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亡启示录

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赵鼎新 著

中信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清亡启示录／马勇著.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2.11

ISBN 978–7–5086–3499–9

I. ①清… II. ①马… III. ①随笔– 作品集– 中国– 当代 IV. ① I267.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2）第204195 号

清亡启示录

著 者：马 勇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 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 号富盛大厦2 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字 数：122 千字

版 次：2012 年11 月第1 版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 号

书 号：ISBN 978–7–5086–3499–9 / I·327

定 价：35.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录

自 序

改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以改良反制革命

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有计划政治”：预备立宪日程

“军机处不议”之智慧

毁誉摄政王

资政院的悲剧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为什么是新军

兵谏的政治诉求

谁是君主立宪的受害者

当君宪成为往事

别了，皇上

皇族伤国

共和关键

君宪主义落幕

大清皇族今安在

辛亥的意义

晚清与民国：经济层面的比较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百年中国的进与退

中信Kindle热书榜

自 序

辛亥革命百年纪念刚刚过去，就迎来了清帝退位一百周年纪念。在这特殊的日子里，回顾大清帝国最后十几年走过的路，不禁感慨万千，令人欷。

清朝的历史，从发端就与世界历史密切相关。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大清王朝时，正值西方世界发生突变的前夜，大航路的发现，以及稍后蒸汽机的发明、工业革命，在使满洲人统治的中国被动地卷入世界经济一体化的潮流。

对于世界经济一体化，中国人应该说已有足够准备，如果不是明清易代，按照晚明中西交流惯性，中国应该在徐光启、利玛窦这批中西智者的引领下，坦然踏上世界一体化道路，因为当时的中国已有接受外来文明的足够经验，也有文化上的足够储备。

然而遗憾的是，满洲人毕竟是来自周边的一个弱小族群，他们入主中原创建帝国后，面临着汉化和西方化的双重压力。权衡利弊，清代统治者至少在乾隆大帝之前，选择了汉化优先的政策导向。满洲统治者迅速认同了中原文明，成为中原文明的信仰者、追随者。当然，也就中止了晚明以来公开且繁盛的中西文化交流。这是中国历史的遗憾，也是大清王朝的缺憾。

经济上的世界一体化是工业革命之后必然要发生的，是世界上只要人迹能到的地方都无法避免的。事实上，清代统治者尽管遏制住了晚明中西交流的潮流，建构了一个虚假的中原文化繁荣，所谓康乾盛世，所谓乾嘉汉学，所谓《四库全书》，如果放到大历史背景中进行考察，与西方的差距真是不可以道里计。尽管如此，清代统治者的刻意封锁依然无法阻止住中西文明交流的潜流，特别是贸易上的诱惑，也使得中西之间的文化交流在那时只是一种管制性的交流，不是无限度自由的交流而已。

管制性的交流也是交流，涓涓细流终究会汇成大河。中西文明在艰难环境中接触交流着，至十八世纪晚期，这种交流本身又构成了严重问题。西方人在对东方对中国的贸易推广中遇到了极大障碍，即中国的市场不开发不发育使中西之间的贸易严重失衡，西方需要中国的大量初级产品，比如茶叶，比如瓷器，都已经成为西方人生活方式中不可须臾或缺的东西。而在中国，西方工业革命形成了巨大的产能过剩，大量的纺织品急需中国这样人口众多的广袤市场。然而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形态太强大了，当然主要还是因为中国人靠天吃饭收入低下，当土布可以不被洋布替代的时候不会超出购买能力去买洋布，当打火石还能打出火花的时候，也不会花钱去买洋火。中国市场的不开发当然不利于中国人生活品质的提升，但对统治者来说，统治秩序的稳定可能还是第一位的。于是当马戛尔尼率领庞大的贸易代表团前来谈判时，乾隆大帝毫不犹豫地告诉他：大清帝国物产丰富，无奇不有，我们不需要你们那些东西。

乾隆大帝的豪气引起了复杂的历史后果，中西贸易的不平衡引发了“罪恶的鸦片贸易”，也就仅仅三十年光景，一个原本算不上富庶但总算还能过得去的中国竟然被那个鸦片摧残得差点终结：中原已无可用之兵，国库亦无可用之饷。紧接着，就是以鸦片名义发生的战争。

鸦片战争迫使中国进入世界一体化，五口通商使中国人的观念、生活形态都在发生变化，到了19世纪60年代，中国在经历了内乱外患多重打击后重新起步，踏上中体西用洋务新政的轨道，也就几十年时间，大清帝国元气尽复，又以世界大国的面貌出现在国际舞台上。

不幸的是，大清王朝的成功是因为行政主导的中体西用洋务新政，一次持续三十多年的大试验竟然在一场局部冲突中一败涂地。追根溯源，人们将责任归结为这场“跛足的现代化”，以为洋务新政只变其末不变其本，只要西方之用，不要西方之体，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事情。

知耻而后勇是中国人的优良传统，失败乃至惨败都不可怕。在经历了1894年的巨大刺激后，中国人很快重建共识，走进变法图强的“维新时代”，开始在经济增长的同时，注意参照东西方成功经验进行体制变革。

遗憾的是，这场变革被1898年秋天的一场政变所打断，紧接着又是席卷大半个中国的义和团运动，直至1901年，中国重回政治变革的轨道，开始新政。又过了几年，开始君主立宪的预备。

君主立宪是那时中国人的普遍共识，正像梁启超所说的那样，既然君主专制不合乎我们的需要，既然民主共和超越了我们的社会发展程度，那么执其两端而用中，君主立宪就是合乎中国国情的理想选择。然而，当这个选择即将成为现实时，清廷的几个技术性失误使先前的努力前功尽弃，一个王朝在一百天的危机中走进历史。

历史无法遗憾，也不必惋惜，走过的就是走过了。只是一百年后回望大清王朝，特别是分析这个貌似强大的王朝为什么在一场危机面前不堪一击，这个过程究竟有哪些教训可以汲取？这是这本小书希望探究的问题。

感谢《新世纪》的徐晓老师和刘芳小友，如果没有他们的敦促和经营，这些文字或许不会写出，更不会用这种方式呈现给各位。

马勇，2011年12月8日

百年之后回望，晚清在政治改革上的图谋和努力，不容忽视。清末，朝廷逐渐放弃专制，实施新政，意图建立君主立宪政体。这些努力让中国渐有现代国家的形态。不过，皇族保守势力的顽固断送了政改，并被革命党人发起的辛亥革命所摧毁。

改革为什么走向反面

1911年10月10日，武昌城里一场规模不大的军队哗变引起天翻地覆的巨变，不仅一个拥有两百多年历史的王朝走进了历史，而且顺带将延续两千多年的帝制一并终结。经过最近二十多年的研究，我们对晚清的历史已有许多不一样的看法，我们不再认为晚清的十几二十年就是一味腐败一味卖国，晚清政府其实在政治变革上已经做得不少了，君主立宪在经过十几年的发展后即将成功，何以到了最后关头功亏一篑、前功尽弃呢？一个还算具有活力的大清帝国何以在一夜之间顷刻瓦解呢？

清廷的觉醒

正如我们早就知道的那样，近代中国的所有问题都不是社会内部自发产生的，而是外部引发的，是西方工业革命和大航路开辟之后的必然后果。由于中国社会结构的复杂性，中国没有在第一时间追踪西方工业革命，实现社会转型，待到1840年被英国打败而走上近代化道路，无论如何都具有一种被动的感觉、不太舒服的别扭，所以中国在那之后半个多世纪里虽然要学西方，但在内容上却有很大保留，并不愿意像稍后的日本那样转身向西，脱亚入欧，将中国变成一个彻底的近代国家。

中国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在很短的时间里也确实取得了不小的实效，到了1891年前后，中国的经济在很大程度上恢复到了太平天国和几次外部战争破坏之前的水准，在世界经济总量中占有很大的比例。更重要的是，由于洋务新政的主旨是富国强兵，中国在那么短的时间里几乎超越了一个时代，跨越先前比较原始的冷兵器时代，构建了一支比较现代的新型军队，尤其是北洋海军，公认为亚洲第一、世界第六，足见“中体西用”在推动发展上也不能说毫无功效。

问题在于，洋务新政三十年的发展是畸形的，经不起考验，1894年那场局部战争不仅使三十年举国之力创办的北洋海军毁于一旦，而且在精神层面摧毁了中国知识阶层先前的自信，或者说自负。甲午战争后，中国的知识阶层和政治精英知耻而后勇，转身向东，向先前的敌人学习，启动了一场必将改变中国面貌的维新运动。所谓维新，其实就是期望像日本明治维新那样进行一些政治体制方面的变革，不再固守先前“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文化本位主义思想。这是中国人的一个重要觉醒，也是清廷统治者实事求是的深刻反省。

维新运动虽说也是一路磕磕绊绊，但中国既然踏上了政治变革这条路，只要坚持下去步步为营，经过若干年发展，一定会像日本一样在远东构建一个新型的现代国家。然而，中国的问题太复杂了，既有传统与现代的纠葛，又有种族之间的貌合神离，再加上其他种种具体的外在的内部的复杂因素，中国在1898年秋天发生了政治大逆转。第二年，又是另立大阿哥，引爆政治高层的派系冲突，保守的政治势力为了私利，竟然煽动民粹主义，鼓动义和拳弟兄用血肉之躯去挑战列强的真枪实弹，终于引发列强军事干预，最后以《辛丑条约》而收场。

签订《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确实包含有巨额战争赔款，但这个条约最重要的共识是要保全中国的主权完整，我们过去说义和团运动阻止了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这个意思。只是列强在保全中国主权完整的同时，还要求清廷必须按照近代国家的标准进行政治革新，要引导国民的世界意识，不得煽动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清廷在1901年开始的所谓新政，其实就是庚子国变之后的大彻大悟，也是国际环境变化的产物。

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

新政改革具有多方面内容，也就只是短短两三年的时间，新教育体系从上到下建构起来了，盛行千年而越来越不合乎现实需要的科举制度波澜不惊地被终结了；中国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建了司法体系，行政官千百年来随意断案的习惯终于被专业的独立的司法机构所取代；近代警察体系创建了，城市管理的雏形也出现了。特别重要的是，随着政治变革的进程，政府的职能权限逐渐收缩，社会越来越大，自治的民间组织逐渐主导了社会发展方向。凡此，都是1901年新政所带来的新气象。

新政带给中国许多新的东西，但到了1903年，新政的未来究竟怎样，其实又失去了方向。许多人将先前的发展看做是过去皇权专制主义的延续，以为凭借皇权专制主义才能更有效地组织社会动员，更合理地配置国家资源，才能获取这样的效果。这显然是不对的。根据梁启超1901年的介绍，中国人那个时候就知道在世界上至少存在着君主专制、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三种政治架构，民主立宪不必说了，在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这两者之间，许多中国人其实是倾向于前者而不是后者，以为中国的方向就是日本，就是通过政治架构的改造，为至上皇权配置两个重要助手，一个是拥有一定权限的责任政府，另一个就是能够凝聚民意的议会。

对于君主立宪的构想，清廷在最初时期是不积极不反对，但内心深处无疑倾向于专制皇权，不太满意于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然而等到1904年日俄战争，一个立宪的“小日本”战胜了一个不立宪的“大俄国”，这当然使朝廷惊醒，特别是这个“小日本”在不到十年时间，相继战胜中国和俄国这两个横跨欧亚大陆的大帝国，从深层分析，其政治架构其立宪体制，无疑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因素。

见贤思齐是中国古代圣贤的教诲。不要说中国人保守，也不要说中国的统治者保守，其实在家天下的时候，没有哪个统治者不希望自己的国家更强大，在国际上更能受人尊重。所以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刺激后，在东三省治权从俄国人那里转到日本人手里之后，朝野上下还是很受刺激的，于是就有了1905年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政治。这些皇亲国戚通过对东西洋立宪各国政治架构与实践的考察，得出一个重要结论，即君主立宪无碍于皇权，反而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消弭革命，有利于抵御外患。君主立宪既然有这样多的好处，又是皇亲国戚亲眼所见亲耳所闻，还有什么好怀疑的呢？到了1906年秋，清廷郑重宣布争取用九年时间走完日本二十几年走过的路，将君主专制改造成一个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

两个致命失误

清廷启动九年预备立宪，最受伤害的无疑就是中国革命，所以当清廷委派五大臣前往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时，革命党人吴樾就在前门火车站用自杀性攻击进行抗议。只是这个行动不仅没有阻止五大臣的决心，反而将先前还有点儿犹豫的清廷一脚踢进了预备立宪的不归路，使清廷最高统治者意识到，看来君主立宪可能是个正确方向，否则革命党为什么这样害怕呢？

革命党始终不愿承认清廷立宪的诚意，在后来的几年，革命党一方面用武装起义激励追随者，另一方面就是调动舆论批评清廷立宪的虚伪、欺骗及不可信。只是在百年之后公平地看，在涉及国家体制方面的改革上，清廷是不敢拿大清江山开玩笑的，他们的立宪不是真诚与不真诚的问题，而是必须成功，必须将大清带到现代民族国家，重构国家体制，前提当然是大清国还是爱新觉罗家族的大清国，江山不能移主，但江山必须改变，必须尽快使中国与世界各国处于同一境界和地位上。

基于这种视角，我们看到清廷在短短几年时间确实做了不少改革，重建了中央及地方官制，理顺了中央与地方的分权关系，地方自治的可能性越来越大，各地的发展、竞争和相互模仿，也就成为那时各地发展的常态，地方的活力与激情真的被激活了，国家的精神面貌也就不一样了。到了1908年，清廷颁布了《钦定宪法大纲》，将一个美好的未来用法律的形式规定起来，这是中国数千年文明史上不曾有的事情，确实意味着中国有可能脱胎换骨浴火重生。

《钦定宪法大纲》

《钦定宪法大纲》规定中国的未来就是日本那样的君主立宪国家，过去许多批评者由于不太明白清廷内部结构，以为这是年迈的慈禧太后使的损招，大意是慈禧太后同意用君主立宪限制皇权，是因为她自己已经年迈，用九年预备进行拖延，当宪法必须实施时，她个人已经不在。这个说法其实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实事求是地说，在光绪帝亲政后，虽然发生过垂帘听政，但皇权中心并没有偏移，清廷的政治权力始终就在她们母子两人手里，那时的光绪帝年龄不过三十八岁，按照康熙大帝、乾隆大帝的经验，光绪帝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如果他们存心不想将这个宪法付诸实践，他们完全可以在这个时候坦然拒绝，大清国说到底不过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

治国当然不是儿戏，走上君主立宪在朝野各界经过充分讨论，所以清廷在启动之后只能按照计划继续执行，只是计划跟不上变化，《钦定宪法大纲》规定的是一个强势的君主立宪状态，在那个框架里，虽然有一个责任政府，有一个民选议会，但皇权依然是政治的中心，皇权至高无上，因为年轻的光绪帝雄心勃勃，他就是要以明治天皇为榜样，就是要成为光绪大帝。

光绪帝没有想到他在颁布了这个宪法大纲后不久却突然去世，更想不到他去世的第二天慈禧太后也随之归天。清廷由此进入一个比较弱势的权力架构，光绪帝的弟弟载沣被任命为摄政王监国，光绪帝的隆裕皇后被尊为隆裕皇太后，享有重大决策的最后决定权特别是否决权，载沣年幼的长子溥仪被立为皇帝，领入宫中进行培养。

新的权力架构显然没有办法与光绪帝及慈禧皇太后的组合相比，因而先前以皇权为中心的宪法构架就显得有点问题，一个弱势的皇权如何保证国家利益，尤其是在外交连连失败，东三省危机一波接着一波的情形下，这不能不引起忧虑。被预备立宪激发起来的各省立宪党人对此忧虑重重，他们连续请愿，希望朝廷遵从民意，调整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规划，早日立宪，以一个民选的议会和一个负责任的政府去协助皇权中心，维护国家利益。

立宪党人的请求有自己的逻辑和理由，经过交流和博弈，清廷同意修订预备立宪规划，将九年预备改为五年。也就是说，到1913年的时候，中国就将进入一个立宪国家，而在这种调整的时候，已经是1910年，剩下的时间确实不太充分。

清廷的宣布平息了立宪党人的情绪，也使革命陷入空前困境，孙中山等人在策动黄花岗起义后流亡国外，或潜伏国内，谁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出现革命高潮，国人的情绪被充分调动，都在静等国家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

按照规划，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第一项宣布是组建一个责任政府，这标志着国家进入君主立宪门槛。然后由这个政府负责国会选举，等到国会正式召集时，就标志着国家进入完全立宪状态了。这是一个稳妥的政治日程表，然而想不到的是，等到清廷宣布责任内阁名单时出了差错，一个责任内阁弄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十三个阁员竟然有九名来自皇室或皇族。更为离奇的是，新内阁成立第二天又出台一项新政策，宣布将各省民营铁路干线收归国有，各省民营资本的股权由朝廷使用向四国银行团贷来的款项统一赎回。这两项重要宣布无疑是两个巨型炸弹，原本充满希望的中国立马陷入混乱。

从君宪到共和

按照摄政王后来的解释，进入君主立宪之后，满汉之间的不平等就不存在了。既然不存在满汉不平等，既然人人平等了，哪儿还有什么皇族内阁、亲贵内阁呢？一个原本平常的内阁名单被说成是皇族内阁，是因为你们内心深处还存在着不平等的意识。

我们应该承认，摄政王的解释从理论上说是能够成立的，君宪体制下除了皇室，确实没有一个享有政治特权的皇族。问题在于，大家刚从君主专制体制中走出来，皇族也是一个客观存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假如颠倒一下比例，汉人九个，皇室、皇族四个，还会有人反对这个决定吗？显然不会。

皇族内阁，第一排中间即内阁总理大臣奕劻

至于铁路干线国有化，从政策的出发点来说，当然是对的，各省各自为政，修的铁路五花八门，路轨不一样，间距不一样，那将来怎样联网，怎样统一运营？而且，各省利用政策进行集资，甚至如四川在集资后既不能修路，也没有修路，纯粹为了保值增值拿到上海存钱庄、买股票，这巨大的金融风险，当然也应该及早引爆。这都是对的。但是，集资政策是中央同意的，损失的是每一个集资人，这显然是不对的，集资者不答应，要求补偿，也是对的。清廷对此不愿正视，不愿改正，双方的僵持从5月中旬至9月初一直无法打破。直至四川总督府门前发生流血惨案，终于引发新军将士的焦虑，以为有话要说。所谓武昌起义，其实就是新军将士要对僵持数月的政治局面表示态度，就是通过武装哗变，或者说兵谏向朝廷施压。

如果说在这之前让清廷自我纠正两个致命失误比较困难，其实武昌起义给清廷提供了一个契机，只是清廷没有善待这个机会，反而以为湖北新军的哗变就是反政府就必须镇压，至于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清廷更不愿在这个时候让步或调整。结果我们看到，直至湖南、太原等地新军相继起义宣布光复，清廷依然采取鸵鸟政策，不愿正面回应人们关注的实质问题，其内心深处其实在想着这些哗变的各省新军不过是地方军队，只要中央军不出问题，一切都会照旧。

清廷的底线是不错的，只是他们显然低估了中央新军的政治觉悟。10月29日，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驻扎在滦州的北洋新军主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等将领向清廷发出通电，提出十二条政纲，要求朝廷立即撤销皇族内阁，宣布皇族永远不得介入政治，尽快组成真正的责任内阁，立即召集国会，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

第二十镇是中央军的主力，滦州兵谏终于使朝廷惊醒。第二天，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很快撤销了皇族内阁，选举袁世凯组织责任内阁，开放党禁，宣布《重大宪法信条十九条》，这一系列举动为清廷君宪主义赢得了新的机会，南北之间的紧张略有缓解。然而到了召集国会时，新问题又出现了，那个先前把持着政治权力的皇族又不愿放弃权力，他们在南北和谈过程中一再刁难，终于引发新军将领段祺瑞等人的不满，段祺瑞等人遂于1912年1月26日联名通电，要求清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段祺瑞

几点启示

段祺瑞为代理湖广总督和武昌前线北洋新军第一军总统官，他和北洋将领的共和通电一锤定音，宣布君主立宪政体成为过去，中国未来只有一条路就是民主共和。南北胶着几个月的混乱局面终于理出了头绪，清廷剩下的事情就是尽量尊严地退出。

走向共和在当时已成为唯一选择，但在走向共和的时候是否还应该像孙中山十七年来所要求的那样“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回东三省呢？我们看到，革命党人在稍后的谈判中有坚持有妥协，坚持了共和原则，放弃了驱逐鞑虏。这个让步不仅表现出革命党人的高风亮节，以民族大义为重，而且由此骤然生发“五族共和”的政治概念，这对于现代民族国家的建构，对于二十世纪中期中国政治发展影响太大了。

从清廷的立场看，原本为大清寻找出路的政治变革得出这样的结果，确实令人难堪，但是正如严复所说的那样，之所以一步一步走上绝境，是满洲贵族太不知妥协不知退让的后果。按照严复的说法，当清廷宣布十九信条的时候还有走上君主立宪的机会，只是皇族中的强硬派还对君主专制寄予希望，结果煮熟的鸭子还是飞了。

当然，就革命党人特别是孙中山的立场说，辛亥革命的直接后果并没有实现孙中山的政治理想，帝制终止了，民国建立了，然而这个民国与孙中山的构想毫无关系，五权宪法没有了，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构想没有了，用鲁迅的话说，民国除了一副空招牌外，什么都没有变。过去许多年，人们将这归结为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妥协性。言下之意，革命党应该不妥协不懈怠，宜将剩勇追穷寇，战斗到底。

历史没有办法假设，走过的路就是历史。重新建构的中华民国确实没有遵从孙中山的设计，而是沿着晚清十年君主立宪的路往前走，各省咨议局改为省议会，各省都督改称省长；中央资政院改为国会。中国实际上在实行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并没有失败，中国毕竟因为这场革命打开了通往现代社会的大门。

甲午战争后，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思潮从理论转向实践，一拨接着一拨的武装斗争，弄得清廷灰头灰脸。特别是到了1904 年日俄战争，『亚洲的觉醒』深刻启发了革命党，各门各派的造反者在第二年汇集东京，共推孙中山为革命党人领袖，清廷终于为自己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反对党，而且是武装的反对党。亚洲的觉醒也蕴涵着统治者的觉醒，面对革命风潮持续狂飙，清廷终于作出以改革反制革命的抉择，踏上了政治改革的不归路。

以改良反制革命

当满洲人入关问鼎中原时，确实遇到过剧烈反抗，所谓扬州十日、嘉定三屠，单单这些历史名词就会让人胆战心惊。不过，经过几十年强硬镇压和柔性安抚，满汉之间的冲突慢慢消解，除了一些具有浓厚种族意识的大知识分子外，中国人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满洲人统治中国的事实，种族之间的融合虽说没有全面开始，但在下层社会，随着时间的流逝已不再那么激烈，即便到了鸦片战争，汉人也没有利用外部危机而发难。直至甲午战争后，方才发生孙中山以民族主义为旗帜的种族革命。

从维新到新政

甲午战争的真相，当时国内民众根本不知情，即便是读书人也没有多少人明了这件事情的前因后果和在近代中国的意义。只有从国内前往檀香山的孙中山在那里看到了中国军队在战场上的实际表现，并在外国舆论的影响下逐渐意识到中国军队无能腐败的根本原因并不在军队本身，而在体制，在清廷的腐朽统治。这就是孙中山革命思想的起源。

青年时的孙中山

孙中山是一个坐而言起而行的革命家，他是这样认识的，就要这样行动。1894年11月，孙中山在檀香山成立兴中会。三个月后，孙中山就在香港数度游说日本总领事，希望日本政府支持他武装反清。那时中日战争还在进行，按照孙中山的设想，日本人一定会和他合作共同推翻清廷。然而，日本的战略目标并不是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政府，他们的目标除了领土、赔款，最重要的就是开放中国市场，准许日本资金自由进出。日本政府不可能支持孙中山这样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孙中山的第一次广州起义还未发动就失败了。

这场未遂的广州起义究竟对清廷产生了怎样的影响，我们还没有直接证据去证明。可以肯定的是，清廷在此前后开始的维新运动，多少具有防范革命发生的背景。维新运动就是要解决体用两分、本末倒置的问题，就是要像日本那样在政治体制上进行某些改革。这无疑是对甲午战争所暴露出来的问题的一种曲折迂回的回应。

维新运动顺利进行了三四年，不料到了1898年春，一场突如其来的胶州湾危机促使原本平和的政治变革加速进行，在稍后的一百天里，年轻的光绪帝发布了数不清的御旨，恨不得一夜之间将中国引领至日本明治维新的轨道。

激进的政治变革无疑超过了社会一般承受力，引起了反弹，引发1898年秋天那场政治大逆转，维新终结，中国向何处去，又一次摆在中国人的面前。

那时的改革，其目的就是一个，即怎样引领中国走上世界，成为与东西洋各国一样的国家，就是要克服先前几十年盲目自大以自我为中心的什么中体西用。然而我们看到，当维新运动终结之后，所谓政治上的大逆转，恰恰与近代中国的大方向背道而驰，清廷不是引领中国迈向世界，而是利用民粹主义、民族主义情绪，将中国与世界隔绝。义和团运动的发生可能有许多原因和背景，只是统治者在面对这场民粹主义运动时，确实没有光明磊落，确实有利用其排外情绪以化解政治困境的企图。

义和团运动是中华民族的政治悲剧，当这场运动烟消云散，中国重新踏上新政路途。清廷在1901年的新政宣示，表面上看是一种自主行为，其内里则是1901年《辛丑条约》所表达的“辛丑共识”：中国必须进行政治改革，必须尽快缩小与世界的差距，尤其是观念上的差距。这就是“辛丑共识”的意义。中国从此又迈上了一条正确道路。

“三个有利于”

辛丑共识的主要背景是义和团运动引发的民族危机。这个危机除了民族主义原因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势力日趋壮大，反清反体制已经不是几年前孙中山那样的小敲小打零星行动，而是一种有组织有纲领的政治行为。1900年8月，当中国的政治危机随着八国联军进入北京，中国知识界一批精英不是想着救朝廷，而是在上海成立“中国国会”，大有趁火打劫，重建中国的味道，其中最典型的人物，就是极端激进的章炳麟。章炳麟在会议期间愤然剪掉标志着清朝顺民的发辫，脱去了清国标志的长衫，改穿西装，并专门写了一篇《解辫发说》，宣布与大清国彻底告别。反满革命思想从此逐渐成为中国思想界一个重要力量。

章炳麟

为了消弭反满革命思想，清廷化危为机，开启政治改革的大门，重回几年前的维新变法轨道。应该承认，清廷这次是动真格的，毕竟只是几年时间，中国的面貌有了很大改观，地方自治、教育改革、司法独立、近代城市的发展与管理等，都有许多新气象。随着地方自治的推广，绅商和新兴的中产阶级出现了发展；随着教育改革，特别是新教育发展，先前争论激烈的科举制度竟然波澜不惊地废除了；至于司法，两千年帝制时代不存在什么独立不独立的选择，所有官吏其实都是司法官，现在不一样了，司法从行政体制中抽离出来，司法本身的分权制衡也在那时建构起来了。这都是新政时期的重大进步。

新政的政治进步明显是巨大的，只是新政始终没有解决一个方向性选择，没有为中国建构一个稳定的持续发展机制。也就是说，这几年的进步和先前几十年洋务新政时期的经济高速成长一样，都是行政独大、行政主导的产物，从政治架构上说就是君主专制的产物，以君主的名义配置一切资源，无疑是高效且迅速的。只是这种体制的弊病随着日俄战争的结束而开始凸显，中国如果不能从政治上建构一个全新的君主立宪模式，就有可能重蹈俄国人的覆辙。

日本的胜利不仅使清廷统治者惊醒，更重要的就像列宁所说，这是亚洲的觉醒。1905年的夏天，先前散布在世界各地的中国政治流亡者在日本胜利的激励下聚集东京，他们像朝圣一样欢呼日本的胜利，期望利用这样的胜利加快推翻清廷的进程。这些来自不同山头不同派系的革命者求同存异，成立了中国同盟会，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建构了类似影子内阁的组织系统，反满革命的势头从来没有如此高涨过。

同盟会的成立是中国革命的高潮，其直接后果就是促成了清廷的预备立宪。清廷在1905年决定派遣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其直接目标，就包含着以改革去化解革命。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革命党人吴樾跑到前门火车站舍身炸五大臣，就是要用革命的恐怖阻止清廷走上立宪道路。只是革命党人这一次有点失算了，革命的恐怖不仅没有吓倒这些考察大臣，反而使清廷意识到政治改革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因为革命党怕立宪。

1906年秋，考察大臣海外归来，他们向朝廷汇报考察心得，突出强调君主立宪政体利于君，利于民，不利于官，是到目前为止人类所发现的最不坏的制度。他们不仅从政体上以立宪有利于皇位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消弭内乱这样“三个有利于”奏闻朝廷，而且还具体分析东西洋各主要立宪国家的权力构成及权力中心，以为美国是以工商立国的国家，纯任民权，其制度与中国不能强同；英国固然法良意美，但其设官分职，颇有复杂拘执之处，自非中国政体所宜，弃短用长，尚须抉择。与中国国情相似且其体制易于采择的只有日本。日本虽万机决于公论，而大政仍出自君裁，以立宪之精神实行中央集权之主义，其政俗尤与中国近。

梁山好汉没有自愿的

清廷的立宪运动对海内外知识精英有着非常强烈的吸引力。按照梁漱溟的说法，他们坚信梁启超、康有为等人为中国问题所开的君主立宪处方是解决中国问题的灵丹妙药，认为梁启超所提倡、鼓吹的国会制度、责任内阁、选举制度、预算制度、国库制度、审计制度，乃至银行、货币等问题，都是中国未来应该实行的优良制度，中国如果按照梁启超一班人的规划进行改革，就必然能够像西方国家一样，建设一个近代国家。

君主立宪的稳步进行深刻影响了革命党，革命突然之间陷入空前低落。而且更厉害的是，清廷在稳定了国内局面之后，开始利用自己政治、外交上的优势，要求日本政府不要继续庇护孙中山等被中国政府通缉的要犯，因为这些政治流亡者一直试图用暴力推翻中国政府。

日本政府庇护中国政治流亡者已有相当久远的历史了，日本人其实就是多边下注，现在中国政府既然改革了，那么就听从清廷一次建议吧，就将孙中山暂时请出日本吧。而且随着孙中山的出走，在日本创办的那些革命报纸也随之关门或受到严厉打压，章炳麟先前热热闹闹的《民报》也在这种情形下被日本人关闭，章炳麟还为此与孙中山等革命领袖闹了一场不小的意气，这为革命阵营内部的分裂埋下了伏笔。

民报封面

从人性的立场说，从来没有天生的革命家，所有的革命家都是被逼上梁山的，一旦形式转圜，可以改良，也真的改良，那些先前闹革命的其实很容易回归主流社会参与变革，在1906年之后，革命阵营发生急剧分化，章炳麟、苏曼殊等人眼见着革命无望，心灰意冷，托人找到张之洞等开明官僚，希望能提供一些资助，让他们西天取经，到印度当和尚、抄佛经。

章炳麟、苏曼殊这样的做法还只是放弃革命，更厉害更极端的是刘师培、何震夫妇眼见得清廷立宪全面推进，眼见得革命无望，几近公开离开革命，加入两江总督端方的幕府。过去说他们就此充当了清廷的鹰犬，其实今天看来，他们只是在国家形势趋缓之后回归主流放弃革命，甚至反革命而已。

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宋教仁。宋教仁原本就是一个宪政主义者，他在清廷宣布立宪后，大约心中也有所感动，他在1908年前后竭尽心力写了一本《间岛问题》，主要是揭露日本人对中国东三省领土的觊觎。这本小册子写好后，宋教仁并不急于出版，而是托人转交给清廷军机大臣兼外务部尚书袁世凯。这无疑等于一纸投名状。袁世凯看了之后极为欣赏，托人传话希望宋教仁回来任职。宋教仁因故没有成行，但我们由此可以看到清廷立宪对革命的极大影响。

在清廷立宪运动的影响下，革命几近彻底失望，只是清廷太不够意思的是，他们在立宪的同时没有宣布大赦天下，没有下令赦免孙中山、黄兴这些曾经武力犯禁的革命者。这势必留下这样的后果，不论出于生存还是其他什么原因，这些武力犯禁革命者只好继续犯禁，于是有徐锡麟、秋瑾这样的暗杀行动，有孙中山、黄兴不断策动的武装起义。这些行动虽说不能证明革命处于高涨状态，但对清廷的立宪无疑又具有一种倒逼的功能。革命与改良处在竞赛途中，究竟鹿死谁手，现在还真的很难说。

晚清的政治改革确实是为了消弭革命，为了共建一个和谐社会，而且也只是短短两年时间，清廷主导的政治改革就取得了惊人成就，一拨又一拨革命者离开革命阵营回国了回归了，义无反顾投身到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中来了。过去我们不理解这些转变，总是以异样眼光将他们视为叛徒，视为清廷的鹰犬。其实，从大历史背景重新观察，我们发现不论是作为生命个体，还是作为一个社会中的人，这些革命者不再革命，都是善莫大焉。

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

晚清十年，革命与改良处在竞争态势：革命进入了顺境，可能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清廷主导的改良陷入了泥潭；而当改良进入了坦途，一般地说，革命可能就陷入了低谷。这种跷跷板的政治现象对于绝大多数略怀政治情怀的青年读书人来说，或许昨天还是一个革命党人，今天却因认同了清政府的政治改良而转变，明天又因为发现清廷的政治改良不彻底不真诚，又放弃了改良而投身革命。对于这些现象，那一代亲历其事的人多能理解，并不会从政治操守上评价这种摇摆或跟风。但到了后来，到革命成为一种绝对价值观之后，在革命与改良之间摇摆，特别是从革命摇摆回改良的人们，总是或多或少成为被嘲弄的对象，刘师培或许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代表。

一个激进青年的成长

如果从其家族家庭背景说，刘师培出身于江苏仪征的大户人家，诗书传家，书香门第。其曾祖刘文淇，祖父刘毓崧，伯父刘寿曾，父刘贵曾，都是恪守乾嘉汉学传统的大学者。更令人感佩的是，刘氏家族代代相传的学问就是一部《春秋左氏传》，他们一代又一代地在这部经典的注释、理解、阐释上下工夫。如果没有他们几代人的努力，我们今天很难弄明白《左传》中的人和事。

浓厚的文化氛围，相对小康的经济基础，使刘师培自幼接受了良好的家庭教育，饱读经史，过目成诵，记忆力、理解力非凡，有“神童”之誉，因而也被其家族寄予很大希望，希望他能够在中国士大夫的传统道路上步步登高，捷报连传，中秀才，得举人，成进士，点状元，直至成为王者师、人上人，光宗耀祖。

然而，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太聪明了，或许因为他少年得志太顺利了，他在1901年十八岁那年中秀才，第二年一鼓作气得举人。第三年，他原本准备梅开三度，成进士。不料竟在关键时刻掉链子，名落孙山。

传统士大夫的科举考试已成强弩之末，清政府在1901年新政开始后，更多的有志青年都看到未来出路可能不在科举考试上，而是要有海外经历、留学背景，要有新知识。所以，刘师培在1903年初次失败后并没有心灰意冷，他只是学会了选择，选择了放弃，放弃家族长者对他的期待，放弃继续沿着中进士点翰林这条老路亦步亦趋。

学会放弃的刘师培并没有像其他失意学子那样闷闷不乐整天焦虑，而是在归途中一路游山玩水，拜师访友，经徐州，至扬州，又到镇江、南京，先后拜访缪荃孙、杨文会，并意外结识了章太炎、章士钊等学问好、思想新，且具有反满思想的革命志士，刘师培的人生道路由此根本改变。

那一年，章太炎三十四岁，刘师培不到二十岁。章太炎不仅在学术界享有相当声誉，受到江浙知识界大佬垂青、表彰与提携，而且章太炎自从走出诂经精舍，一再在学术圈惹是生非，与康有为、梁鼎芬等成名学者斗嘴骂架；与政治大佬张之洞、李鸿章勾肩搭背，然后不欢而散。特别是他说话不知轻重不计后果，已经多次被清政府列为危险分子，受到通缉。此时，章太炎正躲在租界里与一批反政府反体制的年轻人一起鼓吹排满革命，年轻的刘师培受到他们的感染，毅然决然加入了这个行列，成为中国教育会的成员。

《苏报》案发生后，章太炎、邹容等志士被抓捕被审讯被判刑，但这都没有吓倒刘师培。刘师培反而因此更趋激烈，因沙皇俄国拒不从东三省撤军，而与蔡元培、叶瀚等人一道发起成立“对俄同志会”，创办《俄事警闻》，日以危言警惕国人。他们意识到，日俄战争即将爆发，这对中国来说是一个极好的机会。中国应该趁着这个机会帮助日本对抗俄国，所以他们号召组织义勇军，准备到前线与俄国人对着干。不久，《俄事警闻》更名为《警钟日报》，隐然以继承章士钊、章太炎、邹容等一系的《苏报》自任。从此后，青年刘师培油然萌生光复汉族的革命志向，踏上激进主义不归路。

从后来的立场去反观刘师培那拨人当时的政治选择，他们和孙中山可能还是有区别的。孙中山从一开始就认定必须要推翻满洲人建立的政权，光复中华，恢复汉民族的国家。刘师培这拨人虽然也强调“光汉”，强调光复，但他们之所以走上革命道路、排满道路，主要还是因为清政府在1901年发布新政诏书后，更多的时候是只说不做，中国在外交特别是在东三省外交上步步退让，使这些热血青年实在看不下去，所以接受革命思想、排满思想，走上激进主义道路。

1904年，随着中国外交危机加深，刘师培的思想更加激进，他相继参加了蔡元培等人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暗杀团，并拥戴还在西牢监狱服刑的章太炎为精神领袖，参与组织成立光复会，成为光复会首批成员。这段时间，刘师培的思想走到极端状态，他自己似乎也知道这一点，因而在一些文章中直接署名为“激烈派第一人”。

革命逐渐陷入困境

同年，刘师培回乡与何班结婚，或许是因为要刻意反传统，他们两人并没有在故乡举行传统婚礼，就一起返回上海共同生活，何班随即进入爱国学社读书，很快成为激烈的女权主义者，并将自己的名字改为何震。

此后数年，刘师培夫妇参加了刺杀广西巡抚王之春活动，然后因《警钟日报》被查封而游走苏、皖等地，结识革命志士陈独秀，并一起发起成立岳王会，推崇岳飞的爱国主义精神，以推翻满清为职志。

1907年初，刘师培夫妇东渡日本，投靠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并很快成为《民报》主要撰稿人和编辑人，在《民报》相继发表了一组有思想深度又有学术力度的革命文章，既有时代感，体现了革命党人浓厚的革命气息，又有书卷气，展示了革命党方面不弱于康有为、梁启超改良主义的学术素养。这段时期的政论文章不仅是刘师培一生最精彩的文字，也充分展示了刘师培的学识、见解和理论功底。

或许是因为刘师培夫妇年龄尚轻，或许因为刘师培、何震思想还不成熟，他们到了日本不久，就被当时最为流行的无政府主义宣传所迷惑，立即从激烈的反满主义者转变为无政府主义者。何震很快发起成立了女子复权会，并创设机关刊物《天义报》，夫妻两个以此为基础进行打拼，居然很快产生巨大影响，章太炎、张继等人相继都被这种无政府主义理论的实用、精致所迷惑，留日学生中更多无政府主义信仰者。

那时的无政府主义其实是一个理论上的大杂烩，既推崇俄国克鲁泡特金的无政府主义学说，也推崇俄国1905年革命，推崇马克思、恩格斯的《共产党宣言》，推崇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他们为此创设社会主义讲习会，不遗余力地向中国人介绍社会主义理论，介绍一切激进的反传统思想，恨不得中国能够在一天之内变个样。

刘师培、何震的激进思想受到章太炎的赏识，那也是他们几个人友好相处共同发展的最好时光。然而这种好景不长，由于清政府立宪运动开始，各种原先反对清政府的政治力量开始回流，主流已经由原先的革命转为改良，清政府也趁着这个机会不断向日本政府施加压力，利用日本政府在东三省谈判等一系列外交问题上有求于中国，要求日本政府对流亡在那儿的中国人严加管束，对于他们编辑主办的反政府反体制刊物严加查禁。日本政府当然没有完全接受清政府的要求，但革命党人从那个时候开始就觉得日子不像过去那么自由了，革命党内部矛盾也因外部压力日趋呈现，这就使章太炎心灰意冷，出家为僧，或者前往印度当和尚研究佛经的想法日趋强烈，又有更加性情的苏曼殊从中鼓动，两个人一拍即合，真的准备前往西天取经。

章太炎、苏曼殊的想法因革命受挫而起，时在1907年秋前后。此时有这个压力的也不止他们两人，刘师培、何震等流亡在海外的革命党其实都有类似的外部压力和另寻出路的冲动。根据苏曼殊的记述，刘师培准备于1908年春天从日本返回上海，看看能不能在那里找个事情做，因为革命遇到了困难，他们在东京的生活都成了问题，况且他的母亲刘老太太对于异国生活也比较厌倦，于是刘师培夫妇在1907年秋天决定由何震先回国查看情形，与相关方面探讨一下可能性。至于刘师培敢于回上海找个事情，当然是自信在日本并没有作恶，并没有太多的政治把柄，还不能算革命党人的首领，所以说他想回国回归主流，加入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估计也没有太大的错。

根据何震的说法，章太炎知道清廷驻日本长崎领事卞绋昌是张之洞的女婿，所以章太炎在心灰意冷对革命失望乃至绝望时，曾经通过卞绋昌致函张之洞，誓言从此后绝不革命，绝不与闻政治，且言中国革命绝难成功；表示如果张之洞能够看在多年前交往的分上，提供一笔巨款，那么他章炳麟心甘情愿放弃革命前往印度出家为僧，研读佛经。何震说，章太炎对这封信并没有刻意保密，曾经交给刘师培看过。而揆诸情理和当时革命党人的处境，章太炎的这个想法并不难理解，他只是表示不再革命，并没有像更多的人那样背叛革命，走向反革命。

章太炎写给张之洞的信是在何震回国前即1907年秋直接交寄或者通过卞绋昌寄出的，然而久久没有下文，这不能不让章太炎焦虑。所以当何震回国时，章太炎理所当然委托她设法打听并见机促动。何震答应相机帮忙。所以当何震到了上海后，章太炎又写了几封信催问情形。

何震的活动力确实不得了，或者说朝廷由于此时已经开始了宪政改革，也不希望那些革命者继续为敌，欢迎他们回归主流，所以到了1907年12月上旬，刘师培就被何震叫回国内，安抵上海，与苏曼殊、柳亚子等人欢聚，并没有遇到什么困难或不便。

刘师培夫妇既然知道章太炎曾致信张之洞，知道章太炎与清政府也有错综复杂的关系，因而他们夫妇在上海也留有一手，由刘师培出面致信章太炎，表示为章太炎所托事情估计张之洞那里希望不大，现在正在想法与两江总督端方进行交涉。张之洞、端方都有附庸风雅的爱好，这大概也是章太炎、刘师培想到他们的一个原因。

回归主流

在国内经与各方面的接触，特别是何震在南京各地的活动，两江总督兼南洋大臣端方似乎对刘师培的情形已经比较同情，愿意接受刘师培回归主流。其实，每一个造反者都有被动的原因和不得已的苦衷，而每一个造反者其实也都随时等待着招安。所以端方的大度和安抚很容易感动刘师培这样原本就很柔弱很感性的读书人，刘师培遂不管不顾，于1908年初上书端方，表示愿意放弃革命，回归主流，加入政治变革的队伍。

在这封长信中，刘师培先介绍了自己的家族和家学渊源，介绍自己的教育背景和学术旨趣，承认自己年轻幼稚，在革命思想影响下，揭民族主义为标，托言光复旧物，以为这些思想合乎中国思想传统，合乎中外华夷之辨，所以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嗜读明季佚史，以清军入关之初，行军或流于惨酷，辄废书兴叹，排满革命思想慢慢积累。

刘师培在这封上书中并没有刻意检举揭发革命党人，而是根据他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就朝廷政治改革所应该走的路提供自己的看法。他认为，中国国情国体与欧洲及日本都有很大不同。欧洲、日本均由封建制度变为宪政制度，都比较顺利，而中国由于早已走出分封建国的封建时代，政治偏于放任，以农业为国本，以聚敛为民贼，故以薄赋轻徭为善政。所以中国问题并不在政治民主化，而是执政者能否抑制豪强，关爱黎元。

根据这些认识，刘师培在这份建议书中也说了不少改革建议，建议清廷恢复传统中国民本主义传统，矫正新政过分偏重发展偏重富国偏重强兵的误差，以人民福祉为依归，轻徭薄赋。

对于刘师培的这些建议，在过去的研究中，一般被视为刘师培背叛了革命，向反动的清政府“献策”，向清廷讨好。这是从革命者的视角进行观察而得出的结论。其实，当历史又走过了一百多年，当清朝的历史已经自然而然地融为中华民族五千年历史的一部分，我们为什么不能认同刘师培向主流社会回归呢？为什么一定要求他革命到底呢？清廷如果采纳了他的这些建议，惠民爱民，以民为本，为什么不能成为中国政治发展的一个选项呢？

历史发展具有丰富的多样性和多种可能，在晚清十年政治历程中，除了革命与改良，其实还有很多介于二者之间或之外的政治主张，以温情和善意重新回看自己民族的历史，还是应该承认存在的或许都有或多或少的道理。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刘师培那拨回归社会主流的人，主要还是因为朝廷主动变革，改良主义的前景已经展现出来，所以他不愿继续从事暴烈的政治革命了。

流血的革命毕竟是人类社会不得已的一种手段，能够减少流血，减少牺牲，能够进行和平变革，就不应该选择暴力革命。当然，如果统治者只是以虚情假意欺骗人民，那么还是应该像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那样，义无反顾地高举革命的旗帜。

回望历史，我们只是希望更多理解和宽容。

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长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会骚乱也就成为1911 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

清末社会的官民冲突

自从有了人群和社会组织以后，社会动荡与骚乱就是一种常态现象，历朝历代屡见不鲜，末世犹然。今人记忆犹新刻骨难忘的，或许就是晚清十年，也就是辛亥革命前那十年。

反贪腐并不必然反体制

根据学术界的研究，从1901年新政启动，至1911年武昌起义发生，全国先后发生的社会骚乱多达一千三百起。这个数字与后世中国相比或许不算什么，因为后来的社会流动性毕竟加大了，社会总人口也有大幅增加了。但是清末十年社会冲突情形与之前传统中国社会相比，那真是一个天堂，一个地狱。传统中国社会虽然有过天崩地裂式的改朝换代，有陈胜吴广、黄巾、黄巢、李自成、洪秀全式的农民起义，但那毕竟是几百年几十年方才有一次，稍微正常的王朝，总是能够挺过一百年、两百年，甚至更长。

进入近代，尤其是进入二十世纪之后，中国的情形就不一样了。1895年的《马关条约》允许外国人到中国自由办厂开矿，中国由此进入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工业化时期，大规模的铁路建设、矿产资源开采，各大中心城市相继成型，使大量农村人口因各种原因脱离土地，或是因为土地被工业发展所征用，或因乡村太穷流浪城市。总而言之，1895年之后的中国社会流动人口日益增加，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必然呈增长趋势。1900年义和团运动兴起，可能还有其他原因在，但明显的一个特征就是大量无工作无合法收入的流民普遍存在于城乡。

《马关条约》谈判，前排右一为李鸿章

《辛丑条约》后，中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清廷先是以新政相号召，继则开始轰轰烈烈的预备立宪运动。或许是清廷的立宪诚意感动了国人，从1906年开始，先前相当激进的革命党人开始大规模向主流社会回归，参与朝廷主导的政治变革。国际国内对中国的政治前途普遍看好，以为中国在经历了一系列挫折后确实有了觉醒，中国走上君主立宪道路只是个时间问题。

按照过去的说法，群众性骚乱或社会冲突一定是人民群众对腐朽政治的反抗，是一种体制性抗争。现在清廷新政了，立宪了，社会不是更安定更和谐了，而是相反，社会骚乱和社会冲突却在这几年大幅度增加。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是人民不能认同政治变革，还是另有原因在？

其实，在中国传统社会，甚至在非传统的现代社会，中国人对于政治并没有特别的偏爱，假如不是政治找来，一般地说，中国老百姓并不关心政治上谁上台谁下台，这不是中国人没有政治常识，需要政治启蒙，而是中国政治传统使然。按照中国政治传统，政治从来就是“食肉者”的事情，只要这些职业政治家能够把持基本的社会公平，老百姓乐于放弃手中的权力，不会对政治有什么特别兴趣。老百姓的关怀是非常实在的，就是生老病死、吃穿住行，就是最简单又最实际的物质生活。

抑豪强与“养鱼政策”

那么从这种观点看，为什么当新政发生后，当预备立宪发生后，中国社会的内在紧张不是消解了减弱了，而是更趋紧张更趋严重了呢？要弄清这中间的因果关联，还得从中国政治特征上找。

中国政治在很多时候最崇尚无为，君主无为，人民安宁。君主整天张罗着这事那事，人民不厌其烦。由此观察1901年之后的新政，中国政治生活其实走上了与先前很不一样的道路，新政本身就是一种作为，由新政又带动了各种各样的相关外观设施与事情，几乎没有考虑老百姓的实际力量，总是碍于西方文明的影响，以为事事处处都应该无条件模仿西方。不知治有本末，功有缓急；不知国之强弱，在于能否得人心，而不是徒有外表，徒有高楼大厦。新政处处要用钱，而那时国库空虚，每兴一事，必增一税或必加一赋，于是民怨沸腾，铤而走险。一旦民众的负担超过了他们实际上可以负担的界限，达到临界点，那么社会骚乱社会动荡就必不可免。这是清末十年社会冲突的关键原因。所以社会管理与社会控制方面，朝廷最注意的要点就是一再重申不得向百姓随意加租、加税，朝廷总是希望用最小的代价去换取社会的进步与发展。

然而朝廷的希望与要求每每落空。地方政府与豪强总是借着朝廷的新政号召进行许多实体性的建设，朝廷号召新政要建新学校，地方政府和豪强就乘机向属地民众摊派，向政府请款；朝廷号召设置警察，维持地方秩序，地方政府与豪强也借机向民众征收保护费；朝廷鼓励各地重视商业开发实业，地方政府和豪强也利用这个机会向商贾征收各种名目的苛捐杂税。总而言之，任何有为的政治，都会被地方所滥用，于是新政的效果不是给一般民众带来什么实际利益，而是随着新政项目的增加而增加了许多无端的苛捐杂税、额外负担。这就是晚清最后十年社会冲突没有随着新政随着预备立宪减少，反而日趋增多的根本原因。

朝廷每一个有作为的新政，都成为地方政府尤其是豪强的一个商业机会，这些新政当然也给百姓带来一些好处，比如兴学、保商等。但从总体上说，从具体生活感受来说，由于所有的新政几乎都需要地方上老百姓提供经济上的协助，因而新政越多，对老百姓来说就是负担越重，出钱越多。

有的地方精明的领导人或许会实行有节制的“养鱼”政策，不会一次性将老百姓盘剥干净，而是注意适度，注意让老百姓活下去。而有的地方，由于主事者短视或者太贪婪，总是竭泽而渔，所以使得那些地方的百姓不论坐商还是流民，总是处于贫困状态。于是民怨沸腾，社会冲突加剧。最严重的就像1910年在长沙发生的抢米风潮，这里虽然有自然灾害的因素，但自然灾害并没有使所有人没有粮食吃，而是有人饿死，有人反而乘着这样的机会做大米的生意，赚取巨额利润。仔细分析长沙抢米风潮的根源，除了豪强、劣绅乘机赚钱外，也有地方政府乘机攫取不法利益，不顾人民死活的原因。

鸵鸟终将引爆动荡

地方豪强是晚清十年社会冲突的根源，地方政府是地方豪强的政治靠山和分赃者。但是奇怪的是，清末十年所有的社会冲突又总是被他们的话语强势所扭曲，原本毫无政治诉求的具体纷争，总是被地方豪强与地方政府相互勾结演化成一个政治的或者反政府，或者反体制的事件。他们按照这个口径向上一级汇报，这样既能洗刷他们的责任，又能激起上一级乃至朝廷的愤怒，所以晚清十年虽然每一个具体的经济诉求都被掩饰下来了，每一场社会冲突社会骚乱都被强力镇压或劝说下来了，但问题并没有解决，火种依然存在。

对于地方豪强操控社会的情形，清廷当然并不是一点儿都不知道，只是由于体制方面的原因，因为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豪强，他们毕竟都是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因此朝廷对于他们总是睁只眼闭只眼，总是能让一分是一分，得过且过，大致以社会平稳不出大乱子为目标。所以，即便某个地方发生了群体性事件，只要地方政府息事宁人平息了事态，朝廷对于这些地方政府也就不再深究，更不会从中总结更深层的原因。

清廷对于群体性骚动的处理方式，基本上以地方政府和地方豪强的意见为依归，没有充分尊重民间意识，没有重视下层民众弱势群体的利益诉求和微弱反抗，结果原本并不联网成片的孤立性的民众骚乱，终于相互激荡相互影响，局部骚乱逐步扩大规模，先前被严格控制和打压的秘密结社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死灰复燃，并逐步介入各地社会冲突与社会骚乱，连年不断增多的社会动荡逐步成为反体制革命者可以操控的工具。统治者无法照旧统治下去，统治者的政治危机终于酿成革命高潮。

对于晚清十年间各地连年不断的群体性骚乱的根源、症结与解决办法，体制内从上到下大都装聋作哑当鸵鸟，得过且过，能躲则躲。谁都不愿说出真相，谁都不愿得罪地方豪强，体制内的人心存侥幸，体制外的隔岸观火幸灾乐祸。体制内的人将一切社会冲突往政治上拉，殊不知体制外的革命党人对此正求之不得。于是原本只有具体经济诉求的社会冲突由于得不到有效控制，涓涓细流终于汇成长河，晚清十年一千多起社会骚乱也就成为1911年政治巨变的背景与衬托。

朝廷既然将九年预备立宪调整了，时间缩短了，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马实行呢？为什么不能次年就召开正式国会呢？这些质疑从形式逻辑层面看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恶性的政治循环从这里找到了依据和前例。

“有计划政治”：预备立宪日程

早些天与朋友讨论清末宪政，或以为清廷之所以到最后丢掉了江山，可能有很多原因，但如果追根溯源，在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相继突然去世后，无论如何不应轻易改变先前已经达成共识的预备立宪日程，不应该放弃“有计划政治”。这个说法不一定能够完全说明清末立宪何以最终失败，说明清代两百多年江山何以丢失，但这个说法毕竟给了我们一个新的启示，值得关注。

经过九年准备实行君主立宪确实是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在世时制定的政治日程表，也是当时国内外立宪党人的基本共识，其依据就是日本明治维新从开始到实现经历了二十多年时间的准备，即便有日本经验作参照，要将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带到君主立宪的路上也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时间。

然而，在清廷作出这个政治决定之后仅仅两年时间，光绪帝突然去世了，慈禧皇太后也相继归西了，接手帝国管理大权的是光绪帝的弟弟摄政王监国载沣和他的嫂子即光绪帝的遗孀隆裕皇太后。就政治权威和影响力来说，新的权力核心显然没有办法与光绪帝、慈禧皇太后时代比。萧规曹随是个最好的选择，一切按部就班应该是最佳出路。只是形势比人强，计划跟不上变化，许多既定的政治安排总会被突然发生的事情所打乱。

外交危机打乱立宪步伐

1909年9月4日，中日两国政府就东三省开发达成《中韩界务条款》，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间岛协约》。根据这个条约，日本承认延边地区为中国领土，以此换取日本在东三省修筑铁路开采矿山的权利。清廷对这个条约寄予相当期待，以为就此能够化解中日之间的外交纷争，平和解决困扰清廷多年的东三省主权及开发问题。然而在立宪党人看来，这个协约不仅使日本在东三省的殖民势力急剧扩张，而且允许日本干预东三省地方司法等事务，严重侵犯了中国主权，有丧权辱国的味道。

突然而至的外交危机引发了国内政治动荡，立宪党人迅速意识到要救国只有进行政治改革，只有加快立宪步伐，于是一拨又一拨的国会请愿运动风起云涌，向朝廷施压，要求朝廷改变九年预备立宪日程，立即开国会或者修正预备立宪时间。

根据九年立宪政治日程表，正式国会的过渡形态资政院于1910年10月3日正式开院。这是一个准议会性质的机构，具有明显的过渡特征，资政院的议员包括宗室王公世爵十六人，满汉世爵十二人，外藩王公世爵十四人，宗室觉罗六人，各部院长官三十二人，硕学通儒及纳税多额者各十人等，总计一百人，均由皇帝钦选；民选议员亦是一百人，主要由各省咨议局推选。资政院代行议会的职能，负责议定政府财政的收入与支出，制定法规，弹劾大臣，但由于不是完全议会，因而资政院在本质上只是皇帝的御用机构。

资政院并不独立拥有很大的权力，但对各省咨议局因《间岛协约》而组成的国会请愿代表团来说，资政院却是一个哭诉对象。资政院开院那一天，国会请愿代表团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一个通告，宣布将向资政院、会议政务处、摄政王监国等请愿，他们的政治诉求只有一个，就是请朝廷立即召开正式国会，立即采取措施以挽救国家，抵制日本还有俄国对东三省主权的侵蚀。

10月7日上午，孙洪伊等请愿代表整装待发，突然有学生赵振清、牛广生等十七人向请愿代表递交了一份请愿书，并拿出利刃，准备以自杀为请愿代表饯行。自杀的事情在请愿代表的阻止下没有发生，但这两位学生还是趁人不备，各自从身上割下一块肉，以表达对请愿代表支持到底的决心。第二天，同样的故事在北京再次发生，青年学生张成珍、张云湖等将自己的血书送交代表团，激励请愿代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学生的悲情和社会舆论的激荡深深影响了请愿代表团和咨议局联合会的每一个成员，他们在那些天里不辞辛劳来回奔波，将陈情书、请愿书送至摄政王府和资政院，并利用各种渠道拜访军机大臣、政府要员。他们的辛苦尤其是悲情终于打动了那些王公大臣，终于换来了执政者的首肯与认同。庆亲王奕在接见时表示认同速开国会的要求，同意在方便时会促成朝廷尽快作出决定。

各方要求速开国会

在清廷的政治架构中，资政院的制度设计原本只是预备立宪过程中的一个过渡形态，只是为了培养人民的参政意识，引导人民有计划有秩序地逐步加大对政治的参与。清廷之所以同意这样做，当然最终目的是期望达成完全立宪，建立一个更合理的政治体制。现在突然遇到了外交困难，人们不是从原有政治架构上寻找出路，而是期待以推动政治改革去化解外交危机。这究竟是远水解近渴，还是临渴而掘井，其实没人说得清。

国会请愿代表合影

国会请愿运动在北京继续僵持，东三省局势也在演化着。10月20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向清廷报告了日俄两国对东三省的威逼，建议清廷动员全国力量保卫东三省。25日，锡良与湖广总督瑞、两广总督袁树勋、云贵总督李经羲、伊犁将军广福、江苏巡抚程德全、安徽巡抚朱家宝、山东巡抚孙宝琦、山西巡抚丁宝铨、河南巡抚宝棻、新疆巡抚联魁、江西巡抚冯汝骙、湖南巡抚杨文鼎、广西巡抚张鸣岐、贵州巡抚庞鸿书等联名致电清廷，要求立即组织内阁，定次年开国会。同一天，直隶总督陈夔龙独自奏请朝廷先行组织责任内阁，以拯救时局。

各地封疆大吏和朝廷重臣一系列政治举动当然是对各省咨议局国会请愿运动的支持，同时也是对朝廷对摄政王施加压力。摄政王在各省封疆大吏通电同一天接见请愿代表孙洪伊，明白表示他个人虽然并不认为现在具备了召集正式国会的条件，依然相信先前的共识，相信立宪需要预备需要过程，需要各方面有序理性参与，但是假如大家都准备改变既定日程，假如资政院就此作出新决定，那么他个人一定会尊重资政院，尊重人民的选择，绝不会固守立场，冥顽不化。

摄政王的表态无疑是至关重要的，第二天（26日），资政院就此作出新决定，奏请朝廷顺应民意，速开国会。

各省督抚要求速开国会，资政院也就此作出了新决定，摄政王在这种情形下只好践行几天前的承诺，于10月28日宣布既然各省咨议局及各省人民代表都认为应该速开国会，既然各省督抚也认同这个建议，那么朝廷也不愿违逆人民意愿，因而决定将这些问题提交给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讨论，决定方针，制定步骤。

从当时国内情形看，朝廷内外全国上下，好像万众一心力保东三省，群情激昂令人动容。这大概也是朝廷比较容易接受改变既定政治日程的一个主要因素。11月3日，摄政王如约主持政务处王大臣会议，详尽讨论国会请愿代表团、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特别是锡良等督抚大员所提出的尽快颁布正式宪法，尽快组织责任内阁，尽快召集正式国会等建议。与会者普遍认为各方面的要求也确实是为了国家为了东三省，其动机不必怀疑，其热情应该支持，于是会议出现了比较一边倒的情形，同意朝廷对各方面要求给予积极回应，建议在继续保持政治秩序持续稳定的同时，确实应该适度加快立宪步伐，缩短预备立宪时间，尽早召集正式国会。

朝廷同意提前正式立宪

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的讨论是严肃的，所作出的决定也是慎重稳妥的，因而在会议第二天（11月4日），朝廷郑重宣布将几年前由光绪帝、慈禧皇太后制定的预备立宪计划略加调整，将九年预备期缩短为五年。按照这个调整，正式国会的召集将前移至1913年。

朝廷在作出这些宣布的时候已经到了1910年底，此时距1913年满打满算也就是两年时间。时间紧，任务重，所以朝廷在同意缩短预备立宪时间的同时也要求各地务必加紧准备，依然应该按照九年规划一步一步完成官制厘定，预备组建责任内阁，编定正式宪法。

既然同意提前实现正式立宪了，朝廷由此也宣布了一个纪律，要求各省咨议局联合会不得再组织什么请愿运动，已经在北京的请愿代表应该尽快返回各地，大家都应该在新的共识上继续奋斗，不要再指望朝廷就此作出什么新的决定。政治日程不能朝三暮四，不能言而无信，摄政王真诚期待大家按照这个调整后的计划次第进行，有序参与。

朝廷的调整是慎重的，既是对民众及各省督抚重臣呼吁的积极回应，也充分考虑了中国政治实际，调整后的时间之所以定在1913年，因为即便按照原来的计划，那时也应该进行资政院重新选举。既然资政院需要重新选举，那就干脆将重新选举变成正式国会选举吧，这大约就是朝廷同意缩短立宪年限的原因。

根据调整后的日程，清廷于11月12日向民政部、度支部、法部、学部等衙门下达指示，要求这些衙门按照调整后的规划将各自承担的准备事宜按时完成，务必不能影响正式国会的召集。12月6日，朝廷又令宪政编查馆根据调整后的时间重新编制预备立宪逐年筹备事项，将原来的九年规划中的任务压缩到五年之中。

清廷的诚意与让步现在看来都不必怀疑，从君主专制走上君主立宪毕竟不是说的那么简单。浙江、江苏等地的请愿代表对朝廷的答复和调整表示满意，他们很快就答应接受朝廷的建议，劝说请愿代表尽快离开北京，以便让朝廷有时间有精力尽心准备。

然而，也有许多人对朝廷的让步很不满意，他们的理由是，朝廷既然将九年预备立宪调整了，时间缩短了，为什么不能一步到位立马实行呢？为什么不能明年（1911年）就召开正式国会呢？这些质疑从形式逻辑层面当然不能说没有道理，只是恶性的政治循环从这里找到了依据和前例。第二年（1911年），即便清廷意识到皇族内阁可能错了，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可能也有修正空间，但朝廷也不敢轻易调整了，因为他们真的担心重演国会请愿运动的故事，担心恶性循环。于是只好咬牙硬挺，结果输得更惨，丢掉了本钱。

军机处不议， 乃至『五不议』的说法，在过去100 年一直评价不高，研究者批评者一致认为这个『五不议』就是清廷政治改革的底线，是保守的象征，也意味着清廷的虚伪。其实，各位批评者没有持续关注『五不议』的后续发展。

“军机处不议”之智慧

军机处是清朝政治架构中一个非常重要的机构，或称军机房，或称总理处，其实都是一个意思，就是清廷政治的中枢，是最高指挥机关。军机处成立于雍正年间，最初的功能是协助皇上处理政务，办理紧急军务，所以名称军机处。

随着军机处的设立，先前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慢慢就成了摆设。再过半个世纪，这个可有可无的议政王大臣会议自动废止。从此，内阁变成只是办理例行公文的机构，一切机密大政均归军机处办理。军机处总揽军政大权，成为最高权力机关，军机大臣无日不被召见，无日不承命办事，成为皇帝个人的御用班子，甚至只是皇帝的私人秘书班子。这与清廷先前来自各个山头的议政王大臣会议有着根本区别，所以历史书上说这是清代君主专制主义的加强。

军机处

政治改革争论的焦点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特别是在君主比较强势比较明白事理的条件下，军机处拥有比较大的行政处分权并不一定是坏事，这或许有助于效率提升。“军机”两个字本身就带有非常态的意思，就不是一种和平时代的常态。按照常态内阁体制，公文旅行当然更加规范，有条不紊，按部就班，下级官员有事上报，必须按照职权逐级上报；皇上有什么指示，也要按照既定发文程序层层转发层层加批。公文旅行当然需要一定的时间，效率上会受损，但科层化的体制和公文旅行用今天的话说，体现了程序的正义与正当，自然是常态社会的最佳选择。

军机处非常态的中枢设置无视科层体制的合理性和程序的合法与正当，军机处所要的就是效率。这在一个非常态的时期比如战争时期都可以理解，但是作为一个大帝国长时期的治理手段，可能就有问题了。所以近代意义上的政治改革几乎每一次都触及军机处问题，而且每一次都关涉军机处的存与废，最典型的就是1898年，正方与反方，其实都在争夺军机处存废的话语权。康有为等政治新秀提出的制度局、新政局等，其本质当时就被眼光老辣的恭亲王一语道破：这个广东后生的目的其实就是要废我军机，夺我大清。

1898年政治改革很快烟消云散。然而终归形势比人强，中国在经过庚子国变、辛丑新政及1904年日俄战争的刺激后，政治改革再起。朝廷在各方面压力尤其是出洋考察宪政五大臣的影响下，终于明白大清的未来无须他求，只有进行政治改革，走上君主立宪的路，用镇国公载泽的话说：君主立宪有利于皇权永固，有利于外患渐轻，有利于内乱消弭。

五大臣出洋考察促成了朝野内外举国共识的重新建构，这个共识就是君主立宪。而君主立宪的本质就中央政府层面说就是分权，就是重新建构一个君主领导下的三权分立体制，由此军机处行政处分权一权独大的问题再次提出，军机处存废再次成为此次政治改革争论的焦点。

根据内外臣工的讨论和建议，朝廷于1906年9月1日宣布预备立宪正式开始。第二天，由镇国公载泽、世续、那桐、荣庆、袁世凯等王公大臣组织的编纂官制馆宣布成立，其功能就是规划立宪体制下中央及地方官制。经过一段时间的调研和讨论，编纂官制大臣由镇国公载泽领衔上了一个厘定官制宗旨折，对君主立宪体制下的官制设置提出了一个大致框架。大臣们认为，根据东西洋立宪各国通例，都是将中央权力机构一分为三，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各不相侵，互相维持，三权分立而君主大权统之。这是最理想的政治架构。只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办法立即召集正式国会，因此此次改革的第一阶段，应该先从行政、司法两个方面厘定。由此，下一步改革重点自然涉及军机处存废；假如不废，也有个军机处权限问题。

军机处存废之争

9月30日，编纂官制馆例会。在这次会上，铁良与袁世凯就军机处问题发生了剧烈冲突，双方的看法大致代表了当时最典型的两个主张。袁世凯认为，按照君主立宪原则，军机处应该撤销，代之以责任内阁。这是大改的主张。铁良等人主张小改，反对建立责任内阁，主张在官制改革中削减各省督抚的权力，集权于中央，主张设立陆军部统辖全国军队，限制官吏兼职。

同一天，御史刘汝骥也上一个奏折，反对实行君主立宪，以为如此改革是“有君主无责任”；反对袁世凯等人设立责任内阁的主张，以为如此必然是内阁把持朝局，紊乱朝纲，将召内乱。10月8日，御史赵炳麟也上了一个奏折，反对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以为朝廷将一切大权皆授予二三大臣之手，内而各部，外而诸省，皆二三大臣之党羽布置要区，行之日久，内外皆知有二三大臣，不知有天子。又一天（9日），内阁学士文海向朝廷上了一个折子，指责预备立宪有六大错，最大错就是准备裁撤军机处设立责任内阁。他认为，这个创议是袁世凯的一个阴谋，因此他郑重建议朝廷立即裁撤官制馆，赶走袁世凯。同一天，御史张瑞荫也有一个建议，以为军机处关系至大，尽善尽美，废之恐君权下移。10月11日，御史石长信上奏以为设内阁总理大臣迹近专擅，不利于皇权。又一天（10月12日），吏部主事胡思敬上奏以为君主立宪并不是什么新鲜玩意，只是窃取外国政治体制的皮毛，除了变更体制，惑乱人心，并不能有效解决我朝问题；至于让内阁总理大臣一统朝政，那么不论用亲藩，用满汉大臣，其结果都是恣睢自擅，窃弄权柄，启奸人窥伺之渐，于皇权不利。这些言官闲散轮番上奏，制造舆论，其目的当然都是让朝廷暂缓废除军机处。

袁世凯

庆亲王奕劻

这些言官提出了一些问题，但是从大势上说，显然不合乎朝廷的期待。11月2日，庆亲王亦领衔进呈新官制计划书，就中央官制改革提出了一个新方案。这个方案的要点就是筹设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在适当时机裁撤原来的行政中枢军机处及那个只是办事机构的内阁。当然，庆亲王等人在这个建议中表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并不是从原点起步，它的主要架构和职能其实就是原来的内阁和军机处。新的真正意义的责任内阁设政务大臣十四人，辅弼君上，代负责任。总理大臣一人，秉承圣谟，翊赞机务，平章内外政事。凡用人行政一切重要事宜，均由内阁总理大臣承旨施行。除立法、司法各官外，所有行政各官，内阁总理大臣均有表率之责，并有督饬纠查之权。这个新方案还是坚守了袁世凯先前的主张，还是一个大改革的办法。

新方案当然是对的，但是这些日子言官闲散，还有那些满洲贵族的反对意见也不能不考虑，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承认这个新方案是对的，是可行的，但是他们还是在11月6日发布了一个“五不议”的懿旨，将军机处、内务府、八旗、翰林院、太监等五个大家争议最多的机构存废问题暂且搁置，期待以此减弱政治改革的压力和阻力。

关于军机处不议，懿旨给出的理由是，军机处为行政总汇，雍正年间本由内阁分设，取其近接内廷，每日入值承旨，办事效率高保密效果好，所以相承至今，尚无流弊，自然无须在这次官制改革中裁撤。内阁、军机处，一切规制，照旧实行。

“五不议”换来政治改革空间

军机处不议，乃至“五不议”的说法，在过去一百年里一直没有多高评价，研究者批评者一致认为这个“五不议”就是清廷政治改革的底线，是保守的象征，也意味着清廷的虚伪。其实，各位批评者没有持续关注“五不议”的后续发展，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其实是在用“五不议”换取政治改革的空间和可行性，绕开了反对派的阵地，迂回曲折地实现了既定目标。

按照“五不议”原则，军机处的存废不再讨论，但清廷却在随后的中央官制改革中继续为责任内阁预留了位置和空间。根据朝廷的宣布，军机处、内阁就这样继续存在，但中央官制却进行大幅度调整，其各部尚书均兼任参预政务大臣，轮班值日，听候召对。外务部、吏部按照过去的设置继续存在；巡警为民政一个方面，改归民政部；户部改为度支部，财政处并入；礼部照旧，将太常、光禄、鸿胪三寺并入；学部仍旧；兵部改为陆军部，练兵处、太仆寺并入；将来再设海军部及军咨府，未设立之前，功能归陆军部；刑部改为法部，专任司法；大理寺改为大理院，专掌审判；工部并入商部，改为农工商部；轮船、铁路、电线、邮政均设专司，合组邮传部；理藩院改为理藩部。如此，中央各部院的改革、创制不仅实现了1898年以来改革先进的理想，将中央层面按照三权分立的原则进行重构，这就为后来的政治发展预留了极大的空间和机会。

还有一个最值得注意的变革是，先前一直争执的满汉冲突尤其是中央政府层面的“满汉双轨制”在“五不议”背景下，竟然轻而易举地化解掉了：按照新官制，各部院正职只设一人，副职二人，不分满汉，种族或其他特殊的身份背景不再成为朝廷用人标准，一切均在宪政体制下进行考量。从这个意义上说，“五不议”的意义就是将这五个争执最大的问题暂且搁置，不挑逗不争论，集中精力改革那些应该改革也能够改革的问题。

“五不议”最大限度地搁置了那些极富争议的政治议题，“军机处不议”最大限度地容忍了中央权力架构按照君宪体制下的三权分立重新建构，至《钦定宪法大纲》颁布，政治改革路线图非常清晰，中央政府层面先设置一个准议会的资政院，然后筹备组建一个责任内阁，待责任内阁正式设立，就标志着国家进入了君主立宪的新时代，而这个新时代就不再有军机处等非常机构的任何地位，军机处的消失一下子变得那么顺理成章，水到渠成。

1911年5月8日，清廷公布《内阁官制》和《内阁办事章程》两个文件。根据这些文件，责任内阁就是国家的行政中心，在皇帝领导下，对议院负责，享有处置全国行政事务的大权，这对于重建中央政府层面的三权分立，当然是一个比较重要的尝试，也意味着中国就此将要进入一个新时代。如果仅从政治变革意义上说，我们不能不承认“五不议”，特别是“军机处不议”是政治变革中的大智慧。

至于责任内阁不经意变成了皇族内阁，并将这个王朝拖入深渊，那是另外一个问题，并不表示责任内阁不该建立，军机处不该废除。

在谈到晚清立宪运动时，摄政王载沣是无论如何也绕不开的人物。他在两宫相继去世后全权负责清廷日常事务，他的看法与做法直接影响了宪政的方向与步骤。

毁誉摄政王

过去很多人将摄政王塑造成一个懦弱的优柔寡断的王爷，一个对大清王朝终结负有不可推卸责任的人，即便不是亡国之君，也是亡国之君的父亲。这些指责不仅稍嫌苛刻，最重要的是不合乎历史事实。

一个不错的王爷

有清朝两百多年历史上，曾经先后出现过两个摄政王，这两个摄政王一前一后，前者协助幼主奠定江山，后者替幼主结束了王朝。有人说这是清廷的宿命，是历史无法探究的问题，也有人从两个摄政王的出身、能力方面予以解释，想要论证的是后一个摄政王太过年轻，能力也不太行。这个说法其实还需要研究。

摄政王载沣是光绪帝的亲弟弟，当光绪帝确定无法生养后代的时候，载沣其实就成了光绪帝最亲近的人，因而载沣在光绪朝晚期开始介入政治，是晚清王爷中第一个走出国门，开过眼界的人，虽然他那次出行的内容不算太光彩，只是代表清廷到德国进行赔罪，事由就是德国公使克林德在1900年被义和拳弟兄所杀死。赔罪的事情当然只是一个外交礼节，大清国皇叔的身份还是让德国人高看一眼，载沣在这次外交活动中开了眼界，而且稍后中国开始了新政，开始了预备立宪，载沣的那些外国见闻和经验还是给他带来了一些比较好的形象，使他在晚清十年大致具有开明开放的形象，个人的才干也逐步展现出来了。

载沣

隆裕皇太后

如果从慈禧太后方面说，载沣是慈禧太后的亲外甥，他的婚姻也是慈禧太后一手包办的，其太太也就是溥仪的母亲就是荣禄的女儿，也是慈禧太后的养女。由此，两宫在生命最后时刻将大清国交给摄政王载沣，是一个无过错的选择，因为不可能还有比载沣更亲近、更合乎两宫利益的人。

至于年龄，过去许多研究者都说清朝结束的一个重要原因是摄政王太年轻，少不更事。其实这个说法是不成立的。摄政王载沣生于1883年，1908年接手国事时二十六岁。这个年龄今天看来或许年轻，但这个年龄与慈禧太后当年接手帝国事务时的年龄刚好一样。

所以，从年龄、能力、眼界上说，摄政王载沣是一个不错的王爷，在1908年替儿子溥仪暂时管理帝国事务应该说没有什么不可以。

坚信“有计划政治”

摄政王并不是独占帝国事务的全权，根据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载沣的名分是摄政王监国，在小皇帝宣统未成年的时候代为处理日常事务。慈禧皇太后娘家侄女、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最后把关，拥有重大事务否决权。

清廷在过去几年已经为中国的未来制定了一个比较有希望的蓝图，摄政王接手之后只要萧规曹随，按照既定规划进行办理，一般地说并不会出现多大问题。所以，摄政王接手大清国日常事务的管理在当年并没有出现多大问题，不论是老臣，还是政治新锐，都对中国未来给予很高期待。

中国的未来，从当时的情形说，就是1906年开始的预备立宪。经过两年的筹备和有条不紊的推展，已经有了相当成绩。1908年公布《钦定宪法大纲》，发布《九年预备立宪逐年推行筹备事宜清单》，逐年开列每年应该完成的事项。按照这个清单，预备立宪从颁布《钦定宪法大纲》的光绪三十四年开始，九年时间，也就是光绪四十三年，公元1917年，中国就将进入一个完全的君主立宪国家。这是当时中国朝野的一个愿景，也是一个最具可行性的目标。那一年，光绪帝年方三十八岁，再过九年，也不过四十七岁。所以实行这个目标难度并不很大。

问题出在意外上。让人措手不及意想不到的是，年轻的光绪帝和年迈的慈禧太后在一天时间内相继去世。摄政王接手后，对于能否继续执行既定的九年计划，一开始确有怀疑。特别是当日本利用中国弱势不断向东三省移民时，当日本对东三省的觊觎蚕食不断加大时，立宪党人对于先前与朝廷达成的九年立宪共识开始有些反悔，开始尝试着改变。

立宪党人反悔的背景说起来复杂，其实又很简单，这与他们小瞧摄政王有关。按照九年规划，按照钦定宪法，在整个立宪过程中，在立宪完成后，君主依然是大清国至高无上的权力拥有者，只是皇上不再独享权力，另有一个民选或半民选的御用国会，帮助皇室出出主意；还有一个拥有“有限权力”的责任政府，这个政府由议会选举，皇帝批准。按照这个模式，立宪完成的大清国就是日本明治维新的模式，这是先前的共识。这个共识的前提是位明主圣君，能力风采都不弱于明治天皇。光绪帝显然具有这样的潜质，甚至已经就是，至于现在的小皇帝就难说了，因此立宪党人利用一切机会要求加快立宪步伐，以期通过国会和责任政府分享权力。这就是几次国会请愿运动的背景。

面对立宪党人不断提升的政治压力，摄政王从容应对，他认为社会各界的爱国热情，对政治对国家利益的高度关注，都值得肯定、值得鼓励，但是他提醒各位代表注意当年朝野九年预备共识的前提是国民程度尚未获得适度提升，所以九年预备的主要内容也就是扩大教育的基础，提高人民的识字率。现在如果强行召集国会，徒增纷扰，除了给民主宪政留下阴影，恐怕很难有什么好的结果。他劝各位代表一定想想当年朝野共识建立不容易，一个“有计划政治”是共识各方都应该遵守的承诺。君主立宪就是要构建一个各方共赢、权力共享的合理体制，现在离成功还很遥远，就因为一个偶发事件改变计划，恐怕并不可取。这是摄政王面对第一次国会请愿运动所作的表示。不过他重申，宪政必立，议院必开，朝廷之所以慎重筹划，以九年为期，就是要根据国情，分清轻重缓急先后之序，届时达成一个值得中国人夸耀的真正的立宪体制。

摄政王拒绝了第一次、第二次国会请愿运动，但是在他内心深处对于立宪党人的想法，还是有所感触，有所感动，当然也有很大震动。摄政王发自内心不愿与臣民为敌，他看到了一年来各地抗捐抗税群体事件此伏彼起，几无一日消停；至于孙文和那些革命党利用秘密结社策动的各种骚乱也很令人头痛，影响着清廷的政治统治。清廷政治统治的基础就是这些立宪党人，现在如果这些统治基础再对统治发出怨言，那不仅是立宪党人的悲哀，而且可能就是大清王朝的末日。所以摄政王在拒绝提前召开国会的同时，并不主张对国会请愿运动进行镇压，反复交代在向请愿代表说明不能提前召开国会的理由时，一定要注意方式方法，注意措辞，注意以理服人，注意保护请愿代表的政治热情。

错误援引《钦定宪法大纲》

摄政王对有计划政治的坚持是对的，如果连达成共识的东西都无法坚持，那还有什么事情能办成。但是到了1910年准议会机构资政院按部就班准备开院议政的时候，新的外交危机再度引爆，日俄两国在圣彼得堡背着中国签订了类似于瓜分东三省的协议。紧接着，日本又逼迫朝鲜订立合并条约，朝鲜半岛统治权完全归属日本。这两个消息传来，立宪党人极为震惊，国内民众甚至许多先前老成持重的官僚也都有点坐不住了，思来想去，还是想到了加快立宪步伐这条正途，于是有了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

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不同于前两次，除了立宪党人为主体，各省督抚、学生、商人等都有不同程度介入，大家都担心中国发生朝鲜那样的亡国事件，这对摄政王构成极大压力。

大清国所面临的现实危机深深刺激了当家人，所以当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发生后，当各省督抚、王公大臣、中央各部院大臣相继加入施压队伍后，摄政王也就不再像过去那样坚守“有计划政治”的信念，特别是在资政院作出加快立宪步伐，建议朝廷尊重民意提前召集国会，组建有责任政府时，摄政王觉得已无话可说，表示既然如此，那就商量一个提前进行的办法。后经会议政务处王大臣会议反复商讨，摄政王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接受各方面呼吁，将先前九年立宪规划缩短为五年，即于1913年宣统五年召集国会，成立正式责任政府。摄政王强调，现在距离召集正式国会只有两年时间了，全国上下都应该加紧进行各项准备，先将官制厘定，预行组织内阁，编订宪法。

摄政王基于各方面新变化对立宪党人的要求给予积极回应赢得了国内外欢迎，此后大半年，国内政治氛围有了很大改善，革命党人心灰意冷，革命陷入低谷，看不到希望，他们在黄花岗最后一搏后，或流亡海外，或隐匿国内，国人政治热情已被清廷立宪步伐所吸引，人们坐等君主立宪新时代，革命成了明日黄花。

根据立宪国家的一般情形，进入君主立宪时代的一个标志是成立一个责任政府，然后由这个责任政府分享君主部分治权，负责国会选举等具体事务。按照这个计划，清廷于1911年5月8日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这原本是中国人最为高兴的一天，是大清国的新生，想不到弄成了一个大乱，一个两百年的帝国就此结束。

第一届责任内阁的根本问题是摄政王错误援引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中皇权至上，皇权享有任命百官的权力、他人不得无端干预等规定。这些规定是对的，但有两点摄政王忘了，一是现在的小皇帝和摄政王本身没有办法与大行皇帝光绪相比；二是如果摄政王任命一个具有真才实学的能人内阁，而不是凭借皇族、贵族血缘关系的内阁，谁又能说这不是皇上的权力呢？

摄政王或许有自己的苦衷，但这个被讥笑为亲贵内阁、皇族内阁的机构，不仅葬送了大清，而且足以表明摄政王对君主立宪有认知，也明白，但好像做不了满洲贵族统治集团的主，无法革自己的命，无法说服满洲贵族遵守分享权力的政治游戏。

清廷创设资政院作为君主立宪的过渡形态，只是由于强势朝廷不再，没有办法平衡过渡期行政与立法的冲突，行政权独大无法解决，资政院也就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资政院的悲剧

晚清洋务新政之所以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里获得很大成绩，恢复了国力，重建了辉煌，主要是因为清廷采纳了行政主导的一权独大，有效调动了国家资源。然而经过甲午一战，行政一权独大的弊病尽显，于是此后十多年晚清政治改革，如果用一句话概括，就是怎样建立一个君主主导下的权力分享和制衡的合理体制。

非常态过渡机构

甲午战争前，一些聪明的政治家和知识人就知道西方富强的根本并不是坚船利炮。坚船利炮只是西方富强的一个标志，富强的根本在其政治架构，在其权力的分享与制衡。不论是君主制，还是民主制，一权独大总不是好事。议会一权独大容易形成议会专制，影响行政效率；但如果行政权独大，拥有绝对的权力，就容易导致腐败，导致决策特别是中长期决策失误。所以在甲午战争后不久，分权制衡的思想在朝野各界自然萌生，至1898年又经胶州湾事件的刺激蔚然成为一股巨大潮流。

对于君主主导或领导下的权力分享，清廷或许真的没有作好心理准备，所以面对各方面呼吁，恭亲王在最后的政治交代中竟然是告诫光绪帝和慈禧太后：不要听信那个广东举人（指康有为）的话，那个人的邪恶用心就是废我军机，谋我大清。于是那场以重建政治架构为诉求的维新运动草草收场，权力分享与制衡的体制依然无望。

恭亲王奕

又过了六七年，至日俄战争结束，立宪的“小日本”战胜未立宪的“大俄国”，极大震动了“我大清”。见贤思齐，朝野上下很快就重建政治架构达成共识，君主立宪呼之欲出。1906年9月，朝廷宣布启动预备立宪进程，其目标就是仿照日本明治维新构建君主立宪体制。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在君主之下组建一个相互制衡的权力分享机制，不再让行政权独大。按照当时的设计，分享这个权力的就是重建的一个立法机构。

专门的立法机构在中国历史上不曾出现过。在改革刚刚起步时，清廷还是很谨慎地分成两步走：第一步先建立一个准议会机构资政院，经过几年实践，积累一定经验后，正式组建民选国会，成为君主立宪政治架构中的一个重要机关。1907年9月20日，慈禧太后发布懿旨，以为立宪政体取决于公论，上下议院实为行政之本。然而碍于国情，中国上下议院一时无法成立，亟宜筹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

根据懿旨，资政院就是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政治体制过渡的中间形态，它具有议会的性质与功能，但又不是完全议会，依然会受到某种行政权力的约束。从设立资政院的本意说，这个稳妥的态度当然是可取的，但这种不上不下不伦不类的“准议会”在实践中却弄得上下不讨好，左右都抱怨，即便是最期待议会政治的立宪党人，到了后来也以为这样的资政院非废除不可。

立法与行政的冲突

由于资政院从一开始就定位为过渡形态，因而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清廷不是按照君主主导下三权分立的原则重构中央权力系统，而是因陋就简，改先前存在的督办政务处为资政院，功能定位为博采群言，这与真正意义上的议会相差太远。

至于资政院人员构成，清廷依然沿袭“双轨制”，资政院创院总裁由清宗室溥伦与汉大臣孙家鼐出任。至于议员，也分成两拨，一拨钦选，一拨民选，各一百人。所谓钦选，当然不是由皇帝一人说了算，而是由朝廷即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圈定，这其中又细分为宗室、外藩王公、硕学通儒、纳税大户，以及中央各部院行政长官转任；至于民选部分，指定由各省咨议局选出。由于新疆咨议局尚未开办，故新疆应选的两个名额阙如，由各省咨议局选举并经各省督抚推荐上来的民选议员共计九十八人，据此，钦选议员也取对等原则，减少了两人。两者相加，资政院创院时的议员总数为一百九十六人，另外还要加上两个总裁和一个秘书长。

经过认真筹备，创院总裁溥伦和孙家鼐于1908年7月8日向朝廷奏报资政院院章草案，资政院构成及功能定位方才敲定。7月22日，清廷颁布《各省咨议局章程》和《咨议局议员选举章程》，这为资政院议员选举迈出了关键一步，这也是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发生过的事情。又过了一个月，8月27日即农历八月初一日，清廷颁布《钦定宪法大纲》，同时宣布立宪筹备清单，细列每年需要筹办的各项事情，明定九年后召开国会，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九年后也就是1917年，也就是后来袁世凯帝制复辟失败的第二年。

孙家鼐

溥伦

遗憾的是，这些宣布不到三个月，英明的光绪帝于11月14日不幸驾崩。奇怪的是，不到二十四小时，慈禧太后也随大行皇帝而去。中国政治走向由此发生巨大改变。

两宫去世前，安排光绪帝的弟弟载沣和他的嫂子，即光绪帝的未亡人隆裕皇太后接班，载沣的儿子也就是光绪帝的侄子溥仪继承大位。从血缘及各方面条件说，这是一个理想组合，只是与光绪帝与慈禧太后的组合比起来，载沣、隆裕皇太后的这个组合稍显弱势，缺少威权、决断与果敢。

摄政王的弱势为后来的政治变故埋下了伏笔。仅就资政院来说，假如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强势领导下，资政院的过渡形态会得到扶持，会使资政院逐步过渡为君主领导下的三极之一。现在不同了，弱势领导层无法遏制行政权独大，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位为军机首席，位高权重一言九鼎，资政院只是行政权的一个陪衬，充其量不过一个表决工具、举手工具，一个为行政背书的橡皮图章而已。

在光绪时代，立宪党人对资政院充满憧憬，原本指望通过资政院分享权力，从议政到参政，就像东洋立宪各国一样，职业政治家应该源自议会，而不是相反。现在一切好像都变了味，这不能不引起资政院的反弹，不能不引起行政与立法间的冲突。

资政院总裁孙家鼐是晚清政治史上的明白人，甲午战争前倡言衅不可启，力主妥协；甲午战争后，倡导改革，主持官书局，创办大学堂。至于溥伦，更是晚清王爷中一个具有海外经历的人物，1904年率清国代表团出席在美国举行的世界博览会，对于中美外交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回国后受到朝廷重用。由这样两个身份特殊、能力不错的人主持资政院，又有那么一大批敢做敢言的民选议员作后盾，行政与立法的冲突在所难免。资政院欲学东西洋立宪各国监督遏制行政权，不愿将资政院沦为行政附庸，有名无实；行政中枢为了效率，遵从习惯根本无法接受这种监督，更不要说遏制了。

在过去两千年历史上，行政权由皇帝授权，只受皇帝约束，从来没有被皇帝之外的第三者监督与遏制。还有一点值得观察的是，行政中枢主导者庆亲王为军机大臣，且年长溥伦三十岁，经验丰富、人脉充沛，摄政王在很多时候也要礼让三分，何况溥伦？所以当时如果将他们两人的位置予以对换，让庆亲王出任资政院总裁，由溥伦出任内阁总理大臣，这对于重构一个良性的分权体制或许有好处有可能，即便一度形成资政院专制，也势必有助于一个良性的分权体制的形成。

溥伦与庆亲王的分量太不对称了，而年轻气盛的溥伦又总是仗着议员们的支持，处处与行政为难，执意与行政过不去。资政院开院后第一次常会，他们就发起一个军机大臣弹劾案，公开表达资政院对军机处的不信任。在讨论政府预算时，议员们更是像模像样，非常专业地挑剔财政收入与支出的毛病。这一系列行动让行政中枢情何以堪？

行政中枢的尴尬与恼怒是自然的，而资政院穷追猛打，要求军机大臣特别是首席庆亲王到院接受咨询，给予说明。庆亲王等人何曾见过这等事情，他们何曾想到创设资政院的目的就是监督自己为难自己，就是消耗行政效率，就是每天吵嘴？

沦为鸡肋

清廷创设资政院以为君主立宪的过渡形态是真诚的，只是由于强势朝廷不再，没有办法平衡过渡期行政与立法的冲突，行政权独大无法解决，资政院也就成了一块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资政院的功能效果不如设想美好，然而两宫去世后内外环境的变化又迫切需要中国有个议会机构予以对应。1908年之后，日本、俄国等加大对东三省的觊觎蚕食，由此外交危机，立宪党人干脆下决心抛弃资政院这块鸡肋，呼吁朝廷修改九年预备立宪规划，尽早召集正式国会。

立宪党人认为，在正式国会构架中，不存在钦选与民选的差异，各议员一律竞选上来，他们对政治的责任心一定不一样。即便正式国会还有宗室、王公大臣出身的人，但由于他们也要经过选民的考验，他们的看法也一定会更合乎民情民意，有助于国家发展。在立宪党人看来，先前的九年共识太长了，已经长到无法容忍的地步。在这个过渡期，由于资政院不是完全的民意机构，无法代表民意，无力监督政府。中国如果执意不走上君主立宪道路就算了，要想走上这条路，就必须提前召集正式国会，最大限度集中国民智慧。

立宪党人的思路是对的，只是他们把话说得太直白，这种说法不就是要求分权吗，不就是希望用和平手段攫取大清的江山吗？朝廷内的反对派由此认定这些立宪党人连孙文那些革命党人还不如，人家革命党要夺取大清江山，还舍得牺牲性命，真刀真枪地干，这些立宪党人凭着一张嘴皮子就想谋“我大清”，是可忍孰不可忍！

从历史主义的观点看，这些猜疑无疑是错的。君宪主义者期望召集正式国会，只是期望用真正的民意机关去约束政府，限制行政权独大，并没有妨碍君主的任何主观意图。当然，在立宪党人的政治理念中，他们或许对君主与皇族有明显的区隔，他们愿意接受一个开明的君主，不愿接受一个贵族统治集团的整体专政。所以当忧心忡忡的朝廷推出一个皇族内阁以反制立宪党人的“不轨”时，立宪党人很快觉醒，承认跪着请求变革是一个不可能完成的历史使命。

君主立宪就是要约束君主的权力。皇族优先享有政治权利，其实是对平民对立宪党人政治权利的剥夺。

皇族内阁错在哪儿

辛亥革命虽然说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是要终结皇权，重建民权。但就这场革命具体情形说，显然具有偶发性，并不是历史因果链条中的必然。导致这个偶发事件的其实就是两件事，第一件就是清廷不慎将责任内阁办成了皇族内阁、亲贵内阁；第二件就是这个皇族内阁发布的第一号文件竟然是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由此将清廷先前十多年苦心经营的政治改革经济改革全盘颠覆，甚至连带着将清廷送进了历史。

清廷对立宪的让步

责任内阁是君主立宪国家的必然选择。所谓君主立宪其实就是用宪法去约束君主的权力，将管理国家日常事务的权力交给内阁，君主在许多时候不再处于权力要冲，不再成为各种政治势力觊觎的焦点。大位不可争夺，这当然有助于国家政治稳定。

清廷在1906年宣布预备立宪的时候，对此已有足够政治考量，所以到了后来宣布《钦定宪法大纲》，宣布立宪日程时，成立责任内阁都是立宪预备中的应有之义，并没有什么人对此产生怀疑。这一点在朝野之间早就达成了共识，并不存在障碍。朝野之间的分歧主要是时间，即何时召开国会，何时发表第一届责任内阁的名单。

从朝廷的立场说，他们希望按照预备立宪清单一步一步去实现，而政治情绪被调动起来的民众由于外交危机一再刺激，总希望朝廷根据变化的情形调整方案，尽早召集国会，成立责任内阁。那几年一波又一波的国会请愿运动，其主旨就是这样几件事。

对于民间呼吁，朝廷其实一直给予善意回应，并没有断然拒绝民众呼声。但对立即召开国会立即宣布责任内阁，朝廷还是觉得太过草率，毕竟这关涉国家管理体制的大变化，丝毫马虎不得。

朝廷的态度应该说是一种可以理解的谨慎，但是民间对此并不领情。1910年8月，各省请愿国会代表作出决议，宣称国会不开，各省均将倡导“不纳税主义”，要求各省咨议局在国会未开之前，不得承认新租税。这就将民主政治中的程序性冲突转化为一种政治对抗了。

更为蹊跷的是，这种政治性对抗并不仅仅表现在朝野之间，并不只是朝廷与人民之间的分歧，而是随着立宪政治的发展，呈现出中央与地方之间越来越严重的权力冲突，地方督抚逐渐站在了民众尤其是立宪党人一边，俨然成为朝廷的对立面，这对朝廷后来的决策产生了至关重要的影响。1910年9月30日，广西巡抚张鸣岐向朝廷上了一个奏折，以为筹备宪政当从本源入手，而这个本源其实就是责任内阁，就是国会，就是司法独立，至于人们一直谈论朝廷一直重视的所谓教育、巡警、自治等，则为普通行政的范围，不论立宪以前，还是立宪之后，均应该视民力而依次推进，即便将来实现了君宪主义，这些普通行政的改革依然不会就此结束。

张鸣岐的说法当然是有道理的，所以当中央临时议会资政院开会后，各省立宪党人又开始向北京聚集，他们发起声势更为浩大的第三次国会请愿运动，强烈要求摄政王当机立断，即日请旨，速开国会。

对于地方督抚和各地立宪党人的呼吁，朝廷给予积极回应，于1910年11月4日宣布将九年预备立宪期限缩短为五年，宣统五年也即1913年召集国会，并在那之前先组织责任内阁。应该说朝廷的让步还是比较大的。

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

然而，朝廷的让步意味着先前“有计划政治”可以随时调整，也就开启了政治变动的恶性互动。朝廷从九年变五年的巨大让步不仅没有满足立宪党人的要求，而且启导他们去想，既然可以从九年变成五年，为什么不能立即实行呢？11月9日，山东巡抚孙宝琦代递在籍绅士的呈请，呼吁朝廷速开国会。12月9日，东三省总督锡良将奉省绅民的一个呼吁转报朝廷，强调即开国会设内阁是大局扭转的关键，是防止东三省版图沦为异域的唯一办法。

孙宝琦、锡良等方面大员的建议并没有使朝廷改变主意，但朝廷先前对立宪期限的调整无疑激励人们有理由期待奇迹，相信朝廷最终不会漠视人民的要求，于是各地绅民乃至学生要求朝廷速开国会设内阁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各种各样的请愿运动也是风起云涌。

当时的中国政治形成了一个很奇怪的景观，地方督抚和资政院、咨议局大致与民众站在一起要求加快政治改革，只有朝廷在孤零零地坚守着宣统五年才能实行立宪的“有计划政治”。

清廷的坚守并不是不动，而是按照既定日程往前走。1911年1月17日，宪政编查馆根据朝廷指示编制了一个修正后筹备立宪的逐年清单，对此后两年需要筹备的事宜都有目标明确的具体规定。28日，朝廷公布宣统三年预算案。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第一次将政府收入和支出向社会公布。从这里不难体会清廷立宪的诚意。

清廷的诚意赢得了各方面的善意回应，此后几个月国内形势大致上风平浪静，即便那年春天在广州发生了一场极为激烈的“黄花岗起义”，但是丝毫没有影响清廷立宪的决心，国内各界相对平静，也没有多少集会、游行或请愿。大家静待朝廷按部就班地落实立宪步骤，想想看现在已经是宣统三年了，即便是宣统五年步入立宪，不就还有两年时间吗？两千年都这样过去了，为什么这两年不能等？

中国在静静的等待中度过了平平常常的半年时间。5月8日，清廷根据立宪日程，颁布内阁章程及官制，裁撤旧有内阁、军机处及会议政务处，按照君主立宪原则筹组新的中央权力中枢即新内阁。新内阁设总理大臣一人，内阁协理大臣两人。下设十个部，每个部不再像过去那样设立满大臣、汉大臣，而是各部只设一个大臣，不分满汉，族群出身不再成为选拔大臣的标准。这不仅在客观上消除了满汉族群分歧，实现了人人平等，不动声色地废除了被人诟病的“满汉双轨体制”，而且大幅度降低了政府职数，有助于减轻纳税人的负担。

新内阁的政治架构和部院设置应该说改革力度不小，先前数年各界批评意见都在一定程度上获得了吸收和采纳，这个新内阁不论其权限，还是设置，其实就是立宪政体下的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就是国务大臣之领袖，秉承宸谟，定政治方针，保持行政统一。

按理说，新内阁成立了，而且是按照调整后的立宪步骤成立了、发布了，各方面应该满意了、安心了，应该相信朝廷会按照既定计划走下去了。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原本趋于平静的中国却被这个内阁名单给掀翻了，历史从此转弯了。

皇族内阁暴露真面目

各界的不满乃至愤怒不是针对内阁的政治架构，而是那个内阁名单。十大部院加上总理大臣、协理大臣共计13人，竟然有皇族出身的五人（庆亲王、善耆、载泽、载洵、溥伦）、宗室一人（寿耆）、满洲贵族二人（那桐、荫昌），留给汉人的名额只有四人（徐世昌、梁敦彦、唐景崇、盛宣怀）。如此算来，汉大臣通过这次改革不是在中央行政中枢中增加了分量，而是大幅度减少了，因为按照改革前满汉双首长政治架构，十大部院就应该有十个汉大臣，在全部名额中应该占百分之五十或稍弱。

清廷发布的这个亲贵内阁名单引起了立宪党人的极端愤怒，咨议局联合会很快向都察院提交了一份抗议书，明确表示皇族内阁与君主立宪政体有不能相容的性质，要求朝廷迅速改正，尽快于皇族之外选派大臣重组责任内阁。

皇族成员不宜担任内阁成员尤其是首席，大约在皇族内部也有争议。皇族内阁名单宣布后，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奕率协理大臣徐世昌、那桐两次请辞，这或许是他们意识到了什么，但他们并没有从制度建构层面进行反省。现在咨议局联合会从制度层面提出反对，这就为立宪党人提供了一个反对的充足理由。14日，山东巡抚孙宝琦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强调宗支不宜参与内阁。到了6月下旬和7月初，直隶、奉天、吉林、黑龙江、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陕西、福建、浙江、江西、湖北、湖南、四川、广西、贵州、云南等省咨议局议长及议员四十多人一再联名或单独向朝廷请愿，一再重申“君主不担负责任，皇族不组织内阁”为君主立宪唯一原则，请求朝廷尽快取消这个皇族内阁，于皇族外选派大臣另行组建责任内阁。

对于各界要求，朝廷这一次似乎不准备让步了，先是严厉训斥孙宝琦的建议太过荒唐，紧接着发布一个上谕，对《钦定宪法大纲》给予重新解释，以为即便实行了君主立宪，黜陟百司的权力仍然归属于君主，议员不得干预，以为这才是君主立宪的本旨。

朝廷的强硬姿态彻底断了立宪党人的念想，使他们突然醒悟可能还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说得对，清廷过去十年可能一直就是假立宪假改革，在涉及政治权利根本时，清廷终于露出了不愿分享的真面目。被欺骗的感觉一旦醒悟，立宪党人立马与清廷分手，清廷终于用自己的手将最重要的盟友推给了革命党，陷入低谷的革命运动立马获得了新动力，两百多年的清帝国就这样走向自己的终点。

一百年之后回望皇族内阁这件事，究竟错在哪里呢？按照清廷的考虑和辩解，既然是第一届，就有第二、第三届，即便第一届有问题，为什么不能等到第二届予以更正呢？还有，君主立宪使所有人一律平等享有参政的权力，大家都说皇族也就是那时的高干子弟不得入阁，为什么他们不能享有平等的政治权力呢？更何况，这几个入阁的皇族成员高干子弟，也并不是五谷不分的草包饭桶，大家为什么这样嫉恨呢？

这些辩解都有理由，但是清廷忘了，皇族优先享有政治权利，其实是对平民对立宪党人政治权利的剥夺，君主立宪就是要约束君主的权力，现在弄了一大帮皇族组成政府，君宪还有什么意义呢？

清廷本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在民间看来颇有国进民退之味。

铁路国有的正当与失当

如同近代中国一切新奇玩意儿一样，铁路也不是中国人创造的，而是西方工业革命的产物。中国人很早就知道了这项发明，但很长一段时间里，只是停留在争论铁路的利弊上，没有考虑引进，更不要说大规模修建了。

大规模筹划修筑铁路是在《马关条约》签订之后，因为这个条约规定日本臣民可以自由到中国开办企业。根据利益均沾原则，列强相继将大量资金投入这个尚未充分开发的广袤市场。随着这轮经济腾飞，物流增加，大规模的铁路建设也就自然而然提上了日程。

清代的火车

对于甲午战争后的中国来说，大规模铁路建设遇到的困难，并不是过去所说的什么传统、什么文化冲突，而是实实在在的经济原因：资金和技术。最终铁路得以修建，离不开外国资本对中国铁路建设的高度热情——当然，这主要出于资本本身具有的赢利冲动。不过，清廷的政治决断更加重要，如果没有清廷利用外资修筑铁路的决断，中国铁路不可能在甲午战争后几年获得突飞猛进的超常发展，基本形成影响至今的中国铁路路网。

铁路建设对当时乃至后世中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都起到了不可估量的进步作用，铁路延伸到哪儿，近代文明的种子就播撒到哪儿；在铁路沿线很快形成了一批中心城市，它们迅速成为近代文明的中心，极大改变了古老中国的文化地图、社会结构，乃至中国人的生活方式。

但谁也想不到的是，铁路竟然将一个两百多年的王朝送进了历史。

民间资本进铁路

进入20世纪，中国资本在外国资本的示范下也有了一定发展，在民族资本家看来，具有高额利润空间的铁路修筑当然不该让外国人独享。聪明的中国人从1903年开始就酝酿着一场争斗，他们准备用民族主义的旗帜，以国家安全、民族利益为理由，要求清廷将外国资本驱逐出铁路修筑，最低限度是允许民族资本进入铁路修筑。这就是近代史上所说的收回利权运动，其触发点是粤汉铁路修筑权。

粤汉铁路是指从广州至武昌的铁路，这是一条贯穿近代中国铁路史的线路，自1895年决定兴建至其建成，始终充满各种各样的争执和故事，其规划路线也几经调整。

按照清廷的规划，粤汉铁路是交给美国公司主持修建的。但美国人在协议签署后迟迟不开工，不仅向中国方面要求铁路沿线的矿产资源开采权，而且私自将其三分之二的股权转卖给了比利时的公司。这就给中国的民族主义者留下了口实。于是，顺着收回利权运动的思路，粤汉铁路沿线三省（广东、湖南和湖北）绅民建议，朝廷收回粤汉路权，交给三省自行修建。

对于三省绅民的热情，朝廷好像甚为感动。1898年初，清廷以高价从美国人手里收回了粤汉铁路修筑权，制定《铁路简明章程》，将民间资本引向铁路建设，并同意湖北、湖南和广东三省绅民与铁路总公司会商，妥议办法，招股集资，承接粤汉铁路的修筑。

就铁路建设来说，允许民间资本进入无疑是件好事。将一个新兴产业公平开放给所有资本，既有助于民族资本的提升，在某种程度上也有助于遏制外国资本一家独大、挟制朝廷。问题在于，资本的本性就像《资本论》所分析的那样，从来就以利润最大化为最高诉求，不会因为民族而更爱国，也不会因为国际而害人。那时中国人没有对民族资本、国际资本仔细分辨，出于一种爱国主义的热情，片面相信民族资本更爱国。其实，结果并不是那么一回事。

中国民间资本远没有估计的那样大，各省绅民虽然对介入铁路信心满满，但真的要他们拿出真金白银，就显得心有余而力不足了。各省绅民甚至想出了许多出乎情理的手段，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向民间加捐加税、搜刮财富、筹措资金，弄得民意沸腾，怨声载道。

民间资本进入铁路后还衍生出一个新问题，原本大致统一的技术标准在资金来源多样化之后变得越来越不容易统一，这对于全国路网也是一个巨大的隐患，如果将来各路建成后无法联通，那对整个国家发展来说，可能是得不偿失的。

官商合办到“国进民退”

1906年，邮传部考虑制定了一份《统筹全局铁路折》，确定全国铁路干线和主要支线的大致走向，倾向于在适当的时候由国家统一筹措资金，将铁路干线收归国有。根据这个思路，邮传部稍后出面，将河南、陕西及江苏铁路公司集股不多且一直没有开工的工程作了处理，向这些工程注入一部分官股；将陇海路各段由原来的商办改为官商合办。

这个政策化解了这些路段的资金困难，因而在推行之初并没有遭到反对，许多人相信这或许是化解铁路建设难题的一个出路。

清廷将这些进展不顺的路段收归官办，出发点是好的，效果也不错，但是站在民间立场上说，这显然侵犯了民间资本的利益。特别是清廷在政策上有个非常大的歧视，即官办铁路抵押路权向海内外融资，而商办铁路之所以举办困难，主要是因为政策上不允许他们抵押路权。因而中央和地方为路权吵得不可开交，一直找不到两全其美的妥协办法。

这样的争吵一直持续到1911年。这一年5月5日，给事中石长信向朝廷提交了一份奏折，建议朝廷痛下决心，将涉及全国经济布局的重要干线一律收归国有，尤其是粤汉、川汉等路段连接西南边陲，具有战略意义，断非民间资本有能力予以修筑。而且，从相关各省进展情形看，这几条线路也非收归国有不可，像广东绅商虽然争夺路权非常积极，但并没有在修路上下力气，而是将路权作为一担生意，倒来倒去，设法牟利。至于湖南和湖北，经济原本就落后，指望民间资本去修路无疑望梅止渴，除了加重民众负担，让路权变成地方权贵的牟利工具外，毫无助益。问题最大的是四川，四川绅商各树朋党，各怀意见，虽然向民众筹集了大笔资金，但并没有在筑路上卖力气。更危险的情形可能是，四川绅商将这笔资金挪作他用，许多烂账估计已很难收回。这不是一般的烂账，弄不好会激起民愤，引发骚乱。

石长信的理由明白晓畅，解决方案简单易行，很容易赢得朝廷的认同和批准。而朝廷此时正信心满满地准备进入君主立宪新时代，于是在发布责任内阁名单的第二天（5月9日）爽快批准了这份建议，宣布此前各省分设铁路公司集资兴办的铁路干线由于耽搁已久，即由国家收回，赶紧修筑。这意味着几年前向民间资本开放铁路修筑权的政策废除。

清廷铁路干线国有化的本意或许就是为了加快建设，并没有与民争利的意思。但是这个政策如果从民间从绅商立场进行解读，就有“国进民退”的意味了。在民间资本看来，这个政策太无耻了，不仅堵塞了民间资本介入铁路投资的通路，而且对已经筹集到的资金也是一个巨大的威胁。

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5月18日，清廷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两天后，邮传部大臣盛宣怀以两湖厘金、税捐为抵押，与四国银团签订了《湖广铁路借款合同》，由四国银团贷款600万英镑修筑粤汉川汉铁路。

盛宣怀尽管筹措了巨额资金，但他并没有准备用这笔钱去兑换各省路权。6月1日，他和端方联名致电四川总督王人文，表示川汉铁路已用之款和公司现存之款，均可由朝廷一律换发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换现款。假如四川方面不能同意，一定要朝廷发还现款的话，那么就由朝廷另借洋债，而这笔洋债必须以川省财政收入作抵押。即是说，政府收回了路权，但没有退还补偿先前民间资本的投入。

王人文看了这个方案大吃一惊，认为这个政策一旦宣布必将举国骚乱，他希望朝廷收回成命，调整政策，妥善解决。然而盛宣怀太自负了，错误估计了政府的威望和人民的承受力，一味坚持既定政策不变，一再敦促各铁路公司清理账目，准备交接。

盛宣怀的一意孤行激怒了各省人民，湖南人最先举行万人大会抗议，紧接着，鄂、粤、川等省都有不同表示。各省督抚顺从民意致电朝廷，希望遵从民意，从长计议，不要只算经济账不算政治账，因此引起天下大乱。然而朝廷太自以为是，盛宣怀太自信自己的正确能干，他与各省一一谈判，分化瓦解危机，但没想到独独在四川跌了一个大跟头。

川汉铁路公司原本是个官办公司，成立于1904年，后因绅民呼吁，吸收了一些民间资本，改为官绅合办。到了1907年，官股退出，成为完全意义的商办公司，但问题却越来越严重，铁路如何修、修哪儿，在公司内部一直吵闹。直至1909年底，宜昌至万县段勉强开工。

更为严重的是，川汉铁路公司内部管理混乱，筹集到的巨额资金没有用于开工，却被公司高层挪用300多万到上海各钱庄保值增值，或者购买股票；结果到了铁路国有化时，这300多万不仅没有增值，反而亏损了200多万。再加上各种损耗，川汉公司筹集到的款项，没有修路，就已经消耗损失了近一半。因此，清廷宣布铁路国有时，对于川汉公司高层，或许求之不得，条件是朝廷支付公司已经花费的全部费用。

精明的盛宣怀当然不会满足这些要求。公司高层在失望之余，为了洗刷自己，为了转移各界对集资款去向的质疑，遂发动中小股东也就是一般民众起来抗争。很显然，川汉铁路公司高层希望将水搅浑，以民众对朝廷的愤怒掩饰他们挪用资金的贪婪和始终没有修筑铁路的无能。由此而来的四川保路运动引发了武昌起义，一个王朝就这样顷刻瓦解了。

辛亥秋保路死事纪念碑

军队属于个人或者属于皇上，当然有它的好处，但这说到底是一把双刃剑。

为什么是新军

1911年10月10日晚，驻防武昌的湖北新军工程营发生哗变，部分官兵不顾禁令冲出营房，夺取楚望台军械所，缴获大量武器弹药，并迅即公推在楚望台当值队官吴兆麟为临时总指挥。

辛亥革命第一枪

吴兆麟毕业于湖北参谋学堂，足智多谋，欣然受命后即部署炮队、工程营等哗变士兵连夜进攻湖广总督衙门。总督瑞闻风丧胆，越墙而逃；第八镇统制张彪抵抗了一阵，终于也在猛烈的炮火攻击下仓皇而逃。

11日晨，枪声停止，义军代表蔡济民、邓玉麟、张振武等来到湖北省咨议局，希望与咨议局方面负责人最好是议长汤化龙就局势及未来交换意见，商量对策。

进士出身的汤化龙曾经留学日本，有着丰富的政治阅历和广泛人脉，是几年前国会请愿运动的重要参与者，也是1910年各省咨议局联合会第一次会议主席，是皇族内阁最早最坚定的反对者，其政治态度非常明白，那就是中国必须无条件实行完全意义上的君主立宪。所以尽管对湖北新军昨天夜里的起义没有足够的心理准备，但他还是坦率地为起义军出主意想办法。他告诉义军代表：他个人对各位义举深表支持，只是文人不知治兵，他个人可以出山，可以入伙，但实在没有能力去统领军队，去保卫武昌，去夺取汉口与汉阳，去指挥部队抵抗来自北方的军事进攻。所以比较好的办法还是应该去找黎元洪。

黎元洪出身于北洋，服务于湖广，应该说是张之洞一手调教的新军将领。黎元洪的性格比较温和，与各路英雄都有结交，在官场上一路顺风，也是张之洞比较信赖的干才，湖北新军大约一半兵力都掌控在黎元洪手中。

黎元洪

听了义军官兵的介绍和邀请，黎元洪并没有像汤化龙那样很快答应入伙，据说他足足独自思考了三天三夜。10月13日，思想豁然开朗的黎元洪向义军代表表示：从此后，兄弟愿与各位同生死共患难，不计成败不计艰难。黎元洪终于踏上兵谏这条路，成为武昌义军首领。

湖北新军哗变引起清廷高度重视。12日，命军咨府、陆军部速派北洋新军精锐开赴前线，准备武力镇压。14日，朝廷启用赋闲三年的袁世凯出任湖广总督，责其全权处理。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收到什么效果，22日，长沙新军起义，湖南光复；陕西新军起义。23日，九江新军起义。30日，南昌新军起义，江西光复。29日，太原新军起义，山西光复；30日，昆明新军起义。

进入11月，各地新军起义更像得了传染病一样，接连不断，至11月27日，也就是武昌起义四十一天的时候，关内十八行省中只剩下甘肃、河南、直隶和山东四省继续效忠朝廷，另外十四省均先后宣告独立。最为诡异的是，这十四独立省份基本上都是各省新军发动起义，宣布独立宣布光复。

更为蹊跷的是，朝廷派来镇压武昌哗变的也是新军，不论是袁世凯，还是冯国璋、段祺瑞，他们都是朝廷命官，是新军将领，然而他们在与湖北新军简单交手后，竟然坐地言和，一起反逼朝廷就范，达成清帝退位、民国肇建的政治妥协。两千年帝制就此终结，两百多年的大清国至此瓦解，而导致这一系列结果的，竟然是清廷倾心构建培植的新军。

从忠诚卫士到掘墓人

原本应该成为大清王朝“忠诚卫士”的新军，为什么反而成为清廷的掘墓人呢？这确实是一个不得不说的历史教训。这与新军的创建、成军及指导思想有着密切关系，是好心办成了坏事，至少对大清王朝是这样。

新军的创建要从1894年甲午战争说起。战争爆发后，中国军队节节败退，原广西按察使胡燏棻奉朝廷命令在天津小站运用西法编练十营定武军，总计四千七百人。第二年，胡燏棻调任平汉铁路督办，天津小站定武军便由从朝鲜归来的袁世凯接手，并按照朝廷意思将这支军队定名为“新建陆军”。

胡燏棻训练定武军原本就是德国人的建议，待袁世凯接手后依然延续这个办法，一切按照德军制度进行，教官也主要是德国人，规模随之扩大至七千人，稍后被编为武卫军前后左中右五路中的武卫右军。这支名义上归朝廷归国家的新建陆军，实际上成了袁世凯的亲兵。

在新建陆军成军同时，署两江总督张之洞也奉旨编练了一支名为自强军的新式军队。这支自强军也是依照西方军队制度进行编练，分为步兵、炮兵、马兵、工兵等十三个营共计两千人。这支自强军后因张之洞回任湖广而交给了两江总督刘坤一，再往后就被袁世凯收编至武卫右军。

1901年新政开始后，整军经武又一次提上政治日程。1903年，清廷在中央政府层面设置练兵处，以庆亲王奕为总理，袁世凯会办。1905年，练兵处制定陆军军制，各省设立督练公所，准备用十年或更长时间在全国编练新军三十六镇，每镇包括步、马、炮、工程、辎重等兵种，每镇总人数为一万两千人，有统制率领。镇下分为协、标、营、队、排、棚，其首长分别为协统、标统、管带、队官、排长等。新军的中下级军官由各省武备学堂毕业生充任，间有少量留学归来的军事人才。新军士兵采用募兵制，对身体、文化及生活习惯、品行等方面都有比较高的要求。这确实是一支近代化军队，是大清国柱石，只是谁也想不到这支花了无数银子训练的新军，竟然动手埋葬了大清国。

至武昌首义，清廷训练的新军已编成十三镇。北洋新军为中央军，亦称国军，即国家的军队。北洋新军占全国三十六镇中的六镇，即六分之一。各省新军为地方军，而由张之洞一手训练的湖北新军就属于地方军系统，最先编为湖北常备军左右两翼。1905年整编为两镇，分别由张彪、黎元洪任统领。翌年又按照中央练兵处全国新军三十六镇统一规划，湖北新军第一镇改番号为督练第八镇，第二镇改番号为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相当于旅）。第八镇的统领还是张彪，暂编第二十一混成协协统还是黎元洪。

从理论上说，所有的新军不论北洋新军，还是地方新军，都是国家柱石，属于国家，然而大清国的可悲之处在于这个理论始终没有真正贯彻，结果所有的军队不是忠于国家而是忠于个人，成为私人武装或卫队，也为后来的军阀混战提供了借口和机会。

“忠诚教育”是双刃剑

军队属于个人或者属于皇上，当然有它的好处，有利于皇上对军队的直接控制，有利于培养军队将领的政治忠诚，比如在1898年的政治转折中，谭嗣同夜访袁世凯，希望袁世凯能够出于大义调动新军包围颐和园劫持慈禧太后，逼迫皇太后向皇上交权，以便推动政治改革。而袁世凯就以军队平时政治训练中总是教导官兵热爱皇太后忠于皇太后按兵不动。这不仅是袁世凯的政治智慧，也是新军体制特殊化的好处。

然而问题在于，新军体制一直对官兵进行忠诚教育而不是职业化教育，这种忠诚教育说到底就是一把双刃剑。你可以向军队灌输皇上、皇太后如何伟大如何英明，应该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经过长时期灌输，军队官兵当然会信这一套。但是这种灌输无疑打开了另外一扇方便之门，那就是你可以灌输忠于皇上忠于皇太后，革命党人也可以在军队中宣传皇上和皇太后都不是东西，腐败堕落，罪大恶极，是革命的对象。于是热衷于政治忧心于国事的湖北新军当皇族内阁宣布后，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宣布后，尤其是当湖北、湖南、四川等地声势浩大的保路运动发生后，他们觉得作为国家柱石，有责任表达自己的看法，有责任推动政治良性发展。这就是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的根本原因。

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问题是，清廷不惜代价训练新军的目的原本是为了向日本复仇，是用于对外战争，然而在1900年的义和团战争中，在1904年的日俄战争中，大清国都没有机会将新军用于对外进攻或防卫。这样一支经过精心训练的新军一直没有对外战争的机会。然而不论是否有对外战争的机会，国防军的功能是不应该改变的，其职责只能是对外战争，是与外国维持和平，这是国防军的唯一责任。但是，十几年的和平发展，清廷始终没有去规范新军的功能，始终对新军抱有一种政治上的额外期待，总是想着将这支重要的力量用于国内政治变革上，于是你可以将这支军队用于维护朝廷推动君主立宪，我就可以煽动这支军队反对朝廷进行革命。在晚清最后十年，新军将领确实对清廷倡导的预备立宪贡献极大，许多将领差不多就是那时最杰出的政治领袖。从狭隘的利益和短期目标说，这是成功，是必要，但从长远利益看，这在很大程度上种下了1911年大革命的种子。这对后来的民主革命来说固然是一件幸事，但从近代民主民族国家构建来说，未免还差十万八千里，也为后来的政治纠纷预留了巨大空间，其贻害绝对不应该低估。

滦州兵谏并无太多革命性质，纯粹是体制内抗争。

兵谏的政治诉求

武昌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关键，只是由于后来的民国历史将革命弄成了关键词，因而关于武昌起义的性质，也就总是往革命靠，那些新军下层军官或士兵组织的读书会成了很早就觉悟的革命组织，武昌起义的最初目的就是要推翻清廷推翻帝制，就是要重建一个汉民族的共和国，就连清廷命官黎元洪一出场也就是参加革命。这种泛革命化的表达固然有意义，但毫无疑问与历史真实略有差距。武昌起义以及由此引发的各省新军起义，直至滦州兵谏，其性质只是体制内抗争，其目的就是希望清廷遵从民意，改正错误，重回君主立宪的正确轨道。这是研究辛亥革命的关键，否则就不容易理解这场大变动的意义。

新军起事两大动因

引发武昌起义的因素只有两点，一是1911年5月8日发布的责任内阁名单。这个标志着中国从此进入一个君主立宪国家的名单，不幸被既得利益集团弄成了一个亲贵内阁，或称皇族内阁。13个内阁成员中，竟然有9个来自皇室或皇族，来自平民或军功出身的汉人，只有4个。这个比例显然失衡，因为按照改革前中央各部院“双轨制”配置，如果内阁成员为13人的话，那么非皇室、皇族的成员怎么也不会少于6人，占百分之五十稍弱。现在，清廷假借改革的名义大肆收权，这怎能不让以汉人为主体的南北新军郁闷？

第二触发点是引起举国震动的铁路国有化政策。新内阁成立后宣布的这个政策按理说原本是个好政策，对于化解各地铁路建设中混乱以及可能引发的金融危机，都有很重要的防范作用。尤其是针对四川川汉铁路公司筹集大量民间资金而不修路，应该说是一个及时的正确举措。但是清廷的这个宣布引起了各省的普遍反对，因为除了四川之外的各省虽然在铁路建设中也可能存在这样那样的问题，但他们确实是在认真修路，现在朝廷一句话就将先前的约定一笔勾销，这无疑被民众及投资人视为不负责任，是与民争利，是“国进民退”。

当铁路干线国有政策酝酿时，各地民众在民族资本即中产阶级影响下，通过各种方式向朝廷表达了不满情绪，尤其是湖南人不知出于什么样的原因最先站出来反对。湖南各界人士奔走呼号，上下串联，全省沸腾，舆论哗然，大家虽然弄不清政策的真实用意，但总感觉这项政策是对他们利益的剥夺。当民权意识、私有财产意识刚刚被人们接受的时候，将先前允许私人资本介入的基础建设收归国有，这显然是政府与民争利，这当然引起有产阶层的反对。

5月14日，湖南各界最先举行万人大会，要求朝廷收回成命，维持原议，继续铁路商办政策。湖南人的强烈要求和悲情引起巡抚杨文鼎的同情，杨文鼎硬着头皮给朝廷打了一个报告，请求朝廷稍作让步，至少不要激化矛盾。然而朝廷在盛宣怀等人的误导下，自以为既然政策的出发点是对的，就没有退让的道理，反过来要求杨文鼎强硬对待，不准聚会不准串联，试图以镇压的办法将一切反抗铁路国有的人给压制下去。朝廷的强硬并没有化解湖南的危机，相反到了6月初，湖南局势几近失控，省咨议局议员全体愤而辞职，全省学堂相继罢课，全省商人一律罢市。

盛宣怀

与湖南山水相连的是湖北，湖北较湖南的反应更早更强烈。4月26日，当湖北人获悉清廷可能要出台这个政策时，就推举咨议局议长汤化龙赴京请愿。临行前，数千人在咨议局举行欢送大会，演讲者将这项政策比喻为卖国政策，指责清廷将大好河山奉送给列强，与其让腐败政府丧权辱国卖国，不如推翻腐败政府，寻找一条救国新路。说者伤心，闻者落泪。群情激昂中，留日学生江元吉割肉血书，以“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十六个大字激励湖北人民。

湖北新军就是湖北人的子弟兵；湖南、湖北，又是湖广总督辖下的一个行政单元，两省的政情不能不引起两湖新军的高度关注。

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新军是一支没有充分国家化的近代军队，新军将领在过去十几年君主立宪运动中都是改革的先锋。在他们看来，自从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不幸去世后，清廷的政治改革不是前进而是后退，皇族对权力的垄断越来越厉害，这些都严重背离了朝野各界1906年达成的政治共识。基本的政治信念和责任心，使新军将士觉得有话要说，这就是湖北新军发难的直接原因。

我们现在不太清楚各省新军相互之间的联系，也不清楚地方新军与中央新军的关系，特别是他们平时联系的方式，但我们完全可以相信在5月8日之后五个月的时间里，热心政治改革的新军将领一定对时局发展有讨论，甚至也会提出一些办法与措施。因而从这个意义上说，湖北新军士兵10月10日因意外爆炸而发难固然是突然的，但对新军上下而言，或许也是期待已久。

武昌的战事也就只有一个晚上。第二天一大早，参与起事的新军下层军官就来到省咨议局找汤化龙。汤化龙在过去几年是激进的政治改革家，参与领导了几次国会请愿运动，力主中国尽快走上君主立宪的政治轨道。现在，新军将士既然起来了，汤化龙也就只好顺势而为，希望以此震动全国，所以他毫不犹豫地表示愿意一起干，并将军事方面的事情交给了黎元洪。

汤化龙

作为清廷命官，黎元洪与民选的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不一样，他的政治前途和他所受到的教育都使他不可能像汤化龙那样爽快。在经过几天犹豫思考后，黎元洪被迫入伙，因为他毕竟也是湖北人，又是留在武昌城里最高军阶的新军将领，即便从稳定军心的立场，他也有出面统领的责任。

黎元洪的加入，使武昌起义的政治诉求更加明白，湖北军政府的宣言起初也将自己视为大清国债权债务的继承者，好像清廷已经结束，就由湖北军政府继承一样，因而他们在宣言中承诺清国此前与各国缔结的条约继续有效，所有的债权债务都继续履行，居留在军政府占领地域内的外国人生命财产也由军政府一律保护。这些声明给人的感觉，湖北军政府就是要推翻清廷重建一个新国家。

其实，湖北军政府的政治诉求并非如此简单。他们实际上是以一个比较高的要价迫使清廷在政治上，即在君主立宪和铁路国有两个方面适度让步适度调整，平息民愤，恢复秩序。所以湖北军政府在抛出如此高的要价之后，也愿意与清廷，特别是清廷的特别代表袁世凯进行谈判。而且，湖北军政府并没有为这个谈判设置一个非走上民主共和非推翻清廷不可的预案或底线。一切好商量，漫天要价，就地还钱。这才是湖北军政府的政治底线。

中央军致命一击

湖北军政府拉着架势好像要独立要推翻清廷，其实他们在等清廷正面的积极回应，然而等了几天，除了等到朝廷派兵镇压，让袁世凯、岑春煊等人重出江湖负责善后外，朝廷好像并没有积极的回应，根本不提皇族内阁及铁路国有这两件事。

朝廷不愿正面回应，迫使各地新军继续施压。武昌起义第12天（10月22日），与湖北比邻的湖南新军宣布光复；同一天，陕西新军也给予配合，占领西安，宣布起义。23日，江西驻九江新军宣布光复。这一系列事情究竟有着怎样的关联，究竟是怎样互通声息互相配合，我们虽然不清楚，但我们相信各地绝对不是自发的，不是毫无关联的，他们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逼迫朝廷收回成命，恢复秩序。

两湖及陕、赣的动荡引起了朝廷关注，朝廷在启用袁世凯、岑春煊等能臣的同时，也想着怎样化解这场危机。26日，朝廷接受资政院弹劾，将力主铁路国有的邮传部尚书盛宣怀革职永不叙用；将没有处理好成都风波的护理四川总督王人文、四川总督赵尔丰交内阁议处；并下令释放被赵尔丰诱捕的四川咨议局及保路运动领导人蒲殿俊等人。清廷对各地新军相继发难终于有了正面回应，企图找出几个替罪羊平息民愤。这显然是不够的，因为在过去几个月的政治风波中，各界争执的焦点是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清廷必须对这两个问题有交代。

各地新军的起义和光复应该说已经给清廷很大压力了，但是各地新军毕竟只是地方军，清廷手中还有最重要的王牌，实力最强大的中央军，也就是袁世凯曾经统领的北洋六镇毕竟还是朝廷的柱石，只要北洋系不出问题，朝廷就安全。各地新军起事固然很烦人，但天毕竟塌不下去。

清廷的底气是对的，然而清廷对北洋六镇的控制也是有限的，特别是当朝廷的政治决策发生问题时，原本就没有国家化的北洋六镇理所当然站出来表达立场。10月29日，驻滦州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联合第二混成协统蓝天蔚等电奏朝廷，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又奏政纲十二条，要求朝廷实行。这些要求，其实就是对湖北新军及各地新军的直接回应，主要有立即召集国会，改定宪法，赦免一切国事犯，组织责任内阁，内阁总理大臣由国会公举，国务大臣由总理大臣推任，皇族永远不得充任内阁总理大臣及国务大臣。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滦州兵谏。这里并没有什么革命性质，纯粹是体制内抗争。

滦州兵谏的主力为中央军，他们振臂一呼终于吓坏了清廷。通电发表的当天，资政院立即通过决议，奏请朝廷将宪法交给资政院尽快改定。资政院的另一个决议是，奏请罢免亲贵内阁，特简贤能为内阁总理大臣，并使组织各部国务大臣，负完全连带责任，以维持现今之危局，团结将散之人心。

资政院的决定迅即获得朝廷积极回应。第二天（10月30日），摄政王以小皇帝的名义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政寡术，政地多用亲贵，则显戾宪章；路事蒙于敛衽，则动违舆论。发誓一切从头开始，咸与维新，实行宪政；开放党禁，赦免政治犯；改组资政院，修正宪法；解散皇族内阁，公举内阁总理大臣，全权负责组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按理说，武昌起义的政治诉求至此基本实现，一场折腾了近半年的政治动荡应该就此结束。

然而想不到的是，朝廷的决议无法获得完全执行，辛亥革命至此只是度过了前半程，君宪主义能否实行又增添了新的变数。

在立宪的反对者看来，君与民从来都是对立的，利于君就不利于民，利于民就不利于君。

谁是君主立宪的受害者

君主立宪对于今天的中国人来说已经很陌生了，因为我们不太容易分清既然都是君主体制，为什么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还有那么大的区别，还会发生那么多的纷争？

君主立宪对谁有利

按照“家天下”的政治理念，大清国就是人家爱新觉罗家族的先辈带着满洲几个部落头领，还有蒙古等周边族群头领一起打下来的，一般民众并没有后来的民族国家意识，皇恩浩荡、谢主隆恩，就是那个时代君臣、君民关系形象且恰如其分的写照。所以在那时，假如遇到康熙大帝、乾隆大帝那样的“明君圣主”，皇帝不想专制都很难，臣民期待他们专制。

但是到近代则不然。近代中国的问题本来就不是自身内部衍生出来的，而是外部输入的。当西方的思想观念随着西方的物品、资本源源不断输入中国后，中国人的观念也在悄悄发生着改变，特别是经过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震惊、刺激后，稍微有点头脑的中国人都在想，中国为什么在世界上弄成不被夷族待见的异样族群？东三省明明是大清国固有领土，日俄两国凭什么在这块土地上打仗，而且连战争善后都不让中国人介入，问题究竟出在哪里？

思前想后，问题就出在中国的体制与世界有差距，而解决之道好像就是梁启超几年前就向中国人呼吁的君主立宪。按照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的说法，当时世界上最流行的几种政治体制不外乎君主立宪、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君主立宪和民主立宪均为立宪政体，立宪政体的权力为有限的，而专制政体的权力是无限的。从表面上看，无限制的权力似乎很有利，君主可以动用一切资源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其实从实际政治运作程序看，不受任何约束的君主恰将自己推上权力要冲，没有丝毫可供缓冲的中间地带，成功了固然是你君主的贡献；失败了，只有君主个人承担责任和全部后果。所有臣民都是君主的仆人，领取君主发放的俸禄，吃着皇粮，但他们在君主专制体制下无所用心无所事事。这是一种很不经济的政治体制。

梁启超

根据梁启超的分析，就三种政治体制比较而言，人类目前最理想的政治形态无疑是君主立宪，因为民主立宪施政方略变化太快，选举时耗费巨大，竞争激烈，虽然形成了一个竞选经济，但由于这种经济只是消耗不是创造，至少在那个时代还不是一种理想的政治形态。至于君主立宪与君主专制的比较，不言而喻，君主立宪远优于君主专制。

梁启超的道理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但毕竟中国人特别是清廷统治者只知道君主专制的好处，没有体会过君主立宪的滋味。所以从康有为1895年的呼吁，到梁启超1901年的分析，中国人依然无法在君主立宪问题上达成共识。说起来很难让人相信，这个共识的建立还是在“小日本”1904年打败“大俄国”之后。

走向君主立宪

日俄战争结果日趋明朗时，中国被迫“边缘化”已成定局。美国政府在邀请日俄两国协商战争善后时，对于中国希望参加的迫切心情视而不见，根本不予考虑，中国被完全排除在讨论东三省前途的会议之外，这不能不使清廷感到格外焦虑特别尴尬。1905年6月23日，清廷以日俄和议有开议之说，命各衙门及各督抚筹划因应之道。

这个问题两年来已有很多讨论，有识之士早就强调不能就事论事谈东三省，必须将立宪与东三省问题捆绑在一起，才能理出思路，找到办法。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清廷的问题还是那个问题，那么答案自然还只能是那个答案。7月2日，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联名建议清廷明确宣布于十二年后实行立宪政体，强调立宪政体无损于皇室，无碍于皇权，最合乎中国国情，最合乎朝廷的利益。

稍后，周馥又单独向朝廷提出一个建议案，以为君主立宪体制下的立法、行法、执法三权分立才是大清皇权永固的根基；两广总督岑春煊在回奏时以为东三省问题的关键不在日俄，而在中国能否径仿东西洋政治，与民更始，改革政体。

封疆大吏、中枢大员的建议特别是立宪有百利而无一弊的说法，深深感动了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经慎重讨论，7月16日朝廷命镇国公载泽等五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察宪政，为政治改革作准备。

五大臣就要出发了，谁也想不到遇到了革命党吴樾的自杀性攻击。只是这个攻击的实际效果与攻击者愿望相反，清廷不仅没有被吓倒，反而坚定了立宪信心。因为吴樾的故事证明君主立宪大约真的能够消弭革命，否则革命党为什么这样害怕呢？稍事调整，五大臣兵分两路出洋考察，1906年7月相继返回。他们在稍后的召见中不约而同地建议朝廷要毫不犹豫走上君主立宪的路，以为这个体制最合乎国情，立宪后君主的权力并不会削弱，君主依然是大清国至上权威，国家主权依然牢固掌握在君主手里，就像日本的明治天皇、俄国的彼得大帝那样。总之，君主立宪利国利民，可造国祚之灵长，无损君主之权柄。中国如果经过十五到二十年准备，召议员，开议会，一定能够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繁荣昌盛，政治稳定。

考察宪政大臣的言论深深打动了朝廷。1906年9月1日，光绪帝钦奉慈禧皇太后懿旨，宣布仿行立宪，参照东西洋立宪各国重构政治体制，争取在经过十年二十年的准备后，重建一个宪政国家。

君主立宪不利于谁

考察宪政诸大臣的建议和各方面的鼓吹，充分考虑了皇权尊严和重要性，他们的解释或许能够说服最高统治层，但很难说服那些政治上的反对派和怀疑论者。因为所谓君主立宪毕竟在本质上要以宪法的形式去约束、限制君主的权力，怎么能说这个制度有利于君有利于民呢？在这些反对者看来，君与民从来都是对立的，利于君就不利于民，利于民就不利于君。所以他们貌似站在统治者立场上质疑君主立宪必要性，以为要求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路，可能是看对了病吃错了药，中国长时期积贫积弱的症结可能并不在君主专制，恰恰相反，问题的关键在于君主权力长时期被削弱。他们甚至向最高统治层暗示，鼓吹君主立宪的人可能藏有一个大阴谋，因为这个君主立宪的新体制不仅妨碍君权，而且势必利于汉而不利于满，与孙文那些乱党的政治主张相一致。

反对者的阴谋论对统治者往往是最灵验的。清廷原本就对立宪政治心存疑虑，之所以派员考察各国宪政，其实是因为东三省问题而起，并不是发自清廷政治统治的内在需要，所以在反对呼声日高时，清廷最高层总是表现为退缩，赞成者和反对者以清廷为支点发生跷跷板效应。

清廷的犹豫徘徊使赞成立宪的人们深感失望，镇国公载泽为此上了一个充满愤怒的折子，批驳那些反对立宪的人具有肮脏心灵，他们其实只是担心自己权利丧失，因为立宪利于国利于民而不利于官。立宪体制建立后，不论各省督抚，还是中央各部院大臣，他们的权势都会相应削弱，且必须接受议会监督。这是他们反对立宪的根本原因。

至于满汉关系，载泽认为，世界大势是竞争加剧，合中国全体之力都不一定能够迎头赶上，追逐潮流。中国为什么还一定要分清彼此，自划壁垒呢？如果一定要说满汉关系，君主立宪政治改革既利于满，也利于汉，利于全国各族。在君主立宪政体下，满汉畛域必须破除，所有族群必须和解，为国家民族万年长久之计，再也不会像过去那样强分彼此，置国家民族大义于不顾。

载泽的分析是对的，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也听了进去，清廷稍后确认九年立宪预备路线图。两年后（1908年），又发布《钦定宪法大纲》，为君主立宪制定了一个政治架构。此后两年，尽管清廷最高层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实事求是地说，清廷的预备立宪进程并没有多大耽搁。

按照清廷立宪路线图，第一届责任内阁将于1911年5月发布。这个步骤标志着中国开始进入君主立宪的“初级阶段”。换言之，此时的中国还不是严格意义的君主立宪国家，但中国已经向君主立宪国家迈出了关键一步。然而就在这个时候，先前曾经争论过的问题重新浮上台面，并终于由这些问题导致大清王朝走向终结，走进历史。

根据《钦定宪法大纲》原则和东西洋立宪国家通例，为了保证君主享有至上权威，就必须保证君主永远不出错；君主永不出错，除了不再处于权力要冲，直接处理国务外，还必须严格禁绝皇亲国戚出任政府要职。皇亲国戚、满洲贵族都不能再像过去那样担任政治职务。这是君主立宪体制的基本原则。

然而，清廷在5月8日发布的内阁名单中，十三个阁僚竟有九个出身于皇室或皇族，于是舆论哗然，国人比较一致的意见认为朝廷应该痛下决心，撤销这个被称为亲贵内阁或皇族内阁的变态机构，重新遴选合乎宪政要求的人。

无奈，清廷到了这个时候开始掉链子，无耻援引《钦定宪法大纲》中大权统一于朝廷，皇帝享有任命百官等权力，不愿接受各方要求给予适度调整，更不要说撤销了。

清廷对宪法大纲相关条文的援引是对的。但是此一时彼一时，当年发布那个大纲时，皇上是英明的光绪大帝。现在呢，皇上只是一个小孩子，一个幼童，怎能与当年情形相比拟？假如清廷借用这个条款任命皇族担任政府要职，那么君主立宪和君主不立宪又有什么区别呢？

君主立宪就是要限制君主的权利，就是为了皇室万世一系皇位永固，但绝对不是皇族整个族群集体当政，这是任何一个君主立宪体制都不能接受的。至此，皇族成员突然发现君主立宪简直就是一个政治陷阱，以为那些心怀鬼胎的汉族人就是想通过和平的手段夺取大清几百年江山，他们这些大清国的高干子弟反而成为君主立宪的最大受害者，他们先辈流血打下来的江山就将在他们手中丢失，他们能不反抗，能不抗争，难道就这样和平交权吗？

中国政治沿着严复预言的反方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首要选项。

当君宪成为往事

两千年的君主专制曾给中国带来稳定和辉煌，但是进入近代以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越来越不适应中国需要。1894年的甲午战争，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后不到十年，一个君主立宪的“小日本”相继打败中国与俄国两个巨大的君主专制国家。这个残酷事实不能不引起中国人心灵上的巨大震动。走向君宪，成为那一代中国人的唯一政治选项。然而到了1911年，当君宪主义即将成为事实时，一个规模不大的军事哗变，竟然在一夜之间掀翻了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这其中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是必然还是偶然？一百年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其实，我们可以听听老牌君宪主义者严复的分析，他的那些独特看法没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对于清廷、袁世凯、革命党、康有为等，均有批评有分析，相对说来比较中立客观。

君宪先锋

在近代中国，严复是作为思想启蒙者载入史册的。他在甲午战争后向中国人翻译介绍《天演论》，从理论上为先前几十年只重视物质增长的“中体西用”背书，以为中国所面对的问题就是在经济形态上落后于西方，中国最迫切的问题就是经济增长和社会体制变革。至于其他比如政治架构，严复在那个时代并不认为已成为中国发展的障碍，成为非常迫切的问题。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1895年之后的维新运动中虽然积极介入，也传播了许多西方新思想，但是严复好像并不能认同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等人的许多观点，我们从他那篇著名的《拟上皇帝万言书》中，发现其主张就是一种君主主导下的政治渐变。只要变化的方向对，就不要操之过急，耐心地走下去，终归能够走上东西洋立宪各国共同的路。中国不要标新立异超常规发展，总显得急不可耐、步履匆匆，一个政治上成熟的大国就要显现从容优雅的风度。对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在1898年的急切，严复向来不以为然，以为正是这对师徒的乱来，最终葬送了大清两百多年的江山。严复当年设想的是，假如康有为、梁启超不去鼓励那个少年天子匆匆忙忙进行政治变革，而是两宫和睦渐进改良，那么要不了多少时间，大清的政治必能有所改善，等到慈禧太后百年，等到小皇帝再成熟一点，许多问题应该不会继续成为问题，应该能够迎刃而解。

严复

严复的思考当然不是事实，1898年之后的中国在经历了几年彷徨徘徊后，终于在1901年重回新政轨道。特别是到了1904年，中国在经历了日俄战争的强烈刺激后，派遣五大臣出洋考察各国宪政，中国从君主专制向君主立宪转型的过程正式开启。这是中国政治的实质性进步，因而严复和那时主流社会的人们一样，很快从1898年之后的政治冷漠转为政治热情，迅速转变成一个君宪主义者，真诚相信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政治上的唯一出路。

对于清廷的君宪主义呼吁，严复给予积极的回应，并利用自己的专业知识为君宪主义运动提供理论支援和学理依据。他在那一年（1905年）先后数次在上海青年会演讲西方政治学，对世界上已有和现存的国家类型给予细致点评，以为要救亡，就必须将中国从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因为只有在立宪体制下，民众才能通过议院轻而易举地完成和平变革，实现政府更迭而不危害皇室利益，皇室也就可以在君主立宪体制下万世一系，永享国祚。

君宪主义危机

严复对君宪主义有很高期待，以为在当时中国历史文化背景下，君宪主义是唯一出路，君宪主义可以将中国从孤立状态中拯救出来，君宪主义也是世界潮流，然而君宪主义的内涵究竟是什么，严复的理解与思想界主流，与清廷的举措似乎有同有异，并不完全一致。严复指出，君宪主义并不只是政治架构的改革，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君宪主义落到实处，就是要提升教育，普及教育，陶铸国民，改革司法，最大限度防止革命的发生，防止暴力冲突。

对于满汉冲突，严复始终认为是革命党人在理论上的一个虚构，并不是历史的或现实的真实。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所鼓吹的什么民族主义，其实只是一种狭隘的种族主义，这种主义不仅无法拯救中国，反而会将中国拖到一个无底的深渊。严复强调，中国国情确实具有不一样的地方，如果听任一些革命党人的种族主义敌对情绪走向极端的话，那么不仅当政的满洲人没有办法抵抗，甚至毫无防卫的力量，即便是蒙古、新疆、西藏等周边族群都很难找到自己的归宿，他们无法与纯粹的汉人一道组织一个广袤的无法驾驭的共和国家，因为这里有种族仇视仇杀以及感情、习俗、宗教乃至法律上的差异与障碍。当中国不得不进入共和国家时，周边族群的可能出路就是将广袤地域和众多人民转投某一大国而独立。这种事情一旦发生，“分裂中国”的老问题就来了。这就不是中国的出路，而是中国的灾难，是中国的毁灭。所以严复始终如一坚定反对革命，反对种族主义、民族主义宣传，以为只有君主立宪可以维系中国这个多族群多种族的国家。

不幸的是，中国政治发展就沿着严复预言的反方向发展，革命成了重要选项，甚至一度成为重要选项。对于这一点，严复并没有刻意攻击革命党和孙中山，他认为君宪主义危机发生和排满主义强盛，其主要根源在于满洲贵族的无能和自私。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之所以在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相继去世不久陷入危机，之所以发生武昌起义和全国范围响应，主要有这样几个原因：第一是因为摄政王及其大臣的极端无能；第二是因为心怀不满的新闻记者们给中国老百姓的头脑中带来了无数偏见和误解；第三是因为秘密会党和在日本的反叛学生酝酿已久；第四是因为在那之前几年间长江流域饥荒频仍，以及商业危机引起的恐慌和各个口岸的信贷紧缩。

在严复所分析的因素中，最重要的在他看来就是第一条，是摄政王及其大臣的自私和无能。严复指出，清廷在十多年前接受德国和日本人的建议组建一支现代化的军队是对的，将权力尽可能地收归皇室收归中央也不算太错，只是满洲王公在做这两件事情时没有从国家根本利益进行考量，而是带有非常自私的倾向。政府以三分之一的收入改编军队，不是将这支军队改造成国防军，而是弄成了皇室私家卫队，以为这样一来就可以将壮丽的城堡建筑在磐石之上。摄政王自封为大元帅，让他的一个兄弟统帅陆军，让另一个弟弟统帅海军，摄政王天真地以为这样至少不愁没有办法对付那些汉族的叛逆子民。摄政王做梦也没有想到恰是倚仗的东西有朝一日会转而猛烈地反对他，因为他不知道所倚仗的东西的根基已被数百个新闻记者的革命宣传瓦解了。

君宪成为历史

根据严复的分析，君宪主义在中国成功的机会是巨大的，但是倒霉的盛宣怀和他的铁路干线国有化政策为各地不满的民众抗议政府提供了口实和机会。要是朝廷知道如何对付四川人民，事情或许会好办些。而清廷除了懦弱、自相矛盾外无所作为，结果导致四川暴乱。革命党人那时在为各省咨议局的联合而工作，并在新军中加强了活动，于是武昌失守，军人哗变。

军人的介入使问题的处理困难百倍。前往武昌镇压哗变的新军敢于第一次起而抗争，宣称中国人不打中国人，暗示自己与南方新军是同种同族，甚至北方的军队也杀机毕露，发动兵谏，种族主义简直就像一个法力无边的魔王，霎时间将悉心经营两百多年的帝国推向绝境。

在军队的压制下，清廷被迫退让，于10月30日下诏罪己，发誓要永远忠于服从即将召集的国会，发誓不让任何皇室成员进入内阁；宣布对所有政治犯甚至那些反对皇上的革命者实行大赦；宪法由议会制订，并将被无条件接受。这三条宣布太重要了，但是确实晚了。严复非常遗憾也非常痛心地表示，如果一个月前做到这三条中任何一条的话，中国的历史都不会这样发展下去，清帝国依然会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的王朝。然而历史现象往往重演。这和十八世纪末路易十六的所作所为如出一辙。所有这些都太迟了，没有明显效果。所谓宪法十九信条在严复看来根本不是宪法，这不过是将专制政权从皇帝手里转移到国会，根本无法给中国带来持久稳固，因而不是进步。

对于清廷空前的政治危机，作为资政院钦选议员，严复忧心忡忡，但对中国由此变为共和政体，则无论如何不愿认同。严复的担心只有两点，一是中国国民程度不具备，中国要想走上共和道路，至少需要三十年的积累和训练；二是中国如果由此强行进入共和，必将引发新一轮边疆危机，且种族之恨相为报复，必将贻害全体中国人。

基于这样的认识，严复在袁世凯出山之后竭诚帮助清廷化解危机，以随团代表身份前往武昌、上海参加南北议和，劝说黎元洪和南方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道路，反复解释只有君宪主义才能从根本上为中国开辟一个新时代。

严复的劝说在一定时间段起到了相当作用，黎元洪和武昌革命党人确实在会晤时表示可以考虑重回君宪体制，只是要求清廷必须彻底改革，不能再耍什么新花样假招子。对于这一点，严复也感同身受，以为重回君宪主义的前提当然是清廷彻底改革悔过自新。他对清廷的建议是，根据文明进化论规律，最好的情况是建立一个比目前高一等的政府，即保留帝制，但受适当的宪法约束。应尽量使这种结构比过去更灵活，使之能适应环境，发展进步。可以废黜摄政王；如果有利的话，可以迫使幼帝逊位，而遴选一个成年的皇室成员接替他的位置。

形势逼人强。当严复提出这些建议不久，南北各方达成和解协议，清帝退位，优待皇室，五族共和，由袁世凯出任中华民国大总统。这一切虽然不是严复的理想，不是他的君宪原则。但事已至此，这些妥协似乎也是一个可以接受的选项，因而没过多久，严复欣然接受中华民国大总统袁世凯的任命，接管京师大学堂，毫无眷恋地抛弃君宪主义，坦然进入一个全新时代。

1898年的政治变革揭开了中国走上君主立宪的序幕，光绪帝虽然没有明确作出这样的政治宣示，但其行动已经表明中国要向日本学习，走明治维新的道路，以构建一个君主立宪国家。

别了，皇上

只是后来因为种种原因，这个计划被耽搁，直至20世纪初新政再启，君主立宪重回中国人的视野，也由此涌现出一批职业政治家。他们在后来的政治变动尤其是从立宪向共和的转变中发挥了巨大作用，南通张謇就是影响最大者。

体制内抗争

张謇曾经对日本的君主立宪长期保持关注。日俄战争开打后，他敏锐意识到日本将战胜俄国，胜败的关键不在国土、人口、兵力，而在体制。日本的立宪体制使其致力于实业教育30年，因此有足够的力量与中国、俄国抗衡。

不久之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取胜，的确证实了张謇的预见。与此同时，体制内的驻外使节如孙宝琦、胡惟德、张德彝及一些督抚朝臣纷纷转变立场，认为只有立宪可以防止中国重蹈俄国覆辙。有以他们为代表的立宪派与朝野上下寻求变革的力量推动，更因为在家天下时代，对于朝廷有利的事情，朝廷都会欣然接受，经过一番讨论和考察后，清廷于1906年秋天郑重宣布预备立宪，争取用九年时间将中国带上日本那样的立宪国家道路。

所谓九年准备其实正表明了一种郑重其事的态度。清廷希望在确定方向之后脚踏实地、稳步进行，推行“有计划政治”：先推动官制改革，再参照东西洋各国重定法律，接着大兴教育，清理财政，整顿武备。按照当时清政府的规划，经过这些稳扎稳打的筹备后，立宪大业自然会水到渠成。

对于清廷的稳重方案，焦急的立宪党人当然有点不太愿意接受，他们急切期待用立宪摆脱危机，富国强兵。在清廷预备立宪御旨颁布不久，张謇与汤寿潜、郑孝胥等立宪党人积极活动起来，力促清廷加快立宪步伐。经过反复计议，他们联络江浙闽粤等地近300名立宪党人在上海创办“预备立宪公会”，出版报刊，宣传宪政；编纂商法和公司法，以保护商人利益，促进工商业健康发展；开办法政讲习所，培养立宪人才。经过这些筹备，预备立宪公会又联络其他政治团体，尝试举行请愿运动，以早日将中国带上立宪轨道。

张謇和预备立宪公会的领导人确实具有相当能量，他们很快联络全国各地相关团体十多个一起向朝廷施压。面对如此压力，清廷也作出了一些善意回应，一再重申立宪方向不变，并同意在中央创设资政院，在各省创设咨议局。这是中国几千年历史上从未有过的。

各省咨议局和中央资政院为立宪党人的活动提供了合法平台，张謇等人利用这个平台做了大量工作，短短几年，立宪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各省督抚在咨议局的咨询、问责下，渐渐觉得不太舒服，甚至有点“官不聊生”的感觉。

从立宪党人的立场说，咨议局并不是一个完全议会，只是一个议政机构，并不具有立法资格。各省议员在经过一段时间实践后，也感到这种准议会性质不利于宪政推行，因此他们格外期待朝廷能够速开国会，组织责任政府。这就是国会请愿运动的来历。

张謇等人发动的国会请愿运动是一种体制内抗争，在认同体制的前提下建议加速改革。这些建议虽有违于朝廷的“有计划政治”，但其心可嘉，经过几番争取奋争后，朝廷还是在第三次请愿发生时作出提前召集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承诺，决定在1913年召集正式国会，在此之前先将官制厘定，并预行组织内阁。

最后的善意忠告

此次清廷对九年预备立宪的调整是真诚的，只是在人们接受了这一调整方案，静候按部就班厘定官制，特别是预行组织内阁时，却出了大问题。

1911年5月8日，清廷宣布第一届责任内阁名单，13位阁员中竟有9人为皇室或皇族，这无异于军机处的亲贵内阁。皇族内阁一出台，立刻引起立宪党人的普遍反对，张謇也在第一时间敏感意识到清廷的这一举措不仅违反祖制，而且处理得不好，势必导致人心皆失，一场巨大的政治动荡将不可避免。

君主立宪是张謇那一代中国人苦苦探究十多年的结果，也是那一代中国人认为最合乎中国的道路，君主专制既然已成历史，民主立宪又不想要，只有君主立宪这条路。现在君主立宪弄成这个样子，满洲贵族对权力的垄断已经变得疯狂而肆无忌惮，这不能不使以张謇为代表的老立宪党人异常愤怒。

愤怒归愤怒，出于大局考虑，张謇并未就此与清廷翻脸。而且，传统的君臣观念也影响着他，他只能忍气吞声，有话悄悄向皇上说。张謇为此联系汤寿潜、沈曾植、赵凤昌等人联名致信摄政王，旁征博引耐心劝告摄政王仿照咸同年间成例，重用汉大臣中有学问有阅历者，无论如何不能以国家为赌注，放任皇族和“高干子弟”胡作非为，因为如此垄断权力，必将丧失人心。

危急时刻，张謇还协同友人前往武汉拜访湖广总督瑞；再至彰德，拜访20多年未见面的袁世凯，详细交换对时局的看法。紧接着，张謇一行入京，与载泽、载洵、载涛、徐世昌、唐绍仪等政要频繁接触，并获摄政王接见。也就是在这次接见中，张謇向摄政王提出了“最后的忠告”，以为当时的外交有三大危险，内政有三大要事。

外交上的三大危险，一是《中俄伊犁条约》；二是宣统五年《英日同盟条约》期满；三是美巴拿马运河告成，必有变故。至于内政三事，一是外省灾患叠见，民生困苦，朝廷须知民隐及咨议局事；二是商业困难，朝廷须设法振作；三是中美人民联合。

张謇面见摄政王时，出于稳妥，虽然对其有所忠告，但回避了最敏感的体制改革，尤其是皇族内阁、铁路国有等问题，选择了在随后与王室成员的交谈中再明白阐释自己的看法。对四川风起云涌的保路运动，张謇表示同情，建议载泽尽快与盛宣怀商量，调整方略，无论如何也要将那些集资修路的川民从这个政策的损失中剥离出来，不应该让他们承担政策的损失。他提议用中央财政将川民的集资款退回，然后集中力量追查川汉铁路公司及那些官绅的责任。

在多番努力未见成效后，张謇看到事已至此，所能做的只有为皇族内阁建言。在京期间，他没有过多就皇族内阁发表看法，等8月回到南方后，很快发表《请新内阁发表政见书》，在不反对皇族内阁前提下，提出三点建议：一是速发内阁新政见以刷新中外耳目；二是实行阁部会议加强中央各部门之间的沟通；三是建议国务大臣恢复幕府制度，选择优秀人才进入幕府议政。

转向共和

很显然，张謇这样的立宪党人对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的反对，还是比较温和而有节制的。他似乎倾向于相信，大清王朝面对这样的政治危机应该能够化解，秩序应该能够得到恢复，毕竟这是一个200多年的王朝，经历过那么多大风大浪，应当不会在这风浪中翻船。因此，即便武汉因成都保路风潮弄得一片恐慌，张謇还是在10月初到那里主持了一个纺纱厂的开业仪式。

10月10日晚8时，忙碌多天的张謇登上“襄阳丸”号顺流东下，突然看见武昌草湖门一带起了大火。想起昨天曾有革命党人被查获处死，他估计这火灾或许是闹事者余党报复。船行20里外犹见火光，此时的张謇怎么也想不到他目睹的是那场改变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那些大火就是湖北新军愤怒的火焰，他们不是为昨日被杀者复仇，而是发动了起义，是辛亥革命的开端。

作为立宪党领袖，张謇对革命本能地厌恶。两天后（12日）抵达南京，张謇第一件事就是劝说江宁将军铁良出兵援鄂平息动乱，并请铁良代奏朝廷立即实行立宪，改组内阁，平息国人愤怒。

张謇真诚希望社会稳定，不喜欢革命，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忧心忡忡。他在此后几天分别拜会两江总督张人俊、江苏巡抚程德全，对他们苦苦劝说，在得到程德全认可后，与雷奋等人代程德全及山东巡抚孙宝琦起草了一份奏折，请求朝廷立即改组内阁宣布立宪，标本兼治，剿抚并用，并建议对酿乱首祸盛宣怀严加惩处以谢天下，筹组责任内阁代皇上负起责任。

革命的发展超出了所有人预料。短短几天，湖北独立、湖南独立、山西独立、陕西独立、江西独立、云南独立，这股独立风潮像传染病一样传到江浙，传到上海，张謇等立宪党人坐立不安，却又无可奈何。他的立宪同志李平书出任光复后的沪军都督府民政长，他的亲信沈恩孚、黄炎培也到光复后的江苏都督府任职。许多地方平稳光复，和平过渡，使张謇对革命的恐惧大为减轻，他的思想也就在这时发生转变。

张謇意识到，革命既然已成为大势，谁也没有办法阻止，立宪与革命虽说有很大差异，但在目前形势下，立宪党人有责任与革命党保持合作，稳定社会，控制局面。11月8日，张謇致信江宁将军铁良和两江总督张人俊，劝他们在动荡时期好自为之，千万不要让满汉战士兵戎相见，应该引导大家在共和主义理念指引下友好相处。这大约是张謇转向共和的最早证据。

和平光复势不可挡，自武昌首义至张謇致信铁良等人不过32天，独立省份就已有14个。这14个独立省份当然并不都与朝廷严整对立，但清廷的政治危机至此已暴露无遗。先前十几年的立宪奋斗终于因清廷内部自私、不妥协而被彻底葬送，转向共和转向革命，也就成了张謇这批立宪党人无奈却必然的选择。

11月23日，张謇在上海会同汤寿潜、熊希龄、赵凤昌等老立宪党人联名致电张家口商会转内外蒙古赞成共和。接着，张謇又与伍廷芳、唐文治联名致电摄政王，再进忠言，以为非共和无以免生灵之涂炭，保满汉之和平。君主立宪已成过去，为皇上为王爷计，此时若幡然改悟，共赞共和，以世界文明公理待国民，国民必能以安富尊荣之礼报皇室。

别了，皇上。这是中国人，也是张謇一个痛苦而又不能不作出的选择。

皇族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贡献大体上是积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认同，没有他们的大力推动，晚清政治改革进程所面临的阻力肯定不可想象。问题在于，改革进入一定阶段，比如当国家真正进入君主立宪状态时，皇族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皇族伤国

如果说“中体西用”共识支撑中国三十多年的发展，那么朝野各界达成的君主立宪，就是近代中国第二个重要共识。只是由于后来发生了意外，这个共识没有获得实践的机会，因而也就没有多少实际影响。历史的发展虽然说不上什么遗憾不遗憾，但中国缺少从君主专制到君主立宪这个中间环节，直接由君主专制过渡到民主共和，这实际上给后世中国预留了许多麻烦。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使君主立宪到了关键时刻无法实现，顷刻破灭了呢？说起来就是那个庞大的利益阶层即皇族不知退让，不知权力分享，结果就是既伤害了国家，也损害了皇族。

食利者阶层走向前台

什么是皇族，用最简单的语言说，就是两百年前跟随爱新觉罗家族打江山的那批满洲各部落头领的子孙后代，以及后来逐渐形成的政治新贵，也就是一个围绕在皇室周边的特殊利益阶层。他们不是皇室当然成员，但与皇室有着错综复杂的关系。爱新觉罗的江山当然有他们的贡献，也有他们的股份，但说到底，爱新觉罗家族的家长是皇帝，是大清国的董事长、法人代表，这些皇族充其量不过是持有股份的股东，最多是个份额比较大的股东而已。

在君主专制体制下，皇权具有至上权威，尽管这个至上权威也是这个统治集团集体赋予君主的。但是权力的异化是个普遍现象，贵族统治集团将权力授给了君主，君主在专制体制下就有权对个别违反游戏规则的贵族给予惩罚。所以在君主专制体制下，原本就是家天下，朕即国家是那时的原则，所以那时的皇亲国戚反而不敢过分乱来。皇族干政的问题在清代前中期并不严重，皇权中心基本上能够把握住大局，能够平衡各方面的利益。

清代皇权中心发生偏移，或者说皇族开始成为一股政治势力，大约是从恭亲王开始的。恭亲王与他的嫂子慈禧太后于1860年通过并不太合法的途径获得清廷的实际权力，大清国的权力表面上归属于同治帝，表面上由慈禧皇太后和慈安皇太后联合垂帘听政，其实大清国的实际权力是由恭亲王掌握的。这多少有点名不正言不顺，因而不论是皇室中的两宫皇太后，还是实际权力拥有者恭亲王，对于皇族成员出任政治职务只能睁只眼闭只眼，尽量不冲突。结果就是自19世纪60年代至90年代初光绪帝执政那长达三十年的时间里，许多王爷如礼亲王世铎、庆亲王奕等不再安分于那些尊崇的地位和俸禄，反而像恭亲王一样辛辛苦苦进入实际政治，由王爷而大臣而军机而首席军机的情形越来越严重。等而下之，如庆亲王长子载振先后担任商部、农工商部尚书，镇国公载泽先后担任出使各国考察宪政大臣、度支部尚书；肃亲王善耆相继担任崇文门税监、步军统领、民政部尚书等。他们虽然在晚清政治发展中有过许多正面影响乃至贡献，但皇室宗亲出任政府要员实际上对皇室必定具有相当伤害。像贝勒载振1907年在天津惹出杨翠喜案，绝不是一般的名士风流，这种事对皇室的伤害绝不应低估。

由王爷这类食利者阶层出任政务官，使清代末期的政治权力严重的二元分立，形成典型的“双轨体制”，中央各部院几乎清一色的满汉双轨首长负责制，满大臣负责政治，汉大臣负责政务，这对于清廷政治正确，对于清廷政令的上通下达固然有好处，但正像任何事情都具有两面性一样，满洲贵族普遍性地介入实际政治，而实际能力又一般性地较汉大臣为弱，一般都是因为出身而不是因为科举，这势必使清代前中期逐渐消弭的满汉冲突到清末反而加剧。康有为、谭嗣同等人在戊戌时期都意识到，满汉之间的冲突虽说不是当时中国的主要矛盾，但对维新运动来说，却是一个失败的种子。当光绪帝因能力而提升谭嗣同、林旭、刘光第、杨锐四小军机帮忙时，那些大小王爷所表现的“羡慕忌妒恨”真的是前所未有。好在光绪帝是一个比较强势的君主，好在有富有政治经验和手腕的慈禧皇太后在背后撑腰，皇权中心在光绪帝亲政之后逐渐恢复，满洲贵族中虽然有一些人出任政府要职，但并没有对清廷政治构成实质性伤害。

政治变革急先锋

当政治权力中心即皇权强固时，皇族这个铁哥们似的利益集团自然是皇室的屏障，拱卫着皇室，为这个王朝长治久安共同努力。我们看到，自戊戌变法至辛丑新政，再到1906年预备立宪，在这十年政治史上，皇族其实一直充当着政治变革急先锋的角色，并不总是站在政治变革的对立面。

在家天下政治架构中，真正对国家大事给予关心的，一定是利益相关者，或者说利益相关者一定要比利益关联不大或者根本没有关系的人更关心。等到1904年之后，当中国政治发展又在一个十字路口徘徊时，皇族中一大批有眼光有作为的年轻一代，应该说还是比较积极地站在政治变革的前列，这一大批满洲贵族王公大臣很快成为君主立宪的推动者。

根据比较可信的记载，日俄战争的进程远出朝廷的预料，日本的胜利和俄国的惨败使朝廷陷入空前尴尬，中国向何处去只有一条路，那就是像日本一样将君主专制改为君主立宪。最先发现这条路的很难说是哪一个人，但真正将这条路说明白并让朝廷认可的，其实就是那些皇族出身的政治新秀。

1904年8月2日，慈禧太后密令各省督抚探讨究竟怎样处理东三省问题，在听取一些要员汇报并看过张謇刻印的《日本宪法》后，慈禧太后似乎比较倾向于学习日本进行变革。她的这个想法在最初阶段或许很朦胧很不自觉，但这一点无疑被那些王公大臣迅速捕捉到，经过一番讨论和筹备，终于形成了一个委派王公大臣分赴东西洋各国考求一切政治，以期择善而从的政治决定。这就是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的由来。

出洋考察新政的五大臣中，出身于皇族或满洲贵族的有镇国公载泽及端方和绍英，后因吴樾的袭击有所调整，撤销了受伤过重的绍英，改派山东布政使尚其亨和顺天府丞李盛铎会同载泽、戴鸿慈、端方前往各国考察政治。

载择（前排中坐者）出使英国伯明翰

五大臣考察对晚清政治变革作用巨大，他们不再将立宪看成是一件多么可怕的事情。在他们的影响下，光绪帝和慈禧太后的思想也有很大改变，他们确实意识到东西洋各国之所以在过去若干年超越中国而前进，日趋强盛，其根本原因根本动力只有一个，那就是他们普遍采用了立宪政体；而中国之所以在过去若干年一败再败，日趋衰落，任人欺凌，主要的或者说唯一的原因就是中国依然固守专制政体。所以他们的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在目前“霸国主义时代”，中国要想生存，要想发展，要想富国强兵，除了与世界同步，采用立宪政体外，别无他途他术。

君宪了，皇族该干什么

皇族和满洲贵族在晚清立宪运动中确实是一支不容忽视的政治力量，他们在改革的细节上或许会有自己不一样的考虑，但在大节上应该说都是为了大清国的未来，这一点并不必过分夸大他们与汉大臣之间的政策分歧。

比如在1906年讨论军机处的存废时，汉大臣袁世凯等人力主废除军机处，建立一个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然后由这个内阁去组织国会选举，成立真正的国会。由此方能构建一个真正的宪政国家，方才保证君主立宪不是走过场。

对于袁世凯的这些主张，后来的讨论者大多表示认同，以为以载沣为代表的皇室、皇族成员执意反对，可能就是不改革，是守旧。这个看法可能还有进一步讨论的空间，因为我们知道恭亲王活着的时候，军机处存废就是个敏感的政治问题，碰不得。所以这一次，慈禧太后依然绕道走，以“军机处不议”将双方争执暂时搁置，但过了几年之后回望，随着预备立宪进程，当责任内阁宣布后，原本争议很大的军机处竟然在不知不觉中被化解到了责任内阁。这大约就是政治改革中的水到渠成、自然而然。

皇族在晚清政治变革中的贡献大体上说是积极的，如果没有他们的认同，没有他们的大力推动，晚清政治改革进程所面临的阻力不可想象、不可思议。问题在于，改革进入一定阶段，比如说当国家真正进入君主立宪状态时，皇族究竟应该做什么、怎么做？

正如历史上无数政治改革所表现的一样，改革的推动者主持者最后应该是随着改革的完成而凤凰涅浴火重生，而不是随着改革的完成继续垄断着权力享受着特权。当政治改革进入责任内阁发布阶段，尽管清廷一再宣布相伴而行的是解除历史上存在着的满汉不平等，但作为改革的推动者，皇族即那些爱新觉罗家族的同盟者，都应该在这新旧交替之际主动避嫌，主动放弃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换言之，皇族内阁的出台引起各方面反对，假如当时皇族知道妥协知道退让，知道从国家大局去考虑，在十三个内阁成员中不是占九名而是占四名，满汉大臣的比例置换一下，相信即便有人从中挑拨，估计立宪党人也闹不起来。

皇族并不是不知道参与现实政治的危害性，庆亲王在获得总理大臣的任命后就很快提出辞呈，请求朝廷收回成命，另请高人。在被摄政王挽留后，庆亲王于第三天再交辞呈，明确表示第一届内阁太偏重于皇族，有碍观瞻，与立宪体制不合。假如摄政王此时借坡下驴，改组内阁，免掉几个皇族，任命几个庶族，估计一切都不会发生。

在立宪政体下，人人当然都有从政的自由和权力，只是在君主立宪政体下，皇族出身的人依然享有皇权带来的许多好处和优先，这些人介入实际政治或许会给现实政治带来许多意想不到的好处，但更多的时候则会给皇室带来无穷无尽的负面影响。所以东西各立宪国家从来都对皇室成员采取厚养的办法，由国家拿出相当的钱财让他们过着体面尊严的生活，成为国家的名片，从事一些善事，而不让他们介入实际的政治活动，更不会让他们出任政府要职。

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其实都是立宪体制的正当出路，只是后者给国家带来的震荡小一些而已。

共和关键

时人在讨论辛亥革命时，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大清王朝在革命后进入历史深表惋惜，以为这一结果实际上开启了此后多年的中国乱局，因而他们主张告别革命，特别是要告别辛亥革命这样的革命，重回革命前的状态，也就是君主立宪道路。如果这个说法仅仅出于对现实的焦灼，在很多时候也确实可以理解，但是如果将这个说法作为信史，以为辛亥革命真的搞乱了搞糟了，真的是此后混乱的根源，那么其实就是不太了解这段历史，至少不知道从君宪到共和的关键在哪里。

战争的最高境界

武昌起义发生后，清廷派遣陆军大臣荫昌率军南征，试图武力征服，恢复秩序与和平。然而武力恐吓并不见效，不仅湖北新军不愿屈服，反而使湖南、山西、江西等省新军像得了传染病一样相互感染，遥相呼应，一拨接着一拨闹光复闹反正，两百多年的大清王朝突然间面临着土崩瓦解的尴尬局面。

湖北新军和各省新军起义的目标很明白，他们在最初阶段并不是追随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什么共和民主理想，他们的政治诉求就是那么简单直接，就是要朝廷纠正5月8日皇族内阁和5月9日铁路干线国有化这两项错误政策，最大限度满足立宪党人对政治权力分享的要求，最大限度保护民族资产阶级经济权益。只是清廷在这个问题上自以为无错，因而始终装聋作哑，视而不见，听而不闻。这是湖北新军和各省新军相继起事的根本原因。

各省新军其实只是晚清军事改革的派生物，大致上说属于各省行政当局地方武装，其装备、训练等战争能力相当有限，因而尽管各省闹得很凶，只要中央新军即北洋六镇不出问题不闹事，大清王朝依然有办法稳住阵脚。所以武昌起义发生二十天，清廷都不愿对各省给出一个正面的负责任的答复。

清廷的拖延终于引起了中央新军的愤怒。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不到二十天的时间，驻扎在滦州的北洋第二十镇将领张绍曾等联名通电，要求朝廷立即实行君主立宪，以定国危而弭乱。这终于使朝廷如大梦惊醒，摄政王迅即下诏罪己，宣布废除皇族内阁，宣布实行君主立宪，宣布皇族不再干政，宣布按照北洋将领提供的政纲尽快改定宪法。总之，朝廷在中央军的压力下立即原形毕露，摆出一副一切好商量的面孔。

根据清廷宣布，袁世凯责任内阁11月16日正式发布，被拖延被扭曲的君主立宪政治改革应该说由此重回正确轨道，完整的君主立宪改革也就只剩下一个正式国会的召集，因而先前比较紧张的武装对峙在这个时候出现缓解的迹象。

两天后（11月18日），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将先前比较强硬的冯国璋从武昌前线调回北京，担任禁卫军总统；调段祺瑞出任湖广总督，并接替冯国璋遗留下的北洋第一军总统职务，负责武昌前线善后事宜。

段祺瑞是北洋将领中肯动脑子、善于学习，并具有新思想的人物，他或许知道战争永远只是政治的不得已手段，政治家的最高境界一定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平解决是一切冲突的必然选择，所以当段祺瑞11月28日抵达汉口接任湖广总督后，立即下令停止炮击武昌，暗示其部下可以通过各自关系与湖北新军进行联系，寻求解决方案；强调武昌起义只是体制内的一次兵谏、一场哗变，是对朝廷改革不力改革失误的抗争；强调南北新军在这一点上是一致的，别无二致，所以也就不必一定要兵戎相见。

共和成了唯一出路

武昌前线的和平攻势是袁世凯整体谋略的一个组成部分。就在段祺瑞就任湖广总督同一天（11月28日），袁世凯奏请朝廷颁发上谕，命刘承恩、蔡廷干前往武昌，继续开导革命党人，重回君主立宪政治轨道，重开和谈。

刘承恩、蔡廷干与黎元洪间的接触与谈判获得了预期效果，经过武力压制和好言相劝，黎元洪和湖北军政府在大原则上同意接受袁世凯的建议，南北和解，推动朝廷兑现政治改革诺言，重回君主立宪轨道。

然而，南北新军的和平共识并不被朝廷中的强硬派所接受。这些强硬派就是后来的宗社党人，也就是皇室小圈子之外的满洲贵族，他们是大清王朝的既得利益者，他们的祖辈追随爱新觉罗家族打江山坐江山，两百多年的政治经济特权，要他们在一夜之间放弃，像平民政治家一样去竞争去竞选，他们无论如何想不通，这就是袁世凯责任内阁出台后，正式国会始终无法召集的根本原因。

从11月16日至12月16日，整整一个月的时间，正式国会的召集毫无进展，甚至在许多人看来，正式国会已经基本无望。怎样破局，怎样才能为中国政治找到一个新的方向？军方领导人，不管是来自南方具有一定革命倾向的新军人，还是来自北方的北洋新军将领，他们都对满洲贵族故意拖延极端不满，终于在忍无可忍的时候找到了一个突破口。

12月20日，段祺瑞的重要幕僚靳云鹏、曾毓隽、徐树铮、廖宇春受命与黄兴的重要助手顾忠琛在上海举行秘密谈判。他们认为南北之间如果因满洲贵族不让步而无法举行国会选举，那么君主立宪就是一条不通的路，中国如果继续在这条不通的路上僵持，长此以往，不是南北分裂，就是战争永无了期，受苦受难的还是全国老百姓，承担最大牺牲的还是双方军人。现在南方军人的宗旨就是实现共和，而这一点北洋新军并不竭力反对。北洋军并不认为民主共和与君主立宪势如水火，这两个方案其实都是立宪体制的正当出路，原不分彼此，只是君主立宪可能给国家带来的震荡小一些而已。现在满洲贵族既然不愿顺畅地接受君主立宪，既然君主立宪因满洲贵族的阻挠而日趋艰难，那么我们为什么不可以联合起来，放弃君宪选择共和，推举袁世凯出任新政府的首脑以稳定局势呢？

我们现在已经不知道是谁最先提出的这个方案，但我们知道段祺瑞获知这个方案后表示肯定，同意靳云鹏等人不妨找黄兴部下谈谈，如果能够就此结束战争，如果能够使百姓免于战争恐惧与灾难，为什么不能试试呢？

段祺瑞的意思是对的。顾忠琛在听了这些介绍后深表赞同，南方革命党原本就没有继续打斗的资本，有了这个和解的机会，黄兴当然不会不放过。更何况，黄兴早就有过相似考虑，早就与黎元洪商量过以推举袁世凯换取南北和解。

“非袁莫属”是当时国内外共识，只是袁世凯在此之前一直坚持重回君主立宪路线，黎元洪、黄兴面对袁世凯软硬兼施两手策略时，也只好接受重回君宪的要求。只是两个月快过去了，君宪主义的可能性越来越小，继续坚守君宪只是向那些满洲贵族中的强硬派传递了一个错误信息。现在段祺瑞的代表向顾忠琛重提这个方案，深知此事来龙去脉的顾忠琛没有不同意的道理。顾忠琛代表黄兴表态说，袁世凯果真像各位所说的那样劝退清帝，为民造福，那么大总统一席，南方革命军一定全力支持。黄兴获知这个情报后也表示，自己之所以在过去几天不愿接受南方各界拥戴出任什么临时总统，其实就是虚位以待袁世凯。

基于这样的共识，段祺瑞和黄兴的全权代表达成五项秘密协议：一、确定共和政体；二、优待皇室；三、先推覆清政府者为大总统；四、南北满汉军出力将士各享其应得之优待，并不负战时害敌之责任；五、同时组织临时议会，恢复各地秩序。

“黄袍加身”

推举袁世凯为共和政体大总统这个方案是经过段祺瑞同意的，但这个方案在多大程度上代表了袁世凯的意思，历来众说纷纭。许多人认为这个方案就是袁世凯内心深处所想，只是段祺瑞悟了出来，代为进行而已。这当然是一种值得注意的揣测。不过更值得注意的是，当靳云鹏奉段祺瑞的命令携带这个方案前往北京向袁世凯报告，请其赞成共和，重建秩序时，袁世凯还是发了一通脾气，强调我袁世凯为大清国总理大臣，焉能赞成共和，以负重托？

袁世凯的生气应该是真实的，但他稍后的变化也应该是真实的。袁世凯生气是因为这毕竟牵涉道德层面，这是一个政治家最忌讳的东西。靳云鹏对此作了详细解释，特别强调这个方案已经段祺瑞等军方将领首肯，甚至说这就是段祺瑞等将领的指示。

靳云鹏的这个说法当然是有根据有事实的。段祺瑞等武昌前线的将领也确实是袁世凯最仰仗的一支力量，甚至可以说就是老袁的生命和根基。那么，这些高级将领都这样认为了，这样去做了，袁世凯如果继续坚持君宪立场究竟会怎么样呢？这就是袁世凯转变的关键。袁世凯再问：南方革命党人有这样的建议不稀奇，北方军人有这样的想法似乎还不可能，大家都是为朝廷效力，怎么能有这样的想法呢？段祺瑞究竟是怎样的考虑呢？

对于袁世凯的疑虑，相信靳云鹏早就和段祺瑞等人对过口径，靳云鹏毫不含糊地回答：段祺瑞统帅的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推举宫保为临时大总统。袁世凯对此仍不敢太相信，以为军心为什么会突然变成这个样子，这样做的后果你们想过吗，这将把我袁世凯置于何种境地，这不是明明白白要让我袁世凯不忠不义，不就是要让我背负欺负人家孤儿寡母的罪名吗？

袁世凯的这段表白，研究者根据其后来帝制自为总以为是一种虚情假意，是其政治上不诚实的表现，甚至说袁世凯老奸巨猾，竟然对北洋嫡系都不愿说真话露真情。其实这种说法还是值得探讨的。那时还是帝制时代，像袁世凯这样的传统政治家更注意维护自己的政治信誉，现在事情既然闹到了这个份上，要相信袁世凯生气也并非完全是做作。不过，袁世凯毕竟懂得世界潮流，懂得顺势而为，既然皇族强硬派不配合，既然新军将士有如此要求，那么自己断然拒绝不合作，形势可能更糟糕，与其让别人将国家弄乱，更糟糕，那还不如自己顺势而为接受推戴，重建一个新体制。至少由自己出面协调，也能更好地维护皇室利益吧。几经犹豫与徘徊，袁世凯终于走出第一步，从君宪主义转向共和。只是袁世凯的觉醒毕竟有限得很，充其量只是“一个有限的共和主义者”。

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改革消弭南方危机。

君宪主义落幕

晚清十年宪政试验，曾经给中国人带来一丝新的希望，使许多善良的中国人觉得中国如果能够走上这条道路，就可以避免革命带来的大破坏大动荡，中国就有希望在一种渐进的轨道上徐徐前行，假以时日，中国一定会像东西洋立宪各国一样，重构国家近代制度。然而这些希望在1911年5月先是被一个变异的皇族内阁所打乱；紧接着，又被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所粉碎。中国向何处去，一度成为国人的焦虑，也就短短一百天，中国人再度摆脱这种焦虑，弃之如敝屣般地抛弃了大清王朝，抛弃了君主立宪，坦然接受共和民主思想，步入民主共和新时代。

化危为机

武昌起义第二天是袁世凯的农历生日。那一天，他正在老家彰德府与旧友新朋部下幕僚庆贺生日，突然传来武昌前线这个令人震惊的消息。对于武昌前线军事行动的细节，他们大约并没有怎样讨论，他们普遍相信这场武装哗变起因于政治，其解决方案也一定在政治。不论是袁世凯，还是这些旧友新朋部下幕僚都有一个感觉，在此地休养三年的袁世凯终于等到了出头之日。这应该是一个重要机遇。

众幕僚为袁世凯论证了各种可能及应对方案，或建议他与南方党人合作推翻清廷，重建中国；或建议乘乱而起黄袍加身，建立袁家天下；或建议乘此机会重出江湖，推动立宪，此乃化解危机的唯一方案，毕竟君主立宪是这一代中国人所认定的最佳方案，绝不应该因武昌起义而中断而终结。

君主立宪确实是袁世凯那一代中国人的政治选择，是他们在比较了君主专制、民主立宪之后而作出的一个政治决定，这个共识自1906年达成之后，风风雨雨，依然取得了相当成就，各省咨议局相继开张，而且取得了不俗的成绩，先前行政主导行政独大的不良体制，终于在咨议局这种民主形态中得到改良。五年来的成就是巨大的，进步是显著的，只是到了1911年春天，只是因为那个皇族内阁和那个铁路国有政策，引起各地的反感和反叛，湖北新军登高一呼，遂使一般民众的抗议上升到军事哗变这个层面。

根据袁世凯的分析，湖北新军的哗变起因于那两个宣布，那么只要朝廷坦诚认错、改错，就一定能够唤起民众的同情，一定能够挽回信誉。所以当袁世凯接到披挂出征的命令后，他就向朝廷提出了一系列建议，这些建议除了必要的军事布局外，主要的就是怎样通过政治手段通过朝廷的政治改革，去化被动为主动，化危机为时机。

湖北军政府

根据这些原则，袁世凯通过梁士诒、唐绍仪等人向朝廷建言，希望清廷接受立宪党人的要求，加快立宪进程，以政治改革去消弭南方危机。袁世凯告诉梁士诒，南方的军事并不是难事，很容易结束。中国现在最难的还是北京的政治，中国如果不能在政治上有办法，军事上就很难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不言而喻，就是实行真正意义上的宪政。

袁世凯是这样认识的，也是这样做的。他在接任湖广总督，负责处理武昌善后时，并不是急于用武力征服湖北，打败南方，而是用心思与湖北军政府进行谈判，寻找共识，希望湖北军政府能够重回君主立宪轨道。当然，袁世凯也向黎元洪等南方领导人表示，重回君主立宪轨道的前提当然是朝廷必须实行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是责任内阁而不是皇族内阁。

希望似在前面

湖北新军发动武昌起义的直接背景就是5月份的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但是清廷对这两个问题确实不愿让步，自5月至9月，尽管发生了四川总督府门前的流血惨案，清廷依然认为皇族内阁并没有错，铁路国有也正确。于是僵局持续，湖南、山西、云南、江西等省新军相继发动，纷纷独立。即便如此，清廷依然坚守既定立场，寸步不让，因为他们清楚这些闹事的除了民众，就是各地地方军，只要中央军在，就能维持大局，就能不乱。

清廷的认识是对的，实事求是地说，在那个转型期，第一届责任内阁由皇族主导，也是可以理解的，毕竟现在还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立宪时代，等到立宪完全实现了，内阁肯定要改组要重新组织，这些问题留待那时也不是不可以。至于铁路国有，也确实没有错，但像四川，几千万人被挟裹、被集资，这无论如何不是百姓的错。但朝廷一句自己没有错，无法减缓百姓的痛苦，反而令人失望。至于中央军，好像也不是清廷评估的那样，由于这支新式军队没有充分国家化职业化，他们既然在立宪运动中充当过先锋，那么现在立宪运动遇到困难了，他们理所当然要站出来说话，表明立场，拯救时局。10月29日，也就是武昌起义之后二十天，驻扎在滦州的北洋第二十镇将官由张绍曾协统领衔给清廷发布了一道通电，要求清廷对独立各省的要求给予正面回应；要求撤销皇族内阁，构建真正意义上的责任内阁；要求重新评估铁路国有政策，惩处渎职官僚和不法商人；要求尽速落实君主立宪各项政策，召集国会，公布宪法。他们为此提交了一份十二条政纲。

滦州兵谏终于打破了近半年的僵局。第二天，摄政王下诏罪己，承认三年来用人无方，施治寡术，重要职务都被亲贵占据，明显不合君主立宪原则，铁路国有即便出于好心，也几同于国进民退与民争利。鉴于此，清廷宣布誓与我军民维新更始，实行宪政；释放所有政治犯；撤销皇族内阁，建议资政院选举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全权组阁；建议资政院从速草拟审定宪法草案，从速公布；建议尽管召集正式国会，由资政院从速制定《议会法》、《选举法》。巨大的危机确实给清廷提供了一个转圜的机会，如果清廷就此进行，原本“山重水复疑无路”的君主立宪必将迎来“柳暗花明又一村”的前景。化危为机，希望就在面前。

宪政终结

11月3日，清廷匆忙中颁布了《宪法十九信条》，这是一个重大的政治进步。16日，袁世凯的责任内阁正式组成。应该说，这两件大事做得相得漂亮，立宪党人的怨言大致平息，中国转向真正意义的君主立宪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就是根据《宪法十九信条》召集正式国会。国会召集，就意味着君主立宪全部完成。

然而，正式国会究竟是个什么样子，应该怎样召集，在《十九信条》中并没有明确规定。其第七条说上院议员由国民于有法定特别资格者公选之。至于怎样公选，这个信条并没有进一步解释。

再看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其中多处说到国会功能，但关于国会怎样组织怎样召集，也没有具体规定。其“君上大权”部分第四条说君主享有召集、开闭、停展及解散议院的权力。只是怎样召集，这些议员怎样产生，也没有相关配套法规。

鉴于这种情形，资政院11月5日议决两件大事：一是奏请准许革命党人按照法律改组为政党。这是为议会选举作准备。二是奏请速开国会以符合立宪政体。清廷对这两个奏请都有积极回应，指令资政院从速制定相关办法，一俟议员选定，即行召集国会。

然而不论是清廷还是资政院，觉悟都显得太迟了，动作都显得太缓慢了，南方独立各省等不及了，没有独立的省份也有点等不及了，大清国大厦将倾的感觉越来越严重，不得已，清廷于11月14日下诏命各省督抚从速公举素有声望，通晓政治，富于经验，足为全省代表者三五人来京公同会议，以定国是而奠民生。又派张謇、汤寿潜等人为宣慰使，前往各省宣布朝廷政治改革的决心和宗旨。只是这些宣布已经意义不大，这些人即便有几个愿意从命，但他们又能说什么做什么，南方独立各省按照自己的轨道前行，23日，伍廷芳、张謇、唐文治、温宗尧等联名通过美国公使致电清廷，要求清帝退位，宣布共和。

南方的要求并不意味着清廷就没有机会。事实上，如果清廷内部给予密切配合，已经就任内阁总理的袁世凯应该还有办法让南方放弃成见，重回君主立宪轨道。所以袁世凯12月8日在与北方和谈代表谈话时，依然强调君主体制是万万不可更易的，这个制度是他们那一代中国人十几年来的政治选择，是君主专制和民主立宪两个极端体制的中和。袁世凯沉痛表示：袁家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为此君宪到底，不知其他。袁世凯的表态使北方代表深受鼓舞，以为君主制度的保存应该没有多少疑虑了，至少在袁世凯内阁已没有什么疑问了。

按照袁世凯这个调子，唐绍仪与伍廷芳在上海开始了谈判。根据随团代表严复观察，南方革命党人虽不愿明白表示君主立宪是当时中国一项重要选择，但言谈举止间，并没有表示对君主立宪绝对拒绝。南方所竭力反对的是用君主立宪而辅以袁世凯内阁，他们宁愿以共和而立袁世凯为总统，以民主宪纲钳制之，也不愿以君主而用袁世凯为内阁。党人的目标不是对着袁世凯，而是对着朝廷。

严复的观察是对的，清廷必须拿出诚意重建信任。这个诚意的具体表现，就是尽快进行议会选举，构建一个正式的民选国会。然而在这一点上，清廷强硬派也就是那些死硬皇族有自己的看法，不愿让步。这就彻底惹恼了南方革命党，还有那些立宪党人，甚至还有北洋系新军将领，他们以为清廷是故意拖延时间，继续耗下去意义不大。12月20日，唐绍仪在第二次谈判中发表了一通他个人赞同共和的看法，这在很大程度上意味着君主立宪越来越不太可能。

唐绍仪发表这通言论的同一天，南北军事强人段祺瑞和黄兴进行了秘密接触。段祺瑞此时的职务为湖广总督兼北洋第一军总统，是名副其实的军事强人；黄兴此时为南方独立各省“假定大元帅”，他们两人代表了当时中国对峙的最高军事当局。他们的幕僚经过磋商，达成清帝退位、优待皇室、走上共和等五项共识，轰动晚清十年的君主立宪至此终结。

1911 年之前，谁能想到大清王朝会出问题，会消逝？谁能想到不可一世的大清皇族会成为历史陈迹，会沦落为平头百姓？然而，想不到的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历史就是这样无情。

大清皇族今安在

1911年中国大革命，其政治诉求就是仿照一百多年前的法国大革命，推翻君权，实现民权。所以当南北和谈达成妥协时，孙中山和南方革命党人并没有一味坚持先前“驱逐鞑虏”的主张，而是接受各方劝告，接受皇室优待条例，同意大清国继续存在，而且就住在先前的皇宫中。因此进入民国后的中国，有一道亮丽的风景：民国政治家或在议会中进行和平激烈辩论，或在疆场上继续厮杀，唯在北京那片紫禁城中，大清国依然顽强存在着，宣统小皇帝溥仪依然在那里称孤道寡，民国政府也对清廷在最后时刻的退让给予尊重，所以很长时间都能坚守优待条例的规定。无奈溥仪太年轻了，太容易被人操弄了，而他自己也确实有点不甘寂寞，不仅与宗社党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而且对张勋复辟，对自己重坐龙椅还是很享受的。这一系列举动不管怎么说都算是先违反了与民国政府的契约，因而当小朝廷遇到强硬军人冯玉祥时就只好乖乖出宫。一个王朝就这样凄惨终结。

溥仪和他的父亲

溥仪后来的人生经历更加曲折，从皇帝到公民，也算是人类史上的奇迹。遗憾的是，溥仪一生虽然结婚四次，有五个女人，但并没有留下一个龙种。大清国至此是真的亡了。

溥仪之所以没有遵守与民国政府达成的契约，脱离政治，静养于紫禁城，除了民国政治环境日趋恶劣外，另外一个原因就是隆裕皇太后突然去世。

溥仪父子（载沣端坐椅上，怀抱溥杰，手牵溥仪）

隆裕皇太后是慈禧太后的侄女，1888年与光绪帝成婚，此后二十年一直待在慈禧太后和光绪帝身边。历史文献虽然没有她直接介入政治事务的记录，但她大约真的不是一个只知道哭哭啼啼的家庭妇女。辛亥年最具决定意义的决策无疑是清帝退位承认共和，而这个决定其实就是隆裕皇太后作出的。然而由于隆裕皇太后1913年2月22日不幸病逝，年幼的废帝缺少了管束，也就难免受到一些政治野心家的利用。

溥仪是因为光绪帝无所出而过继接替皇位的，隆裕皇太后去世后，光绪帝这一支其实也就结束了，剩下血脉最近的皇族有光绪帝的弟弟即溥仪的父亲摄政王载沣。

载沣是醇亲王奕第五子，生于1883年，小其兄长光绪帝12岁。如果不发生意外，载沣也就接替乃父世袭王爷，大约也就不会有后来的许多故事了。然而历史就这样出人意料，他的哥哥载湉因为慈禧太后亲生儿子同治帝不幸早逝而过继给了慈禧太后，而载湉又因为身体的原因一直没有自己的孩子。1908年11月，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在一天之内相继去世，他们在弥留之际将大清国交给了载沣和他的嫂子隆裕皇太后。载沣的儿子溥仪继位为宣统帝，而王朝的实际权力由载沣以摄政王监国的名义代为处理。根据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安排，隆裕皇太后拥有最后否决权，而摄政王监国拥有日常事务处置权。

武昌起义爆发后，载沣在各方面压力下请辞摄政王监国，以醇亲王名义退归藩邸。清帝退位后，载沣更为低调，从不参与复辟活动，只求民国政府遵守皇室优待条例，以保全清皇室的完整与安全。所以他不愿参与张勋复辟，也反对溥仪后来跟着日本人混。

与政治上低调不同，载沣在生活上比较“潮”。他是清朝遗老遗少中最先剪去辫子的人，最先穿西装用电话电灯用汽车的人，为此受到一些守旧者的抱怨或谩骂，但皇族后裔受他的影响，许多人的思想发生了积极改变，从原来五谷不分四体不勤的贵族逐渐变成有益于社会的人。

皇叔们

载沣1928年起幽居于天津，后来迁居东北，1951年初病逝。载沣有三个福晋，生有四个儿子七个女儿，长子溥仪，次子溥杰，三子溥，四子溥任，长女韫，次女韫和，三女韫颖，四女韫娴，五女韫馨，六女韫娱，七女韫欢。

载沣家庭合影，前排左起：韫馨（五女）、韫颖（三女）、溥任（四子）、韫娱（六女）、韫欢（七女）、韫和（二女）、韫娴（四女）、后排左起：韫（长女）、溥杰（二子）

溥杰生于1907年，为溥仪的同母弟。或许因皇族原因，溥杰虽然成长于政治动荡年代，但仍多才多艺，精习书法诗词，为海内外知名书法大家，自成一体。其少年时代留学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35年回东北任“满洲国”宫内府侍从武官。1945年“二战”结束，被苏联俘获。1950年被移交回国，关押在抚顺战犯管理所，1960年获特赦。20世纪80年代任全国人大常委等职，这是溥杰一生最风光的时候。

按照乃兄溥仪的规划，溥杰应该与一满洲女子结婚，以保持皇族血统纯正，但这一点并没有实现。1937年，溥杰与日本皇族姻亲、嵯峨家的女儿浩结婚，生有两个女儿。长女慧生因感情问题于1957年自杀于日本。次女生1941年出生，长期居留日本，与日本人夫福永健治结婚，共育有五个子女。

爱新觉罗·溥是载沣第三子，1915年出生，三岁时早逝。

四子溥任，又名金友之。生于1918年，自幼习旧学，1947年在乃父载沣支持下，利用醇亲王府旧宅开办了一所学校，自任校长。1949年后将学校捐给政府，自己以教师身份继续为这所学校服务，直至1988年退职。后从事清史研究，著述甚多。溥任有两次婚姻，第一任妻子金毓庭1971年病逝，育有三子二女，长子金毓嶂，次子金毓，三子金毓岚；长女金毓琨，次女金毓。1975年，鳏居的溥任与张茂滢结婚。张茂滢出身名门，其祖父为张翼，张翼因开平矿权纠纷而成为近代史上著名人物。

金毓嶂算是载沣的长孙，生于1942年，1968年毕业于北京地质学院，分配至青海省地矿局地质队。1985年回京，后任市政协常委等。金毓嶂有一个女儿金鑫，生于1976年，大学毕业后从事电子产品方面的工作。

金毓也是专业人才，为北京工业大学环境科学、大气污染治理方面的专家。

金毓岚为中学语文教师，教书只是他的副业，他的人生兴趣据自述就是收藏，藏有大量字画、瓷器、文房四宝等。

金毓琨为北京市二十四中化学老师；金毓为北京市第二毛纺厂退休工人。

落地的凤凰

载沣的大格格韫，生于1908年，成人后嫁给郭布罗·润良为妻，1925年不幸患上急性阑尾炎，因家人不信西医，耽误诊治而不幸病逝。

二格格韫和生于1911年，其哥哥溥仪为她挑中的夫君，就是其师傅郑孝胥的孙子郑广元。他们一直跟随溥仪在东北生活，二战结束后，二格格一家狼狈逃回北平。1949年后，郑广元就业于北京邮政局，任建筑师，后为全国政协文史资料委员会委员。二格格为幼儿园负责人，1973年退休，2001年去世。

三格格韫颖的婚姻由其父母包办，嫁给了婉容的弟弟润麒。韫颖后来当上了北京市东城区政协常委，其夫君为全国政协委员。

四格格韫娴由溥仪做主嫁给了其同学赵琪。赵琪在1949年前后去了台湾，他们在长达34年的时间里没有任何联系。1982年，赵琪方才有机会回到北京团聚。

五格格韫馨由兄妹介绍，与清廷故臣之子万嘉熙结婚。万嘉熙1949年之后被安排在北京翻译所工作，1972年病逝。五格格自食其力，在西直门义和饭店当出纳，1973年退休，1998年去世。

六格格韫娱生于1920年，自幼爱好绘画，且有机会临摹宋元名画，对清代恽南田的没骨花卉尤为欣赏，后专攻恽派技法，有所创造，自成一系，设色淡雅，富有生意。1982年病逝。

七格格韫欢生于1921年，她自己走出了另外一条路。七格格先是在竞业学校当办事员，后为教师。她还是王府中第一个自由恋爱的公主，其夫君乔宏志为中学老师，可惜1960年心脏病突发病逝。七格格后为崇文区政协常委，2005年去世。

庆王爷和他的后代

清廷皇族1911年后另外比较重要的一支应该算庆亲王一系。庆亲王虽然是皇族中比较远的一支，但在晚清政局中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他是恭亲王之后最有权势的王爷，也是最具国际视野的人物，深得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信任。然而不知为什么，庆亲王似乎在皇族中有点吃不开，1900年的大阿哥事件似乎弄得他很不开心，似乎有意撂了挑子，以致大阿哥被立后引发那么大的外交对峙。须知，此时负责外交事务的就是这个庆亲王。至于那个端王，究竟是左是右，是媚外还是排外，其实就靠负责外交的官员去解释，因为端王在这之前并没有介入很深的内外事务，其政治的立场始终没有显露出来。

庚子国变后，庆亲王继续掌管大清国的外交，而端王成了历史罪人。这中间究竟有什么因果关联，我们不知道，但我们知道的是，几年后，当光绪帝即将大行时，这个庆亲王又被指派去视察皇陵修建工程，待庆亲王出差归来，小皇上又继位了，一切都已结束。

庆亲王被排除在皇族的重大决策之外，然而或许庆亲王真的是一个实力派，所以清廷对他的使用好像并不歧视。摄政王筹组第一届责任内阁时，还是很坦然地将庆亲王推到前台，出任内阁总理大臣。不过，最蹊跷的是，庆亲王对这个信任似乎有所保留，他除了一再请辞，还在后来的御前会议上坦然建议朝廷接受南方要求，主动退位，赞成共和，化被动为主动，为朝廷赢得体面尊严和实在利益。

对于庆亲王的态度，那些强硬的宗室王公当然很不高兴。良弼、溥伟、铁良等纠集几十人大闹庆王府。这一系列冲突或许就注定了庆亲王与那些宗室王公不是一路。清帝退位，大局底定，庆亲王避居天津租界当寓公，1917年病逝。

庆亲王一生共有七个福晋，生了六个儿子，第三、四、六，三个儿子早殁。稍有出息的就是长子载振、次子载搏及五子载伦。长子载振，生于1876年，1902年出使英、法、美等国，翌年赴日考察第五届劝业博览会。归国后奏请设商部，任尚书。此时不过三十岁，可谓少年得志。或许因为其风头太健，所以到了1907年，闹出了与女伶杨翠喜绯闻，被迫辞职。辛亥后居天津为寓公，远离政治，偶尔从事一些金融商业活动。1947年病逝。载振大弟为载搏，生于1887年，封镇国将军，与乃兄载振一样，也是一个喜欢拈花惹草的主。五子载伦，其妻子为山东巡抚孙宝琦的女儿。

穷困潦倒的镇国公载泽

辛亥后清宗室中值得一说的还有载泽。载泽生于1876年，后袭辅国公，进镇国公，加贝子衔。娶慈禧太后二弟桂祥长女静荣为妻，而静荣的妹妹就是光绪帝的皇后，也就是宣统时代的隆裕皇太后。

当清廷开始政治改革时，载泽正当盛年，是出洋考察宪政的五大臣之一，态度积极，贡献良多，以宗室重臣身份上奏宣布立宪密折，对后来的仿行立宪、预备立宪影响甚大。宣统元年任筹办海军大臣，翌年任纂拟宪法大臣。皇族内阁发布时，任度支大臣。

从载泽的政治立场看，他在晚清属于倾向于改革的开明皇族，但在武昌起义发生后，载泽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坚定反对向南方革命党让步，力主杀袁世凯以谢天下。所以到了民国，载泽不是一般的政治反对派，而是暗中参与宗社党的活动。待张勋复辟，载泽更是深度介入。晚年穷困潦倒，郁郁而终。

川岛芳子和她的老爹

与镇国公经历相似结局相似的还有皇族肃亲王善耆。善耆生于1866年，在晚清政治变革中也是比较积极的王爷，参与创建了近代中国的警察制度，赞成立宪，甚至出面赦免了试图刺杀摄政王的汪精卫死刑，但他坚决反对清帝逊位，所以进入民国，善耆并不死心，以宗社党重要领袖的身份策动叛乱，鼓吹满蒙独立，甚至期待在日本人的帮助下使清帝复辟。

或许基于这种考虑，善耆将自己的女儿金璧辉过继给了日本人川岛浪速。金璧辉的日本名字就是川岛芳子。川岛芳子是后来最有名的日本特务，参与了皇姑屯事件、“九一八事变”、“一二八事变”、满洲国独立等一系列重大活动，1948年被枪毙。

肃亲王善耆

川岛芳子只是善耆38个子女中的一个，善耆的其他子女，后来也都被善耆严格管束，不许他们作中国的官，也不许他们为中国的民，所以这些孩子除了三个儿子分别去了英、德、比三国外，其余的都进入日本人的学校，因而也就与日本有关联，伪满洲国时，善耆第七子金璧东任黑龙江省长等高官，善耆一支也就成为溥仪“满洲国”皇族的基本队伍。

晚清皇族中的著名人物还有很多，像载涛、毓朗、载洵、铁良、良弼、溥伦、绍昌、那桐、荫昌、寿耆等人在那时都很活跃，各人思想倾向也不尽一致，他们在辛亥后所走的路也不太相同，大致上说，有以遗老遗少身份坐吃山空的，有以复辟清朝为职志继续奋斗的，有忘情于江湖寄情于山水不再过问世事的，更多的则逐渐解脱了皇族的身份束缚，更姓易名，享受着平民生活的幸福。

武昌城头一声枪响，一个两百多年的帝国轰然倒塌。然而，中国并没有从此走上一条民主共和的现代化坦途，此后数十年内战不断，内讧连年。于是此后至今，人们总是对辛亥革命的成功与失败困惑不解，辛亥的意义究竟何在？

辛亥的意义

2011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纪念。人们在讨论这场大革命的伟大意义时，依然不忘探讨这场革命的成功与失败。那么，辛亥革命究竟在什么意义上说是成功，又在什么意义上说是失败呢？这场大革命对后世中国究竟有什么影响或启迪呢？

辛亥革命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使命

辛亥革命的发动者领导者孙中山在革命的十几年前就为这场革命规定了明晰的任务，那就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将中国引向一个现代化的轨道。孙中山之所以这样想这样说，是因为他认定满洲人入主中原创建的清朝，是对中国的殖民统治。在那时的孙中山看来，满洲人并不属于中国人，他们只是中国周边的一个族群，像中国历史上周边的异族入主中原一样，这样的周边族群对中原的统治都不具有合法性、正当性，因而都在被推翻之列。晚清的民族主义思想实事求是地说就是这样的内容。

孙中山手书“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从今天的眼光看，孙中山的这些看法或许显得有点政治短视，但从清朝的历史来说，汉人生发这样的想法确实很正常，因为正像中国历史上几次异族入主中原一样，文化上的落差总是使这些周边族群感到自卑，克服自卑的办法就是蓄意贬抑汉人，就像蒙古人入主中原时所做的那样，有意识地将人群按照出身进行等级划分，有意无意地羞辱汉人。这是一切具有文化落差的周边族群都难以避免的文化选择。所以到了清末，当中国政治外交不断出现危机，社会动荡不断发生时，汉人久已沉没的反满情绪不期然又重新出现。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就是立足于这样一个背景。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觉醒是对的，这对于唤醒民众起来革命，甚至对于清廷本身走向改良都起到了非常正面的作用。假如没有孙中山的民族主义呼唤，没有孙中山坚定不移的排满革命，清廷即便会发生“自改革”，但可以相信依然是糊弄，就像他们在之前半个多世纪已经做过的那样。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压力促使清廷往前走，清廷在最后十年确实出台了一系列重要改革措施，即便在满汉不平等方面，清廷至少在1906年之后，也接受了中枢大臣袁世凯等人的建议，慎重考虑怎样化解满汉分歧，消弭满汉畛域。更重要的是，当君主立宪成为一个必须追求的政治目标后，所有种族一律平等，所有人群均享有平等的权利，也就成了政治变革的应有之义，由此才会发生皇族内阁那样的事情。

按照清廷的解释，皇族内阁绝对不是清廷不愿分享权力，因为根据钦定宪法，各族群一律平等了，皇族既然不存在了，哪里还有什么皇族内阁呢？清廷的解释在某种意义上说是可以成立的，但是新内阁中那几个人的身份毕竟是皇族，这是无法辩解的，于是清廷的这个错误决定引发立宪党人坚决反对，这至少在关键时刻证明了孙中山十几年来批评清廷缺乏改革诚意是对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或许真的无法引领中国步入现代化轨道。立宪党人和汉人高官的不满，再加上其他诸多因素，终于酿成了武昌起义，又经过南北僵持、南北和谈，南方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出于全国大局的考虑，最终放弃了将满洲人驱逐出去的初衷，放弃或者说不再提“驱逐鞑虏”的口号。

革命党人放弃了“驱逐鞑虏”的口号，当然并不意味着辛亥革命的失败，其实这是辛亥革命最成功的地方，先前多少人都悲观估计革命必将导致中国社会严重分裂，血流成河；满汉不两立，也必然会引发一场全国性的种族冲突和种族残杀。现在革命党人后退一步，不仅没有重演明初朱元璋将蒙古人赶往大漠以北的旧戏码，而且以宽广的胸怀将先前的种族冲突转化为“五族共和”，为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作出了巨大贡献。

适度的政治妥协并没有使革命党人的声誉受损，革命党人的另一个政治目标也没有因为这个妥协受到影响。革命党人从一开始的政治理念和政治底线是推翻帝制，这才是辛亥革命的主题和真正意义。我们看到，不论清廷作出多大让步或妥协，革命党人在这一点上是寸步不让、分毫必争，即便后来愿意对清王室给予优待，但清廷必须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是必须坚持到底的。从这个层面说，辛亥革命不存在失败，而是一场完胜，是一场无与伦比的政治大变动。

在什么意义上说辛亥革命是失败的

对于中国人来说，辛亥革命是完胜，这是两千年中国巨大的政治变动，君主专制毕竟在这个时候终结了，此后谁再想当皇帝都注定要失败，没有丝毫可能性，民主共和深入人心，即便是手中握有强大军事权力的军阀，也往往不得不屈从于民意，听从民主的裁决。

当然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立场说，辛亥革命确实失败了。这主要是因为在辛亥革命之后很多年，具体地说就是到1928年重建统一前，孙中山的政治理想都没有转化为中国人的政治实践，所谓的民国，其前半程根本就不是孙中山的理想，而是清朝政治的延续，用鲁迅的话说，所谓中华民国除了一副空招牌，什么都没有变，奴隶还是奴隶，而且更为可悲的是，许多人在许多时候成了奴隶的奴隶。用毛泽东的话说，辛亥革命缺少一场真正的社会大变动，社会底层尤其是广大农民阶层依然处在蒙昧状态。所以，孙中山在经历了民国元年、二年短暂的胜利之后，很快就意识到革命并未成功。

孙中山的意思是对的，毛泽东的分析也是对的，鲁迅的牢骚也不错。那么我们今天究竟应该怎样解读这些问题呢？

我们知道，孙中山的政治理念是民主共和，是要创建一个美利坚式的合众国。在政治步骤上，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在很早的时候也有具体设计，即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至于这三段的具体时间长度，以及怎样过渡，孙中山当然就不知道了，因为设想毕竟是设想，设想无法替代政治实践。

我们不能说孙中山的政治设想是空想，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自从1894年踏上排满革命的道路后，他就没有回过国，直至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两个多月。在这长达十七年的时间里，国内的政治民主究竟是什么样子，从国内政治家和一般知识人的立场看，究竟什么样的民主最合乎中国国情，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无疑不是很清楚，他们即便知道国内自1901年的新政改革，知道1906年之后的预备立宪，但由于他们一直是以一种批判的眼光看待清廷，看待新政和预备立宪，所以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始终没有对国内的政治进展建立一个起码的理解和同情，他们一直认为清廷所有的政治改革都是骗人的把戏，其目的都是为了拖延时间消弭革命。

一百年后反观清末十年的历史，我们应该很容易地看到，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对国内政治进程的看法主观猜测多于客观评估，义愤、激情替代了平和与理性。清廷的新政和后来的预备立宪有许多问题，但是我们并不能因此完全否定清廷政治改革的企图与努力。

清廷政治改革的诚意我们暂且可以不去讨论，我们比较关注的一个问题是，清廷的政治改革尤其是后来的预备立宪所规划的路线图和最终目标，究竟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目标有多远，差距何在？

假如我们说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规划的政治民主路线图是一种全民政治的话，那么清廷的新政和预备立宪所要走的路，所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就是精英政治，是将政治作为一种专门的职业去做。所以我们看到在预备立宪启动之后，在各省咨议局开局之后，咨议局议员的选举，咨议局本身的运转，以及资政院的开院及其运行，其实都是按照精英政治的路数，都是尽量按照不扰民不惊动地方为民主政治运行规则。我们无法说这种精英政治与孙中山革命党人的全民政治谁好谁坏，谁的进步更大些，我们只能说这是两种不同的政治设计，是两种政治样式。

两种不同的政治样式在1911年武昌起义之后，特别是在南北和谈开始之后也有过交集，在某种程度上说，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在相当层面其实就是在尝试孙中山的那一套设计，只是由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时间太短了，前后一百多天的时间，根本无法看到孙中山全民政治的优点或问题。

南北妥协，南京临时政府结束，袁世凯主导的中华民国政府在北京成立，我们现在反观袁世凯政府的政治设施、政治举措，不难感觉到民国初年的政治架构、政治举动，其实都是沿着晚清新政——预备立宪这条精英政治的路线往前走。中央层面的资政院变成了国会，省级的咨议局变成了省议会，巡抚先是变成都督，稍后正式定名为省长。这一切其实就是预备立宪的延续，只是剔除了革命党人坚决反对的君主而已。也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辛亥革命失败了，也不能说完全没有道理。

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与启迪

辛亥革命之后的中国没有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的政治设想往前走，这当然使革命党人心中不爽，特别是到了“二次革命”发生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心中的愤怒更为暴烈。此后，孙中山心中最大的别扭就是那个短暂的南京临时政府虽说为古老的中国开了一个新纪元，但这个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竟然没有丝毫地位，袁世凯和他的政治继承人不断暗示他们的权利来源和合法性并不是革命党人和南京临时政府给的，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接受了清廷的禅让，这在清帝退位诏书等文献中都有相当明显的流露。

民国法统在今天看来已经可有可无，但在当年，不论对孙中山革命党人还是对袁世凯以下的北方政治家，都是比较重要的事情。后来所谓的护国、护法，以及到了20世纪20年代各方军阀的火并与重新组合，其实都是在争夺民国的法统，争夺政治统治的合法性。这是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政治生活最直接的影响。

按照孙中山构建的民国法统，民国政治当然就是全民政治，当然就是一种先知先觉对后知后觉的启蒙运动，就要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这是一个完整的政治链条，所以到了袁世凯之后，当孙中山有机会利用军阀的矛盾在南方创建分立政府时，南方政府的基本特征一定与北方有别，大致思路就是重回孙中山的政治设计：全民政治，三民主义，尝试着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的可能性。

与南方孙中山的几次尝试很不一样，北部中国，其实应该说是中国的主体部分，其主流政治形态是沿着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路数往下走。从袁世凯开始至段祺瑞、张作霖结束，中国主流政治模式虽然也是一种民主，但这种民主不是南方孙中山的全民政治，而是代议制，是间接民主。这里没有军管没有军政，也没有训政，而是直接进入一种宪政状态。这是民国前半程的政治主流，也是前半程中国民主政治的基本形态。我们无法从价值层面去说哪一种形态好，我们只能说这两种基本形态都是辛亥革命留给后世中国的政治遗产，都值得珍视和分析。

中华民国前半程的政治，或许并没有处理好，在民主初步的时候也确实难免一些幼稚甚至令人难堪的问题。然而不管怎么说，民国前半程的民主政治实践，不论是主流中国的代议制、精英政治，还是局部的全民政治、军政——训政——宪政的三阶段论，其实都是中国人的民主政治遗产，都有值得汲取的经验或教训。不过当我们百年之后回首这段往事时，其实我们依然应该抱持一种温情和敬意，即便在20世纪20年代军阀纷争最严重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军阀并没有因为民主的艰难而放弃民主的实践和尝试。

在讨论辛亥革命对后世中国的影响和启迪时，还有一个现象最值得今天检讨和汲取。我们过去习惯说中国资产阶级的软弱性和妥协性，指责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没有像后来那样痛打落水狗，一战到底，而是对包括清廷在内的旧势力妥协退让，将到手的革命果实丢失。现在想想，这些后见之明的指责可能是没有多少道理的，不要说革命党人的实力能否做到北伐，能否直捣龙亭，即便革命党人那时真有这种力量，这样不顾一切往前冲究竟有多大价值多大意义，可能也值得检讨。辛亥革命、武昌起义，其实都是一种政治革命，政治革命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政治解决，军事只是政治的延伸，或者是政治的助力，没有政治上的谈判与妥协，一味用兵一味往前冲，即便获得一时成功，也很难赢得人民的支持和国际社会的同情。政治就是一种妥协，只有妥协和让步，才能赢得尊重赢得成功。政治变革在很多时候并不是你死我活，政治变革的最好结果，就是我赢你也不输，或者输得不是太多，不是不可接受。由此反观1911年各方政治势力相互妥协，我们不得不由衷感念那一代政治家宽广的政治胸襟：革命党人的政治妥协，中止了“驱逐鞑虏”的口号，为中华民族迎来了“五族共和”的结果，构建了一个至今都令中国人自豪的现代民族国家；革命党人接受妥协同意以民国的名义优待皇室，区区几百万不仅赢得了国际社会的尊重，为人类和平化解此类政治危机提供了一个成功范例，而且为中华民族轻松解决东三省问题提供了历史性的依据。试想，假如当年革命党人不知妥协，执意驱逐鞑虏，将满洲人赶出中原，赶回关外，那么我们今天中国所面临的内部问题外部问题可能比现在不知要大多少倍。退一步海阔天空。革命党人的妥协为中国赢得了历史性的机遇。这是我们应该永远铭记的。

革命党人有力量继续僵持打下去，清廷也有继续打的资本和机会。就像满洲贵族统治集团以及后来的宗社党所分析的那样，他们只要坚持打三个月打半年，他们就会打出一个新天地，就会重现半个世纪之前洪秀全太平天国时的局面，就能等来曾国藩、李鸿章这样的勤王之师，就能扭转被动挨打的局面。即便这些都等不来，清廷也有焦土抵抗、玉石俱焚的资本和机会，但清廷最终放弃了这些选择，接受妥协，退出“大中国”的政治舞台。这一退让，其实也为大清王朝赢得了最后一点尊严，依然值得后人感念。

辛亥革命大幅度推动了中国社会进步，只是历史主义地看，辛亥后的社会进步与发展，其实蕴涵着晚清数十年的积淀。

晚清与民国：经济层面的比较

我们在讨论辛亥革命的时候，一般都注意到了辛亥革命在中国政治发展上的意义，注意到这场革命不仅将清帝赶下台，而且在终结了两千年帝制后，并没有乘机建立汉人的帝制国家，没有重现中国历史上常演常新的改朝换代戏码，而是为中国政治发展开辟了一条新路。这些讨论都是对的，只是放到大历史场域中去观察，显得还不够。如果一场革命不能在社会经济层面发挥功能，这场革命总显得有点不足，或者不够到位。从这个观点回望一百年前的这场大革命，辛亥革命究竟对中国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多大作用呢？这很值得研究。

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

辛亥革命并不只是1911年那一年的事情，而是一个漫长过程，至少要从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孙中山觉悟到要推翻清廷、驱逐鞑虏、重建汉民族的国家开始。从这个比较长的时段进行思考，就会发现这场革命不仅具有政治史意义，而且也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应有之义，是资本主义在中国发生发展的一个必然环节。

甲午战争的直接后果是1895年签订的中日讲和条约，这个条约由于在日本马关签订因而又被称为《马关条约》。《马关条约》的意义及其对中国的作用，在过去一百多年研究中，其实存在着不同看法。一种比较主流的观点强调《马关条约》对中国的伤害，割地赔款，引发了帝国主义稍后瓜分中国的狂潮。这个结论当然有其存在的依据和正当性，只是如果从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变化的层面说，《马关条约》还有另外一层意思。

我们知道，甲午战前，中国坚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原则，坚守中国本位，有选择地对外开放，当然也就实行了比较严格的经济管制，不仅严格限制中国民间资本的发展，而且对于外来资本基本上不开放不接纳。所谓短短三十年就使中国恢复了康乾盛世似的辉煌，构筑一个据说是亚洲第一世界第几的经济军事奇迹。这个故事并不假，只是发展的代价太残酷，牺牲也很大。如果从经济层面上说，其实就是清廷凭借着国家垄断而获取的超额利润，中国的民间资本并没有在那三十年高速增长中获得相应成长，外国资本也没有机会分享中国发展成果，共享发展机遇。当时的中国实际上处在一个孤岛状态。所谓发展，其实就是一种高度管控的经济模式：在某种程度上借用、移植了东西方的技术或发展成果，同时坚定不移地拒绝同任何人分享，不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

洋务新政的问题显然不合乎世界潮流。我们知道自从工业革命发生后，自从新航路开辟后，资本逐渐走上全球化的趋势。按照马克思的分析，为了竞逐利润，资本一定会无孔不入。近代中国所面临的一切问题，其实都能从这里找到密码。中国如果善待资本利用资本，发展就顺利就健康，反之如欲垄断驱逐资本禁止资本的自由流动，发展就不会顺利，就不会健康。这就是洋务新政的问题之所在。

由此反观1895年的《马关条约》，那里当然有战争胜负双方的利益冲突，有割地有赔款，这是近代战争没有办法的事情，愿赌服输，中国只能认下这笔账。但这些项目从资本发展的历史看，并不是甲午战争最重要的结果。《马关条约》带给中国一个最意想不到的后果就是中国被迫允许外国资本自由地进出。

根据《马关条约》的约定，日本臣民有权在中国内地自由创办各种企业，并享有进出口贸易优惠关税的待遇。再根据中国早前与列强达成的共识，各国享有利益均沾的权利。于是我们看到，甲午战争后不久，中国的面貌全然改变，先前凭借政府垄断的经济畸形增长让位于国际资本的共同开发。短短几年，中国利用外国资本从无到有从少到多构建了一个全国性的铁路路网，沉睡数万年的矿产资源终于也在外国资本的帮助下获得了开发。这才是甲午战争带给中国的巨大变化，不论从正面还是从反面去理解，这个事实是没有办法改变的。

外国资本的全面进入，改变了中国经济的构成，民间资本也在外国资本的带动下开始真正萌生，至1903年就拥有相当的实力。一个最典型的例证是，民族资本要求分享铁路修筑工程、矿产资源开发，以及运营管理的权利，这显然意味着一个新的阶级，即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在形成在成长。

中国民族资本的成长存在着先天不足、本钱太小、时间太短的缺陷，无法从原始资本向工业资本过渡。这其中当然有历史的原因，但毫无疑问的是，资本主义发展到清末，其实面临着非常严重的制度瓶颈。清廷的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在很大程度上限制了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与壮大。近代中国虽然很早就有人意识到创新才是发展的根本动力，也是发展的结果，但是清廷对技术发明与专利的保护说了很多年，却始终没有办法将发明创造这些智慧型的成果转化为合法的商业收入。既然没有商业收入，这部分创造也就无从参与工业化的发展与改造，因而使中国那时许多工业处在比较原始的阶段，即便从欧洲有所引进，也没有办法进行改造或创新。制度瓶颈严重束缚了中国人的创造精神。

技术方面的缺失还只是中国民族资本发展的一个困难，中国民族资本在面临外国资本优势挤压的同时，还必须面对官僚资本的挤压和蚕食。正像许多研究者都意识到的，清朝末年，中国政府除了将铁路、矿山等大型基础设施的建设转让给外国资本外，自己利用行政优势垄断了一切大规模有组织的活动，这包括政治、军事、企业、大型商业，以及技术发明。至于有关国计民生的日用行业，诸如食盐、火柴、钢铁等，政府沿用千百年来的旧制，坚持由朝廷垄断独家经营。中国人在政治上不能自由结社，在经济上也不能自由地创办企业经营企业，任何大型的生产活动、商业活动，没有官府的批准、介入，或者与官方没有特殊的利益关系，没有办法与官方进行利益输送，基本上就不存在发生的可能。

至于财产权，清廷在资本如此发达的时候也没有颁布清晰的产权制度规定，政府享有最终的或随意的财产剥夺权，清廷不但对一般百姓的财产、生命有生杀予夺的权力，即便对于那些功勋卓著的朝臣，对于具有相当社会影响的人物，都有权根据需要而剥夺其财产。财产制度不是保护社会物质财富继续增加，制度已经成为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中国如果不能通过革命打碎这些束缚生产力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制度，中国就很难在已有的基础上继续前行。所以经过1895年之后十几年的发展，仅仅从解放生产力的层面说，革命早已就箭在弦上、不得不发，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从这个意义去理解辛亥革命的发生，显然要比仅仅从政治层面理解深刻得多。

革命一定能解放生产力

这样说当然不意味着晚清帝国已经完全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事实当然不是这样简单。但是我们从清末政治改革运动中几个有关经济法律的制定就可以看出，那时经济的发展确实相当艰难，确实受制于政治的或经济的制度。

直至1903年，清廷方才颁布《商人通例》，完成《商法总则》草案的制定，这当然是清廷保护商业自由的一个重要举措，也是对东西洋各国商法的移植与再造，这在客观上也满足了中国民族资本的一些法律保护要求，对于规范政府与企业之间的关系，改善企业生存的外部环境，无疑具有重要意义。这些法律对传统中国的商业观念当然是重大突破，从法律上确认了商业活动以赢利为目的的正当性合法性，与传统中国重农抑商、重义轻利的观念背道而驰，显然具有积极意义。只是从实践层面说，这部孤零零的商律由于缺乏相互配合的法律制度保障，比如只有商法而没有民法，只有商律而没有民律，没有适当的私有财产保障制度，没有相应的政治架构，所以清廷最后十年的政治变革、法律创新，尽管取得了相当成就，但清廷作为一个陈旧的政治体制的体现者，依然在很大程度上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这是辛亥革命不得不发生的根本原因，也就是最深层的社会依据。

辛亥革命确实没有像毛泽东所说过的那样，来一场翻天覆地的大变动，这场原本以暴力开始的运动到了后来确实归于一种宁静的悄悄变革，一个庞大的帝国在一夜之间转变为共和，不可一世的至上君主悄然退位，最高的政治权力有条不紊地转移，国家在没有发生太大变化太大灾难的前提下进入共和时代。

其实从影响力来说，悄悄的革命并不逊色于那些暴烈的冲突和大规模的流血牺牲。共和之后的中国虽然在很大程度上沿用清廷最后十几年的精英政治手段，甚至沿用没有君主的君主立宪政治变革路线图，悄然实现了没有君主的立宪目标，因而实事求是评估辛亥革命在中国历史上的意义，这真是终结了一个旧时代，不止是终结帝制，而且真的是开启了一个新的时代，一切政治架构都具有新的特色。

在晚清最后几年，由于清廷确认走上君主立宪道路的不可更易，因而在那几年，尽管商人资本成长艰难，但随着立宪进程，中国的商人资本还是顽强地成长着，商人资本既是晚清立宪运动的强大推动力，也是立宪运动的最大受益者。各地商人因立宪而促成了自己网络架构的形成，因网络架构的形成而更具有团体的力量，逐步学会运用英国式的商会自治和民主管理，这不仅促进了清末民初的政治变革，而且促进了中国商人组织的形成，这既是晚清立宪的动力之一和保障，也是从立宪转向革命走向共和而能够平稳过渡的根本。中国的商人由先前政治上的附庸在这个时期演变为社会发展的中坚，成为历史转折大潮中的定海神针。

商人政治理念特别是商会自治理念的形成与运用，深刻影响了民初的政治发展，很难想象民国初年的政治家没有商人的帮助能够达成什么样的政治妥协或政治进步。反过来说，由于商人资本在政治发展中起到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因而商人资本在民国初年也就获得了空前发展。根据杜恂成《民族资本主义与旧中国政府（1840–1937》（P106）中的统计，中国自1840年至1911年的72年中，历年所创办资本额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共约953家，创办资本额总计203 803 000元。然而进入民国，自1912年至1927年的民国前半程16年中，中国历年所设创办资本在一万元以上的工矿企业总数约达1 984家，创办资本总额约为458 955 000元。无论就创办企业家数还是创办资本总额而言，民国前半程的16年都远远超过先前72年一倍以上。由此可见，辛亥革命政治变革确实在很大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极大推动了社会发展。

经济史的研究充分表明，辛亥年的政治变革确实在政治上为中国经济发展，为生产力的解放提供了巨大的机遇和动力，我们通常所说的中国资本主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遇到了一次难得的发展机遇。这个机遇除了外部环境外，其实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中国国内的政治环境使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不再受到太多的束缚，政治上法律上为商业资本的繁荣提供了保障。如果拿民国前半程中国民族资本去与清代晚期二十年或者七十年的情形相比较，就很容易体会到商业资本早已摆脱了社会阶层中不上不下的附庸地位，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商人资本成为民国前半程政治发展的关键或动力。

依据杨小凯《晚清的经济历史》（P14）的研究，民国初建，孙中山、黄兴等人不经议会同意就私自借贷外债，甚至将一些重要的矿产资源作为抵押，如果在一个政治高度专制的体制下，政治家的这种做法无可指责，也无从指责。但现在是民国，商人资本并没有因为孙中山、黄兴等人的革命党人身份而原谅而纵容，相反，商人不仅对孙中山、黄兴等人的这种行为进行批评，而且强烈要求予以制止。这在清末政治架构中是根本不可想象的。

在民国政治架构下，中国的社会经济获得了全面提升和相对均衡的发展。外国资本依然按照其固有特性继续在中国投资，在中国赚钱，获得了自己应得的利润，中国也在利用外资的同时收获了自己应该收获的部分，外国投资的铁路、矿山等大型基础设施，外国人除了赚取利润外，这些产业所有者其实都是中国政府，且大部分归中国政府管理。体制的大致良性保证了中外贸易的大致平等，不管民国前半程我们在政治上怎样评估，但那时中外之间的经济交往互利互赢是主流。中国在实际上已加入国际资本的大循环中，中国资本已渐渐构成国际资本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国际大循环的背景下，中国的民族资本在民国初年也就获得了前所未有的提升，民族资本在那个时间段出现从来没有过的生命力和活跃度。在民国最初几年，民族资本的年增长率与外国资本不相上下，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外国资本本身的原因，中国的民族资本年增长率竟然超过外国资本一倍以上，其发展速度也远高于外国资本。

至于洋务新政以来一直被人所诟病的官僚资本，到了民国初年其实也受到了相当遏制，大致回归到一个社会发展所应有的水平。一个社会的正常发展，当然离不开政府在公共领域中提供的服务，绝对的没有官僚资本即政府的垄断经营是不切实际的想法，但政府毕竟是最容易产生垄断的地方，如果不对政府的垄断实施必要的限制，那么政府就会无限扩大自己的垄断，无限度挤压社会空间，挤压民间资本。一个正常的社会经济形态一定是各种经济成分和睦相处，各种经济成分不管占有多少比例，但都必须健康，清末和民国后半程的官僚资本之所以一直受到人们的严厉批评，主要就是因为它们在国民经济构成中占有偏重失衡的地位。

总而言之，研究辛亥革命，不仅要注意这场革命在政治上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变化，更应该从社会经济层面探讨这场革命的意义。孙中山等革命先驱所期待的民生主义，在解决了民族独立和民权主义实现之后，确实获得了前所未有的进步。这就是辛亥革命在社会经济层面的意义。革命就是要解放生产力，革命也一定能够解放生产力。

对于民国乱局，我们过去始终不得其解，不明白其中的道理。其实，从孙中山的立场说，辛亥革命真的就是失败了，因为从南京到北京，三民主义没有了，五权宪法没有了，军政、训政和宪政三阶段理论没有了，袁世凯的中华民国除了一副空招牌，孙中山之前革命十七年的理论建构无一踪影，这难怪孙中山后来一再奋起一再抗争。只是从袁世凯方面说，他的中华民国本来就不是另起炉灶，而是接着晚清十年立宪道路往前走，是没有君主的立宪。这就是差别。

从孙中山到袁世凯：民初乱局的一个解释

武昌起义爆发后，尽管在武昌、南京及部分省份发生过一些军事冲突，但从全局来说，战争并不是此后几个月的主题。当时的主题主要集中在国家未来体制的选择上，一部分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继续信奉清廷，以为清廷在君主立宪的关键时刻推出皇族内阁和铁路国有两项政策确实错了。不过知错能改善莫大焉，因而他们力主利用这次政治危机重回君宪主义道路，大刀阔斧进行改革，实现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而另外一部分人，特别是当南北僵持了一段时间后，先前四散的革命党人重新聚拢，他们依然信奉孙中山十七年来的口号，“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建民国”，因而他们不愿意在这种有利环境中重回什么君宪主义，在他们看来，共和主义就是中国的唯一出路。再加上各种原因，几个月的争执，终于使共和主义占了上风，君宪主义成为历史。然而，谁也想不到的是，大家都看好的民主共和却在实现不久就出现了问题，其问题的严重性甚至远过晚清。对于这种现象，一百年来有各种各样的分析，其实仍有一点始终没有引起注意，那就是从孙中山到袁世凯的权力转移，以及由此所引发的民国法统危机。

谁的临时政府

孙中山是1911年12月25日从海外结束十七年流亡生涯赶回上海的，此时距武昌起义已经两个月零十五天了。南北之间的谈判，也从武昌转移至上海，从湖北军政府转移至独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与袁世凯内阁之间了，双方争执的焦点已经不再是停战之类的技术层面问题，而是国家未来体制的建构，即中国究竟应该沿着君主立宪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呢，还是应该按照革命党人的信念，走上共和，建构一个现代国家呢？在这中间起到重要作用的，不是南方革命党人，而是南方的立宪党人。

立宪党人本是清廷君主立宪最重要的支持者，清廷在1906年走上君主立宪的道路，其实就是这批立宪党人长期鼓吹的结果，比如张謇，很早就致力于日本宪法和东西洋宪政文献的翻译和研究，他所组织翻译的一些宪政著作成为当时中国知识精英最流行的读本。

在立宪党人的推动下，特别是经过1904年日俄战争刺激，清廷终于同意走上君主立宪道路，1905年派遣亲贵大臣出洋考察宪政，翌年宣布用九年时间实现日本式的宪政目标，两年后即1908年公布了《钦定宪法大纲》。这确实是一个划时代的重大贡献，中国从此有了成文宪法，有了政治发展的依据和纲要。

正像后来许多批评者所说的那样，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并不是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君主立宪大纲，因为这个大纲中规定了皇权依然享有至上权利，不仅决定着国家大事，而且任命百官，其职能与先前的君主专制好像没有什么区别。这个批评是对的，钦定宪法大纲确实维护了皇权至上的原则。但是批评者忘记了，此时的光绪帝年仅三十六岁，他所追慕的对象，他心中所要仿照的榜样是日本明治天皇、俄国彼得大帝，这些英主都拥有绝对权力，其威权至上都是不可置疑的。

然而遗憾的是，光绪帝英年早逝，《钦定宪法大纲》宣布后不久突然去世，接替他的如果是一个成年君主，这个宪法大纲依然不构成问题，只是光绪帝和慈禧皇太后在最后时刻选择了一个比较弱势的班子，三岁的小皇帝和二十八岁的摄政王，无论如何其威权其能耐都没有办法与即位三十多年的光绪帝相比。于是，《钦定宪法大纲》中的问题相当明显，先前竭力鼓吹君宪的立宪党人开始有点不满。

如果不是稍后发生的外部危机，立宪党人或许能在既有框架中继续前行，维持九年立宪，然而连续的外部危机给立宪党人找到了调整预备立宪日程的理由，他们一次又一次请愿，希望朝廷更改先前九年预备立宪既定日程，他们实际上期待以早日实现君主立宪去弥补1908年《钦定宪法大纲》皇权至上的不足，希望用议会和责任内阁去弥补弱势的摄政王和小皇帝的不足。

立宪党人组织的国会请愿运动声势浩大，在几次坚持尤其是到了日本吞并朝鲜之后，也确实引起了朝野各界的同情与支持，不得已，摄政王终于同意修正先前九年预备立宪计划，以五年为期，完成君主立宪的全部准备。

摄政王背后有一个庞大的满洲贵族群体，他们在立宪党人的压力下调整立宪方案，应该说有不得已的成分在，而且由于是不得已，因此他们在不得不让步的同时又收紧权力，不仅让满洲贵族子弟在预备立宪的最后几年抢占了一大批权位，而且在宣布国家将进入立宪状态的责任内阁名单中，毫不顾忌地将责任内阁演变成了一个权贵内阁、皇族内阁，十三名阁员中竟然有九个来自皇族或皇室。

皇族内阁的出台激起了立宪党人的激烈反对，他们通过各种方式警告摄政王，当此国家发展的关键时刻，对于皇权来说，重用汉大臣可能比提升这些“官二代”更有意义，然而此时的清廷已经积重难返，满洲贵族家家都在攀比，在没有权威如慈禧皇太后和光绪帝的时候，哪一家也不愿放弃权力作出让步，从大局出发辞官为民。从5月8日一直拖延至10月10日，在长达五个月的时间里，皇族内阁就是无法撤销无法废除。这就是武昌起义的一个重要原因。

武昌起义爆发后，立宪党人并没有在第一时间意识到这是中国历史的大转折，他们虽然期待朝廷应该借助于这个机会修正错误，改组内阁，但并没有对君主立宪有什么怀疑，直至各省独立越闹越凶，他们渐渐感到清廷大约要在这场革命中成为历史陈迹，无法扶持，所以渐渐介入了光复，参与了反正，转而认同和支持共和主义，放弃了坚守十年的君宪主义。

立宪党人特别是东南大佬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转变意义重大，他们不仅支持上海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而且他们联名致电摄政王，劝摄政王认清大局，转向共和，为皇室换取最后尊严，为历史留下一段美好回忆。

经赵凤昌、张謇、庄蕴宽等立宪党人居间联络，在南北和谈开始不久，各方就对清廷善后安排达成了一致，同意优待皇室，同意未来中国的政治架构为共和，同意由袁世凯出任未来新政府首脑。这项妥协至少在12月20日南北第二次和谈时已经达成，其主旨就是清廷在下一次谈判时必须承认共和为前提。

让清廷承认共和为前提，其实也就是逼着清帝退位。因此在此后几天的交涉中，清廷开始犹豫，因为这毕竟牵涉一个王朝的终结。

清廷的犹豫甚至不愿退位的可能性，南方立宪党人大约都有详细估计，所以他们一方面寄希望于清廷和平结束的同时，也准备利用革命党人成立一个“临时的”政府，以此逼退清廷，实现从君宪到共和的转折。

革命党人在武昌起义后，特别是上海光复后确实一直忙着筹建新政府，只是革命党人在过去十七年中一直流亡海外，他们对国内政治发展缺少了解，又没有多少有用的人脉，所以革命党人要想成立新政府，也不得不求助于立宪党人。而革命党人中的黄兴、宋教仁等，在这之前都与赵凤昌有过一些联系。所以等到孙中山12月25日回到上海，第二天“拜码头”朝拜赵凤昌时，赵凤昌一句“开府建基”点破其中所有玄机与奥妙，由此不到一个星期，一个全新的“临时政府”就在南京宣布成立了。

民国法统

赵凤昌的提示肯定深刻启发了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此后，孙中山多次前往惜阴堂求教，与赵凤昌及南北政界要员协商统一建国诸要政，特别是怎样网罗英才，兼纳众流，怎样筹款，化解财政的困境等，赵凤昌都有很好的建议，熊希龄、庄蕴宽、汤寿潜、张謇等，都是赵凤昌向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人推荐的，而孙、黄、宋也就其他人选先期征询赵凤昌的意见，赵凤昌从立宪党人一变而成为南方革命党仰仗的重要靠山。这对于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以及此后南北关系的突破，都起到了很大作用。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教赵凤昌是事实，赵凤昌真诚提供帮助也是事实，但在过去的研究中，大家其实不明了赵凤昌为什么要这样做，就连赵凤昌的儿子赵尊岳其实也不明白这其中的奥妙，以为是赵凤昌利用革命党人去倒袁。这个看法显然并不真实。

其实，如果回想赵凤昌在孙中山抵达上海前一直帮助袁世凯，帮助南北和谈的事实，就知道赵凤昌高人高招，是要用南京临时政府打破南北谈判的僵局，赵凤昌不仅没有背叛疏远袁世凯，而是在用孙中山为袁世凯化解危机化解困境。道理非常简单，就在赵凤昌向孙中山作出这样建议的时候，唐绍仪发给袁世凯的电报，要求清廷承认共和，要求以国民大会去公决未来国体和政体的建议犹如泥牛入海，朝廷用了差不多一个星期都没有给出肯定或否定的答复，这个僵局在已有的南北和谈框架内很难打破，而且还有一个重要的障碍是，如果没有南京临时政府的过渡，而通过南北和谈直接将清廷移交给袁世凯，那么袁世凯势必成为中国历史上最尴尬的人物，成为乘人之危火中取栗的奸臣权臣，这既是袁世凯所不乐于为，当然他的这批朋友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这毕竟会有道德上的亏欠，非智者所为。而现在如果用孙中山，用南京临时政府予以过渡，一切就都是那么顺理成章，那么自然天成。

更重要的一点是，孙中山恰恰具有这种素质和想法。当孙中山听到赵凤昌建府开基建议后，他在当天（12月26日）就主持召开了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将要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究竟应该选择总统制还是内阁制。在孙中山已有的政治构想中，他其实可能更倾向于权力制衡的内阁制，以免总统总是处于权力要冲，成为各方攻击的目标。如果实行内阁制，总统只是国家象征，只是到了关键时期，到了内阁倒台或重大政治危机发生时，总统才具有协调的功能。然而，就在这一天，由于黄兴、陈其美、宋教仁等人分别向各省代表作了工作，提议由孙中山出任临时政府大总统，所以等到晚上开会讨论政治架构时，对民主政治、议会政治有着很深研究的宋教仁依然力主内阁制时，孙中山却坚决反对，以为内阁制不管有多少优长之处，但在目前并不合乎中国的需要。孙中山强调，内阁制乃平时不使元首当政治之冲，故以总理对国会负责，这个体制断非目前非常时代所相宜。我们现在不管谁去当总统，都不能既让他去当总统，又想方设法从制度上去怀疑这唯一置信之人。孙中山表示，我不肯听从各位的意见，自居于神圣赘疣，以误革命大计。他这实际上是威胁，各位如果一定要坚持内阁制，那么就请各位自便吧，兄弟就不陪你们玩了。

宋教仁

孙中山的态度深刻影响了黄兴，于是黄兴从挽留孙中山的立场上，反复劝说宋教仁谦让，劝说他取消提议。在黄兴等人的劝说施压下，宋教仁从大局着想，表示让步，于是新政府的架构就完全采纳了孙中山的主张，实行总统制。而这恰恰又为后来的政治纷争预留了空间，埋下了伏笔，且使孙中山的政治信誉在民国初年受到了严重影响。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南北和谈的僵局确实很快被打破，特别是南京临时政府在行政方针上并没有宣传孙中山一直坚持的“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等口号，没有提及孙中山一直自诩为创造的三民主义，没有说什么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等三个阶段说法。更重要的是，南京临时政府接受各方面建议，同意优待皇室，同意不再像革命年代那样攻击清代历史。这种种举措都为南京临时政府赢得了人心，特别是赢得了新军将领如段祺瑞的认同。段祺瑞或许没有把南京临时政府当做一支重要力量，但他的不反对不对南京动武，其实就是在默认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

根据赵凤昌等立宪党人的安排，南京临时政府之所以是“临时的”，孙中山的临时大总统之所以是“临时的”，都表明他们只是期望用这个“临时的”机构、“临时的”人作为过渡，最终将权力转移给袁世凯。这是南京临时政府得以成立的前提，也是由黄兴等革命领袖同意的，甚至可以说最早提出这个方案的就是黄兴和黎元洪。至于孙中山是否清楚这些不敢说，但他肯定知道“临时的”意义。因此，当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迅即致电袁世凯进行解释，表示只要袁世凯劝退了清帝，那么他孙文立即辞职下野，并遵守承诺推举袁世凯继任大总统。

当然，我们现在也知道，在南京临时政府存在期间，孙中山也曾想过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也曾为获得国际承认作过一些努力，只是列强坚守所谓中立，其实是期待一切都能和平过渡到袁世凯的新政府，所以孙中山的外交努力并没有成效。

至于在财政上，临时政府在赵凤昌等人的建议下吸纳了相当一部分立宪党人，按理说这些立宪党人只要出力，别说养个人数不多的新政府，即便真的与北方动刀动枪，也不是没有可能，只是这些立宪党人坚守承诺，只把南京临时政府看做“临时的”，一旦发现孙中山有意将“临时”改为正式，他们或者果断退出了新政府，或者从经济上扼住了新政府的命脉。孙中山后来遵守承诺向袁世凯转移权力，虽说维持住了信誉，但实际上也是被逼无奈，不得不遵守而已。

孙中山南京临时政府打破了南北僵局，清帝退位，孙中山辞职，参议院选举袁世凯继任，这都是按照既定程序一步一步进行的，并没有多少意外。只是一百年后重新检讨这件事，我们很容易发现，南京临时政府在民国法统中几乎毫无地位，至少在民国前半期的法统中不明所以，因为一个最简单的事实是，不要说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理论在袁世凯那些人眼里毫无意义毫无地位，即便南京临时政府留下的一个最具象征意义的《临时约法》，也不被新成立的中华民国政府当做一回事。

尊重历史，善待前人

推翻帝制推翻清廷，是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十几年来一直奋斗的目标，眼见着这个目标就要实现了，却因非常具体的原因而终止。按照孙中山和革命党人中许多人的看法，他们应该将南京临时政府支撑下去，应该组织北伐，直捣龙亭，用暴力终结清廷，也就同时终结了帝制。然而，由于立宪党人是南京临时政府的主导力量，所以革命党人的这个想法根本没有实践的机会。即便等待清帝要按照南北和谈的约定准备退位了，革命党人依然准备在退位诏书或相关文件中确认清廷统治中国两百多年的罪恶，即便同意将来民国对皇室给予适度优待和礼遇，也应该讲清楚历史讲清楚责任。

然而当南京临时政府将优待条例转给北京时，隆裕皇太后对更多的条件没有表示不同意见，只是坚持应该保留“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等几处文字表述。至于文件中的“逊位”，隆裕皇太后认为应该改为“致政”或“辞政”。

宣统帝退位诏书

对于大清王朝的尊重，其实也是尊重历史的一部分。不管怎么说，清廷在这个历史关键时期，因为隆裕皇太后深明大义，制止了皇族中的强硬派，接受了和平方案，现在如果对清廷的历史彻底否定或者给予羞辱，那么真正感到高兴的恐怕只有一直被主流社会排除在外的革命党人，即便那些投诚反正、参与光复有功的立宪党人和新军将领也难以接受。所以当新军将领获知这些消息后，冯国璋、段祺瑞等北洋将领于1912年2月8日联名致信南方代表伍廷芳，表示优待清室条件中的“大清皇帝尊号相承不替”应请仍照朝廷提供的原文不要更改，“逊位”这样带有刺激性的词语无论如何都不能出现在正式文件中，否则很难说服军界同仁，大家都是历史的过来人，只有尊重历史，才能说服同仁。

军人一旦干政，就是力量巨大。你可以说是南京临时政府对北洋军人愤怒的善意回应，也可以说是南方革命党人对北洋军人的屈服和顺从，不管怎么说，冯国璋、段祺瑞等军界将领的坚持得到了南京革命党人的极端重视，所有条款都按照袁世凯、梁士诒、冯国璋、段祺瑞等人的建议予以恢复和保留，最具刺激的字眼儿“逊位”改为“辞位”。这也算是北洋老将对清廷旧主子的最后一次回报、一次效忠。只是这件事情后来又有变故，正式成文的时候文字又有调整。

尊重历史是为了更好地往前走，然后到了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尊重历史并没有得到完整贯彻。孙中山确实遵守承诺在清帝退位后宣布辞职，推举袁世凯接替。但是袁世凯政府成立之后，在此后十几年的民国法统中，确实忽略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地位，好像南京临时政府只是中华民国的前史，正式的中华民国是从袁世凯宣布就职开始的。

民国前半期的政治这样处理有其自身的原因，因为孙中山和他的同志确实在过去十几年被迫流亡在外，不知道国内民主政治的发展情形，即便知道新政，知道预备立宪，由于斗争，由于戴着有色眼镜，因而也就不能给予公平合理的评价，一概视为清廷的欺骗。站在革命党人的立场说，这种批判当然有自己的道理，但确实并不能概括晚清最后十年政治发展的真实情形与意义。

晚清最后十年的政治发展从新政到立宪，其实走的就是一条精英政治的路线，这条路线虽然也要求提升民众的识字水平，要求对选区内的咨议局议员投票，但总体上说这种精英政治就是西方近代典型的民主政治架构，是精英的而非民众的。这一点与孙中山和革命党人设想的全民政治、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等毫无关系。至于革命后，按照孙中山的设想，还有一个比较长的军政时期，大约有军事管制的意思。之后方才进入训政，至于训政多久，也就很难说。训政之后方才进入宪政，这是一个漫长过程。孙中山的这些设想正确与否不必讨论，但是很显然这些设想与晚清以来的精英政治毫无相似之处。而袁世凯就是晚清精英政治的设计师和推动者，所以当中华民国正式成立后，在大总统袁世凯的政治理念中，哪儿能够想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五权宪法，哪能还一步一步从军政到训政再到宪政？中华民国在袁世凯时代直接进入了一个宪政时期，这或许可以说是袁世凯接续晚清民主政治变革往前走，依然是一种没有君主的立宪政治。只是从尊重历史的层面说，南京临时政府在法统中没有地位，而孙中山和革命党人那些理论上的创造也不被采纳，甚至根本不被提及。孙中山后来一再强调“革命尚未成功”，或许其内心深处就是从这个层面说的。辛亥革命结束了，民国成立了，可是他们为中华民国准备的理论及政治架构统统被弃之如敝屣。

如果仅仅在理论上不被重视也就算了，如果中华民国在正式开张之后，能够善待孙中山这些革命元勋，比如袁世凯竭力劝说孙中山、黄兴不要放弃政治，大家应该一块干，比如在新成立的议会中为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人留个位子，让他们在那些职业政治家的位置上发挥作用，后来的历史肯定就不一样了。然而，袁世凯这一批老道的政治家不知是真的粗心大意，还是从骨子里瞧不起孙中山这些党人，总而言之，袁世凯在中华民国正式开张后顺水推舟以为孙中山真的要去修铁路了，真的以为孙中山相信民权主义、民族主义完成了，剩下的只是民生主义一项了。

袁世凯的失误为民国初年的政治纷争留下了机会，这不仅是一种权力的傲慢所导致的必然结果，也是袁世凯这批自视甚高的政治家没有将尊重历史、善待前人的原则贯彻到底的必然结果。袁世凯顺手牵羊利用了孙中山等革命家的伟大谦虚，将他们排除在现实政治之外，结果也在事实上为自己的新政权预置了一个敌对力量。一个年轻的共和国原本可以朝气蓬勃向上发展，然而为时不久就陷入持久党争甚至战争。这是非常可惜的，但谁也没有办法。历史没有办法遗憾。

清帝退位一百年了，回望百年，中国确实发生了巨大变化，从清朝到民国， 再到共和国， 如果用过去老话说，清朝已经是我们前朝的前朝了。然而，回望中国政治，我们过去百年的进步还很小，一代又一代志士仁人所期待所奋斗的民主共和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中国的民主之路还充满着艰辛，还有许多不确定。

百年中国的进与退

我们刚刚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转眼又迎来南京临时政府创建、清帝逊位、中华民国成立等一百周年纪念日。在未来十年，我们还将迎来二次革命、洪宪帝制、护国战争、护法战争、《新青年》创办及新文化运动、第一次世界大战、十月革命，直至中国共产党成立一百周年纪念。在如此众多的百周年纪念中，我们确实应该反思中国在过去一百年间的进与退，变与不变等问题，确认中国发展方向，清理前进中的问题。

清亡的启示

在过去一百年，最大的事件莫过于大清帝国轰然坍塌。一个具有两百多年历史的庞大帝国，且正在进行全方位改革的帝国，为什么在一场军事哗变之后竟然如此脆弱，不堪一击，走进历史？

或以为清亡的教训在于其改革，以为清廷假如不改革，或者进一步加强中央集权，加强管制，清廷或许还能硬撑若干年。然而历史无法假设，清廷在1895年之后走上政治变革道路，从家天下的立场说，一点都没有错。没有哪一个家长不希望自己的家族人丁兴旺繁荣昌盛，大清国的主政者不论是慈禧太后，还是光绪帝，他们比任何人都更加爱惜大清国的未来，更期待大清皇位永固。政治改革对于清廷来说，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改革的目的如果套用今天的政治术语说，也就是“坚持和完善满洲贵族统治集团对大清国的领导”。这一点是没有什么疑问的。

问题在于，清廷的改革或许真的像革命党人当时就批评的那样，缺乏诚意，到了关键时刻掉链子，不明白所谓改革，就是一场凤凰涅，就是浴火重生，就是权力的重新分享，就是建立一个更加合理的社会体制。因此，清廷统治者尽管在晚清最后十年做了大量工作，改官制，改法制，改革教育制度，构建近代社会管理体制，然而到了最后关键时刻，到了即将进入君主立宪的时候，一个皇族内阁将先前十几年的改革成果全部吞噬，一个王朝就这样结束了。

如果正面总结清廷失败的教训，绝对不是改革太多了，太激进了，而是改革不到位、不彻底。由此引发另外一个疑惑是，为什么清廷改革不彻底不到位，清廷既成体制是否像一些研究者所说，根本就不存在改革的可能性？“满洲党”对权力的垄断和贪婪，使这个特殊的利益集团不可能在关键点上有丝毫实质性的让步。二十年前的所谓“告别革命”说，不管出于怎样的善良目的，其实都像孙中山当年所说是一个善良的农夫期待猪能够变得更温顺更善良，这显然是不可能的。大清国是通过暴力构建的帝国，这样的帝国无论怎样改革，都无法变成一个良性的体制。一个特殊利益集团垄断权利和一切资源的帝国，其最理想的出路就是和平退出，让人民拥有权力，重新建构属于人民的现代民族国家。这就或许是清之所以亡且不得不亡的根本原因。革命无法告别，革命与改良在历史上大约永远都是交替使用。

进与退

大清国当然不是革命党人只手推翻的，而是满洲贵族用自己的手将这个王朝掀翻的。终结帝制是中国历史的大进步，这既是对一百多年前法国大革命的回应，也是对几个世纪之前英国工业革命的回应，是中国社会转型过程中一个重要的节点。

一百年过去了，我们有资格有机会回溯这一百年的进与退了。实事求是地说，不论清帝退位后的中国怎样一度混乱，也不论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出现过多少次反复、多少次复辟，中国往前走的决心不变，方向不变，尽管有曲折有反复。

我们在过去的一百年，已经大致构建了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基本框架，帝制时代已经永远离我们而去，中国在未来无论遇到怎样的困难与问题，绝对不可能有任何人想到帝制复辟，想到用皇帝的威权与神圣的光环去重建中国社会。这是绝对不可能的，这就是中国社会的进步。

然而，这种进步也不能太夸大。中国毕竟是一个具有两千年帝制传统的国家，从帝制到共和，也绝对不是选举共和国总统那么简单，更不是口头上说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就真的是国家的主人了。中国的民主化需要一个漫长的转型期，中国要真正成为一个民主国家，也许需要更长的时间。

在过去一百年，中国的进步是显然的。中国确实已经摆脱先前家天下的束缚，人民确实逐步成为社会的主人。只是从全世界横向进行比较，中国的进步远远不够，中国只有彻底落实人民的权利，只有让人民自己当家做主，拥有选择公仆和罢免公仆的权力，就像马克思对巴黎公社所期待的那样，中国才能坦率地说真正走向民主，真正走向了现代社会。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中国要实现晚清以来几代中国人的信念，与世界同步，愿世界上各民族以平等身份待我。

变与不变

专制君主已经远离我们而去，一个现代国家正在构建中，一百年的时间在人类历史上说非常短暂，但这一百年的变化绝对超出了中国历史上过去上千年、两千年。

在这一百年，我们经历过清朝的最后统治，经历过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经历过袁世凯和北洋系的十几年政治统治，也经历过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党国体制”，直至1949年，中国的面貌发生了根本转变，几十年的混乱、分裂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予以终结。

此后的六十多年也是几经反复一路坎坷，最初的十七年，党尽管犯有人民公社、“大跃进”等一系列头脑发热式的激进错误，确实给新建的共和国以毁灭性打击，其后果就是1960年前后人口大幅减少，非正常死亡大幅增加，这是中国历史的惨剧。但是人们并没有因此丧失对中国共产党的信赖。然而，不幸的是，随后人为发动的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十年浩劫，不仅使中国的文化遭到毁灭性打击，而且使中国经济到了崩溃边缘。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适时提出改革开放之后，逐步将中国带到一个常态国家，经济发展繁荣，民生改善提升，也就短短三十年时间，中国已经从先前的贫困状态步入比较富强的国家，一跃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经济体。这都是过去一百年不得了的成就，中国的面貌由此发生根本改观，一百年前的“东亚病夫”成为亚洲甚至世界经济发展的发动机。

一百年的变化是巨大的。一百年的失误、问题，当然有清廷、北洋、国民党、共产党的责任，一百年的成就，理所当然也有这些领导阶级和领导者的贡献。一百年后理性回溯中华民族走过的路，成就是主要的，问题其实也不少。变化固然天翻地覆日新月异，不变甚至某些方面的倒退也是事实。

早在一百多年前，清廷就曾郑重承诺要进行君主立宪政治体制改革，然而到了最后清廷无法兑现立宪承诺，只好逊位只好交出政权。一百年前，孙中山也曾郑重承诺在经过军政、训政两个阶段后还权于民，实现宪政。只是孙中山在其一生并没有真正获得政权，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诺言。也是一百年前，袁世凯在就任中华民国大总统时庄严承诺遵守共和，然而为时不久，帝制自为，一生清誉毁于一旦。接替袁世凯的北洋系军人一次又一次地维护共和，挫败帝制阴谋，但是军人政治也使民国蒙受了巨大羞辱。1927年，蒋介石北伐成功，重建统一，也曾承诺还政于民，实现宪政，但是直至国民党兵败大陆，蒋介石的承诺都没有变成现实。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一直在探索一条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今天，我们依然还在改革的路上继续探索。未来中国的政治民主化，还政于民，依然是必须跨越的一道坎儿。中国只有政治有办法，其他方面才会有办法。而政治上的办法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就是让人民掌握自己的命运，拥有选择执政党执政者的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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