和群体的重大变化，我对唐代这些现象的关注、基本解释框架的形成等等，都应该追溯到撰写博士论文的年代。我仍清楚地记得，1997年一个深秋的下午，温暖的阳光洒满卡内基湖畔的红叶，我送家人去大学上课，随身带上了从葛思德图书馆借来的孙国栋的《唐宋史论丛》。孙国栋先生的研究我那时已经大体熟悉，尤其是他那篇精巧的小文《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携带该书原本是为了细读收入其中的《唐代三省制之发展研究》，没想到那大半个下午，真正吸引我的却是《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阅读之时就感觉孙先生的分析虽丰富而有创见，却难以说服我，尤其是他将唐代政治精英按家族出身做简单分类，并将唐代门胄子弟和旧门大族成员做简单对等，在我看来尤易造成历史认知上的紊乱，因为这种方法既不能全面反映唐代的情况，也不能准确说明唐人仕途成功的关键因素。我当时随手将自己的一些读后感记下，这就构成了今后思考这一问题的开端。

这种对唐宋间政治与社会精英的变化的研究兴趣可以说发生在一个对我个人而言很不寻常的时刻，其结果可以说既不幸又很幸运。那时我刚被普林斯顿大学聘为助理教授，但因博士论文尚未完成，所以只能先担任全职讲师（Instructor）。我研究工作的重心之一是想要解释从8世纪晚期到9世纪前期，唐代的政治格局究竟发生了何种根本性的变化，所以精力大都花在探寻从朝廷到地方的官制、军事和财政等方面变化的脉络，尤其是唐宪宗元和时代的朝廷政治以及中央与藩镇的关系。和十八年后的今天相比，那是一个很不相同的年代。学界对安史之乱后的唐帝国的研究远不如唐前期研究来得丰富，许多重大问题尚未被触及，具有开拓意义的综合研究尤其罕见。就我特别关注的政治史、制度史和财政史而言，当时最具原创性的论著仍主要出自日本学者之手，从日野开三郎、松井秀一、堀敏一、砺波护等前辈学人到年轻一代的妹尾达彦、高桥继男和渡边孝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虽然不出数年工夫，中国学界的研究就呈现出了后来居上之势，但在那一刻仍显得较为薄弱，比较重要的是张国刚的藩镇研究，袁刚的唐后期中枢体制研究和陈明光、吴丽娱、李锦绣等的财政史研究。西方学界的情况与此类似，主要贡献还是来自于杜希德（Denis C. Twitchett）、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和麦大维（David McMullen）等人的论著。如今被视为理所当然的研究对象的唐代墓志，那时也只有很少数的学者有意识地加以利用。在这个意义上我的唐后期政治史研究也算是一种充满勇气的冒险。

之所以会选择9世纪前期的唐宪宗时代作为博士论文的课题，回想起来，原因至少有如下几个：首先，我对所谓盛世的唐前期的兴趣远不如对纷乱多变的后期来得大，这一倾向既出于史学的考虑也有个人的倾向。从史学角度而言，我觉得中国只有到了9世纪，保存下来的文献资料才开始具有足够的多样性，让研究者能聆听到多种声音，窥探到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我个人也更留意复杂而多变的现象和人物，唐代前期的很多人事往往被官方粉饰性的史撰文字所左右，面目显得单一而刻板，后期的特殊境况使人物与事件的复杂性能在各种书写中得到更多的呈现，也更能使人看到历史的种种潜流如何在回环激荡中冲出峡口，酿成巨潮。其次，唐后期朝廷的政治生命力之强是个难以用史学界惯常接受的论述框架来解释的现象。在这个问题上日野开三郎的论述对我最有启发，他是唯一能从积极角度去看待唐后期唐廷自我调节能力的史家，也是唯一能在陈寅恪之外提供一个唐后期由中兴到最终崩溃的解释框架的史家。我那时希望能在重新检验他的分析的基础上对唐后期的变化作出综合性的解释。

除了以上两个重要理由之外，我的选题也和我被西方中古史的研究吸引有关，特别是约瑟夫·斯特雷耶（Joseph Strayer）、约翰·鲍德温（John W. Baldwin）和威廉·切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为代表的美国学界对欧洲中古盛期（High Middle Ages）的三位法国重要君王的详尽研究。其中最让我钦佩的是斯特雷耶对美男子菲律普（Philip the Fair）的研究，他能在直接有关美男子菲律普影响法国宫廷政治的材料几乎付之阙如的情况下，通过对宫廷各种重要职位的人选、职能的精细分析，巧妙得出美男子菲律普才是掌控全局之人的结论，否定了此前学界认为美男子菲律普只是个傀儡的流行看法。这让我在中国制度史研究之外看到了一个不同的境界。我当时感觉包括宪宗在内的唐后期君主和美男子菲律普的情况相当接近，也就是他们对帝国的政治决策究竟有多大作用，仅仅依靠简单的史学逻辑来分析是难以获得有深度的认知的，而若处理不好这一问题，对整个唐后期政治的理解就会产生很大的偏差。

在本书收入的文字里，直接来自当年博士论文的只有《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原名《从西川和浙西事件看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篇，是根据博论的一节扩充而成，基本呈现了当时的视角和分析手法。另一篇与博士论文有关联的文章是《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其中主要看法虽来自于博论中有关宦官体制的部分，真正写成更为全面的论述则是在十年之后了。在《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之前，几乎没有史家从藩镇领导层的认知和立场去看待藩镇和朝廷的冲突，也没有史家对这两个事件的来龙去脉做过分析。我的出发点不只是要说明元和初年的这两个事件对宪宗建立其政治模式的关键性影响，还想提醒学界宪宗在处理这两个事件中树立起来的个人威望为元和时代朝廷日益占据政治制高点带来了无形的帮助。20世纪90年代以前，“势”在古代政治中的作用甚少为研究者重视，我的看法间接受到罗志田分析民国北伐胜利的舆论因素的启发。但我的最终目的，是要通过这两个例子说明新的政治史不再只是关于人物和事件的历史，更是关于行动中的人或群体对权威和合法性的不同认知的历史，这种不同的认知以及导致的政治行为的错位常常是冲突的根源所在，这一认识在史学上的意义要比解释具体事件深远得多。当下史学颇为流行地方视角，但我的文章则和这一取径有颇大的差异，倒不是因为我觉得这种视角没有价值，而是我感觉唐代的资料尚未丰富到让我有信心完全采用这种视角。至于现在有些学者全然不顾历史书写的内在局限和唐代地方社会的复杂性，将来自唐代地方的暴力抗拒都视为被压抑的地方声音的宣泄，并由此做出价值判断，结果是历史分寸感的丧失。

也许因为这篇文章隐含的“颠覆”倾向，2002年在《唐研究》刊出以来影响了一些年轻的唐史学人，她（他）们的研究也支持了我的整体判断。但我仍感觉文章的口吻过于正面，对元和时代政治的走向显得过度积极，缺乏必要的反讽。有趣的是，文章发表整整十年后，五方新出土的墓志意外地从完全不同的方向有力地支持了我当年对刘辟事件的分析，于是我又撰写了《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及其相关问题》一文，但此刻的文字已尽量褪去当年那种正面的色调，更希望呈现历史那灰色的面相。

回顾写博士论文的历程，记忆犹新的是，《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所引发的那些问题，不仅占据了我不少思考的时光，也逐渐使我意识到唐代中后期的士大夫有独特的政治评价话语体系，以往被唐研究领域学者不假思索采用作历史证据的许多文字，包括对政事、财政、军事、外交乃至社会现实和往昔历史的种种叙述和议论，都需要更符合历史语境的文本解读，或者说需要透过一层滤镜，才能比较准确地把握其史学上的利用价值。这就影响到博士论文涉及的许多方面，但由于原先设定的范围和时间的限定，使我不得不按既有的史学路数继续沿政治史和制度史的方向推进，虽然读过我的博士论文的学界同行大都认为它对整体了解中晚唐政治和社会有实质的贡献，我本人却并不满意。当时我已开始将自己定位成一个后现代的经验主义历史学者（A post-modern empiricist historian），乍听起来这个定位充满矛盾，其实我想做到的是在解读唐代书写时，除了对相关的史实做尽可能严格的考辨，还需不断反省潜藏在这些书写里的修辞意向和话外之音、书写者与书写之间的复杂关系以及我个人的史学立场，这样才能尽可能避免盲目的实证主义倾向。所以在博士论文的写作过程中，我始终感觉对很多书写的性质的辨析和历史现象的阐释仍带有简单的实证倾向，揭示出来的历史图景也不够丰富。尽管若干年后，我以博士论文为基础，将之扩充成为一部关于8到9世纪唐帝国政治变化的英文书稿，但那已经不太能代表我的史学思考和旨趣，这也是我为何迟迟不愿寻求那一部书稿出版机会的主要原因。若要对唐后期有一种全局性的洞察，首先就需要对唐五代的各种书写作更系统的批判性解读，然后才能确立起符合当下史学要求的叙述。这项工作也应该以充分阐释清流文化这样的现象作为前提，但如此一来，研究涉及的范围更大，要讨论的问题也更错综复杂，几乎牵一发而动全身，不可能以碎片化的局部研究来达到目的。对我这样一个意志力薄弱而学术写作能力又差的人来说，真可谓是 mission impossible。从学术生涯的角度来说，这种不切实际的固执是非常不明智的，不仅我个人为此付出代价，也让对我寄予希望的师长同行承担了很多压力；但值得庆幸的是，这一过程反而使我对未来工作的意义有了更明确的认识，也使我更能体会史学研究的终极乐趣。

另一件幸运的事是，在此前博士论文的研究和写作中，我已注意并讨论了唐代政治理念和运作中一个特有的现象，就是作为个人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之间的重要区别。一般研究帝制中国时，学者习惯于区分作为个人的皇帝和通过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或皇帝）的权威，往往将前者意义上的君主私人意志视为很多内廷机构权力膨胀的根源，同时习惯于将后者看作正常情况下比较符合传统政治理性的权力运用。这种区分也被广泛用于解释唐后期政治体制的种种现象。这一认知最大的问题在于未能认识到制度化的皇帝权威的巨大象征意义和积极作用，而这在我看来才是唐后期政治局面得以维持的秘诀之一。正是在面对来自各方的挑战和重重危机之时，以唐德宗和宪宗为代表的君主认识到通过中央官僚系统传达的朝廷权威已不足以产生预期的效应，原因是中央官僚系统和挑战的主要来源——地方藩镇体制——之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仅仅依靠这一种政治权威的传递方式，一旦受到对方的抗拒，朝廷就会陷入被动的状态，这种被动甚至会引发更大的政治危机。同时从行政有效性的角度而言，在瞬息万变的政治局面下，唐代官僚体制的复杂运作过程和等级观念也很容易使其丧失必要的灵活性和权威的有效性，因此需要在这之外建立一种新的权威体制来加以弥补。建中四年（783）熟悉政治情况的陆贽就曾给德宗如下建议：

至于君人有大柄，立国有大权，得之必强，失之必弱，是则历代不易，百王所同。夫君人之柄，在明其德威；立国之权，在审其轻重。德与威不可偏废也，轻与重不可倒持也。蓄威以昭德，偏废则危；居重以驭轻，倒持则悖。恃威则德丧于身，取败之道也；失重则轻移诸己，启祸之门也。陛下天锡勇智，志期削平，忿兹昏迷，整旅奋伐，海内震叠，莫敢宁居，此诚英主拨乱拯物，不得已而用之。然威武四加，非谓蓄矣。所可兢兢保惜，慎守而不失者，唯居重驭轻之权耳。陛下又果于成务，急于应机，竭国以奉军，顷中以资外，倒持之势，今又似焉。(1)

陆贽正是察觉到了德宗统治初期内轻外重的失衡现象，才提醒德宗要牢牢掌握“居重驭轻之权”。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中，恐怕只有依靠皇帝权威这面旗帜才能达到这一目的。德宗后来的体制改造正是沿着这一思路进行。

首先在8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内，出现了一个以制度化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新政治秩序，代表这一政治秩序的是严格意义上的内廷权力系统，和外朝官僚体系之间呈现平行运行的局面，双方各自的职能根据新的情势作出相应的调整，两者的权力平衡最终要靠皇帝来维系。这一新模式既不同于学界普遍接受的所谓南衙北司之争，也不同于当时有学者提出的所谓新三头中枢体制。内廷的权力机构，无论是内诸司使还是学士院，代表的主要是制度化的皇帝权威而非皇帝的私人意志。所谓制度化的皇帝权威，是指这种权威看似直接来自皇帝本人，实则必须通过制度化的内廷机构来彰显，而不是任由皇帝的私人意志来左右。但是相较于外廷官僚系统体现的朝廷权威来说，内廷机构象征的皇帝权威又显得直接而个人化，形成一种特殊的威力。这一体制既然围绕皇帝权威而展开，势必对皇帝的统治素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因为这一体制要能成功运行，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皇帝能理解和遵守这一体制要求的权力分配规则，也取决于皇帝在内外廷之间的政治仲裁能力。这一体制的灵活运用可以使朝廷多一层保障，在其自身和地方挑战者之间提供一种政治运作空间，既便于维持政治底线也便于妥协。

这一体制从诞生到成熟，其间颇为曲折，但变化的大致方向是清晰的，只是具体过程充满了不可预知性的因素。在相应机构的设立和运作上，既有在来自外部种种压力下的仓促抉择，也有君主个人性格意志的烙印，唐帝国内部各种政治势力对这一体制的认知和应对也因不同时空状态而变化。比如德宗既自信又敏感的性格，加上他统治初期与藩镇的大规模冲突所带来的阴影，使得他在统治后期，更倾向一种“内敛”的统治模式，倚重以少数亲信为核心、以内廷为决策场所的政治运作，这一偏向造成平行系统的失衡，最终导致了所谓的“二王事件”，引发外朝的普遍不满。这种向内廷过度倾斜的情况随即在宪宗时代得到了纠正，朝廷大政的宰相负责制、学士院秩序的建立和知枢密地位的确立都是重新调整决策系统的关键步骤。这些调整使内外廷权力更为均衡，但总体而言，德宗所做的是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权力重组，一种新型的君主独裁。伴随着这一体制出现的是制度化的宦官权威。《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一文集中论述的就是9世纪前期的这一变化。对于以往的唐史研究来说，唐后期的宦官制度化和宦官权力的膨胀似乎已经有了现成的解释，也就是将之视作在皇权衰退时代政治紊乱的结果，这似乎和大家印象中宦官操纵皇帝人选等现象能很容易联系到一起。但这些看法不仅常陷于史学逻辑上的自相矛盾，也缺乏历史现场感，甚至和史料中的大量描述相违背。关键原因是缺乏历史的想象力，未能将宦官机构的权力增长及其合法性和中晚唐体制化的皇帝权威对应起来考虑，同时简单地将唐后期宦官权力的增长看作一个线性发展的过程。本人主张将唐后期宦官的政治权力的内涵作出更精确的界定，并将这种权力置于更为复杂的历史境遇之中加以解释。制度化的宦官系统造成了两个结果，一是很大程度上避免了因皇帝个人宠信而骤然掌控朝野大权的权阉现象，这一现象在安史之乱后曾频繁出现，如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等等，但在德宗之后，即便有，比如宪宗时期的吐突承璀，也只是昙花一现，取而代之的是像梁守谦和刘弘规这样的凭借多年政治贡献和行政服务而登上权力巅峰的宦官官僚。德宗时期出现的这一根本性变化使宦官体制能更有效地起到维护皇帝乃至朝廷权威的作用；二是在此过程中，作为皇帝权威的物质性体现的宦官机构，更加具有了政治的正当性，也逐渐产生出强烈的群体意识，进而与难以适应这种变化的皇帝产生冲突。

以上大体是我撰写博士论文时形成的对唐后期政治模式的基本看法，我之所以觉得这是件幸运的事，是因这些看法促使我改弦更张，从另一个角度去重新看待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精英的形成和意义。最初我被《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一文所吸引，除了关心唐后期政治人物的身份背景之外，也和当时西方宋史界对唐宋社会阶层流动的热烈讨论有关。可是我深感西方宋史界的分析并没有建立在对中晚唐的深入了解上，如迄今仍有不小影响的郝若贝（Robert Hartwell）对唐至明中叶的社会精英变化的论说，将唐后期整个上层统治集团界定为所谓的“贵族”（aristocracy）。这一论说基本是以宋代成熟期的某些现象为出发点，用化约的方式制造出唐代的某种理想形态，将两者加以比较以确定变化的特性，并且找寻导向宋代这些现象的唐代元素，这是一种典型的后见之明。这一模式显然受到内藤湖南学说的引导，同时也渗入西方社会学对传统中国的社会精英的理解，实际上简化了唐代复杂的变化过程，尤其忽视中晚唐变化的丰富性和重要性，以至于从8世纪后期到10世纪前期的历史成了印证宋代某些特点的历史注脚。清流群体就是一个在此种视角下被错过的重大历史现象。这一群体不是单纯的政治集团，也不只是社会或文化群体，而是以某些特殊方式融合在一起形成的群体，有着复杂的演化过程和原因，这使以往的种种从单一视角出发的分析框架失去了解释的力度。这也促使我想要以这一现象为核心来考察中晚唐政治和社会的变迁，然而此前我对中晚唐政治史的研究使我察觉到仅从社会史或传统政治史的角度去认识这一现象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和唐代社会特定的对政治文化的想象联系起来，才能看到一个迥然不同的历史面相。

上文已经提到，我是近年才采用“清流”和“清流文化”这些概念的，而在此前很长一段时间内，我一直使用“文学宦族”这个自创的概念，为的是强调这一群体多重而混合的性质，但这一概念仍是现代的创造，而“清流”则来自唐人的书写，相对更能捕捉当时社会的直观认知。当然“清流”作为指涉某一群体的概念在中国历史上曾反复出现，这就很容易让中文语境中的读者产生联想，可是唐代的“清流”的内涵与其他时期的“清流”有着本质的不同，所以必须加以严格界定，这方面的工作主要体现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中。在英文表述里，我迄今却仍使用“literocracy”这一对应于“文学宦族”的自创的专有名词来指涉这一群体，以区别于西方中国史界常用的“贵族”和事功官僚（meritocracy）之类的概念。应该指出的是这一英文词并不理想，只是鉴于目前尚未能有更恰当的语词，姑且用之而已。

本书讨论的清流文化，作为一种现象，不少方面早已为学界所关注和探讨，但是以往的讨论通常分散在三个不同的范围内进行，即唐代科举文化、中古士族研究和唐中后期政治史。从这些角度作出分析自然有其价值，但普遍存在一个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这三种类型虽时有交叉，却很少能真正融汇起来，因此会遮蔽研究者的视域，使他们难以把握清流与清流文化的整体面相。囿于政治史、社会史或文学史的界限，只将清流群体和文化的某一特征作为考察对象，作出局部性的解释。然而只有在观察了这一现象的整体面相之后，才能充分认识到它的历史特殊性，并进而意识到若孤立地从政治权力、文化资源或家族背景等方面来解释，难以细致地说明这一现象的出现和演变过程，更难以说明它与唐代社会的互动。就像古朗日（Fustel de Coularges）对他的法国听众说的：“假设一百名专家通过抽签来分别研究法国历史的各个片段，你认为他们最后能写出法国历史吗？我很怀疑，因为他们之间至少缺乏事件的联系纽带，然而，这些纽带也是一种历史真实。”(2)清流文化正是一个能让我感受中晚唐乃至五代宋初特殊氛围的“事件”，我的希望是未来的工作能更多注意将清流文化和唐代社会各种发展连接到一起的种种纽带。

以文学官僚家族为主要特征的清流群体之所以会在中晚唐出现，是多种历史条件交织发酵的结果。这些条件有的是长时段内形成的，比如中古社会心态里对“清”的观念的重视和对等级性社会身份的普遍认可，虽然“清”的标准在南北朝晚期开始逐渐从门第转为文学才能，“文”却也因此被提升到一种崇高的地位，甚至趋于神秘化。当这些情况遇到唐朝特定的政治结构和意识形态，根本性的变化就产生了。唐帝国以政治地位决定身份的取向使做官成为广大社会精英的生涯目标，同时因为对“文”的作用的社会想象的日益强大，造成“文”和以皇帝权威为核心的政治形态的高度结合。这就赋予了清流成员特殊的地位。以进士词科为代表的科举也从单纯人才选拔（recruitment of talents）的机制转化为对既有社会精英身份加以认可（affirmation of identity）的机制，使得清流家族的出现和延续成为可能。当然以上这些因素相互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常常互为依托，这一点我在《作为一种方法的政治史——以唐代为中心》这篇文章里会有比较详细的阐述，可惜这次未及将该篇文章收入到这部著作中来。

汤普森（E.P.Thompson）在《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前言”里，对工人阶级之所以能被视为一个“阶级”（class）作了理论性的精彩说明。他说阶级是个动态的现象，无法作静止的观察，阶级也不是一个标签或范畴，而是一群人因为类似经历而产生了共同的经验，并通过文化的方式展现出其群体意识。他指出“阶级”既有复数也有单数，在分析英国工人阶级时，他选择了作为单数的“阶级”：

复数可以进行描述，其含义既清楚又不清楚，它把一些不连续的现象松散地联系在一起：这里是裁缝，那里是织工，堆积在一起而形成工人阶级的复数。

但我说的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它把一批批各各相异、看来完全不相干的事结合在一起，它既包括在原始的经历中，又包括在思想觉悟里。我强调阶级是一种历史现象，而不把它看成一种“结构”，更不是一个“范畴”。(3)

假如唐代清流也构成这样一个类似阶级的群体，那么究竟应该是单数还是复数的呢？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文里，我也倾向将其当作单数来处理，虽然清流成员有着复杂的社会网络和多重身份，他们通过相似的经历而产生同样的经验，比如科举的同年、幕府的生涯、翰林学士院的共事等等，从而构成了他们的价值取向和群体意识。作为“行动主体”（agency）的清流成员的认知通过何种方式来推动这种价值和意识的产生，又如何与同时期其他社会政治观念相激荡，都是我想要深入探明的问题，本书的工作只能说是一个开端，更详细的分析则留待另一部专著来完成。

我最初对于清流家族的特点的印象，主要来自于阅读正史、笔记与唐人诗文等资料，但是这些资料在反映晚唐的情况方面却存在严重的不足。近年大量墓志的出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一缺憾，使得晚唐乃至五代的清流家族的婚宦状态获得更清晰的呈现。本书中收入的文章《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就是在此基础上完成的。与此同时，我也日益认识到五代研究对了解唐后期历史的重要性。一种历史事物的潜在力量常常是在一个巨变的时代才爆发出来，包括清流文化在内的晚唐社会的很多现象只有到了五代才能让人看到其最深刻的影响。受到这一看法的驱动，近年我更多地关注五代的历史，《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就是这种关注下的研究尝试。五代不仅仅是一个上承晚唐、下连北宋的纷乱的过渡期，更是将唐代文化整合重组并建立新范式的时代，冯道就是这样一种矛盾共同体的产物。他既是清流文化的真正受益者，也是促成这一文化转变的代表性人物。他个人生涯的成功必须放在精确的文化坐标上加以说明。

最后，我想稍微谈几句西方学术方法对我个人研究产生的作用。假若浏览一下今日中国史学界流行的研究课题，西方学术思想的身影可说无处不在，差别恐怕只在于是直接祭出本尊还是使用替身。就以我所属的中古史研究界而言，当下频繁出现的论题如社会信仰、医疗与身体、历史书写、视觉文化、物质文化等等，没有西方史学的导夫先路是颇难想象的。这种情形的得失当然不是这篇短短的序论能给予讨论的。相较而言，本人的研究对象大多属于学界似乎都有定论的旧课题，对更年轻一辈的学人来说也许并不具有多大的吸引力。不过或许正是因为我的研究着眼于旧问题，才更容易感受到包括日本在内的西方学术方法的启发，这种启发带来的不只是思想的碰撞，还有发现的愉悦。严格来说，西方学术的方法很少直接影响我对唐代政治文化中一些重要现象的研究，我也极少在文章中引用西方的概念或理论，除非有明确的界定和指向。西方的学术方法，特别是来自史学和人类学的方法，产生的作用更多是帮助我去思考如何概括和解释复杂的历史现象，去注意那些在中国中古史研究的习惯性思维中容易遭到忽略的层面和联系。马克·布洛克说过：“任何分析首先需要合适的语言工具，这种语言应能准确勾勒出事实的轮廓，同时又须保持必要的灵活性，以便不断适应新的发现，它尤其不能有模棱两可的摇摆之处。而这恰恰是历史学家的弱点。”(4)应该说，相比于中国史学，西方史学更善于概念的提炼和运用，也更倾向于对自身的学术立场加以反省，这些特点都有助于在史学写作中避免作那种个人经验式的说明。

影响的具体来源可以说是多方面的，有的我开始并不觉得和自己的研究有直接关系，但在日后的工作中却突然意识到其价值；有的重要方法的获取，是经由再三转手的途径而来，现在已记不清中间有哪些环节；还有的时候，一种理论对我的价值并非那种理论最为人知的贡献或成分。这些经验似乎颇能用来印证昆廷·斯金纳（Quentin Skinner）关于思想资源的影响轨迹的看法。总的来说，最让我受益的还是西方学术中的经典研究，比如上文提到的斯特雷耶等人对法国中古君主的研究，还有格尔茨（Clifford Geertz）关于权力的象征化的分析，以及坎托洛维奇（Ernst H. Kantorowicz）的名著《国王的双重身体：中古政治神学研究》（The King's Two Bodies：A Study in Medieval Political Theology）。我过去曾以“科举的两重身份”为题展开过讨论，借用的正是《国王的双重身体》中“双重身体”这一语汇，用以强调作为一种制度的唐代科举，兼具两种性质，既是选拔官僚人才的机制，也是认可社会精英身份的机制，承载的是中古特殊的社会意识。这使唐代科举和宋代以后的科举有本质的不同。布迪厄（Pierre Bourdieu）的“场域”（field）对我来说也是值得重视的一个概念，他用场域来说明“客观关系网络所构成之开放性结构”，也是“行动者争夺具有价值支配性资源的空间场所”。(5)虽然他更多强调场域中资本拥有者和权力拥有者之间的斗争，但我觉得这个概念，经过一些修正，可以借用来帮助我们想象唐代科举文化的运行。也就是介入这一科举实践场域的人员，无论是朝廷官僚，还是普通士人，还是社会的其他成员，比如武人、宦官甚至宗教人物，他们的身份都因介入这一场域而获得了转换，不再单纯是原有的身份，他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声名的确立过程等等也可以通过场域的特点来加以说明。无论是迎合，抗拒还是颠覆，当时几乎所有人都被这个场域的支配性价值所笼罩，“虽有智者，亦逃不出”(6)。

清流文化涉及的一个重要方面是语言与政治的关系，这是当下中国史研究中一个非常薄弱的环节。我们生活在只认可赤裸裸的权力的时代，虽然日常生活里，人们仍不断要从刻板的官方文字中咀嚼出政治风向的滋味，面对在古代的政治和礼仪空间中曾拥有至高权威的文辞表达，反而失去了敏感，这是令人遗憾的。很大程度上，这是因为自近代以来语言越来越被视为权力的附庸，反倒不像中古时代，语言被赋予了重要的角色，与政治权威之间也存在着更多的张力。对于这种关系，西方的学术研究反而更值得借鉴。比如埃里希·奥尔巴赫（Erich Auerbach）论述欧洲晚期古典和中古时期拉丁文言与公众的关系。自布克哈特（Jacob Burckhardt）以来对修辞学在文艺复兴的社会生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的分析，与唐代对“文”的重视有高度的相似性，包括论辩中辞藻的华丽装饰（ornatus）也和唐代王言相类似。再比如美国史家林·亨特（Lynn Hunt）在研究法国大革命的政治的专著里，用相当的篇幅阐述了大革命时期出现的特殊语言如何成为改变社会的工具，她用“权力的诗学”（“The Poetics of Power”）这一标题来形容这种语言的形塑力量。其实唐代政治的转向中也存在类似现象，只是没有那么剧烈而已。唐前后期对于政治文化权威的表述就有很大的不同，同样是中书舍人或者中书侍郎，我们对照一下前后期这些职位的任命制书，就可以发现，用于描述委以这些职位的官员的素质和履历的用词有显著的差异。

就本书关注的课题而言，在所有来自西方学术的资源中，带给我最深刻启示的莫过于两位人物的著作，一部是思想史家昆廷·斯金纳关于政治书写的分析。当我在90年代中后期开始了解他关于“言语行动”（speech acts）的说明时，它几乎彻底改变了我对唐代书写（特别是文士书写）的解读方式，虽说现在斯金纳的思想史方法对我来说不再那么新鲜，但在当时，却使我认识到通过唐士大夫的书写去判断其信念，是件多么容易失误的事情。另一部就是汤普森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这部著作对我说明唐代清流文化现象的重要意义，是我在形成对清流文化的基本看法多年之后才意识到的，可以说是后知后觉。汤普森笔下的英国工人阶级和唐代的清流成员，无论哪方面，相差都是巨大的，但是两者间竟也有某种意想不到的相似。在汤普森撰作的年代，裁缝和织工的经验很少进入史家的视野，他让我们看到这些卑微的人是如何造就出宏大的社会图景。而许多唐五代的清流成员，尽管曾经在政治舞台上煊赫一时，也同样淡出了今天历史研究者的视野，甚至成为历史的尘垢。

汤普森的著作最让我感动的地方，是对历史中人的主体性的尊重。从他的解释可以知道，汉语的“形成”一词难以充分包涵“making”的意蕴，后者兼指主体（各类工人阶级成员）对于这一过程的主动参与和他们所处的条件。汤普森说他要把那些穷苦的织袜工、卢德派的剪绒工、“乌托邦式的手艺人”等从他们身后遭受的不屑一顾（condescension of posterity）中解救出来。这显然需要历史学家的道德勇气。在一个对精英的作用高度怀疑的时代，将唐代的清流作为彰显的对象虽未必需要有汤普森的勇气，多少也显得有点不合时宜。如果史学工作者也可以分为狐狸与刺猬两个类型，本人无疑属于后者，也就是说只能在一个缩得很小的范围内进行聚焦式的工作。不过我读到过一个立陶宛的创始传说，里面提到说上帝一开始曾把大地弄得比天宇还大，多亏一只刺猬的提醒，才把大地缩小到和天宇相称。由此可见，在那只刺猬眼中，大地虽然被缩小了，却仍可以有天宇一般的浩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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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陆贽撰，王素点校《陆贽集》卷一一，中华书局，2006年，335页。

(2) 转引自Marc Bloch，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p.134；此处译文引自马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年，138页。

(3) 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Vintage Books，p.9；这里采用的译文来自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3年，2页。

(4) Marc Bloch，Apologie pour l'histoire ou Métier D'Historien，p.135；此处译文引自马克布洛克著，黄艳红译《历史学家的技艺》（第二版），139页。

(5) 汪民安主编《文化研究关键词》，台北：麦田出版，2013年，164—167页。

(6) 此处借用胡适语，可见王汎森《执拗的低音》，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75页。

上篇

西川和浙西事件与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

唐宪宗的元和时代（806—820）是安史之乱之后唐朝最为振作的时代，虽说这一时期各方面的变化都对唐后期的影响深刻而广泛，但就政治史的研究来说，历来的重点都集中在唐廷和河北及淮西诸藩镇的冲突上。对于元和前期与藩镇的问题，特别是西川刘辟和浙西李锜这两大事件，史学家通常只是略加叙述，轻轻带过而已。本文则恰恰是要对这两次事件做一次比较全面的探讨。一方面了解这两次事件对元和时期的政治所带来的影响，另一方面也以此来重新检视唐代后半期朝廷和藩镇不断变化的复杂关系。

总起来说和唐前期相比，唐后半期的社会更是一个各种力量聚汇纷争的场所，因而也是一个价值观念冲突而颇为混乱的时代。这并不是说这一阶段的社会在政治文化上不再具有共识和凝聚力，而是说这种共识因政治和社会的不稳定而变得游移不定。所以对于唐后半期政治和社会行为的分析必须特别注意其在世变下所具有的特殊意义。藩镇和中央的关系就是体现游移不定的政治价值观的典型例子。

藩镇的力量随朝廷对地方控制力的下降而急剧上升固然是不争的事实，但对两者之间关系的判断不能从单一静止的概念或唐前期较为稳定的局面下中央和地方关系的模式出发，而要在特定的空间时间内加以理解。因为藩镇本身不断根据他们所理解的政治行为模式来决定其应对朝廷权威的方针，并调整和朝廷的关系。而且各个藩镇基于自身性质和传统的不同，其举动的弹性空间也自有不同。唐史研究中一种较为普遍的误解是把藩镇对中央的不服从都视为叛乱之举。这无疑假设藩镇和朝廷总是处于完全了解对方的境地，采用的总是同一种政治游戏规则。不服从的一方（即藩镇）在采取和朝廷或皇帝说来是对抗的行动时清醒地认识到自己是在和朝廷对立，尤其是和皇帝本人的权威对立。这样研究者往往在不知不觉之中忘记了叛乱不是一个固定抽象的概念。其产生的后果之一就是当研究者面对一个政治行为的规范在发生转变的时代，往往对种种细微变化缺乏敏感，从而对其所揭示的重大意义也就无从作精确地把握。事实上当朝廷决心建立新的政治价值观和运作规则时，藩镇并不一定能立刻了解这种变化的含义和强度。而新的政治规范往往也就在这种带有误解的双方政治周旋之中得以确立。这一点可以说比较清楚地体现在元和初年西川和浙西的危机上。

一

剑南西川的危机是继节度使韦皋之死，其幕僚支度副使刘辟自为节度而起。德宗一朝，韦皋的地位随着其对抗吐蕃的成功和保持剑南地区的安定而节节上升。他不仅在唐代官僚集团中的地位可以说已到了无人可以望其项背的地步，而且在西川成了地方民众崇拜的对象。(1)虽说贞元时期节度使的任期往往很长，韦皋能控制西川长达二十年也不能不说是个异数。这使他对西川地区政治社会各方面乃至地方民众心理上都有深远的影响，而这种影响和在他死后迅速出现的变化存在着直接而微妙的联系。这一点下文将进一步探讨。

关于韦皋去世的时间各史料的记载颇不一致。《旧唐书》及《资治通鉴》（以下简称《通鉴》）都将韦皋的死讯记载于永贞元年（805）八月癸丑。(2)曾担任过韦皋幕僚的韦乾度在驳房式谥号的议论中也称“故太师（韦皋）永贞元年八月薨”(3)。但权德舆所作之《韦公先庙碑铭》明确提到韦皋死于七月。(4)另外同样是韦皋幕僚的符载在其《为贾常侍祭韦太尉文》中也说韦皋在永贞之际“忧国慷慨，请立太子。事苟未行，死而后已”(5)。虽没有直接指出具体的死期，但显然表明韦皋之死发生在李纯以太子身份摄政之前，也就是永贞元年七月二十八日之前。权德舆和符载的文字都是在韦皋死后不久写成的，可靠程度甚高。而《旧唐书》及《通鉴》的记载当依据实录，所以八月应是朝廷接到西川送来的有关韦皋的死讯以及刘辟自称留后的报告的日期。可见当朝廷接到韦皋死讯时，西川已基本为韦的幕僚刘辟及其支持者所控制。

有关刘辟的材料并不丰富，而且现存的一些记载将他描述成一个痴狂且有神经质的人。比如宪宗时代的李肇就说他患有心疾，常有吞人的幻觉。(6)甚至连《旧唐书·刘辟传》中都有一段如下的描述：

辟槛送京师，在路饮食自若，以为不当死。及至京西临皋驿，左右神策兵士迎之，以帛系首及手足，曳而入，乃惊曰：“何至于是！”或绐之曰：“国法当尔，无忧也。”(7)

照这一描述，刘简直是一个不明时务的愚悖之人。可是以西川的重要和韦皋的威名，为何恰恰是这个愚悖的刘辟能在瞬息之间控制西川呢？这一个问题未受到史家重视，主要因为自代、德以后，藩镇擅自决定节度的更替屡见不鲜，所以很容易把刘辟的擅位看作不过是其他藩镇的类似行为在西川的翻版。但事实上刘辟的情形在中晚唐甚为特殊。这种特殊性不仅体现在刘辟本人的背景上，也体现在他擅位的方式和过程之中。

在唐代中后期，藩镇擅位的模式不是父死子承就是兄终弟及，再或就是藩镇兵马使等主要镇将擅位。这些方式大多在镇兵特别是节度使的亲卫军的支持或胁迫下完成。刘辟可以说和这些模式都不相符合。虽说刘辟在被宪宗问讯时声称他是因“五院子弟为恶”而不能制，才不得已擅位，(8)但看来这只是他为自己的开脱之词。因为刘在西川的变化中主导地位非常显著。也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韦皋之死引起西川内部激烈内斗。虽然个别西川的官员如嘉州刺史崔佐时及武将郝同美反对刘辟，以当时的标准看，整个交接过程相当顺利。(9)有不少材料都表明刘辟对韦皋的幕僚，特别是文职幕僚相当礼遇（这一点下文还将讨论）。甚至像林蕴那样当面痛斥刘辟的人，刘都网开一面。(10)而且他此后能迅速控制庞大的镇兵，组织对东川的围攻和与朝廷军队长达九个月的对抗，都至少说明他不是一个简单的人物。和绝大多数其他藩镇擅位者不同的是，刘恰恰是一介文士出身，在贞元初连中进士和制举，(11)并得到韦皋的器重，前途应无可限量。后来和刘关系密切的著名文人符载在贞元四年（788）写过一篇《剑南西川幕府诸公写真赞》。(12)当时大概符载和刘刚有机会认识。他在给刘的赞中就特别推崇后者的文采，称其“气杰文雄”。虽然符载的这篇邈真赞用意在于对韦皋幕府人才的褒扬，有交际中客套的成分。但他的话看来也并非信口说出。因为当时刘才入西川幕府不久，资历甚浅。在这篇文字中，符只对另外二人特别作了文才特出的评语。这两人就是著名文人司空曙和后来长期担任翰林学士的钱徽。刘辟留下的文字很少，但看来都是很不错的作品。符载还特别说刘“炉化宇宙，无所不攻，他时图画，麟阁之中”。刘似乎给他留下了有大抱负的印象，所以他对刘有很高的期望。符的这种判断当是他能在多年后成为刘辟主要支持者的导因之一。贞元时代像刘辟这样经历之人一般都希望未来能在中央的官僚系统中成为显要，很难想象刘辟会不惜使自己成为皇帝眼中的叛逆。

关于刘辟对韦皋位置的继承，没有直接的证据说明这是出于韦本人之意见。在符载为刘辟所作的一篇祭文中，刘声称自己是受韦之遗命而代之。(13)我们当然可以说这是他的一面之词。但不可否认的是刘辟和韦皋的关系的确非同一般。刘辟在其制举上第后不久就为韦皋所辟。到韦死时，已在西川有长达十几年的经历。(14)而且从一个下级幕僚一直做到韦的主要副手。就韦皋在其死前不久还派刘辟长安游说王叔文一事来看，刘辟在韦幕府中的确占据了关键地位。就是因为这种密切关系，在韦死后，其声望也因刘辟事件而受损。比如李肇批评韦好聚敛，以致造成刘辟的觊觎。这大概是当时朝野不少人的看法，后来连对韦多有维护的正史都接受这一说法。(15)有人甚至企图以西川所造剑上有“定秦”二字来攻击韦皋有异心。(16)元稹在《叙诗寄乐天书》中说，贞元十年之后，德宗年事已高，为求得安定，不愿因更动节帅而引发地方上的动乱，“由是诸侯敢自为旨意。有罗列儿孙以自固者。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省寺符篆，固于几阁。甚者拟诏旨，视一境如一室，刑杀其下，不啻仆畜。厚加剥夺，名为进奉，其实贡入之数百一焉”(17)。其中“有开导蛮夷以自重者”，说的不是别人，正是韦皋，这可以从元稹的乐府诗《蛮子朝》里找到确凿的证据。诗里说：“益州大将韦令公，顷实遭时定汧陇。自居剧镇无他绩，幸得蛮来固恩宠。为蛮开道引蛮朝，迎蛮送蛮常继踵。天子临轩四方贺，朝廷无事唯端拱。”(18)后来李德裕干脆把韦皋和李锜同列为德宗时期擅权的节度使的两个典型。(19)这些对韦的指责，即便未必公允，至少说明不少舆论是把韦皋对西川的长期控制及对刘辟的信任和西川的变化联系在一起的。

刘以文官幕僚的身份取得西川的节帅地位。对于其擅位的细节，正史和其他官方材料中几乎只字不提。所以如果我们只有这些材料，那么即便对刘辟的动机感到异样，也只能推测而无法论证。所幸的是长期服务于西川幕府而且成为刘辟主要文书起草人的符载为我们留下了好几篇在这一事件发生期间所写的文字，恰恰是这些从未受到唐史研究者重视的文字使我们得以对西川当时的情形和元和初年藩镇与中央政治的复杂关系有一个新的认识。这里最先要举出的是符载《九日陪刘中丞贾常侍宴合江亭序》一文。该文是为刘辟和监军使永贞元年九月九日重阳日在位于成都东南之名胜合江亭的游赏宴席而作。当时刘辟已控制西川。虽然朝廷还未承认其地位，刘显示了极高的兴致。文中特别对西川的变动做了一番如下的议论：

曩者藩隅变故，主帅殂殁，而子继弟及者有之，毒民杀吏者有之，逐将攘位者有之。兵戈一动，膻腥数岁。今坤维祸起，太尉公薨落。山川之所控引，兵车之所杂糅，藩蛮之所连属，师漏于涓滴，衅成于波澜，安危之计，悬在丝发。我常侍沈断玄机，发如飙驰。以眄睐之力，移山丘之势，我中丞聪明英杰，动与神遇。承要约当，谈笑间万形施张，以在灵府。遂乃推大诚，布大赏，诛横猾，拔俊异。息老稚，洗故瑕。一日而声作，浃旬而恩被，盈月而政成。(20)

这段文字给予读者重要的讯息。其中特别称赞刘能迅速使羌蛮等部落杂处、军政管理复杂的重镇西川得以安定，而不像其他诸多藩镇因节帅变动而酿成灾祸。所以在符载看来，刘的行动是为藩镇树立一个良好的典范，为历史开了新的契机，这显然是值得自豪的。这也是符载与刘辟有关的文字中屡屡出现的主题，他成了后者有力的代言人。上述文字中还有一个特别值得我们留意的地方，就是提到当时担任西川监军使的内常侍贾某在此次权力转移中发挥的作用。称说是由于贾常侍的英明决断和刘辟的临危受命才使千钧一发的西川得以度过危机。

即便符载的文字是在为刘辩解，他对当时藩镇在军人主导下的节帅继承的情形的概括却是非常精确。而刘辟和其他交接事件的不同正是符载在文中要加以凸显的。如果结合西川的实际情形，虽然刘辟是韦皋的主要助手之一，但在当时西川的文人幕僚中有才能有地位者并不少，为何偏偏刘辟能顺利获此大权。如果没有强有力的支持这是难以想象的。而且西川是一个相当稳定的大镇，只有在获得普遍认同的情况下刘的控制才能稳固，因此韦皋的因素就不能被排除在外。实际上在顺宗即位之时韦皋已经病重。以其丰富的行政经验和对刘的信任，在病重期间对刘辟有所托付是很合逻辑的。同时我们也了解到韦死于李纯摄政之前。他既已上书公开反对王叔文，而刘也是因长安之行而得罪王叔文之人，所以在长安局势尚不明朗的情况之下，韦希望自己的亲信而不是朝廷派来的人主持西川大局也在情理之中。而监军使对当时的情况和韦的心意必深有了解，其支持甚至公开选择刘辟作为西川留后正是监军与节帅之间的默契所致，也是刘的权力之获得的真正基础。而这种在节帅病故之后由监军使指定继承人又是德宗在贞元期间有意识造就的一种藩镇的行事规范，目的也就是为了求得安定。这在当时特定的历史境况下具有相当的合法性，所以刘的权力继承达到了这一要求。符载的这些议论也只有在接受这种规范的情况下才特别显出意义。

上文已经提到，一个非常值得注意的现象是西川的文职幕僚和刘辟的密切关系。史料明确记载的从西川弃家逃归朝廷的只有许季同一人。(21)像符载、房式、卢文若等人都和刘辟合作。(22)我们不能仅以贪生怕死来解释这种对刘辟擅位的默许，而只有把西川的特殊情况以及贞元后期士大夫的心态和对朝廷的看法联系在一起才能对这种行为有透彻的理解。符载的一篇以刘辟名义所作的祭奠同僚的文字为我们的理解提供了很大的帮助。在这篇文字中有如下一段话：

昔在太师（指韦皋），作镇坤方，大启幕府。聿求贤良，君赴招延，价重珪璋。宾主之际，赫然有光。余复继来，厕接周行。契侔金石，韵拟笙簧，并几联曹，拥闼圜廊。纷纭笑谑，烂漫壶觞。昨者象纬成灾，祸丁故使。门庭仓卒，军旅沸渭。(23)

这段话中流露出对往昔在韦皋府中的美好岁月之眷恋，这虽是以刘辟的名义说出的，似乎反映了当时西川幕府的一种普遍心态。韦皋在剑南二十多年，这对包括其僚佐在内的行政集团有深远的影响。在韦长期庇佑之下，这些幕僚必有一种少有的安全感，而他们之间因长期合作而产生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所以当韦皋这一支柱突然失去，其产生的不安是不难想象的。史书上称韦皋对“其从事累官稍崇者，则奏为属郡刺史，或又属在府幕，多不令还朝，盖不欲泄所为于阙下故也”(24)。其实实际情形未必如此。恰恰是在贞元中后期，德宗的朝廷采取了一种保守的用人政策。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笔者已另文论述。简而言之，贞元后期能在中央谋求一官半职异常艰难，对能在科举中成功的文士来说都是如此。藩镇向朝廷推荐人才也往往不被德宗接受，成了一个“仕进道塞，奏请难行”(25)的时代，使很多士人不得不以游走幕府为出路。在士大夫眼中，朝廷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体系。所以韦皋一死，西川的文职幕僚便很难预料他们的前景将会如何。符载恐怕就有如此的心理。

在德宗贞元时代的文士中，符载可算一个相当特殊的人物，也是游走于官僚体制边缘的某种典型。自早年起他就凭才学文章、交游和隐逸行为，建立起颇高的声誉。他在建中初由岷蜀赴庐山隐居，之后近二十年，除了游历之外，大部分岁月在匡庐以隐居方式度过。但他并非没有出仕朝廷的理想，用他自己的话来说，“虽迹在丘壑，而心非常忘。且山木之挺者，忧良匠之不来，室女之容者，忧士夫之不娶”，所以是“实求知音，为之投诚”。(26)只不过在符载所处的时期，他的这种理想已经难以凭借他的名声和生活方式来获取，更不用说他还不断面临生计的问题。从保留下来的他的一些文字，可以看到他时常向知名官僚寻求钱财方面的帮助。贞元十五年左右，江西观察使李巽招辟符载为幕僚，符载起初似不愿接受。从他给李的回复中可以看出他的目的正是希望李能荐其入朝。但从李巽给他的聘书来看，李巽对符载相当礼遇，且给予“太常寺奉礼郎充南昌军副使”的职位。符载最终接受了李巽的招辟。(27)但幕府的生涯终究是不稳定的，与节帅的关系也随时有变化的可能，而节帅的去世或离任都可以使仕进成为问题。《唐摭言》卷二称“符载后佐李骘为江西副使，失意，去从刘辟”，虽细节上不准确，但符载感到“失意”的说法应有些根据，否则他不会一年后又赴鄂岳投奔何士干。而贞元十八年何士干去世使他不得不再谋出路，先入淮南入杜佑之幕，杜佑的离任使他终于在贞元二十年向韦皋求职。此时他已年近五十。也许在这个当口，他的自负和抱负，夹杂着寻职的急迫感，都清晰地流露在给“当世伟人”韦皋的书信里，说自己虽“谬隐匡庐间，其所务者，不专文字，亦尝有意窥佐王治国之术，思树勋不朽之事”，只是“心长才短，难进易退”，才造成了目前“齿发萧索，无所成遂”的境况。(28)从这封书信的内容看，符载显然是在他先前给韦皋投出自己的文章并得到韦皋积极响应后的跟进举动。应该是韦皋有明确邀请入幕的信号，以至于符载在书中有“宇宙至广，迥无知音，遭逢知音，便是死所”这类表达。同是强调知音的重要，给韦皋书中的语气却要比给李巽等强烈得多。虽然这带有自荐和求职的修辞，但结合符载那些年的生涯和他的年龄，这封书信呈现的内心感受更真实可信，也颇能帮助我们推测他正式加入西川幕府时的心态。我们也可以想见韦皋的突然去世给他带来的不安定感的强烈。刘辟对韦之继承或在像符载这样的同僚看来，也未始不是一个使他们的生涯有保障的事情，更不用说他和刘辟本来就是旧识。

使刘能取而代之还有一个重要的外在因素，那就是和东川的冲突。刘辟出兵东川很快成为宪宗对刘辟政策改变的转折点。但刘辟的这一举动的缘由是值得推敲的。当然我们如果用一般的解释，那自然是刘辟的野心随着朝廷的妥协而增长，以致觉得可以趁此机会并吞东川，这是所谓的“饱则逾凶”（宪宗《招谕剑南诸州诏》）。刘辟有野心固然不错，但按照藩镇行为的常规而言，藩镇僭位者通常会在逼迫朝廷做出承诺时出兵骚扰邻近地区，而一旦达到目的则会有所收敛。虽然这种收敛常也只是做个样子，可也算是遵循当时政治游戏规则的一种表示，所以刘辟的举动其实是相当突兀的。他非但不在成功获取节钺的时刻以退为进，以巩固自身在西川的地位，反而大张旗鼓地围攻东川，以致令宪宗无法再加以容忍。略有判断力之政治人物当不至于如此行事。这难道是因为刘辟不仅早有吞并东川的野心，而且也预料到朝廷迟早会对其下手，所以想抢先一步夺取东川，以攻为守吗？

从正史里面我们几乎无从判断是否有其他原因所在，但一些当时人留下的文字大可以为史家提供能作其他解释的种种蛛丝马迹。首先让我们再来看韦乾度对房式谥号的驳议一文中的如下议论：

其时授辟西川节度，诏命初下，东川之围未解。乃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镇兵，张皇虚声，荧惑郡县。发兵七千，马畜三万，号为十五万人。转牒盩厔以来县道邮次，酒肉毕具，刍荛无匿。署牒首曰辟，副曰式，参谋曰符载。令下之日，妖气坌兴，下愚沸腾，贪冒奸赏，奔走叛命，肩摩毂击，争死恐后。当此之时，邛蜀震惊，田野废业，窜伏山谷，邑居人吏，分散道路。如此之事，非得之于人，皆所闻睹。时贼围逼梓州久，王师诸军，稍稍继至，猖狂凶寇，不复张矣。(29)

这段文字最关键处不仅是表明刘辟之大举对东川用兵是在宪宗诏授其节钺之后，而且是受朝廷对刘辟地位的承认而鼓舞。节钺的获得使刘得以“召募亡命，兼收管内镇兵”，而且人人为刘辟攻击东川的举动“争死恐后”。如果说这些人纯粹是为刘辟个人而“争死恐后”，而且了解这样的行动是对抗朝廷的话，那何必要等到朝廷的诏命下达以后才如此做呢？也就是说很多人愿意加入对东川的行动和朝命的感召有逻辑的联系。韦乾度的文字里对当时这种人心的激动的描述是颇为生动的。如果我们再察看另外两种材料的叙述，情形就会较为清楚了。

一则文字就是上文已引到的符载《为刘中丞祭王员外文》。此文所作时间必是刘辟刚被授予节钺之时。其中刘辟声称韦皋死后，“东川无状，横相猜忌，破表焚笺，封山掠骑。因得讨罪，诛其不义。屡犯锋芒，几经忧畏。天子明察，龙旌旋至”(30)。如果照这段文字来看，那么在韦皋死后，东川的举动也很带有挑衅性。前面的所谓“东川之围”很可能就是指东川对西川“封山掠骑”，以图切断西川和外界联系的行为。当然我们不能排除这篇文字中刘辟为其行为提供依据而诬蔑东川的可能性。但该文是为刘辟祭新亡之友僚所作，而且当时刘辟又刚得到朝廷的旌节，(31)所以就文章写作的心理背景看，为刘辟极力辩护的可能性似乎不大。而且刘辟显然把宪宗对他的节钺的授予看作皇帝对东西川对立所表示的立场，也就是对他行为的支持，所以符载的字里行间大有拨云见日之感慨。这也和韦乾度文中提到的西川人在接到旌节之后大为振奋的情形相合。

上述分析更可以从其他直接和间接的材料中得到印证。刘辟出兵东川之后，宪宗被迫于元和元年正月下诏派高崇文领神策行营入川。诏书中说：

剑南西川，疆界素定，藩镇守备，各有区分。倾因元臣薨谢，邻藩不睦，刘辟乃因虚构，以忿结雠，遂劳王军，兼害百姓。朕志存含垢，务欲安人，遣使谕宣，委之旄钺。如闻道路壅塞，未息干戈，亲肆攻害，拟图吞并。为君之体，义在胜残，命将兴师，实非获已。(32)

这篇诏书已相当清楚地表明东西川的纷争实继韦皋之死而起，只是刘辟因此而扩大事端。而且东西川不睦恐怕在韦皋执掌西川的后期就已滋长起来，东川或慑于韦皋的权威而未发。在永贞时期，韦皋派刘辟赴长安求领三川，或和此种不睦之间存有某种关联亦未可知。虽然宪宗在元和元年正月间下令神策军入川的诏书中让李康也配合行动，但事实上早在前一年底授予刘辟节钺三天之后，即任命右谏议大夫韦丹为东川节度使，以接替现任节度使李康。(33)

可惜的是史料没有向我们提供任何有关李康在此次事件的前后所扮演之角色的更直接的讯息。不过他的结局颇值得注意。他在刘辟围梓州不久之后即为刘辟的部下所执。但当高崇文的神策行营进入东川，进逼为刘辟所围（或所占）之梓州之时，刘辟即交出李康以“自雪”。(34)“自雪”二字自然是刘辟想要向朝廷表示自己无罪，攻打东川和拘押李康只是在迫不得已情况下的自卫之举。李康在被退还后又立即为高崇文所杀。关于高杀李康的理由，史料的记载并不一致。正史的记载是李因“败军失守”而被杀。(35)但当时还只是对蜀军事行动的开始，即使高崇文为了树立威信，是否就能因此做主而在阵前杀一方藩帅，不无疑问。唐人就对高的这一行为做出种种推测。(36)而白居易在几年后给宪宗的一封关于俱文珍的奏章里把此事推在当时任征蜀部队都监的俱文珍头上。(37)看来李康的被杀应是高和俱共同采取的行动，如此而言，这背后应得到宪宗的支持。李康之被杀，恐怕正和他在此次三川危机中也有无法推卸的责任有关。宪宗因对他的作为早有所闻，且亦不满，所以定先除掉李康。而且杀掉李康也不让刘辟再有借口，所以唐廷杀李康正是开始着手结束刘辟对西川的控制的时刻。

还有一项不为人注意的证据表明刘辟和朝廷的复杂关系，那就是在东川境内的战事中，刘辟的主力，即邢泚的人马，其实是不战而退，也就是史书所谓的“遁归”。而且似乎和高崇文的神策军达成某种协议。对此这里必须加以解释。宪宗在元和元年正月戊子下的派神策入川的诏书上宣称“如刘辟禀奉朝经，抽兵却归本镇。朕务存诚信，必当委待如初”，而且既没有称刘辟为“逆贼”，也没有削夺其在身官爵。(38)所以刘辟的退还李康表示“自雪”，邢的“遁归”都是对应诏书上的这种要求的。而且代表刘辟退还李康的也应是邢泚。据史料记载，在高崇文平定西川之后赦免了大多数西川文武将官，杀了邢泚和沈衍。杀沈的理由不明，而杀邢则据称是因其“降而复叛”(39)，但却没有说明怎样才是所谓的“降而复叛”。韦贯之作的高崇文神道碑提到高对邢有“伪效诚款，阴持两端”(40)的评语。邢的人马从东川退至西川并参与鹿头关的防守有明文可稽。“降而复叛”不应在朝廷军队入西川，且攻下鹿头以后发生。看来最合情理的解释就是当邢的部队和高崇文部在东川相遇后，邢不战自退。而且一方面替刘辟表示“自雪”，一方面他个人也对高崇文有恭顺的表示。因为当时连刘辟在内大概都以为只要退出东川，朝廷便不会追究。但等到朝廷在收复东川后不久突然改变立场，并讨伐西川时，退回西川的邢泚等才不得不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加入真正和朝廷对抗的行列。这才应该是“伪效诚款，阴持两端”的含义。

上述种种迹象显示刘辟完全错误地估计了新皇帝的用心和对他的行为的看法。这一严重的误解使刘的行动一错再错，使西蜀藩镇的处境日渐不利，逐渐成了不折不扣的叛逆。有趣的是在元和元年三月三日上巳日，当朝廷大军已开始收复东川时，刘辟还在成都郊外北池举办大型宴会，在风和日丽中军民麇集，用“百戏”等各式活动来庆祝。在符载为刘辟的这次活动所作的纪念文字中，没半点涉及已无法避免的和朝廷的冲突，语气里充满自信，也无忧虑的表示。符载一如既往地褒扬刘辟，宣称举行这样大规模的活动是“新握龙节，保宁坤维。苟或风流褊俭不耀，是则欲憔悴宠荣也，岂承荷锡命之意乎？”他对当时的场景有如下一段描述：

观夫水嬉之伦，储精蓄锐。天高日晏，思奋余勇。实有赤县，两为朋曹。献奇较艺，钩索胜负。于是划万人之浩扰，豁一路之清泚，南北稳彻，中无飞鸟，爰挂锦彩，从风为标，烂然长虹，横拖空碧。乃计才力，量远迩，一号令，雷鼓而飞。千桡动，万夫呼，闪电流于目眦，羽翼生于肘下。观者山立，阴助斗志，肺肠为之沸渭，草树为之偃悴，揭竿取胜，扬旌而旋，观其猛厉之气。腾陵之势，崇山可破也，青天可登也，若使移于摧坚陷阵之地，宁有对宇宙乎。(41)

这是一段值得玩味的文字，符载说刘辟在这一节日里，没有选择传统的曲觞流水赋诗，而是让西川民众通过竞渡等比赛展示出山呼海啸般的活力和无坚不摧的斗志。这固然是针对“有军旅焉，有南诏焉，有西戎焉”的西蜀的变通，但符载也仿佛在告诉他的读者西川此时众志成城，只是豪迈的表面之下，他的文字仍不免流露出丝丝不安。

大约在这一活动之前，刘辟又在成都大兴土木，建太一五福楼以祭祀据信进入西蜀坤地，“游乎神宫三年”的太一五福神，符载的《五福楼记》也用夸饰的语言详细记录了这一活动的缘起和意义：

人之气刚而直，灵而无方，欲其全（《文苑英华》原注“一作王”）也，唯其所养。故处卑陋则痾恙惨怛，而邪僻淫戾生焉；居高明则遐旷博大，而和平康乐生焉。其或将移志气，张耳目，耸形体，使百祥九德，沛然洋溢，台观不作，孰为起予？是以我尚书刘公有丽谯之制，建嘉名者，其有旨乎？曰太一（《全唐文》作“乙”）五福，游乎神宫之三年也。先是兹楼北向之厅也，穹崇弘（《全唐文》作“宏”，当为避讳）敞，实惟古制。公之家每断大事，行大宴，威仪四设，必在于是。（中略）天作蜀国，殆万余祀，前人厥陋，我能补之。恢贤豪之轨躅，成藩阃之雄观，（《全唐文》此处加“何”字）其英特也。公涯岸气业，杰出无侣，成用迅密，参乎化机。尝以至公笃信，佐故太尉之幕，二十年矣。宾主神交，中无猜肠。薨落之际，以柄授手。居无几，今天子双旌千乘而褒宠之。熊罴井络，实为天府，号令政化，风行雷动。自缨弁至于椎髻，鲐背至于稚齿，莫不冠带其法制，饮食其恩信。曾未周岁，炎炎休声。然后结构之兴，出我余力。况其新栋宇，重威容也；陈享宴，均慈惠也；肆观览，省风俗也；采讴谣，裨政教也。岂止穷欢娱，供视听，临江迟客，当宵待月而已哉。有部从事符载扬盛迹，刻贞石，镇梁益，使百世君子，知五福之巍巍也。(42)

太一五福是象征“无兵革、疾病、饥荒、水旱之灾”的吉神。(43)刘辟的这一信仰举动即可看作他的一厢情愿，即西蜀终于能在他的政教措施下回到韦皋的黄金时代，但也可以看作他本人仍然相信五福太一的来临和“今天子双旌千乘而褒宠之”的现况都不是偶然的，这种借助神灵以加强合法性似乎是唐代西蜀地方政治的一种特色，让人不免想起近一个世纪之后的高骈。而在上述两篇文字里，按理应该在这种场合出现的监军使（贾常侍或他人）均未被提及，这些都可以说是耐人寻味的。

二

韦皋之死和刘辟的谋求节钺正发生在宪宗即位之初，又发生在长安的后院剑南，采取何种策略对宪宗自然是举足轻重之事。宪宗是个性强而极有主见的君主，他从一开始就有重新建立新政治规范的意愿。也就是对节度使的任命必须有绝对控制权。所以他并没有立刻接受刘辟的要求而授其节钺，而是征刘入京为给事中，同时派熟悉西南情形的宰相袁滋为剑南东、西川及山南西道安抚大使。(44)这当然是希望袁在到达西川后能成为节度，但同时又留有余地的动作。但袁在入川后因刘辟阻兵而不得前，使宪宗不得不贬袁为吉州刺史。(45)同时也被迫承认刘的节度地位。

史称宪宗为息事而妥协，这固然不是没有道理。但正如上文所揭示，在当时的复杂背景下，是否能立即拒绝刘辟的要求并不仅仅是从朝廷实际能力来考虑的。也就是如果刘拒不服从，朝廷的胜算能有多少。宪宗也必须考虑他登基之后，是否能下决心和代、德以来的朝廷与地方的政治游戏规则决裂。这后一层考虑可以说更为重要。刘辟的举动即便不像符载所称是为藩镇权力交接树立榜样，至少在表面上看是基本合乎当时的惯例的。所以采取一种强硬的立场则会对其他藩镇的继承问题有连锁的效应。这在舆论上是不得不考虑的。所以如果不是因其大举出兵东川，占领梓州，刘辟在西川的地位很可能得到巩固。

宪宗对三川的军事行动实分为两个阶段。前一阶段的战事基本在东川境内，而后一阶段则在西川境内。而且随着战事的发展，宪宗铲除刘辟的立场也日益明朗。但即便如此，到了刘辟攻占东川之后，宪宗据称还是对用兵犹豫不决。最后说服宪宗下决心用兵的是宰相杜黄裳和承旨学士李吉甫。(46)所以宪宗改元伊始，军事行动就全面开始了。元和元年戊子下诏任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以统领左右神策的入川兵马。四日后又下诏复置斜谷路上之馆驿。(47)但上文已经提到，宪宗下令征讨刘辟的诏书虽然表明用兵的态度，但在字句上很有所保留。这和朝廷在从刘辟手中夺回东川之后所发出的另一篇讨刘辟诏的严厉词句形成鲜明的对照。这种保留必定是经过斟酌的。我们不排除这有可能是再给刘一次机会，但更可能是在当时的特殊情形下，宪宗不得不稳扎稳打，走一步看一步。选择讨蜀的主帅也是颇费斟酌的一件事。这是自德宗对淮西用兵以来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又关系到宪宗个人威信能否成立。当时为相的杜黄裳同时推荐刘和高崇文两个人选。据说选择高崇文是宪宗本人的决定。(48)以地位不高但属神策嫡系之高崇文来担此重任是宪宗要在平藩问题上掌握主动的表示。从宪宗不愿使来自河北的刘在胜利之后得以控制重要的西川的意见也可看出宪宗临朝不久便已甚有远见。

仅在朝廷对高的任命下达的第二天，东川的使府梓州就为刘辟的军队所占。(49)而更为危急的情势则是处于通往蜀中的主道之咽喉要地剑州（即剑门）亦陷于刘辟之手。剑州之陷落表明刘辟在这一时刻实际已控制了东川全境。不仅如此，据有些记载，刘的兵锋甚至“骚黔、巫，胁荆、楚”(50)。此时朝廷尚未令高崇文的军队开拔，能及时遏阻刘辟兵锋的是山南西道节度使严砺的力量。刘辟既已占据东川，其势力也就直接威胁到山南西道。所以严砺和刘辟的冲突自难避免。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二日，严砺部将严秦所率的五千军队在剑门击败刘辟的人马并斩杀其将领文德昭。(51)这是关键的一役，其结果有三：第一是遏阻了刘辟的力量向川外发展；第二是使朝廷的军队不久得以由剑门深入蜀中；第三是这一胜利无疑使宪宗感到振奋，正式下诏令高崇文、李元奕之神策人马入川。高崇文的五千军力隶属神策左军。史料称其行动迅速，在接到命令后几个时辰便已出发。经斜谷关而抵达西川。同时李元奕带领属于神策右军的三千士兵由骆谷路入川。史料未明载李元奕部屯驻的地点，但从地理上看很可能是奉天。(52)高、李两部于二月初在兴元会合。(53)此后合军抵达剑州。严砺的部队应已在那里等候。

朝廷的首要目的自然是克服东川首府梓州。此时高所率之神策和严砺的部队兵分两路。高部沿嘉陵江河谷向东南先抵阆州，再向西至三百多里外的梓州地区。严砺的人马则直接由剑州顺蜀中的主干道抵梓州。(54)在梓潼一带，高崇文和刘辟大将邢泚的大批人马相遇。正如上文已做的分析，邢部多半是不战而退，这表明刘已决定放弃梓州，所以三月中朝廷就宣布克复梓州。同时东川境内的战事也基本告一段落。朝廷原来派韦丹接替李康为东川节度，韦因东西川战事起而未能入川。此时韦遂建议朝廷任命高崇文为东川节度，该建议为宪宗所接受，(55)这一任命为第二阶段的征讨揭开序幕。

收复东川是宪宗对刘辟事件性质作公开判定的转折点，皇帝显然意识到彻底铲除刘辟从而改变自贞元以来积习的时机已经成熟。三月中所下的诏书就措辞严厉地称刘为“逆贼”并削夺其在身官爵，(56)这一态度上的转变很可能是刘辟所未能估计到的。而且朝廷也不再与他讨价还价，李康的被斩使刘看到了宪宗的决心。(57)刘大概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处境的危险，后路既无，唯一的办法只有军事对抗一途。所以和东川战况相比，西川境内的战事要远为激烈。刘辟的对策是立即在成都北部险要德阳县的鹿头山构制大规模防卫，“筑城以守”。鹿头离成都一百八十多里。刘的人马主要驻扎在鹿头关，在其附近又“又连八栅，张掎角之势”(58)。同时从东川撤退的西川兵马如邢泚等部亦陆续在此集结。所以刘辟军力在此地的总数大概达到三四万之众，(59)可以说在鹿头关附近，高崇文所率的神策军才遇到真正的考验。到五月初，高崇文的人马到达离鹿头关北大约十五里的罗江。这基本标志战争的第二阶段的正式开始。据李巽的奏章，此时高等诸部兵力已达一万五千左右。虽然朝廷的部队人数远比西川少，但显然比刘辟在鹿头关附近的守军善战。所以在鹿头关附近能连连击败西川的军队。到六月间，刘辟的部属在鹿头附近的制高点万胜堆建立一新的据点，以图扼守。夺取万胜堆是平蜀过程中最为激烈，也是最为关键的战役。(60)此次胜利之后，中央军基本掌握了战争的主动，得以“下瞰关城”，对刘辟的部队造成莫大压力。所以西川在失去万胜堆之后，立即改变策略，基本采取闭关不出的态度。虽然高崇文和严砺部下严秦都在这一地区的一些零星战役中继续有所斩获，但未能攻下鹿头关而取得最后胜利。所以高崇文和严砺都向朝廷提出增援的要求，(61)朝廷立即回应高和严的请求，但史料在这方面的具体记载较少。据《旧唐书》和《新唐书·李吉甫传》的记载，严砺特别要求朝廷从河东调兵，而李吉甫则建议宪宗改由江淮调兵沿扬子江入蜀，宪宗接受的是李的建议，但现存史料能证实这一说法的很少，只有一处材料提到宣歙池观察使路应派兵一千五百入蜀，但那已是在讨平刘辟之后。(62)反倒是河东的镇兵不仅在阿跌光颜的率领下于此时加入战事，而且稍后还起了关键作用，朝廷同时调遣的增援兵马中还应包括荆南和神策的兵力。原来朝廷还打算调凤翔兵力，但这一想法大概由于一些朝臣的反对而作罢，比如李巽就上奏，反对大量增兵。现征引如下：

今高崇文等诸将所统已约一万五千余人，以整击乱，以顺讨逆，授以庙算，假之天威，馘丑挫凶。霈有余力。若更多征征镇，广命师旅，臣窃计之，其患有五。一则高崇文素非大将，拔自偏镇。忠信虽著，声威未振。本兵既少，兼统则多。将皆权隶，士素非抚。虽是锐师，势同乌合。居常则犹可胁致，临敌则何以指挥。非惟崇文才分有限，此亦自古兵家所难。（中略）二则贞元以来，天下无事。四方节将，人各怀安。陛下覆焘惟新，理先清静。今以西南小丑，久稽天诛。自春徂夏，征发已广，见在兵力，破贼有余。若更务济师，屡闻动众。山险深阻，暑湿为沴。北人南役，谁不惮行。去土离家，动生愁怨。往年泾州叛卒，职此之由。事系安危，不可不察。三则吐蕃约盟未定，窥伺在心，间谍往来，急于邮传。又必持两端之计，与刘辟交通。若闻发兵西南，多取边镇。秋风即至，虏马已肥，冒隙乘虚，必有侵轶。事出万一，悔何可追。四则刘辟穷寇，保险逃死。虽祸淫助顺，天道甚明。而兵凶战危，人事难脱。必或貔武之师，少不如意，蜂蚁犹聚，假息旬时。攻守之间，动须应援。固当潜锋养锐，以逸待劳。今便息兵，后将何继。五则剑川硗塉。居人食且不充；蜀路险艰，饷运无由多致。今屯兵日费何啻万金，数州贵籴将尽。千里飞挽，所济几何。若更加兵，实难供赡，一夫脱有菜色，三军无复斗心。幸可以少成功，何必多而为患。今太原及神策诸军已上道者其数颇多，足办戎事。其凤翔等镇未发之兵，伏乞圣恩且勒权停，续后事宜以议行止。(63)

李巽当时负有财政重任，且这些建议都言之成理，应对宪宗产生影响，所以七月间朝廷特别申令诸路人马都必须完全服从高崇文调遣。(64)从六到八月间，高崇文和严砺虽向朝廷不断上报战果，但实际已暂缓军事行动，以等待增援的陆续到来。(65)增援的部队也确实使战事取得最后的突破，贡献最大的是阿跌光颜所率的五千河东精锐骑兵。(66)阿跌因未能按约定在八月中赶到而怕有违军令，所以就大胆深入鹿头山地区，且在鹿头关之西驻扎，这样出其不意地切断了鹿头守军的粮道，鹿头的西川守军军心因此而彻底瓦解。鹿头守将仇良辅和绵江栅将李文悦等纷纷率大批人马投降，俘虏的人马中包括刘辟子刘方叔及婿苏强。(67)这使高崇文得以长驱直入，于元和元年九月二十二日占领成都，并在羊灌田将在逃的刘辟擒获，(68)西川得到平定。

三

整个战争过程实际前后共九个月。(69)与元和期间其他几次大的平藩战役相比，朝廷投入这次战争的军力相对较少，虽然以中晚唐的标准来看也相当可观，但战役上的花费毕竟较少。据高崇文墓志的记载，朝廷原先估计战事要花费一百四十万贯，实际据说只用了大约一半。(70)但赏赐将士的钱很多出自内库，未必包括在内。(71)整个战役能顺利按计划进行，军事方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神策军在整个战事中据于主导地位，高崇文的统帅地位也得到尊重。虽然元和期间以神策作为平藩主力的策略实际在稍后的对成德王承宗的战事失败之后就基本被放弃，但这一胜利中皇帝直接控制的军队的重新崛起对当时人心的影响应不容忽视。

有一点值得特别指出的是，自来常把唐代中后期朝廷军事行动的失败归咎于宦官监军的制度，所以宪宗时期在军事上的成就便常被认为是朝廷能暂时废除这一“陋规”所致，平定刘辟也因此被作为例证之一。比如史书上就特别指出杜黄裳在敦促宪宗对蜀用兵的同时也提醒宪宗不立监军。(72)杜有此议论当然完全可能，但这一番议论是否就成为实际的方针则是另一码事。实际上认为此次用兵的成功和不立监军有关是错误的。前人就已指出俱文珍不仅是征讨刘辟之都监，而且在平蜀之后，也和高崇文一起被委以善后的重任。而另一则不为以往史家所注意的材料则更能说明问题。郑宗经在其《德阳龟胜山道场记》中，就明确提到在关键的万胜堆一役之后，“〔崇文〕与都监使刘公、监军使徐公观变御敌，分营守要。自是凶徒居则魄悸魂落，出则舆尸折首。面缚倒戈，请命辕门”(73)。刘公应即是后来改名刘贞亮的俱文珍。徐公的名字不见史载，但既然称其监军使，则不是具体监督高崇文所属神策行营的监军，就是东川的监军。可见在战事最激烈的阶段，主要的监军都在现场参与指挥。当然值得注意的是在剑南一役中，没有出现监军横加干预的迹象。高崇文对战事的主导地位自始至终没有动摇。而监军与主帅之间的合作看来亦相当成功。这成为宪宗一朝在处理藩镇问题上的特点。讨蜀的成功也使一批朝廷将领由此露出头角，在以后元和期间的战事中扮演重要角色。这些将领包括高霞寓、阿跌光颜（即后来的李光颜）、郦定进。甚至连降将仇良辅、李文悦都是后来平定淮西蔡州一役的重要参加者。(74)

刘辟事件得到解决之后，朝廷对东西川的策略基本是以安抚为主。这一点在平定西川之后种种小心的举措中即可看出。高崇文的部队据说在入成都时“军令整肃”(75)，而且“军府事无巨细，命一遵韦南康故事”(76)。朝廷除了决定将西川辖下的资、简、陵、荣、昌、泸六州划归东川之外，对西川并无其他惩罚性措施。相反还宣布量减东西川和山南西道的租税。(77)上文已经提到，刘在西川得到诸多文人幕僚的支持，唐廷对于这一情况及其背景非常清楚，所以对绝大部分在幕府的“衣冠”人士非但网开一面，而且都报请朝廷优先擢用，所以“房式等未至京师，皆除省寺官”(78)。这些人包括房式、韦乾度、独孤密、郗士美等。这一措施并不只是一种一般的宽大表示，而是特别针对这些士人对朝廷的失望和因朝廷藩镇的种种变故而感到的不安而来的。否则就难以解释为什么他们中间有些甚至是和刘辟关系密切的人也仕途顺利。例外是少数，比如因为和刘的关系太过密切，符载的仕途就大受影响，直到元和五年才受到赵宗儒的招辟，(79)但朝廷毕竟没有再加罪于他。

平定西川后严砺由山南西道调任为东川节度使，而高崇文则被授予西川节度。在两人任内，朝廷对剑南地区的安抚政策并没有都得到贯彻。严砺及其属下对东川的掠夺在元和四年巡察东川的元稹的奏章中有详尽的报道，以往学者也有详尽的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80)而高崇文因无行政的能力，在任西川节度一年之后，要求调往京西北藩镇。虽然他在入成都时能做到“军令整肃”，临行前终于忍不住而将成都府库洗劫一空。(81)好在严砺和高崇文都只是过渡性的人物。武元衡接替高崇文成为西川节度，才使元和期间朝廷对剑南地区危机的处理过程真正告一段落。史称武元衡在蜀期间的行政目的是尽量避免扰民，以使大乱之后的蜀中能得到休养生息。所以元和八年宪宗在召其回京为相的制书中称他在蜀期间能使“县道辑宁，疲黎安息”，结果是“理有异等”。(82)其他史料也称他“庶事节约，务以便人。比三年，公私稍济”(83)。这些都应该说是离事实不远的。同时他的幕府更是人才济济。治蜀的这一劳绩与数年后被重新召回长安主持大局有直接的关系。看来他自己对长达六年的治蜀过程也感到满意，在元和八年由西川返长安执政途中，武元衡所赋的诗中将自己比作平定西域的班超。(84)

自武元衡开始，唐廷对西南的控制进一步强化。西川依然是唐疆域内最为富庶的地区之一。而且自元和四年严砺之死起，剑南东西川长期由中央高级文官出掌，其文治的结构完全确立。但其军事力量则相应薄弱。原本韦皋为对抗吐蕃和南诏而建立起来的防御力量也因刘辟的被讨平而遭到削弱。这一局面使多年后在杜元颖任西川节度期间，南诏可以轻易地兵临成都城下。虽然该次事变，杜元颖本人的失职要负责任。但正如李德裕在为杜辩护的奏章中提到，西川自武元衡时代起防务逐渐松懈。(85)而这也正是当年以平定内乱为要务的宪宗朝野所未能充分估计到的。

四

紧接刘辟事件而起的是发生在元和二年的浙西李锜和朝廷的对立。这一事件也是宪宗雷厉风行推行其新政治规范的一个结果。虽然李锜的地位、威信和贡献远不如韦皋，他对地方的控制却和韦有相似之处，也是贞元以来长期控制地方的藩帅之一。李锜是淮安王李神通之后，为朝廷殉职的李国贞之子。自贞元起长期担任浙西的地方长官，先后作过杭、湖、常三州的刺史。(86)最后在贞元十五年做到浙西节度，并如同前任节度王纬、李若初那样同时担任诸道盐铁转运使。(87)其应运而起也和德宗在贞元后期的政治策略有直接的关系。在贞元后期，德宗为了尽力确保皇帝本人对一些关键方面的控制而在中央采取紧缩内敛的用人方针，依赖少数他所信赖的内外廷官员来主持行政以提高效率。在地方则利用强悍但是效忠于朝廷的节度使来维护地方的稳定，并特别把财政上对朝廷的直接贡献作为衡量从中央到地方的官员成绩的重要标准。与此同时，德宗对滥权的现象采取姑息，因为在这些方针下，这是很难避免的。地方上最为突出的例子就是山南东道的于和浙西的李锜。(88)李锜的政绩当然远比不上韦皋，甚至还不如于。他之所以能成为浙西节度，据说就是因为厚赂德宗宠臣李齐运的结果。(89)史料指责李锜利用浙西的富庶和盐利的丰厚大肆聚敛，大设津堰以侵剥来往商人。(90)这些指控大概都有根据，但在贞元时代聚敛滥权是颇为平常的事，更何况作为朝廷物资主要来源的浙西的节度使，要不聚敛也难以做到。实际上以德宗的精明对这些情况也未尝不知。李碧妍新近的研究指出，早在德宗朝的前期，由于韩滉以浙西作为基地，对唐帝国的转危为安做出巨大贡献，德宗就已经开始对作风强硬的韩滉做出妥协。(91)容忍李锜是这种态度的延续，前提自然是因为李锜“专事贡献，牢其宠渥”。但李锜更多似乎是受益于韩滉等留下的军政财政基础，却不具备韩滉的眼光和能力。以浙西观察使、盐铁使的身份和浙西的良好环境，李锜原本可通过吸引有才能的士大夫入幕等方法建立良好的声望，如韦皋、张建封等人，他却反其道而行之，变得日益横暴。后来成为元和政治上重要人物的裴度、卢坦等人早先都曾是李锜的幕僚，却都因李锜的横暴而离开。(92)尤其是生瘗“诣阙上封，论锜罪状”的浙西布衣崔善贞，更引起天下侧目。(93)所以当一批有目光和抱负的士大夫在宪宗即位后起来主持政局，他们自然不会对李锜有好感。

江淮虽说是唐朝的经济命脉所在，但在9世纪初，除了淮南、鄂岳和浙西，其他江淮藩镇都基本不拥有重兵。而在李锜任职期间，浙西在军力上则是颇为充足的，其中原因是多方面的。在建中、贞元间，为了防卫江淮地区，当时任浙江东西节度的韩滉勤练兵马，使浙西的军队成为善战的组织，这一成果为李锜所继承。(94)还有一部分是原镇守涡口三城的徐州镇兵，在张建封死后的徐州兵乱时在张子良率领下转投浙西，张子良也成为李手下最重要的将领之一。(95)而另一方面李锜本人也因财富的聚积而培植亲卫军：

选善射者为一屯，号“挽硬随身”，以胡、奚杂类虬须者为一将，号“蕃落健儿”，皆锜腹心，禀给十倍，使号锜为假父，故乐为其用。(96)

到元和二年秋天，在江淮地区的方镇长官中李锜一人的任期最长，已达八年之久。一方面宪宗的新政治规则到此时已全面登场，同时从顺宗时代起唐廷就开始加强的对江淮财政的直接控制也愈加紧密。王叔文集团以杜佑来取代李锜为盐铁使，而王叔文本人以副使身份来直接控制盐利是其中第一步。从此盐铁使的治所也由润州转回长安。王叔文这样做或还有其他目的所在，初未必都直接针对李锜，但无疑是限制李锜权力的开始。(97)虽然在顺宗时代，长安的政局一时间也大概不能使新措施立刻影响到李锜，而且朝廷当时为了安抚后者，还将其升为镇海军节度使。(98)但到宪宗即位后，来自朝廷的压力便骤然增加。首先是永贞元年八月，宪宗派盐铁副使潘孟阳宣慰江淮，“行视租赋、榷税利害，因察官僚否臧，百姓疾苦”(99)。这是宪宗即位后最先做的事情之一。潘孟阳的首要使命就是调查顺宗时将盐铁使权收归中朝后在江淮的工作交接情形。(100)李锜权力之所及，都应是潘孟阳此行巡视的对象。虽然潘孟阳很不称职，一路游山玩水，所以此行归来之后便立即被罢为大理卿，(101)但朝廷控制江淮财政的方针已开始落实为具体的步骤，这对李锜应该会是个警讯。而且舆论方面也对李锜日趋不利。当永贞末刑部郎中杜兼被任为苏州刺史时，杜居然上书声称“李锜且反，必且奏族臣”，所以不愿赴任。(102)据有关杜兼的资料来看，杜作风亦颇强悍恣肆，(103)所以他不愿赴任的原因恐怕是因为担心若一旦成为李锜属下的州刺史，会不可避免与李起冲突。但他能公开以李锜必反为由则至少说明他认为这是有说服力的。宪宗也的确接受了他的请求，将杜兼转任为吏部郎中。(104)这样的举动颇不寻常，李锜也不可能不有所闻。(105)

虽然形势对他已渐为不利，李锜最初的打算还是希望能通过他所熟悉的政治游戏规则来谋取在新君主手下的出路。他首先是“厚赂贵幸，请用韩滉故事领盐铁，又求宣歙”。但他的这些动作在新环境下已难以产生作用。承旨学士李吉甫便劝阻宪宗不要让李锜重领盐铁。(106)吉甫长期在江南为官，对“方镇强恣”一向痛疾。宪宗无疑接受了这样的建议。元和元年四月李巽成为盐铁转运使使李锜重领盐铁的希望彻底破灭。(107)原属浙西的诸多堰埭也自此被李巽全部收归或废除。(108)这不但切断了李锜的诸多财路，也是向其权威直接的挑战。元和二年六月乙亥，朝廷更宣布停润州丹阳军额，这是元和期间削减江南地方军政开支的措施之一。

刘辟被讨平后，李锜自知不能对朝廷无所表示。所以他上表一再要求入朝觐见。(109)他这样做虽不得已，但也因此试探朝廷的反应。由于入朝的表示是他主动做出的，李当然希望能因此得到宪宗的嘉勉，或会让其继续保有在浙西的地位，或将他调至另一个富庶的江南藩镇担任长官。在他看来，这一做法对自己有利。《新唐书》中提到李锜不断游说长安的权势人物以图取得宣歙观察使的记载很符合当时的境况。(110)他所未能料到的是他入朝的表面文章却正给予宪宗难得的机会。宪宗虽然没有立刻下诏召李锜入朝，但明确表示愿意接受这一请求，而且表示要任命李为尚书左仆射。(111)如果李锜此时能入朝，他应有机会和其他入朝的资深藩镇节度一样得到宪宗的优容。但李显然不愿走这一步。他的利益长期得之于江南，自然难以割舍。他大概也没有料到宪宗非但接受他入朝的请求，而且要将他留在朝中。左仆射的位置在9世纪虽然有非常隆崇的地位，但终究是个闲职。(112)而且李毕竟和于、裴均一类人物的地位、资历和名望无法相比，所以他不能不担心这样一来，会永远失去再回江淮的机会，所以李不断拖延入京的时间。但宪宗也不断派中使赴京口（即润州）敦促李守诺。(113)李只能指定其幕僚王澹为留后主持幕府大局，自己则做出准备入京的姿态。

但形势的发展不断出乎李的意料。受命后王澹不仅加入了中使的行列来劝李入朝，而且“于军府颇有制置”(114)。专权的节度往往对有能力的幕僚怀有戒心，更何况王澹已处于主持留务的地位。王改动李定下的规章是来自内部对李的挑战。若王在浙西得到拥护而地位稳固，则李将彻底失去其权力基础。恼怒之下，李决定以疾病为借口不断拖延入朝的时间，上奏说要到元和二年年底才能成行。宪宗向宰相征询意见。虽然宰臣中郑表示可以接受李的请求，李吉甫和武元衡都坚决反对。元衡指出：“自请入朝，诏既许之，即又称疾，是可否在锜。今陛下新临大宝，天下属耳目，若能使奸臣得遂其私，则威令从兹去矣。”(115)武的意见正体现了宪宗新政治规范的核心，也就是皇帝对藩镇的绝对权威。所以到了元和二年九月二十五日，宪宗正式宣布征李为左仆射，并调御史大夫李元素为浙西节度使。宪宗派遣的中使再次扺达京口，一面犒劳将士，一面敦促李锜入京，这是向李锜发出最后通牒。在此内外压力之下，李锜决定策动兵变，以造成逼迫他留下的假象。《新唐书》对这一兵变过程有颇为生动的记述：

因给冬服，锜坐幄中，以挽硬、蕃落自卫，澹与中使入谒，既出，众持刀嫚骂，杀澹食之。监军使遣牙将赵琦慰谕，又食之。以兵注中使颈，锜阳惊扈解，乃囚别馆。蕃落兵，薛颉主之；挽硬兵，李钧主之。又以公孙玠、韩运分总余军。室五剑，授管内镇将，令杀五州刺史。属别将庾伯良兵三千筑石头城，谋据江左。(116)

值得注意的是负责兵变的主要成员似乎正是李锜本人的亲卫军“挽硬”和“蕃落”。李虽然指使部下杀王澹和赵琦，却故意做出保护中使的姿态。李试图以这分寸上的拿捏来表示对抗朝命的非他本人。在其总部策动兵变的同时，李锜也想迅速控制属下的各州，但他的这个企图几乎完全失败。《通鉴》有如下记载：

（元和二年十月）庚申，锜表言军变，杀留后、大将。先是选腹心五人为所部五州镇将，姚志安处苏州，李深处常州，赵惟忠处湖州，丘自昌处杭州，高肃处睦州，各有兵数千，伺察刺史动静。至是，锜各使杀其刺史，遣牙将庾伯良将兵三千治石头。常州刺史颜防用客李云计，矫制称招讨副使，斩李深，传檄苏、杭、湖、睦，请同进讨。湖州刺史辛秘遣募乡闾子弟数百，夜袭赵惟忠营，斩之。苏州刺史李素为姚志安所败，生致于锜，具桎梏钉于船舷，未及京口，会锜败，得免。(117)

颜防乃颜真卿子侄，文士出身。作为常州刺史，他手中也不握有任何军队，甚至他在决意反抗之后是否成功控制了常州都是疑问，但他的果敢行为和应变能力看来的确造成了很大的效应，在事后谢楚替他撰写的《为同州颜中丞谢上表》里就说：“臣所部当州，首为劫胁。乃藉天声，以告邻境。戮其伪将，以阻奸谋。”(118)可见《通鉴》提到的颜防矫制和斩李深等均有根据。其中提到的李云，看来亦有其事。沈亚之在《李绅传》里提及刘腾曾撰文褒扬其事。(119)这一关键贡献从颜防在事后获得的嘉奖即可看出。平定李锜后，颜防被朝廷超授为地位崇高的同州刺史，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超授方隅。从政未洽于远人，进律俄迁于近辅。非次之奖，臣何以膺”(120)。奖励幅度之大超过了包括辛秘在内的其他参与抗击李锜的地方官员。有关辛秘则有如下记载：

元和初，拜湖州刺史。未几属李锜阻命，将收支郡，遂令大将监守五郡。苏常杭睦四州刺史，或以战败，或被拘执；贼党以秘儒者，甚易之。秘密遣衙门将丘知二勒兵数百人，候贼将动，逆战大破之。知二中流矢坠马，起而复战，斩其将，焚其营，一州遂安。(121)

总之浙西属下各州均坚决对抗李锜。虽然苏、杭二州刺史成了李的阶下囚，湖州的辛秘和常州的颜防则成功挫败李之企图，而且邻近的宣歙观察使路应，在得到浙西各州和李对抗的消息后，又发兵救援湖、常等州。(122)在湖、常的失败，不仅出乎李锜的意料，也直接影响到其牙军的士气。

大概在李锜声称兵变的表章到达长安之前，淮南节度王锷也已把真相报知宪宗。(123)所以朝廷于十月八日（壬戌）正式下诏削去李的官职和属籍，并任命王锷为诸道行营兵马招讨处置使，以宦官薛尚衍为都监，发淮南、宣武、武宁、武昌、宣歙、江西和浙东等镇兵马进讨。(124)这是公开宣布李为叛逆。李得到这一消息后，即于十一日派其兵马使张子良、李奉先、田少卿等三人领军三千袭击宣歙。但这些镇将已了解李控制诸州失败、各路藩镇又准备进讨的情况，所以联合担任牙将的李外甥裴行立在出发前倒戈。第十二日，李就在张子良等人的联合倒戈之下束手就擒了。(125)看来李锜原来的打算是首先利用衙兵来做出兵变的姿态，并通过控制属下诸州和骚扰宣歙，来造成一片混乱的局面，使朝廷不得不留他在浙西以稳定局面。但从李锜的行事前后来看，他未必真有心与朝廷公开对抗。根据目前存留的资料，我们可以分析出迅速失败的两点关键原因。一是未能对镇内诸州加以有效控制，当李下令各州镇将对刺史采取行动时，各州刺史纷纷起来对抗，这在中晚唐是罕见的，江淮的地方官员对唐廷的忠诚亦由此可见。第二点是在浙西的军力中，由张子良掌控的精锐牙军的主力应该是当年随张子良而来的徐州职业军人，他们真正效忠的是张子良，李锜对他们的控制力有限。(126)以浙西的富裕，李锜平日可以通过物质来获取其牙军的支持，但一旦与朝廷发生如此大的冲突，张子良和浙西牙军必然是以自身安危为第一考虑。

如同刘辟一般，李锜被押到长安后，宪宗据说也和他有一段对话：

十一月，甲申朔，锜至长安，上御兴安门，面诘之。对曰：“臣初不反，张子良等教臣耳。”上曰：“卿为元帅，子良等谋反，何不斩之，然后入朝？”锜无以对。(127)

虽然李锜和刘辟都在自己的藩镇内起主导作用，但在被俘后都不约而同地宣称是为镇兵或牙军所迫，这都是想以贞元以来藩镇擅权的惯有模式来为自己开脱。但宪宗的干脆回答显示出这已不再成为理由。李会不惜以策动兵变来自保的动机，朝廷大概也早已洞察，但宪宗不惜一再向李施压，终于使后者越发紧张，最后只能铤而走险。虽然对朝廷而言，平定浙西的胜算较大，(128)但这样不断进逼的策略毕竟有一定的冒险，而且涉及攸关唐廷的主要财政来源，宪宗能在对李锜的问题上坚持如此策略，除了在西川的成就提高了他的信心之外，也显示了在他的意识中，和牺牲皇帝个人权威相比，地方安定暂时受到威胁是可以忍受的。从宪宗处理刘辟事件的步步为营到对付李锜时的坚决正可以看出他推动新政治规范的自觉。而李锜这一事件的获得解决也果然出乎意料地顺利，真所谓“天府无一金之费，以静江流；王师无一战之劳，已除人害”(129)。虽然李自身的缺乏谋略是重要原因，如此轻易的解决也不能不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宪宗时期新政治规范在舆论和实践上对藩镇所已产生的吓阻作用。

结语

宪宗对西川和浙西两大危机的妥善处理是其政治权威得以确立的基础。宪宗所成就的并不仅仅是以军事等方式来压制藩镇，而且也改变了安史之乱之后，特别是德宗以来的政治游戏规则，并迫使藩镇接受其新规则。也就是说从这一刻起，评判一个藩镇效忠朝廷与否的标准不再像贞元期间那样模糊，不再是以在节度使权力交接之时，地方上自己产生的继承人是否曾有功于朝廷，或是否表面恭顺，或是否会有利于地方局势之稳定等等为标准，而是以是否能无条件地接受朝廷所直接指定的人选为标准。忠诚与否端赖其接受皇命的程度而定，这种对政治意识的根本性扭转必须在贞元的背景下观察才更具有意义，而这层心理因素对日后的政治发展有深远之影响。这一标准从此几乎成为唐廷和藩镇关系的基本前提，而且基本维持到唐末黄巢之乱前为止，这才是元和中兴的首要贡献。而在宪宗当政之初，其政策变化之迅速，可以说是大大出乎许多藩镇的预料的。刘辟和李锜就在这一急剧转变的过程中多多少少成了“牺牲品”，刘辟和李锜因为心中都只有一个既有的模式，希冀能按原有的规则来达到目的，结果反而陷于被动。他们的最终运命是悲惨的，相较于宗室成员李锜，刘辟的下场尤其不堪。韩愈在其讴歌元和新政的千余言的《元和圣德诗》里，用露骨、冷酷且充满细节的语句描写了朝廷如何将刘辟的行刑过程作为威慑天下的政治宣传来进行：

来献阙下，以告庙社。周示城市，咸使观睹。解脱挛索，夹以砧斧。婉婉弱子，赤立伛偻。牵头曳足，先断腰膂。次及其徒，体骸撑拄。末乃取辟，骇汗如写。挥刀纷纭，争刌脍脯。(130)

这一段落算得上是中国古典诗歌史上最触目惊心的一段暴力描写，而这种描写又出自倡导儒家理念的国子博士韩愈笔下，可见当时某些士大夫的亢奋情绪，也透露了唐宪宗新皇权政治强势的一面。然而尽管现在遗留的历史材料大多已完全把刘、李当作叛逆来对待，这种转变在当时有些人看来还是显得突兀，而当时的舆论和后来不尽一致也有蛛丝马迹可循。李肇《国史补》有一段李锜在被擒之后的记载：

李锜之擒也，侍婢一人随之。锜夜则裂衿自书管榷之功，言为张子良所卖，教侍婢曰：“结之衣带。吾若从容奏对，当为宰相，扬、益节度；不得，从容受极刑矣。吾死，汝必入内，上必问汝，汝当以此进之。”及伏法，京城三日大雾不开，或闻鬼哭，宪宗又得帛书，颇疑其冤，内出黄衣二袭赐锜及子，敕京兆府收葬之。(131)

李肇是李锜同时期的人，而且长期在中央担任要职。《国史补》的记载往往很有价值，但这则记事是否真实无从证明。(132)不过它让我们窥测到了当时对此事的一些看法：即使像李锜那样公认的悍臣，也不无值得同情之处。另一方面，这则故事中透露出来的李锜的心态也很有意思，在成为阶下囚之后，李居然还认为他凭治盐铁之功，应有资格为宰相或扬、益节度。这和上引史料中刘辟成为阶下囚之后饮食自若以为罪不当死的记载有惊人的类似，也一样不可思议。但这正说明无论是刘辟还是李锜，都对突如其来的政治规则的变化无法完全了解和接受。而由对李表示同情的舆论所体现出来的道德价值和判断的模糊性似乎在当时并不孤立。我们还可以引符载的例子。在西蜀的幕僚中，符载是在刘辟事件中卷入很深的一位文士，上文所引的诸多符载在西川所写的文字便是证据。很多西川文职幕僚的仕途在刘辟失败之后都有好的机缘，唯独符不得高就。有意思的是当元和五年荆南节度使赵宗儒辟符载为幕僚时，柳宗元特意写信向赵宗儒道贺。信中说：

伏闻以武都符载为记室，天下立志之士，杂然相顾，继以叹息，知为善者得其归向，流言者有所间执。直道之所行，义风之所扬，堂堂焉实在荆山之南矣。幸甚幸甚。夫以符君之艺术志气，为时闻人，才位未会，盘桓固久。中间因缘，陷在危邦，与时偃仰，不废其道，而为见忌嫉者横致唇吻。房给事以高节特立，明之于朝。王吏部以清议自任，辩之于外。然犹小人浮议，困在交戟。凡诸侯之欲得符君者，城联让接。而惑于腾沸，环视相让，莫敢先举。及受署之日，则开口垂臂，怅望悼悔。譬之求珠于海，而径寸先得。则众皆怏然罢去，知奇宝之有所归也。(133)

在这篇文字中，柳对符大加褒扬，非但不认为符载有任何过错，而且还认为他是谗言下的不幸者，那些批评符的人才是小人。符和刘辟的密切关系被柳宗元以“中间因缘”等数语带过。柳不仅称赞符载，他同时表彰当时已担任给事中的房式和王吏部，称房是“高节特立”。王吏部不知所指何人，但从上下文来看，恐怕也是原来西川幕府中人。符是出色的文人，也是柳宗元岳丈杨凭早期的好友，但柳对符毫无保留的赞扬应不只是因为他对符才能的欣赏或对赵宗儒的恭维，而多少表明当时西川事件的性质并不单纯。同时如果比照韦乾度对房式的批评和史料上房式将刘辟比作刘备，而为同僚所不齿的记载，柳宗元对房式的评价真成了惊人之语。连反驳韦乾度的批评而为房式辩护的太常博士李虞仲都承认房式在西蜀之所为“故非爱之者所能粉饰”(134)。这种种不同的议论表明即便在士大夫中间，对“忠”这一概念的尺度也并非全然一致，这也是中晚唐价值观紊乱的征兆，连受儒家思想影响至深的柳宗元都如此，更遑论他人。

宪宗在剑南和浙西的成功对所有藩镇的领导阶层在心理上都造成了重大压力，使他们不得不考虑自身行为会产生的后果。所以元和二年之后，强藩的节帅像山南东道的于，荆南的裴均，纷纷入朝，诸多藩镇也不得不接受朝廷指定的节帅人选。至元和四年，宪宗对江淮、剑南和长江中游的重要区域如山南东道和荆南的控制进一步得到稳固。这一发展最终影响到了河北藩镇。以往对宪宗平藩的研究过分强调其“战”的胜利，而忽视了宪宗通过政治舆论而造成的“势”的作用。这使得宪宗对包括河北在内的地方的要求成为理所当然。其次，通过这两次事件的处理，元和时代新的中枢成员也得以产生。在此期间涌现出来的最主要的人物无疑是李吉甫，在讨蜀期间担任翰林承旨的李吉甫是帮助宪宗策划的中心人物，实际的作用恐怕远过宰相杜黄裳，其贡献在当时是得到公认的，而且尤其让宪宗铭感在心。(135)所以讨蜀胜利后不久杜黄裳便被调任河中，中央大局由李吉甫主持，从此李与宪宗互为依傍，直至元和九年李病死为止。这种君臣合作极为难得，实际上比后来裴度和宪宗之间远为顺畅。所以元和既是宪宗的时代，也可以不夸张地说是李吉甫的时代。第二个重要政治人物则是武元衡。武和李同时被任命为相，讨平李锜便是在两人执政期间的成就。武元衡在对李锜问题上的强硬主张和后来治蜀的成就使他成为除李之外最受宪宗信赖的大臣。对于宪宗本人而言，虽说他在中晚唐历史上的大名是靠着平定淮西和淄青而确立的，但如果我们回到上面提到的韩愈作于元和二年的《元和圣德诗》，就会发现韩愈当时已做出“太平之期，适当今日”的欢呼，(136)所以不用等到平定淮西和淄青，宪宗作为了不起的中兴之主的名声就已经深入人心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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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南部新书》壬部所载李石的言论，中华书局，1958年，105页。

(2) 《新唐书》卷一四，中华书局，1975年，411页；《通鉴》卷二三六，中华书局，1956年，7620页。

(3) 《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1745页。

(4) 《权载之文集》卷一二，“四部丛刊初编”缩印本，72页b。

(5) 符载文见《全唐文》卷六九一，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3139页下。

(6) 《唐国史补》中，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38页；《唐语林》卷六（见周勋初《唐语林校证》，中华书局，1987年，548页）。

(7) 《旧唐书》卷一四〇《刘辟传》，中华书局，1975年，3827页。

(8) 《旧唐书》卷一四〇《刘辟传》，3828页。

(9) 崔佐时为刘所杀。郝同美率部归朝，其家属为刘所屠。此二事均见《册府元龟》卷一四〇，中华书局，1994年，1690页上、1691页下。另外还有邛州刺史崔从也反对刘辟发兵东川，事见《新唐书》卷一一四，4196—4197页；《通鉴》卷二三七，7636页。

(10) 《通鉴》卷二三七，7626页。

(11) 据徐松《登科记考》，刘辟及第是在贞元二年。中宏词科的年代失载，但应在贞元四年符载在西川遇刘辟之前。参见《登科记考》卷一二，中华书局，1984年，441页。《剑桥中国史》隋唐卷第九章的作者用“部将”（subordinate general）来指称刘辟，殊为不当（见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vol. 3，part 1，p.612，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12) 作文的时间根据符赞的序文，《全唐文》卷六九〇，3137页a。

(13) 见符载《为刘中丞祭王员外文》，《全唐文》卷六九一，3140页下。在符载的另一篇文字《五福楼记》中也有“薨落之际，以柄授手”之语，见《文苑英华》卷八一〇，中华书局，1966年，4280页；《全唐文》卷六八九，3127页下。

(14) 符载之邈真赞中提到刘辟为西川幕府的仓曹参军。该文作于贞元四年（788），所以刘辟在此之前就已在西川。

(15) 《唐国史补》中，32页。

(16) 《新唐书》卷一五八，4936页。

(17) 《元稹集》卷三〇，中华书局，2012年第2版，405页。

(18) 《元稹集》卷二四，332页。白居易也有《蛮子朝》，但对韦皋的批评要比元稹隐晦很多。

(19) 见李德裕《请尊宪宗章武孝皇帝为不迁庙状》，载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〇，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175页。

(20) 符载《九日陪刘中丞贾常侍宴合江亭序》，《全唐文》卷六九〇，3131页中至下。关于合江亭，请参见严耕望《唐五代时期之成都》，《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1年，215页。

(21) 《新唐书》卷一六二，5001页。

(22) 这一点与当时的情形和日后这些幕僚自己的声称看来是有出入的。比如林恩《补国史》明明说刘辟对段文昌“礼同上介”（见《通鉴》卷二三七《考异》及《唐语林》引文），而段文昌之子段成式声称他父亲在韦皋晚年为刘所谗构。后甚至因被怀疑和入蜀的袁滋谋通而几乎被害，幸靠念《金刚经》得免。事见《酉阳杂俎》续集卷七，又《太平广记》卷一〇六引。

(23) 符载《为刘尚书祭王员外文》，《全唐文》卷六九一，3140页中至下。王员外名不详。该文所作时间亦不详。但从称刘辟为尚书来看，当是在刘正式收到朝廷任命之后。

(24) 《旧唐书》卷一四〇，3826页；《新唐书》卷一五八，4936页。

(25) 《南部新书》壬部，104页；又《新唐书》卷一三一《李石传》中李石对文宗之语（4515页）。关于“贞元中仕进道塞”现象，陈文龙从德宗时期行政制度以及元和新政与这一说法出现的关系，都做了细腻的分析，读者可以参看，见陈文龙《释“贞元中仕进道塞”》，《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6辑（2010），209—230页。不过这一现象形成的原因还可以从唐德宗朝中期以后朝廷统治理念和策略的全面调整有关。除了本文之外，笔者在本书关于9世纪宦官领袖的篇章中也有涉及。笔者已另撰文进一步分析这一现象。

(26) 符载《谢李巽常侍书》，《全唐文》卷六八八。

(27) 笔者曾相信罗联添《论唐人上书与行卷》（载氏著《唐代文学论集》上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1988年，53—55页）的意见，认为符载没有接受李巽的招辟，这是不准确的，对于这一看法的纠正，见赖瑞和《唐代基层文官》，中华书局，2008年，217页注2。有关符载的经历，可参看潘吕棋昌《符载事迹考述》，《空大人文学报》第2期（1993），93—119页。又Kwok-Yiu Wong，“‘Hide-and-Seek’—On the Reclusion and Political Activism of the Mid-Tang Yinshi（‘Hermit’）Fu Zai，”Oriens Extremus，46（2007），pp.147-183。

(28) 符载《上西川韦令公书》，《全唐文》卷六八八。

(29) 《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1744页。

(30) 《全唐文》卷六九一，3140页下。

(31) 该文标题称刘辟为刘中丞。这显然是刘辟在被任命为节度使之前所带的检校官衔。

(32) 见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招谕讨刘辟诏》，商务印书馆，1959年，622页。

(33)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414页。

(34) 《通鉴》卷二三七，7628页。

(35) 《通鉴》卷二三七《考异》，7628—7629页。朝廷正式对李康的惩罚是将其贬为雷州司马。

(36) 《通鉴》卷二三七《考异》所引《金华子杂编》《补国史》等文字。

(37) 白居易《论太原事状》，朱金城《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

(38) 《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622页。

(39) 《旧唐书》卷一五〇，4053页；《新唐书》卷一七〇，5162页。

(40) 《全唐文》卷五三一，2388页上。

(41) 符载《上巳日陪刘尚书宴集北池序》，《全唐文》卷六九〇，3131页上至中。

(42) 《文苑英华》卷八一〇，4280页；《全唐文》卷六八九，7058—7059页。

(43) 关于刘辟祭祀五福太一的用意，参看吴羽《唐宋道教与世俗礼仪互动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12—13页。吴著认为刘辟祭祀五福太一的时间当在元和元年正月丙寅朝廷下诏伐蜀之前，又吴著认为刘辟此举旨在凝聚当地人心，加强自身统治合法性，而对朝廷权威有蔑视和挑衅。而本文的分析则可将此活动日期推迟至元和元年三月中朝廷公开宣布刘辟为悖逆之前，而此举和符载其他同时期文字表露的情绪类似，更像是通过强调朝廷对自己的支持来安抚和凝聚本地人心。

(44) 袁滋是贞元十年完成出使南诏的重大使命的官员。在此项使命中，袁和韦皋曾密切合作，比如韦的幕僚判官崔佐时即随袁滋扺达南诏。出使过程见樊绰《蛮志》卷四。袁本人也著有《云南记》。参见方国瑜《南诏与唐朝吐蕃的和战》，载《方国瑜文集》，云南教育出版社，1994年，660—674页；又氏著《云南史料目录概说》，中华书局，1984年，151—160页。

(45) 《旧唐书》和《通鉴》上只提及袁滋因刘辟阻兵而畏惧不前，但《新唐书》中提到刘辟拘押了袁的兄长袁峰（《新唐书》卷一五一，4824页）。

(46) 《通鉴》卷二三七，7626页。

(47)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414页。

(48) 《唐语林》卷一，63—65页。

(49) 《新唐书》卷七《宪宗纪》，208页。

(50) 《新唐书》卷一〇八，4091页。此处的史料同时提到当时的荆南节度裴均派军三千击刘辟部队。这当然是可信的，因为韩愈的《元和圣德诗》中就有“荆并洎梁，在国门户，出师三千，各选尔丑”之语。裴还因此被加检校吏部尚书。但这应是小规模的冲突。

(51) 《旧唐书》卷一四，415页；《通鉴》卷二三七，7627页。不同史料中所提供的克服剑州的时间不同。《旧唐书》和《通鉴》都记作元和二年二月一日。但杨於陵所上之《贺收剑州表》中所提供的日期是一月二十二日（《全唐文》卷五二二，2351页上）。由此文可知杨所依据的是由严砺直接送来的快讯，应更精确。这一日期上的出入关系颇大。因为这表明宪宗正式下诏派神策入川是在剑州克服之后而非如《旧唐书》所记的之前。同时据此文及权德舆所作严砺墓志，文德昭（杨表作武德昭）不仅是刘之部将，且已被刘命为剑州刺史。

(52) 关于神策行营的屯驻军镇，请参见张国刚《唐代的神策军》，收于氏著《唐代政治制度研究论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3—141页。

(53) 《通鉴》卷二三七，7627页。《通鉴》只提及“高崇文军至兴元”，未说是否李部亦已抵达。《旧唐书》的记载似乎表示两军在一月的最后一日在梓潼会合（《旧唐书》卷一四，415页）。但在短短几天之内，神策军不可能如此深入。据严耕望的《唐代交通图考》，两军应先已在斜谷与骆谷两路的主要交会点兴元聚合，由于严砺是对刘辟作战最力的节度使，在其使府首先聚合于情于理应无问题（见《图考》第1册，地图8；第4册，864—845页，地图14，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

(54) 《唐代交通图考》第4册，1166—1167页。

(55) 韩愈《唐故江西观察使韦公墓志铭》，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375页。又杜牧《唐故江西观察使武阳公韦公遗爱碑》，《樊川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78年，112页。

(56) 《招谕剑南诸州诏》，《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八，622页。

(57) 史料未明言刘辟向朝廷退还李康及李康被斩的时间。但《旧唐书·宪宗纪》载朝廷于元和元年五月壬申下诏贬李康为雷州司马（《旧唐书》卷一四，417页）。估计退还李康应在此前不久。

(58) 《旧唐书》卷一五一，4052页。又《册府元龟》卷三五九，4262页上。

(59) 这一数字是依据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其文提到仇良辅在鹿头关附近率四万之众降于高崇文（《全唐文》卷五三一，2388页下）。《册府元龟》则称仇之降众为两万，但又提及李文悦以绵江栅三千人投降（《册府元龟》卷三五九，4262页上）。

(60) 有关万胜堆之战的过程，详见《册府元龟》卷三六九，4388页上；郑宗经《德阳龟胜山道场记》（《全唐文》卷七一六，3262页中至下）。

(61) 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全唐文》卷五三一，2387页下；又《旧唐书》卷一四八，3993页；《新唐书》卷一四六，4738页。

(62) 韩愈《唐银青光禄大夫守左散骑常侍致仕襄阳郡王路公神道碑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93页。

(63) 吕温《代李侍郎论兵表》，《吕衡州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35—36页。

(64) 《通鉴》卷一三七，7634页。

(65) 《旧唐书》称高在六月间已收复汉州。但《通鉴》则只说其击败刘辟人马。汉州离成都甚近。看来《通鉴》的记述更符合事实。若此时已得汉州，则成都可指日而下。

(66) 元稹《故金紫光禄大夫检校司徒兼太子少傅赠太保郑国公食邑三千户严公行状》，《元稹集》卷五五，中华书局，1982年，592—593页。

(67) 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全唐文》卷五三一，2387页下。

(68) 各处史料对占领成都时间的记载不一致。此处笔者依照吕温为李巽所作之《代李侍郎贺收成都表》，《全唐文》卷六二五，2796页。《通鉴》卷二三七（7636页）及《旧唐书》卷一四（418页）、《新唐书》卷七（209页）皆作九月二十七日。看来九月二十七日的说法来自实录，当是高崇文有关占领成都的报道到达长安的日期。

(69) Charles Peterson认为前后才四个月，这一说法是不确切的。见氏著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收入Arthur F. Wright和Denis Twitchett所编Perspectives on the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159。

(70) 《全唐文》卷五三一，2388页上。

(71) 吕温《代李侍郎贺收成都表》中有“赐将士悉出内府”之语，《全唐文》卷六二五，2796页下。

(72) 《通鉴》卷二三七引杜黄裳“勿置监军，辟必可擒”之语，7626页。但《旧唐书》卷一四七《杜黄裳传》则曰“又奏请不以中官为监军，委高崇文为使”，3974页，看来杜原来的意思可能是指不以中官为神策行营的统帅。这和不立监军是大有区别的。

(73) 《全唐文》卷七一六，3262页下。

(74) 仇良辅是李愬部将，在袭蔡州一役中担任守文城的任务，见段文昌《平淮西碑》，《全唐文》卷六一八，2763页上；李文悦则是裴度节度行营的幕僚，见《华岳题名》，载《韩昌黎文集校注》，734页。

(75) 《旧唐书》卷一五一，4052页。

(76) 《通鉴》卷二三七，7636页。

(77) 《平刘辟诏》，《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665页。其中简、资二州在元和四年又因武元衡之请而归回西川（《新唐书》卷六七，1879页）。

(78) 同上书，7637页。《唐语林》在给其所载的《补国史》的一段文字作的附注中称符载也被除秘书郎，这一说法无法得到印证。见《唐语林》卷一，65页。

(79) 柳宗元《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柳河东集》卷三五，中华书局，1958年，559页。

(80) 有关此过程的研究见Charles Peterson，“Corruption unmasked：Yüan Chen's Investigation in Szechwan”，Asia Major 18（1972）：34—78；又卞孝萱《元稹年谱》，齐鲁书社，1980年，110—113页。

(81) 《旧唐书》卷一五〇，4053页；《新唐书》卷一七〇，5162页。高崇文对西川财富的掠夺恐怕不只是他个人的欲望，史料记载，他在担任邠宁节度时曾送杜黄裳钱四万五千缗（《旧唐书》卷一四七，3974—3975页；《新唐书》卷一六九，5147页），这显然是为了报答杜黄裳的推举之恩。

(82) 《武元衡平章事制》，《唐大诏令集》卷四六，231页。

(83) 《旧唐书》卷一五八，4160页；《册府元龟》卷六七七，8094页上；卷六八〇，8126页上。

(84) 武元衡《元和癸巳余领蜀之七年奉诏征还二月二十八日清明途经百牢关因题石门洞》，《全唐诗》卷三一六，中华书局，2000年，3551页。

(85) 李德裕《故循州司马杜元颖》第二状，见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卷一二，208页。玩味李氏文意，也并未完全指责武氏，而是认为韦皋为向南诏示好而故意亭障不修，以致此后不便改变此策，以免南诏生疑。

(86)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第3册，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888、1950、1980页。

(87) 李被除为浙西观察使及诸道盐铁转运使的时间为贞元十五年二月乙酉，见《旧唐书》卷一三，388页。

(88) 有关于的研究，见Denis Twitchett，“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Yü Ti and His Family”，Asia Major，vol. 1，part 2（1991），pp.29-63。

(89) 《旧唐书》卷一三五，3730页；《新唐书》卷一六七，5111页。

(90)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叙》，1886、1887页；《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2119页。

(91) 李碧妍《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复旦大学博士学位论文，2011年），350—375页。

(92) 李翱《故东川节度使卢公传》，《李文公集》卷一二；《通鉴》卷二三六，7597页。

(93) 《旧唐书》卷一一二，3341页；《新唐书》卷二二四，6382页；《通鉴》，7596—7597页。

(94) 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有“润之师故南阳韩晋公之所教训，弩劲剑利，号为难当”之语，见《元稹集》卷五二，中华书局，2000年，566—570页。王应麟《玉海》卷一三八特别提到有关韩练“子弟军”之事（元本，台北：华文书局影印，1957年，2667页反面）。但正如方积六所指出的，这些“子弟军”在韩之后就不再被提及（见氏著《关于唐代团结兵的探讨》，载《文史》第25辑，103页），当然未被提及不等于不存在。而且根据团结兵的性质，很可能是在各州刺史的控制之下。笔者怀疑此后湖、常等州能和李镇兵对抗，很可能就是得益于这些乡兵。

(95) 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元稹集》卷五二，567页。据元稹的文字，张子良所率之投向浙西的兵力有两万之众。而《册府元龟》卷三七四《将帅部·忠五》却说：“张奉国，本名子良，贞元末为徐州兵马使。张愔之难，子良以其众千余奔于浙西，团练使王纬表加兼御史中丞，仍厚抚其军士。”（4449页）两者差别极大，李碧妍认为这千余士卒才是真正的兵士，两万之说，大概是包括了家属，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388—389页。

(96) 《新唐书》卷二二四，6382页；又《旧唐书》卷一一二，3341页。

(97) 吴丽娱在其《论唐代财政三司的形成发展及其与中央集权制的关系》一文中认为顺宗朝的这一变化为宪宗朝所延续，成为唐代中后期财政改革之重要环境，此说甚有见地（该文载《中华文史论丛》1986年第1辑）。又陈衍德、杨权《唐代盐政》，三秦出版社，1990年，72—73页。

(98) 韩愈《顺宗实录》卷一，《韩昌黎文集校注》，702—703页；《通鉴》卷二三六正文并《考异》，7612页。

(99) 《通鉴》卷二三六，7621页。

(100) 命潘巡视江淮的诏书见《唐大诏令集》卷一一六，609页。

(101) 《旧唐书》卷一一二，4239页；《新唐书》卷一六〇，4972页。

(102) 引文见韩愈《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90—391页。

(103) 见柳宗元《杜兼对》中对杜的评价（《柳河东集》卷一四，226—227页；又《新唐书》卷一七二《杜兼传》）。

(104) 韩愈《故中散大夫河南尹杜君墓志铭》，载《韩昌黎文集校注》卷六，390—391页。《通鉴》卷二三六，7624页。

(105) 对此事的议论见元稹的上奏《论追制表》，见《元稹集》卷三三，376—377页。元稹此表作于元和元年，见卞孝萱《元稹年谱》，98页。

(106) 引文见《新唐书》卷一四六，4738页。韩于建中年间以镇海军节度使领盐铁。而李也在顺宗时期被升为镇海军节度使，所以他显然想循此旧例。

(107) 《旧唐书》卷一四，417页；《通鉴》卷二三七，7630页；《唐会要》卷八七《转运使》，1897页。

(108) 《唐会要》卷八七《转运盐铁总序》，1887页；《旧唐书》卷四九《食货志》，2119页。史料没有明说李巽的这些行动是否在李锜尚为浙西节度时就已开始，但对堰的控制是盐铁使工作成与否的关键之一。以李巽作风的雷厉风行和整顿盐务的工效之迅速，很难想象他会等到李锜下台后才开始这项工作。

(109) 现存史料没有明言李锜最早在何时上书表示要入觐。但《新唐书》《旧唐书》和《通鉴》都提到因藩镇倔强者在讨平刘辟后多求入朝，李不自安，故也请入朝。查核史料，元和元年十一月武宁军节度使张愔入朝。李的请求或在此后不久。

(110) 《新唐书》卷一四六，4738页。

(111) 据《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提到元和二年十月己酉以李锜为左仆射，并以李元素为浙西节度（422页），而《通鉴》则作十月己未（卷二三七，7640页）。平冈武夫《唐代の历》，元和二年十月只有己未而无己酉（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1954年，235页）。据此则《通鉴》似乎正确。但值得注意的是元和二年九月有己酉，为该月二十五日。从时间上说九月己酉和十月己未都有可能。据《通鉴》上下文顺序，朝廷的此项任命似乎发生在李杀王澹、胁中使之后。这在情理上很难说得通。《旧唐书·李锜传》中则较为明确地说是朝廷“乃拜锜左仆射。锜乃署判官王澹为留后”（卷一一二，3341页）。又《讨李锜诏》中有“乃降诏书，俾修觐礼，示以后命，委其深心”之语，而诏书下文又提到李杀王澹、胁使臣之事（《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示以后命”之语当就是指李入朝后的新职而言。根据此上下文，则任命当在兵变之前，而且发生在接受李锜入觐请求的同时，这之后才不断催促李锜守诺。这不仅与《旧唐书·李锜传》相合，也合乎情理。所以应是宪宗先让中使传旨意给李锜，而正式下诏任命则是在九月己酉或十月己未。因为一旦正式下诏，则朝廷威命所寄，不能收回。李碧妍则认为，九月己酉是朝廷下诏之日，而十月己未则是诏书到达润州的时间，因此兵变在次日发生，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此说似更合理些，不过尚存的疑问是《通鉴》在此类事件的记述上通常依据重要的官方记载，若十月己未如李碧妍分析的那样，那《通鉴》究竟从何种记载获得这一讯息呢？

(112) 有关尚书仆射在唐中期以后地位的变化参见严耕望《论唐代尚书省之职权和地位》，《严耕望史学论文选集》，437—441页。

(113) 《讨李诏》有“累降中人，令遵前旨”之语（《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

(114) 《通鉴》卷二三七，7640页。

(115) 《旧唐书》卷一五八，4160页。

(116) 《新唐书》卷二二四，6382—6383页。又《通鉴》卷二三七，7640—7641页；《旧唐书》卷一一二，3341页。

(117) 《通鉴》卷二三七，7640—7641页。

(118) 《全唐文》卷七二一，7422页。

(119) 沈亚之《李绅传》，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卷四，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71页。

(120) 《为同州颜中丞谢上表》，《全唐文》卷七二一，7422页。

(121) 《旧唐书》卷一五七，4150—4151页。类似文字也见于《册府元龟》卷六九四，8283页上。

(122) 《新唐书》卷一三八，4624页。

(123) 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有“扬帅锷以叛告”之语，《元稹集》，568页。

(124) 《讨李锜诏》，《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下诏日期《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作“壬戌”，422页。而《新唐书》卷七《宪宗纪》（209页）和《通鉴》卷二三七均作“乙丑”。据元稹《唐故开府仪同三司检校兵部尚书兼左骁卫上将军充大内皇城留守御史大夫上柱国南阳郡王赠某官碑文铭》，李锜命下之时子良等已知朝廷讨伐诏令。同时元文说朝廷下诏讨伐后“不浃日”，便收到子良等生擒李锜的露布（568页）。《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通鉴》均载朝廷于十月收到浙西军的上奏。以此则似乎乙丑更为贴切。笔者以为上述两个日期都对，区别在于壬戌为诏下之日，乙酉则为有关讨伐军组成的具体命令的发布。但此时朝廷应该早已通知浙西的诸邻镇采取行动。

(125) 倒戈过程见《通鉴》卷二三七，7642页。《旧唐书》《新唐书》以及《通鉴》将之记之于癸酉日，其实那是浙西露布到达长安的时间。实际发生时间应据元稹的文字。

(126) 在笔者此文初刊之后，李碧妍对这一点有更详细的分析，见《危机与重构：唐帝国及其地方诸侯》，386—393页。

(127) 《通鉴》卷二三七，7643页。

(128) 虽然浙西有相当的军事力量，但其邻近的藩镇，诸如宣武、武宁、淮南等军力均强过浙西。《新唐书》卷一四六《李吉甫传》称吉甫建议调用武宁和宣武军，就可以使浙西军心瓦解（4740页）。值得注意的是领头倒戈的张子良和他的部属恰恰就是原来的武宁旧部。

(129) 《平李锜德音》，《唐大诏令集》卷一二四，665页。

(130) 钱仲联《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627页。

(131) 这一记载首见于《唐国史补》中，40页。又载入《南部新书》戊部，《唐语林》卷六及《通鉴》卷二三七《考异》（7643页）。所谓的奏对大概就是他和宪宗的那段对话。

(132) 《通鉴考异》引《实录》：“诛锜后数日，上遣中使赍黄衣二袭，命有司收其尸并男，以庶人礼葬焉。”（7643页）又见于《新唐书》卷二二四，6384页。

(133) 柳宗元《贺赵江陵宗儒辟符载启》，《柳河东集》卷三五，559页。

(134) 李虞仲的议论见《唐会要》卷八〇《谥法下》，1744—1745页。

(135) 《李吉甫平章事制》，《唐大诏令集》卷四六，229页；武元衡《祭李吉甫文》有“南定句吴，西歼邛僰”等语，《全唐文》卷五三一，2387页。

(136) 《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六，627页。

从新出墓志再论9世纪初剑南西川刘辟事件

十多年前，笔者撰文讨论了唐宪宗时代发生的剑南西川刘辟事件的过程与意义。(1)刘辟事件的主要过程是顺宪二帝交替之际，掌控西川的边疆重臣韦皋突然病逝，文官僚属刘辟在西川监军和地方文武集团重要成员的默许甚至配合下自立为节度使，从而渐渐走上了与唐宪宗为核心的朝廷对抗的轨道。而宪宗在其信任的一批大臣如杜黄裳、李吉甫、李巽等的支持和谋划下也逐渐采取了强硬的对策。最后在以西北神策行营为主力的朝廷军力的征讨之下，刘辟的政权被瓦解，西川这一西南重镇也彻底回归到唐廷的控制范围之内。笔者当时撰写这篇文章的主要目的，不仅仅是要对这一历来不受学界重视的事件的本末作一番梳理，还希望能借此来达到三个在笔者看来更有意义的目标。第一，对这一事件过程的仔细解读可以颠覆以往史学界对唐代后期藩镇与中央关系的一些刻板认知，帮助我们回到复杂的历史语境中去；二是可以重新解释元和时代政治新格局产生和唐宪宗个人权威确立的时代背景及其意义；三是从这一事件出发，可以进一步分析在中晚唐的背景下，政治舆论可以对皇权的发挥产生何种影响。该文自发表于《唐研究》第8卷以来，笔者的上述看法得到了唐史学界比较积极的响应。不过当时撰述该文时，笔者依凭的都还是传世文献中的资料，虽然来自各种性质的文字材料有助于笔者重构这段历史，但如同任何历史问题的探讨，此中仍有不少模糊的环节等待着得到澄清的机缘。没想到十多年后这样的机缘终于来临。承蒙胡戟先生提示，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新入藏的唐代墓志中有三方内容直接涉及西川刘辟事件。这三方墓志是郑素撰写的《唐故宣德郎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充剑南西川南道运粮使韦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韦羽墓志》），李直方撰《唐故剑南西川南道运粮使检校尚书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充韦府君夫人博陵崔氏合祔墓志铭并序》（墓主即韦羽夫人崔成简，以下简称《崔成简墓志》）和张仲连撰写的《大唐故淄青节度监军使元从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给事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广平郡宋公夫人封清河县君夫人张氏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张氏墓志》）。(2)这一提示使笔者产生了对当年的讨论加以补充的念头，而由荣新江和胡戟等先生主持的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收藏墓志整理项目为笔者的这项工作提供了很及时的帮助。凑巧的是笔者在研读这两方墓志的同时又注意到2009年发表的河南偃师的三座唐墓的发掘报告，其中薛丹夫妇墓出土了其夫妇的两方墓志，也透露出有关刘辟事件和元和初年政治情势的重要信息，很值得一读。(3)综合这些新资料，笔者决定再撰小文就以往讨论过的问题略加申论。此文主要目的是补充有关刘辟事件的研究，但这些墓志本身蕴涵的其他信息也不能被排除在我们的视野之外。这五方墓志涉及的与刘辟事件直接相关的人物的身份和生涯全然不同，为了尽量避免枝蔓，笔者采取的办法是先对其中四方墓志的一些比较重要的层面做些简要说明，然后再分别谈谈如何能通过它们进一步了解元和初年西川事件的性质和过程。(4)

首先来看看薛丹夫妇的两方墓志。薛丹墓志志名是《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河东薛府君墓志》（以下简称《薛丹墓志》）。此墓志系薛丹自撰，身后补入了去世及下葬日期，以及朝廷赠官号卤簿的记录。自撰墓志的问题下文还要涉及。这里先录其文字：

有唐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薛丹，字贞疾，以长庆元年岁在辛丑，七月十一日疾，终于洛阳尊贤里之私第，享年七十有七。以十月廿二日葬于偃师县亳邑乡刘村之北原、先君湖州长史赠刑部尚书府君茔西五里，从所卜也。生必有尽，骨肉归于土，命也，况得从于先茔之左右乎？平生之义行材用，历官之中外多少，此生人之事也，何必书于泉壤哉？有子一人，陕州灵宝县尉汪，年廿有四而未有孙，后嗣之继，委于运也。自志于泉下，何必铭为，呜乎哀哉！

其年九月廿八日　敕赠官并给卤簿。(5)

根据墓志，薛丹于长庆元年（821）七月十一日死于洛阳尊贤里之私邸，享年七十六岁，下葬于同年十月廿二日。薛丹墓志非常简略，除了有他死前最后的散官和职事官衔中散大夫、太子宾客之外，其他任官及生涯细节一概从略，这是撰者有意为之，所谓“平生之义行材用，历官之中外多少，此生人之事也，何必书于泉壤哉？”而薛丹夫人李饶的墓志恰恰提供了这方面的消息。李饶的墓志出自南卓，志名《唐故中散大夫守太子宾客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工部尚书河东薛府君夫人陇西县君李氏墓志铭》（以下简称《李饶墓志》），录文如下：

皇唐高祖神尧皇帝之从父子河北道行台尚书左仆射淮安郡王讳神通，王生司农卿见冀等州刺史胶西郡公讳孝义，公生易州刺史赠平阳太守袭胶西公讳璥，公生虞部郎中赠郑州刺史袭胶西公讳孟犨，公生银青光禄大夫陕虢观察使宗正卿陇西县开国子谥曰敬讳翼，敬公娶东都留守兼河南尹裴公迥之女，实生女子子，是为夫人。夫人讳饶，字万德，始生未能孩，裴夫人即弃谢，敬公怜之，每自视毓，加于人一等。及能言，忽问其亲所，人以实白，则泣下数行，敬公益不忍，复娶杨夫人以抚其志，后累亡怙恃，系以过礼之情，闻于亲族。姊适裴氏，夫人依之习妇事，周而归薛氏。尚书公初在徐泗军，从仆射张建封之门。张疾已病，夫人窃谓公曰：“公于张众，目公为得意者，今日张已病即死，公能无患耶？且何不为时去，特无以妻孥在虑。”公以去，果脱徐乱。及公任刑部外郎，当宪宗皇帝初即位。太上皇在南宫，吴少诚藉淮西强，频表，语不逊，朝廷病之。丞相以公机辩可以传威惠，遂命宣谕。时士大夫爱公者悉遏不欲遣计，令以疾告。公未的决，夫人挺然曰：“群使公为辞者，岂不以前去惑婴之祸乎？此前去，祸未肯专而功勋可逢，设辞，则祸必而名声凌迟。”公以行，至则有功。元和元年，外命妇朝王太后于兴庆宫之前殿，他官母妻咸惴栗恐惧，赞拜几不毕。夫人服品服，首钗六树，衣翟六等，黼领朱褾，加侯佩小绶，雅独雍容进退，动合仪度，在内廷观者咸多之。尚书公曰：“若夫人，诚可以当崇封矣！”明日叙得陇西县君。高崇文之殄刘辟也，公为军司马。崇文者骁骑耳，无余知，公务以宪章礼律导正之，高恨怒，必欲不利焉。夫人亟止公所持，公不听，即日夜使人以金帛深结高之妻党为解，高则解。至裴氏姊卒，夫人哀哭毁甚，去丧远三千里，凡送终之饰，无不自夫人之所备之。夫人为人和而仁，三党之内有孤寒者，夫人必多为之图而煦之使温；女有已笄者，夫人必厚具其装而归之良夫。其下幼或有过者，夫人未尝面加折责，但周旋诱喻而和言亹亹，唯恐伤之。则粢盛纴之道，其可知也。故夫人之寝疾也，亲属之疏远者，率怀其忧。夫人之即世也，在服之缌免者，咸感而恸。噫！非夫人之所为也，何以至于此乎？一子汪，茹荼衔恤，大惧夫人之德堙于后，哭而起请工文者而铭焉。昔尚书公居夫人之终前二朞薨，自为文以志。所卜宅泉原乡里皆载记，今不复书。维夫人享年五十有七，其终于东都嘉庆里第，在长庆癸卯岁七月十四日。其合袝于尚书公之玄堂，在是年十月之丁酉辰也。铭曰

都　后土，夫人袝居。诫彼百神，卫之永安。

前乡贡进士南卓撰

长庆三年十月十日书

刻字人孙济

据此墓志，李饶长庆三年（823）死于东都嘉庆里第，享年五十六岁，下葬日期是同年十月十六日。李饶为唐宗室淮安郡王李神通之后，这一家族从唐初以来连绵不断产生重要的政坛人物。李饶父亲李翼在贞元五年至七年间曾为陕虢观察使。(6)而据墓志，则其父还担任过宗正卿，估计是在陕虢观察使任后。(7)在李翼的堂兄弟辈中还有李国贞和李复这样的人物，(8)所以在当时是个有很高地位的宗室大族。然而这一家族在政治上也遭受过一次大的挫折：李饶的堂兄弟、李国贞之子李锜在元和二年因盘踞浙西抗命朝廷而被讨平，虽然宪宗对李锜的惩罚并未波及李锜直系以外的成员。《李饶墓志》的作者南卓应当就是《羯鼓录》等许多著作的作者，同样出自文学世家，撰写墓志时已进士及第，显然已是建立了声名的文士。(9)依凭墓志的书写风格判断，李饶家人选择南卓作为墓志的作者体现出他们不同流俗的文学趣味。

《李饶墓志》的文字像是一篇古文体的传记，以大量的对话很生动地勾勒出一个有个性的宗室大族女子的形象。墓志通过描述李饶的判断能力和为人处事的稳妥细心来反衬薛丹直道而行的品性，同时也勾勒出薛丹一生所遇到的几个重大政治事件。墓志里特别指出薛丹自撰墓志的事实，说明南卓在写作中很可能有意识地照顾到薛丹的生平。薛丹在两唐书里不仅无传，甚至连提都没被提到，他在现存的其他唐代文献中也难见踪影，但这种情况并不表示在中唐的政治文化生活中他就是个被忽略的人物，实际情况可能恰恰相反。幸运的是他的声名也并非湮没无闻。柳宗元在其《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中，提到了六十七位他父亲生前交往密切的友人，其中就有薛丹。(10)柳宗元的记述是“薛丹，同郡人。至尚书郎”。自撰墓志者就是这位薛丹。我们虽然不知道柳宗元撰写《先友记》的确切时间，但应该在元和初期。而墓志中提到宪宗即位时薛丹任官刑部员外郎。薛丹的家世其实也有脉络可循。元稹《唐故越州刺史兼御史中丞浙江东道观察等使赠左散骑常侍河东薛公神道碑文铭》中清晰地记载了越州刺史兼浙东观察使薛戎的家世，说薛戎有兄弟五人，其中有“终宾客”的薛丹，毫无疑问也是这位自撰墓志的薛丹。元稹提到他们的父亲薛同为湖州长史赠刑部尚书，也和薛丹笔下的记录吻合。(11)薛戎的墓志为韩愈所撰，其中虽未提及薛丹，但从韩愈和元稹的记述可知，薛同诸子在9世纪早期可说是形成了一个婚宦显达的家族，而且和贞元以来的重要文士保持密切往来。薛丹加入的柳宗元之父柳镇的这个密友圈，尽管其中人士的生涯及其在官场的行事作风多有不同，却很可能在文化思想观念上形成了某些共识，具有类似的旨趣甚至共同的追求，比如文风上喜欢“复古”就可能是其中的一个特点。柳宗元撰写《先君石表阴先友记》本身也是一种象征行为，是对汉代儒吏石碑碑阴上镌刻门生故吏名字的习惯的创造性模仿。也许这种语境有助于我们把握薛丹自撰墓志的意义。

薛丹墓志是迄今所知唯一存世的薛丹文章。(12)其文字十分简略，但这种简略绝非草率而为的结果，而是深思熟虑后才选择的书写方式。对作者来说，这里面不写什么远比写什么重要，要表达的是一种经典隐逸式的对生死的达观。有趣的是志中唯一略表遗憾的是他的儿子薛汪尚无子嗣。总的来说，现存唐代墓志中自撰墓志数量相当有限，但是这类墓志的撰者，从王绩、严挺之、颜真卿到白居易、卢载、崔慎由、杜牧等，大都是在唐代的政治和文化圈有相当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13)黄清发认为自撰墓志之人大都个性独特。(14)这个观察不无道理，不过自撰的墓志，与其说是体现墓志主人在人生实践中的特立独行，不如说是通过书写去达到一种自我形象的营造。自撰的墓志，借用川合康三的用语，时常有“自我漫画化”的倾向，(15)那是一种姿态性的修辞策略（rhetoric strategy），如王绩自撰文开头所谓“王绩者，有父母，无朋友，自为之字曰无功焉。人或问之，箕踞不对，盖以有道于己，无功于时也。不读书，自达理。不知荣辱，不计利害”，或者杜牧墓志所谓“某平生好读书，而文亦不出人”，又如近年发现的卢载的自撰文，相当自矜，却称自己“性灵疏愚，言语方质，才知耸善，未及有方”等等。(16)其实撰者对个人在当世的成就和声名有相当的自信甚至自负。薛丹的自撰墓志并不例外，也是一种自我定位和自我彰显的举措。但薛丹并无卢载那种以退为进的自负口吻，而是一种彻底的自我谦逊（self-effacing），其中表述倒隐约可以看出王绩自撰文的影响，看来这个撰作的目的，不仅有通过选择写什么，也有通过选择模仿哪种前人作品来达到自我定位，这篇文字也可以作为我们理解中唐新型文人群体的追求的一个例子。

《李饶墓志》有意识地补充薛丹之生平，其中提及薛丹平生遭逢的大事，第一件是武宁军节度张建封病危时的去留抉择。作为镇守运河枢纽的藩镇节度，张建封不但与朝廷的关系良好，还召辟了许多声名卓著的文士为其幕府僚佐。(17)薛丹也是其中之一。但张建封时代的武宁，是最为典型的军事独裁型藩镇，文官僚佐终究是游离于骄悍不安的职业军人阶层之外的小群体，一旦张建封这样的强人不复存在，争夺藩镇控制权的军人暴力便即刻出现，文官僚佐原本受到的那种保护也不复存在，此刻去留就成为关乎个人安危的抉择。史载张建封病死于贞元十六年（800）五月十三日，而十五日徐州就出现军乱。(18)薛丹选择离开的时间当在此之前不久，和薛丹几乎同时辞去徐州幕职的还有韩愈。(19)而其他选择或被迫留下的同僚包括郑通诚、冯宿、李藩、韦道安等人，最后郑通诚和韦道安都死于该次兵变。(20)志文没有告诉我们薛丹何时开始任职徐州，离去时在建封幕府的职衔为何，但根据南卓的语气地位似乎不低。值得我们留意的是当时薛丹已五十五岁，年龄相当高。相比之下，李藩那时四十七岁，韩愈三十三岁，冯宿也不过三十四五。(21)从这些层面判断，南卓的记述有相当的可信度，薛丹很可能在类似于行军司马的职位上。(22)无论如何，以他的家庭、婚姻和个人背景，五十五岁时尚不得不在徐州这样的方镇沉浮，可以说明贞元后期士大夫的仕途之艰难，这一点下文涉及《韦羽墓志》时还将谈到。

薛丹决然回到长安后那几年的仕途，墓志只提到在宪宗刚继位时他担任的是刑部员外郎。但许孟容《祭杨郎中文》中提到：

维贞元十九年岁次癸未四月壬午朔二十二日癸卯，给事中许孟容、吏部郎中李墉、司封郎中韦成季、屯田员外郎穆员、右补阙张惟素、京兆府司录薛丹等，洁牢醴庶羞，以祭于兵部郎中杨君之灵。(23)

这里提到的薛丹正是本文讨论的薛丹。文中祭吊的杨郎中是兵部郎中杨凝，而许孟容、杨凝、李墉、穆员恰恰都是被列入柳宗元《先君石表阴先友记》名单里的人物，说明这次吊唁又是朋友圈的一次集体行动。由此可见京兆府司录就是薛丹在刑部员外郎之前担任过的一个职位。京兆府司录的重要职能是纲纪六曹，这和刑部员外郎的职能直接相通。(24)

志文同时说当时“太上皇在南宫，吴少诚藉淮西强，频表，语不逊”，宰相派薛丹前往晓谕等等。这段文字透露的信息颇值得咀嚼，可惜语言简略，这里只能略作推测。文中提到的宰相应该就是杜黄裳，杜此时不仅主持大政，而且也是《先君石表阴先友记》上的友人。宪宗继位而顺宗被宣告为太上皇发生在永贞元年（805）八月，(25)吴少诚上表的行动正是发生于八月前后。《册府元龟》卷一〇六《帝王部·惠民》：

宪宗永贞元年八月即位，九月丙子诏：“申光蔡及陈许两道将卒百姓等，比遭旱损，多缺粮储，特宜赈给，令其有济。申、光、蔡等州宜赐米十万石，陈、许等州赐米五万石。仍令刑部员外郎薛舟充宣慰使，专往存问。”

这条记载中恰恰对应了《李饶墓志》中的叙述，只是或许由于传刻之误，《册府元龟》的版本将薛丹弄成了薛舟。(26)《册府》的这条记载当来自实录，说明宪宗甫一即位就派薛丹慰喻申光蔡和陈许，公开的缘由是两地旱灾缺粮，需要赈济，但《李饶墓志》让我们知道这其实是针对吴少诚的不逊表章而采取的对策。一方面以提供钱粮的方式来笼络和稳定淮西，同时又用慰喻陈许的方式来威慑淮西，因为陈许和淮西毗邻，而驻扎陈许的忠武军是朝廷赖以遏阻淮西的主要军力。元和后期对淮西用兵，李光颜率领下的忠武之师正是中坚。(27)从南卓文的语气来看，少诚言辞不逊的表章应该和当时闲居于南宫的太上皇的处境有联系。顺宗的被迫退位和宪宗的继位是9世纪初唐代宫廷政治的大事件，这一事件的结局也是各种政治力量和舆论角力的结果。笔者对这一帝位交替的性质的看法和唐史学界所接受的普遍看法有较大出入。简而言之，笔者认为顺宗时代的政治运作在当时朝廷内外的政治群体看来，实在是德宗朝晚期政治格局的延续，也就是朝廷被皇帝信任的少数既得利益者所控制，造成一种封闭的状态。所谓“二王八司马革新”更多是宋代以后才被赋予的意义。这当然不等于说王叔文和加入王叔文集团的成员没有政治理想或改革的某些愿望，而是说当时士大夫群体最为关切的是如何才能重新回归到正常的体制中来，也就是在他们的心目中用人进退的合理化，这是他们心目中回归理性政治的前提，而韦执谊、王叔文的举措在他们看来正是进一步远离这种前提，是必须加以制止的，因此宪宗的继位颇能收拾人心。但介入这一过程的政治力量很多，其中包括强大藩镇的节度使。西川韦皋、荆南裴均和河东严绶等对宪宗继位的支持是众所周知的，不过这并不等于藩镇在此问题上的立场就会一致。毕竟顺宗是被逼退位的，吴少诚很可能感觉帝位交替会给他带来不利，或者想利用这种情况要挟尚未确立权威的宪宗，为淮西的镇兵获得钱财等方面的实际好处。总之其举措应该在当时微妙变幻的政局下加以理解，这让我们联系到官修史书记载的永贞元年十月在长安附近发生的一件怪异之事。《册府元龟》卷三七四《将帅部·忠》：

刘澭贞元末为陇右经略使。暨顺宗寝疾，传位于宪宗，称太上皇，有山人罗令则自京诣澭，妄构异说，凡数百言，皆废立之事。且矫太上皇诏，请兵于澭。澭立命系之，鞫得奸状。令则又云：“某之党多矣。十月德宗山陵，约此时伺便而动。”澭械令则，驿表上闻，诏付禁军按问，其党与皆杖死。澭复请自领兵护灵驾，以备非常。诏不许。遣中使以名马金玉缯锦锡之，复录其功，号其军额曰保义。(28)

上述记载里提到的这个山人罗令则，我们对他的背景，他“异端”言辞的具体内容，以及他策划的行动究竟存在何种潜在的支持都无从了解，但无疑他是针对顺宗被迫退位这一事件而来，且将宪宗的登基视作非法，希望策动兵变来扭转这一局面。他既然能矫诏，且有“数百言”劝谕刘澭的书信，朝廷后来还发现有党羽，则其背后肯定有持类似立场的人员甚至团体，比如支持顺宗的宫中和禁军成员等。吴少诚表章中的不逊语很可能表露的是类似的态度，这也透露出当时朝野的政治想象的另一面相。

《李饶墓志》中和本文主旨直接相关的内容就是他在朝廷处理西川刘辟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墓志说：

高崇文之殄刘辟也，公为军司马。崇文者骁骑耳，无余知，公务以宪章礼律导正之。高恨怒，必欲不利焉。夫人亟止公所持，公不听。即日夜使人以金帛深结高之妻党为解，高则解。

统领大军讨平刘辟的高崇文，是元和时代的重要功臣，至少在公开场合他的功勋始终得到褒扬，南卓却在笔下以“骁骑”相称，颇有轻蔑的味道。这无疑透露出薛丹家人的看法，说明墓志作为一种特殊的文体，有被允许表达个人观感的特殊空间，并不一定需要“政治正确”或与公众舆论合拍。这条记录最重要的还是让我们了解了在这一讨伐战争中，朝廷安置了怎样的人物作为高崇文的幕僚长。西川事件是宪宗即位后面临的第一个重大的政治军事考验，这样的人选必定是极为慎重的决定。此时薛丹年已六十一，有意思的是此时的高崇文，恰恰正好六十岁(29)。用年长的文人来辅佐高崇文这样年长的武人，一则显示朝廷对薛丹经验和资望的看重，二则表明朝廷既要用一位能在资历年龄上和高崇文旗鼓相当的人物，以便协调，且不能在职位上过高，因为高崇文毕竟“素非大将，拔自偏镇”（吕温《代李侍郎论兵表》语）。(30)推荐薛丹的最可能的人物是杜黄裳，但这也表示薛此时已在宪宗信任的朝官之列。那么薛丹担任高崇文行军司马的具体时间为何呢？西川事件中，朝廷开始采取军事行动时高崇文还只是统管长武城神策行营的一名偏将。元和元年正月二十三日下诏任高崇文为左神策行营节度使并统领左右神策的入川兵马。此时的高崇文虽有节度使之名，实际仍是负责具体军事行动的将领，未必具备了开府的资格。所以依笔者的看法，薛丹最有可能出任行军司马的时机是当朝廷大军占领了东川的梓州，而高崇文正式被任命为东川节度使之时，也就是在元和元年三月中之后，至于薛的任期有多长目前无法得知。薛丹的这次受命，应该说是他政治生涯的一个新契机。西川一役，朝廷军队在高崇文统领下获得彻底胜利，按理作为他的幕僚长，薛丹应可快速进入三省高官的行列，但从现存史料来看却没有这种迹象。他死前的职衔太子宾客固然是个正三品的清要职位，但在中晚唐这是用来安置过气了的资深官员的位子，更何况薛丹死前的文散官还仅仅是正五品上的中散大夫，这是颇令人诧异的事。此种情况恐怕不是现存史料失载，而应该是和他在担任行军司马期间与高崇文发生的冲突有关。高崇文的不通文字和不习朝仪等，唐代史料都有所透露。(31)据墓志，则薛丹与高崇文之间的冲突已经到了高要加害薛的严重地步，虽然经过李饶的斡旋得到某种程度的缓解，(32)这样的冲突朝廷不能全然无知，结果使得薛丹个人的仕途未能充分利用到这次胜利带来的光环。《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提及薛丹时列其职位为庐州刺史，这个职位估计是薛丹在西川事件后的任职，说明他已不再具有步入三省高官的条件了。(33)

如果薛丹夫妇墓志可以让我们观察到八九世纪交替之时一位清流士大夫的价值取向与刘辟事件中朝廷一方的文武隔阂，那么西市博物馆新藏的《韦羽墓志》则展示了一个唐后期相当有代表性的基层官员如何在一生中奔波于京畿和地方藩府，最后在刘辟事件爆发之后焦虑而自杀身亡的悲哀世相。姑录其文字如下：

公讳羽，字季鸾，京兆杜陵人也。祚国命氏，著于春秋。至汉丞相玄成，始迁京兆杜陵。十七代至五代祖尚书右丞瓒，封南皮县开国伯，三子武德初同时为郎官，时人荣之，号曰“三列宿”。由是言氏族者，以“郎官”为房目。考功郎中叔谦，其高祖也。职方郎中知人，大王父也。秘书郎缜，其祖也。洛阳丞幼卿，其祢也。公志量弘廓，孝敬融明，务以端方，耻于巧智。得乾之贞固，损之元吉。广德二年，弘文馆明经出身。大历十年，选授太原府参军。秩满，河东粮料使、户部员外郎范憕辟为从事。时河北武帅赋入不时，于是天子命节将以讨之。兵兴事殷，仓卒之际，使为戎人所劫。公愤发于内，罄财募士，兼程晨夜，且战且喻，遂复范公。度支侍郎赵赞具疏上闻，特诏优拜大理评事，用酬勇略，且识公忠。后改太原府士曹，又选授本府司录，皆以教化肃物，劳谦有成，驰张随时，临事能断。后选授京兆府法曹，长安浩穰，迫于权势，事不由正，狱讼多明（笔者按：即“萌”字），掾吏颠仆者接迹比肩。公执法不阿，中立仗正，用阐皇度，人自不冤，时人荣之。竟不履祸，正刑明诚故也。及解龟之后，家无余资，志不苟且。薄游西蜀，太尉韦公皋器为上客，遂摄华阳令。政有成绩，□□咏之。太尉深嘉，遂以闻上，授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领南道运粮使。藉公善理，改摄成都，政如华阳，风行俗革。旋属太尉公薨，参佐刘辟率为叛换。公内则危行，外随波流，空桑为川，力屈身陷。柄不在手，而发上冲冠。既而潜托祝宗之祈，果集似鹑之怪。元和元年三月十六日，发疾而终，春秋年六十四。呜呼！夫岂不爱死，盖修短之数，贤达不疑，所全者厚，则忠可知矣。以公之姿度旷远，恭俭仁爱，寓词托讽，放情达生，宜享眉寿，而登云路，上天降祸，遭时不造。夫人博陵崔氏，痛与公同陷浊乱，奄弃先逝，泣沥肝血，声动无心。有子曰谊。二女，长适太原王莓，早卒；次女而归于我。二子号于昊天，欲报之罔极。孀妻幼子，崎岖险阻，自岷江抵蛮荆，历襄邓，陟商坂，以公之丧，至自成都。元和二年八月十七日，卜葬于长安城之南少陵原，先府君夫人之茔佐，吉礼也。夫人孤子以素早托姻援，饱公徽猷，故授素为志。恐后代陵迁谷走，非金石则无纪陈迹，他日惧史氏阙文，故粗述遗美。词曰：

松柏劲质，岁寒则彫。倬哉韦公，处浊道销。空桑沉川，昆丘燎火。人皆危行，我独成祸。伊昔命氏，远自扶阳。继代生贤，源广流长。温恭为基，端慎居操。仁而不寿，福履何报。崎岖江河，还复我邦。郁々佳城，先公旧疆。盖遵理命，永纪遗芳。

韦羽（743—806）的先祖出自京兆韦氏的南皮公房，入唐以来也是个世代为官、蝉联清要的士族，其系谱见于《新唐书·宰相世系表》。赵超编著的《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里有详细的考辨，读者可以参看。(34)郑素撰写的墓志中特别提到其高祖韦叔谦等三兄弟贞观年间同在尚署为郎中的记录。这个被称为“三列宿”的荣耀也曾在孙逖撰写的《韦虚心碑》、独孤及为韦羽祖父韦缜作的神道碑和近年出土的于休烈撰写的韦巽墓志中被特别提到，(35)显然在这个家族的记忆里，这是个定义其家族身份的时刻（a defining moment），从此被视为所谓的“郎官韦家”（独孤及《韦缜碑》语）。韦羽的祖父韦缜虽然官终申王府司马，在当时也是名人，这从独孤及为其撰写的神道碑就可看出。韦缜的四个儿子都有为官的经历，其中幼成和幼章官位较高，都达到了州刺史一级，而韦羽的父亲韦幼卿官终洛阳县丞，是相对较卑的一位。到了韦羽这一代，较知名的是他的哥哥韦翃，韦翃的儿子韦辞（也作韦词，773—830）更是在宪穆敬文各朝以“望居显要”和“文学理行”著称。(36)相比之下，韦羽的生涯就要黯淡不少。他764年弘文馆明经出身，十一年之后才踏入仕途，其生涯经历的是中唐最为动荡的岁月。(37)从墓志记载的任官记录看，韦羽是吏干型官员，承担的大都是负责稽察和后勤一类的繁剧的事务性工作。在中晚唐，像他这样以明经出身而走上这种仕途轨迹的大族成员很多，他们以后辗转于各州府担任僚佐，能向上攀登的可能性相当小，要打破这种困境通常是受辟于藩府或度支盐铁使等财政要员，在这些人的举荐下进入更好的仕途，韦羽的经历或可以作为这种情形的例证。他在建中二、三年间被河东粮料使、户部员外郎范憕辟为从事。(38)范憕算是韦羽仕途中所遇的一个贵人，两家似始终保持密切的关系，重要的证据就是这份墓志的书者太仆少卿范传庆正是范憕的兄弟范惀之子。(39)

韦羽在河北供职时，正当德宗对河北诸镇大举用兵，他的干练勇敢表现使他获得了户部侍郎判度支赵赞的赏识和举荐，被德宗“特诏优拜大理评事”。墓志既然说是“特诏优拜”，更何况在此战况紧急、朝廷急需用人之秋，韦羽获得的这个“大理评事”应该是真除，而不像朱巨川的“试大理评事兼豪州钟离县令”那样，只是个试官。(40)对韦羽这样处境的士子来说，从临时差遣的粮料使的从事到真除大理评事实在可以用入了“仙道”来形容。(41)但好景似乎不长，他不久又被转回到太原府担任僚佐。其中转变的缘由不详，虽说太原府是他原来曾服务过的地方，但毕竟属于地方系统，可能这与举荐他的大臣赵赞被贬失势有关。不过他在太原府做到了司录录事参军，前面讨论薛丹生平时已经提到薛丹担任过京兆府司录。严耕望先生指出司录是中唐以后“州府行政最具关键之职位”，负责内外督查及州府财务，地位权势崇重。(42)接下来韦羽被选授为京兆府法曹，负责决狱定刑的职务性质和韦羽此前的职任一脉相承，只是品级权力比太原府司录要低不少，但京兆府的地位毕竟不同，而且京兆府参军是个颇有向上攀升机会的位置，甚至连一般进士及第者在仕途中都常经此路，前景对韦羽来说并不差。假定他在建中四年（783）赵赞被贬后转入太原府服务(43)，以六品以下官一任三考或四考为标准，加上守选的时间，韦羽被调授为京兆府法曹至少也要到贞元中期，那时他已五十出头了。

前面已经提到，法曹参军负责决狱定刑，本身就工作繁剧，更不用说在长安这种权门纠结、动辄得咎之地，所以墓志中特别点出的“长安浩壤，迫于权势，狱讼多明，掾吏颠仆者接迹比肩”云云并不算夸张，这也是中晚唐文献中经常提到的情况。但韦羽接下来的经历就颇费我们斟酌。志文说韦羽“及解龟之后，家无余资，志不苟且。薄游西蜀，太尉韦公皋器为上客，遂摄华阳令”。解龟乃辞官之意，京兆府法曹工作虽然繁剧且具有风险，但前途毕竟较好，且俸禄当颇为丰厚(44)，对于“家无余资”的韦羽，为何要突然辞去这种位置？一种可能是远在剑南的韦皋向韦羽发出邀请，以韦皋勋高一世的威望，加上同宗的纽带，这样的邀请自然难以让人拒绝。但若是此种值得书上一笔的情况，墓志应会直说是接受了韦皋之邀，不必加上“家无余资”这类赘词。另一种可能是：解龟在这里也只是满秩待选的委婉说法。也就是说韦羽在京兆府法曹秩满罢归，需要守选，而他的家境使他不能再等待守选的漫长过程，必须尽快解决生计问题，于是决定入川投奔同宗的韦皋。这后一种可能性最大。道冲为死于元和十二年（817）的韦柏仁撰写的墓志叙述说：

〔韦柏仁〕释褐授试左内率府兵曹参军。未几，除华州下邽县尉，历左金吾卫仓曹参军，换京兆府兴平县丞。调选，复补泾阳县丞。谢秩挂冠，长揖轩冕。今年春，以廉统荆蛮裴公大夫有交姻始终之德，故啸徒掣囊，如彼荆国。(45)

韦柏仁的仕途尚不如韦羽，但他墓志里说的这种情况当和韦羽很相似。无论如何，韦羽的抉择看来没错，韦皋果真对他颇为赏识，马上属他摄华阳令。华阳与成都为西川的两大次赤县，在县府中地位甚高。以笔者阅读唐代墓志等资料所获印象，从京兆府法曹调授，上县县令似为主要的升迁去处之一，这一点还有待进一步研究，姑记于此。若这个印象不错，则韦皋的安排更是顺理成章。不久韦皋又奏授韦羽“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赐绯鱼袋，领南道粮料使”，这里的“户部员外郎兼侍御史”虽是检校官，但就韦羽前此的经历而言，也算是超擢，让韦羽负责粮料，更是利用他素有的经验和特长。后来韦羽又改摄成都令，但从韦羽夫妇墓志提供的信息来看，韦羽此时仍在南道粮料使的位子上。这都表明志文中说韦皋待韦羽如上客不是随意夸口。但当这一切看来都算顺利的时候，最难以逆料的事件发生了，这也就是韦皋的病故和刘辟的擅自接替。

笔者在前此关于西川刘辟事件的文章里，就该事件的背景提出的一个看法，也就是在刘辟以一介文臣僚佐的身份，竟然能在韦皋死后的瞬间掌控人才济济的剑南西川，关键的原因有两个：一是他的举措不仅符合贞元以来藩镇权力交接的政治游戏规则，而且确实能稳定局面，因此具有某种程度的合理性和合法性，从而也获得了监军使的首肯，而同时刘辟本人也并不认为他的行为是叛逆；二是这一举动得到了西川内部许多文武僚佐的默许甚至支持。文人僚佐的支持除了有前面第一点提到的特殊历史语境下的合法性作为基础，还有其他重要的心理因素。贞元后期，德宗采取保守的用人策略，造成仕途艰难，士大夫纷纷投效藩府以谋求出路，而韦皋的西蜀幕府就像一块磁铁吸引了大批士人前往效力，韦羽入蜀可以为这个看法提供又一个旁证。在这种前提之下，韦皋的去世造成西川内部文官参佐对前景的普遍焦虑。加上这一变故正发生在皇位交替之际，中央的情势尚不明朗。所以他们很少公开反对刘辟的举动。但是不为他们所了解的是：以宪宗为核心的朝廷也正在改变以往的游戏规则，要确立对藩镇权力交接的绝对控制。于是两方势力在认知不对等的情况下走上了无法挽回的冲突。以上看法的具体讨论，可以参看笔者的前文，此处就不再重复。这里要分析的是韦羽的最后命运。以韦皋死前韦羽在西川的职位而言，他已经不能算是沉沦下僚了，韦皋之死对他的仕途前景种种毫无疑问会有重大影响，那么他在刘辟事件中会持何种立场呢？志文说他在刘辟控制西川后“内则危行，外随波流，空桑为川，力屈身陷，柄不在手，而发上冲冠。既而潜托祝宗之祈，果集似鹑之怪。元和元年三月十六日，发疾而终，春秋年六十四”。史家应能判断的是这样的墓志并非只是写给家人看的，撰者的考虑中还有潜在的更为公众的读者群体在。刘辟事件后朝廷虽然对服务于西川的士人大都网开一面，甚至加以提拔，但毕竟这一事件会给那些曾与刘辟共事的僚佐造成尴尬甚至日后的口实。《韦羽墓志》反映的情况恐怕也不例外，文辞间含有为死者辩解申明的成分。“内则危行，外随流波”云云显然让我们感觉当时韦羽并未公开反对刘辟，或采取不合作之态度，而是随波逐流，和众人一样采取至少是默许的态度，只是内心感到反感而已。这正符合笔者以前分析过的当日西川幕府的实际情况。尤其是像《崔成简墓志》说的，韦羽当时“领军府馈运之重”。以刘辟抗拒朝廷的军事行动，若无韦羽的配合是难以想象的。倘若韦羽对刘辟的继任有任何公开的反对，也很难想象刘辟会继续让他担任这一职位。

但不公开反对不等于说陷入政治旋涡的西川士人就不会在内心产生种种波澜以至于恐慌和焦虑，尤其是当情势变得对刘辟集团越发不利之时，更难以想象他们会从容对待。《韦羽墓志》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了解这种复杂内心世界的一扇窗口。“发上冲冠”恐怕可以解释为这种内心的紧张，而从韦羽最后的命运及墓志的申辩来看，他在此事上的介入恐非仅仅“外随流波”而已，关键在于志文中的以下两句。“潜托祝宗之祈”用的是《左传·成公十七年》范文子的典故：

晋范文子反自鄢陵，使其祝宗祈死，曰：“君骄侈而克敌，是天益其疾也。难将作矣，爱我者唯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范氏之福也。”六月，戊辰，士燮卒。

关于这段文字，杜预的注说：“传言厉公无道，故贤臣忧惧，因祷自裁”，直接就把范文子（士燮）之死解读成自裁。而孔颖达的《正义》更对杜预的解说加以发挥：

刘炫以为士燮及昭子之卒，适与死会，非自杀。今知非者，以传云使祝宗祈死，又云祝我使我速死，无及于难，是其欲死之意。叔孙昭子，心怀忧惧，亦与此同，身皆并卒，故知自裁。若其二人之死，适与死会，春秋之内，唯有两人愿死，何得身死皆与相当？故杜斟酌传文，以为自杀，刘以为偶然而死，以规杜失，非也。何休膏肓以为人生有三命：有寿命以保度，有随命以督行，有遭命以摘暴，未闻死可祈也，故杜以为因祷自裁也。传记此事者，欲见厉公无道，贤臣忧惧。

范文子之死究竟是自裁，还是虽“祈死”却“适与死会”，唐以前有两种看法，但杜预的立场得到了孔颖达的支持，于是自裁之说在唐代成为标准的解说。撰者郑素在这里采用春秋时代范文子之求死而得死的典故时，必然是接受了《五经正义》的看法而且会假设这篇墓志潜在的读者也了解这一“正解”而读出范文子自杀的意思来。这里郑素想传递的讯息是韦羽在身陷浊乱的困境下，就像春秋时代有良知的范文子，用自裁的方式来免受其累。但下一句却又透露了某种特定的背景。“果集似鹑之怪”所用之典可见《太平御览》卷九二四羽族部十一“鹑”条：“《兵书》曰：两敌相当，鹑集壁上，军士五日败。”(46)值得注意的是韦羽死于元和元年三月十六日。笔者以前的研究已经指出，朝廷对刘辟的军事行动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朝廷发出的诏书在字句上还有所保留，只有当高崇文等占领了梓州并控制东川之后，朝廷才发出措辞严厉的布告，正式宣告刘辟为叛逆并削夺其在身官爵。这是宪宗对刘辟事件作公开的性质判定，在此之后朝廷和刘辟集团再无妥协的余地，这也就是第二阶段战事的开始，高崇文统帅的朝廷大军直接向西川发动攻击。而朝廷颁布这一重大决定的日子正是三月十三(47)，也就是韦羽死前的三天。我们当然无从判断韦羽是否能及时了解朝廷发布的讨逆诏书的内容，但他不会对急速恶化的局势无所察觉，而“果集似鹑之怪”就是暗示韦羽已经从种种迹象感觉刘辟大势已去。在这个当口他突然去世看来还真不只是巧合。志文后面感叹“夫岂不爱死，盖修短之数，贤达不疑，所全者厚，则忠可知矣”也在暗示韦羽以自己的死来保全更为珍贵的东西。虽然这篇墓文的书写努力往一个目的上靠拢，就是要表白说韦羽选择自杀是为了保全大节。但无论怎样驱遣文辞，撰者仍未能摆脱韦羽死在一个特殊时刻这一事实的羁绊。在这一刻选择自杀的方式终结生命，最合理的推测就是韦羽清楚未来的局面只会给他和他的家人带来噩运。假若他实际期盼朝廷前来扭转乾坤的话，在此刻就不应该如此激烈行事。如果结合韦羽当时的职位来分析的话，则当日韦羽的困境或许会呈现得更为清晰。韦羽死前仍是南道粮料使兼摄成都令，当三月中朝廷大军开始压境而刘辟不得不组织强力抵抗，作为负责军粮等后勤的僚佐，韦羽可说被逼入了两难的境地，无奈之中，死亡也就成了保全家人的唯一方法。

韦羽无法知道的是，就在他死后不到两天，一位长安的宦官不仅很清楚朝廷此刻的意图，而且还在宪宗的委任下前往剑南协助剿灭刘辟的行动，这一记载来自本文中要讨论的最后一方墓志《张氏墓志》：

夫人号威德山，唐故清河郡元从、朝散大夫、行内侍省内常侍、身死王事、赠云麾将军、守右骁卫大将军员外置同正员、赐紫金鱼袋、上柱国张公讳令晖长女也。母故陇西郡李氏，今家即蓝田县人也。夫人爰始笄年，与广平宋公结秦晋之匹，向卅年矣。幼而温和，长而为政，志洁冰壶，心凝水镜，玉貌挺生，神姿奇丽。厥后夫贵妻尊，特承天宠，朱紫光映于门屏，荣宦累迁于圣朝。承严父之庭训，守直无移；禀天夫之令则，其敬如宾。自辞家适人，星纪逾迈，风流远畅，荣曜二门。雪操霜明，结己而进；柔立当室，恭事舅姑。佳声畅于六亲，芳名传于后裔。岂意灾兴二竖，禀命不融，伏枕逾年，名医继踵，未登上寿，俄叹逝川，以元和六年正月十六日终于大宁里私第，春秋五十六。临纩之时，志操逾明，尝延精爽。恐沉泉路，遽隔幽明。乃重延亲族于家，命子弟于前，云欲寿终，与亲党男女诀别。家事去就，具留遗约；功德布施，自终其愿。曰：“人生到此，知命如□，遂与其□。夫立身之本，以忠孝为先，但守前规，吾死无恨。吾□之后，归葬于万年县细柳乡新店原，近给事故夫茔侧置一坟墓，遣后子孙知□祭祀之分。先慈□□近盛，不须触动。葬事凶具，不要全至华饰。”嗟乎！志节清廉，殁而不替。卜殁吉辰，以其年七月十七日，归葬于新店原，礼也。嗣子□□，长女独孤氏，并服丧事□□□□□归京兆杜氏，次曰重旼，次曰重昕。长子承奉郎、行内侍省掖庭局丞员外置同正员重晏，去元和元年三月十八日奉进旨：逆旨刘辟，阻兵蜀郡，敢乱天常，□□□令重晏充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东道都监、行营招讨宣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少监知省事俱文珍判官。公文可以理时，智可以和众，监领□□，王师交战，天军一鼓，玉石俱焚，杂虏群凶，尽皆殄灭。遂差领刘辟及诸□之首等献阙庭。圣上嘉其忠诚，藉兹勇干，遂特赐绯鱼袋，拜受长武城监军使。恩荣天降，仗顺轻生，报国酬勋，忠孝双美，执心正□，□礼居怀。自长武城监临，因朝觐之时，具论奏母氏疾甚，遂放留数月，得亲□□终，恭承遗训，母畅平生之恩，子申罔极之报。次子重旼、重昕等，偕承抚育之□，□奉趋庭之训，偷生号诉，遂托为文。其铭曰：

□山片玉，洞照无瑕。七叶之胤，二门光华。名沾封邑，贞廉去奢。夫贵子荣，早岁飞声。腾芳千古，竹帛旌名。陇隧新开兮清渭南，苍苍古原兮上京北。悲风起兮天惨然，愁云闭兮昼如黑，原鸟哀鸣，行路伤尽。刻石泉扉，传芳表德。

元从奉天定难功臣壮武将军员外置同正员唐英书

《张氏墓志》是目前不断发现的唐代宦官家族成员墓志中的一个例子，但在众多这类墓志中，这一件仍然有其不同寻常的价值。最难得的就是它和《李饶墓志》一样，提供了一位有重要政治背景的妇女在家族中的权威形象，只是这位女性的权威展现于宦官的社会网络中。张氏（756—811）本人是上层宦官张令晖的养女。张令晖虽然身死王事，但像他这样在德宗朝前期战乱中获得元从功臣勋号的宦官在德宗朝形成了一个特殊的功勋集团，张氏的丈夫淄青节度监军宋给事也是元从功臣。志文说张氏“爰始笄年，与广平宋公结秦晋之匹，向卅年矣”，以笄年为十五岁推算，则张氏嫁给宋给事当在大历五年（770）左右，而宋给事卒于贞元十六年（800）左右。张氏号威德山，说明她至少是个在家修道的佛教清信女，她临终遗言提到“功德布施”也是证明。不过根据来自于宦官成员墓志的证据，笔者认为“威德山”这样的佛教名号在宦官家族群体内或许还是某种身份地位的标志，多半是出身于高级宦官家庭的女性成员才拥有，比如玄宗时代的内侍省之长内侍雷府君夫人乐寿郡君宋氏就号功德山居长；德宗时代的一位守内侍省内常侍知省事，其夫人仇氏号千光照。(48)这类称号恐怕也非个人随意命名所得，而是要通过一定的佛教仪轨。和张氏的情形最为接近的一个例子是元从朝请大夫守内侍省内常侍闾公的夫人段氏，法号功德山。段氏的墓志出土于西安长安区郭杜乡，2005年7月15日入藏西安碑林。其文字由崇福寺沙门离爱撰写：

元和六年律中夷则廿六日，寿终于辅兴甲第，春秋六十有二。长男昭义军节度押衙曰忠义，次男儒林郎守内侍省宫闱局令赐绯鱼袋曰忠信，次男太原折冲、天威军赐紫金鱼袋曰忠晟，次男天威军曰忠仅，次男中贵曰忠干，次男中贵曰忠瀚等，即以其年十月廿四日，迁神于京城长安县义阳乡，礼也。修坟于将军之右焉。夫孝敬者天之经，礼义者人之则，慈惠者家之训，清净者性之源，则太夫人备焉。太夫人坤道裁成，巽宫保位。芝兰比德，竹雪全贞。齐孟氏之风，逾姜宗之义。六亲咸敬，三从弥高。九族同钦，四德无尽。将军在日，非贤不举。一从孀处，唯训是行。六男忠孝，以绯紫两全；四女贵夫，以近臣三殿。太夫人归依释氏，奉敬佛门。三长六时，钟磬无歇，僧女讽习，昼夜未亏。《书》曰：吉人为善，唯日不足。更以策勤新妇，各呈巧能。小大同臻，绣憣菩萨。运五色于玉指，则无一相而不圆；布千般于珠璎，乃无一好而不备。能事斯毕，实以罕俦。昨元和六年七月十七日诣龙兴寺内供奉谈经大德文叙法师授菩萨戒，示疾归欤。至廿五日，请安国寺主内供奉三教大德端甫法和尚授根本戒。至廿六日午未之间，口虽不言，心契三昧；累足无语，情合一如。颜茂平生，面辉丹菓，奄然长逝，永隔慈亲。於戏於戏，于是男踊女擗，崩心泣血。号天叩地，触事无依。姨母等哭叫如雷，新妇等声泪如雨。长幼痛贯，内外彻悲，勒石千龄，传徽万古，孝子之事亲终矣。(49)

段氏和张氏的身份地位非常相似，而巧合的是她们都死于元和六年。《段氏墓志》更精确地记录说段氏在临终前一刻，请当时为朝廷服务的重要僧人端甫和文叙分别授予根本戒和菩萨戒。(50)笔者估计张氏可能也有类似的经历，她们的名号应该都是通过这类佛教仪式获得，而名称本身恐怕也和某种具体的佛教信仰有关系，比如功德山一名可能就来自于《大方广佛华严经》中的功德山威力菩萨、一切功德山佛等。而威德山则可能和《佛说佛名经》中的威德山佛有关。

接下来笔者要侧重讨论的是墓志中提到的西川事件中张氏之子宋重晏所承担的使命：

长子承奉郎、行内侍省掖庭局丞员外置同正员重晏，去元和元年三月十八日奉进旨：逆旨刘辟，阻兵蜀郡，敢乱天常，□□□令重晏充剑南东西两川、山南西道东道都监、行营招讨宣慰等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少监知省事俱文珍判官。公文可以理时，智可以和众，□□□□王师交战，天军一鼓，玉石俱焚，杂虏群凶，尽皆殄灭。遂差领刘辟□□□之首等献阙庭。

志文从“奉进旨”到“俱文珍判官”云云，至少部分引用了朝廷给宋重晏的委任诏书。这一引文虽不长，但极具价值。它和正史记载不仅吻合而且给予有价值的补充，也有力地支持了笔者在前此论述中的看法，即元和元年三月中旬才是宪宗朝将对刘辟采取的军事行动正式定性为讨伐叛逆的时间，也是在这一刻派出支持李纯监国并继位的内廷功臣俱文珍前往督战，而且同时派宋重晏为其判官。这段引文也首次为我们提供了当时俱文珍的完整官衔，他的都监加“行营招讨宣慰等使”符合那时的惯例，与在李锜事件中朝廷讨伐军都监薛尚衍的称号一致。(51)现存唐代官修史书里宣称朝廷在西川的军事胜利得益于不设监军，笔者在前此的论文中已指出此属无稽之谈。以俱文珍为首的宦官监军自始至终都在第一线参与。《张氏墓志》为此提供了又一重要的证据。宋重晏不仅担任俱文珍的判官，而且还承担了关键的使命，比如将刘辟等乱首押送到京。战事之后他被任命为长武城使，监临这一重要的神策行营。《册府元龟》卷三五九《将帅部·立功》载：

高霞寓以长武城军职，元和初，授兼御史大夫。从高崇文将兵击刘辟，连战皆克，下鹿头城，降李文悦、仇良辅。蜀平，以功拜彭州刺史，寻继崇文为长武城使，封感义郡王。(52)

在剑南平定后不久接替高崇文为长武城使的正是在战场上立了大功的高霞寓。我们从宋重晏获得的任命也可以推断他在处理这次危机中有出色的功劳，而且这一安排显然是要将在这次战争中形成的神策将领和宦官之间的默契再延续到京西北边镇的防卫上，朝廷的用意恐不仅仅是在表彰功劳这一事上。

以上的讨论大致是通过考索四方近出墓志所涉人物的事迹来丰富我们对9世纪初一次重大政治事件的了解，同时扩展我们的历史想象。其中两位士人的家庭背景相似之处颇多，却由于个人际遇的不同而最终在刘辟事件中身处不同的阵营。薛丹在其妻李饶的鼓励下从徐州决然出走，而韦羽却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在剑南西川作出类似的抉择。其实在中晚唐瞬息万变的世界里，他们都面临着命运的摆弄。八九世纪交接之际，士人效力于藩镇成为他们生涯的一种常态，但朝廷和各个藩镇之间不断变动的关系会将他们抛入一种孤立无助的境地。薛丹如果当年没能离开徐州，其结局未必会比韦羽好到哪里。他们各自的仕途也都因不可逆料的时局而跌宕起伏。在唐代政治体系的另一端，作为宦官官僚的宋重晏的个人背景和薛、韦二人无任何相同之处，然而在九世纪的新政治格局下，他的生涯突然和他们出现了交集，元和元年三月中旬的西川成了他们三人各自命运的新起点或终点。他们虽然都无法改变他们所处的时代，他们的家人却至少可以通过墓志这种途径来申述他们自己的立场，表达他们的内心和记录他们的生涯，让后人通过这吉光片羽来了解他们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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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原刊于《唐研究》第8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225—256页。该文修订稿已收入本书。本文中凡涉及与西川事件的过程有关的史料或史实分析，请参看该论文的讨论，在本文中不再一一注出。

(2) 本文所引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的录文、点校等，均属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和西安大唐西市博物馆共同主持的“《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整理与研究”课题集体研究成果。这三方墓志的图版和录文，分别见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40—743、760—761、800—803页。凡本书其他文章所引《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也属同样情况，不再一一说明。

(3) 见赵会军、郭宏涛《河南偃师三座唐墓发掘简报》，《中原文物》2009年第5期，其中有关薛丹夫妇墓的资料见该文10—16页。笔者注意到赵振华先生《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中，作者对薛丹夫妇墓志也做了录文和讨论，但该讨论仅对墓志的内容做了一般性的叙述，对其中关涉的背景和事件未做进一步的考察，录文和标点也存在一些错误。见《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三秦出版社，2009年，463—466页。

(4) 崔成简的墓志由于相关内容基本不出其夫墓志的范围，因此除个别值得涉及的细节外，在本文中不作详细讨论。

(5) 本文采用的薛丹夫妇墓志录文主要根据《河南偃师三座唐墓发掘简报》，但也同时参照简报所提供的墓志拓片加以校订，并加以标点。

(6) 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384—385页。

(7) 据两唐书《李神通传》，该家族自神通起就世代有担任宗正卿者，李翼伯父李齐物也曾是宗正卿，见《旧唐书》卷六〇，中华书局，1975年，2340页；卷一一二，3337页；《新唐书》卷七八，中华书局，1975年，3527、3533页；又颜真卿《金紫光禄大夫守太子太傅兼宗正卿赠司空上柱国陇西郡开国公李公神道碑铭》，《全唐文》卷三四二，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墓志中虽然没有明确提到李翼担任宗正卿的确切年份，但参照李齐物的例子，则宗正卿为李翼生前最后的任职最为可能。

(8) 李国贞为李孝同的曾孙，而李复则是李孝感曾孙、李齐物之子，见《旧唐书》卷一一二《李复传》与《李国贞传》。

(9) 南卓生平研究可见卞孝萱《南卓与〈烟中怨解题叙〉》，收入氏著《唐代文史论丛》，山西人民出版社，1986年，127—138页。传世文献中只提到南卓曾在元和年间应进士试，并于大和二年（828）登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科，未有关于是否进士及第的信息。

(10) 《柳宗元集》卷一二，中华书局，1979年，106页。

(11) 冀勤点校《元稹集》（修订本），中华书局，2010年，661页。《新唐书·宰相世系表》所列薛同五子为乂、丹、戎、放、朗。但世系表戎后有空出一格，据元稹文当为拥，这五子皆陆氏所出，而薛朗则如徐松推测，或为别出，见赵超《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三，中华书局，1998年，594—597页；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七，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1203—1204页。

(12) 见陈尚君编《唐五代文作者索引》，中华书局，2010年，210页。

(13) 关于唐代自撰墓志的研究，可参见黄清发《论唐人自撰墓志及其本质特征》，《唐代文学研究》第11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114—118页。除黄文所提及的唐人自撰墓志之外，近年尚发现有崔慎由自撰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43—44页。乾符年间僧敬章的自撰墓志，见《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154—155页。崔慎由的自撰墓志和其他自撰墓志的格调相差较大，其自撰部分和家人在其死后加入的部分充分体现出崔慎由对他自己的家世系谱及显赫的为官记录的在意。新近大唐西市博物馆入藏墓志中也有一方裴珙墓志，主体部分是由裴珙自撰。虽然这方墓志的整体可靠程度尚有讨论的空间，但裴珙自撰的部分从体例和表述上看都相当符合唐人自撰墓志的特点，有关该墓志的相关讨论可见牛来颖《虚实之间——墓志和传奇中的裴珙》，《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

(14) 黄清发从现存自撰墓志大多出现在中唐以后推论认为这与时代动荡下人们对生前志墓格外在意有关，这一判断在笔者看来不具有说服力，首先现存自撰墓志的数量毕竟太少，不足以作出这类判断，而作者提到颜真卿的例子应该是一个特殊的例子。其次是现存这些墓志的撰者可以说并不缺少请当时名人写志的条件。

(15) 见川合康三《终南山の变容：中唐文学论集》，东京：研文出版，1999年；中译本《终南山的变容——中唐文学论集》，刘维治、张剑、蒋寅译，上海古籍出版社，2007年，213页。

(16) 《杜牧集系年校注》卷一〇，中华书局，2008年，812页。卢载自撰墓志为《唐朝议郎守太守宾客分司东都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卢载墓志铭并序自撰》，《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376—377页。

(17) 关于张建封幕府召辟文士僚佐的分析，可见卢建荣《中晚唐藩镇文职幕僚职位的探讨——以徐州节度区为例》，载《第二届国际唐代会议论文集》，台北：文津出版社，1993年，1237—1271页；又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修订本），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97—98页。《薛丹墓志》发现以前，薛丹佐张建封幕的史实并不为学界所知。

(18)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392页。

(19) 见陶敏、李一飞、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566页。

(20) 郑通诚死见白居易《哀二良文》，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中华书局，2011年，119页；又戴伟华《唐方镇文职僚佐考》，99页；韦道安死见柳宗元《韦道安》诗题注，又《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567页。

(21) 李藩生卒年可得自《旧唐书》卷一四八《李藩传》，4000页。冯宿生卒年见王起《银青光禄大夫检校礼部尚书使持节梓州诸军事兼梓州刺史御史大夫充剑南东川节度副大使知节度事管内观察处置静戎军等使上柱国长乐县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赠吏部尚书冯公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六四三。

(22) 据白居易《哀二良文》，张建封死时郑通诚为“军副使”，而一般藩镇权力交替时直接会受到牵连的文官僚佐除了副使就是行军司马。另一旁证是张建封病危时累表长安请代，德宗立刻派遣韦夏卿前往徐州担任行军司马，但夏卿未到徐州而建封死（见《旧唐书》卷一四〇《张建封传》，3832页；《新唐书》卷一五八《张建封传》，4941页；《通鉴》卷二三五，7988—7989页）。德宗后期行军司马一般都被视为节度使的接替人选。若徐州其时已有文臣担任的行军司马，似不必再有此举。加上薛丹的年龄以及南卓叙述中李饶的口吻，以及薛丹必须出走的举动，他出走徐州前担任行军司马似非凭空揣测。

(23) 见《全唐文》卷四七九。赵振华《洛阳古代铭刻文献研究》中也提到许孟容的这篇文字，但认为此文中的薛丹只是同姓名者，见该著464页。

(24) 关于唐后期司录录事参军的重要性，见严耕望《唐代州府僚佐考》，收入《唐史研究丛稿》，九龙：新亚研究所，1969年，115—139页。

(25) 《旧唐书》卷一四《顺宗本纪》，409—410页。

(26) 今所存的宋本《册府元龟》没有该卷，所以目前无法了解这一错误始于何时。

(27) 关于中晚唐时期陈许忠武军的作用，参见黄清连《忠武军：唐代藩镇个案研究》，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64本第1分，1993年，89—134页。

(28) 《册府元龟》，4235页。《通鉴》卷二三六系此事于永贞元年冬十月，见7622页。此事较简要的记载也见于《旧唐书》卷一四三《刘澭传》，3901页；《新唐书》卷一四八《刘澭传》，4781页。

(29) 高崇文的生卒年，可得自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全唐文》卷五三一。

(30) 载《吕衡州文集》卷五，“丛书集成初编”本，商务印书馆，1935年，35页。

(31) 见《旧唐书》卷一五一《高崇文传》，4053页；《新唐书》卷一七〇《高崇文传》，5162页；《册府元龟》卷八三五《总录部·质朴》，9702页。

(32) 据韦贯之《南平郡王高崇文神道碑》，高崇文妻董氏死于大历十四年，死时年仅三十，见《全唐文》卷五三一。神道碑未再提及高崇文后来是否还有续娶。

(33) 郁贤皓《唐刺史考全编》卷一二九卢州条定薛丹任期为元和中，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1764页。

(34) 《新唐书宰相世系表集校》卷四，661—664页。

(35) 见孙逖《东都留守韦虚心神道碑》，独孤及《唐故朝议大夫申王府司马上柱国赠太常卿韦公神道碑铭并序》，《全唐文》卷三一三、三九〇；于休烈《唐故新平郡三水县主簿韦君墓志铭并序》，西安市长安博物馆编《长安新出墓志》，文物出版社，2011年，180—181页。

(36) 见《旧唐书》卷一六〇《韦辞传》，4215页。

(37) 唐代后期明经出身者，通常及第后要八年才能合选并得一官。参见王勋成《唐代铨选与文学》，中华书局，2001年，55—60页。

(38) 范憕之名唯见于《元和姓纂》，与怦、惀、愔同为房州别驾范安亲之子，见林宝《元和姓纂》卷七，岑仲勉校记，郁贤皓、陶敏整理，孙望审订，中华书局，1994年，1152—1153页。《元和姓纂》与《郎官石柱题名》户部员外郎条都只记录范惀曾官户部员外郎，而未提范憕也曾为户部员外郎（见劳格、赵钺《唐尚书省郎官石柱题名考》卷一二，中华书局，1992年，624页）。《韦羽墓志》恰可补史。

(39) 《元和姓纂》卷七，1152—1153页。

(40) 见《朱巨川告身》，图版及说明见何传馨、何炎泉、陈韵如编辑《晋唐书法名迹》，台北故宫博物院，2011年，184—191页。试大理评事的情况在中晚唐很普遍，尤其是在藩府的下级僚佐中。

(41) 韩琬《御史台记》中称畿县尉的出路有六条，其中从畿尉到大理评事的出路为“仙道”，见《太平广记》卷二五〇，中华书局，1961年，1939页。

(42) 关于唐代的司录录事参军，见严耕望《唐代州府僚佐考》，收入《唐史研究丛稿》，115—139页。

(43) 赵赞被贬是在建中四年十二月十九日壬戌，见严耕望《唐仆尚臣郎表》，中华书局，1986年，卷三，147页；卷一二，695页。

(44) 京兆府参军的俸禄丰厚，见严耕望《唐代州府僚佐考》，155—156页。虽然严耕望的讨论所举的姜公辅、白居易两例均为京兆府户曹参军，法曹参军的俸禄情况应该类似。

(45) 道冲《唐故奉义郎行京兆府泾阳县丞韦府君墓志文并序》，图版和录文见《长安新出墓志》，236—237页。文中的“廉统荆蛮裴公大夫”指裴武，元和十二年正在荆南节度使任上，见《唐方镇年表》卷五，690页。

(46) 关于此典故的来源及其在《韦羽墓志》中的含义，笔者得到吴丽娱先生很有价值的提示，特此感谢。

(47)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416页。

(48) 见梁涉《唐故正议大夫行内侍上柱国雷府君夫人故乐寿郡君宋氏（功德山居长）墓志铭并序》，郭清《唐故京兆仇夫人（千光照）墓志铭并序》，录文均收入《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79、133页。

(49) 见《大唐故元从朝请大夫守内侍省内常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赐紫金鱼袋赠右监门卫将军闾供故武威郡夫人段氏法号功德山德铭并序》，《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册，墓志编号247，线装书局，2007年，631—633页。

(50) 端甫之名，多见于佛教史籍，乃当时宫廷僧人之首。《大宋僧史略》卷二：“至文宗开成中，始立左右街僧录，寻其人即端甫法师也。俗姓赵，德宗召入禁中，与儒道论议，赐紫方袍。令侍太子于东朝，顺宗重之，若兄弟相与卧起，恩礼特深。宪宗数辛其院，待之若宾友。掌内殿法仪，录左街僧事，标表净众一十年。即元和中也。”（《大正藏》第54卷，243页）。敬宗宝历二年曾幸兴福寺，观沙门文叙讲经，见《佛祖统纪》卷四二，《大正藏》第49卷，384页。

(51) 见《讨李锜诏》，《唐大诏令集》卷一一九，629页。

(52) 《册府元龟》，4053页。

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
——以梁守谦和刘弘规为例

9世纪初期是唐代宦官影响力空前扩展的关键年代，在这一时期中，宦官在中央和地方政治中扮演的重要角色已经是有目共睹的了。从外表来看，宦官机构变得越来越庞杂而无规则，但其实这种变化是遵循某种特殊的官僚化道路在演进，也就是说宦官在越发具有外朝官僚的特征的同时，又和外朝官僚有本质的不同。这种特殊的官僚化既为宦官的新角色提供了基础，也随着这些角色的影响而得到加强。在这里应该要提出的问题是：宦官权力的急速增长和官僚化难道仅仅是唐代各统治集团之间权力消长的结果，还是说这里面也体现了某种特殊政治理念的实际运用？从制度史的角度来观察，这一过程对宦官精英分子仕途生涯产生了哪些关键的影响呢？而在政治和社会的层面上，这一过程中产生的宦官精英分子和以前的宦官成员是否有实质性的区别？如果这种实质性的区别存在的话，我们又如何去界定这种区别？诸如此类的问题都值得进入宦官研究的视域中来。迄今为止的研究虽然对唐后期宦官制度的一些局部性变化提供了很有价值的分析，但对于这种制度化所具有的整体意义尚缺乏完整而有说服力的解说。要突破这种历史阐释的困境，史学家必须重新审视诸多被史学界普遍接受的对唐代宦官性质的假定，同时又必须对具有代表性的宦官人物的政治生涯做深入的个案研究，这两个层面的分析在很大程度上也可以说是互为依托的。以往在这两个方面难有根本性的突破，除了史家在研究框架上的自我设限，史料的严重缺乏也是重要原因，但这一情况随着唐代金石资料特别是墓志的大量出土和刊布而有了根本性的改观，我们甚至可以说这是墓志的利用在唐史研究上产生的革命性效应。不过包括墓志在内的新出土金石资料也提醒我们，新出土文献（其实有的也不那么新，只是以前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的运用并不应该只是让我们获取更多历史的细节，或只是对传世资料加以辑补和纠正，还应该让我们找到新的视角，发现新的问题，并且要将这些文献包含的讯息回放到唐后期复杂的面相中去做整体分析，这样才有可能产生更多的洞见。

这篇文章的目的，是想通过分析两位重要宦官的生平，来讨论9世纪初宦官和政治关系中的一些重要现象，并针对上面所提出来的几个问题作些简要的铺陈。这两位重要的宦官就是梁守谦和刘弘规。选择梁、刘作为考察对象并非是任意的决定，而是基于他们之间的关联和共同具有的代表性。梁守谦和刘弘规是宦官集团中的同僚，年龄也相当接近（刘只比梁长五岁），且无论家世背景、官僚生涯的轨迹还是和9世纪初包括皇帝在内的各权力团体的关系，都极其相似，两人在一些重要职位方面也存在着先后承接的关系，因此各自的经历无形中也受到对方的影响。其实对现代的研究者来说，这两人不能说完全陌生，尤其是梁守谦在宪穆敬文四朝皇位继承中承担的角色，传世的唐代文献里有比较明确的记载。但在一般的历史叙述中，他们的整体影像还是相当的模糊，对他们的行事内涵也产生出种种误解。两唐书没有为梁守谦和刘弘规立传，无论在传统史料还是现有的史家叙述中，他们在政治中扮演的角色被同时期的一些知名度更高的宦官人物，比如吐突承璀、王守澄和仇士良等人所掩盖。这一点多半是传统史官的偏见造成的，选入两唐书宦官传者，大多属于当时为士大夫所侧目的人物，或者说是声名特别狼藉的宦官，而梁、刘其实都不被视作这类人物。虽说传世文献里关于梁守谦各种事迹的资料不算很少，除了正史的记载和士大夫官僚个人文字中的某些记录之外，还有金石文献如杨承和的《邠国公功德铭并序》（以下简称《梁守谦功德铭》）。(1)然而这些资料往往因为缺乏一些关键信息而难以让史家较为完整地重构梁守谦的生平，或者对他某些关键性事功的内涵作出比较精确的历史判断。而近年刊布的一方墓志恰恰为理解这位宦官的生涯提供了这些关键的信息。这就是由雷景中撰写的《唐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开府仪同三司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邠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赠扬州大都督安定梁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梁守谦墓志》）。作者雷景中应该是长期在梁守谦指挥的右神策军中担任掌记的僚属。(2)有了这方墓志，其他相关的记载就成了有源之水，意义立刻变得丰富起来，使我们能对梁守谦作整体的观察。

刘弘规的情况则略有不同。正史或私人撰作中关于刘弘规的记录远较梁守谦为少，比如两唐书中提及他的地方竟然只一处。但幸运的是晚唐名臣李德裕的文集里保存了李德裕在刘弘规身后为他撰写的神道碑（以下简称《刘弘规神道碑》）(3)。李德裕门胄清贵且个性孤傲，以“未曾为将相撰碑”自许，却能为刘弘规这位权阉写墓志，非比寻常。(4)这篇神道碑，一如李德裕的其他手笔，文字遒劲优美，用典十分贴切，对刘的生平有细致的叙述，且颇能吻合当时的历史境况。可说是充分显示了唐代一流词臣的功力，非一般谀墓之作可比。近年又发现王琡撰《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特进行右武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沛国公食邑三千户赠开府仪同三司刘公墓志铭并序》（以下简称《刘弘规墓志》）。(5)该墓志记载的刘弘规的任官经历和李德裕的文字完全吻合，只是在叙述的先后时序上远不如神道碑清晰，而且除了刘弘规的身世和婚姻背景等少数几点外，并没有比神道碑提供更多的信息。(6)这也符合唐代同一人物的墓志往往比神道碑简略的特点。梁守谦和刘弘规各自都造就了一个宦官家族，其中刘弘规的家族地位尤其显赫。一些记录他们家族重要成员的碑志也提供很有价值的信息，比如关涉梁守谦之子梁承乂的《寿州护军大夫梁公创制功绩记》。而近期发现并刊布的梁守谦的亲弟神策军大将梁守志的墓志更是从多方面对我们了解梁守谦的家世以及梁守谦兄弟与其他宦官领袖的关系有重要帮助。(7)刘弘规儿孙辈的《刘遵礼墓志》和新近发现的《刘中礼墓志》等，也是了解刘弘规家族的关键材料。(8)

尽管有了这些难得的碑志资料，迄今尚未见有梁守谦和刘弘规生平的仔细讨论。(9)缺少了这类研究，理解起9世纪复杂的政治情势来就会遇到难题，所以这里首先要弥补这个空白：通过释读《梁守谦墓志》和《刘弘规神道碑》，来梳理两人生平经历中关涉当日宦官制度与政治运作的几个主要层面，努力从大处着眼来考察他们活动的意义，同时也对这些书写中涉及的重要语句和故实做分析，以凸显碑志文本解读对唐史研究之重要。文章的最后部分，将拿梁守谦和刘弘规来与元和时期最有名的权阉吐突承璀作一比较，一方面澄清长期以来因史料记载的偏颇而造成的史家对宪宗一朝宦官人事的基本误解，另一方面也用以说明唐后期宦官官僚的身份认同问题，希望有助于使唐代宦官的研究回归到9世纪的历史脉络中去。

一　良胄与宦官的入仕

据梁守谦和刘弘规的碑志资料，他们二人都是第一代入宫的宦官，也就是说他们并不具有宫中其他宦官养子的身份。他们两人的血缘背景相当清楚。据《梁守志墓志》，梁守谦兄弟的父亲梁庭原本姓王，因外家无后嗣而过继梁家。(10)王家的身份《梁守志墓志》未加说明，但从梁家的身份看，或是唐代下级文吏。梁姓的曾祖和祖父两代都是唐朝中央卫府的将领，而父亲梁庭，是不曾担任官职的平民，总之都非宦官。而他的亲弟守志也在禁军中拥有较高的地位，自然也有助于使他入宫后与家族保持密切联系。《梁守谦墓志》的末尾部分特别提到他的亲弟守志参加了梁守谦的丧礼。刘弘规父祖辈的情况与梁非常类似：曾祖是同州白水县令，祖父是梁州汉川府的折冲都尉，而父亲已经是羽林军的“左武卫中郎将”了。刘弘规的籍贯是京兆云阳人，这应该和他父亲在长安服职有关。《梁守谦墓志》按习惯称守谦出自安定梁氏，其实至少他前面的三代人都已经生活在关中了。根据现有的唐代墓志资料，学界已经可以比较清楚地认识到，唐代有职官品级身份的宦官，特别在中唐以后，不少出身于军人家庭，尤其是折冲府和中央卫府的军将。与此相应的是来自北方的人士也渐多。(11)梁守谦和刘弘规都是符合这两股潮流的典型例子。

梁守谦的墓志首先说他“爰自弱冠，节行孤高，起登内朝，便处要地，贞元末，解褐授征事郎、内府局令，充学士院使”。守谦死于大和元年（827）十月，享年四十九，则生年当为大历十四年（779）。墓志虽然没有提到他入宫的具体时间，但从“弱冠”云云的文意来看，他被授予内侍省官职的时间应在贞元十四年（798）左右，而且一开始就被任命为学士院使（也即翰林院使），同时带有征士郎的文散官阶和内府局令的职事官衔，这两个头衔都是正八品下。唐代的宦官，往往十多岁就入宫，然后在宫内当差数年，一般到了弱冠年龄，若能显示出才干和功绩，或者家世背景优越者（比如良胄或内诸司使的子弟），才会获得散阶和职事官阶，这也像士大夫出仕一样，被称为“解褐”或“起家”，开始具有宦官官僚的身份。(12)比如大和三年（829）死在内典坊内任上的许遂忠，是西川监军使许进迕的养子，入宫应该相当早，但“至贞元十七年，恩赐绿绶，拜将仕郎掖庭局监作”，当时的许遂忠正是弱冠年龄。(13)敬宗时的湖南监军王明哲，父亲是兴元元从朝散大夫内谒者监王朝进。贞元二十年（804），王明哲“起家赐绿，署掖庭局监作”，当时他二十四岁。(14)长庆年间的荆南监军使乐辅政也应该是在贞元初年入宫的。他的墓志说“贞元中，德宗以狎侍紫宸，升降□陛，未及弱冠，恩将宠绯，丽名十大夫之位”(15)。刘弘规的孙子刘遵礼，宝历二年（826）“入仕”，也是要到开成五年（840）才“赐绿，授将仕郎、掖庭局宫教博士，充宣徽库家”。刘遵礼的弟弟中礼大和六年（832）“筮仕入侍”，到了会昌元年（841）才“以绿衣授将仕郎、掖庭局宫教博士”(16)。这样的例子还可以举出很多。刘弘规自己无疑也应属于这类情况。他生于大历十年（774），十五岁入宫的话，当在贞元二年（788）左右。过了若干年，“始署云骑尉赐绯，累迁内侍省内仆寺丞”。也就是说，他跳过赐绿，直接从五品服的着绯开始，算是一种特别的恩典，因此刘弘规进入内廷的起点也比较高。(17)至于梁守谦入宫和解褐的时间是否一致还是中间有几年的差别，因为他墓志说得很含混，目前难以确定，但我认为应该和刘弘规相似，否则在完全不经过内廷历练的情况下就出任翰林院使这样的要职，颇难令人设想。(18)但不管梁守谦何时进入宫闱，他能在弱冠年龄就得到如此重用，在目前所知的唐代宦官生平中是极为罕见的。

在关于唐后期宦官的研究中，杜文玉已经注意到梁守谦一入内廷便登高位的特点，认为梁守谦和刘弘规，还有同时代另一位重要宦官李辅光，都具有“良胄入仕”的身份。所谓“良胄入仕”，杜文玉的解释是“征选中小官吏子弟入宫为宦官”。他指出这种选良胄入仕的现象在玄宗时代就有了，被选入者往往升迁较快。(19)大体来看，这一看法可以成立，但就这几个具体的例子而言，恐怕还是要考虑特殊的入宫背景。其实这个在德宗朝“良胄入仕”的名单里起码还应该加上同样成为宪宗时代内廷重臣的马存亮，乐辅政等多人。(20)梁守谦、刘弘规和马存亮等都在贞元中以良胄身份进入内廷，而且受到重视，恐怕不是偶然的现象，而是和德宗清理内廷的改革意图有关。这个改革的主要目的是建立一种内廷的新秩序，以遏制个别宦官因为皇帝的过度宠信而权力膨胀到威胁皇权本身，这是鱼朝恩的例子给德宗带来的儆醒。《李辅光墓志》所说的“建中岁，德宗御宇，时以内臣干国，率多纵败，思选贤妙，以正宫掖。故公特以良胄入侍，充白身内养”就是指这一背景而言。(21)德宗内廷改革对宦官系统制度化的特点和影响本文的最后部分还要涉及，这里要先指出的是，这一改革从建中开始，而在贞元时期成熟，所以梁守谦和刘弘规都应该是在这一特殊条件下开始他们的仕途生涯的。

二　元和新政的协调者

穆宗即位不久，身为翰林学士承旨的杜元颖撰写了《翰林院使壁记》，文章开头就宣称：

圣明以文明敷于四海，详择文学之士，置于禁署，实掌诏命，且备顾问。又于内廷选端肃敏裕迈乎等伦者为之使。有二员，进则承睿旨而宣于下，退则受嘉谟而达于上。军国之重事，古今之大体，庶政之损益，众情之异同，悉以关揽，因而启发。若非有达识，有精材，一心守公，百志根正，则曷能保维密勿之际，传导吁俞之间哉？故尝由是职，必极其位，有若今之右军梁特进枢密刘监焉。当先圣躬勤万务，志清九有，筑坛互登，持柄骤移。赞命于是乎出，号令于是乎发。急宣密付，波至飙去，二使之任，尤所重难。(22)

就像唐代其他的官署壁记，这篇文字的重点是要强调所写官秩之重要和用人之可观，以达到“著前政履历，而发将来健羡”（《封氏闻见记·壁记》）的目的。不过杜元颖的这段话里却提供了几个值得注意的观察。他说在宪宗（先圣）时期，由于频繁的变革和人事更替，翰林院使的责任变得既难且重。从这个时代起，翰林院使成为通向宦官权力至高点的要津。而最能体现这两种情况的代表就是当今的“右军梁特进”和“枢密刘监”。这“右军梁特进”和“枢密刘监”不是别人，正是当时有着特进散阶的右神策中尉梁守谦和以内侍少监身份担任枢密使的刘弘规。(23)杜元颖也许只是摭拾眼前大家熟悉的例子来恭维撰此壁记时的两位现任院使，但他的几项观察也确实点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在梁、刘的时代，翰林院使的作用全面发挥出来了，同时在造就两人成功的生涯中，这是不可小觑的环节。

梁守谦从贞元末开始担任翰林院使（即墓志中之学士使），在这职位上一直做到元和四年迁升掌枢密为止，至少长达五年以上。(24)刘弘规的神道碑没有提供确切的翰林院使的任期，但应该是从元和四年（809）到五年冬，这一点下文还将说明。翰林院使的主要职责是给翰林学士传递皇帝的意旨，以便学士草拟诏敕，或上章论事，同时也要将翰林学士草拟的文书和意见上报给皇帝。在这种双向传递的过程中，院使的责任除了要精确表述双方的意见，以达到“揣切必究。毫芒靡失”（《翰林院使壁记》）的效果，还需协助沟通的顺畅，否则这一机制的效用就难以正常发挥。所以这绝非一项机械的工作，必须有对复杂事务的高度理解力和机敏的洞察力，还需有相当的文化修养才能承当。梁守谦的任期正处于9世纪初皇权交接和朝廷革故鼎新之际，经历的大事件很多，包括两次帝位交接、带有争议性的王叔文事件、元和初对西川、浙西的军事行动等等。这些事件都有翰林学士的直接介入，他们的立场和贡献起了举足轻重的作用，这使翰林院使的责任和地位也无形中更加重要，所以杜元颖的话并非空穴来风。虽说包括《梁守谦墓志》在内的现存史料对梁守谦在这一过程中的具体贡献没有着墨，但不难推测他的表现一定让宪宗深感满意，否则难以想象他能在内外廷人事更动剧烈的元和初期一如既往地担任翰林院使，而且未经任何转折就直接掌枢密，这种延续性在现在史家掌握的唐后期宦官资料中可说是绝无仅有。

梁守谦能直接从翰林院使到掌枢密，除了他个人的才干，宪宗的政治考虑也是极其重要的因素。宪宗的顺利即位虽曾得力于部分重要内官的拥戴，但这批内廷旧臣对政治的影响力在他即位后并未持续多久，可以说在元和最初几年内纷纷以各种方式退出了政治舞台。宪宗的意图就是要逐渐换上一批能让他得心应手的新班底，这一方针也贯彻到了对学士院和枢密机要的掌控上，其过程的发生在元和四年左右。据史载，当年翊戴宪宗的内官名单里包括了刘光奇和吕如金（或吕如全）。(25)宪宗即位后，刘光奇掌枢密，而吕如金则和梁守谦一样担任翰林院使。但到了元和四年，刘光奇就被梁守谦取而代之。(26)吕如金的下场则更惨。《册府元龟·内臣部·贪货》载：

吕如金，宪宗时为翰林使。元和四年，杖四十，配恭陵。行至阌乡而卒。如金以密书请托于盐铁使李巽，故有是责。

《新唐书·刘贞亮传》的记载稍有不同：

宪宗之立，贞亮为有功，然终身无所宠假。吕如金历内侍省内常侍、翰林使，坐擅取樟材治第，送东都狱，至阌乡自杀。(27)

据上述记载可以获知吕如金在被贬前是以内常侍职衔担任翰林院使，而《梁守谦墓志》提到守谦在升迁掌枢密时才获得内常侍的职衔，所以同样是翰林院使，吕如金要比梁守谦来得资深。吕之自杀，很可能是被贬途中再遭赐死的结果，这也是唐代君主惩处重罪犯的常见手段。《册府元龟》和《新唐书》提供的吕如金被贬的理由稍有出入。宪宗固然对宦官督责颇严，但“坐擅取樟材治第”恐怕罪不致受此严惩，然而关涉机密的翰林院使试图交结财政首长罪名就大不同了。既然这两种罪状分别出现，那就可能是宪宗授意搜集罪证，将吕如金除去。刘光奇和吕如金几乎同时去职不像是纯粹的巧合，而取而代之的除了梁守谦，还有就是刘弘规。后者应该就在元和四年转任翰林院使（见下文的讨论）。梁、刘都是宪宗属意的新人，各自的权威又自此在今后十几年内不断递增，这一切都可印证元和四年的变化不像寻常的人事更动。

对于梁守谦来说，掌枢密的位望虽然要比翰林院使所高出很多，但就性质而言，掌枢密的工作是翰林院使的延续和扩展，是从吏员式的协助上升到机要秘书式的参预。掌枢密的内官不仅要参预核心运作，还要将皇帝之意旨传达给中书门下，同时也要代表君主和翰林学士沟通，是真正在内廷发挥折中协调的要角。在唐后期的历史中，梁守谦在这方面的表现尤其突出，这一点需要结合宪宗建立的新中枢格局来理解。这里碍于篇幅，只能简略说明笔者的看法。(28)元和时期的中枢政体有两大特色，一是内外廷机构处于平行发展和合作的状态，两者不断根据实际政治和行政的需要来界定各自权威的界限，居于这两个系统之上的宪宗则是最后的仲裁者。两个系统之间的紧张关系甚至冲突自然不免，但基本上两者的权威都在不断增加，而并非如一般学界所理解的那样，只是宦官力量恶性膨胀而侵蚀外廷权威的简单过程，更非如陈寅恪先生所言，是内廷阉官主导，外廷士大夫附庸的状态。第二个特点是宪宗确立起了真正以翰林学士为储相的无形制度，并从他亲自选拔的翰林学士中产生主持大政方针的宰相，辅之以元老重臣。最受宪宗信任的三位宰相李吉甫、裴垍和李绛都是在宪宗时期成为学士，并由承旨学士超速升迁为宰辅的。这一特点一直保持到元和九年（814）李吉甫去世为止。胜任掌枢密一职，必须对具有这两个特点的元和新格局有亲切的体认和丰富的经验，否则就难以把握运用自身权力的分寸。梁守谦的前任刘光奇就有这个问题。元和初年，从宰相到翰林学士，和刘光奇都发生过明显的冲突。(29)关于元和时代内外廷关系的基本准则，郑馀庆之子郑濣在为活跃于元和长庆时期的内官姚存古撰写的墓志里说得最清楚：

上（宪宗）尝曰：“吾以天下地大吏繁，悉付相臣，谋于庙堂，思得谨密近侍，衔我指意，可事于外朝。”众皆以公（姚存古）忠默体大，遂拜内常侍，掌领机密。(30)

可见由内臣来配合外朝宰相经纬天下，是元和时期形成的一种共识。梁守谦能胜任这一协助者的角色，正在于他对这一政治游戏规则的接受和维护，愿意当一个“衔我指意，可事于外朝”的“谨密近侍”。无怪乎寻绎各类记录，我们几乎找不到梁守谦在知枢密任内滥权的明显证据。当然唐代史料中关于宦官的记录很不全面，但如此缺乏关于他的负面报道也不寻常，这和屡遭士大夫官僚攻击的刘光奇和吐突承璀等同时代权阉形成很大的反差。对于一个扮演过如此重要角色的宦官来说，公私记录中的这种沉默或许更能说明问题。这至少可以说明梁守谦的行事作风远比刘光奇等低调。元和时代以谠言著称的李绛，对宦官揽权深怀戒心，抨击颇为激烈。耐人寻味的是，无论在《李相国论事集》还是其他记载李绛言论的资料中，只见他的矛头集中指向权阉吐突承璀，却不见有任何直接针对梁守谦的负面言论，虽然两人曾长期共事，发生冲突的机会应该很多。

从几件梁守谦参预的重大决策的记载来看，他始终能和宰相及翰林学士保持合作。他掌枢密后不久就发生了对成德的征讨，他和宰相裴垍及以李绛为首的翰林学士的沟通可以从裴、李等人与宪宗的谈话里透露出消息。在决策的过程中，守谦代表宪宗往来于宰相和翰林学士之间，在遇到意见分歧时都以裴垍和李绛的意见为准，他自己则处于配合的地位。(31)接下来的一个例子是魏博权力交接的处置。元和七年（812）八月，魏博节度使田季安病死，内部权力争斗开始出现。不久，部下田兴在镇兵的拥戴下成为节度留后。魏博虽是自主型藩镇，田兴的地位却并不稳固，于是田兴及其支持者向朝廷表达忠顺之意，以求取合法的节帅身份。《通鉴》有以下的叙述：

冬，十月，乙未，魏博监军以状闻，上亟召宰相，谓李绛曰：“卿揣魏博若符契。”李吉甫请遣中使宣慰以观其变，李绛曰：“不可。今田兴奉其土地兵众，坐待诏命，不乘此际推心抚纳，结以大恩，必待敕使至彼，持将士表来为请节钺，然后与之，则是恩出于下，非出于上，将士为重，朝廷为轻，其感戴之心亦非今日之比也。机会一失，悔之无及！”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守谦亦为之言于上曰：“故事，皆遣中使宣劳，今此镇独无，恐更不谕。”上竟遣中使张忠顺如魏博宣慰，欲俟其还而议之。癸卯，李绛复上言：“朝廷恩威得失，在此一举，时机可惜，奈何弃之！利害甚明，愿圣心勿疑。计忠顺之行，甫应过陕，乞明旦即降白麻除兴节度使，犹可及也。”上欲且除留后，绛曰：“兴恭顺如此，自非恩出不次，则无以使之感激殊常。”上从之。甲辰，以兴为魏博节度使。忠顺未还，制命已至魏州。兴感恩流涕，士众无不鼓舞。(32)

这段文字中提到“吉甫素与枢密使梁守谦相结”，暗示两人相勾结，所以在此事件的处理上步调一致。实际上《通鉴》的这段叙述完全出自《李相国论事集》。这里有必要先简要交代一下文本的背景。《李相国论事集》编撰于大中五年（851），是一“党派色彩”颇浓、以拔高李绛形象为目的的作品。该作由李绛的外甥夏侯孜提供资料，由史官蒋偕编撰。关于该著出现的背景，蒋偕在序中有所交代：

大中初，有诏史官差第元和间相臣五人、将臣五人，将命图形以补凌烟二十四人之次，有司即以公之名迹，列在选中，及上奏，独公之名留中不报。噫！自古忠臣不得其死者，自两汉王嘉、李固，至西晋张华。如国朝褚河南、裴河东之类，刚毅不回，有类公之遗烈。于公之生，（《丛书集成》本校订者认为此下似有脱文）今中执法夏侯公，乃授余以公平生所论谏，凡数十事。其所争，皆磊磊有直臣风概，读之令人激起忠义。始自内庭，迄于罢相，次成七篇，著之东观，目为《李相公论事集》。下以楷模于后代，上以显元和圣后纳谏之德。升平之运，可惜其致云尔。(33)

由此可见，此作的动机绝不单纯。宣宗在宪宗诸子中，因出身卑微而屡遭歧视甚至迫害。盛年即位之后，便以拔擢宪宗时代的名公卿子弟、恢复宪宗事业等手段来极力树立其大孝子的形象。(34)序中所说的“大中初，有诏史官差第元和间相臣五人、将臣五人，将命图形以补凌烟二十四人之次”也是属于类似的举动，以定出符合宣宗需要的元和中兴功臣的名单。(35)蒋偕一方面为李绛未能名列其中而公开发出抱怨，一方面也暗示：宣宗若要真正弘扬其父的伟业，则应表彰李绛这样的诤臣。《李相国论事集》显然把李绛塑造成了元和时代的魏征，以暗示宪宗就是太宗第二，这自然有迎合宣宗的用意。(36)然而，《李相国论事集》对李绛的褒扬，在很大程度上又以贬抑李吉甫为代价，这一点和编者蒋偕的立场以及大中朝的政治都有密切的关联。蒋偕及其兄长蒋系等都是站在李德裕对立面上的士大夫官僚。蒋系曾是《宪宗实录》的主要修撰者之一，甚至负责撰写实录的总论。但这部完成于大和四年（830）的著作因对李吉甫的声誉有所贬损，在会昌年间被李德裕授意重修的新《宪宗实录》所取代。唐长孺先生就曾指出，将李吉甫比作交结宦官的佞臣，而将李绛比作忠直耿介之臣，应该是蒋系等采用的手法之一。(37)而大中朝的政治，恰恰又是以李德裕的贬谪及其势力的衰微为开端的，在这种情况下，原本以辅佐宪宗而享盛名的李吉甫，其声誉也必然深受牵累，最明显的证据就是大中二年（848）十一月宣宗下敕废弃会昌时重修的《宪宗实录》，而恢复采用蒋系等修的实录。主要原因是这部重修的实录被指控为李德裕执政期间，利用职权“溢美其父为相事”（杜牧《东川节度使周公（墀）》墓志铭）。(38)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李吉甫就更少有障碍。《宪宗实录》虽已不存，但我们仍然可以根据《李相国论事集》的文字得出结论：该著对李吉甫的贬抑，应该要比蒋系等编的《宪宗实录》更为露骨。《李相国论事集》编撰的手法，并非只是简单地将李绛的论奏汇集成册，而是经过了蒋偕的重新组织，将其中一些论奏甚至来源不明的宫中对话和密奏放置在某种叙事的框架中，读来仿佛是史家之实录，实则是撰者自己的历史版本。(39)魏博问题的叙述就是此种处理方式的一个例子。元和七年（812）秋魏博情势的突变，为朝廷提供了一个重新在河北确立权威的难得机会，因此引发朝中宰相李吉甫和李绛等人的辩论。《李相国论事集》卷五《论魏博》条曰：

本所言三两月，魏博必有所闻，后十余日，果魏博使至，军中已归部将田兴，奏取朝廷处分。使至非时，召宰相对，上具言此事，曰：“卿所揣魏博事势，若合符契。”吉甫请且使宣慰，以观其事。李绛言：“不可。敕使到彼，万一妄邀朝廷，事有一蹉跌，即难处置。疑误之间，机宜已失，即追不及矣。今田兴为众所归，坐俟朝命，不于此际便有宠命，他日把三军表来，请与田兴，节制在彼，在此即不得已，须与恩泽，不出圣心，是依军中所请，感荷与特拜岂同？（此处《丛书集成》本作‘岂曰’，笔者据《四库全书》本改为‘岂同’。《丛书集成》本校订者以为‘特拜’后有脱文，且‘岂曰’当为‘岂若’，皆误。）且示推诚不疑，足以应机合变，抚纳其势，总揽其心。平荡两河，在此一举，不可失也。”吉甫素与知枢密梁守谦交结，潜为援助，曰：“旧例：令中使宣劳，不可此镇独无，却恐其不信也。”上遂令中使张忠顺往宣慰，待回处置。李绛又奏：“今因田兴投诚归国，三军颙俟圣旨，不当时处置，赴其机宜，待敕使（《丛书集成》本此处作‘使敕’，笔者据《四库全书》本改）将三军表来，请授田兴，则威柄（《丛书集成》本此处作‘权柄’，笔者据《四库全书》本改）不由于朝廷，恩泽不出于圣意。此机可惜，今复失之，后虽追悔，亦何及也？今计张忠顺行程，才回过陕州。伏望明日便降白麻，授田兴节度使，即恩泽出于君上，而威柄归于朝廷。利害得失，明若日月，伏乞圣慈不疑。”敕使获宣（《丛书集成》本此处作“复宣”，笔者据《四库全书》本改），曰：“且与留后何如？待其别后效，即与正授。”李绛曰：“若与留后，亦恐不得。且度朝廷气力，坐制魏博得否？不因机会，奖其诚节，恩出不次，感亦殊常。若与留后，忽不受命，即却成凶悖，又须姑息，与旧日何殊也？伏望决于圣断，特赐处分。”明日遂出白麻，除田兴为检校工部尚书、魏博节度使。张忠顺制已到，田兴感涕，三军受宣鼓舞。(40)

这段文字正是上引《通鉴》文字所本。李绛的基本主张是朝廷不以武力介入魏博的权力更替，而应当主动承认田兴的合法性继承地位，并以巨额钱帛来犒赏魏博镇兵，以获得“推心抚纳”的耸动效应，从而确保田兴的恭顺能从藩镇内部获得进一步的支持，并在心理上分化二十多年来几乎铁板一块的两河诸藩镇。这个建议当然有其道理，也比较稳妥，但如果采取这样的方案，朝廷当时能获取的主要还是宣传性的效应，对魏博的实际利益则并无根本的动摇。最后宪宗基本采纳了这一方案，也是从稳妥的角度出发，但无论如何，这只是其过程中的重要步骤之一。《李相国论事集》的编撰者则努力制造一种印象，就是宪宗朝在处理魏博事务上的成功，完全归功于李绛的远见和谋略。(41)实际的过程则并非如此单一。当时虽然李绛和李吉甫都是宰相，主持朝政的还是位望远在李绛之上的李吉甫。李吉甫在田季安死后魏博内部情势尚不明了之际，首先建议启用出身河北将门的宿将薛平为与魏博为邻的义成军节度使，以达到威慑魏博的目的，这对魏博内部最终选择田兴是有影响的。《李相国论事集》的叙述则对此重要策略避而不提。(42)平心而论，李绛和李吉甫虽然有政见的分歧，却没有什么证据显示这种分歧曾导致两人关系的恶化。这和数十年后在党争影响下产生的蒋系等人的描述并不相符。在《李相国论事集》中，政策性的正常分歧被赋予了个人恩怨或道德立场的色彩。反倒是《新唐书》对魏博事件的描述，虽然也受到《李相国论事集》的影响，却能相当平和地将二李的方案做了介绍，也没有提到李吉甫和梁守谦的“交结”，显然认识到这一件事上，李吉甫至少没有私德的问题。(43)了解了这一状况，就能够判断《李相国论事集》和《通鉴》中提到的李吉甫和梁守谦的所谓“交结”并不能作为梁守谦或李吉甫勾结弄权的证据。不过这倒提示我们：梁守谦和处于执政地位的李吉甫的关系至少是融洽的，这对元和中期以后处理重新面临的一系列藩镇问题自然会有很大的帮助。另外还可以注意到的是：相较于元和五年征讨成德时的廷议，在魏博问题上梁守谦的发言更显得有分量，这说明他的“内相”地位已经愈加稳固。这种稳固的身份以及与宰臣合作的意愿到了淮西之战时就更为明显，这留到下文再加以分析。

前面提到，梁守谦胜任掌枢密一职，是基于对元和新格局的特点有亲切的体认和丰富的经验，现在再从另一角度稍加分析。梁守谦在这个位置上特别能发挥协调的作用，有一种他人难以具备的优势，那就是他在没有任何间断的情况下从翰林院使到掌枢密，而且有很长的任期，这使他有机会与几乎所有自贞元末期到宪宗去世为止进入学士院的翰林学士建立合作关系甚至私人关系。(44)在整个唐后期，恐怕没有任何其他一位宦官能有如此的机缘。就像同年期的翰林学士之间的感情往往深厚一样，在内廷那种特殊氛围里，翰林学士和他们的院使之间至少有比和居于其他职位的宦官更多的个人接触，也更有可能互相了解和信任。白居易在院期间的例子就颇能说明问题。元和二年（807）十一月四日，白居易在完成了学士院的入院测试之后，正是翰林院使梁守谦宣敕授予了他翰林学士。从白居易给宪宗的谢状里还可以看到，从他刚入院不久获得宪宗所赐珍馔和贵重衣物，到他后来迁升左拾遗和京兆府户曹参军，都是由梁守谦来转达的。(45)难怪杜元颖的《翰林院使壁记》中提到两位当时的院使时，用的语词那么亲切。翰林学士韦表微在大和元年写的《翰林学士院新楼记》里，感激两位院使修建新的学士院院落时，也发出类似的感慨。(46)这有助于解释为何李吉甫和裴垍都能和梁守谦有良好的工作关系，而士大夫立场或许更强的李绛也不至于将矛头指向梁守谦，因为这三位都是在梁守谦担任院使期间进入学士院这个让人仕途无限的翱翔之地的。当曾与他们“朝夕游处”的梁守谦将这种接触所建立的互信带到掌枢密任上时，不可能不对中枢的运作产生积极的影响，这可以说是元和的新格局和梁守谦个人际遇的非常组合而造就的结果。

当然以掌枢密之枢纽地位，梁守谦不可避免会成为各方政治人物和势力笼络交结的对象。现存的史料里就记载了两起利用梁守谦的名义来向朝中权贵讹诈钱财的案子。(47)其中元和八年（813）二月发生的于行贿案可算元和期间最骇人听闻的政治行贿命案。这起案子情节颇为离奇，直接牵扯到的朝内外要人颇多，包括虽有元老和国戚身份却不甘于闲赋朝中的过气权臣于，利令智昏而手段酷暴的于之子于敏，出入宫禁的政治名僧鉴虚等等。事件的过程可见《旧唐书·于传》：

元和中，内官梁守谦掌枢密，颇招权利。有梁正言者，勇于射利，自言与守谦宗盟情厚，子敏与之游处。正言取财贿，言赂守谦，以求出镇；久之无效，敏责其货于正言，乃诱正言之僮，支解弃于溷中。八年春，敏奴王再荣诣银台门告其事，即日捕孔目官沈璧、家僮十余人于内侍狱鞫问。寻出付台狱，诏御史中丞薛存诚、刑部侍郎王播、大理卿武少仪为三司使按问，乃搜死奴于其第，获之。率其男赞善大夫正、驸马都尉季友，素服单骑，将赴阙下，待罪于建福门。门司不纳，退于街南，负墙而立，遣人进表。合门使以无引不受，日没方归。明日，复待罪于建福门，宰相喻令还第，贬为恩王傅。敏长流雷州，锢身发遣。殿中少监、驸马都尉季友追夺两任官阶，令其家循省。左赞善大夫正、秘书丞方并停见任。孔目官沈璧决四十，配流封州。奴犀牛与刘干同手杀人，宜付京兆府决杀。敏行至商山赐死，梁正言、僧鉴虚并付京兆府决杀。(48)

《通鉴》的记载略同：

司空、同平章事于久留长安，郁郁不得志。有梁正言者，自言与枢密使梁守谦同宗，能为人属请，使其子太常丞敏重赂正言，求出镇。久之，正言诈渐露，敏索其赂不得，诱其奴，支解之，弃溷中。事觉，帅其子殿中少监季友等素服诣建福门请罪，门者不内。退，负南墙而立，遣人上表，阁门以无印引不受。日暮方归，明日，复至。丁酉，左授恩王傅，仍绝朝谒。敏流雷州，季友等皆贬官，僮奴死者数人。敏至秦岭而死。事连僧鉴虚。鉴虚自贞元以来，以财交权幸，受方镇赂遗，厚自奉养，吏不敢诘。至是，权幸争为之言，上欲释之，中丞薛存诚不可。上遣中使诣台宣旨曰：“朕欲面诘此僧，非释之也。”存诚对曰：“陛下必欲面释此僧，请先杀臣，然后取之，不然，臣期不奉诏。”上嘉而从之。三月，丙辰，杖杀鉴虚，没其所有之财。(49)

关于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及其表现出来的晚唐政治的阴暗，杜希德（Denis Twitchett）先生曾有专文分析，此处就不再赘述。(50)这里只谈如何从这事件来了解梁守谦。事件的导火索是梁正言向于敏宣称他和梁守谦是宗亲，所以可以替于关说，求取方镇节度使。本文在讨论梁守谦身世时已经提到，守谦是第一代宦官，而且家人长期生活在关中。不管梁正言本人是否真和梁守谦有宗盟关系，他的这种声称多少可以看作梁守谦籍贯在关中的另一种旁证，否则以梁正言这类身份，要能说动于敏并取得大笔贿赂是难以想象的。以事件本身来说，虽然9世纪的长安是个政治腐败的渊薮，这一事件仍然受到重视。杜希德先生已经指出，王再荣以奴仆身份告主，按唐律难逃一死，所以他选择直接到银台门投诉，也许是希望因为梁正言和梁守谦的宗盟关系，可以侥幸不被严处。(51)内侍省得诉后即刻发出大规模的搜捕行动，经初步鞫问后马上交付由各主要司法机构的首脑参预的审理过程，在审案中起主导作用的更是以执法刚严著称的御史中丞薛存诚。最后结果是所有涉案者都受到不同程度的惩罚，其中直接对案情负责的于敏及其手下奴仆、梁正言和鉴虚等等都得到严厉的处置。(52)唯独梁守谦可以说是全身而退，没有任何迹象表明他受到牵连或这一事件影响了宪宗对他的信任。若依照宪宗对待宦官接受外朝贿赂的一贯严厉态度来观察，我们能得到的最合理的判断就是梁守谦本人确实对此事不应负任何责任，否则即便他是掌枢密，也不太可能丝毫不受影响。同时期发生的性质接近的事例都能支持这一判断。元和六年十一月，弓箭库使刘希光因为接受了御林大将军孙的二万缗的贿赂，后者希望能争取到藩镇的节度使位置。事发之后，不仅刘希光赐死，连牵涉到的吐突承璀都被暂时调离京城。(53)梁正言于敏事件之后不久，中官李建章也被发现收了桂管观察使房启的贿赂，李建章得到的惩罚是“杖一百处死”(54)。宪宗这种毫无宽贷的态度甚至连地位权势超过梁守谦的神策军中尉第五从直都不能不小心行事：

（元和五年）十一月庚子，黜金吾卫大将军伊慎为右卫将军。初，慎以钱三千万赂右神策军护军第五从直，求为河中节度。从直恐事泄，奏之。帝怒，入其赃一千五百万，仍黜其官。交通密近坐死者三人。(55)

还有一则事例也颇说明问题：

（元和十一年）七月戊子朔。敕：“前同州澄城县丞王澄挟恨告人，出言狂妄，准律：诬人之罪，合以本罪加之，宜付京兆府决痛杖一顿处死。内弓箭库使王国文及弟国良国成各杖一百，配诸陵，仍并为白身。”初，澄告国文等欲为乱，遣其书于中书省门外，宰臣裴度得之，密以闻。上命中官陈渐、李藏用杂鞫考掠，无所验，故论澄死。又怒国文等交通狂人，杖而黜之。(56)

和刘希光一样，王国文担任的也是弓箭库使这样的重要使职，他仅仅以结交一个“狂妄之人”就连同兄弟（估计也都是宦官）一起被贬为白身，可见如果梁正言和梁守谦确有关系，即便未收贿赂，梁守谦最轻也会受到降职的处分。当然从现代史学的立场，我们的研究目的不是要从这些信息中去做道德判断，分析梁守谦是不是一位忠谨不逾矩的宦官，而是要解释在9世纪的政治环境中，梁守谦的生涯何以能如此成功。了解宪宗事业的臣子不会不知道，于这位曾被戏称为“襄样节度”的悍臣的束身归朝，正是迫于元和前期朝廷对藩政策的压力，所以帮助他重掌藩镇无疑会犯宪宗之大忌，前途蒸蒸日上而又懂得低调的梁守谦不可能连这点政治敏感都没有，而去做完全没有必要的冒险。对于这一点，我们或许也可以从梁守谦的亲弟梁守志的生涯得到旁证。据《梁守志墓志》，守志直到元和十五年穆宗即位，才“赐阶中散大夫、检校太子詹事、上柱国，授左神策军正将兼押衙”，当时守志已三十六岁，在随后几年里守志迅速擢升。穆宗的这一举动显然是和褒奖翊赞有大功的梁守谦有关，而在此之前守志并未获得任何值得一提的禁军职位，可见即便以宪宗时期梁守谦之地位，他的亲弟并未在政治生涯上从他兄长那里获得明显好处。

无论是翰林院使还是枢密使，在梁守谦的时代都开始起到越来越不能忽视的作用。我们也许可以不夸张地说，梁守谦从翰林院使到枢密使这一内廷的升迁要途，为掌枢密的宦官成为唐后期实际意义上的“内相”提供了现实中最好的样板。

《梁守谦墓志》明确称在掌枢密之位的梁守谦为“内相”，并将他的贡献和宪宗元和五年到九年间的“环海清谧”相联系，这是迄今所知的资料中用“内相”称呼来形容内枢密使的最早最明确的证据。不管这种形容是否夸大，至少说明这一说法已为统治集团中一些成员所接受。根据现有资料，我们还可以得到一个看法，即梁守谦和下一节要集中讨论的刘弘规也真正确立了从枢密使到神策军中尉这一升迁模式。在此之前，这样的例子难得一见，而此后这样的例子则渐渐增多。(57)不过在梁、刘的年代，翰林院使和掌枢密这两项工作都基本还是由他们个人来承担。目前尚无证据表明这两项使职下面已经具备了相当规模的僚属。翰林院使或许仅有供个人起居的小厅（以《翰林院使壁记》的描述来判断），但还没能像会昌年间那样有翰林副使和学士院判官之类的下属。(58)而枢密使办公的地方也许还像唐末内臣严遵美回忆的那样，“惟三楹舍藏书而已”，没有视事的厅堂和状后贴黄这类阵仗，更没有唐末出现的枢密院六厅承旨这样类似于中书门下的寮署机构。(59)往后的这些变迁主要还是宦官系统官僚化的结果，使其身份更具有权威性和合法性。但也许正是因为元和时代的翰林院使和掌枢密尚保存了身份上的单纯和个人化，使得梁守谦和刘弘规能更多更灵活地与外朝的宰相及内廷的储相翰林学士保持合作甚至建立私人关系。这在9世纪前期多变的政治情势下，多少能减低中枢行政运行中的人事摩擦。无论是元和时期的历次朝廷重大决策和行动，还是后来穆、敬、文三帝继承大统等事件，都体现出梁、刘等人和士大夫官僚的密切互动。但此种特色也正随着翰林使、枢密院等机构的日益庞大而渐渐消失。

三　内外之寄的刘弘规

相较于梁守谦并不复杂的经历，刘弘规的整个生涯可要丰富得多。宪宗在位的十五年间，刘的职位变动相当频繁，性质也很多样。从表面来看，这样的经历和这一时期许多宦官官僚相似，但就像梁守谦的生涯有他人所不具有的特点，刘弘规的生涯也有不同寻常的特色，那就是他承担的各种使命基本都与当时朝廷最重要的政治举措有直接的关联。了解他的生涯就仿佛了解宪宗时期的内政外交。宪宗刚即位不久，刘弘规就参预了征讨西川刘辟的行动。当时西川的封疆大吏韦皋去世，文官幕僚刘辟自署节度留后，并要求朝廷授予节钺，此后情势的发展威胁到新君主的个人威信，于是朝廷决意征讨，这是元和朝的第一个重大决策。(60)《刘弘规神道碑》叙述说当时“属刘辟逆命，禁旅徂征，护汧陇枭骑之锋，平井络鸱张之虏。始以义击，俄焉凯归，由是有轻车都尉之授”。征伐刘辟的军事行动以驻扎在京西北的神策行营为主。史载当时抽调了两支精锐部队入川：一是来自长武城的高崇文部五千步骑，二是李元奕率领的属于神策右军的步骑三千。刘弘规显然担任了这其中一支“禁旅”的监军。既然这支神策“枭骑”来自汧水陇州一带，那就不可能是直属高崇文的邠州长武城部队，而应该是李元奕的人马。(61)元和元年（806）九月讨伐刘辟的行动获得圆满成功之后，刘弘规“旋又将命抚循，自灵州以届于边。犒军五城，勤役万里，懋乃休绩，简于天心，加银印赤绂之赐，充天威军使，奉诏蛮方，再安憬俗。俶傥扶义，有叱驭之风；感激捐躯，忘跕鸢之苦。恩礼浃洽，要荒宴如”。神道碑这段文字是说他奉命宣慰北边。刘弘规巡行的路线是从长安抵达西北交通枢纽灵州，然后继续沿黄河北上，一路犒军直至河套地区的天德五城，这趟行程仅是单程就要二千四五百里。(62)

然而北行的使命刚结束不久，他又转而向南“奉诏蛮方，再安憬俗”。这是指受皇帝委托到南蛮地区行使招抚，而下文“感激捐躯，忘跕鸢之苦”中的“跕鸢”一词出自《后汉书·马援传》，指涉南方的瘴气之厉，足使飞鸢坠水。(63)那么刘弘规到南蛮地区的特殊使命又是什么呢？要解释这个问题，先应该对这次出使的时间做一个估计。神道碑说他犒军归来后，便得“银印赤绂”之赏，并获得天威军使的职衔，而《刘弘规墓志》则明确说是天威军副使，以当时刘弘规的资历来看，墓志记载应该更准确。《旧唐书·宪宗纪》载：

元和三年春正月癸未朔……戊申，罢左右神威军，合为一，号“天威军”。(64)

又《新唐书·兵志》：

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65)

可见这支天威军的建制只是临时性的，到元和八年便被弃用，其军队也并入左右神策，成为元和期间重新整合禁军的步骤之一。从性质上说，天威军使应类似于未合并以前的监神威军使，而不同于有掌握军队实权的神策中尉。《刘弘规神道碑》提到他以天威军使的身份宣诏蛮方，而《刘弘规墓志》也说他以天威军副使监翰林，如此则天威军副使很可能是用来表示身份的虚衔，而非实职。不管怎样，这至少帮助我们确定了他南行的时限，当在元和三年（808）正月之后。基于此，笔者认为刘弘规此次使命最有可能和西原洞蛮黄少卿的归顺有关。《旧唐书·宪宗纪》载：

（元和三年六月）癸亥，以邕管将黄少卿为归顺州刺史，弟少高、少温并授官，西原蛮酋也。贞元中屡寇邕管，至是归款。(66)

早在贞元十年（794），以溪洞豪酋身份服务于唐朝的钦州守镇黄少卿公开反叛，在唐朝的最南部造成颇大震动，多年来不断侵袭邕管诸州，一直是令唐廷头疼的不安定因素。(67)元和二年（807）二月，经验丰富的邕管经略使路恕击败黄少卿手下的洞蛮，执其首领黄承庆，于是黄少卿来年决定归顺，这一边乱至此暂告一段落。(68)这对宪宗来说是一件值得重视的喜讯，必然要派中使奉敕宣抚并授予黄少卿等人新职，这应该就是德裕文辞中“俶傥扶义”“恩礼浃洽”之含义。(69)已多次完成出使重任的刘弘规自然是这一使命的合适人选。无论刘弘规宣慰蛮方的确切使命为何，在短短两年之内，他的足迹竟已横贯唐帝国的南北边陲，无怪乎数年后宪宗要用赐名的方式来“嘉其勤绩”。

刘弘规自南方归来后不久，便转任翰林院使一职。李德裕的文字里没有指出确切的出任年份，但上文已经指出，这项任命当发生在元和四年，因为在那一年吕如金和梁守谦分别因不同原因而不再担任翰林院使。而他结束任期的时间也不难推测。据神道碑，从刘弘规的翰林院使任期到他出任河东监军使之间，并无其他任职。河东的任命，李德裕说得很明白，是为了配合王锷的河东节度使任命，而后者的任命是元和五年十一月十三日。又韦处厚作于元和十五年（820）初的《翰林学士记》里，提到当时担任翰林院使的李常晖和王士玖“并掌院事近乎十年”，时间上也和王锷的任命时间吻合，因此我们可以确知刘弘规的院使任期大致到元和五年十一月左右。在他之后翰林院使便由李常晖和王士玖接任。(70)唐后期的内臣出任藩镇监军是最主要的工作之一，但去哪一藩镇担任监军使还是颇有讲究。出任河东、淮南、河中、凤翔、剑南东西川、荆南和山南东道等镇的监军使往往是生涯已经或正在走向高峰的标志，这种情况和外朝大臣担任节度使类似，一流藩府既是所谓宰相“回翔之地”，也是宦官成为内廷重臣的标志。刘弘规就是这种代表，他一生“两监河东，一护淮南”（《刘弘规墓志铭》），而且都在重要时刻出任。

河东在元和的头几年，节度使的更动频繁，这和元和初期的政情有关。元和三年末，在河东担任了九年节度使的严绶决定入京朝觐。严绶虽然对宪宗朝的方略始终支持而且有过实质的贡献，他的入朝和元和三年于、裴均的入朝一样，是宪宗朝重新掌控藩镇人事的结果。几位从德宗以来长期掌控一流大镇的节度使纷纷遭到替换。接替严绶的先是文臣李墉，但李墉的任期几乎才开始就被范希朝替代。调用时为灵盐节度使的范希朝，固然可能是因为李墉在河东“刚严操下，遽变旧制，人情不安”(71)。但更根本的缘由是李墉甫上任，成德的节帅王士真便去世了，这是多年来河北三镇里第一次人事更动，宪宗跃跃欲试准备干涉，所以想倚重老将范希朝。而且灵盐地区有刚脱离吐蕃而迁入的沙陀部众，这些部众受到范希朝保护，其中劲骑能为范希朝所用。(72)但这仍然是临时性的安排，范希朝的专长在于带兵，但此时也已“既耄且疾”(73)，对管理河东这样的大镇力不从心，所以成德的战事刚告一段落，河东的节度使的人选又成为朝中的议题，最后以河中节度使王锷接替范希朝。

在9世纪初的重要官僚里，王锷是个比较特别的人物。他从出身行伍到成为封疆大吏，颇具传奇色彩。他虽缺文才，但颇有远见，不仅是个经验丰富且有谋略的将才，而且心思细密，在行政上极其干练，又善于理财和经营，往往能在增加国用的情况下积累私财。他担任岭南节度使时，利用南海之商贸致富，到了“家财富于公藏”的地步，但同时财富也成了王锷打通关节的重要手段。(74)虽有诸多才干，王锷却并不被朝中士大夫看重。在部分士大夫的眼中，王锷的优点只能算是吏能，却不具备他们眼里的“清望”。而他汲汲向朝廷进奉羡余，也引起某些士大夫反感。但事实说明任命王锷为河东节度使是明智的抉择。关于王锷在河东的成功及其引起的不同看法，《李相国论事集》有生动的描述：

检校司徒河中节度使王锷，迁镇太原。锷有理事才，长于补完省费收聚储蓄之事，虽毫芒不遗，其利必归军府，以是府库充实，兵甲精劲。当范希朝领全军赴易定，丧失费耗之后，太原亏竭，军马破落，莞内诸军镇戍逻，相兼无三万人，征马羸病，并损伤者才六百匹，其于凋弊事称于此。锷捃拾收补以率下，至于糠秕无弃者。一二年间，财力赡足，添益遂至五万人，军马有五千骑，戈甲充足，仓库殷积。因回鹘并麾尼师（《丛书集成》本及《四库全书》本“师”均作“帅”，似误）三万人入朝，锷遂悉出军迎，以示威武。马步军共五万人，排列五十里，旗帜鲜洁，戈甲犀利。回纥悚惕，不敢仰视。锷平坐受其礼，威振北狄。上缕知事实，频有加诏褒饰之言。锷曾历容管经略使，岭南、淮南、河中节度使，家积财帛。是时锷自顾年老，恐积财生谤，遂上表进家财二十万贯。顷之，上以其有政绩显著，欲加平章事以奖之。宰臣论不可，恐乖公议。学士亦频论议，且曰：“王锷太原事绩，诚有劳效，人望不至，名器虚损。兼近进家财，似希圣意，后代之所讥。”

上曰：“王锷太原功课，朝廷远近备知。宰臣亦数言其事绩为诸镇之最。当残瘁之后，成雄富之实，朕所以悬加官爵，祗奖功劳。有效不酬，何以劝诸方镇，不虚中书乎？若以进财诱动，不量可否，便得宠荣，即王播前后进奉数百万贯，便合与平章事也。我但观事迹虚实，以行其奖励，非感于财物，卿当悉之。”(75)

证诸其他史料，《李相国论事集》的这段报道颇为可靠。文中涉及的问题是应否授予王锷同平章事这个荣誉头衔。这个提议出自宰相李吉甫，(76)也明显获得宪宗的首肯，依据是王锷历任大镇的经历和在河东的实际贡献。但此建议却引起朝中士大夫如李绛等的反对，主要理由是王锷“人望不至，名器虚损”。这里的“人望”表面是指王锷的品格不符儒家的要求，实际指的是王锷不是清途出身，不配获得这个头衔。(77)这里涉及9世纪初士大夫中两种人才观的冲突，与本文主题无直接关系，此处只为讨论刘弘规提供一个背景，故暂不深入。

河东的监军使在唐后期的监军使中有着特殊的地位。据史载，监军使开始拥有自己专用印就是从贞元十一年（795）河东监军使王定远开始的。(78)而自贞元以来，河东的历任监军使都是专恣型的宦官。李说任河东节度使时，河东军政多出于王定远。且因为有印，王定远得以“将吏辄自补授”(79)。王定远如此，接下来的李辅光和俱文珍无不如此。《旧唐书·裴垍传》也说：

严绶在太原，其政事一出监军李辅光，绶但拱手而已。(80)

白居易给宪宗的奏章里，更指出“缘与辅光久相交结，军中补署职掌，比来尽由辅光”(81)。可见李辅光几乎是王定远的翻版。李辅光随严绶的入朝而结束了他在太原长达十五年的监军生涯。(82)但据白居易的奏状，我们获知在李墉接任节度使时，朝廷也派了俱文珍前往河东监军。可以想见，以俱文珍的资历和行事风格，这一监军专恣的传统恐怕一时难以改变，难怪白居易提醒宪宗说：

（刘贞亮，即俱文珍）为性自用，所在专权。若贞亮处事依前，即太原却受其弊。虽将追改，难以成功。其贞亮发赴本道之前，恐需以承前事切加约束，令其戒惧，此事至要，伏惟圣心不忘。(83)

现有史料里没有提及俱文珍的任期何时结束。鉴于李墉的任期不过数月，在此更替频繁之际，监军的作用往往关键，由此估计范希朝任节度使期间，俱文珍应仍在河东，所以刘弘规接替俱文珍的可能性最大。和前三任监军使不同，刘弘规此时尚非资望很高的宦官，年龄也才三十七岁，却能监此大镇，可见受器重的程度，但同时这也预示宪宗要用干练的新人和资深朝臣搭配，以彻底改变以往河东领导层的畸形组合。刘弘规在河东的任期究竟到什么时候，《刘弘规神道碑》也提供了大致的线索：

司徒既殁，承乏总戎，而高平公奕叶相门，一时盛德，与公虚舟相待，朱瑟谐音，淡然而成，去如始至。

这里的“司徒既殁”指元和十年（815）十二月河东节度使王锷死于任上，而“高平公奕叶相门”云云指接替王锷为河东节度的张弘靖。张弘靖接任的时间为十一年（816）春正月。(84)这说明刘弘规在河东监军任上至少到元和十一年中或甚至更晚。(85)在元和十一年冬到十二年六月之间，李德裕被张弘靖辟为幕僚，担任了河东的掌书记。(86)笔者推测李德裕最有可能是在此段时间内和刘弘规相识，加上李德裕日后在内廷担任翰林学士时再度和正在枢密使任上的刘弘规合作，这些交往成为由他来撰写《刘弘规神道碑》的主要原因。李德裕在神道碑中特别提到刘弘规与张弘靖的共事，或许也和他本人在河东的这段经历有关。这一推测若能成立，则刘弘规至少在河东一直留驻到元和十二年（817）才被召回长安。

以刘弘规的干练和并不专恣的个性，当适合与王锷和张弘靖搭配。神道碑称他在王锷节度期间是“以金兰之契，睦于元帅，以泉海之量，接于宾僚”，应该不全是客套话。张弘靖两代相门之后，在9世纪初拥有朝臣中最为清贵的身份，自己又以宰相出镇，和王锷的背景很不相同。张弘靖之孙张彦远在著名的《历代名画记》的《叙画之兴废》中有如下一段叙述：

元和十三年，高平公镇太原，不能承奉中贵，为监军使内官魏弘简所忌，无以指其瑕，且骤言于宪宗曰：“张氏富有书画。”遂降宸翰，索其所珍。惶骇不敢缄藏，科简登时进献。(87)

多年之后，张彦远尚为其祖父被迫献书画而表示耿耿于怀。先不管张弘靖是否真因得罪中贵人魏弘简而被后者弄得有苦说不出，(88)张家富于书画是闻名的。而李德裕特别说刘弘规“吐论必援于经史，耽玩惟志于图书”。在河东巡边时又“爰写山河，存于绘事”，得到了宪宗的激赏。(89)可见公事之外，刘弘规和张弘靖也可以很有交流。张弘靖因为出身贵胄，为人简峻矜重。《刘弘规神道碑》中说张弘靖和刘弘规的关系是“虚舟相待”“淡然而成”，这点颇吻合正史记载的弘靖“简默自处，无所规拂”的风格。(90)李德裕对张弘靖情谊甚深，他描述的张刘两人关系当不至于太离谱。

神道碑提到刘弘规在河东监军期间处理的一件大事，就是元和八年冬的振武兵变。神道碑提到：

洎振武失守，主将遁逃，朝廷轸忧，虑为边患，因命尚书张煦节制是邦，诏公领步骑五千为之声援。公内运秘计，外示闲安，诡以巡边，掩其无备。长驱猛锐，深入垒门，乃以宣劳之名，俾其少长皆会。然后擒执魁首，置之典刑，戮三百余人，阖城股悚。昔武安之坑赵卒，莫辩幽冤，韩信之战井陉，徒闻疾斗。未若公德刑具举，威惠皆宣。乘驲上闻，班师旧镇。

元和八年十月，回纥因讨伐吐蕃“发兵度碛南”。十月二十三日，振武天德守军报告说发现回纥的数千骑兵经过鹈泉，边军于是戒严。随后由于派往东受降城协防的五百振武士兵不满节度使李进贤给予的待遇而发动兵变，其始末可见于《通鉴》的以下诸条记载：

（元和八年十月）振武节度使李进贤，不恤士卒。判官严澈，绶之子也，以刻核得幸于进贤。进贤使牙将杨遵宪将五百骑趣东受降城以备回鹘，所给资装多虚估。至鸣沙，遵宪屋处而士卒暴露。众发怒，夜，聚薪环其屋而焚之，卷甲而还。庚寅夜，焚门，攻进贤，进贤逾城走，军士屠其家，并杀严澈。进贤奔静边军。

丁酉，振武监军骆朝宽奏乱兵已定，请给将士衣。上怒，以夏绥节度使张煦为振武节度使，将夏州兵二千赴镇，仍命河东节度使王锷以兵二千纳之，听以便宜从事。骆朝宽归罪于其将苏若方而杀之。

（元和九年）春，正月，甲戌，王锷遣兵五千会张煦于善羊栅。乙亥，煦入单于都护府，诛乱者苏国珍等二百五十三人。二月，丁丑，贬李进贤为通州刺史。甲午，骆朝宽坐纵乱者，杖之八十，夺色，配役定陵。(91)

对这一事件，正史的记录并未提到刘弘规的名字，而将平乱的功劳归于夏州节度使张煦。因此史家也许很自然会怀疑李德裕将这一率军襄助弭平兵变的功劳归于刘弘规的名下，是否夸大其实呢？从当时的状况来看，神道碑的描述其实更精确。从河东调五千军队，数量绝不算少，而且又立了功，可正史记载中偏偏没有提到任何统领这支军队的将领名字，这是比较奇怪的。揆诸情势，当时最有可能统帅这支前去支持张煦行动的兵马的人，其实就是刘弘规。一则他以监军使的身份，本身就可以指挥军队，而且他曾“犒军五城”，对振武一带的形势并不陌生；二则王锷既然坐镇河东，就只能派裨将领军前去接应。刘弘规的地位与节度使相侔，若他只是以监军身份去的，会显得不合尊卑秩序，因为他的地位必定高于任何河东的裨将。而这一地位决定了他还会是行动的决策者。三则当时情况也很微妙。回纥的动态已连带引起担负边防重任的振武内部的骚乱。如果这五千河东的人马在途中又发生问题，那情况就会难以收拾，所以刘弘规的特殊身份和经验的确是这一使命得以完成的一种保障。(92)四则该行动表面是朝廷以佯装答应兵乱者的要求，以便取得让其措手不及的效应，正史所谓“听以便宜从事”，正是此意，这也是唐后期朝廷处理藩镇兵变的惯用手法。这样的话就需要有能代表皇帝的中使在场宣慰，而刘弘规恰好扮演这一角色。这样《刘弘规神道碑》中的“内运秘计，外示闲安，诡以巡边，掩其无备。长驱猛锐，深入垒门，乃以宣劳之名，俾其少长皆会。然后擒执魁首，置之典刑”云云就有了妥帖的着落。所以刘弘规率领的河东步骑，在胜州以东的善阳岭（即善羊栅）和张煦部会合，然后以一天急行军的速度，出其不意地到达振武营垒所在地单于都护府。(93)

在刘弘规的生涯中，他在帝国北疆的事务上贡献尤多。上文已经提到他犒军五城首次深入这一地区，而这次解决振武军乱也还不是他最后一次巡视这一区域。宪宗显然对他这方面的能力深具信心，所以在他结束监护河东之前，又命他完成了一项巡边的任务。神道碑曰：

寻又奉诏巡边，以观军实，北至钩注，东达飞狐。道里曲折，不遗于掌握；兵机奇正，尽在于襟灵。士怀挟纩之恩，人感投醪之醉。壶浆塞路，幼艾争先。爰写山河，存于绘事。宪宗悦而加叹，尝置座隅。得李恂之图书，乃知聚落，观千秋之画地，尽见山川，加朝议大夫内侍省内常侍，复归旧镇，报忠劳也。

钩注即句注山，古恒山之一部，即今之雁门山，在山西代县一带。而飞狐即飞狐关，是太行山中通往河北北部的要道。由此可以判定，刘弘规的巡行路线，必然是从太原北上至地势雄峻的句注山一带，然后出雁门关，沿着隋长城与恒山山脉一路东巡，直至太行山中的飞狐关。这次奉诏巡边的具体目的碑文未明言，但既然是“以观军实”，则必定与核查军力和犒军有关。严耕望先生曾指出，这条通道是唐后期长安和河北幽州等镇联络的主要交通路线，(94)而李德裕所用的李恂和张千秋的典故恰恰具有这方面的深意。《后汉书·李恂传》：

（李恂）辟司徒桓虞府。后拜侍御史，持节使幽州，宣布恩泽，慰抚北狄，所过皆图写山川、屯田、聚落百余卷，悉封奏上，肃宗嘉之。拜兖州刺史。

又《汉书·张安世传》：

初，安世长子千秋与霍光子禹俱为中郎将，将兵随度辽将军范明友击乌桓。还，谒大将军光，问千秋战斗方略，山川形势，千秋口对兵事，画地成图，无所忘失。(95)

李恂在慰抚北狄之余将幽州的地理形势绘成地图，以备国用，张千秋则在征讨乌桓之际将东北地理默记在心，下笔成图。这些用典不光是表彰刘弘规的舆地谋划之材，也暗示在朝廷用兵淮西成德之际，刘弘规的巡边有特殊的边防和内政的目的。

从张彦远的《历代名画记》，可以推知接替刘弘规的是魏弘简。魏弘简的事迹目前尚知不多，但他也是在宪穆之际成为内廷重臣。他和刘弘规在河东先后相继，宪宗死前两人又同时在内廷掌枢密，宝历二年冬刘弘规死后弘简又短暂接任神策军左军中尉，并在大和元年和梁守谦相继致仕，可以说是宦官间生涯交错的又一显例。(96)以史撰所称王锷在河东的治绩，刘弘规在河东的任期之长，还有他几年后又再度出任该镇监军使等迹象来看，他在河东的生涯应该是非常成功的。当他首次任期结束，再度回到长安时，刘弘规已不再是尚待历练的宦官，而是忠劳有加可以参预大政的近臣了。

四　淮夷和淄青的平定

元和后期淮夷和淄青的平定，是梁守谦和刘弘规一生政治资本的主要来源之一，这一点在梁守谦尤为突出。淮西战役是宪宗以后政治变化的锁钥之一，不少政治人物日后的成败荣辱，政治群体的力量升降都和围绕这一事件出现的政治活动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虽说这一事件并不如后世一些史家所论那样，只是简单的主战和主和两派的角力。如果说在士大夫群体中，裴度是唐廷平定淮西最大的获益者，那么梁守谦就是宦官群体里面相对应的人物。无论是含有“党派意识”的韩愈的《平淮西碑》，还是强调宪宗宸衷独运的段文昌的《平淮西碑》，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梁守谦监护诸军的贡献，其中段文昌的碑文更将梁守谦与裴度并提，作为宪宗意图的忠实代言人和执行者。(97)这些表彰最重要的意义其实还不在于梁守谦对淮西之战的胜利的实质性贡献为何，而在于通过士大夫官僚的手笔所做的这些公开宣传，表明一位宦官在淮西平定过程中的贡献获取某种舆论的肯定，而这对于梁守谦在宪宗朝之后地位的继续上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从《梁守谦墓志》可以获知，始终居于权力核心的梁守谦，在淮西之战前从未离开过京城，既没有承担外出宣慰的使命，也没有出任藩镇的监军使，而这两项差遣中任何一项对于唐后期宦官生涯来说，几乎缺一不可。梁守谦在淮西之战前能得到这种特殊待遇，在他这一等级的宦官来说即便不算空前绝后，也必定是屈指可数，显示梁守谦在掌枢密一职上的表现优异，使宪宗对他有腹心之寄。而恰恰是在淮西战争进入最胶着状态的时刻，梁守谦成为代表宪宗前往前线督战的自然人选。到元和十一年冬，淮西战役已经持续了整整两年，对于参与讨伐的各镇人马来说，此时属于战局的最低潮。从全局来看，朝廷陷入了必须维持河北和淮西两大战场的困境，人力物力都耗费甚大，却在这两个战场都未能取得实质性的进展。讨伐成德的河北战役和本文讨论的主题关系较小，这里暂不涉及。而淮西方面，朝廷原先部署的四面围攻至此都显露疲态。战役之初，宪宗委任严绶为诏讨使和在西线的山南东道节度使，希望倚重他的名望来调度各路人马。(98)但老迈的严绶并非统帅之材，宪宗不得不将其撤换，并将山南东道划为两个节度区域，其中的唐随邓节度使由禁军宿将高霞寓担任，但十一年六月，高霞寓在铁城大败。这一惨败对朝野震动很大，原本一些廷臣的意见倾向于终止劳而无功的河北战场，专力对付淮西，如此一来，连淮西之战的信心都普遍动摇。虽然宪宗本人的决心没有改变，但他的总方针必须得到来自外廷的有力配合才能实施，这就是为何来自宰臣裴度的支持变得如此关键。(99)西线对淮西所造成的威胁经高霞寓一败而大大减弱，接任高霞寓的元老袁滋更是采取消极的态度。从淮南方面发动的东线攻势主要由寿州团练使李文通负责，目标是淮西控制下的光州一带。(100)李文通颇为干练，但东线主要是防卫性的，还需护卫经过寿州的战时补给线，并不具有全面威胁淮蔡的实力。(101)南面此刻由裴度推荐的鄂岳观察使李道古负责，攻击目标主要是申州。和东线类似，南线也只是辅助性的，而且李道古才质平庸。所以朝廷主要的攻势还在于北线。自严绶之后，朝廷委任强悍的宣武节度使韩弘为淮西行营兵马都统，统驭各路人马，使北线成为征讨淮西胜败的关键。韩弘本人并未离开汴州，但派了他儿子韩公武率军参战。北线的实际主力是李光颜麾下的忠武军和乌重胤的河阳军，加上宣武、魏博、河东等十多个藩镇派来的军队，在溵河一带展开攻势。北线虽有善战的李光颜和乌重胤等人，但因种种原因也未能消灭淮西的生力军。十一年十一月辛巳，宪宗不得不下诏，让从未离开京城的梁守谦去前线督战，以皇帝个人名义给诸将施加压力。(102)梁守谦墓志里提到的“其年冬，诏征天下之师。讨淮蔡之师，监统之选，不易其人，藉公良筹，膺此殊任，进阶加云麾将军，充行营诏讨都监。时阃外之事，委公裁之，威肃令明，将校知禁”，正是指此。关于当时情势，《通鉴》记载得最为清楚：

讨淮西诸军近九万，上怒诸将久无功，辛巳，命知枢密梁守谦宣慰，因留监其军，授以空名告身五百通及金帛，以劝死事。(103)

宪宗同时也下诏严令各线将领必须发动攻势。(104)这些举措，都表明宪宗是做了孤注一掷的打算。

正是梁守谦在北线督战期间，战事有了重大突破。元和十二年四月初，李光颜在郾城大败淮西军，不仅迫使郾城令董昌龄和守将邓怀金等投诚，也使宪宗在战争的胶着状态中看到一线曙光，从而不到一个月就下诏撤除劳而无功的成德征讨，决心全力对付淮西。(105)自宋代以来，凡讨论淮西之战时，大都过于注重裴度的运筹之功和李愬的夜袭，有意或无意地忽略了郾城一战的意义，从而认为梁守谦的功德铭里赞颂的他对淮西胜利的贡献属于阿谀之词。其实这种看法本身便是脱离了当日瞬息万变的历史境况。李愬奇袭蔡州的成功原本在朝廷的意料之外，甚至可以说与裴度的亲临前线没有直接的关系。而从淮西之战的整体来看，郾城一役之意义不能低估。郾城距离蔡州城不过五十里，正是因为这一胜利引起吴元济的恐慌，才迫使其重新部署，将淮西军力集中到蔡州西北洄曲一带以防备李光颜等部。吴元济甚至在六月间上书朝廷，要求入朝。(106)这也是为何朝廷决定以郾城为裴度蔡州行营的治所。(107)淮西方面的新部署造成其西线及蔡州城防的空虚，为李愬的雪夜奇袭提供了可能。郾城的胜利应该说是和梁守谦的督战有直接关系，其实不光是梁守谦以此获得朝野的认可，李光颜在淮西战役中的主要业绩也以这一战役为代表，因此他在当时朝廷的文诰中常被比作光武中兴时曾克复郾城的名将贾复。(108)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段文昌的《平淮西碑》还是《邠国公功德铭》或《梁守谦墓志》都特别对郾城胜利加以着墨，这代表了当时的认知。倒是韩愈的《平淮西碑》，尽管不得不提梁守谦的护军，却略掉了这一胜利，比较一下段文昌和韩愈的相关文字就可以看得很清楚：

韩愈《平淮西碑》

颜允武合攻其北，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降人卒四万。道古攻其东南，八战，降万三千，再入申，破其外城。文通战其东，十余遇，降万二千。愬入其西，得贼将，辄释不杀，用其策，战比有功。十二年八月，丞相度至师，都统弘责战益急，颜允武合战益用命，元济尽并其众洄曲以备。(109)段文昌《平淮西碑》

又命内掌枢密之臣梁守谦，肃将天威，尽护诸将，悬白日于千里，推赤心于万人。由是甘宁奋升城之勇，君文励击郾之志，焚上蔡以翦其翼，拔郾城以扼其吭。以轩后攻蚩尤之乱，殷宗伐鬼方之罪，周公诛淮夷之叛，虽以圣讨逆，皆三年后定。(110)

段文昌的通篇文字对当时战况的前因后果和过程有比较清楚的交代。而韩愈的文字则不然。就上引段落而言，韩愈虽然提到李光颜他们“大战十六，得栅城县二十三”的战绩，却是泛泛之言，而只说裴度亲临前线时，吴元济才“尽并其众洄曲以备”。当然裴度的来临的确使吴元济更相信北线的决定意义，但吴元济集中兵力首先是因为郾城的胜利给淮西造成了直接的威胁。实际上裴度到达淮西前后，北线反而因为吴元济精锐的集中而又处于胶着状态。韩愈的忽略，我猜并非无意，而是若不这样写，裴度在淮西前线的实际贡献就会变得很不具体。韩愈的这种写法并不能掩尽当时人耳目，这些细节上的左右恐怕均是导致《平淮西碑》受到争议的原因。但韩愈的盛名终究使他的版本成为士大夫愿意接受的历史记忆。正如李光颜等人的贡献在后来的历史话语中因李愬夜袭的决定性成功和传奇效应而被很快遗忘一样，作为宦官的梁守谦，他在当时的督导之功更不可能为后世人认可。

梁守谦对平定淮西的贡献尚不止于督战一事，复杂的善后处理也主要由他和裴度协调负责。以下是《梁守谦墓志》中的相关段落：

冬十月，蔡之元凶果就擒获，俘馘上献，氛埃荡销。此时天兵犹未卸甲，公又衔命暂统师人，甄叙战功，劝赏在手，驲骑所至，道路风生，残孽余凶，皆感恩宥。

杨承和的《邠国公功德铭》里对梁守谦的这段使命有着更为铺张的描述和赞颂，称他“匹马视师”，“鞍辔而入”蔡州城，对淮西将士晓之以大义，结果“五千叛卒，不戮一人；十万王师，皆服其德”。(111)这些叙述和官修史书中的相关记载略有出入。《旧唐书·裴度传》：

十一月二十八日，度自蔡州入朝，留副使马总为彰义军留后。初，度入蔡州，或谮度没入元济妇女珍宝，闻上颇疑之。上欲尽诛元济旧将，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往蔡州。度回至郾城遇之，乃复与守谦入蔡州，量罪加刑，不尽如诏。守谦固以诏止，度先以疏陈，乃径赴阙下。(112)

又《通鉴》元和十二年十一月条：

辛丑，以唐、随兵马使李祐为神武将军，知军事。裴度以马总为彰义留后，癸丑，发蔡州。上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使诛吴元济旧将；度至郾城，遇之，复与俱入蔡州，量罪施刑，不尽如诏旨，仍上疏言之。(113)

正如杨承和在《邠国公功德铭》里对梁守谦的善后之功重加着墨，韩愈《平淮西碑》也只大书裴度之功。(114)从历史记录看，淮西善后的处理是颇为成功的。关于梁守谦和裴度的文字分别将宽贷投降将士的全部功劳系于各自的主人公之下，自然有所偏颇。对淮西降卒宽大的方针由裴度提出自然可信，这符合裴度的理念和行事气度。(115)但裴度并没有最后的决定权，他的提议必须得到宪宗的批准，这就是宪宗派梁守谦赶往淮西的主要原因，这和元和初年平定西川之后宪宗让俱文珍监督高崇文善后的安排一样，所以墓志说梁守谦此时又再度具有“暂统师人”的都监身份。《通鉴》记载元和十二年十月甲申，宪宗下诏让韩弘和裴度“条列平蔡将士功状及蔡之将士降者，皆差第以闻”(116)。正史所谓“上欲尽诛元济旧将，封二剑以授梁守谦”云云固然可能夸张，但这里显然涉及淮西镇将的处理。看来宪宗曾希望去除那些虽然投降而实则悖逆的淮西军将，以消除后患，在收到裴度有关处置淮西降将的提案之后，对裴度过于宽大的处理方式不甚满意，因此让梁守谦作为全权代表，带着处置条款比较严厉的诏书，去到淮西就地决断。作为皇帝的代言人，梁守谦必然要强调宪宗的立场，但他显然接受了裴度更为宽容的立场，不过种种新的处置，还是要由握有尚方宝剑的梁守谦来宣布。

刘弘规虽然在淮西之战中的贡献不如梁守谦那么醒目，但和其他多位从宪宗晚期开始居于宦官集团核心地位的内官一样，也从淮西淄青的平定中获取重要的政治资本。这几位宦官包括崔潭峻、王守澄、仇士良等人，都在这些战役前后担任重要监军或其他重要的使命。(117)据《刘弘规神道碑》，他从河东回到朝中，就被任命为内飞龙使和右神策军副使。内飞龙使乃仅次于神策中尉与枢密使的内官使职。(118)但这项任命只是通向掌枢密的瞬间过渡而已。神道碑说刘弘规接任知枢密是“当神武经纬之际，王师戡定之初”，而这又发生在“淄青干纪，兵集淮海”之前，可见任期大致是在元和十二年末到十三年中这段时间内。(119)正是在这段时间梁守谦从掌枢密升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无疑刘弘规是接替了梁守谦的位子。神道碑形容这一时刻工作之繁重为“一日万机，昼尝三接”，并非夸张之词。他的“弘规”一名恰恰是此刻宪宗为表彰他而赐予的名字。神道碑又提到他在稍后对淄青用兵时出监大镇淮南。史载元和十三年七月宪宗下诏讨淄青，而数日之后宰相李夷简就出镇淮南。(120)由此可以推测刘弘规淮南监军使的任命，多半是和李夷简的配合调动。他这一监军使命，并不是寻常的委任，和朝廷让资望甚高的李夷简出任淮南节度使一样，都是为讨伐淄青而做的安排，实际目的是要确保和淄青为邻的淮南的稳固，同时能调动其巨大的资源来供给军需。正因如此，刘弘规在淮南的停留并不长久。碑中说他“元恶既歼，复掌枢密”，可见使命一旦完成，就立刻被召回长安，恢复掌枢密的工作。

五　帝位交接与内臣定策

讨论梁守谦和刘弘规的政治生涯，不能不涉及他们对于9世纪前期帝位交接之影响。顺宪二帝继位时，梁守谦和刘弘规的资位尚浅，未起到重要作用。而宪宗死时，两人均已处在内廷最有权势和影响之职位，故而得以在穆敬二帝的继承过程中扮演所谓定策之角色。刘弘规在敬宗暴毙前夕故去，未及介入敬文二帝的更替，但梁守谦的资望和权力依然如故，所以能成为内廷拥立文宗的主要决策者之一。唐后期的帝位继承是唐代政治史中最容易令人误解的现象之一。宪宗以来皇位的继承为宦官所掌控成为多少世纪以来人们普遍接受的看法。《旧唐书·刘传》里宣称的“自元和末，阍寺权盛，握兵宫闱，横制天下，天子废立，由其可否，干挠庶政”大致可以概括这种认知。(121)从这个角度出发，则宦官集团对帝位继承的控制，全出于保护与实现其自我利益，有时为达到这种目的更以弑君的暴力方式来干预废立，宪宗和敬宗之死就不断被用来作为宦官弑君的例子。因而要了解梁守谦和刘弘规在帝位继承中扮演的角色，就需要重新评估所谓天子废立出于宦官这一判断是否能够被接受为严格的历史判断。

笔者认为唐后期宦官有权废立君主的看法是一种关于唐代政治的迷思（myth）或者错觉。造成这种迷思和错觉的原因既来自传统历史叙述对宦官本身的强烈偏见或叙述者本身的政治目的，也来自现代的研究者史学认知上的失误，即未能将唐后期的宦官权威放在特殊的权力结构等历史脉络中加以梳理，而将一两起其实各有具体背景的事件加以凝固和放大，使之成为整个历史阶段的缩影。事实上多年以前，李树桐在其《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一文中就已经指出唐代前期帝位的继承更不稳定，武力夺取继承权的情况属于常态，而唐后期只有在文宗之后才出现了不正规的帝位继承现象，在此之前，帝位均为按照传统看最有资格的人选继承，在稳定性上可说超过了前期。(122)事实上有唐一代，除了唐末昭宗几乎为内臣所废之外，宦官从未能废黜皇帝，所谓弑君也并非宦官领导集团有预谋之行动，这一点以下讨论宪宗和敬宗之死时还会略加说明。在唐后期，特别是9世纪的前期，宦官领导层真正具有影响力的只是对既定的或者获得相当共识的合法继承人的支持，顺宗如此，宪宗、穆宗和敬宗亦复如此。但由于唐代政治传统中帝位继承稳定性的先天性薄弱，即便再井然有序的交接，也还是需要有强有力的保障才能万无一失，所谓宦官定策往往起到了这样的作用。若宦官领导层不扮演这样的角色，就一定会有其他力量来扮演这个角色，那样的话结果也未必见得更为妥善，这是唐代特殊的政治结构和经验决定的。而文宗以后，虽然宦官领导层在帝位问题上的行动已由支持现有的合法继承人变成积极地选择继承人，但选择的结果还是具有某种理性政治的考虑在内，并非都是肆意妄为。也就是说我们不能将眼光孤立地停留在谁拥立了皇帝，而要看拥立的对象的合法性如何，同时也要看此种拥立是否真正起到了让那些拥立的宦官领袖操纵权力的结果。其次，观察唐后期的帝位交接时，我们须将作为个体的皇帝和作为一种制度的皇帝区分开来。从德宗以来，皇帝在唐代政治格局中所能发挥的权威越来越基于具有象征意义的体制化（institutionalization）皇权，作为个人的皇帝要能真正发挥稳定政局的作用，就必须依照此种新政治格局的要求来行事，否则即便有求治之心，也难以达成目的。同样，宦官对帝位继承的干预有时非但不是对于这一体制化的皇权的挑战，而是为维护它所履行的责任，皇位继承的最终目的是使这种皇权的效用得到保持，所以在这一问题上宦官领导层并不一定顺从皇帝的个人意志，这一点只有在认识唐代皇帝权威的特质的前提下才能理解。还有，宦官集团本身为一极其复杂之组织。和外廷不同的是，宦官组织更兼具行政官僚系统和皇家私人服务机构两重身份，这两重身份之间的界限及其转换往往带有模糊性，宫闱的隐秘性又加大了外界对这种模糊性的误解和夸大。但恰恰是在9世纪的历史背景下，这两种身份之间的差异变得日渐增大而重要。将照顾皇帝起居的宦官和参预国家行政的宦官混为一谈，或者笼统地将宦官作为一个整体来判断其利益所在或行为的性质，都只会对研究者产生误导。宦官官僚化所造成的身份的转换和认知的差异，本文下一节还要加以申论，这里先在方法的层面对帝位继承问题作一必要的辨析。

《梁守谦墓志》和《刘弘规神道碑》都不讳言各自对宪宗死后储位的顺利登基所作的重大贡献。《刘弘规神道碑》说：

宪宗凭几大渐，召公受遗；穆宗膺图御宇，繄公定策。捧日而升黄道，翼龙而上赤霄，名节功勋，光昭图史，迁忠武将军内侍省少监，赐上柱国，进云麾将军。

梁守谦的墓志也同样强调其定策之功：

时皇帝（笔者按：指宪宗）升遐，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又加宠命。

宪宗的死因，历来聚讼纷纭。宪宗晚年服丹药而导致病危，应该是不争的事实，但宪宗之死犹如赵匡胤之死一样，具体的原因究竟为何，早已为历史的沙尘所掩盖，史学家想要从中找寻出所谓的真相非但徒劳，而且会忽略真正值得关注的对象。宪宗之死，他所奠定的政治格局当时并没有被打破，甚至可以说，某些受到士大夫舆论猛烈抨击的政治人物，如吐突承璀和以财臣身份执政的皇甫镈，还因为宪宗之死而在政治上遭到了清洗。据史籍记载，文宗和稍后的宣宗在位之时，都有清除“元和逆党”的行为。所谓“元和逆党”，主要是指对宪宗之死的真相加以掩盖的宦官领袖。《旧唐书·王守澄传》提到：

王守澄，元和末宦者。宪宗疾大渐，内官陈弘庆等弑逆。宪宗英武，威德在人，内官秘之，不敢除讨，但云药发暴崩。时守澄与中尉马进潭、梁守谦、刘承偕、韦元素等定册立穆宗皇帝。长庆中，守澄知枢密事。(123)

这段叙述中所指涉的那些“不敢除讨”的内官，应该就是“元和逆党”的主要成员。虽然文宗采取惩罚元和逆党措施时刘弘规和梁守谦均已不在人世。有意思的是，在现有的史料中，他们的名字并未直接和“元和逆党”挂钩，但依照上引材料的标准，他们都应该是不折不扣的逆党成员。宣宗声称要清除的逆党，内涵更为模糊，其中已不只包括宦官成员，还包括了穆宗的母亲郭太后甚至穆宗在内。黄楼近期的研究有说服力地表明，宣宗指控的所谓“元和逆党”纯然属于政治借口，旨在以借为宪宗复仇来阻断郭太后和穆宗一系的嫡亲地位。(124)其实，文宗在李训等帮助下建构并且清除所谓的元和逆党也出于特殊的政治目的。《新唐书·李训传》：

明年（笔者按：指大和九年）秋七月，（李训）进翰林学士、兵部郎中，知制诰，居中倚重，实行宰相事。宦人陈弘志时监襄阳军，训启帝召还，至青泥驿，遣使者杖杀之。复以计白罢守澄观军容使，赐鸩死。又逐西川监军杨承和、淮南韦元素、河东王践言于岭外，已行，皆赐死。而崔潭峻前物故，诏剖棺鞭尸。元和逆党几尽。(125)

文宗和李训的目的，与其说是要铲除被怀疑为参预谋杀宪宗或掩盖谋杀真相的宦官成员，毋宁说是要通过这一借口来颠覆元和以来确立的宦官领导阶层的合法地位和相对独立性，这和后来甘露之变的手法只有一步之遥。可以想见，如果梁守谦和刘弘规还在世的话，恐怕也会遭到类似于杨承和等人的待遇。但文宗这些极端的手段，虽能除去某些资深内臣，却不能从根本上动摇德宪以来已经形成的宦官权威的制度性基础，这只能说是反映了文宗本人对元和以来政治格局的缺乏理解和驾驭能力，而不能用这些例子来说明宪宗之死是宦官集团保护自身利益的结果。就以梁守谦和刘弘规本身的情形而言，元和十三年，梁守谦已从掌枢密升为右神策军中尉，成为和吐突承璀分掌禁军的内大臣，刘弘规则是两位掌枢密之一。本文上面的讨论已经显示出，宪宗对他们的信任和器重在元和晚期有增无减，同时两人和外廷的工作关系也密切而良好，在此种情况下难以想象他们有理由需要为自身的前途担忧。

遂王李恒从被立为储君到即位的过程，虽非风平浪静，但作为嫡子，他的地位其实很稳固。在长达八年的皇太子生涯中，李恒的合法继承人身份早已在内外廷取得相当的共识。除了吐突承璀试图通过支持澧王宽来为自己的政治前景作安排之外，宦官上层几乎一边倒地站在李恒一边。就连作为吐突承璀副手且对吐突的命运有同情之心的马存亮（或即马进潭）也未见持不同的立场。(126)宦官领导层对李恒的支持属于对既定法度的维护。而宪穆交接过程中被去除的吐突承璀，却想凭借靠宪宗恩宠而得的权势去挑战内外廷的此种共识。这一问题上，梁、刘选择和吐突承璀站在完全对立的立场是很自然的结果。他们拥有远比吐突基础稳固的政治实力，一般情况下，皇位的正常转移不会对他们的地位产生根本的影响。这当然并不等于他们的角色纯粹是被动的。上文已经提到，再有序的唐后期帝位交接也需要有定策这一层机制的保障。而宪宗之死属于突发事件，这一定策功能就更为关键。梁守谦和刘弘规此时因在内廷系统中所处位置的不同，起到的具体作用也相应有所不同。《刘弘规神道碑》中“宪宗凭几大渐，召公受遗”云云虽有隐讳的成分，但掌枢密的刘弘规，的确是定策过程中首先必须获得支持的内大臣，所以才有“受遗”之说。有了掌枢密的背书，宣布李恒为下一任皇帝的宪宗遗诏才得以起草并产生合法效力。作为右神策中尉的梁守谦，在这一过程中为帝位继承人李恒提供了最为可靠的实力后盾。李恒登基过程中除去吐突承璀和澧王宽的行动需要得到梁守谦的协助，墓志提到他“肃清宫闱”正是指此方面的效劳。

李恒继位使梁守谦和刘弘规的地位也更上一层。元和十五年三月，梁守谦和马进潭（当即马存亮）、魏弘简一起申请列门戟获得批准，刘弘规稍晚也获得同样的荣誉。(127)如前文提及，差不多同时，梁守志也获得超擢，并效力于左神策军马存亮麾下。元和十五年十月吐蕃侵袭西北边防，梁守谦受命“充左右神策京西京北行营都监，统神策兵四千人，并发八镇全军，赴泾州救援”(128)。显示梁守谦此时的地位已比左军中尉更高一筹。据墓志，梁守谦在长庆二年（822）晋封邠国公。同年他在国寺之一的大兴唐寺修功德，出资修建经堂一所并展开大规模抄写古今翻译大小乘经论戒律的活动。这个活动一方面有庆祝他个人的荣迁，一方面也是为穆宗祈福，象征着他此时已经居于内廷之首。这个举动和元和四年吐突承璀修安国寺的性质颇为类似，然而我们从这一活动的记录仍可察觉出梁守谦颇为低调的作风。吐突承璀修寺后欲立圣德碑，并要求翰林学士李绛撰写碑文，遭到李绛的拒绝。(129)而梁守谦却只让他的副手杨承和撰写功德铭，没有烦动朝中的士大夫成员。(130)

较之于宪穆之间的皇位交接，敬宗的继统过程甚为平和。李树桐已指出，景王湛是穆宗长子，在立储过程中既无争议，也没有兵戎相见。景王立为太子后，更无其他诸王觊觎帝位。(131)不过仔细考察穆宗立储的过程，还是能发现当时的情势其实相当急迫。《刘弘规神道碑》：

逮长庆季岁，穆皇疾已弥留。公志仗神明，心存王室，请立先后，以为副君。雪涕抗词，首陈大计，举觞沥款，众议皆从。延年离席而社稷已安，赵喜横阶而尊卑乃定。惟公方之，谅无惭德。公以名遂身退，举能进善，人之高躅也。乃推同志，固繁机，迁左监门卫上将军知省事，复为河东监军使。

这段叙述应和《册府元龟》的记载互参：

初，穆宗因击球，暴得风恙，机务稍雍，外庭不知宫中安否者三日，京师人情汹然。右仆射裴度三上疏，请立储嗣，两省官及翰林学士亦继陈封章，门下侍郎平章事李逢吉与同列因枢密中使梁守谦、刘弘规、王守澄同议，遂迎置景王于少阳院，然后固请穆宗御紫宸殿，以安众心。乃以十二月五日入阁，率百寮称贺，因请立皇子景王为储后，感激呜呼，闻者莫不涕零。班退，又独进曰：“景王，先圣皇太后嫡长子，至正且顺，事无可疑。伏望即赐宣下臣，谨便令有司择日册命。”时穆宗不能言，微有许诺之意。逢吉还中书，草奏封进。时同列杜元颖先赴太庙宿斋，逢吉后出光范门，以所进言请立太子，不言请立景王，遽回马追之，独改奏状以进。翊日诏下，遂以景王为皇太子。(132)

长庆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穆宗在神策右军观击球时，因见宦官坠马，受惊吓而得风恙，以至于多日不起。(133)十二月七日便宣布立景王为太子。从时间上看，整个决策过程只用了短短十多天。景王的合法身份固然毋庸置疑，但穆宗的病情发展毕竟难以逆料，当日这种情况给朝中带来的焦虑仍需决断性措施才能缓解，这就是上述记录的背景。这个过程并不能说由宦官操纵，主要还是内外廷的协商。朝臣中对此事最具影响力的是李逢吉，这相当程度上归因于他曾是皇太子时代的李恒的老师。内廷方面，《册府元龟》的记录特别举出梁守谦、刘弘规和王守澄三位代表，唯独未提及左军中尉。梁守谦此时可为左右神策军代言人，史载敬宗即位后对神策右军和梁守谦特别眷顾，说明在立储一事上梁守谦至少是积极支持的。(134)刘弘规还在枢密使的位置上，只是此时和他同掌枢密的人已从魏弘简变成了王守澄。(135)所以刘弘规和王守澄在立储过程中都扮演了重要角色。《刘弘规神道碑》说他在立景王为储问题上“雪涕抗词，首陈大计”。他的墓志也同样强调这一点。证诸《册府元龟》的记录，这些描述应该可信。而且这些文字写作时，正是另一位当事人王守澄权势鼎盛之时。值得注意的是，在景王被立为储君后，刘弘规却不得不暂离中朝，再度出任河东监军使。神道碑说因为他“名遂身退，举能进善”，实际情况恐怕不是如此，否则他不会在穆宗去世后，又立即要求归朝。笔者估计这和王守澄势力的迅速崛起有关。同样是掌枢密，刘弘规此时的资望应当在王守澄之上，但守澄的势力大有后来居上之势。《通鉴》说：“自上有疾，守澄专制国事，势倾中外。”(136)刘弘规或许在立储一事上的功劳过于明显，引起王守澄的猜忌，不得不选择脱离中枢、外出回避的举动，这和同一时期外朝宰相更替的游戏规则有类似之处。《刘弘规神道碑》中的“推同志”谅非泛泛之言，而应是指让工作关系密切的内廷同僚主掌事务，所谓“同志”，恐怕不是王守澄就是接替他担任枢密使的人选。(137)

敬宗的暴毙和文宗的即位是真正打破唐后期帝位继承惯例的突发性事件。这一事件的影响波及大和时代朝政人事的各方面，但这一事件之所以最终导致9世纪后期帝位继承的不稳定和宦官定策角色的性质转换，原因主要还不在于事件本身，而在于唐文宗即位后的举措及其引发的政治变化，特别是甘露之变所导致的宦官集团与皇帝关系的破裂，指出这一点有助于我们对文宗即位时宦官角色的准确把握。支持李昂以江王身份即位的廷臣，面临的是一个和宪宗死时迥然不同的局面。敬宗被刘克明等所杀时连二十都不到，事前更没有权力交接的准备和共识，敬宗长子李普当时才三岁，而弑君者之所以要立绛王悟，也是明白已不可能依照传统法则来选择继承人，否则更不具说服力。除选择绛王外，刘克明采取的其他后续步骤也严重冲击了帝位继承的政治游戏规则，这些情况都和宪宗之死有根本区别。

宝历元年（825），刘弘规已从河东回朝。(138)二年冬，他接替了马存亮担任左神策中尉，梁守谦和刘弘规这两位自宪宗即位以来就积极参预中枢行政的内臣终于殊途同归，同时掌握禁军。然而刘弘规在该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去世，他的职位由魏弘简接替。他去世后不过十天就发生了弑君事件。《旧唐书·敬宗纪》：

十二月甲午朔。辛丑，帝夜猎还宫，与中官刘克明、田务成、许文端打球，军将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饮酒。帝方酣，入室更衣，殿上烛忽灭，刘克明等同谋害帝，实时殂于室内，时年十八。(139)

《新唐书·宦者传下》刘克明传说得更详细：

刘克明亦亡所来，得幸敬宗。敬宗善击球，于是陶元皓、靳遂良、赵士则、李公定、石定宽以球工得见便殿，内籍宣徽院或教坊，然皆出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帝与狎息殿中为戏乐。四方闻之，争以趫勇进于帝。尝阅角抵三殿，有碎首断臂，流血廷中，帝欢甚，厚赐之，夜分罢。所亲近既皆凶不逞，又小过必责辱，自是怨望。帝夜艾自捕狐狸为乐，谓之“打夜狐”，中人许遂振、李少端、鱼志弘侍从不及，皆削秩。帝猎夜还，与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石定宽、苏佐明、王嘉宪、阎惟直等二十有八人群饮，既酣，帝更衣，烛忽灭，克明与佐明、定宽弑帝更衣室，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领军国事。明日，下遗诏，绛王即位。克明等恃功，将易置左右，自引支党颛兵柄。于时，枢密使王守澄、杨承和，中尉梁守谦、魏从简（笔者按：当作魏弘简）与宰相裴度共迎江王，发左、右神策及六军飞龙兵讨之，克明投井死，出其尸戮之。务澄等皆斩首以徇，籍入家赀，又杀其党数十人。(140)

敬宗之死诚然与宦官有关，但敬宗是唐后期除懿宗外最不具备统治素质与经验的皇帝。敬宗的例子也提醒史家，在唐代，即便遵循合乎正统法则的帝位继承程序，也难以避免敬宗这样不称职的人选和统治危机的出现。他的暴毙和他的荒怠有直接的关系，而参预谋杀他的宦官并不能代表宦官官僚系统的立场和利益。从上引记载看，参预谋杀敬宗的除了刘克明、田务澄、许文端等宦官之外，还有出身神策隶卒或“里闾恶少年”却纳籍在宣徽院或教坊的球工。比如石定宽就是敬宗时代从郓州进奉的“打球人”。(141)苏佐明估计也是善于球技的军将。可见与这起事件有关的，都是些侍奉敬宗起居和陪同他游乐的宫内人员。《册府元龟·帝王部·明罚》载有两条有关文宗即位后处置事宜的记载：

文宗以宝历二年十二月自江王入讨内难。甲申，诏殿前兵马使王士迁、李忠亮、张士岌各杖一百，流天德军。飞龙排马官樊惟良、阎文颖各杖一百，流灵州。道士赵归真流儋州。僧惟真流罗州。僧齐贤流雷州。僧正简流辨州。待诏辛自政杖一百，流永州。飞龙小儿五人各杖一百，流康罗等州。高品杜金立、许士莒各杖一百，流儋州。品官邵士忠、李务真、阎敬宗、李叔各杖一百，流琼珠崖等州。左右军仗球军将于登、王曰荣等六人，并于本军杖杀之。又敕道士纪处玄、杨冲虚，伎术人李元戢、王信并配流岭南。供奉官孙从彦、王从素并杖六十，配陵前。宣徽使冯志恩勒随灵驾赴河内。刘克明男行信、孔目官陈简、梨园白身李进朝各决杖二十处死，以盗玉带银器故也。(142)

这篇诏书中提到的受惩人员从宣徽使、殿前兵马使到飞龙小儿和僧道都有，身份差异很大，受惩的程度也不一。可以推测这份名单上的人虽未必参预了谋杀敬宗的行动，但一定都和敬宗的日常行动有关。刘克明本人的职位虽然不明，但从他能矫诏来看，应该有相当的地位，或许是内养或宣徽院官之类能替皇帝传递信息的宦官。我们若注意一下《旧唐书·敬宗纪》，就会发现《新唐书·刘克明传》中提到的许遂振、鱼志弘等遭降秩处分都发生在敬宗被弑前一个多月。而且敬宗纪还提到就在事发前数日，宣徽使阎弘约、副使刘弘逸也被各杖二十。(143)宣徽院料理宫廷日常杂务，阎刘的受仗必定和敬宗对他们提供的服务不满有关。许遂振、鱼志弘、阎弘约、刘弘逸都是资深内臣。(144)倘若他们都因小不如敬宗意而受惩，更遑论敬宗周围那些身份低微的人员，所以人人自危是促发刘克明等行动的主要因素。

从上引《新唐书》的记载中可以获知，刘克明虽然不具有定策的资格，对定策的表面程序却颇为熟悉，而且几近成功。绛王是宪宗之子，当时年已过二十。刘克明希望选择这位年龄较成熟的继承人可以维系人心。但他立绛王既没有征求枢密使和神策中尉的同意，更没有获得外朝大臣的支持。史传说是他因自恃立君有功而想易置内廷的宦官领导层，其实内廷宦官系统长期制度化的结果迫使他不得不铤而走险，通过更换人事来自固。《册府元龟》卷一一《帝王部·继统》：

文宗，敬宗弟。初封江王。宝历二年十二月辛丑，敬宗夜猎还宫，遇中官刘克明之逆。壬寅，枢密使王守澄以兵卫迎江王入宫。癸卯，教曰：“大行皇帝聪断英明，临下以法，方将致理，以一区夏，而妖凶构祸，矫宣遗言。不询群臣，专断神器，恃近而迫众，倚兵而取威，谓天地可欺，神明可罔。既而奸谋发泄，凶党彰闻，寡人义重君臣，毒甚手足，拊膺号惋，誓清凶徒。果有义烈，副此诚志，遂以宰相定议，乃亲率左右神策护军中尉、心腹近臣及诸职事官并左右神策六军使兼诸军使及飞龙将士等，搜摘伏匿，大擒诸妖，或血刃当辜，或赴井自毙，其刘克明、田务澄、苏佐明、王嘉宪、石定宽等二十八人并正刑书，罔有漏逸。”(145)

以江王名义发布的教文固然是拥立江王者用以自我辩护的宣传性文字，但从中仍可以察觉到敬文的帝位交接是宦官内部两种影响帝位传承的观念和行为的冲突，它们对皇权及其运用有本质上的不同认识。刘克明等侍奉敬宗起居的宦官，自以为可以凭借和皇帝肉体上的接近和对皇帝日常护卫起居等人员的掌握（如殿前兵马使等），来获取代君立言的权威，并以此达到废立的目的，也就是教文中的“恃近而迫众，倚兵而取威”，这在发教者看来无疑是“专断神器”，即滥用皇权。而以枢密使、神策中尉为代表的宦官领导层则不允许或至少不支持这种行为，这倒不全是因为刘克明触动了他们自身的利益，而是因为他们这些机制的存在，代表的就是体制化的皇帝权威，这种权威必须经过适当的程序才能体现和具有合法效应，刘克明徒模仿其形式，却不追求其实质。从理论上说，枢密使和神策中尉是定策的实际操作者，但前提还是内外廷要有某种共识，所以教文首先强调这一剿灭“凶党”和取江王而代之的行动要先和宰相定议。换句话说，虽然文宗之立，宦官领导集团所采取的主动已远比以前明显，但那是具体情势下的应变，其行动所遵循的法则和以前宪穆敬各帝的继统没有本质的差别。在拥立江王的过程中，我们仍能清晰地看到宦官领袖与士大夫朝臣的合作。《新唐书》刘克明传里特别提到的梁守谦与裴度的再度配合，枢密使王守澄在整个过程中也一再咨询翰林承旨学士韦处厚，几乎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146)以江王名义发教正是韦处厚的建议，教文也应出自韦处厚之手。虽然这是一起宫廷暴力事件，但流血对象主要是刘克明等内廷成员。值得注意的是刘克明曾“矫诏召翰林学士路隋作诏书，命绛王领军国事”。路隋起草的诏书也于次日发布，但文宗即位之后路隋非但没有受惩，还立刻迁升为翰林学士承旨，再一年多又出任宰相。(147)这都说明王守澄、梁守谦等内廷决策者希望的是政局的迅速稳定和常规的迅速恢复。

这里还要根据新出的碑志材料再补充说明一下这一事件中梁守谦的角色定位。敬宗时代任左神策大将的何文哲，是拥立江王的功臣，他的墓志里提供了难得的细节：

其年月建丁丑，宦者刘克明构衅萧墙，贼乱宗社，毒肆渠逆，祸及敬宗。其时寇害暴兴，王业幽辱，臣妾波荡，人鬼风号。虽有肆立之名，未是适从之主。公领神策勇士万余人，与故开府中尉魏公弘简，创议协心，犄角相应，誓清逆党，伫开天衢。又选骁勇数百人入内搜斩，自辰及酉，氛浸悉平。扫豺狼于谈笑之间，前无强敌；剪鲸鲵于波澜之上，靡有孑遗。然后与开府右军中尉梁公守谦，同谋义始，选练精兵，册建我皇，匡合文物。(148)

在这次行动中，左神策军似乎扮演了更为直接的角色，因此文宗即位后立刻任命的两位节度使何文哲和李咏，都是左神策的大将军。(149)据《何文哲墓志》，何先和左神策中尉魏弘简定计，以大批神策军力控制大明宫周边区域，然后派分队入宫清剿刘克明的党羽，等任务完成后再向梁守谦报备，并合力拥戴李昂即位。右神策军在这事件中扮演了何种具体的角色目前尚无资料说明，但从《何文哲墓志》来看，梁守谦的确是居于两军之首，是内廷定策程序的最后发言人。这也是梁守谦近三十年的政治生涯中最后一次参预重大的中枢决策，而有意义的是他始终维持着和外廷的合作关系。从淮西之战到拥立江王，他和裴度的配合也可算是一如既往。(150)

从穆宗到文宗，可以看出以梁守谦、刘弘规为代表的宦官领导层对天子的人选越来越有发言权，但是这种权力尚未遭到滥用。9世纪最初的三十年历史既说明内廷的这种机制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也说明当时的政治运作背后有一种相对平衡的格局，皇帝和内外廷三者的角色缺一不可。当然新即位的文宗皇帝是否具有驾驭这种平衡的识见和能力，以及梁守谦等宦官领袖更主动地介入帝位继承事务后会引发出哪些新的问题，则是另一回事，非此文的范围所能讨论。总之，内廷宦官领导层这种不断加重的角色，带来的其实更多的是制度上的宦官权威，而非其中决策者的个人利益。内廷定策者个人的政治前景如何，还取决于其他诸多因素，并不一定因为定策的功劳而得到保证。比如文宗一即位，梁守谦和魏弘简这两位神策中尉便在几个月内先后致仕。(151)此时梁守谦才四十九岁，而魏弘简担任神策中尉的时间才不过半年多，何况又都有翊戴之功，所以两人同时退出权力核心不应该是巧合，而是文宗和宦官内部的权力竞争者（王守澄等）用最为礼遇的方式使这两位握有兵柄的内大臣永久性地脱离了决策的位置，几乎重复了当年宪宗采取的手段。值得注意的是，就在梁守谦致仕后不久，梁守志也由禁中出为富平镇遏兵马使。富平镇是京西北的重要神策行营之一，而负责这样的军镇从表面看属于升迁，故而《梁守志墓志》提供的理由是“圣上（笔者按：指文宗）以公恪勤率职，首领烦劳，德重位崇，久居将幕”。但若结合梁守谦离开权力中心这一变化看，则这种调动也同时具有使梁守志离开京城的效应。

六　代结论：家奴还是国家大臣

以上对碑志和正史等记载中的梁守谦和刘弘规的政治生涯做了解读，目的是使他们的身影能在9世纪前期的背景下变得清晰起来。但最后还需要解答一个重要的问题，那就是他们究竟在什么意义上代表了9世纪的宦官官僚？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应该先作一个必要的对照。历来论及元和时代的宦官，大都以吐突承璀作为例子，并举之为唐后期宦官专权的典型。然而从史学研究的经验来看，最为后世人所知的事例往往不是最有代表性的事例，笔者认为吐突承璀就属于这种情况。宪宗一朝的确是宦官权威新模式确立的时期，但即便吐突承璀具有权宦身份，却不能算是这一新模式的代表，这一点还须通过对吐突承璀的身份背景和权势的基础来加以阐述，并和梁守谦、刘弘规等人的生涯相比较后，两者之间的差别才会变得清晰起来。说得通俗一点，吐突承璀属于“暴发户”型的权宦，他政治上的崛起过于仰赖宪宗个人的恩宠。关于吐突早年身份的资料虽然零碎，但可以判断出他的出身极其卑微，属于诸道进献的所谓“私白”，很可能来自闽岭一带，(152)和梁守谦、刘弘规等人的良胄出身相差悬殊。在宪宗即位之前，他在内廷的地位也不高。吐突在贞元十年还不过是一个替资深宦官做助手的小使。(153)《旧唐书》说他“幼以小黄门直东宫，性敏慧，有才干”。《新唐书》的记载则是“以黄门直东宫，为掖廷局博士，察察有才”。(154)掖庭局博士是品级非常低下的内侍省职位。倘若这里的东宫指的是作为储君的李纯（即未来的宪宗），那就在顺宗即位之后了。李纯成为皇帝不过一年，吐突就被任命为神策军中尉，到达内廷职位的巅峰。(155)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有如此的跃升似不可能。比较合理的解释应该是：东宫实际指作为皇太子的李诵（即未来的顺宗），或者也可能指还是广陵王时期的李纯。(156)即便是这后两种情况，吐突承璀的擢升速度仍然异乎寻常，估计他成为神策中尉时，年龄不过三十多岁。宪宗重用吐突，除了看重后者的才干和可靠，还想用自己信任的新人来和拥立他即位的那一批内廷旧臣保持实力上的均衡。但吐突的这种暴得大权的情况很难不使他成为众矢之的。对于外朝官僚来说，他可以成为一座攻击宦官的现成靶子，而对于宦官集团来说，他骤然凌驾于许多资深成员之上，也难免招致不满。

皇帝的恩宠虽然始终是唐代宦官腾达的要素，但从8世纪末开始，这种恩宠必须和日渐成熟的新宦官官僚等级机制的要求相适应，否则不能持久，皇帝对宦官人事的干预开始受到内廷制度的制约，而此种制约本身也是德宗贞元以来内廷体制改革的结果之一。为了不让个别宦官突然坐大而威胁皇权本身，防止上文所引李辅光墓志中提到的“内臣干国，率多纵败”的情形，德宗着力重新整顿内廷宦官机构的秩序，使内庭系统在权力上大体能做到互相制衡，同时也更明确地界定宦官官僚的身份，使内廷和外朝官僚系统之间的界限变得更清晰，像以往李辅国成为兵部尚书和中书令，鱼朝恩判国子监事这类不正常现象不复出现。在此基础上赋予宦官官僚层相对独立的权威。德宗的这一努力为宪宗所继续，差别只是宪宗更强调内外廷的相互监督和力量的平衡。唐后期宦官机构给外廷的印象或许是在不断地在侵蚀外朝官僚系统的职能和权威，但实质上这种侵蚀主要根源于皇帝个人权威的体制化，也就是说，在唐后期的统治危机中，德宗等富有统治经验的君主已充分觉察到，皇朝的维持既无法完全通过外廷的官僚系统来做到，也不能凭借率意性的皇帝的个人意志来获取，而必须通过用体制化方式传达的皇帝权威来实现。随着这种皇帝权威的内涵外延的重新确定，原本以三省六部等官僚系统名义来监督的种种军国事务，现在需要以皇帝的名义来监督。但是具有高度象征性的皇帝权威，要演绎成具有实际效应的日常统治手段，就必须具备种种物质的条件，需要有足够的军队和财赋作为后盾，这就导致以使职差遣为中心的新型宦官官僚机构得以出现并发挥作用。这种发展的结果，致使宦官官僚的政治地位的获取，既不再也不能完全依靠皇帝的个人宠信，而要通过资历和实际的功绩，已经向所谓的事功官僚（meritocracy）靠拢。

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吐突承璀的崛起多少成了一个异数。宪宗对他的“殊常恩私”其实是一把双刃剑，吐突承璀在内廷的实际地位看来并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样稳固。他在元和前期自告奋勇，汲汲要率领神策军出征讨伐成德的王承宗，恐怕和他的不安全感有关。他原本低贱的身份和比较单一的权势基础注定了他需要以无可怀疑的功业来使自己的权威看起来更加合法化。他在成德事务上“首唱用兵”不只是迎合帝意的表现，也是希望通过这场战场的胜利，来堵住悠悠之众口。吐突承璀应该是颇有才干的，否则的话，不要说宪宗未必愿意如此重用他，就连吐突自己也未必有信心带兵出征。但征讨成德失败使他的政治信用几乎丧失殆尽。这一失败原因复杂，不能完全归咎于吐突的不具人望和指挥失当。事实上朝野不愿看到吐突成功的大有人在。所以河北行动的失败正给他在内外廷的政敌提供了现成的弹药，使他们能够宣称这一切果然不出他们所料。无论是翰林学士还是三省官员，一时都公开要求宪宗重惩吐突承璀。(157)宪宗并没有听从臣下的意见，仅仅象征性地将吐突降职。(158)皇帝愿意保护吐突，不只因吐突为他一手拔擢，也是因为吐突率神策军出征，代表的恰恰是宪宗本人。杜牧多年后曾借谭忠之口说：讨伐成德“不使耆臣宿将而专付中臣，不输天下之甲而多出禁甲，君知谁为之谋？此乃天子自为之谋，欲将夸服于臣下也”(159)。这段话传神地提供了宪宗的思维逻辑。所以重惩吐突无疑会使宪宗本人的信用受损，更何况过于在士大夫官僚压力之下让步，既不符合宪宗的个性，也和他要刻意维持的内外朝力量均衡的格局有所抵牾。可是宪宗的保护虽能让吐突脱身一时，却注定吐突的命运和宪宗的命运更紧密地纠结在一起，使吐突的政治生命进一步失去了能够在宪宗朝之外得以顺利延续的可能。现有史料里，凡属宪宗时期宦官腐败的事例，大多和吐突扯上关系。这其实并不表示吐突比其他许多宦官或士大夫官僚更显得腐败，至多只能说明吐突已经变成这个时期宦官腐败的招牌，一头造成宪宗时代政治阴影的替罪羊。这种处境，吐突承璀本人未必没有意识到。元和后期吐突承璀又一再支持宪宗次子澧王宽为储君，史传说这是“以威权自树”，其实更可能和他的危机感有关。(160)吐突意识到自己未来地位之保障只能靠皇帝个人的宠信，达到这一目的的唯一快捷方式就是寻求宪宗继承者的信任，他估计这种超常的信任从内外廷都支持的遂王李恒（未来的穆宗）那里是难以得到的，所以只能寄希望于非嫡子而母贱的澧王宽，否则他何必冒如此风险“独排众议”，去对抗基础雄厚的李恒呢？这样的政治赌博不从个人的危机感来解释是难以有说服力的。

对于宪宗来说，也许吐突承璀依然值得信任，但是宪宗在保护他的过程中也吸取了教训。虽然在元和的最后几年吐突承璀还是内廷地位最高的宦官，但这一时期朝廷最重大的事件诸如讨伐淮夷淄青之类，都没有吐突参与的影子，这和梁守谦、刘弘规等人的积极配合形成鲜明对照。这至少说明经过成德事件，宪宗已深知外朝舆论对吐突的反感，他不愿再冒着削弱外朝对他政策的支持或给藩镇制造借口的风险来让吐突直接涉入这些事务，所以吐突的“恩宠莫二”并不能给他带来长远的政治利润。刘希光事件后，吐突承璀被调出京城，到淮南担任监军使。据《李相国论事集》，当时李绛和宪宗之间有这么一段对话：

户部侍郎李绛于延英对。上曰：“朕发遣承璀为淮南监军，宰相总不知，外人以为如何？”绛对曰：“外人不准拟陛下出得承璀。”上曰：“此朕家奴（此处《丛书集成》本作‘家人’，笔者据《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六年十一月条改，说明见注释）(161)，何故不能出也？”对曰：“承璀受殊常恩私，当非次委任，威振内外，权倾朝廷。无有贤愚，望风畏伏，外间私语，亦不敢斥言其名。中外人云，宁可忤陛下，不敢斥言承璀。忤陛下，或有恩贷；忤承璀，必有祸害摧破，党类相托，无复振起。威福既盛，恩宠又深，所有众人，不准拟陛下动得。今闻新有处分，皆荷英明，谓圣断必行，挠惑不得，不胜欣贺。且知守道之人，必不尽为中人所害也。”上曰：“此辈是朕家奴（此处《丛书集成》本亦作‘家人’，笔者改动理由见上页注释），智识凡近，比缘经任使，所以假贷恩私。若事迹无良，违犯有验，朕处置之若一毫尔。若有大事，朕亦能断之。”众闻此言，皆喜相贺。大哉宪宗之为君也，不以私恩害公道，不以偏幸损正人，知宦官之重轻，识职分之本末，故罪犯者弃之如草芥，可不谓有道之君哉！(162)

《李相国论事集》提供这段对话，无疑要拔高宪宗和李绛的形象，史家不必将其具体内容看作信史。吐突承璀是否真像李绛形容得那样不可一世或像宪宗说的那样，能弃之如一毛，都值得存疑。但若说在士大夫或甚至宪宗眼里，吐突承璀的形象其实更接近于皇帝的家奴，则应该没有问题。家奴的特点在于一切得自于主子，并不具有自己独立的身份。正是这一特点，使得吐突承璀在性质上更接近于唐前后过渡期的李辅国、程元振、鱼朝恩一类人物。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梁守谦和刘弘规。同样是元和时代的内廷重臣，梁守谦和刘弘规却属于和吐突全然不同的一种类型，一种只有在贞元、元和时代内廷新格局中才能出现的宦官领袖。他们从君主那里得到的信任未必亚于吐突，然而他们资望的获取，更多归功于他们的社会背景、在职位上的表现和在朝野的声望，而非个别皇帝的好恶。表面看来，吐突承璀和梁守谦、刘弘规一样，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宦官官僚，但是他们在统治阶层成员的眼中，形象却并不相同，这种区别正是家奴和“国家大臣”的区别。(163)吐突始终摆脱不了家奴的形象，而梁守谦和刘弘规则无论是他们自身的生涯发展，还是在舆论中的形象，都已经具有了“国家大臣”的实际地位。从参与庙堂谋议，到维护帝位交椄的秩序，他们代表更多的是一种体制化的皇权，而他们自身的终极利益也和这种体制化的皇权和制度化的内廷权力等级（hierarchy）紧密联系在一起。有时一位缺乏政治驾驭能力的皇帝给他们职责的行使所带来的困扰未必少于外朝的士大夫官员。在具体的行政履历方面，梁守谦和刘弘规可说是代表了同一形态中的两极。严格来说，梁守谦一生只担任过三个内廷职位，即翰林院使、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他在每一个职位上都有很长的任期，其中可以确知的任期，如枢密使和神策军中尉，都长达九到十年，这在9世纪的宦官任职纪录中，可说无出其右。上文已经说明，在宦官官僚中，梁守谦的这种生涯模式非常独特。但这种独特是特定时代的变化造成的，而非宪宗或其他皇帝的率性决定的结果。梁守谦正好活跃在新中枢格局成型的年代，他之所以能拥有这样一份外似简单实则内涵丰富的履历，并不仅仅取决于内廷系统本身的制度性变化，还和9世纪整个政治文化的转变有关。倘若没有翰林学士政治和文化地位的迅速上升，没有从翰林学士到宰相这一升迁模式的定型化，没有中枢决策新程序的出现，就很难想象梁守谦在翰林院使和枢密使等职位上的贡献会如此受到瞩目。宪宗一朝政治关注点的调整连带着使内廷职位的性质也相应发生了变化。也只有在这些变化的前提下才能出现梁守谦这样的特例，他升迁的途径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显得合情合理，这让人想到元和时代出现的士大夫官员从翰林学士到翰林学士承旨再到宰相的最为清贵的仕途。而梁守谦和刘弘规在这些职位上的表现也反过来提升了这些职位的声誉和权威。刘弘规的生涯要比梁守谦更为典型，和这个时期许多重要的内臣一样，他一生频繁地转换各类内外要职。和梁守谦常年在宫闱重地相比，刘弘规可谓风尘仆仆，从万里巡边和宣慰到出护大镇，允文允武，可算是朝廷最勤劳的心腹之臣，帮助支撑着危机重重的唐帝国的运作。这些若不靠李德裕等人的文字，后世史家将无法窥见其一斑，而只能听信正史里的一面之词。梁守谦和刘弘规的生涯规划虽然有差别，却都是宦官制度进一步官僚化的产物，他们仕途的升降，都有清晰的轨迹可循，和同时期外廷士大夫官员的仕途变化有很多相应的地方，而且他们生涯的每一个重要转折点几乎都和当日的重大政治进展有直接的关联。两人的政治生命力也都极强，能在汹涌的政治潮流中安然航行，这除了他们自身的政治能力、文化修养和低调的行事风格之外，也得到日渐具有独立性的宦官制度的保护。

元和中期以后，梁守谦和刘弘规等人的实际地位和力量已逐渐可以和吐突承璀抗衡了。到了淮夷等藩镇的平定，梁、刘的政治声望更非吐突承璀能够企及，这些无形的资本对于9世纪的宦官来说，就像对于士大夫官僚一样，也很重要，因为它们最终会转化为政治的实力。穆宗即位的过程中，梁、刘之所以能成为新皇帝在内廷依靠的对象，而吐突却遭到彻底淘汰，根源并非仅仅因为他们在穆宗继统事件上持不同的立场，他们拥有的无形的政治资本也必定起了作用。这一结局的出现，完全符合当时政治演变的逻辑。在帝位交接之际，很难想象内廷的宦官领导阶层会去追随吐突承璀而不是追随梁守谦和刘弘规，也很难想象外廷会更愿意与吐突承璀这样的宦官合作。当然是国家大臣还是家奴，这里面终究还涉及一个自我认同和他人认同的问题。政治变化总是复杂和难以预测的，元和新格局能维持多久，需要多种因素的配合和相互妥协，即便是一时有效的制度，要能长期发挥其力量，也还必须得到各方认知上的接受和配合。士大夫群体中的成员未必都能够甚至愿意区分家奴和国家大臣这两种不同性质的宦官。凭借着官僚化制度产生的宦官权力也可能遭到滥用，从而使其合法性受到质疑。这种种变化，都不是梁守谦和刘弘规两人所能左右的。从宝历二年十一月到大和元年十月这一年不到的时间内，这两位年龄相仿的内大臣先后死去。或许因为他们的身份是宦官，以前的史学家从不感到有必要去估量他们的离去对唐代中枢政治能产生什么影响，这使我们错过了一个能让我们识别9世纪政治发展旋律的重要音符。梁、刘的政治生涯相继划上句点的时间，刚好是内外廷关系愈发紧张，皇权交接开始出现不稳的敬、文年代。虽然这两人的生涯体现了9世纪宦官官僚化的主要特色，他们的逝去仍然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也就是说在整个元和时期直接参预权力中枢运作的两位最重要的内廷成员，至此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接替他们成为内廷代言人的，是王守澄、仇士良等人。这些人虽然也从元和以来的政治演进中获取了种种资本，但却都不是对元和新中枢体制的运作有真正体验的人，也不具备协调内外廷关系的素质和声望。作为统治者的新皇帝文宗，虽有以其祖父为榜样而致太平的愿望，却不具备宪宗那样的政治判断力和统治气质，唐代的中央政治由此进入了一个充满变数的未知畛域。

附录：

大唐故开府邠国梁公墓志铭

唐故右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右街功德使开府仪同三司行右卫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邠国公食邑三千户食实封三百户赠扬州大都督安定梁公墓志铭并序

朝请郎、前试大理评事、上柱国雷景中撰并书

岳降灵粹，时生哲人，运契休明，光辅□德。暨入掌纶诰，出平戎寇，使妖氛廓清，建功业广大者，安定梁公也。公讳守谦，字虚己。姓标令族，代不乏贤，擢居元臣，班列独步。曾祖晟，皇任左清道率府长史；祖希倩，皇任宁远将军、翊卫中郎将；父庭，皇高道不仕；咸以大志，□修令名，隐居莅官，皆阴德济物，玄庆不泯，素风蔼然。公则嗣其后也。爰自弱冠，节行孤高，起登内朝，便处要地，贞元末，解褐授征事郎内府局令、充学士院使。公艺业精通，器宇沈邃，性不苟合，发言成规。元和初，进阶宣义郎，迁掖庭局令，监琳琅杞梓之士，赐银章朱绂之宠，依前院使。宪宗以文明御宇，知翰苑勤劳。四年，加朝议大夫拜内常侍，锡金紫之命；授正议大夫，总枢密之任。自统握大柄，谋猷日新，方隅乂安，凶丑屡灭，纲纪中外，弼谐圣朝，至公无私，环海清谧。十一年，丁内艰，茹毒衔哀，泣血过制，以其内相权重，夺情起复，授忠武将军知省事。公识度宽明，机智深远，洁白廉退，一之古人。其年冬，诏征天下之师。讨淮蔡之师，监统之选，不易其人，藉公良筹，膺此殊任，进阶加云麾将军，充行营诏讨都监。时阃外之事，委公裁之，威肃令明，将校知禁。明年夏五月，拔郾城，降叛卒。贼势既挫，皇威益张，扑灭可期，诏命□阙，□秉机务，再□盛朝。冬十月，蔡之元凶果就擒获，俘馘上献，氛埃荡销。此时天兵犹未卸甲，公又衔命暂统师人，甄叙战功，劝赏在手，驲骑所至，道路风生，残孽余凶，皆感恩宥。复命，十三年，加冠军大将军，迁右监门卫上将军，寻拜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朝望益重，勋庸转高，厚德深仁，天下钦服。公素蕴宏略，初权禁戎，恩信不亏，进献无阙。十五年，拜特进，列戟朱门，渥泽逾盛，繇是实其府库，精以戈甲，惊巡抚御，靡不躬亲。十五年，迁骠骑大将军兼右武卫上将军。时皇帝升遐，宗社未定，公首册储贰，肃清宫闱，又加宠命。长庆元年，封安定郡开国公。冬十月，西戎犯边，诏下左右神策兼京西诸道兵马讨焉，拜公为监统。乃精选良将，训练锐师，犬戎畏卫威，慑惮奔北。二年，封邠国公，食邑三千户。四年，拜开府仪同三司兼右卫上将军。公捧日从龙，偏承圣旨，俭德守道，家无余财，竭俸倾心，修建功德。不以寿终为讳，于大茔侧，创置先修，栽种松楸，树立碑记，君子谓之达观也。洎敬宗嗣位，夏四月，小孽猖狂，凌犯帝座，公即日扫荡，以静皇居，忠愤昭彰，勋绩广茂。二年冬，彗起萧墙，祸生宫掖，潜龙未震，神器不安。公引兵诛夷，旋定社稷，攻高前列，位冠内廷，加实封三百户。大和元年春，公朝对之遐，尝谓朋从曰：大宠辱若惊，功成身退，苟顺天道，必全其真。因回止足之心，顿起满盈之诫，愿保冲素，不顾浮荣，遂陈表章，恳让权位。皇帝嘉叹，累答天书，褒德赞功，三请未许。公寻进车马服用，使与将校言别，一军号恸，声彻九重，卧辙攀辕，如丧父母。该恩信慈惠感人之深故也。明日将赴朝谒，披露血诚，冒触宸严，固乞休退。上引其带砺之誓，念以翼辅之功，省表歔欷，难辍斯任。公再陈哀迫，方遂深衷。君臣衔悲，相顾流涕，圣心重惜，如失股肱。此日敕又令班列大臣，咸送到私第，归休之盛，千载一时。公历侍六朝，每立殊绩，名位虽退，恩荣不渝。翌日，拜右卫上将军致仕，特加全禄，赐钱帛粟麦，宠命优崇，荣耀里闾，光载史册。追二疏之遐躅，慕陆贾之高名，优游林泉，多在别墅。前后御药宝器凡九降天使，恩亦至矣。岂料天不福善，忽罹于殃，以其年冬十月廿日，暴薨于永昌里之私第，享年四十有九。呜呼！帝道克昌，元臣遽没，干纲载定，一柱俄倾。天子辍朝，都人罢市，追怀痛惜，倚赖无期。追赠扬州大都督，宠其逝也。赉布帛之外，别赐钱一百万，以备斋七之给。夫人南阳韩氏，以令淑温和，配合琴瑟，妇道邕睦，母仪肃严，早受恩荣，封号冀国，每起撤帷恸，犹怀举案之仪，痛切崩城，追攀不及。令子五人：长曰承敏，任朝散大夫、掖庭局令，赐绯鱼袋；次曰承度，任朝议大夫、宫闱局令，赐绯鱼袋，充沂海监军；仲曰承乂，任朝议郎、内府局丞；仲曰承汶，赐绯鱼袋；幼曰承政，赐绿；皆玉润贞姿，博通群艺，忠孝双美，声华并驰，不坠清风，克奉严训。自丁艰衅，号哭无时，虽执三年之丧，竟佩终身之戚。有女二人，长适太原郭氏；亲弟一人曰守志，任原王府司马兼侍御史，恭而且悌，礼义修身，挥涕缠哀，同护丧葬。以大和二年二月二十三日龟筮叶吉，将窆于京兆府万年县李姚村白鹿原光修茔，礼也。卤簿仪仗，所司备供。感春色无光，路人掩泣，送终之饰，亦冠绝当时。嗣子以景中久践门阑，粗谙事实，恐陵夷谷变，因令为文，辄课虚怀，无惭直笔。铭曰：

岳渎降灵，贤人诞生，孤标令德，翊戴文明。少负公才。早登翰苑，锟鬐虽化，骥足未展。密近旒扆，从容掖垣，偏承睿渥，独掌纶言。始佩银章，旋纡紫绶，秉持枢要，匡建在手。帝命监统，筹能济时，郾城将拔，遽灭淮夷。出杖皇威，入权禁旅，恩沾品物，义振区宇。位极开府，功高护军，底宁宫阙，扫荡妖氛。祗事六朝，策命二纪，道齐得丧，荣保终始。每味玄寂，常嗟俗尘，崇修梵宇，广树良因。宠辱若惊，勋庸不恃，朝车请退，贤路请避。屡献表章，恳辞官荣，泣离丹陛，悲恸皇情。既遂休闲，隐居别墅，优游泉石，才变寒暑。天意不慭，祸歼忠良，俄然遘疾，奄尔薨亡。天子辍朝，股肱如失，大厦栋倾，巨川舟没。痛结亲爱，哀缠里闾，风悲帐，日惨车。郁郁佳城，萧萧寒柏，万古千秋，纪在贞石。

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内侍省事刘公神道碑铭

李德裕

宸极正位，运四时者璇枢；太微启扉，分两垣者上将。其或道兼文武，勋著旗常，禀岳立之神姿，蕴泉渟之深识。存也出忠入孝，爱敬同归；殁也洒泽漏泉，始终一贯。求之前古，不亦难哉！公讳弘规，前京兆云阳人也。派流甚远，珪组相承，炳焯周邦，光扬史牒。曾祖恩，官止同州白水县令。祖信，终于汉中郡折冲都尉。父英，皇左武卫中郎将，历阶勋至游击将军上柱国。皆缵前绪，践履夷途，或明恕而行，俾人归厚；或强毅以立，顾敌必摧。不显当时，宜生达者。

公十有五，乃应选用。冲和之美，畅茂于四肢，喜愠之来，不尘于绝境，亦犹昆岫片玉，峄阳孤桐，生禀异姿，终成重器。始署云骑尉赐绯，累迁内侍省内仆寺丞。密侍赤墀，飞声紫禁。植操不逾于规矩，抗志已在于丹霄。无何，丁郎将忧，苴枲服丧，杖而后起，不辞王事，是谓从权。俄授征事郎内侍省府局令。属刘辟逆命，禁旅徂征，护汧陇枭骑之锋，平井络鸱张之虏。始以义击，俄焉凯归，由是有轻车都尉之授。旋又将命抚循，自灵州以届于边，犒军五城，勤役万里。懋乃休绩，简于天心，加银印赤绂之赐，充天威军使，奉诏蛮方，再安憬俗。俶傥扶义，有叱驭之风；感激捐躯，忘跕鸢之苦。恩礼浃洽，要荒宴如。寻自奚官局丞擢翰林院使。仙署重深，天颜咫尺，导才臣之启沃，广睿哲之聪明。公学富丘坟，智参神化，叶机赞命，发挥王猷，故事蔼然，内廷繄赖。爰加内侍伯贰副军中尉，副左街功德之任。紫艾龟印之宠，以昭其庸；武旅凫藻之师，实为之佐。检校司空王公锷之授钺河东也，改内给事，为之护军。以金兰之契，睦于元帅，以泉海之量，接于宾僚。三军煦爱日之和，列郡靡清风之德。

洎振武失守，主将遁逃，朝廷轸忧，虑为边患，因命尚书张煦节制是邦，诏公领步骑五千为之声援。公内运秘计，外示闲安，诡以巡边，掩其无备。长驱猛锐，深入垒门，乃以宣劳之名，俾其少长皆会。然后擒执魁首，置之典刑，戮三百余人，阖城股悚。昔武安之坑赵卒，莫辩幽冤，韩信之战井陉，徒闻疾斗。未若公德刑具举，威惠皆宣。乘驲上闻，班师旧镇。司徒既殁，承乏总戎，而高平公奕叶相门，一时盛德，与公虚舟相待，朱瑟谐音，淡然而成，去如始至。寻又奉诏巡边，以观军实，北至钩注，东达飞狐。道里曲折，不遗于掌握；兵机奇正，尽在于襟灵。士怀挟纩之恩，人感投醪之醉。壶浆塞路，幼艾争先，爰写山河，存于绘事。宪宗悦而加叹，尝置座隅，得李恂之图书，乃知聚落；观千秋之画地，尽见山川，加朝议大夫内侍省内常侍，复归旧镇，报忠劳也。

上以公器能可以居重任，机权可以参密勿，遂发中诏，俾还京师，改内飞龙使，换右神策军副使。飞龙掌天骥之闲，古太仆之职也；禁旅总兰锜之兵，古上卿之寄也。公或为长，或为副，盖选众而举，惟才是择。翌日命知枢密，公揣摩心术，练达国章，谋无不成，运有余裕。当神武经纬之际，王师戡定之初，一日万机，昼尝三接，忠猷隐于闻听，嘉谋秘于宫闱。略而不书，盖温树不言之义也。真拜内常侍知内侍省事。旌其忠力，赐名弘规。弘者光大之称，规者规范之谓。合此二义，表兹一心。俄而淄青干纪，兵集淮海。以公累护戎事，尤邃武经，出为淮南监军，委以攻讨。鸣钟鼓以问罪，运筹策以出奇。方厉志于戈矛，遽缠哀于风树。抱终身之痛，自达神明；当赴难之辰，敢避金革。起复宁远将军，依前充监军使。元恶既歼，复掌枢密。

宪宗凭几大渐，召公受遗；穆宗膺图御宇，繄公定策。捧日而升黄道，翼龙而上赤霄，名节功勋，光昭图史，迁忠武将军内侍省少监，赐上柱国，进云麾将军。服阕，授银青光禄大夫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封彭城县开国子，累封沛国公，食邑三千户，赐以长戟，列之朱门。守约鸣谦，不有其贵。属幽镇首祸，赵魏挻灾，公内竭谋猷，定指纵之计；外缉机务，当政赋之源。虑不及私，居尝慎独，悬水镜而情无隐伏，持权衡而心靡重轻。嶷然如山，以镇群动。逮长庆季岁，穆皇疾已弥留。公志仗神明，心存王室，请立先后，以为副君。雪涕抗词，首陈大计，举觞沥款，众议皆从。延年离席而社稷已安，赵喜横阶而尊卑乃定。惟公方之，谅无惭德。公以名遂身退，举能进善，人之高躅也。乃推同志，固繁机，迁左监门卫上将军知省事，复为河东监军使。拜泣玉墀，宠锡金带，虽魏后深恩，授刘稹之部落；吴君密渥，赐陆逊之金环。焕赫辉荣，莫逾于此。

穆宗厌代，先后向明，公恳请会朝。旋奉俞诏，拜特進、行右武卫上将军。公以子牟之恋，常怀魏阙，汲黯之志，惟在汉庭，恳辞北辕，上不能夺，寻除内宅使，鸿胪礼宾等使。前代特进，位次三公，居骠骑、仪同之上，非茂勋俊德，曷以处之？迁左神策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汉氏京师有南北军之屯，武帝既平百粤，内增七校，今之中尉，实司其任。

公阅《礼》敦《诗》，深知将帅之体；安人和众，实有经武之材。以清净礼缁黄，以慈惠亲戎旅。西方之教，不肃而成，北落之卫，隐然难犯。吐论必援于经史，耽玩惟志于图书，遇物而泾渭自分，立诚而风雨如晦。权虽侔于卫、霍，主意益亲；宠虽盛于金、张，人心咸悦。非全才旷度，岂能臻于此欤？公志气方强，春秋甚富，将欲扬威瀚海，耀武龙廷，展报国之壮图，恢致君之远略，劳而生疾，恳请辞荣。天子忧吕蒙之未瘳，委景丹之卧镇，近臣挟医而骈至，中使赐药以交驰。心徒倾于太阳，命已迫于朝露。洒血怀感，启手归全。以十一月二十八日，薨于长安来迟里第，享年五十二。遗表献名马、雕鞍、宝器、犀带。臣子之恋，不其至乎？敬宗当宁流襟，废朝三日，赠开府仪同三司，赠绢一千匹、布四百端、钱三千贯。上拟三台之耀，下管九泉之荣，礼命所加，冠于当代。朝廷硕臣，闻必兴叹；和垒故校，相视潸然。昔李将军之殂，人皆流涕，以其信结于士大夫，公近之矣。况公瞑目之后，曾未经旬，变起林光，灾缠霄极，则知日已殁，何罗之舋遂成；许褚既终，徐地之妖莫遏。

惟公峰峦耸拔，挺秀色于晴霞；律吕含和，流清音于大厦。志必存于经济，量莫挹其冲深；思若涌泉，智如炙；决胜千里，通知四夷；察情伪之端，达几微之际。故天子虚己以听，询谋允谐。道不取于苟容，言必归于中正。居平而博厚泛爱，临事而感概立名。体征虏之奉公，得亚夫之守节。公之掌枢也，属穆皇寝疾逾年，公之总戎也，属敬宗朝廷多事。公协和将相，安靖邦家，劲草不摇，乔松自直。《传》称：“公家之利，知无不为，忠也；送往事居，俱无怍色，贞也。”惟公有之矣。惜乎未及中寿，俄归杳冥，景已戢于虞泉，名空留于简册，可不悲哉！

夫人密国夫人李氏，懿行兰熏，贞风玉莹，荣封石窌，宠章全德；德礼茂于宗姻，洵美光于内则；悲声昼哭，痛结泉扉。有子五人：长曰行立，朝散大夫内侍省宫闱局令、上柱国、彭城郡开国伯、赐绯鱼袋；次曰行深，中散大夫内侍省给事、赐紫金鱼袋；次曰行元，（缺十五字）赐绿；次曰行先，朝散大夫内府局丞、上柱国（缺十四字）；次曰行（缺十七字）。咸以珪璧之姿，藻身文囿，鸿鹄之志，矫翼禁林。朱紫连华，闺门雍睦。忠出于孝，负五龙之俊才；丧过乎哀，有二连之深戚。粤以太和元年十一月十四日，即幽窆于浐川之西，礼也。青鸟启兆，悲垄树之长阴；白鹤临风，嗟吊宾之遽返。永图丕绩，乃篆贞珉。铭曰：

皇王神化，仰法星枢。始自丝忽，风行八区。谁参其任，公实帝俞。出吐君命，入赞臣谟。（其一）惟后建邦，外分蕃岳。奥则淮壤，雄惟朔漠。谁护其军，公多智略。恒瀚既宁，王猷允若。（其二）汉家宫室，上应太微。布列环卫，恢张武威。谁司其柄，公达戎机。英王流眄，忠贤是依。（其三）内外之寄，安危所注。惟公全德，乃畅机务。美璧良珪，瑞质凝素。霜戟宝刀，森然辉库。（其四）天挺奇志，贞若浑金。出入三纪，贤明一心。寒松在，霜霰宁侵。皇泽之厚，川流比深。（其五）赵孟愒景，光音遂远。长卿病痟，药石皆晚。灵芝难驻，奇香莫返。光碎珠泉，芳消兰畹。（其六）卤薄诏葬，城阙之东。列旌旗于素浐，凝箫挽于朔风。落槭槭之霜叶，叫离离之晚鸿。时一往兮舟壑逝，魂归来兮松柏中。（其七）

大和元年十一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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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全唐文》卷九九八，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4582页下—4585页上。

(2) 本文采用的《梁守谦墓志》录文主要依据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并参照吴钢、吴敏霞主编《全唐文补遗》所载录文及《隋唐五代墓志汇编》所载拓片图版，见《唐代墓志汇编》大和012，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103—2104页；《全唐文补遗》第四辑，三秦出版社，1997年，122—124页；《隋唐五代墓志汇编》北京大学卷第二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1992年，89页。经笔者校对的录文已附录于本文之后，因此凡文中引用该墓志文字，恕不另注资料源。《梁守谦墓志》中，雷景中说守谦的后代因为他“久践门阑，粗谙事实”，故而请他撰写墓志。只是墓志中景中自署的职衔是“朝请郎前试大理评事上柱国”，未直接提及他与守谦的从属关系。然而现存还有他在会昌四年为他的从弟雷讽撰写的墓志铭，该墓志中雷景中的结衔是“右神策军、奉天镇判官、承议郎、试太子”，见《唐故朝散大夫行鸿胪寺丞上柱国赐鱼袋雷府君（讽）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二辑，1995年，56页。可以推断，雷景中从梁守谦担任右军中尉时，就一直在神策右军中效力，属于掌记一类的官吏。

(3) 李德裕《唐故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知内侍省事刘公神道碑》，本文采用的版本出自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523—528页。《李德裕文集校笺》的文本也已作为本文附录，因此文中引文不再另注。

(4) 李德裕《让张仲武寄信物状》曰：“臣登朝序，垂三十年，未曾为将相撰碑，众人所悉。盖缘雕虫薄技，已添荣名，不愿鬻文，更受财货。”见傅璇琮、周建国《李德裕文集校笺》，365页。李德裕为刘弘规撰碑举动之不寻常已为王国尧指出，见氏著《李德裕与泽潞之役》，载《唐研究》第12卷（2006），509页。不过王文推测李德裕在穆宗初年因担任翰林学士而与刘弘规认识，笔者则倾向于更早在河东张弘靖幕府中两人就已结识。刘弘规死时的身份是神策军中尉，一般这样地位的宦官，神道碑通常会由在任翰林学士或在朝重臣来撰写。当时李德裕并不在朝中，而是在浙西节度使任上，所以没有特殊关系不应该由德裕撰写。笔者同意陈仲安的意见，即李德裕承担此事必定出于刘弘规家族成员如刘行深等的请求，原因就是李德裕和刘弘规以往的交情，见氏著《唐朝后期的宦官世家》，载中国唐史学会编《唐史学会论文集》（1986），199页。

(5) 《刘弘规墓志》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95页；录文见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882—884页。

(6) 《刘弘规墓志》提到刘弘规本名刘湛然，享年是五十二，则与神道碑一致。曾祖为刘愬，曾任同州白水县令。其夫人李氏为同官镇遏先锋兵马使李文皓之女。这些李德裕的文字里都没有提到。墓志和神道碑都记载了刘弘规去世时他五个儿子的任官情况，但现存的神道碑这部分有阙文，所以墓志也可补此阙。

(7) 《寿州护军大夫梁公创制功绩记》见《全唐文》卷七九三，3684页上—中。梁守志墓志为张俭撰，见《唐故左神策军华原镇遏都知兵马使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詹事行嘉王府长史兼侍御史上柱国安定梁公墓记铭并序》。

(8) 《刘遵礼墓志》全名为《唐故内庄宅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监门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并序》，图版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四册，153页；录文见《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72，2434—2436页。《刘中礼墓志》全名为《唐故河东监军使银青光禄大夫守左监门卫将军上柱国彭城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赐紫金鱼袋刘公墓志铭并序》，图版及录文见西安博物馆编、赵力光主编《西安碑林新藏墓志汇编》下，线装书局，2007年，858—862页。

(9) 关于刘弘规家族的系谱，陈仲安先生在《唐代的宦官家族》一文中有比较仔细的讨论，见该文195—201页，但该文对刘弘规本人的经历及他与政治的关系仅有简略的涉及。新近出版的李全德《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09年）则对刘弘规生平的一些事迹有所讨论，不过该书的重点在枢密使的演变，所以对刘氏生平的讨论基本只涉及与枢密使主题相关的内容。

(10) 《梁守志墓志》称梁氏兄弟的父亲是“琅琊王卿”之后，很可能属于当时很普遍的攀附。

(11) 关于唐后期宦官的籍贯，见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载《中国历史地理论丛》第1辑，1998年，161—174页。关于宦官和军人家庭的关系，见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载《唐研究》第15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171—198页。陈弱水的文章对杜文的观点有不少补充说明，值得重视。

(12) 当然不是每一个宦官都能有“解褐入仕”的机会，或“解褐入仕”就一定发生在弱冠年龄。比如活跃于肃代时期的吕希诠，虽早年就入了宫，养父和养祖父也都是有地位的宦官，但要到三十岁时才获得第一个正式的官衔。（见《唐故元从朝议大夫行内给事大盈库副使广平郡开国男上柱国赐紫金鱼袋程公墓志铭并序》，载《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中，530页）又第一代宦官张明进，早就“入奉龙颜之威，出传丝纶之诏”。后来建中四年德宗出奔奉天时担任宫内侍卫，奉天围解后“圣上嘉乃功绩，解褐授文林郎，守内侍省掖庭局丞”，当时张明进已经四十岁了。（见《唐故扈从监右银台门进奏使朝议郎守内侍省掖庭局丞上柱国赐绯鱼袋张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贞元072，786页）。

(13) 图版及录文见《唐故内典坊内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上柱国高阳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许公墓志铭并序》，载《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下，678—680页。许进迕，《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24作许进运，误。

(14) 《唐故湖南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府局丞上柱国赐绯鱼袋王府君墓志铭》，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大和025，900页。

(15) 《唐故荆南监军使朝散大夫行奚官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乐公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长庆009，864页。

(16) 《唐内庄宅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内侍省内侍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彭城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赐紫金鱼袋赠左监门卫大将军刘公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72，2435页。

(17) 关于宦官章服的说明，可见室永芳三《唐代内侍省宦官组织について——高品层と品官·白身层—》，收入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记念论集刊行会编《日野开三郎博士颂寿记念论集　中国社会·制度·文化史の諸問題》，1987年，347—351页。

(18) 《邠国公功德铭》也许提供了一丝线索。其中说：“其贞元中，公以温惠为甲胄，清慎为戈矛，迹尚彤闱，名高紫闼。至元和初，授银璋，佐密命。”（《全唐文》卷九九八，4583页中）杨承和并没有提梁守谦在贞元期间的任官情况，只说到了元和初才“佐密命”。当然这也可能只是行文中略而不提的缘故。

(19) 见杜文玉《唐代宦官的籍贯分布》，169—170页。

(20) 陈弱水《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已将到目前为止所知的第一代宦官的资料列成名表，读者可以参看，见该文177—179页。

(21) 见《李辅光墓志》，载《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83，2007页。在《唐后期的宦官世家》一文中，陈仲安先生虽然没有利用到《梁守谦墓志》，但已注意到刘弘规的入宫和李辅光相类似，认为“德宗即位初年，曾选一批普通幼童为宦官”（见该文197页注1）。当然陈仲安的这一论断还有可商榷之处，那就是当时良胄入仕的宦官，未必都是幼童，比如李辅光，若建中元年入宫，就已接近四十了。陈弱水在《唐代长安的宦官社群》中已指出李辅光这一不易解释的现象，但认为“无论如何，这段记载也显示唐代曾有特地寻找良家子弟进宫的举动”，并认为所谓“良胄”多半也与军人家庭出身有关，见该文196页。这些意见笔者均表赞同。

(22) 此文版本见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原刊《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11本（1943），收入《郎官石柱题名新考订》（外三种），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490—491页。

(23) 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一书，对唐代翰林院使的发展有不少有价值的分析。其讨论中也涉及杜元颖的这篇壁记，可惜对文意有几处较大的误解，造成一系列错误的判断。比如作者因为没有注意到《刘弘规神道碑》，误将“枢密刘监”比定为也曾掌枢密的刘光奇，以致认为刘光奇和梁守谦一样，同时担任翰林院使，并都直接从翰林院使升为枢密使。另外袁著也误将翰林院使设置的时间定在宪宗即位以后，并推断刘光奇和梁守谦是首任。（台北：文津出版社，1994年，119—120页）其实刘光奇早在元和七年就去世了，而杜元颖的文意显然是表示作文时梁、刘二位都还在世。另外杜文虽然提到宪宗时期翰林院使职责的加重，但并未具体说该职位设置的具体时段。

(24) 学士使一职在元和初年更常见的称呼是翰林院使或翰林使，这可以从《李相国论事集》和白居易的文字中找到证据。李绛和白居易提到梁守谦时，都以翰林使或翰林院使称呼，见白居易《奉敕试制书诏批答诗等五首》，朱金城笺校《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8年，2868页。《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中尉不当统兵出征疏》及卷三《上令宣示邪人事》诸条。（本文中《李相国论事集》主要采用《丛书集成》本［上海：商务印书馆，1939年］，并参考《四库全书》本）而掌枢密一职，究竟何时开始被称为枢密使，依据目前的资料尚不能确定，所以本文尽量采用掌枢密或知枢密的称谓。关于“掌枢密”“知枢密”“枢密使”“内枢密使”等不同称谓的新近讨论，可见李全德《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41—53页。

(25) 《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上》，中华书局，1975年，5868页。刘光奇的名字在两唐书等史料中也写作刘光琦，但刘光奇子刘渶浰和孙刘仕（人甫）的墓志，都作刘光奇。见《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会昌008，948页；《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55，2420页。

(26) 现有史料未提及刘光奇卸任的确切年份，但可以确定元和三年初他尚在掌枢密的位置上（见《通鉴》卷二三七元和三年正月条，7648页。《通鉴》此条出自《李相国论事集》卷一《论请驿递赦书状》条），而《旧唐书·裴垍传》则提到元和五年（810）春宪宗与宰相裴垍商量逮捕卢从史时，“垍因请密其谋，宪宗曰：‘此唯李绛、梁守谦知之。’时绛承旨翰林，守谦掌密命”（《旧唐书》卷一四八，3991页），可见那时刘光奇已不在掌枢密任上。贾宪保已经推测梁守谦可能接替了刘光奇，见《唐代枢密使考略》，载《唐史论丛》第二辑（1987），225页。现据《梁守谦墓志》，则守谦开始担任掌枢密在元和四年，而《邠国公功德铭》则说是在元和五年。既然元和五年初讨论成德事宜时梁守谦无疑在掌枢密任上，则《梁守谦墓志》的记载当更可靠。而朝廷策划讨伐成德也是从元和四年秋开始的，所以最迟在四年秋梁守谦应该已经掌枢密。

(27) 以上两则材料分别见《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周勋初等校订《册府元龟校订本》，凤凰出版社，2006年，7709页；《新唐书》卷二〇七，5869页。这两则材料虽有细节出入，但互相之间可以互补，比如《册府元龟》提到吕被罚“配恭陵”，而恭陵正在东都洛阳，和《新唐书》的“送东都狱”相合。另外李巽在盐铁使任上直到元和四年五月去世为止（见严耕望《唐仆尚丞郎表》卷三，中华书局，1986年，800页），所以《册府元龟》的记载在时间上也是可信的。

(28) 袁刚的《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是较早提出元和时代新中枢体制的看法并加以讨论的著作之一，有很多值得重视的开创性意见。不过就解释元和时期新体制的渊源、性质、运作和对日后政局的影响等等，笔者和袁著的看法有不少根本性的差别，笔者在不久前完成的有关元和时代政治的专著中对这些问题有比较具体的讨论。最近李全德在其《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一书中，对袁刚提出的新中枢体制也做出有价值的修正，指出内枢密使一职的设立，与配合中书门下体制、提高行政效率有关。笔者赞同这一看法。但李著又针对以往学界过于夸大枢密使的职能，认为枢密使“非奉君主之命，也没有与宰相共同议政的机会。没有人事权，没有决策权，更不具有施政的权力”（见该著102页）。在笔者看来，这些论断可能矫枉过正。涉及这些方面的具体史料的分析，笔者将另文探讨。

(29) 比如刘光奇通过支配中书省主书滑涣来操纵中书省人事任用，从而引起宰相高郢、杜佑和郑馀庆等人的强烈不满。为此，还在担任学士承旨的李吉甫就向宪宗设计去除了滑涣，见《旧唐书》卷一四八，3993页；《新唐书》卷一四六，4739页。元和二年平定浙西后，刘光奇又提出要“遣中人持赦令赐诸道，以裒馈饷”，也遭到学士承旨李绛的公开反对，后者主张用度支盐铁的转运系统传递赦令（见《李相国论事集》卷一《论请驿递赦书状》）。在这两次事件中，宪宗都选择站在朝臣的一边。

(30) 《唐故功德使朝议大夫内侍省内常侍员外置同正员知东都内□侍□□□长□食邑二千五百户姚公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续集》，921页。墓志提到姚存古元和间曾“掌领机密”，虽不一定表示他曾担任过掌枢密一类的职位，这种可能性却不能排除，因为墓志明确将姚承担的职责和确保皇帝与相臣之间联系渠道顺畅联系在一起。从墓志的上下文，可以看出他“掌领机密”的时间应该是在对淮西用兵前后，而且因为淮西的平定而获得内侍少监的封赏，所以有一种可能是他在梁守谦到淮西督战的前后掌枢密。

(31) 例如《李相国论事集》卷三《泽潞事宜》与《泽潞节度使》两条。又《通鉴》卷二三八，7674—7675页。《通鉴》的记载当来自《李相国论事集》。

(32) 《通鉴》卷二三九，7695—7696页。

(33) 见《李相国论事集》，原序，1页。

(34) 拔擢宪宗朝公卿子弟如杜黄裳之子杜胜，裴度之子裴谂，韦丹之子韦宙等例，见《通鉴》卷二四八，2038页。《通鉴》的史料来源当为《东观奏记》，见《东观奏记》上卷，田廷柱校点，中华书局，1994年，87、94页。另外宣宗提拔令狐楚之子令狐绹为翰林学士，吐突承璀之子吐突士晔为右军中尉也是出于类似动机，见《通鉴》卷二四八，8030页；《东观奏记》下卷，130页。这两点笔者在所撰博士论文中已经指出，见“Dynastic Reviv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T'ang China：A Study of Emperor Hsien-tsung（805-820）and His Reign”，Ph.D. Dissertation，Princeton University，1999，pp.70-71。关于这方面更为详尽的分析，可参看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载《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0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2003年，110—123页。

(35) 会昌六年（852）十月，宣宗的朝廷就已有关于宪宗配享功臣的决议，见《唐会要》卷一八《配享功臣》条的记载，中华书局，1955年，374—375页。《唐会要》所载当时都省决议配享的文臣只有杜黄裳和裴度两名，武臣也只有高崇文和李愬两名。大中初年议论的是图画凌烟的名单，所以范围有所扩大。

(36) 笔者多年前撰写有关宪宗朝的博士论文时，业师余英时先生便已向笔者提供了这一观察，对笔者深有启发。

(37) 关于《宪宗实录》修撰始末与晚唐政治的关系，唐长孺先生有非常精辟的分析，见其《唐修宪穆敬文四朝实录与牛李党争》，载《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195—243页。

(38) 《樊川文集》卷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121页。

(39) 关于《李相国论事集》中有关李吉甫的条目的史实谬误，傅璇琮先生已经有所讨论，见氏著《李德裕年谱》，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74页。

(40) 《李相国论事集》卷五，41—42页。

(41) 《李相国论事集》对此事件的叙述最晚从五代已开始发生影响。《旧唐书·李绛传》就说：“其秋，魏博节度使田季安死，其子怀谏幼弱，军中立其大将田兴，使主军事，兴卒以六州之地归命。其经始营创，皆绛之谋也。”（《旧唐书》卷一六四，4289页）

(42) 薛平的任命，发生在田季安死讯传到长安后的第十三天，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443页。《新唐书·李吉甫传》载：“田季安疾甚，吉甫请任薛平为义成节度使，以重兵控邢、洺，因图上河北险要所在，帝张于浴堂门壁，每议河北事，必指吉甫曰：‘朕日按图，信如卿料矣。’”（《新唐书》卷一四六，4742页）司马光在《通鉴》的考异部分则对这段叙述加以否定，认为“宪宗竟用李绛之策不用兵而魏博平，不如新传所言”。（《通鉴》卷二三八，7694页）其实《新唐书》的记载很可能是有所根据的，因为这和李绛的方案实际并不矛盾，当然唐书中的人物传常常只提有利于传主的讯息，所以李吉甫传中不会提李绛的贡献，反之亦然。其实《李相国论事集》所载的李绛关于魏博的论奏应该是可靠的，从这里面就可以看出当时李绛和李吉甫还是有共识的。比如李绛说：“伏望陛下按甲蓄威，以俟其变，不两三月，必有上闻。所要在应接速疾，赴其机会。而今但要且严敕诸将，简练排兵，盖为此也。”（《李相国论事集》卷五《论魏博》，40—41页）指的很可能就是起用薛平之类的威慑举动。

(43) 《新唐书》卷一五二《李绛传》，4840—4841页。

(44) 查《翰林学士壁记注补》，宪宗在世时最后进入学士院的是李肇，入院时间是元和十三年（818）七月十六日，见《注补》，262页。梁守谦元和十三年升右军中尉，所以很有可能在李肇入院之前。

(45) 见《白居易集笺校》卷四七，2868页；卷五九，3373—3374、3375、3376—3377、3378、3379页。白居易为了俸禄而要求迁授京兆府判司，为此他先递交了《奏陈情状》，获得京兆府参军后又写了《谢官状》，这些都发生于元和五年四五月间，那时梁守谦已掌枢密了。

(46) 该文版本见《翰林学士壁记注补》，492—493页。

(47) 一件是下文探讨的于行贿案，另一件是元和九年的萧文晟案。《册府元龟》载：“萧文晟，诈妄人也。元和九年，与其党四人诈称：知内枢密梁守谦语故泾原节度使苏光荣子巨论，云将拜为节度使，许钱六万贯文。为人所告，文晟俯伏。内决重杖处死，巨论流峡州。”（《册府元龟》卷九二四《总录部·诈伪》，10718页）

(48) 《旧唐书》卷一五六，4131页；又卷一五《宪宗纪下》，445页。《新唐书》卷一七二《于传》，5200—5201页。《册府元龟》卷九四一，10902页。

(49) 《通鉴》卷二三八，7699—7700页。

(50) Denis Twitchett，“The 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Yu Ti and His Family，”Asia Major，third series，vol.1，part 2（1988）：29-63.

(51) Denis Twitchett，“The Seamy Side of Late T'ang Political Life：Yu Ti and His Family，”Asia Major，third series，vol.1，part 2（1988）：pp.48-49.

(52) 其中鉴虚除了于案，还被查出高崇文和杜黄裳的贿案。他的断罪过程，见《旧唐书》卷一五三《薛存诚传》，4089—4090页。

(53) 《旧唐书》卷一五四《孔戣传》，4097页；《册府元龟》卷六六九《内臣部·食货》，7711页；《通鉴》卷二三八，7686页。

(54) 《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1710页。

(55) 《册府元龟》卷一五三《帝王部·明罚》，1709页。

(56) 同上书，1711页。

(57) 就目前掌握的材料，在梁守谦和刘弘规之前，似乎只有薛盈珍一人有过这样的经历。据《旧唐书·马总传》及《通鉴》，薛盈珍在贞元十六年后曾“入掌枢密”或“掌机密”。（见《旧唐书》卷一五七，4151页；《通鉴》卷二三五，7587页）但这里的“入掌枢密”确切性质为何，尚不清楚。元和元年正月，薛盈珍担任右神策中尉，见《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414页。

(58) 高克从在会昌二年（842）正月曾任翰林副使，见《故义昌军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侍省掖庭局令上柱国赐绯鱼袋渤海高公（克从）墓志铭并序》，《全唐文补遗》第三辑，1996年，220页。张居翰在昭宗时曾任学士院判官，见《唐故枢密使推诚保运治理功臣骠骑大将军守右骁尉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张公（居翰）墓志铭并序》，载《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下，945页。

(59) 严遵美语见《北梦琐言》卷一〇，贾二强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225页；又《新唐书》卷二〇七《严遵美传》。不过在元和期间，枢密院之下至少有孔目官，比如师全介，在元和中就担任过“内枢密院孔目”，见《唐故陕府监军使正议大夫行内侍省内谒者监员外置同正员上柱国武昌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赐绯鱼袋平原郡师府君墓志铭并序》，载《唐代墓志汇编》咸通019，1047页。关于枢密使机构在晚唐的发展，见贾宪保《唐代枢密使考略》，225—227页；袁刚《隋唐中枢体制的发展演变》，120—131页。李全德《唐宋变革期的枢密使研究》，53—77页。关于枢密院六厅承旨，见《唐故枢密使推诚保运治理功臣骠骑大将军守右骁尉上将军知内侍省事上柱国清河县开国伯食邑七百户张公（居翰）墓志铭并序》，945页。李全德对《张居翰墓志》提到的枢密院六厅承旨的性质及意义也作了仔细的讨论，认为这有可能是对应中书六房而设立，与笔者的看法不谋而合。

(60) 关于西川刘辟事件的始末以及对宪宗朝政局的影响，请看笔者《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载《唐研究》第8卷（2002），225—256页。该文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61) 现存史料未明言李元奕部的屯驻地点。笔者在《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一文中根据李元奕部的进军路线推测该行营的驻扎地在奉天。可惜写作该文时未能注意到《刘弘规神道碑》中的这段叙述，现据此则李元奕部的行营应在陇州。

(62) 参见严耕望先生《唐代交通图考》第1卷，“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八十三，1985年，175—227页及图六。

(63) 关于唐人文字中瘴与蛮并举的讨论，见左鹏《汉唐时期的瘴与瘴意象》，载《唐研究》第8卷（2002），267—272页。

(64) 《旧唐书》卷一四，424页。

(65) 《新唐书》卷五〇上，1335页。

(66) 《旧唐书》卷一四，426页。

(67)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380页；《新唐书》卷二二二《南蛮传下》，6330页。

(68) 《新唐书》卷七《宪宗纪》，209页；《通鉴》卷二三七，7639页。

(69) “俶傥扶义”句中之“义”应特指外夷归顺之意。唐廷常用此义字表彰来归外酋，犹如“顺义乡”“归义军”之“义”，参见 Jidong Yang，“Returning to Righteousness：Zhang Yichao and Dunhuang in the 9th Century，”Journal of Asian History（Wiesbaden，Germany）32，no.2（1998）97-144。

(70) 见韦处厚《翰林学士记》，《翰学三书》卷三，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13页。该文与杜元颖《翰林院使壁记》作于同时。文中提到作文时杜元颖为中书舍人，沈传师为兵部侍郎（当为兵部郎中之误），又提到其时为“皇帝（即穆宗）统临四海之初”。

(71) 《旧唐书》卷一五七《李墉传》，4148页。

(72) 《通鉴》卷二三七，7651—7653、7660—7661页；《新唐书》卷二一八《沙陀传》，6154—6156页。任用范希朝的理由也可见白居易的《论太原事状三件　范希朝》，《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八，3338页。

(73) 《旧唐书》卷一〇一《范希朝传》，4059页。

(74) 王锷事迹主要可见《旧唐书》卷一五一《王锷传》及《新唐书》卷一七〇《王锷传》。

(75) 《李相国论事集》卷五《论王锷加平章事》，33—34页。

(76) 《册府元龟》卷一七七《帝王部·姑息》，1965页。

(77) 王锷的使相问题早在他担任河中节度使期间就已经出现了。元和三年，正在河中节度使任上的王锷寻求同平章事的使相头衔时，白居易的反对意见就说：“臣伏以宰相者，人臣极位，天下具瞻，非有清望大功，不合轻授。王锷既非清望，又无大功，若加此官，深为不可。”（《论王锷欲除官事宜状》，《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四，3344—3345页）。白居易状中的“清望”才是《李相国论事集》中“人望”的确切定义。

(78) 《旧唐书》卷一三《德宗纪下》，382页。

(79) 王定远事迹可见《旧唐书》卷一四六《李说传》；又《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立功》，7690页。

(80) 《旧唐书》卷一四八，3990—3991页。

(81) 见白居易《论太原事状三件　严绶　辅光》，《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四，3336页。白居易所言看来是有事实依据的，据《李辅光墓志》，李辅光假子中的次子李仲昇，就是河东节度保宁军使，见《唐代墓志汇编》元和083，2007页。

(82) 见白居易《论太原事状三件　严绶　辅光》，《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四，3336页。

(83) 见白居易《论太原事状三件　贞亮》，《白居易集笺校》卷五四，3337—3338页。

(84) 关于张弘靖的河东节度任期，见吴廷燮《唐方镇年表》卷四，中华书局，1980年，422—423页。

(85) 李全德在《唐宋变革期的枢密使研究》中，以王锷去世的时间作为刘弘规在河东任期的下限（该著60页），似乎没有重视神道碑中提到的张弘靖与刘弘规在河东共事的记录。

(86) 关于李德裕在河东担任掌书记的时间，见傅璇琮《李德裕年谱》，90页。

(87) 《历代名画记》卷一，《丛书集成简编》卷500—501，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6年，21—22页。

(88) 我们也不能完全接受张彦远的叙述。他在《叙画之兴废》中还提到张弘靖在长庆初年出镇幽州是因为被“内贵魏弘简门人宰相元稹所挤”，就不甚可靠。

(89) 此处所言的“图书”之图和“绘事”主要应是指绘制地图而言，但中古的地图和绘画关系也颇密切。

(90) 《新唐书》卷一二七《张弘靖传》，4448页。

(91) 《通鉴》卷二三九，7702—7703页；又《旧唐书》卷一二二《张煦传》，3499页；《新唐书》卷一三三《张煦传》，4551页。

(92) 元和十年二月，就发生过河东防秋兵杀丰州刺史燕重旰的事件，见《册府元龟》卷四〇一《将帅部·行军法》，4558页。

(93) 参见严耕望《唐代交通图考》第五卷《河东河北区》，1354页及图十八。

(94) 同上书，1348—1350、1366—1375页及图十八。

(95) 《后汉书》卷五一《李恂传》，中华书局，1965年，1683页；《汉书》卷五九《张汤传》，中华书局，1962年，2056—2657页。

(96) 魏弘简任枢密使及神策中尉的年份可见《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恩宠》，7673页；卷六六七《内臣部·监军》，7689页（魏弘简所任当为左神策中尉，此处《册府元龟》误作右神策中尉）。

(97) 韩愈的《平淮西碑》及其争议学界讨论很多，但能结合当时情势作细致分析的是黄楼《〈平淮西碑〉再探讨》（《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23辑，武汉大学文科学报编辑部编辑出版，116—132页）。笔者赞同黄文的诸多分析，但也对一些关键问题略有不同看法，限于本文主题，相关问题不得不另文讨论。这里只指出一点，黄文认为韩愈《平淮西碑》有故意贬抑李愬功劳的倾向，而且这个倾向直接来自于对李愬怀有猜疑的宪宗的意旨，故以抬高裴度的方式来贬抑李愬。这个推断笔者认为根据不足，笔者并不认为宪宗对李愬不放心，而认为当时包括宪宗在内都可能担心因为李愬的突然成功而过于掩盖了李光颜等武将前面作出的贡献，从而造成实际的不公以及这些武将的不满，这对今后仍须仰赖这些将帅效命的唐廷而言自然得不偿失。韩碑将李愬的贡献和其他武将并列已经有此考虑在内，段碑则更明显。黄文似乎并没有注意到当时有将郾城之战的成功和最后平淮蔡加以联系的舆论，因此在评论韩碑与段碑中对李光颜和梁守谦等人贡献的评价时，尚未完全落实到具体的境况。

(98) 《通鉴》解释说“上（宪宗）以严绶在河东，所遣裨将多立功”。胡注指出是“谓李光颜等也”。（卷二三九，7717页）所言甚是。元和初讨伐西川刘辟时，当时任河东节度使的严绶派出部将李光颜参战，对西川的平定作出了关键性的贡献。（见笔者《从西川和浙西事件论元和政治格局的形成》，载《唐研究》第8卷，236—238页，修订稿已收入本书。）此刻讨伐淮西，李光颜正以陈许节度使的身份率领精锐忠武军参战。

(99) 《通鉴》卷二三九：“时诸将讨淮西者，胜则虚张杀获，败则匿之。至是，大败不可掩，始上闻，中外骇愕。宰相入见，将劝上罢兵，上曰：‘胜负兵家之常，今但当论用兵方略，察将帅之不胜任者易之，兵食不足者助之耳。岂得以一将失利，遽议罢兵邪！’于是独用裴度之言，它人言罢兵者亦稍息矣。”（7723页）在此之前，宰臣张弘靖、韦贯之等都力主先灭淮西，再考虑成德（同前，7720、7721页；《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弘靖传》，3611页；卷一五八《韦贯之传》，4174页），也都因为宪宗不接受这个意见而相继引退。

(100) 李文通在淮西之战中的事迹见沈亚之《万胜岗新城录》，肖占鹏、李勃洋校注《沈下贤集校注》卷三，南开大学出版社，2003年，52—59页。又《新唐书》卷二一四，6006页。

(101) 朝廷为补给征讨淮西的军队而建立了淮颍水运使，运扬子院米自淮阴经寿州到颍口，再到项城，最后经溵河运抵郾城，见《旧唐书》卷一五《宪宗下》，458页。

(102) 其实在派出梁守谦的同时宪宗也委派他的亲信比部员外郎张宿去随、唐等州宣慰军队（见《册府元龟》卷一三六《帝王部·慰劳》，1514页）。当然张宿此行的重要性和梁守谦的使命不能相提并论。

(103) 《通鉴》卷二三九，7727页。

(104) 《万胜岗新城录》提到元和十一年冬，李文通也收到促战的诏书，并有中贵人前来督战，见《沈下贤集校注》卷三，54—55页。

(105) 《旧唐书·宪宗纪》载李光颜郾城的胜利是在元和十二年四月辛卯，董邓等投降是在四月丁卯，而唐廷“罢河北行营，专讨淮蔡”的决定是四月丙子做出的。问题是元和十二年四月并无丙子，而接下来的五月却有丙子日，看来宪宗纪在丙子日前漏了“五月”。关于郾城之战的记载，见《通鉴》卷二四〇，7733页。

(106) 《通鉴》卷二四〇，7736页；《旧唐书》卷一四五《吴元济传》，3950页。

(107)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459—460页。韩愈有《晚秋郾城夜会联句》一首，正是驻扎郾城时所作，见钱仲联集释《韩昌黎诗系年集释》卷一〇，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年。

(108) 比如平定淮西后朝廷发布的《李光颜检校司空封郡公制》里，就有“尝下名城，拔其赵帜”的话，暗用汉光武帝刘秀的将领贾复的典故。贾复曾为刘秀攻下邯郸，《李光颜检校司空封郡公制》里的名城即指此，但用典的真正含义是贾复（君文）后来又击破郾城（事俱见《后汉书》卷一七《贾复传》），这和段文昌《平淮西碑》中的“君文励击郾之志”的意思完全一样。《李光颜检校司空封郡公制》见《全唐文》卷五八，273页上—中。

(109) 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480页。

(110) 《文苑英华》卷八七二，中华书局，1966年，4602页下—4603页上。

(111) 《全唐文》卷九九八，4583页中—下。杨承和加重笔墨描述这一功劳也是和功德铭的佛教慈惠主题有关。

(112) 《旧唐书》卷一七〇，4419页。又《新唐书》卷一七三《裴度传》，5212页。

(113) 《通鉴》卷二四〇，7746页。

(114) 《平淮西碑》，《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七，484—485页。

(115) 史称裴度入蔡州城后，采取用蔡州降卒为牙兵并取消宵禁等等措施，见《通鉴》卷二四〇，7744页。

(116) 《通鉴》卷二四〇，7744页。

(117) 淮西讨伐战开始之初，严绶作为申光蔡等州招抚使出任山南东道节度使，内常侍知省事崔潭峻为都监，见《册府元龟》卷一六五《帝王部·招怀》，1837页；又《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451页。讨伐淄青期间，李愬出任武宁节度使，王守澄是监军使，见《通鉴》卷二四三，7825—7826页。仇士良则曾在梁守谦之前任淮西行营宣慰使，见郑熏《内侍省监楚国公仇士良神道碑》，《全唐文》卷七九〇，3666页下。

(118) 关于内飞龙使，参看赵雨乐《唐代における飛龍廄と飛龍使—特に大明宮の防衛を中心として—》，《史林》第74卷第4号，1991年，122—139页。

(119) 李全德认为刘弘规接替梁守谦在梁守谦赴淮西督战之际，但依据似乎是将“王师戡定之初”理解为淮西战役。（见《唐宋变革期的枢密使研究》，60页）笔者认为“戡定之初”一词自然与淮西有关，但当指平定之后而言，而非指战役期间。

(120) 《旧唐书》卷一五《宪宗纪下》，463页；又《通鉴》卷二四〇，7751页。

(121) 《旧唐书》卷一九〇下《文苑下》，5064页。

(122) 李树桐《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收入《唐史研究》，台北：台湾中华书局，1979年，1—62页。

(123) 《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4769页。

(124) 黄楼《唐宣宗早期政治探微》，113—115页。

(125) 《新唐书》卷一七九，5310页。

(126) 现存记载中除有关穆宗继位这一事件外，有关马进潭活动的记载只有长庆元年（821）三月，马进潭、梁守谦、魏弘简要求立门戟获允一事（《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477页；《唐会要》卷三二，587页）。《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将兵》称马进潭于元和末为左神策中尉，马存亮于长庆中为左神策中尉。马进潭显然是在元和十五年前取代了吐突承璀，但若依据现有记载，则其任期甚短。另据李德裕《马存亮神道碑》记载，马存亮在元和十三年已是左神策副使。马存亮若因为同情吐突而未能在吐突死时由副使升任中尉，这么快却又成为左军中尉也颇令人不解。而现存版本李德裕撰《马存亮神道碑》曰：
元和十三年，公自神策军副使诏受云麾将军、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兼左街功德使。公于是金汤天垒，雷电皇威，斥游惰于五营，取材能于七萃，备牙爪则数逾十万，竭心膂则酬必九迁，貔貅虎豹之师，鹅鹳鱼丽之训，文茵贝胃之盛，羽葆灵旗之饰，奉元会则雪霜委积于殿廷，侍郊丘则锦绣施张于原野。公珪璋挺器，礼乐资身，辇下无睚眦之徒，辕门多温恭之士，知吕蒙于行阵，重郄縠于诗书，晋代名卿，咸授赵衰之举，汉朝武略，多由去病之门，此又方召之佐宣王也。（《李德裕文集校笺》，532页）
神道碑的文字难免有谀美之处，但李德裕的行文一般多有依据，从上引段落来看，马存亮元和十三年所获得的身份和权威显然要高于神策副使，否则称其掌控十万神策，未免夸张而不妥帖，况且左神策副使一般只能兼任左街功德副使，而非左街功德使。此外，就职衔授予的惯例而言，“左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的头衔经常为德、宪之际刚获神策中尉任命的宦官所具有。若是左军中尉，则带左监门卫大将军或将军，若是右军中尉，则作右监门卫大将军或将军（见《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将兵》诸例）。李德裕文中将当时的马存亮比作三国时代的吕蒙，而吕蒙恰巧也曾任吴国的左护军（见《三国志》卷五四《吴书·吕蒙传》），和左神策护军中尉正可呼应。所以笔者认为现有版本中的这段文字有脱误，“元和十三年”当作“元和十五年”，并漏“左神策护军中尉”数字。原文应作“元和十五年，公自神策军副使诏受云麾将军、左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左神策军护军中尉兼左街功德使”。这样不仅更符合上下文的语境，也能解释史载中的问题。至于马进潭和马存亮名字的不同，笔者推测存亮乃皇帝特别赐名，和刘弘规的情况相似。不过上面的推测若属实，李德裕为何在神道碑中对这些事没有着墨？这里姑且提出这个疑问，留待今后作进一步的研究。

(127) 梁守谦获门戟事见《唐会要》卷三二，587页；又《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477页。《梁守谦墓志》虽提到列戟为元和十五年。长庆元年三月获列戟的内官名单中未见有刘弘规。据神道碑：
服阕，授银青光禄大夫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封彭城县开国子，累封沛国公，食邑三千户，赐以长戟，列之朱门。
则长庆元年初弘规正处于服丧期，要等到服丧结束后一段时间方获得列戟的荣誉。李全德未注意到《唐会要》关于长庆元年授予内官门戟的详细记载以及刘氏服丧的时间，所以误认为刘弘规与梁守谦等人同时获得门戟，见《唐宋变革期的枢密使研究》，63页。

(128) 亦见《册府元龟》卷六六七《内臣部·将兵》，7688页；亦见《旧唐书》卷一九六下《吐蕃传下》，5263页；《新唐书》卷八《穆宗纪》，222页；《通鉴》卷二四一，7784—7785页。《梁守谦墓志》将此事记为长庆元年十月，误。

(129) 事见《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安国寺不合立圣德碑状》，3页下—5页下。

(130) 钱大昕《潜研堂金石文跋尾》载功德铭撰写时间为长庆二年十二月。又钱大昕认为此碑铭书法精妙，作为宦官的杨承和不具备写这碑铭的文字和书法的水平，推测是“当时文士游中官之门者为之”（见《潜研堂金石文跋尾》，收入中国东方文化研究所历史文化分会编《历代碑志丛书》第3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227页下），这个看法并无根据。其实这恰是说明9世纪宦官中文化修养高者日多的例证之一。笔者认为此碑铭文字铺漫，用典繁复，或显示出杨承和借机炫才的意图。

(131) 李树桐《唐代帝位继承之研究》，20页。

(132) 《册府元龟》卷二五七《储宫部·建立》，2929页。

(133) 《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501页。

(134) 敬宗对梁守谦及其神策右军的眷顾可见有关张韶事件的叙述，见《册府元龟》卷一二八《帝王部·明赏》，1402页；《通鉴》卷二四三，7836页。

(135) 史载长庆元年十月魏弘简自掌枢密降为弓箭库使，见《旧唐书》卷一六《穆宗纪》，492页；《通鉴》卷二四二，7801页。但不清楚长庆二年十二月魏是否仍在弓箭库使的位子上。

(136) 《通鉴》卷二四三，7826页。

(137) 现存史料中未明言接替刘弘规的人选是谁。宝历二年杨承和与王守澄同为枢密使（见《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恩宠》，7673页），所以杨承和是最有可能在长庆三年接替刘弘规的内官。李全德已经注意到神道碑中提到的“同志”人选（见《唐宋变革期的枢密院研究》，63—64页），笔者在此点上也与他不谋而合。

(138) 《许遂忠墓志》提到许遂忠宝历元年出任河东监军使。从时间上看，他必是接替刘弘规，见《西安碑林博物馆新藏墓志汇编》，680页。

(139) 《旧唐书》卷一七上，522页。

(140) 《新唐书》卷二〇八，5883—5884页。

(141) 《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520页。

(142) 《册府元龟》卷一五三，1714页。

(143) 《旧唐书》卷一七上《敬宗纪》，522页。

(144) 许遂振元和初期就出任过岭南监军（《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3990页；卷一六四《杨於陵传》，4293页；《新唐书》卷一六三《杨於陵传》，5032页），鱼志弘（或鱼弘志）在甘露之变中是左军中尉（《旧唐书》卷一七下《文宗纪下》，562—563页；《新唐书》卷一七九《李训传》，5311页），此时应该有相当身份。宣徽院使和副使都算内侍省的重要官员，刘弘逸到文宗末期更掌枢密（《旧唐书》卷一八上《武宗纪》，583、585页；卷一六四《王起传》，4280页；《新唐书》卷八《武宗纪》，240页；卷二〇七《宦者传上》，5874页）。

(145) 《册府元龟》卷一一《帝王部·继统》，110页。

(146) 《册府元龟》卷五六四《掌礼部·仪注》，6477页。

(147) 见岑仲勉《翰林学士壁记注补》，273页。

(148) 见《唐故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工部尚书守右领军卫上将军兼御史大夫上柱国庐江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赠太子少保何公（文哲）墓志铭并序》，载《全唐文补遗》第一辑，1994年，284页。

(149) 《旧唐书》卷一七上《文宗纪上》，527页。

(150) 《旧唐书·裴度传》提到裴度与“中贵人密谋”以立江王（见《旧唐书》卷一七〇，4430页）。能和裴度密谋的应该就是两枢密使和两中尉。裴度曾在穆宗时代，激烈抨击魏弘简和元稹的“勾结”，并指斥魏弘简为“佞幸”（《旧唐书》卷一七〇，4421—4423页），因此在两中尉中，与裴度密谋的主要应是梁守谦而非魏弘简。

(151) 《册府元龟》卷六六五《内臣部·恩宠》，7673页。

(152) 《新唐书》卷二〇一《元义方传》，5745页；卷二〇七《宦者传上》，5869—5870页。又唐长孺《唐代宦官籍贯与南口进献》，收入北京大学中古史研究中心编《纪念陈寅恪先生诞辰百年学术论文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277—280页。

(153) 最早有关吐突承璀的记录便是贞元十年袁滋出使南诏途中所撰的《册南诏开石门路题记》。当时和袁滋一同出使的俱文珍是代表德宗的宣慰使。在袁滋提供的使节团队名单里，宦官的代表首先是宣慰使俱文珍，接下来是判官刘幽求，再下来才是小使吐突承璀，可见吐突那时还是个低级助理，见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六二，中华书局，2005年，761页。

(154) 《旧唐书》卷一三四《宦官传》，4768页。《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上》，5869页。

(155) 吐突承璀被委任为神策军左军中尉的时间是元和元年十一月丙辰，见《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419页。

(156) 《旧唐书》卷一四八《裴垍传》称“吐突承璀自春宫侍宪宗，恩顾莫二”（3990页）。

(157) 早在吐突承璀出征河北之前，许多外朝官员和内廷的翰林学士都反对给吐突以具有统帅身份的行营兵马诏讨使，作为外廷舆论喉舌的谏官尤其反对激烈，在此压力之下，宪宗被迫将吐突承璀的头衔改为诏讨宣慰使，使吐突失去了名义上的统帅职衔，实际大大减弱了吐突的权威。见《旧唐书》卷一六八《独孤郁传》，4381页；卷一八四《宦官传》，4768页；《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上》，5869页；《李相国论事集》卷二《论中尉不当统兵出征疏》；《册府元龟》卷五四六《谏诤部·直谏》，6248—6249页。

(158) 《旧唐书》卷一四《宪宗纪上》，432页；卷一五三《段平仲传》，4089页；卷一八四《宦官传》，4768页；又《新唐书》卷一六二《段平仲传》，4997页；卷二〇七《宦者传上》，5869—5870页。

(159) 杜牧《燕将录》，《樊川文集》卷六，98页。

(160) 吐突承璀支持澧王宽事见《旧唐书》卷一七五《宪宗二十子传》，4534页；卷一八四《宦官传》，4769页；又《新唐书》卷八《穆宗纪》，221页；卷八二《宪宗诸子传》，3629页。

(161) 此处《丛书集成》本作“家人”，全然不合情理。《四库全书》本此处则作“家臣”。“家臣”亦为唐朝皇帝对外指称宦官时常用之词。比如昭宗末年诛杀宦官后所下诏书有“帝王之为治也，内有宰辅卿士，外有藩翰大臣，岂可令刑余之人，参预大政？况此辈皆朕之家臣也，比于人臣之家，则奴隶之流”等语。（《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4778页）。又《南部新书》癸部：
宣宗于内中置杖，内官有过多杖之。延英对，宰相谏之，上曰：“此朕家臣，杖之何妨？如卿等奴仆，有过不可不决。”（《全宋笔记》第一编四，大象出版社，2003年，122页）
虽然昭宗诏书和《南部新书》中宣宗的用辞都可用来支持《李相国论事集》载宪宗回复李绛语中用辞为“家臣”的可能，但宣宗和昭宗都不约而同将皇帝家臣和大臣奴仆相提并论，可见“家臣”一词在指涉宦官时，实际含义与“家奴”几乎一致。在李绛与宪宗的对话中，家奴的意味就更为突出。《通鉴》卷二三八元和六年十一月记载的宪宗李绛对话就是《李相国论事集》中对话的缩略。宪宗说：
此家奴耳，向以其驱使之久，故假以恩私；若有违犯，朕去之轻如一毛耳。
《通鉴》采用“家奴”，无论事出于编撰者的理解还是有不同的《李相国论事集》版本作为依据，在含义上显然是精确的。其实唐代宦官对皇帝就以“奴”或“家奴”自称，如李辅国对代宗说：“大家但内里坐，外事听老奴处置。”（《旧唐书》卷一八四《宦官传》，4761页）文宗抱怨：“赧、献受制强臣，今朕受制家奴，自以不及远矣！”（《新唐书》卷二〇七《宦者传上》，5873页）孔纬对昭宗称杨复恭为“陛下家奴”（《新唐书》卷二〇八《宦者传下》，5891页）等等，都是明显的例证。

(162) 《李相国论事集》卷五《上言承璀事》，5页正—6页反。

(163) 关于唐后期宦官地位向“国家大臣”靠拢及其自我意识的变化，笔者另有专文讨论。这种宦官领袖的身份为“国家大臣”的认同可以从甘露之变后薛元赏对仇士良说的一段话中表露得最为简明扼要。大和九年（835）十二月，身为京兆尹的薛元赏杖杀忤逆宰相李石的神策军将，被神策中尉仇士良招去问罪。薛元赏对仇士良说：“中尉大臣也，宰相亦大臣也，宰相之人若无礼于中尉，如之何？中尉之人无礼于宰相，庸可恕乎！中尉与国同体，当为国惜法，元赏已囚服而来，惟中尉死生之！”（《通鉴》卷二四五，7922页）

论冯道的生涯
——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

五代政治人物中，很少有人能在知名度上超过冯道。他在乱世中屹立不倒的能力让他成为后世许多人眼里的奇迹，也使他的名声为此付出了代价。自宋代起，冯道逐渐沦为士大夫笔下缺乏政治廉耻的典型，但希望能揣摩出他成功秘诀的仰慕者也比比皆是。他是为数不多能吸引现代史家注意的五代人物。20世纪以来，有关冯道的讨论从未间断，其中为他翻案或甚至对他赞誉有加的也不乏其人，但大多数仍将重心放在分析他的政治伦理上，或者依据粗略的五代史框架去做“同情之了解”。这中间偶有例外，比如王赓武在1962年发表了《冯道：论儒家的忠君观念》，这篇收入芮沃寿和杜希德编的著名论文集《儒家人格》的文章(1)，最早对冯道的思想做了较为全面的考察，至今仍是研究冯道必须阅读的论述。1966年，砺波护出版了《冯道——乱世の宰相》(2)，这虽是部面向日本知识大众的历史传记，却有相当高的水平，不仅细节体现出专业史家的细致和精确，对于冯道经历的历史过程中的重要环节也有独到的把握。王赓武和砺波护的研究之所以能经受时间的考验，关键是他们对唐五代的历史有系统的研究和贯通的理解。

然而在冯道的研究中，有几个问题却仍然未得到重视。作为一位在唐后期相对封闭的幽州环境中成长起来的地方文士，冯道为何能进入五代的政治核心并成为这一时期精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他的仕宦生涯的成功究竟是否如一般理解的那样是个异数甚至奇迹？他和当时其他政治精英有何差别？本文的目的是要为这些问题提供一个初步的答案。解答这些问题同时也是为了思考一个更宏大的课题，即唐后期发展起来的主流政治文化，其核心与边缘的交集究竟在哪里？要解答这些问题，我们必须先从河北特别是幽州地区自中唐以后的特定环境与士人的形态入手，看看8世纪后期到10世纪初，那一地区的文士与唐代的主流文化的关系，大致经历了怎样的变化过程？

一　晚唐五代幽州的文士

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唐代中期以后河北实际呈现一种相对封闭的状态，这种封闭并不意味着河北的藩镇已经终止与唐廷的互动，而是说河北藩镇出现的种种现象更多地要从其内部的政治和体制来理解。对这种封闭状态的解释历来有两种：一种是从陈寅恪等学者开始的，强调该区域趋于胡化而导致和以长安、洛阳为中心的中原在文化上的根本对立；另一种则是日野开三郎等从唐代军事职业化和藩镇体制的角度去强调河北的特殊性。虽然在笔者个人看来，后一种观点的论证比较绵密，但陈寅恪的“胡化说”仍享有较大的号召力。他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讨论唐代胡化现象时，分别举出韩愈《送董召南游河北序》，关于李益入幽州刘济幕的记载和杜牧《唐故范阳卢秀才墓志》等文字，说明当时“长安文化区域内有野心而不得意之人，至不得已时惟有北走河朔之一途”，因为“河朔及其藩镇与中央政府之问题，其核心实属种族文化之关系也”。(3)陈寅恪的这一论断不断受到学界的挑战和修正。近年随着新资料的涌现以及黄永年、荣新江、森部丰等学者的相关研究，唐史界对“胡化”的理解已不再停留在陈先生时代的层次上。不过此处的重点不是要讨论河北的封闭性究竟根缘在何处，而是要指出陈先生采用的韩愈等人的文字并不能用来证明他的“胡化”观点，而只能说明在经过安史之乱后三四十年的动荡期，从8世纪末开始，即便是政治和文化上相对隔离的河北也出现了明显的朝廷主流文化的渗透，以至于以科第仕进为目的的中原文士，失意之后，愿意去河朔寻求机会。当时的河北诚然有不同的价值观和风俗，但这与来自长安的政治文化的影响同时存在。作于贞元十八年（802）的《送文畅上人登五台遂游河朔序》里，柳宗元说：

今燕、魏、赵、代之间，天子分命重臣，典司方岳，辟用文儒之士，以缘饰政令，服勤圣人之教，尊礼浮屠之事者，比比有焉。(4)

这段话固然有点夸张，但多少反映了河北地区出现的这种微妙的转向。在河北诸镇中，幽州的情况最为特别。作为安史之乱的发源地，幽州和长安在意识形态上的对立十分鲜明。但同时由于空间的阻隔，自贞元元年后，以幽州为中心的卢龙和唐廷的直接冲突相对较少。陈寅恪用李益入幽州刘济幕作为河北文化迥别于长安的证据，其实刘济不仅是幽州节度使中最好文学的一位，也“最务恭顺，朝献相继”(5)，和朝廷的互动最多。因此李益这样的著名文士才会去投奔。不仅李益，出生于关中的诗人王建也在贞元十四十五年间入刘济幕。(6)王建的入幕背景与李益可能极为相似，都是贞元末期仕途阻塞的结果，而幽州刘济又是位不同寻常的奖挹文士的节度使。

但是在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对于长安的士大夫而言，河北特别是幽州近于化外之地，这一刻板印象随着以长安为核心的清流政治文化的形成而得到加强。这种印象最生动夸张的表述就是杜牧对秀才卢霈的描写：

秀才卢生名霈，字子中。自天宝后，三代或仕燕，或仕赵，两地皆多良田畜马。生年二十，未知古有人曰周公、孔夫子者，击球饮酒，策马射走兔，语言习尚，无非攻守战斗之事。镇州有儒者黄建，镇人敬之，呼为先生，建因语生以先王儒学之道，因复曰：“自河而南，有土地数万里，可以燕、赵比者百数十处。有西京、东京，西京有天子，公卿、士人畦居两京间，皆亿万家，万国皆持其土产，出其珍异，时节朝贡，一取约束。无禁限疑忌，广大宽易，嬉游终日。但能为先王儒学之道，可得其公卿之位，显荣富贵，流及子孙，至老不见战争杀戮。”生立悟其言，即阴约母弟云，窃家骏马，日驰三百里，夜抵襄国界，舍马步行，径入王屋山，请诣道士观。道士怜之，置之门外庑下，席地而处。始闻《孝经》、《论语》。布褐不袜，捽草为茹，或竟日不得食，如此凡十年。年三十，有文有学，日闲习人事，诚敬通达，汝洛间士人稍稍知之。

杜牧将来自燕赵的卢霈作为当时河北士人的典型，用一种类似纵横家的口吻来铺叙这位文士到达唐代核心区域后的文明开化过程，但其中包含了杜牧本人的诸多想象。据杜牧文，卢霈的父祖辈都曾在燕赵地区的涿州、易州和镇州任官，正是本文关注的对象冯道成长的地区。杜牧本人并无涉足燕赵的记录，他的这种印象很可能得自类似下面这种重大冲突事件的解说：

（张）弘靖之入幽州也，蓟人无老幼男女，皆夹道而观焉。河朔军帅冒寒暑，多与士卒同，无张盖安舆之别。弘靖久富贵，又不知风土，入燕之时，肩舆于三军之中，蓟人颇骇之。弘靖以禄山、思明之乱，始自幽州，欲于事初尽革其俗，乃发禄山墓，毁其棺柩，人尤失望。从事有韦雍、张宗厚数辈，复轻肆嗜酒，常夜饮醉归，烛火满街，前后呵叱，蓟人所不习之事。又雍等诟责吏卒，多以反虏名之，谓军士曰：“今天下无事，汝辈挽得两石力弓，不如识一丁字。”军中以意气自负，深恨之。(7)

长庆元年朝廷委派重臣张弘靖接替刘总为幽州节度使，上任不久便引发镇兵动乱，造成朝廷对幽州节度使委任权在短时间内得而复失，也导致宪宗以来朝廷压制藩镇力量的雄心的委顿。上引段落虽然出自五代编的《旧唐书》，但其中的叙述和解说必然出自当年杜牧接触到的《穆宗实录》一类官方记载。这一事件向来被当作唐后期燕蓟骄悍、轻文少礼的证明，其实这样的结论失于简单。首先这是在事件发生之后的一种带着官方色彩的解释，具有强烈的“怪罪游戏”（blame game）倾向。张弘靖和他的僚佐韦雍等人也许真不了解当时燕蓟军事化的风习（这一指责其实还是缺乏充分证据的），但他们与当地人的隔阂和冲突与其说是文与武两种价值观对立的结果，不如说是一种特殊的长安清流文化和幽州地方传统和风习的冲突，也就是说，对嗜酒醉饮、烛火满街等行文的反感并不能用来证明幽州地区完全排斥文的传统。此外，张弘靖的一些举措，比如发安禄山墓等等，也不仅仅是儒家士大夫意识中必要的移风易俗的惯性思维所致，而是朝廷确立权威的象征性一步。(8)

事实上在河北诸镇中，幽燕地区的文化积淀最深厚，内容也最丰富。除了诗书传统的不绝如缕，当地始终是整个唐帝国佛教文化的胜地。即便处于割据状态达百数十年之久，幽州依然是河北地区文人的主要产地。在唐后期，由于幽州与唐中央的隔阂，当地文士很少进入主流士大夫的视野，所幸唐代墓志为我们提供了不少有价值的个案。比如死于会昌五年（845）的王时邕，曾祖王洪是瀛州录事参军，祖父王解公五经及第，官涿州范阳县丞，父亲王杲也是五经及第，先任瀛州河间县主簿，后至幽州功曹参军。几乎可说是冯道的乡人。应该说王时邕的父祖辈已经参与了唐代的科举，虽然只是明经及第。但这些积累显然为王时邕提供了进一步争取科第成功的条件。墓志说他“幼学在志”“兼富词采”，并且“辞田园，赴春闱。已行及离乡千里，而遇德音。如得坎而止，增益厥道。旅游一十五祀，是以骤驰乡思而怀归焉”。可见经过长达十五年的漫长岁月，王时邕举进士的努力终告失败，不得不回到故乡。值得注意的是当他投效卢龙军府时，却“从事军门”，“首署佩刀之职”，成了一名不折不扣的武官，连婚姻对象都是武将之女。(9)

和王时邕情况有点类似的还有死于大中二年（848）蓟门私第的幽州地方高级官僚王公淑：“府君讳公淑，字均。太原人也。（中略）曾祖亮，皇幽州节度衙前虞侯。祖连，皇卢龙节度要籍。烈考戬，敦诗阅礼。（中略）府君即征君之元子也。悬弧之时，弄璋之仪，足慰九族之心，已骇四海之目。五岁从师受业，百家罔不渔猎，观光京辇，元戎累辟。解褐幽州节度要籍。立谈边务，坐见清尘，特署卢龙节度巡官。”(10)显然王公淑也是当地的一名文儒，虽是太原人，但已三代服务于范阳镇。从他的生平经历来看，他的确具有当地官僚的特色，也就是家庭背景中文武的界限并不清楚。他的曾祖和祖父都是武将，但到他父亲这一辈，已经“敦诗阅礼”，而他更是“五岁从师受业，百家罔不渔猎”。当然墓志中没有特别再详说他文学或其他学问方面的造诣，但他和祖辈趣向显然相当不同。

在9世纪后期幽州的文士中，最有名的大概要数张建章。《册府元龟》载：“张建章尤好经史，聚书至万卷。所居有书楼，但以披阅清净为事。经涉之地，无不理焉。建章曾赍元戎命往渤海，遇风涛，乃泊其船。回及西岸，经太宗征辽碑，半在水中。建章则以帛苞麦屑置于水中，摸而读之，不失一字，其笃学也如此。后至幽州行军司马。”(11)张建章墓志的发现，为我们了解9世纪幽州的文化生态提供了很有用的资料。撰写其墓志的张珪则是张建章之从兄，建章之弟张总章书石，张总章结衔为“前幽州节度衙前散兵马使”(12)，显然是武职，这说明幽州的地方官僚家族中文武界限的模糊是普遍现象。张原本是定州人，祖上三代都在河北任职，其曾祖张阌是太府少卿充河北转运使，祖父是定州北平县丞知县事，父亲是涿州别驾。建章死于咸通七年。墓志文提到：

年十六，云水兴高，风月吟苦。旋自试于秋赋，□□著名；尚持疑于春闱，琢磨益厉。大和四载，博陵歉尤，迫旨甘，乃咄嗟而谋曰：仲由负米，毛义气捧檄，孝敬之行也。予独何为执以厥养？违亲便近，游方至燕，既馆于碣石，太保李公厚遇，縻之安次尉。

可见张建章原本是要走贡举的道路，但不久放弃，选择就近在幽州出仕并得到节度使李载义的赏识。以他的才华而选择放弃科第，当然不排除墓志中提供的那种私人原因的真实性，但更可能是受到地缘政治背景的阻碍。而在墓志中插入的这番感叹，表明对于晚唐燕赵一带的文士来说，参加贡举并取得成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选择。和其他幽燕文士不同，张建章的影响远远超出地域的范围，一方面是因为他有机会在大中十二年以幽州节度判官的身份到长安奏对，获得宣宗的欣赏。一方面则是凭借撰作的水平。张建章墓志说他撰写的《渤海记》“当代传之”，并不夸张。(13)

随着科举地位的不断上升，致力于科举的河北士子日益增加。刘琴丽的研究认为，随着宪宗朝以后朝廷与河北藩镇关系的缓和，有越来越多的河北士子取得了贡举资格。(14)这一趋势说明当地对朝廷主流文化的接受程度的提高。但无论是王时邕还是张建章，幽州文士在9世纪末以前，始终无法突破地缘政治的局限，在国家科第中实现真正的突破。事实上整个河北地区只有唐末的公乘亿是在进士科第中取得成功的当地人士，但也同样经过长期的努力。这种情况如果和偏远而且文化发展较晚的闽中地区相比，差别就非常大，后者在晚唐进士科第中频现成功。(15)河北黯淡的贡举记录固然是因为进士科第日益为长安的清流官僚家族所垄断，对于来自河北的士子必然不加以重视，但同时河北藩镇本身的自我控制也给士子带来阻碍。妫州刺史刘钤死于文德元年，他的墓志告诉我们：“十五察孝廉，二十举茂才。挥谭操觚，绰有余裕，迫藩侯之命，不得与计吏偕。”(16)刘钤的祖父和父亲都是卢龙兵马使这样的上层武将，他却因迫于藩侯之命而难以取得贡士的身份，只能投身军门。河北藩帅的这种阻挠很可能是一种象征性手段，以表示河北的独立身份。对于河北士人而言，科举几乎是他们能打破地域的藩篱而进入全国性的政治舞台的唯一途径。可是只有到唐廷权威趋于瓦解之时，这种突破才真正实现了。长期储备在燕地的文士立刻成为各方诸侯竭力争取的对象。《旧五代史》卷六〇《王缄传》：

王缄，幽州刘仁恭故吏也。少以刀笔直记室，仁恭假以幕职，令使凤翔。还经太原，属仁恭阻命，武皇留之。缄坚辞复命，书词稍抗，武皇怒，下狱诘之，谢罪听命，乃署为推官，历掌书记。从庄宗经略山东，承制授检校司空、魏博节度副使。缄博学善属文，燕蓟多文士，缄后生，未知名。及在太原，名位骤达。(17)

这段文字中的“燕蓟多文士”是晚唐以来实际情况的反映。与此同时，唐末河北诸镇的节度使几乎都呈现出好文的倾向，比如易定的王处直、王都，魏博的乐彦祯和罗绍威，成德的王镕等等。相比之下，幽州的统治者刘仁恭就逊色很多，尤其是在他儿子刘守光统治期间，幽州饱受摧残，人才大量流失，很多逃亡河南河东，为李克用和朱温集团所笼络。除了王缄，还有同样著名的刀笔之才马郁，据《册府元龟》记载：“马郁，幽州人。刘仁恭入燕，用为掌书记。唐天祐元年，汴人寇沧景。仁恭求援于武皇。武皇征其兵，同攻潞州。仁恭遣郁与监军张居翰，率师数万赴会。泽潞既平，仁恭为其子守光所囚，兄守文又失沧景。乃留郁不遣，署为副留守，累官至检校司空秘书监。武皇与庄宗礼遇俱厚，岁时给赐优异。”(18)有的则为势力日益强大的契丹所吸收，比如阿保机的重要谋臣韩延徽就是幽州安次人士。

上文在讨论王时邕、张建章等例子时提到河北的文士或儒士，常需要跨越文武的界限，在仕途上做两手准备。这种情形在唐末五代依然存在。比如《旧五代史·张希崇传》：

张希崇，字德峰，幽州蓟县人也。父行简，假蓟州玉田令。希崇少通左氏春秋，复癖于吟咏。天祐中，刘守光为燕帅，性惨酷，不喜儒士，希崇乃掷笔以自效，守光纳之，渐升为裨将。俄而守光败，唐庄宗命周德威镇其地，希崇以旧籍列于麾下，寻遣率偏师守平州。案：欧阳史作刘守光不喜儒士，希崇因事军中为偏将，将兵守平州。是守光未败即守平州，非为德威所遣也，与薛史异。（旧五代史考异）阿保机南攻，陷其城，掠希崇而去。阿保机询希崇，乃知其儒人也，因授元帅府判官，后迁卢龙军行军司马，继改蕃汉都提举使。(19)

这位“希崇素朴厚，尤嗜书，莅事之余，手不释卷”的儒者固然为了出仕不得不投笔从戎，但他显然拥有军事方面的能力。

出身于幽燕而为唐末五代各政权网罗的文士有一个普遍的特点，即出众的词学之才，而其政治生涯的发展，凭借的主要也是这一才能以及因之而获得的声誉。关于这一世变时期霸府负责文翰的掌书记的重要性及其必备的素质，吴丽娱的论述最为详尽。(20)这一现象的出现，即所谓“自广明大乱之后，诸侯割据方面，竞延名士，以掌书檄”(21)，正是冯道进入历史视野的前提。

二　冯道生涯的缔造

以上讨论旨在说明，9世纪中后期，唐廷倡导的以文为核心的主流文化已日益渗入河北，而原先河北自身的文化传承也没有因藩镇武人力量的强大而中断。这一传统主要是以私人传授和乡校的方式得以延续，内容中儒学或经学所占的比重应该较大，当然文字能力也没遭到忽视。地方传统与主流文化碰撞的结果使河北士人越来越频繁地参与到以长安为中心的科举和书写文化的实践中。但从王时邕、张建章、公乘亿和司空颋等人参加贡举的例子可以看出，这一过程在晚唐仍是缓慢的，而且也并不成功。但随着唐廷清流文化的影响力日渐扩展并受到河北统治集团的重视，加上唐廷政治权威的瓦解，河北藩镇从相对孤立的状态中解脱出来，同时成为五代前期北方李克用、朱温的争霸中决定胜负的关键，这些因素结合，为河北地方文士造就了更多进入核心文化的契机和更为广阔的政治活动舞台。而幽州这个原本河北文化传统最为深厚的区域又因当地军阀的野心而导致大乱，促使该地有抱负的士人大量外流。冯道的政治生涯就是在这一背景下开始的。

冯道耕读之家的出身背景和“儒者”的身份，不仅史料记载清楚，学界的讨论也很充分。冯道的生涯之所以对我们了解五代政治精英的形成很有帮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他既有鲜明的乡土意识和网络，又成为晚唐以来主流文化的一个代表性人物。他与河北特别是幽州地域关系的密切可以从多方面看出，这一点下文还将涉及。王赓武注意到冯道成长的瀛州景城虽在幽州节度辖下，但地处该镇边陲，唐末为三方诸侯征战之地，这样的环境会让冯道更善于应付五代的乱世。比如冯道十岁时该地就发生过大规模兵变，而镇压这次兵变成功的景城令恰是日后统治卢龙的刘仁恭。(22)王赓武推测刘仁恭曾和冯道家族稔熟，冯道后来在刘仁恭之子刘守光手下获得第一个职位或许和刘守光的介绍有关，这是个有价值的推测。

根据现存记载，冯道仕宦生涯的肇始得力于三位人物，他们是幽州的军阀刘守光、唐末的河东监军使张承业和投身李克用的中朝士族子弟卢质。这三人对冯道仕途的影响程度当然不一，但冯道受到这三人的赏识并非纯属偶然。刘仁恭、刘守光父子是唐末五代河北最为残虐的武人节度使，但与其他河北藩帅一样，刘氏父子也需要文士的协助。刘守光之用冯道和上文提到的刘仁恭之用马郁、王缄类似，也说明刘守光不是全无见识，只是他对待文士（或儒者）的恶劣态度和幽州日益恶化的环境导致冯道的离去。冯道当时的际遇其实并不特殊，同时有两位和冯道背景极为相似且同样来自幽州的士人在类似境况下殊途同归，后来成为冯道生涯中最重要的同僚，他们就是刘昫和赵凤。《旧五代史》卷一五《刘昫传》：

刘昫，字耀远，涿州归义人也。祖乘，幽府左司马；父因，幽州巡官。昫神彩秀拔，文学优赡，与兄晅、弟皥，俱有乡曲之誉。唐天祐中，契丹陷其郡，昫被俘至新州，逃而获免。后居上国大宁山，与吕梦奇、张麟结庵共处，以吟诵自娱。会定州连帅王处直以其子都为易州刺史，署昫为军事衙推。及都去任，乞假还乡，都招昫至中山。会其兄晅自本郡至，都荐于其父，寻署为节度衙推，不逾岁，命为观察推官。历二年，都篡父位。时都有客和少微素嫉晅，构而杀之，昫越境而去，寓居浮阳，节度使李存审辟为从事。庄宗即位，授太常博士，寻擢为翰林学士。(23)

刘昫来自典型的唐后期幽州地方官僚家庭，他的父祖辈的仕途虽因幽州的特殊境况而局限于当地，但也因此积累了地方资源。就地位论，刘昫家族应在冯道家族之上，且兄弟均以文才著称，更具备地域型文官家族的特征。《刘昫传》说他曾入山中过着文学隐士的吟诵生活，实际情况是他为躲避刘守光的暴政而逃身于山中僧舍。(24)有意思的是，刘氏兄弟在当时的离乱中，各自运命不同。刘皥在太原附近被梁军俘获，随后效力于后梁政权多年。(25)上段文字中刘昫藏身的“上国大宁山”据《册府元龟》当作“上谷大宁山”(26)，即今日之易县泰宁山。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和他的养子王都是唐末河北藩镇节度使中重视文士的典型。当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将他信任的养子属为易州刺史时，已在该地的刘昫自然成为王处直或王都延揽的对象。刘昫先在王都手下任军事衙推。王都离任回定州后又将他招到定州，而刘晅也来加入。王都将刘昫推荐给王处直，不久刘昫成为王处直的僚佐。但此后他们兄弟的命运就遭遇到重大改变。后梁龙德元年（921），王都兵变囚禁王处直，成为易定节度使。王都的亲信和少微因嫉妒而导致刘晅冤死，刘昫因此投奔李克用集团。关于和少微的生平我们所知很少。史料中关于和少微的事迹最重要的是他帮助王都策划了囚禁王处直的政变。通过考古发现的《王处直墓志》正出自其手。这方墓志作于王处直被鸩死之后，是王都授意下的产物，说明正史有关和少微在易定受代中的角色的记载较为可信。从墓志文字判断，和少微固然有文才，但不能说非常特出。(27)他和刘晅、刘昫之间的冲突的原委细节现已无从知晓，但和少微要置对方于死地则说明彼此的冲突涉及他的切身利益。王都篡位成功，和少微的地位必然随之上升，但刘昫早已是易定幕府高级僚佐，兄弟二人无论名望、资历还是文才都应在和少微之上。且王都是他们的举荐人，不难想象在篡位之际他更试图笼络刘氏兄弟。和少微即便是王都亲信，要想立刻超越刘氏兄弟成为易定文职僚佐之首或霸府书记这类关键职位也未必容易。和少微这样一个有野心的地方文士决定下手除去竞争对手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史料显示和少微长期把持王都的幕府，对潜在的竞争者必欲除之而后快。(28)这些固然说明当时河北藩镇内部斗争的激烈，但这个例子也和上节讨论过的韩延徽与王缄的冲突一样，从一个侧面也说明实际政治中“文”的作用正在扩大，成为地方士人最重要的进身资源。

接下来再看赵凤的情况。《旧五代史·赵凤传》：

赵凤，幽州人也。少为儒。唐天祐中，燕帅刘守光尽率部内丁夫为军伍，而黥其面，为儒者患之，多为僧以避之，凤亦落发至太原。顷之，从刘守奇奔梁，梁用守奇为博州刺史，表凤为判官。(29)

赵凤和冯道、刘昫一样具有“儒者”的身份，但他不得不为避军役而削发为僧的举措说明他属于普通士人。(30)赵凤最初也是为了躲避幽州暴政而到太原，只是随刘守奇的离去暂时效命于朱温集团。赵凤的文才和冯道应相当，这点下文再涉及。但他比冯道更为敢言，一生行事立场分明。《旧五代史》的传记说他“性豁达，轻财重义”，看来是有根据的。赵凤的侠义和冯道的持重，风格虽不同，却都受到幽燕土壤的深厚影响。

对冯道政治生涯的顺利发展影响最大的，是成为李克用重要辅佐的原唐河东监军使张承业。笔者已在他处讨论过中晚唐宦官集团在维系唐廷政治权威中扮演的积极角色，这里要补充说明的是越到唐代末期，宦官作为唐廷权威的象征的意味就越浓厚，当时的世人对此的认知远比后来的史家来得清楚，因此朱温以屠杀宦官集团的方式从肉体上摧毁唐廷政治基础。受到李克用庇护的张承业和受到刘仁恭庇护的卢龙监军使张居翰成了硕果仅存的两位重要的监军。张居翰最终也加入了李克用的阵营。李克用保护张承业的举措有象征意义，表明他悉尊唐廷，和朱温势不两立。宦官制度在后唐初期的延续也具有类似保持唐代制度的性质。(31)但张承业不同寻常的能力和贡献也是让李克用和后来的李存勖对他无比信任的缘由。从史料记载的张承业生平看，无论剖划经营还是政治胆识，他都有卓越表现，在晋梁争霸战中，几乎兼具了楚汉时期萧何与韩信的作用。他和张居翰的生平事业值得另文考察，这里只着眼于与冯道生涯的关系。

张承业的一个重要贡献就是为后唐事业储备人才。他留守太原期间正值幽燕大乱，太原成了吸引避难幽州士人的投奔对象，前面提到的赵凤和刘皥都是这种情况。而以太原为中心的晋王势力如此重视来自幽燕的文士，部分原因是太原地区的文化资源相对薄弱，即如《旧五代史·张宪传》说的“太原地雄边服，人多尚武，耻于学业”。(32)从史书收录的例子看，张承业重视的幽州士人大都有器局操守且文辞优瞻。吕琦是幽州安次人，和刘昫一样出身于典型的幽州地方官僚家庭，祖父还是瀛州景城主簿，“唐天祐中，庄宗方开霸府，翘伫贤士，墨制授琦代州军事判官，秩满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重琦器量，礼遇尤厚”(33)。又《旧五代史·马郁传》：

郁在武皇幕，累官至检校司空、秘书监。武皇与庄宗礼遇俱厚，给赐优异。监军张承业，本朝旧人，权贵任事，人士胁肩低首候之。郁以滑稽侮狎，其往如归，有时直造卧内。每宾僚宴集，承业出珍果陈列于前，食之必尽。案：《太平御览》引《后唐书》作：陈列于前，客无敢先尝者，当郁前者，食之必尽。（旧五代史考异）承业私戒主膳者曰：“他日马监至，唯以干藕子置前而已。”郁至，窥其不可啖，异日，中出一铁，碎而食之，承业大笑曰：“为公设异馔，勿败余食案。”其俊率如此。(34)

可见张承业对来自范阳的马郁也眷顾有加。冯道只是张承业吸纳的幽州人士中最为史家所知的一位。《旧五代史·冯道传》有段关于他被张承业辟用的描述：

（刘）守光败，遁归太原，监军使张承业辟为本院巡官。承业重其文章履行，甚见待遇。时有周玄豹者，善人伦鉴，与道不洽，谓承业曰：“冯生无前程，公不可过用。”时河东记室卢质闻之曰：“我曾见杜黄裳司空写真图，道之状貌酷类焉，将来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足信也。”承业寻荐为霸府从事，俄署太原掌书记，时庄宗并有河北，文翰甚繁，一以委之。(35)

《册府元龟》中类似的记载把这段过程说得更戏剧化：

后唐周玄豹自言善相术，太原监军特进张承业尝延之，历视诸僚佐。时巡官冯道初自燕来，性不事华洁，灰尘满面，而以文行见知承业，命典书奏。承业问玄豹曰：“冯巡官何如？”曰：“巡官依莲泛水，幸遇特进，礼士之秋，官不逾宰百里。”承业笑曰：“他已为起居郎，公何忽耶！”(36)

这两段文字有渲染的成分，但勾勒出冯道进入太原这个新的政治中心在时人眼里是何种形象。张承业起用冯道固然有乱世用人不拘一格的味道，但他重视的才能还是以文章为核心，可以说符合主流文化的标准，所以他更像是在遵循晚唐以来政治文化中奖掖孤进的模式。砺波护称张承业为冯道一生中的“贵人”（patron），实为精确。上段记载也提到了卢质对冯道的推举。卢质当时正担任河东掌书记，是配合张承业经营河东的搭档之一。虽然就个人背景而言，卢质出身唐代中朝清流世家，但他未追随当时名家子弟相互援引的习惯，而推举背景相差很远的冯道。从后来冯道对他的态度来看，当时卢质的推举显然是有效的。(37)周玄豹的情节在现代读者眼里可能显得略为不经，但这一情节在此自有其叙事功用，不应轻轻放过。认为相术可以判断一个人的生涯前景是唐代普遍的看法。其实同样来自幽燕的周玄豹绝非一般的相士，《旧五代史》专门为之列传，并特别提到他因凭骨相准确判断出唐明宗的身份而名声大噪，也见知于张承业。(38)故而此处的描述，真正用意恐非否定相术的可靠性，而是用来批评甚至嘲弄主流文化影响下产生的浮薄的人才品鉴取向。这点上《册府元龟》的文字更明显。冯道拥有主流文化所要求的文笔和识见，缺乏的只是在一般人心目中代表这种文化的中朝子弟的“华洁”外表，但这种外表在实际生活中常被视作清流人物不可缺少的条件，周玄豹接受的正是此种肤浅的观点。反倒是卢质能独具慧眼，看出冯道的非凡来，甚至以被当时史传称为首唱元和中兴的杜黄裳作比。

据砺波护的研究，冯道开始担任河东节度巡官时大约三十二岁到三十三岁之间，而那时张承业已六十六七。冯道担任这一职位直到三十八岁。(39)919年李存勖回归晋阳时，河北已基本为晋所有。冯道接替了卢质成为河东的掌书记。对此，《旧五代史·卢程传》的记录也颇详细：

初，判官王缄从军掌文翰，胡柳之役，缄殁于军。庄宗归宁太原，置酒公宴，举酒谓张承业曰：“予今于此会取一书记，先以巵酒辟之。”即举酒属巡官冯道，道以所举非次，抗酒辞避，庄宗曰：“勿谦挹，无逾于卿也。”时以职列序迁，则程当为书记，汝弼亦左右之。程既失职，私怀愤惋，谓人曰：“主上不重人物，使田里儿居余上。”先是，庄宗尝于帐中召程草奏，程曰：“叨忝成名，不闲笔砚。”由是文翰之选，不及于程。时张承业专制河东留守事，人皆敬惮。旧例支使监诸廪出纳，程诉于承业曰：“此事非仆所长，请择能者。”承业叱之曰：“公称文士，即合飞文染翰，以济霸国，尝命草辞，自陈短拙，及留职务，又以为辞，公所能者何也？”程垂泣谢之。(40)

五代初霸府掌记的重要性自不待言。史书生动记载了公认的章表能手王缄的意外丧生给李存勖带来的悲恸，因此冯道得以成为王缄的继任是非比寻常的，说明李存勖和张承业对他文字能力的信任。但上述记载还告知我们这一时期的政治文化精英正在出现重组，和张承业一样，李存勖一面接受晚唐以来重视文才，尤其是那种擅长表状笺启的燕许刀尺之才的观念，一面则开始在长期垄断这一场域的中朝名流之外寻找人才，以至遭到李氏集团中世族成员的抗议。卢程自视为“人物”，即品流甚高的中朝子弟，《新五代史·卢程传》在这里径直用“门阀”替代了“人物”。(41)《旧五代史·卢程传》说他“矜恃门地”(42)。虽在一处共事，卢程可能长期视冯道为“田里儿”。这次选掌记，他得到地位甚高且属于中晚唐最为重要的词臣家族的成员卢汝弼的背书，因此，不难理解卢程对最终结果感到错愕。

冯道生涯前期一个需要面对的挑战就是唐末清流世家人物的轻视，这是与他相关的记载中出现多次的主题。但他虽属孤进，政治上却不孤立。晋唐政权虽然大量接纳唐廷旧臣，但从李存勖时代起，家世背景并不煊赫的新人也逐渐占据重要职位，冯道出任掌书记就是一个重要的讯号。如果以庄宗一朝翰林学士任用来看，这一情况更加明显。以下是唐庄宗朝翰林学士入院与出院表：

卢质

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东节度判官为兵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承旨
唐明宗天成元年六月戊子以翰林承旨、兵部尚书、知制诰卢质为检校司空，充同州节度使

冯道

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东节度掌书记为户部侍郎，充翰林学士；同年十月后丁父忧
同光三年十月丙子以前翰林学士、户部侍郎依前本官充职
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乙亥以翰林学士、户部侍郎、知制诰以本官充端明殿学士

卢文度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
同光二年正月十九日病逝

刘昫

同光元年四月后不久入院，十一月以翰林学士、守尚书膳部员外郎为比部郎中、知制诰，依前充职
同光三年丁母忧，服阕，授库部郎中，依旧充职
唐明宗长兴二年八月，以翰林学士、兵部侍郎守本官，充端明殿学士

冯嘉锡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右散骑常侍、充宏文馆学士、判馆事为户部侍郎、知制诰充翰林学士
出院时间不详

赵凤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扈銮制书学士、行尚书仓部员外郎为仓部郎中、知制诰，充翰林学士
唐明宗天成元年五月乙亥，翰林学士、中书舍人以本官充端明殿学士

于峤

同光元年十一月丁巳以左拾遗守本官，充翰林学士

李愚

入院时间在同光元年十二月与同光三年九月魏王继岌伐蜀前
唐明宗长兴元年五月辛卯，翰林承旨、兵部侍郎为太常卿

*资料源：《旧五代史》《册府元龟》

庄宗一朝，卢质始终是地位最高的承旨学士。(43)卢文度和李愚、冯嘉锡等都曾是后梁的翰林学士。其中尤以卢文度地位最高，他从昭宗乾宁二三年间就入内署，虽先服务于后梁，却在李克用集团中有不少至亲，比如重臣卢汝弼是他的从叔，卢文纪是他的从弟。不过文度同光二年正月即暴病而死。(44)同光年间翰林学士的构成还是以庄宗吸收的新人为主，而且最重要的三位都是幽州人士。冯道、赵凤和刘昫的仕途可以说从此齐头并进，冯道的生涯轨迹也只能说是这一群人中略微特出的一位而已。

值得留意的是，这一群体和来自后梁的成员关系并不见得融洽。比如明宗朝入相的李愚和冯道、赵凤同为河北人，且在学士院共事，但他和冯、赵二人就时有矛盾。《新五代史·李愚传》：“明宗即位，累迁兵部侍郎承旨。明宗祀天南郊，愚为宰相冯道、赵凤草加恩制，道鄙其辞，罢为太常卿。”(45)明宗祀天南郊为长兴元年（930）二月事，当时宰臣冯道为南郊大礼使，赵凤也在相位上。李愚为承旨学士，因此郊祀后的加恩制理当由李愚草拟。《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元年五月辛卯“以翰林承旨、兵部侍郎李愚为太常卿”，正是在郊祀后不久。太常卿就职位而言自然清显，但从承旨学士迁出则不太寻常，可见《新五代史·李愚传》叙说的情况是有依据的。有意思的是长兴二年三月李愚入相时，命相制特别说他“当祀周郊，密承殷诰。泥金而将期献颂，击石而寻致来仪。既历试诸艰，且爰立作相。是命亚凤池之贵位，领虎殿之群儒”(46)，特别表彰他在明宗郊祀时写的敕书有分量，并以此作为他入相的一项条件，这很像是在此事上还他一个公平。李愚的加恩制让冯道等不满，估计是特别提到冯道等人的部分。《新五代史·李愚传》指出是冯道鄙薄李愚的文字，实际赵凤的不满可能更关键，长兴二年李愚入相就是在赵凤出镇邢台的前提下实现的。(47)他和冯道也有类似冲突，但基本还是能共事的。(48)

就家世及政治资历而言，李愚早有盛名，但仕途却也是到了后唐才真正跃起，这一点和冯道等类似。他和冯、赵的冲突可能有身份背景这一因素，一个旁证来自《新五代史·刘岳传》：

宰相冯道世本田家，状貌质野，朝士多笑其陋。道旦入朝，兵部侍郎任赞与岳在其后，道行数反顾，赞问岳：“道反顾何为？”岳曰：“遗下《兔园册》尔。”《兔园册》者，乡校俚儒教田夫牧子之所诵也，故岳举以诮道。道闻之大怒，徙岳秘书监。其后李愚为相，迁岳太常卿。(49)

这一故事下文还将涉及。刘岳是中朝名家子，因此看不起出身幽州的乡儒冯道。李愚则对刘岳有所援助，或许和李愚也有类似刘岳的背景有关。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性格差异和文士相轻等可能。据史传，李愚和赵凤都是峻急的性格。李愚也是文章能手，文风深受韩柳古文的影响，而且后唐平蜀时，“军书羽檄，皆出其手”，从此获得庄宗的信任。(50)作为宰相的冯道和赵凤可能不愿意李愚这样一位文字能力强却不太能与他们配合的官僚为翰林学士之首，借口草制文字不妥而将李愚调离学士院。

后唐是冯道个人事业和声望奠定的最重要的阶段，尤其是在唐明宗的时代。细读新旧《五代史》以及《册府元龟》等提供的材料，记录表彰冯道言论最多的君主也是唐明宗。史官有意识凸显这一时期冯道的影响力不排除有他们个人的好恶和利益考虑，但不能否认的是，种种迹象表明冯道和明宗之间是有相当融洽的君臣互动。甚至在晋高祖天福元年（936）十二月颁布的以冯道为守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弘文馆大学士的诏书里，还再次强调冯道在明宗在位期间的贡献：

自明宗皇帝克绍基扃，仰膺图谶，于草昧皇灵之际，有攀鳞附翼之功。密赞皇猷，静司帝诰，出纳奉命，周旋八年。持葛秤以定锱铢，浮殷舟而拯沉溺。四时成岁，阴阳毕顺于调燮；九德不愆，朝野咸推于表式。(51)

纵观冯道一生，这也是他对实际政治贡献最多的年代。在这之后他始终保持着政坛元老的身份，但却未必有那种持续的影响力。明宗刚即位，冯道就成为新设立的端明殿学士的首任。这一职位自此成为由翰林学士到宰相的重要过渡，砺波护称之为副宰相，不无道理。(52)对于冯道的入相过程，《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有颇为详细的记载。当时枢密副使孔循不愿河北人入相，于是推举了出身世家的崔协。权臣枢密使安重晦倾向于孔循的意见，而与孔循不和的平章事判三司任圜则推举李琪。在僵持不下的情况下，最后明宗提出了韦肃和冯道：

帝曰：“宰相重位，卿等更自审详。然吾在藩时，识易州刺史韦肃。人言名家，待我尝厚。置于此位，何如？肃苟未可，则冯书记先朝判官，称为长者。多才博学，与物无竞，可以相矣。”书记，即冯道也。尝为庄宗霸府书记，帝素款颜，偶不记名，但云书记。

根据这些资料，砺波护指出唐末以来，贵族制虽然崩坏，但宰相这样的职位依然掌握在唐代贵族家族的手中。这次命相推举出来的崔协、李琪乃至韦肃都是这类人物。因此冯道成为执政完全出于明宗个人的意旨。明宗的考虑主要是两点：一是冯道的文笔，二是冯道乐天的性格，而此性格与明宗有共鸣之处，所以冯道的入相属于特殊的机缘(53)。砺波护的这些分析值得考虑，比如明宗对冯道的器重的确就很关键。和冯道担任河东掌书记一样，他的入相也是标志性事件。问题是其标志性的具体意义为何。上引《册府元龟》的记载显然过于戏剧性，以至于不合情理。明宗即位后，冯道立刻从翰林学士升为端明殿学士，其实入相不过时间早晚。明宗不太可能在商议命相前夕还只记得冯道是河东书记，更可能的倒是明宗早在河东时就和冯道有接触并产生好感，因此即位后才如此重视他。其次，端明殿学士一职是在权臣枢密使安重晦建议下设置的(54)，宋敏求告诉我们当时的端明殿学士“班枢密使之后，食于其院”(55)。可见与后唐枢密院的关系尤其密切，其首任人选必定得到安重晦的认可甚至大力支持。尽管史乘宣称孔循不愿河北人入相的意见获得安重晦的支持，实际情况未必如此。冯道入相固然有个人机遇在内，但明宗选择冯道和崔协同时入相的做法看起来却更像是政治上的平衡，也就是选择了两个不同群体的代表人物。

砺波护敏锐地注意到天成二年（927）正月冯道和崔协的命相制书中赞誉两人的文字。形容冯道的部分着意强调两点：一是家风敦厚、士行无缺，所谓“温恭为君子之儒，悫厚有大臣之体”；二是倚马可待的文才。而描述崔协的段落则完全采取描写晚唐清流门胄的套路：“星辰降彩，轩冕联荣。礼乐禀于生知，诗书博于时习。辉华继世，可鄙荀陈。清贵传家，固超王谢。自登高第，践历周行。”(56)

有关崔协的记载和他的任官经历让人感觉他虽早登科第，实际并不以文辞见著，但他出自晚唐最为清贵的家族之一，近期发现的崔协夫妇的墓志更让我们了解他的婚姻网络与中朝名族的密切关系。(57)

如砺波护所言，天成二年制书中以“人柄”对“门第”可以解释为何冯道在担任宰相之初受到有门第背景的后唐成员的轻视。的确，除了冯道之外，五代前期的宰相大都有唐代右族名流的背景，但他们并非砺波护形容的那类靠门第维持的“贵族”，而是晚唐通过进士词科崛起的文学官僚世家。他们和以冯道为代表的来自地方的文儒群体差别并没有想象的那么大，都是以文学立身。这两个群体构成了后唐政权文官集团的主体。明宗一朝，五代的政治出现新的朝向。后唐一方面仍以恢复唐朝天下为己任，刻意仿效唐朝的制度礼法，继续礼遇有中朝世族背景的人士（其中包括大量曾服务于后梁政权的官僚），另一方面大力擢用来自地方并长期服务于后唐政权的官员。从他担任河东掌书记到天成二年入相，冯道已经为后唐政权效力长达十四年，应该超过了当时许多朝中的高级文官。他的入相标志着五代人事更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从冯道的任官经历和史乘对这些经历的描述来看，奠定他漫长而成功的政治生涯的核心素质是他长于文诰章表。这也是和他同时获得后唐重用的赵凤、刘昫等人的共同特点。比如长兴四年赵凤命相制文说：

丹山瑞彩，赤廑灵锋。清明犹水镜冰壶，质厚若浑金璞玉。动惟稽古，静可镇时。梦传五色之毫，文章焕烂；力就三冬之志，学艺纵横。顷在禁林，尝传职业。始中原之大定，属万国以来朝，制命联绵，诏书迭委，共叹立成之敏，略无停缀之时。(58)

命相制书难免有夸大之处，但唐五代的这类重大书写也有非常强调在文字中精确体现书写对象的特点，浮泛之词反而得不到认可。上述制文就不只信口说赵凤的文采出众，而是提供了他不仅草诏敏速且心思绵密的具体证据。“梦传五色之毫”这样的譬喻一般也只用于形容天才型文人，而非随意夸张，这些印象可以通过比较这类书写而获得。那么冯道的文字如何呢？在晚唐五代的王言和表状笺启类书写中究竟达到了何种水平呢？我们若要对冯道早期仕途所依靠的才能作出更精确的判断，就必须思考这些问题。幸运的是，冯道的文集虽然未能传世，但他的个别相当重要的篇章却因《旧五代史》和《册府元龟》的抄录而得到保存，使我们得以管窥究竟。可惜以往的研究对这类文字都未能留意。关于冯道的文笔，《旧五代史·冯道传》中有这样一段描述：

其后百僚上明宗徽号凡三章，道自为之，其文浑然，非流俗之体，举朝服焉。道尤长于篇咏，秉笔则成，典丽之外，义含古道，必为远近传写，故渐畏其高深，由是班行肃然，无浇醨之态。(59)

这里提到的“上明宗徽号凡三章”即长兴元年后唐群臣请上尊号之事。据《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和《册府元龟》，天成五年唐明宗郊祀后宣布改元为长兴元年，三月丙子、庚辰和癸未，冯道率群臣三次请上尊号。四月戊午，明宗御文明殿受册徽号圣明神武文德恭孝皇帝。现存冯道所撰的请上尊号表和举行典礼时的《上唐明宗徽号册文》，后者为《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全文载录，说明是公认的冯道的大手笔。此外长兴三年六月冯道再次率群臣上表请于明宗尊号内加“广道法天”四字，其中一篇表文及明宗答诏保存于《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尊号》中。又后周广顺三年（953）冬十月甲子，“中书令冯道率百官上尊号曰圣明文武仁德皇帝，答诏不允，凡三上章，允之”。这次的章表出自冯道之手，其中一篇也见于《册府元龟》卷一七《帝王部·尊号》。(60)这类受到晚唐五代社会上层重视的官方骈俪文字，有其特定时空下的文学评判标准和比照对象，这一点当时的读者可能很清楚，但对脱离了那一政治文化语境和审美敏感的现代史家来说，往往是个难题。解决这一难题的途径之一是和唐五代其他同类型文字比较阅读，尽量找出其文字特色和刻意传递的讯息。笔者总的印象是冯道的诰谟文字典郁不失晓畅，平实却不浅近。比如给明宗的《请上尊号表》中写明宗的时代：

而况万邦胥悦，百谷顺成。天垂上瑞之文，人乐繇庚之化。鸡竿作解，凤纪维新。野喧击壤之歌，兵入櫜弓之咏。人祇䜣合，日月重光。(61)

这类句子的确不靠用典而浑成精警。他的《上唐明宗徽号册文》也同样少浮泛之腴辞，在不长的篇幅内具体讲述明宗李嗣源的文治武功。先是说他戡定内乱，“成再造之业，由四征之功”。接下来再赞李嗣源的修内政和惩外敌。最后说：“非陛下有道有德，至圣至明。动不疑人，静惟恭己。常敦孝礼，每纳忠言。则何以临御五年，澄清四海。时久缠于灾害，民骤见于和平。休征备载于简编，徽号过持于谦让。”(62)文章逻辑的严密使上尊号显得合情合理，文字虽是骈俪，却具备古文的格调，颇有陆贽的文风。

以上的讨论旨在说明，作为五代政治文化精英的代表，冯道仕宦生涯的顺利一是得益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的影响。他的生涯轨迹和当时受重视的众多文士并无区别，都是沿着晚唐以来文学官僚的典型仕途模式发展；二是得益于特殊的地缘政治的作用，河北尤其是幽州的文武人才被大量吸纳入后唐政权之中。这两种影响他仕途的因素也影响到他个人的社会关系网络。冯道的私人生活和官场交往都透露出明显的地域倾向，这种倾向在五代的精英中是否很普遍尚有待深入考察，但至少冯道是这方面的典型。冯道自己的婚姻就说明了这种倾向。根据他的《长乐老自叙》，他先娶德州司户掾褚女，后娶景州弓高县令孙师礼之女，结婚对象都是他家乡人士的女儿。但他子女的婚姻就脱离了这一模式。冯道长女“适故兵部崔侍郎讳衍子太仆少卿名绚”。崔衍在长兴年间曾先后任给事中、御史中丞和兵部侍郎。(63)虽然关于他的记载很少，但从这些职任和他的姓氏判断，他必定属于晚唐盛门之后。冯道刘昫的联姻则不仅是政坛上的联盟也是乡党的联谊。(64)

他对于来自家乡的人才也着意提携。幽州永清人龙敏是河北乡曲文士的一个类型的代表。《旧五代史》说他早年在乱世中四处寻找依托，却入仕无门，直到冯道帮忙引介才得以获得政治上的归属。《册府元龟》有段生动的叙述：

龙敏，幽州人。少为儒，丐游都邑。庄宗定魏博，敏闻故人冯道为霸府记室，乃客于河中。岁内，归太原，馆于冯道之家。监军使张承业从容谓道曰：“吾子乡友南来，何不相见？”遂得通刺。会庄宗在魏州，召道从军。承业即署敏为巡官，典监军奏记。(65)

龙敏日后成为唐晋两朝的高官。他的经历使他具有纵横家的风格，史传说他“术不甚长，然外柔而内刚，爱决断大计”(66)，类似于中唐的李泌。另一位得到冯道知遇之恩的人物是王延。《旧五代史》卷一三一《王延传》：

王延，字世美，鄚州长丰人也。少为儒，善词赋，会乡曲离乱，不获从乡荐，因客于浮阳，随沧帅戴思远入梁。尝以所为赋谒梁相李琪，琪览之，欣然曰：“此道近难其人，王生升我堂矣。”繇是人士称之。寻荐为即墨县令，历徐、宋、郓、青四镇从事。长兴初，乡人冯道、赵凤在相位，擢拜左补阙。逾年，以水部员外知制诰，再迁中书舍人，赐金紫。(67)

王赓武认为冯道在五代人物中算是相当纯粹的儒者，和他背景经历很接近的同僚如赵凤和刘昫等都在人生不同阶段受佛道的影响，在冯道身上这种影响却微乎其微。(68)。这一判断未必准确。出身幽州的名僧可止，曾得到刘仁恭父子的礼遇。刘氏政权覆灭后到定州王处直处躲避。《宋高僧传》卷七《义解篇·可止传》：“天成三年戊子，王师问罪，定州陷焉。招讨使王晏休得瀛王冯道书，令寻止。既见，以车马送至洛京。河南尹秦王从荣优礼待之。奏署大师号文智焉，于长寿净土院住持。”(69)冯道早年在幽州时应已了解可止。可止不仅长于佛理，且“百家子史经目无遗。该博之外，尤所长者近体声律诗”，与出身河北的名臣赵凤、马胤孙等都有唱和。马胤孙曾受韩愈影响，以反佛著称(70)，而赵凤也有激烈的反佛举动(71)，因此可止得到冯道的特别关怀未必一定说明冯道接受了某些佛教的思想。但下面这则事例或许更能用以说明冯道的宗教倾向。《册府元龟》记载：

（晋高祖天福四年）九月辛卯，召道士崇真大师张荐明，锡以缯帛。荐明，燕人也。少为儒，游学河朔，渔猎庄老，故性与道俱。其后云衣星冠，奉自然之教。帝素尚玄元，御极之初，数数召见。（中略）帝遂延入内殿，讲老氏《道德经》。召宰臣冯道授卷而听。道曰：“道士讲《老子》，僧人受戒，令文有之，不可轻也。”帝遂礼之为师，益加崇重。(72)

晋高祖特别让冯道去听张荐明讲《道德经》，就未必只是因为张荐明也是幽州人氏。冯道的劝谏似对佛道二教都表示了相当的尊重。他对道德之学可能也颇有涉猎。流传于世的冯道抒发人生感慨的诗篇《偶作》中有“道德几时曾去世，舟车何处不通津”。此“道德”一词就是明显的道家意味。刘咸炘早就注意到五代到宋初政坛的柔厚之风深受道教清净思想的影响(73)，因此冯道谦退的风格有道教的影响是完全可能的。

冯道仕途的成功固然得益于晚唐核心文化对五代社会和统治集团的影响，但出身为乡儒的他却不得不面对中朝子弟的歧视，这恐怕也不是他一个人的经验。史传中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就是他与唐代清流家族子弟的紧张关系。上文已经提到选任河东掌书记引发卢程不满的事件。这里再举几个例子。《册府元龟》记载：

（明宗天成）四年二月，车驾自汴还京。至汜水，东都留司官太子少傅李琪等奏曰：“伏以陛下暂违清庙，才过周星。初平作孽之守殷，次戮不臣之庭琬。今者败契丹之凶党，破真定之逆城。大振皇威，咸繇睿筭。臣等久违宸极，俱恋圣恩，恨不随兽舞于汴郊，拜颜龙于梁苑。岂可只于清洛，坐俟回銮。愿于次舍之间，得展会同之礼。庶倾就望，咸竭欢呼。臣等今乞于偃师东，排班迎驾，称贺后先赴雒阳东祗候。”奉敕：“契丹即为凶党，真定不是逆城。盖阙审详，有兹差误。李琪罚一月俸。”先是，定州王都叛命，琪不详镇州为真定，误用之，故及于罚。(74)

李琪将王都所据的定州（即中山）当成了成德的镇州，两地虽相距不远，性质却完全不同。而指出这一重要疏失的恰是熟悉河北地理的冯道。(75)又《册府元龟》载：

（天成）四年八月，太子太傅李琪奉命撰故青州节度使霍彦威神道碑。初，琪仕梁至平章事，而私怀感遇之意。旧之工碑版者，奉敕撰碑，皆始叙君上奖功之道，承诏撰述之旨，每于立意皆称臣。彦威仕梁位至方面，及兹叙其扬历，必须指名几任是伪，几任是朝命。琪不欲指斥伪梁，所撰碑文，自初不称臣。中书覆奏云：“李琪所撰霍彦威神道碑文，既不分真伪，是混功名。望令改撰。”从之。(76)

《新五代史》卷五四《李琪传》明确说李琪《霍彦威神道碑》中的讳饰之词“为冯道所驳”。这两件事都发生在天成四年，颇不寻常。李琪绝不缺乏朝廷文字的写作经验。他不仅被认为是中朝士族的代表(77)，且从梁太祖之时起就“专掌文翰，下必称旨，宠遇逾伦。是时琪之名播于海内”(78)。在命相争议中，推崇李琪的任圜夸他为“学际天人，奕叶轩冕。论才较艺，可敌时辈百人”，连反对他的孔循都不得不承认李琪有“学艺”(79)，在天成年间恐怕是极少数能在属文名声上与冯道相侔且过之的词臣。但《旧五代史·李琪传》说他长兴间“尤为宰执所忌，凡有奏陈，靡不望风横沮”。冯道指出李琪文字中的那些错误看来有要公开羞辱他的目的。这两件事均发生在天成四年，如果结合长兴元年群臣给明宗上尊号的表与册文都出冯道手笔一事，那么是否冯道有意在此之前彻底确立自己在朝廷章诰书写方面的权威地位，就只能让我们去想象了。

冯道受到中朝士族出身的官僚的轻视，最有名的例子是天成年间任赞和刘岳对他的嘲笑。《册府元龟》记载：

冯道初为中书侍郎平章事，吏部侍郎刘岳以道形神庸陋，一旦为丞相，人士多窃笑。道自月华门赴班，岳与工部侍郎任赞偶语，见道行而复顾，赞曰：“新相回顾，何也？”岳曰：“定是忘持《兔册》来。”道之乡人在朝者闻之，告道。因授岳秘书监，任赞散骑常侍。(80)

此条放在《宰辅部·徇私》，说明在《册府元龟》的编纂者看来，冯道有点公报私仇的意味。同一记载也见于《册府元龟》卷九四四《总录部·佻薄》和卷九三九《总录部·讥诮》，当然批评对象分别变成了刘岳和任赞。(81)但《总录部·讥诮》的记载还加入了冯道的响应：

后唐冯道为相，工部侍郎任赞因班退，与同列戏道于后曰：“若急行，必扑下《兔策》。”道寻知之，召赞谓曰：“《兔策》皆名儒所集，道能讽之。中朝士子止看文场秀句，便为举业，皆窃取公卿，何浅狭之甚邪！”赞大愧焉。(82)

据文中“新相回顾”云云，此事或发生在天成二年冯道入相不久时。(83)刘岳属于晚唐清流重臣刘崇龟、崇望家族的子弟(84)，任赞估计也有类似背景。两人又曾同时在朱梁政权担任翰林学士。《旧五代史·冯道传》表彰冯道入相后“凡孤寒士子，抱才业、素知识者，皆与引用，唐末衣冠，履行浮躁者，必抑而置之”，紧接着就叙述了这一事件。可见《旧五代史》的编者认为这一事件必须在冯道“抑浮躁”的脉络下理解。所谓“浮躁”，就是晚唐以来清流官僚甄别品流的“浮薄”风尚，对此笔者已在另文有所论列。(85)此事件真正的历史意义并不在于这次交锋究竟是否如记载这般绘影绘声地发生过，或如其所言在当时影响了刘岳和任赞的职任，而是实际提供了一个五代人物对唐后期清流文化下存在的两种身份认知的非常贴切的表达。清流文化虽然以强调文的作用和凭文辞致显的重要，但这种文化中的成功者不断将文辞的功能和词学才能神秘化，以便给自身加上一道光环，这道光环随着以文辞致显的官僚家族的形成，更扩展到包括了外表和行为举止等外在因素。与此相关的是一种轻视苦学而成的态度，尤其轻视出自承担中古基层教育义务的地方庠序的人才。孙光宪在《北梦琐言》里也记录了这则事件，并加评语说：

北中村墅乡以《兔园册》教童蒙，以是讥之。然《兔园册》乃徐庾文体，非鄙朴之谈，但家藏一本，人多贱之也。

关于《兔园册》或《兔园策》的性质，砺波护也有很好的说明(86)，这里不赘述。其实孙光宪的附加说明固然准确，却未必就是刘岳、任赞嘲笑冯道的真正原因。就实际文学能力的造就和实践过程而言，刘岳、任赞和冯道应无实质性的差别，但刘岳、任赞对这种成功的原因的认知和冯道颇不相同。这里的《兔园册》其实是庠序教化的代称而已，嘲讽的是冯道才学的背景，并暗示出自此种背景的人士眼光和文章的浅陋。冯道的回复也是针对这一态度而发，不仅是为自己辩护，也是要提醒对手文和学的主次关系不能颠倒，这其实也是一种修辞。《旧五代史·冯道传》在描述了《兔园册》事件之后，就讲冯道写的上尊号册文如何服众和他对李琪的指正等等，这是向读者说明冯道最终在唐末五代的精英文化中确立了不可动摇的地位的过程，编纂者对当时文化的把握不可谓不精确。

上述的几则事例都发生在后唐庄宗和明宗时期，看来并非巧合。后唐正是两个背景不同的文臣群体同时发挥作用的时期，两者处于既合作又竞争的状态。这也是自唐朝崩溃之后，像冯道这样背景的文士首次得以在具有较大规模的政权中执政，对于有些出自晚唐清流右族的子弟，这自然不是容易接受的现实，但刘岳和任赞对冯道的嘲笑也包含了前者仍拥有文化和政治的资源。当然即便是刘岳代表的那个清流群体，其成员也并非就在旨趣上保持一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政治环境的变化，进入后晋，冯道面对中朝子弟的那种压力已渐渐消失，他自身也在历史的记忆中经过了从田里儿的“形神庸陋”到一代名臣的“体貌山立”的塑造过程。

三　冯道的自我认同

冯道能给后人一种在乱世中柔厚与谦退的形象，《旧五代史·冯道传》起了相当大的作用。不过这样的形象一定程度上也倚靠冯道自己的手笔来传递。《冯道传》中全文录入的《长乐老自叙》正是其中关键。作于乾祐三年（950）的《长乐老自叙》展现了漫长生涯之后感恩自足且对身后声名处之泰然之情怀。文章开首先叙家世，然后备列一生所任职官，接下来陈述自身婚姻与子女情况，最后一部分对平生志业作出评价和期许。对这一篇文字，人们历来的关注点大都在那最后一部分。这一倾向甚为自然，因为文章前半部仿佛是冷冰冰的履历表，而最后抒怀的部分才透露出冯道自己的思绪，仿佛是给自己的盖棺论定。川合康三先生撰文仔细分析这篇文字，将其与白居易的《醉吟先生传》做了比较，指出冯道的书写既有模仿白居易之处又表现出不同的思想(87)。这里先列出《长乐老自叙》的最后部分和《醉吟先生传》，以便从川合的讨论入手，对《长乐老自叙》的意义作进一步的阐发：

《长乐老自叙》

《醉吟先生传》

静思本末，庆及存亡，盖自国恩，尽从家法，承训诲之旨，关教化之源，在孝于家，在忠于国，口无不道之言，门无不义之货。所愿者下不欺于地，中不欺于人，上不欺于天，以三不欺为素。贱如是，贵如是，长如是，老如是，事亲、事君、事长、临人之道，旷蒙天恕，累经难而获多福，曾陷蕃而归中华，非人之谋，是天之佑。六合之内有幸者，百岁之后有归所，无以珠玉含，当以时服敛，以籧篨葬，及择不食之地而葬焉，以不及于古人故。祭以特羊，戒杀生也，当以不害命之物祭。无立神道碑，以三代坟前不获立碑故。无请谥号，以无德故。又念自宾佐至王佐及领藩镇时，或有微益于国之事节，皆形于公籍。所著文章篇咏，因多事散失外，收拾得者，编于家集，其间见其志。知之者，罪之者，未知众寡矣。有庄、有宅、有群书，有二子可以袭其业。于此日五盥，日三省，尚犹日知其所亡，月无忘其所能。为子、为弟、为人臣、为师长、为夫、为父，有子、有犹子、有孙，奉身即有余矣。为时乃不足，不足者何？不能为大君致一统、定八方，诚有愧于历职历官，何以答乾坤之施。时开一卷，时饮一杯，食味、别声、被色，老安于当代耶！老而自乐，何乐如之！时乾祐三年朱明月长乐老序云。

醉吟先生者，忘其姓氏、乡里、官爵，忽忽不知吾为谁也。宦游三十载，将老，退居洛下。所居有地五六亩，竹数千竿，乔木数千株，台榭舟桥，具体而微，先生安焉。家虽贫，不至寒馁；年虽老，未及耄；性嗜酒，耽琴淫诗。凡酒徒、琴侣、诗客，多与之游；游之外，栖心释氏，通学小中大乘法；与嵩山僧如满为空门友，平泉客韦楚为山水友，彭城刘梦得为诗友，安定皇甫明之为酒友，每一相见，欣然忘归。洛城内外六七十里间，凡观寺丘墅有泉石花竹者，靡不游；人家有美酒鸣琴者，靡不过；有图书歌舞者，靡不观。自居守洛川，韦布之家，以宴游召者，亦时时往。每良辰美景，或雪朝月夕，好事者相过，必为之先拂酒罍，次开箧；诗酒既酣，乃自援琴操宫声，弄《秋思》一遍。若兴发，命家僮，调法部丝竹，合奏《霓裳羽衣》一曲。若欢甚，又命小妓，歌《杨柳枝》新词十数章。放情自娱，酩酊而后已。往往乘兴履及邻，杖于乡，骑游都邑，肩舁适野；舁中置一琴一枕，陶谢诗数卷，舁竿左右，悬双酒壶，寻水望山，率情便去，抱琴饮酌，尽兴而返。如此者凡十年。其间日赋诗，约千余首；日酿酒约百斛，而十年前后，赋酿者不与焉。妻孥弟侄，虑其过也，或讥之，不应，至再三乃曰：“凡人之性鲜得中，必有所偏好。吾非中者也。设不幸，吾好利，而货殖焉，以至于多藏润屋，贾祸危身，奈吾何！设不幸，吾好博弈，一掷万钱，倾财破产，以致于妻子冻馁，奈吾何！设不幸，吾好药，损衣削食，炼铅烧汞以至于无所成，有所误，奈吾何！今吾幸不好彼，而自适于杯觞讽咏之间，放则放矣，庸何伤乎？不犹愈于好彼三者乎？此刘伯伦所以闻妇言而不听，王无功所以游醉乡而不还也。”遂率弟子入酒房，环酿瓮，箕踞仰面，长吁太息曰：“吾生天地间，才与行，不逮于古人远矣；而富于黔娄，饱于伯夷，乐于荣启期，健于卫叔宝。幸甚！幸甚！余何求哉？若舍我所好，何以送老？”因自吟咏怀诗，吟罢自哂，揭瓮拨醅，又饮数杯，兀然而醉。既而醉复醒，醒复吟；吟复饮，饮复醉，醉吟相仍，若循环然，繇是得以梦身世，云富贵，幕席天地，瞬息百年，陶陶然，昏昏然，不知老之将至！古所谓得全于酒者，故自号为醉吟先生。于时开成三年，先生之齿，六十有七，须尽白，髪半秃，齿双缺，而觞咏之兴犹未衰。顾谓妻子云：“今之前，吾适矣；今之后，吾不自知其兴何如？”

川合指出，《长乐老自叙》中强调的读书饮酒之乐和长寿带来的幸福感恰是《醉吟先生传》等白居易晚年诗文的主题之一，而后者当然是承陶渊明《五柳先生传》的传统而来。冯道文中的“老而自乐，何乐如之”之语更是套用白居易晚年所作之《老热》“何人不衰老，我老心无忧”之句。这些都是白居易诗文在五代文人圈中影响益为显著的例子。川合也注意到《容斋三笔》中洪迈将《长乐老自叙》与王溥在宋初所作《自问诗序》合观。洪迈指出两者在旨趣上的相类，即均以历事数朝，位极人臣为“儒者之幸”。川合指出，《长乐老自叙》和《醉吟先生传》虽有表面的相似，两者的区别也明显。《醉吟先生传》体现的是那种不受仕宦等俗务羁绊的旷达自适，当然我们可以说这也许是白居易的一种自我营造，因为他实际已功成名就。但至少从文字看，白氏强调的是种真正意义的超脱，但《长乐老自叙》表现出的“自足感”则完全来自于那种白居易要摆脱的俗务的充分实现，整篇文章透露出一种夸耀，和白居易文字的境界相差颇大。川合康三的这些分析自然有见地，但《长乐老自叙》透露出来的思想尚有值得申论的地方。

首先，冯道笔下流露出的满足感的确有世俗的一面，但这种世俗意味恰恰是当时对儒者的一种期许，也就是说这是以入世为目标的儒者需要达到的境界，当然这个境界入宋后起了根本的变化，但在五代宋初恐怕还是很有代表性。若笔者的这个看法能成立，则冯道的书写不能仅仅从一种自然主义式的角度去判断，因为他很可能也是在照着当时的这种理念去塑造自己，虽然他的素材可以说是现成的，无须添油加醋。前面提到的王溥的《自问诗序》已经把这种境界称为“儒者之幸”。更清楚的说明则来自宋祁《宋景文公笔记》下“庭戒诸儿”条：“吾世为儒，今华吾体者衣冠也，荣吾私者官禄也，谨吾履者礼法也，睿吾识者诗书也。入以事亲出以事君，生以养，死以葬，莫非儒也。”(88)有意思的是宋祁虽然和欧阳修一起造成对冯道评价的大逆转，但他笔下的理想的儒者生涯和冯道基本一致。

冯道选择乾祐三年（950）六十九岁撰《长乐老自叙》当与临近七十这一古来高寿标志有关，但文中提及的安葬谥号等的指示都是指身后安排。所谓祭不杀牲、不立神道碑、不请谥号等等其实是姿态性的，冯道不可能不清楚这实际上不会发生，比如冯道死后即获得“文懿”的谥号。这里他以遵循古来所谓薄葬不立碑表等的传统来表现冲晦的美德。无独有偶，宋祁在这一点上也和冯道的表达十分接近。《宋景文公笔记》下“治戒”条曰：

吾殁后，称家之有亡以治丧。（中略）掘冢三丈，小为冢室，劣取容棺及明器，左置明水，水二盎，酒二缸，右置米面二奁，朝服一称，私服一称，履自副。左刻吾志，右刻吾铭，即掩圹，惟简惟俭，无以金铜杂物置冢中。吾学不名家，文章仅及中人，不足垂后。为吏在良二千石下可著数人，故无功于国，无惠于人，不可以请谥有司，不可受赗赠，又不宜求巨公作志及碑。冢上树五株柏，坟高三尺，石翁仲兽不得用，盖自摽置者，非千载永安计尔。(89)

宋祁的指示和《长乐老自叙》一样，都是一种修辞，不能当作实录。但冯道这么汲汲于身后安排，我们有理由推测《长乐老自叙》其实是一篇自撰墓志。文中提供的家世、官爵和子女婚宦都体现出墓志书写的特征，文末“时乾祐三年朱明月长乐老序云”中的序正是“墓志铭并序”的“序”。在新出晚唐墓志里，笔者找到两个强有力的佐证。一是卢绘自撰的《卢绘并前妻李氏合祔墓志自叙》，标题中的自叙和《长乐老自叙》一致。(90)二是晚唐重臣崔慎由的自撰墓志。崔慎由自撰墓志的书写结构与《长乐老自叙》几乎一致，开头曰：“慎由字敬止，代为清河武城人。”接下来先列其祖上四代之情况，然后巨细靡遗罗列出一生所任职官，再是妻子情况。自撰文字的最后部分说：

呜呼！效不焯于时，行不超于人，而入升钧台，出奉藩寄。备践华显，仅二十载。其为幸也，不亦久且甚耶。处心行已，始卒善否，则有佥议与史官之直笔，在吾何敢逃，吾何敢云。即用为志，而且刻之墓前，以表于外。(91)

这段话和《长乐老自叙》最后一段的表达神似，再结合前面的履历表式的结构，《长乐老自叙》就像是崔慎由自撰墓志的一个翻版。然而值得注意的是，以家世背景而言，冯道与晚唐出自最为清贵的家族的崔慎由相差不可以道里记。冯道寒士出身，他的先人只因他的仕途通达而获取赠官，然而《自叙》开头却说：“余世家宗族，本始平、长乐二郡，历代之名实，具载于国史家牒。”这显然是夸大的说法，但根据这一表述，再结合其自叙的整体结构，我们可以认为冯道此时已经完全将自己放置于中唐以来在政治文化中获取空前成功的世家之列。其实伴随这一过程，士人圈对冯道的评价也愈发趋向于视其为一代名臣。前文讨论的《兔园册》事件中说冯道因“形神庸陋”而被中朝子弟嘲笑，而到了宋僧文莹《玉壶清话》里则成了“德度凝厚，事累朝，体貌山立”(92)的新想象。

上面的分析旨在说明，《长乐老自叙》一面刻意营造自身形象，一面对晚唐以来中朝士族的主流价值观作出实际的认同。结合前文讨论过的他和卢程、刘岳、任赞等人的隔阂，《长乐老自叙》中的自况也说明了现实和心理认同上的差异。值得注意的是，《旧五代史·冯道传》末特别提到冯道的次子冯吉“尤恣狂荡，道不能制。识者以其不终令誉”。自中唐后，中朝士族自我延续的重要策略之一就是让其子弟凭借文学声望沿清途扶摇而上。《冯道传》为何独独要举出冯吉的例子关键或在于此。《长乐老自叙》中列出冯道的六子中，除第四子早夭，其他五子均有仕途生涯。前三子从任职看均为清途文官，但据《自叙》，长子冯平与三子冯可早在乾祐三年之前即已去世，而第五子冯义“自秘书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笔者按：当作‘匡国’）军衙内都指挥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左春坊太子司议郎，授太常丞”；第六子冯正“自协律郎改授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国子祭酒兼御史中丞，充定国军节度（笔者按：此处或漏‘副’字）使，职罢改授朝散大夫、太仆丞”。(93)这两人起家虽是清职，最终走的应该是武职的轨道，显然不是以文才显。这样冯吉就成了唯一有希望延续冯道家族文学官僚特征的人物。《宋史·文苑传》有《冯吉传》：

冯吉字惟一，河南洛阳人。父道，周太师、中书令，追封瀛王。吉，晋天福初以父任秘书省校书郎，迁膳部、金部、职方员外郎，屯田、户部、司勋郎中，累阶金紫。周显德中，迁太常少卿。吉嗜学，善属文，工草隶，议者以掌诰许之。然性滑稽无操行，每中书舍人缺，宰相即欲用吉，终以佻薄而止。雅好琵琶，尤臻其妙，教坊供奉号名手者亦莫能及。父常戒令勿习，吉性所好，亦不能改。道欲辱之，因家宴，令吉奏琵琶为寿，赐以束帛，吉置于肩，左抱琵琶，按膝再拜如伶官状，了无怍色，家人皆大笑。及为少卿，颇不得意，以杯酒自娱。每朝士宴集，虽不召亦常自至，酒酣即弹琵琶，弹罢赋诗，诗成起舞。时人爱其俊逸，谓之“三绝”。宋初，受诏撰述明宪皇太后谥议，见称于时。建隆四年，卒，年四十五。(94)

《冯吉传》内容虽不算丰富，但已提供此处分析所需的几点关键信息。冯吉如当代人预期那样“善属文”，因此也如预期那样“议者以掌诰许之”。他前期的郎官职位也确实是朝着此方向迈进，但传中说他终因举止爱好被视为“佻薄”而与中书舍人这一关键的词臣位子无缘。传中提到冯吉迁太常少卿在显德中，此时冯道应已去世。太常少卿一般由礼制专家担任，虽也算清要之列，却非词臣理想之进途。这一官位表面看来颇合冯吉“嗜学”特点和他家世为儒的身份，实际却阻断了他成为词臣的希望，这一点对包括冯吉在内的当时熟悉任官制度的士大夫来说不可能不清楚，难怪冯吉要“颇不自得”而以酒自娱。这一任命可能不只是朝野对冯吉个人言行的看法导致的结果，或许也受到后周初冯道地位的微妙变化的影响。汉周鼎革之际，冯道虽然贵为中书令兼门下侍郎，后又兼太师，名义上依然是文臣之首，但却不是后周君主最亲信的大臣。王禹偁《五代史阙文》载：

又周祖自邺起兵赴阙，汉隐帝兵败，遇害于刘子陂。周祖入京师，百官谒，周祖见道犹设拜，意道便行推戴。道受拜如平时，徐曰：“侍中此行不易。”时周祖兼侍中。周祖气沮，故禅代之谋稍缓。及请道诣徐州，册湘阴公为汉嗣。道曰：“侍中由衷乎？”周祖设誓，道曰：“莫教老夫为谬语，令为谬语人。”臣谨按周世宗朝诏史臣修《周祖实录》，故道之事所宜讳矣。(95)

这段记载多少说明冯道并非汉周禅代的积极拥护者，但太祖尚须倚重冯道的声望，比如广顺三年二月周太祖制象征皇帝权威的国宝两坐，诏冯道书宝文(96)。到了世宗即位，冯道恐很快被边缘化，据《册府元龟》记载：

周世宗显德元年正月即位。二月丁卯，河东贼将张挥率前锋自团柏谷入寇，营于梁候驿，攻劫堡栅，杀掠焚烧，所至荡尽。潞州李筠遣护军穆令均率步骑千人拒之。时帝议亲征，询于执事者。中书令冯道等奏曰：“刘崇自平阳奔遁之后，势弱气夺，未有复振之理。窃虑声言自来，诱语于我，兼以陛下纂嗣之初，先帝山陵有日。人心摇动，不宜轻举。命将御寇，深以为便。”帝曰：“刘崇幸我大丧，闻我新立，自谓良便。必发狂谋，诳惑人心。勾诱北虏，谓天下可取，谓神器可图。此际必来，故无疑尔。”时冯道以帝锐意于亲征，恐非万全之策，因固谏之。帝曰：“昔唐太宗创业天下，草寇靡不亲征，朕亦何惮焉？”道曰：“陛下亦不可效太宗帝。”又曰：“刘崇乌合之众，首遇王师，必如山压卵尔！”道对曰：“山压卵固不敌，不知陛下终作得山定否？”帝不悦而罢。三月癸未，帝降御札亲征。(97)

这一记载亦见《旧五代史》卷一一四《世宗纪》及王巩《闻见近录》等文献，征讨刘崇固然是场恶战，但世宗即位之初锐意进取和这场征伐的胜利相形之下一定会使十分持重的老臣冯道不如范质、王溥、陶谷这些后进的人物来得有影响力了。冯道去世时，王溥才三十三岁，竟然已是中书侍郎、平章事。(98)当宋开宝年间薛居正等修成《旧五代史》时，以特定的仕进模式作为清流家族延续的标志的观念依然深植人心，主要编撰者又多有得到冯道提携的人物如李昉等。《冯道传》特别提到冯吉而不及其他子弟并非偶然。能保持冯氏词臣家族特色的希望仅存于冯吉，强调冯吉在这一点上的挫折实际暗示了冯道家族地位的终结。

代结语：宋代的余音

显德元年（954），杨凝式与冯道先后逝去，杨终年八十二，冯七十三。这两人代表着全然不同的两个群体，处世作风则是异中有同。自唐末到五代，他们政治地位的屹立不倒，除去个人因素，最重要的缘由是他们都受惠于同一种政治文化提供的保障，而并非靠着不断改换门庭。(99)杨凝式来自杨收家族，且是宰相之子，而陈寅恪早已指出，杨收是“唐末五代之世家”。这样的世家实际凭借的是文艺而非族望。刘咸炘也注意到了这一现象，指出这些所谓门阀，“实已非唐之门阀”，而是晚唐始盛。(100)冯道虽更无门第可靠，他的生涯是这一主流文化生命力的另一种证明。他们两人同一年离去纯然巧合，但也标志着在唐末大乱中度过成年岁月的北方重要文臣，除了两年后去世的王仁裕和开宝四年去世的大儒田敏，都已退出了历史舞台。

冯道对宋初文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通过像他这样的士人，唐中叶以后保存于河北地区的儒文化对唐代的政治文化进行了渗透和改造，这必然是个潜移默化的过程，诸多细节已湮没无闻，但其踪迹仍有可循之处，最显著的例子就是众所周知的冯道奏请校勘和刻印《九经》。《五代会要》载：

长兴三年二月，中书门下奏：“请依石经文字刻九经印板，敕令国子监集博士儒徒，将西京石经本，各以所业本经，广为抄写，仔细看读，然后雇召能雕字匠人，各部随帙刻印板，广颁天下。如诸色人要写经书，并请依所印刻本，不得更使杂本交错。”盖刻板之流行，实始于此。

又《旧五代史·冯道传》：“时以诸经舛缪，与同列李愚委学官田敏等，取西京郑覃所刊石经，雕为印板，流布天下，后进赖之。”冯道是促成这个项目开启的关键性人物之一。(101)从负责人的推选到经费的安排都有他的贡献，《册府元龟》记载：

周冯道仕晋高祖为相时，尚书左丞判国子监事田敏长于诗赋。道重敏，尝从容白晋祖曰：“臣所为官合授于敏，臣不敢党蔽也。”(102)

这条记载中田敏的官职似有误(103)，但田敏为冯道所器重则无疑。这样的项目的经费来源是“政事堂厨钱及诸司公用钱，又纳及第举人礼钱以给工人”(104)。这一安排也应是执政冯道的决定。关于这一项目的经过，邵晋涵《旧五代史考异》已有所论列，为学界熟知。从发起到周广顺三年六月工程完毕，印版制作前后经历三朝二十多年。伴随这一过程是冯道和田敏的仕宦生涯的顺利延续。田敏接受这项使命时是后唐的国子博士，完成时不仅是后周的尚书左丞，且被公认为“文儒之领袖”“后学之宗师”(105)。连对五代事务甚少称许的《通鉴》也给予“虽乱世，九经流布甚广”(106)的评价。可见五代虽然是一个动荡的时代，这样的文化项目却能有条不紊地持续。若无冯道和田敏这样深受儒学影响的文臣的地位的稳固，是难以想象的。(107)而这种延续性相当程度上也是晚唐五代清流文化所带来的结果，冯道的影响是在晚唐五代的清流文化中加重了儒学的色彩。

冯道对宋初文化造成影响的第二个方面可能更重要，但对史家来说也更难描摹，这就是他和宋初统治精英中不少成员的私人关系，这种私人关系既是特殊的地缘政治，也是他个人生涯造成的。近期谭凯（Nick Tackett）的文章也从其他方面说明，宋初进入以河南为中心的政治核心区域的官僚群体里，河北出身的人士占据了相当高的比例。(108)正如冯道生活在一个统治精英，特别是清流士大夫转换身份延续其地位和影响力的时代，宋初的政治群体也具有类似的延续性，其代表性文臣可以说正是从冯道这一系统出来。虽然上文的分析说明冯道之经历绝非偶然，但其政坛生涯的漫长和成功使其自然成为不少宋初名臣的提携者。他们也必然用不同方式回报冯道。名臣吕端就是一例：“故相冯道，乡里世旧，道子正之病废，端分奉给之。”(109)

关于冯道对宋初精英文化的影响，民国的刘咸炘在《右书》中有精到的评论：

太祖所用范质、王溥乃冯道、和凝诸人之传衣钵者。冯道有《长乐老自叙》，王溥有《自问诗叙》（均见《容斋三笔》），此诸人沿唐人之习，大抵以柔厚保位。吴处厚《青箱杂记》最能表其风气。其书颇辨道之非依阿。又处厚论心相三十六善，相人取丰肥有福，论文尚朝廷台阁之文，温润丰缛，正谓官样与富贵气者，皆此一派之传也。处厚书又载道诗及张齐贤《自警诗》及《邵氏闻见录》载质戒子孙诗，旨意略同，皆主张宽厚谨慎，所谓格言入于乡原者也。又言于诗爱白乐天，又爱冯瀛王。此足见北宋初诗之多宗白及《击壤》一派所由起之故。宋初人多称冯道，虽以石介之好诋，亦谓五代大坏，瀛王救之，《青箱杂记》称冯道，《东轩笔录》谓王荆公雅爱冯道，谓其能屈身安人，如诸佛菩萨之行，《能改斋漫录》谓富郑公苏黄门以大人称道，《晁氏客语》谓道功高而名节非也，当以管仲比。

他又说：

真宗以前及仁宗初年，士大夫论治则主旧章，论人则循资格，观人则主禄命，貌以丰肥为福，行以宽厚为尚，言以平易为长，文以缛丽为美，修重厚笃谨之行而贱振奇跅弛之才，乃至论文主馆阁体，论诗主白居易，其习盖出于中唐士大夫及五代冯道、和凝诸人，大氐唐之余也。(110)

刘咸炘对于五代宋初的政治文化风气有细致的观察，虽然他强调的是官僚文化中保守持重的一面。他将冯道与和凝并列为对宋初政治文化影响最大的五代名臣也很有见地。这两人都拥有晚唐以来清流精英最强调的素质——词学之才。正史里和凝的形象较诸冯道更接近晚唐的清流之士，但他们两人在风貌上和晚唐“浮薄”的清流仍有相当大的不同。和凝的箭艺超群，冯道则子弟从文从武均有，可以说都是典型唐后期清流官僚基本不具备的特点。相比晚唐清流，冯、和的行政与处世能力要强得多，(111)人际网络也更加广泛，因此能促成更大的凝聚力，这些恐怕只有当时亲身接触过他们的人才能有深切的体会。宋代有关冯道的争议恐怕不仅仅是道德观念引起的，还有对大臣角色的不同认知这一层因素在内。(112)为冯道辩护的往往是以实际政治的经验作考虑，强调的是个人的器量和能在纷乱变幻之中保持内心平静的素质。在这点上冯道成了一种象征。《旧五代史·冯道传》一开始就描绘的乡儒冯道“唯以披诵吟讽为事，虽大雪拥户，凝尘满席，湛如也”，正是这种素质最动人的写照。(113)王安石这样锐意进取的士大夫会对冯道尊敬有加，恐怕原因也是在此。而批评冯道的则更多从道德原则出发，强调的是超越具体场景的道德政治的终极意义。五代以来的忠的观念更强调仕事中遵循儒家观念，而并非以和某一政权相始终作为标准，所以服务的对象可以变换，但信奉的施政理念则一以贯之。出身幽州的五代良吏刘审交死后，曾为其僚佐的冯道撰文悼念，语词恳切，文中说：“今天下戎马之后，四方凶盗之余，杼轴空而赋敛繁，人民稀而仓廪匮，谓之康泰，未易轻言。侯伯牧宰，若能哀矜之，不至聚敛，不杀无辜之民，民为邦本，政为民本，和平宽易，即刘君之政安足称耶！复何患不至于令名哉！”(114)这段写于乾祐二年（949）的话说明冯道对他所处的时代有相当清醒的认识，并提供切实的理想。

欧阳文忠在《新五代史》中对冯道大加挞伐，认为人不知廉耻，则无所不为，“况为大臣而无所不取不为，则天下其有不乱，国家其有不亡者乎！”他甚至说：“予于五代得全节之士三，死事之臣十有五，而怪士之被服儒者以学古自名，而享人之禄、任人之国者多矣，然使忠义之节，独出于武夫战卒，岂于儒者果无其人哉？”(115)欧阳修竟认为忠义尚存于武人而不存于披儒服者，这当然是一种出自道德原则的表达，但也说明他无视晚唐以来文武两个群体，至少在其最上层，权力的基础截然不同。即便是现代，对冯道现象的误解很大程度上也是基于对五代的复杂多元缺乏重视，于是将冯道看作一位始终被动适应时代的人物，而不是一位拥有巨大无形资源的人物。五代的政治文化精英，即便在具体成员的来源上和晚唐大有不同，仍然具有一种超越具体政治的影响力和地位。晚唐以来的清流的光环并未消失。他们既是唐后半叶以来形成的社会想象的受益者，也为五代社会提供了一种延续性。其实从仕进的模式而论，冯道的生涯并不显得有多么特殊。和他一样在五代经历多朝、地位不断上升的高级文臣比比皆是。也许正因为这是一种普遍现象，欧阳修才需要将冯道特别作为攻击的靶子。倘若冯道真的只是个别现象，那这个靶子就缺少了真正的代表性。如果说在晚唐，主流政治文化更多地体现出一种排他性，那么在五代，同样这种文化更多地体现出的是包融性和灵活性。冯道成长的世界曾处于这种政治文化的边缘，但这种文化的包融性使他成为其中重要的一员，并反过来对这一文化加以改造。这种双向的变化恰恰是五代社会对中国历史做出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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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Wang Gungwu，“Feng Tao：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in Arthur F. Wright and Denis Twitchett（eds.），Confucian Personalities，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pp.123-145.

(2) 砺波护《冯道——乱世の宰相》，东京：中央公论社，1966年。

(3) 《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收入《陈寅恪先生论集》，“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特刊之三，1971年，125—126页。

(4) 《柳宗元集》卷二五，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668页。关于此文撰写的时间，见陶敏、李一飞、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辽海出版社，1998年，588页。

(5) 《旧唐书》卷一四三《刘怦传附济传》，中华书局，1975年，3900页。

(6) 陶敏、李一飞、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中唐卷》，551—552、556页。

(7) 《旧唐书》卷一二九《张延赏传附弘靖传》，3611页。这里的叙述应该取自《穆宗实录》等唐代官修史乘。

(8) 关于安史父子在河北的象征意义与唐廷的反应，见黄永年《论安史之乱的平定和河北藩镇的重建》，收入氏著《唐代史实考释》，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98年，226—228页。

(9) 《唐故幽州节度押衙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兼监察御史太原王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赵超主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会昌029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966页。

(10) 《大唐故幽州节度判官兼殿中侍御史银青光禄大夫检校太子宾客卢龙节度留后营府都督柳城军使平州诸军使平妫等州刺史上柱国太原王府君墓铭并序》，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再补》卷三，中华书局，2005年，2130页。

(11) 《册府元龟》卷七九八《总录部·勤学》，中华书局，1994年，9486页。

(12) 《唐幽州卢龙节度押奚契丹两蕃副使摄蓟州刺史正议大夫检校太子左庶子兼御史大夫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安定张公墓志铭并序》，周绍良主编《唐代墓志汇编》中和007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511页。考释《张建章墓志》的学术文字不少，较为细致的当推《〈渤海记〉著者张建章〈墓志〉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1年第1期，16—22、88页）与罗继祖《张建章墓志补考》（《黑龙江文物丛刊》1983年第3期，61—62页）。此处引文的断句及文字即据罗文改正。

(13) 五代北宋的名臣王溥之子王贻孙就仔细读过，见《宋史》卷二五五《王溥传附王贻孙传》，中华书局，1977年，8802页。《新唐书》卷219《渤海传》也多取材于此书，见金毓黼《渤海国志长编》卷一九《丛考》。

(14) 关于现存史料中河北藩镇士子贡举情况的分析，见刘琴丽《由科举仕进看中晚唐河北藩镇的地域文化》，《唐代举子科考生活研究》附录，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

(15) 参见冻国栋《唐代闽中进士登场与文化发展管见》，原刊《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期（1991年），收入氏著《中国中古经济与社会史论稿》，湖北教育出版社，2005年，322—339页；陈弱水《中晚唐五代福建士人阶层兴起的几点观察》，收入氏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357—391页。

(16) 《唐故幽州妫州刺史充清夷军营田等使朝散大夫检校司封郎中摄御史中丞上柱国彭城刘公墓志铭并序》，《唐代墓志汇编续集》文德0O1号，1151页。

(17) 《旧五代史》卷六〇《王缄传》，中华书局，1976年，805页。

(18) 《册府元龟》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8679页。

(19) 《旧五代史》卷八八《张希崇传》，1147页。

(20) 吴丽娱《唐礼摭遗》第四章《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商务印书馆，2002年，87—130页。

(21) 《旧五代史》卷六〇《李袭吉传》，805页。

(22) Wang Gungwu，“Feng Tao：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ies”，p.125.

(23) 《旧五代史》卷八九《刘昫传》，1171—1172页。

(24) 《册府元龟》卷八六五《总录部·报恩》（10277页）：“刘昫，开运初为相。先是避难河朔，匿于北山兰若，有贾少瑜者，为僧，辍衾袍以温燠之。及昫宦达，致少瑜进士及第、监察御史，闻者义之。”（此事亦见《旧五代史·刘昫传》，1173页）刘昫晋开运元年七月为司空兼门下侍郎、平章事（《旧五代史》卷八三《晋书·少帝纪》，1094页）。此处没有明确说刘昫是否出家为僧，但下文提到的贾少瑜和赵凤、曹国珍当时都削发为僧。

(25) 《旧五代史》卷一三一《刘皥传》，1721页。传中说：“皥少离乡里，唐天祐中，梁将刘袭太原，军至乐平，时皥客于县舍，为军所俘。”乐平为山西太原府属县。毫无疑问当时刘皥和许多幽州人士一样，去太原谋求出路。

(26) 《册府元龟》卷九四九《总录部·逃难》，11173页。

(27) 《王处直墓志》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166—169页，墓志纪录的和少微的结衔是节度掌书记，但不清楚这究竟是他何时开始担任的职位。关于《王处直墓志》的文字质量，陈尚君先生曾向笔者提供他的意见，认为墓志用的大都是常典，说明作者水平并不特出，笔者基本赞同这一看法，不过墓志的整体结构仍有特点，比如开头的用词等等，至少不是很常见的手法。另外王都非泛泛之辈，属于河北文化修养最高的节度使之一。以王处直如此重视文人，王都当不至于用水平很差的人担任掌书记。

(28) 《宋史》卷二六二《赵上交传》亦提到后唐同光中，赵上交“尝诣中山干王都”，却为和少微谗言所中，不得已而去。赵上交晋初成为中书舍人、知内外制，可见也是以文才知名的士人（9066页）。

(29) 《旧五代史》卷六七，889页；又见《册府元龟》卷九四〇《总录部·患难》，11078页，卷九四九《总录部·逃难》，11172页。

(30) 赵凤不是现存历史记载里唯一在刘守光时期因躲避军役而落发远走的幽蓟文士。《册府元龟》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曹国珍，字彦辅。少值燕蓟乱离，因落发，被缁客于河西。延州高万兴兄弟皆好文，辟为从事。国珍尝以文章自许，求贡礼闱，万兴飞表荐之。梁永明中，特敕进士及第。还，为万兴幕客且掌书奏。期年，入为左拾遗。”据朱玉龙《五代十国方镇年表》（中华书局，1997年，195页）及《册府元龟》卷二一五《闰位部·招怀》（2574页），高万兴始任保塞军节度使、丹延等州安抚招诱等使在梁开平三年（909）二月，因此曹国桢落发的时间和赵凤正相吻合。

(31) 王赓武早已注意到后唐任用宦官的这种意义，见 Wang Gungwu，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Stand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7，p.106。

(32) 《旧五代史》卷六九，911页。

(33) 《旧五代史》卷九二《吕琦传》，1215页。

(34) 《旧五代史》卷七一《马郁传》，938页。

(35)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1655页。

(36) 《册府元龟》卷九二九《总录部·不知人》，10955页。

(37) 《旧五代史·卢质传》特别提到卢质晚年冯道赠诗推重的事例，《旧五代史》卷九三，1228页。

(38) 《旧五代史》卷七一《周玄豹传》，945—946页。

(39) 砺波护《冯道——乱世の宰相》，75、77页。

(40) 《旧五代史》卷六七，887页。

(41) 《新五代史》卷二八，中华书局，1974年，304页。

(42) 《旧五代史》卷六七，887页。

(43) 《旧五代史》卷二九《唐书·庄宗纪》记同光元年夏四月，“以河东节度判官卢质为兵部尚书，充翰林学士承旨”。十一月丁巳，“以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判馆事卢文度为兵部侍郎、充翰林学士”，404页。

(44) 卢文度事迹分析见笔者《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词臣与词臣家族——以新出石刻为例》，《北京大学学报》第50卷第4期，2013年，10—11页。修订稿已收入本书。

(45) 《新五代史》卷五四，621页。

(46) 《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858页。

(47) 《旧五代史》卷六七《李愚传》，893页；又《新五代史》卷六《唐本纪·明宗》，63页。

(48) 见《旧五代史·李愚传》记李愚与刘昫在正事堂诟骂和同时被免去相位一事。李愚言语中讥讽冯道与刘昫姻亲关系；此事发生于清泰元年七月，见《旧五代史》卷四六《唐书·末帝纪》，638页。

(49) 《新五代史》卷五五，632页。

(50) 《册府元龟》卷七一八《幕府部·才学》，8553页；又卷七二一《幕府部·谋画》，8590页。

(51) 《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860页。

(52) 砺波护《冯道——乱世の宰相》，115页。

(53) 砺波护《冯道——乱世の宰相》，116—119页。

(54) 据《五代会要》卷一三（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四，杭州出版社，2004年，2159页），设立此职位的建议最初来自孔循，为的是协助枢密使安重晦处理明宗即位初的四方书奏。

(55) 宋敏求《春明朝退录》上，诚刚点校，中华书局，1980年，13页。

(56) 《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857页。

(57) 《崔协墓志》与《崔协妻卢氏墓志》拓片分别见齐运通《洛阳新获七朝墓志》，中华书局，2012年，380、381页。此处录文见仇鹿鸣《新见五代崔协夫妇墓志小考》，载《唐史论丛》第14辑，233—246页。该文对崔协夫妇墓志中体现的崔协生平与其家庭的人际网络等问题均有讨论，读者可以参看。笔者认为，《旧五代史》等正史提到崔协都颇有揶揄，尤其以任圜的“没字碑”讽刺最为辛辣。细读墓志，崔协虽备历清显，但走的却是从度支巡官到给事中一路，并无掌书记或掌诰经历，更可佐证其不以文字著之记载。任圜的责难恐亦在此点上，不过这只能说明当时对文辞的看重，却未必表示崔协就无一定的行政能力，明宗选择他为相，很可能也有这方面的考虑。

(58) 《册府元龟》卷七四《帝王部·命相》，858页。

(59)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1657页。

(60) 《旧五代史·唐书·明宗纪》长兴元年三月条只提到丙子和癸未两次请上尊号（561页），而《册府元龟》卷一七提到的上表日是庚辰，且录入冯道拟的表文与明宗的答诏。据表中“先以中外同词，华夷叶庆，敬遵往制，特上徽号。天倦未回，王言迭降，过持谦柄，尚拘群情，将永显于洪休，须再陈于丹素”云云，显然在此之前已经上过表，或许丙子日就是第一次。

(61) 《全唐文新编》卷八五七，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10817页。

(62) 《全唐文》卷八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1990年，10816页。

(63) 《旧五代史》卷四二《唐书·明宗纪》八长兴二年条，583页；卷四四《唐书·明宗纪》十长兴四年条，602页；《册府元龟》卷六一《帝王部·立制度》，684页。

(64) 史料未明言冯道与刘昫的联姻是何种情况。但《长乐老自叙》提到冯道长女嫁崔衍子，其他则“三女早亡，二孩幼亡”，如此则显然只有一种可能性，既冯道子娶刘昫女。

(65) 《册府元龟》卷七二九《幕府部·辟署》，8680页。

(66) 《旧五代史》卷一〇八《龙敏传》，1428页。

(67) 此记载又见《册府元龟》卷九五五《总录部·知旧》，11231页。

(68) 见Wang Gungwu，“Feng Dao：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pp.133-134。

(69) 《大正新修大藏经》卷五〇《史传部》，748页。

(70) 《新五代史》卷五五《马胤孙传》，630页。

(71) 《旧五代史》卷六七《赵凤传》，889页。

(72) 《册府元龟》卷五四《帝王部·尚黄老》，608—609页。

(73) 见刘咸炘《右书》卷五，收入黄曙辉编《刘咸炘学术论集·哲学编》中，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0年，505—509页。

(74) 《册府元龟》卷一五四《帝王部·明罚》，1866页；此事又见《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纪》，548页。

(75) 《旧五代史》卷一二六《冯道传》，1657页。

(76) 《册府元龟》卷五五三《词臣部·谬误》，6641页；此事亦见《旧五代史》卷四〇《唐书·明宗纪》，553页。

(77) 见《册府元龟》卷四一三《将帅部·荐贤》（4912页）郭崇焘语。

(78) 《册府元龟》卷五五一《词臣部·词学》，6612页。

(79) 《册府元龟》卷三三七《宰辅部·不协》，3980页。

(80) 《册府元龟》卷九四四《宰辅部·徇私》，3988页。

(81) 《旧五代史·冯道传》的记载则基本综合《册府元龟》各条，但也有意舍弃冯道形貌庸陋这样的细节。

(82) 《册府元龟》卷九三九《总录部·讥诮》，11064页。

(83) 刘岳自吏部侍郎转为秘书监在天成三年八月，而任赞自工部侍郎转左散骑常侍在天成四年七月己卯，见《旧五代史》卷三九和卷四〇《唐书·明宗纪》，540、552页。

(84) 《旧五代史》卷六八《刘岳传》，901页。

(85) 见笔者《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已收入本书。

(86) 参看砺波护《冯道——乱世の宰相》，123—126页。

(87) 川合康三《冯道〈长楽老自叙〉と白居易〈醉吟先生传〉——五代における白居易受容》，《白居易研究年报》3，2002年，1—19页。

(88) 宋祁《宋景文公笔记》，储玲玲整理，《全宋笔记》第一编五，大象出版社，2003年，69—70页。

(89) 《宋景文公笔记》，70—71页。

(90) 《大唐故宣德郎前守苏州海盐县令绘并前妻故陇西李氏合祔墓志文自叙》，《全唐文补遗·千唐志斋新藏专辑》，三秦出版社，2006年，373页。

(91) 《唐太子太保分司东都赠太尉清河崔府君（慎由）墓志自撰》，《全唐文补遗》第五辑，三秦出版社，1998年，43—44页。

(92) 释文莹《玉壶清话》卷二，郑世刚整理，《全宋笔记》第一编一，98页。

(93) 胡耀飞君针对本文此处讨论指出：冯义、冯正所充定国军衙内都指挥使和定国军节度使，当是冯道本人在同州匡国（赵宋避讳改定国）军节度使任上给二子安排的职位。其中以冯正的资历，也不可能充节度使，此处记载似有误，可能是节度使下的某个武职。胡君此说准确，笔者在此基础上认为冯正职位或是节度副使。

(94) 见《宋史》卷四三九，13016页。该传中部分记载亦见陶岳《五代史补》卷五“冯吉好琵琶”条。该条记载冯道因冯吉好琵琶而感叹“百工之司艺而身贱，理使然也。此子不过太常少卿耳”。这当然是撰者以后见之明而做的渲染，但由此亦可见太常少卿在五代文臣心目中的位置，这与晚唐以来的看法一致。见傅璇琮、徐海荣、徐吉军主编《五代史书汇编》五，2532—2533页。

(95) 《五代史阙文》，《五代史书汇编》四，2458页。

(96) 《旧五代史》卷一一二《周书·太祖纪》，1490页。

(97) 《册府元龟》卷五七《帝王部·英断》，639—640页。

(98) 比如王溥就极力支持周世宗亲征，见《宋史》卷二四九《王溥传》，8800页。

(99) 贾晋华、傅璇琮《唐五代文学编年史·五代卷》，464—465页。

(100) 见刘咸炘《右书》卷六下，607页。

(101) 王赓武认为此事上冯道的贡献可能有限，更关键的推动者可能是同时为相的李愚，冯道只是因为恰巧在执政的职位上而已，见“Feng Tao：An Essay on Confucian Loyalty，”p.135。这一说法比较牵强，不仅没有任何有说服力的直接证据，也没有充分估计到以下两点：（1）这一项目本身持续时间很长，贡献并不仅仅在说服朝廷开启这一项目，而是整个过程中的支持。李愚死于后唐清泰二年，没有充裕的时间主持此事；（2）冯道对田敏的器重也有较为明确的记载。

(102) 《册府元龟》卷三二四《宰辅部·荐贤》，3833页。

(103) 据《旧五代史》卷八〇《晋高祖纪》，高祖天福六年甲子，“国子祭酒田敏以本官兼户部侍郎”。汉乾祐中拜尚书右丞。周广顺元年田敏再从尚书右丞转为左丞，见《宋史》卷四三一《儒林·田敏传》，12819页。

(104) 《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部·刊校》，7305页。

(105) 这些形容见《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部·刊校》（7305页）载显德二年二月中书奏请委任兵部尚书张昭、太常卿田敏校勘《经典释文》并造其雕版事。又显德五年诏书里也称他为“儒学之宗师”，见《宋史》卷四三一《儒林传》，12819页。

(106) 《通鉴》卷二九一，9495页。

(107) 《册府元龟》卷六〇八《学校部·雠嫉》：“周樊伦为国子司业，太祖广顺末，尚书左丞田敏判国子监献印板九经。书流行，而儒官素多是非，伦乃掇拾舛误，讼于执政。又言敏擅用卖书钱千万，请下吏讯诘。枢密使王峻素闻敏大儒，佐佑之。密讯其事，构致无状。然其书至今是非未息。”（7308页）这一事件的是非曲直当然今人无法判断，但这条记载提到周初权臣王峻对田敏的敬重则值得注意。

(108) 见谭凯《晚唐河北人对宋初文化的影响——以丧葬文化、语音以及新兴精英风貌为例》，《唐研究》第19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109) 《宋史》卷二八一《吕端传》，9517页。

(110) 刘咸炘《右书》卷五，501—502、505页。

(111) 邓小南已经从不同角度探讨过五代宋初的文人政治，指出当时吏干型文人受到重视。见《祖宗之法：北宋前期政治述略》，三联书店，2006年，123—133页。

(112) 有关北宋对冯道的评价，亦可参看路育松《从对冯道的评价看宋代气节观念的嬗变》，《中国史研究》2004年第1期，122—128页。

(113) 《晋书》卷九《太宗简文帝纪》：“帝少有风仪，善容止，留心典籍，不以居处为意，凝尘满席，湛如也。”（中华书局，1974年，223页）这里刻画的正是以清谈著称的晋简文帝的澄澈之风。《冯道传》的这段书写正是暗仿这一描写。

(114) 《旧五代史》卷一〇六《刘审交传》，1394页。

(115) 《新五代史》卷五四《杂传》，611页。

下篇

唐代的清流文化
——一个现象的概述

本文的目的是通过对“清流文化”的内涵及其意义的简要讨论来勾勒晚唐五代政治文化的特点，同时为唐五代的社会与文化转型提供一个新的视角和解释框架。中晚唐的清流文化是如何构成的，这一文化有哪些特殊性，在整个唐五代社会居于怎样的地位，对晚唐五代乃至宋初社会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要回答这些重大问题，需要同时兼顾细腻的文献解读和对复杂脉络的宏观把握，这里只能做一种初步的尝试性工作，也就是通过分析8世纪后期到10世纪间书写中记录的唐五代政治精英的生涯轨迹及其成功资源，来找寻塑造晚唐五代政治文化及其代言人的种种无形力量。这项工作的另一个目的是借此重新评估史学界长期接受的对唐与五代乃至宋初政治精英构成的一些基本看法。就研究方法的层面而言，笔者尤其不赞同内藤湖南唐宋变革论式的分析模式。这种模式将原来千头万绪的变化化约为一种线性的发展模式，许多现象间错综微妙的因果关系在这种线性模式中往往成为可有可无的东西，甚至为了分析的便利而被淡化到隐然不见的地步，以至于把很多历史上的“新”与“旧”的事务绝对化，使研究者对新旧之间的吊诡缺乏敏感。在笔者看来，唐五代的清流文化恰恰是这样一种新旧相参、难以用内藤式框架把握的重要历史现象，考察这一现象是进入唐后期与五代精神世界的一个关键。

一　何谓“清流”

顾名思义，清流文化指的是被“清流”这个特殊群体所认同的一种政治文化价值系统和实践活动。因此要了解唐后期清流文化的特点和意义，我们必须先解释在唐代社会里，什么样的人士才被视为“清流”。选用“清流”而非其他为唐史学界更普遍采用的概念来概括唐后期的新型政治文化精英，是笔者反复斟酌的结果，最主要的原因是“清流”这一概念不仅存在于当时的公众话语（public discourse）之中，而且有越来越清晰的指涉，同时也包含了一种特殊的社会认知，而不仅仅是一种制度上的身份，这正可以涵盖一个依托社会想象和政治成功双重力量而构成的精英群体。当然这一概念如同任何历史概念一样，本身有一个形成的过程，就像E.P.汤普森在那部伟大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的序言里说的：“工人阶级并不像太阳那样在预定的时间升起，它出现在自身的形成中。”(1)即便其边际日渐变得清晰，在不同的语境中，对不同身份的社会成员，它的确切涵义和成员组成仍会有所不同。笔者并非第一个用“清流”来描述中晚唐的精英群体的人，陈寅恪实际已在他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注意到了这一现象：

然唐末黄巢失败后，朱全忠遂执统治之大权。凡藉进士词科仕进之士大夫，不论其为旧族或新门，俱目为清流，而使同罹白马之祸，斯又中古政治社会之一大变也。(2)

陈寅恪的这段总结内涵颇丰富，首先他指出了清流群体的包融性，即包括了“旧族”和“新门”，不在其中的社会其他成员，比如武人出身的朱温，虽然会对其存在感到不满，却又确实感受到这一群体的政治影响力。其实陈寅恪的这一总结是他对司马光在《通鉴》里的相关评语的现代解读。司马光评论白马驿事件中丧生的唐末士大夫时说：“自余或门胄高华，或科第自进，居三省台阁，以名检自处，声迹稍著者，皆指以为浮薄，贬逐无虚日，搢绅为之一空。”(3)“门胄高华”就是陈寅恪理解中的“旧门”，而“科第自进”就是他说的“新门”。而在他看来，经过类似白马驿事件这样的屠杀，这个群体遭受空前而整体的打击，因此导致中古政治社会的一大变局。如果笔者的理解不误的话，陈先生认为清流在此打击之下，便退出了历史舞台，天水一朝的新局由此开启。持有这一看法的恐怕并不只有陈寅恪，钱穆对白马驿事件也有所讨论，他的意见和陈寅恪颇为接近，认为“中唐以来所谓进士浮薄者，本指流品言，谓其非门第出身，孤寒无根柢耳。不谓全忠乃并一切族望而浮薄斥之，则斯文扫地矣。读史者于此，可以观世变也”(4)。而在20世纪50年代后期，孙国栋更是在陈寅恪和钱穆看法的影响下，进一步考察晚唐的政治精英背景，认为“晚唐寒人虽有上达，然其势力尚未足与旧族相抗，政治上之核心人物，仍多出身于阀阅”，唯“至朱梁篡代之际，衣冠连颈受戮，搢绅为之一空”。(5)他们的意见能否经得住推敲，正是本文想要考察的。这里先检视一下唐代史料中能说明“清流”这个群体的性质的几则关键记载以便展开讨论。关于白马驿事件的记载，《旧五代史·李振传》说：

唐自昭宗迁都之后，王室微弱，朝廷班行，备员而已。振皆颐指气使，旁若无人，朋附者非次奖升，私恶者沉弃。振每自汴入洛，朝中必有贬窜，故唐朝人士目为“鸱枭”。天祐中，唐宰相柳璨希太祖旨，谮杀大臣裴枢、陆扆等七人于滑州白马驿。时振自以咸通、乾符中尝应进士举，累上不第，尤愤愤，乃谓太祖曰：“此辈自谓清流，宜投于黄河，永为浊流。”太祖笑而从之。(6)

白马驿事件本身是朱温取唐而代之的重要政治步骤，但其中也透露了中晚唐以来朝野政治文化风气所造成的权力和观念冲突。(7)上引这段文字告诉读者，这一恶性事件的两位重要策划者之一李振对裴枢、陆扆等唐末名臣极为敌视，原因就在于这些大臣都属于所谓的“清流”群体，而这种敌视的造成又和他在唐懿宗和僖宗之际累举进士科不第有直接关系。有意思的是，李振其实并非普通士人，他的曾祖是唐代藩镇名帅李抱真，父祖均达刺史一级的官位，可以说是来自唐朝高级官僚家庭。他本人在唐末也是“自金吾将军改台州刺史”，因无法赴任才转而投效了朱温。可是即便以他这样的出身和身份，都感觉深受清流群体的歧视，“此辈”云云，话虽鄙视，实则也带有一种不能厕身其间的愤懑。这一事件中积极配合朱温意旨的柳璨，虽然生涯轨迹具有清流的鲜明特征，但个人情形又异常特殊。他从光化二年（899）登第到天祐元年（904）正月由翰林学士、右谏议大夫入相，前后不过四年多，升迁之速，可以说是自李训以来所仅见，完全不合朝廷规则，难怪“同列裴枢、独孤损、崔远皆宿素名德，遽与璨同列，意微轻之，璨深蓄怨”(8)。柳璨支持朱温的行动恐怕包含了他急切想要获取地位的个人权力欲望。但最值得推敲的还是裴枢。他是在白马驿殒命的大臣里资望最高的一位，而他又恰恰是交结朱温最力的大臣之一，两人曾是政治上的联盟。《旧唐书·裴枢传》：

初，枢自歙州罢郡归朝，路经大梁，时朱全忠兵威已振，枢以兄事之，全忠由是重之。及枢传诏，全忠皆禀朝旨，献奉相继，昭宗甚悦，乃迁兵部侍郎。时崔胤专政，亦倚全忠，二人因是相结，改枢吏部侍郎。未几，换户部侍郎、同平章事。其年冬，昭宗幸华州，崔胤贬官，枢亦为工部尚书。天子自岐下还宫，以枢检校右仆射、同平章事，出为广南节度使。制出，朱全忠保荐之，言枢有经世才，不可弃之岭表，寻复拜门下侍郎，监修国史，累兼吏部尚书，判度支。崔胤诛，以全忠素厚，相位如故。从昭宗迁洛阳，驻陕州，进右仆射、弘文馆大学士、太清宫使，充诸道盐铁转运使。(9)

可见裴枢曾得到朱温的尊重和大力支持，本来应可在朱温政权的建立过程中扮演重要角色。那么是什么导致了这种关系的破裂，以至于朱温最后不惜除去裴枢呢？这中间可能有复杂的过程和原因，但历史记录至少告诉我们一则具有重大意义的事件，导致两人关系的恶化：

哀帝初嗣位，柳璨用事，全忠尝奏用牙将张廷范为太常卿，诸相议，枢曰：“廷范勋臣，幸有方镇节钺之命，何藉乐卿？恐非元帅梁王之旨。”乃持之不下。俄而全忠闻枢言，谓宾佐曰：“吾常以裴十四器识真纯，不入浮薄之伍，观此议论，本态露矣。”切齿含怒。柳璨闻全忠言，寻希旨罢枢相位。和陵祔享，拜尚书左仆射。五月，责授朝散大夫、登州刺史，寻再贬泷州司户。六月十一日，行及滑州，全忠遣人杀之于白马驿，投尸于河，时年六十五。(10)

朱温要朝廷将太常卿这一制作礼典的最高清要官职授予自己的牙将张廷范，受到裴枢、崔远和独孤损等多位宰相的抵制，其中裴枢以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兼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地位最高也最有实权。但他却一反之前对朱温的恭顺态度，坚持不同意这项任命。(11)裴枢的立场基于一个最根本的观念，即太常卿这样的职位是绝不允许牙将之类的武人涉足的。欧阳修在《新五代史·唐六臣传》里对这一事件的性质的评价更直接：

甚哉，白马之祸，悲夫，可为流涕者矣！然士之生死，岂其一身之事哉？初，唐天祐三年，梁王欲以嬖吏张廷范为太常卿，唐宰相裴枢以谓太常卿唐常以清流为之，廷范乃梁客将，不可。梁王由此大怒，曰：“吾常语裴枢纯厚不陷浮薄，今亦为此邪！”(12)

也就是说，太常卿这一职位是典型的清流才能担任的职位。裴枢不会不清楚坚持这一点会造成朱温的不满，从而使他前功尽弃。就算他未必料到朱温对他的反感会强烈到切齿的地步，裴枢的义无反顾也说明这件事攸关他所在意的制度和与之相关的价值。而朱温的反应也异乎寻常的强烈，他立刻将裴枢归入“浮薄之伍”，感觉以往认识的那位“器识真纯”的裴枢不仅不复存在，而且还是一种伪装。为何朱温会产生这种强烈的被信任的人欺骗的感觉呢？《旧唐书》里记载的他的话语涉及了诸如“浮薄”“器识真纯”等语汇，这些语汇在晚唐的官方话语体系中都有其特殊的意味。要了解这一点，我们必须参看《旧唐书·哀帝纪》天祐二年（905）四月癸巳，朱温控制下的唐廷就这项争议颁布的敕书：

文武二柄，国家大纲，东西两班，官职同体。咸匡圣运，共列明廷，品秩相对于高卑，禄俸皆均于厚薄。不论前代，只考本朝。太宗皇帝以中外臣僚，文武参用，或自军卫而居台省，亦由衣冠而秉节旄，足明于武列文班，不令分清浊优劣。近代浮薄相尚，凌蔑旧章，假偃武以修文，竞弃本而逐末。虽蓝衫鱼简，当一见而便许升堂；纵拖紫腰金，若非类而无令接席。以是显扬荣辱，分别重轻，遽失人心，尽隳朝体。致其今日，实此之由，须议改更，渐期通济。(13)

陈寅恪已经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提醒读者注意这篇天祐二年四月（他误作三月）的敕书，可谓独具只眼。敕书内涵丰富，大意是唐代的国家任官体系从太宗以来就是文武参用，出将入相，代表文臣的衣冠之士与拥有节旄的武将在身份上可以互换，两种职位系统并无孰优孰劣、孰清孰浊之分。但这一规则到了近代开始改变了。朝廷出现了以偃武修文为借口而推崇的一种新的用人观。在这种观念里，谁可以有资格担任某官职取决于他的品类，而非他原来官位的高低。这是一种排他性的品鉴标准，用这种标准，“蓝衫鱼简”的卑官获得的尊敬可以超过“拖紫腰金”的高官。敕书实际要强调的是，这种以品类决定荣辱重轻的做法违背了唐立朝以来的两大原则，即文武并重的原则和以官职高低确立尊卑的原则。

这份敕书代表了朱温及李振等人的看法，具有强烈的政治意味，朱温的目的无疑是要扭转这一局面。白马驿事件前夕，李振就向朱温表示：“朝廷所以不理，良由衣冠浮薄之徒紊乱纲纪；且王欲图大事，此曹皆朝廷之难制者也，不若尽去之。”(14)敕书中所描述的唐代文武职官的任用实践未必精确符合我们所了解的历史面貌，但文中提到的“近代以来”的深刻变化的确存在。这里应该进一步讨论的是所谓的“近代以来”究竟大约从何时开始？我个人认为是从武后统治后期到玄宗朝这段时间，让我们先来看《旧唐书·张九龄传》记载的一次张九龄和张说的分歧：

（开元）十三年，车驾东巡，行封禅之礼。说自定侍从升中之官，多引两省录事主书及己之所亲摄官而上，遂加特进阶，超授五品。初，令九龄草诏，九龄言于说曰：“官爵者，天下之公器，德望为先，劳旧次焉。若颠倒衣裳，则讥谤起矣。今登封霈泽，千载一遇。清流高品，不沐殊恩；胥吏末班，先加章绂。但恐制出之后，四方失望。今进草之际，事犹可改，唯令公审筹之，无贻后悔也。”说曰：“事已决矣，悠悠之谈，何足虑也！”竟不从。及制出，内外甚咎于说。(15)

这里涉及的问题表面看是在玄宗封禅过程中，张说选择的侍从升中之官包括了不少两省录事主书等身份卑微的官员，且“超授五品”，负责草诏的张九龄反对这一做法。中书门下的录事主书等官，虽然属于流内从七品官，但唐代是“流外入流累转为之”，所以在张九龄等士大夫看来几乎等同于流外的胥吏。(16)他对“清流高品”和“胥吏末班”做了严格的区分，认为前者才有资格获得体现“德望”的这类侍从官爵，后者不配获取这份荣誉。这里“清流高品”的“品”指的应该不是官品而是品类或流品。虽说他用“德望”这样看似冠冕堂皇的“道德”概念来形容他所看重的官爵，实际上是否具有这种“德望”不是一个人的道德水准决定的，而是特殊的经历和身份决定的，这就是“清流”话语的一个重要特征，必须在当时的制度等语境中才能获得确切的定义。在这点上，涉及张九龄的另一事件提供了更清晰的说明。《旧唐书·李林甫传》：

时朔方节度使牛仙客在镇，有政能，玄宗加实封，九龄又奏曰：“边将训兵秣马，储蓄军实，常务耳，陛下赏之可也；欲赐实赋，恐未得宜。惟圣虑思之。”帝默然。林甫以其言告仙客，仙客翌日见上，泣让官爵。玄宗欲行实封之命，兼为尚书，九龄执奏如初。帝变色曰：“事总由卿？”九龄顿首曰：“陛下使臣待罪宰相，事有未允，臣合尽言。违忤圣情，合当万死。”玄宗曰：“卿以仙客无门籍耶？卿有何门阀？”九龄对曰：“臣荒徼微贱，仙客中华之士。然陛下擢臣践台阁，掌纶诰；仙客本河湟一使典，目不识文字，若大任之，臣恐非宜。”林甫退而言曰：“但有材识，何必词学，天子用人，何有不可？”玄宗滋不悦。(17)

开元二十四年（736），唐玄宗在首相李林甫的建议之下，给当时担任朔方节度使的牛仙客加实封与尚书衔，结果同样遭到宰相张九龄的反对。上面的记载中，说张九龄反对的理由是边政乃牛仙客分内之事，不宜用加官爵的方式加以奖励。但《旧唐书·李林甫传》的叙述文字脉络有些紊乱，既然前面张九龄提出的反对理由是玄宗的褒奖方式是否适合于节度使在边政上的贡献，那么为何下文玄宗突然质问起张九龄是否有门阀身份的问题呢？这种叙事的紊乱在于《李林甫传》有意无意在一开始忽略了张九龄反对的最主要的理由，而这一点必须参考《新唐书·张九龄传》的叙述方能清楚：

（唐玄宗）又将以凉州都督牛仙客为尚书，九龄执曰：“不可。尚书，古纳言，唐家多用旧相，不然，历内外贵任，妙有德望者为之。仙客，河、湟一使典耳，使班常伯，天下其谓何？”又欲赐实封，九龄曰：“汉法非有功不封，唐遵汉法，太宗之制也。边将积谷帛，缮器械，适所职耳。陛下必赏之，金帛可也，独不宜裂地以封。”帝怒曰：“岂以仙客寒士嫌之邪？卿固素有门阅哉？”九龄顿首曰：“臣荒陬孤生，陛下过听，以文学用臣。仙客擢胥史，目不知书。韩信，淮阴一壮夫，羞绛、灌等列。陛下必用仙客，臣实耻之。”帝不悦。翌日，林甫进曰：“仙客，宰相材也，乃不堪尚书邪？九龄文吏，拘古义，失大体。”帝由是决用仙客不疑。(18)

《新唐书·张九龄传》的叙述将《旧唐书·李林甫传》漏掉的部分内容补上了，其中张九龄的言辞虽经宋祁、欧阳修等人修改，应该大体保存了张九龄原有的表达。张九龄反对的实质理由是牛仙客的身份经历使他不具备担任尚书这一清要高职的资格。无独有偶，这里他再次用“德望”这一语词来形容尚书一职所必须具备的素质，但同时他又加上“历内外贵任”这一限定。(19)朔方节度使牛仙客虽说是方面大员，但在张九龄眼中仍然不过是个出身于流外的胥吏。以牛仙客的出身和任官经历来贬压牛仙客此时的地位，并非李林甫等政坛领袖所能接受，难怪唐玄宗要反问张九龄：作为来自南蛮荒僻之地的人士，你在身份上哪点比牛仙客尊贵呢？张九龄的回复十分关键，他之所以觉得自己具有以往只有门阀成员才能有的清贵地位，在于他有“践台阁，掌纶诰”的经历，也就是凭借李林甫评论中提到的“词学”为朝廷立言的资历。在张九龄心目中，这种凭借文学累历清贯的经历足以抵消地域、门第乃至制度意义上的官阶带来的身份优势。这种观念的改变就是天祐二年敕书中提到的那种变化。这不仅是两种用人观的冲突，也是两种政治文化的冲突。

汪篯在他的经典论述中曾探讨了这种对立，将之归结为玄宗一朝的文学和吏治之争。他认为玄宗遵循的是魏晋以来的旧传统，即门阀的用人观，张九龄接受的是武后破格用人崇尚文学的观点。而李林甫则和玄宗朝初年的姚崇相似，看中的是才识和吏干。(20)汪篯的观察和概括是沿着陈寅恪提出的科举与门第对立的思路发展出来的，对理解唐中期以后政治文化的变化很有帮助。只是以今天的眼光来看，他的分析尚未能将玄宗朝政治中对“文”的强调的复杂内涵和意义梳理清楚，也未将这种内涵和中唐以后的政治文化发展结合在一起考察。在授牛仙客尚书的争议中，与其说唐玄宗的用人观是传统的门阀观，不如说他觉得张九龄恪守的规则才是近于魏晋以来门阀的那种身份清浊之分，只是他不理解为何出自南疆荒徼的张九龄会自觉有这种判别清浊的资格。张九龄的观点也并非武则天用人观的简单延续。他不仅强调文学这一素质的重要，还强调这一素质需要和特定的资历相结合才能得到体现，这种资历在中晚唐以进士词科的成功和任官的清显最为关键。这种特定素质与特定职位的相互依托形成一种新的判定精英的核心标准，实质上取代了原来以郡望或官品等为主的评判标准。他对这种观念做的表述同时却又采用了标准的儒家经典语汇，这一表述模式也为日后自诩清流的士大夫所延续，比如9世纪初白居易等人反对唐宪宗给予河东节度使王锷使相的头衔（参看本书中《9世纪唐朝政治中的宦官领袖》一文的相关章节）。这种意识原本有深刻的思想文化资源作为基础，本文的第二节会对这一基础加以讨论。自开元时代以来，这一观念在实际的社会生活中起到了类似于南北朝门阀时代以出身划定精英群体的作用，只不过新的政治文化格局使有资格加入这一“清流”群体的士人在中晚唐已不再限于原来的“旧门”。这一机制也具有制造新成员的活力，也就造成陈寅恪注意到的那种涵盖旧门和新门的现象，张九龄本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张九龄这类人物的登场，说明唐代的政治文化出现了明确的转向，这一转向的核心是认为“文”的才能应该凌驾于所有其他才能之上，因为“文”才是传达道德政治的理念和朝廷意志的终极手段。这是一种以朝廷或者更确切地说以君主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观，其实质是要凸显皇帝的权威和个人魅力。这种政治文化观体现的并不仅仅是中华帝国形成以来就出现的文治传统，或者像陆威仪（Mark Edward Lewis）在他的著作里强调的，从先秦到秦汉间产生的书写与权威之间对应关系，(21)而是中古以来特殊的政治权威观念及其表达方式。这一意识形态随着武后到玄宗这一时期君主独裁体制的强化而加强，并在张说、徐坚等前期代表性人物的鼓吹阐发和实践之下，渐渐占据了舆论的上风，最后成为择取政治精英的新准绳。穆员《刑部郎中李府君墓志铭》说：

（李澥）天宝中擢进士。调太子校书。当时海内无事，缙绅之徒，以能赋为贤，及门为贵。其望登朝也，如天之不可阶而升，而言语侍从主文典宪之列，充其选者必第一流。(22)

穆员的文字作于贞元三年（787），或许有后见之明的成分在内，但当时不少士人意识中这一新的用人实践始自玄宗朝则无疑。当然这种意识会时常和多元的唐帝国的统治需求发生冲突，张九龄的立场就挑战了玄宗在人事任命方面的权威。张说和张九龄的文化和政治价值观恐怕很接近，但身处帝国最高行政长官位置的张说，无论政治视野还是行政经验方面都较张九龄为扩大和丰富，因此在用人方面也采用了更为灵活的标准。同样，强调吏干的李林甫也未必完全排斥文艺，近年发现的玄宗朝词臣苑咸的墓志就提供了李林甫欣赏词臣的证据。但总体而言，随着中晚唐历史境况的改变，强调“文”是治理天下的终极手段的观念和与之配合而日臻成熟的进士词科等制度愈加为社会所重视，逐渐形成一种强大的主流意识，认同这一理念并依之实践的人士其实可以来自不同社会层次和地域，无论是公卿子弟、政治上衰微的旧门第成员或前期勋贵家庭的后辈还是庶族人士，只要凭借文学科第的成功和符合“文”的理念的履历（从中央的清选职位到藩镇的掌书记等文职），他们就有可能进入这一群体，成为其新成员，并逐渐形成清流家族。当然称这种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观念为主流意识，并不表示唐后期社会中的代表各种政治力量的群体都心甘情愿地接受这种价值观，只是从8世纪后期开始，这种价值观和唐帝国的统治策略、皇帝的政治角色、官僚体系的权力分配等结合日趋紧密，使得他们不得不面对这一现实而做出主动或被动的调整，去迎合这一价值系统并从中获取政治资源。这一价值观产生的吸引力也是难以否认的，不然不会有如此众多的士人甘愿耗费生命的岁月孜孜以追求科第成功为人生最大目标。

这一主流意识本身也会产生极强的排他性，对于无法进入“清流”的社会成员来说，这种排他性成为他们获取政治和社会资源的巨大障碍，从而产生出李振式的不满，这种不满的声音在9世纪中叶以后就已经随处可以听到。中晚唐科举与仕途中所谓“孤寒”与“子弟”的紧张关系就是这种排他性引发的一个突出问题。在近期对这一问题的更为全面的分析中，王德权对中晚唐政治体制背景下的“孤寒”做了如下的解说：

孤寒一词产生在中唐政治甄选趋于炽烈的政治脉络下，其意义源起于拥有政治资源的“公卿、权贵、衣冠、世禄”等当朝冠冕，和过去寒士、寒族不同，孤寒一词具有较明确的定义而非相对运用下的语汇。其次，现存史料里多数孤寒虽多出身庶族，但从孤寒一词产生的历史脉络观之，孤寒泛指“公卿子弟以外所有的入仕者”，除了庶族外，也包括中下层官僚子弟，破落的旧士族。再者孤寒的阶级属性表现出多样的面貌，并未局限于某个特定的社会阶级。(23)

这是目前学界对中晚唐语境中“孤寒”一词较为精确的解说。笔者赞同这一解说从家族政治地位的角度去认识“子弟”和“孤寒”的身份差异，尤其认同王德权对学界误解“孤寒”内涵的缘由的评论，即“颇有以社会观感模糊法制现实之虞”，也就是不恰当地挪用了南北朝旧士族门第的社会观念来等同唐代公卿衣冠等“当朝冠冕”。迄今很多唐史研究者仍有中晚唐门第在政治甄选中依然居于核心地位的错觉，这一不恰当的沿用就是造成这种错觉的关键原因之一。同时当许多研究者强调晚唐科第仕途为“子弟”所垄断时，也未能充分注意到另一个现象，那就是不少以“孤寒”身份进入政坛的文士往往也受益于清流文化。晚唐重臣刘邺，其父刘三复以孤进的身份和文辞得到李德裕的赏识，由科第而入清要文臣行列，会昌四年（844）秋官至刑部侍郎。尽管李德裕在大中初失势，刘邺却仍旧获得高少逸、白敏中等人物的眷顾，在咸通元年（860）成为翰林学士，最终执政。(24)到他成为宰相时家族的光景已迥然不同，刘邺子刘希和刘覃分别于咸通十二年（871）和乾符四年（877）登第，反而成了刘三复当年试图打破的那种模式的体验者。另一个典型的“孤寒”例子杨收，也是随着他兄弟几人在科第仕途上的空前成功而在晚唐五代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清流家族。

即便在“清流”群体内部，针对晚唐这种过度强调“清浊优劣”和“流品”的风气，某些成员也同样感到忧虑并提出异议。这里举几则显著的例子。一则是文宗开成四年围绕姚勖是否有资格正授职方员外郎而发生的争议。《旧唐书·韦温传》：

盐铁判官姚勖知河阴院，尝雪冤狱，盐铁使崔珙奏加酬奖，乃令权知职方员外郎。制出，令勖上省，温执奏曰：“国朝已来，郎官最为清选，不可以赏能吏。”上令中使宣谕，言勖能官，且放入省。温坚执不奉诏，乃改勖检校礼部郎中。翌日，帝谓杨嗣复曰：“韦温不放姚勖入省，有故事否？”嗣复对曰：“韦温志在铨择清流。然姚勖士行无玷，梁公元崇之孙，自殿中判盐铁案，陛下奖之，宜也。若人有吏能，不入清流，孰为陛下当烦剧者？此衰晋之风也。”上素重温，亦不夺其操，出为陕虢观察使。(25)

著名诗人姚合的从侄姚勖是姚崇之五代孙。他在知河阴盐院期间因为雪冤狱而受到“尤精吏术”的崔珙的器重，(26)推荐他权知职方员外郎。和出身胥吏的牛仙客不同，姚勖是长庆元年进士及第，只是此后他佐盐铁务，偏向了财政官吏的职能。(27)在时任尚书右丞的韦温看来，姚勖不再属于清流的行列，于是坚决不同意正授其清选的郎官职位，朝廷只能以检校官的方式给予姚勖奖励。韦温的这一立场连时任宰相而家世同样清贵的杨嗣复都不以为然，认为如此鄙视吏能是衰晋之风的再现。事实上韦温的反对也未能对姚勖日后获得郎官清职造成长久的影响。韦温在授予郎官一事上的标准如此苛严，和他的家世与个人经历都有关系。虽然著姓的门第因素在唐后期的仕进中扮演着日益微弱的角色，个别士大夫如韦温以及下文将要提到的崔慎由，由于他们的家族长期兼具门第、文学和显宦等多重特点，却表露出较为明显的重门第的倾向，但这属于中唐以后比较特殊的例子。韦温父亲是德宗时代的翰林学士韦绶，祖父是有“重名于时”的吏部尚书韦肇，弟韦贯之也是宪宗朝的名相，史传说“贯之为相，严身律下，以清流品为先，故门无杂宾”，甚至“自布衣至贵位，居室无改易。历重位二十年，苞苴宝玉，不敢到门。性沉厚寡言，与人交，终岁无款曲，未曾伪词以悦人”。(28)可以说和韦温如出一辙，均刻意保持着旧门第的矜持与清慎。(29)韦温本人的履历也包括被授予翰林学士，只因父亲遗训而未接受。无论以家世背景还是个人生涯而言，杨嗣复都和韦温“阀阅相齐，词学相均”，是当时公认的一位文臣领袖。但他所持的尺度就要比韦温灵活。我们再来看另一则记载。《通鉴》卷二四九大中十二年正月：

初，户部侍郎、判度支刘瑑为翰林学士，上器重之。时为河东节度使。手诏征入朝，瑑奏发河东，外人始知之。戊午，以瑑同平章事。瑑，仁轨之五世孙也。瑑与崔慎由议政于上前，慎由曰：“惟当甄别品流，上酬万一。”瑑曰：“昔王夷甫祖尚浮华，妄分流品，致中原丘虚。今盛明之朝，当循名责实，使百官各称其职；而遽以品流为先，臣未知致理之日。”慎由无以对。(30)

崔慎由的郡望属于清河崔氏中的南祖崔氏乌水房，而且出自唐代历史上延续最久的以文辞至显的官僚家族，其直系从武后时代的大手笔崔融开始，祖父辈里有两度知贡举的崔翘和中书舍人崔禹锡等，崔慎由的父亲崔从和弟弟崔安潜，都备著清华。(31)崔慎由对自身任官履历的自豪感，甚至都展现在他那自撰的墓志里。(32)刘瑑虽是刘仁规之后，却和许多唐前期勋贵的后代一样，进入唐中期以后家门就已坠入寒微，因此他可以说是不折不扣的新进的清流成员。这里记载了宣宗朝两位宰相之间就选任原则的争论。文中崔慎由的“甄别品流”就是上则事例中韦温的“铨择清流”，指在选任上注重仕途出身。其具体内容为何，这里没有提供更多的细节，但我们仍可以从一些史料中找到线索。晚唐孙瑝的墓志便生动叙述了一位名家子在晚唐政坛如何获得崔慎由这样的清流领袖的提携。孙瑝出身于在唐代绵延甚久的一个文官家族，墓志提到其曾伯祖孙逖，是玄宗时代有重名的词臣。孙瑝这一脉，从其曾祖父孙遹到其父孙公乂，论仕宦的清显不如孙逖家族，大都停留在州刺史这一层级上，其父公乂也是以吏能而非文采见长，(33)但到了公乂的子弟辈却异军突起，孙瑝的兄长孙瑴在中博学宏词科后六年就进入了内署，被李商隐誉为“才逾壮室，荣入禁林”（《上孙学士状》）。(34)大中元年十二月（848），孙瑴升任承旨学士。(35)若以中晚唐清流的标准来衡量，到大中三年（849）孙瑝本人登进士第时，其家族已经居于清流的核心。墓志说他“自冠岁笃于孝悌，声鼓缙绅，郁为名人之所器仰”，于是“一贡第进士于李公褒，义者不以为速”，值得注意的是孙瑝登第时年仅二十二岁，(36)而且正是孙瑴以侍奉其父的名义在河南尹任上，这一行为给孙氏兄弟更增添了声誉。(37)《北梦琐言》卷一一“希慕求进”条特别说：

唐自大中后，进士尤盛。封定乡、丁茂珪，举子与其交者，必先登第，而二公各二十举方成名，何进退之相悬也。先是，李都、崔雍、孙瑝、郑嵎四君子，蒙其盼睐者，因是进升。故曰：“欲得命通，问瑝、嵎、都、雍。”(38)

此条所述，即便有所夸张，和孙瑝家族在大中初崛起的地位声誉却基本相称，而孙瑝墓志的作者就是李都，可见两人始终保持着自举业时代开始的密切关系，也增加了《北梦琐言》此条叙述的可信度。墓志接着说：

宣宗皇帝朝，崔丞相慎由方枢造物，权望压天下，凡所登用，掇第一流。因起公为小谏。俄而内署缺学士，萧丞相邺默上公名。(39)

这里提到的崔慎由“凡所登用，掇第一流”和孙瑝受到的重视恰为《旧唐书·刘瑑传》的记载提供一个可靠的脚注。而刘瑑反对的“甄别品流”的取向正是宣宗时代清流力量空前强大的结果。关于毕的记载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具体的证据。《旧唐书·毕传》：

宣宗即位，德裕得罪，凡被谴者皆征还。入为户部员外郎，分司东都，历驾部员外郎、仓部郎中。故事，势门子弟，鄙仓、驾二曹，居之者不悦。唯受命，恬然恭逊，口无异言，执政多之。改职方郎中，兼侍御史知杂。其年。召为翰林学士、中书舍人，迁刑部侍郎。(40)

毕出身于不折不扣的寒门家庭，能在科举中成功并成为翰林学士，是晚唐清流范围扩大的例子之一，在这一点上他的情况和刘瑑极为相似。从他的经历还是可以看出他的寒士出身背景对他早期仕途的影响，他愿意担任度支巡官这种繁剧的职位正说明这一点。驾部和仓部的郎官在一般人眼里不可谓不清要，但当时的风气已在渐渐变化，连这些职官在“势门子弟”的眼中都有了高下。(41)这里的“势门子弟”，其实主要是指上文提到的父祖皆任清显的子弟，即所谓“鼎甲之胄”。这种舆论在数十年前刘禹锡担任驾部员外郎的时代恐怕是不存在的。

除了仓、驾二曹的郎官，京兆尹这一重要的清职也遭遇到类似的待遇。尉迟偓《中朝故事》记载：

京兆尹有生杀之柄，然而清要之官多轻薄之，目为所由之司。京国士子进士成名后，便列清途，屈指以期大用。故事：若登廊庙，须曾扬历于字人。遂假途于长安、万年之邑。或驾在东洛，亦为河南、洛阳之宰。数月之后，必迁居阁下，京尹不可侔也。(42)

在重内轻外强调京官的唐代官僚系统中，京兆尹向来地位重要。《梦游录》中《樱桃青衣》所载的唐代文人最为企羡的迁官途径就包括了京兆尹，这大致显现的是中唐前期的情况。(43)而《中朝故事》的材料，则基本属于晚唐的情况。上面这则材料提到的视京兆尹为“所由之司”应该也是晚唐清流士大夫心目中的清要职位的标准日趋严格的写照。

在晚唐，随着清流文化本身的成熟，呈现出两种看似对立实则相辅相成的趋势，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五的一则记载可以体现出这两种趋势的作用：

唐自大中至咸通，白中令入拜相，次毕相、曹相确、罗相劭权，使相也，继升严廊。崔相慎由曰：“可以归矣，近日中书尽是蕃人。”盖以毕、白、曹、罗为蕃姓也。(44)

按这则故实，则在大中、咸通年代，即便像白敏中、毕、曹确这样由科第而一路达致宰辅，其出身仍有可能被刻意强调流品的崔慎由等同僚嘲笑，但我们也可以看到，正是在这种看似山东崔、郑等著姓阀阅再造的表面光景下，毕、曹确等人依然能够由科第和词臣角色而成为这一群体的核心成员，部分原因或许就是司空图说的“时宣宗锐意文治，白衣稍出，流类亦往往上门”(45)。刘瑑和杨嗣复也都不约而同地将崔慎由强调的甄别品流的观念视作衰晋之风。其实这两人已经是不折不扣的清流成员，然而他们站在执政者的角度，难以认同韦温和崔慎由的政治甄选取向。他们都意识到随着清选人选的条件变得愈加狭隘，统治阶层内部的分裂和人心的隔阂就会越发严重，终将导致朝廷治理天下能力的削弱。他们的这种预感不能说没有道理，随后的历史变化也支持了他们的判断。

对唐后期党派分野的形成，最著名的假说莫过于陈寅恪的新兴阶级与山东旧族的对立说，即“以文词为清流仕进之唯一途径”的新兴阶级多由进士出身而以浮华放浪著称，与以主张经学为正宗、恪守礼法门风的山东旧族截然不同的两个群体。虽然陈氏也同时强调这两个群体“空间时间既非绝对隔离，自不能无传染熏习之事”。但在他看来，“浮薄”无疑是靠“进士词科”兴起的新兴阶级的典型特征。(46)陈氏的这一假说早已众所周知，成为无数唐代研究论著的出发点或讨论对象。即便如此，陈氏论说的前提假设和他的书写中的史学表述模式、文献例证的引用法则等等，都还需要研究者做更细致而系统的批判。这里只先说明一点，陈寅恪认为“浮薄”或“浮华”是进士科出身的所谓新兴阶级的特点，这个看法自然可以从唐代文献中找到依据，但他的解说其实并不全面，也未能更细致地展现晚唐意识的变化。“浮薄”一词的涵义实际在9世纪的政治话语里已出现明显转化，并不仅仅是唐文宗说的“文格浮薄”的那种浮薄，或者凭恃文才而不拘礼法、凌轹他人的行为模式，(47)越来越多地指对“品流”的过分注重。《北梦琐言》卷三：

薛保逊，名家子。恃才与地，凡所评品，士子以之升降，时号为浮薄。(48)

这一条目正是后一种意义的“浮薄”的确切说明。前引《中朝故事》中提到的“清要之官皆轻薄之”中的“轻薄”行为，即相当于朱温诟骂裴枢之“浮薄”，都应是此种涵义。《金华子杂编》卷下评论黄巢之乱前夕的中朝：

世之清平也，搢绅之士，率多矜恃儒雅，高心世禄，靡念文武之本，群尚轻薄之风。莅官行法，何尝及治？由是大纲不维，小漏忘补，失民有素，上下相蒙。百六之运既遭，翻飞之变是作。(49)

其中的“轻薄”一词同样是指这后一种涵义。(50)在反对者眼里，注重品流即是重虚名或表面而不重实在（这里的实在可以包括德行、吏干、学识等等），以刻意强调文才与出身等资质来对他人“分别轻重”并且不遵守唐朝官僚等级原则。之所以被反对者贬称为“浮薄”，就是因为反对者对何者为人才之“实”的看法与清流群体迥然不同。

不过也应该注意到，注重品流的典型人物如韦温和崔慎由，虽出自中唐以来最矜尚门风的家族，他们品鉴人物的理念却从根本上来说已不是旧门阀价值观的回光返照，韦温和崔慎由这类人物的背景更不是像陈寅恪认为的那样只是些“门风废替、家学衰落”、与新兴阶级无分别之“山东旧门”破落户。崔慎由的父亲崔从就是以“贞晦恭让自处”“家无妓乐”的门风著称。(51)这些都是在拥抱清流文化的核心价值的同时又标榜礼法门风的奕代簪缨之家。由于他们身份和背景的特殊，旧门第的一些倾向自然会渗透进他们甄别人物的标准，但总的来说这些都已经整合进了新的价值系统，成为适应新的精英群体身份认同的游戏规则。若要成为他们心目中的“人物”，需要满足多种条件，除了凭文辞科第入清途等关键要素外，还包括容貌、气质、举止等等，可以说是一种特殊的风貌（ethos）。现存晚唐文字里，批评这种风气措辞最激烈的是牛希济，他在《贡士论》里说在他的时代的选举早已变质：

擢第又不由于文艺矣。惟王公子弟器貌奇伟、无才无艺者，亦冠于多士之首。然相士之道，备尝闻之。有门阀清贵者，有状骨卿相者，有容质秀丽者，有才藻可尚者，有权势抑取者，有朋友力盛者，机权沉密，词辩雄壮，臧否由己，升沉在心。群众必集其门，若见公相来交请友，识面为难。动必有应，游必有从。密处隐会，深诚重约。朱门甲第之间，鬼神不能知者尽知之。(52)

这段话纯从负面的角度去看待晚唐科第和选举文化，抨击当时科第选举的评鉴标准紊乱而任意，让一般循规蹈矩、以文学为准则的士子难以捉摸，以至于牛希济有“朱门甲第之间，鬼神不能知者尽知之”的愤懑之词。但若我们暂时抛开这一立场，从牛希济的描述里正可以看出晚唐科第评鉴标准呈现两种倾向，一是评鉴标准日益主观化和神秘化，二是铨衡标准日益掌握在少数人手中。这类倾向的出现，其原因固然有因科第带来的利益而造成的一面，也有另一层原因，即科举实际已不再被视为选士的某种途径，而是被视为选拔能在未来参大政的国器的关键步骤，采用单一的标准难以满足实现这一目标的要求。这一趋向和当时盛行的科第功名命定说可谓表里，可以说是命定说的背景。但这种主观的取向也使掌控那些标准的人变得愈加重要，这些人中，上有崔慎由这样的显宦，下有等待步入这一行列的李都、崔雍、孙瑝、郑嵎这类子弟。(53)

牛希济的愤懑并非孤立现象，晚唐科举文化的日益清流化产生的极强的排他性，的确造成了晚唐官僚和知识人群的分化，但我们同样应该看到的是，这种情形并未从根本上动摇清流文化在晚唐五代之际的霸权地位，相反，唐后期的政治格局、统治意识和清流集团内部强烈的自我认同使由此而形成的清流文化变得难以抗拒。在这一圈子之外的政治权力集团或个人，无论是藩镇武人、内廷宦官还是备感绝望的文士，即便要抗拒这种宰制，通常也不得不在接受这一文化的前提下进行。牛希济本人就是一个例子，他的那些批评并不表示他心目中追求的就是一条不同的人生途径。《新编分门古今类事·梦兆门中·希济金介》：

蜀御史中丞牛希济，文学豪赡，超于时辈。自云：早年未出学院，以词科可以俯拾。或梦一金介人曰：“郎君分无科名，四十五方有官禄。”觉而异之。旋遇丧乱，流寓于蜀，依季父给事中牛峤，仍以直气嗜酒为季父所责。旅寄巴南，旋遇开国，不预劝进。又以时辈所排，十年不调。为先主一日召对，除起居郎，累加御史大夫。向者之梦何其验欤！(54)

这则叙述属于典型的中晚唐以来仕途命定观故事类型，但其中透露出牛希济本人早年以文辞为傲、以登词科为鹄的的心态，和我们所了解的他的家世、仕途形态及文化趣味吻合，具有相当可信度。据史载，牛希济是牛峤兄子。牛峤是牛僧孺之孙、牛藂之子，所以他实际出自从牛僧孺以来形成的一个重要的清流家族，只是很可能希济之父不显，以至于影响到他早年的科第。(55)这则叙述也至少说明，在五代人眼中，牛希济本人已成为晚唐以来清流文化的一个代表人物。他早年在《贡士论》等篇章中对科举文化的抨击究竟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他确切的想法，或多大程度上是特殊语境下的修辞，实在大可推敲。排除清流精英家族之间的内部竞争、唐帝国崩溃的时代际遇和性格等个人因素，他后来为前蜀王衍所重视，成为其翰林学士，可以说是顺理成章。

即便像朱温那样表示痛恨清流者，实际上也不得不对唐廷的清流文化及其成员有相当程度的依赖。唐末的重要词臣张文蔚、赵光逢、薛贻矩等人都继续得到朱温的重用。《新五代史·唐六臣·张文蔚传》便明确说“梁初制度皆文蔚所裁定”(56)。除了这些名臣，朱梁政权还聚集起用了为数颇多的清流子弟，其中包括孙瑝的嫡子孙拙。(57)孙拙唐末“擢第甲科”后，在孔纬、裴贽等人的眷顾下一路清选到司勋员外郎。《册府元龟》卷七〇一《令长部一·选任》：

（梁）太祖开平元年六月，以文矩为开封县令，司勋员外郎孙拙为浚仪县令。先是，二邑皆吏部注授，今升为赤县，故命二省郎理。(58)

即便是太常卿一职，自张廷范之后，接替者直至梁末相继为赵光逢、裴迪和李燕。(59)其中除裴迪为朱温幕府旧人之外，赵光逢和李燕都是唐末重要文臣。(60)《旧五代史·刑法志》：

梁太祖开平三年十一月，诏太常卿李燕、御史萧顷、中书舍人张衮、户部侍郎崔沂、大理卿王鄯、刑部郎中崔诰，共刪定律令格式。

四年十二月，宰臣薛贻矩奏：“太常卿李燕等重刊定律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并目录一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凡五部一十帙，共一百三卷。勅中书舍人李仁俭诣阁门奉进，伏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仍颁下施行。”从之。(61)

可见李燕还是替后梁确立律令格式的关键人物之一。朱梁政权之外的其他五代十国政权在争取清流成员的支持上同样积极，这一点笔者将在本文的第三部分再作分析。

二　唐后期清流文化的构成

唐后期的清流文化究竟有哪些特点呢？让我们仍旧从唐人的文字入手来加以说明。唐后期的诗人王建曾作《宫词》百首，大多是对唐代宫禁生活的描述和想象，其中一首写道：

白玉窗前起草臣，樱桃初赤赐尝新，殿头传语金阶远，只进词来谢圣人。(62)

在近期出版的一篇关于宫词研究的文章里，艾朗诺（Ronald Egan）特别对这首绝句做了如下的分析：

皇帝也许惦记着那些如此勤恳地为他服务的臣下，用颁赐正当令的樱桃来表示他的赏识，但这种好意是从一个无法估量的遥远处降临到他们身上的。给予略表心意的礼物是皇帝的义务，但那些臣下却甚至没有资格去当面谢恩。这里所强调的是存在于统治者和他勤恳的官员之间的一道鸿沟，使得统治者的亲切举动看上去更是宽宏和了不起。(63)

艾朗诺的这段分析颇为细致，如果说强调宫禁内等级的森严和世态的无情确是宫词里面常见的主题的话，那么上面这段分析应该可以成立。然而我认为艾朗诺误读了王建在这首宫词里所要传达的微妙意旨。我的看法是，王建所要表达的恰恰不是君主和臣下身份上的天地悬隔，而是对唐代皇帝和这些“起草臣”之间的亲密关系的钦羡。艾氏的分析忽视了诗中一个关键词“起草臣”。在唐代后期的语境中，“起草臣”指的正是在内廷担任草诏重任的翰林学士，也就是所谓的“词臣”。(64)这是唐代文人官僚中最具清望的一个群体。在唐代的诸多文献中都有记载草诏的词臣是如何得到皇帝的重视和尊敬，特别是翰林学士，不仅能时时在君主身边备顾问，甚至还能在深夜召对这样的场合受到特殊的眷顾。元稹对学士的这种地位和身份做了全面的描述：

未勘银台契，先排浴殿关。沃心因特召，承旨绝常班。飐闪才人袖，呕鸦软举镮。宫花低作帐，云从积成山。密视枢机草，偷瞻咫尺颜。恩垂天语近，对久漏声闲。丹陛曾同立，金銮恨独攀。笔无鸿业润，袍愧紫文殷。河水通天上，瀛州接世间。谪仙名籍在，何不重来还。(65)

在当面向君主谢恩和用“进词”的方式表达谢意两种方式之间，艾朗诺认为前者体现出为臣的身份地位更高。可是这种比较恰好不适用于这里的语境。作为“起草臣”的翰林学士之所以受到唐代皇帝的器重，正是因为他们草拟的诏书在唐代中后期的政治文化中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他们的文字工作的巨大象征意义也在于此，因此还能有什么比“进词来谢圣人”更能体现出皇帝对他们的欣赏呢？这首小诗意象十分丰富，烘托出了一种用文字建立起来的默契和用樱桃建立起来的亲密。诗中的“玉窗”不仅指向了翰林学士工作所在地学士院，(66)也代表着翰林学士身份之“清”。而传语所自的“金阶远”暗示的也不是一种高高在上的威严，而是重霄云外般的仙界，这是唐代士人对大明宫的想象。樱桃更不是普通的水果，而是兼具唐代宫廷标志和科举礼仪的象征性。(67)

王建的《宫词》写得含蓄，相比之下，五代著名的词臣和凝表达类似意境的《宫词》，语言就直白得多：

视草词臣直玉堂，对来新赐锦袍香。班资最在云霄上，长是先迎日月光。(68)

所以在王建这短短二十八字的诗句中，他为我们指出了三个攸关中晚唐政治和文化生活的重要成分：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以代朝廷立言为最高目标的文学实践和以翰林学士等词臣为重要身份象征的政治文化精英，即清流成员。这三者构成了一种必须通过大明宫这一神圣政治空间来展现的权威。再加上进士词科及其相关礼仪，就构成了中晚唐清流文化的四大要素。(69)这四个要素对中晚唐新型的政治文化精英群体的产生，对确立铨衡群体成员身份的标准，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从9世纪初到10世纪末，这一政治文化及其所产生的代表性群体从根本上支配了文化和政治的话语权。必须说明的是，这一现象和同样在这一时期内发生的文学思想意义上的古文写作实践或者儒学复兴并非同一潮流的不同面相。(70)它们之间虽有人事和意识上的复杂关涉，但终究属于不同范围内产生的现象，发生作用的层次也不相同。即便参与这些不同活动的常常是同样的人物，在不同社会圈和实践中，他们采取的立场、传递的声音、代表的身份也会不同，这一点在分析唐后期的政治文化时尤其需要注意。

在当时的境况下，这一精英群体中最具有地位和影响力的人物通常不是今天思想史或文学史意义上最重要之人物，而是像权德舆、令狐楚、韦贯之、杨嗣复、杨虞卿这类人物。作为一个地位不断巩固的群体，他们在唐五代新的政治格局中扮演的多重角色是理解这一历史过程不能忽视的。这个群体，即当时人眼中的所谓清流，有两大特征：一是这一群体以某些地位特出的文官家族为中心，其子弟凭借其父祖的文学声望和履历或本人的文学能力，在以强调文学才能为主的进士科和制举等考试中，不断获取成功。这种“五子登科”式的成功大致分为三个类型，一是父祖已是地位煊赫的文臣，比如刘伯刍之子宽夫、端夫、岩夫，相继于元和一朝登第；牛僧孺之子牛蔚和牛藂，分别于大和九年（835）和开成二年（837）及第。(71)二是父辈为当时公认的著名文人，虽在官僚体系中担任过职位，但地位不显，其子弟不仅相继登科，且进入政坛最高层，比如大历十才子卢伦、钱起的后代，或晚唐诗人陆翱之子陆希声；三是父祖辈既非著名文士且职位卑下，作为其后代的兄弟几个却相继在科场中获得辉煌成功（spectacular success）。这种情形的典型例子高和他的兄弟高铢、高锴，分别在元和元年、元和六年和元和九年登进士科。其中高锴从开成元年到三年更连续以中书舍人和礼部侍郎身份知贡举。(72)在9世纪，这几种情况频繁出现，成为唐代科举文化的特殊景观。二是在此前提之下，这些家族的子弟得以长期垄断某些被当时社会认为是最需要文辞能力的朝廷职位，特别是知制诰、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礼部侍郎知贡举等等，最终登廊庙而成为宰相。中唐以后，这一政治文化机制不仅使清流家族成员能够复制其成功，比如崔融、卢伦、钱起家族，又能不断催生新的家族，比如杨收、杨发兄弟，孙瑴、孙瑝兄弟以及韩仪、韩偓兄弟，张禓家族等等。(73)在纷乱多变的政治社会情势下，清流成员的仕进却显得异常井然有序，甚至缺乏悬念，使他们看上去似乎具备了门阀世袭的特点。可实际上这些成员的家世背景并不单一，很多成员的著姓身份也不是他们获取成功的关键因素。长期以来史学界惯用的门阀士族和新兴士人等概念均无法捕捉他们独特而多样的特质。这个群体通过科第、援引、仕宦以及婚姻建立起了密切的网络，进入这一圈子的成员相互之间产生极强的身份认同。无论是他们的网络还是认同都不再是8世纪中期前的那种模式。目前我们所能掌握的为数巨大的唐代墓志，为这些方面提供了丰富的信息，这是陈寅恪时代所不具备的研究条件。

在对这一现象做出比较精确的描述的前提下，我们需要解释的下一个问题是：这样一个群体及其所代表的意识形态何以在唐后期具有如此的霸权。要充分解释这一个问题，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古以来的核心统治理念是什么，特别是皇帝的权威是以何种方式来展现，文辞在维系唐帝国统治中起到了怎样的作用，为何一个在文化种族上罕见多元的古代社会会接受这样一种高度礼仪化和文学化的书写模式，并以之作为政治沟通的最核心方式。针对这些复杂的问题，笔者除了在本书中其他章节里分别谈及，还将在未来的专门著作中作更具体的讨论。这里先扼要说明笔者的总体看法：中古以来，尤其是唐代社会，皇帝作为一种制度，本身体现出高度个人化的倾向，而这种个人权威的展现，以及社会对此种权威的接受，从武后、玄宗时代开始，越来越依赖既程式化又能通过用典来表达细微个人立场的文辞上，随着这种文辞地位的日益上升，它具有了一种近乎抽象意义上的礼的维系作用，被认为具有调燮阴阳、衡定天下的功能。掌握这种能力的人也以成功传递高度个人化的君主意旨为最高文学目的，用宋人的话来说，就是“须是能宣道陛下之意”，“北门之职，非但尚词藻记问而已，人君心术系焉”。(74)在这一意义上，中晚唐政治文化精英对日常往来于上下级和相互之间的文辞的强调与文艺复兴时期对修辞学（Rhetoric）的作用的强调非常相似。作为文章学（ars dictarminis）核心的修辞学在欧洲中古盛期就已经被像吉多·法巴（Guido Faba）这样的意大利文章家提升到与神学相侔的高度。(75)到了文艺复兴时期这种倾向更是有增无减。研究文艺复兴文化的名家保尔·奥斯卡·克利斯特勒（Paul Oskar Kristeller）提到修辞学在文艺复兴时期的广泛意义时说：

除去其自身的内在涵义，修辞学与其他科目和学科之间有着不断变化的关联，这显著地影响到修辞的本身是如何被理解的，比如当时人常把修辞学与逻辑、诗学、道德和政治联系在一起，这里提及的还只是一些比较重要的联系。(76)

文艺复兴时期修辞学的这种无远弗届的力量正与唐代观念中的“文”相类。我们必须注意唐五代政治文化语境下对“文”的性质和内涵的认知与之前和之后的“文”的概念都有差别。在这里若用南北朝以来宽泛意义上的“人文化成”之“文”，比如包弼德（Peter Bol）在其专著《斯文》（This Culture of Ours）中所采用的定义，或唐代韩愈等古文家所强调的“文以载道”的观念，难以有效说明上述现象的性质和形成过程。唐代清流文化语境中的“文”有其更为特殊的指涉，这种指涉一方面显得颇为狭隘，另一方面却又被赋予宏大的角色。在当时的社会想象中，只有通过代朝廷立言的方式，这种狭隘意义上的“文”的功用才能充分体现，“文章”才具有了“体国经野”的化成力量（transformative power），也就是《文心雕龙·诏策第十九》说的“诰命动民，若天下之有风矣”(77)。或者用唐代的形容来说，就是所谓的“大手笔”。刘禹锡在《唐故相国赠司空令狐公集纪》一文中赞扬老友令狐楚的文辞曰：

呜呼！咫尺之管，文敏者执而运之，所如皆合。在藩耸万夫之观望，立朝贲群寮之颊舌，居内成大政之风霆。导畎浍于章奏，鼓洪澜于训诰。笔端肤寸，膏润天下，文章之用极其至矣！(78)

他在给韦处厚文集写的序言里特别区分了“文士之词”和“润色之词”：

谨按公未为近臣已前所著辞赋赞论、记述铭志，皆文士之词也，以才丽为主。自入为学士至宰相以往所执笔，皆经纶制置、财成润色之词也，以识度为宗。观其发德音，福生人，沛然如时雨；褒元老，谕功臣，穆然如景风。命相之册和而庄，命将之诰昭而毅。荐贤能，其气似孔文举；论经学，其博似刘子骏；发十难以摧言利者，其辩似管夷吾。(79)

刘禹锡的论说中明确将韦处厚成为翰林学士之前和之后的文章区分开来，虽然强调的是韦处厚个人的文章之才和文风转换之能力，实际也说明刘禹锡认为两种文学书写的境界并不相同，而韦处厚以翰林学士这重身份来作的“润色之词”直接提升了他文章的境界。同样，李商隐受其幕主桂管观察使郑亚的委托，撰写《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更是将这种“大手笔”的地位渲染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金门朝罢，玉殿宴馀。独衔日光，静与天语。帝（笔者按：指唐武宗）亦幽阐，征《召诰》《说命》之旨，定元首股肱之契，曰：“我将俾尔以大手笔，居第一功。麒麟阁中，霍光且图于勋伐；玄洲苑上，魏收别议于文章。光映前修，允兼具美。我意属此，尔无让焉。”公拜稽手曰：“臣某何敢以当之……”(80)

在李商隐笔下，李德裕这样达到理想境界的“大手笔”，其典诰文字之所以不朽，和他能了然瞬息万变的政情，洞启宸衷的治国之才直接有关。类似这种想象，使能为朝廷立言的“文章”逐渐成为文的至高目标和价值核心，这和宋代以下渐成主流的士大夫文学观念大不相同。文人的政治地位由此而急速得到提升，不过这种提升尚不足以解释为何以文辞立身的清流家族能在8世纪末到10世纪初的剧烈变化中，始终拥有最高政治文化精英的身份。这一成就固然有赖于这些家族通过政治手段或婚姻等各种方式来实现自我巩固和延续，但仅从这一现实政治做出的解释并不充分，因为难以说明为何其他拥有政治实力的群体难以挑战这些家族的政治地位和仕进模式，更不要说取而代之。要理解清流家族的政治生命力，我们还应从唐代社会的心态入手，找寻促成这种成功的种种无形的力量。简而言之，长期被中古社会用来形容门阀特征的“清”的观念，其内涵在唐代以后也发生了本质的变化，曾决定这种“清”的身份的门第血缘等因素逐渐被文才所超越甚至取代。但和这种超越同时存在的是另一种唐代的社会想象，即将诗赋等文学才能视为一种与生俱来的素质。这种观念是从南北朝以来慢慢形成的。正是因为它被认为是天生的素质，所以文才并非仅凭苦学就可以获取。这一观念早在南朝的文学讨论里就已经露出端倪。《文心雕龙·事类第三十八》说：

夫姜桂因地，辛在本性；文章由学，能在天资。才自内发，学以外成，有学饱而才馁，有才富而学贫。学贫者，迍邅于事义；才馁者，劬劳于辞情；此内外之殊分也。是以属意立文，心与笔谋，才为盟主，学为辅佐，主佐合德，文采必霸；才学褊狭，虽美少功。(81)

刘勰此处讨论的是才与学在文章写作中的关系，虽然他还是强调两者不可或缺，但“能在天资”“才为盟主”等句子已经点出了文才的特殊性。而他这里所讲的学其实专指“事类”，也就是唐以后文章中的故实，和儒家强调的经史之学有明显区别。(82)《南齐书·文学》也说得很明白：“属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召无象，变化不穷。俱五声之音响，而出言异句；等万物之情状，而下笔殊形。”(83)这种以才性为文学之本的观点到了唐代更被发扬光大，加上对政治书写的力量的渲染，造成文学才能的神秘化。唐人书写中，对文人的赞美，对科举成功的神秘化和对著名文人生平的神异化，都是这种心态淋漓尽致的表现。白居易在《故京兆元少尹文集序》里宣称：

天地间有粹灵气焉，万类皆得之，而人居多。就人中，文人得之又居多。盖是气凝为性，发为志，散为文。粹胜灵者，其文冲以恬。灵胜粹者，其文宣以秀。粹灵均者，其文蔚温雅渊，疏朗丽利。(84)

在此种渲染之下，进士科的成功也就逐渐被视为冥冥之中受到运命的眷顾。李逢吉知贡举，及第者有“元和天子丙申年，三十三人同得仙，袍似滥银文似锦，将相白日上青天”(85)的赞叹。韦庄《放榜日作》：

一声天鼓辟金扉，三十仙才上翠微。葛水雾中龙乍变，缑山烟外鹤初飞。邹阳暖艳催华发，太皞春光簇马蹄。回首便辞尘土世，彩云新换六铢衣。(86)

韩偓的《及第过堂日作》：

早随真侣集蓬瀛，阊阖门开尚见星。龙尾楼台迎晓日，鳌头宫殿入青冥。暗惊凡骨升仙籍，忽讶麻衣谒相庭。百辟敛容开路看，片时辉赫胜图形。(87)

这些都透露出及第后由凡入圣的身份转换。超自然的力量在文人的生活中扮演的这种关键角色使文学才能得以凌驾于其他文化素质之上。(88)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文”和“学”在文学实践中其实密不可分，唐代的文人也强调学识的重要，但恰恰是比较狭隘的“文章”之才将这一群体和社会其他阶层相隔离。这一点连提倡古文的文士都不例外。刘禹锡就宣称文才是五行秀气所至，“彼由学而至者，如工人染夏以视羽，有生死之殊矣”（《唐故衡州刺史吕君集纪》）。对特定意义下的文学才能加以神秘化，使少数被视为拥有这一能力的成员及其家族能享有特殊的地位。进士科等文学考试和代朝廷立言的词臣职位所起的作用，往往是不断对这种特殊地位加以确认而已，就像韦庄恭维咸通三年状元及第的薛迈的诗中说的：“不说文章与门第，自然毛骨是公卿。”(89)

三　清流文化的扩散和唐五代政治文化新格局的形成

从8世纪中叶开始形成的清流文化，经过德、宪两朝君主的有意识推动，至9世纪中叶以后，俨然已经成为唐代政治文化的主旋律，特别是在宣宗和懿宗等朝达到巅峰。这一文化的辐射力无远弗届，通过各种渠道影响了当时社会上层的心态和价值观，也左右了朝廷政治集团的用人抉择。这种发展最突出的结果，首先是前面提到的一种特殊意义上的政治文化精英（清流）的出现；其次是大大强化了以宫廷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尽管9世纪唐廷对帝国的实际控制力在减弱，以大明宫为中心的文化想象却反而呈现上升的趋势。通过文辞来为唐廷服务依然是一种至高无上的荣耀。中唐以后的诗作里，对进入禁中成为翰林学士表示钦羡的文字很多，这里只举其中两例，杨巨源《张郎中段员外初直翰林报寄长句》：

秋空如练瑞云明，天上人间莫问程。丹凤词头供二妙，金銮殿角直三清。方瞻北极临星月，犹向南班滞姓名。启沃朝朝深禁里，香炉烟外是公卿。(90)

咸通四年李频祝贺和他同年及第的翰林学士李瓒获得知制诰衔：

仙禁何人蹑近踪，孔门先选得真龙。别居云路抛三省，专掌天书在九重。五色毫挥成涣汗，百寮班下独从容。芳年贵盛谁为比，郁郁青青岳顶松。(91)

这些诗句充满了宗教性的比喻，将大明宫这一物质空间转化为至高无上的精神空间。即便在唐廷风雨飘摇的天复元年（901），担任翰林学士的韩偓作了《锡宴日作》，诗中捕捉的种种宫禁意象，表达的依然是一种身居人间天上的雍容和自在：

是岁大稔，内出金币赐百官，充观稼宴。学士院别赐越绫百匹，委京局勾当，后宰相一日宴于兴化亭。

玉衔花马踏香（一作天）街，诏遣追欢绮席开。中使押从天上去，（是日，在外四学士排门齐入，同进状辞赴宴所，奉宣差学士院使二人押去。）外人知自日边来。臣心净比漪涟水，圣泽深于潋滟杯。才有异恩颁稷契，已将优礼及邹枚。清商适（一作迥）向梨园降，妙妓新行峡雨回。不敢通宵离禁直，晚乘残醉入银台。（当直学士二人。至晚，学士院使二人却押入直，余四人在外，可以卜夜。内臣去外，知熟间丞郎给舍多来突宴。余是日当直，故有是句。）(92)

但这一文化对晚唐五代社会的最根本的作用在于，通过其影响力的逐渐扩散和渗透，清流的价值观即便在唐代朝廷权威实际受到挑战的情况下，仍旧显示出强大的霸权，使得这一群体的重要成员能在世变中维持其特殊地位。9世纪期间，经由唐宪宗到宣宗等几代君主的努力，除河北以外的绝大多数藩镇已逐渐为朝廷直接委派的文官节度使或观察使所支配，这种情况从大中初到咸通末尤为明显。这些高级文官很多属于清流文化的代表。随着这一结构性的变化，许多节镇形成了以文官节度使为核心的文官群体。这一群体中最受瞩目的成员既来自于科举仕宦皆成功的文学宦族，也是日后进入中央担任词臣等清官要职的重要来源。《新唐书》卷一六五《郑馀庆传附郑从谠传》提到僖宗朝时郑从谠开幕府的盛况：

沙陀都督李国昌间边多虞，入据振武、云朔等州，南略太谷。河东节度使康传圭遣大将伊钊、张彦球、苏弘轸引兵拒之，战数负，传圭斩轸以徇。彦球所部反，攻传圭，杀之，劫府库为乱。朝廷以为忧，帝欲大臣临制，乃拜从谠检校司徒，以宰相秩复为河东节度兼行营招讨使，诏自择参佐。从谠即表长安令王调自副，兵部员外郎刘崇龟、司勋员外郎赵崇为节度观察府判官，前进士刘崇鲁推官，左拾遗李渥掌书记，长安尉崔泽支使，皆一时选。京师士人比太原为小朝廷，言得才多也。(93)

面对重镇河东的兵变，僖宗的朝廷采取的对应措施不光是委任当时宰相郑从谠为节度使，还特许他开府自择僚佐，遵循元和期间裴度讨伐淮西的故实。而郑从谠选择的都是仕途最被看好的清流人士，可见在“京师士人”眼中，这种“一时选”是利用一流人才来化解危机的正确手段。

清流文化和唐代后期的藩镇体制的结合是清流价值系统扩散的一个重要步骤。因此除了代朝廷立言的草诏活动，最具代表性的文学实践就是霸府掌书记的工作。吴丽娱的研究表明，以表状笺启为主要内容的文集大量出现，就是中晚唐特有的现象。比如现存的李商隐的《樊南甲乙集》、刘邺的《甘棠集》和崔致远的《桂苑笔耕集》等等就是这类作品的代表。(94)这种书写的功能，并非只是应付行政的需要，更是一种通过文字来与朝廷沟通或维系情感的重要礼仪性手段，有不可低估的象征意义和作用，因此文辞的斟酌不能只是达意而已，而是要在准确拿捏表法分寸的基础上说服或打动对方。早在8世纪晚期，韩愈就在《徐泗濠三州节度掌书记厅石记》中宣称：

书记之任亦难矣！元戎整齐三军之士，统理所部之甿，以镇守邦国，赞天子施教化，而又外与宾客四邻交；其朝觐聘问慰荐祭祀祈祝之文，与所部之政，三军之号令升黜，凡文辞之事，皆出书记；非闳辨通敏兼人之才，莫易居之。然皆元戎自辟，然后命于天子。(95)

诏书和表状笺启互为表里的关系到了唐末更是明显，体现出这种文辞沟通能力的价值。《北梦琐言》卷五：

唐僖宗皇帝蒙尘于蜀，朝士未集，阙人掌诰。乐朋龟、侯翮辈虽居翰林，而排难解纷之才，非所长也。高太尉镇淮海，拥兵不进，与浙西周宝不睦，表章递奏，各述短长。朝廷欲降诏和之，学士草词，殊不惬旨。前进士李端有壮笔，军容田令孜知之，召而与语，授以毫翰。李仍请酒，饮数杯，诏书一笔而成，文藻之外，乃奇辩也，深称上旨。除行在知制诰，官至省郎。(96)

刘勰在《文心雕龙·章表第二十二》中说：“原夫章表之为用也，所以对扬王庭，昭明心曲。”(97)这正是唐末五代普遍的看法。当李克用不获昭宗允许入觐时，章表圣手李袭吉为他作《违离表》，其中有警句“穴禽有翼，听舜乐以犹来；天路无梯，望尧云而不到”(98)。婉转而典雅地表达了李克用的委屈和对唐昭宗的仰望，得到昭宗激赏。《南部新书》丙部则记载了一个反例，目的也是要强调措辞合度的章表对维系政治关系的重要：

高骈章疏不恭，皆顾云之辞也。骈后谓左右曰：“异日朝廷以不臣见罪，此辈宁无赤族之患耶？”(99)

这里的章疏或指顾云《代高骈上僖宗奏》之类文字。黄巢乱中，高骈在江淮逗留不进，顾云撰写的奏章中逐条反驳僖宗的责难，且有指斥皇帝昏聩之词，即便在朝廷危殆时，这也被视为惊世骇俗，而且文字未给高骈日后与朝廷修补关系留下空间。可见至少在当时，李袭吉和顾云的章奏文字被认为会直接影响他们所代言的一方的实际政治利益。

除了撰写章表这类活动使得藩镇需要清流人士之外，节度使府的举荐、公宴和酬唱等形式也使这一群体的个人关系更趋紧密，传达出来的趣味和长安的主流文化没有差别，可说是清流文化在地方上的再现。清流文化的影响力不仅在为文官所主导的藩镇内产生效应，还在唐末渗透到了长期为武人所掌控的河北藩镇之中。几乎同一时间内，从易定的王处直和王都，到成德的王镕和魏博的罗绍威，都以重视文士和喜爱图书文学为尚。《旧五代史·罗绍威传》：

绍威形貌魁伟，有英杰气，攻笔札，晓音律。性复精悍明敏，服膺儒术，明达吏理。好招延文士，聚书万卷，开学馆，置书楼，每歌酒宴会，与宾佐赋诗，颇有情致。（按：《太平广记》引《罗绍威传》云：当时藩牧之中，最获文章之誉。每命幕客作四方书檄，小不称意，坏裂抵弃，自擘笺起草，下笔成文，虽无藻丽之风，幕客多所不及。［《旧五代史考异》］）江东人罗隐者，佐钱镠军幕，有诗名于天下。绍威遣使赂遗，叙南巷之敬，隐乃聚其所为诗投寄之。绍威酷嗜其作，因目己之所为曰《偷江东集》，至今邺中人士讽咏之。绍威尝有公诗云：“帘前淡泊云头日，座上萧骚雨脚风。”虽深于诗者，亦所叹伏。(100)

笔者认为，晚近出土的唐末五代交替时期的易定节度使王处直墓的图像系统也是体现这类清流文化价值观渗透到河北职业武人群体中的一个显例。

以往研究者往往依据宋代的儒家舆论，强调晚唐五代是个以武力为霸权的时代，而北宋的统治精英有意识地在价值观上远离五代的政权意识。这种强调忽略了一个基本的事实，即唐末五代固然是个纷乱的时代，普通士人受到的待遇的确不如晚唐承平时代，然而在这一表象之下，晚唐清流文化的力量并未有实质性的减弱，相反，这一价值系统及其所依托的制度、人员以及社会想象都显示了强大的生命力，沉着而有序地在五代十国的政权中成长，至少确保了在社会的最上层文武两种力量的某种均衡，为奠定北宋初年的政治文化格局起了关键作用。陶岳《五代史补》所记禁军出身而为诸侯的王建的例子就颇能说明问题：

王建之僭号也，惟翰林学士最承恩顾。侍臣或谏其礼过，建曰：“盖汝辈未之见也。且吾在神策军时，主内门鱼钥，见唐朝诸帝待翰林学士，虽交友不若也。今我恩顾，比当时才有百分之一尔，何谓之过当耶！”论者多之。(101)

这是耳濡目染下的潜移默化。唐末清流文化的代表人物，这些人物的子弟，以及唐末从这个文化系统里产生出来的新成员，在五代十国的许多政权里都纷纷占据了显要的位置。关于唐末翰林学士群体在唐亡之际的际遇，傅璇琮在《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中有精细的考释。(102)这些政权，无论南北，通过吸纳这些成员而获取政治文化的资本。孙光宪《北梦琐言》卷六：

梁李相国琪，唐末以文学策名，仕至御史。昭宗播迁，衣冠荡析，因与弘农杨玢藏迹于荆、楚间。杨即溯蜀，琪相盘桓于夷道之清江，自晦其迹，号“华原李长官”。其堂兄光符宰宜都，尝厌薄之。琪相寂寞，每临流跂石，摘树叶而试草制词，吁嗟怏怅，而投于水中。梁祖受禅，征入拜翰林学士，寻登廊庙。(103)

这则例子形象无比地说明李琪这样的中朝子弟在落难之际，感叹的竟然是自己草制之才的无处发挥，以至于不得不通过在树叶上拟诏来过干瘾。直至得到朱温赏识，才一偿夙愿。孙国栋认为，五代十国政权对文士的优礼，“仅限于文辞秀句，以掌书檄而已，于儒行无与焉”(104)。可见他注意到了这个特出的现象，只是他的理解并不准确。为何在一个武人力量空前强大的时代，却如此急迫地需求能书写精妙的以骈俪文体为主的文字的人才呢，而且给予如此礼遇呢？这绝不是出于一般意义上的沟通的需要，而是一种特殊的沟通方式，这种方式是以整个沟通的网络都接受了某一种政治文化价值系统为前提，也就是说，从正在衰灭中的唐代政权，到各种争夺政治权威的力量，都认为掌握能书写这种文字的人士对于政权合法性和政治形象的建立都有关键的意义，而且也相信只有通过这种手段，才能与对手或政治联盟进行深入沟通。没有那样一种政治和文化的想象，这种追求文辞秀句的书檄的现象是无法解释清楚的。

唐末涌现出来的有刀尺之才的文士被地方政权重用，成为代言人，这类人才反过来成为清流代表的庇护人。黄滔在困顿举场二十年之后，终于在乾宁二年（895）进士及第，随后凭文笔为王审知重用。在他撰写的《丈六金身碑》里，他告诉读者：

夫通神为佛，魂交曰梦。神非梦而罕通，梦非神而不感。我公之庆钟也，其如是矣。其明年正月十有八日乙未，设二十万人斋，号无遮以落之。是日也，彩云缬天，甘露粒松。香花之气扑地，经梵之声入空。座客有右省常侍陇西李公洵、翰林承旨制诰兵部侍郎昌黎韩公偓、中书舍人琅琊王公涤、右补阙博陵崔征君道融、大司农琅琊王公标、吏部郎中谯国夏侯公淑、司勋员外郎王公拯、刑部员外郎弘农杨公承休、弘文馆直学士宏农杨公赞图、弘文馆直学士琅琊王公倜、集贤殿校理吴郡归公传懿，皆以文学之奥比偃商，侍从之声齐褒向，甲乙升第，岩廊韫望。东浮荆襄，南游吴楚，谓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依刘表，起襄汉，其地也，交辙及馆。值斯佛之成，斯会之设，俱得放心猿于菩提树上，歇意马于清凉山中。我公乃顾幕下者滔，俾刻贞石以碑之。滔以甲科忝第，盛府蒙招。刊勒之职，不敢牢让，谨推于厥旨。(105)

闽中王审知赞助的佛像落成、举行无遮会，此刻参加盛会的李洵、韩偓、王涤、崔道融、夏侯淑、王拯、杨承休、杨赞图、王倜、归传懿几乎都是唐末文学官僚的代表人物，他们此刻只是投靠王审知的客卿，黄滔这位后起之秀反倒成了招徕他们的盟主。后唐的情况更为特出，一面礼遇中朝名家子弟，一面吸纳新的文学人才，特别是来自以往相对封闭的河北的人才。杨凝式和冯道可以说是这两种策略最有名的代表人物。《宣和书谱》卷一九：

杨凝式，华阴人也，形貌寝侻，然精神矍然，腰大于身。善文词，出时辈右。唐昭宗时，初登进士第，终唐之世，为秘书郎，直史馆。仕梁，至考功员外郎。历后唐，至兵部侍郎。于晋，以太子少保分司西洛。至汉，迁太子少师。至周，迁太子太保。自晋迄周，朝廷皆以元老大臣优礼之。(106)

进入五代的杨凝式已经是典型的中朝右族名流，但他祖父辈的杨发、杨收却是从孤寒步入清流。(107)冯道的例子可以参看本书中《论冯道的生涯》一文，这里不再赘述。略晚于韦庄的王仁裕则从前蜀的翰林学士，到后唐、后晋的翰林学士，进入后汉又知贡举并成为宰相。北宋初年的文学重臣如王溥、李昉等都在其门下及第。(108)这都说明至少在政治精英的上层，清流文化仍然拥有广泛影响力，政权的交替也难以撼动这些人物仕进的序列。而五代政权内部培养出来的代表性文臣，诸如南唐的徐铉和江文蔚，后唐以来的和凝、陶穀和范质，都和晚唐的文化精英在旨趣和世界观上没有根本的差异。

现代的研究者间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认为五代十国政权用唐朝旧臣和名家子，只是为了要利用唐朝的政治资源。这一看法比较片面，唐朝旧臣的类型很多，为何偏偏是某一类旧臣特别受到重视呢？而所谓名家子更是特指有科举和词臣背景的官僚家族后代。除了延用这些成员之外，五代十国政权还吸纳没有这些背景的新出文人。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人的特点和进入新政权之后的生涯轨迹，与晚唐的清流十分相似，文辞瞻博敏速往往是最突出的条件。《南部新书》丙部：

倪曙有赋名，为太常博士，制词萤雪服勤，属词清妙，因广明庚子避乱番禺，刘氏僭号，为翰林学士。(109)

和倪曙一样，王定保是光化三年（900）进士第，王翃（诩）是昭宗大顺中登进士第，两人都以文辞著称，也都仕南汉高祖。王定保是替南汉建立制度的人物，而王翃官至翰林学士承旨。(110)沈颜是宪宗朝翰林学士沈传师之孙，天复初年举进士第，为杨行密用为翰林学士。沈颜文笔精速，有“下水船”之称。南唐文学重臣徐铉之父徐延休乾符中进士第，曾为昭宗草诏，后被杨渥所辟。(111)王建前蜀政权下的韦庄、卢延让和张泌等人，也都是唐末的进士及第者。

晚唐的清流文化，在五代之时得以延续依靠的还不仅仅是其成员的仕进和科举等机制。其成员通过有目的的回忆性书写，在历史记忆中不断对这种文化的细节加以建构和渲染，看来也曾起到相当的作用。现存不少唐末五代的笔记，从裴廷裕的《东观奏记》、令狐澄的《贞陵遗事》、孙棨的《北里志》、康骈的《剧谈录》、尉迟偓的《中朝故事》、王定保的《唐摭言》、阙名《玉泉子》、高彦休的《阙史》、孙光宪的《北梦琐言》和刘崇远的《金华子》等等，都与这种努力有直接的关系。这些笔记的存留，固然有偶然因素，但其作者中具有词臣身份的比重颇大，却也绝非偶然。唐代清流文化最为重要的制度依托是进士科，而保存这方面资料最多的《唐摭言》，恰恰出自服务于南汉政权的王定保之手。有意思的是，在对晚唐五代清流代表人物的评价方面，这些笔记的趣味和立场往往和官修的《旧五代史》相当一致，而和欧阳修等撰的《新五代史》大相径庭。比如《北梦琐言》卷一九提到赵光逢时说：

太傅致仕赵光逢，仕唐及梁，薨于天成中，文学德行，风神秀异，号曰“玉界尺”。扬历台省，入翰林御史中丞，梁时同平章事。时以两登廊庙，四退丘园，百行五常，不欺暗室，缙绅仰之。(112)

而《新五代史·唐六臣传》虽然在赵光逢的传中也引用了“玉界尺”的称呼，但却将赵光逢和张文蔚等归入大节有亏的《唐六臣传》加以谴责。

现在让我们回到本文开头关于白马驿事件的讨论。欧阳修在《唐六臣传》之末议论说：

夫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乎？虽枢等之力未必能存唐，然必不亡唐而独存也。呜呼！唐之亡也，贤人君子既与之共尽，其余在者皆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也。不然，安能蒙耻忍辱于梁庭如此哉！作《唐六臣传》。(113)

《唐六臣传》是六位投靠梁朝的唐末重臣的传记。裴枢等人虽然不是欧阳修要表彰的对象，但在评论裴枢因太常卿任命一事上的坚持而导致朱温的暴力举动时，欧阳修仍对裴枢等人表示惋惜，认为他们对太常卿一职尚且如此看重，必定更不会愿意将唐朝拱手让与朱温，因此裴枢等人的名节要高过那六位被他视为“庸懦不肖、倾险狯猾、趋利卖国之徒”的降臣。《通鉴》唐代部分的主要编纂者范祖禹在这点上就明确不同意欧阳修的看法，对此他在《唐鉴》中有大段议论：

白马之祸，至今悲之。欧阳修有言曰：“一太常卿与社稷孰为重？使枢等不死，尚惜一卿，其肯以国与人乎？虽枢等之力不能存唐，必不亡唐而独存也。”臣以为不然。昭宗返自凤翔，而全忠篡夺之势已成，人无愚智，皆知之矣。枢乃其党，被其荐引以为宰相，不恤国之将亡，方且宴安于宠禄。全忠之劫迁洛阳，昭宗未及下楼，枢受贼旨，已率百官出长安东门，昭宗卒以弑殒，而唐遂亡。由此观之，枢为忠于李氏乎，忠于朱氏乎？且长安与一太常卿孰重？国亡君弑与流品不分孰急？枢不惜长安以与全忠，乃惜一卿不与廷范；不惜国亡君弑，而惜流品之不分，其愚岂不甚哉？夫枢非有忠义之心、能为社稷者也。不胜其利欲之心，畏全忠而附之，弑其君父。既从之矣，以为除太常卿，小事也，持之不与未必咈全忠之心，而微以示人至公。从其大而违其细，欲以窃天下之虚誉，不意全忠怒之至此也。全忠以为此小事也，犹不从己，其肯听己之取天下乎？是以肆其诛锄，无所不至。不知枢等实非能为唐轻重，乃全忠疑之过也。向使枢有存唐之心，当全忠之劫迁，端委而受刃于国门。天下忠义之士闻之，必有奋发而起者矣。枢不为此，而惜一卿，不死于昭宗之弑，而死于廷范之事。处身如此，岂能为国虑乎？迹其附会全忠以为相，进不由其道矣。乃欲上不失贼臣之意，下不失士大夫之誉，其可得乎？白马之祸，盖自取之也。(114)

欧阳修的评论纯粹是从道德立场出发，采用了简单的逻辑，从而得出裴枢必不愿唐亡的结论。范祖禹没有欧阳修这么天真，在他看来，裴枢在政治上早已投靠了朱温，证据充分，至于在太常卿一事上的坚持，不过是低估了朱温的猜忌程度，希冀在保证大的政治利益前提下仍能维持个人声誉，属于一时的误判行为。他在分析裴枢的政治取向上的确比欧阳修更有说服力，但在解释太常卿一事引发的冲突上未免仍旧过于孤立地看问题，从而未能把握唐末政治变易的特殊内涵。

抵制朱温对太常卿除授的要求绝非裴枢个人的行为，而应该是以他为首的清流成员的群体意志。张廷范并非因为确有制作礼仪之才而被朱温推举为太常卿，而是朱温故意向唐代清流文化的核心价值挑战的一种信号。以裴枢为首的清流群体当然不会不清楚这一事件的性质，政治阅历丰富的裴枢能不顾以往与朱温的关系而坚持这道防线，说明这不是一官半职的小事，而是他依托的价值所在。即便他真有范祖禹所言的“不失士大夫之誉”的心理，那也只能在清流文化占据统治地位的背景下，方能解释为何会选择太常卿这一清显但并无多少政治实权的职位上得罪朱温。裴枢担心的更应该是一旦这道防线被突破，像他们这样的清流领袖的政治资源便会迅速丧失；而不突破这道防线，在朱温看来就难以将掌握朝廷话语权近百年的唐代主流政治文化纳入他的政权体制之中，也难以充分实现他的政治野心，也就是这种他称为“浮薄”的意识会从根本上挑战他的权威。当他的这种要求遭到抵制时，他自然要震怒，他对如此多的唐廷高官采取集体性屠戮不像是一时冲动的结果。裴枢的坚持不可以简单视作当时清流领袖的狭隘甚至傲慢，正基于类似于这样的对政治话语权的维护，唐代的清流文化才得以在唐后期奠定一种新的政治模式，虽然这种模式在晚唐产生强烈的排他性，却也在五代的纷乱中成为社会的某种中流砥柱，至少在政治的最高层次维持了文治的基本特性和某种尊严，尽管在五代的日常政治运作中，这种模式有时起的作用是象征性的，也就是具有统治的权威性而非实际的权力，但假以时日，这种象征意义的存在仍有机会转化为实际的权力。在对待易代的态度上，裴枢的坚持并不表明他就会和《唐六臣传》中那几位有本质的立场差异。朱温、李振等人虽然看到了裴枢等人拥有的声望，以为只有从肉体上消灭这些人，才可以顺利地取代唐政权，但这终究是一时的政治行为，并不代表他们对唐代政治遗产的整体看法。作为五代的开端，后梁和其他同时代政权的统治模式最终依然离不开以清流文化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配合，这也就是《唐六臣传》中这些人物的关键意义所在。在晚唐未能进入清流群体的许多唐代文人寒士也是在类似于朱温这样的新政权中看到了获取这种身份的希望。皮日休、杜荀鹤等都是著名的例子。这些文士的笔下往往充满关心社会和政治题材的文字，但同样是被誉为“雅丽清省激越之句，能使贪吏廉，邪臣正，父慈子孝，兄良弟悌，人伦之纪备矣”(115)的杜荀鹤，据传也写过如下的诗句，用来博取朱温的赏识：

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飞洒日轮中；若教阴翳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功。(116)

这就是唐末五代充满吊诡的现象。因为过度着眼于具体的人物和群体，陈寅恪等现代史家自然会认为这次打击对唐代的衣冠名族而言是毁灭性的，从而导致了中古社会的变局。在某些历史层面，他们的看法仍有价值，但他们却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事实，即清流文化固然依托于唐廷而得到发扬光大，却也在此过程中获取了独立的政治生命。唐后期形成的清流文化的特点不仅仅是已经拥有清流身份的人物及其家族对政治和文化话语权的垄断，同时也具有不断生产新成员及其家族的机制，只是这种生产是遵循这一文化所强调的模式来展开的。这种复制机制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接受其价值观的社会想象的存在。当然五代十国时期，在复制这种文化及其代表人物时，随着历史境况的改变和人物背景的不同，种种新的变化也自然会以各种形式崭露，对晚唐以来的主流政治文化做出不同程度的改造甚至拒斥。清流文化余波下出现的新代表人物，他们的政治生涯固然得益于这一文化，他们家族延续这种成功的能力则很可能不断下降。但正由于唐末的大乱和清流文化取得霸权地位这两种现象同时出现，认同这一新政治文化的大量一流文士才能在远为宽广的空间范围内产生影响，这是唐代衰亡最意想不到的一个结果。

作为一种占支配地位的政治文化模式，清流文化究竟何时才明显不再处于历史舞台的中央了呢？这是一个重要的问题，不过也已经超出了本文既定的讨论范围和笔者的学识。但基于非常初步的考察，笔者倒愿意提供一些粗浅的看法。清流文化与北宋新政治规范的建立之间恐怕存在着相当深刻的联系，这一文化的一些基本特征在北宋的太祖、太宗和真宗三朝依然清晰可见，无论朝廷对文臣的选择还是重要文臣的仕进模式、文化旨趣（从文学风格到宗教实践）和社会网络的构成都提供了很多证据，具体的情况需要另外撰文分析。(117)甚至连宋代书写中对北宋前期著名文臣神话的建构等都承袭了晚唐以来的风气，比如围绕范质和杨亿诞生的种种神异故事。然而也就是在宋初，不同的声音也已隐约可闻。魏泰《东轩笔录》卷一：

陶穀，自五代至国初，文翰为一时之冠。然其为人，倾险狠媚，自汉初始得用，即致李崧赤族之祸，由是缙绅莫不畏而忌之。太祖虽不喜，然藉其词章足用，故尚置于翰苑。穀自以久次旧人，意希大用。建隆以后，为宰相者，往往不由文翰，而闻望皆出穀下。穀不能平，乃俾其党与，因事荐引，以为久在词禁，宣力实多，亦以微伺上旨。太祖笑曰：“颇闻翰林草制，皆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此乃俗所谓依样画葫芦耳，何宣力之有？”穀闻之，乃作诗，书于玉堂之壁，曰：“官职须由生处有，才能不管用时无。堪笑翰林陶学士，年年依样画葫芦。”太祖益薄其怨望，遂决意不用矣。(118)

邓小南曾通过这个例子来说明宋初的“读书人”还会遭遇到君主的不信任。面对宋太祖这样的武人出身的帝王，陶穀这类儒生即便进入了政治核心，依然有进退两难之处。(119)这一看法自有其说服力，不过笔者想补充的是，这则故事是否可靠姑且不论，至少从叙述文字来看，其中真正关涉的似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或学识，而是“词章之学”，更确切地说是在禁中草诏这一职能的意义。从已身为翰林承旨的陶穀的角度出发，他那“一时之冠”的文翰和“久在词禁”的经历应足以构成他升至相位的充足条件，这其实也是晚唐五代以来词臣仕途升迁的惯例，禁中草诏和身登廊庙之间的必然联系是不言而喻的。但在赵匡胤眼中，草诏的工作竟然只是“检前人旧本，改换词语”的“依样画葫芦”，足见草诏耀眼的光环已开始在宋太祖这样的统治者眼中消退，这是对晚唐以来所形成的政治文化传统的某种颠覆。赵匡胤的此种言论不要说中晚唐的皇帝，恐怕连五代武人出身的那些君主都未必愿意公开表示，难怪陶穀要如此怨望。赵匡胤是否真的表达过类似的意见，后人无法证实，但魏泰的记录多少说明从这位生活在北宋后期的撰述者的角度，赵匡胤的这种态度已不足以损害开国之主的形象了。

宋太祖的这番言论很可能代表了某种潜在的看法，也就是不再将草诏视作经纬天下的一种必要的能力，但至少在仁宗朝以前，没有多少证据表明这种看法取得了士大夫核心群体的支持，也少有证据显示词臣所得到的重视有明显减退的迹象，而且已有学者指出，太宗即位后，翰林学士的地位直线上升。(120)这一点从宋太宗的评语也可看出，《续资治通鉴长编》雍熙三年（986）十月条曰：

上（宋太宗）尤重内外制之任，每命一词臣，必咨访宰相，求才实兼美者，先召与语，观其器识，然后授之。尝谓左右曰：“词臣之选，古今所重。朕早闻人言，朝廷命一知制诰，六姻相贺，以谓一佛出世，岂容易哉！郭贽南府门人，朕初即位，因其乐在文笔，遂命掌诰。颇闻制书一出，人或哂之，盖其素乏时望。业已进用，朕亦为之颜，然亦终不令入翰林也。”(121)

士大夫对于清流文化的评价，在长达四十多年的仁宗一朝终于出现了明确的转向，曾经被视为超越政权而存在的那种维系政治文化的力量，开始沦为道德谴责的对象，相关的历史记忆也随着宋儒的努力改写而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这个变化说明这一曾经以宫廷为核心的政治文化模式，虽然在北宋初期仍然拥有话语权，已越来越面临来自不同背景的文化精英的挑战。以欧阳修等人为代表的新知识群体也许曾与晚唐以来的清流文化有过千丝万缕的联系，却无须在心理上再对之抱有以往的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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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E.P.Thompson，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Vintage Books，p.9.这里引用的是钱乘旦等译《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译林出版社，2013年，1页。

(2) 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商务印书馆，2011年，281页。

(3) 《通鉴》卷二六五，中华书局，1956年，8643页。

(4) 见钱穆《读史随札》“唐末望族”条，收入《钱穆先生全集（新校本）》，九州出版社，2011年，106页。据九州出版社《读史随札》的“出版说明”，该著作中条目作于1940年代，不知他的观点是否受到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的影响，抑或殊途同归。

(5)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收入《唐宋史论丛》，该著最早由香港龙门书店出版于1980年，本文所引该著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此处引文见272、287页。

(6) 《旧五代史》卷一八，中华书局，1976年，253页。

(7) 关于白马驿事件的经过和意义，新近有王国瑶的研究，见Kwok-yiu Wong，“The White Horse Massacre and Changing Literati Culture in Late-Tang and Five Dynasties China，”Asia Major，third series，vol. 23，No. 2（2010），pp. 33-75。该文中列出了现存史料中记录的白马驿事件中被贬（或被杀）的朝官名单，对参与事件的人物背景和动机也做了比较细致的分析，但是作者对该事件的整体性质的理解，仍然是基于晚唐以门阀（Great Clans）为主体的贵族（Aristocracy）操控科举和仕途造成的政治反弹这一框架，并认为该事件之后中古贵族阶层迅速消失，这些观点正是拙著试图修正的。

(8) 《旧唐书》卷一七九，中华书局，1975年，4670页；又《通鉴》卷二六五，8641页。

(9) 《旧唐书》卷一一三，3357—3358页。

(10) 同上书，3358页。

(11) 讨论张廷范出任太常卿一事时任相的有裴枢、崔远、独孤损和柳璨四人。虽然现存史料只明确提到裴枢的反对，但从紧接下来的人事变化可以清楚看到崔远和独孤损也必然附议裴枢。据《旧唐书·哀帝本纪》，太常卿任命的事件发展的脉络相当清楚，天祐二年春正月甲子，太常卿王溥上昭宗谥号、庙号。葬昭宗于和陵后，二月庚戌，“制以太常卿王溥为工部尚书”。作为朝廷礼典负责人的王溥在昭宗下葬一事上做出贡献，按常规自当有所奖授，这样也就空出了太常卿一职，为朱温接下来举荐张廷范提供了机会。随后三月甲子，“制以特进、尚书右仆射、门下侍郎、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使、判度支、上柱国、河东郡开国公、食邑二千户裴枢可守尚书左仆射。光禄大夫、门下侍郎、户部尚书、同平章事、监修国史、河南县开国子、食邑五百户独孤损可检校尚书左仆射、同平章事，兼安南都护，充静海军节度、安南管内观察处置等使。以光禄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上柱国、博陵郡开国公、食邑一千五百户崔远可守尚书右仆射。以正议大夫、中书侍郎、同平章事，判户部事、上柱国、河东县男、食邑三百户柳璨为门下侍郎、兼户部尚书、同平章事、太清宫使、弘文馆大学士、延资库使、诸道盐铁转运等使。以正议大夫、尚书吏部侍郎、上柱国、赐紫金鱼袋张文蔚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监修国史、判度支。以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左丞、上柱国、弘农县伯、食邑七百户杨涉为中书侍郎、同平章事、集贤殿大学士、判户部事。”（《旧唐书》卷二〇下，789—791页。）而在此之后不过八日，朝廷便下制书，“壬申，以检校司徒和王傅张廷范为太常卿”。由此可见在接下来商议太常卿的人选时，裴枢、独孤损和崔远正是因为不支持朱温的举荐而遭到罢相。同时柳璨必然附议朱温，但他因超速升迁而受到裴枢等资深重臣的轻视。从上述任免就可看出，就是在张廷范这类事上柳璨的意见不被裴枢等重视，他才“以为憾”，因此朱温操纵下的朝廷制书特意提升他的地位，不仅从中书侍郎转为门下侍郎，而且还取代裴枢兼任诸道盐铁使一职。同时朱温还引入张文蔚和杨涉为相，张文蔚同时判度支，杨涉判户部，以分柳璨之权。等这些人事安排完成，朱温才得以将张廷范成功推上太常卿的职位。《通鉴》卷二六五记载宣布裴枢等罢相的日期为天祐二年三月戊寅（8641页），如此则在《旧唐书·哀帝本纪》记载的任命张廷范为太常卿的日期之后，远不如《旧唐书》的记载有序而合理。

(12) 《新五代史》卷三五，中华书局，1974年，375页。

(13) 《旧唐书》卷二〇下，791页。

(14) 《通鉴》卷二六五，8642页。

(15) 《旧唐书》卷九九，3098页。张九龄撰写的《开元十三年东封敕书》收入《唐大诏令集》卷六六（中华书局，2008年，371—372页），其中并没有特别提到录事主书在开元十三年冬封禅后得到的“超授五品”的待遇，这一点或许《旧唐书·张九龄传》的叙述有所夸张，但敕书给予封禅的各级侍从人员，从内外文武官到“三卫引驾、引黄衣长上飞骑骑”、“侍从行事、辇脚等官”甚至“仗内声音人”等，都给予转阶或赐勋的赏赐，可见恩赏之滥。

(16) 《唐会要》卷九，277页。

(17) 《旧唐书》卷一〇六，3236—3237页。

(18) 《新唐书》卷一二六，中华书局，1975年，4428—4429页。

(19) “德望”一词分别在不同文本中出现，且都与张九龄有关，涉及的也是类似性质的言论，则此词最有可能直接来自张本人的奏章。

(20) 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收入《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6—208页。

(21) Mark Edward Lewis，Writing and Authority in Early China，Albany：SUNY Press，1999.

(22) 《全唐文》卷七八四，中华书局，1983年，8198页。

(23) 王德权《为士之道：中唐士人的自省风气》，台北：政大出版社，2012年，181页。

(24) 关于刘邺入学士院的时间，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辽海出版社，2007年，323页；刘邺《上白令公充学士状》中说：“某宗族孤单，艺能荒浅。九霄迷路，四海无家。及目风波，每类飘蓬之迹；满朝朱紫，曾无瓜葛之亲。”（录文见赵和平《敦煌本〈甘棠集〉研究》，台北：新文丰出版公司，2000年，159页）说明即便刘三复已经是高级官僚，刘邺仍然对人表示自己孤寒的身份。赵和平认为此状文字显示刘邺曾在白敏中幕府中（见《敦煌本〈甘棠集〉研究》，23—24、179页），笔者同意这一分析，状中“令公曲存通旧，猥被殊仁。不鄙（讥）冒，许随旌旆。初登俭府，宛是膺门”云云，就是此指。

(25) 《旧唐书》卷一六八，4379页。《通鉴》卷二四六系此事于开成四年五至六月。

(26) 崔珙“尤精吏术”的评价见《旧唐书》卷一七七《崔珙传》，4588页。

(27) 《新唐书·姚崇传》附有姚勖传，但所叙任官经历比较简略。但近年出土的姚勖自传墓志提供了详尽的任官经历。关于墓志的录文和解释，见张应桥《唐名相姚崇五世孙姚勖自撰墓志简释》，《河南科技大学学报》2010年第5期。

(28) 《旧唐书》卷一五八《韦贯之传》，4175页。

(29) 刻意体现此种旧门第清慎作风的中晚唐公卿家族还有以柳公绰为代表的柳氏家族。《旧唐书·柳公绰传》说他“性谨重，动循礼法。属岁饥，其家虽给，而每饭不过一器。岁稔复初。家甚贫，有书千卷，不读非圣之书。为文不尚浮靡”。又说其子柳仲郢“以礼法自持，私居未尝不拱手，内斋未尝不束带。三为大镇，厩无名马，衣不薰香。退公布卷，不舍昼夜”。（《旧唐书》卷一六五，4300、4307页。）

(30) 《通鉴》卷二四九，8067页。

(3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慎由传》，4577—4581页。

(32) 相关讨论可见本书中《论冯道的生涯——兼谈中古晚期政治文化中的边缘与核心》一文。

(33) 关于孙公乂吏治生涯的分析，可见张达志《唐代后期藩镇与州之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07—217页。

(34)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中华书局，2002年，1121页。

(35)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180—184页。

(36) 孙瑝墓志中提到的座主李襃大中三年以礼部侍郎知贡举，见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二，北京燕山出版社，2003年，907页。

(37) 有意思的是孙瑝的墓志只字不提其兄孙瑴的地位和影响，可能是为了不让读者产生孙瑝科第成功得益于其兄的印象，不过却特别强调孙瑝及第前便以“笃于孝悌”称，虽然这很有可能只是墓志的套语，但结合孙瑴当时以尽孝的名义离开承旨学士职位而出任河南，并由此称誉，则此语或非泛泛之语，也就意味着孙瑝科第的罕见成功是清流阶层对孙氏家族地位的认可。

(38) 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一一，贾二强点校，中华书局，2002年，244—245页。

(39) 李都《唐故御史中丞汀洲刺史孙公墓志并序》，此处录文采用陈尚君《全唐文补编》卷八三，中华书局，2005年，1034—1036页。

(40) 《旧唐书》卷一七七，4609页。

(41) 赖瑞和认为这一现象或许只是“势门子弟”在有多重选择的前提下的一种“势利眼”式的取舍态度，见《唐代中层文官》，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年，第162页。若从整个唐后期整个任官情况着眼，这个看法或许是合理的，不过这条记载特别要凸显的是大中以后的情况，这恰是清流文化影响到达顶峰的时期，因此更应该在特定的历史语境中进行理解。

(42) 恒鹤校点《中朝故事》，《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782页。

(43) 孙国栋《从梦游录看唐代文人迁官的最优途径》，收入《唐宋史论丛》，74—90页。

(44) 《北梦琐言》卷五，贾二强点校，97页，此段标点有误，“罗相劭，权使相也”当作“罗相劭权，使相也”。此段记述的可靠性如何需要稍作讨论。崔慎由大中十年十二月至大中十二年二月在相位。白敏中曾两度为相，第一次是从会昌六年五月至大中五年三月，第二次从大中十三年十二月至咸通二年二月。毕任相从咸通元年十月至咸通四年正月。曹确为相时间更晚，是从咸通四年闰六月至十一年三月［相关信息可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168—169、236—237、251、272—273页］。崔慎由为相期间，同在中书的先后有令狐绹、郑朗、萧邺、刘瑑等人，其中只有令狐绹一人可归入“蕃姓”行列，且令狐绹是享有重名的令狐楚之子，不是寒门新进。据此，则崔慎由为相期间发表此等意见的可能性不大，但这不表明他的这种言论纯出后人想象。从大中十年崔慎由拜相到咸通二年，在中书主持大政的相继有令狐绹、白敏中、毕，而且白敏中与毕有一段时间同时为相，此三人皆符合“蕃姓”标准，《北梦琐言》明言“白中令入拜相”正指这一时期。这种情况在中晚唐颇罕见，难免引起中朝人士的注意。当时崔慎由虽已罢相，但以其地位之高，完全有可能针对此种现象开玩笑。即便这是后人附会，多少也能说明崔慎由重视出身的名声已广为人知，这和他在其他史料中的形象也相当吻合。

(45) 司空图《唐故太子太师致仕卢公神道碑》，《司空表圣文集》（宋蜀刻本唐人文集）卷五，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61页。

(46) 见陈寅恪《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中篇，236—320页。

(47) 文宗评语见《新唐书》卷四四《选举上》，1168页。

(48) 《北梦琐言》，贾二强点校，61页。

(49)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四册，三秦出版社，2012年，3146页。

(50) 类似用法还可见《旧五代史》卷九三《李专美传》：“专美之远祖本出姑臧大房，与清河小房崔氏、北祖第二房卢氏、昭国郑氏为四望族，皆不以才行相尚，不以轩冕为贵，虽布衣徒步，视公卿蔑如也。男女婚嫁，不杂他姓，欲聘其族，厚赠金帛始许焉。唐太宗曾降诏以戒其弊风，终莫能改。其间有未达者，必曰：‘姓崔、卢、李、郑了，余复何求耶！’其达者，则邈在天表，敻若千里，人罕造其门，浮薄自大，皆此类也。唯专美未尝以氏族形于口吻，见寒素士大夫，恒恂恂如也，人以此多之。”

(51) 《旧唐书》卷一七七《崔慎由传附崔从传》，4579页。

(52) 《全唐文》卷八四六，8891页。

(53) 同样的事例可见《金华子杂编》卷上：“崔起居雍，甲族之子，少高令闻，举进士。擢第之后，蔼然清名喧于时，与郑颢同为流品所重。举子入事，得游历其门馆者，则登第必然矣。时人相语为‘崔郑世界’，虽古之龙门，莫之加也。”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四册，3134页。

(54) 委心子撰《新编分门古今类事》卷七，金心点校，中华书局，1987年，100页。

(55) 关于牛峤生平的考证，见辛文房撰、周绍良笺证《唐才子传》卷九，中华书局，2010年，2044—2045页。牛希济父名不被新旧唐书等提及，很可能因为其仕途不显或早逝。

(56) 《新五代史》卷三五，376页。

(57) 孙拙生平可见王骞《唐故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铭并序》，录文见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2年，176—178页。

(58) 《册府元龟》，周勋初等校订，8097页。

(59) 郁皓贤、胡可先《唐九卿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年，109—110页。《新五代史·唐六臣传》：“柳璨为相，与赵光逢有旧恩，起光逢为吏部侍郎、太常卿。”（《新五代史》卷三五，378页）柳璨起用赵光逢为吏部侍郎完全有可能，但柳璨和张廷范在天祐二年十二月同时被朱温贬杀，所以柳璨也推举赵光逢为太常卿则不确。

(60) 据《新五代史·裴迪传》，裴迪早以精于簿书而为裴璩辟为出使巡官。自朱温执掌宣武时便入其幕府，并为朱温所倚重（《新五代史》卷四三，471页）。薛廷珪《授裴迪太仆卿元镐京兆少尹卢玭国子司业等制》中，形容裴迪是“儒席称珍”，说明他至少是士人，见《全唐文》卷八三七，8816页。李燕虽到后唐庄宗时方去世，新旧五代史却均无传。不过《旧唐书·哀帝本纪》明确提到天祐元年昭宗遇弑后，九月己巳，“敕右仆射、门下侍郎、礼部尚书、平章事裴枢宜充大行皇帝山陵礼仪使，门下侍郎、平章事独孤损宜充大行皇帝山陵使，兵部侍郎李燕充卤簿使，权知河南尹韦震充桥道使，宗正卿李克勤充按行使”（《旧唐书》卷二〇下，787页）。李燕此时既为兵部侍郎，又位列裴枢、独孤损之后，则应是清要文臣。且其担任太常卿时间颇久，跨越后梁和后唐两朝。

(61) 《旧五代史》卷一四七，1961页。

(62) 《全唐诗》卷三〇二，中华书局，1960年，3439页。

(63) Ronald Egan，“Huizong's Palace Poems，”Emperor Huizong and Late Northern Song China：The Politics of Culture and the Culture of Politics，edited by Patricia Buckley Ebrey and Maggie Bickford（Harvard East Asian Monograph Series，2006），p.363.

(64) 从较广的意义来说，唐代语境中的“词臣”一词包括了所有带有知制诰职衔的文臣，但王建的这首诗歌是描述内廷的生活，所以涉及的对象只是翰林学士。

(65) 元稹《酬乐天待漏入阁见赠》（时乐天为中书舍人予任翰林士），《全唐诗》卷四〇八，4535—4536页。

(66) 在唐代的书写中，大明宫内翰林学士工作的场所被称为“玉堂”。比如李肇《翰林志》曰：“时以登翰苑，皆谓凌玉清，遡紫霄，岂止于登瀛洲哉，亦曰登玉署、玉堂焉。”（洪遵《翰苑群书》卷一，收入傅璇琮、施纯德编《翰学三书》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7页）。

(67) 关于樱桃在唐代宫廷礼仪中的象征意义，可以参见麦大维（David L. McMullen）“Recollection without Tranquility：Du Fu，the Imperial Gardens and the State，”Asia Major，third series，vol.14，part 2，2001，pp.217-223。麦大维指出，在杜甫的诗中，所有出现的樱桃意象都与唐代皇帝最根本的礼仪角色有关。（p.217）樱桃宴也是进士及第后举行的一系列庆典活动之一。王定保《唐摭言》卷三有：“新进士尤重樱桃宴。”阳羡生校点《唐五代笔记小说大观》下，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1605页。

(68) 《全唐诗》卷七三五，8937页。

(69) 关于进士科礼仪的象征意义，可见妹尾达彦《唐代の科挙制度と長安の合格儀礼》，载唐代史研究会编《律令制中国朝鮮の法と国家》，东京：汲古书院，1986年，239—274页。

(70) 关于古文运动中“文”的意义的复杂，陈弱水的研究有比较充分的论述，见其《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总说部分，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9年。

(71) 刘伯刍三子登科资料可见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一八，749、756页；卷二七，1207页。按现存史料，则刘岩夫及第在其兄端夫之前，而长兄宽夫及第具体年份不明，但据近年出土《刘伯刍墓志》，则三子在刘伯刍元和十二年去世前均以弱冠举进士登第。据墓志，刘岩夫因其父去世哀恸过度，死于其父去世后五十六日，见胡戟、荣新江主编《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下，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794页。牛氏兄弟情况见前书卷二一，854、864页。

(72)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一六，676页；卷一八，738、746页；卷二一，857、866、869页。

(73) 关于杨收兄弟，请参阅本书中《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的相关章节。韩仪、韩偓兄弟的父亲韩瞻已有文名且通过科举进入清途，只是由于政治原因而使生涯徘徊于州刺史职位上，但其子韩仪、韩偓却先后成为翰林学士，这在唐代甚为罕见，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568—571页；又陈继龙《韩偓事迹考略》，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年，7—23页。张禓事迹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388—394页。

(74) 此处两段引文分别出自《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九三，中华书局，2004年，9563页；赵汝滕《庸斋集》卷五《内制序》，影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均转引自杨芹《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164—165页。

(75) Frances Yates，The Art of Memory in the Middle Ages，1966，pp.57-58.汉译见钱彦、姚了了译《记忆之术》，中信出版社，2015年，57页。

(76) 参看Paul Oskar Kristeller，“Rhetoric in Medieval and Renaissance Culture，”收入氏著Renaissance Thought and the Art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0），228页。

(77) 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新书》，香港：龙门书店，1967年，58页。

(78) 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岳麓书社，2003年，1281页。

(79) 陶敏、陶红雨校注《刘禹锡全集编年校注》，1224—1225页。

(80) 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四册，1613页。有意思的是，郑亚本人根据李商隐的拟稿撰写了新的《会昌一品集》序，虽然谋篇顺序相当接近，遣词用语和渲染程度迥然不同。两者比较可以较为清晰地看出不同身份的唐代文官对这类重要的官方文字的不同把握。笔者将另外撰写论文讨论这两篇文字异同的意义。

(81) 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新书》，101页。

(82) 陈弱水也指出过，通观《文心雕龙》全书，“并没有严重的以经典约制文学的意图”。见氏著《唐代文士与中国思想的转型》“总说”，11页。

(83) 《南齐书》卷五二，中华书局，1972年，907页。

(84) 谢思炜校注《白居易文集校注》卷三一，中华书局，2011年，1823页。

(85) 王定保《唐摭言》卷七，阳羡生校点，上海古籍出版社，2012年，1636页。

(86) 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卷一，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40页。

(87) 陈继龙注《韩偓诗注》，学林出版社，2001年，260页。

(88) 这些现象在笔者之前已经有学者注意并加以分析，最重要的是龚鹏程的分析。龚氏将这些现象概括为唐代的文学崇拜，颇为形象，但他解释这一现象的出现是由于唐代文人的群体自觉，则又显得过于模糊。他在讨论社会对文人的重视时，只提到文人撰墓志等文以润笔的现象，完全没有涉及朝廷各级文书的制作，这显然是从比较现代的文人的独立性等意义上着眼，未能触及唐代文人群体的复杂性和由文学制作的性质不同而产生的巨大的身份上的差异。龚鹏程的讨论见其著作《唐代思潮》，商务印书馆，2007年，213—297页。

(89) 聂安福笺注《韦庄集笺注》卷一，42页。

(90) 《全唐诗》卷三三三，1686页。

(91) 李频《贺同年翰林从叔舍人知制诰》，《全唐诗》卷五八七，6811页。相关考证见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中，917—918页。

(92) 陈继龙注《韩偓诗注》，15页。

(93) 《新唐书》卷一六五，5062—5063页。

(94) 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第四章“唐五代表状笺启书仪”，商务印书馆，2002年，87—130页。

(95) 马其昶校注、马茂元整理《韩昌黎文集校注》卷一三，85页。

(96) 《北梦琐言》，贾二强点校，102页。

(97) 王利器校笺《文心雕龙新书》，68页。

(98) 《旧五代史》卷六〇《李袭吉传》，802页。

(99) 虞云国、吴爱芬整理《南部新书》，《全宋笔记》第一编四，大象出版社，2003年，35页。

(100) 《旧五代史》卷一四，191页。

(101) 陶岳《五代史补》卷一，《五代史书汇编》五，杭州出版社，2004年，2480页。

(102)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2007年。

(103) 《北梦琐言》卷六，贾二强点校，143页。

(104) 孙国栋《唐宋之际社会门第之消融》，289页。孙国栋的这段评论是对《旧五代史·李袭吉传》传末评论的引申，该传只指出唐末藩镇争用一流书记人才，而孙国栋的评论则认为这并非对文化的全面支持，而是某种狭隘的需求。笔者觉得他恰恰忽略了这一现象的真正意义。

(105) 《全唐文》卷八二六，8697—8698页。《全唐文》避乾隆讳之“宏”，引文均回改为“弘”。相关讨论也见于肖瑞峰、方坚铭、彭万隆《晚唐政治与文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270—271页。

(106) 《宣和书谱》卷一九，范红娟点校，人民美术出版社，2011年，200页。

(107) 参见本书中《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一文。

(108) 关于王仁裕生平的研究，可见Glen Dudbridge，A Portrait of Five Dynasties China：From the Memoires of Wang Renyu（880-956），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38。

(109) 虞云国、吴爱芬整理《南部新书》，《全宋笔记》第一编四，36页。

(110) 《十国春秋》卷六二、六三，《五代史书汇编》七，4216、4221页。

(111) 《十国春秋》卷一一，《五代史书汇编》七，3575—3577页。

(112) 《北梦琐言》，贾二强点校，340页。

(113) 《新五代史》卷三五，376页。

(114) 范祖禹《唐鉴》卷二四，吕祖谦音注，商务印书馆，1937年，214页。

(115) 语句见顾云《杜荀鹤文集序》，《杜荀鹤文集》（宋蜀刻本唐人集丛刊），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2页。

(116) 关于杜荀鹤此作及其背景的叙述主要来自于张齐贤《洛阳缙绅旧闻记》第一“梁太祖优待文士”条（丁喜霞《洛阳缙绅旧闻记校注》，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3年，2页）。虽出自笔记，而且内容实际更多刻画朱温的雄猜酷烈而非礼贤下士的个性，但其描述颇符合各类现存史料中朱温的形象。杜荀鹤是否真写过这些诗句固然无从确定，但他受到朱温的重视并被推举为翰林学士则有相当明确的记载。

(117) 北宋前期的文坛与政坛的互动资料，可参看曾枣庄、吴洪泽著《宋代文学编年史》一，凤凰出版社，2010年。宋代的制诰、词臣特别是翰林学士，学界目前也已经有不少成果，特别是杨果《宋翰林学士人员结构考述》《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收入氏著《宋辽金史论稿》，商务印书馆，2010年；唐春生《翰林学士与宋代士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和杨芹《宋代制诰文书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年）。

(118) 《东轩笔录》，李裕民点校，中华书局，1983年，5页。

(119) 邓小南《祖宗之法——北宋前期的政治述略》（修订版），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4年，161—162页。

(120) 杨果《翰林学士与宋代政治初探》，收入氏著《宋辽金史论稿》，49页。

(12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七，623—624页。

上官婉儿和她的制作者

唐帝国的统治理念和权力来源从7世纪的最后二十年到8世纪的最初十多年里出现了一个深刻的转型，这个转型的催化剂自然是武周革命，这几乎是学界的一个共识。但促成这一转型的动力究竟有哪些值得史家特别留意的地方，而且又是通过哪些代表性人物和群体得到落实的，仍值得思索。武后之善于利用和发掘信仰和文化等意识形态资源来塑造政权形象和建立政治认同感，史所罕见。一方面手段之多，令人眼花缭乱，给她的后继者（无论追随者还是反对者）提供了极大的想象空间；另一方面武周革命的敏感性使得这些方面出现的许多重要变化在后来的历史叙述中失去了踪影，或者变得很模糊，史家要下更大的功夫才能揭示出某些细微而关键的层面。这种模糊也导致了另一种情况，就是对这一时期的一些重要人物的认知，往往脱离了特定的背景，他们在这一转型中起的真正作用难以为后代所了解，上官婉儿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这位据信是深深介入了武后、中宗时代宫廷政治的女性，其行为和影响力究竟应该置于何种政治文化的脉络里理解？她作为政治人物的存在究竟只是一个昙花一现的政治模式的样板还是对此后的统治理念产生过影响？2013年上官婉儿墓及墓志的发现应该说重新引发了考察这些问题的必要性。

由于则天武后的生平是频繁出现于今日中国大众传媒的一个历史主题，上官婉儿墓和墓志发现的消息一经宣布，便受到社会的关注，但在大众媒体的渲染下，墓志的内容和史学价值遭到普遍误解。好在学界反应迅速，李明和耿庆刚两位参与发掘婉儿墓的学者刊布了录文和初步的笺注，使我们能获知墓志的具体内容。(1)多位学者也根据墓志对上官婉儿生平及其相关问题做了细致而给人以启发的讨论。不过到目前为止，笔者见到的讨论主要还是从墓志提供的某些信息出发，环绕政治制度史的几个问题展开，比如上官婉儿的身份究竟属于嫔妃还是宫中女官，她和韦后集团、太平公主以及李隆基等的关系有哪些变化，她在唐代宫廷政治中扮演了什么角色，等等。这些固然是有意义的课题，但《唐昭容上官氏墓志》本身告诉读者的并不仅限于这些内容。对于包括唐代墓志在内的中古墓志，笔者曾提出我们不能满足于从中找寻历史信息并加以考释，还应将墓志的书写作为一个整体来考察，去捕捉墓志的撰作者所要传递的特定信息，这样方能更精确地把握墓志的史学利用价值。上官婉儿墓志的讨论，这一方面的工作仍有待重视。关于上官婉儿生平的重要文献，无论是新出墓志，还是唐代文豪张说为她诗集撰写的序以及神道碑铭，抑或稍后出现的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的记载，都具有多重的研究意义。我们固然应该通过对它们的解读来了解上官婉儿的生平，但更重要的恐怕还是应该通过它们对她的形塑去理解唐前期政治和文化的理念与实践，或者反过来把握她在唐代历史中的意义。这里的主要目的是想对这些方面稍加分析，以便让一般读者了解唐代书写与历史之间的复杂关系。

需要先提一下的是，墓志发现之前一年，郑雅如就发表了论文《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2)我个人认为这依然是迄今关于上官婉儿最具学术价值的文章。不少重要的问题，郑文均有涉及，一些主要结论也未因墓志的发现而遭到动摇，这提醒我们不能迷信新出土文献的作用。可惜这篇文章的贡献在目前的讨论中未能获得更多的重视，因此这里有必要先简单介绍下郑文的主要看法。文章指出上官婉儿在中宗朝以命妇身份承担官员职务，其处遇也比照官员，而非皇帝伴侣；在太平公主和李隆基以睿宗的名义发动唐隆政变的前夕，上官婉儿实际已不再支持韦后集团，她的死不像是政敌周密计划的结果，而是李隆基出于自身目的临场制造的一个“事故”；李隆基的宫廷政变不仅以铲除韦氏集团为目的，也是针对武后、中宗以来女性参政的一场革命，试图通过暴力来铲除这一统治模式；其次，太平公主是推动为她昭雪的关键力量。但睿宗即位后给婉儿作出的平反，也不只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婉儿是则天朝以来“文治”的有力推动者，与朝臣特别是文官词臣互动良好，所以这一举措有客观的舆论基础。除此之外，文章还讨论了为何历代史传会重复上官婉儿集是唐玄宗下令编纂这一错误记载，从中体现出怎样的文化场景。这些观点虽然也着眼于政治史的问题，但在分析上突破了传统政治史的框架，为进一步讨论上官婉儿和唐前期政治的关系拓出空间。在这前提下我们需要追问的是，上官婉儿代表的究竟是何种意义上的文治传统，她的这种代表性又是如何获取的？本文的工作是结合新出墓志和张说等人的文字，从书写的角度来重新评估当时人对上官婉儿形象的塑造，并以此来解答这两个问题。

首先谈一下笔者对上官婉儿墓志的印象。若熟悉唐代墓志的书写，那么不难发现这篇墓志的文笔，包括谋篇、用典、遣词等等，都相当平庸。有些字句近于粗鄙，比如写上官仪被贬是“近辞金阙之前，远窜石门之外”，哀叹上官婉儿之死是“龟龙八卦，与红颜而并销；金石五声，随白骨而俱葬”等等。(3)若换成较为普通的书写对象，那么这种平庸的文笔在更多程式化的唐代前期墓志里未必值得惊讶。但这种情况出现在当日文坛女主和有昭容身份的婉儿墓志里，就令人费解，至少说明撰写者不仅不大可能是文章名手，书写的过程也颇草率。对于该墓志未署撰者名这一现象，不少学者认为不署撰者名是唐代前期墓志的常态，其实这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唐代前期墓志不署撰者名诚然很普遍，但存在几种例外。一是如果书写对象是重要皇族成员，一般会署上撰者名。还有一种情况是如果撰写者是文学重臣，那么往往也会署上名字。前一种情况的例子，就以从高宗武后到中宗的时代而言，有太宗之女临川长公主、西平大长公主、永泰公主、太平公主第二女万泉县主薛氏、章怀太子等等。后者的例子更多，有许敬宗、上官仪、崔行功、崔玄、韦承庆、岑羲、狄仁杰、刘宪、李峤、崔融、郑愔、卢藏用、苏颋等等，这些人撰写的墓志对象有的地位并不高，但因出自他们之手，照样署上作者名。这两种情况也常常合二为一，比如新近发现的武则天堂兄武思元的墓志，就赫然列了撰写者珠英学士韦元旦的名字。以上官昭容之身份和文名，墓志却不署撰者，加上不出色的文笔，使我们可以推断这篇墓志撰写者绝无可能出自当时的高层文士。

不过文笔平庸并不表示这篇文字就缺乏意旨。墓志和张说等关于上官婉儿的撰作最明显的不同就是墓志虽也赞扬婉儿的文学之才，说“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和她的博学造成的敏速如“该通备于龙蛇，应卒逾于星火”(4)，却丝毫未提及她的这种才华在政治中的运用及其重大影响，通篇表彰的口径与当时赞扬一般嫔妃和命妇在性质上少有差别，这与我们迄今掌握的其他四位曾参与武后内廷工作的命妇的墓志语句形成鲜明对照。这四位女性分别是颜真卿的祖母殷氏、司马慎微妻李氏、裴行俭继室库狄氏和身份尚有待明确的邓国夫人窦氏。(5)张说撰写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里提到库狄氏的相关词句是“圣后临朝，召入宫闼，拜为御正”“娲后补天，进参十乱”。(6)新近发现的司马慎微妻李氏的墓志更是清楚，说李氏：

载初年，皇太后临朝求诸女史，敕颍川郡王载德诣门辟召侍奉。宸极一十五年，墨敕制词，多夫人所作。(7)

张说对邓国夫人的描述类似：“娲后创业，轩宫多事，高行登闻，大家入侍。幽赞日月，财成天地，温室不传，平城尽秘。”(8)最后两句是拿名臣孔光和陈平来比喻邓国夫人，则此女性的职能不言而喻。殷氏的身份虽没那么清晰，但也是“天后当宁，旁求女史”，“以彤管之才，膺大家之选，召置左右”。(9)

单就对婉儿生平的了解而言，这篇文字提供的信息其实没能从根本上改变史家已有的认识。但就婉儿在宫廷日常政治中的形象而言，墓志的确描述了一种不同寻常的情状。特别是下面一段，说中宗神龙元年（705）上官婉儿被册为昭容之后：

以韦氏侮弄国权，摇动皇极。贼臣递构，欲立爱女为储，爱女潜谋，欲以贼臣为党。昭容泣血极谏，扣心竭诚，乞降纶言，将除蔓草。先帝自存宽厚，为掩瑕疵，昭容觉事不行，计无所出。上之，请擿伏而理，言且莫从；中之，请辞位而退，制未之许；次之，请落发而出，卒为挫衄；下之，请饮鸩而死，几至颠坠。(10)

这段用罕见的“上之”“中之”“次之”“下之”这种奇特句式来表述的确显得突兀。内容是将婉儿纯然描绘成一位彰显后妃之德的典型。上官婉儿看上去像被动、哀婉而深明大义的烈妇，步步抗争，却又只能步步退让。这段描写究竟含有多少真实性当然无法确知。宫闱政治往往瞬息万变，学者若根据零碎的资料去揣测无异缘木求鱼。不过文献的蛛丝马迹告诉我们这样的细节或不至于完全空穴来风。《唐大诏令集》中有《起复上官氏为婕妤制》，是上官婉儿守丧之后，中宗在景龙三年（709）十一月二十九日起复她时下的制书。里面说她“谠议日闻，屡援楚笔；忠规岁纳，方轻汉辇”(11)。这类字句出现在很程式化而又字句斟酌的嫔妃起复诏书里，或有所指涉。而上段文字刻意强调上官婉儿不惜以死抗争的核心问题在于中宗听信了韦后和“贼臣”的进言，要立爱女安乐公主为储（史书记载的所谓皇太女）。婉儿劝中宗及早下制书（“纶言”）消除隐患。问题是怎样的制书才能消除隐患呢？比较大的可能就是作者暗示神龙三年李重俊政变失败之后，上官婉儿曾劝说中宗宣布立后来成为睿宗的相王为储或由相王辅政。事实上这样的制书并未出现，那么为何这里要强调这一点。我认为关键在于上官婉儿固然自武后时代就以在宫内处理文书的方式参与机要，但只有到了中宗即位后才真正以在内廷草诏的方式掌控政事，而且明确如《唐会要》卷五七翰林院条记载：“后上官昭容在中宗朝，独任其事。”(12)（《旧唐书·后妃传》中的《上官昭容传》等记载也说她在中宗时“专掌制命”(13)。）这在当时应是公开的事实。草诏权的垄断使上官婉儿实际上成了中宗的喉舌，或者在部分公众的印象里也早已是韦后的喉舌。假若真有拨乱反正的“纶言”，也多半会出自上官婉儿之手。虽然中宗死后，在太平公主和上官婉儿的默契之下，婉儿在中宗遗诏中加入了相王辅政的字句，但中宗生前迟迟未出现这种情况，难免会让人猜疑上官婉儿的立场。因此墓志必须以如此色彩强烈的叙述为婉儿开脱，说她从请求中宗制止韦后、安乐公主等的阴谋开始，到要求辞去专掌制命的责任，到要求出家。在这些努力都失败之后，她只得饮鸩明志。总之将责任都推给中宗。郑雅如指出神龙三年（707）七月太子李重俊政变虽失败，却使武氏势力遭到重创，从而导致上官婉儿与韦后集团渐行渐远，而太子之位的悬而未决，加剧了朝堂权力的竞逐。(14)在与本人的讨论中，孙英刚也指出，神龙三年政变导致许多人暗中改换政治面目，向力量强大的相王和太平公主集团靠拢。这些意见可能更符合实际情况，也就是上官婉儿有很大的主动性，但墓志却对她的处境做了纯然被动的描写。

上官婉儿墓志的这种书写策略导致了与其他现存唐代文献中她的形象的大相径庭。比照张说撰写的《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这一差别尤其突出。《中宗上官昭容集序》对上官婉儿的赞誉更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这点稍后讨论。上官婉儿的神道碑是张说和齐国公崔日用合作而成，崔写序文部分，张说写铭文。张说的铭文在对婉儿的评价上和上官昭容集的序如出一辙，比如有这样的描写：

天降时雨，山川出云，乃生灵媛，祚我圣君。精微其道，焕炳其文。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外图邦政，内谂天子，忧在进贤，思求多士。忠孝心感，天焉报之。(15)

也就是强调上官婉儿通过文来参与大政，天地之气相合而产生安邦治国的效应。文中用的字句如“三光错行，昭容纲纪。百揆繁会，昭容条理”等等，若把其中“昭容”两字替换掉，就完全是唐人书写中用来形容帝国宰相的口吻，比如张说的《赠太尉裴公神道碑（铭并序）》里，说裴行俭“序四时于（下）地，调三光于上天”(16)。在《故开府仪同三司上柱国赠扬州刺史大都督梁国文贞公（姚崇神道）碑（铭并序）》里，说姚崇任中书令时，“谋事兼于百揆，论道总于三台”(17)，都是类似的例子。崔日用撰写的序文已经佚失，无法了解内容，但口径必然和铭文一致，因此难以想象新出土的墓志和张说的两篇文字是同时完成的。即便《昭容上官氏（神道）碑铭》和《中宗上官昭容集序》未必一定在同一时段内完成，至少也应是在同一种舆论氛围中产生，这和墓志体现的氛围有着很大的距离。

根据墓志，上官婉儿下葬时间为景云元年（710）八月二十四日，即在她死后两个月。墓志提到下葬时睿宗有下诏赠官，墓志盖上的昭容称谓应该是赠官的结果。一种意见认为这一赠官来得稍晚，下葬前未及写入墓志，但后来做志盖时得以加上，而这一赠官和史传提到的“惠文”的谥号都应该是在下葬不久同时颁布。这一看法的主要根据是《唐会要》和《通鉴》的相关记载。《唐会要》卷八〇提到“惠文，赠昭容上官氏。景云二年七月追谥”(18)。《通鉴》卷二一〇也说：“（景云二年）秋，七月，癸巳，追复上官昭容，谥曰惠文。”这里《通鉴》胡三省注理解为“追复其昭容之职，而加之以谥”。(19)根据墓志和上述记载，仇鹿鸣在《上官婉儿之死及平反》中提出《唐会要》《通鉴》中景云二年（711）当为景云元年之误记。(20)我认为《唐会要》和《通鉴》关于景云二年加谥号的记载大体应是可靠的。关键在于景云二年七月才有癸巳日，景云元年七月则没有。因此我更倾向于认为景云二年七月癸巳宣布的是给上官婉儿赠“惠文”的谥号，而昭容之位则早已在景云元年七八月间追赠。仇鹿鸣还根据《旧唐书·崔日用传》等记载提出景云二年七月崔日用已不在长安，所以没有可能撰写神道碑序文。目前的资料无法让我们掌握崔日用离开长安的确切时间，但若神道碑是在景云二年前期撰写，则崔日用很有可能仍在雍州长史任上。即便不在长安，也不能据此断定崔日用一定无撰写的机会。

上官诗集的编纂应该是在加谥前后进行。近期出版的《张说集校注》中，熊飞对这两篇文字的撰写时间做了进一步说明，认为这两篇文字均作于景云二年七月至十月间，即从上官婉儿获得谥号到张说罢相为止。(21)这一看法固然有道理，但张说的两篇文字撰写于上官昭容获得谥号之前也不是完全没有可能。无论如何，这都应当是发生在景云二年元月张说担任宰相之后。以上官婉儿的地位和文名，由具有文坛宗主和朝臣领袖双重身份、并曾受到上官婉儿惠泽的张说来撰写，的确是最符合当时惯例的安排。郑雅如、仇鹿鸣等学者都认为太平公主是这一系列为上官婉儿昭雪举措的最为积极和有力的推动者，而加谥和编纂集子使这一过程达到高潮。这些举措并不纯粹出于太平公主对上官昭容的旧谊，也是向对手李隆基示威的政治安排。我大体赞同这些分析，需要补充的是，景云二年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权力之争加剧的时期，但从现有资料上看双方仍是互有进退。景云二年二月，李隆基以太子身份监国，随后太平公主被调离长安，到蒲州安置。但四月间形势出现微妙变化。可能迫于太平公主的压力，李隆基不得不以急于从师问道为借口要求“让政事”，竟获得睿宗准许。(22)此条资料与《通鉴》卷二一〇载睿宗景云二年四月戊子日颁布的“凡政事皆取太子处分”的制书不无矛盾，(23)恰恰说明当时情势的错综。正是这种双方的角力，太平公主在五月间被召回长安，至少在表面上，支持她的集团又显得更为强势。在此当口她再度推动为上官婉儿昭雪，应该有重要的个人和政治目的。不过这可以解释为何有加谥和编集等等的安排，却不能充分说明张说在他的两篇作品中选择的书写策略，而张说的书写策略的含义正是此文接下来要加以分析的。

张说的官僚生涯贯穿武后到玄宗四朝。一般唐史学者都强调他是玄宗开元之际振衰起敝，使政治和文化风尚翕然一变的“大手笔”。这一认识固然不错，但很不全面，也低估了他和玄宗朝之前的政治和文化间的连续。张说可以说是武后创建的新文治模式最直接的产物和最典型的代表，仿佛男性的上官婉儿。唐睿宗永昌元年（690）十月，二十三岁的张说到长安参加“词标文苑科”的制举考试。这正是武周正式取代唐朝的最后准备时刻。同年十一月，武后用周正，改元为载初元年。二月十四辛酉日，也就是科举放榜日，实际已经是帝国真正君主的武后决定亲临殿试，这也是唐代贡士殿试的开始。张说的策文先前被考试官吏部尚书李景谌等列为甲等。而武后殿试结果改为第二等，实际仍是拔得头筹。(24)这一事件的意义，《大唐新语·文章第十八》说得最清楚：

则天初革命，大搜遗逸，四方之士应制者向万人。则天御洛阳城南门，亲自临试。张说对策，为天下第一。则天以近古以来未有甲科，乃屈为第二等。其警句曰：“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拜太子校书，仍令写策本于尚书省，颁示朝集及蕃客等，以光大国得贤之美。(25)

这是一个极具象征性和政治文化实际导向的事件。同年九月，武后就正式革唐命，将载初元年改为天授元年，宣布武周政权的建立。因此张说的生涯不仅肇始于武曌称帝，而且和武曌以“文”为手段来推行新政治模式密不可分。圣历二年（699），武后下令召集大批文儒之臣编撰《三教珠英》，是张说生涯中第二个与武周文治宣传相关联的里程碑事件。他和徐坚为完成该项著作出力最多，两人也由此情谊深厚。(26)《三教珠英》修撰完毕后不久，张说便以右史内供奉知考功贡举，并迁凤阁舍人，与另一位大手笔崔融同掌纶诰，(27)进一步加强了他在以科举和文章为核心的新体制中的地位和影响力。张说为上官昭容诗集撰写的序实际是借对上官婉儿的赞颂来阐扬他本人崇尚并且实践的“文章”理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将他对婉儿的描述单纯视为对后者的才华和曾经拥有的政治能量的宣扬，而是应留意张说对上官婉儿的定位和他个人的取向之间的关联。

据成书于唐末的《北户录》“鹤子草”条崔龟图的注，上官昭容集二十卷，收入的是诗歌。(28)但张说的序则是针对广义的“文章”而发。我曾撰文讨论唐代词臣现象在唐代政治中的重要意义，《上官昭容集序》的写作采用的修辞手段常见于唐人为著名词臣文集撰写的序言，差别只是加入了一些具有性别特征的语词和典故。这篇序体现出唐人对词臣在政治文化中的角色的想象。这种想象将文学（特别是文章）神圣化，视之为经纬天下、调燮阴阳的最重要的工具，把掌握这种文章的人视为有天生异禀，非一般人苦学可至，所以著名词臣诞生或年少时往往伴有种种神异，强调的是这种才能的“血缘”传承，这些特点这篇序文可以说都具备了。文章开宗明义便强调“文”之作用和意义，所谓“气有抑郁，非（巧）辞莫得通；形有万变，非工文莫之写”。这并非一般的藻饰之文，而是“先王以是经天地，究人神，闻寂寞，鉴幽昧”的沟通之文，在唐代的语境中指的主要是代圣朝立言的廊庙诰谟之文。张说接下来便渲染婉儿的出身神异，说“初，沛国夫人之方娠也，梦巨人俾之大秤曰，以是秤量天下”，“既（而）昭容生，弥月，夫人弄之曰：秤量天下，岂在子乎？孩遂哑哑应之曰：是。生而能言，盖为灵也”。(29)这则神异即便不是张说本人的创造，叙述的方式无疑是张说的，在序中特别提到也有深意，以此勾勒出一个相侔于杰出文学之臣的神圣化的形象。这让我们想起类似的著名例子。《陈书·徐陵传》：

母臧氏，尝梦五色云化而为凤，集左肩上，已而诞陵焉。(30)

与张说同时代的著名文人张是唐代骈体文章范式《龙筋凤髓判》的作者，《旧唐书·张荐传》声称：

（张）为儿童时，梦紫色大鸟，五彩成文，降于家庭。其祖谓之曰，“五色赤文，凤也；紫文，也，为凤之佐，吾儿当以文章瑞于明廷”，因以为名字。(31)

张说叙述的神异虽然和对徐陵、张的描述属于同一类型，但选择大秤则微妙地显示上官昭容虽也以文采羽仪当代，更突出的贡献则在于仲裁“文章”和提携“文士”。(32)紧接着文章将久视到景龙年间的武则天和中宗时代描绘成一个“六合清谧”“野无遗才”“雅颂之声，与三代同风”的人文黄金时代，究其原因，是“岂惟圣后之好文，亦云奥主之协赞者也”，上官婉儿处于这一时代的核心，专美两朝诏敕的她，凭借“窈窕柔曼”“一日万机”和“应接如响”的文辞能力，“独使温柔之教，渐于生人；风雅之声，流于来叶”，成为疏通帝王与臣民的津梁。张说将上官氏和班昭、左芬等历史上同样以文著称并服务于宫廷的女性做了区分，强调她和她们“文章之道不殊，辅佐之功则异”。(33)

关于上官婉儿何时开始以草拟文书的方式参预国政，唐代史乘中有万岁通天（696—697）、圣历（698—699）和久视（700）等不同记载。这些武周年号前后相继，其实都未必是精确的记录，因为这一时期内廷的这种工作并未真正制度化，加上上官婉儿这方面的影响力在前期不太可能那么突出。但张说在序文中特别以久视年作为这一黄金时代的开始则应该是基于他的个人经验。他参加的《三教珠英》的编撰虽然是从圣历开始，但主要工作的进行应该是在久视年间。这一年中他和朝廷文士俊髦“日夕谈论，饮酒赋诗”，恐怕是他早期生涯中最为美好的岁月。序文说在这个黄金时代，朝廷“内峻图书之府，外辟修文之馆”。(34)“内峻图书之府”正是指编撰《三教珠英》这类活动，而“外辟修文之馆”则指中宗时立修文馆，以朝廷重要文学官僚为学士的故实。张说本人那时也以高级官僚身份任修文馆学士。也就是在他写这篇文字时，他把自己最值得回味的经历投射到对上官婉儿的赞誉上。序文完全不涉及上官婉儿曾面临的政坛梦魇，也仿佛超越了日常政治的考量，笔调高昂而自信。附带提一句，上官婉儿集的编纂在传统时代始终被误认为是玄宗下令的结果，除了学者指出的可能原因之外，我猜测这种长期的误解恐怕也和张说文中的这种“盛世”笔调有点关系。

从上官婉儿墓志到张说等撰写的《中宗上官昭容集序》，中间相隔不过一年，上官婉儿在官方舆论中的形象就出现如此显著的变化。解释此种现象不能只从日常政坛斗争这一角度找原因，还应在这一时期统治理念的蜕变中找到语境。可以确定的是，墓志提供的形象纵然不完全是掩饰，也是非常片面的。造成这一形象的原因不难解释，当时上官婉儿名誉的恢复，虽有太平公主与李隆基之间的政治妥协等因素，也和睿宗登基后平抚朝野的动机有关。比如依附韦氏的重臣韦巨源和上官婉儿的情形就有些类似。韦巨源也是在唐隆政变中为乱兵所杀。关于他谥号的争议亦发生在景云元年。(35)当时主持谥法的太常寺要给韦巨源“昭”这一谥号。在唐朝礼制中，“昭”意味“圣文周达”和“明德有功”，是很高的评价。这一建议遭到户部员外郎李邕强烈反对。李邕反对的依据就是韦巨源和韦氏集团的密切关系。有意思的是，李邕在驳议中特别说韦巨源依附韦氏，罪行确凿而严重，幸亏“太平公主矫为陈谋，上官昭容绐草遗诏”(36)，相王也就是此刻的睿宗才得以辅政。尽管李邕的驳议赢得舆论支持，韦巨源依然获得“昭”的谥号，可见睿宗急于寻求政治稳定的意图。上官婉儿在景云元年八月二十四日前获得的追赠也应有这种背景。此时尚处于情势稳定之初，而韦后、安乐公主之后女性政治的问题仍显得敏感，因此墓志的撰者选择了一种低调而稳妥的宣传模式，即将婉儿形容成一位有先见之德却又只能被动接受政治命运的无辜者。从当时的政治伦理的角度，这恰属于“政治正确”的书写策略，既能博取朝野的同情，又能将婉儿从女性参政的恶名中解脱出来。也就是说，这是再造她形象的初步努力。

这种低调的处理不久就开始被高调的宣扬所取代。李邕驳议中提到上官昭容草中宗遗诏，说明这一功绩已经进入了当时朝野的舆论，成为不能否认的事实。这应该也是太平公主能为她说话的一个关键的公开理由。但这并非使上官氏的身影重新变得高大的唯一原因。“惠文”这一谥号不仅仅是对婉儿最为突出的成就的一种肯定，还是对她的形象的一种大幅度的提升。张说的文章是这种提升更具体的表现。郑雅如在评介这种对上官婉儿的褒扬的影响时说：

因为不论文学被视为文化核心价值或仅是政治门面的妆点，皆受到统治阶层的重视。因此，婉儿不似韦后或太平、安乐公主诸人徒留负面评价，其身影甚至超过男性，成为象征国家文风兴扬、君主优礼词臣的文化符码。(37)

张说的序正是将上官婉儿变成“象征国家文风兴扬、君主优礼词臣的文化符码”的重要工作，但这项工作目的并不只是为了褒扬上官婉儿，也是为倡导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理念所做的整体努力的一个部分。这里的上官婉儿恰恰是被视作如同词臣中的“大手笔”，不过这里需要指出的是，张说倡导的“文”和当时一般文士心目中的“文”有关键性的区别。就在张说撰写这篇序文前不久，也就是景云元年，张说为政坛盟友和重要文臣卢藏用写了《齐黄门侍郎卢思道（神道）碑（铭并序）》。卢藏用是隋代文坛宗主卢思道的玄孙。在这篇神道碑中张说明确指出像卢思道那种“思若泉涌，文若春华，精微入虚无，变化合飞动”的天生文才“非学徒竭才仰钻之所逮”，讲述卢思道如何凭借他的学养和文辞在“所居之朝，应对宾客，修词抗议，允执其中”，因此能“青琐黄缣，异代咸掌”，也就是持续在不同朝代执掌王言，终于成为“吟咏情性，纪述事业，润色王道，发挥圣门”的“文伯”。(38)这和对上官婉儿才能和贡献的定位是一致的。该文当然是借颂扬卢思道来恭维卢藏用承载的“斯文”传统和家中绵延的文脉，卢思道之于卢藏用正如上官仪之于上官婉儿，但也是在对“文”的谱系作出新的评估，并指出这样的人才终究罕见，是因为“才力之绝众故尔”。卢藏用估计在这方面有着和张说相似的理念，但很有意思的是他将上官婉儿的祖父上官仪看作“风雅之道扫地尽矣”的罪魁，而将“天下翕然，质文一变”的功劳归于登高一呼的陈子昂。(39)张说的类似评论还出现在他撰写的《洛州张司马集序》文中。据熊飞的考证，这篇为张希元文集写的序也应是景云年间的作品。在这篇文字里，张说先强调文士要做到像张希元这样，能成为“帝者之师”和“诸侯之选”，就必须嗜古博学而“许与气类，交游豪杰”，接着提到：

当代名流，翕然宗尚，自大夫之颂成室，太史之赋京都。魏则十龙儒雅，晋则三阳藻缀。朝分南、北，运迄周、隋，文人才子，重世间出。岂止柟榴体物，陈琳得以示人；鹪鹩寄辞，阮籍称其王佐。故以开国籍，鳞次乎史传之首；入文场，羽仪乎天下之半。(40)

可见在他看来，汉晋以来文章能藻饰国体，杰出文士能羽仪朝廷。而张希元能延续这一传统，除了自身才华，也得自家传，所谓“一家垂范，庶齐衡于孔丛”。

这三篇文字在同一阶段出现固然有某种偶然性，但就其中关于“文”对政治的特殊意义的阐释和弘扬而言，它们强调了相同的理念，这就不是偶然的了。所以要把握《中宗上官昭容集序》的主旨，就应该注意张说同时期撰写的这些文章，同时也要对唐代对文学的社会想象的特征有所把握。这些文字是在具瞻之地的张说对文的传统和武后时代的政治文化馈赠作出的评估，和对这一模式的未来寄托希望。虽然要到开元中期张说才能将这些理想真正转化为行动，但在睿宗时代，他已经是无可争辩的文士的代言人了。从这一刻起他扮演的角色不仅类似于此前的上官婉儿，在作用和成就上更大大超越了。《大唐新语》卷八《文章第十八》有一则掌故很能说明这一情况：

张说、徐坚同为集贤学士十余年，好尚颇同，情契相得。时诸学士凋落者众，唯说、坚二人存焉。说手疏诸人名，与坚同观之。坚谓说曰：“诸公昔年皆擅一时之美，敢问孰为先后？”说曰：“李峤、崔融、薛稷、宋之问，皆如良金美玉，无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峰绝岸，壁立万仞，丛云郁兴，震雷俱发，诚可畏乎！若施于廊庙，则为骇矣。阎朝隐之文，则如丽色靓妆，衣之绮绣，燕歌赵舞，观者忘忧。然类之《风》、《雅》，则为俳矣。”坚又曰：“今之后进，文词孰贤。”说曰：“韩休之文，有如太羹玄酒，虽雅有典则，而薄于滋味。许景先之文，有如丰肌腻体，虽秾华可爱，而乏风骨。张九龄之文，有如轻缣素练，虽济时适用，而窘于边幅。王翰之文，有如琼林玉斝，虽烂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阙，济其所长，亦一时之秀也。”(41)

不管这段文字的具体真实性如何，呈现出来的情景却非常符合张说的身份，几乎让人联想起《唐诗纪事》中那则上官婉儿评定沈佺期和宋之问诗作的著名故事。

上官婉儿墓志的出土，无意间为我们更细致地观察唐朝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大潮提供了一个时间上的参照点。对于上官婉儿的形象而言，墓志的建构对后代认识上官婉儿可以说没有产生任何明显的影响，反而是被历史湮没的小插曲。但由此反而能凸显张说等人的努力的实质所在，张说的序文对确立上官婉儿在唐代“文”的传统中的地位起到了醍醐灌顶的作用，以后的史乘虽然在对婉儿的政治评价上有所不同，但在对她通过“文”来发挥政治影响这点上却并无二致，比如武平一作于开元时期的《景龙文馆记》中有关于上官氏生平的描述：

唐上官昭容之方娠，母郑氏梦神人畀之大秤，以此可称量天下。生弥月，郑弄之曰：尔非秤量天下乎？孩哑应之曰：是。(42)

武平一的《景龙文馆记》的主要内容，即中宗时期宫廷游宴情况与参与者的诗作，固然主要得之于武平一本人的亲历闻见，但该记所附的上官婉儿传，尤其像上面这则神异的叙述，从文字的组织来看，应当是根据张说的序文甚至佚失的崔日用的神道碑序等文献缩略改编而成，或者来自于在张说等文的基础上完成的另一种官方记载。

尽管武则天以来的政治斗争剧烈而错综，但期间的代表人物，无论是武后，还是太平公主和李隆基，在看中“文”的政治力量这点上恐怕都是一致的，也就是无论谁主宰政权，都有可能通过制度和用人在弘扬以“文”为核心的新统治模式上走得更远。当然这是一种以宫廷为核心的文化政治模式。在张说这样的统治精英眼里，这种模式只有通过与帝王的直接联系才能有正当性和产生最大效应。正因如此，上官婉儿家庭的不幸遭遇能在《中宗上官昭容集序》里被转化成“天实启之，故毁家而资国”的命运安排。上官婉儿确实是武后奠定的以“文”为核心的政治文化的重要实践者甚至化身，相较于她在中宗朝那炙手的权势而言，她作为官方文坛的宗主造成的影响显然更具生命力，这给包括张说在内的文学官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上官婉儿代表的这种文治模式到了开元时期便以更为制度化的方式积淀下来并进一步转型，从而产生出既依赖于皇权又相对独立的政治文化精英，张说就是完成那一转型的关键人物，这一点笔者在《唐代的清流文化——一个现象的概述》等文中有更具体的分析，这里就不再衍伸。

若仅从日常政治的角度出发去观察，则当时并非每一位重要的政治人物都认同这种模式。张说虽然被现代史家视为李隆基集团的主要成员，但在姚崇等人眼里，他始终是个圆滑的政坛可疑分子。多年前汪篯的研究已经表明，玄宗朝初期姚崇和张说的矛盾表面看是日常权力之争，实际涉及统治理念的差别。(43)所以李隆基登基后，张说虽曾贵为中书令，却并没有立刻成为秉持国政的人物，不久还遭到贬谪，直到开元九年（721）九月姚崇去世才得以重回权力的巅峰。不过日后在张说等人努力推动的新文治传统的展开过程中，再也没有一位女性扮演过类似于上官婉儿这样的角色。然而就像波考克（J. G. A. Pocock）指出的，西方政治思想史上有过一个“马基雅维利的时刻”（The Machiavellian Moment），在构建唐代政治中的“斯文”传统过程里，也曾经有过那么一个“上官婉儿的时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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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墓志录文与释文见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兼谈唐昭容上官氏墓相关问题》（以下引用省略副标题），《考古与文物》2013年第6期，86—88页。

(2) 《早期中国史研究》第4卷第1期，2012年，111—145页。该文的修订本收入游鉴明主编《中国妇女史论集》第11集，新北：稻香出版社，2014年，8—40页。本文引用皆以修订本为准。

(3) 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87页。

(4) 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87页。郑雅如在《唐代前期预政女性身份的官僚化——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中，认为“该通备于龙蛇，应卒逾于星火”这两句“述其能力有若文臣，与一般嫔妃墓志用典迥异”。这一看法值得考虑，不过笔者仍认为这两句固然略有暗示她有备顾问的职能，主要还是承接前面“婕妤懿淑天资，贤明神助。诗书为苑囿，捃拾得其菁华；翰墨为机杼，组织成其锦绣。年十三为才人”这几句而来。如郑雅如所说，这和其他嫔妃墓志的描述有别，因此婉儿身份实际是女官，但若由此推断墓志作者旨在强调婉儿在武后时的作用已经如同文臣，则比较牵强。

(5) 关于这四位女性和武后时代女官体系的关系，见郑雅如《唐代前期预政女性身份的官僚化——从上官婉儿墓志谈起》，《中国史学》（东京：中国史学会）第24卷，1—16页。关于邓国夫人的身份，熊飞《张说集校注》（卷二六，中华书局，2013年，1264页）中认为邓国夫人即玄宗母亲昭成皇太后之妹窦氏，而郑雅如则在上引文（7—8页）中论证这一推测是错误的，此处笔者同意郑雅如的分析。

(6) 《张说集校注》卷一四，724页。

(7) 张红军《唐代司马慎微墓志考》，《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2年第10期，52页。关于李氏的讨论，可见仇鹿鸣《碑传与史传——上官婉儿的生平与形象》，《学术月刊》2014年第5期，162—163页。

(8) 《邓国夫人墓铭》见《张说集校注》卷二六，1263页。

(9) 颜真卿《杭州钱塘县丞殷府君夫人颜君神道碣铭》，《全唐文》卷三四四，中华书局，1983年，3493页。

(10) 李明、耿庆刚《〈唐昭容上官氏墓志〉笺释》，87页。

(11) 宋敏求编《唐大诏令集》卷二五，中华书局，2008年，81页。

(12) 《唐会要》卷五七，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145页。

(13) 《旧唐书》卷五一，2175页。

(14) 郑雅如《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20页。

(15) 《张说集校注》卷二一，1051页。

(16) 《张说集校注》卷一四，723页。

(17) 同上书，743页。

(18) 《唐会要》卷八〇，1747页。

(19) 《通鉴》卷二一〇，唐睿宗景云二年七月，6666页。

(20) 《上海书评》2013年9月22日，http://www.dfdaily.com/html/1170/2013/9/22/1074617.shtml。

(21) 《张说集校注》卷二一、卷二八，1052、1320页。

(22) 《唐大诏令集》卷三〇《允皇太子奏让政事诏》，112页。

(23) 《通鉴》卷二一〇，唐睿宗景云二年四月，6665页。

(24) 关于张说制科登第的时间，见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三，115—116页。更精确详细的说明，见熊飞校注《张说集校注》卷二九，1378页。

(25) 陶敏主编《全唐五代笔记》第一册，三秦出版社，2012年，735—736页。《大唐新语》中提到的张说策文字句“昔三监玩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按张说策文当作“倾者三监乱常，有司既纠之以猛；于今四罪咸服，陛下宜济之以宽”。

(26) 关于武后时期的弘文馆和《三教珠英》的编纂情况，见李德辉《唐代文馆制度及其与政治和文学之关系》，上海古籍出版社，2006年，142—162页。

(27) 《张说集校注》附录三《张说年谱简编》，1683页。需要指出的是，张说虽在担任凤阁舍人和知贡举后几个月便因为政治原因而长流钦州，但他的文宗身份并不因此而削弱。

(28) 段公路《北户录》卷下，陶敏《全唐五代笔记》第三册，2160页。

(29) 《张说集校注》卷二八，1318页。

(30) 《陈书》卷二六，中华书局，1972年，325页。

(31) 《旧唐书》卷一四九，4023页。

(32) 晚唐以后对这则故事的叙述中，往往将“秤量天下”具体化为“秤量天下文士”，郑雅如认为这种细微变化是将上官婉儿从铨衡国政窄化为评第文士，淡化了婉儿的秉政权威，将其成就集中于隆兴文治，见《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38—39页。这可备一说。不过笔者倾向于认为晚唐的解读基本符合张说的本旨，而且至少在晚唐的许多精英文学官僚看来，文的铨衡能力和国政的铨衡能力密不可分。

(33) 《张说集校注》卷二八，1318—1319页。

(34) 同上书，1318页。

(35) 《唐会要》卷七九《谥法上》，1722—1723页。

(36) 《册府元龟》卷五九五《掌礼部·谥法》，周勋初等校订，6837页。

(37) 郑雅如《重探上官婉儿的死亡、平反与当代评价》，39—40页。

(38) 《张说集校注》卷二五，1195、1196页。

(39) 《陈氏集序》，《文苑英华》卷七〇〇，中华书局，1966年，3611页。

(40) 《张说集校注》卷二八，1329页。中华本作“金都”，按文意当为“京都”。

(41) 陶敏《全唐五代笔记》第一册，738页。

(42) 武平一《景龙文馆记》校本，见贾晋华《唐代集会总集与诗人群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278页。

(43) 汪篯《唐玄宗时期吏治与文学之争——玄宗朝政治史发微之二》，唐长孺等编《汪篯隋唐史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196—208页。

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
——以新出石刻资料为例

唐代是将“文”的价值日益提升为社会和政治精英的核心素质的时代。这一提升对日后中国社会的影响十分深远。强调“文”的功用从早期中华帝国开始就已经相当明显，但为何到了唐代，“文”才真正成为政治才能的一种主要衡量标准呢，这种“文”的具体内涵外延又如何把握？这些问题看似容易解答，实则非常复杂，涉及对唐代统治理念、政治组织和社会心态的全盘理解。迄今为止国际学界对此现象的发展轨迹做了不少探讨，从思想史、政治史甚至社会史的角度提出了解说。笔者感到这些解说仍不够充分和细腻，因为这个现象的产生不仅仅基于文化或思想的变化，也不只是政治行为或统治模式的改变，或者政治精英群体的组成的改变，而是一个新的统治理念如何得到社会认可的过程，所以需要将心态史、文学史、政治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结合起来作多层次的观察，既要分析南北朝以来的各种传统和唐代政治文化现实之间复杂的互动关系，同时又有必要了解唐代的社会心态本身是如何影响这一过程的。其中一个关键的分析视角，便是所谓的词臣及其家族的发展。词臣即承担制诰或起草中央重要文书的官僚，尤其以知制诰、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为代表。近年已经有一些学者对行政制度意义上的翰林学士和中书舍人等重要词臣做了比较细致的研究，学界也越来越注意到他们在唐代政治中扮演的角色，但却很少从整体上论述词臣在唐五代政治文化中的影响及其意义，更加缺乏的是将词臣家族和唐五代精英群体的变化相联系的研究。虽然从南北朝后期开始，词臣的功能就在不同程度上受到统治集团的重视，只有到了唐代，尤其在唐代中期以后，词臣才成为政治文化的核心价值的代言人和化身，也是帝国官僚系统中最受尊敬和瞩目的成员。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五代时期。由于不少词臣是唐代政坛最为重要的人物，关于他们的生平，从包括两《唐书》在内的传世史料中能发现许多讯息。但史家如果想要更完整地将重要词臣的生涯轨迹、社会关系以及从社会特别是他们的同僚那里获得的文化与政治的定位勾勒出来，那么近年来陆续发现的词臣墓志提供的帮助尤其多。从中可看到大量传统史料所不具有的细节，比如关于他们的婚姻和他们家族的情形等等。结合这些新资料，史家更加能把握词臣在唐代政治和社会中地位甚至身份演变的轨迹。对词臣的研究，无论整体还是个案，都不能脱离对唐代中高层文官的整体变化的了解，特别是文官系统中各种清要职位的意义的了解。本文从唐五代墓志中择取较有代表性的六个案例，来探讨当时社会与政治文化中词臣身份的演变和结果。

唐五代词臣墓志有两个明显的特点，第一，由于词臣的政治和文化身份很高，所以他们的墓志对他们的生涯和家族情况往往介绍得比较详细；第二，他们的墓志也大都由同时代著名文臣所撰写，撰作者又对书写对象的成就和身份有很强的理解和认同，因此书写质量往往较高，其文字蕴涵的意义比较丰富。这里首先涉及的是孙思邈之子、武周时期的中书舍人孙行的墓志，由时任鸾台给事中的著名文人徐彦伯撰写，其文的主要部分如下：

公讳行，字符一，太原中都人也。（中略）父思邈，曩在唐运，肃簪梁苑，身居魏阙之下，志逸沧海之隅。公清情雅韵，不因近习；爽心真骨，得之自然。年甫孩抱，已不好弄。迨于巾冠，尤难干犯。（中略）好读书，富词彩，亡箧能记，下笔不休。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寻丁父忧去职。服阕，补洛州渑池县尉。屡栖邦佐，未展厥庸，擢此下僚，登于近侍。敕授右拾遗，入侍青蒲，出居丹掖。邻密勿之地，处谏争之曹。鼎饪伫和，三公侧席。俄丁母艰去职，再居苫块，柴毁骨立，逾礼之酷，时论哀之。曾未半期，有制权夺，仍复旧位。公载践阶戺，多怀謇谔。绿函青纸，亟奉清闲；枢论密词，□留稿本。寻降敕曰：“右拾遗孙行，履识清雅，学涉优长，久侍轩墀，载效忠谨，宜加宠授，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寻而即真。乌雽！良玉蕴石，孰掩其曜；美才具体，终不后时。公衔职帝謩，飞翔禁掖。提赤牙之翰，组织王丝；步文石之阶，抑扬朝寀。尝摄凤阁、鸾台、夏官三司侍郎，左台御史大夫，司礼卿。（中略）即授公朝散大夫，守太子中允。（中略）嗟乎！今年在巳，郑康成之有梦；本命暨辰，管公明之长往。以久视元年十一月七日，遘疾终于道化里之私第，春秋六十。即以其年腊月十六日迁窆于合宫县之北邙山，礼也。(1)

孙行生平颇显赫，《旧唐书·方伎·孙思邈传》最后提及“子行，天授中为凤阁侍郎”。此外只有《元和姓纂》卷四华原孙氏条提到：“唐处士孙思邈；生行，中书舍人；子济，左司郎中，润州刺史。”(2)孙思邈虽长年具有处士身份，却也是当时名人，高宗时也曾被征入朝，受到礼遇。《旧唐书·方伎·孙思邈传》：

显庆四年，高宗召见，拜谏议大夫，又固辞不受。上元元年，辞疾请归，特赐良马，及鄱阳公主邑司以居焉。(3)

孙行墓志提到他进入仕途首先是通过制举的成功：“调露中，应岳牧举，对策甲科，敕授鄜州洛交县尉。”岳牧举发生在调露二年（680），距孙思邈“称疾还山”的上元元年（674）并不很久。和孙行同时登科的还有员半千、殷楷等。(4)以孙行久视元年（700）去世时六十岁计算，他应岳牧举人时已近四十。这一行为很可能是武后时期通过制举等手段大力选拔草泽的结果。孙行在对策甲科后先担任鄜州洛交县尉。志文提到任此职不久就“丁父忧去职”。据《旧唐书·方伎传》载，孙思邈死于永淳元年（682），与墓志记录吻合。孙行丁忧后又补洛州渑池县尉，然后成右拾遗。墓志中特别加入了一份朝廷的除授制书，其中有“擢掌丝言，可凤阁舍人内供奉”等语，据志文“寻而即真”的字句，这应是先以凤阁舍人内供奉身份知制诰，随后才真除凤阁舍人。独独在墓志中加入授予知制诰的制书，说明孙行及其家人对这一授命的看重。吐鲁番出土文书中存有一篇孙行撰写的制书《西州氾德达可轻车都尉制》，署名正是“给事郎守凤阁舍人内供奉臣孙行”，记录时间是“延载元年九月廿九日”。(5)这样孙行任凤阁舍人内供奉的时间大致可确定为694年前后，而担任凤阁侍郎当在此之后，因此《旧唐书》的记载有误。孙行此后任职大概以左台御史大夫和司礼卿为巅峰，只是不清楚他究竟在行政上扮演何种角色。孙行活在一个政治变化剧烈而政坛人员起落频繁的年代，同时也是唐廷开始真正重视文辞的政治作用的时代，凤阁舍人这一职位的文辞要求显然比以往突出得多，这或许也是墓志的作者特别要强调的原因，但同时这一职位在制度和人事中的升降又受高宗武后时期特殊政治气候左右，进退颇不正常。孙行登科后十四年内便已跻身政坛高层，具有超擢的性质，不能不说是特殊境况造成。而他以闲散的正五品下的太子中允终结其政坛生涯，较左台御史大夫与司礼卿等职位都有所下降，墓志虽以身体状况为由，我们也不能排除和政情有关。不过从墓志看他仕途平稳，未遭明显贬抑的经历，这在武后时代的高级官僚中不多见。

假若孙行成为词臣的例子有其特殊性，那么高宗武后时期对词臣的重视则是一持久之现象，对社会精英的心理造成冲击并产生深远影响。新出墓志中有两篇能凸显这一趋势，这就是徐坚为其父徐齐聃所作的《徐齐聃墓志》和岑羲所撰之《韦承庆墓志》。(6)《徐齐聃墓志》写于上元三年（676）。文中所涉及徐氏家族从南朝到唐代的情形近已有刘子凡做了精细考察。(7)刘子凡指出，徐氏家族能从“南方次等氏族”一跃而成唐代重要的文学官僚家族，固有凭借与唐帝室的特殊关系之处，更多却是依靠徐齐聃和徐坚父子的文化修养，体现出南来士人在唐初获取成功的特殊方式。这一判断无疑准确。保存在张九龄文集里的《徐坚神道碑》和新出《徐峤墓志》能让我们更清晰地看到这一过程。

徐坚在《徐齐聃墓志》里开宗明义地将“文”的意义提到无与伦比的高度：

孤子令坚闻：太上立德，隋武子死而可归；其次立言，臧文仲没而不朽。故以激清澜于百代，垂令范于千龄。是知树德不孤，有邻攸在。至如苞两贤而独映，兼二美而孤轩，芳徽与日月俱悬，茂轨共江河并逝者，窃谓先君为体之。

这里说“立言”能“没而不朽”和墓志末了铭文中的“可大者德，不朽唯言。懔然生气，千祀如存”前后呼应。张九龄在《张说墓志》的铭文中同样提到的“言而有立，古无不死”。这些地方的“立言”都非泛泛所指，而是有很具体的内容。墓志称赞徐齐聃的天纵文才：

先君禀辰象之祯辉，体山河之秀气。黄中内湛，止水外凝。体鉴清华，等玉山之引明月；瓌姿挺映，如珠树之引春风。粤在弄章（璋），而神情照射；岁伊怀橘，而风彩嶷然。甫年小学，窥览不疲。镂金群玉之书，五行俱下；兰叶芝英之字，一见无忘。文藻温华，新声绝唱。年十余，太宗闻而召赋诗。受诏辄成，特蒙赏叹，因赐金装刀子一具。黄香之日下无双，多惭声实；葛瞻之聪明可爱，有愧风猷。年十四，为弘文馆学生，齿迹环林，连踪国胄，博通经史，具览群书。谈丛发而珠玉开，文锋举而琳琅坠。俄而才华藉甚，郁号文宗。

这段文字着力渲染徐齐聃的词学能力。现代读者不应简单视之为溢美之词而加以忽略。正是通过此类书写，一种强大的舆论渐渐形成，将文才视为与生俱来的素质，且不仅是一种能力，更是“体鉴清华”式的德性外露，润色王言又是这种素质最重要的体现，这就是“立言”的实质。徐坚毫不犹豫地为其父冠上“文宗”之名，这一地位恰要通过下面这样从龙朔二年（662）开始的长达九年的制诰经历才能为世所认可：(8)

敕西台舍人内供奉，寻除西台舍人。职典青筒，荣参紫闼。枢机周密，契温树之无言；朝序倾风，等高山之斯仰。纶诰之美，海内推雄。议者以有国已来，罕有此例。

这里徐齐聃从充西台舍人内供奉到真除西台舍人的经历和孙行相同，但他的影响力远在孙行之上。徐坚笔下，徐齐聃的纶诰之美具有了划时代的意义。

岑羲在《韦承庆墓志》里表达出与《徐齐聃墓志》非常类似的立场。韦承庆这位活跃于高宗武后时代的政坛人物，《旧唐书·韦承庆传》称其“辞藻之美，擅于一时”(9)。虽然他在后世的声名不如和他同时代的李峤、崔融，但在当时也是“大手笔”的代表。韦承庆属京兆韦氏小逍遥公房，其实他的曾祖和祖父官位止于县令，到了他父亲韦思谦才骤然进入权力的核心，终成武后朝的宰相，使韦承庆的家世背景符合唐前期“当代冠冕”的标准。作为这一时期的重臣，韦承庆在事业上的成功固然有其门第因素，但更多恐怕还是获益于他的家庭背景和本人的才能。韦承庆事迹唐代史料中有较详细的记载，这份墓志固然可以补充不少讯息，但更重要的意义在于这是唐代书写中较早对词臣意义作出清晰定位的文字，这种定位在中唐以后的文字里成为一种评价词臣的固定模式。墓志起始就说：

夫天降贤才，必偶昭明之后，俗登仁寿，式资恭懿之臣。观稷契之升朝，则知惟尧之德；鉴闳散之膺辅，允叶隆周之祚。其有德冠前烈，道光终古。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模楷彝伦，范围于士则。则我韦府君见之矣。

这个开端点出韦承庆是以词臣身份服务于朝廷，就像张九龄在《张说墓志》里说“始公之从事，实以懿文”(10)一样。“发挥词诰，润色于皇猷”的贡献使他能“德冠前烈，道光古今”。作者在提到韦承庆担任凤阁舍人内供奉服阕兼掌天官选事的经历时说：

自体国分官，以为人极；开物成务，式代天工。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九流是总，衡石之地尤先。公入掌王言，语晋与长舆比德；出参铨管，在魏与平叔齐声。非夫重望，孰谐佥属。

所谓“庶政攸归，丝纶之寄为重”，也就是说政治秩序的建立和维系必须通过出色的丝纶来完成，这种观点在唐以前就有，但此时却开始被无限放大，成为一种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观。墓志评价韦承庆制诰的能力说：

公冠冕词宗，弥纶学府。虽便繁百奏，吐洪河而不竭；密勿繁机，洞灵台而毕综。

称韦是“冠冕词宗”，的确是对他身份最为恰如其分的描述。而在同样以制诰著称的作者岑羲看来，出色的制诰不仅要学识渊博，更要有在政情变化的瞬息把握人心微妙并将之精确表达出来的能力。

韦承庆和徐齐聃的情况颇为类似，虽然家族的背景在其成功中扮演了相当的角色，但也都受益于唐代新的政治和文化的风气。正是开始重文的风气使其家族固有的传统获得更好发挥的机会。唐长孺曾就中古南朝文学的北传提出过敏锐的看法，指出北魏太和后，南朝的文风开始影响北朝，形成风气。这种情况在唐代早期“取得巨大成果，江左余风占领了北方文坛”(11)。韦承庆的例子正可印证这一看法。自北魏以来，一些北方高门开始转向重文并形成家族传统，其中京兆韦氏特别突出，比如北魏后期的韦彧，就以草诏闻名。近年发现的《韦彧墓志》说他：“优册雅言，谟明盛辰。□（或为‘飞’）章符檄之文，蔚万古以葳蕤；军国诏告之翰，□（或为‘历’）千祀而昭晰。”对其制诰的评价之高与《韦承庆墓志》无异。《徐齐聃墓志》和《韦承庆墓志》不约而同用“文宗”“词宗”这类含义相同的名称来形容各自书写的对象，并非偶然。这里的“文宗”和“词宗”非一般意义上的文学造诣，而是替朝廷立言的文臣。也就是说，这类墓志和当时其他文人书写中不断出现的对文与统治关系的讨论一样，都渐渐将一种把文学和治术结合在一起的价值观推举为文学的最高评鉴标准和精英最值得向往的成就。

与徐齐聃和韦承庆的墓志相比，新发现的《窦华墓志》在这方面的表彰就要逊色一些。(12)《窦华墓志》撰者是肃代之际以诰词著称的徐浩。对于窦华的记载正史里并不多，墓志提供了清晰完整的生平，恰好可以补充。墓志开头提到窦华“弱不好弄，幼而能文”。关于他的仕进经历，墓志有如下的叙述：

年廿四，秀才登科，解巾相州安阳尉，调岐州扶风、河南府河阳主簿，摄洛阳尉，即真，迁丞。俄转万年丞，摄大理寺丞，充和市、和籴判官并监司农出纳。丁家艰外除，正授大理丞摄殿中侍御史监左藏出纳。无何，正授殿中侍御史加朝散大夫。内忧去职，服阙，迁刑部员外郎充铸钱判官兼侍御史，别敕知台杂事，擢兵部郎中兼知如故，迁中书舍人加翰林、集贤院学士。

据两《唐书》的记载，窦华是作为杨国忠的亲信进入玄宗时期政治的最高层。傅璇琮根据史料曾推测窦华以中书舍人的身份同时成为翰林院学士和集贤院学士是在天宝十一载杨国忠正式任宰相时期的事。(13)墓志虽然没有提到具体时间，但这个推测完全成立。其任官经历值得注意的至少有两点，一是窦华在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长期服务于大理寺和御史台，主要工作都和财政管理有关，是个不折不扣的财政官。《新唐书》卷二〇六《外戚·杨国忠传》载在鲜于仲通在云南败于南诏之后：

时国忠兼兵部侍郎，素德仲通，为匿其败，更叙战功，使白衣领职。因自请兼领剑南，诏拜剑南节度、支度、营田副大使，知节度事。俄加本道兼山南西道采访处置使，开幕府，引窦华、张渐、宋昱、郑昂、魏仲犀等自佐，而留京师。

墓志提供的窦华的任官经历恰好说明杨国忠开幕府引入窦华不仅因为两人在政坛上是联盟，也和窦华长年的职业经验有关。第二是窦华活动时期恰好是翰林学士院的形成期，也是词臣在唐代政治文化中的地位开始上升并成为其新价值的代表性人物的关键时期。墓志说窦华“幼而能文”，但没有任何迹象表明，窦华在担任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之前，有制诰的经历。这说明无论是在中书舍人还是翰林院学士的职位上，当时杨国忠引入的窦华、张渐、宋昱等人最主要可能还是从这些职位在行政体系上的重要性着眼，即中书舍人的参与决策和翰林院的接近内廷，而非这些人的丝纶之才多么出众。《窦华墓志》里徐浩确实对窦华的宦海生涯有如下的总结：

其效官也，使奏清白者一。特敕摄职者二，辟为判官者两，再知出纳三，典刑章，登南宫而外，掌宪简，拜西掖，而内刊秘藉。政方之用，台阁振其风霜；文翰之美，缃汨资其粉泽。至于发挥帝典，启沃皇猷，削藁诡词，人罕知者。

其中对担任中书舍人翰林学士的掌诰经历有所涉及，文字中有表彰窦华履行词臣职事的字句，但着墨不多，而“至于”云云虽表示窦华在这方面的贡献少为外界所知，实际也说明窦华并非以草诏文词名闻于世。窦华在中书舍人和翰林院学士的位置上和杨国忠本人的用人旨趣相关，从史料记载来看，杨国忠更多注重吏干型才能。同时在他推荐下成为中书舍人翰林院学士的张渐倒似乎在文才的表现方面有更多些的证据。(14)这里还可以比较一下稍早出土的苑论所撰的《苑咸墓志》。《苑咸墓志》作于元和六年（811），但对象苑咸不仅是窦华的同僚，也是玄宗朝后期最知名的词臣之一。(15)苑咸的履历更符合唐后期词臣的生涯轨迹。但苑论在《苑咸墓志》中仍提说：

尝闻于宾客家相之言曰：公既龀，聪敏加于人。七岁诵诗书，日数千言，十五能文，十八应乡赋，耻以文字进，以经济为己任。

可见那一时期经济之才受到执政者的重视。开元到天宝时期以文辞著称和以吏干知名的大臣都可以担任中书舍人，这和唐中期以后中书舍人以词臣为最重要的身份迥然不同，这区别同时体现在中书舍人职位升迁的轨迹上。(16)窦华从长期担任于财政管理这类被视为“剧务”的位置上骤然转为被视为“文士之极任，朝廷之盛选”的中书舍人和翰林学士在8世纪末以后几乎是难以想象的。另外窦华和张渐都先后以中书舍人的身份进入翰林院担任学士，这相较于肃代之后通常选择品阶较低的官员进入翰林学士院有相当大的不同，也说明翰林学士院仍是比较临时性的机构。

上文讨论的《韦承庆墓志》和《徐齐聃墓志》体现的是一种从价值观和舆论的角度将朝廷典诰的制作与体国经野相联系，同时对词臣贡献加以定位的努力，接下来要讨论的《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则体现出当这种价值观在唐代后期开始深入人心并形成新的政治文化时，这种政治文化是如何成为一种强大的实际力量，使被认为能代表这种政治文化的人物及其家族在政坛和社会上获取了巨大的成功和声望。《杨收墓志》撰于咸通十四年（873），(17)而《卢文度墓志》作于后唐同光二年（924）二月。以时间论《杨收墓志》早了五十多年。但从本文论述重点考虑，这里先讨论《卢文度墓志》。

该墓志的撰者杨紫□身份是后唐的中书舍人。值得注意的是这篇志文正式的标题是《唐故罗林军□（当作“使”）银青光禄大夫行尚书兵部侍郎知制诰上柱国范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卢公权厝记并序》。志文中特别解释了当时无法将卢文度安葬回在长安万年县的家族墓地，只能临时安葬在河南。这种不能葬回家族墓地的情况非常普遍，但用“权厝记”而非寻常的“墓志铭并序”标题似有刻意标榜家族历史的意味。无独有偶，卢文度的同僚张文宝也是五代时期著名的词臣。卢价为他所作的墓志也以“权厝记并序”为题。(18)

这篇墓志涉及本文讨论重点的内容甚多，这里先引其序文的主要部分：

公讳文度，字子登，范阳涿人也。□乎氏族，则神农炎帝之祚胤也。暨十三代□□□派系□其□诸简籍，今莫得备述。然其祖祢间，遁时者则有神仙，济世者则有□□。知是于积功累行所钟者也。又分南北二祖，其实一宗焉。公乃北祖第四房□□。曾祖讳□，皇任河中朔方副元帅参谋、检校户部郎中，累赠□□□。烈祖讳简能，皇任驾部员外郎，累赠司徒。显考讳知猷，皇任检校司空、□□□□□，累赠太师。公即太师第二子也，幼则奇骨异表，壮乃博识强记，平生□□□□□者，览之如风□，出言成章，落笔如流，一时俊彦，莫之与京。一举擢进士上第，□□□宏词殊科。当时品流，无不开路者。释褐秘校，次任小著作，旋戴豸冠，□升□□。俄迁左□小谏。□□推以赴，已知勃□之势，不可得而□也。未几北飞，仍服银艾，转左史。充职期月，迁小□、知制诰，加以金组。俄为右司正郎。司言之称，喧于中外，紫微真秩，两加成命。寻乃首冠玉堂。猗欤！猗欤！天临笔砚之泽，于斯一□□□。陟民部戎曹二侍郎，依前视草。时以籍之重，论者佥其才可，乃拜春官，振滞□才，颇叶于公议。然有唐三百年，无卢氏主文闱者，公始辟之矣。俄转右辖。一入禁苑，十有五年，扬历三署，华显十资，所谓稽古之人也。洎右辖归南官，兼判二铨，加驭贵之阶，开上等而食邑。复为五兵侍郎，佐丞相□史笔，仍总选部东铨事。同光初，王师收复中原，六合混一。是时内则缺官，复诏入掌诰，密勿之地，平窥霄汉。无何，杯影疑蛇，床闻斗蚁，竟为二竖之所用。同光二年正月十六日薨于福善里私第，享寿五十有二。公之先代楸寄长安万年县小赵村，咦！是岁不利，乃权卜河南府河南县梓泽乡，厝于宣武里。呜呼！以公之轩冕内外，德行文学，无出其右也。公之龙章凤姿，清言雅道，无得而逾焉。夫如是，乃文儒之间气也。何天与其才，不与其寿，惜乎哉！外族清河崔氏，累追封晋国太夫人。公两娶清河崔氏，其继室者，封本邑县君，皆姻不失其亲也。无子，悲哉！痛哉！公令弟文纪，守尚书兵部侍郎，友于孝敬，虽古有美被田荆之行，不可同日而言。今则龟筮式从，牛眠荐吉，克以同光二年二月十一日衔痛护之灵，窆于□□之里，礼也。(19)

这篇墓志提供了一个从唐末到五代的清流家族成员的完整的生涯案例，意义非凡。卢文度在新旧《五代史》中皆无传，但他却是一个延续几乎两百年横贯整个中晚唐的成功文学官僚家族的终结人物。这个家族具有最典型的唐后期政治文化精英的特点。墓志虽一开始就强调卢文度作为著姓范阳卢北祖第四房后裔的煊赫背景，实际上这一因素对卢文度家族在唐五代的成功帮助很有限。这一家族成为政治精英的真正肇端恰是“大历十才子”之一的卢纶，也就是志文中提到的“皇任河中朔方副元帅参谋、检校户部郎中”的文度曾祖。笔者认为，中晚唐许多类似的文学官僚家族都有著姓背景，但实际在唐中期以前已被排除在政治权力的中心之外，连续多代都不再有任显宦的成员。但中唐以后，在朝廷乃至整个社会日益看重文学才能的氛围中，这些家族由于某一位成员被视作杰出文人，或一代中几位成员在进士科等文学考试中获取连续性成功，从而积累下深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即便这种资本未即刻转化为仕途上的成功，这些家族的下一代也能成为真正的获益者，其结果是不仅以下每代都有进士及第的成员，且相继以词臣身份连登台阁，进入政坛的最高层。这种现象也不断出现在非著姓家族上。个别凭借这种词臣地位确立的家族在玄宗甚至玄宗以前就已开始出现，比如从武后时代开始的崔融家族和从玄宗时期开始的孙逖家族，但此类家族的频繁形成要到8世纪晚期也就是代、德朝以后。笔者称此类文学官僚家族为唐代的清流家族，其延续能力甚至能抗拒一时的政治挫折，因为他们的奕世衡贵被当时社会赋予了超越政治地位之外的更多的象征意义。这是一种新的精英群体，既非旧门阀，也不是宋以后的士大夫家族。从卢文度的曾祖卢纶开始，中经卢简能、卢知猷两代，到卢文度，其经历正是清流家族发展轨迹的最佳例证。

卢纶的生涯大都在幕府度过，史载卢纶晚年时德宗曾考虑让他掌诰，只因卢纶去世才未能实现。(20)尽管卢纶未能成显宦，他的文学声望变成一种无形资本，使其子辈在科举与仕途上大放异彩。卢纶的四子简辞、简能、弘正、简求先后登进士科，其中简辞、弘正、简求都备历清贯，最终做到了大镇节度使。而简能，也就是卢文度的祖父，或许是兄弟四人中最有潜力成为词臣并进入中枢的成员，只因被视为才俊，在郑注担任凤翔节度使期间被辟为幕僚，最后在甘露之变中不幸被杀，成为政坛事件的牺牲品。但卢简能的这一遭遇并不影响其子孙的前途。简能子知猷进士及第后仕途顺利，担任的职官中包括了中书舍人，词臣身份尤为突出。简求子弟中至少有嗣业、汝弼二人进士科第，汝弼在唐昭宗和后唐庄宗时均知制诰。《旧五代史·卢汝弼传》甚至称庄宗时“除补之命，皆出汝弼之手”(21)。此言当不虚，《李克用墓志》即出自卢汝弼的手笔。嗣业子就是墓志中提到的卢文度的堂弟卢文纪，后者也在唐末进士及第，仕途贯穿五代各朝，后唐成为宰相，后周时以司空致仕。(22)

据墓志记录，卢文度的家族籍贯已是京兆万年县人，这和新旧《五代史》中记载的卢文纪的籍贯一致。文度在唐末五代的任官经历大约如下：获得一举登第的荣耀后，又中博学宏词科。释褐任校书郎，著作佐郎，殿中侍御史，然后升左补阙，不久以左补阙入学士院充翰林学士，在院期间转起居郎，迁官（由于墓志字迹漶漫不能确定何职位）并加知制诰，再迁郎中、中书舍人，不久加承旨。此后又加户部和兵部侍郎衔，仍充翰林学士。接着以礼部侍郎身份知贡举。最后以尚书右丞的身份出院。文度出院的具体年份不清楚，但应是在后梁建立以后，近出后梁《牛存节墓志》有“诏命翰林学士卢文度撰碑辞以旌其墓”语，即指梁末帝授命卢文度撰写牛存节之神道碑。(23)此后卢文度转任吏部侍郎主铨选，复为兵部侍郎，佐宰相修史，仍总铨选。墓志称后唐光复后，他又再度成为翰林学士，并于同光二年九月去世。他不仅在科举上获得惊人的成功，且长期具有词臣的身份，整个生涯经历了词臣的最优选的任官途径。墓志提到他首次担任翰林学士时任期长达十五年，这在晚唐确实很罕见。尤其让墓志的撰写者感到值得大书一笔的是卢文度乃有唐以来第一位主持科举的范阳卢成员。这和比如多位清河崔成员曾主持科举的现象形成有趣的对照。卢文度知贡举最有可能在贞明间，但具体年份不清楚，孟二冬在《登科记考补正》中认为，卢文度知贡举的时间是梁太祖初年，这是由误读《卢文度墓志》产生的论断，但以文度和文纪以及他们的叔父汝弼进入五代后事业的成功推断，文度在梁初知贡举可能性完全存在。

卢文度虽是有唐以来首位知贡举的范阳卢成员，然而知贡举可作为晚唐以来词臣家族身份延续的重要指标。上文提到的《张文宝墓志》就提供了这方面的证据。张文宝出身于唐中期以来的高级文官家庭，其家族在晚唐似有异军突起之势，凭借也是词臣背景。墓志提到其父张“皇任中书舍人，权知贡举”。传世文献中只提及一件事与张有关，即说他在天复二年（902）三月受唐昭宗委派，以谏议大夫身份去晋州劝谕朱温与晋王李克用和好。(24)我们并无张知贡举的确切年份，但天复二年他任谏议大夫，中晚唐极少有人从中书舍人升入谏议大夫，且天复前后数年知贡举的记录也很清楚，则他知贡举当在后梁时期。张文宝本人也在长兴元年（930）知贡举，形成少见的父子皆知贡举的例子。(25)

《卢文度墓志》的结尾段落里，撰写者连叹“无子，悲哉！痛哉！”这一感叹似非一般意义上为一位有著姓背景的逝者的家庭的终断表示惋惜。撰写者当很清楚卢文度代表的是一个多么特殊的家族。以这一家族的常态来判断，当时人不难想象假若卢文度有后嗣，复制他的这种成功的几率很高。而无子这一自然律的限制恐怕是阻碍这种成功的最难逆料的因素之一，甚至可说比政治上遭受的挫折更无可挽回。当然子弟的素质也不能忽略，卢文纪纵然有子嗣，但其平生积累的巨万财富“为其子龟龄所费，不数年间，以至荡尽”(26)。

《杨收墓志》是对晚唐政坛重要人物和词臣杨收生平的一个独特的勾勒。墓志作者裴坦也是晚唐重臣，和杨收有类似的经历。杨收在两《唐书》中有传，在一些基本史实的层面上两《唐书》和墓志可以互证。已有学者据《杨收墓志》来对杨收与晚唐政坛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做初步的分析。(27)本文的重点是讨论此志中传达出的唐后期词臣和政治文化的关系，但墓志作为一种独特的文体，对于书写对象有其特殊的描述路径。对于作者来说，要传达给心目中读者群体的整体意旨往往更为重要，这在《杨收墓志》这类作品里会体现得尤其明显，因此研究者不易作割裂式的分析。

以唐代墓志而言，《杨收墓志》可算是巨制，近两千八百字。墓志从一开始就将杨收的意义放在整个唐代的大脉络中加以定位，称其为房、魏、姚、宋一类能确保大唐事业的人物。和《卢文度墓志》一样，《杨收墓志》里也反复强调杨收作为弘农杨氏成员的著姓背景。甚至借用杨收兄弟之口来传递这一讯息。墓志特别说杨收是隋越国公杨素的八世孙。杨收标榜自己是隋代重臣杨素的八世孙几乎成为这一家族的历史记忆的重要部分。比如杨收侄女、杨发之女杨芸的墓志里就称是“隋越国公素之裔”(28)。但这一陈述的可靠性值得怀疑。《旧唐书·杨收传》说杨收“自言隋越公素之后”就是一种很不肯定的语气。(29)至少和同时期政治上极为成功同时也称为杨素之后的杨嗣复家族相比，这种族姓身份要不确定得多。杨收在当时被认为是孤进，他死前上书唐懿宗称“臣出自寒门，旁无势援，幸逢休运，累污清资”，谅非虚语，其祖辈三代皆地方基层官僚。(30)正说明其弘农杨氏的背景就和范阳卢对卢文度家族成功的帮助一样，并不很重要。杨收和他的三个兄弟恰恰是他这一家族能够振兴的关键原因。杨收和他异母兄杨发、杨假以及同母弟杨严先后进士及第。杨收更是一举登第，和卢文度情况雷同。从此这四人的仕途都相当顺利，其中杨收和杨严更以翰林学士的身份成为懿宗朝词臣。对于奠定家族地位而言，杨收兄弟既扮演了卢纶式的开创性角色，又实现了卢简辞兄弟的成功。用裴坦的话说，就是“公昆弟四人，率用文华，声光友睦，次第取殊科，赫弈当代”。此种异军突起的实际缘由必然包含一些家族传统和社会网络的因素，比如两《唐书》杨收传和墓志都提到的杨收家族的学术传统和母亲教育的背景。但毕竟还是有突出的个人因素，否则难以解释为何在攸关前途、竞争剧烈的晚唐，面对拥有强大得多的社会和政治资源的成员，杨收兄弟能连续取得如此的收获。裴坦着力渲染的就是这样一种个人的神话。他笔下的杨收几乎具有一种卡里斯马式的个人魅力。而这种魅力又是处处和以“文”为核心的新政治文化的趣味相合。

从两《唐书》杨收的传记看，杨收具有的文学神童的形象恐怕当时确实为社会所接受。但到了裴坦笔下仍有进一步的渲染：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洎丱而贯通百家，傍精六艺。至于礼仪乐律、星筭卜卦，靡不究穷奥妙。宿儒老生，唇腐齿脱，洎星翁、乐师辈，皆见而心服，自以为不可阶。为儿时已有章句传咏于江南，为闻人矣。以伯仲未捷，誓不议乡赋，尚积廿年，涵泳霶渍于文学百家之说。洎伯氏仲氏各登高科后，公乃跃而喜曰：吾今而后知不免矣。亦犹谢文靖在江东之旨，时人莫可量也。将随计吏以乡先生，书至有司，阅公名且喜。未至京师，群公卿士交口称赞，荐章迭委，唯恐后时。至有北省谏官，始三日以补衮，举公自代，时未之有也。

“公未龀喜学，一览无遗，五行俱下”云云，和徐坚对徐齐聃的描述如出一辙，强调的是才学的与生俱来和在社会上造成的先声夺人的效应。

墓志中如下一段文字将杨收的这种神奇效应推到极致：

由是一上而登甲科。同升名者，皆闻公之声华而未面，牓下跂踵，迭足相押，于万众中争望见之。公幼不饮酒、不茹熏血，清入神骨，皎如冰硅，咸疑仙鹤云鸾降为人瑞，澹然无隅，洁而不染。始也，同门生或就而亲焉，则貌温言厉，煦然而和潜，皆动魄而敬慕之。

值得注意的是这段话提到杨收“不茹熏血”的习性。这里可以比照《旧唐书·杨收传》的叙述：

收以母奉佛，幼不食肉，母亦勖之曰：“俟尔登进士第，可肉食也。”

《旧唐书》文字突出的是杨收守礼孝母的品行，但这显然不是裴坦宣扬这一细节的意旨所在。在墓志里，这变成一种仿佛不习人间烟火的特点，使杨收成为宗教意义上的“清”的化身，这种“清”和他的文学才能也密不可分。同时这种“清”既是精神的，也是身体的。裴坦形容众人眼里杨收如仙鹤云鸾般的外表和李商隐笔下的李德裕十分相似，(31)也令人想起《金华子》中的一段对晚唐世胄子弟崔澹的描述：

崔涓弟澹，容止清秀，擢登第，累登朝列。崔魏公辟为从事，清瘦明白，犹若鹭鸶，古之所谓玉而冠者不妄也。

原本中晚唐的士人为了寻求仕途上的前程，往往要干谒当朝权要和节度使以获取后者的提携，具有孤进身份的杨收不大可能成为例外，然而读裴坦的叙述，读者感觉包括周墀、王彦威在内的当朝名臣，对于仍是一介布衣的杨收奉迎唯恐不及：

久而归宁江南东，诸侯挹公之名，皆虚上馆以俟之。故丞相汝南公时在华州，先遟于客馆，劳无苦外，延入州，引于内阁，独设二榻，问公匡济之术。公抑谦而谢，久而不已，后对榻高话达旦，汝南得之心服，如饵玉膏饱不能已。至于大梁，时太原王公尚书彦威在镇，素闻公学识深博，先未面，一见后，与之探讨，王公礼学经术该通，近古无比，著《曲台新礼》初成，尽以缃袠全示。公详焉，因述礼意，及曲台之本意，王公敬服，命袌简以谢。

这即便包含历史的真实性，也是裴坦对杨收形象的一种再造，目的是从历史记忆的角度将杨收凝固为裴坦所认同的这个清流群体的象征，其存在居于尘世的众生之上。这是依靠“文”的价值观来建立新的社会秩序的努力。这种努力并非只流于文字，晚唐的现实让我们看到这种努力的实质性成果。已经担任了懿宗朝宰相的杨收于咸通八年被贬为端州司马，可以说在政治上处于完全失势的地位。咸通十年（869）更被流放州并就地赐死，“坐收流死者十一人”(32)。按常理这该是对杨收家族的致命打击，但这种打击显得很短暂。裴坦在咸通十四年作的《杨收墓志》中能对杨收作如此毫无忌讳的拔高，固然有朝廷昭雪的前提，(33)但也显示在晚唐特殊的文化下，杨收这样的人物在声望上拥有的相对独立性。距离杨死六年，杨严子杨涉就进士及第，这很可能是当时的清流精英在政治空气变化下对杨收家族的一种支持。杨涉后在唐哀帝时成为宰相。杨收子杨钜与杨严另一子杨注分别于广明元年（880）和中和二年（882）及第，(34)并都在昭宗时期成为翰林学士。傅璇琮据现存杨钜所撰制文的规格，很有见地地指出杨钜在昭宗时期的学士院受到重视。(35)杨收另一子杨也于乾宁三年（896）及第，五代时成为高官。杨涉子杨凝式的生涯更是贯穿整个五代。杨收的长兄杨发子杨乘“亦登进士第，有俊才，尤能为歌诗，历显职”(36)。可以说杨收兄弟的子弟完全复制了父辈的成功。陈寅恪在《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里引用《旧唐书·杨收传》的评语“世非贵胄，门以艺升”，称杨收一门是“唐末五代间之世家”，可谓准确。而这里的“艺”最主要的就是文辞的能力，具体的表现方式就是担任替朝廷立言的词臣，也就是墓志中说的“公于理道相业军国之机出于天资，人之所难，折若斤斧。内有刀尺，外无锋芒。落笔如神，率皆破的”。

结　语

上文涉及的几方新出墓志，它们的出土诚然是历史的偶然，但恰好透露出成为唐代政治文化新价值和秩序代言人的词臣的三个关键时期的联系和差异。这种联系和差异并不仅仅具有制度史或政治史的意义，墓志能比其他材料更为完整地展现当时社会对这些词臣的整体观感，即便这些观感包含了强烈的主观色彩，放在恰当的语境下可让我们看出文化意识是如何成为社会和政治力量的过程。表面看来，徐坚家族上下三代的词臣身份与唐后期的杨收和卢文度家族数代为词臣的现象似乎很类似，实际却有本质的差别。徐氏家族的情况只是那个时代的特例，促成这一特例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南北朝以来社会往往根据精英群体事业上的不同特点对其家族做了身份上的定位，使得徐氏家族能在这种定位体系中获取独特的资本。同样的情况也落实在韦承庆身上。但徐氏家族或韦承庆式的成功尚未得到社会舆论和心态以及与之对应的政治结构的充分支持，因此这种成功不易复制。这和晚唐清流家族对词臣身份的垄断现象相去甚远。后者存在于一个“文”成为精英普遍追求的时代。然而徐氏父子和韦承庆的欣赏者开始将他们的工作看作统治天下的不可或缺的精致手段，通过墓志这类书写来确立舆论的方向，这种舆论的扩散虽也经历了类似窦华时代的曲折，却能在唐后期成为价值系统的主导。杨收和卢文度是这一意识形态的真正受益者。比照《杨收墓志》和《卢文度墓志》，我们会发现它们表达的旨趣极相似，两个家族的发展轨迹和原因也几乎一致。差别只是前者是后起之秀，体现唐后期代表性的清流家族能不断涌现的社会特征。杨收兄弟造就了一个新的清流家族，而卢文度则是这种典型的清流家族的受益者。虽然他们墓志的撰写者不断强调他们门第之美，实际上他们成功的要素更多来自于其他的方面。孙拙是孙逖家族在唐末五代时期的传人，其墓志也在近年被发现，本文由于篇幅限制未能加以讨论。孙拙担任过后唐庄宗的知制诰和中书舍人。其墓志中就开宗明义强调其家族“世济文行，织于简编，余烈遗风，辉图耀谍”，墓志铭文里也说“时论允归，承家典诰”。(37)这才是这些家族得以不断延展巩固的真正秘诀。他们的墓志中对门第姓氏的强调只能说是一种身份再塑造的过程。这正是观感和现实之间的差异，这种差异时常会造成现代研究者的困惑，但凭借新材料和新方法，我们有可能看到一个更完整的景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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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大周故太子中允孙公志文并序》，拓片及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年，326—327页；又赵文成、赵君平编选《新出唐墓志百种》，西泠印社出版社，2010年，26页。

(2) 林宝《元和姓纂》卷四，中华书局，1994年，469页。

(3) 《旧唐书》卷一九一，5095页。据《太平广记》引《谭宾录》，孙思邈显庆三年被征入朝，“寻授承务郎，直尚药局”（见岑仲勉为《元和姓纂》卷四孙思邈条所作的校记）。“承务郎直尚药局”固然契合孙思邈的特长，但和《旧唐书·孙思邈传》的记载相差颇大，何况此时孙思邈已是高寿的隐逸之士。当然孙思邈传未必没有夸大的可能，但笔者认为《谭宾录》中提及的这一职授更可能是唐太宗时孙思邈第一次被召入宫时的情况。

(4)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83—84页。

(5) 录文见陈尚君辑校《全唐文补编》卷一九，中华书局，2005年，237页。

(6) 《大唐故前西台舍人徐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和录文见《大唐西市博物馆藏墓志》上，196—199页；《大唐故黄门侍郎兼修国史赠礼部尚书上柱国扶阳县开国子韦府君墓志铭并序》，拓片见《隋唐五代墓志汇编》陕西卷第三册，天津古籍出版社，1991年，130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三辑，三秦出版社，1996年，37—39页。

(7) 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唐研究》第17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287—304页。

(8) 关于徐齐聃担任西台舍人的年份，参看刘子凡《唐代徐氏家族及其文学家传》，《唐研究》第17卷，293—296页。

(9) 《旧唐书》卷八八。

(10) 张九龄《故开府仪同三司行尚书左丞相燕国公赠太师张公墓志铭并序》，熊飞校注《张九龄集校注》卷一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年，952页。

(11) 唐长孺《论南朝文学的北传》，原载《武汉大学学报》1993年第6期，收入《山居存稿续编》，中华书局，2011年，212—241页。

(12) 正议大夫守国子祭酒上柱国会稽县开国伯赐紫金鱼袋徐浩纂《唐故朝议大夫中书舍人集贤翰林院学士窦府君墓志铭并序》。据陈尚君先生见告，此墓志的志石目前为私人所藏。笔者的录文根据的是尚君先生提供的拓片照片，在此表示感谢。

(13) 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辽海出版社，2005年，213页。

(14) 关于张渐的生平考辨，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207—212页。

(15) 《唐故中书舍人集贤院学士安陆郡太守苑公（咸）墓志铭并序》，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九辑，三秦出版社，2007年，389—391页。依据《苑咸墓志》所作苑咸生平的研究可见胡可先《新出土〈苑咸墓志〉及相关问题研究》，《清华大学学报》2009年第4期。

(16) 这方面研究可参看孙国栋《唐代中书舍人迁官途径考释》，收入《唐宋史论丛》，1980年香港龙门书店初版，此处引文为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年版，91—146页。

(17) 《唐故特进门下侍郎兼尚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弘文馆学士太清太微宫使晋阳县开国男食邑三百户冯翊杨公墓志铭并序》。该墓志的志石目前为私人所有，录文根据毛阳光《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微》，《唐史论丛》第14辑，2012年。

(18) 《唐故中大夫守尚书吏部侍郎充弘文馆学士判馆事柱国赐紫金雨袋张公（文宝）权厝记并序》，拓片和录文见《洛阳新获墓志》，中华书局，1996年，133、313—314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六辑，三秦出版社，1999年，211—212页。

(19) 《卢文度墓志》拓片见《洛阳出土历代墓志辑绳》，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719页。录文见《全唐文补遗》第七辑，三秦出版社，2000年，169—170页；又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黄山书社，2011年，127—130页。此处引用的录文在标点上略有不同。上述录文志主名均作卢文亮，陈尚君指出当为卢文度之误（《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二七，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注2，3882页），甚是。

(20) 《旧唐书》卷一六三《卢简辞传》载：“太府卿韦渠牟得幸于德宗，纶即渠牟之甥也，数称纶之才，德宗召之内殿，令和御制诗，超拜户部郎中。方欲委之掌诰，居无何，卒。”据《卢文度墓志》，卢纶以检校户部郎中的职衔终于朔方节度使幕。如果德宗时超拜户部郎中，那志文决无不提之理由。因此《旧唐书》的记载必然有误，但不能因此排除德宗有这种考虑的可能性。《新唐书》卷二〇三《文艺传下·卢纶传》载：“是时，舅韦渠牟得幸德宗，表其才，召见禁中，帝有所作，辄使赓和。异日问渠牟：‘卢纶、李益何在？’答曰：‘纶从浑瑊在河中。’驿召之，会卒。”这个记载应该比较可靠。关于卢纶生平的考订，可见史广超、涂显镜《卢纶家世生平补考》，载《贵阳学院学报》2008年第3期，68—70页。

(21) 《旧五代史》卷六〇，又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六〇，1915—1917页。

(22) 卢文纪事迹可见《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卢文纪传》，《新五代史》卷五五《卢文纪传》。又陈尚君《旧五代史新辑会证》卷一二七，3881页。

(23) 《梁故太平军节度使郓曹齐棣等州观察处置等使检校太尉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赠太师牛（存节）公墓志》，拓片见赵君平、赵文成编《河洛墓刻拾零》下，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7年，654页。该墓志提到“太师之功业，焕乎简策，彰于碑颂，此不尽书”云云，也可以证明卢文度所撰为神道碑而非该墓志。

(24) 见《旧唐书》卷二〇，774页；《册府元龟》卷一六二《帝王部·命使第二》，周勋初等校订，1807页。

(25) 关于张、张文宝父子知贡举的记载和讨论还可见《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五，1091页；卷二七，1373页。

(26) 《旧五代史》卷一二七《卢文纪传》，1669页。

(27) 关于这一墓志牵涉的杨收与晚唐政治人物和事件的关系，可参考毛阳光《晚唐宰相杨收及其妻韦东真墓志发微》，《唐史论丛》第14辑，2012年。但有关杨收生平最为全面的考辨，可见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330—340页。虽然该著完成时《杨收墓志》尚未被发现，但傅璇琮的讨论仍有不少值得参考的意见。

(28) 《唐故岭南节度使右常侍杨公女子书墓志》，周绍良《唐代墓志汇编》乾符026，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2491页。

(29) 《旧唐书》卷一七七，4595页。这点已经由傅璇琮指出，见《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330页。

(30) 关于唐代孤进问题的研究，可参看王德权《孤寒与子弟：制度与政治结构的探讨》，载黄宽重主编《基调与变奏：七至二十世纪的中国》，台北，2008年，41—84页，文中也讨论到杨收的情形，见该文第56页。

(31) 见李商隐《太尉卫公会昌一品集序》“惟公字文饶”以下部分，刘学锴、余恕诚《李商隐文编年校注》第四册，1665—1666页。

(32) 《新唐书》卷一八四《杨收传》，5395页。

(33) 据《新唐书·杨收传》，杨收死“后三年，诏追雪其辜，复官爵”。此事当发生在咸通十三年（872），即裴坦撰志的前一年。墓志中也说“果蒙皇泽，昭洗克复，官勋爵制，一以还之”。这也应当是杨收得以归葬的原因。

(34) 徐松撰，孟二冬补正《登科记考补正》卷二三，984、986页。

(35) 傅璇琮《唐翰林学士传论·晚唐卷》，540页。关于杨钜的翰林学士经历，参看该著606—608页。

(36) 《旧唐书》卷一七七《杨发传》，4597页。

(37) 《唐故朝散大夫守尚书工部侍郎柱国赐紫金鱼袋乐安孙公墓铭并序》，撰者王骞，录文见周阿根《五代墓志汇考》，176—178页。

从墓志的史料分析走向墓志的史学分析
——以《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为中心

中国中古史的研究在过去十多年中正经历一种突破性的进展，这种进展虽不像简帛文献的出土那样耸动学界的视听，但其意义却并不逊色，因为它为我们了解从南北朝到隋唐的层层面面提供了许多重要的细节，使史家对这段历史的重构能从平面走向立体，从单一走向多元，这正是现代史学所期望达到的境界。而推动这种进展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对于墓志材料的整理和研究。出土墓志数量的不断增加使得墓志在中古史研究中所具有的意义日益突出，而对于这种意义，中国大陆、台湾和日本的史学界都已有了相当的认识，对墓志材料的利用也越来越普遍。在这一点上西方的学术界可以说是远远落在了后面。在中古的墓志中，唐代墓志的数量无疑是惊人的，而南北朝（包括隋在内）的墓志数量虽然不能和唐代相比，也已经非常可观。南北朝墓志中尤其以北朝墓志为主。而南北朝墓志有两个非常重要的特点。第一，作为一种书写的体裁，南北朝墓志对了解中古墓志风格的成型和演变有关键的意义。要真正了解唐代墓志的书写特征，就必须深入考察南北朝的墓志。第二，在南北朝墓志中，各族裔社会政治最上层人物的墓志所占的比重极大，这往往为研究政治结构的变化和种族之间的关系提供了许多很关键的线索和证据。所以对南北朝墓志的史学价值做全面性的整理和考察是一项相当重要的学术工作。新近出版的由罗新、叶炜两位年轻的学者编著的《新出魏晋南北朝墓志疏证》（以下简称《疏证》）是这项工作的一个里程碑，值得学术界的重视，本文的目的是以对《疏证》一书的贡献的评述来进一步探讨南北朝墓志在史学上的利用价值，尤其是如何拓宽墓志研究的视野。

一

广义地来说，《疏证》一书继承了清代以来形成的金石学研究传统的优点，也就是将金石文字和正史材料仔细地对勘考辨，以达到证史和补史的目的，一些清代有代表性的金石学著作如以端方名义作的《陶斋藏石记》、陆增祥的《八琼室金石补正》、李慈铭的《越缦堂文集》、罗振玉的《雪堂金石文字跋尾》等等，都有不少为这种目的而进行的细致的考证工作。最能代表这种传统的优点的集大成作品是赵万里的《汉魏南北朝墓志集释》（以下简称《集释》）。从考订史实的角度来说，赵万里的工作可以说是非常有成绩的，其学问的深厚和工作的细心都远非前人可比，这些特点在他对像《尔朱敞墓志》《赵韶墓志》《内司杨氏墓志》这一类墓志的精审考证中有充分的体现。同时赵氏的眼光也有独到之处，比如在对《肃宗充华卢令媛墓志》和《元勰妃李媛华墓志》等的考释中，他也注意到了卢令媛家族和李媛华家族的婚姻对象均为当时北方的一流高门。不过这些超出史实考订范围的评论不很多。晚清以来的墓志研究的关注点基本还是局限于对人物的生平、行政制度、历史事件的年代和历史地点等史实的考辨，用赵万里先生的话来说，就是“征前代之事实”和“匡史文之讹谬”，而且大多集中在那些和正史中有记载的人物有关的墓志上。但是传统的研究工作基本只能到达这一步。如果墓志中所包含的历史信息一时无法和传统史料中的记载相参证，或者这种信息在传统的政治制度史的范围之外，诸如民族史、文化史、宗教史等方面的信息，那么就很少受到学者的注意，更谈不上以此种新获得的信息为出发点去全面研究古代的社会。这种偏向也存在于像《集释》这样的巨著中。比如《集释》中对有些墓志讨论颇为详尽，但对另一些就几乎不加评论，而后者常常是和传统史料关系衔接较弱的墓志。我们如果比较一下赵万里对于墓志文字所包含的讯息的意见和清代学者的意见，就不难发现赵著对于清代学术以来的墓志研究方法是继承多于突破。比如对《刘玉墓志》的分析，赵万里虽然更明确地指出刘玉是外族，所以讳其所出，但是他的意见也只是停留在这一层次，大体上没有比李慈铭等人的看法深入多少。(1)在赵先生的时代，魏晋南北朝史的研究已经产生了不少大家和重要的突破，但是赵氏的工作却对当时这方面的研究新成果和新视角借鉴不多。

虽然《集释》的成就有其内在的限制，对于南北朝墓志的研究来说其贡献依然是前所未有的，事实上长期以来学术界也缺乏能像赵万里这样对南北朝墓志的内容大规模加以研究的学者，虽然就个别碑志的史学研究而言出现了一些很出色的范例，比如唐长孺先生对《敬史君碑》的分析。(2)《疏证》可以说是对赵万里工作的继承，但其工作是《集释》的延续而非取代了《集释》本身。《疏证》的出现是90年代以来中古墓志研究水平大幅度提高的一个证明。目前这方面的研究已从内容和方法比较单一的史料考证走向对墓志的内涵作全面的史学分析，而且和赵万里时代不同的是，这种工作和当前中古史研究的新视野和新课题存在日益密切的关联。不少学者对个别或某些类型的墓志的重视和分析就体现出这一趋向，比如有关粟特或来自域外的人士的墓志。比《疏证》一书出版稍早的《吐鲁番出土砖志集注》也是近年对中古墓葬文字加以整理和研究的专著中比较出色的一种（巴蜀书社，2003）。由侯灿和吴美琳合著的这部著作不仅将吐鲁番出土的砖志收集得很完备，而且在较充分掌握现代研究资料的基础上对砖志的文字做认真的释读。不过这部著作的研究对象毕竟集中于一个特定的地域和像高昌国这样特定的政权，砖志所提及的志主也大都为社会中级以下阶层的人员，加上大部分砖志本身的篇幅短小，所以包含的信息量受到了资料本身的限制。另外这部著作在史学上关注的重点也放在对高昌和唐代西北地区的官职律令等行政制度的钩稽上面。所以并非全面研讨中古时期墓志的著作。

相比之下，《疏证》的工作就更显得具有全面性。《疏证》的工作包括了墓志的汇集、录文、图版刊载、录文著录和研究的概况、《疏证》自身对墓志的研究等几个方面。《疏证》所收的墓志总数二百三十一方，其中魏晋南北朝的墓志基本都是过去二十年中新出的，也就是说这些墓志不见于赵超编的《汉魏南北朝墓志汇编》（以下简称《汇编》）。同时《疏证》又沿袭了赵万里《集释》收录的标准，将隋代的墓志也包括在内。这种选择从历史研究的角度来说是合理的，因为许多隋代墓志的志主，其主要活动年代在南北朝时期，所以包括了隋志可以使《疏证》作者对南北朝时期的墓志内容的研究工作更为完整。墓志的汇集和录文工作当然是很花精力也很有价值的工作，但这还不是这部著作最重要的贡献。《疏证》最主要的目标在我看来是从史学研究的角度对墓志的价值加以开发，为研究这些资料提供作者自己的视角。作者有心要提示读者：如果我们阅读这个时期的墓志，最应该注意的历史层面有哪些，如何去注意。正是因为《疏证》的作者将宗旨确定在通过对墓志中特别值得关注的历史讯息的解析来研究南北朝的历史，这部著作很明智地没有采取对墓志的文句做字字句句的注释方式，而是采用了近乎读书札记的形式将作者看来最值得注意的历史成分标示出来。这种表述方式也和《集释》相当接近，赵万里的著作虽然汇集了前人对每方墓志的考释，但他个人的工作就是札记式的。但《疏证》的研究工作大大超越了《集释》所涵盖的范围，对微妙的历史变化在墓志文字中的反映也比《集释》要敏锐得多。《疏证》对当前的研究成果有相当充分的利用，在每方墓志的讨论中都将与这篇墓志有关的主要研究列出，这样一方面为研究者提供了方便，一方面也使《疏证》本身得以集中表述两位作者自己的心得。虽然对一部分墓志来说，《疏证》的评论必须和其他学者的研究合观才能对墓志的史学价值有比较全面的了解，但《疏证》中很多墓志都是首次得到比较深入的探究，所以从此意义上说，《疏证》的工作和《集释》一样是具有开创性的。

南北朝的墓志涉及的人名、地名、职官、纪年等等头绪纷繁，要了解墓志的史学价值则首先要解决这些技术上的问题，《疏证》对于这些方面的考证很扎实，对各种文献的运用颇为自如，这些方面的具体贡献在全书的讨论中随处可见。如果从制度史的方面来评价，那么从北朝后期到隋代这一时期的行政建制各方面的变化不仅错综复杂，而且在正史的记载中常遭到忽略。《疏证》在这方面作了不少补正，例如从《吕武墓志》中志主在开皇期间的职衔推论隋代仪同府和开府的关系，以及置骠骑府的大约时间；通过《李冲墓志》所提供的资料纠正了王仲荦对武伯和司武关系的意见；对《李静训墓志》的讨论确定了隋汾阳宫的建造年代是大业二年而非四年；《姬威墓志》中，《疏证》的作者通过对志主所任的西魏到隋代的宫廷职位之间的关联来说明志主升迁的原因；根据《独孤罗墓志》中独孤罗在开皇元年的“上开府仪同大将军”名衔提出开皇初年仍沿用北周的散实官系统的意见；讨论《王昞墓志》时对“访第”的说明；等等。

除了具体史实考释上的贡献，《疏证》的着眼点更多是通过对墓志的分析来探讨志主的生平及其所处的历史境况，有些对志主生平的讨论本身就是建立在《疏证》作者的单篇论文基础上的，还有些可以很容易地扩展成为独立的论文。《疏证》对《可朱浑孝裕墓志》《李和墓志》《陈宣帝夫人施氏墓志》的讨论就是比较典型的例子。(3)《疏证》以《徐之范墓志》为中心对南北朝时期最为重要的医学世家徐氏家族的谱系、家族成员的生平所做的讨论也是我所见到的这方面最详尽和精确的讨论，超出了一般墓志考释的范围。(4)南北朝时期是中国历史上政权变迁最为迅疾、相互关系最为复杂的时期，所以处理这一段的墓志特别需要有将政治史、制度史和民族史结合起来观察的能力。《疏证》的两位作者恰恰很擅长于做这样的工作，所以对许多墓志的解读能和历史的境况相吻合，而且分析也细腻。《疏证》对从后赵、北燕到北魏这一段短暂时期在政治和制度上的复杂变化了然于心，所以将这种了解运用于解释《染华墓志》中所显示的冉魏的建立者冉闵及其后代染华的职衔变化上。而在《张忻墓志》的研究中，《疏证》从墓志对于张忻生平的叙述开始于北魏孝庄帝永安二年元灏入洛这一细节开始，对张忻所经历的历史过程对他个人及其家庭身份的影响等等都做了有说服力的说明，使得这样一位不见于正史记载的地方人士的生平能呈现出比较清晰的轮廓。

《疏证》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离不开正史和其他传统史料的记载，但《疏证》对传统史料利用的目的不再仅仅是和墓志作相互间的参证补缺，而是为墓志的叙述提供一个能相关联的历史背景。在这种背景下，墓志中一些看上去似乎意义模糊的语句便具有了特定的内涵。比如在《若干云墓志》的讨论中，《疏证》首先通过将墓志所提供的若干云所参加的北周灭齐战争的路线和正史所载北周宇文宪的进军路线对比，推断若干云为宇文宪的部将。同时又结合正史所载宇文宪被杀的时间来说明墓志中“思有所不及，智有所不周。一匮未成，遽从朝露”数语，推测若干云并非善终和其人的事迹未在正史中出现的可能原因，都是有启发性的解读。《疏证》对于《赵猛墓志》的讨论更是体现《疏证》有意识将志主的生平放置于历史的框架下来考察的特色。该墓志篇幅不长，其中对赵猛的家世有如下的介绍：

君讳猛，字玄威，南阳西崿人也。其先赵明王之苗裔，晋扬州刺史尚之后。高祖永，永嘉之年剖府新平，遂宅秦岖。曾祖辨，雄才冠世，授命府氏，拜建威将军、天水太守。祖鱼，姚奉车都尉、关内侯，迁官河左，因而家魏。君禀英明之姿，挺骁果之略，志气宏恢，风操雅□。于时荆州偏垂，地岨关洛，以君德望具瞻，擢为曰扬将军。（中略）夫人冯翊田氏，父背，秦姚中书博士，冯翊太守。

《疏证》作了如下的相关评论：

墓志称赵猛为晋扬州刺史赵尚之后，赵尚不见于史，或出杜撰附会，或官职有误。其高祖赵永、曾祖赵辨、祖赵鱼，历仕西晋、前秦和后秦。据墓志，赵猛一家永嘉乱后定居关中，因而得以与前秦、后秦政权合作。赵鱼“迁官河左”，当是为姚秦守河东，与北魏对抗，北魏夺取河东，赵鱼陷于拓拔，“因而家魏”（这里的魏，是指魏地，具体就是指河东）。赵猛的妻父田背，仕姚秦为中书博士、冯翊太守，与赵氏都是姚秦集团的成员。赵猛娶妻之时，姚秦早已覆亡，田赵二氏当都在拓跋境内，可见入魏以后的姚秦集团成员内部还存在互为婚姻的传统。

赵猛祖名鱼，妻父名背，都不似华夏之名。怀疑赵猛及其妻田氏本来就是少数族。(5)

墓志所提供的仅仅是赵猛先人的职衔及其家族所迁移的地区，《疏证》却能将这些线索和十六国到北朝期间的政治情势相连，细腻而又要言不烦地将赵氏家族的迁居背景说明清楚，并进一步指出赵、田婚姻所包含的意义。我们很难想象这样的分析会出现在《集释》那样类型的研究中。

南北朝时期家族的谱系、地位的升降、迁移和婚姻关系等方面一直是南北朝史研究者关心的重点，《疏证》所收的许多墓志对这些方面的研究尤其重要。《疏证》不仅注意出于门第原因的士族联姻，也同样注意到权势家族出于政治原因的联姻，比如在《常袭妻崔氏墓志》的讨论中将常袭和崔隆宗女的婚姻与慕容燕姻亲集团互婚的传统相联系。用《崔仲方妻李丽仪墓志》的资料指出丽仪父母的结合是八柱国家族之间的一次联姻。和家族研究同样重要且关系紧密的是民族史的研究。当前中古史研究中发展最快而且成绩最显著的领域之一就是北方民族史的研究。而北朝墓志中包含大量有关入迁中原的西域、内亚和东北亚民族的资料，要做到从这些信息中整理出各民族的迁移轨迹和身份认同的过程，研究者除了民族史和政治史的知识之外，还必须对地理空间与族群移动的关系有相当的敏感，并对地理文献相当熟悉。而将墓志中提到的志主及其家族活动过的地域、埋葬的地点等地理方面的考察和种族迁移、身份认同等方面一一联系起来分析，正是《疏证》一书另一个值得研究者参考的优点。《疏证》在讨论北魏《员标墓志》时对原先活动于湟水、洮水流域而后来内迁的胡族员氏的情况作了很有价值的说明。从北齐《贺娄悦墓志》中提到的籍贯为高陆阿阳这一细节推断志主所属的那一支贺娄氏并未随孝文入洛的情形。根据隋《尉仁弘墓志》的出土地点和墓志中“大坟”一词的使用指出六镇移民在定州的定居。《疏证》对各种族建构自身世系的原因和过程的讨论也很多，比如对《侯义墓志》《高琨墓志》的讨论。特别是在《狄湛墓志》的研究中，《疏证》通过冯翊羌人狄氏的世系认同的演变，来说明外族人士构建自身身份的过程中，不仅以连接华夏的氏族为目标，而且有越追越古的倾向。《疏证》对这些问题的关注和《疏证》的研究重点有很密切的关联。关于外族对华夏的认同，《疏证》的作者之一罗新在一篇有关新出的北齐《丰洛墓志》的研究中也有进一步的说明。(6)

从研究历史的角度来说，考释出墓志文字的史料价值固然重要，透过文字去探寻在历史记录中消失的那些片断往往更富有挑战性。也就是说，墓志的研究者更应该注重了解哪些方面是墓志没有直接告诉我们，但我们却可以通过某种线索去追寻。这需要史学想象力的发挥，但这种想象力必须建立在对于文字细节的精确把握和敏感的基础上。《疏证》能很熟练地从称谓和卒葬年代等细节中推测文字背后的历史真相。比如《高崧及妻谢氏墓志》中提到高崧为镇西长史，《疏证》由此入手推论高崧和陈郡谢氏集团的密切关联，为高崧在东晋荆扬的斗争中站在朝廷一边提供解释。根据《杨仲宣墓志》中官职漏记的情况推断出对尔朱政权合法性的否定意味。讨论《裴良墓志》中结合北方政治情势的变化来对裴家归葬地点和时间加以考索，解释了裴子通夫妇及儿子的埋葬地点为何是在临汾而非在山西闻喜绛县一带裴氏家族的传统墓地。在讨论《席德将墓志》时，《疏证》从志主死亡的日期推断出大业九年杨玄感之乱中洛阳守备的虚弱，而志主是守将在仓促之间招募上阵的百姓，在六月十四日激战中死于阵中等情形，甚合情理。最近出版的《邙洛碑志三百种》中有《疏证》未及收入的隋《刘度墓志》一种，其中提到“处士”刘度在大业九年六月杨玄感兵临洛阳之际“首先应募”，并同样在十四日这一天的激战中“矢尽兵阑，身没行阵”(7)。刘度被召入战阵和死亡的情况与席德将几乎相同，由此《疏证》作者的分析可以得到坚强的印证。

最引起我的兴趣，也似乎最能体现《疏证》对历史想象力的运用的是那些篇幅极其短小的墓志的讨论。《刘宝墓志》《李廆墓志》《宋绍祖墓志》和《郑胡墓志》等等都属于这种情况。《疏证》用墓志留下的有关志主的很有限的线索来对志主生平境况作巧妙而大胆的推测。《刘宝墓志》和《李廆墓志》的时代很接近，所载除了纪年和志主姓名之外，至多还包含简单的官职身份背景等信息。《疏证》根据《晋书》和《水经注》中的资料，指出刘宝担任乌丸校尉的时间在张华和刘弘之间，并从《世说新语》的记载推测张华很可能是推举刘宝任此职位的人。《李廆墓志》才短短十五字，但《疏证》却能从《李廆墓志》所采用的东晋永昌三年这一细节入手来说明为何在东晋改元多时之后，远在辽东的李廆依然遵奉东晋的永昌纪年，同时进一步讨论当时江东政权和石赵的对立以及东晋内部权力斗争对慕容鲜卑政权的影响。八十多字的《郑胡墓志》提到郑胡及其兄弟四人同时下葬。《疏证》作者一方面根据郭世军、刘心健等学者的意见，从墓志上字迹的潦草，埋葬的时间，郑氏家族同时下葬人员数量之多等现象推测这次墓葬和尔朱荣之乱中郑氏家族成员死难有关。同时又进一步通过对北朝权门郑羲家族的史料分析，推测郑胡兄弟就是郑羲的兄弟，又通过郑氏家族受到地方力量仇视的正史记载来推测这次下葬的匆促和荥阳乡党对郑氏的打击有关。这种推测层层叠进，以期用小中见大的分析方式来解决墓志所带来的困惑。虽然我们不得不承认《疏证》的推论尚缺乏足够的旁证，所以一时还不能成为今后研究郑羲家族历史的出发点，但《疏证》却提供了一个如何最大程度地从墓志中提炼历史讯息的例子。《疏证》对于墓志的解读一般遵循的是严格的实证方法，但却并不怯于在合理的框架下提出假设性的看法，这本身是一种值得佩服的勇气。

以上比较简略地对《疏证》的工作作出带有个人看法的一种评估，但也已经可以看出《疏证》将许多当代史学的方法和视野贯注到具体的墓志解读之中，使未来的中古史研究者对魏晋南北朝隋的墓志可以产生很多全新的认识。这也一定会促使墓志解读采用新的学术标准。当然《疏证》所进行的墓志资料整理和解读工作是个开放性的工作，本身会不断接受新信息而更加深入，所以我接下来想对《疏证》的具体工作提供一些建议，并对一些墓志的具体解读提出一些补充。然后我也想就如何扩展南北朝墓志的研究视野做一些评论。

二

我在上文已经指出《疏证》的最大贡献是史学分析。但新出土墓志的汇集也是《疏证》的一项主要工作。据《疏证》所定的条例，书中所收的墓志大致以2003年年底被发表者为限。漏收的情况是难免的，但有些明显是一时疏忽，所以颇为可惜。比如疏证的作者之一罗新对《和绍隆墓志》做过探讨，但不知何故《疏证》却失收这方墓志。同样，《疏证》中收入了王士良和王士良妻的两方墓志，却偏偏漏了同时出土的王士良父亲王德衡的墓志。(8)《疏证》对于国内近年来出版的很多重要的中古墓志图版和录文汇集都有加以利用，唯独未能参考《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科学出版社，2001）一书中的图版和录文，所以该书所载的《元隐墓志》《吕通墓志》《丘哲墓志》等十多方墓志没能包括在《疏证》内，这也是颇为可惜的。(9)还有一些散见于各种学术出版物的南北朝重要墓志也应该收入，比如北魏早期的《申洪之墓志》和后期的《于昌荣墓志》；(10)南朝萧齐的《王宝玉墓志》。(11)此外《疏证》还存在一个比较矛盾的情形，从墓志录文汇集整理的角度，《疏证》所收的魏晋南北朝墓志是以在时限上后出于赵超的《汇编》为定例，但是《汇编》并没有对墓志加以解读，而不少墓志又出现在《集释》出版之后，所以这些墓志不能像《疏证》收入的墓志那样较为集中地得到释读，这也让人感到遗憾。而且其中有些墓志事实上和《疏证》中的一些墓志关系密切，甚至是同一个家族中的墓志，比如东晋王兴之、王闽之、夏金虎、王丹虎等人的墓志，未能收入《疏证》也使讨论这些家族的墓志时读者无法前后对照。所以如果今后《疏证》能得到增订重版，应该就以墓志释读为基本工作定位，将不包括在赵万里《集释》内的这一时期的墓志一概收入，这样也能使《疏证》和《集释》之间的学术承接关系更加明确。同时，《疏证》的作者还应该在再版时加一篇引论，将作者对于这个时期墓志的一些基本看法和实际操作中处理文字的经验总结一下。

《疏证》在墓志的录文方面做了很多校刊订正的工作。两位作者对中古史料的熟悉无形之中使他们避免了很多关键性的字句的误录和误读。但毕竟由于客观条件的限制，《疏证》未必都能依据质量上乘的图版照片或拓片来录文，所以出现文字上的阙误不可避免。这里只举两例：

一、在对《张妙芬墓志》的讨论中，《疏证》通过墓志文字和正史记载的相互参证，将张妙芬的家庭背景，自身婚姻的缘由，从守寡到入隋宫的起伏命运解释得丝丝入扣。唯一可惜的是该墓志的录文由于图版的不清晰而缺字较多，不过不少字可以通过新近出版的《全隋文补遗》中稍更完整的录文得到补正。比如妙芬之曾祖的具衔中有“交州刺史”，妙芬嫁始兴王的年龄是十九而非十五，去世地点是洛阳宣善里等等。(12)

二、《高六齐墓志》的志主的职位是龙门县令，《疏证》推测是蒲州或绛州，据《全隋文补遗》当作蒲州。(13)

《疏证》在墓志分析方面的细致工作，上文已经说明，但是对个别墓志的分析和判断尚可以做一些必要的修正和补充。下面只是就本人学力所及，提出一些意见：

一、《王企之墓志》：《疏证》根据企之字少及纠正了前人将其名字读为屳之的错误。此方墓志和其他在南京王家墓地出土的墓志一起，提供了有关东晋时期琅邪王氏的婚姻习惯的重要资料，对此日本学者中村圭尔有比较深入的讨论，不妨参考。(14)

二、《杨无丑墓志》：《疏证》注意到墓志中“该般若之玄旨，遵斑（班）氏之秘诫”等语是将佛典与传统女子教育典籍并举。其实还可以注意的是墓志中的“体兼四德，智洞三明”和铭辞中有“行该四德，志达三明”等表达也是同样的意思。这“三明”应该就是《大般涅盘经》中提到的菩萨明、诸佛明和无明明。将儒家要求女性的“四德”与佛家的“三明”相对，这是我见到的最早的例子。这也是可以说明儒佛伦理概念关系的有用例子。

三、《羊祉妻崔神妃墓志》：墓志的铭词中有“韦提多福，护斯□子”，“九鼎难炼，六轮□□”等，都包含有佛教的概念。其中的韦提用的就是《大般涅盘经》等经中经常提到的韦提（Vedihī）夫人的典故。以佛教中的模范母亲来比喻崔神妃，也暗示她对佛教的信仰，所以典故用得妥当。墓志作者显然对佛典有相当的知识，而且对死者有亲切的了解。这可以和史书上提到羊氏一族的女性信佛的事迹合观。(15)

四、《染华墓志》：《疏证》认为该志中提到的冉闵取代后赵而自称魏天王的记载和《晋书·石季龙载记下》《资治通鉴》及《太平御览》所引《十六国春秋》之《后赵录》等的记载不同，在《晋书》《通鉴》等著作中冉闵的称号是皇帝而非天王。但是《疏证》作者没有注意到《晋书》卷八《穆帝纪》中就有“（永和六年）闰月，冉闵弑石鉴，僭称天王，国号魏”的明确记载。所以墓志的记载是很精确的，也说明冉闵沿袭了后赵以来国主自称天王的传统。另外《染华墓志》也提到染华的曾祖名睿。《疏证》认为《晋书》所提到的冉闵诸子中没有包括冉睿。但认为冉睿不见于正史记载的意见是值得重新考虑的，因为《魏书》卷九五《徒何慕容廆传附慕容儁传》中提到了冉睿的事迹：

（慕容儁）进克中山、常山，大破冉闵于魏昌廉台，擒之。闵太子睿固守邺城，进师攻邺，克之。建国十五年，儁僭称皇帝，置百官，号年元玺，国称大燕，郊祀天地。(16)

可见墓志中冉睿的名字不仅是正确的，而且冉睿同时也曾是冉魏的太子。根据墓志所记冉睿担任了前燕的高官可以推断冉睿一定是在慕容儁攻破邺城之后降燕的。据《晋书》的记载，冉闵的幼子冉智也是太子，在邺城被攻破后试图投奔东晋，却被部下所执，送往慕容燕的朝廷。(17)当然冉智有可能是冉睿的弟弟，但智、睿意义相同，所以更可能就是同一个人。

五、《库狄业墓志》：《疏证》注意到该志中将库狄业称为阴山人而不书写州郡籍贯，反映了作为高车人一支的库狄部（正史中均作厍狄）并未随孝文帝南迁的史实。这个看法当然不错，但应该注意的是该族在北朝后期政权中突然变得非常重要，其成员大量进入权力中心。这种情况在东魏北齐的政权中尤其突出。反映这种情况最明显的例子是《资治通鉴》中多处提到东魏北齐的重臣库狄干，同时也可以从70年代末出土的《库狄回洛墓志》中所记载的库狄回洛生平看出这种变化。我认为库狄氏的崛起应该和六镇变乱之后的变局直接有关。六镇中大量的库狄成员随变乱南下并和北魏分裂后的北方东西政权相结合。比如当破六韩拔陵和杜洛周等在六镇起事不久，就有库狄丰乐在朔州反叛。(18)高欢的主要支持者中也包括了库狄回洛和库狄盛等人。(19)西魏北周方面则有库狄昌，情形也很类似。(20)所以库狄业所获得的地位极可能和库狄族的活跃有关。

六、《安伽墓志》：学界对这方墓志的讨论颇多。墓志提到的安伽为“姑臧昌松人”，《疏证》认为姑臧昌松是凉州粟特人较集中的地方。这也许是对的，但是来自西域的安氏自汉末以来都渐渐以姑臧为籍贯，这和佛教名人安世高有直接的关系。所以这里安伽自称的籍贯就和许多域外人士一样，和他实际所自的地点恐怕没有必然的关联。(21)

七、《徐之范墓志》：墓志的最后有如下一段话：

公第四弟之权谯郡太守散骑侍郎卜此葬地，得泰卦后一千八百年为孙长寿所发，所发者灭门。(22)

《疏证》中认为这种表达方式在现有的南北朝隋唐墓志中是仅有的一例，其实在南北朝隋唐的墓葬实践中，在墓志结尾加入类似语句的例子还是有的，《疏证》显然未能注意到赵万里在《集释》中对这一问题的富有启发性的讨论。《集释》所收的《元子邃墓志》，结尾也是：

今葬后九百年必为张僧达所开，开者即好迁葬，必见大吉。(23)

赵万里认为这一类的文字“盖术者厌胜之辞。古人墓志之文多有之”(24)。他还提供了隋唐期间的两个相近的例子，一个是开皇九年赵洪墓砖，结尾有“千七百年为乐受所发”；另一个是建中二年《李府君夫人贾嫔墓志》，结尾有“后一千三百年为刘黄头所发”(25)。我在隋唐墓志中还找到了两例：天宝十四载《苏崇侠墓志》最后有如下的字句：

田石为棺，田石为门户，故勒石铭：

急急如律令：忽有程陆开此墓，必灭程氏。(26)

收入新近出版的《邙洛碑志三百种》的大业六年《李吁墓志》，结尾也有类似的语句。(27)从上引数例可以看出运用这种卜辞的目的按具体的卜算结果而有所不同，有的希望有人将来来迁葬的，也有的是诅咒掘墓之人的。确如赵万里所言，这有厌胜的用途，但是将这种颇为特别的卜辞明确录入墓志很可能具有特殊的宗教上的意义。《苏崇侠墓志》最后的字句很像东汉以来的镇墓文传统的延续。这种传统在南北朝时又演变为与天师道有密切关联的买地券传统。而南北朝医者不仅和占卜关系密切，也和天师道传统信仰联系密切，所以《徐之范墓志》中出现这种言辞是否说明徐氏家族也是天师道的信奉者，从而在墓葬礼仪中采用了这种也许和天师道教墓葬礼仪有关联的表达方式，这都是很有趣味的问题。(28)该志文明确提到负责卜葬的是徐之范的弟弟徐之权，所以负责整个安葬的也应该是徐之权。

八、《李敬族墓志》和《李敬族妻赵兰姿墓志》：在《李敬族墓志》的说明中，《疏证》指出该墓志序文是隋代有名的学者和文士陆开明所作。这个判断是不正确的。该志序文的结尾有如下的说明：

太子洗马河南陆开明，博物高才，誉重当世。德林愿其叙述，敬托为铭。(29)

由此可见，陆开明是该墓志铭辞而非序文的作者。这个序文的作者不是别人，正是李敬族的第二子、隋代的一代文士李德林。同样的情况也发生在《李敬族妻赵兰姿墓志》上。根据该墓志序文结尾的说明，该志的铭辞是隋尚书仓部侍郎古道子所撰。而该志序文的作者不是别人，也同样是李德林。这两方墓志都是李德林为在开皇六年正月卅日将其父母合葬而撰，所以在学术上有非同寻常的价值。

九、《赵龄墓志》：墓志中有赵龄“后任建忠将军左中郎将，于时西域茹茹，侵扰边陲，奉诏与齐王征讨”数语，《疏证》认为这里的西域茹茹并非指柔然，而可能是突厥或费也头。根据墓志的记载，赵龄在战争结束后不久就因功被授予镇东将军、幽州渔阳郡太守、汉阳县开国公的职位和头衔，并不久在天保九年（558）死于渔阳郡太守的任上。所以这次北齐和茹茹之间的大规模的战争无疑就是天保五年北齐和柔然的对抗。这也是北齐文宣帝时期的重大事件。《北齐书·文宣帝纪》中有如下记载：

（天保五年）夏四月，茹茹寇肆州。丁巳，帝自晋阳讨之，至恒州黄瓜堆，虏骑走。时大军已还，帝率麾下千余骑，遇茹茹别部数万，四面围逼。帝神色自若，指画形势，虏众披靡，遂纵兵溃围而出。虏乃退走，追击之，伏尸二十里，获庵罗辰妻子及生口三万余人。(30)

上述记载各个方面都和墓志所提供的线索吻合。这场战役看来是以北齐大胜结束。所以墓志中毫无保留地对该次胜利加以描述，有“奋龙豹之韬，列天地之阵，于是妖寇歼灭，漼若摧枯。献凯旋师，策勋饮至”等句子，这也和正史对战争结果的说辞相合。所以这里的西域茹茹，就是指在柔然可汗阿那环死后其子庵罗辰所率的部众。

十、《元伏和墓志》：《疏证》作者将墓志中其父祖的官爵和《魏书》及其父元鸷的墓志中所列的官爵作对照后指出了元伏和本人的地位不足以使其父祖得到追封，这是正确的。但同时作者又认为《元伏和墓志》中对其父祖结衔的叙述的依据还不清楚。其实这个问题的答案已经可以在《疏证》本身的讨论中获得。那就是元鸷的儿子、元伏和的兄长元大器应是使其父祖的官爵得到追封的人。大器不仅袭华山王爵，而且在北朝政治地位相当高。《疏证》有见地地指出大器之被杀对伏和的仕进不顺可能造成的影响，却未将大器与伏和的墓志中父祖的结衔书写相联系。另外据收入《汇编》的元鸷妻公孙甑生的墓志，公孙嫁给元鸷应是在正光五年（524），当时元鸷已五十岁了，所以《集释》中赵万里先生推测公孙很可能是元鸷的继室。而依据《元伏和墓志》，元伏和出生于北魏孝明帝神龟二年（519），这就完全证实了赵先生的推测，也说明大器与伏和均非公孙甑生所生。这些都是值得指出的。

十一、《陈宣帝夫人施氏墓志》：《疏证》作者为了说明陈朝宗室子弟在隋代的境遇的变化而引用了正史中的资料，指出陈宗室子弟开始重获政治地位的时间是大业二年，原因是隋炀帝对陈后主第六女的宠幸而恩及陈室子弟。这无疑是很正确的判断，而且也纠正了赵万里认为是由于炀帝幸宣华夫人的结果这一判断上的失误。但《疏证》未能引用收入了《集释》中的有关陈宣帝第六子陈叔明和第三十三子陈叔荣的两方墓志。赵万里对这两方墓志都作了说明。墓志中分别提到陈叔明和陈叔荣在大业二年都重新获得了官职。叔明授正五品朝散大夫，并从此宦途顺利。而叔荣则获得内黄县令的任命，这些都是对《疏证》观点的最为具体的证明。(31)

十二、《萧球墓志》：《疏证》据墓志中提到的萧球之父为梁太宰吴郡王，并入隋被封为怀义公这些信息，指出萧球是萧岑之子。这是对的，不过萧球一家的墓志还有不少，特别是萧球的兄长萧瑾墓志，其中的资料正可以和萧球墓志互为补充。该墓志的图版收在《集释》中，赵万里对其家族也有所讨论。(32)比如萧瑾墓志提到：

（萧瑾）及来朝上国，因留藩邸，属荆衡失守，遂尔栖迟，逯（逮）今上嗣业，光隆鼎祚，长秋肇建，正位后宫，以尚近属密亲，乃加旌命，除荥阳郡新郑县令。(33)

萧瑾的墓志正说明志主很可能是和他父亲萧岑一同入隋而被拘留的。而当隋炀帝立萧氏为后之后，他和弟弟萧球一样被授予县令的职位。这种对兰陵萧氏的处理方法和隋朝对陈朝宗室的处理方式非常类似。

三

当前中国史学界对于南北朝时期墓志的价值的了解比二十年前深入许多，可是一般来说考察墓志时的着眼点依然以政治史和制度史的层面为主。近年来开始注重的民族史和中外关系史的研究虽然扩展了墓志研究的范围，但总的研究范围还是有所局限。也就是说学者的关注点还主要在那些实证的方法可以得到运用的层面，而较少触及必须借助史学诠释方法和历史学以外领域的研究取径才能获得的讯息。这些取径包括宗教史、文学史和物质文化的研究等等。如果我们要摆脱将墓志的研究仅仅看作补史的一种途径，而使墓志本身成为史学分析的一种对象，那么我们无论如何应该对墓志所出现的历史阶段的精英阶层的价值取向和书写习惯等方面的性质和演变作深入的推究。所以接下来我想就这几个方面提供一些我个人的观察和意见。

我们首先要关注的是墓志写作的特点和过程，这种关注主要是史学上的而非文学上的，虽说文学上的了解会对我们从史学角度判断墓志的特性很有帮助，这后一点下文还将涉及。作为文体的一种，墓志的出现和广泛应用是中古时代一个很重要的文化现象。学界对南北朝墓志的物质层面诸如形制变化以及和墓葬的关系等多有探讨，(34)但对墓志的书写演变的关心比较少。从东汉到隋唐，墓志作为一种书写方式，其规范和文风的变化最能体现时代风气的转变和社会各阶层各族裔的人士寻求自我塑造（self-fashioning）的过程。所以墓志既是在“盖棺论定”，同时也是在“洗心革面”。甚至有时表面上是在对死者做“盖棺论定”，实际是为了表彰死者的家人。比如《疏证》中所收的《郭定兴墓志》，表彰得更多而且更具体的其实是郭定兴的弟弟，也就是安葬其兄的北魏土木大匠郭安兴。古代的墓志固然不是现代意义上的私人表达空间，但相对于官方的文件和正史来说，却又是一种社会认可的宣扬私人成就的场合，对照墓志和正史列传可以看出中古时代“公”与“私”的表述之间的微妙关系。墓志作为一种书写体裁同时也必须放置于南北朝以来文体观念的演变及其与文化价值观的关系这些框架下来考察。墓志固然体现了社会和文化的价值取向，但是这种体现绝非是单一和直接的，也不是一触即发的。墓志本身作为一种文体也受到文体观念和书写习惯的制约。有些唐代墓志中的标准陈述习惯，如“某年某月葬于某处，礼也”，就是从南北朝后期的墓志中开始出现的。(35)目前魏晋南北朝墓志的数量已经十分可观，有足够的样本可以让我们去寻找其书写习惯形成的轨迹。比如墓志对于不同性别所作出的书写就会有所不同。最明显的例子就是中古的墓志中对女性的宗教取向和实践往往不加遮掩地加以表彰，而相对来说对于男性在这方面的活动描述则要隐晦很多。这当然不表示在实际生活中男性对于宗教的热情比女性低，而更多的是受书写习惯的制约。当然这种书写习惯的背后也隐隐然有某种社会观念的运作。比如上文已经探讨过的都出自隋代大文士李德林之手的李敬族和赵兰姿的墓志就是证据。在李敬族的墓志中说：

公幼有令望，门好儒雅，伏膺文典，过目必记，阴阳数术，经纬群言，探索幽深，尽诣宗极。时燕赵数乱，坟素无遗，公家有旧书，学又精博，大儒徐遵明闻而远至，诣门请友，呼沲之侧，别构精庐，共业同心，声猷俱盛。(36)

只提他儒学和阴阳数术方面的造就，没有涉及他是否信仰佛道的问题，而赵兰姿的墓志里却有下面的记录：

夫人始笄之岁，备礼言归，内外节文，吉凶制度，曲为规矩，合门异之。圣哲遗旨，又多启发，大儒徐遵明时在宾馆，具相知委，常谓学者云：夫人是内德之师。崇信佛法，戒行精苦，蔬食洁斋卌余载，行坐读讼，晨昏顶礼，家业廉俭，财货无余。(37)

墓志不仅颂扬赵氏学佛的虔诚，而且还借大儒徐遵明之口来暗示赵氏成年后信佛是内德的表现。虽然李敬族的墓志里未提他是否信佛，徐遵明也只是因为儒学上的志同道合才和敬族相过从，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得出李敬族不信佛的结论。正如上文已经说明，这两方墓志非但出于同一人之手，而且作者李德林是精英文化的代表性人物，所以就更说明作者对男女的侧重不同在哪里。

研究者应该多关注南北朝墓志在制作过程上有何异同，相互之间的影响如何等等。《疏证》讨论南朝《黄法氍墓志》时，就指出南朝后期王公墓志的志文和铭辞往往由不同的人来书写，这个意见无疑是正确的，比如南京北郊出土的《萧融墓志》就特别说明其铭辞是由任昉所写。《王宝玉墓志》也指明有名文士鲍行卿是铭辞的作者。(38)现存的《江文通文集》中收有数篇“墓志文”，其实都是铭辞而非志文。《艺文类聚》中所录的南朝墓志文辞，绝大部分也是铭辞。这明显表示铭辞在南朝的墓志文字中的特殊地位，所以作者值得特别标明，而序言部分则是如何变得愈加重要并愈加富有文采了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思考的问题。(39)又例如在讨论《黄法氍墓志》时，《疏证》通过和《陈书》中的《黄法氍传》加以对比，认为该墓志的修撰过程中使用了秘书省史馆机关原有的史传资料，而且这种资料与后来《陈书》中的传记具有同源关系。《疏证》并应用其他的例证来指出：

南朝由朝廷出面营葬的王公贵族，其墓志的撰写一般也就是由秘书省诸著作或相关人员来承担，这些人所依据的资料，只能是秘书省原有的档案（名臣传、功臣传之类），所以在名号、称谓、生平等等方面，是符合有关规定的，这与北朝墓志很不一样。(40)

这样的意见对我们理解南朝高级官僚墓志资料的来源很有帮助，不过北朝的情况还需要更多更全面的研究才能下定论。我的印象中北魏王公的墓志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果我们将北朝王公的墓志和正史中他们的传记做仔细的比较，那么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就会有更确切的理解。还有，中古墓志的基本风格在东晋作家的手上可以说已经成型，这一点从收在现存的《文馆词林》中的东晋孙绰等人的碑铭作品可以看出。(41)但是北朝社会对于墓志的重视是不言而喻的。例如，以现存的南北朝文人的文集而言，庾信留下的墓志文字远远超过任何其他作者，文学质量也特别高。但值得注意的是这些文字全部是他到关中后替宇文周的达官命妇所写。墓志的书写在北朝社会究竟发生了哪些变化，这对我们理解墓志本身的演变很关键。《疏证》就提醒我们《殷伯姜墓志》是以殷氏子女的口吻写出，这是墓志写作的新倾向。(42)其他方面的新倾向还有哪些很值得细细考察。从体裁的角度而言，同样是墓志文字，神道碑和墓志铭在写作上的联系和差别也很值得推敲。在这方面一个值得注意的例子是《疏证》里收入的北周《田弘墓志》。与之对应的有庾信所作的《周柱国大将军纥干弘神道碑》。《田弘墓志》虽然不如庾信所写的神道碑来得辞气丰赡，但是也相当典雅，而且使用了有庾信特色的四六隔句对仗的写法。有学者认为这两篇文字都出自庾信之手，但这种可能性是很小的，因为从唐代的情况来看，同一个人的神道碑和墓志铭一般都由不同的人来写。按惯例，唯有地位很高的官僚才能有神道碑，而且往往是朝廷出面让重要的文臣命笔。北周的情形应该类似，所以庾信既已撰田弘的神道碑，那么田的墓志铭应该是另一位作者所写。

虽然受到书写习惯的制约，墓志的制作至少在北朝社会成了一种社会上层普遍注重的文化活动，所以墓志终究是了解这一时期精英阶层中“关键的多数”（critical mass）的社会意识、文化心态和自我期许标准的一个比较直接的风向标。学界对墓志中的这些方面也应该像对政治制度和人物事件等等的记录同样敏感。上文已经提到的对中古妇女宗教信仰的表彰就是这些方面之一，这种书写习惯从北朝的墓志中已经有了端倪，除了上面提及的几方墓志外，《韩贿妻高氏墓志》《薛慧命墓志》《杨敷妻萧妙瑜墓志》《李静训墓志》等墓志也都提到了贵族女性信佛的虔诚。(43)与这一情况类似的是在北朝墓志中，对于贵族和士族妇女的文化素养非但不加贬抑，相反还常作为一种身份资本来加以彰显。我所见到的包括此类信息的女性墓志就包括《汇编》中所收的《石婉墓志》《王普贤墓志》《冯会墓志》《冯迎男墓志》《王僧男墓志》《冯邕妻元氏墓志》《韩贿妻高氏墓志》《薛伯徽墓志》《元纯陀墓志》和《疏证》中所收的《宋灵媛墓志》《王士良妻董荣晖墓志》等等。(44)像北魏的《高猛妻元瑛墓志》，将学问和对佛道信仰作为志主的两项个人的成就而相提并论。称赞元瑛：“加以披图问史，好学罔倦，该柱下之妙说，核七篇之幽旨，驰法轮于金陌，开灵光于宝树。”(45)上述这些例子包括不同种族背景，她们墓志中这种对学问和宗教的强调是受了南朝社会的影响还是在北方的环境下自我发展出来的，对我们了解北朝社会的风气很关键。

中古的墓志对于高门的生活理念、文化事业及其成员自我形象的维持值得现代研究者注意的点很多。北朝的墓志中弘农杨、京兆韦、赵郡李、闻喜裴、博陵崔等大族成员的墓志相当集中，这为从北魏到唐代初期这些大族如何建立和转化自身身份（identity）的过程提供了比其他记载更直接和细微的证据。比如韦彧的墓志里几处都强调为朝廷草拟诏书所具有的重要性，比如提到韦彧在永平年间被任命为散骑侍郎，负责草诏：

秋，拜散骑侍郎，优册雅言，谟明盛辰。□（或为“飞”）章符檄之文，蔚万古以葳蕤；军国诏告之翰，□（当为“历”）千祀而昭晰。(46)

到了唐代，草诏成了“文”和“清”的象征，也是对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精英的最高期许，而这方墓志中就已将这些倾向表露得很彻底了。又比如《裴良墓志》中有关裴良撰写《宗制》的缘起也颇值得留意：

君尝以季叶浇替，骨肉世疏，九族斯穆，事光圣典，实欲驱末反本，化薄还淳。乃于五服之内，著《宗制》十卷，使夫后生稚识，知在宗之为重，少长晚辈，悟收族之有归。散花萼于常棣，飞鹡鸰于原野，规模弘远，有可观焉。今则行于宗族，以为不刊之训。(47)

这段话叙述了志主为了强调宗族的秩序，撰写了《宗制》十卷。虽然该著作的失传使我们无从得知《宗制》的具体内容，但从著作的标题和墓志提到的这一著作产生的目的是要“驱末反本，化薄还淳”，而且“行于宗族，以为不刊之训”来判断，这更应该是中古士族制定的家礼而不是谱牒。《隋书经籍志》史部中记载了相同时期出现的一些杂礼书，比方说北齐李穆叔的《赵李家仪》。这部著作在性质和内容上应该与《赵李家仪》比较接近，或许都是这一时期北方大族努力通过制礼的方式来确保其家族完整的产物。这些作品也影响到唐代的家礼、家仪一类著作的产生。(48)

中古士族阶层的自我塑造并不仅仅停留在德性和学养等可以培养的层面，他们也同样强调某些与生俱来的素质，比如形体外貌上的魅力，墓志正是强调这种素质的重要场合。比如隋《李椿墓志》里面描述李椿是“平叔之面，与粉不殊；夷甫之手，与玉无别”(49)。北周《独孤藏墓志》中也提到志主“美须髯，好容貌。平叔食饼，未足比伦；安仁掷果，尤为惭德”(50)。何晏、潘安和王夷甫都以肤色洁白、面容姣好著称，他们的那种柔性的美有明显的女性化倾向。上述引文中提到的何晏食饼和王夷甫的素手都是对这种美作夸张描述的故事。而故事通过像《世说新语》这样的著作而广为流传，使他们成为南朝士族心目中男性美的代表。这和北朝社会一般强调以男性魁伟的身躯和威严的仪态为美在趣味上有明显的区别。独孤藏和李椿恰恰都是北方的盛族，他们墓志中出现的这种描述绝非偶然，这显示了北方的一些大族的成员在北朝后期已经开始接受南方士族社会的某些审美标准。

最后需要说的是，南北朝墓志对这一时期文学发展的影响也是一个受到忽略的课题。但墓志的写作是一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所以对了解文学与社会的关系有特别的帮助。虽然这一时期的墓志，绝大多数都没有留下作者的姓名，但我们却依然可以从墓志的写作中观察出一般文学的质量和南北方文学的交互影响，这一点对于北朝文学尤其重要。当代对南北朝文学的研究重点几乎都在南朝，虽然有些像曹道衡这样的优秀学者也将研究的目光转向北朝文学，但迄今为止我还没有看见有哪一种讨论北朝文学的著作将北朝墓志作为其考察的对象，这是非常可惜的，因为这无形之中将大批能代表社会精英阶层文学趣味的作品样本弃之不顾。这或许和中国文学史的研究取向和文学观有关。这种研究仍然过多着眼于所谓的经典性名家名作，而且对于何谓文学采取一种以能否抒发个人情感为标志的现代观念。就像近年来葛兆光针对以经典和精英为主的思想史的弊病提出要写一般知识、思想与信仰世界的历史，文学史家也应该关注贴近社会精英大众的一般文学实践的历史，这样才能将一个时代的文学理念和趣味的具体应用勾勒出来，而且也可以反过来大大加强我们对名家作品的历史感的把握。还是以庾信作为例子，他所带来的藻丽文风对北朝的墓志写作是很有影响的，但同时从他的墓志也可以看出北朝所看重的宏壮风格对他的影响。其实北朝到隋代的墓志的写作风格变化对于唐代带有公众性意义的文字诸如碑铭之类是有关键影响的，所以要知道崔融、张说一类唐代的名写手的风格是如何产生的，北朝墓志的文学分析应该可以带来诸多启发。

即便纯粹从文学水平的角度而言，现存的北朝墓志中也不乏精彩的文字。比如篇幅较长的《元乂墓志》就是一例。而《元显墓志》中描摹志主的生活是“工名理，好清言，善草隶，爱篇什。及春日停郊，秋月临牖，庭吟蟋蟀，援响绵蛮，籍兹赏会，良朋萃止，式敦醑，载言行乐，江南既唱，豫北且行，诗赋去来，高谈往复，萧然自得，忘情彼我”(51)，语句很清新。有的文字则遒劲而有感召力，比如隋代的《苏慈墓志》就有“发西山制胜之众，挫东嬴（瀛）乞活之军”(52)这样用典浑然的警句。从文学的创造性来说，收入《疏证》的墓志最让我印象深刻的是北齐的《李祖牧妻宋灵媛墓志》，请看其中写志主宋灵媛的一段：

夫人远禀庆灵，近钟世德，芬芳袭物，光彩映人。纵使朝霞暮雨，比方南国，莲灼苕华，弗能加美。兼以窥案图史，规模保傅，六行四德，不肃而成。织纴绮绘之巧，组络之妙，自擅婉娩之功，无愧葛覃之旨。卒能牢笼众媛，仪范庶姜，秦晋匹也，钦我令淑。良人言求宋子，乃疲十驾；夫人爰适华庭，卒登百两。及结缡成礼，齐眉展敬，闱壶之内，风教穆如，上下悌恭，中外彝序，共沐仁恩，俱仰慈则。房中牖下之奠，苹藻荇菜之虔，肃展清祠，祗奉赞祼。至于比兴鹦鹉，缘情芍药，皆能掩映左嫔，吞含蔡琰。故柔闲用显，贞顺克修，初为梁鸿之妻，终成文伯之母。(53)

这段文字能自如地驱遣当时一些形容女子才德的典故而不落俗套，文句错落有致，温婉的笔调中带着情感，有一唱三叹之美，可以说让一位风致、才情和品德兼具的大族女性的形象跃然而出。现存南北朝作家的作品中，唯庾信为妇女所写的墓志最多，但《宋灵媛墓志》的水平比起庾信的同类作品有过之而无不及。北朝墓志文学价值的不容忽视也由此可见一斑。

以上的这些申论，无非是对日后南北朝墓志的研究提供一些方向性上的初步建议。这些建议的方向是使墓志成为一种独立而非孤立的史学考察对象。使我们对其功能及其蕴涵的时代特征有一种比较细腻而周全的把握。如果说这种整体性的工作还有待于加强的话，那么《疏证》的工作已经为之做了很好的准备。以现代史学方法为归旨的中古墓志研究毕竟是个很年轻的领域，需要更多具备史学眼光的研究者加入，而《疏证》也为训练未来南北朝史的研究生如何处理墓志提供了一种很难得的教材，因为研究生可将其中的墓志当作习题来分析，然后再对照《疏证》作者的工作，无论这种对照的结果是为新的发现而欣喜还是为缺乏《疏证》所具有的敏锐而惭愧，都将向我们证明此书经久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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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集释》卷六，56页反。可是早在《集释》出版以前，周一良先生在《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一文中就对《刘玉墓志》有深入讨论。该文首刊于《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20本，载于其著《魏晋南北朝史论集》，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190—214页。

(2) 见唐长孺《跋敬使君碑》，载唐长孺《山居丛稿》，中华书局，1989年，110—118页。这一点承友人胡宝国提示。

(3) 《疏证》作者罗新作有《跋北齐〈可朱浑孝裕墓志〉》，《北大史学》第8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135—151页。

(4) 有关徐氏家族的讨论还见于范家伟《六朝隋唐医学之传承和整合》（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4年）。范著对徐之才、徐之范生平的讨论没有参考墓志资料，但其重点基本在于徐氏一门的医学贡献，所以仍然可以和《疏证》相互补充。赖非《齐鲁碑刻墓志研究》（齐鲁书社，2004年）一书中对徐之才等人的墓志也作了考订，但相当粗略，见该著268—280页。

(5) 《疏证》，107页。

(6) 参见罗新《新见北齐〈丰洛墓志〉考释》，载殷宪编《北朝史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165—183页。

(7) 赵君平编《邙洛碑志三百种》，中华书局，2004年，50页。

(8) 《疏证》在对王士良及其妻董氏的说明中都提到有将王德衡的墓志收入，但实际却漏收。同时也误认王德衡为王士良之子。王德衡、王士良和董氏三方墓志的录文都刊载于《中国北周珍贵文物》，陕西人民美术出版社，1992年。

(9) 在往复学术网站上的有关《疏证》的讨论中，有的网友就已经指出这一点（http://wangf.net/vbb/showthread.php？s=&threadid=20751）。

(10) 对《申洪之墓志》的讨论见殷宪《一方鲜为人知的北魏早期墓志》，载《北朝研究》1998年第1期，49—52页。《于昌荣墓志》录文见赵振华、梁锋《北魏于昌荣墓志》，载《河洛史志》1999年第1期，31页；又朱绍侯《〈北魏于昌荣墓志〉研究》，载赵振华编《洛阳出土墓志研究文集》，朝华出版社，2002年，282—290页。

(11) 《王宝玉墓志》的录文图版和研究可见邵磊《南齐〈王宝生墓志〉考释》，初刊于《文献》2003年第4期，收入氏著《冶山存稿》，凤凰出版社，2004年，151—155页。

(12) 见《全隋文补遗》，三秦出版社，2004年，276页。比较《疏证》和《全隋文补遗》的录文，有些字在《疏证》中有而在《全隋文补遗》中没有，或《疏证》不误而《全隋文补遗》误的。

(13) 《全隋文补遗》，222页。

(14) 见中村圭尔《墓志铭よりみた南朝の婚姻关系》，收入氏著《六朝贵族制研究》，东京：风间书房，1987年，399—417页。

(15) 《北齐书》卷四三《羊烈传》称“烈家传素业，闺门修饰，为世所称，一门女不再醮。魏太和中，于兖州造一尼寺，女寡居无子者并出家为尼，咸存戒行”（中华书局，1972年，576页）。《北史》卷三九《羊烈传》（中华书局，1974年）同。

(16) 《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2061页。

(17) 《晋书》卷八《孝宗穆帝纪》，中华书局，1974年，198页；卷一〇七《载记》，2797页。

(18) 《魏书》卷九《肃宗纪》，243页。

(19) 见《北齐书》卷一九《厍狄回洛传》和《厍狄盛传》，254—255页。

(20) 见《周书》卷二七《厍狄昌传》，中华书局，1971年，448—449页；《北史》卷六五《厍狄昌传》，2312页。

(21) 关于昭武九姓的安姓人士在中古时代的世系和活动，可以参看Antonino Forte，The Hostage An Shigao and his Offspring，Kyoto，1995。虽然该书将来自波斯的安世高和昭武九姓中的安姓混为一谈，但是对于安姓的谱系形成的研究还是可以参考一下。

(22) 《疏证》，357页。

(23) 《集释》，图版577。

(24) 《集释》卷一一，113页下。

(25) 《贾嫔墓志》的录文见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下，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年，1825页。

(26) 周绍良、赵超编《唐代墓志汇编续集》，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662页。

(27) 《邙洛碑志三百种》，48页。

(28) 日本学者近年来对于从汉代到南北朝的镇墓文和买地券作了不少研究，但没有留意这一特殊的表达卜卦的方式及其与买地券等传统的可能关联，见阪出祥伸《冥界野の道教的神格——“急急如律令”をめぐって》，载《东洋史研究》第62卷第1号（2003），75—96页。

(29) 《疏证》，375页。

(30) 《北齐书》卷四，58页。

(31) 两方墓志的拓片分别见《集释》图版459及图版609之二，说明见卷九，99页反；卷一一，118页正。《陈叔荣墓志》录文又见《全隋文补遗》，289—290页。

(32) 见《集释》卷九，101页。

(33) 同上书，图版473之二。

(34) 比如赵超所著的《古代墓志通论》（紫禁城出版社，2003年）一书，有专门章节探讨南北朝墓志的形制。

(35) 比如梁《萧融墓志》《于景墓志》和北齐《宇文诚墓志》，均载《汇编》，25—26、197、444页。

(36) 《疏证》，374页。

(37) 同上书，379页。

(38) 邵磊对此有所讨论，认为整个墓志似都应出鲍行卿之手，但也不排除鲍只是铭辞部分的作者。见氏著《南齐〈王宝生墓志〉考释》，153—154页。

(39) 程章灿在他的《墓志铭的结构与名目》一文中，对这些方面的问题有很不错的讨论，可以参看，该文载氏著《石学论丛》，大安出版社，1999年，13—20页。他指出《文心雕龙》的评论涉及《铭箴》《诔碑》和《哀吊》，却未及墓志，这是因为墓志作为一种丧葬体制与新兴文体尚未形成较大的影响。“如果《文心雕龙》晚出二百年，墓志很有可能会取代‘箴’或‘诔’，而成为刘勰文体论的重要一章，同时，对‘铭’之意义体格和功用，他也一定会作出全新的解释。”（《石学论丛》17—18页）这当然是个假设性的看法，而且刘勰文论的倾向是比较保守的，但也值得考虑。

(40) 《疏证》，47页。

(41) 许敬宗编、罗国威校正《文馆词林校正》卷四五七，中华书局，2001年。该卷中收入的孙绰、张望等人所作的碑铭实际就是神道碑。

(42) 《疏证》，109页。

(43) 《汇编》，153—154、214—215页；《疏证》，526、547页。

(44) 《汇编》，55—56、69—70、84—85、123、124、128—129、153—154、174、261—262页；《疏证》，216—218、255—257页。

(45) 《疏证》，118页。

(46) 同上书，129页。

(47) 《疏证》，200页。

(48) 见兴膳宏、川合康三著《隋书经籍志详考》，东京：汲古书院，1995年，355页；又吴丽娱《唐礼摭遗——中古书仪研究》，商务印书馆，2002年，39—40页。

(49) 《疏证》，434页。

(50) 同上书，296页。独孤藏的父亲独孤信在《周书》上有传，称其“美容仪。（中略）好自修饰，服章有殊于众，军中号为独孤郎”。（《周书》卷一六《独孤信传》，263页）可见这种重视容仪的特点在独孤父子间的沿袭。

(51) 《汇编》，360页。

(52) 《集释》，图版409。

(53) 《疏证》，216页。据罗新先生告知，其中“奉晋匹也”当作“秦晋匹也”。“秦晋之匹”是当时墓志中讲到婚姻时常用的典故。又“良人言求宋子，乃疲十驾；夫人爰适华庭，卒登百两”数句，《疏证》的标点有误，此处引文已改正。

附录：西方唐史研究概观

西方学术界的唐代史研究，作为一个独立而成熟的领域，大概迄今只有半个多世纪的光阴。但在这段不算很长的时间内，各方面成果的累积也已相当可观，产生的影响亦超出了西方学术圈的范围。因此要在本文简短的篇幅内对这些成果做一个全面而深入的评述，是难以实现的目标。不过那种面面俱到的介绍也许并无必要。近十年来，中国学界对于西方中国古史研究工作的介绍和了解已非往昔可比，网络时代的便利更使掌握海外研究信息成为一件容易办到的事，因此，在这篇文字里，我只想就个人关注所及，有所侧重地对西方的唐史研究做一个回顾。这一回顾当然是带有个人观感的解读，但这样做的目的是尽量避免和许多业已存在的介绍性文字产生无谓的重复，同时也希望在一些层面上能谈得略微深入，介绍成果之余，还能稍稍分析一下这些成果的学术脉络以及对当下研究的影响，为中文唐学界提供一些更具体的参照对象。我还必须说明的是，《北美中国学》是以介绍北美地区的中国学研究为宗旨，但就唐代史而言，许多最卓越的贡献是由欧洲特别是英国的学者做出的，如果将这些学者的成果排除在外，那么就难以呈现唐史研究发展的整体轮廓和期间的脉络。所幸的是，西方绝大多数重要的唐史研究成果是用英文发表的，所以我在本章里的讨论也集中在英文的著述上，至于用其他西方语言发表的重要唐史论述，除非与这些英文著述在学术史上有着要紧的关联，一般我都不涉及，以免枝蔓。(1)同时为了行文的可读性，不少很有价值的研究论述也只在注释里提到和讨论，这些都希望读者能够谅解。

唐史研究的奠定期（1950—1970）

作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史学领域，西方唐史研究的奠定时期是从50年代中期到60年代中期这十年间，两部专著的先后出版标志着这一领域真正开始形成。第一部著作是1955年出版的蒲立本（Edwin G. Pulleyblank）的《安禄山反叛的背景》（The Background of the Rebellion of An Lu-shan）。第二部是崔瑞德（Denis C. Twitchett，又译作杜希德）的《唐代财政管理》（Financial Administration under the T'ang），初版于1963年，1970年又出了修订增补版。在《安禄山反叛的背景》出版之前，欧美汉学研究著述中和唐史直接有关的专著很少，法文著作中比较重要的有沙畹（Edouard Chavannes）的《西突厥史料》（Documents sur les Tou-kiue［Turc］Occidentaux），戴何都（Robert des Rotours）译注的《新唐书》中《选举志》《百官志》和《兵志》等部分，(2)白乐日（Étienne Balazs）关于唐代经济社会史的系列论述和戴密微（Paul Demiéville）的《吐蕃僧诤记》（Le councile de Lhasa）等。(3)英文著作中值得一提的有宾板桥（Woodbridge Bingham）的《唐朝的创建》（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The Fall of Sui and Rise of T'ang），费子智（C. P. Fitzgerald）的《天子李世民传》（Son of Heaven：A Biography of Li Shih-min，Founder of the T'ang Dynasty）和亚瑟·韦利（Arthur Waley）的《白居易的生平及其时代》（The Life and Times of Po Chü-I 772-846 AD）。这些著作虽然对日后唐史的研究有不同程度的影响，但除了白乐日的论述，其他著作对唐史研究风气的造成基本都没能产生决定性的推动作用。20世纪前半期重要的东方学杂志也甚少刊载唐史课题的文章。《泰东》（Asia Major）曾在1949—1950年和1952年分两期登载过J. K. 赖德奥特（J. K. Rideout）关于唐代宦官制度发展的论述。(4)而历史悠久并占据20世纪前期西方汉学中心位置的《通报》（T'oung Pao）杂志则更是忽视唐史的研究。《通报》登载的第一篇真正讨论唐史课题的文章是1927年第3/4期上戴何都关于唐代地方行政职官体系演变的长篇研究。(5)而二十五年后《通报》上才出现了第二篇唐史的论文，作者仍是戴何都，内容也属制度史的范畴，是关于唐代节符的研究。(6)《哈佛亚洲学报》（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简称为 HJAS）的情况略好，但也谈不上重视。(7)

蒲立本和崔瑞德著作的问世才促成了严格意义上西方唐史研究风格的形成。这两部著作不光有对相关历史记载做精细的考证和解释，还有着整体关照和纯熟的史学分析，说明这两位学者不再是只注重局部的专题研究者，而是对唐代的史料和历史问题有着通盘掌握和认识的学人。蒲立本的著作以安禄山反叛前夕的唐代政治和制度的变化为考察对象，有不少透辟的议论。比如他特别关注安禄山的粟特背景，并指出唐代语境中的“胡”特指粟特、和阗等中亚印度伊朗语族。早在汪篯的类似论述发表之前，蒲立本就强调唐代8世纪前期政治中门阀与文士两大集团的紧张关系。在这部著作里，蒲立本吸取并回应了当时中日学界的许多研究成果，他尤其重视陈寅恪的两部名作的论点。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虽然比《安禄山反叛的背景》要晚出数年，但从1954年起，崔瑞德就发表了大量有关唐代经济政治与社会的文章和书评，其中很多都属于导夫先路的作品和观点，也使他成为继白乐日和杨联陞之后西方最重要的中国中古社会经济史家。(8)《唐代的财政管理》讨论了土地制度、税收制度、专卖、转运制度和财政管理五个方面，每章都有详尽的注释，而在不长的正文篇幅内，对这几个头绪纷繁的层面的变化做了清晰而精确的描述，显示了不同寻常的综合能力。这部著作也对东亚学者特别是日本学者的论述做了详尽的征引。(9)对日本学者研究的利用是使崔瑞德著作超越白乐日论述的关键之一。(10)崔瑞德是英美学界中最早利用敦煌文献来研究唐代社会和经济的学者。这一方面是因为他从仁井田陞等日本学者那里接受了敦煌文献的良好训练，另一方面也受到了谢和耐（Jacques Gernet）等法国汉学家的影响。1956年谢和耐的成名作《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Les aspects économiques du bouddhisme dans la société chinoise du Ve au Xe siècle）在河内出版，和崔瑞德的《唐代的财政管理》一起成为西方研究中国中古社会经济的最重要的参考书。(11)虽然《唐代的财政管理》本身并未包含对敦煌经济文书的考察(12)，但他这期间发表的文章里有不少利用了敦煌文书来考察唐代的经济现象，比如《有关唐代灌溉事业的几点意见》（Some Remarks on Irrigation under the T'ang）一文就得到杨联陞的高度赞扬，认为其结论的意义已超出唐代的范围，触及了古代公共工程中国家与社会的关系的本质。(13)

蒲立本、崔瑞德的研究工作，从一开始就将唐史放置于中国社会演变的整体框架中加以考察，所以他们的研究选题常常有着较长时段的考量，而且也注重方法的思辨。早在1951年，蒲立本在他的剑桥中国史讲座就职演说中，就立场鲜明地反对将西方历史发展阶段套用到中国史的发展上去。他特别批判了内藤湖南（Naitō Konan）的中世近世演变说和郭沫若的马克思主义色彩的上古史研究。(14)1966年崔瑞德在英国最知名的主流史学杂志《古今史刊》（Past and Present）上发表了《七到十世纪的中国社会：论敦煌文书及其意义》一文，指出在学界意识中，中国史撰传统的悠久常被认为是中国史研究的优势所在，其实未必如此。中国传统史撰反映的面相往往狭窄，而且是意识形态塑造下精心编织而成的产物，书写越有条理，内在逻辑越是一致，离真实情况也常常越远。如果想要了解县以下的中国基层社会是如何运作的话，就必须穿透官修史撰所造成的“那面宏大而单一的织物（monumental and monolithic fabric）”，因此具有原始资料性质的敦煌吐鲁番文书是极少数能真正辅助我们窥见当时社会图景的窗口。这些材料既挑战了当代研究者对古代政府管理能力的种种预设，也让我们认识到中古租佃经济关系等方面的复杂性。(15)

《安禄山反叛的背景》和《唐代的财政管理》这两部著作发表时，蒲立本和崔瑞德都在英伦最重要的学府担任中国史讲座，但之后都陆续来到北美的重要学府任教，称他们是北美唐史研究的重要推动者绝不夸张，在这一点上后来负责《剑桥中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编撰的崔瑞德起的作用尤为关键。在《安禄山反叛的背景》出版前后，蒲立本还发表了多篇有关唐代思想和史学的论文。(16)但是从60年代起，蒲立本的研究兴趣也日益转向中古语言学的研究，70年代中期之后几乎不再发表唐史范围的论述，但他尝试研究的唐代政治思想和史学方面的课题得到崔瑞德、麦大维（David McMullen）等学者的进一步拓展，成为西方唐史研究中的强项之一。

除了蒲立本和崔瑞德，五六十年代还产生了一位唐代文化史研究的代表人物，他就是爱德华·谢弗（Edward Schafer）。谢弗在这期间发表了大量有关异域文化和物质如何影响唐代中国的论文。(17)他的两部代表作《撒马尔罕的金桃：唐朝的外来品研究》（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和《朱雀：唐代文献中的南方意象》（Vermil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都出版于60年代。(18)这两部作品给人的感觉就像它们所探究的对象那样五彩斑斓，里面既有伯希和（Paul Pelliot）式的渊博，也有文化史家的敏感。这些作品使谢弗成为从早期汉学的博雅传统转入到现代式的文化史研究的关键人物。《朱雀》一书探讨了唐代生活和唐人想象中的南蛮地域的土著、自然景观和风俗，谢弗的笔触轻灵而充满温情，将文学解读的细致和敏感与史学描述的严谨融合在一处。我个人觉得这部书勾勒出的历史景观比《撒马尔罕的金桃》更显得完整，方法上也更有创意。在英文世界，谢弗大概是拥有读者最多的一位西方唐代文化研究专家。他作品的学术价值自然不容低估，但其影响的造成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他着眼的对象往往是唐代文化中华丽和奇幻（exotic）的面相，颇能强化一般西方人心目中代表丝绸之路的唐代中国的固有的浪漫形象。谢弗那种打通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取径对日后研究中古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也有深远影响，只是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运用得如此得心应手。

60年代还产生了两部重要的唐五代藩镇的研究著作，一部是王赓武（Wang Gungwu）的《五代时期北方中国的权力结构》（The 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19)另一部是1966年查尔斯·彼得森（Charles Peterson）在华盛顿大学完成的博士论文《安禄山反叛之后东北地区的藩镇割据》（The Autonomy of the Northestern Provinces in the Period Following the An Lu-shan Rebellion）。王赓武的著作探讨了唐末北方政权交替下藩镇的形势和结构变化，以及节度使制度在五代时期逐渐解体、节度使的地位被中央官僚和禁军等取代的过程。该书将制度的变化放置在政治的变化中考察，对史料有细腻的梳理，条理也清楚。彼得森的论文是唐史学界第一部对唐代后期河北三镇的统治结构作系统考察的专著。他的研究深受日本唐史大家日野开三郎（Hino Kenzaburō）关于唐代藩镇论述的影响，倾向于从军人职业化的角度去考察河北藩镇割据的根源，以及河北藩镇与朝廷的复杂关系，而不是陈寅恪等的胡化观点。虽然在构架和细腻上比王赓武的著作逊色，但也是一部优秀的论文。遗憾的是这部论文始终未能修改出版，不过其中一部分的精华十多年后在彼得森为《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所写的章节中得到了体现。

这段时期的成果里特别值得一提的至少还有数种唐代重要文献的译注。1955年赖世和（Edwin O. Reischauer）出版了圆仁《入唐求法巡礼行记》的译注和研究。(20)这是《入唐求法巡礼行记》所有文字中第一个完整的译本。(21)作者是日本史的专家，赖世和这方面的素养使他能为唐史研究者提供许多来自日本文献的资料。他的两部著作中，译注篇的工作尤其细致，使其至今还是这部重要的中古史料的经典参考著作。1962年，已年届七十的戴何都发表了姚汝能《安禄山事迹》的译注。崔瑞德指出这是西方第一部对唐代笔记野史加以仔细考察的著作，而且译文甚佳。在这部著作之后，戴何都又完成了《北里志》的译注，工作同样细致。(22)

成熟期（1970—1990）

从70年代初到80年代末，欧美的唐史研究进入真正的成熟期，各方面的进展都很显著。即便和唐研究传统最为悠久的日本相比也不遑多让，这一点不仅在史学领域内是如此，在文学和宗教等其他领域也是如此。这些领域之间的交互影响和合作也在加强。许多在芮沃寿（Arthur Wright）和崔瑞德等学者培养下成长起来的学者已纷纷在各自的课题上发表有影响的著作。就史学研究而言，首先应该提到的是两种著作，一是1973年出版的论文集《唐代概观》（Perspectives on T'ang，New Haven：Yale University Press），二是由崔瑞德主编的《剑桥中国史》（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的第三卷，即隋唐史卷。即便以三十多年之后的眼光来看，由芮沃寿和崔瑞德合编的《唐代概观》依然是西方出版的唐代史研究论文集中最佳的一种。其中收入的文章并不囿限于史学的范围，也包括了宗教和文学的重要课题，但以史学论文最见功力和前瞻性。论文涉及的课题在当时大都是相当新颖的，有些甚至连唐史传统很深的日本学界也未曾触及。比如崔瑞德的论文《唐代统治阶层的组合——以敦煌文献中的新证据为中心》（The Composition of the T'ang Ruling Class：New Evidence from Tunhuang）根据贞观氏族志等材料提出唐代社会精英分为全国性郡望和地方郡望两个层次的观点，对日后唐宋社会阶层流动的研究都有影响。(23)彼得森的《中兴的完成——论唐宪宗和藩镇之关系》（The Restoration Completed：Emperor Hsien-tsung and the Provinces）第一次对宪宗厘定藩镇问题的政策和行动做了综合性的探讨。王赓武的文章《唐代政治中的长江中游地区》讨论唐代中后期政治经济格局中荆南等长江中游藩镇的意义，迄今仍是这方面最为精审的论述之一。《唐代概观》的一个显著特色是有很强的国际学术意识，许多论文吸收了当时东西方唐史研究的各类成果，比如魏侯玮（Howard Wechsler）关于唐初党争的论文，麦大维的《八世纪中期的史学和文学理论》（Historical and Literary Theory in the Mid Eighth Century）和王赓武的论文都引用了陈寅恪的论著。(24)《唐代概观》还收入了当时日本敦煌学界的新起代表人物池田温（Ikeda On）的论文《唐代户籍及有关文件》（T'ang Household Registers and Related Documents），将他籍帐方面的最新研究介绍给了西方学界。(25)

《唐代概观》出版之后，由约翰·佩里（John C. Perry）和巴德维尔·史密斯（Bardwell L. Smith）合编的《唐代社会论集》（Essays on T'ang Society）也在1976年在莱顿出版。这部论丛的规模远不如《唐代概观》，只收入了五篇论文和一篇书目介绍。其中蒲立本的《安禄山叛乱和晚唐中国的周期性武人化》（The An Lu-shan Rebellion and the Origins of Chronic Militarism in Late Tang China）可以说是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唐史论文。《安禄山反叛的背景》一书未涉及安史事件本身的过程，所以这篇文章应该算是一个弥补。文章叙述安史之乱的过程及其引发的唐后期武人化（militarism）的意义，但就分析而论，却不如同时期出现的彼得森、王赓武等讨论藩镇结构的论述来得有深度，这正可说明欧美唐史研究质量提升的迅速。我个人觉得这本论文集中至少有两篇至今仍然重要的文章，一篇是崔瑞德的《唐代藩镇自主的各类型态》（Varied Patterns of Provincial Autonomy in the T'ang Dynasty），作者认为唐代后期的地方行政，大致可分为四大区域，每个区域都有其相应的藩镇类型。这四大区域即河北、西北、河南北部和以江淮为代表的南方地区。河北基本呈现自主（autonomous）状态，但河北诸镇皆有各自的利益，整体上难以形成对朝廷的致命威胁。西北边防重地，但财政上却仰赖中央供给，军事上则受禁军的制约。河南军事化严重，但处于河北独立藩镇和朝廷直接控制地域的中间地带，兼有拱卫唐朝核心地带和监督漕运之使命，但性质很不稳定。江淮则是唐廷控制最有效的地区，而且是财赋来源，所以对于唐朝来说，江淮动荡所造成的威胁远比河北藩镇的割据来得致命。这篇文章在这些分类的前提下，进一步强调唐后期地方行政传统出现多样性，这一点在南方尤其明显，为后来十国时期的多样化行政系统打下基础。应该说这是关于藩镇和地方行政关系分析得最具洞察力的文字之一。另一篇文章是佩里和史密斯合写的《西方唐代历史和社会研究综述》（A Bibliographic Note on T'ang History and Society），对70年代中期以前西方的唐史论著做了很系统的介绍。

这些重要论文集的相继出版，表明西方唐史研究的团队已趋于齐整，所以1981年《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的出版也就顺理成章。(26)这部著作到目前为止依然是西方学界了解唐代历史的最为权威的参考书。这一情况也许并不让人特别感到欣慰，因为这毕竟是将近三十年前出版的作品，但也多多少少说明了这部通论经久的价值。这部著作早已有中译本出版，其内容也已为中国唐史学界所熟悉，无须我再多加评述。我只想指出的是，这部著作中有些部分，特别是中晚唐的几章，其实当时可资依傍的成果并不多。这些章节的作者能在有限的资源下写出综合性的论述，是一种富有开创性的工作。崔瑞德在该卷的序言中特别提到陈寅恪的著述对该卷观点的影响，不过陈的不少观点在该卷中更多的是受到质疑。而崔瑞德没有提到的另一非常关键的影响来自于日本唐史大家日野开三郎。日野关于晚唐藩镇的变化及其与朝廷关系的观点早就影响了60年代以来各类欧美唐史著述，尤其是彼得森的研究。最终这种影响也充分体现到隋唐卷的写作中来了。《剑桥中国史》的计划中包括了两卷隋唐史，已出版的上卷以政治史的全面叙述为主，而下卷则叙述分析财政、官制、文化等各门类的历史。下卷的工作在70年代末就已经开始，可惜因种种原因迄今尚未能完成。所幸的是这一计划的延误也使其中几位受委托撰写专门章节的学者得以将其章节扩充成书出版。史丹利·外因斯坦（Stanley Weinstein，又译作斯坦利·温斯坦、斯坦利·威斯坦因）的《唐代佛教》（Buddhism under the T'ang），蒂莫西·巴雷特（Timothy H. Barrett）的《唐代道教》（Taoism under the T'ang）和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等著作都是在这种情形下产生的。(27)

七八十年代是唐宋社会史研究在北美开始勃兴的时期。以地域为中心的中古门阀家族和社会阶层的流动成为这方面研究的两大主题。崔瑞德和郝若贝（Robert M. Hartwell）分别在唐和宋两个领域内推动了这方面的研究。(28)除了前文提到的崔瑞德在《唐代概观》中的论文，郝若贝1982年发表了甚有影响的长文《750—1550年中国的人口、政治与社会的转型》，文中提出的一个重要的假说就是从唐代到两宋，中国的社会精英的主体经过由门阀（Aristocracy）到职业精英（Professional Elite）再到地方精英（Local elite）的转型。虽然该文在唐代社会精英的讨论上并无特别的建树，而只是将唐代社会简单地概括为门阀时代，但此文仍然对于重新思考唐宋社会结构变化有举足轻重的影响。而这一时期真正致力于中古门阀家族研究的是姜士彬（David G. Johnson）和伊佩霞（Patricia Ebrey）两位学者。姜士彬的《中国中世的寡头》（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是综合分析被他称为“政治寡头”的中古门阀的专著。而他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的关于赵郡李氏的长文和伊佩霞关于博陵崔氏的专著都是中古大族的个案研究。关于这些著作的论点和取径，张广达有颇为详细的介绍，读者可以参考。(29)

和唐宋社会精英变化问题密切相关的是科举制的研究。关于唐代科举的性质和意义，崔瑞德在《中华事功阶层的诞生：论唐代的官僚集团和科举》（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的讲演中作了阐述。(30)他提出修正陈寅恪关于武后时期唐朝的科举制造出新兴的精英阶层的观点。认为以进士科为中心的科举制度在影响政治精英的构成方面影响很有限，至多只改变了宰相等最高阶层官僚群体的构成。相比之下，门荫依然是最主要的入仕途径，唐代也仍然是个贵族社会。真正开始挑战门阀对仕途的垄断的是唐代后期的盐铁等各类使职下的招辟制度，才让出自寒门的人士有机会显露头角。1988年韩裔学者李若善（John Lee）在《唐学报》（T'ang Studies）上发表了相当有见地的文章《792年的龙虎榜：唐代历史上的科举》（The Dragons and Tigers of 792：The Examination In T'ang History）(31)，文章通过对贞元八年在陆贽门下及第的韩愈、欧阳詹等人生涯的分析，提出唐代进士科的实质并非提供仕途的保障，而是重新调整了朝廷和门阀的位置，使后者日益依赖于前者，虽然进士科本身仍是一种门阀内部的选择。同时李若善又用792年及第的欧阳詹为例，指出唐代科举造成的流动与其说是社会阶层的，不如说是地域的，使原本偏远落后的南方区域也能通过科举整合到国家的结构中去。就在李若善这篇文章发表的同一年，何汉心（P. A. Herbert）关于唐代选举的著作也在澳大利亚出版。(32)此书以《通典》选举部分关于唐代选举的资料为主体，介绍了唐代选举制度的基本构架和唐代有关选举制度的各种评议。书中最有价值的其实是附录部分，在里面作者翻译了《通典》卷十五《选举三 历代制下》的大唐部分和卷十七、十八的《选举五》的《杂议论》的中和下部分。何汉心不仅将杜佑的叙述分出段落，给相应内容列出小标题，还标出从《唐会要》《新唐书》到《大唐六典》和《册府元龟》等诸多文献的相应资料所在卷数，并附有唐代选举专有名词的翻译表，为西方的研究者提供了很多方便。

律令制度不仅属于唐代统治工具的核心部分，也是唐代中国最具特色和最有影响的创造之一。早在三四十年代，就有欧凯新（Ou Koei-hing）的《唐律刑罚考》（La Peine d'après le code des T'ang，Shanghai，1935）和卡尔·宾格尔（Karl Bünger）的《唐代法律史资料》（Quellen zur Rechtsgeschichte der T'ang-Zeit，Peking，1946）等著作，60年代以后又得到崔瑞德的推动。但能终生致力于唐律研究的是长期在堪萨斯大学（University of Kansas）执教的小华莱士·约翰逊（Wallace Johnson，Jr.）。他相继于1979年和1997年出版了两大卷《唐律》（T'ang Code）的译注，是西方唐代法律史研究最重要的成果。(33)约翰逊在第一卷的导论中对唐代法律的精神和唐律的结构做了扼要而清晰的介绍，而他对唐律中许多专有名词的英译也可资参考。

在唐代和周边政权的关系的研究方面，这段时期最重要的成果是查尔斯·巴克斯（Charles Backus）的《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和白桂思（Christopher Beckwith）的《中亚的吐蕃帝国：中古早期吐蕃、突厥、大食和唐帝国的争霸史》（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34)巴克斯一书早已有中译本，译者林超民对《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的贡献也作了较为详瞻的评估，兹不赘述。(35)白桂思著作的优点是能将吐蕃帝国的历史和意义放在7至9世纪欧亚大陆剧烈变化的背景下考察，全书将吐蕃帝国的征战史和对外关系史作了有条理而细致的整理，叙述也很明晰。他不同寻常的语言能力使他能同时得心应手地运用藏文、汉文和阿拉伯文等资料。这部著作对塔巴里（Tabarī）的《年代记》（Ta'rīkh al-rusul wa al-mulūk）等阿拉伯文献的利用在吐蕃史的研究中诚属创举，不过正如藏学名家范德康（Leonard W J van der Kuijp）指出的，白桂思对藏文文献的运用因种种原因还是相当有限，基本未超出敦煌文献中的吐蕃纪年文书。作者不仅有意识忽略了不少重要的传世藏文史乘，又将早已出版的有价值的中文著述剔除在参考文献的范围之外，比如王忠的《新唐书吐蕃传笺证》就是一例。在文献解读和史实考订方面作者遇到和自己见解不同的意见也基本不加讨论，所以在文献解读方面还是存有不少问题。(36)

80年代也是欧美唐史研究逐渐进入礼仪和思想等文化领域的阶段。在礼仪的研究方面着力最多的是芮沃寿的高足魏侯玮。他于 1985年出版的《玉帛之奠：唐王朝正统化过程中的仪礼和象征》（Offerings of Jade and Silk：Ritual and Symbol in the Legitimation of the T'ang Dynasty）是西方第一部全面探讨唐代祀礼的专著。从贞观和显庆礼的编纂，郊祀、宗庙、明堂、陪陵等制度的实践，魏侯玮分析了唐代前期各种国家支配下的礼仪在强化其统治理念方面所具有的功用，并指出随着政治活动领域的扩大，唐朝必须要通过这些礼仪系统来重新界定天子与天下的关系，制造臣民对唐代帝室的认同感。在课题的讨论上此书深受日本学者尾形勇（Ogata Isamu）和金子修一（Kaneko Shuichi）研究的影响，而在分析的方法上又借用了戴维·伊斯顿（David Easton）、阿米泰·埃齐奥尼（Amitai Etzioni）和维克托·特纳（Victor Turner）等西方社会学和人类学观点来说明唐代政典中礼仪系统的文化和政治内涵。这部著作出版后不仅影响了北美学界对中古礼仪的研究，稍后也受到了日本学界的注意，比如日本唐史专家妹尾达彦（Seo Tatsuhiko）发表了长篇的日文书评。(37)魏侯玮的著作显示了他的学术眼光和未来发展的潜力，但非常可惜的是在此书出版后一年，魏侯玮因病中年而殁，这是北美唐史界的一大损失。和魏侯玮同时在伊利诺伊州立大学厄巴纳—香槟校区（University of Illinois，Urbana-Champaign）任教的伊佩霞也在80年代开始中古礼仪的研究。就在《玉帛之奠》问世的同一年，伊佩霞在《哈佛亚洲学刊》上发表了介绍和讨论敦煌书仪的文章。(38)

在思想史方面，蔡涵墨（Charles Hartman）的《韩愈与唐代的大一统努力》（Han Yu and the T'ang search for Unity）迄今仍是英文中唯一一部对韩愈生平和在唐代思想文化中的角色做较为全面叙述的著作。和陈寅恪类似，蔡涵墨强调了韩愈在唐宋思想史上承先启后的意义，认为韩愈的思想具有一种近似道学家般的系统和一致性，在对儒学资源做重新厘定的过程中建立起新的圣人观和政治视野，并在实践中加以身体力行。此书出版后，麦大维写了长篇的精彩评述《韩愈：另一种面相》（Han Yu：An Alternative Picture），文中麦大维强调必须把韩愈的思想和行为放置于中古特殊的文化政治语境中来解释才能更贴近真实而复杂的面相，而非像宋以来儒学系谱中塑造的形象那样将韩愈在政治和思想中的作用人为地放大。麦大维评论中特别精辟的一点是指出“韩愈生活的时代，人们对包括哲思和学术在内的各种活动所采取的态度是将其高度区隔开来，各有各的方式，这些区隔由非常僵硬的界限固定下来，这些界限的存在可说是中古时代的特色”(39)。

总的来说，七八十年代，强调结构类型、群体的社会职能和层级定位的社会学对西方中国史研究的影响最为显著，唐史也不例外。比如张广达也曾指出社会学家埃齐奥尼的理论对魏侯玮、罗伯特·萨默斯（Robert M. Somers）、桂雨时（R. W. L. Guisso）等唐史学者的影响。(40)又比如统计的方法经常被运用到政治团体和士族的研究中，这种运用固然使零散的讯息得以归入某种框架而产生预想不到的意义，但也会产生负面的结果，特别是对中古文献中的类似记载采取一视同仁的态度，使其变得平面化，而造成特殊语境的丧失，使史家较难察觉细微但却关键的变化。这一时期的中古史研究者，倾向于用现代意义上的权力和资源观念去给中古的群体做定位，而忽略包括唐代在内的中古意识中所做的种种区分。虽然在家族个案的研究中得到一些平衡，但终究未能完全解决上述问题。(41)

80年代最后一部唐史研究的重要著作是麦大维的《唐代中国的国家与学者》（State and Scholars in T'ang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8），这是他多年工作的结晶。书中详尽讨论以儒家理念为中心的各类唐代官方背景下的学术文化活动和建制，以及这些活动和政治变化的关系。从唐代学校制度的发展，儒家经典的注疏，史籍和礼典的编撰，到唐代文化精英对文学书写的看法，全书的叙述中涉及大量细节，许多论述看似平常，实则精确而可靠。还有些唐代官方礼仪中的细节，通常研究者并不重视其功用，但在作者笔下却得到特别强调，比如官僚获得的谥号。对这部著作的评述很多，中文读者可参看张广达所写的中文评介。在这里我想指出的是麦大维是最早将唐代官方礼仪作为考察对象的学者之一，在这一点上他和魏侯玮类似。但是他的分析没有魏氏著作中那种生硬的理论化倾向，大多数结论都从对文献的仔细阅读和辨析中得出。(42)

80年代北美唐代研究的发展不仅仅体现在上述诸多论著的出版上。1982年唐代文学专家埃林·艾德（Elling O. Eide）赞助成立了唐协会（Tang Society），并创办了唐代研究的专题学术年刊《唐学报》，迄今已整整二十五年。这二十五年来，《唐学报》虽然略微偏重唐代文学的研究，但也收入大量有价值的宗教、历史和艺术方面的论文，同时还致力于介绍东亚特别是日本的唐史研究成果。(43)直到最近才从该杂志主编职位上卸任的柯睿（Paul Kroll）在中古中国研究界以保持汉学传统的渊博、细密和审慎著称。他的主持对保证该杂志的质量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另外在1988年，在崔瑞德的推动下，久已停刊的《泰东》杂志重新得到恢复，恢复后的《泰东》虽然是综合性的传统中国文史学杂志，但几乎每期都有高质量的唐代或中古文史的论文，可以说是所有西方传统中国文史学杂志中最重视中古研究的一种。在崔瑞德去世前不久，《泰东》杂志为台北“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接办，这一特色依然保持至今，所以该刊是了解西方中古史进展的重要窗口。(44)

90年代以来的发展

比较前一时期，90年代属于西方唐史研究相对沉寂的时期，这种现象的造成有着多方面的缘由，其中之一是若干位原本活跃于北美中国史界的唐史中坚因各种原因相继离世或转移了研究兴趣。这一情形不仅使他们的潜力未能充分发挥，也影响了专攻唐史的研究生的培养，这一断层的造成使一些已经形成传统的强项开始呈现明显的衰弱。和中文世界相比，90年代之前，西方特别是北美的唐史研究在不少方面居于领先地位，可是这种优势在90年代以后渐渐不复存在。这一时期大量有关唐代的考古新资料得到发现和刊布，传世的唐代文献也得到大规模的整理，特别是墓志的大规模出版，使中文世界的唐史研究开始蔚然成风，虽然尚未有划时代的经典著作诞生，但在各个具体的环节上都有突破，在新材料的掌握和利用上更非多数西方同行能望其项背。不过对西方学界来说，90年代也非一味的衰退时期，而是唐史乃至整个中古史研究的转型阶段。其中一些已经发展成熟的领域还是继续产生值得一读的作品，而另一些原本被视为“正统”史学范围之外的领域却因新方法和新视野的产生而有意想不到的收获，同时学院式的学术分际也在这种变化中被逐渐打破，由此形成唐代文学史、艺术史和宗教史的研究向唐代社会文化史研究靠拢的趋向，成为这一时期唐代研究中最引人瞩目也是最活跃的部分，这些都在带动未来的新发展。

在比较传统的领域内成果最为突出的无疑是思想史。这一领域受到70年代以来美国对宋明新儒学（Neo-Confucianism）和唐宋社会史研究两方面的刺激，从而在视野和理论框架方面都有很多进步。90年代初以来出版的多部英文的唐代思想史著作中，对东西学界产生影响比较显著的当属1992年出版的包弼德（Peter K. Bol）《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一书。(45)《斯文》最有特色的贡献，一是指出了从南北朝到两宋，文化精英“士”的价值系统经历了三个大的阶段的转变，即从南北朝到唐代前期所强调的广义的、包容性极强的“人文”传统过渡到唐后期由古文倡导者及儒学思想家提出的“以文载道”的观念，再到宋代二程等思想人物强调的以“道”的修养为主体的价值标准。二是指出了作为社会政治精英的“士”这个概念在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内涵，这种不同的内涵既是上面提到的价值标准转移的结果，也和中古到两宋社会精英的结构性变化直接有关，甚至可说是与这种变化相对应。包弼德第一个方面的贡献不妨说是将40年代郭绍虞从中古文论研究中得出的文评标准变化的三个阶段加以巧妙放大，使之具有涵盖整个中古精英文化观念变迁的解释作用。而第二方面的贡献则是首次自觉地将这种精英价值变迁的脉络和80年代以来西方唐宋社会史研究中对唐宋社会精英变化性质的假说相结合，尤其是从文化的角度为郝若贝和韩明士（Robert Hymes）等著述中的论断提供说明。

除了《斯文》之外，巴雷特的《李翱：佛徒，道徒还是新儒学之徒？》（Li Ao：Buddhist，Daoist，or Neo-Confucian？），陈弱水（Chen Jo-shui）的《柳宗元和唐代的思想转变》（Liu Tsung-yüan and Intellectual Change in T'ang China，773-819），安东尼·德布拉西（Anthony Deblasi）以权德舆为中心的中唐文化观念的研究，丘慧芬（Josephine Chiu-Duke）对陆贽政治实践的研究等等(46)，都通过个案研究的方式，来对中唐思想文化变迁的一些特殊而重要环节做新的定位和考察。比如陈弱水通过柳宗元来说明唐代乃至整个中古社会，士大夫大多拥有内外两重价值系统或世界观，儒家的政治规则和话语与释道所代表的个人宗教追求不仅并行无碍，而且也为他们的政治文化理念的形成提供了不同的资源。陈弱水的这个概括无疑是正确的，在这一点上他和麦大维的认识颇为相近。德布拉西的《持平之变：中唐文化观研究》（Reform in the Balance：The Defense of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则强调权德舆这样的士大夫文化和政治理念在中唐更具有代表性。他们的观点并不过于激烈，但却具有某种意义上的完整性和平衡性，被后来的思想家视作相对立的观念往往在权德舆的价值系统中颇能和然共处。在中唐的困境下他们提倡的是一种将唐代前期就形成的文化旨趣和中唐的改革愿望结合在一起的理念。(47)

90年代以来对于唐政治和制度史的研究，成果虽不及80年代来得丰富，也还是出现了几种扎实而富创见的著述。麦大维的《论唐代宗的葬仪》（The Death Ritual of Tang Taizong）是一篇含义丰富的研究。(48)现存唐代皇帝的葬仪资料中，代宗的资料保存得最为丰富完整。麦大维通过解析这些文献，尤其是颜真卿的《元陵仪注》，指出以颜真卿为代表的朝官为增强新皇帝德宗的威望和权力交接的稳定而设计了一套葬仪。这套葬仪以儒家理念为精神，以刻板而奉古的形式，强调了皇帝和外朝官僚而非皇亲的关键角色，以及在国与家之间，皇帝应该首先以天下为家的理念。葬仪的设计使德宗可通过一系列表演性的仪式而在朝廷众臣面前展现他作为合法继承人的道德质量。麦大维同时推测，在葬礼施行过程中，这套仪式由于表述和形式上的局限，也为对唐廷深具影响的佛教等宗教提供了渗透的机会。

奥立弗·穆尔（Oliver Moore）的《唐代选举的礼仪：王定保（870—940）的〈唐摭言〉研究》（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Reading an Annual Programme in the Collected Statements by Wang Dingbao［870-940］）是科举研究方面值得注意的著作。(49)该著以《唐摭言》这部记载唐代科举制度的最为重要的笔记为中心，首先对王定保编撰《唐摭言》的背景以及这部笔记的资料来源做了梳理，接下来是对乡贡、乡饮酒礼，以及及第前后在长安举行的一系列公私社交礼仪的内涵做了细致的分析，强调这些礼仪对文人官僚群体所产生之凝聚力，也提出了独到的看法，比如认为门生、座主的观念有可能是禅门影响的结果。该著作不仅对唐代科举礼仪的功能提供了新解释，也为解读唐人笔记提供了可资参考的方法。不过应该指出的是该书虽然参考了傅璇琮、程千帆和高明士等学者有关科举方面的经典中文论著，却未能注意稍后出版的吴宗国和王勋成等关于科举和铨选方面的重要著作，这难免影响到书中对科举制度的一些细节叙述的准确性。(50)

熊存瑞（Victor Cunrui Xiong）的《隋唐长安：中古城市史研究》（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是另一部资料颇为详尽的著作。(51)书中描述了长安城在隋唐时代的变迁，以及各宫禁、官署、城坊和礼仪场所等都市空间，也介绍了城市管理的各项制度。借用一位学者的话，“在这部著作里没有浪漫、怀旧和奇异织就的迷障。作者并没有在猎豹、香樟和撒马尔罕的金桃这类东西上打转，而是提供了一份关于长安结构及其各地点的冷静的、富有学术性而细节丰富的记录”(52)。不过也正由于作者的目的在于介绍长安的建制而非其日常生活的富有想象力的面相，此书读来也难免让人产生刻板的感觉。

崔瑞德的《唐代官修史书》（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是他生前出版的最后的一部专著，探讨唐代史馆和国史编纂制度，以及《通典》《唐会要》《旧唐书》等政典和正史的编撰过程和史源问题。(53)。这是崔瑞德多年来研究唐代史学的总结性著作，特别是关于《旧唐书》编撰的讨论部分新意尤多，比如揭示后晋政局的动荡对《旧唐书》编撰的影响，强调柳芳的撰作和《旧唐书》的密切关系等等都相当有洞察力。(54)在这部著作出版之后，崔瑞德在《泰东》杂志上又相继发表三篇有关唐代帝室和统治理念的研究。其中《论〈臣轨〉及其他归于武后名下的著作》（Chen gui and Other Works Attributed to Empress Wu Zetian）是最有价值的一篇，这也是崔瑞德生前发表的最后一篇论著。里面不仅对武后名义下的各类撰作及许多著作的实际撰作群体北门学士的情况作了介绍，还特别提供了《臣轨》撰作的年代和背景的分析，几乎是对当年《剑桥中国史》隋唐卷中相关部分的补充。文章的最后一部分是《臣轨》一书的分章摘要。(55)麦大维的《真实的狄公：狄仁杰与唐之中兴》（The Real Judge Dee：Ti Jen-chieh and the T'ang Restoration of 705）对唐代文献中狄仁杰的相关资料加以解读，指出无论是现存的狄仁杰的诗文，还是可信度较高的早期史料，都显示出他忠于武周政权，并非如后世所认为的那样志在唐室的中兴。而中兴功臣这一形象的产生是史撰者在其身后不断渲染所致。但这一形象的建立，自有其独特的社会和宗教意义。在朝廷的支持下，一位朝臣在身后被升华为全国范围内的崇拜对象，而不仅仅是地方性祭祀的偶像。狄仁杰历史身份的转换恰恰是这种情况的一个较早的典型例子。(56)在涉及唐代政治史的材料方面，除了崔瑞德对《金镜》《臣轨》等的介绍，很值得参考的还有柯睿对晚唐文人郑嵎的《津阳门诗》所作的译注和考证，这是迄今为止所有语言里对这首晚唐时期回顾玄宗朝事迹的非常精彩的长诗最为认真的处理，使之得以进入西方唐代文史学者的视野。(57)

佛道等宗教与中古政治意识和实践的关系一向是西方学界关注的课题。90年代以前这方面的探讨已有不少进展。前面已提及的外因斯坦的《唐代佛教》和巴雷特的《唐代道教》在这方面多有涉及。长期在京都主持意大利东方学研究所的富安敦（Antonino Forte）更是致力于此。他这方面的代表性专著是《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敦煌写卷 S.6502 的性质、作者及其功能的研究及译注》（Political Propaganda 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Inquiry into the Nature，Author，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 6502，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和《从天文钟的发展史看武后时代的明堂与佛教乌托邦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The Tower，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58)这些论著所考察的武后时期的政教关系，此前学界虽有涉及，但通常不够深入，对宗教文献的采择也比较有限。富安敦的学术风格是比较典型的西洋汉学，以史料的钩稽来探幽索隐，试图考证出湮没于历史中的佛道教政治的蛛丝马迹，能在一些看似难以开掘的问题上揭出不为学界所注意的面相，但也存在论说迂曲、为证成己说而对史料叙说盲加采信或刻意求深的倾向。90年代以来，讨论唐代宗教与政治的交互影响更见深入。佛教方面以陈金华的研究工作最为突出，他的两部专著和一系列论文在旨趣和取径上受到富安敦的诸多影响，也是以实证性的方法对佛教和历史文献进行研究。但无论是取证的范围还是课题的拓展都更上一筹。比如隋代僧人昙迁在隋唐舍利信仰中之关键作用、中古内道场的发展、梁武帝时代的重云殿和无遮大会对武后明堂的可能影响等等皆是学界未曾探讨的课题。其中2007年出版的《哲人、修行者与政客：法藏的多重身份》（Philosopher，Practitioner，Politician：The Many Lives of Fazang［643-712］）对法藏这位唐代最重要的宗教活动家的多重面相作了完整论述，是了解唐代宗教与社会的重要参考书。(59)道教和中古政治和文化的关系的研究，柏夷（Stephen Bokenkemp）、熊存瑞、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等都有创发，这方面刘屹有颇为信实的综述，这里就不必重复。(60)

2005年，曾受教于白桂思的迈克尔·德罗姆普（Michael Drompp）出版了《唐朝与回鹘帝国的崩溃》（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这是90年代以来北美学界出版的唐与周边关系的专著中较有价值的一种。(61)在现已出版的文字中，这部著作对唐武宗时期回鹘内迁所引发的错综复杂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问题的探讨最为详尽，对史载的相关细节的考订几乎巨细靡遗。和白桂思的吐蕃帝国史一样，德罗姆普也重视将回鹘的兴衰放在早期内陆亚洲史的框架内考察，同时对有关这一事件的唐代文献，特别是李德裕所草的诏诰、书信、奏章等等作了仔细解读。作者还分析了这些文书中显示出来的唐朝对待回鹘和黠戛斯这样的域外政权所采用的外交语言的特色。书的附录部分是相关文件的译注。此书相距 1968年马克林（Colin Mackerras）发表《唐书回鹘传译注》（The Uighur Empire According to the T'ang Dyansty Histories：A Study in Sino-Uighur Relations，744-840）已近四十年，但德罗姆普书无论在细节的精细程度还是视野上都有长足的进步，也从侧面说明西方近年的内陆亚洲史研究对中国史研究所产生的良好影响。

近十多年来，虽然从整体上说，唐与周边关系的探索在西方学界显得较为落寞，但以唐朝和中亚为中心的丝绸之路的文化交流，却在欧美重新受到日益的关注。西方特别是美国所谓世界史（World History）研究的勃兴是导致这类关注的要因(62)，史学界（尤其是中国史以外的史学界）将强调近代以来世界历史的整体性变化的观点投射到前近代的历史中，试图找出相对应的环节来，于是被定性为具有包容性的世界主义文化（cosmopolitan culture）的唐帝国和连接欧亚的蒙古大兀鲁斯被标举为这方面的两个显例。(63)而同一时期内中国考古的精彩发现和在西方的展览也对这种学术兴趣的升温造成刺激。90年代以来北美举办过多次重要的中古中国考古和艺术展览，其中影响最为显著的是 2001 年亚洲协会（Asia Society）举办的《僧侣与商人：来自中华西北的丝路珍宝》（Monks and Merchants：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和 2004 年在大都会博物馆举办的《走向盛唐：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200-750 AD）。这两个展览皆有配展的图录，收在里面的专论和展品说明关涉唐代与域外文化交流处甚多，有相当的参考价值。(64)而在这种新的学术氛围中，以粟特文化为中心的“胡人”历史的研究也重新开始在西方活跃起来。《僧侣与商人：来自西北中国的丝路珍宝》的图录中，有关粟特文化的研究就占据了相当显著的位置。(65)而这方面最有代表性的作品无疑是法国学者魏义天（Étienne de la Vaissière）的《粟特商人史》（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该书最初是以法文出版，由于受到欧美学界的关注，又出了法文修订版和英文版。(66)此书的第三和第四部分是关于隋唐五代的。对这部著作的优缺点中日学界都有评述。(67)此书能采用多种语言的资料（特别是阿拉伯和波斯文的文献），对粟特人的商贸和移民史作一个概括性的叙述，间及个案分析。粟特研究，向来以日本学界为翘楚，但正如森安孝夫（Moriyasu Takao）所言，魏义天完成了一部日本学者早应该写却没有写的著作。仅就涉及中国的部分而言，由于魏义天对汉文献资料的掌握上的限制，并且也几乎完全忽略日本学者的研究成果，故而在论证的精细和论题的深度各方面都有不少欠缺。除了粟特以外，在其他外来文化的影响方面，钟鸣旦（Nicolas Standaert）主编的《中国基督教史手册》（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中有唐代景教的综述，为黎北岚（Pénélope Riboud）所撰，也值得参看。(68)

本小节开头已经提及，过去二十年间的西方唐史研究，虽在属于较为传统的史学领域如政治、思想和制度等方面，不断有值得重视的作品问世，然而比照七八十年代欧美唐史界开疆拓土的气魄，90年代以来的成就稍有逊色。但恰恰在这段时期内，以信仰实践和经验、宗教的地域性特征为考察对象的宗教史（比如太史文、杜德桥［Glen Dudbridge］和罗柏松［James Robson］等学者的研究），或强调从图像系统看中古意识形态和视觉经验的艺术史（比如汪悦进［Eugene Wang］、 胡素馨［Sarah E. Fraser］和艾米·麦克乃尔［Amy McNair］等学者的论著），以及以书写文化为研究目的的文学史课题等等，常能突破藩篱，激发新的研究潮流，诸多成果不仅扩展了唐史研究的畛域，也直接影响到今后唐史研究的旨趣。这些领域的发展有其自身独特的学术脉络，限于篇幅，本文无法加以评述，好在唐代宗教和艺术史等方面的研究在《北美中国学》其他篇章里都有涉及，这里就暂不包括，我只就新近唐代书写文化的研究进展略加着墨，作为这一时期唐史研究概况的结尾。

唐代文学史的研究向来是北美唐代研究的大宗。过去数十年来，这一领域发端于傅汉思（Hans Frankel）、 谢弗和海陶玮（James R. Hightower），经过宇文所安（Stephen Owen）、柯睿和倪豪士（William Nienhauser）等诸多学者的努力，这方面的研究已可谓汗牛充栋。宇文所安的《初唐诗》（The Poetry of the Early T'ang）和《盛唐诗》（The Great Age of Chinese Poetry：The High T'ang）等作品自然最为人所熟知。而柯睿所研究的唐代文学和文化也是多方面的。柯睿一直强调要通过唐代文化的方方面面，整体地来观察唐代文学。他特别指出“赋”在唐代文学创作中的中心地位，这对纠正西方唐学界过度将注意力集中在诗歌而造成的对唐代文学认知上的偏差颇有意义。我个人觉得在目前活跃的西方学者中，无论学术的旨趣、写作的典雅还是文本翻译上的讲求，最能继承谢弗风格的当是柯睿。柯睿虽然不像谢弗那样着力于唐与域外物质文化的交流，却能在谢弗开拓的唐代道教文学的领域里多有创获。他在唐代文学和道教文学方面的论作新近编成了两部文集：《中古道教与李白诗作研究》（Studies in Medieval Taoism and the Poetry of Li Po）和《中国中古文学与文化史论集》（Essays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颇值得留意。(69)最近十多年来，唐代文学的研究已不再囿限于作品的析读、风格的审美式分析以及与作者生平的联系，而是愈发转向唐代文学书写的文化史研究，这一转型尤其以宇文所安及其培养的学者为代表。这种变化受到几重因素的促动，其一是大量唐代典籍在中国得到重新整理和出版，以及像傅璇琮主编的《唐五代文学编年史》这类著作的出现，为欧美学者重构唐代文学产生的语境和交互关联的系谱提供了前所未有的便利；另一个原因是对保存在敦煌文献中的唐代文集选本的研究，使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唐文学研究者认识到只有重新考虑文学书写的性质和特点、文本流传与影响的方式和渠道等文化和物质的面相，才能对重要作品的产生背景和影响作更精确的判定。近年来在这一方面的研究尤其受到徐俊的重要著作《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启发。(70)徐俊在该著作的前言里首次明确指出宋以前的中古时代属于“写本时代”，这一时期文本的特征在很大程度上受到“写本”制作和传播方式等介质的制约。这些提示加上该著作中提供的文献分析为进一步研究唐代文学意识和传播提供了坚实的基础。另外美国学者苏珊· 切尔尼雅克（Susan Cherniack）在1994年发表的关于宋代印刷文化影响下的文本传播的研究也对西方的唐文学史很有启发。(71)

晚近北美唐代文学研究的转型或许可以宇文所安的一本篇幅不大的演讲集《中国“中世纪”的终结》（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作为标志。(72)和90年代以来诸多唐代研究论著一样，这本集子关注的焦点是变化纷纭的中唐时代（虽然对中唐这一时段的界定学者有各自不同的习惯）。七篇论文分别讨论了文学写作在中唐时代如何成为营造私人畛域的工具，文学的游戏性，“浪漫传奇文化”（culture of romance）的勃兴和阅读社群的关系等关键而有趣味的主题。演讲集中的一些论断值得进一步讨论，但作者毫无疑问对八九世纪间微妙而意义深远的文化转型有敏感的捕捉，提供了一个远比只是以古文运动和儒学复兴为主题的叙说来得丰富而有想象力的释读框架。宇文所安对作为一种社会活动的唐代文学写作的关注也在他近年发表的《晚唐诗》（The Late Tang：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一书中得到延续。(73)虽然这部著作是以晚唐四十年间有代表性的诗人群体和个人的作品为分析对象，但相当注意晚唐的官僚文化及其氛围对诗人及其创作的影响。除了宇文所安的这些作品，其他学者如孙广仁（Graham Sanders）也试图将唐代诗歌创作放在一个具有表演性（performative）的文化行为的框架下分析，他的专著《合时之词：中国传统视野中的诗才》（Words Well Put：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将《左传》中记载的赋诗传统和孟棨的《本事诗》这类唐代笔记中记录的各种场合下诗歌写作的例子相联系，探讨作为一种文化甚至政治资本的诗才如何从上古到中古形成一种不断衍伸的表演性传统，而具有特殊意义的诗赋之才又是如何在唐代的社会文化空间里获得表现的机缘和接受评估的。(74)

从“写本文化”这一角度进行的唐代文学的研究，比较集中地体现在近年发表的宇文所安和倪健（Christopher Nugent）的专题论文上。2007 年宇文所安发表了《论唐代写卷之孑遗对文学史研究之影响》（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The Case of Literature）一文。(75)文中指出要真正了解唐代文学的面貌，就不能不注意其在唐宋之际以写卷方式得以流传的过程和后果。唐诗等文学作品和儒家及释道经籍的一个显著的不同之处就是，唐代文学作品内容的不稳定性远超过儒家等经典，至少在唐代，对儒家经典所做的那种认真的版本考订工作未曾真正应用到文集上面去，社会上对文学作品的复制也没有一定的规范可言，这和宋敏求之类学者在宋代所做的工作相比，差别甚大。在唐五代，各种写本被大量制造出来，也遭到大量的损毁，无论某个作家的文集还是具体的作品到11世纪都还少有今天所谓的“定本”可言。但宋代以来所形成的种种文学史的判断，往往就是在这类断片残简的基础上做出的。了解这些情况使文学研究者可以推测文集保存情况和文学判断之间的可能联系。宇文所安的弟子倪健在2007年也发表了《唐代文集之考察》（Literary Collections in Tang Dynasty China）(76)，探讨唐代文人创作的习惯和文本流通的特点。倪健的不少看法和宇文所安几乎一致，认为唐代社会对文本的不确定性习以为常，这和宋代以后印刷文化影响下的阅读态度迥然不同。正如宇文所安强调唐代缺乏学术性的文集校订工作，倪健进一步指出唐人编订文集并不强调文献保存的完整，而是为了满足某种特殊的审美目的，所以往往在编订他人文集过程中删削作品，有时删削的目的是塑造或强化其心目中该文集作者的固有形象。应该说，宇文所安和倪健的这些研究代表的是新的唐文学史研究的趋向之一，今后物质条件和读者圈对文学制作的影响，文学评价与文献传承的联系，经典形成的过程（canonization）以及唐代精英圈的人际关系对文学声誉的奠定等课题都会继续为新一代的唐学者所关注。

西方特别是北美的唐史研究，虽然在90年代不如西方的先秦史和宋史研究来得活跃和有创获，但在多年的转型过程中又重现出活力，开始吸引新一代学者的加入。但必须指出的是，新领域具有的视野和方法，并不能完全改变唐史研究发展不平衡的现状，更不能降低“传统”领域的重要性。恰恰由于过去二十年来“传统”唐史领域的研究在西方的相对薄弱，很多基础性的工作都显得相对落伍。由艺术史、宗教史和文学史开发的新领域，尽管各有其独特的贡献，其研究课题的分析工作毕竟不能脱离对整体历史境况的把握，而现有的西方唐代政治史、制度史和社会史的学术出版物在这些方面并不能较完整地反映新的发展，也就无法提供更多精细、准确和有启发性的背景解释。随意浏览过去二十年出版的许多西文唐研究论著，就会发现七八十年代的许多英文著作依然是西方学者最主要的参考文献，这难免会造成对唐代社会的认知和前提预设上的偏差。原本90年代以来在东亚出现的大量相关研究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弥补这种不足，可惜的是七八十年代欧美唐史学界那种重视东亚学术成果的风气渐已式微，这或许是美国的唐代研究已经成熟，以至可以形成自我对话的结果。但在今天要研究任何重要的唐史课题，不能充分利用以中文出版的研究成果的结果往往是令人遗憾的，比如最近出版的陆威仪（Mark E. Lewis）的《中华帝国的包容时代：唐代简史》（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The Tang Dynasty），是一部多年来首次在欧美出现的面向大学程度读者的唐代历史综论。(77)这部著作几乎是在只参考英文论著的基础上完成的，虽然有值得重视的分析，但也包含因过度凭借英文二手研究而造成的很多论断和史实上的错误。(78)另外除了宗教和艺术史领域，欧美唐学界对新资料的反应也不够迅速，比如金石碑铭的资料向来是唐研究文献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在西方的研究工作中，这些方面材料的利用向来比较薄弱，而近二十年来发现和整理出版的数以千计的隋唐墓志，更未能及时得到欧美学者的重视。(79)但这种情形正在转变之中，新一代的研究者中不乏能和东亚唐学界接轨的人物，这些学者中很大一部分，是在近年完成博士论文的。他们在各自的论题上深化了很多关键性的课题的讨论，虽然好些博士论文还有待完成修改并以专著形式出版，但可以预见的是，在未来的数年内唐代研究会在欧美进入一个全新的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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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包括英文著作在内的不少西方唐史研究成果在胡戟、张弓、李斌城、葛承雍主编《二十世纪唐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的各个章节中也多有述及，中文读者可以参考。

(2) Robert des Rotours. Le traité des examens，Paris，1932；Traité des fonctionnaires et traité de l'armée，2 vols，Leiden，1947.出身于法国最古老的贵族家庭的戴何都应该是法国中国学传统中唐研究的真正开创者，迄今为止，他都可算西方学者中唐代史料译注工作做得最出色和用力的一位。他译注的《新唐书·选举志》甫一出版，就获得了儒莲奖。关于他的生平和著述概况，可参看侯思孟（Donald Holzman）和崔瑞德合写的介绍文章（“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des Rotours，”T'ang Studies 13［1995］，pp.13-31）。

(3) 白乐日的这方面著作主要是《唐代经济史论稿》（“Beiträge zur Wirtschaftsgeschichte der T'ang Zeit，”Mitteilungen des Seminars für orientalische Sprachen，Vol. 34［1931］，pp.1-92；Vol. 35［1932］，pp.1-73）。

(4) Ridout，“The Rise of the Eunuchs During the T'ang Dynasty，”Asia Major，n.s. 1（1949），pp.53-72 and n.s. 2-3（1952）， pp.42-58.

(5) Robert des Rotours，“Les Grands Fonctionnaires Des Provinces En Chine 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T'oung Pao，Vol.25，No.3/4（1927），pp.219-323.

(6) Robert des Rotours，“Les Insignes En Deux Parties（fou）Sous La Dynastie Des T'ang（618-907），”T'oung Pao，Vol. 41，No（1952），pp.1-148.

(7) 虽然《哈佛亚洲学报》在其创刊号上就刊载了陈寅恪《韩愈与唐代小说》的译文（Tschen Yinkoh，“Han Yu and The T'ang Novel，”HJAS，Vol. 1，No. 1［1936］，pp.39-43），但到50年代末，其他研究唐代的文章也不过四五篇而已。一是 1940年第2期上赖肖尔（Edwin O. Reischauer）关于唐代海路交通的研究（Notes on T'ang Dynasty Sea Routes，HJAS，Vol. 5，No. 2，pp.142-164）；二是1945年周一良的《中国的密宗》（“Tantrism in China，”HJAS，Vol. 8，No. 3/4，pp.241-332），以唐代密宗三大士的传记为中心；三是1956年陈观胜（Kenneth Ch'en）的《会昌毁佛的经济背景》（“The Economic Background of The Hui-ch'ang Suppression of Buddhism，”HJAS，Vol. 19，No.1/2：67-105.）；四是1957年洪业（William Hung）的《论719年唐廷经籍之争》（“A Bibliographical Controversy at the T'ang Court A. D. 719，”HJAS，Vol. 20，No. 1/2，pp.74-134）。杨联陞1950年在《哈佛亚洲学报》上发表《佛教寺院与国史上四种筹措金钱的制度》（“Buddhist Monasteries and Four Money-raising Institutions in Chinese History，”HJAS，Vol.12，No. 3/4，pp.174-191）；陈国栋中译文见杨联陞著《国史探微》，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83年；又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 杨联陞卷》，河北教育出版社，1996年，809—824页。此文也涉及很多唐代经济的重要方面。

(8) 崔瑞德著述的完整目录，可见 Michael Reeve 和 David Curtis Wright 所编的“Bibliography of the Works of Denis Twitchett，”Asia Major，Vol. 22，Part I，2009，pp.v-xv。这些文章中不少都刊载于《泰东》杂志，使《泰东》成为唐史研究的重要刊物，也为多年后崔瑞德接办《泰东》杂志埋下伏笔。关于这些文章最好的摘要性介绍，可见 John Curtis Perry 和 Bardwell L. Smith 的Bibliographic Notes on T'ang Hisotry and Society，收入两人所编 Essays on T'ang Society（Leiden：E. J. Brill，1976），110—141页。

(9) 这部著作最有价值的书评为余英时所作，载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84，Part 1（1964），pp.71-82.中译文见王宇译《评崔瑞德〈唐代的财政管理〉》，收入何俊编《余英时英文论著汉译集》中《汉代贸易与扩张》，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267—283页。

(10) 此点已为崔瑞德明确指出，见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vi。

(11) 但是就北美的唐史研究的发展而言，《中国五至十世纪的寺院经济》的影响还是比较间接。这部著作直到 1995 年才出版了由傅飞岚（Franciscus Verellen）翻译的英文译本（Buddhism in Chinese Society：An Economic History from the Fifth to the Tenth Century，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95），这与在梅维恒（Victor Mair）和太史文（Stephen Teiser）等学者推动下，敦煌研究在美国重新得到重视有直接的关系，但迄今美国尚未出现像童丕（Eric Trombert）那样真正发扬谢和耐式的宗教经济史研究路径的学者。

(12) 崔瑞德在该书序言中特别说明当时斯坦因文书和大谷文书等的缩微胶卷才可利用，所以他计划另写《唐代的财政管理》的下卷来专门论述文书中反映的财政管理制度，见 Preface to the First Edition，v。

(13) 崔瑞德文载 T'oung Pao，Vol. 48，Part 1-3，1961，pp.175-194。杨联陞的相关评述见氏著“Economic Aspects of Public Works in Imperial China，”Excursions in Sinology，Harvard-Yenching Institute Studies XXIV，1969。见陈国栋中译文，《中国现代学术经典·洪业 杨联陞卷》，757—758页。

(14) 见《中国历史和世界历史》（Chinese History and World History），收入氏著《唐与唐以前的中国论丛》（Essays on Tang and Pre-Tang China，Variorum Collected Series of Studies，Ashgate，2001）。

(15) Denis Twitchett，“Chinese Social History from the Seventh to the Tenth Century：The Dunhuang Documents and Their Implications，”Past and Present，No.35（Dec.，1966），pp.28-53.

(16) 这些论文后来都收入了蒲立本的论文集《唐与唐以前的中国论丛》。

(17) 谢弗的论文主题涉及的范围极广，从唐代的化妆品到骆驼，从胡商到长安的最后岁月。关于他学术旨趣的简介和完整的论著目录，可见“Edward H. Schafer，1913-1991，”T'ang Studies 8-9（1990-1991），pp.3-22。

(18)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A Study of T'ang Exotics，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3.（此书中译本有吴玉贵译《唐代的外来文明》［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译文精审，译者序也有价值，可以参看。）Vermillion Bird：T'ang Images of the South，Berkeley & Los Angele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7.

(19) 这部著作在1963年先由马来亚大学出版社出版，随后1967年又由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再版。

(20) 译注篇为《圆仁日记》（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55）；研究篇为《圆仁在唐代中国的旅行》（Ennin's Travels in T'ang China，New York：The Ronald Press Company，1955）。赖世和在他译注篇的序言里提到的这项工作得到叶里绥（Serge Elisséeff）、杨联陞和陈观胜等好几位同辈学者的帮助，见 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xvi。

(21) 当时圆仁的日记在日本只有小野胜年和日比野丈夫的选段翻译，见 Ennin's Diary：The Record of a Pilgrimage to China in Search of the Law，x，Footnote no.3。

(22) Histoire de Ngan Lou-chan （Ngan Lou-chan Che Tsi），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no. 18（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2）；Courtisans chinoises à la fin des circa 789 et le 8 janvier 881：Pei-li tche （Anecdotes du quartier du Nord） par Souen K'I，Bibliothèque de l'Institut des Hautes Études Chinoises，no.22（Paris：Presses Universitaires de France，1968）. 崔瑞德对这两部著作的评价见《戴何都的生平与著述》（The Life and Work of Robert des Rotours），pp.27-30。

(23) 此文有何冠环的中译文《从敦煌文书看唐代统治阶层的成分》，收入编译馆主编《唐史论文选集》，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1990年，87—130页。

(24) 比如麦大维的文章就引用了《元白诗笺证稿》的观点，见该文319页正文及注解第91。

(25) 此文有陶晋生的中译文《唐代户籍及有关文件》，收入编译馆主编《唐史论文选集》，131—163页。

(26) 蒲立本虽然没有参加《剑桥中国史》隋唐史卷的工作，但却写了中肯而有见地的评论，见 HJAS，Vol. 41，No. 2（1981），pp.685-692。

(27) Weinstein，Buddhism under the T'a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7.Timothy H. Barrett，Taoism under the T'ang：Religion and Empire during the Golden Age of Chinese History，London：Wellsweep，1996.

(28) 崔瑞德很早就关注宋明时代的宗族系谱（lineage）的研究。他的《论范氏义庄》（“The Fan Clan's Charitable Estate，1050-1760，”David Nivison and Arthur Wright ed. Confucianism in Action，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59），不仅是所有语言中最早将范氏义庄作为专题的论文，也是西方最早以宋明家族作为对象的研究之一。

(29) 见 David Johnson，The Medieval Chinese Oligarchy，Boulder，Colo.：Westview Press，1977；《一个世家大族的最后岁月：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研究》（“The Last Years of a Great Clan：the Li Family of Chaochun in Late Tang and Early Sung，”HJAS，Vol.37，No.1［1977］：5-102）。此文有耿立群的中译文《世家大族的没落——唐末宋初的赵郡李氏》，收入《唐史论文选集》，231—329页。伊佩霞专著为《中华帝国早期的门阀家族：博陵崔氏个案研究》（The Aristocratic Families of Early Imperial China：A Case Study of the Po-ling Ts'ui Family，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张广达评论见氏著《近年西方学者对中国中世纪世家大族的研究》，收入《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另外伊佩霞的博陵崔氏研究很少涉及该士族在中晚唐的变化，陈弱水的《以文传家：唐宋变革之际的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Culture as Identity during the T'ang-Sung Transition：The Ch'ing-ho Ts'uis and Po-ling Ts'uis，”Asia Major，Vol. 9，Part 1-2［1996］，pp.103-138）一文在这方面作了不少有价值的补充和修正，应该和伊佩霞的著作合观。

(30) The Birth of the Chinese Meritocracy：Bureaucrats and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London：The China Society，The China Society Occasional Papers 18，1976.

(31) T'ang Studies 6（1988），pp.25-47.

(32) P.A. Herbert，《选贤举能：论唐代前期对选举制度的评估》（Examine the Honest，Appraise the Able：Contemporary Assessments of Civil Service Selection in Early Tang China，Canberra：Faculty of Asian Studies，Australian National University，1988）。

(33) Wallace Johnson，The T'ang Code，Volume 1，General Principl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79；Volume 2，Specific Articl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34) Charles Backus，The Nan-chao Kingdom and T'ang China's Southwestern Frontier. 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81.Christopher Beckwith，The Tibetan Empire in Central Asia：A History of the Struggle for Great Power among Tibetans，Turks，Arabs，and Chinese during the Early Middle Ages，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87.

(35) 《南诏国与唐代的西南边疆》，云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林超民的评介见该译本的译者序。译者对巴克斯的论点也有批评，特别是针对南诏与唐朝的关系属性方面。我个人认为巴克斯在这些问题上的意见是正确的，而林氏的看法则是基于明清以来的疆域认知，同时他对唐代的羁縻州府的性质的理解也是将唐代官方史乘的说法作为可信的历史。

(36) 范德康的书评见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Vol. 111，No. 1（Jan.-Mar.，1991），pp.94-107。另外王小甫在其《唐、吐蕃、大食政治关系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一书中，也就白桂思对关于吐蕃唐朝关系的历史文献和事件的解读提出不少修正。

(37) 妹尾达彦书评为《ハワード·J·ウェクスラ著〈玉と帛のそなえもの－唐王朝の正统化における儀礼と象徵〉》，载《社会文化史学》第二十六号，平成二年八月（1990），53—69页。

(38) Patricia Ebrey，“Tang Guide to Verbal Etiquette，”HJAS，Vol. 45，No. 2（1985），pp.581-613.

(39) HJAS，Vol. 49，No. 2（1989），pp.603-657。引文见605—606页。

(40) 参见张广达《关于唐史研究趋向的几点浅见》，收入氏著《史家、史学与现代学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248页。

(41) 比如姜士彬的《一个世家大族的最后岁月：晚唐宋初的赵郡李氏研究》一文，在分析手段上就比较为机械的《中国中世的寡头》来得灵活多变，能注重诸如碑志一类的文献的解读和具体历史境况下的个别例证的突出意义。

(42) 1989年麦大维还发表了《从齐太公奉祀的变迁看唐朝对武力之态度》（“The Cult of Ch'i T'ai-kung and T'ang Attitudes to the Military，”T'ang Studies 7［1989］pp.59-103）。文中详细讨论了唐代齐太公在国家祭祀中地位的升降所显现的文武两种价值观之间的张力，并用这个例子来支持韦伯关于传统中国日益重文轻武的论断。

(43) 从创刊到2007年的《唐学报》目录，可见 http://www.tangstudies.org/Index.html。该刊几乎每期都有译自日本学者概述的前一年度的日本唐史研究。

(44) 《泰东》杂志的目录及文章已由“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在网上公布，可见 http://www.ihp.sinica.edu.tw/~asiamajor/。

(45) 包弼德《斯文：唐宋思想的转型》（This Culture of Ours：Intellectual Transitions in T'ang and Sung China，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2）。

(46) 丘惠芬的研究则是《重建帝国：论陆贽的儒家实践主义对中唐困境的回应》（To Rebuild the EmpireL Lu Chih's Confucian Pragmatism Approach to the Mid-T'ang Predicament），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0；安东尼·德布拉西的著作为《持平之变：中唐文化观研究》（Reform in the Balance：The Defense of Literary Culture in Mid-Tang China），Albany：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2002。

(47) 崔瑞德的《陆贽（754—805）：君之顾问与国之大臣》（“Lu Chih：Imperial Advisor and Court Official，”收入芮沃寿与崔瑞德合编 Confucian Personalities，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是西文中最早专论陆贽生平和思想的论文，文中崔瑞德指出陆贽担任翰林学士和宰相时有着相当不同的政治立场，这和他所处的两个职位的性质不同有关。陆贽和德宗最终关系的破裂，在于德宗无法适应陆贽这种角色上的转换。丘慧芬的研究在相当程度上继承并发展了崔瑞德的分析，不过她更强调儒家思想对陆贽的思想和事功的指导意义以及陆贽在种种问题上立场的一致性。这一论著存在的问题是简化了陆贽的复杂性。

(48) 该文收入 Joseph P. McDermott 编 State and Court Ritual in China，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pp.150-196。

(49) Oliver Moore，Rituals of Recruitment in Tang China：Reading an Annual Programme in the Collected Statements by Wang Dingbao（870-940），Leiden Boston：Brill，2004.

(50) 比如书中将唐代长安城中为及第者提供宴聚等服务的“进士团”解释为以进士为成员的组织，并由此进一步分析进士的身份变化和生活方式等大问题，见该著231—232页。此点傅璇琮在《唐代科举与文学》中早有清楚的说明。关于科举，还有何汉心的《论唐代的制举》（“Decree Examinations in T'ang China，”T'ang Studies，Vol.10-11［1992-1993］，pp.1-40），是英文中唯一讨论制举的论文。

(51) Victor Cunrui Xiong，Sui-Tang Chang'an：A Study in the Urban History of Medieval China，Center for Chinese Studies，The University of Michigan，2000.

(52) 见Jeffrey F. Meyer 的书评，载 The Journal of Asian Studies，Vol. 60，No.3（Aug.，2001），p.855。

(53) Denis Twitchett，The Writing of Official History Under the T'ang，New York：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2.

(54) 关于这部著作的评介，还可参考谢保成的书评，见《唐研究》第2卷，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541—548页。

(55) 此文载 Asia Major，Vol. 16，Part 1（2003），pp.33-109. 另外两文中，《唐代帝室》（“The T'ang Imperial Family，”Asia Major，Vol. 7，Part 2［1994］，pp.1-61.）原是为《剑桥中国史》隋唐史的下卷所写。文章主要依据正史和《唐会要》等政典的记载，对帝位继承，东宫官属，公主制度和十六王宅的建立等等作了介绍。《为君之道：论唐太宗对他角色的认知》（“How to Be an Emperor：T'ang T'ai-tsong's Vision of His Role，”Asia Major，Vol. 9，Part 1-2［1996］，pp.102）是对唐太宗的《金镜 》的撰作背景的简要介绍和完整的译注。

(56) David McMullen，“The Real Judge Dee：Ti Jen-chieh and the Tang Restoration of 705，”Asia Major，Vol. 6，Part 1（1993），pp.1-81.

(57) 柯睿《九世纪中期诗歌里的怀旧与历史——郑嵎的〈津阳门诗〉》（“Nostalgia and History in Mid-Ninth-Century Verse：Cheng Y's Poem on ‘The Chin-yang Gate’，”T'oung Pao，Vol. 89，Fasc. 4/5［2003］，pp.286-366）。此文收入氏著Essays in Medieval Chinese Literature and Cultural History，Ashgate variorum，2009。

(58) 这两部著作分别是《七世纪末中国的政治宣传与意识形态：敦煌写卷 S.6502 的性质、作者及其功能的研究及译注》（Political Propagandaand Ideology in China at the End of the Seventh Century：Inquiry into the Nature，Author，and Function of the Tunhuang Document S.6502，Followed by an Annotated Translation，Istituto Universitario Orientale，1976）和《从天文钟的发展史看武后时代的明堂与佛教乌托邦 》（Mingtang and Buddhist Utopias in the History of the Astronomical Clock：The Tower，Statue and Armillary Sphere Constructed by Empress Wu，Rome：Istituto Italiano per il Medio ed Estremo Oriente；Paris：Ecole Française d'Extrême-Orient，1988）。

(59) 《哲人、修行者与政客：法藏的多重身份》（Philosopher，Practitioner，Politician：The Many Lives of Fazang［643-712］，Leiden：E. J. Brill，2007）。陈金华的另一部专著是稍早出版的《僧侣与君主，血缘与王统：隋代佛教与政治中的昙迁》（Monks and Monarchs，Kinship and Kingship：Tanqian in Sui Buddhism and Politics，Kyoto：Scuola Italiana di Studi sull'Asia Orientale，2002），讨论昙迁推动的舍利信仰在隋唐政治中的作用。昙迁虽是北朝隋代人，但此书探讨涉及唐代佛教发展的重要背景。关于唐代内道场的讨论，见氏著“Tang Buddhist Palace Chapels，”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32（2004），pp.101-173。梁武帝无遮大会和重云殿的讨论，见其“Pañcavārşika Assemblies in Liang Wudi's Buddhist Palace Chapel，”HJAS，vol. 66，No.1（2006），pp.43-103。

(60) 参见刘屹《近年来道教研究对中古史研究的贡献》，《中国史研究动态》2004年第8期，12—20页。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唐史学科网站有此文的完整版，见 http://www.tanghistory.net/data/articles/c01/208.html。

(61) Michael R. Drompp，Tang China and the Collapse of the Uighur Empire：A Documentary History，Leiden：E.J.Brill，2005.

(62) 近年美国史学界所倡导的“世界史”（World History）有其特定的学术含义，非一般意义上的世界历史研究。相关介绍可见 Patrick Manning，Navigating World History：Historians Create a Global Past，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3。

(63) 以唐代为例，从世界史角度分析的著作有塞缪尔·阿德舍（Samuel A. M. Adshead）的《唐代中国：论世界史上东方的崛起》（T'ang China：The Rise of the East in World History，New York：Palgrave Macmillan，2004）。

(64) 见 Annette L. Juliano & Judith A. Lerner eds. Monks and Merchants：Silk Road Treasures from Northwest China，New York：Harry N. Abrams，Inc.，with Asia Society，2001 和 James Watt ed. China：Dawn of a Golden Age，200-750AD。

(65) 在大都会的《走向盛唐：一个黄金时代的到来》的展品中，也特别包括了当时出土不过五年的虞弘墓浮雕石棺床，成为展览中最受人瞩目的展品之一。而且《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的相关专题报道中也集中介绍了粟特和伊朗对中国中古文化的影响（Souren Melikian，“China's ‘Golden Age，’ over five crucial centuries，”New York Time，Oct. 23，2004）。

(66) 法文版为Histoire des Marchands Sogdiens，Paris：Collège de France，2002，2004（修订版）；英文版为Sogdian Traders：a History，Leiden：E.J.Brill，2005。

(67) 中文有毕波的书评，载《唐研究》第9卷，572—577页。而森安孝夫对此书相当严厉的批评或许可以代表日本学界的看法，见 Moriyasu Takao，“Japanese Research on the History of the Sogdians Along the Silk Road，Mainly from Sogdiana to China，”Acta Asiatica，No. 94，2008。

(68) Handbook of Christianity in China，Vol. 1，Leiden：E. J. Brill，2001. 其中唐代景教部分见1—42页。

(69) 这两部文集均于 2009 年由 Ashgate 出版社出版，属于 Ashgate variorum 系列。

(70) 徐俊《敦煌诗集残卷辑考》，中华书局，2000年。2009年5月在美国纽约州立大学阿伯尼分校（SUNY，Albany）召开的唐学会二十五周年纪念学术研讨会上，柯睿在题为《谈谈唐代文学的研究》（On the Study of Tang Literature）的发言里也特别提到了《敦煌诗集残卷辑考》的学术意义。

(71) Susan Cherniack 的研究为“Book Culture and Textual Transmission in Sung China，”HJAS，Vol. 54，No. 1（1994），pp.5-125。

(72) Stephen Owen，The End of the Chinese“Middle Ages”：Essays in Mid-Tang Literary Culture，Stanford：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 此书中译见陈引弛、陈磊译，田晓菲校《中国“中世纪”的终结》，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年。

(73) Stephen Owen，The Late Tang：Chinese Poetry of the Mid-Ninth Century（827-86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

(74) Graham Sanders，Word Well Put：Visions of Poetic Competence in the Chinese Tradition，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Asia Center，2006.

(75) Stephen Owen，“The Manuscript Legacy of the Tang：The Case of Literature，”HJAS，Vol. 67，No.2（2007），pp.295-326.

(76) T'oung Pao，Vol. 93（2007），pp.1-52.

(77) Mark Edward Lewis，China's Cosmopolitan Empire：The Tang Dynasty，Cambrdi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9. 此书为卜正民（Timothy Brook）主编而由哈佛大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华帝国史系列丛书（History of Imeprial China）的一种，此系列中关于秦汉和魏晋南北朝的分册也由陆威仪撰写。

(78) 对此著作笔者将另撰中英文的评介。这里只指出一点，即该书所附的参考书目中，中文的著述除了带有经典性质的陈寅恪和谷霁光的著作，以及陈垣的《道家金石略》，其他唯有韩国磐的《隋唐五代史纲》、李伯重的《唐代江南农业的发展》和史念海的著作三种，这和书目中几乎巨细靡遗的英文著述反差明显。

(79) 据笔者的了解，在这一方面还是有几个例外，比如麦大维早在80年代后期就开始注意利用墓志的材料，在他发表的《周立贞之死：敕令自裁还是自然死亡》（“The Death of Chou Li-chen：Imperially Ordered Suicide or Natural Cause？”Asia Major 11，Part 2［1989］，pp.23-82）一文中，就通过比较《千唐志斋藏志》中的周立贞墓志和新旧《唐书》中的周立贞传的重大差异，来揭示中宗朝政治斗争的另一面相，同时也讨论了唐代墓志的史料价值。另外陈弱水的《以文传家：唐宋变革之际的清河崔氏和博陵崔氏》和陆扬（Yang Lu）在1999年完成的博士论文《晚唐的中兴与政治的转型：唐宪宗研究》（Dynastic Revival and Political Transformation in Late T'ang China：A Study of Emperor Hsien-Tsung［805-820］and His Reign）也都较为广泛地利用了墓志的材料。近年对墓志材料加以注意和利用的年轻学者日渐增加，这里暂时不再一一列举。

后记

这虽然是部尝试之作，但从当初许多想法的涌现到最终落成文字，其间经过了人生的许多变化，要在短短的后记里回顾那些对我的思考有关键影响的时刻，或者一一提到在学术上给我以指引和支持的同行师友的名字，是难以做到的。但在我的学术生涯中，我之所以能明白什么样的境界才是我应该追求的，首先要归功于在北大和普林斯顿为我开启学术大门的各位老师。我对唐史的真正兴趣是由张广达先生引发的，而且让我从入门伊始就认识到思想的自由和视野的宽阔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也是在他那渊综广博的中西交通史料课上，我第一次听说了杜希德先生的名字和《剑桥中国史》。对我人生与学术道路产生决定性影响的无疑是余英时先生，这一点我已无须再多加强调，需要提的是在1990年的春天，余先生的文字对我个人的冲击力可能是今日的年轻一代难以想象的，也正是因为他的文字促使我选择史学作为终生的使命。当初选择只报考普林斯顿大学也是希望能在余先生指导下学习历史，这大概是我个人平生的风格，并不给自己更多的选择，只遵循最喜欢的路径去走，哪怕是独木桥。当时对欧美汉学界动态一无所知的我，怎么都没想到就是在余先生的办公室，见到了杜希德先生，原来我一直以为在剑桥的杜公早已转来了普大。接下来的一切便犹如传奇故事一般展开。他们二位和裴德生（Willard Peterson）、威廉·切斯特·乔丹（William Chester Jordan）一起，对我今后的学术工作提供了最为关键性的帮助。可以说，我至今仍在使用他们给予我的巨额学术贷款。

这部小书得以完成和出版，更要归功于荣新江教授。对于我来说，他不仅是一位学术上永远令我敬畏的学长，也是我真正的知音。如果没有他的鼓励，我恐怕不会下决心回到北大任教。而对于一位研究中国中古的学者而言，全世界都无法找到第二个像北大中古史中心这样理想的天地了。中心的诸多学术上的畏友和同道，特别是罗新、朱玉麒、邓小南、阎步克、陈苏镇、辛德勇、刘浦江、王小甫诸位，总能让我感受到中古史中心的学术魅力。而过去的几年里，若无新江兄的信任和敦促，很难想象我能有意志去把我的研究工作一一写成文字。最令我感动和佩服的是他的敦促总是温和的，从来没有让我感觉是在为了某种功利目的而写作，总是能让我在感到惭愧之余产生向上的动力。

人文学者的生涯往往是孤独的，而且在生活和事业之间几乎难有分界。这样的生涯，加上我懒散的个性，给那些深爱我且对我有所期待的人，特别是我的家人，造成了许许多多精神上的负担，但他们从未对我失去信心，每每让我能在最困难的时候获得力量。Jessey通常是我论文最早的读者之一，她对学术语言的表达是否精确，有着异乎寻常的判断力，她指出的我的论述中的问题虽时常让我感到沮丧，却终究帮助我去除了大量似是而非的表达。

本书从进入出版计划到最终付梓，北京大学出版社的刘方和张文礼两位朋友提供了自始至终的关心。作为责编，文礼的耐心和细致，以及对我的拖延症的容忍，都让我感动。我的博士生靳亚娟不厌其烦帮我核对材料、审读文字，也帮我避免了不少错误。

最后，我还必须感谢福福和宜宜两位。两人性格迥异，我戏称她们是一清一浊，两者的对照仿佛让我对唐代的清浊之辨有了更直觉的把握。过去几年，由于很多时间在北京，难以朝夕见到，但她们那澄澈而好奇的眼神，时常提醒我，认识她们内心世界的难度不会亚于认识历史本身。

2015年12月识于海淀蔚秀园

重印说明

本书自今春问世以来，受到很多学界同行的关注，也很荣幸地引起不少关心中国古代史乃至一般史学研究的朋友的兴趣。才两个多月，北大出版社的同仁就告诉我有重印的打算，这样的反响是我事先完全预料不到的，既感动又惶恐。这部著作是对我关心的一些唐代历史问题的尝试性诠释，原本预设的读者对象完全是中国古代史特别是中古史领域的专业学者。原本我的想法是，这书出版后若干年，假如有机会重印，那么我会作较多的修订增补，没想到这样的时刻来得如此之快，令我感到有些措手不及，使我作修订的目标暂时难以实现，但重印也给了我改正书中各类文字错讹的机会，而这样的机会是我不愿放弃的。

经过和北大社商量并再三斟酌，本人决定遵循两个原则：一是只做改正错字和添加漏字等工作，并对引用的史料文字作进一步的核对，除了已发现的几处史实性错误外，对书的内容方面不作改动；二是即便不得不在个别地方有内容或行文上的更动，也以不变动原有页码为前提，这样便于学界同行等批评讨论时引证。

这次要特别感谢李碧妍女史和北大历史系几位热心的研究生，在阅读中帮助我找出不少错字漏字的情况，有几位读者也热心地指出了类似的缺误，这些意见我都尽可能趁这次重印机会予以采纳。我对一些书中的引文和录文也做了进一步校对并改正。因上述这几类错误几乎未涉及任何论点，这里就不再一一说明，请关心本书的读者翻阅时加以留意。还需要说明的是，微博上一位网名“龙宿郊民”的读者细心地指出了本书中两三处史实类错误，其一是在《论唐五代社会与政治中的词臣与词臣家族》中，我认为卢文度知贡举应该在乾宁三年之后，而且唐代文献中提到的唐末翰林学士卢说即为卢文度之误（297—298页）。龙宿郊民认为这两种情况均不可能。其二是本人在《论冯道的生涯》一文中，认为龙敏在史料记载中被描述为“少为儒丐，游都邑”（191页）。龙宿郊民指出这里的“儒丐”是误读原文，正确读法应是“少为儒，丐游都邑”，并指出本人未能注意到《旧五代史》中有关龙敏的记载。这两点意见都是正确的，本人趁重印也做了相应的修正。不过因此机缘，本人也对冯道生涯中一些现象有了新的认识，这些看法已写成专文，将另行发表，这里就不再细说了。

丙申年五月于海淀吴氏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