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四大家族全传

陈廷一 著

中国青年出版社

序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三部曲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看好并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军人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了社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腐败不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有言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将不国，山河破碎。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概就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他的祝贺。

于友先

二〇一二年秋月

引言

魂断孤岛，魄牵故乡

公元1975年4月5日，深夜23时50分。

这是一个传统的节日——中国古老的清明节，又称鬼节。

一颗流星在冥冥长空中，画了个休止符，坠落天际……

蒋中正，字介石，浙江奉化人，终于走完了他该走的路，享年88岁，身着长袍马褂，覆盖着青天白日旗，入殓灵榇，安厝于台北之南的桃园县慈湖行馆正厅。这是蒋介石生前选中的地方，因为这里的风光秀丽，酷似浙江的老家奉化。早在上世纪60年代，蒋介石就在此修建了一座四合院落的行宫，暂厝于此的目的，是为了“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大限将至，蒋介石是有预感的。

早在他87岁生日那天，他同意当局为他“冲喜”。

在一片“万寿无疆”的祈祷声中，放飞巨型气球到大陆，似雪花般地投放了无数张有关蒋“总统”身体安康的照片。

冲喜归冲喜。生日过后，台湾流行感冒，蒋介石首当其冲。

一天，他突发高烧，曾发过炎的左肺叶上部及右肺叶下部开始感染，当即服用大剂量抗生素治疗，三个星期后无明显疗效。12月27日，前列腺炎复发和膀胱内出血，心跳急剧加速，心律极为失常，当即进行输血抢救。虽说病情一时有所稳定，但体力开始不支。1975 年1月9日，并发症发生，心跳突然减慢，医疗小组认为病人因心肌缺氧，已出现严重病变，特别是极易在医护人员无法发现的情况下于睡眠中死亡。蒋经国也觉得父亲此次病情非同以往，故分外关心，每日至少探视三次，每次父亲都抓住儿子的手久久不放。蒋介石还把最后一件墨宝、病中手书的“以国家兴亡为己任，置个人死生于度外”送给了蒋经国。

3月29日。

蒋介石已预感死期将至，便口授遗嘱，由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副秘书长秦孝仪笔录。后由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田镛、杨亮功、余俊贤等人签字。

遗嘱全文如下：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 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二十余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期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实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唯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励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勤矢勇，毋怠勿忽。中华民国六十四年三月二十九日秦孝仪承命受记。

4月5日，大限那天，夕阳的余晖，通过窗口照在“荣总”医院的急救室。蒋介石面色如土，心跳微弱，死神一步步地向他逼近。医生护士进行了全力以赴的抢救。

蒋经国是这样回忆的：

早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听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无变化，在睡眠中心脏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

当蒋经国赶到医院时，蒋介石已处于昏迷状态。医生见人工呼吸无效，改用药物和电极直接注击心脏，心脏正常后不过几分钟，再度停止跳动。此时，在场的还有宋美龄、蒋经国、蒋纬国、蒋孝武、蒋孝勇等。

蒋介石似乎是有预感，所以他在生前的最后一句话，是感谢医生的治疗。他说：“非常谢谢你！”

接到通知后匆匆赶来的“副总统”严家淦和“五院”院长们，与宋美龄一起在蒋介石的遗嘱上签字。其中蒋经国签字时“双手发抖，已不成书”。2小时又10分钟后，“行政院”发布了由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和蒋介石的遗嘱。

一生轰轰烈烈的人终于停止了轰轰烈烈。

一生争权夺利的人终于死在了权利场上。

一生争强好胜的人终于闭上了眼睛。

蒋介石的故乡情，跃然遗嘱之中，就是念念不忘反攻大陆，反攻大陆要年年讲、月月讲、日日讲，就是在他临终前的几个小时还在讲。

有位哲学家形象地讲，中国的近代史乃是两个强人的争斗史，一方是蒋介石，一方是毛泽东。胜者为王，败者为寇。是毛泽东最终把蒋介石赶到了孤岛。反攻反攻，至死没有成功，这不能不说是蒋介石的最终悲剧，也是他人生最大的遗憾。

然而历史又是这样的巧合，蒋介石去世的第二年，笑到最后的毛泽东也与世长辞。不管蒋介石承认不承认，或者服气不服气，历史却是无情的。

有人说，老鼠怕猫，老蒋一生最怕两个人：一是毛泽东，二是日本人。

蒋介石一生可说是苦斗不休，他曾击败了无数政治对手，可他在毛泽东面前却束手无策。江西时期，蒋介石调动几十万军队“围剿”毛泽东的星火军队，却连续三次被毛泽东轻而易举地“破阵”，从鼻子下溜之大吉。第五次“围剿”，好不容易得手，可遵义会议毛泽东重掌兵权后，三下五除二就跳出了危机的圈子，令蒋介石望（金沙）江兴叹。

蒋介石惧怕日本人主要是怕与日本人打仗。蒋介石1927年上台以后，遇到的第一个打中国人的老外就是法西斯日本鬼子。蒋介石对日本鬼子望而生畏。再加上他自己策略的失误，所以1931年日本在中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时，仅用了1.5万鬼子兵就把蒋介石的30万军队打进关内。继之，蒋介石除了丢河山就是签卖国条约，几乎没有一次彻底赢一把。自从日本鬼子疯狂侵入中国后，蒋介石政府被赶得把首都迁到洛阳、迁到武汉、迁到重庆，几乎一天也没有安稳过。抗战期间，他虽然在一些战役中打得顽强，但也仅是顽强而已，胜少败多。1944年日本发动“大陆交通线战役”，他败得更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接近尾声，别人都一步步取得胜利，可蒋介石却仍然是一输再输。就连他的结发之妻也惨死在了日本飞机的轰炸下。呜呼，惨哉惨哉！

不过，蒋介石也算是一代乱世枭雄。

应该说，一个人的政治发迹，一般要具备四个较好的因素：靠山、机遇、才干、手腕。

而蒋介石这四个方面的素质，是比较一流的。

早年，蒋介石投靠上海都督陈其美，死心塌地跟着陈其美干，经陈其美介绍、引荐，蒋介石又结识了大总统孙中山，靠着孙中山，蒋介石才有得以发迹的希望。

机遇，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均等、重要的。关键在于你是否抓住每一次机遇。抓不住小机遇，就不会出现大机遇。孙中山永丰舰遇难，蒋介石乘机紧紧相随，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在共产党和苏俄对中国广东革命大有帮助的时候，他大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赢得了当时的人心。在与他的政敌几次斗争时，他均抓住了机遇。

才干，蒋介石在国民党要人里，应该说是很有才干的，首先他能笼络住一批亲信党羽，使其为己卖命。其实，国民党各派军阀头子，都在干着培植笼络亲信党羽的勾当，但这些人都干不过蒋介石，其亲信党羽没有蒋介石的亲信党羽厉害、人多、势大。在互相争斗中，蒋介石能轻而易举地收买政敌的亲信党羽，可其他军阀头子，却很难从蒋介石手下挖走他人。能笼络人并笼住人，应是蒋介石的才干之一。其次，能逐个击败政敌而不被政敌所击败应是蒋介石的才干之二。

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手腕是多而齐全，为其他国民党要人所不及。

国民党的内部斗争，从大的方面来说，基本上是两种手腕：一种政治手腕，一种军事手腕。蒋介石两种手腕兼备，还应再加上一种流氓黑社会的手腕。蒋介石在上海滩，和青红帮混迹过，学会了暗杀、绑架一系列流氓手段。蒋介石在上海滩，又涉足过一段在证券交易所经商轶事，他虽然未赚到很多的钱，但他看到和见习了商人的投机耍奸手段。这些，为一般国民党要人所没有的。当国民党内部展开激烈斗争时，蒋介石时不时使用流氓手腕，置对方于死地。

说蒋介石是一代枭雄，是说蒋介石凭着才干和手腕一个个击败了自己的政敌，从大陆到台湾，干了不少在国民党看来是所谓“轰轰烈烈”的事业。

说蒋介石不是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是说蒋介石没有完成一位资产阶级政治家所要完成的历史任务。

近代的中国，其历史任务之一是推翻外来压迫和统治。蒋介石没有完成这一历史使命。近代中国的历史使命之二是推翻封建专制，使中国的生产力获得发展。蒋介石对于这点，不但没有完成，而且变成了中国封建专制的反动代表，抑或“自卫士”。

一代王朝已经过去。

反思王朝，反思蒋介石，有待于理清历史，以史明鉴，开续当代历史新的华章。

第一章

身世秘笈

钟灵毓秀的家乡山水传颂着蒋介石的童年故事，和他晚年对家乡的深情眷恋……

从上海到宁波，再乘船西南行39公里，便到了山清水秀的奉化溪口。

溪口，故名以剡溪流入锦溪之口。如今观光旅游已成了溪口的支柱性产业。溪口的闻名遐迩，并非是这里出了个蒋介石，而是这里原始自然的旖旎风光。

大海和山水是开放的象征。故溪口与近代文明有较密切关系。自沿海到山地居民区，溪口又是必经之地，行人往返，甚是繁盛，自古就是一个开化较早的地方。

蒋介石出生时，溪口约有六七十户人家，依山面溪，沿溪一条街，长约三华里。两边的低房浅屋，像棋子似的散落在街的两侧。中间夹杂着小商铺，盐店、米行、酱油店、布行、饭馆、面店、茶馆等。玉泰盐铺就是蒋家所开，它位于溪口中心，当年生意兴隆，蒋家在溪口还算是数得上的大户人家。

再说这剡溪，发源于四明山的余脉横溪岭。四明山余脉有九条，故有九曲而会于甬江，再浩瀚东流入海。第一曲为“六诏”。相传为东晋王羲之隐居之处，晋元帝曾六次下诏征其入朝，王均不从，后人遂名之为“六诏”。第二曲为“跸驻”。相传五代十国时代，吴越王曾驻跸于此。第九曲为注入锦溪之处，即溪口。杜甫、李白对剡溪风光也均甚称道。杜曰：“剡溪秀异”；李曰：“山中水石清妙”。漫步山中，拾级而上，你会时不时地望到李、杜的赞词。

八百里的四明山，山高峰叠，共有280座山峰，其中70峰雄踞奉化。溪口北面，群山连绵，云蒸雾罩，镇、山之间有桑园、水田、樟木林互相掩映，不是仙境胜似仙境。

溪口既风景优美，亦多名胜古迹，相传有溪口十景。武岭潭墩山是十景之首，山巅有文昌阁，建于清雍正九年。1924年蒋介石回乡时，其兄蒋介卿又兴建“乐亭”于其上，由蒋介石为之命名，并撰有《乐亭记》一文，以记之。文曰：“余以其位在山水之间，凡远方同志来游者，莫不徘徊依恋而不忍舍，盖无间乎仁与智，皆有乐于此也，乃取其义，而名之曰乐亭。”据风水先生说，乐亭地处“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地方。蒋氏素信风水之说，于此建亭，最合心意，此后他成了国民党的要人后，每年必游这里。

武岭潭墩山东麓，有泉水流出，冬暖夏凉，因名之为“武岭暖浪”。后蒋介石又于此建造欧式小洋楼一幢；蒋经国与其夫人蒋方良、长子爱伦曾在此居住。乐亭后为日机炸毁，洋房至今尚存。

和武岭山相对应的雪窦山，风光更胜武岭一筹，人谓溪口名胜，首推雪窦。它是四明山在奉化70峰中最享盛名的一座山峰。山上有雪窦寺，寺距溪口镇约11公里，在溪口西南，为浙东第一刹。北宋又于此建有雪窦山亭；元朝石室英禅师于元统三年（1335年）予以重修；明嘉靖年间，两次重修，题名曰“息善亭”。此亭抗战期间亦为日机炸毁。抗战胜利后，由杜月笙重新修复，改名为“入山亭”。由此而上，十里处又有“御碑亭”，由南宋理宗赵昀修建，并题有“应梦名山”四字，谓此山为仁宗梦中所见之山。山顶有雪窦资政禅寺。东晋时于此建“瀑布院”，至唐朝会昌元年（841年），将此院改建于山窝平坦处。咸通元年（860年），毁于战乱。八年重修，改名为“瀑布观音禅院”。

景福元年（892年），常通禅师自安徽宣城来此，将其扩建为“十方禅寺”。至宋真宗咸平二年（999年），始改名为“雪窦资政禅寺”，相沿至今。后又经多次毁、修。清初寺中主持石奇禅师又铸造大钟和修葺山门。至于民国，蒋介石为此寺题字“四明第一山”。蒋介石所崇拜的明朝王阳明，曾于此游历时题下诗句。其中有：“林间烟起知僧在，岩下云开见飞鸟”的佳句。十年浩劫中，该寺被毁，荡然无存。

此外，雪窦山又有千丈岩瀑布、飞雪亭、消烦台、妙高台、伏虎洞、狮子岩、三隐潭等名景胜处。三隐潭因有上中下三个潭而得名。蒋介石最喜欢此处胜景，曾于1920年回乡时，写诗明志，诗曰：

雪山名胜东南最，

不到三潭不见奇；

我与林泉盟在夙，

功成退隐莫迟迟。

传说当年，蒋介石吟咏完这首诗后，侍从官问道，功成退隐含不含自己的百年之后？蒋介石听后赫然大笑道：山以名威，名以山显。这大山就是我的墓地。

且说1949年，蒋介石兵败大陆时，他没有忘记最后一次游恋雪窦山，而后漂向孤岛。家乡的山水风光无时无刻不在撞击他的心扉。对家乡的思念和眷恋，时常徘徊在重病中蒋介石的心头，挥之不去，驱之不散。而蒋氏儿孙们，今天你们有机会游览溪口的山水美景后，我想你们会对长辈人的心理更加深理解一步吧？

爱家乡和修家谱

我们在山清水秀的溪口采访，如今的溪口人仍很敬重蒋介石，用家乡人的话来说，他的口碑很佳。一位83岁的毛姓老人告诉我们，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哩，老蒋对家乡人好着哩！别看蒋介石当年是大司令对部下很凶，可是他来到家乡就不一样了，给人敬烟让茶，谁家有什么困难，能帮的忙他都会帮。说起蒋在家乡做的好事，毛老汉烂熟于心，如数家珍：孝敬父母，修桥铺路，修谱续宗，溪口建设，对家乡人的扶植等，他都做得很好。

在众多公益事业中，首推他对家谱修订的认真，得到了众乡亲的称道。且不说他修家谱的动机如何，而是他确确实实尽了努力。

在蒋介石出生的第二年，蒋氏的家谱修订过一次。后来，在他当了粤军总部作战科主任的时候，家谱又重修一次，这时野心在胸的蒋介石对重修的家谱表现出明确的不满意，核心的问题是家谱上没有显赫一时的先辈，过于平凡，难于衬托出后辈的不平凡。为了光宗耀祖，按蒋介石的意见重修。

话说1943年11月，在抗日烽火燃烧正浓的年代，这时老蒋的家乡奉化已成了地地道道的敌占区。他派儿子蒋经国，秘密化装回到家乡溪口，冒着日机炮火轰炸的危险，将家谱偷偷运出浙江，经过江西，辗转四川，最后到达重庆。正如蒋介石在《先系考序》中说的那样，经过“三复循诵，几忘寝食”，详校了天台龙山蒋氏家谱与鄞县横山蒋氏、奉化蒋氏两家谱之异同后，认为鄞县和奉化两谱要比龙山谱更可信。就这样，蒋家就在奉化找到了祖宗头。到1948年上半年，按照家谱每30年修订一次的习惯，才出任“总统”的蒋介石当然更有理由重修家谱，具体由蒋经国负责，让蒋介石的头号文胆、中央政治会议秘书长兼国策顾问、有“文章机器”之称的陈布雷编纂，聘请了几位历史专家专事修谱工作，终于查清了蒋家在宁波的祖根，北宋神宗金紫光禄大夫蒋浚明府位于采莲桥蒋家带，白水巷附近的蒋家祠堂就是蒋家所有，奉有蒋浚明的牌位。以后历代蒋家的祖坟都在奉化附近，所以奉化的蒋家就是从宁波过去的一支。蒋介石得知祖“根”已查到，非常高兴，当晚破例饮了酒。1948年5 月16日家谱祠堂落成时，他又在日理万机中，特意从南京赶到家乡主持竣工典礼。还于1949年正月初一，派蒋经国到宁波蒋家祠堂、天童山的蒋宗霸（蒋浚明的祖父、被称为“摩诃太公”）墓祭扫认祖归宗。至此蒋家的家谱正式得到确定。

在中国，大凡大人物的祖上，如果是富庶之家，每写及，便是乐善好施，周贫济穷，蒋的祖父，也不例外，并信奉佛教。蒋说他能够研究佛家经典，并手抄佛经多种。蒋对他的祖父蒋斯千，评价极高，说他“性慈善，待人以恕，而教子孙则严。衣布茹素，耽好内典（佛经）”。又说其祖父对于来往行旅，“施茶给饭以食之，凡六七年”，“而博爱之旨趣，充然溢乎事境如此也”。1862年，因为清军镇压太平军，奉化遭逢战乱，蒋祖父盐铺停业，家产亦近于毁灭。

太平天国失败后，蒋父肇聪22岁，受父命重振家业，专开盐铺。几年后，很幸运，又把家业复兴起来。祖父于1894年12月去世，终年81岁。蒋父小名明火，字肃庵，1842年（道光二十二年）生。精明强干，善于言词。据乡里人说，凡事不吃亏，还要占三分便宜。镇上人给他送了一个绰号叫“埠头黄鳝”，意指办事圆滑周到，推为乡人邻里排解纠纷。一生未当官，另有田地30亩。初娶徐氏，生一子周康，即介卿；生女瑞春，嫁宋运周为妻。徐氏死后再娶孙氏，孙不久病故，又续娶王采玉，生蒋介石。对于蒋介石之父，邵元冲评价很高，与乡里传说颇有不同。说他“秉性刚直，处事公正，待人诚挚，而自持勤俭。较玉表洁的性格，更富于阳刚的方面”。既自己凡事不吃亏，怎么处事公正呢？但其性格刚强和凡事不吃亏方面，则在蒋氏本身有所印证。蒋父于1895年7月去世，终年54岁。

有关蒋母王采玉身世，《金陵春梦》先入为主，疑窦纷纭。

史学专家王俯民做了如下的考察，他说自唐人《金陵春梦》问世后，难辨真假，其实蒋籍河南之说完全是荒诞无稽之谈。王采玉的先世自明初即已迁入奉化县连山，与河南省毫无干系。河南原籍说，可能系出于河南的某人长相有与蒋氏相似之处，于是便从中附会出一系列的传奇故事来。小说家自可由此演义，而蒋氏也无与问闻。但如将其拉入正史则大错特错。

王采玉，原名彩玉，后改采玉，1864年（同治三年）生，浙江省嵊县葛竹村人。幼读诗书，尤工女红。

王氏祖先王爽，于明朝洪武年间自奉化连山迁居于葛竹村。该村在奉化西南，位于葛溪岸边，葛溪则流于两山之间，风景清幽宜人。

蒋母王采玉的祖父王毓庆，为第十六代子孙。王毓庆生有三子二女，长子为王有则，次子王有模，三子王有金，都是国学生，但都未取得功名。王有则，字品斋，精通诗、礼，1820年（嘉庆二十五年）生，1882年（光绪八年）死。原配姚氏生三子一女。姚氏死后，王又续娶姚振昌之女，又生二子一女：一女即为采玉，为长姊，即蒋介石之生母。

王有则曾于皖南、浙西招集流亡人口开垦战乱中留下的荒地，晚年回家乡葛竹村，独资捐修葛溪至奉化县城之大路。后家道中落。蒋母19岁时，其大弟贤钜15岁，即赌博成性；二弟贤裕11岁，神经有病。因家计十分艰难，全靠蒋母一双巧手做针线补贴家用。王氏先嫁曹家田竺姓为妻，但不几年，即丧夫守寡，23岁，由蒋父盐铺伙计、王采玉堂兄王贤东介绍，改嫁于蒋父，生活才较富裕起来。王采玉既善女红，亦受父教，颇通文字，能念诵《楞严经》《金刚经》等经卷。王氏生有二子二女。长子由祖父起乳名曰瑞元，名周泰，即蒋介石，次子瑞青，名周传，夭折。长女瑞莲，1906年嫁竺之珊为妻，次女瑞菊，夭折。王于蒋家勤俭持家，并经常辅助娘家老母和幼弟。

天有阴晴，人有祸福。1895年7月蒋父因病去世，蒋母再次守寡，带着二男二女度日如年，1921年6月14日病故，终年58岁。

后传蒋母孤坟一座，没有与蒋父合葬，大逆不道，实属罕见。应该说这是真的。

后来作者查询原因，在张明镐所写的《蒋介石在溪口》一文中找到了权威性的记述。且说这张明镐当年受蒋介石之邀在其家乡担任武岭学校校长。

张明镐说：

王氏在生前曾对蒋介石谈起自己百年后的坟地。因为蒋介石的父亲和前妻徐氏、孙氏的坟墓合葬在溪口镇北一里许的桃坑山，如果将王氏棺柩与他父亲合葬，王氏就得屈居徐、孙之下，这是王氏所不愿的。蒋介石当初曾向他的生母建议，将桃坑山父坟迁葬，单独与王氏合穴，但王氏亦不愿这样做。她态度坚决地说：“瑞元（蒋的小名），你千万要记住，我将来坟墓不要与你父亲合葬。”蒋介石是个满脑子封建迷信的人，他请了广东和江西走红的风水先生在溪口附近到处找寻“龙潭虎穴”、子孙兴旺的好坟地，最后选定在白岩山山岙，作为他母亲的墓穴。

这就是最后的答案了。

张明镐又调查出王太夫人的历史：

其父王有则，以贩卖土产为业。她有兄弟四人，长兄，王贤钜，次兄王贤裕，余二人不详其名。王氏先嫁给本地人某某为妻，夫亡，在娘家茹素念佛，度其寡居生活。但那时王氏只有22岁，她的哥哥王贤钜、王贤裕都劝她改嫁，庶能终身有靠。适蒋明火继室孙氏新丧，由其堂兄王贤东说合，嫁给蒋明火为填房，次年（1887年）生蒋瑞元（即蒋介石，又名周泰），其后生女名瑞莲、瑞菊及子瑞青。

这又告诉我们王太夫人本是再嫁的。她的思想本来封建，因再嫁而不能或无颜与第二任丈夫合葬，也是事理之常也！

少年传奇

蒋介石6岁上学时，正值清王朝走上衰败，国防空虚，财政拮据，国运自危。孙中山为推翻大清正奔走呼号，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月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海面击沉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的英船高升号，清军七百余人丧生海口。7月29日，日军攻击牙山东北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牙山失陷。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

学生时代的蒋介石以顽皮和淘气著称。

据他自己回忆：3岁时，因为好奇，竟将筷子插入自己的喉管，呼吸受阻，血流不止，一时昏晕了过去，吓得母亲欲哭无泪。5岁那年，还是好奇，院中有一水缸，他与同伴要进行水中捞月的试验，谁知人小缸大，他一上去，就一头栽到了水底，动弹不得，多亏祖父及时发现，要不小命归天。在学校里，他也多与同学到溪流游泳玩水，有好几次险象环生。与同学做游戏时，常做恶作剧吓人。有一天夜里，他装扮成钟馗，把同学吓昏。他更多的是自充学生王，舞刀弄棒，抬脚挥拳，演习作战，每次都是身先士卒。很多同学惧怕他，但也跟他玩耍，常以“瑞元无赖”戏称之，而他不恼。有一次，他因出拳太重，伤了一位同学的眼睛，被家长告到学校，学校老师又找到家长。母亲把他关在屋里痛打一顿，他无奈之下，就钻到床底下，恰有邻居来访，他趁母亲开门之时，从床底爬起，溜之大吉，蒋母追之不及，气得号啕大哭。

因为小蒋淘气，时常有家长或学校来家告状，母亲也感到为难。于是，在蒋介石13岁那年，母亲执意把他送到了外婆家的溯源堂求学。所师者名叫姚宗元，姚也是当地名师。姚找他谈话时，他心不在焉，姚一眼没看到，他就跑到了竹林下打秋千乘凉。姚触景生情地道：“一望山多竹”，对方随口应答：“能生夏日寒。”

原为一副绝妙的对联！姚老不禁点头称许，大为感叹。于是他像伯乐识马，见人就说，逢人便夸，后生可畏，如教养得法，此生前程不可估量。逐教他《尚书》《诗经》《易经》。因为姚宗元又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联系，也常向蒋讲解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尤其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故事，在蒋介石心中掀起了冲天巨浪。于是尚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底。

同年夏秋之交，一位孙中山的同盟会员，亦称革命党人竺绍康，身着中山制服，骑着一匹高头红马，来到学堂访问。蒋与其交谈后，极赞其风度。并爱其马，便牵马野外，百般戏耍。马怒吼，突咬蒋的后背。蒋倒地流血不止，极为狼狈，暑假回家，见母面未开言而大哭。从此，蒋每外出求学，总是哭泣辗转，不肯离去，其母送至30里外，仍是哽咽难舍。

这一年，有一外乡看相人，见蒋头部不一般，常到其家摸其头部，并自言自语：“我从未见到如此骨相，此孩子殊奇特。”如是者二三次，后不复再来。蒋母也信以为真，无疑使她对未来有了一丝希望。寡妇熬儿不容易，母亲便把这唯一的希望都寄托在儿子的学业上，并努力实现这一线光明。

初恋传奇

蒋母王采玉恨铁不成钢，恰在儿子学业有所抬头的时候，淘气的蒋介石发生了早恋。

这时的蒋介石论年龄不过十三四岁，世界对他来说都是新奇的。朦胧中他爱上了自家的表妹毛阿春。此时的毛表妹打完新春15岁，豆蔻年华，白皙的皮肤，穿着一件带花格格的短衫，扎着两条长长的辫儿，一笑嘴边有两个深深的酒窝。

阿春住在岩头村，离溪口陆上30里，水路18里，是堂姑蒋赛凤的小女。每年堂姑来溪口走娘家，或在娘家小住的时候，总是要带上阿春。瑞元和阿春年龄相差无几，因此他们也常常在一起玩耍，两小无猜。溪口镇北头有一条溪流，每逢下雨，溪流陡然流急，从山上带下来不少鱼虾。每到这时，他常叫上阿春和伙伴们，到那里去捉鱼虾。每每都是满载而归。自己家吃不完，还要送邻居尝尝鲜。这种青梅竹马的生活，使瑞元偷偷地爱上了阿春。别看瑞元是匹不羁的野马，可在小阿春面前百依百顺。后来，瑞元到榆林村上学时，这里离阿春家较近，只有两里路，闲暇时他常到岩头村，名为探视堂姑，实为看望表妹阿春。天长日久，瑞元喜欢阿春，阿春喜欢瑞元，到一起就有说不完的话，两人就暗暗定下了终身。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就在他们十分要好的时候，一缕乌云遮挡了明丽的阳光。阿春的母亲蒋赛凤坚决不答应这门亲事。因为他知道瑞元调皮捣蛋的名声在外。于是她运用了家长的威严，把女儿阿春关在屋里，不让其与瑞元相见。

却说蒋母得知儿子与阿春要好的事，她不像堂妹蒋赛凤那样，而是一百个满意和称心。她成全儿子，决定找媒人到对方家提亲，把阿春娶过来，使这匹小野马套上“笼头”，也就省心了。

媒人蒋阿叔终于在一个早晨叩响了蒋赛凤家的门。

“不要敲了，我不想见你！”蒋赛凤还没有起床。

“你把我当成谁了，这么大的气？”蒋阿叔反问。

“你不是瑞元还是哪个龟孙！”

“快开门吧，我不是瑞元。”

蒋赛凤这才开了门。令她吃惊的是娘家大哥来了，又是道歉，又是端茶倒水，问吃饭了没有？蒋阿叔说：“我来这里一趟不容易，七老八十的不是小孩子了，我问你家阿春与瑞元的事，你生哪门子的气啊，这不是天上一双，地上一对吗？”

“大哥，都是自家人，说起瑞元，人家不了解，我还不了解吗？他那个劣性，我纵是有十个姑娘嫁不出去，也不嫁他那号的人！”

“话可不能这样讲，男孩儿淘气不算毛病。要我看瑞元童心四溢，活泼聪明，说不定还是国家栋梁之才呢！你不同意我也不劝，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让你后悔一辈子。”果如蒋阿叔所料，后来瑞元当了高官总统，蒋赛凤再也不到溪口走娘家。传说有一年，蒋介石下野，住在老家，坐轿在溪口周边转悠，碰到了蒋赛凤，羞得她无地自容。蒋总统落落大方，让她坐轿，送她一程。蒋赛凤面如桃花，连连摆手，声称不要相送。

蒋赛凤送走娘家哥后，不到半个月就将阿春择婿嫁给了西山的一户人家。临上轿前阿春哭得泪人一般。结婚不到半年，两人就分手了。此是后话不说。

再说蒋阿叔回到家中把蒋赛凤的话一摆，气得蒋母差点儿背过气去：“她不同意不打紧，都是娘家人，不该恶话伤人。我不相信我儿子找不到好过阿春的姑娘，我发誓要在岩头村的毛姓人家娶一个比毛阿春更好的儿媳妇。”

蒋阿叔说，此事不妥，因为瑞元心中只有阿春，事情未过，硬要拉郎配显然是不合适的，只能酿成悲剧。王采玉问他有什么好主意？蒋阿叔说：“你不要太着急上火，等过了这段时间，双方都冷静下来。我会到岩头村姚宗元那里为瑞元寻亲。一来说姚是瑞元的尊师，二来说姚也喜欢瑞元，三来说姚在十里八乡也是个有头面的人物，家中的私塾收了不少村里村外的学生上学。姚给年轻人介绍对象不在话下，我想求他没有解不了的难题。”

蒋阿叔的一席话说得蒋母尽是点头的份儿了。

果然在不长的时间，蒋阿叔就大驾光临，姚宗元一一点头答应。说毛姓人家中，要找出比毛阿春漂亮、贤惠的姑娘虽有难处，我要尽心。在姚看来，能与毛阿春相比的姑娘大有人在，这就是岩头村的毛鼎和家。于是毛福梅的形象映在了姚老的脑海里，身体修长，那可是个大辫子姑娘，长得不比阿春差，也是姚老教过的学生。

岩头村位于天台山中，四面环山，村民们主要靠出卖山货度日。毛鼎和家世代经商，在村上开有一家祥丰米行和一家杂货店。毛家生意兴隆，收入不薄，在附近经常做一些修桥补路的善事，鹊声四乡。

毛鼎和生有二子二女，长子毛怡卿、次子毛懋卿，长女毛英梅、小女毛福梅。后者之所以叫福梅，是因为出生时算命先生称她是一颗“福星”，顺其取名为“福梅”。既有福相，又是小女，自然深得父母疼爱，视为掌上明珠。只是她出生在清光绪八年（1882年）农历十一月初九，已经19岁，在当时还未婚嫁已属大龄。福梅没有嫁出去，主要原因当然是因为没有合适的人家。

令姚老先生担心的是福梅的年龄要比瑞元长5岁，有言道，女大三抱金砖。成不成先与毛鼎和放放风再说。一日，姚老先生找上毛鼎和，声言要为小女物色一位公子。毛鼎和与婆娘正在为小女没有婆家而发愁哩，一听是这事，马上眼睛瞪大了：“说说看，是哪户人家？”

姚老先生开口道：“也是我的学生，我看中的学生，村里人都知道，三年前我已说过大话，此生聪明过人，前程不可估量。”

“快说，叫什么名字？”毛鼎和也等不及了。

“蒋周泰。”

“是不是那个小名叫瑞元的孩子？”

“对对对。”姚老先生接着说。

“那可是个调皮出名的孩子。”

“不错，在我教的孩子中他是调皮第一，还应该再加上一句话，也是聪明第一。我们不能一叶蔽目，不见泰山啊！”姚老先生凭着三寸不烂之舌，把毛鼎和说得直点头地说是是是。

姚老先生又乘势进攻道：“在溪口，蒋家曾是大户人家，莫同一般，蒋斯千、蒋肇聪曾为当地名流，溪口首富。可谓门当户对。瑞元虽说调皮但绝顶聪明，已经上学多年，算命先生更是有言在先，日后谋个一官半职岂不易如反掌。你这个岳父大人再也不是草民一个了。”

且说溪口蒋家，本来毛鼎和就与其有生意来往，经姚这么一说，毛鼎和开始动心，为慎重起见，他还借生意上的事亲自赶到溪口进行一番暗查。暗查结果，果然如此，对蒋家和王采玉，邻居都说不错。唯一不足之处，只是对瑞元有些微词，认为瑞元调皮过度，但没有吃喝嫖赌这些方面的问题。

他同意了这门亲事。毛鼎和是有眼光的，因为他找了蒋介石作为自己的小婿，在对女婿的才华和运气上他的估计没有错，毛福梅以后也是妻以夫荣；问题是出在女婿没有看上他的女儿，所以夫妻不可能长久。这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旧式婚姻下，是常有的事。以后，毛鼎和没有沾到女婿的好处，在毛福梅被蒋介石休掉后，他再也没有见过蒋介石。蒋介石对岳父不满，但对毛家人还是另眼相待，毛福梅的不少亲戚投靠蒋介石后得道升官。

于是选定吉日良辰，在1901年的冬春之交，蒋介石与毛福梅拜了天地，入了洞房。可是却在这时，新郎官不见了。这下可急坏了蒋母，马上派人去找。从前院到后院，从镇西到镇东，哪儿也找不到新郎官，急得蒋母直跳脚骂娘：“这个憨娃儿！”

无奈之中，蒋母只得派小女进了洞房，陪伴新娘说话儿。

日头落山了，夜幕笼罩着山镇。

蒋家洞房里的松油灯闪着昏黄的光。

新娘毛福梅坐在床边，心里有一团百思不解的谜；是不是新郎官不满意这门亲事逃跑了呢，还是……尽管陪伴的小妹再三解释，毛福梅还是眼泪哗哗地流着。直到吃过晚饭的时候，才见一个顽皮的孩子，被婶婶大娘推进了洞房，而后门“砰”的一声被反锁上了。

这时，新娘才如梦初醒，原来这才是真正的新郎官！新娘害羞地扫了一眼新郎官，立时像触电一般惊骇了：此人分明是个玩兴正浓的孩子，他左手拿着一把木制手枪，右手拿着捡来的纸炮仗；上身穿着土布褂子，下身是裤子，裤带长了些，半截露在了外边；藕节般的两条小腿上沾满了星星点点的泥斑……新娘哪里知道，这新郎官是被人从稻田地里捉鱼时拉回来的。

当婶子、大娘们把他推入洞房，他扫了一眼新娘，吃惊的程度并不亚于新娘。新娘长得姿容秀丽，光彩照人。人贵有自知之明，他面对着菱花镜子，看看自己的模样儿，竟像是一个做错了事的小孩子，不知是站着好还是坐着好，连手也不知往哪儿放了。待了片刻，他冲着新娘“嘻嘻”一笑，随后泥腿没洗，衣服没脱，便像单身时一样，直挺挺地钻进了被窝，很快响起了香甜的鼾声……

坐在床边的新娘，面对着这位陌生的新郎官，不禁又惧怕起来，他和自己想象里的意中人是多么的迥然不同！要是早知这样，还不如一辈子不嫁人。她有些难过，又有些不解人生之谜：为什么要离开家？为什么要到这举目无亲的地方来？女人的命运啊，苦啊！她失声痛哭起来，泪水沾湿了胸前的梅花，沾湿了大半片衣襟。但泪水却冲刷不了她那满腹的愁思和忧伤……

窗外想听悄悄话的人都替新郎官捏着一把汗。有的人担心地走掉了，但也有的“愣头青”，偏不走，想要看出个究竟来……

1910年3月18日，毛氏为蒋介石生下一子，取名蒋经国。

父子情深

蒋经国是蒋介石与结发妻毛福梅生育的蒋家嫡传之子，也是蒋介石娶妻四房唯一的亲生骨肉。

蒋经国的降世颇具戏剧性，传言很多。由于蒋介石与毛福梅婚后感情一直不融洽，加上蒋介石长期离家在外，夫妻相聚的时日为数寥寥，所以蒋经国的身世在野史中被演绎得颇为神秘。

按照蒋经国的出生日期推算，1909年（清宣统元年）春夏期间，在日本振武学校留学的蒋介石回国度假，确曾同毛福梅生活过一段时间。据蒋介石留日同学林绍楷的后人说：当时蒋介石从日本回家度暑假，不愿与毛福梅住在一起，林绍楷做了许多工作之后，蒋介石勉强同意，这样毛福梅才怀了孕。林家这位后人由于世交关系，常在蒋家走动，有一次曾率直地对蒋经国说：“你是在我们林家的帮助下才出生的。”蒋经国听后笑而不语。

事实上，大多数人都认定，夫妻感情已经失和的蒋介石、毛福梅最后能够得子蒋经国，主要应“归功”于蒋母王采玉。

原来，相依为命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虔诚礼佛，笃信算命先生所言：“蒋氏贵子必得元配所出。”蒋介石从日本返国度假，滞留在上海，王采玉偕毛福梅前往探望。但是，蒋介石嫌弃“黄脸婆”，不肯与毛福梅同住。王采玉无奈只得软硬兼施，以“投黄浦江”来威胁，要求蒋介石与毛福梅和好。素以孝子自谓的蒋介石难违母命，只得留毛福梅在沪居住。不久，毛氏身怀六甲，而蒋介石返归了学校。

第二年春天，已返回家乡的毛福梅在丰镐房生下了一个男孩，这就是蒋经国。这时，蒋介石仍在日本，无缘亲践舐犊之情，直到第二年夏天，蒋经国一周岁多了，蒋介石托故假归，回乡探亲，才得以父子第一次相见。

蒋经国的出世，使蒋家的香火有人承继，令常年孤寂的王采玉、毛福梅婆媳欣喜异常，感到莫大的安慰，她们在蒋经国身上倾注了全部的爱心与宠护，望子成龙。蒋经国从小就受到严格的传统教育。

1916年，蒋经国5岁，开始在家乡接受启蒙教育。在溪口本镇的武岭学校学习。第二年，师从顾清廉。顾清廉，一生靠砚耕为业。过去教过蒋介石，现在又教蒋经国，誉为“二世治教”。在顾清廉之后，蒋介石又为蒋经国延聘了塾师王欧声。从1916年到1922年，蒋经国接受了整整六年的传统文化的教育，顾清廉对他的评价是：“天资虽不甚高，然颇好诵读。”

蒋经国幼年所受教育的模式，几乎就是父亲蒋介石当年的翻版。蒋经国曾回忆道：“父亲指示我读书，最主要的是四书，尤其是《孟子》，对于《曾文正公家书》，也甚为重视。”

不久，由于蒋介石的坚持，蒋经国曾离开溪口镇到奉化县城锦溪学校读书。

后来，由于毛福梅舍不得蒋经国长离膝前，将蒋经国从县城召回，惹得蒋介石大发脾气，认为毛氏“妇人短见”，骂她耽误蒋经国的前程。

1922年，蒋介石不顾毛福梅的反对，把蒋经国接到上海读书，先入万竹小学读四年级，毕业后，蒋经国又考入浦东中学，继续接受教育。这时，蒋介石的政治活动重心已移至广州，于是，他便委托蒋经国的塾师王欧声和姑丈竺芝珊监护蒋经国读书，缺钱“则向舜耕及果夫哥哥取”。

虽然，蒋介石长期不能亲自在蒋经国身边施教，但他对儿子学习的督促却从不懈怠。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差不多每隔十天半个月，就可收到父亲寄来的家信，从日常生活、为人处世到功课学业，事无巨细，蒋介石无不过问。

蒋经国在上海读书期间，正值中国社会大变革的动荡年代，新思想、新观念无时无刻不在冲击着求知欲正旺、可塑性正强的蒋经国，同许多激进的爱国青年一样，蒋经国的思想境界不断发生着变化，开始投身到大革命的洪流中去。

1925年，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突发，蒋经国也走出课堂，参加到上海全市各阶层人民的反帝示威游行的行列中，而学校当局竟以“该生行为不轨”为由将他开除。蒋经国气愤难平，离沪北上。经蒋介石介绍到北京国民党元老吴稚晖所办的子弟学校——海外补习学校学习俄文。不久，又因参加反对北洋军阀的示威游行，被北京警察局关押两周。获释后，他便于同年8月南下革命发源地——广州探父。

到广州不久，蒋经国便听说黄埔军校在选拔一批学员赴苏留学。能有机会到世界革命圣地去接受革命的教育和熏陶，对于当时的蒋经国来说是一件再向往不过的事情。于是，他就向父亲提出留学苏联的要求，起初蒋介石并不同意，可后来在蒋经国的一再请求下，蒋介石出于对儿子的疼爱才勉强同意。

1925年10月19日，蒋经国由广州乘坐苏联轮船前往莫斯科。与蒋经国同行的有30名国民党要员的子弟，著名的有：廖仲恺之子廖承志、叶楚伧之子叶南、于右任之女于芝秀及女婿屈武、冯玉祥之子冯国洪、之女冯弗能等。

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后，蒋经国学习刻苦、勤奋，各方面表现都非常活跃。再加上他的特殊身份的光环，年仅15岁的蒋经国就引起了学校苏共党支部的重视。不久，他被批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

蒋经国所在的团小组长就是邓小平。

邓小平的年岁比蒋经国要大，革命的经验又很丰富，工作的能力有目共睹。而且，小平性格爽朗、活泼，又很健谈。因此，蒋经国和一些同学非常喜欢和邓小平在一起。一方面他佩服小平，视小平为他学习的榜样；另一方面他非常喜欢听小平讲他们在法国的革命经历，讲他们如何开展革命斗争，如何进行秘密工作，如何与法国警方周旋等等。又由于两人个子都比较矮，排队的时候经常是肩并肩并排站在最后，所以接触的机会就比较多。渐渐地两人成了朋友。

莫斯科的冬天是非常美丽的，皑皑白雪将古老而庄严的克里姆林宫等典型的俄罗斯建筑物，装点得像一座座水晶宫。漫步在莫斯科宽阔的大街上，犹如走进了安徒生的童话世界。邓小平、蒋经国经常会邀上几个朋友一起到街上散步。边走边聊，很是开心。

有一次，蒋经国突然问邓小平：

“你们为什么老围着一条大围脖呀？多累赘啊？”

原来，邓小平与傅钟、任卓宣三人同在法国留学，又同时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三人虽性格迥异，关系却很亲密。在许多场合，三人经常同时出现，而且脖子上总是都围着一条蓝白道相间的大围脖，非常扎眼。

见蒋经国好奇，邓小平拿起飘在胸前的围脖的一端说：“你可不要小瞧这围脖，在法国，它可是无产阶级的标志啊！”

一听是无产阶级的标志，蒋经国更加不解，瞪大了眼睛：“噢？什么无产阶级的标志？”

“那当然！”邓小平的语气中充满了自豪，“在法国期间，资本家剥削得我们吃饭都吃不饱。为了能填饱肚子，我们经常会去当清洁工，干一些如捡马粪、扫大街的体力活。干一天能挣出一个星期的花销来呢！”

“是吗？清洁工的工资这么高啊！”蒋经国接着问。

“工资高是因为没有人愿意做这种活呀！清洁工作是又脏又累又没有什么技术，还时常会遭到有钱和没钱人的白眼和侮辱，当地人稍微有点钱的，是不屑一顾的。因此，只有出大价钱才能使一些人放下架子，不顾所谓的什么‘脸面’的去做。

“当时，我们留学生中，很多人因饥饿而死。为了生存，谁还顾得了那么多。所以，起初，我们做清洁工只是为了能有口饭吃。后来，慢慢的我们的生活好一点了，也学习了马列主义思想。我们才逐渐认识到，当清洁工没什么丢人的，清洁工和其他的知识分子、工人阶级是一样的，都是无产阶级的一部分，都是劳动大众一分子，而且是最最基层的工作。因为从事了这样的工作，我们是应该引以骄傲和自豪的。

“法国的清洁工每人都有这样一条围脖，所以，我们就一直戴着它。”

邓小平边说边抚摸着胸前的围脖。

“原来如此啊！”

蒋经国没想到，他这样一个简单的、带有玩笑性质的提问，竟然牵出这样一段感人的故事。

他发现他越是走近邓小平，了解邓小平，对邓小平就越发敬畏。他感觉眼前这个不起眼的小个子，虽然只大他6岁，但是他的内涵却丰富得像一本永远读不完的书。可以想象得出，邓小平的经历和思想对蒋经国的这段经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但是，谁会想到，若干年后这对昔日的同窗好友，居然成了政治舞台上的对手。

后来，由于蒋介石在国内的恶劣行径，蒋经国被迫滞留苏联12年。这12年中，他被下放到工厂、农村接受锻炼，度过了一段艰苦的生活，但他始终保持了坚强而乐观的生活态度并坚守着共产主义的信念。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蒋经国还公开与蒋介石断绝父子关系，这使得蒋介石多少有些气愤。

但毕竟父子情深，在蒋经国历尽磨难回到蒋介石身边后，亲情的力量，使蒋介石原谅了儿子。

第二章

人生知己

邂逅陈其美，改变人生路

且说蒋介石没有沿着父辈指引的路——“读书—科举—做官”走下去，到1906年，他尚武报考了保定军校。

这时的中国，已变得衰落下来，昔日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装入了列强的炮膛，我们祖先发明的指南针也装入了列强入侵我国的战舰，列强的战舰和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顷刻间中国成为列强的殖民地。

19世纪后的中国，国衰力微，可谓宛如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被西方近代发达工业国家的蒸汽机车远远甩在历史的后头。

国将不国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不愿做亡国奴的惊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面对着清廷的软弱无能，少年的蒋介石和其他同学一样举起了小拳头：国家这般受欺，百姓这般遭难，我们要奋起，洗雪国耻，重振国威。

于是蒋介石不再满足于崇文而是尚武，在其母亲的支持下，报考了留日军校学习。按照姚宗元老先生的说法：“要抵抗外国列强，武备不可缓。”

一个晨曦满天的早晨，母亲泪水涟涟，19岁的蒋介石踏上了东瀛日本的求学经历。与他同去的还有张群、杨杰、王柏龄、马晓军和陈星枢等。

开船了。蒋介石站在船头，向送行的母亲使劲地挥手。

蒋介石挥手应道：“船上风大，回去吧，母亲。”

在日本军校，蒋介石有两个“不能忘”：一是邂遇陈其美，二是陈其美讲给他听的两个动人动情的故事，即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和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国分忧的故事。就是这两个故事让蒋介石永记心中，激励他学习，时刻记住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闲散时间，别人游山玩水、会亲访友，他却如饥似渴地苦学，腊梅开放，喜鹊登枝，苦去甜来，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再说陈其美东渡扶桑，先入警监学校，后入东斌军事学校。当陈其美在东京就学时，孙中山的东京同盟会刚成立不久，为壮声势，正在街头散发广告，招兵买马。这一天，陈其美上街买袜子，与散发传单的孙中山不期而遇，于是他加入了同盟会，后来成为了孙中山的左膀右臂和最信任的人。

蒋介石与陈其美的邂遇是在1907年的秋夏之交。据《民国两兄弟》一书中记载：

一日黄昏，陈其美在校园里散步，看见一位陌生的青年在树下舞剑，一招一式，甚为认真。上前一打听，才知那青年叫蒋介石，浙江奉化人，是清廷官派的留学生，目前正在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里读书。陈其美见蒋姓同学相貌清奇，谈吐不俗，又是学军事的，很想与他结交。

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陈其美发现蒋介石为人做事都极投自己的脾性，禁不住江湖豪气勃发，提出了拜把子结盟的要求，有酒同饮，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结盟那天，两炷香插上，八支蜡烛点亮，兄弟相敬如宾，跪在红地毡上，举杯邀天敬地，同发誓言。

参加结盟者除陈其美、蒋介石以外，还有黄郛。三人互换了兰谱，陈其美居长，黄郛其次，蒋介石最小。事后，蒋介石特意把结盟的誓约刻在宝剑柄上，送给大哥、二哥，誓约云：“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这段誓约后来也确实成为他们兄弟共勉的准则。

1908年初，经陈其美介绍，蒋介石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成为会内各项工作的积极参与者。在同盟会中，蒋介石的资历不算深，因为此时同盟会已成立3年，而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已成立11年。1910年6月，孙中山经檀香山到达日本，经陈其美引荐，孙中山先生召见了蒋介石，应该说这是两人的首次会面。

会面后的这一晚上，蒋介石睡不着觉了。他在回忆录中写道：“我还牢牢记得，总理说革命党的青年，应该不计名位，而要为革命任务牺牲、奋斗。美国建国有英雄华盛顿，也并不是他一个人的力量造成的，而是由千千万万无名的华盛顿共同奋斗，为他们的领袖华盛顿牺牲而造成的。我们的革命者，不是要成为有名的华盛顿，而是要成为无名的华盛顿——无名英雄。我听了这个训示以后，就立定了志愿，要实践这个训示，决不辜负总理对党员的斯勉。”此次见面，孙中山先生对蒋介石的印象很好，把他当成最可信赖的人。蒋介石也通过孙中山先生看到了革命党人的前途，把追随孙中山当成自己的毕业追求。这种政治投资，后来给蒋某带来巨大的政治效益。

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第一声枪响源自武昌城头，八方响应。黑夜中的武昌城炮火隆隆，火光熊熊，杀声冲天。衣衫各异的民军挥动十八星旗高呼“共和”，从各个角落，潮涌一般，汇聚一起，直到江岸。大江扬波，掀起了辛亥革命的狂潮，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正在这个特殊时期，陈其美电召蒋三弟回国，襄助革命。当时，蒋介石正在日本高田野炮兵第十三团第十五联队服役。他接到电文后，二话没说，立即找部队长请假，只获得48小时的自由。部队长告诉他，假如不能按时归队，将以逃兵罪惩处。蒋介石见正规的途径已被堵死，情急之下，索性脱去军装，换上和服，再请人将衣物和军刀送还部队，以表达自己不可动摇的归国决心。他以个人仕途换取忠诚情义的壮举，当时曾让陈其美感动不已。

当时，陈其美为策应武昌起义，奔波江浙一带，风餐露宿，胃病复发，他刚吃下药，他的义弟蒋介石就推门而进：大哥，是你找我？陈其美点点头，示意他到身前坐下。蒋介石坐稳后，陈其美问，杭州方面的起义准备得怎么样啦？蒋介石见陈其美的脸色蜡黄，不忍心地说：大哥，今天你脸色不好，我改期再汇报吧。不——陈其美坚定地说。

话说蒋介石正要汇报，一位少年推门进来。

陈其美忙向蒋介石介绍道：“这是我的大侄陈果夫，现就读于南京陆军四中，正在南京组织义举活动。今后你要多多帮助他。”

蒋介石打量了一番陈果夫，高条条的个头，白白净净，一表人才，道：“与我那经国儿差不多高。”

陈其美接着又说：“果夫侄，这就是我给你哥俩常讲的义弟蒋介石。在日本留学时，我和他，还有黄郛，是真正的桃园三结义，生死与共。今后他也是你的叔叔啦，快给叔叔敬礼！”

这时，陈果夫双脚一并，右手抬起，向蒋介石敬了个标准的军礼。

“这个侄我收下了！”蒋介石哈哈地笑了，笑得是那样开心。

在陈其美指示和领导下，蒋介石回故乡带领敢死队光复了浙江省城杭州市。蒋介石凯旋上海后，这时上海也被陈其美光复了，上海大都督陈其美接见了他，大加赞许：“劳苦功高。”遂被陈其美任命为沪军第五团团长。

暗杀高手

不久，风云突变，辛亥革命的成果被袁世凯篡夺。

当孙中山先生因为国民党主要领导人宋教仁被刺杀，而从袁世凯所高呼的“孙中山先生万岁”声中清醒过来时，发动了讨袁“二次革命”，誓与袁贼血战到底。

在孙中山“二次革命”的呼号下，哗啦啦一批旗帜举了起来：

1913年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声言江西独立，公开打出“反袁讨袁”大旗。

7月14日，革命党主要领袖黄兴先生由上海赶赴南京，强迫江苏都督程德全宣布江苏省独立，声言倒袁。

7月16日，陈其美宣布就任上海讨袁军总司令。19日宣布上海独立。

……

有反抗就有镇压。

袁世凯一看大势不好，尤其是上海方面，更使他如坐针毡。为了加强对上海的控制，急命郑汝成任上海镇守使，同时重金收买了海军司令李鼎新。

这时，蒋介石在故乡溪口，辛亥革命失败后，他正在做赴德留学的准备，看到二次革命起来后，马上回到上海，经不住孙中山的几句劝说，便改变了赴德留学的想法，跟随陈其美在上海组织讨袁的军事行动。

蒋介石向陈建议：上海制造局是敌人的咽喉，占领了制造局就等于控制了大上海。陈其美听从了蒋的建议，决定7月22日晨，攻击上海制造局。

晨曦中，三发信号弹腾空，革命军在陈其美的指挥下，发起了对制造局的总攻战斗。谁知敌人早有准备，一连两天，战斗毫无进展。这时蒋介石又秘密化装到了龙华原属自己五团旧部，亲临指挥战斗，终因海军支持郑汝成，炮火强大，兵力稠密，不得不撤出了战斗。临撤出战斗时，蒋介石狠狠地骂道：“郑汝成，等着吧，先胖不算胖，后胖压塌炕！”就这样，上海讨袁失败，陈其美、蒋介石远走日本避风。

在樱花开放的日本，蒋介石再次受到了孙中山先生的召见，27岁的蒋介石犹如再次充了电。为了庆祝革命党成立和向袁贼示威，蒋介石再次领命前往上海，参加陈其美发动的起义。蒋介石返回上海，密谋了方案。炮声还未打响，革命总部便被摧毁，不少组织者被捕。蒋介石是幸存者，死里逃生。已逃亡日本的蒋介石成为第一个通缉对象，袁世凯称：“此次谋乱，系蒋介石代表孙文主持一切，伪示地图及款项均由蒋介石受孙文伪令给付。”这是袁世凯唯一的一次如此重视蒋介石的地方。

1915年10月，陈其美再次秘密回沪，在孙中山的讨袁宣言的感召下，决定再次行动，并电召蒋介石离日回沪，共商义事。常言道：打蛇打七寸，擒贼先擒王。两人决定先除掉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以报上海二次革命失败之仇！两人握手后，蒋介石领命而去。

且说这天是10月15日上午，晴空万里，风静天蓝，郑汝成镇守使官衙门前，已备好一台八角大轿，要送郑前往日本领事馆祝贺日本大正天皇加冕成功。上午9时，郑汝成手拿荷叶扇出门，上得轿中，悠然自得。途行外白渡桥头，忽然，三名蒙面大汉从桥墩下蹿了出来，不由分说，上得桥来，对着郑汝成胸口就是一刀，白刀子进红刀子出，郑汝成一命呜呼！而那一位勇士，没有来得及躲藏，就被清兵包围被捕。

郑汝成被刺成功，极大地鼓舞了蒋介石，实现了他那“先胖不算胖”的誓言。

12月初蒋介石又起草了《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准备夺取海军军舰和陆地炮台，占领上海制造局。本来12月5日开始起义进行得较为顺利，岂知已被争取过来的军舰“肇和号”和制造局之间缺少有效联络，攻占制造局的战斗宣告失败，另外蒋介石具体指挥的进攻警察局、工程局的战斗也先后失利。在警察的搜捕中，蒋介石的住处被发现，他和一起策划起义的邵元冲等人跳窗而走，幸免于难，不少勇士牺牲。

陶成章是浙江绍兴人，义和团运动时，22岁的陶成章两次计划刺杀慈禧太后未成，以后一直从事反清秘密活动。1904年10月，在上海和蔡元培等人一起筹组光复会，成为中国近代资产阶级的又一个政治团体，以后利用光复会组织过多次反清武装起义。1910年他又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会，与同盟会有公开对立之势，公开反对孙中山。同时他又借孙中山拿日本人的一万五千元的事，大造舆论，如何如何品质败坏，掀起了一场“孙中山风波”，闹得满城风雨，唯恐天下不乱。据《国父年谱》（增订本）1907年条下记载：

清廷以革命风声，震撼中外，甚为悚惧。又以萍、浏之变，及长江方面累次破获党人，已知革命策源地日本东京。乃命驻日公使杨枢向日政府交涉，要求驱逐先生出境。日政府一面迁就清政府之请，一面亦欲示好于先生，探得先生有事于两广云南，不日离日，其外务省转托私人送程仪，开饯宴，殷勤备至。并以五千元相馈。东京股票商铃木久五郎亦馈赠一万元，藉示好感。先生不得已从之。即偕胡汉民暨日人萱野长知、池亨吉等离日南游……

先生接受日政府馈金，因未经众议，故离日未久，同盟会员章炳麟、张继、宋教仁、谭人凤、田桐、白逾桓、日人平山周等即大起非议，而炳麟尤为激愤，竟将《民报》社所悬先生像除下。及潮惠、钦廉军事相继失利，反对者日众，炳麟等复提议免去先生总理职，而以黄兴继任。独庶务干事刘揆一力排众议，因与张继互殴。其所刘光汉复提议改组本部，日人北辉次郎、和田三郎等主张尤力，亦以揆一反对而止。揆一以党内纠纷日甚，乃移书冯自由、胡汉民，请就近劝告先生，向东京本部引咎罪己，以平众愤，引万方有罪在予一人之古语为譬。冯、胡然其议，联名函请先生采纳。先生得书后，谓诸同志皆热血青年，在无事时自不免易生事端，此种党内纠纷，惟事实足以解决，绝无引咎之理由可言。黄兴亦致书东京同志，谓宜倾心拥护先生，万勿举己为总理，而陷于不义……

这一反孙中山风波，延续到1909年，更加白热化。同年9月，陶成章等发布《七省同盟会员意见书》（又名《孙文罪状》），文中列孙中山罪状多条，说孙中山借革命猎取名誉地位，“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认为“恶莠不除，则嘉禾不长”。要求同盟会总会开除之，改选总理。黄兴对此，极力抵制，陶成章乃将该公函在中外各报发表，自云与孙中山“已不两立”。

陶成章这一“已不两立”，不是说着玩的，他真的着手自己去革命了，不跟同盟会扯在一起了。1910年1月，他成立的光复会东京总会，以章炳麟为会长、他自己任副会长，大力展开了革命运动。

陶成章的举动，显然他的光复会死友徐锡麟给了他极大的启迪。徐锡麟早在光复会与同盟会合并的时候，就拒绝加入同盟会，因为他看不起孙中山。后来徐锡麟自己去革命了，以一做作宣传，完成了伟大的殉道。这一不合作主义，当然深深地影响了陶成章。陶成章在徐锡麟殉道后拒绝同徐锡麟看不起的人合作，当然是别有深意存焉。

辛亥革命爆发后，陶成章在江苏和浙江等地号召旧部响应起义，浙江军政府成立后，他和陈其美展开了浙督之争。但是随着革命的短暂成功，陶成章对同盟会和国民党的成见不断加深，特别是对陈其美的不满越来越多；而陈其美对陶成章的所作所为的意见也越来越大。对陶出任的浙江都督一事，陈其美无论如何不能接受。蒋介石念及与陈其美的友谊，怀着知恩报恩的思想，于是，派出凶手王竹卿将正在住院治疗的陶成章暗杀。

对陶成章的被杀，同盟会的领袖们悲痛万分，他们没有忘记陶成章为推翻清王朝所作出的杰出贡献。孙中山表示一定要追查凶手，陈其美的都督府也不得不公开悬赏1000银元捉拿凶手。在这一背景下，蒋介石不得不第三次赴日避风。

暗杀郑汝成，刺杀陶成章，说明蒋介石是一位暗杀高手。同时也事实确凿地说明蒋介石是一位追求效果的革命者。

陈其美中弹身亡，蒋介石舍命收尸

“肇和”起义失败后，陈其美、蒋介石、陈果夫等人再次逃往日本。在那里总结经验教训，以待东山再起。找出失败原因有：一是革命军并没有同时占有“应瑞”、“通济”两舰，致“肇和”有孤立之势，而卒遭两舰攻击。二是担任陆上各方面攻击之敢死队等，武器只有手枪、炸弹，不能与正式军队之枪械抵抗。三是总部机关被破坏后，各方联络中断。四是陆军方面不能确实响应，是因为无根据地凭借。

通过总结教训后，也对这次起义的意义做了正确的估价：起义虽然失败，但是影响深远。不仅影响到全国，也影响到世界。在国内可以打破袁世凯种种欺骗性的宣传，纠正袁世凯认为兵力能够镇压全国的错误，同时在本党中间，也因此重新鼓舞起各同志积极的勇气，在各处做种种发难的准备。

经过全面整顿，如果说昔日的逃亡者个个颓唐，则今日组织健全，纪律严明，人心一致，同仇敌忾。无疑又成了一只“下山虎”，令窃国大盗袁世凯大为不安。

再说，身登龙椅、黄袍未加身的袁世凯，自“肇和”举事后，得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东山再起的信息，当夜就失眠了，这无疑是他实现皇帝梦的一大障碍。于是连忙召集大臣密谋一番，既然武力鞭长莫及，最好的办法就是金钱收买、分化瓦解。方针既定，派谁去做这件事呢？他想到了蒋士立，此人与革命党关系甚密，又是自己的亲信，是个“两栖”人物，万无一失。于是召来蒋士立，面授机宜一番，当场送款50万，作为这次的活动经费。蒋士立见钱眼开，也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向主子表白一阵，翌日便登船去了日本。

在驻日公使陆宗舆的配合下，一幕诱人上钩的把戏上演了。

不多日子，一则新闻就在革命党内部传开了，袁政府派员携重金来日，为留日人员办好事：一是资助回国，予以政治地位；二是在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三是资助留学，为国公派。即日起，凡留日人员均可任意选择登记。

这一招真灵，果然有人上钩报名，愿意回国做官。

革命党内部对此认识不一，莫衷一是。

有阴谋就有反阴谋。孙中山、陈其美及时召开会议，研究防范对策。湖南籍年轻党员吴先梅主张以牙还牙，先斩掉魔爪——蒋士立再说。

“杀掉蒋士立！”大家立即赞成，称绝称妙。

暗杀蒋士立，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

这天雨大，蒋士立没有外出宣传，只身一人在屋内，起草电函给国内袁大总统，申请邀功请赏之事。恰在此时，急促的电话铃声响了。蒋士立操起听筒：“啊，是吴先生，外面大雨倾盆，有什么事啊？”

“上次见面后，我已做了工作。我手上现有一份关于革命党的机密要件，趁雨夜，想给你送去。为防意外，我就不上楼了。你在宅门等候！我10分钟内到达面交。”

“那好。”蒋士立正做升官梦，也不多想，就答应了对方。尔后，草草将信画了句号，便匆匆下楼等候。

果然，10分钟内一个冒雨举伞的不速之客在幽暗的灯光下出现了，渐渐地向宅门走来。

“你好，蒋兄！”

“你好，吴先生。”

“文件我已带来。”

“那好。”

吴先梅佯装从手提包内取文件，结果取出了手枪，黑色的枪口对准了蒋士立：“我是革命党，明年的今日是你的周年！”

蒋士立一时目瞪口呆。

“啪！啪！啪！”吴先梅手疾眼快，对准蒋士立连开三枪，蒋应声倒地。

吴先梅收枪而走。

袁世凯得知此事，大为恼火。

魔爪被斩，党心大快。

接着，作为中华革命军总司令的孙中山，为扩大战果，又令陈其美赴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部；令居正赴青岛成立东北军部；令胡汉民赴广州，成立西南军部；令于右任赴陕西，成立西北军部；令夏重民、胡汉贤去加拿大，组织华侨讨袁敢死队，机关设在《新民国报》社，还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会埃德蒙顿成立军事社，训练队伍。报名参加的有五百多人，孙中山得力副官马湘就是在这时参加革命队伍的。后来华侨讨袁敢死队又奉孙中山电召，在团长夏重民的率领下，开往日本横滨。经过五个月的训练，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部指挥，准备进攻济南。至1915年冬末，中华革命党除部分党员在南洋筹饷外，多数党员已潜入国内各省组织中华革命军分部，进行联络策动工作，讨袁战火开始蔓延全国各省。

革命党人在国内一些城市四处出击，举行暴动、暗杀抑或策动兵变等，使袁世凯的地方军政爪牙如坐针毡，惶恐不安。

陈其美在上海积极组织讨袁活动引起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他决定以牙还牙，于是，一场暗杀陈其美的阴谋开始了。

其实，从“宋（教仁）案”以来，袁世凯一直不断派人跟踪陈其美，前后共派了六七批人。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接到北京一位朋友的来信，说袁世凯忌恨陈其美比忌恨孙中山、黄兴还要厉害。嘱托陈其采赶紧转告陈其美，行动务必十分秘密谨慎。恰在这时，陈其美办事极不顺利，经济也越来越困难，各方面的事情又十分繁忙，日夜难得休息，心情既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坏，形容枯槁，疲惫不堪。当他看到革命事业面临重重困难，护国运动各派蜂起，而上海的反袁斗争进展缓慢，心里十分焦急，他决心不惜冒一切风险也要搞到发动起义的一笔经费。这就使在上海的刺客们有了可乘之机。

土匪出身的张宗昌，原是陈其美的部下，后倒戈投靠冯国璋的门下。此人了解到陈其美的困境后，忙收买会党分子程子安，策划暗杀陈其美。

暗杀必须知底。

程子安一伙得知陈其美眼下经费紧缺，就设计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来引诱陈其美上钩。程子安设法找到革命党人王介凡，又通过王介凡找到陈其美手下一个亲信李海秋，让李去向陈其美游说：鸿丰煤矿公司有一块矿地，要向日商中日实业公司抵押借一笔款子，日商要求有人担保，鸿丰公司希望陈其美作保，借到款子后，以十分之四（20万元）帮助陈做革命经费。陈其美虽然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太妥当，但当时经费紧缺，正苦于没有办法，既然有此机会，就想冒险试试，便答应可以作保。李海秋就同陈其美约定了日期。这时很多革命同志也劝说陈不要去，可能有诈。陈其美说，没钱什么事也干不成，如是待毙，不如冒险一试。

5月18日下午，陈其美按时到萨坡赛路14号赴约。与此同时，袁世凯收买的凶手们，秘密地张出了罪恶之网，里里外外进行着周密的布置。程子安召集了一帮凶手，王殿章、王润章、王子连、潘甫庭等拿了手枪、石灰包分布在萨坡赛路14号周围的马路上，随时准备袭击。李海秋是这里的熟人，负责带路。程子安、王介凡、许国霖及一个日本人分乘马车前去与陈其美见面。杜福生租借了汽车、马车在门外等候，以便行刺后迅速逃跑。李海秋既是这里的常客，又按约定前来，门卫没有戒备。李海秋把许国霖带进来之后，就去请陈其美。陈其美随即下楼在客厅与客人相见，刚刚坐定，准备谈正事的时候，李海秋突然推说合同底稿忘了带来，必须亲自去取，说完就匆匆忙忙离席走了。陈知事情不好，正要退出，两个凶手冲了进来，拔出手枪齐向陈其美头部射击。陈其美连中几枪，倒地身亡。时年40岁。

陈其美遇刺后，孙中山丧失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他悲痛异常，但局势非常紧张，又不能亲临祭奠，更增添了孙中山先生的无限伤感。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间无人敢去认领尸体。唯独结义之弟蒋介石狂奔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义兄的遗体送往蒲石路（今长乐路）家中入殓，并亲自撰写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为陈送葬时，蒋介石哭得很痛。有人曾出一言：“英士与介石不枉兄弟一场。”

1916年11月20日，孙中山在陈其美国葬《致各总长各议员函》中充分肯定了陈其美：

平生事功，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卒以身殉，死义甚烈。

陈其美的去世，使孙中山失去了左膀右臂，使蒋介石失去了恩师，使陈果夫、陈立夫失去了父辈。“孙陈情结”、“蒋陈情结”自然不自然地也会传染给下一代，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从中受益不小，得到许多精神上的补充和慰藉。因此，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也由此非常起来，用两兄弟的口吻表述：公开场合里，他们称蒋介石为“蒋先生”；私下的场合里，则叫他“蒋三叔”。

第三章

上海职场

错位的职业军人

袁世凯妄想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众叛亲离。他手下的大臣，包括副总统黎元洪等接二连三地从他身边离开。袁世凯见大势不好，于3月22日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保住总统的地位。接着，他忧虑成疾，卧床不起。从推行“洪宪帝制”、龙袍加身到他病死，前后83天。他当了83天的闭门天子，登基大典尚未举行，就被全国人民从君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6月6日，北京传出袁世凯的死讯，全国人民无不拍手叫好，南方起义各省更是悬旗相庆，“三军雀跃，万众欢腾”。

消息传来，孙中山兴奋得彻夜难眠，夜半起来，手书任命蒋介石为东北军居正总司令部参谋长。好钢要用在刀刃上。因为当时东北军地处山东，离京都较近，易从根本上解决后患。

蒋介石奉命上任是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7月31日。第二天，他作为参谋长就出现在操练场上。

“报告蒋参谋长，二营列队完毕，请指示。报告人二营副张立为。”

“稍息！”蒋介石喊了一声，然后走近队伍前列，目光严厉，问道：“营长来了没有？”二营副张立为回答道：“营长家属昨天来队。”

“家属来队是原因吗？”

……

“你快把他给我喊来，我要见识见识他！”

“是，参谋长。”

等营副把营座从老婆的被窝拉过来时，蒋介石说话了：“你身为一营之长，应该身先士卒。撒泡尿照照自己，你还是只野性未退的光屁股猴子！”

“是，参谋长，我错了。”

“下不为例。再撞到我的枪口，我就要撤职查办。”

“是，参谋长。”

“操练吧！”

霎时间，步伐整齐，口号震天。

蒋介石望着一队队士兵从他身旁走过，脸上露出了笑容。

应该说蒋介石在任内，还是很尽心尽力、认真负责的。他每天都写军中日记，记载他于职中每天忙于修改操法，整顿队伍，并到师、团制定军训计划和设施。增设军医科，各师、团设军医编制等。他是走到哪儿说到哪儿，尤其是他眼中不能看到问题，看到问题就要点名批评。他又向总司令提议“代理总司令命各队出操时，须先施5分钟柔软体操，以练筋骨”，大有喧宾夺主之势，按士兵们的说法：“这个蒋参谋长不知道自己官有多大了！”等到他在军任期13天的时候，他的军中日记写不下去了，有人告了他的状。

大概因为锋芒毕露，得罪了同僚，并为同僚所不容。而蒋又盛气凌人，目中无物，则矛盾日益激化，遂于8月12日奉命离开部队。此次共上任13天。不久自京归沪，一方面主持东南党务、军事，一方面经营上海证券交易。后来有人戏说：“看来，孙先生没有把蒋看透，他是当司令的料，却让他当了参谋。”

对此事，后人有记载：

（蒋）性倔强，躁而易怒，偶不惬意，辄暴跳如雷。处事则往生偏执一见，无他人之地，故同僚……常表恶感……众不能忍，群向孙先生告发……不得已，乃悄然引去。

证券交易初试身手

蒋介石1916年离开军队只身回到上海，从事投机证券的行业。

一干就是六年。

只不过后四年他离开上海去了广州，而其业务交由陈果夫代其处理。

当时他们的合伙人的牌号叫“恒泰号”，资本有35000元，1000元一股，共35股。股东总共17人，张静江本人5股，全家合起来共13股。因此，张静江的侄子秉三，为“恒泰号”经理。蒋介石4股；戴季陶2股；陈果夫1股。蒋之4股，是张静江代他交的，他本人则一无所有。他们和日本某企业共同组织“协进社”，进行证券交易。这种交易活动，蒋介石一直干到1922年。

话说当年蒋介石来上海不久的一天清晨，陈果夫正在信房里写信，蒋介石走了过来，陈果夫停下笔来：“三叔无事不登三宝殿。找我有事？”蒋介石回答：你说对了，找你是有事。请你跟我出去一趟，我们单独谈。陈果夫问，什么事这么神秘？蒋介石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们找到了一家僻静的茶馆坐下来，首先蒋介石向陈果夫通报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要经商”的最新指示。原来，孙中山分析了革命屡起屡败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为此，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奔波于国内外，其主要精力是筹备资金。历次起义的教训告诉他，革命精神与金钱比较，他更是缺少金钱。时值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多多，今后革命经费应由华侨们捐款转移到自己兴办实体企业，比如像交易所等行当。在孙中山的指示下，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已经示范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张静江，包括蒋介石也都入了股。虞洽卿为董事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周骏，此人是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听后扑哧笑了，道：“什么孙总理的指示啊，蒋阿叔，看来你是奔我的钱袋来了。”蒋介石也笑了：“你说对了，你袋里没钱我还不来哩！”

陈果夫想了想，说：“我只问一句话，三叔，这生意你做不做？”他知道三叔的精明，更相信三叔的判断能力。他相信三叔更胜于相信自己。

“能挣钱的事，我怎么不做呢？”蒋介石回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那里已有了我的股份。”

陈果夫听后又笑了，笑得那样灿烂：“为革命，你做我也跟！”

就这样，在晋安钱庄做事的陈果夫，本与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无大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游说下，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来。

陈果夫事后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54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随着交易兴隆，蒋介石也打了个经济翻身仗，他也获利多多，先娶妻（姚怡诚）后纳妾（陈洁如），又在上海、奉化购置两处寓所。为光宗耀祖，他还扩充了祖宅，兴建了牌坊，倡办了家乡小学。

蒋介石的母亲去世，孙中山写来了祭文。蒋母下葬时，陈果夫亲去溪口的白岩山，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祭文。令蒋介石感激涕零。

另外，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时，完全托付给陈果夫，包括零花钱都可以向哥哥要，不必客气。

到1920年年底，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获利270万元。除日商押款和保存的4万股应缴钱外，仍余32.5万元，全部归戴季陶、张静江和蒋介石所得。又4万股股票每股因涨价至120元，共值480万元之全部股金，亦全为他们三人所获，蒋介石就这样凭空发了大财。到1922年，蒋介石离开证券交易所时，得4万元到广东任职。

应该承认，蒋介石在证券交易所这段时间里，一夜暴富的他私生活颇欠检点。吃喝嫖赌，娶妻纳妾，无所不为。蒋介石次子蒋纬国就是在这时出生的。因为蒋介石生活腐化，蒋纬国的基因遗传始终是个不解的谜。传说很多，一说是蒋，二说是戴（季陶），包括蒋纬国自己也解不开这个谜。有一天，长大后的蒋纬国憋不住气地跑到戴季陶那里问：“我是谁生的？”

戴季陶一听笑而不答，走到桌子上取下一面铜镜，道：“你自己照照，像谁，不就清楚了吗？”

蒋纬国照后，摇摇头说：反正我不像蒋。

戴季陶随后又道，回家问你妈去吧。

蒋纬国又跑回家中，去问姚怡诚。姚告诉他，不用问了，你是蒋介石的儿子。尽管妈妈说了，他还是似信非信，他在努力地查找资料。果然在一堆日本资料里面，有一种说法最时髦，说蒋纬国是蒋介石和日本女人所生。再说这位漂亮的日本女人同时也与戴季陶保持着暧昧关系。据说蒋纬国是戴季陶与日本女人的私生子，因为戴季陶怕老婆，不敢认养，就由蒋介石交给姚怡诚抚养带大。对于后种答案，蒋纬国表示默认。

永泰失败之役

1917年7月14日，段祺瑞在北京复任后，拒绝恢复“约法”和国会，又有“西原借款”、“吉长铁路借款”、“第一次军械借款”、“第二次军械借款”等一系列的大借款，共计7592万元。这是一个庞大的数字。于是段祺瑞便把吉长铁路出卖给日本人。“乖乖儿，当年连袁大头（袁世凯）都不敢干的事，他段祺瑞都干了！”孙中山怒发冲冠，拍桌而起：“给我备船，我要护法去广东！”

孙中山说一不二，当夜乘“应瑞”、“海琛”等舰，偕同朱执信、陈炯明、章炳麟等人浩浩荡荡到达广州黄埔。25日，召开“非常国会”，决议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9月1日，孙中山当选中华民国大元帅。

为了迎合孙大元帅的北伐作战，蒋介石在上海把自己关在斗室，伏案两夜，搜肠刮肚，写出了洋洋万字的《对北军作战计划》，虽未被大元帅采用，但得到了大元帅的表扬。蒋介石并不甘心，接着又起草了《今后南北军行动之判断》。此稿还没有完成，他就接到了大元帅的电召，离沪赴粤，正好途中有时间，把《今后南北军行动之判断》结了尾。于1918年 3月10日到达广州，把此稿呈上孙中山，孙中山阅后大加肯定：我会考虑的。你这次来粤，我任命你为陈炯明总部作战科主任，也为炯明做个好参谋，建立好一支新军。蒋介石回复道：大元帅的话我清楚了，一定要尽心尽职。

看来，孙中山对蒋的军事才干是很信任的。蒋也不负重任，稍作休息两日，便到陈部就职，运用他的《今后南北军行动之判断》，帮助陈炯明重新拟定了《粤军第一、二期作战计划》。

好的计划得有好的将领实施。接着蒋介石作为总部作战主任，就前往一线督战。每到一地，他就讲解自己的作战企图和指导思想。黄冈留下他的足迹，潮安留下他的演讲，松口留下了他操炮的身影……他仍像到山东中华革命军东北军任职一样，积极卖力，敢作敢为。

5月9日，朝阳染红的东方，他赶到三河坝行营，传达了陈炯明的作战命令，打响了对闽军的第一炮。

炮火隆隆，闽军对这突然飞来的炮弹惊骇。片刻，闽军的阵地一片火光冲天，火光中不少人倒了下去……

然而就在这时，令蒋介石意想不到的事发生了：后院大本营“起了火”，发生了政变。广州护法军政府因唐继尧、陆荣廷有不同政见，极力反对孙中山出任大元帅而闹了起来。通过改组军政府案，实行七总裁制，降孙中山为七总裁之一，约束他的权力。孙中山一气之下，启程离粤。

那是一个北风呼号的傍晚，夕阳西下，一片乌云遮盖了夕阳的余晖，昏天黄日，几只乌鸦在榕树上泣声地叫着，着实让人伤感。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特来三河坝为孙中山先生送行。因为孙先生是他特别敬重的人。此时蒋介石见孙中山形容憔悴，又听宋庆龄诉说先生已瘦下去十多斤肉，蒋介石伤心得直掉眼泪，不时地讲：先生要多保重啊！国不能没有先生啊！留有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啊！

蒋介石的一番肺腑之言让孙中山动容：你也要注意啊。

蒋介石点头。

“前方情况怎么样？”孙先生问。

“不错，我们已接连打了三个胜仗了，攻克永定城在望。”

“好啊。祝你们成功！”

这天，孙中山与蒋长谈到深夜。孙中山于6月1日自汕头启程经台北赴日本，然后再由日本转道上海，开始了他的著书立说，旨在唤醒民众。回到前线的蒋介石亲自指挥作战，一天一夜就攻克了永定城的大门。用蒋的话来说，这也是为大元帅的送行。

同年7月9日，蒋介石拟定《第二期作战计划》，主题是先巩固潮汕，再兵分两路向漳州、福州挺进。蒋介石的计划，最后因为右翼军失利而没有成功，但是不管这类计划的可行性如何，蒋介石不断提出作战计划本身就是一种最好的说明，即蒋介石的军事才能要高于他人，起码他能不断思考部队下一步的趋向。所以说蒋介石早期能够不断地升迁，不断地向孙中山和上司提出自己的军事计划和见解，不断刺激大元帅和上司的头脑，这不能不说是个原因。

且说蒋介石的计划因7月18日粤军要地大埔失守而无法执行。30日蒋介石率军夺回大埔，但粤军内部一些将领开始埋怨蒋介石了，认为如今的失败主要“归功于”蒋介石冒险的军事计划所致。听到这些怨言，蒋介石一气之下离开前线回到上海，并向孙中山诉说遭粤军排挤的经过和是非，这是他第一次离开护法北伐的前线。

8月初，粤军开始反攻，31日攻克漳州，继续向厦门推进。

9月18日，蒋介石在孙中山、陈炯明和邓铿的催促下，返回漳州前线粤军总部，八天后升任第二支队司令官，司令部设在长泰，下辖有梁鸿锴、丘耀西统领所部共1000人。刚升官的蒋介石血气方刚，大吐狂言：“伏愿而今而后，战必胜，攻必克，统一中华，平定全亚，威震寰瀛，光耀两极，完成革命伟大之盛，皆自神灵所赐也。”

永泰，福州的门户。

蒋司令率部于11月19日向福州进发，浩浩荡荡，到达福州西南要地永泰县城下不顾陈炯明要其停战的命令，12月8日一口气攻陷永泰和汰口、葛岭等地，此时离福州只有60里之遥。原来李厚基向陈炯明求和，是缓兵之计，图谋部署反击，陈竟答应，故下令停战。蒋不听陈命，仍令梁、丘二将继续前进，逼近福州。但梁、丘二将已接到陈炯明的停战令，不再听从蒋的指挥。

这时李厚基于15日指挥五千余人反扑，两城相继攻占，蒋介石措手不及，在所部全部自行后撤的情况下，只身逃出泰城，狼狈不堪。他坚持6年的日记和平时最喜爱、画满记号的两部兵书《巴尔克战术》和《战争论》也来不及拿。

应该说，这是蒋介石第一次在两军对垒的战场上遭到失败，他对战役做了一些像模像样的检讨。但是此次的失败主要是兵力差距过大，当时不管是谁指挥，最好的结果就是尽量组织有秩序的撤退，而不是像此次这样的逃跑。

1919年3月5日，永泰失败后一直闷闷不乐的蒋介石请假回到上海，这是第二次离开前线。

5月初，蒋介石回到前线。6月间，他写信给粤军参谋长邓铿将军，诉说第二支队中，没有人才，不能自选兵将，也不能如意整顿和革新；自己到粤军一年来一再受人指责，忍辱负重，特别是永泰失败以后，更是“诽谤交作，雌黄沸腾”。7月12日，正式上书辞去“第二支队司令”职务，时过不久又第三次离开前线回上海。

在沪期间，他两次与孙中山密谈，一再要求出国留学。10月3日，孙中山在和蒋介石见面时，十分看重蒋介石的作用，他语重心长地说：“为了重建革命党，必须要有军事方面的助手，如果让你远游欧美，长期留学，对革命阵营来说，实在是很大的损失。”这年10 月10日，中华革命党又恢复原名——中国国民党。同月蒋介石受孙中山之托赴日本看望友人山田纯太郎、萱野长智、头山满、秋山定浦、森福等人，这些日本友人都是孙中山革命活动的资助人，甚至还直接参加了中国革命者组织的推翻清王朝和北洋军阀的斗争。

1921年5月5日，驻闽粤军将把持多年的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后，邀请孙中山返粤，孙中山第二次回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革命形势峰回路转，出现了朝阳。

且说这一天，广州街头，10万市民进行了游行。孙中山总统检阅了游行队伍，随后和宋庆龄又参加了游行。

一个月后，游行变成了打仗。战火重起。

孙总统下令要打倒桂系军阀陆荣廷，于是北伐大军迅速攻占了内河港口梧州，接着直捣陆荣廷的老巢——桂林山城。恰在此时，一个人跳将出来，公开反对孙中山的北伐。他正是邀孙来粤的粤军总司令陈炯明。

第四章

追随中山

患难与共，忠心可鉴

早在孙中山发出北伐号令之前，蒋介石就预见到陈炯明必将叛变，就向总统建议，先平陈，然后北伐不迟。这也叫先清内患，再图中原。可是孙中山并未听取蒋的意见，总希望陈炯明回心转意，至少不为北伐大计找麻烦。蒋见己见不被用，心情闷闷不乐，自然又要以辞职表示抵触情绪。4月23日，蒋辞去第二军参谋长之职。孙中山则一再挽留，并动感情地对蒋说：“此时你若走，则我与汝为机能全失，人无灵魂，躯壳何用？”蒋闻之也自然伤感，乃暂中止辞归。后又终因对军队部署和大政方针无能为力，仍然辞职，于当夜离开广州。途中曾给陈炯明写信，执意劝陈服从孙中山和北伐大计。但陈叛心已定，劝亦无用。

果然不出蒋介石所料，陈炯明终于公开叛变了。

1922年6月16日。

这天，孙中山和夫人进入广州总统府，刚刚送走来穗看望宋庆龄和孙中山的大姐宋霭龄和侄女洛士文，夜半子时，反叛的炮声就打到了总统府。那炮弹似流星般带着呼啸，拖着长长的火尾，从四面八方飞往总统府。一时间，总统府周围成了一片火海。爆炸的炮弹震耳欲聋，随处开花，映红夜空；炮声、枪声、惊叫声、交战声汇成一片；狂风作祟，火苗作浪，使燃烧着的房间楼阁顷刻化为灰烬。

显然这是一场事先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叛。指挥者便是孙中山的信任者——粤军司令陈炯明。陈炯明在外围督战，命令尖刀分队一梯队一梯队地跟上。摧毁要点，使孙中山无藏身之处，连同夫人宋庆龄，一同全歼。并扬言漏网责任者，拿人头相见。

从第一声炮声响起，孙中山似乎有些清醒：在凌晨2时，他接过一个电话，说陈军将攻本府，催速整装逃出，即刻进入战舰，由舰上剿平叛变。电话刚放下，炮声即响。先是零星，后是遍地开花。

孙中山无比愤怒，他后悔当初没听蒋介石的话。这陈炯明已是今非昔比，恩将仇报，拿自己当炮灰。谈判说服已是梦想，消灭自己才是真心。人不顺道天行道，多行不义必自毙。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

接着孙中山指挥卫队，固守总统府，戡乱平逆，自己也做好了报忠祖国的准备：“如力不足，唯有一死，多少同胞战友先我而去，虽死无憾。”

这时，宋庆龄从容进屋，虽是万危之中，仍处变不惊，不失大家闺秀之风。面对着众人劝孙中山撤离，苦口婆心，场面感人肺腑。

“中山，你快撤！”宋庆龄也站到了众人的立场。

“庆龄，我们同走！”孙中山不放心。

“这样做目标更大更危险。”宋庆龄急说。

“那么你先走！”孙中山知道宋庆龄正怀着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的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怀孕。

“我求你了，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你答应我吧！”面对危急时刻，宋庆龄几乎声泪俱下。

外面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炮弹不时在周围爆炸……

“好，我先走！”孙中山终于应允下来。说完向夫人审视一眼，“保重！”接着又决定把自己的全部卫兵留下掩护宋庆龄，自己只带两位卫兵冲进了夜色中……

须臾，炮弹又落到房前，形势十万火急。此时，宋庆龄并不担心自己，更重要的是担心孙中山先生的安危。孙中山走后半个小时，忽又枪声四起，如炒豆般地向宋庆龄住宅射来。宋庆龄住宅是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半山腰，四周树木丛生，一条桥梁式的封闭过道，宛如一条空中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着由街道及住房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向宋庆龄住宅射击，高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宋庆龄异常镇静，示意卫兵暂不还击，因为四周漆黑，敌情不明。

黎明时分，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军对射。因卫队经过专门训练，个个都是神枪手，击毙敌人不少，也给其嚣张气焰以压制。敌人见枪射效果不佳，便用野炮瞄准向宅中轰击。突然一声爆炸，宋庆龄里间澡房中弹起火。此时，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誓与宋庆龄同生死。有一侍仆见势危难，从宋庆龄身边冲了出去，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击毙了不知多少敌人。这时，宋庆龄命令卫队停止还击，只留几盒子弹，等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强留已没有实质意义。这时孙中山卫队营长叶挺站出来向宋庆龄报告：“请夫人下山，不然我们都要全军覆没！”

卫兵伤残不少，皆劝宋庆龄下山。宋庆龄望着伤残的卫兵，从不流泪的她此时已泪水潸潸了。

在忠诚的卫兵掩护下，先是一阵机枪扫射，接着宋庆龄就离开了住宅。姚观顺副官长（孙中山的侍卫）在前带路，宋庆龄在后，两位卫兵掩护随之。突然间，正前方有机枪封锁扫射，头顶流弹飞鸣。姚示意宋庆龄卧倒，借以两旁夹板掩护，匍匐而进。行至夹板击毁之处，没有掩护，只好鱼跃而过，跟着就是一阵哔哔剥剥的枪声。在经过这一段之后，姚副官忽然高叫一声倒地，宋庆龄连忙过去一看血流如注，一粒子弹穿过他的大腿，击中一条血管。宋庆龄立即命两个卫兵把他抬着走。片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转身望去，刚走过的“空中长廊”已经落下山崖。这时，他们才感到：苍天有眼，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在枪林弹雨中，经过曲曲折折，最后走完这条通道而进入了总统府的后院。

这时总统府四周也是炮火连天，更为不便的是附近都是民房，所以房内的士兵不能向外射击。

宋庆龄示意卫兵把姚观顺抬进一间房屋，赶快包扎抢救。两个卫兵加快脚步，走进附近一间房屋，姚副官剧痛难忍，宋庆龄不忍相看，最令人感动的是姚副官还在安慰宋庆龄：“夫人，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自早8时至下午4时，他们一直处在炮火连天的地狱中。流弹不停地四射。留在房间的危险更大，宋庆龄决定再换一个房间。就在他们离开房后的顷刻间，一颗炮弹飞来，落在房顶爆炸。刚到的房间又是弹火冲天，这时，宋庆龄已准备随时牺牲。恰在这个当儿，一向恪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商议条件。宋庆龄的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保证宋庆龄平安。但是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宋庆龄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正在说话之间，前面两扇大门“哗——”一声打开了。敌兵一拥而进，宋庆龄的卫兵子弹已尽，只好将枪放下。四周这些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宋庆龄。登时就把她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挑开，大家便拼命地乱抢东西。她乘机逃开，直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出的士卒，又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幸而宋庆龄头戴着姚副官的草帽，身上又披着孙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来了一帮乱兵，宋庆龄一行只好穿东走西曲折地向巷里逃，这时宋庆龄再也走不动了，突感腹部剧痛，便对两位卫兵说：“我恐熬不过去了，请你们把我枪毙了吧！”万般无奈，两位卫兵一人架住一边肩膀扶着走……四周横列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居民，胸部中弹、断腿失臂地横列在街上的血泊中。

正走时，忽有一队士兵由小巷奔出，向他们这里射击。宋庆龄示意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跑过去，到别处去抢掠了。他们爬起来又跑，卫兵劝宋庆龄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宋庆龄看后要昏倒。约过了半个小时，枪声渐少、稀落，他们跑到一座村屋，把那上闩的门推开躲入。此时宋庆龄昏倒过去，醒过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宋庆龄烧热水，用扇子为宋庆龄扇风。一名卫兵出门去观察动静，忽有一阵枪声，卫兵中弹倒地。屋内的卫兵赶紧把门关闭。

枪声沉寂之后，宋庆龄化装为一村妪，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穿过一两条街，宋庆龄拾起一只菜篮及几根菜，便拿着走。也不知走了多少路，经过触目惊心的街上，他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过夜。这间屋子早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因为有嫌疑，但是宋庆龄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通宵闻听炮声……再后才欣然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这时宋庆龄知道孙中山先生已安全上舰了……第二天，宋庆龄仍旧化装为村妪，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革命同志替宋庆龄找一小汽船。宋庆龄与卫兵才到岭南，住进友人家。

在河上，他们看见满载抢掠品及少女的几只船，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宋庆龄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正巧宋庆龄离开广州那天下午，宋庆龄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晚上，宋庆龄终于在永丰舰上见到孙中山先生，真如死别重逢，化险为夷，孙中山异常高兴。

然而这时，危险并没有过去，随时都在威胁着他们。

叛军在监视着他们，炮弹不时地打到舰边。

6月16日，陈炯明的反叛、孙中山遇难的消息传到上海。这消息没让蒋介石意外，但他从中却悟出了一个道理，这也是中国人常说的一句话——患难之中见真情。我何不借此机会表现表现，在患难中支持他，万一他脱险，我这个总统的救命恩人还愁没事做吗？想到这里，他便向爱妾陈洁如辞行。

“这是很危险的，”陈洁如规劝蒋介石，“机会还有得是，你早不去晚不去，偏在这个时候，我看危险得很！”

“你真是头发长见识短，”蒋介石不悦，“你以为我此去一定活不成吗？反正到处没办法，碰碰运气，至少比待在上海孵豆芽强！何况大总统坐的是大兵舰，陈炯明又没有船，怕什么？”

……

蒋介石冒着连天的炮火到达广州，几经周折，潜到孙中山的座舰，倒叫孙中山怔住了：“你怎么来啦？”

“没想到吧！”蒋介石慷慨激昂，“知道总统有危险，所以不避艰难，星夜兼程，追随左右，担心总统啊！”

处在危难中的孙中山被蒋介石这番话感动得说不出话来。

“孙夫人呢？”蒋介石急问。

“她差点给机枪打死！是她最后一个撤离，是她保全了总统的命。”在一旁的侍卫老赵替孙说道，“卫士们弹尽援绝，便向叛军缴械，双方言明：一经缴械，对方就不再实施射击。”

“孙夫人好险！”老赵喘了口气，“双方讲好以后，对方马上变卦，卫士同黄副官、马副官护卫孙夫人刚离开总统府，叛军就开枪扫射，死掉不少人！叛军老是不见总统出来，于是进内搜索，才知道总统早已离开……”正说到这里，舰上空地一阵骚动，原来是外交总长伍廷芳、卫戍总司令魏邦平上永丰舰来了。蒋介石跟着大家进入会议室，前后左右站立戒备，商量了片刻，只见孙中山声色俱厉，指着魏邦平说道：“魏司令！你现在回去，把队伍集中在大沙头，策应海军，拦截叛军炮火！”

“是！”魏邦平离座站起，向孙中山敬了个礼，便下了小汽艇。

“伍总长，”孙中山站起来，“今天，我要亲自率领舰队，击破叛军！否则中外人士以为我已经丧失力量，而且也不知道我在什么地方。如果躲在舰上，潜伏黄埔，不尽职守，仅仅为我个人避难偷生着想，中外人士都会笑话我们的。”

炮声震撼着河流，震撼着舰身，远处白烟迷漫，火舌飞舞，山谷中响起巨雷似的回声。叛军一颗炮弹落在永丰舰船舷旁，水柱激到半空中，蒋介石心脏剧跳，双腿酸软，拉着孙中山的胳膊劝道：“报告总统，这里危险，赶快进去！”

“让开！”孙中山挣脱他那只手，正气凛然，传令舰长道：“目标正前方，敌炮车！”

舰队猛烈攻击着目标，叛军显然没有料到这一着，抵抗渐告微弱，终于冷寂。舰上的炮弹掠过长空，“轰轰轰”地在叛军中起爆，只见叛军抱头逃窜，狼狈不堪。魏司令的炮火又打了过来，孙中山的攻势胜利了！

这时，永丰舰加大速度到达了白鹅潭，因此四处有外国舰船停泊，陈军不敢再开炮，稍为安定，也可以等待北伐回师援军前来接济和解围。

“李舰长，快取出照相机，咱们和大总统一起留个影吧，欢呼我们的胜利！”蒋介石对舰长讲完，马上又跑到孙中山跟前：“报告总统，大家对总统的指挥有方非常感谢。我尤其愿意追随总统一辈子，舰长也说总统伟大，愿意和您一块照个相，作为胜利纪念，嗯，他已经在那里等了！”

“好吧！”孙中山整了整衣帽，阔步向前走去。

蒋介石喜上眉梢，忙不迭搬出一把椅子，让孙中山坐定，便立在他身旁，一手撑腰，照下了一张相片，喜得他一夜没合眼。待照片洗好，送到战报一登，从此蒋介石身份倍增，逢人便说：“瞧，我是孙大总统最亲信的人！”好一张政治资本照。

政治新星

阳光总在风雨后。

且说蒋介石这个彻头彻尾的政治投机商，他两面三刀，阳奉阴违。表面上对孙中山百依百顺，可是对下面群众却是傲慢无理，不可一世。平叛战争一结束，在孙大总统号召下，国民党人怀着兴奋、新奇的心情回到广州。孙中山设立了大本营，复任大元帅，组织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蒋介石由孙中山直接提名任命为军政大员。

当时在孙中山周围的人有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三人，这时的蒋介石，已紧排其三人之后。蒋介石很珍惜自己的资本，他认为要超越这三人，还要有段时间，因此他很会察言观色，他认为廖是深深体会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而且参与机要的左派；胡却是右派；汪是一个动摇的软骨头。蒋介石早就知道廖仲恺的分量，在他面前表现得特别积极，换取他的信任。不久孙中山与廖仲恺决定派蒋介石去苏联，观摩人家的优点，回国以后帮助廖仲恺创建军校。

孙中山为了多多培养革命干部，又派张继同行。临走之前，免不了鼓励一番，于是蒋、张二人在民国十二年（1923年）7月中旬，从广州到上海，出发莫斯科。

蒋介石在上海的“师友”们疯狂地欢送他，整天在秦楼楚馆消磨日子，连陈洁如都难见到他。大地主、大商人、大“师父”们，把他们未来的日子寄托在蒋介石身上：“快点回来啊，你一上台，我们的日子就好过了！”

8月间，蒋介石同张继到达了莫斯科。

鲜艳瑰丽的莫斯科，紧张兴奋的苏联人，宽广朴素的高尔基大街，端庄高耸的克里姆林宫的塔尖，多彩多姿的各种歌剧和戏院，矗立云霄的圣巴塞尔教堂的穹隆，银白色的河流，和谐的手风琴……

蒋介石对这些没什么印象，他只对一个山头有兴趣，那个山头拿破仑曾经到过。他的愿望，凡是拿破仑到的地方，他一定要去。

光阴似箭，不知不觉半年过去。

蒋介石走马观花回到中国后，一天，孙中山把他召去。

“我们决定办一个革命的军事学校！依靠军阀队伍来革命是不行的。进行革命，必须要有革命的武装，我考虑很久，决定按照苏联赤卫军的组织，成立陆军军官学校。”孙中山兴奋异常地说道，“这是前年苏联代表马林给我的建议，我考虑很久了。”

“太好了。”蒋介石附和。

“我们想派你做黄埔军校校长！”

“啊！”蒋介石乍听，不知如何是好。

“你可以试试，”孙中山笑道，“大家多研究，多帮助你。你是英士介绍给我的。在永丰舰上你也表现了对党国的忠诚。再者你履历表上还写着在日本学过军事，我想你是可以胜任的。”

“实在，”蒋介石惊喜参半，“我没有经验。”

“别怕，”孙中山从卷宗里抽出一张名单，“有这么多朋友帮你，你怕什么？瞧，党代表廖仲恺、校长蒋介石、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军事顾问鲍罗廷、教务主任加仑、教官邓演达、恽代英、聂荣臻。”

“恐怕他们会笑话我。”蒋介石故作掩饰，“我看还是另外派一位同志担任校长吧。”

“你不要推辞了，”孙中山坐下来，“这是你的一个机会。我现在批一张条子，要他们拨500支奥造毛瑟枪给你，教练学生受训。”

“什么时候成立？”

“6月16日开学。”

黄埔军校按照计划准时开学。从此，蒋介石走马上任。尽管白手起家，困难重重，但他还算忠于职守，当了军校校长，他平生第一次感到有所建树。

眼下他正在热恋宋家三小姐，按照他追求宋家小姐的“三步走”计划，已实现了两步，目下还有请月老做媒一步。他想，自己来广州，和孙大总统的关系非同一般，交往日益密切。此时蒋介石的野心更大，如果能把宋家三小姐娶到手，做大总统的连襟，何愁未来军政中没有位置？关于向宋小姐求婚之事也应该开口了。再者，陈洁如如何处理呢？黄埔军校校长的职衔毕竟不小，关键是正牌的。如果再让陈洁如这个爱妾做夫人毕竟不大体面。姚怡诚给他来信要来广州居住，还有原配夫人毛氏呢？心事重重的蒋介石反而睡不安宁了。

蒋介石心里一急上了点火，牙也疼。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得知蒋校长身体不佳，劝说：“学校已走上正轨，我看你就休息几天吧！”

蒋介石虽没说可以不可以，反正躲在宿舍不出来了。整整三天，他才把自己乱麻一团的思绪理清。万事之首，他要找孙大总统谈谈。谈什么？如何谈？……总之，他把腹稿已经打好。

蒋介石说干就干，赶巧翌日是一个星期天，蒋介石便信步来到孙中山家里。

孙夫人虽不喜欢他，但却热情地接待了他。

“孙总统呢？”

“他去隔壁打个电话，马上就回来。”宋庆龄说完，马上摆上茶杯，给他沏上了酽茶，“蒋校长，先喝茶！”

“好，好。”蒋介石接过茶杯，道，“国有今天，党有今日，全靠大总统。上次跟着总统，在永丰舰上蒙难不死，全是总统的洪恩啊！”

“你这说到哪儿去了？平叛战乱的胜利，全靠我军全体官兵的共同努力作战。我看单靠他一人，恐怕我们现在都当炮灰啦！”

“夫人说得对！夫人说得对！”蒋介石呷了一口酽茶，哈哈笑了起来。

这时，孙中山从隔壁走过来，满面春风道：“你们又讲起我的蒙难史来了。”

“可不是嘛！”蒋介石站起身。

“快坐下。”孙中山摆了摆手道，“上次蒙难也多亏老友在难中帮忙。说实在的，原来我对你们江浙人是有看法的，说得多做得少，油头滑脑。难中见诚心，自从那次蒙难，我才真正认识了你。干好了，你蒋校长还是前途无量的。”

“哪里哪里！”蒋介石故作谦虚道，“我这个人是属狗的，只要别人对我以诚相见，我能拿心掏给你看。”接着，他把身子向孙中山那里靠了靠，又道：“今天来，不是工作，而是一些隐私事，想同总统谈谈，以便总统能给我做个参谋。”

“什么私事公事，你就只管说吧！凡是我能帮办的，尽量成人之美。”孙中山道。

“总统不是别人，恕我直说了。”蒋介石察言观色后，说道，“国有国父，家有家长。我们这些单身汉还缺老婆啊！总统阁下向来关心部下生活，乃至柴米油盐，这个事也定能帮忙吧。”

“这个问题好说。中国还不像苏联，那里女性缺，中国人口多，怕你这个堂堂有名的大校长，还找不到一个俊老婆！”孙中山说这番话也是颇有几分真诚。接着，他又问道，“听说你溪口老家不是有原配之妻吗？”

“唉！”蒋介石叹了一口气，“总统还不知，因感情不和，早几年间，我们就离了婚。”

“这，这，我还不知道。”孙中山说完，在一旁倒水的孙夫人插言道：“那你的美人姚小姐呢？”

“看我刚要说起她，夫人便就提起了她。我猜想是陈英士告诉夫人的吧？她，这个人长得倒是不错，花儿一般，就是不大正经，我已去信跟她脱离了关系。”

“看来蒋校长倒是正经的啦！”宋庆龄反唇相讥，实际她是知道蒋介石在上海交易所老底的，也是风言风语传到她耳朵里的。但是有关他和陈洁如的婚事，宋庆龄和丈夫并不知晓。蒋介石察言观色，见他们没有相问，也就隐瞒下来了。此时，他只顾笑笑，道：“关于我的事，还请总统和夫人多关照。有关条件吗？人才容貌且不论，主要是有些文化教养，最好能懂些外文，日后也好给我当助手什么的。”蒋介石的这番话是有所指的，也是他想了几天才想出的。孙中山是明眼人，他马上意识到小妹是最合适的人选。孙中山可不像花花肠子的蒋介石，他待人忠厚，为人正直，早年间人们对他曾有“大炮”之称。听了蒋介石一番话后，把头转向宋庆龄道：“夫人，按照蒋校长的条件，我看三妹宋美龄挺合适的。不行，你就给他们俩做个月老红娘吧？”

孙夫人嗔了丈夫一眼：“小妹那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她要看不上，你就休想说通她。再说，她那眼光也高着哩！要做红娘，我看还是姐夫的话她听。”

宋庆龄把“皮球”踢了过去，实际上她是一千个不同意。因为蒋校长在跟前，有些话不好明说罢了。

“好，我做红娘，找个空闲时间，先给岳母透个话。”孙中山为之一笑。

“总统先生，您的事很多，我告辞了，不过您要保重身体，您的福寿也是我们党国的福寿啊！”

“谢谢！”孙中山和宋庆龄站起身送客。

蒋介石走后，平时稳重的孙夫人对丈夫好埋怨一场。

“你也不看看蒋介石是个什么人？上海十里洋场谁还不认识他？今天跟这个扯，明个跟那个混，脑袋光秃秃，满身流氓气。”

“人言可畏。不能光听那些流言蜚语，也不能光揭人家短处。最近，我看他对党国还蛮忠诚的，广州蒙难足以证明。中国有句俗语：危难之时见忠心。看人就要看关键时刻。这个人有才干，工作有魄力，用好了说不定是位将才哩！”

“什么将才帅才的！我就不同意你的看法。我看他纯属一个野心家！甭看现在在你面前装得正经，说不定百年之后还要挖坟鞭尸呢！”

“看你说到哪里去啦！”

宋庆龄气了，站起了身：“我郑重提醒你，蒋介石这个人不可重用。还是先头那句话，他是个野心家。你愿做好事你尽管做去，我家小妹决不嫁这样的男人！”

“那如果小妹要是同意呢？”

“我看小妹是不会同意的！”

“话不要说绝了，那可不一定。”

两人不欢而散。恰在这时，一只花猫跑了出来，嘴里叼着一只老鼠。孙中山看了，感到又悲伤又好笑。

黄埔军校校长

黄埔军校位于广州西南40里美丽的黄埔岛上。

这里面向大海，环境优美，是建校的理想场所。

清晨，太阳跃出大海，一队队黄埔士兵，迈着正步，唱着军歌，雄姿英发地走向操场，进行操练。口号声、军歌声，整齐有序的步伐声与大海的涛声媲美。

蒋介石出任黄埔军校校长后，非常勤奋，他把日本军校的一套搬到了黄埔，要求十分严格。他经常深入队排，亲自检查教官、学员的训练与生活情况，常常在起床号吹响后，他直奔教官、学员的宿舍巡视。有些人以为蒋校长不在校而睡懒觉者，被蒋袭击抓获，就集合起来训斥，让你当众出丑。

每餐必唱军校歌，以示激励。“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队伍的黄埔。主义须贯彻，纪律莫放松，预备做奋斗的先锋。打条血路，领导被压迫的民众。携着手，向前行，路不远，莫要惊！亲爱精诚，继续永守，发扬吾校精神，发扬吾校精神！”

当时军校生活费，每人初为六元，后增加到八元。外面士兵生活费每人四元。但实际生活情况，据学员们回忆说，生活不错，每人只许添一次饭，基本上能吃好。大家穿的是草鞋，洗澡套用日本军校的做法，用冷水浴。蒋介石当时不吸烟不喝酒，他在校时与学员实行三同，同吃同住同教学。教职员工必须等他动筷后动筷，大有严肃认真、励精图治之气概。

蒋对军校学生很重视言教。讲话是家常便饭，而书写格言、对联，也时而为之。同年夏，蒋就于黄埔军校书写对联一副：

“居安宜操一心以虑患，处变当坚百忍以图成。”

蒋一直标榜“处变不惊”的心志，应当说这个时期已经开始形成。

6月29日，蒋对黄埔一期学生训话，强调党员学生（学生均入国民党）要学习苏共党员的忘我、服从、团结的品格，但决不学马列主义思想，这是显而易见的。

为了加强军事业务的研讨，蒋又于7月1日，成立黄埔军校革命军事研究会。凡属军校毕业生，均得为会员。中央研究会设于军校本部。各地方可组织地方研究会。五人以上者，均可组会。每月开会一次，会纲分八类：一为情报，二为时事，三为编制，四为调查，五为教育，六为兵器，七为培材，八为建设。

这个研究会的作用和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对国民党的建军和军事科学的发展，是有着极重要作用的。这从其详细、全面的研究纲目中，是不难看出的。

周恩来曾在1943年写过《关于一九二四至二六年党对国民党的关系》一文，其中讲过一段话，可以为蒋介石办黄埔军校时的当时情形做个扼要的总结，他说：

蒋介石开始办黄埔军校时，表面上赞成革命，但他的思想实际上是反共反苏的，并不是真心诚意地与共产党合作，有一次苏联顾问为革命说了几句话，他就不高兴，拂袖跑到上海去了。当时黄埔军校有近600名学生大部分是我党从省秘密活动来的左倾青年，其中党、团员五六十人，占学生的十分之一。蒋介石对这些人是提防、限制的。他的军阀思想在那时也是发展的。他让最为人所不齿的王柏龄负责训育。他所能用的就是奴才。对有些骨气不愿做奴才的邓演达，他就容不下；对经王柏龄介绍的何应钦，这第二个奴才，他却非常相信。黄埔军校内的队长都是他的私人。有一次我派了几个左派的人当队长，他就大为不满，撤销任命。他用人的方法是制造矛盾、利用矛盾、操纵矛盾，拿一个反动的看住一个进步的，叫一个反左派的牵制一个左派，用反共的牵制相信共产主义的，例如第一师师长何应钦，党代表就可以用周恩来。第二师师长王懋功因接近汪精卫而成为当时的左派，我推荐我党的鲁易同志去当党代表，他就无论如何也不干，用了右派的人。第三师师长谭曙卿是右派，他就用鲁易同志为党代表。第一次东征以前，1925年1月，黄埔军校成立了青年军人联合会，他接着就在4月，在戴季陶的分裂阴谋下，成立了孙文主义学会，以相牵制。

有人不禁要问，蒋介石诚心诚意地办军校的目的是什么？应该说是两个字：野心。蒋介石深知，在现时的政治斗争中，不掌握军队，就没有实力，一切都无从谈起。他十分崇拜拿破仑，因为拿破仑是以赫赫武功称霸欧洲一时。蒋介石更崇拜曾国藩，曾国藩也是以治兵有道、屡建军功而成为封疆大吏。尤其是民国以来，蒋介石看到袁世凯由于掌握北洋军事实力，不但威迫清廷，还能左右民国大局，窃取了辛亥革命的果实。其后各大小军阀也是凭借个人的军队才能割据一方。蒋介石同时也看到孙中山所从事的国民革命，以及为打倒军阀、统一中国而发动的“北伐”也屡遭失败，就因为孙中山手中没有可靠的军队。而他自己也因为手中没掌握军队，在军队中一直充任参谋一类的幕僚、副手。“为他人作嫁衣”，还受人排挤、奚落，以至长期一事无成。

但是，蒋介石根据当时的社会历史情况和自身的经验，又深知要掌握军权、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却又不能走当时南北军阀走过的老路。这是因为蒋介石开始政治活动就是以革命者身份出现的，他身在革命营垒，要搞军队，必须以革命的名义，公然建立自己的派系，这不但不符他“革命党”的身份，还将被视为革命的叛逆。当时“打倒军阀”的呼声很高，走旧军阀的道路是不得人心的。同时，蒋介石也不能像广东革命政权下的一些“革命将领”那样，借革命的名义，培植私人军队，这些人其实是一批失意的小军阀，或者丧失实力，这些人想趋附于革命一时，寻找机会再恢复和壮大自己的军事势力。这种挂羊头卖狗肉的“革命将领”蒋介石也做不来，因为他原来就没有可以凭借的派系势力和地盘，蒋介石知道走这条路也是斗不过这些军阀的。并且，蒋介石在粤军中工作时看出，这样建立起来的军队仍然是旧式的雇佣军，不可靠，也不足为用。在蒋介石给孙中山、廖仲恺、胡汉民、许崇智等人的信中，可以看到，他曾为使用这样的军队苦恼，而又找不到办法。由于蒋介石的苏俄之行，使他看到苏联红军的建军原则，启示了他，使他认识到，以当时中国的社会情况及他本人的具体条件，就是必须利用苏联的帮助，借以党和革命的名义，才能建立起一支区别于当时任何军阀的、新式的、有战斗力的革命军队，并使这支军队成为他实现其政治野心的工具。走一条他自己的与众不同的新军阀的道路。这就是蒋介石最后能诚心诚意办黄埔军校的原因。

什么是蒋介石的新军阀道路？概括地说，就是凭借党和革命的名义，建立自己的军事实力，又凭借军事实力来抬高自己的政治地位，这样，军权党权互相促进，交替上升，最终集党权、军权于一身，使自己成为掌握军事实力的“革命领袖”。于是，蒋介石和一般军事首领相比，他是“革命家”，是执行三民主义的“总理忠实信徒”，有政治资本，不会被视为军阀；和当时国民党的领袖人物（如汪精卫、胡汉民等）相比，他又是掌握军事实力的首脑，而不是没有实力的空头政治家。兼有二者之长而避其短。从以后的历史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就是蒋介石比他在国民党内的军事上、政治上的对手高出一筹，终于一一战胜他们的根本原因。

孙中山北平仙逝

蒋介石当了黄埔军校校长后，拉帮结伙，野心也极度膨胀，就连孙中山的话他也不顺从地听了。

且说9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第七次会议，发布北伐宣言，决定大本营从广州前移韶关。然而蒋介石却不执行北伐议案。

9月9日，孙中山给蒋写信，要其坚决舍弃广州北上韶关，以战场为学校，乘此三方联合之机，击败曹（锟）、吴（佩孚），但蒋仍不服从。1924年9月12日，孙中山设大本营于韶关指挥北伐军事。10月9日孙中山再令蒋放弃广州，移军校于韶关，合力北伐。此时北方正是直奉第二次战争时期，是一个很好的北伐机会。但蒋却坚决不同意北伐，也不移军校于韶关。

10月9日，孙中山密电蒋曰：

……然我来韶之始，便有放弃守广州之意，为破釜沉舟之北伐。今兄已觉广州有如此危险，望即舍弃黄埔一孤岛，将所有枪弹并学生一齐速来韶关，为北伐之孤注。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盖我必不回广州也。当机立决，万勿迟疑。孙文。青亥。

而蒋则坚不服从，回电曰：

埔校危在旦夕，中正决死守孤岛，以待先生早日回师来援。必不愿弃根据重地，致吾党永无立足之地也……务望先生早日回省，是为今日之成败最大关键也。

10日，英国买办陈廉伯率广州商团，于广州市街建立街垒图谋武装叛乱。11日，商团贴反政府标语。

同日，蒋又电请孙中山放弃北伐：

中正料，不久逆敌必反攻韶关，各军非准备南下，击灭逆敌，断难北伐。中正当死守长洲，尽我职务。尚请先生临机立断，勿再以北伐为可能，而致犹豫延误。

……二千元枪费，既无望，北伐更难。

孙中山又立时电催曰：

北伐必可成功，无款亦出，决不回顾广州，望兄速舍弃长洲来韶。因有某军欲劫械，并欲杀兄，故暂宜避之，以待卫队练成再讲话。陈贼来攻，我可放去……乱无可平，只有速避耳。

接着孙中山又一连数信催蒋北上和运械韶关。14日，孙中山命胡汉民代理革命委员会会长，廖仲恺为秘书。命蒋率各军镇压商团叛乱。同时蒋电请孙中山南下广州，放弃北伐。

先生可否率部队南下平乱，中正之意！必如此方有转机也。

至15日，蒋经半日时间即平定商团之乱。陈廉伯逃往河西，胡汉民下令通缉。此战神速告捷，无疑提高了蒋的威信，亦为蒋之不小贡献。但蒋不能独领其功。

16日，孙中山再电催蒋服从北伐大局云：

枪械运韶既未办到……然则此械兄竟以何用为最适宜？请详细考虑以告我为盼。北伐志在必行……张静江有电催出师江西甚力，亦云宁弃广东，亦当为之。此可见各省同志之望，我不可不有以慰之也。此次一出，必有大成功，可无疑议。望兄鼓励各人速出。一由东江击破陈逆而出福建；一出西江，则川湘各军必争先而出武汉。而中原可为我有。否则无论直、奉谁胜，西南必亡。际此时，能进则存，不进则亡，必然之理。望兄万勿河汉吾言幸甚。

孙文

蒋仍然不从。26日，孙中山又催蒋从命：

……则所余三千支枪，必要即日运韶，以利北伐……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足平也。

10月23日，冯玉祥囚禁曹锟。30日，吴佩孚自津南下，直系失败。如果此时乘机全力北上，学生军加上建国豫军，则两湖苏、皖可为根据地，中原可得，冯玉祥国民军可用，南北相合之后，复可据有平津，然后统一东北，南平陈、唐，则北伐之胜利，可早二年完成。当然此时孙中山尚健在人间，则蒋之军事大权，难以独揽；而蒋最怕这一局面，所以坚决反对北伐。故孙中山含恨而逝。前则有陈炯明叛变，后则是蒋介石拒不执行北伐大计，孙中山含着难言之隐，与世长辞，不亦悲乎！

由此可以知道蒋介石自1918年南下广州，跟随孙中山以来，从无真正服从过孙中山，只有与个人愿望相符合时才服从。至于国民党中央决定的革命大政方针和北伐大计，蒋更是一意孤行，坚决反对，拒不服从军令。他只抱着民族主义、个人功业两事不放，其他，则不在心中。故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和北伐大业，自己终无法实现。蒋虽实行了北伐与统一，但无实行孙中山之三民主义，这种北伐虽然成功，亦只是蒋介石的成功，而决非孙中山和其三民主义的成功。这由蒋之后事可证。

孙中山能容蒋之坚持己见，拒不执行决议和命令，蒋则决不容许他的部下对他有半点违抗。这是事实。后来，由于种种原因，北伐归于失败。

1924年10月31日，孙中山回到广州市，蒋介石始终未奉命移驻韶关。这时风云突变，10月23日，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囚禁曹锟。30日，吴佩孚自津南下，直系失败。孙中山受北京政府冯玉祥之邀，北上商讨国是，孙中山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机会，果断地接受了邀请。

公元1924年11月13日，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

广州军港。

孙中山偕同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了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驶去，任重道远，目的地——北京。

途中孙中山视察了黄埔军校。

刺刀闪亮，军旗猎猎。

作为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一身戎装，精神抖擞，他整理完队伍后，跑向检阅台，向大总统报告：“报告总统，全校学员列队，请检阅！”

“是！”孙中山敬起了军礼。

在黄埔军校的歌声中，一队队学员方队，精神抖擞，手持苏式步枪，以崇敬的目光注视着孙大总统，通过检阅台。

汪精卫看着这场面感慨万千地说：“镇压商团，黄埔学生军初试锋芒。冯玉祥在北京政变，又邀请先生去主持国事。局面总算日趋好转！”

廖仲恺走到孙中山身旁，恳切地说：“请先生训示。”

孙中山摇一摇头，沉默。

军旗随风飘动……

廖仲恺再一次劝请：“先生还是说几句吧！”

孙中山右手按着肝部，凝望着这支军容严整、生气勃勃的新型军队，不禁心潮激荡。在他眼前交替地出现了一幅幅图景：火奴鲁鲁的华侨兵操队在操练；头包红巾的惠州起义军蜂拥而来；臂缠白布的黄花岗之役的敢死队拼杀向前；辛亥革命时期的各路军民汇成汹涌的海洋……叠印的画面又化为阳光下行进的黄埔军。他的声音哽咽，似乎是对自己说：“我可以死而瞑目了。”

廖仲恺心头一震，面容戚然。

码头上站满了欢送的人群。

军人们一齐向孙中山、宋庆龄敬礼告别。

黄埔校歌高唱，响彻珠海：“怒潮澎湃，党旗飞舞，这是革命的黄埔……”

孙中山在检阅黄埔军校学生时对蒋介石说：“余此次赴京，明知其异常危险，将来能否归来尚未一定。然余之北上，是为革命，是为救国救民而奋斗，又何危险之可言耶？……余，所提倡之主义，冀能早日实行，今观黄埔军校学生，能忍苦耐劳，努力奋斗如此，必能继吾之革命事业，必能继续我之生命，实行我之主义。凡人总有一死，只要死得其所，若二三年前余即不能死；今有学生诸君，可完成吾未竟之成，则可以死矣。”孙中山深沉的目光，凝在革命军战士身上……

战士们望着缓缓离去的舰只，热泪盈眶。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抵达上海港。然后由上海抵达北京。孙中山到达北京不久，协和医院的大夫明确诊断为：肝脓肿转为肝癌后期。

夕阳西下，落霞的余晖挤进了协和医院的急救室。化疗后的孙中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宋庆龄急问。

“手术方案已经定了下来，请夫人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宋庆龄日夜守护床前。2月9日，宋庆龄终生之好友——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到此讯，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宋庆龄，使孙中山夫妇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放射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宋庆龄拉到隔壁房间进行劝慰：“先生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十年，你对他的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还到不了这个时候。”

“中间，他的健康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他可以加倍工作了。”宋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的，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色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泠，他站在船头上同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还在继续作恶，外崇内骗，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无疑是雪上加霜。这个账我们要记在心里。”何香凝语气坚定地说。

……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病情恶化，此时他想的不是自己而是宋庆龄还年轻，今后的日子……他特意把何香凝喊来，把宋庆龄托嘱给她，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20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分力量，必定尽力宣传。”此时，宋庆龄在旁悲痛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感谢你。”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宋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言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宋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

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他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宋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跳动，时年59岁。他没有留下万贯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无可估量的精神财富。

孙中山逝世的当日，由孙中山先生行辕秘书处和国民党中央党部发出唁电，报丧全国。

一时大江南北哗然。

3月21日，正在东征作战的蒋介石接到胡汉民的电报：

总理逝世！

孙中山先生于1925年3月12日在北京逝世，为了不影响东征战士的情绪，胡汉民压了九天才发出此电。

3月27日，东征军攻克兴宁县城后，蒋介石集合两团黄埔军校官兵于东门外广场训话，宣布了孙中山逝世的消息。接着在兴宁县北门召开了追悼孙中山及东征中阵亡将士大会。

追悼大会由蒋介石主祭，蒋介石首先宣读了孙中山先生著名的遗嘱（遗嘱是由汪精卫起草，孙中山临终前签名同意）。然后，蒋介石宣读了他撰写的祭文。最后，黄埔军校的全体党员（当时黄埔军校规定，入校学生都要加入国民党，中共党员亦跨党参加国民党，所以黄埔军亦称党军）在大会上宣誓，誓词是：“我陆军军官学校全体党员，敬尊总理遗嘱，继承总理之志，实行国民革命，至死不渝，谨誓。”

4月1日，蒋介石抵汕头，与许崇智会商东江善后事宜。25日，蒋就任潮汕善后督办。

6日，国民党中执会根据廖仲恺提议，通过建立党军案：以黄埔军校教导团为基础成立党军。教导第一、第二团编为党军第一旅，第一团团长何应钦兼任旅长，第二团团长沈应时，全旅归蒋介石调遣。13日，国民党中执会公布此议决案。14日，国民党中执会任命廖仲恺为党军党代表。21日，成立第三团，钱大钧任团长。29日，国民党中执会任蒋介石为党军司令官。

8日，刘震寰发表宣言，反对国民党讨伐唐继尧之通电。

16日，胡汉民以广东省长名义，正式公告将香山县改名为中山县，“永丰”舰改名为“中山”舰。

24日，黄埔军校孙文主义学会成立。该会由贺衷寒、缪斌等人发起，最初取名为中山主义研究社，是一个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组织。

26日，蒋介石、许崇智、廖仲恺在汕头粤军总司令部行营举行会议，决定回师广州，平定刘震寰、杨希闵。

5月3日，广州因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擅自移防，引起恐慌。6日，杨希闵乘夜轮赴香港，与段祺瑞密使共谋颠覆广州革命政府。

12日，唐继尧以副元帅名义任命刘震寰为广西督办兼省长，刘部拟由北江回桂，胡汉民令朱培德以实力截阻。

13日，廖仲恺、朱培德在汕头与许崇智、蒋介石及军事顾问加伦会商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计划，推举蒋介石为总指挥。21日，蒋介石电令何应钦、陈铭枢等部回师广州。

16日，国民党中执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广州举行。会议决定：一是接受总理遗嘱，以总理遗教为最高指导原则；二是重申1924年8月一届二中全会关于容纳共产党人决议。

30日，五卅运动爆发。上海工人、学生为抗议日本资本家枪杀工人顾正红和反对美、日、英、法公审被捕学生，举行示威游行，经南京路时遭英国巡捕开枪屠杀，死伤二十多人，造成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中国共产党号召上海人民实行“三罢”，反抗帝国主义暴行。

6月1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为五卅惨案发表宣言。略谓：“国民党愿助全中国之爱国爱平等爱自由之民众，对此惨无人道之行为及其所代表之武力侵略政策，以奋力奋斗，伸张正义，恢复国威。”

4日，杨希闵、刘震寰之滇、桂军在广州叛乱，占领省长公署等机关。5日，代大元帅胡汉民下令免除杨希闵、刘震寰各职，命各军合力讨伐。7日，胡汉民通电宣布杨、刘叛乱罪状。许崇智、朱培德、程潜等联衔通电声讨杨、刘。12日，各路联军击败杨、刘平息叛乱，收复广州城。杨希闵逃往香港，刘震寰潜逃上海。

第一次东征取得胜利。获利最大的当是蒋介石。12日，国民党中执会任命蒋介石兼广州卫戍司令，吴铁城为副司令。24日，蒋介石就任此职。这说明蒋在军事上的地位已超过长期主管军事工作的谭延闿、许崇智、廖仲恺、朱培德、李烈钧等人，成为国民党事实上的最高军事指挥官。因为这是实职实权，多少对他没有参加国民政府委员是一个心理安慰。但是蒋介石并不满足。

国民革命军的成立，使得国民党有了自己的军队，永远结束了孙中山进行武装斗争以来一直靠雇用、借用军阀军队打仗的历史。虽说这支军队内部派系林立，但归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统一指挥，以后靠着这支军队推翻了北洋军阀的统治，建立了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第五章

争权夺利

一枪打“三鸟”

且说孙中山先生逝世后，广东革命政府曾一度出现权力真空，在这一段日子里，每人都有所思，每人都有所想，但作为第一次东征胜利的功臣蒋介石来说，他想得更多……

6月15日，国民党中执委全体会议议决：一是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机关；二是改组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三是建国军及党军改称国民革命军；四是整理军政、财政。

两天后，粤军总司令许崇智擅自将驻潮、汕地区防守陈炯明的粤军调回广州，并将潮安、梅县等地让与陈军回防，划汕头为不驻兵区。殊不知这是一招臭棋。许崇智为什么这样做？一句话，因为他也有野心。孙中山先生逝世后，留下权力真空，许是很早就追随孙中山的实力派人物，有实力竞争问鼎最高权力，但他这一步棋却大错特错了。陈炯明的粤军开入广州，违背了孙中山的遗愿，遭到了大家一致的反对。

6月23日，广州发生沙基惨案。21日，广州沙基租界华人同盟罢工，响应上海五卅运动。是日，广州学生军民10万人集会声援上海五卅运动。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均发表演说。会后举行游行示威，遭沙基英军射击，法舰炮击，死伤二百多人。

6月30日，国民党中执会推定汪精卫等16人为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委员。

7月1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宣布新政纲，取合议制；汪精卫、胡汉民、张静江、谭延闿、许崇智、于右任、张继、徐谦、林森、廖仲恺、戴季陶、伍朝枢、古应芬、朱培德、孙科、程潜16人为政府委员；汪精卫、胡汉民、谭延闿、许崇智、林森为常委；汪精卫为主席，胡汉民任外交部长，廖仲恺任财政部长，许崇智任军事部长，孙科任建设部长。聘鲍罗廷为国民政府高级顾问。3日，胡汉民以国民政府成立，通电解除代行大元帅兼广东省长职。

3日，国民政府成立军事委员会，汪精卫、胡汉民、伍朝枢、廖仲恺、朱培德、谭延闿、许崇智、蒋介石为委员，汪精卫任主席。

9日，国民党中执会发表对于国民会议宣言，并训令国民党党员为国民会议预备会议奋斗。

汪精卫也是有想法的，就改大元帅府为国民政府，迫使胡汉民就范一事，他做了如下解释：

当十二年冬至十三年间，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重定党章的时候，我们就老早已经知道，如果一旦总理死后，党的政府和党的中央执行委员会，都不会再有第二位总理的。这在党章上写得很清楚，大家是可以见得的，党章上面并不是说，“本党设总理一人”，是说“本党以创行三民主义、五权宪法的孙先生为总理。”由此可以清清楚楚地看见本党除孙先生之外，是不会有第二个总理的了……如今孙先生不幸死了！那么在党便不会再有总理。在党的政府，便不会再有元首。这是理论上当然的事情。国民政府是受党的委托的，党的组织，有中央执行委员会，国民政府的组织，也自然同样是采用委员制，是毫无疑义的，当孙先生未死，我们可以一意跟着这个唯一的导师。孙先生即死，我们采取委员制，要人、名人都不得尽其所能，以共同负荷总理所交付的责任，继续国民革命党未竟的工作，这就是国民政府所成立的原因。

平心而论，蒋介石在这次改组国民政府中，没有捞到职位，他仍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这一职务还是孙中山在世时委任给他的。

再说汪精卫虽然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手中无兵，这是一大缺陷，他只有联合蒋介石才能巩固权力。蒋介石虽然手中有黄埔军，但他在中执会和政府中都没席位，难以发号施令，因此他也愿意与汪精卫联合，形成“文武搭档”。这叫一个巴掌拍不响，两个巴掌响当当。其实汪精卫也正有这一想法。早在5月8日，汪精卫从北京治丧回到广州不久，偕夫人陈璧君就专程跑到东征前线看望蒋介石，两人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

汪对蒋说，总理在临危的时候，还低声呼唤“介石”，其实孙中山先生在弥留之际，口中不断叨念的是“和平……奋斗……救中国”，这是在场的宋庆龄、何香凝等许多人亲耳听到的。汪精卫为了拉拢蒋介石，才故意这么说，蒋听了，十分感动，呜咽良久，又问是真的吗？那还有假。汪做了认真的回答。蒋介石甚觉汪精卫可亲可爱。当两双大手相握的时候，一场以争夺权力为目的的合作买卖达成。

恰在这时，廖仲恺先生在中央党部大门前遇刺身亡的消息传来，令他们吃惊。

那是1925年8月19日一个不眠的夜晚。

据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回忆说：

仲恺忙于替黄埔军校筹款，到家已经很晚了，第二天8月20日的早晨，刚过8点，又有人来向他请示公事，等他把公事交代完毕，已是8点多钟差不多快9点了，仲恺还没有吃早餐。因为我们预先接到通知说是9点开党中央的常务会议，我催他说：“快点吧！开会的时间到了。”仲恺于是匆匆忙忙地只吃了几口白稀饭，就和我一起上车出门，唉！现在想起来，也真像催他去死一样。

车子向着惠州会馆（当时的中央党部）开去。在路上遇着陈秋霖同志，他正要上我们家里商量事情。仲恺一看见就招呼他说：“你是找我的吗？”陈同志说：“是的。”仲恺说：“那就请上车一同到中央党部去吧！”陈同志便登上了车。

汽车开到中央党部门前停下，我们先后下车，我刚一下车，抬头看见一位女同志，就止住脚步向她说：“停20分钟我就到妇女部，我有事和你们商量，请等着我。”正在这说话的时候，我就听见“啪啪、啪啪”的好像爆竹声音，我心里还以为谁在放爆竹呢。可是，一转过脸来，看见仲恺已倒在地上，陈秋霖同志痛楚地挨了两枪也倒下去了。在我身边的卫兵，也已受伤躺倒在地。四人同行，三个男的都中枪了。我这才意识到有人行刺。一面大喊捉人，一面俯身扶着仲恺。当时仲恺已不能回答。当我刚刚低下头去扶仲恺的时候，又是一阵枪声。头上嗖嗖地有枪弹飞过，我头皮还感觉到热气。那时我若不是弯身去扶仲恺，一定也是完了。在我大喊“快些捉人呀”的时候，就有五六个凶手从中央党部门前“骑楼”底下的石柱后面蹿出来，原来凶手预先躲在中央党部门前的。平时中央党部总有警察站岗，但那时迟迟不见有警察来捉人。只有一个在妇女部工作的女同志刘家相从里面跑出来帮助我。邓泽如那天早已到了中央党部，他就始终躲在楼上，没有下来。

把仲恺架了起来，只见满地殷红，他衣服上的鲜血，还点点往下滴。那时我的心里，说不清是悲痛还是愤恨，但没有惧怕，到了医院，仲恺已是不救了，大概是在路上就绝了气。

后来何香凝回忆调查的结果是：

7月初，右派在胡汉民家里开会。参加的人有孙科、邹鲁、伍梯云、邓泽如、傅秉常、吴铁城、林豆勉、胡毅生、林拯民、余和鸿等人。在这次会议上，右派集中攻击仲恺。他们污蔑“仲恺被人利用，祸害国民党”，又说“仲恺挑拨各方恶感。”又说“为防止仲恺为共产党利用，一定要把持全国代表大会，一定要在大会中做一些工作。”所以他们运动把他们那一派的人选入执行委员会做秘书长，把持会务，并且制造口实，诬蔑海陆丰共产党“刑人掠财”，广事宣传，同时还决定向苏联代表鲍罗廷表明态度，甚至还具体指定专人去和鲍罗廷代表谈。他们为着便于实现他们的野心，对于把总理制改为委员制这一点，也是不赞成的。孙科也参加这些会议。不过孙科却说了这样的话：“倒廖仲恺的台是必要的，但是万万不能采用暗杀手段。”由此可见当时这些会议讨论的是什么内容了。当时仲恺正是各种工作都参加，自然成为右派的众矢之的。右派密谋反对廖仲恺的会议，接连开了11次之多，每数日即开一次，参加的都是这十几个人，商量的事，大多与第一次开会所谈者相同。

右派除了开秘密会议阴谋伤害仲恺，阻挠革命事业之外，还经营了一间类似俱乐部性质的“文华堂”，专门做聚会的地方，大事聚赌吃喝的勾当。右派常常在那里纠合随从，公然大放厥词，辱骂仲恺和他的执政主张，其中骂得最厉害的，有胡毅生等人。

他们的目的，不单是要暗杀仲恺，不单是要把仲恺这样一个人除掉。他们显然已经形成了一个由国民党全体右派人物联合起来，企图使廖仲恺倒台从而全盘推翻三大政策的反革命军事政变阴谋了。

廖案的发生，使蒋介石获得了很大的好处。他利用这一有利时机，整倒了许崇智。同样，汪精卫也利用这一有利时机赶走了党内的主要竞争对手胡汉民。

廖仲恺被刺的当天，国民党中执会、国民政府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召开联席会议，议决：特派汪精卫、许崇智、蒋介石组织特别委员会，授以政治、军事及警察全权。

蒋介石立即以卫戍司令的名义，宣布广州市戒严，命令何应钦率第一军第一师分布市区警戒，并派兵驻防市区制高点观音山阵地。蒋介石首先在军事上取得了主动权。

8月25日，廖案疑犯林直勉、张国桢（10月5日枪决）、梁鸿楷（粤军第一军军长）、招桂章（粤军总部舰务处处长）、梁士铎（第一警备司令）、杨锦龙（旅长）被捕，发现香港英政府颠覆国民政府，以梁鸿楷为总司令，魏邦平为广东省长的阴谋。主要罪犯胡毅生、魏邦平、朱卓文等在通缉令发出之前，都已逃到香港去了。

同一天，胡汉民因其弟胡毅生素来反对廖仲恺，并与主谋有通谋嫌疑，被蒋押解到长洲要塞看管。数年之后，胡汉民在《自传续篇》中写下了这段文字：

世和来后，将我带到介石那里去住。我无处安身，自然随了他去。介石与仲恺比邻而居，我到了介石那里，又转送到黄埔，介石来应酬一会，就走了。我最不能忘记的是璧君她大着肚子，往来奔走，在黄埔又陪了我两天。第三天，我过意不去，而且她快要生产了，力劝她回去，临走她说：“胡先生有什么意见，可以写一封信给汪精卫，我给你带去。”我就写了一封信，原文我记不得了。大意是：“关于办理仲恺案我虽未能与闻，惟兄等主持此案，不当枉法，亦不宜循情，务须概据事实，以求真相。弟与兄永共患难，不久以前，尚相与戮力，肃清洪军等，巩固后方，此日思之，仿如隔世矣。”这信带去后，精卫给我一封回信，这信太奇妙，大意是：“昨开中央政治会议，读遗嘱时，不觉泪下，兄与兄个人事，有何意见，仍乞指示。”中央政治会议，本来我是主席，精卫读遗嘱时，不觉泪下，不知道是为我的不能主席，身为“阶下囚”而泪下呢？还是因为遗嘱中有“联合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的话，而一般同志竟主张反共，闹出这样的风波，便不觉泪下呢，这是我至今不愿求其解的问题。

9月8日，胡汉民以养病为由得到释放，13日汪精卫到颐养院看望了胡汉民，叫胡辞职离粤。半个月后，胡汉民以“出使苏俄”为名，从黄埔港登上苏俄“蒙古”号轮船，灰溜溜地被驱逐出广东。

汪精卫那边整走了胡汉民，而蒋介石这边在整许崇智。

蒋介石通过廖案，大做文章，调查了他的上司许崇智许多不法行为，以涉嫌廖案驱逐出广东，并改编了他的部队。

20日，国民党中政会议决定：准予军事部长兼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卸职，派陈铭枢当晚送许乘轮赴沪。国民政府命谭延闿署理军政部长，由粤军参谋长蒋介石办理该军总司令部收束事宜，其部属统为蒋介石处理，同时任命宋子文为财政部长兼广东财政厅长。

28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第二次东征计划。同日，国民党中执会任命周恩来为东征军政治部主任和第一军一师党代表，蒋介石取代了许崇智，一跃为第二次东征总指挥。

这正是一石击三鸟。右派暗杀了廖仲恺，是中国革命的损失，是工农群众的损失。但国民党右派集团受到了学生的打击，许多右派头子无法再在广州立足，而收获最大的是汪精卫。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被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都是有资格成为孙中山继承人的。如今廖仲恺被刺身亡，胡汉民及其右派势力被驱逐出广东，最后只剩下汪精卫一人，他可以无后顾之忧，稳坐国民党最高交椅。

蒋介石通过廖案所得到的东西，可以说是许多人，以及蒋介石本人在事前所不及料到的。首先，倒许的实现，使蒋介石扫除了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也是最大的障碍，不但扩充了自己的实力，而且取代了许崇智成为东征军的总指挥，这对蒋介石以后成为“军界领袖”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其次，廖案使许多国民党元老辈的右派不能再在广东革命政府内存身，这就给蒋介石这位晚辈进身到国民党领袖地位，造成了极好的形势。整倒了许崇智，蒋介石出任东征军总指挥，正是大显身手的时候。

挥师东征

公元1925年10月6日下午4时。

这是蒋介石东征军出征的日子。

这天，阳光明媚，军旗猎猎。

黄埔军校的大操场上集合着待命出征的学生兵。他们一个个荷枪实弹、英姿勃发，等待着总指挥蒋介石的出征令。

这时，陈洁如也从乡下来到了广东，儿子蒋经国正准备留学苏联，也来黄埔军校为父亲东征送行。蒋介石一一作了安慰，随即来到大操场上，发布动员令。

在一阵雷鸣般的掌声中，蒋介石站在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上，开始了他庄严的讲演：

“第一次东征，已扫除东江一带的陈逆叛军。这次东征，我们要剿陈炯明的老巢——惠州城。陈军不除，北伐无望。我们要严格军纪。第一次东征时，有严重拉夫现象，而且及于老妇少女，使其连续服役。特务长和军需士，每每短给役夫钱币，有的连长也吞役夫费用，致使役夫怨恨。有的老役有病在身，跟不上队伍，官兵竟拳足痛打，惨不忍睹。甚至在第一次东征回师淡水时，竟把五六百女役夫关起来，不准回去，而又不对其加薪和解释劝慰。在宿营地有的士兵擅入民房任意吃喝，官长也不禁止，人民不堪其扰；或擅住民家不住庙堂等公房，人民敢怒而不敢言。下级军官怠惰成性，公务委之副职，并且嫖赌成性。官长虐待士兵，视同牛马，竟将士兵打得皮开肉烂，且下情不能上达。中级以下军官袒护下属军官，上下勾结，置士兵痛苦于不顾。这次东征，我们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不要再赌、嫖，严守军纪；不要只想升官发财，要涤荡怠惰。总之我们要形成一个铁拳，狠狠地砸向惠州陈炯明的老巢。大家有没有信心？”

“有——”将士们异口同声地回答。

“出发！”蒋介石下了命令。

惠州，素称天险之地，前临西湖，后枕东江，三面环水，易守难攻。

陈炯明经营惠州多年，有铁网尖钉、沙包竹棚等防御工事，大有固若金汤之势。

13日，大军进攻惠州，“开始与敌作战，11时各处山炮亦相继射击。至下午2时，北门城垣垛口，被击毁甚多，我第四团在炮火掩护之下，通过北门桥，并徒涉护城河，战斗激烈。4时我军所运竹梯已达城脚，第四团刘团长尧寰在桥上指挥攻城受伤，官兵死伤甚众。13日下午2时半，我第三军方面亦向城西南处攻击前进，战斗到傍晚，敌仍顽抗。10月14日我军继续攻城，蒋总指挥在飞鹅岭炮后阵地督战，何应钦纵队长亦在北门督战，并派第八团加入战斗，北门炮火亦集中该处，战斗至午后3时半，我第四团首先登城，北城之敌纷纷退走。其他各攻城部队亦相继冲入城中，何应钦率总预备队入城，杨坤如已随残部向东门逃窜，我军即行追击，并乘机占领惠阳。蒋总指挥旋亦移至惠城，策尔后之作战。”

惠州天险被攻破后，东征大军长驱直入，扩大战果，10月27日，在河婆地段歼灭陈炯明主力万余人，随后追击残敌至福建边境的永安，将其消灭殆尽，仅作战一个月东江完全收复。

11月6日，蒋介石在汕头发表了收复东江的报捷通电：

中正受命东征，赖将士一心，人民赞助，自上月六日出师，迄本日适为周月。经将逆军主力完全击溃，先后缴枪六千余支，大炮七门，机关枪三十余架，俘虏六千余人，东江各名城次第收复，直达潮梅，本日已行抵汕头。此次师行六百余里，四民簇拥而观，箪食壶浆以迓，至汕头登岸时，群众欢迎尤为强烈，自愧无以当此，念我伤亡将士，盖为泫然。惟幸本党党纲推行顺利，国民革命障碍渐除，尤予帝国主义以重大之打击，不敢不益自振奋，誓于最短期间，廓清窜匿边境之余孽，扫荡妨碍民治之苛政，以慰先大元帅在天之灵，亦使我东江父老永免兵革。尚冀政府暨各界同志，万众一心，共同努力于国民革命之实现。临电祷切，敬乞垂鉴。

在第二次东征的同时，革命军又消灭了盘踞在海南岛、雷州半岛一带达四年之久的军阀邓本殷。至此广东全境得到了统一和巩固。

平定刘、杨叛乱和两次东征，发挥了蒋介石的军事才能，使他成为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大功臣性的风云人物。

1926年1月1日，军事委员会借广州各界庆祝元旦盛会举行阅兵式，朱培德任总指挥。汪精卫、鲍罗廷、蒋介石、谭延闿、李福林出席，国民党二大代表应邀前往观礼。

9日，黄埔军校教导团改编为教导师，直属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

12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决议：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改称中央军事政治学校。19日，任命蒋介石为校长，汪精卫为党代表。3月1日，举行成立典礼。

20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准蒋介石辞去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职，由何应钦继任，并任程潜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

22日至23日，国民党召开二届一中全会。22日，会议推选汪精卫、谭延闿、谭平山、蒋介石、林伯渠、胡汉民、陈公博、甘乃光、杨匏安九人为中央常务委员。会议通过中央党部的八个部长：宣传部长汪精卫，组织部长谭平山，工人部长胡汉民，农民部长林伯渠，商业部长宋子文，青年部长甘乃光，省外部长彭泽民，妇女部长宋庆龄。23日，全会通过《政治委员会组织条例》，并推选汪精卫、谭延闿、胡汉民、蒋介石、伍朝枢、孙科、谭平山、朱培德、宋子文9人为政治委员，陈公博、甘乃光、林伯渠、邵力子4人为候补政治委员。

蒋介石是以“东征英雄”的身份，从东江回到广州出席大会，1月6日下午，蒋在大会上代表军事委员会向大会作了军事报告。

会上，蒋介石以248票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总票数为252票，废票3票，有效票249票，汪精卫全票）。

在36个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只有9个（谭平山、李大钊、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杨匏安、于树德、彭泽民、朱季恂）。

在24个候补中央执行委员中，共产党员只有毛泽东、邓颖超、董必武、夏曦、许苏魂、韩麟符、屈武、詹大悲等8人。

中央监察委员12人中，共产党员只有高语罕一人。

蒋介石在这次大会上大获全胜，他不仅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而且在二届一中执委会上当选为9名常委之一。这是蒋介石第一次进入国民党中央上层决策机构，以前他主要担任军职，在党政方面没有职务。

在二大召开前，在广东工作的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等决定对国民党采取“打击右派、孤立中派、扩大左派”的政策，计划在大会上开除戴季陶、孙科等人的党籍，争取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名额中共产党员占到三分之一，少选中派，多选左派，使左派占绝对优势。

以陈独秀为首的党中央，认为当时革命形势在全国各处都受到打击，主张向右派让步，以保持联合阵线。于是，以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为代表，与西山会议派的孙科、法楚伧、邵元冲3人在上海苏联领事馆谈判。会谈结束，达成两项协议，一是共产党员在国民党各级党部不得超过三分之一以上的人数，二是由中共中央命令广东党部延迟二大。

周恩来回忆说：

更可惜的是中央居然在上海与戴季陶大开谈判，请戴季陶等回粤；为了争取右派回粤，还特地拍电报把大会延期一个月，等候他们，对右派采取完全让步的政策。

在大会期间，中国共产党派张国焘任这次大会的党团书记，在选举上，向右派做了极大的让步。结果在36个执委中，共产党比原来的计划少了将近一半。

彻底打击右派的目标未能完全实现，右派孙科、戴季陶、胡汉民、伍朝枢、萧佛成都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在监委中，右派占了绝对优势。由于国民党中央执委、监委常常在一起开会，因此形成了右派势大、中派壮胆、左派孤立的形势。

蒋介石在会上伪装进步，大大地抬高了他在国民党中央的地位，埋下了新右派篡夺领导权的祸根。

蒋介石底气充足了，他依靠汪精卫的帮助，进入高层决策机构，那么下一步，他要做的就是向汪精卫开刀，反对共产党，夺取最高权力，取而代之。

以国民党二大为起点，蒋介石开始向右转，成为顽固的反动派。

制造“中山舰”事件，问罪共产党

成为国民党右派的蒋介石，为了问鼎最高权力，不久便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1926年3月18日，蒋介石指使他的一个亲信——海军学校副校长——孙文主义学会成员欧阳格，以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的名义，打电话给海军局代理局长兼中山舰长李之龙（中共党员），令他将中山舰调至黄埔港候用。

李之龙不知是计，收到命令后遂用笺纸写了两命令：一令交给宝璧舰舰长，一令交给中山舰代理舰长章臣相。命令略云：“将该舰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3月19日上午6时宝璧舰抵达黄埔。7时，中山舰抵达黄埔。

中山舰，即1923年孙中山在广州蒙难时所驻守的那艘“永丰舰”，也是当时广东最大、最新型的兵舰；孙中山逝世后不久，为纪念他，乃改名为“中山舰”。

中山舰的行动，本是奉命行事，但蒋介石这时却覆手为雨地说：这是“无故升火达旦”，是“扰乱政府之举”，诬蔑是共产党阴谋暴动。更为离奇的是，蒋介石在后来的回忆中说：“我知道共产党阴谋的爆发，就在于此。但我在当时，只知道他们是要叛变，要加害我，还不知道他们的企图究竟是什么。一直到了这一叛乱平定之后，我才知道他们的计划，就是要在我从广州省城乘舰回黄埔军校途中，强迫我离粤，直驶海参崴，送往俄国，以消除他们假借国民革命来实行其‘无产阶级专政’的唯一障碍。”19日夜里3时（即20日凌晨3时），蒋介石到造币厂开始行动，命令陈肇英、王柏龄执行逮捕李之龙的任务；刘峙执行扣押第二师各级党代表的任务；第二师第五团占领海军局，并解除海军局的武装；陈策、欧阳格执行占领中山舰并解除中山舰武装的任务，吴铁城所部监视汪精卫、季山嘉及苏联代表团与全市著名共产党员的住宅和机关。他们预定，只要任何方面的共产党一开枪反抗，他们就以第二师、新编第一师（吴铁城兼部长）及公安部队来一次战地大屠杀。

这就是蒋介石制造震惊中外的“中山舰事件”的真相始末。

然而事变发生后，蒋介石却向军事委员会做了个冠冕堂皇的报告，说：

为呈报事，本月十八日酉刻，忽有海军局所辖中山兵舰，驶抵黄埔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向教育长邓演达声称，系校长命令调遣该舰特来守候等语。其时本校长因公在省，得此项报告，深以为异，因事前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间亦无传达之误，而该舰露械升火，经一昼夜，停泊校前，于十九日晚之深夜开回省城，无故升火达旦，中正防其扰乱政府之举，为党国计，不得不施行迅速之处置，一面另派海军学校前副校长欧阳格暂行代理舰上事宜，并将该代理局长李之龙扣留严讯，一面派出军队于广州附近，紧急戒严，以防不测。

再说“中山舰事件”发生时，汪精卫身体不适，在家养病。这天早晨，陈公博先赴汪精卫处，报告了事变情况。以后谭延闿、朱培德拿了蒋介石的一封信来汪家中，信中曰：共产党阴谋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事后通报，请求汪主席谅解。汪精卫看后大怒，无比激动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事委员会主席，介石这样的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是什么？”并立即要和谭、朱到蒋介石处，质问蒋是何居心。夫人陈璧君急忙劝阻：“你身体有病，是不能去的。”汪精卫愤然地说：“好！你们先去，看他如何说法，我在党的地位和历史，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3月21日，汪精卫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把朱培德、谭延闿、李济深等几个军长召来，意在与他们商量反击蒋介石的方法。汪精卫要他们把蒋介石扣留起来。这些人虽与蒋介石有水火不容的矛盾，但他们暗自权衡利弊：如得罪了后者，于己不利。于是，他们不吭一声，保持沉默，汪精卫未能如愿以偿。而当时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中央也没有组织华侨委员会任何形式的反击，汪精卫对此无可奈何。

汪精卫气愤地致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请求一段病假，声称：“甫一起坐，则眩晕不支，迫不得已，只得请假疗治”，所有各项职务均请暂时派人置理。当日傍晚，蒋介石去探望汪精卫。汪精卫怒火中烧。事后蒋在日记中说：“傍晚，访季新兄病。观其怒气勃然，感情冲动，不可一世。甚矣，政治势力之恶劣，使人无道义可言也。”

2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在汪精卫寓所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蒋介石也到会。汪精卫在发言中指桑骂槐地说道：军事当局非奉党的政治领袖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会议决定：“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俄同志暂行离去”；“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息”；“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3月23日汪精卫声称“病了”，要到外地就医。25日汪精卫又表示：“不再负政治责任”，然后汪的“行踪不可得”。汪精卫在政治委员会临时特别会议之后隐居不出，据陈璧君说，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让蒋介石“反省一切”。实际上汪精卫一直躲在广州观察事态发展，如果苏联顾问和中共方面反击，压倒蒋介石，则他可以坐收渔人之利，乘机再起，“收拾残局”。但事实上使汪精卫大失所望，苏联顾问与陈独秀对蒋介石步步退让，局势无法挽回，而蒋介石除了装模作样地给军事委员会写过一个自请处分的呈状以外，并无什么像样的“反省”行为。其间，汪精卫读到了蒋介石致朱培德的一封信。信中，蒋介石毫不掩饰地表露了他对汪精卫的疑忌，心照不宣，于是，汪精卫决定出国。

3月31日汪精卫致函蒋介石，内称“今弟既厌铭，不愿与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蒋介石于4月9日复信说：“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有陷弟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又说：“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问乎？抑兄果为人问乎？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汪精卫在这种“兄弟情谊”的“温情脉脉”中，被蒋介石一脚踢出了广州，5月11日，汪精卫悄然离粤赴港，在船上遇到了他的“难兄”胡汉民。胡、汪在同盟会时是孙中山的左膀右臂，中山逝世后，汪成了左派领袖，胡成了右派“司令”，如今一起又被蒋介石左右开弓逼走海外，这两位老同事同舟渡海，却以泪洗面，无话以对。周恩来曾对此分析说：“蒋介石打击左派以取得右派的支持，又打击右派以表示革命，这就是他的流氓手段阴险恶毒的地方。”

汪精卫于6月中旬抵达法国，在巴黎近郊当“寓公”，以示与蒋介石的不合作，所以当时有些苏俄顾问称汪精卫为“胆小如鼠”的“懦夫”，且中要害。

汪精卫愤然出走，正中蒋介石下怀。4月16日，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联席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由谭延闿、蒋介石分别取代汪精卫为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决定兴师北伐。

蒋介石在“中山舰事件”中捞到了很大好处，这与他的导师张静江的参谋有很大关系。

张静江在孙中山逝世后，住在上海，他静观局势的发展，既没有站在汪精卫一边，也没有参加邹鲁、居正等人组织的国民党伪中央，他准备在局势明朗时再参加权力斗争。

蒋介石在国民党中势力迅速上升，他掌握了部分军权，成为实力派人物，张静江对他看好。张静江得知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不辞道远，刻日南行”，为蒋介石献策。

张静江事先没有参与谋划“中山舰事件”，但他在善后工作中，却出了不少主意，这些主意帮助蒋介石从孤立的危境中摆脱出来，同时搬掉了最后一大障碍汪精卫，这就用不着盘算下一步计划如何收拾汪精卫。这也叫一枪打两鸟，意外的收获。

第六章

迁都之争

迁都风波的由来

1926年11月，以蒋介石为领导的北伐军，节节胜利，在较短的时间里，夺取了湖南、江西，再向北推进，不久便攻占了武昌、九江、南昌市等战略要地。为迎接新的形势，国民政府不能不前移，以便指挥。于是，11月8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在广州开会，根据新形势的需要，决定将国民政府和中央党部迁都到武汉。人员分两批迁移。第一批确定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蒋作宾、孙科、鲍罗廷夫妇等，及随员60人，于16日晨经韶关北上。余下为第二批人员随后跟上。国民革命总司令部仍留在广州市，由李济深主持。

19日，在前方北伐的蒋介石得知这个信息后，立即打电报给任国民党中执委主席的张人杰和任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谭延闿说：“中央如不速迁武昌，非特政治党务不能发展，即新得革命根据地，亦必难巩固。”

这年的12月，第一批迁移人员宋庆龄、徐谦、陈友仁、吴玉章、王法勤、苏联顾问鲍罗廷等去武汉时路过南昌，蒋介石高高兴兴地设宴招待了他们。席间，蒋介石将执行北伐情况说给他们听：“这次北伐，其性质不单是中国国民革命，完全是世界革命在东方革命的一个起点。”

“有了起点，就有了胜利的希望。”宋庆龄道。

蒋又说：“纵观全国的风云，不由得我们不抱乐观，我们的敌人内部已发生破绽，自相冲突，用不着我们用大队去打，去炮轰，只要动用政治手段，就可以轻而易举地解决。国民革命，已快将成功，我们的政府统一全国已不再是一种奢望。”

“让我们举杯相庆。”陈友仁提议。大家频频举杯相庆。

12月7日，各委员到庐山举行了中央会议，作出了如下几项决议：

一是在军事方面，鉴于南京和上海尚未收复，孙传芳还残存部分兵力，所以对奉系张作霖采取绥靖政策，以便彻底消灭孙传芳，仍采用各个击破的战略战术。

二是积极开展农民革命运动，推动土地革命的开展。

三是凡北伐军收复的省份，其财政归中央统一管理。

四是取消主席一长制，改为委员会的合议制。

五是电请汪精卫复职。

“我尊重会议的决议。但是……”会议上蒋介石作了发言，对以上决议都表示同意，但是后面却来了个大的转变，突然改变了自己提出的迁都武昌的主张，提议迁都南昌，让各位委员留住南昌，理由是为“政治与军事配合，党政中央应与北伐军总司令部在一起”。

“我不同意。”宋庆龄首先表示反对。其他各委员也都发表了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会议不欢而散。12月8日，大部分委员们不顾蒋介石的反对，冒雨下庐山往武汉而去。对此蒋介石大发雷霆。

12月9日，蒋介石打电报阻止张人杰、谭延闿去武汉。

12月13日，蒋介石催张人杰等各位中央委员速来南昌。

12月31日，张人杰、谭延闿及部分中央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到达南昌。

1927年1月3日，蒋介石在南昌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非法决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暂驻南昌”。

1926年除夕，蒋介石在欢迎张人杰、谭延闿及各委员的宴会上讲话说：“今天各位从广东来到南昌，我们心里的快乐，几乎是不能形容的。”

且说蒋介石为什么反对国民政府迁往武汉呢？

应该说这是一个野心问题，也是一个控制与反控制的问题。

武昌当时是在李济深和唐生智的第八军的控制之下，南昌是在蒋介石嫡系第一军的控制之下。若国民政府设在武汉，蒋介石就控制不了局势，北伐军总司令部，必被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控制。

若国民政府设在南昌，蒋介石就可以把北伐军总司令部置于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之上，从而用枪指挥党，指挥政府，控制大局。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要背叛革命，成为大资本家和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当时武汉革命形势高涨，国民政府设在武汉对蒋叛变革命是十分不利的。按人们的话说，这叫心里有鬼。

对蒋介石反对迁都武昌，李宗仁一针见血地说：

就形势说，中央北迁，应以武汉最为适宜。南昌断没有成为临时首都的资格。蒋总司令所以坚持南昌的原因，自然是私心自用。

吴玉章评论说：

当初，蒋介石因害怕广州的工农革命力量，曾提议把政府迁往武汉，遭到我们大家的反对；等到武汉工人运动和两湖农民运动起来了，我们大家都主张把政府迁往武汉，并根据大多数意见作出了正式决定的时候，他忽然又提出异议，不肯服从，实在不当。

1927年元月11日，蒋介石到了武汉，武汉组织了30万人参加的欢迎大会。蒋介石在会上发表了冠冕堂皇的演说。演说结束后，有人站起来当面质问道：“既然蒋总司令这样革命，为什么违抗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为什么无理扣留国民党中央委员？”

“这个……这个……”蒋介石张口结舌，脸涨得通红。

对此，机要秘书张治中回忆说：

有一天，蒋在汉口公宴大家，李立三在席上有一篇措辞极其委婉而含义很锋利的讲话……而总政治部主任（兼武汉行营主任）邓演达的态度言论也是日趋激烈，比中共有过之而无不及，给蒋的刺激很大。

在另一次欢迎蒋的宴会上，鲍罗廷的讲话使蒋更恼火：

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的事情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中共）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打倒的。

鲍罗廷的讲话激怒了蒋介石，他当时没说什么，第二天蒋跟鲍狠狠地吵了一架，最后蒋一甩手回到了南昌。

李宗仁事后回忆说：

民国十六年一月中旬，蒋总司令曾亲赴武汉视察，渠见武汉风色不对，恐发生意外，稍留即去。

1月19日，蒋介石给武汉联谊会议主席徐谦打电报，说鲍罗廷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去鲍罗廷的顾问职务，并坚持迁都南昌。

徐谦接到电报，感到蒋的“撤鲍迁都”的要求很棘手，他想到了一个人，这个人就是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当年蒋、廖都在黄埔军校任职的时候，两家住在独门独院，两家的关系甚好，兴许能起到作用。于是徐谦便唤来何香凝，交代了任务。何道：“我能胜任吗？”徐说：“没问题。”“那我就试试再说。”就这样徐谦给何订了张去南昌的船票，并送何香凝上了船。

接着，徐谦又打电报给南昌的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要求他们配合工作。

且说何香凝到达南昌的那天，蒋介石正要出军北伐，不料这天出师不利，蒋在检阅出征部队时，因跨下坐骑突然受惊，蒋介石猝不及防，被惊马颠翻坠地，但右脚却被鞍套住，惊马拖着蒋介石跑了七八米，蒋介石虽然性命无虞，右脚却受了伤。而且，在士兵面前，将军坠马，主“出师不利”之兆，又出了个大洋相，所以蒋介石心理上所受的刺激甚至较之右足之伤为甚。倒是随军侍奉的夫人陈洁如安慰他，说：“你从马上跌下，竟能保全性命，说明你命大。有道是‘大难不死，必有后福’，你尽管放心吧！”一番宽心话，说得蒋介石转忧为喜，破涕而笑。

陈洁如说得有理，蒋介石的确是“命大”。

早在“二次革命”失败后，蒋介石被袁世凯悬赏3000元通缉，在上海无立足之地，只好连夜潜回奉化，跑到萧王庙舅父孙琴凤家里躲藏。他的舅母遂让他躲在家里的阁楼上避祸。

次日，奉化县衙得线人密报，知道蒋介石逃往萧王庙孙家，立即派武秀才丁志国率领兵丁前往萧王庙搜捕。

兵丁们径直来到孙家，四处搜索，均不见革命党的影子，这时，有人发现了阁楼，便想登上去查看。武秀才丁志国暗中同情革命党，料定蒋介石多半躲在上面，便对兵丁说：“那是人家的卧室，咱们不能胡来，我一个人上去搜一搜就成了。”丁志国上了阁楼，果然见到蒋介石正直挺挺地坐在床上瞪着他。丁志国视若无睹，转身下去对众兵丁说：“上边没人，咱们再到别处去搜搜吧！”他临出门又对蒋介石的孙家舅母说：“此处不可久留！”

逢凶化吉，遇难呈祥，蒋介石果然是“福大命大”。

蒋家王朝的御用文人们会拍马屁，说蒋介石是“真龙天子”，自有神明护佑，所以才吉人天相，屡屡大难未死，每每化险为夷。

蒋介石虽然声称信奉三民主义，又皈依基督教，成了一个虔诚的信徒，但他骨子里却依然未脱传统中华文化中封建迷信的窠臼，对“神明护佑”一说是笃信不疑的。他迷信神门仙道，迷信阴阳风水之学，也热衷于抽签算命测字看相之术。因此，每次罹险脱身之后，蒋介石都要默默静坐，祷告列祖列宗、各路神仙，暗中保护，使自己有惊无险。

而实际上，蒋介石之“大难不死”，每一次都是客观条件囿限的结果，关键时刻，若没有卫兵挺身保卫，蒋介石有十条命怕也早就丢了。即以在南昌阅兵时被颠落马下的事为例，当时幸亏蒋介石穿的是马靴，当那惊马拖着蒋介石狂奔了一段之后，马靴从蒋介石的脚上脱落下来，这才使他保住了一条命。若说“护佑”应当说是“马靴护佑”，若说感谢，倒是说该谢谢“马靴”。

再说，蒋介石跌了足便到南昌陆军医院检查，刚由大夫做了推拿手术，就传来有人求见，蒋介石听说何香凝来见，不假思索地说：“让她进来见。”

片刻，何香凝在陈洁如的陪同下，来到了病房。会作画的何香凝把一束鲜花献给了他。蒋介石感谢地道：“何大姐送鲜花，可谓香花香凝。”

何香凝也笑了，说：“我这次来，带的不是鲜花，而是对你的批评。可不巧你还在住院，有些话我是不想说的，但我千里迢迢而来，也不能不说。”

蒋介石道：“你是大姐，自家人，有话随便说。”

“好，我就直说吧。”接着，何香凝就说：“我是大姐，我真心对你好，武汉对你的批评很烈，尤其是你要撤鲍迁都一说，搞得武昌满城风雨，这些事，你应该沉思默想。还有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已经宣布，武汉政府是孙中山先生思想的正当诠释者，也就是说孙夫人是支持武汉政府的。”

“还有什么？”蒋介石一直默听。

“我是说：有形势就有变化，你不能一条道跑到黑，是不是该刹车了。这个主意还得你来拿。我只是个建议而已。”

何大姐的一席话，确实对蒋介石发生了作用。2月初，又在庐山举行会议，由谭延闿、朱培德、宋子文从中调停，蒋介石只得同意迁都武汉，并放弃了驱逐鲍罗廷的主张。不得不于2月8日在南昌作出了“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到武汉”的决定。

蒋为什么改变主意呢？

这是蒋的缓兵之计。因为，与武汉国民政府完全决裂的条件还不成熟。因此，蒋介石于1927年2月20日和3月5日，在南昌先后两次欢送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迁鄂的大会上发表演讲：

“武汉是全国的中心，也是政治变迁的策源地。我们党部和政府到了武汉，一定比在南昌发展得更快。我们今天可以代表在南昌的同志，明白地告诉谭主席和各位委员：我们的政府虽然迁到武汉去了，我们在南昌的同志，对于拥护政府、拥护本党的热忱，比现在还要增加几倍。”

1927年3月10日—17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召开。到会委员33人，蒋介石、张静江、朱培德未到会。

会议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统一革命势力案》、《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撤销中央军人部案》等案。

上述决议为了限制独裁，提高民主，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国民党中常会主席、军人部长等职务，限制了蒋介石个人的党政军权力，但仍保留了蒋介石的总司令职务。

会议改选了国民党中央常委和各中央机关。选汪精卫、谭延闿、蒋介石、顾孟余、孙科、谭平山、陈公博、徐谦、吴玉章9人为中央常委。

中央政治委员除中央常委兼任外，宋子文、陈友仁、邓演达、林祖涵、王法勤、宋庆龄6人当选。

选出了中央各部部长：组织部长汪精卫（暂由吴玉章代理），宣传部长顾孟余，农民部长邓演达，工人部长陈公博，商民部长王法勤，妇女部长何香凝，海外部长彭泽民，青年部长孙科。

选举蒋介石等15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汪精卫、唐生智、程潜、谭延闿、邓演达、蒋介石、徐谦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

选汪精卫等28人为国民政府委员，孙科、徐谦、汪精卫、谭延闿、宋子文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

这次会议对蒋介石是极为不利的，蒋介石失去了军人部长、组织部长、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等职务。

特别重要的是《统一革命势力案》，蒋更是反对有加。现抄录如下：

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两党联席会议须立时召开，讨论一般的合作方法，特别是以下各问题：

一、统一民众运动，特别是农民与工人运动，共同指导。

二、国内少数民族问题。

三、共同负担政治责任问题——应由共产党派负责同志，加入国民政府及省政府。

四、设法使第三国际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机关报，关于两党相互之批评与记载，不违背合作之精神，两党联席会议代表五人，即以中共之组织、宣传、工人、农民、青年五部长充任。

五、应即派代表三人参加第三国际会议，接洽中国革命根本问题，特别是中国革命与世界革命的关系问题。

这次会议大大削弱了总司令的权力，《中央执行委员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总政治部组织大纲案》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条例案》中规定：

“军事委员会为国民政府最高军事行动机关”；“军事委员会一切会议表决，以出席委员之过半数行之”；军事委员会也不设主席，而由七人组成军事委员会主席团，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决议及发布命令，须有主席团委员四人签字方生效力”；“军事委员会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所决议的重要案及办法，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方生效力”；“总司令是军事委员会委员之一”；军官任免各出征动员，须经军委会决议，提交中执会通过，再交司令部执行。

这些决议，使蒋介石的权力大大缩小了。而且《对全体赏训令案》中，针对蒋介石的独裁着重指出：

“自北伐军兴，军事政治党务集中个人，愈使政治之设施，不能受党的领导，而只受军事机关之支配。此种制度，弊害甚多。”决定将一切政治、军事、外交、财政等大权均集中于党。

出尔反尔，蓄势待发

且说蒋介石是独裁者，他一时的退，正是为了进。面对着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制约独裁者的决议，蒋介石是不会苟同的！

忍耐是有一定限度的。

时间到了1927年4月1日，汪精卫回到上海。这时的蒋介石对一年前被他排挤走的汪精卫表现出了异常的热情。此时蒋介石与武汉国民政府方面矛盾很大，汪精卫去武汉，必增加反蒋阵营的力量，若能把汪精卫留在上海，帮自己一把，日子就好过一些。

“欢迎，欢迎，汪主席一行。”蒋介石异常高兴，“今天我来请客。”

“李石曾已经安排好了。”汪精卫对一年前“蒋汪风波”还记忆犹新，说话不温不火。

正如李宗仁在回忆中所说：“汪精卫当时的德望，和党员的归心，可说一时无两。”

汪精卫回忆当时的情形是：回到上海的时候是4月1日，那时蒋介石、吴稚晖、蔡子民、李石曾等几位二十多年来大家在一起的同志都见面了。见面之后，蒋提出两件事要兄弟赞成：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党。

汪精卫道：赶走鲍罗廷，我一个人没有那么大的力量。再是分共，与孙先生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符。

蒋介石跳出来反击：这些共产党，我是恨死他们啦，他们一日不除，我是一日不安。在蒋介石带动下，其余人也加入了对共产党的人身攻击，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责任。

汪精卫开始是默默地静听各人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

听了汪的发言，大家不寒而栗。

在上海的党政要人在欢迎汪精卫时开了两次会。出席者有吴敬恒（吴稚晖）、蔡元培、李煜瀛、钮永键、汪兆铭（汪精卫）、蒋中正、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人杰、李济深、李宗仁等。

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帮助蒋介石反共灭共。而汪氏则始终袒共，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决策辩护：“中国面对着的敌手不光是千年的封建王朝，还有一大串的外国列强。我们必须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来打击我们的敌人。不然的话，敌人没打倒，倒乱了我们自己。子文，你是武汉政府派来的财政接收大员，我说的话对不对？”

至此，全会保持沉默不发一言的宋子文友好地点了点头。

“汪老兄，你说话绝对些。我看共产党不是什么好鸟。你是吃了共产党的薪水了吧？”

“你这是什么话？我汪某是行得正站得直，不像有些人说话掖着藏着的。”

“既然是这样，大家的要求你就答应吧？”

“要求什么？”

“留在上海，一起革命。”

“帮助蒋介石，反对武汉政府，我不会答应。”

“你要不答应，我就下跪求你了！”吴稚晖一时激动，竟真的下跪在地上。

汪精卫见吴稚晖跪下来，连忙拔腿逃避，退上楼梯处，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

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的成分。接着汪精卫也乖巧地做了蒋介石的俘虏。

4月3日，蒋介石又召集以上这些人开会，作出了四项决定：

一、4月15日召集国民党四中全会，解决“党事纠纷”问题。由汪精卫通知陈独秀，在开会之前，各地共产党员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开会解决。

二、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所发命令一概无效。

三、由各军队、党部、民众团体、机关的最高长官和主要负责人对“在内阴谋捣乱者”予以制裁。

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反对政府的阴谋 团体，不准存在。

4月3日这一天，蒋介石还发通电，拥护汪精卫，通电全文如下：

广州李总参谋长、龙华杨总司令、南京何总指挥、汉口唐总指挥、九江宋总指挥、陈总指挥并转各军军长各师长均鉴：我军势力日益进展，东南已告底定，江北频传捷音，河南敌势不振，当此革命大业功亏一篑之际，如能统一党权，有全党信赖之人，指导督促，疏解纠纷，排除障碍，国民革命即可告成。汪主席病假逾年，不特全国民众渴望仰慕，党国亦蒙受重大影响。中正曾经迭电促驾，今幸翩然出山，恍如大旱之获甘露，莫名欣慰。汪主席为本党最忠实同志，亦中正平日最敬爱之师友，关于党国大计，业与恳谈。中正深信汪主席复职后，必能贯彻意旨，巩固党基，集中党权，完成革命，以竟总理之遗志。今后党政主持有人，后顾无忧，中正得以专心军旅，扫荡军阀，恪尽革命天职。凡我将士，自今以往，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事务，皆须在汪主席指导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统率全军而服从之。至于军政军令，各有专属：军政大计应归中央统筹；中正唯词军令，以明责任。各军师长务遵此意，对汪主席绝对服从，诚意拥护，使汪主席得以完全自由行使职权，真正党权集中，达成本党革命任务，以促进三民主义之实现。特此电达，即希查照。

这则迎汪通电，看上去是蒋向汪精卫“俯首称臣”了，实际上并非如此，这是蒋介石用“笑里藏刀”的阴谋，目的是迷惑汪精卫，制造舆论，争取蒋汪的新合作。

4月5日，汪精卫、陈独秀发表了一个《汪、陈联合宣言》，其中有这样的话：

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之决议，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

汪精卫后来在《回忆录》中说：

从四月一号到五号共五天，大家都是商量这两个事。蒋同志等对于这两件事很坚决地以为必须马上就做。而兄弟则以为政策关系重大，不可轻变，如果要变，应该开中央全体会议来解决。蒋同志等说道：中央已开过第三次全体会议了，全为共产党把持，兄弟说过：如此可以提议召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了，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而且南京已经克复，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可以由武汉迁到南京，第四次全体会议可以在南京开会。会议怎样决定，兄弟无不服从；如不由会议决定，恐分共不成，反致陷党于粉碎糜烂，这是兄弟所不赞成的。

4月5日，蒋介石等正在开会，报上登出《汪、陈联合宣言》，与会人士为之大哗。吴稚晖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精卫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精卫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4月5日晚，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知道后气愤地说：“我早已料到留他不住，留他不住。”

李宗仁在《回忆录》中说：

汪氏坚持赴汉的是非问题，颇难定论。汪氏此去，显然是有嫌于蒋氏而出此。他二人彼此了解甚深，绝非我辈外人所可臆测。孙中山逝世后，汪、蒋曾亲如手足，合力排斥中央其他领袖，如胡汉民、许崇智等，迨胡、许既去，汪、蒋二人又复勾心斗角。“中山舰事件”后，汪氏被蒋氏所迫，竟不能在广州立足，只好抛开一手总揽的党政军大权而避往海外。今幸北伐胜利，武汉中央请他回国复职，正是千载难逢的良机，他自当速去武汉。他和蒋氏斗法很久，吃亏已多，现在在上海一无凭藉，自然不敢和蒋氏盘桓，俗语说：“给蛇咬过的人，看到草绳也害怕”，正是汪氏这时的心理。汪氏武汉之行，即有其个中玄妙，不足为外人道。

汪精卫去了武汉，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公开叛变革命。

弹在膛中，骨子里反动

如果说1926年蒋介石发动的“中山舰事件”是向共产党投石问路的话，那么1927年的“四一二”大屠杀则使他真正地走向反动。如今蒋介石鸟枪换炮，今非昔比，北伐前，蒋介石仅有6个师，1个军，由于北伐的节节胜利，军队大大扩展，收编了不少军阀的部队，变成了40个军。同时又掌握着江浙等几个富裕的大省，再加上江浙财团的支持，蒋介石此时头脑发热，根本不把共产党放在眼里，置孙中山的遗嘱而不顾，彻底撕开了自己的伪装。于是血腥的“四一二”大屠杀就开始了。

且说4月12日这天，凌晨1时，上海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就列队组织人马，全副武装，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每人发给赏金十元，从法租界出发，警车开路，去上海工人纠察队部门前动粗。

先是叫喊叫骂，半夜三更，工人纠察队以为发生了什么事，值更的出门巡看，不巧被他们抓住。

“别误会，我们都是自己人。”那队员还在梦里。

“没有误会，抓的就是你！”说完四个膀大腰圆的大汉走上前来。

“你们要干什么？”

“我们要杀共产党！”

“我不是……”

“什么是不是，给我捆绑起来！”一位长官模样的走过来吼叫。

四个大汉手疾眼快，三下五除二给捆了个倒栽葱，扔上了警车。

这时，工人纠察队如梦方醒，立即集合队伍，奋勇抵抗。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枪声爆响于凌晨的浓雾中……

此时，早已埋伏在周围的国民党第二十六军周凤歧部借口“工人内讧”，冲出来强行收缴双方的枪械。至晨5时，上海2700余名武装工人纠察队被解除了武装。当时工人纠察队牺牲120人，受伤180人。当日上午12时，蒋介石的反动军队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开始拘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同时，列强驻上海的军事力量也直接帮助蒋介石疯狂搜捕共产党员，总计抓捕1000余人，交给蒋的军队。

同日，上海总工会发出罢工命令，以示抵抗。中午，数万名工人徒手冲向总工会机关，夺回了总工会会址。南市区召开50万人参加的市民大会，并以市民代表大会的名义致电蒋介石，强烈要求“将所缴枪械悉数发还，并予确实保障，此后不再发生此类事端”。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广大工人仍对蒋介石心存幻想，没有意识到蒋已背叛革命。4月13日上午，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工人群众大会，会后整队到周凤岐的二十六军二师司令部请愿，二师司令部已经接到蒋介石下达的密令，预先部署妥当，当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反动军人即以机关枪狂扫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当场击毙百余人，伤者不计其数。同时，在南京游行的工人也遭枪击，死伤数十人。当时天降大雨，现场血流成河，尸横遍野，惨不忍睹。

从4月12日至15日，上海变成了血腥的世界，300余工人惨遭屠杀，500余人被捕失踪，逃亡者达5000余人！其后不久，中共党员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英勇献身。

“四一二”上海反革命政变后，4月15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发动政变，屠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2100余人。

继两次大屠杀之后，各地国民党反动派在蒋介石的统一指挥下也大开杀戒，甚至连国民党中的左倾人士也未能幸免。

蒋介石突然掉转枪口，大肆屠杀昨天还与他并肩战斗的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北方军阀也与蒋介石遥相呼应，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志士。4月28日，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党的北方区书记李大钊等20人壮烈牺牲在敌人的绞刑架下。

再说上海大流氓黄金荣。

有史书记载，他是浙江余姚人，12岁到上海，24岁混到法租界巡捕房当包探，虽然是“刑警”，可是兼营走私、绑票等勾当。他在巡捕房一路福星，由包探升为探目，再升为督察员，再升为法租界警务处中唯一的华人督察长，1925年退休，仍被聘为警务处顾问，法国帝国主义三次授勋给这只走狗，可见此人的显赫。据《黄金荣事略》中记载，黄金荣指挥上海码头上“三十六股党”、租界里“八股党”和手下“一百零八将”，“为租界当局效劳。同时也在茶楼里布置走私、绑票等勾当，为自己聚敛钱财。上海法租界里的帝国主义势力和帮会势力就此熔为一炉，官警和流氓也就此铸成一体。”

一个两手空空的流氓靠烟、赌、敲诈等办法，不仅拥有了上述种种产业，而且在上海的源成里、钧培里购置了数十幢里弄房产，在苏州惟亭乡下有数百亩良田，成了家产巨万的大富翁。

黄金荣的门人遍及上海各个角落，各个行业，上自军阀政客、律师报人、工商巨贾，下至侍役车夫、地痞流氓，入黄门者数以千计。

在“数以千计”的黄门狐群狗党里，蒋介石就是其中一流氓。

据黄金荣的心腹程锡文《我当黄金荣管家的见闻》第十节《黄金荣与蒋介石的关系》中记载，不难看出小流氓蒋介石的发迹，与大流氓黄金荣息息相关。

蒋介石当初原在上海物品交易所当小职员，收入不多，很不得意。耳闻黄金荣的势力，就托虞洽卿介绍拜黄金荣为先生。黄金荣同意之后，由徐福生当传道师，正式举行拜师仪式，投了门生帖子。

1921年上海交易所发生不景气风潮，蒋介石和陈果夫等经营的恒泰号经纪行亏空甚巨，蒋本人亦欠债数千元，经黄金荣、虞洽卿出面代为了结。当时蒋想去广州投奔孙中山先生，黄金荣认为自己替孙先生出过力，就与虞洽卿一同资助旅费，使蒋走上了“国民革命”道路。

1926年至1927年期间，蒋介石当了北伐军总司令。在到上海之前，黄金荣即和虞洽卿商量，退还门生帖子。蒋介石到上海后，由虞洽卿结伴同去黄金荣家探望，黄改变了过去的师徒称呼，对蒋说：“总司令亲自到我家来是我的光荣，过去的那段关系已经过时了，那张红帖我找出来交给虞老送还。”蒋介石当时谦虚地说：“先生总是先生，过去承黄先生、虞先生帮忙是不会忘记的。”说罢从怀中取出一只黄澄澄的金挂表送到黄金荣面前说：“这是我送给黄先生的纪念品，略表心意。”黄金荣接过表，连连称谢。黄金荣对这只金表，一向重视，每逢喜庆大事，总要拿出来炫耀一番，一直保存到死后，被黄源焘取去。

北伐军到上海后，黄金荣和虞洽卿等，曾召集工商界以及社会名流为蒋接风祝贺，并为蒋的军队筹集了10万元的“慰劳费”，蒋把10万元交给虞洽卿、黄金荣，虞洽卿把5万元捐献给慈善事业，黄金荣也捐给陆伯鸿等办教会事业。

蒋介石北伐到上海时，警卫部队约有一百多人，驻扎在南市董家渡附近，蒋本人决定随带警卫队长便衣进入法租界。为了保护蒋介石的安全，警卫队抽调了六十多人，开了两辆军用卡车，由董家渡出发，经外马路转一枝春街，准备进入法租界的爱多亚路。车到一枝春街口，被法租界的安南巡捕拦阻，不许这两车军警进入租界，并将两辆警卫车拦进法租界巡捕房，蒋的警卫队长也被扣押。黄金荣得知后，亲自到法租界巡捕房，与程子卿一起向法捕房头头解释，说蒋总司令进入租界是看黄的，黄为安全起见，请蒋的警卫队开进租界到黄家保卫，希望和平解决。法捕房打电话请示法国领事馆，法领事感到事态严重，指示捕房让黄金荣出面调解，黄金荣主张先让被扣押的两辆警卫车开进法租界游行一圈，然后开到八仙桥钧培里黄家。法捕房同意了黄的主张，通知一枝春街的法捕房让警卫车开进法租界，经爱多亚路进入八仙桥钧培里路口。黄金荣办了这事，颇得蒋介石的赞赏。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组织中华共进会，充当反共先锋，蒋介石先后拨付十多万元费用，并在事后以陆军总司令部名义，聘任黄金荣为少将参议，杜月笙、张啸林为少将顾问，后来又委黄金荣为南京国民政府参议，奖给勋章。黄家花园落成时，蒋介石题了“文行忠信”四字，黄金荣奉如至宝，刻在黄家花园四教厅（四教厅的命名就是根据蒋介石题的四个字）右边的六角亭上，在黄氏门人结社时，也以“忠信”为社名。

尔后，蒋介石成立南京政府，与武汉政府对抗时，也得到了黄金荣的鼎力支持。此为后话不讲。

老鼠过街，人人喊打

“四一二”大屠杀后，蒋介石的日子开始危机四伏，他遭到了国民党各派的攻击。当时中国存在着西山会议派、汪派、蒋派和李宗仁为首的桂系派等派别。

4月15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开除蒋介石党籍，取消其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委任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为副总司令。

命令指出：

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定，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

4月16日，中共方面周恩来等曾致电中共中央，建议武汉政府迅速出师东征讨伐蒋介石，周恩来等在意见书中分析了东征讨蒋的必要性，列举了蒋介石种种反革命行径，指出如不迅速讨蒋，“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即使武汉北伐，能直捣京津，而蒋之政权已固，继蒋而起者亦将大有人在，日帝国主义在北方亦未尝不可与国民政府成直接冲突。”因此，东征讨蒋是唯一正确，“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我方亦将为所动摇，政权领导尽将归之右派，是不是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意见书还进一步分析了讨蒋取胜的可能性。从总的军事实力分配看，国民革命军主力部队有十二个军，其中有九个军表示服从武汉政府，有三个军驻在苏皖地区受蒋介石指挥。地方军阀投诚改编的杂牌军有十六个军，虽多数受蒋介石节制，但他们的战斗力很弱，又脚踏两只船，不能领导他们作战。蒋介石能用来作战的只有一、七、九这三个主力军。其中李宗仁的第七军属于新桂系，与蒋介石有较深的矛盾，能否坚决助蒋，亦难以断定。所以“蒋介石能直接使用的军队仅五个师”，而其中的第一师、第二师和第二十一师已死伤过半，“在南京者仅有第三师、十四师，如何能抗东下之兵？”周恩来在意见书的最后强调，讨蒋军事工作“必须有计划、有名义、有负责人、有密函，方能使左派军官相信中央政府”。

然而武汉国民党中央却主张继续北伐，希望在北伐中同冯玉祥所部会师，打通同苏联的交通线，然后再回过头来对付蒋介石。

4月13日至4月16日在武汉召开的中共中央委员会上，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罗易和苏联总顾问鲍罗廷意见分歧，争论不休。罗易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团的成员和共产国际中国委员会书记处书记，他是受共产国际的委派，手里拿着共产国际执委会第七次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于4月2日到达武汉的，盛气凌人。罗易要坚决贯彻决议案的精神，认为应先开展土地革命，巩固两湖，使革命深入，在这个基础上进行北伐。鲍罗廷认为共产党应和国民党左派一起立即开始第二次北伐，与冯玉祥会师河南，再攻打北京；攻下北京后，再搞土地革命。罗易反驳说，将武汉所有的军队集中去打北方的张作霖，造成武汉防卫空虚，就给蒋介石或北洋军阀从南京方面进攻我们以可乘之机。在这种情况下北伐不但没有任何意义，而且是军事冒险！

两种意见，针锋相对。

在中国共产党内，对以上问题，也有争论，瞿秋白主张东征讨蒋，但多数人不主张东征。蔡和森主张在立即实行土地革命等条件下进行北伐。张国焘、谭平山主张南征回广东，首先打李济深。陈独秀、彭述之、张太雷赞成鲍罗廷的北伐主张。

争论结果，中共中央否定了东征讨蒋的意见，决定先进行第二次北伐，打奉系张作霖，同冯玉祥会师，然后再回过头来打蒋介石。这个决定的作出，鲍罗廷与陈独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其理由是：第一，蒋介石仍在高喊北伐，在部队群众中尚有欺骗作用；第二，东征会与帝国主义过早发生冲突；第三，如果东征讨蒋，张作霖会从后面来打武汉；第四，继续北伐可与冯玉祥会师，打通国际路线。

这种继续北伐的主张，符合了汪精卫希望向蒋介石妥协的心理。4月6日汪精卫离开蒋介石，从上海乘船赴武汉途中，曾给李石曾写信，信中虽充分肯定“民国十三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但仍然提到要在南京召开第四次中执委全体会议，以解决一切问题。这说明他内心矛盾，并不想与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决裂。武汉政府中的谭延闿、孙科等人，也有希望与蒋介石妥协的心理。因此，最后在汉口南洋大楼举行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出席的有汪精卫、谭延闿、孙科、徐谦、顾孟余五人，共产党方面是鲍罗廷、罗易、陈独秀、张国焘、瞿秋白五人参加会议。会上决定先行北伐。4月19日，武汉政府在武昌南湖再次誓师北伐，北伐的号角再次吹响。

再说蒋介石面对着众人的谴责，迫不及待地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中政会议，会议推举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决定南京国民政府于4月18日开始办公，同时举行定都庆祝典礼。

4月18日这天，一阵冲天炮在空中炸响，南京国民政府挂牌成立。同时，又发表《建都南京宣言》。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为国民政府常务委员。南京国民政府的第一号令就是“全面清党”。

首批被通缉的共产党人就有五十多人，他们是：

鲍罗廷、陈独秀、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杨匏安、恽代英、毛泽东、夏曦、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罗亦农、邓中夏、林育南、李汉俊、罗章龙、易礼容、郭亮、刘少奇、张国焘、蔡和森、方志敏、彭述之、汪寿华、沈雁冰、瞿秋白、杨之华、施存统、张太雷、苏兆征、彭湃、阮啸仙、宣中华、熊雄、萧楚女、赵世炎、刘清扬、宋云彬、顾顺章、包惠僧、王若飞、周逸群、张秋人、刘伯承、李立三。

还有：徐谦、彭泽民、陈其瑗、詹大悲、柳亚子、章伯钧、郭沫若、顾孟余。

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宁汉分裂”。

以退为进，首次下野

早在“四一二”政变时，汪精卫还堂而皇之地指责蒋介石反共杀共，现在汪精卫也彻底反共了，蒋介石可谓春风得意。就在蒋得意之时，一场新的矛盾使蒋如临深渊，直接导致了蒋的下野。

且说这个矛盾就是蒋介石和新桂系的矛盾。

新桂系有三大巨头，李宗仁、黄绍闳、白崇禧都是年轻人，个个血气方刚。他们平定广西，参加北伐，屡建奇功。

再说蒋介石羽毛渐丰之后，用阴谋诡计排斥他人，1927年春，他企图逮捕第六军军长程潜，程侥幸逃到武汉，但第六军被蒋的嫡系强行缴械改编。这些都被人们看在眼里，下一个吃掉的目标便是新桂系，李宗仁等早有所防。

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曾密令何应钦执行剿灭桂系的计划，何应钦没敢执行，因为蒋、桂力量相当，没有取胜的把握，再加上何应钦与桂系白崇禧的私人结交也不错，不想无故翻脸。为此，何应钦曾专程面见蒋介石，说明执行命令的难处：“不是我无能，主要是没有取胜把握。”

“笨蛋！”蒋为此不满，认为何“已被软化”。

何曾向白崇禧诉苦，无意说出这段秘密。李宗仁等得知这一阴谋后，便与同伴商量说：“老蒋不仁，我们何还有义！早晚都要杀，不如我们先下手为强！”于是他们借西讨武汉之名，把桂系第七军部署在南京以西地区，又联络浙江周凤岐的二十六军将部队开到南京周围，对南京形成武力紧密包围之势，这样蒋介石没有了主意。

情急之中，蒋介石急忙调兵遣将，防守南京。结果顾头不顾脚，致使徐州空虚，直鲁军阀趁机反攻，7月24日徐州失守。蒋介石对着何应钦跳脚骂娘：“上次，我让你除了李等祸患，你慢慢腾腾，犹豫不决，看看今天终于成了祸患。今天又失守徐州，你还有何话要说！”

“本人有罪，本人有罪。”何应钦喃喃地道。

8月，蒋介石亲自出马，指挥徐州战役，结果又被孙传芳打败，部队一直撤退到蚌埠。蒋一气之下，不经审判，就枪毙了第十军军长王天培。

蒋枪毙王天培，引起各部将领的恐惧，人人自危。于是一场阴谋反阴谋的斗争在军阀内部悄悄孕育了……

再说王天培是黔军将领，何应钦的同乡，对于他的死，何对此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李宗仁、白崇禧都担心做“王天培第二”。于是，演绎了李、白、何串通一气，逼蒋下野的一幕来。

8月8日，蒋介石从徐州前线回到南京后，即在总司令部召开一次高级军事会议。在会上，蒋一脸怒气，首先发言，检讨此次徐州失败。言下不胜悻悻。

接着白崇禧发言说：“总司令太辛苦了，应当休息休息，让我们试试看吧！”

“健生的意见很好，让我们也尝试尝试。”李宗仁唱起了双簧戏。

何应钦见蒋一脸怒气，默不作声。

会议不欢而散。

会后，蒋问何：“敬之，你对白健生的提议以为如何？”

何说：“在当前形势下，我也只能同意他们的建议。”

蒋凝视着何应钦，道：“你也支持？”

“无能者不仅仅是我一人。”何应钦言毕，返身告辞，蒋深为失望。接着蒋介石听到桂系“逼宫”，以辞职相威胁。然在当时，下野却是上策。

蒋介石在汪精卫、桂系的围攻下，不得不宣布下野。陈布雷在日记中记道：“八月间宁汉分裂之迹更显，蒋公命余先期为准备辞职宣言，愿引退让贤以促成团结。”

对蒋公辞职一事，作家宋平分析说：蒋介石在政治舞台上惨淡经营20年，用尽纵横捭阖之手段，并已登上了国民党最高统治者的宝座。他怎么会在一夜之间，就甘心情愿下野，遁迹乡里？其实，蒋介石下野乃是一策，玩弄的仍是“以退为进”的政治赌博。

当蒋介石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国内外的反动派无不为之拍手称快，对蒋介石抱有殷切的希望。但是，仅仅四个月的光景，蒋介石把事情弄得很糟，反共之后取消了军队的政治部，战斗力大为丧失，收罗的军阀旧部队太多，军纪很坏，又加其内部派系矛盾增多，蒋的某些做法也使帝国主义不悦，内、外都反对他。蒋介石看到形势对自己极为不利才断然下野的。

对蒋介石以退为进的政治谋略，李宗仁后来回忆说：

原来蒋在下野前曾派褚民谊赴汉，那时他可能已得到情报，深知汪已失去了控制的能力，他如下野，武汉即失去“东征”借口，则汪便可统驭全局，唐生智也有并吞东南的机会。但是汪氏无兵，必要时仍要请蒋氏出山合作，以对付共同的敌人。待共同敌人除去，则蒋之除汪，实易如反掌了。所以汪、蒋的一离一合，在政治上手腕的运用，实极微妙。唯汪氏究系书生，手腕的运用尚有所为，有所不为；处人对事，也尚有妇人之仁。蒋则不然，生性阴狠，久染上海十里洋场黑社会中的恶习，遇事只顾目的，不择手段。其对汪氏若即若离的态度，呼之使来，挥之使去，玩弄于股掌之上，真使汪氏啼笑皆非而无如之何！蒋氏此次“下野”手法运用之妙，我不与唐生智一席辩论，实在不知其中的三昧。

下野以后的蒋介石，于1927年9月28日去了日本。

第七章

政治姻缘

张静江为“蒋、宋联姻”搭桥

蒋介石住在英租界。

门前有一片翠绿翠绿的竹林，给人以清新感。张静江的车子掠过那片竹林，箭头一般地驶进了官邸大门，然后向东打个弯儿，越过一栋平房，再行百米，便到了蒋介石的卧室前，戛然停下，卷起地上几片落叶。

昨天蒋介石刚从日本归来，晚上，青帮兄弟们在青宛大酒家设宴为他接风。蒋总司令显然喝多了点酒，一直睡到第二天的10点钟。此时，他刚刚起来，吃了点早点，正要看报，张静江便风风火火闯进了屋。

“蒋总，昨晚是不是喝得多了点？”

“哎，都怪你。要不是你那最后一杯，我倒是没事的。可是喝了你那杯，我就觉得受不了，头也大了。”蒋介石放下报纸，“到哪里逛去啦？”

“还不是为你的事！”张静江答非所问。

“我的什么事？”

“没有姑娘搂，晚上睡不着呗。”

“静老，看你说到哪里去了！”

“我说的是实话嘛！”张静江取出了一支三星牌雪茄，点着，深抽了一口道，“今天，我到了宋公馆。”

“噢，你到宋公馆去了！”蒋总司令瞪大了眼睛，“见了宋小姐吗？”

“没见到宋小姐，倒见了宋大姐。我把你和宋小姐的事给她讲啦。”

蒋介石向张静江靠了靠，道：“她都说些什么？”

“她说蒋总司令的事她可以帮忙。”

“她还说了什么？”

“小妹美龄的工作由她包做。要知道在宋家，一切都是大姐说了算。”

“那你说这事有门啦？”

“我看八九不离十，你就准备喜酒吧。大华酒家，要好好地热闹一场！”

“这个没问题，休说大华，就是鸳鸯楼……上海有名的地方我让你吃个够！”

“好好，一言为定！”张静江话题一转，“这次你去日本又找了几位小姐？”

“哎，我们不谈这些！”蒋介石道，“川野长成那里，我已遵嘱代静老问候过了。”

“你这次访日成果不小哇！”张静江称赞道。

“哪里哪里！反正我一到东京，一上码头，便着着实实地放了‘一炮’。全日本的报纸在第二天的显著位置都刊登了消息。”接着，他介绍了他受到头山满的热烈欢迎，当晚为他设宴洗尘云云……

蒋介石讲述到这里，张静江赞不绝口：“后生可畏！后生可畏！你真行，干了我们想干而没有干成的大事！宋美龄应该是你的！”

“宋老太太那里去了没有？”张拍拍脑门又问。

“那还能忘了。”

“这就对了，礼节要走到嘛。如今是父母当家，不怕一万，就怕万一。”

“静老想得周到，”蒋介石三句不离美龄：“我和美龄的事，还要请静老操心，过几天，你还到霭龄家看看情况，那头一有动静，赶快告诉我，我们国事、家事一起抓起来！”

“蒋总，”张静江语气肯定，“这个你就放心吧，争取年底完婚喝喜酒！”

“哈哈哈……”蒋与张相视一下，情不自禁地大笑起来。一阵笑声过后，张静江抬腕看了看表：“哟！早过开饭时间了！”

超级“红娘”

蒋介石得天下得美人的计划，在宋霭龄夫妇的竭力支持下，同时进行，戏演得惟妙惟肖，颇有几分传奇。

谬论说百遍化为“真理”。

上海的青帮，蒋介石的弟兄们，经过一阵热闹的游说，使宋家听到的皆是对蒋的赞扬话，说中国唯蒋能得天下，除此没有别人。宋家正是在这种形势下开了一个重要的“家庭会议”。

莫里哀路宋子文豪华的公馆里，拉上窗帘，谢绝宾客，宋霭龄在丝绒沙发上发表着她的高谈阔论，坐在她旁边是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大资本家孔祥熙。

“这事我跟子文商量过不止一次。要我看，中国的形势要变，上海更不用说了。庆龄那边的武汉政府迟早要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美龄这门亲事应当尽快定下来，不然，怕失去了机会。再说，青帮这伙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

“是的，”孔祥熙始终赞同他太太的看法，在一旁敲着边鼓，“太太说的也是，政府要分裂，形势就变化莫测，现在看来，老蒋的命运也是我们的命运。半个月前，老蒋去了日本，我看是要寻找支持。说实在的，那小日本，是靠不住的。”

“问题是日本不可靠，美国又信不过他。”宋子文微笑道：“前些日子美国对他这位总司令是采取不信任态度的。所以他此行日本，是为了给美国施加压力。说实在的，美国表面上对此事不露声色，但在暗中活动得可厉害哩，也怕老蒋真的投靠了日本。总之，形势可复杂哩。”他放下雪茄，“谁不知我们宋家同美国的关系，美国对我们不错，我们也不能错待了人家！”

“那我们怎么办？”宋霭龄插嘴道。

“是啊！”宋子文说，“现在我们不是在想办法嘛！依我看，蒋介石这个人不是不想投靠美国。最近，他和我说了几句话，泄露了天机。”

“他说什么来啦？”宋霭龄、孔祥熙都伸过头来。

“他说，青工会童工会不是美龄干的活，他想给美龄安排工作。”

“什么工作？”霭龄嘴快。

“秘书。”

“秘书，”霭龄眼珠一亮，两手一拍道，“有了！把美龄嫁给他。我想改一天他一上台，就不会把我们宋家搁在脑后。”

“妙哉，妙哉！”孔祥熙再次赞同，“他想睡，我们给他一个枕头，日后，他不会不感谢我们的。”

宋子文一言不发。

“你是不赞成？”宋霭龄瞪着一对黑眼珠，“美龄当了他的秘书、夫人，有利于他打通美国的关系，这不仅对姓蒋的有利，对我们宋家也有利呀！你不赞成吗？”

“我不赞成。老太太那里也通不过。”宋子文不软不硬地答道，“再说二姐庆龄也是不答应的。美龄小妹也是不会同意的。大姐，我看趁早不要操这个闲心了！闹个全家反对，何必呢？”

“是的。”孔祥熙道，“这是个问题。休说美龄，就是庆龄她也是反对的。”

“她不赞成算老几？”宋霭龄气愤地说，“庆龄根本不能算是我们宋家的人，她早已背叛父母，管她干吗？至于老太太，工作我包了。美龄，她不赞成也得赞成，她这次的婚事实在太重要了！子文，你也给个话，到底同意不同意？”

“我不是不同意，老蒋这个人不怎么样，个性暴躁，生活放荡，风流韵事又多，我们小妹又不是嫁不出去，何必非找他这个老头子？这不是光彩的事！”宋子文说完一甩袖子。

“老蒋今年多大了？”孔祥熙问道。

“四十。”宋子文不冷不热。

“小妹今年多大？”孔祥熙问太太。

“你管她多大！”宋霭龄嗔一眼胖头大脑的丈夫，“今年十八，你还问我？”

“说正经话嘛！”孔祥熙笑道。

“她今年着实年龄是三十。三十对四十，也不能算太离谱？”霭龄反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孔祥熙说：“小妹已有情人刘纪文。恐怕刘纪文也不干！”

“干不干还不得听美龄的！”宋霭龄淡淡地说，“只要老蒋给刘纪文安排个好工作，他会乐不颠的愿意！”

“老蒋那边的太太也得离婚？”

“没有关系，只要姓蒋的明白他同小妹结婚以后有些什么好处，他就有十八个太太也得离婚。”霭龄又道，“要我看老蒋这个人，有本事，前途无量，未来天下还不姓蒋？小妹当了第一夫人，还不是咱宋家的荣耀！子文啊，你不要再认那个死理了！”

“那你就先做老太太的工作吧。”

“谁做媒人呢？”孔祥熙又问。

“这还不好办！”宋霭龄十分有把握地说，“在上海这个地盘，找个合适的媒人怕是不难吧，张静江、杜月笙……”她一连气说出八九个。

“噢，原来大姐早有谱啦！”宋子文挪了挪身子，惊奇地说。

“不是大姐有谱，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已把小妹的事叮嘱过我。”宋霭龄说到这里，追问：“大弟，你对小妹了解吗？”

宋子文答道：“小妹在美国的时候，就同刘纪文打得火热，而且，”他放低声音，“他俩又快结婚了，怎么一下子又变卦？叫人为难。再说姓蒋的绝比不上刘纪文，蒋是流氓出身，刘是个出国留学生；蒋其貌不扬，刘英俊洒脱，咳啊，哪个女孩子不爱漂亮的小伙子，我看小妹不会肯的。”

“我说她肯！”霭龄力排众议，“不信我同你打赌！哪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丈夫做大官，何况姓蒋的，她是今后中国的第一夫人！”

“你把庆龄往哪儿放？”宋子文问。

“她是现在的中国第一夫人，小妹是将来的中国第一夫人。”霭龄瞅了一眼孔祥熙：“就是我这个大姨姨，永远做不到第一夫人啦。”

孔祥熙装作没听见，只管大口大口地吃水晶红苹果。

“先问问小妹再说！”宋子文抬腕看看表，“你的意见我赞成。小妹同纪文出去看电影。也该回来了。”正说着，一辆汽车在门外戛然而止，从车上走下来一位跛脚的青帮头子张静江。

张静江登门拜访

“稀客，稀客！”宋霭龄首先站起迎接他。宋子文也迎了出来：“静老，你来得正好，大姐正要找你哩！”

“好哇！那么说我这次来对了。”张静江哈哈笑道，露出一嘴假牙。

张静江这个头面人物进出宋家大院是有次数的。过去三年没有来过一次，这近一个月便有两次，今天这是第三次。张静江来这里目的不是别的，他是奉蒋介石之命而来这里“牵线”做月老的。他知道霭龄是这个家庭的主事人。因此他对子文、祥熙道：“我知道你们都是忙人，今儿我想找霭龄扯扯，你俩该忙都忙去吧。”

“好、好，有事你就跟大姐谈吧！”子文和祥熙客气一番，便各干各的事去了。宋霭龄把张静江让到客厅里坐下，又倒上一杯浓茶，开口道：

“静老，你这是无事不登三宝殿，哪股风把你吹来的？”

“哦，我也是随便走走。过去因为忙，欠债太多啦，该走的都没走到。”张静江呷下一口茶，吐出一片茶叶又道：“今天我来，也顺便关心关心你家小妹。我听说小妹嫁人是有条件的？”

张静江紧紧注视着霭龄表情的变化。宋霭龄道:“说实在的，我小妹眼光可高着哩！”

“小妹眼光有多高？我包她满意就是。”

“我小妹条件有三！”

“哪三条？”

“一是要求门当户对；二是要相貌超群；三是要才能出众。按小妹的话说，非英雄不嫁。”霭龄说完自己也笑了。

“这三条，老蒋都对得起美龄。蒋、宋、孔、陈这四家都是大家族，可以说是门当户对。再说蒋介石也是未来的中国一号人物，这是其二。至于这人英俊不英俊，我看无大碍，情人眼里出西施，全在美龄看啦。你说是不是？”说完一阵笑声。

“这是件大事，我怕是小妹不会同意。”霭龄故意拿一把。

“那你当大姐的可以帮着拿个主意嘛！”

“是啊！”宋霭龄淡淡一笑，“静老既然来了，我可以拿个主意。等我和小妹通个气，然后再给你回个话，可以吗？”

“那好！那好！”张静江连连答道，“我这头就等你的话啦。”

接着，他们又谈了一会儿家常话，张静江告辞，便驱车离开了宋家，直赴蒋介石的下榻处。

此后，宋霭龄又与张静江密谈了三次。

宋美龄：要我嫁给姓蒋的，我得考虑考虑

也就在张静江回家吃饭的时间里，天乐电影院正好散场，宋美龄和刘纪文挽着臂，顺从人流走下电影院大门口的台阶。

宋美龄身穿粉红色中国旗袍，手戴金镯，颈戴项链，英国式高跟棕色皮鞋走起步来稍带“嚓嚓”声，此时她显得风采动人，姿容贵雅。和她挽臂的刘纪文，是位高大俊美的青年，相貌漂亮而又端正。他的身材和他那运动员似的形态，证明当地人送给他的“排球健将”的雅号当之无愧。他的乌黑头发梳得那么平贴和整齐，使他那白色的面庞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风度潇洒，脚步从容，态度温和。

他俩依偎着跨上马路向前走。从表情上看来，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电影的情节里。

“泰尔和玛丽是多幸福的一对，我想我们的结合会比他们更加幸福，美龄。”纪文道。

“亲爱的，我们相爱多年了，我们应该结婚，不过我还得同母亲、大姐商量一下。”美龄莞尔一笑，笑得越发迷人了。

说实在的，美龄自从美国归来，在爱情的海洋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一是刘纪文，二是蒋介石。为此，她拒绝了多少富门纨绔子弟。她爱刘纪文，爱得深沉，在异国的国土上，他们就相识，以至于谁也离不开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阅历的广阔，“当第一夫人”的愿望又渐渐使她认为刘纪文并不像她理想中的丈夫，以至她把目光推向另一个人——蒋介石。因此，刘纪文几次提出与她结婚，她都婉言谢绝了。但是，感情这个怪物又使她与刘纪文分不开。分开了她便感到空虚、寂寞。今天，刘纪文邀她看电影，尽管大姐要她去家一趟，可她还是陪刘纪文看电影来了。他们从电影院出来时，太阳已经沉入了地平线。大街两旁的华灯已亮，行人越来越少。地上好像下了一场小雨，柏油路面反射着灯光，给人一种神秘感。

他们正好路过霭龄家的门口，美龄道：“纪文，陪我到大姐家去一趟吧？大姐今天早上就让侄女喊我。”

“我不去了。我不想看你大姐那张严肃的脸。”刘纪文答道。

“大姐就是那样的脾气，实际她心眼善良着哩！亲爱的，陪我去一趟吧。”

刘纪文经不住美龄的几句好话，便说：“好吧，陪你去一次，下不为例。”

他们便来到大姐的家门口。

这是一所豪华的住宅，整座楼房雕刻着古老的花纹，古色古香。它那下面的两根大柱子，它那尖尖的瓦屋顶，和顶楼的像鸟嘴似的突出部分，这一切使这所宅子看起来像一只蜷曲着的大鸟。

他们俩刚进大门口，霭龄便从屋里迎过来。

“你们俩看到这个时辰，怎么没把影院子背到家里来呀！”大姐埋怨道。“我想找美龄有点事，纪文你先到客厅休息去吧，他们有人在那里打麻将。”

“好！”刘纪文嗔了美龄一眼，很快地走开了。

宋霭龄把美龄领进了自己的屋里，坐下。霭龄端出糖盒，取出一颗巧克力，塞到美龄的嘴里。然后道：“小妹，今天大姐找你有一件事商量。”

“什么事让大姐这么发急，早晨就让人喊我。”美龄嚼着糖问道。

“好事呗！”

“什么好事？”

“你猜猜吧。”霭龄笑了笑打开了留声机，一阵德国爵士音乐便放了出来。

“猜不着。”美龄摇了摇头。

“那我就告诉你啦！”霭龄道，“有人给你提媒啦！”

“提的哪一位公子？”美龄调皮地问。

“不是公子，是一位司令，他叫蒋介石。”霭龄说完观察着小妹的脸色。

说实在的，她是想过蒋介石，没想到大姐又提了出来，确实她心里很矛盾，嗨！感情这怪物！

“大姐，”宋美龄诉说道，“你是我的大姐，你能看着我跟他40岁的人结婚，我才30岁呀！谁都知道姓蒋的作风不正、害杨梅疮弄得发脱齿落，我我……”她说着说着抹眼泪了。

“你真是不懂事！”宋霭龄摆出大姐架子，“就因为我是你的大姐姐，我不能让你同纪文结婚！纪文有什么好？你说他是留学生？留学生的地位也不能跟姓蒋的比！你说他长得漂亮？漂亮管什么用！姓蒋的乱找女人，那是过去的事了，只要他以后不乱来就行了。你别看刘纪文有钱，今后姓蒋的挣钱比呼吸空气还容易！何况你今后是中国的第一夫人！无论名誉、地位、财产，啊啊啊，你真傻！肥肉到嘴你还推开？告诉你吧！要不是我已经同你姐夫结婚，我非抓住这个姓蒋的不可！”

宋美龄思索着，睫毛眨了眨。

“小妹，”宋霭龄拉住她一只胳膊，“你别傻啦！你想，你同姓蒋的结了婚，你就是总司令夫人，以后就是主席夫人，甚至是总统夫人。傻丫头，想一想吧！刘纪文能满足你这些吗？”

宋美龄虽然已经心动，但还坚持道：“我不！大姐你想，姓蒋的满身杨梅疮，会不会传染……”

“笑话！”宋霭龄笑道，“万一你生了病，我陪你到纽约找医生，怕什么？姓蒋的不会要儿子，你也已经在纽约扎起了输卵管，不必担心生儿子会有先天梅毒，这个问题怕什么！”

“姓蒋的已经有了三个老婆，而且到处玩女人，”宋美龄撇撇嘴，“我再嫁给他，不……”

“又是笑话！”宋霭龄苦笑着说，“他的家庭问题你不要管，他已经同三个老婆脱离了关系。别说他有三个老婆，即使有三十个，她们都不敢出面吵吵闹闹，那不是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我的生活习惯同他合不来，”宋美龄皱着眉头，“他常莫名其妙地同青帮勾勾搭搭，他连拿刀叉都不懂，真像个一窍不通的阿木林……”

“不许你这样说！”宋霭龄生气道，“你要放明白点，今天不是你同蒋介石结婚，是同统治中国的皇帝结婚！你懂吗？看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这点问题都想不通，还埋怨我做姐姐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她边说边躺在沙发里直摸心口。

“大姐，”宋美龄挨着她坐下，“我不是不懂，是怕……”

“怕？”宋霭龄扑哧一笑，“有什么可怕的？”

“怕他干涉我的行动。”

“傻丫头！”宋霭龄纵声大笑，“你以为这个人可怕？你错啦！你说姓蒋的莫名其妙，有点脾气，那真是一点不错，现在他靠了美国的势力要上台啦，谁不知道宋家同美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宋家的人嫁给他，那等于替他统治中国。就像你大哥当年做买卖一样，中国有货卖，美国商人要买，他在中间转一个手，买卖成交，钞票赚到。”她叹叹气：“什么国家大事？据我看来同做买卖一样，不过写字间改做国民政府，总经理改名总司令，将来业务扩大，改做大总统而已！所以我说姓蒋的一点都不可怕！当然咯，中国人是怕他的，他的部下会怕他的，我们怕他干吗？一不是普通的中国人，二不是他的部下，姓蒋的今后里里外外离不了我们宋家，怕我们的不折不扣倒是他！”

宋美龄思索着。宋霭龄看她已经动摇，也不去打扰她，慢慢呷一口茶，准备听小妹答复她所有的问题。

“大姐，”宋美龄边削苹果边问，“纪文怎么办呢？他要是知道我变了心，他会自杀的！”

“哈哈！”宋霭龄几乎笑痛肚皮：“你以为纪文真会自杀？你以为这种男人对爱情真是忠贞不贰、不折不扣的吗？”

“纪文跟我说过的。”宋美龄躲避她大姐锋利的眼光，“他对我说：‘我诚心诚意地爱你，如果你跟旁人结婚，我就死在你面前！’”

“一对傻家伙！”宋霭龄叹道，“两个傻东西！”她抚摸着宋美龄的肩膀：“小妹，你现在决定了吧？”

“要我嫁给姓蒋的？”宋美龄起立，“让我再考虑考虑。”

“你要找纪文商量吗？”宋霭龄警告道，“你就说，如果他敢不放弃你，小心姓蒋的剥掉他的皮！”

……

条件是蒋要给恋人刘纪文安排个市长

宋美龄从大姐霭龄屋里出来时，星斗满天了。

刘纪文在客厅里等得发急，早憋了一肚子火。

“看你姐俩有完没完，早知道这样，当初我就不来了！”纪文埋怨地说。

“你这个人就爱耍小脾气，”宋美龄的脸色也不像初来时有说有笑，“说实在的，我真不喜欢你这点小脾气。”

两个人一路无语。

他们再往前走，马路上升起了雾。灰色的雾气笼罩着灰色的城市，装饰上一层白霜，树枝子和电线都显得毛茸茸的，马路两旁的夜灯也显得昏暗多了。

人生啊，也像这夜雾一样！

此时，刘纪文感到宋美龄有些态度反常，他不理解此时的宋美龄就像不理解眼前的夜雾一样；宋美龄也感到自己心中有团雾，她想不到姐姐会说出那样一番诱人心灵的话，以至于使她堕入眼前的五里雾中……

越往前走，夜雾越发大了、浓了。他们俩不知道是怎样走到刘的家中的。就像这夜雾一样，两颗心被这夜雾隔绝了。

“美龄，我觉得你今天态度有些反常，大姐给你谈了些什么？你能如实告诉我吗？”刘纪文拉开台灯，终于憋不住了。

“没有什么！”宋美龄竭力掩饰自己的内心。确实她心里也乱成一团麻，她不知怎样开口说出那件使他们双方不愉快的事。

“不，不说清，今天谁也别想睡！”刘纪文说。

“就是没什么嘛。”宋美龄一屁股坐在床上，把头低了下去。

“快讲吧！”

“……”宋美龄无语。片刻她抽泣起来。

“哭什么？”刘纪文上前说道，“反正你不说出来，我也猜个八九不离十，大不了来个分道扬镳！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走我的独木桥。我虽然是爱你，也不像有些男人离了女人不能过。是不是你大姐又给你介绍了一个五十岁的老头子？”

“纪文，你知道？”宋美龄瞪圆了泪眼。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早几天，蒋介石还在日本时，就有人放风。我只不过听了没当回事。我也相信你不会这样做的。”刘纪文侃侃而谈。

“纪文，你没猜错，大姐找我谈的正是这个事。”

“那你答应她啦？”

“不不！”宋美龄又抽泣起来。

“那我们提前结婚，来个先斩后奏，既成事实，看她怎么办！”

“不不！”宋美龄哭着：“若是那样，大姐是不认我这个妹妹的。”

“你呀你，真是个女人！我说的主意又不行，你又拿不出个主意来。”

“你不知道，是老蒋求的婚。”

“老蒋追求你，难道不兴我追求你！”刘纪文替自己打抱不平。

“你说，他那个老头子，我能喜欢他吗！再说他是有妇之夫，可是我怕……”

“你怕什么？”刘纪文追问。

“我要依了你，那老蒋心狠手辣，他会整死你的！你还不知道，今后这天下是他姓蒋的天下。胳膊拧不过大腿啊！”宋美龄心情很矛盾。

“那你屈服他啦？”

“你说不屈服能行吗？”

刘纪文没有答话，心想美龄也是为自己好，她是有苦难言啊！他也知道蒋介石和他的青帮兄弟们在上海的厉害，多少人被他们暗杀！多少人家破人亡！是啊，未来的天下是他姓蒋的天下，他也不能不想到这一步，不能不防啊！

“纪文，你是哑巴啦，你说话呀？”宋美龄追问道。

沉默，又是一阵沉默！

刘纪文心里有莫大的痛苦！

“如想到后果不堪设想，那我们就分手吧！”良久，刘纪文才答道，实际他也潸然泪下了。

“你同意分手？”宋美龄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对！好合好散，为了你也不痛苦。”刘纪文语气肯定。

“纪文，说心里话，我也是为了你好。即使我名誉上成了蒋的人，我们也不能忘记恩爱一场，你有什么要求就说吧，比如要他给你更高的职位？要我俩私下保持联系？你要什么，我都能通过蒋的口满足你、答应你。不然我不和他结婚！”

“美龄，你考虑得很周到，凡是你所说的我都同意！”刘纪文擦了一把泪。

“纪文，如果我答应了你而办不到，我起誓不姓宋。”

夜是深沉的，他们是以泪水洗面熬过了这一夜。

第三天的傍晚，宋霭龄一直在耐心地等着美龄的归来，院子里一阵风掠过，美龄悄悄回到了家里。

“小妹回来了！”宋霭龄喜出望外，只见她容光焕发，精神抖擞，与三天前那种不安的样子大不相同。宋霭龄心头雪亮，把她一把拉进房里，笑着问道：

“小妹，这几天你同纪文商量得怎么样？你想通了吧？有些什么条件？快告诉大姐？”

“条件？”宋美龄大惊，“你怎么知道我们有条件？”

“你说吧！”宋霭龄把她按在沙发里，“那是一定的，你们对老蒋有些什么交换条件！”

“第一，”宋美龄当真开口道，“纪文说他现在已经是中央委员，这份差事没赚头，他要求蒋安排他做南京市长；第二，给他100万现金，作为赔偿费；第三，”美龄顿了顿，“我同他可能还有些来往，蒋介石不得干涉！”

“还有吗？”

“没有了。”

“好！”宋霭龄笑道，“我马上找他们去，我想他们一定会答应的。”

宋霭龄立刻把这个喜讯报给张静江。张静江又连夜飞报到蒋总司令。蒋介石一听，大腿一拍道：

“好啊！我和宋小姐喜结良缘，这真是，苍天有眼，大地相助啊。静江，给你这个‘兄弟’记上一功！你马上告诉宋霭龄，这三个条件我全答应，叫他们放心！”蒋介石心想先把美龄弄到手，有关条件吗，今后可以算数，也可以不算数。

“是！蒋总，我马上回话告诉霭龄！”张静江应道。

“慢着！”张静江正要往回走，蒋介石又叫住了他，道，“你快与霭龄确定个喜日，我们热闹一场！”

“好，一切由我张静江安排！”张静江笑了。蒋介石也由衷地笑了。

……

第八章

隆重婚礼

一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几经周旋，好梦成真。

霭龄办事认真，只要她认准的事，非办成不可。同时，也让世人看到，她在家庭这个舞台上的作用与威信、威力。实际上，这个颇为解放的家庭也保留着“无父尊长”的传统风俗。

1927年9月17日《纽约时报》于头版头条的位置刊登一则令人吃惊的消息《蒋总司令即将与宋美龄女士结婚》，并在左上角刊载了蒋介石与宋美龄的近日俪影。

该报驻上海记者米塞尔维茨发回的这篇报道说：

这场在中国空前隆重的婚礼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据说蒋已请来了一位英国著名裁缝正在为他赶做礼服、礼帽，宋家正在为其妹赶制嫁妆，据说这份嫁妆价值3．5万美元，是中国姑娘中至高无上的。据说蒋总司令已同结发之妻毛氏离婚，采取的是中国最传统的做法——休妻制，宣布她再也不是他的老婆了。除了原配夫人外，蒋似乎还送走了另外两个“老婆”；另外宋美龄也同她的情人、当年赴美留学生刘纪文分手。

米塞尔维茨还说：

种种迹象表明：即将举行的美龄的婚礼没有因为这些形形色色的蒋夫人的存在而推迟，他们之间的婚姻完全是以双方的爱情为基础的。蒋同宋家的罗曼史将使蒋身价倍增，成为中国第一人……

据米塞尔维茨说：

向他提供这一重要新闻消息的，既不是蒋总司令本人，也不是宋美龄，而是赫赫有名的孔夫人——宋霭龄。

整个事情都是孔夫人一手操办的。

她9月16日在西爱威斯路的寓所举行了记者招待会。

她把委员长和美龄“介绍”给一群记者，宣布：“将军要同我的小妹结婚。”然后，大家都到正规的庭院给这潇洒漂亮的一对拍照。全世界的报纸和杂志都预先刊登了这些照片。当时谁也没有想一想婚姻掮客霭龄究竟起到什么作用，谁也不想问一问1921年已与蒋结婚的蒋夫人怎么办？所以这些更具有新闻价值的东西，往往被一些记者忘记了。但是历史不会忘记。蒋介石清楚。宋美龄更清楚。他们永远不会忘记人生的恩人——宋霭龄。

蒋介石镰仓参拜岳母

婚前，新郎拜见岳母是中国的传统。

1927年9月28日，在日本的镰仓。

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在镰仓的宋老夫人倪桂珍接见了未来的门婿蒋介石。

宋老夫人来镰仓已有半年多了。宋查理死后，她遇到了一些感到失望的事。尤其是女儿们的婚事，更使她头痛。她作为基督教徒，希望女儿的婚礼都应在宋查理的教堂举行，由本教堂牧师主持。霭龄是在日本结婚的，未能这样做；庆龄私自出走，也不可能这样做。三个门婿儿，最中她意的还是霭龄的男人孔祥熙，对于孙中山和蒋介石，说心里话，她是不中意的，或者说是反对。开始蒋介石来电要来镰仓看她，她拒绝了；后来霭龄和美龄来信劝说，她才勉强答应了，时间就在今天。

往日不大看重打扮的蒋介石，今天却破例穿戴一新。他脱下了军服，少了点威武。考究的衣服色彩使他精干了些，显得年轻，精神焕发；他的脸擦了油，红光发亮；下巴上的胡须，是他40岁年龄的象征，不过他今天刮得铁青。他手中的盒装礼品，是霭龄深知母亲的口味，特意提醒蒋买的。

“妈，我来看您老来了……”蒋介石一进门便说。

“漂洋过海，这么老远，你还何必再跑一趟。”宋老夫人并不是十分热情。

“这是我给您买的礼品，权作我的祝寿！”蒋介石说完把那盒礼品献给宋老夫人。

“家里什么也不缺，你又何必破费。”宋老夫人道，“坐下喝茶吧。”

蒋介石在宋老夫人的指点下，坐了下来。他善于察言观色，从老太太的脸上看，似乎对他不大感兴趣。既来之则安之，蒋介石压着心中的火。

“妈，临来时美龄让我给您老问好。”蒋介石没话找话道。

“好。”宋老夫人理了理腮边的头发问道，“听说，你要和美龄结婚？”

“对，妈妈，我这次来正是向您老正式求亲的。”

“你不是还有原配妻子？”宋老夫人提出了疑问。

“我们已经离婚了。”蒋介石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离婚证取了出来，“妈，请看我们的离婚证明。”

宋老夫人接了过来，认真看了起来。不错，是份离婚证明。接着，宋老夫人又问：

“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你既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你愿意成为一个基督教徒吗？”

“妈，我愿意。我要试一试，要学习《圣经》，并且尽力去做。”蒋介石事先有准备地讲，“如果妈妈同意我与美龄的婚事的话，我们的婚礼愿在父亲的教堂里举行。”

“好的！”宋老夫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喜色，显然对方的回答使她感到满意。她对蒋的偏见看法从中也得到了抵消。幸运的蒋介石，深为这几句事先有准备的话而感到庆幸。

“你既愿入教，就得遵守教规约束，这不是儿戏的！”宋老夫人叮嘱道，“你要和美龄每周到西摩路的私邸，一起祈祷一次。”

“儿子明白！”蒋介石面目庄重。

“那你就回去吧。”宋老夫人下了逐客令。

蒋总司令乘飞机回到了中国。不久，他们的婚期就确定宣布了，喜日选在12月1日。美国的《纽约时报》抢先发布了消息，陆续全世界21家报刊作了宣传。

舆论宣传无疑助长了人们对这场政治姻缘的重视。同时，也给这场即将举行的隆重婚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像广告牌一样，招揽着全世界的观众，翘首盼望着这一天。

上海大华饭店热闹非凡

1927年12月1日。

蒋介石期待多时的婚礼在上海举行了。

婚礼分两次举行：一次是在宋家，这是安静的并且合乎基督教的习俗，时间较短由霭龄操办；另一次是在豪华的大华饭店，带有外交性质，有些中国传统的味道，婚礼时间很长，持续到当晚12点钟。

清晨，当慕尔教堂沉闷的大钟撞响的时候，宋家的亲戚好友已经聚集到西摩路的私邸。他们是宋霭龄、孔祥熙、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等51名基督教徒和至亲好友。明眼人会注意到，这里没有宋庆龄。这场婚礼本来已向庆龄发了请帖。1927年9月30日，庆龄接到了请帖，回到上海她和孙中山曾一起住过的家，但是，她在上海没待多久，便匆匆离开了上海，她同一位名叫雷娜·普罗梅的美国朋友去了莫斯科。说实在的，她很爱小妹的，认为小妹这样做为自己的痛苦打下了基础。她力求说服小妹，但生米做成了熟饭，为时已晚。

当教堂钟声再次响起的时候，人们聚集在耶稣的像前，一对新人——蒋介石和宋美龄站在最前排。第二排是宋氏家族的人，其次是宋氏家族的亲朋。宋老夫人头发已经花白，但神态很好，神采奕奕，她对今天的一切安排很满意。可以说对第三个女儿的婚礼，她是最满意的。她闭目祈祷几句后，主持婚礼的牧师从后门步入教堂，他不是别人，正是南方卫理公会及阿伦纪念教堂的余日章。此人是黄仁霖的岳父，办事干练，在江浙一带是小有名气的。本来教堂是沉静的，他干咳一声后，教堂更是寂静无声。

在余日章牧师的主持下，婚礼进行得很顺利。

接着是一阵朗朗可闻的圣经祷告声漫过这阴森寂静的教堂，这声音像一部合唱的歌曲一样悦耳动听。

蒋介石、宋美龄在牧师的指挥下进行各项仪式，直至婚礼告一段落，大家簇拥着蒋、宋二人走出了严肃宽敞的教堂，被转移到外滩的大华饭店舞厅，举行邀请来宾参加的婚礼。

如果教堂过于严肃的话，那么大华饭店则是异常的热闹。偌大的大华舞厅，在沪是出名的。一条黄绿相间的琉璃屋檐，把个巍峨的大华饭店和舞厅从蔚蓝的天空中勾画出来，那壮丽的柱廊，淡雅的色调，以及四周层次繁多的建筑，组成了一幅庄肃绚丽的图画；屋内豪华装饰的天花板上，吊着金黄流苏的五彩宫灯，宫灯四周又有小彩灯相配，犹如众星捧月一般。辉煌的大厅布置得光彩夺目，刘易斯育婴堂用彩带和白色鲜花组成巨大的婚礼之钟。在临时搭起的台子上有一幅孙中山的大幅画像，画像两边是国民党党旗和国旗。台上摆着各色鲜花，一个大“喜”字占了显赫的位置。在另一个台上坐着白俄的管弦乐队，他们个个穿着白衣白裤，可谓浑然一体；在管弦乐队的旁边，来自世界各地30余家报刊的记者，他们手提照相机正在焦急地等待这场婚礼的进行；大厅里早已坐满了1300多名被邀的来宾，他们怀着兴奋的心情耐心地等待着；遗憾的是在这1300多来宾中张静江这个月老没能来，他是昨天被送进医院的；舞厅外面还有1000多看热闹的人被门卫堵在门外；大华饭店六层楼的房顶上垂下十行花花绿绿的鞭炮，一直到地面。看热闹的人围观着，谈笑着。只要那爆竹点燃，便是这隆重婚礼的开始。

下午4点一刻，爆竹点燃，乐队开始奏乐，煞是热闹。“噼里啪啦”的鞭炮声把沉寂多日的大华饭店震醒，把人们的兴致推向高潮。如果说外面热闹，那舞厅里更是热闹。当婚礼主持人、前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先生登上礼台、立在孙中山遗像下的时候，台下爆发出经久不息的掌声，那掌声震耳欲聋。蔡元培先生是一位当代中国最有影响的人物，是南京政府的教育部长。本来这场婚礼应由张静江主持，因他有病，临时改为蔡元培先生。此时，蔡先生目扫一周，只见来宾中有英国、美国、日本、挪威、法国以及其他一些国家的领事。陪同这些贵客的是国民党众位元老，以及上海各界的头面人物，他们分别坐前3排。杜大耳朵也夹在中间，剃光的脑袋闪闪发光。自然也有霭龄——这位牵线搭桥的红娘，以及她的丈夫孔祥熙。他们的高兴不像前者，更多地埋在心底。此时他俩负责接待，等宾客到齐坐下后，便主动离开了。

蔡先生用英、汉两种语言向来宾致意。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先生们、女士们，今天是大喜的日子，客盈满厅，让我把各位来宾以及外国来宾介绍一下。”舞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蔡先生一一将众来宾向观众介绍，足足持续了半个多小时。末了，他宣布：“欢迎新娘、新郎入场，向众位宾客致谢致礼！”

同时，蔡先生也指挥舞女们跳起来，白俄的乐队奏起来……

蒋介石穿着高雅的欧式礼服，在孔祥熙和作为男傧相的首席秘书的陪同下出场，舞厅里热闹响起。但见他穿的是条纹裤子、鞋罩、燕尾服、银色领带，像花生形古怪的脑袋剃得光亮。他满面挂笑，向来宾们挥手致意。人们热烈鼓掌欢迎这位军事领袖。摄影师把镜头对着他不停地转动、拍照。

又一次掌声响起，后面的人们再次登上椅子，伸长了脖子。伴随着“新娘来了”的古老名乐曲，新娘挽着她的姐姐霭龄及哥哥、前财政部长宋子文先生的臂膀从廊子后面走进舞厅。廊子上铺着大红地毯，两边摆着各色的鲜花，美龄穿着白色长裙礼服，披着银白色乔其纱，披纱用一枝香橙花别着，稍稍偏向一边。饰以银丝的软缎长裙长长地拖在身后，像一只出水的白天鹅，透过轻纱裙可以看到银色皮鞋。她的乌发藏在白色尚蒂利桃花的罩纱里，罩纱垂到肩上，形成第二层披纱。她手里捧着一束用银白色缎带系着的淡红色的康乃馨。

有4位女傧相伴随着美龄，她们是郭小姐、王小姐、孔小姐（罗莎蒙黛）和倪小姐。前两人穿的是桃红色软缎衣，上面镶着钻石和桃红色珠子。软缎袖子长仅齐肘，在肘部用浓淡相宜的桃红色乔其纱做成宽大的袖口。另外两位年纪较小的女傧相，穿着同样的衣服，但是颈上装饰着带褶的乔其纱，袖口也带褶。女傧相后面，跟着撒花的小女孩周小姐和陈小姐。她们身穿撑开来的桃红色塔夫绸衣裙，手持装满花瓣的小花篮。最后是两位小侍从孔珍妮小姐和孔路易少爷，他们身穿黑色丝绒衣和缎子马夹。

这是一次高雅文明的婚礼，与基督教的习惯相反，新郎、牧师或其他人都没有拥抱或亲吻新娘。

新娘款款走到新郎身边停下，镁光灯闪烁着，拍下了一个个动人场面……

“向国父孙中山三鞠躬！”蔡先生指挥道。

“向宋老夫人鞠躬！”

“向来宾来客鞠躬！”

“夫妻对拜鞠躬！”

新郎、新娘按照主婚人的指挥，一丝不苟地做了。他们知道，不认真做，观众是通不过的。

接着，蔡元培先生宣读结婚证词。宣读完毕，一个大印盖在结婚证书上，一式两份，新郎新娘每人一份。在接受证书的时候，一对新人向主婚人蔡元培先生躬身施了礼。然后他们又向证婚人蒋介卿施礼，向周围观众施礼。

“向新郎、新娘献花！”在蔡先生口令下，只见两个十一二岁的小姑娘（据说是霭龄的女儿），头扎红头绳，手捧鲜花，跑上台前向新郎、新娘献了花。

在乐队的伴奏下，美国男高音歌手霍尔唱起了《哦，答应我！》，洪亮的歌声，伴着人们有节奏的掌声，弥漫于大厅。

“先生们，女士们！为新郎新娘祝福！为祖国的统一祝福！唱吧！跳吧！”顿时，舞厅活跃起来，对对舞伴结伴走出，挽臂搭肩，跳了起来，轻歌曼舞。

……

舞会一直持续到晚上7点钟，接着，大华饭店又为来宾举行了盛大的宴会。宴会中，新郎新娘又举杯为1000名来客碰杯，致谢……午夜12点钟时，蔡先生宣布晚宴结束。在雷鸣般的掌声中，蒋介石和新娘快步穿过廊子，走到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的椅子边。缎带拉开了，数百数千的玫瑰花瓣从花钟里落下来，撒在新郎新娘的身上。

美龄退席了。她悄悄从后门出去，乘车到西摩路换装。晚上，她和蒋带着200名卫兵上了专列，去莫干山青帮的一个寺院。在那里他们开始了新婚蜜月的生活。

《纽约时报》第二天在头版头条的位置报道了婚礼的盛况，这是近年来的一次辉煌盛举，也是中国人的一个显赫的结婚典礼……国民党将在星期六召开全体会议。该报说：“如果会议开得圆满，蒋将再次成为中国的实权人物。”蒋发表了一项声明，说他准备重新掌握指挥权：“我们结婚以后，革命工作无疑将取得更大进步，因为我今后能安心地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起，我们两人决心为中国革命事业作出最大的贡献。”

旁观者没有忽略参加婚礼的整个外交团。人们注意到布里斯托尔上将参加了在西摩路举行的家庭婚礼仪式和在大华饭店公开举行的婚礼，他手下的人同他一起参加了大华饭店的婚礼。宋氏家庭的新成员蒋介石得到国际认可，美国感到满意。

美龄和新婚丈夫刚到寺院，第二天一早，蒋就被叫去参加一个据说是“党的重要会议”。会议从早上8点一直开到晚上8点。

正如宋庆龄说的：“他俩的结合是政治，不是爱情！”1927年12月10日，即婚后第9天，蒋介石恢复了总司令的职务，后来又被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即委员长。

在1928年10月10日庆祝1911年武昌起义的“双十节”时，蒋介石抵南京政府，宋美龄也成了第一夫人，从而实现了她那“非英雄不嫁”的誓言。作为大姐霭龄，也松了一口气。

蜜月中的新人

12月的莫干山寺院，正是梅花盛开的时节。

这里天然的风景不用人工煞费心机地设计，十分醉人。莫干山高，白云缠在山腰。毫秒之间，景物不同；同一地点，瞬息万变。一忽儿阳光灿烂，一会儿雨雪飞驰，却永有云雾，飘来拂去，整个寺院藏在其中。蒋介石、宋美龄的蜜月正是从这里开始的。

他们住在寺院里，青帮特意为他俩准备了新房新床。

清晨6点，他们起床洗漱，然后到林中小道散步；早饭后，也就是上午时间则接待各方来宾；下午，他们一对新人在讨论国家大事，对时局的看法；晚上，蒋介石陪同宋美龄跳舞。殊不知美龄的舞蹈在学生时代就是出了名的。尤其是她的爵士舞、帕斯舞、丛林舞、摇滚舞跳得别致，清新活泼。蒋介石学跳舞也就是从这时开始的。不过，他老踩美龄的脚尖。气得美龄啧他：“你真是一个不开窍的阿木林。”每逢这时，蒋介石总是笑笑：“夫人，我们是会合作好的！”

在宋氏三姐妹中，宋美龄脾气反常，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说穿了，她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权欲心。美龄在政治上极右。她不像二姐庆龄那样浪漫，一切寄托于理想和对于穷人的怜悯；她也不像大姐霭龄那样过分爱钱，养成一种贪性，以至于发展到嫉妒人，包括姐妹之间。所以说，当时有人把他们三姐妹比做“龙、虎、狗”不能说没有几分道理。

这个意思是说：孙夫人宋庆龄女士道德高尚，思想进步，政治上的操守极纯洁高贵，为全世界民主进步人士所敬仰，是“龙”；宋美龄帮助蒋介石做外交工作，在蒋介石的家庭里是只母大虫，是“虎”；而宋霭龄则一贯的贪婪成性，只要有利可图，什么事都能做，包括美龄的婚事，任何问题都在所不惜，是看家“狗”。但就她们三姐妹之间，宋霭龄和宋庆龄二人是看不对眼的，是有矛盾的，而宋美龄则居间。她同情二姐庆龄的不幸遭遇，她又不同意大姐那样恶言恶语地攻击二姐，以至于没有了姐妹之情。

宋美龄和蒋介石在度蜜月期间，大姐霭龄携丈夫祥熙，断不了三天两头来莫干山寺院看她，美龄是很感激的，所以姐妹俩一说起话儿就长。

“嗨，政治把我们姐妹分开了！庆龄姐要是来看看我该多好哇！”美龄不胜感怀。

“她，她算个老几，我们宋家全当是没有了她！她要现在来，我抬脚就走！”美龄的一句话燃起了霭龄心中的一团火。

美龄见大姐生气，马上把话语收了回来说：“大姐，不要生气，就算我说错了，今后就不提二姐好了行不行？”

霭龄笑了，说：“那我还能在这里坐会儿。”……

可怕的事情发生了——新娘宋美龄失踪

美龄一当上第一夫人，就急于行使新获得的权力。蜜月刚结束，她就使蒋介石同青帮发生一场纠纷……

那是他们俩从莫干山回到上海以后。要知道，上海是青帮所辖地。青帮有一项规定：每一个要人都要给青帮付保护费。蒋介石过去是定期向青帮支付这笔“费”的；宋美龄这些年来的保护费，一直是由宋子文悄悄地替她支付的。关于向青帮支付保护费，她是这次在莫干山度蜜月时得知的。她听了很气愤。当夜，便在枕边向蒋介石吹了风：

“青帮在上海这么坏，无恶不作，你为什么老跟他们走？”

“人嘛，社会中的人，哪个不交往的。古人云，多个仇人多座山，多个朋友多条路嘛！往后你慢慢地就知道了。”蒋介石答道。

“哼，我就不信！人以群聚，物以类分，靠近他们的人也绝不是好人。”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蒋介石辩道，“你把我跟他们划到一块儿去啦，实在是冤枉。”

“不是我把你和他们划到一块去了，而是你自己把自己划到他们那儿去了。”美龄道。

“夫人有何证据？”蒋介石瞪了眼。

“我问你，以前你为什么向青帮支付保护费？”

“这是规定。”

“哪家规定？”

“青帮啊。”

“噢，这不是嘛！”美龄说到这里，像抓到了把柄道，“我警告你，现在你当上了委员长，是中国最重要的人物了，今后不应再交什么保护费了！”她把最后一句话说得恳切。

蒋介石笑笑：“好好好，听夫人的。”

可是这番夫妻对话被站岗的青帮士兵听到了，汇报到杜月笙那里。杜月笙气坏了，心想：“看我给她来个下马威，让这个第一夫人知道知道我的厉害！”

不几天，蒋委员长便和新娘下了莫干山，隐秘地出走，悄悄进入上海。不久，可怕的事情便发生了——宋美龄失踪了。

这天清晨，蒋介石吃过早饭，便对美龄说：“今天上午我有约会，需要晚些时间回家。”

“好的，祝你一路平安。”宋美龄和蒋介石接了一个吻，蒋便匆匆地驱车离家了。

两个小时以后，一辆豪华的罗尔斯‐罗伊斯轿车开了过来，戛然停到西摩路的宋家门口。宋美龄听到车响，以为丈夫回来了，便出门迎接。谁知车里坐着一个司机和一个美丽的姑娘，全是陌生人。

“夫人，我们是奉您大姐的旨意，来接您到她家去。”

“谢谢。容我换一下衣服可以吗？”一听大姐来请，美龄十分高兴。

“当然，可以。”

宋美龄换完衣服，锁上门旋风似的走过来，坐上汽车。汽车把她带走了。汽车只在上海市区转圈，根本没往霭龄家开。美龄憋不住了：“你们要把我带到哪里去？”

“带到哪里，你还不清楚吗？”姑娘冷冷地答道，“你没自由啦！”

“啊！你们这是干什么？”宋美龄大声吼叫，“我是第一夫人，你们无权没收我的自由！”

“哈哈，好大的口气，别忘了你是在上海！”司机也火上了她。

……

蒋介石约会后回到家里，不见了美龄，很焦急：“怎么，连个条子也没留下！”他等了一小时，还不见美龄的影儿，感到事情不妙。便立即回到屋里，操起电话，直接通话是不可能的了，他拨通了宋子文的号码。

宋子文一下子就明白了委员长讲的事情。他挂了电话，又重新拨了起来。他要了一个只有几个人知道的秘密电话号码。一分钟后，一个熟悉而令人恐惧的声音传过来了。那人便是杜月笙。

“子文，你放心吧。蒋夫人平安无事，不要担心。她身体很好。有人发现她只有一个姑娘陪伴，坐着汽车在上海危险的大街上穿行，考虑到无时无地不存在危险，这样做是很不谨慎的。为了她的安全，已把她护送到一栋舒适的别墅，她受到了殷勤的接待，因为她是中国新统治者的夫人，大家都十分尊重她。大家都极力想让她高兴，但她似乎很生气，什么都不肯吃。”说到这里，他又埋怨道：

“委员长结婚后也太忙了，应该给夫人安排可靠的保护。要知道，在上海这样一个危险的城市，这确实太大意了！宋先生是否麻烦来一趟，对这件意外的事做出妥善安排，办些安全惯用的手续！”

“好，我就去！”宋子文放下了电话。

宋子文匆匆赶到杜大耳朵戒备森严的寓所，办了“手续”，交了保护费，从美龄受到“照顾”的地方把美龄接走，送到蒋委员长那里。

这个事情是很清楚的：杜大耳朵等于猛抽了委员长一皮带，让他知道，你当官，要严管夫人，不要忘记我们是老朋友，要知道弟兄们也不是好惹的。

美龄在同蒋结婚时，没有意识到自己还嫁给了蒋的“家族”。霭龄知道，祥熙知道，庆龄知道，子文也知道。但是，美龄直到被软禁后，才知道杜大耳朵现在是她的严厉教父。

这一不愉快的事件使她永生难忘。

第九章

陈凤遗恨

陈洁如远走他乡

霭龄包办美龄婚事，完成了宋氏家族在中国成为一个王朝的真正奠基礼。

当她饱餐过美龄的订婚宴，心满意足地用甲鱼骨刺剔着牙缝的时候，另一个女人却在用骨针刺进标有宋霭龄名字泥人像的心脏。

这个女人就是蒋介石前妻陈洁如，原名陈凤。

船上的锣声响了，这是通知开船的信号，也是催促送行的客人赶紧下船的信号。

陈洁如站在轮船甲板上，拼命挥动手臂。起锚的轮船开始驶动，将黄浦江的浑水搅得翻滚不已。陈洁如努力向外滩上那些著名的高楼大厦望去，发现那些建筑竟然被迷雾所包围，她用劲揉眼再看，这才弄清迷雾来自于自己的眼泪。

轮船经过吴淞炮台，水逐渐变成黄绿色，这是江水与海水的汇合处，上海已在眼中彻底消失，陈洁如把陪伴她赴美的两位“宫女”——张静江的女儿海伦和黛瑞莎扔在甲板上，独自溜回了船舱。

她打开多年来一直坚持每日必记的日记簿，刚写了一行：“1927年8月19日，乘船离开上海”，就再也写不下去了，如烟往事一幕幕浮上心头。

陈洁如1906年出生于上海一个纸商家中，家境小康。

10多岁时母亲就向她讲授贞操观念，提醒她当心一些男人对女孩子连番设计的引诱。陈凤身材高挑，到1919年13岁时，已出落得如同成熟女性。一天，她到张静江府上找她的女同学，遇上了蒋介石。陈凤回家时，蒋介石提出送她回家，陈凤没有答应。但蒋却问了她家地址，以后到家去找，陈凤母亲对蒋唐突造访很不满意，告诉他说：“我的女儿虽然长得高些，但她只有13岁，正在上学读书，我不希望任何人来打扰她。”蒋介石走后，不断给陈凤打电话，搅扰得她不得安宁，只好与蒋介石相会。在一个公园里，蒋介石说：“阿凤，我要向你发誓：海可干枯，山可崩塌，我对你的爱，永不改变。答应我吧，做我合法的妻子。”阿凤被这几句甜蜜的话哄得心里热烘烘的，可她还不懂许多事，只好闭口不语。蒋介石看她不说话，就从口袋里拿出一把折刀，拉出发亮的刀片说：“如果你不相信我爱你至深，那就换一种方式证明我的心意，好，只要你说出那个不字，我就切下我的一个指头，用我的血为你写下一纸永爱不休的誓书。”蒋介石把指头放在石头上，做出要切的样子，阿凤又感动又害怕，赶紧答应下来。

没几天，张静江夫人上门正式为蒋介石提亲。

阿凤母亲不便严词拒绝，便派人调查蒋的身世。看了调查报告陈母大失所望，因为蒋是已有一妻一妾又无养家之财的33岁男子，遂决定勾销此事。不料几天后张静江亲自上门为蒋说亲，张静江毕竟是一位大人物，陈母引以为荣，遂定下亲事。1921年12月5日，阿凤与蒋介石的婚礼在上海永安大楼大东旅馆宴客厅举行，婚后蒋把阿凤的名字改为洁如，意思是“如同纯洁”或“如同未受世间污染”。

陈洁如粗通俄语，婚后他们生活在一起，帮蒋介石做些俄语翻译工作，一时倒也夫妻恩爱。陈洁如眼看蒋介石一步步蹿升，北伐前已升任总司令，自以为终身有靠，可以夫贵妻荣了……

孔夫人告诉她：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陨落与升起一样快吗？

轮船在海上平稳地航行了两天，到达日本神户。这时黛瑞莎把一份从岸上买回的日文报纸递给陈洁如，只见上面有一则消息：

美联社1927年8月19日伦敦电讯——据《每日邮报》所收之上海电讯称，前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夫人，今日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程前往美国。据其友人所述，她拟于抵达纽约前，游历美国各地。

陈洁如本想上岸一游，看到这则报道后，又无法控制心中的屈辱情绪，拒不上岸，轮船在驶往火奴鲁鲁的13个无聊日子里，她一直陷于往事的追思中。

北伐之前，蒋介石看到洁如流泪，就安慰她说：“我正要出发作战，请你为我祝福而不要哭泣，否则会给我带来霉运。”

但是陈洁如到南昌后，蒋介石因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反动嘴脸彻底暴露，与汉口左派政府发生矛盾。汉口政府为羁縻蒋介石，拒绝再供应他军火和军饷，每天都有谴责他抗命的文件传来。蒋介石陷入情绪低潮，说自己如同释迦牟尼，修道时面对敌人无情试炼。

忽然一天，蒋介石情绪高涨，说他找到了办法：要搞垮汉口政府，根本的是要铲除对方实力，而这最重要的实力就是财源。目前他自己没有财力可言。他想到了使汉口政府失去财政部长宋子文。这件事要做得巧妙，最好是假手于宋子文的大姐宋霭龄，因为她对大局的想法与自己接近。蒋介石写信请霭龄到九江磋商要事，这封信由陈洁如发出，殊不知因此带来她自己今天的厄运。

霭龄接信后，搭乘中国银行的汽轮火速赶来，但她没有下船，而是叫蒋介石上船，两人长谈了24小时，讨论当时政治形势。谈完后霭龄乘船返回汉口，蒋介石把密谈的主要情节告诉了陈洁如。

蒋介石说：“洁如，我从来不向你隐瞒我的一点情况，这次也不会隐瞒，因为我还需要你的帮助。

“孔夫人告诉我：‘你是一颗明日之星，你要让你这颗明星陨落与升起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而已。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你纵然有此精神，也是没用的。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重大责任，需要很大很多的影响力、金钱、性格与威望。这些你目前一样也没有，现在你周围的人，净是些无能的懦夫，他们汲汲所求的，无非私利。不过局势并非绝望。我愿与你作成一桩交易，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我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必需的军火。我们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得到任何经费。而作为交换条件，非常简单，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作为永久的正式夫人，与我们结成一家。一旦政府成立，当任我的丈夫孔祥熙为阁揆，弟弟子文仍做政府财政部长。’”

蒋介石接着说：“你看她已开出凶狠的条件。我走投无路，只有求助于你了。洁如，你肯帮助我吗？”

“你要我做什么呢？”

“避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取必需的支持，继续推进北伐。洁如，这是一桩政治婚姻，我是永远爱你的！”

“永远爱我？宋霭龄，你这掉包计，我生不能报夺夫之恨，死也要到阴曹地府与你算账！”

陈洁如心存幻想，5年后能再返蒋介石身边

离开火奴鲁鲁，到旧金山还有5天航程。张静江的两位女儿出发时被朋友戏称为陈洁如的两位“宫女”，她们尽可能劝解陈洁如，饭要吃，要保重身体，留得青山在，才能有柴烧。怎奈那桩桩往事，历历在目，件件刺心。对于一个女人，她明知已经被人抛弃，却免不了心存幻想，指望真的5年后能再返蒋介石身边。

蒋介石说：“洁如，我的处境不稳，只有你做出牺牲才能挽救我，你救我就是救了中国。如果你不肯离开，我就只有一死了之。”

“如果我同意离开，只是为了中国统一，不是为了你，更不是为了宋霭龄！”陈洁如恨恨而去。

陈洁如回到上海母亲家中居住，以为这样就可让蒋介石获得支持了。不料没过多长时间蒋介石却宣布“下野”，有人以为真的就是下野了，其实这只是为了缓和表面上的矛盾，为他真正崛起完成必要的手续而已。

一天，蒋介石突然来到陈洁如家中说：“洁如，我来同你谈谈赴美之行。我已同张家两位小姐谈好，由她们陪你到美国读书。你只离开5年，学好就回来，那时中国已经统一，你我再续前缘。这是你的船票。”

“我住在这里，已经很好了。我不再求其他留洋进学的事。我已经为了你的方便，默默让贤了。因为你说过‘爱情是以一个人的牺牲大小来衡量的’，我这样做，完全为了中国统一，换了别的女人，不把宋霭龄的眼睛挖出来才怪！”

蒋介石紧张兮兮地说：“但是，你不了解，你之所以必须远走美国，是宋霭龄的条件之一。你如留在国内，全盘交易就会告吹！”……

陈洁如在美国上岸，又看到一则新的消息：

美联社1927年9月19日上海电讯——据引述，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于新近在奉化一次答记者问中，宣称本月早些时候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述此妇即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所述之“蒋介石夫人”。

陈洁如愤慨之余，还以为蒋介石不得已而为之。不料10天之后，她到纽约中国领事馆取信，一位副领事冷漠地告诉她：“请不要让你的任何私人信件寄由领事馆转交。我们只办公事，希望你了解我们的处境。”

陈洁如愤怒了：“这算什么？我是一个中国女子，在美国你竟这样对我说话！我离开上海时，还没有纽约的地址，我母亲给我写信，除了寄给这里的领事馆转交外，怎会知道寄往何处？我还以为领事馆是为国民服务的地方呢！”

“你不必担心，”副领事说，“令堂已经收到通知，她将把你的补助费和信件直接寄到你的任何私人地址，河边大道301号，这个地址对吗？我很抱歉，我们没有时间处理你的任何私人事务。我们在领事馆无法为你做什么。我们是奉命行事。”

“奉谁之命？”陈洁如很想知道。

“南京来的命令。”

“原来如此！南京何人，是蒋介石吗？”

“我们奉命不能说。”

“那么，是那个女人的命令喽？”

“那不是我说的。请不要错引我的话。我恳求你了！”

回到住处，陈洁如把在领事馆的遭遇说给张家两个女儿，她们义愤填膺，怂恿陈洁如向蒋介石报复——“你没有正式离婚，你还有你的权利，打电报给蒋介石，把心里话说给他，让他受煎熬。或者向新闻界说明真相，让新人夫妇不得安宁！”

“好吧，让我想想。”陈洁如无法把幕后的交易说给她们，她还抱有幻想，真的希望5年后能回到中国，到蒋的政府里做事，与蒋介石再续前缘。蒋宋结缘，说明了宋霭龄的超前眼光，以及她对形势的真知灼见。作为宋家长女，她敢当家做主、力排众议，再次显示出她的胆识过人。

蒋宋结缘，蒋家受益，宋家沾光，真正实现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的蓝图。随着蒋氏政权水涨船高，宋霭龄虽然没有当上第一夫人，但是自己的丈夫也青云直上、官运亨通。

第十章

挑战军阀

蒋介石复出内闻

天下事都有好坏之分，下野对别人是坏事，然在蒋介石身上却成了天大的好事。

且说宁汉分庭对抗，是因为蒋介石的野心所致。由于蒋的下野，宁汉很快合流，这不能不说是天大的好事。

宁汉合流后，新的矛盾接踵而来。

先是胡汉民为抵制从武汉方面赶来夺权的汪精卫，坚决要求蒋介石复职，有效阻止汪精卫重掌大权；躲在阴暗角落中的蒋介石的嫡系张静江、吴稚晖、陈果夫、陈立夫等人一直在策划着蒋介石的粉墨登场；西山会议派对蒋介石的反共行为赞赏有加，随着蒋的下野，共产党的崛起，他们越发表现出极切的关注来，虽有一定的矛盾，也希望蒋介石尽快复出；逼老蒋下野的李宗仁等人，在老蒋下台后，并非他们想的那样，而是样样玩不转，看来还不具备蒋的手腕，“不当皇上不受害”，也希望蒋的复出。因此，在宁汉合流后的第三次会议上，方方面面的代表不约而同地赞成蒋介石复职。而为合流作出贡献的汪精卫却是竹篮子打水一场空。

原来蒋介石下野那阵子，好像一个臭蛋蛋，人见人踢。现在却成香饽饽了，人说人夸。仿佛政府少了蒋介石就玩不转，蒋介石复出是众望所归。蒋介石是奇人，蒋介石是救星，就差有人喊爹妈了。

会场内外是一个样的热烈。

这时，正在北方待机进入南京政治舞台、因受蒋介石下野影响久久不能如愿的阎锡山、冯玉祥致电蒋介石，说：“甚盼我兄克日出山，主持军政，俾得早日完成革命大业。倘若能得如前请，弟等负弩，愿听指挥。不惟弟等私愿得遂，大局实利赖之。”

西南方的四川实力派刘湘也致电蒋介石，表示：“此闻中央全体会议一致决议，敦请我公继续聘任总司令职权，逖听之下，无任欢欣。”

当初汪精卫和武汉方面要求蒋介石辞职时，不少国民党大员都是坚定的支持者。如今时过境迁，他们在拥蒋出山方面又唯恐落在他人后面，踊跃表态，似乎没有发生过什么事，似乎逼蒋辞职是个历史性的错误。

预备会议正式通过了同意蒋介石复职的决定，会议决定于次年1月间召开二届四中全会。

1928年1月2日，在五个月前批准蒋介石辞职的南京政府致电蒋介石，要他：“立即旋都复职，共竟革命全功。贵总司令许身党国，必有以中枢付托之重，慰国人喁喁之望也。”

这时的蒋介石，看到当初所有的对手都俯首称臣，心情也极为高兴起来。如果说辞职前，由于分裂国民党引来那么多的抗拒和挑战；那么辞职后蒋介石的权力和地位已得到党内的认同，党内反对势力继续存在但已受到中央决议的限制。蒋介石通过辞职，实现了退一步进两步的目的：推翻了由汪精卫等控制的中央党部；推翻了合法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再一次击败了汪精卫、西山会议派等反对派；确立了由蒋介石控制的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合法地位。

在一个阳光明媚的一天，他要上任了。

为了这一天的到来，蒋介石专程来到上海，秘密地到南京政府的监狱中看望了当时中国政界和军界的特殊人物蒋方震。有人要问，这蒋方震何许人也？

蒋方震虽然姓蒋，与蒋是同乡，都是浙江人，但并没有亲缘血缘关系。这蒋方震名声大振，应为当时的知名人士。在日本士官学校的资历比蒋介石深得多，后赴德国军校留学深造，被人称为著名的军事理论家和战略家。1912年任保定军官学校校长，曾因为抗议北洋政府对保定军校的不良管理而自杀未遂。被救活后成了英雄，一直担任幕僚工作，任北洋政府的总顾问、东南五省联军总司令孙传芳的总参议、十四省区联军总司令吴佩孚的总参谋长。1927年初因为支持唐生智倒蒋，被南京政府抓进监狱。再说蒋方震这个人，因为他的名声大，抓人容易放人难。让他出去还不干，扬言说蒋介石如不出面道歉，他就要跳崖。所以这事只能由蒋介石亲自出面处理。

再说蒋介石也需要蒋方震这样的名人为自己的政府装潢门面，同时也需要他为自己的前程出谋划策。

这一天，牢房的大门哗啦啦地打开了。

狱头告诉蒋方震说：“蒋总司令看望你来了！请跟我到会客厅一坐。”

“让你受苦了！”在会客厅，蒋介石在宋美龄的陪同下，向老者道歉说。

“司令和夫人到，我也火消气散。”蒋方震也激动地站了起来，“如今，天下大事，分久必合，统一大业，还寄希望于总司令啊！”

蒋介石安顿蒋方震坐下来，道：“今天我和夫人来，就是专门听任你对时局的判断。同时也请你出山，任我参议。”

“你是真的要听？”

“那还有假。”

蒋方震沉思了一会儿，双手合十，大有诸葛遗风地说：“纵论天下，依我观，国内虽然争斗激烈，威胁总司令事业的不外奉张（作霖）、李（宗仁）、白（崇禧）、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汪（精卫）、胡（汉民），再加一个李任潮（济深）而已。而奉张雄视北方，欲南下逐鹿中原，当为心腹大患，总司令首当除之。国民党内，李、白实力陡增，程颂云得陇望蜀，冯焕章坐镇中原，阎百川拥兵山西，李任潮盘踞两广，汪、胡出国，实力犹存，且心向国内，诸多势力，令人应接不暇，实在让人头疼啊！”

蒋介石赞道：“老兄分析得极为有理。我们的对策应该是……”

蒋方震脱口而出：“总司令欲纵横天下，须远交近攻，打拉结合，恩威兼施，切不可四面出击，树敌过多，为今之计，首要的是拉紧冯焕章，稳住阎百川。对于内部正在日益壮大的桂系和对司令并不服气、并不尊重的程潜等人，我建议李、白与程颂云貌合神离，都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并非同槽之怪，不如间而隙之，压程抬李，制造矛盾，我等坐观虎斗，不知此计可否？”

蒋介石也道：“此言妙算。此言妙算。”

就这样，蒋方震后来长期担任了南京政府的高级顾问，并在最高军事学府——陆军大学出任代理校长。

1928年1月9日，蒋介石发表《告国民革命军全体将士电》，宣称要“歼除奉、鲁军阀，实现总理之遗教，早出斯民于水火”，18日正式走马上任总司令。

蒋介石复职以后，召开了国民党四中全会，主要是完成宁汉合流后的中央机构的调整和重组，对蒋介石来说则是为了重新肯定在党内的地位。此外，就是决定继续北伐，“完成统一”的“伟业”。

在此次会议中，蒋介石作为中常委兼组织部长、民众训练委员会常委，通过中常会控制国民党；他作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通过一批亲信和幕僚，成为事实上的政府控制者；他成为军委会主席兼军队总司令，继续全面控制军队。总之通过辞职、复职，蒋介石在国民党内和军队内的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和提升，把广州、武汉政府转化为蒋记政府，实现了蒋家天下。蒋介石以后22年间的政治路线和政治行为，基本没有脱离过四中全会确定的主线，因此此次会议对蒋介石来说具有很重要的意义，成为他一生政治生涯中的转折点。

蒋介石重新上台，首要任务是组织“二期北伐”。因为蒋介石已经叛变革命，已经成为国民党内最大的新军阀，“二期北伐”的性质已经和大革命时期的北伐大为不同了，已经由打倒北洋军阀的战争转变为新军阀的一场混战。

蒋介石前线督战，东北易帜，北伐结束

早在蒋介石组织中央四中全会的时候，北伐军已经攻克了徐州。

2月7日会议一结束，重掌军权的蒋介石，就带着夫人宋美龄亲临前线督战。他的座车从南京驶出，一路开往徐州。

2月的苏北，春意料峭，返绿的麦苗迎着春风生长。可蒋氏夫妇的心情早已是春意盎然了。这次他来徐州，并没有跟任何人打招呼。他这一次“突然袭击”，是想以“新司令、新郎官”的双重身份给自己的嫡系将领们一个惊喜。

他和宋美龄一到徐州，就赶到何应钦第一路军总指挥部。

当他推开指挥部大门的时候，一个守卫的列兵接待了他。

蒋介石问：“你们的司令呢？”

列兵战栗着回答：“他们到郊外打猎去了。”

蒋介石由喜转怒：“其他干部呢？”

“也都跟司令一块去了。”

“好啊，这马放南山，刀枪入库！”

进入总部竟然没有人迎接和服务，这让蒋介石难以接受。如果说这是私事，蒋介石不便发作，但在军事威胁没有解除的情况下指挥官外出游乐，这显然影响和干扰军务的实施，要治罪的话完全可以借题发挥。

兴致勃勃的蒋介石被迎头泼了一盆冷水，当即挂通南京交通部长王伯群（何应钦的大舅子）的电话，命他和中央执委会书记李仲公及何成浚、贺耀组、陈调元等人迅速赶来徐州。

“总座，有时间限制吗？”

“放下电话就来。”

当天，从南京赶来的王伯群等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心神不定地来见蒋介石。

蒋介石铁青着脸对他们几个人说：“你们看看，偌大的指挥部这般冷清，都去打猎去了，成何体统！按军法处事，你们说，我们该怎么处置？”

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

蒋介石提高了声音：“王伯群，他是你的大哥，你也说说。”

“军法在上，严肃处置。”

蒋接着说：“我已经决定，撤销何敬之（何应钦字敬之）的第一路军总指挥的职务。原因有三个：第一，他忘恩负义，勾结白崇禧，逼我下野！第二，别人都通电拥我复职，唯独他迟迟不发拥戴电，实在可恶！第三，外边有人传言，说我指挥不了黄埔系，所以，我就来前方试试看，我究竟能不能掌握黄埔军。”

“总座英明！总座英明！”王伯群见事已无法挽回，只得在附和蒋介石的同时，婉转地提醒蒋介石说：“不过现在正值用人之秋，北伐大军就要开拔，切忌一线将领变换过大。”

为了北伐，接着蒋介石下令将全部军队组编为四个集团军：

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总参谋长何成浚，29万人。

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总参谋长曹浩森，副总参谋长秦德纯，约31万人。

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参谋长朱绶光，政训部主任赵戴文，约11万人。

第四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前敌总指挥白崇禧，参谋长张华辅，约20万人。

此外西南省份的地方实力派和两广地区的第八路军李济深部，编有陈济棠的第四军、徐景唐的第五军、陈铭枢的第十一军、黄绍闳的第十五军、向成杰的第二十一军、李济深的新编第四军等部。

上述百万大军即将压向鲁冀、平津地区，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鲁联军只有失败，一路败北。

按照蒋方震的妙计，蒋介石特意去会见坐镇中原、离平津地区最近的冯玉祥，意在不仅要拉拢冯玉祥，更要让冯玉祥充当“二期北伐”急先锋。

听了蒋方震的妙计，2月16日，蒋介石带着新婚夫人宋美龄乘火车经陇海线来到开封，受到冯玉祥的热烈欢迎。第二天，在冯玉祥的陪同下，蒋介石检阅了西北军。看着穿着旧衣烂衫、难御尚未转暖的中原寒风的西北军官兵，蒋介石暗自吃惊，感慨万分，能够忍耐如此贫困的军队确实不简单，能够带出如此军队的将领更不简单。蒋介石面对这支在如此艰苦条件下训练有素、吃苦耐劳、军纪严明的军队，暗自思考冯玉祥不可能成为自己的“同志”，能吃苦能打仗的西北军不可能成为听从自己调遣的军队，因此他对冯玉祥和西北军只能利用而不能合作，更不能让西北军发展壮大。面对身着厚呢将军服的蒋介石的一脸疑惑，望着身着貂皮大衣的宋美龄，同为集团军总司令但穿着上差别极大、经费尚不能维持生存的冯玉祥自我解释说：“西北军叫国民军，国民军就是为天下劳苦大众的，如今百姓都受着冻饿之苦，国民军就更应吃苦。如今国民军又加了两个字，叫国民革命军，它的宗旨就是救民出水火，因此，这国民革命军比国民更能吃苦，这是不忘本的表现呀！”蒋介石听了这一席话，连连点头。

18日，蒋、冯接受老将马福祥的建议，在郑州交换兰谱，“以示同心同德，生死相共之意”。

蒋介石给冯玉祥的帖子写的是：

安危共仗，甘苦同尝，海枯石烂，生死不渝。敬奉焕章如胞兄惠存。谱弟蒋中正谨订。

冯玉祥给蒋介石的帖子写的是：

结盟真意，是为主义，碎尸万段，在所不计。敬奉介石如胞弟惠存。谱兄冯玉祥谨订。

蒋、冯交换兰谱之后，互相拜了四拜，从此，就结为生死弟兄。

冯玉祥比蒋介石年长五岁，为盟兄，蒋为盟弟。

“我们既成了无话不说的弟兄，希望大哥有所指教。”蒋介石以盟弟身份谦逊地说道。

“老百姓是我们的主人。老百姓喜欢的事，我们做；老百姓不喜欢的事，我们万不要做。”冯玉祥也以大哥自居，想啥说啥。

“大哥还有什么事没有？”蒋介石依然客气。

“如果我们能实行刚才我说的话，我们就能实行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你若再问我，我就告诉你，我们要与士卒共甘苦，兵不吃，我们不要吃；兵不穿，我们不要穿；你若能实行这些话，我们革命一定成功的。”冯玉祥也依然以兄长口气，直言相告。

“好，我们一定这样做。”蒋介石表示接受、听从。

蒋介石在得到冯玉祥的承诺后，意气风发地回到南京正式走马上任总司令。四支大军如四发令箭，直捣北方奉系控制的安国军。

且说这安国军，是在大元帅张作霖的领导下，编有孙传芳、张学良、张作相、吴俊升、张宗昌、杨宇霆、褚玉璞指挥的七个军团。他们在京汉、津浦、正太路、鲁豫冀交界处全面备战，等待北伐军的到来。

面对着百万北伐大军的压顶而来，奉军已成惊弓之鸟。

蒋军与奉军交火已经多次，都是以奉军败北为结局。因此，奉军军心涣散，无心恋战。尤其是张作霖信心不足，一旦接火，按张作霖的布置，打不赢就跑，关外是我们的领地，白山黑水是我们的退路。于是北伐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路顺利地向北平进发。

按照以往作战的惯例，谁先拿下城池就归谁。四支北伐大军，谁都希望拿头功。于是，在向京津进军中，都加快了脚步。最后第一个攻克京城的是冯玉祥领导的第二集团军，而阴险的蒋介石却让阎锡山占了城池，冯玉祥等好个埋怨。

占领平津后，东北张作霖已故，其子张学良已明确向南京政府归顺的意愿，天下即将一统，整个北伐行动宣告基本结束。

蒋桂大战秘笈

再说蒋介石的四个集团军攻下平津，实现天下一统，是喜事也是愁事。

常言道，江山好打坐亦难。在贺喜之时，内部就闹起了矛盾。冯玉祥说，当年老子就坐吃北平，打败张帅，重返北平于公于私都是既定目标。阎锡山说：老子闭关自守在山西，娘子关内休养生息，平津冀一直是我们要扩张的目标。李宗仁说：老子从广西打到南京，从南京打到武汉，从武汉打到平津，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啊，夺取平津，也要分到点儿利益。可蒋介石虽然自己的重心不在平津，他却有更大的野心：“你们不要争，我有本事一碗水端平。”

蒋介石为端平这碗水，却听从了他的狗头军师蒋方震的妙算，实际也是蒋的心计，那就是“打拉并举，各个击破”的八字方针。

蒋介石策划于密室，经过周密的分析，决定先从桂系李宗仁开刀，原因有三：一是当年逼宫下野就是他出的丑，蒋介石要报一箭之仇！二是桂系所占的地盘直接威胁着蒋的统治中心地区，必欲去之而后安；三是桂系所辖地区不集中，战线长，且内部矛盾尖锐，比较好打。

3月26日，蒋介石下令讨桂，蒋桂战争爆发。

3月29日，阎锡山通电拥蒋讨桂，这时的冯玉祥成了蒋桂双方极力争取的对象。

蒋、冯关系已经破裂。李宗仁、白崇禧派来的秘密代表先于蒋介石在辉县百泉村找到了冯玉祥。冯表示愿与桂系合作，共同讨蒋。早在南京编遣会议时，冯就对桂系表示过同情，曾对人说，四个集团军总司令除桂军外，都有要职，连张学良都有，唯独第四集团军的人，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又说，天下事不平则鸣，蒋处理问题如此不平，成为时局前途的隐忧。蒋介石兴兵讨桂，冯玉祥自然倾向桂方，但在非亲信部属和外人面前，却表示对蒋桂双方“情谊相等，不便偏袒，但求苦心斡旋，息事宁人”。

尔后，蒋介石也派邵力子到百泉村，请冯回到南京做官。冯表示说，他想辞职出国留学，以备他日效力党国，希望军政部长一职由鹿钟麟代理。接着冯玉祥到了华山，蒋介石派邵力子等又追到那里。这次，明确请冯出兵援助，并以行政院院长和湖南、湖北两省主席为筹码相送。冯玉祥哈哈笑了：“论公论私，皆不能使蒋独任其艰，我方可出兵12万，留14万维持地方安宁。”同时又说，蒋如不改变专制独裁，即使能战胜桂系，但继之而起者仍将大有人在。3月30日，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表示可“出兵13万，以韩复榘为总指挥，出武胜关讨之”。

冯玉祥进行军事部署：韩复榘部屯兵平汉路南段；石友三部集中南阳一带；张维玺部在陕南荆紫关；孙良诚部集中豫西作为总预备队。但是，究竟是援蒋还是助桂？冯玉祥还要看战局的发展。

下属问他：“我们不是要助桂吗？”

他对属下说：“蒋、桂是势均力敌，总要看上一两个月，才有分晓。”他认为，北方人爽直侠义，南方人轻佻浮躁，易合易离，而最终收拾大局者，往往是北方人，当蒋、李这两位南方人打得两败俱伤之后，最终要由他这位北方人收拾大局。他采取了坐山观虎斗的策略，待蒋、李双方一败一伤时，坐收渔人之利。

冯玉祥按兵不动，作壁上观。他印刷了大批讨逆布告，但所讨的是“蒋逆”还是“李逆”，却留下空白，其中所列的“贪赃枉法，横征暴敛，屠杀民众，迫害青年”等十大罪状，对蒋、李双方也都适用。他的用意十分清楚：如桂系失败，可令韩复榘、石友三直驱武汉，布告上就填写“讨桂”二字，先于蒋介石占领武汉，夺取湖北；如果蒋败，可令孙良诚出徐州，布告上就填写“讨蒋”二字，先于桂系进占南京。

战争在进行。

冯玉祥态度不明朗，蒋介石已有戒心，为了防止冯两面讨好，便公开发布了冯给他的电报，内有“玉祥服从中央，始终一致”等语。但是，冯对蒋仍是虚与委蛇，不肯明令讨桂。

蒋桂战争进展之快出乎冯玉祥所料。谁知蒋介石重金收买了桂军将领，桂系将领李明瑞得了150万元在前线倒戈，战争迅速以蒋胜桂败而结束。

4月5日，蒋军打败桂系兵抵武汉，冯玉祥见势不妙，急忙表态拥蒋，于4月8日发了个“马后炮”的讨桂通电，并派出代表同邵力子等赴武汉见蒋，以增进与蒋的关系，可是，已为时晚矣。

蒋介石打败了桂系，拉拢冯玉祥已没有必要了，不但行政院长和两湖地盘的允诺不算数了，而且不允许山东省主席孙良诚于日军撤出后接收济南，决定以陈调元取代孙良诚，负责接收山东。

蒋介石在编遣会议之后就决意对付冯玉祥，并采取了制定对冯作战计划、挑拨冯、阎关系、企图诱冯进京予以软禁或扣押等措施。按照各个击破的策略，蒋介石打败桂系之后，便把矛头转向了冯玉祥，5月7日发表《和平统一为国民政府唯一之希望》一文，内称“欲消弭内乱，非铲除军阀不可；欲铲除军阀，非根本扑灭封建地盘思想不可，”为发兵讨冯大造舆论。5月10日，冯玉祥致电蒋介石，指责蒋对第一、第二集团军发饷不公。5月13日，蒋介石复电说，第一、第二集团军发饷不一致，是由于第一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高，第二集团军士兵向来生活水平较低。吃苦耐劳惯了，电报还含蓄地指责冯玉祥联合桂系违抗中央。口水战升级，武战迫在眉睫，蒋冯之战已箭在弦上了。

蒋冯大战始末

这时，冯玉祥看到同蒋介石的兵戎相见已不可避免，便采取了相应防御措施，令韩复榘、石友三部从信阳、襄樊撤退，鲁、豫两省的部队向陕西撤退，并炸毁武胜关隧道，拆毁洛阳以东的铁轨。冯玉祥此举的意图是缩短战线、集中兵力，并阻断蒋氏进兵之路，同时还可免除阎锡山抄袭后路之忧，以至说服阎（锡山）与其联合反蒋或取中立态度。

5月16日，蒋介石致电冯玉祥，责问为何炸隧道、毁铁轨？同一天，冯部将领刘郁芬等发出电报，内称：为护党救国，请冯率50万武装同志，与蒋周旋。南京政府电令冯玉祥严惩刘郁芬等人，立刻恢复陇海路、平汉路交通，但冯玉祥不予理睬。

5月19日，冯玉祥在陕西华阴召开军事会议，列举了蒋的四大罪状：

一、党务方面：蒋氏私自圈定和指派国民党三中大会代表，违反党章；

二、日本占领济南，为我国奇耻大辱，经交涉，日本既定期撤兵，蒋竟反请缓期，丧权辱国，莫此为甚；

三、蒋对各军待遇不平等，并挑拨离间，拆散革命战线；

四、豫、陕、甘灾情严重，蒋氏不闻不问，反将丰台、保定、徐州等赈粮悉数扣留，坐视并加速灾民饿死。

冯玉祥指出，根据这些罪状，对蒋不能不兴兵讨伐，但用兵如与人搏斗一样，直伸两臂无法用力，必须弯回来再打出去，才能有劲。据此，他部署山东、河南的部队一律西撤，在潼关、华阴一带集结。

华阴会议后，遵照冯玉祥的战略计划和命令，孙良诚等率部迅速西撤，可是这时却传来了心腹将领韩复榘、石友三背叛冯投靠蒋介石的消息。冯玉祥听到爱将的叛变，扼腕大骂，尔后痛哭了一场。

再说韩复榘和石友三，都是跟随冯玉祥多年、由冯一手提拔起来的将领。早在冯任十六混成旅旅长时，他们都已升为营长。当时，冯在中下级军官中有13名亲信，人称“十三太保”，韩、石都在其中。1926年南口大战时，他们都当了师长。南口战败，他们投降了晋军，五原誓师后，又回到了国民军。冯玉祥欢迎他们归来，对投晋一事既往不咎，但他们心有愧疚和疑虑，对冯存有戒心，精神上已有隔阂，不过，尚未对冯产生不满。

如果说，韩复榘、石友三与冯玉祥的种种矛盾，是他们叛冯的主观原因的话，那么，蒋介石的拉拢收买，则是他们投蒋的主要客观因素。

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蒋介石也是聪明人，看透了冯军内部的弱点，把收买冯的高级将领作为一项重要措施。当蒋介石打败桂系到达武汉后，便立即召见韩复榘，蒋和宋美龄亲自招待韩和他的第二个夫人纪甘清。韩复榘，字向方，蒋和他谈话时，对他嘉奖备至，口口声声称赞“向方兄战功卓著”，并说：“现在北伐成功，不应再有内战，应当从事和平建设。”以前，韩复榘见冯，冯对他毫不客气，总是直呼其名，并且经常给他碰钉子，使他提心吊胆，胆战心惊。现在，蒋介石这位国民政府主席、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竟对他以优礼相待，一口一个“向方兄”，使他受宠若惊，感激涕零之中带着欣喜，蒋、冯两相对照，蒋的权势大、地位高，尊重他，赞赏他，拉近了对蒋的亲近感。

蒋、韩临别之际，蒋又送10万元。同时，蒋派钱大钧赴襄樊慰劳石友三部，也带去了30万元。韩、石想要享乐，想要改善所部待遇，所需要的就是钱，而这些钱很难从冯玉祥那里得到，蒋介石却能急人所需，主动送上门来。对许多人来说，金钱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有钱能使鬼推磨，花钱自然能买动韩复榘和石友三，蒋介石的钱果然没有白花。

蒋介石见冯玉祥调动部队，知道冯要对付他。但是，他又搞不清冯为何不直接动手，反而命令部队西撤。正当他惊恐疑虑之际，却接到了韩复榘、石友三可靠的电报，真是喜出望外，然而，也在意料之中。

韩复榘在华阴会议后，立刻赶到第二十师驻地陕州，召集旧部密议，决定不执行冯玉祥的西撤命令，把队伍全部东开，到达洛阳。5月22日，韩与石友三联合发出投蒋通电：“为除民众痛苦，遭逢事变，惟望维持和平，拥护中央。”第二天，又致蒋两份电报，表示拥蒋。石友三时任第二十四师师长，驻防南阳地区，但与韩早在联络，表示随韩一起行动，投蒋电报发出后，即由南阳率部队到郑州与韩会合。

蒋介石接到韩、石电报后，立即复电嘉奖，许诺所有驻陕甘部队概归韩复榘指挥，命石友三为讨逆军第十三路总指挥，并立即送去500万元作为犒赏，同时，任命韩为河南省主席，石为安徽省主席。

5月23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执委会常务会决议，革除冯玉祥一切职务，永远开除党籍。同时，宣布对冯部高级将领予以撤职查办。接着，南京政府又下令查办冯玉祥，国民党中宣部发布《讨冯宣传要点》，蒋介石发表《告西北将士文》，给冯加上了“勾结苏俄”、“叛党叛国”等等罪名。

5月25日，南京政府明令讨伐冯玉祥。

韩、石倒戈投蒋，冯玉祥失望地说道：“这样一来，整个讨蒋计划都全盘地完了。”冯玉祥痛心疾首，日夜哭泣，咒骂自己，自抽嘴巴，不仅在精神上受到严重打击，在威信方面大为低落，而且对于西北军的自信心也远不如从前，感到今非昔比，困难重重了。

5月27日，冯玉祥通电下野入华山，讨蒋战事暂告中断。

冯玉祥下野后，派出代表到太原见阎，希望与阎共同反蒋，阎约冯到山西面谈。6月24日，冯玉祥偕妻女离华山，赴山西，25日抵太原，下榻西郊晋祠行馆。

阎锡山约冯到山西，目的在于挟冯自重，增强自己举足轻重的地位。6月26日，阎、冯联名通电，表明将一同出洋，阎又另电南京政府，声明在出国前需检查身体，并随即前往北平住进德医院，以示将丢下所负军政责任，一并归蒋。实际上，是对蒋的一种要挟手段。

蒋介石大为惊异，认为阎、冯已经结合，于己不利，便急忙派人挽留阎继续负责，不要出洋，只令冯一人出去，并亲赴北平与阎密谈，多方拉拢，以拆散阎、冯合作。

最后的较量——中原大战

所谓中原大战，就是反蒋联军与蒋军的作战。

作战地点是沿陇海、平汉、津浦三线及其附近地区展开。

中原大战的序幕正式拉开是在1930年4月4日，蒋介石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免除阎锡山本兼各职，永远开除党籍，并通缉拿办，战争开始了倒计时。

当时反蒋联军的作战方略是：冯（玉祥）军担任河南境内陇海、平汉两路作战任务，东进徐州，南下武汉；阎（锡山）军担任山东境内津浦、胶济两路作战任务，与冯军会攻徐州，然后沿津浦路南下，直捣南京；桂（李宗仁）军出兵湖南，北上武汉；石友三军以主力进攻济宁、兖州，以一部协同阎军会攻济南。

蒋（介石）军以韩复榘部拒守黄河南岸，阻截津浦路阎军南下；刘峙军分别布防徐州、砀山、宿县；何成浚军布防平汉路许昌以南各地；陈调元军和马鸿逵军布防鲁西济宁、曹州，以拒止敌石友三部；杨虎城所部警戒河南南阳；范石生军警备鄂北襄樊一带。

且说4月中旬，冯军各路分别进至平汉路以西的淅川、内乡、叶县一带和陇海路西段的洛阳、郑州一带；阎军一部经郑州转往兰考、开封一带；津浦线方面的阎军向德州、济南进击。

5月上旬，阎、冯联军在陇海路发动攻势，分路东进。但蒋军来势凶猛，并有空军配合，激战数日后，又因蒋介石施计，使联军将领刘茂恩倒戈投蒋，造成极大混乱，阎、冯联军不得不节节后退，一部退往亳州，一部退至归德（今商丘市）附近，等待外援。

蒋介石旗开得胜。后在归德争夺战中得手之后，他便亲临归德督战，命刘峙的主力部队猛攻兰考、开封，因阎军奋力固守，久攻不下，又令陈诚部由陇海路南侧挺进，使阎军右后受到威胁。冯玉祥见战情紧急，从郑州急调孙良诚部投入战斗，又派吉鸿昌率部协同孙部作战，孙、吉二人素以骁勇善战著称，所部又是刚加入战斗的有生力量，一经交战，便给陈诚部以巨大杀伤。陈诚被迫节节后退，孙、吉乘胜追击，同时，全线其他各部也有进展。经过10余日的激战，蒋军全线动摇，6月上旬，蒋军开来援兵，才在定陶、曹县、民权、河阳集等一线稳定下来。

在双方激战之时，联军中的郑大章指挥的冯军骑兵杀来，活跃在永城、夏邑、鹿邑一带，给蒋军后方以极大威胁，牵制了蒋军不少兵力。5月31日，蒋介石在归德的朱集车站指挥作战，指挥部设在列车上。郑大章率骑兵千余人，夜间急驰80余华里，奇袭归德飞机场，烧毁飞机12架，俘虏机师及地勤人员50余人。蒋的指挥部只有200名卫兵，在高级参谋陈调元指挥下，分布在车站周围，密集射击。郑大章误认车站有蒋军主力部队，更不知蒋介石就在列车上，加之夜间不便大举进攻，故没有攻击朱集车站就撤了出来。

蒋的秘书周佛海事后回忆说：“当我们在归德的时候，有天晚上，我从梦中被枪声和很大的爆炸声惊醒，只听见侍卫长王世和大声呼道：‘火车头呢？’因为不预备开车，所以离开了火车头，当时火车欲开不得，枪声响了半小时始息。后悉是冯玉祥的骑兵郑大章部来袭击飞机场，他们的任务是烧了飞机就回去，谁知我们车上只有200多卫兵，车站上又没有其他军队，如果骑兵到达车站，主帅（蒋介石）以下都要被俘，那么，那个时候以后的历史又是一个写法。”

5月16日，平汉线蒋军何成浚部发动总攻击，在飞机的掩护下，向许昌一带进逼。飞机在许昌上空抖抖翅膀，扔下了几颗炸弹，冯军守将樊钟秀阵亡，军中无主，顿时大乱。这时冯玉祥急派邓宝珊接替，并亲赴许昌安定军心。同时，还派孙连仲前来增援。此时，桂军已北上进入湖南，占领长沙。6月8日进占岳州。

冯玉祥为配合桂军作战，6月10日，下令向平汉线的蒋军发动全线进攻，弹如飞蝗，激战两昼夜，蒋军纷纷向南溃退，冯军进至漯河一线，即停止追击。冯玉祥认为桂军已退出长沙，即使冯军南下打到武汉，对桂军也起不了动摇作用，主张在陇海线上集结兵力，针对蒋军主力作战，于是，在平汉线上便没有乘胜追击，扩大战果，实际战略上是一大失策。

桂军未能得到冯军的有力配合，又被粤军陈济棠截断后路，再加内部矛盾，后方不稳，7月间退回广西。

蒋介石在陇海、平汉线两度受挫，便在幕后策动了一个“和平运动”，由于右任、李石曾等人出面，致电汪精卫，建议召开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以解决党内纠纷，被汪拒绝；李石曾又在沈阳活动，敦请张学良出兵调解，6月中下旬，张学良连续致电阎、冯，提出将郑州、开封一带划为缓冲地带，撤退前线各军，立即停战。反蒋联军正处于有利形势，对于蒋介石的“和平运动”，没有理睬。

蒋介石在发动“和平运动”的同时，又在陇海线发动了新的攻势，以刘峙、蒋鼎文、陈诚等部三万余人，由杞县、太康、鹿邑之间攻入，企图奇袭开封。冯玉祥也正想在陇海线上再创蒋军，便将计就计，部署了一个口袋形的包围圈：令孙良诚、庞炳勋、吉鸿昌等部迅速后撤，闪开杞县、太康一线，诱敌深入，之后在正面堵击；令孙连仲、张自忠部向蒋军左侧背包抄；依靠陇海路上阎军截堵蒋军右侧；由孙殿英部扰乱蒋军后方。这时蒋介石侦察得知冯军调动的密电后，立即变更部署，使冯的“口袋”形包围计划未能全部实现。但是，冯军在三昼夜激战中，给蒋军以重大杀伤，并缴获100余辆汽车和大批辎重。

再说5月间，津浦路的阎军进入山东境内，蒋军韩复榘部一路后撤。6月25日，阎军占领济南，韩部向胶济线方面撤退。阎军一部沿胶济路东进，至高密县与韩部激战；一部沿津浦路南下，至曲阜、兖州一线与蒋军对峙。7月上旬，蒋介石调兵增援津浦线，并海运部队在青岛登陆开往胶济路。7月中旬，蒋军发动反攻，津浦、胶济两路的阎军节节后退。阎锡山为摆脱被动局面，急派代表携带大批现款、弹药和面粉到郑州见冯，请冯在陇海线发动大规模攻势。

8月6日，冯玉祥发动了大规模的八月攻势，兵分七路，以徐州为目标，浩浩荡荡东进。冯军奋战，猛力推进，蒋军岌岌可危。但是，连日大雨不停，士兵在泥水中战斗，过度疲劳；阎军也未予紧密配合，并违背事先约定，未能提供给养和军火援助，使冯军大有受骗上当之感；这时的蒋介石则以重金激励官兵，固守阵地，使冯军攻势受阻，对津浦线上的阎军未能起到支援作用。8月15日，阎军退出济南，撤往黄河以北，蒋军从津浦线抽出兵力转用于河南战场，冯军攻取徐州的计划落空。冯玉祥面对这种局面，十分痛心，感到阎锡山缺乏合作诚意，二人闹起了内讧。

这时蒋介石抓住战机，调兵遣将，将津浦线的大部精锐部队分别调到河南境内的平汉、陇海两线，8月24日，悬赏各军，先占领巩县者赏洋20万元，先占领洛阳、郑州者赏洋100万元，9月6日，开始总攻。冯玉祥令宋哲元部撤退至洛阳一带，以保持通往陕西的归路，大部分部队则缩短防线，集结在郑州周围，与蒋军对抗。

正当反蒋联军处境困难之际，本来表示中立的张学良，9月18日通电各方官兵，“静候中央措置”，第二天，东北军入关，形势急转直下，反蒋联军败局已定。

10月初，东北军接收了平津及河北省政权，这一地区的阎军不作任何抵抗，10月中旬，退往山西。

张学良的通电发表后，冯玉祥仍想集中兵力，固守郑州。但陇海线上的阎军已撤向黄河以北；庞炳勋、孙殿英等部纷纷自由行动，随阎军向黄河以北撤退；石友三表示拥护张学良，叛离冯、阎；反蒋联军中的杂牌部队纷纷土崩瓦解。河南军事陷于不可收拾的境地，不得不全线退却。又因防守洛阳的兵力有限，9月17日，蒋军杨虎城部攻到洛阳附近，冯军西撤回陕的路已被切断，只得向豫北撤退。

10月3日，蒋军攻占开封，6日进入郑州，冯军全线崩溃，一部由宋哲元率领从洛阳退往潼关以西，另一部分则退到豫北和晋南。10月下旬，中原大战基本结束。

11月4日，阎、冯联名致电张学良，声明即日下野，释权归田。

历时半年之久的中原大战，双方投入兵力100多万，消耗军费5亿多元，战火波及20多个省，30万官兵送掉性命，无辜百姓的生命财产遭受严重损失，尤其给中原人民造成空前的灾难。

第十一章

五次“剿共”

蒋介石的大意和失误

在轰轰烈烈的大革命中，在工农群众和北伐军举杯共庆北伐胜利的时候，蒋介石依仗军事实力，破坏国共合作，挑起纷争，举起屠刀，问罪共产党。面对蒋介石忘恩负义的“四一二”大屠杀，中国共产党人坚定地举起反抗的战旗。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小于蒋介石6岁的毛泽东在湖南，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领导了著名的秋收农民起义。

起义部队为四个团会攻长沙。先后三个方向受挫，损失惨重。9月14日，毛泽东在上坪召开紧急会议，分析情况，改变各路义军会攻长沙的计划，到浏阳文家市会合。9月19日，各路义军1500人在文家市集中，为保存实力，由毛泽东带领，向井冈山进军。

此时，蒋介石的婚礼正在上海的大华饭店进行。

当蒋介石得知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失败的消息时，脸上露出了满意的笑容：几个泥鳅狗子（农民）造反，终究翻不了天！在他看来，农民起义在中国历史上屡见不鲜，最终都被官军打败，成不了气候。事实上，共产党领导的南昌起义和各小规模的起义，大都没有多长时间。因此，他主要考虑的是如何打好“二期北伐”这一仗。只是他没有预测到河沟的泥鳅真要成真龙。

历史上的农民起义都是靠江湖义气，有始无终，而发生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农民起义是由掌握了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领导的，有着无量的前途。蒋介石更没有想到，领导秋收起义的是在广州时期负责国民党宣传工作、文质彬彬的毛泽东，而且毛泽东会成为他的强劲对手。

由于蒋介石的失误，抑或说大意，中共红军抓住发展机遇，神速发展，在赣西南开拓了一片天地，使舵手毛泽东也看到了新中国的希望，为中国革命史书写了新的一页。

这便应了一位哲人的话，整个中国的近、现代史便是两位强人的较量。一方是蒋介石，一方是毛泽东。最后是东风压倒西风，毛泽东战胜蒋介石。

毛泽东之所以战胜蒋介石，不是别的，是因为他找到了通往井冈山的农村包围城市的胜利之路。后来被蒋介石发现了，于是出现了五次的“围剿”与“反围剿”的智力游戏。

毛泽东用兵真如神，蒋介石泥沟里翻了船

中原大战以蒋介石的胜利告终。

阎锡山和冯玉祥的军队基本被歼灭。

这时蒋介石才开始抽出手来对迅速壮大的中国工农红军发起武力进攻。此时，刚刚皈依基督教的蒋介石认为共产党羽翼未丰，只要集中兵力，像对付地方实力派那样进行“围剿”，不出半年，就可以完全消灭。应该说这时的蒋介石还没有领教过毛泽东的厉害。在调谭道源到江西参加“围剿”时蒋介石轻描淡写地对谭说：“你马上开回江西，江西之匪羽翼未成，我看剿了他比拔下我的汗毛还要容易！速战速决，不宜拖泥带水。”

1930年10月23日，蒋介石亲赴汉口，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共”会议。11月12日，国民党召开三届四中全会。12月4日，蒋介石电令陆海空军总司令武汉行营：“限三省剿共军于一个半月内夺回已失城池，消灭赤匪，否则以违令论罪。”12月13日，蒋介石亲自到汉口坐镇，召开湘鄂赣三省“剿匪”会议，任命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为总司令，十八师师长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下辖朱绍良第六路军、鲁涤平第九路军、蒋光鼐第十九路军等杂牌军10万人。

一番部署完毕后，蒋介石便带着一帮随从上庐山游山玩水去了。

1930年12月19日清晨，第一次“围剿”炮火打响，此次“围剿”，蒋介石制订的作战方针是：长驱直入、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猛进猛打、一举歼灭江西工农红军。

面对蒋介石的第一次大规模“围剿”，毛泽东则采取“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游击战和“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的运动战与蒋介石的大部队在广泛的苏区展开了周旋。

鲁涤平进入赣南山区后，白天在山沟里乱窜，寻找红军作战；晚上为防红军突袭，提心吊胆，寝食不安。每到一处就闹得鸡犬不宁，百姓四处逃避。在短短的10天时间，国民党军队就已累得疲惫不堪。但是没有遭到红军抵抗的国民党部队认为，不是红军不想打，而是不敢打。于是更加肆无忌惮了。

然而，就在他们盲目乐观的时候，一直没有找到的红军却从天而降。12月29日，张辉瓒率十八师进入龙冈地区。此时，林彪率领的红四军与红三、十二军配合，奔袭龙冈，全歼国民党十八师9000余人，俘虏师长张辉瓒，取得龙冈大捷。驻在离龙冈不过30公里的谭道源见张部被消灭，赶忙率五十师向北撤退，却被赶上的红三、四、五军等部包围后“吃掉”两个团。

再说十八师和五十师作为国民党方面的主力被歼灭的消息强烈地震撼了参与“围剿”的其他国民党军队，引发全线溃败。

毛泽东诗书《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记下这一军事上的奇迹：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这次失败，蒋介石扼腕叫痛，他没有想到红军的战斗力如此之强，可以大兵团作战，具有歼灭整师的能力。至此，他才感觉到红军已成为国民党真正的对手，非等闲之辈。

1931年4月1日，蒋介石发动了第二次“围剿”行动。这次“围剿”，不论在使用兵力上，还是在作战企图上，都比第一次“围剿”高出一个层次。

任命何应钦兼任南昌行营主任，负责部署第二次“围剿”行动。增调王金钰的第五路军和孙连仲的第二十六路军。使“围剿”总兵力大约20万，比第一次“围剿”多了一倍。

在“围剿”中，蒋介石首次提出“建立和加强地方团队武装，紧密配合国民党正规部队作战，以减轻正规部队的负担”，“必须厉行清乡，彻底破坏工农革命组织，孤立红军。”

且在第二次“围剿”中，蒋介石吸取第一次“围剿”的教训，采用稳扎稳打、步步为营、封锁红军、逐渐缩小包围圈的战略。实际又称“拉网”战术，企图在一个小范围内一举消灭红军。

3月27日，何应钦下达总攻击令。五、六、九、十九路军自4月1日发起总攻，自闽西、赣西、赣北、赣南出兵，向建宁、乐安、兴国之间地区急进。

面对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毛泽东冷静地分析了目前敌我形势和我军胜利条件，布置了红军和地方党的各项政治准备工作。在反“围剿”中采取坚壁清野，诱敌深入，以伏击和奇袭方式打击敌人，等削弱敌军力量后，再一鼓作气而歼灭之。

4月7日，蒋军的王金钰第五路军占领富田、丁江、藤田。5月16日，其右路军（公秉藩二十八师）在东固附近白云山下被红三军优势兵力全歼；中路军郭华宗四十三师原准备协攻东固，但因情况不明而停止进攻，旋被红军歼灭。同时上官云相的四十七师也被击溃。

富田战斗后，毛泽东又指挥红军，就势向东横扫。从5月16日到31日，红军先后在东固、白沙、中村、广昌、建宁连打五个大胜仗，自西向东横扫700华里，歼敌三万余人，胜利地粉碎了蒋介石的第二次“围剿”。

为庆祝第二次反“围剿”胜利，毛泽东又写了一首词《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宵入。

七百里驱五十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前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对于两次“围剿”的失败，蒋介石感到一些恐慌，更加认识到红军的厉害，必先去除而后快。

6月21日，距离第二次“围剿”结束刚刚1个月，蒋介石迫不及待地发动了第三次“围剿”。这一次，他亲临南昌，担任湘鄂赣浙皖豫六省“剿匪”总司令，可谓重视之。总兵力达到30万，比第二次“围剿”又增加了10万。

任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兼任左翼集团军总司令。下辖赵观涛的第一路军、陈诚的第二路军、朱绍良的第三军团、蒋鼎文第四军团；任陈铭枢为右翼军总司令，下辖蒋光鼐的第一军团、孙连仲的第二军团、上官云相的第三路军；任卫立煌为预备军总司令，下辖8个师、2个旅、3个航空队。

面对国民党30万大军的进攻，接连取得两次反“围剿”胜利的红军，在战术上已是轻车熟路，采取避实就虚，向敌后运动。在毛泽东、朱德等人的领导下，红军运用灵活的战略战术，先是从闽西向赣北，再向赣南运动，再由赣南向闽西运动，绕道千里，避敌锋芒，寻机消灭敌人。

但是敌人也吸取了前两次的教训，没敢冒进，按部就班，一步一步向前推进。结果，红军被包围在以高兴圩为中心方圆几十里的狭小地带。

形势十万火急。

且说8月一天的午夜。没有风。不知名的小虫低吟着。

在浓重夜色的掩护下，一支部队在快速行进着。

马蹄被粗布包裹着，踏在地上发出轻微的“扑扑”声。

“向后传，前方开阔地，加快速度。”

“向后传，前方开阔地，加快速度。”

……

原来，红军利用从国民党手里缴获的电台获知敌“围剿”部署和各路敌军的分布情况，毛泽东、朱德果断决定，利用敌军蒋鼎文第九师和蔡廷锴六十师之间的接合部空隙，主力红军插入敌后，歼灭正在莲塘前进的战斗力较弱的第三路军，然后进击龙冈、黄陂，调动敌军于运动中加以各个歼灭。同时红三十五军、红十二军第三十五师伪装主力，向西运动，牵引敌人。

机遇就在一线间，胜利就在转瞬时。

第二天，红军便到达莲塘，胜利跳出国民党的第一道包围圈。

第三天，击败上官云相四十七师。

第四天，击败郝梦龄五十四师。

经过三天行程，赶到黄陂击败毛炳文的第八师。

南昌“剿共”行营。

蒋介石同德、日、英的顾问在看着作战地图，在做着他的黄粱梦。

“哈哈，看，我们的包围圈正在缩小。”一个日本顾问笑着说。

“这种铁桶式‘围剿’，是对付游击战最好的办法。”德国顾问非常自信。

“是啊，是啊，蒋先生，看来，我们不久就可以开一个庆祝会了。”英国的顾问附和着。

蒋介石没有作声，但已喜形于色，满脸笑容的他一扫往日的愁容。也许是压抑太久了，他吩咐卫兵拿来一瓶红酒。要和这些外国顾问们庆祝一下即将到来的胜利。

“感谢各位先生对蒋某的支持，我提议，为我们的胜利干杯！”

“cheers！”

……

“报告，我部第三路军遭到共军袭击，损失惨重。”一名卫士慌忙跑过来，手拿一份电报。

“什么？”还没有干杯的蒋介石急忙接过电报，一种不祥的预感使他感到恐惧。

“哎呀，这是怎么回事？”看完电报的蒋介石瘫坐在椅子上，手里的杯子“砰”地掉在地上。

外国的顾问面面相觑，不知发生了什么事情。

“娘希匹！”只见蒋介石突然从椅子上跳起来，完全不顾自己的失态，粗口大骂起来，“是谁放跑的，我要枪毙他！枪毙他！”

得知红军主力在永丰、宁都、兴国三县交界处，蒋介石连忙调动部队，欲再成包围之势。

此时的红军已整整休息三天了。毛泽东和将领们不断地研究敌情，发现周围国民党军离红军最近的只有15里，兴国方向有一个20里的缺口还没有合拢。

“对，就在这里。”毛泽东用手指重重地戳在地图上。“这一处为密林区，我们可以派红十二军从这里突围出去，佯装主力红军，从而吸引国民党主力，而我军主力可以留在这里休整，待十二军将敌主力吸引过来，我军再一举歼灭之。”毛泽东做了一个钳形手势。

红十二军接受了任务，趁夜色穿过敌人的空隙后就掉头北上，一路上浩浩荡荡，故意让敌人发现。当敌机侦察时，战士们就拉开距离，一个连成一个营的架子，去迷惑敌人。

为了使敌人进一步上当，红十二军的战士们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沿途设下许多“圈套”：在经过的路上，每逢岔路，都用白灰画上箭头，写上“部队由此前进”、“军团由此北上”等等；一到宿营地，会写字的战士便拿起粉笔在墙上、门上写“某团连驻此地”。还在显眼的地方留言：“同志，速到前边接我，有急事”等等，敌人误以为十二军就是主力部队，便尾随而来。

为了给主力部队创造更加有利的歼敌条件，红十二军见山翻山，遇水过河。江西赣南到处是绵亘起伏的山岭，荆棘遍地的山路，这对于行装辎重、补给困难、又缺乏山地行动经验的大队敌军来说，简直就是难耐的苦刑。

体力上占优的红十二军还不停地对国民党军队进行骚扰，使得敌军精疲力竭，士气低落。而此时的主力红军已休整半个月，兵强马壮，士气旺盛。

毛泽东玩起“猫鼠游戏”，紧抓战机，全歼四十七师、五十四师，还把蒋光鼐、蔡廷锴的部队打得落花流水，纷纷败逃。

陈铭枢没有任何表情，他弹了一下烟灰，满脸惆怅。

蒋介石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成为毛泽东的手下败将。在他自己看来，曾经打败过的名将不少，如吴佩孚、孙传芳、张作霖、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唐生智、张发奎、石友三。他们有的是军官学校的高材生，有的是从小拉杆子起家的土匪，有的是少年投军的行伍，他们经过几十年努力培养的数十万大军也免不了成为他的败将，然而共产党才出现几年，毛泽东领兵不过三年，竟可以打败自己的三次“围剿”，而且是想找红军找不到，找到红军打不过，真是万般的无奈。

蒋介石无法接受这个结果，也不敢接受这个结果。

可是在南方非常会议事件开始进入宁粤合流阶段，北方又爆发了“九一八事变”，他只得暂时停止了“围剿”行动。

蒋介石亲自督师第四次“围剿”，再吞苦果

广州非常会议事件以蒋、汪合流而结束。

蒋介石于1932年3月再度出任军委会委员长，不顾日本在上海发动的“一·二八事变”，公开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蒋介石置民族危急于不顾，再次自兼“剿匪总司令”，发动了第四次对工农红军的“围剿”。

蒋介石为“剿共”可谓费尽心思。

此时领导红军作战的毛泽东由于反对王明的极“左”路线而被剥夺了党权，不久召开的“宁都会议”对毛泽东做了错误的批判，撤销了其红军总政委的职务，离开了军事指挥第一线。此时受“左”倾盲动主义和肃反扩大化的影响，红军的战略战术严重失误，战斗力有所削弱。10月，鄂豫皖的红四方面军进行战略转移，另辟川陕根据地；湘鄂西区的红二军团也于同时缩编为红三军，向湘鄂川黔区转移；湘鄂赣的红十六军也转移到湘赣根据地，于1933年6月成立红六军团。

何应钦看到“剿匪”形势一片大好，几次失败的他又亲自向蒋介石请缨。

1932年底，蒋介石任命何应钦为湘鄂赣“剿匪”总司令，贺国光为参谋长；陈诚出任中路军总指挥，下辖罗卓英、吴奇伟、赵观涛三个纵队共12个师；蔡廷锴为左路军总指挥，下辖6个师1个旅；余汉谋为右路军总指挥，下辖5个师1个旅。此外还有5个师2个旅与2个航空队作为预备队。

1933年1月，50万大军浩浩荡荡杀进中央苏区。

面对国民党的强大进攻，毛泽东不在位，而正值王明路线统治的红军在军事上采取了冒险主义，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作战重点是要进攻敌人重兵防守的南丰城，企图以此来打破敌人的“围剿”，作战前方的周恩来、朱德等人对这个作战方案感到疑惑。因为南丰城为国民党重兵防守之地，红军围攻南丰城，耗费时日，不能筹款不说，还可能遭到其他敌军的夹击，届时可不是损失大不大的问题了，而是关乎红军的生死存亡问题。但此时国民党的“围剿”步伐越来越快，蒋介石又在南昌设立行营，亲自督师。

局势的发展已不容许红军内部对作战方针进行充分的讨论，强攻南丰已成为必须执行的硬性命令。

2月9日，周恩来、朱德率红一方面军由黎川附近集结地区向南丰开进。12日完成对南丰的包围，傍晚发动全线进攻……

2月13日，在蒋介石南昌行营。

“报告，中路军陈司令来电，共军已向南丰城发起总攻，已探明这是共军主力。”传令兵快速地将最新的消息报告给蒋介石。

“以卵击石，这是怎么回事？”蒋介石听完，忙查看旁边的军事地图，若有所思地说，“水已经抽干，鱼儿要出来了。”

“南丰城有我重兵把持，‘共匪’围攻南丰城，看来是要做最后一搏了！”旁边的参谋很有信心地说。

“电令陈诚火速增援南丰城，一举歼灭围攻南丰城的‘共匪’。”蒋介石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

南丰作为陈诚“进剿”赣南的踏板，有第八师的六个团据守。陈诚认为红军在短时间内拿下南丰不可能，遂令守军据城坚守。同时急令所属的三个纵队分三路进行增援，企图将红军主力合围于南丰城下以消灭。

2月14日，面对敌情变化的严峻时刻，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原有军事部署：留下少量部队佯攻南丰，牵制吸引增援来的国民党第二、第三纵队；将红军主力四五万人秘密撤至南丰西南的东韶、洛口、吴村等地隐蔽集结。

2月27日，红军主力于南丰西数十公里外的黄陂地区设下了埋伏，消灭了正在行进的国民党第一纵队的五十二师和五十九师，活捉两师师长，大大地挫伤了国民党部队刚刚恢复起来的士气。致使第一纵队总指挥罗卓英与担任先头部队的第十一师师长肖乾在指挥上产生矛盾。导致了国军第十一精锐师被红军主力歼灭。师长肖乾负伤，罗卓英只身逃脱。面对惨重的损失和不断低落的士气，蒋介石不得已停止了第四次“围剿”。

“娘希匹，煮熟的鸭子竟然飞了。”蒋介石又开始跳脚骂娘了。

第四次“围剿”的失败让蒋介石非常遗憾，但他也看到红军内部的分裂，“围剿”的真正希望。为了抓住这个希望，1933年10月，蒋介石纠集100万大军、200架飞机，发动了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五次“围剿”。

这次“围剿”蒋介石一方面充分利用“七分政治”分化红军与群众的关系，意图使红军成为无水之鱼。另一方面在总结前几次失败教训后提出“战术上取守势，要以静制动，以守为攻；战略上取攻势，要以实击虚，以攻为守”推行堡垒战术。意图步步为营，慢慢拉网。

此次“围剿”以南昌行营为总部，蒋介石亲自坐镇，下设三军：

北路军，以顾祝同为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驻临川。又下辖三路：第一路军总指挥由顾祝同兼任；第二路军总指挥为蒋鼎文；第三路军总指挥为薛岳、陈诚。共辖18个师，为各路军最雄厚的力量。

西路军，以何键为总司令，驻宜春，下辖10个师。

南路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驻韶关，下辖10个师和5个空军队。

此外还有浙赣闽边区警备司令赵观涛的4个师和赣、粤、闽、湘4省的保安团。

规模之大，可以说蒋介石是全力以赴，孤注一掷了。

面对国民党100万军队的进攻，毛泽东不在位，以李德为首的国际代表则完全否定了前四次反“围剿”的经验，而是采用以堡垒对堡垒，实行阵地战和短距离的突击战，同敌人拼消耗。结果根据地越打越小，红军越打越少。

就在国民党部队快速收缩包围圈的时候，一份电报放在蒋介石面前。

蒋介石看了一眼，一下子跳了起来。是什么使蒋介石如此惊慌失措？原来，上海抗战后，蒋介石调十九路军到福建“围剿”红军，十九路军对此非常反感。11月20日，十九路军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领导人与国民党内的李济深等一部分反蒋势力联合，在福州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推李济深为主席。声明推翻国民党，提出打倒蒋介石，并释放了监禁的中共党员，并同中央红军签订了停战协定，力图争取全国各阶层人士的支持。此时的十九路军已扩编为5个军共4万余人，飞机30余架。

蒋介石非常害怕红军与十九路军联合，也怕红军向江、浙扩展，更怕的是自己的政权旁落。此时的他焦虑万分，不住地在屋内踱来踱去。

夫人宋美龄这时走了进来，看见丈夫一脸焦急的样子，知道又遇到棘手的事情了，忙问：“达令，遇到什么问题了，让你这么慌张？”

“哦，夫人，你来了，刚来的电报说十九路军已经声明脱离我们，自成政府了。”蒋介石叹气。

“十九路军的总指挥是蔡廷锴吧，我们见过面，子文不是也跟他打过交道嘛。”宋美龄给他递过一杯茶水。

蒋介石接过来，抿了一口，便放到桌上：“单是十九路军不可怕，可怕的是如果共产党与十九路军联合，那这次‘围剿’看来又要凶多吉少了。”

“那十九路军与共产党现在还没有联合吗？”

“这还没有确定，不过听说他们已经私下与共产党有过接触。”

“如果他们真的联合了，就不好说了。”

“是啊，夫人，我现在正在头疼这件事啊！”

“那为什么不立刻攻打十九路军，趁他们现在立足未稳！”

“现在‘我们’的兵力都在‘剿匪’，各有任务，派其他派系部队，我不放心，若他们也与十九路军联合，我们岂不是竹篮打水一场空！”蒋介石不无忧虑地说，“现在两广的李宗仁和陈济棠虎视眈眈，早就想逼我下野。再说，如果十九路军得到国外的支持，我们也不好办呐。”

“那也应该先阻断他们之间的联系，将福建政府彻底孤立起来。”

“如果共产党增援十九路军，在江浙一带建立根据地，这也令我头疼。”

“共产党现在正被‘围剿’，损失惨重，可能没有能力支援吧！”宋美龄提醒丈夫。

“毛泽东已不是‘共匪’的领导了，这次‘围剿’中，共产党的这套战法完全不行，兴许共产党的领导……”蒋介石沉思了许久说，“我们可以试一试。”

21日，蒋介石从北路军顾祝同部抽调蒋鼎文二路军11个师以及张治中的第四路军、卫立煌的第五路军组成“入闽军”赴闽作战。同时以重金收买和政治许诺，得到粤、桂的支持；照会英、法、美等国，要求他们不同福建政府发生关系，不给以任何援助，使福建政府陷于孤立。

由于中央红军领导层的错误，未能及时援助福州革命政府，着实帮了蒋介石一个大忙。完全孤立的第十九路军在国民党军队的猛烈攻击下，坚持了不到两个月便垮台了。“福建事件”的主谋者陈铭枢、蔡廷锴以及李济深、蒋光鼐等旋即逃亡香港。这次起义，据李德回忆，当时“周恩来、博古主张支援十九路军，但上海局反对支援。结果服从上海局”。

1934年1月21日，十九路军失败，为蒋改编后，又投入到第五次“围剿”中。

4月中旬，国民党集中了11个师的兵力进攻广昌，企图从北面打开苏区的大门，夺占瑞金。“左”倾冒险主义者也拉开架势，准备同敌人“决战”，但是面对敌人的飞机和大炮的轰炸，红军损失惨重，被迫撤出广昌。广昌战役后，蒋介石又下令加紧“围剿”，从六个方面向中央根据地的兴国、宁都、石城等地突进。然而博古、李德却命令红军“分兵把守”，结果红军进一步遭到失败。随着宁都、石城相继失陷，中央苏区已濒临绝境。博古、李德不得不放弃固守根据地的计划，只剩下战略转移和开始二万五千里长征一条路了。

此时的红军经过艰苦转战，突破了国民党军队四道封锁线，却付出了惨重的代价，部队由出发时的八万锐减到三万。

这时，蒋介石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

然而，红军形势的急转直下让更多的红军领导人有了清醒的认识。毛泽东再次被推举为中央政治局常委。不久又成立了以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三人组成的军事领导小组，开始确立毛泽东的领导地位。

红军四渡赤水，佯攻贵阳，威逼昆明，巧渡金沙，忽南忽北，声东击西，与国民党展开了高度的运动战，寻机歼灭敌人的有生力量，甩开敌人的围追堵截，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意图，跳出了敌军的包围圈。从此红军战略转移从被动走向主动。

蒋介石虽然将川、滇、黔三省归于中央统治之下，但对于中央红军尚未肃清感到忧虑，当他听说毛泽东又恢复了领导位置，不禁大惊失色，心里顿生一种不祥之兆，连连骂娘。

第十二章

美龄从军

跟蒋介石一起，宋美龄也经历了多次忧患

婚后，蒋夫人宋美龄一直致力于当好蒋介石的贤内助。

频繁的军阀混战、变幻莫测的国际形势和突如其来的种种变故，使中华民国政府的政务乱了方寸，国民政府不得不跟28个分散的地方行省打交道，其中还包括一些难以对付的大军阀和大土司，以巩固作为中央政府的地位。然而，也正是由于这一切，在当初的13个年头里，使宋美龄变成了一位高明的调停能手。这一点连蒋介石也是不得不承认的。

最初，宋美龄并不具有外交家的天赋，她早年虽然毕业于美国威斯理安女子学院，但回国以后的生活圈子总还是比较狭小的。就是在当上第一夫人之后，她也不明白究竟要做些什么，才能与自己现在的身份相称。但是，不管怎么说，宋美龄是拿过刀叉吃饭、见过西洋世面的人，加上跟蒋介石结婚后，有机会接触了更多的中外人士，心有灵犀的她，自然知道蒋介石在各地设立的行营或官邸应该准备两套客厅摆设，一套中式，一套西式；要为随时来访的中外贵宾建一个容易找到的盥洗室，并设一间带酒吧的舞厅。她清楚地知道，外国人的追求，并不是像中国人追求的仅是政治层面；遇上记者提出挑衅性的问题时，最好不要耍脾气，而是要设法转移话题；地方军阀、“地头蛇”来晋谒蒋介石时，千万不要摆架子，而要给他们创造一个宽松和谐的谈话气氛；尽管她脾气不好，她竭力掩饰自己，不管对何种人总是“微笑外交”，以给对方一个好的印象。这些年也使宋美龄渐渐地成熟起来了。

她要把一切都弄得既妥帖又舒适，把每处行营官邸都布置得十分雅致和整洁。她懂得名画古玩珍贵，自己也常来作画写生，她把自己收藏来的名画古董，摆设在客厅，不只为装门面，也为自己欣赏，提高自己第一夫人的品位。有时，宋美龄为了搞到一张名画，特别是一帧原作时，飞机的汽油不知耗费了多少。心事重重的宋美龄总是吃得很少，蒋介石以为她是为宗教信仰节食，所以每次共同进餐时，都把好菜往她碗里夹，并劝她不要学那苦行的修士修女，宋美龄听了只是嫣然一笑。

跟蒋介石一起，宋美龄也经历了多次忧患。1927年下半年，因蒋介石大开杀戒，受到二姐宋庆龄的谴责，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出党。结婚就是在蒋介石下野后，也即是他的低潮时期，因此蒋介石对宋美龄倍加尊重，危难时见赤心嘛！此后岁月蹉跎，蒋介石再度出山，大权独揽，宋美龄跟着蒋介石四处奔波，风光一时。这个时候有一段经历，不仅留在宋美龄的心里，也留在人们的记忆中。应该说那是一次悲剧。在江西南昌城，她和她的侍从几乎丧命。

江西赣南是中共五大红色根据地之一。共产党的希望在江西，国民党的心患也在江西。于是一场血与火的战争和较量就在江西提前打响了。

这是1930年10月，蒋介石准备得很久、蛮有信心的“剿共”战事，经不起五天的战斗，五个师全遭击溃。前敌总指挥十八师师长张辉瓒阵亡。连师长在内，9000人被俘，片甲未归。一战失利，吓得谭师向东龙冈跑，许师向头陂跑，惊魂落魄之中又给消灭了一半。第一次“围剿”就这样鸣金“搜”兵般地结束了。这下可气坏了蒋介石，他急得抓耳挠腮，哇哇直叫。宋美龄走了过来，她理解丈夫的心情，安慰道：

“亲爱的，胜败乃兵家常事。我们这一次是没有得到胜利，但中国绝大部分土地还在我们手里，我们不怕！红军的确厉害，但他们龟缩在一个小地方，终有一天会给我们消灭！我主张趁红军立足未稳，立刻发动第二次‘围剿’！”

“我同意夫人的主意！”美国军事顾问立马支持，“江西是个腹地省份，是华中与华南的交通枢纽，江西如果给红军控制，无异将中国的南北两部割裂，长此以往，实在不妥。我们应该趁它羽毛未丰，再来个迎头痛击！”

“夫人，你快想办法把何应钦给我召来！我要当面谈！”蒋介石来回踱了几步，停下来道，“我打算让他出任第二次‘围剿’总司令！”

“好！”宋美龄应了一声走出了屋。

片刻，侍卫报道：“军政部长何应钦求见。”蒋介石连忙下令，“快，请他进来。”

何应钦穿着厚呢大衣，全副武装，行过礼，坐下道：“总座，找我有事？”

蒋介石扫了何应钦一眼道：“上一次发动10万人的战争，我们是失败了；这一次要出动20万，加了一倍，而且由你任军政部长，亲自出马，希望你替我挽回一点面子，别让人家笑话我们是饭桶一个！”

“一定一定！”何应钦蛮有信心地说，“这一次我们要铭记上一次的教训，遵照您的意思，采用步步为营、稳扎稳打、重重包围的战术。而且这个时候正是春耕，我一定要达到破坏春耕、抢光种粮种子、放马吃秧、放干水田、拆烧房屋，以达到斩草除根，杀尽‘共匪’的目的！”

宋美龄连夜驱车从南京赶赴南昌

日子过得飞快。

何应钦率领的部队已经进入苏区一个多月，除了拆毁民房、奸淫妇女、宰掉耕牛、拿走种籽、放马吃秧、弄干水田之外，根本找不到红军的主力在什么地方。各军将领急了，间或到南昌城去找这个坐镇指挥的总司令老蒋诉苦：“搜索一个月了，还无法找到对方主力。‘共匪’采取的是闪避战术，极力避免作战，一直退到不容易到达的深山里，间或化整为零，先行分散，然后再在我附近集合，进行突袭，伤透了脑筋！”

何应钦从未见过这种打法，一脸的无奈，他只能告诉三军将领：“找不到主力，围住他！饿死他！”

且说这时的红军不但没有围死、饿死，都藏在大山里，化整为零地猫在老百姓家里，等待着反击的号角吹响。5月16日的凌晨，号角终于吹响，共军开始了反击。这一个攻势好生了得！第一仗打富田区王金钰、公秉藩等11个团，一下子便打了个落花流水。接着打垮东固的郭华定，东韶的孙连仲，建宁的刘和鼎、朱绍良，缴枪两万多支，俘虏三万余人，二次“围剿”就这样又完了。

从5月16日到5月30日，15天中红军行走700里，有人说红军是在钻牛角尖，但终于钻通了，简直是天下奇迹！郭师败后，郝梦麟率师星夜逃回永丰，得免于难。由于对苏区情形不熟，内部又无法统一，士兵也不肯卖命，何应钦浩浩荡荡带20万人上江西，落得个凄凄凉凉回去，好不悲伤！消息报到南昌，正在坐镇的蒋介石怒火万丈！

再说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和侍从官连夜驱车从南京赶到南昌。

美式吉普车临近南昌城时，也许是司机过度疲劳的缘故，车在山垭口转弯的时候，打迟了方向盘，飞驰的吉普车直向山涧箭一般地冲去，等司机明白过来，为时已晚，美式吉普车已腾入山沟，“啪”一声撞到大树，接着又撞上了山崖，车在山沟里打了几个滚，方才停了下来。

宋美龄被甩到车外，只擦点儿皮，倒没有伤着，而她的侍从官的腿被摔断一条，肋骨被摔断三根，住进了南昌陆军医院。

行辕中，蒋介石正在火冒三丈、跳脚骂娘的时候，这边又传来了夫人车祸的消息。这一仗，蒋介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蒋介石在陆军医院见了宋美龄，好生批评宋美龄，道：

“你不在南京好好待着，到南昌来干什么？”

“陪陪你嘛！”宋美龄说得轻松。

“多危险呀！”蒋介石面目阴沉，“苍天有眼无珠，我是赔了夫人又折兵啊！”

“我是上帝保佑，命大造化大！阎王爷还没把通行证留给我！”宋美龄淡淡一笑道，“这次不是为你而来，我是诚心从军来的。美国朋友劝我换换生活环境，多走动走动，这样身体不会变胖，而且纽约的报纸已经同我订下合同，报道你在前线打共产党的真实情况，稿费从优，而且也可以通过我的报道，让美国朋友知道：我的丈夫蒋某人多辛苦啊，春夏秋冬一年四季在替他们打共产党，他们给你的援助，不是可以更多的吗？”

“你呀你……”蒋介石一阵怜香惜玉，“从军，从军，再从军就没命了！战争是我们男人的事，与你们女人无关！”

蒋介石真是赔了夫人又折兵

8月的南昌城。

长日刚过，微曛的天气，使人倦极。鸟声和着隐隐的松涛声，也好似催眠的歌，有时便会蒙胧睡着。城外的虫声一阵阵地传到城内来，昏黄的电灯也放出了银样的光辉。

蒋介石在南昌陆军医院看望宋美龄不久，也即是半个月后，宋美龄便在医院躺不下去了，经常失眠，并且又患了荨麻疹，那是一种神经一紧张就会反复发作的皮肤过敏症。孙士英院长劝她再住些日子，可是她却固执己见，非要出院不可。孙院长无奈，便通知大夫办了出院手续，开了一些常用药物，回去休养。

宋美龄在南昌从军没几天，就感到住腻了，吵着要上庐山换换空气。蒋介石说：“你是来从军的，如今前方快要发动攻势，反而你要逃跑，要到庐山去，那要给人笑话的，怎么可以呢？”“好，我不走了。”宋美龄便改变主意，建议开舞会，请外国顾问玩一阵。蒋介石给缠得没办法：“好好好，你要怎么办，就怎么办。不过也得考虑一下影响，我们是‘剿共’来的。”

宋美龄不服气地道：“‘剿匪’有什么了不起？谁不知道我们有30万人，红军只有我们的十分之一？有什么可怕的，你说就要发动攻势，我跟你一起上前方去！”

听说宋美龄也要上前方，美国顾问们也跷起了拇指说：“夫人好样的！”这可使宋美龄乐不可支，她要他们多照几张“战地留影”，和她的《从军记》一起寄到美国去。可是蒋介石就没有这样乐观，他心中嘀咕着红军的突袭，嘴上也不便表示拒绝，同陈诚半开玩笑半作真地说了声：“辞修，夫人也想上前方，士气大概可以提高不少。不过夫人也该知道，”他叹口气，“同红军作战，简直是一种终身的刑罚，可以说这是没有希望的无期徒刑，而她觉得很美。”

“别这样说。”宋美龄瞅一眼外国顾问。

“没有关系，”蒋介石笑道，“你把我跟辞修讲的话记在你的《从军记》中好了，让美国朋友明白，我是这样辛苦地在为他们打共产党！”

……

9月初，浩大的攻势开始了。

在蒋军的部队中，到处传颂着蒋夫人从军的新闻。虽说大多部队当做笑料，但有的部队也当真……

“说不定宋美龄还会到我们军营呢！”

“有可能。”

“等打胜了，我们也和第一夫人照张合影，露露脸！”

“美死你啦！一身臭汗，早把夫人熏跑了！”

“我和她是同乡，烟酒不分家，到时递根烟，认认老乡，说不定她会改变主意同意哩！”

“别做梦娶媳妇尽想好事！快睡吧，明天还不一定打得赢！”

……

殊不知，就在蒋军爆炒宋美龄从军这件新闻时，毛泽东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已经绕道千里，挥师回到了赣南根据地西部，集中在兴国地区，严阵以待。但蒋介石30万大军已经分路直通兴国。红军当时的战略是由兴国经万安突破一点，然后由西而东，向对方后方路线上横扫过去，让对方主力深入赣南根据地置于无用武之地，这是作战的第一阶段。等对方回头向北，必甚疲劳，红军便乘隙打其可打者，为其第二阶段。这个方针中心是避开蒋介石的主力打其弱点，但红军向富田开进之际，蒋介石发觉了。

蒋介石一发觉，立刻调派陈诚、罗卓英两师星夜迎将上去，满以为可以一鼓作气而歼之。不料红军一个大转身，队伍又回到了兴国西部的高兴墟，那个地方只有这么一个墟场及其附近几十平方里可以集中。蒋介石心想瓮中捉鳖，这下子你可跑不掉了！宋美龄也催着不要失掉时机！

夫妻一唱一和。

蒋介石立刻下令大包围。

但24小时后，情况突变，红军已向东面兴国县东部之莲池、永丰县南部之良村、宁都县北部之黄陂方向突进。蒋介石、宋美龄以及一批外国顾问们正在较后方的上官云相军中静待佳讯时，不料蒋鼎文、蒋光鼐、蔡廷锴、韩德勤几路兵马并未扼住红军退路。相反，红军却乘夜通过了那蒋军五路人马中间的20公里空隙地带，转到莲塘。第二天便同上官云相、郝梦麟两个师发生了激烈的前哨战。

这天清晨，雾大得很。

白雾缠在山腰，一团一团举手可摘。

在上官云相军中写《从军记》的宋美龄：

刚刚在打字机旁工作了两个小时，她便拉开窗帘，凝视着远山间的浓雾，接着她慢慢走出了屋，活动活动身骨，抽支烟，把这迷人的山景写进她的恢宏的著作中。像许多女作家一样，宋美龄的感情是丰富细腻的、思路是敏捷开阔的、文笔是优美流畅的，她想用散文的笔调打动大洋彼岸的美国人，尤其是那位罗斯福总统。说不定那位总统大人大笔一挥，一笔巨款将会记在她宋美龄的名下，可谓名利双收，拿笔杆的说不定比拿枪杆的还强……

宋美龄异想天开。

异想天开中她觉得头脑发胀，烟瘾上来。

她掏出一支福利乐雪茄，点上火，美美地抽上一口，吐出一个烟圈。正在这时，炮声轰轰隆隆地从不远处传来。宋美龄为之一振，赶忙跑出打字间。

谁知情况突如其来，红军已追了上来，后方起了火。上官云相那个师挨了轰炸，接着郝梦麟师也遭了袭。此情此景，蒋介石、宋美龄心惊肉跳，不知所措。宋美龄的《从军记》第七章“红的日记”刚开一个头，便写不下去了，双手发疟疾似地哆嗦着，别说打字，连拿筷子都拿不住了。她厮守着蒋介石，眼见炮弹雨点似地落在指挥所周围，耳听杀声震野，鬼哭狼嚎，欲退不行，欲进不可。

“怎么，还听不到我们的炮声？”宋美龄问。

正在此时，一发不长眼的重型炮弹，不知从哪儿飞过来，带着哨响，落在右旁不远的栅栏里爆炸。杨永泰见势不好，迅速跑过来，用自己身体掩护了蒋介石的生命，而他自己负了重伤。宋美龄被气浪冲倒，一片炮弹皮击中她的小腿部，鲜血直流……

第十三章

蒋宋交恶

老蒋的敌人——宋庆龄

6月的南京。

温度极高，坐着就浑身冒汗，难怪人们把南京列为中国的四大火炉之一。宋美龄从南昌回到南京第一天，下了一场雨，温度还稍微低了一点。秘书已把一叠文件呈送到她的面前。文件是权势的象征。作为爱权势的宋美龄就像吃饭一样，每天当然少不了看文件。不过前一阶段在南昌陆军医院和从军的日子，她确实憋坏了，既看不到机密文件又听不到当日广播。可是回到南京，文件一来一大堆。于是，她埋在文件堆里，翻阅起来。她从这些方格字里，品味出中国局势的微妙变化，就像她在美国时品味槟榔糖一样……一份、两份、三份……她认真地翻阅着。

倏然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文件跳入了她眼帘。这是近日南京政府翻印中共的一份文件。标题为：《国民党已不再是一个政治力量》，签名人为二姐宋庆龄。

文中写道：

当做一个政治力量来说，国民党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是一件无法掩盖的事实，谁也否认不了。促使国民党灭亡的，并不是党外的反对者，而是党内自己的领袖。1925年孙中山病逝北京，国民革命突然失去了领导，以致中辍。幸而当时在广州的党内同志严格遵守他的遗教，以群众为革命的基础，使北伐能于短期内在长江流域取得胜利。但是不久之后，蒋介石的个人独裁与军阀和政客之间的相互争吵，造成了宁汉分裂，使党和人民之间的鸿沟日益加深。

近来宁、汉两派发生分裂，形成两个对峙的力量，双方各自指责对方的缺点，明争暗斗，他们用虚伪的政治口号，作为欺骗中国人民的武器……由于日本公然侵入我国东北、广州和南京，这两个集团由于国难当前和舆论的谴责，都不得不暂时停止公开的战争，而召开所谓“和平统一会议”。阴谋围绕着会议进行了三个月之久，争议的中心问题不外乎党中央委员会和政府中职位的分配！关于构成全国绝大多数的农民、工人的苦难和急需，在这个会议上没有一个字提到……

宋美龄看不下去了，把文件合上，闭目沉思。

她的心剧烈地跳动着，久久不能平静。显然，她为一娘同胞的二姐站到共产党的那边而不安。应该说，三姐妹中，她对二姐感情最深。在美国求学时，她年纪还小，是二姐一手照顾，因此她从心底里感谢二姐。自己和蒋介石要结婚时，二姐公开了自己的态度，是不同意的。在宋美龄结婚的前半个月，宋庆龄已离开了上海，和她的好友雷娜结伴乘船去了莫斯科。在政见的斗争中，她同情二姐宋庆龄的不幸遭遇，她又不同意大姐那样恶言恶语地攻击她，以至于没有了姊妹之情。

那是宋美龄回南京不几天，大姐宋霭龄来家看她，宋美龄是很感激她的，所以姊妹俩一说起话儿就长。

“唉，政治把我们姊妹分开了！大姐来看我我高兴，二姐要是再来看我该多好哇！”宋美龄不胜感怀。

“她，她算个老几，我们宋家权当是没有了她！她要现在来，我抬脚就走！”前面宋美龄的一句情感的话燃起了宋霭龄心中的一团火。

“大姐，你不能这样，我不管什么政治不政治，手心手背都是肉啊！”宋美龄不同意大姐这样对待一娘同胞的二姐。

……宋庆龄，家族中反蒋的另外一种不和谐之声

确切说，宋美龄和宋霭龄为宋庆龄的事吵得不可开交时，宋庆龄正在莫斯科红场伫立着，默默地为小妹祝福，那是一种痛苦的祝福——夺人之爱。

宋庆龄已寡居两年多。

她才30岁出头，风姿不减当年，本可以再嫁，母亲也多次劝过她，但是她不。她不仅深切地怀念孙中山，而且，像她所阐明的那样，致力于使他的主义和理想永存下去。然而，这对女性来说，是一个困难的角色，但她以尊严、勇敢和忠诚扮演了这个角色，连她的对手也对此表示钦佩和尊敬。

一天，她在《纽约时报》上看到一条对她个人进行人身攻击的消息。她顿时愣住了！这个无事生非的消息对她是个不小的打击，她几乎昏过去。她在医院里躺了三个星期，身体几乎垮了下来，然而她又坚强不屈地活了下来。

然而散布这一消息的不是别人，恰恰正是她的姐姐、听风就是雨的宋霭龄。可是宋庆龄并不知道，她还被蒙在鼓里。宋霭龄散布这一消息的目的，是想让世界上的人忘记孙中山的遗孀。中国革命新的女性领袖将是南京委员长的夫人——宋美龄，可是宋美龄对此并不领情。

不久，消息传到宋美龄耳朵里，当宋美龄知道这是大姐散布的谣言时，她气得哭了。她真不理解大姐为何这样做，这样太损伤二姐的自尊心啦！这天，宋霭龄来南京看她时，她便当面问姐姐：

“大姐，听说二姐病了，病得很厉害！”

“我也听说了，不知得了什么病？”宋霭龄回答得漫不经心。

“我倒听说了。她是看了《纽约时报》的那篇有关她的谣言气病的。”宋美龄又道。

“一篇小稿，就那么计较，还是第一夫人哩，倒不如说是个小肚鸡肠！”宋霭龄轻蔑地说。

“也不知是哪个人，这么缺德，无中生有，恶意伤人！”宋美龄说完直看大姐的反应。

“话也不能那样说，谁让她自作自受呢！世界上没见过这样不开通的女人！”宋霭龄佯作不知。

“大姐，我倒听说是你传的呀？”宋美龄认真起来。

“我！”宋霭龄大吃一惊，马上她又平静了下来，“说了又怎么样？她要不改，我以后还要说，起码比这还狠！”

“大姐，一娘同胞，你不能那样做！”宋美龄不高兴地说。

姊妹俩不欢而散。

在宋氏三姊妹中，宋美龄具有超凡的能量和强烈的支配人的欲望。

说穿了，她具有一般女性所不具备的特点，那就是权欲心。宋美龄在政治上极右。她不像二姐宋庆龄那样浪漫，一切寄托于理想和对于穷人的怜悯；她也不像大姐宋霭龄那样过分爱钱，养成一种贪婪性，以至于发展到嫉妒人，包括姊妹之间。

蒋介石火冒三丈：我说夫人，你不要再护她了，我要干掉她！

如果说是蒋介石聪明的话，当时他是利用了全国人民对于国父孙中山的信任。中山陵规模宏大，气势雄伟，堪称是我国建筑史上的一大奇迹。

6月1日，南京政府举行奉安大典。蒋介石本以为宋庆龄能通过这次亡夫葬礼后，感恩戴德，回心转意，没想到却发表了反对他的措辞激烈电文，使蒋介石大为恼火。宋美龄也无能为力，只是在旁边骂人：“这个朽木不可雕的二姐！”

杜月笙又名杜大耳朵，看到这篇电文时，他做出了比委员长甚至更为过火的反应。不过，这是宋家人，得请示蒋介石。于是他操起了电话，接通了蒋宅的秘密电话。

“电文看到了吗？”杜问。

“看到了。”蒋答。

“这人敬酒不吃吃罚酒，我看不如先下手为强！”

“干掉她？”蒋介石犹豫片刻，“老兄，且慢，容我三思。”

“好，那我就等你的话了！”杜大耳朵放下了电话。

时隔不久，宋庆龄在莫里哀路的公寓门窗被砸，共产党已在派人关注宋庆龄的安全。

可是，事隔不久，宋庆龄又连连发表反蒋檄文，蒋介石火冒三丈：

“我说夫人，你不要再护她了，我要干掉她！”

“你说什么？”宋美龄头脑一轰，她知道蒋介石手狠心黑，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我这不是给她写信嘛！让她回心转意，仁至义尽方君子嘛！”

“不，我已经仁至义尽！”

“那你那宝贝公子现在还在骂你哩，你为什么不斩草除根？”宋美龄据理力争。在宋美龄眼里，她把宋庆龄看做是她丈夫的主要敌人，但这并没有减少她对二姐的关心和钟爱。她始终爱她的嫡亲二姐，但她完全不能宽恕她的政见。“你说呀，你为什么不说话呀？”

蒋介石气急败坏：“你莫讲啦！”说罢便拨通了杜大耳朵的电话，“喂，杜兄吗？”

“对，是我！”

“你给我放下！”宋美龄知道不好，抢前一步，夺去了蒋介石手中的话筒，断了线。

蒋介石怒吼：“你要干什么？”

“不许你给杜大耳朵打电话，难道我吃他的苦头还少吗？”

“好好好，今天我听你的好不好？”蒋介石妥协了。宋美龄知道他并非是真正的妥协，因此二姐宋庆龄的安全也成了宋美龄的一块心病。

一奶同胞的宋美龄，她的心情好复杂啊！她懂得了什么是政治，什么是亲情。

暗杀宋庆龄之谋

确实是杜大耳朵早有暗杀宋庆龄之意，不过没征得南京方面的同意。

昨天，蒋委员长刚打来电话，还没讲话，线断了，不知委员长有何要事？他想再拨，怎么也拨不通了，使他与南京失去了联系。他心急火燎，第二天一大早，便登程亲自来到了南京。

杜大耳朵直奔军机办公室而来，不料他扑了个空，原来蒋介石刚刚在这里开了一个会，乘车离去。迎面他碰到了宋子良。

“杜先生，你找谁？”宋子良上前搭讪。

“子良，看到委员长了吗？”

“他刚刚驱车离去。”

“是回家？”

“不，”宋子良眼珠一眨道，“听他说，他要到警备司令部。”

殊不知宋子良是知道蒋介石已经回家，他不能照直说，因为他的三姐宋美龄已经给他打过招呼：要对杜大耳朵有所警惕。他不能不防啊！

宋子良把杜大耳朵支开后，径向三姐宋美龄家走去。

“小弟，有事吗？”宋美龄问道。

“杜大耳朵来啦，我把他支走了。说不定一会儿他还会来。”宋子良答道。

“还有其他事吗？”

“没有啦，三姐。”

“那你回去吧，一切由我应付。”

宋子良走后不大一会儿，杜大耳朵真的来了，径往蒋介石的公寓闯来。

“什么事让杜先生这么火烧屁股？”宋美龄因上次被软禁对杜月笙有一定成见，她不冷不热地说。

“委员长呢？”

“他从一大早就出去啦，一直也没有回来。”

“刚才听子良说他到警备司令部去了。我到那去了，人家说根本没来。你们是不是把他给藏了起来？”杜月笙带着火说。

“看你说到哪里去了，他这么个大活人，我怎么能藏得住他呢！”

“那我进去看看再说。”杜月笙有些不大信任。

“慢点！”宋美龄看到对方无礼，也不大客气地说，“要知道，这里是南京，而不是上海。”

“你，你？”

“我，宋美龄。”宋美龄也毫不示弱地道，“也不是八年前的宋美龄。”宋美龄说罢一抬手道：“卫兵们，快送客！”

杜大耳朵找了个无趣，被卫兵们轰出了门。这件事实际上也是宋美龄八年前被杜月笙软禁的一种本能报复。她早就寻找时机，以雪心头之恨，可是一直没有遇到机会。

杜月笙出了公寓门，愤愤不已。他像吃了一只绿头苍蝇一样，心里不是滋味儿。他决心要加快对宋家姊妹的报复。这个上海滩的大流氓，他会不择手段的。可是宋美龄哪里知道，她这次的得机报复，竟是弄巧成拙，为杜大耳朵暗杀宋庆龄加了一把火、投了一块炭。

当晚，蒋介石进卧室休息时，宋美龄在枕头旁悄悄地对他说：“今天中午杜痞来找你，我把他给支走了。”

“你怎能这么处理事？”蒋介石埋怨道。

“你在休息，我不许他打扰你！”宋美龄道，“我看他夜猫子进宅院——没有好事。”

蒋介石无语。

宋美龄翻过身子，用红指盖的手指点着老蒋的脑门道：“我要警告你，二姐若有个长短，我可要找你算账！”

蒋介石道：“快睡觉吧！”

“那你得有个保证。”宋美龄道。

“好好好，我保证按夫人的指示办！”蒋介石把身子侧了过去。

宋美龄暗中保护二姐庆龄

翌日晨，蒋介石刚起了床，杜月笙便堵上了门。蒋介石把杜大耳朵让进客厅，久日不见，二人寒暄一番，杜大耳朵便诉起昨日苦来：

“你那第一夫人太厉害了，昨天让我吃了闭门羹。”

“夫人不恭，待我去批评她！女人家怎能这样干！”蒋介石劝慰道。

“前天，委员长给我亲自打电话，刚说了一句，线就断了，不知委员长有何指示？我等不及，昨天便乘车来了。”

“噢，是这么回事。”蒋介石埋在沙发里，叹了口气，他想起了昨天夫人对他的警告，马上转了话题，“前天的电话，我是想询问一下上海共产党的动态。”

“上海吗，很平静，”杜大耳朵呷了一口酽茶道，“有我们青帮弟兄在，共产党就不敢猖獗。最近，我们暗杀了一批。枪打出头鸟，其他也就老实多了。”

“干得好！”蒋介石一拍茶几道，“就是得让他们尝尝我们的厉害！”

“最近，我们发现一份传单，又是宋庆龄的署名文章。这个人我想干掉她，以绝后患！”杜大耳朵说完，望着蒋介石的脸色。

“按我的意愿，早就要除掉她！”蒋介石说到这里，杜大耳朵满脸喜色。不过当蒋介石说出下半句的时候，他的脸又像秋后霜打的茄子。“你要知道，除掉她如同宰一只鸡那样容易。可是她是孙先生的夫人，影响非同一般，小不忍则乱大谋，懂吗？”

“这点我懂，”杜大耳朵又不同意蒋介石的意见，“委员长是不是太过于小心啦？”

“莫急。”蒋介石道，“半个月后答复你。”

杜大耳朵见蒋介石固执己见，心想，我不如来个先斩后奏，看你还说什么。于是他便回答道：“请你尽快给我回个话。”

“好好，我力争。”

“今天没有别事，你工作忙，我要告辞。”

蒋介石起身把杜月笙送出了门外。

一周后，上海传来消息，孙夫人遭遇车祸，重伤住院，蒋介石为之一怔，马上打电话去找杜月笙，杜大耳朵矢口否认：不是我啊。

一团迷人的雾！

蒋介石的“妻管严”

宋美龄闻知这事，并不比杜大耳朵火气小。蒋介石正在开会，忙于“剿匪”。宋美龄也顾不得这些了，一头闯进了军机室，叫出了正在主持紧急会议的蒋介石。

“二姐的事，你知道吗？”宋美龄怒气冲冲。

“知道一些，并不详细。”蒋介石见夫人来势汹汹，慢慢解释道，“我已经给杜月笙挂了电话，问起此事，他矢口否认。”

“你们俩合伙整我，把我当小孩，你以为我还不知。”宋美龄说这话的时候，眼珠喷火。

“谁告诉你的，还是你自己猜的？”蒋介石也认真起来。

“那我问你，上次杜大耳朵找你干什么？”宋美龄像放连珠炮似的问，“他回到上海不到一周，为什么就出了此事。不是你指使的还是谁干的！”

“夫人，我本来不晓得此事。真是天大的冤枉！让我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啊！”蒋介石向宋美龄摊开了双手，“夫人，请你先回去，这事我们回家再谈，我先开会。”

“不说清楚，你别想开会！”宋美龄抢先一步拦住门口。

“我的达令，这样你就不好啦。等我开完会，一切都会给你查得一清二楚的，请你相信我。”蒋介石道。

这时，孔祥熙也走过来劝说，宋美龄才算饶了蒋介石，放他进了会议室。

第十四章

民族之战

心怀鬼胎，日本显露狰狞

公元1931年9月18日深夜。没有星光月亮。

黑夜掩盖着罪恶，罪恶伴着黑夜发生，炮声、枪声交加，曳光弹在夜幕中拖着长长的尾巴，把人们从酣睡中惊醒……

原已根据不平等条约而驻扎在东北的不过一万多人的日本关东军，向中国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和沈阳城突然发动进攻。第二天，日本军队轻而易举地占领了沈阳、长春等东北二十多座城市。二十多座城市同时飘起了日本的青天白日旗。继而，四个月内，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部沦陷，东北人民陷入水深火热的亡国惨痛之中。

“九一八”事变是日本发动的武装侵华事件，这不是一个偶然的事件，而是经过日本裕仁天皇长期地酝酿造成的，是其曾祖孝明天皇和祖父明治天皇的侵华战略的继续。

1862年，孝明天皇正式批准了长州藩的《长州计划》。这个计划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步，实现内部联合和国家现代化，主旨在于增强国力。

第二步，向海外扩张，在日本与西方之间，建立一个缓冲地区，也就是统一亚洲，由日本人做盟主。

这个政策，成为日本以后的基本国策。但此国策又在历史的变迁中，不断予以修改，增加内容和扩大规模。

明治革新后，明治天皇又进一步把《长州计划》肯定下来，并付诸实施。为此他在各方面积极准备。主要是进一步学习西方科技；积累资金和皇室财富，扩充军备。

1894年，明治天皇开始实施侵略计划。同年7月，首先促成朝鲜内乱，继而侵占朝鲜；同年发动中日甲午战争，迫使中国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1912年7月29日，明治天皇患胃癌死去，大正天皇继位：他的侵华行动是于1916年10月策划刺杀张作霖，以吞并东三省。但此次刺杀计划没有成功。

1921年12月，大正天皇因病不能理事，由21岁的儿子裕仁摄政。裕仁摄政前，游历欧洲各国，网罗了许多日本留学生，这些人在以后成为了日本军国主义分子的骨干。他们主要在巴黎、苏伊士和法兰西三角地带刺探和获取最新工业技术，并用于改变日本国的新工业技术。裕仁摄政时谨慎地把自己装扮成一个宪政统治者，以和平使者的形象出现于世人面前。但他暗地里又建立了一个秘密组织，研究周边各国情况，尤其是中国。

1926年12月25日，大正天皇去世，裕仁于1927年加冕。此时他已得知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但东三省面积为本国的三倍，有精锐的东北军，如果强取必然付出巨大的代价。裕仁为了不费一枪一弹而获取东三省，起初对东北军司令张作霖千方百计地拉拢，当研究认为蒋介石最有可能成为领袖人物时，便彻底地抛弃了张。炸死张作霖，控制张学良。开始同蒋介石秘密磋商，最后达成一个不为人知的协定：裕仁支持蒋介石反共，但要蒋只统治长城以南的中国土地；长城以北的满蒙地区则由日本控制。等蒋介石的个人统治建立后，裕仁还希望蒋把西方的资本家赶出上海，以独霸中国。按李宗仁说，蒋介石于访日期间出卖了东三省，等他完成统一大业后，他又将在日本订的密约从日本人手中骗回销毁，使日本人无凭无据。这种说法，无文字可以证实，但日本方面也讳莫如深。所以一般认为无此密约，但从以后事态发展来看，则又和密商之说吻合。权作蒋介石与日本的口头许诺吧。

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突然易帜使裕仁计划落空。于是裕仁便产生了武力侵占东三省，驱逐张学良的念头。在裕仁的密谋和策划下，发生了开头的一幕——“九一八”事变。

应该说，事件的突发，是蒋介石南京政府长期奉行不抵抗政策而把主要精力用于与汪、胡政治“分赃”和“剿共灭共”的政策上所导致的必然事件。

事变的爆发令国人大哗。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国难已迫在眉睫！

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义勇军进行曲》的歌词，喊出了亿万中国人心中的满腔怒火。

然而蒋介石自有打算，他已经和裕仁有了口头之约，在事变发生前就做好了前期工作：

7月12日，蒋对张学良发电：“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7月13日，于右任（杨虎城的靖国军老上司）又电：“中央以平定内乱为第一，东北同志宜加体会。”

7月23日，蒋介石向全国发出《告全国同胞一致安内攘外电》，正式提出“攘外必先安内”的国策。

8月22日，蒋说：“中国亡于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为奴隶亦不可得。”

9月12日，蒋介石亲到石家庄与张学良进行密谈，令张不要抵抗，而求助于“国联”调解。

9月16日，蒋又致电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应予不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朝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希转饬遵照执行。”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南京政府电告东北军：“日军此举不过寻常寻衅性质，为免除事件扩大起见，绝对抱不抵抗主义。”南京政府采取这种态度，使日本帝国主义无所顾忌地用武力大规模进攻中国。由于民族危机已到严重关头，国民党阵营内部也出现急剧分化和破裂。

日本帝国主义武力侵占中国本土上的事实，使中日之间的民族矛盾逐步上升到主要地位，使中国国内的阶级关系发生了重大变化。中国的工人农民是要求反抗日本侵略的。青年学生和城市小资产阶级，在经过四年多的低沉状态后，也纷纷行动起来要求抗日，沉寂多时的城市重新沸腾起来。北平、南京、广州、武汉等地的学生、工人和市民群情义愤，纷纷游行示威，罢课罢工，发表通电，强烈要求南京政府抗日，但得到的却是蒋介石无情的镇压。

再说日本几乎未遇到抵抗便占领了面积三倍于本国的东三省后，侵略野心进一步膨胀。1932年1月28日开始策划成立伪满洲国，使东三省成为日本的殖民地。为了转移国际舆论和中国人民的视线，同日，日本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但是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蒋介石还是不予积极抵抗，仍希望能依靠国联干涉，得到和平解决。1月29日，蒋介石确定应付“一·二八”的原则为“一面预备交涉，一面抵抗”。在方法上交涉开始以前，为国联与九国公约国接洽，及至交涉开始时，同时向九国公约国声明。“对日本先用非正式名义与之接洽，必须得其最大限制。”在程度上，“交涉必须定一最后限度，此限度至少不妨碍行政与领土完整，即不损害《九国公约》之精神与不丧失国权。”又确定以“十九路军全力守上海”、“前警卫军全力守南京”。

2月18日，上海日军司令植田谦右、总领事村井仓松分别向十九路军和上海市政府发出了最后通牒，限中国军队20日下午5时前撤退。中国方面未予答复。3月1日，日军向上海驻军发起全线进攻。

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惊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架架漆着太阳旗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氪思”、“得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的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此后，战火弥漫了大上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同时，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

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的市民，今天却一个个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锋利的钢钎；无法读书的大、中学生，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把长袍掖在腰间，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驻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的指挥下，奋起抵抗，从而爆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

越来越多的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涌向前方。叫喊声、咒骂声、命令声此起彼伏：

“到闸北去！到闸北去！”

“杀尽鬼子！杀尽鬼子！”

“鬼子不投降，就叫它灭亡！”

“叫长官给咱们发枪！给大刀片也行，老百姓能打仗！”

“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失！”

人们的呼喊声压住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入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江中。那些落水的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刚从水里冒出头来，眨眼间便被岸边扔过来的石条石块砸成了肉泥，喂了河里的鱼虾。

日本海空军发狂了。

从巡洋舰“出云”、“川内”号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工事就往下撂炸弹，见人就往下扫机枪。

“嗒嗒嗒”，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烧得焦枯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

偌大的祖国没有制空权。

上海遭空袭！

上海人无处藏身！

伤员增加，无处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电报发往南京；一声一声呼叫着——“南京，南京国民政府……”

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第十九路军奋力抵抗，给日军以沉重打击。由于上海、南京是国民党统治的心脏地区，当日本大举增援后，南京政府迫于形势也派出第五军军长张治中率部赴上海参战。可是蒋的基本方针依然是求和，害怕战事扩大，引火烧身。

日本为了挑拨十九路军和其他中国军队的关系，孤立十九路军，竟故意放风说，日本只与十九路军作战，不与南京政府以及其他中国军队为敌。蒋介石的嫡系何应钦立即下令“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不许其他军队支持十九路军。

再无援助的十九路军根本无法阻挡源源不断的日本增援部队，3月2日，十九路军总指挥蒋光鼐宣布撤退，并发表通电，宣布：“我军抵抗暴日，苦战月余，以敌军械之犀利，运输之敏捷，赖我民众援助，士兵忠勇，肉搏奋战，伤亡枕藉，犹能屡挫敌锋。日寇猝增两师，而我以后援不继。自2月11日起，我军日有重大伤亡，以至于正面战线，而日寇以数师之众，自浏河方面登陆，我无兵增援，侧面后方，均受危险，不得已于3月1日夜将全军撤退到第二道防线，从事抵御。”

然而，无意抵抗的蒋介石却正在和日本议和。5月5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允许日本军队在吴淞、闸北、江湾等地驻扎，而中国军队不能在上海周围设防……”

蒋介石为了自己的私利，弃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真正成了民族的罪人。

张学良代蒋受过

再说北方。

面对蒋介石的步步忍让，日本却丝毫没有领情，不久又发动了“华北事变”。

1933年初，日寇开始向热河进犯。

1月6日，日军进攻山海关。山海关守军何柱国部奋起还击，安德馨营全体官兵300余人力战殉国。长城抗战爆发。但因孤军无援，没有抵挡住日军陆海军联合进攻的势头。

1月8日，山海关沦陷。之后，日军开始向长城一线推进。听了蒋介石话的张学良放弃了东三省，保留热河、河北，苟延残喘，静候蒋介石同日本人交涉。山海关战事一开，张学良便知，如再不抵抗，热河、河北就不能保住。于是决定调长城以内的东北军四万人进入热河布防。但是张学良对抵抗没有把握，便致电蒋介石求援。

1933年2月11日，行政院代院长宋子文受蒋介石之托开始北方之行。随行的有军政部长何应钦、外交部长罗文干、内政部长黄绍竑、参谋部次长杨杰等。专车由南京经徐州陇海路经郑州，再转平汉路到达北平西站。宋子文抵达北平后，即在阜成门内原清朝顺承王府会见北平军分会委员长张学良，听取前方情况的汇报。

2月18日，张学良陪同宋子文视察热河。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在承德热情款待宋子文一行。在一次欢迎会上，宋子文慷慨陈词：“本人代表中央政府，敢向诸位担保，吾人决不放弃东北，吾人决不放弃热河，纵是敌方占领我首都，亦无人肯作城下之盟。”

在此期间，宋子文、张学良等人在承德清宫清音阁召开一次军事会议。会议期间，宋子文、张学良联名致电日内瓦中国驻国联代表团，表示中国军民“决心抵抗日军之进一步侵略”。张学良还与宋哲元等二十余名高级将领发出通电，表示抗战到底，呼吁国人支援。

为了确保热河的防守，回北平后，宋子文还与张学良拟定了热河保卫战计划草案，决定成立两个集团军，每集团军辖3个军团。第一集团总司令由张学良兼任。第二集团总司令由张作相担任，辖孙殿英、汤玉麟各一军团和张廷枢的第十二旅及冯占海等义勇军。

在蒋介石不抵抗的大政方针下，2月21日，日军纠合伪军共10万人，分三路进攻热河，一路由绥中攻凌源，一路由锦州攻朝阳，一路由通辽攻开鲁。当地守军20万人，不作抵抗，望风而逃。日军长驱直入，于3月4日以百余骑兵先头部队突入承德，热河失陷，热河省主席汤玉麟把搜刮来的民脂民膏，装满了200多辆汽车，运往天津租界，他本人也跟着逃走。

热河失守，全国舆论哗然。张学良自知失职，曾表示要亲率王以哲等军去与日军拼杀，收复失地热河，结果落空。

全国上下，一致谴责南京政府，并要求对张学良、汤玉麟等按军法处置。迫于舆论的压力，张学良于3月8日电请辞职，以谢罪于国人。南京政府同时发布命令：“热河省主席汤玉麟，身兼边疆重任，兼统军旅，乃竟于前方军事紧急，忠勇将士矢志抗敌之时，畏忠弃职，贻误军机，深堪痛恨。着即先行逆职，交行政院、监察院同军事委员会彻底严缉究办，以肃纲纪。”

此后，全国舆论攻击的矛头开始指向不抵抗的蒋介石。蒋介石深感自己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必须逼迫张学良下野，为自己戴罪受过。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下野也有多种原因：一是北方的阎锡山军队和冯玉祥的旧部都因张学良曾在中原大战中与己作对，所以不听张学良指挥。这就无法靠张学良在北方指挥各军抵抗日寇，而中央军又不能调往北方。二是因为张学良体力不支，精神颓丧，统率诸军精力不济。三是蒋介石要张学良为自己戴罪受过。

3月9日，蒋介石约张学良在保定会晤。张学良抱着蒋介石可能决心抗日，并补充给东北军充足的弹药，以便让自己戴罪立功，收复热河的希望，从北平赶往保定。张学良到保定后，首先与先期到达的宋子文会面。宋子文转达了蒋介石的旨意：“失东北，丢热河，中央与张均责无旁贷，全国舆论指责于委员长与总司令必须有一人下野，方可以平民愤。”

张学良只得表示：“既然如此，请立即免除我本兼各职，严予处分，以谢国人。”

3月9日下午4时，蒋介石的专车到达保定，张学良在宋子文的陪同下上车与蒋介石商谈。蒋介石不待张学良开口，首先用很严肃的口气对张学良说：“我接到你的辞职电报，知道你的诚意。现在全国舆论沸腾，攻击我们两人，我与你同舟共命，若不先下去一人，以息全国愤怒的浪潮，难免同遭灭顶。所以我决定同意你辞职，待机会再起。”蒋介石要求张学良于次日飞往上海，免部下夜长梦多，并让张学良到上海后赶快出洋治病。张学良表示：

“我不该丢失东北，早应引咎辞职，以申国法，振军心……”张学良还提出：“日本野心要吞并中国，希望中央迅速调劲旅北上，收复热河，保卫华北。”

蒋介石连声说：“好，好，好！”

蒋介石离去之后，张学良失声痛哭，并与随从说：“蒋先生对日仍以外交为主，并想用黄郛（亲日派）到北平来主持政务，专办对日外交”，“骂我不抵抗，我也不辩。但下野后，天知道我这不抵抗的罪名要背到哪天呢？我记得仿佛林肯有几句话，说人民是欺骗不了的，我只不过是个替罪羊，代人受过罢了。”

1933年3月21日，张学良通电下野，宋子文为其办完了出国手续。

4月11日，张学良启程赴欧洲考察。

宋子文送走张学良后，蒋介石对宋子文说：“你为此事帮了忙。听说你与张学良的交情不错，做了不少工作。张学良这张牌还要打，等有一定时机再说。”

日本亡我之心不死

轰动一时的长城抗战失败了，日寇越过长城直逼平津。

蒋介石为了全力“安内”，对于日本的侵略竟不加干涉，1933年5月31日，他派亲日派黄郛同日本签订了《塘沽协定》，协议的主要内容为：

——中国军队退至延庆、昌平、顺义、通州、香河、宝坻、芦台所连之线以西和以南地区。

——日本随时用飞机侦察第一项之实施情况，中国方面应予保护。

——日本认为中国方面已执行以上条件后，即回归长城一线。

——长城以南和延庆至芦台一线以东以北为治安区，由中国警察机关执行。

协议将察北、冀东二十余县划为不设防区。不仅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北和热河四省的合法化，更为危险的是它令华北门户洞开，平津随时可以被侵占。

1934年3月1日，日本宣布在伪满洲国实行帝制，溥仪由“执政”改称“皇帝”。4月17日，日本发表了独占中国的“天羽声明”，称日本是东亚的主人、中国的保护者，任何国家不得染指中国，中国更不能与日本以外的任何国家发生关系。当年的5月14日，蒋介石便派代表与日本就“满洲国”通车、通邮、长城设卡等问题达成协议，变相承认了伪满洲国。

然而日本的野心并不止于此。裕仁天皇已经决定了“南进”的国策，意图倾全国之力侵略中国。下一步就是华北。他指示“当前把南京政府对华北政权的影响，削弱到最低限度”。

此后的日本不断在缓冲区制造事端，寻找借口逼迫蒋介石签订了《何梅协定》和《秦土协定》。《何梅协定》的主要目的是让中国在天津、河北的驻军撤离，撤销党部和军事委员会，将河北省主席于学忠撤职，同时压制中国自发的反日行为；《秦土协定》的主要目的是促使蒙古独立。这样日本就可以控制中国北方一线各省，为从北向南的全面侵略做好了战略准备。

1935年，日本开始积极策动汉奸在华北发动“五省自治运动”。

1936年9月23日，日本又提出七项要求：

——以河北、察哈尔、山东、山西、绥远五省为缓冲区域。南京政府在以上各省内仍保留宗主权，唯一切其他权利和义务——如官吏之任免、赋税之征收及军事之管理等，皆需移交当地自治政府。

——仿照华北经济提携方式，在中国全境进行中日经济合作。

——订立共同防共协定。

——建立中日间的航空交通线，特别是上海至福冈线。

——中国政府聘用日本顾问。

——订立特别优待日本货物的关税协定。

——完全压制排日宣传，包括修改各级学校教科书。

这个要求实质上是企图变晋、冀、鲁、绥、察五省为“华北国”即“第二个满洲国”，这样就可以不费一枪一弹达到吞并华北的目的，同时政治、经济、教育以日本利益为主，从而为侵占华中、华南做好准备。

在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下，日本亡我之心不死，中国面临亡国的危险。

媚日求和的蒋介石骑虎难下

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进攻态势，一向媚日求和，以达到全力“剿共”的蒋介石也终于感到有些顾虑了。

当日本天皇破坏和自己的暗约，发动“华北事变”侵占热河时，蒋介石就多少感到引狼入室，“剿共”正值骑虎难下。

由于日本在华北的经济扩张，严重地损害了国民政府和“四大家族”的利益。

日本在华北的武装走私与非法掠夺使国民政府主要收入中的关税、盐税、统税急剧减少。据统计，仅关税一项，从1935年8月至1936年5月，即减少约3000万元，使国民政府财政收入受到很大损失，动摇了它的财政基础，也迫使国民政府对日政策发生变化。

1935年11月12日至23日，中国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召开，蒋介石作了重要讲话，尤其在外交方面，他分析说：

吾人应以整个的国家与民族之利害为主要对象，一切枝节问题，当为最大之忍耐，复以不侵犯主权为限度，谋各友邦之政治协调；以互惠平等为原则，谋各友邦之经济合作；否则即当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中正既不敢自外，亦决不甘自逸。质言之，和平未到完全绝望时期，绝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亦绝不轻言牺牲……果能和平有和平之限度，牺牲有牺牲之决心，以抱定最后牺牲之决心，而为和平最大之努力，期达奠定国家复兴民族之目的，深信此必为本党救国建国唯一之大方针。

此话表示了日本如果无止境地进攻，超过了“和平之限度”，只有“听命党国，下最后之决心”了。这说明蒋介石对通过“国联”解决日本危机仍抱有一线希望，而中心要点，仍是“先安内，后攘外”，即以最大力量消灭异己力量，以“忍耐”二字，将“剿共”之战披上了合法外衣，“五全”大会虽然对抗日问题未有重大突破，但表明了蒋介石对日政策的某些微妙的变化。

1935年12月9日，北平首先爆发了“一二·九”学生爱国运动，获得了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持，唤起了千千万万人的爱国觉悟，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这时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国家的主要矛盾。中国共产党估计到，在日本帝国主义的继续侵略，全国民族民主革命运动继续发展的情况下，代表美、英利益的蒋介石政府有可能为了减轻人民抗日运动对自己的压力，维护其利益而改变对日态度，因而放弃了“反蒋抗日”的口号，采取了“逼蒋抗日”的方针。

1936年5月中旬，日本在天津、青岛增兵，要求中国军队撤出平津、河北、山西和绥远。

7月13日，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演讲，对于他的“最后关头”的解释，有了比较明确的界定。他说：“中央对于外交所抱的最低限度，就是保持领土主权的完整，任何国家要求侵害我们领土主权，我们绝不能容忍，我们绝对不签订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协定，并绝对不容忍任何侵害我们领土主权的现实。再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满州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协定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表明了南京政府的政策开始转变。

9月，当日本提出华北自治七项条件时，蒋介石的态度也强硬起来。在提出的对案中明确回应：

——废止上海、塘沽协定。

——取消冀东伪组织。

——停止包庇走私。

——华北日军及飞机不得任意行动及飞行。

——解散察东与绥北匪军。

同日蒋介石又指出同日本决心开战，绝无和谈之可能：“察倭素性之横暴，决不能避免战争。”

然而正当蒋介石对于决心抗战举棋不定时，日本又要求和蒋直接谈判。蒋又萌生和谈幻想，派张群前去谈判，未果。

11月1日，蒋介石终于感到对日之战终不可避免时，开始准备迎战。他说：“对倭之政府，彼以不战而屈来，我以战而不屈服之；彼以不宣而来战，我以战而必宣之。”

将功补过，张学良倾心抗日

1933年底。

蒋介石看到东北军尚有很大的实力，为了达到既消灭红军又削弱东北军的目的，遂把大部分东北军从华北调到鄂豫皖一带“围剿”红军。由于东北军有较强的抗日要求，不愿与红军为敌，在东北军将士的呼吁下，张学良于1934年1月被蒋介石电召回国，同时被委任“鄂豫皖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蒋介石兼任总司令。为了帮助蒋介石武力统一中国后尽早抗日，张对蒋的“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政策忠诚地执行着，以待时机。

1935年，红军长征到达陕北，“鄂豫皖剿匪司令部”被撤销，改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张学良仍任副总司令，代行总司令职权。这时的他希望在西安站稳脚跟，扩大东北军实力，以取得蒋介石的信任。谁料想到西安不到一个月，东北军就连吃败仗，损失了两个半师，更让他意想不到的是蒋介石竟然取消了被全歼的两个师的建制，对于牺牲的两个师长也没有抚恤，张学良窝了一肚子的火。

面对日军咄咄逼人的进攻形势，精明的张学良睡不着觉了，如果仗这样打下去，不仅不能消灭共产党，恐怕回东北老家都有困难。有着抗日思想的张学良开始反思中国的革命形势和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6年1月25日，毛泽东、周恩来、叶剑英等红军领导人发表了《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揭露了蒋介石把东北军调到甘肃、陕西打红军的阴谋，指出蒋企图使愿意抗日的东北军和决心抗日的红军都受到损失，达到削弱乃至消灭异己的目的，建议互派代表协商抗日，得到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拥护。在这种特定形势下，张学良同中国共产党开始接触，此时的杨虎城将军已和中共达成了停战协议，只是二人还没有取得对方的信任，没有及时联系罢了。

2月下旬，中共中央派李克农前往洛川同张学良、王以哲进行初步谈判。由于蒋介石电召张学良到南京开会，张派王以哲、赵镇藩先同红军代表接触。

3月3日，张学良由南京回到西安，第二天，他亲乘飞机直抵洛川。

一下飞机，王以哲邀他先去住所小憩。可张学良把头一摇，急切地说：“不，先去看红军代表。头一次和人家谈判，就让等了我这么多天，实在有失礼节。”

在从机场开往军部的汽车上，王以哲将自己和李克农谈判的情况与达成的协议，向张学良一一作了汇报，张学良连连点头并夸他们干得不错。汽车径直开进红军代表住的小院。李克农和其他工作人员闻声从房内走了出来。

张学良和李克农是第一次见面，王以哲作了相应介绍，于是，两双曾经敌对之手便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李先生，对不起，让你们久等了！”张学良用审视的目光久久地望着李克农，诚挚地表示歉疚。

“张将军，你昨天上午还在南京，回到西安没有休息，便急急忙忙地赶来，太辛苦啦！”李克农微微笑着，友好而亲切地说。

两人手拉着手，走进那间小小的会客室。

为了避人耳目，张学良离开西安时是化了装的，他身穿银灰色长袍，外套黑绒马褂，头戴灰色礼帽，鼻梁上架着一副金丝墨镜，手里提着文明棍，完全是一副商贾的模样。李克农笑着说：“要不是王军长介绍，我还以为张将军是个阔商人哩，张将军什么时候解甲从商了呢？”

张学良低头看了看自己的一身打扮，呵呵笑着：“我这个生意人，脚大手也大，专搞趸销，不是零售。”

几句玩笑一开，客厅的气氛顿时显得活跃起来。大家坐下后，张学良便诚恳地说：“李先生，你们和王军长的商谈，很好，达成的协议我都知道了，我完全同意。贵军毛泽东、彭德怀、叶剑英、聂荣臻等二十位领导人1月25日联名写的《致东北军将士书》，我已经拜读。我完全赞成和拥护贵党、贵军关于联合抗日的主张，并期望与贵军进行全面的合作。最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渡黄河，准备直接对日军作战，这一行动，足见贵军抗日的诚意与决心，学良十分钦佩。不过，对于贵党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不包括蒋介石，这一点我有不同见解，愿意提出来和贵党商榷。”

张学良英年气盛，性格开朗，李克农早就有所耳闻。今天一接触，快人快语，肝胆磊落，果然名不虚传。于是，李克农微笑着说：“请张将军直说。”

“蒋介石现在掌握着全国的政治、经济命脉和指挥陆海空军的大权，是全国最大的实力派，要对付强敌日本，就得联合他，否则一切都很困难；统一战线不要蒋介石，我认为是个很大的失策。而且蒋介石也是有抗日可能的。贵党的统一战线为什么容不得蒋介石在内呢？”

尽管张学良的语气很平缓，李克农也一直微笑地听着，但气氛显得有些紧张。王以哲生怕谈僵，连忙站起来打圆场：“好啦，张副司令旅途辛苦，需要休息。我们下午再谈吧！”

“好，好，下午再谈。”张学良大概意识到自己性子急了一点，连忙附和着说。

下午，正式谈判一开始，李克农就首先发言，围绕张学良上午提出的问题阐述了共产党和红军的看法：“蒋介石一贯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错误方针，对日本侵略步步退让，不积极抵抗；对主张抗日的红军却全力‘围剿’，意欲斩尽杀绝，这就是原则错误。蒋介石握有全国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命脉，本应抗日，却实行不抵抗政策，他已经成了全国人民的公敌，我们怎么能够‘与虎谋皮’，把他列入团结的对象呢？从实际出发，我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没办法包括蒋介石在内。”

张学良右手托着下巴，紧抿着嘴唇，认真而仔细地听着。李克农的话音一落，他却自信地摇了摇头：“这个问题请允许我保留个人的意见。蒋委员长也是炎黄子孙，抗日统一战线应该争取蒋介石参加，只有争取他参加我们才有力量打败日本侵略者。我们应该多做工作，争取他一起抗日并不是没有希望的。人都是要变的。”

“如果蒋介石愿意放弃反共政策，解除对人民的压迫，愿意领导全国人民抗日，我们对他的态度当然也可以重新考虑。不过，要他改变反共反人民的立场，难！很难！”李克农仍然坚持己见。

“这是长期形成的问题，双方意见不一致，可以暂搁起来，以后继续商讨嘛。”王以哲插话说。

“好，我回去一定把张将军的意见转达给党中央和毛主席、周副主席。”李克农也立即表示赞同。

3月5日，会谈在友好坦率的气氛中结束。双方除了在“反蒋抗日”问题上不一致外，基本达成了抗日救国的口头协议。

4月9日，张学良与周恩来在肤施（延安）清凉山下桥儿沟天主堂举行会谈。这次会谈后，东北军和红军不但双方停战，而且进而互派代表、互通情况，张学良在这次会谈中也着重提出“拥蒋抗日”。

5月5日，中共中央审时度势，认为日本对中国的侵略造成其同美英帝国主义不可调和的矛盾，有可能争取蒋介石抗日。于是变“反蒋抗日”为“逼蒋抗日”，向南京政府发出通电，呼吁蒋介石合作抗日。并以实际行动表明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诚意。

6月底，张学良请准蒋介石，在陕西王曲开办王曲军官训练团，名义上“整军剿共”，实则是训练抗日干部，为进一步“联蒋抗日”做人员和思想上的准备。

第十五章

西安兵谏

兵谏华清池，惊骇全中国

西北军在东北军的影响下，也转入了休战状态。

10月22日，蒋介石飞抵西安，在华清池下榻，部署新的“剿共”计划。

“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侍儿扶起娇无力，始是新承恩泽时。”白居易的这首《长恨歌》中提到的华清池，就是离西安不远的临潼华清池。

张学良和杨虎城遂恳劝蒋介石停止内战，一致抗日，遭到蒋的训斥，认为张、杨二人动摇军心，认为自己必须亲自驻扎西安，以便将“剿共”进行到底。为了迫使张、杨二人进行“剿共”战争，蒋介石令嫡系部队开进潼关，大批战斗机落入西安机场；万耀煌二十五军控制咸阳和咸阳至兰州的公路；胡宗南第一军自甘肃向东布防，包围和监视东北军和西北军。同时从两广调中央军北上，向陕西推进。蒋介石此时的调兵频繁，将西安的两个主角扔在一旁。

这时的华清池，风和日丽。张学良快步走入蒋介石的办公室。

“报告！”

“哈！汉卿来了，坐。”蒋介石抬手示意张学良坐下。然后不紧不慢地说：“汉卿啊，我知道你来是为‘剿共’一事，不用再说了，我已决定，如果你们不‘剿共’，那我就调其他部队来。”

“委员长，我还是请您慎重考虑一下我的意见，日本步步紧逼，先是侵占东北，进而是华北，丝毫没有罢手之心，下一步，就可能是华中、华南，那时就国将不国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吧，不要中了日本‘以夷制夷’的诡计。”张学良上前一步，力谏蒋介石。

“你竟然还敢说出这样的话，换了别人，我早就枪毙他了——你想抗日、想打回东北老家，这个我理解，但是我们现在的目的是‘剿共’！”蒋介石有点恼怒。

张学良不顾蒋介石的警告，继续说：“委员长，日本已经扶持一个满洲国，现在正把华北变成第二个满洲国，即使我们‘剿共’取得胜利，但所余的国土不知有多少了，到时我国有何力量与日本对抗！”

“汉卿，我告诉你，中国最大的敌人不是日寇，而是共产党，过去虽然耗费多年之功，没有‘剿灭’他们，但是今天确是到了‘剿灭’的时候了，你不主张‘围剿’，而主张联合他们，你想造反呀？”面对张学良的执迷不悟，蒋介石的口气开始硬了起来。

“自东北易帜以来，我对委员长忠心耿耿，服从训令，不敢稍怠。而‘九一八’国难发生以来，各方怨谤，集中在我一身，只有委员长体谅我保全我。我也认为委员长的事业，就是国家民族的事业，即使我粉身碎骨，也报答不了委员长对我的厚待。”张学良上前一步，声泪俱下地谏诤道，“出于对领袖的尊崇，我仍要冒死进谏。当前的国策，是团结抗日还是分裂内战，必须明确择定，这对国家民族的前途，以及个人的荣辱都是成败攸关。我以为，委员长必须悬崖勒马，领导全国团结抗日，才是振兴国家唯一正确的道路。否则，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就会成为国家和民族的罪人呀！”

张学良慷慨激昂的陈词，痛哭失声的泣诉，丝毫没使蒋介石动心，他气得五官都挪了位，脸上青一阵、白一阵。张学良说完，他便撇着嘴角，冷笑着说：“你中共产党的毒太深，不要再讲了，我不愿意听！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要叫你向东，你就应该向东；我要叫你往西，你就得往西；我要叫你去死，你就得去死！不要问为什么，这是命令！”

张学良见蒋介石如此冥顽不化，既生气，又失望，伤感到了极点，不禁抱头失声痛哭起来。

蒋介石斜了张学良一眼，默默地摇了摇头。待张学良感情稍微平静一点后，又说：“我明白地告诉你！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服从‘剿共’命令，全部开赴陕甘前线进攻‘共匪’，中央军作为你们的援军；另一条是如果不愿‘剿共’，就把地盘让出来，让中央军去‘围剿’。你们嘛，立即撤离西北，东北军调往福建，十七路军调往安徽。两条路何去何从，你们可以自由选择！”

张学良知道蒋介石“剿共”决心已下，再说也无用，只得站起来，擦干眼泪，悲怆地朝门外走去。

此次哭谏未果，张学良和杨虎城开始酝酿兵谏。

12月12日凌晨。骊山的寒风摇曳着疏枝残叶，不时传来夜鸟的凄厉哀叫。

“砰——”一声枪响，划破了寂静的夜空，紧接着是一阵卡宾枪的爆响。

梦中的蒋介石被惊醒，本能地从床上跳起。他意识到兵变发生了。昨天，他就从张学良匆忙的行动上已经看出一丝端倪。原以为张不会立刻动手，本打算今天天亮就离开这个是非之地的，他没料到兵变来得如此之快，他感觉头有点发木。

这时竺培基和几个卫士跑了过来。

“委员长，东北军和西北军哗变了，我们赶快逃吧！”竺培基的声音也变了调。

没容蒋介石穿衣戴牙，卫士蒋孝镇便抓住蒋介石的手向骊山方向逃去。

几个卫士护送蒋介石从后墙仓促跳出。慌乱中，蒋介石摔伤了脊腰，只得由卫士搀扶着。

这时追兵发现了他们的行踪，几梭子子弹打过来，卫兵被打倒了一批，只剩下竺培基这个独臂外甥和断腰折骨的老舅了。蒋介石已是精疲力竭，无力向前了。他也顾不得许多了，便躲在附近一个石头狭缝里休息。搜山的士兵黑压压地向山上涌来。

“活捉蒋介石！”

“一定要抓活的！”

……

声音此起彼伏，蒋介石又冷又怕，这时也感觉到这个狭缝不安全，准备伺机转移，突然听到一句“这里有个人影”，他吓得赶紧缩回脑袋，心里七上八下，嘴里不住地恳请耶稣保佑。

然而，脚步声分明越来越近，几只黑洞洞的枪口伸了进来。

“是不是委员长，赶快出来，不然就开枪了！”

蒋介石知道自己被发现了，索性把心一横，“我是委员长，你们不要开枪！”

这样，蒋介石被活捉了。

再说张、杨二人听到临潼响起枪声，便指示十七路军旅长赵寿山放信号弹，各部队开始行动。杨虎城特务营营长宋文梅迅速冲进南京国民党军政大员下榻的西京招待所，将这些大员和军统局的高级干部控制住。

9时许，兵变成功完成。

9点30分，西安新城大楼东厢房。蒋介石赤脚穿着一双鹿皮底圆口便鞋，面色苍白地斜躺在椅子上。

“委员长，您受惊了。”张学良不卑不亢地问候。

蒋介石毫不搭理。

“我们受全国人民的要求，发动这次事件。我们内心纯洁，完全是为国家民族着想，不是为个人利害打算。现在，希望委员长能平心静气，勇于改正错误，联合全国力量，坚决抗日！以求民族生存，则学良和全国人民于愿足矣。”

当张学良说完这一席话后，蒋介石才抬起头，正视对方一眼，然后讷讷地说：

“你既然为了国家，应先送我到洛阳，送我到洛阳再谈。”

张学良已了解蒋介石的为人和他一贯的做法。把他送回到洛阳，等于放虎归山。他到了洛阳，还会同你谈吗？休想。

“今日之事，岂容搪塞了事。”张学良继续慷慨激昂地说，“我们仍希望你勇于改过，群策群力，共赴国难。如果仍然执拗不悟，坚持己见，就只有让民众公裁了。”

蒋介石一听说张学良要把他交出去让民众公裁，不由得满肚子气愤全发泄出来。他气冲冲地说：“过去，我待你那样好，现在你竟想把我交民众公裁！你既然说是为了国家，你还是把我先送回洛阳再谈！要不然，你就把我枪杀了吧！”

说完这句话以后，蒋介石就闭目坐在椅子上，不再说了。首次见面，谈话没有什么结果。张学良只好告辞出去。

蒋介石坐在椅子上，陷入了沉思。

南京，一座瘫痪的城

南京政府得到蒋介石在西安被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大为吃惊、哗然。各种传言交织一起，哭，哭不出声，笑，笑不出来。再加上街头谣言四起，简直一塌糊涂。

南京，一座无主的城！

南京，一座瘫痪的城！

事变爆发时，宋子文、孔祥熙、宋霭龄、宋美龄一行正在上海。

当天下午3点多钟，宋子文从机要秘书手里，接到一份何应钦发来的绝密电报：西安有兵变，蒋介石在何处“尚未查明”，派飞机前往侦察。一个小时后，孔祥熙、宋子文又接到南京政府财政部秘书的绝密电话，转告了张学良致宋子文、孔祥熙电报的主要内容。

闻此消息，宋子文的心极为紧张而沉重。

他为“兵谏”的突发感到震惊，为蒋介石的安危而恐惧。虽然他与蒋介石有过恩恩怨怨，但共同利益还是把他们捆在一起。他冥思了好一会儿，才拨了一个电话：“谭秘书，准备晚上的火车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鄂山荫秘书明早在南京宋宅见面。”

这时，大姐也风风火火地跑了过来。宋霭龄手拿电报，看了一遍，也愣了神儿。片刻后才道：“小妹知道了吗？”

“她的电报在我这，还不知道。”宋子文道。

“小妹要是知道了，她会要死不活的。你要想好了办法以后再告诉她。”宋霭龄提醒道。

“小妹的脾气我知道。”

“此事不瞒她。”

“听说南京的情况很乱。”

“我知道了。这一切都要给小妹讲清楚。”

针对情况，他们又商量了一会儿。

当天晚上，宋子文、孔祥熙在宋霭龄的陪同下，驱车直驶宋美龄住宅。宋美龄正以航空事务委员会主任的身份召集会议，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的事。孔祥熙把宋美龄叫出来说：“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这个信息如同晴天霹雳，使其惊骇。宋美龄一声长哭，如同死了当家人、房子倒了顶梁柱。宋霭龄急忙上前劝说。经过紧急商议，他们决定第二天清晨赴南京，并约蒋介石的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同行。

深夜，经过苦心斟酌，孔祥熙给张学良发出了事变爆发后的第一封电报：

急！西安张副司令汉卿吾勋鉴：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微吾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的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外，即乞见示，伫候明教。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辞比较谨慎，反映了在上海的孔祥熙一行对事变的基本看法。在南京，对于国民党的军政大员来说，12月12日晚上，也是一个紧张而恐惧的不眠之夜。中央委员齐集何应钦官邸，正召开着中央临时紧急会议。

大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有的主张讨伐，有的反对。渐渐讨伐派占了上风。

孙科道：“不要紧张，不要紧张，有冯副委员长在此，应当请他表态。”何应钦瞅一眼冯玉祥，摇头道：“这个事关重大，应当仔细商量再说。以我之见，应该派飞机去炸西安，这才是上策！”正说着，宋子文和宋美龄赶到。宋美龄呼天喊地、大哭大叫，一头闯了进来。

宋美龄哭了一阵，她想用眼泪换取大家的同情。继而她便止住泪，问道：

“何总司令，一切事情我都知道了！现在我来问你，你这样做是何用意？你假使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吗？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吗？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杀他！”

何应钦一听，脸色大变。

宋美龄板着面孔讲：“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可不是闹着玩的事！出了事连你也跑不了！”

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赔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非给我停止讨伐不可！你非给我用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不可！你非要把他活着救出不可！你非要立刻去做不可！”

“夫人，”何应钦作出为难状，同时也撇开自己的责任，“这是会上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用英语骂人的话也急了出来，“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和子文、祥熙也出席！”她弦外有音，“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一脸堆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试探道，“已经通知20个师出发了！”

“20个师也得调回来！”宋美龄冷冷地说道，“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必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各地军事政治负责人，都在乘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愿意花气力帮助你发动战争，甚至有几个人，也许他们全会走到张、杨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美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何应钦不由得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吗？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手拍桌子，“我明天就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夫人不必去了，冯玉祥愿意代替委员长做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有讲完，宋美龄道：“告辞了！”说完，望了何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白手套，抓起皮包扭头就走。

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何应钦是亲日派。

何立即把宋美龄的话转告日本密使。但把自己如何屈服一点略去不提。那个密使听说宋美龄如此这般，不禁皱眉道：“何将军，你要知道，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我如何不知道！”

……

何应钦欲干不能，欲罢不休。他经过日本密使的再次唆使，不由得心痒难熬，可是一时也不敢过分乐观。他送走日本密使后只能够给前方将领继续发几道命令：进攻！

前方20个师是否已经把西安围得水泄不通，何应钦尚不清楚。但当夜宋美龄气呼呼地又找上门来。

“何总司令，你怎么又下令进攻了？你真的存心谋杀他吗？”

何应钦正一肚子没有好气，见她三番五次责问，也不禁发起火来。只见他把桌上文件一推跳起脚来道：

“你妇道人家懂得什么国家大事，不许你管！”

宋美龄吃了一惊，一时倒没有了主意。退后一步，冷笑道：“好！我倒要看看我们的何应钦先生能耍些什么花招！”她眉头一展，“我实话告诉你吧，老蒋并没有给共产党杀死！张学良刚才还给我发一个电报，欢迎端纳到西安去！怎么样？他没有死，何先生失望了吧？嘿？”说罢她把电报在头顶一摇、扭头就走。留给何的是“得得得”的皮鞋声。

何应钦怔住了！片刻，何应钦一个箭步抢出去，正好赶上宋美龄钻进汽车。何应钦强颜欢笑，挥挥手道：“夫人，不送了，领袖很安全，这真是个好消息。”话犹未尽，车子绝尘而驰。

宋美龄回到官邸，端纳已在等候，宋美龄把皮包一摔，自有侍卫上前帮她脱下大衣。只见她并不往沙发里躺，却走到写字台边，提起三A美式钢笔歪歪斜斜写了一封信。然后让端纳坐下，问道：“我写给他的，你以为把这封信放在身上不会有危险吗？”

端纳点点头：“绝对不会。我是张学良在东北时候的顾问，私交关系不错，不过请你告诉我，你是怎样写的？”

宋美龄点点头念道：

“汉卿等要求抗日，而我夫予以当面拒绝，确属不该，现在果然闹出事来，希望以圆满解决，端纳先生到后，请与他多面谈，他还是有真知灼见的，我及子文等不日也将离京飞秦，但应以端纳先生此行结果如何而定。至于南京，戏中有戏……”

“嗯嗯。”端纳点头道，“这封信写得很好，你已经说了不少话，相信委员长一定会同我长谈的。”端纳伸出手同她握着，“那就这样，我明天一早就走。从西安这两天的情况来看，委员长的安全大概没有问题，夫人不必听信谣言。”

宋美龄道：“这个我倒很放心，如果他们已经杀死了他，绝对不会要你这个外国人去的，这个我明白。不过我现在担心的是我们自己的飞机乱炸误事，担心军队开进去出事！我一直有这个顾虑，顾虑他的生命倒不是结束在红军或是张、杨手下，而是结束在自己人手中……”她顿一下，“你明白！”

“是的，夫人。”端纳吻着她的额角，“我明白，你放心！只要我一去这事情就好办。我早已看清楚了，红军根本没有参加这次事变。”

宋美龄点点头，伸出手去。端纳又吻着她的手背：“我去了，这是一件微妙的差事。”他指指自己的心口，“这是对我而言。”

宋美龄笑了。她在车窗边扶着绒窗帘目送端纳钻进汽车，却见陈布雷拢着双手，缩着脖子在长廊里匆匆而来，直奔客厅。

“陈先生，”倒是宋美龄先开口，“看你面色不好，不舒服吗？”

陈布雷几次三番忍着眼泪，欠身答道：“夫人，您好！我是不舒服，接连几天没睡着，失眠的老毛病又发作了。”

“呵！”宋美龄以为他有什么重大消息，见他这样说，也透了口气。接着往沙发一坐，“陈先生在吃药吗？”

陈布雷连忙答道：“正在服用胚胎素，托福托福，这胚胎素效果不错。”他连忙问道：“夫人，西安有什么消息没有？”

宋美龄反问道：“西安情形还好，倒是你听到些什么？这几天的谣言……”

陈布雷一拳擂到沙发上，愤愤地说道：“夫人啊，真是一言难尽！中政会应该是最高权力机关，可是代秘书长恰好不在南京，一切会务等等，我不得不以副秘书长的身份处理。可是，难啊，中政会副主席都不在这里，要不要开会？怎么开法？都得取决于四位院长，可是这四位院长往往甲是乙否，莫知所从！戴院长精神失常，不可理喻；屈院长、于院长闲云野鹤，从不问事；只剩下孙院长，可是这位院长又与戴院长意见相左，有一次几乎动粗。”

“嗯，”宋美龄叹气道，“这真难为了你，那你这几天做了什么呢？”

“我，”陈布雷揉揉心口，“我调动了报纸上的舆论，运用某方面的力量，在报上发表讨逆立场的文章；此外，我又同立夫、果夫、养甫联名劝试张学良；同时，代黄埔同志发出警告电文。”陈布雷说到这里有点头昏，脸色发白。

宋美龄吃了一惊，不耐烦地叫道：“侍卫官，陈先生有病，快送他回去！”

陈布雷苦笑道：“不碍事！不碍事！”

宋美龄便下逐客令道：“既然没有什么大事，那就请陈先生先回去休息吧！”

“不必不必，”陈布雷极力使自己镇静，恭恭敬敬立在一旁，“夫人，那布雷告辞了，现在我只有一句话奉告，这两天张季鸾来找过我两次。他的消息不少，主要是说朝中有人主张讨伐，这事有利有弊，但以委员长的安全为第一，望夫人镇静应付。此时此地，布雷实在无法做主。”说着说着，陈布雷的泪水夺眶而出，“夫人，布雷蒙介公垂青，万死不辞；无奈局势如此，使我悲伤！根据各方面的消息，张、杨和共党反而深明大义，这事情对外实在说不出口。”

“陈先生，”宋美龄开门见山问道：“你是不是说何应钦别有阴谋？”

“夫人也知道了？”陈布雷大惊，一屁股跌坐在沙发上。

宋美龄冷笑道：“我早就看出来了，我明白了！而且我已经请端纳先生带着我的亲笔信明天一早飞洛阳，前往西安察看风声，何应钦的阴谋不会得逞，大家可以放心！”

“夫人！”陈布雷惊喜交加，涕泪纵横，“夫人真是了不起！布雷追随介公这么多年，里里外外，事无巨细，可以说了如指掌；但这一次何敬之从中作梗，却使我毫无办法！”他边说边掏出一包安眠药片，“夫人皇天在上，此心耿耿！如果介公有个三长两短，那一切都谈不上了，我也预备吞服一大包安眠药片追随介公。如今柳暗花明又一村，一切又有了希望，布雷又有重生之感了！”说罢把安眠药往痰盂中一掷，长揖而别，“夫人，布雷告辞，今晚无须安眠药片，托福可睡一大觉。明天当振作精神指导宣传部工作，夫人如有见教，请随时指示。”说完喜滋滋地走了。

宋美龄正为丈夫担心，陷入极度的痛苦之中，在这个关键时刻万万料不到几乎绝了交的二姐宋庆龄却对她伸出援助之手，令她感激落泪。

12月13日，宋庆龄用电话通知孙科，叫他准备飞机，她愿意偕何香凝一同飞往西安，劝说张学良和杨虎城以大局为重，释放蒋介石。宋庆龄这个举动，给濒于破裂的姊妹之情带来了转机。

宋美龄得知这个消息，立即给居住在广州的二姐拍了封电报表示内心的谢意。宋庆龄接到电报，也回电让小妹不必着急可以放心，代向大姐大弟问好。

12月14日下午，端纳安全抵达西安，西安并不像他想象得那样可怕，到处是锣鼓喧天，张学良在机场迎接了他。

二人短谈一阵，便引见了蒋介石。

“报告委员长，副司令和端纳顾问见您来了！”孙铭九支起门帘，端纳跨进门槛，直趋蒋介石，两人使劲握手。

张学良立在一旁，寒暄之后，端纳连忙掏出钢笔拟了个电报，交给张学良道：“请你马上派人发电，今晚到达南京。”

“你这是……”蒋介石问道，“何必这么着急，我们还没有开始说话。”

端纳叹口气道：“唉！委员长，说来话长，我这个电报是打给夫人的，我是受夫人委托来的，上面只有一句话：‘我已经同委员长见过面，’至于以后的电报，当然我们商量后再发。”蒋介石听了一怔，问道：“难道他们以为我已经不在人世了？”

端纳尴尬地回答道：“总而言之，南京谣言满天飞，把西安说得一团糟，简直没法儿提！”端纳从皮包里掏出宋美龄的亲笔信，道，“委员长，夫人在南京一切安好，您别惦念，这是她给您的信。”蒋介石接过，忙不迭地拆开，读到那句“南京是戏中有戏”，蒋介石也忍不住了，当着端纳这位澳大利亚人咧嘴笑出声来。

“委员长，”端纳劝道，“现在一切都走上了正轨，不愉快的事情绝对不会有了。我先来报告前天的事，就是12日那天的情况……”端纳把南京政府，尤其何应钦如何主张讨伐轰炸西安的事说了一遍，“我同夫人的看法是一样，这不是闹着玩的。但反对也没效。倒是和你有矛盾的冯玉祥说了公正话，大声疾呼，反对动刀动枪。可是他手上没有权，也不能解决问题。谣言满天飞，没有人愿意来西安；愿意来的人又不让来，于是我决定冒一次险。”端纳长叹，“其经过一言难尽，以后再说吧。我是昨天13日到达洛阳，又接到张副司令的欢迎电报，今天便来了。在洛阳时，我跟空军开玩笑地说过，如果你们一定要炸西安，那么除了蒋委员长之外，现在又多了一个端纳，而且夫人、宋子文和孔祥熙他们说不定这两天也要来。空军们说，那怎么能炸西安？不过这是讨逆总司令何应钦的命令。”

蒋介石双目直瞪，眼睛里要冒出火来：“他们竟敢这样胡闹！”

“是啊！”端纳说，“自从前天出事以后，南京就用尽方法使西安与南京之间的交通断绝，尽力设法不使全国民众获得这里的真相。譬如说，在夫人接到我刚才发出的电报之前，她还以为委员长已经死亡了！”

蒋介石突地俯身书桌，半晌才叹道：“汉卿只不过是想对我说话，有什么不可尽言的，却非要把我扣留起来才和我说话，真是胡闹得岂有此理！”张学良把这几句话译为英语告诉端纳，端纳微笑道：“依我的看法这几天是您最舒服的日子了，您不也是常常把人扣起来才对他们说话吗？”张学良闻言发笑，不愿意立即翻译给蒋听，端纳也尽管在笑，于是蒋追问：“他说什么？他说什么？”

张学良只得说：“我不能把他的话译给委员长听，您将来回到南京再问他吧！”

“回南京？”蒋介石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此话当真？”

“只要你答应一个条件，也就是两个字‘抗日’，明天我就派飞机送您回南京！”

“你说，”蒋介石也气愤地指着张学良大声说道，“你说什么？你太信任共产党了，你知道我同共产党的血海深仇，今天你把我弄成这个样子，说不定共产党今晚就对我下毒手！”

张学良听蒋这么说，忽地仰天大笑，声震屋宇。笑得蒋介石同端纳莫名其妙，以为大事不好，定有突变，张学良突地收敛笑容，严肃地说道，“报告委员长，共产党到西安来了！”

蒋介石身子一抖。

“而且，我已经同他们见面了！”

蒋介石整个身子瘫软在太师椅上。

“而且，我们已经同中国共产党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中国共产党红军参谋长叶剑英、中国共产党西北苏维埃政府主席博古三位代表，在今天上午发表过宣言了！”

蒋介石眼睛紧闭，靠在椅背上直喘气。

“我们的确谈过委员长的安全问题！”

“你们怎么说？”端纳立即发问。蒋介石惨白的脸泛着汗，合上的眼皮微微睁开，呼吸更急促，喉间犹如装了风箱。

“报告委员长！”张学良说道，“我说出来，您一定又不相信的。中国共产党对于西安事变的政策，是要争取一切可能的力量转移到抗日战场，只要你答应抗日，就给你一个自赎的机会！”

“啊！上帝！”端纳像放下千斤重担似的轻松，“我这一次西安之行，成绩太美满了！”他奔过去握着蒋介石的双手：“委员长，我给你道贺，无须多久，我们就可以回南京去了！”

“我同共产党血海深仇，鬼才信他们会放我走。”蒋介石摇摇头。

宋美龄西安“救夫”

12月22日晨5点30分，西安机场。

三架“福克”式飞机呼啸着急速下降，滑向跑道。逐渐减速，然后戛然而停，落入机场。

在头戴皮帽的东北兵的护送下，宋美龄、宋子文一行驱车经过了城门，径向蒋介石的居处驶来。

这两天，蒋介石心里有事睡不着觉。他惦记着南京的代表何时来，自己是否马上可以“脱险”，听端纳说，夫人也要来，子文也来，是真的吗？……一阵朦胧中，隐约听到飞机声，他神经质地爬起来，小心翼翼地对着镜子整理一阵，迎接她和代表的到来。

蒋介石伸长脖子望着，长短针快在“6”字上重叠的时候，门前汽车声震天价响，一连串敬礼的口令声中，张学良一马当先，大步进来。后面一个全身黑色一步一扭的女人紧跟着，宋美龄真的来了。

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张学良等一个个跟进来。只见宋美龄走在前面，略一端详，见老蒋气色还好，他的安全千真万确，立时奔过去道：“伤在哪里？给我瞧？”

蒋介石淡淡地答道：“还好，回去找个大夫看吧。”

“啊！”宋美龄皱眉道，“没有大夫替你看伤吗？”

张学良连忙接过去道：“有的，夫人，大夫每天替委员长换药、打针。”

“那就好。”宋美龄一脸笑，“我知道你们不会亏待他的。”边说边要大家坐下，东指西点，犹如一个主妇。蒋介石低声问道：“你来干什么？这里很危险，不是个太平地方！”

“危险？”宋美龄耸耸肩膀，摊摊手，“你不是更危险吗？可是你并没有少掉一只胳膊。”室内一片低沉的笑声，她再扭过头问道，“我这次来，你没想到吧？”

蒋介石微笑道：“我早知道了。”

“哦，”宋美龄一怔，“何敬之来过电报？”

蒋介石摇摇头：“今早做早祷，在耶里米亚第三十一章中说得明白，耶和华将由一位妇人之手显示奇迹。”

在座人等一齐发出赞叹之声；“委座可了不起，有先见之明。”

宋美龄瞅一眼宋子文道：“瞧，人家说他道行不深，今天你可亲耳听见的，他的确已经悟到了。”

这时，宋美龄把一个小东西放在他的手里。这东西很小，他握在手里，把手举到嘴边，然后把脸转向客人，向他们露牙笑。这是他11天前没戴假牙出逃以来的第一次微笑，心细的宋美龄带来了他备用的假牙。

扯过一阵，张学良告辞。

蒋氏夫妇同宋子文三人坐定，这才言归正传。先由宋美龄把南京情形说了一遍，结尾道：“我今天在洛阳耽搁一阵，已经命令空军千万不能轰炸西安，他们答应了。陆军方面，真的听从何敬之的没有几个，他们不至于发动大攻势。问题是夜长梦多，我们应该尽快离开西安，回到南京，不让姓何的再搞鬼。祥熙本来是要来的，考虑南京情况，让他在家里守摊子。”

“那正式代表是不会来了？”蒋介石有点失望，沉吟一会儿，“不过你同子文两人也足以代表政府了。对日抗战我口头上已经答应，明天他们一定会召集会议，你们在会议中，算是见证人好了。旁的我看也不至于有问题。”

“那你不参加了？”宋子文问。

“我不参加有不参加的好处。参加事后我就不好说话了，反倒不利。谈判桌上，原则放人，其他你们看着谈。”狡猾的蒋介石，为其日后翻案在用心计。实际日后他也是这样做的。

“他们真的会放你？”宋美龄问。

蒋介石点点头。

“南京三番五次的传说你已经死了。”

蒋介石苦笑。

蒋介石透口气道：“子文，据你看，明天我们答应了这些，还有没有别的问题？”

“从我来到这里的情况看，我想不会有问题。”宋子文道。

“好，”蒋介石以拳击桌，“那我们首先讨论一下，如果他们要条件，我们该答应到什么程度，怎么答应？由谁答应？一切要留有余地，不要把话说绝。”

……

两党谈判在激烈进行着，中国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亲自会见了蒋介石。少帅把他介绍给蒋夫人宋美龄时，周恩来表现得温文尔雅，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据有关史料记载：

周恩来在24日和25日同蒋介石会晤了两个小时，主要是周谈话。由于他们曾经在黄埔军校共事，他对蒋以“校长”相称。蒋介石后来提到这次会见时说，周是他认识的“最通情达理的共产党人”。他还在另一个场所感谢周恩来，他说：“你帮了我的忙。”他提到周为释放委员长向铁腕人物杨虎城说情，并且说服杨虎城，其次是张学良。周恩来以这种办法出力拯救了蒋介石的生命，显然，周恩来是以中国共产党的政策为前提，即要想建立抗日统一战线，必须尽可能多吸收国民党右派参加，而要达到这个目的只能争取蒋参加进来。这无疑是高明的决策。

谈判是真理与谬论的对峙。

谈判犹如旋风在激烈地进行着。

桌上桌下，白天黑夜，战友亲属间……直到25日中午，宋子文、宋美龄与杨虎城、张学良间，大体上已把蒋介石答应的条件反复商量、斟酌完毕。宋家兄妹在代表们面前无非是斩钉截铁，极力保证只要回到南京，一定可以使蒋介石实践诺言。对方倒很坦白，说并不是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实在是侍候蒋介石已非一日，对他的诺言不敢轻信。即使张、杨能够信任蒋介石，但东北军和西北军中的高级长官们，都在表示怀疑，他们甚至向张、杨二人血泪陈辞，说如果不是存心出卖他们这些弟兄，就应该同宋子文等谈个明白，然后放人……

宋美龄终于在西安过了半天的圣诞节，虽然没有盛大的宴会、众多的外宾，但上帝对他们宋家也不能说不是厚爱了。

蒋介石听说谈判结束，心中倒反而嘀咕起来。他不是怕西北方面不让他成行，而是怕南京方面有如张学良那天晚上告诉他的：“随时随地要他的命。”

蒋介石看看表，低声向宋子文道：“你问问他们看，这个时候起飞，有无危险？他们有无保证？”

宋子文皱眉道：“人家向我们要保证，吵了这么几天，好不容易解决了；现在你向他们要保证，好，万一再拖上几日，拖出个变化来，你说合算吗？”

“这个，”蒋介石想了想，“唔，这个……”

正沉吟间，张学良满面笑容地走进屋道：

“报告委员长，今天下午，咱们要走了，为了欢送，代表团已经准备下酒席，请委座、夫人、宋先生赏光。”

“走？”蒋介石一怔，好像怀疑自己听错了，“你也去？”

“对，我和你们一起回南京，我和夫人已经说好了，表示我的诚意、我的赤心！”张学良道。

“关于酒席，你就说我身体不好，谢了吧。”蒋介石推辞道，“下午就要走，我……”

“是啊，”宋美龄噘着嘴，“我恨不得马上就上飞机，昨天晚上的南京，圣诞节，你说有多热闹！”

“不。”宋子文反对道，“一切都解决了，没有必要再担心。这是最后一个宴会，不去不好。”

下午3时许，沉寂多日的西安机场又欢腾起来。

机场四周挤满了黑压压的欢送人群，军乐吹打起来，煞是热闹；共同抗日的标语，横空悬挂起来。口号声伴着军乐在机场上空回鸣。

“欢迎蒋委员长抗日！”

“团结一致，共同对外！”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

蒋介石面如灰色，皮袍、大氅、呢帽、手套、毡鞋，穿得很多；右手捏住宋子文的大衣，左手抓住宋美龄的手臂，三人走进候机室，恨不得立刻钻进飞机，破空而去。蒋介石急得什么似的，低声对宋美龄道：“这事情也怪！汉卿怎的不露面？他去不去南京是另外一回事，可别受了部下要挟，不把我们送回，那才糟哩！”

“是啊！”宋美龄也是这么说，“我也是这样想。”

宋子文对身边的杨虎城说：“学良呢？”

“学良，一会儿就来。”

“不要担心，有委员长在此，西北军的工作还是由你和张主持，学良去南京，5日内我让他返回。”宋子文再次向杨打了保票。

……

说话间，只见少帅张学良正领着一大堆人匆匆赶来，大步跨进候机室里。一见宋子文便爽朗地笑道：“杨虎城先生一清早便在飞机场警戒，特地为委座送别。”

宋子文忙不迭地摆手道：“请请，委员长正在休息。”

蒋介石早已听得明白，微微点头，算是答理。

杨虎城背后跟着东北军、西北军的高级长官，分两行站着，一个个身高马大，全副武装，短剑长靴，煞是威风，尤其是一双双眼睛注视着蒋介石。蒋介石不由得打了个冷战起立，哈着腰杆，龇牙咧嘴道：“这个，这个，你们辛苦了。”

“哪里。”杨虎城代表大家致辞，“委员长回京之后，更比我们辛苦，为民族、国家，一切请多珍重。”

听到“民族、国家”四字，蒋介石心头一慌，心想这话儿又来了。宋美龄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来，张、杨等人以为蒋介石要做一个精彩的训词，不料宋子文却代替了：

“蒋先生绝对不会忘记答应你们准备抗日；陕甘宁青新五省交给张学良、杨虎城两位负责；东北军与十七路军每日500薪饷，按月由中央发给；停止剿共，红军改编、简编问题由张学良负责；所有参加西安事变之人员一概不究。同时答应红军代表团，日本如果侵入华北，必须抗战。划陕甘18县、宁夏3县，共21县为边区自治政府，由中央管辖。中央承认红军改编成三军；中央逐月供给枪弹800万粒。以上各条在手续上须经行政院通过，并宣布全国。”

蒋介石接着对众将领说：“你们这一次的事情，嗯，是做得很冒失，幸好觉悟尚早，一切主张既经考虑接受，过去的也就不必再说了。今后只当它没有这件事算了，大家安心训练部队才是。”

众将领闻言都感到蒋介石变了，沉默间，杨虎城说：“时候不早了，请委座、夫人、宋先生上机吧。”他扶着蒋介石诚挚地低声说道：“委座请放心，这里一切都很安全，要不然不会让几千人进入机场欢送您。同时刚才这里又同洛阳通报，已经明白告诉他们，说是委座可能在洛阳降落。”

杨虎城怕他担心：“不过您可以放心，按理说，洛阳应该比西安更太平，而且这里如果隐瞒事实，不把委座的真实行踪通知他们，反而增加洛阳的麻烦，所以刚才大家一商量，认为通知洛阳是对的。”

无论杨虎城如何解释，红军代表团、东北军代表、西北军代表团诸人如何热烈地同蒋介石握手送行，以及两三千欢送人的欢呼，蒋介石都听不清、看不明——如同机器人了。他只希望立刻踏进飞机，立刻起飞，离开这个使他深恶痛绝的城市——西安。

蒋介石匆匆忙忙走向飞机，他不记得如何坐上为他特设的沙发。欢送者挥舞着围巾、帽子与手套，这使他眼花；欢送者高呼“欢送蒋委员长返京抗日！”这声音却变成毒蛇似的在咬嚼着他。

蒋介石瘫软在沙发里，思潮起伏，从12月12日，差不多半个月的时光，他曾为自己的生命安全、一生事业而忧心焦虑，如今透过一口气来了。

飞机迎着朔风行进在西北高原上，掠过崇高的秦岭，之后迎来巍峨的华山，紧接着伏牛山脉在望；渭水尽头地面出现了巨蟒似的陇海铁路。这些山川河流，乃至阳光云雾，不但引不起蒋介石的开阔之感，相反地使他感到不安。他默看了坐在自己身旁的夫人宋美龄一眼，宋美龄正在打开耳机听音乐。难得的第一夫人，是她平息了南京政府的内乱；是她挽救了自己的第一生命！

飞机在云层里穿行。宋美龄突然大声喊：“我们不耽误回南京过新年哩！”

蒋介石哈哈笑了：“过新年，我送你件最好的礼物！”

“什么礼物？”

“军事秘密。它的价值比生命更珍贵。”

“那是什么宝贝？”

“届时你就知道了。礼物代表我的心。”

……

若干年后，蒋介石在私下会晤他的嫡系官员时透露，那次谈虎色变的西安事变中，夫人给了他一条命。他和她没白做夫妻一场。愿意来世再做夫妻。

不是宋骗了张而是蒋骗了宋

南京鸡鸣山是风景秀丽之地。

“北极阁”——宋子文的公馆就坐落在这里。环境幽雅，山高林密，人称避暑的好去处。

因宋子文在西安以个人身份担保张学良的人身安全，张学良送老蒋赴南京后，就与宋子文一起居住在这里。

宋子文也可说是个有良心之人，虽到南京，始终惦记着在西安谈判时自己的承诺：一是答应西北军乃由张、杨负责指挥；二是张到南京后5日即回到西安坐镇。这些承诺已公布于世，白纸黑字，自然有它的力量。

可是这白纸黑字的承诺在出尔反尔的蒋介石的眼里，却是一钱不值。

张学良一到南京“北极阁”，军统特务便在这里层层设岗，把个偌大的北极阁与世隔绝起来。与其说是保护张学良的安全，不如说软禁他为好。

初来乍到的几天，宋子文每天陪少帅下棋，玩麻将，打网球等，有时还陪他接待来客。

这时，西安方面要求蒋介石、宋子文兑现诺言，立即释放张学良回西安主政。消息见诸报端，令宋子文心中不安。而蒋介石要求宋子文做的第一件事，是示意张学良应有来京待罪的表示。张学良为了早日回到前线，立即写了一封向蒋介石请罪的信，信中表示：

凡有利于国事者，学良万死不辞，乞钧座不必念及私情，有所顾虑。

殊不知这是蒋介石玩弄的鬼把戏。蒋假惺惺地在信的批语中写道：

已亲来都门，束身请罪……有尊重国法，悔悟自投之表示……应如何斟酌情事，依法办理，并特予宽大，以励自新之处，伏候钧裁。

然后将此信转交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表明他的不计前仇大义。

张学良来南京的第二天，便对宋子文说：“我已安全到达，恐西安杨主任有惦，发封电报告之。”

“可以吧。”宋子文也没多想立即应允了他。

少帅的电文是：“杨主任虎城兄勋鉴：午后二时抵京，寓宋子文兄处，一切安善，请转告诸位同志释念。学良印。”

电文发出后少帅始终惦着杨的回电。可是他哪里知道老蒋早已下令军统局扣下了他的所有信函。

宋子文仍惦记着自己的许诺“5日保证少帅回去”，便请示蒋介石。老蒋不冷不热，不说放他也不说不放，而又给宋子文布置了一项新任务：“要他尽快派人与西安方面联系，索还张、杨扣留的50架战斗机和飞行员等500人。余后事再说。”

宋子文立即照办。12月28日他召来阎宝航做了交代：

“我与蒋夫人和张副司令已经商量好，请你去西安一趟，告诉东北军、西北军将领，张副司令几天内就回去。副司令有一封信带给杨虎城先生，让他把那批马丁飞机放回来。抗战时还需要这批家伙，不要损坏了。”

“什么时候去？”

宋子文说：“我已经从上海包妥一架飞机，明天你就动身。”

“尊令。”

阎宝航于29日由上海飞往西安。

在西安受到了杨虎城的热情接待。杨问：“弟来何事？”

阎答：“受蒋夫人、宋主任、张副司令员之令，特来上交涉那50架飞机和人员返南京一事。”

接着呈上了张学良的亲笔信。

“那张副司令呢？”杨虎城立即反问。

“情况不会有变。来前宋主任特意交代，5日内必回西安。请主任及东北军全体官兵不必过虑。”

“既然张司令员有令，飞机和人员的事情我们立即照办。”杨虎城又道：“不过，国共两党的共同抗日问题，请委员长尽快落实。国难当头，不可有误。”

接着西北军的将领又反复向阎进谏，力促政府兑现，免得夜长梦多、失去人心。

阎当场保证：“不是签发了声明了吗？我回京可以向首长汇报。决不贪污。你们还有什么话要说，我一同带回去？”

杨说：“军中无主就要乱套，尽快让学良提前回来。”

就这样，阎宝航顺利带回了被扣的飞机和人员，返回向子文复命。

在阎宝航去西安的那天（12月29日），国民党中常会第32次会通过了张学良“交军事委员会依法办理”的决议，并内定组织高等军法会审，由李烈钧任审判长。

宋子文得知这个消息后，心急如焚，多次向李烈钧详细询问此案的意见，并且一再流露出“为张缓颊”的意思。在开庭审理前，宋子文又找到蒋介石进行交涉。蒋介石写给宋子文一封信，字迹很大，至少有三页多纸，大意是说五天后一定使张将军返回西安。宋便信以为真。在张学良一名随从问起宋时，宋一口咬定说：

“审判是个手续，五天内保证回西安，我姓宋的不骗人。”

然而，不是宋骗了张而是蒋骗了宋。

12月31日，军事法庭开庭审理，张学良被判为：有期徒刑十年。继而，蒋介石又提出“请求特赦”。最后，国民党政府宣布“张学良所处十年有期徒刑，本刑，特予赦免，仍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这一纸“特赦令”，张学良将军在“严加管束”的名义下遭到长期软禁！

宋又三番五次地向蒋请求尽快放张学良一事，结果却遭到了蒋介石的白眼，令他十分伤心。宋子文无法向西北、东北军官兵们交待，亦无法向全国人民交代，更无法向老朋友杨将军交待，更无颜见到学良，迫使他无法在南京住下去了，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他以公务等堂而皇之的理由，怀着良心有愧的心情，悄悄地离开了北极阁，来到上海住处办公。

阎宝航完成使命后，急回南京北极阁宋子文复命，谁知人走楼空，接着阎又追之上海，寻到宋子文。

“宋主任，你让我好找啊。”

宋子文的脸色极不好看，对阎说：“委员长变卦了，不放张，我再三请谏也无用。让我也无脸见少帅了。”

“人员和飞机已经放回来了。这不，杨将军又被我们骗了吗？言而无信，今后我们怎么出去办事呀！”阎有些牢骚。

接着阎又一五一十地向宋反映了西安方面，迅速恢复张学良行动自由的强烈要求。末了又说：“难道没有补救的办法吗？”

宋沉思了一会儿对阎说：“有。你可以去奉化和蒋委员长面谈。”

不容阎分说，宋便操起了电话，直接接通了小妹宋美龄专线。两人说了一阵。再加上宋做工作，蒋夫人便同意阎去奉化见委员长。

阎宝航立即表示为难。道：“我一个人去怕是不好吧。人微言轻，起不到什么作用，再说你们对此事负有道义上的责任，更不应推卸不管。还是善始善终好。”

“那就请李石曾出山，陪你去一趟吧。”接着宋子文又用电话邀来了李石曾老先生。

李石曾开门见山：“此事重大，我陪没问题，怕是完不成任务。还是子文和我们一起去。边鼓我们来敲，戏你来唱。”

这时电话铃声响了。

子文操起听筒，里面传来了中共中央代表潘汉年的声音：“我已经来到上海，准备与你对话，实现你在西安所说的诺言一事。”

“啊，我知道了。这不我们正在落实呢。”宋子文放下话筒说：“那我就与你们一起去。”

于是宋子文昼夜兼程来到奉化。

蒋介石为何在奉化不在南京？这里需做一个交待。蒋从西安回来后，为表明他对事变应负的责任，在1936年12月29日向中央辞去了行政院长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的职务。经国民党中央加以劝留，给其一月的时间回奉化疗养。

处在休养中的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召见他们，宋子文一行只好住在武陵中学。遥遥无期，宋子文很是心烦。其他二位向他开玩笑说：

“大国舅来还不行，何况我们这些小兵虾呢？”

宋子文哭笑不得。

晚上，宋子文趁二位不在之机，偷偷给小妹挂了个电话，问小妹是什么情况。

宋美龄说：“委员长情绪不正常，很心烦。我也给他说了几遍，他就是不回话。我看他的意思不想见你们。”

“原来是这样。”子文的心凉了半截。

第二天，作为要面子的宋子文在餐桌上对二位说：“阎先生，看来上海还有事务，我不能在这里多等。你和李石曾在这里暂等吧。我要回上海。必要时我再来。”

阎宝航感到不解地说：“这叫什么事，没见到委员长你就要往回跑！”

“让他回去吧。”李石曾紧向他使眼色。因为李石曾已经知道蒋介石不接见他。

宋子文走后不几天，公馆便来了电话，要李石曾去，委员长要面见。

于是李石曾赶忙到蒋公馆，向蒋作汇报。蒋假惺惺地表示说：“西安事变后的善后工作要做好，这是一个信誉。”

“是的。再一个，西安方面强烈要求释放张学良，不知委员长有何安排？”李石曾道。

“我想请他到雪窦山来玩几天，这里风光很美。”蒋介石道：“请你回去把他请过来。”

“好。”

……

就这样张学良又由南京转移到奉化。名曰游山玩水，实则是“严加管束”。

李石曾回到上海向宋子文汇报时：“看来张学良难以回到西安去了。”

宋子文只是叹气：“没有想到竟是这个结果。”

过了好一阵子，宋又问：“委员长没提别的事吗？”实际宋问的是在西安事变时许诺的“改组政府一事，由宋子文和孔祥熙组织行政院，宋子文负责并组成使各方面满意的政府”。

李石曾摇摇头说：“没有提到。”

宋子文又很失望。人不是无情之物。在张学良被囚的日子，宋子文还不断到张的被囚地走走转转，陪张唠嗑。也许宋子文、宋美龄还有恻隐之心，有时还断不了给张送些日用品和名烟名茶之类物品。

那是1937年暮春一天，两辆车迎着落日的晚霞，向层林尽染的雪窦山爬去，路越来越陡……

宋子文和宋子良、宋子安在参加蒋介石亡兄的丧礼后经宋子文提议，兄弟三人特意来雪窦山看望少帅张学良的。为释放张的问题，宋与蒋关系搞得更僵。

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吃完午饭后，在蒋派的一位向导带领下，弃车步行了十余里，来到雪窦寺门前一座古刹。据说这是奉化最大的寺庙，光和尚就有20余人。古刹左侧有三间青砖造的瓦房，是蒋介石专门为囚禁张学良指令军统特务建造起来的。

宋子文一行来到古刹后，军统局的监视人员便把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带到屋子里面去了，几名卫士则在外面等候。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张学良送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兄弟仨出来。张学良身体十分瘦弱，面容憔悴。张学良与宋氏三兄弟分别时，咽喉哽塞，两眼泪汪汪的，宋子文也潸然泪下，跟随在张学良身后的赵四小姐更是泣不成声。

……

过了不久，宋子文再次来溪口。张学良陪宋子文游览雪窦山，两人谈话非常随便，话题也很多，谈兴极浓。宋子文还在山上住了一夜，与张学良抵足长谈至深夜。次日晨，宋子文下山时，张学良与宋子文依依不舍。

对于蒋介石囚禁张学良，宋子文是十分气愤而又无可奈何的。宋子文曾对其亲信说：“蒋介石对张学良这样处置太糟了，我苦谏几次，他都不听，真叫人伤心。”

宋子文对张学良讲：“委员长希望你休息几年，闭门休养，研究学问。”然而，“休息几年”完全是骗局！张学良将军长期遭监禁，一直处在特务们的严密控制之下。

后来，他们又把张学良转移到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和沅陵、贵州修文和桐梓等地。

5年后的一天，被囚禁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的张学良患急性盲肠炎转为腹膜炎，不得不开刀切除了阑尾。

这时宋子文在美国未回，戴笠向在美国的宋子文报告了这一情况。翌日，宋子文复电戴笠道：汉卿割治经过良好，甚慰。务请逐日电示病情，并祈饬属慎护为祷！

同日，宋子文又致电张学良慰问，电云：

顷闻兄患盲肠炎，割治经过良好，稍慰悬念。尚祈格外珍重。已请雨农逐日电夫人，恐焦念过度，有碍健康。

在发电前，宋子文删去了电文的最后一句，可能是担心张学良反过来忧虑妻子于凤至的健康，反而加重病情。

这时的于凤至身体状况极为不好。张学良被囚禁后，即由赵四小姐相伴，流转各地。而于凤至积郁成疾，患乳癌赴美就医。宋子文是不敢将于凤至的病情真实的情况告诉张学良的。这说明宋子文对其一家深表同情。

尔后，宋要戴“逐日电示病情”，戴笠自然领会。

7月17日，戴笠由贵阳致电宋子文：“震电奉悉。汉卿先生由盲肠炎溃烂变为腹膜炎，经割治后现已平复。自昨日起热已退清，精神甚佳。委座对汉卿先生病极关心，晚当慎护一切，请勿念。闻公署过劳不适，至念，敬祝健康。晚笠。筱。贵阳叩。”

其实，张学良的病并未“平复”，而日益恶化。迫不得已，又进行了第二次手术。

8月17日戴笠于重庆致电宋子文，报告说：“汉卿先生疮口脓尚未清，已续行开刀，但无妨碍，乞勿念。”

张学良的病，动了两次手术，拖了好几个月宋子文似乎也有点着急。1942年1月26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兄病况，盼示。”短短六个字，流露出宋子文对张学良的关切之心。

祸不单行。由于蒋介石的迫害，张学良一家在张学良患病期间，其长子在伦敦得了精神病。

于凤至致函国民党政府驻英大使顾维钧给以照顾，顾维钧竟不复电。

8月20日，宋子文致电顾维钧：“汉卿长公子马丁，入牛津精神病院。其弟在伦敦，请询病状，可送美否？请复示？”

22日，顾维钧复电宋子文，表示不同意送其长子赴美医治。顾维钧称：“马丁在医院，一时尚不能出。医生曾证明，有精神病恐到美不便。其弟在飞机厂事忙，昨甫获晤。彼以暂留就医为宜，并拟辞去飞行任务，可忖照顾乃兄。倘在美预为商治，特许登岸，彼当伴送，汉卿夫人函迟为复，祈代致歉，容另告。”

当时，于凤至夫人的健康状况不好，因此，宋子文和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商量后，决定对于凤至保密。

11月12日，宋子文致电戴笠：“汉卿长子，入伦敦精神病院。因张夫人病，迄未复元，商得其女同意，暂不转达。闻汉卿现在重庆，不知确否？近体如何？请兄将此事，先告知四小姐，酌量情形通知汉卿，其夫人心神亦颇瞀乱，最好有一信来，以资安慰，盼复示。”宋子文既要关注在重庆被关押的张学良，又对曾经同宋美龄结为金兰的于凤至极为怜悯。目睹张学良一家如此悲惨境况，宋子文心中总有些不安。

同年12月4日，张学良的女儿张娴瑛结婚。宋子文特地于3日致电戴笠，请他转告张学良，电文说：“汉卿女子函告，得母同意，于本月4日与陶鹏飞君结婚，请便中转达。”由于此电是经戴笠之手转达，戴笠是否及时告诉张学良，这就不得知了。

1946年11月，蒋介石密令特务将张学良押赴台湾。

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所说：保证张学良今后的安全，答应的“西北军政由张、杨负责”的条件，完全成了一纸空文，化为泡影。

蒋介石在软禁了张学良将军以后，又逼令杨虎城辞职“出洋考察”。实际杨的结局比张更惨。

1937年3月，宋子文对十七路军驻南京代表李志刚说：“委员长病好了，腰也不怎么痛了，愿与杨见面，并且表示期望自动去看他，不提是他要见，以为这样见面，最能恢复感情。”

李志刚将这番话转达给杨虎城，听完后并未理睬。后来，顾祝同也说出了同样的话，杨虎城才意识到这就是“命令”，方同意与蒋见面。

3月中旬，杨虎城将军赴杭州会见蒋介石。宋子文参加了这次会见。

蒋介石在同杨虎城谈话中首先自我吹嘘一番。他说：“我向来对人宽大，不记旧怨，以往对人，你是全知道的，不必多说。”蒋介石虚情假意，企图麻痹杨虎城一行。

接着，蒋介石居心叵测地说：“在事变中各级人员（指蒋介石的亲信）对你是有不满情绪的，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些不便，不如先往美参观一个时期，回来再任职，出国费用可由公家负担，启行的时期也不必规定，可以从容准备……”这是蒋介石会见杨虎城的主要目的，就是企图通过逼迫杨虎城“出国考察”，来解除杨虎城对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的控制，达到迫害张学良和杨虎城的目的。

杨虎城早就料到蒋介石会对他下毒手，但只有当面答应“出国考察”。

杨虎城回到西安后，并不准备“出国”。他认为，抗日战争即将全面爆发，一旦抗日战争爆发，他就不必出国而可直接在国内参加抗战了。

为了催促杨虎城出国，宋子文对李志刚说：“这是最轻微的纪律处分，是经过研究的，对杨是有益的。”他还要李志刚向杨虎城详加解释。

在蒋介石的一再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离开西安，在上海西爱咸思路宋子文公馆住了一段时间，在宋子文帮助下办理了出国手续。

在蒋介石的催促下，杨虎城不得不填写了两份表格，其中包括出国参观考察的项目、范围和往美、英、法、瑞士等国行程计划，并且写了两份报告，一份送南京军委会办公厅，一份送南京政府外交部，办理出国护照。蒋介石批给杨参观考察资金15万，由宋子文交中介人换成英币。同时，宋子文还派了一名姓王的翻译随同杨虎城出国，负责为杨经办官场交际和翻译事项。

6月29日。

杨虎城将军一行由上海乘美国“胡佛总统”号客轮东渡。

在杨虎城出国考察期间，宋子文一直同杨虎城保持着通信联系，向他通告国内的形势和南京政府的态度。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宋子文于7月10日和11日，接连自上海致电杨虎城。第一封电报说：“卢沟桥战事已停，目前不致扩大，如有变化，当续告。”第二封电报却说：“卢沟桥战事停而复作，敌由关外调来大队。我方已准备作战。”接到第二封电报后，杨虎城经过一番思虑回电宋子文：“两电均敬悉。日寇进迫，国将不国。噩耗传来，五脏痛愤。弟为革命军人，何忍此时逍遥国外。拟由旧金山返国抗敌。乞转陈中枢。”同时杨虎城还致电到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队，返国抗敌。

7月14日，宋子文致电刚刚到达旧金山的杨虎城，说：“依目前情势，请将军稍缓返国。”

看完宋子文的电报，杨虎城沉默了，十分不快。

为了表示返国杀敌的决心。杨虎城于16日专报南京政府，请求准予中止考察军事，返国杀敌。另外，又致电宋子文，表明决心，希望他能从旁促其实现。

宋子文请示了蒋介石，蒋的态度十分生硬。

最后杨虎城终于在宋的允许下，回到香港。宋子文又到香港看望了杨，并交给他一张从香港至长沙的飞机票。要他在长沙待命。

杨虎城到了长沙后，蒋介石要约他赴南昌相见。当杨好不容易赶到南昌，这时戴笠告诉他：“委员长刚走，要你到武汉相见”。杨虎城信以为真，又赶到武汉。又说蒋委员长又到了南昌，要他去南昌求见。实际蒋介石压根儿就不想见到杨虎城，而是一种计谋。

后来，杨虎城就这样被长期监禁起来。先由长沙，后转移到益阳、贵州息烽山以及四川渣滓洞中美合作所等地。1949年9月6日，在大陆解放前夕，杨被蒋的军统局特务杀害于中美合作所。同时被杀害的还有杨虎城的次子、幼女和《西北文化日报》社长宋绮云夫妇。其夫人谢葆真被捕入狱，不久被折磨而死。

悲哉，历史的悲剧。

第十六章

抗日救国

“七七事变”，拉开全民族抗战的序幕

卢沟桥位于北京城外西南的永定河上。

“明昌二年三月桥成，敕命名广利，并建东西廊以便旅客。”建成后的石桥长266.5米，宽7.5米。桥下11孔，桥上142根石柱，柱上刻有姿态各异的大狮子281头，小狮子204头。桥正对着宛平县城，在桥东头，有清朝乾隆皇帝所题的“卢沟晓月”碑。据说这“晓月”是另有原因的：每当旧历的月尽头（晦日），天快晓时，下弦的钩月在别处还看不分明，如有人到此桥上，他便先得清光。漠漠之风沙，呜咽之河流，“卢沟晓月”在中国古老文化的熏育下，呈现给世人无尽的遐想。

1937年7月7日，如往日一般宁静的夜晚漂浮着不安的气氛。

宛平城东北不远的地方，日军正在进行军事演习。守城的中国士兵注视着近在咫尺的日本兵。沉重的气氛压迫得每一个人都有些喘不过气来。这些个子不高却凶恶卑鄙的日本军人总是在其演习后借口找茬，然后提出一些无理要求。这次又不知酝酿出什么阴谋来。

果然，演习不久，一批日军来到宛平城门前，声称有一名士兵去向不明，要求进城搜查。面对日军的无理要求，中国守城官兵断然予以拒绝。正在演习的日军当即包围了宛平县城，造谣说演习的日本兵听到宛平城内的枪声，引起混乱，结果以丢失一名日本兵为理由，要求进城搜索，但遭到中国守军的拒绝，并向周围日军请求增援。

此时，得知消息的北平市长、第二十九军副军长秦德纯明确指出：“卢沟桥是中国之领土，日军事前未得我方同意在该地演习，已违背国际公法，妨害我国主权，走失士兵我方不能负责，日方更不得进城检查，致起误会。”为防止日军故意找茬，便指示在天亮后帮助寻找。

然而日军所谓丢失的那名士兵，因解手离队，已经归队，宛平城内如何找到？受调查之命的宛平县县长王冷斋没有发现日本兵的影子，便于8日凌晨赶到日本特务机关解释。此时，失踪的日本兵回到部队的报告也已经到达。蛮不讲理的日本军官松井表示即使日本士兵回到部队，但为什么会失踪还需要调查。王冷斋十分气愤，如果要调查原因，只要问一下那个日本兵不就清楚了。然而，已经开始行动的日军岂会就此罢手。7月8日凌晨5时，早有密谋的日军开始对宛平县城发动进攻。“七七事变”爆发了。

“七七事变”的发生并不是偶然的事件，而是日本全面侵华战争中所走的必然的一步棋。伪满洲国的成立以及华北事变的顺利解决使得以裕仁天皇为首的日本右翼势力得意忘形，加快了对中国的侵略步伐，整个国家的经济体制已经完全纳入战争轨道，1911年与美国签订了《美日通商航海条约》后，确保了石油、角铁、机械、飞机材料等军需材料供应，建立起以生产各种战争物资为主体的军工生产体系。在政治体制上，日本也进一步法西斯化，对外侵略愈演愈烈。华北事变后，日军千方百计地扩大侵略行动，不断派遣大批的日本军人和特务潜入华北各个城市进行侦察、策反活动，为下一步的侵略计划做准备。“七七事变”后，日军又占领了平津地区，开始由平汉线、津浦线南下，叫嚣“三个月内灭亡中国”。

“七七事变”的发生，彻底暴露出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从根本上触动了蒋氏政权的利益，迫使蒋介石停止内战，采取“全国抗日”，“必出以最后牺牲之决心，绝无丝毫犹豫之余地”。

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庐山谈话》：

我们的东四省失陷，已有六年之久。现在冲突地点已到了北平门口的卢沟桥，如果卢沟桥可以受人压迫强占，那么我们五百年的故都，北方政治文化中心与军事重镇北平，就要变成沈阳第二！今日的北平如果变成昔日的沈阳，今日的冀察亦将成为昔日的东四省。北平若可变成沈阳，南京又何尝不可变成北平！……我们固然是一个弱国，但不能不保持我们民族的生命，不能不负起祖宗先民所遗留给我们历史上的责任；所以到了迫不得已时，我们不能不应战。至于战争既开之后，则因为我们是弱国，再没有妥协的机会，如果放弃尺土寸地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那时便只有拼民族的生命，求我们最后的胜利……我们希望和平，而不求苟安；准备应战，而决不求战。我们知道全国应战以后之局势，就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绵之理。如果战端一开，那就是地无分南北，年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

《庐山谈话》表明了蒋介石开始履行自己在西安事变中所做的政治承诺，宣告了全民族抗日战争的开始。

“三个月灭亡中国”

中国全民族的抗日战争虽然开始了，但是由于两国的科技水平和军事实力相差很大，战争一开始，就呈一边倒的状态，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中国军队连连后撤，狂妄的日本军人竟叫嚣着一个月占领太原，十天占领上海，三周占领南京，一个月占领武汉，在华南一举攻占广州，在三个月内灭亡中国。弹丸岛国竟想演一出蛇吞象，其图谋可谓疯狂。

蒋介石对日本这种狂妄的态度十分恼怒，决心与日本一较高下，但由于实力相差悬殊，只得采取战略防御措施，尽量阻延日军的进攻态势，利用广阔的国土，力图在持久战中取得胜利。在这里，我们首先了解一下“八一三”抗战，这次会战，是蒋介石决心抗战的第一次会战，蒋介石欲在此次会战中出了一口恶气。

一贯不把中国士兵放在眼里的日军将进攻的矛头直指上海，因为上海是中国的经济文化与军事中心，占领上海不仅可以削弱中国的反抗气势，同时还可溯江而上，直逼南京和武汉，迫使国民政府投降。

然而侵略者却忽视了中国人民反抗压迫的革命传统，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更何况这次有国民政府的号召。侵略者的不义行为必将受到人民战争的打击。

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正在召开一个紧急会议，讨论即将打响的上海会战。

“日军如此嚣张，乃是英美等西方诸国坐视不理之果，今以上海作为战斗地址，一可威胁西方国家的在华利益，迫使他们表明态度；二可牵引日军在华北主力，使其不能自北而南切断国民政府的西撤之路，威胁抗日腹地。”蒋介石回过头问，“对于上海之战，吾欲拼力而争之，诸位有何良策？”

“日本此次兵发上海，来势凶猛，但持久能力不强，我军若有强有力的援军支持，取胜必有希望。”张发奎首先发了言。

“我看还是做两手准备，上海能保则保，不能保则应将我军主力撤出战场，以备后续作战。”何应钦觉得上海战役胜算率不大。

“日军军事装备远胜于我，取胜务必取进攻，进攻需要兵力，敌有炮弹，我有人弹，报效党国，在此一役。”陈诚斩钉截铁地说。

……

你一言，我一语，会场一会儿就开了锅。

蒋介石左看看，右看看，发现旁边的冯玉祥一直沉思没有说话，于是点将道：“冯将军，你在想什么呢？”

冯玉祥抬头看了一下蒋介石，他对老蒋谈不上什么佩服，对老蒋弄权逐利的手段也非常反感，但人在屋檐下，岂能不低头，何况这有关民族的大事，不可计较个人私怨。他不紧不慢地说：“日军兵势凶猛，但援军较少，我们尚可坚持一段时间，一旦敌人援军到达，以敌之武器装备，攻陷上海也只是时间问题。我以为，上海之战，只要达到拖延时间，消耗敌军实力、吸引敌军主力的目的就算成功了。”

“言之有理。”蒋介石点点头。此次上海之战，他也拿不准能否胜利，但小日本欺人太甚，得了东北也就算了，但是却还要华北、华东，岂不是还想要整个中国？不给他点厉害瞧瞧，他还是不知道满足！

会后，蒋介石组织第三战区，由冯玉祥指挥，后由于增援的队伍来自南方各省，便亲自兼任战区司令官，协调各军的战斗。

8月13日，日军像“七七事变”一样，故伎重演，声称士兵失踪，悍然向上海发动了进攻，驻扎在上海的中国军民，面对绝对优势而又准备充分的日军，积极应战，体现出民族之魂魄。日军久攻不下，屡屡要求增援，兵力达到30万人，大炮、坦克、飞机、军舰等重装备武器悉数用尽，不过才攻下虹口、闸北。

恼羞成怒的日军于8月20日发动全线进攻，海陆空三军齐向上海压来。尽管在敌人猛烈的炮火和飞机轰炸下，中国士兵成建制连、成建制营地牺牲，但是英勇的官兵们视死如归地坚守阵地，没有后退一步。

日军司令松井石根又要求增援五个师团，于9月5日向宝山城发起猛攻，在日军30艘舰艇的炮火压制下，宝山城里一片火海。负责守卫宝山城的十八军五八三团三营500余名官兵全部壮烈牺牲，这就是著名的宝山城保卫战，不可一世的日军还是没有前进一步。

10月底，日军在强大的重型武器的掩护下，又发起新一轮的攻击，由于日军重型武器杀伤力巨大，中国守军伤亡惨重，虽然顽强抵抗，但已无法挡住源源不断的日军进攻，一步步陷入被动局面。为保主力不被消灭，中国军队开始撤退。11月12日，日军占领上海。

上海会战，意义十分重大，一方面，日军伤亡惨重，从此改变了对中国士兵的认识，调整了对华策略；另一方面，国际上如英、美等西方国家也改变了对中国的态度，纷纷调整对华政策，使中国的抗日战争有了国外援助；第三，三个月的上海保卫战为重工业设备、院校、机关、物资等向后方大转移提供了充足的时间，使中国的经济未受到彻底的打击。

在这次战役中，中国士兵表现出的顽强斗志和视死如归的民族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全国人民的抗日热情，蒋介石作为这次战役的领导者，成为人们心目中的“抗日英雄”。

首都南京城的陷落

国民政府军在上海与日军殊死一战，确实吸引华北的日军向上海方向援助，但此时的华北区国民党军却按兵不动，采取守势，而不趁机攻击已经抽空实力的日本华北方面军，客观上，给了华北日军以喘息的机会。要知道，在战场上，机会稍纵即逝，在取得上海会战胜利的日军旋即进攻察哈尔省，攻占张家口，补充华北地区的兵力。

面对日军的进攻，负责守卫北平南郊任务的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峙竟向南一口气逃到保定，而日军依靠铁路，向南迅速深入，相继占领保定、沧州。

经过一番部署，蒋介石命韩复榘派两师增援山东，但韩复榘为保实力反而南下撤退，日军不战而胜，又南下占领青岛、泰安。更为可恨的是在保定会战失败的刘峙又一口气跑到河南，使得山西一下子暴露在日军的进攻中，日军分三路进攻山西，不久占领太原。

蒋介石的算盘落空了，虽然在敌后的八路军频频破坏日军的交通线、补给线，阻碍日军南下作战；虽然部署的中国军队对日军进行了有效的打击，但个别队伍的逃跑影响了刚刚形成起来的全国抗日气氛。蒋介石感到失望，各军在战斗中只想保存自己的实力，有了兵才有权，这是军阀时期再明白不过的道理了。

太原失守，标志着整个华北的沦陷。日本侵略者开始了由北向南的长驱直入，虽然蒋介石采用黄河决堤，但也只不过略微拖延了日军的侵略速度，从根本上解决不了实际问题，相反，黄河决堤造成的社会危机和自然生态危机也是十分严重，蒋介石应该承担其中的责任。

南京城内一片混乱。哀嚎声、车笛声、斥骂声、枪声、孩子的哭声交织在一起。马路上，行人脚步匆忙，装有大包小包的马车和商旅官长的洋车在嘈杂的人群中穿梭。

国民政府。

青天白日旗在这阴霾的天气里显得无精打采。一向威严的卫兵也不时透出不安的表情。

宽大的会议厅内。

蒋介石阴沉着脸，不说一句话。

是啊，本想着让日军吃一些苦头，但如今却让他们这么快就打到家门口，他感到胸中的那口恶气更重了，压迫得他有些喘不过气来。

何应钦这时起身打破了尴尬的安静。

“委员长，我看现在不是追究谁的责任问题，该认真地研究当前的形势，日军现在从西、北、东三方面向我进逼，陆海空三军都强于我方，形势十分危急，该迅速做出决策呀。”

蒋介石将怨气压了一下，扫视众将。“你们都是我的左膀右臂，关键时候还是需要各位尽力尽责，虽然日军占领华北，威胁南京，但也不过是我们早已料到的情况，但南京有国父之墓，岂可不守！”

大本营作战组长刘斐力主弃城：“蒋委员长，日军陆海空力量明显强于我方，如果死守南京，不过是螳臂当车，我们的主力反而受损严重。这有悖于先前我们拟定的保存实力，与日军展开持久战的思想。我认为，只要用18个团左右的兵力，象征性地进行防卫战，然后主动撤出南京城，对于国父，也算是个交代。”

素有小诸葛之称的白崇禧和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也表示赞同。

白崇禧说：“近几次作战，我方军队损失颇大，需要休整一段时间，俗话说‘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只要我们度过这段休整期，还可以卷土重来嘛！”

蒋介石有些犹豫，南京作为国民政府首都，就这样轻易送给敌人，他不想担放弃南京的责任，但是，却没有人主动承担责任，怎么办呢？

这时，训练总监唐生智也站了起来：“委员长，首都是国父陵墓所在地，值此大敌当前之际，如不牺牲一二员大将，我们将对不起总理的在天之灵，更对不起我们的最高统帅。我愿领兵，与南京城共存亡！”

“哦，唐将军，你的勇气令大家钦佩，但是强敌来袭，不好抵御呀！”蒋介石听唐生智提出死守南京城，内心不禁大喜，但面上仍带关切之色。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唐生智不才，愿以身殉国。”唐生智斩钉截铁地说。

“那好，在座的还有什么意见？”蒋介石又看了一下文武诸官。

下面相视无言，他们虽然知道南京城肯定守不住，但谁也不敢提出异议，谁也不愿背负放弃南京的黑锅。就这样，唐生智临危受命，担任南京城的卫戍司令长官。

12月12日，日军实施了对南京城的合围，炮火笼罩着整个城市。面对敌人强大的军事压力，最后唐生智只身率领少数部队突围，留下大批军民被困城内。

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竟然开始了长达六个星期的大屠杀，据战后远东国际法庭在判决书中说：“在日军占领后的最初六个星期内，南京及其附近被屠杀的平民和俘虏，总数达20万人以上。”这种估计并不夸张，这由掩埋队及其他团体所掩埋尸体达155000人的事实就可以证明……这个数字还没有将日军所烧毁了的尸体，以及投入到长江或以其他方法处理的人们计算在内。

悲哉！痛哉！

反思现在日本还有一些人，竟不愿承认，甚至想抹杀这段历史。但历史终旧是历史，谁也抹杀不了，日本军国主义对中华民族所犯的滔天罪恶必将受到惩罚。

第十七章

航空“司令”

宋美龄，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

宋美龄问鼎权威，向权力靠拢，蒋委员长也给夫人以权力——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不少人背后叫她“航空司令”。宋美龄没有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兜里掏一分钱，而得到了120架飞机的援助和一个“空中外籍兵团”。消息传到国内，引起轰动。包括蒋介石也不得不对妻子的外交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

在蒋氏家族中，宋美龄可谓是位大忙人。

如果说蒋介石是盘磨，那么宋美龄则是磨道里奔跑的小驴子。自从宋美龄走进蒋家门以来，她随着战火的纷飞，忙里忙外，忙东忙西。她精力充沛，蒋介石给她提供了权力。宋美龄认为，有权便能控制局势、控制人。蒋介石手中的权力使她有机会进行历史性改革，根据她的意愿改变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提倡“新生活运动”。当时，街上流行红裙子就是宋美龄的意志体现。正如威斯理安大学里的女管家所讲的，宋美龄除了活泼之外，最明显的特点就是绝对服从权威。也许权威是改变命运的关键吧。

这个事可追溯到“九一八”事变后，上海、南京、北平、天津、武汉、长沙、杭州、西安、广州等地的学生、工人、市民，纷纷罢课、罢工，游行示威，要求国民党政府抗日。各地人民还组织各种抗日救亡团体，展开抗日活动，各城市的学生组织请愿团前往南京，要求国民党政府出兵抗日，收复失地。1932年12月中旬，北平、上海、南京等地学生三万多人，汇集南京，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党政府请愿示威。要求抗日的标语、传单撒满了大街，雄壮的爱国呼声震动了全城。国民党政府拒绝接受群众的正义要求，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枪杀了不少爱国学生。国民党政府的血腥屠杀，更加激起了人民的愤怒……

面对着这种情况，蒋介石深感兵力不足。特别是在“剿共”第一线，炮火的不足，不能构成立体式的作战。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的地步，开始着手成立航空委员会，加强年轻的航空部队的建设。选谁出任这一要职呢？蒋介石开始注视他的“贤内助”了。

“要建航空部队，那当然好！不光威风，更重要的是加速‘剿共’的步伐！”孔祥熙、宋子文、宋霭龄、宋美龄等频频催促。

宋子文对蒋的态度始终是不大客气的：“你要知道，自从‘九一八’以后，国民党的政治威望大大地打了折扣，这是日本向我们亲美英政权的挑战。要我说，不光成立航空部队，还得成立一套特务机构哩！”

“对！”蒋介石肯定道。早在数年之前，蒋介石除了研究《曾文正公全集》之外，对德、意的特务机构兴趣更大，他命令手下几员大将研究古今中外的特务组织，希望组成一个更有效率的机构，来巩固他的地位。“那好，今天这两个事一起凑凑，讨论出个初步意见来。”蒋介石说到这里，把目光转向子文，“你先拿个意见吧！”

“关于航空部队的成立，我没考虑成熟。”宋子文也不客气道。“关于特务机构的名字暂且不说，我看这个机构的宗旨是：强化独裁政治，镇压新的革命情绪，在军事上继续‘剿匪’，在组织上肃清异我，在政治上进行CC社的秘密活动，在经济上进行统制经济，在军事中进行复兴活动，可以完全是一个严密的军事政治经济体系。”

宋霭龄一笑：“听美龄说你深更半夜还同德国顾问研究，是不是什么蓝衣社？”

蒋介石点点头：“他们已经研究了好久，蓝衣社这个名称是非正式的，刘健群提出过，说希特勒有黑衫党，墨索里尼有褐衫党，我们也应该来一个蓝衣社，临时采用蓝衣社这名字。”

“到底叫什么名字呢？”宋美龄也不大感兴趣，“总要响亮点，名不正言不顺那就不好。”

“但是，”孔祥熙插嘴，“总要有个中心。”

“中心是法西斯！”蒋介石瞪着眼睛，“说了半天，难道你还没有弄清楚？子文刚才说过，国民党的声望低落了，我个人的名誉也打了折扣，那就得想办法挽回！想什么办法呢？跟希特勒学！跟墨索里尼学！谁都知道德国同意大利，完全是依赖独裁政治而完成‘革命’的，所以我们的口号与目的是，”蒋介石一字一顿，“借法西斯之尸，还国民党之魂！”

“你有把握吗？”宋子文抽着雪茄，躺在沙发里冷冷地问他。

“当然有！”蒋介石有点反感，“一方面，我派了大批人马到德、意两国去留学。一方面，我自己也在学，刚才大姐说美龄告诉她我深更半夜还在同德国顾问谈天，那是不错的，”他摇晃着大腿，“最近我学到很多东西。”他笑得有点得意洋洋，“我决定把纬国送到德国和意大利去，让他多见见世面。”

“别提你的宝贝儿子，”宋美龄撇撇嘴，“你瞧你把那个大宝贝送到苏联，他要‘大义灭亲’革你的命哩！你不怕你那个小宝贝将来从德国回来，也要来这一手吗？”

“你不要这样说。”蒋介石对她太太始终畏惧三分，平时在她面前不但不提经国、纬国的名字，而且也不让他们见面。今天大谈法西斯聊得高兴，说顺了嘴便提到了小儿子，果然惹起了宋美龄的反感，但当着这么多人，蒋介石不得不顶几句：“经国是环境使然，他‘大义灭亲’那一套，说实在话，过后想来我反而很高兴，因为这是他跟托洛茨基这批前辈往来得多了，也学到了这一手功夫，我可以同你打赌，他将来回国不反对共产党才怪！”他瞪瞪眼，“至于纬国，他年纪还小，什么时候出发去德国我还没有决定，不过去是去定了。德、意两国不同于苏联，也绝不会再来一个‘大义灭亲’的，你放心。”

“时间不早了，”宋子文看了看手腕上的表道，“那就再谈航空部队的成立一事。”

“关于建立航空部队一事，想法很久喽！”蒋介石以委员长的口气道，“它是显示国威军威的象征，当然也是壮我们蒋宋家族的门面！子文啊，这个事还须你掏钱包，我想向美国购买100架作战飞机，怎么样？”

“只要壮我们蒋宋家族的门面，我掏钱；不过得找一位干事精干的人。不然，我是舍不得掏的。”宋子文道。

“这个人已物色好了，保你满意！”蒋介石目光炯炯。

“是谁？”

“美龄！”蒋介石语气肯定。

“我看可以！”宋霭龄嘴快。

“我同意霭龄意见。”孔祥熙也随着道，“小妹对美国情况很熟，在当今中国找不到第二个比她更合适的人选。”

“那就这样定了！”宋子文道，“小妹办事我放心。”接着他把头转向宋美龄，“小妹，大家都相信你，你呢？”

“我，”宋美龄权欲熏心，她早想从政参政，显示自己卓越的领导才能，一直没有机会。听到蒋介石的提议和大家都赞成的话，心里高兴，“让我干我非干出样儿让大家看看！不过让我干，我还有个条件呢。”

“什么条件？”蒋介石道。

“委员长，我要权，凡是我应有的权力都给我。我不愿当那个有职无权的哈巴官。”宋美龄道。

“我任命你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可以了吧，大权实握！干好了，将来给你个空军司令！哈哈……”

“此话当真？”宋美龄反问。

“可以当真！”

“咱们一言为定！”宋美龄扬言道，“我要对‘共匪’采取报复，我要坐飞机去江西轰炸‘共匪’的老窝！”

“是啊，第一夫人就应该有第一夫人的风度！”孔祥熙逗她道。

“说正经的。”宋霭龄嗔了胖丈夫一眼。

“祥熙说得好！”蒋介石补充道，“我想从黄埔军校六期学生中挑选一小批人在南京成立航空班，并在军政部下面设立航空署。然后再成立几个航校，培养一批精干的飞行员。”

“哪几个航校？”宋美龄问。

“南京、洛阳、南昌。”蒋介石回答。

“好，我都统管起来！”宋美龄好大的胃口。

“我再给你请位懂行的顾问，给你做顾问主任，好不好？”

“你说是谁？”

“周至柔。”蒋介石答道，“人很好，既有魄力又有经验。工作有难处我还可以过问。”

“那好。”宋美龄虽然想揽权，但觉得自己是外行，她同意了。

抗战爆发的前一年。

正值蒋介石五十寿辰，缺乏经费的国防局，借此机会掀起了广泛的“献机祝寿”运动，从全国民众中筹款向美国、英国购买了100架老式的霍克Ⅲ式驱逐机和海盗机，扩编空军装备。

抗战爆发时，虽说在航空委员会注册的各种杂牌飞机有500架，其实可供作战用的仅有91架，许多飞机是孙中山时期留下来的，都未从注册簿上注销。此外，中国空军原拥有的美制霍克式飞机已经陈旧不堪，新组装的意大利菲亚特式飞机质量又非常差，有的初次试飞就摔了下来，被飞行员称之为“空中活棺材”。

中国的航空修理技术还很落后，迫切需要一批“航空医生”。有人提出来怎么办？

“我去请！”宋美龄一口应承了下来。

“到哪请？”周至柔问。

“美国。”

“美国是你的第二故乡，我赞成。”

“我不光请‘医生’，我还想要几架新式飞机哩！当然这一切都要靠面子啦！”宋美龄说完淡淡一笑，她做任何事都觉得很轻巧、很容易。同时，她认为这也是施展她外交天才的良机。

“你什么时候出发？我好到机场送行。”

“处理完手下工作，一个星期后吧。”

“好，我祝贺你。”周至柔说。

宋美龄的美国之行

一周后，宋美龄登机从南京启程。

到机场欢送她的不光有航空委员会的要员，还有蒋、宋两家，包括委员长蒋介石。

“祝你一路顺风！”蒋介石和夫人握完手，把一束象征友谊和吉祥的鲜花献给宋美龄。

“谢谢，请诸位坐等我的佳音。”宋美龄风度翩翩，袅袅婷婷走上舷梯，在舷舱口旁，又举起了鲜花向送行的人员频频致意。

一阵轰鸣，飞机像只大鸟般地起飞了。

白云托着飞机，飞机在白云上穿行。它要把宋美龄和她的随行人员从大洋的这岸送往那岸。

从飞机往下眺望，未受战争影响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犹如幻想中的童话城市。

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高耸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具有民族文化交融特色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接。后来，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一展现在她的眼前。

宋美龄走下飞机，并没有像她想象的那样激动的场面：罗斯福和夫人以及众多的人群，五彩缤纷的鲜花，穿着整齐的军乐队，抛向空中的彩球，以及久日不见后的拥抱。

走出机场大门，宋美龄有点茫然，车辆往来如梭，广告牌上大白天也亮着霓虹灯，穿戴体面的女学生打闹着跑过去，差一点踩着宋美龄的脚尖。

由于大量销售战争装备，美国正在走向前所未有的繁荣，五花八门的消费品、保健品，堆满了商店橱窗。芝加哥的皮鞋、纽约的吸尘器、洛杉矶的音箱、费城的风扇，与百老汇来的演出队争相招徕顾客。

宋美龄无心光顾这些，她真想骂娘。正在她心急火燎之时，一辆总统府轿车驶来，戛然停在她的身旁，车速过猛，兜起一阵风尘。车门开处，出现一位修饰体面的胖胖的贵妇人。用不着介绍，她就是总统罗斯福的夫人。

“您好，美龄！”总统夫人把怀中的鲜花献给了宋美龄。“车子半路抛了锚，让您等急了。真对不起！”

“总统夫人，您好。”宋美龄出于礼节，接过鲜花，满面笑容，“我们都是老相识了，没有什么。”接着她又把自己的随从人员逐一地做了介绍，然后上了车。

“总统阁下忙吧？”宋美龄上了后座，问道。

“他这几天正在国会大厦开会，忙得不可开交，接到您的电报，让我负责您的接待，有什么事我们俩尽情谈吧。”

“这是介石给总统阁下的亲笔信，请您代转给总统。”宋美龄随手打开黑色皮包。

“好好，我一定办到。”总统夫人接过了信。

“另外，关于我这次贵国之行，有关意见书，也呈交给总统。”宋美龄嫣然一笑，“请夫人尽快给我个回话，中国战事吃紧，恐怕我不能久待。”

“你应该多住些日子。”罗斯福夫人接过意见书，“你还像过去那样，办事这么急。”

“还记得那次没有赶上飞机，我急得哭吗？”宋美龄道。

“那是十多年前的事啦！”罗斯福夫人回忆道，“是有这么回事，不过现在你是中国第一夫人了。介石很有头脑，中国不是让他给统一了，就连孙中山都没能真正做到啊！”

“您又夸他了，”宋美龄道，“他也只不过是顺应了历史，没什么可赞扬的。如果说他有成绩的话，全是贵国的倾囊相助啊！”宋美龄说到这里，突然话锋一转道，“这次我来也是向贵国求援来了，不光求物还要求人哩。”

“那好，总统很关心中国的事！只要你来了，我想他是好说话哩！”罗斯福夫人慢慢地说，“希望你多住几天，我陪你到新开发的旅游胜地巴尔溪去玩一玩。”

“那好，我争取，夫人。”

……

车子穿过五角大楼的南草坪，宋美龄被安排在白宫里住下来。

宋美龄的外交公关

从前的朋友都来看望宋美龄，有的还为她举办接风洗尘晚宴。

旋转门转个不停，会客厅高朋满座，裹着夹大衣的熟人接踵而来，带着鲜花和他们浓艳风采的夫人，还有的带着波斯小狗。一位小姐落落大方地弹起了钢琴，她演唱的是《美丽的阿拉斯加》和《朋友，祝您晚安》。五彩缤纷的宴席上，摆着香肠、炸牛排、喜三肝、鸳鸯蛋、女士香槟和德国啤酒以及微甜的俄亥俄白酒。

舞厅里，霓虹灯闪亮着，优美悦耳的舞曲下，对对双双携手迈进舞池跳起来，转起来，优美的舞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休息室里，宋美龄与众多的大学同学聊天，好多人的话题都是想买花园式的洋房，换辆新轿车，购买更时髦的家用电器。福利社会，“三高”社会，有位朋友自信地说，美国正向这个方向前进。舞台的歌星是这样唱，收音机里是这样讲。战争是凶神，美国无意卷进去。

不同的思想，使宋美龄觉得有些说不出的隔阂。朋友们劝她同他们一起做一次环岛旅行，她谢绝了；朋友们劝她参观往日的校园，她也摇摇头；朋友们开车拉她参加美国古老传统婚礼，她推说有事离不开。对于美国国民这种安于现状，她表示莫大惊讶！她想着她的东方，战争的凶神在日继夜行地吞噬着千万个婴儿；战争的火焰在燃烧着千万座无辜的民房……

她开始向来看望她的朋友演讲中国抗战的真情。

有一天，她也记不清确切的日子啦。她去视察工作的途中，日机对前方的村庄轰炸。一排排重型炮弹像火妖似的扑向村庄、民房，一股股烟柱冲天而起，轰炸声、哭叫声、骂人声交织在一起，霎时间村庄夷为平地，化为废墟……

她驱车前往，一千余人的村庄只遗下一个不满周岁的婴儿。婴儿的年轻母亲是被炸弹片击中，临死前她还紧紧地抱住婴儿……

宋美龄从死难母亲怀中抱起婴儿。那婴儿扯人心弦的哭声，合着她的心跳声让她感到震撼。她以妇幼会的名义，向日本军国主义提出了抗议，并向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发出呼吁：救救儿童！

她的宣传开始曾遭到她的朋友的轻视，同时也很快得到了一些朋友的承认和同情。她的一位女友曾在《纽约时报》抢先发表了一篇《支持中国正义战争》的署名文章，她为自己的演讲和宣传成功而感到由衷的高兴。

14年前，在这个美丽的国家，宋美龄只不过是一个不起眼的留学生，而今天，她作为中国四万万人口大国的第一夫人、新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出现在这个国家，受到了欢迎。但是使她不满足的是，高傲的美国并没有拿出它应有的热情欢迎她。比如来时的迎接以及她到美国后的工作日程安排，并没有按她设想的去办，她想会见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罗斯福还一直忙于他的国事，至今还没有通知会见日期，作为一个大国的第一夫人，她的自尊心受到严重的伤害。她也深感到祖国的落后必然会导致旁人的藐视，因此她的民族自尊心比任何时候都强烈。她耐心地等待着总统对她的会见。

半个月后，也是她和罗斯福夫人第三次会谈后的隔日，电话铃响了，正式通知了会见的日期。

宋美龄高兴了。

她和她的秘书连夜抄写她的发言纲要……

宋美龄与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会面

白宫。

7日晨。

在白色的铁栅栏后面，太阳光拨动着金色的琴弦，洒落在修剪得整整齐齐的草坪上。高大的云杉环绕在楼房四周，宽阔的树冠直插冬日的天际，轻轻地摇曳着，好像正在倾谈着它们140年来所见证的一切。

一座白色大理石堆砌的喷泉，坐落在一尘不染的草坪正中，四面装饰着精致的雕塑。巧妙地镶嵌在水池中心的人工喷头，不停地将洁净的水花喷射到半空，然后又雨点般地跌落到水池里，在阳光的映照下扬起道道绚丽的彩虹。

这不是一座普通的庭院。它那规整的建筑物内部，布置得像宫殿一般，墙角爬满了常春藤。它那主楼的顶端，终年飘扬着一面星条旗，表明了它那显赫的权力中心的位置。

建成于1792年的白宫，是除华盛顿总统外其余历届总统的官邸，是美利坚合众国政府的象征。

此刻，在一群壮实的警卫的护拥下，一辆轮椅车正缓缓地通过白宫的南草坪。

轮椅车上，端坐着一位仪表堂堂的老人，他的白发修饰得完美无缺，浅绿色的双目明亮而温和，老人的腰板挺得很直，眼睛望着前方，仿佛是一位主宰万物的君主，看也不看他的臣民一眼。事实上，他的行动极为不便，离开他的警卫，他连半步也动不了。

他就是美利坚合众国第三十二届总统、民主党领袖罗斯福。

在白宫西翼的椭圆形办公室内，穿着礼服的宋美龄女士，正在怡然自得地吸着鹿牌雪茄，等候着总统的召见。尽管总统是她的干爸，这次召见也是不容易的呀！

坐在宋美龄对面几张扶手椅上的，除了白宫办公厅主任外，还有航空部和国防部（当时也称战争部）的几位头面人物，你一言我一语地闲扯。

总统罗斯福被贴身警卫推进了椭圆形办公室。

办公厅主任点点头，那些警卫便无声无息地退了出去，还顺手带上了房门。

宋美龄见罗斯福进来，立即起身迎上前去，把一束早已准备好的鲜花献了上去，继而在老人的脸上吻了一下。

罗斯福挥手示意宋美龄坐下，然后道：“我很想了解你们中国的情况，正好你来了，可以当面谈谈。至于还有什么要求，我的官员都在，你也可以提出来，不必客气。”

“那好。”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对答。然后她通报了近两年来的中国风云变幻的形势，从介绍中国四方割据的军阀谈起，讲到蒋介石如何结束中国军阀混战的局面。讲着讲着，她很激动，完全脱离了事先准备的发言提纲。她还告诉罗斯福：“继统一中国后，蒋介石已把他的敌对力量——共产党包围到江西井冈山地区不到百平方公里地域，如果按常规，不出意外的话，近期即可斩草除根！”

“那好，那好！”罗斯福称赞说，“蒋先生还是很有办法的！”他接着问：“哦，日本对中国入侵情况怎么样？你也谈谈。”

“我也正想谈这个问题。”宋美龄道，“日本是一个资源贫乏的岛国，‘九一八’事变以来，它便加紧了对中国的入侵掠夺，现在每天日本都有上百架飞机盘旋在中国上空，轰炸中国的城镇，残杀中国人民。可是贵国作为它的贸易伙伴，对它的战略物资供应有增无减，逐年递增。”宋美龄说到这里，掏出一片纸条，念道：“据统计，1935年日本从贵国进口物资，钢占91%，汽车及零配件占90%，石油及其他燃料占70%，生铁占47%，废钢铁占63%，机械及各种机床占46%。”

椭圆形办公室里静悄悄的，只有福八恩时钟走动的“嗒嗒”声。宋美龄报出的一连串的数字，就连总统身后的官员也未必这样知底，使大家感到一种隐隐的不安，如果有一天跟日本宣战，那些出口的物资就会变成割破美国士兵脑袋的刀片。几年来掉以轻心的麻木意识，让美国人民，包括总统都要重新警惕起来。

罗斯福的办公厅主任也激动地插话：“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国输往日本的战略物资，也基本保持着这样的水平，有的品种还略有升高。这些数字表明，日本人谋求同我国改善关系的要求是迫切的，离开了我国雄厚的物力，他们的战争一天也维持不下去，我跟野村大使的谈话结果，得出的也是这么个印象。”

罗斯福命令他的秘书道：“这些数字很重要。你们把近三年我国对日本国出口物资统计上来交给我。”身旁的秘书向他点点头，接着他又说，“两年前，希特勒曾对欧洲人亲口许下诺言，说他要维持整整一代人的和平……算了，不去提它了，我也天真地上了当。我希望这一次能做出正确的判断。哦，我想听听俄国佬的态度如何？有些时候，赤色分子的行动很有参考价值。美龄，你再接着给我谈谈。”

“好！”在总统面前，宋美龄表现出一种东方女性的温柔美。她理了理腮边的短发道：“最近，日本驻苏大使东乡茂德，向苏俄提出缔结《日苏互不侵犯条约》，目的是减轻满洲边境的压力，以便将其精锐的关东军主力调进长城以内，投入华中战线作战。另一方面，假若缔约成功，苏俄也可以将其屯集在西伯利亚的后备兵团投入西线战场，加强其正面防御。”

宋美龄不断说着，同时又注意地观察着在座诸公的表情。她说：“令人费解的是，苏俄同中国订立了类似条约，却断然拒绝了日本的请求。”

罗斯福的手指轻轻敲击着办公桌的台面。由于上了年纪，他的手已呈灰色，上面还有好些深褐色的斑点，暴露的青筋像一条条小虫。他低下头，他永远不会理解共产党人。但是他了解日本人。

罗斯福的下属都知道他对日本人的反感。这个看法是总统从会做生意的日侨身上形成的。侨居美国的日本人精明得像鬼一样，什么产品他们都可以照样仿造出来，不管什么专利权不专利权。来自远东的情报也谈到，吃苦耐劳的日本士兵，光靠一包大米就可以过活，令人不可思议。

最主要的是，“九一八”以来，日本在中国制造的“满洲国”傀儡政府，从根本上改变了罗斯福对日本内阁的信任。这一次，野村吉三郎或许也是在玩花招，他们已有好多年没有见面了，谁知这位“老朋友”居心何在呢？

“野村差不多有两年没给我写信了。最后那封信是他从日本海军省发来的，他说他一直盼着同我重温旧谊。”罗斯福自言自语地说道，“我过去认识他，我只听说过他是海军方面的专家，没想到他会到这里来当大使。”

总统干咳了一声，扭头吩咐办公厅主任说：“您得慢慢去摸野村的底牌。我想这里面必有圈套，而美国人民不允许我们再中圈套。我看欧洲和亚洲的风势越刮越大，说不定有一天会刮到我们这块乐土上来的。”

美国政府的决策人物们，听到总统这番耸人听闻的话语，无不倒吸一口冷气。

“美龄，你接着谈，你这次来有什么要求？”罗斯福在轮椅车上耸动了一下，挥手道，显然他听得很认真。

“我这次来没有别的目的，主要想把这些严峻的形势通报给您，以便贵国采取应有的防范措施，给强盗以惩罚。”宋美龄挪动一下身子，又侃侃而谈，“面对着这种严峻的形势，中国已着手成立航空委员会，驱逐日本的侵扰。我受中国航空委员会委托，来这里一是解决飞机援助问题，二是给中国已有的破烂飞机请‘郎中’问题。我想贵国政府如果豁达大度的话，应该满足我们的要求，日后我们是不会忘记的。”

“两位部长先生，你们看呢？”身为总统的罗斯福，他并不急于表态，这也许是他的一种高超的领导艺术。

“总统先生，您的意思是不是说，咱们得冒着同日本人翻脸的风险，调兵遣将来支持这项道义性的措施？”国防部长试探性地问道。

罗斯福没有马上回答国防部长的提问，而是慢慢地抬起手臂，让两只拳头抵在一起：“举个例子吧，你们可以看见，我的两只手是势均力敌的，谁也压服不了谁。为什么呢？因为这双手的肌肉、骨头、血管乃至神经，都是相等的。白宫的东楼和西楼是对称的，它们所采用的建筑材料和规模也是相同的。轮船的左右甲板宽窄也是相等的，失去平衡，就有翻船的危险。”

沉默片刻后，罗斯福又接着说：“我的观点可以简单地归结为一句话：要保持我们这个世界的平衡，双方力量的消长也必须保持平衡。自不待言，我现在是倾向于向中国提供有限的援助。”

“总统，我代表中国人民向您和您的国家表示由衷的感谢。”使宋美龄高兴的是她的这趟美国之行没有白跑。她灵机一动道，“我也邀请诸公，带着夫人参加今晚我的答谢晚宴。”“好！”“好！”“好！”椭圆形办公室里传出一阵朗朗笑声。

宋美龄的答谢晚宴

当晚，黄昏伴着暮色悄悄走进白宫的时候，宋美龄精心安排的答谢宴会进入了高潮。

应邀参加的不光是罗斯福总统及其夫人，当然也包括白宫幕僚们。

镁光灯在闪烁，宾主双方入座。这是一次中国式的传统宴会，菜肴之丰盛，堪称世界无比。宋美龄的祝酒词，英文演说，像一篇“稍加修饰的散文”，既有文采又有思想，使在座者无不为之惊叹：“果真是个外交家！一流夫人！”

宴会后，她同华盛顿新闻界进行了更为重要的接触，那是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举行的集会，共有158名新闻记者拥到那里，要再睹一下她的风采。她穿了一套礼服，别致地佩戴了中国空军的双翼徽记，英姿飒爽地向记者们透露了中国的形势，以及日本对华侵略的情况。她呼吁美国人应该支持中国人民的正义斗争，以及应该怎样维护美国人在华的利益。中国人一直把美国当做自己的大后方，美国人应该以无私的援助来支援中国政府的斗争。

“中国有句老话：‘人固未易知，知人亦未易也。’我们期待着美国朋友的理解和支持。”讲到这里，宋美龄嫣然一笑，那笑容灿烂如出水的芙蓉，那话语使人久久回味。镁光灯不停地闪烁，“咔咔”地摄下了这幅特写的镜头。

继而，记者们紧紧追问对蒋夫人和罗斯福总统都很敏感的一些问题：

“关于中国没有最充分地使用它的人力的消息是否确实？”

“这是什么意思？”蒋夫人心里虽然有气，但面带笑容地说，“中国目前有多少弹药就使用多少人力。总统说过，中国现在需要更多的弹药。中国已经训练了飞行员，但是没有足够的飞机和汽油；中国已经成立了航空部队，但它还名不副实。”

“那你的意思是让美国人支援？”

“不！”宋美龄否认道，“我只是把中国的现实介绍给美国朋友，我们需要被别人理解。如果是朋友，你们援助我们当然也不拒绝。”继而宋美龄把头转向罗斯福总统：“尊敬的总统阁下，你说呢？”

宋美龄谦逊地转请罗斯福回答。他曾经解决这么多的重要问题，而且度过了这么多的危机，她觉得，她让他来回答这个问题是万无一失的。

记者们微笑地眼看她如何简练地把球扔给了罗斯福。总统毫无惧色，他说：“当前把飞机和供应品运往中国存在巨大的困难，但是美国正在努力把东西运进去。如果美国人民都将理解我的话，这将是无私的援助。不就是百架飞机吗！这等于每个美国人碗里少放两块牛排！”这番回答，使罗斯福显得极有总统风度。

“感谢您，尊敬的总统阁下！”宋美龄急忙伸出手来，“谢谢您，您对中国人民的难中支持！不，还有很多理解您的美国人民！”

……

就这样，宋美龄并没有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兜里掏出一分钱，而得到了120架飞机的援助，和一个“空中外籍兵团”。这个消息传到国内，引起轰动。包括蒋介石也不得不对妻子的外交天才佩服得五体投地。也就是从那时起，宋美龄像其有传奇色彩的父亲宋查理一样涂上了神秘的色彩。

为了让这批飞机安全运往中国，宋美龄雇用了美国那位神通广大的威廉·波利。波利建立了一个公司——称为中央飞机制造公司，来承担这项工作。

为了尽快地找到合格的飞行员，宋美龄一方面加紧中国三大航校的建设和招生，一方面又往返于中美之间。

宋美龄的外交活动终于打动了罗斯福总统的心，他发布了一道命令，允许军事人员辞职，同波利的中央飞机制造公司签订合同，跟陈纳德一道去中国与日本军作战一年，此后他们还可以重新回到他们原来在美国军队的岗位上去。他们还签订合同，答应给每个应征军人每月750美元的薪饷，外加旅行津贴、住房和每年30天薪饷照发的假期。中央飞机制造公司同意每击落一架日军飞机发给500美元奖金。陈纳德任这个志愿大队的队长。于是这批美国驾驶员传奇式地出现在中国的战场上。在以后的几个月里，他们击落日机近百架，美国志愿大队因功绩辉煌而举世闻名。中国人称他们为“飞虎队”，而且这个名字变得很流行。

后来由于美国已经参战，美国志愿大队的任务就要改变了，飞行员们的军人身份、正常的公事、正常的薪饷和军装都要恢复。陈纳德被重新任命为陆军航空兵准将，属于一个新的晋升等级。志愿大队因帮助中国抗日有功，在中国人民中有极高荣誉和声望，数以百计的来到中国的其他美国飞行员被称做“飞虎队员”。

第十八章

外交夫人

宋美龄赴美看病

宋美龄的才能随着她的阅历在增长。

1942年10月9日，美国副国务卿威尔斯召见中国大使魏道明，宣布美国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及有关的种种特权。美国最高法院院长为庆祝中华民国“双十节”，在费勒得斐亚独立厅前发表最亲切的祝辞，并鸣自由钟31响。

“双十节”的当天，蒋介石致电罗斯福总统表示感谢。电文说，全中国民众都因美国这一行动欢欣鼓舞，费城独立厅自由钟为祝福中华民国国庆日而敲响，更使中国人民对美国人民的亲善友好有共鸣感觉。电文说，此种献礼对于中国军民继续抗战的鼓励，是其他事物均不能比拟的。

罗斯福总统复电说：“取消在华领事裁判权是美国政府及我个人多年的心愿。中国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斗精神令人敬佩。”

正是在这种气氛下，“双十节”过后的不几天，第一夫人宋美龄因荨麻疹复发，在董显光及其他随行人员陪同下，秘密地离开重庆，搭乘美国军用飞机，飞越太平洋，前往美国。

碧蓝的天空，飞机平稳地飞行着。

宋美龄鸟瞰着一望无际的蓝色太平洋，感到说不出的超脱和振奋。这些日子，她实在太累了，要不，荨麻疹还不会复发呢！

宋美龄在纽约哥伦比亚长老会医疗中心接受治疗，住了一个月的院，病愈后立即展开了旋风般的外交活动。

宋美龄旋风般的外交活动

11月的华盛顿尚未降雪。

从白宫椭圆形办公室的落地长窗里向外望，天空十分晴朗。

宋美龄首先拜会了罗斯福总统的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美国第一夫人埃莉诺·罗斯福，接到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的电话后，已在门前等候。与宋美龄一样，她也是一位美国标致的美人。她穿着一件华丽的蓝色裘皮短装，烫过的金黄色的头发披泻在背后，亭亭玉立站在门口，显出惊人的美貌。

当宋美龄的专车开过来的时候，两位以美丽和才华驰名全球的第一夫人相会了。这已不是第一次相见，用不着任何人介绍和欢迎，她俩像亲姐妹一样拥抱在一起，用英语欢欢喜喜地交谈起来。

宋美龄那苗条的身躯深陷在大沙发的坐垫里，她顺着茶几，把见面礼——一巨册邮票推送到总统夫人的面前：“尊敬的夫人，请代转总统先生，我希望我亲手挑选的一点礼物不会显得太过时了吧。”

埃莉诺双手接过，笑逐颜开。

这册邮票，是宋美龄专门为访美而苦心孤诣弄来的。她早就听说罗斯福总统是个集邮迷，便四处打听哪儿有珍品，后来交通部长张嘉璈提供了一条线索：敌伪占领的上海原邮政总局保险柜里有四巨册，而且是从清代的第一套大龙票到民国各时期的全有，堪称国宝。宋美龄立即派人潜入上海，把这四册邮票全弄到重庆，两册交邮政总局，一册携至美国专赠罗斯福，投其所好。

埃莉诺捧起那册邮票，翻了几页说：“这些邮票堪称宝贝。罗斯福从少年起就是个小集邮迷，现下又是个老集邮迷。他知道了，一定比我更高兴。夫人，我太感谢您了。我马上给您引见他。”

翌日，会见是在一个红霞满天的早晨。

宋美龄在埃莉诺的安排下，来到了白宫。

对于白宫，宋美龄并不陌生。

早在她留学美国的十年生涯中，多少次她和同学们结伴，在白宫前的铁栅栏前散步、指指点点，欣赏白宫的建筑造型艺术。白宫前绿草坪上的和平鸽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白宫对于她们这些少女们则充满着神秘。中国抗战初期，她以中国第一夫人、新任中国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重要头衔，来到白宫，接受罗斯福总统的秘密接见。律师出身的罗斯福总统，虽然不乏律师的尊严，但他的和蔼可亲也令宋美龄感到很放得开。他说话慢慢的，声调柔柔的，话语中透出一种深思熟虑和远大抱负；他阐述一种问题和思想时，总是从小到大，从身边的事情说开去，透过迷雾，给人以高远。然后又由高远回到身边，给人一种亲切。随着总统的接见，白宫的神秘也就随之消失，而留给宋美龄的另一种神秘则是罗斯福那双不能行动的腿。出于礼貌，宋美龄多次抑制住了她询问的冲动。直到她临上飞机回中国时，方从罗斯福总统身边的工作人员口中得知：罗斯福在青年时期便是一位体育爱好者，滑冰则是他的拿手好戏。他张开臂膀，迎着寒风，像雄鹰展翅，给人以畅想。那年罗斯福还在大学读书。一次在加拿大与友队进行滑冰比赛时，脚下坚冰突然裂缝坍陷，年轻的罗斯福不幸堕入冰水中。直到被队友搭救上岸，双腿已麻木失去知觉，从此再也没能站起来。

罗斯福虽然泪洒冰场，结束了他的体育生涯，但残废的身体并没能遏制住他个人宏伟抱负的实现，反以百倍的毅力与常人竞争。他后来从律师事务所走进军营，在军队中先后担任要职，最终在总统竞选中获得巨大成功，成为美国历届总统中任职最长、最受欢迎的总统。

宋美龄在埃莉诺的陪同下来到白宫时，罗斯福正在国会大厅开会。会议已近尾声，工作人员安排宋美龄先登上白宫顶层参观白宫周围的景色，然后在总统接待大厅中等候。

接待大厅位于总统办公室的左侧，离国会大厅仅有几步之遥。大厅宽绰豪华，装饰精美。正面雪白色的墙壁上镶嵌着美利坚合众国五彩缤纷的地形地貌图；四周有几幅中国风格的山水画，雅致而气势非凡；一张椭圆形桌子横亘在大厅中央；中央花池里摆满了生机勃勃的鲜花和松柏盆景；在沿墙壁四周摆着沉重但令人舒适的牛皮沙发；隔窗可望见华盛顿的新姿和宾夕法尼亚大街的车流。

当罗斯福坐着轮椅出现在宋美龄面前时，宋美龄从深陷着的沙发上站起来，迎上去，礼节性地把一束鲜花呈送到老人手中，继而在罗斯福的脸颊上吻了一下。

罗斯福开口道：“夫人，我迟到了，应该检讨！”

“该说对不起的是我而不是您。”宋美龄用流利的英语回答。

“此话怎说？”罗斯福略一愣怔，等待着宋美龄的下文。

“本来嘛，我应该早来看您，只是忙于国内抗日事务，耽搁了启程的时间。若不是介石催促，恐怕今天还来不到这里呢！”宋美龄对罗斯福一语双关。

“蒋总统他好吗？”罗斯福边问边示意宋美龄坐在他身体右前方的沙发上。

“他很好。”宋美龄接着从随身的工作人员手中拿过一个大信封呈到罗斯福手中，“这是介石给您的信。他让我向您问候并祝您身体健康。”

罗斯福接过信，认真地读了一遍，随手把信交给身旁的秘书，说：“我代表美国人民欢迎夫人的到来。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的主战场，作为我国的盟国，我们一向是十分关注的。上次你是秘密来美国，而这次是公开的国事访问。关于中国抗日前线的战场形势，尽管通过新闻和情报渠道知道一些，但还是想听听您的介绍。”

“OK。”宋美龄很有风度地把披巾取了下来，盖在自己的双膝上，然后开始通报中方战场的情况。从敌我之间的力量态势，谈到各个战区的官兵士气、物资供应；从日军的几次大的失败，谈到中国军队在各个战场上的戮力攻击；尤其谈到以陈纳德将军为首的飞虎队给日军构成的很大威胁时，宋美龄和罗斯福不约而同地露出会心的微笑……讲着讲着，宋美龄完全脱离开事先工作人员为她准备的提纲，遇到总统感兴趣的问题时，察言观色的宋美龄还能即兴描述一番。罗斯福感到很高兴，宋美龄亦感到兴奋。

“照此下去，我感到中国的抗战离胜利已为期不远。”罗斯福很有风度地在长桌上弹了弹修长漂亮的指甲盖，声音轻轻的，像是在弹琴。

“是的，阁下。”宋美龄翕动一下涂满红色唇膏的嘴唇，“关于胜利应该说为期不远。不过，我只是讲了对我抗战有利的一面，而困难的一面我还未向您通报。”

“什么困难？”罗斯福机敏地问道。

宋美龄缓了口气，表情凝重地说：“困兽犹斗。日军是决不会自动承认失败的。他们每天有数百架飞机向我们的前线和后方投下数千吨炸弹，妄图挽救危局。中国的制空虽有盟军的援助，但还难以和日军抗衡。因此，中国士兵的伤亡每天都在增加。后方医院爆满，许多伤员不得不在露天场院里等待手术和治疗。很多伤员由于缺医少药而牺牲了。临来前，我到一个后方医院视察过，那里有一百多位伤员至今没有床位，有四位伤员痛苦地呼唤着我的名字而死去，那情景看了真让人难过。”说到这里，宋美龄用丝质手绢揩了揩湿润的眼角。

罗斯福也为之动情。他略欠了欠身子，似乎明白了宋美龄此行美国的目的，说：“请讲清楚，还需要多少资金？”

“我这里有几个统计数字，请总统阁下过目。”宋美龄没有正面回答罗斯福总统的提问，而是把一张早就准备好的明细表落落大方地呈给了罗斯福。在宋美龄的感觉里，这组数字似乎是大了些，直接回答未免显得轻率。

罗斯福一面用手轻敲着台面，一面认真地审查着表格中那枯燥的数字。遇到哪一个战区伤亡数字较大时，就向宋美龄提问几句，宋美龄则对答如流。罗斯福显然不太相信这些数字，但提的每一个问题都被胸有成竹的宋美龄一一解答，滴水不漏。当罗斯福总统抬起眼睛重新审视面前的这位娇小的东方女性时，不由得深深地感到这位蒋夫人的富有心计和城府深深。

“请放心，作为中国的盟国，我们决不能袖手旁观，尽量满足贵国的困难要求。但是比起在前线用生命和鲜血和日本人作战的中国官兵来说，这些困难算不了什么。美国是一个民主国家，虽然我是一国之总统，但不能我一人说了算，还要征求国会的意见，这点希望你能谅解。今天，你讲得很好，我心悦诚服。我想，你如果能再用使我心悦诚服的话演讲给国会议员们听的话，你此行的目的就不会落空。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罗斯福认真地说。

“是吗？”宋美龄睁大了美丽的眼睛。

罗斯福总统点了点头，似是暗示。

“谢谢！”当两只手用力相握时，默契达成了。

罗斯福总统和夫人做东宴请了宋美龄。之后休息片刻，双方又坐下来对国际反法西斯同盟所面临的形势，交换了意见和看法，对胜利的前景进行了预测，并对中国战场上美援的运用和监督进行了讨论。最后，宾主双方用不容置疑的口气向等候在门外的记者们宣布：中国和美国是世界上两个伟大的国家，中美要在当前的反侵略战争中互相支持，胜利一定属于国际反法西斯同盟。

……

当宋美龄怀着兴奋的心情乘车离开白宫时，一轮圆圆的红日正在落入西陲山野中，不过，在宋美龄的眼中，那是充满希望的太阳。

宋美龄的英文口才征服了美国参、众两院

1943年2月18日12时13分。

美国国会讲坛。

这天，宋美龄穿着深绿色的中式旗袍，披着亮色的披肩，下摆开叉几乎高到膝盖，一头柔和的黑发优雅地盘在颈后，她佩戴着价值连城的宝石，纤指上涂着红指甲油，脚上穿着透明长筒袜和轻便高跟鞋，庄重大方、风采动人。在副总统亨利·华莱士陪同下步上讲坛。亨利·华莱士做了简单的开场白，宋美龄便开始了动人演讲。

她理了理腮边的秀发，压了压跳动着的心口，以纯正的美国口音，滔滔不绝地讲了下来。如果不做介绍，你就猜想不到她是中国人。

先生们，女士们：

见到你们很亲切。

美国是我的第二故乡。我在这里生活了十年。我在儿童时代便来到了美国，在这里读完了大学，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所以说我把美国当做第二故乡。今天再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亲切。

众人一阵掌声。

掌声过后，她把话题一转道：

可是，我的第一故乡正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非人性的侵略，他们每天把成万吨的炮弹，倾注到我们的土地上，从空中、从海上、从地面……很多地方成了无人村。日本地面进攻的部队在中国的大地上，实行灭绝人性的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没有被杀死的他们拥挤在一起，闪着惊慌不安的眼睛，呼喊正义的人们去救他们……此时，我们的国土，文明已被野蛮代替，正义已被邪恶驱除。他们急切地向你们呼救！

宋美龄讲到这里，又把她亲身经历的三个悲惨故事讲了出来。台下群情激愤。

最后宋美龄很动感情地大声疾呼：

中国到处在流血。我那善良的婆婆，总统的母亲，就是在纺棉花时被日机投下的炸弹炸死的。这一点，没去过中国的人是绝对不会想到的，侵略者是多么残暴！我的丈夫，作为中国的总统，把所有的精力和心血倾注在救国救民上，许多人不知道我的丈夫的处境是多么艰难。我，生于中国，长在美国，是属于中美两个国家的。我坚信，两国都不会屈辱地承认失败，而要以正义反对侵略！

在这里，请允许我再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发生在我国衡山地区，叫磨镜台的传说。一千余年前，衡山地区有一座古庙，庙中有一位住持，天天在石头上磨一块砖。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一天，一个小和尚问他：“住持师父，以砖磨石，究何为乎？”住持答道：“余欲磨砖成镜。”小和尚说：“住持师父，磨砖成镜，不可能也。”住持说：“这与你整日念阿弥陀佛以求福祉是同样不可能的。”这个故事讲完了。我是说，我今日对贵参议院诸位参议员，以及对旁听席上诸位女士与先生，愿更进一言：吾人之诸领袖，倘无吾人全体积极协助，不能实现此种共同理想。此磨镜台故事之教训，乃诸君与余所宜深切领会者也。

宋美龄讲完这段寓意的传说，全体议员站起热烈鼓掌。他们不仅是出于礼貌，而是被她的真情打动了。掌声从心底发出。

宋美龄挂着泪花，连连向听众鞠躬致谢。

一小时后，美国众议院。

宋美龄稍事休息后，又在众议院议长雷朋的陪同下，走上众议院会议厅的讲坛，发表了轰动一时的演说。

她首先赞扬了美国士兵在世界各地奋战的情形；接着引用孙子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和“看人挑担不吃力”的谚语，说明西方人对日本始则估计过高，视为超人，后又认为击败日本为轻易之事。她强调盟军应改变偏重欧洲战场的观点。她认为打败日本比打败德国更为重要。她说：“吾人慎勿忘日本今日在其占领区内所掌握之资源，较诸德国所掌握者更为丰富；吾人慎勿忘如果听任日本占有此种资源而不争抗，则为时愈久，其力量亦必愈大。多迁延一日，即多牺牲若干美国人与中国人之生命；吾人慎勿忘日本乃一顽强之民族；吾人慎勿忘在全面侵略最初之四年半中，中国孤立无援，抵抗日本之淫虐狂暴。”她希望美国能把注意力转向日本，摧毁日本的武装力量，“日本之武力，必须予以彻底摧毁，使其不复能作战，始可解除日本对于文明之威胁。”宋美龄风度翩翩，意绪泉涌，侃侃而谈，说到感人处，常常被掌声打断。当她谈到盟国应立即击败日本时，全场起立鼓掌。演说完毕，掌声雷动，达数分钟之久，议员们一再起立欢呼，楼上旁听席上的听众也起立欢呼，气氛十分热烈。宋美龄频频含笑致谢，退出会场。

宋美龄在美国两院的演说，通过无线电向全美广播，引起美国听众的强烈反响。美国朝野人士纷纷写信向宋美龄致敬或邀请宋美龄去观光、演讲，每天收到信函多达两三千封。美国各界报纸杂志纷纷发表社论和评论，多达三千余篇，一时之间，掀起了一场赞扬宋美龄的外交旋风。

美国总统夫人埃莉诺·罗斯福称赞宋美龄的演说“不仅盛极一时，抑且举世无双”，“当我看到蒋夫人身着中国服装，沿阶梯走向讲台，被四周站立的人群包围时，我不得不为她的成就而感到荣幸之至。当她演讲时，她俨然是一位斗士！”美国议院外交委员会主席勃罗姆说：“蒋夫人演讲时态度之优雅，解释世界局势之透彻，运用英语之流利灵巧，不但使每一听众能了解其意义，且能与其抱有同一见解，莅美外宾之影响美国民众者，从无若蒋夫人之甚！”议员凡登堡被宋美龄的演说感动得流下眼泪，并说：“蒋夫人在参议院之即席演讲，为本人列席国会17年以来最佳之演讲词，预料国会必能实际援华，不徒以空言塞责。”

宋美龄白宫答记者问

白宫。

2月19日上午10时45分。

宋美龄又在这里举行了答美国记者问。

宋美龄与罗斯福在白宫椭圆形办公室联合举行记者招待会，美国各报名记者出席的达173人，人数之多，实属空前。

这天，宋美龄换了一套礼服，别出心裁地佩戴了中国空军的双翼徽章。这大概是因为宋美龄想要在美国记者面前说明现在中国需要更多的飞机和弹药，逼迫罗斯福总统更多、更快地援华的缘故。宋美龄看起来很像一个大眼睛的孩子，她坐在大转椅的边上，小脚还够不着地板。表情严肃的罗斯福夫人坐在宋美龄的身边，一只手放在宋的手臂上。罗斯福坐在宋美龄的另一边，他轻松自如，显出是一位对付新闻界的能手。

罗斯福总统简单地向报界引荐了宋美龄，当他谈到宋是一位“与众不同的特使”时，竟开怀大笑起来。宋美龄慢慢地站起，说：“我在中国曾与蒋委员长亲历前线各处，对于日本人之刀剑从未感觉其可惧，而于今日面对这么多支铅笔沙沙挥舞于速记本上，一时反生恐惧之感，诚如谚语所谓笔锋强于刀剑。但我目睹诸君笑容可掬，复使我感觉如置身于良友之群，则亦无所谓其恐惧，且所谓使机巧之问句，我相信不致发生。”接着，记者们开始紧紧追问一些颇为敏感的问题。

记者：夫人来美有何正式使命，是不是私人性质？

宋：并无正式使命，我来贵国是为反法西斯同盟的建立。

记者：舆论上对于援助中国，确无二致，但曾微闻有人说中国并未充分利用人力作战，夫人对此有何见解？

宋：吾人不能徒手作战，必须有若干配备。吾人用若干人力，毫无空军掩护，已坚持抗战四年半。所谓中国未充分利用人力一说，完全不值一驳。

记者：在华美国空军对于中国军民之影响如何？

宋：战事初起时，吾人只有飞机数百架，后随战事紧张与持久而逐渐丧失……迨贵志愿空军来华，屡创日机，造成辉煌之战绩，日机始不敢任意乱炸城市，至于志愿队在华最大之效果，厥为使中国人民认识已非单独作战，而有美国共同作战。中国现所需要者为军火，其要点在如何可使得到飞机与汽油，贵国总统已经克服许多困难，余意此一问题，还需请总统解答。

罗斯福幽默地说：“现最难解决者为运输问题，吾人不能横渡大洋，亦不能经由俄国，只能从中国西南飞航……吾人正在尽力设法，将来援助必能相当增加，此不仅为情感问题，实为整个战事胜败问题，当前把飞机和供应品运往中国存在巨大的困难。但是美国正在努力把东西运进去。如果美国人民都将理解我的话，这将是无私的援助……此乃吾人确定之政策，必当竭力促速实现，上帝许吾人如何快，吾人即如何快。”

记者：夫人有无具体办法，使吾人对华援助可以迅速增加？

宋：顷间总统曾谓上帝许君等如何快，君等即如何快，吾可补充一句：上帝助自助者。盖中国战士以血肉抵抗共同敌人，美国对华之援助，在中国观之，乃在尽其友情与盟义。

宋美龄讲完这段话，暴风雨般的掌声从人们的心底发出。

在答记者后，罗斯福紧紧握着宋美龄的手，连赞：“讲得好！讲得好！”

宋美龄也高兴地给罗斯福一个吻说：“看来我这趟美国之行没有白跑。我也邀请诸公，带着夫人参加今晚我的答谢晚宴。”

“好！”“好！”大厅里传出一阵朗朗笑声。

当晚，黄昏伴着暮色悄悄走进白宫的时候，宋美龄精心安排的答谢宴会进入了高潮。

应邀参加的不光是罗斯福总统及其夫人，当然也包括白宫的幕僚们。

镁光灯在闪烁，宾主双方入座。这是一次中国式的传统宴会，菜点之丰盛，堪称世界无比。宋美龄的祝酒词使在座者无不为之惊叹。

团结一致，共同抗敌，成了宴会的主题。

另外，宋美龄其后的一个月里，在美的日程也安排得满满的。这儿有一张日程表，里面不仅反映了她的活动，也反映了她访美大受欢迎的程度：

2月28日，宋美龄一行离华盛顿乘专车赴纽约。

3月1日晨8时40分抵达纽约本雪文尼车站。纽约各界名流二百五十余人到车站迎接。宋美龄登上装甲车，以摩托车警察队为先导，随从人员分乘16辆汽车跟在后面，浩浩荡荡驶向豪华的华尔道夫大饭店，住进42层的一套房间里。

当天上午11点半，宋美龄出席纽约市长为她举行的欢迎会，登上市政厅外广场上的高台，与纽约一万多市民见面。纽约市长宣布接受宋美龄为纽约市荣誉市民，并致欢迎词。宋美龄发表即席演说，感谢纽约市政当局及市民的欢迎盛意，并赞扬纽约市的建筑和市政组织，最后谈到中美关系，她说：“中国不想让别人偿付代价而本身享受权利，更相信友好与正直之美国，亦必不肯由他人偿付自由之代价而本身享受其利益也。”

中午，宋美龄出席纽约华侨团体为她举办的欢迎会，并用汉语对华侨讲话。

晚上，卢斯和约翰·洛克菲勒邀请宋美龄赴晚宴，并由美国名流多人及美国东部九州州长作陪，宋美龄因“节劳”没有应邀。

3月2日晚7时许，由卢斯陪同各州长及约翰·洛克菲勒等人到饭店会见宋美龄。

当晚，在麦迪逊花园举行了有两万余人参加的市民欢迎会。欢迎会由约翰·洛克菲勒主持，会场布置得庄严而又华丽。8时半，全园灯光转成淡蓝色，中国男女儿童一百余人着中国服装，手提丝制小灯笼鱼贯入场，作为开幕的先声。接着，美国海、陆军仪仗队，手持旗帜，步向讲台。洛克菲勒宣布欢迎会开始，歌咏团高唱中美两国国歌。市长拉加地亚致欢迎词。此时，全场起立致敬，鼓掌声、欢呼声响彻云霄。宋美龄频频点头，向众人致谢。

3月3日，宋美龄出席纽约华侨在卡尼奇大会堂举行的欢迎会，并致词。

3月5日下午在旅邸举行记者招待会，回答记者提出的问题。

1943年宋美龄重访母校麻州威斯理安女子学院，受到欢迎。3月6日上午，宋美龄一行来到她的母校威斯理安女子大学，路经波士顿华侨居住区时，受到华侨的热烈欢迎。

3月19日上午抵达芝加哥。在州长和市长的陪同下步入车站大厅与群众见面。芝加哥市长凯莱将一巨大金钥匙献给宋美龄，并说：“此乃本市一切事物之锁钥，芝加哥已属于夫人所有。”宋美龄回答说：“敬谢此大钥，用启大心锁。”献钥礼毕，宋美龄一行驱车来到芝加哥最豪华的特雷克饭店下榻。

3月20日下午，宋美龄在旅邸举行记者招待会，答记者问。

3月21日下午，出席华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

22日，出席芝加哥市两万余市民在大运动场举行的欢迎大会。

3月25日，宋美龄一行乘火车横穿美国大陆来到美国西海岸的旧金山。在旧金山第十四号码头，受到热烈欢迎。

3月25日下午3时，宋美龄出席旧金山市政厅的群众欢迎大会，并检阅了群众游行队伍，接受该市的市钥。

26日，举行记者招待会，同日晚出席旧金山市政府和总商会联合举行的盛大宴会，在皇宫大饭店用金碟进餐。

27日晚8时，到旧金山市民大礼堂发表广播演说，并接受该市“荣誉市民”称号。

3月29日晚带领少数随员出席了旧金山码头工会为她举办的欢迎会，并向码头工人发表演说，劝告美国码头工人不分派别，团结一致，积极工作，增加生产，支援中国抗战。

3月31日上午10时，宋美龄一行驶抵洛杉矶，在洛市市长及各界名流要人的陪同下驱车来到市政厅，出席欢迎会。会上，洛杉矶市市长宣布当日为“蒋夫人日”，并将“蒋夫人日”通告原本，装入红木锦盒内，赠给宋美龄留念。

4月1日，宋美龄在大使饭店招待美国电影界名流。

下午6时，宋美龄在会客室接见塞尔兹尼克等16位电影公司负责人，并举行茶话会；6时半在楼下“黄金”厅接见高级导演和编剧数十人；7时在“黄金”厅隔室接见电影明星百余人。

4月2日上午，宋美龄在饭店招待洛杉矶新闻记者，共到一百余人。宋美龄就印度问题、苏联问题以及战后国际问题、妇女问题等回答了记者的提问。

4月2日晚7时，洛市市民欢迎蒋夫人委员会在大使饭店举行盛大公宴，欢迎宋美龄。来宾一千余人。

4月4日，洛杉矶市民在好莱坞广场举行盛大欢迎会，这是宋美龄访美以来最后一次，也是听众最多、最为辉煌、最为热烈的一次欢迎会，是美国民众欢迎宋美龄的最高潮。

4月14日下午，宋美龄带领少数随员出席了洛杉矶华侨欢迎会，赞扬华侨的爱国精神，鼓励华侨推进新生活运动。而后返回纽约，在熊山小住。

5月3日，宋美龄再访白宫，与罗斯福夫妇告别，回纽约华尔道夫饭店休息。

6月15日乘火车到加拿大访问，于当日下午1时15分抵达加拿大首府渥太华。出席了加拿大援华基金会等三大团体所举行的献金仪式，接受三个团体的献金。

6月16日，宋美龄赴加拿大国会大厦发表演说，成为在加拿大国会发表演说的第一位外国女性。接着，她参观了图书馆并巡礼阵亡将士纪念碑。旋即返回美国，三访白宫，与罗斯福夫妇告别。

宋美龄圆满完成任务回国

6月29日。

宋美龄自美国南部某机场登上美国政府特备的四引擎巨型飞机启程返国，董显光和孔令伟随行。

途中，当飞机航行于巴西一带时，忽遇另一架飞机迎面飞来，险些相撞，幸而驾驶员机敏，迅即闪过；飞越大西洋上空时，因预防敌机骚扰，灯光全息，又遇一架飞机迎面而来，分不清是敌机还是友机，驾驶员紧急转变方向，躲过这架飞机；飞经非洲上空时，曾遇暴风雨；飞抵印度时，忽然油箱漏油，又与地面失去了联系，机长准备觅地降落，幸而他一转念又继续飞行，才没有误落入缅甸的日军占领区。

7月4日下午5时安全抵达重庆。

7月11日，重庆各民众团体在夫子池新运广场举行了欢迎宋美龄归国大会。

宋美龄访美获得极大成功。她所受到的接待有许多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她得到了许多外国元首都得不到的礼遇和殊荣。她使美国公众进一步了解中国的抗战事业，促进美国政府的对华援助。她此行还接受了美、加各方面人士的大量捐助。这些对中国的抗战事业都是有益的，同时无疑地也提高了宋美龄在军界、政界的影响。

稍微留心一下中美关系史的人，都会注意到蒋夫人1942年11月访美所引起的轰动。

一家《论坛》杂志报道说：罗斯福总统先后邀请蒋夫人在白宫和海德公园私邸小住，并陪她出席国会演说，出席记者会，这在美国接待外宾史上是破例的事。特别是蒋夫人，正式应邀在参众两院联席会议上发表演说，并出席两院外交委员会盛宴，以及在洛杉矶碗形广场对美国公众发表演说，这都是来访美国的绝大多数外国元首所不曾享受过的殊荣。

第十九章

抗战轶事

中国远征军的作战内幕

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抗日的局面，蒋介石便插手“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1942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6艘航空母舰上突然起飞编队，秘密偷袭美国珍珠港。无疑是美国援助中国抗日激怒了日本，实际这是一场战略上的报复行为。

日本偷袭这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也没有防备。日本183架飞机低空悄悄进去，狂轰滥炸，珍珠港一片火海升腾。8艘战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哑巴，260余架飞机全部化为灰烬，4000名官兵全部成了牺牲品。

蒋介石接到电报，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他就向罗斯福总统、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应不一：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大个子罗斯福和矮个子丘吉尔却表示赞同。

这次会议在宋子文的周旋下，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决议在重庆还成立了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英国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迫在眉睫。最后大家同意，从中采取行动。于1941年10月重新开放缅甸公路，确系东方战场生死攸关的一条供给线。蒋介石急于表态，要使这条道路保持畅通。除了缅甸和经过苏联的陆路之外，中国现在通向外部世界的另一桥梁就是香港。

但是，此时的香港本身就处于日本人日益强大火力的压力之下。1941年12月，蒋介石提出派出大批中国军队帮助英国保护他们的直辖殖民地香港。尽管这个建议没让英国人接受，但他还是用了相当多的兵力从大陆这边攻打小日本。

苏联是首先援助中国抗日的社会主义国家。但蒋介石只相信他自己和依靠资本主义国家。在1940年底有一次官邸汇报中，蒋介石对一位交通部次长说：“苏联担任的西北运输工作应全部停止。”这位次长吞吞吐吐地说，新疆尚有许多物资未曾运完，而且都是急要的。蒋介石一听，怒气冲冲地命令他：“你照我的意思办不会错，你不要再想运了，再这样下去，都成他们（指中共及苏联的）的世界了。”

杜聿明听到有些诧异，觉得苏联援助中国抗日的飞机、坦克、枪炮等都需要大量的油料、弹药补充，为什么要停运呢？特别是杜聿明所带第五军的坦克等装备迫切需要苏联的补充，可是慑于蒋介石的淫威，始终未敢出声。

原来，蒋介石对苏联存在疑虑，怕苏联与德、意、日结成联盟，宁肯依靠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故坚决站在反共反苏的立场上，当时断然拒绝了苏联的援助。他集中全力经营滇缅公路，任命小舅子宋子良为滇缅运输总局局长，设立许多汽车保养站，集中主要车辆担任运输。

后来，蒋介石又提出派兵帮助在缅甸的英国人，他的建议再次遭到了英国人的拒绝，但是随着日本施加的压力越来越大，英国人改变了初衷。

在抗日战争初期，日本军国主义者蔑视中国人民英勇无敌的力量，满以为在短期内完全可以使中国屈膝投降，哪知打了一年、两年、三年，伟大的中国人民不但没有屈服，反而愈战愈强。这时日军妄想从沿海包围截断我国际交通线，迫使蒋介石投降，于1939年冬在广西钦州、防城登陆，侵占南宁，截断我连通越南海防的国际交通线；1940年9月间又侵入越南。至此，我滇越国际交通线已被截断，而可依靠的仅有滇缅公路。滇缅公路早在1938年春即开始修筑，于是年12月间初步通车，成为支援中国抗战的一个重要的交通大动脉。可是通车不久，即被英国殖民主义者不断留难，甚至在1940年7月18日英日正式成立封锁滇缅路协定，自是日起英国封锁滇缅路三个月，到10月才又开放。

珍珠港事件后，美国向日本宣战，与英国发表了著名的《大西洋宪章》。蒋介石权衡利益再三，认为日本已显败相，遂在年底对德、意、日宣战。

1941年2月，英国军队遇急，要求中国派兵支援。蒋即令杜聿明率第五军、六军、六十六军组成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

为救助英军，中国远征军与日军抗击12天，但获救后的英军却不支援中国军队，中国军队当然也不能等着全军覆没，必须及时撤退。面对中国军队的巨大损失，身为总司令的史迪威却令中国军队誓死抗战。

此时的中国军队只顾掩护英军撤退，自己的退路却被日军截住，只得突围。据杜聿明回忆：

各部队经过之处，多是崇山峻岭、山峦重叠的野人山及高黎贡山，森林蔽天，蚊蚋成群，人烟稀少，给养困难。本来预计在大雨季前可以到达缅北片马附近，可是由于沿途可行之道多为敌人封锁，不得不以小部队牵制敌人，使主力得以安全转进。因此曲折迂回，费时旷日。至6月1日前后，军直属部队的一部及新二十二师到达打洛；九十六师到达孟关（孟拱西北）附近；二零零师到达中缅边境南坎附近；黄翔部到达国境泸水附近与国内宋希濂部取得联系。

自6月1日以后至7月中旬，缅甸雨水特大，整天倾盆大雨。原来旱季作为交通道 路的河沟小渠，此时皆洪水汹涌，既不能徒涉，也无法架桥摆渡。我工兵扎制的无数木筏皆被洪水冲走，有的连人也冲没。加以原始森林内潮湿特甚，蚂蟥、蚊虫以及千奇百怪的小巴虫到处皆是。蚂蟥叮咬，破伤风病随之而来，疟疾、回归热及其他传染病大为流行。一个发高热的人一经昏迷不醒，加上蚂蟥吸血，蚂蚁侵蚀，大雨冲洗，数小时内就变为白骨一堆。官兵死亡累累，前后相继，沿途尸骨遍野，惨绝人寰。我自己也曾在打洛患了回归热，昏迷两天，不省人事。全体官兵曾因此暂停行军，等我被救治清醒过来时，已延误了两日路程。我急令各部队继续北进，而沿途护理我的常连长却因受传染反而不治。二零零师师长戴安澜因重伤殉国，团长柳树人阵亡，第九十六师副师长胡义宾、团长凌则民为掩护主力安全而牺牲。

突围后的中国远征军从原来的十万余人减少到四万余人，其中由于不熟悉当地地形，加之指挥混乱，非战斗减员占了大部分。

中国远征军失败的根本原因在于中英战略矛盾，中国远征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滇缅路这条国际交通线。而只有保卫滇缅路的咽喉——仰光海港的安全，才能保全滇缅路，这是人所共知的常识。可是自从中国缅印马考察团提出中英共同防御意见草案，于1941年五六月间正式送交英方后，在半年多时间内，英方对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既未着手准备，亦未同意中国远征军事先入缅布防。在多次中英会报中，英国方面一直坚持它的错误判断，着重要求中国在车里、佛海布防，而不愿讨论中国远征军入缅布防问题，以致中英共同防御计划未能及早准备。

中国远征军失败的第二个原因在于对中国远征军的指挥权问题，蒋介石想自己来指挥中英双方在缅甸作战的部队。但英国对蒋介石并不欢迎，因此采取排斥的态度，下令中国远征军归英方指挥。蒋介石对此自不甘心，曾于1942年2月27日令侯腾飞返腊戍提出七项条件通知英军司令部胡敦，划清中英作战地境。但英国是一个唯利是图的国家，只要与它有利，它是什么也承认的。胡敦除了关于设置联络官一点怕暴露其不可告人之企图，因而未予承认外，其余都接受了。3月1日，蒋介石亲到腊戍指挥部署，企图对胡敦施加压力，取得指挥权。英方另派魏菲尔来见，关于指挥权的问题仍然没有做出让步。

一计不成，蒋介石又生一计。他在离腊戍前又调中国战区参谋长史迪威来腊戍，指挥中国远征军，并面命杜聿明“要绝对服从史迪威，对于英方有关问题由史迪威去办”。这就是在中国远征军之上，再加上一层重复机构。

史迪威一出头，英方看到胡敦经不起中美双方的压力，就改派亚历山大来继任英缅军总司令（当然英国还另有用意）。亚历山大一到任，便下令放弃仰光。这时美国将军的气焰很高，史迪威虽然没有指挥联合军的名义，却以中英联合军指挥自居，指手画脚，不可一世，尤其史迪威派出的人员对英方人员十分傲慢。蒋介石对英方不通知中国即放弃仰光，非常愤怒，3月9日令第五军未入缅部队暂缓入缅。11日正式令第五、第六两军归史迪威指挥，12日又令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部。英方正式提出意见说：“史迪威与亚历山大间指挥系统不明。”史迪威日益感到亚历山大比胡敦更狡猾难缠，于18日由腊戍飞渝，向蒋介石报告与亚历山大会商结果，并“请示将第五军主力集中于平满纳”。史迪威希望借中国远征军之力，在同古击灭敌人一部，以壮大他的声威，从中取得中英军在缅联合作战的指挥权。但史迪威由渝返缅后，因为二零零师撤离同古问题和杜聿明闹翻，遂就返梅苗向亚历山大报到，表示归英方指挥，从此史迪威就以中国战区参谋长的身份，卑躬屈膝于亚历山大之下，把中国远征军完全任亚历山大宰割，并派出他的喽啰到中国部队中监督执行亚历山大的错误指示。

由于缺乏对中国士兵的了解，加之美英指挥官漠视中国士兵的自尊，直接导致了远征军的失败。

第一次入缅远征失败后，中国远征军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撤到印度，改称为“中国驻印军总指挥部”，简称“中国驻印军”；另一部分退至本国境内怒江东岸，连同以后新增加的部队到1943年春重新成立“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部”。在后来的反攻及打通中印公路（亦称史迪威公路）中立下了不朽的功勋，显示出中国士兵侠义勇敢的战斗精神。

蒋介石篡夺抗战“果实”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

由美、英、苏、中领衔的26国联盟，在美国总统罗斯福的提议下，蒋介石被推举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担负起中国、泰国、越南地区联军部队的总指挥。在反法西斯斗争进入决定性胜利的前夕，蒋介石作为中国战区最高统帅、中国国民革命军海陆空军大元帅、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对他指挥的部队的战斗序列又做了重新调整，为最后取得抗日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自己的努力。

但是，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主要是靠全国人民的团结奋斗，与共产党领导抗日军民的英勇奋斗分不开的。可是，在抗战胜利后，蒋介石却想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

为了抢占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月15日，蒋介石以中国战区最高统帅的名义致电日本南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向他明确指示：“凡非蒋委员长或本总司令所指定之部队指挥官，日本陆海空军不得向其投降缴械及接洽交出地区与交出任何物资。”

接到日本无条件投降电文后，蒋介石于重庆发表《抗战胜利对全国军民及全世界人士广播演说》。演说中充满了“不念旧恶”、“与人为善”、“以德报怨”的恕道。这种恕道成为蒋处理日本投降和有关事情的基本精神，而忽略了对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和战犯严惩的一面。

蒋于当天电命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按指示原则投降，并派何应钦代自己接受投降。蒋对冈村指示六原则主要内容是：立即停止军事行动，派代表到玉山接受中国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命令；军事行动停止后，日军一切装备暂不许动，保持现有态势，静听命令；飞机船舰停放现地；长江船舰集中宜昌、沙市；不许破坏任何设备、物资；接到该指示后，要迅速答复。

蒋介石随后就向各地伪军发出通令：“非本委员长命令，不得擅自移动驻地。”然后制定了伪军收编方案，改伪军为自新军，替蒋介石占据伪军原占领的地盘。同时，要求美国替自己运兵抢先去占领原日本侵占的地区，空运军队去抢占京、沪、平、津各大城市。

冈村接蒋电令后，于17日答复。冈村直接向蒋拍电，说明立即遵命派代表赴玉山，要求派员接见。电报最后署名为“驻华—日军”字样，充分表明冈村并未认罪。

1945年9月9日，蒋介石派何应钦主持受降典礼，接受日本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统辖的128万军队的投降；派熊式辉、杜聿明去抢占东北地区；派李延年去抢占山东地区；派10个整编师，约30万军队去抢占中原地区。

对侵略者，总是手软，与人为善；而对本国人民或不同政见者，则严厉镇压，不予稍怠，是自清朝以来当局者极其突出的劣根性。这当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统治者以天下为私物的政治特征。

由于蒋介石对日军的“与人为善”、“以德报怨”，使得中国人民不仅没有从日军那里得到应有的补偿，而且这场战争留下的余毒至今仍在危害着无辜的人民，没有得到认真清算。

此时，蒋介石的图谋已经开始暴露。

重庆谈判桌前，蒋介石与毛泽东的握手

时间到了1945年8月，这是中国人民八年抗日战争胜利的喜庆日子。

遇喜又忧，日本被赶出中国国门，国共争锋已成事实摆在面前，再次成为世人关注的焦点，人们普遍担忧的是，解决了外患又来了内战。此时的蒋介石称雄之心未死，但又对全面内战颇有顾忌：一是人心向背。八年抗战，苦不堪言，国人普遍期待和平，反对内乱。包括英、美、苏三国都表示不赞成中国发生内战；二是蒋介石最最不放心的他的精锐军队抗战期间大都退到中国西南和西北地区，要迅速开赴共区前线作战还尚需一段日子……左右权衡利弊之后，计谋在心的蒋介石，一方面在调兵遣将的同时，一方面向共党发动了和平攻势，1945 年8月14日向中共领袖毛泽东到重庆和平谈判，发出第一次电邀：

万急，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倭寇投降，世界永久和平局面，可期实现，举凡国际国内各种重要问题，亟待解决，特请先生克日惠临陪都，共同商讨，事关国家大计，幸勿吝驾，临电不胜迫切悬盼之至。

蒋中正未寒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四日

当时，毛泽东接到这封电报时，他刚作完《抗战胜利后的时局和我们的方针》的长篇报告，很累。看完电报着实让他吃一惊，蒋介石的电邀出人意料，为了摸清蒋的真实意图，毛泽东随即把这个任务交给了情报专家李克农。李克农很快把注意力锁定在国民党军令部派驻延安的两个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二人身上。他判断，蒋介石电邀毛泽东赴重庆谈判，定会密令周励武、罗伯伦加紧活动，收集延安方面的动向。因此李克农果断命令：严密监视周、罗二人，破译其电台的密令。

8月15日晚，电话铃声骤起，受李克农指挥的情报系统从重庆反侦察获悉，重庆各大报已被告知，明天一早要全文公布蒋介石致毛泽东的“寒电”。李克农立即将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高兴地说：“蒋介石观我不语，便展开和平攻势，占我上风。我起草电文回复蒋介石。”

接着，毛泽东针尖对麦芒，发出“铣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未寒电悉。朱德总司令本日午有一电给你，陈述敝方意见，待你表示意见后，我将考虑和你会见的问题。

毛泽东未铣

一九四五年八月十六日

毛泽东的电文很短，诡谲地回避了他是否要去重庆参加谈判。

电文发出以后，毛泽东作诸葛状，一方面在枣园接见了国民党军令部驻延安的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一方面举行记者招待会，当面回答记者自己对蒋介石“寒电”的看法。告诉记者先不准备去重庆，等蒋委员长复电后再作考虑。得到这些情报后，周励武急匆匆地向重庆蒋介石汇报了自己会见毛泽东的经过，千真万确：毛泽东绝不会去重庆！

蒋介石得到这一确切情报后，马上复电嘉奖周励武，命令他们随时注意毛泽东的动向。同时又胸有成竹说道：“果不出吾料，毛泽东绝不敢来重庆。”

由此国共两党间的智囊团，围绕着毛泽东来不来重庆展开了一场斗勇斗智的较量。

李克农坐镇枣园社会部，调集精兵强将，指挥若定，严密监视蒋介石和国民党的动向。当对方将延安所谓“情报”发给重庆，送到主子蒋介石手中时，照例也会有同样一份“情报”放在毛泽东的办公桌上。

8月20日，蒋介石口授“文胆”陈布雷，再次邀请毛泽东赴渝谈判。这就是著名的“哿电”：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来电诵悉，期待正殷，而行旌迟迟未发，不无歉然。朱总司令电称一节，似于现在受降程序未尽明了。查此次受降办法，系由盟军总部所规定，分行各战区，均予依照办理，中国战区亦然，自未便以朱总司令之一电破坏我对盟军共同之信守。朱总司令对于执行命令，往往未能贯彻，然事关对内妨碍犹小，今于盟军所已规定者亦倡异议，则对我国家与军人之人格将置于何地。朱总司令如为一爱国爱民之将领，只有严守纪律，恪遵军令，完成我抗战建国之使命。抗战八年，全国同胞日在水深火热之中，一旦解放，必须有以安辑之而鼓舞之，未可蹉跎延误。大战方告终结，内争不容再有。深望足下体念国家之艰危，悯怀人民之疾苦，共同戮力，从事建设。如何以建国之功收抗战之果，甚有赖于先生之惠然一行，共定大计，则受益拜惠，岂仅个人而已哉！特再驰电奉邀，务恳惠诺为感。

蒋中正哿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日

此电很长，口气虽强硬又委婉，颇有文理。李克农在拿到“哿电”后，断定蒋介石是假戏真唱获得舆论上的优势，毛泽东不去，他则可以把拒和平搞内战的责任全推在共产党的头上。李克农把自己的判断向毛泽东汇报后，毛泽东决定再给蒋介石吃一颗“定心丸”，增加他对自己的误判。

8月22日，毛泽东给蒋介石回应了第二封电报，这就是著名的“养电”：

重庆

蒋委员长勋鉴：

从中央社新闻电中，得读先生复电，兹为团结大计，特先派周恩来同志前来进谒，希予接洽，为恳。

毛泽东未养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二日

依照李克农的意见，毛泽东再次接见国民党联络参谋周励武、罗伯伦。一见面，毛泽东就“开诚布公”地对周、罗说：“蒋委员长‘哿电’已收到，本日已复蒋委员长，因自己工作繁忙，无法脱身，为团结大计，先派周副主席前去重庆会晤蒋，待恰当时机再相机赴渝。请将我的话转告蒋。”

再说蒋介石收到毛泽东的“养电”，心中窃喜：黔驴技穷，毛泽东被逼无奈表态了，派周恩来到重庆“晋谒”，与我周旋，自己仍然躲在延安不敢露面。不到一刻钟，情报系统又送来了周励武、罗伯伦见到了毛泽东断定其不会来重庆的电文。

8月23日，蒋介石再次给毛泽东发去了第三封电报，邀请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延安

毛泽东先生勋鉴：

未养电诵悉，承派周恩来先生来渝洽商，至为欣慰。惟目前各种重要问题，均待与先生面商，时机迫切，仍盼先生能与恩来先生惠然偕临，则重要问题，方得迅速解决，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兹已准备飞机迎迓，特再驰电速驾！

蒋中正梗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三日

毛泽东收到电报，躺在沙发上大笑不止：“蒋介石要把假戏唱到底喽！果真以为我不敢去重庆了！”这时，国际舆论也站在了蒋的一边而嘲笑毛胆小，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公开表示：美国政府担保毛泽东的人身安全。斯大林和苏联居然也站在所谓“中立”立场上，劝告毛泽东为民族利益、为维护团结一定要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

“我去了！”毛泽东忽然当机立断，登机重庆，蒋介石上了圈套。毛泽东特给蒋介石的第三封复电：

特急，重庆

蒋介石先生勋鉴：

梗电诵悉。甚感盛意。鄙人亟愿与先生会见，共商和平建国之大计，俟飞机到，恩来同志立即赴渝进谒，弟亦准备随即赴渝。晤教有期，特此奉复。

毛泽东敬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四日

不过，这封电报发出的时间，并不是真正的二十四日，而是毛泽东登机前一个小时发出的。

8月26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上详细分析了当前的国内外形势，毅然决定率周恩来、王若飞等人赴重庆，与蒋介石谈判，并迅速调派干部赶赴前线，先蒋抢占有利地形，在军事上立足行动。

毛泽东决定亲自去重庆与国民党谈判，对于李克农来说，立时感到了自己肩上责任重大。主要依据十多天来他提供的情报和分析，稍有偏差，可能会威胁到毛泽东的安全。为此，他又反复核对了收集到的情报并再度进行了分析，认为现在这场情报战是该收网的时候了。于是李克农下令封锁消息，保守党的机密，不得走漏关于毛泽东是否去重庆的消息。

一切如常，毛泽东亲赴重庆谈判的前期准备工作在绝对保密下进行着，而国民党派驻延安的特务周励武、罗伯伦却懵然不知，还在那里打牌呢，而远在重庆的主子蒋介石更是得意洋洋。8月26日，蒋介石在得到周励武密电，再次报告毛泽东不会来重庆的情报后，得意地使出了自己的“撒手锏”，给对手出出险露露脸，于是煞有介事地派一大员乘飞机去延安接周恩来，同时再次当面邀请毛泽东来渝，并同意美国大使赫尔利和军委会政治部长张治中同去相邀，可见蒋公和平之意之诚之真，令世人可敬可叹。

同时蒋又密令在延安的周励武、罗伯伦提出要会见毛泽东的要求。毛的身边人笑着婉言回绝：毛泽东正与赫尔利大使、张治中部长谈话，周恩来下午将乘飞机与赫尔利、张治中去重庆。得此“情报”的周励武、罗伯伦，又一次向重庆发出密电，至今称毛泽东无意去重庆。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这封电报送到蒋介石手中时，毛泽东已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登上了赴重庆的飞机。

应当说，当毛泽东与赫尔利等同机来到重庆机场时，蒋介石如同雷击似地惊呆了，半晌才恍然醒悟上了共党的圈套！同时这一爆炸新闻，也惊骇了世人。

飞机落地后，毛泽东在机场向新闻界发表了简短的书面谈话，指出目前最迫切的任务，是保证国内和平，实现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以期实现全国统一，建立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毛泽东亲自到重庆谈判，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团结的诚意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拥护。

尽管毛泽东突到重庆出乎蒋的意料，但蒋介石还是作出了以礼相待的姿态。由于国民政府本来没有和谈的诚意，事先没做谈判的任何准备，谈判的程序、议案均由共产党方面首先提出，才使谈判筹备工作得以基本完成。

在重庆期间，毛泽东就和平建国等问题直接同蒋介石进行多次握手商谈。有关问题的具体谈判主要放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之间进行。9月3日深夜，中共代表经研究提出关于两党商谈的主要问题共计11项，提要交国民党政府代表。主要内容包括：确定和平建国方针，承认各党各派的合法平等地位，承认解放区政权及抗日部队，结束国民党的党治等，并表示拥护蒋介石的领导地位。

9月4日开始，国共两党谈判进入实质性阶段。谈判桌前，几经周折，充满着激烈的政治斗争和认真。斗争的焦点是军队和解放区问题，关键时刻互不相让。而看破红尘的人，认为双方不过都是在演戏，认真也是逼真。

比如在军队问题上，蒋介石恨不能一口吃掉共产党的军队而后快，而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深深认识到，没有人民的军队便没有人民的一切。但为了争取和平建国，毛泽东在谈判中作了灵活性的让步，提出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表示中共领导的军队可以大量削减。当时人民军队人数已超过100万，共产党方面提出改编为48个师，而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可保留为263个师。但蒋介石断然否定中共的提议，苛刻地要求“中共军队之组编，以12个师为最高限度”，甚至要求共产党“交出军队”。其后毛泽东又进一步作出让步，同意国民党263个师，共产党43个师，比例1/7。蒋介石提出军队将编至140个师，毛泽东提出共产党军队可相应改编为20个师，双方军队比例仍为1/7。经过毛泽东多次让步与力争，蒋介石才表示“可以考虑”。

再如关于解放区问题：中国共产党提出解放区民主政府的存在是革命发展的结果，它受到人民的支持和拥护。谈判一开始，共产党方面就提出“承认解放区及一切收复区的民选政府”，但国民党方面则表示“承认解放区绝对行不通”，将解放区斥之为“封建割据”。争论最激烈的军队和解放区问题一直悬而未决。

时间到了9月8日，国民党政府代表根据4日蒋介石亲拟的《对中共谈判要点》，对中共的11项提要提出书面答复。

蒋介石对这次谈判的方针是，在政治上可以作出一些关于开放民主自由的许诺，但一定要在“政令军令统一”的名义下取消中共领导的解放区和军队，这是底线不可突破。因此，蒋在表面上承认中囯共产党的地位，承认各民主党派的地位，承认和平团结的方针，并允诺召开政治协商会议，但对于解放区政权和中共军队的地位，却坚决不予承认。至9月21日，谈判一度陷于停顿，一星期后才恢复谈判。为使谈判获得进展，中共方面先后作过多次让步。

10月上旬，谈判获得进展，毛泽东表示国共双方在一起商量团结合作、和平建国问题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强调“和为贵”，一定要用和平的方针来解决两党的争端。10月10日，国共双方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和周恩来、王若飞共同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纪要》就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政治民主化、国民大会、党派合作、军队国家化、解放区地方政府等12个问题阐明了国共双方的见解。其中有的达成了协议，有的未取得一致意见。国民党方面接受了中共提出的和平建国的基本方针，承诺要坚决避免内战。

10月11日，毛泽东在张治中的陪同下飞回延安。周恩来、王若飞仍留重庆与国民党继续商谈尚未取得协定的问题。

应当说，这次握手谈判是一场事先没有诚意的设局，不会有什么好果子的。事实上，当谈判还在进行的时候，蒋的部队已经集结了，炮口直指中共的部队，而也开始了排兵布阵。于是另一场设局游戏已由谈判桌前转移到真枪真弹的战场上了。这是真正和最后的较量，亦是败者为贼、胜者为王的大角逐。

第二十章

情感红灯

名人夫妇的苦恼

黛玉葬花，宋美龄焚鞋。

爱得愈真，可留给她心底的恨也愈是绵长。松树下，宋美龄架起了干柴，她把那水晶鞋放在上面，点燃了她心中的怒火。烈火从鞋底下喷放出来，吐露出蓝蓝的火舌，和着她的眼泪在燃烧。

人生乃是一个万花筒，有红有绿，有黑有白。红的令你心跳，绿的令你喜欢，黑的令你烦闷，白的令你浮躁。

不是吗？刚才还满脸笑容的宋美龄，此时被一则传言击倒了，她陷入了极度的烦闷和浮躁之中。

宋美龄哭了，宋美龄蒙上被子，咬住枕角哭了。

泪水浸湿了她那头下的枕巾……

为了抗战胜利这一天的到来，八年了，她协助丈夫做了多少工作，吃过多少苦头，数都数不清。

早在抗战初期，美国女记者埃德娜·李·布克访问他们夫妇后，并以“名人夫妇”为题向全世界人民介绍了他们：

蒋氏夫妇生活充实，很有规律。他们共同努力工作。他们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以前读《圣经》和做祷告开始的。总司令不吸烟，甚至不喝茶和咖啡。在总司令家里，也没有打麻将和跳舞这类费心安排的活动。

然而，蒋夫人总是抽出时间，向外国教会组织的集会发表演说，开办小学或者孤儿院，抚育那些阵亡人员的子女。她翻译蒋介石的电文，同他进行磋商，或者在重要会议上当他的翻译。她为世界各地的报刊撰写文章，组织妇女团体，接待许多国家来访的贵宾，并在一个又一个政府事务委员会担任委员。

的确，宋美龄也忍受了不少委屈。宋美龄本人的日程安排就比较紧张，而她又嫁给了一个喜欢工作到凌晨的党国要人，这使她不得不放弃很多自己从前喜爱的业余活动，来适应蒋介石的生活节奏。

事实上，正是宋美龄把蒋介石介绍给了世界上其他国家的元首，也正是宋美龄、宋子文兄妹的不停奔波，国民政府才得到成千万美元的贷款和直接援助。

宋美龄和蒋介石的反目源于一则小道消息：有人说，蒋介石与一位姓陈的女子关系暧昧，还说在黄山官邸附近的南山别墅区看见蒋介石与这位陈小姐幽会过。但是，谁也无法证实这则小道消息是否可靠，人们对此是讳莫如深的。可以肯定的是，有些人对此是幸灾乐祸、津津乐道的。

当这则小道消息传到宋美龄耳中，她立时感到一阵钻心的痛苦。一个女人几乎什么都能容忍，就是丝毫不能容忍自己丈夫可能做出的此类事情。于是，连个过渡时期都没有，宋美龄一下子就跟蒋介石疏远了。

她哭了，她痛心疾首地哭了。

她发现，只有哭才是真正属于女人的……

从传言到近阶段蒋介石的反常言行，她不能不相信这一切都是真的。

蒋介石旧习难改

狗改不了吃屎，色狼改不了邪性。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的八年浴血抗战，在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反法西斯中，日本政府被迫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日本昭和天皇宣布无条件投降！

欢乐、普庆，首先起始于多雾的陪都山城，紧接着如暴风雨般地蔓延于全国各地。全国沸腾了！

饱受兵燹之灾的中国百姓，逆来顺受的芸芸众生，燃放着喜庆的鞭炮，披红挂绿，敲锣打鼓，把积沉了十多年的欢乐全部释放了出来。有的纵情痛哭，有的放声大笑，有的鼓掌扔帽子，有的伏地拜天，一位目击此景此情的英国记者报道：中国疯了！

9月3日，重庆国民政府举办了盛大空前的阅兵仪式，以庆贺这场浴血八年、来之不易的抗战胜利。尔后，国民政府又宣布放假三天，全民同庆，以松弛那紧张的神经。于是街头、学校、公园，贴满了红红绿绿的标语。士兵们仨俩成群，谈笑风生，一片祥和。商店门前排起了长队，那是长官赏洋十块，供士兵添置日用物品的。歌乐山下，正逢庙会，人流如织，民间舞会正火……整个山城沉浸在胜利的欢乐中。

胜利使人性得到了解放，同时胜利又考验着每一个人。

这天，宋美龄躲在家里和大姐等人打桥牌，而蒋介石也被张静江等哥们儿请去喝庆功酒。

三杯酒下肚，老蒋就扯起了当年上海十里洋场的“行语”。张静江心领神会，趁小解之际，便到对门舞厅请来了三位陪酒小姐。那三位小姐，个个如花儿一般，亭亭玉立。老蒋看了好不欢喜。接着又是几杯酒下肚，喝得满脸通红。今日有酒今日醉，在哥们儿的怂恿下，又从酒场到舞场。

这样一来二去，时间久了，便有了传闻。

知夫莫如妻，再加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消息便传到了宋美龄的耳朵里。作为妻子，宋美龄深有醋意之感。作为政治家，她有更深层的见解：生活的糜烂，往往会导致政治的腐败。多少王朝被推翻，多少帝王是短命，历史已做了证明。目下抗战刚刚胜利，仅是第一步，江山归谁还难说。如果说宋美龄比蒋介石高明，恰恰是她那双纵观历史风云的眼。不以胜为乐，不以败为馁，不以传闻为据。对于丈夫的风月之事，作为妻子，她没有急于追究。得忍就忍，她认为忍并非无能，而是一种政治家的风度、生活的超脱。她没有打草惊蛇，而在寻找时机，以事作证，以理晓人，使其幡然悔悟。于是，多日来，她不时地翻阅史书，寻找哲人治国名言和典故，用笔勾勾画画。凡是她认为主要的，全都圈了下来，送给丈夫看，相信书能给人以智慧。再说蒋介石也是聪明绝顶之人。起初，他以为夫人对此事有察觉，心有不安。后见夫人静如秋水，便真的理解起文中的哲理来。事情虽有收敛，但毕竟陷了进去。

宋美龄是政治家，但她毕竟又是女人，那心中妒火在燃烧，她要以行动来制止。她要给“委座”面子的同时又不留面子，这就要求她做事要有策略而不鲁莽，既不伤感情又能唤醒他的理智，既不打草惊蛇，又能启导他。

那是一天的黄昏，重庆街面上下着毛毛细雨，和着炊烟，四周的建筑物上升起了朦朦胧胧的白雾，天阴人也躁。宋美龄在一家饭店、一个特别的房间里，以突然的行动出现在陈小姐面前。陈小姐来不及收拾整理，发散如麻，面对夫人的突如其来，慌了。

“念你是个不成年的少女，我原谅你，只一次！”宋美龄的眼睛喷火。

“谢谢夫人！”陈小姐跪了下来。

“委座身担国家之命运，你不要毁了他的名声和江山！”

“是！是！”

“请你写个字据，好吗？”

“写什么？”陈小姐有些茫然。

“保证。”

“好，我写。”

宋美龄就这样不动声色地把字据拿到了手里。

这天晚上，蒋介石装模作样地回到了家。

有了证据，宋美龄心平如镜地问：“到哪里去了，这么晚才回来？你没什么我还不放心呢！”

蒋介石回答：“开完一个会，顺便与老同志谈谈话。”

“别装蒜了，事情瞒得了别人，还瞒得了我！”宋美龄从沙发上站起身，走到门前“啪”的一声关上门，并插上插销，道，“你不嫌丑，我还嫌脸红呢！告诉你，你们的一切好事我全清楚了，我不但清楚，而且还有证据！”宋美龄说到这里，马上从衣兜里掏出一张纸条，“你看看吧，你还可以撕掉！”

蒋介石一愣，走过去接过纸条，不看便罢，一看鼻尖上便冒出了汗。原来这是陈小姐的悔过书。为人奸诈的蒋介石一看不好，立时把纸条撕个粉碎，撒在脚下：“没有了证据，看你还奈我何？”

“嗬，你以为干得很妙！不过你错看了人，我宋美龄也不是吃素的。”疾恶如仇的宋美龄这时又从兜里掏出另一张纸条，“这是影印件，照样可以当证据！如果你还要撕的话，我还可以给你。不过，我还要劝你，不要把事做得太过分了！我要捅你，早就捅你了，看在夫妻一场情面上，我不那样做，我怕丢你这个委座的人！动乱了国家对不起人民！”

蒋介石像秋后霜打的茄子蔫了，他低下了头。此时映在心里的是什么呢？是感激也是嫉恨。感激的是她以党国为重，大局为重，给了自己面子，非同一般女人；嫉恨的是这个非同一般的女人，她以她的智慧降服了自称“中国第一人”的他。他向夫人跪下了……

“别这样，亲爱的。”宋美龄把他扶了起来，“一个男子汉拜倒在女人的裙下，人家会笑话的。朝前看，中国是属于我们的！”

宋美龄尽管这样说，但感情的破裂却医治不了她那心头的创伤，也许男人和女人结合的秘密就在这条带情的纽带上。它是神圣的，任何一方都不得将它扭曲。

必须摆脱这一切，获得哪怕是暂时的安宁，她一定要尽快离开重庆。

三天后，宋美龄从十字架前站起来，快步走到床头柜前，拨通了专线电话。

云岫楼那边的侍卫官答话了：“哪里？”

“我是美龄，请蒋主席接电话。”

“哦哦，是夫人，蒋主席此刻刚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呀，他正讲话。夫人您看……”侍卫官有些为难地答道。

“不行！请他马上跟我通话。”宋美龄以不容拖延的口气道。

蒋介石来接了电话。宋美龄告诉他，今天晚些时候她必须见到他，有要事相商。

林园官邸的夜色像阴霾一般迫近起来，浓重起来，仿佛黑暗随着夜气同时从各方面升起，甚至从高处流下来。四周的一切很快地黑暗起来，寂静起来，只有鹌鹑偶然啼叫几声。

“我的皮肤病又犯了，”宋美龄终于提出，“我想到美国去治疗一段时间。”

蒋介石眉头紧皱道：“我不希望你在这个时候离开，否则更不容易平息那恶毒的攻击。真的，我期待你能留下，同我共渡难关，像你从前做的那样。”

宋美龄从来没有料到，一个生性如此骄傲的人会提出这样的恳求，一刹那，她的心软了下来。但她一想到那些流言蜚语，她的怒火重又燃起。

“你要我闷不作声地留在重庆，让人背地里捣我的脊梁骨，我才不干呢！”宋美龄喊道。

“甭说了，我不是向你保证过了嘛，我可以用自己的人格向你担保！”蒋介石道。

“不要说担保，你能设身处地替我想想吗？”宋美龄盯住蒋介石的眼睛问道，“你知道我心里的滋味吗？17年来，我过的是一种提心吊胆、毫无乐趣的日子，我跟你在枪林里走，弹雨里行，说是住在行营，但那种发臭的房间根本不是人住的地方。而在公开场合，我还得流露出笑容来，使人觉得我们生活得很顺心。每一个春夏秋冬，每一次记者招待会，每一次去美国，不管我怎么想，都得顺着你定的调子唱。这样生活了17年，才突然意识到这种日子漫无尽头……”

宋美龄说着站了起来，走到梳妆台前，她那对大眼睛泪水晶莹，她的声音嘶哑而尖利：“够了！我不想再听你解释什么了！再也不愿按别人的节奏去跳舞了，也不想再做磨道里的小驴子啦！我要远走高飞！”

现在，蒋介石和宋美龄互相冷漠地打量着对方，由于太熟悉反而感到陌生。

许久许久。蒋介石问：

“你打算什么时候动身？”

“最近就走，越快越好。”宋美龄去意已定，拿出香帕，擦去脸上的泪痕。

“那你什么时候回来呢？”

“说不定。”

“好吧，我放你走。”蒋介石感到此时再说也是多余。

就在宋美龄去美国的前一天，为了解决这众说纷纭带有神秘而敏感的问题，蒋介石夫妇在黄山官邸召开了一个记者暨高级官员招待会，由蒋介石出面发表讲话，平息社会上那些谣言。

招待会召开的次日，宋美龄就乘机飞往美国治病去了。

那里有她的胞姐宋霭龄，或许能有知心话语去抚慰她那心头的创伤。

宋美龄一生笃信基督教，基督的博爱宽容，决定了她的道德观。

在美国接受治疗期间，宋美龄常常回想着自己的生活。生活本应该有波澜，没有波澜的生活激不起人们的回忆。为了排遣心中的郁闷，宋美龄在养病期间找了好多本书来看，可是，那些另一个时代的人物在她看来都是些不可思议的人。那些人物的烦恼似乎微不足道，那些人的要求低得可怜，而那些人的激情又显得矫揉造作。

更奇怪的是，不管宋美龄读的什么书，字里行间都有蒋介石的影子，他总是书里的一个角色，随时出现在宋美龄的眼前。

她还会时常放下手中的书，张望一下卧室里的电话，看那铃声是否响了。接着又转身环顾四周，将信将疑地感到国内又来人了。哦，她想回国，她想念蒋介石，这之中不含有爱和欲望，但也没有厌恶、仇恨或报复心理。这只是怀旧，宋美龄的心还是留在华夏之邦。

宋美龄病情好转，不久便回国了。

黛玉葬花，宋美龄焚鞋

人过了50，就像天到了黄昏时一样。

宋美龄做什么都有点力不从心的感觉。由于长期的奔波，她的荨麻疹病又犯了。这种顽固的皮肤病，几经治愈，又几经复发，使她深感讨嫌。这几天，各大战场的敌情通报，摆在国军面前的形势十分严峻。唉，天也凉了，身体又患了感冒，好在没有发烧，只是头有点发痛，因此她取消了原定要参加的会。

林园的风光是美的。歌乐山的外景自不必说，园内胡桃树和赤杨树林里鸟声婉转，草虫唧唧，花坛里的郁金香、铁脚海棠的主茎上，都抽出翠绿的枝条来，枝条上又绽开一个个小花蕾。阳台上摆出来透气的一盆盆水仙、文竹也已转青，与悬在半空里的兰花争芳斗艳。

宋美龄和她的姊妹们在这座天然屏障的山城里，整整度过了八个年头。然而在这八年抗战中，由于工作的繁忙，日理万机，她们还无暇光顾这山城、这歌乐山的风光。不过，她们也并不遗憾。因为这山城酷爱自由的人民和他们的政府，早在1946年底，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前，便在十字路垒石修建了一座宏伟的丰碑，历数她和丈夫的功绩，作为历史的见证。

其碑文曰：

国民政府于二十六年七月七日开始抗战，为建瓴审势，经野制宜之计，是岁十一月二十日移驻重庆，导率全国，共御强敌，遂以西南重镇建为陪都。中经八载，赖领袖英断，军民效命，盟邦协力，终致日本乞降，乃于三十四年九月三日宣告胜利。寇氛既息，疆宇既复，政府回都南京，而重庆官民爰有伐石著绩之举，张市长伯常嘱为撰文，以昭悠远。余惟抗战之制胜在于同心，建国之期成亦然。民族光荣与夫世界和平之所系，舍是莫由。乃撰兹铭语，俾行路永歌，以憬国人之思。铭曰：

黾勉同心，勿怠勿荒；以成胜利，以建新邦。

国民政府文官长吴鼎昌谨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十月

宋美龄是这年10月底由南京飞回这里来的。这里还有她的别墅，还有一些没有来得及迁移南京的中央非主要机构，这里还有很多熟悉的人。总之，她对山城是有感情的。

不像以前，她是这座山城的主人。这次来，她是做客的，确切地说，她准备在这里疗养一段，来恢复她那太疲劳的身子。再者，也许是南京官场的温度太高了，她喜欢官场斗争，后来不知怎么的，她又厌恶这官场斗争，也许这山城的温度宜人、环境幽清，对她反省过去的历史、清醒头脑有好处。所以她一横心，给侍卫官说了声，连丈夫也没有打招呼，便匆匆来了，以至于她该带的衣服都没带全。

她来的时候，受到了重庆市政府热情的款待。她参加了几次市政府的重要会议，还参加了那块丰碑落成典礼。她曾多次声明，这次来的目的不是为工作，主要是疗养。可是在市长大人的眼里，宋美龄的位置举足轻重，并不亚于她的丈夫。借花献佛也好，评功卖好也罢，反正他们都有自己的目的。今天，市长大人邀她去参加一个外国使团的会议。宋美龄讨厌这种官场奉迎，借故身体不适回绝了。

“夫人，还没吃药吧？”她的忠诚卫士蔡妈，端了一杯温开水，缓缓走进她的居室。

宋美龄打开一包头痛粉，就水喝了下去。啊！真苦。

“夫人，那会咱就不参加了。刚才他们又来电话催，我给拒绝了。这些人也是，不参加就不参加，何必来那么多电话。你先休息吧，我去应付。”蔡妈说毕，收了茶具，带上门，又缓缓地离开了。

蔡妈太好了，虽然她有她的个性，容易发脾气，但她仪表的整洁，做活的细致，理解人的入微，却使宋美龄始终对她充满着敬意。她任侍仆40年，爱发脾气的宋美龄还从没有在她面前发过脾气哩。她虽是微不足道的侍仆，但她的微妙的作用不可低估。

宋美龄在床上躺了一会儿，也许是药效的作用，头渐渐不痛了，变得清醒些。对一个爱活动的人来说，此时再让她睡，简直是受罪。宋美龄索性从床上坐了起来。

她踱步到院子里，阳光还好，蔡妈正在用喷壶浇花，抬头见宋美龄走了过来，问道：“夫人，怎么不休息啦！吃药时间不长，甭凉着汗。”

“头好了些，随便走走，没什么的。”宋美龄淡淡地回答，接着去赏花，她凝视着这个方圆不足200平方米的花坛。几百种花儿展现出它那妩媚婀娜的英姿，吐着清馨浓郁的芳香，闪露着那青春斑斓的花颜：孔雀蓝、琉璃碧、翡翠绿、玛瑙赤、葡萄紫，五光十色，一朵朵一簇簇的，像孔雀开屏似的张开了会意的笑脸。

随着阳光的波动，只见朵朵花儿昂起了首，整个花坛五光十色，愈来愈离奇、绚烂，宋美龄的两只眼睛都有些应接不暇了。

宋美龄凝视着花坛，觉得人工培植的花卉和草木毕竟是人工培植，它有些矫作，有些人为之意，故因此失去了自然美的风味，岂不大失雅致。它不像郊外的花卉野草，举目望风韵天成，给人以心旷神怡之感。

她想到林园官邸外的歌乐山去观光。听说那里风光很美，几个去过的官员曾竭力向她推荐过，因政务繁忙，她一直挂在嘴上。正好今天有些时间，何不了却心愿。

爬山需要平跟鞋，这高跟鞋无论如何是不行的。她让蔡妈陪她一起去，并让蔡妈再找一双平跟鞋来。

蔡妈答应了，并去居室找鞋。

因为宋美龄平时很少去爬山，合适的鞋是不多的。蔡妈一连找了几个屋都未能找到。

宋美龄干什么事都心急，她决定自己去找。可是也未能如愿。

“夫人，这有一双水晶鞋，看能不能穿。”蔡妈从宽大的壁橱里寻出了一双鞋，上面已落满了灰尘，细看还有一层白霉。蔡妈用鞋刷拂去了灰尘和白霉，露出了耀眼的光泽。啊，好漂亮的鞋。

宋美龄走上前去，正要去接，却止住了手。她看清了这双鞋不是自己的，而是那位她非常嫉恨的陈小姐的鞋。

“蔡妈，扔掉吧，我不愿看到它。”宋美龄在蔡妈跟前竭力平息着自己心头的火气。

起初，蔡妈一怔，还不晓得是怎么回事，细一想她才明白过来。马上向夫人道歉道：“都怪我，夫人，我不该把它拿出来。”

“没什么，”宋美龄不看则罢，一见气则不打一处来。于是她改变了原来的初衷。道，“蔡妈，给我吧，我要用我的心火把它烧掉！”

宋美龄从蔡妈手中接过那双水晶鞋，从桌上取出火柴，然后出了居室，向林中缓缓走去……

黛玉葬花，宋美龄焚鞋。时代虽不尽同，可作为女人却有心理上的相似之处。

爱得愈真，可留给她们心底的恨也愈是绵长。

松树下，宋美龄架起了干柴，她把那水晶鞋放在上面，点燃了她心中的怒火。烈火从鞋底下喷放出来，吐露出蓝蓝的火舌，和着她的眼泪在燃烧。

往日，第一夫人都能以理智控制自己，今天，她却控制不了啦！直到蔡妈把她搀扶到居室，她还在哭。

今天，她没再提到歌乐山去观光的事。蔡妈理解她，也没再问。

本来这些天来，她的心已平静下来，谁知一石激起千重浪，再也平静不下来了。

她一天一夜没有吃饭，第二天一早，她就向蔡妈提出要走的事。蔡妈知道她的脾气，也没有拦她。

于是，她们坐飞机飞回了南京。

宋美龄下决心再也不来林园官邸。

然则事情过了半个世纪，林园官邸焚鞋的事一直在民间流传着……第一夫人的手是白皙的，并带有美国高级花露水的香味。过去她曾多次到火线访问，和官兵握手，留给官兵最深刻印象的不是她的美，而是她手上的香味。在男性军人的世界里，不少人曾说，夫人的手是神圣的，握过她的手，战死在疆场，无怨无悔。

第二十一章

拉压“醋”乔

史迪威犹如坐在一个火山口上

1941年12月1日，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迫直接与轴心国作战。1942年1月，中、苏、美、英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最高统帅。

为了与美国盟军更好合作，同时获得更多的美国援助，蒋介石致电美国总统罗斯福，请他派一名高级将领来华，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

美国派出了陆军中将史迪威。但美国陆军部除了委任他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外，又另外授予了他5个官衔：美国驻华军事代表、中缅印战区美军司令官、美国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治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

蒋介石要罗斯福派人，本意来中国后完全听自己指挥，没想到史迪威一下子戴了6顶乌纱帽，而其中5个他根本无权干涉。蒋介石指望通过这样一个人，要到更多援助，以装备自己的军队日后对付共产党。但美国政府却授权史迪威监督援华物资的使用，防止国民党官员贪污和蒋介石挪作他用。这样蒋介石对史迪威的指望和美国政府派史迪威来华的目的，就存在着根本的分歧和对立。美国政府与蒋介石之间的冲突，使史迪威犹如坐在一个火山口上，随时可能由于美蒋矛盾的激化成为一个牺牲品。

史迪威性格直率，容易动怒，在美国就得了个“醋性子乔”的诨号。来到中国这样一个惯讲人情世故的国度，他当然更难适应。史迪威一开始就步入了雷区。

霭龄为了蒋宋孔家族的利益，配合美龄，开始对史迪威极力拉拢。

两姐妹在新开寺蒋介石的别墅和范庄孔家公馆里，轮流邀请史迪威吃饭聊天。

在孔家装饰豪华的西式客厅里，两姐妹向史迪威大谈在美国留学的经历，谈美国文化对她们的影响熏陶，赞扬美国经济发达，赞扬美国民主自由，列举她们在美国的朋友对她们的帮助和给她们留下的美好印象。美龄活泼热情，不时穿插些玩笑，称史迪威“乔大叔”，以引发笑声，制造轻松气氛。霭龄则体贴周到，使离家万里的史迪威感到温暖舒适，产生宾至如归之感。

史迪威感激霭龄和美龄的盛情，把她们看做可爱的朋友，但他属于那种正直传统型的人物，把公务与私情并不搅和在一起，他尽情享受她们的招待，视为中国人的好客和两国人民的纯真友谊，不知道这是两姐妹的一种感情投资，她们的目的是要在他的职务上取得加倍利润的。

史迪威或者是假装糊涂，或者根本就不知道中国有“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之类的格言警句，他在两姐妹的私人客厅里是和蔼可亲的朋友，而一旦和她们的丈夫到了公事场合，便又成了凛然难犯的美国将军了。

史迪威视察了中国的各个战场，看到国民党对日作战的正面战场兵力不足、士气低落，却把最精锐的50万大军摆在西北，用于围困陕甘宁边区。而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活跃在日军占领区，英勇作战，却得不到应有的补给，武器落后，衣服破烂。史迪威感到美国人受了蒋介石的愚弄，援助了那么多武器物资，却发挥不出支持抗战的效能。史迪威向蒋介石正式提出建议，要求他把包围共产党的50万大军调往抗日前线，同时给八路军、新四军调拨一部分先进武器装备。

脾气乖戾的蒋介石根本听不进史迪威的意见，他拿出了战区最高统帅的威风，呵斥史迪威受了赤化宣传的影响，坐歪了屁股，史迪威以自己亲眼所见的事实据理力争，两个人爆发了激烈争吵。

耿直的史迪威向美国政府报告说，蒋介石的政府中贪污成风，到处是裙带关系，根本得不到人民支持，全靠戴笠的特务秘密监视，随时剪除异己和压制民众来维持，建议美国政府放弃对这个腐败政权的支持。他在日记中更直言不讳地把蒋介石称为“独裁者”，说他那颗剃得发亮的脑袋像一粒花生米。以后他干脆以“花生”来指代蒋介石。

蒋介石看到自己请求派来的人竟然到处和自己作对，霭龄、美龄花了那么多金钱和感情极力拉拢，这个美国佬居然油盐不进。他恼羞成怒，致电罗斯福，说他派来的这个史迪威根本不称职，应该立即撤换。

史迪威和蒋介石的要求都没有被罗斯福接受。但美国陆军部倾向于史迪威的意见，美蒋关系出现了裂痕。

霭龄与孔祥熙一番密商，认为与美国的关系是蒋政权能够维持的支柱，这种时候决不能得罪美国，把关系搞僵。霭龄决定自己再次出面，拉拢史迪威，争取他与蒋介石的和解。

霭龄认真总结了开初与史迪威交往的成败得失，感到对付山姆大叔不能和对付中国人用一样的手段。中国人中只要套近乎了什么事都好办，为了朋友，什么道德、原则、法律都可以不管。和美国人却不行，尤其是这个史迪威，很不够意思，拉来拉去，还是交情归交情，公事是公事，一点不通融。霭龄决定这回换换手法，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同史大叔做笔交易。

霭龄和美龄发出邀请，请史迪威到美龄家中做客。史迪威看到地点虽是蒋介石府邸，主人却是美龄和霭龄，欣然驾车前来。他们一起呷着美龄亲手煮的巴西咖啡，进行了一场温情脉脉纱幕下的谈判。

史迪威坚持他对中国战区国民党军队作战不力的抱怨，并且指出亲日派何应钦从中作梗是主要原因，应该撤掉他的参谋总长职务。霭龄、美龄表示赞同，说她们也很希望尽快改变中国战场无所作为的状态。对何应钦，美龄一想起他在西安事变中的表现就生气，她们一致同意配合史迪威一起给蒋介石施加压力，敦促蒋尽快撤换他。

霭龄、美龄还对史迪威的忠职敬业精神和工作效率大加赞赏，表示要在蒋介石面前为史迪威说好话，促使蒋与史改善关系。霭龄说：“只要我们做工作，改善关系并不难。对委员长，大姐可以发号令，小妹能吹枕边风。”

“枕边风？”史迪威对这个词不太理解，对它的效力也有怀疑，“蒋先生很固执，如果不是在谈判中据理紧逼，他很难改变什么。”

“呵呵，这个你就不明白了，尤其是小妹和老蒋关系的本质。”霭龄放下杯子，把一方喷了法国香水的真丝手帕向史迪威一甩，接着说，有一首中国诗这么说：“微风二级，大风六级，暴风八级，台风十二级，枕边风无穷大级。它虽不能摧天拔地，却可以把一个人几十年形成的人生信条吹得颠倒过来呢！”

“真能如此？”史迪威将信将疑。

“这事我不打保票，但你可以拭目以待。”霭龄笑眯眯的眼睛里，有一颗坚定的瞳仁。

史迪威回到住处，不停地哼着美国南方的乡村小曲。几个月来，他第一次心情这么舒畅，他觉得收获太大了，挥笔在日记中写道：“我们签订了攻守同盟。不论出于什么原因，她们现在很当真，或许我们能获得一些成就。”

“历史表明，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失败者都是错误的”

隔了一天，也就是1943年9月15日，霭龄、美龄又联合发出邀请，请史迪威到范庄孔府做客。

又在孔府做客，霭龄已不是当初请史迪威品尝各种美酒佳肴了。这次史迪威受到的第一道招待，是当头一棒。

史迪威还沉浸在上次两姐妹尽情奉迎自己的喜悦中，屁股刚刚坐稳，正想开一句玩笑，把气氛活跃起来，霭龄却皱着眉头开口了：

“史将军，你是我们最好的朋友，所以我们认为应该把刚刚听到的消息通报给你。否则就显得我们见危不救，太对不住朋友了。”

史迪威想好的笑话没能说出口，他大张着嘴巴：“唔？”

心直口快的美龄说：“是这样，现在正有人策划撤换你，我们真怕不能再在家里愉快地招待你了。”

“啊——”史迪威紧缩的心有些放松，“委员长向罗斯福总统提出的这个建议，已被总统拒绝了。”

霭龄的眉头锁得更紧了：“乔，现在的问题不在中国方面，而在你的祖国。”

霭龄连所用的称呼都是别具匠心的。她在极力套近乎的时候，用一般的称呼“史”，而在存心打棒子的时候，反而用了这个昵称“乔”。

“美国人策划撤我？”史迪威显然被击中了，他瞪着惊愕的眼睛，“我与蒋先生的矛盾，和他们有什么关系？”

“你太单纯了！”霭龄的措词、语气，像一个母亲训导混沌未开的孩子，像一个教师向入学蒙童进行启蒙教育，“美国有一个院外援华集团，你知道吧？”

“当然知道，那是由一些活动能量很大的议员组成的一个非正式团体，他们通过各种途径向公众宣传中国，向政府施加影响，促使政府制定有利于中国的政策，增加对中国的援助，密切中美关系。”史迪威像小学生背书一样朗朗道出。

“你可知道这个‘华’是特指蒋委员长的政权，并不是泛指中国吗？”

“唔？”史迪威有些迷惑。

“对，关键就在这里。这个院外援华集团的成员都是我们下工夫一个一个争取来的，是与我们私交很深的可靠朋友。今天给你透个秘密吧，他们为中国的事所作的努力，我们是心中有数，知恩必报的。”

史迪威拍着脑袋：“噢，我明白了。你是说他们在为蒋宋家族工作，蒋先生对我不满可以通过他们去向总统施加压力，达到他撤换我的目的？”

美龄抢过来说：“你说得太露骨，太难听，我们中国人是不这样说的，应该说是……”

霭龄拍了一下美龄的肩膀：“小妹，我觉得这壶咖啡味苦了些，你尝一下是否该再加点糖？”美龄打住了话头，去品尝咖啡。

霭龄缓缓地说：“乔，实际情形是这样，现在你的一些做法已经把院外援华集团和蒋先生逼到了一条舢板上，根本用不着蒋对他们传递什么、要求什么。你知道，蒋同美国的联系完全靠我们宋家兄妹，他自己与美国是联系不上的。你是我们姐妹俩最好的朋友，我们不会一边请你喝咖啡，一边去动员美国议员施加影响去撤你的职。在中国，那种做法叫两面三刀，是很卑鄙的行为，我们不会那么干。”

“我不明白。”史迪威说的可能是真心话。

“其实道理很简单。”霭龄是善于做套的能手，她只需在必要的时候让美龄敲敲边鼓，收套的绳子始终攥在自己手里，“院外援华集团几年来一直在鼓吹蒋介石是抗日英雄，是远东反法西斯的旗手，为他争取了不少美援。但你却报告说他每天发布的对日战报，90%以上都是假的，说他的政府贪污腐败，这不等于说院外援华集团在与蒋同流合污，共同欺骗美国政府和人民吗？你伤害的不止是一个蒋介石，同时也得罪了你国内的一股势力，是不是这样？”

史迪威挺得笔直的脊柱出现了弯曲，头伏在了膝盖上。不一会儿他喃喃地说：“我直接写给总统的报告，这些人怎么会知道呢？”

“咦，你不要忘记，美国人最讲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记者抓到的东西，可以不受任何限制地捅出去。越是机密的东西，他们越是千方百计去刺探，去公开，去引起轰动，以使自己出名……”美龄逮住这个话茬竟说得激动起来。

“小妹，”霭龄一声轻唤，却是一个警示。她怕美龄把话题扯偏，钓鱼钩子没弯儿，就没有力量了。

“咳咳，我扯远了。总之，美国别的东西都好，但这新闻自由、言论自由绝不是好东西，最容易坏事，最容易损坏国家利益。我和蒋先生都是主张庶民勿谈国事，新闻必须检查的。”美龄心中这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出来是不痛快的。

“其实并不需要记者到白宫去偷阅文件。你的报告也许现在还安全地锁在保险柜里。但是你的想法你自己没有控制好。”霭龄始终保持着轻声慢语。她的每句话都是深思熟虑的产品，没一句是脱口而出的。

“你说是我自己泄露出去的？”霭龄没有直接回答史迪威，她起身走到一个文件柜前，取出了几份美国出版的报纸和军统密报的清样，然后指给史迪威看：“瞧，这是你在西安的讲话，这是你在重庆的讲话，这一篇是你在昆明给飞虎队讲的。这个是你在缅甸当着英国军队和中国远征军讲的，美国记者在场。”

史迪威没有去接。他只从霭龄手里瞟了几眼。不错，那些话是自己讲的，没有歪曲和捏造，只是好些义愤填膺时谩骂国民党政府和蒋介石的话被特地标了出来，显得那么刺眼。

美龄看大姐逼住了史迪威，赶紧参战，她拉开身边的文件包说：“我这里也有几份。看，这上面说你在某月某日，说俞飞鹏是‘土匪’，他可是委员长的表弟呀！喏，还有这个，你在备忘录和其他文件上签名，从来都是签‘美国中将’，而不肯使用中国战区参谋长的头衔。这，这是美国报纸的报道，说你讨厌中国人，说中国人不是好东西。看，下面还有评论，说你的这种思想和希特勒没什么‘区别’，这种思想决定了你根本不适宜在中国任职，只会破坏美中同盟关系……”

史迪威被两姐妹逼到了悬崖上，鼻尖渗出了汗珠。

美龄把文件慢慢塞回了包里，她用眼睛的余光盯着史迪威，美滋滋地等着他投降。

出乎美龄的意料。

史迪威保留着他年轻时美国牛仔的血性，短暂的沉默之后，他忽然站起身来，向两姐妹大声宣告：“不错，那些话是我说的，你的情报和报纸的报道都是准确的。但我并不认为我说错了什么，我现在仍然坚持我的观点！如果这不符合某些人的口味，他们撤换我或者我主动辞职都可以，我不怨不悔！”

史迪威就要告辞。

这不白忙乎了？美龄用无奈的眼光迅速瞟了霭龄一眼。史迪威这个态度，等于把姐妹俩绞尽脑汁下的钓钩，吞到肚里开溜了。

一直静观事态的霭龄对这种局面已有准备。

“乔，不必激动。人们对一件事情各有看法是最正常不过的事。这里的关键是争做胜利者，不做失败者。”

“失败者，你说谁是失败者？”史迪威眼睛里要冒出火来。

“请坐下，”霭龄非常平静地说，“答案很简单，在这次事件中，你如果被人家鼓捣下台了，你就是失败者；如果他们费尽心机没把你搞掉，你仍然是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他们就是失败者。难道不是这样吗？”

“历史将证明我的看法是正确的！”

“不！历史只记载胜利者和失败者，不评判是非。”霭龄又加重了语气，“历史表明，胜利者都是正确的，失败者都是错误的。”

“我所知道的历史并不是这样！”史迪威的思维方向被引上了另一条道。

“好吧，每个人都宁愿做错误的胜利者，也不愿做正确的失败者，是吧？”

“……”霭龄绕口令似的话把史迪威拐糊涂了。

“乔，你为中国抗战作出过杰出的贡献，又是我和美龄的好朋友，我们真心希望你留任到中国抗战胜利的那一天，不愿意看到中国战区统帅部出现另一位我们不熟悉的美国将军。”霭龄说得非常动情，她甚至用手帕去擦拭眼角。

“真的，我是多么愿意经常看到你啊！”美龄的语调是情切切、火辣辣的。

史迪威似乎被感动了。片刻沉默之后有些懊丧地说：“那么大的势力在策划撤换我，我恐怕无所作为了。”

“不不不！”霭龄从心底笑开了花，史迪威终于被钓牢了，“只要我们努力，胜券还是在你手上。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人，我和美龄可以使他们转变态度，只不过——”

“不过什么？”

“蒋总司令那里，还得你这个参谋长做个姿态。”

“蒋？我们已经吵翻了，而且我并不打算改变立场。”史迪威一想到那颗厌恶的花生米脑袋，不由人就想动气。

“委员长对你并没有什么恶感，他只不过也受到一些人的压力，不得不有所表示。现在他也在试图寻找机会与你和解呢。”美龄以知情人的身份透露说。

“我不改变观点，也不想去认错！”诨名“醋性子乔”的史迪威果然倔得可爱。

“呵呵呵！”霭龄这次笑得轻松，也别有深意。“西方人最看重的是什么？金钱、权势、情欲，这是他们人生的三大支柱。中国人最看重的是什么？面子！他可以不要一切实际利益，却不能不要面子。也就是说，你只要给他面子，甚至可以从他兜里掏出最心爱的东西。所以呀，同蒋先生的和解，你不用改变什么，更不必去认错，你只要做个姿态就足够了。你想一想，给他一个面子，完成你在中国的使命，使你成为一位青史留名的人物，这桩交易不吃亏吧？”

“为什么非得我作姿态，给他面子？”

“不管怎么说，他是战区司令，你是下级呀！”

“给他个一文不值的面子，问题能解决吗？”史迪威显然有些动心。

“以我和小妹的名誉担保！”霭龄说得斩钉截铁。

“以我们的名誉担保！”美龄说得庄重认真。

10月17日，史迪威被迫上演了这出由两姐妹导演的活报剧。

在宴会之前，史迪威走向蒋介石说：“我唯一的目的是为了中国好，如果有做错之处，那并非有意。”蒋介石喜笑颜开，不管史迪威说的是什么，这个仪式本身已经表明，史迪威屈服了，认输了。蒋介石以长官和胜利者的姿态，同史迪威握手言和。

这次会见的报道和图片，立即出现在美中两国报纸上。

在另一场合，蒋介石得意地宣称：“最后允许史迪威悔改留任，重加信用。”

史迪威事后却越想越不对劲，这场风波中蒋介石要求撤换自己的要求已经遭到罗斯福总统的拒绝，为什么最后竟是自己去向蒋道歉呢？这明明是已胜反败，自栽跟头。他在日记中愤愤写道：“这是一次该诅咒的经历，真不是滋味！”最后他才明白，自己被霭龄的甜言蜜语给诱拐、挟持、坑害了。他把霭龄比作一条不发响声咬人的响尾蛇，提醒自己再不能上她的当了。

罗斯福最终做了妥协

一年之后，史迪威与蒋介石的矛盾再一次大爆发。

日军在太平洋战场连连失利，为了从中国战场抽出兵力加强海上作战，他们在中国大陆加紧攻势，企图一举击溃中国抗日力量。在豫湘桂战役中，国民党军队顶不住日军疯狂进攻，大败溃逃。这时美国政府担心国民党军队完全崩溃或投降，那样势必增加美军在太平洋战场的压力。因此罗斯福总统向蒋介石发出了紧急建议，要求由史迪威统帅中国战场一切军队，授予他指挥全权，以阻遏日军的深入。蒋介石一看就毛了，上次要求撤换史迪威没撤成，这下倒好，把自己给撤了。可他不敢公开反对罗斯福的建议，只好复电表示“原则赞同”，暗中却动员一切力量，促使罗斯福改变决定，威胁恫吓史迪威，使他不敢接手指挥权。

蒋介石向他身边的重要人物亮明了底牌：史迪威现已控制着中国全部租借物资，如果再让他统帅全国军队，再由着他去加强和装备共产党，我们就等于全完蛋，再没日子过了。手里没了军队，我也不是委员长，你们也不是高官大吏，咱们全变成人家砧板上的鱼肉了。阻挠史迪威接管军队，大家都要出力，以后论功行赏。

蒋介石命令一下，行动最快、卖力最大的，还数霭龄夫妇。

正在美国访问的孔祥熙赶紧跑到白宫，拜谒罗斯福总统，当面表示意见说：“中国的军队有历史、地域、系统等种种复杂情形，主要依赖统帅与各级将领的个人情感才能指挥得动，统帅人选的威望、资历和人事关系非常重要，绝不是随便指定一个人，只靠发号施令就能调遣得了的。史迪威做中国军队的总指挥，能不能胜任愉快，以祥熙个人观察，大有疑问。”

孔祥熙自以为这番话锤炼得理透情浓，炉火纯青，可罗斯福听完只问了一句，这是你的意见还是蒋总司令的意见？孔祥熙当然只能说是自己的私人的看法。罗斯福说，蒋总司令已经来电表示同意，你不必过虑了。孔祥熙便再也无话可说了。

接着跑到美国活动的是美龄。她对到机场迎接她的总统代表霍普金斯说，我希望当面向罗斯福总统说清楚，我这次来美国，没有其他任何目的，仅仅是为了医疗和休息。霍普金斯说，既然这样，就不必去见总统了，罗斯福夫人会到医院看望你的。

美龄对罗斯福不会见自己十分不满，但无法改变。于是她向总统代表和总统夫人强烈表示，史迪威不了解中国人民，不了解中国国情，更不了解中国军队，无法担当起指挥全国军队的职责。她举例说，史迪威强迫蒋介石把最精锐的55师派到缅甸作战，结果这个师在日军压力下，全军覆没在热带雨林中。美龄说，这只是史迪威众多悲剧性错误中的一个。在中国发挥作用最好的，是陈纳德和他的飞虎队，应该多派这样的人。她强调说，要打败日本，办法只有一个，就是美国多出钱，多给好装备，放手让蒋介石来指挥，其他人不要横加干涉。

美龄阻止史迪威接管军队的心情过于急迫，以致人家认为她的情绪有些偏激，所说情况不太可靠，反而没引起太大重视。

还是霭龄棋高一着。

她认为，此事罗斯福固然是关键人物，但决定是他做出的，没有非常有力的理由和重大情况变化，让他改变决定是很困难的。这件事中还有一个关键人物，那就是史迪威本人。如果他知道自己根本指挥不动中国军队，他就会知难而退，罗斯福无法既强迫不愿交权的人交权，又强迫不肯接手的人接手。

霭龄再请史迪威到范庄做客，史迪威明知又是一次鸿门宴，但碍于情面，还是硬着头皮来了。

霭龄不需要再绕来绕去，那样也会引起史的反感。她单刀直入，直奔正题。

“中国军队的指挥历来讲关系凭感情，张学良、杨虎城捉了蒋介石为什么不敢杀他？因为就是中国也没有第二个人能指挥调动全国的军队。你史迪威跟哪一支军队有关系有感情？是老蒋的嫡系部队听你的还是白崇禧的桂系、龙云的滇军、阎锡山的晋军，或者川军，或者西北三马会听你的？军队到了你手上，结果你调遣不动、指挥不灵，这不仅会影响中美共同战胜日本的进程，也会影响你的名声和形象。那时，你作为一个调不动一兵一卒的光杆司令，将成为全世界嘲笑的对象。你想到过这是一种怎样的情形吗？”

史迪威说：“这种困难我非常了解，但指挥中国军队并不是我的要求，而是总统根据国际形势做出的决定。”

霭龄说：“好，就算这件事决策与你无关，但却与你的某些言行有关。你可知道美国政府派你来中国是与谁合作吗？是与蒋委员长的政府合作，可这几年你口口声声称赞共产党，屁股坐到哪里去了？共产主义同我们的主张犹如冰炭不能同炉，蒋委员长所以现在不剿共，还同意国共合作，是日本正侵略中国，一旦打败了日本，国共肯定是要分家的，免不了一场恶战。那时你就会知道你现在的许多言行是错误的。”

史迪威瞪起了眼睛：“我只知道共产党真心抗日，要尽快打败日本，就应该帮助他们发展壮大力量。”

霭龄说：“好，这个也不谈。蒋委员长是中国战区的最高统帅，参谋长的职责是辅佐统帅，哪有取而代之的道理？”

史迪威又想说话，霭龄说：“史将军，我们是朋友，所以我今天请你来谈点意见供你参考，而不是想跟你进行一场辩论。我说的话你回去可以再想想，采纳不采纳都没关系。只不过你需要知道并不是我一个人有这种看法。”

史迪威翻翻眼珠：“那好，你请讲，把你的意见都讲出来吧。”

霭龄莞尔一笑：“我只再说一点。如果中国的军队都交给你指挥，日本人肯定会以此为借口，说中国已沦为美国的殖民地，说美国在亚洲推行亚洲人打亚洲人的政策，说美国才是中国的侵略者，他们在帮助中国人摆脱美国的侵略。这是不是会有损于美国的政治形象呢？”

霭龄的话甭管理正理歪，却是针针见血，入骨三分。这一通冰雹式的话语，最直接的效果，就是要让史迪威感到，一个不在政府任职的中国妇女，都这么强烈地反对自己指挥中国军队，其难度是可想而知的。他没有必要去冒这个风险，做一个孤家寡人的统帅。

史迪威最后向霭龄表示，他服从蒋的指挥。如果有机会，他将向总统阐述自己不愿接管中国军队的想法。

霭龄又一次从史迪威身上捞了分。

蒋介石迟迟不任命史迪威，激起了罗斯福的愤怒。他对蒋介石阳奉阴违的做法进行了严厉谴责，要蒋对由此引起的一切不良后果，承担个人责任。

罗斯福弄巧成拙的是，他把这封电报打给了史迪威，要史迪威当面转交给蒋介石，从而使史迪威处于一种无法避嫌的位置。

当史迪威把这包辣椒粉交给“花生”的时候，“花生”打了一个大喷嚏，这喷嚏如同一股飓风，把史迪威卷了起来。

蒋介石说这是平生最大的耻辱，致电罗斯福说，事关国家主权与尊严，决不接受强制式的合作。表示宁可把军队交给日本人，也不交给史迪威。

孔祥熙在美国紧密配合蒋介石的强硬态度，说如果史迪威掌握了中国军队，即使打败了日本，中国也还是等于亡国。摆出一副要与美国彻底决裂的架势，不再提任何要求，就要打道回府。

罗斯福最终做了妥协。他听信了“闯进瓷器店的公牛”赫尔利的话，即在史蒋之间选择的话，只能选择蒋介石。罗斯福解除了史迪威的职务，把他召回国内，重新委派了宋家喜欢的魏德迈来中国任职。

第二十二章

败局难收

蒋政权的一个争权夺利的悲剧

上海的虹桥机场。

在国民党委员们的注目礼下，“美龄号”专机正滑入跑道，加速升空，霎时间，机身脱离跑道，向空中飞去，随着震耳欲聋的声音的消失，那飞机化作一个黑点，钻入远方的蓝天白云之中。

机身渐渐拉平。从舷窗射过来的一束光柱，正好映出宋美龄那半明半暗的脸。

这是一张新闻报，宋美龄从身后机座上取过来捧读着。那未干的油墨的清香不时扑鼻而来。那经过一番努力而变成铅字的消息使她心旷神怡：

蒋经国特派员被父亲召回免职。孔令侃总经理宣布无罪释放。上海杜月笙之子杜维屏由特刑庭转解高院，念其初犯，轻判八个月，以观后效……

在报刊右下角又刊出了一幅照片。这是小蒋被老蒋召回南京时的照片。照片中，老蒋神采奕奕，把一摞线装的《曾文正公全集》交到小蒋手里。小蒋春风满面，向老蒋叩谢。

照片下面有一组对话极为精彩：

老蒋：上海之行，初露锋芒，干得不错。为父争了光。

小蒋：有其父必有其子。

老蒋：锋芒不可不露，但不可毕露。这是套玄书，多读读，日后你会明白天机。

小蒋莫名其妙。

宋美龄耐着性子把它读下来，本来惬意而又轻松的感觉转眼间又变得沉重起来。

她做了一件蠢事。

她开始反省自己。

这是20世纪40年代蒋政权的一个悲剧、一个争权夺利的悲剧！

失败的绝非是“打虎队长”蒋经国一人，而是丈夫的整个新金融政策以及它所代表的政府。它的后果一时还显现不出来，随着时间的推移，将越发显现出来，以至将全面动摇它的政府。

宋美龄并不糊涂。她以超越自我的目光看出来了。她把头伏在报纸上深深地忏悔了……飞机一直飞到北平，从北平转机飞长春，一路上她都没说一句话。

后院起火

在蒋介石政权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占有显赫的位置。实际上说蒋的政权也是四大家族的政权。人们往往把蒋姓放在首位，宋姓放在其后，其实宋姓才真正是实权派。宋氏两姊妹由于其卓越的才干，征服了男性世界，控制了蒋、孔两姓。她们能像捏面团一样地使男人围着她们转，使她们的男人在实践上也深感女人的厉害，自愧不如，甘拜下风。

宋美龄是中国当代的“慈禧”。

虽然“慈禧”的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不大中听，但是她与平庸之辈决不能等同。

桌上的电话铃响了起来。宋美龄放下手中的报纸走了过去，操起听筒。电话是上海打来的，对方不愿告诉自己的名字，只是告诉她孔令侃被捕，让她设法营救，不然命就没了。宋美龄欲要问话，对方已放下了电话。

神秘的电话，突发的事件，使宋美龄火上心头。

孩子是老人的希望。许多老人在知天命之年，便把希望寄托在孩子身上。这大概是一条不成文的规律。

宋美龄和蒋介石婚后二十余年，一直未生育。因此，她把全部的希望都寄托在大姐宋霭龄的四个儿女身上，四个小辈姨娘姨娘地叫得好亲热。平心而论，宋美龄最喜欢的又是戴维（孔令侃）和珍妮特（孔令俊）。

然而今天事情的发展却令人不能置信。“令侃儿啊！你到底惹了哪家阎王，让你这样过不去！”宋美龄凭借她手中的特权，她决心要查个水落石出！

事情却是这样的。说白了，它源于政府的“黄金案事件”，说深刻些，它又是蒋政权后期综合征引起并发症的必然结果。

内战时期的中国政府面临着极其严重的问题——饥荒、通货膨胀、封锁、对外关系……

蒋介石政府雇佣的人员极多，有中国人以外的欧洲人、美国人，他们专门从事维护形象、公共关系和宣传方面的工作。他们的工作之一是防止丑闻见报。但是事情总是两方面的，偶尔也有失误。例如1945年5月在美国新闻界传出一件丑闻，当时行政院代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正在旧金山出席联合国会议。电台评论员雷蒙德·格拉姆·斯温的一篇报道把宋子文弄得非常狼狈。

1943年以来，在宋子文和孔祥熙的敦促下，美国一直在借黄金给中国。从理论上说，这些黄金应当由政府控制的中国各银行出售，帮助稳定通货膨胀的局面，就像给贫血病人注射维生素一样。蒋介石埋怨美国迟迟没有运送答应提供的黄金。尽管美国迟迟没有这样做，担任财政部长的孔祥熙仍然宣布，银行将出售“黄金证券”，在黄金实际运到之后可把证券兑换成黄金。换句话说，这种黄金本来是打算用于制止中国市场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的（这种通货膨胀主要是孔滥发货币和宋霭龄从中牟取暴利造成的），现在却提供了一种可能被用来进一步从中渔利的新的期货市场。

在旧金山，在记者们追问下，宋子文说，他“自己揣测”是黄金市场的反常现象引起来的。他解释说，3月28日（星期五）政府决定从3月30日（星期一）起提高黄金的官价，当时商定严格保密。但是，在谈到成交的数字时，宋子文指出，星期五出售的黄金是最近每日平均销售量的两倍。这种情况只有在一种情况下才会发生，就是接近掌权人物的人向同伙泄露金价将在周末急剧上涨的消息，这样他们可以在星期五以廉价买进，在星期一以高价卖出。宋子文也许认为，他已使孔家一名成员处于困境，而孔家当时正处在得势时期。他说，他带着疑惑匆忙去找蒋介石。

按照蒋的命令，迅速地进行了一次调查，发现真正的“罪魁”是中央信托银行的两名小职员。这家银行的董事既包括孔祥熙也包括宋子良。在孔祥熙经营的交通银行或中国中央银行的董事会显然没有发现任何差错，不过十分奇怪的是，这两家银行在那个星期五都把正常的停止营业时间从下午5点延长到9点，以应付购买黄金的人“突然要求购货”。

两名不幸的职员被判死刑，匆匆忙忙被押赴刑场。在行刑前，其中一人大喊：“我们是替罪羊，拿我们开刀实在是冤枉啊！”这当然是显而易见的。

宋子文认为，处决是必要的。“因为政府哪怕有丝毫的贪污怀疑，就应该立即进行彻底调查并予以惩处。这只能更好地巩固政府的权力，增强人民的信心。”

从黄金丑闻中捞到的好处听起来非常可观。新闻报道承认是450亿元，但这是膨胀过的中国货币。对黄金丑闻负有实际责任的未指名的“高级官员”只赚了大约两万美元。

官方获利，人民遭难。在抗日战争胜利时，中国至少在纸面上拥有600万盎司黄金和9亿多美元的储备，这都出自美国纳税人的腰包。尽管储备这么多的硬通货和黄金，国外援华集团还是在大力游说，因而外援继续以惊人的速度源源不断地运到中国。从1945年至1947年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运往中国685亿多美元的物资、食品、衣服和设备。除此以外，宋子文在进出口银行的老朋友还为他提供8300万美元的贷款，加拿大提供6000万美元的长期贷款。

为了像宋子文说的那样“维护中国人民的尊严”，他坚决主张在法律上由中国人完全控制这些外国援助。1944年蒋介石曾使用过这种策略，所以提出这种要求没有什么害处。莫名其妙的是，提供贷款的机构竟然表示同意，尽管在华盛顿和伦敦的上层人士中间谣传，到战争结束时，宋子文已是地球上最大的富翁之一，在世界上一些最大的公司拥有大量股份，他已找到好办法从这些公司购买军用物资。费利克斯·格林援引宋子文的一个朋友的话说，到1944年，他存在美国的财产就超过了4700万美元。英国外交部的一位高级官员1953年接受记者采访时说：“宋子文拥有你们通用汽车公司的起支配作用的股权，不是吗？”当记者说美国官员们普遍认为不是通用汽车公司而是在杜邦公司时，这位外交部官员厉声说：“这个，难道没有办法掩饰所有权吗？”

宋子文被任命为行政院长之后，成立了一个特别机构为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来监督联合国救济物资的分配工作。他同美国政府和联合国商定，这些物资在中国码头刚一卸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放弃对它们的所有权（在其他国家，联合国官员始终照管这些物资，以保证进行适当的分配）。卸下绝大部分物资的码头、储存这些物资的仓库和运输这些物资的运输公司，其中包括招商局都是为杜月笙所有。这为贪污盗窃提供了方便。

由于通货膨胀极为严重，中国银元与美元不久达到1100万比1的惊人汇率，蒋政府秘密地准备发行一种以黄金为“后盾”的新钞票，即所谓“金圆券”。这个计划要求所有中国人交出他们所有的失去信誉的旧货币和个人拥有的所有白银和黄金，以兑换这种新钞票。黄金和白银将按照政府确定的人为兑换率赎回，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骗局之一。这意味着那些设法在整个战争期间拿出黄金或白银的人将不得不以荒谬的兑换率接受价值可疑的新钞票。在中国，即便小店主都能识破这种骗局，但是任何人都没有选择的余地。

凡是知道将在什么时候实行“货币改革”的人都有从中牟利的机会。对这场大骗局来说，有名的黄金丑闻只是小小的准备动作而已。这次泄露秘密情报的是宋子文本人。

宋子文显然已经提醒他喜欢的一些国民党军官——仅在上海就有293名——在实行货币改革之前从上海各银行取出黄金。讨厌的是，那伙人中有一个人把这一消息传出去了。上海出现恐慌，数百名重要的存户匆匆忙忙从银行取出黄金。合法的黄金所有者从政府手中取出价值数百万元的私人黄金。这场恐慌蔓延到其他城市。委员长大发雷霆，他成了全国人民的笑柄。这次，他对宋子文感到彻底地厌烦了。

宋子文被正式指控为引起“抢兑黄金”的罪人。蒋勒令他辞去行政院院长职务，还解除他的所有其他政府职务，并吩咐陈家兄弟秘密调查宋子文的所有金融活动。在调查结束之前，蒋硬要宋子文担任广东省省长和“绥靖专员”的“安慰”职务。这使宋子文有时间通过他在广州和香港的银行分行把他的巨额财富全部转移出境和变卖他的绝大部分财产。

1947年秋，陈家兄弟结束了他们奉命进行的调查，提交了一份长达15万字的报告，指责宋子文“对外国……资金管理不当”。报告说，某个享有特权的公司集团花费资金和使用供应品的“目的并非进口用于建设的物资”。这个享有特权的集团包括宋博士和他的中国开发金融公司、宋子良的孚中公司和孔令侃的扬子公司。宋子文刚被解除职务动身前往广东省，调查人员就发现，中国储备的外国硬通货和金条大约丢失一半，其中包括宋子文掌管财政大权期间被认为放在中国国库的9亿美元的一半和600万盎司黄金的一半。

这些货币和黄金都到哪里去了呢？

得梅因《记事报》的直言不讳的发言人加德纳·考尔斯战后曾经前往中国访问，回国时写了一篇报道，这篇报道是在1947年9月发表的：

在上海的一次晚宴上，现政府的一位愤怒的批评者对我说：“除非干掉宋氏家族，否则中国是永远好不起来的。好家伙！他们在华盛顿、伦敦和阿姆斯特丹有十多亿美元的存款。”过了一会儿，他走开之后，中国银行一位高级官员对我说：“请不要相信这样的荒唐话。他们的存款不超过8亿美元。”

这时，孔祥熙旅居美国，宋子文以省长身份在广州流亡。

在暴风雨前的平静中，蒋介石决心发行金圆券。经过再次推迟，新货币的正式发行日期定于1948年8月19日。所有旧钞票及所有黄金、白银或外币都必须在9月30日以前交出。这次，为确保发行工作顺利进行，蒋委员长特派他的长子蒋经国协同新任财政部长俞鸿钧一道执行新的货币规定。

委员长给蒋经国下达了首先在上海进行整顿的特别指示。也是有意锻炼一下儿子，日后好步入政界。蒋经国对父亲的授意心领神会，当即立下军令状：“不干出个样子，决不见父亲！”

“好样的！像我的儿子！”蒋介石拍着儿子的肩膀道。“你到上海后，要把黄金立刻冻结，严禁一两黄金、白银外流。要知黄金的厉害，稍有不慎它就会张开血盆大口吞噬父亲的政权，此事关系重大，你就去准备吧！”

蒋经国下意识地扯了扯中山装，说：“请父亲放心，我明天一早就去报到！”

当时映在蒋经国眼里的上海是交通混乱、市容不整、走私猖獗；十里洋场，五毒俱全；市场金融混乱不堪；刑事案件每天发生，人们怨声载道。这位曾任赣南行署专员的太子，一到上海，就着手整顿秩序，组织缉私队、纠容队、便衣队，宣布“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在执行这项任务期间，蒋经国将赶走除了拉山头的青帮成员以外的腐败分子，关闭黑市，监禁所有肆无忌惮的投机商，帮助上海社会进行经济“改革”，这是一件难办的差事。他似乎不折不扣地执行了他父亲的命令。他对贪污腐化、黑市商人和货币投机商进行了一场无情的斗争，到处安插自己的莫斯科式的保安干部。设置大量便衣警察，跟踪异常人员。在街头巷尾开庭审讯，在马路边将罪犯处决。蒋经国这样做的目的，显然是想让人知道他的父亲蒋介石又回到了上海，重振旧日威风。

一场整顿与反整顿的斗争在大上海激烈地进行着。整顿中伴随着逮捕，以暗杀为主。枪口下的上海人民无不感到压抑。枪声、警车的鸣叫声充斥街道，人们无不提心吊胆地过日子。流言四起，不是谁被捕了，就是某某被杀了。恐怖笼罩着大上海。枪口下的大上海度日如年。

但是当时蒋经国犯了两个“严重错误”：一是他逮捕了股票经纪人杜维屏。这位年轻的经纪人被指控在货币改革生效之前不久向股票市场抛出了3000万股股票。他父亲杜月笙显然事先向他透露了消息。

杜维屏，又名杜老虎，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他是上海十里洋场令人闻之胆寒的老虎，又是大流氓杜月笙的公子。杜月笙是洪帮的头子。

当年蒋介石从日本留学回国，不得志时，曾拜倒在杜月笙的门下，成为证券市场的小小经纪人。后来又得济于杜月笙的帮忙而发迹，走上政坛。杜维屏仗着这层关系，狐假虎威，大炒黄金，走私香港。然而，正当他的黄金梦将圆的时候，却撞到了蒋经国缉私队的枪口上。

蒋经国不理杜维屏的诱惑和花言巧语，大义灭亲，大脚一跺，只扔下了一句话：“给我押下去！”

“老虎”被捕，上海滩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

蒋经国对杜审讯和判刑的速度之快。

当人们还不知道他被捕的消息，此案就已了结。

小杜被判处8个月的徒刑，这不是由于他非法获得有关货币改革的消息，而是由于他在正规交易所外抛售股票的技术问题超越了规定。他没有服刑，因为这对他的父亲的打击太过分了一点。但是他被逮捕、审讯和定罪一事显然表明时代已经变了。

“老虎”被捕，上海滩立即掀起了轩然大波，消息不胫而走。

然而就在这时，一封匿名信扔到了蒋经国的办公桌上。

内容如下：

特派员先生大鉴：

打虎精神，可钦可敬。不过杜老虎还只是只虎子，斑斓猛虎你敢打吗？如有胆量，请到蒲石路扬子公司一行。吃人的老虎在等着你哩！

即颂

大安

观戏愚民谨启。即日

就是这封匿名信导致了蒋经国所犯的第二个“严重错误”，以至于他在这错误的深渊里不可自拔。作为蒋政权的四大家族，由于裙带关系，使他们之间密不可分。但是他们之间的不同政见、利害冲突，却又不同程度地威胁着蒋政权。

这封匿名信，确切地说，它的微妙之处，像一发炮弹击中了某个家族的要害，挑起了一个家族对另一个家族的激烈的内战。

蒋经国虽然涉世不深，但他已看出，这不是一般的信，而是一封半是挑衅半是恫吓的信。心想：里面定有重大线索！蒋经国的睡意全被驱除了，这位嫉恶如仇、自尊心极强、想干出点事来的太子，倒要看看那只真老虎究竟有多大的虎威！“紧急出动！”太子命令身边的人。

太子之言，驷马难追。

缉私队快速出击，很快包围了上海滩上扬子公司的大院，并在仓库里发现了许多盗窃来的美国货和欧洲货。更使他们欣喜的是，在靠墙角的破木板下面，掩盖着一箱箱金灿灿的金条，耀人耳目，就像迷人的童话中所描述的一般。

擒贼捉赃，大功告成。

此时蒋经国已经了解了黑市的所有内幕，于是立即下令逮捕了扬子公司的总经理。这位总经理不是别人，正是他的姨弟孔令侃，名副其实的老虎。

“戴上吧，表弟。”蒋经国把一双手铐扔给了他的缉私队员。“须知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此时，政治上的利害冲突把他们间的裙带关系撕得体无完肤。

“戴上倒可以。不过总有一天，也许是明天，我的特派员先生，你还得给我亲自取下来，并给我赔罪！”孔令侃冷冷地对蒋经国道。

孔令侃的预言没有错，他相信不久的一天，微妙的裙带关系会把强权政治击得落花流水。

蒋经国感到棘手，一边有父亲的指令，一边有夫人的说情

宋美龄刚放下电话，孔令俊已经飞马来报了。

宋美龄轻描淡写地又把孔令侃数落一顿后，决定返回上海，找经国说情。她相信太子不会不给她面子的。

蒋经国感到棘手，一边有父亲的指令，一边有夫人的说情，何去何从？当然他决不会倾向于后妈，摊开双手道：“你来找我是预料之事。不过表弟的案子非同一般，临行父亲再三嘱咐我，因此，我岂能一人做主！还是请示请示父亲再说。”

宋美龄一听便火了，心想：“父亲、父亲，你心中就没有我这个母亲。”不过她又把火压了下来，说道：“经国，我的脾气你也是知道的，包括你父亲，我求过哪些人？今天我来求你，说明我看得起你，尊重你，希望你能给我留点面子。不看僧面看佛面嘛！”

“夫人，人已抓了，全上海的人民都看着我，我也有面子啊！别人不理解，希望你能为我着想。”蒋经国虽然话语不多，却也锋芒毕露。

“大胆，放肆！”宋美龄的火终于发了出来，“经国，不说别的，你到底放不放人？”

“夫人，经国以前有许多对不住你的地方，父亲也再三要我尊重你。眼下国难当头，希望你这次以党国利益为重！”蒋经国并不退让。他认为在原则问题上退让一步，就是对父辈的不忠。

忠言逆耳，逆耳忠言。两个本来就有成见的人一旦因事不谐时，往日的成见就像沉渣泛起一样，心中的火也随之而来。宋美龄变得有点强词夺理了：“经国，你不要教训我了！我走过的桥也比你走的路长。这次你放也得放，不放也得放！懂不懂？”

血气方刚的小蒋也耐不住性子了，反问道：“我要是真不放呢？”

“不怕你不放！”

两人不欢而散。

蒋介石的办公室刚开完一个会。他顺手推开窗子，透口新鲜空气，静静等待夫人的到来。

人如倒霉，一步一个。这半年里，从金圆券风波到全国各大战场的失利，从政府内部经济拮据，到四大家族的矛盾激化，并且波及到他们家庭的稳定。每天都是在吵闹中度过。刚才会议虽然统一了思想，也是吵闹得不可开交。蒋介石仿佛一下感到自己苍老了。他觉得自己有种隐隐约约的危机感，控制政权的自信心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低。

更使他不好办的是，家庭的后院里也着了火。夫人，能干的夫人也不像以前那样拼命卖力地支持他，感情的危机使他和她一天一天地把距离拉长。今早，锦州的范汉杰将军又来了告急电，几十万共军围城，形势十万火急，急需总司令亲去督战。说心里话，这也是件难办的事。即使他去，也只是某种象征性的安慰。这时，他想到了宋美龄，她去比较合适，既能代表他，又能起到某种微妙的安慰作用。他的提议刚一出口，委员们便停止了争吵，无不称赞这是一手妙棋。然而夫人怎么样呢？他心里还没有底数，因此他让夫人来的目的也是商量此事。

“你找我什么事？”宋美龄坐在蒋介石对面的沙发上，点烟吸了一口问。

“这两天吃饭怎么样？胃口好吗？”蒋介石答非所问。他不想开门见山，求人的事总得先讲点人情吧，夫人也不例外，她也是人，这是他的逻辑。

“大姐有事还在家等着我，有事请你快说吧。”宋美龄不需要关心，也答非所问，随后吐了一口迷人的烟圈，那烟圈在她面前升腾着、扩散着……

蒋介石望着那团团升腾着的烟圈，似乎悟出了宋美龄的心事。蒋经国早已把此事告诉了他。夫人求他，他求夫人，等价交换，谁也不吃亏，这是绝妙的好主意。显然再说其他的话都显得多余。“夫人，听说经国气你啦，并且还气得不轻，”蒋介石说到这里，叹口气又道，“孩子嘛，毕竟还是小孩子。我们不能与他一般见识，你也不必再生他的气！当初你要给我说一声，事情也就好办多了。”

宋美龄见对方开门见山地自我批评，气也消了下来。“经国对我没感情，这是你也知道的。令侃虽然不是我的亲生，但毕竟对我还是有一腔感情的，他的事情我不能不管！我们都老了，谁还没有些想法？我为你奔波了一生，到底图什么？儿子指不住，那侄子我不能不指！”

“达令，打开天窗说亮话，你要我怎么办吧？”蒋介石耸了耸肩膀道。

“给我面子，放了令侃！”宋美龄毫不退让。

“那我要求你出山办事呢？”蒋介石追问道。

“只要把令侃放出，需要我做的事你尽管说！”宋美龄也当即保证。

“那就一言为定！”接着蒋介石又把自己的心事全盘托出道，“夫人，目前看来，锦州的战事更加激烈。共军企图拔掉我们从山海关到锦州一带的据点，同时对于山海关及山海关以南的地区发动强大的攻势。郑洞国、曾泽生、范汉杰等守将都非常悲观，军心正在动摇。失去了军心，再好的补给也无济于事。我原想亲自飞长春去安抚，看来眼下能代替我的，非夫人莫属了。”

“好吧，我准备一下就去！”宋美龄爽快地应允了。

在矛盾的漩涡中，双方各自牺牲各自的利益而达成的交易成功了。因为成功各自都有如释重负之感。

这是一场牺牲原则而保全家族利益之争。在这场斗争中，宋美龄似乎获得的更多些，面子的挽回，使她有了做人的尊严。她以胜利者的姿态长长出了口气，掐灭了手中的烟蒂，吐出了最后一个烟圈，那烟圈升腾到空中，她又感到担子似乎沉重了起来……

正当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以锐不可当之势横扫华北，蒋委员长仍然在苦苦维持自己家族的门面。

第二十三章

哀兵必败

长春，已是瓮中之鳖

内战进入第三个年头，全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有利于解放军而不利于国军。解放军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同国军进行战略决战的条件已经成熟。在东北战场上，国军卫立煌集团55万人（其中正规军48万人），分别龟缩在长春、沈阳、锦州三个孤立地区；解放军东北野战军已发展到12个野战纵队及若干独立师和特种兵部队共70万人，形势对解放军极为有利。毛泽东适时抓住这一有利战机，决定同国军进行战略决战，并把决战的第一个战役放在东北战场。为配合东北作战，毛泽东同时决定华北第二、第三兵团于9月中旬发起察绥战役，钳制傅作义集团。

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的第一阶段，是首先攻克锦州，截断北宁线，关门打狗。尔后围困长春，迫其投降。

锦州的外围战已经打响，长春被围已经多日。瓮中之鳖的国军人心动摇，惶惶不可终日。恰在这时，宋美龄乘专机从上海飞到了长春，代表蒋介石抚慰军心。

宋美龄还在天上的时候，长春的作战指挥部里，东北“剿匪”总司令部副总司令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在一张军事形势图前，把眼睛死死地盯在标有红旗的锦州。因为那里有几十万解放军已在攻城。

解放军无数的炮队早在几天前就开到了指定地区。几十万发各种口径的炮弹，在几天之中扫荡了国军所占据的广阔地带。第一天，刚一开始猛烈的扫射，国军就放弃了第一道战壕，只留下了一部分监视哨。第二天，又放弃了第二道战壕，转移到第三道战壕里去了。

锦州的情况每半个小时要向司令郑洞国通报一次。作为司令的郑洞国也密切注视着锦州的事态。他知道锦州是整个东北的咽喉之地，牵一发而动全身，锦州一旦失去，长春便危在旦夕。

“司令，有电报！”一位机要参谋手拿电文走了过来。

郑洞国接电展读：“锦州吃紧，共军已突破防线，机场已被共军火力控制，速援。范汉杰。”

“增援？”郑洞国苦笑了一下，“锦州与我长春唇齿相依，只好先保锦州，增援一军……”

郑洞国的命令还未正式下达，突然长春外围解放军攻城的枪炮声也隆隆地响了起来。那发闷的炮声先是在城西，继而在城东、城南、城北，四面轰鸣。一发榴弹竟打进了城里，落在作战指挥部前面约500米处起爆。

“看来，我们顾头顾不了脚，锦州难以支援。”郑洞国马上又撤回了支援锦州作战的命令。转身对机要员说：“快给锦州发电，长春已被共军袭击，无力支援。”

解放军的炮声响了不到十分钟又停了下来。

“娘的，说攻城你也不真攻，纯粹是捣乱！”郑洞国走到窗前，把脸贴在冰冷的玻璃上。偏偏老天爷也给他忧郁的心情加抹了一笔哀愁，闪电没能撕碎浓重的乌云，巨雷低低地从云层中滚过之后，雨水从屋檐墙头和树顶落下来。

这时，一位机要参谋惊慌地赶来：“报告司令，刚接东北‘剿总’急电，锦州失守，范汉杰将军以下八万多人被俘，其余全部战死。”

如同空中又一个炸雷，包括郑洞国本人，大家全部都惊呆了。

锦州陷落，沈阳、长春已是危城。

夜幕降临下来，给危城长春披上了肃重的黑纱。作战值班室里，郑洞国司令一夜没有合眼，锦州的失守，给他的震动太大了。他反剪着双手，不停地踱着步，自言自语道：“蒋总司令不是要来吗？怎么还不来？再不来，沈阳、长春就要完蛋了！”

他在等待着。

他在焦急地等待着……

宋美龄代夫上阵

第二天早晨8点。

“美龄号”专机像只大鸟，在长春机场上空旋转一圈，降落下来。

“美龄号”是蒋总司令的专机。

早已在机场等候的国民党军政要员，他们一个个身穿笔挺的礼服，脚蹬锃亮闪光的皮鞋，在停机场旁排排站着，目视着“美龄号”在跑道上滑行、减速、停下。

机舱门缓缓地打开了。

宋美龄首先走出了机舱门。

她穿着剪裁合体的紫红色的旗袍。在夫人的眼里，红色是胜利和吉祥的象征。细看旗袍上还有暗色花纹图案，有些熠熠发亮，分明是苏州的缎料。旗袍的开口处，露出肉色的长筒丝袜，脚穿高跟棕色皮鞋。这一切和着她那婀娜多姿的身条，白皙漂亮的瓜子形脸庞，乌黑发亮的秀发，给人以高雅、端庄、文静之感。

长期以来，她以个人优雅的仪态，成为众所尊敬的第一夫人。

宋美龄在舷梯上向欢迎她的人挥了挥手，下面队伍立刻爆发出一阵热烈欢迎的掌声。

“老蒋怎么没来？”官员间有人悄声问。

“宋美龄是他的全权代表，可能是老蒋忙不过来吧。”有人小声地回答。

“老蒋脾气坏，说不定谁会在他面前倒霉，不来更好！”

……

就在他们议论间，宋美龄在侍卫官员的簇拥下满面春风，步下舷梯，走到下面官员之中，和他们一个个握手、问候。

官员们握住第一夫人的手，想着当年的传说，自然把时间放长，分享那握手的幸福。

宋美龄同郑洞国、曾泽生等将军边握手边笑吟吟地说：“本来昨天就应到达，谁知突然通知长春有雷雨，只得在北平停了一宿，今天一早就飞来了。一到长春，便是阳光明媚，河山清秀，这可是托郑司令的洪福啊！”

“哪里，哪里，”郑洞国连声道。此时他心中的阴霾已被夫人的几句话驱散了不少，紧绷的脸也放松下来，转而又道，“长春已是危城，昨日共军还在攻城，夫人光临，真叫我们担心啊！不过话说过来，夫人不顾生命安全，亲临危城督战，实又令我们将士佩服佩服！”

“长春有几十万守军，郑司令又是蒋先生的挚友，征战数年，享有常胜将军之称。蒋先生军务缠身，虽然今日未能同行，关切之意已经表达。他已命令空投台湾新军来长春！”宋美龄用南美英语的声调说出的汉语，既流利又轻曼，给人以美的享受，引起了他们一阵哈哈笑声。

过去，他们曾听说，第一夫人以她特有的素质，丰富的知识，动人的文才，演讲的口才，以及她那非凡的仪表，征服了美国总统罗斯福、英国首相丘吉尔、苏联元首斯大林，以及他们所代表的本国人民，在世界的范围内刮起了一股“宋美龄”旋风。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今天他们无不佩服夫人的厉害。

“在南京时，我就听说李军长病得不轻。我要看看他！”宋美龄对下属的关心，着实令大家感叹一番。

在医院的高级病房里，郑洞国走进去，叫醒了正在闭目休息的李鸿军长，并转告夫人特来看他的意思。

李鸿将军不愧是一条硬汉。身躯凛凛，相貌堂堂。他虽身卧病床，却心忧国家之难。和别的将军不同的是，他性格倔犟，为人耿直。相传他在北伐战争时，一次与敌作战中，战友们全部壮烈牺牲了，独剩下他一人，子弹也打光了，敌人吼叫着冲了上来，声称抓活的。“奶奶的，我让你们抓！”他骂了一声，拔下刺刀，犹如一头雄狮，冲入敌群，展开肉搏。他一刀一个，两刀两个。右挑左拨，刺刀在他身前身后飞舞，“嗖嗖”作响，只见刀影不见人身。待大部队上来时，他已斩杀了36个敌人。战后被授予“孤胆英雄”的称号。他当军长后，还参加敢死队，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他曾负过七次伤，子弹都没有真正把他击中。他负伤从不住院，用些苔藓粉末撒上，用绷带绷好，既止痛又不感染，且伤口又好得快。今天他终于抵挡不了病魔的袭击，连日的高烧把这个高大的汉子终于放倒在病床上。他多么不情愿啊！一生从没有住院习惯的他，终于创造了纪录。这不是在住院，这是在给他罪受！大军压境，战局吃紧。他不能带领将士冲锋，难道当今世上还有什么比此更让人痛苦的吗？当郑洞国司令告诉夫人来看他时，他抬起了头，从床上挣扎着坐起来，连声道：“夫人来了？夫人在哪里？夫人在哪里？”

“我在这儿，李军长。”宋美龄走进病室，坐到李鸿军长的身边，看到李鸿瘦骨嶙峋的面孔，相貌已经彻底变了，一股痛惜之情爬上心间，她掏出手帕拭了一下眼睛，把自己温柔的手放在李鸿脉搏上，亲切地安慰道，“李军长，安心养病，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不要惦记战场，你的心愿他们都能实现……”

上司的信任莫过于理解。李鸿被宋美龄的这番既温情又知心的话语感动了，他动情地叫了声“夫人……”此时，刚强的汉子止不住泪水横流。

“不要哭！”宋美龄安慰了一会儿，又回过头来对众将官说，“现在越是困难，大家越是不要紧张；希特勒出动几千架飞机袭击伦敦的时候，丘吉尔首相照样不紧不慢地品着咖啡；斯大林格勒保卫战时，外国军队已攻进了城门，斯大林照样不慌不忙地抽着每天十支的大雪茄，这样反给人一个安定的印象。不说外国了，中国也不乏其例。三国时孔明设摆的空城计，何等的绝妙！敌人认不清虚实，只好兵退十里，结果上了大当。我们和共党斗争不光动枪动炮，还要动心，你们懂吗？关键时刻还要沉着冷静，这是非常难得的。”宋美龄说到这里，稍停一下，然后话锋一转道：“我这次来，并不是督战，而是教你们散散心，我也借机游山玩水。你们说，长春这个地方哪个地方好玩呢？”

人们被宋美龄这番轻描淡写的话语说得点头称赞。那话语像一服镇静良药安静了众官兵。宋美龄不愧为外交夫人！

“夫人要玩，这里有原始的大森林，大森林旁有一条饮马河，那里最好玩！”有人推荐。

“是的，饮马河倒是个好地方，况且又离长春不远，夫人难得来长春一次，正好尽兴地玩一玩。”有人敲边鼓。

“那好，我就去饮马河。”宋美龄银铃般的嗓门，说完格格地笑了，“郑司令，听说你枪法百发百中，我虽属女流之辈，却不甘拜下风，咱们可以比试比试吗？”

郑洞国只笑不语。

宋美龄从饮马河归来，有两只麂子和一头野鹿撞上了她的枪口，满载而归。自然又是一顿野味晚餐。就连号称“神枪手”的郑洞国司令也佩服夫人的枪法之准。

“夫人，没见过您打枪，实不敢相信，今日有幸领教，佩服。”

“司令过奖了。”宋美龄嫣然一笑道，“瞎猫撞个死耗子，我是碰巧啦。”

“不，不，夫人是练过枪法的。”郑洞国连连摇头。继而又道：“明日您不是要给官兵演讲吗？顺便也把枪法搬过来让下属看看，那才让大家开眼界哩！”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的心就跳了，心跳岂能打好枪，我的司令，这一点你比我明白。”宋美龄婉言谢绝。

“夫人太谦虚了。”同车的郑洞国也哈哈地笑了。

红日西沉，晚霞落进平静的饮马河里，斑斓多姿。饮马河静静地流淌着，宋美龄的吉普车在它的身边驶过，把长长的黑影倒映在绚丽多姿的河水中。小鸟车前惊飞，时不时还会遇见几只野鸭从河面上扑棱棱地飞起来。

“啪，”驱车行进的宋美龄把身探出车窗，举枪便射，一只领头的野鸭从空中落了下来。侍卫官要停车去捡，被宋美龄拦下来：“我只是觉得好玩，天也不早了，莫要捡了。”

小车顺着饮马河旁向前行驶着。

宋美龄感到这一天玩中有乐，挺有意思。

宋美龄被饮马河的旖旎风光吸引着，饮马河给宋美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宋美龄一番话，像一针强心剂，稳住了东北守军的心

第二天，宋美龄带着这些野味去慰问战士，并当场向全体官兵进行了即席演讲。她的演讲是从国内形势讲起，从华北战场一直讲到东北战场。她的演讲不到20分钟，中间竟五次之多被官兵的掌声打断。

“夫人万岁！”

“夫人应该当总统！”

“夫人不愧为外交家！”

……

官兵们咀嚼着夫人亲手打下来的野味，品味着夫人抒情散文式的讲演，别有一番风味在心头。

“夫人，何不露一露您的枪法？”一人提议，百人响应，官兵们沸腾了。

早有人从袖筒里放出两只和平鸽，这是领教过夫人枪法的郑洞国司令的特意安排。只见两只鸽子从人群中翩翩飞起，在空中盘旋半周，然后向东方太阳升起的地方飞去……

“啪！啪！”枪响鸽落。

人们还没有看见夫人使枪，鸽子已栽落在草地上。

“夫人好枪法！夫人好枪法！”

“夫人，我们的神枪手！”

“百闻不如一见！”

……

又是一阵欢呼声和掌声。不少人现场抛起了帽子。

“谢谢！谢谢！”宋美龄挥手制止道，“我的讲话结束了。今天下午我还要坐飞机回南京。我相信我是有机会回来的，再看望大家，并和大家一起玩。东北这块神圣的土地，有你们来守卫，我和蒋总司令是再放心不过了。东北的前途是光明的，光明永远属于你们这些和平的守卫者！”

人们沉浸在一片欢乐的气氛中。

宋美龄这番话，冲淡了东北守军的阴郁气氛，它像一针强心剂，稳住了东北守军的心。

宋美龄作为蒋总司令的特使，顺利完成了蒋总司令交给她的“安抚军心”的任务。不管这种情绪能持续多久，但毕竟激起来了。

当天下午，“美龄号”专机升空。宋美龄若有所失地俯视着长春城。灰色的街道、灰色的车辆、灰色的房屋、灰色的川流不息的人群——整个城市全笼罩在凝重的使人窒息的灰色中。除了那树林间或给城市涂了青春的颜色，其他一切全使人感到长春是处在衰老、混乱、麻木的状态中，随时都有被解放军攻破的危险。

宋美龄回到南京，老蒋没有像上次她从重庆回来一样，亲到机场迎接。这些日子，他太忙了，骨头架子都要散了，光应付各大战场的情况就招架不了啦！

宋美龄回到官邸，蒋介石正在吃晚餐。晚餐很简单，四菜一汤，外加一盘山城辣榨菜。蒋介石见夫人回来，急忙放下碗筷，起身迎接：“夫人，没到机场恭迎，请你见谅。”

“说得倒好，那你为啥不到机场迎接？”宋美龄嗔了他一眼，“快吃你的饭吧。”

“夫人，你这次长春之行，比两个军的增援还强，郑洞国等人刚才联名发表电文，表示死守长春，以待援军……”蒋介石又端起了饭碗。

“东北的情形太危急了，官兵思想也非常复杂。另外，郑洞国给我汇报，曾泽生军长有反叛言行。”宋美龄只觉身子酸痛，斜倒在沙发上。她呷了口蔡妈端上来的酽茶。

蒋介石叹口气道：“夫人，你这一去至少可让他们支撑二十多天，东北是个外科绝症，反正要锯掉的，我只是让他们牵制住共军，使我缓一口气，把内地布置好。”

宋美龄惊得坐了起来：“这么说你不准备派援军去了？”

“我们是有国无防，有兵无将啊！”蒋介石无奈地点燃了手中的香烟。

宋美龄一脸茫然……

长春，一座危机的城

此时，解放军已完成了对长春兵分七路的包围。

三发红色信号弹腾空，总攻开始。子弹尖叫着，曳光弹在划滚着，构成夜空中的彩虹。黑压压的解放军部队在夜幕掩护下，向市中心逼近，逼近……

“沈阳，沈阳，长春呼叫，共军攻势猛烈，请求援兵！”

过会儿，沈阳方面回电：“长春，长春，沈阳呼叫，我方也遭到共军猛烈进攻，请向南京呼叫！”

一发炮弹落到作战部前方空地上爆炸，一辆吉普车连同车上的司机给报销了。郑洞国像是热锅上的蚂蚁，满脸通红，一直红到发根，鼻翼由于内心激动涨得大大的，额上冒着豆大的汗珠，一条深深的皱纹从紧咬着的嘴唇下巴伸展过去，眼里闪烁着一股无法遏止的怒火。

“不要推说理由了，娘的，老子全看透了你们的骨子。”郑洞国甩掉了帽子，露出了只有几根头发的秃顶来，那突出的条条青筋像蚯蚓般地蠕动着。“快接南京，我要给老头子讲话！”郑洞国踱着脚步，越踱越快……

“报告司令，南京接通。”报话员风风火火地跑过来。

“我要蒋校长讲话！”郑洞国嘶哑着嗓子。

“郑司令，我听出来了，有什么情况请讲！”蒋介石绷着脸。

“报告校长，共军以三倍于我的兵力，对长春已有过五次大攻势，皆被我们顶住。现在弹尽粮绝，伤亡惨重，请求援兵……”

蒋介石不耐烦地打断了他的讲话：“祝贺你！我已决定通电表彰，考虑到现在长春完全孤立，我命令你率长春全部守军连夜突围。”

“校长……”郑洞国叫了一声，传来一阵电频蜂鸣声。

“校长，校长，援军何时到达？”郑洞国又连喊了几声，无线电波断了。可是郑洞国哪里知道蒋校长并没有给他派援兵，也无法回答他的问话。

“断了。”郑洞国不情愿地放下了话筒。转过头来，对曾、李二位军长道，“蒋校长让我们突围。”

“突围，这怎么能行？”曾泽生愤慨地说道，“这不是明叫我们送死去吗？”

病怏怏的李鸿黯然地说：“今日之事，已到绝境，我是病入膏肓，必死无疑，不比你们二位了，请二位不要管我了，你们另找生路吧！”

“李军长，请你不要过于悲伤！”郑洞国道，“眼下情况不妙，但是须知，服从命令是军人的天职。上次蒋夫人还说有援兵来，我再去一个电报请示，然后再做决定！”

“郑司令，”曾泽生霍地站了起来说，“情况已十分明显，蒋先生是怕我们投敌，索性让我等早些送死。他不仁，我等也就不义！具体司令怎么看，我就不管了。我就先走了！”

“曾军长，你要到哪里去？”郑洞国抽出手枪，上前一步拦住。

“我要回到我的战士之中去！”曾泽生慷慨激昂。

“干什么？”

“我要起义！”

“你要再说一声，我就打死你！”郑洞国手扣扳机，已把黑色的枪口对准了他。

众人不禁大吃一惊。他们知道，枪响将意味着什么。

“你打死我更好，这个窝囊气我实在受不了！”曾泽生面不改色，“司令，我跟随着你数十年，我有权提醒你，你的悲剧就在于盲目的轻信！”

“啪——”郑洞国的枪响了。然而他颤动的手并没有真正对准曾军长，而从他的身旁穿过。

“别开枪！别开枪！”一位机要员跑来报告，“蒋夫人有电报！”

“什么电报？”郑洞国急忙问道，“快念一下。”

“是！”机要员应了一声，展报而读，“郑司令，愿上帝保佑你们！宋美龄。”

一切都不言而喻。

一切也用不着多余的解释。

郑洞国手中的枪滑落掉地上，他一步上前，紧握着曾军长的手：“泽生兄，原谅我吧！总座是在玩我们，他太绝情了。你们走自己的路吧！我一个人死，我要坚持到最后一刻钟！”

曾泽生不失时机地劝道：“司令，识时务者方为俊杰。过去我们的悲剧在于没有认清禽兽，今天我们的出路在于把握自我。”

“莫说了，泽生兄，要走你就走吧！”郑洞国下了逐客令。

“告辞，司令，祝你保重！”曾泽生阔步走了出去。

“天啊！”李鸿军长一声长嚎，只觉头昏脑涨，天旋地转。

郑洞国一拳擂在自己的脑袋上，他有无限的酸楚、苦水……

曾泽生军长回到部队的当天晚上，率部举行了起义。起义震撼了长期在解放军围困下的整个长春守军。

在解放军的强大政治攻势下，1948年10月19日，东北“剿匪”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郑洞国也率部投诚。

长春回到了人民的手中。

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全都跑向了共军

南京。

总统府官邸。

蒋介石刚开完一个军事会议，就匆匆来到机要室，询问长春的情况，可见他对长春的情况非常关注。机要处丛善坤告诉他：“长春守军已同总司令部失去联系一天多了，刚才又联系，可联系不上。”

目下，蒋介石最担心的是长春的局势不按他设计的圈套发展。不是他信不过郑洞国，而是战争的残酷，各种人都会变。

“总座，长春方面有消息了！”机要员把刚译完的电报呈给蒋介石看。

蒋介石迫不及待地接过电报一看：“娘希匹，曾泽生起义，郑洞国投诚，全都跑向了共军……”蒋介石骂完，呆如木鸡，他那拉长变形的驴脸，活像一座石雕的头像，呆板、发青、无神、苍白，脸上每一条皱纹的颜色都加深了。长春失守，而且失人，失人将意味着共军的壮大，特别是共军的新闻宣传，它比重型炮弹更厉害，瓦解军心，使他无法控制整个战场的局面。电报从他手中滑落到地上，若不是宋美龄上前去扶，他几乎倒下……

宋美龄得知长春失守、守军投敌的消息，也如炸雷轰顶。作为一个反共老手，她不希望解放军胜利和壮大；作为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她又不希望兄弟间的相互残杀，作为融二者于一身的她，她又痛恨又后悔：痛恨郑洞国、曾泽生不该投敌，后悔不该给他们报信。早知有这一天，真应该让他们跌进蒋介石设计的陷阱，然而这一切都晚矣！

长春失守不几天，孤城沈阳也失守了。

整个东北全完了。

宋美龄匆匆上道，却碰上雾天，飞机停开。出师不利，宋美龄鼓着一肚子气怏怏而归。蒋介石脸色有如黄梅天，一会儿咧嘴一笑，一会儿又沉下面孔，使劲搓手道：“唉！今天的天气如果放晴，或者说没有风雨，就好了。”

长春失守，大江东去

整个东北全完了。

解放军发动的辽沈战役共歼国民党军1个“剿匪”总部、4个兵团部、11个军部、33个整师，共47万人，解放了东北全境。这一胜利，连同当时其他战场上的胜利，使全国的军事形势出现了一个新的转折点，解放军“不但在质量上占有优势，而且在数量上现在也已经占有优势”，从而使共产党五年左右夺取全国胜利的预期大为缩短。

南京官邸。蒋介石得知这个消息，他一天没有进食，谢绝宾客。作为夫人，宋美龄曾来安慰一番。可是安慰又有什么用呢？宋美龄走出官邸时，摇摇头对侍卫官说：“他情绪坏得很，你们要注意照料他。”

更使蒋介石痛心疾首的，岂仅一城一池的得失？他明白这个大城危在旦夕，无法得救了；但如此庞大的一支部队竟片甲不归，这才使他悲伤！而美国竟未能及时帮忙，也叫他愤懑不已，但又不敢有所表示。

在这些天翻地覆的大事之前，蒋介石个人又面临他自己的“祝寿”之日。他的生日是10月31日，而解放军攻入沈阳却提早了一天，蒋介石对所有的部下都恨之入骨，他隐隐感到，这是丧钟敲响的信号。

蒋介石独个儿在房中打转，一再想东北之战，他自己四度飞沈，临空指挥；海面观察，布置出路；美机美舰，协同撤退，卫立煌名为总司令，却无一点职权，沈阳之失与他何干？蒋介石想到这里，认为非重办卫立煌不可，否则如此惨败，责任都搁在自己肩上，岂非贻笑万邦？当下提笔疾书，交付电台，拍发北平“剿总”道：“卫立煌对于指挥部署，迟疑不决，贻误战机，失陷重镇，立即扣留。中正。”

可是正在逃亡途中的卫立煌，做梦也没想到南京有此一着。蒋介石当时获得空军报告，知道驻沈部队正与地方团队同谋投共，沈阳情况恶劣，他怕十几万人马片甲不归，乃电令卫立煌火速突围。卫立煌接到撤退命令，知道援军无望，也就召集高级军官开会，可是各负责军官并未出席，卫立煌知道局势严重得无以复加，忙不迭跳上吉普车直扑机场，这才赶上飞机向葫芦岛逃亡。说来好险，当他座机起飞不久，机场和沈阳城就在共产党掌握之中了。

而傅作义接到扣留卫立煌的“手谕”之后，也感到莫名其妙，毛发直竖。华北“剿匪”总司令今日奉命扣留“东北剿匪总司令”，明天又有谁知道，是哪一个“剿匪总司令”扣留他傅作义呢？当即复电南京，报告未见卫立煌飞平，旋踵蒋电又到，要傅作义即刻秘密飞宁，要事待商，这可使傅作义为难透了。但不去不行，也只得束装就道；正待上机，又闻报卫氏飞到！真不知如何处理才好。

却说卫立煌自沈阳逃亡到葫芦岛，复由该岛转赴北平，心想这下子可安全到达了，于是下得机来，先到“剿总”报到，一见傅作义，低声道：“好险，差点见不了你！”

傅作义不便马上把扣留事通知对方，进餐之时，慰问几句后又道：“除了你，还有谁也来了？”

卫立煌叹道：“没有来得及回来的各级干部，也数不清有多少。同我一起来的几架飞机中，人当然还有一些，另外有几个听说已经到了。”

“哪几位？”傅作义道，“你全部说给我听听。”

“有辽宁主席王铁汉、安东主席董彦平、沈阳市长董文琦、东北政委会副主席高惜冰，”卫立煌想了想，“应该还有王家桢委员、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马占山、万福麟、董英斌、黑龙江主席韩俊杰、兴安主席吴瀚章、哈尔滨市长毕泽宇等人。”

傅作义叹道：“完了！”

卫立煌也叹道：“是完了！”

“你别见怪，”傅作义为他设宴压惊，干杯道，“我有一些事情告诉你。”

“是什么？”

“南京连续给我两道手谕。”

“是啊，东北完了，现在要看华北了。”

“不，不，”傅作义道，“老头子要我去开会，而且是秘密离平，这是一件；另外一件，”傅作义叹道，“你自己过目吧。”边说边把那道手谕掏了出来，递了过去。

卫立煌读完电报，十分冷静地说：“如此说来，我应该是阶下之囚，而非老兄座上之客了。”

傅作义皱眉道：“我不知他怎么会出此下策，东北之战，分明他在指挥，与君何干？”

卫立煌苦笑道：“就因为是他指挥，我才挨了这下闷棍！”说毕一个劲儿喝酒。

“我非常抱歉，”傅作义道，“不过我可以告诉你的是，此番我去南京，说不定也有人拿着他的命令在等着我哩！”

“不会的，不会的，”卫立煌道，“他不敢碰你，像我，已经是个光棍司令了。”卫立煌悲痛地道，“傅总司令，对别人表示愤慨和痛苦，人家或许会说我贪生怕死；在你面前说几句，我想你不会有什么见外吧？”

“卫司令有什么事情要我做，尽管说。”

“我难过极了。”卫立煌道，“难道说什么是非与公理，在他的脑子里一点儿也找不到！我不是一个普通的人，拿共产党的话来说，我是靠‘剿共起家’的。蒋主席还拿金家寨改名为立煌县，证明我是个不折不扣的反共将领，目前他来这一手，你说他还把我当人？”

傅作义劝道：“卫总司令，我看他是急昏了才下的这个手令，过几天情形就会好转，你不必难过。”

卫立煌叹道：“我不难过，只是愤懑！想我一介武夫，民国十九年打从陆大特别班毕业以来，一直没有跌过这么严重的筋斗……”正说着收音机里传出一个为他俩熟悉的声音：“我是前国民党第二绥靖区司令兼山东省主席王耀武，现在我同前山东保安副司令聂松溪、前兖州城防司令霍守义等高级将领22人，联合发表致国民党军官公开信。”

傅、卫二人闻言搁箸，吸烟倾听。

“我应该报告各位老朋友、老同学、老同事，”王耀武说，“我们被俘后，并没有被侮辱，受抢劫，像我们被俘之前，诬蔑解放军所说的那样。”接着王耀武报告他们受到优待的情形，接着又分析内战形势，最后呼吁国民党军人应以大局为重，不该效忠个人，应该及时起义、放下武器等等。

傅、卫二人听后默然。傅作义道：“我们禁止老百姓收听对方广播，但我们自己，幸亏有对方广播，才能补足消息上的漏洞。新闻出口转内销很不正常。刚才广播的分明是他，咬字吐音，一点也不含糊。否则我还真以为王耀武牺牲了……”

卫立煌道：“老实说，他分析局势那一段，说得很有分寸。”

正说着电话铃响，南京有长途电话来。询问傅作义何时动身？卫立煌是否抵平？傅作义照实说了，安排妥当，第二天立即专机飞宁。

极端秘密的一连串会议在等着傅作义。

傅作义知道蒋对他不大信任，说话处处小心。而南京空气阴沉，蒋经国的辞职已经批准，翁文灏三次辞职却未成功；大江南北的人民解放军开始威胁南京，陈赓所率部已向徐州疾进；美国西太平洋舰队总司令在上海声言要派兵护侨，而司徒雷登又说将撤退侨民；物价飞涨，印钞机日夜飞转；到处抢粮，军宪警都疲于奔命……

南京会议开了一天，蒋介石决定撤退华北，防守江南。并由傅作义负担华北军事全权事务，华北哪些城市应该撤退，也由傅作义自己决定；另方面南京空军即日起搬运北平设备及物资，因为陆路已经来不及了。

会后，傅作义又马不停蹄地回到了北平。

卫立煌在北平“剿总司令部”被蒋扣留的消息不胫而走，在南京及全国各地的国民党官员间更引起了人人自危、普遍不安的情绪……

翁文灏刚送出第四次辞职签呈，闭门谢客，却闻蒋夫人宋美龄拜访，见与不见，左右为难，最后还是见了。

宋美龄道：“今日之下，院长责任重大，不可消极。”

翁文灏苦笑道：“古话说得好，清官难断家务事，中国内部的问题非常微妙，夫人一番好意，我谢领了。”

宋美龄见他弦外有音，也只得搭讪道：“也真是的，赖普汉先生前天对我说，这一次他到北方走了一趟，对中国的事情似乎懂得多了一些，他发现中国距离美国很远很远，而他自己为了中国的事情奔走，却很快瘦掉了几斤肉，哈哈哈。”接着笑问，“院长这次辞职，我看没有这个必要吧？委座对院长的期望值，是很大很大的。”

翁文灏不悦道：“夫人，蒋先生对我期望大，但以我这个职务来说，中国人对我的期望更大，可是我——”

“不要痛苦，”宋美龄道，“勉为其难吧，我听说他已经在考虑你的继任人选了，不过，那些张三李四，阿猫阿狗，一定会使中国更糟。”

翁文灏再也忍不住了，他压制住自己，反问宋美龄道：“夫人，你以为我还能干得下去吗？”

“我以为可以！”

“我以为不可以。”翁文灏道，“收支平衡完全失败，国库亏空太大，许多重大开支无法减少，我没办法！抑制高利贷，增加银行存款，吸收外币外汇，制止资金外流，稳定市场价格，提高输出贸易，吸收侨胞外汇等等，都失败了，而打击我们的倒不光是共产党，还有我们自己——我说是我们自己！他们贪污舞弊！目无党纪国法！我有什么办法！”

夫人无言。

“再说，”翁文灏道，“币制改革已经完全失败了，只有中央银行收回美钞1.9亿元这一点还算成功，但市面上的通货也因此大增，购买力大增，于是更加糟不可言了；限价的政策给工商业造成了巨大损失，现在连蒋经国都干不下去了。他都这样下场，与他比我算什么！”

“不过，”宋美龄再劝道，“他有他的父亲做后盾，而你，有我的支持，我愿意支持到底。”

“谢谢夫人的好意，”翁文灏苦笑道，“夫人是有学问有修养的人，应该体会到我的心情。一个官员，当他的人民对他都失望了，夫人的支持还会发生什么作用呢？”

“院长对大局是失望了？”

“是失望了，”翁文灏道，“而且非常难过。我这个内阁当然谈不上有什么成就，但如此下台，也真够瞧的了。”

“院长，”宋美龄站了起来，收敛了笑容，道，“请你再次考虑一下，如果你真的失望了，我可以考虑让委座在你的辞呈上签字生效。”

“话已这样了，没有考虑的余地啦！”翁文灏斩钉截铁，“请蒋先生快签字吧，越快越好！”

“那好！”

“谢谢！”

二人不欢而散。

在北平，也有人劝卫立煌到美国去，说是反正两面不讨好，此番侥幸恢复自由，不如出洋算了。友人相对痛饮，各发牢骚。

卫立煌慨然道：“我不懂得他的目的何在。如果把我扣留了，甚至把我杀了，而对大局有利，还有得说。事实上他这样做只显出一个大大的弱点：今后没有人敢对他忠诚到底了，连我这个‘剿共起家’的人都会如此下场，还说什么！不过，我这几天越来越感到，像我们这一种人，到底算什么？嗯？”

友人一笑道：“我们算哪一个人？两尺半嘛！”

众人闻言皆苦笑，卫立煌叹道：“人家把当兵的叫做两尺半，说的是咱们的制服，但这几天我有新的发现，拿做人来说，我们不但不到两尺半，简直是个没用的侏儒！”

众友人知道卫立煌心境不好，想劝他，一时无从开口；旋见他举杯痛饮，却又把杯子使劲一摔，“嘭”一声玻璃屑四溅，他欠着身子问道：“我这几天发现了什么呢？”

众皆惊诧。

“我们简直不是人！”卫立煌敲击着脑袋道，“大家该记得，我们最近俘虏对方的人，是越来越少了，最近俘虏到一个兵，”卫立煌提高声音，“大家注意，他只是个兵！但他什么也不肯讲。我们的人把他逼急了，他就想自杀，死不投降！问他为什么甘心替共产党卖命？是不是吃了共产党的迷魂药？你道他怎么说？他只是摇头苦笑，说我们太可怜了。他可怜我们什么呢？他说：‘你们枉为一个军人，军人的任务是捍卫国家，保障人民，保卫建设，可是你们做到了哪一点呢？你们只是替美国人卖命，与中国人为敌，你们为了一个变相皇帝的苟延残喘……’这小子嘴巴好凶！有位团长就冷冷地问他：‘你们不是在替苏联卖命吗？’那小子大笑道：‘我说你们真可怜，这种看法也是其中之一。’这小子几乎说了三个小时的道理，老张掴他嘴巴，掴到手都软了，他就是不肯停止。”

有人问卫立煌：“后来呢？”

“那我就不知道了，”卫立煌道，“他们要活口搜集材料，因此到后来只好由他说，希望他漏出一两句来。”卫立煌苦笑：“可是除了马列主义，就是什么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那是连我都没有听到过的名词。”卫立煌长叹：“我发现了什么呢？我发现在他们中间，一个兵——仅仅是一个兵，他都能够代表整体，当家做主；而我们呢？我这东北剿匪总司令，可是打仗时没权，他可以一道命令直达连排，跳过十几道主管人员，这种仗怎么打？怎么能打不垮呢？”卫立煌惨笑：“喏！我就是替罪羊！”

众友人生怕卫立煌酒后肇事，劝他休息，而“华北剿总”参谋长也来凑热闹，说局势更趋严重，华北决定放弃，物资开始转移；长江一带局势也不容乐观，“徐州剿匪”总指挥部即将迁往蚌埠，南京人心慌乱，眼看……正说着蒋总统急电到达，要“华北剿总”把卫立煌明天押送南京，以便审查。

全场哗然。

阴郁代替了欢笑。

卫立煌久久说不出话来。

蒋介石和卫立煌的关系颇为特殊。卫立煌是蒋介石的“五虎将”之一，最能打仗的一员战将，曾为蒋家王朝多次冲锋陷阵，出生入死，但又久被怀疑；曾几次罢官降级或闲置云鹤，却又屡获重用。蒋介石说：“卫立煌能打仗，但没有政治头脑。”有人说卫立煌是蒋氏嫡系中的杂牌，也有人说卫是杂牌中的嫡系。

打了败仗的卫立煌，刚刚回到南京。饭还没吃，桌上的电话铃急促地响了！

面对铃声，他不敢去接，自知凶多吉少。

停了一会儿，铃声再次响起，他不情愿地拿起了听筒：

“总参谋长，是我。”

“刚才怎么不接电话？”顾祝同发火了。

“刚才，我在厕所。”

“委座让你晚上9点去一趟！”

“知道了。”

9点短一刻，卫立煌迈着沉重的脚步，走进蒋介石的官邸。夫人宋美龄迎了出来，告诉他：“委座还没散会呢，你先坐下等一会儿。”

“夫人，打败仗我无脸见人啊！”卫立煌在求夫人，并知道蒋介石的家底：夫人主政。倒不是老蒋怕老婆，而是夫人出身名门望族，才多识广，看事高人一筹。

“战场的情况我全了解。你身为司令，当然有责任，但主要责任不在于你。我说得对吗？”宋美龄嫣然一笑。

“夫人说了实情话！谢夫人。”卫立煌端着夫人送来的茶水像个小学生似的感激涕零，“我真怕委座不宽容！”

“委座就那个脾气，你要慢慢讲。等他发完脾气，火也就自消自灭了。”宋美龄解释道。

“他实在给我过不去呢？”卫立煌面有难色。

“有我呢。”

“谢夫人！”

这时，一阵脚步声传来，宋美龄看看表道：“他回来了。”

“报告委座，立煌报到！”卫立煌整理一下军容双脚一并敬了个标准军礼。

“我看见你就来气！仗是怎么打的？身为司令，万人之上，该怎么向党国交待？”蒋介石上来就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训开了。

“我有责任，愿依军法处置！”

“杀你的头还不容易！关键是杀头也不足抵其过！”说到这里，蒋介石冷笑一声，“你身为将军，穿着军装，立在那儿还像个人模人样！如果我扒掉你的衣服，你还不是一个光屁股猴子！连光屁股猴子也不如！”

自尊心极强的卫立煌终于忍不住了，也不顾夫人当初的劝说了：“请委座不要侮辱我的人格！愿怎么处置就怎么处置！”

“人格！多好听。我要格人呢！”蒋介石立时火冒三丈。

“格人好说！你越级指挥我的部队，还要我这个司令干什么？你没有错？”卫立煌愤愤不休。

“事到如今，你还嘴硬！”蒋介石喊了起来，“来人！给我立时枪决！”

“达令，你要息怒！药还没吃哩。”宋美龄走上前来劝说，“眼下，残局难收，每天都要枪决人，那是共军枪决我们。你身为总裁，也要为兄弟们着想啊！他们愿意失败吗？要枪毙，我们都应该枪毙！可是现在还不是时候！”宋美龄说到这里，示意卫兵：“你们还不给我撤下去！”

“夫人，委座，请再给我一次立功赎罪的机会吧！我会拿人头担保！”卫立煌声泪俱下。

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就这样宋美龄以其自身的见识和胆略保下了卫立煌。

东北解放后，中国共产党的华北野战军以八个纵队大踏步向中原徐州挺进，实施穿插包围。中原野战军以五个纵队紧紧咬住了黄维兵团，把它压缩于弹丸之地！

第二十四章

南北受敌

蒋氏“文胆”——陈布雷之死

蒋介石正在官邸开会。

侍卫官进入报道：“顾总长从徐州来电话。”

“接这儿来！”蒋介石一把抓起话机，顾祝同的声音紧张地报告道：“鲁南、豫东共军，有进攻徐州企图，共军对京徐走廊的大攻势已经开始！”

蒋介石耳朵一震，几乎把电话机扔了。

“共军正向蚌埠进犯，其前锋部队已到达凤阳的临淮关，距蚌埠东边仅15里！”

听说共军先头部队已经到达凤阳的临淮关，蒋介石后悔把这个电话挂到会议室中来了。他说了声：“好，我们增加兵力！”便另行召集军事会议，以谋对策。

蒋介石调兵遣将忙了一阵，天色入晚，正想休息一会儿，却报上海市长吴国桢到京求见。

上海的形势变化很大，人心散了，人心思走。上海刮起了一股不大不小的出国旋风。很多人在想点子托门路，请客送礼。有的为出国行贿受贿，有的为出国，甚而把其女儿供给洋老板享用。什么“一等难民去美国，二等难民去香港，三等难民去台湾”之说闹得个满城风雨，蒋介石欲哭无泪，十分泄气。

蒋介石把吴国桢送出门口，只见陈布雷瘦削的影子出现在门旁。便问：“陈主任，身体见好了吧？”

陈布雷弓着背进门道：“是是，不要紧，时好时坏。”

蒋介石见他嘴唇颤动着，面色有异，诧问道：“你不舒服，就该休息，找医生看看。”

“是的，找医生看看。”

蒋介石见他精神不振，欲言又止，再问：“你有话同我说吗？”

“嗯，咳，是的。”

蒋介石有点不耐烦，再问：“我听说，你为了拥护金圆券，把多年来积蓄的3000美金让你太太拿去换了——现在吃了亏，是吗？”

陈布雷眼泪直流：“是，是有这回事。”

“那不必难过，”蒋介石道，“3000美金，将来你拿得回来的。”他把手一摆，“坐！”

陈布雷谢过座，说：“我并不是为了3000美金才难过。”

“那，为了什么？”蒋介石道，“使你忧愁成这般样子？——哦，我想起来了，你是为了余心清案，你的女儿女婿也牵了进去，你要我想办法吗？”

陈布雷泪下如雨，泣不可抑。但见他使劲忍住悲伤，对蒋介石说：“也不是为这个。现在我想通了，我是我，儿女是儿女，他们的事情我管不了这么多，他们同我走两条路，是他们的事，我不必为这个问题操心了。”

蒋介石诧问道：“为什么这样消极？布雷。”

陈布雷叹道：“因为今天又有一个儿子上他们那边去了。”蒋介石忽地感到，对面坐着的那个“文胆”是否可靠？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为什么他的子女一个个要同他分道扬镳，不赞成他的政治主张？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这么多年来，陈的家务事，也真的是与他无干的了？陈布雷的生命与灵魂分明已全部交给了蒋介石。由于他处理过不少极端机密的事情，陈布雷几乎断绝六亲，停止了一切私人的交往，连妻子也很少接近。他从不写一封私信交出去，也不找一个半个朋友，陈布雷知道蒋介石多疑善忌的个性，他的生活犹如一个和尚，一个太监。

陈布雷见蒋介石沉吟不语，浑身泛汗。按照平时，他早已倒退出门，避之则吉，但今晚的情形不同，陈布雷已经有所决定，不在乎蒋介石如何威风凛凛，或者其状可悯了。

“今天晚上，”陈布雷道，“我有好几件事情想向先生报告。”

“好几件事？”

“是的，好几件事。”陈布雷透口气，使自己心头宁静一些，说，“第一件事报告先生的，是关于军事方面的问题。”

蒋介石心头一沉，说：“啊！”

“我们面对面，不必兜圈子。”陈布雷凄然道，“今天的军事情况，实在不好。”

蒋介石不悦道：“这个我知道！”

“不，不，”陈布雷几乎拍桌子道，“有些事先生未必知道，他们不敢报告。”

“那么你倒说说看。”

“先生看清了敌我形势，”陈布雷侃侃而谈，“知道敌人空前强大，于是下决心实行撤退战略，以便保存力量，集中力量。我们是放弃一些地区，同时巩固另外一些地区，以空间换时间。这个局面只要顶得住，犹如先生所言，国际方面不久便会有大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以改观了。”

蒋介石频频点头。

“但事实上，我们错了！”陈布雷边说边抹眼泪。

蒋介石面色骤变。

“我们这个新战略是以撤退东北、稳定华北作起点的。”陈布雷道，“但锦州、长春、沈西、沈阳一连串仗打下来，我们不见了三十几万军队，不见了最精锐的美式装备部队。曾泽生、郑洞国过去了，更多的将领没有一个肯牺牲的。另一方面美国人在打我们的主意，下野、迁都之说甚嚣尘上，甚至有人建议先生休息。我实在太伤心了啊！”说罢痛哭。

蒋介石见陈布雷态度大变，断定他是受刺激过深，以致失常，心头不无怜悯，安慰他道：“不要紧的，局势挽回有望，你对我当要信任，八年抗战，不是说明一切了吗？”

陈布雷幽幽地说：“八年抗战，我们胜利来之不易，但到底是胜利了，可是共产党不同于日本兵，我所以难过就是为了这个。”

“布雷！”蒋介石说这两个字，是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拿今天的情形来说，”陈布雷忽地落泪道，“南京戒严已经第三天了，秩序很糟。首都同上海一样，每天杀死抢米的人，总有好几个。但这个还比不上军事方面叫人着急。五十九军、七十七军阵地倒戈，投奔对方去了，这两个军是张自忠、冯治安做过军人的，对以后的士气影响，恐怕不小。同时也就因为这两个军的变化，徐州东北地方已全部暴露在对方面前，使徐东的黄伯韬等七兵团和徐西的邱清泉兵团包括第五军在内，情况危急极了！”陈布雷泪如雨下，“我们可以用‘大捷’来安定人心，但那不能持久！”正在这时秘书送大红卷宗来，蒋介石不动声色，但不得不打开看看，只见密电上写道：“匪方广播：在徐州以东被包围的黄伯韬第七兵团的一方面军第四十四师及第九军第八团已在10日被歼灭，第九军骑兵团也在包围之中。徐州东北的枣庄、贾汪、峄县、葵庄、利国驿、柳泉等重要据点已告解放，并收复徐州以北20余里津浦路上的茅村镇，直迫徐州……”

陈布雷见蒋介石面色苍白，额角泛汗，心如刀割，涕泣陈辞道：“局势如此，先生不必烦恼。这几天来，徐州保卫战中我军已丧失两万兵力，失县城10座，这些我都知道；白健生、杜聿明同纬国一起去徐州，我也知道——”

蒋介石急了：“你知道怎样？”

“我知道军事上也不可为了，”陈布雷大恸。抽咽一阵，抹泪道，“今天摆在面前的，军事上有三个大难题，先生必须予以克服，否则不得了。第一个难题是要撤不能撤，例子是太原。阎长官终于支撑不住，编用日本兵也没办法。我们只是空投，援助成就不大，心焦极了。第二个难题是要撤不肯撤，例子是华北。傅作义的部队按兵不动，先生对他也肯迁就，美国对他倚望更殷，但于大局无补。第三个难题是要撤不得撤，例子是徐州之战，这一仗当然能决定京沪命运，先生也看到了，因为撤郑汴之兵以强化徐州防卫，可是……”陈布雷突然心头作痛，张口结舌，竟无一言。

蒋介石正想叫侍卫送陈布雷回家，但他已经透过气来，苦笑道：“不要紧，只是小毛病罢了。”他接下去道，“可是，今天徐州处境不佳，对方的攻势是越陇海路而南，把徐州抛在后头，如果蚌埠有变，两淮易手，徐州就告孤立，那南京屏障会失，京沪阵脚势必动摇，徐州之兵要撤也来不及了……”

“布雷，”蒋介石也悲从中来道，“不会有这样严重吧！”

“但愿如此，先生！”陈布雷涕泣而言道，“天可怜这几天我是怎么过日子的，胡宗南将军西安撤兵，空运能运多少？他只剩20万左右了，如果撤出一半牺牲一半，我们怎么办？如果丢了西安，甘肃、四川又该如何？如果没有胡将军把守西北大门，新疆、西康、四川、云南各省会稳定吗？”

蒋介石突地厉声喝道：“陈主任，请你不要说下去了！”

“先生！”

“你看得太远！”

“先生！”

“你没有以前有精神了！”

“是的，先生，”陈布雷起立道，“这句话，早在几个月前，已经有好几位朋友对我说过了。”陈布雷揉揉红肿的眼睛：“他们说，先生在批评你，说你精神颓唐，已无当年那股奋进气度。”陈布雷苦笑叹道：“先生说得对，布雷感到惭愧痛苦。但布雷斗胆，今天晚上也必须报告先生，先生这些年来，也没有当年北伐时期的气度了！”

蒋介石闻言一震：“嗯？”

“这些年来，”陈布雷浩叹道，“布雷或东奔西跑，或阅览报告，耳闻目睹，不利党国的事情太多了，乃至一发不可收拾。如果说我们是给共产党弄倒的，不如说是给自己人弄倒的……”

“我们还没有倒！”蒋介石轻轻拍桌道，“布雷，你太悲观了，你太悲观了！”

“先生，”陈布雷道，“满朝文武都对不起你，刚才我报告过对军事的看法，现在时间已不早了，先生该休息了，有关政治方面的意见，我就不谈了。”说罢长叹。

蒋介石感到陈布雷今夜不平常，一肚子火气变作怜悯，按住他的肩膀，说：“坐坐，既然来了，多谈谈，多谈谈。”

陈布雷抹抹眼泪，再说：“先生，北伐时期，共产党是出过不少力的，我们对外不提，在你房里可以无话不谈。当年是这样，今天局势发展到这步田地了，可不可以开怀谈谈？”

蒋介石闻言直蹦起来。

陈布雷连忙抢着说：“先生别以为我在替共产党做说客，我的孩子们几乎全跑到他们那边去了，但我到死都在先生身边，我对你的一腔忠诚不应该有什么怀疑，我的意思很简单，叫他们别再打过来，三分天下也罢，平分秋色也罢，总而言之，目前的情形是顶不住的。面子问题是个问题，生存问题何尝不是问题……”

蒋介石注意的倒不是他的意见，而是他的态度有异。多少年来，这位文字侍从之臣唯唯诺诺，战战兢兢，从来对蒋没有用过像今晚上那种神态、言语。蒋介石瞅一眼案头日历上面写着“中华民国三十七年十一月十二日”。并无任何事情可以解释陈布雷的哭谏，于是和颜悦色地问道：“布雷，你到底怎么啦？”

“先生，”陈布雷涕泪而言道，“我不行了，这几天精神更差，我有预感，我熬不过今年了。”

“布雷！”

“真的，先生，我的身体实在太糟了，我怕一旦有事，藏在我心头的话就跟我一起进棺材，不如找个机会，同先生说说。”

“你太过敏，你太过敏！”蒋介石十分不快，但也不能正言厉色，劝道，“我们都是上了年纪的人了，对身体固然要重视，对精神也该多注意，切勿过度忧虑。”他弦外之音：“像你今晚做的、说的，对身体太不利。”蒋介石大摇其头：“对身体太不利。”

“先生！”陈布雷心头雪亮，原来蒋介石直到如今，还是不爱听苦口良言，乃抚桌长叹，悲不自胜。这个畏首畏尾，做了半辈子侍臣的第一号“文胆”，鼓勇气而来，泄气而去，他不再是“文胆”，而是“有胆”了。陈布雷咬咬牙，把心一横，已到嘴边的许许多多意见，又随着一口唾沫、两行酸泪咽回去了。

“布雷，”蒋介石见他沉思，说，“你该休息了。”

“是的！”陈布雷苦笑道，“是该休息了。”但又多少再说几句道：“先生，外面对先生和孔宋陈诸君，飞短流长，传说太多，先生一定要请他们自重。”

“你该休息了！”

“还有纬国，他年纪小，先生不妨请他出国留学，将来……”

蒋介石拍拍他的肩膀道：“布雷，你太操心了。”

“先生！”陈布雷走到门口，却扭过头来，拉着他的手道，“刚才布雷斗胆，有说错的地方，请勿见罪。”

“你该休息了！”

“我该休息了。”陈布雷踉踉跄跄回到房里，锁门亮灯，喃喃低语，“我该休息了，我该休息了。”

侍卫官们见陈布雷双目红肿，脸色大变，皆感诧异。但既不能问他为何如此，又不敢向蒋介石有所报告。见他房里的灯熄而复亮，听他偶或咳嗽，瞧模样是奉命赶写公文，那是他习以为常的事，也就算了。殊不知陈布雷在房内心如刀割，泪如雨下，他拿起那个安眠药瓶子，把瓶塞启而复盖再三。安眠药片是他的必需之物，每晚非服不可，但今晚上他吞服的不是一片两片，而是逾百片。陈布雷已感到前途绝望，蒋介石政权回天乏术，他忍不住个人所受的痛苦，他决心自杀了。

陈布雷环顾周围，凝视一桌一椅，一书一画，久久不能阖目。这是他最熟悉的，忽而又变成最生疏的。他的积蓄完了，他的家庭也告分裂。孩子们从诞生到长大如在眼前，但大都离他而去了；蒋介石从极盛到没落更为他所目睹，他也要离蒋而去了。孩子们劝过他别为个人效忠，置国家民族于绝境，他不听。陈布雷继续效忠于蒋，纯属私人的报恩观念，是那个时代某些读书人从个人出发的“忠臣”思想，明知不可为而为之。明知蒋的错误太多而不敢说，陈布雷完全为老一套的思想所俘虏。

陈布雷心乱如麻，绕室彷徨。他听见蒋介石在庭院咳嗽，本能地藏起了那瓶安眠药，他感到活在蒋介石官邸里很痛苦，死在蒋介石的官邸里也不自由。陈布雷浩然有归志，想回家去死，同老妻见最后一面。

但这种想法立刻消失。陈布雷明白，如果他要告假外出，蒋介石肯定会对他产生疑虑。他沉思再三，感到还是以官邸为死所，给蒋介石以某种程度的警告，也多少表达他的一些“抗议”。陈布雷忽然笑了，那是他最后一次笑容，虚弱、苍老、绝望，那味道苦过黄连。

陈布雷不断地抽烟，待烟蒂灼痛了他的手指，掷掉再吸，然后拿着香烟发怔。官邸如此肃静，但隐约的电话声，狼犬的轻吠声，却为平静的官邸增添了莫大的紧张和不安。陈布雷实在想看一眼他的子女、他的妻子，他辛酸地啜泣着，低呼着孩子们的名字，妻子的名字。他原谅孩子们的出走，同情孩子们的出走。“时代是前进的，我们是落伍了，我们在老百姓面前有罪！”陈布雷悲不自胜，“孩子啊，你们来看看我吧！我是这样的痛苦，这样的想念你们！你们在向新的世纪跃进，我却在找寻坟墓之门！孩子们啊！我的头痛欲裂，心如刀割，我……”

但陈布雷又立刻醒悟到：孩子们是不可能再回来找他了。别提多年来“官邸一入深似海，从此父子陌路人”，即使儿女来了，等待他们的也是监狱，这样会面到底是为了爱孩子，还是害孩子？陈布雷的心里越来越乱了。

陈布雷开始镇静下来，他感到今晚是非死不可！他躺在床上，想起明天他太太获得噩耗，该如何悲伤！蒋介石得知此事，他心头的真正感情是什么？陈布雷深深地向他的妻子忏悔，因为他名义上的妻子早已疏远了，事实上他已变成蒋介石的婢仆。

想着妻子，陈布雷又联想到著名四川诗人乔大壮在苏州投河的悲剧。乔曾工作于监察院，后为台湾大学教授，妻子逝世而终身不娶，但房中陈设，床上双枕，一如妻子在世时。他长子参加空军，在抗战时有战功，次子参加人民解放军且已攻下开封，如今他长子奉命轰炸开封。风闻次子已牺牲在南京的炸弹下，乔大壮痛苦极了。他对新的力量没有新的认识，对旧的一切深恶痛绝，就在这彷徨无计、不可自拔的情况下，乔大壮在暑假中离台去沪，转赴苏州，纵酒吟诗，痛哭流涕，纵身护城河中，以毁灭自己的方法来解决一切。

“这是悲剧，”陈布雷深深叹息，“今晚上我所走的，就是乔大壮的老路了。”他开始摊开信纸，拿起毛笔，在砚台上蘸了蘸墨，却又写不下去，鼻子一酸，泪下如雨。

就在泪水已干的信纸上，陈布雷开始给他妻子写遗书。夫妻一场，到头来却如此永别，陈布雷大恸，却又不敢哭出声来，怕遭人怀疑。他以极大的气力忍住哭泣，写完给妻子的遗书又写给儿女们的遗书，这几封信写得更为吃力，因为陈布雷已经原谅，并且同情他的孩子“叛变”行为了，但此意在信上又怎能说得？

已经深夜3点钟了，万籁俱寂，夜风劲厉，忽地有脚步声传来，陈布雷倾耳细听，三几个人的脚步声停留在他的窗前，他一怔，接着蒋介石低沉的声音在问：“陈主任还没睡吗？”陈布雷忙把大叠遗书往卷宗内一塞，藏起安眠药片，仓促启门道：“先生怎么还没休息？”

蒋介石入室往太师椅上一坐，苦笑反问道：“你说我怎么睡得着？你为什么不睡？”

陈布雷支吾以对：“我睡在床上同坐在椅子上一样，也睡不着，已经好久好久了。”

“好久好久了。”蒋介石怜悯地问，“刚才你到我那儿来，好像意犹未尽，是吗？”

陈布雷强笑道：“如果有得罪的地方，请原谅。”说罢落泪。

蒋介石叹道：“你要说就说吧。”他推卸责任道，“我不是不能容人的人，只是大家瞒着我，又怕我太辛苦，好多事情不向我报告……”

陈布雷凭着最后一点勇气插嘴道：“先生，满朝文武都对不起你，其中经过如何？谁负的责任要多些？今天不必谈了，今天布雷斗胆上言，立老果老同辞修之间的摩擦，已经达到无法调和的地步，再发展下去，更不能想象。”蒋介石其实知道，却把脸一沉道：“你们为什么不告诉我！”陈布雷明知又是那一套，说：“我一定把整个事情经过、现况及其发展写下来，报告先生。”

“那很好。”

“还有，”陈布雷嗫嚅开言道，“白天布雷曾报告先生，希望纬国能到国外留学，现在我想做补充，”陈布雷把心一横，说：“希望先生也出国休息一阵。”

蒋介石恨不得把他一口吞了，强自镇静，声音颤抖：“哦，你也这样想呐！”

“先生，”陈布雷感到此言一出，轻松多了，“人家这样想，同我的出发点不一样。人家的动机何在，先生明察，布雷的建议，则纯粹为了先生。先生犯不着再为这个局面……”蒋介石蓦地起立，强笑道：“多谢你的建议，不必再说下去了，你把关于立夫果夫与辞修之间的摩擦，详详细细写给我看，我们再商定。”说罢怏怏而去。

陈布雷目送到门口，望着蒋介石的背影叹息。摇摇摆摆回房、锁门、抽烟、喝茶、摊纸、执笔，他苦笑一声，伏案疾书……

听远郊鸡啼，抽香烟半罐，陈布雷不知涕泪之何从，两眼模糊。稍停，极度疲乏的陈布雷从文件中，抽出早已写好的《三陈摩擦情况》重读一遍，略加增删，签了个名，抬头一望，见东方已显鱼肚白。

蒋介石官邸中侍卫换班，脚步清晰，陈布雷知道天快亮了，他勉强下得床来，颤巍巍抓住那个安眠药瓶，倒茶、润喉、启盖、吞药、喝水、再吞、喝水……

“完了，”陈布雷喃喃地说，“完了！”他摸索到椅子上，将几封遗书分别封好，再在致蒋介石第一封遗书文尾加了行“夫人前并致敬意”，眼睛却停滞于“部属布雷负罪谨上”那行字上，微微摇头，不断苦笑。再按照老习惯将文稿再读一遍，做了极小的改动，然后将文房四宝，几椅什物一一放妥，往床上一躺，静候死神光临。

窗外的人语，树影，风声，室内的灯光，书画，挂钟，都模糊不可辨了。陈布雷已陷入天旋地转、神志昏迷的景况之中。他痛苦地、喃喃地呼唤着他妻子儿女的名字，在朝阳初升时停止了最后一口呼吸。

陈布雷的心脏停摆了，挂钟仍然“滴答滴答”地摇摆着。

蒋介石闻讯愕然。

他感到连陈布雷都自杀死去，证明局势不但不可为，而且危在旦夕，无法自拔了。蒋介石失神地以手支颐，沉默良久，汗涔涔下，不发一言。

宋美龄在看了陈布雷那封“夫人前并致敬意”的遗书后，连呼“国失栋梁！”并吟出如下八句诗来，便是：

文星陨落天欲摧，

四海悲歌动地哀。

不合此时撒手去，

神州尚有未消灾。

而今直失先生面，

终古难忘后死心。

风雨鸡鸣增百感，

潸潸泪下满衣襟。

陈布雷自杀的消息在报纸以外风传，人们并不是因为陈布雷的身份重要才奔走相告，而是因为象征局势的重大变化即将来到，陈布雷作为那根温度表上的水银柱，已经给热火朝天的高温爆裂了。

陈布雷之死，给徐州之战笼罩上了一层阴影。

伯韬阵亡，淮海惨败

陈布雷死后不几天，蒋介石即使灌肚子两杯白兰地也无法入梦了：

黄伯韬阵亡的消息传来，淮海大战第一阶段自11月6日至22日16天中，蒋介石18个整师178万余人遭歼灭，17座县城失去，铁路500余公里落入解放军掌握之中。而更甚者，蒋介石还有48个师遭对方分割为南北两半！

这一仗是够惨的。

蒋介石见人不言语，动辄发脾气。他几乎连自己的影子都得戒备，都要责骂，平白无故，坐在沙发里也会蓦地蹦起，有些神经质，连侍卫也人人自危，担心大祸临头。

下午，蒋介石照例举行官邸会议，文武大臣一旁侍候，只能报告当前危机，对明天的事情应该怎样对付，个个束手无策。倒是有几个立委发牢骚触怒了他，蒋介石拍桌打凳，破口大骂：

“直到今日你们还要不满政府，简直毫无人性！这天下是我们打下来的，马上得之，马上失之，你们不想待下去，可以远走高飞，没有人强迫你留在这里！”

众人无声。

半晌，蒋介石再骂道：“娘希匹！大家不好好地干，我会变成战犯，你们要变成白俄！你们以为共产党会让你们活下去吗？共产共妻你们受得了才怪！”他把脸一沉，“还不好好地反共！”

……

三句话离不开骂娘，整个会在骂娘声中结束。

以酒解愁。会后，蒋介石关门饮酒。

他眼睛血红，抓起白兰地瓶子便倒，仰着脖子干了半杯。

宋美龄在门外见状折回，不拟入室。

蒋介石又喝了半杯。

后来，他就索性不再用杯了，抓起了白兰地瓶子朝天吹起了“喇叭”，咕噜噜一阵，像老牛饮水似的。继而，他走到收音机前，也不关机，只往地下一推，一阵乒乒乓乓、乓乓乒乒之后，他自己也倒在沙发上了。

侍卫官们仍不敢入内，宋美龄闻声赶至，见蒋无恙，才放下心来抱怨道：“委座，这又何必呢！”边说边把手一招，要侍卫“打扫战场”，蒋介石刚才“战胜”了对方的广播。

蒋介石声色俱厉道：“你不要管……”

宋美龄按住一肚子火，佯笑道：“你喝醉啦！”接着要他回房去，低声劝道，“别让他们看笑话。”

蒋介石火儿更大，嗓门又哑又尖：“什么笑话！什么笑话！娘希匹，这是什么局势，还说风凉话！”宋美龄一听有气，扭头就走道：“人家有要紧事，华盛顿有电报来，你还装疯卖傻撒赖！”

蒋介石一听酒醒了一大半。

宋美龄示意侍卫退出，把门关好，狠狠地说：“电报说形势不好。”

“怎么不好法？”

“说美国进步党全国委员会在芝加哥举行第二次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停止援助南京政府。”

“不会的！”蒋介石摆了摆手，“我知道不会的。”

“你听我说完！”宋美龄蹬脚道，“影响太大，别以为不会的不会的！电报说他们指出两党政策以美国纳税人的金钱支持南京，美国人民不能赞成……”

“我烦得很！”蒋介石道，“对于美国，我断定他非援助我们不可！布立特看过我两次，司徒雷登决定不回美国，在任何情况下都要留在这里，巴大维飞东京同麦克阿瑟商量，共和党参议员马伦昨天见我以后又飞回上海，这些事情都说明了……”

宋美龄泼他一头冷水道：“你上午还在生气，说美国人要你下野休息，出国躲避，现在你又满不在乎，你根据什么又乐观起来？”

“乐观？”蒋介石指指收音机那个空位置，“我还能乐观？娘希匹，我根据美国人非要我下台不可！我明白他们在东找西找，希望找个人来顶我，李德邻这家伙这几天又抖起来啦！可是我不怕，由他们搞去吧！我就是不下台！我就是不走开！我绝不把兵权交出来！美国人能咬掉我……”

宋美龄道：“好好，你有办法，你有办法，可是眼看南京危急，大局严重，你为什么不到美国走一趟？”

“我，我到美国？”蒋介石惨笑道，“夫人，你怎么也来一套妇人之言！我这个时候去美国，脸上还有光彩吗？万一我到美国，他们却想尽方法，软硬齐下，不准我回来，我又怎么办？你这种说法，——嘿！”

“嘿什么！我还不是为你好！”

“为我好？”蒋介石厉声说，“当初陈布雷也同我这样说过，我一听就有气！如果这个主意是旁人出的，”蒋介石大喊：“我就对他不客气！”

宋美龄蹬脚道：“你对我不客气？好！来吧！看你怎样对我不客气！”说罢双手往腰间一叉，杏眼圆睁，柳眉倒竖。

蒋介石一怔、一瞧、一退，一句话也没说，抓住酒瓶斟酒再喝，酒没有了。他把瓶子像摔手榴弹似的往窗口扔去，玻璃碎了一地，侍卫破门而入。

紧随侍卫官之后，秘书捧着大红卷宗在那里欲进又止。宋美龄忙叫：“拿来！”秘书连忙呈上紧急公文，蒋介石也跟着紧张。原来驻美大使馆来电，说美国民主党议员布鲁姆曾向杜鲁门建议邀请蒋介石访美，会商南京善后问题。杜鲁门断定蒋不会赴美，于是希望派一个人，无论如何要去谈谈，俾使美方对中国局势有比较鲜明的理解。美国并不打算取消反共政策，但目前既欲在华反共，却又苦于不得其法。

宋美龄说：“看来我是去定了！上个月我曾去过信，希望他们同美国当局谈谈，看样子他们已经谈过了。”

蒋介石沉思久之，由于疲乏至极，酒性发作，竟在沙发上呼呼入睡。待他醒来，只见宋美龄正在指挥女秘书忙作一团，七七八八地收拾衣服、鞋子、化妆品，弄了一屋子。

“你几时走！”

“明天。”

“都准备好了？”

“飞机是他们的，可能赶不及就坐空中霸王去。”宋美龄道，“而且我已经同马歇尔通过一次电话。”

“他怎么说？”

“我告诉他，你的处境不大合适。我用什么名义到美国？美国怎样招待我？我没办法。他说这样好了，一到美国就住他家，算是他的客人。”

“他还说什么？”

“他说我应该利用这一次出国，多走几个地方作演讲旅行，呼吁美国立即在军事上和经济上援助蒋某人，制止共产主义事态。”

蒋介石道：“那很好，美国人人像他那样热心反共，就好了。我这几天脑子很乱，想不出什么新玩意来，不过有人给我建议，说应该把戡乱‘剿匪’说成‘反侵略战争’，这样对国际的呼吁效力大些，美援也会滚滚而来，你以为怎样？”

宋美龄一心一意飞美国，无心作答，漫应道：“关于我们的事情……”

“我们什么事情？”蒋介石一怔。

“财产转移问题，”宋美龄低声道，“就按照以前的办法，不再改变啦。”

蒋介石闻言凄然道：“这种局面，还谈这个干什么？”但他立刻改口道，“也好也好，我们的还是在一起，也不必分了，你可以在香港同子文先面谈。”

宋美龄见一只只箱子相继装好，洗了个脸道：“你还有什么要同马歇尔他们说的？”

“我没什么说的。”蒋介石颓然道，“你前几天对美国广播作的紧急呼吁，说局势危急，希望他们积极援助，我要说的也不过这几句。”

宋美龄凄然道：“上帝保佑！你说实话，南京守住守不住？能守多久？我们的问题同他们不一样，”她失声而泣，“我们是既失国，又失家啊！”

蒋介石默不作声。

宋美龄抽咽一阵，擤擤鼻涕道：“以我们名下的财产来说，别说供给我们在美国大吃大喝一辈子，连下辈子也不在乎。可是我们怎么好意思在那边住下去？当初我们结婚，他们就是希望你能在中国……”蒋介石截断她的话道：“你别说了，我比你更急，我恨不得一死了之！他们对我的期望，我怎么不记得？无奈部下都是脓包，眼看共产党就打过来了，我恨啊！恨啊！……”边说边捶胸顿足道：“你告诉马歇尔，告诉所有支持我们的朋友，说中国问题还不至于绝望，可是已面临最后关头，要他们拿出办法来！投入战斗！要快要快要快……”

“我们的事，”蒋介石继续说，“由老孔和子文去处理好了，还用那些化名，反正财物存在美国银行，利息长在美国银行，将来怎么用法将来再说。”

“令俊又回上海去了，”宋美龄提到她心爱的孔二小姐，“她这次从香港来，买飞机票用了个假名，叫做陈振，她很快又得回香港。”

“这个，”蒋介石叹道，“你得跟他们说一声，千万不要过分招摇，飞来飞去给我惹麻烦。”

“她已经用了假名！”宋美龄显得不悦。

“不管真名假名。”蒋介石愤然道，“孔二小姐谁不认识？英文《大陆报》说她在上海深更半夜敲敲打打拆机器，难道人家不晓得？我是说就因为他们是你我亲戚，在这个时候跑得快，走得急，在一般人印象里，会有什么影响？”

宋美龄默然良久，抹泪道：“这个时候，我们的亲戚也倒霉了啊！”

这回轮到蒋介石没话说，叹口气道：“好了好了，我们不能再吵了。你再想想，这一次去美国，怎样打动美国人，我看要比哭秦廷沔还多，还有什么东西没准备的，快叫侍从准备周到！”

第二天，宋美龄匆匆上道，却碰上恶劣天气，飞机停开，鼓着一包气回到官邸，事先她知道机场封闭的消息，但心急如焚，希望能飞，可是终于怏怏而归。

蒋介石从长窗里望见她。“出师不利”，心头老大一个疙瘩。因此坐在一旁的孙科，也感到坐立不安起来。半晌，只见蒋介石踱到窗前，望了望阴暗的天空，喃喃地说了几句什么，突地立在孙科面前道：

“咏霓卸任，业已决定，你替他组阁也成定局。老孔、子文、立夫、果夫、岳军他们，都赞成你出任行政院长。”

孙科绷着脸道：“是是。”

“你是中山先生的后裔，”蒋介石道，“希望你好自为之。中华民国是中山先生创立的，希望在哲生兄手里，把中华民族的命运稳定下来。”

孙科哭笑不得。

“外面，”蒋介石道，“有人认为我管的事情太多了，因此有人主张成立减少受我干涉的责任内阁。我想哲生兄的出任，甚为符合这种要求。”

“这这，”孙科毛骨悚然，嗫嚅而言道，“萧规曹随，我没有什么。新内阁内外政策不可能有什么变动，政策的拟订，当然要看美国援助的范围而定。”

“很好，”蒋介石点头道，“很好，所以今天立法院以228票绝对多数，压倒了44票反对票，哲生兄真是众望所归呢。”

“不敢不敢。”

“我要岳军出任中政会秘书长，以补布雷之缺，希望你能组织一个拥有广泛紧急权力的战时内阁。”

孙科已忍不住，他得说说他的抱负了：“非常感谢总统对我的期望。”他说，“我希望战时内阁中有几个新人，能包罗本党各部门要员。根据宪法，行政院长不得兼任立法院长，我明天就辞去立法院长职，请本党秘书长吴铁城出任立法院长，总统以为合适吗？”

“合适合适，”蒋介石道，“不过我听说傅斯年也有兴趣，他将出面竞选，我看还是慢一点决定才好，以免有失和气。”

“是是，”孙科道，“我想邀请张群、翁文灏、吴铁城、陈立夫四位先生参加内阁，还希望张群先生出任外交，总统以为如何？”

蒋介石不做声，凝视久之，说：“这个我倒没有把握，他们四个肯不肯参加你的内阁，我也难说。”

孙科讪讪地说：“是啊，他们都是德高望重的前辈，恐怕这一次……”蒋介石却另有所思，突地问：“这一次夫人飞美国，哲生兄以为会顺利归来吗？”

“当然当然！”孙科没有考虑余地，但作为一个新任行政院长，又不能不在口头上为蒋创造有利条件，信口答道，“美国是反共的，只要政策不变，我们就有恃无恐。”

蒋介石脸色有如黄梅天，一会儿咧嘴一笑，一会儿又沉下面孔，使劲搓手道：“唉！今天的天气如果放晴，或者说没有风雨，就好了。”

“好什么！”宋美龄直闯进来说：“都是些脓包，能见度差，飞机减少，”她跺脚，“他们说本来可以试一试，无奈太原空投，徐州空投的飞机已不够用了，我只好白跑一趟！”她当着孙科叫道：“什么空军，丢炸弹连人都丢了下去，不是太丢人现眼了吗？唔！”

孙科诧问道：“怎么丢炸弹人也丢了下去？那不是千古奇闻吗？”

宋美龄因为当天不能飞往美国，一肚子气道：“我也不相信，问他们，他们说确有其事。运输机当轰炸机用，一到目的地上空，投弹手便得打开舱门，双手推炸弹落地。有几次投弹手接近舱门，给风一刮，失去重心，自己也变成了肉弹。”

“脓包脓包！”蒋介石生气了，“给我丢脸！”

“后来有了改善。”宋美龄道，“空军部在机舱里增加绳索，到达目的地上空时，把人绑起，然后背对舱门，用双脚往后蹬着，直到炸弹落下为止，人就不至于一起下去了。”

……

孙科起身告辞。

“你看，”宋美龄指指孙科的背影道，“他出来组织内阁，成吗？”

蒋介石反问道：“谁也找不到，不请他出马，你看谁合适，你介绍吧！”

宋美龄撞了一鼻子灰，恨恨道：“我像你那样有办法，这一次也不必到美国去了！你以为我去玩儿吗？”

蒋介石这鼻子灰撞得更痛，正要发作，一想不可，三思以后，只得向侍卫要酒，准备睡觉，看看明天的局势有何发展。

“我送不了你啦，”蒋介石第二天一早颓然说，“上午有个紧急军事会议，你知道。”

“万一，”宋美龄穿戴完毕，大小婢仆全部退出，关上房门道，“万一美国还要观望，徐州也有问题的话……”

蒋介石勃然变色，捶胸道：“告诉美国朋友，我姓蒋的还有好多地方。只要美国的国策反共，就少不了支持我蒋介石！你如果还要建议同共匪谈判，”他顿道，“你不想想，要我把这张老脸往哪儿搁！”

宋美龄默然。以复杂的感情瞅了他一眼，一低头便启门外出，直赴机场。

宋美龄秘密访美，安排后事，有生以来还是第一次。当她秘密归来，徐蚌会战（即淮海战役）已以共产党胜利、国民党失败而彻底告终了。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在蒋介石的“指点”下，孙科内阁终于在1948年12月23日宣布就职。

这个内阁一般人称之“四不像”内阁：这是临时拼凑的“炒杂烩”，既无政策，又无方针，实在不成个名堂。说它是战时内阁吧，它抛开了何应钦，拉出一个无兵无权的徐永昌担任国防部长，使人感到好笑；说它是求和内阁吧，主战派首领陈立夫还高踞着有决定政策权力的部长职务；兵临城下，分明已经处于非降即遁的地位，却偏要高喊“光荣的和平”。想战不可能，想和又不敢说。有人认为孙科是在师承叶名琛“不战不和不降不走”的八字诀，等着做俘虏。事实上孙科同叶名琛虽有相似之处，但时代不同，形势各异，在孙科怪异姿态的背后，绝非如叶名琛那样单纯。

孙科上台之初，和谣四起。人们看得清楚，对于这次和谣最感兴趣的，不是旁人，乃是美国。首先是霍夫曼发表耸人听闻的谈话，然后由美国通讯社放出什么三国调停、四国调停的空气。

就在孙科走马上任、层出不穷的和谣四起时，延安方面公布了一份“头等战争罪犯”名单，给上台三天的孙科内阁，迎头一盆冷水。名单内开有四十余人，计有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陈诚、白崇禧、何应钦、顾祝同、陈果夫、陈立夫、孔祥熙、宋子文、张群、翁文灏、孙科、吴铁城、王云五、戴传贤、吴鼎昌、熊式辉、张厉生、朱家骅、王世杰、顾维钧、吴国桢、刘峙、程潜、薛岳、卫立煌、余汉谋、胡宗南、傅作义、阎锡山、周至柔、杜聿明、桂永清、王叔铭、汤恩伯、孙立人、马鸿逵、马步芳、左舜生、曾琦、张君劢等。孙科听到广播，心神不宁，匆匆忙忙去见蒋介石，看他做何打算。

不料，蒋介石却高兴地说：“我希望延安公布的战犯越多越好，这样可以增加大家对共产党的绝望和仇恨。我希望他们把每个士兵都列为战犯。”接着说，“哲生兄，共产党对这份名单是十分慎重的，刚才秘书告诉我，说共产党的电告有个更正，说昨天发表的战犯名单之中，陶希圣三字误为左舜生，发出郑重更正。”

孙科忧戚地说：“总统所见甚是，不过传闻平津局势不佳，傅作义有和平解决可能，而他的名字也是榜上有名的。如果共产党对他真的不念旧恶，我看他们公布这份名单的意思，倒不能低估了。”

“你们不懂，”蒋介石心头一沉，安慰他说，“这一套，我见得太多，傅作义会不会像传言所说那样，现在尚未证明。不过他还在艰难抵抗，这是事实，你不信可以看看他今天早上的电报。”蒋介石咬牙切齿道：“现在平津地方士绅、工厂老板，娘希匹，他们接二连三打电话给傅作义，要他把平津交给共产党，”蒋介石越想越气，“他们不帮我戡乱剿匪，却在扯我的后腿，将来我非要同他们算账不可！”接着浩叹：“难道他们看见共匪把我当做战犯，真的相信我会垮在今朝吗？我就不信！”接着把张群、吴铁城、张治中找来，说：“我想同你们谈谈。”蒋介石声调突降：“是关于金圆券的问题。金圆券暴跌，目前闹得比前方失利还凶，我实在恨极了！你们有没有办法？这个问题不解决，那是不得了的。”

“昨天我还同财政部长徐堪和新任南京市长滕杰商量过，”孙科道，“我们探讨物价飞涨的因素，认为同停兑黄金有关……”蒋介石忙不迭接嘴道，“那么把自由兑换黄金的办法恢复，如何？”

孙科道：“徐部长也提议过，他说金圆券跌得太快，来势太急，如果恢复黄金兑换，这对拉一把金圆券的威信确有好处，不过得让行政院举行一个全体会议，大会讨论一下再说。”

蒋介石急问：“什么时候开？”

孙科说：“马上发通知，马上发通知。”正说着上海电话到，报告老蒋金圆券在一个早上又下跌了三成，上海人不肯用金圆券了。

面对这种场面，各人皆无话可说。稍停，孙科企图打开僵局，说：“金圆券是该想办法，这是摆在我们面前的另一场重要的战斗。昨天立法院开会，为总统定薪水，也谈了很久。”

张群苦笑道：“定妥了没有？”

“差不多了。”孙科道，“他们决定：大总统每月月薪及办公费规定为12万金圆。”

吴铁城一惊：“怎么只有12万金圆？”

蒋介石不悦道：“12万金圆已经值不了几个钱啦！”

张治中道：“是太少了，如果这样定法，那问题太多。”

蒋介石问孙科道：“12万金圆到底是高了还是低了？”

孙科道：“当然是太低了，照昨天港币的黑市来算，12万金圆只折合港币366元。”

“合美金呢？”

“大概是73元有零。”

“合黄金呢？”蒋介石刚开口却又勃然大怒，击桌道，“立法院真该死！兵荒马乱，还有闲情逸致给我定薪水！我不要！”

“报告总统，”孙科道，“那是立法院的规矩，也难怪他们这样做。如果总统不要，会影响全国公务员的薪金问题，我一定告诉他们，让总统的薪水提高点。”

没料到蒋介石又发火道：“别！12万就是12万吧！反正吧，”他连忙咽下“不靠它派用场”半句话，改口道，“我这样做是为了维护金圆券的威信，支持政府的尊严，我只要12万，你们公布出来就是，要大家节约剿匪。”

1949年1月10日，大风雪。

风雪旋卷着，搅得满天白粉。狂风呼啸着，在平展展的大地上荡来荡去，无止无休，像百万巨大的妖魔，疯狂肆虐，横冲直撞，蹂躏着大地上的一切生灵。大地阴森恐怖，完全被冰雪淹没。

就在这天，杜聿明全军覆没。

淮海战役大败，震惊南京。

消息传到蒋介石耳中，气得他浑身发抖。完了，他的主力王牌军完全覆没。他的将领，杜聿明被俘，黄维被俘，黄伯韬被打死，邱清泉被打死，李弥只身逃脱，下落不明，孙文良化装逃到了武汉。损兵折将达60万人。

官邸会议上，所有的军政大员都鸦雀无声。

“你这个该死的杜聿明！”蒋介石咬牙切齿。一恨他打不过人家，二恨他不以身殉国，真的做了俘虏。

“平津怎么样啊？”蒋介石对傅作义还渺茫地寄予一线希望，而这种希望又给接二连三的电报打得粉碎：

“报告总统：毛泽东的声明发表以后，平津地区出现可疑动向，傅作义的几个副官和中共地下党接触频繁……”

“报告总统，毛泽东的声明反响很大。京沪地区出现骚动，学生罢课，工人罢工……”

……

蒋介石气得一佛出世，二佛涅槃；司徒雷登却在大使馆叹道：“瞧！白宫对这个不中用的东西，充满了厌恶之情，整个美国政界对这个人毫无好感。”

其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一位隐名的“接近行政院的人士”的发言。他说：“行政院方面认为蒋一旦下野，将更容易施展对华政策，行政院早已不相信蒋介石有能力采取行政院所认为聪明的步骤了。”另一个知名人士说：“蒋的引退多多少少符合了行政院的愿望。”这几句话颇堪玩味。

“聪明的步骤”是什么？美国虽未明说，蒋介石其实也知道，这不过是尽量保存中美反共实力，以渗入新的联合政府，组织一个“反对派”来破坏中国的民主事业，破坏有中共参加的或由中共领导的中国而已。在这方面，美国众议员周以德却说得比较露骨，他说：“如果有任何可能在中国找到一个反共力量的小集团，那么我们仍然要尽力给他们以一切援助……”

蒋介石痛苦极了。

陶希圣、谷正纲等人无论“反共”反得怎么热闹，但实在无法为老蒋解忧。CC的气焰在蒋介石临走前忽地嚣张起来，死硬反共者也赞成老蒋不走，可是美国的态度已使老蒋不容再拖，而决定美国态度的主要因素是中共在各方面的成就，特别是南京已在解放军掌握之中，朝不保夕。蒋介石五内如焚，渴望北平的傅作义能给他一针兴奋剂，明知渺茫而又热切盼之，明知不可拖而拖之。蒋介石不独无法入睡，且饮食都可有可无了。

傅作义的“兴奋剂”终于在几天以后从北平传来了。

“报告总统！”侍卫长报告道，“据军统局北平站秘密报告：‘平津局势不稳。经查实，傅已两次派人去共区洽谈。据内线密报，傅已打算交出北平……’”

“娘希匹！”蒋介石气得跳脚，“把徐永昌叫来！把郑介民叫来！他们两次飞平，都是吃白米干饭的？”

“报告总统！”徐永昌看了看郑介民道，“我和宜生深谈了好几个小时，他答应说不会中途撤火……”

“你上当了！”

“报告总统！”郑介民看了看徐永昌道，“我的口气很硬，无奈这老家伙……”

“都是饭桶！”

蒋介石指着两人的鼻子骂了半天。但骂又有何用？徐、郑走后，蒋介石只好把夫人宋美龄叫了进来。宋美龄刚从美国扫兴回来还在倒时间差。

“你立刻去北平！”蒋介石吩咐道，“带着我的亲笔信找一次傅宜生。话要说得婉转好听一点，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最好把老家伙说动了心……”

“不看僧面看佛面。看在丈夫的面子上，我愿走一趟，成不成，试试再说吧。”显然宋美龄对局势也不像以前那样有信心了。不过作为国民党战犯的她，哪怕有一丝希望她也不会放过的。

淮海战役打得最激烈的时候，林彪率领的东北野战军不下百万，挥师南下，对平津做了大包围，不久天津陷落，傅作义将军的几十万部队紧缩在北平城内，已成瓮中之鳖！

傅作义将军深深地陷在烦恼之中。

他很清楚自己的实力，平津地区60万人马中，属于蒋的嫡系部队占了40多万，而自己的嫡系部队才20多万。北平城里的兵力部署他自然了解。最近蒋介石也派了不少特务对他进行监视，稍有不慎，即会前功尽弃。原来天津解放后的第三天，双方就草拟了关于和平解放北平问题的14条协议。

就在这时，宋美龄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来见傅作义：“宜生吾兄勋鉴：去岁迭奉惠书，弟因故未复，实深抱歉……西安双十二事变，上了共产党的当，第二次国共合作乃平生一大教训。今闻吾兄处境维艰，欲与共产党再次合作。特派夫人前来面陈。请亲自检查面陈之事项。专此敬候，勋安，弟蒋中正。”

但局势到了这步田地，傅作义还能说什么呢？他向夫人问了安，然后向夫人笑了笑说：“请向总统致意，时至今日，一切全晚了……”

“不晚不晚。”宋美龄道，“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总统的意思是，希望总司令能顾全大局。我对华北局势还不像别人所说的那么悲观，危局还是可以扭转的，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东南是偏安。”

“请向总统致意，”傅作义道，“我半生戎马，生死早已置之度外，至于个人的荣辱，更不在意。国家大局高于一切。我是炎黄华胄，只要对国家民族有利，对人民有利，个人得失又何足道哉！请向总统致歉……”

话已至此，宋美龄能有什么办法？动之以情也好，晓之以理也罢，生米做成了熟饭，往往无济于事。当天下午，宋美龄只好扫兴地在天坛临时机场飞回南京去了。

宋美龄满脸戚色地对蒋介石说：“华北形势不好。我怀疑宜生想扭转华北局势是假，暗度陈仓是真。”

“你跟他捅明了没有？”蒋介石急问。

“没有十分确切的证据，仅靠怀疑。捅出来，让他抓住话柄，冲你两句，反倒自己难看。”宋美龄回答道。

身穿长衫的蒋介石，背着双手踱了一会儿方步。又慢慢走近沙发坐下来道：“我已派国防部次长去北平，凡师以上军官我都写了一封亲笔信，要他们秘密监视傅作义的行动。”

“好主意。”宋美龄赞扬一句又道，“傅作义对我们非常提防，我们能否把美太平洋舰队司令白吉尔将军请出来，白与傅个人关系很好，让他去劝傅作义南撤！”

“有心计！”蒋介石憔悴的脸上露出难看的笑容，“夫人，时间不等人。今晚你就去见白吉尔将军！”

就在他们说话的当儿，侍卫官送来了一份报告，关于和平解决北平问题的14点协议传到了南京。

夫妻二人相视良久，谁也没有说话。

完了，一切都完了。

蒋介石哭了。

宋美龄也哭了。

失去的永远也回不来了。

正在这时，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驱车来到蒋介石的官邸，要求见蒋。

蒋介石由于心烦，连连挥手向侍卫官道：“不见！不见！”

“慢着！”宋美龄对转身要走的侍卫官道。

接着又以一个外交家的见识向丈夫进谏：“你是总统，拒绝一国大使求见，我怕是传出来，让人笑话的。”

“我恨透了这个美国佬！战争的失败，外交的失利，他也有一定责任！”蒋介石愤愤不休。

“这些我都知道。他在杜鲁门总统面前，没有说过你的一句好话，把中国战场的情况说成一团漆黑，把责任全推给你。这都是事实。”说到这里，宋美龄又把话锋一转道，“但是，你是总统，怎能和他一个大使一般见识。再说中国战场的接连失利，军内腐败之风的盛行，纪律松弛，人心不和，作为总座，难道你没一点责任和内疚？！”

宋美龄一番话像连珠炮似的说得老蒋哑口无言。

“人要有理智，越是困难的时候，越要清醒。古人言，三人行，必有吾师。多听听上下、内外意见，好的不好的，甚至是刺耳的或者是敌意的，有什么不好？”

“那你是说要见了？”蒋介石一脸苦相。

“是，一定要见！”宋美龄话止，向侍卫官示意，“让他进来吧！”

宋美龄整理了一下衣服和发式，平静了一下自己的心房，在侍卫官走后片刻，也迎了过去。

“哈，我的大使先生，多日不见，你还是这样风度翩翩。”宋美龄上前打招呼道。

“夫人，你还是这么年轻、有风度！”司徒雷登道。

“仗越打越糟糕，委座心里很烦，这些日子吃饭不香，请你多加原谅。”宋美龄敲着边鼓。

“是啊，我不会多打扰他！”司徒雷登说到这里，又道，“我有话捎给他，可惜我来的不是时候！”

双方宾主落座后，侍卫送来了咖啡。

蒋介石虽然客气一番，但他的脸仍像猪肝一样，并没松弛下来。宋美龄竭力在中间调和着气氛，并没多少效果。

“大使先生，请问这次来有何见教？”蒋介石在沙发上欠了欠身子。

司徒雷登道：“战场的局势，我不多说了，委座心里比我清楚。作为我们美利坚合众国，也尽了最大的责任，飞机、大炮，还有飞虎队。至少你们军内，恕我直言，兵不像兵，官不像官，腐化堕落，纪律松弛，有令不行，各自为政，委座还缺少些魄力！”

“照你这样说，我得下台喽！”蒋介石脸色大变。

“没错！这不是一个人的看法，包括你们的部属。”司徒雷登语气肯定，“仗已经打到这个样子，你还有什么话可说？”

宋美龄见丈夫火起，急忙插语道：“我说大使先生，依你们美国政府之见，谁能担当此任？”

“恕我直言，李宗仁将军。非他莫属！”司徒雷登毫不掩饰。

“李宗仁？”蒋介石吼道，“他算什么东西！他想夺权非一日之事。你们美国人也不是不清楚。仗没打好，我有责任，难道他没责任吗？在这个时候，你们撤帅，我倒有意见！”

“你有意见也好，没意见也好，我作为美国大使，总不能把官方意见给贪污了吧！”司徒说到这里，站起身，整理一下自己的金丝领带，又道，“另告，今年4月，美国将终止对华援助！”说罢扬长而去。宋美龄将司徒雷登送出屋。

“夫人，留步！”司徒雷登挥挥手。

司徒雷登走了，司徒雷登愤慨地走了。

他发誓再也不登他的门。

宋美龄返回屋内，蒋介石已倒在沙发上。精神上的胜利并没有遏止他心中的痛苦。

“达令，你不该发这么大的火！”

“真是欺人太甚！”

“有话慢慢说嘛！”

“事到如今，他们不是逼我吗？”

“我看，出于个人利益，事情未必是坏事。”宋美龄把一杯水送到丈夫手里，坐到了丈夫身边。如果说丈夫的脾气是滚滚奔腾的江水，那么宋美龄的温柔和理智则是拦挡这江水的闸门。经过闸门，即便是山洪也会慢慢变成潺潺的山间小溪。

“怎么又成了好事啦？”蒋介石睁大了眼睛。

“你听我说，国内成了这个烂摊子，硬撑着，你能撑出什么结局来？这不是秃子头上趴虱子，明摆着的事嘛！李宗仁出山，能挽救战局，我们也欢迎嘛，要么让共产党逞强，你就心甘了？再说下野有什么不好！你的第一次下野和第二次下野，并没有给你带来什么不好。相反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这些你比我更清楚。”

宋美龄的一席话，说得丈夫连连点头：“我说也是这个理。”

一缕明丽的阳光驱散了蒋介石眼中的云雾。

“那好！就按夫人说的办！”

“我们也该休息一下啦！”宋美龄也由衷地笑了。

但绝望的蒋介石还不肯离开南京，又安排了余汉谋、方天、朱绍良等人的新职，以图做到“停、谈、走”。但这一点也不可能。1月19日，蒋介石要行政院发表声明：“愿与中共无条件停战，并派代表开始和平商谈”，以“安定”人心。

眼看蒋介石迟迟不肯离开总统宝座，白崇禧、李宗仁心里火冒三丈。他们认为，非蒋下野不足以争取时间，缓和局势，于是他们采取了最后一“招”，将原拟南撤的嫡系部队改道东下，宣传首都空虚，调兵保卫。

蒋介石接报浑身筛糠似的抖个不停，他气疯了。除了解放军，蒋介石对桂系等部队根本没摆在心里，但此时此地桂系来这一手，倒也不能小看。

“走吧。”蒋介石一嘴假牙咬得格格作响，“你们好啊，有美国人撑腰，眼睛里就没有我了！”蒋介石还想观望一下，但坏消息接二连三，蒋介石感到非走不可了。

1月20日，这是个风雪交加的日子，蒋介石处于内外交困的情况下，正式决定下台。

1月21日，蒋介石强自振作，定于中午在官邸邀请军政巨头午餐，实际是告别会。

这顿饭吃得众人食而不知其味。与会大员各以不同的心情注意蒋介石，看他做何表情。只见他双目浮肿，两颧凸出，脸色铁青，嘴角颤抖。先是读了段文告，苟非事先印发，没有一个人听得懂他在最后的午餐上说了些什么。

这最后一次午餐，就这样凄凄凉凉地散了。李宗仁、顾祝同、张治中、孙科、陈立夫、洪兰友等人一齐上前，人人似乎同蒋介石都有所商谈，但人人开不出口来，蒋介石脚下虚弱，踉踉跄跄直往大门走去，连头也不回，以免睹物伤情，触景伤心。代总统李宗仁偏不知趣，问还有什么事情要交代的？蒋介石厌恶地罔顾左右而言他地答道：“我这次到奉化扫墓，你多费心了。”说罢上车，绝尘而去，连手也不握、头也不点。

“美龄号”专机在明故宫机场待命，定于下午4时把蒋介石载离南京。但左右报告：“总统这番在明故宫上机，传言有所不便，如何是好，敬请示知。”蒋介石一听面色变了又变，惊问又有什么消息？

左右答说目前南京不宁，可能有人对蒋不敬，而幕后指挥者是谁，却又不便猜测，为谨防万一，不如改在大校场起飞算了。蒋介石闻报只有点头的份儿，五内如焚，却无话可说。到得官邸，更加凄怆。浙江省主席陈仪奉召前来迎候，劝道：“人，总得看开点，事情既然如此，也不必难过，徒然影响健康。”宋美龄是个心细的女人，嘀咕着临行时有人“为难”的问题，一个劲儿吵着快点走，快点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改大校场起飞，不通知李宗仁他们吗？”陈仪问道。

蒋介石摇摇头。

“会不会……”

“不必了。”蒋介石厌恶地说，“如果一通知，那些新闻记者又要追踪，讨厌至极！那些文武大员，看了也叫我心烦！他们会怪模怪样，在这个时候挽留我，要我别下野。”蒋介石气极：“谁想下野？要不是桂系有美国撑腰，撵我下台，我才不走哩！”

宋美龄劝道：“今日之下，只有看开点儿。提得起，放得下。大丈夫能屈能伸，方是英雄胸怀。我看有陈主席前来迎接，我们还是在杭州多玩几日，然后再去溪口吧。”

“夫人言之有理。”

蒋介石眼睛瞧着侍卫们搬出最后一批行李，心头似有烈火燃起，嘴上恨恨地说：“我告诉你们，我的暂时引退，并不是说我已放弃总统地位，中国宪法并无关于总统辞职的规定。我把职权交给那个姓李的，是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中‘总统因故不能视事时，由副总统代行其职权’一段的规定！我根据这一条颁发文告，要那个姓李的代行职权！我的引退既不是辞职，也不是长久的退职，我仍继续担任国民党的总裁！”说罢喘气。

陈仪心头叹气，不便再说什么。默默地随他出门、上车，再向大校场而去。宋美龄的坐车尾随其后。

那边李宗仁、张治中、顾祝同、孙科、陈立夫、洪兰友等人到了明故宫机场，还不知道蒋介石中途变卦。不料有机降落，下来的乃是程思远和邱昌渭，二人见李在场，知道是怎么回事了，忙把白崇禧等人的信件当面递交，李宗仁匆匆拆读道：“目前危机严重，千钧一发，势非确定名位，集中权力，不足以厉行改革，挽回军事颓势，故李副总统此次主持中枢大政，应适用宪法第四十九条上半节之规定，继任总统职位。”

李宗仁大喜，念下去道：“扩大政府代表基础，组织举国一致的内阁。”至此忽闻人声喧嚷，李宗仁暗吃一惊。

左右报告蒋介石临时易地起飞，李宗仁立刻由吃惊而紧张起来，他为了赶不上送行而着急，又气又恼，快马加鞭，飞车向大校场驶去。

当李宗仁一行驱车赶到大校场时，只见“美龄号”专机已滑到了跑道尽头，昂头升起，掠过上空，一闪而过，蒋介石已经走了。

李宗仁等人有的气恼，有的伤感，有的冷笑，有的痛苦，国民党政府的领袖以事实证明：垮了！

机中蒋介石故作镇静，靠在他身边的宋美龄早已是泪人一般。

胜者为王，败者为寇。

第二十五章

兵败大陆

李宗仁逼宫蒋介石下野

山不在高，有仙则名。

水不在深，有龙则灵。

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2月的溪口，当北方还是冰天雪地的时候，这里已是大地返青，小草抽芽，挟着春的气息的南风；报春的燕子往来逡巡，空中充满了它们呢喃的繁音；新生的芳草，笑眯眯地软瘫在地上，像是正和低着头的蒲公英的小黄花在绵绵情话；杨柳的柔枝很苦闷地左右摇摆，它显然是因为看见身边的桃树还只有小嫩芽，觉得太寂寞了。

溪口郊外的田埂上走来了两位陌生人。他们不是别人，正是这里的主人。他们的身影倒映在稻田的水面里，相依相偎，情绵意长。一只黄鹂从他们脚下惊飞，落入前方不远的油菜花中，鸣叫不止。

“真美的诗意，待我把它画入我的写生本中。”宋美龄嫣然一笑，立刻取下身后的画夹，半蹲下来，目视前方，手在不停地画。

“我相信你画得一定比这大自然的风光更美。”蒋介石站在宋美龄身后，欣赏着她的写生道。

溪口镇山清水秀，正是作画的好地方。早在1912年，宋美龄在美国威斯理安学院求学的时候，她就喜欢作画。那时宋美龄主修英国文学，副修哲学。此外，其余的科目还有法文、音乐、绘画、天文学、历史、植物学和圣经。在她临毕业的那一年，学校为表彰她的良好操守和成绩，将学院内最高荣誉“杜兰学者”这一头衔颁给了她。每年暑假，她都要外出作画。她的画融进了中西画的传统特色，颇受行家的好评。后来作为名人字画，她的画《巡猎》、《小桥流水》还被美国博物馆收藏。宋美龄还在美国举办过一次个人画展，这是以后的事了。

宋美龄随蒋入溪以来，她和丈夫的心态都不好，为转移这种心态，去掉烦恼，她便埋头绘画。一天少至三幅，多至十幅八幅，她的卧室已经挂满了她的字画。南京的官员们来看她，作为礼品，她还要赠送给他们。

人们赞扬她说，她用均匀的笔触绘优雅的花卉，她画的淡墨山水，细致得像布鲁塞尔的花边。

“画得不好，请提意见。”宋美龄听到人们赞扬后总是这样一句话。

宋美龄的每幅画中，都有蒋介石的诗意题词。看得出来，蒋介石也进入了宋美龄的诗情画意中。

他们心态平衡了，生活也变得有节奏、有规律了。每天清晨天亮即起，在这个风景秀丽、面溪背山，既有古香古色、封建味十足的庄院，又有枕溪卧流、洋里洋气号称“小洋楼”的故居镇子里大口大口地呼吸新鲜空气。并按基督教义的要求，吟谈圣经，做弥撒、祈祷。上午视天气情况，或去郊外散步、绘画，或留在家里处理事务、接待客人。下午他们打打麻将或扑克，再是弹琴作乐。晚上他们则练练书法，或打打太极拳。

一日三餐的饭菜也极为简单，以素为主，以中餐为主。宋美龄高兴了，偶尔也下厨炒上几个好莱，供大家品尝。

每过礼拜，他们皆驱车驶往溪口外的雪窦寺和妙高台观光凭吊，并漫步千丈岩、乳奶洞。举目凝望，呈现在眼前的像一幅规模惊人的山水画，那景一层比一层深，一叠比一叠奇，层层叠叠，不知有多深多奇。正如明吏部尚书乔宇描绘的那样：“丹峰翠壁相辉映，纵有王维画不如。”

无官一身轻。然而作为权欲熏心的蒋氏夫妇，他们能轻吗？再说这次下野，并非出自他们本愿。他们无时无刻不在活动，搞小动作。他们知道南京李代总统的内阁有他的内线，各地政府也有他的心腹。他虽不在其位，然而他的话语却是圣旨。蒋介石发誓，五年不问政治，全是假话。宋美龄也不甘心丈夫坐冷板凳，隔三差五，出个馊点子，也够代总统收拾十天半个月的啦。

这天，宋美龄本想到郊外兜兜风、散散心，听到兰妮要见她，况且宋美龄也觉得兰妮身上有文章可做，便自动放弃这次郊外活动。关上门窗，拉上窗帘，二人便谈起了心。她们谈了很久很久，且很投机。午餐时，宋美龄又陪她吃了饭，喝点进口女士香槟。兰妮临走时，宋美龄又把自己从美国购来的化妆品送给了她，以示关心。对宋美龄提出的要求，兰妮当然百依百应。兰妮又像小孩子似的为表示自己的诚意，与宋美龄拉了勾儿。当两个像香肠般的手指拉在一起的时候，一笔肮脏的交易算是达成了。

说起兰妮，她是上海有名的交际花。在一次舞会上，她有幸结识了立法院长孙科，从此便投入了他的怀抱。后来，她还叫两个女儿称孙哲生为父亲。抗战时期，兰妮一直留住上海，并且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不明来历的财产。日本投降后，这笔财产便被政府没收归公。当兰妮得知老情人又回南京时，便拼命向他求救。孙科不忘旧情，便给上海负责官员修书一封。在函中，他把兰妮称为“敝春”，这完全是正式夫人的称呼，成了轰动一时的笑谈。1948年4月，孙科作为蒋先生的一匹黑马参加竞选，对手李宗仁的竞选顾问黄绍竑很有些文学天才，将孙科与兰妮的风流艳事添枝加叶写成所谓纪实文学，在报刊上发表，使两人丢丑，好不尴尬。

因此宋美龄一提起此事，兰妮总憋不住地想骂娘：

“李宗仁也不是个正经人，这样的人怎么能当总统呢！”

“代总统！”宋美龄更正道，接着又附在她耳边说：“孙科现在当行政院长，也是一方势力，李宗仁却处处与他为难，你何不劝孙院长把官邸搬到广州去呢？把他吊起来，看他的戏唱！”

兰妮是个心细的人，说道：“这样合适吗？”

宋美龄见兰妮上钩，马上又道：“这还不容易，行政院是政务繁杂的地方，就说，在敌炮火轰鸣之下，我们怎能处理政务呢？”

果然，兰妮去南京见了孙科，一阵枕头风把行政院从南京吹到了广州，李代总统第二天早晨起床视事，发现自己的最高行政机关不知去向。在孙科带领下，接着不几日，立法院长童冠贤接到国防部长徐永昌的通知，说南京在三五天内将闻炮声，于是立法院自2月1日起的例会就无法在南京召开；粮食部的人马也撤到了华南一带；交通部只剩下三分之一的人在东撞西碰；外交部情况更乱，人员与文件齐告他去，部里只剩下一架电话机；财政部人员全部离京，不知去向；新闻局人去楼空……南京总统府只剩下李宗仁和他的少量机关。

正在代总统李宗仁跳脚叫骂的时候，隐在溪口的老蒋正在通过高频电台与离京的立法院、粮食部、交通部、外交部、财政部联系，祝贺他们干得好。

蒋介石也得意洋洋地道：“李宗仁扬言不做假皇帝，要做真皇帝，我要他连假皇帝也做不成！上不着天，下不着地！”

夫妇俩发出一阵哈哈大笑……

这一边蒋介石夫妇狂笑，那一边李宗仁在发愁。

更使李宗仁苦恼的是，他上台才两个多星期，南京的国民政府就土崩瓦解了。除了李宗仁还留在南京，所有的政府大员、院部首脑、和谈代表全部没了踪影。大批国民党部队从江北撤到了江南布防。宁沪路、沪杭路、浙赣路沿线，塞满了南撤的残兵败将。上海、浦东、宝山、青浦挤满了汤恩伯的“精兵”，他们强占民房、构筑工事、修建碉堡群，准备为“保卫大上海”而决一死战。李宗仁指定的和谈代表张治中，在汉口、兰州、迪化满天飞，至今没有回来，而另一个和谈代表彭照贤遭中共拒绝后已经提出辞职，却又遭到行政院的扣留。李宗仁想稳定局面，希望和谈迅速开始，却始终不能如愿。最可恼的是孙科的行政院，竟然不和他打招呼，不辞而别，全体撤到广州，行政院正副院长孙科、吴铁城也告“失踪”，据说前几天一个外国记者在南京寻找孙科，找了30个小时也没找到，原来孙科到奉化看老蒋去了。陈立夫、谷正纲、何应钦、张群等人比孙科、吴铁城“开溜”得还早。

正在李宗仁长吁短叹、一筹莫展的重要时刻，汉口的小诸葛白崇禧给李送来了“锦囊妙计”。白崇禧说，如今是和战未决，前途难测，吉凶难料，如果再拖下去，对外的影响恶劣不说，对以后的“领导权”也没有什么好处。因此，白崇禧提出了一个缓和溪口、拉拢广州的办法。这个办法的要点是：起用蒋的亲信将领何应钦。在起用何的过程中，再用点心计，使何能离蒋帮李。李宗仁心头一动，佩服小诸葛的神机妙算。于是在2月14日派专机飞沪，把何应钦接到南京。

李宗仁也知道他们不会一说便合，就针对何的心理，说了很多好话。何应钦苦着脸说：“双十二事变，我在南京派兵攻打西安，给人误会借刀杀人，老头子一直记恨到今天。如果今天再帮你的忙，那不是同他一刀两断了吗？”

李宗仁弦外有音道：“敬之老兄，今天你还顾虑同他该不该一刀两断呵？”

何应钦闻言默然，沉思良久，强笑道：“这个问题我得想一想再答复。现在我想问你：你要他们释放政治犯，释放张学良、杨虎城，他们照办了吗？”

李宗仁恨恨地说：“哼！能照办倒好了。各地集中营一切照旧，有些还来个回信，说没有接到党的总裁命令，未便擅自放人；有的根本没消息，你说这叫我怎么见人？释放张学良的命令到达台北，你说陈辞修怎么答复我？”

何应钦摇摇头。

“他妈的！他说不知道！他说这个人归中央管，他是地方政权，他既不知道，又管不了！”李宗仁气得直揉胸脯，“我他妈的代总统难道是私生子、是小老婆生的不成？”

何应钦劝道：“这又何必同他一般见识？张学良出不来，杨虎城总可以吧！”

李宗仁一个劲儿摇头：“一样一样，这个命令是20号到达重庆市政府的，杨森派市府秘书李寰找绥署秘书长廖楷陶商谈了一小时，还是没有下文，你说要我多难堪！多痛心！”

何应钦叹道：“所以我说，这个人实在难搞，我一听到他的名字就头痛。”他接支烟，点火，长长地吸了一口，问道：“这一次，他在溪口除了挂出党部招牌，你知道他还在干什么？”

“愿闻其详。”

何应钦长叹道：“他在溪口备战，你在南京求和，而我们都要替你做求和的使者，请问人家会把我们当成什么！我们的奔走会有收获吗？”

这回轮到李宗仁哑口无言了。他绕室徘徊，欲言又止，终于下了决心说：“敬之兄，假如我全部接受他们的条件呢？你以为走一趟值得吗？”

何应钦一怔，起立，问道：“真的？”

“真的！”

“按照他们的条件谈判？”

“是的！”

“溪口呢？”

李宗仁一愣，挥挥手说：“不管了！”

何应钦严肃地问：“那么大使馆方面呢？你同他们商谈过？他们会同意你这么做？如果他们反对，你会坚持这样做？”

李宗仁一个劲儿抓后脑勺，绕室彷徨，对何应钦道：“你休息一天吧，明天中午我请兄吃便饭，届时我们再交换意见。”

“那好，那好。”何应钦转而把话锋一转，扯到另一个话题上道，“一国三公的事乃当务之急，想办法把行政院从广州整过来，不然空城计难唱。”

“我正为此事发愁，实在不行，我再到广州走一趟。”李宗仁显然一筹莫展。

第二天中午李宗仁宴请何应钦，面商国事。偏偏在这个时候，何应钦找不到了！作为代总统，根据何应钦的讲话态度——倾李反蒋，他无论如何也没想到，此时何应钦已到了溪口，正与蒋介石密谈呢！

李宗仁又等了一会儿。

酒菜全凉了。

前往何应钦下榻处寻找的侍卫官，这时匆匆跑了回来报告：“何将军不在下榻处，大概是没有这个诚意吧？”

说话间，另一个外出寻找的侍卫官，也空手而归，向李宗仁报告：“不要等了，娘的，他已乘机到了溪口！”

不听还好，一听气得李宗仁如雷轰顶，好半天他才喃喃地道：“这叫敬酒不吃吃罚酒，他不来，我们吃！”

吃就吃吧，侍卫官们纷纷上了桌，李宗仁最后一个坐了下来。尽管是山珍海味，谁也没有吃出个味道。甭提这顿饭吃得多别扭了。

李宗仁席间一句话没说，与其说是吃饭，不如说在侍卫官面前做做样子，各自平定一下心火。

李宗仁很生气，一气何应钦，这个老奸巨猾的狐狸，不该这样认贼作父，好心当成驴肝肺；二气白崇禧，人称小诸葛，不该出这个馊点子，拉何反蒋，不够兄弟情面；三气自己，身为总统，耳根太软，偏听偏信，落得这般下场；更气的还是蒋介石，这个该死的老家伙，幕后遥控指挥，到处拆台。李宗仁越想越生气。眼下自己的事只有自己的人去办，别无指望。主意已定，于是席后，他便叫来了张治中，因张和毛润之、周恩来先生较熟，命他去和谈。关于广州孙科那里，只有自己去请了。

行前，他又决定给蒋介石通了电话。

溪口，蒋介石乡下的这个家，在建筑设计和家具摆设方面是中西合璧、半洋半土的。主楼后面是一些较小的房舍，有仆人的住处、贮藏室和厨房，再后面是一个大菜园。靠近菜园是宋美龄居住的文昌阁。此时，蒋介石夫妇正与南京来的何应钦在阁里密谈。

何应钦乃是蒋介石的亲信将领。虽然在西安事变中因他有野心，在轰炸不轰炸西安的问题上，与宋美龄有些分歧，时过烟消，蒋介石也就理解了他，没给穿小鞋。因此何应钦更是百倍地感谢蒋介石的宽怀大度。此次，何应钦不吃代总统的山珍海味，却来这里聆听蒋介石的教诲，更令蒋氏夫妇感慨万分。

“房檐滴水，点点入旧窝，虽然我今天落难下野，敬之兄还没有忘记我们夫妇哩！”蒋介石叹道。

“旧情旧交，李宗仁想搞离间计。打我的牌，去反您，这不是天下笑谈嘛！”何应钦吸了口宋美龄给他点燃的骆驼牌香烟道。

“识时务者为俊杰。敬之兄够朋友！”宋美龄也自叹道。

接着，何应钦把他在南京时李宗仁的句句言辞一五一十地说给蒋氏夫妇听了，蒋氏夫妇感激万分，把何应钦请为座上客，好饭好菜、名烟名茶，款待一番。

席间正热闹处，南京那边来了电话。总机室报告李宗仁有所请示。蒋介石闻讯色变，摆手表示不接，宋美龄以为不可，于是她起身，代表蒋介石接了电话：“是代总统吗？很对不起，老蒋有点不舒服，还没起床哩。”

“听出来了，你是夫人。真对不起了。”李宗仁道，“我本来不想打电话讨扰他，无奈事情太大，非请示尊大人不可……”

“代总统有何见教，等老蒋起床之后，一定转告。”

“那谢谢了。”李宗仁道，“我本来准备去溪口，因为忙……我想请示的，乃是行政院的搬迁问题。夫人知道，国民政府在南京不在广州。现在孙院长忽然自作主张把行政院搬向广州，实在叫人太难堪了。我们目前同中共和谈，争分夺秒，中共电台广播，说我李某人在南京，孙科去了广州，他们要谈，也不知道对手是谁？夫人啊，你看这种身首异处的情形能继续下去吗？”

蒋夫人忍住笑，一本正经道：“是是，我一定转告老蒋，一定转告老蒋。”

“现在，”李宗仁道，“我只请示一点：行政院非迁回南京不可！孙院长之走，事前根本没有得到我的同意。”李宗仁愤愤地说：“孙院长是当朝一品，是中山先生的后人，我实在不便说什么，但望蒋先生从大局着想，请他回首都来，共维时艰，我就感激不尽了。”

“代总统好说，代总统好说，”宋美龄说到这里又问，“还有什么事吗？”

“听说敬之到溪口了，在不在你们那里？”

何应钦连向宋美龄摆手，示意他不在。宋美龄心领神会道：

“敬之没来，你是听谁说的？”

“没去那就算了。”

宋美龄刚放下电话，铃声又响。

“你是谁？”

“我是孙科，找总统接电话，我现在广州。”

“好好，正等着你的电话哩！”蒋介石也不推让走上前去，拿起了听筒。

“李先生下令要行政院搬回南京。”

“你怎么回答？”蒋介石有点迫不及待。

“给我拒绝了，我顶了他，看他奈我何！”

“顶得好，顶得好！”蒋介石连声赞叹，“你还要按照原定的计划去做。我做后台！”

“更可笑的，”孙科道，“他说行政院搬到广州，事先未得到他的同意，真是活见鬼！”

蒋介石提醒他道：“不过是不是他真的不同意你们搬家呢？”

孙科电话里笑出声来道：“不不，迁都是有决议案的，的的确确经过本党中常中政联合会通过的，有据可查的。”

“他也在场吗？”

“那还用说。”孙科道，“不但有人看见，而且还有人作证，他还签了名哩！”

于是两人皆笑。蒋介石问道：“哲生兄，立法院快开会了，地点大概决定了吧？”

“没有没有，”孙科道，“开会地点正是争论的焦点，大家哇啦哇啦吵个没完，很头痛。”

“不必头痛，”蒋介石安慰他道，“你可以先入为主，就说立法院开会决定在广州举行，每人可发车马费300港币，那些立法委员们，当然不到南京去了。”

孙科大喜，再三致谢，谢他出了个好主意。但第二天电话又到，说李宗仁也不含糊，言明立法院在南京开会，立法委员车马费每人金圆券40万元，问蒋介石有没有什么招数，可以把李宗仁这一招压一压。

蒋介石沉吟道：“你放心吧，我自有办法。现在广州的中央大员多不多啊？”

孙科回答道：“我是同吴铁城、钟天心、郑彦、陈剑如等几位一起来的，人数不多。于右任还在这里劝我回南京呢！”

“别理那个老糊涂！”蒋介石道，“他想回南京，由他去好了！你特别要注意这些人的情形，千万别让姓李的拉回南京才好。”

“是是是，”孙科道，“那么看一看风声再说吧。他们最终会叫饶的。”

但事实发展并非像孙科想象得那么顺利。李宗仁的活动能力比他强，特别是在人心思和的情形下，立法委员慢慢地倾向南京。南京反而没有先前那么紧张，人们对中共过江这件大事有着不同的看法，但全都缓和下来了。李宗仁的私人代表甘介候风尘仆仆，一忽儿与章士钊、颜惠庆、江庸、陈光甫、冷御秋等人茶叙，一忽儿又出现在黄埔系统的大员之前，诸如此类，差不多法定人数即将够数。孙科等人大急，赶紧派人到京沪一带活动；李宗仁也不含糊，忙派代表南下劝孙回去，孙科的答复天真极了，他说：“我姆妈要我到澳门去呢！你们却要我回南京。”于右任在穗本想劝孙科回去，他老先生也认为这局势如朝“备战”方向发展，国民党非完不可；李宗仁“虽非同类”，但他至少表面上在做“和”的工作，于右任于是决定劝孙顾全大局，不如归“宁”（南京简称），不料反给孙科挽留了好几天，这位老先生在广州一哭再哭，在黄花岗前黯然流泪时，却被新闻记者们发现，跟上一问，老先生立刻放声大哭，老泪如雨，记者们个个无法收场，为他干着急，生怕他年老体衰，支持不住。于是向他多方劝慰，找个地方喝茶休息。于右任叹道：“没料到我这把老骨头会碰到这种日子。前些时听说陈立夫在广州大哭，我不表同情，他哭活该！又听说谷正纲也在这里大哭，我也不能同情，他哭活该！又听说戴季陶在吞声饮泣，我也不能同情，他哭活该！可是今天我也哭了，不过我的眼泪是干净的。”说罢长叹。半晌，索纸要墨，当着记者们龙飞凤舞，写下一首诗，题目是《登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台远望有感》：

黄花岗前草连绵，

白首于某拜墓前。

四十年来如一梦，

凭栏独立更凄然。

至此方知稼穑艰，

每思开国一惭颜。

人豪寂寂余荒冢，

挽得英灵往活还。

写毕掷笔大哭，第二天独个儿回南京去了。

蒋介石综合各方消息，认为此事不妙，连忙给陈立夫一个电话，要他有所安排。

原来陈立夫在那当儿奔波宁、沪、穗等地专为蒋介石担任“特种工作”，如今宁、粤之争惨烈，眼见孙科既动摇不定，又恋栈政院，情形危殆，该由他出马了。于是蒋介石电话中如此这般“附耳过来”，陈立夫马上自沪飞穗。下得飞机，开门见山对孙科道：“奉总裁之命到广州来，希望有助于政院。现在只有一句话：‘留在广州好了，总裁支持到底！’”孙科大喜。于是胆子更壮，宁穗分裂之局也将形成。李宗仁派决定在南京召开立法院会议，立法院秘书长陈克文正式宣布了开会日期。李宗仁派俨然胜利在握，准备推翻孙科内阁。而孙科也有恃无恐，嘻嘻哈哈决定硬顶，反正推翻孙科就是推翻蒋介石，而默察形势，李能把蒋推翻才怪。张群见状“不雅”，出马去穗调解，吴铁城也伤脑筋，出马去宁商量。这样走马灯似的转来转去，问题果然转缓几分。蒋介石对孙科这张牌透了口气，李宗仁对他的内阁也稍感放心，可还在僵持状态，而立法院会期眼看就到。南京方面大为焦急。桂系群臣筹策通宵，到底想出了一记杀手锏：李宗仁率领甘介候、程思远、邱昌渭等人，在2月20日那天一早，乘坐军用运输机，去了广州。

那边孙科等人倒大吃一惊，不知此番凶吉如何，也只得硬着头皮去接。李宗仁双脚落地，使劲握手，接着发表声明。这个声明也确乎难以措辞，说什么“斥责企图不理会人民和平愿望的一切党派”。新闻记者一拥而上，东问西问。李宗仁光是摇头，对一切提问概不回答。他匆匆忙忙进了办公室，召开了一连串紧急会议。

蒋介石闻讯大急，忙叫在穗人员详细报告李宗仁所为何来？所做何事？广州、溪口之间电波忙碌，彻夜不断。

有的来电说：“如果李劝孙回京之举失败，则李将于短期内返京后改组内阁，驱除孙科。立法院既已决定在京开会，李之改组内阁已有宪法上的根据和政治上的借口。京、穗之间的问题已使李宗仁在毛泽东面前感到万分尴尬。而下星期，邵力子将在平晤见中共方面大员进行初步和平谈判，因此李之行动显然在于摆脱其狼狈地位……”

蒋介石特急。

蒋介石催报中共看法。

来自北平的报告说：

李宗仁这种奔跑表示了国民党反动政府里，死硬派的主战叫嚣实际上已经没有市场，连薛岳之类都在干吼，要反对蒋介石的独裁……

北平的评论说，党棍和特工已经失去控制，如因循时日，再不“团结党内力量”和“消除误会”，那么一旦解放军渡过长江，政府就会立即土崩瓦解。李宗仁敢于飞到广州，表示了宁粤暗斗的第一阶段已经被李宗仁看穿了广东“主战派”的底牌，所以他一方面大放“和平前途乐观”和“与中共方面已有接洽”的空气来提高他自己的地位，另一方面纡尊降贵，亲自到广州来“感格”和说服他的群臣，使他们懂得只有“党内团结一致”，让他出面和谈，还可以保全一部分实力，否则，再没有别的前途可以指望了。

蒋介石至此透了口气，李宗仁不可能真的代替他，至少他得不到对方的“谅解”；但蒋又不能放心的是，李宗仁有手段，孙科是不是他的对手呢？

“快把李宗仁在党政军联合纪念周上说的话调过来！”蒋介石焦急地对侍卫官道。

一会儿侍卫官把文件找到报告道：“文件这样说：李宗仁在中山纪念堂对立委、政府官员、军事人员等2500人训话，再度呼吁团结，历时25分钟，掌声稀疏。据一般观察，李的呼吁并非无人同情，乃是与会者最多只有一成听得懂他的广西话。李所强调的是党的团结，并警告‘凡是反对和平的人将为人民所痛恨’……”

宋美龄也急得团团转，并向蒋介石道：“我估计这次李宗仁广东之行，凶多吉少，孙科不像他的老子有主意，他是做官的命，重乌纱不重情义，怕是抵不住对方的攻势！”

“那你说怎么办？”蒋介石把眼睛盯到妻子身上。在他的眼里，宋美龄并非弱女，而是高他一着。

“一子失败，再来一子。兵书上讲，三十六计，走为上计。我们不是有退居台湾的打算吗？走前，我们来个釜底抽薪，把国库中的金条、银条全部转移，让他外患内乱，一天也维持不下来。那时我们再坐山观虎斗，瞧好戏看吧！”宋美龄说得有理有据，一字一板，令蒋介石五体投地。

“有心计！”蒋介石赞叹道，“一棋不行，再下一棋，我修书几封，你快去办。”

“那好。”宋美龄应允，连夜带着蒋介石的密信，悄悄离开溪口，先到了厦门，去找原空军总司令周至柔。

就在宋美龄飞往厦门之际，广州那边，李宗仁已展开了攻势，找孙科密谈。

李宗仁开门见山道：“哲生兄，这次我来得太快，实在是事情紧迫，不得不如此，请你原谅！”

孙科忙道：“不敢当，不敢当！代总统日理万机，却因行政院小事亲自来穗，实在使我惭愧！”

“哲生兄，”李宗仁道，“过去的事就过去了，本党如不团结，则大难临头！而本党如要团结，行政院非回南京不可。原则正如人家所说的，我们这个政府一国三公，身首异处，你说如何能和谈？而目前形势又告诉我们非和谈不可！非和谈没有出路！如果谈不好，拖不住，那么新兵训练未成而共军先渡江，请问到那时南京固守不住，广州又有什么好处！”

“是啊！”

“再说，即使我对哲生兄有礼貌欠周的地方，但兄弟已亲临广州来向你谢罪，向你迎驾，你老兄也该消消这口气了吧？”

“不敢当，不敢当！”孙科听后心头暗喜。

“哲生兄肯答应我回去吗？”

孙科一怔，忙说：“代总统纡尊降贵，使我惭愧。回去当无不可，无奈问题复杂，如果回去，我，我，我也有我的困难。”

“没关系！”李宗仁道，“哲生兄的困难我明白。不过蒋先生如果知道哲生兄回去，也不会见怪的！临来时我已给他亲口打了招呼。”李宗仁郑重地说：“华盛顿支持的是南京，不是溪口！”

孙科无言，思潮起伏。

“再说，如果哲生兄不回去，立法院诸公对行政院的误会恐怕越来越深，不易消除了。如果长了，行政院不改组才怪呢！”李宗仁话里有话。

孙科试探道：“现在又何尝不如此？”

李宗仁会意，拍拍胸脯道：“如果现在回去，我可以保你无事！时间过了，我就吃不准了。”

孙科再试探道：“唉！这点我也明白，我如果回京，立法院在南京已有法定人数，一定会同我过不去；如果不回去呢？那么我的政治生命，也就完了！”

李宗仁大笑：“哲生兄，你以为我同蒋先生一样，会对人轻诺寡信，出尔反尔吗？不，不，一百个不！我可以写张字条留给你，只要你老兄回去，我李宗仁保证你继续出任行政院长，这还不行吗？”

一阵周旋，果不出宋美龄所言，孙科被李宗仁招降了。

消息传到了溪口，蒋介石祖宗奶奶八辈的破口大骂；消息传到厦门宋美龄耳中，宋美龄没有反响，只是加倍地做工作，她把原计划又向前作了调整。

空军俱乐部位于鹭岛海边椰林深处，高大挺拔的椰林，挂着累累果实，伸展着那宽大的叶片，把空军俱乐部遮挡得严严实实。

正好周至柔没出门，宋美龄驱车一到，便见到了老朋友。两人自然是叙旧、寒暄一番。宋美龄是在吃喝玩乐中谈工作。按照她自己的话来说：“吃就是工作，玩就是工作。”因此她的工作方法格外灵活多样，格外有情有义。因此她的工作总像她那热情奔放的性格一样——一帆风顺。

如果说宋美龄与众不同，其特殊点就在这里。

“至柔，”宋美龄反客为主，夹起一块辣鱼，道，“吃辣当家。蒋先生这次交给你的可不是一般任务，整个国家与身家性命都托付给将军你了呀！”

周至柔把辣鱼块放在口里，大口嚼着，品味着，然后道：“吃了夫人夹的鱼，又喝了夫人敬的酒，此事岂有不尽力之由。来，再干一杯！”

又一次碰杯声。

周至柔把这杯香槟酒喝下肚去，心里却掂得出这次行动的分量。蒋介石密令他将国库所存的全部银元、黄金、美钞运往台湾。自民国三十七年八月金圆券发行之后，民间所藏的金银美钞全被政府一网打尽。根据当时监察院财政委员会的秘密会议报告，全部库存为黄金390万盎司，外汇7000万美元和价值7000万元的白银，各项总计价值5亿美元左右。

“夫人，放心吧，交给我万无一失！”周至柔说完，端起酒杯一仰脖又是一饮而尽，他的眼睛微微发红，他要拼出去了。

“一言为定！”宋美龄也喝了下去，“干好了，老蒋还有一笔存款交给你！”

可谁知这事后来引起了一场风波。

蒋介石也是个急性人。大陆局势已是木已成舟，扭转已是不可能了。没地盘有钱财也行，可钱财转移不出去，到头来还不是共产党的？他虽然通知夫人宋美龄去办，可他恨不得一口吃个胖子，立竿见影。就在宋美龄与周至柔碰杯达成协议的时候，他与毛邦初不期而遇，灵机一动，将1000万美元交给毛邦初，以私人名字存入美国银行。

他对毛邦初是信任的。毛邦初是他原配夫人毛福美的亲侄。这层血缘关系使蒋介石最终下定了决心。

再说毛邦初和周至柔两人同在空军工作，一个是正手，一个是副手。早先他们二人都在宋美龄手下工作，宋美龄退出空军工作后，提拔周当总司令，毛还有些意见，状告到蒋介石那里，因是夫人安排，蒋也不便再说什么。平心而论，宋美龄对周至柔颇有几分好感，而蒋却对毛又有几分欣赏。所以，“戏”就唱不到一起去了。毛邦初和周至柔由于长期在一起工作，生活上疙疙瘩瘩，工作上推推诿诿，两人积怨甚深。再加上为一个女人争风吃醋，两个打得不可开交，更激化加深了他们间的矛盾。

这个女人名叫戴星娇，论身份，只不过是金陵戏院的一名“戏子”。戏唱得不好，长相却是没说的，百里挑一。当初，她看中了毛邦初口袋里的钱财，却忽视了毛邦初的长相，一头扎在了毛的怀里。毛手里有钱，出手大方，竭力满足她。闲逛舞厅，请客吃饭，选买衣服等一掷千金。女人是水，男人是缸。日子久了，戴星娇无意中又接触到总司令周至柔。论职务，毛不如周；论长相，周是一表人才，高高大大，白白胖胖。毛倒像一个瘪三。此后戴星娇又投入了周的怀抱。于是两人的矛盾白热化起来，双方向老蒋告状。毛告周夺人之爱，周告毛贪污舞弊。闹得蒋介石夫妇不好出来讲话。这边是夫人的心腹，那边是皇亲国戚，各有所附。

后来，事情越闹越大，周又状告到白宫，惊动了美国总统杜鲁门阁下，声言立即停止对华援助。

“娘希匹，周至柔太目中无人了，告到了白宫，老子要军统局解决他！”蒋介石跳起脚来。

“嘘！”宋美龄把指头放在唇边吹了一下，提醒他说，“委座，要砍姓周的脑袋还不容易？不过这5亿美元的金银就白白送给共产党了，就连美国援华集团新近拨来的7000多万美元我们也休想得到一个子儿！”

蒋介石无语，气得在屋里反剪双手，步越踱越快。

“事情闹得满城风雨，再不公正处置，连我们夫妇都得陷进去。我这不是耸人听闻！不能再留什么情面了！也不能认亲了！”宋美龄道。

“事到如今，也只好如此。”蒋介石咬咬牙，于是一道手令在他笔下签发了：

“兹撤去毛邦初空军购物科委员会主任职务，勒令其将巨款限期交出。蒋中正。”

闹剧便这样收了场。此后，蒋家王朝的黄金、白银、美元像暗流一样汩汩流向台北。将近2500件价值连城的绘画、瓷器、玉器和青铜器从各地运到了上海，尔后转运台湾。这种事下野的蒋介石是不好出面的，于是蒋又委托夫人办理。夫人临上飞机前，蒋千叮咛万嘱咐说：“到了上海，事要机密，人要可靠，越快越好，万无一失！”

杜月笙也真够“哥们”，半个月后，金银珠宝全部运出了上海港。

王朝倾覆，痛失大陆

南京，总统府官邸一片繁忙。那些手拿公文包、身穿笔挺的礼服、脚蹬黑皮鞋的军政要员们进进出出，不时地在小跑着；机房里，不时传来电报机的鸣叫声，大频率150千瓦电台在不停地工作着，传递着来自全国各地的信息；小姐们在分门别类地整理着电报，及时送交代总统审阅。

今天的电报内容和往日不同，大都是来自市场的消息：

“上海，金圆券贬值七成。”

“广州，金圆券已暴跌到11万兑1元美金，市民无法承受。”

“南京，暴跌六成。”

“杭州，物价飞涨，街头出现市民游行。”

“武汉，军费拮据，需要政府立即拨款拨粮，否则战争一天也支持不下去。”

……

李宗仁哭丧着脸审视着这一份份电报：“娘的，蒋介石这一招太绝了！釜底抽薪。皇帝不差饿兵，何况我不是皇帝！我也不是摇钱树！前方薪饷发不出怎能打胜仗？后方物价飞涨，让老百姓喝西北风去？这台戏咋唱？”

李宗仁发疯了！

他中止了一次重要的军事会议，前往美国大使馆司徒雷登处哭丧。

司徒雷登把灰绿色的眼珠骨碌碌一转：“这个，这个不是我不帮忙，美国实在也伤透了脑筋。据报告，台湾码头上武器弹药堆积如山，黄金美钞堆满仓库，坦克车到处堆放，履带上都结了蜘蛛网！请问总统先生，你们有这么多东西搁着，还有必要向美国伸手吗？台湾这么多东西，难道不是美国援助的吗？”

李宗仁倒抽一口凉气，心想这厮可恶，便说：“不过大使比我更清楚，这些东西运去台湾，绝非是我的意思！中国有句话说得好：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如今承蒙贵国瞧得起，要敝人出面收拾这个烂摊子，我不知利害，挑上肩了，可是我拿什么开销？拿什么去喂饱‘剿共’将士的肚子？贵国的一番好意如此，而蒋先生又存心捣蛋如彼，我姓李的并无金矿可掘，贵国又不肯援手，请问大使，请教大使，我如何善其后？”

司徒雷登笑道：“总统先生有什么高见？”

李宗仁哭丧着脸道：“大使，我还有什么高见低见？目前里里外外，上上下下，前前后后都伸手向我要钱、钱、钱！我真是寸步难行啊！农历年初一，我想出去看看部队，振振士气，巩固首都防卫！可是我的身份，不能空着两只手去看他们，总得带点慰劳金，是吧？”

司徒雷登点头。

“可是我哪儿找慰劳金去？他们只肯把黄金美钞往台湾运，对我的命令一点不买账，您说我能对他们怎么样，派兵去抢吗？”

司徒雷登笑了。

“岁尾年末样样急，造币厂的机器日夜没停，他老蒋把钞票空运前方喂他的部队去了，把我当成阿木林，大使请设身处地地想想，我这台戏还能不能再唱？”

司徒雷登不笑了，紧皱着灰白的眉毛，叹道：“总统先生，我很同情你的处境。”司徒雷登一顿，“以我之见，你不妨跟他明说，请他以‘剿共’的大局为重，拨给库存金银！”

李宗仁心头一动。回去以后，立即给远在溪口的蒋介石拨了个电话。不想，李宗仁又碰了个大钉子。

宋美龄把李宗仁来电话的事告诉了蒋介石。

“别理他！别理他！”蒋介石狞笑道，“金圆券已暴跌到11万合1美金，军政费用均告枯竭，要我拨给库存金银，发给军饷，以期提高士气，巩固军心。他说得又可怜又好听——别理他！”

“是是。”

“运台的金钞3亿多美元，照海外比值如何？”

“那当然高得多。全部库存黄金是390万盎司，各种白银值7000万美元，总值不止3亿多美元，那是依据公开市场的行情计算。”

“好好好，”蒋介石有了笑容，“你多辛苦吧，这件事要办妥当。”

“不好的，”宋美龄道，“不过中行保管的战时没收的大量珠宝，恐怕运不走了。”

“为什么？”

“李宗仁已派人看守，这些珠宝在另一个仓库。”

“值多少钱？”蒋介石急问，“我知道大约值100多万美元。”

“最多也不过200万美元。”宋美龄道，“万一运不走，也算了。”

“尽人事吧！”蒋介石恨恨地说，“最好让他一个铜板也摸不着！”

“是是。我还得再叮咛一下。”宋美龄道。

夫妇二人为他们共同的心计成功，不约而同地笑了。

就在这时，收音机传来了“和谈”广播，蒋介石向宋美龄打声口哨，示意她注意听。

请国民党政府注意！本台奉命为你们广播一件重要通知。

关于和南京国民党政府举行和平谈判事宜，中共中央本日决定：

一、谈判开始日期：4月1日。

二、谈判地点：北平。

三、派周恩来、林伯渠、林彪、叶剑英、李维汉为代表，周恩来为首席代表，与南京方面的代表团举行谈判。按照1月14日毛泽东主席对时局的声明及其所提八项条件，以为双方谈判之基础。

四、将上列各项从广播电台即日通知南京国民党政府，按上述时间、地点，派遣其代表团，携带为八项条件所需要的必要材料，以便举行谈判。

宋美龄“咔嚓”一声关掉了收音机，她和丈夫似乎觉得有一片阴云袭来，转而由喜变悲……

历时20天的和谈，终于宣告完全破裂。

北平通过广播转达了毛泽东、朱德关于向全国进军的命令。

南京紧张，溪口也紧张。

溪口电台和长途电话在彻夜不停地工作。人影幢幢，紧张忙乱。1949年4月20日的最后几个小时，这个小镇之夜是如此的不平静。凄凉的、漆黑的夜幕，给蒋介石的心灵涂上了一道浓浓的暗影。他几乎连吃饭的时间和心情全部忘记和消失了。在和谈协定的最后时刻，他表现出超乎寻常的“镇静”和“从容”，他忽然不骂人、不打人，不踢人，对侍卫也“亲热”起来了，他忘记了喝白兰地，忘记了睡觉，忘记了在庭院里“散心”。他正在为安排后事而忙碌着。

“告诉汤恩伯，让他给我好好打！”

“告诉白崇禧，和谈破裂，华中地区全靠他了。”

“告诉宋希濂，西南半壁河山就靠他支持了。”

“重庆关押的杨虎城不能落入共产党的手中。”

“南京的撤退工作由荆有麟负责。”

……

蒋介石交代完了后事，心里反而平静了。一个不祥的念头，突地涌了出来：党国难道真的就此完了吗？我蒋介石也真的完了吗？他忽然感到浑身发冷、脚手发麻……

天黑了下来。

夜幕笼罩了大地，四周是那样的漆黑、寂静。远处，不时传来几声隐隐约约地吆喝：“站住！干什么的？”“换岗的！”给这寂静的夜空，增添了紧张的气氛。

“委座休息吧。留有青山在，不愁没柴烧。”宋美龄走过来劝道。

“不，我不能休息。”蒋介石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棍，道，“李宗仁说我是一介平民，好呀，我要让他瞧瞧这个平民的厉害。侍卫官，准备飞机！”

“你要飞哪儿去？”

“广州！”蒋介石两眼喷火。

宋美龄拦住他：“这太危险了，你不能去！”她冷静地分析说，“你的嫡系部队都在东南和西南两侧，华南又在桂系的股掌之中，粤军将领几次起兵反对你，尤其是那个倒戈将军张发奎，我很不放心……”

蒋介石换上全副戎装，强打精神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那我和你一起去，要死也死在一块吧！”

此时，蒋介石的心情很沉重。他在盘算：那些几十年来一点一滴修造起来的“蒋母王太夫人墓”，那些设备、那些名胜，恐怕共产党一进溪口，便会点滴不留了……如果说南京的得失是蒋介石政权的象征，那么溪口的“兴衰”可说是蒋介石个人“命运”的象征，作为孝子的蒋介石对溪口的依恋之情远胜南京……

宋美龄心细，此时她最能理解丈夫的心情，便道：“溪口是个好地方，这里有我们开的菜园，有我们修造的别墅，有我们修造的道路，即使我们走了，这里的乡亲是不会忘记我们的！”

蒋介石叹了口气，道：“关于我们走的消息，不要告诉乡亲们。他们知道了，会要流泪的。”

“是的。”宋美龄道，“这由我安排吧，如果老百姓问起此事，就说我们到杭州开会去了，会后还要回来的。”

“别时容易逢时难。夫人，给我一支烟吧。”一生从不抽烟的人这时也抽起了第一支烟。烟雾在他消瘦的脸庞上缭绕，他的眼睛有点潮湿，他的心在流泪。

“夫人，我到溪口也不知多少次了，这一次的情形却大大不同。我总感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离开溪口，这辈子恐怕再没有机会回来了。也许是我老了的缘故，我更留恋它。”蒋介石说罢掩面，不断啜泣。

“委座，我也有同感。”宋美龄用手帕揩了揩眼眶中的泪水，又说，“这样吧，既然是最后一次，叫上经国，我们一起给太夫人祭扫一次墓吧。”

“也好，也好。”蒋介石挥泪道。

天空满是乌云，半圆的月亮时隐时现。周围非常寂静，只有青蛙偶尔呱哇呱哇地叫几声。在溪口郊外的山谷里，一只鸟在怪声地叫着，很像是一个孩子在哭。此时，早睡的人家已沉浸在酣睡的梦中，一辆美式吉普载着三位神秘的人物，悄悄地驶出了溪口的南门，向郊外的一个荒丘驶去。

荒丘位于大架山的一旁，林密草肥，丘旁有一条山涧溪流。头枕青山，脚有溪流，乃是龙凤呈祥之地。在荒丘顶端、密林深处有一宛如馒头状的土丘，墓前竖一石碑。墓中躺着一位被日本飞机炸死的逝者……

美式吉普车停在林边道旁，三个人三个黑影，他们像幽灵一样，沿着长着密草的林中小道，来到了这座竖有石碑的墓前。他们不是别人，正是共产党通报的名列前榜的三位中国著名战犯——蒋介石、宋美龄、蒋经国。

他们在墓前脱帽默哀了五分钟，然后回到车中，驱车而去。

当夜，在杭州机场，三人乘坐“美龄号”专机，在四架美制战斗机的护航下，直抵广州白云机场。

羊城的雾，雾的羊城。

由于白云机场地面有一层淡淡的白雾，给飞机降落带来困难。飞机两次盘旋落地时，弹了两下，又很快拉了起来，最后有惊无险，安全落地。机上的蒋介石夫妇惊出了一身冷汗。特别是夫人宋美龄敏感地觉察到，此时来羊城凶多吉少。

广州是革命的发祥地，黄埔军校又是蒋的荣光。

在羊城，蒋介石稍作休息，便准时参加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会议。

会上，他侃侃而谈国父孙中山在广州起义的经过，又讲黄埔军校他当校长时的逸闻，掰手指数谁是军校的学生。言下之意，他是孙中山先生的当然继承人，偌大的中国除他莫属。最后才扯到国难当头，喊几句冠冕堂皇的大话：

“中正虽然下野，但壮心不已。为戡乱救国，为继承国父遗志，中正愿与诸位共赴国难，共迎光明！为此，我提议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以应付紧急事务！请诸位讨论通过。”

“我说几句。”李宗仁坐不住了，见他指手画脚，俨然以国民党总裁自居，不把代总统放在眼里，很令李宗仁反感。

“战场上，我们屡战屡败，关键是政出多门、一国三公！谁都说话，但谁也说了不算！比如我这个代总统吧！我手里有多少实权？天知道。”

蒋介石扑哧一声笑了：“德公，你理解错了。你的代总统还是代总统嘛！成立中央非常委员会，主要是处理应急事务，免得你再费精力，也是解脱你的事务，这有什么不好！实际是一码事的，全从民族利益和大局出发。不这样，就不足以戡乱救国！大家说是吗？”

会上有人应和。

李宗仁闹个满脸通红，不再说什么。而蒋介石又是一大套理论发出，名曰解释，实则把矛头对准李宗仁。早在1948年11月间，蒋介石曾召见毛人凤和沈醉，亲自部署暗杀李宗仁的事。由沈醉、秦景川、王汉文三名军统特务组成“特别行动组”，这三人都是神枪手。弹匣内注入烈性的毒药，只要射中身上任何部位，见血必亡。只是由于国民党的局势恶化太快，蒋介石不得不让李宗仁出来支撑局面，才取消了暗杀计划，算李宗仁命大。他听了吴忠信的话不再闹了，说“以党国为重”，代总统就代吧。

散会时，蒋介石问李宗仁还有什么意见要说？李宗仁摇摇头。

这一夜李宗仁失眠了，自言自语道：“再这样下去，不亡国才怪呢！”

夫人郭德洁问：“是不是又和老蒋闹翻了？”

李宗仁心情不好，没说话。

“常言说，和为贵。蒋介石夫妇远道来，明天我做几个菜，请请他们，把话说到明处，不就好了。值得这样吃不香、睡不安的？”

第二天一早，李宗仁的部下张发奎，也来诉昨天会上的苦：

“蒋介石也太霸道了！他不仁我们也不义，不行，我来收拾他！”

“不和他一般见识！”李宗仁劝后，又道，“今天中午，我请客！你来作陪吧！”

蒋介石接到李宗仁请客的电话后，便与夫人宋美龄商量。

“达令，可能是鸿门宴啊！”宋美龄道，“我有预感，从下飞机我们就不顺利，再者这两天羊城雾又大。我真担心……”

“有请不去非礼也，夫人不必担心！再说我已经答应人家了。”

蒋介石哈哈一笑，“你要担心，就事先留个心眼吧！”

蒋介石夫妇准时到场，李宗仁夫妇热情地迎接了他们。

“听说大姐手艺好，我要向大姐你学两手哩！”宋美龄道。

“哪里哪里！你是客人，你得入席！”郭德洁女士道。

“那是他们男人的事，我们女人不掺和！”宋美龄笑着，推着郭德洁女士进了厨房，“拜个师傅，收个徒弟，你还不干？”

宋美龄细心地询问每道菜，都放什么作料？怎么炒制？有些她还要亲口尝一尝，她不像是在学厨师，倒像是个监工。

客厅里传来了碰杯声。宋美龄循声向窗外望去，机警地发现院子里有人影在走动。仔细审视，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蹑脚蹑手地包围了客厅。宋美龄顿时惊出了一身冷汗。

“郭大姐，”宋美龄镇静自若地说，“这不是李总统的卫队吧？怎么一个个都是陌生面孔呢？”

正在灶上的郭德洁循声望去，顿时大惊失色：“这不是老头子的卫队，好像是张发奎的。他们怎么进来的？”

“快叫李总统出来一下。”宋美龄道。

不一会儿，李宗仁走出客厅，问是怎么回事？

“张发奎的卫队开进了院子！”

“这个张发奎，怎么搞的？”李宗仁说完又进了屋，叫出张发奎。

“快让你的卫队撤出院子！”李宗仁命令道。

“总统，你不能这样！有蒋介石在，我们还有好吗？！”张发奎带哭腔道。

“你懂吗？这是我的家！你真是聪明一时，糊涂一世！快给我撤！”

“是！总统！”张发奎也是个兵油子。几次反蒋几次失败。在蒋介石软硬兼施、又拉又打策略下，抗战时期提升为陆军总司令。可老蒋却不把他看做自己人，常扔小鞋给他穿。

眼见张发奎的兵撤了，宋美龄才松了口气。她感到自己预言准确，暗暗向主祈祷……

羊城脱险，蒋介石再次感谢夫人道：“如果西安事变是夫人救我一命的话，那么这次羊城脱险是第二次了。愿仁慈的主保佑我们夫妇一生平安！”

随着共产党军队的猛烈进攻，南京、上海、武汉等大中城市先后失守，在蒋氏夫妇的眼里，广州至重庆一带便是他们隐身的最后绿洲了。

为部署西南防务，召见主要将领询问情况，面授机宜，蒋氏夫妇没敢在广州多停留，又乘机向山城重庆飞去。

坐镇西南，最后一搏

银白色的“美龄号”专机穿云破雾在蓝天之中。

坐在前排的侍卫长正在聚精会神看一张新版的《纽约时报》。该报是宋美龄特意订阅的，每半月从大洋彼岸寄来一捆。这些日子，宋美龄太忙了，连看报的习惯也没了，只留在侍卫官中传阅，并要求侍卫官发现好的新闻要立刻报告她。她要亲阅，一睹为快。

“啊，夫人的新闻！”侍卫长惊叫道。他像发现了新大陆一样。

“什么新闻？”有人问。

顿时，机舱里的沉闷被打破。宋美龄也款款站起了身，蒋介石也把目光投向那位惊叫的侍卫官。报纸传到了宋美龄手里，宋美龄看了一下标题，止不住心跳。又把报纸传到蒋介石手中，让他分享她此时的高兴。

原来这是一则来自美国艺术家协会的新闻。美国艺术家协会16日公布：蒋夫人美龄当选为“全世界十大美人”之一，并名列榜首。“蒋夫人之鼻列为世界最美”。据美国艺术家协会秘书长柯纳宣称：“此项选举系由会员投票，内有美国著名艺术家多人。鼻以愈不凹愈美。蒋夫人之鼻内部与面部其他各点完全协调，故能入选。其他入选的是：杜鲁门总统的女儿玛格丽特的耳朵最美；英国玛格丽特公主的眼睛最美；温莎公爵夫人的额头最美；影星列达·布赫芙的嘴唇最美；影星伊素丽丝的大腿和影星莲达丹妮的小腿最美……”

蒋介石看后笑了。作为自己的妻子，以自己的美被评为“世界十大美人”，当初的慧眼识玉，怎不令他高兴。试问，哪一位丈夫不喜欢自己的妻子更美？他有天下最美的女人作为自己的妻子，他也有信心征服这个天下。半个月来，他那阴沉的瘦脸，终于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夫人的鼻子最美，我还没有发现呢，让我仔细观赏一下！”蒋介石放下手中的报纸，把脸转向了夫人。

“别逗了，他们都在羞我！”宋美龄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

侍卫官们纷纷大笑了起来。

整个机舱活跃起来，并带有喜庆味。

“到了重庆，夫人请客！”有人提议。

“我赞成！”蒋介石首先赞成，其他人一呼百应。

“好！好！届时我请你们吃牛排！”宋美龄欣然允诺。

蒋介石来渝一周，召集多人交谈后，于8月30日上午在重庆城内储奇门的西南军政长官公署召开了高级军事会议。出席这次会议的，除蒋介石、宋美龄、张群外，有刘文辉、邓锡侯、孙震、王陵基、谷正纲、钱大钧、胡宗南、宋希濂、罗广文、何绍周、蒋经国、俞济时、邱渊、程开春、刘宗宽、沈策等人。

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的会议厅是一间长方形的大房间，金丝绒的窗帘隔去了尘暑，打蜡的嵌木地板能映出人影。天花板上的八台大吊扇激起的阵阵凉风，吹拂着会议桌上熨烫过的白色台布，镀金的壁灯开了一半，散发着乳白色的柔光。

佩戴着一排排勋标和上将、中将、少将军衔的军人，以及身着深色中山装的高级文官们，或坐或立，或吸烟品茶，议论着前方的战局，大都忧心忡忡。但他们对蒋介石的到来仍然寄予着一线的希望，期待在他身上出现一个奇迹，起码可以让他们偏安一隅，维持旧有的生活秩序。

随着一声“蒋总裁到！”蒋介石、宋美龄和张群来到会议厅内。与会者立即各就各位，并全体起立，刚才还闹哄哄的会议厅顿时肃静下来。

“坐，大家请坐！”蒋介石有礼有节地招呼说，“非常时期，就不必讲这么多礼节了。”

63岁的蒋介石经过几天的休息，气色比刚下飞机那天好得多了，肤色红润，腰板笔挺。室外已是摄氏三十七度的高温，他却照样穿一件黄呢中山服，连领口的风纪扣也扣得严严实实的。

“各位，”张群开口说道，“在此国事艰难时刻，总裁不顾年事已高，再次肩起党国重任，亲临重庆运筹帷幄，以实现戡乱救国大业，实在可钦可佩。我们相信，在总裁的英明指挥下，历史还会重演。共军将遭到与当年日军同样的命运。大西南必将成为坚强的、牢不可破的反共堡垒！”

张群定过调子以后，西南军政长官公署第二处处长徐远举、第三处副处长孙伯先、胡宗南部的副参谋长沈策先后在会上发了言。徐远举报告了解放军在西北、华南各地的进展情况，同时强调西南地区的安定。

沈策则十分浮夸地说明胡宗南部守备秦岭地区有充分把握，并说必要时还可向关中进击，收复西安。他同时还提出，国防部应同意胡宗南部策应西北的回族马家军部队，确保甘、青两省作为反共根据地。

与过去一样，会议置于蒋介石的绝对控制之下进行。在蒋介石看来，统帅部就是由他这个统帅来部署一切，就像一个乐团，只有他这位天才指挥才是拍板的定音者。此刻，他不动声色地倾听着部下纷纭的议论，心里早就拨开了算盘。

其时，西南地区残存的国民党军队，包括地方团队在内，一共还有近百万人。但是，能够拿出来打一打的，只不过胡宗南集团的三十多万中央军、宋希濂指挥的第十四兵团和罗广文指挥的第十五兵团。

如何协调这些部队的作战，使他们听令于他这个统帅，这才是蒋介石眼下举棋难定的最大问题。特别使他头痛的是，西南部队的指挥官不仅互不通气、拥兵自重，还时常互相攻讦。

过去为了便于控制数百万部队，蒋介石一贯采取多种手段，制造矛盾和利用矛盾，以此实行双线以至多线的方式进行分化、笼络，从而驾驭各路人马。他时而利用嫡系监视地方军阀，时而利用地方军阀对嫡系施加压力，就是在中央军内部，他也人为地制造了很多派系。蒋介石通过这种手段，曾经十分成功地在海陆空三军中确立了自己不可动摇的权威。殊不知到了解放战争的末期，蒋介石这才发现内部的倾轧成为他难以诊治的一个致命伤。现在他苦心思虑的，是如何扭转这已成的僵局。

年初蒋介石辞去总统职务，让李宗仁上台，其动机也是为了调动非嫡系部队的积极性。阎锡山在解放军打到太原，在城破前夕才起飞，前不久还当上了国防部长。数月前桂系白崇禧多次拉宋希濂倒蒋，宋希濂暗中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也只是“嗯”了几声没有深究。时至今日，他蒋介石手里的牌太少了啊！他怎能不焦虑！

听沈策讲完，蒋介石不慌不忙地开了腔：“各位，我是很乐观的，目前局势从整体来看已经稳定，情况即将好转。”至于是怎样的稳定和好转，他没有举出具体的事例，他只是说，“过去有些人投降共军，现在这些人都知道上了当，我相信今后不会再有变节投降的事了。”

“适才徐、孙两位处长和沈参谋长的讲话，使我感到我们已接触到实质性的话题。”蒋介石说，“我们的确应该再一次明确一下职权范围。我已经强调过，在通常情况下各绥靖公署该管些什么事，但是你们为什么不能在重要问题上协调一致呢？我放手让你们来干，你们应该互相体谅才是嘛。”

张群插嘴说：“我们都希望总裁长期驻跸四川。”

蒋介石似乎没有听见张群的话，接着说：“今春以来，国军迭遭失利，政局动荡不安，究其原因，主要是我党众多负责干部没能继承国父遗教，以实行三民主义为己任。为此，我已决定在台湾创办一所革命实践学院，由我亲自主持校政。让我们主管军政的人员，包括在座的各位在内，轮流前往受训。这个学院能否办好，关系我党的生死存亡，因此我要经常住在台湾，而不能长期留在四川。至于西南方面，只要大家同心团结，艰苦卓绝地撑持一个时期，我想不会有很长的时间，国际形势就一定会有变化，到那时，我们就可以与台湾方面的力量配合起来进行反攻。”

蒋介石越说越有精神，声音也提高了八度，接着他又如数家珍地向大家说道：“西南的部队，甘青的部队，白崇禧的部队加在一起，我们还有一百多万雄师，还有相当强大的海空军，绝对没有任何悲观失望的理由。”

“诸位，精华这个名词，今天已不常用了。但是我想在此指出，防守川东的宋希濂兵团、防守川南川北的罗广文兵团就是精华！任何来犯之敌，都将在国军的这两只铁拳打击下，被击得粉碎！”最后，他以斩钉截铁的声调宣称，“有陆海空军的国家，是绝对不会灭亡的。”

上午11点半，会议闭幕，既没有议案也未讨论。军事方面的部署，蒋介石是一向不同任何人商量的。这个高级军事会议，也就如此这般地收场。人们从会场出来，内心十分失望。

蒋介石这次到重庆住了28天，大小会议开了不下15个。但好些人都对蒋介石感到失望。宋希濂说：“蒋介石又重复了那套空洞无物的话。老实说，我当时口虽唯唯诺诺，心目中已开始觉得蒋介石这座偶像不过如此而已”。罗广文说：“这次总裁来，我们以为一定有些新消息，新的办法，但结果仍然是老一套，这样能长期支持下去吗？”

很多人都对形势担心。

山城的夜色由于山高而来得特别早。歌乐山林园官邸由于树高林密更显得黯淡、阴森。由于蒋介石怕风怕暗，每个窗户都拉上了窗帘。屋内，蒋介石在习惯性地踱步，宋美龄伏在台灯下正苦读丈夫给她推荐的《曾文正公全集》……

蒋介石突然止住脚步，对宋美龄道：“夫人，人心已散，陪都难保。你说说，关押的杨虎城该怎么处理？”

宋美龄作一个抹脖子的手势：“干掉他！”

蒋介石当即拨通了保密局的密码电话。

不一刻，保密局局长、军统特务头子毛人凤应召来到林园官邸。

蒋介石铁青着脸，也不招呼他坐下。毛人凤只好捧着自己的军帽垂手侍立。蒋介石对一般下属比较宽容，而对军统人员却一向十分严厉。

“毛局长，”蒋介石把手头的战报往桌上一扔说，“为了保存反共实力，我们可能要忍痛做出放弃重庆的打算。”

“是不是前方又有些吃紧？总裁！”矮壮结实、保养得白白胖胖的毛人凤，好像一只嗅觉灵敏的猎犬，明知故问。

“唷，你们这些军统人员都具有敏感、怀疑的天性，”蒋介石装作满不在乎又有些嘲讽的口气说，“不，不是那么回事，你不要杞人忧天，只不过凡事都应做到防患于未然。”

接着，蒋介石脸色一沉，问道：“杨虎城将军还好吗？”

“很健康。”毛人凤一怔，两眼滴溜溜地在揣测着总裁的真意。

蒋介石顺手抓起桌上的铜镇纸捶了一下：“八年抗战，三年内战，我是心力交瘁，你们倒把姓杨的养得心宽体胖啊！”

毛人凤心领神会地说道：“总裁，猪养得再胖也终究逃不脱一个杀呀！”

“去吧，要斩草除根！这一切都要绝对保密。”蒋介石颓然地倒在沙发上，“共产党而今酿成大患，就是因为当初没有斩草除根啊！”

前方的惨败，更增添了蒋介石的仇恨心理。杨虎城及其子女、宋绮云夫妇及一男孩，均于9月上旬被蒋介石下令枪杀。江竹筠、陈然等42名共产党人，也于10月底被公开或秘密处决。

“总裁放心，”毛人凤说，“这些人都在我的手掌心里，一个也跑不了。只是朱家骅来找我，要保周均时，您看……”

周均时其人，是现任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的留德同学，曾任同济大学校长，因公开抨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于1944年春被捕囚禁于重庆。朱家骅出于同窗之情，曾亲自出面找毛人凤担保周均时。

“不行！”蒋介石一拍桌子说，“早就该把这个周某人杀掉的，谁来担保也不行！”

“是，总裁！”毛人凤脚后跟一碰来一个立正，扶着后腰带上挂的一支大号自动手枪的枪柄，应声答道，“马上执行！”

蒋介石望着毛人凤发出了几声刺耳的冷笑。

已是早上8点，天还不甚亮。从昨天半夜起，缥缈的雾气便从嘉陵江和长江的江面缓缓升起，犹如一团团细软的白纱，铺满了山城。高高的歌乐山之峰，此刻犹如置身在茫茫雾海中的孤岛，隐隐约约地露出一个头。

在歌乐山茂密的杂树林间，早起的鸟儿开始啾鸣。一只云雀，高一声低一声圆润悦耳的叫声，引来了喜鹊、画眉和黄胆雀，它们一唱一和，使这座山林的早晨，显得格外幽静、深邃。

“哒哒哒！”

“哒哒哒哒哒！”

一阵爆豆般的枪声，猛烈打破了山林的宁静，惊得鸟群扑棱棱地飞上高空。盘山公路的卡车满载着行刑队，分赴各个集中营，震惊中外的重庆中美合作所“一一·二七”大屠杀，在保密局长毛人凤的一手导演下开始了。

全副武装的军统特务行刑队，先后集中到渣滓洞看守所、白公馆看守所，有机枪、卡宾枪乃至火焰喷射器，一天之内共屠杀手无寸铁的中共党员、进步民主人士三百余人，连老人和孩子亦不能幸免于难。行凶之后，特务们还用汽油纵火焚烧了监狱，妄图毁尸灭迹。

烈士们就义时呼出的雄壮口号声直冲云霄，回响在歌乐山头，与不尽的松涛声合为一体，长留人间。

这时蒋介石在重庆风闻云南省主席卢汉动摇，与中共时有暗中来往，在反共和起义间举棋不定。川、滇毗邻，唇齿相依，云南局势欠安，妄谈防守西南。于是，蒋介石电邀卢汉到重庆会晤。卢汉托病，不敢成行，蒋再派专人促驾。卢汉这时对共产党半信半疑，又感到自己实力不足，勉为其难，冒险到重庆见蒋。蒋对卢“申之以道义，动之以利害”，卢始接受回滇执行蒋介石的反共整肃方案。

全国的形势危急，西安的形势也不妙。蒋介石决定9月22日从山城重庆退往台湾。计划在昆明稍停，再给卢汉打气，坚其反共意志。

计划已定，他们在积极地做撤退准备工作。宋美龄对计划提出异议说：“我有预感，昆明万万不能停留。如果总裁不顾一切地去了，可能有不可收拾的局面。”

“昆明有危险，我也有同感，去是已经定了的，况且又通知了对方。具体我们怎么避开危险，夫人有何意见？”蒋介石道。

宋美龄略一沉思道：“不如我先去，找到卢汉，放一烟幕弹，然后再来真的，你说如何？”

“好主意！”蒋介石一拍大腿道。

9月21日，也即是蒋介石启程到昆明前一天，宋美龄先行到了昆明，见了卢汉道：“总裁另有要事，恐怕来不了了！”

“不来了？”卢汉一怔，转而信以为真。

9月22日，宋美龄又对卢汉说：“重庆方面来了电报，总裁已经起飞，10点就到昆明。”

“夫人，你不是说不来了吗？”

“嗯，也许是临时决定的。”

“那么，我派兵到机场，为总裁的安全警戒。”

“不必了！”宋美龄立即予以阻止，“最安全的方法，就是除你我二人之外，再不让别人知道这个消息。”

说着，宋美龄就把卢汉拉上汽车，同去机场。宋美龄略施小计，出其不意，不让对方有调兵遣将、对蒋介石下手的机会。

二人赶到机场，蒋介石的座机已准时着陆。蒋介石走下飞机，劈头即问：“卢主席，闹得你好紧张，怕是连午饭也没准备！”

“太紧张，还没预备。”

“好！好！我们一同到你家吃顿便饭吧，顺便也看看孩子和夫人。”

卢汉只好点头答应。

蒋介石在卢宅用了饭，约见“滇省重要将领，会商保护西南大局”。会议刚完，一直担任警卫的宋美龄就指使经国到会场告诉蒋介石说：“刚才接到广州的消息，那边天气可能发生变化，请父亲立即启程。”

蒋介石当然会意儿子的用心，站起身向窗外仰视天空，将计就计地说：“好了，我们去吧！”逐一和大家挥手告别。

从卢汉于12月9日宣布云南起义这一消息看，蒋介石的昆明之行，危险成分是极大的，如卢汉早觉悟两个月，“西安事变”的故事，即会在昆明重演，蒋氏夫妇的后半生历史，将因此而改写。

9月22日晚，蒋介石夫妇飞抵广州，即闻绥远省主席董其武率部八万余人起义。三天后，新疆省警备司令陶峙岳和省政府主席鲍尔汉通电宣布脱离国民党反动阵营。蒋介石夫妇“至为痛心”。

翌日下午2时，蒋介石夫妇又在广州白云机场匆匆登机升空，向台湾飞去。“俯视眼底大陆河山，心中怆然。”一个小时之后，蒋介石再从飞机上往下望去，眼底已是茫茫东海，大陆已经看不见了。

就在他们起飞后的半个小时，广州白云机场已被解放军攻占。在蒋介石夫妇回台湾一周后的10月1日，北京30万人在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庄严典礼，正式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定都北平，并改北平为北京。新国家的国旗——五星红旗，由共和国的亲手缔造者毛泽东主席，在天安门亲手升起……

这一天，蒋介石和宋美龄无不潸然泪下。他们痛心，他们疾首，然而这都无济于事。

历史是无情的，然而又是有情的。

从1927年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政府，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以来的22年间，虽说蒋介石从未完全统一过中国，但他始终是左右政治局势的风云人物，是中国实际上的最高统治者。

他们失去的不光是一个国家，也是一个时代的人民。

泪水在眼眶里打旋。失败的教训，会使聪明者悟出真谛，走出深渊，同时也会使愚蠢者在深渊中越陷越深，反而不可自拔。

第二十六章

孤岛残梦

杜鲁门“弃蒋”内幕

春节，是中国传统的民间喜庆节日。

1950年的春节，这是蒋氏夫妇背井离乡、不情愿来到台湾岛后的第一个春节。

按照旧风俗，年三十要张灯结彩，贴对联放鞭炮，年三十午餐宴吃团圆饺子，除夕之夜要阖家守岁。新年之晨要早起，辞旧迎新，拜年祝福，恭喜发财。

这一年的春节，由于形势所限，蒋氏夫妇心情不好，蒋家既没有吃团圆饭，也没有贴对联放鞭炮，除夕之夜也没有守岁，早早关门休息了。

翌日凌晨，整个台北居民辞旧迎春的鞭炮声像炒豆子一样，“噼噼啪啪”响起时，宋美龄怎么也睡不着了。她心想：节日不光是大人的节日，更重要的是孩子的节日。大人的心情不好，不能有愧于孩子。未来是孩子的，孩子应该幸福，应该欢乐，我们过去的奋斗难道不正是为了孩子吗？于是她决定做丈夫的工作，应该把泪水咽在心里，强作笑脸，和孩子共度佳节，不能把压抑传染给孩子。孩子是无辜的。

弥漫的鞭炮声使蒋介石也似睡非睡，况且也睡不着啊。回想和宋美龄在上海大华饭店结婚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这么糟心过。他不但没有成为中国的华盛顿，反而成为了偏安一隅的南唐后主，甚至比南唐后主还不如，因为他毕竟还有半个中国，而他却只有一个小岛、一个仅有三万平方公里的小岛！他思绪万千，不能自已。

“醒醒，醒醒，今天是年节。”宋美龄推了推丈夫的肩头。然后，她把自己的想法，化成一阵温柔动听的枕头风，吹进了蒋介石的耳中。蒋介石也是人，也有人的情感。夫人心细情浓，这一点他是知道的，他理解了夫人的用意，答应夫人早起床，以补偿除夕夜做得过分之不足。

宋美龄先于丈夫起了床，然后她满面春风地叫醒了蔡妈、侍卫人员。继而又来到了官邸后院经国、纬国居室，殊不知她的几个孙子和孙女更早地起来了。他们中的两人手中正拿着昨天买来的鞭炮，不敢点燃，怕惊动了爷爷、奶奶。此时，他们见奶奶来了，便慌乱地把鞭炮藏了起来。小黑眼珠滴溜溜地转着，显得惊慌不安。因为爸爸妈妈昨夜已向他们进行了严厉的训话，今年过年是不能燃炮的，爷爷奶奶的心情不好。

女人，毕竟是女人。宋美龄见了，眼泪差点流出来。

“孩子们，你们有炮为什么不放？爷爷奶奶是愿意听响的！快放吧！让咱家的炮声变成台北市最响的炮声。”宋美龄笑容满面地道。

“爷爷奶奶叫点炮喽！”孩子们大吼起来，接着那“噼噼啪啪”的炮声，不时地夹着几个冲天雷、二踢脚在官邸空中爆响，把蒋家的沉闷空气打破。

宋美龄又见了纬国，告诉他：“亚伯已经起床了，今天早晨我们要吃团圆饭，一切都安排了，你们起床后，快给亚伯拜年去吧！”“好！”纬国先是一怔，然后顺口答应了。

宋美龄回到前院，后院的炮声也蔓延到前院，侍卫人员也燃起了炮。整个官邸大院笼罩在喜气洋洋的炮声中。

5点1刻，蒋介石正式起了床，穿戴洗漱完毕。今天的穿戴，他一改往日戎装束身。只见他穿了件青灰色长衫，脚穿素净的丝织白袜，一双合脚的黑色宽口布鞋。这是溪口地区太爷子一种盛行的打扮，少了点严肃，多了点慈祥。他的胡须新刮了一遍，头顶是秃的，可那脑壳和脸都很红润，油光光地发亮。显得干净利索、慈眉善目，俨然一位好老头，毕竟他也是63岁的人了。

穿衣打扮，各有所爱。宋美龄却是另一种装束，她不像蒋介石那样有点土，而是有点洋。她的洋洋在中式旗袍裙的花形上。这种深浅不一、花型不成规律的细布料，只有在美国的得州达拉斯城女人的身上才能看到。她是喝过洋墨水的，因此她的穿戴，正如她那开阔的视野，不受空间、时代约束一样，自己认为怎样美就怎样打扮。

应该说，她的打扮很入时漂亮，比她现有53岁的年龄要年轻十岁。

5点半，天还是灰的。宋美龄和蒋介石做完祈祷，已在正屋方桌两旁，按照男左女右的太师椅上就位了，等候儿媳和孙孙来拜年添寿。

院中起初先传来经国的那位黄头发的俄罗斯妻子的咯咯笑声，后来还夹杂着众人说话声和孩子们的放炮声……儿子儿媳、孙子孙女一大帮全来了。经国和纬国带领夫人和孩子走在前面，向正屋走去。

像溪口的风俗一样，下辈给长辈拜年添寿，欢欢乐乐，喜气洋洋。全家人分别给爷爷奶奶磕了头。爷爷、奶奶又分别给了他们压岁钱，哄得孩子们高兴得直蹦高。

喜庆笼罩着蒋家官邸。

蒋家的子孙们，又在喜庆的气氛中吃了团圆饭。

为了使爷爷、奶奶更高兴，懂事的儿媳们，这个夹菜、那个敬酒，就连最小的孙孙也敢和爷爷、奶奶碰杯哩！

被蒋介石认为最惨痛的这一年春节，经宋美龄一安排，他们竟过得比大陆的二十几年的还要痛快！

蒋介石不再强作笑脸了，他的笑容从心底中流出。最高的享受，莫过于人间的天伦之乐。尤其是上了年纪的老人。

“爷爷奶奶何不领我们到日月潭去玩！”孙子孙女们提出，爷爷奶奶岂能让他们扫兴。

“好！”宋美龄道，“爷爷奶奶今天什么也不干啦，陪你们去玩，去荡舟！”

新春之日，蒋氏夫妇陪同儿孙荡舟在日月潭，借垂钓聊以解愁。老人孤舟，随波逐流。儿孙们望着两须斑白（蒋虽不蓄发，但也能辨出黑白）的老人，不禁悲从中来。

这时，蒋介石握着的鱼竿猛一颤，鱼线紧绷，蒋连忙收竿，一条约五斤重的大鱼，无可奈何地跃出水面。

儿孙们大喜！

划船的人献媚地说：“总统（下层的侍从一直称蒋为总统，这些人不大考究党国要人官称上的经常变化，并认准了一条，往大称呼没毛病），这样的大鱼，几十年来我第一次见到。”

“好！好！”蒋介石微微露出笑容。蒋氏夫妇一生迷信，新春之日得大鱼，岂不正应“年年有余”好兆头，1950年会是否极泰来、时来运转的。

他们盼望着……可是命运之神好像在捉弄他们。

新年伊始，台湾便笼罩着很浓的失败空气。

实事求是地说，老蒋兵败大陆龟缩台岛后，给该岛人口增加了巨大压力。1947年前，台湾省的人口仅有628万，可到1950年后急增为846万，多出了222万。应该说这两百多万是国民党的“残兵败将”。由于人口的增加，使本来就稠密的台岛雪上加霜，物资奇缺，物价飞涨，经济濒临绝境，人民生活苦不堪言。就连过年过节人们也买不到像样的水果。

过年后，更使蒋介石不愉快的心病是美国发表的白皮书。想一想，他真想骂娘。原来他最“忠实”的外交盟国——美利坚合众国，在他最困难的时候，竟落井下石，完全采取了“弃蒋”政策。谁都知晓，蒋介石是中国亲美派的首领。蒋当年为什么娶宋美龄为妻，就是因为宋家是亲美派。得美国得天下，这是蒋介石的想法。抗战期间，美、蒋合作，共同抗击世界法西斯势力。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际，美国公开宣称在中国实行“扶蒋反共”政策，帮助蒋介石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统治，使中国成为能够为美国利益服务的亚洲大国。正是在美国人出钱出枪的全力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发动了规模空前的内战，使蒋介石成为了美国的一条咬人的狗。然而由于蒋的内战政策违反了民意，招致了全国民众的反对，加之政治腐败，经济无方与战略指导上的错误，他的反共内战遭到了可耻的失败。当国共双方强弱局势愈趋明朗的情况下，美国对蒋已失去了耐心，开始实施“弃蒋政策”，施加压力迫蒋下野，由李宗仁取而代之。在南京失守、国民党在大陆败局已定的形势下，美国国务院公然发表了《中美关系白皮书》。

且说这白皮书用了相当的篇幅直指蒋介石的软肋——国民党堕落、腐败与无能。宣称美国即使采取新的对华政策或额外的援助也无法挽回蒋介石行动所造成的损失。同时白皮书中也充满了颠倒是非、隐瞒和捏造事实之处，恶毒攻击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所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美国国务卿艾奇逊在发表上述文件时称：“从日本投降到1948年底，美国共向中国提供了10亿美元军事援助和相同数目的经济援助。”“不幸的但也无法逃避的事实，是中国内战不幸结果，为美国政府控制所不及。美国在它能力的合理限度以内，所曾经做的或能够做到的种种措施，都不改变这种结果。”

一枪打两鸟。

白皮书一发表，立即遭到蒋介石和毛泽东两人反对和谴责。

先说蒋介石看到白皮书，如遭五雷轰顶。

他叹说：“马歇尔、艾奇逊因欲掩饰其对华政策之错误与失败，不惜彻底毁灭中美两国传统友谊，以随其心，而亦不知其国家之信义与外交上应守之规范，其领导世界之美国总统杜鲁门竟准其发表此失信于世之《中美关系白皮书》，为美国历史上，留下莫大污点。此不仅为美国悲，而更为世界前途悲矣。”

蒋介石的愤愤之情跃然纸上，可以理解。当时有人劝蒋对美国此举发一抗议声明，蒋介石沉默许久，考虑到国民党兵败大陆退台后还要仰仗美国，故未敢发表个人抗议电。只是令“外交部长”叶公超发一声明，不痛不痒地抗议美国政府对国民党的诬陷。

而毛泽东呢，可不像“闷葫芦”的蒋介石，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诉，他欣然命笔，接连为新华社撰写了五篇抨击白皮书与美国对华政策的文章，言辞激烈，诙谐幽默，句句点在美国总统杜鲁门的软肋上。

对于蒋、毛二人的抗议，杜鲁门并没有放在心里，相反，在蒋氏父子退守台湾后，数度集会，密谋对华政策。时传白宫议会有三种密案：

一为以塔夫托、诺兰为代表的共和党，力主出兵武力保台助蒋。密案联合日军，挽救即将陷落的台湾。

二为以美国决策机构参谋长联席会议为核心的反对派则反对武力保台助蒋。他们认为，台湾战略地位重要，但美国防守的重点在欧洲，如果将台湾与冰岛相比，显然后者更重要。加之战后美国总兵力不足120万人，且分散在世界各地。在没有战争的情况下，出兵保台实属力不从心，也不必要。用什么样的方法“拯救”台湾？他们建议派几艘军舰游弋、停泊在台湾港口，以示声威，或给蒋介石少量的军事援助，以保台湾地位。

三是以国务卿艾奇逊为代表的密案，他个人认为国民党已不可救药，主张援助就此停止。艾奇逊告诫军方，应当承认“中共”事实上已经控制了中国，国民党政权的崩溃完全是由于蒋介石自身腐败无能。他还认为：蒋介石政权消失是早晚之事。“中共”才是中国的代表。援助蒋介石丝毫不能挽救它的灭亡，反而会促使中国仇美亲苏的心理。艾奇逊还进一步说：在防务上，台湾对美国来说已显得不那么真正需要。他主张在中国问题上，美国眼光要放远一点，要汲取苏联1927年被逐出中国，过了22年才恢复对中国的影响的教训。

上述三种密案意见争论不休，互不让步，最后交总统杜鲁门裁决。杜鲁门毫不犹豫地支持国务卿艾奇逊的意见。

对此，私下有人议论说：杜鲁门支持艾奇逊是因他记恨当年美国两党竞选时，蒋介石曾暗派陈立夫去美以金钱支持杜威竞选，现在他仍是私愤不已。此话不无道理，但也不尽然。杜鲁门之所以不敢出兵保台是慑于美国及世界人民的反对，因为此时找不到任何出兵保台的借口。

于是，1949年岁末年初，美国国务院发出对台湾政策的内部指示，这便是：

一是台湾历来是中国的一部分，其责任应由中国政府承担。

二是台湾的国民党统治和在大陆时期一样，很容易被攻破。

三是美国对台湾并没有承担责任和义务，因此，美国不应该在台取得基地或派兵前往，也不应供给武器等，否则，美国可能卷入公开的战争，并且遭到中国及其他国家的反对。

此指示，一周之后，美国国务院方正式通知台湾国民党当局驻美“大使”顾维钧。

1950年1月5日，杜鲁门在白宫举行记者招待会，将美国对台政策公之于众，大白天下。他宣称：

美国此时不想在台湾获取特别权力或建立军事基地。美国也不利用其武力以干涉台湾现在的局势。美国并不采取足以涉及中国内战的途径。同样地，美国政府也不供给军援与军事顾问于台湾的中国军队。

与杜鲁门发表上述讲话的同时，美国政府还宣布自台撤走侨胞。难怪蒋介石流眼泪了。就在美国“弃蒋”政策公布后，美国主要盟国之一的英国，率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其后是瑞典、丹麦、瑞士、荷兰、印度、缅甸、印度尼西亚、巴基斯坦等国，与新中国建交。而以苏联为首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匈牙利、捷克和斯洛伐克、波兰、民主德国、阿尔巴尼亚，以及蒙古、越南、朝鲜也于美国白皮书之前，相继与新中国建交。

应该说，台湾外交，四面楚歌。美国外交人员蓝钦幽默地说：“随着对岸炮火轰隆，美国官员自大陆抵台后，总是坐在他们的旅行箱子上，等候随时奉命回国。”

蒋史专家吴一舟哀叹道：在台湾“所有外国使馆人员及侨民均已离开台湾，认为台湾沦陷的命运，已无可挽救”。也如《蒋经国传》的作者江南先生所说：那时“很多过来人，甚至30年后，回首前瞻，生不寒而栗的感觉。台湾前途，一片黑暗”。

此时台湾出路向何去？众叛亲离、四面楚歌的蒋氏父子将如何对策，成了人们关注的重点。

重登“大宝”的秘闻

1950年的春天来得特别早。

涵碧楼前的垂柳枝条上的毛毛狗隐露鹅黄，孩子们还在湖旁用手撩水，春风里多少还有些寒峭。应该说，这一年春天前的寒冬对于蒋介石个人来说，是度日如年的。因为兵败大陆的霉气像阴云一样，在台岛，在心头驱之不散。面对现实，承认失败，又不是蒋的性格。因此，东山再起，“光复大陆”，几度在他心头起誓。然而这一切，抓紧眼前的复职则是当务之急。因为你要干事，名正言才顺。这是蒋的想法。

说起蒋介石的复职，主要是总统复职。

说起总统复职，不能不提起蒋介石的第三次下野。究其原因，旁观者清，原因有三：一是美国人换马；二是桂系逼宫；三是共产党又推了一把。

话为什么这样说呢？

1947年蒋介石在战场上的失败，使美国人失去信心，杜鲁门总统想在中国换主，以李宗仁取代蒋介石。1948年10月，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向国务卿马歇尔建议：“劝告蒋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蒋介石要求美国增加军事援助，被杜鲁门总统婉言拒绝。宋美龄赴美国求援，亦一无所获。这年底，淮海战役胜负已成定局，蒋介石嫡系军队几乎丧失殆尽。白崇禧统领40万大军于武汉与两广相呼应，大有操纵整个中南之势。桂系以武力逼蒋下野。河南省主席张珍和湖南省主席程潜也随声附和。在内外夹攻下，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出求和声明，企图做缓兵之计。毛泽东发表对时局的声明，揭穿其“假和平”的阴谋。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1949年元月21日蒋介石被迫以“因故不能视事”的名义宣告引退，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总统。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国民政府覆灭了，代总统李宗仁逃到美国。台湾也就没有了总统，国一日不能没主，所以他决定复职总统。

为了复职总统，蒋介石从下台那天起就没有停止过与李宗仁的斗争。有人做过统计，说是他们斗过六回法，有的说他们斗过三回法。笔者翻阅尘封，查明资料，应该说是四回法为佳。

哪四回法呢？

其第一个回合是，关于与中共和谈之争。

应该说蒋、李二人都主张和谈，但在和谈的目的上，二人却有着质的区别。蒋介石在1949年元旦发表的和谈文告，是被中共的过江炮火逼迫所致。在蒋氏字典中，从来就没有“和谈”二字，他是想利用和谈争取时间，最终与中共决一死战。在他引退之后，仍对和谈进行幕后操纵，千方百计拆李宗仁的台，拖李宗仁的和谈后腿。他当时为李宗仁定下的和谈基调是：“确保长江以南若干省份的完整，由国民党领导”；“使双方在未来政府中保持同等发言地位”。

李宗仁与蒋介石不同。他的上台与美国的支持分不开，因此他能按着美国的意图办事，“并不一定要同中共血战到底”。李宗仁之所以主和，主要意图是避免大的伤亡，乘机同中共讨价还价，以达到“划江而治”的格局，保住国民党的半壁江山。

由此可以看出，蒋的和谈是真事假做，而李宗仁则不然，而是假事真做。

为了假事真做，李宗仁上台之初，就表现出对和谈的积极性。上台当日，在他就任代总统的文告中宣称：“决定和平建国之方针，为民主自由而努力。”表示愿与中共进行和平谈判，并电邀李济深、章伯钧、张东荪等人共同协助，亲自草拟电稿。1月27日，李宗仁致电毛泽东称：“南京政府业已承认，以贵方所提‘八项条件’作为和谈基础，急望中共决定谈判地点为盼。”

李宗仁这一举动并未提交国民党中央委员和政治委员联席会议讨论，他之所以绕过蒋总裁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是试图以自己的“法统”地位来对抗蒋介石幕后操纵以口实。然而就在李宗仁致电发出不久，溪口就有长途电话与行政院长孙科通报。几天后，孙科借故南京已在解放军大炮射程之内、办公不安全为由，将行政院迁往广州。至此国民党政府形成一国三公的局面：幕后操纵的蒋介石、受蒋介石指挥的孙科、有名无权的代总统李宗仁。与此同时，蒋还攻击李宗仁“以毛之八条件为和谈基础，直等于投降”。致使李宗仁在此关键时刻，棋错一步，拒绝在中共和平协定上签字，终于导致了国共和谈的最后破裂。对蒋介石而言，他有台湾做退路，可以不要和平。但对李宗仁而言，他如果不与中共和平相处，共同建国，就必然在蒋介石的种种掣肘中宣告失败，而无立足之地。后来的事实说明了这一点。

第二个回合是围绕蒋介石出国之争。应该说李宗仁在上次与中共和谈的失败中，得出了一条教训：只要“克星”蒋介石一日不走，他李氏就不能有所作为。为了摆脱困境，并从蒋手中夺回应属于他的权力，李氏决定要不惜一切办法逼蒋出国。于是李宗仁求到了上次力主和谈的张治中先生，且说李氏的这一想法正好与张治中不谋而合，二人一拍即合。

再说张治中先生是桂系首领白崇禧的同学，两人关系非同一般，又是蒋介石的左膀右臂。他虽在和谈问题上得罪了主子蒋介石，但他毕竟是蒋的嫡系，与蒋介石有着很深的关系。起初，李宗仁上台后，张治中深感李的力量虚弱，和谈前途诸多险阻，对李的处境有同情之感。同时也对蒋介石身在溪口，遥控南京，实为和谈的一大障碍。于是，张治中找到司徒雷登，建议他作为美国人对蒋施加影响，劝蒋出国。司徒雷登以不干涉中国内政为由，反劝张以其个人同蒋的特殊关系，何不当面劝蒋出国？张只是笑笑说：“和谈第一吗，你不是也主张和谈是唯一出路吗？”

恰在此时，适逢国民党元老吴铁城抵京，李宗仁代总统宴请，张治中作陪，席间三人交换看法，又是君见略同。第二日，红日出山，李宗仁便委托张治中、吴铁城前去溪口，劝蒋出国。

在张、吴二将出发之后，李宗仁也加紧了活动：一面请求美国人助他阻蒋“干政”，一面亲自写信给蒋介石，声称如蒋不停止干预，他将“决心引退，以谢国人”。同时，他也求助了新闻媒介。

当时南京《救国日报》率先刊出“蒋不出国，救国无望”的新闻，从而挑起了逼蒋出国的争端。

且说蒋介石看到报纸后，气得他顿脚直骂娘：“娘希匹，用心险恶，上次逼我下野，这次逼我出国，我才不上当呢！”当张治中、吴铁城于3月3日抵溪口后，蒋一见张、吴的面就说：

“我知道你们这次来是干什么的。”

张、吴二人显得多少尴尬地笑问：“既然知道，你就说给我俩听听。”

蒋介石一脸严肃，拿出报纸，让二人看：“你俩来的目的，这报纸上说得明白，劝我出国是不是？”

“也不尽然。”二人苦笑了一下说，“眼下国难当头，大局为重。李总统也不容易。”

蒋介石听到这里，脸色大变，声音提高了八度：“他们逼我下野是可以的，要逼我‘亡命’就不行！下野后我就是个普通国民，哪里都可以自由居住，何况是在我的家乡！不干政是可以的，要我出国，万万不成！”

……

此话传到李宗仁耳朵里，李氏无奈摇头。

后来，当李宗仁从南京飞穗主政后，蒋介石又自食其言，仍以国民党总裁名义在马公岛遥控广州政府。

7月14日，蒋也抵穗。

7月16日，蒋出任国民党非常委员会主席，李宗仁任副主席。随后，蒋以主席名义在厦门召开军事会议，对军队发号施令。刚从蒋介石口中得到“五年不干政诺言”的李宗仁，一气之下于7月26日飞离广州，至此蒋、李矛盾无法调和。

第三个回合是围绕守卫广东之争。

南京失守，国民政府南迁广州，如何集中兵力守卫广州便成问题。因为有了南京失守的惨痛教训，再一不能再二，广州不能再失。这是国民党粤籍要员和两广地方实力派的意见。他们都认为，保卫广东远较据守沿海地带重要得多，纷纷要求蒋介石将嫡系部队与白崇禧的地方部队并肩作战。

在这一问题上，国防部出面解释：汤部守卫福建，胡宗南、宋希濂转进四川。各有所职，保卫广东只能靠白崇禧的部队。吴铁城听后大为不满，再加上次去溪口遭到蒋的白眼，更是气上加气，指责国防部没有全局观念，预言广州必丢无疑！

当对方回击他时，他竟以老底相揭：当初汤恩伯部队从沪撤出时，为什么不到广州而去了福建？刘安祺部队从青岛撤出时，为什么去了海南岛而不到粤北？这又是为什么？

吴铁城的一席追问，说得对方哑口无言。吴又接说：“你们只强调沿海地带的守卫，说破了是你们另有想法！你们这种做法是本末倒置。这究竟是谁的主意？”

在吴的追问下，对方不得不摊牌说是蒋总裁的创意。

于是，当蒋介石从台北赴粤后，李宗仁就广州防卫问题便与蒋摊牌。李说南京失守，广州不能再失！蒋说：“部队就这些，各有所用。我还想从广州调兵呢。”话不投机，两人便吵了起来。一个拍桌子，一个扔帽子。火气不小，问题解决不了。

时间到了8月，蒋介石又到广州督战，宣称广州保卫战是“生死大战”，他口头上虽是这么说，但他兵权指挥棒仍未向广州调一兵一卒，相反粤东的胡琏兵团又向闽南、台湾靠拢，致使粤北大门洞开。10月14日，人民解放军又攻占广州城。蒋、李矛盾更加剧烈。

第四个回合是围绕蒋介石复职之争。

广州失守后，“国民政府”不得不从广州西迁重庆，这时蒋介石“总统”复职亦在积极进行之中。首先，他令其部下制造复职舆论，放出风来。11月1日，随着张群从蒋介石密室出来，国民党《中央日报》头版头条发表了“川康渝人民竭诚效忠，电迎总裁莅渝领导”的新闻，刊载了10月31日川康渝的所谓民意代表二百余人请蒋早日莅渝共谋国是电。

很显然，蒋介石为了逼李宗仁退位，已经抛出了“民意”要求蒋复“总统”职的杀手锏。此后，李宗仁官邸门前蒋介石的说客们盈门。他们中有吴忠信、张群、朱家骅等蒋的亲信。据李宗仁后来回忆：

“原先在广州时，黄埔系将领及蒋先生夹袋中的政客已有请蒋先生复职的企图。然那时尚无人敢公开说出。抵渝之后，情势便迥然不同。他们认为广州既失，我已堕入蒋的瓮中，可以任其摆布。CC系和政学系控制下的报纸此时已不再以‘总裁’称呼蒋氏，而是呼‘总统’。我深知蒋先生已呼之欲出，不久便要复职了。”

“他们不敢明言要我劝蒋复职，只是含糊其辞地说，当前局势紧张，希望我拍一电报请蒋先生来渝坐镇。其实蒋先生飞来飞去，向来不需要我敦表，现在何以忽然要我拍电促驾呢？他们辞穷，便隐约说出希望我声明‘隐退’，并参加他们‘劝进’。”

“当吴忠信仍向我叨叨不休时，我勃然大怒说：‘礼卿兄，当初蒋先生引退要我出来，我誓死不愿，你一再劝我勉为其难；后来蒋先生处处在幕后掣肘，把局面弄垮了，你们又要我来劝进。蒋先生如果要复辟，就自行复辟好了。我没有这个脸来劝进’。”

说客多了，时间长了，李宗仁反感害怕起来，凭他的经验，蒋这个人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遂在一个飞沙走石的傍晚，乘机抵达香港，然后赴美“就医”。至此，蒋、李关系彻底决裂。

李宗仁走后，国内舆论大哗，众说纷纭。正如李松林分析所说：“李宗仁之所以出走美国，一是躲避蒋介石逼他劝进。二是赴美求援，仍作最后五分钟的努力。三是李深感‘国事至此，我无力回天’。四是出于安全考虑。一方面李确患有胃溃疡，需及时诊治；另一方面蒋曾派人追杀过李宗仁，此时李如不按蒋意志办事，随时有被暗杀的可能。综合以上的四点，李宗仁只有以‘代总统’身份出国，既可保全性命，又使蒋的复职企图不能得逞。”

李宗仁赴港之前，白崇禧曾询问李在政治上有什么部署？李答：“依照宪法规定，我缺席时可由行政院长代行职权，不需要做什么布置。”20日临上飞机前，李宗仁发表书面谈话：我“在治疗期间之中枢军政事宜，已电阎锡山院长负责，照常进行；总统府日常公务，则令由邱昌渭秘书长、刘士毅参军长分别代行处理”。

随后，李宗仁于当日上午10时飞抵香港。蒋介石万没有料到李宗仁在此时决定出国。当他闻此讯息后，表示“不胜骇异”。

蒋介石为了加快复职的步伐，返转过来又动员曾逼他下野的头号敌人白崇禧劝进李宗仁。且说“小诸葛”白崇禧对蒋介石许诺他出任“行政院长”极感兴趣，结果不分青白误入阵图，竭尽全力，可是李宗仁就是不上当，无功而返。

李在美国的所作所为，确使蒋介石感到如芒刺在背，必欲除之而后快。就在蒋介石黔驴技穷之际，有人列出了李的“三大罪状”，要求罢免李的代总统一职。蒋介石闻之大喜，亲自出马操作，形成事实。

清除了李宗仁这块绊脚石，他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复职了。

1950年3月1日，这是个阳光明媚的日子。

春风送暖，柳絮飘飞。

台北蒋氏官邸，蒋介石一扫多日脸上的阴森，露出笑容，庄严宣告“总统复职”，同时“罢免”代总统李宗仁。

明眼人一看便知，此时蒋介石的笑，丝毫没有前两次复出的喜悦，他形影相吊，讲起大陆丢失，老泪纵横，泣不成声。

重用陈诚与吴国桢之谜

1950年3月1日。

蒋介石搬掉绊脚石李宗仁，荣登总统宝座。

接着他就大喊“光复大陆，以雪血仇”，从组织入手，大开杀戒，首先要更换时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

按理说，这个山西土皇帝也是蒋一手提升的。

阎锡山之前是何应钦当院长，何丢职后，由谁出面组阁当行政院长，则成了蒋和李宗仁斗争的焦点。说白了都想点自己的将。李宗仁点了居正的名，蒋介石则点了阎锡山的名。差额选举，因蒋的一票之差，居正落选阎锡山当选。因此阎锡山格外感激蒋介石，他在组阁中，多是蒋口袋里的心腹之人。这样哄得蒋介石也非常高兴。

那么阎锡山既然是蒋认可的一员骁将，为何一上台还要走马换将呢？据蒋氏家族人员内部传出小话说：“土皇帝竟敢在总裁头上动土，怕是活腻歪了吧！”

这话怎讲？原来是指阎敢于公开批评蒋的战略思想。阎在1949年秋广州一次会议上，喝了点酒，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地说，国民党军队在大陆上的土崩瓦解，“则蒋介石的战略思想不能不负最大责任。”“蒋的战略决策多是守势，致使共军钻了空子。”应该说阎的这一指责不能说毫无道理，然而蒋介石岂能听进。阎当时说这话的时候，他的部下曾推推他，不让他再说下去，担心受整。果不出他的部下所料，蒋复出后，第一个撤换之人便是阎锡山。1950年3月6日，国民党中常委临时会议通过了阎的辞呈，同时也通过了蒋介石提名陈诚出任阁揆的决定；3月8日，国民党“立法院”投票同意陈诚为行政院长。

朝里无人难做官。要说蒋起用陈诚，这里有一段只能意会不能言传的秘密。大家知道，蒋介石提拔人时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哪三条？其一是重用黄埔系。靠黄埔系起家的蒋介石对黄埔系出身的军人总有点特殊的感情。其二是重用同乡。这一点表现出蒋介石的地方草根意识。其三是用“忠诚”二字衡量人。且说在大陆时，那些飞黄腾达的国民党人，不是蒋介石的得意门生，就是他的同乡知己，至少是对蒋个人效忠的人，不然休想进入决策圈。再说陈诚深得蒋介石信任，不仅是他属黄埔系的门生，而且又还是他的同乡，对蒋又绝对忠诚。三个条件他全占了，所以行政院长非他莫属。

陈诚给蒋介石留下深刻印象的是，那时陈诚20壮岁，血气方刚，是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厅中尉官佐。蒋先生一次访友归来，夜已至深，但见营房还有光亮，遂上前查看，结果是年轻的军官陈诚，正在挑灯夜读国父的《三民主义》，蒋看看表，天已拂晓，令他格外感动。后在北伐诸役中，陈作战多谋骁勇，屡建战功，1928年被蒋一手提拔为中将警卫司令。抗战胜利后，又被提升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与别人相比，陈诚还有一过人之优，他能代蒋受过，凡是蒋搞坏了的事情，陈总是揽到自己身上。这事只有蒋个人心里知道。蒋为了表示对陈诚的信任，曾对人称：“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1947年，蒋派陈诚担任东北行营长官，企图夺取整个东北。但时局变化多端，陈诚在东北打了败仗，当时许多国民党将领谏言“杀陈诚以谢天下”。又是蒋介石保陈过关，并委任他为台湾省主席兼东南军政长官。

蒋介石选中陈诚还有另外的原因，那就是陈诚在台主政以来，兢兢业业，任劳任怨，按照蒋的指示，实施币制改革，实行三七五减租，破获中共地下组织，限制出入境等。蒋对陈诚主台一年的工作评价颇高，他在提名陈诚继任“行政院长”送“立法院”的咨文中称：

“陈诚去岁受任东南军政长官兼台湾省政府主席，对于整军御敌、政治经济诸项措施，尤多建树，深为台湾人民所爱戴。现值巩固台湾、策划反攻大陆之际，陈君扬历中外，文武兼资，对于剿匪戡乱，深具坚定信心，出任行政院长，必能胜任愉快。”

再一点也是不为人知，陈诚个人与蒋夫人宋美龄关系较为密切，甚至于超过同蒋的关系。据说在上一届行政院长提名时，宋美龄就点了陈诚的大名，只是李宗仁格外反对，没有入围候选人的圈子，以至于蒋夫人对李耿耿于怀。且说宋美龄为何对陈诚格外青睐？这也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原来是她曾热心出面，将她的干女儿谭祥（谭延闿的三女儿）介绍给年轻的陈诚。陈、谭结合，使陈、蒋之间不仅有同乡、黄埔关系，还多了一层翁婿关系。据说，陈诚和谭祥到了蒋家，皆以“阿妈”称呼宋美龄，宋美龄皆以笑言相答。

于是陈诚在蒋氏夫妇的青睐下，一跃披上了行政院长的外衣，坐上了行政院长的交椅，乐得陈诚心里喊爹妈。

再说1950年3月，陈诚走马上任，虚位台湾省主席一职。

宋美龄早是心里有数，老蒋心里更是有数。他是想把此位留给自己的宝贝公子蒋经国。在老蒋的眼里，行政院长一职经国略显嫩一点，台湾省主席位置正好。而蒋夫人并没有考虑到蒋经国（或许说是因为母子关系不和），而是一个令她最欣赏的人，此人正是吴国桢。

吴国桢湖北人，生于1903年，从天津南开中学毕业考入清华大学，清华毕业负笈北美求学。北美五年，获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政治系哲学博士。归国后投身政治，加入国民党。曾任蒋介石侍从室秘书，后任汉口市市长。抗战爆发时，任陪都重庆市长。光复后接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上海市市长，是蒋家王朝中红得发紫的人物。后来（1953年）吴国桢和一手提拔他的蒋介石也割袍断义，离台赴美，在北美痛揭蒋氏父子的党国体制，但他一直认为大陆时期没有比蒋先生待他更好的人了。

宋美龄之所以器重吴国桢，因为包括宋美龄在内，都有西学的经历，与美国政坛有着密切的关系，再者吴先生风度翩翩，一表人才，又同她的哥哥宋子文关系较好，人以类聚，物以群分，自然就亲了几分。同时，他又不结党营私，非常崇尚资产阶级作风，办事讲求效率，令行禁止。由于他强调法治，在上海市长任内就有“民主先生”之称。再一层秘密关系是，吴的夫人据说也是宋美龄月老牵线的一桩美满姻缘。

同样，蒋介石也十分欣赏吴国桢，最重要一点他是亲美派，手中握有外交资源，对蒋又绝对忠诚。所以宋美龄一说出吴国桢名字时，蒋也不得不承认吴是最佳人选。

宋美龄趁机向蒋敲定说：“如果你也没有意见的话，就让国桢任省主席吧？”

蒋因他心中另有人选，支吾了半天，没说可以也没说不可以。要是选吴，经国往哪里放？这话他虽然没有说出口，但蒋夫人已经猜到了，便问：“你心中还有经国是不是？”

蒋说是啊，经国放到这一岗位也比较合适。

宋美龄持不同意见，说：“台湾时局还不稳定，撇开人们的风言风语，我与经国的关系如何如何，要让我看这个岗位太显眼，让天下服君，你还真不能急！”

蒋问以夫人的意见呢？宋美龄说：“我的意见吗，大丈夫治国最好往远里看，经国还年轻，最好放在暗处干，既不显山也不露水，又能得到实际锻炼，显得你这个总统公允公正，这样何乐不为呢？”

“那让我再考虑考虑吧。”蒋介石话虽是这样说，心里也被夫人说动了几分。后来蒋再三审度夫人意见，颇有几分道理，最后向夫人摊牌说：“就按夫人意见办，国桢是唯一人选。”

就这样吴国桢走马上任了。

福兮祸所伏，祸兮福所倚。应该说，陈诚和吴国桢二人都是国民党在台湾的最困难时期，临危受命的，究竟是福是祸，那取决于蒋介石能否打破父业子继的传统观念。蒋介石不是神，后来事实证明，陈诚和吴国桢都是蒋氏家族的牺牲品。

蒋介石“传位于子”的既定方针

在中国的千年封建社会中，子继父业，已成传统。

蒋介石是一个封建主义意识极浓的人，又是一个猜疑心极强的人。这样的一种理念与这样的一种心态结合，表现在权力传承问题上，必然是父传子接，且无特殊情况，非嫡子不可，这是蒋复任总统后的第一想法。

且说在蒋介石的眼中，真正能继承他权位的还是蒋经国。大家还知道，蒋还有次子蒋纬国，虽然对他的身世外界有种种传闻，但即使那些传闻都是假的，那蒋纬国出身偏房，蒋介石必然会抬嫡抑庶。蒋虽对小儿子寄予愿望，但是一直是要他在军界发展，基本上也不让他涉足政界。在嫡庶之争中，蒋介石是支持蒋经国的。蒋纬国曾在德国军校留学，到美国进修，满脑子是西方治军的理念。与其兄的“政治工作领先”的理念格格不入，对蒋经国在部队的一套做法表示不满。尽管蒋纬国很有军事才华，蒋介石把他掌握的军权拿掉，让他办军校，不直接掌握军权。后来岛内发生“湖口兵变”，主谋者是蒋纬国过去的亲信赵志华。虽然蒋介石没有处理蒋纬国，但以后就更不会重用了，蒋纬国自1 9 6 1年升为中将后，历时1 4年，蒋介石没有给他晋级。

蒋介石的权力传承给长子——蒋经国，从准备到最终成为事实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如果把潜意识的超前准备算在一起，大体经历了育苗、洗脑、磨砺、清障、部分权力让渡、亲政六步曲。因此，他对经国的培养也是付出代价的。早年送他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求学，后来又到赣南当专员，推行新政，公子还真干得不错，没给他丢脸。1943年赴重庆，任三青团中央干部学校教育长、青年军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外交部驻东北特派员、三青团第二处处长、国防部预备干部局局长。1948年任上海经济区督导办事处助理督导，同年底任国民党台湾省党部主任委员。应该说公子蒋经国得到了充分的锻炼，是一棵好苗苗。

蒋对公子的培养，一是放到工作岗位上锻炼，二是言传身教，时常训示，一次在日月潭居住时，曾把公子带在身边，他亲口告诫曰：“以后你特别注意这么几种人：第一种专门给你讲好话，喜欢捧场的人；第二种，挑拨离间的人；第三种，捏造事实攻击他人的人，或捏造事实表现自己的人；第四种，揣摩你的心意，而迎合你的心意的人。这四种人，你要特别留心。”

同时，蒋介石还对蒋经国讲到了相面的问题，他说：“我不会看相，但以我几次经验来看，如果鼻梁不正，钩钩像猫头鹰一样的人，其心术未必能正，你不要用他。”

应该说蒋介石在把蒋经国推举到领导岗位的每一步都不轻松，阻力重重。有时成功了，有时退却了。退对于蒋介石来说并非败退，他不把蒋经国培养成可靠的接班人是绝不会罢休的。

1950年蒋介石复职总统后，他急于安排经国的职务，夫人宋美龄一段肺腑之言，打消了他的念头。他表面上像是退却了，实际上他一刻也没有放弃努力。因为他的既定方针是传位于子。但因公子羽毛未丰，尚不具备人事支配力量，仍需磨砺。在这种指导思想下，1950 年4月1日，蒋经国正式出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委员，官阶二级上将。命令一宣布，很多元老就“炸”了锅，空军总司令周至柔就很不服气。当有人向他祝贺荣升一级上将时，周当着公子的面不屑地说：“现在将军贬值了，连老百姓都可以当上将。我在沙场打搏了几十年才升了这么一个一级上将，你们说有什么可庆贺的？！”说得在场的蒋公子满脸通红。他除了对周不满外，而他在“总政治部主任”任期内，始终不敢穿将军服出入公共场所。

蒋家王朝退守台湾后，什么工作最重要？蒋介石左思右想，感到台湾安全最重要。现在一切的核心问题，就是再也不能丢失台湾，不然就死无葬身之地。故此，蒋经国又奉父命独揽了整个台湾岛的安全，情报与特务系统大权，负责监督筹划情报业务和对大陆游击活动的指挥派遣。蒋经国具体负责“总统府机要室资料组”。该机构下设保安处，实际等于夺了毛人凤掌管的保密局的业务。此时的蒋经国，尽管官职不高，但其权力，可与当年戴笠相媲美。他可以在总统府内发号施令。只要戴上红袖标，想抓谁就抓谁，想杀谁就杀谁。躲在幕后行使法律以外的特权，指挥喽啰狠狠打击异己，一直是蒋家第二代、第三代在“蛰伏”阶段的特色。遇到人事安排，父亲开始先征求儿子的意见。对此，江南评论说：“这是一个极重要的转折点，由此时开始，蒋经国真正掌握到威灵显赫的权力之柄。”

再说吴国桢后来下台之事，就是得罪了蒋公子。

且说吴在任职台湾省主席期间，最不能容忍的就是蒋经国所豢养的特务打手的横行、猖狂。当时吴出于对老蒋的尊重和忠诚，向主子说出了自己的肺腑之言：“如钧座厚爱经国兄，则不应使其主持特务，盖无论其是否仗势越权，必将成为人民仇恨的焦点。”吴国桢还向蒋介石进言说：“国民党费应不用国家经费而向党员筹募，且应鼓励反对党之成立，俾能奠定西方两党制度。”

人或许到了老年的时候就变得固执了，蒋介石对别人的好言一点也听不进去。他不但听不进去，反而把此事告诉了经国。

蒋经国在与父亲多年的相处中悟出一个道理：父亲杀人的手段总是藏而不露，父亲说话的意图总是让人多方揣测。作为父之子的蒋经国，不用揣测，他已清楚父亲的用意。

既然是一块“绊脚石”，蒋经国决定搬掉它。怎样巧妙地又是滴水不漏地搬掉它？倒需费一番心计。于是蒋经国和他的狐朋狗党们，整整一个来月，关门闭户，策划于密室，他们把这次搬石头计划，定为“十三一工程”。

世界上没有不漏风的墙。作为台湾高级领导层的宋美龄，在此以前，曾听到吴国桢和太子之间的激烈冲突。后来，吴国桢也亲自找宋美龄上书。她感到矛盾越来越激化，并凭她以往的经验，预感到一场暴风雨要到来了。

宋美龄终于睡不着觉了。有时睡着了，还常做恶梦，醒来后满身汗淋淋的。

她要保护吴国桢，她要警告蒋介石，制止这场事态的发展。

这是一个风雨之夜，狂风吹打着屋外的树梢，吱吱作响。宋美龄循着唐诗里的“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著名佳句渐渐入梦了，梦中她看到被狂风暴雨袭落的片片花瓣，有的飘落在池塘，有的飘落在地面……渐渐地那花瓣变成了一个模糊的东西，她大胆地走近一看，啊！原来是吴国桢的人头……她吓呆了，她惊叫了起来……

“夫人，你这是怎么啦？又做恶梦啦？”被叫声惊醒的蒋介石这时推了推她。宋美龄醒了过来。

“你们不能加害吴主席，他是个好人啊！”宋美龄直抒胸臆。

“此话怎讲？夫人。”蒋介石为之一愣，心想，“她怎么知道了？”

“我在梦中看到。”确确实实，宋美龄在抓不到对方确切证据的时候，以梦作据是如何的巧妙。

“不会的！不会的！”蒋介石哭笑不得。

“我要警告你那个‘大义灭亲’的宝贝儿子，如果吴主席有个好歹，我要拿他是问！”宋美龄要是火起来，锋芒也是咄咄逼人。

蒋介石知道夫人的厉害，说了声：“快睡觉吧，不要疑神疑鬼的。”便蒙头入睡了。

作为夫人，宋美龄还能起到什么作用呢？她在冷静地思考着。她要阻止那项可怕“工程”的进行……

宋美龄这个“敲山震虎”的警告，果然使那项可怕的“工程”推延了。一年多来，事态发展平缓，使宋美龄悬吊上来的心也放了下来。她也自以为胜利了。可是事情恰恰与善良人的愿望相反，在人们不警惕的情况下，事情又突发了，连宋美龄也为之惊讶。

1952年10月30日，是蒋介石65岁的诞辰。生日祝寿，这是往年的习惯，今年蒋介石却打破了这个习惯。这天，蒋介石与宋美龄离开了台北，到郊外草山别墅过寿，但特邀请台湾省主席吴国桢夫妇上山吃晚宴，以叙旧谊，并殷切地挽留他们在山上过夜看焰火。

总统再三挽留，吴国桢夫妇岂能再次婉言谢绝。住就住吧，他们夫妇便答应下来。第二天吴氏夫妇离开别墅时，一个意外的事发生了——司机小刘不在了。派人去找也没有找到，只得由蒋宅另派了一名司机开车下山。那天正巧吴的妻子大闹腹泻，开车不久就停车到路旁一老百姓家中如厕方便。等吴氏夫妇回到汽车旁，发现司机小杨的脸色都吓白了。

“怎么了？小杨？”吴国桢急问。

“你看，多险呀！”司机小杨指着三个车轮的固定螺丝钉早已被人拧掉的孔孔，道，“要不是在这里停车，我们怕是下山没命了！”

“娘的，蒋家想要我的命了！”吴国桢甩掉烟蒂，狠狠地骂道。

正在这时，蒋经国的巡逻车队来了，发现吴国桢的车停在这里，便下了车，春风满面地道：“吴主席怎么不走了？”

“车坏了！”身在郊外荒野，吴国桢不便发火。此时，他知道发火会意味着什么！吴国桢不愧是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训练出来的政治能手，十分成熟，尽管对此事心中有恨，却不露一点声色。

“上我们的车吧！”蒋经国摆了摆手。

“不啦，我已另派车了！”吴国桢说到这里又道，“谢谢，你们先走吧！”

就在蒋经国巡逻车队走后不多时，吴氏夫妇随便找一辆他认为比较安全的大卡车回到了自己的官邸。

吴国桢夫妇越想越后怕，半个月后向蒋介石交了坚辞省主席的申请。接着，他又暗中活动美国两个学术团体，弄到邀请吴到美讲学的签证，可是蒋介石坚持不让吴离开台湾。

在这个家族独裁统治面前，吴国桢一筹莫展，在这时，他又想到蒋夫人。于是吴国桢连夜给宋美龄疾书了一封长信。信的内容是从蒋介石生日那天写起，反映他们夫妇回官邸途中发生的意外，以及他现在手执护照不能出国的急迫心情。

“真是的，简直是法西斯专制！”宋美龄看完这封信愤愤不平。她连夜找到蒋介石，把信往他办公桌上一摔道：“瞧一瞧，这是你们办的好事！如果一年前我是做梦说胡话，这总是事实吧！”

蒋介石戴上花镜，一口气把这封信阅完，他秃脑门上汗涔涔的，连忙矢口否认：“这是栽赃！”

“栽赃不栽赃且不说了！你让不让他出国？”宋美龄直言相告，“如果你不愿批的话，我批！”

“此事不清，恐出国风波更大！”蒋介石已预感到事情败露可能给他引起更大的麻烦。

“什么不清！只是不敢承认罢了！况且人家有美国的支持，起码的外交脸面你也不顾吗？你说话，到底批不批？”

“夫人，你容我想想不好吗！”蒋介石口气显然比先前软了下来。

“你说，什么时间答复？”

“三天行吗？”

“不，明天12点前，我等你的电话。”

蒋介石出于夫人的当面干涉，第二天12点终于答复了：批准吴国桢夫妇离台出国，却留下吴的父亲和儿子做人质。

吴国桢1953年5月抵美后，有相当的克制程度，没有半句对蒋氏父子的不满之词。但蒋经国的嫌疑，亦未因吴出国而平息，江南先生在《蒋经国传》中写道：“恐怕，太子也有几分‘与人斗其乐无穷’的歇斯底里。”

1954年1月，台湾报纸披露吴国桢在台从政期间苟取巨额外汇、中饱私囊的内容，有的报纸还刊出《劝吴国桢从速回台湾》的长篇社论。吴先生只是要求台湾报纸登启事辟谣，但吴的父亲跑遍各报，不得要领，吴忍无可忍，于是在美发表对台三点“政见”，主要内容是：一、台湾如不实行民主，将无法争取美国和侨胞的支持；二、目前的台湾政府过于专权，是一党统治，应该结束；三、政治部全部照搬苏联的方法。这三条分明专指蒋经国但尚未指名道姓。

台湾自有许多忠于蒋介石的要员已“义愤填膺，揭竿而起”，始与吴国桢隔海骂战，指责吴“反动”，“狂妄”，“包庇贪污，营私舞弊”等，罪名达13条之多。

吴国桢在台湾的一片谩骂声中，复刊出《上总统书》一文，才正式点出蒋氏父子的名字，说：“太子是台湾政治进步之一大障碍，主张送入美国大学或研究生院读书……在大陆未恢复以前，不必重返台湾。”同时批评蒋介石“自私之心较爱国之心为重，且又固步自封，不予任何人以批评建议之机会”。

吴国桢的一纸上书，等于在蒋氏父子的后院丢了一颗原子弹，发出惊人的震动。美国各大报纸无不争相报道。蒋介石赶紧发表“总统命令”，开除了吴国桢的党籍，官方策动“上书”、“签名”、“声讨”运动，以维护领袖和领袖儿子的形象免遭吴国桢糟蹋，结果却于事无补。通过吴国桢事件，已给中外人士留下深刻的印象，蒋介石仍然是大陆期间的蒋介石。大陆惨败的教训，并未能使蒋介石洗心革面。

这时，蒋介石出来埋怨宋美龄，当初不该放吴国桢出走，造成吴借外国政治保护，肆意攻击“国府”，蒋经国更恨蒋夫人帮助释吴。由于吴案更使蒋经国与宋美龄间的斗争白热化了。

后来，吴国桢才真正深悟出蒋老先生“爱权之心，胜于爱国；爱子之心，胜于爱民”。应该说这是吴的刻骨名言。

第二十七章

改造政党

改造国民党

1950年7月26日，这是一个坐着都出汗的日子。

惊魂初定的蒋介石在他复出总统的三个月后，人事稍作安排，就急急忙忙地向全党宣布他的国民党改造方案。

应该说，蒋介石的政党改造方案，是从国父孙中山那里继承过来的。

民国十三年，总理在广州一隅，北有吴孙的强兵如林，东有陈逆的胁迫制约，内有杨刘作恶掣肘，困难可以想象。然而总理却发愤图强，毅然决然着手党的改造，为党的新生开辟了光明坦荡的前程。

总理改造国民党25年后，兵败大陆的蒋介石，远比当年的孙总理还要困难。偏隅台岛的他，面对着全党性精神瘫痪，组织散漫，政治落后，纪律松弛，很多老兵如丧家犬一样，惶惶不可终日。蒋介石仍不服输，服输也不是他的性格。他决心励精图治，有所作为，有朝一日反攻大陆，夺回失地，重上宝座。

有了这个想法，蒋介石下决心改造国民党。这个设想起初发轫于1949年7月8日，蒋介石主持召开整理党务会议，讨论国民党改造方案。会上对国民党自身的性质发生争论。鉴于失败的教训，有人提出国民党应为民主政党。蒋对此说持相反意见，他认为，国民党不应成为纯粹的“民主”政党，而应为“革命民主政党”，“革命”应为先。会议争论的结果，采纳了蒋介石的意见，很显然，蒋介石此时开始吸取在大陆失败的教训。同月16日，国民党中央非常委员会宣告成立。同月2`8日，在国民党的中常务会上，蒋提出改造此案，并获通过。9月20日，蒋介石又在重庆发表《为本党改造告全党同志书》。

上述改造案和蒋的《告全党同志书》，表明蒋的决心：

一是为了挽救国民党在大陆的最后失败，做最后五分钟的努力；

二是振兴国民党，为“反攻复国”做准备；

三是清除妨碍其独裁统治的各个派系。

且说由于人民解放军的凌厉攻势，国民党的节节败退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的礼炮声，迫使国民党中央也于1949年12月7日迁台办公。客观形势飞速变化，不仅使国民党改造工作搁浅，而且许多提法也需再次审视。

1949年12月30日，日月潭幽静的涵碧楼，灯火通明。

那又是一个难眠的夜晚。

蒋介石接连在涵碧楼召集他的幕僚陈立夫、叶正纲、黄少谷、陶希圣等人，讨论国民党改造问题，蒋介石满口生泡，他宣称“国民党如不立即进行改造，则现在中央委员四百余人之多，不仅见解分歧，无法统一意志，集中力量，以对共产国际进行革命。且无疑自葬火坑，徒劳无功”。他还认为，“改造要旨，在湔雪全党过去之错误，彻底改正作风与领导方式，以改造革命风气；凡不能在行动生活与思想精神方面与共党斗争者，皆应自动退党。”

其后，蒋介石加快了改造国民党的步伐。

转年阳春三月，总统府礼堂。

这是在一次总理纪念周会议上，国民党两千多名高中级干部列坐礼堂。

这次演讲，应该说是他个人对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做了一次充满感情色彩的检讨。他讲话要点是：要不惜牺牲感情与情面，虚心接受在大陆失败的教训，进行彻底改造，他本人将为“反攻复国”大业鞠躬尽瘁，争取最后胜利。讲到动情时，他泪流满面。听他这次检讨的许多国民党干部纷纷潸然落泪。关于此点比较容易理解。20多年来，蒋介石一直是国民党的大独裁者，一贯以完人自居。如今能不顾脸面，当众认错，实属不易，况且大家都亡命海外，同病相怜，蒋说的一番令人动感情的真话，的确能起到笼络人心与鼓动士气作用。

这是一场成功的讲演。

讲演之后，蒋介石的挚友吴稚晖联合在台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10人、候补中央执行委员252人、中央监察委员65人、候补监察委员14人，共计441人，联名上书蒋介石，请蒋介石根据一年来的研究结果，彻底实施国民党改造。有了吴稚晖等人的全力支持，加之朝鲜战争爆发，美国放弃“袖手”政策，出兵朝鲜，协防台湾，使蒋介石意外地从美国总统杜鲁门手中获得一张人身安全保险单。蒋介石于7月22日国民党中常会临时会议中，重提1949 年7月18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的《中国国民党之改造案》。经会议修正，蒋又对修正案做了说明，然后公布实施。

8月5日国民党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会后提出中国国民党改造纲要，称为《本党改造纲要》。

9月1日，“改造委员会”发表中国国民党政治动员：革新政党，革新党的组织，整肃党的纪律，改变党的作风，把中国国民党改造成为实施三民主义的一个坚强战斗体。实践三民主义，决心以三民主义来消灭共产主义。同时提出四大主张：一是坚持反共抗俄，恢复“中华民国领土、主权完整”。二是实行民生主义的社会经济措施，整顿国营事业；扶植民营事业，发展对外贸易，平均社会财富。三是完成三民主义民主政体：保障人民基本自由；推行地方自治；择拔青年人才；淘汰腐化动摇分子；建立廉洁政府。四是“反攻收复”时期的主张：对中共主要领导人和重要干部等，决不宽赦；对一般共产党员许“戴罪立功”；对胁从民众“概予宽宥”。

1950年10月6日，中国国民党改造委员会于第四期政治通报指出：“目前最重要之工作，必须使脱离组织之党员，一律纳入组织，纳入组织之后……按照规定，加以整肃。登记的时间，规定为20日，过期不等，以示其忠心。但对信仰坚定的同志，可以给予便利，只要有确证者，即可以补办登记手续。登记15日后，主办单位即将报到的党员纳入组织。党员接通知后，10日内仍未参加组织者，应受党纪处分。因而一时党员作风大变。”据台湾当局说：“当时国民党员精神面貌呈现一片欣欣向荣气象。”

同时又对下一步党员整肃工作进行布置：整肃对象见前面《改造纲要》第四项。整肃办法，初步由小组办理，先查明事实，再与被检军人谈话，被检军人也可以申辩，并将检举书和答辩书上呈“中央”核定；干部的整肃，由本单位改造委员会，或由区党部和党小组办理。其他办法如上。同时，干部整肃时，亦可由上而下进行。对整肃对象，由“中央改造委员会”和“纪律委员会”会同处理，包括处理党内财物等……以上国民党改造运动，自1950年8 月5日成立“中央改造委员会”起计时，至1952年双十节中国国民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台北阳明山开幕之日止，经两年三个月而完成。

这次国民党改造运动，使台湾省经济建设驶上了快速发展的轨道，于上世纪70年代末成为亚洲“四小龙”之一。但同时，台湾又推行神化蒋的运动，使他具有超越法律和一切法令的裁决权，这就与民主运动绝对不相容。

还应该看到，这次运动的后期，就党员登记，偏离了运动的初衷，蒋掺杂了个人私念，为了传位于子，打击面过大，为公子的以后升迁扫除了障碍，铺平了道路。

至此，蒋介石开始在台湾初步建立起以蒋氏家族为核心的、以大陆亲信官僚为主体的、掺和台湾地方政治势力参政的独裁专制体制。

果断清障，“二陈”成了替罪羊

1950年8月5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成立。

这是一场庄严的就职典礼，上午10点钟，在台北中央党部举行。

参加典礼的16名中央改造委员，一个个西装革履，精神抖擞。

宣誓典礼由蒋介石主持，16名中央改造委员神情庄重，面对蒋介石，高举右手，声音洪亮：

“遵从总裁领导”，“竭智尽忠”，“完成改造任务”。如果背誓，甘愿“受党纪之严厉制裁”。接着蒋介石致训辞，要求中央改造委员，要下“本党改组决心”，担负起“改造党政、改造‘国家’的责任”，“从头做起”。

且说这16人的大名单是：陈诚、蒋经国、张其昀、张道藩、谷正纲、郑彦芬、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萧自诚、沈昌焕、郭澄、连震东。

纵观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的大名单，基本上反映了蒋介石权威的分配模式是以党政军为核心，任命自己嫡系出身的人。如陈诚、袁守谦是黄埔系统，代表军方及情治力量；张其昀、谷正纲等系党团出身，代表党务系统；胡健中、曾虚白、崔书琴是代表党的文宣系统；为了体现地方色彩，吸收了台籍的连震东。

明眼人细观察，这些改造委员中不少人担任过蒋介石身边的秘书。换言之，基本上都是蒋介石的心腹。而大陆时期党政军界的显赫人物阎锡山、何应钦、孙科、翁文灏、朱家骅、白崇禧等一个也没有进入党务决策圈内，只是成了有名无实的“中央评议委员”。这些显赫一时的“党国中坚”、元老重臣、将军司令都被逼下马来，解除印绶、打入冷宫。此情真可谓“新桃换旧符”，一代新人超前人。

在这些人中有少数新面孔，最突出的当数年仅40岁、只有12年党龄的蒋经国。此一安排彰显了蒋介石想传位于子。随着年龄的增长，蒋的这种愿望越发迫切。如果说在败退台湾前，蒋介石对蒋经国的政治安排，是引路（即引进政坛并争到一席之地）的话，那么在退台后，尤其是台湾政局基本稳定后，他就把权力向蒋经国让渡的问题提上了议事日程。这一方面也是因为重振国民党需要依靠新生代，另一方面，在大陆彻底失败后，国民党的各大派系都基本上被战争所淘汰，而嫡系中能挑战蒋家天下的势力已是落日的黄花。但是他心里十分清楚，把权力交给嫡子还有不少阻力，这种阻力来自老嫡系中的元老，更会来自新生代中崛起的势力。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采取一系列非常举措，消除党内、军内的威胁和隐患，为向蒋经国让渡权力清障开道。

再从16人名单观起，还可以发觉从事20多年党务工作的“党魁”、蒋最得力的助手、CC系首领陈果夫、陈立夫兄弟竟未在大名单中出现。众人皆知，蒋的政治发迹得益于陈氏兄弟的叔叔陈其美。这一次蒋竟不念知遇之恩了，原来有一层看不见的秘密：营造高压态势，逼“老臣”退出政坛。

蒋介石心里明白，过去在国民党政治圈内，能与蒋介石抗衡或者敢于挑战蒋介石领袖地位的派系的势力基本在战争中瓦解，宋子文、孔祥熙利用掌握财政大权之便，截流美援，卷走了大量美钞存入美国银行，这是路人皆知的事，他们既没有与蒋介石“同甘苦共患难”的打算，更不会自投罗网，而是一门心思在国外发财。李宗仁以治病为由，长期在美国；退到台湾的阎锡山、白崇禧成为光杆司令，昔日威风荡然无存，任凭蒋介石摆布；而何应钦之辈，过去大权在握时也只不过是有野心，没有胆量，依附其他势力凑点热闹，现在更无力作为，唯蒋介石命是从更加突出。当然，要这些人自觉地退出政坛，那是不可能的。

思来虑去令蒋介石最担心的还是“四大家族”中的“二陈”，亦即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以蒋宋联姻为基础，逐步形成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是蒋介石在大陆独裁统治的支柱，而在建立新的政治架构中尤其是让蒋经国接班问题上，他们是最大的障碍。宋子文、孔祥熙已远走高飞。陈果夫、陈立夫则不一样，他们还在台湾，长期掌控国民党的组织、人事大权，C C系曾经多次暗地里搞些小动作，挑战他的权威，阻挠蒋经国在政坛发展。陈立夫在“政大”的表演，使他对其更加保持戒心。消除这个障碍那只是迟早的事情了。在南京政权覆灭前夕，蒋介石被迫“下野”，召见有关人士时，蒋愤怒地说：“共产党没有打败我，都是自己人打败的。”然后，手指着陈立夫说：“就是你们这班人。”

蒋介石这次决心首先拿“二陈”开刀，大刀阔斧地“改造”国民党。他说要把台湾建成“反共复国的基地”，“唯一可循的途径，就是摆脱派系倾轧的漩涡，涤除人事纠纷的积习，从头做起，改造本党。”他还放风说，为了完成“改造”党的任务，他将毫不留情。熟知他的秉性的人心里十分清楚这句话的含义。不仅如此，他进一步向“二陈”施压，在一次中常会上，他问陈立夫：“你们弟兄俩跟着我这么多年，没有想到会被共产党赶到这海岛上来吧？”

陈立夫对蒋还抱有希望，顺着话说：“确实没有想到今天这个局面，惭愧！”蒋介石接着问道：“不知道你对我的改造现在有什么认识？”

陈立夫愈来愈感到事情不妙，他只好检讨说：“我是认为，大陆失败，党、政、军三方面都应出面承担责任。党的方面，当然由我和果夫承担。我俩就适宜参加党的改造了。”陈打算以大包大揽地承认错误，换取蒋介石的原谅。其实，蒋介石早有安排了，他指定的中央改造委员会中已把陈立夫排除在外，而陈果夫也只是在安慰性的中央评议会中挂了一个名而已。

应该说蒋介石这样安排非常巧妙，也是一个毒招。

因为，此时的陈果夫已病入膏肓，活不了多久。而陈立夫能干事，却什么职务也不给他安排。陈立夫十分清楚蒋的用意，于是顺着蒋的心思提出去美国，蒋则顺水推舟。临走前，蒋介石亲自送了他5万美元，然后说有事离开了，让夫人接待他。在一旁的宋美龄送了一本《圣经》给陈立夫，说：“你过去担负这么大的责任，现在一下子冷落下来，会感到很难适应。这里有一本《圣经》，你带到美国念念，你会在心灵上得到不少安慰。”陈立夫听了这话啼笑皆非，瞟了蒋介石的肖像一眼说：“夫人，那活着的上帝都不信任我，我还想得到上帝的信任吗？”

同年8月，陈立夫离开台湾到美国定居，在新泽西州以养鸡为业，陈果夫第二年就死了，赫赫有名的“二陈”就这样销声匿迹。

“二陈”问题解决，其他的人就不在话下了。

山西王阎锡山在大陆期间接替孙科担任“行政院长”一职，蒋介石在复职后的第五天，就免去了这一职务，他没有反抗的能力了，到一个清闲的地方隐居，埋头著述，想以文字传天下。

白崇禧被委以“战略顾问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后来为了用白崇禧对付李宗仁，送给白一个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即使这样，白崇禧也感激不尽，成为批判李宗仁的先锋。

权倾一时的何应钦，到台湾后，自称要“闭门思过”，蒋介石过意不去，给了他一顶“总统府战略顾问委员会”主任的帽子，何应钦既不“顾”也不“问”，关起门来“著书立说”。蒋介石对其他嫡系亲信，也一个个地扫地出门。

严格整肃，从“娘家侄”头上动土

“二陈”刚刚被打入另册，尚未了结，蒋氏父子又编织罪名，制造了“毛邦初案”。

且说当国民党改造运动进行整肃阶段时，“毛邦初案”不早不晚浮出水面，轰动了台湾海岛，并引起海内外的极大关注。应该说此案并不是一般的违纪整肃，令人扑朔迷离，众说纷纭。

众所周知，毛邦初是蒋介石原配夫人毛福梅的亲侄。

一日夫妻百日恩。尽管蒋与毛福梅婚变，同宋美龄结合，但蒋对毛邦初、毛民初、毛瀛初三兄弟仍一如从前，极力栽培。在毛氏三兄弟中，精干聪明当数毛邦初，因此也最受蒋介石青睐。北伐战争后期，为加强空军建设，曾被蒋送到苏联学习飞行。返国后追随蒋介石鞍前马后，官职步步升高，人们也风言风语。抗战中，他与周至柔协手，立过赫赫战功。从1943年起改任国民党“驻美空军购料处”主任，常驻美国，从事采购工作，1946年晋级为空军副司令。内战开始后，蒋介石曾多次汇巨款给毛邦初，授权其在美国购置空军装备和后勤补给品。蒋介石下野后，一面令俞鸿钧将黄金、白银、美元运往台湾，一面又给毛汇去1000万美元。后来蒋又令“空军总司令”周至柔电致毛邦初，将1000万美元提出，以他私人名义分存华盛顿、纽约及瑞士银行，以免为李宗仁政府冻结。此事充分表明，当时蒋对毛还是十分信任的。

事过境迁。

到了1950年11月，美国参议员诺兰夫妇抵台访问时，蒋介石热情接待。其宴会间，诺兰除了向蒋介石说了许多“将在美国国会支持中华民国”的好话后，同时又提出今后台湾空军购买器材的差事由他代办为好。诺兰还称：美国国会议员在若干航空制造公司颇具影响力，如由他采办器材，可以少花钱多办事，他还可以动员国会议员加入支持台湾当局的行列，以解除台湾目前的外交燃眉之急。

蒋介石没加思索就愉快地答应了诺兰的要求。

其后，蒋介石便指示“空军总司令”周至柔通知毛邦初，将采购器材的工作移交给诺兰办理。毛邦初接此命令，大为气愤，认为蒋介石对他不信任了。此时诺兰又登门催毛移交购买器材款项。话不投机半句多，二人吵将起来。后来诺兰又找到台湾驻美“大使”，“大使”出面调停无效。毛邦初就是不交，诺兰又找到隔洋的蒋介石。蒋电话致毛，毛不仅不接蒋的电话，还将此事告知在美做寓公的前“代总统”李宗仁。李宗仁听后说：“此款既在代总统任内之事，本人应有审查大权。”

接着，蒋介石又催促毛邦初，毛说此款项系李宗仁代总统任内汇出，蒋无权支配这笔外汇。

至此两人脸面撕破。

毛在美国，与蒋的死对头李宗仁结合一起，揭发蒋的1000万美元来路不正，声明要追查到底。毛还扬言说他手中保存有蒋在美国进行“游说活动资金凭据”。游说活动是蒋介石退台后，采纳“总统府”秘书长王世杰建议，到美国游说，收买陆军外援蒋集团，对民主党政府施加压力，以修改对华政策。此项“游说活动”的电文通过毛邦初主持的“驻美空军购料处”专用电台时，被毛截获。李特嘱毛邦初：“不得移交，并责其保全档案，藉资审察。”

再说，毛与蒋抗命的这段时间内，美国有人站出来，怀疑台湾当局是否利用“美援”进行“游说”活动，立案调查。蒋介石闻之大为不悦，认为都是毛邦初提供有关“游说”材料，加之毛与李搞在一起，愤怒异常，故借当时肃整时机，1951年8月21日宣布毛邦初停职查办，并令其迅速返台，听候处理。

毛邦初一不做二不休，被撤职后，拒不返台，不交“赃款”。

蒋介石眼见指挥失灵，亲自指令“司法行政院”政务次长查良监前往美国向法院起诉。当查抵美后，毛邦初闻风携巨款潜逃墨西哥。蒋又令查前往墨西哥。后来墨西哥当局以毛邦初伪造入境证非法入境将其拘留，准备提起公诉。

当时台湾报纸上连篇累牍地报道此事，蒋介石与国民党中央也声言要严办查处，闹得风风雨雨，但最后也是不了了之。

排除异己，“孙立人案”始末

从国民党改造以及改造以后的日子，蒋介石念念不忘内部清洗，继续为公子经国升迁鸣锣开道。这时，陆军总司令孙立人，在蒋对“吴国桢案”处理上打抱不平，颇有微词，同时本人性格桀骜不驯，才华过人，学识、能力和资历，皆在蒋经国之上。蒋的“既定方针”将受到挑战，于是寻找机会挤掉孙立人，只需时间安排了。

不久，“孙立人兵变”事件就发生了。

1 9 5 5年8月，蒋介石以“孙立人兵变”的罪名立案，将孙立人拘禁起来，孙大喊冤枉。当然这也不是空穴来风，台湾特务机关抓到一名叫郭廷亮的“匪谍”，郭是孙立人部队的少校营长。经过调查，孙立人与郭案并没有直接责任。

因为孙时任陆军总司令，三军反响极为强烈。同时，大洋彼岸的美国也引起轰动。蒋介石要干什么？人们不约而同地睁大了眼睛。

孙立人，安徽省舒城县人，1901年生。清华大学毕业后，曾留学美国印第安纳州的普度大学，后转入西点军校，与乔治·马歇尔元帅是同学。回国后，在党务党校任军训队长，1 9 4 0年任师长，随后率部参加远征军赴缅甸作战。曾在仁安羌解救被围英军，反攻缅北时又立战功，被誉为“东方的隆美尔”，获英国皇家勋章。在蒋介石与史迪威的争斗中，他坚决站在蒋的一边，支持蒋。因此，虽然非黄埔嫡系，仍深得老蒋的信任。抗战胜利后，特别是在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后，孙被委任重要的军事职务。退台后，老蒋任命孙为“陆军总司令兼台湾防卫司令”。应该说这是蒋于困难中为取悦美国好感而精心安排的。

在台湾，军权在握的孙立人自恃有功，又是“美军的宠儿”，“委员长的爱将”，除了蒋介石外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公子蒋经国也不例外。孙立人一直对国民党官员的腐败，对蒋的家天下不满，很想改革弊政。蒋经国在部队中建立“政工制度”时，加强特务统治，以控制军队，孙立人对这种做法极为反感，曾联合美国军事顾问团团长蔡斯进行抵制。这样，就给了蒋介石以新的口实。

在查办吴国桢之后的三个月，蒋介石下令免去了孙立人“陆军总司令”的职务，而改任为“总统府参军长”，这是一个虚职。接着，蒋氏父子编织罪名，把孙立人置于死地。

因被打入冷宫，孙更加痛恨蒋家王朝。尤其是对兵变之事，认为言而无据。孙不服，蒋于1955年8月20日下令成立“孙立人兵变案”调查委员会。孙案调查委员会主张对孙立人不予以处刑。最后的治罪理由，则为“于军中成立小组织”。欲加之罪，何患无辞？作为陆军总司令，下属一个小组织还需上批，真是无稽之谈。

最后，蒋介石以“准予自新，毋庸另行议处，由国防部随时考察，以观后效”为托辞，将孙终身软禁。

蒋经国死后，于1988年3月20日开释。这年孙立人已九十余岁了，胡须、头发皆白，共软禁了三十余年。比张学良还惨，因为他没有张的自由多。

“孙立人案”发生后，“总政”发动“效忠总统运动”。使台湾偏离民主之道更远，把蒋的个人独裁和神化又推向一个新的高峰。这是完全的愚民政策和推行帝制的运动，是倒退和复辟的运动。

应该说，这时台湾的民主，多停留在蒋介石口头上、党纲上、文件上，但对他本人却不适用。因杜鲁门弃蒋，蒋也更恨杜鲁门。在蒋的眼中，美国人既不肯帮蒋反攻大陆，又反对他的独裁，甚是“可恶”。而孤居台岛的蒋介石，虽然把亲美派吴国桢、孙立人等已经搞掉，清除了民主主义的代表人物，而强大的民主主义思潮，美国竞选的民主方式，使蒋介石统治的台岛难以抵制。

曾几何时，蒋介石苦思良策，而最好的办法，莫如既信赖美国，又在民族精神上形成反美的情绪。此既可从中获得人民的拥护或好感，又出了他对美国人反复无常的这口恶气。

第二十八章

固守台湾

“朝鲜战争”救了蒋介石

正当美国公开抛弃蒋介石与台湾的宣言生效时，一声炮响，朝鲜战争打响了。

外电认为：朝鲜战争救了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四面楚歌的蒋介石应该感谢朝鲜战争。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美军和苏军在朝鲜半岛以北纬38度线为界，在南北两边分别接受日军投降，朝鲜挣脱了日本的殖民统治，却被划分为两个部分，在如何建立一个统一的朝鲜临时政府的问题上，美苏意见对立。美苏双方于是将朝鲜问题提交联合国，联合国决定在美苏管辖区同时举行选举，然后美苏军队撤出朝鲜半岛，由朝鲜人民自己管理自己的国家。由于金日成作为抗日英雄而获得绝大多数选民的支持，该决议被美国否决。1948年5月南朝鲜举行了总统大选，亲美的李承晚当选总统，但是苏联却拒绝了联合国临时委员会进入苏控区。苏方指责美国违反了波茨坦会议上的共识，当时的计划是由苏联、美国、中国、英国四国共同托管朝鲜，五年后实现朝鲜的完全独立。美方在南朝鲜单方面举行大选，针对这种情况，9月9日北朝鲜建立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金日成为领导人。美苏两国军队分别撤出朝鲜后，朝鲜半岛就实际被划分为两个独立的国家。

1950年5月25日拂晓，南朝鲜李承晚军队越过三八线向北进攻，朝鲜内战爆发。

这次战争是美帝国主义蓄意发动的。

6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了干涉朝鲜及侵略中国台湾的声明。随后，又利用苏联和中国不在场的机会，强制联合国安理会作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为侵略者的决议。7月3日，美国陆军开进朝鲜公开参战，同时，命令第七舰队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美军在朝仁川登陆，无视中国政府和人民的和平建议和警告，竟把战火烧到中朝国界鸭绿江畔。10 月25日，中国人民响应毛泽东主席“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号召，入朝参战，协同朝鲜人民军，五战五捷，歼敌23万余人，把美军从鸭绿江赶回三八线以南。

1951年7月10日，朝鲜停战谈判在开城举行。

朝鲜战争的突发，使美国在一夜之间改变了对台的“弃蒋”和“观望”政策，使四面楚歌的蒋介石看到了希望。

1950年6月27日，杜鲁门紧急召开国家安全会议，讨论战争对策。同日，杜鲁门发表了武装干涉朝鲜与台湾事务的声明，即“六二七”声明，声明宣称：

“对韩国的攻击显然表示共产主义已不复沿用颠覆手段，以征服独立国家，而进一步使用武装侵略及战争来达到目的。此等行动违背安全理事会为维护国际和平的安全而发布之命令。鉴于共产党军队之占领台湾，将直接威胁到太平洋区域的安全，并威胁到该区域履行合法而必要之活动的美国部队，因之，本人已命令美国第七舰队防止对台湾的任何攻击，并且本人已请求台湾的中国政府停止对大陆的一切海空活动。”

从杜鲁门的声明看，美国已经断然改变对台湾的“袖手”政策，从弃蒋走向再度扶蒋。杜鲁门之所以在朝鲜战争爆发的同时改变对台政策，主要是美国的决策者们担心：此次朝鲜战争爆发，不仅是南北朝鲜之间的冲突，而且也是苏联用突然袭击的方式公然向美国势力范围挑战的行动，是苏联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的第一步。

同时，他们还认为，苏联已从朝鲜向美国动武，如果中国大陆乘机攻占台湾，日本就很难保住。其结果，美国在西太平洋的防御圈就有崩溃的危险。虽然美国战略重心在欧洲，但失去亚洲后便会破坏美国全球战略的平衡。因此，必须尽快控制台湾，稳住亚洲阵脚。正是基于上述考虑，杜鲁门政府才决定出兵台湾，干涉中国事务。正因为美国对台政策的骤变，给台湾当局带来一线生机。外电称朝鲜战争救了国民党，当时身为台湾当局驻韩国“大使”邵毓麟在向蒋介石进言时也不得不承认：

“如果共产党在大陆沦陷后先攻台湾，那后果就不堪设想。”

“韩战对于台湾，更是只有百利而无一弊。我们面临的中国军事威胁，以及友邦美国遗弃我国，与承认匪伪的外交危机，已因韩战爆发而局势大变，露出一线转机”。“如果韩战演变成美苏世界大战，不仅南北韩必然统一，我们还可能会由鸭绿江而进东北，而重返中国大陆。”

自美国政府宣布“扶持”台湾之后，立即派太平洋第七舰队的八艘船舰进入台湾海面，并开始了巡弋。7月28日，美国政府派蓝钦为驻台“公使”衔代办，贾纳德海军少将为驻台武官。8月4日，美国空军第十三航空司令滕达抵台访问，并成立了台湾前进指挥所，其后，第一批美国制造的F20型飞机进驻台湾，保卫台湾。

1950年1月30日，美国驻台“公使”蓝钦代表美国政府照会台湾当局宣称，美国政府准备以某些军事物资供给台湾以供防卫台湾安全。

同年5月18日，美国主管远东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赖斯克宣布包括11点要项的远东政策，明确指出：

“我们对于台湾，除继续予以经济援助外，并给予选择性军事援助，以加强台湾的防卫实力。”

同月，美国驻台军事顾问团宣布成立。此后，大量的美国“军援”、“经援”不断运抵台湾。正因为有了美国撑腰，蒋介石的胆子又壮起来了：不但要反攻大陆，还要建立“三民主义模范省”给大陆看。

1953年11月，美国副总统尼克松访问台湾时，蒋介石向尼克松正式提出缔结共同防御条约的建议，尼克松表示可以带回去研究。1954年12月2日，美、蒋正式签署了美台《共同防御条约》。直到此刻，蒋介石才将一颗高悬的心放回肚子里。

海峡对岸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极力谴责，并严正发表声明：“美蒋‘共同防御条约’根本是非法的、无效的。美国政府企图利用这个条约来使它武装侵占中国领土台湾的行为合法化，并以台湾为基础，扩大对中国的侵略和准备新战争，这是对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和中国人民的一个严重的战争挑衅。”

同时声明还严正指出：“中国人民一定要解放台湾。”为了挑战美台的《共同防御条约》，解放中国领土，中国人民解放军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于1955年1月18日一举解放了大陈岛的外围据点——一江山岛，炮轰金门就是在这种背景下进行的。由此，海峡两岸展开了一场长达二十多年的对立和激烈炮战。

蒋介石反攻大陆的“真枪实弹”

蒋介石为挽回在大陆失败的悲惨局面，从1949年12月退台，至1975年魂断孤岛，其间整整26年，始终念念不忘反攻大陆。每年四次发布文告（新年、青年节、双十节、台湾光复节），喋喋不休地重申：今年是“反攻大陆”的“决定年”、“关键年”，明年是反攻大陆的“胜利年”的陈词滥调。

特别是，美国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使国民党绝处逢生。蒋介石出于对新中国的极端仇视与夺回失去的“天堂”的考虑，在整顿党务、军事、政治的同时，每年都加紧了对大陆沿海的骚扰活动。开始是小批，后来是大批。

1950年2月6日至13日，蒋介石在恢复“总统”职务前夕为表明自己在台的军事实力还存在，曾数次派飞机轰炸大陆沿海一线城市。此间，上海、宁波、福州，曾连续遭到31次空袭。上海电厂被炸，全市漆黑一团，无辜市民死伤千余人，尸横南京路。

同年2月19日，蒋介石又派三架轰炸机袭击了南京古都，就连中山陵也遭遇袭击。

同年3月间，蒋介石再派飞机轰炸广州、厦门、南昌、青岛及蚌埠等，死伤无数。

同年5月9日，美制蒋机三架再次飞抵海峡对岸轰炸福州市，投弹16枚，炸死伤市民500多人。

与此同时，为了配合空中袭击，蒋介石还令前线国民党军依托金门、马祖为基地，向福建和广东进行小股登陆渗透；同时依托浙东的大陈岛为基地，向江浙及山东沿海进行偷袭、骚扰。在进行渗透、骚扰之前，蒋介石命令对偷袭大陆“游击队”展开特训，企图从堡垒内部攻破。

1950年6月，蒋介石研究反攻战略，决定首先在大陈岛成立“大陈游击指挥所”，作为主攻方向。“海军”巡防处长温台充任首任指挥官。转年9月，大陆败军上将、西北王胡宗南被派往大陈岛。临行时，蒋氏亲自谈话，意嘱戴罪立功。他被堂而皇之地委任为“浙江省政府主席”和“江浙人民反共游击总指挥”，秘密任务是“秘密策划向大陆东南、沿海发展敌后武力准备配合国际间局势的演变，由大陈岛发起反攻大陆的军事作战”。

且说胡宗南接蒋介石命令后，先在台北筹划准备事项与工作计划方案。9月11日乘209号军舰抵达大陈岛。胡到大陈岛后立即召开会议，策定在大陈岛建立军政基地。

应该说胡宗南志向“宏大”，信心十足，但“英雄末路”，因与美军顾问发生防务歧见，被美军打压。蒋氏因迁就美军，遂于1953年8月将胡调离，胡悄然返台，读他的高级军事研究班，“闭门思过”去了。

蒋在这期间，还多次到大陈岛、大小金门、马祖前沿阵地视察、督战。一次，他和夫人宋美龄来到金门视察，那天正赶上飞沙走石的坏天气，夫人不让他到前沿阵地，可是他执意要去。当他和随从来到4号高地，正拿望远镜眺望前方时，一发不长眼的炮弹飞了过来，在他前方不足十米的地方爆炸，蒋却安然无恙。虚惊一场的蒋介石却幽默地说：“这炮弹还长眼，我这是命不该死，看来反攻复国还有希望。”

另外，蒋介石还与美国军事顾问团合作，组建“别动队”，由蒋介石出人，顾问团出资，提供特务活动的装备器材，培训“游击武装”一万多人（这些成员多是大陆的土改中受过共产党打压的逃台人员和台湾当局收编的“海匪”）。经过训练后，不断派到对岸，小股武装偷袭大陆沿海，与人民解放军斗“法”，展开“游击战”。为策应蒋的反攻政策，然后又写成新闻稿，发回台岛，鼓励国军反攻大陆的士气。

蒋介石反攻大路动作多多

对于“反攻复国”，蒋介石还有很多动作，许多档案记载如下：

——1951年6月至9月间，蒋军800人分六股分别向广东、福建两省沿海隐蔽登陆，企图偷袭，但结果上岸后被高度警戒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歼，无一漏网。

——同年9月4日，国民党“福建反共救国军”的“泉州纵队”、“永安纵队”共370人在福建晋江地区，利用夜暗登陆，化装成人民解放军企图内窜。人民解放军及时封山搜索，不出三天，全被击毙。

——1952年后，蒋介石总结了失利的教训，扩大了偷袭大陆的规模，采取“以大吃小，速进速退”的新战术，有所斩获。

——1952年3月28日，大陈岛千余名蒋军突袭浙东临海县白沙山岛成功，双方各有伤亡，后及时撤退。

——同年6月10日，胡宗南亲率蒋军1200余人袭击浙江温岭县的黄焦岛，在损失310人之后溃逃。

——同年10月11日，金门岛国民党军9000余众，在“海军”舰艇和飞机的掩护之下偷袭福建省南日岛。因守军不明敌情，使得此次偷袭成功。当人民解放军大部准备反击时，偷袭的国民党军已经全部撤离。

——1953年7月15日黎明，国民党金门守军1万多人在海、空军的配合下，由金门防卫司令胡琏亲自指挥，发动了对福建东山岛的大规模武装进犯。因国民党军有海、空军支援，战斗相当激烈，解放军守岛部队在打退数十次国民党军的进攻之后，坚守住了核心阵地。此次战斗国民党军空投了480名伞兵，企图切断东山岛与大陆的联系。但伞兵未着陆，就遭到守军的猛烈射击，空降兵死伤惨重。待人民解放军增援部队赶到后，胡琏匆忙率兵撤退，因人民解放军没有海、空力量，无法对撤退金门的国民党守军实施拦截，致使大部国民党军退至金门。此次战斗共歼灭进犯东山岛的国民党军3379人，取得了反击偷袭作战中的重大胜利。

以上事例，还可以再列一些。总之，从1949年底至1954年8月，据不完全统计：蒋介石指使国民党军对大陆沿海地区与沿海岛屿偷袭42次，动用兵力近13万人。1950年至1953年，仅浙江、福建两省，遭国民党军上千人乃至上万人规模的偷袭就达5次之多。从朝鲜战争爆发到1955年9月，台湾空军共出动飞机3500多批，6200多架次，袭击和骚扰大陆地区。台湾海军在海峡共劫夺各种船只470艘。从1951年至1954年，台湾军事情报机关向大陆空投特工人员230多人，电台96部，各类枪支近千支，弹药近18万发，散发传单12万份。

蒋介石的上述活动，完全应验了毛泽东的话：“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直至灭亡，这就是帝国主义和世界上一切反动派对待人民事业的逻辑，它们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

另外，他们的捣乱和失败是以经济为基础的。

据中评社报道，1949年上海外滩发生中国史上最大的黄金跨海抢运事件，当时蒋介石下令将450万两黄金（约3250亿新台币）分装在木箱内，在半年内秘密运抵台湾，这段攸关两岸发展及影响台湾经济的历史秘笈被拍成纪录片，正式揭秘。

前“副总统”陈诚，当时以东南公署长官与台湾省主席的身份负责迁台计划，他的儿子、前“监察院长”陈履安27日下午出席在台北市信义诚品书店举行的“黄金密档”纪录片首映记者会。前“副总统”严家淦四子严隽泰夫妇也低调出席。

450万两黄金从1948年12月1日至1949年5月底，共分七次，从上海“中央银行”金库运到台湾；当时协助蒋介石密运黄金的核心人物共有4人，全是蒋的亲人、亲信，分别是宋美龄、蒋经国、蒋的大舅子宋子文，以及时任“中央银行”总裁的俞鸿钧。

第一批黄金运送时，为了避人耳目，还是透过海关缉私舰“海星号”装载运送，后来陆续有商船、海军、空军运输机加入运送任务；这些黄金在台湾分别存放，包括台湾银行金库、现今的台北中正纪念堂以及“央行”在新店的金库“文园”山洞里；有了这450万两黄金，台湾重新奠定财政基础，对台影响颇大。

第二十九章

传子部署

敢于挑战“独裁”的人

1960年阳春三月，杨柳吐絮，鸟语花香。

作为年过古稀的蒋介石，可在他的血管里却流淌着春天的血液。他决定再度出山，迎接六年一届的“总统”竞选。

此时蒋氏已完成两任“总统”的任职。按照早已灭亡的《中华民国宪法》规定：“总统副总统之任期为6年，连选连任一次”。如果再度连任，即属于“违宪”。蒋氏既要再当“总统”，又要避开“违宪”之嫌。怎么办呢？有人提出修改“宪法”。蒋介石连忙摆手说：万万不成。然则不修改“宪法”，蒋氏又怎么连任呢？这可忙坏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后来不知是哪位心腹想了一个高招，即通过大法官会议做成解释决议，以台湾现有“国大代表”人数为计算标准，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规定：“动员戡乱时期总统副总统可连选连任，不受宪法第47条连任一次之限制。”这样一改，既坚持不修“宪”，又使蒋氏连任不“违宪”，而且还可做“终身总统”，何乐不为呢！

说干就干。蒋介石让他班底连夜通知，召集“国大代表”会议，修订《动员戡乱时期临时条款》。大家做了个举手之劳，3月11日修订完毕。

应该说蒋氏的这一举动实属荒谬可笑，因为当时台岛完全处在蒋氏的独裁专政之下，又在军事戒严期，谁敢说话就会被扣上“共匪同路人”的红帽子，但仍有人对蒋的荒谬之举进行发难、对独裁进行挑战。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自由中国》杂志的负责人雷震和主要撰稿人殷海光教授。

雷震，字儆寰，浙江长兴人，1897年生。1916年中学毕业后赴日本留学，此间由戴季陶和张继介绍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1923年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政治学系，研究宪法学与政治学，接受现代民主理论的训练。在政治方面，他经验老到。回国后担任国民政府法制局编审、中央大学教授等职。1931年后从学界进入政界，上世纪40年代，雷震深受蒋介石信任，从抗战末期到行宪之初，历任参政会、政协及制宪国大的正副秘书长职务，负责各党派的沟通协调，并参与制宪工作。国民党败退台湾之后，他先后任“总统府国策顾问”、“中央银行监事”、“大陆灾胞救济总会监事”，以及《自由中国》半月刊杂志负责人。同时，他也多次去香港，与香港的“第三势力”进行沟通和斡旋。

殷海光没有雷震那样的复杂背景，他是一个学者、一个斗士，有很强烈的信念，很独立的人格，在《自由中国》里扮演理论家的角色。殷海光毕业于西南联大，师从金岳霖学习逻辑学。其后曾任《中央日报》主笔、金陵大学主笔。1949年赴台，8月离开报界，被台湾大学校长傅斯年聘为讲师（1958年升为正教授），11月担任《自由中国》编委。除了为《自由中国》撰写过多篇逻辑严密、观点犀利的社论、书评和论文，他还翻译了海耶克（大陆译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开始在《自由中国》连载。

殷海光以科学方法、个人主义、民主启蒙精神为准绳，批判党化教育、反攻大陆问题等时政，为台湾第一代自由主义代表。在1960年中国民主党组党运动中曾提供理论分析，认为组党乃时势所趋。当时殷海光与经济学家夏道平同为《自由中国》半月刊的两支健笔，也因为常激越地批评时政而与执政当局发生冲突。其中社论《大江东流挡不住》是最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狱与《自由中国》被查禁后，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为禁书。

从《自由中国》的刊名上可以看到雷震和殷海光身上闪光的东西。在《自由中国》时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启蒙者。从胡适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这条思想脉络也许可以折射自由主义在台湾的起承转合。

“从一九四九年国民党来台湾，一直到国民党政权落到李登辉手上，这是一个由国民党统治的漫长时期。如果说台湾有过一股自由主义力量的话，这个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确的，就是因为国民党而生存，也因为国民党的失势而消失。”钱永祥说，“如果说台湾有所谓自由主义的论述、自由主义的思潮、自由主义的言论的话，那么，那是从《自由中国》半月刊开始的。”

1949年1月，国民党军队在战场上节节败退。雷震与胡适、王世杰、杭立武等开始筹备《自由中国》的杂志。11月20日，《自由中国》半月刊在台北创刊，胡适挂名发行人，雷震为实际负责人。

从创刊始，《自由中国》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适的很大影响。胡适是20世纪中国学术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从哲学、史学、文学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无论是誉是谤，没有人可以完全忽视他的存在。

关于自由主义，他的阐述非常精到：“总结起来，自由主义的第一个意义是自由，第二个意义是民主，第三个意义是容忍——容忍反对党，第四个意义是和平的渐进改革。”这些理念无不体现在他的行为选择中。

1958年4月，经蒋介石力邀，胡适同意来台定居并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长，以推动学术研究。在台北的最后五年，胡适主张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湾发挥影响，并鼓舞出新的实践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办《自由中国》半月刊，并肯定雷震联合李万居、高玉树等本省人士组织新政党的计划。

雷震等自由派知识分子创办《自由中国》的初衷，是宣扬自由和民主，对抗共产主义。一开始，蒋介石、陈诚均同意这种做法，甚至提供物质支持。但雷震对共产党的态度更多是出于思想和理论层次，而非权力之争。他衷心相信，多党制、代议制度、反对党监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会长治久安的基石。而蒋介石与国民党右派人士却认为，这套体制不仅无法应对共产党的挑战，反而提供他们进行分化渗透、遂行颠覆阴谋的空间。

随着客观环境的变迁，双方思想和见解差距巨大，彼此冲突在所难免。

从1957年7月起，《自由中国》以“今日问题”为总标题，连续发表15篇社论，提出反攻无望论，指出国民党借反攻大陆神话而一党独大，为所欲为，残害人权，浪费民族时光精力。1959年3月，胡适撰写《自由与容忍》一文，表达“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励台湾能够出现一个反对党。1959年6月起，《自由中国》亦连续发表多篇文章，反对蒋介石寻求“总统”三连任动作。蒋介石当过两任“总统”了，按照当时的“中华民国宪法”，不能再当第三任。

而蒋经国则发动多次言论的批评，包括用军方刊物批评《自由中国》。50年代末，雷震开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触，组建新政党。

面对雷震与殷海光的发难，开始蒋介石并不理茬，表现得宽宏大度，如期举行“总统”大选，3月22日，蒋介石与陈诚分别如意当选第三任正、副“总统”。且说蒋介石对他的违宪行为不仅不感到内疚，反而大言不惭地标榜这是“民主的典范”。是民主还是独裁，台湾人民心里都是有数的。

1960年9月4日，就在蒋介石宣誓就任第三任“总统”不满四个月，便撕下宽宏大度的面纱，下令逮捕《自由中国》负责人雷震，同时逮捕主编傅正、经理马之肃、会计刘子英三人，罪名是“煽动叛乱”、“包庇匪谍”，四人分别被判处徒刑10年、12年、7年和5年。《自由中国》亦遭到停刊的命运。

9月13日，美国西海岸记者访问蒋介石时问及雷震被捕原因，蒋说：雷震发行的《自由中国》“刊登文章，对共匪是有利的”。他说：“已有匪谍在该刊幕后作活动，逮捕雷震当然是有法律依据的”。蒋介石还表示：“这件事与雷震等组建反对党的事无关，任何人可以自由地在台湾从事政治活动，但是绝对不可参加颠覆的活动。”

蒋介石这种栽赃于人与欲盖弥彰的说法，不仅不能为广大公正史学家所接受，就连台湾“监察院”也对此案提出不同意见和看法。

在美中国著名学人、民社党主席张君劢于“雷案”发生后，即自美国接连电告蒋介石。第一封电报对雷震被捕表示抗议。第二封电报长达2000字，要求释放雷震，并抄给台北李万居的《公论报》发表，经《公论报》一再研究，觉其措辞严厉，不敢全文发表，只发表了部分内容。据外电报道，这第二封电报主要内容是：一是抨击台湾当局独裁挑战民主，拘捕雷震；二是反对蒋介石传位于子，让蒋经国担任重要职务；三是要求蒋介石辞职，将其责任交“副总统”陈诚，“以达到民族复兴”。

应该说，国民党对“雷案”的判决，不仅在台湾岛内引起舆论哗然，而且在国际上掀起轩然大波，制造了轰动中外的“雷震事件”，引起正义舆论的强烈谴责。

为子开道，逼陈下台

雷震事件后，蒋介石照当他的“总统”不误。

应该说这是他的第三任“总统”。

时间到了1960年的5月，这天蒋介石6点起床，起床后静坐片刻，再到健身房做健身运动约数分钟，即开始工作。这时，蒋经国过来，向父亲请了安，顺便谈一下当天的工作安排，正要转身离开时，老蒋叫住了小蒋说：“你给我推荐的那个宪兵团长，让我过目一下。”因为蒋介石为政多年，他相信面相，相信个人第一感觉。国民党退台后，对于重要人选都需蒋介石亲自过目核定。当他深思熟虑后，并不事先告知当事人，就在报纸上刊登，致使一些调动者颇为被动。有一次，一个宪兵团长虚位出缺，蒋经国推荐他的二处处长陈其东出任。在经国的安排下，陈其东当天下午到了“总统府”，拜见了“总统”。当时蒋看到他仪表堂堂，五官端正，颇有好感。当即和颜悦色按所写的资料询问各项情况，仍觉满意。最后问到陈的家眷在何处？陈答在湖南湘潭。蒋听后告陈先回去，最后任命书迟迟未能发表。蒋之所以不同意陈调任宪兵团长，最大的原因就是因为陈是湖南湘潭人，与毛泽东是同乡，同时家眷又留在故乡引起蒋的疑虑。由此说明蒋介石与毛泽东势不两立，不共戴天。这也是他选人的一条不成文的原则，排挤毛泽东的同乡。

身为“总统”，蒋介石相信面相，相信风水。他认为之所以能当“总统”，是他浙江奉化老家的风水好，祖宗的坟地埋得是个地方。另外，他之所以一个劲地反攻大陆，还有一层说不出口的秘密，那就是家乡的坟墓不要被共产党扒了，风水破了。

越到老年，越是想家，叶落归根，是他的最大愿望，除了“反攻大陆”之外，还有望子成龙，传位于子。想来想去，这种迫切感竟超过了“反攻大陆”。想想亲美的吴国桢、孙立人、雷震等势力虽然被清除了，但阻碍蒋经国接班的障碍依然存在。这一障碍在哪里呢？他清楚地看到了陈诚势力——这也是一个难以逾越的大山。

且说陈诚之所以深得蒋介石信任，是因为蒋介石用人严守传统亲谊观念，所用的不是他的黄埔系就是同乡。而陈诚不仅具有这双重身份，还对主子绝对忠诚，且他不贪污、家教严谨。正因为如此，陈诚官运亨通，先是出任台湾省主席，后由他“组阁”，出掌“行政院”。1954年3月“国大”一届二次会议上，由蒋介石提名当上了“副总统”。1957年国民党八大召开时，陈诚又出任国民党副总裁，同时仍兼“副总统”、“行政院长”等要职。1960年陈诚再度当选“副总统”。陈诚在台湾的地位，真可谓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红透半边天。港台舆论盛传陈诚将接蒋介石的班。

对于陈诚是蒋接班人的说法，一开始就有争议，特别是在蒋经国身边工作的人，他们不以为然，说：“这都是不了解内情的人说的话。真正的接班人是我们的经国部长。”据蒋经国心腹孙家麒回忆说：

早自1954年5月20日，陈诚先生就任副总统之日起，继承权便已开始转移了。这话一定有很多人不同意，然而事实确是如此，因为一：副总统的地位，虽然是一人之下，千万人之上，但并无实际力量，纵使再兼一个行政院长，在我们这个事实上等于总统制的国家里，行政院长又能发挥什么作用？俞鸿钧先生虽任行政院长，还不是等于一名“高级传达”？第二：陈诚先生虽然飞黄腾达甚早，然而他是一位不折不扣的军人，在玩弄“政治权术”方面，确是瞠乎人后；同时他对老先生忠心耿耿，很少培植私人势力结党营私，所以他缺乏一个有力的政治性集团，充当他的政治资本。第三：他的年龄虽比老先生年轻十几岁，但他的健康情形，反而较老先生更差，也可能衰老得更快。太子先生则和他恰恰相反，在这三方面都比他优越得多。在此之前，两人明争暗斗相当尖锐。有时他还当面故意给太子以难堪，但自登上“副总统”宝座之后，态度忽而大为改变，待人接物和蔼可亲，一派礼贤下士的样子，即对太子先生也委曲求全，遇事隐忍。大概他以为自己业已坐上第二把交椅，老先生百年之后，继任者舍我求谁？因而放心大胆，笃定泰山了。这位先生真是名副其实的军人头脑，对于波谲云诡的政治斗争经验，还太缺乏。他不晓得太子先生几年之间，在上下其手的搬运魔术下，所有的力量，都已无形中先后入了太子掌握，早非吴下阿蒙，而已后来居上。

上述说法颇有一定道理，后来陈诚在蒋介石努力寻求第三次连任的问题上，看出了问题的实质，蒋并不想把身后的“总统”之位让给他，原来他太天真了。后来，陈诚又被蒋的打手反咬一口：说是陈诚与反对蒋氏连任的雷震先生，狼狈为奸，遥相呼应，阻止蒋连任。这一点使陈诚身受其害，顿开茅塞。

时间到了1960年3月，蒋介石再度连任“总统”后，虽然再度授命陈诚“组阁”行政院，此时的陈诚已心灰意冷。顿开茅塞、聪明绝顶的陈诚，以重病在身为由，主动向蒋介石提出辞呈“行政院长”的请求。蒋介石既想传位于子，但又冠冕堂皇，故不准辞职，给假休养一个月，其职由“副院长”王云五暂代。一月假期届满之后，蒋又准假两月。后因9月中旬台北发生风灾，陈诚结束休假，勉强视事，但未打消辞意。同年11月国民党“九大”召开之际，蒋介石在会上提出“提拔新进”，实则在逼陈诚交权。陈诚听出其意，他再度提出辞职问题，蒋答应了他的要求。

在陈诚辞职后，蒋介石提议由严家淦任“行政院院长”。对此举，在台湾政坛不少人不以为然，也有的瞠目结舌。严家淦是江苏人，早年就读于上海圣约翰大学，比蒋经国大五岁，长期从事技术工作，是一个典型的技术性官僚，他显然到台湾时间很早，但长期在岛内默默无闻。提议这样的人担任如此重要职务，似乎不太符合蒋介石用人的标准。

其实，蒋介石用严家淦来填补陈诚留下的空缺，显现出他在政治权术上的老到。经过陈诚的铺垫，蒋经国在组织上、特务政治上的经营，有比较好的基础了。在陈诚之后，他不能再起用“老臣”，也不能任用本事太大、野心太大的人，否则，可能出现影响权力交接新的障碍。所以，他必须物色一个本事既不高，也没有野心，没有自己的势力，不会与蒋经国争权夺利的人，而严家淦正符合这样的条件。

再说为国民党效尽犬马之劳的陈诚，到头来仍被爱子胜于爱“国”的蒋介石踢出了权力场，心情不畅，旧病复发。1965年3月2日，台湾中央社播发了陈诚病危的公文：

“陈诚副总统曾因十二指肠溃疡，而于民国三十七年于上海施行手术，在手术时发现肝脏有中等度硬化现象，经施行肝脏穿刺术，获得小片肝组织做显微镜检查，其结果仍支持肝癌之诊断。”

3月5日下午7时零5分，陈诚病逝台北，他的夫人谭祥、长子陈履安、次子陈履洁、长女陈幸、次女陈平均服侍在侧。陈诚病逝，对蒋氏父子而言既悲且喜。悲的是从此蒋家又少了一位“忠臣”，在上个世纪5 0年代末6 0年代初，美国曾想用陈诚替代蒋介石，以便推行其“划峡而治”，分裂中国的计划，遭到陈诚的拒绝，在陈诚病危弥留期间，他对蒋介石说，美国人不可信。提醒“主子”予以提防，其对蒋家的忠心可见一斑。他在台湾的政绩也是人们公认的。故此，蒋氏父子为陈诚大办丧事，其规模当是台湾最大的一次。

教育经国，研究阳明

忠臣陈诚逝世后，蒋经国接班的格局已定，但马上继任“副总统”，一是威严不足，二是又怕耻于天下人笑话，于是蒋介石在1966年3月第四届荣任“总统”之后，把陈诚留下来的这个“副总统”之位交给了严家淦，对经国严加培养，提示经国要读点哲学，看问题就会更加全面。

理论是行动的先导。蒋介石不信“马列”，独信王阳明哲学。这是鲜为人知的。他一生著述颇丰，但是理论著作只有王阳明哲学研究。他很崇拜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是因为王阳明也是浙江余姚人。王阳明故居位于余姚城区龙泉山北麓、阳明西路以北的武胜门西侧。在大陆时，他曾登过龙泉山北麓，到过武胜门王阳明的故居，对王阳明的身世有一定的了解。

王阳明，又名守仁（公元1472—1528年），字伯安，因筑室读书于故乡阳明洞，世称阳明先生。王阳明系浙江人，是我国古代有名的哲学家、教育家、政治家和军事家，曾任提督军务都御史。明正德十四年（公元1519年）6月14日，明王朝宗室宁王朱宸濠在南昌起兵谋反，叛军十万，势如破竹，陷南康，下九江，顺流而下。一路克安庆，逼南京，大有挥戈北上直取京城之势，明朝廷上下震动，惊慌失措。这时，驻守在丰城的赣南巡抚王阳明迅速赶到吉安，果断决策，调集军队，直捣叛军老巢南昌。朱宸濠闻讯，急忙回师救援，王阳明与叛军大战鄱阳湖，仅用了35天时间，王阳明就大败叛军，在南昌附近的生米街生擒朱宸濠。一场危及江山社稷的大叛乱几乎是在谈笑间平定了。可是，王阳明立了如此大功，不但没有得到朝廷的奖赏，反而遭到一系列的毁谤与陷害。明武宗甚至觉得王阳明这么快就轻而易举平定了叛乱丢了自己的面子，认为像这样的战斗应由他亲自带兵南征才能显示“皇威”。宦官张忠之流又诬陷他与朱宸濠串通，武宗竟要王阳明放了朱宸濠让他率军与朱宸濠再战……在这种情况下，王阳明连夜赶到钱塘，将朱宸濠交给太监，同时遵照武宗的旨意，重新报捷，将平叛的胜利归功于武宗。这样顾全了皇帝的面子，才保证了王阳明的身家性命。

蒋介石所提倡的“力行”哲学，后来在王阳明的“知行合一”找到了理论支持。因此，他便与王阳明哲学研究结下了不解之缘。蒋介石1949年12月10日退到台湾后，也把王阳明的论著带到了台湾。又将他所居草山改为“阳明山”，以示对王阳明的尊崇。与此同时，他又在草山创立了反攻大陆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提倡“实践”运动。

蒋介石不仅自己研究，还让蒋经国深入了解王阳明哲学。1968年4月15日是蒋经国59岁生日。14日，蒋介石从日月潭给他寄来了一封情感交融的信：

经儿：

明日为你50晋9诞辰，明年即为花甲之年，因你公忙，未能同在一处相祝，时用怀念。近日在潭上研究陆象山（九渊）与朱晦庵（熹）二先生学术同异之点，尤其对“无极而太极”之说不同之意见，尚未能获得结论，故不敢下断语，然以现在太空探测所得之经验解之，则太空乃无极之说近似也……今观正中书局印行之本首，有重编宋元学案导言，共为15则，约25页，如能先将此阅读研考，则宋代以来之儒学系统，可得其大概。此乃为研究中国文化来源之不可缺者也……余所重者，王阳明知行合一之说，即出于陆象山简易之法，教人以发明基本心为始事，此心有立，然后可以应天地万物之变也。所谓“先玄乎其大者”也。吾国王道之行，自不致有今日人类之悲运，而大陆同胞，更无此空前浩劫之遭遇矣。吾人自当急起直追，以补先哲之缺憾，则几矣。特书此以为尔寿也。

纵观其信，不难看出蒋介石写信的目的，或情或理，情理交融，就是要教会蒋经国用什么哲学思想去“齐家治国平天下”，完成他“反共复国”的历史使命。据说蒋经国在生日这天向亲朋宣读了这封信，听者无不涕感和落泪。经国不愧是蒋介石的儿子，在查阅圣贤著作后，然后给父亲回应了一封读有收获的长信，现摘如下：

父亲对王学的研究，进而发为事功，重要的是贯彻了行的道理。特别是将阳明的致良知学说，和国父知难行易学说发明贯通，说明“知行合一”的良知学说，是与国父知难行易的学说不惟不相反，而且是相辅而行的，亦惟有致“知难行易”的良知，才能实现知难行易的学说。

从中可以看出，小蒋接受了老蒋的意见和王阳明的观点。蒋经国在运用王阳明哲学中，与他父亲明显不同的是，他不是把“反共复国”放在第一位，而是重点汲取国民党在大陆失败的惨痛教训，强调“实践”、“面向未来”、“向下扎根”，因而被称为“民粹派”的平民领袖。

子承父位，顺理成章

晚年的蒋介石，知道自己的生命不会很长了，传子接班已加快了步子。为了蒋经国顺利继位，采取了一切不可告人的手段，包括内亲也要严加防范。这里所说的内亲，主要是指夫人宋美龄。她能力特强，在国民党内外，甚至海内外都有很高的声望，比蒋介石都高。但在蒋介石在世时，小蒋与这个小妈的关系不太融洽。为此蒋介石对夫人宋美龄有严格的限制，除外交活动外，不让她直接插手政事。况且，他们俩在结婚时，宋美龄自己提出的条件中，也包括对自己的政治约束。因此，长期以来，宋美龄在国民党内、政府内没有担任实职。

再说蒋介石当上“总统”后，提名严家淦为其“副总统”，实际这是一个巧妙的过渡，已为小蒋登基总统宝位铺平了道路。因为蒋介石看透了严家淦。此人性情温和，生活简朴，从政不太张扬，他奉行八个字的人际关系哲学，即“退一步想，易地而处”。从这朴实无华的信条可以看出，严家淦是一个与世无争的人。他在担任台湾省副主席期间，舆论对他的评价比较低调，称他是“好人，不是好官，是好国民，不是好公仆”。江南先生说得更刻薄，说：“严的才具、建树，连勉强及格都困难。充其量只是一个循规蹈矩的政客，无条件服从的men。”说归说，批评家可以坐而论道，可政治家要的是政治实惠，当然，既好看又有用，那当然很好，如果不能两全其美，那肯定是选择“有用”的了。

说不定蒋介石所看中的，正是批评家所抨击的。当然，严家淦也并不一无是处，他到台湾很早，在台湾任地方官，跟台湾本土的人士有较好的人际关系，在权力构成的有关方面，其奉行的八个字的处世哲学，有弹性，全求权力平衡；在政治上，没有很强的权欲，可以说在政治利益上是个“中富即安”的人。尽管他政治才能不是一流，只要不争功，不争权，无为而治也行。

严家淦在没当“副总统”之前，便秉承蒋介石的旨意，推荐蒋经国为“国防部副部长”。做这样的安排，明眼人不问即可知其用意了。“国防部部长”俞大维与严家淦人际关系哲学大体相似，不过问内部人事，与同僚的关系比较融洽，江南先生说，他能“和任何一位参谋总长和睦相处”。而且，他又与蒋经国是儿女亲家。做这样的安排，意在把军权让给小蒋。俞大维是个聪明人，与其让人挤下台，倒不如自己主动把位置让出来。

1964年1月，俞大维提出辞呈，请求辞去“国防部部长”职务，并向严家淦保荐蒋经国任此职务。他在辞呈中历数了蒋经国在军内任职的简历，说明他与三军的历史渊源及其卓越贡献，“实是最理想的人选”。剔除其中的溢美之词，看看所列蒋经国在军内任职，就可以看出，蒋介石为儿子掌握军权，做了长期的铺垫。现在已经坐上“国防部部长”的位置，就已经彻底地掌握台湾的军权。按照所谓的“国防组织法”的规定，军令、军政系统的管辖权，是由“参谋总长”与“国防部长”分享。可是到了蒋经国当“部长”，这一法定就自然地失效了，“参谋总长”等于“部长”的幕僚。俞大维作为过渡性人物，其历史使命已经完成，主动让位，自己也落得了一个好名声。这大概叫做各得其所吧！

蒋经国在“国防部长”任内，与其父亲不同之处：巡视时不让你有任何准备，这种作风使蒋经国可以看到事情的真相，也使各级首脑不敢懈怠。港报对此评论说：蒋经国做“国防部长”时期，是三军风纪最好的时期。60年代末，蒋介石还不断派蒋经国出访美国、韩国、日本、泰国等国家。蒋介石此举是对其长子的栽培与磨炼。后老蒋又让小蒋主持行政工作，先是让他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任“财经会报”主持人、“国际经济合作发展委员会”主任。此一事实标志着蒋介石传子部署和实现其权力和平转移、延续蒋家香火的安排已基本完成。

1966年严家淦当上“副总统”，仍兼任“行政院院长”。1969年，提名蒋经国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就正常的正副职关系而言，无疑应该说是蒋经国“辅佐”严家淦，其实不然，这是蒋介石的再一次权力让渡的政治安排，“内阁”实际上已由蒋经国所主持，严家淦是在“辅佐”蒋经国从政。这意味着蒋经国的时代悄悄地来临。难怪有人戏称此时的严院长，不过是庙堂里的神像。

1972年，在第五届“国大”召开前，蒋介石接到严家淦请求辞去“行政院长”的辞呈，当时，有人称这是老戏法重演，蒋介石提名由蒋经国担任行政院长，他在给“立法院”的咨文中说，蒋经国历任军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有建树，其于“行政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云云，真是十足的“举贤不避亲”。随后，立法院以高票同意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

蒋经国执掌“行政院”大权后，牢固地掌握军队，加强特务的控制，在政治层面推行了一些革新举措，比如为了缓和台湾省人民对国民党专制统治的不满情绪，提出“台人治台”的口号，增选和补选台湾省籍的“中央民意代表”和“立法委员”、“监察委员”，起用台籍新人入阁；整肃政纪，倡导“平凡、平淡、平实”的三“平”政风；修正或废止不合时宜的法令、规章，精简机构，这些举措的实施，给台湾政坛带来一种新的气象。在经济建设上，发布第六期四年经济建设计划，以及一些相关的经济措施，在减缓国际石油危机的冲击、抑制通货膨胀、安定社会生活方面起到了较好的作用。

1975年4月，蒋介石病死在台湾阳明山士林官邸。同月，召开国民党中执委会，会议修改党章，规定国民党党魁的称呼改为主席。总裁的名义，永远保留给蒋介石，在国民党内他人不得再用此头衔。会议推举蒋经国担任国民党主席。1978年5月，在“国大”上被选为“总统”。就实际的权力运作而言，自蒋经国出任“行政院长”之日起，他已承继了蒋介石的权位。而就形式而言，到了1 9 7 8年蒋经国出任“总统”，蒋氏父子的权力交接已画上了一个比较圆满的句号。

第三十章

孤岛遗魂

蒋介石的“病危”和宋美龄的奔丧

1972年3月。

蒋介石做过前列腺手术，后转为慢性前列腺炎的宿疾，健康从此一蹶不振，也有说是国际关系上所出现的一系列颓势，如当头一棒，将这个86岁的老人一下子打倒了。这也不全是牵强附会，谁能说没有这个因素？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长达一年四个月之久。

生、死、病、老，实乃人生的规律。无论多么煊赫的人，都逃不脱这个自然规律。历史进入20世纪70年代，蒋氏夫妇都进入了人生的最后一站——冬天。

冬天是寒冷的。

冬天是无情的。

1970年底，74岁高龄的蒋夫人因乳腺癌做完第二次手术，身体恢复后，便搬进了曼哈顿以东35英里的长岛拉丁敦别墅中。这里环境优美，漫长、迷人的峡谷，装饰着四时各异的色彩，谷地里贯穿着一条淡幽蓝色的小溪，在浑身洞窟的岩石中潜行。几个侄儿轮流来陪姨妈散步……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

转年，宋美龄又接到来自台北的加急电报：“蒋中正病重速回。”望着满天飘落的雪花，宋美龄潸然泪下。虽然晚年她和丈夫分居，但夫妻一场的感情却使她牵肠挂肚。虽然电报上没说“病危”，但这“病重”与“病危”在她的眼中并没有两样。时间不容她犹豫，当天她便草草收拾一下，登上了回台北的中美号班机。

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随侍在侧。她详细地向大夫询问了丈夫的全部病情。

1972年7月，蒋介石因染感冒而转为肺炎，住进医院；不久，台湾地区发生流行性感冒，再度病发。并且由于治疗慢性前列腺炎而长时期使用抗生素药剂，以致细菌抵抗药物性能增强，治疗颇为费事；接着，蒋介石在睡眠中发生心肌缺氧症，经急救转危为安，但肺炎未愈，不时发烧……

“大夫，你认为他的病情怎么样？”宋美龄着急地问。

“夫人，请您不要着急。总统的自身抵抗力起码坚持半年无问题。”大夫宽慰宋美龄道。

“真的？如果是这样，我太谢谢你了。”宋美龄的神经稍微有点松弛。

年老事多。然而就在这个节骨眼上，美国纽约长老会医院又传来大姐宋霭龄病危的消息。宋美龄简直自顾不暇了。在台北她匆匆做了些安排，星夜乘专机往美国赶。

85岁高龄的大姐正在弥留阶段，四个儿女都聚集在她身边，她仍不愿合眼，双眼失神地望着白色的天花板，嘴巴一张一翕，却发不出声来。

全家人心里都知道：妈妈这最后一口气不能咽，是在等待小姨的到来。

宋美龄终于赶来了：“大姐，我来了，我是小妹！”

“妈妈，小姨真的来了！你快瞧瞧！”儿女们也尽力帮助小姨呼喊。

“大姐，你有什么话要说就说吧！”宋美龄紧紧握住大姐的手，生怕离去。

宋霭龄扩散的瞳孔里终于映出了小妹的面容，她也抓住了宋美龄的手，感觉到了亲人的温暖。她有了一种超脱尘世的感觉，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轻松感。

宋美龄看到大姐手在空中一阵抓挠，嘴角出现一丝微笑，安详地闭上了眼睛。

一盏长明灯熄灭了。宋美龄没有哭，她没有过分地悲伤。大姐似乎不是永别了，而是和自己相约到一个地方去，先走了一步，她不久也会去的，到那时又可见面了。

宋美龄参加完大姐的追悼会后，又从美国乘机匆匆返回了台北，那里还有一位和她要分手的丈夫。

天有不测风云，蒋介石遭遇车祸

宋美龄回到台北，尽夫人之道，侍候了蒋介石两年多。

蒋氏身体渐有好转，他也非常感激宋美龄，曾当着蒋经国的面说：“若不是夫人的照料，我怕也是早见中山了。”说到这宋美龄甜甜地一笑，话锋一转又道：“这几天你不是吵吵这里很闷，要出去解解闷，依我看就到阳明山避暑吧。”蒋介石点点头道也好。

侍卫长孔令晟接到夫人的通知后，出于安全考量，立马通知有关部门在沿途布置周密的警戒。这已成了台湾兴师动众的惯例。

从士林宫邸到阳明山有一条著名的仰德大道。这条仰德大道是专为蒋介石修建的。据说，仰德大道除了山势陡峭这一自然因素是无法改变的之外，堪称是当时台湾岛上最高级的一条公路。事实上，蒋介石每年在这条路上穿行不了几趟。

这天清晨，由几辆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缓缓地驶出了士林宫邸，拐弯上了仰德大道。一看车号就知道，这是送蒋介石夫妇前去避暑的车队。警车开道，蒋氏夫妇乘坐的高级防弹轿车紧跟其后，再后面是两辆警卫车。由于路上车少人稀，车队风驰电掣。

十次车祸九次快。当车队快速经过仰德大道岭头附近的一处弯道时，警车司机发现前面有一部要下山的公路局的班车，停靠在前面的站牌下让乘客下车。警车因为刚转弯，没有来得及观察到这辆公路班车后面的情况，就在这时，从这辆班车的后面猛然冲出一辆快速行驶的军用吉普车，以发疯般的速度直向车队冲来。警车司机发现情况紧急，唯恐这辆吉普车会冲撞蒋介石的座车，也来不及通知后面的车队，当即紧急刹车，准备拦截这辆吉普车。就在这关键的一刹那间，紧跟在警车后面的蒋介石专车司机猝不及防，根本来不及刹车，猛力撞在了警车的车尾。后面两辆警卫车的司机反应还算敏捷，紧急刹车才没有发生追尾和连撞事故。

在撞车的一瞬间，冲击力剧烈，山摇地动。毫无防备的蒋介石，当时手拄拐杖端坐在轿车的后排，他只听到一声金属撞击声，还没有明白是怎么回事，身体已飞了起来，狠狠地撞到了前排的防弹玻璃隔板上。强大的冲撞力把蒋介石的阴囊都撞肿了，两排假牙也从嘴里飞了出去。但蒋介石受伤最严重的地方还是胸部，由于胸部受到重创，使他本来不好的心脏又受到严重伤害。宋美龄坐在蒋的左侧，她受伤相对较轻，双腿撞到了玻璃板上，痛入骨髓，她也厉声惨叫。

车祸发生后，现场一片混乱狼藉。大部分侍卫人员手忙脚乱地把蒋介石和宋美龄从座车上抬下来，小心翼翼地抬到后面的警卫车上，飞速送往台北医疗条件最好的荣民总医院；另有几个侍卫人员则去追击那辆肇事的军用吉普。但那辆车压根儿就没减速，早已逃之夭夭。

待把蒋介石夫妇送到医院后，孔令晟急忙向蒋经国报告了情况。蒋经国立刻赶到医院去看望父亲伤情，在得知蒋介石和宋美龄没有生命危险后，才放下心来。随后，他又向孔令晟和侍卫人员详细了解当时车祸的经过。孔说主要是那辆肇事的吉普车。蒋经国问知道车牌号吗？车速很快没看清，只知道像辆军车。蒋经国立即怀疑这是一起蓄意制造的车祸。于是，他马上给台湾岛情报单位的警察和特务下达紧急命令：搜捕肇事的吉普车，抓获驾车的人，查明事情真相！

国民党联勤指挥部、宪兵司令部和警察局成立了一个专案小组，出动大批警察和特务进行紧急搜查。尽管他们费时多日对全岛的军用和民用吉普车进行了一次拉网式排查，还是未能找到那辆肇事车。正当他们苦于无法向蒋经国交差时，一位老探员出了个主意；既然是军用吉普车，在出车时军方一定会有相应的记录，只要把那天外出的军用吉普车逐一登记，进行摸排，也许能够找到线索，事故大白。

果然这个办法有效，专案小组很快就找到了那辆肇事的吉普车和车主，原来那是一名陆军师长的专用吉普车。那天，这位师长参加完军事会议后，急急忙忙叫司机开车送他回家。活该这位师长倒霉，当他的吉普车在仰德大道上狂奔飞驰时，恰巧与蒋介石的车队相撞。事情发生后，这位师长虽然不知道被撞车内坐的是何许人，但从轿车的豪华程度和气派上判断，车内坐的绝不是一般人，所以他们根本就没敢停车，急急地逃逸了。后来，当他们听说被撞的是蒋介石时，更是吓得魂不附体，想尽一切办法隐瞒，但最后还是被查了出来。蒋经国在反复核实这仅仅是一起意外车祸，而不是针对蒋介石的谋杀案后，才放下心来，下令以“伤害最高领袖罪”，给予那位少将师长以撤职查办了事。

蒋介石自从出了车祸后便开始疾病缠身，老太太过年一年不如一年。蒋有一次十分恼恨地对前来探望他的一位老将军说：“自从阳明山车祸事件之后，我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影响。原来是心脏不行了，现在腿不行了，身体全面下降了，怕是日子不长了。”

蒋介石“崩殂”89岁

1975年4月5日晚11时50分，经过几天昼夜抢救，蒋介石终因车祸受伤引发的心脏病，导致心脏功能衰竭而停止跳动。享年89岁。

据蒋经国当晚的日记记载：

忆晨向父亲请安之时，父亲已起身坐于轮椅，见儿至，父亲面带笑容，儿心甚安。因儿已久未见父亲笑容矣。父亲并问及清明节以及张伯苓先生百岁诞辰之事。当儿辞退时，父嘱曰：“你应好好多休息”。儿聆此言心中忽然有说不出的感触。谁知这就是对儿之最后叮咛。余竟日有不安之感。傍晚再探父病情形，似无变化，惟觉得烦躁。6时许，稍事休息，8时半三探父病，时已开始恶化，在睡眠中心脏微弱，开始停止呼吸，经数小时之急救无效。

另据荣民总院蒋介石病情医疗小组报告说：4月5日，蒋介石突感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医生认为蒋的心脏功能欠佳。傍晚8时15分，蒋的病情极度恶化。医生发现蒋的脉搏突然转慢，于是急用电话通知蒋经国。当蒋经国赶到时，蒋的心跳已不规则，血压下降，情形甚危。当即医生施行人工呼吸，乃至运用药物和电极直接刺入心肌，刺激心脏跳动，心脏与呼吸恢复正常。但4—5分钟后，心脏再度停止跳动。11时50分，蒋介石双目瞳孔放大，经抢救无效，这位统治中国大陆22年之久、又在台湾偏安26年的大独裁者终于撒手西归，享年89岁。

在蒋介石弥留之际，宋美龄与长子蒋经国、次子蒋纬国、孙子蒋孝武、蒋孝勇均服侍在侧。

蒋介石在第一时间被抢救过来时，已有预感的宋美龄知道丈夫难留人世了，在征求大夫意见后，忙与经国商量，紧急通知总统府党政军要员，来此听取总统遗言，以做后事准备。宋美龄痛苦不堪说：“你看，大家都来了，你有什么要说的话就说吧。”

蒋介石一个一个地望了望大家，翕动着干裂的嘴唇，口授了如下遗嘱：

余自束发以来，即追随总理革命，无时不以耶稣基督与总理信徒自居。无日不为扫除三民主义之障碍，建设民主宪政之国家，艰苦奋斗。近20年来，自由基地日益精实壮大，并不断对大陆共产邪恶，展开政治作战；反共复国大业，方期日新月盛；全国军民、全党同志，绝不可因余之不起，而怀忧丧志！务望一致精诚团结，服膺本党与政府领导，奉主义为无形之总理，以复国为共同之目标，而中正之精神自必与我同志、同胞长相左右。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为余毕生之志事，亦即海内外军民同胞一致之革命职责与战斗决心。惟愿愈益坚此百忍，奋勉自强，非达成国民革命之责任，绝不中止矢动矢勇，毋怠毋忽。

他从三民主义的实践，讲到光复大陆国土，甚为激动，一口气讲了三百余字，心不如口，脸色越来越白，呼吸越来越急，最后闭目而去。

“天啊——”宋美龄哀痛欲绝。

“父亲！父亲！”蒋经国呼喊不止。

……

在宋美龄主持下，国民党军政要员当即举行了在蒋介石遗嘱上的签字仪式。在遗嘱上签名的要员有：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杨亮功、余俊贤等。

当晚，蒋经国以长子身份同宋美龄商量治丧有关事宜。经商定：暂厝蒋介石灵柩于台北市南60公里处的慈湖湖畔。这里背依草苓山，湖水终年碧绿清澈，风景秀美，宛如江南蒋介石的故乡浙江奉化县的溪口镇。60年代初，蒋介石途经此地时，便看中了这块风水宝地，他在这里修建了一座中国四合院式的“行宫”，起名“慈湖”。蒋生前常来此小住，并嘱咐在他死后灵柩暂厝此地，“以待来日光复大陆，再奉安于南京紫金山”。

蒋介石病逝后2小时零10分，“行政院”于4月6日晨2时发布经主治医师签字的医疗报告及蒋介石遗嘱。对于蒋的这个遗嘱，同当年在西安事变中的遗嘱如出一辙，各方褒贬不一：

《中央日报》刊载社论文章《领袖精神万古常新》，高唱赞歌。而《新泽西通讯》与《石溪通讯》合刊载文称：“以‘总统’身份向国民党发表遗嘱，竟然把耶稣基督放在第一位，不明了台湾情况的人，还以为基督教是国民党的‘国教’呢。”该刊还称：蒋介石与宋美龄结婚时已40多岁，直至那时蒋才成为耶稣“信徒”的。蒋、宋结合是“为了金钱而结婚，为结婚而信教”的典型例子；难道蒋介石是40多岁才束发的吗？至于“总理信徒”，如果我们把蒋介石所领导的国民党的所作所为，拿来和孙中山先生所讲的三民主义对照一下，就会发现蒋介石不但不是三民主义的信徒，而是一个三民主义的叛徒；“复兴民族文化”，这句话的中心是要说“父业子承”；“坚守民主阵容”的另一说法是紧抱美国人的大腿不放……

上述评论虽然尖刻，但也切中要害。也有舆论称：台湾当局则对蒋介石遗嘱采取了同上述看法截然不同的立场。中国国民党十一大召开时，又通过了《全党奉行总裁遗嘱决议文》，宣称：

我们誓言，坚决奉行总裁遗嘱——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以此为全党党员革命的职志与战斗的决心。承担并完成艰苦的革命任务，以上慰总裁在天之灵。

在十一大重新修订的《中国国民党党章》中，蒋介石遗书纳入党章，以使国民党员“遵行”：

总裁遗嘱所示：“实践三民主义，光复大陆国土，复兴民族文化，坚守民主阵容”四大革命任务，为总裁毕生的志事，全党同志自应奉为共同的革命职志与战斗决心，努力贯彻实现，故本草案拟予纳入总纲第二条，期以相互勉行，并使革命民主政党之涵义更为具体而明显。

4月6日的国民党中常会除了对蒋介石遗嘱作出决议外，还作出两项特殊决定：

第一项决定：“副总统”严家淦根据《中华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位，宣誓就任“总统”职。

第二项规定：对蒋经国辞职决议“恳予慰留”。

对于国民党中常会两项决议，著名作家江南发表评论称：“两项决议十分荒唐，严家淦宣誓就任，法有明文，无须常会多此一举”。“经国因父丧辞职应向新任总统提出，因行政院长非党内职务，如辞国民党中常委，那又当别论。”

蒋介石病逝的消息传到海峡对岸的北京，毛泽东虽然还在病中，然而他欣慰地笑了，两个中国伟人，他是笑到了最后。他的高明之处是他没有像蒋公一样，把位子自私地传给儿子。

空前“国葬”

严家淦在蒋介石病逝7个小时后便发表就职演讲，宣布就任“总统”。

人说有抢班夺权之嫌。

新官上任三把火。

严“总统”第一套旨令，以他牵头，有倪文亚、杨亮功、余俊贤等21位要员组成“陆海空”庞大的治丧委员会。称蒋介石的死亡为“崩殂”，这是不折不扣地把蒋介石当做了封建帝王。帝王要有帝王的葬礼。规格为台湾历史上的新高。

同时，治丧会向全岛宣布五件大事：一是全岛从4月6日起历时一个月为“中华民国”的“国葬期”。二是“国葬”期间，全岛下半旗志哀。三是停止一切娱乐、宴会及各项庆祝集会。四是蒋介石的遗体停放在国父（孙中山）纪念馆五天，供人瞻吊。五是军公教人员一律着素色服饰，并佩戴2.5寸宽的黑纱。

4月6日，蒋介石的灵堂设在了“荣民总医院”。

整个灵堂庄严肃穆。灵前有五个用素菊花组成的十字花架，代表着蒋介石基督教徒的身份。灵堂四周插了89根蜡烛，象征着蒋介石的89岁。正中供奉着他的遗体和巨幅遗像，还有他的遗言。两个大花圈立于遗像两旁，右边花圈是蒋夫人宋美龄敬献。左边花圈是蒋经国敬献。灵堂四周，包括墙壁旁，都有花圈挽联，分别是各位大员敬献。哀乐是一遍又一遍地重放，人们踏着哀乐走进灵堂，脱帽、凝视、三鞠躬，履行着仪式。

4月9日，是蒋介石灵柩移至国父纪念馆的日子。

按照风俗习惯，移灵前，蒋经国要亲自为其父洗脸、穿衣。洗脸时要一手拿镜子，一手拿棉球蘸水擦洗，其间还应口念其辞。另外是穿衣。穿衣也是有讲究的。要穿7条裤子、7件内衣，包括长袍马褂。另外还要胸佩大红采玉勋章，左右两旁佩戴国光勋章、青天白日勋章。蒋介石最喜读的《三民主义》、《圣经》和《唐诗》也被宋美龄放在灵柩之中。另有毡帽、小帽各一顶，手套一副，手帕一块，手杖一支。这些都是蒋介石晚年平日常用之物。一切准备就绪后，才能由“荣民总院”移灵至国父纪念馆。

移灵时，当灵柩离地时，孝子贤孙要先摔破老盆。当然这个老盆要由长子蒋经国摔破，摔破老盆后，蒋经国随着灵柩的向前移动，要一步一跪地臻哀。于是，他手下的一批要员官僚也就纷纷上行下效，一步一跪地臻哀。《中央日报》刊登了这些官僚一步一跪地臻哀的照片。在20世纪70年代号称民主社会的台湾，竟然出现了穿西服官员匍匐跪地“吊祭先王”的复古场面，实在是可悲又可笑。

话说移灵之后，接下来便是守灵。守灵也是有讲究的。因是“国葬”也讲“国格”。官员也讲本位，从大至小。严家淦和全体治丧大员轮流为蒋介石守灵。其间，台湾当局不知出于何种心态，还庄严地发表了《告大陆同胞书》一文，号召台湾民众，化悲痛为力量，完成蒋介石遗愿，推翻中共政权，实现中国一统。

4月16日是蒋介石的大殓日。

此仪式8时5分正式开始。

8时8分45秒，四个彪形大汉出现在现场，将灵柩的棺盖缓缓地放在7尺铜棺之上。之后，由张群、何应钦、陈立夫、薛岳、谷正纲、黄杰、谢东闵等8位中国国民党中央评议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将一面青天白日旗覆盖在灵柩之上。继而严家淦与“五院”院长、“行政院”副院长徐庆钟、“总统府资政”王云五、“光复大陆设计委员会”副主任于斌等在灵柩上覆盖了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然后，严家淦恭读祭文。

因蒋介石是基督教徒，所有礼毕后，他们还要行基督葬礼仪式，唱赞美诗，超度死者的灵魂升入“天堂”。主持追思礼拜与安灵礼的牧师是周联华先生。周联华领导读经文、诗篇第23篇，读启应文。追断礼拜结束，响起圣乐，纪念馆外鸣礼炮21响。接着随着一声起灵的长喊，蒋介石的灵柩由八位壮汉抬起，慢慢地停放在灵车之上。

灵车本身犹如装饰的花车：前身用20万朵深黄色的菊花装饰，两边各有几条白绋，车前挂一青天白日“国徽”及鲜花十字架。灵车队由99辆宪兵队开道车领前，包括“国旗”车、党旗车、统帅旗军、奉行蒋介石遗嘱令车、捧勋车、遗像车。车队后面是宋美龄挽蒋介石的大型黄菊十字架，亲戚家属随其后。再往后排是2000多执绋人员。目标是蒋介石灵柩的暂厝地——慈湖。送葬队伍长达五公里，浩浩荡荡。

据台湾报载：在蒋介石灵柩驶往慈湖的路上，当局发动了成千上万的学生在灵车所经途中跪地“迎灵”；要求沿途商户停业“迎灵”；十字路口搭牌楼，各家挂挽额；平常失修的马路和未铺柏油的路面一律要整修，害得沿途各商家和修路工人日夜赶工，满肚子的怨水无处申诉。当日，治丧委员会的大员们还想出了“路祭”这个名堂，沿路分配各机构行号另设供桌，同时规定灵车经过时不许迎灵的人们抬头正视。此外还要求民众在大典鸣炮之时，在原地默哀3分钟。

下午1时10分，安灵礼在慈湖宾馆完成。蒋介石的灵柩停放在正厅中央的灵堂上。灵堂是以漆黑光亮的花岗石建造的，长3.2米，宽1.8米，高1.43米。上镶着青天白日徽，灵台四周缀满白色雏菊。正厅东侧是蒋介石原卧室，房内一切布置保持主人生活原状。靠窗子的地方有一张深咖啡色的书桌，桌上有一架蒋介石生前使用的电话，大理石笔筒。书桌南侧有一台黑白电视机，还有蒋介石的鸭舌帽与眼镜，并排放在电视机上。北面靠墙地方有一个书架，放着蒋介石生前读过的各种书籍，墙上挂着一幅宋美龄画。在卧室的茶几上，放着一张主人生前用红铅笔写的一张便条：“能敢同能伸。”

安灵礼完成后，蒋经国对参加大殓的人员致答谢词：“先君崩逝，野祭苍哭，敬礼致哀，悲恸之深刻，与虔诚之厚意，令人万分感动。经国遽遭大故，哀恸逾恒，无法踵谢，唯有奉行遗命，鞠躬尽瘁，以报答我国同胞之至诚与厚望。”

至此，蒋介石丧礼才算完结。此次蒋介石丧事排场之大，实为台湾所空前绝后。

丧事处理已毕，国民党中央于1975年4月28日举行会议，商讨党权归属要事。会议作出三项规定：一是接受蒋介石遗嘱，并即具体规划，坚决执行；二是保留党章“总裁”一章，以表示对蒋介石“哀敬”与“永恒之纪念”；三是中央委员会设主席一人，推选蒋经国但任。

台湾当局为了“永恒之纪念”，并把蒋介石奉为反共的精神领袖，继“国父纪念馆”后，筹建“中正纪念堂”。在蒋介石病逝两个月后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小组，成员有俞国华、林金生、王永庆等16人。同年10月又成立了“中正纪念堂”筹建指导委员会。主要成员有何应钦、张群、陈立夫等25人。择定台北市杭州南路以西、中山南路以东、爱国东路以北、信义路以南之间地段为建堂基地。

新修建的中正纪念堂，坐东朝西，遥望大陆；平面用方形，以寓“中正”之意；堂顶八角，造成多数之“人”字形，聚于宝顶，上与天接，以寓“天人合一”之思想；屋顶用天坛宝蓝玻璃瓦顶，蓝中带紫；顶上有青天白日“国徽”。古雅端庄，气势磅礴。

另外，台湾当局还在台北其他地区建造了一些纪念馆，铸造了一些铜像、石像之类。此举说明台湾当局在蒋介石病逝后在寻找精神支柱。然则，无论台湾当局建造多少座纪念堂和纪念馆，竖立多少个铜像、石像，也无法改变全体中国人民心中对其的公正评价。

纵观“四大家族”的发展史，他们以蒋氏家族为生而兴，以蒋氏家族为衰而衰。在中国近代史上，他们犹如一个机器身上的零部件，各自起着不同的作用，用人们形象的话说，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应该说很深刻很形象。

第三十一章

迟暮岁月

宋美龄的晚年生活

宋美龄晚年居住在美国纽约长岛一幢别墅中。

这幢古老的住宅占地15顷，距纽约大约一小时半的车程，房子原是孔祥熙的，现为孔令侃所有，作为蒋夫人的客邸。

宋美龄返美后，生活极其恬淡。平常她侍弄花草、运动，每周固定地做礼拜，并接见岛内客人或约陪美国政界人士。由于蒋夫人沉疴未愈，加上皮肤病症依然缠身，因此，仍然有专科医生经常前往长岛为她做定期诊疗。

宋美龄有多位侍从秘书，大部分由台湾方面派出，其中有不少是蒋纬国的亲信。这些侍从除了为她安排生活、衣着、车乘之外，就是替她整理文牍之类，像宋美龄每年在辅仁大学毕业典礼中发表的致词，全由秘书做主送回台湾。另外一些往来函件，也均由秘书处理。

宋美龄多年来在美活动都不是公开性质，但不少与她熟识的人，在美国仍经常可以见到“夫人”。像台湾的妇女领袖、遗族子女，每年在她过生日时，全美的国民党军遗族子女都会从世界各处赶到长岛为她祝寿。每次要折腾两三小时的时间，但宋美龄还是欢迎他们尽兴，这是难得的天伦之乐。

根据访问宋美龄的来客说，蒋夫人对蒋公的思念，多年未减，愈久弥坚，家中到处是蒋公的照片，且宋美龄奉祭蒋公的香花长年保持清鲜。又称，宋美龄对衣着色泽的选择，多年来未变，从衣着中可以得见她依旧有当年高贵典雅的气质。

1986年10月，蒋经国在台湾去世。作为母亲（虽非生母），宋美龄不顾90岁高龄，又回到了台岛。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如在台湾电视上所见，这位备受国民党元老尊崇，仍有一定影响力的前“第一夫人”，看来哀戚满脸。母亲送儿子，也确是情何以堪！

老夫人虽坐轮椅，仍然关切世事。宋美龄回到台湾后，官邸有关运作自然格外忙碌，但蒋夫人毕竟年事已高，她说过“我将再起”！但行动已不能与过去同日而语，因而一般事务少有过问。宋美龄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据说一星期中在官邸小型教堂祈祷或阅读圣经占了两小时，周联华牧师每天不间断地主持教堂圣事，并分别以中、英文讲解教义，而每遇周三和周日，蒋纬国以及“孝”字辈的家人们，都会齐集在官邸教堂做礼拜并聆听讲道，而每周两次与家人聚会，也是宋美龄最开心的时刻。

蒋经国死后的1月27日，国民党中常会经过事前的激烈斗争，通过由李登辉代理国民党主席。蒋夫人年届90但对于此次急于推举代理国民党主席之举有不同意见。她虽年迈，却也不糊涂，她充分看出李焕的动机，看出省内外和台前幕后各种复杂的因素。急促的手段说明了背后的目的。急急推出李登辉当国民党主席，是借李登辉阻挡俞国华、沈昌焕、王惕吾，是要夺保守派、夫人派的权。李登辉在台前，李焕在幕后，因此头脑仍然清醒的蒋老夫人，立即在1月26日晚上，急急致送一封信给李焕，表达出对于此时选举国民党代主席时机不当，理当压后，应该在国民党“十三大”时决定才比较合适。

但是李焕等人经过紧急会商，决定依计进行。1月27日的国民党中常会，由与李焕关系密切的余纪忠（国民党中常委兼《中国时报》老板）主持，由于事先布置周密，俞国华在会上被人奚落，大势已去。李登辉于是顺利荣登党主席宝座。

蒋夫人返台这段期间，曾由医药学院一位中医针灸教授进行治疗，成效甚佳。宋美龄原本说要再度返回美国，直到1989年4月，将近三年，她的心愿才得以实现。

1993年，蒋夫人已经95岁高龄了，这次去美国，还能不能回来？自然是一个引人注目的谜。

此后不久，蒋孝勇举家迁往加拿大。蒋孝勇和夫人方智怡事前曾赴士林官邸向宋美龄请安并禀明移居加拿大的意愿，这位蒋家最有权威的长者向他们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这样也好，回家比较方便。”

宋美龄的“回家”二字指的是什么意思？台湾一些敏感的政治家表示：“这不禁令人想起，蒋家的老家原来是在浙江奉化。”

大陆要拍卖庐山美龄宫的传言

1993年这一年。

中国的改革开放在总设计师邓小平的统领下，正向纵深迈进。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作为中共第三代领导人，继往开来。这年初，庐山人大胆提出拍卖当年国民党在庐山的别墅群，其中包括美庐等七处。

消息一上报，令国人大哗。

一石激起千层浪。

一传十，十传百。消息传到美利坚合众国，传到宋氏家族的耳中，进而传到蒋夫人的耳中。95岁高龄的宋美龄，却睡不好觉了。两眼缝像有个小松针支着，眼望着天花板，怎么也难以成眠。

人生如梦。

爱回忆往事，已成了宋美龄晚年的一大毛病。

一生与政治联姻的宋美龄，本来晚年她曾发誓不再过问政治。可是政治像个幽灵，驱而不散。丈夫在世时，曾不时鼓吹要光复大陆，直到1975年4月5日晚11时，丈夫因心脏病复发，在台北士林官邸逝世。

1978年5月20日，蒋经国成为台湾的“总统”。他没负父志，几年下来使台湾经济上了个台阶，与欧洲同步。形势喜人。可是好景不长，经国又撒手黄泉路。白发人哭黑发人。这怎不令老夫人无限伤感呢？接着搞台独的李登辉上台，标志着蒋家王朝的覆灭。老夫人心头暗暗流泪，更多的泪是流给丈夫生前“反攻大陆”没能实现的遗言。

宋美龄参加完经国儿的葬礼回到美国长岛，曾消沉很长一段时间。宋仲虎，这位宋子安的长子和妻子曹氏断不了到姑姑的卧室劝说老夫人：要心宽体胖。过去的就过去了。我们的戏唱完了。无病是福……这才使宋美龄度过一个又一个的困难期。

此间，宋美龄再不会关注台湾的命运了。而台湾的高层人物，虽也多次访美看望老夫人，仅是礼仪之道了。

作为大政治家，宋美龄不仅反思历史，也反思自己。经历的事情太多了，亲情、政治已使她淡化，她不但活下来，而且奇迹般的好。95岁高龄的她，在外表上像50岁的阔老太，风姿不减当年。

她精通老子“清静无为”的圣言。在“有为”和“无为”中保持自己的心态平静。

晚年作画，是她的一种追求。

曾几何时，老夫人的画是被人称道一时的。并不因她是第一夫人而称道，而是那画是极有造诣的。丈夫在世时，也常常伫立在她的身边，忘情地看她作画。按丈夫的话说，那是一种享受。她笔下的花鸟极有神韵，呵一声，像能飞走似的。

宋美龄作画的营养是从母亲倪氏的艺术细胞里汲取的。当年三姊妹各有特色：大姐唱歌，二姐弹琴，宋美龄作画在孩提时都是独树一帜的。后来，由于种种政治活动和交际，宋美龄终止了作画，直到52岁时才捡起来。由临摹、写生到写意，很快那种儿童时代的艺术细胞飞速扩张起来，似乎得了某种仙风道骨，传神入画。如同打麻将一样，画画对宋美龄来说是一种消遣。不久，她的那套系列山水画，在她看来还不成功时，竟被台湾“邮政总局”偷偷印上邮票发行海外。虽是扬名，可是她并不高兴。她认为那还不是她最成功的作品。

若干年后，殊不知那套邮票成了珍品。其中一张在台湾叫价竟达5万美元。这连宋美龄都感到吃惊。

说起那张邮票，极为普通。大概是借了名人光吧！那张邮票上的山水，画面是台湾秋韵。阳明山的远影几乎没有用墨。云彩，远林，近树花果，都是工笔勾绘，细腻生动，疏密有致，活灵活现。这幅台湾秋韵的原作就挂在老夫人的卧室里，她很欣赏那块圣土。自从丈夫下世后，这幅画，还有她的新作，比如南京紫金山的秋韵，也常常进入她的梦乡。今天，她又做了个梦，那不是紫金山秋韵，而是庐山秋韵。那里更有她可回忆的乐趣……直到天亮，隔窗看到黄叶纷纷从树上落下，她才进入现实——哦，这是美国之秋。她索性又挥起笔来……

当姑娘时，宋美龄就留学美国十年。这里有她两处居所。

长岛又名欢乐岛，是她住得最久最为喜欢的地方。这里风景秀丽，四季如春。她喜欢这里的梅花，像这里冬天的雪；她喜欢这里的雨，像教堂中的圣水；她喜欢这里的雷，像教堂中沉闷的钟声。这里安静、空旷、浩渺，容易使人生出遐想，引起画兴。

她的另一处居所在曼哈顿中央公园附近。这里她不常住，但有人给她看着家。如果一年分成四季，只有冬天，这个空间才属于她。在宋美龄眼里，似乎曼哈顿的冬天比长岛的柔和。

现在是秋天，老夫人仍在长岛居住，一大早便开始作她的秋色赋……望着隔窗的秋色，她在着墨运筹钩沉着那笔下的真正的秋天。触景生情。那飘落的树叶，似乎有了灵性，更使她哀叹起人生的短暂来。

门被推开了。

侍从轻手轻脚地端来西式早点。

“夫人，用餐吧。”

老夫人转过身来，望了望桌上的早点，没有答话，仍在作她的画。画来画去，美国的秋又像是庐山的秋。她不是用艺术作画，而是用她的感觉，用她的阅历。像与不像，似像非像，正如过去的历史，给人朦胧美。

老夫人用过早点，宋仲虎夫妇便来看望姑姑来了。

“姑姑，您好。”

“哦，是虎儿。”

殊不知宋仲虎，也是儿孙满堂的人了。

“怎么，没带孩子来？”

“他们都出去了。”宋仲虎之妻曹氏回答。

“姑姑，我带来一张华文报纸，是纬国昨天寄来的。”

“有什么消息？”老夫人望着仲虎。

“大陆要拍卖庐山美龄宫等。”

“哦，有此事？”

“这报纸上写得很清楚。”

“你快读读。”

“好。”宋仲虎一字一句地读了下来，老夫人听得认真，像小学生听课一样。

宋仲虎读毕，老夫人沉默良久才说：

“我昨天失眠做梦，老是庐山的景。今早作画，美国的秋，也画成庐山秋了。你说怪不怪？”

“那是主给您老托梦了。”宋仲虎嘿嘿一笑。

“我一生信主敬主，主会保佑的。”

但是主会保佑什么，宋美龄没说出来，只能留给宋仲虎夫妇品味、沉思。

宋仲虎停了停，又道：

“姑姑，这是个机会啊！姑父当年失去的，我们何不买过来？”

“买过来，我何不想啊！”宋美龄躺在安乐椅上闭眼，沉吟良久，又道：

“买过来就是我们的吗？”

是啊，买过来就是我们的吗？

屋内又是一阵沉默。

“不扯这些啦。”老夫人收起话头又问，“纬国来信没说别的？”

“他很想来这里看您，这需要下周定。说起来纬国大哥也老大不小了。如果我没记错，大概77岁了吧？”

宋美龄点点头：“再大也是孩子嘛！你告诉他，让他下周来，我等他。”

“好，姑姑。”

李登辉给了他个“总统府资政”的头衔

深秋的美利坚合众国，不同于台北的是树叶没有变得深红。

宋美龄作画是极其认真的，视为生命的一部分。当她真正完成这幅“美国秋韵”时，蒋纬国先生奉命已从台北飞到了她的身边。

应该说蒋纬国是宋美龄在台湾的一条眼线。自从蒋经国下世后，李登辉堂而皇之地给了他个“总统府资政”的头衔。在封建社会称“太上皇”，实际手里没有多少实权。

这些年来，纬国忙上忙下，也深感蒋家王朝日薄西山了。他不想干，李登辉又不让，只好混下去。听到老夫人的召唤时，他正躺在医院输液，哎，还不是那老毛病？血液黏度高，中风先兆。每年秋季，都敲一次警钟。圣母有话，何能不去？在他和经国之间，夫人还是对他有特殊感情的，这是人人皆知的。纬国也从来不忌讳。

纬国是今早8点下的飞机。下了班机，坐着宋仲虎的接车直驶长岛——宋美龄居所。

宋美龄刚做完祈祷，坐在安乐椅上闭目养神，蒋纬国就风尘仆仆地走进来。

“亚母，你好。”蒋纬国这样称道。蒋经国是从来不这样称谓的，也许母子的关系就这样微妙。

“纬儿，你可来了？我以为你不会来了！”宋美龄抬头就问，竟问得这般奇怪。纬国知道亚母的脾气，也随和地说道：“本来，我早就想来，你不招呼我就来。可是……”

“可是什么？”

“总统要开会，我的身体还不大好。”

“总统要开会我不管。你有什么病？”

“心脑供血不足。”

“和我一样，你们年轻人要注意保养啊！”

说到这里，蒋纬国摸摸头上的白发和宋仲虎相视一下都笑了。

这时，侍从送来了茶水，纬国呷了一口，是地道的西湖龙井，大陆货，很合口味。

“我想听听台湾方面的情况，还有些事和你商量商量。”宋美龄开门见山。

“唉——”蒋纬国叹了口气，“我找你也是为这事。现在民进党那几个刺儿头越闹越不像话了，一言难尽啊！”

“是不是闹台独的事？”

“没错。”蒋纬国理了理思绪道，“最近，他们又游行又演说，把先父在台湾各处的铜像集中起来，砸烂熔化，论斤出卖。这还不算，他们还有一条宣传，排挤他族，遣返非台湾籍老兵和其他外省民众。”

“能行得通吗？”

“当然有反对者。”

“李登辉最近有何表演？”

“他说：民之愿，我之望；民之声，我之求。”

“嘿，说得好听！”此时，宋美龄也显得无奈。“我想再过若干年，他们不把你父亲暴尸街头才怪呢！”

“照这样下去，肯定会有这一天。”蒋纬国道。

“照这样说，慈湖就可以卖门票当观赏园了。”

“我也害怕。说真的，自从先兄经国下世后，李登辉上台，我就感到日子不好过。去年台北举行双十庆典时，李口喊继承先父和先兄之志，实际已经大打折扣了。他是讲给人听的，实际做的并不是那么回事！”

“凡事预则立，不预则废。你父亲的事，你考虑没有？”

“当然考虑了，但还不成熟。”

“这西湖龙井的味道怎么样？”

“还好。”蒋纬国答道。

“和它一样，我们的根在大陆。”宋美龄又道，“你父亲在世时，反复嘱咐我们，叶落归根是他的本意，葬回大陆是他的愿望。如今我们活人不能实现其志，显得无能啊！”宋美龄眼睛潮湿起来。

“亚母，这点我懂。不是母亲的无能，而是儿子的无能！”蒋纬国说到这里也激动起来，“先父一生深谋远虑，自从他踏上台湾这个小岛起，就预料到此岛只是暂且栖身之舟。事到如今，我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此事了。不光先父，还有你，再往下说，还有我们蒋家后辈。我们都是老大不小的人了。”

话到此，除了直率，只有苍凉。

宋仲虎这时站起身要走。老夫人发话了：“你也不是外人，也可发表个意见嘛！”

“我看，历史的旧账已翻过去了。还是《三国演义》中那句话说得好：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人何必吊死在一棵树上呢？！”

“你的话倒有意思！”纬国首先赞同。

“你那边大陆上还有一条线。那里情况怎么样？”

宋美龄问的那条线实际是指仲虎夫人的妹妹——大陆曹素荣女士。这是他们在大陆唯一的一家亲属。

宋仲虎答道：“去年，我夫人暗回大陆，由她妹妹陪同，玩得很开心，并且还到了溪口。”

“去庐山了吗？”

“去了。”

“纬儿，听说庐山别墅要拍卖，你是怎么看？”

“是啊。广告词上说：蒋介石失去的，毛泽东得到的，全都卖给你！”蒋纬国说，“我就是敢要也没这个胆！”

“你没那个胆，我可有那个胆！”宋美龄笑了。

“那共产党是看中了你的钱袋？”

“钱算什么？说破了还不是纸。要是共产党真有雅量，让我在大陆购一处土地，海南老家也可，溪口也行，南京更好。不论大小，我要让每一位国民党将领死后有归宿，不做流浪鬼，我有这个信心！”

其实，老夫人说的全是心里话。

此时，老夫人理智异常清醒，她不仅为丈夫寻后路，叶落归根，也为蒋家、宋家的后辈，包括她和纬国。正如她自己说的，人不能叶落归根，魂也要飘回去的。外面的风景再好也不比家。那是他们离开大陆前的一幕，他们多么留恋大陆啊！她和丈夫一起漫游雪窦山，陪他们去的还有风水先生。在风水先生的指点下，夫妇携手伫立在朝阳的山坡上，选中了一处风水宝地，前有修竹，后有山泉，准备作为未来的蒋氏墓地。人赤条条地来到世上，又赤条条地回去，还不是为了一块好地方。

蒋纬国望着亚母，似乎更明白老夫人的本意。他眼睛一亮，觉得亚母年轻起来：亚母很会保养，如今，虽是95岁高龄，依旧是一头乌黑的秀发，遮住了她没有皱纹的白皙的清瘦的脸庞，显得异常仁慈、端庄。纬国欲说什么，亚母忽然将深深埋在美式安乐椅上的身子动了动，说道：“真是人生如梦，转眼就是百年。当年，我和你父亲在雪窦山峰寻找墓地时，他那天可笑的形象至今还在我的眼前闪动。临走时，有一枝松枝挂住了他的衣服，他一笑道，连这里松树都喜欢我啊！那说话的神情我还能想象得出来。后来事情传出来，笑话我们五十出头就看坟墓，未必太早、太苍凉了。”

“临时救急，现掘井现挖坑不就晚了？”纬国颇有同感道，“我有一个艺术家的朋友，说来也怪，他家的墙壁上，挂满了骷髅什么的，每当他高兴了，生气了，爱了，恨了，回到家里，看看那满墙的骷髅，心立时静如秋水，往沙发上一躺，扳着手指头平静地告诉自己：又少了一天。”

“挺有意思！”老夫人眨眨眼，摇晃了一下脑袋，“超脱好啊！即便像我这样的高寿，活一辈子还不是三万多天而已。难怪我们还来不及反思，就要匆匆忙忙为死做准备。”

“人活七十古来稀。我们的日子都数得着了，您老95，仲虎71，我77，还能不能再活十年，我看都是个未知数。即便再活十年，又该如何呢？”

“纬国兄，别说这些了，说些高兴的事吧。”宋仲虎插言道。

“见了亚母，一高兴什么话都说出来了。”

“纬儿，今天是我们谈话最长的一次，我有些疲倦。我问你，什么时候返回台北？”

“如果没别的事，我顺便在这里看看病，老担心自己会得脑血栓，一夜之间身体不能动弹了，那种活比死都害怕……时间还定不下来。”

“纬儿，你怎么也有这种奇怪的想法？”

“我也有预感啊！”

“好。咱们休息吧。想病有病，不想病病无啊。”

老夫人在侍从的帮助下，上床休息去了。

蒋纬国和宋仲虎又攀谈了一会儿，也各自休息了。

这次会谈，实际上达成了某种默契。在前也有这种默契。

在宋老夫人的默许下，海外的蒋家已开始向大陆放一些试探性的气球。先是蒋经国的庶出二公子章孝慈到桂林祭扫生母章亚若的墓地，受到大陆方面的热情接待。章孝慈那篇祭母的祷文，堪称一篇精制的散文，使人听后无不落泪。后来孝慈由于激动，犯急病在北京住院，两岸红十字会携手合作，将孝慈送往台湾荣民总院治疗，大陆方面还派员前往探视，同胞之情可圈可点。1994年，大陆还拍下了《蒋经国和章亚若》电视连续剧。但孝慈被送到台北，已成植物人了。

后是蒋经国的大儿媳徐乃锦女士，通过秘密渠道回大陆观光，主要是安排蒋家子孙回浙江奉化祭扫蒋介石生母王太夫人陵墓之事，更重要的任务，乃是探询蒋氏父子的灵柩迁葬故里之事。

再是蒋纬国回台北后，接到大陆亲属曹素荣、李劲祥“计利应计天下利，求名当求万世名”的亲笔信，欣然命笔，写下了“和平统一，振兴中华”八个大字，赠给其亲属。他一再向其亲属透风：“只要有机会，我一定回大陆。”直到1995年元旦，江泽民总书记又提出了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人称“江八条”，给海峡两岸的和平统一带来了光明。

宋老夫人密切关注着这种局势。作为大政治家，她要拥有一生的辉煌，更感到时间的紧迫。不久，孔二小姐不幸早逝，作为“养母”，白发人哭黑发人，又一次使她陷入痛境。从台北奔丧后，她隐隐约约地感到上帝留给自己的时间不多了。可她要驾驭形势也难啊！

老夫人正在着急期间，又有一个人从台北心急火燎地飞到了美国。

此人叫郝柏村，是国民党非主流派领袖人物。

郝柏村也是日子不好过，特来美国找夫人诉苦的。

说来也窝火。这些年，郝柏村在台湾权力屠宰场上连连挨宰，先是军职被革，继而“行政院长”一职又被李登辉巧妙地弄掉，现在的处境，还不如蒋纬国。

为打赢这场最后的“圣战”，郝柏村左思右想，决定飞往美国，向蒋家树上最后一枝老干宋美龄求救，希望这位精神领袖发出行动与精神结合的最后召唤，给予援助。

宋美龄听了后，摇摇头说：“韩非子有这样的话：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他讲的这个气力，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权力。不在其位，难谋其政啊！然而，你我现在所没有的，恰恰是权力！懂吗？”

郝柏村恍然大悟，叹道：“现在李登辉正在权力的顶峰上，我们看来是鸡蛋碰石头，必败无疑了。”

“只能如此。”宋美龄忽然仰起脸，直视着郝柏村，“你就准备这样，退却？”

“退却，我倒不甘心！”郝柏村在松软的苏绣地毯上踱了几步，老太太低沉而执著的声音，虽带有未卜先知的意味，却也在鞭打着他坐以待毙的无援情绪。是啊，自蒋公去世之后，老太太既不为政治而活，也不为信仰而活，似乎她活下去的唯一目的，就是为了求证：一个越来越老的老太太，仍具有作为一个人而不是一个偶像的价值。

郝柏村也是聪明之人，经过一番思索，他的心似乎与老夫人的心获得了某种默契，很有信心地说道：“夫人放心，我不会等待，也不会退却。我会按照自己的意愿去做，不成功便成仁！”

人毕竟老了。宋美龄疲倦地做了个表示同意的手势，那种似乎过时的优雅，使“中华民国”的前行政院长有些伤感。他向老夫人行了个生硬得几乎疏远的军礼，便急忙告辞了。他一边往外走一边后悔，老太太并非人们精神层次上的最后神祇，她仍然是她自己。

郝柏村回到台北之后，亲自披挂上阵，大有日本武士道精神，把国民党十四届全会作为最后的生存保卫战，一反老辈非主流派采用的宫廷阴柔权术，深入校园，走访侨界，以唤起特定族群的危机感、使命感，做最后的拼搏。可是终以势单力薄、实力不足而失败。宋美龄听到这个消息，连连叹息不止。

面对美国国会的邀请函，作为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见证人，老夫人着实一阵激动。

花开花落，1995年春季的一天。

宋美龄收到了大陆亲属曹素荣打来的长途电话：大陆中华民族影视中心要拍摄老夫人的20集电视连续剧《美龄春秋》（编剧为本书作者），外孙女李坚小姐要饰演夫人形象。问夫人有何见解？宋美龄忙说：“感谢，容我考虑考虑。”大陆要拍她的电视剧，说明大陆人民还没有忘记她。这是她感谢的理由之一。另外，她又担心大陆能公正地评价她吗？于是变成了容我考虑考虑的口气。

宋仲虎懂得姑妈的心理，等老夫人放下电话后，便走上前去，直言快语地说道：“人家拍你的片子是抬举你。你担心不公正，人家还没拍，你咋知道不公正？再说不公正外孙女能出演吗？我看真正不公正的还是台湾方面。”

“外孙女李坚要饰演我，你认识她吗？”

“她在美国攻读医学博士，前天还到家里来，长得很俊，很像你的样子。”

“再来，一定要引我见见这个外孙女。”宋美龄动心了。

不久，老夫人又接到美国国会邀请函，在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50周年之际，特邀她到国会演讲。

面对这封邀请函，作为当年反法西斯战争的见证人，老夫人着实一阵激动。

历史没有忘记她。

人民没有忘记她。

这是一种荣耀，她欣然接受了邀请。

1995年7月26日，那是个阳光灿烂的日子。

国会山庄以它特有的豪华，迎接了她。

多尔参议员，西蒙参议员，还有上百名记者，早早地汇到了这里，聆听历史的回声。他们一个个西装革履，风度翩翩。

宋美龄，这位当年反法西斯的英雄，经过刻意一番打扮，风度翩翩，倒像五十多岁的样子。她身穿黑色旗袍，勾画着她匀称丰腴的体型和线条美；一条肉色的丝筒袜，体现着她的肤色美；脚下的一双精制的美式黑色放着亮色的高跟鞋，又显出她的贵夫人的优雅；一头黑色的波浪卷发，衬托着她那清瘦白皙的脸庞；尤其她那黑色缀着宝石的大披肩，给人以风度的点缀。有谁相信，她竟是位近百岁的老人呢？

上午9点，宋美龄在其侍从和宋家亲属的陪同下来到国会山庄。当她一出现在大厅门前的时候，似乎提醒人们一个历史时刻到来了。肩扛手提摄影器材的记者们蜂拥上去，争相拍摄。

宋美龄目扫一周，挥挥手，甩下侍从的搀扶，自己一人走向主席台的座位。

也许是高兴，她脚步轻盈。随着人们一阵掌声，她记起当年她也是这样走向国会演讲坛的。

宋美龄来到自己的座位，在掌声中再次向众议员挥挥手，做了一个抛吻的动作，然后落座。

她把黑色的缀着宝石的披肩，从肩上取下来，顺手折叠了一下，移动一个位置，盖在自己双腿膝盖处。这一切动作完后，她面对观众微笑，风姿绰约，不减当年。

掌声中，人们再次对这位历史老人的到来表示由衷的敬意。

当年，在这里，她通过自己的精彩演讲，赢得了国会的支持；今天，她又在这里，再叙昨天的友谊。

主持人开场白过后，宋美龄开始她的演讲了……她没有站起来，而是坐着，人们充分理解她。此时会场还有几个百岁老人呢？

她用流利的英文演讲。

她的演讲，不像当年战火中带有激情，倒像一位仁慈的老太太在讲述一个久远的故事。她的演讲，精彩动人，像一篇优美流畅的散文。

多尔参议员，西蒙参议员，女士们，先生们：

首先，我感到幸福的是，你们还记得我这位来自你们战时盟国的一位中国老朋友。

1943年2月18日，应美国国会邀请，我曾在美国参众两院发表演讲。那时我说过，我在儿童时代便来到美国，在这里读完大学，度过了我的青年时代，所以我把美国当做第二故乡。今天再来到这里感到非常高兴。（掌声）

让我们来共同回顾从1937年到1945年的岁月。1937年7月7日，日本发动了对中国的全面侵略战争。在日本侵略的头四年半的时间里，中国是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独自抗战的。直到日本军队在1941年12月7日偷袭珍珠港之后，美国第七十七届国会才向日本宣战，从此中美两国才结为同盟国。由于我们两国的共同努力，为在1945年赢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胜利奠定了坚固的基础。（掌声）

今天，在我们共同纪念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五十周年的伟大历史时刻，我不能不回忆那次战争的悲剧以及那充满血与泪的年代；同时，我也没有忘记中美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所表现出来的英勇气概。我愿借此机会，衷心感谢美国人民对中国在精神和物质上的支持。（掌声）

最后，让我祝愿各位健康、快乐和幸福！

上帝保佑你们！

宋美龄的演讲足足持续了十分钟，这对一位97岁高龄的老人是多么不易啊！十分钟的演讲，有三次被掌声打断。最长的掌声达三分钟之久。

当来自大陆的亲属——李坚小姐，把鲜花献给姥姥时，她再次拥抱了李坚小姐。“听说，你要出演我的形象，谢谢你。”

李坚小姐也为姥姥的认同而高兴：“姥姥，我要让你美的形象永留人间。”

“好，宋家的姑娘有志气。”

……

历史不会忘记。

请记住，1995年7月26日，这是迟暮岁月中的宋美龄最为快乐的日子！历史与辉煌同存。百岁美龄尾章1997年3月20日，宋美龄，一位世纪老人迎来了她的百岁华诞。

弹指一挥间，岁月白了头。百年光阴在宇宙间犹如白驹过隙，但对于人生来讲，她有几多感怀，几多彻悟，几多欣喜……

历史注定这个20世纪的初期不平常。

地处中国近代产业繁荣中心的上海港，忽然热闹起来。港口挂着星条旗的美国远洋邮轮不甘寂寞地拉响沉闷的汽笛，似在催促远行者踏上旅途。

汽笛再次拉响，它以激荡的长啸宣告一段历史的艰难启程。邮轮迎着霞光，乘风破浪，很快驶入公海区。10岁的宋美龄和姐姐宋庆龄倚窗而坐，望着远逝的故土，心有依依之情。

她们清楚父辈的希冀——远涉重洋，接受西方文明教育，以图拯救衰落的中国。

宋美龄在美国一待就是十年，按她的话讲：“除了我的脸蛋属于东方，其他的都西方化了。”

后来历史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和嘲弄，她做了国民党右翼势力代表蒋介石的夫人，而二姐宋庆龄成了孙中山的夫人、共产党毛泽东的追随者。于是，中国现代史变成了两位世纪强人的争斗史。政治把她们姊妹分开，政治又永远割不断这种亲情。苦恼和煎熬相伴了她的一生。

宋美龄自1970年以看病为名客居美国后，这中间她曾遭受到一次次丧亲的打击：

——1971年4月，大哥宋子文在一次友人宴会上一块鱼骨梗喉，突然晕倒，命归黄泉。

——1972年7月，大姐宋霭龄又闭上了双眼。

——1981年5月，当二姐宋庆龄逝世的唁电，越过大洋，发往宋美龄寓所时，84岁高龄的宋美龄已痛不欲生——政治是无情的，但作为一个人孰能无情？

遗憾的是，6月1日，台北电报局对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的“加急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接受”。

更令宋美龄不可置信的是，步入九旬高寿之后的她，不得不面对着对于一个老人来说最为残忍的“白发人送黑发人”的噩梦。

——1988年1月，继长子蒋经国逝世，终年79岁。接到噩耗，宋美龄悲痛得说不出话来，立刻驱车前往官邸探视，此后四天不思饮食。举行追悼仪式时，她坐着轮椅从侧门进入灵堂，哀戚满面。母亲送儿子，怎能不令人心碎！

祸不单行。蒋经国逝世后仅一年，1989年4月，长孙蒋孝文病殁于台北，终年55岁。对于刚经历丧子之痛的宋美龄无异是雪上加霜。

接着，次孙蒋孝武于1991年7月因急性心脏衰竭而英年早逝，年仅46岁。

——1996年2月，多年未能认祖归宗的蒋经国之子章孝慈中风卧床。一年后因肺部感染逝于台北“荣总”医院，终年55岁。

——1992年夏，宋美龄的外甥孔令侃亦辞世。

——1996年底，蒋经国最后一个儿子蒋孝勇病故于台北。白发人送黑发人，宋美龄的悲痛更是无以复加了。

这一切，为独居美国的宋美龄的晚年笼罩了一层层阴影，也罩上了一层层惆怅。

百岁华诞前，蒋、宋、孔氏家族的儿孙们，还有当年宋美龄精心培育的“遗族学校”的子弟们，借祝寿团圆之机，同夫人商议，一定要好好庆贺庆贺，办得体面、热闹。

谈到祝寿规模时，宋仲虎道：“人生难得百岁。要搞，就要热闹点，亲朋政要齐聚纽约，我算了算，少说也有千人。”

宋美龄说：“搞祝寿我不反对，规模不能太大，太大了，你们吃不消，我更吃不消了。台湾那方面就不要多请了。规模控制在60人左右为好。”

“按老夫人的意见办，只要夫人满意，我们也一百个满意。”宋仲虎立时改了口。

殊不知，老夫人控制规模还有另一层意思，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1999年澳门也要回归中国，台湾问题不能不使她心烦。作为台湾国民党第三代领导人的李登辉也靠不住。

晚年的宋美龄，她把自己的一切交给主了。平时除了读报、看电视外，空闲的时间多半选择自己爱好的书籍阅读，她主要喜欢历史、传记之类的作品。此外，多半是练习书法和绘画。一切顺从自然。1985年，《海外侨报》载文报道她在美生活时称，据宋美龄的一位“随从秘书”说，宋“生活有规律，饮食和睡眠以及运动都适当节制，但因患乳腺癌，两乳皆已实施切除术”。她经常阅读、写字，且勤于画画，身体很好。

除了身边的十余个侍从人员和护士，宋美龄在长岛的寓所显得宁静。访客除了偶尔一来的台湾客人，主要是宋美龄旧时的美国友人，经常相处的是她在威斯理安女子学院的同学艾玛·米尔丝女士，她是宋的常客，经常陪老同学聊天，回忆旧时的学校生活以疏解老友的寂寥。每年，最热闹的时候就是她的生日。这一天，生活在全美各地的国民党军队遗族子女都赶到长岛，每次祝寿起码要折腾两三个小时。人老了爱热闹，宋美龄总是让他们尽情欢乐，尽兴而归。这对于没生过孩子的宋美龄来说是一种莫大的安慰。

亲属中经常来看她的是外甥孔令俊、孔令杰和居于旧金山的蒋孝章一家，有几个曾孙辈有时也偶尔和她住在一起。此外，蒋纬国也曾若干次代表蒋经国捎信问安。

以九旬高龄寄寓他乡，浓郁的乡思乡愁之情更是宋美龄难以抑制的。因此，她对于台岛局势甚为关心，除时常以电话形式与岛内保持联系外，每有台湾访客赴美，她必请求接见，既求了解岛内状况，也为消减乡愁。

一向深居简出的宋美龄，99岁大寿后，还欣然接受了纽约大都会艺术馆的邀请，出席从台湾送来的450件中华文物珍宝的预展仪式。当宋美龄由护理人员搀扶着出现在大都会艺术馆大厅时，聚集在那里的记者和人群发出了快乐的惊呼声。老夫人虽然行动已不太灵便，但精神依然饱满，全然不失往日的风采。她兴致盎然地参观了从台湾运来的参展文物，有时还从轮椅中站起来，走近些看。

周围聚集了很多记者和人群，但都十分礼貌地给她让路。宋美龄的神态自若。大都会艺术馆馆长菲力普·蒙特贝罗邀请她共进午餐，她也愉悦地接受了。蒙特贝罗对宋美龄99岁高龄所表现出来的风度惊叹不已，说：“她是个贵夫人，一个镇定自若、宁静祥和的人。”

3月20日，宋美龄在期待和祈祷中终于在纽约长岛寓所中迎来了她的百岁华诞。

早在半个月前，侍从们已把周围的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宋美龄的新作诗画已悬挂在迎客厅；岛内花园，修饰一新，常青树已被花工修剪；高高的喷泉流光溢彩，迎春花争奇斗艳；和平鸽在草坪上安然起落；听鹂亭百鸟朝凤……步履不便的宋美龄老人，在侍从的护理下，坐着轮椅，到外指点一遍，直到她满意为止。

百岁大寿，一切都是按照老人的“控制规模，不搞声张，外松内紧”的原则进行的。为了不影响老人的休息，仪式放在上午9～10点两个小时内结束。

3月20日，这一天一大早，老人在侍从护理下早早起了床。她破例穿戴一新。一身着装，均为黑色，包括她那戴有披巾的旗袍裙。虽说百岁，还是贵夫人打扮，使人感到庄重、高贵、威严。

做祈祷是宋美龄老人一生的习惯，说来是从父亲宋查理那里继承下来的。宋查理作为西方基督教东方传人、中国民族工业创始人、中国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的财政部长，把自己的一切也传给了自己的子女，包括他的处世和人生哲学。

宋美龄带着她的仆人祈祷着，这在仆人眼中已司空见惯。

世纪的风霜无法掩盖她的美丽；岁月的沧桑无法消去她的辉煌和神秘。

9点钟，各路来宾陆续而至。站在门口迎宾的小姐一个个彬彬有礼。被收下礼物的客人一个个登堂入室，向老夫人祝寿贺喜。此时的宋美龄，先是坐在轮椅上一个个地握手，表示长辈对后辈的关怀；等客人来多了，来不及握手，老人随时打一个飞吻，报一个微笑，表示心领神会。在客人眼中，老人乌发依旧明亮，丝毫不乱地梳向脑后，盘成东方女性特有的发髻；她的面庞清秀白皙，在柳眉朱唇的衬托中，俏鼻高耸，流露出贵夫人的高雅和慈祥。特别是面对来客中的小客人，更透出她这位隔辈人的爱怜。与他们合影，分给他们糖块或小礼物。于是蒋、宋、孔氏家族的36位曾孙们，便反客为主，成了这场祝寿仪式中的主角。

宋美龄热爱孩子，孩子敬爱奶奶。让欢乐留给孩子，让希望留给未来。宋美龄高兴了，高兴中的宋美龄还与孩子一起唱起了歌。

镁光灯在闪烁，客厅热闹非凡。直到厨师们跑来，向夫人汇报饭菜已备齐妥，在孩子们簇拥下，宋美龄才进了家宴厅。

家宴以中国风味为主，也有少量西餐。在喜庆的气氛中，客人们依次入座。

“大家安静，请老夫人讲话。”主持寿宴的宋仲虎道。

全场静了下来，宋美龄举起酒杯道：“我没啥可讲的，薄酒一杯，千言尽在酒中，望亲人吃好喝好，心宽体胖。”

老太太的讲话把家宴推向了高潮。频频的碰杯声、祝寿声、欢笑声交织在一起。这一天——1997年3月20日，作为宋氏王朝的代言人的宋美龄，度过了她的百岁寿诞。

尾章

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公元2003年10月23日。

美国东部时间的深夜。

这天傍晚时，天下了一场蒙蒙细雨；当夜幕拉下的时候，天穹格外的高，星星格外的亮。人们在地面一颗一颗地数着星星，冥冥夜空，曾给人多少神秘和遐想；蓦然间，一颗流星从天王星座间滑落，拖出一条长长的发光的红尾巴，在天穹中划了个美丽的弧形休止符，消失在远远的天边。恰在这时分，宋美龄——这位被中、美两国人民公认的著名女士，在纽约长岛家中，在睡眠中的深夜，静静地无痛苦感地停止了呼吸，享年106岁，终于走完了她叱咤风云、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路和人生美丽。

翌日，宋美龄的追思大会在她生前选择的豪华的费尔大教堂中举行。豪华的教堂进行了一番新的布置。宋美龄的遗体停放在万花丛中。被整容的红红面颊，风采依旧。在众基督教徒的赞美诗的朗诵中，在人们的声声祈祷中，她的灵魂升天化夷，还有她那遗体，全都交给她一生信仰的“基督主”。

宋美龄走了，走得悄悄，生怕打扰她周围的人。

宋美龄走了，走得匆匆，连自己的后事都没有时间交代一下。

一周前，宋美龄还在她的案前挥毫作画，那是一幅丹青牡丹画，栩栩如生。她画的不是红牡丹，倒是一幅白牡丹，白得纯真，白得透亮，白得质感，白得可爱。知情人士曾说，蒋夫人宋美龄从不画白牡丹的，可是她在临终时的人生丹青交卷却是幅地地道道的白色牡丹，这也许是天意的安排，或是她对人生的所悟。

有人回忆说，蒋夫人在作白牡丹画时，娘家侄宋仲虎（三弟宋子安的儿子），带着当年遗族学校的三个子弟给老人家问安时，她说身体很好，没有什么不适。宋仲虎问她有什么事没有？有没有要交代的？也许老人还沉浸于她的爱画中，答非所问地说，人生万事皆为空，画画是我的第一要务。这画我要送一位远方的朋友，你看好不好？仲虎说，姑姑的画像姑姑的人一样，天下第一美。

听了晚辈人的夸奖，宋美龄笑了，仲虎和他的三个朋友也都笑了。

姑姑留给宋仲虎的最后一面是她在作画——一幅白得质感的白牡丹。

宋美龄“大限”的前一天晚上，保健医生还问她今天吃得太少了，是不是哪里不舒服？她却说还好还好。医生劝她早点休息。谁知这一躺下，竟成了她人生的终点。

宋美龄驾鹤西去了，一生不甘寂寞的人终于寂寞了。

宋美龄驾鹤西去了，一生不甘人后的人终于人后了。

她的灵魂升入了天堂，她的传奇人生留在了人间。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乔纳森·芬比著：《蒋介石传》，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年1月版。

杨耀建著：《宋氏姊妹在重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2月版。

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9月版。

哄鸣著：《蒋家王朝》，香港中原出版社1986年版。

寇维勇、詹长皓、蔡涛萍编著：《宋美龄传》，系台湾风云书系18。

斯特林·西格留夫著：《宋家王朝》，澳门星光书店1985年版。

陈启文著：《宋美龄》，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8年7月版。

蒋经国著：《我的父亲》，（台湾）正中书局1976年3月版。

台湾蒋总统集编辑委员会编辑：《蒋总统集》，（台湾）国防研究部1961年8月版。

日本产经新闻古屋奎二编著：《蒋总统秘录》，（台湾）中央日报社1977年8月版。

《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10月版。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江南著：《蒋经国传》，中国友谊出版公司1984年11月版。

唐人著：《金陵春梦》，北京出版社1983年4月版。

《宋庆龄选集》，人民出版社1966年版。

姜念东等编著：《伪满洲国史》，吉林人民出版社1980年10月版。

序　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三部曲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看好并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军人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了社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腐败不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有言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将不国，山河破碎。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概就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他的祝贺。

二〇一二年秋月

引言

宋查理逝世

1918年5月3日凌晨3时，一颗流星在冥冥长空中，画了个休止符，坠入天际……

宋耀如，又名宋查理，终于走完了他的人生，享年55岁，身着白衣白裤，静静地躺在上海虹口区的基督教堂里。

偌大的基督教堂，肃穆庄严，四周摆满了鲜花、绿树、长青藤；一条条白色的长幡顺着教堂的四壁垂挂下来，上面书写着生者对逝者的追思和称颂。教堂正面墙壁上方端正地挂着耶稣的圣像和十字架。宋查理躺在木板上，一幅白布长单覆盖着全身。超度灵魂的教徒们，跪满了教堂每一个角落，黑压压一片，他们朗诵着《圣经》和哭灵歌，祈祷仁慈的上帝保佑。

在宋查理遗体四周，有肩披黑纱、胸戴白花的宋氏三姊妹和身着黑色西装的宋氏三兄弟，像所有教徒一样，口诵《圣经》和哭灵歌，在为死者超度亡灵——把躯体留给大地，让灵魂升入天堂。

这年，三姊妹中的大姐霭龄25岁，已与山西首富、孔圣人七十五代孙——孔祥熙完婚，移居山西开办银号。

二姐庆龄23岁，虽没有征得父母的同意，但已与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结婚。

只有小妹美龄，芳龄19岁，刚刚留学回国，尚未婚配，正在上海热心从事基督教女青年会的活动，并成为该市参议会童工委员会的第一位女委员。

宋氏三兄弟中的大哥子文，时年21岁，已从美国哈佛大学学成回国，由父亲推荐，在江西安源煤矿集团实习。

子良、子安还在哈佛大学就读。不过，他们已长大成人。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

父亲逝世的噩耗，犹如晴天一声霹雳，传至全国各地、大洋彼岸，三姐妹、三兄弟，不辞劳苦，像鸟儿回笼一样地飞回了家。

本来，宋查理的胃癌，在年初已被胜德医院（美国人开办）检查出来。家人没有把这个不祥的结果告诉宋查理。宋查理虽不知是癌，但从家人的表情上已预感到病情的严重。

宋查理胃痛日益加剧，进食愈来愈少，常常是吃进去又吐出来，每天只能靠输液保证营养，维持生命。

残阳如血，从窗口射进来，映在病床上、映在皮包骨头的宋查理痛苦的脸上……宋查理苦不堪言，想到了死，想到了不久将要离开人间。妻子倪桂珍轻轻地抚摸着他的额头，望着丈夫痛不欲生的样子，心想：我一生信主信教，从未做过伤天害理的事，上帝啊，你为何不来挽救我的丈夫？

“把孩子们召回来吧？”倪桂珍征求丈夫的意见。这已是第七次了。

“不！”

痛苦中的宋查理再次摇摇头，他有他的想法。

妻子只有把眼泪汩汩流入心底。丈夫倒下，犹如房子倒了顶梁柱。作为家长，她让美龄向子女们发出了父亲病危的通知书，召回大洋彼岸求学的子良、子安和江西安源的子文、山西的霭龄、广州的庆龄等。

先是大姐霭龄偕同祥熙带着长女令仪赶来了。

霭龄进门道：“爸爸，我和祥熙来看您老了。”

宋查理睁开了眼：“谁让你们来的？”

“……”

“你们怎么知道我患病？”父亲的目光直逼长女。

霭龄忙改口道：“我和祥熙去青岛谈一笔生意，顺道路过上海，才知您病了。”

“我的病很快会好的。我一生信仰基督，救民救世，上帝不会接受我的。”

“爸爸，您一生功德无量，亏心事与您无缘。为人为事，我们当子女的学到不少。好人长寿，我相信主会保佑您的。就连令仪也说上帝不会召回您的。令仪，你说是吗？”孔祥熙也插话道。

“姥爷，我也信基督啦。”令仪小脑袋一歪，甜甜一笑。

“好乖乖。”查理抚摸着令仪的头，透着隔辈人的爱，接着问孔祥熙：“生意怎么样？”

在生意场上，查理与孔祥熙有一种不谋而合的天缘。也许这就是他选择乘龙快婿的真正标准。

“爸爸不是告诉我们要先做人后经商吗？祥熙虽有大志，始终不敢忘记做人交友的宗旨，我的银号（银行）已发展成山西老大，令阎锡山刮目相看。当年你给我谈这番话时，那时我们银号才排第七。”

“好，好！”病中的宋查理第一次露出了微笑。

宋老夫人说：“祥熙，你来，爸爸的精神就好多了。”

孔祥熙咧嘴一笑：“那我今后多来，只要能给爸爸带来好心情。”

宋查理又道：“民有、民治、民享，是我和孙文一生救国的目标。孙文败而不馁，我却身体不支，往后你们要多支持他。我这个人一生不求官，只为民。当年孙大总统给我官职我不要，这在常人眼里是不可思议的，但它体现了我们基督徒做人的宗旨。你们银号做好了，将来也当查理第二吧！”

“我和霭龄可比不了爸爸。不过，我们坚决按爸爸的意愿努力去做。做好做不好是一回事，尽心不尽心又是一回事。我们力求尽心尽力，至善至美。霭龄，你说呢？”

“爸爸，你好好养病，三姐妹我是老大。在我们基督徒的家庭里，我虽然比不上《红楼梦》里的王熙凤，但我做个王熙凤第二不行吗？”

宋老夫人道：“你这个疯丫头。从小看老，这么大了说话还不把门儿。”

“我就是我，爹娘生的，改不了！”霭龄说完哈哈笑了。

“别说笑话了。霭龄是老大，自己的事了结了，还得为弟妹操心。”宋查理又道：“要说我这一生，虽没有看到国富民强及三民主义的实现，但我养育了6个可以值得骄傲的儿女，出洋的出洋，留学的留学，长了见识，现在虽看不出什么，日后报国，必是国家栋梁之才。即使我现在离去，我亦欣慰了！”

……

接着，庆龄亦从广州赶来了。

孙中山因护法运动失败，情绪受到打击，病倒了，只有她单独到来。

“爸爸，我来晚了。”庆龄扑过去伏在爸爸的床头，双腿成半跪式。

宋查理喘着粗气道：“原先是不想打扰你们的。这两天我好像有一种不祥之感，又迫切想见你们。你来了就好了。逸仙怎么样？”

庆龄泪水潸潸：“护法失败，革命屡遭挫折，即使再坚强的人也难免心酸。前些日子，他也病倒了。”

宋查理点点头：“以前，我也有对不住你们的地方，对于你们的事冷静不足，冲动有余，现在想起来，很内疚。逸仙有病，你应尽快回到他身边去，替我道声歉。另外，你也应该照顾好他。中国革命离不了逸仙，他身体的好坏，关系到国民革命的希望啊。”

庆龄揩揩泪水：“爸爸，过去的事您不要提了。我们作为晚辈也有对不住您的地方。我们知道，爸爸一切都是为女儿好。”

“庆龄，莫哭。庆龄，莫哭。你还是尽快赶回去，逸仙那里离不开你。”

“不，我欠爸爸的更多。请答应女儿，让女儿陪您三天。”庆龄再次擦擦泪水。

“好吧。”宋查理理解女儿一片孝心，没再催，接着又道：“爸爸一生做了三件事：一是传教布道，二是支持逸仙革命，三是经商富国。这三件事互为因果，也许是上帝对我一生的安排。人不能为名，为利，为色，为情。执著于名，乃有为邪道，如名于世间则必口善心魔，惑众乱道；执著于钱，乃求财掺假；执著于色，则与恶者无别，口念圣经又贼眼相看，与道甚远，此乃邪恶之人；执著于亲情，必为其所累、所缠、所魔，搅扰一生，年岁已过悔已晚也。”

“爸爸，您说的这些女儿都记在心里了。”庆龄道，“逸仙的事业，也是我的事业，女儿要尽毕生精力去为之奉献。”

宋查理点点头：“也许我看不到胜利之日了。不过，我相信，当我灵魂升入天堂时，我会看到大地上的一切。愿仁慈的上帝保佑你们。”

……

遗憾的是远在大洋彼岸的宋子良、宋子安两兄弟结伴回国时途遇海风，路上耽搁数日，没能亲自聆听父亲的教诲，与其话别。

庆龄和查理相见后的第三天，癌魔竟向宋查理发起了致命的攻击。据胜德医院X光摄片分析，癌魔迅速扩张，肿瘤已占据胃内4/5的空间，内部出血。宋查理陷入了深度的昏迷状态。

夕阳西下，死神笼罩着病房。

主治大夫向宋氏家庭发出了病危通知书。当宋老夫人代表家属签字时，她颤抖的手竟握不住笔。最后，还是美龄代替妈妈签了字。

死，并非死者的痛苦，而是生者的痛苦。

5月3日，这一夜下着小雨，刮着北风，老天爷似在为宋查理送行。

3时，天还是一片漆黑的时候，病房便传出了三姐妹和宋老夫人的哭声。

宋查理抢救无效，终于走完了他历经坎坷、奋斗不息的一生。

宋查理的葬礼分为两步：一是宋氏家庭小范围内的葬礼，二是社会公开的葬礼。经过数百名教徒三天的祈祷，据说宋查理的遗体由僵变软，痛苦消失，面目安然，遗体变软的瞬间，多日不开的天空出现了彩虹。

宋查理在上海病逝，引起全国各界人士的震惊和痛惜。5月6日晨，宋查理的遗体被抬进万国公墓入葬，上海各界敬送花篮挽联，有近万人前往参加遗体告别仪式。人们悲痛欲绝，恸哭不已。葬礼隆重庄严，超过公墓中安葬的任何一位死者。

一位学者曾经说过：“在中西价值冲突、是非复杂的19世纪中叶与20世纪初叶，宋查理先生可以说是最少争议性的人物，也是最普遍受敬仰的人物，颂扬他的文字何止千百言。但他名扬天下，谤则未随之，这不能不说是20世纪中国伟人中极少数例外之一。”

孙中山说：“宋先生一生高风亮节、和平敦厚，蔼然使人如沐春风。”

蔡元培则写道：“宋人谓：见程明道如从春风中。与宋先生交往，殆有此风象。”

这充分说明了宋查理先生有一种非常人可比的人格魅力。宋查理一身兼有东西方两大文化之长，一是中国传统圣贤之修养，一是法兰西革命中标榜自由、平等、博爱之理想。他对西方理性精神的执著追求和对中国读书人刻意修身养性传统的诚心恪守，是造就其高尚人格的基本因素。

有学者研究宋查理身上蕴藏着什么力量，能赢得如此广泛的拥戴和各界的称誉？结论是：“他身上凝结着中华民族最宝贵的民族精神和亲和力。”

宋查理离去了，他身后留下了杰出的宋氏三姊妹和不甘人后的宋氏三兄弟。在中国近、现代史上，基于他们自身的素质，各自选择了不同的道路，在政治、经济、社会上扮演了重要角色，施展自己的才华，影响了一个世纪的中国。写中国近现代史，非写宋氏家族不可。所有这些都离不开宋氏家族第一人——宋查理——一位神秘传奇的父亲。

第一章

神秘家世

宋氏家族不姓宋

海南文昌的宋氏祖居坐落在离文昌县城30多公里的酒镇古路园村。一片小丘陵上，生长着郁郁葱葱的热带雨林，更有龙眼、荔枝、芭蕉、杨桃、木菠萝，这些南国花木呈现着完全不同于北国风光的奇姿异彩。高大的椰树和槟榔参差其间，迎着海风，像振翅欲飞的大鹏。红覆翠盖之下，掩映着一处小巧的房舍。门楣上挂着邓小平亲笔题写的“宋氏祖居”匾额。祖居坐西南朝东北，好像日夜翘首相望着先祖所迁来的大陆方向。进得门来，左边有两间住房，青砖砌墙，椰木桁架，室内陈设着淡黄色菠萝木老式家具。1866年，被称为宋氏家族第一人的宋查理就出生在这里。

不过，初生的宋查理既不姓宋更不叫查理。他是地地道道的中国血统，韩姓子孙。关于海南他们韩家这一支，历来众说纷纭。最早的说是秦始皇扫灭韩国时，韩国宗室的一些人不愿臣服暴秦，渡海而来。晚的说是清兵入关后，为反抗异族统治，从山西迁来。而至今健在的宋查理的侄子、宋霭龄的堂弟韩裕则称，他们这一支韩姓，是宋朝宰相韩琦的后代，到霭龄这一代，恰是韩琦的第三十代孙。不论哪一种说法，韩家移居海南都有久远的历史，可称是开发海南的功臣。宋查理本名韩教准，他上有兄政准，下有弟致准。他的父亲韩鸿翼，是当地的一个商人，家道殷实。因为他有些文化，思想开明，乐于助人，当地人一般不以世俗的老板相呼，而尊称为先生。韩教准出生的时候，正遇上黎山的老虎到文昌江饮水，乡人认为这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父亲为他取了阿虎的乳名。但只凭这个兆头并没有给阿虎带来什么好运，这一年文昌瘟疫流行，不久他的父亲也染上了慢性病，生意不能正常经营，还要天天吃药花钱，家道开始衰落。年幼的阿虎并不甘心在贫困中煎熬一生，他开始捕捉改变自己和一家人命运的机遇。

文昌弹丸之地，却是全国著名的侨乡。在阿虎幼年的时代，文昌人到南洋、印度、澳洲、南北美洲和欧洲谋生的，就已超过了文昌本地的人口总和。每年总有一批批从海外回来探亲的、祭祖的、办货的，这些人不论在海外混得怎样，回乡时总要西装革履、头戴礼帽、手拎皮箱，一副发了大财阔老板的模样。他们谈起话来，也不再是本地人那种狭隘的天气呀、收成呀、儿女呀之类，总是民主、选举、机器制造、商业信贷等新名词，再就是添油加醋的个人冒险发财奇遇，撩拨得田里海上整日苦作的乡人心里痒痒的，于是就又有一批也甩下渔网锄头，豁了身家出去闯荡。受到这种乡风的影响，小小的阿虎也盼望着有朝一日能到海外一展身手。

机会终于来临了。

1875年，阿虎的二伯父——实是他婶娘宋氏的兄弟，一个在美国波士顿经营中国茶叶丝绸的侨商，为扩大生意，回家乡招兵买马。伯父看准了阿虎的哥哥政准。阿虎百般哀求，无奈他的年纪太小，伯父认为他去了只能添麻烦，父母也对他不放心，阿虎一肚子委屈无法诉说。但就在伯父带哥哥准备出发的时候，文昌发生了一件大事。

这天，从停泊在文昌的一艘洋船上下来一群外国水手。他们走进一家酒馆喝得醉醺醺之后，上街晃荡。在一家珠宝玉器店里，一个水手头儿看上了一件晶莹剔透的绿玉观音。咕噜了几句洋话后，扔下几张纸币抱起玉观音就走。店主眼看价值连城的玉器等于是被人白白拿走，哪里肯干，上前力争。双方虽然语言不通，但水手头儿对于店主嫌钱少的意思还是很明白的。岂知这些人来中国次数多了，深知清政府惧怕洋人的本性，也知道清政府再无能，对付老百姓还是有力量的。他们来做生意，历来就是能抢则抢，不能抢再坐下来谈，反正清政府会给他们撑腰。他们想不到在这远离大陆、天涯海角的地方，还会遇到什么麻烦。然而这一次他们打错算盘了。文昌因为是海瑞的故乡，历来民风强悍，海南早就流传着这样的民谚：“海红袍的子孙血气刚，船到文昌莫乱闯。”连文昌在海外的华侨也多是侠骨义胆，历来有“文昌猛将”之称。那些稍具常识的倭贼海寇，从不敢在文昌恣意妄为。这群洋水手第一次到文昌，还没有领教过当地人的厉害。人高马大的水手见瘦小的店老板苦苦纠缠不肯放行，一边敷衍一边疾步急行，到了街外人稀处，突然露出强盗本相，左手抱住玉观音，右手攥住店老板的衣领，用劲一提再向后一搡，店老板倒退十几步一屁股蹲儿摔在了泥坑里，他们则一阵怪笑扬长而去。这一幕恰被砍香蕉的阿虎看个正着。阿虎飞跑进最近的一家店铺，从墙上扯下一面铜锣就敲了起来——当时文昌的人家和店铺大多备有这种铜锣，这是一种特殊的警报信号。听到锣声，满街的人立即放下手中的活，抄起刀枪棍棒，涌了过来。阿虎喊着：洋人行凶啦！冲在最前面。一路的锣声召唤来更多的人。几个洋水手拼命奔逃不脱，跑到一座小山岗上背靠一块大岩石，挥舞着手枪想负隅顽抗。手持棍棒的人一层层围上来，双方僵持起来。趴在一块石头后面的阿虎忽然灵机一动，大叫一声“放箭！”许多人醒过神来，纷纷取出当地特有的竹制硬弩，搭上箭“嗖嗖”地射过去。一时间，箭如飞蝗。洋水手听说过这里人用的箭头上，往往涂有一种从海南特有的植物中提炼的叫“见血封喉”的毒药，中了箭很快就会完蛋，那些西医西药都无能为力，顿时吓得趴在地上哇哇乱叫。一个水手急忙撕下白衬衣拼命摇晃求饶。阿虎一见高兴地从石头后面一跃蹦起。谁知店主的儿子这时从后面又射出一箭，这一箭不偏不斜，正射在阿虎的屁股上。

几个人急忙把阿虎抬回家，请了镇上的老郎中做了紧急处理。阿虎青紫的面皮很快变得红润起来，喉咙也咕噜咕噜通畅了。醒来的阿虎虽然屁股上还有些火烧火燎地疼，已经没有危险了。取回了玉观音的店主和他的儿子带了一大包滋补药和好吃的来向阿虎致谢和道歉，阿虎却在店主儿子背上拍了一下，呵呵笑着说：“没事！等你讨了婆娘，别把箭射到婆娘屁股上就行！”一句话引得周围人都爽朗地笑了。

这件事对阿虎的伯父震动很大。要知道这年阿虎才9岁啊！一个9岁的孩子能有这样的勇敢、机灵和大度，实在是少见的。伯父认定这是一块好坯子，日后必然大有出息，便主动提出要把阿虎一起带走。阿爸阿妈仍然放心不下，说要等伯父下次回来再说。伯父这次急了：“啊呀，俗话说，3岁看大，10岁看老。这孩子有龙虎之气，再跟我出去开开眼界长长见识，日后发展不可估量啊！千万不能在这泥土湾里把灵气磨没了。你们要是怕我不尽心待他，我请求把他过继给我，我就把他当亲生儿子对待，日后我的万贯家财都由他继承。行吧？”阿爸看看四壁空空的家，长叹一口气，阿妈也悄悄抹起了泪。阿虎扑通一声跪在父母面前：“阿爸阿妈，让我跟伯父去吧。我不要继承伯父的财产，我要出去学本事。不论什么时候，我都是你们的儿子，我学了本事就回来。我不但要报答你们的养育之恩，还要为镇上、为所有穷苦的人办好事，让大家都能过上好日子。”

当天晚上，在文昌这所低矮的茅屋里，在昏黄的椰油灯下，依着伯父的意思举行了简单却是严肃的过继仪式。阿虎心里极不情愿：生为男子，怎能这样轻易出租他家？但为了能让父母放心地让他出去，还是服从了。这天晚上，阿虎彻夜难眠，他在心里一遍又一遍叮嘱自己：我是出去学本事，不论走到哪里，我都是一个中国人，学了本事就回来，报答生我养我的父母，报效我梦魂萦绕的祖国！

相信我会回来的

鼓声咚咚，锣声当当，大旗猎猎，长幡摇摇，说不上喜庆，说不上悲哀。这是文昌传统的送亲人出洋仪式。阿虎和哥哥被带着先向祠堂里的祖宗牌位跪拜，又向天妃庙里的娘娘辞行。上船的路上，又向肃立两旁的本族乡亲一一拜别。阿虎一直盼着能像爹讲过的班超那样，志存高远，建功万里，但真要走了，心里又不知一股啥滋味。他憋着不说话，表情木然，谁有嘱咐他也只是默默地点头。

鼓声停了，锣不响了，呜咽的铜唢呐吹奏出最后一个长长的音符，单调、肃穆、悲远。船开了，阿虎突然鼻子一酸，大叫一声：“阿爸、阿妈，我会回来的……”

他们乘坐的是一艘三桅帆船，整个船形就像个大香蕉，船上装有小火炮以备对付海盗。船头上画着两只大眼睛，加上前面那架像鸡冠般的大红帆，使这艘船得了个古怪的名字——大眼鸡。船出了清澜港，海面一下子开阔了，天低浪涌，浑然一色。阿虎回望故乡，高高的黎山已像丹青上淡淡的一抹。他忽然感到黎山是那么美，椰林下的破屋是那么温暖。他两眼发直，热血上涌，心怦怦地跳。“我不走了，我要回家！”只差一点点，他就要喊出来了。伯父走了过来，双手扶住他的肩膀，把他的脸扳转过来：“孩子，脸要向着前方。前面有风浪，前面有成功。看——”伯父的手久久地指着天水相连的远方。

太平洋上，海风劲吹，波涛汹涌。阿虎努力适应着单调乏味而又充满险恶的船上生活。那时巴拿马运河还没有凿通，紧连的南北美洲大陆头顶北极，脚蹬南极，几乎把地球的海洋一截为二。幸亏麦哲伦环球航海，在阿根廷最南端找到了一条贯通太平洋和大西洋的海峡，才使乘船从海南岛直达美国东部成为可能。但是这样船必须先沿智利海岸向南，穿过麦哲伦海峡后再沿阿根廷海岸北上，航程比现在穿越巴拿马运河几乎要长一倍。他们经历了赤道附近的热带风暴，撞上过南极漂来的冰山。一路上可谓出生入死，险象环生。那艘当初像出嫁的新娘一样漂亮的木船，经历了这样长途的航行，水浸日晒风吹冰撞，早已老态龙钟，破败不堪。刚刚驶进美国的波士顿港，船就彻底解体了。

伯父疼爱这个过继的儿子，教他收银算账送货等等生意上的一切。但是他的养母——一个并不是来自海南的华人妇女，却对他始终抱着成见和戒心，她认为这个个头矮小头发鬈曲皮肤黝黑的穷孩子，是来谋取她的家业的。虽然早已过了40岁，但她还在努力，要亲自生出个儿子来。她把阿虎只看作是管饭不付工钱的苦力。伯父不在跟前的时候，她就尽力使出主母的威风，先把他支使得晕头转向，再找茬子向他大发雷霆。

阿虎的生母本是一位有文化的妇女。还在阿虎五六岁的时候，妈妈就对他进行了一些最基本的启蒙教育，唐诗宋词他能背几十首，历史上一些著名人物的生平他也略知一二。要不是爸爸病倒，他本可以读私塾。现在虽然到了美国，但他心里始终未放弃学习的念头。那时候，清朝政府中一些有识之士鼓吹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已经很久，清政府也派过不少人出外留学，这些人回国后虽然没有受到清政府重用，但他们宣传西方的民主，宣传近代科学，主张依靠“德先生”和“赛先生”来富国强兵，在社会上已有很大的声势。即使穷乡僻壤，人们也大多知道在中央大国之外，还有许多的国家；除了四书五经，还有更贴近实用的知识。阿虎到美国来，本来是抱着有机会读书求学的小算盘，现在看到养母的态度，他知道这一切必成泡影。他曾试着以自己的勤奋改变养母的态度，可几次下来，他心里已经透亮了，要想养母真的像亲生儿子一样待他，除非太阳从西边出来。

伯父倒是按照他对阿虎父母立下的誓言来做，但他生意很忙，经常在外面奔波，回到家里，他关心的是阿虎能否尽快适应美国的环境，能否当好称职的店员。阿虎自然不好把伯母的态度告诉伯父。有一次，他费了很大的劲，想把读书的事向伯父提一下，可话一出口，他却把意思说拧了：“我想，我想，能不能到外面，其他的地方……”伯父也误会了他的意思，他知道妻子脾气不好，阿虎初来乍到，难免毛手毛脚，两人关系不容易搞好，如果让阿虎到别的分店先锻炼一段，日后过来个能干的小伙子，妻子就不会再挑剔什么，从心理上也就慢慢能接受这个儿子了。伯父沉吟了一下说：“也好，古巴哈瓦那有一个丝绸分店，是我和别人合开的，但那里没有我们自己可靠的人，不如你到那里，替我了解一些情况，也便于我掌握。”

阿虎没想到这次谈话是这样一个结局，但先离开这个狠心的伯母也好。哈瓦那是个风光美丽的热带港口城市，那时在古巴的华侨有15万之众，他们辛勤工作，为推动这个国家经济的发展作出了很大贡献。但反动当局对华人很不友好，对华人征很高的税，纳税稍有延迟，就处以严刑。古巴的华侨向来是以“驯顺”出名的，但驯顺并没有给他们带来任何安乐。阿虎几次亲眼看见没有及时缴税的同胞，在炙热的阳光下，被逼跪在大街上当众受辱。阿虎心里充满了悲愤，在家时，那些官员动不动就宣称大清是天朝王国，可古巴这么个小小的国家也敢如此欺侮华人，他深深感到清王朝太软弱太腐败了。祖国不强大，华人在海外也处处受欺。他暗下决心，一定要找机会读书，学了本事回国，让自己的国家强大起来。

阿虎在古巴的小店里工作了两年，长了不少见识，已经是一个很能干的小伙计了。就在他为自己怎样才能读书打主意的时候，古巴发生了大规模的迫害华人事件。伯父为了避免损失，关闭了这个分店，把阿虎又接回了美国波士顿。

我要读书

目睹了太多的残忍，经历了太多的苦难，12岁的阿虎对自己人生的道路也有了越来越深刻的思考。回到波士顿，阿虎整理了思绪，精心准备了腹稿，要跟伯父放开谈一谈。伯父既然声称把自己当亲生儿子待，总不能不让儿子读书吧？他觉得理由太充分了，伯父无论如何不会阻挠这个非常正当的要求。

“什么？读书？”没想到伯父听了阿虎自以为理由充分的陈述，竟然像看到了一个手拿面包的人要去换野菜团子。他吃惊地张大嘴巴半天后才连珠炮般嚷起来：“你到国外两年了，没看到现在是个啥形势吗？你还想读书当那种迂腐酸臭一辈子受苦受穷的儒生吗？世界上还有比经商更发财更实惠的吗？你成了我的儿子，日后我一闭眼一伸腿，这些丝店茶店瓷器店就都是你的。你年轻能干，好好在生意场上磨炼，肯定会比我干得更好，干成个百万富翁大有希望。你想想，只要有了钱，大把大把的钱，你想要什么就有什么，地位、名声、享受，啊，人所追求的一切！”

阿虎还想争辩，伯父已经打了哈欠：“昨天我去看戏，有句台词说，最高的幸福有时也被看轻，人们会离开太阳跑去抱着冰凌。不要再想去抱冰凌的傻事了，我在经营上有不少宏大的计划等着你去实现呢！”

阿虎默默地坐到了深夜。看来要想不在这个小店里终其一生，只有寻找其他道路。

阿虎的身体在日渐发育。可能是心思太重的缘故，向上发展不快，却越来越显出粗壮。他认真观察周围的一切，两只眼睛扑闪扑闪像两只随时开口说话的鹦鹉。阿虎最乐于干的是出去送货，以便更广泛地了解美国，找到改变生活轨道的办法。

青春的活力在他身上喷发。早上，波士顿的市民经常看到这个东方少年追着叮当叮当送货的马车，边跑边唱。渐渐地，美国人对这个小伙子产生了好感，走在街上，开始有人主动跟他打招呼，甚至有人拉住他聊一聊。一次，他送货到郊区的列克星敦，卸下货回来，看到一位金发碧眼的漂亮少女正激动地向一群人讲述什么，他拉着马车慢慢靠上去想听一听。刚到跟前，这群人就散了，他有些失望，但那位美丽的小姐发现了他，热情地迎了上来，一声“hello”使他顿感温暖。小姐说，她知道他是中国茶店的伙计。一个中国人肯前来听她讲述前辈的光荣史，她太荣幸、太高兴了！她拉着他的手，指给他一个地方看，兴高采烈地告诉他——那里，就是当年华盛顿领导的民军向英国殖民者打响独立战争第一枪的地方。接着讲了美国独立史上波士顿所发生的一系列革命事件。原来，这位小姐是当年著名的抗英英雄萨缪尔·亚当斯的曾孙女。小姐讲述的一切，在阿虎的心里又燃起了一股圣火，一个国家要独立要富强，需要革命；一个人要改变别人给安排的命运，也要有勇敢大胆的行动。一个叛逆的计划开始在他心中酝酿。

一天，阿虎正在店里售货，来了两个黄皮肤黑头发的中国小伙子，看样子有十七八岁。同胞异国相见，分外亲热。交谈之下，这两人原来是清政府公派到美国的留学生，一个叫温秉忠，一个叫牛尚周。阿虎对他们羡慕得要死。当然，阿虎不会知道，这些留学生不过是慈禧太后的试验品。这时清朝国势日衰，不少人主张效法西方，大兴科技，变法图强。慈禧太后为了证明西方的东西对中国并没多大用处，同意派出一小批青年到西方留学。第一批留学者回国后，慈禧召见了他们，她不问别的，只把手中正拿着的水烟袋一举说：“你们说说，这个东西用洋话怎么讲？”留学生们在国外哪里学过这个，结果大家面面相觑，无言以对。慈禧以少见的宽厚挥挥手说：“都下去吧！”从此，慈禧有了反对效法西方进行变法的有力证据——“洋话连水烟袋怎么讲都没有，还能有什么用？”不过留学生还在派，这毕竟对整个社会的发展有好处，但这些朝廷花钱派出去的人，最直接的结果却是越学越痛感这样的朝廷必须推翻。这真是个有趣的背反定律。

阿虎向牛尚周、温秉忠吐露了自己求学的志向，二人深感这样一个海岛山村出来的穷孩子，又经过几年的店伙生涯，竟没有消磨掉进取向上的锐气，实属可贵。他们鼓励说，应该有这样的志向，否则一辈子站在柜台后面称茶叶，活着也只不过类似于行尸走肉。他们很快成了好朋友，有机会就聚在一起讨论个人的命运，讨论国家的前途。阿虎那颗躁动不安的心，终于不能再沉寂，他要采取改变自己命运的革命行动了。

阿虎的英语会话能力，已经足以使他在这个国家单独闯荡了；他的心计，又使他决定不能连累两位朋友，不给他们增添任何麻烦。他要单独行动！

这个自以为得计的“小逃犯”被发现了

1878年仲夏，一个暴风雨即将来临的黄昏。波士顿港口的一艘船正匆忙地把一批日用品往上装，没有人注意装货的人中多了一个黑头发的孩子。货物终于抢在雷雨之前全部装完。一声汽笛，这艘叫“科尔法克斯”的船按时起航了。身材高大的查尔斯·琼斯船长迎着风雨，站立船头，满意地笑了。

同一条船上同时露出得意笑容的还有一个人，不用说，这就是刚刚从伯父的小店里逃出来、又乘乱混上船的阿虎。此刻他躲在后舱的一个角落里，自以为安全了。但是这条船开往哪里，他要到什么地方去，今后的路究竟怎么走，他一无所知，也还没有仔细想好，他只能先逃出来，根据情况再作打算。

“科尔法克斯”号驶离港口30海里以后，这个自以为得计的“小逃犯”被发现了。一个膀大腰圆的船员揪住头发，把他带到了琼斯船长面前。

39岁的查尔斯·琼斯船长相貌凶恶，他发出一阵冷酷的狞笑：“哈哈，小家伙！你知道这是一艘什么船？你知道擅自爬上这样的船会是什么后果吗？来，让我告诉你，这是美国海岸警备队一艘出海执行公务的缉私艇，你私自爬上这条船，我们只能认为你是走私犯派到船上的暗探，按我们的规矩是要把你扔到海里喂蟹的！”

被人发现的恐惧还没有过去，听到这话的阿虎更感到一股透骨的冰凉。如何解释自己的行为才能避免面前的厄运？阿虎天生的机灵和这几年海外谋生的磨炼，使他很快镇静下来，思谋好了主意。

“船长大人，我知道我这样做的危险性。但是为了我追求的目标，我已经把任何危险置之度外。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认为美利坚是一个崇尚自由的国家，所以我才敢在这里不顾一切大胆行动。我还是一个孩子，如果你要把我喂蟹，我的反抗是无用的，只能悉听尊便！”阿虎的话不卑不亢，潜藏着引人进一步探究的底蕴，他相信这样回答是得体的。

“嗬！小家伙，好一副伶牙俐齿啊！你究竟想利用美国的自由追求什么样的目标，能不能仔细说给我听听？否则，你是逃不掉惩罚的！”查尔斯·琼斯船长依然嗓门很大，但明显已经对这个“小犯人”产生了兴趣，看来不会立即实行处罚。

阿虎争取了时间，他把自己逃离伯父小店的原因以及求学的计划扼要地作了阐述。

查尔斯·琼斯船长惊愕了，他不得不恢复理智重新审视这个貌不惊人的东方小男孩。他对美国华人区的生活习俗和他们的思维方式有一些耳闻，他对小家伙的出走完全能够理解。同时他对阿虎小小年纪能有如此雄心勃勃的计划流露出了少有的赞赏。凶恶外表下那颗善良的心开始表露出来。查尔斯·琼斯船长蹲下来，慈祥的目光仔细打量着阿虎。他看见这孩子生得虎头虎脑，圆圆的脸蛋还未脱掉童稚天真之气。尤其那一双镶了乌黑闪亮长睫毛的丹凤眼，眨动之间透出一股聪明英俊之气，叫人顿生怜爱之心。查尔斯·琼斯船长轻轻抚摸着阿虎的头，开始认真考虑怎样帮助这个将来定会大有出息的中国男孩。

查尔斯·琼斯过去收留过外籍船员，比较起来，他认为这个中国小孩更机灵更有胆量，也更让人喜爱。根据美国的习惯，他决定不把这个孩子撵下船去，也不把他遣送回那个华人小店，而是先留在船上，适当的时候再安排他接受正式教育，按照美国方式把他培养成一个有用之才。

阿虎留在了船上。他并不要利用别人的好心，也不接受什么人的恩赐，他要凭自己的力气挣饭吃。他每天都拼命干活，擦甲板，拖船舱，给船长和其他船员洗衣服、擦皮鞋。他的勤奋和聪明博得了船上每个人的好感。

缉私艇大部分时间在海上巡逻，单调寂寞的船上生活，特别容易产生谈话的欲望，尤其是同新来的人谈话的欲望，即使面对的是一个对许多事情似懂非懂的孩子。而且往往对方越是对某个事情知之不多，谈话人的口才就发挥得越出色。没有情况的时候，琼斯船长就与阿虎聊天。琼斯是一个基督教徒，也是林肯的热烈崇拜者，他希望把他的人生信念都移植给这个中国少年。

“你追求自由吗？《圣经》的真理就是自由的真理。只要你心里有上帝，上帝就与你同在，给你力量，给你自由。”

“你知道林肯吗？林肯的主张应该在全世界得到实施。你们那个由满族皇帝统治的中国，当前最需要的是实现林肯的主张。”

牛尚周、温秉忠和阿虎已多次谈论过林肯，在与亚当斯曾孙女的接触中阿虎也听到过林肯。阿虎对林肯几句简单的插话使查尔斯·琼斯备受鼓舞，他滔滔不绝地描绘林肯反对奴隶制的英勇斗争史，向阿虎解释林肯的政治主张，用他的理解帮助这个中国男孩认识林肯思想的真谛。在这艘船上，阿虎的整个身心都受到了查尔斯·琼斯思想的熏陶，他所接受的西方教育，在这艘船上实际上已经开始了。但是这种教育并没有使他完全“洋化”，他的血管里流淌的依然是炎黄子孙的血液。他所接受的知识越多，越是激起他对祖国命运的关注。林肯解放的奴隶不过才三百多万，而此时的中国，四万万人事实上都是清朝皇帝的奴隶。阿虎的最大愿望就是磨炼自己成才，以后为推翻中国事实上的奴隶制做一份贡献。

1879年1月，船上有了一个空额，在琼斯船长提议下，所有船员一致同意让阿虎来顶替。

查尔斯·琼斯用“查尔斯·沈”的名字给阿虎作了登记，并且把他的年龄虚报成16岁，因为这是作为船员最低的合法年龄。从此阿虎成了美国财政部税务局一名领取工薪的正式船员。这页最原始的登记现在还保存在美国档案馆里，登记的准确时间是1879年1月8日。至于为什么用“查尔斯·沈”这个名字，则众说纷纭，有人认为是美国人听中国人名走样所致，有人认为是为了逃避伯父的追寻。但明显的是阿虎对这个名字并不太满意，后来他把当时使用的“SUN”（沈）拼写成SOON（松），回国以后才拼写为“SONG”（宋）。这是清朝时对于中国宋姓公认的正确拼法。不论怎样，他过继给伯父这一事实是不能抹杀的，虽然他为了感激查尔斯·琼斯船长，干脆改名为查理，但他的中国姓是不愿改变的。

缉私艇与走私分子打交道，船员需要严格的纪律和英勇牺牲精神，因此船员过的是一种军事生活。宋查理在缉私艇上一方面为美国政府恪尽职守，一方面抱着将来报效祖国的志向，宁愿多吃苦，也要对自己严格要求，养成了良好的军事素养。这种素养不仅使他形成了办事雷厉风行、严格遵守时间的良好习惯，在辛亥革命时期还直接派上了用场。

1880年1月，是船员退役的季节，由于宋查理在艇上的突出表现，他被批准再服役一期。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光明，许多人向他祝贺，他高兴地接受了。但当一个船员告诉他，这一期服役期满，他就可以申请加入美国国籍，而且会毫无困难地被批准时，宋查理扬起了眉毛：“加入美国国籍？我是中国人，我有自己的祖国，为什么要加入美国国籍？”

“哎呀，你不知道吗？加入美国国籍，你以后可以在美国自由择业，受美国法律保护。美国的文明富裕在世界上可是首屈一指的，在这里可以比在其他任何地方都生活得更舒适，你回到中国是没法和在这里相比的。你的同胞有多少人拼命谋求一份美国护照而不得，你有很好的机会能眼看着错过吗？”

“人各有志！”宋查理硬邦邦甩下一句中国谚语走开了。宋查理在艇上继续服役4个月后，一件没有想到的事情发生了：查尔斯·琼斯船长从“科尔法克斯”号缉私艇上被调到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

琼斯船长曾答应这一期服役期满就送宋查理进美国大学学习，他的突然调动不仅使宋查理失去了一位好上司好老师，而且日后入学的希望也变得渺茫了：查理·宋两个月闷闷不乐。他写信给琼斯，久久没有回音。一天，查理在海边独自坐了很久，他忽然想到了祖辈人常说的命运。他开始疑惑了，难道冥冥中真的有一个命运之神，掌管着芸芸众生的生死苦乐吗？一场暴风雨又来临了，他不顾如泼的大雨浇身，跳上一块岩石，向着电闪雷鸣的天空，声嘶力竭地发出了呐喊：“苍天啊！你太不公平了，你不配做神，你怎能这样对待我，我的苦心你难道视而不见吗？我抗议你这样安排我的命运，我抗议，我抗议！”

“聪明的东方星”

正当宋查理完全陷于绝望之中时，他收到了琼斯船长的信。原来，琼斯一直把宋查理求学的事记挂在心。他先写了信到华盛顿，请求他的上司允许查理提前退役，获准以后，他又拜托朋友，对查理的未来作了周密安排。雨过天晴，宋查理的心情比明亮的天空还要清澈，他相信幸运之神永远伴随着他。

宋查理顺利到达了北卡罗来纳州的威尔明顿，琼斯把他介绍给了阵线街卫理公会教堂的头面人物穆尔上校。分别的时候，查理一再向琼斯船长表达自己的感激之情，琼斯船长却摇着大手表示不必客气。他认为帮助这样一个有志气的男孩，将带给他一生中最大的光荣。琼斯拿出许多备好的礼物送给查理，查理谢绝了其他所有的馈赠，只要了一本关于林肯的小册子。这本书以后一直伴随着他，直至临终。

穆尔上校对宋查理的未来有他独特的考虑，这就是把他培养成一名神职人员，然后送回中国去传播基督的教义。当然，这样查理必须先接受洗礼，成为一名基督教徒。是否接受宗教洗礼，宋查理并没有费太多心思去考虑。中国人历来对宗教是比较宽容的，中国很早就有儒教、道教、佛教和伊斯兰教，从明朝开始，利玛窦又带来了西方的宗教。天主教、东正教、基督教在他们各自看来有很大“区别”，但是一般中国人却认为他们都差不多，都是要人信仰上帝，劝人行善不做恶事，主张要帮助别人。宋查理在琼斯那里已经听到过《圣经》中的箴言，听到过不少宗教故事，这为他成为一名基督教徒铺垫了道路。但给他印象最深的，却是琼斯同他关于上帝的第一次谈话。

那一次，琼斯问他：“你信仰上帝吗？”

“不，我不是基督教徒。”查理认为这样回答会伤琼斯的心，但从小父母教给他的是为人不能说谎，所以想了半天他认为还是应该这样回答。

琼斯说：“那么，我应该更加爱你。”

查理非常奇怪：“为什么？”

“因为这是基督的品德。”

这次谈话使查理大受感动，对基督教产生了很好的印象，这种主张帮助别人的教义同他从小受到的中国传统的美德教育看起来并没有什么不同，而且信仰基督教可以获得接受教育的机会，查理同意了穆尔上校的安排。

1880年11月7日，查理的洗礼在阵线街卫理公会教堂隆重举行。一位来自遥远东方的“天朝人”要皈依基督，这使教士教徒们大受鼓舞，他们纷纷赶来目睹这一庄严的场景。

里考德牧师受穆尔上校的委托，主持宋查理的洗礼仪式。里考德特意穿戴一新，艾伯特亲王式双排扣礼服大衣，秃头顶上戴着假发，满面红光，精神焕发。鼎钟敲响11下，洗礼仪式正式开始。宋查理身着黑色教服，头上包着黑色头布，在穆尔上校亲自陪同下步入教堂大厅。他祈祷之后，手抚《圣经》，对里考德牧师的问题一一做了令人满意的回答。里考德把清洁的圣水洒在了宋查理头上，并给他命名了教名。宋查理宣布他已经找到了“救世主”，并表示要为弘扬基督的教义尽最大的努力。众教徒一片欢呼……

穆尔上校首先请达勒姆的百万富翁朱利安·卡尔资助宋查理的学费和生活费，卡尔认为通过一个他们培养的人去遥远的地方传播教义，改变那个地方的历史，是一个很好的主意，他愿意投资。穆尔上校又找了圣三一学院院长克雷文，要他破例录取一个没有中等甚至没有初等学历的中国人进入他的大学学习。克雷文院长虽然感到有些不符合以往学院的规矩，但他也为能培养一个中国人回国传教所鼓舞，欣然决定排除困难给予接纳。

1881年，宋查理作为圣三一学院的特别预备生注了册。教授们同意让他进入课程紧凑的预备班，把其他学生要用几年才能学完的课程压缩成几个月，因为他的使命将是回中国传教，神职人员通常必须精通的拉丁文、希腊文和德文，他只需略知一二即可，虽然这些繁难的文字是许多教授的专长。而把节省下来的时间用于教他英文读写和数学。具备了基本的知识基础以后，再把他带入《圣经》的神圣境界之中。

在圣三一学院学习期间，查理住在甘纳韦教授家里，而他的学习却安排在克雷文院长家里。对查理来说，这样安排是十分有益的。克雷文院长夫人是一位优秀的家庭教师，她自动担负起辅导查理功课的任务。她对这个勤奋的中国年轻人很快产生了好感。许多晚上，她同他坐在一起，讲解西方文化的难懂之处，查理有时能够领悟，听不懂时就干脆死记硬背下来。查理是一个敏捷的模仿者，能够复述他读过的《圣经》上的词句和在布道会上听来的说教，仿佛已经懂了似的。他那过目不忘的惊人记忆力和对《圣经》倒背如流的本领，使每一个教过他的老师都感到吃惊。教授称他是一颗“聪明的东方星”。

对查理来说，虽然进入神学院并非他的初衷，但他经过这么多的艰难曲折，终于能够跨进大学之门，受到正规的教育，也实在是可喜可贺了。他对时光的珍惜如同黄金，抓紧分分秒秒如饥似渴地吸吮着知识的汁液。有一次，几个同学拿他的国籍和以往拼写的不中不西的名字开玩笑，他们故意问他：“你是一个‘秦尼’（即中国人），怎么会有一个‘SOON’的名字呢？”他怒气冲冲地回敬道：“现在我是宁愿‘速’，再也不愿‘迟’了！”每一个帮助过查理的美国人听到他刻苦学习的情形后都非常高兴，认为他们帮助这个中国孩子是办了今生今世最聪明最有意义的一件事情。

进入圣三一学院以后，查理自感已经迈上了他理想的大道。直到这时，他才写信给当初鼓励他勇敢求学的挚友温秉忠和牛尚周。二人接到他的信当然欣喜若狂，几年来他们一直担心他的处境，不知道他小小年纪只身出走能否在这陌生的异国土地上活下来。现在看到当年的小阿虎竟然那么幸运，通过民间的教会帮助也同他们受清政府公费委派一样进入了美国大学，他们认为查理定有吉星照临，前途无量。二人立即起程，到圣三一学院来看望他。三人重新相见，查理已从一个初谙世事的男孩长成了一个英俊潇洒的青年，举止风流谈吐文雅，他们都为对方的志气才华所吸引，聚在一起彻夜长谈。消息灵通的牛、温二人向查理介绍了国内的形势，清政府软弱腐败，同帝国列强签订了一个又一个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朝廷内贪污行贿，人才得不到重用，就连派到美国的督学官也是昏聩无能。他们认为必须改变国内的政治形势，中国才能像西方一样富强起来。他们约定眼下多学知识，争取早日回国，去干一番事业。

查理也给他日夜思念的父母写了信，告诉他们他现在的情况。由于中国当时通讯条件的落后，他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的身份，请求正在上海传教的美国人、南方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帮忙把信转到海南岛他的家乡。但是直到他回到国内也没有收到父亲的回信，后来他才知道林乐知教士并没有把他的信转去，并不是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一个中国人只要信奉了基督，就应该得到帮助，种族的偏见和歧视在一些人头脑中是根深蒂固的。

查理已经进入了青春期，他学会了打扮自己，穿着体面的哔叽西服，亚麻布衬衣外面再罩上一件背心，领子下面常系着一条活结领带。他的头发剪得长短适度，在右边分开，梳得整齐光滑。经过仔细擦洗的脸上，时时荡漾着青春的笑容，按西方人的标准来说，查理漂亮得让人感到意外。加上他那东方人天生的聪明和豪爽举止，使许多豆蔻年华的美国小姐十分着迷，查理当然也乐意同她们交往，使自己的生活增添一些色彩。有好几位美国姑娘的内衣兜里，都珍藏着查理的小照。有的甚至成为别人的太太几十年后，还仔细保存着查理的照片，让它时时唤起年轻时一段美好的回忆。

与查理交往最深的可能要算腰细腿长、金发碧眼的埃拉·卡尔小姐了。她的父亲是资助查理上学的朱利安·卡尔较穷的堂兄，在学院教授希腊文和德文。在埃拉的怂恿下，她的父母经常请查理到家做客，他坐在客厅里，入神地听埃拉弹琴。埃拉常常趁别人不注意，向查理暗送秋波。有一次，父母不在，埃拉弹了一曲狂热的爱情圆舞曲后，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情，她以西方人通常的感情表达方式，扑到查理怀里，向他倾吐爱慕之情，并且表示把自己的一生都交给查理。一位漂亮的姑娘同他如此亲昵，查理自是脸红耳热，可听到埃拉表示的结婚问题，查理立即冷静下来，他轻轻扶起埃拉说：“你是一位非常漂亮心地善良的姑娘，我从内心深处喜欢你。但是，对于婚姻问题，我目前不能许诺。我作为一个男子，不仅负有对社会的责任，也负有对家庭的责任。在我的事业没有成就、经济收入不足以供养家人之前，我是不能考虑婚姻问题的。”埃拉叫喊起来：“不！那是你们中国人迂腐的观念。你应该知道在我们这里是爱情高于一切，为了爱，我们什么都不要考虑，什么都不要计较。我就爱你，爱你爱你爱你，你必须答应我……”埃拉的长臂勒得查理有些喘不过气来，他只好安慰说：“埃拉，让我们做朋友。假如有一天我具备了条件，我一定郑重地向你父母提出求婚。”“啊！太好了，你可要说话算数。”被爱情之火烧得发狂的埃拉拉起比她矮半头的查理，发狂地吻了起来……

凡有可能出岔的事情必定出岔，好事往往在最不相宜的时候被搅散。正当二人沉浸在无我无他的世界里时，埃拉的母亲出现在客厅门口。可以想象她当时的怒不可遏，她把这件事情看作一桩丑闻，把查理视为丑闻的主角，采取了行动。

查理无法再在圣三一学院继续他的学习。但穆尔上校确信，这个年轻人志向远大，确是回国布道的一块好材料，他不会过早地沉湎在温柔乡里。被透过榆树间飘来的琴声所迷醉的穆尔上校再度出面，查理被安排到远离此地的田纳西州纳什维尔市万德毕尔特神学院继续学业。穆尔认为，这里和圣三一学院相比是更有利的学习环境。

离开钟情于他的姑娘，也离开非难之声的包围，查理是亦忧亦喜。不过这件事给他打下了深刻的烙印，使他对美国的人情世态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从此他与美国姑娘的交往严格限制在最正常的范围内，并且打消了娶一个美国女子做妻子的念头。后来的三年，他在那里一心一意读书，以优异的成绩顺利完成了学业。

毕业典礼前夕，校长霍兰·马克谛耶主教把查理叫到了自己的办公室。“查理，我的优等生，三年来，你很刻苦，像我见到的所有东方人一样，你有坚强的毅力和非凡的记忆力。我悄悄听过你的几次布道，对你的所有听众来说，那是富有启迪精神的。现在要毕业了，你有什么想法要告诉我呢？”

“尊敬的校长，非常感谢您的称赞，更感谢几年来您和所有美国朋友对我的关怀，这些我都将铭记终生。至于我的想法，我不知道怎样表达更合适。”

“我们美国人是喜欢有话直说的。”

“好吧。为了我的祖国，我总算完成了学业。其间的甜酸苦辣我不准备多讲了。现在我一心想家，我感到人离开了祖国，就像密西西比河中一叶漂流的小木片。我离家太久，醒来梦里，总也挥不去那浓浓的乡思乡愁。所以，我希望，希望……”此时的查理早已泪流满面，再也说不下去了。

马克谛耶校长上前一把拥住查理说：“孩子，我理解你，理解！请你不要激动。我会做出妥当安排的。我们的想法和你完全一致，请容我给上海的布道团写信，林乐知博士会安排你在那里工作，这不是两全其美的事吗？”

北卡罗来纳州的夏天来得特别早。早晨，天就热得发了狂，一些似云非云、似雾非雾的灰气低低地浮在空中，使人觉得憋气。一年一度的卫理公会全州大会在夏洛特举行。众教徒以热烈的掌声通过了任命查理为执事的决议。他这年才19岁，按会章规定，他只能得到一种临时的任命，等待两年以后转正。但是主教马克谛耶进行了干预，他希望这个中国人立即回去，向他那些同胞传播基督的福音。

宋查理高兴得几乎跳了起来，入学深造是他平生夙愿，任命为执事又为他的深造罩上了一层金黄色的光圈。他做了一次横穿美洲大陆的旅行，向几年来所有帮助过他的朋友一一道别。

当时的美国，无法无天的西部，正在对华人采取狂暴行为。随着白银所带来的繁荣的结束，经济衰退在19世纪80年代席卷了整个西海岸。制造商们转而雇用华工，因为“天朝人”没有那么多的要求。作为报复，居心叵测的报纸主编和政客煽动失业的白人掀起反“黄祸”狂热，各地的唐人街相继被烧。白人招安维持会组织“剪辫子会”，他们不仅剪掉中国人的辫子，而且掀掉他们的头盖骨。美国到处发生灭绝人性的砍头事件。成千上万的在美华人纷纷逃避，美国西部的华人从11万急剧减少到6万。查理旅行途中，这场大屠杀达到了高峰，他靠了偶然的侥幸，没有做了暴徒们的刀下鬼。他匆忙结束了旅行，在旧金山乘太平洋邮船公司的轮船驶往上海。

当年的阿虎，今日的宋查理，在海外浪迹十年之后，带着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三民主义思想，带着基督的福音，从大洋彼岸归来了。太平洋上的风暴，也比不上他此时心中波涛翻卷的猛烈。他要在祖先世世代代开垦耕作的土地上，在时时叫他思念得流血流泪的祖国怀抱里，大展宏图，实实在在干一番大事业！

第二章

回国传教

祖国在召唤

如果，我在异国异乡丧生

我会死不瞑目。

如果，我在故国故乡倒下

我的心会尽情歌唱！

宋查理一连多少天站在甲板上，一遍又一遍地吟诵这首美国诗人的诗。他一眨不眨地盯着太阳从波涛汹涌的大海中蹦跳而出，又目送它洒完最后一抹金辉，隐身到海水下面。他总觉得船太慢太慢，恨不得插翅飞回祖国，飞回父母身边。

1886年1月13日，满天风雪中，邮轮终于结束了太平洋上漫长的航行，缓缓驶入了上海港。

世界上的许多事情就是这样奇怪：在异国异乡的陌生环境中，一个私逃出来的穷孩子，受到美国不少人的热情帮助，不仅生存下来，而且进入大学完成了学业；一个学有所成、还被任命为基督教执事的青年，回到了他梦牵魂绕的故国，却并没有受到应有的欢迎。他一心指望回来可以依靠的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首先使他看尽了白眼。林乐知并不把他当做基督教的兄弟平等看待。查理离家10年，自逃出伯父的小店就与家人隔绝了一切联系，此刻他是多么迫切地希望先回到海南探望父母和乡亲！然而，却遭到了在中国宣传基督博爱精神的林乐知的断然拒绝，他要求查理先为教会工作，以后再做安排。林乐知甚至不能忍受宋查理的西装革履。他认为查理充其量不过是一个有点抱负的中国农民，绝不能允许他以美国的服饰来招摇，必须剥掉他的美国外表。就连查理讲话时的南方口音，林乐知也横加指责，他派了一个蹩脚的语言教师来给查理上课。结果查理发现这个人连一些基本的日常用语都不能正确表达，倒反要自己来教他怎样正确说话。查理本指望能在上海布道，林乐知却把他打发到远离市区的吴淞口，而且不许他坐车，必须步行来往于乡间。而查理的月薪，却少得不足15美元，还不如他在读书时的补贴多。查理在美国都没有受到过的侮辱和歧视，却从来到自己国家的美国人身上感受到了。

这是一个幻想破灭的严峻时期。查理发现中国人和西方人都不喜欢他。喜欢群居和天生幽默的村民对这个陌生人颇有几分戒心，因为他们见惯了扛着洋枪的外国军队到处烧杀的暴行，见多了某些传教士飞扬跋扈霸占田产欺压百姓的恶劣行径，不少乡民把穿着打扮和吐字发音不伦不类的查理看成替洋人办事的“二毛子”。小孩儿在街上看见他便喊他“洋鬼子”，大人们则称他“小矮子”。查理兼任一所小学的先生，他第一次去上课，竟遭到一伙捣蛋精的起哄，第一个吹响尖利口哨鼓动其他孩子哇哇乱叫的，便是后来赫赫有名的胡适博士。查理为中国的封建传统所包围，为那些对西方一无所知的人所包围。他的心情像受到严重污染的城市早上的天空，一片铅灰，憋闷得要死。

这时，查理又得到消息，那位对他情深意厚的长腿姑娘埃拉小姐，自经历那次不幸事件后，一直郁郁寡欢，在上个月已不幸逝世。这给回国后境遇不佳的查理精神上又添了一桩刺激。

一天，查理心灰意懒地在上海外滩徘徊，种种烦恼一齐困扰着他。中国人现在不接受他，他感到可以理解，因为他一口洋腔洋调，又穿外国服装，对祖国的一腔赤诚还没有变成一点实际行动，他相信随着他为祖国为大众做出有益的事，人们就会和他亲近起来。可是林乐知为什么老和他过不去？这种行为和他在美国遇到的许多人大相径庭，和《圣经》的教义相去甚远。这是为什么，究竟为什么？他攥起一把沙子，狠狠握紧，几乎就要下定决心，离开上海，摆脱这个可恶的林乐知了……

“查理，是你吗？”突然，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背后传来。查理转过身，只见一位风度翩翩的青年立在眼前。这青年高个子，宽额头，大眼睛，五官端正，容貌英俊，体态虽略欠强壮，但显出挺拔和潇洒。查理只瞥了一下，就认出了是在美国相识交情甚笃的留学生牛尚周，双眼立即放出惊喜的光芒。

“尚周，你怎么也在这里？”二人同时张开双臂，朝对方扑去。他们尽情拥抱，许久许久才缓缓放开。

牛尚周兴奋地叙说了自己的情况。他祖籍上海嘉定，家境富裕。回国后，通过家庭的活动，在上海电报局担任技术官员，地位和待遇都相当不错。尤其他最近完了婚，娶了温柔漂亮的大家女子倪小姐，一切可谓称心如意，一帆风顺。他抱怨查理来到上海为什么不去看他……

牛尚周兴高采烈，独自说得滔滔不绝，他突然住了口。因为这时才注意到查理似乎情绪不佳，他除了几句客气的祝贺再也没有出声。牛尚周好生奇怪。

“查理，你不是一心盼望早日学成回国吗？什么事情让你感到失望了？噢，我明白了，你在想念美国那位让你魂销魄荡的长腿姑娘吧？”牛尚周的兴奋劲并没有下去。

“去你的！”查理脸红了，他没有情绪谈这个问题。长长地叹口气后，查理把自己回国后的种种不愉快遭遇尽情倾吐出来。末了他说：“我并不知道你在这里，这些日子我太孤独了，有话没处讲，只有影相随。”

“查理，你太悲观了！一切会好起来的。我看当务之急，你也应该成个家。”牛尚周的乐观情绪显然没被查理破坏。

“找婆娘？就像我？”查理苦笑着摇摇头，“又穷又臭！谁家有姑娘肯往黑水坑里推？”

“好啦！只要你想找，这事就包给我吧！嘿，忘了告诉你了，温秉忠也在这里，走，去找上他，咱们喝一杯，再好好聊聊。”

在上海海关，他们找到了温秉忠。温秉忠祖籍广东新宁县，因父亲在上海经商，回国后也安排在了黄浦江畔，当上了海关官员。温秉忠也是刚逢花烛之喜，他与牛尚周娶的是中国最古老的基督教家庭中的姐妹二人。现在那个家庭还有个三女儿待字闺中，牛尚周从遇到查理的那一刻起，就打算把这个小姨子介绍给查理。这样，留美时三个最好的朋友，就成了一个老泰山门下的“一担挑”。他们互相十分了解对方的才华，又脾味相投，用这种关系联结起来，对日后的发展，对实现他们当初共同的理想都将是非常有利的。温秉忠对牛尚周的主意也十分赞同。三人在一品香酒店直聊到华灯齐放才分手散去。

牛尚周、温秉忠要介绍给查理的小姨子名叫倪桂珍。倪桂珍的母亲是明朝有名的宰相徐光启的后代，上海的徐家汇就是他们家的祖业所在地。这家人从利玛窦初到中国传教就信奉了基督教。倪桂珍一共姐妹三人，大姐倪桂清，二姐倪桂姝。小时候母亲要她们缠足以适应三寸金莲之美，由于桂珍发高烧缠足被迫停止，她就留下一双天足。桂珍的两位姐姐出嫁以后，父母更为小桂珍的婚事发起愁来，因为她的一双大脚，当时中国的绅士们是无人肯去求婚的。“丑小鸭”成了桂珍的代名词。“丑小鸭”其实就按当时的审美标准，也仅仅是脚大而已。她爱好学习，5岁开始跟一位家庭教师学习汉字书法，8岁上布里奇曼女子学校，14岁因成绩优异被保送进上海佩文女子中学，17岁中学毕业。她不仅学习成绩好，还会弹钢琴。钢琴那时可是不多见的洋玩意儿，会弹钢琴的中国女子更是凤毛麟角。

倪桂珍秀外慧中，竟被一双天足害得成了找婆家的“困难户”；宋查理一身功夫满腹经纶，因语言穿扮不入俗流在中国找个妻子也不容易。牛尚周、温秉忠都认为这两人非常般配，是天造地设的一段好姻缘。因为他们的优点对方都会特别欣赏，而常人非难他们的所谓缺点，他们彼此也会看作难得的优点。

温秉忠根据他们二人的情况和当时社会风俗，想出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让查理陪他们去教堂，因为倪桂珍在教堂唱诗班唱赞美诗。在这里两人不必说话却可以看清对方。如果双方满意，再由查理向倪家正式提出求婚。那个礼拜天，查理看到的是一位令他耳目一新的美人。只见桂珍小姐脸颊丰满，秀眼温柔，齐崭崭的刘海，可爱的浑圆发型，头后梳个发髻，上面插一串熠熠生辉的珍珠。她的容貌特征完全不同于西方时髦女郎的那种妖冶艳丽，倒是一种东方古代仕女的典雅俏丽。宋查理一见钟情，喜不自禁。桂珍小姐看查理也是一身英雄豪气，虽然个头说不上高大，却有一种“气岸遥临豪士前”的大丈夫风度。她露出了难得的笑容。

两位当事人满意了。当天下午，牛尚周、温秉忠趁热打铁，向岳母大人介绍了宋查理的优秀人品。正为女儿终身犯愁的母亲听到两位乘龙快婿一齐保举，想必错不到哪里去，她假说考虑考虑，过了几天，也就愉快地宣布了她的同意决定。

1887年仲夏的大上海，查理闪电般的婚礼在坐着不动也会出汗的季节里举行。婚礼由传教士克拉伦斯·里德主持。由于查理在上海还没有多少朋友，他的父母亲戚远在海南无法及时赶来，中午就由倪家出面举办了传统的婚宴。数以百计的亲友和查理并不认识的其他有势力的头面人物都来家贺喜。这些人是通过商业、金融、军界以及朝廷里熟人同查理新结亲的岳家有来往的重要人物。结婚对于查理来说，等于一扇通往新世界的大门已经微微开启……

查理的蜜月岁月

婚礼之后，查理带新娘到昆山度蜜月。蜜月实际上是他们恋爱的新篇。每月15美元的薪水显然不足以维持这个刚刚开始的家庭，幸而倪桂珍小姐从娘家带来了丰厚的嫁妆，她甘愿拿出钱来与查理共享。他们不时回上海小住，查理社交的圈子产生了变化，他进入了上流社会，可以充分利用倪家和牛、温二位姻兄错综复杂的关系与各种有势力的人物称兄道弟。

查理的天赋本来就使他不安心于做一个平平凡凡的传教士，他从来不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人，他精力充沛，天性好动，情感强烈，易于爆发，加上他在缉私艇上练就的擒拿格斗功夫，他还爱动不动与人争斗。当初那些希望把他培养成一个终生传教士的人，如琼斯、穆尔、卡尔、马克谛耶等，都是一些善于处世的人，他们仅仅看到了他的聪明、机灵、多才多艺，以为他可以按他们的愿望塑造成型。殊不知这个海红袍的小同乡，内心深处最本质的品性却是胆大包天、旁若无人、蔑视传统。婚后的查理在适宜的环境里，这种勇于打破规章的天赋日滋月长，逐渐成为他性格的主流。而这恰恰是当时中国社会中最可宝贵的品格。当时旧秩序已成为社会发展的桎梏，温良恭俭让只会自我窒息。

1888年，中国社会动乱频频、狼烟四起。古老的春节前后，查理正式加入了上海一个势力不小的秘密会社，开始从传教士向革命者过渡。他在美国接受的林肯的思想替代基督的教义占据了上风。

查理加入的是以反抗满清统治为宗旨的三合会。当然，这是在极其秘密的状态下加入的，随时都有掉脑袋的危险。三合会在外一般称为红帮，是中国最有影响、最耐人寻味的组织之一。上海是它的老营，在上海的当权人物中，许多都秘密加入了这一组织，否则就在这里站不住脚。查理的加入显然是由于牛尚周、温秉忠的介绍。他们既然非常慷慨地使查理进入了他们的家庭，也就有必要把他带入现实世界。从这时起，查理大多数最密切的同事都是红帮的爱国成员。

奇怪的是，查理自从把主要精力放在反满事业上，他作为一个传教士也开始走红了。林乐知不再和他为难，不久他被提升为正式牧师，接着又调到上海地区，进一步接近中国财政和革命的中心。为了反满事业的需要，也为了自己的生计，查理迫切地感到他需要钱。在美国经商的实践和多年资本主义社会的耳濡目染，他很快看出了门路。当时的宗教书刊都由国外印刷再运到中国出售，这样一是价钱太高，一般劳动阶层都买不起，二是这些书都是英文，大多数人买了也读不懂。查理当了一段时间的批发商后，一个大胆的计划形成了——自己办一个印刷厂，用当地生产的便宜纸张、硬板纸封皮和廉价劳动力，在中国印刷这些书刊。从宗教方面看，这是一项值得称道的事业，西方一些传教组织和宗教团体在金钱和技术方面提供了帮助。从三合会方面看，有一个自己人控制的印刷厂，他们的许多宣传品就可以轻而易举地秘密大批印刷，真是再好不过。查理的主意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筹办过程中，查理又听取别人的建议，组织人把《圣经》等书翻译成了上海地区的吴语方言，这样信教的即使是纱厂女工、种稻农民和码头装卸工，也都能买得起、读得懂了，印刷数量可以猛增。

查理为自己的事业所鼓舞，整天东奔西跑。他的急性子这时显现得更明显，他吃饭快、走路快、办事快，而且用同样的标准要求别人。有一天，他与一个三合会的掌门人约好在一家咖啡店接头洽谈有关厂址的几个问题，约定时间过了两小时那个掌门人还没到，查理怒火冲天，不顾天下着大雨，一口气跑到掌门人家里，只见他正和几个人打麻将。查理一言不发，上去把麻将桌哗啦一声掀翻在地。三合会内部的规矩非常严厉，冲撞会首有可能被秘密处死。查理却不管不顾，指住掌门人的鼻子就吼：“约好的时间为什么不遵守？”

掌门人倒很宽容：“查理，没看见天在下雨吗？瞧你淋得落汤鸡似的。”

查理火气更大了：“原来是因为下雨，下雨算什么？约好的事情别说下雨，就是下刀子也得办！”

掌门人也来了气：“既然下雨，约定的事就自动取消了。历来都是如此，你在那里傻等能怪我吗？”

查理想不到还有下雨就取消约定这一说，他气呼呼地喊：“时间，时间！”

“什么时间？你少来这一套！这不是美国，不是军队！时间有的是，今天办不了，还有明天，你急什么呀。”中国人传统的时间观念就是这样，平时约好的时间晚两三个小时都是常事。查理回国后吃这样的苦头太多了，他干脆大吵来一次总发泄。掌门人后来感到实在有损尊严，威胁要对查理进行惩处，查理则警告如果会众不养成良好的遵守时间的习惯，则将一事无成。这次争吵提高了查理的威望，许多人知道了查理是讲究效率的人，与他打交道或在他手下工作时都不敢懈怠和懒懒散散，他的印刷厂很快开始了运行，情况良好。不久，一家亏损的面粉厂也因查理的名气交给他经营。查理作为一个实业家开始在上海滩崭露头角。

查理喜得千金

查理结婚几年，因为经济上的困境，一直不敢要孩子，他怕在贫困中使孩子得不到良好的教育，影响他们的前程。现在，他的事业蒸蒸日上，手里有了足够支配的金钱，他决定造一所房子，要一个该子。

查理在虹口买下了一块不小的地皮，准备在这里建造他的新家。他对地点的选择被许多人认为是在国外养成的怪癖的表现之一。这时的上海，是个地道的“万国总会”。自从英国人用炮舰轰开了这里的国门之后，形形色色的外国人就一批一批地涌到这里，或是想大发横财，或是来寻欢作乐。中国各地人口也向这里辏集。官宦、商贾、财主带了资本来这里经商，破产的农民到这里打工谋生。人口的高度密集，又滋生出不少流氓阿飞、大盗小偷，有的相互勾结发展成黑社会团体。由于缺乏统一管理，治安相当混乱。外国人出门要自带火枪，有地位的中国人则随时带着保镖。至于建房，有钱人在选址时尽量靠近外国领事馆，以求得到庇护。查理居然要建在远离市区的荒田旷野当中，许多人感到不可思议，但后来事实证明他的选择是有远见的。老城里街道又狭窄又肮脏，而这里环境优美，视野开阔，空气新鲜，很有现代别墅的味道。而且他的房子建好后，又为牛尚周、温秉忠和其他一些朋友在这里购买了地皮帮助他们建房，这一带很快发展起来。十几年后这里的房屋纵深已有好几公里，他门前的大街称为东有恒路。他搬往别处后，当初在廉价的地皮上建造的这所房子给他带来了丰厚的租金收入。当然那是后话。他最初在这里建房时，四周确是一片田园风光，他是出于为孩子们提供一处适于他们身心健康发展的考虑而特意这样做的。

查理亲自设计了式样。建房开始的时候，夫人倪桂珍怀孕了。查理干劲十足，他跟夫人肚里的孩子比速度，要看看是孩子先出生还是房子先建好。

查理设计的是一所中西合璧、风格独特的建筑。为了孩子着想，房子建在一片绿茵茵的庄稼地中间，一条小河从门前流过，快到门口时又向远处绕个弯再拐回来，很有点风水先生们讲究的“砂环水绕、灵气所聚”的味道。小河上，一座江南水乡特色的石拱桥指引着进门的路径。门两边延伸出一溜不高的石墙，墙身被涂成深黄色，与四周绿色的田野相映成趣，充满诗情画意。院内有两幢房子。前排是二层楼房，底层有查理的书房、餐厅，有配有红木方桌和立式小凳的中式客厅，摆设着钢琴、舒适的扶手椅和沙发的西式客厅。沿着油漆锃亮的木制楼梯可以登上二楼。楼上宽敞的游廊显得气派不凡，尽头通向一个宽阔的凉台，可供一家人露天就餐。楼上的房间是舒适的卧室和浴室，还有孩子们的游艺室。每间卧室里都是精美舒适带有弹簧的西式沙发床。浴室里安装着考究的苏州澡盆，这种盆外面镶着名贵的柚木龙雕，里面是洁白如玉的釉质陶瓷。盆里装有冷水龙头，热水要在楼下烧好提上来。在电没有接来之前，整个房间的取暖由煤气加热炉供给。这在当时是相当豪华了。后面一排平房是厨房、贮藏室和佣人住房。房后有一个菜园，自己栽种蔬菜。查理还从美国订购了棕榈等他喜爱的植物，对房前屋后进行了绿化美化。对于多年异乡漂泊和回国后租住农民破旧草房的查理来说，这真是一所天上的琼楼玉宇、人间的侯王宫殿。他提前造好了房子，在这里等候他的孩子降临人世。

1890年2月10日，这是林肯诞辰纪念日。这一天，在查理的提议下，一些反清义士在法国领事馆附近的一所房子里举行了一个小型的集会，纪念林肯的诞辰。查理在会上发表了慷慨激昂的演说。他讲解美国的民主和自由，宣传林肯“民有、民享、民治”的主张。但是，他还没有讲完，有人就提出了不同意见，到后来终于发展成为一场争论。和查理争论的主角是一位传奇式的英雄人物，名叫洪春魁。他是太平天国天王洪秀全的大哥洪仁发的儿子，15岁随洪秀全参加金田起义，以后转战桂、湘、鄂、皖、赣、苏、浙诸省15年，作战骁勇，屡建功勋，洪秀全亲封他为瑛王三千岁。天京陷落后，洪春魁率残部转战闽粤，后来撤到了香港。他一心恢复太平天国的大业，组织洪门，开展秘密反清活动。查理对这位反清老英雄内心非常尊敬，在推翻腐败的清政府这点上大家是相同的，在信仰上帝这一点上双方也是一致的。但是洪春魁听查理今天一再赞颂美国的制度，终于拍案而起，他气愤地说：“天国的事业就坏在美国人手上！传教士罗孝金是美国人，天王待之以国师之礼，封他当丞相，可他却忘恩负义，逃出天京去上海，谩骂天国。洋枪队的头目华尔、法尔恩德、自齐文都是美国人，他们用洋枪洋炮帮着清朝打天兵。我曾亲自同他们对阵，天兵只有大刀长矛，洋枪队却有开花大炮，强弱悬殊，惨不忍睹啊！美国人手上沾着天国将士的鲜血，你怎能老讲学习美国……”查理耐心解释说：“美国有坏人，有最坏的东西；也有好人，有最好的东西。有的东西我们不能效仿，有的东西却可以学习，为我所用。比如这民主、平等……”洪春魁大叫：“不行不行，咱堂堂中国，怎么能没有一个好皇帝，没有一个真命天子！”查理也叫了起来：“时至今日，如果有人还想当皇帝，我们就连他跟满清一起反！”

两人正争得不可开交，平日跟随查理的阿怀冲了进来，他急匆匆地说：“先生先生，恭喜先生！夫人，夫人生了！夫人生了！要你快回去，回去看看……”查理还要和洪春魁辩论，倒是洪春魁大度：“今天休战休战！走，咱们一起去，给你贺喜！”查理拗不过，众人一齐随查理来到他的新宅。宋查理和倪桂珍的第一个孩子刚刚呱呱坠地，这是一位千金，但她的哭声响亮，使新落成的房子一下子充满了生气。洪春魁刚进院门就听见了孩子响亮的哭声，他蛮有把握地对阿怀说：“你先不用讲，我一猜一个准！这小儿的哭声霸气十足，定是位将来要成王的公子！”查理呵呵一笑：“我最崇拜主张民主平等的林肯，坚决反对任何人称王称霸。我也希望这是个儿子，好为我们的大业增添一员猛将。但她是位可爱的女儿。她底气确实很足，我希望她在我们的事业中敢作敢为，‘巾帼不让须眉’呢。”

查理把众人留在客厅，轻手轻脚进了夫人的产房。倪桂珍头上还在冒着虚汗，见到查理进来，她似乎有些愧疚地说：“查理，对不起，是个女儿！”查理在她额上轻轻地吻着：“快不要这样说，我本来就希望我们的第一个孩子是个女儿。况且现在出生的孩子，属于宝瓶星座，若是女儿，必然大有成就！”一席话说得桂珍脸上浮出了笑容。

查理无限爱怜地抱起刚刚出生的孩子仔细端详，只见她胖嘟嘟的脸蛋，红润的小嘴，浑圆的胳膊腿儿一舞一抡，煞是可爱。查理刚想把她的小脸贴上来亲亲，她的小嘴竟嘟嘟地吹了起来，口水喷了查理一脸，查理笑笑说：“好家伙，刚出世就开始反抗爸爸了！”他轻轻地把孩子交给妻子：“好好带，这孩子日后定有成就！”

一连几天，查理沉浸在得子的欢乐中。得子之喜更激发他为孩子的未来争民主争自由的行动。他的印刷厂日夜开工，在印刷《圣经》的掩护下，勇敢地承担了为革命团体印刷宣言、通告、传单，甚至债券、金币票和委任状的任务。他没有中国传统的重男轻女思想，对女儿的成长步步都注入了自己理想的因子。他给这个刚刚出生的女儿命名霭龄，外国人念起来，很有点像他那位痴情的美国女友埃拉，个中苦心也许只有查理自己明白。不过他倒是给女儿另起了个洋名——南希，这是明确表示他对给予他上学很大帮助的卡尔夫人感念的。襁褓中的霭龄随着查理的革命活动一天天成长。

第三章

撒旦小羔羊

小女初成人

1891年初，长江流域发生了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呼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日耀武扬威的传教者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传教士们惶惶不安，一些有钱的教徒生怕财产受损，纷纷退教。接着，不断传来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美、英、法等国一面以保护传教为名，开来军舰，一面敦促清廷派兵镇压。

查理一直是传教士，他不明白人们为什么会如此激烈地反对洋教，但又不赞成对群众动武，便亲自到一些地方进行考察。结果他发现主要是教会权力过大，“权力使人腐化”，但丁说的一点儿不错。一些教会依仗外国势力，干预中国行政司法。传教士写一张二指宽的条子，就能让县官把无辜的农民判处死刑。一些传教士和传教者为非作歹，奸污妇女，霸占良田，这怎能不激起人民的愤怒？考察回来，查理向美国卫理公会布道团团长林乐知博士建议，不要急于动用武力，应该首先由教会作出反省。林乐知非常不满：“如果对传教士和教徒放弃特殊保护，中国就会变成杀戮基督教徒的疯人世界！”查理愤怒地质问：“像在中国这样传教士享有司法特权的，世界上可还有第二个国家？”林乐知承认在别国没有，但他强调中国的情况特殊。查理一字一板地说：“不论怎样特殊，传教归传教，不能侵国政！”

软弱的清政府采纳了林乐知等人的意见，对反教群众进行血腥镇压。查理认为林乐知的行为违背基督教义，又一次激烈地争吵之后，查理宣布脱离美国监理会，辞去该会神职，独立传教。林乐知对查理的反叛行为十分震怒，他一面组织教会人员对查理进行审判式的辩论围攻，一面秘奏上海道台，揭发查理的反清言行。查理和他的家庭处于阴谋和暗算之中。

一天，查理带着不满两岁的霭龄在游艺室玩耍，忽然“咣啷”一声，一块砖头飞向窗户，玻璃被打碎了。这显然是受人指使的暴徒向查理进行威胁。随着这声响，查理自己还没反应过来，小霭龄已经把手中的布娃娃用力抛向了窗户。查理被小囡及时的还击行为逗乐了，十分赞赏女儿类似自己的斗士天性。他跑过去捡起布娃娃，对小霭龄说：“掷得好，掷得好！像这样，再掷得有力些！”一边说，一边给女儿做了示范。

小霭龄一天天成长，她不同于一般女孩的温柔腼腆，逐渐露出了一股类似查理桀骜不驯的个性。她爱说爱闹，很不愿意服从别人，常常流露出一种造反精神。尤其是孩子中她作为老大，更使她常常喜欢发号施令，指挥一切，成为一帮孩子的班头领袖。

在霭龄之后相继来到世上的是庆龄、子文、美龄，1900年以后又有子良、子安出生。当后两个孩子出生的时候，查理已渐渐发展成百万富翁，同时担任革命党的执行秘书，没有多少时间同他们相处，结果只有1890年前出生的几个孩子成了灿烂夺目的人物。这些孩子虽然是同一父母所生，遗传的因子和成长的时代环境以及幼年接触的事物却略有不同，这使他们的性格各自显出不同的倾向。

庆龄是这群孩子中最优秀的一个。宋家的其他孩子都长得身矮体胖，唯独庆龄修长卓条，她的皮肤细嫩，看上去是那么娇柔、纤弱。她的五官端正，下嘴唇微翘，眼睛里流露出温柔、遐思的神情，她似乎正从遥远的地方悲哀地观察着世态人情，为当时的中国正遭受着苦难而伤感。她谦和、文雅，与霭龄和美龄骨子里的那种自命不凡、傲气逼人截然不同。她办事有条不紊，就是在梳妆打扮上也很容易显示出来。幼年风风火火的霭龄和被娇惯得不成样子的美龄，都是把头发匆匆忙忙地往后一掠了事，只有庆龄精心地梳理。她在前额上留一绺刘海，再把脑后的秀发用一条色彩鲜艳的缎带扎住，蓬蓬松松地垂在脖子后面，显得是那样清纯美丽，惹人喜爱。

美龄是家里的小霸王。她小时候长得特别胖，冬天让厚厚的棉衣一裹，简直就成了球形，因此得了个“小灯笼”的绰号。由于三姐妹中她最小，两个姐姐都让着她，她还是三姐妹中唯一有个哥哥护着的幸运者，加上父母总是宠着最小的，美龄因此而忘乎所以，她自以为天生高人一等，目空一切，盛气凌人。她只崇拜霭龄，在霭龄发号施令时，她静静地观察，好像在准备随时接替这个角色。

子文是受过查理特殊熏陶的唯一男孩。他身材矮小结实，性情活泼。他有许多地方同霭龄非常相似——坚忍不拔、富有进取精神。与霭龄不同的是，他富有幽默感，谈吐风趣，与他相处使人感到轻松愉快。

霭龄的大姐身份，对弟妹的关心爱护，办事专心致志，虑事周全富有心计，以及卓越的组织才能，使她在弟妹们面前树立了很高的威信。童年时期，这几个各具特色的孩子聚集在霭龄的旗帜下，由霭龄率领他们在游艺室里，在宽敞优美的院子里，在风景如画的田野上，打闹嬉戏，胡乱折腾。童年这些看起来没什么明确目的的玩耍，在不知不觉中培养和加固了他们之间的手足之情。直到成年之后，除了庆龄由于坚持孙中山的革命理想，与他们分道扬镳外，其余弟妹仍把霭龄奉若神明，唯她之马首是瞻。当宋家子女作为一股强劲的势力崛起于中国政治舞台之后，由于查理去世较早，城府很深的霭龄就成了他们的掌舵人，她是宋氏家族真正的领袖，是这个没有加冕的宋家王朝里说一不二的国王。

倪桂珍是个虔诚的基督徒，也是个传统观念很重的人，她严格遵守“男主外，女主内”的原则，勤俭持家，严厉地管教孩子，她不允许孩子们进行跳舞、赌博等她认为不体面的娱乐活动，不放纵他们的任何越轨行为，哪怕仅仅是由于儿童好奇的天性和缺乏自控的能力。霭龄的性格使她常常和母亲发生尖锐的冲突，而母亲和那时所有的老太太差不多，绝对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任何企图对她的反抗都被她严厉地镇压下去了。这些零零碎碎发生的琐事，给霭龄的心灵罩上了一层阴影，直到成年之后还不能忘怀。在她自己做了母亲后，她对自己的孩子采取了完全放纵的政策，任由他们随着个人意愿发展，结果闹出了许多乖张事。不过幼年的霭龄也有她对付母亲的办法，何况她还有父亲的撑腰，她的童年仍是有声有色、充满欢乐的。

查理由于长期在美国生活，养成了终生喜吃西餐的习惯，所以倪桂珍不得不认真学做西餐，并且成了一名出色的西餐厨师。虽然查理发财以后，家里雇用了专职的厨师，但倪桂珍仍经常亲自下厨房。她还把女儿们召集起来，向她们传授美式烹调的奇特花样。文静的庆龄和活泼的美龄都在母亲手把手的教导下，成了不错的厨师，甚至在她们了成了第一夫人后，遇有重要的客人，她们还会亲下厨房，做一两样精致的食品招待客人。唯有任性的霭龄不喜欢母亲的传授，不知是有意还是无意，她总是毛手毛脚，不是碰翻了盆子，就是烫伤了手指，以至母亲传授了几年，她还是一技无成。唯一勉勉强强说得过去的，是她的美式烤鸡，也就跟美国最偏远的乡村里家庭主妇烤鸡的味道差不多。

刺绣是当时中国女孩的必修课，那纤纤玉指上下舞动，用五光十色的彩线在美丽的丝绸上绣出花卉、小动物、山水云树。它至今仍是世界上最精美、最撩人情怀的工艺品。女孩刺绣不仅在于它的成品可以装饰鞋子、枕头，有实用价值，更重要的是这可以陶冶女孩们的性情，使她们变得温柔贤惠勤劳，激发她们的爱美之心。古代把刺绣称为“女红”，把它与妇德妇言妇容兼列为女子的“四德”。倪桂珍自己喜欢读书，针线活不行，可她却希望女儿们精通这门技艺。她给女孩们雇了一位刺绣师傅，那是一位针线活做得相当好又有些文化的寡妇。霭龄的天性使她对这种静坐半天才能绣一条花边的光景感到沉闷无聊，她一点儿不愿意学这活计，不敢对抗母亲，她就设法捉弄教刺绣的师傅。在上海方言里，“女工伙计”与“女叫花子”的发音非常接近，霭龄就利用这个双关语大做文章。她还把自己的发现悄悄教给庆龄和美龄。每天刺绣一开始，三个女孩就轮流把这位女工伙计喊着女叫花子，然后问这问那。每一个人叫一次，其余两个就笑个不停。开始这位女工伙计不明原因，后来她终于发现了她们的秘密，她怒气冲冲地去找倪桂珍，揭发了霭龄对她的羞辱。母亲把霭龄叫来，进行了严厉的训斥。她说一个女孩子玩这种把戏，简直太没有礼貌，太违反基督的精神。她甚至要对霭龄进行肉体惩罚。幸亏查理及时赶回了家，他听了这件事，呵呵一笑，把霭龄保护了起来。他说针线刺绣之类，不学也罢，既然只花几块钱就可以买到更好的绣品，倒不如给孩子们腾出时间多学点更有用的东西。从此，母亲再也不要求霭龄刺绣，直到成年后霭龄还自豪地向人炫耀自己的胜利，并且自称她一生也缝不直三针线。

一有时间，霭龄更喜欢到大自然中寻找乐趣。她率领弟弟妹妹故意放着大门不走，而爬上不高的院墙，再翻下来跑到外面，像越狱的囚犯逃跑，或者像飞檐走壁的江湖大盗，追求这种刺激的欢乐。他们跑到农民的稻田里，抓小鱼、捉青蛙、踩倒大片的庄稼；到农家庭院附近的果树上，偷摘未熟的青果，糟蹋掉农民收获的希望。附近农民由于查理经常帮助他们，开始都隐忍不讲，后来在霭龄率领下的这群孩子，越来越像一帮小匪徒，闹剧愈演愈烈。

一次，他们看见一个南瓜个儿特别大，几个孩子轮流试验，也未能抱起，霭龄忽生奇想，用水果刀在南瓜上挖下了一块，让子文往里面拉泡臭屎，又扣上挖下的一块。这户农民把瓜摘回家切开吃的时候，才发现了这个恶作剧。他四处打听，有人说看见宋家的孩子在那里鼓捣过，可能是他们干的。他联合几个农民终于踏进查理的家门，向他们的母亲告状。孩子们早吓得藏在后院的角落里不敢出来。母亲为了安抚这些邻居，决心当着他们的面教训自己的孩子。就在她遍寻不见的时候，查理又一次及时赶回了家，他详细询问了邻居的损失，一一向他们赔偿了远远超出损失数量的金钱。查理还同他们签订了一项君子协议，就是要求乡民们不要惊吓他的孩子，凭他们自由玩耍，如果糟害了谁家的东西，只要报来损失数量，他都加倍赔钱。乡民们虽然满意这种解决办法，但他们对此不能理解，一个个揣了钱，摇着头，走出了宋家。查理从后院把孩子们找回来，看到他们疑惧的眼神，查理安慰他们没有什么，玩耍是儿童的天性，今后只管放心大胆地去玩。他还告诉孩子们，问题都已解决，今后再不会有人威胁他们。为了打消孩子们的疑虑，查理把霭龄抱起来亲她的脸蛋，接着又挠她的胳肢窝，只挠得霭龄满院子跑，其他孩子看得哈哈大笑。查理把霭龄叫做“撒旦小羔羊”。“撒旦”在基督教故事中是专同上帝作对的魔鬼的别名。但在《圣经·约伯记》中则说，撒旦也是上帝的使者之一，在得到上帝许可后对人进行开窍。查理把霭龄叫做撒旦小羔羊，明确概括了霭龄顽皮大胆的个性和他对女儿行为的欣赏与放纵。

在查理的庇护下，撒旦小羔羊的个性得到充分发展。在所有孩子中，霭龄同父亲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受父亲的影响最大，两人的志趣也最相投。查理喜欢唱歌，他的嗓音醇美洪亮。霭龄显示出同父亲一样的才能，黄昏的时候；她常和父亲一起唱二重唱。她向父亲学的歌曲多是查理在北卡罗来纳州和田纳西州时学到的美国歌曲，因此她对西方音乐比对中国的曲调更熟悉。查理自己喜欢骑自行车，霭龄10岁的时候，他送给她一辆“飞鹰”牌自行车，霭龄成了中国少有的自己拥有一辆自行车的女孩。她得到自行车后，犹如得了个宝贝，黏在车上就不肯下来。她不顾车高腿短，一次次摔倒仍毫不气馁地又跨上去，很快她就能自如驾驭了。

骑车兜风成了他们父女俩最喜爱的运动。一天，两人兴高采烈，一直骑到了南京路的尽头。霭龄嘻嘻笑着骑在前面，路口亮起了红灯，她看也不看就冲了过去。在那里指挥交通的是个留大胡子的印度锡克族交通警，他看到这个中国女孩如此大胆，哇哇叫着要她退回去，霭龄知道他喊什么，但由于平时受到父亲的纵容，根本就不予理睬。暴躁的锡克族警察跳过来抓住车把，把霭龄推回了停车线。查理赶上来时绿灯已经亮了，气鼓鼓的霭龄蹬车又冲了过去，她围着警察的岗亭一圈又一圈没完没了地绕。来往车辆呼啸而过，警察警告危险，她根本不听。因为这时她已在街心，并不违反交通规则，查理也无法叫她停住，只好在外侧紧紧相随保护。最后这个大胡子锡克族警察不得不过来央求霭龄，请她到别处去骑——他怕在自己眼皮底下发生交通事故承担责任。但霭龄憋了气仍不理睬，直到骑累了才离去。以后骑车到了这里，她总要绕着警察骑上十几圈，以此向警察示威。

马克谛耶学校的宋氏三姐妹

霭龄虽然称得上是中国最顽皮的女孩子，但她喜爱学习却酷似她的父母。小霭龄开创了宋家小一辈中热衷接受教育的新家风。她在很小的时候就去上学，那时她还不完全懂事。查理这时在上海市民中已渐有名气。他把对西方的兴趣和自己的美国知识视为一种财产。小小的基督教社会把查理当成了他们的领导人。查理在市府礼堂举办的义演中粉墨登场，扮演一个讽刺性的角色。他自然要让孩子接受卫理公会学校的教育。在马克谛耶学校，他为自己的女孩找到了这种学习机会。这所学校在上海汉口路，由南卫理公会创办，并且以主教的名字命名。查理回国后被破格委任的牧师职务，就是在这位主教的干预下被批准的。

马克谛耶学校是当时上海一所有名的外国学校。

霭龄从虹口的家出来到学校有很长的一段路。邻街西藏路上的一所教堂叫摩尔纪念教堂，教堂的旁边就是学校所在的汉口路。查理是教堂里主日学校的校长，每个礼拜天，他都带妻子、孩子来这里做礼拜。霭龄5岁的时候，她被教堂里唱诗班的情形迷住了。唱诗班由16岁上下的女孩子组成，她们衣着漂亮统一，嗓音甜美圆润。霭龄因羡慕这些女孩子，吵着要来这里上学。母亲告诉她年龄太小，穿衣吃饭之类都不能自理，怎么可以自个儿出来上学？但是霭龄的拗劲上来就谁也无法阻挡住她。

查理亲自带霭龄去见校长海伦·理查森小姐，商量能否收下他这个只有5岁的孩子。理查森小姐打量着这个穿一条色彩鲜艳的小裤子、梳两条羊角辫的小姑娘，开玩笑地用英语问她是不是真想上学？霭龄也用英语执拗地回答说：“我想上学胜过一切！”

这句回答使理查森小姐吃了一惊，这样坚决的孩子她还是第一次见到，她同意让她作为一名寄宿生暂时来试读一段，看看她究竟能不能适应。

当这个小女孩开创她伟大的奇迹时，宋家只有三个孩子。得到入学批准后的霭龄欣喜若狂，一个星期中，她忙着准备东西，收拾衣服和箱子。这是她第一次自己拥有一个箱子，箱子不算太大，但用红油漆漆得光彩照人，上面还有一幅司马光砸缸的彩画。箱子是查理为霭龄上学特意定做的。上学的前夜，母亲把霭龄需要带的新衣服和课本之类统统装了进去。当霭龄看到箱子并没有装满时，大失所望。这可能是她贪婪性情的最初流露吧，她非要把箱子装满才肯罢休。为了满足她的愿望，母亲只好把她冬天的棉衣也都塞了进去。看着满满的箱子，小霭龄露出了满足的笑容。其实她不知道这时才是初秋，塞进去的冬衣除了满足她贪婪的心理外，纯粹是个累赘。

到学校去的这一天终于来了。

在此之前，霭龄一直为上学的事缠着父亲，顾不上别的，只有到了临出门时，她才显出有些难过。敏感的父亲觉察到了这一点，最后征求霭龄的意见，是不是要留在家里，现在决定完全来得及。

“不！”霭龄坚决得毋庸置疑。

全家人聚在门口发表意见，祖母一再表示，让这样小的孩子一人离家去上学，实在太残忍了，她难过地流下了眼泪。

霭龄说：“既然决定了，我绝不改变主意！只是……只是”，她转向父亲：“有吃茶点的时间吗？学校的饭好吃吗？”

桂珍把一篮子的美味食品交到查理手上之前先让霭龄过目，那里面有鲍泽牌黄油硬糖和黑色的巧克力，这都是霭龄平时最爱吃的，霭龄一把抱住不肯松手，查理费了一番口舌才替她拿过来。一切都已妥当，霭龄身穿红色苏格兰方格呢短上衣，绿色灯笼裤，贴在父亲身边，动身走向那大千世界。

由于学校没有同样年龄的孩子，霭龄由理查森小姐单独专门上课。理查森小姐有时带霭龄上街遛逛，街上的孩子看见这个中国小女孩跟外国人在一起，就齐声高叫：“小洋奴，小洋奴！”霭龄回身伸出舌头向他们做鬼脸，孩子们后退几步后反而喊得更起劲了。

为了减轻霭龄想家的压力，理查森小姐不得不兼做类似于幼儿园保姆的工作。她常念—首美国儿歌：

有个小姑娘，

聪明又漂亮。

一束长卷发，

留在头中央。

理查森小姐每次念完，总要问一句：“小姑娘是谁？”霭龄总是迫不及待地回答：“当然是我！”

两年之后，霭龄开始随集体活动。上课时书桌太高，她爬上凳子后脚就够不着地，课桌上刚刚露出她的小脑袋，她为此受够了罪，但是没有人想到给她作一些改善。吃饭更成了问题，盛菜的盘子放在桌子当中，所有的人都是见菜就抢，霭龄既够不着稍远一点的菜，又不如别人抢得快，多年后她还颇不满地回忆说：那时候她从未吃饱过。入夜，孤独给她带来另一种痛苦。大同学们去上夜自习后，宿舍里只留下她一个人。形单影只，她总想象着黑暗角落里有青面獠牙的魔鬼，一只耗子磨牙或者一只蝼蛄碰撞窗户，也会使她神经质地怪喊怪叫。寂静无声时她更会疑心有某种巨大的危险在悄悄逼近，吓得瑟瑟发抖，每分每秒都是那样难熬。大同学的晚自习通常以唱圣歌结束，每晚她盼望的事就是听到这首歌，因为这预示着几分钟后同学们就会回到宿舍。长时间的这种生活使她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以至几十年后，每当她听到《上帝与我同在》的歌声就会有一种异乎寻常的解放感涌上心头。

学校的大孩子总爱拿这个小不点儿开个玩笑，霭龄要小心翼翼地分辨他们每句话的含义，做出适当的反应，才能保持自己的尊严，不被他们的哄笑击倒，这种习惯，锻炼了她察言观色、应答如流的本领。一次，一个大女孩看到她因为换牙前面露出的大豁牙，暗含机关地问：“宋夫人，你的牙齿怎么了？回太太的话。”霭龄不露声色地说，“前门被人偷走啦！”还击得又巧妙又得体。

紧随霭龄之后，庆龄也进入了马克谛耶女子学校。沉稳的性格使她显出一种与她的年龄不相称的成熟。她把小手背在背后，专心致志地听老师讲课。她非常聪明，理解力强，各门功课的成绩总是名列前茅。特别是她的自我约束力，有时让人生出一种难于名状的爱怜。她默默地克服一个初入学校的孩子必然会遇到的一些困难，努力去适应学校的集体生活。连最严厉的教师也免不了鼓励她可以放纵一下，比如在课堂上捣捣乱、和同学闹点矛盾之类，并且表示她这样做了，绝不会受到惩罚，还会给予奖励。他们生怕她心里有什么委屈，挫折了孩子的天性。庆龄总是微笑着摇摇头，表示她这样做并非由于害怕什么，而是因为这样做心里才坦然愉快。

美龄与庆龄却大大相反。5岁的时候，她也吵着嚷着，要跟两个姐姐去上学。这—次因为有了霭龄和庆龄的经验，全家人都以为不会有什么问题，但结果却正相反。美龄天赋的聪明使她的功课毫无困难，但她在家养成的霸道劲儿在与同学相处上遇到了麻烦。班里的学生，即使比她大好几岁的，也得乖乖听她摆布才行。这些同学可不比自家的姐姐哥哥，往往有人对她的颐指气使不屑一顾。每遇到这种情况，她就会气得浑身发抖，厉害的时候她会突然出现荨麻疹，身上立即长出许多红肿块来。而到了夜晚，就像霭龄当初遇到的情况一样，大同学上夜自习走了，黑黑乎乎的宿舍里只留下她自己，婆娑的树影在窗户上晃来晃去，由于孤独和害怕，她只好钻进被窝闭上眼睛去逃避。时间不长她会睡着，但到了半夜，她常常又被噩梦惊扰，吓得大喊大叫，搅得整个宿舍不得安宁。这些情况使她终于不能坚持，不得不由父亲把她接回家里，直到又在家中度过两年，她满了7岁，才跟一帮年龄相仿的女孩重新上学。相比之下，霭龄是三姐妹中学习生涯的开拓者和成功者，她在学校很快就成了引人注目的人物，在强烈欲望的驱使下，她参加唱诗班，表演节目，出人头地的事都有她—份；但她善于把握分寸，平素能够藏而不露，与同学和睦相处，因此受到老师的好评和不少同学的尊敬。霭龄这些经历和她从中总结出的经验使她终生受益匪浅。

霭龄看到的是一场规则古怪的决斗

1894年，是查理一生中又一个重要转折时期。

这一年，由于陆皓东的介绍，他在上海结识了准备到北京上书的孙中山。这是查理奠定自己在推翻满清的革命中重要地位的一举，也是宋家子女日后在政界崛起的重要契机。

霭龄是在自己家门口第一次见到孙中山的。这时这位出生于广东香山县、不久前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的孙博士，正值青春盛年，—副晚清书生打扮，英姿勃发。他受两广革命思潮的影响，早不满于清廷的腐败统治，有心做洪秀全第二。但这时他还没有痛下推翻清王朝的决心，他还抱着一丝希望，就是想效法战国策士的上书游说，以天下大势、国脉所系的利害安危，来打动朝廷中的掌权者，促使他们革新政治，任用贤能，使国家的颓势有所扭转。宋查理热情接待了孙中山，却对他的上书做法大不以为然。查理认定清王朝已不可救药，非推翻不可，上书不会有任何效果。同时他对孙中山想做洪秀全第二也极不赞成，劝孙中山做中国的林肯或华盛顿。查理请孙中山到自己家中做客，进门之前，两人的争论还未结束，孙中山提议进行一场夏威夷式的摔跤决定争论的胜负。

霭龄看到的是一场规则古怪的决斗。两人在嘴上各抹了一把黄泥后，互相扭住较量起来。但这场决斗的胜负不以谁能把谁摔倒为准，而是以在决斗中谁先出口说话为准，谁先开了口谁就算输。结果孙中山赢得了胜利。这在霭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震惊。她过去一直把爸爸视为这个世界上最强的人，今天在自己家门口却有一个人把爸爸赢了，这个人一定是比爸爸更强的英雄。对孙中山的崇拜这一刻便在霭龄心中扎下了根，为她日后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并且追求比她大十几岁的孙中山埋下了伏笔。

孙中山赢了查理，查理只好同意了他到北京上书一事。结果，孙中山虽然凭人推荐在天津见到了大清权臣李鸿章，却丝毫未能对这位佐相产生一点影响。这位宦海沉浮几十年，终于在满人皇帝手下位极人臣又热衷操办洋务的中堂大人，自以为洞悉中国之一切，怎么可能为一介书生的几句危言所打动？

孙中山无功而返，从此彻底断绝了对清廷的最后一点点幻想。他从天津返回上海，又住进了查理家中。两人砥砺切磋，共谋反清大计。同时也开始规划使中国尽快富强的实业救国方针。

一天，两人就建设国家的问题讨论到深夜，他们想到了开矿、炼铁炼钢、发展电力等，再往下思索时，二人差不多同时想到了铁路。“铁路！”“对，铁路，铁路！”孙中山站起摇头晃脑吟咏铁路之便利：“铁道纵横，四通八达，凡轮船所不至，有轮车以济之。其利较轮船为尤溥，以无波涛之险，无礁石之虞也！”查理接言：“地球各邦今已视铁路为命脉矣，岂特商贾之载运而已哉！”一番酸文，二人相视大笑。查理说：“中国之落后，以铁路为最甚。如以现在美国的铁路里程计，我中国这样广大国土，应有300万里铁路才行。”孙中山沉吟片刻：“以当今之国势，300万里铁路岂非痴人说梦？我看近期如能建20万里，则列强即不敢窥伺我中华！”查理想了一会儿，“好，建20万里铁路亦是盖世之功！”二人越说越兴奋，他们为自己的宏伟计划所鼓舞，恨不得立即就干起来。两人吃了一点夜宵，喝了一杯咖啡，竟然就动起手来。他们在查理的客厅里先做了一幅巨大的中国地图，标上了各省省会及一些大城市的名字，孙中山刚刚在各城市之间标上铁路路线，东方已经破晓。

他们通宵未睡，竟毫无倦意。早饭以后，造路正式开始。小霭龄也兴致勃勃参加了这场筑路大业。她在一旁递这递那，忙得两手黑乎乎，小脸蛋红扑扑。一天的折腾，他们居然造出了能够运动的小火车。黄昏，小火车在孙中山铺成的铁道线上开动了。霭龄在一旁拍着小手欢呼：“噢——火车开到成都喽，火车开到拉萨喽——火车来啦，快上车啦！”

小霭龄的欢呼使查理和孙中山心头涌起了强劲的热流。近20年后，孙中山真的放弃总统宝座，心甘情愿地当起了铁路督办，宋查理干起了铁路督办司库，费尽心机去筹措20万里铁路所需的60亿元经费，留美回国的霭龄则成了铁路督办的得力秘书，三人共同把那一天心血来潮的计划去认真地付诸实施。

第四章

初识美国

赴美留学

喧嚣忙乱的上海刚刚褪去令人心烦意乱的暑热，正是天高云淡、金风送爽的季节，一艘装满了中国宋代钧瓷、唐三彩陶马、汉朝瓦当以及敦煌壁画、龙门石佛和各种珍宝玉器的美国轮船“高丽”号，在上海港高鸣着亢奋的汽笛，卷扬机把沉重的铁锚从海底一寸寸收起。参加八国联军攻打北京趁火打劫发了财的军官，来中国“考察”顺手牵羊的“学者”，还有专门来廉价骗购中国古董的商人，心满意足地手拿盛满威士忌的银杯，向上海海关钟楼送去此行最后的一瞥，他们要永远记住这个与他们的财宝紧紧相连的国度，以便回国后向人炫耀他们宝贝的来源和价值，也准备适当的时候旧地重游。

在这艘船的甲板上，还有一位身着洋装的中国姑娘，此刻她正倚靠着栏杆，目不转睛地望着“维多利亚”号小船。那艘船载着她的父亲——宋查理，正沿着黄浦江向上海码头航行。一切的嘱咐她已记在心里，一切送别的仪式已经举行，她心里空空荡荡，就那么一动不动地站着。直到小船隐没在江水泛起的一片白光之中，什么也看不清的时候，她才突然咬住肩膀上的衣服，忘情地哭了起来。

轮船平稳地滑向了碧波万顷的东海，看着一群群洁白的海鸥在轮船上方振翅飞翔，姑娘慢慢地停止了哭泣。她在心里安慰自己，这没有什么好哭的，这是自己情愿做的事情。她已经踏上了父亲为她安排的道路，要到美国去接受教育了。

这位姑娘就是霭龄，她已在马克谛耶学校度过了将近十年的学习生活。如今她15岁了，国内没有适合她进一步学习的学校，她要到大洋彼岸去，那里——佐治亚州梅肯城里，有世界上第一所为妇女专设的学院——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要在那里获得知识，结交朋友，为她一生的事业奠定基础。

现有的资料表明，宋霭龄是第一位正式到美国留学的中国女子。为她这次异国求学之行，在宋家和他们的邻居朋友之间，发生过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许多人听到霭龄要到美国读书的消息，都翻出了白眼。他们说，若是男孩子出国留学尚无不可，一个女孩子出国学什么？学了又干些什么？女孩子最大的事情不过是要找一个婆家，嫁一个好男人。父母若是真的为她着想，就应该给她攒一笔钱做嫁妆。如今到国外几年，那得多大的开销？岂不是等于把女儿的嫁妆钱给打了水漂？再说在国外待过的人大都会变得古里古怪，像霭龄这样一个女孩子，如果也装了满脑子愚蠢思想回来，谁还肯娶她？这不是要剥夺她一生的幸福，使她成为一个终生嫁不出去的老姑娘吗？查理坚决反对这种僵化的思维和过时的说法，他以自己的经历证明当今之世，必须学习西方的文明才能成就大事。霭龄也不为这些闲言碎语所动摇。父女俩勇敢地冲决旧思想的罗网，为女性留洋蹚出了一条道路。

霭龄是个刚强自信的姑娘，她很快就为自己刚才的流泪感到难为情。这又不是别人硬要把她孤零零地推到一个不明不白的地方去。与她同行的是愿意悉心照顾她的步惠廉牧师夫妇和他们的四个儿子。在她哭泣的时候，步惠廉牧师就站在她不远的地方，但他装作没有看见，他认为让她哭一下也是必要的，感情总要发泄出来才能进入下一步更佳状态。

步惠廉是查理在万德毕尔特神学院的同窗好友。他身材高大，性情诙谐，学生时代曾和查理开过不少至今记忆犹新的玩笑。查理回国后，步惠廉也主动申请来中国传教，这使得查理有机会在自己的国家对昔日的好友极尽地主之谊。步惠廉多次到查理家中做客，他与霭龄用英语会话，向霭龄讲解美国的风土人情，两人已十分熟悉。这次霭龄赴美留学，还是步惠廉为她联系的学校，趁步惠廉回国休假之机，把霭龄带到美国，所有的人都认为这是万无一失的最好安排。

步惠廉夫人在中国刚刚患过一场伤寒，身体虚弱。霭龄和夫人以及她的小儿子住在一个舱里，途中可以互相照顾。度过了离家那一刻的伤感以后，霭龄心情兴奋，她的心咚咚地跳着，盼望早日到达父亲和步惠廉一家向她描绘的那个美丽的国家。

人生总是要时时面临一些考验。霭龄此行的路上，就有一连串的不顺在前面等待着她。几天以后，“高丽号”停靠在了第一站日本神户。这时船上有一个旅客因病死去。船上的医生说是死于肺炎，而日本海关检疫人员却怀疑是死于鼠疫。那是一种由老鼠传染的死亡率很高的疾病。为了防止船上的人把这种病菌传入日本港口，日本海关人员对轮船进行了药剂熏蒸消毒。同时搞来一批大木盆，在里面放上消毒药水，让全体人员在木盆里浸泡，虽说已是5月天气，但在海滩上进行的这种消毒方式，却让许多人吃不消。轮船在神户整整被扣留了10天才被允许开往下一个日本港口横滨。步惠廉夫人虚弱的身体经过一番折腾，发起了高烧。船一到横滨，她就被紧急送往医院抢救，不久死在了那里。显然，步惠廉已经无法按原定的计划继续航行，他必须留下来处理夫人的后事。前面的航程还很遥远，步惠廉想把霭龄交给别人带回中国，适当的时候再安排她赴美。霭龄坚决不同意，她认为自己一个人也能随船到达美国。步惠廉拗不过这个倔强的姑娘，只好把她托付给同船上的另一对美国夫妇，请他们帮助霭龄到达佐治亚州。

船从横滨开出，霭龄换了一身漂亮的衣服，头上扎了美丽的蝴蝶结，兴致勃勃地去找这对美国夫妇，准备和他们聊聊天，共同打发船上寂寞的时光。她来到这对美国人的舱门口，无意间听到这位美国太太大声的话语：“噢！上帝，船总算开了！离开这些肮脏的中国人和野蛮的日本人，我心里才好受些。先生，这辈子我可再不愿跟你到这种地方来，再不愿看见那些中国人和日本人了！”

这是霭龄第一次亲耳听到美国人对中国人的诬蔑，她感到非常屈辱。以往从父亲口里，从马克谛耶学校的理查森小姐口里，她一直受到的是美国的自由、民主、平等、博爱的感染。查理在林乐知那里受到的歧视和白眼，父亲并不曾给她明说。今日她自己第一次听到美国人这样看待东方民族，她顿感像有人当头砸了一棒，脑袋昏昏沉沉。她准备敲舱门的手久久举着，如同蟠桃园里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的瑶池玉女。直到有人从另一侧走来，霭龄才醒过神来，她急匆匆地返回自己的舱里，趴在铺上牙咬枕巾啜泣起来。

望着船头被劈开的白色海浪，霭龄心情变得灰暗起来，她不知道此行前程究竟如何？她现在是孤零零一人，谁知道还有多少美国人对中国人抱有这种看法。对那个陌生的国度，她毕竟只从别人口里听到一鳞半爪的介绍，其中有多少是客观的情况，有多少是他们主观的想法，她现在真拿不准了。她后悔不该不听步惠廉的安排，现在想返回去也不可能了。对一个心地纯洁透明、虔诚得像朝圣一样的15岁少女，她以往心目中天堂一般的美国究竟会怎样迎接她呢？

途中多奇事

霭龄这次是去美国读书，却首先对中国文化有了一种全新的理解。比如一些古老的谚语格言，真是精警深刻得让人一言过耳终生难忘。一句“福无双至，祸不单行”，就足以让霭龄铭心刻骨了。

霭龄没有了平昔挂在嘴边的美国南方小曲，她把一身洋装脱下，换上了中国旗袍。她不想吃饭，懒得动弹，第一次体会到了惆怅的滋味。

一天，她恹恹地靠在甲板栏杆上，漫无目的地注视着天水相连的远方，她感到海上的景色是如此单调，如此无聊。海风掠乱了她的秀发，她理了几次毫无作用，低声咕哝了一句：“讨厌的风！”便转身准备回舱。忽然背后传来一声热情的招呼，回头一望，是一位朝鲜妇女，她依稀记得前两天见过一面，但没有打过招呼。

这位朝鲜妇女约莫40来岁，穿着典型的朝鲜高腰裙子，她的脸上已微有皱纹，但仍显得很美。她来到霭龄面前，热情地说：“小姐，认识一下吧。我叫金水姬，是朝鲜开城人。我的父亲在美国经商，他患了重病，我在日本横滨换上了这艘船，到美国去看望他。小姐，你是中国什么地方人？我小时候曾随父亲到过中国威海、青岛、上海，那些地方的风情我记忆犹新，那些中国人的热情好客我永远不会忘记。小姐你叫什么名字？这两天没有看到你，你好像不大出来活动……”金水姬显然对碰上中国旅伴非常高兴，她一说起来就没完。霭龄心情不好，但也不得不对这位热情的朝鲜妇女表示出礼貌。她用缓慢的语调说：“我是上海人，要到美国读书。这几天身上不太舒服……”

金水姬并不知道霭龄不舒服的原因，她还以为是女孩子通常来的那种情况，她关切地说：“那好，甲板上风大，你要不要到我舱里坐坐？”霭龄说：“我想回去了。”金水姬说：“好，好吧。我送你回去。”

霭龄无法拒绝人家的好意，只好由金水姬伴着回到自己的船舱。金水姬回舱拿来自己带的苹果和朝鲜点心，劝霭龄吃一些，霭龄这时才感到确实饿了，她不好意思地笑笑，大口吃了起来。金水姬谈兴很高，她不停地讲自己对中国的感受，讲对遇上中国小姐的兴奋。特别是因为霭龄家在上海，金水姬恰恰到过上海，使得她们彼此有了一些共同的话题。霭龄被她的情绪所感染，心情逐渐好起来，也说了自己此行的一些情况，当然她没有讲那对美国夫妇的谈话给她的刺激。霭龄对这位朝鲜女人产生了明显的好感。

在海上航行的那些天，幸亏有这位朝鲜妇女做伴，霭龄不再感到孤独和寂寞，不再为那位美国妇人的偏见所缠绕，她的心情变得明快起来。

1904年7月1日，“高丽号”驶进了美国旧金山港口。霭龄和金水姬老早就来到甲板上。

糟糕的事情还在后面。在海关入口处，一个满脸横肉的海关官员看了霭龄的护照后，粗野地高声吼叫，说霭龄的护照有问题，不许入境，要把她抓起来遣返中国。霭龄惊呆了，也吓坏了，她一时不知该如何应付。一路陪伴霭龄的金水姬勇敢地站了出来，向那个家伙发出质问，究竟护照有什么问题，怎能这样对待一个远涉重洋来求学的姑娘？那个海关官员粗野地推开水姬，威胁说这里没有她的事，命令她立即上岸走开，否则连她一起关起来。金水姬坚决地拒绝了，她说，不让霭龄上岸，她也不会走，必须把问题搞清楚。那个官员傲慢地说：“问题就出在你身上！这女孩尚未成年，她不能独立行动。她的护照副本上表明，她是由一对美国夫妇护送来美的，那对美国夫妇在哪里？你难道还想冒充美国人吗？”

金水姬忍着极大的愤怒，解释了步惠廉夫妇在日本上岸、不能护送霭龄的原因。但问题的实质是因为美国国会1894年通过的旨在把更多的华人挤出美国的排华法案，所以任凭金水姬和霭龄怎样解释都无济于事。这个家伙要把霭龄抓进拘留所时，又来了一个满脸胡子的官员，他耸耸肩膀说：“美国的拘留所不适合关畜生般的人，这个中国偷渡妇女只能返回船上，等船重新起航时把她带走。”

一筹莫展的霭龄不得不带着悲愤和屈辱退回“高丽号”，她做梦也没想到在赫赫有名的民主自由的国度里，竟会发生这样粗暴的事情。这个她一直认为是最讲自由、博爱的国家居然不接纳她。金水姬表现出了她真诚的友谊和高度的责任感，尽管探视重病在身的父亲使她急如星火，她还是毫不犹豫地陪霭龄留了下来。她们在船上发泄了不满和愤慨，还得赶紧想办法。但是霭龄的一切都是按照步惠廉夫妇护送制定的计划，一路上的情况已完全超出了查理当初的设想，霭龄哭干了眼泪，憋坏了脑子，还是无法可想。即使想起了什么人，但美国海关不许她迈出一步，又如何联系呢？她们四目相对，一次次坐到天黑，不知道明天该怎样度过？

不过，她总算没有被立即遣返。美国人有美国人的思维方式和处理问题的方法。他们只是不准霭龄上岸，至于她待在哪艘船上，在船上待多久他们是不管不问的。按照他们的思维逻辑，不论哪艘船，总不会一辈子停在港口，迟早是要开走的。船走了，船上的人当然也就会离开。毫无处世经验的霭龄也沿着这个方向想，越急越没有主意。但是年龄大的金水姬却琢磨出这里有空子可钻。当“高丽号”开走的时候，她带霭龄换到了另一艘刚进港的船上。她们就这样接连换了几次船，海关官员并不来干涉，霭龄这才逐渐冷静下来，开始搜索枯肠，极力回想她听到过的美国人的名字。

终于，她想起了行前好像父亲和步惠廉谈话时，隐隐约约说起过他们上岸时有一个叫什么里德的人会来接他们。她把这个名字赶紧告诉了金水姬，但是里德住在哪里，怎样才能找到，他为什么没有在船靠岸那天来找他们，霭龄都一无所知。不过总算有了一个线索，金水姬安慰霭龄，有了这个人的名字，她就能想出办法，摆脱目前的窘境。

金水姬把霭龄安顿在船上等待，自己上岸去打电话。她通过查号台查找里德的电话号码。但美国人名字好像总共就那么几个，不仅不同的家庭里重名的人特别多，就是一个家庭里面，一个名字也会爷爷用了孙子用，叔叔用了侄子用，遍地都是约翰亨利汤姆逊。就这个出现频率不算高的里德，在旧金山电话局的电话簿上也有上百个。金水姬不厌其烦，拨出一个个电话，向一个个里德发出询问：是否认识一个在中国传教的步惠廉，是否接到通知在7月1日到“高丽号”上接人？

皇天不负有心人。水姬拨到第三十三个电话时，终于那边传来了惊奇的声音，接着是连连道歉，表示他马上到港口来。

水姬回到船上，拉住霭龄的手绕着圈跳了起来。两人高兴得笑一会儿，埋怨一会儿里德，她们都觉得这下可有救了，里德一来，一切误会都可以解释清楚，她们立即就能上岸了。水姬忙着收拾东西，霭龄把两个没吃完的罐头，在甲板上狠狠地甩到海里，口里说着：见鬼去吧，罐头瓶子，我们要上岸吃牛排啦！结果引来一个水警的大声呵斥，霭龄向着水姬吐吐舌头，做个鬼脸钻进舱里去了。

时间不长，一个黄头发、高颧骨的清瘦中年男子急匆匆来到船上。这个人就是里德。他轻轻抱住霭龄拍拍她的背，接着坦率地叙说了那天接人的情况。

7月1日那天，他按时来到码头，因为他的女友要拉他去出席一个亲戚举办的舞会，他没有上船，而是陪着女友在外面等，结果看见船上的人都出来了，也没有步惠廉一家，他以为一定是改了船期，没有多想就跟女友去出席舞会了。由于后来没有消息，他早把这件事忘在了脑后，根本不知道发生了霭龄被扣的事件。他作了道歉和自责，安慰了霭龄，向金水姬表示谢意，就匆匆去找海关官员，准备马上把霭龄带走。

但是又一次出乎意料，海关官员说，他们早把这个中国姑娘的事忘记了。当里德要求他们允许入境时，海关与移民局之间又互相踢起了皮球。每个部门都说应该去找另一个部门解决。里德在码头上跑来跑去，被人支使着转了一圈又一圈，就是不得要领，没有人说不应该解决，但也没有人肯签署准许入境的意见。里德跑了两天毫无结果，终于忍无可忍，他破口大骂这些官员都是狗官，是狗娘养的。但那些人听了，大都是一副笑嘻嘻无所谓的样子，都认为里德该骂，不过骂的是该对这件事负责的人，和自己没有关系。

霭龄丧气透了，她觉得自己好比一只撞在蜘蛛网上的蜻蜓，虽然一时不会被吃掉，却被折磨得精疲力竭快要坚持不住了。

幸亏里德想起了另一种办法。他通过教会的渠道把这件事反映到了华盛顿高级官员那里，教会以查理是受美国教会派遣到中国传教的人员为由，对他的子女返回美国教会学校读书受到阻挠，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最后华盛顿的政府官员出面总算使问题得到了解决。只不过到霭龄被允许上岸时，距里德出面活动又过去了整整一周。

霭龄一共换了四艘船，被山姆大叔堵在国门之外四个星期，总算踏上了美国的陆地。第三天，步惠廉牧师在日本处理完夫人的丧事，改乘另一艘船也到了旧金山。他们无心再在此地停留，匆匆起程赶往佐治亚州梅肯城，因为经过这一番折腾后，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开学的时间已经迫在眉睫了。再稍有延迟，霭龄就要耽误掉整整一个学年。

中国人显然被置于劣等民族之列

霭龄和步惠廉乘火车转道圣路易斯，然后前往佐治亚州的梅肯。8月2日午夜顺利到达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她睡了一会儿，天就亮了。她的心情非常好，她想象着全家此刻一定围坐在餐桌旁，父亲又在讲解他的美国奇遇，并且会安慰母亲，说她的大女儿这会儿到达了一个什么样的地方，那地方有些什么特点。女儿会愉快地生活在讲文明有涵养的美国人中间，叫她放心。她想到父亲一贯地料事如神，不由笑了起来。如果有直拨电话，把自己这会儿的情况马上告诉家里多好。当然这时打电话是不可能的。她想到外面散散步，熟悉一下环境，然后给父母写信。在旧金山被扣的事还写不写？这不太愉快，徒惹母亲担忧，这次就不写了，以后再说。那么这封信要写点让家里高兴的事，对，把美国的气候、地理、人们行事方法中一些可笑的方面写写，把学院的环境写写，让全家人高兴、放心。霭龄做了仔细观察和准备，并且开始琢磨形容学院设施和教师同学服饰语音的词汇。一出门，她忽然发觉一些同学拿着报纸，在远处指着自己唧唧喳喳。霭龄感到奇怪，这些人尚未谋面，他们对自己知道些什么，又能议论些什么呢？难道报纸会对一个中国姑娘的到来作出评论吗？

霭龄疑疑惑惑，买了一份当天在梅肯出版的《电讯报》。报纸一拿到手，她就全明白了。美国真是一个奇怪的国家，这家报纸居然对霭龄来这儿读书的事有那么大的兴趣，不惜在一版显著位置发出一条不短的消息。霭龄急忙从头阅读起来。

［本报最新消息］前来威斯里安学院途中被扣在旧金山船上的中国姑娘宋霭龄小姐，已随同步惠廉牧师于今天凌晨零点三十分来到梅肯。步惠廉牧师离开上海后在路上耽搁了一段时间。大家不会忘记，步惠廉夫人回国途中在横滨病逝。这位中国姑娘在旧金山耽搁的时候一直在等待着步惠廉。

宋小姐的母亲是一位中国基督教徒，她是在上海长大的。她的父亲希望把她送到美国来念书，完成学业后回国在她的同胞中传播基督教。

“她从小就受到我们教会的熏陶，”威斯里安学院院长格里昨天说，“我们的传教士步惠廉先生今年夏季回国休假时很乐意把她带到美国。他当然希望最好是威斯里安学院录取她，因为他的许多姐妹侄女甥女都毕业于我们学院。”

步惠廉牧师给格里院长写了一封信，欣然为这位基督教传教士的女儿前来美国做好了安排，并按照威斯里安学院的规定为她做好了一切准备。

步惠廉牧师到达旧金山后，这位中国姑娘同她会合。因此她不是孤零零地一个人横越大陆前来威斯里安学院的。据说这位中国姑娘相当聪明。

“当然，学院方面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这位中国姑娘交朋友，不会的，我们不会强迫或勉强其他任何人这样做。”格里院长还说，“她们不会因为学院里来了中国姑娘而受到约束，完全可以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一点不用担心，相信她会受到礼貌和友好的对待。”

根据格里院长所掌握的情况，宋小姐是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学习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也是专为读书从中国来到美国的第一位中国姑娘。众所周知，该学院过去曾录取过印第安姑娘。

霭龄开始看这条消息时还怀着一种忐忑不安的心情，她觉得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里，自己那么渺小，怎么可以占据报纸一版的显赫位置呢？看到报纸说她相当聪明，她有些自得地笑了，虽然笑得是那么含蓄，但是笑在心里，甜蜜只有自己才感觉得到。但是看到后来，她明白了那些同学指指划划的原因，也注意到了格里院长此番谈话的用意和报纸如此公开报道的目的。什么不会勉强其他白人小姐同中国姑娘交朋友，什么这个学院过去曾录取过印第安姑娘，通篇报道的主旨原来在这里！在这些人眼里，中国人显然被置于劣等民族之列，录取一个中国姑娘如同一件慈善事业。不会勉强其他小姐同自己交朋友，难道同中国姑娘交朋友是一件耻辱的事情吗？礼貌的对待是一种什么情形？霭龄竭力支持住，不让眼泪掉下来，不让自己有任何失态，她从小养成的坚强性格使她成功地掩盖住了内心的愤怒和悲哀，迎着那些同学观赏怪物的目光，从容地走回宿舍。

霭龄的家信一时没有心情写了，她要仔细考虑如何应付目前的处境。这是别人帮不上忙的。

她整整思考了三天，终于有了一套行动计划，她要靠中国人的聪明智慧，靠自己的友善真诚，改变那些人对中国人的不正确看法，为自己赢得友谊，让那些白人小姐自愿地同自己交朋友，圆满地完成学业。

“事不过三”，这也是一句有名的中国格言，霭龄想到了它。也许明天以后的生活会是另一番情景。霭龄在思考和行动中迎来了正式开学的日子。

第五章

留学生涯

让这个中国姑娘上当不容易

一路上的经历使霭龄成熟了许多，还没有正式开课她就学到了不少东西。金秋的9月，霭龄进入了预科班，进一步学习英语和一些基础知识，为以后的正式课程做准备。

霭龄的性格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最主要的是像她这个年龄的女孩子常有的银铃般的笑声很少听到了，她不过分热情地主动去接近和讨好谁。她总显出一副不苟言笑、落落寡合的样子。但对那些从前没有接触过她的人来说，并不会感觉到这种变化，他们会认为她从来就是这种性格，认为这是由于东方女孩的羞怯。

霭龄性格上的变化给她带来了意想不到的效果。她自己很少笑，结果却使围绕她的友善的笑声多了起来，她没有表现硬拉谁做朋友的企图，反而使她赢得了不少真诚的朋友。

仅仅过了几个星期，那些曾被明确告诫不勉强她们跟中国小姐交朋友的美国同学就发现，这个矮胖的中国姑娘并没有什么丑陋和野蛮的地方，完全不对她们构成威胁。相反，她含蓄持重，富有教养，善解人意，心性率直，是一位很值得信赖、遇事很有办法的可爱的伙伴。

在宋家所有孩子中，查理与霭龄一起相处的时间最多。因为那时查理虽然事业上很有发展，但毕竟还不是太忙，到其他孩子一个个成长起来的时候，查理已经拥有了很大的企业需要照料。再后来他又担任了革命党的执行秘书，闲暇时间就很少了。霭龄小的时候，查理经常与她一起坐黄包车到上海的大街小巷转悠，他们一边观看建筑和行人，查理一边给霭龄讲解城市的秘密。各种人怎样赚钱，怎样生活。怎样判断那些匆匆而过的人是什么职业，在社会上有什么地位。那些房子为什么那么盖，它的主人有多少财产，这种建筑表明了主人什么样的心态，等等。这是霭龄显得早熟和富有社会经验的原因。现在当霭龄独处异国的时候，这些知识和经验帮了她很大忙。她不爱慕虚荣，不像与她同年龄的女孩那样过分追求华丽的服饰。她知道矫揉造作市价的高低。她能够确切地判断出每位同学的父亲真正拥有多少财产，她们真正属于社会的哪个阶层。

开始，还有些同学想看霭龄的笑话。她们利用英语中一些词尾相同而词意不相干的词来打岔，想陷霭龄于两难之中。一次，同学们上山采果子，一个同学问：“坚果是从哪里来的？”霭龄用流利的语言说：“当然是从树上来的！”接着同学又问：“那么炸面包圈是从哪儿长出来的？”霭龄知道这是利用炸面包圈词尾与榛子相同的双关用语，她略一思索，大声说：“是从厨房里长出来的！”同学们都笑起来。霭龄的回答太巧妙了，厨房的词尾与树谐音，如果问的是炸面包圈，那她对的是厨房；如果意在词尾的榛子，那么这里的词尾则是树，真是天衣无缝。霭龄从小跟父亲学，在马克谛耶学校跟理查森小姐学，她的英语水平一点儿不比其他同学差。斗嘴是斗不过她的。

后来有的同学又开始精心设计一些小把戏。比如，在少半开的门头上面放上一把笤帚之类，然后装出煞有介事的样子，去喊外面的霭龄快进教室，其他人则等着看她推门进屋时被掉下来的笤帚砸一下子的狼狈相。然而，霭龄往往能从别人的眼神中判断出事有蹊跷，她会以守为攻，乘机转移话题，使别人被她牵了鼻子。结果反而使设计这个陷阱的同学忘记了自己的把戏，进屋时被自己放上去的东西砸了头。她邻座的一位同学几次在一上课全体起立向老师致意时，悄悄抽掉她的凳子，想叫她贸然坐下时蹾在地上。但霭龄从来没有那么匆忙，坐下前总是回头看一下凳子，或者用手扶住后才坐。霭龄的稳重使她极少上当，但如果偶有一次她上了别人的当，她定会查出谁的主意，谁干的，然后寻找机会给予加倍的报复，让她出更大洋相。几次下来，这些同学说，让这个中国姑娘上当不容易，让她上了当可了不得。当然这时还只是孩子之间的玩闹，但霭龄的这种性格却逐渐成形，贯穿了她的一生。几十年后，她瞻前顾后，虑事周全，几乎没有人能够愚弄她。而她的报复心却是越来越重，令许多和她打交道的人提心吊胆。

随着同学们对霭龄戒心的消失和逐渐熟稔，她慢慢使出了一套笼络人心的手段。她用家里寄来的多余的钱，经常花几个美分买一些棒棒糖啊、爆米花之类，和同学分享。她极善于发挥这几个小钱的作用。她不是买上一堆，平均分给大家。她知道那样徒惹招摇，大家会以为她有意摆阔，结果是没人领情。她也不是只给关系亲近的少数几个人，而经常变换对象，每次往往只有一两个人。她们总是先在一起玩耍，到适当的时候，她显出随便的样子，再做出蓄谋已久的事来，使这些人都以为自己是霭龄最喜欢的朋友。

最令同学们眼馋的还是霭龄拥有的那些中国货。漂亮的衣服是最令女孩们神往的圣物。在一些集会或是出外游玩的时候，霭龄会穿上中国的丝绸旗袍，在辫子上扎一条艳丽的缎带。这些江浙出产的绸缎，本来就属于世界奇珍，加上精心剪裁缝制，穿在一个中国姑娘身上，会令周围那些身着棉布或亚麻布的即使是最美丽的美国小姐也黯然失色。美国小姐们对霭龄衣服那细密的质地、艳丽的色彩、典雅的图案惊羡不已，她们极力讨霭龄喜欢，想从她手上得到一件。这一点又被霭龄巧妙地利用。她给父亲写信，请他经常寄一些最新花色的绸缎。查理深知这些丝织品对霭龄的作用，他毫不吝啬，第一次就给霭龄寄来40码。以后每隔一段时间，他就挑选一批，扯成合适的衣服料子，给霭龄寄来。她会根据平时的留心观察，在恰当的时候，给人送上一块颜色合适的衣料，或桃红、浅红、粉红、紫红、玫瑰红，或淡绿、翠绿、墨绿、翡翠绿，或鹅黄、海蓝、藕荷色。这些同学得到绸料的时候，不仅为它的质地，更为霭龄拿出的是自己最喜爱的颜色而激动不已，活泼开朗的美国姑娘会发疯般地和霭龄拥抱，在她额上脸上脖颈上狂热地亲吻。霭龄成了学校里最有人缘的学生。放假的时候，一些同学宁肯不回去和家人团聚，也要陪霭龄到外地旅游。留学期间，霭龄周游了美国很多有名的地方。她旁听了不少大学的讲座，参加了各式各样的在美华人聚会，不仅开阔了眼界，还结识了一大批朋友。在一次纽约华人社团的募捐活动中，她和未来的丈夫孔祥熙已经有了一面之交。

霭龄当面质问罗斯福总统

赴美留学的第二年，美国生活方式的影响已越来越深地侵入霭龄的心底。她剪掉了辫子，梳起了美国流行的高发式。她的大部分衣服换成了美国式的，深色的西式裙子，领口低得露出了乳房边缘的大开领上衣。她还学会了五花八门的美国俚语，如果不仔细观察她的鼻子，你会把她当成一个地道的美国洋妮。

查理想到了这一层，不断地给她寄来中国的书籍，要求她仔细阅读；并以自己的切身经历和体会特别提醒她，根还在中国，不论在美国待多久，最终还得回到中国；只有在中国，才能因为受过洋教育而突出出来，受到重视，获得远大前程；如果在美国，终会因为是外族移民政治上发展受到限制，顶多经商赚几个小钱，生活得舒服一些。那样于国无益，也违背送她留学的初衷。父亲的教诲如警钟在霭龄耳边常鸣，她一边尽情地享受着美国的物质文明，吸收着大量知识，一边顽强地在内心深处保留着炎黄子孙的自尊。

学院里有一座蓄水池，一股清凉的河水穿过围墙被引进来，流过几级低矮的水泥阶梯，形成宽宽的白色瀑布。蓄水池却是斜斜的土岸，草色青青。池里游荡着五颜六色的金鱼。岸边有高大的桉树，树下摆放着一些石桌石凳。霭龄非常喜欢这儿的景色和幽静的环境，下午上完课后，她喜欢独自一人来到临水的石桌旁，捧一本父亲寄来的中国书，背向夕阳，靠在石凳上，乘着习习凉风，专心致志地阅读。查理寄给她的书，有一部分是中国古代思想家们的经典著作，更多的则是反清志士们新写的关于国家形势和中国前途的言词激烈的小册子。霭龄通过这些书，和中国的传统保持着割不断的瓜葛，和国内革命者保持着同步的思想和情感。

一次历史课上，马克涅教授在听完霭龄回答关于美国独立战争的一个问题后，非常满意。他用教鞭在全班同学头上划着说：“瞧！好学生应该是这样回答问题的！”接着他又提出了一个问题：“请你描述谢尔曼进军佐治亚州的情景。”这等于是要霭龄当模特，再给其他人做示范。霭龄为了避免其他同学对她刚才受到表扬的嫉妒，轻声说：“哦，这个问题我不能回答。”说完就自己坐了下来。教授立即借题发挥说：“我想霭龄同学绝不是回答不出，而是出于和我们大多数南方人同样的情感。不管美国南北战争的性质如何，谢尔曼是北军将领，他率兵进攻我们南方，对我们南方人都是一种感情上的伤害。霭龄同学不愿回答这个问题，说明她已经把自己当成一个美国南方人了。”对教授的这种风马牛不相及的牵强附会，霭龄感到好笑，认为这是强加于人，但她不愿引起不快，就默不作声。谁知教授意犹未尽，顿了一下又说：“我认为，现在可以说，宋霭龄小姐已经是一位优秀的美国公民了。”这下霭龄可不愿再沉默了。她忽地站起来说：“马克涅教授，我想我应该提醒一句。我不是美国公民，更谈不上优秀的美国公民。我是中国人，我家祖祖辈辈都是中国人，而且永远是中国人。我为我是中国人感到自豪！”

课堂上响起了吃吃的笑声。教授感到自己的好心被当成了驴肝肺，有些下不来台。便说：“嗯，是的是的。当然谈不上优秀。对，谈不上，谈不上。”女学生们想到教授平时在课堂上目空一切侃侃而谈的神气劲儿，再看眼下的尴尬相，吃吃的笑声终于转变成咯咯的肆无忌惮的笑。马克涅为了摆脱窘境，大声说：“有什么好笑，有什么好笑！我感到一点也不好笑。你们这是不尊敬师长，课没法上了，下课！”说完真的夹起讲义包，愤愤地离开了教室。

霭龄没想到搞成这种结局，她感到对不起教授，本想去作解释，但想了又想，自己实在也没有做错什么，只好由他去。其他同学却因此知道，霭龄对她的祖国是不容亵渎的，反而对她生出了敬意。

霭龄出国两年以后，她的父亲查理也到了美国。他是为了扩大自己的生意，以便为革命党筹措更多经费而来的。查理在美国会见了许多过去的朋友，为生意上的事忙得不可开交。一次他在饭店进餐时，恰巧遇上了好友加姐夫温秉忠。他是受慈禧太后派遣，率一个代表团到美国考察教育的。谈话中，当温秉忠知道查理因为忙于生意抵美两个月还没顾上见霭龄一面时，立即批评：“你这个狠心的父亲！那些美国朋友能帮你赚多少钱，使你连女儿都顾不上见了？”查理辩解说：“你又不是不知道，国内几次举事都失败了，最大原因是缺钱，组织不起更多的人，没有充足的枪械……”

温秉忠更为不满：“革命固然重要，但我们革命为的什么？还不是为了孩子们。再说我们革命也需要源源不断的人才。你马上叫她来，你顾不上见她，我还想她呢！”

霭龄接到查理的信，知道父亲和姨夫都到了美国，欣喜万分。她获得校方特别批准，乘火车来到华盛顿。但她兴冲冲走出站台时，却没有看到父亲的身影。查理因为生意上的事又去找美国朋友了，迎接她的是笑容满面的温秉忠姨夫。

霭龄见了亲人，激动不已，一肚子话要说。但当晚美国总统西奥多·罗斯福在白宫设宴招待中国教育考察团，时近黄昏，温秉忠要立即赶往白宫，便带了霭龄一同出席。

宴会开始前，罗斯福总统在休息室先会见了中国代表团。总统的侍从和随行官员有几十个，再加上一大群新闻记者，官场的排场不同一般。当罗斯福和温秉忠等一一握手时，摄影记者的镁光灯“扑扑”地闪个不停。霭龄还从未见过这样隆重的场面，心里不免有些紧张，又想到自己并非代表团成员，一时不知做何姿态。当罗斯福到跟前时，就有些想往人后钻。温秉忠及时走过来，向总统介绍说：“这位是我的外甥女，她目前正在美国自费留学。她对您非常敬重，渴望见到您，我今天把她带来了。”罗斯福听了这番恭维，又见霭龄是位16岁的中国妙龄女子，心情极好。他久久拉住霭龄的手仔细端详，接着露出满脸笑容问道：“姑娘，欢迎你来美国留学！能跟我谈谈你对美国的印象吗？”

霭龄见总统并没有怪罪自己混进代表团的意思，反而对自己很亲切，刚才的羞怯早已忘得无影无踪。她不等翻译开口，就用流利的英语做了回答：“总统先生，美国是个非常美丽的国家。我在这里生活得很愉快！”

罗斯福听了，登时显出了美国人惯有的优越和自豪感，他得意地哈哈笑起来：“是啊，我们美国是世界上最美的国家，也是最著名的自由之邦，任何人到美国来，都会受到最热情的欢迎！”

罗斯福不说此话犹可，一说这话，霭龄立即想起了自己初来时在旧金山的痛苦遭遇。她不顾一切地反问：“总统先生，您怎么能说美国是自由之邦呢？我为求学而来，刚到旧金山就被您的官员粗暴地拒之门外，竟在港口的船上耽搁了4个星期……”

温秉忠一听霭龄扯到这个话题，顿时慌了，急忙给霭龄递眼色，示意她不要在这种场合讲这件扫兴的事。但这时霭龄被勾起的旧事激动着，哪里还顾得了许多。温秉忠又去扯霭龄衣服后摆，霭龄抽出捧在罗斯福大手中的左手，一把把姨夫扯衣服的手推开，回头嗔怪地看了一眼说：“你扯我干什么？我想这事绝不是总统的意思。”她盯着罗斯福又问：“把一个15岁的女孩拒之门外，这不会是总统的命令吧？如果有美国姑娘到中国，她们绝不会受到这样的对待，这不符合我们中国人的待客之道。今天我把这件事告诉总统，会有助于总统克服下面的混乱，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

敏锐的记者们早嗅出了这段小小插曲的新闻价值，他们不顾警卫人员的阻拦，拥到前面侧耳倾听霭龄激昂的谈话，并当场在采访本上“沙沙”地记下了整个过程。休息厅里掀起了一阵不小的骚动。

罗斯福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被霭龄童言无忌的直率问话弄得十分尴尬，他面红耳赤，低声咕哝了一句：“噢，我很遗憾！”迅速放开霭龄的手，转身出了休息厅。

一些记者感到这件事比例行的官方招待会更有报道价值，他们争先恐后地挤出门，赶回去抢发新闻。

第二天，美国不少报纸登出大字标题：“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霭龄又一次在美国成为新闻人物。

当时不在场的查理从报纸上知道了详细过程，父女一见面他就给了霭龄一阵热烈的赞扬。

霭龄迎来了两个妹妹

霭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独自度过了漫长的三年学习生活后，终于在美国迎来了她的两个妹妹——文静的庆龄和活泼的美龄，三姐妹在美国重聚了。

那年查理在华盛顿见过霭龄以后，便随温秉忠的教育考察团渡过哈德逊河，到新泽西州的小镇萨米特，在那里一起参观了克拉拉·波特温小姐创办的一所朴实无华的学校。

查理拿出宝贵的时间参观这所学校，怀着明确的目的。他知道自己参加反清活动，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一旦被发现抓获，脑袋就会搬家。狡兔尚有三窟，他不能不对家事预作安排，以免流亡逃命时牵肠挂肚。此时霭龄已在美国，子文即将从上海圣约翰中学毕业，不久就要到美国哈佛大学深造。子良、子安年纪还很小，不会成为大的累赘。那么就只有庆龄美龄让他放心不下了。庆龄已经15岁了，完全可以送往美国读书，美龄只有8岁，还不是出国留学的年龄，但查理为安全起见，决定让她和庆龄一起走，懂事的庆龄完全可以照顾好这个小妹妹的。

波特温小姐的学校坐落在一片桦树林的边缘，环境幽雅。学校虽然简陋，但是管理得井井有条。查理很喜欢这所学校，他向学校捐了一笔钱，同时提出了收留他的两个小女儿到这里学习的希望。波特温小姐愉快地答应了下来。

1907年夏天，温秉忠又一次访美，他利用这个机会，亲自带庆龄和美龄乘坐“满洲号”豪华客轮，横渡大洋直抵美国。由于温秉忠的外交官身份，加上同行的还有几位美国头面人物，庆龄和美龄入境时没有遇到麻烦，顺利通过了移民局的检查。

霭龄迎接了两个妹妹的到来，她们兴奋地拥抱说笑，庆祝在异国土地上的相会。庆龄在萨米特学校经过一年预习后，进入了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美龄因为年龄太小，转入距此不远的皮德蒙特小学，但她被允许住在威斯里安学院，三姐妹天天可以在一起了。

霭龄除了学习，努力尽到大姐的责任。她向庆龄介绍学校各方面的情况，使她能尽快适应。晚上，三姐妹凑到一起，探讨学习上的问题，聊天，聚餐。一天天愉快的日子，好打发得很。

一天，霭龄收到步惠廉给三姐妹寄来的一个纸盒子，里面有烤火鸡、咸肉、腰果、瓜子、桃仁等等一大堆好吃的东西。通常这些东西都是由一群女孩子共享的，因为其他同学每次回家带好吃的来都会分给她们。但是这次美龄提议不让别人知道，三姐妹好好饱餐一顿。学校熄灯的时间到了，其他同学陆续离去，庆龄示意自己的两个好朋友留下。就寝时间一到，五个女孩打开盒子，把各种食品摊在餐巾纸上，准备大嚼一顿，贪吃的美龄的口水已经流出来了。就在这时，好像外面响起了脚步声。霭龄喊了声：“不好！查铺的老师来了。”这种聚餐是违反校规的。几个女孩都慌了。霭龄把一件脏衣服往食品上一盖，扯到了床底下。庆龄美龄和另两个女同学有的钻进了壁橱，有的钻进了卫生间。霭龄打开房门大声说：“杰克老师，今天你查夜啊？”接着传来杰克老师的男中音：“是啊，已经熄灯了，我听见你屋里还有人说话。都是谁在这里？”接下来又是霭龄的声音：“没有啊，我屋里早没有别的人了。”接着又是杰克的男中音：“不对，我明明听见有人说话。我得进屋看看！”钻在壁橱卫生间的女孩子听见脚步声进来，吓得大气不敢出。只听杰克老师说：“我想她们一定藏在哪里了。我要坐在这里等一会儿。”霭龄说：“真的没人，你快去别处看看吧。”杰克老师的声音更大了：“不行，我一定要等等看！”接下来什么声音也没有了。女孩子们在里面憋了半天，也听不见杰克老师离去的动静。美龄实在憋不住了，悄悄把壁橱门推开条缝一望，呀！哪里有什么杰克老师，只有霭龄在那里大嚼，一只鸡腿已经要啃完了。美龄跳出来就去扯霭龄的头发。姐妹俩一笑，其他女孩才知道刚才是霭龄在演口技，而她的逼真表演把大家都骗了。

1908年最后的日子，中国历史上最后的女当权者慈禧太后在预感自己剩下的日子不多时，首先把她的阶下囚光绪皇帝弄死了。但仅仅过了三天，这个权倾朝野的老太婆也不明不白地死去了。勉强支撑清王朝的朽柱已经彻底摧折，朝廷内群龙无首，分崩离析。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不断发动的武装起义冲击下，这个王朝最后覆灭的时刻就要来临。查理等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实现的日子已经为期不远。三姐妹为此专门搞了一次小小的庆祝活动。

转眼之间，霭龄在威斯里安女子学院已经度过了5年，她以优异的成绩完成了学业。这时她已19岁，是个成熟的大姑娘了。

毕业典礼上，霭龄朗诵了莎士比亚的一段戏剧台词，她用惟妙惟肖的拟音表演剧中人物的对话，博得了热烈的掌声。

霭龄要回国了，梅肯州《电讯报》像她初来时那样，又专门发了一条消息。美国人也预感到了中国即将发生的变化，记者借这则文字不着边际地驰骋想象，一改数年前报道中对霭龄的刺激性语言，堆砌了一连串的溢美之词。标题是《未来中国的改革者》。文中写道：

宋霭龄小姐以优异的成绩学完了她在威斯里安学院的全部课程，昨日取得了毕业证书。她在美国学得的知识和吸收的民主思想，必将在回国后引起一场闻所未闻的伟大变革！飘扬了300年的龙旗将被她和她的同志扯下。年轻貌美的宋小姐将为革命后中国的总统夫人。领袖的妻子是支持宝座的真正力量！由于她的英明睿智，中国已大步迈进！当同学们把这份报纸送到霭龄手上时，她看了一眼脸就红了，随口说：“尽是胡扯！”她假装要撕掉这份报纸，却被激动的同学抬起来呼喊着：“第一夫人驾到——”还有个同学学着中国戏剧里的情节，在前面喊：“肃静！回避！当当——”

霭龄对美国报纸信口开河的作风早已习惯，但这一次对这种近乎肉麻的吹捧她却有些怦然心动，毕竟是对自己前途的预测和祝愿，天晓得它会不会灵验呢？临行之前，霭龄到报摊上买了10份报纸，悄悄塞进了回国的行囊……

送别的时候，庆龄伏在姐姐肩上动情地哭了，美龄似乎还不懂离别的难过，她调皮地说：“大姐，你好漂亮啦！一定会有很多人追你。有了姐夫，可不要忘了给我寄喜糖啊！”带泪的霭龄扑哧笑了：“别瞎说！听二姐的话，好好学习。等你们回国见！”

“回国见！”“回国见！”

庆龄和美龄高扬着小手，目送她们的大姐乘车渐渐远去。

第六章

投身革命

霭龄回国

轮船的时间从来不像火车那样准确，尽管船上电台不断修正着到港时间，查理和倪桂珍还是在港口望眼欲穿地等待了大半天。红日斜挂西天的时候，他们盼望的那艘船才在水天相接的地方露出头来。

五年了。他们的爱女离家整整五年了。这五年中，母亲倪桂珍只在梦里和照片上见过自己的女儿。她为她做过多少次祈祷，愿耶稣基督保佑她的平安，保佑她早日回到自己身边。现在她就要回来了，就要相见了，母亲的眼中噙满泪花。她的心在扑通扑通地跳。为女儿去美国留学，她听过多少闲言碎语啊。就在前几天，还有一位远房亲戚的老太太，拐弯抹角地向她暗示，一个姑娘家，到外国住这么多年，回来满口洋话，一身洋装，必定是这也看不惯，那也不顺眼，为人处世轻佻孟浪，没有了女人气。结婚要找个正经人家，都难啊！那老太太劝母亲为女儿婚事及早留心，否则，老姑娘难养啊！倪桂珍不愿听这些絮絮叨叨，可是不听不行呀，毕竟有几分道理。现在她心里是又兴奋又紧张，她想女儿，更怕女儿变得真成了人们说的那样。啊，上帝，她的霭龄究竟会变成什么模样呢？

查理不断地来回搓手。这中间，他是见过女儿的。他对霭龄的成长和进步已经看在眼里，他从自己当年回国的经历中知道，她要有一个适应期。但是他没有做母亲的那种过分担心，他想的主要是怎样让她从懒洋洋的校园生活，很快适应国内革命的紧张工作节奏，怎样从只是和一群无忧无虑的女孩子交往中，变得能够和五花八门的反清组织、派别以及形形色色的人联络、协调、沟通。她回国后将担负的任务，他早已经考虑成熟，单等她走马上任了。

“爸爸，妈咪！”一声清脆的招呼，把二老从沉思的天涯拉回到阳光下的现实，从等待的焦灼推向迎接的兴奋。

“霭龄！”“南希！”二老的四只胳膊一齐张开，像在等着接住快要摔倒的孩子。

霭龄顾不得领取行李，斜挎一只坤包，在人流最前面直向父母扑来。

啊！霭龄！再不是那个掏空人家的南瓜，往里面塞小鱼小虾的淘气包，再不是那个骑自行车绕大胡子锡克族交通警转的倔女孩。如今，她体态丰满，秀发飘逸，浑身散发着青春的光泽，青春的气息。她从甲板上跑来，像春风刮过田野，使人眼睛发亮，让人看了舒泰。

一直担心女儿装束人不人妖不妖的母亲，仔细打量去，只见她紧身的美式夏装，显出胸脯的高耸，臀部的浑圆。一双高跟鞋使她的步伐一跷一颠，别具韵味。巴拿马草帽上的一支艳丽羽毛，颤颤巍巍，是那么招摇，惹人注目。这有点出乎妈咪的意料，但似乎又本该如此，反正倪桂珍第一眼看了，没有反感，没有失望，倒感到自己的女儿确实漂亮。不愧是自己的孩子。对！也许应该是这个样子。留学生嘛，年轻人嘛，难道还能像老一辈的姑奶奶，穿大对襟褂子，脑后盘发髻吗？

霭龄扑过来了。围着父母旋转、叫嚷，搂爸爸的脖子，贴妈咪的脸颊。欢笑，泪水，不成句的问候，不能从字面理解的哈依哎嘿。

一阵热烈的激动之后，三人乘汽车回浦东家中。霭龄透过车窗饱览她朝思暮想的大上海。街道两旁新添了不少房子，但她总感到楼房没有童年时看着高了，街道似乎窄了，一座座建筑灰头土脸，两侧的行人衣衫灰黑，就连偶尔几位白人太太，穿着打扮也显得那么过时和土气。霭龄揉揉眼，是梦？非梦？大上海这是怎么了？当然她想不到这是刚从美国回来眼中的反差。一丝悲凉的失落悄悄爬上心头。

家中，子良子安两个小弟弟用淘气和厮缠迎接了他们的大姐。霭龄给他们带回了美国的自动玩具和精致食品。打发走两个弟弟，霭龄把家中里外转了一圈，室内的光线那么暗，屋顶是那么低，好像童话里小人国的房子。家具陈旧，色泽黯淡。尤其这房子的样式，竟是这么古怪。霭龄心里琢磨着，该劝说爸爸，做一番改造了……

霭龄在观察环境，父母在观察女儿。霭龄回家的激动在消退，二老的不满却在增长。

母亲深情地把一杯浓香的新茶捧给女儿，霭龄只喝了一口就皱起了眉头：“妈咪，这水怎么……又苦又咸？”

母亲的笑容僵在嘴角上。“噢，噢。前几天，前几天来过台风，海水倒灌……”

有一句话母亲没有说出，上海的水从来就是这味，你自小也喝了十几年，怎么今天突然成了苦的了？

饭后洗澡的时候，霭龄看了看浴盆又走了出来：“爸爸，用一盆水洗澡不卫生，什么时候把它改成淋浴？再说，还应该加上蒸汽……”

这回该查理皱眉了：“嗯。先洗了早点儿休息吧。”

晚上，霭龄打开行李，把她买的美国最新样式的礼物送给爸爸妈妈。当然她没有忘记把梅肯州《电讯报》关于她的报道指给他们看。

“这么说，你真的没有在国外交男朋友？”出乎霭龄预料，查理看过报纸竟提出这么个问题。

“没有。”霭龄脸有些红，也有点扫兴。

“那好。革命还没有成功，要先想到献身我们的事业。”查理并没有为这篇报道中的颂辞有所激动。

“能找个有本事的男人就不错了，说什么总统夫人！”母亲似乎还在被那些闲话困扰，她并没有过高的奢望。

临睡之前，霭龄把这篇报道又仔细看了一遍，然后把所有的报纸都压在了箱底。一连几天，霭龄从早到晚忙着寻访昔日的朋友。回到家里，她多是发泄种种看不惯的牢骚，奚落那些人的僵化和守旧。

终于有一天，查理忍不住了：“我亲爱的女儿，你现在踩的是中国的土地，不要再用美国的眼光看这看那。我有重要的工作等着你做，从明天起，是不是尽量用中国话表达你的思想，多一点时间穿中国衣服。要知道，也有人在盯着你摇头呢。”

父亲并没有激动，但这话却不啻一条鞭子，抽在霭龄心上。这些天，刚见面的亲热和客气还笼罩着全家和她所见到的亲友，留学归来的优越感还不时在心头痒茸茸拱起，父亲所说的问题她连想都不曾想到过。现在父亲轻轻一点，她犹若恍然大悟，顿感惭愧赧颜。她重重地点了点头。疾步跑回了自己的卧室……

霭龄换上了中国服装，尽力在思考问题时就用汉语词汇。五年前，为了适应美国的学习，她进行过一次艰难的转轨。现在那一套刚刚习惯，又要再转回来。这一次显然更困难一些。那时候她还是孩子，现在她已经20岁了，各个方面都有一种定型的趋向。说话除非特别留神，否则英语就会脱口而出。她在镜子里看西装和自己的身体是那么和谐，西装把自己衬托得那么富有青春朝气。她看那些在上海住久了的传教士夫人，也不如自己的穿着入时顺眼。唉！改吧，自己是中国人，以后也许还要嫁给中国人，还要在中国的土地上建功立业，没有这个转变终究是不行的。好在霭龄是个性坚强的姑娘，一旦想明白了，她有足够的毅力控制自己本能的冲动。

早上，霭龄穿上了一件白底粉花真丝旗袍。额上的头发压低了梳在后面，挽了个蓬松的发髻。脚上的鞋子换成了半高跟。她在镜子里仔细端详以后，满面春风、信心十足地蹦到了父亲面前。

“爸爸，早上好！”她说的是地道的上海话。

“啊！我的女儿好漂亮哟！”查理脸上绽开了会心的笑。

查理的秘书

查理把霭龄带到了华美印书馆自己的办公室，那儿新添了一张办公桌。查理把这张桌子指给霭龄：“从今天起，你的大部分时间要在这里工作。教会学校的主日教师仅仅是你的公开身份。你的实质身份是我的秘书——不是企业董事长秘书，而是同盟会司库秘书！你要协助我处理革命经费的筹措和安排使用，协助我处理和各地同盟会以及其他会党的联络工作，特别是与孙中山先生的联络要迅速及时，准确无误。”

霭龄轻轻地“啊”了一声，她避开父亲的目光，坐下来随手拨拉了几下桌上那台小巧的英文打字机，又站了起来：“爸爸，这么重要的工作，我，能行吗？”

查理用炯炯的目光注视着女儿：“你说呢？”

霭龄低头沉思了片刻，猛地扬起头，坚定地迎着父亲的目光：“我能行，我能干好！”

查理变得严峻异常：“这项工作的重要性我找不出恰当的比喻，这么说吧，今后革命党的一切，包括组织、人员、经费、武器、行动计划，对你来说，没有一项再成为秘密。你手里握有革命成败的一个杠杆——可以把这一切秘密只朝着革命党，也可以把它翻过去面向清廷……”

“爸爸！”

“当然，由于你掌握的秘密，你也会成为敌人搜捕的目标，危险时刻伴随着你！”

“爸爸！”霭龄激动得眼睛有些湿润。她走到查理的桌上，捧起一本《圣经》，把右手庄重地按在上面：“我起誓——竭尽全力，干好工作。严守秘密，绝不泄露。坐牢杀头，永无翻悔！”查理爱怜地接过《圣经》，双手扶住女儿的肩膀，把她按到椅子上坐下：“好！要说到做到，在行动中实践你的誓言。”

这是1910年的中国。

清王朝风雨飘摇，革命党加紧开展活动，社会上各种势力，哥老会三合会青帮红帮也都异常活跃。同盟会要组织好自己的队伍，也要与这些会党帮派协调行动，以借助他们的力量。查理手中有大量的账目表册和来往信件，而且其中不少是密信，要经过特殊处理才能解读。以往这些信件只能查理自己亲自处理，这费去了大量时间，还常常搞得精疲力竭。现在他可以完全放心地交给霭龄了。

霭龄的秘书工作特别需要的是认真和精细，这对她来说没有什么难度。她把密信小心剪开，然后用毛笔蘸上药水，抹在上面，字迹就清晰地显示出来。她把密信的内容念给查理，查理再做出处置决断。需要回复的，查理说个大概意思，具体文字斟酌霭龄就完全代办了。还有一些捐款名单、调拨计划，霭龄也造册登记得清清楚楚。她不仅有女孩子的心细如发，还有一种可贵的实干精神，每一个文书的处理都审读几遍，确保不出一点儿差错。而且工作不完绝不放手。她不是把自己作为查理的女儿，而是作为一个应聘的秘书来严肃认真尽职的。

有了霭龄这个助手，查理的案牍工作变得井井有条，长期由于过量工作导致的心悸失眠有了明显好转，他变得容光焕发，也有了更多的时间去思考更重要的问题，有了更多的精力去开拓新的财源。父女俩不仅在这间办公室里接待来访者，也一起走出去参加各种宴会舞会掩护下的秘密接头和聚会。凡查理和重要一点的人物接头，霭龄都能事先准备出必要的资料，供查理了解背景，对提出的方案进行比较，关键时刻提醒查理注意事情的本质。在查理的感觉上，霭龄已经成了他不可或缺的手杖。在其他人看来，查理有这样一位女儿，真是太幸运、太令人羡慕了。

霭龄的工作，使她有了与更多的重要人物接触的机会，不是像从前在家里那样，被来访者看做主人的孩子，在谈话前出于礼貌说上几句笑话，一旦开始谈实质问题，就得避开。现在她是作为同盟会的正式成员，而且是司库秘书这样一个有一定职权范围的人物，参与其事。她的精明和富有心计使她与这些人物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为她日后在国民党政府各大员之间纵横捭阖，奠定了基础。

宋小姐与父亲比赛筹款

一天，霭龄接到一封极其重要的信件，这是孙中山从槟榔屿发来的。霭龄怀着兴奋异常的心情，经过小心处理，在无关紧要的商务信札行间，显出了孙中山遒劲有力的毛笔行书。信的大意是，为发动武装起义向美国纽约财团借款事宜告吹……刚看了一句，霭龄就急了。

“爸爸，我在美国时，那么多美国人都说要帮助我们进行推翻清廷的革命，说清朝一人君临天下的帝制不符合美国的民主，帮助我们责无旁贷，怎么现在借款都不肯呢？”

查理神情严肃地原地转了一圈：“也好，不借也好。霭龄，你还不知道。美国有些资本家唯利是图，滑头得很，他们历来是不见兔子不撒鹰。这笔借款美国人提的条件苛刻哪！革命成功后，他们不仅要享有在中国开矿办实业的特权，还要由他们派人担任政府的陆军部长，由他们中的一人担任中国同盟会驻外国唯一财务代表，这个人可以全权代表中国同一切国家签订协议合同——这样一来，国家主权都丢了，革命还有什么意义？！好，不借才好，快，往下看，孙先生有什么指示？”

孙中山在信中说，革命的时机已经到来，必须紧紧抓住。要求查理立足国内筹措资金，保证大规模的武装起义在广州按时举行。他自己也将再到其他国家游说，开展募捐。

查理的眉毛拧成了疙瘩。在国内筹集起义所需经费，这担子不轻啊。国内工商业还十分弱小，财力有限。而一些真正有钱的人还并不愿把赌注压在革命上面而冒太大的风险，难哪。

“爸爸，中山先生还有话呢。你看，他说，起义一旦在广州得手，将由黄兴率一支军队出击湖南湖北，赵声率一支军队出击福建江西，分兵合击，半壁江山指日可得。我们快想办法筹钱吧！”

霭龄是中山先生的坚定崇拜者。4岁的时候，她与父亲一起认识了那个体内蕴含着无限激情、做事一往无前的小胡子革命者，他与父亲的那场摔跤给她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在马克谛耶学校读书时，中山先生是她们家的常客，每次都给她讲一些饶有趣味而且富有寓意的故事。在威斯里安学院，父亲的来信几乎每次都提到中山先生的活动，好像这位领袖是他们家的一员。现在她已是中山先生革命队伍中的正式成员，第一次接到孙中山的明确指示，高涨的热情使她迫不及待地催促父亲立即付诸行动。

查理听完，像狮子那样晃了几下脑袋，精神立即见长：“好，把上海有钱的人先拉个单子，我们一家一家去登门拜访，要让我们的三寸不烂之舌，把起义需要的钱勾出来！”

“时间紧迫，我看我们可以分头行动。”

“你？”这一次查理有些诧异了。他集多年经验，深知世上最难的事，莫过于劝人掏钱了。自己老谋深算，尚且常常碰得头破血流。一个初出茅庐的女孩子，羞怯腼腆，居然要独立承担这样的任务，是不是太不知深浅了？

“爸，我们定个指标，互相比一比，看谁先完成。”

“好一个初生牛犊——哦，不。好一个阿虎门下之虎女！”此句一出，父女两个都笑了。

宋霭龄选择的第一个目标，是大银行家、上海自治公所所长沈缦云。上海自治公所有几百人的武装，近来市面混乱，这些武装应上海道台之邀，已上街巡逻。沈缦云闭门谢客，躲在家里静观局势。

霭龄刚到沈宅门口，就遇到门房的阻拦。

“沈先生今天不在，您改日再来吧。”门房一脸冰凉。

真不在还是假不在？霭龄心里一合计：兵不厌诈，先诈他一下再说。

“沈先生今天在家！”霭龄话说得比石狮子蹲在门前还要肯定。

门房略一犹豫：“在家也不见任何人，您请回。”

霭龄心头暗喜，还真让我诈出来了。她把脸一仰：“知道为什么不见人吗？他今天等我来！”

“等你？”门房满腹狐疑。他重新打量了一下这个一身洋装但绝不是洋人的年轻姑娘。“那，请问小姐芳名，我好通报。”

“什么？”霭龄假装生气了。“你去通报，把我晾在大门口。给沈先生惹眼哪？”

门房拿不准了，趁他稍一犹豫的当口，霭龄已经登堂入室了。

“沈老伯，您好！”霭龄满面春风，彬彬有礼。

“哎哟，这，这不是查理先生的大小姐吗？你刚从海外回来，什么风把你吹到我这儿来啦？”沈缦云经常出入官场，一派绅士风度。

“我在威斯里安读书时，听到不少您当年在美国北长老会学校为强国而勤奋学习的事迹，实为留学生尊敬的前辈与楷模。今天我来拜见，一来当面表达敬意，二来顺便转达几位美国朋友对您的问候！”霭龄为这次游说进行了精心准备，对沈缦云的基本情况已烂熟于胸。二人就都曾在美国读书这个话题找到了共同点，谈话气氛轻松而融洽。时近中午，沈缦云留霭龄在家里吃饭。

“吃饭今天就免了吧。如果沈老伯肯为我破费，我倒想请沈先生做点更有益的事。”

“什么事？”沈缦云警觉起来。

“为同盟会捐款。”宋霭龄单刀直入。

“同盟会？那可是反清组织，朝廷正在通缉它的所有人员，一旦抓获格杀勿论。你在我这里为同盟会募捐，不怕我叫人把你抓起来吗？”沈缦云神情紧张。

霭龄咯咯地笑了起来：“您不会的。我在美国就听说了您向摄政王请愿，要求召开国会的义举。美国的朋友都为您的民主思想叫好呢！”

“嗨！别提啦！”沈缦云被戳在了酸痛处，“你猜那摄政王怎么说，开不开国会不是由人民的请求决定的。难道朝廷可以恩赐人民一个民主？恩赐的东西还叫民主？我看这朝廷腐败透顶，无可救药了！”

“好啊，既然如此，您何不向同盟会提供资助，早日推翻这个腐败的朝廷？”霭龄使出了紧逼法。

沈缦云摇摇两手：“这又有不同。它不听忠言，它腐败，它自会灭亡。可你非要用强力去从外部推翻它，这又是大逆不道。再说此事一旦泄露，要遭满门抄斩呀！我可不能上你们的贼船。”

霭龄又笑了起来：“但是，沈先生已经上了贼船，已经够抄斩一次了。”

“怎么讲？”沈缦云有些慌乱。

“您看，我这儿就有您为《民呼日报》《民立报》捐资的记载。这两张报纸都是同盟会员于右任创办的，报纸鼓吹革命，煽动人心，抵得上十万军队。您脱得了干系吗？”几句话逼得沈缦云有些透不过气来。

霭龄变换表情，又和颜悦色地说：“俗话说，栽花栽到庭前，送佛送到西天。现在的形势，想您比我明白，民众的反满情绪犹如遍地干柴，一见火星，必成燎原之势。同盟会会员百万，朝廷里、军队里到处都有，一旦举事，必然全国响应，廓清环宇，指日可待。您何不再慷慨解囊一次？清王朝不倒，我们绝对为您保密。而革命一旦成功，这就是您的一大功勋。这也是一种投资，名利双收，一本万利啊！”

沈缦云连连点头：“自然自然。”

霭龄不失时机地拿出认捐单：“沈老伯，请您在这儿签字。”

沈缦云犹豫不决：“再让我想想，明天签，总可以吧？”

霭龄撒起娇来：“哎呀老伯，就是个叫花子到您门上喊半天您也不能不表示个意思，难道您忍心让我个姑娘家第一次出门就空手而归吗？今天明天还不是一样，晚签不如早签，您给我个面子就签了吧！”

沈缦云被缠不过，只好签了50万。

霭龄还不肯罢休：“沈伯，您富压群雄，上海滩首屈一指，还要‘破五’干吗？干脆，再加50万，凑个整数，大吉大利，革命胜利，您是头功！”说着又一张单子塞到了沈缦云手上。

沈缦云看看霭龄，霭龄只朝他眨眼，只得长叹一声，又签了50万。

沈缦云一屁股坐进沙发里：“你有了面子我剜了肉。你这小囡太厉害，今天把我绕糊涂了。我可不愿意再见你了。”

宋霭龄脸上笑得像朵花儿：“我再来就是革命政府向您颁奖。您不愿意吗？”

初战告捷，霭龄大受鼓舞，筹资工作进展顺利。几天下来，霭龄比查理成效还大。查理问女儿用了什么招数，霭龄笑笑说：“一想到他们会拿出白花花的银子，我就特别兴奋，词也多了，嘴也溜了。谈钱这种事，来劲着哪！”

查理摇摇头说：“不是光想钱，主要想到它对革命的作用。”

第七章

初试锋芒

初识陈其美

广州起义在紧锣密鼓中进行。查理将筹款购置的武器弹药，秘密发运广州，许多具体联络事宜，都由霭龄经办。

一天，来了位风流倜傥的人物，查理把他向霭龄作了介绍：陈其美，上海滩鼎鼎大名的人物。一般人只知他为青帮大头目，却不知他是受孙中山派遣，与秋瑾女士等一起联络江浙青帮的同盟会员。

霭龄早知青帮在上海的势力非同小可，对陈其美表现了极大的热情。她又一次显示了担任秘书以来积累资料、在关键时刻发挥资料作用的非凡才能。

霭龄仪态万方地握住陈其美的手：“陈先生，久仰大名啦！早听说您少时经商，在日本专攻过法律警政军事，回国后又曾是武汉上海的名记者，现在为革命运筹帷幄，冲锋陷阵，天下三百六十行，您行行是状元啦！”

只此一句就捧得陈其美心花怒放。不仅是霭龄话说得得体，更主要的是一个年轻姑娘从未见过面，却对自己的经历知道得如此清楚，可见自己的确知名度不低啊！当然他并不知道霭龄还不了解他钻勾栏上青楼寻花问柳也是好手。霭龄是心机颇重的人，担任同盟会司库兼执行秘书的秘书，对重要人物的情况，她是格外留心的。

陈其美是场面上混出来的人物，他自然更善辞令：“宋小姐过奖啦！我留学东洋那镀的是银，小姐留学美国那镀的是金啊！况且小姐作为中国第一个留美女子，开一代风气之先河，青史有名啊！我早听说查理先生得了一位最能干的秘书，日理万机而能轻松应付，令人羡慕啊！”

霭龄抓住话把儿顺杆而上：“陈先生您可是咱们革命党的大人物啊，您要不嫌弃，我给您当秘书吧，也好近水楼台跟您学点真本事。如何？”

陈其美一听，顿时眉开眼笑，如得这样一个半洋妞儿做秘书，出入相随，不仅能帮大忙，时日一长说不定还能……不过立即想到查理绝不会答应，随即哈哈一笑说：“陈某何能，敢奢望宋小姐做秘书？除非总理——不过那还得看查理先生舍得舍不得呢！”

查理看将军将到自己头上，只好表态，不过他话里藏话：“陈先生如果真肯接纳我的霭龄，那是她的造化，我完全同意。陈先生联系广泛，神通广大，她跟着你闯荡几年，定会结识更多的朋友，锻炼得更加成熟，在我们的事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不过即使陈先生不想要她做秘书，也会尽一个叔叔的责任，给她以帮助和指导的，对吧？”

陈其美听话听音，知道父女二人的本意并不在给自己做什么秘书上，立即转口说：“我今天来，是向查理先生辞行，我马上要到广州参加起义，这武装暴动，枪林弹雨，生死未卜，根本不需要什么秘书；再说我也不能把宋小姐带到那样危险的地方。”

他停了一下又说：“当然，霭龄刚刚回国，要在上海滩立足，青帮的底细不可不知。这青帮起源于清朝雍正年间，是因承运漕粮而形成的。但他们却把鼻祖推到了明朝永乐年间的文渊阁大学士金幼孜。青帮内部组织严密，等级森严，人数众多，鱼龙混杂，行动带有很大的盲目性和破坏性，是一股很可怕的势力。不过利用好了，它也能帮大忙，办大事。就说这次我到广州吧，就是从青帮中选拔了一批不怕死的成员，他们会拼命干的。你要跟这些人交上了朋友，有什么难题他们会为你卖命——当然他们走的多是黑道。不过黑道有黑道的好处。哎，这样吧，等有空我给你介绍认识几个人物，像黄金荣啦，杜月笙啦，张啸林啦，都是手眼通天，手下喽啰又多，都是有大用处的人，不知宋小姐可有兴趣？”

霭龄努努嘴：“只怕陈先生大忙人，顾不上为我劳神张罗哪！”

陈其美做一个有力的劈手动作：“一言为定！只要宋小姐届时不栽我面子，我一定安排。”

霭龄赶紧又握住陈其美的手：“一言为定。谢谢陈叔叔！”

陈其美和查理就广州起义的准备和行动计划又交换了一番意见，大家信心十足，对这次起义充满必胜信心。

几天以后，陈其美带了一批青帮兄弟，扮作商人模样，从黄埔港乘轮船赶往广州。霭龄和父亲到码头为他们送行，陈其美忽然悲壮起来：“近年来革命党发动了大小数十次起义，无不以失败告终。谁能知这一次成败如何呢？当此之时，真该舞剑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

霭龄接上说：“不！那太令人伤感了。那边有黄兴将军亲自主持，又得陈叔强兵相助，定能旗开得胜，一举克复。我看应该唱‘大江东去，谈笑间樯橹灰飞烟灭’！”

陈其美一笑说：“好好好，借宋小姐吉言，兄弟当全力以赴，诸位，等着听好消息吧！”

送走到广州参加起义的人，霭龄和父亲工作更紧张了。他们加紧联络上海自治公会、商团武装和洪门青帮，准备广州一旦得手，立即在上海举事接应。

他们扳着指头计算日子，焦灼地盼望着南国的惊雷。

广州起义失败

1911年4月末的一天，牛尚周匆匆赶来，报告了他在电报局从收转的清廷电报中获悉的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霭龄和查理父女俩顿时呆若木鸡。霭龄想不明白，清政府碰上外国人，逢战必败，但对付革命党的起义时，怎么就会又变得强大起来呢？

不久，陈其美神情沮丧地回到上海。霭龄这才知道了起义失败的真正原因，原来大家都以为这次起义同盟会集中了财力，也会集中人力，形成绝对优势，一举成功。谁知这次又犯了以往的老毛病，同盟会内部纪律松弛，组织不严，领导人优柔寡断，起义时间一变再变，最后仓促起事，结果锣齐鼓不齐，只有少数人采取了行动。虽然一度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但很快被清军优势兵力包围。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英勇牺牲，其余人各自逃生。阴云又笼罩在南国的上空。

霭龄有些懊恼。这时她又接到孙中山给查理的一封信。孙先生以革命家的远见卓识和百折不挠的精神，指示要继续积蓄力量，准备更大规模的起义。他已经赴欧美筹措更多经费，绝不因一时失败而稍微有所消沉。孙中山还认真分析了形势，指出了希望所在、光明所在。这封信扫去了霭龄心头的阴霾，也使她更增加了对中山先生的敬仰和崇拜之情。她感到目前这个工作真好，每次都能首先看到先生的来信，上海同盟会给先生的复信也由她发出。上次，她在代替查理写好回信的末尾，悄悄加了一行小字：“此信为霭龄执笔，她向先生致敬！”她没让查理知道，却害怕孙中山对这种违反纪律的行为在来信中批评，那就完了。还好，先生在来信中对此一字未提。霭龄心里暗暗高兴，她认为这说明孙中山接受了她的致意，起码他现在知道了是谁在与他联络。这会产生作用的。

在同盟会员们讨论给孙中山的复信时，会场里来了位银发银须的红颜长者，许多人起立向他鼓掌致意。原来他是赫赫有名的老革命党人谭人凤。他看上去有50多岁，但身体壮健，声若洪钟。他在会上首先讲了自己到武汉等地考察的感受。他说，现在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已大大超过了两广，尤其是武汉三镇，各种革命团体非常活跃，目前已经掌握了驻武汉清朝新军1／3以上力量，他建议把发动起义的重点地区放到长江流域，并提出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由宋教仁主持日常工作。

霭龄为他介绍的情况所鼓舞，情不自禁地鼓起掌来。但她很快发觉掌声稀落，赶忙环顾会场，一些人不仅不像她这样激动，反而露出不屑一顾的神情。霭龄感到奇怪。

这时陈其美站起来发言。他以不容置疑的口气说，同盟会有孙中山先生亲自领导的东京本部，成立中部总会没有必要。

这一下会场乱了起来，一阵嗡嗡声后，宋教仁站起来大声地说：“本部，本部！那些本部的人有几个是肯脚踏实地干的？他们连国内都不肯回，顶多是到香港，住几个闲散人，办一张机关报，吹一通牛皮就算本领通天了。尤其是本部决策人，眼光只盯着两广，殊不知现在早已不是太平天国时期，偏居一隅岂能掀起冲天巨浪？我看我们现在就应该推举同盟会中部总会的人选！”

“不行！不经过中山先生批准，擅自成立机构是绝不允许的！谁敢自作主张我们先把他轰出去！”陈其美情绪激动。

“不要拿孙大炮来压人！他长期不在国内，根本不了解国内形势。他的思想还停留在几十年前。华南起义屡次失败的事实说明他的战略方针是错误的，必须改弦更张。谁阻挠中部总会的成立就是阻挠革命的胜利，就是革命的罪人，应该首先给轰出去！”

陈其美一步跳到宋教仁面前，指住他的鼻子吼道：“对领袖怀有二心，口出不逊，你已经不配再待在同盟会里！”

宋教仁年轻气盛，毫不相让：“只有我们推翻清政府的目标是神圣的，其他一切都是扯淡！死抱住过时观念不放的人最好从同盟会滚出去！”

“你就应该先滚出去！”

“你滚出去！”

二人捋拳抻袖，大有以武力代替舌战的趋势。会场其他人纷纷助战，也分成两派，吵成一团，火药味越来越浓，武斗一触即发。

霭龄没有见过革命党内部发生这种局面，她感到迷惑不解。看父亲却一动不动，一副冷眼旁观的样子。

陈其美虽然在上海势力很大，但今天到会的人却不如对方，眼看处于被围攻的态势。

陈其美想到了向查理求援。他甩开宋教仁，向着会场大声说：“大家安静！孙中山先生的私人代表就在这里，我们还是先听听查理先生的意见再说吧。”

陈其美来到查理跟前，恭敬地说：“查理先生，违背中山先生意志的事，你不会赞成的，是吧？”

宋教仁不等查理开口，也来到跟前：“查理先生，你为了推翻清政府，连身家性命都不顾，家财也贡献出来了，现在长江流域有这么好的局面，你总不会让它白白坐失吧？”

显然，双方都希望得到查理的支持，至少是不再增加对立面。查理面对一种类似裁判的角色，这显然是一个被烤炙的角色。处于这样的位置他不好贸然表态。

霭龄看出了父亲处境的为难，她决定李代桃僵，不等查理开口就站了起来：“把准备起义的重点由华南转到长江流域，并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这是革命战略的重大转变。决定这样重大的事情似乎不应该太匆忙……”

宋教仁眉毛一扬：“时不我待……”

霭龄摆摆手，继续说：“谭先生刚才介绍的武汉三镇的革命形势的确令人鼓舞。为了充分利用长江流域的大好形势，促进胜利的早日到来，我看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是个不错的主意……”

陈其美断喝一声：“什么？”

霭龄不动声色，接着说：“当然，像这样重大的革命战略转变，必须经过中山先生同意。否则，大家的意见不能统一，不仅会造成革命阵营的分裂，也会使革命进程欲速不达。”

霭龄说到这里。有意识地停了一下。会场上格外安静，所有的人都在认真倾听。主要的不是因为她讲的多么深刻！而是她巧妙把握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每一方都生怕对她稍有冲撞，她把砝码加到对方一边，使天平发生倾斜。

霭龄镇静地环视了会场一圈，放慢了语调：“我们将尽可能准确、详细地向中山先生报告国内的形势，反映大家的意见，相信他会做出正确的决断。那时我们再来讨论，好吗？”

宋教仁虽然对这样的结局并不满意，但是实在找不出反对的理由，只好悻悻地说：“报告孙先生他也会同意的，徒费周折。”

陈其美显然感到高兴，说：“同意不同意，中山先生的信来了自然就会知道。”

回到华美印书馆，霭龄就问父亲：“我看谭人凤老先生谈的是个不错的主意，陈其美为什么那么拼命反对？”

查理叹口气：“同盟会内部派系众多，关系复杂，争权夺利也很厉害，有些事情真正的原因往往并不是他们口上说的……”

陈其美跟了进来。进门就嚷：“啊呀，宋小姐，真是有志不在年高。你可真有一套，佩服佩服！”

他又转向查理：“你的小姐是块好材料，足可担当更大的重任！”

霭龄并没有太高的兴致。她平静地问：“你为什么反对他们的主意？”

陈其美笑了：“这个，这个你还没有看透？我主要是反对由宋教仁主持中部总会。这个人爱冲动，好意气用事，对孙先生黄先生也颇多微词，如果由他主持中部总会……”他摇摇头，“不行！”

陈其美又恳切起来：“查理先生，宋小姐，向孙先生报告情况，一定要把至关重要的中部总会领导权问题讲明白。无论如何不能让不听孙先生招呼的人占据这个位置。”

霭龄抿嘴一笑：“陈先生，您对孙先生的忠心我们明白。”陈其美哈哈一笑：“自然自然。”说完就告辞。走到门口，好像刚刚想起一件事：“宋小姐，叔叔答应你的事这几天就办，陈叔可向来是重信重义，一诺千金哟！”

霭龄挤挤眼：“我们也是出家人不打诳语！”

陈其美笑着满意而去。

查理有些不满地对霭龄说：“你怎么答应他这个？”

霭龄娇嗔地一笑：“爸爸，他可的确是忠于孙先生的呀！”

革命再掀漩涡

1911年7月31日，根据孙中山复信的指示，同盟会中部总会在上海正式成立。陈其美担任了庶务部长——第一把手，与宋教仁、谭人凤一起组成领导核心。中部总会决定在长江流域举行大规模武装起义，时间定在1913年。

但是革命形势的发展比他们预料的快得多。武昌革命党人早已迫不及待，这里的两个革命团体文学社和共进会，决定效法传说中的八月十五传书杀鞑子的做法，在当年中秋节这天举行起义。两个团体与同盟会并没有密切的联系，9月下旬他们派了代表到上海，表示愿意接受同盟会中部总会的领导，并且邀请黄兴、宋教仁、谭人凤到武汉主持大局。因为黄兴在日本，后来又到了香港，没有去成。而陈其美坚持两年后再起义的计划，宋教仁也犹豫不决，最后只有谭人凤带病赶去。1911年10月9日，武昌革命党人因一枚试制的炸弹意外爆炸，引起清军注意。闻声赶来的敌人对现场附近的几条街道都进行了彻底搜查，意外地破获了起义指挥总部，他们不仅搜出了文件、印章和旗帜，而且搜出了起义人员名单。清军紧急出动，关闭了城门，在全城实施戒严，包围了参与密谋的兵营，接着按名单开始抓人。一批批革命者被逮捕，有的当场被杀。怎么办？革命者面临着严峻的考验，要么束手待毙，要么铤而走险立即发动起义。他们选择了后一条路。10月10日，指挥者发出了起义信号，结果出乎意料，在人民群众支持下，革命党人一举占领了武昌，湖广总督逃到了长江上的一艘军舰上，黄鹤楼头飘起了十八星旗。

中部总会如何应付这一突然的事件？查理仓库里囤积着的大批武器弹药如何运用？这时又发生了分歧。陈其美主张把武器运到武汉，支持湖北军政府；宋教仁主张把武器运到南京，在那里发动起义；宋查理则主张夺取上海，占领这座中国最大城市，尽快形成与清政府南北抗衡的局面。

各地形势不断变化，到10月底，长江以南许多地方已经光复。武汉革命党反倒派出了军事干将李燮和来支援上海。经过一次次激烈的争吵、磋商，上海革命党内部终于统一了意见，决定在11月3日发动上海起义。

霭龄的任务仍是协助查理负责上海各会党派别之间、中部总会与孙中山之间、与其他各省革命军以及外国使馆之间的联络。但是查理大事太多，许多具体工作全靠霭龄自己做主来干。起草文稿、收发信件电报，还要随时掌握起义的动态，把霭龄忙得不可开交。幸亏陈其美担任中部总会一把手后，履行诺言，给她引见结识了一批青帮中的重要人物，现在霭龄招来几个青帮中的干练小伙，帮她上街各处打探消息，她的情报快速准确，联络工作十分出色。

上海起义开始后，陈其美率军攻打江南制造局，结果因兵力悬殊，失败被俘。这可把霭龄急坏了。她一直认定陈其美是一个可以指望的人物，对他寄予厚望，绝不能让他出现差错。她立即把这一消息通报给起义的各路人马，要求他们务必设法营救。已就任沪军总司令的李燮和手里掌握着训练有素的军队，他调集队伍，向江南制造局发起猛攻，救出了陈其美。上海各界人民自发支援起义，人心所向，一呼百应，革命风暴横扫黄浦江岸，清廷官员纷纷逃命。全市到处挂起白旗，上书斗大的“汉”字，上海光复了。

11月6日，上海起义军开会选举沪军都督。查理在起义过程中被英国租界巡捕房以贩卖军火罪诱捕，因病假释后卧床在家，霭龄作为查理的代表到会。由于起义过程中李燮和指挥有方，功勋卓著，又是沪军司令，许多人主张选举李燮和为都督。眼看已成定局，不料这时青帮头子刘福彪秘密调来一营人马，将会场团团围住。这些人手持炸弹，挥舞手枪，连声高叫：“不选举陈其美为都督不准散会！”与会人员在胁迫下，只好改选陈其美担任了沪军都督。李燮和只挂了个空头的都督府顾问。霭龄对这种流氓式做法很不满意，但她内心是希望陈其美当选的。

李燮和本人对当不当沪军都督倒还罢了，但他手下的人对陈其美恩将仇报和采用不光彩手段夺权却极为不满，他们一来咽不下这口气，二来李燮和没有地位，他们跟着李燮和也得不到任何好处。在这些人的鼓噪胁迫下，李燮和与副总司令黄汉湘只好把大批军队撤到吴淞，准备进攻都督府。

陈其美则把在日本结识的蒋介石从浙江奉化召到上海，拿出商团捐出的4万元，让他招募新兵，加以训练，组成了沪军第五团，准备进行对抗。

刚刚光复的上海，眼看又要陷入革命党内讧引发的战乱。

病床上的查理听到这个消息焦急万分，上海刚刚光复，百事尚未理出头绪，在黄浦江和近海游弋着大批军舰的外国列强态度并不明朗；武昌方面袁世凯重兵压境；南京还在清政府手中，那里自镇压太平天国时起就一直驻扎着大批清军，革命面临的形势还十分险恶。上海内乱一起，必然殃及整个大局。查理反复掂量了两人的势力，可以说是旗鼓相当，让谁俯首称臣都不会心甘情愿，发生决斗一时谁也吃不掉谁。他思前想后，琢磨出一个折中方案：陈其美的上海军政府改称上海军政分府，李燮和那里称吴淞军政分府，两家都归江苏的苏州军政府管辖。

查理把这个想法跟霭龄一说，霭龄坚决反对。她说，陈其美当初的手段的确不光彩，但他已经打出了上海军政府的旗号，并已通电全国。现在让他改称，他会比李燮和的怨气更大，面子上更下不来，很难让他接受。况且陈其美确是个干才，在上海的基础深厚，主持上海局面会有作为。眼下之计，主要是要劝说李燮和忍耐，以大局为重，日后再设法给予补偿。宁亏一方，不亏双方。查理接受了霭龄的意见，挣扎着从床上爬起，要亲自到吴淞去见李燮和。倪桂珍看查理病得还不轻，按着不让下床，霭龄抿嘴笑笑：“妈咪，这个时候，你不让爸爸去，他会更难受，还不如让他走走好得快。”桂珍剜了霭龄一眼：“天下能人多得很，干吗事事都要你们出面？”霭龄半正经半开玩笑地说：“这么大的事情，宋家的人当然应该出面！我们为推翻清政府做了那么大牺牲，胜利后的上海当然也该有我们的印记。”查理把眼一瞪：“革命岂是为谋私利？”霭龄吐吐舌头，不做声了。

霭龄陪查理来到吴淞，李燮和热情招待之后，请他们观看军事演习。只见士兵们在统一号令之下，冲击、射击、刺杀，动作勇猛，身手矫健。查理不禁称赞：“李司令治军有方，名不虚传哪！”李燮和却叹口气说：“强兵虎将，难于驾驭啊！”霭龄故作惊讶：“他们敢不听李司令指挥？”黄汉湘插上说：“那要看往哪里指挥。士兵们在光复上海的战斗中，穿枪林，沐弹雨，浴血奋战，多少弟兄献出了生命。现在，上海光复了，他们在上海却无立足之地。哪一个真正的军人能够忍受这样的窝囊气？如果让他们去夺回上海，他们会万死不辞；如果让他们寄人篱下当孙子，哼哼，我们这些长官难免先做了他们的刀下鬼！”

爱激动的查理一下子站了起来：“这么说，你们今天的演习是为和陈其美火并做准备了？”李燮和摆摆手：“那倒不一定！你们知道，陈其美从行动一开始就做了清军的俘虏，是我手下的士兵冒死救出来的。他和清军作战无能，对付开会的自己人却有一套。这样的人居然做了都督，真是我们革命军的耻辱！只要陈其美辞职，换上任何一个人我们都无二话。否则……士兵们闹起来，恐怕不好弹压。”

霭龄笑了：“李司令，您治军严整，声名在外，弹压不住士兵可要让人笑话喽！”一句话说得李燮和脸上有些发烧，一时又找不出反驳的话。

霭龄顿了一下接着说：“您当初在会上不顶住，现在陈其美已得了都督名分，现在再动手可就被动了！他当初从您手上夺走都督，外界的人并不太清楚，而今您再靠武力从他手中夺，天下就无人不晓了。”

黄汉湘亮开嗓门：“那又怎么样？”

霭龄并不着急：“打仗讲究战机，政治上的斗争也讲究时机。机会来了要紧紧抓住，时机一旦逝去就不宜硬干……”

李燮和慢条斯理地说：“照宋小姐的意思，我们只能忍气吞声啦？”

“为今之计，我看有三条。第一，现在天下并未定局，实力是第一位的，紧紧抓住手中的军队，就不愁没有地位，不能打无把握的仗输了本钱；第二，给陈其美一个面子，拥护他的上海都督，作为交换，让他帮您谋取别处的都督位置——您知道，上海是他的老巢，得不到上海他不甘心。而只要您让了他这一步，别处他就与您无争了，就可以帮您，报您救命之恩，补他夺位之愧；第三，我和爸爸一定向孙中山先生报告您在光复上海战斗中的杰出贡献以及您为顾全大局作出的牺牲，请他日后对您作更好的安排。否则……”

黄汉湘大眼一瞪：“否则什么？”

霭龄一下警觉起来，幸亏那句胁迫性的话没有出口，她已经意识到，对这样勇武的军人，如果说出过激的话就等于使了激将法，只会起到相反的作用，她立即改口说：“否则，否则我们只好去找陈其美，让他作出让步。不过他这种人可没有二位司令这样通情达理，我们就作难了……”

李燮和听到这里，扬扬手：“罢罢罢，你们请他让步，那等于与虎谋皮。只要二位说的后两条能够兑现，我可以劝弟兄们再等一等。这样吧，五天之内，我们听回话。如果陈其美逼迫排挤我们——查理先生、宋小姐，那就不是我们不给二位面子喽！”

查理赶忙表示：只要内乱不起，一切都好商量，他并且用自己人格担保，一定要做得对得起李司令黄副司令。

回到市里，查理向陈其美通报了与李燮和、黄汉湘谈判的情况。陈其美自恃有都督名分，有上海地方势力，并不怕与李燮和开战，只是顾虑战事一起，党人必定追寻原因，炸弹逼宫事件就会广为流传，对自己名声不利。听说查理父女劝住了李燮和，他自是感激。霭龄要求他答应李燮和的条件，不过是一张空头支票而已，他当然可以答应。但查理向他指出，这些并非主要的，现在要巩固地位，最好的办法是在光复南京战斗中有大作为，那样才算是在党人面前，在全国面前，站稳了脚跟。陈其美又顾虑会攻南京时被李燮和抄了后路，霭龄笑他未免小肚鸡肠了。她说，据自己观察，李燮和是堂堂正正的军人，绝不至于那样卑鄙。再说那样也是夺不走都督之位的。陈其美放下心来，果然全力组织江浙联军，在攻克南京的战斗中有出色表现。

长江中下游地区南岸，清军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革命军四面围攻，城内革命党人趁机起义，里应外合，12月2日一举端掉了这座顽固的封建堡垒。

这时全国已经有湖北、湖南、陕西、江西、山西、云南、上海、江苏、贵州、浙江、广西、安徽、广东、山东、四川、辽宁、天津等省市成立了革命军政府，清朝贵族内阁辞职，彻底推翻两千年封建专制的革命眼看胜利在望。但是一片令人鼓舞的大好形势下，令人不安的潜流也在涌动……

12月4日，各省代表会议在武汉决定南京为中央临时政府所在地，推举黄兴为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投机钻进革命阵营的旧官僚、旧军官和保皇党人，很快纠合起来，要改变这个结果，他们大肆活动，要推举他们的代表人物，篡夺胜利果实。各省代表一到南京，他们就鼓噪重新开会选举，结果仅仅过了十几天，他们就把黎元洪推上了第一把手，把黄兴拉下来给黎元洪打下手。黎元洪本是革命党人在起义时临时从床底下拉出来的，为借重他高大的身材和原来的官职做门面的旧官僚，他骨子里其实与革命党根本不是一条心，老资格的同盟会员们坚决反对黎元洪做元帅。而那些旧势力代表则抓住黄兴指挥汉口保卫战中的一次失利，阻挠黄兴做元帅。双方互不服气，一场更大的内乱眼看又要爆发。

查理和霭龄虽然心急如焚，但已深知对这场最高层内部的争权夺利无能为力了，唯一的办法就是请德高望重的孙中山先生立即回国。只有他回来自任元帅，才能镇服群雄，统一各派的意见，把尚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皇室彻底推翻。

按照查理的指示，霭龄一天之内给尚在国外的孙中山连发三封加急电报，敦促他放下一切，马上回国主持大局。

第八章

总统秘书

十六年了，孙中山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

辛亥革命爆发的时候，孙中山正奔波在美国继续为革命党筹集经费。黄兴在接到武汉方面要他去主持起义的邀请后，曾在香港给孙中山发过一封密电，内容是党人准备在武汉起事，请速汇经费回国。孙中山因在旅途当中，无法取出密码，直到一周后安顿下来，才将电报译出，但这时孙中山手头没有现款，他回了一电，要求暂缓起事，黄兴没有赶往武汉。至于以后起义决定、过程及其他详细情形，孙中山就一无所知了。

孙中山是在餐桌上偶然得知革命爆发消息的。

那时他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的丹佛，这天上午准备乘火车到堪萨斯城。上车前他到一家餐馆用早餐，边吃边随手摊开了一份当天的报纸，只瞟了一眼他的嘴巴就停止了咀嚼，革命者胜利占领武昌的消息使他惊喜。虽然这时的消息仅仅是武昌起义，但他已经断定同盟会多年积聚的革命力量必然会因此而全面爆发，推翻清朝的日子已经来临。孙中山急剧地思考自己的行动方案，如果回国亲自领导这场伟大的革命，马上起程也要20多天才能回到国内；而如果不立即往回赶，有些什么工作可做呢？他想到了像中国这样一个积贫积弱的国家，国内爆发革命，政府即将更迭，西方列强的态度极为重要。如果在中国驻有军队的西方大国为维护从清朝手中取得的特权，帮助清廷来镇压革命，则可能重蹈太平天国的覆辙，如果他们能够支持这场革命，则胜利的把握就更大。考虑再三，他决定国内的革命继续由其他同志负责，自己首先代表未来的政府同西方主要国家进行接触，争取他们的支持。

孙中山取消了原定的旅行计划，立即驰往华盛顿。10月15日，途经芝加哥，那里的华侨举行了颇具声势的“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华侨们兴高采烈，为祖国的新生纵情欢呼，他们把孙中山当做促成这场革命发生的英雄来欢迎。美国报纸上不断刊出文章，预言孙中山将当选未来共和政权的总统。会后许多记者要求采访孙中山，他却悄悄避开了。

到达华盛顿后，孙中山要求与美国国务卿诺克斯举行私下会见。诺克斯尽管洞悉中国的形势，但没有实际的利益，他不愿为新生政权助威，就傲慢地拒绝了。孙中山深知这些政府一贯歧视东方民族的立场，他不再强求，又匆匆奔赴纽约，在那里搭上一艘去英国的轮船。

在伦敦，孙中山拜访了旧友吴敬恒，并与大军火公司维克斯‐马克西姆公司老板特雷弗·道森进行接触。为了换取支持，孙中山提出了一些给予英国在华更大特权的条件。道森出于同新政府做成大批量军火生意的期望，答应向英国外交部转达孙中山的意见。但这时英国政府对华方针已经确定，就是坚定地支持清政府新任命的总理大臣袁世凯，他们看不起孙中山，认为他不过是一门“大炮”，成不了什么大事。孙中山的顾问美国人荷马李审时度势，他向英国人说明，如果英国不采取有力行动，野心很大的日本就可能操纵未来的中国局面，必然对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最后英国外交部长葛雷只向孙中山表示在这场革命中英国政府将保持“中立”，令孙中山好不失望。

孙中山又赶到法国，会见了总统克莱蒙梭，但仍然一无所获。这时他已收到霭龄发来的好几封催促回国的电报，于是在马赛搭上一艘轮船两手空空回国。

尽管武昌起义发生时孙中山不在国内，尽管孙中山要求西方列强给予支持的努力没有效果，但这并不影响他作为革命的领袖、民族的英雄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轮船到达上海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市民和各地赶来的群众早早来到码头，向孙中山表示热烈的欢迎。

1911年12月25日，这是一个重要的宗教节日，据说耶稣就诞生在这一天。西方庆祝它的程度不亚于中国人过春节。往年这一天作为基督教徒的查理和霭龄也会举行各种仪式，进行庆祝，向亲人和朋友祝福。但是今天不同，他们热切盼望着的孙中山先生就要回来了，其他一切都变得微不足道。霭龄和父亲查理一早就来到码头，翘首以待。

这是上海常见的那种阴湿天气，蒙蒙的雨雾，咝咝的北风，给人一种透骨的凉意。但是孙中山预定上岸的金利源码头上却是人头攒动，彩旗飘扬，锣鼓喧天，霭龄和每一个前来迎接的人一样，忘却了身边的凉风，只感觉到心中的热血翻滚。

沪军都督陈其美为迎接孙中山归来作了精心安排，他专派了一艘“建威”号军舰到吴淞口迎接，总不能让革命的领袖从外国商船上下来与群众见面。但是由于雾大，孙中山乘坐的轮船早就在吴淞口外抛锚等候，建威号军舰竟好久没有发现。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同样是心潮起伏。16年了，他第一次作为主人堂堂正正回到自己的祖国。由于从事反清革命，他被称为“粤省首犯”长期被清政府通缉，被迫一直流亡海外。他曾被日本政府“递解出境”，曾在伦敦被清朝使馆诱捕，几乎被押解回国处死。然而，“穷且愈坚，不坠青云之志”，他革命斗志更加坚定。一次次蒙难，反而使他革命家的名声越传越响，在群众中的威望越来越高。十几年中，他曾回国几次，但都是在极为秘密的情况下，还要乔装改扮。今天，他再也无须保密，再也无须乔装，党内的同志在热烈地盼望他，人民群众在盛情地欢迎他。

站在孙中山身边的有胡汉民、廖仲恺，美国人荷马李，日本人宫崎滔天等。他们都分外焦急，奇怪为什么这么长时间还不见迎接的人到来。

还是霭龄心细，她忽然想到会不会是因为雾大，双方接不上头。查理一听，认为有理，急忙要了一艘汽艇，父女二人疾驰而去吴淞口外寻找。

眼尖的霭龄终于发现了停泊的轮船，汽艇划了一个漂亮的大弧圈，靠上了轮船右侧，父女二人顺舷梯登上了甲板。

当孙中山一眼瞧见留一绺黑密胡子的查理时，他早已忘记了随行人员一再要他保持矜持的领袖风度的劝告，呼叫了一声“查理”就奔过去，两人热烈地拥抱到了一起。孙中山向随行的人扼要介绍道：“查理，我的老朋友，同盟会的理财人。”胡汉民等人是知道查理身份的，而廖仲恺、宫崎滔天等却根本不知道查理是革命党，他们一直以为他是虔诚的传教士和善于经营大发横财的两栖怪人。他们看到孙中山与他的亲热就感到奇怪，听了孙中山的介绍更惊奇地瞪大了眼睛。孙中山见状哈哈大笑：“查理，我今天能堂堂正正回国，你的秘密身份也该结束了！向天下人亮出你的本来面目吧，让所有的人都知道你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吧！”其他人一一前来与查理热情握手，为他作出的重大贡献表示感谢。

直到这时，一直羞怯地站在一旁的宋霭龄才低低地叫了一声“孙叔叔……”孙中山惊愕地望着这位一身西服、上身还别着一朵漂亮的红宝石胸花的年轻姑娘，不知道该怎样称呼她。

查理返身过来，急急地向孙中山介绍说：“这就是你的侄女霭龄……”

孙中山热情地“啊”了一声，向霭龄伸出手：“这么大了，没想到，没想到，在我的印象里，你还是那个扎羊角辫、穿灯笼裤的小姑娘呢！”霭龄紧握着孙中山温暖的大手，脸红了一下，刚要张口，孙中山又认真地说：“噢，霭龄同志！谢谢你了，这两年就是你在协助查理先生与我联系，你每次提供的情况又准确又生动，每封信和电报都写得像篇优美的散文哩！”查理一把拉过孙中山：“小孩子家，不要谬奖了……”

正在这时，远处传来一阵阵隆隆的炮声，众人大惊。霭龄却高兴地跳了起来：“是建威号的欢迎礼炮！”

果然，不一会儿又一艘汽艇靠了上来，两个军官爬上甲板向孙中山行礼，他们是从建威号上过来的沪军都督府代表，请孙中山换乘军舰再上岸。

孙中山准备动身，霭龄过来拉住他的袖子：“孙叔叔，瞧您的衣服……”孙中山低头一看，由于在甲板上站久了，细密的雨雾早把外衣打得湿漉漉、皱巴巴的，孙中山用手抻了一下苦笑着说：“我就这身衣服，就这样吧。”

霭龄娇嗔地看他一眼：“那么多人等着看您……”

查理立即接过来说：“对！不能这样上岸。今天不仅有成千上万的中外人士争睹先生风采，更会留下无数照片留传于世，要穿戴得不失我们领袖的尊严！”

可是到哪儿去找衣服呢？众人由于事先没有准备，一个个急得团团转。霭龄很快在人群中扫了一眼，发现了沪军都督府代表的军装，黄呢料，板正、笔挺，倒不失为一身合适的衣服，况且又在与清王朝交战时期，着军服更有战士威严和风姿。霭龄用手指了一下那军官的衣服，查理立即明白了女儿的用意，跑到那军官跟前，让他脱下军装与孙中山交换。

孙中山穿上军装，俨然一位大元帅，众人一看齐声叫好。

建威号载着孙中山直向金利源码头驶去。途中，孙中山忽然向查理说：“这一回来，必然事务繁冗，能否为我推荐一位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查理略一思索：“现在就有一位”，用手一指霭龄，“她已经给我做了两年秘书了，我相信她能干好。”

虽然孙中山刚刚和霭龄见面，但已经从几个细节认识到她确是思维敏捷，善于观察思考，又心细泼辣，他满意地一挥手：“那，那就挖你墙脚啦！”

霭龄听到他们的谈话，马上站到孙中山面前：“先生，我现在听您吩咐！”

孙中山想了一下：“上岸以后，国内同志给我汇报的情况，你先认真记录下来。”

查理插上一句：“先生的谈话也要认真记录。”

孙中山荣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金利源码头上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军乐齐奏，气球飘飞。孙中山在陈其美致欢迎词后发表了讲话。他高度赞扬了武汉军民首义的功勋和大无畏革命精神，高度评价了上海光复的重要意义。接着话锋一转，对革命面临的形势进行了分析，他坚决反对与清廷议和，主张巩固光复地区，组织军队，以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孙中山最后语调铿锵：“愿我将士少希望于和谈之可成，急整军旅，北扫鞑虏，以慰国民之热望！”

一批新闻记者拥上来，有的选取各种角度，对孙中山拍照，一时间，镁光闪闪，咔嚓声响成一片；有的向孙中山提出各种问题，问题提得急迫、尖刻，孙中山简直顾不上认真回答其中一个。忽然一名英国记者挤上前来，大声问道：“孙先生，您一直在海外筹款，国内同志已光复了半壁河山您才回来，想必带回一笔巨款作为补偿吧？请问，能不能讲一下，您究竟带回来多少钱？”

陈其美感到这样的问题会让孙中山难堪，他开始指示卫兵挡开记者保护孙中山离开，没想到孙中山对这个问题倒很感兴趣，因为国内不少同志肯定也有这种想法。他微微一笑，说声：“OK，我来回答你。”接着拿起了台上的话筒，向着全场大声说：“刚才英国记者问我这次从海外带回来多少钱，我可以公开地告诉所有关心这个问题的人：我这次回来是一文不名。带回来的只有彻底的革命精神！”

霭龄为孙中山坦荡巧妙的回答所激动，禁不住挥手喊了一句：“革命精神万岁！”顿时，会场上响起了连天的口号声……

欢迎仪式结束后，孙中山住进了法国租界内的宝昌路408号。这是一座法式三层洋楼，除陈其美派出的卫队外，法国人也在附近增设了军警，他们是看到孙中山受到的欢迎，才真正意识到他在国内的地位，特意做出讨好姿态的。

到了住处，霭龄就分外忙碌起来。同盟会的重要人物黄兴、汪精卫、李平书、陈其美，一个个来向孙中山汇报情况，霭龄静静地坐在一边，飞快地做着记录。稍有间歇，她就去翻阅各地发来的电报，分门别类归拢好，然后摘录要点，把最重要的事情整理清楚，送交孙中山过目，再按他的指示草拟出回电，交人发出。除了向孙中山汇报情况和听取他的指示，霭龄对其他人大都一言不发，即使党内的重要干部，也只是点点头，算是打过招呼。仅仅过了几个钟头，孙中山刚回国时那种百事挠心、忙乱无序的心情就有了好转，感到事情虽然繁杂，但经霭龄协调，已经可以提纲挈领，抓其大要了。晚上休息之前，查理来安排警卫事宜，孙中山向着查理由衷地赞扬霭龄：“你推荐的秘书我非常满意，可以说是美国式的高效率！”

孙中山一回国，原先关于最高领导者的纷争顿时归于平静。因为一切其他的选择都显得相形见绌，不仅是广大的同盟会员、各种各样的派别，就是原先参与竞争的领导者本人也对孙中山心悦诚服。1911年12月29日，全国17省代表集会南京，重新协商光复后全国的最高领导者，会议决定光复后国家名称为“中华民国”，在北方清朝力量没有彻底摧垮之前，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17省代表内部统一意见后，按每省一票进行选举。结果其他人仅黄兴得1票，孙中山得16票，以接近全票当选。这时距孙中山回国刚刚四天，而且本人并不在现场，足见他早已是众人心目中当然的领袖。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不仅使革命阵营有了统一的核心，也象征着一个新的中国的诞生，宣告了尚在苟延残喘的清朝皇帝实际上已被废黜，延续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制度将被共和体制所代替。中国再不需要皇帝，中国将再没有皇帝。选举结果一公布，南京城里首先就是一片沸腾，鞭炮、彩旗、口号，热烈的程度胜过春节，胜过以往任何一个盛大的节日。这消息传到哪里，哪里就是一片同样的沸腾，而且欢乐的情绪由于更多人的加入而愈加膨胀。

孙中山此时所在的上海，完全变成了一片欢乐的海洋。孙中山身边的人都手舞足蹈，大喊大叫。早已把命运与孙中山捆绑在一起的查理一家更是高兴得要发疯，霭龄完全忘记了害羞，她从屋里跑出来，同碰上的每个人忘情地拥抱，她笑着，叫着：“选上了，总统，大总统，中国大总统！”

相比之下，孙中山倒显得比较淡定。他几十年艰苦卓绝的奋斗，争的并不是个人地位，他的理想是建立民主国家，使中国独立、富强，能够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他来说，总统并不是攫取个人特权和享受的职位，而是要挑起一副使国家走向统一强盛的重担。目前，袁世凯手里还有强大军队，共和政府还面临着沉重的军事压力，四万万同胞绝大多数还处于耕者无田、织者无衣的贫困悲惨境地，他不仅要考虑迫在眉睫的巩固共和政权、彻底推翻清朝统治的问题，还要考虑建设国家，让人民有饭吃、有衣穿、生活富足的问题。这天晚上，孙中山室内的灯光亮到很晚很晚……

与孙中山一壁之隔的霭龄的房间，这天晚上的灯光也几乎是亮了一个通宵。前天，她刚刚上任的时候，还只是国内一个革命团体同盟会总理的秘书，今天她却一下子变成了国家元首、政府首脑、武装部队总司令以及执政党魁一身几任的大总统的秘书。她肩上的担子突然加重了千万斤，她必须更加机警、更加主动、更加忘我地工作，不仅要完成好交代下来的日常事务，还要自己动脑筋想事情，千方百计为总统补台。狂欢过后，她立即想到了一项无人交代但必须要做的工作，那就是整理孙中山的简历，以便随时向新闻界公布，让全体中国人、也让全世界认识孙中山，了解孙中山。

霭龄翻了一会儿资料，验证了几处自己记忆模糊的地方，就坐到了打字机前。她毫无倦意，打字机欢快地嘀嗒着，一行行优美的英文字体像奔泻的山泉在纸上流淌……

孙中山，1866年生于广东香山。名文，字德明，号日新，改号逸仙。1897年在日本化名中山樵，后遂以中山名世。6岁参加农业劳动，18岁入塾读书。1878年到檀香山，就读于教会学校，并皈依基督教。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在澳门、广州开设西医房，治病救人。后感于国势日衰，民族危亡，日益致力于政治活动。1894年经上海北上天津，上书李鸿章，提出“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的变法自强主张，遭拒绝，遂赴檀香山，创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革命主张。次年至香港，合并辅仁文社，成立香港兴中会，准备在广州起义，事泄而败，逃亡国外。1896年在英国伦敦被清政府驻英公使馆诱捕，得英人康德黎等帮助脱险，留居伦敦悉心钻研西方政治经济，寻求救国真理。1900年组织惠州三洲田起义，失败后仍奔走国外。1905年由欧洲再到日本，以华兴会和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其他革命分子，组成中国同盟会，被举为总理。确定了“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的革命政纲。后创办《民报》，提出“民族、民权、民生”的三民主义学说。他同保皇派、改良派进行了坚决斗争，坚持只有推翻清朝专制政府，建立民主政治，中国才有前途。1911年12月25日由欧洲回国，12 月29日被全国17省代表选为临时大总统……

他16年流亡海外，挚爱中华的赤子之心愈加炽热；领导10次起义10次失败，革命的斗志愈挫愈坚；他创立革命团体，提出革命学说，领导革命斗争，是中国革命的思想家、组织家和领导者。在他的影响和直接推动下，武昌起义，全国响应，中华终于光复，民国得于新生。他功比华盛顿，堪称中国革命之父……

写完总统简历，天色已经微明，霭龄来到院子里，深深地呼吸了一口清晨里那凉丝丝湿洇洇的空气，清爽、惬意，还有一些说不太清的朦朦胧胧的喜悦在心底萦绕，她想再去看看孙中山，再仔细看一下中国的总统……

这时黄兴从孙中山室内出来，头发有些蓬乱，眼睛布满血丝，霭龄刚要开口招呼，黄兴急匆匆地说：“宋秘书，抓紧准备一下，后天，就是元旦，总统到南京宣誓就职。”

黄兴说话的时候，喉咙也显出了沙哑。

霭龄望着操劳过度的黄兴，心头不由升起了一股由衷的敬意。孙中山回国之前，他不仅担当起了同盟会总负责的重任，亲临武昌前线指挥作战，还为了抵抗旧军人旧官僚的妥协退让，与黎元洪争夺大元帅职位。孙中山一回国，他立即衷心拥护孙中山。他刚刚在上海迎接了孙中山，又赶到南京主持了17省代表选举大总统的会议，接着在南京对总统宣誓就职的一系列活动作了安排，然后又赶回上海向孙中山汇报……众星捧月，星星与月亮一样伟大！

霭龄答应过黄兴刚要转身，胡汉民、汪精卫、陈其美、查理等人已陆续进来。霭龄看见查理，甜甜地喊了声“爸爸”，接着把查理拉到一边说：“我刚刚起草了一份先生的简历，准备就职后交新闻界公布，还没交先生过目，你先帮我改一下吧！”查理在霭龄额头上点了一下笑着说：“记着，以后要称呼总统大人，不要还老是先生先生的！”孙中山刚好从室内出来，立即接口说：“我准备公布一项法令，民国一律废除清朝大人、老爷之类人格上不平等的称呼。再说，自己人也不一定非要叫总统，不要忘了，我这个总统是临时的。”

听到后一句话，霭龄明显地嘴角抽搐了一下，眼眶里竟噙满了泪水……

孙中山南京宣誓就职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宣誓就职。为孙中山今天在这样神圣时刻、庄严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党内高级领导层颇费了一番脑筋。清朝的长袍马褂显然不行，西装呢又有些人认为，别人穿可以，总统不行，平时穿可以，而今天不行。他们坚持说西装毕竟是外国人的服装，今天民国初始，民族新生，总统穿外国人的服装有伤国体，有失民族尊严；因为几十年来西方帝国列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太深了，穿西装恐怕老百姓感情上不好接受，甚至可能引起误解。而孙中山亲手设计、中国人一直穿着的“中山服”这时又没有设计出来。议来议去，莫衷一是。最后决定还是穿刚回国在军舰上换上的那种军服。霭龄听到这个决定心里美滋滋的，因为从根子说，这还是由于她的暗示，甚至可以说是她的主意呢。

这身军服是连夜特制的。最高档的呢料，更合身的尺码，镀金的大铜扣闪闪发亮，精神焕发的孙中山穿上后平添了一股威严、正气和帅气。但是他坚决拒绝了一切绶带和徽章，坚持以简朴和平实的形象面对人民，而不像几十年后蒋介石的总统服装那样过分显摆和耀武扬威。

霭龄倒是作了精心打扮。虽然南京的冬天同样是寒冷的，她还是坚持穿了一身海蓝色西服套裙，白皙的脖颈上挂了红宝石项链，吹得蓬松的头发又打了发蜡，更显得乌黑发亮。脸上化了淡妆，唇红齿白，杏眼翠眉。青春女性所具有的一切美丽之处她都让它作了最充分的发挥，很有些风姿绰约，楚楚动人。她认为女秘书的漂亮仪表可以衬托总统的干练和伟大。

护送孙中山的专列停在上海北站。这是慈禧太后用过的专车，它豪华舒适，车厢内还有许多珠宝装饰，里里外外透着一种皇家气象。今天车头上又披红挂彩，成了一辆地道的花车。孙中山特邀了查理全家一起到南京观礼，作为对他们多年来紧紧追随和一次次盛情款待自己，以及全家为革命作出的重大贡献的报答。倪桂珍带着子良、子安两个男孩子早早就到了车上，子良、子安在车厢里拧这摸那，高兴地乱跑乱窜，倪桂珍追着喊着也制止不住。警卫人员知道他们是孙中山特邀的客人，只要不太过分就由他们折腾。

孙中山由宝昌路寓所出发，前往北站登车。查理和党内其他高层人士簇拥在孙中山周围。霭龄则是手提机要箱，寸步不离地紧跟在孙中山身后。上海北站早已人山人海，欢送的人群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气球彩旗，人人脸上喜气洋洋。孙中山到达车站时，惊雷般的掌声自发地响了起来，口号此起彼伏。陈其美力劝孙中山直接进入车厢，马上开车。孙中山却被热情的群众感染，坚持在月台上走了一个来回，向群众挥手致谢。霭龄心里紧张极了，她怕有敌人的奸细或亡命之徒乘乱向孙中山开枪。她心里暗暗想着，万一出现那种情况，就冲到前面，用自己的胸膛挡住罪恶的子弹，绝不能让总统受到伤害。

上午11时，花车从上海北站徐徐驶出。沿途到处是迎送的人群。孙中山心头燃烧着烈火，他觉得不能冷落拥护革命的人民，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一次次拉开窗帘，向沿途群众招手。同时他也想饱览一下江南的大好河山，这是他在海外一直梦魂萦绕的祖国风光啊！霭龄昨夜为总统誓词中随时准备让贤的表示就十分不满，今天又一直为孙中山的安全担心，她看到警卫人员的劝说无效，车过昆山时竟上前“嗤”地一把拉上窗帘。孙中山生气地瞪住她时，她竟全无惧色，冒出了一串火爆爆的话语：“我亲爱的总统！你要知道你现在不是属于你自己，你属于我们大家，属于整个革命阵营，属于全中国！对于你不顾安全的做法，我们每个人都有权制止！”

孙中山翕动了一下嘴唇，终于没再说话，向后一仰，坐进了柔软的大靠背椅里。汪精卫正好过来，他故意做个鬼脸又假装严肃地说：“小秘书管大总统，这可真造了反、革了命哦！”孙中山嘻嘻笑了，霭龄却剜了汪精卫一眼走开了。

车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大站，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迎送。人海、旗海、军乐、鞭炮，那场面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动。这时人们挥舞的旗子五花八门，有陆皓东最先设计、已在同盟会前两次起义中使用过的青天白日旗，有孙中山根据黄兴意见做了改动后亲手设计，并在第三、第六次起义中使用过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有共进会设计的代表全国18个行省、并在武昌起义中已在黄鹤楼头升起的十八星旗，有陈炯明设计的代表农业大国田地的“井”字旗，有陈其美在上海起义中使用的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的五色旗。革命初始，百事待举，要办的大事太多了，以致究竟用什么旗的问题都顾不上统一。青天白日旗作为国民党党旗、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作为中华民国国旗，一直到1920年才由孙中山确定下来。当时人们就根据自己的消息和判断自发地制作了各式各样的旗子，只不过就是没有一面清朝帝国的黄龙旗而已。孙中山从这些形形色色的旗子中看到的不是凌乱，不是革命缺乏统一的组织领导，而是看到了推翻清朝符合千千万万民众发自内心的愿望。在这些大站上，再没有谁能阻止他同群众见面，他把这视为一次革命力量的检阅，一次人民向尚在负隅顽抗的封建势力的示威！

列车走走停停，直到下午5时，才汽笛高鸣驶进南京下关车站。这里欢迎的场面达到了高潮。下关江面上停泊着的中外军舰齐放礼炮21响，隆隆的炮声既是对大总统莅临的热烈欢迎，也是对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建立的祝贺。

黄兴在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完情况，已连夜赶回南京，亲自组织了车站的欢迎仪式和总统的就职典礼。霭龄紧跟孙中山下车的时候，只听得礼炮雷鸣，十几支军乐队争相鸣奏，“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响遏行云。车站上成千上万的人都踮起脚尖，竞相争睹新总统的风采，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各种肤色的外国驻南京领事也来到车站迎候。大街上都挤满了人，沿街店铺、房屋张灯结彩。孙中山兴致勃勃，首先同黄兴率领的17省代表一一握手，接着同各国领事见面，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转达自己对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敬意。

孙中山同群众见面的时候，霭龄忽然得到一份情况，一股清军已经化装潜入城里，伺机对孙中山行刺。按照预定计划，孙中山在这里要换乘马车前往总统府。从车站到总统府几公里的路上早挤满了人，甚至房顶、树杈上都有人。虽然黄兴对警卫工作检查了又检查，但这人山人海之中，谁分得清哪是热情的群众，哪是阴险狡诈的敌人？何况马车对炸弹、子弹几乎没有什么防护能力，这段路上怎么保证总统的安全？眼看孙中山一边向群众挥手，一边向马车走去，大庭广众之前，如何向孙中山报告这个最重要最机密的情况？霭龄心急如焚，情急之中，她连忙写了一个纸条：发现敌情，总统不能走预定路线！！！一转身，交给了走在孙中山右后侧的黄兴。黄兴看罢纸条，心里咯噔一下，不管情况是否确实，都必须做出改变，万一发生问题，那就无法交代。他把纸条塞进口袋，决定改走第二条进城路线。

孙中山走近了马车，几十辆披红挂彩的马车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驭手们一手高举挂着红缨穗的长鞭，一手扶着车辕；侍卫人员在车前摆好了大红毡垫，已伸手请总统登车。孙中山正要迈过去，霭龄以为黄兴没有接受自己的意见，汗一下子冒了出来，她已经准备跳到前面，直接向孙中山报告了。

这时，只见黄兴紧走几步，跨到孙中山前面，用手向前一伸，示意孙中山继续向前。孙中山疑惑地望了黄兴一眼，只得又向前走去。黄兴引路，他们绕场一周，又回到了车站跟前，进了休息室。这时黄兴才向孙中山汇报，实行第二方案，继续乘专车进市内铁轨，直接开到总统府。霭龄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总统府是由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改成的，太平天国建都南京，这里曾是洪秀全的天王府。黄兴主持对这里进行了修葺。孙中山对选择这里也比较满意，年轻时他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诩。

6点15分，孙中山一行抵达总统府。按原定计划，吃过一顿简单的便饭，就举行就职典礼，但是为《临时大总统誓约》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这两份最重要的文件，各方意见还不统一，还在为临时大总统的任期和去职时间、条件等争论不休。霭龄对那些坚持和谈，并主张袁世凯一旦答应逼清室退位，孙中山就应自动辞职让位给袁世凯的人恨得直咬牙，但这样的场合她是插不上话的，只好干坐在一边生闷气。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胡汉民提议说：“今天天气已经不早，总统宣誓就职是件隆重的大事，半夜三更的恐怕不好，是否延迟到明天上午进行。今夜仔细斟酌把文件改好。”

孙中山勃然变色：“不行！今天是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一定要在今天宣告成立。1912年的元旦也就是民国元年元旦，这样的时间有特殊意义。半夜三更怕什么？民国新生，普天同庆！上午虽好，小时间不如大时间。一定要马上把文件改好，赶在12时之前举行仪式。”

霭龄听了，立即振奋起来。总统嘛，就得有大气魄，从大处着眼，快刀斩乱麻，绝不能听几声蝼蛄叫就不种庄稼了。她甚至生出一种怪想，总统要实行独裁才好，像现在党内和革命阵营内这种乱糟糟的样子，恐怕麻烦还在后头。

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两份文件又逐句作了敲定。霭龄坐在旁边，改好一页，就立即抄清一页。当她把两份完全誊清的历史性文件交到孙中山手上时，激动喜悦的心情胜过在场的每一个人。

晚上11时，胡汉民等人陪同孙中山走进礼堂。霭龄在后面跟进去的时候，飞快地瞟了一眼台下，父亲查理、母亲倪桂珍和子良、子安两个小弟弟，都已经坐在最前排，他们看见孙中山进场一齐站立起来，兴奋地鼓掌。会场上每一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孙中山，向他欢呼致意。霭龄找了个前排角落的地方，站在那里，全神贯注地望着孙中山稳步走上主席台，站定在两面五色旗下，掏出她刚刚交到他手上的誓词，庄严地举起右手，朗声读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也，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读到这里，孙中山稍微停了一下。霭龄心想，够了，够了！就读到这里就行了，刚刚上任就要谈什么解职，令人丧气。提那种意见的人都应该统统杀掉！对，杀掉！明着不行，就让青帮弟兄们暗中去杀，让杜月笙去干，他搞这个可是很在行……没等她想完，孙中山朗朗的声音又在整个礼堂轰响起来：

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典礼结束，霭龄立即把经汪精卫改定的孙中山简历散发给中外记者。她想象着，民国成立、总统就职和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将通过一束束电波传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传播到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地方，明天当人们读到报纸，得知消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和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外国友人都将为此而欢呼。中国，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了！

躺下就寝的时候，霭龄忽然想到了毕业回国时梅肯《电讯报》上关于自己的那篇报道，那句预言她将成为中国总统夫人、成为支持宝座重要力量的话，又清晰地呈现在眼前。她不禁脸赤耳热，怦怦心跳，久久不能成眠……

霭龄说：你总是向别人妥协，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孙中山就任以后，霭龄的工作更加繁忙。电报、函件、请示、报告，像雪片一样，纷纷扬扬落到她桌上，半天就堆起个小山来。虽然又添了秘书，但是她是最受孙中山信任的，也是自以为责任最重大，最重要、最机密的事情总是自己处理。她记性好，遇事果断，再多的事情，她也处理得有条不紊。渐渐地摸着了规律，她露出了一种敢作敢当的劲头，一些向总统请示的函件，如果她认为申述不够明确，就毫不留情地退回去。尤其是一些旧官僚当总长的部门，她常常在文电上挑一些毛病，弄得那些人颇为头疼，但仔细看看，文字上确有不妥之处，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外交部、实业部、交通部都有被她退回去的报告。有些事情她认为可以知道孙中山的意见，就自己答复了，只是事后在方便时向孙中山报告一声，有时甚至连报告也不报告。渐渐地有些人开始怵她了。即使政府中一些地位较高的干部，许多事情也不得不先跟她打好招呼，否则她这一关过不去，就到不了大总统那里。有的事情就是与孙中山讲好了，她压住不报也没有办法。中层以下的干部就更怕她了，请求的事情弄不清究竟是总统的意见还是她的意见。她心中的确是为总统着想，想减轻他的一些负担，当然心底里有时也是有意搞点恶作剧，故意出一出与总统意见不一的人的洋相。

孙中山位居总统，可在霭龄面前从来没有架子，他跟查理早就像一家人那样了，他把霭龄看做最贴心的人，信任她、关心她，闲暇时跟她聊天，有时也幽默地和她开几句玩笑。除了公开场合，霭龄在总统面前总是无拘无束，有时给总统出谋划策，有时则与孙中山发生争论，两个人都认为是很正常的事。

一天，大总统应一些人的要求，要率领文武大员去拜谒明朝皇帝朱元璋的陵墓，霭龄听到后，找到孙中山，气咻咻地问：“民国是全新的共和制度，干什么要去朝拜那皇帝佬儿？”

孙中山和颜悦色地说：“你在美国待时间长了，中国的国情有些你还不明白……”

“什么国情？那么多人抛头洒血，我父亲倾家荡产，难道是为了推翻一个皇帝，再找一个皇帝供着？让他们那腐骨烂肉还熏染我们的灵魂？”

孙中山说：“当然不是这样……”

霭龄又抢过话头：“那是哪样？难道是你还想当皇帝？我可是听说你过去一直想当洪秀全第二的！”

孙中山急了：“你怎么胡连乱扯？那是我年轻时的想法。我可是一心为了民众，只要有益于国家，有益于民生幸福，我这总统都随时准备辞职。这是我宣了誓的，你没有听到？”

霭龄加重了语气：“总统不能辞！皇帝不能当！明陵也不应该拜！”

“唉！”孙中山叹口气，“有些事情你不懂！为推翻清政府，同盟会联络了青帮、洪门、哥老会、三合会等一批民间团体，他们的旗子都是反清复明……”

“那是他们的事，跟我们什么相干？”

“同盟会最初成立时也用过反清复明的提法，以此号召人民。”

“同盟会的宗旨是驱逐鞑虏，恢复中华，难道中华就是明朝吗？”

“中华当然不是明朝。章太炎先生1907年在《民报》上发表的文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你听我背诵这一段，也检查一下我的记性。太炎先生是这么说的：‘汉民族自称中华，视其周围的异族为蛮夷戎狄，这些异族因汉民族的伸展而吸收其文化。又因被汉民族的文化所同化，而被同一语言文字和共通伦理观念所浸润，不久便超越了民族界限，扎下了文化共同性的根基，形成走向中华民族成长发展的途径。——也就是说，中华民国是包容文化相同的各民族的国家。’你听听，他对中华的阐释多么深刻！”

霭龄却紧追不放：“是说得好！可这跟拜谒明陵有什么关系？”

孙中山笑了：“对，是还没有回答你关于拜谒明陵的问题。这个问题，是，是，这样说吧，这是一个策略问题。毫无疑问，我们革命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全新的共和制国家，但现在清朝还没有彻底倒台，许多民间团体，还有我们队伍中的一些人，反清复明的思想还没有改变过来，为了团结他们继续共同奋斗，我们不妨暂时迎合他们一下，我们不再需要朱皇帝孙皇帝袁皇帝等等其他什么皇帝，但是我们拜谒一下明陵并没有什么损失，倒是可以以此显示我们是遵守诺言的。中国人以信为本，我们不能失信于天下哟！”

霭龄不像刚进来时那么激烈了，她咕哝了一句：“你总是向别人妥协，这不是什么好兆头。”

霭龄还是跟随总统去朝拜了明陵，不过她连装也不愿装出那种至诚至信的样子，完全是心不在焉，把这作为一次到紫金山麓踏青游春的机会，散散心而已。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霭龄一直想给仍在美国学习的两个妹妹庆龄和美龄写信，告诉她们这一重大喜讯和自己在这里做秘书的一些感受，但是一直迟迟没有动笔。一方面是她时间紧张，另一方面她也想到她们会从报纸上迅速得知消息的。

的确，远在美国的庆龄和美龄很快得到了消息。遍布全球的通信网已经建立起来，民国成立和孙中山就任中国第一位大总统，这样重大的事件新闻界不会不给予特别报道。当梅肯州的报纸发出这一消息时，庆龄和美龄的第一个行动就是扯下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蹬踏。面对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美国同学，美龄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庆龄拿出了一面早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原来的地方，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举手宣誓般地大声说：“高举共和的旗帜！”美龄学样却学走了调，她喊：“高举巩固的旗帜”，庆龄纠正她：“是共和的旗帜。”美龄小嘴一噘：“共和的旗也得巩固了呀，不巩固叫风吹跑了还有吗？”美龄因为年幼，还无法更深地体会理解它。而庆龄却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一事件的重大意义。不久《电讯报》又刊登了孙中山拜谒明陵的照片。庆龄和霭龄的态度几乎同出一辙，她对此没有表现出任何兴趣。她专心致志写了一篇文章，发表在威斯里安学院的杂志上，这篇文章对这场革命评价的准确和思想之深刻，就是亲自经历了这场革命又一直待在大总统身边的霭龄也难以相比。文章的题目是《二十世纪最伟大的事件》，文中是这样写的：

在许多著名的教育家和政治家看来，中国革命是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之一，甚至是滑铁卢以后的最伟大的事件。这是一个最辉煌的成就。它意味着四万万人已从君主专制政体的奴役下解放了出来，这个专制制度已经存在了四千多年，在它的统治下“生存、自由和对幸福的追求”遭到剥夺。它还标志着一个皇朝的覆灭，这个皇朝的残酷压榨和自私自利，使这个一度繁荣昌盛的国家，沦为一个贫穷不堪的国家。清政府被推翻，意味着具有最野蛮的制度而又道德沦丧的这个皇朝的毁灭和废除。

五个月以前，我们连做梦也想不到会有一个共和国。对某些人来说，即使许诺尽早成立一个立宪政府，他们也是抱着怀疑态度的。但是每一个爱国的中国人，不论是一个政治家还是一个劳动者，在他的内心深处，都有着反满精神。一切苦难，如水灾、饥荒和各方面的倒行逆施，其根源都是由于清朝暴政及其贪官污吏。压迫是这场惊人的革命的起因，它看来是一场灾，实际是造福于人类的一大幸事。我们在目睹着种种改革，在暴君的统治下，这些改革是永远也不会完成的。我们从报纸上读到中国的剪辫子运动，千千万万的人如何剪掉了他们的累赘——中国民族的耻辱……无数其他的改革正在进行之中……

这场革命在中国建立了自由和平等；为了每个人的这两个不可分割的权利，许多人英勇地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博爱仍然有待争取。……博爱是人类尚未实现的理想，没有人类的兄弟情谊，自由就没有可靠的基础，除非人类彼此视作兄弟，否则平等只能是梦想。

庆龄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加者，但她却写出了如此精彩的文章。霭龄注重实干，关注实际利益；而庆龄却更具理想，胸怀博大，目光长远。这是最初显示姐妹两个不同之处的一个端倪。

第九章

霭龄初恋

查理狡黠地笑笑说：有你在总统身边，也顶个次长位置

六朝古都的南京，名胜众多，城池险固。霭龄抽空游历了玄武湖、莫愁湖、雨花台、燕子矶、紫金山、中华门等处之后，顿生奇想：这里气象非凡，王气氤氲，和人口拥挤、寸金寸土的上海给人的感受明显不同。上海浓厚的商业气息总使人禁不住金钱的诱惑，而在这里则使人胸襟开阔，滋生想干一番大事业的豪情。由于这个想法的出现，以后在她着手处理事务的时候，已经不再仅仅是由于职务原因，而是出于一种发自心底的自觉自愿，越是重大的事情她办起来就越有精神。全国和世界上发生的一切和民国政府有关的大事，她都想尽可能详细了解，参与意见，与政府各部、外国使馆来来往往的电报、函件、呈报、批转、协调，成为她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成为激发她生命活力的重要因素。当许多人赞扬她的吃苦耐劳、不知疲倦的工作精神时，她却意外发现自己在上下周旋、往来折冲中是这样得心应手，无师自通。

南京是著名的三大火炉之一，而它的冬季却是最寒冷的。每当强劲的北国寒流袭来，气温常常降到零下十几摄氏度。由于它已地处江南，实质上可能还是由于燃料的缺乏吧，这里普通人家并无取暖的习惯和设施。一场大雪过后，不少人脸上手上冻出了紫色发亮的大包。一天，霭龄到外交总长伍廷芳处去送一份机要文件，并当面传达孙中山关于处理英美关系中不便写在文字上的一个重要想法，车在一个十字路口停下来的时候，霭龄偶然瞟见一家小院里，一位衣衫单薄的少妇正在淘米，这时她的丈夫——一个满脸胡子的壮汉从外面进来，一把抓起妻子冻得红肿的双手，塞到自己上衣底下捂暖，一会儿又放在脸前用嘴往手上哈热气，又用两只大手攥着揉搓，这一情景让霭龄顿生感慨。这天她忙完一天的事务，回到她那间小小的卧室时，白天看到的一幕还是在脑海里反复出现。尽管壁炉里的炭火苗子一蹿老高，她还是感到一股凉森森的寒意。她紧靠壁炉坐下，让火光扑到自己身上脸上，直到衣服快要烤煳了，才觉出并不是温度太低。她又怀疑屋里少了什么东西，逐一察看以后，东西什么也没少，只好又坐在火炉旁。但心情还是从处理大事时雄心勃勃的亢奋状态下滑，下滑……

噢，是孤独！她需要与人交谈，需要有人陪伴。回国两年来，她始终与父亲母亲和两个小弟弟生活在一起，她已适应了那种暖融融的家庭氛围。参加完总统就职典礼，倪桂珍就带着子良子安回去了，查理帮助孙中山处理了一些紧急的事情，作了一次长谈后，也回去了。那次长谈的结果，孙中山多少有些遗憾，霭龄也为父亲的执拗有些不快。

原来，孙中山组织内阁班子，遇到了旧官僚势力的强力掣肘，结果政府总长中只有三名同盟会员被接受，宋教仁、章太炎等出任总长的提议遭到坚决抵制，多数总长位置被旧官僚所占据。孙中山只好退而求其次，组织“次长内阁”，即以同盟会员担任各部次长，执掌实权，以求政令贯通，令行禁止。孙中山感于查理的特殊贡献和才能，请他出任外交次长和实业次长，但是查理声称自己不能放弃传教事业，同时以脾气不好不会在官场周旋加以拒绝。他愿意回上海继续经营实业，在财力上给革命政府以支持。

当霭龄私下劝说父亲时，父女俩的这次谈话实际上成了就宋家未来发展方向的一次探讨。霭龄劝查理接受总统的安排，她说依父亲的贡献，出任政府要职当之无愧；同时孙中山现在特别需要忠实可靠的人帮他渡过刚刚执政的混乱难关。这实质上也是一种奉献，并不是谋求什么个人好处。查理狡黠地笑笑说：“有你在总统身边，也顶个次长位置。宋家的人不能都挤在一条路上。不久子文也将回国，我准备安排他在金融银行界发展。总之是每个人都要有独立的领域，亲属们挤在一起难免磕碰，反而不美。”父亲的话霭龄一半信服，一半反对。她说：“这样安排有精明的一面，就是可以互为犄角，殊途同归，万一形势不利，不至于全军覆没，符合狡兔三窟的古训，但也未免太胆怯了些。‘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自己人知根知底，同心协力，人多势众，更容易成气候嘛。”

查理说：“年轻人气盛，只知道一往无前，不思量退步抽身，必得经历多了才晓得天有不测风云。政界险恶，宦海浮沉，这且不论。我与孙大总统情如手足，义同生死。政府中的位置谋求的人很多，能干的人也很多。这是顺风顺水船，不难。但我真为他出力，应该站开一些，必要时才能帮上忙，否则我自己也陷进去，到时想帮忙也帮不上。”

霭龄没有能够说服父亲，他仍回上海搞他的实业去了。这一次的谈话霭龄还要慢慢体会。固然现在身边没有家人了，但今天霭龄想来想去，似乎并不是想念父亲母亲，在美国学习五年，并没有过这种感受。她心有些烦，不顾朔风正紧，猛地推开了窗户，直到看见了孙中山映在窗上的身影，痴痴地盯了半天，这才把情绪理出个头来，原来是为他……

霭龄惊醒了，原是南柯一梦

霭龄已经22岁了，在那个时代，像这样年龄的女人大多已是做母亲的人了，她还是个大姑娘。而且她还没有一次恋爱的经历。她虽然长得像父亲查理，身材略显矮胖，但并不丑。学问和知识赋予了她高雅的气质，华美的衣服和高档化妆品突出了她的青春，显要的位置衬托着她的精明干练。但是和庆龄美龄比起来，她没有她们的美丽，她们那种令男子一见倾心的外表偏心的上帝没有赋予她。也可能是缺乏性感的缘故，迄今为止，她还没遇上过一个青年对她发起那种震颤心灵的猛烈进攻。通过父母来提亲的有，向她表示求婚的也有，但就是没有恋爱。父亲对她期望甚高，她也自视不凡，全家都感到没有什么合适的人可以作为佳偶，她也还没有对谁动过凡心，“你不用介绍你，我不用介绍我，年轻的朋友在一起，比什么都快乐”的体会她也不曾有过。只是在轮船上见到孙中山那一刻起，她才发现世界上原来有这样出色的男子。她不是因为一种心底喷发出的强烈感情而一见钟情，不是出于青年男女那种自然的两性吸引，对孙中山的这种感情完全是一种多日来理智思考的积淀。现在这种连日来潜意识中的东西逐渐上升，开始占据她的心灵大部。多年前和父亲在自己家门口摔跤的那个英俊书生和眼前作为总统的孙中山在她脑海里反复出现。他谈笑的时候，撩得人心花怒放；严肃的时候，显得刚毅深沉。宽阔的额头，蕴藏着无穷智慧；瘦削的胸中，似有百万雄兵。他提出的理论，成为千百万人的实践；在上海滩上威名赫赫的陈其美，在他面前，也是那样俯首帖耳，和蔼、力量、文采、勇武，完美地集于一身。霭龄心里渐渐明晰起来，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托付终身的男子……

北风夹着雪粒打在脸上，漫天的严寒又攻占了这个小屋。直到身上连打几个寒战，霭龄才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到严峻的现实。她收回探出的身子，关紧窗户，拨弄了一下快要熄灭的炉火，裹紧被子，和衣躺在床上。

啊，风雪退避后的南京，天是那么蓝，阳光是这样的明媚！雪松婆娑，香樟如盖，玉兰花仰天吹起喇叭，倒挂金钟挑起了大红灯笼。孙中山身着饰有金穗的元帅服，胸前别一支新郎标志的硕大红花，脸上漾着幸福的微笑。霭龄自己披着长长的洁白婚礼服，偎依在孙中山身边。大总统有力的胳膊绕过背后，搂紧自己腋下，两人向教堂缓缓走去。两边挤满了人，柔嫩粉红的祝福花瓣纷纷扬扬落到身上，一些年轻的女人脸上笑着，眼睛里却射出嫉妒的光。对，是要让她们嫉妒！别人的嫉妒正说明自己的幸福。噢！牧师就在前面。“孙中山，你愿意娶宋霭龄做你的妻子吗？”“我愿意！我要像心肝一样地疼爱她，让她的聪明智慧帮助我建立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宋霭龄……”啊，牧师的声音怎么变了，怎么变得这样冷峻！霭龄仔细一瞧，牧师竟变成了父亲查理，他眼睛里射出两道寒光，紧紧地逼视着自己，直盯得周身寒彻……

“啊”的一声，霭龄惊醒了。原来是南柯一梦。壁炉的火早熄了，屋里冷得如同冰窟。只有清冷的月光透过树影，斑斑点点照在身上。霭龄拥着被子坐了起来。虽然冻得牙关打架，她还是在床上，懒得动一下。脑海里的活动够激烈了，用不着身体运动……孙中山是父亲的挚友，他的年龄同父亲一样大，他一直把自己当小侄女看待，自己的一片痴心他会接受吗？父亲能同意吗？年龄的悬殊是一个障碍，但这不是主要的，自己的择偶标准早就讲过。只看本事大小，不论贫富丑俊，父亲是同意的。要看本事，只能从年龄大一点的人当中选，二十几岁的青年人，谁知道他以后会怎样发展，或时运不佳，或走了邪路，难说得很哪！夫妻双方的年龄究竟应该是多大，基督的教义中并没有限制，任何国家关于婚姻的法律中也没有规定，年龄大了小了的非议只存在于世俗的观念中，革命者不都是世俗观念的反叛者吗？还有就是孙中山已有妻子，这是个麻烦。不过她是个旧式女人，孙中山和她之间早没有了爱情，没有爱情的婚姻当然应该结束。这看来也不会成为不可解决的问题。霭龄想来想去，最最关键的还是孙中山喜欢不喜欢自己。即使喜欢，碍于叔侄情面，他也许一辈子都不会开口，这事吗，必得自己主动才行。对，明天就应该寻找机会，试试他的态度。可是，怎样去行动呢？霭龄读过的爱情小说中的情节一幕一幕在脑子里出现了……

总统刚刚就职，袁世凯就掀风鼓浪

霭龄满腹心事，低着头往外走，刚转过天王花园的小圆门，就与迎面来的一人撞个满怀。霭龄满心不悦，揉着撞疼的头刚想发作，眼一斜却见是外交部部长伍廷芳。伍总长70有余，平素却依然是步履矫健，气宇轩昂——他在清朝就是有名的外交官，曾两度出任驻美大使，在海外生活了近半个世纪，久经风雨，养成了遇事不乱、沉着镇静的潇洒风度，为何今日如此慌张？霭龄刚想发问，廷芳早退后一步，打个半躬：“哦，宋秘书，抱歉抱歉！都怪今天老朽太匆忙了些，不要紧吧？”霭龄也只得侧身答礼：“不要紧的，伍总长。你这么慌忙，有紧急的事吗？”“是的，我有紧急事情向总统禀报。对不起了！”说完闪过一旁就要往里走。

霭龄赶紧说：“你来得不巧。总统今天和实业界人士研究实业保护法的起草，刚刚被张总长接走。”

伍廷芳显然有些着急：“哎呀，天下未定，怎么顾得上制定那些不切实际的东西？请你帮我快把他找回来，大事不好了！”

霭龄也着急起来：“噢，这可不太好办。他们车子刚出去不久，具体地方也没交代清楚，怎么找呀？”

伍廷芳在原地转了几步，显得心神不定。一会儿又抬起头说：“不行，无论如何得赶紧找着他！”

霭龄有些为难，迟疑了一下说：“这样吧，有什么事你先给我说一下，我再想法通知他。你赶紧想办法先处理着，免得误事。”

伍廷芳想了一下，也只得这样。两人一起到了霭龄办公室。伍廷芳说：“是这样，刚刚得到报告，袁世凯以唐绍仪在和谈中有越权行为作借口，撤销了唐的和谈总代表职务……”

霭龄说：“唐绍仪是袁世凯的代表，他撤他的，何必惊慌？”

伍廷芳苦笑了一下：“袁世凯撤和谈代表的职，不过是一个花招，目的是借此推翻已经达成的和约。这说明战事马上就要重开，南京已处在敌人的炮口之下……”

霭龄狠狠地说：“袁世凯不是什么好东西，不和谈更好，乘机向北进军，扫平全国！”

伍廷芳摇摇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袁世凯在天津小站练兵，培养了一大批心腹党羽，掌握了军队实权。慈禧死后，清朝皇室王公大臣担心他野心太大，以他骑马摔跛了脚为由，逼他退休。武昌起义后，清室中无人能收拾局面，才不得不又把他请出来，但他已经不肯再为清朝卖死命。他在革命军和清朝之间耍弄两面派手法，借革命力量压清朝，借清朝力量压革命党。既不让革命军向北发展，又不大举进军替清朝消灭革命军……”

霭龄杏眼圆睁：“革命烽火遍地，人民同仇敌忾，岂是他袁世凯想消灭就消灭得了的？”

伍廷芳哦了一声，连说“是的是的”，却低下头不再说话。他想起了自己当初在上海刚刚光复的混乱中，对革命党究竟能不能站住脚犹犹豫豫，还是霭龄和查理上门等于是连劝带逼，自己才答应参加革命行列，出任外交总长的。现在又面临紧急关头，稍有不慎可能会被怀疑立场动摇。他默默地想着怎样才能既把当前的严峻的形势说清楚，又不致让人误解。热烈的谈话一下子冷了场。

霭龄马上意识到可能是自己刚才话说重了，让伍老先生犯了忌。但这又不能说破，于是立即换了热情的口吻说：“伍总长，你是来建议总统赶紧做军事准备吧？”

伍廷芳抬起头来，直视着霭龄的眼睛，看见没有责难自己的意思，才沉重地说：“如果仅仅是做打仗的准备，事情也就好办了。其实袁世凯这一手，最根本的是因为原来有些人答应，只要他逼清室退位，就让他来做民国总统。现在他看到中山先生已经宣誓就职，才来这一手相逼……”

霭龄又有些按捺不住：“中山先生是反满革命元勋，岂是他这条清室走狗能比的？再说这大总统由17省代表公选产生，难道可以由谁说让就让给他了？”

伍廷芳抬手示意霭龄暂停，说：“现在的问题不是我们两个人来争论。你一心拥护孙先生，我也完全一样。1月1日总统就职，5日袁世凯就来电质问说，和谈正在进行，国体问题还未取得一致，为什么就在南京成立共和政府，就让孙中山当了总统，你们这不是破坏和谈吗？我作为南方和谈总代表，当即回电反驳：现在十几省已经光复，成立政府完全是为了协调革命党内部行动，别人无权干涉。我们并没有关闭和谈大门。如果说和谈还没有达成协议，共和政府不能成立，那么在协议达成前皇室为什么不先行退位，等就国体问题谈定了再说？”

霭龄一拳砸在桌子上：“驳得好！”

“所以嘛，问题不在你我之间。我是怕袁世凯来这一手，南京的旧官僚、立宪派又会趁机活动，逼孙大总统给袁世凯让位。”

霭龄感动地说：“伍总长，我明白你的心了。这样吧，我赶紧设法找到总统，请他做好抗击袁军进攻和防止政府中有人煽动妥协的两手准备。你赶紧去找英、美领事馆，请他们支持孙先生的民主政府，不要再给那个腐朽的皇室输氧了！”

伍廷芳点头赞同，告辞去了。

霭龄向总统抛出了“绣球”

当霭龄心急火燎地把这一消息报告孙中山的时候，孙中山反而很平静。他对霭龄说：“孙文几十年冒死舍生推进革命，实为国家民生，并不在求个人地位。我还是坚持就职前给袁世凯电报中的立场和委派伍廷芳谈判时交代的条件，只要他袁世凯赞成共和，让清室退位，中华民国得以确立，我随时准备把大总统职位移交给他。”

霭龄一听，气得满面紫胀：“你，你……袁世凯的独裁阴谋，如司马昭之心，3岁小孩子也能看穿。你这是对革命不负责任，是推卸重担！你是个扶不起来的天子！你要让位就让吧！你的这个秘书，我不干了！”

霭龄说着说着，早不能自持，声泪俱下，涕泪横流。最后一跺脚，一路大哭，返回了总统府。

为尽快发展实业、谋求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忙碌了一天的孙中山，回总统府吃晚饭的时候，没有看到霭龄像往常那样和警卫人员一起检查饭菜，忙进忙出，知道霭龄还在闹情绪。他匆匆扒拉了几口，各处转了一下，证实霭龄确实没来吃饭。他想在天王的西花园静静地思考一下。这里冬天已没有什么景致，但湿润清冷的空气能帮助头脑清醒。他站在水榭的台阶下，任咝咝的北风灌进脖颈，看着水面上的薄冰陷入沉思……

自回国以来，围绕总统职位问题，各种各样的意见听得太多了，归纳起来，实质上无非是两种：一种是认为当前中国最有实力、真正能把清朝扳倒实现共和体制的还是袁世凯，为达到革命目的，应该尽量争取他，而袁世凯在清朝就是大人物，要拉过他来只能给他大总统的职位，革命党可以通过在国会的多数对他进行制约，使他按革命党的意见办事；一种认为袁世凯过去出卖谭嗣同，人格卑下，是个为了个人野心什么事都做得出来的小人，现在对革命势力一会儿打一会儿靠，目的不外是攫取最高权力，绝不能相信他，总统职位无论如何不能让，那样多少革命者的鲜血就要白流。这两种意见第一种私下嘀咕的多，第二种当面向自己谈的多，不少人谈时颇为悲壮，大有孙中山不任总统就以死相谏的味道。但也有人当面这样说，底下又一说，像汪精卫就是一个代表。他自行刺清朝摄政王载沣被捕后，俨然成了大英雄，在革命党人中名声很大。武昌起义一起，他被放出后，在北京就成了袁世凯的座上宾，和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搅在了一起。这次派他做伍廷芳的副手与袁世凯谈判，他在听取关于谈判条件时，坚决不同意把总统职位作为让步条件，表示既要把袁世凯拉来共同推翻清朝，又要坚决保住孙中山的总统地位。可在私下，他又跟不少人讲，除非让袁世凯做总统，别无办法保住革命成果。孙中山心眼直，也以君子之心度人，他拿不住这些意见究竟哪个是客观的，坚持要自己继续做总统是否是出于保自己面子的考虑。可像今天霭龄这样，一个年轻女子，为让不让总统问题大动感情，捶胸顿足，还是绝无仅有的，这不能不让孙中山深受触动。她是老朋友查理的女儿，无论如何要跟她认真谈谈，要珍惜这一份真情，不能伤了朋友们的心……

一拨又一拨的人请示汇报工作，孙中山都摆摆手不让他们打扰。当他从沉思中回过神来，准备去找霭龄谈谈的时候，才注意到不远处早站了十几位政府要员，一个个在寒风中已冻得瑟瑟发抖。孙中山只好先回办公室一一处理，等把这些人打发走，站起身的时候，墙上的自鸣钟已敲了10下……

霭龄的宿舍里没有开灯，黑洞洞的。往常这个时候霭龄是睡不了的，孙中山在门口犹豫了一下，还是伸手轻轻敲了门。停了一会儿，屋里没有动静。只好再敲。这一回里面传出霭龄没好气的声音：“我不吃饭，不添火！我不冷不饿！不要打扰我！”

孙中山心头激灵了一下，沉默了一会儿才轻轻地说：“霭龄，是我。”

“谁？”

“是我，请你开一下门。”

“噢，是总统！这就来！”屋里灯先亮了，接着匆匆的脚步声到了门边，停了一下，隔着门传出一个温柔的声音，“对不起，请稍等！”又走开了。

孙中山听见里面传出窸窸窣窣的声音，像是在洗脸和整理床铺。门开了，里面的灯光照在孙中山脸上，棱角分明的脸上显出一种少见的慈祥。霭龄心头一热，低低地说了声：“总统，请进来……”

孙中山迈进屋，霭龄随手关了门。小屋东西不多，收拾得整洁雅静，洁白的床单，淡绿色被罩，靠墙的条几上一头一个大花瓶，里面插了几枝含苞欲放的梅花，正面墙上挂着孙中山手书的“天下为公”的横幅。孙中山环视了一周，不由笑道：“真是室雅何须大，花香不在多噢！”

“霭龄跟随总统，不敢以一室为念，当以放眼环宇，扫除天下……”孙中山笑了：“人小志大，不愧是宋查理的女儿！”

霭龄多情地望了孙中山一眼：“应该说不愧是孙先生的……”孙中山盯住霭龄：“不愧是我的什么？”

霭龄腾地脸红了：“总统，坐这儿烤烤火吧。”孙中山答应着：“嗯，这屋里是够冷的。”说着往壁炉前走去。霭龄惊叫起来：“哎呀，火都快灭了！”说着赶紧往火里添木炭，边添边说：“幸亏您来得及时，要不这火真要灭了。”孙中山看了一眼壁炉：“嗯，看来今天一直在生我的气，是不是？”

“那怎么敢？我只是……”

“哈哈，不敢？我看天下还没有我们小霭龄不敢的事哟！”

“总统！”霭龄羞怯地低下了头。壁炉的火旺了起来，一蹿一蹿的火苗子映得孙中山脸上愈加红光焕发。霭龄心头燥热起来，多少天来一直纠缠她的那个想法直往上冒。现在孙中山就坐在身边，她心里感到幸福、充实，如果能一直这样坐在一起多好！她证实了自己的内心确实爱着他，但这样的时间不会很长，如果没有新的话题，他马上就可能离开。虽然天天在一起，但像今天这样能两个人单独坐一会儿的机会并不多，不能错失良机，要把自己的心思透露给他，看一看他的态度。

霭龄倚靠在壁炉的墙上，和坐着的孙中山正对面，露出一副真诚的表情：“我今天惹您生气了，您是来批评我的，是吧？”

孙中山欠身拉住霭龄的手，让她坐在旁边的另一个小凳上，慈爱而又幽默地说：“谁那么不识趣要批评咱们的小霭龄呢？她目光远大，忠心赤胆，可是咱革命党中不可多得的女中英杰嘞！”

霭龄把上身一摇，小嘴一噘：“你这是孙猴子变媳妇，专拿人开心！”霭龄说完，忽然悟出孙中山原来和孙悟空一个姓，不由“吃吃”地笑了起来。

孙中山当然想不到这一层，他看霭龄笑得可爱，故意板起面孔说：“出家人不打诳语，孙文句句是真！”

“真的？”

“真的！”

“噢，上帝！霭龄不敢当。”

停了一下，她又说：“不过……”孙中山追问起来：“不过什么？”霭龄清了一下嗓子给自己壮胆：“美国人也这么说。”“美国人？美国人说什么？”孙中山迷惑不解。霭龄跳起来，打开箱子，拿出精心保存的梅肯州《电讯报》，自己先再看了一眼，才递给孙中山：“喏，你看这里。”

孙中山好奇地读出了声：“若干年后，我们将会从报纸上读到宋小姐同革命后的中国领袖结婚的消息。威斯里安学院的女学生将成为中国的总统夫人。……领袖的妻子是支持宝座的真正力量，由于她的英明睿智，中国已大步迈进……”

霭龄屏住呼吸，静静地等待孙中山的反应。

孙中山把报纸一放：“美国记者中还真有人才。”

“什么意思？他们太爱胡说八道了，是吧？”

“不！”孙中山一挥手。

“你是说……”霭龄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上。

“中国要真正走向繁荣昌盛，需要几代人不懈地努力。我们党内年轻能干的同志很多，他们当中会产生真正大有作为的总统。霭龄，叔叔祝福你，祝愿美国人的预言能成为事实！”

霭龄的脑袋“轰”的一声，多少天来精心构筑的空中楼阁倒塌了。她不知道是孙中山没有明白自己的意思，还是故意用这种方法巧妙地避开了自己抛出的绣球。她脑子里糊里糊涂，直到把孙中山送走，不知道后来都说了些什么。望着孙中山走远的背影，她久久地倚门而立。深夜的寒风把她吹清醒了，她一幕幕回忆刚才谈话的全过程，忽然“嗨”的一声，自己在脑袋上砸了一拳：“浑！是我本来就没有把意思表达明白。即使他听出弦外之音，作为父亲的朋友，年龄悬殊如此之大，他当然也只能假装糊涂。不能灰心！再找机会，一定要把话挑明了说，不能再让他打岔！”

关门的时候，霭龄忽然又想起了一件更重要的事，关键是不能让他给袁世凯让位，这么好的机会竟然白白错过，一个晚上的宝贵时光一件事也没有说清，真是！霭龄长长地叹了口气，重重地摔倒在床上……

霭龄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

霭龄最不希望的事情还是发生了，而且来得是那样快，甚至让人有点猝不及防，有点眼花缭乱、不可思议。

也许是孙中山太天真，相信袁世凯能够领导国家实现民主共和；也许他认为清帝退位，革命业已完成。1912年2月13日，就是7虚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就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

袁世凯虽然对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极为恼火，鼓动手下的48位军事将领联名通电，表示要对南京革命政府大动武力，其实他心里想的是既不要孙中山做总统也不要溥仪做皇帝，就是要自己总揽全国大权。他把大总统职位看做一块肥肉，必欲自己吞之而后快。孙中山恰恰相反，他把总统职位看做替人民办事的仆役，得之不喜，弃之不忧。

早在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的消息，奔赴伦敦向英国政府请求支持革命的时候，就有一封国内拍往英国的电报。这封电报没有发报人地址姓名，也没有收报人详细地址，收报栏里只有“伦敦孙文”。英国邮电局无法投递，就把电报转给了中国驻英使馆，使馆也不知道孙中山在哪里，又把电报交给了他的一位英国朋友。这位朋友就是当年孙中山被清政府诱捕后，积极营救他脱险的康德黎。孙中山从康德黎手中接过电报后，含着微笑在眼前晃了一下就揣进了衣兜。康德黎不懂中文，对电报内容不甚放心，第二天憋不住还是问了孙中山：“电报中有什么秘密事情吗？”孙中山淡淡地说：“国内要我回去担任总统。”说这话的时候，竟没有任何激动和愉悦之情，别说官本位观念极重的一般中国人，就是这位英国朋友也觉得此事非同小可，应该大大高兴才是。看孙中山无意再谈此事，康德黎不得不再次发问：“请问你打算就职吗？”孙中山说：“如果没有更适当的人选，则由我承担也未尝不可……”

动身回国之前，孙中山给上海《民立报》发回一封电报，电文说：“今闻已有上海会议之组织，欣悉自当推定黎君（元洪），闻黎有拥袁（世凯）之说，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固国基。满清时代权势利禄之争，吾人必久厌薄。此后社会当以工商实业为况点，为中国开一新局面，至于政权，皆以服务视之为要领。”从这封电报中也可看出孙中山对总统职位的态度。

袁世凯则是一开始就瞄准了时机，打算利用这场革命实现他的独裁野心。1909年袁世凯被清朝摄政王载沣解除一切权力退休，他回到河南项城县洹上村老家等待东山再起时，故意叫人拍了戴着斗笠、穿着蓑衣，在河边垂钓的照片，在报纸上发表，以迷惑清廷。但他暗中却与自己亲自训练的六镇军队保持着密切联系。武昌事起，清朝派丁荫昌统帅军队前往镇压，但丁荫昌根本指挥不灵。那些军官都要先请示袁世凯才决定行动。冯国璋跑到洹上村请教袁世凯，袁世凯给了他六个字的方针：“慢慢走，等等看。”这些军队便以需要准备为名拖延出发时间。清廷只好电请袁世凯出山，先是委任他为湖广总督，袁世凯嫌官小，回电说足疾未愈，无法行动。这个“足疾”，就是当初载沣要他退休的理由。袁世凯不肯出山，却偷阅清廷和前线军队往来的电报，掌握了一切情况。有些电报他还加以篡改，使清廷得不到真实情况，军队按他的意志行动。清朝只好再升任他为钦差大臣，袁世凯又提出六项条件。杨度问他既然想干大事，为什么一推再推？袁世凯笑着说出一番高论：“皙子，你知道拔树的办法吗？马上就用猛力去拔，是不可能把树连根拔起来的；过分去扭，树就会折断。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左右摇撼不已。这样做，才能使树根松动，然后不必用大力，就可以拔起来。清朝是棵大树，而且是三百多年的老树，是不容易拔起来的。现在闹革命的都是年轻人，血气方刚，但不懂拔树的办法；而主张君主立宪的人，虽然懂得拔树的办法，却没有力气。我今天这样做，看起来是退隐，实际上是一直在摇撼大树。现在树根四周的泥土已经松动，大树不久就要拔起来了。”直到清朝正式任命袁世凯为内阁总理大臣，他才威风八面地开进北京，并且立即以让他出任民国总统为条件，与南方革命党进行谈判。

当初革命党推选孙中山任总统的时候，袁世凯使人在同盟会内部散布：“论功应推黄兴，论才应推宋教仁，论德应推汪精卫。”企图使革命党内部形不成统一意见。这一着不灵，又以处于他掌握之中的清朝为筹码，与南京方面交涉：“清朝退位，孙中山让位；孙中山不让位，则清朝不退位。”革命力量的软弱和一些人的天真，加上孙中山对总统职位的轻淡，袁世凯终于如愿了。

但是真正的革命党人却不愿意大权旁落，使革命成果让人轻易取走。霭龄反对孙中山辞职，既有这种考虑，也有她个人的感情因素。但是她说服不了孙中山，也阻止不了袁世凯的夺权阴谋，憋了满肚子的哀怨和火气。

她找着了一个发泄怨气和火气的机会。

2月12日，清朝以隆裕太后名义签署的皇室退位诏书公布，霭龄一句一字读下来：

……前因民军起事，各省响应，九夏沸腾，生灵涂炭，特命袁世凯遣员与民军代表主持大局，议开国会，公决政体。两个月以来，尚无确当办法，南北暌隔，彼此相持，商辍于途，士露于野，徒于国体一日不决，故民生一日不安。

今全国人民心理，多倾向共和，南中各省既倡议于前，北方诸将亦主张于后，人心所向，天命可知，予（即隆裕太后）亦何忍因一姓之尊荣，拂兆民之好恶？是用外观大势，内审民情，特率皇帝将统治权公诸全国，定为共和立宪国体……

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与民军协商统一办法。总期人民安乐，海宇安稳，仍合满、汉、蒙、回、藏五族完全领土，为一大中华民国。予与皇帝得以退处宽闲，优游岁月，长受国民之优礼，亲见郅治之告成，岂不懿欤！

霭龄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不禁拍案而起。这封诏书是由南京共和政府实业总长张骞代笔起草的。张骞是江苏南通人，清朝科举考试的最末一个状元，文笔漂亮，号称天下第一才子。他在政治上本是君主立宪派代表人物，影响很大。袁世凯受命为清朝总理大臣，组织联合政府时，就把他列为内阁部长，但他不肯到职，转而参加了南京革命政府。皇室退位诏书是大文章，自然公推他代笔起草。霭龄看罢诏书，立即找到张骞，不凉不酸、软中带刺的话就冒了出来：

“张总长，果然是天下第一才子，诏书写得好漂亮哟！”

张骞听出话里有话，不禁有些惶恐，赶忙问：“宋秘书，有什么不合适吗？”

“合适，合适！张总长，在你看来，这大清朝不是被革命推翻，而是深明大义，效法尧舜，将天下禅让了，啊？”霭龄火大话重，毫不留情。

“宋秘书，你在总统身边，说话有分量，可也要有根有据，不能乱猜乱说吧？”张骞架不住，口气也变了。

霭龄把诏书“啪”地往张骞面前一拍：“我乱猜乱说？你看看这里：即由袁世凯以全权组织临时共和政府，这是退位还是禅让？”

张骞急忙低头细看，果如霭龄所说，有这样的话。张骞一时急得话也说不完整了：“这，这个，宋秘书，这话可不是我写的……”

“那是谁写的？”

“哎呀！我写完后总统和总长们都看过，确实没有这话，天人可鉴，天人可鉴！”

“张总长，你们就是把孙总统挤得下了台，扶起袁世凯，你的忠心……”

张骞急了：“宋秘书，你……你……”霭龄不讲理的话，其实正戳到了张骞的痛处。袁世凯确实曾派唐绍仪给君主立宪派和保皇派们传过话，说是只要自己上台当总统，保留皇室便没有问题，企图以此换取支持。张骞并没有给袁世凯效力，但这层意思也从未讲到明处，张骞怕有人借此做文章，急于表白自己。也是急中生智，他终于想起了充分理由，立即反击道：

“袁世凯当初拉我入他的联合内阁，我没去；革命党成立共和政府，要我来，我二话没说。这就是明证！我不怕你瞎栽派我……哎，我想起来了！我起草的退位诏书是经你手用电报发到北京的，莫不是你塞进了私货，倒来讹我！”

张状元聪明得很，只要克服了最初的慌乱，他立即转守为攻，向霭龄倒打一耙。

霭龄一下子也想明白了，事实的确如此。她本是借题发挥，现在知道错怪了人，一时竟拿不定主意是硬撑面子呢还是承认事实。张骞看出了她的矛盾心理，也就不再穷追，和颜悦色地说：

“袁世凯诡计多端，他身为清臣，敢篡改清廷的电报，难道就不会私改我们起草的文件吗？这个人正在得势，我看今后我们都得对他多加提防才是。”

霭龄顺水推舟，也对袁世凯发了几句牢骚，算作对张总长的赔礼。

霭龄把这次谈话的结果报告了孙中山，提醒他防范袁世凯的问题。孙中山大度地笑笑说：“不怕他，我们已经制定了《临时约法》，一可以以国会的多数限制他滥用总统权力；二来我们已经公布南京为民国首都，他必须到南京就职，离开了他的北京老巢，到了南京这个革命大本营，他想胡作非为也没有基础了。”

霭龄还想说什么，孙中山又被人拉走了。

2月14日，参议院接受了孙中山的辞呈。但是要等新总统亲到南京就职，孙中山及各国务员自行解职。

霭龄的担心又一次被验证，袁世凯玩弄花招，唆使曹锟在北京发动所谓“兵变”，抢劫前门大栅栏商业区，并冲击南京代表在北京的下榻处。蔡元培等专使只好逃到美国友人住宅避难。袁世凯还策动各地都督、巡抚通电反对袁世凯南下就职。南京方面相信了袁世凯说的他如果到南京就职，北方就会大乱起来，因而做出妥协，同意袁世凯荒唐的“电报宣誓”，在北京履任总统。

霭龄度过了无精打采的一段时光。3月30日，孙中山与袁世凯最后敲定了内阁成员名单，唐绍仪为总理，九名总长中，同盟会员占了四席，分别是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4月1日，孙中山到参议院举行解职礼。他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待实现民生主义。”他念念不忘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图，表示10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一心完成铁路建设计划，使中国在经济上富强起来。

面对孙中山的巨大转折，霭龄一时跟不上趟，她处于矛盾的十字路口。

第十章

情感波澜

孙总统弃政修路

孙中山卸下总统重担，顿觉一身轻松。他与黄兴约定，自己搞铁路，黄兴去搞大西北的开发，共同把民生主义推向一个实际实施的新阶段。

4月14日，孙中山从南京出发，准备南下广东，开始考察铁路建设。霭龄犹豫不定自己是继续在下了台的总统身边工作还是回到父亲那里，她想和查理仔细谈谈这个问题，孙中山也想见见查理，他们乘坐的“联鲸”号军舰悄悄停在了江南制造局的码头。

查理事先接到通知，已在码头等候。船靠岸后，他登上了军舰。两个老朋友一见面，就对铁路问题谈上了瘾，查理非常支持孙中山的弃政修路方针，他说，美国的富强，就是从兴修铁路开始的，铁路一通，沉睡地下的资源很快开发，国民经济就甩开了大步。他完全赞成孙中山的计划，并已着手在资金上想办法。孙中山更是兴致勃勃，两个人越谈越上劲，两个小时过去了，都还意犹未尽。霭龄在一旁根本插不上话，也没有机会同父亲谈自己的事。天色已晚，孙中山欣然接受邀请，住进了查理家中。

吃过晚饭，孙中山又站在了1894年的那幅全国地图前，他兴奋地对着查理全家说：“从第一次勾出全国的铁路线，我就为它激动不已。可是那时候不首先进行革命，铁路根本无法修建。现在好了，共和革命已经完成，我可以专心致志来实现它了！”

孙中山边说边在地图上用红笔画着：铁路建设的第一步是沟通全国三大干线。第一条，从广东南海起，经广西、上贵州、进云南、出四川、入西藏，最后北上新疆天山；第二条，从上海出发，过江苏、安徽、河南，经陕西、甘肃，从河西走廊进入新疆，到达伊犁；第三条，起于秦皇岛，穿越山海关进入辽宁，再向西折入内蒙古，北穿外蒙古，到达乌拉海。他说，这些铁路完全修起来，每年仅运输收入就可以达到十万万元，很快就可使中国进入世界最强国之列……

查理一家人听得情绪激动，为孙中山的宏伟蓝图所鼓舞，他们为孙中山描绘的光明前景所陶醉，忘情地鼓起掌来。尤其霭龄听到铁路能赚这么多钱的时候，眼睛里闪出了多少天来少见的光芒，她已经对这项工作大有好感了。

刚刚从美国哈佛大学毕业归来的宋子文，这时正在上海都督府当一名不领薪饷的文书，他对那份工作没有兴趣，这时赶紧缠住孙中山，坚决要求跟随他一起从事铁路建设。

乘子文和孙中山搅和的时候，霭龄拉查理到了另一间房里，就自己的去向征询父亲的意见。查理并没有看出女儿的心思，他毫不犹豫地说：“跟孙先生干下去！孙先生已经以中华民国的开国总统名垂青史，但他更大的作为，百年之后更为人们怀念的，也许是他振兴中国经济的功勋。你想想看，一位既曾率领人民推翻封建王朝，又使一个贫弱的民族发达成为世界强国的人物，全球迄今能有几人？”

霭龄欲言又止，吞吞吐吐，查理进一步说：“我知道你心里想的事了，你是对他不当总统有看法，对吧？你应该看到，孙先生是主动让位，不是被选下台，不是被人赶下台，他是中华民国的国父，这是已成定论的。现在功成身退，去从事他更有兴趣的事业，这在中国这个争权夺利成风的国度里，是一种更加伟大的品格和人格，将更会受到人民的敬仰和尊重，也更加完善了他自己。当初进行革命，是因为不进行革命就无法进行建设，那是不得已而为之。说到底，革命不过是一种手段，而通过建设使国家富强起来才是我们当初投身革命的本意。1894年我们共同绘制那幅全国铁路图的时候，我就看出了他真正倾心的是国家建设，但为了推翻那个阻碍国家富强的腐败政府，他不得不先压制自己的兴趣，而先完成革命。应该说现在建设铁路的工作才更符合他的兴趣和愿望，你不应该对他有过多的责难。”

霭龄显然已经被父亲说动，但她又提出了自己的另外一种担心：“万一袁世凯……”

“噢，这个问题我也有过考虑。不过可以这样想：袁世凯现在还是表示完全拥护共和，对孙先生很尊敬的。孙先生还是同盟会的总理，今后进行国会选举，同盟会广泛的社会基础必将赢得多数，共和制的根本权力在国会，国会通不过的事情，他总统想干也不行。再说万一袁世凯一意孤行，要搞独裁，革命党完全可以把他打倒。孙先生当初一介平民，不仅在中国待不下，整个亚洲国家都由于清政府的干预驱逐他，他仍能领导民众把一个300年的帝国摧垮。现在他的威望更高，社会影响更大，袁世凯胆敢践踏共和，孙先生振臂一呼，岂不是应者云集？我的孩子，这些问题革命党内部已讨论过多次了，你不必疑虑太多，好好跟定孙先生，你会前途远大的。”

查理的一席话，像一阵清风吹开了霭龄眼前的云雾。她后悔自己差点因过分沉湎总统夫人梦而铸成大错，孙中山虽然卸下了总统职务，可他在人们心目中仍然是开国总统，仍然是当今中国最伟大的人物。她向父亲表示，自己一定跟孙先生走，为他献身！

情急中霭龄抱紧孙中山，两人好像成了一段檑木，往下滚得更快了

孙中山在上海停留了四天，换上江南制造局帮办牛尚周预备的客轮，开赴广东。

霭龄一扫孙中山辞职初期的沮丧情绪，对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不凡举动已经有了充分的理解，尤其对孙中山兴修铁路的雄心和这一计划的重要意义越来越感到由衷赞赏。她把父亲查理准备的一大批有关铁路建设的资料，分门别类地整理好，适时送给孙中山参阅。对孙中山生活上的照顾，也越来越体贴入微，以至随行的孙中山的女儿孙金琰、孙金琬，也从开始时的感激到后来觉得有些过分了。

船到广州，他们受到广东都督胡汉民的盛情接待。军乐队吹吹打打，还有天真烂漫的儿童献花，当晚又举行了盛大宴会。霭龄感到很惬意。孙中山却有些不以为然，他对胡汉民说：“兄弟现在不是总统视察，而是个在野人士考察铁路，搞这阵仗干啥嘛！”胡汉民笑笑说：“革命成功了，我们也该开开心，您现在也不在朝中，没有人能说什么。他袁世凯别看当了总统，他来了咱还不一定伺候呢！”

离开广州，孙中山按照自己划定的铁路线进行实地考察，他们遇水行船，旱路乘车，有铁路的地方，到南京就任总统时的专用花车早在等候。各地官员和百姓都对孙中山表现出无比的热情，欢迎、宴请、安排游览、赠送礼品，有时老百姓还自发地夹道迎送，为的是看一眼这位把皇帝佬儿赶下台的人物究竟是几个头几只手。这多少有些妨碍工作，孙中山一再要求官员们简化接待，以便腾出时间多做些实地考察。对赠送的礼品，价值贵重的他一概不收，宴请除非是党内相熟的同志小范围的小饮浅酌，其他统统谢绝。

霭龄却完全是另一番感受，她认为孙中山现在无总统之累，却有比总统更大的实惠：且不说3万元的月薪，就是袁世凯表面上也没有这么多；单是所到之处的接待规格，就让人感到孙中山仍是中国第一人，他的威望和号召力，在霭龄遇到的所有人中，尚无一人可以相比。霭龄对孙中山一度冷却了的感情，又在悄悄升温。

在广西的崇山峻岭中视察未来的铁路线时，霭龄表现了一个女子令人难于置信的旺盛精力和体力，她甩掉了平素穿的高跟鞋、长裙子，换上了平底胶鞋、美国牛仔裤，显出一种潇洒和干练。每天她都始终紧紧伴随着孙中山，搀扶他爬上陡峭的山坡，穿过湍急的河流，在崎岖山路上穿荆棘、越丛林。一天，孙中山为看铁路能否顺一条河谷蜿蜒而上，坚持要爬上一座山头，这时正值一阵大雨刚过，苔绿路滑，别人都劝不要上了，孙中山不听，独自向前攀去。霭龄立即紧紧跟随。刚上到半山腰，孙中山脚底一滑，向后摔倒，霭龄在后立即张开双臂去接，巨大的惯性连霭龄一起冲倒，两人骨碌碌一齐向下滚去。情急中霭龄使劲抱紧孙中山，结果两人好像成了一段檑木，往下滚得更快了。其他人追又追不上，急得大喊：“松开手，松开手！”可哪里还管用呢！

眼看两人向一悬崖边沿滚去，万分危急时刻，孙中山用脚拼命蹬一巨石，才使两人改变了方向，被一丛灌木拦住。在低矮的灌木丛中，霭龄仍用力抱紧孙中山，她明确地嗅到了孙中山的鼻息，感受到了他胸膛的激烈起伏。危险过去，她竟感到这样相拥相抱是那样幸福，她一动不动，任时光流逝。她真希望这成为她今后生活的一部分。孙中山要站起来，她紧抱着不放。直到众人赶来，她忽然又闭紧双眼，双臂无力地松下来。孙中山被人拉起，她还那样躺着不动，仿佛已经失去了知觉。孙中山又着急起来，俯下身把她抱起，用力喊她的名字。许久，她才缓缓睁开眼，揉了一下额头，用真诚的目光望着孙中山问：“先生，你，你没有受伤吧？”

孙中山越来越确切地感受到了霭龄频频发出的爱情信号，但是他要找出一种适当的方式，既表达出自己不能接受，又不伤害她的感情。当同行的人员瞧出端倪，悄悄议论的时候，孙中山告诉他们，霭龄对自己仅仅是一种崇拜，绝没有别的意思，不许他们乱说。可在心里一直琢磨如何处理好这件事。

孙中山一直在专心致志地思考他的铁路计划。霭龄跟随他在专用花车上遍游了当时的铁路所能到达的中国每一个地方。火车到达北方的时候，澳大利亚记者端纳也上了这列车。

端纳向报纸发出了他关于孙中山修建铁路计划的报道。但是他认为孙中山的计划过于天真，像是一个发了疯的人。他在报道中写道：

一天上午，先生邀见了我。我进去的时候，他手里拿着一支铅笔，正在各个城市之间画线，然后又用橡皮涂掉，把它们改成直线。先生说：“我要用10年时间修筑20万里铁路。我正在地图上把它们标出来。你看见各个省会之间的粗线吗？它们将是铁路干线，其他较细的是支线。”我说：“很抱歉！我不能把您的图展示出去。因为过不了多久，您就会改变想法的。”先生没有抬头，只是加重了语气：“不管遇到什么困难，我都要把它们完成。”我说：“不，您就是用30年时间也不可能修出这么多铁路。第一，这需要大量的钱……”先生说：“这个我已经想到了，我将用美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英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德国的资金修一部分，用日本的资金修一部分，然后用铁路的收益偿还他们。”我摇摇头，接着说：“第二，有些路是永远修不通的。比如，在西藏的那一些。您的铁路要经过的山口高达海拔1．5万英尺……”这时一直微笑着坐在一旁的宋霭龄女士插话了：“再高也有道路呀？”我说：“没有道路！要说有，也只是羊肠小路，盘旋直上云天，陡峭得连一头健壮的牦牛也爬不上去。”霭龄口气坚定得不容置疑：“只要有路，先生就一定能够把铁路修上去！”

端纳抵挡不住霭龄的铁嘴，只好败下阵去。

这年的7月22日，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8月，他来到北京，袁世凯以接待国家元首的礼节接待了孙中山。袁世凯对孙中山竭力恭维奉承，对他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袁世凯腆着大肚子在孙中山面前低三下四的卑顺，使霭龄转变了对他的一贯印象。她对孙中山说：“我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是个猴精猴精的奸诈鬼，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厚道慈祥的大头翁。”孙中山问何以见得，霭龄说：“人太奸诈了老用心思琢磨别人，就不可能长胖，必定是尖嘴猴腮；只有心眼厚道的人才能心宽体胖，腆出大肚子来。这样的人即使想使坏，也必定不难斗！”孙中山听得大笑，故意说：“听口气你还是个相面专家。我比袁世凯瘦得多，你看看是不是不如他心眼好啊？”霭龄心思一时转不过来，就撒娇地扑向孙中山，用手去捂他的嘴。孙中山只得连连后退。

孙中山也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接受了他“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孙中山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查理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司库，与孙中山一起奏响了铁路狂想曲。

查理与霭龄一次有关爱情的长谈

霭龄随孙中山继续考察，他们一起拜访了铁路工程师詹天佑，向他请教了许多技术上的问题。然后又参观了中国人自己设计施工的京张铁路。

就在孙中山和黄兴热心于“实业”，以“奠定中华民国百年根基”的时候，宋教仁等同盟会领导人却在热心于走议会政治的道路，他们接受了章士钊提出的“毁党建党”的主张，积极着手同盟会的改组工作。宋教仁想通过“新旧合作”，建立合法的中国第一大党，进而争取国会选举的胜利，组织责任内阁，以分散袁世凯的政治权力。经过几个月努力后，同盟会联合了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以及共和实进会等，于8月25日正式成立国民党。孙中山出席大会并被选为理事长。但他明确表示不行使实际职务，一切党务工作都由宋教仁负责。

10月，孙中山在上海开办了中国铁路总公司，自任公司总理。霭龄又多了一个职务：总理秘书。但她越来越多地流露出“督办夫人”、“总理夫人”的倾向，她处理各种事务时的精明干练令人佩服，但有时过于专断却招致了非议。

1913年2月，查理也随孙中山东渡日本考察铁路并筹措资金。一年多来他第一次和女儿朝夕相处，看到霭龄在铁路方面的知识大有长进，她已不再只是给孙中山准备资料，在和日本铁路专家谈话时，她往往能抓住实质，提出最需要了解的情况，还不时插话，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修正日本专家的建议。查理很为此感到满意。但他也发现了霭龄的秘密，那就是她对孙中山的其他随员不时流露出的颐指气使，以及在孙中山谈话工作时她那毫无顾忌的含情脉脉的注视。凭他的经验，他知道女儿可能已坠入情网。而从孙中山有意无意的躲避中他知道这还仅仅是她自己的单相思，以他回国以来对中国社会的了解，他感到这会损害孙中山和自己以及女儿的名声，徒招物议而妨害正在进行的大业。他感到有必要及早斩断她的情丝，使她能够正常地生活和工作。

在横滨海滩上，查理和霭龄一边欣赏海边的风光，一边进行着一场艰难的谈话。查理装作非常轻松的样子，逐渐把话题引了过来。

“霭龄，看到你这一年多来的进步，我非常高兴。现在你都快成半个铁路专家了。”

“是吗？谢谢爸爸的夸奖！”

“很热爱这项事业，是吧？”

“爸爸，我愿意为孙先生的铁路宏图献出我的一切！”

查理凝望着远处的海浪，似乎若有所思：“你年岁不小了，除了事业，也该考虑一下自己的终身大事了。”

“爸爸……”霭龄有些迷惘。

“告诉爸爸，是不是有了心上人了？”

“这……”霭龄犹豫不决。

“噢，出发前有人给你介绍一位刚从美国留学归来的博士，人我已经见过，我和你妈都感到还不错……”

“不！我不要！”

“为什么呢？”

霭龄低下头，憋了半天，猛地抬起头来，两眼放出坚定的光芒：“我要嫁给孙先生！”

查理迎着霭龄的目光，定定地望着。

霭龄没有一丝退缩。她的心在激烈地跳动，脸上开始发烫。她想过了，这事可能会在家中掀起轩然大波，爱激动的父亲也许会跳起来，但她自幼形成的坚毅性格，以及对孙中山越来越强烈的情感，使她有信心承受一切。

查理的反应出乎霭龄意外。他并没有发怒和暴跳，而是先笑了一声，霭龄听出这笑声有些干涩，但她决心不去理会，静等父亲的下文。

查理平心静气地说：“这真是你的想法吗？”

“是的。”

“嗯，你有没有想过，他的年龄跟你父亲一样大……”

“年龄从来不是爱情的鸿沟。”

“他有妻室……”

“我只知道我爱他，别的事不属于我的考虑范围。”

“他是我们家的老朋友，你一直是称呼他叔叔的……”

“在我遇到的所有男人中，他是这个世界上的最强者！我别无选择。”

“那你向他表示过这个意思吗？他的态度怎样呢？”

“我已经多次向他传递过爱情的信息，我相信他会接受的。”

“你凭什么认为他会有和你一样的想法呢？”

“他正在进行一项伟大、艰难的事业。一位哲人说过，每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都有一位伟大的女性。我不敢自命伟大，但是我年轻，受过良好教育，对他有一片赤诚忠心，我的工作受到许多人的称赞，他对我的工作一直十分满意。我认为他要完成他的事业，非常需要我和他一起并肩奋斗。”

“霭龄，现在你来听我说。你崇拜他，喜欢他，这不难理解。四五十岁的男人是最美的，这一点与女人绝对不同。四五十岁的男人还不显衰老，但又经历丰富，事业有成，还会疼爱体贴别人，与毛头小伙相比，自然透露出一种成熟之美，头上又有一个成功的光环，容易引起怀春少女的以心相许。但这是不是爱情还要具体分析。你知道，爱情是两个人站在完全平等的地位上，互相吸引，互相爱慕，既不是一个人对另一个人的投靠和占有，也不掺杂任何功利的目的。你现在对他是崇拜呢还是……”

“我就是爱他，爱他，非他不嫁！”

“你现在陷入了一种感情的盲点，你只看见自己，并没有看清对方，也没有看清环境。革命打倒了皇帝，可人们的观念并没有多少改变。老夫少妻在世俗观念中是大受非议的。即使他也同样喜欢你，注意，我说的是即使，而事实上据我观察，他还没有这个意思。现在还讲即使，即使你们都愿意结合在一起，那么人们也会说，是他欺骗和引诱了你，在他的道德品质上抹上难以消除的污点，使他难以抬头，难以做人；反过来人们也会说，你是因为贪图他的地位和名声，而牺牲自己的青春。总之这件事的结果，不是有助于他的事业，不是对你勇于献身的高尚情操给予赞扬，而完全招致一种无谓的非议，你们会被流言蜚语所包围，会被好事者的唾沫所淹死。这不仅坏了我们宋家的名声，也坏了孙先生的大事业。孩子，及早回头，重理思绪，你年轻的生命途中应该是鲜花铺路，而不应该是荆棘横道……”

“爸爸，你的道理也许是对的。但是任何责难和非议都不能使我有丝毫动摇和犹豫！要我打消念头，除非是……”

“除非什么？”

“除非是孙先生亲口对我说，不！说他不喜欢我，不需要我！此外没有别的力量能扭转我的决心！”

“啊，上帝！愿全知全能的上帝拯救你！你迟早会面临一场痛苦而一无所得。”

“我不愿您的预言成为事实！”

霭龄和父亲这次谈话后的第三天，国内传来了一个令所有人震惊的消息：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取得多数席位。就在踌躇满志的宋教仁从上海出发，准备到北京组织内阁与袁世凯分庭抗礼的时候，袁世凯派出刺客于3月20日在上海车站向宋教仁连发两枪，一代革命精英在经历了整整两天的巨大痛苦之后，含恨辞世。

孙中山经历了椎心刻骨的悲怆，但是他还不相信谋刺宋教仁是袁世凯下的手，袁世凯在他面前的卑顺表演还历历在目，他把这件事交给“法律”去解决，自己仍潜心于铁路建设。但直到几年后他彻底放下这项工作前，仍像在革命中的遭遇一样，没有一个外国资本家真心实意为他朝思暮想的铁路提供资金。唯一同他签订了合同的是一家英国公司，而这家公司自始至终履行的也没有超出过勘测阶段范围。

霭龄直言不讳地向孙中山袒露了心迹，表示愿意为他的事业献身，为自己崇拜的英雄捧出一片冰心，同他喜结良缘，共修百年之好。但这次谈话的结果使她大失所望。她无法忍受这种好心不被领情的痛苦，从日本一回来，她就辞去了孙中山秘书的职务，回到上海的家中。

第十一章

庆龄回国

革命召唤着庆龄

身在美国的庆龄，并没有忘记自己的祖国。在留学期间，她广读博学，立志“为中华的崛起而学”，“把西方有用的东西学到手，致力于中华”。与姐妹不同的是，她时刻关注国内的动向，只要是关于中国的消息，都是她捕捉的重点。此时，她已不满足于父亲所寄书信与材料，而要在美国的新闻报刊上寻找、阅读。

1911年10月10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辛亥革命爆发——武昌起义一声炮响：“革命党起义成功！”这则消息，仿佛一声春雷在庆龄耳边炸响。此时庆龄按捺不住心头的高兴。英雄孙中山，这位父亲的老友，令她无比敬仰。

据美国的有关进步报刊介绍，此时的孙中山正在美国进行革命经费筹措活动，刚抵达美国北部科罗拉多州的丹佛市。出于对英雄的崇敬，宋庆龄很想见见他。限于条件，她只能把这种崇敬埋在心底。

大姐霭龄留美归国后，一直在父亲身边工作，帮助父亲处理文案，募集资金，并把迅速增加的全党名册和资财绘制成表。她的能力已受到父亲的好评。孙中山就职临时大总统后，把最优秀的人才推荐给孙中山，父亲也做了自我牺牲。为此，霭龄便正式担任起总统的第一任英文秘书。总统日理万机，宋查理这位“开国元勋”，也在这台机器上急速地旋转起来。两眼一睁，忙到熄灯。“人为知己者死。”这是查理的心态和现状。倪桂珍看出丈夫连给远在大洋彼岸的女儿写信的时间都没有，自己便写了起来，告诉在美国的庆龄革命成功的消息，告诉她父亲的忙碌：“提起你们的父亲，有很多话要说，但我不想多说。我只告诉你们一点，他正在老朋友之间，做他乐意做的事情。”

庆龄接到信，一连读了数遍，细细体味信中的每个字意。她自然知道这个老朋友是谁。在此之前，她曾埋怨父亲不给自己写信，此时一切都清楚了。

不久，她又收到了一封来信。是父亲写的，高兴得她又是一个夜晚未眠。不是吗？家书抵万金。

信中说：“我正和孙中山一起工作，还参加了他的就职总统典礼。国内的现状和动向有利于革命党人，但做伟大的事情，总是要冒些风险的。促进民主，并非旦夕一蹴而就。”同时，有心的父亲还把一幅第一批制作的民国五色旗寄给了庆龄。

祖国在召唤着庆龄，庆龄也怦然心动了。

庆龄归国，美龄痛哭

庆龄与小妹告别，美龄哭了。

1913年夏，庆龄要毕业回国了。小妹请了三天假专门送二姐庆龄。那时美龄正在大学二年级读书。送走了大姐霭龄，今日又要送二姐了。三姐妹在美国相聚的日子，令她难忘。二位姐姐对她生活上的关心，使她无忧无虑。眼看着二姐又要远走高飞了，她好痛心。路要靠自己走了，展目前方，她有点怕。要说怕什么，她自己也说不清楚。

美龄进房的时候，庆龄正在拾掇衣物。

“小妹，你眼圈发红，是不是哭了？”庆龄转过身来，发现了美龄。

庆龄不问还好，一问美龄便倒在床上大哭起来。

“好妹妹，莫哭。”庆龄上前开导，“说心里话，二姐也想再陪读二年，学点医学，届时我们一起归国。可是，一切都安排好了。小妹是位坚强者，是会照顾好自己的。”

美龄哭声渐小，然后抹了一把眼泪坐起来说：“说心里话，你比大姐还好，大姐走我没掉眼泪，你要走了我还真舍不得。”

“是吗，我的好妹妹。”庆龄文静地说，“刚才，我已给安斯沃思夫妇挂了电话，他们与父亲都是好朋友，与中山总统也有联系，他们夫妇会照顾好你的。有事请与他们联系，他们会竭力帮忙的。再者，我的同学安子小姐也是个热心肠，也可以找她。学习上要用心，把西方的好东西学到手，带回去，献给咱们祖国，这才是爸妈的希望。另外要注意天气变化，加减衣服，不要只顾俏，不穿套噢。”

“我懂。”美龄破涕转笑，又道，“我现在很想家，尤其是妈妈，我很想吃妈妈亲手做的水晶饺、打卤面，馋得我流口水。”

“那就给爸妈写封信吧，我带回去。”庆龄提示道。

“好姐姐，谢谢你了。”美龄说完，就伏在二姐的桌上开始写信，庆龄继续收拾她自己的东西。

等庆龄收拾好衣物时，美龄的信已写好。两姐妹又继续攀谈起来。为消磨时间，庆龄给小妹讲起了故事。

其实这是父亲当年讲给她的故事。故事的大意是，在美国的大学里，流行老生欺侮和戏弄新生的做法，有时用的手段相当残酷。父亲刚到美国求学时，几个老生在圣诞节前夕，想吓唬这个新来的异教徒（宋查理）。他们在查理晚间回来之时，在他房子里，偷偷地挂了一些鬼形怪状的灯。回房时，猛一看见这些眼睛和嘴巴都喷火的鬼怪，确实吓得全身发抖，但很快就镇静了下来。接着就举起双拳，狠狠地向这些“妖魔”打去，发现只不过是一些用南瓜做的东西，便笑着走开了。等在那里看笑话的人先是感到失望，转而对他尊敬起来。

“爸爸真胆大！”美龄脱口而出。

“是啊，小妹也要学胆大噢。”庆龄又道。

“放心吧，小妹不拦二姐了。”

“好妹妹，姐姐是十分爱你的。我回去后，一定给你写信，好吗？”

“好的。一言为定。”美龄伸出手来，庆龄也伸出手来，当两双白皙的手握在一起时，姐妹俩都开怀地笑了。

查理要庆龄推迟回国行期

8月初的一天凌晨，庆龄就要起程回国了。

她先向大洋彼岸的父亲发了封电报，告诉他起身的时间和客轮到达下一站转途的时间，请父母放心。

感情这东西，像一个怪物，在折磨着庆龄。没起程前思乡心切，真到了起程时，她又对美国这个第二故乡，有点恋恋不舍。一奶同胞，姐妹情深。是恋小妹美龄，还是恋这里的乡土民情，她自己也说不清。

“二姐，祝你一路顺风！”美龄在岸上喊。

“小妹，你要多保重！”庆龄在船头挥手。

风拂着她们的秀发，姐妹二人各自像株玉树，默默对视着，泪珠注满晨曦的光辉。

客轮向着转途第一站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劈风斩浪地驶去。待庆龄安全地到达加利福尼亚的伯克利时，姨夫温秉忠的好友林先生（实际是姨夫的大学同学）在码头迎接了她。二人寒暄后，林先生把她接到自己的家里住了下来。

恰在这个节骨眼上，庆龄又接到父亲“推迟行期”的加急电报，是林先生转给她的，令庆龄吃惊。本来应该好好睡它一个夜晚，她却失眠了……

思亲切切。庆龄是怀着献身祖国的理想而回国的。父亲的电报又使她想了很多很多。莫非是国内形势吃紧，她更多地关心起国内形势来……

此时，国内革命的真正形势是：孙中山在袁世凯的压力下，辞去临时大总统的职务，就任全国铁路督办。辛亥革命的果实被北洋军阀篡夺。1913年2月，孙中山赴日本考察铁路。7月，袁世凯的反革命嘴脸暴露无遗，孙中山回国发动“二次革命”。8月，“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逃亡日本。这期间，宋霭龄始终跟随在孙中山身边，协助他处理机要密电、来往信件，整理资料、文件，负责迎来送往，照料孙中山的饮食起居等等，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

1913年8月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不久，宋查理也受通缉，携全家逃到日本。可是，这些动乱情况，包括父亲已无法在上海生活、生命受到威胁的情况，庆龄凭着一纸电报“推迟行期”的内容，是无法想象得到的。林先生当时是中国驻旧金山的代理公使，说话幽默，对国内的动乱形势虽给庆龄透露了一些，而庆龄似乎意识到事态的严重性，很想知道父亲的详细情况，可是林先生也说不大清楚，只告诉庆龄“要耐心等待”。

事到如今，庆龄还能说什么呢？只好等待。

在主人的热情安排下，庆龄大大享受了一番“高等华人”优裕的生活乐趣：到处观光，去舞会和剧场，并作为“主宾”出席中国留学生招待会，大开眼界。在檀香山，主人又陪她驱车去山区观光，尽情领略了热带海岛美丽的风光。正如庆龄所说：真美，那些奇特的树木和鲜花，四季常青，花开不败，从未见过。还亲口吃了像红枣儿似的果实，放到嘴里一尝，味道好极了，仙人般的享受。果园里的土著人，一般看来都很肥胖，穿着胸衣似的衣服，很奇特……

外面的风光再好，但它毕竟不是自己的家。每天回到房里，关起门来，那种思念祖国和亲人的缕缕情丝，无时不在袭扰着她。

门开了，主人林先生进来了，手执一封加急电报：“庆龄，爸爸又来电报了。”

“又有什么情况？”庆龄迫不及待。

“爸爸已到日本横滨，让你到日本见面。”庆龄接过电报，看后道：“爸爸本来说好让我回上海的，怎么突然变卦了？这里面一定有重大变化，他们在瞒着我。叔叔，你能告诉我吗？”

林先生呷了一口茶道：“孙中山的二次革命已经失败，孙中山已受到袁世凯的通缉，查理也受到了连累，在上海待不下去了。这只是我个人的估计。”

“那中山先生现在哪里？”庆龄急问。

“他也避难到了日本。”

“啊，原来如此。”庆龄叹道。

“国家动乱，家无宁日。”林先生在屋内踱着步子，道，“庆龄，我看这样吧，趁你船票还没买，干脆就不要回去了。再者，国内不少人正办迁居手续来美国。现在，你已经获得文学学位，在美国的工作，我包了。包你理想、舒适。”

“怕是家父不会同意。”庆龄借口推辞道。

“查理也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啊。他的工作由我来做。”

“不，我已来美整整六个年头了，这里是好，不光风景好，人情也好，但不是自己的家啊！”庆龄说到这里，已是泪水潸潸，“狗不嫌家贫，儿不嫌母丑。我现在很想家，恨不能一步迈到家门。谢谢叔叔的好意。”

“庆龄有志气。”这位楚楚动人的少女，不但美丽，更重要的是有自己的思想和见地，令林先生肃然起敬。“好，叔叔就不挽留你了，明早我就订票去。”

“谢谢叔叔。”庆龄把林先生送出门外，道了一声晚安。

第二天下午2点，林先生又把一位美国友人给孙中山先生的一封私信交给了庆龄。庆龄再次上了客轮，直驶日本横滨。无数个黑夜和白昼的交替，陪伴着庆龄思亲心切的心情。客轮经过十多日的航行，于8月29日中午到达终点站——横滨码头。远行的游子重新回到了亲人的身旁。码头上，父亲与大姐霭龄上前紧紧拥抱了她。

第十二章

追随中山

重回父母怀，全家乐融融

革命处在低潮，查理跟随中山先生逃亡日本横滨，住在最可靠的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家里。主人梅屋庄吉夫妇在20世纪之初就与中山先生结识，那时他们在菲律宾联手，几次为中国革命党人提供给养和军火，来往密切，成为挚友。梅屋庄吉也是当地小有名气的实业家，开有酒吧餐厅，同情中国革命。晚年因反对日本侵华而遭迫害致死。

在查理身处逆境之时，庆龄回到了父母身边，无疑是对父母及家人心灵上的一大安慰。事业遭受挫折，家庭便成了避风的港湾。骨肉亲人的到来，更活跃了家庭的亲情气氛。全家人像一台机器迅速运转起来，查理与霭龄去码头迎接，子文到街上采买，母亲在家中备炊，做庆龄自幼喜欢吃的饭菜。

8月29日的晚餐，格外丰盛。这是顿团圆饭，也是为庆龄接风洗尘。虽在异国，别有一番中国传统风味。父母、姐弟不断把美味夹到庆龄的小盘里。六年久别的亲情，化作无语的行动，使庆龄领略到这个世上骨肉亲情的至贵。这个喊“二姐”，那个喊“大妹”，父亲乐，母亲笑，全家一片欢乐。

“庆龄，想老爸了吗？”宋查理开了腔。

“好想，不光想爸，还想妈哩！全家人都让人想。”庆龄好嘴甜。

“妈妈也想你啊。我问你，你回来了，小妹怎么样？”宋母也开了腔。

“啊！我忘了。小妹还给二老带封信呢！”庆龄说完，忙离开餐桌，去行李中取出那封信，交给妈妈时，却被爸爸抢了过去。再由爸爸递到霭龄手里，命令道：“霭龄展读，全家细听！”

霭龄接过信来，嘴里正在吃鱼，“报告爸爸，长女正在吃鱼，吃鱼需要细嚼慢咽，不然鱼刺刺了喉咙，又烦您请医生。待长女吞下这块鱼肉，展读迟吗？”霭龄一本正经，大家忍不住地笑。

“调皮鬼！”查理笑说。

“遵旨，霭龄开始宣读。这是大洋彼岸美龄小妹发来的家书。亲爱的爸爸、妈妈、妹妹、弟弟，请你们洗耳恭听——”

“快读吧，少啰唆！”妈妈等不及了。

爸爸、妈妈、大姐、哥哥、弟弟：

二姐要走了，带这封信，连同我的祝福：全家人好！要说的话很多很多，我要告诉你们几件事，急不可待地要告诉你们：

一是包裹收到，妈妈亲手织的毛衣、毛裤，还有那个小红帽，织的挺好看，可就是戴不出去。

二是爸爸寄的款我已收到，是前天取的。是学友陪我去的，在取款的路上，我买了双靴子，是粉红色的，式样新颖，在美国很流行。现在我已穿到了脚上，引人注目。

三是我穿了妈妈织的那件白毛衣和白上衣，同学都说我可清纯了。

四是我决定开始减肥了。我为将来我会变瘦而感到幸福。我也打算日后锻炼身体，做健美运动。

五是我与宿舍的同学处得非常好，没有争吵、任性。明天看电影，同学们已约好。

最后一个就是，我太想你们了，我真想赶紧毕业回国，与你们团圆，吃我妈做的水晶饺、打卤面等。

霭龄读到此，又道：

“信到此读完，大家还有什么疑问，请问庆龄。她刚从美龄身边回来，这用不着我向诸位介绍了。”

美龄的信，把晚餐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全家在欢笑中尽情享受这一天伦之乐。可是，妈妈倪桂珍却暗暗流泪了。

“老太太，这庆龄还未做详细汇报，你怎么先哭了？”查理提醒道。

“不是哭了，我是高兴啊！”倪桂珍擦了擦眼泪，“庆龄啊，你快说。妈妈听着哩！”

“我临回国时，美龄专门请了三天假，为我送行。届时美龄小妹也哭了。可哭得不像妈妈这般高兴。”庆龄一字一板地说。

“她还说什么了？”妈妈又问。

“信上都说了，她太想你们了。”

……

欢乐的晚餐，欢乐的气氛，显示着中国第一个民主家庭的和谐、幸福、美满。在这个民主家庭中，显示着各人的性格、追求和气质。晚餐行将结束时，庆龄又取出一封信，交给爸爸说：

“这是美国友人给中山先生的，让我面交。”

“好，我来安排。”查理道。

“爸爸，还有我的工作！”庆龄又道。

霭龄嘴快：“中山先生还想挑选一位秘书，我看大妹合适。”

“这个可作参考，你们都不要管了。”查理挥挥手，在民主的气氛退出后，开始行使他一家之主的权威来。

“庆龄，先休息几天，听从爸爸召唤。”

“好，我听爸爸的。”庆龄嫣然一笑。

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先生的秘书

一天清晨，在查理和霭龄的引见下，庆龄与孙中山会面。当庆龄立在孙中山面前的时候，中山先生着实大吃一惊。

庆龄上身穿着海蓝色的织锦旗袍，衬出她那不胖不瘦的窈窕的身姿；胸前别一小巧剔透的紫红色的胸花，更衬出她那少女的朝气蓬勃；米黄色的统袜，外加白色的皮鞋，显示出少女的清纯；脖子上系一条底色是淡绿色带有格格的纱巾，直直地垂着，犹如男人的精美的领带，令她格外精神；乌黑的齐耳短发，像个“A”形，紧紧贴在脸旁，衬托出她那端庄、白皙、清秀的脸庞；她那一对杏眼很大，很传神；弯弯的月牙眉，透出几分空灵秀气；鼻口都长得端正，大小合适，给人一种自然之美。总之，给中山先生的第一印象是，走南闯北，还未曾见过这样的丽人。尤其是在气质上，给人一种威慑力。庆龄属于那种耐看而又气质不凡的少女。眼睛是心灵的窗口，从她那双美丽传神的眼睛中窥出一颗善良、执著的心灵。体味很多，反正叫他也说不清。

中山先生接过庆龄呈过来的信件时，忙正了正自己的帽子，接着又把信件置于案头，笑着说：

“多年不见，庆龄长高了，也变得更漂亮了，着实叫人喜欢啊！”

“叔叔，你是人们敬仰的英雄，中国革命的希望。我在美六年，如今回来，能帮你做点什么工作，我就心满意足了。”庆龄彬彬有礼地笑道。

在宋庆龄眼里，中山先生一身深蓝色的中山服，外加一双黑色锃光放亮的皮鞋和雪白色的袜子，个头不高，却十分精神；他脸庞瘦削，头顶的黑发不多，似乎已经稀疏；浓眉大眼，给人慈祥和坚毅之感；鼻口方正，给人以信任之感。加上他是父亲的至交，他的传奇，包括他的心灵，在庆龄眼里，又是一位不可多得的导师、长辈。初来乍见那种紧张的心情，在中山先生的朗朗笑声中很快化解了。

孙中山笑着说：“庆龄，今天见了你，我很高兴，我为你爸妈生了你这个有出息的女儿而高兴啊！你回来前后的情况，你爸爸和大姐多少给我介绍过一些，听了很感人。听说你在美学习时，发表了不少对中国革命有见地有才气的文章，能让我这个当叔叔的看看吗？”

“在导师面前，怕是拿不出手来。再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庆龄大大方方地道。

“不，我要看！你以后要在我身边工作，我要审查哩！”中山先生诙谐地说。

“叔叔说话，我怎么不听。等我整理一下，明日再给叔叔看。”

“那好。”中山先生站了起来，“要知道，干我们这种事业是要杀头的。你爸爸和大姐已经跟我多年了，吃了苦也受了累，如今又远走他乡，逃到这里扎营。不是叔叔吓唬你，这门外还有暗探。袁大头不容我，我当然也不容他了！现实已经证明。”中山先生说的也是真心话。

目下，孙中山的处境十分不妙。两年之前，在经过多年的革命奋斗之后，他终于取得了胜利，成为世界上最新的共和国（它取代了世界上最古老的封建帝制）的创始人和第一任总统，被称颂为“中国的乔治·华盛顿”。但不到一年工夫，这个刚诞生的共和国被封建官僚袁世凯——中国第一个由帝国主义支持的军阀和独裁者——所颠覆。孙中山把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作为回报，袁誓言忠于新式政府，孙希望这样可以避免一场内战。在孙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所犯的最大错误。阴险残暴的袁世凯撕毁《临时约法》，清除革命党人并对其中最能干的人进行暗杀，最后图谋复辟称帝。1913年，孙中山为实现他建设一个现代的、进步的、民主的中国的理想，发动了“二次革命”，但遭到失败。他既被这个篡权者宣布为大逆不道的人，又被外国政府——它们正在称颂和资助袁世凯——所抛弃，既无地位、又无钱财，但他现在要重新开始，组织第三次革命。虽然正处在革命的最低潮，他仍不停地工作。一些坚定的追随者仍同他站在一起，许多颗热烈的心仍在为他而跳动。但革命的火种随时都有被扼杀的可能。

正是在这种极其艰难的情况下，宋庆龄来到了中山先生的身旁。为了中国革命的事业，她把危险留给自己，心甘情愿地“做个冒险的追随者”，充分显示了20世纪初这位少女的崇高品德和对真理的孜孜追求。正如庆龄日后所说：“从美学成后，我面临各种机遇。但我选择了做中山先生的学生，至今我不后悔。一个人要实现自身的价值，要有追求，追求是人类最神圣的事业和美德，甚至高于爱情。这是一般常人难于理解的。我这样做了，实际也是中山先生对我的考验。至于我和中山先生的结合，那是日后我们志同道合的缘故，是顺理成章的事。”

第二天，霭龄又陪庆龄来到了孙中山的办公室，三人一阵热情的寒暄之后，霭龄主动礼貌地退出了。孙中山对庆龄说：“我要看的杰作带来了吗？”

“带来了，先生。我昨晚忙乎了半宿，也没找全。余下的我再找。”庆龄把几篇文章呈给了孙中山。

孙中山边接文章边想：庆龄好聪悟，在父亲面前喊我叔叔；此时，父亲不在又喊我先生了。本来要交代她的事情，自己还没来得及交代，对方已付诸行动了，令孙中山大为感动。

庆龄在旁指指点点，中山一篇一篇过目。全是英文剪报，且用红笔圈着，注有时间、地点、发表报刊的名称。

“这篇题目新颖，《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让我好好读读。”

“写得不好，见解还很幼稚。”庆龄笑笑。

孙中山读后，掩饰不住内心的激动，连连称赞，想不到庆龄这位大学生不是这场革命的直接参与者，但却写出了如此精彩、催人泪下的文章：观点鲜明、感情真挚、文笔流畅。就连他这个直接组织者也难体味到的或发挥到的，从理想到认识，有理有据，十分周全。至此，孙中山对眼前这位少女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如果说昨天见面是在外表，那么今天则是在心灵的深处。

庆龄听了中山先生的褒赞，话匣子也打开了：

“当时，我和小妹美龄在梅肯州报刊上看到你当总统的消息时，好激动啊。我和美龄第一个行动就是扯下清朝的龙旗，把它扔在地上用脚蹬踏。面对一大群莫名其妙的美国同学，美龄挥舞着白皙的小拳头，涨紫着脸高喊：‘打倒龙！’‘打倒皇帝！’我也拿出了一面早准备好的五色旗，挂在墙壁上，拉过美龄，面向五色旗，并排站好，举手宣誓：‘高举共和的旗帜！’美龄却学走了调，喊成：‘高举巩固的旗帜！’我纠正说：‘高举共和的旗帜！’美龄小嘴一噘：‘共和的旗帜也得巩固呀，不巩固叫风吹跑了还有吗？革命白闹了。’让我哭笑不得。美龄还很年幼，让她真正理解共和，一时还很困难。当天晚上，我便写了这篇文章。送到了学报，没想到就登了出来。”庆龄说话间，不觉高兴之余竟揩起了眼泪。

“太逗了，太逗了！美龄很可爱。”中山先生连连挥手道。

……

在此后的10天里，庆龄便成了中山先生办公室的常客。当时，大姐霭龄是孙中山先生的英文秘书，已寻到“白马王子”——山西首富孔祥熙，不日即将结婚。查理也在孙先生身旁工作，主要帮助先生理财，支持先生正在设计的又一次新的革命行动。庆龄每次来孙中山办公室，主要是由霭龄和查理带来，大概有七次之多，每次待上几个小时。这样，她很快地开始熟悉中山先生进行的革命工作的环境和需要，也更快地进入角色。

当时，日本外务省的密探偷偷地监视着孙中山的每一个行动和他所接触的每一个人。这些密探的报告清楚地记录着庆龄他们来访的次数。在辛亥革命之前，孙中山和他的追随者多次流亡日本，日本政府的态度不错，甚至对他们表示容忍。现在态度变了。就在这一年早些时候，孙中山代表民国政府率领官方的铁路考察代表团访日，还受到公开的欢迎，现在却看不到一丝这样的表示了。他现在只是一个不合时宜的客人，一个正被袁世凯通缉的逃亡者。而东京则正在同袁勾搭，并且很可能把得到的关于孙中山的情报送给袁。不仅孙中山的活动和计划处于危险之中，他的生命也是一样，因为袁世凯的杀手一直在追踪他。

根据1914年1—3月的日本监视报告，宋庆龄曾多次来到孙中山的寓所（也就是他的办公室），并且有一次是孙患病时帮助看护他。在这样的环境下，她对孙中山的工作、个人品格和生活方式都有了更深的了解，同时也对孙中山更为同情和敬慕。

两心相爱，无所不谈，谈国事，谈家事，谈身世，也谈妻室……

在庆龄留美归来一个月后，霭龄正式向先生提出辞职。孙中山舍不得失去这样一位好助手，沉默了好一会儿才开口，他语调沉缓，高度评价霭龄几年来的工作，赞扬了她的工作精神、办事能力和负责态度，并对霭龄诚恳挽留。孙中山说，如果准备结婚，以后可以多留一些时间处理家务，每天只要能来两三个小时帮他处理一下最重要的事务，他都将非常感激。

霭龄突然发现孙中山好像苍老了许多。辛亥革命给历尽千年黑暗的中国带来一线曙光，结果袁世凯的独裁统治又把中国投入到黑暗之中，这对革命者来说是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人民的悲观情绪达到了极点。孙中山自己也同样心情沮丧。二次革命失败的打击，自身面临的危险和党内的涣散，使他心力交瘁。他正着手做国民党的改造工作，以使党内能够统一意志，坚强有力，承担起倒袁重建共和的重任。孙中山要求所有党员都要在誓词中写明“服从孙先生”，并加盖指模。这一条遭到党内不少人反对，一些多年的战友几乎为此闹翻。孙中山需要一个忠实能干的秘书。这时候离开，霭龄心中也有些不忍。为孙中山的至诚感染，霭龄几乎要答应留下来了。但她忍住了，沉默了一会儿，终于决心彻底离开。她向孙中山推荐了妹妹庆龄来接替秘书工作。她介绍说，庆龄非常崇拜先生，热情高，意志坚定，是一位办事务求完美的理想主义者。她在各个方面都比自己更强，肯定能干得更好。孙中山默默点了点头：

“这点我承认，只是人才不可多得！”

这一天，两人几乎没再说话。中山思索更多的是，霭龄泼辣能干，自己没想到的，她替自己想到了；自己想到没来得及做的，她已经着手准备了；自己想不周全的，她都几次提醒自己，完善方案。两人从来就很默契。他感激霭龄，霭龄也感激他。尤其是霭龄在工作的时候，对他的衣食住行和身体，格外关心，事情虽小，却是霭龄抛出的“绣球”，心细的中山先生已经领悟，但他没有再抛回，以致霭龄在一段时间内产生点情绪，但并没影响她的工作。此时，霭龄要走，更加重了他的内疚。

霭龄处理了手头紧急的事务，把其他的案卷做了清理，未完的事情都加了说明性的文字，为庆龄能够很快投入工作，做了准备。

霭龄下午离开的时候，孙中山中断了和党内干部的谈话，亲自送出门外，握手道别后，又一直目送她的车子远去，消失在街道尽头。

庆龄接替秘书后，进入角色很快，令中山先生吃惊。她不仅在工作上帮助了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对革命的赤诚炽烈之心，如同一支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灰暗的心情。现在他精神焕发，信心倍增，浑身都流淌着青春般的血液，改造国民党的大业进行得卓有成效。

由于工作的缘故，中山和庆龄接触多了，言谈举止，家庭琐事，无所不谈，互不相避。中山先生为人豪爽，义气待人。他不但谈自己的身世，也谈自己的妻室与孩子……

那是一个难忘的夜晚，孙中山处理完公务，与庆龄进行了长时间的攀谈。中山先生道出了自己的全部身世。庆龄不停地插话，二人谈得十分投机。

……

孙中山家在广东省香山县（现为中山县，广州附近）翠亨村。1866年，他出生在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他的童年是在农村度过的，是靠吃白薯长大的血性男儿，到15岁才有鞋子穿。那时，他就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太困苦了，不能长久这样下去，在幼年的心里，就萌发了叛逆的种子。

孙中山的家乡处在互相交织、又互相冲突的两个世界的交汇点。家乡自幼就流传着洪秀全的太平天国起义的神圣的传说。它毗邻港澳——澳门于1553年被葡萄牙占领，而香港则在19世纪40年代割让给英国。孙的父亲到澳门做工时备受殖民者的轻蔑和歧视。在美国1849年开始的西部“淘金热”时期，他的两个长辈曾被骗到加利福尼亚当“契约劳工”。像当时时常发生的那样，其中一个死于海上，另一个消失在美国西部的一处无名的坟场中。这一打击是如此沉重，孙家人发誓，以后不许任何一个族人出洋——虽然过了若干年后又有人出国了。

孙中山反叛之根主要产生于国内。孙家家道刚刚开始富裕时，其中有两个族兄，忽被清兵抓走，财产一劫而空，房屋被封。听说后来被斩首，死时还戴着铁链子。

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孙中山自幼就要做“洪秀全第二”。这个传说至今在家乡流传着。

不是中山不爱家乡，而是家乡遗弃了他。13岁那年，他就随母漂洋过海到了夏威夷哥哥孙眉那里。孙眉很早就去夏威夷做苦工，后来经商发了财，便在毛伊岛上办了一个小牧场。他打算让弟弟先上几年外国学校，然后跟他一起经营牧场，最后把产业交给他继承。少年孙中山就这样进了英国传教士办的意澳兰尼学校，很快学会了英文。到第二年，他就得了奖，是由当时还未独立的夏威夷国王架剌鸠亲自颁发的。

燕雀安知鸿鹄之志！使孙眉失望、吃惊的是，孙中山虽然书念得好，但他对基督教和其他“非中国”的念头的兴趣太浓厚了，而对于发展和继承毛伊岛上的家业则毫无兴趣。因此，孙眉不得不把这个令他失望的弟弟遣送返乡，让他头脑清醒一下。

但事与愿违。年轻的孙中山回乡不久就闯下了大祸。他把村中一座庙宇里的神像砸了，因为他现在把它们看成是无知落后的象征。村民们大怒。按照族规，他们可以把这个大逆不道的孩子处死而不受任何法律制裁。但在孙中山的父母答应出资修复庙宇之后，总算免他一死，只把他逐出家乡了事。家人在惊慌之余设法把他送到香港。他在那里受了洗礼并到中央书院（中学）念书。

1884年，家乡人对他的态度缓和了一些，他短暂地回乡一住，以尽孝道——遵父母之命，同一位名叫卢慕贞的不识字的姑娘结婚。这时他同哥哥也和好了，所以婚后又去夏威夷观光，到1886年再回香港，攻读医学学位。医学不是他的第一志愿，但他的行医目的主要是为了“掩护他的革命活动”。革命道路的艰难曲折，难不倒孙中山这位百折不挠的华夏强人。

……

“我可不像你那样曲折传奇。”庆龄感叹道。

同时庆龄也谈了留美的生活轶事，不觉间已到了深夜。

中山先生看了看表，“啊，时间不早了，已到了12点。休息吧。”孙中山先于庆龄站起了身。

庆龄将要迈出孙的门槛时，似乎又想到了什么，停下脚步道：“黄老（指黄兴）的思想工作，还要做一做，是让他来，还是你去找他谈？”

“现在我们二位老友关系很僵，你先去找他谈谈，通融一下，看情况我再找他面谈。这样效果或许更好一些。”

“那好。”庆龄走出门外，天上已是繁星点点了。幸有融融月色，路面还看得清晰。

第十三章

恋爱季节

21岁是多梦的日子……

冬去春来，号称樱花之国的日本，已是樱花烂漫了；街道上的杨柳已展出了新枝，露出了新叶，含苞待放的“毛毛狗儿”已吐出了花絮，显示出春天的气息。樱花飘香，柳絮落英……美丽的日本，美丽的横滨，一座神话般的城市。

展目间，庆龄已在中山先生身旁工作了半年多。这期间，革命形势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立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孙中山阐述创立新党的意图：二次革命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此次创立中华革命党，是为坚定革命信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出任党的总理，陈其美、张静江、胡汉民、张继、廖仲恺等为总务、党务、军务等各部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组织原则上，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身命的自由、权利，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为改变国民党“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和成分复杂的情况，宣告此次建党办法务必正本清源：第一，摒斥官僚；第二，淘汰假革命党，以防止第一次革命时形形色色不同动机、不同面目的人都纷纷投机混入党内，结果鱼龙混杂，以伪乱真，异党入据，大权旁落，真正革命党反遭排斥，革命也完全变味的情况。

孙中山真切地感受到了庆龄对他的事业和精神上的支持。要真正完成他的革命大业，他的身边不能没有庆龄，她是他心中的太阳。庆龄也由衷地爱着孙中山，愿意为他和他的事业献出自己的一切。

党的改造工作取得重大进展，孙中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得以确立和巩固。他度过了令人担忧的精神上的颓唐时期，重新焕发了朝气，将再次成为中国革命的风云人物。庆龄对这一事实看得非常清楚。庆龄炽热地爱着这个父辈。

再说，由于孙中山领导的政党已进行彻底改组，势力在一天天地壮大，在国内袁世凯的后院已着了火，面临着朝不保夕的局面。这时精明的日本对孙中山也“温和”多了，不再监视他的行动，并表示容忍。在1914年初，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日本站到协约国的一边，不去参与欧洲市场的争夺，而去占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殖民地——中国胶东半岛上的青岛。在这里，日本仅以少量军队攻破了德国防御，夺占了青岛这个繁华的城市，在中国站住了脚跟，以观中国之形势。所以它表面对孙中山友好，其实也是对付国内袁世凯之策略。然而孙中山虽在异国，也是明白人，对此采取利用和反利用的策略。孙中山的革命党迅速派陈其美及其部属蒋介石去上海组织一次陆海军起义。起义虽然失败，却使袁世凯大为震动……

所有这些，都鼓舞着宋庆龄和孙中山。昨晚他们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今天，宋庆龄还是按时起了床，奉命去黄兴驻地与其交谈。因黄兴驻地离庆龄住处不远，庆龄没有坐车，而是步行而来。早晨8点，晨雾还没有散去，街道两旁的樱花和垂柳，给人以朦朦胧胧之美，市区边的大海似乎也显得平静、柔和。8点正是人们上班之际，街道显得拥挤。庆龄无心流连这里的异国风情，披着海蓝色的风衣，急步向前赶。在街道的拐弯处，那里有一群人，围着一个无腿残废的少年。少年蓬头垢面，曲着身子，躺在地面上；一位戴黑纱的老妈妈，双膝跪地，祈祷着，向行人乞求。显然这长者是少年的母亲。庆龄因有急事，本想绕开，但不觉顿生怜悯之情，忙从兜里掏出几张零钞，上前顺手放在了老人面前的花碗里，便匆匆离开了。那老者祈祷了一句：“好人行好，长生不老；好人行善，灾祸全免！”

庆龄来到黄兴住地，他正在院子里舞剑。黄兴满面红光，精神奕奕，剑从手出，一左一右，一起一伏，似太极雄风，又似蛟龙汲水；忽而悟空观天，忽而大鹏展翅，一招一式，刚劲有力。等他做完一套动作后，忽见庆龄立在身后，忙道：“啊，宋秘书！早安。”

黄兴把庆龄让到屋里坐下，端上一杯茶：“宋秘书过来，一定有要事。”

“没什么要事。”宋庆龄说得很随便，“奉中山总理的旨意，来看看黄老。黄老是中山总理的恩人，总理职务还不是你黄老举荐的吗？”

“那都是过去的事啦！”黄兴挥挥手道，“中山为人公正，社会活动和组织能力强，此人无官欲，我举荐他，也是出于公心嘛！”

“是啊，我这样认为，中山先生也是这样认为的。”庆龄慢慢地解释道，“关于你和中山先生的意见分歧，都是出于公心，为了工作。”庆龄点题道。

“事后，他对你提议‘服从孙先生’这句话不妥，也进行了反思。当时，他的想法是几次革命失败，教训沉痛。主要是人心涣散，目标不一，没有旗帜，没有纪律。提出这条原则是出于教训。经过反思后，他认为你的话也有道理，经我提议，改为‘绝对服从组织’，并定为党的一条特殊的纪律来约束全党人员。中山先生同意了，认为这样提，更为确切，今天特来与黄老商量。”

“改得很好。”黄兴很亢奋，“我也是这个意思，是我这人表达能力有限，心想到而说不出。看来，我还得去美国留学啊！”

“黄老，你说哪里去了。”庆龄嫣然一笑又道，“我刚刚走上社会，处事经验太少，还需黄老多多关照啊！”

“哪里哪里！”黄兴笑道，“中山有这句话我也心实了。代问中山，我也有欠他之意，不该在会议上与之大声争吵，不欢而散。找个时间，我要当面负荆请罪。我黄兴虽不是黄忠，但我仍是忠心耿耿，一如既往，不计前嫌。”

“那好，你们当面谈，比我来回传达更能交流思想。”庆龄道。

……

庆龄离开黄兴驻地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中天。白茫茫的晨雾早已散去，丽人容貌般的樱花，更显得迷人。大海在微风中也活跃起来，涌起浪花，铺卷到岸边的青石旁，堆起白色的泡沫；两只相恋的海鸥去岸边寻食；一对花喜鹊在樱花枝头鸣唱……庆龄猛然想起了什么……21岁的庆龄也该恋爱了！今天她为能替中山先生办成一件事情，解除他几天来的苦恼而高兴。她想马上见到先生。外面的风光虽然诱人，而没有先生在旁却感到孤独……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样回到孙中山的办公室的。可是令人失望的是，她想见到的中山先生已不在办公室。他到哪里去了呢？桌上又没有留下条子。先生啊，庆龄在爱你，你怎么这般粗心。要知道，这是少女最清纯的爱恋啊！庆龄伏在桌上，她怨恨中山，又怀疑自己是否一厢情愿……

庆龄已经21岁了，在那个时代，像她这样年龄的女人大多已为人之母了，她还是个大姑娘，而且她还没有一次恋爱的经历。她继承了父母容貌的优点，在美国时，很多同学都称她“大家闺秀，清纯可爱”。如今，学问和知识赋予了她高雅的气质，朴素不失端庄的衣服更衬托着她的精明干练。如果说女人外表的包装，是为了找一个可以托身的男人，那么庆龄则一反潮流，她宁可不包装。朴素文静是她给人的印象；追求真善，是她抛给男士的绣球。可是，谁能接到这个“绣球”呢？她总是这样认为：爱我的人我不爱，有心人找上门来。她留美归来，从见到孙中山第一面起，她像是发现了新大陆，原来世界上还有这样出色的男子，令她吃惊。她不是因为一种心底喷发出的强烈炽热而一见钟情，不是出于青年男女那种自然的两性相吸。对孙中山的这种感情完全是一种多日来理智思考的积淀。现在这种连月来潜意识中的东西，与日俱增，开始占据她的心灵大部。一个原本模糊的东西开始渐渐明晰起来。只有这样的人，才是可以托身的男人，值得辅佐的大丈夫……她不希望对方把她当成孩子看待。有时，这让她心烦意乱。她几次想谈开，但少女的害羞，又使她难于启口……

起风了。一阵风吹来，夹着樱花的散瓣，越过了窗户，散落到办公桌上。她在惊叹之余，便站起身，上前关上门窗，这时庆龄才从幻想的云端跌落到现实的空间。外面有脚步声，是他回来了？出门细看时，原来是一个淘米的老太太在路过，不禁又使她连连失望，她索性倒在床上，干脆谁也不理了。

啊，外面的风似乎大了起来，吹得窗户微微作动。但报捷的春风送给大地的是绿色世界——万物萌生，杨柳吐絮，樱花开放。美好的季节，迎来了一个人、一个胜利者。近看却是孙中山总理。两边挤满了人，柔嫩粉红的祝福花瓣，似樱花纷纷扬扬地落在他们身上。一些年轻的女人脸上笑着，眼睛里却射出嫉妒的光。对，是要让她们嫉妒！别人的嫉妒正说明自己的幸福。

感情的东西还需明说吗

孙中山回来的时候，已是下午3点，庆龄迎接了他。

中山先生很高兴地对庆龄说：“今天，新加坡来了客人，那批款项已经落实，真是雪中送炭。有了款项，那批军火也有了着落。袁世凯，我与他势不两立！”中山甩下礼帽，脱下风衣递给庆龄，庆龄接过后挂在衣架上。

“走时很急，是你爸爸来喊我的。也没有给你留下纸条。让你等急了吧？”孙中山笑说。

“再急，告诉梅屋夫人总可以吧？”庆龄没有因事急而原谅他。

“好，我认错。下不为例。”

“……”庆龄没有说话。

“晚上，我和你父亲还要去。人家来了，是为我们革命做贡献来的，我们怎么也得招待人家吧！只得再向你这个宋秘书请假了。”

庆龄还是没有说话，只是把一杯酽茶呈在孙中山面前。

“谁叫我是个总理呢？总理，总理，总的管理。你爸爸亲自安排的，说我必须出面。现在是听你的，还是听你爸爸的？请你表态！”孙中山见庆龄不高兴，也竭力缓和气氛。

“好了，你这个大总理，除了忙还是忙。晚上我再找你汇报工作。”庆龄终于说话了。

“那好，9点吧。”孙中山道。

晚上9点，庆龄沏好茶水，在等待孙中山，同时她又把友人的来信，以及要回的信件，注明轻重缓急，分层放在一起置于案头。她理了理思绪，话从哪儿讲呢？忽然间，她又隐隐约约地感到：感情的东西还需要启齿吗？她想，孙中山是明白人，自己的言行举止，自己的内心世界，自己……他会不知道？在这种极端矛盾的情况下，一阵车鸣，孙中山驱车回来了。庆龄把他迎进屋里。

“庆龄，晚饭在哪吃的？”孙中山关心地问。

“梅屋夫妇出门了，是我自己做的。”庆龄答道。

“吃了就不饿了。”孙中山开玩笑说。可庆龄想笑笑不出来。

“你又喝酒了，怎么酒气这么大。”庆龄问道。

“不光喝了，还喝了不少。你父亲有肾病，不能喝。我再不喝，请客不就失去了气氛吗？”孙中山说着，庆龄把一杯酽茶放在他的面前：“多喝点水，冲淡一下。”

接着，庆龄靠着孙中山身旁坐了下来，把她去黄兴处谈话的情况汇报给中山听。

中山听完后，哈哈笑了起来：“这个‘老黄忠’，为人直爽，直来直去，有人说我是孙大炮，实际他也是一门大炮，比我更直。好解好合。庆龄，我得感谢你！”

“感谢什么？能替你办点事，分担一些忧愁，庆龄就没有非分之心了。”庆龄话中有话地说道。

“是。天下还是宋秘书能理解我孙中山。至此，我能有你这位秘书，也是天赐我缘。”孙中山呷了一口酽茶道。

“是真心话吗？”庆龄追问。

“那还有假！”

“是真心话，就不要喊我宋秘书了。”

“为什么？”孙中山问。

“我听起来不顺耳。”庆龄答道。

“你就是我的秘书，怎么不顺耳？”

“你自己想去吧！反正我是这么觉得。”

……

二人一阵沉默。孙中山又开口道：“庆龄，今天我好像感到你有什么心事在瞒着我？”

“不，不，我没有什么心事，”庆龄背过脸去道，“只是，只是……”

“只是什么？”孙中山急问。

“只是你这个大总理，我庆龄不敢高攀。”庆龄说到这里，又指了指桌上的文件和来往信件，“那案上有你的文件和信函已整理出来了，请你过目。天已不早了，我也该休息了。”说完她就走出门去，消失在夜幕中……

“庆龄——庆龄——”任孙中山如何喊叫，庆龄再没回头。

这一夜，中山先生失眠了……

庆龄的一句话，使孙中山酒醒了几分。这是少女的纯情，世界上还有什么比这更宝贵的呢？孙中山回屋后，激动不已。他在屋内来回踱着脚步，脑海里浮现出庆龄留给他的一幅幅影像来……

——那是在他最困难的时候，远有袁世凯通缉，近有密探监视，党内四分五裂，生命随时都有危险的时候，庆龄来到他的身边，坚定地做他的秘书……这需要多么大的勇气啊！在日常的工作中，他们一起工作，一起交流思想，她用她那女性的温柔来抚平他心灵的创伤。

——那是在自己生病的时候，庆龄来了，问寒问暖。那天他高烧不退，大夫给他输液。她一声不响坐在身边，整整守了一夜……

——那是一天夜里，他去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很晚很晚才回来。庆龄在办公室，边整理文件，边耐心等他，直到凌晨3点，他驱车回来，庆龄才放心地离开。像这样的情况不止一次。

——那是一个假日，他们去日本的一个风景区热海游览，同去的还有廖仲恺、胡汉民、戴季陶等。大伙爬一座小山时，庆龄年轻脚快在前，孙在其后，廖次之。庆龄向他使个眼色，孙理会，又向廖打个手势，示意别跟着。廖会意，也向身后者挥手，让他们不要再爬了。后来，庆龄与中山相偕下山，两人面带笑容……

今天，她又去黄兴处谈话，主动为自己分忧解愁，所有这些都令他感动。庆龄是爱他的，她用全身心地投入去支持他的工作、他的理想的实现。这一点，孙中山早有察觉。可是孙中山因年龄的差异也常把庆龄当成孩子看待，并无非分之心。否则，会对不起自己的老友——庆龄的父亲——宋查理的。

抛开父辈不讲，如果年龄倒退到30岁，他也许是要选择庆龄的。在孙中山眼里，庆龄不像霭龄那样，更注重于理想的追求。她有大家闺秀之形象，反叛传统之性格，温柔贤淑之品德，献身真理之高尚。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还难于寻到这样的新女性。他深深地爱着庆龄，只是这些世俗观念的束缚，加上周围人事关系的复杂，革命未竟，他不敢越雷池一步，只好把这种爱，深深地埋在心底。如今庆龄的态度由暧昧转为明朗化了，把“绣球”抛给自己。他不得不重新审视自己，面对现实，去理智地处理。

在这个世界上，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他有心接受这少女纯真的爱，可其中的风险不亚于一场推翻帝制的革命。孙中山，你作为革命领袖，敢冒这个风险吗？于是，一个斗大的问号，摆在他面前：是迎上去还是退下来？

孙中山经过一夜理智的思考，他以一个革命家的气派勇敢地选择了前者。他心想：革命不就是解放全人类；解放全人类，不就是过上幸福美满的生活？作为一个革命者，应该有反叛的精神，应该首先获得原本属于革命者的一切，包括他对婚姻家庭的选择。如果连妻室家庭的选择自由都没有，还称得起一个真正的革命者吗？孙中山坚定地认为：只要认为是正确的，何必还要瞻前顾后，小心翼翼！当孙中山真正把决心定下来之后，犹如一位将军在军事作战地图旁，毫不犹豫地下了自己的战役决心。

在这个决心定下之后，他顿感一身轻松。但是，要真正实现他这个决心，还要有详尽的实施计划。方方面面，左左右右，每一步做不到，就会前功尽弃。因此，他需要认真地对待，绝不可大意和“轻敌”。

他想到了以下几个问题，主要是年龄上的差异和领袖的身份引发的议论，因此他要过“五关”，关关重要：

一是庆龄的父母关。这点很重要。估计会遭到宋家父母的强烈反对，甚至引起宋家家庭的分裂。

二是自己的原配夫人关。这一点，孙中山自己有把握解决，可以不费吹灰之力。但是也会导致他与三个儿女的感情决裂。

三是革命党内关。党员同志，包括他自己比较信任的战友，会以传统观念强烈地抨击他。这一点，他不怕。真理在手，何愁人们不会理解。

四是社会舆论关。虽然阻拦不住他与庆龄的结合，却能把好人变臭，以此断送他的革命追求。

五是基督教会的干预，不过不会产生大的作用。他可以不做考虑。

“五关”，风险的五关。第二天，当孙中山把这五关的风险，正式转达给庆龄，请她重新考虑时，庆龄莞尔一笑道：

“只要你不怕，我就敢跟！说实在的，在一个革命者面前，五关，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原是人们自己给自己圈画的‘牢笼’。我们献身革命，不就是冲破思想牢笼，砸去束缚自己身上的锁链！”

“是啊，讲得好啊！”孙中山高度赞扬宋庆龄的勇敢。

在这个世界上，当两位伟大的革命者，他们的理想与爱情相结合时，会喷出耀眼的火花，产生翻天倒海般的力量。革命是神圣的！当今世界的奇迹，是靠革命者创造的！

这夜，庆龄与中山的长谈，不像以前那样，已由空洞变为现实了。庆龄主动承担了第一关，也是最重要的一关——父母关。末了，又一关一关作了分析，考虑可能出现的困难，制定了具体方案。

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他们二位像一台机器，迅速运转起来，为创造中国第一个民主自由的家庭，为了爱情，双方准备迎接一场急风暴雨的到来！

第十四章

庆龄婚波

迎接“暴风雨”，从第一个敏感的人说起……

爱情，是人类进化的催化剂。由于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原本神圣的东西，被套上了种种枷锁。因此，逆反的心理，倒使爱情笼罩上一层神秘的光环，进而成为最敏感的圣物了。

庆龄与中山先生的暗恋，在没有公开之前，已有人隐隐感觉到了。她不是别人，正是庆龄的大姐霭龄。她不但感觉到了，而且也听到了风言风语的议论。这议论像长了翅膀般地风传，一传十，十传百，进而满城风雨，只有宋家父母漠然不知。

没有不透风的墙。霭龄听到后，凭她自己的敏感，丝毫不把它当成传闻。她最相信自己的眼睛，这是真的。她听到传闻的那天下午，正好去街头置买嫁妆，有人公开问她此事是真是假？弄得霭龄很尴尬，不知如何回答。她匆忙回到家，连晚饭都没吃，便回到自己房间里去了。

按理说，这是件好事，霭龄应该感到高兴，可是她不。人最不能容忍的是什么？霭龄想起了一句名言：人最不能容忍的，是看见一个傻瓜在自己曾经失败的领域取得成功。庆龄固然不是傻瓜，而是比自己更聪明、漂亮、能干的姑娘，但千不该、万不该她是自己的妹妹。如果她是另外一个与自己毫不相干的人，霭龄也许会为她祝福，为孙中山感到高兴。但不幸的是她偏偏是自己的妹妹！这就大不相同了！自己向孙中山摇橄榄枝，这在孙中山和宋家生活的圈子里，几乎是尽人皆知的事。自己碰了壁的事，作为妹妹她就不应该再次去做，可她居然不给自己留这个面子……对，面子问题是这件事的核心。庆龄向孙中山表示爱情是跌自己的面子。孙中山接受她的爱情也是跌自己的面子。她不愿意不声不响地就这样栽了，她要采取行动，反过来栽他们的面子——就是自己曾经敬爱的领袖也不行，就是一母同胞的妹妹也不行！

霭龄先向父亲谈了这件事。查理不相信这会是真的。他跟孙中山接触频繁，同样也经常见到庆龄，并没有发现过任何蛛丝马迹。但霭龄保证这事千真万确，她说，尽管他们的相爱极其秘密，可我这是最最可靠的消息。查理要求霭龄不要激动，自己要认真想一想。霭龄说，好的，我等着你的意见。

自己和孙中山初次相见的时候，霭龄4岁。多年来，不论是孩子们在国内还是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读书，自己一直在给她们讲孙中山的伟大品格和革命思想，希望她们能像自己一样，追随孙先生的革命事业，为国家的新生和富强而努力奋斗。自己一直把孙中山看做家庭中的一员，没有什么事情对孙中山隐讳，也同样没有对孩子们隐讳，她们一直称孙中山为叔叔——这是妥当而放心的称呼。但是没有想到她们一到成年，不仅把聪明才智献给孙中山领导的事业，而且要把爱情献给孙中山。先是霭龄，爱得是那么痴迷，幸亏自己及时点拨，她才抽身，没有给自己和孙中山的友谊投下阴影。现在庆龄也陷入了这个误区。究竟是自己给她们灌输的东西出了偏差还是另外有因？他苦苦思索，检讨自己多年来的一言一行，没有什么不妥当的地方。那是什么原因呢？对，一定又是青春期崇拜。一个女孩子到了青春期必然会对异性产生了解、爱慕的渴望，那么首先吸引她们的自然是她们能够接触到的活生生的男人。她们会在诸多异性中比较、选择，而她们倾心的对象当然是其中最优秀者。她们只管把自己的感情向这个男子倾注，并不管对方的身份、家庭、年龄等状况，不考虑实际可行性。她们会把这个人神化美化，想象得完美无缺，浑身都放光晕，然后做出在成年人看来不可思议的事情。比如一个未成年的女孩子会向一个电影、戏剧里的男人写去肉麻的求爱信，一个丑陋的女人会想象着成为皇上的妃子。说到底，这个人并不是她的爱人，只不过是她的偶像而已。对此只要给予适当引导，甚至可以听之任之——随着她们的成熟，她们自然会放弃这种幼稚可笑的行动。用不着大惊小怪，压力过甚反而容易产生心理障碍，弄出悲剧。

查理把自己考虑的结果讲出来的时候，霭龄大叫起来：“不！完全不是这样。庆龄留过洋，受过高等教育，她不是你说的那种无知天真的女孩子；而且她已经二十多岁，也过了那种发痴发呆的年龄。如果不采取措施，她会把这变成事实的！”

查理惊住了，是的，霭龄说得完全正确。自己刚才是想偏了，庆龄是一个有思想、有抱负的大姑娘了，她不会再陷入那种误区。天啊，先是霭龄有这种想法，阻止了霭龄，现在又出来个庆龄，阻止了庆龄，下面还有个美龄呢。难道冥冥中真有一种叫做命运的东西，注定宋家的一个女儿要和自己这位多年的朋友结合吗？如果真是那样，莫不如尊重庆龄的选择了。查理语调沉缓：

“既然庆龄是一个有责任能力的大姑娘，那么她在爱情的选择上应该是自由的，我们不能多加干涉了。”

霭龄本来要跳起来了，但她很快控制了自己。要是反应过分，造成和父亲的对立，反而可能促成这件事。请将不如激将，何不从反面激一激，看父亲的反应再说。

“爸爸，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当初你怎么对我说来着？什么年龄的悬殊，教义的约束，家庭的丑闻，社会的影响……那么振振有词，那么理由充分，今天怎么全变了呢？难道你受到什么压力，向谁屈服了吗？难道为了什么好处，要出卖自己的女儿吗？”

“你，你胡说什么？”查理果然大怒了。

“既然如此，你为什么不阻止这桩蠢事呢？”

“这件事有些不妥，我们可以对庆龄提忠告，让她自己处理。在一个新型的家庭里，恐怕不能采取硬性措施，那样这桩事的传播范围会扩大，对她不好，对我们宋家的形象也不好。”

“忠告是没有用的，爸爸！必须采取行动。如果这成为事实，比采取过头的行动更难堪。”霭龄寸步不让。

“这得让我再想想。”

“我已经想好了！现在国内的危险已经不大，我和祥熙也准备回去，到他说的那个‘中国华尔街’去看看。我们全家乘机都返回国内，这样就理所当然地把庆龄也带走了，没有任何影响，不会引起任何猜测和动荡，这是最体面也是最有效的方式。”

“我跟庆龄谈谈，再做决定吧。”查理已经有些松动了。

“不要谈。这事要做就得干净利索。把船备好，叫上她就走。否则，谈过之后，她不同意走怎么办，采取强制办法吗？她嘴上不说，躲起来怎么办，兴师动众去搜查寻找吗？岂不反而搞得满城风雨，自己把丑闻张扬了？”

“我们跟孙先生怎么讲，他对这样做怎么看？几十年的友谊难道就这样打碎了吗？”

“这样做正是为了维护我们之间真正的友谊。假如丑闻发生了，不仅损害我们宋家门风，也对孙先生非常不利。我们这样做他会理解的。”霭龄为了达到目的，可以把歪理讲得像真理一样。

“依你说来我们只好这样了？”查理仍有些犹豫。

“我们别无选择！爸爸。为了你呕心沥血建立起来的这个家，为了孙先生的革命大业，我们只能如此。”

查理长叹一声：“好吧，只是这样做我总感到对不起孙先生，也委屈了庆龄……”

“爸爸，你把公务上的事处理一下，家事我来安排。我现在正好没多少事，可以为爸爸分忧。”霭龄说完带着一脸的刚毅果决告辞了。

“分忧？谁知道是分忧还是添忧呢。”查理望着霭龄的背影喃喃自语。

此后，他们又开了一个家庭会……

宋家断然采取行动……

庆龄像往常一样，从办公室回到家里，家人已在等她了。按照预定家庭会议的方案，先由宋母找其谈心。当庆龄如实说出心里话后，宋母便以母亲的情怀百般开导劝解，可是，此时庆龄的话语柔中带刚，她什么都听不进去了。一直在屋外静观情况的查理，听不下去了，便冲进屋里，以家长的权威去劝解。在庆龄眼里，她第一次看到父亲这样的火暴脾气。任他如何呼叫，她拿定主意，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了……无声更能表现出人的坚毅。

庆龄的这一招果然奏效。查理发了一顿脾气后，顷刻像被扎了刺的皮球，又瘪了下来，余下来的只是气喘吁吁了……软的不行，硬的也不行。此时他已六神无主了。

第二天，庆龄又像往常一样，照样去上班。查理心想去拦，他了解女儿外柔内刚的性子和她昨晚的表现，嘴张了张，也就忍下了。

庆龄到了办公室，向中山先生汇报了昨晚的事。中山叹了一声道：“这仅是第一回合，你胜利了，我由衷地祝贺你！”接着孙中山把一杯水送到庆龄面前，以示感激。

“没什么。这是我的自由，他们管不了。”庆龄嫣然一笑。

“按照我们广东话说，人要找茬，初一过了还有十五。估计你爸还会有新的招法出来。”孙中山沉思了一会儿说。

“我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庆龄显得不以为然，说完照样去整理她分管的文件。

没几天，果如孙中山所说，庆龄不愿看到的事发生了。查理突然宣布全家结束流亡生活，返回上海。庆龄表示反对，她要求继续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因为改造党的工作非常紧张，她已熟悉情况，突然走开会影响整个进程。但是她的意见没人理睬，一切都安排好了，她没有时间也没有办法再和孙中山联系，便被带上船，连夜驶向国内。

在此之前，查理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了一所砖木结构的房子。他知道危险并没有过去，单独住进浦东的老家，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租界之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霭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她通过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金荣是法租界内的警探头子，杜月笙手下喽啰成群，抢、绑、杀、偷无所不为，他们的威慑力足以使想对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回国的船上，庆龄一直在猜测。她在家庭中从没有受到过如此对待，不听自己的意见，甚至不允许发表意见，实际上被裹挟而去。她已预感到是因为自己和孙中山相爱的事情。她不急不恼，决心和父亲敞开谈谈。她有充分的理由，爱情是不以年龄、贵贱、贫富、种族、肤色而被隔绝的，真正的爱情是心灵的沟通，是摒弃一切利害关系的超凡脱俗的两性间的相互吸引，古来多少父母干出过棒打鸳鸯的蠢事，结果不仅毁了子女的幸福，也造成了终生的悔恨。扼杀爱情，是旧世界最落后最不人道的行为，一个革命者怎么可以走这样的老路呢？父亲是在美国生活过的，中国旧式的不人道的理学观念应该是很少的，怎么突然变得像个封建卫道士一样了呢？她认为这中间一定发生了某种误会，或者中了不安好心的人的诡计。她相信自己可以说服父亲，父亲最终会支持自己，尊重自己的人生选择。

但是，这一路查理内心十分矛盾，他不敢面对庆龄，怕看她那双眼睛，也怕听她的理由，他知道自己拿不出充分的道理去说服女儿，一旦交谈，投降的可能就是自己。查理采取了躲避的办法，一路上一直和霭龄、祥熙待在一起，不给庆龄这个机会。

回到上海后，杜月笙到查理家拜访，实际上主要的是拜访宋霭龄。霭龄通过陈其美已经和杜月笙相处得火热了，这次回来还带了陈其美给杜月笙的信和一些小礼品。杜月笙来的时候，前面先是一车保镖，后面又是一车保镖，他自己坐的车则在中间，旁边还有贴身保驾的。别看杜月笙在上海滩上威风凛凛，又比霭龄年长好几岁，在霭龄面前却很谦恭随和。霭龄招待他的时候，杜月笙反而亲自给孔祥熙和霭龄削了一只苹果——孔祥熙第一次看见人可以把削水果削成一门艺术：杜月笙左手一下抓了两只苹果，右手水果刀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两条绿绸子般的苹果皮就抖了起来，两只苹果晶莹剔透，浑圆之态不减于带皮之时。原来杜月笙曾是上海跑马场前卖水果的，后来投到青帮门下。他最善于揣摸人心，能把人捧得心里痒绒绒的，而又不露故意捧人之嫌，因此在青帮中地位迅速上升，渐渐地连他最初投靠的黄金荣也不得不让他几分。当然，现在他远没有达到他的巅峰时期，他已经看出霭龄的心计将会使她成为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现在就要巴结讨好她。霭龄认为现在当务之急是防止庆龄和孙中山的婚姻成为事实，但现在还用不着杜月笙的流氓打手，她自己完全有办法对付这件事。

霭龄托人给庆龄介绍了一位信基督教的名门子弟，匆匆来家见了一面，即由查理宣布了庆龄订婚的消息。

庆龄真急了，她大声抗议：在这样的家庭里，还出现包办婚姻，什么打倒封建，什么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还口口声声谈论革命，都是假革命！查理听后十分痛苦，他回顾自己一生走过的道路，都是追求民主平等，主张个性解放，为什么到了自己家庭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封建卫道士的角色，为什么要剥夺女儿的自由？她有爱和被爱的权利呀！还有由此带来的和孙中山的关系问题，究竟该怎么处理才好？

但是霭龄不愿意父亲退缩，庆龄订婚的消息已经宣布，只有硬顶下去。她说，过不了多长时间，庆龄自然会回心转意。她会找到新的爱情，将那段梦幻般的经历忘掉。我们并没有得罪孙先生，他没有正式向庆龄求婚，没有向宋家的家长表示过这个意思，我们当然不知道他有过什么想法。一切都会悄悄平息，事后大家都会装得像没有发生任何事情一样，根本用不着顾虑。霭龄还建议父亲，为防止出现不测，应该把庆龄看管起来，在结婚之前不能让她随便活动。查理惊叫一声，这不跟山野村夫、封建顽固们的做法一样了吗？我们新式文明家庭里怎可以做出这样的事？霭龄微微一笑：是的，这做法是陈旧了一点，但过去那么多人家采用它，就说明它有效、管用。有效管用的就是好的，就不要再瞻前顾后。譬如我们的革命也是这样，要从袁世凯手中夺回权力，什么办法管用就用什么办法，通过国会选举能牵制他，就谋求在选举中取胜；武力可以打倒他，就动用武力。我们办事都是先考虑效果，而不是先考虑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什么办法都可以用……

查理又征求妈咪的意见——自从倪桂珍生下六个孩子，查理便随了孩子们，也开始称呼妻子为妈咪。妈咪是家庭中的铁腕人物，对孩子们要求素来严厉，查理没想到妈咪会比霭龄态度更激烈——查理没有想到霭龄的态度是掺杂了个人情感因素的，如果想到这一层，他也许早就能站在庆龄的立场上慎重地考虑——没有想到妈咪只说了一句“基督保佑！”查理感到全家人忽然都成了哲学家，庆龄是理想主义，霭龄是实用主义，自己是“违心”主义，妈咪呢，好像是虚无主义。她说的更像是一句禅语，只是自己一时猜不透。基督保佑，保佑什么？保佑对庆龄采取软禁吗？保佑庆龄的追求实现吗？查理实在感到犯难了。

事实上庆龄被软禁起来了，现在她完全失去了自由，被关在房子里，由女仆看着，不许离开房间半步，不许和外界接触，只等着成亲的日子。庆龄悄悄地给孙中山写了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待在家里还是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她的女仆同情她的境遇，站在了庆龄一边，把这封信秘密地带出去送到了邮局。

假使没有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就落在了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就要完全重写了。

庆龄失踪，孙中山心急火燎……

几天来，庆龄不来上班，孙中山已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了。他派人去宋家打听，得到的消息却使他大吃一惊：宋家举家回国，庆龄被挟持，情况不明。

此时，孙中山与庆龄的事已经达到半公开的程度。对于党内和各方面的反对意见，孙中山毫不理睬。他坦率地发表个人的看法说：“我孙中山不是神，我是人。”“我是革命者，我不能受社会恶习惯所支配。”他义无反顾地表示：“我家我国，我家我妻。”这些肺腑之言，表示了一个真正革命者对待爱情、婚姻的光明磊落和坚定负责的情怀。

孙中山离不开庆龄。那不是空喊，对于孙中山来说，革命也需要她。宋庆龄，20世纪一个伟大的女性、一个不可多得的姑娘！她的纯真个性，更多地来自宋氏家庭那种特殊的物质、文化与精神生活氛围。浓烈庄重的宗教气氛，诗情画意般的田园生活，优雅和谐的家庭亲情，美丽动听的美国民歌，婉转悠扬的钢琴音乐，一帆风顺的成长经历以及无忧无虑的物质生活等等，都给庆龄的气质和性格注入了那种纯真、质朴、美好、善良及理想主义的诗化成分。

在庆龄离开的那些日子里，孙中山只要一闭眼，庆龄就亭亭玉立在他面前。回忆庆龄在身边工作的日子，她给了他多少支持，分担了他多少忧愁。他托付给她的不但有日常事务，还有他的秘密通信。他经常对时局发表真知灼见，使她受到有关中国革命的教育。她也能写出漂亮的文章来。理想使他们献身一个目标，工作使他们不知疲累。如今庆龄离开，他一下觉得少了许多东西，实有“人去楼空”之感。他常陷入沉思状态。他原本是个爱读书的人，现在变了样，常是打开书本，眼睛却凝视别处，心猿意马，甚至不思饮食，脸庞明显消瘦了一圈。

房东梅屋夫人是个热心肠的老太太，很担心他的身体，做了不少营养丰富的菜肴。中山夹了两下就放下了筷子。梅屋夫人忙问，是不是身体不舒服？我做的饭菜不合口味？中山摇头不答话。梅屋夫人看出了门道，单刀直入地问，是不是患了相思病？他沉默了一下，真实地回答：“庆龄是位好姑娘，也是我的好帮手，我忘不了她。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孙中山也是爱交流思想的痛快人。接着，他又向梅屋夫人披露了多日心中的郁闷和矛盾。他说：“卢夫人是我的结发之妻，我们的婚姻是父母包办，她已给我生育了三个儿女，这是中山永远不能忘记的。但是为了中国革命，我长期在外奔走，与卢夫人长期分居，她不同意我对事业的选择，想把我缚在家里，守着她。这是不可能的。再加之，她过于保守，我过于反叛，性格兴趣不一致，徒有夫妻之名啊。说实在的，自己不应该有那种非分想法。但是，我又无法扑灭胸中燃烧的对庆龄的爱情。有了庆龄在身旁，我感到踏实些。确实我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在我们日本国，爱情是个人的自由，别人不好说什么。只要你个人认为是幸福，就应该大胆追求。”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热情所感动。

“那你们二人定下来了吗？”

“我已下了决心与卢夫人分离，与庆龄结合。”孙中山回答道。

“不过，我要提醒你，与年龄相差悬殊的女人结婚，是要折寿的，不知你考虑过没有？”梅屋夫人又道。

“人活着的价值，不是为活着而活着。如果能与庆龄结合，即使第二天死去我也不会后悔！”

“想不到你是这样地爱庆龄！”梅屋夫人被孙中山的真诚所感动。“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可以成全你们，并协助操办婚事。”

“在日本结婚，是有法律条文的，要办不少手续。”接着梅屋夫人又与孙中山一一策划起来。“目前我先帮你置买家具，布置新房。而你呢，要办两件事：一是尽快与前妻解除婚约，二是派人把庆龄从上海接过来。日本的手续，我来帮着办，你说好吗？”

“谢谢夫人。”孙中山把全部的心意浓缩成这四个字。

于是孙中山立即派自己的贴身秘书朱卓文，去澳门原配夫人卢慕贞那里联系解除婚约之事。并带了孙的亲笔信，孙在信上明告，他打算同谁结婚以及为什么有这个想法等等。卢夫人理解他，据有人回忆，卢当时说，她不会写中文和说英文，连走路都不利索，因为她缠过足，所以她不能像庆龄那样帮助他。一日夫妻百日恩，出于对丈夫的关心，她基本上答应了。

事实上，这对夫妻婚后的关系一直是名存实亡。他们分别的时间比相聚的时间要多得多，双方的思想境界和观念意识一开始就不一样，以后差距越来越大。

正如孙中山所说，卢在一个方面确实帮助了孙中山的革命工作——为他解除了家室之累，独力把三个孩子抚养成人（尽管孙中山和他的哥哥孙眉经常寄款接济，这也是很不容易的）。但她的思想感情同他的不同。对孙中山来说，他的革命活动赋予他的生命的意义和动力，艰难险阻无所畏惧。对卢慕贞来说，这样去冒险犯难是很难理解的、完全不必要的，而且使全家人都会遭殃。因为按照封建律令，孙中山敢于反对“神圣的天子”，是大逆不道，他和他的妻室子女依法都应处死。为了避开这一危险，孙中山有时不得不把家眷带到或送到他流亡的地点。

辛亥革命之后，他曾把卢慕贞带到南京，分享胜利的喜悦。她看到他就任临时大总统，怎么也兴奋不起来，更多的是觉得不舒服。

1913年，孙中山在短暂的得势之后又戏剧性地跌落下来。这在卢看来是他们又要恢复过去那种到处躲避追捕的噩梦式的生活了。那一年她曾带着一个女儿到东京做短暂停留，不幸在一次交通事故中受了伤。卢觉得这不是一个好兆头。就是在葡萄牙殖民地澳门，她也觉得不是很安全。孙中山有很多敌人，独裁者袁世凯同清廷一样，到处派出间谍和杀手。

因此，卢慕贞同意孙中山找一个比她自己更适于一起生活的伴侣。她知道他已经找到这样一个伴侣，可以同他一起工作并随时随地照顾他，表示很欣慰，但她起初认为没有必要离婚——为什么这位新夫人不能做“侧室”呢？在中国古老的传统中，“侧室”不算是不光彩的地位，因为丈夫纳妾是完全正当的，并且常常是得到原配夫人的同意的。

但对具有现代观念的孙中山来说，纳妾是他要努力在中国消除的最令人厌恶的落后陋习之一。对受过美国教育的女青年宋庆龄来说，当然更是如此。孙坚决不同意这样做。

当朱卓文把卢慕贞带到日本来见孙中山时，经过孙中山的劝解，离婚的事情，在双方的笑声中，很融洽地解决了。双方签署了一份由东京著名律师和田瑞草拟的文件。

此事结束后，孙中山收到庆龄从上海发来的急函，详述了自己被禁的状况，希望孙解救。

面对这封信，孙中山心急火燎。他当即写了一封挂号信给在上海的老友宋查理。五天后，他又发了一封电报给庆龄，但音信皆无。万般无奈之中，孙中山便再次派使者朱卓文去上海营救庆龄。

此事能否办成？中山在焦急地等待着。

庆龄与中山喜结连理，有情人终成鸳鸯

1915年10月上旬的一天，朱卓文奉命前去上海解救宋庆龄。孙中山把他们父女亲自送上船，随着客轮启动，中山目视着朱卓文父女，把全部的希望寄托在他们父女身上。

朱卓文，孙中山的忠实秘书。他与孙中山是广东同乡，曾在美居住多年，后被中山先生召回。此人办事干练、机智，善于雄辩。中山先生的一些重大事务都是交给他操办，包括不久前去澳门，与中山先生的前妻解除婚约，干得十分漂亮，被中山称赞为：“人才不可多得，善解棘手之事。”

朱卓文听了中山先生的交代后，感到此事不比一般，但他还是愉快地接受了下来。富有心计的他，特意把女儿慕菲雅带在身旁，他认为：男人的缺憾应由女性弥补。有时，女人出面，往往会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慕菲雅聪明，她继承了父亲身上的优点。同时，她又是庆龄孩提时的朋友。她了解庆龄，庆龄也了解她。朱卓文相信，由他父女出面，即使再棘手的事也会成功。

果不出朱卓文所料，在他们父女到达上海的第三天，就通过小女与庆龄接上了头，并把孙中山的亲笔急信转给了庆龄。信中叙述了中山先生对她的情思以及要庆龄随朱氏父女立返东京，面谈要事。庆龄阅后，泪流满面，不能自已。同时，朱卓文还向她口述了孙中山与卢慕贞协议分离的经过，出示了二人签署的离婚协议书，还说他是离婚的证明人之一，令庆龄感慨不已。

接着，庆龄也当场表示：“我已不计后果了，眼下也不考虑那么多了。究竟怎么走，还请朱先生拿主意！”

“此事容我想想，操之过急，会适得其反。”

此后，他们又见了一次面，专门讨论走的方案。

在一个静静的夜晚，同情庆龄的女仆在外望风，一切都安排得周密，尽量做到万无一失。庆龄给父母留下预先写好的一张字条。因门被反锁，她偷偷地打开窗户，跳下阳台，利用床单结绳，顺绳坠下二楼，再越墙而出，坐上事先准备好的车子，神不知鬼不觉地直驶上海码头，与在码头上买好船票等候的朱氏父女接上了头。等轮船开启后，她才像笼中鸟飞上自由的蓝天。此时，庆龄才如释重负。她站在甲板上，理了理秀发，平了平心跳，遥望大上海的万家灯火，又望了望大海的远方，尽管夜色苍茫，但她却看到了希望。

此时，彼岸的孙中山也在日本东京向庆龄招手了。10月15日，庆龄回到了日本，下午1点50分，到达东京火车站。孙中山驱车前去火车站迎接她。

胜利是在重重困难中取得的。当两位封建反叛者面对世人拥抱时，他们露出的微笑，是向世人的宣告：胜利永远属于革命者！

第二天，即1915年10月16日上午，宋庆龄与孙中山在廖仲恺、田纯三郎等数人陪同下，十分愉快地到牛夯区袋町五番地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家中办理结婚手续。并由这位律师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誓约书签字后，和田瑞律师在家中设宴招待他们，以示祝贺。

下午4点半，他们驱车回到大久保百町三百五十番地的梅屋庄吉家举行茶点宴会作为公开的结婚典礼。

一切都是按照梅屋夫妇的安排，一切都是按照梅屋夫妇的布置。结婚典礼在梅屋家的二楼大厅里举行。在正面大楼的壁龛前面，八折金凤屏风，辉煌耀眼。左右两边是中国造的红木高低架，架上的青瓷大花瓶里插着盛开的菊花。菊花在日本象征着吉祥如意，而在中国象征着白头偕老。一切都显得隆重大方。

客人相继来到，总共有五六十人之多。其中有执掌日本政权的政界人士，有真诚地同情和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志士，也有当时表示同情孙中山、却企图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实现各自目的的人物。他们是：犬养毅、宫崎笸藏、萱野长知、头山满、内田良平、古岛一雄、小川平吉、杉山茂丸、寺尾享、佐佐木安五郎以及在日本的廖仲恺夫妇等等。接着，孙中山和宋庆龄乘汽车到来。

在一阵喜庆的鞭炮声中，新娘新郎下了车，缓缓步入大厅。宋庆龄戴着大花边帽，穿着一件粉红和淡绿花图案的裙子，衬裙透出白色，手里拿着一束花，显得十分俏丽动人。孙中山一身西装，和她手拉手进门来到中厅，由等待在那里的照相馆的摄影师从各个角度摄下他们的倩影。

客人们拥过来，向他们表示祝贺，然后大家围坐在新婚夫妇的两侧，接着由牧师宣布婚礼开始。在一阵“赞美诗”的音乐声中，由房东梅屋夫妇充当媒人，新郎新娘喝了梅屋夫人斟的交杯酒后，日本著名的男高音歌唱家犬养毅唱起了《祝福歌》。这以后，头山满站在中间，孙中山和梅屋、宋庆龄和梅屋夫人，分别喝了结为义兄弟、义姐妹的交杯酒后，在诗意的气氛下，酒宴开始了。来宾们频频举杯，频频祝福，把婚礼推向了高潮。

11月5日，头山满在上野精养轩主持有十多人参加的招待会上，向世界宣布了孙中山与宋庆龄这对革命者结婚的消息。招待会上展示了结婚仪式上客人围着新郎、新娘所摄的照片。孙中山的一些真诚支持中国革命的日本朋友，为孙、宋的结合感到由衷的高兴。

查理追女儿到日本时，婚礼已经闭幕

孙宋联姻，震惊了社会。首先在宋氏家庭中引起轩然大波。不但宋庆龄的父母亲坚决反对这门惊世骇俗的婚姻，就是在美国学习的子文、家中的子安、子良也加入了反对“孙宋联姻”的阵线，使反对者的一方声势更壮，而宋庆龄则越发显得势孤力单，应战不暇。面对家庭势力的强大压力，宋庆龄外柔内刚、坚强不屈的性格第一次得到淋漓尽致的展现。这是显示她这一品质的无数考验中的第一次。她声称她不会屈服于任何压力，即使这种压力是来自她所最亲爱的人。在“文斗”没有产生任何效果后，宋氏家庭决定用“武斗”解决问题。他们将她软禁在家中，不许她和孙中山见面；同时，采用一劳永逸的办法，先下手为强，为她另择佳偶。宋氏家庭面临着第一次真正的危机和分裂。唯有在美的美龄表现出同情和理解。这对庆龄来说，是多大的安慰呀！

在这场剑拔弩张的“两军对垒”中，庆龄毫不让步，对以虔诚的基督徒著称的母亲也毫不容忍。

如果太阳能融化高山上的冰雪，那么母亲的情怀就能打开女儿已关闭的心。虽然庆龄被关，但宋母断不了给她做点好吃的东西，亲自送去，也断不了常去房间看望她，以劝她回心转意。这一天，宋母不愿看到的事终于发生了：女儿不在了，留下了一封家书。宋父闻说庆龄逃走，也慌忙放下手中的筷子，跑到楼上，窗户洞开，床单被扯……他问仆人，仆人不知所云。宋家上上下下乱成一团。妈咪担心庆龄的安全；霭龄大嚷着：私奔，私奔！说一个姑娘家做出这种事，丢尽了全家的脸面。主张由她派人去把庆龄追回——她是完全可以办到的。查理否定了霭龄的意见，宋家的事只能由宋家的人自己处理，不能动用外人，更不允许青帮插手。霭龄知道庆龄这一去，事情已无可挽回，父亲又是这种态度，于是立即变了口气，反过来劝查理不要生气，顺水推舟成全他们好了。霭龄说，“这一来，以前一直和你称兄道弟的前大总统孙中山，就自动降了辈，成了你的东床女婿，今后再见面，你就是他的岳父大人了。”这句话大大刺激了查理，他对霭龄大发脾气：“先前主张采取激烈措施的是你，但你只出主意不出面；现在弄成了这个样子，又反过来装好人，说风凉话，好像一切都是我这做父亲的不是。”查理带着一肚子气要匆匆赶往日本。

“查理，你还有病在身，”宋母实在担心，“还不如让霭龄去好！”

“事到如今了，谁去我也不放心！”

查理在神户上岸后又换乘火车赶往横滨，他本是想来阻止这桩婚事的，但是却来晚了一步。他一路风尘赶到的时候，庆龄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迎接他的是一对新人幸福的笑脸。

那天下午，婚礼行将结束，查理赶到了梅屋庄吉的大门口，站在那里，气呼呼地高喊：“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请你们放我进去！”屋内一阵哗然。

梅屋庄吉夫妇很担心，欲出门劝解，被孙中山拦住了：“不，这是我的事情。”说完走向门口。梅屋庄吉还是不放心，紧紧跟在孙中山后面。孙中山慢悠悠地走到大门口的台阶上站定，稳稳地说：“请问，找我有什么事？”突然，暴怒着的宋查理平静了下来：“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拜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

爱激动的查理还是向两人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一言不发，庆龄向父亲做了解释，这一切均出自自己本心，父亲应为他们祝福而不是发怒！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给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律师作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查理接过来，只见《婚姻誓约书》是这样写的：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保持各自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在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立约人宋庆龄

见证人和田瑞（章）

耶诞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十六日

最后，宋查理不死心，又跑到日本政府请求，说庆龄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日本政府答复，手续齐全，合乎日本和中国法律，他们不能干预！

木已成舟，一切都无可挽回。查理怀着复杂的心情默默返回上海。他决定面对现实，向家人宣布：“庆龄已经和孙中山正式结合了。”

查理和妈咪为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张张扬扬送到日本，以此回答了社会上盛传的流言蜚语……

当父亲生病的时候，庆龄又从日本专程回到上海探望查理，以慰父亲的伤心，重叙父女亲情。想不到这竟是与父亲的诀别。

第十五章

协夫征战

结束流亡回国，携手献身“护法”

公元1916年4月27日凌晨5点，上海都市码头。轻烟样的晨雾还笼罩在黄浦江的江面上，远远望去，穿梭似的行驶着的轮船，显得模糊一片，只有一点一点的黑影子在移动。小火轮上的轮机声，随着晨风遥送过来。码头上的吊车，在“突突突”地吼叫，钢臂在淡淡的晨雾中晃动。随着一阵沉闷的叫声，一艘远洋客轮到岸了。旅客像流水般地走出客舱，步入码头。在这众多的旅客中，有商人打扮的一男一女，均身披风衣，头顶礼帽，眼戴墨色眼镜，手提黑皮箱，缓缓走上码头，与在码头接站的司机寒暄几句，便钻进车内，风驰电掣般地开往市里，绕了几个弯儿，进入法租界的环龙路63号（今南昌路59号）法文报馆二楼。

这一男一女不是别人，正是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和宋庆龄。他们为什么化装回国，夜间上岸？这里还需把形势交代一下。

当时，全国革命形势大好，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新婚后的宋庆龄更加积极、深入地投入了第三次反袁斗争，也叫“三次革命”。除了上海革命党人炸毙袁世凯死党上海镇守使郑汝成外，孙中山还成功地发动了一系列反袁起义。有些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洪流锐不可当。这时袁世凯策划的各省区“国民代表大会”投票推他称帝的丑剧使他复辟帝制的野心毕露。孙中山认为袁已“势成骑虎”，“亡在旦夕”。在这种形势下，孙中山认为必须“先发制人”。于是他与国内外革命党人的函电往返极其频繁：催促筹募经费，捐输军饷，整理党务，组织中华革命军，创办陆军速成学校（在菲律宾）等。尤其在12月下旬，得知唐继尧、蔡锷在云南通电全国，发起护国运动，反对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消息后，孙中山更加快了革命步伐。他急如星火，连续致电马尼拉、旧金山、火奴鲁鲁、香港、上海等地的革命党人，嘱令加速筹款，并发表了《讨袁宣言》。于是在1916年上半年，孙中山领导华南和华东地区又掀起了讨袁起义的新高潮，与西南护国军互为犄角，给袁世凯政府以沉重的打击。袁终于在3 月22日被迫撤销帝制。

此时，袁世凯江山危危，不攻自灭指日可待。但是，死老虎不免还有一跳，袁氏到处制造暗杀和白色恐怖。不是吗？就在庆龄到达上海前的一天，孙中山在上海的重要将领陈其美被袁世凯派遣的刺客枪杀就是一例。这位功勋卓著的陈其美，早在辛亥革命时，首先攻破大上海，次而又攻占南京，使孙中山得以在南京就任共和国临时大总统。他的遇刺所引起的震撼是可想而知的，作为孙中山夫妇不能不防。直到他们回国后的一个多月，即1916年6月 6日袁世凯在全国人民的声讨声中忧惧而死，继任总统黎元洪在孙中山的督促下，宣布遵行《临时约法》，恢复国会后，孙中山与宋庆龄方在上海由秘密转入公开。

袁世凯死去，“三次革命”终得胜利，白色恐怖终结，政治空气缓和。胜利祝贺着他们新婚夫妇。可是，在这喜庆的日子里，操劳过度，终日得不到休息的庆龄突然病倒了。当她醒过来的时候，已躺在著名大夫山田的急救室里，中山先生在一旁守护着。

“大夫，她的病？”孙中山急问。

“急性肠胃炎引起的高烧。”山田望了一眼中山，接着又道，“先生，请你放心。”

“需要多长时间？”

“从目前的情况看，她的身体很虚弱，高烧退下后，还要休息一段时间，辅以药物调理。”

庆龄在病床上度过难熬的二十多天，于8月中旬痊愈。遵照大夫的嘱咐，继续休息。同时在这段时间内，黎元洪走马上任，孙中山充满希望，国内政治稳定，形势一片祥和。基于这种情况，重义气的中山，同时也想到各地去看望一下老同志，了却长期流亡中的思念之情。中山决定陪同庆龄外出旅游疗养。

他们驱车先到了宁波。一周后又转到杭州和绍兴。这些城市都是我国风景名胜区，人文景观颇多，古文化的氛围浓郁。在西湖的长堤上，在宁波的莲花池旁，在绍兴小河流潺的民居里……他们是那样的惬意！新婚蜜月在恐怖中度过的庆龄，望着眼前的风景，心潮翻滚，生出不是新婚胜似新婚的感慨来。

“作首诗吧？”中山也来了兴趣。

“西湖远比阿巴美，吾爱祖国胜阿巴。”庆龄顺口而出。

“阿巴是什么地方？”中山不明白地问。

“就是美国佐治亚州著名的阿巴拉契亚大山。那里有山有水，风景迷人。”接着庆龄津津有味地讲起了在美的大学生涯，她们三姐妹结伴旅游的逸闻趣事，逗得中山仰天哈哈大笑。孙中山作为前任大总统，现今国会要员，每到一地都由当地政界官员陪同。其间，孙中山作了重要讲演，宣传形势，宣传共和思想。从保留下来的照片上看，微笑荡漾在他们的脸庞，青春在他们身上焕发，给人一种轻松愉快、向往追求幸福的印象。这种半公事半休闲的情人旅行，大概是庆龄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人们在幸福中往往要回忆那些在困难时给予自己帮助的朋友。庆龄回到上海后，便发出了两封文笔优美、叙述他们夫妇南下携手，旅游祖国山河，获得真情实感的信。一封发给日本朋友梅屋庄吉夫妇，是他们在她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他们操办了婚事；一封发给在美国留学的小妹美龄，是她在最困难的时候，站在自己一边，给予理解，给予支持的。没有这些，便没有她与中山先生现时的幸福。

他们夫妇回到上海不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烽火迭起，中国面临的首要问题是参战还是不参战，也是对《临时约法》能否得到遵守的一次考验。新总统黎元洪和大多数国会议员都反对参战，但掌握军权的内阁总理段祺瑞，拿了日本的500万“西原借款”，实为收买，一味主张参战，并在与各省督军密商后，置国会于不顾，一意孤行。这个军阀首领在北京横行霸道，各地军阀则在他们各自的防区内拥兵自重，成了“土皇帝”。

孙中山既无兵力，又无权力，但他有崇高的声望，所以他写的反对参战的小册子，在舆论界产生很大影响。认为参战无益的知名人物不止孙中山一位。许多不属于革命派的各种人物为了不同的理由也反对参战，其中有总统黎元洪、国务总理唐绍仪以及君主立宪派政敌康有为。国会没有通过参战议案。

面对抵制的力量，段祺瑞在1917年初夏——像早些时候独裁者袁世凯所做的那样——悍然践踏1912年颁布的《临时约法》，对德宣战。黎元洪因此下令将段免职，但结果自己却被“辫子将军”张勋所推翻。清王室又被从坟墓里请出来。名义上的王室首脑、12岁的溥仪又被宣布为皇帝。在得不到人民丝毫支持的情况下，他只在位12天，还不如袁世凯的时间长——83天。

这出闹剧正是军阀段祺瑞所需要的。黎元洪总统手下没有一兵一卒，不得不召他回来镇压“辫子兵”。段祺瑞再任总理，马上把这个倒霉的总统换掉，换上了一个驯服工具，并解散了国会。

革命出现了新的曲折，中山先生，你该怎么办呢？是屈服还是抗争？我们的中山先生，在宋庆龄的支持下，当然选择了后者——抗争。

孙中山著书立说，唤醒社会，指导革命，庆龄功不可没……

革命形势急促变化后，面对段祺瑞政府解散国会、践踏《临时约法》这一现实，孙中山夫妇重新振奋精神，寻找真理，继续革命。他们总结经验，准备理论，启发国民，唤醒社会。有一段时间，孙中山谢绝宾客，深居简出，完成指导革命的专著《孙文学说》《民权初步》和《实业计划》等书。

上海的莫里哀路29号（现为香山路7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是孙中山完成上述专著的地方。

这是一座小巧别致的西式花园别墅。正如美国挚友林百克先生描写的那样：一进大门跨进一个小小庭院就是一幢深灰色的两层小楼房。外墙上布满了爬山虎、紫藤等附墙植物。楼前向阳处，是一片正方形的草坪，三面围绕着四季常青的冬青、香樟以及玉兰等树木花圃。环境幽静，布局紧凑。住房不大，却简单实用。楼下是一间会客室和一间餐室，加上一个由四个高大圆拱护围、几乎横贯楼房东西的、长廊式的阳台。这个奇巧的阳台，使这幢古朴的建筑与美丽的小花园浑然一体。人们在紧张的工作读书之余，在此小憩片刻，顿使人有心旷神怡之感。楼上有藏书室兼办公用的读书室、卧室、浴室和二间招待客人临时住宿的房间。——所有这些，组成“一个最安适而不华贵的住宅”，适合于孙中山与宋庆龄简朴的生活。

历史不会忘记。庆龄为了支持丈夫发愤著书，曾陪中山先生在这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的夜晚；为查阅资料，庆龄跑遍上海各家书店，采购有关书籍和资料；为澄清一个史学问题，庆龄不知跑了多少路，向友人发去了多少信函；有时为确立一个观点和准确的提法，他们共同探讨，一坐下来就是几个小时。中山先生的写作是严肃认真的，庆龄誊写稿件也是异常认真的。此外，庆龄还负责中山先生的膳食安排，亲自采买，精心调做，尽量做到补脑健身。

可以想象得到，中山先生已是50开外的人，在短短的几个月内，成功地完成了有关革命理论的三部著作，没有庆龄的热心支持和襄助，是难以完成的。正如中山先生事后所说：“我的三部理论专著浸透了庆龄的心血。与其签名是我的，不如说还有她的一半功劳。”

有一天，四位崇敬孙中山的旅美华侨来家做客，庆龄做了一桌简朴的菜肴招待了他们。席间，他们谈起中国革命的现状，也谈到了中山先生废寝忘食的写作，以及生活细节，其中包括现住房子租金每月65美元。谈着谈着，客人流泪了：没想到做过中国历史上第一任大总统的孙中山，连属于自己的房子都没有。客人临走时甩下一句话：“这幢房子我要买下来，送给你们夫妇二人，以表示我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和真诚的支持。”

不久，这句诺言便成了现实。从此，这对革命夫妇在上海才有了不缴房租而归自己所有的住房。后期在中国革命最需要资金的时候，庆龄又与中山商量，卖掉此房，支援革命，彻底实现了那四位友人对中国革命的直接支持，充分展示了这对夫妇的革命风采！是啊，在中国人民大众处在水深火热之中时，他们夫妇坚持不要孩子，连生命都置之度外，还有什么不可牺牲的呢？中国革命为有这样的赤心儿女而感到自豪、骄傲！中国革命的进程，无论还有什么艰难险阻、急流漩涡，都不能使他们裹足不前！

没有革命的理论便没有革命的行动。他们夫妇二人再次全身心地投入到“倒段护法”运动的洪流中去。接着，孙中山先向北洋军阀政府段祺瑞发出了最后通牒：如果不遵守《临时约法》，他将建立一个护法政府与之相对抗。护法政府的目的是要用“真共和”来代替“假共和”。

1917年7月，在孙中山的策划下，上海的一支海军先遣队共七艘军舰宣布起义，拥孙反段。这件事的成功同宋庆龄有直接关系。她同何香凝一起，对舰队军官的夫人们做了许多鼓动工作，通过她们来影响这些军官。

在这支舰队的护卫下，孙中山和宋庆龄，还有一大批支持者，包括百余名被段祺瑞解散的国会议员，于1917年7月6日离沪赴穗。他们很快在广州举行“非常会议”，决议成立护法军政府，选举孙中山为大元帅。

但这个政府从1917年中成立，不到半年，就因军阀内讧而解体。1918年5月4日，孙中山辞职回沪。他愤怒地指责所有南北军阀都是“一丘之貉”。

革命形势在不断地变化着。1920年9月的一天，在沪的孙中山突然收到桂系军阀陈炯明来电：欢迎中山到穗任职。接到此电后，中山先生心里十分矛盾：去吧，自己是被他们排挤出来的人；不去，又是盛情难却。再说，上次去穗，手中没有真正军权，正如人们所说：军政府没有军队，军队眼里没有军政府。教训何其沉痛。好在这次陈炯明把粤军交给自己来指挥。他对陈早有了解，此人1909年加入同盟会，对革新和进步的目标非常热心，并且在孙中山前一段任广州护法军政府大元帅期间显得忠心耿耿，为孙所器重。经过反复权衡，革命者不以失败为退步，孙及时复电应允。同时劝说陈的军队从福建立即回广州，为重振护法运动打下一个牢固的基础。陈照做。广州民众苦于外省军阀的盘剥，对陈部回师大为欢迎。1920年11月，孙中山偕庆龄及一些政界老友再度乘军舰离沪返粤，受到陈部的热烈欢迎。

第二次孙任职广州政府时期是繁忙而又多事的。他一到广州，便重新召开国会，建立的政府不再称军政府而是宣布为民国的合法政府。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就任“非常大总统”，并同宋庆龄一起检阅了10万市民的庆祝游行队伍，随后又亲自参加了游行。这一天，在广州纵贯南北的一条大街上，奔流着一股各色人的怒潮，他们用震动大地的呐喊，回答桂系军阀的炮声。队伍浩浩荡荡，看不见它的尾部。它的尾部在时时加长，它沿路吸收了无数人进去，着长衣的和短衣的，男的和女的，老的和少的。有些人，在队伍旁边，手里拿着许多传单分给路边的看客，也和看客们说些话语。忽然，震天动地一声喊——

“中华民国合法政府万岁！”

“实行共和，建立共和！”

“民权主义万岁！”

……

晚间，中山和庆龄又一起观赏了广州人喜爱的灯会。精致的彩灯，造型各异，色彩缤纷，竞放光辉，令人大饱眼福。

一个月后，战火重起。

总统孙中山下令要打倒桂系军阀陆荣廷的势力，顷刻，广东和广西两省之间爆发了战事。孙中山指挥军队迅速攻占广西主要内河港口城市梧州，直捣桂系老巢。

在广州，庆龄则发动妇女，组织了一个“出征军人慰劳会”，支援前线，庆龄自任会长，何香凝任总干事。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是中国妇女运动史上第一个慰问义师的组织。“慰劳会”成立后，宋庆龄即偕同何香凝辛苦奔走，向社会各界募集经费和慰劳品。由于各方人士大力支持，踊跃捐款，很快就募集到十几万元，担任“慰劳会”会计的廖梦醒为管理捐款不得不每天奔跑于银行。宋庆龄偕同何香凝携带捐款和物品，率领慰劳队亲赴广西梧州前线，慰问讨桂部队，给予官兵们很大鼓舞，增强了他们的战斗力。仅短短三个来月时间，出征军队就占领南宁和桂系的最后据点龙州。陆荣廷溃逃越南，“两广”终得统一。

桂林之战，夫当统帅，妻当会长，相映生辉

1920年11月底的一天。

桂林北伐军大本营指挥部内，总指挥孙中山先生在主持一个参议会。大家正沉浸在讨桂之战结束、“两广”统一的胜利喜悦之中。此时，孙中山站起身来，在战区形势图前踱着脚步，突然停了下来：“讨桂之战的胜利只是第一步，打倒北洋军阀，统一全国，实现民主政治，才是我们最大的目标！”

接着，他用指挥棒指点着地图：“仗要一个一个地打，北洋军要一口一口地吃掉。目下，我第二个目标，由桂出师北进，消灭湘系军阀赵恒惕！”

为支持丈夫的北伐事业，身在后方的宋庆龄，此时也在广州主持一个重要会议。她们在“女界出征军人慰劳会”的基础上，联系姐妹们又成立了“红十字会”。大家推选庆龄任会长。12月6日，“红十字会”由庆龄率队离开广州，随在后勤部队之后，直奔桂林北伐大本营，直接参与部队伤员的救护。部队行进到昭平，突遭陆荣廷遗留下来的土匪部队的袭击。“姐妹们卧倒！”庆龄同士兵们一起英勇沉着地将匪军击退。她们一路边走边打，历时半个月，于12月21日抵达桂林，与大部队会师。夫妻相见，孙中山紧紧握住庆龄的手：“你们女将辛苦了！”

“你们前方不怕流血，我们后方还怕流汗吗？”庆龄莞尔一笑，同时也把路上的情况向中山做了汇报。

“你不害怕吗？”孙中山笑问。

“当时处在那个情况下，姐妹们知道怕也无用，所以什么也不怕了。”

接着，孙中山又详谈了挥师北伐的准备和前景。由于激动，一谈就是下半夜了。

第二天一早，宋庆龄陪同孙中山到前线视察地形，每当发现宜于攻守的险要地段，孙中山都要作战参谋做详细记载，标在图上……

在桂林的日日夜夜，他们夫妇是繁忙的。庆龄在盐道街艺术学校召开妇女座谈会，还邀请了孙中山参加，号召姐妹们积极行动起来，砸碎封建枷锁，和男子一样参战。庆龄的演讲，极富感染力，颇如一篇抒情的散文，发自心腹，真切感人。桂林的姐妹们，也纷纷报名参加中国国民党。桂林国民党由原来的一名党员，迅速发展到二百多名。最后，在宋庆龄的提议和倡导下，成立了“桂林市妇女会”，作为全市妇女组织的领导机构。在庆龄的组织下，桂林妇女界的支前工作轰轰烈烈地开展起来，整个形势一片大好。

大军未到，粮草先行。当北伐军前锋部队进入湖南境内时，孙中山又遇到了意外的挫折。当时留守在广东的陈炯明对孙中山的北伐之命，不但阳奉阴违，断绝北伐军的后方接济，而且勾结湘军赵恒惕，阻遏北伐军的前方通道，不许其假道湖南北进。此时，孙中山才看透陈炯明的庐山真面目，原来也是个半革命的地方势力保护主义者。无奈间，孙中山于1922年4月8日回师广东，移设大本营于粤北韶关，准备改道江西北伐。宋庆龄率红十字会也从桂林移师韶关，听从调命。

在韶关时，当庆龄怒说陈炯明不义时，孙向庆龄讲了陈的来历：陈炯明率领的粤军，原是1917年孙中山主持军政府时广东省长公署的20营警卫军。在改为孙中山大元帅直辖的粤军时，曾遭桂系粤督莫新荣的反对。经孙力争坚持才得以成立，并由孙亲自任命陈炯明为总司令。这支军队后被桂系排挤到福建，孙也回到了上海。在粤军十分困难之时，身处逆境的孙中山竭力保护，不仅派中华革命党多名得力干部前往襄助，还经常拨款接济。正是由于孙中山几年来的苦心扶持，粤军才逐渐壮大起来。可是，陈炯明忘恩负义，在孙中山继续北伐、希望统一全国时，竟唱起了“保境息民”、“联省自治”的反调来，致使孙中山大伤脑筋。此时，孙中山还对陈保留着一线耐心劝说的希望。可是，一个又一个危险信号接踵而来：

1922年3月21日，由孙中山任命做陈炯明参谋长的革命党人邓铿在广州火车站，遇刺身亡；

1922年6月14日，陈炯明私自囚禁孙的亲密战友廖仲恺。

……

同时，孙中山联想到其他类似事件，如1913年宋教仁的遇刺，1916年陈其美在上海的被害以及1920年朱执信在广州策反桂系军队时被杀等。从以往的教训中，他似乎觉察到一个不祥的征兆。但是，为人忠厚的孙中山，为做到仁至义尽，决定去广州劝说。不过，他已有防备，随身带了50名卫兵。

炯明反叛，庆龄蒙难

孙中山和宋庆龄进入广州的总统府，刚刚送走来穗看望他们的大姐霭龄和侄女洛士文，1922年6月16日夜里，陈炯明的炮声就跟了过来。那炮弹似流星般带着呼啸，拖着长长的火尾，从四面八方飞往总统府。一时间，总统府周围成了一片火海。炮弹爆炸的声音震耳欲聋，随处开花，映红夜空；炮声、枪声、惊叫声、交战声汇成一片；狂风作祟，火苗作浪，使燃烧着的房间楼阁顷刻化为灰烬。

显然，这是一场事先有组织、有预谋、有计划的反叛。指挥者便是孙中山信任的粤军司令官陈炯明。陈炯明在外围督战，命令尖刀分队一梯队一梯队地跟上，摧毁要点，使孙中山无藏身之处，连同夫人宋庆龄，一同全歼。并扬言有漏网者，拿人头相见。

从第一声炮声响起，孙中山似乎有些清醒：在凌晨2时，他曾接过一个电话，说陈军将攻本宅，催速整装逃出，即刻进入战舰，在舰上可以剿平叛变。电话刚放下，炮声即响，先是零星，后是遍地开花。

孙中山无比愤怒：祸患生于肘腋，干戈起于肺腑。陈炯明已是今非昔比，恩将仇报。谈判说服已是梦想，消灭自己才是真心。接着他一面指挥卫军，固守总统府，自己也做好了尽忠祖国的准备：“如力不足，唯有一死，多少同胞战友先我而去，虽死无憾。”

这时，宋庆龄从容进屋，虽是万危之中，仍处变不惊，不失大家闺秀之风。众人劝中山撤离，苦口婆心，场面感人肺腑。“中山，你快撤！”庆龄也站到了众人的立场上。

“庆龄，我们同走！”中山不放心。

“这样目标更大更危险。”庆龄急说。

“那么你先走！”中山知道庆龄怀有身孕，这是她结婚七年来的第一次，也是一生中唯一的一次。

“我求你了，中国可以没有我，不可以没有你！中山你答应我吧！”面对危急时刻，庆龄几乎声泪俱下。

外面的枪声一阵紧似一阵，炮弹不时在周围爆炸……

“好，我先走！”孙中山终于应允下来。说完向夫人审视一眼：“保重！”接着又决定把全部卫兵留下掩护庆龄，自己只带二位卫兵冲进了夜色中……

须臾，炮弹又落到房前，形势十万火急。此时，庆龄并不担心自己，她担心的是中山先生的安危。中山走后半个小时，忽又枪声四起，如炒豆般地向庆龄住宅射来。庆龄住宅是龙济光所筑私寓，位居半山腰，四周树木丛生，一条桥梁式的封闭过道，宛如一条空中走廊，长一里许，蜿蜒由街道及住房之上经过，直通观音山总统府。叛军占据山头，居高临下，左右夹击，向庆龄住宅射击，高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庆龄异常镇静，示意卫兵暂不还击，因为四周漆黑，敌情不明。

黎明时，卫队开始用来福枪及机关枪与敌人对射。因卫队经过专门训练，个个都是神枪手，击毙敌人不少，也给其嚣张气焰以压制。敌人见枪射效果不佳，便用野炮向宅中轰击。突然一声爆炸，庆龄里间澡房中弹起火。此时，卫队伤亡已有三分之一，但其余的人，仍英勇作战，毫不畏缩，誓与庆龄同生死。有一侍仆见势危难，从庆龄身边冲了出去，爬到高处，挺身而战，一连击毙了许多敌人。这时，庆龄命令卫队停止还击，只留几盒子弹，等候着最后的决斗。

此时情势，强留已没有实质意义。这时卫队叶挺营长站出来向庆龄报告：“请夫人下山，不然我们要全军覆没！”其余卫兵已伤残不少，皆劝庆龄下山，此为唯一安全之计。

“好，我们下山。”庆龄望着伤残的卫兵，从不流泪的她此时已泪水潸潸了。

在忠诚的卫兵掩护下，先是一阵机枪扫射，接着庆龄就离开了住宅。姚观顺副官长（孙中山的侍卫）在前带路，庆龄在后，两位卫兵掩护随之。突然间，正前方有机枪封锁扫射，头顶流弹飞鸣。姚示意庆龄卧倒，借两旁夹板掩护，匍匐而进。行至夹板击毁之处，没有掩护，他们只好鱼跃而过，跟着就是一阵哔哔剥剥的枪声。在经过这一段之后，姚副官长忽然高叫一声倒地。庆龄连忙过去，一看他血流如注，一粒子弹穿过他的大腿，击中一条大血管。庆龄立即命两个卫兵把他抬着走。片刻，只听“轰隆——”一声巨响，转身望去，刚走过的“空中长廊”已经落下山崖。这时，他们才感到：苍天有眼，实是不幸中之大幸。在枪林弹雨中，经过曲曲折折，他们最后走完这条通道而进入了总统府的后院。

这时总统府四周也是炮火连天，更为不便的是附近都是民房，所以房内的士兵不能向外射击。

庆龄示意卫兵把姚观顺抬进一间房屋，赶快包扎抢救。两个卫兵加快脚步，走进附近一间房屋。姚副官长剧痛难忍，庆龄不忍相看。最令人激动的是姚副官长还在安慰庆龄：“夫人，将来总有我们胜利的一天！”说完便闭上了眼睛……

自早8时至下午4时，他们一直处在炮火连天的地狱中。流弹不停地飞过，留在房间的危险更大，庆龄决定再换一个房间。就在他们离开房后的顷刻间，一颗炮弹飞来，正中房顶，房顶整个陷下。而他们刚到的房间又是弹火冲天。此时的庆龄已准备随时牺牲。恰在这个当儿，一向恪守中立的魏邦平师长派一军官来商议条件。庆龄的卫兵提出的第一条就是保证庆龄平安。但是那位军官说他不能担保庆龄的安全，因为袭击的不是他的军队，而且连他们自己的官长，都不能约束。正在说话之间，前面两扇铁大门“哗——”一声打开了。敌兵一轰进来，庆龄的卫兵子弹已竭，只好将枪放下。四周的敌兵拿着手枪刺刀指向庆龄，登时就把她手里的一些包裹抢去，用刺刀挑开，大家便拼命地乱抢东西。她乘这机会逃开，直奔入两队对冲的人丛里，一队是逃出的士卒，另一队是由大门继续闯来抢掠的乱兵。幸而庆龄头戴着姚副官长的草帽，身上又披着中山先生的雨衣，由那混乱的人群里脱险而出。

出大门后，又是一阵炮火，左边来了一阵乱兵，庆龄一行只好穿东走西曲折地向巷里逃。这时庆龄再也走不动了，突感腹部剧痛，便对两位卫兵说：“我恐熬不过去了，请你们把我枪毙了吧！”万般无奈，两位卫兵一人抓住一边肩膀扶着她走……四周横列着的都是死尸，有的是士兵，有的是居民，胸部中弹、断腿失臂地横陈在街上的血涡中。

正走时，忽有一队士兵由小巷奔出，向他们这里射击。庆龄示意大家伏在地上装死。那些乱兵居然从身边跑过去，到别处抢掠去了。过后他们爬起来又跑，卫兵劝庆龄不要看路旁的死尸，怕她看后要昏倒。过了半个小时，枪声渐少、稀落，他们跑到一座村屋，把那闩上的门推开躲入，屋中的老主人因为怕受连累挥手要赶他们出去。正在此时庆龄昏倒。醒过来时，两位卫兵正在给庆龄烧热水，用扇子为庆龄扇风。一名卫兵出门去观察动静，忽有一阵枪声，卫兵中弹倒地。屋内的卫兵赶紧把门关闭。

枪声沉寂之后，庆龄化装成一村妪，卫兵扮作贩夫，离开这村屋。过了两条街，庆龄拾起一只菜篮及几根菜，便拿着走。也不知跑了多少路，经过触目惊心的街上，他们才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过夜。这间屋子早已被陈炯明的军队搜查过，但是庆龄再也无力前进，就此歇足，庆龄通宵闻听炮声。直到听见战舰开火的声音，这时庆龄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了……第二天，庆龄仍旧化装为村妪，逃到沙面，在沙面由一位铁工同志替庆龄找一小汽船。庆龄与卫兵才到岭南，住进友人家。

在河上，他们看见满载抢掠品及少女的几只船，被陈炯明的军队运往他处。后来听说有两位相貌与庆龄相似的妇人被捕监禁。正巧庆龄离开广州那天下午，庆龄所借宿的友人家又被搜查。晚上，庆龄终于在舰上见到中山先生。

第十六章

哈佛学子

宋子文的哈佛梦

热爱是成功之母，成功是热爱之初。

作为“哈佛”的硕士生，宋子文到纽约国际银行见习上班后，他的心情是惬意的。因为这是当代世界金融中心，并且位于繁华的曼哈顿的华尔街。他要将多年学习的理论付诸实践，实现自己的理想和人生价值，继承父辈的伟业，做中西经济贸易的代理人，为落后的祖国崛起而迈开自己人生的第一步，亦是重要的一步。

西方人办事崇尚高效，以时间高于金钱的观念，令那些银行的大小职员们，不要说工作，连吃饭、走路、说话都是快节奏的。这是令东方人不可思议的。

宋子文作为国际银行的小职员，主要办理华侨、华商向中国亲眷和在国内兴办的企业汇款事宜。按理说这项工作并不十分复杂，但他却干得认真。当时中国华侨在美国拥有相当数量，其中不乏大款，子文均与他们结下深交。这为他日后回国，实现自己的理想打下坚实的基础。也对他了解国际金融业务，提供了见习的舞台。

宋子文的工作是忙碌的，只有每天的傍晚是属于自己的。送走了华侨商客们，整理完卫生，在院子里洒上清水，在自己的房间摆出那张活动的桌椅，打开自己的公文包，便埋头学习，或做笔记，或去近郊的哥伦比亚大学听课等。

平心而论，要做到工作、学习两不误是不大容易的。

心中大志在，何求办不到？宋子文靠他的勤奋和天才，每天都与时间赛跑。工作不误，学习良好。有时，他还能抽出时间，去看望在那里学习的小妹和子良，给他们些零花钱。实际上美龄不缺这些钱，但表明了兄对妹的小小情谊，美龄也是高兴的。每次她都感谢地收下，并问一些牵挂的心事。

“家里来信了吗？”美龄问。

“二姐来信了。”子文道。

“OK，说了些什么？”

“爸妈都很好，二姐当了孙叔叔的秘书。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已成了爸爸的事业。大姐已与哈哈孔结婚。爸爸还说要来美国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筹款等等。”

“关于爸爸要来的事，昨天我也收到了妈咪的信。关于大姐、二姐的消息妈咪并没告诉我。”

只有这个时候，他们才感到“家书抵万金”的重要。

兄妹分别两年后，也即是1917年，宋美龄从韦尔斯文理学院毕业，子良还在哈佛攻读学士。宋子文也在哥伦比亚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真正做到了工作、学习两不误。也许是上帝的安排，在祖国的召唤下，在宋父催促下，兄妹二人顺利完成了他们在异国求学的任务，结伴回国，弟弟子良把他们送上了船。

新的征途在等待着他们，摆在子文、美龄面前的将是怎样举起手来迎接。祖国啊，一提到您的名字，就令海外赤子热泪盈眶。大海扬波，掀起山一样的巨浪，宋家兄妹的心却早已飞回了东方。

应该说，宋家六姐弟的西方求学像一场富有戏剧性的接力赛，每个人都是接力棒的受棒者和传递者，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权利和义务。这场“接力赛”既培养了子女的独立自重，又培养了兄妹间的深厚友谊和学习间的比赛，这也是他们一生受益不少的。

应该说这也是宋家父母的刻意安排。

宋家父母第二项刻意安排是让三兄弟全部学经济，因为他们认为中国的落后完全在经济建设。

在子良经济学士毕业的时候，宋家父母在朋友的帮助下，已为老儿子安办完哈佛大学经济学院的一切入学手续。说实在的，在三个女儿当年求学时，他们二老没有落泪，可是当老儿走上船时，二老却热泪盈眶。他们显然老了。和二位哥哥相比，子安从出生到成人，身体就比较羸弱。他们更多担心的是子安的身体。因此他们二老在子安的身上就没更多的加负担：“不要像你大哥、二哥一样，非要拿个经济学博士文凭来，有个经济学学士就行了。”

应该说这也是宋家父母的因人施教，实事求是。

不久，在异国他乡的美国，宋子良迎来了小弟宋子安。他们兄弟二人在哥哥子文打下良好基础的学校里学习，有如神助，处处受到人们的关心和照顾。他们兄弟二人互助鼓励，在生活上互助关照。兄弟二人比翼齐飞，把兄姐们好的经验和传统继承下来。

父亲寄来的钱，子良总是多拿出一部分给子安。子安的衣服和帽子都是子良为其买的。和哥哥子良相比，子安多了依赖性，少了开拓性，因此在后来事业的发展上，也与哥哥子良有差距。

每逢假期，子良常带子安去旅游去爬山。有时候，还带小弟去探险。他们常常玩得尽兴。每到这个时候，子安心里总想着哥哥子良毕业的临近：“二哥，我真怕你走！你走了我可怎么办呀？”

子良哈哈笑道：“当初，我也和你一样，真怕子文哥哥走。后来他走了，什么事也没有。每个人都要有这个过程的。我相信小弟比谁做得都好。”

“二哥，阿爸来信说，不是要来美国看咱们吗，什么时候来啊？”子安歪头问。

子良回答：“就在这两天吧。”

“阿爸来我请客！”子安高兴地跳了起来。

子良摊牌道：“我要不分你那么多的钱，你能请得起客吗？”

子安伸了伸舌头道：“请客也有你哇，我一并感谢还不成。”说完又扮了个鬼脸。不一会儿，他取出小提琴又跳又弹又唱，子良也用手掌击着拍子。

一个周末的早晨，查理带着一大堆好吃的东西来看望儿子了。父子相见，是一场亲情的会餐。尤其是子安，高兴地问这问那，父亲一一都告诉了他。

“妈咪的病好了吗？”

“好是好不彻底了，因为不是一会儿半会儿得的。不过，经过马克大夫的精心调理，比以前要好多了。”

“你这次来美，还有其他事吗？”子良也问。

“看看你们，了却心愿，这是其一；其二我还要为孙大总统筹措革命的资金。等革命胜利了，你们都有可能做中国的财政部长。中国要建设，特别是经济人才更缺，所以要求你们三兄弟要好好学习知识，报效祖国。我这次在美的时间不会太长，与一些朋友会会面，如果你们有时间也尽量参加。他们中间不乏学经济的，他们的实践经验是你们一生都学不尽的。”

说到这里，子良、子安都表现出浓厚的兴趣来：“经济讲究资源，我们愿意接受爸爸的人力资源。只怕爸爸高兴地会朋友，把我们兄弟给忘了。”

后又谈到孙中山，子安又问起二姐来，查理回答，她很好，她很爱中山的革命事业。这时子安也向父亲表示说：“今后，我也要像二姐一样，追随孙中山的事业。”查理说，“你大哥子文也在争取献身孙中山的事业。我已经给你二姐说了，二姐正在推荐，说要做广州革命大本营的秘书。等你们完成学业，我要把你们兄弟都送给中山先生的革命事业。不过，爸爸希望你们现在好好学习，打好基础啊。”子良回答，“阿爸你放心吧，我还要读博士哩。”子安也不示弱，“我也要读博士哩。”

查理笑了，说，“你们三兄弟有志气，我宋家要出三个博士，爸爸高兴，掏钱也痛快！”说完打开黑色的手提包，拿出一沓崭新的美元来：“这是我的博士培养费用！”子良、子安都会心地笑了，“阿爸你就放心吧！”

送走了爸爸，兄弟俩又投入到书山书海的学习中，为那经济学博士文凭。

“汉冶萍”公司的管账

像鸟儿一样，三兄弟中，先是大哥子文带着经济学博士的头衔，回到了国内。

这时的国内形势已有所缓和，孙中山先生所领导的革命大本营，已由日本转移到国内。宋氏一家人也结束了流浪生涯回到了上海。在举国讨袁声中，袁世凯这个窃国大盗，在国人的一片唾骂声中一命呜呼。此时，有人认为，袁贼已死，天下太平。而宋父自有主见，对形势并不乐观。他主张为恢复约法应继续斗争，并积极协助孙中山先生起草《恢复约法宣言》。

尽管头顶乌云翻滚，军阀混战一团；尽管革命的前途还很茫然；尽管宋父心里还像那翻滚的乌云，并不平静。对于子女的留学归国，为宋父和家人增添了亮光和喜色。晚餐，妈咪让仆人做了几个菜，加了法国葡萄名酒，以示欢迎子文的“海归”。全家围着餐桌，谈笑风生，尽享天伦之乐。

“爸爸，我的工作……”宋子文抹抹嘴角问。

“本来，我想让你留在身边，统管财务，一起为革命做点工作。这也是我送你留学的初衷，大概你也知道。”说到这里，宋父叹了口气，“形势不由人啊！国家已成这个样子，国将不国，军阀混战，烽火连天，不要说搞经济，就是连性命也难保全。国乱则民不安。爸爸已经与孙先生捆绑在一起，以立国兴邦为己任，铲除军阀割据，实现天下大同。可是这个路还要走很长很长啊！加上花盆难栽万年松，关于你的工作一事，我已考虑很久，准备先让你去汉冶萍公司。这个大公司，在国内外声誉很高。希望你能进去，发挥你的才能，帮助他们把公司搞好，做出些成绩来，让阿爸看看。”

“阿爸，我听你的安排。”宋子文显得有些激动。

“不过，盛总裁还没有给我最后回信。我相信多年的至交，他会给面子的。”宋查理说到这里，站起来：“由小到大，先从小来，一个人连一个厂都治理不好，难成国家栋梁之才！子文，我说得对吗？”

“是，阿爸。我相信我的知识和异国关系，一定能胜任的。阿爸，请你放心。”

宋父打量着西装革履的儿子，精神抖擞，因酒喝得多了些，满面红光。在儿子身上，他看到了自己的血脉和希望。“OK，老爸现在就给盛总裁去电催问。”

“谢谢阿爸。”

“你若是干得好的话，等革命胜利了，我向孙先生推荐你当国民革命政府的财政部长。再说你是美国的洋博士，美国人也会推荐你。中美关系要好，美国人需要我们宋家，中国人也离不了我们宋家。这不是吹，这是老爸的眼光！”

“阿爸，那是远话。让我从第一步开始吧！”

宋子文在上海与亲人团圆不到一周，在汉冶萍公司盛宣怀总裁的催促下，便去武汉公司总部报了到。

“汉冶萍公司”是旧中国最早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统辖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产销一条龙。1889年春，两广总督张之洞筹划在广州建立铁厂，同年他调任湖广总督，筹办的炼铁厂也随迁汉阳。1890年在大别山下动工兴建铁厂，接着又决定在大冶开采铁矿，1891年大冶铁矿投产。1893年汉阳铁厂基本完工，共有六个大厂、四个小厂，炼炉两座，1894年投产。开始均为官办。从筹办起至1895年，共用经费580余万两白银。甲午中日战争后，清政府因无力筹措经费，于1896年改为“官督商办”，由盛宣怀招股100万两接办。1898年，为汉阳铁厂燃料，又招投100万两，设“萍乡煤矿局”在江西萍乡开采煤矿。厂、矿经营腐败，不几年负债累累。1908年盛宣怀开始合并扩充，名为“汉冶萍煤铁厂矿公司”，实权仍为盛把持。辛亥革命前夕，汉阳铁厂工人约3000千人，每年出铁7万吨；萍乡煤矿工人3000余人，每年出煤60万吨。腐败情况更甚，连年亏损。从1903年起，盛以厂、矿财产作抵押，陆续向日本借款，用生铁和铁砂廉价抵偿，公司逐渐为日人控制。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时期，又续借大量日款，公司大权旁落入日本人手中。

对于洋博士的到来，总裁盛宣怀和其子盛泽丞总经理表示出热烈欢迎的诚意，并为子文举行了接风晚宴。出席晚宴的，不光有盛宣怀和他的朋友，还有其家人，包括他18岁的爱女盛谨如小姐。

席间，盛宣怀总裁问：“为什么不让你爸爸与你一起来？”

“爸爸很忙，抽不出身。”子文回答。

“我和你爸爸是老朋友了。当年在修筑淞沪铁路时有过深交。你来，我并不只看重关系，而是注重你的人才难得。在美国，读了几年书啊？”

“在哈佛大学读了四年，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了两年。”宋子文一一作答。

“好啊，你是洋博士，我们公司就缺这样的高等人才与外国人打交道。”

“总裁，我的工作？”

“你的工作，当然要学之所用，主要是帮助你大哥盛泽丞管好账目。”接着，盛宣怀总裁又把其子盛泽丞介绍给宋子文：“这就是你的总经理，我的长子盛泽丞。今后你们就在一起工作了。”

“欢迎欢迎。”盛泽丞伸出热情的手。接着又把小妹盛谨如介绍给宋子文：“这是我的小妹盛谨如，我的助手。”

“欢迎欢迎。”盛谨如莞尔一笑，楚楚动人。

“请小姐多多关照。”宋子文深鞠一躬，风度翩翩，给盛小姐留下了第一好感。

席间，大家谈笑风生，好不热闹。盛谨如小姐不时地往子文碗里夹菜，倒使子文不好意思起来。

总裁“千金”追子文

在子文来公司三个月后一个落霞的傍晚，爱情悄然地向他走来，使他猝不及防。本来一心扑于事业的子文，像所有男人一样，先建业后立家，并没有把爱情放到日程上来。他听了谨如小姐的表白，心里一时没有了谱。

爱情，多么撩人心扉的字眼！

上帝缔造了人，人就有爱和被爱的权利。爱和被爱都是幸福的，这叫“自由”，亦为缘分。然而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社会里，自由会被扭曲，缘分也会被割断。

谨如小姐像只蝴蝶，拿着一张上海《金融时报》走进子文的办公室，报纸上刊载着子文的大名，称他是“美国的洋博士”、“汉冶萍公司的希望之星”，文章中大量列举了子文来公司后的几天大的活动，称他是公司的“智多星”。对这张报纸子文不屑一顾，可是，姑娘的爱火却在燃烧。她看着子文不屑一顾的样子，说：

“中国的金融界还有第二个洋博士吗？”

子文抬头看了看小姐一眼：“好厉害的一张口！”

姑娘斜眼看了一眼子文：“你这个人好怪噢！人家喜欢你还得让我说出口。”

“你喜欢我什么？”子文道。

“我喜欢你的人品，还喜欢你的才能，你能答应我吗？”姑娘笑道。

子文摇摇头，心事重重：“你是总裁的女儿，我怎敢高攀？”

“总裁又怎么啦，他也是人那，是人就有感情，他也有自己的心上人啊！别当我不知道。”说着她走到子文身边，把手搭在子文的肩上：“明说吧，我爱你，这并不是一时的冲动，从你到公司的第一天起，我就喜欢上你啦，一直到现在我才来求你，请你答应我吧！”

“怕是不行吧！”子文摇摇头，他自认为自己从美国回来，比别人开放，没想到姑娘比自己还开放。

在谈对象中，子文已有不少教训，当年在美国求学时，也有几个比较好的美国姑娘在锲而不舍地追求他，终因中西文化的差距和父母的反对而“落果”，至今心中的伤口还没痊愈。面对如花似玉的谨如小姐，他不敢有非分之想。

“你怕什么，怕我爸我妈不同意？”谨如小姐直言相问。

子文点点头没有说话。

“明天我就给爸爸妈妈说，领你到我家做客，公开我们俩的关系。”

“没那么简单吧，也得容一段时间让我考虑考虑。”宋子文的脸微微发红。

“还考虑什么呀！难道是我不配你吗？我这个人就喜欢痛快。”

“那你也得容我和我的爸爸妈妈说一声吧！”

“OK，就这样定了。”

……

人说，爱情是人生的堕落。可子文和谨如的爱情却是事业的完美。在他们相爱的日子里，子文好像换了一个人似的，昔日不爱打扮的洋博士却打扮了起来，精神焕发，常常埋在办公室里，一干就是半宿。谨如小姐常常陪伴在他的身边，端茶送水。只有在假日里，他们才能在东湖边散步，清澈的湖水倒映着他们相依相伴的身影……

棒打鸳鸯散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当子文和谨如的爱情悄悄向纵深发展的时候，此消息已传到盛家父母的耳朵里，令盛家父母吃惊和震撼，他们是从儿子盛泽丞口中得知的。开始，二老不相信，可盛泽丞把听到的和看到的，有根有叶、一五一十地向父母做了汇报，父母这才确信无疑。

女儿谨如才貌出众，是他们二老的掌上明珠，19岁正是怀春芳龄。二老对她寄予极大的希望。关于谨如的婚姻，父母早已许配门当户对之人，男孩子长得英俊潇洒，是湖北督办的二公子，现在清华大学攻读硕士，只因小女年幼，事先没有公开。

听到消息的这一夜，盛家父母睡不着觉了。

“宋家门户哪有我们显赫。这叫门不当，户不对，成何体统！”盛父气怒不止。

“小女也太糊涂了，也太不懂事了，这么大的事也不给父母说一声。”盛母也紧敲边鼓。

“要说子文吧，喝过洋墨水，本事也有，在我们家他毕竟是个打工的，阅历还浅。他要追求小女，也是有眼不识泰山。”

“看来谁追谁，那也不一定，要是小女追他呢？”盛母反问道。

“……”盛父不讲话了，要是小女追人家，那话就另一说了。

“要是生米做成熟饭了呢？”盛母又反问。

“不可能，我想不会那么快。”盛父连连否认。

接着盛母埋怨道：“都怪你，你养女不管女。”

“我养的女，难道没有你一份吗？”

盛父踱着步，突然间停了下来，说：“算啦，明天我就把子文调走，走得远远的。”盛父掐灭了烟头，使劲地往地上一甩。

第二天。

一个花好月圆的晚上，子文找到谨如，向她告别道：“明天我要走了，请你保重。”

“上哪？怎么回事？”谨如感到吃惊。

“你应该比我清楚，问你的父亲吧，现在我要收拾东西！”

“昨天，家父也训了我一顿，我也没客气，是我追的你，非你不嫁，家父生气，但并没有说把你调走之事。”谨如感到事情蹊跷。

子文道：“你家父不同意，我看就算了，各奔前程，有什么不好！”

“不，我不同意！爱是自由的，我喜欢你，他们谁也抢不走你！”

“不要这样吧！”

“不，我现在就找他去理论，坚决不让你走。”谨如说完，哭着跑了。

“谨如——谨如——”

任凭子文呼叫，她头也不回。

在“媒妁之言、父母之命”的封建社会里，谨如也没有在父母那里讨回公道，只能眼睁睁地望着心爱的人儿从自己的身边走向远方……

子文走后的一年，谨如在父母的逼迫下，坐轿出嫁了。子文得知这一消息，愤然辞去了江西分公司的工作，去了广东，找到二姐夫孙中山，参加了革命。廖仲恺牺牲后，子文便出任国民党中央财政部部长兼广东省银行行长。此是后话。

后来，在盛宣怀之女出现婚姻危机时，有人感叹先前这段姻缘，批评盛宣怀，没有远见卓识，只顾眼前。最终，这一消息被记者登在了香港的大公报上。据说，盛宣怀看了这则消息，连骂自己“狗眼看人不识泰山，毁了女儿的一生”。

第十七章

广州掌财

深得总统赏识的宋子文

正当宋子文与盛谨如小姐热恋的时候，孙中山离开上海来到了广州。

孙中山这次南下是粤军将桂系军阀驱逐出广东后，粤军将领许崇智等邀请他回广州主持政局。

正当孙中山在桂林准备北伐的时候，宋子文与盛小姐的恋爱，在盛父的干涉下，处在危机之中。恰在这时，庆龄接了大弟的来信。信是从广州捎来的。信中谈了他的处境和苦衷，恳切地要求到姐夫身边来，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工作。同时庆龄也看到血气方刚的宋子文，早已关注着这场正义的决战。

孙中山视察地形回来，庆龄把信拿给中山先生看。

中山看后道：“现在是用人之秋，革命队伍越大越好，他愿来我双手欢迎啊！再说他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懂经济会管理，等北伐胜利了，大有用武之地。子良、子安的情况如何？”

庆龄回答：“爸爸从美国回来说，两位弟弟的决心都大，不拿个经济学博士不回来。”

中山赞叹道：“宋家要出三个博士了！三个博士我都有用！”

庆龄受到莫大的鼓舞，说：“只是我这个姐姐落伍了。”

说到这里，副官马湘走了过来。庆龄对中山道：“那我就给子文回信了？”

“好吧，顺便代我问好。”

处在苦闷之中的宋子文，接到二姐的来信，着实激动了一阵子：革命在向他召唤，他似乎看到了光明。一个月后宋子文西装革履地到达了广州。

这天刚下完一场小雨。

孙中山开完一个会回到家里见到宋子文。

“怎么来得这么晚？”孙中山直言相问。

“接到你们的信，公司的事情拖了我一阵子，在上海又停留半个月，家里又有一些事，妈咪身体不好，我又不能急行。”子文道。

“妈咪身体怎么啦？”庆龄插言问。

“老毛病了，心脏不好，我来前基本稳定了。”

“听说你在汉冶萍公司做财务工作？”中山又问。

“是的。”子文点点头。

“我这大本营正缺一位能干的英文秘书，那你就先实习吧，等工作和环境熟悉了，再搞你的本行。”中山把目光投向宋子文。

“是，总统先生！”宋子文双脚一并，敬了个军礼。

孙中山哈哈笑了：“在家里不必这样。明天我就让他们下令。不过要干好啊！”

宋子文上任的第二天，正赶上共产国际代表与孙中山接头，子文正好做了翻译。

从此，宋子文的政治生涯揭开了新的一页。

当时的广东革命政权经费奇缺，着实令孙中山头痛。这事宋子文看得比较清楚，力谏孙中山道：“经费紧张的事我已经看到了，有些事不知该说不该说？”

“你是学西方经济的，有什么好的建议只管讲。”孙中山道。

“当前的财政已经到了不整不足以维护政权的地步，我想应采取一些严厉的措施，也叫紧急刹车。这些紧急措施主要有三项：一是设立对橡胶、甲醇和制造化肥用的硫酸铵征收特别进口税，仅此一项就是一个不小的数字。”宋子文说到这里用巴掌翻了翻，“大概每年可征收500万吧。”

“讲得很好！”孙中山高兴地说。

宋子文胸有成竹地一口气说出了以下的措施：“二是由革命政府发文，要求广州的每个商人都必须借给政府5至500元，渡过难关。这少说也有30万元。三是规定向在饭馆就餐者征收10%的附加税，征收清凉饮料税，对专卖药品、化妆品、婚礼、葬仪、宗教仪式、人力车都要实行征税。”

“好！你写一份书面文字，我马上让仲恺办理。”孙中山一下子从凳子上弹跳起来，大为赞赏道：

“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有办法！”

随着这些措施的陆续实施，终于使革命政府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宋子文的才干也在孙中山眼中得到了证实。就在廖仲恺牺牲后，孙中山正式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部长，同时兼任中央银行首任行长和广州银行行长。

宋子文智斗“地头蛇”

那是一个月高风啸的寒冬。

面对着财政的拮据，有些地方的税收一时上不来，尤其是“两广”统一后的广西，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僧多粥少，加上地方长官李宗仁拥兵自重，实行地方保护主义，不要说他们给中央交税，每年还伸手向中央财政要钱，无疑给中央背上了沉重的包袱。屡屡交涉，使宋子文伤透脑筋。

宋子文在办公室里踱着步子。窗外呼啸着呜呜作响的北风。如坐针毡的宋子文已经抽掉了第八支雪茄，当他再燃起第九支雪茄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宋子文走过去拿下听筒，里面传出了李宗仁的声音：

“财神爷，我已到广州。”

“什么时候到的？”

“刚刚下车。”

“有急事吗？”

“我广西的弟兄揭不开锅了，找你要碗饭吃。”

“那请你过来谈，不过，我虽是财神爷，却没开财神店，你要有思想准备啊。”宋子文也针锋相对。

交谈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如说交谈，不如说是舌战。谈判当然少不了火药味，少不了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宋子文开门见山：“大有大的难处。你们广西，作为中央财政，已经补贴不少。再说你们的税收上不来，小河无水大河干，这是最明白不过的道理！”

李宗仁摊开双手：“我不管你中央财政收支情况，那是你们的事。我作为一地之主，既属君管，叫中央统管也好，叫什么名字也行。军队是你们的军队，我这个乌纱也是你们封的。我有难处，中央不能不管！”

“中央的财政从哪儿来，说破了还不是地方的支持。广西的税收全部归你还不行吗？”

“广西是个穷省，穷省岂能与富省相比！既是中央统管，还应有个调节问题。希望财神爷在调节上给我们做点文章。”

“我这里收支难以相抵。中央已经对你们补贴不少了，再调节政府正常开支就无法维持。”

“不管怎样，请你行长开绿灯。”

“不当家不知柴米贵。”宋子文不敢贸然答应下来：“作为政府，也有难处啊，目前，不怕你笑话，我已从家严的私产中拿上了部分钱。广东的财政也是竭泽而渔。为了替政府和军队筹措经费，已经到了横征暴敛、山穷水尽的地步。”

李宗仁听到此，“扑哧”一声笑了：“我的银行行长，也把君逼良为娼了。”

“哎，不这样办，都来要钱，我也无法啊！”宋子文动起了感情：“谁叫我当这个行长呢！”

李宗仁沉思片刻：“是啊，我也能体会到。亏你用了这狠心的办法，否则这个摊子，改一改人，就收拾不了。为革命而行苛政，其功过是非，只是无法定论了。”

“我已经把脑袋准备好了。”宋子文说完摊开了双手。

当李宗仁离开宋子文这里后，再也没为军费支出找过宋子文，也开始了“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自救做法。

宋子文送走李宗仁后，接着又筹划着广东金融界的元老会，目的无非是两个字“要钱”。借也好，送也好，不兑现不散会。不过，他的口气很婉转，很动听，不愧有外交之才。

随着北伐军的节节胜利，宋庆龄称赞丈夫，而丈夫却不以为然，他幽默诙谐地说：“要说我有功，不如说你推荐的财神爷有功！到底是喝过洋墨水的人有办法，不保守有创造。”

庆龄听后嫣然一笑。对于弟弟，她是看着长大的。在学生时代，他没有发现弟弟有什么特殊的天才，只是爱做一些吓人的恶作剧，令她们姐妹开心；他重姐弟义气，尊重各自的感情，有时又不免带些孩子气；他学习刻苦，不懂善问，有时又显得书生味十足；他爱交际，但从不交一些不三不四的朋友；他对人诚恳，遇事爱打抱不平，但从没为父母惹出乱子；父母交给他的钱，他从不乱花一分，要花也花个明白；他数学成绩极好，日常算账，脱口而出……在姐姐的眼中，他永远是个没有长大的弟弟。如今，面对着子文在财政界崭露头角，和人们日益增长的赞誉声，倒令宋庆龄刮目相看。

庆龄正在感慨中，子文进了门。

“姐夫让我为北伐军筹措500万，已按时筹足。”宋子文疲劳的脸上露出了笑容。

“哪儿筹的？”

“南洋的一位爸爸的朋友。我们刚刚谈妥，明天就进账号。”

“大弟学精明了，连爸爸的关系都用上了。”庆龄道。

“我还不是为姐姐面子。大总统有令，我还敢不执行。”

“吃饭了吗？”庆龄从大弟身上看出了父亲的影子。

“吃过昨天的！”

“那我赶紧做饭，庆贺大弟筹款有功。”

“姐夫呢？”

“他刚去参加一个会。让我在家等你。”

……

当宋子文端起饭碗的时候，门外响起了车声。

“他回来了。”庆龄迎了上去。

宋子文把饭碗放在桌上，孙中山进了门。

“我为了等你的消息，会都没开完。”孙中山先生脱掉外衣，递给庆龄。

庆龄说：“刚做好饭，你们边吃边谈。”

“款项的事落实了没有？”孙中山开门见山。

“你说呢，不落实我还敢在总统家吃饭。”

“先生，500万一分不少，全落实下来了。”庆龄插话道。

“子文，你真行！解我的燃眉之急，不然我要跳楼啊！”孙中山眉开眼笑。

“明天就到账号，后天就可以支取。”子文道。

“太好啦，真是及时雨！”孙中山说着坐了下来：“庆龄，怎么没拿酒为大弟庆贺啊？”

“我拿酒，他不让。”庆龄嗔怪道。

“都是自家人，何必那么客气。想喝我自己就拿了。”子文道。

“庆贺就得喝酒，不喝酒哪能叫庆贺呢，来，我们俩一起喝。”

庆龄把酒拿到桌上，告诉弟弟：“你姐夫有肝病，让他少喝点，照顾照顾他。”

“我知道啦，姐姐，你太心疼姐夫了。”

……

前方，在北伐的战场上，炮车注满了油，炮弹上了膛，一场厮杀，一场血与火的战斗重又开始。

省城。秋夜。突然响起高昂的军号声。

夜色中，戴着红色识别带的黄埔学生军跑步进入广州街头阵地，随后是工人军、农民自卫军的队伍……

西关阵地。

反动的商团军堆砌栅栏路障和沙包掩体，架设轻重机关枪。火力猛烈，宛如暴风骤雨。

军旗飘扬，黄埔学生军在冲锋号中挺进，以排山倒海之势，冲越火光熊熊的街闸栅栏，越过路障和街头掩体，向商团军压过去……

朝阳初露，海关钟声响起。

反动商团被消灭，这是孙中山三大政策的胜利，是国共合作共同战胜反动派的胜利……所有这些又成了对宋子文的鼓励和鞭策。

宋子良出任两广盐务稽查所经理

在庆贺反动商团被消灭的喜庆日子里，宋家的第二位洋博士宋子良从美国学成归国。

和稍稍发福的长兄宋子文相比，子良像根麻秆儿一般，他高挑挑的个头，浓眉大眼，由于长途的跋涉，带着一脸的疲劳，但丝毫掩饰不住眉宇间的那股勃勃英俊之气。他刚进屋的时候，若不是喊了声“二姐”，庆龄还认不出他。

庆龄惊喜若狂：“你要不喊我，我还真不敢相认了。长高了，比我在美国时至少要高出一头来。”

子良笑笑：“是吗？”

“那还有错。”庆龄笑道，“你这一身西服一穿，好帅气啊！”

子良道：“二姐又夸奖我啦。”

“博士学位拿到了吧？”

“拿到了。姐姐要看的话，就在包裹里。”

庆龄道：“等孙先生回来，让他看，他会高兴的。”

说到这里，院子里传来孙中山的脚步声，庆龄立时迎出去，道：“二弟子良来了。”

“那好啊。”

孙中山来到屋，与子良握了手，子良遵照二姐的意见，把博士学位证书呈送到孙先生手里，先生端详好久，笑道：“祝贺我们宋家又一位博士毕业了！”

子良也道：“先生也是博士啊。”

孙中山点点头，又道：“那位子安博士什么时候毕业啊？”

“他刚刚进哈佛入读。”

孙中山点点头：“好啊。”

“我想尽快找到工作。”子良提示道。

孙中山道：“赶早不如赶巧。昨天两广盐务稽查所邓泽如向我交了辞职报告，你回来了，就接替他吧，先任两广盐务稽查所经理。”

“感谢栽培！”子良心里漫过一阵激动。

孙中山接着说：“这两广盐务税收可是我们国民政府的半壁江山啊，实实是担子不轻！”

子良侃侃而谈：“美国盐税这一块，每年收入很大。他们实行的是统购统销。不过他们都设有盐务警察。不知我们这里如何？”

孙中山道：“要根据我们的国情，借鉴外国的经验，创造性地开展工作。你先接印吧！有些情况还可以向你大哥子文了解。去了后，尽快打开局面。”

“好吧，我要不负众望！”子良保证道。

在去两广盐务稽查所之前，子良秉承孙先生的旨意，又听了大哥子文的情况介绍。

子文要请子良吃一顿饭，表示欢迎。子良愉快地答应了他。

一个花好月圆的晚上，兄弟俩找了一家清静不失豪华的饭店，子文为子良接风洗尘。庆龄因为临时有事没有出席。兄弟俩边吃边说，他们仿佛又回到了美国求学的时代。那可是个幸福而又辛苦的时代，那里有他们兄妹的友谊，有西方文明的熏陶。如今他们已走向社会，又令他们憧憬和向往。

子文说：“听二姐说，孙先生让你接替两广盐务稽查所的经理，我看不错。那里也属我的管辖区。”

子良道：“孙先生对我期望值很大，我也想把工作干好，可那里的情况我又一无所知。”

“有些情况我是知道一些，主要还是边干边学。”子文说到这里，话锋一转道：“这个单位好归好，问题也不少。主要问题是税收不到位，邓泽如辞职就为此事。压力比较大，但是话说过来，干好了，也能很快打开局面。”

接着，子文详细地介绍了两广盐务的基本情况。因为长时期军阀混战，两广统一时间不长，盐商多而分散，统管难度较大。在封建时代，它同田赋一起，是政府的主要收入。进入民国以后，百弊丛生，被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

盐政之弊中，最主要的是包商制度。所谓包商，就是某商人向政府先缴纳一定数量的金钱，然后凭引票在盐场购取一定数量的食盐，再运到某个指定的地区销售，并主管该地区的盐税征收，收税后，按双方约定的数量，上交平分税金。包商制度的最大危害在于，它使少数盐商凭一点资财，把千百万人的食盐权利握在手中，并借此而捞取亿万不义之财。

和包商制度关联的是分区和引岸制度。所谓分区，是指当时全中国在盐务上分两广、两淮、四川、东三省、两浙、长芦、山东、河南、福建、云南、甘肃等十二区，各区所产的盐，不得到他区销售；一个地区销售的盐，必须由某一包商从某一指定盐场运来，否则即视为私盐。所谓引岸，是指那些不产盐的销盐地区，像湘岸、鄂岸、皖岸等，这些地区销盐也要由某一指定盐包商运来，否则也视为私盐。当时，各盐场的生产条件不一，盐的成本也不一样。照理讲，产盐区和交通比较便利的地方，人民应该吃到质优价廉的食盐，可是由于分区和引岸制度，许多地区的人民只能吃质次价高的劣盐；更严重的是，由于上述弊政，包商制度更为加强，食盐买卖成为某些盐商世代相传的生财之道。

另外，子文又把我国盐务稽查所的历史进行了介绍：我国的盐务稽查所成立于袁世凯统治时期，是为偿还外国借款而成立的，以中方为总办，以洋人为协办，实际权力在外国人手中。开始，盐务稽查所只管稽查造表，后来，其权力扩大到发给引票、编制报告、征存盐税、签支盐税、收放盐斤，成为中国盐政的主管机关。孙中山曾痛骂这帮人“无恶不作”，“包办一切，好像小皇帝一样”。为了改变这种局面，孙中山把其大权换成自己人，这显然不失为一着好棋。

作为盐务稽查所的经理，宋子良一上任，原先的幕僚们就给了他个下马威——开会不到场，到场不发言。宋子良有总统和财长的支持，一点也不示弱，当场宣布：“明天这个时间继续开会，不到者以自动离职论处！说话不算数，我可以不当这个经理！”

话说第二天这个时间，人员早早到会，一个不缺。幕僚们都十分害怕，眼睛里流露出不安来。他们心想，不但没给子良一个下马威，反让国舅治了他们。下会后不少人议论子良，这个说子良国舅很有魄力，那个讲看样子其威严不亚于大国舅宋子文！很快子良在子文的支持下，年底就打开了局面。当年盐务税收就比往年多收一倍还多。尤令孙中山总统大为称赞：“用活一个洋博士，增加98万！”在孙中山的提议下，第二年宋子良就接替了宋子文上任中央银行行长后的空缺，担任了广州银行行长。用大总统的话说：“这叫学有所用，用其所长。”

第十八章

英年逝夫

犯难北上，孙中山偕庆龄登上了“永丰舰”

公元1924年11月13日，风和日丽。

广州军港，大海停止了喘息。透亮的、玻璃似的、勉强可以辨出来的波纹，捉摸不定地远远滚来，温润地洗涤着满撒在海边的鹅卵石……军港中的“永丰舰”已做好了整装待发的准备，只待一声令下。

孙中山偕夫人宋庆龄健步登上永丰舰，向送行的党政军要员挥手致意。随着舰长一声令发，汽笛长鸣，永丰舰缓缓离岸，向墨蓝色的深海域驶去。此行任重而道远，目的地——北京。

这次孙氏夫妇的北行，是应北京“基督将军”冯玉祥之邀，共商和平统一大计。孙中山南方的革命，犹如春雷，在北方引起了强烈的回响，革命热情空前高涨。“基督将军”冯玉祥向原来的上司直系军阀吴佩孚发动了一次突然袭击，赶走了由“猪仔议员”贿选出来的“总统”曹锟，还捎带着把已经退位的清朝最后一个皇帝溥仪逐出了紫禁城，一举控制了北京，并联合奉系张作霖、皖系段祺瑞，组成一个政府。“三员大将”一商量，认为孙中山在南方干得红火，有意请他北上主持国事，于是邀请之函就这样发了出来。

孙中山接信深思良久，庆龄心里也在犯犹豫。

但作为爱国爱民、同情人民疾苦的孙中山，虽痛恨军阀混战与割据给人民带来的灾难和痛苦，也不愿放弃一线和平统一的希望。为了迅速实现和平统一，他毅然决然接受冯玉祥等人北上之邀。

既然丈夫已经决定，庆龄还能说什么。只是提醒中山说：“长途跋涉，社会动乱，路上要多加注意。”

宋庆龄说得有道理。当时，孙中山也有极大的对立面，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一致反对孙中山的革命，企图把它扼杀在摇篮中。因此北上困难重重，险象环生，有些事件难以预料。

“这些我已考虑了，为了人民的利益，革命者应不惜个人的一切。”孙中山说到这里，又话题一转，“不过，我们还要防备万一。路线可以调整，先到香港，再由香港搭日本轮绕道上海，后到日本神户，再到天津驱车进北京。另外，多带些卫兵，加强防备力量。”

“那就这样，希望你想得再周到些。”庆龄再次叮咛道。

临登舰前，孙氏夫妇又在黄埔军校做了短暂停留，他们受到了全校师生的热烈欢迎和欢送。会议由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主持，孙中山和军校校长蒋介石都讲了话。所有这一切活动之后，他们才登上了永丰舰。

永丰舰当天抵达香港，再由香港换船，经过四天四夜的航行，于11月17日抵达上海港。孙氏夫妇受到了三万群众的热烈欢迎，盛况空前，令孙中山感叹不已。他们在莫里哀路寓所住了下来，看望者、拜访者络绎不绝，再加上开会、商讨国事，忙得孙氏夫妇团团转。本来，停留主要是休息一下，缓解旅途疲劳。庆龄面对这些应接不暇的情况，对中山说：“还不如路上休息好。”因此，他们在上海只停留了四天，就又起程了。

大海扬波作浪，为孙氏夫妇送行。

这天，天边吹来一股凉气，使海面激起一阵波浪，仿佛那被吞没了的太阳向天空舒出一口满足后的叹息……

客轮经过一周的昼夜航行，于11月27日来到了日本的神户港。

神户，一个美丽的海港城市。孙氏夫妇的蜜月曾在这里度过。他们回到这里，仍备感亲切。很多老朋友，纷纷登门看望。细心的庆龄已觉察到，来者很多，但不见日本政界朋友。再者，从他们的谈话中，庆龄已隐隐约约地感到中国和日本发展至今，已分道扬镳了。如今，孙的转向苏联，也使日本政界反应强烈。不管怎样，孙中山也在日本发表了演说，开展政治攻势，抨击日本政府正在走向一条帝国主义的道路。

宋庆龄也在神户高等女子师范学校发表了演说。那是在28日的下午，当孙中山陪同宋庆龄来到神户县立女子高等学校时，受到该校校长及全校教职员工、学生的热烈欢迎，生生代表本田须子把一束盛开的菊花献给了美丽的宋庆龄。在学校的大礼堂里，近千名学生把礼堂挤得满满的，还有不少站着的，一直到门外。孙中山和宋庆龄同时走上讲坛，欢声雷动。孙中山作简短的致词后，接着，宋庆龄“用自然、流畅的英语”发表了关于妇女运动的演说。她在演说中指出：“妇女地位是一个民族发展的尺度。当今世界上，只有意识到这点的民族，才能成其为伟大的民族。”她说“妇女对正义的要求”，正成为强大的“世界运动”。她认为妇女“必须参与妇女界的、社会的、公民的以及工业的福利活动，必须争取与妇女和儿童切身利益有关的事情的发言权”。更可贵的是，她没有把妇女运动的目标，仅仅停留在争取妇女与儿童的权利上面。她说：“我恳切呼吁，东方和西方的妇女，为改造世界而联合起来！联合起来要求普遍裁军，废除歧视政策，废除不平等条约。我们妇女必定会取得成功。”最后，她激动地表示：“我希望中国和日本的妇女，争取实现那个人类不为动物本能所支配，而由理性所指导的日子。”

显然，这篇论述妇女运动的演说，是宋庆龄1913年在美国威斯里安院刊上发表的题为《现代中国妇女》的文章后11年来研究妇女解放问题的新成果，许多重要论断，为以后世界妇女运动所证实。这篇演说，当时日本各大报纸均有报道。在日本很有影响的《大阪每日新闻》认为：它是“世界妇女日益觉醒的有力证明”。

现场亲耳聆听过这次演讲的岛越文子，在57年后，即1981年时担任了神户高校同学会副会长，她回忆当时情景说：“讲演给人的印象非常深刻。宋庆龄是一位坚强的人、高尚的人，讲话稳重，我们对她非常尊敬。”

不仅如此，这篇演讲对宋庆龄此后漫长的革命道路来说，还可谓一座里程碑，因为它是宋庆龄有生以来第一次在群众面前公开发表的政治演说。它表明经过10年来孙中山的帮助和在工作中的锻炼，宋庆龄已经克服了生性腼腆的弱点，而具备了政治家的风度，结束了正如她自己所说的“学徒”生活了。在此之前，孙中山发表演说时，她总是在他身旁静静地听着。据说，每次公开露面之后，由于腼腆和缺乏经验，“她常因感情激动而精疲力竭，不得不休息几天以恢复体力”。

宋庆龄演讲后，孙中山又为女子高等学校题写“天下为公”四个大字作为留念。该校把这个题字视为珍贵文物，至今仍悬挂在学校的纪念室里，并已列为该县的重要文物之一。旅日华侨还特地将这四个字刻为石碑，竖立在当年孙中山和宋庆龄参观过的“移情阁”供人参观。1983年，经过修复的“移情阁”已作为孙文纪念馆，陈列孙中山的著作、照片和文物，供人参观。

孙氏夫妇在神户停留了三天，于11月30日又转向天津的旅途。孙中山按捺不住心情的兴奋，站在甲板上，迎着海风，想着再有一周时间，即可以到达目的地——北京。这时，庆龄轻步走上前来：“你的感冒还没好透，别让风再吹了！”说着，便把一件呢制军大衣给他披在身上。

“谢谢夫人，有你在身旁，我没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啊！”孙中山哈哈大笑，殊不知病魔此时正在向他进攻。

12月4日中午，朔风怒号。船到天津大沽港，两万余名前来迎接大元帅的各界群众，已立于码头、主要街巷。孙氏夫妇立在甲板上，同欢迎的群众见面，挥手致意。在这数万群众中，就有后来成为周恩来夫人的邓颖超。她在回忆中描写道：

我在欢迎行列中，看到为推翻清朝帝制、为中国独立、自由、民主而奋斗不息的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坚定沉着，虽显得年迈，面带病容，仍然热情地向欢迎的人群挥帽致意；同时看到亭亭玉立在孙先生右侧的宋庆龄。她那样年轻、美貌、端庄、安详而又有明确的革命信念。她以一位青年革命女战士的形象，从那时就深深印入我的脑际，至今仍然清晰如初。

就在这天晚上，孙中山突发高烧，肝病暴发，实令庆龄不安。在天津度过了治疗的26天，病未痊愈。12月31日，他们乘火车到达北京，车站上聚集的欢迎的人群数以万计，但孙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只发表了书面谈话，表示“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不是为争权力，是特来与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段祺瑞故伎重演，召集了一个只有旧式的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作为抵制。段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此时已卧病在床的孙中山怒斥道：“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的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来欢迎我呢？！”

英年逝夫，宋庆龄泪洒北平……

北京的协和医院，位于古城中心，是北京城当时最现代化的大型医院。此时，孙中山已由北京饭店转移到这里就诊。到1925年1月，医院明确诊断：肝脓肿转为肝癌晚期。

夕阳西下，融入北京城的西山。

恐怖的死亡之夜步步追逼。落霞的余晖挤进了北京协和医院的急救室。治疗后的孙中山从昏迷中苏醒过来，脸上露出微笑，不无幽默地说：“我和列宁见了一面，列宁没有收下我这个弟子。”

“大夫，还需要手术吗？”守在床前的庆龄急问。

“手术方案已经定了下来，请夫人放心，我们会尽力的。”大夫回答。

1月26日动了手术。孙中山顽强地同病魔抗争，精神尚好，各种慰问电函及来探视者络绎不绝。庆龄日夜守护床前，明显消瘦下来。2月9日，廖仲恺夫人何香凝闻知此信，千里迢迢特意赶来襄助庆龄，使孙氏夫妇在身心上都得到了极大的安慰。

在给孙中山治疗的日子里，何香凝常把庆龄拉在隔壁房间劝慰说：“中山的病，主要是长年艰苦工作，颠沛流离，备受煎熬所得。多亏婚后10年，你对他无微不至的照顾和在饮食上精心调理，要不，还到不了这个时候。”

“中间，他的健康是大有好转，胃病几乎痊愈。他也告诉我，可以加倍工作了。”庆龄又道：“这次病的突发，主要是他带病北上，长途跋涉，几度转换车船，再加上一路天气不好，雨雪交加，在船上还饱受风浪之苦。每到一地，还要接见中外记者、当地要人，参加欢迎会，发表讲演等，使他精疲力竭。12月4日，抵达天津大沽口时，朔风呼啸，天气很冷，他站在船头上与簇拥在码头上的欢迎群众见面，又受了风寒。”

“这种情况下，段祺瑞还在继续作恶，实不像话。对先生的病也是个打击。这个账我们要记在心里。”何香凝像是安慰庆龄，也像是安慰自己。

3月11日下午，孙中山病情恶化，此时他想到的不是自己而是庆龄。他特地把何香凝喊来，把庆龄托付给她，千叮咛万嘱咐地交代：他死后要“善视孙夫人”，“弗以其夫人无产而轻视”，说着说着，舌头硬了，话也讲不清楚了。何香凝立时表示：“先生，我亲近先生二十多年，同受甘苦，万一先生不测，我们当尽力保护夫人及先生遗族。我虽然知识能力都很薄弱，但是总算能够亲受总理三民主义的教训，我有一份力量，必定尽力宣传。”此时，庆龄在旁悲声欲绝。孙中山含泪望着何香凝，握着她的手说：“那么，我很感谢你。”

孙中山由泪流满面的庆龄托着手，在三个遗嘱文件上签了字——这个最后的行动是因为不愿庆龄过分伤心而被推迟了的。他的家事遗嘱全文是：

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他的政治遗嘱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他的致苏联遗书全文是：

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

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于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产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役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

孙逸仙（签字）

3月11日下午已只能听到孙中山说一些单词。4点半时，他唤“亲爱的”，是叫庆龄；6点半时，他唤“精卫”，是指他当时的亲密追随者汪精卫。

孙中山关于国事的最后的话是：“和平……奋斗……救中国。”3月12日晨，他的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他没有留下任何家产，留下的只是未竟的事业和无可估量的精神财产，使庆龄终身受之不尽。

面对现实，继承遗志，化悲痛为力量……

英年逝夫，当时庆龄还只有32岁。这对庆龄无疑是个莫大的打击，况且庆龄又是一个执著、感情专一的人。但同时庆龄又是一个无比坚强的女性。悲痛延续十多周后，她决定面对现实，继承先生遗志，把自己“奉为”先生形象的化身，一言一行代表先生，重新塑造先生在国民中之形象。

当丈夫的遗体经防腐处理后入殓，移灵于京西香山碧云寺之后，庆龄便回到上海寓所居住，春天去过两次南京。南京是辛亥革命后中华民国成立、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的地方，所以他的陵墓将修建在那里。庆龄南京之行的目的就是为此。第一次，选墓地由胡汉民、郭汉章陪同。这其中有段插曲在此一叙。

孙中山的陵地选择在南京紫金山南坡。归葬紫金山是孙中山的夙愿。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卸职，由日理万机的大总统变为一个自由人，他欲轻松一下，便与卫队长郭汉章、秘书长胡汉民等去紫金山打猎。一行人经明孝陵至半山寺，忽见一只喜鹊飞过来。孙中山急忙举枪射击，因喜鹊飞远而未击中。枪声响处，几只野鸡受惊飞起，他调转枪口，“砰”的一声，其中一只中弹，歪歪斜斜向下栽落，大家追赶过去，在土地庙旁寻到野鸡。这时孙中山提议休息片刻。他信步向山上走去，至现在的中山陵墓室处，停下来眺望四方，显得极有兴致。过了一会儿，他对跟随在后面的胡汉民、郭汉章说：“你们看，这里有山有水，气象雄伟，较明孝陵有过之而无不及。当年洪武皇帝为什么不葬在这里呢？”胡汉民接口道：“是呀，此处前有照，后有靠，风水特好，称得上一方大好墓地。”孙中山点头笑着说：“我将来死后能葬在这里，也就心满意足了。”胡汉民说：“先生怎么想到这上面来了？”

13年后的今天，孙中山当年随口一说竟变成现实。1929年6月2日，中国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的遗体就安葬在这里。

第二次，为中山陵工程开工典礼而来。两次南京之行，也表现了庆龄对中山先生高度负责的精神。

“有的人死了，但他还活着。”孙中山的革命精神激励着后人。国共合作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个月，势如破竹，飞速发展。中国人民的革命热情空前高涨，特别在上海、青岛、福州等地帝国主义开办的工厂里，工人们为了反对资方残酷的剥削和压迫，纷纷揭竿而起。

5月30日，上海学生及民众两千多人在租界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英帝国主义吓破了胆，竟命令巡捕开枪屠杀群众，制造了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更激起中国人民的强烈愤慨。上海市民当即展开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的“三罢”斗争，与帝国主义英勇搏斗。斗争风潮继而席卷全国各地。

宋庆龄对帝国主义的暴行义愤填膺。她在对上海《民国日报》记者发表谈话中热情地赞颂群众的爱国反帝斗争，指出，“此次惨剧，简单言之，实为英日强权对于中国革命精神之压迫，中国人民能一致起而反抗英捕房之暴行，在上海此实为第一次”；也是“中国30年来依赖外力之一大觉悟，关系国家与民族前途至大”；她强调只有加强民族团结和提高人民的爱国主义觉悟，才能抵抗帝国主义之压迫，求得中国民族之独立解放，“切不可信外人挑拨之辞，因惧被诬赤化，遂弃国亦不爱也”。她号召群众把这次运动作为贯彻孙中山未竟之志的一次实践，“凡中国国民皆当负此救国重任。中国国民党党员，尤当努力以竟其领袖未竟之志。最近学生、工人与市民之爱国运动中，处处可见孙先生之精神，故孙先生精神实未尝死。吾人应共起奋斗，为民族争独立，为人权争保障。外间对学生主张打倒帝国主义颇有误会，不知此即孙先生四十年革命目的之一”。

接着宋庆龄在对记者的谈话中，还发表了对运动有指导性的意见，主张“对外当以言论唤起世界各国之人民主张公道”；“对内当一方团结各界，坚持到底。同时大规模向各省募捐款项，援助失业之工人。一方宜趁此时唤起全国之民族精神，为长时期之奋斗，务达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之目的”。“此次奋斗，不可专赖一界或一阶级，如商界政界之类，而当合工商学各界之全力应付之”。

谈话颇有见地。这是孙中山逝世后，宋庆龄独立发表指导运动意见的开端，表现出一个正在走向成熟的政治家的领导才能。她所提出的开展运动的意见，例如团结各界组成广泛的统一战线，坚持到底，长期斗争，以及反对调和和中立等，不少与当时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思想相吻合。她甚至预见到中国大资产阶级和执政当局对革命运动的政治态度：“中国当局之政府，就其历史与近事及能力视之，皆不可靠。寓居租界之富绅巨商，平素居领袖社会之地位者，因有所畏忌，皆不敢多言，亦难望其主张公道。”

不仅如此，宋庆龄还积极地投身到“五卅运动”的实际斗争中，大力开展宣传和援助活动。6月5日，她应邀参加联合会的一次会议。会上，她在引用孙中山遗嘱中“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这句话后，接着说，“帝国主义正骑在我们脖子上，我们还不该起来吗？虽然我们的领袖已不在了，但我们民众已经起来了！”宋庆龄讲到这里，含着眼泪说：“中山的精神不死，我们必须反抗！妇女们进行募捐，不仅为了支援南方的罢工，也为了帮助上海本市的流离失所的工人。”接着，宋庆龄帮助组织了一个特别的团体“上海救济五卅惨案失业工人联合会”，进行了大量的工作。

不久，广州传来了噩耗。8月20日，廖仲恺在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所在地开会时，在门廊中被刺客的子弹射中。从20世纪初期流亡日本时开始，他一直是孙中山最亲密的伙伴之一。对宋庆龄来说，他同他的坚强的妻子何香凝，无论在私交上或政治上，都是感情最深的挚友。廖氏夫妇又是她同孙中山结合的支持者和见证人。在看护孙中山的那些最后的日子里，何香凝给了她巨大的精神力量。

这些更激起了宋庆龄的反抗，她在给廖夫人何香凝的唁电中说：“惊闻仲恺先生哀耗，元良遽丧，吾党损失甚巨，实深痛切……但先生为党牺牲，精神尚在，吾辈宜勉承先志……务希各同志扶助本党，积极进行，万勿因此挫折。”实际情况正是这样。在广州，参加廖仲恺追悼大会和葬礼的工人、农民、学生、城市贫民等共达15万人，会后他们举行了游行。这是自五个月前孙中山逝世以来最令人难忘的一次群众行动，人们在对一位领导人的哀悼中表示了继承遗志的决心。这也是国民党左派对右派的一次明显反击。

宋庆龄在那封唁电中曾说到“本拟赴粤亲致祭奠，惟因事所羁，不克如愿”。实际上，她不但事忙，而且身体也不好，有空时就到她母亲处休息一下。她还没有从孙中山逝世的沉重打击和压力下完全恢复过来，而与此事有关的工作还得继续去做——她多次去南京视察拟议中的中山陵陵址，尽管新的政治任务接踵而来。

她还不顾病体，应邀赶赴北京参加6月30日在天安门前举行的反帝群众集会，以纪念“五卅惨案”和“沙基惨案”中死难烈士。她直接从火车站赶到会场，登上大会主席台，同主持人和一些特邀外宾站在一起。但她的身体实在太虚弱，不能亲自讲话，只能委托妇女领袖刘清扬代她向到会群众表示歉意。据目击者回忆，她当天身着花边素服，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她的到场具有重大意义，受到群众热烈欢迎。宋庆龄也为之大受感动。

第十九章

宋氏兄弟

总统遗嘱的见证人让宋子文一夜成名

宋庆龄真正的痛苦不在中山先生得病的时候，而在她亲眼看到大夫在化验单上的癌症签字，那字虽小，却宣判了先生的死刑。痛苦中的庆龄含泪对孔祥熙说：“子文还在广州？”

“夫人的意思是让子文也过来？”孔祥熙道。

庆龄点点头：“让子文也过来吧，帮你一把。”

子文得知这个不祥的消息，心急如焚，饭也没吃，午夜直赴北京。他一面安慰二姐，一面跑里跑外，请大夫，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危，宋子文、孔祥熙、汪精卫、孙科心事重重地进入病房。

孙中山从昏迷中醒来道：

“汝等前来，将有何言，不妨直陈。”

宋子文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

“1月26日先生入院后，诸同志皆责备我等。想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如先生的病痊愈无所说矣，如果不能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沉默良久，然后说：

“我何言哉！我病若痊愈则所言甚多，我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假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宋子文四人再次请求说：

“我们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说：

“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闭目片刻，然后道：

“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

“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墨，请孙中山签字。

孙中山说：

“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再次报病危。

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求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宋子文、孔祥熙、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地颤动，无法坚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

宋子文又将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起草的《致苏俄同志的一封信》轻声读了一遍，孙中山听过后，用英文签上自己的名字。

3月12日，这天无风。

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里溘然长逝，走完了一生坎坷不平的路，终年59岁。

这样，宋子文以见证人之一的身份，在孙中山的两份遗嘱上签名，并且参加了全部治丧事宜。这使宋子文的社会地位进一步提高。随着报纸铺天盖地的宣传，宋子文这颗政治新星渐渐引起了国人注目，有如一夜成名。

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苏联人为表示友谊还从莫斯科运来一口特殊的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钢棺材，这种奇形怪状的新玩意不符合中国的传统。不过也运来晚了，身穿肥大袈裟的方丈恶狠狠地骂道：“这些大鼻子办事，真不是时候！”被和尚放到一边去了。

由于宋子文与孙中山的亲戚关系，加上宋庆龄对子文的特殊交代，便被推为主办治丧事宜。在宋子文的建议下，在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3月19日，由宋子文安排，宋家为哀悼这位远行的亲人，私下举行了一次未作公开宣扬的丧礼。

接着，又在北京协和医院的小礼堂举行公开丧礼。仪式由加拉罕做主祭人，由前司法部长许崇智致悼词，充满着浓郁的基督教风俗。

悼词宣读完毕，一队穿白色法衣的唱诗班打破了肃静，走了过来。他们是由燕京大学的学生自动组成，手持点燃的大蜡烛，唱着孙先生生前喜爱的歌，“甜蜜的和平，上帝博爱的礼物……”他们排在灵柩旁，在壮观而简朴的仪式进行过程中，一直站在那里；在外面，成千上万的人等待着，一直等到唱诗班把送葬者从小礼堂里领了出来，哭声也从小礼堂里引了出来。在哭声中，庆龄不能自持，不得不让人搀扶着……

庆龄身穿丧服，臂戴黑纱，是那样虚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孙科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还有宋子文、孔祥熙夫妇以及其他亲友。再后面是24个护棺人抬着巨大的灵柩。

巨大的灵柩通过北京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送别的人群。人们早就汇集到这里，从凌晨3点到上午10点，整整七个小时。他们在寒风中等待着和领袖告别的那一刻。最后，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伴着人们的哭声移至坐落在白皮松林中的西山碧云寺大殿。

3月24日，发表祭词，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多达14万余人。整个葬礼期间，宋子文忙前忙后，不仅担任葬礼的全盘主持，还兼顾着对姐姐庆龄的照顾和安慰。

葬礼结束后，庆龄含泪把子文叫到身边做了一番安排，接着宋子文秉着姐姐的旨意，又匆匆赶回广州，因为广州政府已处在群龙无首的状况。

广州的天空越来越暗。

广州的雨一下就是几天。天空中有种白滢滢的东西，似雾又似雨，正像先生的逝世一样给人以压抑。街面上水明明的，似是很滑。路上很少有人行走，偶尔有一两人，都是打着蘑菇般的小伞。宋子文结束孙中山的治丧，匆匆忙忙地赶回广州，正遇上这个鬼天气。

这雨、这天、这雾，似是对孙中山先生的哀悼。不过广东革命政府的形势，在中山先生前的奋斗下还是好的。经过镇压广州商团叛乱，两次东征，击溃陈炯明反革命军队，平定滇军杨希闵和桂军刘震寰两部的叛变，革命力量得以壮大，革命根据地得以巩固和迅猛发展，为宋子文施展才能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机遇。

宋子文回到广州的当天，子良就跑了过来，打听了北京的一些情况。不几天，庆龄一行也回到了广州。人们化悲痛为力量，工作有声有色。同年7月，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广东省政府依照国民政府所颁布《省政府组织法》改组成立。广东省政府设民政、财政、教育建设、商务、农工、军事等七个厅，宋子文出任商务厅长。8月20日，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廖仲恺遇刺身亡。9月20日，国民党中央任命宋子文为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并仍保留中央银行行长与商务厅的兼职。

国民党“二大”在汪精卫的主持下，于1月4日至19日在广州召开。会议决定以孙中山的遗嘱作为国民党永久的理论基础，宣布孙中山的在天之灵永远是党的灯塔。

会议从258名代表中选出了36位新的执行委员会委员，其中7位是共产党人。毛泽东是其中之一，他负责国民党的宣传工作。另外，中共创始人之一的陈独秀，在广东负责国民党党务。宋子文被选为执行委员，主管财政。在孙中山的遗言下，宋子良升任广州银行行长。

宋子良上任广州银行行长

一个职务犹如一副担子。

虽说是银行，有名无实。用钱的地方多，进钱的地方少。况且账面上的钱又不多，不要说北伐，单单维持正常的开支就很困难了。

困难，是对人之考验。

困难，也是一面镜子，照出了宋子良的精明。

宋子良作为银行行长，当好哥哥的财政参谋，并没被困难吓倒，他用他博士的智力、他的聪明、他的才干，一次又一次使民国政府度过危机的难关，显示出当家理财的“智多星”，深得二姐庆龄和大哥子文的赞誉和赏识。

宋子良在支持国民政府当家理财中，保持着与哥哥子文的密切合作，对每一笔账目，每一笔财源，每一项开支，都精打细算，有轻有重，有缓有急，既考虑眼前又考虑长远。一分钱掰成两半花，“好钢”用在刀刃上。

宋子良主张的是，宏观不失控，微观清楚；确保重点，兼顾全面；八方敛财，精打细算；强化政府，加强税收。具体归纳为“五字方针”，这便是：

精，即是精打细算，无论是开支或收支，账目清楚，用法合理；

保，即是确保重点，分清主次矛盾，不该花的一分不花；

整，即是整顿金融秩序，严格财经纪律，纳入法制管理；

苛，即是苛政，税收应该统一归国民政府筹划，各地方财政不得擅自立规，严格执法；

监，即为监督体制，所有财经公开，即为取之于民，用之于民，实行全民监督，杜绝腐败，杜绝贪污。

殊不知理论与实践执行起来，还有一段距离。这就要求政府和财政长官，不但要发号施令，还要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国无法不行，有法不依又不行。宋子良与大哥唱着“双簧”，为此洒下了血汗，同时在复杂的实践中也显露出他的全部智慧和才能……

为了落实财政厅的一批筹款，宋子良着急上火，左思右想，他想到了当年大哥为孙大总统筹措的那500万的经过，想来可以借鉴这个经验，如法炮制。于是他便到了南洋，再次找到了爸爸当年商海中的至交，没想到爸爸的朋友是那样的豪爽，当场就答应了他300万的借贷。于是二人签下了合同。合同上写道：“如果革命胜利，广州政府要百分之二百的偿还；如果革命失败，宋家愿以本家财产偿还。”

签订合同后，宋子良设宴答谢了那位叔叔，为了表示自己的真情实感，不会喝酒的子良照样端起了酒杯，酒过三巡，叔叔没有什么不适，倒是主人子良自己喝多了。叔叔说了一句开心的话：“和你爸一样实在厚道！”

子良回到广州，向子文汇报了借贷300万的经过，子文甚为高兴：“拿酒来，为二弟接风！”他像当年孙中山为自己设宴庆功一样，同时他还请来了二姐庆龄和一些财政官员。

席间，大家把子良鼓励了一番。尤其是庆龄更为兴奋：“当年大弟筹款500万，乐坏了孙先生。今天，二弟筹款300万，实为不易，如果孙先生还活着，他一定像我一样高兴。”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为子良庆贺。子良喝得满脸通红，表示他要忠于广州政府，竭尽全力。

宋氏兄弟的“钱袋”

在当年的财政会上，宋子文报告了他的财政计划，针对当时存在的问题，明确提出改善广州国民政府财政制度的任务，要求在短时期内迅速统一国民政府的财政，上一台阶，并向各军政单位提出三点紧急要求。这便是当时有名的“宋氏兄弟的钱袋”。虽有几分讥讽的含意，却为当时的财政危机解决了大问题。

“宋氏兄弟的钱袋”内容主要来源大洋彼岸，借鉴美国的经验，结合当地实际，内容有三：

一是核算军政各费，确定预算案。（这是孙中山先生在世时宋子文就提出了的但并没有真正执行。）

二是实行统一财政，无论何种部队不得从中截留。

三是高级机关以下及各军各部队的财政公开，并实行军需独立、金库独立。

接着国民政府还于1926年3月27日公开宣布了修正统一军民财政条例，严禁擅自征收或截留钱款。随后，经过宋子文的努力，颁布了一系列条令条例，真正显示了洋博士的才能。这些条令是：

——清理田赋。由于“田赋之册籍湮没”，无法稽考，宋子文特设立四赋清查处，进行登记清理工作，他还责成各县县长将旧欠新粮，按章征收，解交国库，并要求扫除浮收巧取之弊。对各县长解缴钱粮作为“征收考绩”。成绩显著者，予以奖赏；违章县长，分别予以记过、记大过和罢免处分。这样，从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国、省两库共收301.8万元，超过上年近一倍。

——清理厘捐。当时厘金税捐，名目繁多，稽查困难，国民政府遂建立改良税捐委员会，逐渐取消苛捐重税及一切不良征收制度。将商人承包饷税制，推广到各厘税局，公开竞争投票，并将土丝出入酌收保证金。这些办法颇有成效，全年厘捐增加，每月平均达100万元，“实三倍于前年”。

——整顿盐务。广东国民政府在歼灭军阀邓本殷的反动军队，完全克复粤南后，即恢复了沿海各销售区的原状，并改组了盐务行政与稽核公司的隔阂，裁并运署及稽核所，将盐务总处直辖财政部，招商承包运销，“均能抽出溢额”。在盐场产地，国民政府清查产量与盐户丁口名额，取缔产场走私，并发给场业盐证。这样，产地运销配套联络一气，因而产销两旺，“比较前一年增加盐税近百万元”。

——改革印花税。印花税原本是很丰富的税源，以前由于管理不善，虽缴款领票但并不粘贴，这就给一些人以可乘之机，乱收滥罚。国民政府“徒蒙恶名”，而税收还极其微薄。1925年12月，印花税归财政部接办后，宋子文一面重新公布税法，加强宣传教育，使商民养成粘贴印花习惯，一面公区派员，认真检查，遇有违反漏贴情况，即依法处理。对于“奥可加、炮竹、烟、酒各项印花，改由检查所代贴”。仅此项收入，一年间竟达304万元。在烟酒奢侈税方面，过去招商承办，起色不大。财政部派员设局，加征烟、酒牌照等级税及出产入境税。结果，1926年各月税收已过30万元。

——整理沙田耕地。广东沙田多是海滨淤地。1926年4月，国民政府财政部派出人员，先从沙田最多的中山、顺德两县着手，按户升科，“已熟之田，限期登录，占筑沙坦，查催补价”。1925年9月、10月间月收入仅数千元，经苦心经营，逐渐加增，全年收入有64.5万余元。

——设立筹饷局。在1925年12月以前，各项防务军饷，多被驻军把持据收，或任意将饷款截留。为了保证供应北伐军需粮饷，1925年12月，国民政府设立筹饷总处，宋子文派出人员多次向驻军进行交涉，陆续收回了一些款项。同时，还将原来归军队附征之保护费，呈准咨请军事委员会通令取消，充做正饷。经过几个月的努力，征收工作有了起色，在1926年的一段时间，“每月收数已达140余万元”。

——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广州士敏土水泥厂（附砖瓦厂）系1908年建立，年生产水泥约15万桶。辛亥革命后，由广东省政府接管，1924年因为战事不断，经费奇缺而停产。广东省财政厅、商务厅为帮助士敏土厂开工以及建筑黄埔商港，通过募集国内公债票与金库券，共收有2428万元，与1924年全年库收789.6万元比较，增加三倍。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7页。

在国民政府的支持下，宋子文整理财政的措施，如期取得了比较显著的成效。国民政府的收入逐年增长。且看这组数字：

1923年革命政府财政收入为1031.6万余元。

1924年革命政府财政收入为798.6万余元。

1925年增至2518.2万元，为前年三倍多。

而1925年10月至1926年9月底猛增至8020万余元，为前年近四倍。

1926年全年收入则为10013.6万余元。

1927年扶摇直上，达到10876.8万余元。

（《广东财政纪实》，1934年第1期，第110页。）

庞大的数字令人难以想象。

庞大的数字殊不知投入了宋家兄弟的多少智力和心血！

庞大的数字证明了宋家人才的难得！

宋家兄弟经济建设的成功不是偶然的，也不是靠其亲属关系，而是像其父亲一样，凭才能一步一个脚印干出来的。“三朵姐妹金花”固然绚丽，但也掩盖不了“三兄弟”的功绩。

应该说，宋氏三姐妹的辉煌在政治，而宋氏三兄弟的辉煌在经济。

政治并不等于经济，但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经济。经济发展与衰退会影响政权巩固。成绩使人欢欣鼓舞，宋子文也颇为满意。正如他自己所说，前半年历其全力，将各军队及支出机关之财政权，收归本部直接管理。后半年废除庞杂无定之组织与其管辖之移置，明确系统而便稽查。然后取消不良之管理，改善租税制度。正是宋子文卓有成效的努力，使广东国民政府财政经济状况好转，取得突破性的长足进展。如果中山先生有灵，也会倍加赞赏的。

第二十章

宁汉分裂

武汉下了一场小雪，美龄冒雪去看庆龄……

形势是决定迁都的依据。

1926年11月，广州总统府。

国民党中央一次紧急会议在这里召开。

中央充分考虑民意，考虑革命中心北移的现实，考虑前线的需要和形势的发展，决定迁都到具有辛亥革命光荣传统的重镇——武汉。

决议无一人反对，充分表明中央政府的核心统一。

迁都方案已定，人员分两批转移。

会后，宋庆龄是十分高兴的。她从失去丈夫的巨大悲痛中，又看到了丈夫未竟的遗志得以实现的黎明。一散会，她便高高兴兴地来到子文办公室，子文正在收拾文件。

“你这个财政部长看来要走到我们后头了！”

宋子文正正眼镜道：“我可没有你们利落。你们先走一步，我会随后跟上。”

“好吧，我在武汉迎接大弟。”

“二姐，你还有什么事，需要我做的？”子文道。

“我走后，子良弟弟，你要照顾好。他要回上海的话，顺便给母亲捎点礼物。”

“什么礼物？”

“我给妈咪买了一条头巾。”

“二姐，你的心真细！”子文似对母亲有些内疚。“我随你去拿吧。”

“不，你正忙。我让小王给你捎来。”庆龄挥挥手。

随后，宋庆龄、孙科、陈友仁、徐谦、蒋作宾、鲍罗廷等人离粤北上，作为先遣队，为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北迁武汉做好准备。

一周后，宋子文处理完公务，在子良弟弟送行下，同汪精卫等一起也来到武汉，与先遣队接上了头。至此，迁都全部就绪。

1926年11月26日，武汉火车站。

清晨，刚下了一场小雪。

车站像一座“白头翁”，显得异常肃静。唯有车站的出口处，人来人往，显出车站的生命之所在。但那些人却把头缩在大衣领里，没有人望上一眼，哪怕仅仅一瞥也好……在车站的出口处，站着一位亭亭玉立的姑娘，她身披一件紫红色的呢子大衣，黄色的裘皮领翻卷在脖子上；一双棕色的高筒皮靴，踏在雪地上；黑底带绿花围巾，包着头，只露出一副俊俏的脸庞。此时，她正在东张西望，焦急地等待着……突然一辆甲虫般的小轿车驶了过来，在她身旁停了下，跳下一位与她脸庞差不多的少妇。

“小妹，让你久等了。”庆龄上前打招呼。

“二姐，冻死我了。”美龄搓着手。

“快上车吧。”庆龄挥手道，“刚开过一个碰头会，时间晚了点。”

这是武汉的第一场雪，整个武汉城融入了雪的覆盖中。小车穿过几条马路，在一个院落中停下来。

美龄挽着二姐的胳膊下了车，一种姐妹亲情在庆龄心中流过。然后，跺跺粘在脚上的雪，进了屋。

警卫员小阚把一盆炭火端了过来，放在客人身旁。庆龄又去泡茶。美龄趁机瞧了屋内的布置，一张单人床，一个办公桌，两排老式沙发。正面墙上挂着一张硕大的中国地图。整个房间显得整洁肃静。只是那镶着孙中山遗像的镜框，使人看了有些沉闷。

庆龄把一杯清茶端过来，送到美龄手中：“小妹，快喝点，暖暖身子。”

“嗯。”美龄接过杯，呷了一口，叫了起来，“好烫啊！”

围着炭火盆，姐妹俩畅谈起来，亲情家情，往事新事，一下子全涌了出来……

“小妹，我想问妈咪怎么样？”庆龄理了理腮边的秀发。

“妈咪可想你啦，说起你就想掉泪。”美龄望了一眼中山的遗像道，“这次来，也是妈咪催的，再说我也想二姐了。”

“前段听子文说，妈咪病了。得的是什么病？”庆龄拂着美龄的秀发问。

“哎！还不是那老毛病，心脏不好，再加上着凉患了感冒。”美龄回答，“现在一切都好了。请二姐放心。”

“妈咪有病你在跟前吗？”心细的庆龄又问。

“你们都不在家，我再不在跟前，你说能像话吗？”

“哎！”庆龄联想到自己不能尽孝，叹口气道，“妈咪这一生太不容易了。”继而又问：“大姐经常回去吗？”

“反正，比你回去的多。”美龄毫不掩饰地回答。

“是啊，三姐妹中，我是不孝之女了。”庆龄顿了一下，似乎想起了什么，又问：“小妹，听说你和蒋总司令的事定下来了？”

“没结婚就不算定下来。”美龄知道二姐对蒋介石印象不好，话意没有全部表达出来。

“我的事已经给老人添了乱，想起来就对不住老人家。你的事也要多听听妈咪的意见。”庆龄不无遗憾地说：“蒋介石这人能力强，北伐中也出了力，但野心大。本来说好的国民政府设在武汉，不知为何他变了卦，非要设在南京。”

“政治上的事，我不管。”美龄说到这里，又感到话说得太绝了点，马上又补充道：“不过，二姐需要捎话的话，我可以转达，绝不贪污。”

“不用了！”庆龄若有所思，“怕你结婚后，你就会把二姐忘了。”

“二姐，你这话说到哪里去了。两位姐姐中，你对我的关心更多些，这一点，小妹一辈子也忘不了。”显然美龄话意是指在美留学。

“那就谢天谢地了。”

“前些日子，大姐和妈咪在议论你再婚的事，不知二姐是如何想的？”美龄笑问。

“这个事我还没有考虑。再说我也不想考虑。”

……

说着说着，已近开饭时间，宋子文也推开了门。

“听说小妹来了，是不是要我来请客？”子文更为幽默。

“你是国民政府的财神爷，当然请客应由你。”美龄嘴也不让人。

“小妹是咱家的掌上明珠，你吃什么，开了菜谱，我包了。”子文看了一眼二姐说：“不过，二姐是我的上司，新当选的中执委员。此事还得经过她的点头。”

庆龄笑了：“你也别请了，今天我来请，你来陪小妹。”说完庆龄站起身，对门外的警卫道：“多加两道菜，把饭端到屋里吃。”

接着，他们又谈了起来，尽管国民政府面临着分裂之危，在我们这个国度里，亲情永远是神圣的，它像一只无形的手，能抚平人们的创伤，也能揭开旧的伤疤，使其血流不止……

庐山，子文与大姐、小妹巧遇

倘若说“天下为公”、“天下大同”是中山先生的胸襟，倒不如说是他一生不泯的孜孜追求和伟大人格的体现。

孙中山逝世后，虽说对革命是巨大的损失，但他那不死的英灵和遗嘱，鼓舞着千千万万个后来人去继承、去实践、去攀登。宋子文、宋子良揩干泪水，努力使广州革命政府理财的成功，无疑给后来革命者又加了一把火。这把“火”不是别的，而是用亿万金钱变成的枪支、大炮和石油，以及源源不断的军饷供给，使大炮昂起了头，铁军迈起了步。

战争的胜负在于正义，在于人心向背——这些北伐军倒不缺，缺的就是弹药、枪支和军饷。倘若有了这些，北伐军还有什么高山不可通途？还有什么江河不可飞越？北伐军在国人的支持下，高举着中山先生的革命旗帜，以摧枯拉朽、势如破竹之势，又鸣炮北进了。1926年下半年，革命军一举攻克重镇武汉，占领长江流域。

武汉，当年辛亥革命的第一声枪响从这里发出，改朝换代从这里起步。革命虽有挫折，今天革命军又重新攻占，岂不是大喜大庆的日子。

军民们走向街头，欢庆这一胜利的节日。

久违了，革命军！人们热泪盈眶。

武汉三镇，闻鸡起舞；大江两岸，锣鼓喧天。同时，他们又翘首南方，企盼革命政府的北移，跨过长江天堑，去夺取全国更大的胜利，实现中山先生期望的“天下大同”。

革命形势大好，大好的形势下却隐藏着“急流险滩”。应该说这是事物发展的规律。

这时，前线吃紧。

在江西北伐的蒋介石给中央政府来电，要求商谈有关军事、财政等事。实际这是新军阀蒋介石在向中央探风。于是中央派宋子文和孙科前往。12月8日，宋子文马不停蹄来到风景秀丽的庐山，开始与蒋介石的会谈。使宋子文吃惊的是，不光大姐霭龄在这里，小妹美龄也在这里。

“小妹，你怎么也来了？”

“兴哥哥来，不兴小妹来这里玩？”

“妈咪怎么样？身体好吗？”

“只能报告一周前的情况，她很好，老叨唠大哥。”美龄莞尔一笑。

“还是那么调皮。”宋子文又道：“大姐还在上海？”

“不，她也来了，现在九江。”

接着，他又会见了大姐霭龄。大姐出于姐弟手足情谊，给他上了一堂政治课，说什么现在是革命政府群龙无首的非常时期，到底谁来做革命的接班人还看不清，提示子文要动脑，做到心明如镜。弄得子文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如坠庐山云雾，只待日后慢慢品味。

……

使宋子文意外的是，他和孙科二人代表国民政府，与蒋介石的会谈并不顺利。一开始，蒋介石便摆出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子，谈的不是军事、财政，而是迁都问题。有些话很难听，不是商量而是质问和指责。他似乎感到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了，他已隐隐约约品味出大姐谈话的“庐山真面目”了……

庐山的景是美的。

庐山的雾是大的，大得使他看不出庐山的真面目了。虽说第一次上庐山，庐山却给他留下了永不泯灭的记忆。难怪他在后来的回忆说：“也许是庐山的雾太大，蒋介石给我的印象是高度错位！”

是山的因素还是雾的原因，宋子文也说不清楚。

宋子文和孙科在庐山匆匆停留了三天，第四天便踏上了回武汉的路途。一路上蒋介石那盛气凌人的模样，以及大姐带小妹去庐山的蹊跷，反复在他头脑中显现。这究竟是为什么？斗大的问号不时地在质问着他。常言道，人以类聚，物以群分。看来老蒋与大姐间有种气味相投的东西。老蒋的野心他已看得清楚，反对迁都无非是想独立，分庭对抗，而大姐的野心，也许还有一层亲情的遮盖，没有被他看出来。实际是政府的分裂，关系到宋家的抉择与投靠。而宋家大姐却看出来了，她把未来中国政治明星的“宝”压在了老蒋的身上。九江她与蒋介石的会晤，把小妹许配给蒋，为日后宋家和孔家的崛起打基础。应该说这是霭龄的“超前眼光”。

随着国民政府分裂，宋氏家庭内部也出现了第二次分裂的迹象。如果说宋氏家庭的第一次分裂是缘起于一场革命婚姻危机的话，那么，第二次分裂则完全是一场政治危机。导致这场危机的根源是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右派集团，正在发动一场背叛孙中山遗训的反革命政变。反对迁都即是借口，分庭对抗是实质。

果然，在宋子文回武汉不久，蒋介石看到武汉的革命形势已经脱离了自己所能掌握的程度，便着手成立南京国民政府，与武汉国民政府相分庭。蒋介石的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遭到了国民党内广大左派的强烈反对和抵制。于是，国民党内出现泾渭分明的两大政治派别。这就是中国近代史上有名的“宁汉分裂”。

随着蒋介石的野心昭示，这种分裂不可避免地要反映到宋氏家庭中来。应该说，宋家大姐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也是宋霭龄的个性和处境所决定的。作为女人，历史已注定她当不上总统夫人，她妒忌二妹庆龄已到了发疯的地步。这是宋氏两姐妹在政治上所以分道扬镳的主要原因。于是，宋霭龄——这位宋氏家庭的掌门人，不惜抛弃姐妹亲情，转而投向名声不好的蒋介石，可见她的实用主义之立场。而蒋介石也自知名声不佳，自立政府被人称“伪”，但他制变机先，深知“得天下必须得宋家”的奥秘，这也是他的高人之处。因此，先发制人，先人一步，把宋家掌门人宋霭龄争取到南京政府一边来。这不能不说是他转败为胜的一招。这时再说起“宁、汉”两个政府，说起“蒋、汪”之争，其实也是宋氏姐妹自身之争。

这是蒋介石的一种戏法。于是两府都标榜是孙中山的嫡系传人，是国民党的正统政府，并不惜开动一切宣传机器，揭露、指责与攻击对方。但是，不能不承认南京政府仍处于下风，因为孙夫人宋庆龄坚定地站在汉府一边，汉府完全有理由和根据宣布南京是“伪府”，蒋介石是“独夫民贼”，这也是蒋介石的一大心病。

再说孙夫人宋庆龄虽说不是汉府的首领，但在党内地位来说无人能比，不仅蒋介石难以望其项背，就连汪精卫也难以与其争锋。因为只有她才可以说是孙中山的忠实革命伴侣和亲密战友，是孙先生的革命政策的坚决捍卫者、保卫者，乃至继承人。因此，蒋介石欲自立南京政府以来，一直在做争取孙夫人宋庆龄的工作，包括拉拢宋霭龄上船，也是这个目的。然而，宋庆龄对南京政府的不承认和对蒋介石的决绝态度，又使他很清楚孙夫人绝不是一个苟同的人，这使他对宋庆龄感到既恨又怕。

应该说，在汉府除了宋庆龄以外，宋氏家庭的另一个重要成员宋子文也是蒋介石争取拉拢的对象。宋子文虽不像宋庆龄那样显赫、在政治上居于重心，然而却掌握着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大权。又由于他与江浙财团的业务关系，在财政方面具有举足轻重的重要作用。争取到了宋子文，也就是争取到了江浙财团的支持，这在南京政府来说，也是成败的关键。遗憾的是，这个宋子文，在蒋介石眼里一向自视清高，也跟在武汉国民政府的后面跑，并不把蒋介石放在眼里。

古人言，降龙先擒首。虽然宋氏家庭的两名重要成员都与南京对抗，但是蒋介石还是首先俘获了宋氏家庭的大阿姐和掌门人宋霭龄。苍蝇不叮无缝的蛋。他很早就发现这位孔夫人在党内虽没有位置，但在家庭大事上却是一人说了算。往往社会的问题不好解决，拿到家庭上解决便会迎刃而解。同时她对时局还有诸多见解，竟往往与自己不谋而合。于是，蒋介石在率军北伐途中到达南昌的时候，就曾经秘密差人到上海送信，邀请宋霭龄到九江会面，磋商要事，以便争取她的助力。宋霭龄接信后，当即搭乘中国银行的船赶到九江。但是，宋霭龄并没有下船，而是差人把蒋介石请到船上，与蒋介石作了24小时的长谈。事后，她又把小妹美龄请到庐山陪蒋介石玩了几日。如果不是这次被兄长子文撞到了，子文纵有三个脑袋也不会想到大姐的手脚。

关于蒋介石和宋霭龄的九江会晤的具体内容，只有天知地知了。但是有一个人倒是记住了这次谈话的内容，她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的第三夫人陈洁如，也是这次会晤的直接受害人。在近年来披露的陈洁如回忆录《我做了七年蒋介石夫人》一书中，陈洁如回忆说：

蒋介石与宋霭龄会晤后，孔夫人径自回到上海，蒋介石则回到他们当时在南昌的临时住所袁宅，并一五一十地将经过情形全部告诉了我。蒋介石说，在这次谈话中，两个人以讨论当前的政治时局为突破口，渐渐深入，谈到即将形成的两个政府、谈到可能遇到困难时，蒋介石则向宋霭龄摊牌，请求宋霭龄对他给以紧急救援，如果成功，天下平分……

蒋介石的聪明在于他看透了一个能帮他大忙的人。也正如他事先预料的那样，这一次他又亲见宋霭龄施展其才华的风采，着实眼界大开。宋家大姐霭龄果然是宋家三姐妹中最有手段、最有头脑、最有办法的，她不但意志坚强、精力充沛，而且是一位醉心权势、灵活狡诈、野心勃勃、讲求实用的女人。她不是普通家庭妇女，金钱和权势是这个女人最热衷的全部灵魂。因此，蒋介石把反败为胜的全部赌注与希望完全寄托在这个女人身上。结果会晤很成功，并没有使蒋介石失望。在会谈中，宋霭龄单刀直入，有板有眼，首先帮助蒋介石分析了时局和蒋介石目前所处的危险境地。接着宋霭龄站立起来，明确地告诉他：“你是一颗明日之星。要让你这颗明星落得与升起时一样快吗？今天，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受你的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定会被他们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罢了，这点无可置疑。”这番话令蒋介石毛骨悚然。宋霭龄接着又帮他剖析：“难道你怯于斗争，乖乖接受失败吗？我要老实告诉你，你如单枪匹马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我可以说，你纵使有此精神，但却无足够的力量推动你的工作。因为，精神并非一切。这个解放并重建中国和制定国家宪法的重责大任，需要很大的影响力、金钱与威信。照目前情形，这些你一样都没有。环绕在你周围的，尽是些无能懦夫，其兴趣所在，无非私利而已矣。他们孜孜所求的，无非一己的私利，并非你的目的。你当知这些都是真话。”

话到这里，宋霭龄见蒋介石面色惨白，神情悲哀而凄惨，并且一个劲地搓手，已知自己的一番说词击中蒋介石的痛处，当下话锋一转，开始这次会谈的核心问题。宋霭龄说：“不过，局势也并非绝望。我愿与你做成一项交易。是这样的，我不但要如你所愿，怂恿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汉口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他和我并将尽力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大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所需要的军火，才得继续北伐。我们宋家人拥有所有的关系和门路。你自己知道，你不会再从汉口获得任何经费或支援。而作为交换条件，你要同意娶我的妹妹美龄，也要答应一旦南京政府成立，就派我丈夫孔祥熙担任内阁，我弟弟子文做你的财政部长。”

对于宋霭龄开出的价码，蒋介石没有反对，或许正是他求之而不得的目标。于是，他向陈洁如转述的时候说：

我已走投无路。她开出很凶的交换条件，但她说的话却有道理。我不能期望汉口方面再给我任何金钱、军火或补给，所以，如果我要继续贯彻我那统一中国的计划，她的提议乃是唯一解困之道。我现在请你帮助我，恳求你不要反对。真正的爱情，究竟不是以一个人甘愿做多大牺牲来衡量的！避开五年，让我娶宋美龄，获得不理汉口，继续推进北伐所需要的协助。这只是一桩政治婚姻。

陈洁如在她的回忆录中一针见血地披露了九江会晤的实质。

九江会晤，无疑是中国近代史上的一件大事。由此而开始了蒋宋两大家族合作的体制。同时也开始了宋氏姐妹分裂的长河。真正得益的是蒋家，受害的是宋家。

接下来便是宋霭龄与丈夫的双簧戏，一幕幕惟妙惟肖、惊心动魄，致使宋家手足一个个自危，一个个心口流血……

宋子良投降

九江会晤后，宋霭龄便正式开始在暗中策划倒汪助蒋、灭汉扶宁的系列活动。她一方面运筹帷幄，精心设计，一方面将孔祥熙、宋子良从广州召回上海，以便夫妻、姐弟联手，共同纵横捭阖，助蒋成功。宋霭龄与孔祥熙在相互配合的同时，并对各自的工作重点做了分工。宋霭龄主内，重点做好宋氏家庭成员的分化瓦解工作，软化宋庆龄，俘虏宋子文，争取宋子良，实现蒋宋合作体制；孔祥熙主外，重点联络北方的实力派军人冯玉祥助蒋，并协调汪蒋矛盾，促进宁汉合流成功。祥熙的联冯活动进行得很顺利，蒋冯合作很快有了密议。蒋汪合作虽有反复，但也颇有成果，汪精卫暗中已有与宁方合作的意向。孔祥熙由此在以后蒋介石及南京国民政府要员们心目中，身价倍增，这为他以后的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作为广州银行行长的宋子良接到大姐的电报，说是妈咪重病住院，速回上海。在宋家三兄弟中，个个都是孝子，宋子良当然也不例外。他接到电报当天，便召开了一个会议，对工作做了安排。差人买回了船票，第二天起程离开了广州。

宋子良回到妈咪身边时，却见妈咪身体好好的，便问妈咪：“你没有住院？”

妈咪回答：“没有啊，谁这么狠心咒我？”

“大姐给我打电报，说你住院，让我速回上海，所以我就风风火火地回来了。”

“兴许你大姐有急事，就是找理由也不该咒我有病啊！回来就回来吧，妈咪欢迎。”

说话间，霭龄和祥熙的轿车开到了母亲的院中。霭龄开口道：“码头没接到你，我们来迟了一步。”

母亲先是冲着霭龄骂道：“我还没死，你们就咒我住院哩！”宋子良道，“你们葫芦里卖的什么药，让我急三火四地赶了回来，连饭都没有顾得及吃。”孔祥熙打哈哈道，“事情急怕你不回来，你是孝子，说母病你定能回来。所以我们将了你一军。哈哈，你回来就好。妈咪也会高兴。”宋母道，“我高兴，今天霭龄请客。”

酒过三巡时，宋子良憋不住地问：“你们有什么急事让我非回来不可？”

有急事。霭龄向丈夫使了个眼色，示意他先讲，孔祥熙心领神会，开口便讲，“孙中山去世后，革命形势大变，不知二弟嗅到了没有？”宋子良摇摇头说，没有嗅到。

未来中国是谁的天下还难说清。孔祥熙道，“所以这个问题非常重要。常言道，革命的问题首先弄清跟谁走的问题。这个问题不搞清，现在干也是白干。聪明人在于会干，糊涂人在于傻干。磨刀不误砍柴工就是这个道理。今天把你千里迢迢召来，正好妈咪也在，商量商量我们宋家怎么跟随形势不掉队。”妈咪道，“多听听你姐姐、哥哥的意见好，他们有经验。”

宋子良被说得云里雾里，“到底出现什么情况了？你们快说啊！”霭龄接过话茬说，“打开天窗说亮话吧。现在是两个政府，你要跟哪一个走？”

子良斩钉截铁地说，“当然是武汉政府了！”“为什么？”霭龄问。子良回答因为武汉是正府，而南京则是伪府，这连三岁小孩子都知道啊。“错了，”霭龄提高了声音道，“因为你不是小孩子了，看问题应该长远。告诉你蒋介石才是未来中国的政治明星。这一点姐姐看得很清，一是蒋介石手中有军权，军权压倒一切，最终解决问题还是靠大炮说了算，历史上的改朝换代都证明了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今天让你回来，就是让你知道这个形势，站到南京政府这一边，不能犹豫。”

“这，这……”宋子良顿时哑了，片刻才说，“那二姐和大哥呢？”霭龄回答，“你就站好你的队就好了，不要管人家啦。告诉你，他们也会站出来。这一点是没有怀疑的。”

霭龄说到这里，孔祥熙见火候已到，马上站起身子说：“二弟莫要糊涂了。我现下给你看一份材料，你不信也得信了。”子良问什么材料这么金贵？霭龄随手把材料递过去：“你好好看看吧，这是武汉政府首领汪精卫的亲笔信，他已认南京政府，并表示合作。”

子良接过信来，细看细读，他如梦方醒，原来如彼。于是他的心动摇了。当霭龄再次问他信不信姐姐的话时，他点了点头，表示能理解。于是，宋子良没费多大劲儿便被俘虏了过来。后来在做子文工作时，就费了牛劲，一度霭龄曾失去了耐心，建议蒋政府子文做不通，就起用子良做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蒋介石也答应了下来，转而又对霭龄说，不行再加点硬的，看看效果如何？霭龄听了，让戴笠做了，效果很好，这样宋子良才没有当上南京政府的财政部长。此是后话不讲。

再俘宋子文

回过头来，再说宋子文。

然而这一切，宋子文却被蒙在鼓里。

宋子文回到武汉后，日子并不好过。他先向二姐汇报了这次江西之行的全部经过，并谈了对蒋介石的印象。庆龄一针见血地用“野心”二字来形容、概括。

“你走了一周，家里乱了套，先把工作开展起来。”庆龄安慰子文道。

“是的。”

于是，子文把在广州理财的成功经验也统统来个“拿来主义”，并为之做出努力。然而已是今非昔比了。措施虽有，我行我素；付出虽大，收效甚微。有时，连他自己也失去了自信。

1927年1月22日他在答记者问中，便公开流露出这种不自信的话语来。有记者问：“国民政府发行纸币不一，对此财政部有何解释？”

他说：“窃思以小洋单位改成大洋单位，同一银行所发行之纸币，票面上文字应当统一，及由西建为洋建等等，皆为今日货币统一上重要问题，急望其能早日实行。但现在之国民政府，于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今欲即行从事于此等之改革，乃极困难，换言之乃不可能之事，故拟与各般施政之改善，同时详细研究，而徐徐谋其进行也。”

宋子文以“军事政治外交方面，诸端待理”作由搪塞，不是没有道理。同时，他也想起了庐山与蒋介石会谈的那一幕。事后，果然与他设想的那幕吻合。蒋介石明挑暗拨，仗着他的军力和关系，设置种种陷阱，使武汉国民政府困难重重。

不久，蒋介石从暗处跳到明处，公然成立南京政府，以此为对抗，一党两府的矛盾达到公开化、尖锐化。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因其地位不但成为派系的争夺对象，也成了家庭争夺的对象。

伴着一场阴谋的进行，武汉政府面临着考验，同时也面临着挑战。宋家面临着考验，同时也面临着分裂。

南京政府插手江浙财政，武汉政府告急。宋子文回武汉时间不到五个月，便匆匆赶赴上海。此行目的有二：

一是对蒋介石“助阻分裂”。

二是控制上海和江浙一带的财政金融。

因为这些地区的财政收入占全国的40%左右，掌握了这些富庶地区的财政收入，武汉政府就有了可靠的财政支柱。政权的问题说破了还是个经济问题。

为此，在宋子文赴上海之前，武汉国民政府正式颁发通令。通令指出：“南京政府为不合法政府。为实行财政统一，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上海主持江浙两省财政金融界事务，非经宋子文办理概不承认。”

临行时，宋子文在武汉对记者发表谈话：“上海是我的家乡，希望此行能得到上海和江浙财政金融界朋友的鼎力配合和支持。”

在码头，二姐庆龄看出形势严峻，在上海的家人非拉子文“请公入瓮”不可，再三叮咛大弟要立场坚定，旗帜鲜明，“苍蝇不叮无缝的蛋”。

子文道：“二姐，请你放心，我会有所警惕的。”

“不仅要警惕，还要注意自己人身的安全。蒋介石这个人什么事都干得出来的！”

“我倒听说，蒋介石要娶小妹为妻，这是真的吗？”子文又道。

“子良给我说过此事，又是大姐的主意。蒋介石背叛先生，这是天下人皆知的，我不知道大姐在卖什么药？”

“在庐山时，我与老蒋会谈，看到小妹也在那里，着实使我吃惊，不过，作为兄长的能说什么？”

“到上海后，你要劝说母亲，对小妹也要劝说一下，不能同意这桩政治婚姻。只要母亲不同意，事情就办不成。”

“我懂。”

“顺代问妈咪好。一路顺风。”这时，江轮鸣起了沉闷的汽笛声……

4月的上海。杨柳吐絮。

孔氏夫妇的住宅。

窗幔低垂。

由于宋霭龄与蒋介石在九江会晤，达成了某种默契和谅解。这对夫妇像赌场中瞪着血红眼珠的赌徒，把宝压在了蒋介石的身上，把个人的命运及前途均寄希望于蒋介石政权。在他们心中，良心算什么？在一阵酒食争逐之中，在一片轻歌曼舞下，酝酿了一个又一个的阴谋。那阴谋便是“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美梦。

孔祥熙坐在沙发上抽着他的美国雪茄，宋霭龄进了屋，旋即把门反锁，略有慌张地走到丈夫面前道：“听说子文今天下午3点到上海。”

“听谁说的？”祥熙顺手掐灭了烟头。

“姓蒋的来了电话。”

“有什么交待没有？”祥熙仄身问。

“按计划进行。先来软的，软的不行就来硬的。”

“时间不早，你作为大姐，先到码头迎接。”祥熙下了命令。

“你和我一起去岂不是更显得热情？”

“热情不等于效果好。你们是一娘同胞的，说话方便。再说你也代表了我。”孔祥熙说完摆了摆手，似乎告诉霭龄就这样定了。“宁汉对立”，孔祥熙是旗帜鲜明地站在蒋介石这一边的。夫妻二人有分工有合作。同时，他还通过拉拢冯玉祥和劝诱宋子文等手段，向汪精卫施加压力，酝酿宁汉合流。霭龄也极力站在丈夫一边，诱降庆龄，悬崖勒马，归顺蒋公。因为庆龄和子文姐弟俩可以说是武汉政府的左膀右臂。如果说庆龄是汉方的政治支柱的话，那么子文则是汉方的财政支柱。他们认为抓住牛鼻子就能解决大问题。

宋霭龄简单收拾一下，便下楼上车迎接大弟；孔祥熙接着抽他的第二支雪茄。

宋子文，天网已布下，你能落网吗？！

大国舅宋子文由当初的坚定变彷徨

上海码头。

在浓雾下，人流熙熙攘攘；江轮的轰鸣，像笼罩在黄浦江面上的雾一样沉闷；码头上已聚起一群人，他们手执小旗，头顶上一条红色横幅，上书：“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显然他们是工商界的朋友，在欢迎来自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部长宋子文先生。

宋子文下了船，走出码头，被前来欢迎的工商界簇拥起来，一阵寒暄过后，子文上了前来接他的车。车要启动时，宋霭龄的车也到了。

“大弟，我晚了一步。”霭龄道。

“谢谢大姐。”子文又下了车，有警惕地打招呼道。

霭龄又道：“住到我们家吧？正好妈咪也在。”她把老母亲搬了出来。

“不啦！有机会我去看妈咪。请你代问她老人家好。”子文把前两个字“不啦”咬得很重，显然他没有进入大姐的“伏击圈”。

“大弟，那你住在哪里？”大姐皱一下眉头，接着又像查户口似的问。

“莫里哀路。”出于礼貌，子文不情愿地说出。如果不是大姐问，他很可能就保留了。

“啊，是二姐那里。”

子文没有置可否。

宋子文作为武汉国民政府的财政部长，来到上海，按照二姐庆龄的再三吩咐，住在庆龄和中山先生的莫里哀路公寓。在看望老母、圆了亲情之后，第二天便造访蒋介石，商量接收江浙财政事宜。

“宋部长风尘仆仆而来，有失远迎。”与庐山时相比，此时的蒋介石就像换了一个模样——热情有余，严肃不足。

“我这次来，主要奉政府之令，接收江浙一带财政，请总司令出面帮忙协助。”宋子文单刀直入。

“那好哇。不过，我提醒宋部长，我要不配合呢？”蒋介石察言观色。

“不配合，是先生的玩笑话！”宋子文呷了一口茶道：“我们都是一家人，尽管意见有些分歧，都是为了工作，是可以理解的。总司令有什么话，要捎给政府，或有什么要求我可以代转，只要总司令提出，我觉得问题不大。”

“看来，你是劝降我？”蒋介石指着自己的鼻尖。

“不，谈不上劝降。为了国家的利益，以大局为重嘛！”

“宋部长，你来上海的事，要说配合，我蒋某没啥话可说，汪精卫那里，我把话说清楚，我是一刀两断。”

“不要把话说得那么绝对。具体你与汪的问题是你们两人私交，我不便多说什么。”子文把话锋绕开。这也是艺术。

“这可是真的！”蒋介石重复道。

宋子文见对方软中有硬，也不再多劝。话锋一转正题道：

“我这几天的工作打算是，想与上海金融界的朋友先接上头，恢复正式联系，取得支持。下一步计划准备在沪设立三个顾问委员会，一个是关于政府证券的，一个是关于国家预算的，一个是关于银行业和商业的。先开几个会，也欢迎总司令参加。总司令不参加也可，只要支持二字。”

“好，只要时间允许，我会参加的。”蒋介石满脸堆笑，不过笑的已经不是那么自然了。

“对不起，时间不早，我该告辞了。”宋子文站起身来。

当蒋介石送走宋子文后，恶狠狠地对身后的副官道：“这个大国舅，我会让他束手就范的！”

随后，蒋介石拨通了孔氏夫妇的宅电，告诉他子文来访，按既定方针办。接着又电告戴笠，对宋子文严加防范，让他处处碰壁。随着又通知有关人员加印蒋氏债券，与宋子文分庭抗礼，一切抢在他的前面……

随着蒋氏拨出的一个又一个电话，宋子文像一头野鹿撞入猎人的射界。用蒋介石的话讲，看我怎么收拾他。

宋子文从蒋处出来时，太阳已经偏西。他对这次造访，老蒋能讲出配合，平心而论，他是很满意的。此时作为知识分子出身的宋子文，他没有把老蒋看得那么坏，也不愿意把老蒋看得那么坏。看看表，还不到4点，心想再会几个工商界有声望的朋友，听听他们的意见更为重要，往往私下的意见比会上的更有参考价值。于是他向就近的一位叫王福来的朋友家走去。王福来是爸爸儿时的朋友，是经营纺织机械的，在上海是位德高望重的长辈人物。

对子文的来访王老双手欢迎。头一句话就是：“来了就在这里吃饭。”双方没有过多寒暄，便进行了交谈。

王福来开门见山：“早就盼你来。你主管财政我们放心。因为宋家声望在那里，海内外朋友，包括美国关系在那里，美国是通过宋家看中国，中国是通过宋家联系美国。宋家关系信誉也在那里摆着，我们知根知底。再加上武汉政府是正牌，放债贷款放心，钱多也是血汗挣来的。子文，你说是吗？”

宋子文点点头：“说得有理。我也早想来，你们都是父辈人办事实在。但是我想知道目下你们最担心的是什么？”

“不瞒你说，我们最担心，也是最最不放心的就是蒋介石，他的出身我们清楚，若是让这个当年上海滩的混混当了政，恐怕就没有我们过的了。”说到这里他把话音压低：“现在社会传言很多。”

“都说些什么来着？我倒想听听。”

“宁汉分裂是怎么回事？秃子头上趴苍蝇——明摆着的事，‘要权’。你是汉府来的人，就说你来主持财政他会干吗？说起来你也得小心。听说你要放券，我看他不会俯首听令的。别看你是财政部长，就是汪精卫他也没放在眼里啊！”

“我来以前，已经造访他了。他说得很好，要支持和配合我的工作。”

“要知道相信他的话太危险了。他的话你能听吗？有多少是真话？子文啊，你也太书生气了。”

宋子文哑炮了。

“听传言，他们要搞清党和大屠杀，包括你也要注意呀。他们这些人急了什么事都会干出来的。”

“蒋介石这样搞是不得人心的！”

“人家有军权实力，武汉政府有吗？因此你的工作有困难，困难还很大。你要有思想准备啊。”

“那我应该怎么办？”

“因此我们盼你来又怕你来。”

“你还有什么话要说？”

“最近有人放出风声，蒋介石也在抓紧印制纸券什么的？只是听说。”

“这个消息很重要。我要查个水落石出。”

……

二人谈话还没结束，电话铃响了。王福来拿起电话筒，里面传来霭龄的声音：“王老，听说大弟到你那里去了？”

“有一个叫宋子文的，不知是不是？”

“王老，您又开玩笑了。”

“有事吗？”

“我们家庭会餐。”

“我这里还管不起饭吗？”

“说到哪里去了，王老。今天除外，您什么时间请我都不怪。请您告诉他好吗？”

“好的。”王福来放下电话，道：“你来前通知她了吗？”

“我是临时决定，谁也没有告诉。”

“看来我说的话没错吧？现在你的行踪已被人监视，所以你要处处小心。”

宋子文再次哑炮了。

王福来又道：“今天你一定去。要不去的话，又会说我做鬼了。”

宋子文摇摇头。

在大姐家里，宋子文刚刚落座，宋霭龄就神秘兮兮地说：“大弟，多亏你来了。我真想到武汉去请你。不是为别的，形势很严峻啊！”她把“严峻”二字拉得很长、咬得很重。

“大姐，有什么事吗？”

“我是说为家为你个人前途，也要想一想，不然糊涂一时后悔一生！”

“大姐，瞧你说的，有这么严重吗？”

“你犯糊涂了不是！这一党两府，不是明摆着的事吗。选对了，你就前途无量，选不对，那是十八层地狱。大姐还不是为了大弟好，全家人都着急，包括妈咪。”

子文道：“但是，这里面还有个真伪的问题？”

“什么真伪！谬论说一万遍不就成了真理了吗？”

“老蒋有什么好？”子文反诘。

“要说老蒋，他有军权实力，汪精卫能比吗？”

“再加上一句，还有野心。”宋子文一语言中。

“不想当皇帝的人永远当不了皇帝，有野心的皇帝有什么不好。你要跟他，大姐就保证让大弟你做他的财政部长？”

“我不想高攀，宁愿下十八层地狱也不跟他荣耀。”

“大弟，这你就犯傻了不是？”

接着孔祥熙又来开导一通，宋子文还坚持不变。

饭没吃好，大家不欢而散。

子文走后，孔祥熙不甘心地对宋霭龄说：“允许他思想有一个过程。他一时难以‘转弯子’的原因，一是他一向把武汉政府视为‘正统’，而把宁方视为‘伪府’；二是子文素来自视清高，对靠几条破枪出身的新军阀蒋介石更是不屑一顾；三是他与汉口方面的许多人和事毕竟卷入太深，不像子良，特别是与二姐庆龄感情颇深。现在要他叛汉投宁，无论是从他的一贯性格与气质方面，或是人格伦理上讲，都是他一向不屑作为的。为今计，只有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一方面对他施加压力，使他不得不从；一方面让他能在心理上有所解脱，洗脱所谓‘叛徒’的罪名。”

“说的也是。”宋霭龄道：“大弟虽然上了武汉国民政府的船，但是，他对武汉地区近来出现的形势则表示不满，尤其是汪精卫的叛逆，给武汉政府投下了阴影，使他对国民革命及武汉政府的前途表示悲观失望，尤其对自己的前途地位与财产深感忧虑。因此，子文不同于庆龄，他应属于那种能够争取过来的对象。形势会教育他的。”

孔祥熙点点头说：“这就对了。”

宋子文来上海不几天，不要说别的，亲戚邻居给他“洗脑子”就让他招架不住，他有气没法出，只是见了小妹美龄发了一通火，谴责她千不该万不该与老蒋谈对象。气得小妹再也不理他，说他是神经有毛病。他又跑到母亲那里，说老蒋的坏话，说小妹若是嫁了老蒋，真是瞎了眼。母亲听到了他的诉说反而表示不是对小妹的担心而是对他的担心。看来大姐已向妈咪做通了工作，力劝子文弃汉投宁。作为天下母亲谁都喜欢自己的孩子留在身边。宋母也不例外。她没有从更多层考虑，只是认为南京比汉口近。所以霭龄没有费很大的劲就说服了母亲。

子文回到自己的住处，一封恐吓信在门缝里等着他取。

不看便罢，一看着实令他心跳。上写：“明日不要外出，外出要毙命！”子文把目光从信上移到窗外，几个监视他的黑影正在树荫下，似鬼非鬼的，驱而不散。

这些日子，子文有些失眠了，眼望着天花板就是睡不着，眼皮似有个小松针支着……

“叮零零……”电话又叫了，他心烦透了。

“谁呀？”

“我是二姐庆龄呀！”

“听出来了，二姐还没休息？”

“睡不着啊，你那里情况怎么样？”

“二姐，叫我怎么说呢？实话相告，工作没法开展，我已经被人监视。”

“是哪一方面的？”

“家庭。让我烦死了。”

“谁气你了？”

“大姐、姐夫，还有小妹、二弟子良等都给我气受。再说妈妈也被他们说服了，跟他们一个鼻孔出气。”

“老蒋那方面怎么样？”

“问题还很复杂，一时还说不清楚。”

“债券搞了没有？”

“正在印制。”

“有什么困难，你随时来电话。我想告诉你的，就是一句话：立场坚定，绝不动摇。尤其是信念。”

子文道：“我谁都不怕，就怕妈妈给我下命令！”庆龄也不再说什么。

第二天，他不愿意看到的现实发生了。蒋氏债券抢先他的债券在街上发行。

这蒋氏公债如同绑票一般，向富商硬性摊派，谁家不买，就有一群青帮打手和军警到商号前大闹；如不知趣，就硬说这里有共产党，将人抓走，最后家属只得用钱赎“人”，搞得人心惶惶。

这些银行家和企业家也有不怕的。他们认为蒋和蒋的政府已失去信誉，不甘心把钱白白给蒋，希望至少能拿到一张有宋子文签字的偿还贷款的书面保证。宋子文自然是拒绝签字。宋子文明白这蒋氏公债的所得，只能全数用于蒋介石的军队，根本不会拨给政府的国库与财政部门，这样，自己做一个不名一文的财政部长，岂不是被推上烘炉灼烤，他不干这种败坏名声的蠢事。

子文的态度，使蒋介石十分气恼。于是，蒋介石置宋子文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同宋子文商量而自行放贷，并且指派财政官员。最后采取流氓手段，施行暴力，封闭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没收宋子文的财产和银行存款，派兵监视宋子文的行动，使他形同囚犯。接踵而来的是蒋介石“四一二”大屠杀，使宋子文看到了若不回头的血腥。

这天，子文回到住处，又一封恐吓信在门上，上写：“如不签字，让你脑袋搬家！”

一时，宋子文如惊弓之鸟。真真是“秀才遇见兵，有理说不清”。

蒋介石看透了宋子文的文人骨子，使一招宋子文就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街头流浪者。正宗的财政部长则成了“伪宗”。一股大浪把宋子文打入漩涡，他正在漩涡中挣扎，精神世界几乎崩溃。

接着，蒋介石又连施数招，霭龄有言在先：招可用，以不伤性命为前提。宋子文的坐车先是被放气，后是出了车祸，脑袋被撞了个大包。那么接下来等待宋子文的又是什么呢？此时的宋子文已如惊弓之鸟，神经出现了错乱。

最终屈服淫威

宋子文车祸不久，脑袋伤还没彻底痊愈，蒋介石及其同伙又连施毒招。戴笠把电话打到孔氏夫妇家，接电话的是霭龄：“噢，笠兄，原来我还以为是大弟求援来哩！深更半夜的，你有什么急事吗？”

那边传来声音说：“不投降，就让他灭亡！”

“子文已经发慌了，离胜利只有一步之遥了！你们不要太急了，略施小计，就可以使他就范了。”霭龄道。

“是吗？那我们的计划怎么执行？”

“计划是要执行的，只是不要太心急。”霭龄出于手足之情的考虑。

“那我们推迟到明天关他的门！让他无家可归！”

“明天什么时间？”

“明天下午6时整，太阳落山。记准这个点。明天这个时间咱们再通一次电话。”

“好吧。”霭龄默许了这个计划，放下电话。

翌日下午6时，宋子文回到办事处，大门被白色封条封上，封条上写着黑字，他的脑袋一下子涨大了。几个办事员见宋子文回来，赶忙向其哭诉……

“部长啊，我们到处打电话找不到你。”

“什么时间封的？”宋子文瞪大眼睛问。

“大概还不到一刻钟。”

“是些什么人？”

“八个戴臂章的人，开着一辆吉普车。他们很凶很凶的，我们都被打了。”说完就又哭了起来。

宋子文多少有些心烦：“哭什么！我还没死呢！”说完转身登车去公寓，可是公寓也同样被封，同时还有两个站岗的哨兵不让进。

宋子文傻眼了，立时没有了主意。

天渐渐地暗淡下来。

夕阳像个硕大无比的叹号无奈地下沉，下沉，宋子文的身影被拉长，拉长，最后被黑暗吞没。

正在这时，一阵风响，一辆海蓝色的轿车驶到他面前戛然而止。车门开处，孔祥熙立在面前，随后大姐身披风衣走了出来。

“子文，回家吧？”孔祥熙温和地道。

子文道：“不，我不回。”这时他的底气已不像先前那么足了。

“大弟，我听了此事，急死我了。到处找你不见。找到了还不回家，这不成心找大姐的难看吗？快上车吧？”霭龄走上前。

“不，大姐。你要让我回家，除非把我的私宅启封！”子文坚定地道。

“那好说，我去找政府交涉。”霭龄满口答应。

孔祥熙也敲着边鼓道：“蒋介石也真是的，封办事处还封人家的私宅，也太霸道了吧！让你大姐去交涉，你跟我先回家吧。”

“你家我不去。”

“那就到妈咪家吧。”

“……OK。”

宋子文无奈只得驱车到了母亲家。

母亲也成了霭龄的炮手，天天在做子文的工作。整整三天，宋子文没说一句话，只是摇头叹气。等莫里哀路的房子开启后，他才回到“家”里。但是，一些不三不四的人还在监视着这栋房子，这更使他感到非常紧张。虽然大姐、小妹经常来看他，帮他“洗脑子”，但还是免不了惊吓。

这时子良又从广州再次回到了上海。他听从了母亲和大姐的话，自然也站在了长兄子文的对立面，因为他毕竟是个学经济的人，到哪随哪，不出偏差。他没有那么强的政治敏锐性。他也看到兄长走那条路的危险，因此他也发誓一生不到官场，不走仕途。虽然他也向兄长作了些工作，但都是不痛不痒的，兄长能听则听，不听算是白说。因为他是遵命行事，母亲和大姐的话能不听吗？

半夜间，烦恼中的子文拨通了武汉二姐的电话，把自己的处境如实向二姐作了汇报。

庆龄沉思半天，道：“你的伤好了没有？”

子文叹道：“头上的伤好了，可心灵上的伤难愈啊。”

“我知道你的难处。如果是这样，请大弟注意安全，保重自己。如果你有办法，尽快离开上海为好。”

“不行啊，他们有暗探，我已失去自由。”

“你等着，我设法营救你。”

在这种极度恐怖的日子里，子文坚持了一个多月，于1927年6月上旬，美国记者希恩受庆龄之托来到上海，推开宋子文的门。

“宋先生，您好，还认识我吗？”希恩摘下礼帽，介绍了自己的身份：“我是驻汉记者希恩。我们有过一面之交。”

“原来，你是受二姐之托，接我来的。”宋子文露出惊喜。

“是的，宋先生，听说你在这里的安全有问题。”

宋子文点点头。

“我们一同走，这里是我们的租界，我会确保先生的安全万无一失。”

“OK，谢谢您了。”

“不客气。”

“那船票怎么买？”

“你放心，我会想办法的。”

接着，宋子文又一一询问了武汉方面的情况，希恩一一作答。

一个小时后，希恩起身告辞：“你做好准备，等我办完船票来接你。”

“谢谢！”

宋子文把他送出门外，然后又驱车赶到西摩路母亲的住处，向老太太告别。就是这一告别，改变了他的人生，他走不了了。因为母亲不让他走。接着母亲又把这个消息转告给霭龄。霭龄听了此事，和祥熙一起马上跑了过来，瞪大了眼：

“大弟，你真的要走啊？”

“是的，我真的要走！”子文道。

“那我们的话就白说了，我们的工作就白做了。”霭龄一语道破了天机。

“噢，你是在受命做我的工作啊？”子文反讥道。

“大弟，大姐不是受命而是为你好。”孔祥熙解释道。

宋霭龄道：“武汉当前的情况你了解吗？告诉你乱得很！我真替你担心，回武汉后会不会被暴民拖出财政部，撕得你粉身碎骨呢？再者你干财政的，在武汉你怎么知道上海的货币贬值？上海是你的根据地，武汉是个什么地方？革命，离了钱行吗？”

“武汉到底出了什么事？”宋子文问。

“汪精卫投降了。”

“真的？”

“那还有假！”宋霭龄说完拿出一张报纸，上面是有关汪精卫的消息，整整一版，“你去看吧！”

面对着新的形势，子文终于哑炮了。

这时老太太出来说话了：“子文，你姐姐姐夫说的有道理，你走了我还不放心哩！”

“妈咪，你不懂，我已与二姐商量好了。”

“你二姐我也让她回来！”

子文道：“妈咪，你不能这样做。我和二姐求你了！”

母亲并没心软：“只要你是妈的儿子，今天你就不能给我走！”

“要是二姐让我走呢？”

“我还当不了你二姐的家，就说我不放你走！”老太太生气了。

……

在家庭成员的强烈反对下，子文开始犹豫了。第二天傍晚，希恩来到子文住处时，子文对希恩说：“母亲身体不好，再说武汉形势也不妙，我现在不能去武汉。”

“不是昨天说得好好的吗？怎么变卦了？”希恩两手一摊，显得惊奇。

“确切地说，我是一个学者，我不应是一个社会革命者。如果战争和劳工政策把所有企业家和商人都吓跑了的话，我这个财政部长一文不名，我无法使中央执行委员会理解……看看他们把我的钞票弄成什么样子，多好看的钞票啊！……它们膨胀得一文不值了！”子文说到这里扶一下自己的金边眼镜。

“那我如何向你二姐交代呢？说我没完成任务？”希恩无奈地问。

“告诉她是妈咪不同意我现在回去，我回去妈咪会出事的。同时妈咪也让二姐回来。谁也不理解我现在有多么困难。如果都不断地鼓励罢工和群众集会，那么干什么也无济于事。请想想，我是不讨人喜欢的。我从来没有讨人喜欢过。那些暴民不喜欢我，去年冬天要不是士兵及时赶来，他们就把我杀了……他们都知道我不喜欢罢工和群众集会……我能怎么样？”精神的刺激已使子文的话语不能连续起来了。

“请你给二姐写几个字吧，我带回去好作交代。”希恩认真地说。

“也好。”子文道。

作为学者出身的宋子文，面对着国内政治局面的急剧变化，外攻内压，他的精神世界终于崩溃了，抛开了血浓于水的二姐，亲情战胜了政治。为了母亲，为了亲情，为了自我，屈服淫威，倒向了南京政府蒋介石一边。

宋子文倒向蒋介石这一边无疑是南京政府的一大胜利，同时也是对武汉政府一个着实不小的打击。庆龄得知此事，首先落了泪。说实在的，子文倒向蒋不亚于丈夫去世给她的深重打击。如今，她已是家族中唯一的一只难鸣的孤雁。

蒋介石得到了宋子文后还不死心，接着又向宋美龄求婚，演出了“得美人者得天下”的闹剧。说是闹剧，其实，红娘媒人就是大姐宋霭龄。这在宋氏家庭中再次掀起了轩然大波。带头反对的是宋子文。

为此事，宋家成员专门开了一次家庭会议。

上海，孔氏豪华的公馆里，拉上窗帘，谢绝宾客。

宋霭龄坐在丝绒沙发上发表着她的高谈阔论，坐在她旁边是对她百依百顺的丈夫孔祥熙。

“要我看，中国的形势要变，上海更不用说了。庆龄那边的武汉政府迟早要垮台，只是时间问题。美龄这门亲事应当尽快定下来，不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再说，迟了青帮这伙人是什么事都能干出来的。”显然大姐在给子文上政治课。

“是的，”孔祥熙始终赞同他太太的看法，在一旁敲着边鼓：“太太说的也是，政府要分裂，形势就变化莫测。现在看来，老蒋的命运也是我们家族的命运。半个月前，老蒋去了日本，我看是要寻找支持者，说实在的，那小日本，是靠不住的。”

宋子文微笑道：“前些日子美国对他这位总司令公然采取不信任态度。所以他此行日本，是为给美国施加压力。说实在的，美国表面上对此事不露声色，但在暗中活动得可厉害哩，也怕老蒋真的投靠了日本。总之，形势可复杂哩。”他放下雪茄：“谁不知我们宋家同美国的关系，美国对我们不错，我们也不能错待了人家！说实在的，对蒋介石我还信不过，莫说小妹嫁给她了。”

“小妹也不小啦，总得嫁人吧？”宋霭龄插嘴道。

“是啊！”宋子文说：“小妹不是有恋人吗？”

“她已经跟人家吹了。”大姐道：“现在已经与姓蒋的谈上了。”

子文问：“大姐一定是媒人了？”

大姐支吾道：“他们是自由结合，一个愿打一个愿挨。”

“如果真是这种情况我不发表意见。如果不是这种情况我可要反对。”子文想起了庐山的一幕来。

“我也看出来了，小妹有那个意思，姓蒋的也有表示。”孔祥熙把话接过来。

“姓蒋的说什么来了？”霭龄插言。

“他说，青工会童工会不是美龄干的活，他想给美龄安排安排工作。”

“什么工作？”子文问。

“秘书。”祥熙道。

“秘书，”霭龄眼珠一亮，两手一拍道：“我说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吧！把美龄嫁给他也不错。我想改一天他一上台，就不会把我们宋家搁在脑后的。”

“男大当婚，女大当嫁！”孔祥熙再次赞同：“只要他们双方没意见，我们能有什么意见？”

宋子文一言不发。

“你是不是赞成？”宋霭龄瞪着一对黑眼珠：“美龄当了他的秘书、夫人，有利于他打通美国的关系，这不仅对蒋介石有利，对我们宋家也有利呀！你不赞成吗？”

“我不赞成。我想老太太那里也通不过。”宋子文不软不硬地答道：“再说二姐也是不答应的。大姐，我看你趁早不要操这个心了！闹个全家反对，何必呢？”

“是的。”孔祥熙道：“可是，谁让她是我们的妹妹呢？阿爸在世时，让我和你姐姐，一定要照顾好美龄和子安，因为他们最小。”

“庆龄反对，她算老几？”宋霭龄气愤地说：“庆龄根本不能算是我们宋家的人，她早已背叛父母，管她干吗！至于老太太的工作我包了。小妹这次的婚事实在太重要了！子文，你也给个话，到底同意不同意？”

“我是说姓蒋的这个人不怎么样，个性暴躁，生活放荡，风流韵事又多。我们小妹又不是嫁不出去的人，何必非找他这个老头子。这不是个光彩的事！”宋子文说完一甩袖子。

“姓蒋的今年多大了？”孔祥熙问道。

“40。”宋子文不冷不热。

“小妹今年多大？”孔祥熙问太太。

“你管她多大！爱情是不分年龄的。”宋霭龄嗔一眼肥头大耳的丈夫：“她今年18，你还问我？”

“说正经话嘛！”孔祥熙笑道。

“她今年真实年龄是30，30对40，也不能算太离谱？”霭龄反问。

“我不是这个意思，”孔祥熙说：“小妹恋人那里要吹得干净利索！”

宋霭龄淡淡地说：“只要老蒋给安排个好工作，她会乐不颠的愿意！”

“蒋那边的太太也得离婚？”

“没有关系，只要姓蒋的明白他同小妹结婚以后有些什么好处，他纵有18个太太也得离婚。”霭龄又道：“要我看老蒋这个人，有本事，前途无量，未来天下还不姓蒋？小妹当了第一夫人，还不是咱们家的荣耀！子文啊，你不要再认那个死理了！”

“那你就先做老太太的工作吧。”子文道。

“谁做媒人呢？”孔祥熙又问。

“这还不好办！”宋霭龄十分有把握地说：“在上海这个地盘，找个合适的媒人怕是不难吧，张静江、杜月笙……”她一连气说出八九个。

“唉，原来大姐早有谱啦！”宋子文挪了挪了身子，惊奇地说。

“不是大姐有谱，因为父亲在世的时候，已把小妹的事嘱咐过我。”宋霭龄说到这里，追问：“大弟你对小妹了解吗？”

宋子文答道：“小妹在美国的时候就同一位恋人混得火热，而且，”他放低声音：“他俩又快结婚了，怎么一下子又变卦了？叫人为难。再说姓蒋的绝对比不上她的同学。哪个女孩子不爱漂亮的小伙子，我怕小妹不是真心爱他。”

“我说她爱他就是爱他！”霭龄力排众议：“不信我同你打赌！哪一个女孩子不喜欢丈夫做大官！何况姓蒋的，嫁给他，她就是今后中国的第一夫人！”

“你把二姐往哪儿放？”宋子文问。

“她是现在的中国第一夫人，小妹是将来的中国第一夫人。”霭龄瞅了一眼孔祥熙：“就是我这个大姨姨，永远做不了第一夫人啦！”

孔祥熙装作没听见，只管大口大口地吃苹果。

“先问问小妹再说！”宋子文抬腕看看表：“我还有事要办。明天我还要出差去武汉呢？”

宋子文最后在大姐的攻势下，由大姐请其要好的朋友谭延恺出面劝解，使他明白他要反对这门亲事，他就什么事也干不下去，也休想在上海混饭吃。宋子文不得不又一次屈服了蒋介石。

1927年7月12日。

蒋介石征服宋子文后，武汉政府人心恐慌，四面楚歌。这时蒋介石又策划“两府统一，实现联合”的阴谋，于是又派宋子文充当和平使者去武汉谈判。

宋子文爽快地答应了。

临行时，蒋介石面授机宜。

宋子文到武汉，首先拜见了二姐庆龄。因大弟倒向老蒋，庆龄已失去了先前的热情。因是姐弟关系，才不得不接待了他。宋子文讲了自己的难处，庆龄表示理解。

庆龄道：“你这次来有什么目的？请你说清楚。二姐能帮办的一定帮办，不能帮办的也请大弟理解。”

“二姐，我这次来前，妈咪、大姐、小妹、二弟都向你问好！为了咱们的家族，希望你回到上海来，不要在这里受罪了。尤其是妈咪非常挂心你。”

“我明白了。还有呢？”庆龄又问。

“我来的另一个目的，也是南京政府的旨意，实现两府联合统一。条件一个，武汉方面必须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否则，联合是一句空话。二姐你说，武汉这边能答应吗？”子文喃喃道。

“我答应，先生的在天之灵也不答应的。我是先生的人，不能违背先生的遗志，因此我也答应不了你。他们谁答应你我也管不了那么多。”庆龄说话时泪水潸潸。

子文见二姐伤心落泪，也不便多劝。从二姐的住宅出来后，径到汪精卫的办公室，向汪精卫送上蒋介石的秘信，汪精卫乐得合不上嘴……

当天，子文密电上海的大姐夫。

孔祥熙见后，立即呈密电于蒋介石处。蒋看了大喜，并做了批复。

宋子文接到回电是第二天清晨，他做梦也没想到时间会这么快。电文中写道：

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电文中尽是商人用语，诸如“卖主”、“支付”、“交货”等，显然，他们把中国的命运和个人的灵魂完全当成商品在市场流通买卖。因是商人用语，令国人难以看清其灵魂的丑恶，只能猜测而已，但从后来发生的历史事实，不难看出一二来：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急急忙忙在武汉下令召开紧急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一刀两断。并密切配合蒋介石在上海的四一二大屠杀，接着在武汉也高举起屠刀，扬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人”，大批屠杀和逮捕共产党人与革命群众。

南京方面，蒋介石因四一二大屠杀不得人心，于1927年8月13日突然宣布下野，8月16日辞去总司令一职。

9月28日，蒋介石同张群等人东去日本，由宋子文引见，拜见了其母宋老夫人，要求娶美龄为妻。

10月下旬，宋子文回国，为蒋宋联姻筹办婚事。

11月10日，蒋介石满载而归。回到上海后，立电武汉汪精卫赴上海商谈党务组阁。蒋介石复总司令位，汪精卫任国民政府主席，宋子文复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不愿做官的宋子良也被国民党外交部委任为上海浚浦局首席局长。

12月，汪精卫投蒋介石不得好报，亡命法国，蒋介石便成了国民党的中心人物——军政大权独揽一身。

12月1日，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在上海大华饭店举行。新娘宋美龄，由其兄宋子文挽着，送到蒋介石的怀抱。

从此，“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粉墨登台，拉开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的帷幕。

应该说，宋子文成为民族罪人也是从此开始。

第二十一章

效力蒋府

理财高手宋子文

宁汉合流后的1927年。

万物复苏，春回大地。

蒋宋结缘，蒋家受益，宋家沾光。随着蒋氏政权的水涨船高，宋子文投靠了蒋介石，蒋政权也没有亏待他，紧接着复出任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在很短的时间内，又平步青云，官运亨通，身兼数职，主要有国民政府委员，行政院副院长、代院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中央政治会议委员，国防会议成员，中央银行总裁，特别外交委员会副会长，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以及财政监理委员会、外交委员会、预算委员会、禁烟委员会、首都建设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建设委员会国军编遣委员会委员等职。

历史把他推到仕途顶峰，成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又一风云人物。

1928年底，北洋军阀的割据基本结束，南京政府名义上统一中国，但并不太平。蒋介石一上台就被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人民革命力量所反对。在国共两党这场势不两立的政治斗争、军事较量之外，国民党内的汪精卫系、胡汉民系以及地方实力派不断围攻蒋介石集团。直到1930年10月中原大战结束，地方实力派对南京政府的军事威胁才告解除；再到“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蒋介石的“龙椅”才算坐稳。在这四年间，宋子文为新生的蒋介石政权出力甚多。论本职工作，只因南京政府忙于军阀混战，经济建设无大作为，主管财政，当然是为蒋介石战事筹款；同时常另有重任，奔走于各派政治和军事力量之间。

宋子文有使用金钱、收买对手的条件。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之争无本质区别，只是权力、利益分配不均所致。因此只要谁开的价码合适，提供的金钱、职位称心，对手可以握手，对立可以并立。有金钱可以发挥作用的场合，还要有“钱源”。宋子文利用掌握国民党财政的便利，倾中央财政，慷国家之慨，为蒋介石一人服务，专营收买政敌、对手的勾当。宋部长的“银弹”击中不少地方实力派的主将，大大缩短了蒋介石收编作乱军阀的周期，减少了军事围剿的难度。

“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抗战”把中华民族推到最危险的关头，蒋介石没有因此而停止围剿红军，继续反共内战，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可统治集团内部却有变化。日寇侵略缓和了国民党上层争权夺利的矛盾，南京政府出现从未有过的统一、合作局面，蒋介石的领导地位走向稳定。

从南京政府成立后历时五年，蒋介石在组建领导班子、巩固统治地位的过程中，培植起一批骨干力量，以适应全国统治的需要。宋子文作为老朋友、亲戚，当然成为蒋某优选人才之一。宋则不负蒋望，既为自己，也为蒋某，辛勤工作。此五年，打下“四大家族”统治大陆22年的根基，宋子文成为蒋家帝业的创业者。

应该说，宋子文艰难受命，一登台就面临着一个连年兵燹之灾、政府财政拮据、诸事待理、百废待兴的局面。如果说宋子文是个难得人才，蒋介石不惜血本相争相挖却是“慧眼识玉”。宋子文在此烂摊子上起家，将其财理得有条不紊。在蒋介石的眼中，宋子文就像是一棵摇钱树，一摇就掉下钱来，将滚滚财源不断流向蒋介石横扫军阀和后来的“围剿共军”上；在宋子文眼里，“我好比绑在蒋介石战车上的一条狗！只有守家的份儿，没有喘气的份儿！”

洋博士宋子文的聪明才智，主要表现在他的视野开阔、他的掌握美国等西方国家的财政管理的基础上，将其运用到中国。应该说这是最早的开放，封闭的蒋介石起用了洋博士，用美国财政经济管理的方法来管理中国财政经济，实现新的结合和应用。新官上任三把火，他大开了“四刀”。这四刀也砍出了他的识、他的胆、他的智。

争取关税自主

关税是近代各国收入的大宗，在中国却是个近百年没有解决的话题。

宋子文瞄准关税这一环节，大刀阔斧砍了一刀，果然金石开花。

且说我国自鸦片战争以来，因受不平等条约协定关税的束缚，我国关税一直是值百抽五，少得可怜。自1858年修订税价后又长期不变，海关征收的税款折合税率还低于值百抽五。使很多白银源源不断地流入帝国主义国家的银行和口袋，根本无法统计。宋子文了解到这个情况后，曾痛心疾首地说：“协定的约束，产业不能振兴，洋货不能抵制，权利外溢，百业凋残。理财人又不懂此事的重要，是个悲剧。取消协定关税，势在必行，迫在眉睫！”

然而开刀谈何容易？宋子文知难而上。

虽然宁汉实现合流，但北京张作霖政府还未覆灭，实际“一国两府”，意见不一，诸端难理。

1928年1月27日，新上台的宋子文首次代表南京政府发表宣言，指出：“必须解决关税问题，再不能使白银白白流失。国民政府现统辖二十一省之十六省，所收关税约占百分之七十。北京政府又不承认政府之法律继承者，国民政府自不能承认任何团体有单独行使管理关税的权利，或有派任何代理人行使此种管理之权。”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14辑，第24、36页。宣言不难看出，宋子文当时考虑的还不是废除协定关税，而是同北京张作霖政府争一席之地。但也表示出他对关税的重视态度。

第三天（29日），南京政府代理外长郭泰祺接见路透社记者，解释宋子文27日宣言时说：“此举并无干涉以海关税续付外债之意；至于内债，以在国民政府辖境之关余，供北京政府用作抵御国民军之军费，似欠公允。”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14辑，第24、36页。郭泰祺的这番话在说明南京政府行使关税权后，将继续以关税抵付外债，请诸国不必为此担心，造成不必要的混乱。

宋子文的海关宣言发表后，署总税务司英国人易纨士从北京南下。

2月7日，易纨士在上海访晤南京政府外交部长黄郛，略述关税问题的意见，共分四点：一是以前关税会议修正之七级表实行加税；二是由南北两政府各发同文通知书与各国；三是增加数目全国约六千万两，以一千万两留抵提保不确实外债之基金，余数按三七或四六比例分配于南北两府，这样南方政府可净增年额一千七八百万元；四是第一次南北委员会议地点在大连，以后各次在上海。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第14辑，第24、36页。

2月16日晚，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上海私邸设席宴请易纨士。席散后，宋子文乘夜车回南京商定关税问题解决办法，并与北京政府交涉。北京政府从中作梗，致使废除协定关税拖了一段时间。宋子文心里骂娘，因为这是一笔大的款项。

“娘希匹，不行就用大炮轰！”在蒋介石的命令下，同年6月，南京政府第二次兴师北伐，张作霖败北，放弃北京。在退往沈阳途中被日本人炸死。此后，协定关税的障碍废除，加快进展。

7月25日，这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宋子文通过熟悉美国关税法律条文，通过个人关系，先与美驻华公使马克谟在北京签订了《中美关税条约》，打开了局面。《条约》规定：“历来中美两国所订立有效之条约内所载关于在中国进出口货物之税率、存票、子口税并船纱等项之各条款，应即撤销作废，而适应用国家关税完全自主之原则。”

一石激起千顷浪。随之而来，宋子文又代表南京政府先后同挪威、比利时、意大利、丹麦、葡萄牙、荷兰、英国、瑞典、法国、西班牙等国缔结了“友好通商条约”或新的“关税条约”。

在此期间，宋子文规定：凡进口货物均分为七类，按类别分别缴纳一定的税率，以7.5%为起点，1928年最高到值百抽27.5%。到1933年5月，南京政府再次修改税率时，最高税额已达80%。长期以来，中国关税税款一直是交给外国在华银行保管的，并且由外国银行经手办理外债的还本付息事宜。自1932年3月1日起，海关税款全部集中在国民党中央银行，而且由中央银行办理外债还本付息业务。除去偿还外债税款，剩余的全归南京政府自由支配。

从此关税成为南京政府的最大财源，超过总收入的一半。例如1932年关税收入是3.88亿元。除去偿还外债2亿多元，还有1亿多元可由南京政府自由支配使用。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第29—31页。

关税的“一刀”，有1亿多进账，使蒋介石很是感谢洋博士，看到了他的价值，他曾对宋子文说：“财政管理也是一门科学，到底你们喝过洋墨水的人，见多识广。我是一窍不通，今后全靠你的啦！”说到这里，蒋介石又提起了宋家的另外两位洋博士：“子良不要老在广州银行任职了，调入中央银行任职吧。”

“做什么？”

老蒋回答：“加入官股，做董事长啊。”

宋子文说：“也成。原来我想马上成立中国银行，让他出山做总经理。”

蒋介石好像心里有数，问：“子安博士什么时候学成回国？”

“明年秋季。”

蒋介石接着又道：“那就让子安任经理吧。”

“也成。”

从上述蒋介石的一番话，不难看出他对宋子文的信任，和对宋家洋博士的迷信。所有这些都是建立在宋子文为其创造亿万财富的基础上的。经济问题说到底是政治问题，使他的政权得以巩固，军队有了资金，大炮昂起了头，剿共有了力量——这是蒋介石求之不得的。

改革盐业统税

应该说，中国的海岸线之长，约占国界线的三分之二，海盐遍地。中国是个大国，人口众多，用盐量巨大，盐业收入早在封建社会即是当局政府的重要收入。民国以后，盐政与厘金、资本税同称为中国的三大恶税之一，基本上是有名无实。这不只为舆论所谴责，同时也影响了南京政府的财政收入。宋子文了解到中国的盐政诸弊，同时又考察了美国盐政管理的经验，在蒋介石的大力支持下，对盐政现实进行了改革。

作为主管税制改革的财政部长宋子文，在他秘密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关于盐税改革的思路。这个思路在1928年7月召开的全国财政会议上正式公布，他提出“就场征税”的办法作为整理盐税的入手之路。随后，他在《训政时期施政纲领》中，又提出统一收入、统一税率、整理盐场、推广销运等四点改革建议。《民国财政史》第205、210页。

宋子文这一废除包商制度的改革，普遍受到人民群众和舆论的一致好评。

然而，宋子文废除包商制度，在实际工作中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之大也是他难以想象的。一方面官商勾结，官商还与兵匪结伍，严重干扰盐税改革。另一方面，当时南京政府刚成立，百废待兴，财政奇窘，在实际上也没有充足的资金以取代盐商来负责食盐的运销。因而在1931年6月30日新《盐法》公布之前，包商承办仍是广大地区食盐供销的基本方式。新《盐法》公布后，虽然明确规定“盐就场征税，任人民自由买卖，无论何人不得垄断”，但在全国大多数地区，包商仍然存在。据不完全统计，1932年，撤销了江浙地区18县的包商；1933年，废除了山东地区四县的包商《民国财政史》第205、210页。，其余仍旧沿袭。

宋子文原主张撤销盐务稽核所，但由于各方阻力，非但没有成功，反在30年代初达到了全盛时期，据1930年9月的统计，其大小机关达1870处，服务人员14815人，经费达16892000元，盐务稽核所实际上已成为仅次于海关的第二大税务机构。

宋子文并非不知道由外人把持的盐务稽核所在中国人心目中臭名昭著，但他希望通过控制盐务稽核所，以达到为我所用的目的。他规定，盐务稽核所直辖于财政部，由财政部任免人员，制定规章制度，希望以此来控制稽核所。但由于盐务系统的长期稳定性和独立性，财政部对其也难以完全控制。宋子文虽做了努力，但也感到鞭长莫及。

为了阻止盐务走私，宋子文于30年代筹建了税警团，税警团招募有知识的青年人，并在军校加以培训，素质较高，加上全部美式装备，战斗力较强。税警团共分三团，其中有一团在成立后被蒋介石“借用”到江西参加剿共，另二团分驻私盐最猖獗的两淮盐场各地。宋子文还和军政部联系，在税警团无法进行海上缉私时，可以取得海军的协助。蒋介石也是点头同意的。《民国十九年盐务稽核所年报》，《财政公报》55期，第98页。

由于宋子文措施得当，南京政府初期，盐税收入增加较快，从1928年度到1932年度，盐税收入分别为3000万元、1.22亿元、1.5亿元、1.44亿元、1.58亿元《28年7月1日至1933年6月30日常年岁入和岁出》。，呈直线上升趋势。除1932年度因东北沦落而损失不少收入外，其间年份都处在稳定的增长之中。所以，宋子文颇为得意地提出：“迄十八年九月，财政部竟能宣布不但能逐年赏还盐债并用余力可清偿旧欠矣。”《中央周报》第93期。

从上述数字，不难看出一年又是一个多亿的财政收入，应该说在财政管理上，这也是一场漂亮的战役。

改革统税制

所谓统税，就是一物一税。

具体地说，就是对国内工业产品进行一次性征税后，即可通行全国，不再征收税捐。南京政府成立后，鉴于全国各地举办的具有通过税或物货税性质的“厘卡林立，重叠征收”的弊病，即着手整理国内税务，以便增加收入，稳定国民财政。这是宋子文上台来的第三刀。

1928年1月，宋子文首任南京政府第一任财政部长，即颁布烟草统税条例，明确规定卷烟统税为中央税，由财政部设立专门机构掌握。2月在上海成立卷烟统税处，随后又在各省设立卷烟统税局。卷烟税率在开征初期，为值百抽五十，已成为国税大宗。1928年冬，宋子文修改烟草统税条例，规定洋烟交纳7.5%，土烟为40%，未制成卷烟的熏烟，税率定为每百斤征收国币3.6元。

1929年9月，宋子文在上海设立棉纱统税筹备处，办理棉纱统税事宜。当时我国大机器纺织工厂很少，规模也不大。据1929年调查统计，全国华商经营纱厂只有73家，每年产纱额在130万包左右。宋子文规定：本土棉纱在23支以内者（即粗纱），每百斤征收国币2.75元；本土棉纱超过23支者（即细纱），每百斤征收国币3.75元。

接着1930年，参照卷烟、棉纱的统税条例，理财高手宋子文又主持制订了征收火柴统税条例。规定税率为长度不及4.3厘米，或每盒不过75支者，每大箱征税5元；长度在4.3厘米以上5.3厘米以下，或每盒在100支以上者，每大箱征税10元。

同时，还开征水泥税，其税率为：每桶重量380磅者，征税6角；每桶重量不及380磅，其差额在十分之一以上者，按其重量比例征收之。面粉方面，宋子文规定，其税率为值百抽五，即每包一角。《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99页。

以上为开征时的生产税。实际上，随着统税条例的不断修订，各货物的生产税是变化的。统税的开征，为南京政府开辟了滚滚而来的财源，以1931年为例，南京政府的统税收入为：卷烟税0.50018亿元，棉纱税0.15656亿元，火柴税0.14168亿元，水泥税0.11735亿元，麦粉税0.05837亿元，熏烟税0.01584亿元，啤酒税0.00663亿元，以上各项共计约一个多亿。统税收入约占整个财政收入的七分之一。

综合看宋子文这“三刀”，金石开花，一刀一个多亿。

1929年财政收入为3.89亿元；1930年财政收入为5.12亿元；1931年财政预算收入为5.53亿元。《民国档案》1987年，第3期，第99页。一年一个台阶，一年一小步，三年一大步。

宋子文筹款理财的这些做法，确实为南京政府的财政问题，解决了不少困难，使宋子文大受蒋介石的欣赏。很快宋子文荣升至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蒋介石也深感搞经济建设离开“国舅亲”玩不转。

废两改元，统一中国货币发行权

废两改元，与秦始皇当年的统一度量衡极为相似。洋博士宋子文的功德也就在这里。

所谓废两改元，就是废除银两，改用银元。中国原来使用白银货币，其单位为两。称量银两的衡器为“平”。清代国库所有的“平”称为“库平”，一两等于37.3125克。废两改元前，中国各地使用的银两单位，主要有海关两、库平两、规元两三种。自16世纪以来，外国银元开始流入中国。鸦片战争后，在通商口岸已流行西班牙、墨西哥、英国和美国以及香港的贸易银元。原有的银两标准既不一致，新进的银元重量也有差别。银两与银元之间的折算称为洋厘。通常一银元折合七钱左右银两，依市场上银元与银两的多少而浮动。1882年吉林机器局首铸银元，1889年广东亦设局铸造，其后各省仿之，市场较乱。1914年北京政府颁布“国币条例”，铸袁世凯头像银币，重七钱二分，通行全国，起过主币作用。但市场上仍是银两、银元并用，有碍于国内商品经济的发展。

1928年3月，浙江省政府向国民党中央政府提出《统一国币应先实行废两改元》，其意见是“我国货币之紊乱，至今日已达极点”，“自民国建立以来，银元需要频繁，流通亦广”，“现元宝数量又如此之少，实无沿用银两之必要”，请示废两改元，“积极实行，以立我国币制之基础”。

这一提案呈送到南京政府财政部部长的办公桌上时，立即引起了宋子文的共鸣和重视。

1932年上半年，内地银元大量流入上海，达5447万元。较之以往，增加很快。一般舆论也认为废两改元时不可失。上海工商界的代表也致电国民政府，表示：“对于废两改元之原则莫不一致赞同，切盼实现。”因此，废两改元的条件渐趋成熟。

1932年7月，宋子文在上海果断召开银行界峰会，讨论废两改元问题。在这次会议上，确定了废两改元的三项原则：

一、废除银两，完全采用银元，以统一币制；

二、采用银元制度时，旧铸银元仍照旧使用；

三、每元法价重量决定后，即开始铸造新币。

上海钱庄闻讯后，即召开会议，并致函财政部，表示原则上同意废两改元，但需假以时日不应操之过急。为稳妥行事，7月22日，宋子文决定组织废两改元的三次研究会，就废两改元之事进行专门研究和试点。

1933年3月1日，宋子文发布《废两改元令》，提出：“为准备废两，先从上海实施，特规定上海市面，通用银两与银本位币一元，或旧有一元银币之合原定重量成色者，以规定七钱一分五厘合银币一元，为一定之换算率，并自本年3月10日起施行。”上海从3月10日起，各行各业的交易往来，一律改用银币计算。

上海废两改元之后，宋子文又于1933年4月5日和6日，先后发布废两改元的布告和训令，规定4月6日起，所有公私款项之收付与订立契约票据及一切交易，须一律改用银币，不得再用银两。有银两者依照《银行本位币铸造条例》办理。其主要内容是：“银本位之铸造权属于中央造币厂。银本位定名为元。总重26.6971厘米，银88%，铜12%，即含纯银23.493448厘米。”

宋子文为使废两改元顺利实现，还采取了以下措施：

第一，财政部委托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代为兑换银币。中央造币厂还要铸一些厂条，以适应市面巨额款项收付之用。

第二，对各行庄宝银进行登记及兑换。至当年12月15日，登记宝银总计14621万两，即按成开兑。至1934年7月，共兑进宝银2794万两，兑出新币3907万元。

第三，经财政部批准，暂设立冶金小炉，将碎杂银冶炼成银饼，送到中央银行估价兑换。

从1933年3月1日起，国民党中央造币厂开始铸造银币，银币正面为孙中山半身像，背面为帆船图案，俗称“孙头”和“船洋”。

中央造币厂一经成立，就由美国“造币专家”葛来德担任顾问，成立中央造币厂审查委员会，审查铸币的重量和成色。自1933年3月到12月铸2806万枚。1934年铸7096万枚，1935年上半年铸3356万枚。自1933年3月至1935年6月铸13258万枚。1935年下半年实行法币政策后，未再铸造，改印纸币。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8—50页。

废两改元的实施，规范了中国币制，活跃了流通，方便了人民，搞活了经济，拓宽了中央银行活动的规模。同时也为以后法币制度的实行打下了坚实的基础。有权威人士评说，这是继秦始皇统一度量衡后中国的又一大改革。

建立国家预算制度

且说宋子文就职财政部长不久，南京政府准备进行第二次北伐。1928年2月初，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通过进行北伐的决议。11日，南京政府令军事委员会及北伐全军总司令限期完成北伐。不久，蒋介石将所辖军队改编为四个集团军，蒋嫡系为第一集团军，蒋自兼总司令；国民革命联军为第二集团军，以冯玉祥为总司令；北方国民革命军为第三集团军，以阎锡山为总司令；两湖军为第四集团军，以李宗仁为总司令，准备共同北伐。4月，各军先后开始行动，发动了讨伐张作霖的战争。8月初，张作霖决定放弃北京，在返往沈阳途中被日军炸死。6月15日，南京政府发表宣言，宣布“军事时期将告终结”。

1928年上半年第二次北伐时，宋子文是在缺乏预算的条件下进行工作的。蒋介石要求他每五天筹集160万元，以供军事需用。在当时那种紧急情况下，宋子文没有其他办法，只有采取高压政策，强迫上海资本家筹集数百万的贷款和承购公债。

北伐军到达北京后，宋子文开始改变过去的高压政策，而采用和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实业界头面人物合作政策。他还想结束北伐时普遍采用的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而施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

宋子文赢得资本家合作与控制预算的第一个回合，是1928年6月在上海召开的全国经济会议。宋邀请了近70名全国主要的银行家、商人、工业资本家和45名省市政府的代表出席会议。它名为全国经济会议，实际上是由江浙财阀控制的，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商业方面的代表是江苏、浙江人。

宋子文宣布会议计划时，对过去用高压手段筹款的办法表示歉意，承认“在战争时期我们或许不得不采取非常手段去筹款”。他号召与会的头面人物与政府合作。他强调说：“除非人民能参与政府在政策上的系统阐述，没有一个政府能取得人民的信任。”“在人民参加政府的问题上，财政部并没有坐等高超的方案系统阐明。我们曾经召集过党外人士、纳税人代表对我们提出批评，进行帮助并给以指导。”宋补充说，全国经济会议的成功，“将是中国走向民主制度的一个步骤”。

在这次会议上，宋子文以财政部长的名义提出了限制军费，采用预算制度的方案，他要求年度军费不得突破1.92亿元，军队额限为50万人。会议同意了宋的提案。在宋的领导下，会议成立了五个专门常务委员会，以便在会议结束后继续工作，促使会议提案的实施。另外，在宋的鼓动下，会议中的非政府人员在虞洽卿的领导下组织了一个国民裁兵促成会，通电南京军事委员会和当时在北京的蒋介石、阎锡山、冯玉祥和李宗仁，强烈要求裁军和限制军费。

紧接全国经济会议之后，宋子文又于1928年7月初在南京召开了全国财政会议。这次会议主要由中央和各省财政官员参加。宋子文在会上说：“中央及各省现有收入，皆感拮据，而两湖金融之困难，两广债务之税欠，亦为当务之急，现财政部每月须筹军费160万元，政费百余万元，尤感财穷力尽。希望到会同仁共商划一新税制度，协力实行，赞助中央，减少财政上之困难。”当时南京政府的财政状况确是困难的。在所谓“国家”财政部，实际上主要税收只能取之于江浙两省，各地的新军阀都要裁留他们所辖地区的税收。宋子文希望利用全国财政会议，确定几种全国各省应交给南京政府的税收。但因出席会议的代表大部分限于江浙两省的官员，所以宋子文想要管理全国税收仍然只是个遥远的目标。但财政会议同意不久前召开的经济会议所通过的中央预算和限制军费的提案。财政会议结束后，宋子文曾打算立即前往北京，将裁减军费和管理预算的方案提交给正在那里开会的国民党将领。但因国民党将领们不同意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的提案，宋子文推迟了行期。持反对态度的首先是蒋介石。为了强调他的反对态度，蒋强迫向北京银行公会会员贷款300万元。当一位银行家表示不愿提供时，就被罚款10万元。用敲诈勒索相威胁，对蒋来说仍然是用来对付金融家的重要手段。宋子文来到北京时，因出于蒋介石等人的压力，又发行了300万元的公债。看来宋子文想轻而易举地实行自己的主张是不可能的。

宋子文第二个回合的斗争，是1928年8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五次全体会议上。出席这次会议的有国民党中央执委、候补执委及监委等三十多人，谭延恺为主席，蒋介石致开幕词。宋子文在会上提出，北伐期间他曾奉令每五天筹集160万元作为军事费用，办事亦无预算，他已经把全部重要税收都做了抵押，因此除非迅速采用他的统一税收和预算计划，中国势将很快面临破产。

宋子文提出上述警告后，即向会议提出了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通过的方案。宋的举动，得到上海金融界和产业界的支持，一百多名上海资本家组成的代表团，由虞洽卿率领到南京，在五中全会期间支持宋的建议而进行会外活动。上海产业界人士还于1928年8月6日在上海总商会大楼召开会议，决定向国民党五中全会提交一份请愿书，声明如果政府不采纳和实现全国经济会议计划，上海将不再筹集贷款。

在此情况下，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批准了“统一财政，确定预算”的提案。会后相继成立了有宋子文参加的国家预算委员会和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帮助统一国家财政。但这些做法只是流于形式，全国预算委员会的存在徒有其名，中央财政整理委员会也无事可做。宋子文的预算提案实际并未落实。

1929年1月，国民党高级将领在南京召开军队编遣会议。宋子文再次提出预算计划，详述1929年预期的税收，坚持把军费限制在1.92亿元以内。并提出了统一财政的三条办法：

一、中央财务上之行政直隶于财政部，任何方面不得干涉；

二、用人权完全属中央；

三、属于中央之各项税收，各省绝对不能干涉和扣发。

编遣会议原则上同意了宋的计划，1月17日作出决议：一，将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司令、海军总司令、各总指挥及其他高级战时编制，立予取消，取消以后，即设编遣区；二，全国现有各军队，分为六个编遣区；三，缩编全国现有之陆军，步兵至多不得超过65个师，骑兵8个旅，炮兵16个团，工兵8个团（共计兵额约80万人，空军海军另定）；四，各编遣区及中央直辖部队，其编留之部队至多不得超过11个师，其编制应斟酌全国收入总额之比例，务缩减军费至总收入40%止。暂定一年经常军费及预备费为1.92亿元。

编遣会议虽然作了这样的决议，仍是不能实现的空话。互相猜疑的气氛笼罩在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和李宗仁之间，实际上谁也没有准备编遣自己的军队。

宋子文为争取控制国家预算和财政所作的努力所以失败，原因是多方面的。直接原因，是宋在政府费用、预算控制和军费问题上始终与蒋介石及其他国民党高级将领的意见不合。宋想结束北伐时那种混乱的预算程序，实行一种事先制定的中央预算制度，以稳定南京政府的统治。但是蒋介石把军事置于压倒一切的优先地位，要国民政府的财政服从于军事。当时，蒋介石握有实权，而宋子文在国民党内的权力，其根基比较薄弱。他之所以崭露头角，很重要的原因是由于家庭的联姻关系，孙中山、蒋介石都先后成为他的姐夫和妹夫。宋子文在国民党内和军队中，从来都没有一批政治上的重要支持者。这样，尽管他的主张有可取之处，也难以得到推行。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版9月版，第40—43页

同时，当时的中国并不是一个真正统一的国家，军阀割据还存在，只要国内军事形势继续处于不稳定的状态，全国财政的统一和预算是不可能的。虽然预算制度没有认真实行，但作为财政部长的职责宋子文是做到了。

第二十二章

巧取豪夺

建立中央银行，实行金融统控制

宋子文上任之初，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早已有之，仅是民办性质，它不归国民政府控制。

中国银行是1905年在北京创立，前身为“户部银行”，1908年改称“大清银行”。进入民国，在“大清银行”基础上，1913年2月，另组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在北京成立于1908年，初系清朝的邮传部，主要为铁路、电报、邮政、航运四项业务的收付款而设立。全国各地已有支行。这两家银行是当时中国金融界独有的银行。和西方国家比较，我国的银行业发展还是显得陈旧落后。

宋子文早年作为广州银行行长时，就向孙中山提出来要组建中央银行的想法，孙中山曾说：“等到南北统一了，我第一个举手支持。”可见孙大总统就知其重要。

宋子文看准这个问题，以讲故事的方式向蒋介石讲述了当年他和孙大总统的这番有意思的对话。宋子文以经济博士的口吻给蒋介石上政治课道：“政治的核心是个经济问题，这是经济学家的共识。作为政治家不掌管银行不行。没有财政的有力支持，我们一天也生存不了！”

在宋子文的建言下，蒋介石要独霸天下，也深知银行举足轻重的地位，表示要支持宋子文有关银行的改革方案，首先要成立自己的国民银行——中央银行。

1928年夏天，是一个酷燥炎热的夏天。天上有云不落雨，地上无风热死人。

被称中国“四大火炉”之一的名城南京，更是热浪烤人。白天无法办公，夜间无法睡眠，人们坐着就出汗。

就是在这样的日子里，作为财政部长的宋子文，连续组织主持两次全国大型会议：一是6月的全国经济会议；二是7月的全国财政会议。就是在这两次大的会议上，宋子文同与会人员反复论证了成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紧迫性和重要性，得到了与会人员的一致认可。

会议下来，宋子文又组织班子，冒着酷暑，通宵达旦，起草了《中央银行章程》。

章程共分五大部分。其性质为国家银行；注册资本2000万元，由国库一次拨出2000万元公债预约券作为股本；行址设在上海外滩15号，各地设分行；其特权有发行兑换券，铸造及发行国币，经营国库和内外债；业务范围主要有：经营国库证券、商业票据买卖和兑现，办理汇兑发行期票，买卖金银，接受存款和贷款等；总裁为宋子文，亦称行长，副总裁为陈行；中央银行除设总裁外设有理事会和监事会，宋子良任理事会理事长。

宋子文提出的《中央银行章程》书面报告，蒋介石极力赞成。报告呈上没有三天，就被批复下来了。

1928年11月1日。

这是个吉利的日子。

中央银行终于在上海挂牌成立。

蒋介石亲自剪彩，总裁宋子文披红戴花。实际也是蒋宋银行的成立，一切都由他们二人说了算。这时，小弟子安从美学成回国，正好被子文安排在中央银行做监事会理事兼中央银行棉麦处处长。用弟弟来监督自己的哥哥，一时曾成为人们的笑谈。

中央银行的成立，标志着南京国民政府对金融的重视。其实这不是目的，对于野心勃勃的蒋介石政权来说，争霸天下才是他的目的。而争霸天下就要实行对金融的垄断和控制，因而他们第一个猎取的目标就是现有的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

豪夺交通银行

且说宋子文让中国银行改姓了宋后，他的下一个目标就是交通银行了。

交通银行的老板是唐寿民。这唐寿民不像张嘉璈那样傲气十足，可以说他几乎没有后台。此人怕事胆小，有绰号“唐百万”。

宋子文看准了这些，在中国银行1927年由北京迁至上海后的第二年，也即1928年，宋子文又将交通银行总行从北京迁至上海，强行颁布该行条例，资本为1000万元，加入“官股”两成，即200万元，并指定其为特许的“发展全国实业银行”。唐寿民心里有一百个不情愿，也不敢不合作。人在屋檐下，不能不低头。这样，四大家族的官僚资本就渗入了“交通银行”。自然宋子文、宋子良、宋子安成为了交通银行的重要董事。

宋子文虽然采取了强硬手段，但当时“官股”在交通银行股本中只占六分之一。就资本、信用的实力而言，交通银行都超过了中央银行，宋子文对此行一时还难以驾驭。到30年代初期，宋子文提出强行修改“交通银行”条例，分别予以增资。到30年代中期，交通银行中的“官股”已超过半数，宋子良任交通银行董事长。这样，宋氏三兄弟终于实现了对交通银行的控制。

再说宋子良在担任交通银行董事长期间，与银行家席德懋的二女儿席子二小姐相爱恨晚，不久就走进了婚姻殿堂。这使宋氏三兄弟控制交通银行的程度更进了一步。

接着，宋子文打着整顿银行秩序的幌子，整合资源，不久又成立了中国国货银行，注入资本2000万元，孔祥熙任董事长，宋子安任总经理。下面实收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扬子电气公司、淮南矿路公司、孚中公司等。

这样宋氏三兄弟在民国银行的角逐中，各有其位其职其权。在宋子文的所谓银行改革中，真正占便宜的是宋家三兄弟。他们在控制中央银行后，一个独占中国银行，一个独占交通银行，一个独占中国国货银行，使他们三兄弟一时风光无限。有人写了一首打油诗这样称道宋氏三兄弟：

宋家三子三只龙，

民国银行全姓宋。

见了三子喊经理，

保证让你没错称。

应该说这一时期不是“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而是“蒋家王朝宋家财”更为确切，抑或称“蒋宋王朝”。“蒋家王朝孔家财”则是民国后期的事。

发行巨额公债，宋氏三兄弟受益沾光

四大银行都姓宋，为了使银行有利可图，宋子文采取的政策是通过银行发行巨额公债。宋子文采取的方法是“互惠互利”，这样银行通过发行债券也可以得到一笔不小的利润留成。所以银行对这样的好事自然谁也不放过。

宋子文每年发放公债的大小，主要是依据每年财政赤字的大小。南京政府自成立以来，每年的支出都超过收入。如1929年收入3.34亿元，支出4.34亿元，赤字1亿；1930年收入4.84亿元，支出5.85亿元，赤字1.01亿元；1931年收入5.58亿元，支出7.75亿元，赤字2.17亿元。

为了填补巨额财政赤字，只有靠借债。南京政府收入中的借贷部分，1927年6月1日最高竟达48.7%。最低是1932年7月1日的16.8%。由于国民党政府承担了以前历届政府所欠的外债，在国际上没有恢复信誉，举借新外债有阻力，所以贷款主要是发行公债在国内筹借的。南京政府的内债，仅1927年至1931年5年间，就发行了25种之多，计10.058亿元。这样银行也能得到5亿的利率进账。

为了发行内债，宋子文采取了许多巧妙的办法。从1928年起，宋子文开始采取和上海资本家合作的政策，可以不通过强迫的手段发行公债。具体办法是以公债和库券大折扣（即他给银行二元债券，银行要给他一元现币。利率达到50%），出售给银行家，即将债券在正式发行前抵押给银行，由银行预付债券票面值的50%现金。例如上海钱业公会所属钱庄，从1928年3月至1931年3月在13笔交易中，以1562万元的预付金购得了3060万元的债券。债券正式发行后，或者直接投放上海证券交易所，或者存在银行，由这些银行根据市场价格议定最后出售价。由于有利可图，所以银行家也愿意做这种买卖。

因为民国银行被宋氏三兄弟控制，宋氏三兄弟和宋氏家族手下的人要参与债券投机活动，他们通常是先将债券转到银行，再由银行转到自己所控制的公司。如上海七星公司，就是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宋子安，姐姐宋霭龄以及财政部徐堪、陈行等创办的。这个公司利用和宋子文、孔祥熙的特殊关系，既可预测市场动态，又拥有大量资金，所以在公债投机中相当活跃，经常在上海市场价格上兴风作浪，把上海交易所市场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战场。

1930年，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发生中原大战，双方投入一百多万兵力，历时七个月，波及20余省。宋子文不得不将军事费用从1929年财政年度的2.1亿元增加到1931年财政年度的3.12亿元。同时期的全部支出从4.34亿增至7.14亿元。1931年债券的发行总数为4.16亿元，超过1929年和1930年度相加的总数。

宋子文不但未能实现减少开支、平衡预算的计划，军费总和支出反而年年增加，加上这时公债市场已经达到饱和，推销公债难度越来越大。但宋子文仍在尽最大努力，如在推销公债会议上，以辞职相威胁和鼓励上海银行家进行疏通工作，并检讨自己未能说服蒋介石削减军费开支等等。尽管如此，人们对国民党政府公债的可靠性产生了怀疑。宋子文公债政策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1931年，国民党内部发生了一场政治危机。国民党元老胡汉民和蒋介石为制宪问题发生争执，辞去立法院院长职务。蒋介石出于报复，软禁了胡汉民，从而激起了一场以广州为中心的新的反蒋运动。文职官员孙科、汪精卫、唐绍仪和陈友仁等同广州军事将领陈济棠、李宗仁联合起来，于1931年5月28日成立了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反对蒋介石。广州政府扣留了两广的关税，宋子文的财源更加拮据，也更加削弱了公债的可靠性。向来易于受政治风向影响而发生反应的上海公债交易的市价开始下跌。

宋子文的公债政策成为南京和广州之间的一个重要争端。广州政府称“南京政府视发行公债如家常便饭……宋子文上台后，南京政府发行公债其唯一用途，就是供蒋介石穷兵黩武之用”。广州方面还攻击宋使用公债的隐秘，认为他把财政收入“一部分充当军饷，一部分购买枪械，一部分收买军队，一部分则落入蒋介石和宋子文的私囊”。同时，与广州方面有联系的《民众论坛》也对宋进行人身攻击，称宋子文掌管财政是“南京政府恶政的例证”。该杂志说宋子文大打折扣和高息发行公债，以超过9.55亿元的政府债券只换取4亿元的收入，至少有5亿落入了他们的手中。南京集团一步一步地破坏了财政系统的基础。

南京政府和广州派关系的继续恶化，使中国重新处于一场内战的边缘。不久因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双方不得不以和解结束。

九一八事变后，严重的民族危机又使公债行情急剧下跌。九一八事变后的六天之内，上海五种主要公债的行情平均下跌至不足票面价值的66%，到1931年底跌至票面价值的一半。日本侵略东北，不仅给南京政府提出了军事和政治问题，也同时损害了南京政府的财政。原来由东北供给的张学良军队，撤退至河北、山东后，成为南京政府和宋子文的负担，为了摆脱困境，1932年2月，宋子文致电各省军事长官不得截留税收，严令各项费用由中央政府发放。他又公布了一个厉行节约的计划：全体政府人员的薪水，从部长到士兵，大事削减，各级政府禁止浪费。但这些也不过是空喊喊口号而已。2月18日，宋又在上海和五十多家银行界头面人物讨论整理公债计划。按照这个计划，几乎所有公债的利率均减至年息六厘。各地持券人虽然不满，但出于压力，最后只得表示接受。

整理公债是宋子文的一大胜利。南京政府在第一年就省下近1亿元的公债利率付款，但持券人却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上海公债市场于1932年1月25日关闭，直到5月2日才重新开市。公债市场重新开市时，重要公债仍在票面价值的40%—55%之间进行交易。

1932年7月，宋子文曾以自己的信誉向银行界担保，四年内不再发行公债，国民党政府的收入改为直接向银行借款。1933年年度贷款总值约为9000万元，这个数目超过了过去四年的数目。宋子文所以能够借到这些款数，是因为他手中所握有的一张王牌。一年前，1931 年8月1日，南京政府颁布了一种新税制，即征收银行发行准备金的税制这个税法规定，银行发行钞票，60%为现金准备，40%为保证。保证准备金要抽收2.5%的税，等于所有的钞票每年要抽1%的税。这种税制遭到银行家的强烈反对，加上政局不稳，在1931年拖延下来。1932年8月，宋子文再次提出钞票发行税，并和银行家商定为300万元。《上海晚报》报道说，宋提出发行税的真正目的，并不是这300万元，而是用来压迫银行家给政府更多的贷款。所以，宋子文答应四年内不再发行公债。

宋子文讲的仍是一句空头支票。1933年，由于蒋介石调动数十万军队对革命根据地进行大规模“围剿”，军费猛增。1932年7月开始，军费每月平均2670万元；到1933年7月，平均月需3100万元。1933年度政府赤字每月增至1000万元。所以，从1933年2月起，宋子文又开始重新发行公债。王松、蒋仕民、饶方虎等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44—47页。

他原保证四年内不发行公债，实际上只不过一年时间。宋子文企图通过滥发公债，解救南京政府的财政危机，这无异于饮鸩止渴。于是蒋、宋间的矛盾开始激烈起来。

第二十三章

争取美援

宋子文出访欧美

1933年4月的一天晚上，这是孔祥熙由欧洲回国的第三天。

上海的孔氏寓所里，宋霭龄正打开留声机播放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一边拖地板，一边等待丈夫的归来。

孔祥熙早晨6点半，被蒋介石召去，说有要事要谈，到晚上10点还不见回来。宋霭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一阵车笛声响过后，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开门。

“出什么事了？”宋霭龄边给他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事儿，值得这么高兴？”宋霭龄不解地问。

“当然有好事啦，咱们边喝边扯。”孔祥熙把手一扬说。

……

在餐厅里，孔祥熙“牛饮”半瓶白兰地，肥胖的圆脸微微发红，于是便打开了话匣：“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霭龄把半个脸凑过来，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这六个字咬得很重，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的。

“你干总裁，把大弟往哪里摆？”宋霭龄先是高兴后是惊讶。

“不过，老蒋另有安排。”

“是不是他对子文的工作不满意，还是……”宋霭龄追根刨底。

“唉，一言难尽……不过有一点可以告诉你，是他自己辞职不干的！”孔祥熙说完，春风得意。

作为家庭妇女，对政坛每一丝变动宋霭龄却都是十分敏感的。此时她的心情很复杂：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作为妻子，谁不喜欢自己的丈夫有出息；作为姐姐，谁又不喜欢自己的弟弟好。可是千不该万不该，这红白喜事都出在自己的家人身上。在丈夫荣升之际，她又不愿意看到自己的大弟受委屈。对于大弟她是十分同情的，忙问：“子文现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要出国四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淡淡地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霭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都到12点了。”祥熙提醒她。

“那我明天去。我要为他设宴饯行。”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霭龄给子文挂了电话，许是故障，不通。于是，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子文官邸驶去。

事不凑巧，子文驱车刚刚离去。

霭龄煞是扫兴。当晚又来，再次扑了个空。因事务缠身，周后再来，子文已去了机场。霭龄驱车去追。赶到机场时，子文的座机已经起飞——那机尾的红灯在夜空中，给霭龄留下了若明若暗的光曦。霭龄落泪了，祝愿大弟心宽体健，一路顺风。

出访欧美，在普通人的眼里，是一趟异国旅游观光的美差，机不可失。可是在宋子文眼里，虽然他对蒋介石种种做法不满，但他仍很认真地准备，肩负着重任，与其说是美差不如说是一副沉重的担子。说实在的，宋子文没想争取这趟美差。

1933年4月，美国总统罗斯福邀请英、法、德、意、日、中、墨等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美国政府先通知中国驻美公使施肇基，再由施肇基将美国政府的邀请电传南京政府外交部。施电云：“美国政府邀请各国代表到美之意系：一、观察各国对经济会议所讨论各事项之态度。二、交换对世界经济复兴问题之意见，以示美国政府打开不景气局面之决心。至于美国政府与各国代表间交换意见，系个别举行，并无会议形式。”《申报》1933年2月12日。

出席代表要求规格之高，原则是各国内阁总理以上。而汪精卫是当时南京政府行政院院长，是最恰当的人选。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宋子文也在政府考虑之列。汪精卫主动提出不去，一是因为他不懂经济，二是他又非美、英势力代表，认为感情难以沟通。于是有自知之明的汪精卫竭力推荐宋子文。汪找到宋子文商量，宋一口咬定：“我不够规格，你们的会我无权代表，这叫不在其位不谋其政，我可没有这个野心啊！”

汪道：“你说除我之外谁还合适？”

“立法院长孙科啊。”宋子文顺水推舟。

“究竟咱们三人谁去，请蒋拍板定音。不过你也要有思想准备。万一呢？我说的是万一。”

为此事，汪又向蒋介石作了正式汇报。蒋说：“你不去的这两条原因，都是实情。你说吧，谁懂经济，谁是美、英势力代表？”

“除子文莫属。”

“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规格也不低。就这样定了！”蒋介石一锤定音。

接着汪又乘车东下上海，请子文出山。谈话至深夜2点，莫不是推心置腹。汪道：“此次来沪，完全是为敦促宋部长代表我国出席华盛顿会议。因此次会议关系重大，世界各国莫不派遣第一流人物参加，如英国为首相麦克唐纳，法国为前总理揆赫礼欧，故我国人选，自应特别慎重。中央本预定你和孙科中择一人出席，但孙科近期工作特忙，立法院近期要完成临时全国代表大会的组织法、国民大会的选举法及宪法草案等，均要于7月1日前完成，故不能脱身。中央决定让你前往，主要是你熟悉世界经济形势，出席更有针对性。”

“既然你们已经确定了，我就去吧。”原来宋子文推荐孙科为代表并非是出于内心，经汪精卫这么一说，便应允下来。

宋子文是位办事认真的政府要员。他的这种作风，包括政府要员和他的手下部属都有口皆碑。既然应允下来，就要开始工作，工作要有工作的样子。于是他投入了出发前的一系列紧张准备工作。

有史料记载：

——4月15日上午和下午，宋子文在上海先后召开了两次座谈会，讨论出席会议的主要事宜。参加座谈会的有在上海的要员如立法院长孙科、中央研究院长蔡元培、副院长杨杏佛、上海市长吴铁城等。由秘书形成了书面材料。

——4月16日，宋子文前往薄石路汪精卫处，与汪商讨赴美后的财政部的日常工作安排及出席华盛顿谈话会的意见。二人达成如下共识：

在宋出国期间，部务由次长李调生、邹琳负责，张寿镛、孔祥熙从中协助；最重要事务，则随时用无线电向宋请示；华盛顿谈话会因无预定议程，一时难以确定具体意见。汪、宋认为，大致将讨论关税银价问题，我国战债问题及远东问题。

——4月16日晚，新任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代表官方，在西爱威斯路私邸为宋子文出国举行欢送饯行晚宴。出席晚宴的有：上海市长吴铁城、市商会会长王晓籁、银行界领袖史量才等。王晓籁在欢送词中首先对宋进行了一番吹捧：宋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于时局紧急声中，奉政府之命，离国赴美参与华盛顿召开之经济会议，至关重要。以宋部长之地位及宋部长于各友邦之信誉自然应该宋部长亲去。希望宋部长此去能带回新鲜空气，解决国内的沉闷，并希望能得到经济制裁日本云云。

宋子文的答词犹如一篇诗意的散文。他说：

兄弟蒙各位前来欢送，非常感激。惟当美国柬邀我国时，余因鉴于内忧外患之日亟，本不预备前去出席，嗣经各方之催促，及详加考虑后，觉此世界经济会议，虽非直接与远东问题有关，然因相互的关系，及有关世界整个经济问题之故，当即决定参加，并为迅速赴美起见，即决定于近日即行启程。以我国现在的经济而言，工业破产，商业凋敝，尤其是上海，生产力日益衰弱。其所以至此之原因，则为长江水灾，“共匪”为患，及日本经济侵略我市场、武力强占我东三省，凡兹三点，皆我国因是发生之特殊困难情形。然经济不景气，为全世界普遍现象，不仅我国如是，即以号称富有之美国，亦难免于此。故欲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绝非各国力量所能办到。中央此次派兄弟前往出席，亦即欲解决国内经济困难，必须与全世界共同解决之意。但此去绝不是去示于人，因为中国有广大之土地，四万万人口，为世界最广大市场，于挽救解决经济危机，将有极大之贡献于世界。故可与各国开诚相见，互相交换意见，讨论解决办法。《申报》1933年4月18日。

4月17日上午，宋子文又往蒲石路，与汪再度洽谈，并向汪辞行。汪对宋说：“我建议最好走前，到江西与蒋一谈，听听他的意见。”

宋说：“明天的船票怕是来不及了。不行就电告一下，具体事情你可以代转。”

“那也好。”

……

“总统”号客轮经过半个月的日夜航行，于5月4日抵达西雅图。

美麦棉大借款的由来

宋子文一行5月8日早晨转车到达华盛顿。作为异国宾客的宋子文，受到了热情的接待和欢迎。

在车站宋子文发表了简短而精彩的讲话，表明参加会议的诚心与态度。面对着前来欢迎的群众，他说：华盛顿是美利坚合众国的首府，是一个有光荣传统的城市，预祝世界经济会议在这里圆满成功。中国朋友怀着真诚而来，将就最大之可能范围内从事合作，借助增进世界和平而谋世界之福利，为了世界也为了中国……

宋子文一行5月8日到达的当日中午，好客的美国总统罗斯福在白宫为宋子文一行举行了接风宴会，气氛祥和友好。

罗斯福说：“宋院长，如果我没记错的话，我们同是哈佛大学的校友，同是一个老师教出来的学生。”

“没错，不过我学的是经济管理学，比阁下低三届。在校时，我还对总统阁下有印象呢！比如阁下的口才令人叫绝，有一次演讲会阁下一口气讲了两个小时，十分精彩。”

“那时，我的腿不好，与众不同。”罗斯福道。

“哈佛当数世界一流学府。据我计算，美国历届总统到你这届共有六人毕业于哈佛的吧？”宋又道。

“不错。你对母校还很关心。”

……

翌日，罗斯福代表美方与宋子文的中方代表举行第一次会谈。会谈的主旨是关于中国经济发展和世界政治稳定。

罗斯福道：“中国的经济是远东经济恢复的前提，美国愿意向中国提供援助，本着双方互利互惠的原则，推动美国对中国的商品进口。”

宋子文说：“中国也处在特殊的困难时期，中国要发展，也必须实行门户开放。平等互利应是我们双方坚持的原则。”

……

经过两次会谈，确定了美国对中国经济援助的具体项目与措施。

会谈期间，宋子文为振兴中国市场，自作主张与美国财政善后公司董事长琼斯，签订了5000万美元棉麦借款合同。其主要内容为，美国财政善后公司，借给南京政府5000万美元，合计中国币2亿元。不支付现金，而是用此款购买美棉与美麦。其中五分之四用于购美棉，五分之一购美麦。指定由中国的卷烟、麦粉、棉纱、火柴等五项统税收入担保。借款的使用办法从协定达成之日起，中国政府即可支用此项借款，但只能转账订购美国棉、麦。货物启运时起，即从借款内偿付货价的10%，以后于90天内再支付15%，余额在三年内分期偿还。如果延期偿还，给息五厘。这就是著名的宋子文美棉麦大借款。

随着两人的握手，一项协议就达成了。

白宫会谈后也发表了新闻公告，称：总统与中国行政院副院长以积极及圆满之态度讨论了若干重要经济问题，在合作方面取得了成功。

随着电波，此消息在国内引起大哗。反对的有之，赞成的亦有之。众说纷纭，沸沸扬扬。

宋子文在南京主政七年，树敌不少。有的说：政府并没有授予他此项使命啊！名曰借款，实则借粮。借粮还要付利息，况且这粮是美国过剩的农产品。有的说：这不是美援，而是援美，宋子文是上当受骗！还有的说：应该立即停止这种损国损民的做法！没有立法院的认可，一切协议都是无效的，云云。胡汉民则致电孙科，公开反对此项借款。称：

此事关系党国前途极大，不能不为兄等言之：一、国债关系人民负担，未有不经立法机关通过而成立。内公债已有12万万。政府成立22年，从无预算案。二、今既云收支适合，则何需秘密借款至2万万之巨？三、谷贱伤农，此巨量棉麦输入究将何用？弟以党员立场，不能不严重反对。上海《时事新报》1933年6月18日。

赞成者的声音被淹没在这种强大的反对声势中。

南京政府实业部工业司长刘荫弗，首先大加赞扬，认为这是引资兴国的一项具体行动。实业部准备召集各纱厂商来南京开会，讨论分配办法。赞成者有赞成者的说法，他们说：美麦借款可以补救我国农业的原料不足局面，有了实物也就等于有了钱。中国应该开放，走出中国发展中国，借开放来发展自己。宋子文眼光高，没有错。不过，在全国的反对声中，赞成者的这种说法显得无力，显得苍白。

而蒋介石在这种舆论面前，当然是支持大舅子宋子文了。蒋介石支持宋子文也是听了美龄的话。事关长兄的政治命运，她不能不管。

为了平息这种舆论，安定人心，南京政府采取了三项措施。他们认为借款既然已成事实，当慎重使用，只能用以振兴实业，复兴农村，不能用于内战。

这三项措施是：

一是由政府有关人士对新闻界发表谈话，解释此项借款并非临时举动。孙科说明：“此项动机，完全根据党一贯主张的开放方针，即总理所主张之利用外资以发展国内实业之政策。”“罗斯福要求我国派代表出席华盛顿世界经济谈话会议，因时间紧迫，宋在出国前确无此项安排，事后中央执委会议曾进行讨论，给宋提出一些与罗斯福会谈的方针。决定借款就是根据这些方针决定的。”

二是急速补办法律手续。国民党内政会议讨论，追认借款，提交立法院审议。6月14日，立法院讨论，交财政、经济两委员会审查，15日两委员会组成九人小组，审理完竣。16日，立法院召开第二十二次大会，讨论通过，借款案合法化。

三是南京政府许诺，此项借款只用于建设，绝不挪作他用。

就这样宋子文的美棉麦大借款，经过国民党中央如此一番巧妙安排，便披上了合法化的外衣。不过蒋介石也暗下恼火。

5月19日，宋子文在白宫与罗斯福发表共同宣言，这是宋子文此次访问的最后成果。宣言中称：“两人间对于解决世界当今大问题所必采取之一切方案，达成共识。”双方认为“非有政治之安宁，不能达到经济之安定”。双方“完全赞同目下国际贸易上不合理之障碍必须清除，财政与金融之混乱加以整理”。双方还认为，“东方贸易巨大媒介物之白银，应当提高而稳定其价格”。关于远东问题，双方认为，“过去两年中扰乱了世界和平，使两大国军队从事破坏性质之敌对行动”。“此种敌对行动，当立即停止，俾目下各国政治经济和平之得底于成”。《申报》1933年5月20日。

6月3日，美国国会通过议案，取消金本位、银本位。在国际事务中，美国声明放弃中立主义，亦即指在中日纠纷中不再持中间立场。这样，宋子文的访美，在政治上便把南京政府与美国的关系推向了一个新阶段。

宋子文呼吁中国全面开放

1933年4月，罗斯福总统邀请各国政治领袖赴华盛顿磋商复兴世界经济计划，实际是为6月在伦敦召开的世界经济会议做准备。

宋子文出国时，南京政府拟宋参加华盛顿谈话会后，续去伦敦参加世界经济会议，但未最后确定。5月13日，汪精卫主持召开行政院临时会议，决定派宋子文、郭泰祺为正式代表，出席伦敦经济会议。5月27日，宋子文一行从纽约赶赴伦敦。

世界经济会议的发起，出于1932年洛桑战绩会议的决议。关于会务进行，是由国际联谊会负责办理。国联自接受这项任务后，即着手准备，确定会议主要纲领为：

一是安定物价问题；

二是关税休战问题；

三是安定币制问题；

四是国际贸易问题；

五是疏通汇兑问题；

六是改善生产问题。

谋求解决这六项问题，就是世界经济会议的主要宗旨。

6月12日，世界经济会议在大不列颠帝国首都伦敦的地质博物院举行。与会者有66国代表，正式代表168人，加上列席代表及新闻记者等不下500人。代表席次名义上是根据代表人数多少排定的：英、法代表各八人，排在最前列；美、德、意、日各有代表八人，排列其次，中国有代表三人，与弱小国家一起排列其后。从代表席次上，即可显示地位的不平等。宋子文深感人多国大不是本钱，只有富强才是真正的本钱。

大会由英国首相麦克唐纳任主席，英皇首先致祝会辞。他说，“在此经济痛苦遍及世界之时，我以深切责任之情感，欢迎各位代表前来伦敦参加经济会议，并深信经过此次共同努力，可产生有益的结果。”英皇演说时，全体起立，约有七八分钟，而后将其演说译成各国语言，翻译既毕，英皇即离会场。

接着是麦克唐纳致开会辞。他说，近来各国遭受和面临一次通病，失业人数日增，物价远跌至生产成本以下，且又涨落不定，以致破坏一切经济活动所系之正常关系，再加以贸易之受限制，益增普遍之危机。关税比额及汇兑管理等案，使国际贸易在一二年间减少一半；金本位放弃者之众，更为自成立国际贸易媒介以来，在承平时之所未见。《申报》1933年6 月13日。从英皇和英首相麦克唐纳的演讲中，可以窥见当时世界经济问题的严重性。

这是一个难忘的日子。6月15日，宋子文走上讲坛，在世界经济会议第三次大会上发言。他发言则用英语，首先表示了对会议的诚意和信心，说：“中国将与世界各国合作，共觅解决世界经济危局之方法，故志愿前来参加此会。当前问题诚属困难，但若以正直之精神与必要之决心，则此难题并非为人类所不能解决者。”《申报》1933年6月16日。

宋子文在谈到中国地位时说：“他国生产过剩，而中国则生产不足、发展不足，及购买力薄弱。试以中国之发展与美国比较，中国仅有铁路7000（英）里，而美国则有铁路27.5万（英）里，其他工商发达之形式，亦复彼此悬殊。中国对外贸易固已增多，但以其人口计之，仍属其微，查在1932年仅达国币40万元。参加此会之国家，有对外贸易每户计约及黄金150镑者，而中国则每户仅七左右。中国天然资源虽未开辟，但甚丰富，而人民勤劳奋勉，人口占世界人口五分之一。中国地位如此，今后的作用将是：第一，中国生活程度如果提高，则其购买力不独可以吸收各国自己工业之出产，且可为世界最大之商场，而成繁荣新时代中之极大要素。第二，中国有最大可能的机会，供中外资本之生利的运用，相信世界政治家定能觅一方式与方法，而符合孙中山总理一面巩固中国政治与经济独立，一面供给西方资本与工商业以有利的发展范围主张。”《申报》1933年6月16日。

宋子文在讲到白银问题时说：“西方现感受货币价值逐日波动，致碍及对外贸易之困难，而思在大会中有以解除之。中国亦有此同样困难。中国货币虽属在物，然银价大其对金币非金币的关系中有剧烈的波动。银价现甚低落，故个人希望在他种物品以金币较价值涨起时，银价亦将涨起。吾以为银价之稳定的价值，较诸银价之涨高更为重要。故吾希望在谋取金币之稳定时，亦当为银价谋取稳定。”《申报》1933年6月16日。

宋子文还阐述了对外愿行合作的方针。他说：“中国和亚洲各国有些人，言讲无须效法他人，而西方亦无足畏，并认为西方技术与东方生活低程度之合作，是夺取世界市场，且借‘亚洲人之亚洲’及所谓‘亚洲门罗主义’之名义，而摒绝西方之合作，实则此种主义与吾华人国际往来之观念相反，吾人不欲采用此种主义。中国欲视世界为一个经济单位，庶各国可依最适合其人民本能和能力性之边线而谋发达，中国不欲采取经济自给之空谈。”《申报》1933年6月16日。

他说：“中国从不高筑关税壁垒，以利各国输入商品，也不实行外汇限制。”他向西方各国保证：“吾人欢迎西方资本与技能，故财政政策，未以排斥外贸为鹄的。”《国闻周报》，卷10，第25期。

宋子文在经济会议上的发言，对西方各国有很大的吸引力，激起了一次又一次长时间的掌声。美国工商金融界因棉麦借款成功而兴高采烈。但中国的大市场被美国抢走，其他国家不甘心。于是国联又把搁置了将近三年的中国向国联提出的技术合作请求捡了起来。7月3日，国联行政院决定组织一个小委员会，研究中国的请求。德国委员凯勃建议，成立一个“技术合作委员会”，以德、西班牙、英、法、意、捷、美及中国代表组成，7月18日，国联在巴黎开会，通过决议，以波兰人拉西曼任联络员，规定其职责四项：一是以国联会各种技术机关的运用，以及如何能援助中国，从事建设之消息报告中国。二是凡中国政府请求技术上援助时，应转达国联会秘书长。三是中国政府建设事业需用技术人员之合作时，该联络员对于此事应援助中国政府。四是出席中国全国经济委员会，以便就地使国联会各技术员之行动得以协调。技术联络员应将其执行任务情形，随时报告国联行政院，每三个月至少一个月呈送详细报告书一次。此外，还有一些其他规定。这等于宣布中国市场向国联各国共同开放。

国联的行动引起了日本政府的强烈反响。日本外务省7月24日发表非正式声明书，称国联的举动是欧美列强援助中国，使之达到抗日的目的。日本政府对此不仅坚决反对，而且将采取适当手段予以阻挡。这样看来，宋子文在世界经济会上，在主张把中国市场对西方开放的同时，也起到一些有利于抗日的作用。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96页。

宋子文在结束世界经济会后，于8月29日回到上海，受到各界人士的欢迎。不管有人肯定也好，否定也好，不过宋子文的此次出访在民国史上产生了重大影响。当然也打破了蒋、宋、孔、陈之间的平衡，这也是人人共知的。后来宋子文之所以辞职，就是这种矛盾激化的必然结果。

美援机构成了宋氏三兄弟的“专利”

为了处理麦棉借款，宋子文特指定中央银行成立一个棉麦处。应该说这是一个特殊的机构，是一个独立的半公开半秘密的机构，人称是宋氏三兄弟的美援机构。

当时的美国是通过宋氏三兄弟援助中国，中国是通过宋氏三兄弟向美国求援。因对外借款关系，不属于业务局，归宋子文直管。在国人的眼里，美援的来历都是宋氏家族的胜利品，由他们管也最放心，首先是美国人放心。早在1931年，长江洪水成灾，宋子文求援美国，订立美麦借粮45万吨，每吨75美元作价，计3375万美元。接着1933年，宋又凭关系和美国签订棉麦借款5000万美元。该机构是个短暂的机构，随着支付的平衡也就撤销了。然而这种惯例也就成了宋氏三兄弟的专利权。从1933年到大陆解放，蒋政权逃到台湾的这16年中，宋子文、宋美龄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前往美国，争取更多的财政援助。在美国，他大搞旁门左道，广泛结交那些能直接或间接影响白宫、国务院、财政部以至五角大楼的人士，建立起了一个“关系网”。经过幕后交易，宋子文争取到了大批美国援华物资和款项。

为接收抗战中、后期美国利用《租借法案》提供的对华援助，宋氏三兄弟在美国成立“环球贸易公司”和“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而两兄弟则成了宋子文得力的左右臂。这两个公司是专门处理这些物品的启运，同时负责承办军火、军需品的采购，从中两兄弟中饱私囊、化公为私。其手段之黑，无以复加，如采购时接受大笔回扣、佣金、劳务费、推销费、代办费等变相贿赂；账面上虚报、抬高价格，谎称保管和运输中丢失，来个监守自盗，物资到华后由他们的实业公司转入黑市销售等。

尽管宋子文鲸吞美援的手段极为隐蔽，但仍被美国驻中国的观察员杰克·谢伟思发现，1943年1月，他在给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报告中就指出，宋氏三兄弟“一直是钓鱼狂，他们一切行动都是受其聚敛钱财的欲望所驱使”。他们“正在进行一个诈骗中国人民的巨大阴谋——骗取中国人通过租借法案所应正常收到的物资，并把其中很大一部分钱财转移给宋氏家族”账上。

为此，杜鲁门大怒道：“他们（宋氏家族）都是贼，个个都他妈的是贼……他们从我们给蒋送去的38亿美元中偷出7.5亿美元。”

第二十四章

蒋宋交恶

“耳光风波”的由来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又有言道，两人一好，必有一恼。

宋子文与蒋介石亲如一家的基础是“财神”，二人的分歧亦是因为“财神”。

“吃不愁花不愁，计划不周要发愁。”这是宋子文任南京政府财政部长后对人常说的一句话。

实际这句话也是有所指的，所指的就是针对南京政府无计划、无政府、无预算的“三无主义”和蒋介石不顾一切的“剿匪反共”。

宋子文上台不到七年，蒋介石已经与共产党打了六次大仗了。他已经对共产党苏区发动了四次围剿，每次都是以失败告终，但他的决心有增无减。在1930年底到1932年1月的第一次围剿中，他动用了10万部队；在1931年5月至6月第二次围剿中，动用了20万部队；第三次围剿，是从1931年7月到10月，出动的军队达30万；第四次达50万。另外再加上北伐，不难看出宋子文募集的数十亿元钱哪儿去了？蒋介石由于野心的膨胀，可不管那一套，一个劲儿地“剿共”第一。他不懂财政，只管伸手要钱，也不愿意听取别人的意见，于是蒋宋交恶的事势在必然，只是时日问题。

开始，宋子文还是让他几分。可是宋子文也是一位受过西方教育有个性、有见解、干工作认真的人。他不像孔祥熙那样圆滑，对主子言听计从，逆来顺受。他对有些问题还是敢提意见的。在宋子文复出南京财政部长时，他看到政府财政支出没预算，于是就向蒋介石提出，要求建立“国家预算制度”。他曾说：一个国家和一个家庭过日子是一样的。家庭没有计算日子就难过。同样国家没有预算就要乱套。

这时的蒋介石，正策划于密室，调兵遣将，筹措对红军苏区的第五次围剿。有言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要大举出兵就要有军费做保障。但这次围剿要在宋子文没有财政预算的情况中进行。

这天，蒋把宋子文唤到自己的行辕，说：

“我要进行第五次围剿，方案已定，命令已发。希望你这个财政部长配合，每五天要拿出166万元军费。你说怎么样？”

“我作为财政部长，实在拿不出那么多的经费。”宋子文再三解释。

“南京政府到底是谁的天下？谁在当家？你懂吗！”蒋介石一甩袖子：“你不要干涉太多！”

“我不怕丢乌纱！我是对你负责，对党国负责！”宋子文也扔下帽子，拍起了桌子。

“就是你对剿共不积极，不提供所需经费，否则剿共早就胜利了！”蒋介石寸步不让。

“噢！你是总指挥，战争没打胜，倒怪到我头上来了，真是岂有此理！”国舅据理相争。

“娘希匹！这是我蒋家的天下，你要不想剿共，滚蛋！”

“你不要这么霸道，不要这样血口喷人！”

“娘希匹！我骂你，我还要打你呢！”蒋介石不能容忍，多年来这位自视清高的大舅子对他的种种大不敬，一齐涌上心头，一怒之下，赏给宋子文一记重重的耳光，一朵红霞立刻挂在了宋子文的脸上。

“你敢打人？”国舅被这一记耳光打晕了，片刻，反应过来，便抡起凳子，向老蒋砸去。侍从们急忙奔过来拦下，方结束了这场没有硝烟的战争。

“耳光风波”惊动了宋家二兄弟

宋子文被送到自己的官邸后，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最先听到哥哥子文被打的消息是子安。当时子安正在银行里查账，秘书小柳过来耳语了一番，子安神情十分紧张，立刻又拨通了二哥的电话，通知了子良，接着就跑出了楼，驱车直奔子文官邸。殊不知，他的车刚到门前，就看见子良的车已进了院子，先他一步到达。

在院子里，二兄弟相见后，直奔子文的会客室，正好碰上大嫂张乐怡。

“大嫂，大哥哩？”

“在卧室里躺着哩。”

二兄弟接着噔噔噔地上了楼，进了卧室，只见大哥躺在床上，长吁短叹。

“大哥，没事吧？”

“……”宋子文不答话。

子良见大哥不说话，又道：“他要欺负宋家，没那么容易！你老大发话吧，我们两兄弟该怎么做，你就直说吧！”

“嘿，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宋子文对这位曾在上海洋场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甚至还不如他的一条狗！”宋子文发了一阵牢骚，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怡，听着丈夫的含泪诉说，只能暗暗地流泪。

子安说：“这事我们跟他没完！”

子良问：“这事大姐和三姐知道了吗？”

张乐怡摇了摇头，把一杯水送到宋子文床前：“喝口水吧？”

“……”子文不说话掀开了被子，吼道：“我咽不下这口气！乐怡，你给我拿笔墨来，我不当这条狗啦！”

妻子放下茶杯，脚步轻轻，忙从书房里取出墨笔来，送到子文面前。子文挥笔而就，写下了辞职报告。“让子良给我送去吧。”

宋子良接过这份报告，沉甸甸的，不知如何是好。于是他便挂电话给美龄，不通。接着又挂通了大姐霭龄的电话。

“天都这么晚了，有什么急事吗？”霭龄问。

“我大哥被老蒋打啦，也不吃也不喝，又写辞职报告，我也没主意了。”

“到底怎么回事？”霭龄急问。

“一句半句，我也说不清楚。”

“你等着，我随后就到。”

不一会儿工夫，一阵车鸣，子良、子安迎上前去，出乎他们意料的是，来人不是大姐霭龄，而是美龄。

“啊，是三姐来了！”二兄弟感到吃惊。

“子文大哥呢？”美龄问。

“在屋里躺着哩。”

美龄随脚来到卧室，子文一动不动。

“大哥，小妹来给你赔罪来了。”

“是老蒋让你来的，还是你自己来的？”宋子文蒙着被子问。

“当然是我自己来的。听说你挨打，我刚与老蒋吵了一架。亲不亲，骨肉分，我心里也不是好受哩。”美龄说着说着，泪水潸潸。“这老蒋怪脾气，有什么大不了的问题，值得动手打人呢？”

“小妹，你大哥心里不好受，咱姊妹客厅里谈吧。”乐怡劝说。

子良也道：“到客厅，让大哥休息会儿。”

“好的。”

美龄和子良、子安、乐怡刚在客厅里坐下，门外一阵车鸣。“是大姐来啦！”子良告诉美龄。接着，四人迎过去。

“大姐。”美龄叫道。

“美龄，你也在这儿？”霭龄道。

“我也是刚刚来。”

“你来了就好了，这老蒋太不像话了！你采了我们宋家的鲜花，还打我们宋家的人！我们不给他算账才怪哩！”霭龄嗓门很大，一串话像打机关枪似的。

“看看你大哥去。”

霭龄在美龄、子良、子安、乐怡的陪同下，到了子文的卧室。

“子文啊，你感到怎么样？需要不需要看医生？”霭龄心疼地问。

“……”子文仍是不吭气。

“大姐，咱们还是到客厅里谈吧。”乐怡出来劝道。

“美龄，你告诉老蒋，你大哥若是有个好歹，我们宋家非找他算账不可！让他的官当不好！”霭龄此话说给小妹听，更多的是说给子文听的。

在客厅里，霭龄又道：“乐怡，你要好好劝说子文，不要过于悲伤，保重身子为重。要说这也是我们家庭内部的事，兄弟之间打架吵嘴，是常有的事，并不为过。但是，话说过来，你是委员长，他是财政部长啊！按前者说，兄弟间互相谅解就算了。按后者说，我们宋家也不能饶了他。这叫有软有硬，软硬兼施。我现在怕是老蒋对大弟有成见，影响大弟的前程。这个问题就看小妹的啦。”霭龄说到这，把目光投向了美龄。

“大姐，你就放心吧，有小妹在，我量他是不敢的！”美龄软中带硬。

“有你保证，我们姐弟就放心了。”其实，霭龄心里也很复杂，蒋介石曾放出风来，让祥熙接任大弟的财政部长，既喜又悲。她们姊妹既然上了蒋家的车，谁也离不开谁了，共同的利益，把她（他）们连在一起了。“哎，这个世界也真复杂啊！”

宋美龄“大闹老蒋”

宋美龄驱车回到家中，闹得老蒋不能入睡，非要老蒋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今天确实是怨我，我不该抽他的耳光，我承认错误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虽有成见，今后却不能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了？”

“那就立字为证嘛！”宋美龄抓住不放。

“好好好，立字据为证，立字据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他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

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并不是最后的摊牌、决裂，10月27日宋子文提出辞职，29日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批准。蒋介石在会上，大讲特讲宋子文的能力和贡献。离去只是工作的需要，另有要职安排，表示两人继续合作，共图大业。宋子文听后也心平气和了。

说起宋子文的辞职来，自从他抛开血浓于水的二姐宋庆龄后，与蒋介石结成君臣关系的七年间，就先后提出过四次辞职报告。

且说第一次辞职是1929年8月6日。

1929年8月1日，国民党军政要员在南京召开第二次编遣会议。会前曾计划将军队减至60万人，但会上又增至80万人，实际上蒋、冯、阎各派系谁也不肯削减自己的军队。在此情况下，宋子文以编遣会议后军费仍不能减缩、预算不能实行、财政困难无法应付为由，自上海电南京政府辞职。

宋子文自1928年以来，通过各种手段，为南京政府筹措了不少经费，所以他的辞职政府不予同意。8月7日，蒋介石抵上海挽留宋子文。9日，南京政府下令挽留宋。宋子文本来不是真心辞职，只是为军费问题给各派系施加压力。经蒋介石及南京政府的挽留，宋子文允许复职。8月13日，宋子文在上海宴请银行界，商讨再发编遣公债5000万元，由海外华侨认购1000万元，其余的由上海银行家负责筹募。当天晚上，宋子文返回南京复职。

宋子文第二次辞职是1931年12月20日。

这次辞职，是配合蒋介石下野的一个行动。此前，1931年5月，国民党已经分开，出现了南京与广州两个政府。“九一八”事变后，1931年10月27日至11月7日在上海召开的和平统一会议上，宁粤双方达成一项妥协性协议：宁粤双方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而后在南京召开四届一中全会，改组南京政府实现宁粤统一。但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才去南京。在此情况下，蒋介石于12月15日通电下野，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职。同日，国民党中常会议推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为了表示同蒋介石共进退，宋子文于12月20日向国民政府呈请辞行政院副院长及财政部长等职。

12月28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决议：孙科为行政院院长，陈铭枢为副院长。1932 年1月30日，改组行政各部，财政部长由黄海梁代理。

孙科出任行政院长及黄海梁代理财政部长后，最感棘手的就是财政。当时的财政，孙科说过这样一段话：“以言财政，几年来债台高筑，罗掘已空，中央收入每年本有4万万，但除还债外，能用之款不及1万万。欲再发债则抵押已尽，且市面债券价格，不过二三成，即强发行，于事何补？最近财政、税收，每月不过600万，而支出方面，只军费一项，照前月财委会核减之数，每月须1800万。”自宋子文下台时，黄海梁派员接收国库，未得分文现金，而宋子文还拖欠银行界1000万。黄本人在财政界既无资历，又无特定银行做背景，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他曾到上海想筹款1000万，经多方设法，才搞到300万，照当时军政费每月2200万元计算，仅够四天开销。由于财政无法解决，黄海梁只代理了二十多天的财政部长就于1932年2月26日辞职。孙科的行政院长也担任了不到一个月时间，2月28日改由汪精卫担任。孙科下台后，对蒋、汪十分痛恨。1932年2月，孙科在上海出资办了一个《民众周刊》，由王昆仑主编，写文章把蒋、汪骂得一塌糊涂。

孙科和黄海梁下台后，1932年1月30日，南京政府又命宋子文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

不久，蒋介石也重新上台，两人重新合作。

宋子文第三次辞职是1932年6月4日。

这次辞职是因“剿共”军费问题引起的。“九一八”事变和“一·二八”事变后，蒋介石采取“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认为共产党是比日军更危险的敌人。1932年夏，当中国同日本战争的危险一平息，蒋介石就准备浩大的军费，并发动大规模的战役进行“剿共”。

宋子文对此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东北，保卫华北。于是，宋子文和蒋介石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

6月3日，宋和蒋的争论达到顶点。

这时，蒋介石将驻在上海的19路军调赴福建。原来，他担心这支已成为抗日象征的军队会威胁他的权力，所以希望它在福建同共产党的作战中毁灭掉。宋子文反对调动19路军。1932年6月4日，宋子文和19路军总指挥陈铭枢相继辞职，隐居上海。

在此期间，宋子文对蒋介石的政策进行了攻击。他在对记者谈话中说，他的辞职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财政部不能提供“剿共”所需的军费。增加各项税款也不可能，因为日本袭击时期，上海商业几乎停顿。

宋子文还对蒋介石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他说：“难道匪患和共祸仅仅是军事问题，我们能希望用陈旧和劳民伤财的军事征伐获得成功吗？匪共之患不就是因政治、军事和经济失调而滋长起来的？倘若他们在政、军、经几方面得到合理的对待，那么即使并非洋洋大观，他们岂不将报之以较好的反响吗？……对于这些问题显然不该由一个财政部长来解答。”

宋子文的这些诘难有些哗众取宠，但可看出他对蒋介石的政策不是完全赞同的。

宋子文辞职后第三天，蒋介石汪精卫及其他国民党要员在南京会商，决计复电慰留，劝其“以国家大局为重，继续负责维持”。宋子文虽一再辞职，但仍愿意妥协。6月7日，汪精卫等赴沪挽留宋子文，宋子文同意打消辞意，但是必须请假略事休养。

7月12日，宋子文表示不再为“剿共”军费发行新公债，而用增加的盐税和其他财源以增加收入。这只是换了一个办法，实际上，宋子文仍在为蒋介石提供“剿共”军费。

宋子文第四次辞职是1933年10月。

只有这次辞职报告在10月29日，国民党中政会决议，准宋子文辞财政部长和行政院副院长职，亦由孔祥熙接任，但保留宋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并选宋为国府委员。

在宋美龄的活动下，事实上，子文离开财政部和中行后，对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有下降，而是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出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兼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同年12月，当选为伪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

宋子文转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此职无经济实权，无经济实体，委员会只是一个全国性的经济协调机构。任内的主要工作是协助孔祥熙进行一些经济建设。帽子大了，名字高了，宋子文也不失明智之举。

随着时间的延伸，一记耳光引起的风波，渐渐被人们淡忘了。

第二十五章

劫后风采

柳暗花明又一村

人生如万花筒，变化莫测。

公元1933年10月，主张抗日、质疑“剿共”的宋子文被蒋介石免去财政部长一职，在以往的鲜花和荣誉面前，他现是万丈深渊，心态也极度失去平衡。他恨蒋也恨孔，而这二位恰恰是自己的妹夫和姐夫。在外人眼里，这是不可能之事。然而不可能之事却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发生得这么突然，以致连宋子文也不相信这眼前的事实。

宋子文开始认真反省自己，是自己有错，还是老蒋无情？他都做了认真分析，原来是自己的经济富国与老蒋的内战争权发生了错位。再加上“哈哈孔”的拆台，造成了他目前的尴尬。以前，他把他们看成是自己的亲属和荣耀，而今天成为了自己的敌人。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矛盾，说破了就是相互利用、相互斗争。

在宋子文大权旁落的时候，第一个去开导他的人，便是小妹美龄，接着是大姐霭龄。因政治不认亲情，宋子文心里更是烦闷。他说不出是什么滋味，是怨恨还是弱肉强食？宋子文心想：你们说得天花乱坠，可早先你们为何不来，岂不都是事后诸葛？

宋美龄理解长兄的心情，慢慢地向他解释说：“你虽然两职被撤，心里很烦，小妹也能理解。但是老蒋还保留了你的中央执行委员和政治委员会委员，还有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职务，不是小妹做工作，老蒋不会给你留的。这样说吧，小妹也有责任，可是他是他，我是我。小妹能做到的也只能是这些。”

宋美龄的一阵“迫击炮”打出去，使宋子文头脑多少有些理智。

这时的霭龄在峰回路转中，也开了口：

“作为大姐，亦有对不住你的地方。我和小妹这次来，都是出于真心，出于骨肉同胞的亲情。事实已到这般地步，我们也痛心啊，可是又有什么办法呢？不过，要向前看，江山没有改，人还是我们的嘛？以前有委屈你的地方，我和小妹都会想办法补过来的，得给我们时间嘛。”

“既然还有你的职务，你就暂且屈尊一下，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是你的专长，也能发挥你的聪明才智。”美龄道：“何必事事都要强，累个半死不活的，跟自己过不去呢？再说你是搞经济的，你也多次向老蒋进言，把国内经济搞上去，也是你的初衷啊！”

“也是的。现在经济委员会共有10人，你掰手算算，哪派势力都想利用经济委员会的旗号，发展本集团的垄断地位。这是一个没有硝烟的战场，张静江早有过这个企图，还有实业部长陈公博，铁道部长顾孟余等等。”大姐又开导道。

“按大姐、小妹的意见，我就主持全国经济委员会了。”

一缕明丽的阳光驱散了他心中的乌云。

宋子文终于露出了笑容。

接着大姐、小妹又帮助他分析形势。霭龄道：

“美棉麦借款2亿元归全国经济委员会分管。这是汪精卫说的。再说经济委员会由你、汪精卫和孙科三人负责，一切还不是你个人说了算。现在全国经济人士企图扩大这个组织，目的还不是想取得使用借款的优先权。这也是一块肥肉啊，能吊很多人的胃口。再说，这个机构事关全国经济命脉之大事，也有不少好处可捞。”

宋美龄又道：“我抓紧时间给老蒋吹风，全国经济委员会要正式成立一个专门麦棉机构，专管美援，法定下来，由你主管。这样汪精卫是行政院长，孙科是立法院长，你是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实际上不比那个财政部长的差使小。”

于是一切戏剧性变化悄悄地随之而来。

10月4日，宋子文精神焕发、西装革履地出席全国经济委员会大会并讲了话。这实际也是他的施政演说。

他说：“麦棉借款，数目不小，必须用于生产与建设二项。只有这样，才能发展生产，增强国民经济实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为用好管好这笔款项，必须成立相应的机构，比如成立棉纱统制机构、粮食管理机构等，要监督用好这笔款项。当前首要的是兴修公路、加强农田水利建设、国民卫生事业等。现有的棉业不能满足，则对内复兴农业，对外抵御经济侵略，均为空言。”

最后，他要求国人和政府“同舟共济，共渡难关。”

10月4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发表《统制棉业告国人书》。

10月6日，宋即任命上海买办陈光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委员兼棉业统制委员会主任。

10月11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增补了28个新委员，其中包括宋子良、宋子安，以强化政府对棉业、农业的领导。

接着宋子文又颁布了2亿国币的棉麦借款转变成现款后的使用办法：“以借款的40%用于币制改革及整理金融，拨交中央银行1400万元，以600万发展民用航空事业，以180万为赣省治标费、100万治本费。续筑七省联络公路费650万，卫生事业50万，赣省建设事业190万，西北建设事业250万，棉业统制100万，蚕桑改良75万，茶叶改良6.4万，燃料研究10万，调查研究20万，所余预备费。”《统制棉业告国人书》卷10。

转年1月，国民党四届四中全会在南京召开，宋子文代表政府在大会上慷慨激昂地作经济报告，强调了建设的重要性，一是吃饭，二是建设，并追述了争取麦棉借款和国际间技术合作的设想。他宣布了全国经济委员会今后的工作重点，在于制订计划，督促完成计划：“内而获全民之赞助，外而得友邦之信仰，经济建设前途，庶有美满之效果。”

宋子文的报告鼓舞人心。给人印象是，政府今后要转于经济建设，在经济上做文章了。与会者报以了阵阵掌声。

在掌声中，宋子文又道：

“今后的任务，在两年内要完成的项目有：公路建设，在苏、浙、皖、赣、鄂、湘、豫、闽、陕、甘等10省，共建联络公路2.9万公里。铁路建设主要有五项：一是粤汉铁路，即汉口到韶关段，于1936年底通车；二是陇海铁路，即潼关至西安段，于1934年通车；西安至兰州段，1935年初开始航测；三是计划修筑粤滇川陕铁路，并开始勘测；四是浙赣铁路，已分段进行。关于水利建设，成立了五个委员会，即河淮委员会、广东治河委员会、黄河水利委员会、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华北水利委员会，由各委员会分别提出治理项目。关于海港建设，计划修建连云港、东方大港、北方大港。”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者：《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106页。

……

这是民国史上的开天辟地第一次。

宏伟的计划表明了宋子文的决心，也表明了他的眼光。

不管政府计划如何落实，国人总算看到了希望。

于是，宋子文从这里切入，从这里起步。

开发大西北的行动

宋子文不但是计划的制订者也是执行者。像父辈宋查理一样，宋子文是个大实业家，胆识皆俱。为了制定大西北的开发计划，1934年春天，历时一个多月，宋子文以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委身份，对西北进行了实地考察。在陕西、青海、甘肃、宁夏等省都留下了他跋涉的足迹。

宋子文每到一地，都受到热烈欢迎，不是别的，倒是人们看中了他的钱袋。再说搞建设也是人们多年的愿望，民心所向。

那是一个风沙扬起的清晨。

宋子文的专车抵达潼关，受到潼关各界约500人到站欢迎。宋在专车上接见了当地军政长官及中央社记者，发表了简短的讲话，询问了当地交通及建设情形。接着赴黄河岸视察风陵渡。10时抵华阴，下车参观了陕西家具制造厂和华阴兵工厂。再乘车西进，12时抵渭南，由陇海铁路局工程段招待午餐。下午3时抵临潼，杨虎城夫妇、邵力子夫妇等前往欢迎，杨、邵夫妇在华清池设宴为宋洗尘。宴毕，宋在华清宫贵妃池沐浴后上车。下午5时抵西安时，夕阳西下，红红的太阳像一个圆火球，给宋子文的一天视察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

26日上午10点西安各界在民众乐园举行盛大欢迎大会，到会者万余人，杨虎城主任和宋子文在会上发表了长篇演说。

宋子文首先对各界的欢迎表示感谢。他说：“今天承蒙各界盛大的欢迎，子文现在首先想表示的，就是诚恳的感谢和说不出的快慰。”接着，他说了一番取悦陕西民众的话：“子文此次代表全国经济委员会，到西北实地考察，昨天一到潼关，自潼关一路到西安，沿途所眼见以及昨天本人到西安时所感到的，觉得西北门户的陕西，绝不是外间人想象的陕西。陕西的民众已充满了朝气和复兴的景象。”他说：“自民初以来，西北备受水旱、瘟疫、地震及政治黑暗之灾祸，真是痛苦极了。但是最近是大不相同了，中央的人纷纷到西北，各方到西北投资，经济委员会正着手替西北民众做几件实实在在的有益的事业。”

接着，宋子文讲了建设西北的四项计划：

一是水利。宋子文说：“陕西为我国文化发源之地，现在各事落后，政治上的不安，当然是最大的原因，关系经济命脉的水利，不加兴修，亦是根本的病源。关中自秦汉以来，历代对于水都有好制度，所以关中沃野千里，成为富足之区。清末以迄民国，各方多难，无暇顾及，由是年岁丰歉，一任天命。”他认为，“关中恢复从前的繁荣，并非难事。目前最需要而应先着手的，第一便是协修泾惠渠和洛惠渠的工程。”此外尚有较大计划，就是导渭计划，需款8000万元之巨，如能办到，则全省永无水旱之忧。他说：“经济委员会现正从事技术上之研究，经济上之筹划，希望国家不久能有此力量可以办到。”

二是交通。宋子文说：“要谋西北的繁荣和全国经济国防上的联络，最低限度应将铁路西通兰州，南通四川。在目前中央财力有限，只能先从建设公路起始，以资初救。”他说：“现在我们暂不希望像欧美交通那样之精良，但至少要做到天天能通车，天天能运输。”又说：“经济委员会对西北道路有计划，而嫌款项不足。杨虎城主任极愿以兵工筑路，军队本为消费者，无本生利，军政与经委会三方面通力合作，即便经费不充足，亦必能达到一定的目标。”

三是农业改良。宋子文说：“农业为立国之本，故农村建设、农村合作等，皆在经委会研究之中。”他说：“棉花是西北特产，成为研究之中心。”他认为，要发展棉产，要从美国选购棉种，分发各省广播，同时要改良工厂技术。至于畜牧业，“于陕西虽无重要关系，然于西北其他各省之经济，关系甚重。现在所拟办者，一方面为改良兽种，一方面为设立兽法。”他说：“经委会对此认为极端重要，希望能协助各省积极进行。”宋子文：《考察西北经过》。

5月上旬，宋子文一行抵达兰州。

听说宋子文一行的到来，各界群众自动集会，欢迎宋子文。

宋子文发表演说，首先赞美了兰州是一个美丽的城市。接着讲了来兰州的观感：“西北的建设，不是一个地方问题，是整个国家的问题。现在沿江沿海各省，已经在侵略者炮火之下，我们应当在中华民族发源地的西北赶快注重建设。”讲到具体计划时，宋子文说：“第一是要把交通道路修好，将运输方法计划完善，能把东南的经济力量和欧美的科学技术引进来；第二是要开展有益农民减轻灾荒的水利工作；第三是农产品改良；第四是卫生实施及兽医的组织。”宋最后希望各界团结一致，倾全力建设大西北。

5月上、中旬，宋子文又先后至青海、宁夏等地进行了考察。5月17日由宁夏飞抵西安，18日由西安飞抵上海，结束了他的西北之行。

宋子文回上海后，即在西爱咸斯路经委会办事处举行记者招待会，发表书面谈话：“余所得印象中之最佳者，西北各省军政长官，对于地方事务，艰苦从事，以身作则……军士服务于道路水利工事，耐苦耐劳。”在谈到人民生活时，宋子文承认：“西北农民生活简单，去今两年丰收，本可休养生息，但一部分区域，当因派饷制度，民不聊生。”并谈到了“西北各省币制紊乱，确为金融上一大问题，亦生产上之大障碍”。至于经济委员会在西北如何投资，宋称须待讨论后方能决定。

6月22日，全国经济委员会召开第九次常务会议，出席者有汪精卫、蒋介石、宋子文、孔祥熙等，孙科因立法院开会未出席。会上，宋子文报告了考察西北经过，报告分水利、交通、卫生、农村建设四个方面。

在水利方面，宋子文说：“陕西水利，要以产棉区域之泾惠、洛惠为重要，是以对于两渠积极规划，赶先修筑。”宋子文提议经委会以100万元为修补两渠基金，并提出修补两渠的若干具体意见。关于导渭计划，宋认为，大致有宝鸡山谷积水，以供电力，即以电力将渭水引灌北岸高原田地约500万亩，并将所余电力，供给各种工业，及将来陇海铁路西兰段动力之用。估计其费用在8500万元，非目前财力所许。所以仅仅是一个设想而已。

在交通方面。宋子文主张先修两条公路干线，即西兰线和西汉线。西兰线修通后，只需二日内可由西安抵兰州，如此则西北交通便利得多。西安至汉中公路，为经济上、国防上之要线，亦应尽早开通。为此，宋子文拟拨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

在卫生方面，宋子文在报告中说：“西北对于卫生事宜，较各省落后，除都市粗具卫生治疗机关外，各地一无设备，人民几乎不知卫生为何物。”宋认为，西北各省近代医卫不发达的原因有两个：一是地方贫苦，外省医药人才不愿去西北服务；二是西北子弟能赴外省各大学医科求学的机会太少。宋主张将上海同济医学专科及工学科移设西安，以作为发展西北医学的基础。同时还谈到了兽医及改良兽种问题。

在农村建设方面，宋子文说：“西北各省农村凋敝窘迫，亟待救济。”又说：“因经委会财力有限，只可择陕西首先着手。因陕西为产棉要区。”宋主张“禁种罂粟，改植棉田，以抵收益”。宋拟由经委会拨款20万元，陕西省府再分期筹款50万元，以此作为基金，支持陕西农村建设。

最后，宋子文提出了一个建设新西北所需资金的整体数字：“泾惠渠改良经费25万元，洛惠渠建筑经费75万元，民生渠改良经费20万元，甘肃各渠费50万元，宁夏各渠建筑20万元，西兰路80万元，西汉路35万元，陕西运输机关40万元，共计345万元。”宋子文：《考察西北经过》。

宋子文报告后，会议讨论通过了《西北建设计划案》《西北水利事业办法案》及《兴建公路进行办法案》等，变更了宋考察西北前，经委会原订西北建设计划。变更内容大致如下：

一、甘肃宁夏两省水利事业，颇关重要。本会本年份事业进行计划，未经列入，现拟分别举办。预计所需经费，甘省约50万元，宁省20万元，合之陕绥两省原定水利经费130万元，共计200万元。余再另筹。

二、西兰公路款，拟加拨35万元，由原拟拨借福建路款内移用10万元，公路运输费项下移用10万元，尚省15万元，在公路款内另行设法。

三、西北畜牧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10万元后，所余30万元，拟并入原定西北兽疫防治及卫生事业费项下30万元。

四、西北农村合作经费40万元，按照上述移去20万元后，计存20万元。经委会：《西北建设计划》。

……

在他主持的全国经济委员会工作的推动下，1935年6月，南京国民政府发起了经济建设新运动，与宋美龄倡导的“新生活运动”相辅相成，一时声势很大，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

子文的生日祝寿

宋子文从西北视察回来不久，便迎来了自己的40岁诞辰日。在姐妹们的精密策划下，拟举行家庭“祝寿日”。霭龄说：“届时我把祥熙喊来。”美龄道：“我把‘达令’（蒋介石）也喊来，好生庆贺庆贺，也为大弟洗尘。”

生日那天，很热闹。

“四大家族”来了三家：宋家、孔家和蒋家所有的人，大家都放下了繁忙的公事，乘车来这里放松一下，热闹一会儿。

华灯初上时，一辆辆高级轿车相继开来，子文和夫人张乐怡在门口一个个迎接。宋子良、宋子安来得最早，他们要帮着哥哥张罗一下，以免闪失。因为今天虽说是家庭聚会，可来的都是当今中国最有头面的人物啊。大姐宋霭龄当数第二，她进门一处处巡视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同乘一辆车子来了。

宋美龄一下车，就笑盈盈、脆生生叫着：“哥，给你祝寿啊！”子文赶忙说，“瞧小妹这话说的，我刚到40岁，哪敢言寿？你这么说可别折了我的寿！”

张乐怡看兄妹二人说得热闹，怕冷落了蒋介石，就赶紧上前说：“委员长，欢迎你啊。”蒋介石嘴一咧：“嫂子！今天是在自己家里，你可不能这样用官衔称呼我，那不显得我和大家生分了吗？”

张乐怡一笑说：“哈，那我直呼你的大名——”

蒋介石走到子文面前“寿”字没说出口，见子文和宋美龄已用手指着自己，猛想起子文和宋美龄刚才的对话，立即改口说：“祝、祝、祝你生日啊！”

张乐怡马上接口说：“怪不得介石兄弟能当委员长，瞧人家这嘴巴子转得多快！”

大家轰地笑起来。笑声没落，就听一人大声说：“转得真快呀！”随即学着蒋介石的浙江腔调说：“子文兄，兄弟我今天给你祝、祝生日快乐，这话连文理也不通了！”

大家回头，原来是孔大公子孔令侃。宋美龄在他头上一拍说：“好小子，刚成个人样，就敢笑话你姨夫了，再过几年你还得了？”

孔令侃脑袋一偏说：“小姨姨，你就知道向着姨夫，看我一会儿非给姨夫灌几杯酒不可！”

宋美龄说：“你敢！你姨夫在全国提倡新生活运动，他自己可是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的，你可不敢给他坏了规矩。”

令侃说：“就冲姨妈这句话，我今天捏住鼻子也得给姨夫灌两杯！”

这里正在热闹，笑模笑样的孔祥熙来了，一见令侃和大人斗贫嘴，顾不得和别人打招呼，立即对着令侃喊：“犬子，没大没小！”

孔令侃一边往宋美龄身后躲一边说：“姨妈，你听了吗，我爸说我是狗儿子，可我是什么生的呢？”

别人都在笑，唯独宋子文听了这话，皱了一下眉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悦。

子文带人进客厅坐下，一看已是几十口了。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看着政府里的核心人物，都是自己家族的成员亲戚，蒋宋孔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宋霭龄查了一下，基本都到齐了，就差孔令俊没有到。便说：“这小囡明明知道时间，也不知上哪儿疯了，她成天像个没线的风筝，一点准儿没有。我看不要等她了，咱们就开始吧。”

宋美龄赶紧说：“令俊这孩子我喜欢，她不来不算全，大家说着话再等会儿吧？”

宋子文心里真不愿为了一个孩子耽误时间，便站了起来说：“大姐说得对，咱们开始吧。今天不过借着我过生日这个名目，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说罢，喊过宋子良说：“今天的司仪是子良兄弟，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听他安排吧。”

宋子良应声站起，把一条大红绶带左肩右斜往自己身上一缠来到客厅中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寿星是我哥子文，司仪官却是我子良！有谁不听本司仪招呼，罚喝这一小杯茅台酒！”说着把中间桌子上蒙着的布掀起，露出了下面早放好的一碗酒。大家看时，乖乖，这个碗的碗口直径足有一尺，里面的酒盛得满溜溜的，少说也得有五斤，子良用手指着酒碗接着说：“本司仪执法如山，六亲不认，谁违了我的话都得一口把它喝干！”

众人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海碗，再看子良一脸假正经的样子，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蒋经国说：“舅舅，这么大的碗你从哪儿找来的？别说是盛上酒叫人喝，就是盛上那么一碗水，牵头牛来也不一定喝得完！”

宋子良被说得一下没憋住，扑哧笑出声。他赶紧扭头又板起脸来说：“好啊，我看你成心向本司仪挑衅，先罚你把它喝了！”

蒋经国连忙求饶：“舅舅，舅舅，我最尊重你的权威，最拥护你的法令，赶快往下进行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子良引导众人来到后花园，观看了从欧洲购回的最新式焰火礼花，个个眼界大开，赞叹不已。

来到餐厅，子良叫人把个农村石磨般的双层大蛋糕抬上来，把上面插着的相当于子文年龄的40支蜡烛点燃，大家围着一起唱美国歌曲《祝你生日快乐》，这时，孔令俊一身美国牛仔打扮地冲了进来。

宋美龄赶忙招呼：“珍妮特，快，到姨妈这儿来！”

子文一口吹熄了蜡烛，拿起刀子去分蛋糕。

孔令俊没接宋美龄的茬，却冲着子文嚷了起来：“大舅，我来给你过生日，你却不等我来就放焰火分蛋糕，你眼里没我这个外甥女子？”

子文皱了一下眉，放下刀子，看着她说：“令俊，在正式的社交，应该穿礼服，穿这种随便的牛仔服会被认为是失礼的。”

“那是你在美国学的美国的臭规矩，这儿是中国，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孔令俊嘴快得像刀子。

子文说：“好好，就按中国的规矩，你是个女孩子，就应该穿女孩子的衣服，干吗穿成这样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在自己家里无所谓，这出了门可是要招人笑话的。”

这一下孔令俊恼了。大声嚷道：“萝卜白菜，各有所爱。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用不着别人放屁！你管得着吗？”

子文一怔，想不到这孩子说出这种话，他脸色有些难看，咽口唾沫又说：“天上老鹰大，地上舅舅大。做事不合规矩，别人可以不说，我当舅舅的却不能不说！”

“你要是看不惯我，我立即就走，而且今后永远不到你家！”孔令俊说着，一脚踢翻个凳子，跑了出去。

宋美龄埋怨子文说：“你瞧瞧，把孩子气跑了。她还小呢，干吗说她这个！”

子文也满脸不悦，望着霭龄和孔祥熙说：“大姐、姐夫，这管孩子得从小管，不能光娇着宠着。现在外面对令俊的穿衣行事闲话不少，咱们这样的人家得顾全体面才好。”

宋霭龄诉苦说：“我早觉着这孩子该管管了，可我做母亲的，孩子一大就不好管。你姐夫是个老好人，连句响亮的话也说不了来，我早就想请你们当舅舅的出面，下次你们还真得找个机会好好说说她。”

孔祥熙连忙表态：“外甥不肖舅舅管，舅舅管嘛。”

热闹的生日宴会经孔令俊一搅闹，众人都没了情绪，笑声再也起不来了，大家又干坐了一会儿，便一个个推说有事，起身告辞了。

宋霭龄和孔祥熙一回到家里，孔令俊就来扇风，“妈，爸，今天我舅舅明是对我，实际是给你们闹难堪，可你们却装聋作哑……”

宋霭龄吼一声，滚回你屋去！

孔令俊尖溜溜地说：“哼，你们看人家官大不敢惹，就敢对我耍威风！好大的本事！”说完摔帘子打门走了出去。

孔令俊一出门，孔祥熙开口了：“我说呀，这个子文，的确是跟我们隔着心哪！”

宋霭龄狠狠地说：“走着瞧吧！”

不知什么时候孔二小姐早倚在门框上了：“啊！到底把宋委员赶下台了，也替我出口闷气！”

宋霭龄听声吃了一惊，一看是孔令俊，立即斥责道：“少在这里插嘴！子文是你亲舅！”

“是啊，不是我亲舅他也不能那么当众训斥我，不是我亲舅你们也不会那么偷偷摸摸地鼓捣他，不是我亲舅你们也不会这么小打小闹地庆祝……”孔令俊阴阳怪气的口吻说得宋霭龄脊背发凉。

“住口！你信口胡诌给我招祸呀？”宋霭龄气得两眼发绿。

“好了，我不说了！我给我老爹敬杯酒贺喜吧！我老爹现在可真风光啦！你瞧，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民国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哪顶帽子不值几万银子？”孔令俊给自己倒上一杯酒，举到老孔面前：“老爹，你要加油啊，我祝你有一天能当行政院长，能当总统！”

孔祥熙心花怒放，也举起自己的杯：“我的乖妮儿，真是绝顶的聪明！真不愧是我孔门之秀呀！”

说完，父女俩一碰杯，仰脖而饮。

宋霭龄在旁一撇嘴：“没正形！”

后来，这段插曲传到宋子文耳朵里，子文只感慨地说了一句话：“上梁不正下梁歪！”

“宋氏兄弟店”

公元1934年6月21日，这是宋子文“40寿辰”后的又一个值得庆贺的日子。

上海街头，一阵锣鼓喧天和鞭炮炸响，“中国建设银公司”在宋子文的努力下正式挂牌成立了。参加庆典的来自于上海的重要头面人物共有27人，包括宋子文、孔祥熙和宋子良、宋子安，财政官员徐堪、吴启鼎、谢作楷和邹梅初，银行家张嘉璈、胡筠、徐新六、周作民、钱永铭、贝祖诒、陈光甫等。宋子文的金融思想始终走在时代的前列。成立中国建设银公司是宋子文许久的想法。早在1933年宋在台上时就提出过，不过那时他太忙了，只是出访美国过程中提出组织联合企业，以大量国外借款发展中国民营经济，亦叫以财生财，滚动发展。这一想法的最初雏形是将由中国与西方各国银行家组成，代替以前的国际银行财团。应该说这种想法是先进和超前的。但是因种种原因流产了，探究主要原因是蒋、宋矛盾的加剧，宋子文当年10月被免去财政部长的职务。

宋子文不甘心这种失败。失败也为宋子文所不容。

于是在他辞去财政部长后，便打着实业兴国的旗号堂而皇之来实现他这种人生计划。同时，宋子文也想利用职权大大地扩充他本人的实力，并借机扶持两个弟弟。这恰恰是中国资本作用的一大后果——政治资本化的表现。“一个官，或一批有血肉关系的官，欲保持其已有的政治权势，或扩大其已有的政治权势，往往又得看他或他们是否运用控制有大量的官僚资本，在这种意义上，官僚资本又变成了政治权势取得的前提条件，所以，接近、更进支配某种较大规模较有利益的‘公营’事业，乃成为政治斗争最基本的动因。”

1934年阳春的一天，他同在中国的英国人士，经过缜密商量，决定重新组建中国建设银公司，并视为宋氏家族事业一着棋，宋子文安排两个弟弟子良、子安为重要股东。对此日本人反对，1934年5月5日，日本驻南京领事表示反对英、美等国加入该公司。后来建设银公司虽然获得了外国贷款，但是资本只有中国人认股。《新闻报》1934年5月11日。

中国建设银公司名义上属于合资的股份公司，实际仰仗的是宋子文和政府的关系，公司筹备时得到了蒋介石的恩准和财政部的批准，时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兼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更采取了积极支持和介入的态度。1934年4月初，孔祥熙发表书面谈话，表示上海银行界有拟组织银公司，借以便利将来外人投资我国建设事业之议。4月中旬，孔再次向报界谈到，宋子文及孔本人加上中央、中国、交通等大银行，将以1000万元的资本合组银公司，该公司系以沟通中国和国际间之投资与建设诸事业之金融机关。1934年5月31日，宋子文在上海召集中国建设银公司发起人会议，参加者囊括了当时国内最为著名的金融界巨子，宋的弟弟宋子良、宋子安也参与在内。公司资本定为1000万元，共100万股，每股10元。与会人士同意先行共同购买50万元作为公司的基本金，宋子文个人认股25万元。会上还决定委托上海17家重要银行募集950万元，作为中国建设银公司的全体成员。其中，中国银行同意认购200万元，占总金额的五分之一，成为最大股东。6月2日，宋子文又召开全体股东会议。这次会议选出了宋子文、孔祥熙、陈光甫、宋子良、宋子安等21人组成第一届董事会，宋子安被选入由七人组成的检察会。6月3日，召开首届董事会议，选举常务董事11人，其中孔祥熙为董事长，宋子文为执行董事，宋子良为总经理。宋子良实为宋子文的代理人，秉承宋子文的意志行事，公司的中心人物是宋子文。故有人将其称为宋氏金融的“兄弟店”。

孔祥熙在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董事长职务较多的是象征意义，他对公司业务并不直接过问。孔的这一职务为他通过私营企业建设银公司做中间人，从他所控制的政府银行得到借款提供了便利。1937年2月，公司贷给财政部6000万元，财政部以印花、卷烟、酒三税作担保。而实际上公司并没有出资，它是从有股东关系的银行，如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等处转借来的。

公司虽然自称“纯系私营商业公司”，事实上，所仰仗的是和南京政府的关系。有了这层关系，还愁发财不成？和公司有联系的重要商业银行——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四明银行、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国货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后来都归南京政府控制。这样，照顾公司做生意的政府官员、公司股东和公司的经理基本上是同一帮人。

因此公司一成立就得到人们的关注。

后来南京政府利用建设银公司，从政府系统本身借款。财政部想要从政府控制的大银行那里借款时，就找到建设银公司由公司组成银行团筹措款项。

由于政企不分，公司效益看好，资本迅速增加。公司成立时1000万元，一年后即1936 年6月扩张到1亿元以上。这1亿多元的数字中，约有9000万元是代表银行团放出的贷款。该公司成立当年赢利达1914万元。《中国事务》第6卷，1934年6月15日。

公司成立初衷在于引进外资，可是在这方面没能如意，由于日本的反对和当时国内形势不稳，国外投资者不多。宋子文曾和两个英国公司，即汇丰银行和中英银行公司进行谈判，1936年达成协议，由他们和中国建设银公司共同贷款1600万元，修通沪杭铁路。1937年又和英国公司接洽两笔借款，一笔用于修建广州至梅县的铁路，一笔修建浦口至襄阳的铁路，这两项方在开始商谈阶段，后因七七事变发生而中止夭折。

由于吸收外资受阻，公司性质便发生了变化。在这个时候宋子文不得不采取了行政干预的手段。于是宋子文一个电话就把总经理宋子良召来，进行筹划，与自己所主管的经委会采取配合活动。“公司要发展，我看必须要紧密配合全国经济委员会活动，不然公司山穷水尽。”

“我听大哥的。怎么活动请大哥直言。”子良道。

“我说的活动是指配合经济委员会江西办事处和西安办事处进行活动。南京政府原来在这两个地区的经济很弱，成立办事处可以扩张在这些地区的势力，壮大公司的实力。”

“那好。”

“下一步计划，争取把全国的其他子公司都成立起来。”

……

于是，在宋子文的筹划下，一个个子公司如雨后春笋般地成立起来，在全国遍地开花。

先是西安分公司的正式成立。名是协助经委会工作，实则为个人捞利益。该公司是由前财政部税务署署长、中国建设银行董事谢作楷为经理。中国建设银公司西北分公司的主要活动是同陕西省政府合办企业，开发一个电公司和一个煤矿。

接着是中国建设银公司江西分公司成立。

1934年10月总经理宋子良抵该省，讨论和江西省政府合办赣省水电厂。次年3月，宋子良重赴南昌，和江西省政府主席熊式辉为建立该厂签订了150万元的借款协定。

嗣后实力大增，1936年7月，中国建设银公司接替全国建设委员会活动，开始经营重要骨干企业，向纵深迈进了一步。

且说建设委员会是蒋介石为照顾其追随者张静江而成立的，张任委员会主席。这个组织成立以来发展迟缓，至30年代初预算近10万元，经营了几个企业，包括南京电厂、戚墅堰电厂和淮南煤矿铁路公司。南京电厂是其中最大的企业，建立于民国初年，是官营企业。1938年由全国建设委员会接管经营，发电量猛增。戚墅堰电厂是1923年由中德合资建立的，位于江苏武进县戚墅堰，为无锡纺织厂和面粉厂供电。1928年10月改为国营后，至1935年该公司发电量约增加六倍。淮南煤矿铁路公司由全国建设委员会建立，矿区位于安徽，1931 年7月开始开采。为运输方便，又修建了长220公里的淮南铁路。1937年公司资本达到1000余万元。

1936年春，南京政府正式决定将这几个企业经理权由官方的全国建设委员会移交给私营的中国建设银公司，并签署了合同。为掩盖世人耳目，合同规定移交不采取直接方式而是表面上以增资为由，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命令建设委员会招收私股。事实上就是把全部新股卖给建设银公司。合情合法，而外人看不出一点破绽来。

合同上写道：“建设银公司购买淮南公司股份的60%，建设委员会占40%。”合同自1936 年7月起签订生效。

1937年5月14日，在新的所谓“私营”扬子电气公司成立会上，宋子文当选为临时董事长。随着这些重要工业和企业的购进，中国建设银公司如虎添翼，实力倍增，使其成为宋子文属下的中国银行体系中最大的公司。虽是私营公司，可显然是南京政府间接插手私营工商业的一种力量。同时宋子文利用这个公司，为自己兄弟也为公司的股东们赚得了很多利润，而这些股东包括宋子文本人就是南京政府的官员或与南京政府有联系的人物。

另外宋子文的私营经济活动还有一个重要基地，便是中国银行。宋氏三兄弟拥有中国银行1/4资产。这在旧中国是一个不小的数字。

有了钱和自己的工业，何愁不能干一番事业呢？

宋子文的下一步目标，便是利用这个基地，积极垄断经营工商业。像其父辈一样，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实业家。

宋子文有宋子文的眼光。他首选纺织业。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利用中国银行通过抵押借款攫占丧失了赎买权的工厂，用这种办法有力地控制了15家纺织企业，拥有35万纱锭，占华资纱厂的13%。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利用债权关系直接经营七家丧失赎买权的工厂，又投资经办四家，由银行的附属机构收购了四家《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册。。中国银行的财产遍及全国，如河南的豫丰纺织厂，原由受过美国教育的实业家穆湘琢在1932年设立，该厂是内地最大的工厂之一，经济萧条时期倒闭，1934年归于中国银行。山西的雍裕纺织公司也因破产于1936年冬为中国银行购得。张郁兰：《中国银行业发展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120页。

在此基础上宋氏三兄弟还和一些省政府联营开展投资活动。1937年4月，中国银行和湖南省政府合建衡中纺织公司，资本总额为350万元，70%由中国银行组织上海财团认购，20%由湖南省政府认购，10%由湖南的私人资本认购。《中国近工业史资料》第3册，第949页。

接着宋子文又选择了其他的行业进行投资。1937年春以同样方式买断了即将破产的渤海文学公司的面粉厂、电力公司和商业公司。或是投资或是分股，遍地撒钱，一时显得财大气粗。

宋氏三兄弟不愧为洋博士、银行金融家，他们的商业活动，还有多种组织和投资计划。1936年宋子文组织中国棉业公司，1937年确定公司资本1000万元，分为1万股，大部分由上海的银行认定。中国银行4430股，交通银行3000股，其次是中国建设银公司的资金。上海银行界头面人物是该公司的董事，包括钱永铭、周作民、贝祖诒和宋子文等人。公司的业务名义是经营纺织厂，实际主要活动是商品买卖和进行投机。该公司在上海物品市场上很活跃，开张的第一年，就成为中国最大的商品公司之一，原棉交易总额达1300万元，经销纱布约500万元，信托业务为300万元。《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第949页。

有人说：宋子文从事许多“私人”商业活动，依靠的主要是同南京政府的关系及其控制的银行资源，他的公事和私事是很难分开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说：

1936年6月广州分裂运动失败，南京政府竭力加强对广东省的控制。

1937年春，宋子文在去广州改组省财政之后，成立了华南米业公司。新公司决定资本1000万元，宣称从事对华中华南大米进口、生产、运输和销售业务。宋子文为董事长，董事有孙科、宋子良、宋子安、吴铁城（时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和银行界的宋汉章、唐寿民、王志莘等。

华南米业公司最重要的精力是供应华南饥荒地区的大米。1937年春华南地区大米奇缺，百姓茹草度日，这给他们谋取私利提供了较好的机会。

1936年秋，南京政府为解救“两广”饥荒，曾从东南亚免税进口200万担大米，计划经过半年的考虑，1937年4月新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及米业公司董事吴铁城批准免税大米由广州进口，这样华南米业公司垄断了大米进口。该公司自称它的宗旨是为开发国内大米销售市场，实则进口洋米乃是它的业务大宗。1937年春，宋子文确曾指示过在浙江、江苏和湖南采购大米，这是因为当时这些地区稻谷丰收，米价低廉。

1936年底，宋子文想发展他的故乡海南岛。海南岛计划和米业公司成立的情况相似，也是亦公亦私性质，既为国家又为个人。宋子文希望南京政府增强对海南控制，以阻止日本入侵该地区，当然也希望开发海南岛的经济。同时，宋的计划也为了个人投资以赚取私利。1936年6月他到海南岛开始执行这一计划，后因抗战爆发而中止。

宋子文对广东银行的侵吞，是宋氏拥有“私家钱庄”的开始。广东银行原为一家颇有影响的侨资银行，1935年因债台高筑不得不宣布倒闭。宋氏兄弟乘机筹集资金注入该行，进行投资改组。宋子文成为一大股东，其小弟宋子安被“选举”为董事长，而人事业务等大权实由宋子文把持。

接着，凭借这“私家钱庄”，宋氏兄弟联合兼并了旧中国最大的一家烟草公司——南洋兄弟烟草公司。宋子文对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觊觎日久。早在1931年9月，宋便提出以略高于市场的价格，购买南洋三分之一的股份，公司财权交由宋氏人物掌握，但提议遭简氏拒绝。至1936年，由于英美公司的竞争，南京政府实行的税收政策的不合理，加以家族内部的矛盾，南洋公司在经营管理和财务上遇到了困难。1937年，宋子文以“建粤银团代表”的名义与简家达成合约：简家将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股份27万股中的14万股，以每股五元的价格出让与宋；并将“其余股份全数，连同股权”，交由宋“自由支配处置及运用”；双方全部股份，由宋“暂交广东银行代为保管”；简家所有余股，“非经乙方（宋）同意不得转移或出卖”。烟草大王惨淡经营数十年的公司，就这样以区区70万元的价格归到了宋子文的名下；而且这70万元，也是由宋子安掌握的广东银行代垫，宋子文本人未出分文。1937年4月27日，公司召开改组后第十七届股东会议，决议修改公司章程，由原来的总经理制改为董事长制。原章程中规定“总经理统掌公司一切事务而负其责任”、总经理“由董事会选任之”，修订为“董事长主持本公司一切事务，对外为本公司代表”、总经理“由董事长于董事中选任之”、“总经理秉承董事会之命处理公司一切事务”。宋子文被选为董事，其弟宋子良、宋子安也进入董事会。28日，公司举行第十八届第一次董事会议，宋子文被公推为董事长。旋即，在宋子文的旨意下，公司总经理及大部分处、分公司主任纷纷易人。南洋简氏兄弟烟草公司从此成了宋氏兄弟烟草公司。美籍作家小科布尔在《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指出：“次月财政部宣布实行新的四级烟税制，各级烟的税率都提高，高级烟比较低级烟增加的百分比较大。按箱计，每箱值100元的增税25%，每箱值800元的增税167%。新税制因此有利于中国烟厂。1937年6月，南京政府突然关心进口纸烟的税率问题，宣布进口各级纸烟一律增税80%，虽无直接有力的证据，但看来宋子文购买中国最大烟草公司才使南京政府采取有利于中国工业的政策，而中国资本家以前关于改变征税的请求却一直无人理睬。”

有专家指出：“官僚资本有三个具体形态，一是官僚所有资本形态，一是官僚支配资本形态，一是官僚使用资本形态，这三者相互的依存性和融通性，是官僚资本所以成型为官僚资本的具体内容和条件。”“官僚资本的上述三个形态就某一方面或其活动的归结来讲，似以第一形态即官僚所有资本为基本形态，因为对公营资本做自利的运用，对私人资本做自利的控制，无非是想使其所有资本形态迅速扩大起来。但从另两方面或从其活动机能立论，则第二第三两资本形态，不但同样重要，甚或更加重要，没有这两个资本形态，第一资本形态，也许根本不易产生，即使产生，也恐怕难得成为官僚资本。”宋子文恰恰是通过后两个资本形态即借着“公营”事业的经营，从中渔利，以及对私营企业的“俘虏”，将两者作为其所有资本形态扩大的两大来源，而后再进一步发展他个人及家族的企业，从而使宋记企业带有很强的垄断性。在三四十年代，宋子文联合他的两个弟弟和一些亲信，开办了许多公司。“抗战前，宋家开办有中国棉业公司、华南米业公司、国货公司、中国物产公司等；抗战期间开办有中国棉业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西宁实业公司、西南运输公司、雍兴实业有限公司、环球贸易公司、中国国防物资供应公司等；抗战结束后开办有孚中公司、中国进出口贸易公司、统一贸易公司、金山贸易公司、利泰公司等。”

在宋子文的带领下，宋子良、宋子安在金融、工商界的势力迅速扩大。据《江浙财阀与国民政府》一书中说：“到1937年，与南京政府关系密切的所谓‘私人’，如宋子文、孔祥熙、宋子良、杜月笙以及二十来个职位较低的政府官员，一跃成为上海工业、商业、金融活动的枢纽核心人物……就宋子良、宋子安来说，他们已经成为非常有权势的人物，人称‘宋千万’，在三大国家银行中担任要职，已积有大量流动资金；担任中国建设银公司和中国国货银行总经理，握有全权保证投资盈利；作为上海工商贷款检察会委员，有权给予或否定对企业生死攸关的紧急贷款；作为钱业监理会委员，对所有上海钱庄的虚实证信，他说了算；作为七星公司成员，他能为那些在股票、金融商品交易所中琢磨涨落行情的投资者提供机密消息。资本家请宋子良在他公司中投资，参加董事会，分享利润，是期望从宋那里得到巨大的好处和利益。至于建立这种关系的代价，就是企业主要把他前所拥有的独立判断和行动的大部分权力交出来。”

俗话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被排挤出国民党权力决策中心的宋子文，在经济中“大显身手”。凭借和国民党当局的特殊关系，凭借他在政界、财经界的影响与实力，宋子文从此成为中国金融界的重要人物，宋家的家业则从此“兴旺发达”。近代中国官僚资本作用的后果之一是政治资本化，把官僚资本当做保持政治权势的手段，和把政治权势当做取得官僚资本的手段，本来是有其内在因果联系的。

该是怎样评价宋氏三兄弟呢？有人说他们是中国工商业界促进派，为中国工商业的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有人说他们以权谋私，中饱私囊，是十恶不赦的国家蛀虫。不管怎样说有一点可以说明，通过他们自己的努力使殖民地半殖民地旧中国的工商业（民族工业）有了一个较大的突破，这一点是事实。在南京政府官僚资本扩大的基础上，自己也发了财，这也是尽人皆知的。

第二十六章

团结抗日

三姊妹的生动演讲

宋氏三姊妹来到重庆的当天傍晚，一批日军轰炸机，足有数十架，突然从低空飞来，闯入城区上空，开始投弹轰炸。刹那间，剧烈的爆炸声和强大的气浪震撼了整个山城。国民政府的重要军事会议，此时不得不暂时停下来。

“娘希匹，敌机来空袭，监视哨干什么吃的？怎么没提前报告？”蒋介石沉下脸，头也不回地问身后的侍卫官们。

当班的侍卫官嗫嚅地答道：“报告委座，我们已发电询问过沿江监视哨，但一直未接到回电，不知出了什么事。”

殊不知，就在三天前，日本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和日本海军暗里达成了轰炸中国内地的“陆海军中央协定”。日军把这次绝密轰炸行动的代号定为“一○一号作战”，时间定于4月下旬到7月下旬结束，因为这段时间重庆上空雾少，能见度高。日军投入“一○一号作战”的主力是第二飞行师和部分海军航空部队，以武汉、孝感、应城为起飞基地，连续轰炸重庆和内地其他一些城市。显然这是日本“三个月灭华的总体战略计划下的战术方案的实施”。

恰赶三姊妹来渝第一天，就遇到日军轰炸机的“欢迎”，也是他们“一○一号作战”方案付诸行动的第一天。当日军轰炸机投下第一批炸弹的时候，宋美龄正在重庆市区内曾家岩的委员长官邸浴室洗澡，也许曾家岩官邸在修建的时候就考虑到了它的防空和隐蔽，这次日军轰炸官邸安全无恙，而它四周的几座建筑物却都着了火。

同以往一样，在任何情况下，宋美龄都举止文静，服装整洁，一丝不乱。虽然这次紧急空袭，她正在洗澡，但并没有惊慌失措之状。她还是慢腾腾地用毛巾擦身上的水珠，慢慢地穿上衣服，并把那身软缎旗袍上的每颗纽扣都一一扣得紧紧的，然后才走出浴室，由在门外早已等得着急的侍卫官簇拥着，进入官邸内特设的万无一失的防空洞。

空袭解除后，她回到自己的房间，打开鹿牌台灯的旋钮，开始翻阅昨天大姐霭龄借给她的那本《丘吉尔传》。

看书是宋美龄的一大嗜好。这些年来，尽管战争频繁，她总是忙里偷闲，尽量多读一些书。也许是出于工作的需要，她最喜欢的首推各国一些名人的传记。阅读这些书，不但能了解一个人，而且还能了解那个国家的历史、风土人情，总结他人的经验，为我所用，何乐而不为呢！

宋美龄看书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她看书特别快，与别人看书图消遣不一样，她是一目十行，选我所好。遇到所好之处，她则慢了起来，边读边思，逐字逐句地品味。有些喜欢的段落，她不只看一遍，而是看二遍三遍，有的还抄在她的读书笔记本上备查。

今天，她看《丘吉尔传》第四章时，便抄了一段精彩之处——丘吉尔母亲求婚的一段有哲理的对话，引起了她心灵的共鸣。

她工工整整地抄完了，又从头至尾地检查一遍，一字不漏为止。

“太好了！太好了！”她几乎不能控制自己感情的爆发。

“铃——”电话铃倏然地叫了起来。

“啊！是大姐。我正想给您打电话，不想您给打过来了。”大姐是令她尊重的人，她那高兴的劲儿似是看到了大姐的面容。

“小妹，你要打电话找我什么事？”霭龄问。

“没什么大事。关于我们三姊妹去广播电台演说，明天我们定在什么时候？咬死后，我再通知二姐。”宋美龄道。

“我也为这件事打电话找你。你说呢？”霭龄道。

“要让我说，就定在明天早8点半。电台门前的花池旁相聚，不见不散。”

“那好，就这样定下，由你直接通知庆龄吧。”霭龄吩咐道。

“我这就打电话。”

“你真是个急性子。大姐的话还没讲完呢！”

“大姐，你就讲吧，我听着！”

“二姐庆龄，她自尊心很强，再加上她与老蒋有隔阂，你讲话要注意分寸，注意她的心理，莫伤了她的自尊心。咱们三姐妹与政治无缘，尽量求同存异，好在是一母同胞，能团结尽量团结……”霭龄越说越多。宋美龄有点不耐烦了，打断了她的话。

“大姐，你莫说了。我又不是小孩子，你说的这些我都懂。”

“我知道你懂，可是要真正做起来，你又由性子，什么都忘了。大姐还不晓得你那怪脾气。”

“说实在的，我真不喜欢二姐那种太不现实太理想化的声调，我一听就发火。”

“我作为大姐警告你，你那火要用水浇一浇。”霭龄说到这里，马上把话锋一转道：“老蒋在家没有？”

“他刚才让人打来电话，说他仍在会上，今晚就不回来了。”美龄回答。

“这个老蒋，真不像话！”霭龄出于对小妹的关心，叹了口气。

“大姐，别说了。”美龄道。

“你说什么，小妹，不让我说了？我不少说。等有机会，见了老蒋，我不熊他才留着他哩！”显然霭龄余怒未消。

“就这样吧，大姐。天不早了，我还给二姐挂电话呢！祝您晚安。”

“那好，祝你晚安。”

到达重庆后，宋庆龄没住在两姊妹的任何一家，独自在两路口新村安顿下来。这倒不是出于其他原因，主要是宋庆龄觉得这样无拘无束，进步人士和共产党方面的人也便于找到她。要是住在警卫森严的别墅区或官邸，她会觉得很憋气的。

傍晚遭受日机空袭那阵，日军的炮弹准确性偏了点，没有命中她的房屋而是命中左侧的木房。霎时间燃起熊熊大火。高大的火头，凭借着风势，向宋庆龄住的房屋蔓延、吞噬。因为重庆当时的房屋大都不是砖石结构的，而是中间有层木片或竹片，外涂层三合土的夹壁墙，见火就着。消防队出于无奈，只得狠心拆除了两幢房屋隔断了火源，保住了庆龄的住房。

空袭警报解除后，宋庆龄曾到城内四处随便转了转。映在庆龄眼帘的是：几辆卡车被炸坏了轮子，堵塞了全市交通。走不多远，又看到炸残的车辆和抛在车上、地上的尸首，有被炸掉胳膊的，有被炸掉大腿的，惨不忍睹。刺鼻的硝烟味和焦臭味，像一层浓雾笼罩着城区，久久不散。

宋庆龄愤慨地走着，心中燃起了满腔怒火。太悲惨了！太悲惨了！这就是那些口口声声宣称“大东亚共存共荣”的家伙，那些反复鼓吹“中日亲善”的军国主义者的“亲善”与“共荣”！他们派出的轰炸机公然冒天下之大不韪，把成吨的炸弹扔到人口稠密的居民区。日本帝国主义，你拿什么偿还中国人民的鲜血！国民政府的军事委员会只知道一天老泡在会议中，那些顽固派津津乐道的是跟共产党搞摩擦，偌大的一个陪都只有几十门高射炮来拱卫，怎能阻止惨祸的发生？

宋庆龄回到自己的寓所，及时拨通了军事委员会。秘书回答：委座与其他长官正在开会。她本想找蒋介石接电话，一想到自己人轻言微，也就犹豫了。她放下了电话，踱步走出寓所……片刻电话铃响起，宋庆龄急忙走了过去，拿起了听筒。

“啊，听出来了，是小妹。”庆龄道。

“二姐，您没有睡觉吧？”宋美龄话音很轻很轻，因为太上皇大姐已有言在先。

“日机空袭，你那儿没问题吧？”宋美龄又问。

“看你问的，小妹。如有好歹，我不会站到这里给你说话啦。”

宋美龄心里恼火，她不便发作。接着又道：“二姐，原来咱们约定不是要到广播电台去演讲吧？”

“我知道，你说吧。”

“大姐刚才给我来电话，说是定在明天8点半，在电台门前的花池旁聚齐，不见不散。”

“我记住了。小妹，你还有什么事？”

“没什么事了。今天坐了一天飞机，你应该早休息，二姐。再见，重庆的天气与香港不一样，夜间比较凉，请注意身子。”

“谢谢小妹周到的关心。”宋庆龄放下了电话。美龄也放下了电话，真正有气的还是美龄。她气的不是别人，总感到二姐在说话中少些手足姊妹之情。

宋美龄并不甘心于现状，她在朝一个目标努力，她想总会有一天，她会唤起二姐胸中那燃烧着的姊妹之情感，启开她那封闭着的心扉。那是一种人生情趣，一种天伦之乐。

广播电台门前的花池中，栽种着各种花卉。花吐胭脂，香欺兰蕙。

早晨8点半钟，三辆轿车分别载着宋氏三姊妹，从不同的方向准时开到这里。美龄的车早到了一步，其次是庆龄，最后是霭龄。

三姊妹下了车，寒暄了一阵，随后在电台官员带领下走进大门，拐了一个弯，入房，进入地下播音室。一种阴森的感觉袭上三姊妹的心头，但她们丝毫没有流露出来。

播音室有两间房子那么大，地上铺有红色地毯，四周镶着用特殊隔音材料做成的方板，板与板之间看不出什么缝隙。录音台犹如写字台那般大，端端正正地放在室内的中间位置。墙上挂着孙中山总理的遗像和遗嘱，旁边配着“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的对联。

这次专题节目的主要对象是美国听众，全部用英语播出。可以说三姊妹的英语是具相当水平的，而且三姊妹的号召力也是无与伦比的。

当播音员向美国听众介绍完宋庆龄的身份后，她略为思索了片刻，大大方方对着麦克风演讲了起来：

“亲爱的美国听众，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表达我此时此刻的心情。我们刚经历了又一场野蛮大轰炸，美丽的山城重庆已经变成了一所血腥的屠场。成千上万的和平居民丧失了他们最后的一点东西，流离失所，无家可归。他们中的许多人是从陷落的长江中下游逃难到四川来的，最大的奢望仅仅是想生存下去，可是万恶的日本帝国主义连这点起码的权利也不想给予他们。

“众所周知，中国是一个约有四万万人口的大国，但她又是一个非常贫穷落后的国家。连年的天灾、动乱以及其他各种原因，使我国在战争的最初几个年头内一直处于劣势，被动地抗击着上百万装备精良的日本军队的进攻。我们缺乏武器、燃料、钢材和食品，更缺乏全世界主持正义和公道的国家、包括美国这样的民主国家的道义上的支持。

“因此，我们呼吁你们，亲爱的美国听众，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给予我们援助。我们无意滥花你们提供的资财，我们把每一个辅币都用于神圣的抗战事业。我们呼吁你们，敦促美国政府抛弃所谓的‘中立’政策，尽快与法西斯帝国宣战。因为，今天发生在中国的惨祸，明天或者后天就有可能降临到贵国人民的头上，这是法西斯帝国的本性所决定的。”

宋庆龄的讲话，通过重庆电台的大功率短波发射机，升上电离层，回响在大西洋和太平洋的上空。最后，宋庆龄激动地高呼：

“必须制裁日本帝国主义！必须阻止他们犯下更多的滔天罪行！必须惩罚他们屠杀中国妇女、儿童和无辜人民的罪恶行为！否则，中国人民就不会相信，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还有怜悯和良心可言；不会相信，在这个病态的世界里，还有公正和道义可言了。”

演讲完毕，宋庆龄还是那么激动，以至于宋美龄不得不扶着她到休息室里平静一会儿。宋美龄知道姐姐那疾恶如仇的性格，担心姐姐在这样的场合，讲出一些刺激美国听众的言词来。

接下来演讲的是宋霭龄，她不像庆龄那样激动，她的口气要温和得多，像是在和听众谈话。她说：

“当我向美国讲话时，我感到并且深知，我正在向真正同情中国的朋友们讲话。在我们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生死存亡的战斗中，我们始终都没有孤立的感觉。一想到友好的美国人民站在我们一边，我们的内心就充满了深厚的感激之情。”

宋霭龄在谈到中国人民万众一心，怀着必胜的信念坚持焦土抗战的情况后又说：“必胜的意志也体现在妇女身上。妇女们已从与世隔绝的生活中解放出来，参加各种工作。在前线，她们同士兵和伤员一起；在后方，她们同受到战争灾难的同胞在一起；在农村，在医院，在战时孤儿院，在工业和公共事业里，都有妇女们作出的贡献。”

最后一个演讲的是宋美龄。

按说她的口才要好于两位姐姐。她的英语水平也高些，口音略带美国的南方味。也难怪，她在那里生活了10年。人生有多少个10年呢？

她的演讲话题与两个姐姐不同，主要是针对美国的国会议员和新闻界而发，她多次去过美国，知道只有这两者才能左右美国政府。

宋美龄以她那非常流利的话语，首先谴责了美国政府在“中立”的幌子下，向日本出口战争物资和武器的可耻行为，那是有根有据的，宋美龄为此专门列举了一连串准确的数字。

宋美龄说：

“在这里，在中国‘民主之友’的庄严讲话台前，我们要求制止两件事：一是身为美国立法者的国会议员，不应该对侵略行径表示恐惧。二是不应该同意把汽油或石油副产品，以及其他战争物资，尤其是武器输送到日本以鼓励这种侵略行径。”

宋美龄由此生发开去，进一步说：“我不知道各位尊敬的国会议员们是否想到过，如果中国政府已向自我吹嘘为不可战胜的日本帝国投降，那时世界上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答案是显而易见的。日本将保持完整的陆海空军，它将利用我国的领土、我国的人力和我国的资源以支持极权主义反对民主国家的军事行动。”

“我并不想在这里恫吓各位尊敬的国会议员们。”宋美龄继续说道：“但是如果真的到了那一天，到了占全人类人口五分之一的中国沦为日本的殖民地时，整个世界的形势将变得漆黑一团。

“中国人民不愿充当亡国奴，必将全力以赴，同日寇血战到底。问题是，我们会得到国际上公正的对待吗？这只能由美国人民和他的国会议员来回答。

“中国人民已被炸弹震聋，但是他们正焦急地等待着你们的回答。”

宋氏三姊妹带有真挚感情的讲话，通过电台大功率发射机，送到大洋的彼岸每个有正义之心的美国听众耳中。他们将做出如何回答呢，中国人将拭目以待。据说三姊妹讲话的第二天，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就有上千名学生上街进行游行声援。他们的口号是：“反对侵略，支持中国人民抗战！”“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维护世界和平！”“强烈要求国会政府，采取有效措施，制裁日本！”再者，白宫国会有关知名人士当天也以个人名义向国会递交了制裁日本的意见书。同时美国国会也答应立即研究这份意见书，并作出答复。美国人骚动了，各种舆论向着有利于正义一方倾斜。

美龄策划三姊妹大团圆

1941年10月，宋庆龄在香港写给纽约《亚细亚》杂志的论文刊登后，宋美龄于11月再度响应二姐的号令，在《重庆之音》对美国听众发表广播讲话，呼吁美国不要轻率与刚上台的日本东条内阁签约。

由于中国政府的积极外交活动，使美国终于放弃签订临时协定的打算。11月26日晚，美国提出了强硬“和平方案”，即《赫尔备忘录》。

然则就在《赫尔备忘录》签订的当天，由南云忠一中将指挥的日本联合舰队，从南千岛群岛的择捉岛单冠港悄悄出发了。

1941年12月7日凌晨，日本海空军偷袭了美国在夏威夷群岛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发动了太平洋战争。一向保持中立的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联邦、英国等国，纷纷对日宣战。12月9日，中华民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在重庆发布文告，正式对日宣战，并申明中国已与德国、意大利处于战争状态。

中国对日宣战的当天，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下令各战区发动全面游击战，并令第四战区攻击广州方面军的日军，策应英军守卫香港。同时调第五、第六、第六十六军进入缅甸作战。

自12月上旬起，日本空军同时开始轰炸威克岛、关岛、马尼拉和新加坡。

香港告急。

香港沦陷前夕，宋庆龄回到了重庆，人们再次见到她，是在求精中学的校园里。

求精中学是一所教会学校，校园紧靠嘉陵江一侧建有一座壮观的教堂，灰色的百叶窗上爬满了常青藤，差点遮住了墙上的十字架。因该校与曾家岩官邸只有一墙相隔，蒋介石夫妇常来这里参加教会的礼拜活动。

今天是礼拜日，教堂里很热闹。

8点一刻，教堂里的风琴低沉地奏起了赞美诗的乐曲。数十支蜡烛在圣坛上摇曳，闪着一点点白光，教徒们虔诚地匍匐在罪凳上，手画十字，向基督耶稣祈祷。一曲终了，披着绣有金线圣衣的神父登上讲坛，开始布道了……

宋庆龄不在教堂里，她在校园西侧的教学楼里，为病人服务。

国府西迁，“新生活运动”推行到大后方，与基督教活动合为一体。

和宋家联姻，蒋介石似乎可以打出各种意识形态的牌来压倒对手：儒教、旧传统、孙中山先生的学说，以及基督教。把“新生活运动深入到基督教会”是宋美龄的一大发明创造。新生活运动指导委员会主任宋美龄曾说过：“内在的新生命须从国家重新改造开始，在很大的程度上这种改造是今日基督教会的责任，因此让二者密切合作。”

他们严遵“新生活守则”，除了动员学生宣传“守则”，动员教会宣传基督教救人救世，发款赈贫外，在免费医疗方面也采取了一些措施。如今，新运会在求精中学内安装了一台X光机，每逢礼拜日便在此免费为市民检查有无肺病。

宋庆龄披着一件浆洗得笔挺的白大褂，坐在候诊室里，一边维持秩序，一边听着大夫与病人之间的对话。

这是接触群众、了解民情的最好机会，作为受人尊敬的孙夫人自然是不会放过的。有的新闻记者，跟踪追击，来向她采访，她总是让人失望和扫兴，除非某家报刊的政策与她心里所想的不谋而合，她才肯打破沉默。自从她的丈夫孙中山去世后，她变得愈加坚强和固执起来，尤其是宁汉分裂后，她坚定地站在国民党左翼一边，严厉指责其右翼。不同的政治观点，使人们聚集在不同的旗帜下。宋氏姊妹的感情也受到了严重损伤。

民意不可辱。随着抗日的声浪逐渐高涨，在“一致抗日，消除分裂”的呼声中，所有政治上的歧见都是次要的。在强烈的爱国主义浪潮中，军事独裁也不得不屈从。这使中国真正统一有望。在这种情况下，三姊妹才走到了一起。可是，早已破裂的感情非一日之功能治愈。昨天，她从香港回来后，宋美龄到机场迎接她，问她还缺不缺东西？她回答得很干脆也很断然：“我是独立的，自食其力，什么也不缺。”宋美龄很扫兴，若不是在公共场合，第一夫人会大哭一场。然则，为了姊妹间的感情，她理解了她，并把二姐送到住地。在住地宋美龄又陪姐姐吃了晚餐。饭后，二姐答应美龄，在适当时机，在老蒋外出之际，她要找她谈心，倾吐她心中的苦衷。

“现在谈不行吗？”美龄有点着急。

“小妹，你还像过去那样心急。告诉你，现在不行。小妹，说心里话，我很喜欢过去我的小妹。你先回去吧，说不定委员长还有什么事情。”宋庆龄言辞温柔地下了逐客令。

今天一早宋庆龄就来到了求精中学，来做她应该做的工作。临近中午时分，一位记者跟踪找上了门。他掏出记者证呈到了宋庆龄的面前。宋庆龄礼貌地接过看了看，然后道：“尊敬的记者同志，我本不想让你失望，我现在正忙于工作，改日行不行？”

“夫人，为了找到您，不知走了多少冤枉路，总编派我特意登门采访，打算在头版头条刊出您的消息，让人民了解您、理解您，何乐而不为呢？”记者也很厉害。他的话颇有几分诱惑力。

“我不想让人宣传，只想抓紧时间多做一些工作。你说对吗？我的记者同志。”宋庆龄守口如瓶。

“好吧！夫人，开始您说改日再来，我的时间有的是，随叫随到，您说个日子吧？”记者进而以退为进。

“我的日子怕是你来不了噢。”

“夫人，请相信我，我一定不失约。”记者心里涌起几分希望。

“那好，我的记者同志，日子就定在抗战胜利之时。可以吧！我会把我的喜悦和你们记者想写的个人隐私，全部告诉你。到此，再见。”宋庆龄首先伸出了手。记者苦笑一下，不情愿地伸出了手。当手握在一起时，宋庆龄道：“你不要失约噢！”

话毕，庆龄笑了，记者也笑了。

时间过得飞快。就在宋庆龄从香港回来不到半个月，两兄弟宋子良、宋子安也从昆明回重庆来了。

两兄弟在外挣了一笔钱，他们一回到陪都，总要设法弥补失去的一切：购买最时髦的衣服、跑理发厅、上剧院、看展览会或探亲访友，忙得不亦乐乎。由于在云南时限于条件，两兄弟一到重庆还拼命吃油腻的东西，喝啤酒。年轻人，一人就能报销五瓶。

霭龄高兴，美龄更是高兴。美龄的高兴有两则。一则因为长沙第三次战役大捷，蒋介石十分高兴，脸上的皱纹神秘地不见了，待人接物也和气多了；二则因为两个弟弟都安全回来了，大家在一起，有说有笑，生活就像过节一样。

宋美龄决定搞一次兄弟姊妹的大团聚，并且到时由她亲自掌勺做菜。她才瞧不起黄山官邸司务长的手艺哩，牛排炸得干巴巴的，一点鲜味都没有了。

宋美龄在黄山官邸忙开了，她是松厅这所住宅的能干管家，她的那间起居室里一向不许有任何尘埃。

考虑到自己的清淡口味，蒋介石硬着头皮看过宋美龄订的菜谱后说：“我劝你少搞大鱼大肉，也别弄那么多品种的酒。咱们是虔诚的基督徒。”

“Darling，你太爱吹毛求疵了，”宋美龄说，“现在请客都是这种规格，否则让人笑话。莫非，你不赞成这次聚会？”

蒋介石连连摇头：“我不是那个意思。相反，我非常赞成你们宋家兄弟姊妹在此聚餐。有天军统派人来汇报说‘孙夫人出走了’，吓了我一跳，连忙派人去找。谁知她安静地待在家里。我一追问，才知道是军统搞监听时没把事情弄清就胡乱上报。”

宋美龄说：“搞监听是军统的事。但我要警告你，我二姐的安全不准出丁点差错。否则……”她说到这里，用手指朝蒋介石的鼻子尖点了点。

“当然，当然。”蒋介石连忙点头。

宋美龄拿起电话来，先拨通了孔祥熙官邸，讲清原委后，听筒里传来宋霭龄爽快的答复：“我没问题，关键是你二姐那边。”

宋美龄拨通了宋庆龄住宅，铃响片刻，听筒里方才响起了宋庆龄的声音。

“二姐，你好！”宋美龄问候道。

“我听出来了，是小妹，你好。”宋庆龄那边答道。

“二姐，我打电话是请你赴宴。子良、子安小弟回来，大姐也说好，咱们宋家兄弟姊妹，好好团圆团圆，欢乐欢乐，顺便吃顿便饭，尝尝我的手艺好不好？”宋美龄一口气说出以上这些话。

“那么说，委员长也一定参加了？”宋庆龄问。

“老蒋非常高兴出席，并且让我快打电话通知你哩！”宋美龄又没有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不假思索地回答。

“我这次不太想出席。”宋庆龄答道。

一阵沉默。

宋美龄不甘心地又道：“二姐，这次是我们姊弟自家聚会团圆，没有别的外人呀。再说，阿姐上次也没来，让大家很是扫兴。”

宋庆龄听后犹豫一下，但终于婉言谢绝说：“不来喽，谢谢，这两天我正犯病，身体不适。”

“那么，是不是请大夫给你看看。”宋美龄热心地说。

又是沉默。那几秒钟，对宋美龄来说，仿佛几个小时那样长。

半晌，宋庆龄回答说：“不用了，我正在服药，很快会好的。”

“有事仍拨2080，我马上就能听到。”宋美龄再次把号码重复给二姐。这个电话号码是军事委员会长途台的秘密号码，宋美龄早就提供给了宋庆龄，但别人很少知道。

但是，就是这个号码，三天前曾解了宋庆龄的围。三天前的一个夜晚，一群不明身份、借故要搜查凶犯的暴徒，闯进了她的住宅，非要强行搜查。宋庆龄及时拨通了这四位号码，宋美龄借蒋委员长之口，出面干涉，才平息了事端。

今天，宋美龄把电话筒放下的时候，差点哭了起来，二姐到底是为什么呢？这次又不来。是不是军统的监视使她产生了反感？损伤了她的自尊心？是不是蒋介石的某些做法对她来说太过分了？是不是爱、大家庭的温暖和睦的篝火从前燃烧过，现在却只剩下一堆余烬了？凡此种种，她宋美龄怎么也解答不了。

宋美龄颓然跌坐在沙发上。

蒋介石走上前去，劝慰道：“都怪我，我要是声明不参加，她肯定会来的。也许你把话说得太早了点。敬酒不吃吃罚酒。她不来也好，我们自己吃。”蒋介石脸色骤然阴沉下来。远远地，从河对岸的重庆城区方向，又响起了凄厉的空袭警报声，听起来让人格外心烦。

三姊妹视察陆军医院

第五陆军医院的官员们得知宋氏三姊妹要亲临本院视察极为紧张。

之前，他们一直向政府红十字会呈递成绩斐然、秩序良好、环境整洁的报告。红十字会官员曾根据他们的报告授予他们以“新生活运动典范”和“花园式医院”的称号。殊不知医院内垃圾成堆、蚊蝇扑面、大夫态度粗暴，伤员病号极为不满。若要不整治一下，岂不漏底、丢人现眼了。轻者不说，重者说不定乌纱帽也要丢了。

医院院长得知这个消息，马上通知全院行管干部在他的办公室集合训话：

“今天，我召集你们来，有一要事要传达。宋氏姊妹明天要亲临本院视察，我不想多说，恐怕诸位对她们亲临的意义不是不清楚。作为‘新生活运动典范’和‘花园式医院’的我院，怎样把我院新的面貌呈现在夫人面前，全靠诸位了。时间很急，从现在起，要采取一切措施，打扫卫生，整理院容。会议内容就这么简单，望大家分头去做吧！”

全院立即行动起来。拉垃圾的卡车开进了院里，戴眼镜的老院长也操起了扫帚，加入了大夫的行列。用白石灰刷墙的大夫，溅得满脸都是白灰；立在五层楼上擦窗户的大夫，真令人为他捏把汗。

大夫们打扫卫生也惊动了住院的病号。

病号从大夫口中得知宋氏三姊妹要来的消息，也纷纷抢过大夫手中的抹布，并嬉笑着说：“你们院长也真是的，徒有虚名，早知今日，何必当初。”

显然，病号的话也是不满意的。

五号病房的灯还没有熄。躺在充满秽气和汗臭的房间的五个伤员，谈来谈去都离不开这件事。

“就算有这么回事，孔夫人也肯定不会来的。”一位老兵说道。他参加了威震敌胆的昆仑关攻坚战，那次战役一共打死日军4000余人，几乎没有留下俘虏。他在血战中腹部受了重伤。“我听说香港撤退时，这位太太最关心的是她的洋狗和抽水马桶。”

“要我看蒋夫人来，是没有说的，她爱出风头。孙夫人要来，纯是他妈的扯淡。别看现在是国共合作，她和委员长面和心不和。皖南事变，她还声讨蒋委员长哩！”另一位年轻军人说。此人在皖南事变时全身挂彩，现在还挂吊针呢。

“你们不信我信。不管怎么说，三姊妹会来的！届时也让我们光荣负伤的战士一睹三美人的风采。”另一位持不同意见的病号说：“让我看，三美人中小的更美些。”

“不，不，你才看瞎了眼。孙夫人长得端庄，应该称为中国的传统美人。”开始发言的那位老兵首先反对。

一个说美龄最美，一个说庆龄最美，二人僵持不下。

“去他妈的巴子！管她谁美谁不美，与我们有何相干！”一个穿着件血迹斑斑的军装、一直光听不说的黑大汉此时出来评理道。

翌日清晨，第三号楼还正在打扫卫生之际，三辆轿车已闪电般地驰进第五陆军医院的大门，院长和科室主任立即围上来。三辆轿车带来三位丽人。在她们身后，照例簇拥着一大群随从和记者。

一阵寒暄之后，三姊妹开始了视察。

院长引导着走在前面。稍后是宋美龄，新生活运动的倡导者，她身穿深蓝色软缎旗袍，足踏黑色高跟鞋，笑容满面，楚楚动人。宋美龄那一头卷曲的黑发，松软地从前额梳向后颈，在那儿挽成一个光滑的发髻。她胸前唯一的装饰品，是一枚银光闪闪的红十字徽章，那是蒋介石为感谢她从事救死扶伤的工作而特意赠送给她的。

其实从事政治的女性，因为自知居于少数，常常感到自己的地位还是不稳固，因此全都倾向于走保守、稳健的道路。宋美龄则不同，她无时不感到权势所赋予她的力量，也无时不感到自信心。怎样征服人心，特别是在非常时期征服人心，宋美龄全懂。

视察是项有意义的工作，宋美龄清楚，交给她的不是一个光等着记者拍照的走过场的把戏，而是涉及蒋介石个人威望的大事。前方打仗吃紧，一批批伤员被送到后方。照顾好后方伤员，也是对前方将士一种精神鼓舞，也是提高政府在民众心目中的威望，作为第一夫人，她是作过认真考虑的。

宋氏姊妹在四号病房第一张床位前停下来，认真听取主任大夫关于这位伤员伤势的介绍。伤员的头上缠满了绷带，只露出一双眼睛，惊惶地打量着领头的宋美龄，宋美龄主动伸出手同他握手，问他是哪里人？伤员不利索地回答说，他是河南鹿邑县人。

“鹿邑？”宋美龄对此很陌生。一侍卫官马上解释道：“您不是刚读过《老子道德经》吗？鹿邑也就是老子的故乡，在河南东部，离商丘不远。”

“噢，你是老子故乡人啦，你应该引以为豪！”宋美龄甜甜一笑：“祝你早日康复！”

接着她们又往前走。

走在宋美龄后面的是宋霭龄，她不拘小节惯了，也不管打仗不打仗，照样满头珠翠招摇过市。宋霭龄在墨绿色软缎旗袍的外面，还格外罩了一件翻领的西装，纽扣也不扣，故意露出领口处的那枚祖母绿的宝石领花。在她举手搔头时，人们还可以看到一只碧玉镯，在她手腕上滑来滑去。其富丽华贵之气，使得围观者都不敢正目相视。

宋霭龄参加红十字会工作由来已久。早在抗战初期，为了弥补整个大上海的医院的供给不足，她以一个女人的气魄，用自己的钱买了3辆救护车和37辆军用卡车以备紧急需要。她送给蒋夫人的飞行队20余辆军用卡车以便运送机械和驾驶员；另外驻扎在上海附近的各师部队也接受了孔夫人的赠予。有些车子则被运往松江，当8辆装满汽油并随时准备运输的车子到达时，将领们简直不敢相信。他们高呼“孔夫人万岁！”宋霭龄的确了解汽油在现代战争中的重要性。此外她还亲自定做了500套皮衣送给飞行员。她首次参与此类工作，就表现不凡。

今天她来这里，并不是凑热闹。如果没有她，像这样代表了妇女界的大事，在舆论上会是一个遗憾。

此外，出自于经济方面的本能，宋霭龄也很了解各大医院的现有困难和不足，这位曾在抗战初期出过大力、并一直支持抗战的她，还想再抛出一批票子来。她的引诱力，老使管后勤的副院长在她的屁股后头转来转去。

“孔夫人，眼下我们医院最最头痛的是医药补给问题，库内的葡萄糖还不足千斤，难于维持一个星期。”副院长这样对她说。

“你统计一下数字，尤其是急需药品，需要多少钱？列个清单给我好不好？”宋霭龄像一个阔家佬，落落大方。

“那好，那好，我立即照办。”副院长满脸带笑，急忙答应。

走在最后面的是宋庆龄。她的到场格外引人注目。同两位姊妹相比，宋庆龄的衣着显得朴素大方。她穿的虽然也是深色旗袍，但毫无装饰，并且开衩很低。记者拍照的时候，宋庆龄总是谦逊地站在一旁，微带笑容，讲话也很少。

从去年的“皖南事变”以后，宋庆龄与两位姊妹的关系又一度趋于紧张。当她从香港回到陪都后，重庆各报的记者削尖脑袋也弄不到一张宋氏三姊妹的合影照片。蒋介石在黄山官邸特为宋庆龄修建了一幢名为“云峰楼”的别墅，以供宋庆龄消夏之用，她也一直未去住过。只是在蒋介石作出“今后绝无剿共的军事行动”的许诺之后，宋庆龄愤懑的心情才逐渐平静下来。

生活中有时需要做出一些让步，这个道理很简单，而且普遍地为人接受。为了搞好战时的救济工作，给中国的抗战增加一份力量，宋庆龄有意避免参加政治方面的争论，以免影响工作。她的沉默是为了集中全部精力来争取抗战的胜利。基于这个目的，整个抗战期间她再没有公开发表过谴责蒋介石集团的言论。

接着，她们又来到了五号病房。一个腹部重伤的老兵，由于伤口感染，刚刚咽了气。他的脸上流露出临死时的悲愤和孤寂。

“这是谁负责的伤员，太不像话了！”院长喊出声来，大声训斥着病房主任。让三位夫人看到死人，院长心里觉得十分不安。

宋庆龄从人丛中走到这位死者的床前，把手里捧着的一束鲜花放在老兵的床头柜上，然后，她又亲自动手把白被单蒙住死者的头部。宋庆龄在做这一切的时候，眼里噙着泪花。

邻床伤员的情绪受到感染，竟然激动地抽泣起来。昨夜骂娘的那位黑大汉，此刻也哭得像个泪人儿一般。

宋霭龄也激动起来，她摘下雪白的手套，挨个与躺在床上的重伤员握手。她还当场对陆军医院的院长说，她保证让每位伤员官兵出院退伍时，都可以得到一套新军服戴领章、一包食品和一些零用钱。宋霭龄还说，如果募捐工作顺利的话，她还打算为退伍军人按月提供额外的津贴。她生平第一次感到，她许诺要花的这笔钱用到了刀刃子上。

“院长先生，”宋美龄说道：“屋里没安装暖气设备，冬天怎么办？”

“夫人，不说您也知道，进口的暖气设备一般都先供应各部部长和高级官员，医院里很难弄到。当然，我们也有弥补的办法，冬天总是要在病房里烧木炭。”院长回答道。

那边，当宋霭龄伸手跟那位黑大汉握手时，他却咧着嘴说：“夫人，我们老家那地方是不时兴跟女人握手的。”因为恰在此时，黑大汉又记起了社会上关于孔祥熙一家的传闻。

宋霭龄感到有些尴尬。但她毕竟什么场面都见过，因此不动声色地叫随从把一袋伤兵之友协会募集的慰劳品放在黑大汉床头，又若无其事转身去握另一位重伤员的手。

“你们要注意清洁卫生，要常叫护士给你们洗澡，”宋庆龄坐在黑大汉床前和蔼地说道：“分配的肥皂够用吗？”

“我们这种人，”黑大汉说，“没有肥皂也能过。我又不能经常洗衣服，用不着什么肥皂。不过，我听从夫人的吩咐，尽量常洗澡。”

宋氏姊妹接着往下视察，沿着一间间病房、一排排病床往前走。对有些伤员，她们伸手去握一握；对有些伤员，她们则说些鼓励的话。那些耳朵被震聋的伤员听不见她们的话，但是懂得她们的意思，便露出一个感激的笑容来。宋氏姊妹此时此刻的心情虽然各有不同，但她们有个共同的意念，是他们这些前方将士浴血奋战，才巩固了中国战区的广大正面战场。

宋氏姊妹随后还视察了陆军医院的手术室，并观看了一次手术。她们不时插嘴吩咐着主刀的大夫，要他尽量设法保住受术者的双腿，而拒绝听信教科书上讲的关于肢体坏死的症候。

“要是这小伙子还有双腿，”宋庆龄说，“那么他今后干什么都有指望。”

“多给他点特效药，多给他输血，钱由我付。”宋霭龄说。

“要保住他的双腿，”宋美龄说，“我们将感谢你做的工作。”

主刀大夫在宋氏姊妹的鼓励下，打消了给这位伤员截肢的念头，聚精会神地开了几处切口，把碎弹片一一拈出来，然后重新做了严格的消毒和缝合。在主刀大夫看来，这位伤员的腿基本上可以保全下来了。

“很好！”宋氏姊妹满意地走出手术室，接着又到病员伙房去视察了。

宋氏姊妹离开第五陆军医院后，伤员们已经不是因为伤残而感到沮丧和自暴自弃的人，而是重新鼓起生活勇气的男子汉了。他们当中的轻伤员，大都打算出院后重返前线，报仇雪恨。

“要是她们这次视察时，再带些漂亮的小妞陪我们跳跳舞，那就太棒了！”一位年轻伤兵开玩笑说。

“你这小子，真他妈混蛋！”黑大汉咆哮起来。他默默地说：“我真没有想到，她们这些贵夫人们还把我们放在心上，还来看我们，关心我们的痛苦，好！”说着，他大叫了一声：“安心养伤，伤好了再说！”他一仰身子躺卧在床上，眼睛里滚出了几滴泪花。

这时候，伤员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开了：有的说宋庆龄像个慈祥的妈妈；有的说宋美龄等于是过去的皇后，只是一点架子也没有；有的说宋霭龄是个财神娘娘，她给我们许的愿一定会兑现。

一片欢声笑语掩盖了这里的痛苦和悲伤。

八月十五月儿圆

8月的陪都重庆，天热得很，坐着就出汗。

一个月来，抗战形势有所好转，已分化了的三姊妹感情有所加深理解。这一点，善于察言观色的蒋夫人已经看到了。尤其是二姐的言语，不像先前那样生硬，使她从感情上接受不了。美龄禁不住心底里高兴。恰赶这时国民政府宣传部的官员们，要索取抗战中三姊妹合影的照片，以配合形势的宣传。那囚禁在宋美龄心底的三姊妹圆桌会餐的欲望又从她心底冒腾出来。

人间有各种情趣的享受，唯有天伦之乐的亲情最为高尚，最令人神往。

宋美龄为此曾做过不少努力，皆以失败告终。可是，作为第一夫人，她曾征服了男性世界，难道能在女性世界打败仗吗？她不甘心自己的失败。如今机会来了，她决定再试探一下，哪怕是百分之一的希望。

清晨，山城的空气因多雾而显得凉爽。宋美龄带着她从新疆带来的消暑品，驱车来到二姐庆龄的住宅。

听到车鸣声，正在看英文报纸的宋庆龄起身迎了过来。

“啊，我以为是谁呢，是小妹。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宋庆龄把美龄让到屋里。

“昨天下的机，今天就来看你来了。”宋美龄说到这儿，示意侍卫官把她带给二姐的东西呈上，“这是我从新疆特意为二姐带来的土产品，供你尝鲜消暑吧。”美龄淡淡一笑。她在观察着二姐的脸色。

“小妹还想着我，小妹送的东西我不能不尝。”宋庆龄满脸高兴。

宋美龄见庆龄和往常神态不一样，马上向二姐身旁挪了挪了藤椅，亲近地说：“二姐，你知道明天是什么日子吗？”

“……”宋庆龄摇了摇头道：“这些日子简直把我弄得晕头转向，尤其是你走后这几天，不是视察防空洞，就是视察孤儿院，什么日子都记不清了。”

“告诉你吧，明天是八月十五月儿圆。”接着，美龄又讲起在美国求学时代，二姐为她们分月饼的事。美龄说：“那时我还小，不懂事，二姐分了我一块，我还嫌小，抗议二姐不公哭鼻子哩！”

“是有这么回事。”宋庆龄道，那从心底泛出的笑容在她那美丽的脸上展开。

宋美龄见火候已到，趁热打铁地说：“二姐，有言道，月是故乡圆，情是姊妹真。明天晚上，咱们兄弟姊妹也一起赏赏月吧？”

宋庆龄无语。

“咱们不在外面饭店，就在自己家里，或者在你这里，或者在我那里都可。亲不亲，血缘分，什么问题，只要与姊妹之情相比，都是微不足道的。二姐，你说是吗？”宋美龄又道。

“小妹，要是在我这里，委员长能屈尊吗？”宋庆龄犹豫道。她讨厌老蒋出席，破坏姊妹间的情趣，但又不便说出。于是她投石试探道。

宋美龄心领神会，上次就因为自己说出老蒋要出席，二姐拒绝了。今日可要注意了。宋美龄道：“委员长明早要坐飞机到昆明视察，怕是想参加也难了。我看他不参加更好，免得扫了我兄弟姊妹的情趣。”

“也好。”宋庆龄道。

“二姐，你答应了！”宋美龄像当年留学的少女，几乎拍起了巴掌。难为了宋美龄，她把百分之一的希望化成了成功。

人不说假话，难办大事，殊不知蒋委员长明天压根儿就没有到昆明视察的意图。为了兄弟姊妹的团圆，这就看主妇美龄的安排了。

“二姐，你这里屋小不方便，就到我那里吧。我要亲自掌勺，让你尝尝我的手艺。”宋美龄眉飞色舞。

“也好。”宋庆龄又答道。

天下之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宋氏三姊妹的团结，应验了这一话题。

宋美龄像只花喜鹊飞回了黄山官邸的家里，接着兴奋的她，又接连拨通了大姐霭龄，哥哥子文，小弟子安、子良的电话，把这一喜讯分别告诉他们。

为了八月十五赏月团圆，大姐霭龄特订购了一个六斤重的大月饼，代表六兄弟姊妹的团圆，开车送了过来；子文也特意派飞机到昆明购买了两只象征团圆的神龟鱼，送进了美龄的餐房；两位弟弟也为美龄请来了重庆饭店的高级厨师。

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土地上，家庭的团圆是最神圣的。神圣的团圆又吸引着每个家庭成员。尤其是在宋氏这个与中国命运紧紧相连的、在全世界都名声显赫的家庭里，他们视团圆为黄金。宋氏家族团圆远超过普通家庭团圆的意义。

八月十五的满月非常好看，它镶嵌在青碧如海的天空，投下淡淡的银光。黄山官邸冷清清地耸立在银光下面，楼前是片白灿灿的花朵。还有山、石壁、桃树、柳树，各有各的颜色和形态，在银白色的月光下，似乎都含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秘密。黄山官邸的宴会厅里甚是热闹。

宴会厅内的十几台大吊扇一齐开动起来，阵阵凉风送爽，宋氏兄弟姊妹六人以及他们的家眷、司机、侍卫官足足摆了五大桌。十几名侍者身穿全套白色制服，有的在一旁悉心伺候，有的满头大汗跑来跑去，忙着上菜。

为了全家族的团圆，今晚他们辞去了一切公务。在太阳落山时，几辆轿车驶入了这里，一拉溜地停在去鹤楼前的草坪上，煞是壮观。在中国文明止滞的今天，宋氏家庭的文明却是超前的发展。他们不但拥有自己的专车专机，还拥有自己的多处别墅。

此时，餐桌上的文明更是令人垂涎。五个大大的餐桌上一色地摆满了高级厨师做的名菜，它们分别是：油炸团圆神龟鱼、莼菜鸽蛋汤、眉毛丸子海参、香酥鸡网油蟹卷、生菜大虾、油淋安康鱼，以及叫不出名的山珍海味，还另有点心、水果、冰淇淋。

宋美龄的开场白像一篇优美的散文诗。短短的几句话，真挚动情，使全家人都兴奋起来。连连举杯庆贺这多年不曾见的团圆。那高脚酒杯的红色液体，通过兄弟姊妹间的碰杯后，仿佛不再是酒，而像母亲的血液，再次注入他们的肌体，使他们有了共同的话语。

“莫谈国事。”在大姐霭龄这道戒令发布后，兄弟姊妹们竭力维护，尽情开怀畅饮，倾腹吐心。以前，他们在大庭广众面前所表现的尊严，在这种场合下，已不再粉饰。在亲人的面前，各把各的性格暴露无遗，那才是亲切、痛快哩。他们尽情享受着这团圆的欢乐……

“大妹，大姐敬你一杯！”霭龄首先站了起来，端起了酒杯。

“谢谢大姐，理应敬你，你倒反客为主了。”庆龄端起了杯，“我喝酒不在行，让我喝一半吧。”

“不行，要喝就要喝光。”美龄插言道。

庆龄无奈，只好一饮而尽。

“二姐，我这一杯呢？如果你喝大姐的，不喝小妹的，可有点不公啊。”美龄端起了酒杯。

“小妹，饶了我吧。”庆龄道。

这时，美龄亲自掌勺做的花溪河鲤鱼端了上来。美龄夹了一块放在庆龄的碗里，“二姐，先尝尝我这手艺，然后再喝也好。”

“哎哟，烫着我的嘴了！”庆龄道。进而连声道：“有滋味，有滋味。”

“既然有滋味，请二姐喝下小妹这杯酒吧。”宋美龄又站了起来。

“好，我喝。”宋庆龄又是一饮而下。

三杯酒下肚，庆龄脸颊微微发红。酒后吐真言：“小妹，我也有对不住你的地方。”

“二姐，莫说了。”宋美龄马上制止道。“你还能再喝点吗？”

“不，不喝啦！”

这时，以子文为代表的三兄弟也来向三姊妹敬酒。一阵碰杯声后，大家又是“朝天乐”。

酒足饭饱后，自然是尝饼赏月。

尝饼赏月是在官邸的草坪上。倾着银灰色的月亮挂在中天，是那样的皎洁纯美。宋氏兄弟姊妹围着圆桌，圆桌上摆着那像月亮一样圆的特制枣泥馅大月饼。大姐忙着把月饼切开。动刀前，她把人头点点，生怕少了孩子们。

庆龄捅了捅席地坐在身边的美龄，道：“小妹，这次我给你挑块大块，免得你再当面向我哭鼻子喽！”

“你真坏，二姐。”美龄咯咯地笑了，去擂庆龄。庆龄直向大姐求救：“大姐，你不管了，小妹要打我。”

“别闹啦，快吃完咱们去看舞会。”宋霭龄制止道。

晚上9点，宋氏一家准时来到了重庆大酒家的舞厅门前，受到舞厅老板的热情接待。他们在宋美龄的带领下，进入舞池，在舞厅旁的长椅上依次坐了下来，背靠着墙，眼中尽是重庆的达官贵人、富豪佳人们，边用餐边跳舞，好不惬意。很快大家就发现了宋家姊妹，舞池内一阵骚动，每一对经过她们面前的舞者都转头，瞪大了眼睛。是真的，宋家姊妹全部在这儿——气质沉静的孔夫人、容光焕发的蒋夫人和神情庄严愉悦的孙夫人。

一位报人评论道：“我想姐妹之中的二人在这儿。我不相信剩下那位是孙夫人。她是绝对、绝对不可能和其他两姐妹同时出现的！”

另一人以自然的口吻说：“一定是因为芬兰，她一定是因为不满苏俄才这样做的，一定是因为芬兰问题。”头一名报人不同意：“不对，我知道为什么。是为了要做给汪精卫看。”

出于他们局限，笔者认为：他们全猜错了。宋氏三姊妹在娱乐场上的出现，标志着她们以大局为重、抗日战争的新阶段的开始。

经过宋美龄的多次努力，宋氏兄弟姊妹们终于走到一起来了，围在一个餐桌吃饭，这是可喜的，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然而也是最后一次。

第二十七章

宋孔争财

孔宋家族角逐财源

孔、宋大发“国难财”的一个重要手段就是大量走私，因此他们间展开了走私权的争夺战。

1938年国民政府匆忙由淞沪、南京撤退后，丢失了国内吞吐物资的最大港口上海港，当时唯一能做通道的，只有香港到广州一线了，尽管英国人的绥靖政策受到日本的压力，但香港与广州是唇齿关系，不得不在可能的范围内给予一些方便。但如查验归中国交通部门，公开在香港办理接运手续又不行，因此暂时允许中国的结算机构，改头换面，在香港进行半公开的活动。于是，孔、宋豪门资本与军统特务正好利用这个机会，在香港设立了军事委员会西南物资运输处和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开始了走私活动。

西南物资运输处，当时对外称西南运输公司，总经理是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下设业务处、购料委员会、秘书处、警卫处等机构。警卫处实际是军统局直接控制的派驻香港机构。西南运输公司成立后，机构庞大，业务广泛，运输繁忙。尤其是广州于1938年秋沦陷后，广九、粤汉铁路交通断绝，运输更为困难，虽然香港往桂林、重庆有飞机来往，但旅客往来以及中央运钞票的任务，已经是忙不过来了，对于大规模物资运输，以及豪门的走私货物，必然要另谋出路，于是只得与越南商谈，开辟一条经过海防、镇南关到桂林的公路，以及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以后又开辟了缅甸到云南的公路。这些交通命脉，在西南运输公司的控制下，孔家虽然也能装运一些私货，但毕竟有些碍手碍脚，于是，孔家决定在中央信托局成立了一个运输处，以便于更好地竞争和走私。

这样又与宋子文的二弟宋子良发生了矛盾。孔令侃也不把亲娘舅看在眼里，与子良争论了半天，脸红脖子粗的，最后霭龄出面调停，不了了之，孔家的运输处照成立不误，因为那里有钱可捞。

中央信托局运输处，原是财政部于1935年命令公布成立的，由孔祥熙兼任理事长，负责办理一切由国家指定的信托业务。1937年底，中央信托局总局撤迁到香港后，孔家大少爷孔令侃以常务理事身份主管一切。为了便于走私，孔令侃便派孔家最忠实的管家，原中央银行庶务科主任林世良为处长，买了一大批卡车，打着“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和替中央银行运钞，或装运特种物资的旗号，拼命地私运孔家需要的一切物资。所谓“民国三千万元走私案”，就发生在这时。

“民国三千万走私案”，是孔家利用林世良包庇走私，不料被军统特务查获的一起案件。1942年春，日军进攻缅甸。因滇缅公路是当时国民党统治区对外的唯一陆路交通线，为了统一调度指挥，蒋介石派他的表弟俞飞鹏主持。俞飞鹏又与宋子良关系密切，以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副主任身份，驻节缅甸仰光。俞到仰光后，规定任何车辆不准放行。但头一个不买账的，就是孔家操纵的中央信托局运输处。林世良非但不承运西南运输处的物资，而且包庇走私一批当时价值3000万元的物资，偷偷经滇缅公路运往重庆。事后俞飞鹏向蒋介石告状，说林世良倚仗孔家势力，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致号令不行，无法管制，才造成巨大损失。蒋介石丢卒保车，下令逮捕林世良。林世良住在昆明太和酒店，天天吃喝玩乐，毫不在乎。突然一天下午，来了一队宪兵，拿了蒋介石手令：“你被捕了！”立刻给他戴上手铐，用飞机押往重庆。同时被捕的还有中央信托局理事会主任许性初，是以串通舞弊的罪名。林世良自以为后台硬，手里有孔家这张王牌，关在土桥军法执行总监督牢内时，丝毫不在乎，与他女友赵某通信，还认为这只是一点误会，不久就可以解决。当时有人向他示意，把孔家王牌交出，可以免他一死。他表示效忠孔家，并相信以孔家的势力，一定可保他平安无事，不愿背叛主人。殊不知这时他的靠山孔令侃远隔重洋。孔祥熙受内外夹击，为了保护自己，只好丢卒保车。林世良终于被判死刑，执行枪决。许性初也被判了11年徒刑，人心大快。

这时特务头子戴笠不肯罢休，趁热打铁，向老孔节节进逼，孔祥熙只好把缉私署全部大权，拱手交给戴笠，又在财政部成立货运管理局，由军统特务王挽洲任局长，把鸦片特种货物业务，统一由军统经营，让戴笠以缉私署名义，向中央信托局透支3000万元（当时黄金每两1万元）合黄金3000两。照规定中央信托局只能做短期工商业贴放，承放承兑业务50万元以上的要经过总处审批核准，可是这是孔祥熙与戴笠的直接交易，谁也不敢提出异议。

抗日战争开始后，德国受到日本的压力，蒋介石则因受到英、美方面的压力，双方不便于公开往来，但暗中仍有交往。国民政府的兵工署都是留德学生，全部生产装备以及操作都使用德国技术。为了补充德国武器弹药配件，当时在香港有兵工署驻港办事处。德国供给军火武器，中国有土产出口，偿还贷款。因这笔生意不便与宋子文掌握的美国、英国借款相混淆，所以蒋介石把这笔生意交给孔家来做。孔令侃立即在中央信托局内成立一个兵工储料处，打着奉蒋委员长手令直接办理民国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事宜的招牌，连那些通常要办的手续都免除了。蒋介石本想通过此事，让孔家捞一把，没想到，此事又和宋子文发生了矛盾。

孔令侃在香港活动期间，他的娘舅宋子文也在香港。两人因夺权争利，矛盾百出，不仅私底下貌合神离，在业务上也剑拔弩张，相持不下。那时美国对中国的棉麦大借款，是由宋子文一手包办的。他通过贸易调整委员会下面的复兴公司、富华公司、中国茶叶公司等压低价格收购丝、茶、桐油、猪鬃、钨砂等出口物资，原来由宋子文的两兄弟宋子良、宋子安一手垄断，从中取利。孔令侃后来居下，非常不满。于是就借口蒋介石交办的“二十八年度兵工储料专案”，要把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为此，他致电财政部，要其转呈国民政府明令公布全国范围内所有猪鬃出口业务大权划归中央信托局管理，财政部办事人员，虽有人觉得此事有些蹊跷，内容有些出入，但上面交办，谁也不敢明说，这样就糊里糊涂地搞出了一个所谓的“双包案”。

孔令侃既然决定由信托局收购猪鬃，就命令易货处在桂林、衡阳、柳州、常德、西安、兰州等地成立收货处，并派出不少人员，贴出告示，就地挂牌以官价收购猪鬃。可是复兴公司老早就在各地设置了收货处，他们是根据宋子文对美国棉麦借款偿还办法，也是国民政府明令规定了的。两个收购处都有硬后台，谁也不买谁的账，开始是哄抢。后来把官司打到重庆，宋子文因有一张必须确保美国借款债务的王牌，最后占据上风。唐汉著：《四大家族》，金城出版社1995年5月版，第19章。

孔家这一着不成，后来干脆配合德国商行，用中国资金，在华东一带日军占领区，收购各种土产，如桐油、猪鬃、矿砂、当归、大黄等运往德国，一方面折充贷款，一方面从中渔利。孔家为德国人办事，德国人关照孔家。1939年9月，希特勒闪击波兰的前几天，德方商行代表希米特接到本国政府密令，要他们立即撤离香港。希米特感到可能会出事，把这个意思转达给孔令侃，孔令侃又马上告诉宋霭龄，她立即指使账房，倾巢出动，把国家外汇拿出，大肆收购美国军火飞机商的股票，又发了一笔横财。可见，孔、宋财产并非来于正道，而是通过多种卑鄙手段聚敛起来的。

权利里的角逐

抗日战争时期，存在着两个关系着中华民族命运的矛盾，一个是民族矛盾，关系到中国亡国不亡国的问题；一个是阶级矛盾，关系着能否使全民族抗战坚持到底并在战后建设新中国的问题。这两个矛盾是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国民党的主要领导人蒋介石，虽没有像汪精卫那样放下抗战的旗帜。但当抗日相持阶段到来后，他对抗日表现出消极的甚至同日本侵略者秘密进行谋求妥协的活动。他所实行的反民主的政策是不利于团结抗日的，还开始推行积极反共的政策：在国民党统治区内强化法西斯统治和特务活动，打击并破坏共产党员和其他进步组织，监禁共产党和爱国人士；不断向共产党挑衅，袭击人民军队，捕杀抗日干部，制造多起摩擦事件，甚至武装进攻共产党的军队和抗日根据地。这些活动，使国内的阶级矛盾日趋尖锐化。

在国难当头之际，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引起了共产党人的极大义愤。民族战争还没结束，胜利还没分晓，内部已开始分裂。这是其一。其二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也矛盾重重。且说宋、孔明合暗不合早已开始，尤其是孔祥熙大发国难财，蒋介石睁一眼闭一眼，更使宋子文看不惯。

如果把宋子文与孔祥熙作个比较，姐夫的心眼要比小舅子的心眼多10倍。宋子文更多的是像个书生，留了多年的学，空有一肚子理论。“哈哈孔”虽没有多少学问，但有满肚子实践经验，要对付小舅子还不成问题。

1939年9月8日，孔祥熙经过一阵游说，蒋介石信以为真，以国民政府的名义下令：“特派中国农民银行理事长蒋中正为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主席；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董事长宋子文为交通、农民四银行联合办事总处常务理事。”同时发布《巩固金融办法纲要》，规定：“四行办事总处，负责办理政府战时金融财政有关各特种业务。”“财政部授权联合总处理事会主席，在非常时期内，对中央、中国、交通、中国农民四银行可为便宜之措施，并代行其职权。”

应该说，在抗日初期，孔祥熙与宋霭龄虽然为国家、民族做了一些有益的事，同时也利用手中的财权，使自家发了横财。这是人们共知的，宋子文当然更清楚。但孔祥熙究竟有多少私人财产，这仍是个不解的谜。不过有个说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兄妹孔家财”，这是当时国民党四大家族的真实写照。这种说法也传到宋子文的耳朵中，宋的心里也是不平衡的。他知道姐夫的底。如果说他是从孙中山时做财政部长，那么孔是从蒋介石时才做财政部长，论辈分他是当然的老前辈。可是谁又让对手做了自己的姐夫，不是怨天尤人，而是这些政府官员心太黑了。孔氏的发财不是最好的说明吗？

抗战爆发之前，孔氏家族通过做军火生意、炒股票及制度改革等发了横财，但孔氏夫妇并没有就此满足。宋霭龄深知官商结合是发财的重要途径，因此她说服了蒋介石，终于使丈夫坐上了财政部长的官椅，夺了宋子文手中的权。抗日战争开始，而且儿女们也已长大成人，凭着他们的消息灵通，或投机股票，或暗箱操作，靠父敛财也长了本事。

话说“四联总处”的诞生和建立，当时孔祥熙本人尚在伦敦，由宋子文以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名义处理中央银行事务。宋就此在上海成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行联合办事处。有关金融方面的领导，完全由宋子文主持，这是四联总处的开始。孔回国后，由香港直飞汉口，在汉口正式成立四联总处，将原上海总处改为分处。孔以中央银行理事会主席兼总裁的名义担任四联总主席，大有分庭抗礼、咄咄逼人之势。不是宋子文不与孔祥熙合作，而是他看不上孔的这副嘴脸。宋挟持中国、交通两行，处处与中央银行作对，而是迫不得已。孔不得已，一阵游说抬出四联总处主席蒋介石来压宋子文。经过这次斗争，使孔领会到必须利用四联总处名义，扶植中央银行，并加强其独一无二的地位，以控制中国、交通两行，这就是由武汉迁到重庆后四联总处最重要的使命。这一回合宋子文失败了。他心里早就有气，只是这口恶气没出来。同时他也看到，孔上台后，横征暴敛，把他的金融财政基本政策全打乱了，为此宋子文也有满口怨言。

再说孔祥熙执掌四联总处副主席的大权后，开始了他的真正发迹的时期。孔有孔的绝招。他空前扩大过去经营的企业，如金融、工业、商业、文化事业等。金融方面有山西老家的裕华银行。该行开办于1915年，总行设在天津，名义上有资本200万元，实际上并未达到这个数字。当时他开设金融机构的原因，是因为美孚石油公司给孔记代理推销石油，要一个银行担保，孔在金融界举目无亲，只好虚设银行于天津，实际也是投机。孔为了证明此行来头大，说是就原来颇有名气的志诚信票号改组，自山西太谷老家搬来。其实志诚信早就关门了，并与孔毫无关系。孔是向来说假话不脸红的。

到了20年代，孔祥熙渐走官运，但金融方面仍没有足够的资本。他在上海要开一个中国国货银行，还得靠动用一笔公家资本才开了出来。设在天津的裕华银行在20年代也是有其名无其实。

孔祥熙真正发迹是在抗战时期。后来，几经周折，孔将裕华银行搬到重庆后，该行资本即增为2000万元。手中有了权，孔祥熙还在中央银行为裕华银行开了透支户，到1941年透支额就达3000万元。在1941年黄金抛售中，裕华银行是一个忠实顾客。孔祥熙指示只有黄金好买，于是大买黄金，而且利用它的西安分行从事黄金的转运，在西安售出赢利。当时在重庆黄金市场中，实力最大的是“西帮”和“昆帮”，“西帮”的背景就是孔祥熙。有一位记者写道：黄金市场，西帮是大主顾，他们要买就是整砖（400两），资本大，势力厚，买来之后转运西安，到西安以后，用牲口驼到沦陷区出售。西帮要买，金价就涨；西帮要放，金价就跌。这个西帮就是以山西裕华银行为中心。到抗战后期，裕华银行增资达1亿元，孔祥熙新任董事长，已经财大气粗，抗战胜利后，裕华银行迁至上海。此时孔的财政金融大权渐次被剥夺，此行也渐成为孔祥熙的实际金融中心。此是后话不讲。

在工业方面，孔祥熙曾办过一些公司，据说不少于28家，个人并不出资，多数是挂个名，由有关的银行参加或放款。但在抗战期间，由于他掌握了四联总处，便乘机插手工业。他插手工业是从“华西兴业”公司下手的。“华西”公司原是30年代初，由四川人胡仲实、胡叔潜兄弟创办的。经过几年的经营，拥有一支技术力量较强的班底，设有华兴机器厂、华联炼钢厂、华泰木厂、华一瓦厂、华西汽车修理厂等。因此，华西兴业公司在当时名噪西南，引起各方注意。国民政府西迁后，孔祥熙为了迅速扩大在西南的势力，开始把手伸向“华西”。“华西”并不乐意孔的插手，因为他上面有人，手中有权。1938年，“华西”计划将“华联炼钢厂”扩建成日产30吨钢的炼钢厂，因资金不足，派人找孔祥熙要求贷款。孔表示贷款有困难，但可投资合办“华西”。“华西”认为与孔合资，无疑是“引狼入室”，后患无穷。因此只同意与官僚资本建立企业外部的联系，不让其渗入企业内部。这时的四大家族中的宋子文、陈果夫、陈立夫都在抢夺民营工业。孔祥熙深恐“华西”落入他人之手，心中十分不安。在一个晚上，他把儿子叫到跟前，嘱咐儿子从其主持的中央信托局给予小部分贷款，暂把“华西”拴住，然后再想办法吞并“华西”。这是孔祥熙的一大妙计。

有其父必有其子。中央信托局经孔令侃批准贷给“华西”60万元，这与实际需要相差很大，“华西”只得先将这笔贷款拿到手，分别用于建厂的基建工程，并趁海运还畅通之际，在国外订购一部分生产设备和材料。随后，当“华西”要求续借时，孔祥熙便变了脸，以“前账未清，碍难照准”，予以驳回。这时，“华西”公司在国外订货尚差款无着，建厂工程也因资金缺乏而停工，公司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孔祥熙趁此机会，又提出合资办厂的问题。“华西”公司迫不得已，终于答应孔祥熙，并将“华西兴业公司”改组为“中国兴业公司”。当时商定公司资本额为法币1200万元，孔祥熙即指示他自己经营的裕华银行、祥记公司投资，其投资额占资本总额的80%。以后又逐年增多，到1943年，在公司资本总额1.2亿元中，孔祥熙投入的股份上升到95%。改头换面，“中国兴业公司”也姓孔了。

孔在“华西”公司大捞好处。改为“中兴”公司后，孔祥熙在人事上也进行了调整改组。他在公司章程中规定：“公司各股东第一股（100）有一表决权；股东而有十一股以上者，自十一股起，每五股有一表决权；一百股以上者，自一百零一股起，每十股有一表决权。”照此规定，孔祥熙官僚资本股共有9851权，而其他商股共占2311权，而董事、监察的当选，是以得票的权数多少而定，这样孔祥熙自然占了绝对优势，可以随心所欲地操纵选举了。最后孔祥熙终于担任了公司董事长，并且一任达10年之久，直到国民党逃离大陆始告终止。在这10年之内，孔祥熙在该公司囊括的财产，显然是一个巨大的天文数字。

在商业方面，孔祥熙更是公司众多，据统计有21家之多。他认为做生意是神圣的事，钱财比搞工业来得快。

孔祥熙虽有经商之道，却不像夫人那么有先见之明。抗日战争时期，孔祥熙把商业投机交给太太、少爷、小姐、门生去做，自己则在背后出谋划策。在重庆成立的商号有祥记、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恒义公司、升和公司等。祥记公司有汽车30余辆，庆记纱号专做棉纱生意，强华公司搞运输与贸易，大元公司搞五金电料，恒义、升和专营洋杂百货，广茂兴公司则经营参茸药材。这些公司在孔祥熙保护下，胡作非为，巧取豪夺，自不待说。1945年，临孔祥熙下台之际，曾有人在国民参政会公开检举过祥记公司，又是夫人出面，四处周旋，平了这场风波。孔祥熙好感谢夫人。

在文化事业方面，孔祥熙也插过手。如抗战时期，他接办过“四社”，即《时事新报》、《大晚报》、英文《大陆报》和申时通讯社。四社初期由张竹平经办，因得罪了蒋介石，为蒋所取缔，无法维持，负债累累，最后只好让给孔祥熙，由中国国货银行出面承担全部债务，另给张竹平个人5万元，将四社买进。抗战初期，《时事新报》迁往重庆，《大陆报》《大晚报》留在上海，申时通讯社停办。日本投降后，《时事新报》迁回上海，并恢复了申时通讯社，由王正廷任董事长，实际由孔令侃主持。但因报纸销路不好，这方面没有捞到多少油水。

中华书局的财力在商务印书馆面前相形见绌，1937年几乎倒闭。当时，宋霭龄求其弟宋子文帮忙投资时，宋子文看在大姐的面子上答应下来。但后来又使子文后悔一场。因中华书局旧的股东深恐孔、宋喧宾夺主，就设计一边利用，一边限制，限制借大宗款项，严格限制孔、宋的股金投资，让他们的资金投了进去却没有回报。

1941年中华书局总经理伯鸿在香港逝世，孔即让其亲信李升明上台，接手担任中华书局的董事长，中华书局形式上就完全落到了孔家手中。这使宋子文十分气愤。抗战胜利后，孔、李谋将上海中华书局全部迁往海外，变中华书局为私有，遭到全体职工坚决抵制。正在斗争期间，孔祥熙见大势已去，一溜烟逃往海外，李也随之而逃，这一斗争方告结束。但是香港、新加坡和台湾等地的中华书局，却落到了他们的手中。

孔、宋双方插手工商企业虽然赚了不少钱，但也结下了不少恩怨。但只靠这些还成不了亿万富翁。他们的私财还有一个重要的来源，就是靠营私舞弊和贪赃枉法。这样得来全不费工夫，胜过经营更多的工商企业了。可是这时，宋的权力却被孔氏暗中夺去，使宋好不伤心。

不久，蒋介石以特使名义命孔氏往英国参加英皇加冕典礼，国内财政和金融的重要工作，由宋子文主持办理。宋鉴于当时全国人民的斗志激昂，认为民气可用，决定发行救国公债5亿元，以供应战时财政。名义上说“有钱出钱，有力出力”，却用层层摊派平民，大户尚无甚负担，有的地方缴了款领不到债票，纠纷迭起，民怨沸腾。孔祥熙从海外回国，看到此情，立即宣布债券业已满额，停止劝购。实则债券并未销完，对于已缴款认购的债券，也长期没有清理。以后逐年发行的公债，都作为四行借垫款的担保品，四行以此项债券作为发行钞票的准备，不再公开对外发行，税收和公债均不起作用，只好专靠发行钞票作为支应。二人矛盾达到高潮，水火不容。

这阶段虽然宋子文不在台上，宋家产业的发展由于宋子良、宋子安的绝顶聪明，并不亚于孔家。孔家有霭龄、孔令侃、孔令俊，而宋家则有宋子良、宋子安两位洋博士。宋子文、孔祥熙并不经营，主要靠背后的妻儿兄弟。他们在商业、工业、文化等方面都有激烈的争夺战。在台前，孔祥熙与宋子文争权；在台下，宋霭龄带领儿女们与娘舅宋子良、宋子安争财。为了鼻尖子上的丁点儿事，他们间有时也寸步不让。

蒋介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

1943年重庆政府召开献金大会。

孔祥熙要求大家为抗战献金。人们见孔只会唱高调，便故意高呼：“请孔院长先拿出来点，给我们做做样子！”“少说也得一百万吧！”“请孔院长表表态吧！”……

结果孔祥熙笑嘻嘻地说：“我哪里有钱，我是一个穷公务员，财政部长的薪水才800块，我捐一点，也超不过800块。”

孔分管金融业，做生意当然是他的副业了。在这次捐款中，霭龄倒是十分大方，捐出了100万。据说在霭龄捐款的当夜，夫妻二人还着实吵了一架。主要是孔认为霭龄捐多了，违背了他在会上的讲话精神。霭龄可不这样认为，说你是行政院长，我们家不带头像话吗？你讲话还有威力吗？孔认为捐也不能捐那么多，表表态走走形式就行了。霭龄说，100万是我紧紧手的事。

献金大会的第三天晚上，宋美龄听到了社会流传的风言风语，便对老蒋说，哈哈孔也真是的，大姐捐了100万，他说多了少了的，给大姐吵了整整一夜。何必呢，一个大财政部长，不是没钱而是有钱，这叫越有钱越抠。

老蒋问美龄最近还听到什么啦？没什么？宋美龄摇摇头。不对吧，老蒋又道。宋美龄问，你倒是听到了什么？蒋答，我倒听到蒋家王朝孔家财。说我蒋某某是傻瓜，孔家个个是疯子。宋美龄又问，这话怎讲？蒋答孔家敛财个个都疯狂，包括祥熙他本人呀，我看他是干到头啦。宋美龄听到这里扑哧一声笑了，我以为你听到什么新闻了！原来都是老掉牙的旧闻。祥熙名声不好，这是人人皆知的事。他远比不上子文哥好。都是你大搞一言堂，按下葫芦起了瓢。这个好那个坏的，最后证明坏的要比好的强。

蒋介石想了想说，按人才讲还是洋博士肚里有水。祥熙虽讨人喜欢，肚子里尽是花花肠子。论人品，子文也比他强百倍。一个人不能贪，贪能误国误党。

这一夜，蒋介石睡不着觉了，宋子文和孔祥熙的形象翻来覆去地老在他脑袋里过电影。没有比较，分不出高低，经过反复比较，他才真正地认为怠慢了国舅，有对不住国舅的地方。同时对孔祥熙的贪婪大为不满，如不移位将是误党误国。蒋介石想到这里，并没有真正去做，到他想真正执行时，又接二连三发生几件事，使蒋介石下了决心。

当时钞票多在国外印制，如美销公司、德纳罗公司在香港未沦陷前，中华书局、商务印书馆、大东书局均为中央银行印制钞票。这样无限额地大量印钞票，供给国民政府军政费用，造成恶性通货膨胀，而孔家却把国家的金银外汇、侨胞捐款，转入私人腰包。后来孔家一核算，印一张钞票成本要美元几分钱，划不来，因此进口油墨纸张，在香港由中华书局、大业印刷公司、大东书局日夜开工印刷大面额钞票。在香港印钞票，日夜不停地由中国航空公司和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空运到重庆和各地还来不及，又成立中央银行运输科和中央信托局运输科，自购卡车，先经由越南海防到广西南宁以及由滇越铁路经昆明转运，还是不能应付需要。过去在国外印的钞票是空白卷，下面的签字和号码到重庆加印。1943年在重庆中央信托局内成立印制处，孔祥熙的亲信凌宪扬当经理，在重庆枣子岚垭设厂印制钞票、邮票和其他证券。这些钞票不仅成为国民党政权的最大财源，也为孔、宋两家聚敛财产、损公肥私提供了方便条件。

在国民党政府中，政府与官僚的私人费用实际是难以分清楚的。孔祥熙可以随心所欲地从中央银行支出自家费用。如1943年10月1日，他曾以财政部长的身份，令本部拨给“行政院孔院长秘密费国币20万元，请记在国库项下报核”。1944年2月25日，又以财政部部长名义拨给“行政院孔院长机密费国币20万元整”。财政部长孔祥熙拨给行政院长孔祥熙，不过是玩弄文字游戏而已，实际是把国家资金变成了私产，而此时正是国难当头。

国民政府对各机关、企业的费用，表面上也有个预算制度。每次核定各省市财政时，行政院会计和财政部要举行一系列的预算会议；制定预算后，各省市预算处的追加和移用，必须呈请行政院核准。但只要走通孔祥熙的后门，各省主席和各省财政厅长直接上个呈折，经孔一批，预算就可以任意增加，经费就可任意移用。有一次甘肃省要追加一笔巨额预算，屡次向行政院请示，未得结果。那时甘肃的财政厅长是由孔官邸秘书处委任的陈立迁，陈抄近路直接呈给孔也就办了。

孔把中央完全看成是他私人的账房，孔公馆（包括香港浅水湾的公馆）的开支，连草纸、肥皂都是银行付账。孔家的汽车供应，全部由银行担任。除孔本人以外，宋霭龄、孔令仪、孔令俊（即有名的孔二小姐）各人都有专用车。中央银行从来没有决算制度，这样，孔才能用之不尽取之无度。同时中央银行从来没有人员编制和定额制度，副局长、副处长可以任意增添。经济研究处的委员特别多，如蒋梦麟的老婆、于右任的儿媳等不学无术者都是委员。有一次行政院办公室转来一件公函，内容是有人联名提议要蒋介石派人检查中央银行账目。孔一见大为震怒，并猜出大概是宋子文的意见，孔大声说：“他大概是发疯了，要来查我的账！”后来也就再没有说的了。

蒋介石听到这些事后，再加上财政上一塌糊涂，于是便把执政12年的孔祥熙赶下了台。蒋介石对有好感的宋子文也做了重新任用，做了政府的外交部长。

宋子良和他的“三不公司”

1935年2月，上海证券交易所里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拍卖声、吆喝声、询问声汇成一曲紧张而又烦躁的追求金钱的交响曲。证券的每一瞬间的行情，都会在这一“交响曲”中及时地表现出来，它的每一个旋律和每一个和声都强烈地震撼着在场的每一个人的神经，并随着它的传播而波及更远范围的人们。

一天股市的行情里突然跳出一匹“黑马”，价格一个劲地往上升，成了引人注目的中心。大家惊奇地注视着它在黑板上不断变换的数字，从中似乎悟到了一些什么，都纷纷地掏出钞票大量买进。这匹“黑马”就是“民国二十三年关税库券”，简称“二三关”。随着买进的人的增多，一场围绕着“二三关”而展开的悲喜剧拉开了帷幕。

“二三关”是国民政府为了筹措资金而发行的公债，共1亿元。按照民国时代发行公债的惯例，政府发行公债时都是以对折先向银行抵押，并从银行里领取抵押金，等到抵押期到之后，政府再根据财经情况或跟银行结价，也就是说正式把公债卖给银行，或把公债收回，不再公开发行。实际上这后一种情况是很少出现的，所以一旦抵押后，银行往往在抵押期内就送到交易所开拍，做出的行情一般在六折左右，即100元的公债可卖60元左右，然后政府就以低于行情一折半（15%）与银行结价，这样银行有40%的利润可赚，因此也乐于为政府代发公债。

但这“二三关”公债一开始上市就显得很反常，在交易所开拍时价格竟在70元以上，银行觉得这个比过去高出一折的行情一定站不住，于是纷纷将尚在抵押期内的抵押品“二三关”卖出。银行的这一举动是根据以往的经验做出的。他们总认为政府迟早会跟他们结价的，过去是结对折，现在行情涨了，如果政府仍按惯例结价，他们赚得更多，如果改以六折结价，而他们以七折卖出，也不会亏，所以放心地卖。

殊不知，他们自己已走进了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中国建设银公司总经理宋子良、财政部钱币司长徐堪所设的圈套。他们一面掌握着国民党的金融大权，一面又建立秘密公司操纵股市，谋取暴利。由于他们的行为狡诈阴险，倚势凌人，人们私下骂他们为“不行”、“不良”、“不堪”，把这个没有挂牌的秘密公司称作“三不公司”。他们设的圈套的第一步就是在开拍“二三关”时暗中拉抬，使其价格高于通常的六折，达到七折的高度，然后设法引诱银行卖出。当他们通过交易所的亲信，了解到交易所的账目已逐日增加，知道银行已经卖出公债了，于是都发出会心的微笑。因为这“二三关”库券尚在抵押期内，还未结价，银行竟私自卖了，到时如果政府改变主意，要求赎回抵押的公债，银行就不能原物归还。这样银行不仅要损失原先付给政府的抵押钱，而且还可能要赔偿一些钱作为破坏契约的罚款，更重要的是失去信誉，这对银行可是致命的。

“三不公司”考虑到这一利害关系后，认为依靠他们的权力，能把这一“理论”变成现实。于是命令经纪人大量买进，银行看到这股价不断上涨，已达77元，才知有诈，有点慌了神。

真是“屋漏偏逢连阴雨”，这时由徐堪透露给他的亲信，中国实业银行南京分行经理、证券交易所第三十二号经纪人刘子余的关于“政府准备收回二三关税库券，改发二十四年关税公债一万万元”的信息，正满天飞。徐在透露这一“信息”时，还委托刘代为买进。刘子余不仅代买，还自己跟了批头，并拉上许多朋友买进。由于此项库券刚刚发行，尚未结价，市面流通额多，在大众哄抬之下，竟将行情指至九折以上，而且还谣传将涨至百元，超过票面。此间的银行界，也被这传言弄得晕头转向，如果是真的，以后政府收回，而自己交不出债票，被财政部扣上一顶“破坏债信”的大帽子，就会吃不消，于是只得忍痛高价从市场买进原先自己卖出的债券。这样行情就更看涨了。刘子余所拉的朋友大多是他的“中实”方面的人，大家都借钱来“跟批头”。其中押注最多的是“中实”储信部经理沈宝昌，集资达50万元，几乎是倾其所有，以为是自己人传来的上面消息，一定可以稳操胜算。中国银行沪行经理贝然称的岳父蒋履福，当时的财政部公债司司长也跟着大量买进。

看到这不断上涨的势头和非真非假的消息到处传播，浙江第一银行总经理兼国债基金管理委员会主任委员李范苏亲自到南京面见孔祥熙，询问“收回库券改发一万万元关税公债”之说是否可信。孔祥熙对此问虚与委蛇，既不肯定也不否定地说：“政府为了财政上的需要，确有这么一个打算。库券仅有5000万，若照以往与银行结价的通例，财政部实收不过2500万元，这是无济于事的。”李深恐财政部收回“二三关”券，银行无货可交，将要受到处分，于是想趁现在还没有决定的时候，说服他不要收回公债，他向孔说；“如政府发行一万万元公债交银行结价，财政部所得亦不过万元，但是付出的代价却是影响债信，未免得不偿失；照部长的说法，改发公债不过是增加2500万元的问题，银行界可以另外效力。”孔当即说，如果银行界能按九八发行结价，财政部自可不必收回。李深深地松了口气，银行的损失不至于过大了。

就在李范苏到南京与孔祥熙交涉的时候，“三不公司”趁大家哄抬的机会，以高价大量卖出，由做多头改为做空头。到了2月13日，各报广泛登载财政部发言人的谈话，声明没有收回“二三关”之事，使得股市行情急剧下跌。而此时，“三不公司”的大额空头已经放出，行情下跌对他们来说已没有什么影响了。但可苦了那些跟着他们买进的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与“三不公司”关系密切的，像沈宝昌、蒋履福就是，但最后也被“三不公司”出卖了，弄得个倾家荡产。沈宝昌还因刺激过甚，突发脑溢血而死。他可真算得上是“人为财死”了。

这一次“二三关”库券风潮，事后才有人透露是孔祥熙与徐堪等人摆下的天门阵。他们利用自己的权力操纵着股市的风云，不顾牺牲亲信们的利益贪婪地掠取他人的血汗钱。银行也吃了不少亏，只得答应孔祥熙提出的按九八发行结价，还少赚了2500万元的利润。

可是，宋子良等人与孔、徐相比更有过之而无不及。第二年即1936年，重演孔、徐“二三关”风波案，利用权力在股市上兴风作浪，其狠毒程度有过于上次。1936年国民党发行统一公债前夕，证交市场谣言纷传：有的说公债将延长还本期10年，停止付息；有的说即令不停付息，亦将减息为二厘，因此市价一致看小，纷纷卖出。上海总商会电请南京财政部表明态度，澄清谣言，维持债信。而财政部接电后，既不承认，也不否认，只是含糊其辞地回答说：政府整理公债，就是维持债信云云。看到得不到明确的消息，许多人都听信一些自命消息灵通人士的话，认为债市行情有利于“做空头”。于是卖出的人更多了，大陆银行储信部急忙大量卖出，经理沈季宣本人卖出更多，市价继续下跌。

而这时宋子良等却趁低价大量收进。他一方面差了些人，手持十足证金，分向各证券号做上门多头交易，借以造成利多空气；另一方面又指使他们的代理人——大陆银行沈籁清（在徐堪任财政部长时，曾任政务次长）、国华银行瞿季刚，大放利多谣言，并由中央银行降低套息利率来哄抬市价。这一套办法果然使股市一改疲软的状态，不断上涨，最高时全部债券都涨到八折以上。就在这时，他们乘机抛出，股市价格也随之下跌，此时谣言又起。上海总商会再次致电维持债信，孔祥熙这次亲自出面解释说：“这些谣言，纯属混淆黑白……为投机者所利用”，并令中央银行停做套息。至此才证实了原先的利多是假的，但宋子良他们的债券早已卖完，在债市再次下跌时，他们钱已到手了。沈季宣本人被整得够呛，由于他大量低价卖出，而宋子良利用政权关系，由财政部命令上海交易所：“所有公债卖户均应一律现货交易。”他已无货可交，后虽经一些银行大力支援，借给现货，但贴费每万元二元，甚至四元，损失与其兄沈宝昌一样惨重，只差没走上他的死亡之路了。

“三不公司”的一套干涉股市的做法，在孔祥熙下台后，又被接替他的政学系所运用，继续搞投机，同样腰缠万贯，满载而归。而把灾难大量地转嫁他人头上，造成企业破产，家破人亡。这种官商一体操纵股市的行为，表明了国民党的腐败透顶。

第二十八章

外交风采

宋子文大国外交官

自1940年6月抵达美国开始，宋子文正式走上了外交之路，直到抗日战争胜利。在掌管外交的五年中，他忠实地执行了蒋介石的旨意，在争取外援、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及巩固国民党的统治方面，做出了相当的努力，并在中国近代史上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珍珠港事件结束了中国独立抗日的局面，蒋介石便插手“帮助”英美这两个新的盟国。

其实这个点子不是蒋介石自己出的，而是他的外交部长宋子文的杰作。

1942年12月8日凌晨，日本以183架飞机从海上6艘航空母舰上突然起飞，秘密偷袭美国珍珠港。

日本偷袭这天，正是一个星期天，美国人一点儿也没有防备。日本183架飞机悄悄进去，狂轰滥炸，珍珠港一片火海升腾。8艘战舰没待反应过来均已成了哑巴；260余架飞机全部化为灰烬；4000官兵全部成了牺牲品。

这一消息通过大功率电台传到中国，身在异国的宋子文早于蒋介石听到，宋子文感到震惊不已。同时，他凭着独有的政治敏锐性，似乎嗅到了什么似的立即给国内蒋介石发报，通报此消息和对策。

蒋介石接到宋电，在日军偷袭珍珠港的第二天，就向罗斯福、丘吉尔以及斯大林做出了相同的表示，他建议马上召开一次紧急联合军事会议。

结果反应不一：斯大林答复说俄国尚未准备好参加太平洋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表示赞同派人参加。

这次会议在宋子文的周旋下，于12月23日在重庆召开，决议在重庆成立一个联合军事委员会，以协调东亚的战略。英国阿基鲍尔德·韦弗尔将军指出，就英国而言，头等大事就是要挽救缅甸。当时日本对缅甸的进攻已迫在眉睫。最后商议，采取行动，达成了中、美、英、苏联合抗日的新局面。

之后，宋子文偕夫人张乐怡抵达美国，立即开展了旋风般的外交周旋，会总统、发演说，利用各种方式，直接或间接影响白宫、国务院、财政部的达官贵人。宋子文在争取财经援助方面，应该说成绩斐然。从1940年至1942年，宋子文经过与美国财长等有关官员多次接触谈判，达成了三笔大的借款。第一笔是1940年10月签发的2500万美元的钨砂借款；第二笔是1941年2月签发的1亿美元信用借款；第三笔是1942年3月签发的5亿美元的借款。这三笔借款是对中国的抗战的支持。

时间到了1945年4月12日，这已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尾声时期。宋子文在蒋介石的授意下，率领中国代表团出席旧金山会议。

这次会议的主旨是讨论联合国宪章，为筹建联合国做准备。

飞机在万米高空中飞行。

宋子文和他的随员们兴致勃勃。

白云在机翼旁掠过。

宋子文的思绪随白云翻飞……

联合国最初的雏形，就是太平洋战争爆发后，1942年1月1日，26个国家的代表，聚集在华盛顿，在《联合国家宣言》上签字，表示参加世界反法西斯阵营。在这个《宣言》中，中国与美、英、苏同为发起国，并列为各国之首。

1943年10月30日，中国又与美、英、苏三国在莫斯科共同签署了《普遍安全宣言》。《宣言》中提出了建立战后国际和平组织的主张。中国由此不仅成为联合国的发起国之一，而且确定了在联合国中的大国地位。蒋介石在战时国际事务中的影响亦大大增强。

11月，蒋介石作为“四巨头”之一，与罗斯福和丘吉尔一起参加了开罗的三国首脑会议。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对蒋介石来说是一大胜利。《宣言》记录了三个盟国决定剥夺日本“从中国人那里窃取的诸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所有领土，并将这些领土全部归还中国。

而且，罗斯福保证支持1944年春对缅甸日军的海陆空联合进攻，以打破其对中国的包围，并为国民党的90个师提供装备和武器。他还表示在战后将继续支持反对“外国入侵”。中美将联合占领大连海军综合基地。这些保证显然是为了防止苏联争夺东北。同时，罗斯福也让蒋介石做出了解决共产党问题的承诺。

得意洋洋的蒋介石带着从未有过的国际声望回到了中国。

他不知道罗斯福还在德黑兰与丘吉尔和斯大林会晤，在这个会议上，罗斯福向斯大林做出了与给蒋介石的承诺完全相反的保证。

的确，美国人没有履行罗斯福在开罗向蒋介石做出的许诺。然而有一件事罗斯福保住了，即决心让蒋介石兑现他的承诺——解决他与共产党人的分歧。

白云不时掠过机身。

宋子文作为代表团团长不时望着飞掠而过的白云。坐在他身后的代表有：驻英大使顾维钧，驻美大使魏道明，国民党代表王宠惠、胡适，共产党代表董必武，妇女代表吴贻芳，青年党代表李璜，民社党代表张君劢，无党派代表胡霖等人。

1945年4月25日下午3时30分，丽日高照。

这是联合国会议开幕的一天。亦是历史上值得大书特书的日子。

旧金山市中心的歌舞剧院门前，彩旗招展，锣鼓喧天；肩披红绸缎的礼仪小姐分列大门两旁，亭亭玉立，手持鲜花欢迎着46个国家的4000名代表和来宾徐徐入场；胸戴红花和代表证的代表们，一个个西装革履，手提公文包，健步拾级而上，进入能容纳万人的剧院大厅；大厅内舞池的军乐队在演奏着入场式音乐；会场庄严肃穆，天蓝色的背景，杏黄色的台柱，映射着46国的旗帜；每一国要员到场，都鸣奏着该国的国歌和音乐；整个入场式搞得隆重热烈，持续一个多小时。

4时30分，音乐倏然停止，一群美国男女，身着天蓝色和平服装，从讲坛两侧，以稳健和自信的步伐，进入主席台后面，站如松塔，象征联合国的前途似锦与和平卫士的年轻。这一切就绪后，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偕同加州州长华伦与旧金山市市长拉凡步入讲坛，向与会要员招手致意，全场掌声雷动。

主持人斯退丁纽斯紧紧握着桌子上的木槌，郑重地敲了三下，宣布：“联合国讨论世界机构之会议业已开始！”

人们为联合国的重要发起人罗斯福总统病逝默哀一分钟后，美国新任总统杜鲁门在华盛顿通过电话向与会各国代表致欢迎词。接着由斯退丁纽斯致开幕词，指明确立公正持久的和平系于此会。随后加州州长华伦、旧金山市市长拉凡也都讲了话。他们强调，旧金山能成为盛会的地点，是他们的光荣。旧金山至前线距离最近，同时也是最后阶段的太平洋战事的供应站，抑或大通道。

26日大会选举决定，美国国务卿斯退丁纽斯、中国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宋子文、苏联外长莫洛托夫、英国外交大臣艾登为联合会议主席团主席，轮流负责大会的组织和召集。同时推定中、苏、美、英、法、澳、加、智利、捷克、墨西哥、荷兰、南斯拉夫、巴西及伊朗等14国组成重要而有权力之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斯退丁纽斯担任，大家以掌声通过。

同时，按照美、中、苏、英四个邀请国的顺序，首席代表分别发表演说。

宋子文的英文演说生动形象，颇有美国南方口音，激起掌声阵阵。他首先代表中国，向已故罗斯福总统表示追念之意。接着他说：

“在吾人心目中，罗总统不仅为美国第一公民，抑且为世界有灵感之领袖，彼以热烈之情绪，为国际谋正义和平，其高瞻远瞩，与其政治家风度及魄力，已使联合国之胜利在望。彼虽龙逝，但其事功将继续领导吾人。”

接着宋子文将话题一转道：

“自1931年以来，经14年之野蛮的战争，中国已忍受一大劫掠，吾人曾极力寻求一切方法，以谋取补救。吾人明了如无一实际有效之集体安全制度，则任何一国之最后安全即无望。”

宋子文表示：“为维持集体安全起见，应绝不犹豫，以吾人主权之一部分，贡献于新的国际机构，吾人必须准备做若干牺牲，俾得完成各国共同目标。”《旧金山会议实录》（5卷），47页。

宋子文讲话半个小时，其中有8次掌声雷动。

4月28日，按轮流值班制，宋子文主持了第三次全体大会。给代表的印象是：宋子文属学者型，态度慎重，英文清晰，主持会议用语准确，给各国代表留下了良好的印象。

5月1日，联合国举行第六次大会，选举通过4个大组委员会和12个小组委员会名单。宋子文当选指导委员会、执行委员会、提名委员会及程序委员会成员。

会议各组委员会开始工作后，对于宪章各项问题分别研究和初步修正，至6月15日，联合国宪章的起草工作大体完成。

宋子文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是十分繁忙的，同时他又是十分活跃分子。5月26日下午在退伍军人纪念大厦他又举行了一次记者招待会，到会的中外记者达300余人。

这是一次令宋子文施展才能的会议。宋子文首先面对记者介绍了中国代表成员，并特别说明中国团中还有一位新闻界的代表胡霖，引起同行的一阵掌声。为了说明中国代表并非一党代表，他郑重声明，中国10位代表代表了各个方面的意见，其中有反对党代表，也有无党派代表，并说中国各代表将团结一致，共同努力，使旧金山会议获得成功。中国人民不论政治信仰如何均衷心赞助国际机构。

宋子文还表示感谢全球报界为中国之三项修正建议案广为宣传，并感谢全球报界在中国抵抗日本侵略之14年中，予中国之协助。

整个记者招待会，各记者提出的问题共41件，包括政治中的敏感问题，宋子文都对答如流。有一个记者指着董必武问：“董先生是否一个危险人物？”

宋子文道：“还是让董必武先生以身说法好。”董氏起立，以示其无损于人。

另一个记者直接问董必武：“这个会对于中国内部团结是否将有直接的影响？”

董必武答：“然，但不是直接的。”董必武的答复由翻译员译成英文后，宋子文用英文高声复述一次，博得不少的掌声。

亚洲一些国家的记者关心中国对大西洋宪章的态度。印度某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认为大西洋宪章亦适用于印度和亚洲及其他地方？其余的问题则涉及菲律宾与朝鲜。由此可见，全世界被压迫、被剥削的民族，尤其是东方的民族，都企望得到中国的支持。这些问题，宋子文或顾维钧逐一作了解答。

一些记者关注中国对日本的态度。有一记者问：文明的爱好和平的中国，是否能聆听于大会之中？

宋子文回答：“中国不愿意浪费与会代表的时间，因为如需要翻译，便需浪费三倍的时间。”

另一记者问：“中国是否要消灭日本？”

宋子文答称：“中国虽然时常警觉关于未来的侵略，绝不宽恕那些战犯，但不主张去杀绝日本整个民族。”

朝鲜记者询问中国何以不提出朝鲜出席旧金山会议之问题，一旦朝鲜解放后，中国是否主张朝鲜独立？印度记者问中国是否将建议设立联合国仲裁委员会，以打破印度之僵局？犹太记者问中国对于巴勒斯坦问题持何种态度？黑人记者问中国是否愿提出特别平等条款附入世界安全机构宪章之内……宋子文都不得作回答。宋子文数度声明此会议实际上不能讨论危害世界和平的一切特殊问题，并说：朝鲜问题已在开罗会议中解决，至于邀请何国参加旧金山会议一事，已在中国未参加之雅尔塔会议决定。大西洋宪章并无种族或信仰之区别。当印度记者一定要询问大西洋宪章是否适用于印度及其他亚洲民族时，宋子文答称：此一问题，最好去询问拟订大西洋宪章的国家。

菲律宾记者问：中国对于菲律宾独立持何态度？

宋子文回答：中国深知得与菲律宾兄弟之邦为荣。

记者问及日本对于中国之和平建议时，宋子文称，每次日本提出议和时，中国均告日本：请与联合国言之，吾人乃联合国之一分子，不能与汝等单独谈判。

记者问：战后日本是否将获准加入国际机构？

宋说：吾人希望日本能补过，不再从事全国性之切腹。

记者问：战后中国对于日皇将如何处置？

宋称：吾人望在俘获日皇之前，此一问题已先解决。

记者问：中国对于惩处战争罪犯及构成战犯之条件有何见解？

宋答：此并非和平会议日程，战争罪犯并非本会议讨论范围。

记者问：击败日本需时几何？

宋说：吾亦希望获知此一问题之答复。

记者问：日本是否有领袖可以领导战后日本走入联合国家之途径？

宋说：吾之不幸经验，并未使吾获得任何指示。并说，吾希望此种领袖能有出现。

顾维钧、王宠惠等回答了中国对于国际托管制度、国际法院、列强否决权及其他有关问题。

记者又问宋子文：董氏究系代表延安，抑系代表团之代表？

宋子文答：吾乃中国政府所指派者，而不问其党派为何。

记者问：中国是否期望苏联参加对日作战？

宋子文答道：吾答复此一问题将冒犯余之好友莫洛托夫君。

记者最后请宋子文评论希特勒之死。

宋说：独裁政治有其容易死亡之道，墨索里尼之死、希特勒之死都证明了这一点。

此次记者招待会是宋子文与中国代表团其他各成员一起举行的。宋子文身着深蓝色便服，话里夹杂着时髦的美国语调，所以深受记者欢迎。

与宋子文坐得最近的是顾维钧，宋向他征求意见的次数最多。属于法律方面的问题，则由王宠惠致答，王戴着一副宽边眼镜，像一位法官。吴贻芳女士身穿朴素庄严的中国黑旗袍配一条白色的颈巾。胡适、胡霖保持缄默坐在一旁一声不吭。董必武笑容满面，遇有直接有关问题，从容作答。

以宋子文为首的中国代表团举行的这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留下了较好的印象。在当时情况下，一旦措词不当，就可能引起盟国的反感；如不答复，又会给人以态度暧昧的印象。中国代表的回答，令人感觉中国既坚持公正的立场，也期望与各盟国合作。

此次记者招待会给各国的另一表面印象，是中国内部趋于团结。一位英国记者对《大公报》记者说：今日所见情形，达成一个团结的中国似非难事。

然而，外国记者看到的只是表面现象。实际上，国民党当局虽然被迫派出了联合代表团，但对中共派出的代表却百般挑剔，故意作难，只允许董必武一人为代表，对其随行秘书章汉夫、陈家康处处加以防范，制定所谓宣传对策，在美华侨中诬蔑、诽谤、攻击共产党，甚至对中共代表的经费来源是否有关方面团体资助也要“密加盘查”。

董必武在出席旧金山会议期间广泛地接触了美国友好人士和华侨，在华侨主持的许多集会上讲话，向他们介绍中国解放区政治经济情况和抗日战况及其所取得的战绩，阐述中共的基本政策，给华侨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也揭穿了国民党当局对中共的种种造谣、诬蔑。这些情况，外国记者在宋子文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当然看不出来。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18—220页

总之，这次记者招待会是成功的，亦显示出宋子文的外交风采。

宋子文考查史迪威的失误

关于史迪威来中国一事，是蒋介石要求的，交代宋子文经办的。有“宋史交换函件”为据：美国陆军部宣布史迪威来华身兼六职是出于蒋介石的意料。哪六职？即为：美军驻华军事代表；在缅甸的中、英、美军队司令官；对华租借物资管理统制人；滇缅公路监督人；在华美国空军指挥官；中国战区参谋长。

其实这六职，只有蒋介石初衷的一项，即为中国战区参谋长，其余职务全是美国附加的。这等于束缚了蒋介石大权独揽的手脚，蒋介石怎不生气。他埋怨宋子文事情没有办好，可宋子文也有一肚子委屈。

史迪威没来之前已成了“畸形儿”。他来到中国，蒋、史矛盾与重大争执从此就开始了。于是宋子文成了蒋介石的受气包或出气筒。宋子文致蒋介石电，见《战时外交》第三卷，142页。

关于史、蒋的争论，美国方面已有许多详细的记载，特别是史迪威那些用语尖刻的观点。实际上，摩擦始于史迪威从华盛顿带来的多种交叉重叠的任务。

第一次见面，史迪威便向蒋介石摆出了不可一世的面孔，尤其是让蒋介石无奈的是，史迪威还担任租借官员的工作。这样一来，如果史迪威认为发放给中国军队的某批援助不符合美国的利益，他就可以予以扣压。蒋介石竭力压着自己的火气。实际在他接到中国驻美使馆拍来的有关美陆军部发表史迪威先生来华消息的电报时，就把电报狠狠地摔在桌上，对陈布雷说：“这是他宋子文办的好事！”

史迪威在受命之前，宋子文对史迪威的出身经历进行过调查，表示十分满意，认为“挑选担任此项任务的人是美国陆军中最优秀的人物”。宋子文在调查的基础上，还与史迪威做过较长时间的面谈考察，也证实了他的这种看法。《史迪威任职经过》，见《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75年第7卷，第56—62页。

但事情更糟的是，中国在享受租借法时没有别国那么“平等”。英国、俄国和其他受援国可以在自己国家内把美国的援助用于自己认为合适的地方，只有蒋介石必须把他的要求一项一项地呈报给史迪威将军。

显然，这种侮辱性的规定是华盛顿那些支持苏联的人设置的。即使史迪威是个讲究策略、精于外交之人，遇到这种事情也够棘手的，何况他并不是这么一个完人。双方矛盾愈来愈激化。在他寄往华盛顿的快件里，这位“刺头儿”把蒋介石称作是“花生米”（无聊的小人物）、“小响蛇”（爱吵架的人）。可是后来人们从他的日记中又发现，他把罗斯福叫做“老软蛋”，并给当时其他许多知名人士也起了他爱用的侮骂性的绰号。

此外，史是带着某种野心来到中国的，对此他起初还是藏而不露的，但后来却干脆不加掩饰了。他想取代蒋介石作为中国军队最高司令的位置，当然受到蒋的抵制。

这种个性，标明了与史发生冲突的并非只有蒋介石一个人，另外一个便是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先生。

史迪威的第一次缅甸战役于前几个月里打响，5月份以失败撤退告终。当他看到撤退不可避免时，他连蒋委员长都懒得通知一声。原约10万人的中国远征军，此时只剩下4万人左右。

他倒是给他在重庆的助手马格鲁德拍了两封电报，说他的部队已分散成小部队，无法再集中起来，他将部队撤出缅甸，开往印度。事前，蒋介石就下了命令，万一失败，中国军队就撤到缅甸北部的密支那，再从那里回国。史迪威没有与蒋介石商量一下，就撤销了这道命令，并下令中国军队撤到印度。蒋介石一听说史迪威的这道命令，马上给缅甸的中国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将军拍了电报。尽管史迪威对集中部队表示悲观，但杜聿明还是想方设法集结了三个师的兵力，成功地杀出了一条回国的生路。对此，史迪威大为恼火，回到重庆就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说他不该直接与自己手下的将军发生联系。

奇怪的是，作为一个中国通，史迪威竟然愚蠢到无视中国将士的军心。中国军队历来就有这么个光荣传统：当中国军队无路可走时，他们也绝不会降低自己的人格，躲到国外去。

中国远征军的失败与史迪威的指挥失误是有一定关系的。宋子文推举史迪威言过其实。现在史迪威失利的消息传到宋子文的耳朵里，他生怕引起蒋介石的指责，便于5月15日在华盛顿致电蒋介石，小心翼翼地询问对史迪威的看法，并乘机出谋献策。

不久，史、蒋的矛盾也反映到美国人的耳中。尽管在罗斯福总统送给蒋介石的礼物中，史迪威不是最受欢迎的，但是毕竟还有其他值得感谢的东西。最受欢迎的一件就是1943年初那笔为数不小的贷款500万美元。

当时蒋介石正在新德里，罗斯福总统给他拍了一封报告这个好消息的电报，电文说：“中国军队对于凶恶的侵略者的英勇抵抗，赢得了美国人民及一切爱好和平的人们的最高赞扬。”

正处于怨声载道中的蒋介石，接到这份喜报，多少是个安慰。他立刻向罗斯福总统回电说：“你在世界的这场最大的危机中所表现出来的远见卓识，值得让一切真正的政治家羡慕。”

3月8日，由宋子文出面达成的中美贷款协议中的第二条，把最后的偿还期推迟到战后，条件是要“符合美中两国的共同利益，并有利于建立世界永久的和平与安全”。

接着，在宋子文的活动下，英国人也马上带来了500万英镑的贷款。有美国和英国人参加的一个联合稳定委员会宣告成立。

然而这些，并没有阻止蒋、史矛盾，相反却逐步升级，以至于闹僵，最后美国政府不得不召回史迪威，这中间宋子文做了大量工作。虽说史迪威身兼六职，神气一时，是宋子文一时的工作忽疏；而美国政府召回史迪威，也同样是宋子文的点子。殊不知宋子文得知史、蒋的矛盾后，始终站在妹夫一边。当史、蒋矛盾升级时，宋子文曾三次策划撤换史迪威。

第一次是，不可一世的史迪威不同意蒋介石要从中国租借物资中拨出两架运输机交航空委员会使用，而作为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宋美龄立即对史责问，并要他向蒋有关处理中国租借物资之权做出解释。于是史迪威当时送给蒋一份备忘录，陈述其个人权限与地位，为自己申辩。

蒋介石看到史迪威这份为自己申辩的备忘录后十分气愤，立即给宋子文拍去电报：平时我对史迪威不用中国战区参谋长名义签署文件，并时时以罗斯福总统代表自居处理一事“皆不以为忘，毫不与之计较”，但这次“再不能不与其政府坦白商讨”参谋长地位与权限。

宋子文知其原委后，亦大骂：“史迪威态度殊属离奇，阅其原函，强词夺理，谬解职权，非神经错乱，不能狂妄至此。”决定尽快与美国政府交涉，并请示蒋介石是继续留史在华供职，还是乘机更换人选。蒋介石复电宋子文“暂不表示为宜”，暗示“最好能由其国自动召回”。

第二次发生在1943年秋冬之交，史、蒋意见再度分歧。史建议蒋介石“转移西北的兵力来阻止日本”，要把蒋介石封锁陕甘宁边区的50万大军和共产党军队调出来打日本。蒋介石反共立场已定，岂肯调出，表示坚决反对，并公开要求美国政府撤换史迪威。

这次主子有令，宋子文极为卖命。他拟就一份“改进中国战区方案”，目的是想通过改组来撤换史迪威。这个方案是：一是将中国战区增设副统帅一人，由美军官担任，参谋长一人改由中国军官担任，增设副参谋长一人，由美军担任，其下处长副处长，则由中美军官混合编成。二是中国代表必须参加C.C.S与军火分配委员会。如蒋介石以国家领袖之尊不宜使受C.C.S之统驭，则中国战区统帅可由蒋推荐中国军官担任。

接着，宋子文就活动罗斯福总统。8月21日上午，在白宫的椭圆形办公桌前，罗斯福接见了宋子文。宋子文提交了改组中国战区的意见书。交谈是愉快的，宋说：“如史迪威不予变动，中美军事合作甚为可虑。”罗答：“此事美国政府已经考虑，近期召回史迪威，改派斯特莱曼和韦洛接任的拟议。请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走出罗斯福办公室后，心情是十分高兴的，立即向重庆的蒋介石致电报告此消息。

赴苏使者

党内有派，派内有党。

在国民党内，人们常谈论的一个派系，叫海归派。这个派系中的许多人在美国或在日本留过学，绝大多数能言善辩，会说英语、日语，并立志要使自己的国家成为一个技术发达的高效率的工业国家。

在这个派系中有两个领衔人物：孙科和宋子文。

身为辛亥革命之父孙中山的儿子——孙科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作为一位学者和改革派，他有勇气站出来说话，却没有与国民党一刀两断、而另拉一批自己人马搞个人的山头。虽然是立法院的院长，但无法与陈立夫操纵的党的机器抗衡。蒋介石害怕听到开明的议论，常常一连好几个月拒绝见孙科。

宋子文也有同样的情况。家族与美国关系牢不可破，他的外交部长多是靠这层关系上来的。在1942年至1945年任外交部长期间，他敢于大胆直言自己的想法和政见。但蒋介石更喜欢唯唯诺诺的人，宋子文很少讨蒋的喜欢。在这一点，他比不上姐夫孔祥熙了。

不错，人们常常把宋子文与另一个备受指责的国民党要人孔祥熙相提并论，但两人有着本质上的差别。宋子文虽然也发了财，但与他的姐夫比，他是靠充满活力的企业资本发的家，然而孔祥熙走私军火就大不相同了。

有人说，宋子文是靠本事吃饭的人。蒋介石虽然讨厌他，却又离不开他，原因就是看中了他的才华。在抗日最艰苦的岁月，宋子文由财政部长转为外交部长，可见他是多才多艺的，在国民党要员中，无人可比。有人作一对联送给宋子文，这副对联是：“做人坦荡荡，多才又多艺”。横批是：“心直口快”。

1945年，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前夕，国际事务的圈子内，敌我阵营分明，战争使国与国团结，团结更令人以兄弟相待。可是过分的亲近，又容易惹出麻烦事来。

应该说，苏联作为老大哥，对中国的领土主权，特别是东北及其他地域的领土主权早有非分之心。

应该说，苏联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26个同盟国之一，在完成对德抗战胜利之后，应该无条件地去支持去投入中国抗日的战争中去。

可是，苏联不。在帮助中国抗不抗日的问题上，那种并非出于公心、出于友谊、出于同盟之友的非分之心再次融入进去，把抗日的交换条件提到桌面上来，令蒋介石、宋子文头痛万分。

早在1943年德黑兰，英、美、苏三国首脑会晤期间，斯大林就当着美、英首脑的面叫苦不迭，说苏联要承担起远东的国际事务的重任来，却没有一个不冻港口。罗斯福深领其意，以国际领袖之身份，保证让大连成为世界自由港，由他去与中国政府商量，认为中国答应不成问题。

事情到1944年6月下旬，美国副总统华莱士秉承罗斯福之意访华，向蒋介石提到苏联在远东需要不冻港和罗斯福总统的使大连成为自由港的建议。

蒋介石一听愣住了，许久没有说话。

华莱士又说：“我此次来华，就是要解决蒋先生与苏联的矛盾。苏方不好提出来，由第三方提出来。请你给面子。”

蒋介石考虑一下，笑了：“这样办吧，由贵国充当我们与苏联之间的中介人吧？中国吃亏也吃到明处。”

华莱士连连摆手道：“不行，不行，这是你们双方的事，我乐意成全，但不做中介人。”

“你不做中介人，这事不好办！”蒋介石最后向华莱士表示立场。

此事就这样拖了下来。

时间又过了半年，苏联对德作战取得胜利。美国作为反法西斯同盟国首领之一，向苏联提出，苏方应就地由中国东北三省转入对日进攻。这时斯大林便向美国驻苏大使朗里曼先生解释说：“苏联加入抗日的任务是有条件的。我想这一点罗斯福是不应该不知道的。”

“请阁下再重复一下，我好向总统报告。”朗里曼更为慎重地问。

斯大林也不掩盖了，明说道：一是库页岛和千岛群岛南部归还苏联；二是重新租借包括旅顺、大连在内的港口及周围地区；三是租借中东铁路；四是承认外蒙现状，保持外蒙古作为一个独立的实体。

“球”就这样被苏方踢回了美方。

1945年2月8日，正值苏、美、英三国首脑在雅尔塔会晤。三国首脑秘密地将加入对日作战的政治条件进行了讨论，达成了共识，签署了《苏美英三国关于日本的协定》，即人们常称的《雅尔塔协定》。

其中规定：

苏联在德国投降后的两三个月参加对日作战。其条件是：

外蒙维持现状；库页岛南部及邻近一切岛屿交还苏联：大连商港国际化，但苏联的优越权益须予保证；苏联租用旅顺作为军港；中苏合营中东铁路和南满铁路；千岛群岛交还苏联。协定并称有关外蒙古及旅大、中东南满路的问题尚需征得中方同意，但又称美国将采取步骤取得该项同意，使苏联的这些要求在日本被击溃前毫无问题地予以实现。苏方表示准备与中国国民政府签订苏中友好同盟协定。

《雅尔塔协定》是一个没有中国代表参加讨论、事先没有征得中国同意、事后也没有由中国参与的涉及中国重大领土主权问题的三个大国的协定。

显然这个决定是无效的。说得严重一些，它是几个大国，借一己私利，出卖他国主权。可见中国当时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只是国民党政府内外矛盾重重，觉得有问题，也没实力“翻脸”。

雅尔塔会议后，蒋介石隐约知道他们干了什么，但是并不十分清楚内幕，急于了解情况。于是，蒋介石把宋子文找来，面授机宜。

3月6日，宋子文致电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希望立即赴美会见罗斯福总统。美国答复是：罗斯福总统认为，“从现在到旧金山会议之间的时间太短，不能进行有效地商议；此外在旧金山会议之前一位外长的来访会引起其他有关国家外长的误解，从而使事情复杂化”，并以此为由拒绝了宋子文的赴美计划。

接着宋子文又于3月10日急电罗斯福的特别顾问霍浦金斯，希望他再次转告罗斯福：“委员长要求我现在就赴华盛顿，与总统讨论些许极为重要而机密的事项，这些事项关系到加速战争的进程和改善国际关系。对中国而言，现在从总统那儿获得建议是至关重要的。我将作为行政院代院长而不是外交部长前来。在雅尔塔三大国会议上，总统已与其他两国的首脑和外长们会谈过。既然中国没有出席，我认为现在前来有助于我们在中国战争中的努力，有助于旧金山会议四个发起国之间的关系。”

但美方仍拒绝宋子文赴美。

蒋介石急得如热锅上的蚂蚁，四处派人打探。

3月12日，罗斯福在中国驻美大使魏道明的追问下，曾透露斯大林在雅尔塔会议上对外蒙古、东北铁路和不冻港大连提出了要求。但是，罗斯福只字不提美、苏、英已就远东问题达成了协议。显然他也觉得心中愧对中国。

不日，罗斯福撒手黄泉病逝。继罗斯福之后出任美国新总统的杜鲁门同样也恪守前任的口吻，不愿意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知中方。

5月10日，美驻华大使赫尔利在国民政府逼迫下，从重庆电告杜鲁门：罗斯福总统曾委托他把雅尔塔协定告诉蒋介石，蒋已从魏道明处得知了除外蒙古之外的全部内容。他建议向苏打招呼并向蒋告知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但杜鲁门电复赫尔利，指出：

“目前就由你来向中国政府提供任何消息，都是不合适的。”

杜鲁门总统在给赫尔利大使致电后，于5月26日急派霍浦金斯赴苏与斯大林面谈。双方协定：

一是通知宋子文于7月初到达莫斯科，由苏方直接向宋提起雅尔塔协定；

二是宋到达莫斯科后，再由赫尔利大使将雅尔塔协定的内容正式通知蒋介石。

明人不做暗事，显然这样安排，是要迫使中方在没有任何准备的情况下，接受雅尔塔协定的全部条款。

可是7月不到，蒋介石从赫尔利大使那里私下了解到《雅尔塔协定》的全部内容。

5月23日，蒋介石又致电在美的宋子文，要他向杜鲁门面陈国民政府的基本意志。出于无奈，这时杜鲁门才开口，于6月9日在华盛顿会见了宋子文，把《雅尔塔协定》的内容告诉了他。并说：“为防泄密，暂不要把内容转告蒋委员长。”

宋子文道：“看了协定，关于远东的条款用词含糊，对某些问题未做出明确的规定，如不事先澄清，对中国甚为不利。”

杜鲁门道：“如有什么具体意见，可以书面提出，我们再作商讨。”

宋答可以。

6月11日，宋子文向杜鲁门出示书面意见，共有六点：

一是外蒙古的“现状”可以有多种解释；

二对有关库页岛的条文感到满意；

三关于开辟大连为自由港，中国的主权应得到承认，该港的行政管理权属于中国；

四关于租借旅顺港，不得援引日本的前例延长租借期；

五关于南满铁路，苏联不得控制铁路沿线两侧地区并派驻军队，中国反对在满洲驻有任何外国军队；

六如何理解雅尔塔协定中所载的俄国在满洲的“优越权益”须予考虑。《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898页。

6月14日，宋子文又向杜鲁门指出：在1924年的中苏协定以及苏俄同张作霖达成的协定里，苏联政府已经自愿放弃了一切特权、租借地，以及包括治外法权在内的特权地位，他到莫斯科会见斯大林时，须澄清这些问题以及苏联在大连港的“优越利益”这一概念的含义；在经历了中日战争的一切苦难后，中国政府和民众将坚决反对在中国恢复租借港口的制度。宋子文的这些意见，实际上表露了中国对雅尔塔协定的不满和对苏的担心。《美国外交关系文件》1945年第7卷，第901页。

中苏会谈仍在7月初举行。杜鲁门于6月15日致电斯大林：“宋子文今日动身经重庆赴莫斯科，将于7月1日前到达莫斯科，就苏中协定进行具体讨论。”明眼人一看便知，美国插手中苏协定，无疑是美国在远东与苏方达成一种妥协的默契。

试想，种子撒了就遇风霜，长出的苗儿会是怎么样？

宋子文作为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到达莫斯科的第二天，就与斯大林吵了起来……难怪宋子文极不冷静。斯大林盛气凌人，要求中方同意外蒙古独立，宋子文加以拒绝，雅尔塔协定中有关于外蒙古的现状应予“维护”的字句，问题是如何解释“现状”一词，分歧尤大，争论尤烈。

会后，宋子文立即致电蒋介石，拟以打开外蒙问题僵局提出三项方案：

一、与苏联订约，在同盟期间，准其在外蒙驻兵；

二、准外蒙以高度自治，并准苏联驻兵；

三、授权外蒙军事、内政、外交自主，但与苏联各苏维埃共和国及英自治领土性质不同。蒋介石于7月6日复电宋子文，拒绝承认外蒙独立，但保证给予外蒙高度自治权。

宋子文在得到蒋介石指示后，于7月7日与斯大林进行了第三次会谈。在第三次谈判中，宋将中方意见传达给苏联代表。

苏方代表问：“何谓高度自治权？”

宋解释说：“外蒙将来可享受内政、外交和军事的自主，外蒙获得高度自治权后，可以运用外交自主的原则，与苏联成立协定，如运用军事自主的原则，可以让苏联驻军，如此，同样可以达到苏联的目的。”

苏方在这次谈判中，继续以“出兵攻日”做它的王牌，而以外蒙独立、东北的特殊权益作为它的交换条件。所谓的“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必须在上述问题获得满意的解决以后，才可以成立，苏联才可以出兵。这时离杜鲁门、丘吉尔、斯大林会谈的日期已近，斯大林特别推迟赴德日期，以候中国方面的正式答复。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30页。

美、英出于本国的利益考虑，极力赞同苏联的条件。在各方面的压力下，蒋介石便向宋子文发出电文说：

中国政府今愿以最大之牺牲与诚意，寻求中苏关系根本之解决，扫除今后一切可能之纠纷与不快，藉获两国彻底之合作，以完成孙总理在日与苏联合作之遗志，中国最大之需要为求领土主权行政之完整，与国内真正之统一，于此有三项问题切盼苏联政府予以充分之同情与援助，并给以具体而有决心之答复。

问题如下：

一、东北领土主权及行政之完整……兹为中苏共同利益计，中国准备共同使用旅顺军港，大连辟为自由港，期限均为20年。至旅顺之行政管理权，则应属中国，以期中国在东北之主权行政真正完整。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可与苏联共同经营，利润平均分配。至铁路所有权应属中国，铁路支线及铁路本身以外之事业，均不包括在共同经营范围之内，期限均为20年。

二、……阿尔泰山脉，原属新疆，应仍为新疆之一部。

三、中国共产党有其单独之军事及行政组织，因之，军令政令未能全归统一，深盼苏联只对中央政府予以所有精神上与物质上之援助，苏联政府对中国之一切援助，应以中央政府为限。

四、外蒙问题为中苏两国关系症结之所在，为中苏共同利益与永久和平计，愿于击败日本及上述各项由苏联政府接受之后，准许外蒙独立，为避免将来纠纷起见，拟采取公民投票方式，投票以后中国政府当宜宣布外蒙之独立。关于外蒙区域之范围，应以原疆界中国之地图为准。中国政府深望苏联政府能明了中国政府极大牺牲与诚意，切实谅解，藉以获得两国永久而根本合作。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611—612页。）

正当谈判僵持不下的时候，宋子文接到指令，当场向苏方代表阐述了蒋介石的指令。再次向苏方表明中方立场说：“割弃领土之痛苦，中国牺牲之重大，无有补偿，无法向国人交代。”

苏方代表见中方有所缓和，立即答道：“关于东北，愿作任何中国所希望之声明，苏联承认中国在满洲之完全主权。关于中国共产党，苏方不予支持，将来亦无支持之意向。苏方援助应给中央政府，以往既系如此。”

然而，这次会谈后东北问题并未因领土主权完整的被承认而得到解决。在此前会谈中，苏联要求铁路经营与旅大特权的期限为40—50年，同盟期间为20年，而蒋介石只答应均为20年。苏联认为太短，要求改为30年，并为国民政府同意。其次双方争论的焦点是铁路管理、旅大管理与旅顺军港附属地之范围等。

关于大连问题，苏联提出享有港湾专用的特殊权利，两国共同管理，盈余均分。

关于旅顺问题，苏方要求军港由苏联管理，附属区之行政官吏，中国须征得苏联同意方可任命，并要求旅顺附近的缪岛、雷岛不设防。国民政府只允许旅顺军用港共同使用。

铁路的经营，苏联要求设理事会，理事10人，中苏方各半。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为苏人。但国民政府只允许中东路之理事长为华人，铁路长可由苏人担任，而南满路之理事长应为苏人，铁路长应为华人。王松、蒋仕民、饶方武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32—233页。

谈判像场拉锯战，意见不尽统一，一直持续到7月12日的第六次会谈。后因斯大林和他的外长，急着赴德参加三国首脑会议，会谈不得不暂告一段落，双方共同发表了一个公告，宋子文便由莫斯科飞回了重庆。

公告声明：

美、英、苏三国首脑的波茨坦历时17天的会议，于8月2日结束。

宋子文一行重抵莫斯科，谈判继续进行。

不过经过前六次的会谈，双方似乎更冷静了。

这时，斯大林明确表态，不把大连港及相连的铁路划入苏军事区，但也不同意宋子文的意见，把大连置于中国行政管理之下，可向苏方出租部分港区做商业用途。斯大林坚持建立一个双方有同样名额的委员会共同管理大连港和大连市。此外，苏方还提出，在苏占领区，应将包括企业在内的一些日本资产视作苏军的战利品。这些问题，宋子文均已拒绝。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大学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32—233页。

并非拒绝，他要再听听主子的意见。

8月11日蒋介石回电道：“大连问题名义上须为自由港，其与海军有关此事准由尔等权宜决定。”关于外蒙古之事，蒋又道：“对于外蒙及其他未决事项，准授权尔等权宜处置。”

有了这颗“安心丸”，宋子文心里算有谱了。

天有不测风云。恰在谈判节骨眼上，国际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8月6日和9日，美国分别在日本广岛、长崎投下了两枚原子弹。这一新式武器具有2万吨TNT的威力，较英11吨“地震式”炸弹的爆炸力大200倍。

白宫的报告说：“此项原子弹的装备，是英、美科学家与德国科学家从事此项工作时所共同发明的。”杜鲁门总统说：“我们在此项历史上最大科学赌博中，已耗去20亿美元，终于获胜。新炸弹对破坏工作开辟了新的力量，以补充这逐渐增长的对日力量。现正准备迅速而彻底地破坏日本任何城市地面上的每一生产机构，并将摧毁其所有船坞、工厂及交通。我们将彻底摧毁日本的力量，以获得胜利。”

两颗蘑菇云的烟雾还没消散，日本人还没反应过来，斯大林似乎看出了端倪，急于向日出兵宣战，这无疑对日本是雪上加霜。

8月9日，百万苏军，在东西2000英里的正面突破，在被日本占领的中国东北前沿，与日本关东军发生激战，继而，苏军又越过300英里的西伯利亚地区，自海参崴以西800英里的长春至海参崴以北250英里的呼图，四路紧逼满洲里。

一周之后，苏联军队已抢占了大连、旅顺，并牢牢地控制了东北。苏军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打乱了日本多年布防的东北防线，加速了日军投降的日程。

日本外相在内外遭受双重打击的情况下，8月10日便向苏联驻日使馆交上了投降书。

世界性的反法西斯战争的全面胜利，是献给中苏会谈的厚礼。在此基础上，中苏双方在友好的气氛中顺利地签订了《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关于中国长春铁路之协定》《关于大连之协定》《关于旅顺之协定》《关于中苏此次共同对日作战苏联军队进入中国东三省后苏联军总部与中国行政当局关系之协定》，并向世人做了公布。

《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全文共分八个部分，简摘如下：

一、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此约签订目的，在求中苏共同对日作战至完全胜利为止，并求防止日本再度侵略。条约中规定，如他日任何一方再被日本攻击，他方即予军事援助。至于缔约国在联合国宪章下所有之权利义务，则不受本约之影响。本约有效期30年。

二、苏联对华三项声明。第一，苏联声明，给予中国以道义的军需的及其他物质上的援助，此项援助完全给予中国中央政府，即国民政府。第二，苏联重申尊重在东三省之完全主权及领土行政之完整。第三，苏联声明，对于新疆问题，苏方无干涉中国内政之意。

三、外蒙问题。中国政府声明，日本战败后，外蒙如依公民投票证实其独立愿望，中国当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声明，苏方将尊重新生外蒙之政治独立与领土完整。

四、关于中东路及南满路问题。中东及南满两路之干线（合称为中国长春铁路）由中苏共同经营，以30年为期，期满无偿归还中国。该路纯为商业性质之运输事业，其路务由中国政府组织。除中苏两国共同对日作战期外，该路不运苏联军队。

五、关于大连问题。中国政府宣布大连为自由港，对各国贸易航运一律开放。大连一切行政权属于中国，惟港务长由苏籍人员担任，开放期定为30年。

六、关于旅顺问题。在中苏旅顺协定有效期间30年内，以旅顺口为中苏共同使用之海军根本地。该地区民政归中国管辖。在该区域内设立中苏军事委员会，以处理有关共同使用等问题。

七、苏军进入东三省后之行政问题。中国政府派遣代表及助理人员在已经收复区内设立行政并指挥之。国民政府并派军事代表团，驻在苏军总司令部，以资联系。

八、苏联军队撤退问题。斯大林声明，在日本投降后三星期内开始撤兵，最多三个月内苏军全部自东三省撤退。

第二十九章

黄金风波

黄金风波的由来

公元1945年5月31日，这是宋子文荣升行政院长的日子。应该说这是个可喜可庆的日子。对宋子文来说，也是他仕途的最高点。他上任不到半年，9月2日日本投降。东京港湾，风平浪静，蔚蓝色的大海显得格外温柔、祥和，海鸥在大海上空追逐戏翔。蓝色的海面上，停靠着一艘美国密苏里号战舰。就在这艘战舰上，日本正式签署了投降书。

就世界而言，一场国际反法西斯战争以胜利告终；就中国而言，一场抗日战争结束，而另一场战争正在孕育。

日本垮台之快令蒋介石及其政府毫无准备。

埃里克·周在他的回忆录里写得明白：

1945年8月份的时候，他是天津市长萧振瀛的秘书。15日这一天，萧振瀛正在他的乡下别墅里与当时国民党的总参谋长陈诚将军及另外两个人打麻将。这时，电话铃响了。电话是总统官邸打来的，要找总参谋长。

陈诚从麻将桌旁站起身来，嘴里嘟嘟囔囔地抱怨电话打的不是时候，搅乱了他们的牌局。其他人在一旁听着，试图从陈诚的反应中猜出谈话的内容和老蒋的动态。但是他只反复说：“是，是。”放下听筒之后，他转过身来，突然大声说道：“就是。为什么日本人非得今天投降？现在我要去参加胜利游行了，偏赶在我玩得正带劲的时候。”其他人都说：“就是，胜利来得太快了，我们还没有来得及做什么准备呢。”萧振瀛市长显得比其他人更为兴奋，他说：“不信等着瞧吧，接管东北将是我们最头痛的事。”

果然，在随后的几天中，他的乡村别墅门庭若市，东北来的政客络绎不绝。除了萧振瀛之外，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释放少帅，并请他出任东北的最高统帅。他们的主要理由是，在东北，没有人能像张学良那样受人拥戴。

转年1月6日，萧振瀛市长又突然接到一个电话，说行政院长宋子文要由北平赴天津“视察”。

萧振瀛放下电话，便去吩咐秘书准备，这时收音机里传来今日短讯和播音：

“宋院长在北平已经完成他大部分的工作，明天就要到天津去。那里大沽新港和几个大工厂，将是他视察的主要目标。宋院长在平一周，办了两件大事：邮电加价暂缓实行。如果按照全国一律的价格，华北人民将以两块钱送一封信，变成二十元送一封信，新闻记者拍急电到上海去将从每字八角跳到两元，一旦实行，将对物价的影响不问可知。他成立代表最高权力的政院办事处，解决接收中不合理的现象，一个大门只准贴一个封条，而且还要迅速地把这一个封条撕掉，让里面的马达转动起来。”《申报》1946年1 月5日。

当时，日本宣布投降时，宋子文还在苏联。宋子文是1945年8月下旬回国的，便秉承主子蒋介石的旨意，主持了接收敌伪物资事宜，乘机膨胀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配合南京国民政府在政治上坚持独裁内战，在军事上抢占战略要地，在经济上则派遣大批官员接收敌伪物资，趁机掠夺人民财产。

日本投降签字的第三天，重庆国民政府决定，在陆军总部之下，成立党政接收委员会，由何应钦任主任委员，谷正纲、肖毅肃为副主任委员。各战区、各省市亦相应设立党政接收委员会。

在宋子文的请示下，蒋介石于1945年10月批准，成立行政院收复区，全国性事业接收委员会由行政院副院长翁文灏负责。各省市相应设立敌伪物资处理局。

接收敌伪物产，实际是天上掉馅饼的好事，大家都急着去做。而宋子文将原来内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主持的敌伪产业处理大权，收到了行政院，气得何司令顿脚骂娘。而宋子文则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事实上何应钦也并没有放弃这块“肥油”。

这样，形形色色的接收大员马上涌入收复区执行任务，犹如蚂蚁搬家一般，接收南京、上海、北平和天津。这些前来作威作福的“解放者”，像贪婪的饿狼一样，突然骑到人们的头上。他们毫无同情心，脑子里根本没有一点恢复重建的概念。所有的东西都要没收：房子、车子、条子（黄金）、女子、票子等，被人们讥讽为“五子登科”。尽管宋子文没有也不可能改变国民党接收大员们“五子登科”的贪污舞弊现象，但是仍然为蒋介石聚敛了一批打内战的财富。

曾为日本侵略者工作过的人均要逮捕入狱。但是，只要他们肯拿出财物和金银贿赂，往往就可以被保释，或免遭逮捕。那些为汪精卫伪政权卖过命的人，他们的亲戚朋友也都受到了牵连。这些人的贿赂往往容易奏效，可以使其免受铁窗之苦。

当时有一位在重庆的官员从接收工作中发了大财。他坐飞机每周于重庆和上海之间往返一次，把成箱的中国钞票带到上海，以官方汇率兑换外币。经过几个来回，他就赚了1万美元，随后便辞去了官方职务。此人在担任“盟国”官员期间，在上海市原来的法租界中还占了两幢漂亮的洋房。据说他离职去香港享清福时，卖掉了房子，又得到了一大笔钱。

此外，还有一个当时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据说，此人借美国新闻处的名义收买财产管理局——“接收”机构的一个分支，搞了12幢空房子。这些房子都在虹口区迪斯威尔路边的一条小街上，原来住的是在上海的日本人。一般来说，这种带花园和阳台的英式三层洋楼，每幢都应收200盎司黄金，作为有关的费用。但此人却分文不花，就搞到这些房子。他挑选了一幢最好的留给自己住，其余的便让他的朋友分享了。在上海人的眼中，那些英国官员与在美国新闻处工作的人，都属于“重庆来的官员”。

当时，有几句民谣甚为流传，连孩子们都会唱：

想中央，盼中央，

中央来了更遭殃。

过了一段时间，就轮到东北了。那些接收人员拿走了车间里的工具和医院里的设备，而这些东西不久便出现在街头小贩的货摊上。住宅和办公楼的房顶、门窗和水管也被洗劫一空。

台湾的情况也和东北一样，在这个日本帝国最富饶的殖民地上，成群的国民党人为了私利而大肆掠夺，分赃不公还动手在大街上打起架来。

在所有的这些地方，国民党官员的所作所为震惊了当地的人民，使他们对国民党更疏远了。“中央政府”这个词在普通老百姓的口中带着轻蔑的含义。过了不久，那些为政府工作的人也不愿提及自己的身份了。

可想当时的混乱之极。蒋介石对这些暴行置若罔闻，宋子文则睁一眼闭一眼。

蒋介石策划于密室，因为美国人要他去拥抱不共戴天的对手。他准备以某种方式来满足美国的要求。而宋子文则似乎不问政治，乘机为蒋介石敛财。作为行政院长，要承担起这么大的家业，自然要奔波不止。

10月11日深夜2点。宋子文一行乘坐火车正点到达上海东站。迎接他的上海市要员们，迎着寒风早已在站台等候。宋子文以“遵照总裁谕令”的口吻，限各国民党机关及军队三日内将所有接收封存的物资，开列出清单向他报告。同时，命令敌伪产业处理处，接收各机关所封存的物资。

宋子文在上海住了三天。上海可以说是宋的根据地，这里的官员们多是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很使他放心。他不放心的是上海以外的地区，如北平、天津、青岛、广州等重点地区。于是他便从上海起身再次前往北平等地。

北平的居仁堂，一座豪华的皇宫。

12月31日，这里聚集着平津地区国民党30余位军政要员。一个紧急动员会议在这里召开，中心议题是“调整接收处理事项”。主持会议的是西装革履、神采奕奕、坐在讲坛上的宋子文。他目扫会场一周，开口先讲了国内局势，布置接收任务和措施，然后讲了几点要求。要员们一个个全神贯注，不少人还掏出笔记本记了起来。宋子文的话还没讲完，外面的轿车已发动，在等他去参加另一个会议……

1946年1月1日，一元复始，万象更新。

宋子文在北平发表演说，宣称要“对内力谋恢复交通，稳定物价；对外确定汇率，发展国际贸易”。转天，也就是1月2日，宋子文又设午宴招待全体在北平的参议员，听取各方意见，谋求各方支持。

按当时人说，接收是一块肥肉，令不少人垂涎三尺。实际上也是国民党内各派系权力和物质的再分配。可想，宋子文在北平的这段时间内，多少人在找他。用他秘书的话说：出门有人拦，吃饭有人找，夜里有电话。根本无暇出门，几乎全天都待在居仁堂，最后连重要会议也搬了过来。

就这样，宋子文在北平完成了他该进行的工作，于1946年1月7日，再次驱车到了天津。萧振瀛市长陪他召开了会议，陪他视察大沽新港，陪他在天津卫逛了几条小街，品尝了风味小吃，陪他参观了几家大的工厂。

宋子文一再强调，一定要使工厂的烟筒尽快地冒烟，转入生产。政治问题最终是个经济问题，解决不了就要出乱子。此时，作为美国哈佛大学毕业的经济学博士，宋子文已经在视察的过程中，看到了人民的生活水准、通货膨胀和潜藏着的经济危机。

经过宋子文的紧张活动，平津地区共有163个工厂改由国民党政府经济部重新接收。据在国民党六届二中全会上，行政院公布的数字，共接收敌伪物资价值6200亿元之巨。其实这个数字已被大大缩小了，因为大量的敌伪物资在接收过程中，被接收大员鲸吞、隐匿、变卖了。然而，这些隐形的东西是无法看到，国民党的腐败已在这时公开化，有些人为了钱连脸都不要了。

据统计，在对敌伪产业的接收过程中，尽管贪污舞弊现象十分严重，以至于人们讥讽为“劫收”，但是宋子文仍为蒋介石政权聚敛了黄金72.3492万两、白银763.9323万两、银元37.1783万枚、美元1570万、英镑2.65443万。另外，各城市还陆续上缴处理敌伪产业所得收入，仅平津地区，便上缴所得收入1000亿元。四大家族官僚资本集团在“接收”的名义下，攫取了日伪榨取中国人民血汗聚敛的巨额财富。

宋子文还利用划归行政院的资源委员会，控制了全国的钢铁、厂矿、石油、有色金属、电力、机电、化工等行业，并扩展到水泥、糖、盐和造纸工业。还成立了中纺公司，接管了日本在华全部纺织设备。他还在资金、原材料、燃料动力等方面大力扶植上述为国民党政府直接控制的企业。这样，国家资本和官僚资本以空前的速度迅速膨胀，众多的民族工商业则日益陷入困境。

宋子文指令财政部以大大压低币值的伪币收购办法，对各阶层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1945年9月26日，国民政府财政部公布《伪中央储备银行票收换办法》，规定流通于华北沦陷区的伪币银券5元兑换法币1元，并规定限期、限量兑换。按照当时这些地区与国民党统治区批发物价总额比较，估计，仅通过这种掠夺式的货币兑换手段，国民政府就从“收复区”人民手中攫取了2亿美元之巨。

国民党的腐败在“收复”中加剧。有人断论：不反腐败要亡国；反了腐败要亡党。

国民党的通货膨胀在“打内战”中到了顶，同时推行的外汇政策也彻底失败。这时，美国顾问杨格向宋子文建议，不搞国库里的黄金抛售，就解决不了全国性的通货膨胀，此为上策。宋子文在无奈中接受了这个建议。1946年元旦一过，作为行政院长代表政府便下了一纸命令，宣布黄金市场开放。首先由中央银行在上海配售黄金。配售价格随市场需求变动，配售方式为明配暗送。同时对银楼业正式配售，暗地里抛售。

应该说这次黄金抛售是宋子文不得已而为之。同时也为宋子文的下台埋下了伏笔。

这次黄金抛售的总指挥是中央银行总裁贝祖贻。宋子文规定每天总指挥要向他汇报当日黄金抛售情况和黄金市场价格浮动情况。

且说1946年3月4日这一天，这是黄金在上海抛售的第一天。开始还比较冷落，中央银行门前人流稀少，有几个人前去观看，看了一会儿摇摇头又走了。这天的黄金售价为每市两156万。

第二天，金价提高为160万，第三天即为170万，于是人们开始关注这里，人员渐渐地多如潮涌。6月，黄金平均价达190万；11月，又升为256万；12月，高达316万。与3月份相比，翻了一倍还多。因为有钱可捞，很多人都卷进黄金风暴中。包括宋、孔两个大的家族人员，他们凭着灵通的消息，投机获得更多的钱财。

时间到了1947年1月下旬，南京政府突然宣布奖励出口、给予补贴及进口限制结汇办法，美钞、黄金价格并肩上涨，使1月份的金价比年前又长了一成，为382万。

为了刺激生产，在开放黄金的同时，宋子文还出台了一项发放巨额贷款政策，美其名曰“生产自救贷款”。用厂基及机器作抵并指定上海及外埠12个城市的四行总处同时开办。当然，宋子文发放这种“贷款”是有目的、有选择的，只有同四大家族有密切联系的企业才能得到这种“贷款”。宋子文凭借其特权，在每次活动中也都轻而易举地获取了暴利。仅1946 年12月初的头几天中，四行总处便放出了560亿元的“生产贷款”。那些获得贷款的大资本家，并不将此款用于生产，而是马上用来抢购黄金美钞。甚至中央银行上午发出的“生产贷款”支票，在当日下午抛售黄金的收款中，支票就回了笼。

实际上宋子文的生产自救贷款成了四大家族套取黄金的投机资本。

国民党的政客、军阀们乘机大发横财。当时，沿津浦、陇海一带，国民党军队云集，正进行大规模的内战。许多军阀将领到的军饷钞票，成车成车地故意不下发。他们将国民党军队的大批军饷装运到上海来抢购黄金美钞。一些军阀为了争取交通工具运送钞票，经常发生争斗，以至武装冲突。南京国民政府财政部长俞鸿钧于1947年2月14日在参政会上坦白供称了“利用军饷在沪购买黄金事态的降临”。

2月5日，南京政府颁布“出口津贴，进口征费”的办法，企图平息抢购黄金美钞的风潮。此举立刻引起美国政府的反对。美国驻沪总领事馆当即书面通知各海洋轮船公司，告以中国所实行的出口津贴的办法，与美国1930年颁布的关税法令及海关税则有抵触，并通知出口商凡输往美国的出口货须在领事签证书内将津贴及奖励费加以注明，到达美国口岸后，还要特别课税。宋子文最后的这个毫无用处的办法，也因美国的反对而完全失败。

金融危机终于爆发了。这时，市面上发现重庆造币厂熔铸的金条，一些人认为中央银行存金已罄，引起争购风潮，黄金、美钞更加狂涨，法币狂跌，物价飞跃上升。2月10日、11日，物价平均涨了80%，某些物品甚至涨了两倍。由于中央银行对金市已失去控制，终于酿成了1947年2月17日的黄金风潮。这天，黄金价格每市两高达法币61.1万元。

从1946年3月4日至1947年2月15日，南京政府共抛售黄金351万两，约为600万两储备的60%。其中，仅1946年12月23日一天就抛出黄金5吨，计16000条。

黄金暴涨风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各大城市，整个市场陷于极度混乱。上海从1947年2月11日起连接三四日大米有价无市，米店闭门拒售，其他城市也有类似情形。许多中小工商业数日之间纷纷破产。许多民众无以为生，迁怒于米店、银楼。上海市民因买不到米，仅在一区内即捣毁米店多家、把米拿走。南昌一家银楼为群众捣毁，徐州亦有数家银楼被毁。在福州，由于物价飞腾，饿死者日众。

宋子文执行的外汇和黄金政策，引起了广大民众的强烈反对。1946年6月19日，宋子文在行政院召开记者招待会。有的记者就直接问宋子文：“通货膨胀到什么程度？”宋子文答：“物价涨到什么程度，通货膨胀就到什么程度。”记者进一步追问：“政府对财政经济危机有什么办法？”宋子文无可奈何地说：“老实说，不和平，什么办法都没有。”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出版，254—255页。

南京、上海的有些报刊对宋子文公开指责，要求将宋子文等撤职查办。许多中外报纸都发出蒋介石政权经济崩溃、危机来临的惊叹。从此宋子文的仕途道路也到了顶。

宋子良、宋子安的钱袋装满了

如果说宋子文是黄金风波的导演者，那么其弟宋子良、宋子安则是实实在在的受益者。

这天，是小弟宋子安的生日，再加上兄弟们都挣得了不少钱，自然是双喜临门。一场热烈的庆贺是势在必行的了。

宋子安别看是老幺，却最有号召力。他先是把自己的意思向大姐透露，大姐一听，满口答应下来，由她来张罗：“是啊，小弟挣了这么多钱，也该庆贺。如果让大姐来张罗，你要拿出多少钱给大姐？”

“大姐看着办吧，你说多少就多少？”子安说。

大姐用手掌翻了一下。

“100万啊？”宋子安吃惊地道：“我可没有大姐出手大方。”

霭龄道，“看你这个小气鬼，挣了那么多钱，当守财奴去吧，钱就是花的。”

子安扑哧笑了：“人说蒋家王朝孔家财，大姐，小弟哪能比得上你啊！”

霭龄道，“说正经的，昨天挣了多少钱？”

“昨天不多，弄个百万富翁不成问题。”

霭龄道，“拿出一天挣的钱请客还吝惜。不行的话，我来请客，我来祝贺，但有一个事情你得给办。”子安道：“什么事你就直说吧。”

霭龄说生产贷款。

子安又笑了，“你还哭穷，我都不相信。”

霭龄道，“我是和你们三兄弟学的，你们不也是有钱，为何也贷款呢？”子安不打自招地说，“那是哥哥让贷的。”霭龄又问，“贷了多少？”子安道，“听说是28个亿，而大姐要贷多少呢？”霭龄道，“大姐不要多，30个亿。”子安道，“还不要多呢，都30个亿了。”

霭龄道：“小弟，咱们说好，这个生日庆贺我要张罗得有脸有面，让你风光无限。那个贷款就包在你身上了。”

子安道：“帮忙是没说的。只不过祥熙大哥也要说话啊。”

霭龄道，“你大哥别提了，他是下台的主儿，人家谁还听他那一套！”子安想一想也是，于是便答应让他试试看。

霭龄为迎接小弟子安生日的到来，还真下了工夫。一是这是她当大姐应尽的义务，二是也是联络人、疏通关系、打通关节的最好机会。她把这种宴会放在上海大华饭店，当年蒋介石和小妹的婚礼就在这里举行。论条件上海找不到第二家。她精心算了算，少也得30桌。为了请客，她先给小妹美龄打了电话。邀请小妹参加不是主要的，主要是委员长。宋美龄满口答应下来：“我想不成问题吧。”因为大家知道，蒋介石最怕夫人。有句话，天不怕地不怕，就怕夫人命令下。

霭龄接着又给大弟宋子文打了个电话，也是邀请。宋子文问，还有什么人参加？霭龄说委员长也参加。宋子文答应下来。霭龄正要给子良打电话，结果电话铃响了起来，果然是子良打过来的，询问小弟的生日庆典准备得怎么样，要他做点什么？大姐告诉他，啥也不让他来做，到时只管来吃就好了。子良说，“有位日本客人给我送了只熊掌，也是下酒菜，找个时间我派人给你送去。”“好的。”霭龄高兴地笑纳了。

子安生日这天，大华饭店披红挂绿，众客盈门，格外热闹。

宋家三兄弟、三姐妹中除去庆龄，全都到齐。另外还有四大家族中达官要人也都一一到场了。更使人注目的是，许多金融界的银行家也都到场了。但使人失望的是老蒋说来没来，虚晃一枪。

后来，有消息灵通人士说，老蒋之所以没来，主要是宋子文到场了。黄金风波正闹得沸沸扬扬，他对宋子文有一肚子火没处发，到这时还有脸去请客吃饭，他有一百个想不通。且说就在子安请客这天，金圆券的贬值是全年中最多的。贬值得物价不但早晚不同，甚至一小时内都不同。市面商店本来挂上牌子，上写“目下一言为定，早晚市价不同”，后来变动太大，价目表要随时改贴。人们在饭店吃碗面，进门的价钱出门时就不一样了。前一次价目表上的墨汁还没干，新的价目表又贴上去了。这种怪现状，真是两千年所未有也！

国民党摆不平经济财政的当儿，忽然念头转到老百姓头上。它公布了《财政经济紧急处分令》，宣告改行金圆券制。紧急处分令包括下列四种办法：

一、“金圆券”发行办法十七条；

二、人民所有金银外币处理办法十五条；

三、中华民国人民存放国外外汇资产登记管理办法十五条；

四、整理财政及加强管制经济办法十三条。

这些办法内容包罗一切，大凡财政收支、军士待遇、税制税率、工资物价、金银外币、贸易外汇、工商生产、金融税率、人民资产，全部在内。

从货币学观点看，金圆券的发行，根本是违背金融基本原理的。国民党在根本没有现金银准备的情况下，大肆发行，是典型的卖空；收兑黄金美钞，又是典型的买空。

金圆券存兑限制办法实施后，存兑人数及申请存兑人数越来越多。每日上海黄浦滩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门前，自清晨至傍晚，拥挤不堪，甚至发生挤毙人命的现象。政府遂不得不暂时停止存兑数日。

后来，上海实行戒严宵禁，挤兑黄金时，老百姓只好在头天晚上，藏身在黄浦滩四周，或匿在巷里，或在舢板内，等待清晨5点解除宵禁。清晨5点一过，黑压压的人山人海，就从四面八方蜂拥中央银行门前，争取优先兑换。顿时万头攒动，水泄不通。上海警察局派出精锐部队——“飞天太保”骑在马上，挥动皮鞭打人，可是都无济于事，每天被挤死踩死挤伤踩伤的随处可见。

金圆券的命运是可想的。其贬值速度之快，不下于法币崩溃前两个月的情形，物价在改币前11周之内，每周涨率在5%之间的仅有一周。每周涨率在10%—15%之间的仅有一周。其余9周均在20%以上，最高达40%。有时一天之内，可激涨二三成。

人民不满于国民政府，蒋介石继续坚持独裁统治。

3月9日那天，宋子文强打精神作政府报告。名曰政府报告，实则是经济检讨报告。宋子文企图通过这一报告，平息国民党内对他的攻击。可事与愿违，激起了许多人的当场不满，喝起倒彩来。

宋子文报告完毕，各参政员提出书面和口头质问案65件，令宋子文无法解释，同时也暴露了四大家族及其亲信的罪恶行为。事实上，不论国民党中央怎样责难宋子文对“财政经济多有失职”，也不论参政员们如何讥讽宋子文，此时的行政院长宋子文，纵然有天大的本事，也无法改变国民党政权财政危机的形势。

1946年3月20日，宋子文在南京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曾再一次流露出对财政经济“没有办法”的心态。

宋子文回答说：“本人一向乐观，且对国家前途具有信心，但能双方让步，定可获得结果。”

有的记者问：“停战期间，和平仍无望时，又将如何？”

宋子文答道：“望爱国心高于一切，在无希望中寻找希望。”

在这次招待会上，宋子文一再说：“没有和平，财政、经济整个都没有办法。”

这种说法，引起许多记者不满意。有的记者一再追问：“如和平不能实现，就绝对无办法吗？”

在记者们的追逼询问之下，宋子文只好说：“尽量想办法而已。”《新华日报》1946年6 月21日。

从此，随着国民党政权将内战之火越烧越旺，国统区的经济状况也日趋恶化。黄金风潮的爆发，是导致宋子文下台的导火索。

1947年3月1日，宋子文不得不辞去行政院长一职。之后，他又相继被免去了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和中中交农四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的职务，并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改选中落选。有人说，宋家三兄弟的钱袋满了，宋院长也辞职了。

说实在的，宋子文也有一肚子意见：他老蒋不打内战，财政能有这么多不治之症吗？说破了，一切后果都是蒋介石打内战的结果！

子文的“弹劾案”闹剧

宋子文下台，接任行政院院长职务的是张群。

张群和宋子文比较，如果说宋是个强硬派，那么张群显然是个温和派。

宋子文离职那天，情绪极为不好。他不想见人，也不想为自己说一句话。只有理解他的妻子张乐怡在旁偷偷地抹眼泪，她理解丈夫胜似自己啊！

宋子文两天不吃饭，可急坏了妻子张乐怡。于是张乐怡又请来了宋美龄做工作，开导宋子文。

宋美龄来了，她能说什么呢？她对长兄的下台心里十分清楚。说句公道话，若不是宋美龄在老蒋跟前庇护，纵是有10个宋子文也早下台了。老蒋是不喜欢宋子文的，只是出于对夫人的尊重，以及宋子文的才华。

宋美龄走出宋子文的屋时，正碰上美国大使司徒雷登上门造访，便说：“他们把我哥哥当做替罪羊了！”

宋子文究竟是谁的替罪羊呢？宋美龄却没有说出来。只说句：“你能在这时看望我哥哥，说明你还是我哥哥真正的朋友。”

司徒雷登笑了：“我们本来就是好朋友。”

宋子文心里很窝火。

通货膨胀是事实，人们骂他也应该。可是他为了谁？“蒋介石每天要军饷要票子打内战。我只能铤而走险啊！”

黄金风潮使他潮起潮落，然而，他又不后悔这些。真正的责任在谁？是政治所致还是经济所致？宋子文心里比谁都清楚。以前他确实是为主子的政治卖命，一心钻进钱眼里去了，没想到处处有陷阱。想到这里，宋子文就想哭，仿佛一哭才痛快。不过在妻子的面前，他不敢把眼泪掉下来。现在虽不是国家的顶梁柱了，但毕竟还是家庭中的顶梁柱。如果说女人的痛苦是眼泪，而男人的痛苦只能把泪流进肚子里。

事情并不是像常人所想。尽管宋子文已辞去行政院长一职，国民党内的CC系仍主张痛打落水狗——彻底清查宋氏官僚的贪污劣行；立法院许多议员要求宋子文说清楚。这更使宋子文狼狈不堪了。

他出席了一次说清楚会议，指责使他无法忍受，不得不以病为由中途退出。

宋子文离职的第二十二天，即是1947年3月23日，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CC系的国民党中央委员黄宇等人私下活动，搞了个百人提案。主旨是“恳请政府迅速切实惩治黄金风潮案负责人宋子文、贝祖贻及其部属，并彻底查清官办商行账目，没收贪官财产，以肃官箴，而平民愤”。

国民党中央将此案转交监察院执行。监察院又认真起来，派了何汉文等四位监委去查核。经过一番调查，监委们又将宋子文三兄弟在外汇上的贪污情况，写成调查报告公布，并且决定死老虎当成活老虎打，第二次对宋子文提出弹劾。

新闻界也不甘落后，一时宋子文的丑闻不时见诸报端。《中央日报》及其他报刊，连篇累牍地介绍，外加花边新闻，使宋子文无法出门。

尽管人们热血沸腾，“弹劾案”叫得震天价响，似乎宋子文明天就可以逮捕入狱。在这期间，明眼人站出来说泼凉水的话了，他就是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他说：“不管怎么样，宋子文总是蒋介石的娘舅亲，不会让他过不去，今后还是要用他，我们犯不着做恶人！”

人们一想不无道理，于是“弹劾案”暂告一段落收场。

宋子文的升官术——“千亿换一票”

宋子文在“弹劾案”的这段时间，也着实出了一身冷汗，自从小妹宋美龄来了后，他心里才算有了底。

不久，果如陈行预言的那样。宋子文辞职不到一个月，便被政府授予“大同勋章”，实际也是安民告示：宋子文无问题可查。接着1947年4月，他又被蒋介石任命为国民政府委员，实际是给宋子文一点安慰，抑或心理平衡。

冤家路窄。一波未平一波又起。

这年的7月11日，美国政府，亦是蒋介石政权的后台，鉴于国民党内外交困的形势，特派魏德迈率团来华进行考察。

魏德迈经过11天的考察，所到之处，映入他眼帘的是工厂倒闭，商铺关门；通货膨胀，物价飞涨；前线军心不稳，纪律松弛；后方社会混乱，民怨沸腾……魏德迈的火终于憋不住了。

8月22日，他视察完一家军工厂后，对孔祥熙、宋子文大加责难。其言词之难听，使在场的蒋介石夫妇和驻华大使司徒雷登都感到脸红。不过，蒋介石夫妇还是忍住了。

魏德迈先是就考察的所见所闻作了综合性的概述，对几个事情表示了不满，然后话锋一转，开门见山地点名批评了国民党官员们贪赃枉法、腐败透顶。他说：

“仅在1947年的头几个月，中国商人以获得的美元的87%（计3344969792美元）转属孔、宋两家的两大公司——福建公司和扬子公司的手中。”

宋子文和孔祥熙二人没有申辩，此时他们已感到十分尴尬。

魏德迈的话与其说是给宋、孔二人听的，不如说是给蒋介石听的。魏德迈的话点在奴才身上，痛在主子的心上。

事后，“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必然互相埋怨一通，然而又怪谁呢？说不上口的矛盾在他们心里积沉着，矛盾的爆发便是蒋介石政权的垮台。他们竭力维持着、沉默着，在风雨飘摇中寻找出路。

宋子文自从“弹劾案”后，他认为是老蒋庇护了他，帮了大忙，因此他对老蒋的埋怨不像先前了。蒋介石也在1947年9月在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上为宋子文作了辩解：“前段舆论界对宋子文的种种指责不符，均系诬蔑。”由于蒋介石出面，此会上宋子文再度当选为国民党中执会常委。

宋子文为报知遇之恩，便着力恢复被新闻界毁掉了的名声。9月18日，他在国民党的中央常务委员会上，当场宣布将他在中国建设银行的全部股权1800亿元，捐献给政府，以解决政府所面临的困难。应该说1800亿元是一个庞大数字！很多人都惊呆了。事后曾遭到子良和子安的反对：那可不是你一人的资产啊？

此事宣布后，引来大家的一阵掌声。

于是，人们把孔祥熙抬出来与宋子文比较。有人说：“宋子文不贪，好于孔祥熙。”有人说：“孔祥熙有钱就是不掏。”几个元老曾逼孔祥熙说：“小舅子表态了，老大哥沉默了。”孔祥熙哈哈一笑完事。实际他的钱袋宋霭龄说了算，这是人人皆知的。后来又有人点将宋霭龄，宋霭龄说：“大弟有钱，他就掏吧，钱不是谁挣的，谁不心疼。”

也许1800亿元成了宋子文的政治资本，有了这个资本蒋介石也好说话了。恰好在宋子文捐款不到一周，喜事天降，国民党行政院便通过了宋子文为广东省政府委员兼主席的任命令。

宋子文的任命是在投票的基础上，以九票对八票一票之差险胜通过。可见人们对宋子文是有争议的，并不因为他捐了几个钱而原谅他。可是“几个臭钱”恰恰又帮助他比别人多了一票。有人戏说“亿元换一票”。

其实，宋子文应感谢新闻界的宣传。是新闻界的前呼后应助他成功。最早宣传宋子文的是《周末观察》，称宋氏捐款后，为豪门放的第一声，是“抛砖引玉”，对今后大小豪门步其后尘抱着极大的希望。当宋子文的任职命令在社会公布后，《周末观察》经过冷静的思考后，方认为自己为他人做了“嫁衣”，重又发表见解，但已无补于事了。

随着宋子文任命案的通过，第二天“宋子文主粤政”的新闻便成了各地报纸的头条。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于是反对派再次抬头，对宋子文继续发难，不过木已成舟。

南京《中央日报》大肆吹捧，说宋氏以前曾任行政院长，如今愿出任一个地方官，这种不论地位的风度，堪与宋朝寇准以宰相出任知陕州一事相媲美。

在《中央日报》的宣传下，上海的《大公报》也不示弱，大唱赞歌，说宋氏主粤是政府准备在各省以文人主政的先声。又说“宋子文是一位著名能干的人”。

不过亦有不少新闻报刊表示沉默，无有先前的热情了。

1947年10月1日，宋子文赴粤，要走马上任了。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已下决心与共产党进行决战了。

就在这个时候，中国共产党亦把15万军队推进到中原的五六个地区，摆开架势，接受挑战。这虽然没有对国民党的政治中心造成直接威胁，但却使蒋介石不得不把他的大部分战备力量保留在长城以南地区。

中国共产党战略反攻的情报，一个个传到蒋介石面前，令蒋介石不寒而栗。宋子文前往广东主政时，蒋再三嘱咐宋子文：“广东就是我的财源了。”又说：“今年3月，罗卓英已经由我批准，与美国潘宜公司老板订立了接纳美资办法30条，允许美国在广东投资经营11个项目。事情进展不快，你到任后要抓紧进行。”

“好的。”宋子文回答。

因此宋子文在赴广东之前已有了任务，那就是积极拍卖广东资源，以换取美元对蒋介石进行内战的支持。

宋子文到任的第二天，便积极投入了这项工作。同时他的两个弟弟也先他到了广州，安排前站。

且看他的日程安排：

10月2日，即同美国石油大王的孙子洛克菲勒商谈广东开矿的设备问题；

13日，同潘宜公司的代表接洽原定生产和黄埔港的建筑，尽早动工；

15日，设宴欢迎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交换“对华南商务意见”，表示通力合作；

16日，宋子文果然决定将原海南所存铁矿石的一半启运日本，换取日元；

1948年1月宋子文同政府资源委员会委员长翁文灏商谈华南工矿问题。他们发表声明，决定用美国资金、美国器材、美国技师，由美国人监督在广东建立电厂、煤矿、糖厂、铁矿等。

……

然而正当宋子文为蒋介石广觅财源打内战的时候，由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反攻的号角已吹响，中国共产党向全国人民发布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宣言》，提出了“打倒蒋介石，解放全中国”的口号，以摧枯拉朽之势，百万雄师下江南。在“两广”地区，人民解放军在当地人民的支持下，展开了英勇的战斗，使宋子文出卖国家资源的如意算盘一一落空、失败。宋子文在广东主政一年多，除了修了黄埔港、黄埔及粤汉通埔的铁路支线外，其他全部化作泡影。

随着人民解放军的隆隆炮声，广州城也被人民解放军团团包围。宋子文见势不好，便与子良、子安和妻子张乐怡商量逃离大陆的事：一是银行外迁，资金外移；二是资产外运；三是能早不晚……

第三十章

俏笑丛中

一封发自西柏坡的电报，令宋庆龄心绪难平

时间到了1949年，窗外的雾气尚未散尽，天空阴沉沉的。让人欣慰的是，云隙间，已有一缕阳光顽强地透射下来。

宋庆龄站在窗前，凝视着院子里的几株冬青，思绪却早已飞向遥远的北方。

她手里攥着一封发自西柏坡的电报译文：

庆龄先生：

中国革命胜利的形势已使反动派濒临死亡的末日，沪上环境如何，至所系念。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将在华北召开，中国人民革命历尽艰辛，中山先生遗志迄今始告实现，至祈先生命驾北来，参加此一人民历史伟大的事业，并对于如何建设新中国予以指导。至于如何由沪北上，与告梦醒和汉年、仲华切商，总期以安全为第一。谨电致意，伫盼回音。

毛泽东周恩来

子皓

这是毛泽东、周恩来1949年1月19日从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村发出的电报。

随着解放军在全国战场取得节节胜利，中国战事和政局开始出现历史性的转折。1948 年5月1日，中共中央发布纪念“五一”劳动节口号，其中第五条提出：“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

中共中央的这一号召，得到各民主党派和爱国人士的热烈响应。5月5日，香港各民主党派与民主人士李济深、何香凝（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沈钧儒、章伯钧（中国民主同盟）、马叙伦、王绍鏊（中国民主促进会）、陈其尤（致公党）、彭泽民（中国农工民主党）、李章达（中国人民救国会）、蔡廷锴（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谭平山（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郭沫若等联名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赞同中共中央五一劳动节口号提出的召开新政协、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

11月25日，中共中央的代表与已经到达解放区的各界民主人士，就成立新政协筹备会以及新政协的性质、任务等问题进行讨论，并达成协议。

在中共中央领导人看来，新政协无论如何不能缺少一个人，这就是宋庆龄。于是，有了1949年1月19日毛泽东、周恩来联合致宋庆龄的电报。

这封电报是附在中共中央发给在香港的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方方、潘汉年、刘晓的指示电之后，并要他们设法送给宋庆龄的。指示电指出：“兹发去毛周致宋电，望由梦醒译成英文并附信，派孙夫人最信任而又最可靠的人如金仲华送去并当面致意。万一金不能去可否调现在上海与孙夫人联络的人来港面商。”周恩来在审定这次发电时，亲自加上了一段话：“总之，第一必须秘密，而且不能冒失；第二必须孙夫人完全同意，不能稍涉勉强。如有危险，宁可不动。”

中共中央华南局领导人收到电报后做了认真研究，非常慎重地提出了一个方案：先把宋庆龄接到香港，然后同何香凝一起北上。

四天之后，一位商人模样的年轻人，趁着夜色来到上海腊菲德路上一幢西式房子前。这里是宋庆龄的秘书柳无垢的住宅。来客头戴礼帽，左手指上的戒指在灯影中闪着金光，一看便是个少年得志的富商。柳无垢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就是中共华南局赫赫有名的地下工作者华克之。

华克之从潘汉年那里接受了护送宋庆龄赴港的任务后，乘上一艘由香港驶往青岛的外国货轮，历尽颠簸到达上海。

华克之见到柳无垢，递上毛泽东、周恩来电报的译文，陈述自己的任务及对下一步行动的打算，同时，再三表示一切听候孙夫人的安排。

宋庆龄看到毛泽东、周恩来发来的电文，心绪难以平静。她既为中共中央领导人对自己的尊重和深情所感动，更为中国革命大业终将告成而兴奋。不过，对北上之事，宋庆龄有她自己的考虑。2月20日，她伏案疾书，用英文写下了给中共中央的复信。

华克之如约再次来到柳无垢家。柳无垢向华克之转达了宋庆龄的口信：“接获大札，敬悉伟大的主席和全党同志对我的关注，至为感激。经长时间考虑，确认一动不如一静。我将在上海迎接解放和诸公见面。根据我的预计，蒋介石是无可奈何我的，请勿念。”华克之虽然未能接送宋庆龄离沪赴港，但却带回了宋庆龄的亲笔信。

一个多月后，已随党中央和解放军总部移驻北平西郊香山的毛泽东、刘少奇、朱德、周恩来等领导人，传阅了宋庆龄致中共中央的复信——

亲爱的朋友们：

请接受我对你们极友善的来信之深厚的感谢。我非常抱歉，由于有炎症及血压高，正在诊治中，不克即时成行。

但我的精神是永远跟随着你们的事业。我深信，在你们英勇、智慧的领导下，这一章历史——那是早已开始了，不幸于23年前被阻——将于最近将来光荣的完成。

谨致

敬礼！

宋庆龄

宋庆龄信中所说的“23年前被阻”，指的是1927年，蒋介石在得到帝国主义列强和江浙大资产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的支持后，恣意践踏并破坏第一次国共合作，发动“四一二”政变，疯狂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而今，在中国革命胜利的前夜，历尽风雨的宋庆龄抑制不住欣慰之情，字里行间流露出对中国共产党的敬意和祝福，这完全是发自肺腑的由衷之言。

开往北平的列车上，中国现代史上两位杰出的女性，兴奋地交谈着

尽管国内外明眼人都看得出，国民党统治大势已去，但隐居奉化溪口的蒋介石依然要做最后的挣扎。他任命亲信汤恩伯为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指挥25个军45万人守备湖口以东整个京沪杭地区。特别是为了固守上海，在纵深数十里的防御区域内，国民党修筑了密密麻麻的碉堡，布满了各式各样的地雷，企图负隅顽抗。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在上海大肆搜捕共产党人和爱国进步人士，整个上海风声鹤唳，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国民党的行刑队在街上频繁出没，抓到“共匪嫌疑分子”便就地处决。报上每天都有枪毙所谓要犯的消息。“七君子”之一的史良，也被汤恩伯列入“不择手段，立即逮捕”的名单，她只好东躲西藏。中国民主建国会创始人黄炎培之子黄竞武，也在他的工作单位中国银行被国民党特务绑架。丧心病狂的特务们，竟然将黄竞武活埋于南市监狱里。

在这极为险恶的日子里，人们有一种误传，说宋庆龄离开了原来的寓所，躲藏在外国友人家里。事实上，宋庆龄一直住在家中。她不仅没有动，而且时刻关心着中国福利基金会、儿童福利站、儿童剧团工作人员和其他革命者的安全，秘密地为他们安排稳妥可靠的住处，还组织中国福利基金会参加了中共领导的上海临时联合救济会，保存了许多重要的物资和部分资金。由于中共地下组织和外国友人的保护，由于宋庆龄所享有的特殊地位，蒋介石最终未敢对宋庆龄下毒手，甚至连把她劫持到台湾的阴谋也没有付诸实施。

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之快，大大超过了人们的预料。1949年4月22日，周恩来在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对此作了准确而权威的描述。他说：“目前形势的发展，在最近半年多起了质变。大家都很清楚，我们在去年9月间估计形势的时候，还认为革命战争有可能要在两年半以后胜利。若从1946年7月大打开始算起，就是五年左右基本上打垮了蒋介石，得到全国的胜利。可是，在我们估计以后不久，济南就解放了。接着，辽沈战役彻底胜利，东北完全解放。淮海战役获得了历史上空前的消灭50万敌人的大胜利。以后，平津又解放了。在这五个月当中，整个形势起了质的变化。”

就在周恩来这次讲话的前一天，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司令朱德，向人民解放军发布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奋勇前进，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解放全国人民，保卫中国领土主权的独立与完整。”

在邓小平担任书记的总前委的统一指挥下，人民解放军第二野战军和第三野战军的百万雄师，在西起九江东北的湖口、东至江阴长达500余公里的战线上，强渡长江，一举摧毁国民党苦心经营了三个半月的长江防线。

4月23日，南京解放，宣告了国民党反动派在中国大陆统治的覆灭。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在炮火声中攻占上海。这座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的东方名城，终于落入人民的怀抱。

负责指挥上海战役并被任命为上海市长的陈毅，一进上海就向地下党负责人打听宋庆龄的住处，当即派出部队将她的住处严密警卫起来。随后，陈毅在潘汉年副市长的陪同下，来到林森中路1804号，亲自登门拜访了宋庆龄。

“夫人，您好！”

陈毅行了个标准的军礼，与宋庆龄热烈地握手致意。这位豪爽威猛的名将，一改平日的风趣洒脱之状，充满了对宋庆龄的恭敬之情，并诚恳地向她征询对接管上海的意见，令宋庆龄十分感动。

第二天，史良赶到了宋庆龄的住所。两人在这阳光明媚的日子里重逢，感到格外高兴。

史良的兴奋与喜悦溢于言表：“真没想到，真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

宋庆龄拉着史良的手说：“解放了就好了，国民党的失败，是我意料之中的，因为它敌视人民，反对人民，压迫人民；共产党取得胜利是必然的，因为它代表人民，爱护人民，为人民谋福利。”她又看着英文秘书卢季卿大声说道：“现在全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翻身了，整个民族有了光明的前途！”

就在宋庆龄欢呼上海解放的同时，中共中央正在北平紧锣密鼓地筹备新政治协商会议。邀请全国人民尊敬的宋庆龄北上之事，又一次提到了最高领导人的议事日程上来。

6月15—19日，新政治协商会议筹备会在北平召开，新的人民共和国即将诞生，中共中央真诚地邀请宋庆龄来北平共商建国大计。

毛泽东和周恩来商量，要派一位特使专程去上海迎请宋庆龄。派谁去最合适呢？他们不约而同地想到了一个人——和宋庆龄交谊至深的邓颖超。

毛泽东伏在宽大的写字台上，铺平信笺，提笔写来，一行行遒劲豪放的字迹跃然纸上：

庆龄先生：

重庆违教，忽近四年。仰望之诚，与日俱积。兹者全国革命胜利在即，建设大计，亟待商筹，特派邓颖超同志趋前致候，专诚欢迎先生北上。敬希命驾莅平，以便就近请教，至祈勿却为盼！专此。

敬颂

大安！

毛泽东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九日

周恩来也给宋庆龄写了一封亲笔信：

庆龄先生：

沪滨告别，瞬近三年。每当蒋贼肆虐之际，辄以先生安全为念。今幸解放迅速，先生从此永脱险境，诚人民之大喜，心亦为之大慰。现全国胜利在即，新中国建设有待于先生指教者正多，敢藉颖超专诚迎迓之便，谨陈渴望先生北上之情。敬希早日命驾，实为至幸。上。

敬颂

大安！

周恩来

一九四九年六月二十一日

6月28日，邓颖超带了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和鲁迅的夫人许广平以及与宋庆龄有着长期交往的罗叔章一起，从北平前往上海。

途中，邓颖超、许广平、罗叔章三人很自然地回忆起与宋庆龄从相识到相交的一些往事。罗叔章动情地谈起1930年在暨南大学读书时第一次见到宋庆龄的情景。

当时学校里有许多女同学十分敬慕宋庆龄的爱国行动，非常想见见她，但为了保密和安全不能大家都去。这时有位教师建议选派一名代表去见宋庆龄，于是大家推举了罗叔章。

罗叔章记得宋庆龄是在上海的住地接待她的。一位工作人员把罗叔章引进客厅，宋庆龄穿着一件蓝色绸旗袍，满面笑容地伸出手来与罗叔章握手致意。

宋庆龄第一句话就说：“暨南大学是一个进步的爱国学校，但学校的领导权不完全是进步的人所掌握，反动派势力较强。”并问罗叔章：“你代表的华侨是不是很多？”

“我原是教师，在印尼教书，现在回暨大上学。暨大华侨不少，爱国的也不少，我代表的是爱国华侨，他们都是最尊敬孙中山先生的。”接着，罗叔章转达了同学们对宋庆龄的敬佩心情和为实现孙中山的遗愿而努力奋斗的决心。

宋庆龄听后满意地笑了。她说：“我们个人是起不了什么作用的，主要还是依靠你们这些爱国的学生。”

回忆起这次难忘的会见，罗叔章感慨地说：“谈话不长，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言语不多，却使我受到极大的鼓舞。宋庆龄同志是一位对革命群众非常热情而积极的支持者；她有领袖的风度，既严肃、庄重，又活泼、开朗、平易近人。”

次日，邓颖超一行抵达上海。

走出车站，环顾熟悉的上海城，邓颖超百感交集：“我又回来了！”

三年前，全面内战爆发后，邓颖超随中共代表团撤离上海。临行前，她以一种异乎寻常的肯定语气，对前来送行的一些爱国民主人士说道：“不用多久，我们一定会回来的。”而今，当她真的以胜利者的姿态重返上海的时候，内心的激动的确是用言语无法表达的。

就在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前两天，曾长期在宋庆龄身边工作的廖梦醒，已奉命先到宋庆龄处，向她通报了中共中央再次邀请她北上之意。

宋庆龄沉思片刻，抬起头来对廖梦醒说：“北平是我最伤心之地，我怕到那里去。”此时此刻，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平逝世的悲哀场面，1929年5月从碧云寺“奉移”孙中山灵柩去南京时的凄婉情景，又浮现在她的眼前……

廖梦醒当然理解宋庆龄的心情。她劝慰了宋庆龄几句，又说道：“北平将成为红色中国的首都。邓大姐代表恩来同志，特来迎你。你打算什么时候见大姐？”

“这还用问！我早就想见到她了。”

邓颖超到达上海的当天下午，便去看望宋庆龄。

宋庆龄正在楼上弹钢琴。悠扬流畅的琴声，让人一下子便能体会到主人轻松愉悦的心境。

李燕娥把邓颖超请到会客室，递上一杯清香的龙井茶，转身上楼向宋庆龄通报。

宋庆龄一听是邓颖超来了，急忙起身向楼下走去，一边走还埋怨道：“李姐，这么重要的客人，一进门你就该马上喊我呀。”

“我们终于又见面了！”宋庆龄和邓颖超紧紧地拥抱在一起。两人相倚着在沙发上坐下来，像一对久别重逢的姐妹一样，尽情地畅叙着几年来的思念之情。

交谈很快扯到了正题上。邓颖超从手提包里取出毛泽东和周恩来的亲笔信，郑重地说：“新的政治协商会议即将在北平召开，中央人民政府也将正式建立。党中央、毛主席恳切盼望庆龄先生能北上共商建国大计。”

宋庆龄从邓颖超手中接过毛泽东、周恩来的亲笔信，急切而仔细地看了一遍又一遍。她尽量抑制着内心的激动，避开邓颖超企盼的目光，低声说道：“这事容我再仔细想一想……”

邓颖超忙说：“这事不忙马上定下来，先生可以从容考虑再作定夺。”

6月30日，中共中央华东局统战部邀请上海各民主党派和各界民主人士参加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纪念大会。统战部特邀了宋庆龄。

当晚，上海逸园饭店张灯结彩，喜气洋洋，充满节日的气氛。中共中央华东局、中共上海市委在这里隆重举行庆祝中国共产党诞生28周年大会。

宋庆龄尽管身体不适，却欣然抱病赴会。她在邓颖超、廖梦醒的陪同下来到会场。上海市长陈毅将军亲自在会场门口迎候。当身穿黑底白点短袖旗袍的宋庆龄和一身戎装的陈毅并排步入大厅时，全场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庆祝大会首先由陈毅致词。他讲完话就请宋庆龄讲话。由于宋庆龄是扶病而来，便由邓颖超代她宣读她日前亲自写的祝词：

……

这是中国人民生活中的一个最伟大的时期，我们的完全胜利已在眼前。向人民的胜利致敬！

……

这是我们祖国的新光明。自由诞生了。它的光辉照耀到反动势力所笼罩的每一个黑暗角落。向人民的自由致敬！

……他们的英勇，无匹；他们的纪律，无双；他们的心，同老百姓的心连在一起。向中国人民解放军致敬！

在祝词的结尾，宋庆龄总结三十多年艰辛的革命历程，特别写上了热情洋溢的一段话：

欢迎我们的领导者——这诞生在上海、生长在江西的丛山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的艰难困苦中百炼成钢、在农村的泥土里成熟的领导者。向中国共产党致敬！

全场的人们被宋庆龄对共产党、对人民、对解放军的一片真情所感染，爆发出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

一个多月后，邓颖超又去看望宋庆龄。

宋庆龄微笑着对邓颖超说：“我决定接受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先生的邀请，去北平！”

邓颖超听了高兴地站起身来，又一次拥抱了宋庆龄。

动身前，细心的邓颖超委婉地问宋庆龄：“北上途经南京，要不要停留一下去晋谒中山先生的陵墓？”

宋庆龄想了一下说：“不必了，去了徒增伤感。中山先生在天之灵，知道今天中国革命的胜利，也会欣慰的。”

8月26日，宋庆龄在邓颖超、廖梦醒、上海军管会交际处长管易文陪同下，从上海乘火车前往北平。北去的列车上，宋庆龄和邓颖超这两位中国现代史上的杰出女性，相对而坐，围绕着一路上看到的人群景物，异常兴奋地交谈着。宋庆龄在后来回到上海后所作的题为《华北之行的印象》的广播讲话中，专门谈到了她此行路上的感受：

路上的景色启动了我无穷的想象力。这也使我明白，中国人民如果要从天然资源中获得最高生产量，必须面对巨大的工作，但是我也看到，任何成就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人民的力量将是我们的推动力，而这种力量随处都看得到。不论在穷乡僻壤或城市的每个地段，人民在克服艰难和障碍。

宋庆龄还列举了一些给她留下深刻印象的事情：

在华东，农民和水灾大力地斗争着，抢救他们的田地，抢救他们的谷物。铁路工人、造桥工人和人民解放军在伟大英勇地劳动着，抢修被反动派所毁坏的主要的铁路干线。使人印象最深的，是横跨波涛汹涌的淮河临时大桥，这对于沟通华北与华南的交通有无上巨大的意义。所有这一切，使我深信我们的工人和农民在劳动工作中，绝不会比我们伟大友邻苏联的斯达哈诺夫英雄落后一步，在每一个表示进步的例子中，我看到中国迅速复兴建设的另一个希望。

宋庆龄与邓颖超一路上畅谈甚欢，“上海到北平的旅途好像一闪眼，火车就进站了”。

开国大典，宋庆龄遥望广场中央矗立的孙中山画像……

8月28日这天，毛泽东很早就向身边的工作人员打招呼，要到前门火车站去迎接宋庆龄，让给他准备衣服。一吃过午饭，毛泽东就换上了那套平时不大穿、只有迎接知名人士时才穿的浅灰色中山装。尽管到前门火车站的路途不远，但在毛泽东的催促下，还是提前出发了。下午3时45分，毛泽东乘着一辆黑色吉斯防弹轿车来到车站站台上。

天空异常晴朗，和暖的阳光洒照在站台上，与手持鲜花、彩旗的人们所焕发的喜气交相辉映。

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等中共中央领导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领导人李济深，廖仲恺的夫人何香凝和中共青年组织的领导人廖承志，著名的救国会“七君子”的领头人、法学家沈钧儒，作家、学者郭沫若，诗人、散文家柳亚子，也先后来到了站台上。大家一边轻松地交谈着，一边顺着铁路向南望去。

“呜——”

4时15分，随着一声汽笛长鸣，宋庆龄乘坐的专列徐徐驶进前门车站。列车尚未停稳，宋庆龄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车门玻璃后面。她抑制住内心的激动，微笑着向站台上的人们招手致意。

毛泽东等人迎上前去。列车刚刚停稳，毛泽东便出人意料地一步跨上车去，走进车厢亲自欢迎孙夫人下车。

毛泽东伸出双手，与宋庆龄热烈握手，亲切地说：“欢迎你，欢迎你，一路上辛苦了。”

宋庆龄高兴地说：“谢谢你们的邀请，我向你们祝贺！”

毛泽东说：“欢迎你来和我们一起筹建新中国的大业。”

宋庆龄说：“祝贺中国共产党在你的领导下取得伟大胜利。”

宋庆龄在毛泽东的陪同下走出车厢。只见她着黑色栲绸旗袍，系一条白色纱巾，步履轻盈，风采依然，看不出一丝疲倦。欢迎人群中爆发出热烈的掌声。她兴奋地与朱德、周恩来、林伯渠、董必武、李济深、沈钧儒、郭沫若、柳亚子、廖承志等人一一握手，互致问候。她与何香凝紧紧地拥抱在一起，站立在一旁的毛泽东露出欣慰的笑容。大家都沉浸在胜利后重逢的无比喜悦之中。

来自洛杉矶保育院即中央儿童保育院的一群幼童围了上来，把手里的鲜花献给宋妈妈。

宋庆龄弯腰接过了膝下一位小男孩的献花，并在这孩子的额头亲吻了一下。她直起身来，环顾前来欢迎的众人，望着毛泽东说道：“谢谢主席！谢谢各位！”的确，如此高规格的欢迎阵容，大大超出了她的意料。

此后的十多天里，宋庆龄参加了筹建新中国的一系列重大活动。

9月21日，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中南海怀仁堂隆重开幕。新政协的性质与过去国民党一手把持的旧政协完全不同。旧政协是蒋介石敷衍民意、装点门面的摆设，代表不过36人。新政协虽然沿用了“政治协商会议”这个名称，但与旧政协没有任何联系，用周恩来的话说：“人民政协绝不是发源于旧政协，它是100年来民族民主运动牺牲奋斗的果实，是30年来新民主主义革命运动获得胜利的集中表现。新政协的代表有552位，包括了全国所有民主阶级、民主党派、人民团体及国内少数民族、海外华侨、宗教界代表人物和以宋庆龄为首的特别邀请人士，还包括从国民党营垒中分化出来的爱国人士，真正起到了人民代表会议的作用。”

出席开幕式的会议代表有634人，来宾300人。大会推出了毛泽东等89人组成的主席团，宋庆龄当选为主席团的常务委员。她穿着一件黑色的旗袍，显得格外的端庄秀丽。步入会场，她一眼便看到主席台中央并排挂着孙中山和毛泽东的巨幅照片，心中顿感一种莫大的安慰。

两位伟人肖像的上方，高悬着人民政协的会徽，两旁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军旗，整个会场布置得庄严大方。

大会宣布开幕后，军乐队齐奏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同时在场外鸣放礼炮54响。代表们全体起立，热烈鼓掌达五分钟之久。毛泽东致开幕词。他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庄严地宣告：

诸位代表先生们，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感觉，这就是我们的工作将写在人类的历史上，它将表明：占人类总数四分之一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

是的，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了！这句话道出了宋庆龄此时此刻的心声。她感到一股热泪涌出眼眶，和代表们一齐站起身来使劲鼓掌，恨不得让那掌声冲破黄色琉璃瓦屋顶，直飞蔚蓝色的天空，去告诉全世界的人们，一个东方大国发生了怎样天翻地覆的变化。

会议期间，宋庆龄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她真诚地说：

我们达到今天的历史地位，是由于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唯一的拥有人民大众力量的政党。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胜利实现，因此得到了最可靠的保证。

……

同志们，让我们现在就着手工作，建立一个独立、民主、和平与富强的新中国，和全世界的人民联合起来，实现世界的持久和平。

这次会议通过了起临时宪法作用的《共同纲领》，确定新的国名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北平改称北京，为新中国的首都，五星红旗为国旗，《义勇军进行曲》为代国歌。9月30日，举行最后一次会议，选出了中央人民政府主席和副主席。主席是毛泽东，宋庆龄和朱德、刘少奇、高岗、李济深、张澜被选为副主席。这也可以看成对宋庆龄为中国革命所做出的重要贡献的一种高度肯定。

政协会议胜利闭幕，宋庆龄感慨万千：“在中国历史上，这是第一次有这样一个有广大代表性的人民的集会，形成一个真正的统一战线，以执行《共同纲领》和组织一个真正的人民民主政府。”

10月1日下午2时，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主席台上，宋庆龄端坐于毛泽东和朱德的中间。她受全体委员的委托，主持了这一历史性的会议。

委员们一致决议：宣告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接受《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为本政府的施政方针。在庄重肃穆的气氛中，宋庆龄和毛泽东以及其他四位副主席一起宣布就职。会后，大家都很兴奋，喜形于色，愉快地交谈。

2时50分，委员们分别上车。车队由勤政殿门口开出，绕中南海东门，五分钟后到达天安门城楼后边。大家互相招呼着集合好，毛泽东在前，宋庆龄紧随毛泽东、朱德之后，沿着长长的台阶，缓步登上天安门城楼。

城楼的大红柱旁，高悬着八盏大红宫灯，两边飘扬着八面红旗。宋庆龄对周恩来说：“很气派，很漂亮呀！”

半小时前刚刚被任命为新中国第一任政府首脑——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的周恩来笑了笑，赞同地说道：“是啊，这八盏宫灯、八面大红旗设计得好，象征着革命者的欢乐，人民的胜利，我们的事业兴旺发达。”

宋庆龄倚着汉白玉石栏杆向下望去，只见广场上千万面红旗迎风招展，30万人举着五彩缤纷的花束和气球，簇拥在广场和东西长安街的大道上。宋庆龄梦寐以求的万众欢腾的胜利局面终于成为现实，她心中的激动与兴奋实在是难以言状的。

3时整，大会秘书长林伯渠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国大典开始。毛泽东走到麦克风前，朝广场深情地望了一眼，那个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庄严激昂的声音如春雷般响起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顿时，广场上欢声雷动，摆在前门城墙根的54门礼炮，“轰轰”地齐鸣28响，震撼人心。

这时，林伯渠大声宣布：“请毛主席升国旗。”军乐队奏起了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毛泽东按动升旗电钮，只见人民英雄纪念碑奠基前高高矗立的旗杆上，那面巨大的鲜艳的五星红旗在万众翘首仰望中徐徐升起。毛泽东的胸膛起伏不已，想到人民共和国如婴儿坠地一般终于诞生了，他脱口喊了很大一声：“升得好！”

欢呼声似大海的波涛，一浪高过一浪，宋庆龄透过这欢乐的海洋，遥望广场中央矗立着的孙中山巨幅画像，心中更是激动万分。“先生，你看到了吗？你听到了吗？我知道你正在和我们一起欢度这盛大的节日。这是一个非常庄严的典礼，但是在我的内心，却有一种难以抑制的欢欣。回忆像潮水般在我心里涌起来，我想起是你和许多同志们牺牲自己的生命换得了今日的光荣。连年的伟大奋斗和艰苦的事迹，又在我眼前出现。但是另一个念头紧抓住我的心，我知道，这一次不会再回头了，不会再倒退了。这一次，你的努力终于结了果实，而且这果实显得这样美丽。先生，你真的可以安息了！”

宋庆龄的双眼变得模糊起来。她用手帕擦去晶莹的泪花。

盛大的阅兵式后，欢乐的游行开始。工人、农民、学生、机关干部和市民，高举红旗花束，载歌载舞地前进着。陈毅来到宋庆龄身旁，激动地放开嗓门：“看了这，总算是此生不虚了！”宋庆龄赞同地笑着点点头：“是啊，我们中国人真的学会了歌唱和舞蹈，这才是景象的大观，万音的合唱，使人永远不能遗忘。”

直到晚上10时庆典结束，宋庆龄才同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这些开国元勋们一起，兴奋地走下天安门城楼。

一个月后，宋庆龄专门撰文谈了此次北京之行的感受：

总结一句话，我这一次的北行真是一个灵感。它使我更认识了人民的力量。我看到凭了人民的力量，我们的具有历史性的政府诞生了。我亲眼看到由于中国共产党和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和真正革命精神所获得的杰出成就。北京的整个空气，使每个人离开以后，都带了决心，要献出他的每一份力量，来保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功。

第三十一章

逃离大陆

三兄弟密谋逃离大陆

这是一天傍晚。

夜黑如墨，阴霾的天穹下着秋雨。沙沙的秋雨声，宛如大自然的乐曲，如歌如诉，叮咚作响。

位在东山的宋子文别墅，正处在这种自然音乐的包围中。

宋子文对沙沙的秋雨声常有亢奋感，可是今夜的雨声已使他亢奋不起来了。三兄弟围着一架美国老式立地收音机，静静地在收听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方战场报道……

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计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保存下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相当时间，在董其武将军率领下通电起义，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年1月31日结束，历时四个月零十九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又有消息说，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四艘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后，英国政府声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它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形势所致，宋氏三兄弟时常有收听“敌台”消息的习惯。作为广东省主席的宋子文，他在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局势。新闻一结束，宋子安起身把旋钮关上。三人坐在客厅，又是一阵沉默。

宋子文神色沮丧。

“大哥，我看我们得提前离开大陆了。”二弟子良道。

“到哪？”子文抬起头，表示接受这个观点。

“到美国，到台湾，或者到就近的香港。”宋子良点出一连串名字。

“……”宋子文没有说话，显然也在思索。

“老蒋那里，我约莫也会有打算。你没有问过吗？”子安道。

“你还不知道老蒋的脾气，我去问他？那不是找钉子碰吗？”

“不是碰钉子，他不能没打算。不然我们怎么定方向？”

宋子文叹了口气道：“这个年代是爹死娘嫁人，各人顾各人。他去的地方我们不能去！这是一条原则。”

“为什么？”

“昨天那份材料，也许你看到了，老蒋手下的人还在散布舆论要整死我，要求我把盗用的巨款，至少一半充公。我们何必在他身边受那个气？”

“我们兄弟不是拿出1800亿吗？还要拿，没门儿！”子安道。

三人又是一阵沉默。

“我们到美国吧？”子良又道：“前几天，霭龄大姐来电话说，台湾地方不错，是不是老蒋的意思？如果是老蒋的意思，我看我们就去美国好，美国也是我们兄弟的市场。”

“眼下还是去不了。”

“为什么？”子良瞪大了眼睛。

“一步到位容易招人误会。先到香港，观察一下，下一步再说。现在仗还没打完，局势兴许会好转哩？”宋子文道。

三人又是一阵沉默。

“局势我看好不到哪里去，”子安再次道：“晚准备不如早准备好。老蒋只会说大话，哪一次也没兑现。这次我算是看清了，老蒋必败无疑。”

“是这样想，但不能这样做。”宋子文叹口气道。

“既然是这样，早辞职为妙。再干下去还不是活受罪？我看就先撤到香港吧？你们不走我先走了！”

“容我看看再说嘛！”宋子文无可奈何。

“我和子安先到香港一步，把银行转移到香港。”子良道。

“也好。”子文道。

子良走后的第三天，战况急速发展，共产党彻底摧毁了国民党的反动统治，绝望中的宋子文终于辞去了广东省主席一职，同家人一道乘机逃往香港。

香港的启德机场没有人欢迎，只有满天的寒风，和寒风中的乌鸦在咯拉咯拉地叫唤着。因为时间紧迫，他来不及通知在香港的两位弟弟。

宋子文像丧家之犬，穿着双排扣西服，戴了一顶翘边帽，手里拿着文明手杖。妻子张乐怡披着一件貂皮大衣，戴着一副墨镜，墨镜的后面藏着她那哭肿了的双眼，双手搀着丈夫缓缓走下舷梯……

此时的大陆，已作为神话留在他们的记忆里。

宋子文逃往香港的当天，国内就有电台报道说：作为中国共产党通缉的战犯宋子文举家逃往香港。

初到香港的宋子文，虽然身在香港，但仍心系大陆。大陆的胜败还没最后定论，于是他逢人声称：“香港只是暂住。”同时他在蒋介石的宣传影响下，仍对国民党的“反攻大陆”抱有一丝幻想。

初到香港的头几天，也许地理位置的改变，宋子文是睡不实觉的。夫人张乐怡说他常说梦话，他却矢口否认。

一周后，他仍睡不安，躺在床上思来想去，原来影响他睡眠的还是对大陆的那种看来已成泡影的幻想。怎么说变就变了呢？他百思不得其解。

于是他决定回大陆看看，不然心里不踏实。

宋子文提出让太太和他一起去。

张乐怡不同意子文的意见说：“要去，你自己去，反正我是不去了。”

“怎么，你不陪我啦？”

“不是不陪你，这不是明摆着的事。老蒋别看他嘴硬，早晚也得撤出来。我相信自己的眼睛。”

“你要真不去，我也要去的。”宋子文终于拿定主意，他不想成为蒋介石口中的叛徒。

宋子文神秘地住进了宋子良的私邸

3月25日晨。

香港启德机场，阳光灿烂。

宋子文终于登上“大鹏”，飞回广州望风。

宋子文下了飞机，秘密地住进了其弟宋子良广东银行的私邸。不晓得被哪位新闻记者发现，对其重回广东，作了种种推测性的报道。

宋子文飞穗的第二天，孙科恰由上海飞穗。得知子文回穗，便径直去了宋子良的住处，会见子文。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从国际到国内，从前方到后方，包括国民党内部的各人的心态，都很投机地交换了意见。

“老蒋现在怎么想？”宋子文问。

孙科叹了口气道：“老蒋现在也不像从前那样神气了，他分明是外强中干。”

“他有打算吗？”子文用试探的口气问。

“我看他是有打算。当然他现在不会告诉我们的。不过，前些日子，我从他夫人口里听出些门道来。”孙科说着呷口水。

“她说什么来着？”

“她让秘书在寻一张台湾的地形图看。”

“啊，原来如此。”宋子文道：“先前也听说过，看来此事是真的啦。”

“不知国舅你有何打算？”孙科问。

“我吗？说破了我不是他的人。包括你。”子文说到这里孙科也笑了。“我当然不随他去了。我想到美国。”

“树倒猢狲散。看来我也不能与他同路。”孙科也道。

……

宋子文在广州住了三夜四天，分别会见了在这里的国民党中央要员，谈了谈对时局的看法，第四天，便乘飞机到了宁波，再转溪口，与蒋介石会晤。

1949年1月1日，走投无路的蒋介石在内外的压力下，别无选择，不得不在元旦这天发表“求和”声明。但他在声明中提出要保存国民党制造的从来不为人民承认的“宪法”，保存他的所谓“法统”，保存反动军队等，否则就要同共产党“周旋到底”。显然，这不是和平的条件，而是继续战争的条件。这时，有些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竟竭力劝说共产党把人民解放战争“立即停下来”，接受蒋介石的“和平条件”，切不可“除恶务尽”。

是将革命进行到底，还是让革命半途而废，使反动势力得到喘息机会，卷土重来？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在这个问题上留下的痛苦教训实在太多了。在人民革命事业已经胜利在望的历史时刻，这个问题自然有着格外重要的意义。

针对这种情况，毛泽东在1948年12月30日为新华社所写的新年献词中发出“将革命进行到底”的伟大号召。他强调，必须“用革命的方法，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消灭一切反动势力，不动摇地坚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官僚资本主义，在全国推翻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在全国范围内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共和国”，并由此向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而绝不允许使革命半途而废，让反动派养好创伤，卷土重来，使中国重新回到黑暗世界。在这个问题上，一切愿意参加当前的革命的人们要一致，要合作，而不是建立什么“反对派”，也不是走什么“中间路线”。

1949年1月14日，毛泽东以中共中央主席的名义发表关于时局的声明，严正指出：虽然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充足的力量和充足的理由，确有把握，在不要很久的时间之内，全部地消灭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残余军事力量，但是，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真正的和平，减少人民的痛苦，中国共产党愿意在惩办战争罪犯、废除伪宪法和伪法统的前提下，进行谈判，受到无党派民主人士和各阶层群众的热烈拥护。共产党的电台播送和谈的八项条件，一开始就指控蒋介石为“中国头号战犯”，“国民党匪帮头子”，“把中国人民的利益全部卖给了美国政府的民国伪总统”。年底之前，共产党公布了43名“甲级战犯”，蒋介石被列为榜首，宋子文名列第二。

1月21日，蒋介石宣告“引退”，其“总统”职务由“副总统”李宗仁代理。次日，李宗仁表示，愿以中共所提八项条件为基础进行和平谈判。

现在蒋介石已拿定了主意，他要从现实中退出来，而不是辞职。如果李宗仁认为他与共产党和谈能成功，那就让他去谈好了，并且是以代总统的名义。事实上，蒋介石很清楚，在当时的“宪法”条款中，没有总统辞职的规定。蒋介石只不过是根据“宪法”第四十九条的规定，把权力移交给了副总统李宗仁，以此表明他并没有完全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仍保留了国民党总裁的职务。

无论李宗仁成功与否，一切都将咎由自取。

至于蒋介石本人，尽管和共产党的斗争曾“停止”过一段时间，但现在还得继续斗争下去，在发表新年致词前，他就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保住台湾，以作为最后的防守阵地。为此，他命大公子蒋经国先去了台湾，早做安排。

1月21日，蒋介石宣布引退：

如果从此以后共产党能认识到中国面临的严峻形势而下令停战，同意与国民政府进行和谈的话，那我的愿望也就实现了。这样，人民就会免受极大的痛苦，国家的物质和精神财富便能得以保护，国家领土完整和政治主权也能得以维护。并且，国家的历史、文化和社会秩序将会永远地继续下去，人民的生活和自由亦将得到保障。

蒋介石下野后，前往浙江奉化的溪口镇，退居幕后指挥。

宋子文是晚上到的。在面临无可奈何花落去的情况下，二人做了彻夜的长谈。主要是家族后事的安排。亲情代替了政治，一切仇恨、矛盾、不快，此间都化为乌有。这次会谈关键是蒋介石放下架子。按照宋子文的话说，这次会晤是十分亲切的交谈，也是他和蒋介石在大陆上最后一次握手。

宋子文离开溪口转飞香港，然后转到法国疗养。宋子文走后，各种报刊文章作了种种猜测。综合起来有下列四种：

一说宋子文赴法是为国民政府购买军火，商量太平洋公约；

二说他赴法是代表国民政府洽商将马歇尔计划中支援欧洲的一部分转借援助；

三说宋子文赴法为了他个人的债务一事；

四说宋子文在法国和西班牙的边境，替政府首要购置很多别墅和私宅。

他们兄弟在法国的尼斯、贝维拉斯等地方，已经购买和租定了百多所别墅。因为法国可能发生政治变化，以至影响其安全，宋子文又派子良到佛朗哥统治下的西班牙之巴塞罗那附近购买了25所别墅。宋子文之去纽约，闻系与宋霭龄、孔祥熙商量投资南非钻石企业有关。

这时中华大地已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几乎是一夜之间，国民党的所谓“和平”攻势迅速破产。人民解放军乘胜进军，一路凯歌，一路胜利。

1949年4月20日深夜，中国人民解放军吹响了“渡江战役”的号角，从东到西，千里江防几乎在二日之内瓦解。以4月23日解放军占领南京为标志，渡江战役胜利结束。

这时，宋子文梦幻成泡影，6月9日由巴黎转飞美国纽约，他像鸟儿一样在天空盘旋了一周，最后还是把巢选在美国纽约，宋氏三兄弟在那里定居下来。

三兄弟定居美国

三兄弟不缺钱。早在大陆期间，他们已把钱袋塞满。

三兄弟不缺房。早在半年前，传说宋子良已在美国购置30所别墅。

宋子文的飞机一着陆。早已在美国的弟弟子良、子安和大女儿罗烈特、二女儿玛丽珍、三女儿卡德琳即上前迎接。

宋子文在美国朋友的陪同下，步入机场出口处，一帮记者们突然蜂拥了上去，问这问那，宋子文不得不搪塞两句。

有的记者问宋子文这次赴美，为什么用普通护照？

宋子文直率地回答：“当然是为了自己的私事。”

“大陆情况如何？”

“每天都有报纸，我就不必重复了。”

“蒋介石授予你什么任务没有？”

“本人不问政治。无可奉告。”

……

实际，宋子文早在法国巴黎时，已与蒋介石就赴美一事交换了意见。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访问美国无须更多人知晓。再说他早有一住不走的想法。这样也算宋子文聪明，他已意识到，台湾并不是他选择的理想之地，说不上哪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再翻出来，让他寒心。

从机场上迎接他的人来看，显然，宋子文已经失去昔日外交部长、行政院长的光彩。

在外人看来，宋子文赴美是私事。可是他作为蒋介石的私人代表，一刻也没有停止他的政治活动。

宋子文一安顿下来，就电话约请国民党政府驻美国大使、自己大学时期的同学顾维钧，表示要会谈一下。

宋子文先向顾大使通报了国内的局势：

“中国的局势已经十分危急。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天堑，局势恐怕难以挽救。不过，作为一个公民，国家兴亡，匹夫有责。”

“蒋委员长如何？”顾维钧插话问。

“泥菩萨过河，他也自身难保。他本不想让我离开他，我说服了他。我们虽然痛失大陆，但我可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来美国为国家做点有益的事，以尽自己的义务。”

“局势变化太大了也太快了点。”顾维均感叹道。

“我认为我们的军队缺乏斗志和指挥官之堕落是军事溃败的主要原因之一。”宋子文说。

“我虽然没在国内，但有些情况也略知一二。再者，我们的将军们思想落后，赶不上时代的要求，可悲的是他们又没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失败也在情理之中了。”

宋子文掰着手指说：“一是军事上的庞大开支；二是战场分散，面面点点；三是纪律松弛，有令不行。总之是造成现在这个无可挽回的局面，实在令人痛心。”

最后，顾维钧用一句形象的话比喻说：“国民党已是一艘四处漏水的航船，在大海中航行，没有不沉没的一天。”

“开玩笑归开玩笑。我说漏船也得想法补啊？”宋子文话锋一转道。

“你来时，蒋委员长有何交代？”顾维钧道。

“我是作为老蒋的私人代表而来，当然要有交代噢！想请陈纳德帮助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乞求美国政府派一个正规军团开进中国，支援作战，以挽救党国的败局。”

“给我留点时间，让我先活动一下，然后再向兄汇报。”顾大使把目光移到宋子文脸上。

“也好。不过救人如救火，慢了一步，话就另说了。”宋子文道。

“我明白。”

……

一周后，顾维钧又找到宋子文，把活动的情况告诉他说：

“陈纳德有很多朋友，想组织一支空军志愿队的计划，虽然遭到一些人的反对，但却给美国众议员和参议员留下很好的印象，可以纳入我们的计划。”

“是。我可以电请老蒋批准将陈纳德计划纳入统一援助计划。此事由我来落实。”宋子文当场拍板：“不过，你可以与陈纳德再作一次深谈，把计划搞得精细一些。长江防线已守不住了。我看在湖南衡阳地区防御是完全可以做到的。”

“好。”顾维钧道。

宋子文又道：“现在情况很危急，有人建议要轰炸上海发电厂。”

顾维钧犹豫一下道：“如果轰炸上海发电厂，会使上海的天空一片漆黑，上海的工业一夜瘫痪。这个主意还得谨慎。”

“那就先说到这吧。我们分头行动。”宋子文下了逐客令。

此后的日子，宋子文极力奔波，多次找朋友托关系，求见美国出席联合国大会代表团成员杜勒斯，请求美国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好事多磨。1949年8月初，杜勒斯终于向宋子文回了话，表示赞同子文的意见：“我们准备提供2亿美元的借款，和向中国派出一个军事顾问团。你看够朋友吧？”

“绝对够朋友。”宋子文异常激动。

“下一步怎么办？你要拿个意见，我们来商讨。”

“好好好。”宋子文连声叫好。

功夫不负有心人。宋子文毕竟看到了希望。于是他又彻夜忙乎起来，立即打电话把顾维钧召来，进行一番策划。直到天色大亮，才把结果和方案报送给蒋介石。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无论宋子文的“陈纳德计划”也好，还是“军事顾问团计划”，乃至“借款计划”也好，都随时间付之东流了。

中国大地上的形势发展之快，从来都不以蒋介石的个人意志为转移的。人民解放军百万雄师过大江，首先占领了南京，继而挥师南下，势如破竹，摧枯拉朽。5月中旬拿下武汉，下旬又占领上海。8月初，又进军长沙，湖南获得新生。

9月13日至10月13日举行了衡宝战役，衡宝战役胜利之后，人民解放军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夺得了衡阳、宝庆、广州在内的64座大中城市。中华人民共和国于10月1日正式宣告成立，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城楼上高高飘扬，中国人民革命取得了历史性的伟大胜利。

蒋介石、宋子文的美梦再次落了空。

此时，映在宋子文的眼里的是，老蒋败逃台湾，为了自己牢牢控制住这块弹丸之地，又向过去的“重臣”“元老”一一开刀了，昔日“英雄”各有悲惨下场。

——四大家族彻底分裂，“二陈”失势，到台湾后失去了秘密警棍的位置，往日的威风扫尽；

——何应钦丢了军权，成了名义上的“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实际被“冷冻”了；

——大陆最后一任的“行政院长”阎锡山，到台湾后被夺权，打发到台北附近的一座什么山上，去当“理论家”，专门炮制反共文章去了；

——白崇禧和薛岳更惨，被蒋介石怀疑搞阴谋，蒋经国派人到家搜查，翻箱倒柜，连地板都被刨开了。最后搜去一个笔记本，说是证据。

……

宋子文想到这里，咧嘴笑了，当初向我放箭的时候，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力大无穷，气壮如牛，到头来的下场比我姓宋的还惨。多亏我姓宋的及早拔脚撤出，营造安乐窝，现在既不看蒋介石脸色行事，更不用受蒋经国的窝囊气，三兄弟现在有钱有房，自成一统，日子照过，要不是先一步下台，哪有这安闲的好事呢？

太太张乐怡也凑过来，暗暗为丈夫庆幸。

这天晚上，宋家三兄弟自然又是酒肉庆贺。

宋氏兄弟，美国人嘴里的一块永远嚼不够的口香糖

树倒猢狲散。宋氏三兄弟流亡美国之后，四大家族的不少重要成员宋美龄、孔祥熙、宋霭龄、陈果夫也都先后飞赴美国，或观光，或定居，或是有其他目的。不过，他们中，最不受美国欢迎的是孔氏夫妇。在美国政界的接待规格上，也与以前大为逊色。以前罗斯福在世的时候，宋美龄被破例安排在白宫居住，并邀请到国会演讲。现在已是明日黄花。

美国朋友戏逗宋美龄说：“杜鲁门总统这次没有给你安排到白宫居住吗？”

后来，宋美龄向宋子文说：“我不想待了，想回台湾去。”

宋子文问：“那美援不争取啦？”

宋美龄叹口气：“时局变了，怕是不可能了。”

“杜鲁门说了什么来着？”

“他说，我们美国抗战以来，已经向中国提供了38亿美元。这话分明是堵我们口的。”宋美龄满怀信心而来却空手而归。

宋子文把她送到机场，临上飞机时，美龄便对哥哥说：“希望你和弟弟保重。既然我们人马移居美国的不少，何不成立一个组织，以显示我们的力量。”

“我在考虑此事。”宋子文点点头。

宋美龄走后的当天，宋子文便约见了顾维均大使，商讨组织建立一事。

组织名称为：美国国民党新自由主义内阁。

其宗旨为：团结在美国的国民党成员，争取美援，挽救败局，扭转逆境。

其成员应为：知名度高、威望高、乐于办事的留美文官人员。

二人在商议中，就谁出任“新内阁”的首脑时，意见不大统一。宋子文首先提议由胡适担任较为合适。顾维均摇摇头说：“胡先生目前定不会贸然尝试，必须另找人选。吴国桢出任怎么样？”

宋子文道：“至少在目前情况下，吴国桢的威望不足以担当此任。”

二人想来思去，还真没有“合适人选”。

……

这时已经是深夜2点，最后的意见是矬子里面拔将军，如果胡适坚持不任职，就请吴国桢出山组阁，而让胡适在吴的新内阁中任外交部长。

天亮后，宋子文又去找司徒雷登活动，果然得到司徒雷登的支持。宋、顾二人又是一个通宵，草拟了一份“新自由主义政府成员名单”，共有50人。起初名单中有宋子文，后来他又让顾维均给圈掉了，只保留子良、子安二位弟弟。

名单呈送到司徒雷登那里后，司徒雷登紧皱眉头，操起电话，告诉宋子文道：“美国国务院不信任蒋介石的军事领导才能，同时又认为李宗仁软弱无能，蒋介石的专横个性使他黯然失色。最好是请蒋介石交出政权，出洋考察。名单重拟为好。”

宋子文道：“重拟也好，可你一定不能变卦啊？”

“那就应该通知蒋介石本人，让他知道我们美国政府的本意。”

“好好好。”

可是就在宋子文重拟名单的时候，大洋彼岸通过电波传来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和苏联等国承认新中国的消息。宋子文等人的梦想再次破灭。

宋子文哭了，宋子文痛心疾首地哭了。

宋子文得知这个消息的时候，是1949年10月2日的晚上。亦是他重拟内阁名单呈送给司徒雷登亲审的第二天。多日的劳累，想这天晚上好好轻松一下，便邀请了二位弟弟在家里打起了桥牌。顾维均因身体不适未来，由夫人张乐怡代替。四人正好一桌。

兴致正浓的宋子文当时正为一手好牌而窃喜，对秘书的到来不以为然，故而以一种漫不经心的手势接过了电文传真。可当他一眼瞥见电文稿上“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北京宣布成立”一行字样时，握在手中的桥牌竟“哗啦”一下子撒落一地。

“简直不可置信！”震惊之余的宋子文一连将此话重复了三遍，然后才踩着地上的纸牌，来回踱开了步子。

太突然了，突然得令人不可思议！宋子文比谁都清楚，前几天蒋介石还给他报告战绩，怎么一夜之间都成了赤色了呢？

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布成立意味着什么？宋子文比谁都清楚。完了，彻底完了！他只觉得头发涨，眼冒金花。其余三人还不知发生了什么事？见宋子文这样失态，张乐怡上前抢去丈夫手中的电文去看，此时她也像前者一样惊呆了。

宋子良接看，呆若木鸡。

宋子安再看，瘫在椅子上，久久说不出话来。

桥牌玩不下去了。“四人一台戏”的梦想如同这桥牌一样无法再进行下去了。

宋子文移居美国之后，虽然他没有什么职衔，但他仍在为风雨飘摇中的国民党政权，奔走呼号，竭尽全力。

1949年5月8日，李宗仁以国民政府代总统的身份从桂赴穗任职，他既无军权亦无财权，困难重重。而蒋介石则以国民党总裁的身份躲在溪口遥控广州。

宋子文出于国民党的利益，从大局出发，从中进行调节，力图使蒋、李团结合作，共救败局。

为了调节这个矛盾，宋子文先后会晤了蒋、李在美的代表。拉他们吃饭，苦口婆心地讲道理。尤其是李宗仁的代表甘介侯初到美国时，宋子文使出浑身解数，告诉他说：“我以私人朋友说句公道话，在国难当头之际，我们不能只忠于哪个人，亲蒋派和亲李派应该齐心协力，以大局为重。”

“你是蒋的人。当然要讲这话了。”甘介侯的话刺痛了宋子文的心。

甘介侯明确表示不听宋子文那一套，自己私下活动，以求美援。而蒋介石的代表也我行我素，分庭抗礼，活动国会。他们都把美国奉为自己的上帝。可是“上帝”在这帮派矛盾面前能施舍吗？结局是两者俱伤，谁也没捞到一点好处。

为此事，宋子文伤透了心。

在国外是这样，在国内更是这样。

1949年9月，香港的一家报纸专门报道了蒋、李矛盾的情况。有的消息说，蒋介石推荐任命汤恩伯为国民党军队“东南剿共司令部”的总司令，被李宗仁当场否决。而李宗仁又推荐另外人选，亦被蒋介石否决云云。

这些消息，使宋子文彻夜难眠。他不甘心于国民党的失败，多次会同顾维均、吴国桢、胡适等人，联名给蒋、李去电，力劝以国民党前途大计着想，通力合作。

这些电报能起多少作用，不得而知！

后来，又传来李宗仁从桂林赴香港，宣布彻底与蒋介石决裂，成立一个既反共又反蒋的新政党，更使宋子文无法理解。

宋子文的梦，随着国民党的痛失大陆的过程，彻底破灭了。而留给他自己的将是什么呢？直到宋子文噩梦醒来才明白：自身难保。

宋子文很快发现，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宣告成立，美国在朝官员的态度来了180度的大转变，宋子文是从他们言谈话语中，或从他们的眼神中，或从他们的某种暗示中……宋子文感到空前的尴尬和难堪。

于是，宋子文下决心足不出户。

可是，这并不能阻止外界的传闻。尤其是报纸上那些对他丑闻的揭露，一天几大张，不看也得看，更令他心烦。

也许战后的美国，反思和回顾成了他们文化中的时髦；也许美国国体的高度新闻自由，净是哪壶不开提哪壶，不光宋子文，连同四大家族的丑闻一点点地往外“拎”，成了人们茶余饭后的笑料和热门话题。

坐在白宫里的杜鲁门总统，也时常与他的要员们高声阔论地谈讲国民党政府中的“贪官和坏蛋”。“蒋家政权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句话就是在那个背景下有心人的总结。说是宋家与孔家在美国银行存款20亿美元。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杜鲁门突然严肃下来，立即拨通了联邦调查局的电话，以命令的口气道：

“迅速查清宋氏和孔氏在美的资产和存币，以及存储地点，向政府报告。”

接到这个命令，忙坏了美联邦调查局的大小官员和职员。他们停止了周日的休息，人人在岗在职，尽管有些美国银行拒绝为联邦调查局提供材料，但是联邦调查局仍然发现了一些有价值的材料。他们发现宋子文的流动资产有很大一部分是在他的旧金山广东银行里，宋氏家族的许多成员（宋子良、宋子安、宋霭龄、宋美龄等）在东海岸到西海岸的城市里都拥有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一些公司被发现是宋家拥有或控制的，其中包括孚中国际公司、芝诺化学公司等。利用一周时间终于写出了调查报告。

从宋子文的战时档案分析：宋子文“开始担任公联时财产比较有限，到1943年1月积累了7000多万美元”。宋霭龄在美国一家银行拥有8000万美元。宋美龄在美国的一两家银行里则存了15000万美元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147页。。

联邦调查局的报告还没经过杜鲁门总统过目，已变成消息和文章充斥于报端和出版物上，引起美国朝野上下不满。此时翻来覆去地被人们谈论，仿佛宋子文和他的家族，成了他们嘴里一块永远嚼不够的口香糖。

于是，一大批美国公民指天骂地，愤怒谴责政府的无能，并跑到白宫前，聚众请愿，示威游行，强烈要求政府首脑人物出面解释。要求了解宋家的实情和家底，这里面究竟有多少是美援的成分？能否给以冻结等。

杜鲁门总统没有出面接见示威者，而英国的财政大臣斯塔福德·克里普斯爵士则为美国示威者说了话。在一次自助餐宴会上，他对国民党政府驻美大使馆的官员们说，那些美国人指的是蒋委员长的家族，包括孔祥熙、宋子文及其弟弟们，都发了大财。他还直截了当地说，宋子文现在到美国来，名义上是为了促进中国的利益，实际上是为了谋取他个人的利益。蒋委员长的亲信如宋子文，在商业交易中贪污行为实在已经达到了罪恶昭彰的地步。他的腐败十分隐蔽，不少的钱不在他的名下，而在其弟弟子良、子安的名下。

由于不断有关于在美国民党的高级官员贪污腐败的消息见诸报端，不少文章直指宋子文本人，使宋子文内心一直忐忑不安。

经过一番策划，宋子文提出公布中国银行纽约经理处和纽约的银行审计员之间的信件，表明中国银行没有任何不正常的转账。但是，宋子文的一些亲信们又反对这样做，他们怕欲盖弥彰。他们说，中国银行的信件并不足为证，因为从政府机构的账户中另外有一些是通过别的银行转给私人账户的。如果中国银行公布了信件之后，一些美国的消息来源或各家银行随后又另外披露了公款转给了几个私人户头的话，只会使情况更趋严重。他们还幻想由国民党政府来发表声明，说美国报刊登载的消息是没有根据的。

当然，已经被中国人民彻底推翻了的国民政府是没有也完全不可能来为宋子文兄弟发表声明的，宋子文自己怎么也想不出一条“锦囊妙计”，摆脱美国朝野对他的攻讦，只有任其蔓延罢了。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宋子文传》，武汉出版社1993年9月版，第287页。其后，宋子文又深深地陷入美国朝野的攻击中……

宋子文的“两个第二”

人若倒霉，喝口凉水都要塞牙。

应该说，国民党痛失大陆逃到台湾后的一年内，政权内部矛盾重重，着实爆发了一阵子。吵来吵去，矛盾没解决，反而愈来愈加深了。被人们称作“美国航空母舰”的台湾，实际并不安定。它像一只漏水的舰，随时都有沉海的危险。

1950年2月，正当宋子文受到美国朝野攻讦的时候，台湾也卷进了这场攻讦风波。

一天清晨，宋子文起床洗漱，还没有来得及吃早点，秘书便把一封加急电传送到宋子文手里。因为宋子文在“风波”的日子里神经高度紧张，给秘书作出了一条不成文的规定，凡是有什么情况，不管是吃饭还是睡觉，都要及时告诉他，而宋子文的这天早点就没有吃香。

电传是台湾方面发出来的，要他立即返回台湾。

宋子文试着给蒋介石拨通了电话，才知道国民党最近召开了中央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会上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国民党要员返回台湾，否则注销在台护照。

何去何从，着实令宋子文紧张一阵子。

妻子张乐怡吵着说：“要回去，你自己走，反正我和孩子是不会跟你走的。”

“我不是说我想回去，这是他们的意见。当然，我也是不愿意回去的。”宋子文道。

“你不回去就好。看老蒋能把你咋着，还能把你吃了不成？”

“不回去也是有不回去的理由，我想把事情做得圆滑些，怕……我倒是不怕！”

宋子文又与宋子良、宋子安商量，提出他不想回台的三点看法：一是台湾“政府”已在他心目中丧失了信誉；二是他同蒋介石手下的许多元老都有矛盾；三是台湾小岛并不安全，随时都受到大陆的威胁。

宋子良听了表示不回去为好，提示他说：

“老蒋为人你知道，什么事都会说出来和干出来的。”

宋子文点点头：“我不怕。说心里话，他也怕得罪我，他对美国寄予希望，他的关系没我硬。这些你都知道的。他有几个事还让我来办，看到他们这样对待我，索性我能办也不办了。”

宋子良突然心血来潮，开玩笑地说：“大哥，老蒋现下要给你行政院长的职衔，你干不干？”

“我不会干，他也不会给。”

“要是真给呢？”

宋子文幽默地说：“你那大嫂早说了，她不回台湾，也不让我回台湾，我是气（妻）管炎（严），我得听她的。”

后来，宋子良通过顾维钧也真向蒋介石建议，让宋子文回去主政。蒋介石一听瞪大了眼睛：“你有什么高见？”

顾维钧一本正经地说：“高见倒没有。国民政府眼下最困难是财政。子文兜里有钱，只要是为国家利益，我了解，他是愿出山的。再看，他在美国政界有关系，由他出面做工作，十个顾维钧都比不了。”

蒋介石点点头：“有道理。他与我手下的人矛盾是不少，不管怎样，让他先回来再说。”

在职位上，蒋介石采取了模棱两可的暧昧态度。

后来，蒋介石再次发电邀请宋子文回台就任政府的正式职务，什么职务没说明。宋子文没理。蒋介石再次邀请时，口气就生硬多了，否则就开除出国民党的核心集团。宋子文再次拒绝了。

宋子文顶住了蒋介石诱惑后，与国民党一刀两断。在美国安定了下来时，国民党那边，也召开了“七大”，根据部分代表提议的“党内重大整肃案”，由蒋介石亲笔圈定批准。在该案列出的被开除国民党党籍的名单上，宋子文位居第二，仅仅排在孔祥熙后面。

张乐怡看了这个排名笑了：“我丈夫真听我的话了，我得下厨做点好吃的招待丈夫，庆贺庆贺。”

就在这天晚上，张乐怡把两个弟弟和三个女儿召来，做了一桌丰盛的晚餐。全家乐融融地饱餐一顿。这晚宋子文也特别高兴，破例喝了三盅酒。

席间，宋子文说：“我跟蒋介石倒霉了一辈子，共产党通缉，国民党开除。这下可辞旧迎新了。我们的居处也要换一下了，新生活开始了。”

“到哪？”三女儿卡德琳问。

“明天给你钥匙，你就知道了。”宋子文道。

“听说三姑姑（美龄）来了，能和我们住一起吗？”

“你喜欢三姑吗？”子文答非所问。

“三个姑姑中，可以这样说吧。”卡德琳脸望着天花板，思索着说：“大姑姑太凶了点，二姑姑没见过面，谈不上好坏了，只有三姑姑了。”

“你喜欢三姑姑，三姑姑房子也与我们买到了一块。”宋子文道。“那样，我每天都可以到三姑姑那里玩了。”卡德琳拍着手说。张乐怡又问：“两位叔叔，你说哪位更好？”

卡德林望了一眼两位吃菜的叔叔，道：“子良叔大方，子安叔心细，都是我学习的典范，我都喜欢。”

就这样，宋氏三兄弟第二天就由曼哈顿公园大街1133号迁到了长岛的豪华别墅。

新人新房，重新起步。

长岛是一个著名的风景区，宋子文尽量把屋内装饰得和这风景区协调起来。避开人群的喧嚣，走向平静，走向自然，坚持修身养性——这便是宋子文这时的心态。

于是他的会客厅里出现了这样的条幅。内容为《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

一、人生最大的敌人是自己；

二、人生最大的失败是自大；

三、人生最大的罪过是杀生；

四、人生最大的愚蠢是欺骗；

五、人生最可恶的是淫乱；

六、人生最可怜的是嫉妒；

七、人生最痛苦的是痴迷；

八、人生最羞辱的是献媚；

九、人生最危险的境地是贪婪；

十、人生最烦恼的是争名利；

十一、人生最善良的行为是奉献；

十二、人生最大的幸福是放得下；

十三、人生最大的债务是受恩；

十四、人生最大的欣慰是布施；

十五、人生最大的破产是绝望；

十六、人生最大的财富是健康；

十七、人生最可佩服的是精进；

十八、人生最缺欠的是智慧；

十九、人生最高的享受是学佛；

二十、人生最快乐的是念佛。

胡适听说宋子文搬了新居，特来拜访，一眼望见《佛学警世语人生20最》，惊叹不止：“老兄又对佛学产生了兴趣？”

宋子文回答：“当年你是我的‘敌人’，如今一笑泯恩仇。我是基督教徒，也兼收百家之精华。”

胡适笑了：“人生如梦，当年我们之间的错，就是没有学好这老祖宗留下的好东西。人类最大的悲惨也就在这里。”

“现在学好了，一切都又晚了。”子文道。

“不迟不迟。关键在坚持。应该再加一条，即是人生最大的毅力是贵在坚持。”胡适道。这次轮到宋子文笑了：“你怕我坚持不了？”

“社会这么纷繁，市场这么活跃，金钱这么耀眼，你能坚持得住吗？”

“绝对能！”宋子文下了保证。

实际上，宋子文也是三分热气，在条幅上的墨汁未干之时，在宋子良、宋子安狂热地鼓动下，他又做起了石油股票、农矿产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从而使他赢得“世界首富”的称号。

俗话讲，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亲朋。宋子文手中有了钱，令人眼红。包括曾开除宋子文党籍的台湾政界，也如蚂蚁行雨般地涌向宋子文的长岛住宅，请求施舍，甚至连当初的反对派也厚着脸皮向宋子文乞求。这时，宋子文真正地笑了：当年我在蒋介石手下当差，你们说我无本事靠关系，论才能充其量是个团后勤处长等等。今天，没了蒋介石，我宋子文照样挣大钱。

随着国民党政权的彻底崩溃，宋子文又看到当年那些竭力攻讦他的元老们一个个都走向历史的终点：

——戴笠，这个一生没做好事的老混蛋，抗战胜利后乘飞机摔死在山腰，葬无尸首。

——最大的政敌陈果夫，被蒋介石革职，1957年迁居台北，8月25日去世，终年不到59岁。

——政敌陈立夫，跟着蒋介石去了台湾，后被蒋介石骂出了台湾，先去欧洲，后到美国，听说在街头讨饭，情况更糟。

……

宋子文虽然兜里有了钱，但精神却是十分空虚的。尤其是晚年的宋子文，回忆往事是他一大乐事。特别是想起当年的辉煌，令他眉飞色舞；想起痛失大陆的事情，他又扼腕叫痛；想起亲情的分离，又令他心神不安。特别是想起父亲临终的遗言——“我死后就葬在上海，希望日后三兄弟三姐妹也都回到我的身边来。”如今自己流浪异国，虽然美国再好，毕竟不是自己的国家。

父亲的遗言能实现吗？作为长子，宋子文心里一直忐忑不安。这种不安，渐渐变成了子文的“失眠症”。

老年宋子文的思乡行

1958年12月11日。

这天是父亲宋查理的生日，一早宋子文就提出他要到香港走走，换换空气。

妻子张乐怡出来挡驾：“你身体不好，等过年后再说吧。我和女儿陪你去。”

宋子文道：“本来杜月笙去世时，就要去的。那时你让秘书代祭，我听了你的。这次我不能再听你的了。”

于是宋子文决定要出发了。这是宋子文在海外居住九年后第一次返回香港之行。陪他去的有其妻子和三个女儿。全家乘国际航班包机到达香港，住在了宋子安的私邸。

来到香港的第二天，宋子文就驱车去九龙等地，去眺望大海和大海那边的大陆领土。在海的那方，是他的祖宗出生地——海南文昌县、一个椰林掩映的小村庄，在海的那方，是他父母大人的葬地——上海万国公墓；多少年他没有为长眠于地下的父母进香火了。父母太寂寞了，而他也太寂寞了；而留在大陆的二姐宋庆龄，是国家的副主席，也是他最敬重的，想起当初在美国留学时，姐弟之间的深厚友谊，他更想念二姐。二姐怎么样？他在惦挂着她！

大海涨潮了。

大海起风了。

宋子文久久地伫立在海边，任凭海风吹着他那斑白的头发，一动不动。

“爸爸，这里风挺凉的，咱们走吧？”最心爱的小女儿卡德琳劝他。

“不，让我再待一会儿。”宋子文凝望很久，后来竟掏出手绢来，揩揩发红的眼睛。

张乐怡理解丈夫，也掏出手绢来揩自己的眼睛。

12月18日，宋子文在几天的沉思中又做出一个令妻子不解的决定，他要召开二十多名驻港记者招待会，宣布自己来到香港这块中国的土地，让世人承认他的存在。

这次妻子没拦他。

宋子文手中有钱，招待会安排得很周到，也很阔气。考虑到警卫问题，招待会仍安排在宋子文的住处宋子安私邸，这是一栋豪宅，在香港也是有名的。会后有一顿别致的午餐。

二十多名记者应邀到会。

招待会在能容纳二百多人的大客厅里进行。

这天，宋子文精神焕发，身穿西服，颜色是咖啡色的。他脱去昨天的黑色西服。在十几件行装中，他认为只有咖啡色能表达他的心情。当年他在重庆时出任行政院长、主持记者招待会也是这身咖啡色西服。

当宋子文在张乐怡陪同下，步入客厅，出现在讲台上的时候，记者们一阵掌声。

宋子文打了个手势和飞吻，说：“我已离开香港九年，今天在这里会面，我很高兴。也感谢诸位的光临。”

记者问：“宋先生这次来港有何任务？”

子文道：“来港无目的，只是看望一下朋友。如果是任务的话，也可称之任务。”

记者问：“先生对时局有什么评论和见解？”

子文道：“我已是退下之人，对此很少考虑，因无考虑也就无所见解。”

记者问：“你和蒋介石有无来往？”

子文道：“交往是有的，不过是一般的来往。”

记者问：“这次香港之行之后还去台湾吗？”

子文道：“至少我现在还没有这个计划。”

记者问：“台湾如果邀请宋先生去呢？”

子文道：“我可考虑，去不去要和夫人商定。”

子文说到这里，全场都笑了，把目光投向张乐怡。张乐怡莞尔一笑道：“子文身体不好，我得管得紧些，不过，我声明他不是气管炎！”

记者问：“在美国，你能经常与蒋夫人见面吗？”

子文点点头：“她是我的妹妹，亲情胜于政治嘛！怎么不可见面？”

记者问：“她明年元旦前回不回台北？”

子文道：“私事尽少关心人家。不过据我了解，她很忙，想必短时间内是不会回去的。”

记者问：“北京宋庆龄与家人有无联系？”

子文道：“至少两岸没有和解之前，这个问题我不会公开。恕我。我担心给别人找麻烦。”

……

宋子文突来香港是个谜？宋子文召开记者招待会也是个谜？据香港《华侨晚报》的一位记者透露：宋先生来港是寻根看朋友的，而召开记者招待会，则是放风，让台湾当局知晓？如邀请他去，顺理成章。不邀请他自去，作为被国民党除名的人面子过不去。报道最多的是他的乡情使然。

后来香港《自由日报》又作详细的报道：

“原来宋氏此次离美东来，本有意复出为国家效力，最初这洽商是宋氏主持救济总会并由宋氏先垫出美元1亿元，辅助国家财经建设，并扩大海外救济工作，因多年来救总由谷正纲氏主持，外间颇有传言，若换一个宋子文，自能将工作圆滑推进，因宋氏有的是钱，而救济工作则非钱不行也。”

内幕的报道说，如果此事能顺利进行，则宋氏复出之第一步工作算是完成，而第二步则是宋氏自由主持救济事业进而兼涉财经任务。所传宋子安赴台为其兄铺路，即是如此。宋子安赴台后，即分头和若干“立法委员”和“国大代表”接洽，同时并进谒介公（蒋介石），试探当局意见。

使宋子安感到犹如冷水浇背的是，蒋介石谈当局对宋子文之复出，如果单是协力于救济总会工作，是无问题，如果要进一步重登政治舞台，以宋氏过去遭到各方面的不良反应来说似乎目前尚非时机，当局之意如此，宋子文遂不得不知难而退。

这次香港之行而台湾没有任何反应，宋子文夫妇只好在美国长岛长居了。

与宋子文不一样的是，在寄居异国的日子里，宋子良、宋子安则不像大哥那样过分地思乡和恋权，而是把自己的所有精力都集中在经营他们的金融业。据《宋家王朝》一书介绍，他们在余生“疯狂地从事石油股票、商品期货和新技术交易”。闲暇时节三兄弟也时有聚会，品茗打牌，消磨时光。尤其是晚年，他们的聚会由少变多，美龄、霭龄也加入了进来。亲情使然，有时不免也谈论起大陆的二姐庆龄来。说起二姐，子安话题就多起来，因为只有他一人与二姐保持着通信关系。

第三十二章

国之瑰宝

“你们知道中国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

1976年是中国历史上发生重大历史性转折的一年，也是宋庆龄感情上大起大伏、悲喜交加的一年。

1月至9月，周恩来、朱德、毛泽东三位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宋庆龄陷入难以言状的悲痛之中，精神几乎崩溃。10月6日，“四人帮”被捕，其他上海的党羽妄图垂死挣扎发动武装叛乱的阴谋也被粉碎。当时正在上海的宋庆龄闻讯大喜，高兴地和工作人员举杯相庆。

厨师特意备了一道菜——螃蟹。盘中放着四只螃蟹，一只圆脐的母蟹，三只尖脐的公蟹。宋庆龄一反常态，端起一杯茅台酒一饮而尽。她和大家抓起螃蟹，剥着、吃着，沉浸在按捺不住的欣喜之中。正像她给罗叔章的信中说的：“我们以无比欢欣的心情庆祝这个节日。”

一个多月后，宋庆龄会见了巴基斯坦驻中国大使馆临时代办法索。客人和前来采访的中外记者惊奇地发现，84岁高龄的庆龄老人气色非常好。法索代表巴基斯坦总统伊拉希，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枚纪念真纳诞生100周年的金质纪念章。会谈时，宋庆龄用英语问客人：“你们知道中国Four Crabs（四只螃蟹）的故事吗？”并风趣地向法索介绍粉碎“四人帮”后，很多群众把“横行霸道的”三只公蟹和一只母蟹拴在一起吊起来的故事和北京市的酒一夜之间几乎卖光了的盛况。大家发出阵阵开心的笑声。

宋庆龄在欢笑，也在反思。建国30周年前夕，她在《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人民的意志是不可战胜的》，指出：“奔腾的江河总还有险滩暗礁。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航船几乎被险滩暗礁所倾覆。从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中期的10年中，妄想篡权的阴谋家、野心家林彪、‘四人帮’之流，推行一条极‘左’路线，使大批老干部、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遭到了残酷的迫害，使我们的国民经济走到了崩溃的边缘，使我们的科学技术本来同世界先进水平缩小的距离又拉大了。总之，我们的国家遭到了一场浩劫，我们的建设进程至少被推迟了20年。中国革命处于危险之中，这是多么惨痛的教训！1976年秋天一举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赋予我们的10月以新的意义。这个胜利标志着中国革命又经历了一次转危为安的历史性转折。有了这个伟大转折，我们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才有可能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宋庆龄在文中强调：“由于林彪、‘四人帮’的破坏，我们的物质生产大大落后了。今天，我们必须大力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在比较充实的物质基础上，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同时，林彪、‘四人帮’也搞乱了人们的思想，践踏了社会主义的科学文化。因此，我们也必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不这样我们就不能使广大人民提高觉悟、解放思想，就不能使他们迅速掌握广泛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知识，以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林彪、‘四人帮’推行的最黑暗、最愚昧的法西斯文化专制主义，已经在人们思想上、道德上和纪律上造成了恶果，其中受害最深的是青少年一代。……培养我们革命的接班人，把广大青年和少年儿童培养成具有高尚的革命理想、讲道德、守纪律的人，还是一个长期的艰巨的任务，还需要我们加倍地努力。”

在当时人们的思想尚未完全解放的社会政治背景下，宋庆龄能够提出这些一语中的的意见，充分表现出她作为政治活动家和国家领导人的远见卓识，引起了党和国家最高决策层的高度重视。

宋庆龄虽已进入体衰多病的晚年，但精神上却青春永驻。她又开始参与繁忙的国务活动，接待来访的国际友人、海外华侨和港澳同胞，倾心于自己所钟爱的妇女儿童事业。

伴着春风，她又来到了上海中国福利会儿童艺术剧院。团长、剧作家任德耀和许多演员亲热地围住他们日夜思念的宋庆龄，兴奋地诉说着这些年来的苦乐恩怨。他们记忆犹新的是“文革”期间，“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妄图取消宋庆龄亲手创办的儿童艺术剧院。他们采取的办法是强行将这个剧院与上海人民艺术剧院、上海青年话剧团合并，成立一个由他们直接控制的“上海话剧团”。正当他们准备下手时，宋庆龄回到了上海。她驱车直奔儿童艺术剧院。来到剧院门口，宋庆龄撩开汽车的窗帘，深情地凝望着剧院的大门。很快，“孙夫人要看儿童艺术剧院的牌子了！”这个消息不胫而走。宋庆龄无声的抗议，迫使“四人帮”在上海的代理人低下头来，为“合并”而进驻剧院的工作组随即悄悄地撤走了。这件事被“儿艺”的人们称之为“20世纪新神话”。

当正在病中的宋庆龄听说儿童艺术剧院的一些人在要不要坚持为儿童服务的方针上有所动摇时，她深为焦虑，亲笔给儿童艺术剧院一连写了两封信。

她在1979年2月的信中说：“我创办儿童剧院，是为了演出儿童剧，通过儿童典型形象，感染儿童，使他们有文娱生活并寓教育于文娱之中。希望你们继续把工作重点放在儿童剧上，创作演出更多更好的儿童剧。”

信发出后，出于对祖国未来的热切希望，她感到意犹未尽。第二天，她再次给儿童艺术剧院写了封信。

她说：“昨天给你们写了一信，今天觉得还有话要说，再写这封信。”“儿童艺术剧院是示范性、试验性的，完全是为儿童服务而创办的。成人有成人的剧院。某些干部把为儿童服务的方针误会了，将是一个大错，我们既定的方针，不可曲解和转变。”

这两封言简意赅的亲笔信，字里行间充满了对少年儿童的深情，更加坚定了剧团为儿童服务的方向。

就在这一年3月，儿童艺术剧院创作的优秀儿童剧《童心》来北京参加调演。他们怎么也没有想到，87岁高龄的宋庆龄竟去观看了他们的首场演出。她兴致勃勃，坚持看到了剧终，而且，还让人搀扶着走上舞台，送给了剧院一个大花篮，热情祝贺他们演出了一出对成人和孩子都有很大教育意义的好戏。演职员们看到宋庆龄慈祥和蔼的笑容，禁不住眼眶湿润起来。

几天之后，他们又从《人民日报》上读到了宋庆龄撰写的文章《我看〈童心〉》。她热诚地希望戏剧工作者在四个现代化的新长征中“为孩子多编戏，演出更多更好的戏”。宋庆龄的心总是和祖国的孩子们紧紧地连在一起。她的胸中，永远跳动着一颗“童心”！

“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1977年夏末，幽静的后海北沿46号，长廊和南湖，石榴树和七里香，交相辉映，芬芳四溢。宋庆龄家的小客厅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只见宋庆龄正与一位客人亲切地交谈，旁边坐着来客的夫人。他就是第三次重新工作的邓小平。

历尽磨难的邓小平明显消瘦，但体宽肩阔，看上去刚毅有力。这次“解放”以后，他首先和夫人卓琳一起来看望德高望重的宋庆龄。他们庆幸终于熬过了噩梦般的10年，一起展望着祖国的美好未来。邓小平特别谈到现在已经进入新的历史时期，要把台湾回归祖国、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工作摆到重要的议事日程上来，宋庆龄对此极为赞同。他们两人都认为，宋庆龄的特殊身份和巨大影响，在祖国统一问题上起着其他任何人无可替代的作用，并相约为此而奉献余生。

此后，邓小平提出了“一国两制”的伟大设想和通过第三次国共合作实现中国统一的新政策；宋庆龄则充分利用自己在台湾、香港以及美国的各种关系，不遗余力地为促成国共第三次合作而奔波呼吁。

1978年3月，宋庆龄在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再次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这一届常委会运行后的一项重点工作，就是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人民解放军自即日起停止炮击金门等岛屿，并就和平统一祖国问题单方面提出一系列积极的重大的建议。在这一过程中，宋庆龄多次提出一些建设性的意见，做出了不可低估的贡献。

这一年的国庆节，宋庆龄在纪念文章中特别提到：“在举国欢庆祖国伟大节日的时刻，我不能不想到台湾的骨肉同胞。30年了，台湾归回祖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大业还没有完成，哪一个中国人不应感到身有责任呢？我们热切期望台湾同胞能同我们一起，共同努力，来进一步发展和壮大革命的爱国的统一战线，为台海两岸携起手来，共同发展四个现代化的建国大业而做出应有的贡献。”

宋庆龄是第一、二次国共合作的倡导者和见证人。在她所珍藏的影集中，有不少反映国共合作的瞬间记录。

在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上，孙中山和宋庆龄肃立在主席台中央，旁边站立的是戎装的蒋介石和廖仲恺，背景是当时的国民党党旗和国旗。而旁白呢？宋庆龄认为应当是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中国共产党的建议，“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这张照片摄于国共第一次合作时期的1924年6月16日。

在宋庆龄同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与会者的合影中，除国民党中央委员外，还有当时以共产党员身份参加国民党的毛泽东、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恽代英。

还有两张抗战胜利后毛泽东到重庆参加和谈的照片。一张是宋庆龄到上清寺张治中公馆会见毛泽东，另一张是毛泽东送宋庆龄步出住所。从这两张照片上宋庆龄穿着不同颜色、式样的服装来判断，宋庆龄在重庆曾不止一次地会见过毛泽东。

往事如烟，却难以忘却。1949年大决战后，宋庆龄的兄弟姐妹及其他亲友大部分去了台湾或美国。由于政治主张和立场不同，彼此难温手足之情。现在，为了促成第三次国共合作，宋庆龄千方百计通过第三者打听海外那些站在国民党方面的亲戚，并且同其中一些人取得了直接联系，还帮助一些想来大陆旅游探亲的人获得签证。这些人回来后，不管是近亲还是远亲，见过面还是未见过面，有的还是很小的晚辈，她都一视同仁，极其热情地在家里接待他们，分手后也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1979年，宋庆龄在给友人理查德·杨的信中打听她在美国的亲属：“你有没有见过戴维（指孔令侃，宋霭龄和孔祥熙的长子）？同他谈过话？我所有亲属的地址我都没有。……我听说我的第二个弟弟子良病得很厉害，自己的积蓄已经花光了，现在靠亲属赡养他。战时我同这位单身的弟弟同住，后来他同银行家席德懋的女儿结了婚，也是在美国，我也没有见过这位弟妹。但我知道他们有一个女儿，他非常宠爱……”

不久，她同最喜欢的小弟子安的遗孀婷婷（胡其瑛）联系上了。“婷婷终于把子安的照片寄给我了。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他是我的多好的弟弟，他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他的猝然去世，我止不住掉泪。”

进入80年代，廖承志向宋庆龄传递了一个重要的信息。他在信中告诉宋庆龄“来自可靠的人”、“从你的亲戚和妹妹（指宋美龄）”那里得到的消息。信上说：“有趣的是知道你妹妹是怎样看你的。而我相信这并不是不可想象的。不仅如此，在一个美国人——里根的信使，和一个中国人到过北京后，她表露了她的感情，而这种感情，我相信，要比家庭感情的含义更多些。”这给晚年的宋庆龄带来莫大的安慰和期望。据中国福利会秘书长、邹韬奋夫人沈粹缜说：“宋庆龄有一个未能实现的愿望。她很思念美龄。她告诉我，如果美龄来了，她觉得住在她家不方便，可以安排她住到钓鱼台（国宾馆）去。她把许多细节都想到了。”沈粹缜认为，宋庆龄确实渴望美龄的北京之行能够实现，既是为了私情，也是为了此行的政治意义。

不过，宋庆龄与孙中山前妻所生之子孙科的孩子们取得了联系，他们住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很快便回到中国探亲，受到了宋庆龄的厚待。她在给一位朋友的信中特意提到了此事：“我丈夫的孙女柏尔·孙（孙穗英）带着她的儿子（31岁）和女儿（28岁）来看我。”此后，她的侄孙女孙霞专程从加拿大多伦多来看她，还有一位侄曾孙孙必达，是世居夏威夷的孙中山哥哥孙眉的后裔，也在她的引导和帮助下来中国经营合资旅游饭店。

毫无疑问，在宋庆龄的旗帜下，聚集了一支促进国共第三次合作、推动祖国统一大业的重要力量。

在熟悉宋庆龄的朋友们中间，流传着这样的故事：有几次宋庆龄在家中宴客，都用鸡血和豆腐制成清淡可口的酸辣汤。她风趣地笑着用英语说：“这碗汤里，鸡血是红的，豆腐是白的。这是国共合作汤。”

“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

1980年下半年以来，宋庆龄的身体一直不好，经常发高烧，甚至卧床不起。1981年2 月5日，陪伴她整整53年的保姆李燕娥病逝，这给本来已十分虚弱的宋庆龄以沉重的打击。

李燕娥是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人，是孙中山先生的同乡。1927年，年仅16岁的李燕娥由一个姓谭的广东老太太介绍到上海莫里哀路29号寓所当女佣。她见到宋庆龄的第一天就说：“我要服务您一辈子，夫人。”这位淳朴的农家女子果真实现了她的诺言。几十年中，她除了精心照料宋庆龄的日常生活外，还替她传递文件，陪她外出参加一些重要政治活动。宋庆龄也从来没有把她当做仆人看待，一直亲切地称她为“李姐”。五十多年的风风雨雨，两人结下了深厚的姐妹情谊。

悲痛万分的宋庆龄支撑着病体，亲笔给警卫秘书杜述周写下了她对李姐后事安排的指示：“我一直答应让李姐的骨灰埋葬在我父母坟的边头，要立她的碑。我以后也要埋在那里。”在最后两句话的下面，宋庆龄还专门画上横线以示强调。

李燕娥的骨灰盒送去上海之前，宋庆龄用颤抖的双手抚摸着李姐的骨灰盒，一边念叨着：“李姐，李姐！”一边把脸贴在骨灰盒上亲了几次，久久不愿离去。在场的人们无不为之动容，潸然泪下。

4月2日，在上海万国公墓宋氏墓地举行了简朴而庄重的李姐骨灰安葬仪式。宋庆龄赠送了花圈，墓碑上写着“李燕娥女士之墓宋庆龄立”。一个普通保姆与共和国副主席之间长达五十多年的忠心与至爱的对话，就这样永恒地载入人间最美好的篇章。

人们没有想到，当宋庆龄为李姐送行的时候，她的人生之旅也已经接近尾声。

1981年3月16日，经专家会诊，确诊宋庆龄患了白血病。

4月底，宋庆龄多次出现高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初，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校长霍华德·佩奇博士来华，代表该大学授予宋庆龄荣誉法学博士学位。考虑到她的身体状况，有关部门建议由对外友协会长王炳南代表宋庆龄接受学位证书。不料宋庆龄坚决不同意，她说：“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学位，这是维多利亚大学历史上的第一次，我必须亲自出场。”为此，她请医护人员采取特殊措施，靠大剂量药物稳定了她的病情，于8日下午准时来到了人民大会堂出席授赠仪式。

仪式开始时，乐队先后奏中国国歌和加拿大国歌。穿着黑色大礼服的佩奇校长主持了仪式，在他面前放置着权杖。当佩奇把荣誉学位证书亲手交给宋庆龄时，出席仪式的二百多位中外人士长时间地热烈鼓掌。全国妇联主席康克清向宋庆龄赠送了一束鲜花，祝贺她获此殊荣。

佩奇在致词中说：“这是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第一次在校园以外的地方授赠荣誉学位，所以今天的仪式是空前的、独特的。”他颂扬宋庆龄是“20世纪最伟大的社会公仆和社会领导人之一”。他说，宋庆龄“毫不动摇地从事为中国人民谋幸福的事业，因而赢得了世界各地人民的尊敬”。他还强调：“我们今天公认她个人的成就，也是表示我们对她的国家及其人民的友谊和尊敬。”

宋庆龄身披荣誉博士的礼服，坐在轮椅上，示意工作人员不要播放事先准备好的她的录音讲话。她以惊人的毅力，坚持用英语发表了近20分钟的讲话。她说：“我为接受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博士学位感到荣幸。我接受这一学位，不是为了我个人，而是把它看做是你们对中国人民的尊敬和友谊的象征，看成是你们对中国人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和在建设我们人民共和国的事业中所取得的成就的敬慕和友好的象征。同时，我也把它看做是把中、加两国人民联结在一起的悠久而牢固的友谊的象征。”

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也应邀讲了话。他说出了在场的所有人的共同心声：“宋庆龄女士是中国杰出的政治家、社会活动家和妇女领袖，她的一生经历同中国近代历史紧密相连，在各个历史时期都以其智慧、勇敢和影响起了独特的作用。”“宋庆龄女士为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人民的独立、解放，为促进各国人民的友谊和保卫世界和平的事业做出了杰出的贡献，赢得了中国人民和一切热爱正义与和平的人民的尊敬和爱戴。”

“我算不算共产党员？”

宋庆龄病重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委托邓颖超代表中央去看望她。

邓颖超匆匆来到宋庆龄的家里。以前她常来这里，和宋庆龄一起在花园漫步，看宋庆龄安详地饲喂鸽子。现在，她却无心观景赏鸽，径直走进宋庆龄的卧室。

非常了解宋庆龄的邓颖超知道，宋庆龄心头还压着一个多年未了的愿望，那就是加入中国共产党。

宋庆龄与中国共产党的关系，经历了整整60年血与火的严峻考验，真正是牢不可破。她很早就希望入党。早在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她就向中国共产党表示：“我相信共产党。”在中国民权保障同盟时期，当有人问她营救了多少中共地下党员以及为什么这样做时，她回答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坚持和发展了孙中山先生的新三民主义，所以我的心情特别愉快。”1937年，她与在她身边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李云谈工作时，突然把声音放低问道：“我算不算共产党员？”中共地下党组织让李云回答她：“你同共产党员一样！”她满意地点点头。1957 年4月，她又正式向刘少奇提出：“我希望参加共产党。”刘少奇非常高兴，但慎重地表示：“这是一件大事情，我将转达党中央和毛主席。”不久，刘少奇和周恩来一起去看望宋庆龄，恳切地对她说：“党中央认真地讨论了你的入党要求，从现在的情况看，你暂时留在党外对革命起的作用更大些。你虽然没有入党，我们党的一切大事，我们都随时告诉你，你都可以参与。”宋庆龄点头表示理解和服从，但她的眼中含着晶莹的泪花。

事实上，中共中央确实对她绝不见外。1956年，中国共产党邀请她列席第八次代表大会；1957年，党中央决定宋庆龄作为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成员，出席在莫斯科举行的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从50年代起，中共中央就决定专门送中央文件和外交文件给她看。多年来，中国共产党有重大事情，常由周恩来、彭真、邓颖超等当面通知她并征求她的意见。为什么这样做呢？刘少奇有个权威的解释：“历次关键时刻，宋副主席一向是支持我们党，同人民在一起的，她的贡献甚至超过我们党的一切负责同志。”

邓颖超坐在宋庆龄的床前，拉着她的手，两人进行了亲切知心的谈话。邓颖超真诚地征求宋庆龄的意见：“宋副委员长，你现在还想提出入党申请吗？”

宋庆龄欣喜地点头表示同意，同时又明确地对邓颖超说：“不要再称呼我副委员长。”

邓颖超笑着说：“称您庆龄同志好吗？”

宋庆龄内心充满喜悦，含笑频频点头。

1981年5月14日晚，宋庆龄的病情突然恶化，经过紧急抢救，第二天早晨体温下降，神志清醒。她再次向前去看望她的邓颖超、彭真和王光美提出入党要求，并且接连重复了三遍。邓颖超等人当即表示热烈欢迎她加入共产党，并立即报告了党中央。

15日上午10∶30，宋庆龄的入党要求直接报到了中共中央总书记胡耀邦处。下午，邓小平主持召开政治局紧急会议，一致通过接受宋庆龄为中国共产党正式党员，同时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授予她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的称号。

16日上午，邓小平专程来到宋庆龄家里探望她，衷心祝贺她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多年的夙愿。宋庆龄望着邓小平，微笑着点点头。

下午，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八次会议一结束，委员长彭真、副委员长廖承志便驱车直奔宋庆龄家里，告诉她人大常委会决定授予她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宋庆龄加入中国共产党，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既是她个人的骄傲，也是党和国家的光荣。

“如一切事情要再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活”

1981年5月15日，中共中央、全国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宋庆龄副委员长病情的公告第一号。这一举动在中国是前所未有的。公告全文如下：

宋庆龄副委员长患冠心病及慢性淋巴性白血病，经多方治疗，未见好转。曾多次出现发热、呼吸困难、心跳加快等症状。5月14日晚，突发寒战高热，热度达摄氏40.2度，伴有严重心力衰竭。目前病情危急，正在积极抢救治疗。

尽管人们对于宋庆龄的病情恶化已有预感，但公告还是使各界人士极为震惊。寄往宋庆龄家里的慰问信件每天少则百封，多则数百封。曾被宋庆龄营救和资助过的老作家丁玲，写了一篇动人的散文诗《诗人应该歌颂您》——

诗人写过春天，写过盛开的花朵；但春天哪有您对儿童的温暖。任何鲜艳的花朵在您面前，都将低下头去。诗人写过傲霜的秋菊，秋菊经受的风风雨雨，怎能与您一生相比。几十年来，您都在风雨中亭亭玉立。诗人写过白雪，描绘它的洁白飘洒，但白雪哪如您的皎洁、晶莹……听到您病重，我们心痛、神痴。我们深深后悔，为什么不早早把您歌颂？未来还长，您的高风亮节，永远给诗人留下浓郁的芬芳。诗人都会歌颂您的，您会使诗情更加深重，诗意更加隽美，诗文永放异彩；您本身就是一首美丽、动人的诗篇。我们共产党员，善良的人民，优秀的诗人、作家，天真的儿童，都为您虔诚祝福，祈愿您永离病魔，恢复健康，永远长寿！

20日上午9时，宋庆龄同一直守护在她病榻旁边的廖承志做了一次相当长的谈话。这已经是她病情非常危急的时候了。她顽强地战胜病魔的冲击，一句话带两声喘地谈了足足20分钟。

廖承志的广东腔普通话，她常常听不清楚。她的上海腔普通话，讲起来也非常费力。于是他们只好用英文来交谈了。

“婆婆”，廖承志叫她。这是在上海进行地下工作，在香港组织保卫中国大同盟以来，廖承志和姐姐廖梦醒尊称宋庆龄的专用语。宋庆龄睁开眼睛，一直不停地望着他。

“觉得怎样？”

她开口讲话了，虽然舌头已有些僵硬，但是还可以听得很清楚：“你们为我所做的一切，我很感谢。”宋庆龄指的是成为正式党员和国家名誉主席的称号。

跟着，她喘了几口气，又说：“如果我有什么问题的话……”

廖承志很紧张地俯下耳朵去听。可是她喘了一阵之后，又重复说了两遍：“如果我发生问题……”她在急喘中挣扎着想再说下去。

廖承志感到不能再让她痛苦地勉强讲话了，便忍耐住心情的激荡，问她说：“婆婆请放心。我们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一切照您的意思去做。”

宋庆龄点头了。因高度体温烧得通红的面颊浮上了一丝满意的笑影，并且还一再点了头。那以后，她就处于半昏睡状态中，再也没有能力开口讲话了。

廖承志后来令人信服地向人们解释了“依照您的吩咐去做”的意思是什么：“原来，她病重之前，就向侍候在旁的邹韬奋夫人沈大姐再三说过，并且把同样的内容也向她的小保姆说过，如果她有‘什么问题’，要送到上海，埋在她父亲、母亲和已经逝世的同宋主席同甘共苦五十多年的李姐的墓旁。并且还向沈大姐说了墓地应如何安置，还画了简单图样。”22日，宋庆龄唯一健在的弟弟宋子良从美国纽约发来慰问电。电文如下：

廖承志先生转孙逸仙夫人：

获悉你患病在身，不胜难过。为你的康复而祈祷。

宋子良

同一天，孙科的女儿孙穗英、孙穗华和她的丈夫张家恭，专程从旧金山赶来北京，看望了他们病中的祖母宋庆龄。25日，她们再一次看望祖母。孙穗英、孙穗华轻声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从旧金山来看您了。”这时，宋庆龄睁开双眼看着她们，微微颔首。孙穗英姐妹又连连呼唤：“好祖母，好祖母，我们多爱您啊！希望您早日痊愈。”宋庆龄听后，面露激动之色，并再三颔首。

尽管人们都在心中默祷着使人心灵窒息的噩耗不要闯来，但人的生命毕竟是有止境的。大限终于来了。

1981年5月28日晚上11点多，宋庆龄已经恶化的病情开始急转直下。卫生部的领导和专家进行了紧急抢救。抢救工作持续了二十多个小时，终于无效。5月29日20时18分，一颗伟大的心脏停止了跳动。宋庆龄的孙女孙穗英、孙穗华，外孙女戴成功和其他亲属张家恭、林达光、陈恕、陈志昂、黄寿珍、陈燕，在抢救期间，都守候在她的病床前，一直到她停止呼吸。

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国务院决定举行国葬，党和国家领导人立即赶往宋庆龄的住宅，怀着极其沉痛的心情，向宋庆龄遗体志哀。

宋庆龄同志治丧委员会当晚分别打电报给宋庆龄在美国、台湾和香港的亲属，告知他们宋庆龄不幸逝世的消息，并表示沉痛的哀悼。这些亲属是：宋美龄、孙科的夫人陈淑英、宋子良和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侄孙满和孙乾、蒋经国、蒋纬国、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仪、孔令俊等，长孙孙治平、次孙孙治强。同时发表公告，欢迎宋庆龄在台湾的亲属和好友前来参加丧礼。中华航空公司专机可到北京首都机场和上海虹桥机场降落，一切费用由本会支付。

遗憾的是，6月1日，台北电报局给北京长途电信局发来“加急业务公电”，表示“拒绝收受”。

6月2日下午，首都近百万群众伫立在长安街两旁，目送宋庆龄名誉主席的遗体移位八宝山革命公墓火化。

6月3日，首都万人集会，隆重追悼宋庆龄名誉主席。追悼会由胡耀邦主持，邓小平致悼词。邓小平对宋庆龄的一生作了高度评价，指出：“宋庆龄同志鞠躬尽瘁，70年如一日，把毕生精力献给中国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事业，献给世界和平和人类进步事业。她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着坚定的政治原则性，威武不屈，富贵不淫，高风亮节，永垂千古。尤其难能可贵的是，她跟随历史的脚步不断前进，从伟大的革命民主主义者成为伟大的共产主义者。”

宋庆龄逝世后，世界各国领导人、政党、友好人士和团体的唁电、唁函像雪片般飞来，还有不少国家和地区举行了吊唁活动。

6月4日晨，宋庆龄的骨灰由邓颖超、乌兰夫、廖承志、陈慕华等护送，由专机从北京移送上海。当天上午在上海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地隆重举行了安葬仪式。在哀乐声中，宋庆龄的骨灰安然放入洁白如玉的大理石墓穴。墓碑上镌刻着：

一八九三年——一九八一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名誉主席宋庆龄同志之墓

一九八一年六月四日立

宋庆龄是孙中山先生的夫人和战友，是世界上最伟大的女性之一，却不愿挤进南京紫金山中山陵分享孙中山先生的光辉，而心甘情愿地同她的父母和“李姐”葬在一起。她是人民的女儿，堪称万代楷模。

于是，诗人留下了这样的篇章——

巴黎有一座圣母院，

纽约有一尊“自由”女神，

但那些都是装饰品，

还带点宗教迷信。

在我们首都北京，

却有一个真正的圣母和女神。

——我们尊敬的名誉主席，亲爱的同志宋庆龄！

宋庆龄生前说过这样一句话：“假如一切事情要再重复一次的话，我还是愿意同样地生活。”

尾章

穴留中国，魂飘异国

公元1963年2月的一天，在美国的宋子文终于接到了蒋介石的访台邀请函。

面对来柬，接受不接受邀请、去不去台湾？作为年近古稀68高龄的宋子文睡不着觉了……

五年前，他去香港并在港滞停时，说实在的，他很想转道顺便赴台看看，那里虽有政敌，也有朋友。人与动物的最大的区别是感情。可是当年那场记者招待会在港等于白开，他摇动的橄榄枝，台湾当局竟没有一丝反应。如今五年过去了，他宋子文也没有当初那个欲望了。蒋介石又作出邀请，岂不是强人所难吗？

宋子文手拿请柬，召开家庭会，征求家人的意见。

大女儿罗烈特首先站出来反对：“爸爸，你在野时，蒋介石把你当狗看。你想去台湾时，他又不发邀请。我看这次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

二女儿玛丽珍也附和：“前天我看了一份报纸，说台湾正要反攻大陆，战备火药味很浓。我是怕爸爸去台湾当他们的炮灰了？”

张乐怡瞪了女儿一眼说：“你就不讲一些好听的话！”

女儿不服气地说：“爸爸征求意见，我要不说又不好，说了你还瞪眼。叫我也不知道怎样做人了？”

这时，宋子文道：“女儿知疼爸爸，爸爸不会做炮灰的。爸爸命大，就是共产党的炮弹当年落在我的防护所上，愣是不爆炸，你们说为什么？这叫基督保佑。”

三女儿卡德琳是宋子文最喜爱的小女儿，比起两个姐姐来，最能看父亲的眼色行事，她很少受到宋子文的批评。遇到爸爸高兴的时候，她就喊着叫着跑来了，因此宋子文称她“小喜鹊”。这时卡德琳站起来说话了，显然她的观点是不同于两个姐姐的，也许她受“爸爸不会做炮灰”的启示，猜想爸爸是想去而又犹豫。便道：

“爸爸年老了，不走动走动怕机会不多了。姑父那边有邀请，散散心未必不是好事。再说爸爸曾有去台湾看朋友的想法，这次顺便也捎带吧。”

“小喜鹊说的有道理。”宋子文点点头，接着又点将了：“太太，你也谈谈吧？”

张乐怡理了理发白的头发道：“我吗？孩子们说得都有道理，都是为你好。我就随你个人的意见了，你说去咱们就去，不去就不去，我这里好说。”

“容我再考虑一下。两天后再告诉你们。”宋子文做了总结。

不过，经过两天的考虑，宋子文还是接受了邀请，是故土的深情在吸引着他。

叶落归根吗？不归根，踏一踏自己的国土也是高兴的。这便是宋子文晚年的心态。

就这样，宋子文在太太张乐怡的陪同下，乘机飞到了台北，开始为期半月的访问和乡情的聚餐。

在台湾，他同蒋介石进行会晤，对世界局势进行了有益的探讨。特别是对老蒋反攻大陆的计划很感兴趣。大概这中间不能不包括了宋子文“叶落归根”的个人因素。

自从1960年6月19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到台北访问，双方达成“长期友好”的协议后，蒋介石一刻也没有停止对大陆反攻的宣传。时不时对大陆领土发动空袭，并经常向大陆投放“游击队”和宣传单，其中大部分是在广东省内。他们分散在乡村，试图建立基层的反共组织，但始终没有重大突破和作为。

北京也时常发布国民党特务被处死的消息。国民党政府经常宣布“游击队”的成功，但有时也承认失败。例如1963年1月1日，国民党中央情报局承认，中共在各次小规模冲突中打死国民党“游击队”172人。几天后，北京又宣布5名国民党特务被处死，另有10名被关押在广州和广东其他城市的监狱里。

当蒋介石乐陶陶地谈论他的反攻大陆计划时，宋子文插言道：“来前，我女儿还提示，不要我当国民党的炮灰！”

蒋介石笑了：“当炮灰的应是共产党。现在大陆天灾人祸。地里不打粮，喊空卖空，苏联又逼债，时机成熟。”

宋子文一个劲地点头。

可是宋子文却不说拿钱支持，蒋介石也不便张口。会谈虽热烈但并无收获。蒋介石要求宋子文访台的真正目的并未达到。

国民党败逃台湾后，这是宋子文第一次来台，亦是最后一次来台。

此后宋子文在美国的日子应该说是安稳的。

晚年的宋子文，吃喝不愁，只有亲情、乡情、友情，加上由繁忙的政务走上寂寞的孤独，常常在困惑着他。在他看来，那些在官场上混迹的人一个都不能结交，都是些狼心狗肺、无情无义的禽兽。包括他的姐夫孔祥熙。近墨者黑，其大姐霭龄也都变坏了。在亲人中，只有子良、子安和美龄还与他保持着热线电话。

小弟子安是妈妈去世时就吩咐他和姐姐要照顾好的，因为他还没成家。可是子安在1950年以后就被哈佛大学列入“下落不明的人”。实际上，他在旧金山，是那里资金雄厚的广州银行董事长。

1969年2月25日，噩耗突然传来——宋子安在香港病逝。

宋子文很吃惊，想不到小弟竟“走”到了他的头里。

亲情驱使着宋子文，赴港为小弟子安送葬。

在出席小弟子安的送葬会上，宋子文收到了二姐庆龄从北京发来的唁电。宋子文老泪纵横：“二姐，你为何不来啊？”紧接着，宋子文为盼二姐来港，又向北京回复了一封电函，不知什么原因，直到宋子文离开香港时，也没回音。

带着这种遗憾，宋子文回到了美国长岛那个虽豪华却令他孤独的高级别墅。

宋子安去世两年后的1971年4月。这年宋子文已经77岁高龄了。他的生日还没过，一块不祥云却笼罩到他的头上了。

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4月24日晚，他与太太张乐怡高兴地应邀去旧金山老朋友爱道华·尤家里做客。

这天，宋子文十分开心。一大早，他就提醒太太晚上有人请客，别误了点。因为晚年的宋子文把友情放在至高无上的位置上。

这晚，老朋友爱道华·尤着实做了一桌合宋子文口味的中国菜。也许朋友的好心，最后倒酿成了宋子文的最后晚餐。

这晚，高兴的宋子文又说又笑，又吃又喝，一连品了十几道菜，赞不绝口，大有食胃不饱之意。

陪他吃饭的太太张乐怡也感到惊奇，知夫莫若妻，因为她清楚丈夫的饭量。

直到最后一道菜“清炖龟鱼”上来时，按一般常规，子文是不吃龟肉的，只能喝点汤，没想他又夹了一块肉。殊不知就是这一块肉，使他喘不过气来，面露惊恐之色，立时倒在地上。没容送医院抢救，即命归黄泉。

此后，尸体解剖证明，那块龟肉卡在他的气管里，终因年事已高，心脏太弱，不能经受这突如其来的袭击了。

宋子文的猝然去世，惊动了所有的亲朋好友。

尼克松获此消息后，立即授意与宋子文有关系的美籍华人尽快邀请宋霭龄、宋庆龄、宋美龄这三位中国近代史上的著名女性前来纽约参加宋子文的葬礼。按尼克松的说法，这一方面可在人道主义上成全宋氏三姐妹再次相逢，同时也在外交上为其尽快叩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大门找到捷径。因为尼克松知道，只有通过中美两国高层领导人之间的接触，才能谈得上改善两国关系并建立外交关系。于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女士便是他最盼望会晤的首要人选。

电报发到北京宋庆龄那里，二姐很快做出奔丧的回音。

而台湾的宋美龄则以中共将派宋庆龄赴美为由，拒不参加哥哥宋子文的丧礼，只是由蒋介石“颁挽”一块题“勋猷永念”四字的匾额。

为实现这一目的，尼克松于1971年4月26日特地向台北宋美龄发了唁电。这唁电不仅使宋美龄感到意外，就连已经对美国不抱什么希望的蒋介石也为之振奋，他要宋美龄借参加宋子文葬礼之机再次施展其“夫人外交”的才能。然而，当宋美龄的专机刚飞到美国夏威夷上空时，却收到了蒋介石“暂不飞纽约”的急电，凭多年的经验，宋美龄预感到一定发生了什么变故。她很快就在当天的《纽约日报》上发现了秘密：宋子文葬礼在即，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宋庆龄女士将于近期飞往纽约。三天后，蒋介石看出了美国急于同中华人民共和国改善关系的用意，同时又害怕这次葬礼是上了中共的“统战圈套”，便又电告宋美龄勿去纽约。宋美龄为了蒋介石而又一次作了牺牲，放弃了三姐妹再次相逢的一次良机，于4月30日返回了台北。后来宋庆龄因短期内无法解决包机问题而未能成行，致使尼克松早日会晤中国高层领导人的计划完全落了空。

尽管尼克松总统为宋氏三姐妹在美国相逢做出了努力，然而宋氏三姐妹终于未能相逢，这不能不说是世纪之憾！

5月1日，国际劳动节这天，宋子文的追思礼拜在纽约市中心的教堂举行。宋子文的太太张乐怡和三个女儿，以及宋子良、顾维均、台湾驻美“大使”刘锴等数百人参加。

大姐宋霭龄因丈夫去世时子文不到场而拒绝出席葬礼。

美国的尼克松总统虽有治国的气魄，而没有促成宋氏三姊妹团圆的本事，无言自羞，亦愤怒地宣布不出席葬礼。

宋子文的葬礼在简单和匆忙中完成。

一生不甘寂寞的人终于寂寞了。

一生不甘人后的人终于人后了。

从宋子文葬礼上，不难看出中国“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间以及家庭内部的深刻矛盾来。

两年后，宋子良又在纽约病重住院，消息传到二姐庆龄那里，这年宋庆龄已经81岁高龄。她身体不好，未能成行。她在给友人的信中真情流露：“我真难以相信他已经离开了我们！听说子良弟晚年多病多灾，花掉了他平生的积蓄，不得不靠亲属帮助。他和子安都是我的多好的弟弟啊，从不伤害任何人，对于他的病重，我止不住地掉泪。”

1981年5月29日，宋庆龄在北京逝世后，宋庆龄治丧委员会向在台湾和海外的宋庆龄的亲属和好友发出邀请，欢迎他们前来参加丧礼。亲属中包括蒋介石夫人（宋美龄）、孙科夫人、宋子良及夫人、宋子文夫人、宋子安夫人、蒋经国、蒋纬国以及宋霭龄和孔祥熙的子女孔令侃、孔令杰、孔令仪、孔令俊等。孙科夫人陈淑英的花圈上写道：“沉痛哀悼亲爱的妈妈——儿媳陈淑英敬挽”，摆放在棺前，还有其他到场的亲属们献的花圈。从美国发来唁电的有二弟宋子良及夫人、小弟宋子安的夫人、大弟宋子文的长女。

宋美龄没有做出任何反应。在表面的沉默下，事情可能要复杂得多。据接近她的人士透露，在那暗淡的日子里，他们看到宋女士以烛光和泪光洗面，默默地为二姐祈祷。廖承志后来在一篇讲话中说，北京这些电报发出去后，特别是邀请宋美龄参加葬礼，“蒋经国很恼火，派人到美国去，又写信去，又如何如何，又通过孔令侃，怎么样怎么样”（可能要孔令侃去阻止宋美龄回复）。

在宋庆龄驾鹤西去的第二年，三兄弟中最后一位宋子良也因久病难医，静静地躺在纽约的一家医院里闭上了眼睛，走完了他人生的轨迹。

纵观宋家三兄弟的一生，他们起步在中国，辉煌在中国，而魂落异国，这当然也是三兄弟的遗憾。他们在旧中国以“四大家族”之一家确定了自己的历史定位，而在高堂父母面前却没能守孝，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如今上海的“万国公墓”，由于国家名誉主席宋庆龄的正寝而改为“宋氏墓园”。在宋氏父母的墓前，还辟有六个墓穴，很显然是宋氏三兄弟和三姐妹的墓穴。这是遵照宋氏父母的遗愿，按照中国的传统惯例，死后让他们的子女也埋在脚边，入土为安。然则宋氏六位兄弟姊妹中，只有庆龄实现了父母双亲的遗愿，而其他五位终究没有入穴。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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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报》1934年5月11日。

《中国事务》第6卷，1934年6月15日。

陈真编：《中国近代工业史资料》第3辑，三联书店1961年版。

《经济统计月志》第4卷，1937年9月。

《统制棉业告国人书》卷10。

上海《时事新报》1935年6月8日。

《国闻周报》，卷10，第25期。

《民国档案》1986年第2期。

《中华年鉴1933》。

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资料丛稿——大事

记》，中华书局1985年版。

《民国财政史》

《中华国民报》468期，1947年5月24日。

《民国十九年盐务稽核所年报》。

《财政公报》55期。

《中央日报》93期。

《晨报》1927年4月23日。

《国民政府公报》1926年第51号。

《广东财政纪实》1934年第一期。

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7编，中国国民党中央委

员会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

《中苏外交关系》。

布赖恩·克罗泽著：《蒋介石》。

顾维钧著：《顾维钧回忆录》第7册，中华书局1988年版。

《新华日报》1946年1月5日。

序　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三部曲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看好并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军人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了社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腐败不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有言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将不国，山河破碎。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概就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他的祝贺。

二〇一二年秋月

引　言

东方微明，一股夹带着太平洋海水咸味的暖风，登上海岸，越过丘陵，窜进里弗代尔一座林木参天的豪华别墅。

71岁的孔祥熙从卧室里走出来。贪婪地呼吸了几口这春天的湿润空气，他微胖的身材穿着绸布暗花的长袍马褂，这种有些背时的衣服却让他感到宽松和舒坦，成为他居家的常服，尤其早上户外运动，更让他感到比板正的西装适宜得多。孔祥熙沿着花蕾初绽的曲曲幽径，来到一块林间草地，然后抬腿伸臂，吐纳呼吸，开始做他刚刚学会的鹤翔庄气功。一名侍卫把收音机音量调好，放在孔祥熙面前的石桌上，站在他的右后侧，也比划开了。慈眉善目的孔祥熙二目微闭，双手平伸，把一股浊气从丹田里吐出来……

一阵描绘黎明从万物静籁到勃勃生机的交响乐过后，播音员开始报告早间新闻。孔祥熙似乎并没有认真去听，依然提肛吸气，如双手抱持巨物，单腿独立，转身……

没有一点杂音的收音机在清晨的空气中扩散着圈圈声波。

忽然，主持人提高了音量：现在播送最新评选出的全世界前50名巨富排行榜……洛克菲勒……摩根……福特……世界第43名、中国首富孔祥熙先生，个人财产20亿美元……

孔祥熙先是像被施了定身法，盘起的左腿久久地悬起，接着，整个身体向旁边一歪，扑倒在草地上。

家人、佣人、保健医生一阵忙乱，孔祥熙被抬回卧室。呼吸已经匀称了。随身侍卫战战兢兢地向霭龄报告：“练着练着就倒了，好像是功法不到家，走火入魔……”

“好了，你们都下去吧。”霭龄打发走人，双手在老伴儿头上摩娑着。

孔祥熙睁了一下眼，随即又闭上，用手指了一下桌上的大收音机。其实霭龄已经猜到了八九分。

几天后，孔祥熙在希尔顿饭店召开了他寓居美国以来的第一次记者招待会。

记者们难得见到这位众说纷纭的神秘人物，一大早就来了一大批唧唧喳喳的男男女女。

9时整，精神焕发的孔祥熙准时出现在厅里。

记者们一阵雀跃，一个个高举话筒、相机抢了上来：

“孔先生新被聘为台湾‘总统’府资政，是否准备赴台就职？”

“是不是蒋介石授权你在这里宣布反攻大陆的具体时间？”

嘻嘻哈哈，刁钻古怪，调侃揶揄。号称“无冕之王”的美国记者们并不把这位旧中国的大人物看得多么神圣。

满面笑容的孔祥熙点头、招手，却不回答他们的任何一个问题。他挤开拦路的人群，站到了中间的麦克风前。

“诸位！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昨天公布的华侨在美国银行存款数字，我想你们已经看到了吧？这份官方报告无疑最具有权威性。全部华侨连同各中国银行在美国银行的存款总数，不超过5000万元，其中最大存户，也只有100万美元，而且是久居美国经营工商业的侨民。这就说明，前些天某机构评选世界前50名巨富，让孔某忝列其间，实在是个不负责任的大笑话！当然，如果有人愿意按那个数字给我补上差额，孔某是感激不尽的！”

原来是这么个消息！

记者们有的感到无聊，有的感到愤怒。有的人也想就此跟老孔探讨一番：

“先生的财产数目，外人虽不能详知，但是必有相当大的数字，则是公众的共识。请问孔先生，你对此究竟怎么解释呢？”

“这个，”孔祥熙清清嗓子，以一种极真诚的样子说，“我家祖辈和父辈都经营商号、钱庄、票号，家产累以千万，曾是有名的山西省首富。可惜这几十年来，由于战乱频仍，通货膨胀，祖产大部分都损失了。本人投资于国内工商业的资本也荡然无存。全家目前生活仅靠一点剩下的积蓄维持，我是个穷人啊！”

一位金发碧眼的女记者听出了门道，凑过来问道：“听孔先生的意思，就是说你家祖上已是巨富。你这一生虽多年在政府任职、主持财政，不仅没有增加一点家产，倒是还把一些祖产损失了，是这样的吗？”

“对对，对！这位小姐很聪明，有很强的理解力，把我没说清楚的意思，表述得更准确了！孔某一生信奉基督，信奉孙先生的三民主义，只知为强国富民奋斗不遗余力，不治私产。孔某半世从政，一贯清正廉明，死后虽愧见列祖列宗，生前却不愧对吾国吾民。此生所为，九死犹未悔也！”

“说得好！”有人喝彩。镁光灯曝起一片白光。

一位秃顶的老记者凑上来，狡黠地闪着眼睛：“这么说，《镜报》布朗先生吁请孔先生先拿出3亿美元，以加强台湾防务的要求，不能得到孔先生响应了？”

“布朗！哼，这位布朗先生如果不是瞎起哄开玩笑，就是别有用心！”孔祥熙听到这个名字就怒气冲冲，转而昏花的眼睛里又流出了两行浊泪，“你们想啊，一个为了国家把自己的祖产都几乎赔光了的人，晚年流亡海外，靠一点点可怜的积蓄苟延残喘，在号称友好的国家里，竟然受到这样挤对，是不是有点太残酷、太不人道了呢？”

孔祥熙满脸委屈，用手绢去擦拭眼角。

记者们什么表情都有。

第二天，有几家报纸非常客观地报道了孔祥熙发布的消息，以及之后记者的提问和孔祥熙的回答，未加任何评论。

孔祥熙的祖上究竟是一种什么情况？他出生时家境如何？还是让我们从头讲起这段传奇吧。

第一章

“山西首富”

“井儿院”主人传奇色彩的经商之路

从太原往南90华里，就到了太谷县城。

“太谷城，真有名，鼓楼盖在城当中。东寺园里游九曲，田儿后头绞活龙。”在老城，还可以看出这鼓楼乃是从前全城最高的建筑。以它为中心的十字街，纵横南北，两侧都是老式的店铺门面，述说着昔日的繁华。

出县城西关，约有5里地，有一个环境优美的村子，名为程家庄，这是孔祥熙的出生之地。

村子里有个远近闻名的“井儿院”，这是孔家的老宅，土地改革时分给了一户贫农。由于上面的政策，几十年来这里一直保持了宅院的原貌，乡亲们一直也都盼孔祥熙和宋霭龄以及他们的子女有一天能回到老院看看。然而孔祥熙和霭龄自1947年离开大陆，再也没有回来过。如今他们已经相继谢世，再也回不来了，有人说他的灵魂曾经回来过，毕竟这是生他养他的故乡啊！当然阳世之人难证阴间之事。但他们在太谷出生的大女儿令仪健在，还有小儿子令杰和他们的后代，总有一天会回到这里看看吧？

让我们仔细看看这座院子。

在黄土高原上，水是很宝贵的，并不是哪里都能打出有水的井。这个院里紧挨着北上房的前面，有一口甜水井，它给院子的主人带来极大的方便，特别让周围的邻居羡慕，因此远近的人都知道这个院子的特殊名字——“井儿院”，它的主人当年更是以此为自豪。这口普普通通的水井带来的不仅是生活的方便，更主要是一种象征。一种与众不同的福祉的象征。这口水井和当年霭龄的父亲宋嘉树在上海虹口郊区选择的“砂环水绕”的建房地址有一种异曲同工之妙。它的主人相信这福气总有一天会在他们出人头地的后代身上显现出来。

这座院子有两进，前院主要是农家必需的辅助生活设施，后院才是主人居住的地方。在北方农村，更多的建筑格局是人住的院子在前，那些辅助的设施放在后面，那样给外来人的视觉印象好一些。当然“井儿院”这种布局也是常见的。布局方式不能说明主人的主观意图，只能说明当时受到某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不得不这样安排而已。

在后院，北屋是上房，一明两暗。西屋是厢房，进深很小，窄窄的一溜儿。北头靠近水井的那间小屋里，朝东盘着一盘北方最普通的农家土炕。后来跻身于旧中国“四大家族”并成为中国首富的孔祥熙，1880年就诞生在这里。

太谷地处黄土高原腹地，属内陆型高原气候，冬冷夏热，无霜期较短，传统的农业很难使人富足。改革开放后，经专家研究确定，这里特别适宜种植西瓜。这里出产的西瓜，可能与日照充足、昼夜温差大等因素有关，个大、皮薄、瓤甜、汁多，在北方城乡颇负盛名。石家庄、太原、郑州以至西安，天气转凉后的一个时期，太谷西瓜是很响亮的牌子。8月初秋，只见满眼的土地都是瓜田。县城里西瓜价钱便宜得让人不安。在农村里，家家都有专门存放西瓜的屋子，从地面可堆到屋顶，煞是壮观。

在20世纪初，这里还没有铁路，地处偏僻，交通不便。但是这样一个地方，太谷却出现了一大批有名的富户。他们当然不是靠传统的农业，而是靠了经商。据县志记载，清代中叶，这里已是商贾辐辏，甲于三晋，以经营票号、典当、茶叶、绸缎、药材等大宗生意名传遐迩。经商者的足迹遍于全国，以致在边地也有“小北京”、“金太谷"之称。太谷县上庄的王氏、沟子村员氏、北勾村的曹氏等，都是山西有名的巨富。太谷人经商的传统就一直继承下来。到1936年日军入侵前，太谷县的商户共2094户，9031人。而城关之内，从商者就有6075人，占总人数的80%。孔家在这样一个环境中，投身于商业，并富裕起来，也就是顺理成章的事了。

但孔家走上经商道路过程中却浸染着不少传奇色彩。

据说孔祥熙的曾祖孔宪昌聪明过人，16岁应童子试得了第一名。雄心勃勃要夺取拔贡，从而走上“学而优则仕”的道路，光宗耀祖。但偏偏当地又有一位才华横溢的秀才孟洋，也在觊觎这仅有的一个拔贡宝座，二人未上考场，就先展开了一场暗中较量。都在以对方为竞争对手，日夜用功苦读。孔宪昌自以为学问大进，比起孟秀才，要略胜一筹，因而上考场前，发出豪言壮语：“取此拔贡，已如探囊取物，等着听我的好消息吧！”三场考试下来，自我感觉良好，又把答卷默写出来，请高人过目，备受称赞，都说此等华章，分明东坡再生，韩愈转世，莫说考取拔贡，就是考进士也定能金榜高中，虽不敢说稳拿状元，探花榜眼怕是跑不了的。孔宪昌知道这些人多是逢场作戏，多说说拜年话而已，不过内心里也觉得把握不小。发榜那天，家里来了不少亲戚朋友，都等着祝贺。谁知皇榜一到，却是孟秀才独占鳌头，拔贡与自家无缘！孔宪昌当着众亲友的面，心里有些话又不好说，一口鲜血喷射而出，竟从此一病不起。孔宪昌临终之前，拉着9岁的儿子孔庆麟的手立下遗嘱说：“读书所以致用。凡我子孙，但求读书明理，经邦济世，便是孔家好子弟，千万不要再应科考试，重蹈我的覆辙，切记切记！”说罢撒手人寰，一家人好不痛苦！

埋葬了盛年而逝的孔宪昌，孔家族人聚在一起，慎重讨论家庭今后的发展方向。经过三天三夜的反思和争执，最后还是决定按照孔宪昌的遗训行事，“体弱莫争先，人穷莫做官”，子孙照样得读书明理，只是不许再进考场，去走那科举考试跻身仕途的独木桥，而要履行孔老夫子的另一条训诫：“学必先于治生”，老老实实自食其力，做一个平民百姓。孔家子孙果然从此谨遵先祖遗训，断了通过科举考试谋个一官半职的念头，转而在其他方面苦心经营，图谋发展。

孔家子弟本来个个精明过人，既不走科考道路，在其他方面发展起来，也是全力以赴。孔宪昌的弟弟孔宪仁，变卖了部分耕地房屋，凑起一笔资金，想加盟员志诚在县城创办的“志诚信票号”。票号这时顺应了商品经济发展的需要，方兴未艾。它主要办理汇兑和存放款，作用相当于现代的银行。用钱生钱，当然比用别的东西生钱更直接便当，利润来得快。可是员志诚的票号已有相当规模，不愿意让孔家来自家锅里捞现成肉。孔宪仁不慌不忙，讲出一番道理：“票号这行当，是钱越多越值得信任，别人把钱存你这里放心，来你这里贷款能得，钱当然赚得多。现在县城有几十家票号，规模都差不多。我这笔钱反正是要投资于票号，你如果接纳，志诚信票号因资金雄厚立即会鹤立鸡群，引来百鸟朝凤。我自然是走捷径得了便宜，但你从壮大业务中也绝不会吃亏。你如果不接纳，我或者自开一家票号，给你增加一个竞争对手，或者与别人合资，压你一头，哪个合算，你可以掂量！”

孔宪仁的话抓住了要害！

员志诚接纳了孔宪仁。

从此，志诚信票号不光是资金猛涨成了县城最大的票号，还因此得到了孔宪仁这个精明能干的经营人才。孔宪仁在经营上果有奇招，他一反以往票号只办理民间业务的老例，专在吸引官款上大做文章。他一身绸布长衫，文质彬彬，完全不像多数票号掌柜那样油嘴滑舌。他给人以干练可靠的印象。但他出入官府，却十分善于在那些外表道貌岸然、内心深处却极想捞钱的官吏身上做文章。不久他把省县两级衙门平时收缴的税捐、上面下拨的官府用项款、军协各饷等等，都吸引到了票号里，需要解送京城的，由他代办汇解；每月开支度用的，由他按时提送。这样一来，他的票号一是资金数额大增，从此实力雄厚，在山西全省成为数一数二的大买卖；二是票号从此也有了靠山。官员们把官款存到这里，吃到了利息，为了保证这笔收入长年不断，他们必然全力支持志诚信，绝不会坐视它被挤垮，或者横遭勒索敲诈。有了这两条，志诚信如日中天，分号遍布全国，甚至开到了日本、俄国、泰国、新加坡。

孔家弃儒经商，看似出于无奈，却因此带来大实惠，家道从此富足起来。钱袋子鼓了，便也处处受人尊敬，有人为了得到贷款，也不得不降尊纡贵，说话赔上笑脸，真比一些科考上来的穷官还风光体面。

孔宪仁为孔氏家族在经济上崛起立下了汗马功劳，成为孔家经商的开山祖师。

“首富”之子与教会姑娘夭折的爱情

俗话说，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

孔宪昌聪明过人，本想踏上仕途，光宗耀祖，结果投身科考却落得个一事无成，吐血而亡；孔宪仁谨遵乃兄遗教，弃儒经商，本意不过想挣口饭吃，做一个衣食自足的小民，却反而腰缠万贯，风光无限。这真是树挪死、人挪活，山不转水转，运去黄金失色，时来铁也生辉。

又有一句话叫商场得意，情场失意，自古两难全。孔宪仁生钱有术，生子却无术：任凭他怎样殚精竭虑，老婆在生了两个如花似玉的女儿之后，肚子就再也鼓不起来了。眼看花甲将至，还是没有儿子。他为人耿直，不肯走那讨小纳妾的歪路，只好自叹无福。年大之后，便把一份票号事业，交给哥哥孔宪昌的长子孔庆麟继承。

孔庆麟，字瑞堂，同样是一位精明强干的实业家。俗话说，长袖善舞，多财善贾。在叔叔开创的基业基础上加上他自己的苦心经营，票号像一头精壮的母牛，“仔牛下仔牛，三年一大溜”，没多久又生出许多分理机构。太谷又开了“义盛源票号”，在北京设了“志一堂镖局”，还有做杂货生意的“会通盛”、“义合昌”，做绸布生意的“会通远”，在广州开了“广茂兴”，在沈阳开了“源泉博”，后来在太谷又盘下了别人的“三晋源”。据说还在日本的大阪、神户，越南的西贡等地开设了分理机构。孔家的金融业和商业，这时真是达到了全盛时期。

清朝末年，各省各县都有评选本省本县首富或首户的惯例。首户要从诸多方面衡量，比如德行、见识、人才等，因素多了，评选起来就麻烦些，而且见仁见智，别人也不见得服气。而首富当然就标准比较统一，也好衡量。孔家在那样的鼎盛时期，这“山西首富”自然当仁不让。

孔庆麟先生尽管忙于经商，却并没有丢掉孔家攻习诗书的传统，只不过他没有再走父亲的路，去进考场。生意场上，他知书达理，也算得上一位儒商。又乐善好施，时时周济朋友乡亲，尤其在社会公益事业上，舍得花钱，像修桥铺路的事，他都是愿意出资的。那个年代，修桥铺路，被认为是积阴德的事，会福荫子孙的。他的文化修养和慈善之举，在当地颇有口碑。人们不用世俗的“老板”来称呼他，而尊称他为“先生”，这在当时是为数不多的一种敬称。他也的确不愧此称谓，远不像有些人，一沾商字的边，就一头钻进钱眼，别说为他人着想，常常连自己的子孙也顾不上，往往弄得万贯家财，而子孙却只知玩乐，没有文化和道德修养。孔先生时时警戒这一条，为了避免因自己长年在外奔忙，孩子们荒废了学业，忘记了做人的要义，他特意亲手写下了一副对联，悬挂于上房中堂作为家规家训。这副对联是：

学做几件吃亏事以百世留用，

留一点善念心田使儿孙永耕。

横批是：

虚心体味

孔庆麟共有五个儿子。这副对联的用意，其实还是教育他们做人处世的，至于对儿子的诗书学业上，他更不肯怠慢，专门延请了名师在家教授儿子，只是仍然要求他们记取祖训，不能应科考试。孔庆麟还立下家规，不许他们娶官宦人家的千金小姐为妻，以免官府衙门的官场陋习侵凌门户。这些规矩，有它朴实、积极的一面，但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这些家规在一定程度上也限制了他儿子们的视野，使他们不能主动去迎接社会变革的大潮，难免显出一些迟迟暮暮的落伍之感。

且说孔三公子孔繁兹，生得一表人才，读书刻苦，学问有成，最受慈父孔庆麟老先生钟爱，他受到乃父格外栽培。十六七岁时，父亲把他派到了北京义合昌任总文书。在那天子脚下、人文荟萃之地，他愈发增长了见识，生意经更精了，还接受了社会改良思想，穿衣打扮上也洋派起来。几年之后，当他浑身洋溢着青春气息的时候，一位在教会工作的大家闺秀向他抛出了绣球。二人鸿雁传书不时约会，感情迅速发展。不意就在这时，孔老先生到北京巡察生意，破获了这个秘密。思想正统的孔老先生一是看不惯青年男女的自由来往，二是根本不能接受来自外国的宗教信仰。他不动声色，回山西的头天晚上，突然宣布孔繁兹结束义合昌的生意实习，回太谷去掌管三晋源和义盛源。

孔繁兹开始还想争取留在北京，但看到父亲那张铁青脸，就猜到了几分深层的原因。一贯以孝悌忠信为基本人生信条的孔家弟子，根本缺少与父辈对抗的基因，他默默收拾了东西，第二天一早就跟随父亲上了马车。他甚至没有跟要好的姑娘打个招呼——倒不是他薄情寡义，而是孔老先生雷厉风行，根本不给他留那个机会。孔繁兹满腹惆怅地离开京城，心中明白再不可能与那位温柔美丽的教会姑娘相聚了，但这一段经历却使他因一位姑娘在内心深处存下了对教会的好感。

门当户对的婚姻和难以为继的票号

回到太谷，孔老先生在程家庄选择了一块有水井的菜园子，盖起了著名的井儿院，作为三子孔繁兹娶亲的新房。这也是他对三公子的一片厚爱之心，当然也可能含有对割断儿子情丝补偿的意思。在建房的同时，孔庆麟赶紧为儿子物色对象，不久有媒人提起太谷东山底村庞先生的二姑娘。这庞家跟孔家家境相当，亦儒亦商，也算是太谷县的大户人家，加上庞二姑娘秀外慧中，能背些唐诗宋词，能绣些芍药牡丹，被孔家一眼相中，登时就下了聘礼。新房建成，选了个黄道吉日，在噼噼啪啪的鞭炮声中，伴着唢呐锣鼓的阵阵吹打，一乘花轿把新娘子抬进了家门。

孔繁兹虽还难舍那位教会姑娘，但已自知今生没有缘分了。到入了洞房，掀掉新娘子盖头一看，庞姑娘红唇白牙，杨柳细腰，水灵灵的大眼睛，含羞带娇，分明一枝带露鲜花，顿生怜爱。心里算计明白了，不能为那虚远缥缈的教会姑娘冷落了这位将伴自己终生的女子。同时再仔细看时，遂觉得庞姑娘是那种自己从小看惯了的、完全认同了的本地美人儿，骨子里透着一种亲情。也就对庞姑娘真心相待，在外面亲戚朋友的闹哄声中，二人在充满温馨的洞房里，开始了他们人生的新纪元。

看着儿子们一个个成家立业，孔老先生感到总算完成了自己挑着担子该走的那段人生道路，票号事业越来越难经营，自己已经力不从心，他干脆把家分了，让儿子们去各显其能。

孔先生生前，曾为自己人丁兴旺，有五虎上将般的五个儿子而骄傲。孔先生死后，五个儿子分家单过，昔日由孔先生一人掌管的票号铺子，分别归到了五兄弟各自名下，从此孔家再不是一只能够昂天怒吼震动三晋的经济雄狮，虽说仍可称五匹骏马，但毕竟已是势单力薄。再加上19世纪后半期，太平天国起义、捻军起义，清朝社会更加动荡，许多商路不通，更有连年的水旱灾害，经济发展缓慢下来。后来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兴起，现代银行业已露端倪，那些先前小门小户私人经营的票号事业，在社会中就因所占份额太小。而显得微不足道了。

这弟兄五个中，除了老三孔繁兹外，不是膝下无子，就是儿子早夭。这在那个时代是很影响情绪的事。“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常常困扰着他们，搞得无精打采。家庭人口真是个两刃剑式的怪物，儿子多了高兴，但家业一分开，势力减弱了；儿子少了或没有儿子，又成为心病，认为无人继承的财富，再多也没有意义，又不能带进棺材。孔家就走过这样一条曲曲折折的路。

孔庆麟的五个儿子，尽管在严格的教育下，都学有所成，在经商父亲的手把言教下，在事业上都有作为。但是从根本上说，他们已经开始落伍了，祖辈、父辈的事业在他们手上没有进一步发展，在周围新崛起力量的映衬下，他们变得黯淡无光了。

孔繁兹还算努力，他的三晋源和义盛源开始有过一个小小的冲刺式的发展，紧接着山西遭到连年旱灾，赤地千里。“光绪三年，谷穗朝天”，已经成了后世流传的民谣。连年的饥荒使人们为填饱肚子而奔忙，不少地方饿死人的事情连续发生，当地人不少到外地逃荒要饭。孔繁兹由于家底殷实，虽无饥寒之虞，可他的铺子却受到严重冲击，什么丝绸、皮货、茶叶，这都是富裕之年人们才有心享用的东西。饥荒之年，这些生意清淡如水，而票号更在银行业挤对下，一蹶不振。“井儿院”里，哪还有一丝“首富”人家的气象？

愚昧的“求雨”之后笼罩着神秘出生的胖小子

连年的干旱，迫使人们想尽一切办法改变命运。“求雨”成为一种普遍的活动。

一天，孔繁兹外出路过阳邑村，只见大群村民头戴柳条帽，光着脚丫子，捧着祭品，成群结队向禅房村走去。孔繁兹一问之下，才知道这是去请龙王娘娘回娘家降雨。孔繁兹摇摇头，正要返回，又见一大群人聚在龙王庙前，吵吵闹闹，不知何故，便又上前观看。原来这里也是香烟缭绕，前面一位老道，手执拂尘，闭目养神。孔繁兹正纳闷间，只见老道突然睁开双眼，断喝一声：“上仙来临，还不跪迎！”孔繁兹待跪未跪之际，早被人扯了裤脚，只好随众人跪下。他人虽跪倒，毕竟不知这老道搞什么名堂，不时抬头偷看。只见那老道掣起旁边的签筒，已晃晃荡荡地摇起来。底下早已是寂静无声，光听得签筒里咣咣地响。孔繁兹再一次抬头之际，一支竹签早飞离签筒，直朝他面门飞来。孔繁兹一低头，竹签子已插入脖领。老道用手指住，大喝一声：“有了！”跪倒的人纷纷起来，抬起孔繁兹就跑。孔繁兹还以为大祸临头，拼命喊叫挣扎，那些人哪肯放手。到了庙里，立即有人安排他沐浴薰香。原来刚才是要通过摇签选出一人作为龙王的武将，由此人到被妖魔镇守的尖山石洞里，取出一瓶圣水，送给龙王去遍地布洒。由于选出的人必须身强力壮，能够战胜镇住圣水的妖魔，所以这种求雨方式叫“武祈”，而刚才那些戴柳条帽的队伍，则是“文祈”。

孔繁兹本是生意人，不愿做这种事情。但这时已由不得他了。沐浴完毕，又在他脸上涂了凶神般的脸谱，身上也涂了五颜六色的铠甲——其实不着衣服，然后村民们擂鼓摇钹，簇拥着“武将”向尖山而去。孔繁兹走在前面，完全听从那些人的指挥，光着脚，右手持桃木剑，左手托着净瓶，呀呀唔唔地向圣水洞而去……

等一套仪式搞完，村民们仍不放孔繁兹走，说他祈雨有功，又强留他喝酒吃猪头，算是慰劳。孔繁兹被劝不过，三碗水酒下肚，早已是头昏脑涨，想着家中的妻子，谢过众人，踉踉跄跄就往回赶。

走不多远，天边已是乌云翻滚，紧接着凉风吹来。孔繁兹正被酒力烧得发热，看见云来风起，正觉痛快，哪里想到避雨？遂在醉眼蒙眬中趁机赶路。等大雨浇来，已经是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孔繁兹只好冒雨前进。想到几年不下这么大雨，本是好事，又兼此时年轻体壮，也不甚在意。待雨停时，已经走到离家不远的一个村子边上。太阳从云缝里透出金光，空气是少有的湿润清香。小孩子都跑出来蹚水嬉闹，成年人也来到街上看这雨后新景。孔繁兹正觉自己一身透湿，生怕被人见笑，刚想躲开。忽听有人喊：“快看，龙吸水！”孔繁兹抬头望时，只见一道鲜亮的彩虹升起在天际，那赤橙黄绿青蓝紫的七彩颜色，在雨后的碧空中显得那么清晰鲜艳。大家都抬头仰望，再没人注意这淋得透湿的人。大家看着看着，又有人说：“东虹（jiànɡ）日头西虹雨，北虹出来卖儿女，南虹出来换皇帝。看，这是南虹，看来灾荒就要过去，世道要变了！”

忽然又有人喊：“瞧，这虹的一头正在程家庄上，是不是这村里要出圣人啊？”众人又往前跑着看，有人手搭凉篷观望一会儿说：“嗨，那一头分明是在井儿院的位置，说不定这院里要出换代的圣人喽！”

孔繁兹害怕了，这话可不是随便说得的，传到朝廷里，说不定就得出人命。可又不好去堵人家嘴，只巴望着他们说说就算，可别再传。想着，低了头，往家就赶。一进家门，就听见屋里传出响亮的婴儿哭声。接生婆婆见他回来，拦住就贺喜说：“哎呀，少先生，你怎么才回来？少奶奶给你生了个大胖小子，你听听这哭声，是个龙种呢！恭喜恭喜呀！”孔繁兹可真乐了，家里添丁进口可是大喜，再加上这一天奇奇怪怪的经历，说不定这儿子将来真有造化。他顺手掏出一把刚讨账要回的银元，塞给了接生婆，就往屋里闯……

就是这一年，任山西巡抚的曾国荃兴高采烈地向清廷奏报说：“山西连年遭灾，晋南各郡人民大都外逃，去年夏天至今，风雨调和，流亡人员逐渐返回，筹备牛具籽种。开垦荒地。”

1880年9月11日，是农历八月初七，对井儿院的人来说，这可是一个喜庆的日子，孔繁兹和庞氏的第一个孩子出生了。这也是孔繁兹弟兄五人中后来唯一长大成人的男孩子，此人就是后来在中国政治舞台上一度叱咤风云的孔祥熙。

第二章

孔圣裔孙

孔子第75代孙来历不凡的名和字

这个胖小子的诞生，给井儿院带来了少有的喜庆和热闹。

给这个男丁起名更成为一件大事。

要是普通人家，随便起个什么阿狗阿猫就可以了。当地还有种风俗，越是喜爱的孩子，父母越要给他起个不堪上口的名字，那种粗俗和不雅，足以使他成为人物后，当别人再提起时会满面羞红、讳莫如深。其动因据说是为了让这孩子长命，阎王拿人时会因为这粗俗的名字说不出口，或者前来索命的小鬼判官错理解成其他东西而完不成任务。那样这孩子自然会逃过阎罗的追索，顺利长大成人。但孔家可不是当地一般的小户人家，尤其孔繁兹饱读诗书，又自诩是孔圣人之后，当然不能仿效那些草民百姓的愚昧做法。他必须给这个老弟兄五人中最可宝贵的男孩取个响亮而有意义的名字，让他接续香火，继承事业，光耀门楣。

要起好这个名字，第一件事就是要查清辈分。

什么辈分？这就不能不从中国社会中的一个特有现象说起。

孔老夫子生前风尘仆仆周游列国，但他创立的儒家只不过是诸子百家中的一家，根本没有特别的地位，他的政治主张更不为各国诸侯所采纳，反而受到不少冷遇和嘲讽。直到他身后多年，人们才发现他的“仁义”治国主张，“三纲五常”理论，“中庸”处世之道等等，是那么符合中国国情，对于教化人民、维护封建统治极其有用。到了汉朝，董仲舒才向皇帝建议，来了个“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老夫子这才显赫起来。到唐开元二十七年，他第一次被加谥为“文宣王”。“王”在欧洲国家是最大的或最高的统治者，可在中国不行，中国最高的统治者是天子、皇帝。王还仅仅是某块土地或者某一领域的一把手而已。当然这对于生前门下仅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的孔子，已是很大的荣耀了。以后宋元明清，各代皇帝又不断加谥，到了清朝顺治年间，孔子的封号已有了一长串，成为“大成至圣文宣先师”。在中国历史上，大概除了叶赫那拉氏有一长串什么贤懿德之类读不通弄不懂仅仅尽是好字眼的封号外，没有谁比孔老先生的封号更长的了。慈禧为什么要那么长的封号？据说按照封建朝代的规矩，皇帝加封一个字，每年就是1万两银子的“政府津贴”，这个称号值钱呢！但孔夫子生前穷困潦倒，饭都常常吃不饱，那些天子诸侯往往一个铜子都不肯给，后世皇帝加谥这么长的封号，看来是不吝金银的，只是先生已经作古，别说每个字1万两银子，就是10万两也没意义了。不过中国人有中国人的思维方式，在精神领域，他们敬仰的人物是永远不死的，即使死了，也还能享受供奉。这就有了历代皇帝规模盛大的祭孔大典。那祭品的丰盛和仪式的隆重，甚至超过祭祀皇帝自己的祖先。

这是孔子的荣耀，更是孔子后人的荣耀。

有了孔子的封王，接着也有了全国的孔姓联宗。不论现在住在何处，凡是孔姓，都一律从孔子算起，排出辈分，算是孔子的第多少多少代孙。

这是一件好事。孔子是世界级的伟大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最高统治者尊孔祭孔，自然希望全国的百姓都来实践孔子的理论，按老夫子的道德标准行事。既然愿意做孔子的裔孙，证明他们敬重孔子，会在推行孔子的思想道德伦理方面，行动更加自觉。于是皇帝推波助澜，向孔府子孙排辈姓名赐字。

明朝建文二年（公元1400年），皇帝朱允炆第一次向孔府御赐10字：

希言公承彦，宏闻贞尚衍

清朝乾隆五年（公元1740年），乾隆皇帝再御赐10字：

兴毓传继广，昭宪庆繁祥

清朝道光十九年（1839年）道光皇帝又御赐10字：

令德维垂佑，钦绍念显扬

这30个字本是皇帝赐给孔家的，后来孟轲的后代、颜回的后代、曾参的后代，也一齐跟着孔家排起来，而且国内和海外的华人也完全一样，姓名用字和排辈都如出一辙。这自然是孟子、颜子、曾子都是孔门弟子，而且是儒家学派创立和形成的重要人物的缘故。

有了这样的御赐排名用字，就给家族的排辈认宗提供了极大方便。只要是孔姓子孙，不论流落世界何处，只要报出姓名，对方马上就可以知道是孔子的第几代孙；如果双方都是孔姓，对确立双方长幼关系也是一目了然。这在世界上大概也是独一无二的现象，充分显示着华人的内在亲和力以及中国人重视区分长幼的传统尊卑观念。

井儿院里新生的这个胖小子，很容易就查出了他是孔子的第75代孙，排名应该用“祥”字。父亲孔繁兹经过一番苦心琢磨，终于给他起定了名和字。名为祥熙，字庸之。可以看出，所谓起名，排辈的祥字已经铁定要用，实际只有一个字了。而这一个字，却是要大费脑筋的。父亲给他起的这个名字里，唯一由他确定的这个熙字大有讲究。从典籍上查。“熙”字共五解，一指光明，二指兴起，三指吉祥，四指曝晒，五指嬉戏。显然后两种意思不雅，舍弃不用，那么这个名就寓有了预示这孩子前程光明、孔家从此将要兴起、保佑全家平安吉祥的立意。有了名还要从名中切出字来，这字是对名的发挥、配合。“庸之”就是对祥熙的最好注释：孔夫子最推崇的为人处世态度就是中庸之道，这庸之就是取中庸的意思。待人接物要谦和，遇事不能偏颇过激，遇到矛盾要多调和，凡事适可而止。这胖小子长大后，果然处处按这个意思行事，带来了孔家的兴起和光明。

无微不至的母爱和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烙进幼年心灵

孔祥熙出生以后，虽说家境已大不如前，但仍算当地的富户，生活上还过得去。他在父母的爱抚下，度过了无忧无虑的幼年。

孔祥熙3岁时，母亲又生下一个妹妹孔祥贞。新生的妹妹没有影响母亲对孔祥熙的管教。从4岁开始，父母就对孔祥熙进行启蒙教育。

朱雀桥边野草花，

乌衣巷口夕阳斜；

旧时王谢堂前燕，

飞入寻常百姓家。

母亲庞氏能背诵不少唐诗宋词，还写得一手娟丽的蝇头小楷，她把知识的灌输融进她对儿子的母爱之中。夏日的树荫下，冬日的炉火旁，母亲一遍又一遍教孔祥熙背诵这些朗朗上口的古代诗词和一些华丽的骈文。孔祥熙虽无法理解它深奥的含义，却也背得滚瓜烂熟。

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

父亲孔繁兹始终不忘“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典故，他是带着他对儿子的殷切期望来对他进行潜移默化的。

又过了一年，父母看到小小年纪的孔祥熙聪明过人，认为再这样零打碎敲地教育有些耽误时光，便开始制订计划，让他系统地学习一些知识。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

《三字经》成了孔祥熙第一本启蒙读物，不仅是会背，而且要理解要义；要学写字，不仅是照抄，还要能够默写。

读完《三字经》接着就是《论语》。

可惜，孔祥熙还没学完《论语》的时候，母亲庞氏却患了重病。庞氏在程家庄以贤惠闻名。她从不搬弄是非、说些张家长李家短的闲话。对家里的佣人也不盛气凌人。她家里有一个帮她照顾孩子的丫头，有一次孔祥熙自己乱跑乱闯跌破了额头，家里其他人都很着急生气，纷纷指责小姑娘没尽到责任。这穷人家的孩子，小小年纪不能读书，因生活所迫到富人家里做侍女混口饭吃，本来就够可怜的，现在出了这样的事，她就是分辩也是没用的。小姑娘可怜巴巴，唯有流泪，等主人处置。倒是庞氏动了恻隐之心，在看了孔祥熙的伤势，确认并不算重之后，主动承担了责任，替小姑娘解了围，使她能够留下来。这件事使庞氏得了体恤下人的名声。现在庞氏患病，孔家一家上下无不痛心，想方设法给她延请名医医治。抓药煎汤更是不惜花钱。那时候医生看病往往看人下药，有钱的人家就开些名贵的药，贫穷的人家就只开些对症的药。庞氏龙髓凤脑吃了不少，怎奈病情却不见好转，几个月之后，她抛下了恩爱情深的丈夫和一双嗷嗷待哺的儿女，撒手人寰。当地有句俗话说“宁跟讨饭的娘，不跟做官的爹”，意思无非是说母亲心细，对儿女关照周到体贴；作为男人的父亲一般粗心，往往对孩子照顾不周。孔祥熙6岁失去母爱，本来会在他心理上造成缺陷，但他成年后自称对这一点感受不深。

因为父亲孔繁兹用格外的父爱填补了母爱的真空。

为呵护孩子父亲誓不再娶，却不幸染上了鸦片瘾

失去了女主人的井儿院，顿时失去了年轻女人的咯咯笑声，没有了带着对儿女一往情深的母亲的声声召唤，井儿院变得沉寂了。

受这件事打击最大的是孔繁兹。昔日天天同床共枕的妻子突然离去，剩下的尽是些人去房空、冷衾孤枕，还要为两个孩子操心吃穿，过去根本不用他过问的事情，现在必须由他样样亲办，精神上的打击加上日夜操劳，人日见消瘦。

还在庞氏刚刚去世时，就有人张罗着给孔繁兹续娶一房妻子，可孔繁兹由于对亡妻感情太深，无心操办。他觉得自己是一个不幸的人，第一个恋爱的姑娘因不容于老式的家庭，被生生拆散了，感情上始终像背着一个包袱，欠着一笔债。好不容易和庞氏建立起了感情，竟又横遭如此变故，他已心灰意懒。当有人再提起此事时，他竟吟起了唐人元稹悼亡妻的诗句“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别人看一时在他心中摆不上日程，只好由他先度过一段心理适应期再说。

孔繁兹亲自带两个孩子苦度日月的时候，又碰到一件事。一次他去拜访一个朋友，这个朋友也跟他一样，前两年妻子亡故，只是不久又续娶了一个太太。自从太太也生下自己的儿子以后，家里就再没了安宁。邻居不断给他说前妻生的孩子备受折磨，可回到家里，太太又不断向他告状，说原来的孩子多么不成器，成天孩子哭，大人闹。他不管不是，管又没法管，因为他毕竟不能整天守在家里。朋友给他诉苦之后，孔繁兹相信了当地人经常说的一些话：“门道底下的风，后老婆子的心”，“后娘打孩子，内里使劲”。要想让这两个孩子不受后娘欺负之苦，只好委屈自己，永不再娶。

但孔繁兹内心的苦处毕竟无法排遣，他不幸染上了鸦片瘾。

“咸丰坐了11年，口里口外种洋烟”，这是太谷流传的一首民谣。既然种植洋烟（鸦片），抽它的人就不在少数。“南庄的架火太谷的灯，徐家沟的铁棍爱煞人”，太谷的灯是什么灯？烟灯。这在当时也是太谷的一大名牌产品，连《老残游记》都载了进去。抽鸦片是当时社会的一大弊病，孔繁兹苦闷无聊，既染上它，人也憔悴，钱也去得快。烟瘾上来，对孩子也疏于管教。孔祥熙只好自己寻找孩童的乐趣。很快，他加入了村里孩子到县城拣煤渣的队伍。别看山西盛产煤炭，太谷一带却无煤矿。为了冬天取暖，孩子们到县里大户人家和饭馆里倒出的煤灰中筛筛拣拣，挑那些没烧透的煤核拣回来备用。对于孩子们来说，能够拣回多少有用的东西本在其次，主要因为可以以正当理由出去游逛，接触些新的环境，长些见识。但这样每次回来，孔祥熙总是弄得蓬头垢面、灰头土脸，天冷的时候，两股清鼻涕更是流得长长的，失尽了富家子弟的模样。

亲朋好友看这样下去不行，就力劝孔繁兹换个生活环境，免得在井儿院里进进出出，到处是旧物唤起旧人情，打不起精神。孔繁兹采纳大家意见，到城南15里远的南张村，当起了私塾教师。

孔祥熙也就跟随父亲，到那里上起了私塾。

环境所迫，父子同领“庸之”精微

孔祥熙上了私塾，就严格按照私塾里的规矩，扎扎实实学起了那套蒙学丛书，什么《千字文》、《百家姓》、《名贤集》、《神童诗》、《弟子规》，一本一本地啃。他最感兴趣的有两本书，一是《诗经》，因为那时最流行的说法是“不学诗无以言”，这涉及一个人的文化层次；学了《诗经》，说话作文才称得上文雅，“言而无文，行之不远”，这文就是文采。《诗经》里的比、兴、赋手法，自然是最有文采的。另一本是《礼记》，“不学礼无以立”，礼是人们做事做人的标准，懂得了礼才能立身做人。当然，这些道理都是父亲教他的，而有大志的他也认为这些至为重要。这两本书都不是一个几岁的孩子一下子能学懂的，他首先需要很好地背诵课文，父亲则尽力为他讲解要义。这两本书他学了多年，一直到他上了教会学校，回家时还要向父亲请教其中一些问题。

孔祥熙是南张村私塾里年纪最小的学生。而且先生是他的父亲，不过这并没有成为放松要求的理由。父亲对他寄予厚望，自然要求也更严格。下学以后，别的孩子去玩了，父亲总要督促再学一会儿。孔祥熙背书是一大拿手，他从小背诗背词打下了基础，比那些压根儿没接触过诗文的孩子自然多一些优势，课堂上孔祥熙总希望自己能露一手。每天一上课，先生让背诵昨天讲过的课文时，总有一些孩子吭哧吭哧地憋红脸，这时小祥熙总是把手举得高高的，希望由自己当众露个脸。可是孔繁兹却很少给他这个机会，挨个把学生叫完了，也不一定叫他起来。有一次孔祥熙真生气了，他一天闷闷不乐，留下的课文下学后他也不背，趁父亲没注意就一溜烟跑出去玩，直到掌灯时分才回来。父亲早做好了饭等他，看他玩得一身泥土，并未责怪。吃过饭，父亲督导功课时，孔祥熙气还未消，只气咻咻地说：“我不背了，背下背不下还不是一样！反正课堂上你也不叫我起来。”

知道了原委，孔繁兹心里又好笑又难受，小孩子好胜心强，这是好的，但还有深层的道理他就不一定能理解了。孔繁兹叹口气，给儿子讲起了道理：“我在这里教书，任务是把人家的孩子教好，并不是只教好自己的孩子就行了，那样，人家还聘我这先生干什么？我在家里教你不得了？你比别的孩子聪明，这我心里清楚，可是课堂上总让你盖过别人家孩子。时间一长，对我不好，对你也不好。你可知道为什么给你起的字叫庸之？庸者，中庸也。遇事要把握分寸。中国历来的现象是，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所以圣贤都知道明哲保身，藏愚守拙，大智若愚。只要在最关键的时候露出峥嵘，就足够了。绝不能天天锋芒毕露……”这一番话，深深刻在了孔祥熙心里，也才第一次懂得了自己名字的含义，从此他努力克制自己事事争先的欲望，功课上总是“拉屎攥拳头——内里使劲”，每次考试，父亲总要格外严格要求，多扣他几分，让别的孩子争走班上的第一名。孔繁兹的这个算计的确像他经商一样精明，很快显出效果。他初来时，班上不过八九个孩子，后来村里人都说他教学有方，尤其每次考了第一的孩子家长，逢人就说孔先生学问大，自己的孩子才上几天学，就考了第一云云。这等于是无形的广告，这所私塾很快兴盛起来，不仅本村的30多个孩子都入了学，就连邻村的一些人家也愿意把孩子送到这里学习。

私塾的兴盛，给孔先生带来的不仅是束脩的增加，更重要的是名声。在乡下，世世代代生活在一起的人们，名声是非常重要的。它可以使人得到尊敬，遇到困难时得到帮助，它还是一个家庭可以遗传继承的一笔财富，让子孙后代受益。而孔祥熙也在父亲的熏陶下，逐渐形成了他性格的基础。充分发挥了自己名字中“庸之”的要义精微，他此后在政界立足，总是圆滑世故，不肯与人直接对抗，不肯将势使尽、便宜占尽，凡事总注意留有余地，颇得“好好先生”之名。有人曾评价他的庸之是平庸，却不知他是有意为之，深藏城府，练达老到，以使自己处于进退方便的有利地位。

从6岁到10岁，孔祥熙在父亲身边，扎扎实实地读了四年古书，打下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厚实根基。

第三章

基督信徒

重病之下父亲带少年孔祥熙走进福音院

当一个古老的中国神圣家族的后代，拜倒在外来的耶和华面前时，在当地社会上引起的震动，不亚于一场地震。

基督教与佛教、伊斯兰教并称为世界三大宗教。它的教义认为上帝创造并管理世界，耶稣基督是上帝的儿子，降世成人，救赎人类。早期的基督教反映了当时贫民和奴隶对奴隶制度的憎恶，罗马帝国曾对该教残酷迫害，后于第4世纪定为国教。罗马帝国东西两部分裂后，基督教也于1054年分裂为罗马公教（即天主教）和东正教。16世纪，罗马公教内发生了反对教皇封建统治的宗教改革运动，逐步产生了代表新兴资产阶级利益、脱离罗马公教的基督教新教各派。

唐朝初年，即公元7世纪，曾有基督教的一个派别传入中国，不过在中国的名称是“景教”。元朝时候，大约13世纪吧，又有一个派别传入中国，不过名字也变成了“也里可温教”。它们都没有流传下来。天主教曾于元代一度传入中国，后又于16世纪的明朝末年传入。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各派大规模传入，则是伴随着鸦片战争后中国通商口岸的开放开始的。

清朝光绪八年，也就是孔祥熙3岁时的1883年，美国在北京设立的华北基督教公理会董事部，派出了医士兼牧师的文阿德来到太谷，行医传教。中国人历来对外来的大鼻子洋人存有戒心，单纯传教困难重重。但是借着行医治病，就使传教变得容易了。因为他们带来的，毕竟是比较先进的现代西医，借助于科学的仪器，使诊病变得比较直观，不像中医的把脉那么玄奥。而且通过化学方法制成的西药针剂片剂，药效也来得快些。容易取得信任。文阿德到太谷的第二年，即在里美庄设立了公理会。1888年，他购买了县城南街的一所院子，挂起了“福音院”的牌子，既是教徒做礼拜的地方，也是他行医治病的诊所。文阿德除看病外，还进行卫生宣传，搞一些流行病的防疫，帮助瘾君子们戒除鸦片，渐渐取得了一些人的信任。

1889年，正在南张村跟随父亲读私塾的孔祥熙突然患病，先是痄腮，伴着发烧，耳朵下面一边鼓起一个大包。这是当地俗称“蛤蟆瘟”的常见病，经当地老中医调治，很快见好。不料几天以后，孔祥熙的脖子里又生了疮，这次的情况就很不妙了，任凭老中医怎么换方换药，就是不见好转，这疮包眼看越长越大，亮晶晶的，顶部已开始溃烂，流出恶臭的脓水。

孔繁兹爱子心切，已经发誓为了儿子不再续娶，可如今儿子患病，眼看不治，自然心急如焚。当地名医已经请遍，竟无一人有回春妙手。走投无路之际，他想到了福音院。不过，一想到要去求助于洋人，孔繁兹被自己的想法也吓了一大跳。

不管怎么说，这之前到那里求医看病的，大都是当地穷苦人，他们在无钱求医的万般无奈之中，才试探着接近那些大鼻子洋人。看病之后，这些人不少都信了洋教。拖着长辫子的龙的传人，跪在外来的上帝面前，祈祷礼拜，这在当地大多数人看来，不仅是不伦不类，而简直是辱没先人。他们甚至传说，这些信了洋教的人，都是在看病时被洋人施了魔法，换了心。还有的说，这些人跟随洋人后，要给洋人偷中国小孩子，送到福音院里剖腹剜心，制作洋药。种种说法，不一而足，大都是敌视洋教，把接近传教士的人都看作异端的。在当地有钱有势的人家，一般还都不跟洋教来往。号称当地名门望族的孔家，要去福音院里看病，这可不是一个小动作，必然引起一场轩然大波。

这大那大，给儿子治好病为最大，孔繁兹顾不得许多了。他给私塾的孩子们放了假，带着孔祥熙回到了程家庄。

毕竟孔家进福音院是头一遭，孔繁兹必须给家族的人们通报一声。

井儿院北上房里坐满了人，族人们差不多都来了。虽然时鲜瓜果摆满了桌，但没有人去动，屋里只有咝咝的抽烟锅子声。

孔繁兹庄重地开了腔：“刚才，祥熙的病你们都看了，脖子上一共多大的地方呀，长那么大疖子，我听有人说这叫砍头疮哩。再烂下去，怕脑袋要掉下来的。我已经遍请当地名医，都不见效，所以，所以，我想——”

“想咋着，你倒是说呀？”有人催促。

“只有一条路了，就是，就是……”孔繁兹感觉得到将出口的话的分量。

“你说吧，该咋治，娃娃都病成这样了，还犹豫个甚哩！”

“我仔细想过了，只有到福音院去，请那位洋大夫给诊治！”孔繁兹总算把最难出口的话讲了出来。

“啊？找洋人？”众人都张大了嘴巴。

传教士治好了病也俘获了孔祥熙的灵魂

经过了最初的惊愕之后，族人们开始叽叽咕咕。先是低声互相交换看法，接着话音就高了起来，几乎没有一个人是赞成的。

“繁兹，你咋不想想。我们孔家是甚人家哩？我们是孔圣裔孙哩！那福音院是甚地方？洋人传教做礼拜的地方呀！自古以来，我们信仰的只有先祖先师创立的儒教，咋能去信洋人的邪教咯？这背叛先人的事，在我们这一辈不能行！”孔繁兹的一位堂兄把烟袋敲得叭叭响。

“三哥，你弄错了，我是带孩子去看病，不是去信教！”

“噢，你说得好！那洋人给人看病为甚哩？为拉人入教哩，你不信教，他肯给咱娃看病？天底下哪有这种好事？”

“三哥，你不知道，我跟那文先生拉过话，看病归看病，信教归信教。他们看病是行善，看好了信不信在你，这个你还不放心我吗？”

“我不信有这种好事！”堂兄气呼呼的，不说话了。

“哎，我说，要是咱太谷的医生不行，还可以到太原嘛，干甚的非找洋人？那样咱孔家在当地，可是要栽威信咯！以后在别的大户人家面前，咱少不得要看白眼、矮半头的！”又一位族叔开了腔。“好我的叔哩！你看孩子的样儿，还能折腾到太原吗？这救人如救火哩。”

“哎，咱太谷的曹先生、周先生，可都是世代祖传的杏林高手，这病他们拿不住，我寻思着，说不定另有缘故哩。我可是听说，祥熙在南张村，登高下井，掏雀捉蛇，该不会是招惹了哪路仙家吧？北沟的李半仙，分明是张天师再生，画符念咒，捉鬼送神，百灵百验，咋不赶紧找他看看呢？”

孔繁兹看这样戗戗下去，到天亮也不会有个结果，要叫他们同意去福音院看病，眼下简直是墙上挂帘子——没门！任自己怎么解释，也是嘴上抹石灰——白说。自己的儿子，归根结底得自己拿主意。想到这儿，他清清嗓子站起来说：“孩子他娘已经殁了，这孩子我再也耽搁不起。如果你们看见我送孩子到福音院看病，或是听别人议论我，你们全当不知道，有什么后果，就让我一人担着吧！”

毕竟人命关天，人家的儿子，心里一百个不同意，也不好硬争强拦。众人站起身，陆续走出去，到了门口，有人故意高声说：“世道变哩！”孔繁兹心里明白，也不接腔，说什么让人家说吧。谁让孩子有病、躲不转呢。

生命垂危的孔祥熙被送进了福音院。

文阿德得知前来求医的是孔圣人的裔孙，又是当地财东之子，欣喜若狂。到太谷几年来，传教虽有成绩，但和当地上层人物却始终拉不上关系，常遭这些人暗中阻挠。这下好了，这是一个天赐良机，如果治好这孩子的病，必将给传教事业打开一个新的局面。他给上上下下都打了招呼，一定要全力以赴，像皇上一样把这个小病人侍候好。

文阿德亲自检查孔祥熙的病情，发现确实病得不轻，硕大的瘤子已经感染，细菌在里面像进了天堂般地纵情吃喝繁殖，如人体警察一般的白血球也进行了总动员，超出正常水平的几十倍，双方的战斗已经临近总决战，细菌攻势凌厉，如果不能及时投入新的灭菌力量，它们马上就要全面获胜。

文阿德进行了紧急处治后，要求孔祥熙留院治疗，以便全面检查和随时观察掌握病情。当然他也有另一层考虑，通过经常的接触以联络感情。但是孔繁兹不能同意。这样他的儿子就失控了——因为他自己不可能天天住在福音院里。文阿德又征求孔祥熙意见时，被高烧折腾得不时迷糊的他也心存害怕。因为这个人与他迄今所见的人完全不是一个模样，个子比他魁梧的父亲还高出半头，肚皮更大得出奇，他不理解那条裤带怎样在反斜坡上能把裤子系住而不脱落；尤其是那棕色的头发，让他怀疑是不是生锈的铁丝；那高大而微弯的鼻子，又让他老想起老鹰的铁喙；一双浅蓝色的眼睛，更觉捉摸不透蕴含的情感。孔祥熙怯怯地说了声：“我要回家！”

文阿德按着额头想了一下，也只能这样，如果强留反倒会把他们吓跑。不过他用他那让人意想不到会在哪里抑扬变调的中国话告诉孔家父子：第一，必须每天上午准时来看；第二，特别注意保暖。防止再外感风寒，那样雪上加霜，可就爱莫能助了。

从此，每天一乘小巧的暖轿，从程家庄出来，进县城西关，穿过鼓楼下面，再折向南关。中午同样的路线再返回来。这样招摇过市，每次都引得两旁的人指指点点，说什么的都有。“瞧，孔家的人都不信先师，改信洋教了！”“洋人的面包香着哩。卖了祖宗也值啊！”孔繁兹跟在轿子后头，听得脸红耳热。这里面还有不少熟人，他打招呼不是，不打招呼不是，只有低了头，匆匆地走。

几天以后，文阿德给孔祥熙脖子上开了刀，挤出了半碗脓血水，撒上药粉，敷了纱布胶带。他要求一定要在院里住几天，这时孔繁兹也不再坚持拒绝了，他听那些议论已经听怕了，没有轿子，起码不那么惹眼。而孔祥熙几天来跟这些外国男女接触多了，也换了看法，觉得这些人挺善良、挺会关心人的，这一次他点头了。

其实，孔祥熙的疮在开刀以后，更不需要住院了。但文阿德的目的很明显，时机也选得很有利，他成功了。孔祥熙住在福音院里，由美国小姐每天换一次药。小姐的动作是那么轻柔，笑靥是那么迷人，让孔祥熙感到熨帖。院里的厨师使出浑身解数，给孔祥熙做出了种种他从未品尝过的西餐美味。文阿德更是把许多时间花在小祥熙身上，给他讲圣母玛利亚，讲耶稣降生、最后的晚餐、叛变的犹大、受难的十字架、复活节，这些新奇的故事，深深刻进了孔祥熙心里。还有基督的品德。也让他感到符合孔学“仁”的本义。唱诗、讲经、忏悔，这些宗教仪式，也让孔祥熙感动。当他疮口平复、活蹦乱跳地回到程家庄时，已经是孔氏门里一个“上帝的子民”了。

不过他信教的事一直还是个秘密。

顶着孔氏宗族的巨大压力走进教会学校读书

1890年，孔祥熙四年私塾念完，自觉已经打下了牢固的国学根底，他渴望着新的知识。

这时的清王朝，正愈来愈走向衰弱积困。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签订了一个又一个，西方列强的欲望却永无厌足。这一年英国又胁迫清朝政府签订了中英《藏印条约》，英帝国的势力开始向西藏扩张。紫禁城里，也在经历一场大的变化。上年，光绪皇帝大婚，表明他已经成年。荒淫昏庸的慈禧太后不得不结束垂帘听政，归政于光绪。但母子之间关于国家治理的主张并不相同，慈禧随时注视着光绪的一举一动。社会利用光绪亲政的时机，变法的呼声、维新的呐喊，在神州处处响起，到处是新思想与旧观念的碰撞、科学与愚昧的交锋。

少年的孔祥熙也有了对国家前途的忧患意识，感受到了变法维新的热浪，他不愿意像那些祖辈的儒生，只钻在故纸堆里寻章摘句、皓首穷经，而实际上对国家社稷、民生安危百无一用。他听到基督教在太谷开办的“华美公学”招生的消息，决心到那里开辟一个新视野，武装一些科学的知识。

孔祥熙要上教会学校，在基督教方面当然是求之不得的。正像他是第一个到福音院治病的名门子弟、给教会做了一次活广告、带来传教事业向社会上层发展一样，他们相信这又是教会扩大影响的一个大好时机。因为在此之前，到华美公学来的，大多是无力接受教育的贫民子弟，使学校的开办带有慈善机构的施舍性质。

最使孔祥熙感到难以把握的是家庭方面。父亲就是教授四书五经的先生，他能不能同意自己的儿子放弃儒家经典，而去学习外来的学说，他有些拿不准。一个红霞满天的傍晚，孔祥熙和父亲讨论了“达而相天下，穷则善其身”的儒家理想以后，借机提出了到华美公学读书的想法。

孔繁兹定定地望了儿子一会儿之后，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孔祥熙惴惴不安地等待着父亲的反应。

“儿子。你得告诉我，你是不是已经暗中改变了信仰，准备为上帝献身，日后去做一名神职人员？”

“不！牧师甚至主教不是我的理想。我们的国家太落后，为强国富民去学习才是我的动机。”

“当真？”

“是的。”

孔繁兹站起身，背着两手，默默地向前走去。孔祥熙紧跟过去，拉住了父亲的后衣襟，“爹，你——”孔繁兹抚摸着儿子的手，重重地点了点头。

孔祥熙认为最难的关口已经闯过，他兴高采烈地到学校正式报上名，又到福音院找来浩德牧师夫妇。来浩德牧师夫妇到太谷以后，由于文阿德牧师的介绍，与孔祥熙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孔祥熙向他们询问了上学的有关问题，开始四处张罗他的新学校必备文具。

华美公学把秋季招生的告示和报名者的名单一起贴到了县城最引人注目的地方，孔祥熙的名字被排在报名者的第一位。

这一下真正的麻烦来了。

孔氏家族的人几乎上下一腔，指责孔繁兹背弃祖宗。孔氏族长终于在众人的簇拥下，打进了井儿院。

族长拉一把太师椅，坐在堂屋正中，让孔繁兹站在面前听训。这位胡子花白的长者把手杖狠狠往下一戳，劈头问道：“你们究竟还是不是孔门子孙？”

不等孔繁兹辩解，接着又说：“以玄圣的后裔，竟降格以求，信奉洋教，这不仅是孔门的耻辱，更有失炎黄子孙的体面！如果小孩子不明事理，你身为家长怎么可以也如此糊涂，就答应他呢？”

孔繁兹当然不便硬顶，只得赔笑解释说：“你老人家有所不知，庸之进洋人学堂，只是学习他们的科学，并不是非信洋教不可的呀。”

“你说他不信洋教？”

“是的。”

“那好！”族长率众而去。

孔家父子以为风波就这样过去了，各自庆幸。谁知事情远没有这么简单，第二天晚上，有人来传孔繁兹父子到祠堂议事。平时族中有人犯了戒律，会在祠堂当着族人动用“家法”惩治，那是一种民间私刑，又是在祖宗牌位前的道德审判，足以叫犯事者伤筋动骨又丢尽脸面的。孔祥熙怯生生地叫了声“爹”，孔繁兹说：“自己的事情主意还得自己拿。”这既像是鼓励又像是安慰的话，给孔祥熙壮了胆。

祠堂里早点起几根大蜡烛，风吹过来，人影憧憧；孔子牌位两侧，两根贴字的黑杠子那么惹眼，显出一种阴森森的气氛。

祠堂里转圈已站满了人，孔繁兹父子是到得最晚的，他们只好站在中间，颇有一种公审的味道。

“繁兹，你不是说庸之只上洋学，不信洋教吗？”族长发问了。

“是的，我昨天就说过了。”

“嗯，这得他自己亲口作出保证。孔祥熙，对着祖宗牌位跪下，发出你的誓言吧！只进教会学校读书，决不信奉洋教。一旦违反，甘受家法惩治！”

也许，孔祥熙信教的事还没有暴露；也许这是个阴谋，单待他发誓以后再实施惩罚。

孔祥熙头扭向一边，紧闭着嘴，不说也不动。

家族中的执事上来拉他：“去，向祖宗保证！”

孔祥熙没有动。

有人嚷起来：“瞧这样子，以后定是个叛卖祖宗的主儿，不动家法他怎听劝？”

就有人去拿杠子，孔繁兹威严地“嗯”了一声，那人缩脖退了回去。

孔祥熙依然是一动不动。

族长气得胡子直抖：“这头小倔驴！”

僵局。

要说这事别人本不好多管，只不过当初族人们以为摆这么个阵势能把孔祥熙镇住，使他不敢造次，哪知成了这种局面，一时让族长竟下不了台阶。

有人出来打圆场：“孩子虽没点头，可也没有摇头，这不是说明他同意您老的意见吗？”

孔祥熙还是拧着脖子。族长只得顺水推舟，厉声训导了一通，让孔祥熙给孔子牌位磕过头收场。

父子俩取得了实质上的胜利。其他人则哀叹着“家门不幸，出了叛逆”。

孔繁兹所以能在太谷孔氏家族中第一个把孩子送进福音院治病，又同意儿子到教会学校读书，与他早年与那位教会姑娘的交往不无关系，但很少有人知道这一层。孔祥熙却成了父亲早年经历的受益者。

也就是这一年，中国近代史上的传奇人物宋查理和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取名霭龄。小霭龄开始在与太谷孔家完全不同的环境中成长求学，若干年后与孔祥熙走到了一起，开始了他们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共同创造一个孔家新神话的活动。

以日月风雨辩难传教士的优等生

华美公学设在太谷县城内，是由美国基督教会投资创办的。教学条件相当优越，比起旧式的中国私塾来，不知要强多少倍。而且它为学生免费提供膳食住宿，连学费、书本费都不收，一切由校方供给。它的目的是培养为教会服务的知识分子，并通过他们去打通社会上层人物。

秋天一个风和日丽的早晨，迎着初升的太阳，一辆马车从程家庄出来，驶上了通往县城的官道。车夫把长鞭一甩，叭叭地几响，如同晴空里的鞭炮。车轮辚辚，抱着大书包的孔祥熙只觉一腔亢奋，他深深吸了几口清新的空气，真想放声高歌一番。他张了张嘴，却不知该唱什么好。唱教会里的赞美诗？环境不对。唱乡间流传的《走西口》？气氛不对。他转了一圈头，发现了父亲庄重严肃的表情，抓住孔繁兹的手问：“爹，你想什么呢？”

“为你到这里上学经了这么大风波，不易呀！我觉得你一定不要过分沉溺于宗教活动，要把读书求知放在第一位。还有，学新知识，也不能丢了咱们儒家文化的根……”

“嗯，我记心里了。”

学校的许多东西都让孔祥熙感到新鲜有趣。课程除了有一个刘凤池先生教授四书五经，用作点缀，以迎合中国传统外，其余课程都由美国传教士担任。开设的课程有天文、地理、英语、数学、化学、物理、音乐、哲学、体育以及神学课。体育课最使孔祥熙兴奋，打球、跳高、单双杠、赛跑，多么开心！这是私塾里整天哼哼唧唧背书写字所不能比的。教师讲课的方法也比较灵活，注重和学生交流，而且没有戒尺，不打手心。

学校当然不忘它是教会学校的性质，宗教仪式是天天都有的，早晨要做礼拜，星期三、六要开祈祷讲经会。孔祥熙对这些仪式非常虔诚，也非常积极，因为学校是把这作为品德标准的。但是有一次上神学课时，孔祥熙向牧师发出了驳难。

牧师这天讲的是圣经的创世纪。他说，上帝创造了天和地。第一天，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第二天，上帝说，要有空气，于是就有了空气。他把水分开，一部分留在地上，一部分放在空气之上，以云和雨的形态留在天上。第三天，上帝把天下的水汇集在一起，汇集起的水叫做海，露出的陆地叫做地，并且让地上生长青草、蔬菜和树木。第四天，上帝在空中造了两个发光体，大一点的白昼发光的叫太阳，小一点的夜里发光，叫月亮。第五天，上帝说，水里要有鱼游，天上要有鸟飞翔，于是就有了鱼和鸟。第六天，上帝照着自己的身体形象，抟土造了人，让人管理地上的一切。天地万物造齐了，第七天，上帝就休息了。上帝赐福给第七天，定它为万世的节日……

这些故事是那样新鲜有趣，同学们闻所未闻，一个个听得全神贯注。但孔祥熙却觉得似乎有些不对劲，他举起了小手，但牧师为自己讲的故事情景所迷，没有看见。他仍滔滔不绝地讲下去——上帝在东方富饶的平原上，建造了一座美丽的花园，这就是著名的伊甸园。上帝把它造的人亚当安置在伊甸园里，叫他在那里耕作管理。后来上帝看到亚当一个人很孤独，就乘他睡着时，从他身上取下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叫做夏娃。让夏娃做亚当的妻子。开始他们都赤身裸体，不知道害羞……

牧师偶然抬头，看到了孔祥熙倔犟地举着的小手，有些吃惊，于是停了下来。他问：“你有什么事？难道要在讲经的时候出去上厕所吗？”

“不。老师，我有一个问题。”

“好的，有没听明白的地方，尽管提问。”

“上天文课的老师说，日出日落和一切风雨雷电都是自然现象，他说得对吗？”

牧师看了孔祥熙一眼：“那是科学，不能怀疑。他讲的当然是对的。好，我们接着往下讲……”

“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你刚才说日月风雨都是上帝创造的，这对吗？”

“住口！这是圣经上说的，你怎么敢怀疑？用这样的口气提问是对上帝的亵渎和不敬！”

孔祥熙一股打破砂锅问到底的架势：“老师，我只是要弄清楚，日出日落风雨雷电究竟是上帝操纵的结果呢，还是自然现象？”

“这——”，牧师变得口吃了，鼻子尖上冒出了汗珠，一时竟无法自圆其说。

孔祥熙在学生中成了敢于驳难老师的英雄，许多人主动来和他交朋友。学校方面也竭力给他多做工作，以免再出现让老师难堪的类似事情。他们经常给他提供出头露面的机会，利用他的影响力，带动其他学生按校方设定的路子发展。结果，5年后，孔祥熙以“品学兼优”的成绩在华美公学毕业，并且成了教会重点跟踪培养的人才。

倔犟的选择带来真正的发祥

华美公学一毕业，教会方面立即把孔祥熙作为重点培养对象，准备送往设在京畿要地通州的“潞河书院”继续深造。那也是一所美国人开办的教会学校。

说来也是奇怪，按孔祥熙的家世，本来应该是像他的父辈一样，走读书经商的道路，可自从9岁那年一场大病，却把他推上了外来的教会方面，而且似乎是从进入福音院门的那一刻，上帝就给他安排好了一条阻力重重又不能回头的人生道路。现在，孔祥熙又一次面临着一个人生的十字路口。

华美公学毕业，孔祥熙已经15岁，长成一个小伙子了。孔家族人及时聚在一起，警告孔繁兹：行了，这小子在洋人跟前混得已经够久了！应该从此把他领回来经营钱庄当铺了？如果再让他跟洋人搅在一起，一是难免变成一个从思想到行为都洋化了的“二毛子”，二来也可能有性命之忧。

族人们的议论并非毫无道理。因为早在1891年初，长江流域就已经爆发过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成千上万的人把各地的教堂围住，向教堂吐唾沫，进行抗议的呼喊。花花绿绿的反洋教传单贴满大街小巷，在城市的街道上空飘飞。一些平时耀武扬威的传教士在街上一露头，就会遭到愤怒群众的追打。各地教堂被毁、传教士被杀的消息时有所闻。虽然朝廷应洋人的要求，每次都对反教的行动进行血腥镇压，但许多地方群众与教会的矛盾似乎越来越深，早晚难免闹出一场大风波。

父亲拿不定主意，孔祥熙只好在家待着。闲来无事，他开始到一些钱庄和百货铺走走，他对这些经营活动立即有了兴趣。看到一些店铺经营上存在缺陷，便很想接管过来展现一下自己在这方面的天才。这样一来，究竟是听从牧师们的建议，继续到外面读书，还是听从家族长辈的意见，从事经商赚钱的活动，他也没了主心骨，只好听天由命。

一天，孔祥熙正在家中思谋如何改进铺子里旧的经营方式，魏禄义牧师来到了井儿院。

魏禄义是基督教华北公理会派到太谷，继文阿德、来浩德之后的第三任牧师，他的妻子也跟他一起来到中国。他在华美公学兼课，对孔祥熙有着良好印象，认为是值得大力培养的人才。

他是专为孔祥熙进潞河书院读书的事而来的。孔氏父子坦率地谈了他们犹豫不决的原因，魏禄义认为他们的目光太短浅了些。他说，教会在美国有很大的势力，一个人投入教会，前程将更加远大。一方面教会为上帝工作是神圣的，一方面也将会对日后个人的发展提供广阔的天地。他举例说，上海有位查理宋先生，既是传教士，也是开办有印刷厂、面粉厂的大富翁。以孔家目前的经营规模，远远不能与之相比。如果孔祥熙继续到潞河书院深造，以后再到美国留学的话，以他的天赋和学问，定将超过查理宋……魏禄义牧师还说，潞河书院方面，他已经接洽好了。如果孔繁兹对路途上有什么不放心，他愿意亲自护送孔祥熙前往，并帮助办理一切手续。

孔家父子被说动了，但族中长辈又一次打上门来。这位长辈训斥孔繁兹说：“祥熙已在本地教会念了5年书，我们都容忍了，可你们却想越走越远，居然还要让洋人把他带到通州去。‘父母在，不远游’，老祖宗早有明训，你让这么大点的孩子跟上洋人背井离乡、千里远行，究竟是何居心？难道将来洋人要带他漂洋过海到外国去，我们也要准许吗？孔圣人的子孙为什么非要跟在洋人屁股后面不可，这不是给祖宗、给我们天朝上国丢脸吗？”

孔繁兹解释说，时代进步了，上新学是符合潮流的事。朝廷里一些有名的官也是学过新学的。庸之有远大志向，家族中人理应支持，而不是反对。

族人知道这父子俩像犟牛一样，很难说服，就去找“洋鬼子”魏禄义算账，要给他们父子来个釜底抽薪。

有人找到魏禄义说：“孔祥熙的家世你总该是知道的，你用旁门左道把他们父子迷得晕头转向，上了5年华美公学不算，居然还想把他弄到通州再灌迷魂汤。你这种行为，等于拐带孔圣裔孙，别说孔氏家族和地方官府不许可，就是奏报朝廷，也会治你的罪。”

魏禄义知道孔家在当地的势力，生怕惹恼了他们自己无法立足，就推托说，到通州上学完全出于孔祥熙自愿，要解决这事应该去同他们父子商量。

但来人还是发出了警告：“倘若你胆敢带孔祥熙离开太谷一步，孔家和地方官府都不能容许，那时不论发生什么事情，一切后果都由你负责！”

魏禄义也想到了近来一些地方发生的教案，生怕由此给自己带来不测之祸，他准备放弃送孔祥熙到通州读书的计划。

谁知这一次倒是孔繁兹来求魏禄义了。他对那些人三番五次阻挠自己儿子的学业已经忍无可忍，他亲自来到城里，对魏禄义说：“从现在起，我要把儿子托付给你，你就是他的教父，他对你就跟对我一样尊敬和爱戴，你只管带他完成学业，至于有谁出来阻拦，自有我与他们算账，绝不会连累你。如果祥熙日后学业有成，他绝不忘记你的栽培之恩，我们说话是算数的！”

魏禄义还能说什么呢？受人之托，必忠人之事，更何况这事本起源于自己。于是，在潞河书院即将开学的日子，他和孔祥熙一路迤逦而行，奔通州而去。

对于孔祥熙日后崛起，真正发生作用的是他皈依基督这件事，靠在外国教会这条大船上。他受到了新式的教育，开阔了视野，并且能够同最有影响的宋氏家族长女喜结连理。从而同孙中山、蒋介石成为连襟。这些经历造就了日后跻身旧中国四大家族的孔祥熙，完全改变了他的祖辈们一直沿袭的那种人生道路。而“山西首富”、“孔圣裔孙”倒不过是他打出的金字招牌。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的变化，他改信基督这件事在他人生中的重要作用越来越显现出来。

不久，他就在处理义和团反洋教运动善后事宜时，扮演了一个重要角色，成了推动一桩秘密交易的神秘人物，同时得到了朝廷和教会两方面的奖赏。

第四章

反清志士

潞河书院作文得零分的学生

“列位请看，现在走上台的这位孔祥熙君，是大成至圣先师孔子的第75代裔孙、山西首富之后。这样在中国最受尊敬和最有体面的人物，现在都皈依了基督，可见基督的精神是多么，啊，多么地多么……”

在潞河书院，孔祥熙同样备受教会方面的器重，他们要把他作为一个样板，炫耀自己传教的成功，劝说更多的人投入教会的怀抱。每次教会外出传道，都要动员孔祥熙出马，而在他上台布道时，总是先进行这样肉麻的介绍。

但进入潞河书院后的孔祥熙，则用更多的眼光关注自己祖国的命运。

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结果中国战败！

同年底，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华”的反清爱国口号。

1895年，孙中山改组兴中会，在广州发动反清起义。

之后，李鸿章赴日本谈判订立两国停战协定，却在马关被日本浪人刺伤。有人劝李鸿章乘被刺之机回国，让日本在国际人士面前输理，以使其不能借战胜之势从中国攫取更多利益。但李鸿章深知中国之贫弱，难于以这样一个理由争到太多东西，仍带伤坚持与日本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个条约规定清政府须承认日本对朝鲜的占领，中国割让辽东半岛、台湾及金门、澎湖列岛给日本，赔偿日本军费2万万两，中国政府不得逮捕惩罚为日本人服务的汉奸等等。这个条约引起中国各界人士普遍反对，首先是梁启超领衔广东、湖南举人反对，接着是康有为联合18省举人“公车上书”。在全国一片反对声中，腐败的清政府仍坚持批准了这个条约。

接着，康有为上书请求变法自强，随即又创办《中外纪闻》，鼓吹变法……

这些有关国家前途命运的大事，一件件撞击着孔祥熙的心。通州的地理位置和政治环境，使孔祥熙的眼界开阔了许多。这里是京杭大运河的起点，同治朝前，南方的粮食和给朝廷的贡品，都通过船运，送到这里，再由陆路运抵京城。这样一个重要交通枢纽，自然是人文荟萃，消息灵通。孔祥熙在这里经常可以听到朝廷腐败黑暗、帝国列强在中国横行霸道的议论，青年人尤易接受反帝反清的新思想，何况这个朝廷还是一个异族建立的政权。他的祖奶孔宏开之妻，就曾坚决反对两个儿子应清廷考试出仕为官。孔祥熙有时跑出去到客栈里听人带来的南方各省的情况，有时在学校里和同学们慷慨激昂讨论国家大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意识，已经在他头脑里扎根。年轻人集会时常持续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

孔祥熙早忘记了名字里的“中庸”之意，他的反清思想时常透过激烈的言论迸发出来。

一次外出讲经会上，当牧师满怀希望地介绍过后，孔祥熙就乘机利用这些吹捧，把他对时局的见解，对朝廷的抨击，融进讲经之中：

“大清现在的政治，腐败不堪！王公亲贵执政，昧于事理，愚蠢万分。倘若再不进行革新变法、彻底改造，我们炎黄子孙，来日何以自拢？地大物博之中华，又如何立于世界？……”

孔祥熙时常完全离开教会规定的讲经内容，擅自生发。把他激烈的见解，向听众公开宣传。

组织传教的牧师大吃一惊，这些话传到朝廷耳目那里，不仅孔祥熙可能被杀头，就是教会方面，也难逃其责。牧师赶紧上前，阻止他继续讲下去。讲经会草草收场。

“祥熙同学，孔先生！你太鲁莽了！贵国正处于专制制度之下，你怎么可以如此公开抨击政府和权贵呢？你不怕惹事，我们还怕受到牵连呀！”

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孔祥熙却耸耸肩：“老师不叫我往下说，我不是听从你的劝告，停止演讲了吗？”

回到书院，一直对孔祥熙格外关照的女传教士麦美德又把他找来。

“你在外面所讲的话我已经听说了，我的孩子。我以为这种行为很不好！宣传圣道，只可以讲解圣经，绝不许涉及朝政，更不得任意批评朝廷官吏。”

孔祥熙说：“但是，那些话如骨鲠在喉，不吐不快！一到联想起的时候，就不知不觉地冒了出来，我也没有办法。”

麦美德说：“孩子啊，你应该能够明白，你生长在一个不自由的国度，你必须为自己的安危着想。我懂得你不吐不快的心情，但是，万一有话觉得非说不可，你也应该讲究点技巧，不要让人抓住把柄。比如，你可以笼统地讲些道理，不要引证朝廷所作所为的事实。你一定要记住，我们登台演说，原意是为主作证，不需要批评政治，也无须跟谁作对。”

“你说得很对，我的牧师！你的话我记下了。”孔祥熙连连点头。结果下一次讲经时，他那些话又冒了出来，校方从此再不敢轻易让他上台了。

思想是掐不死、憋不住的。不能登台演说，孔祥熙有时就借助文字，把他胸中的块垒倾吐出来。1898年寒假前考试中，国文老师出的作文题是《石蜡大义灭亲》，这是《春秋》里的一句，按八股文的要求，应该以此入题，起承转合，论述它的要义精微。可孔祥熙没有听这一课，他不知道石蜡大义灭亲，灭的是谁，为什么要灭，就干脆自定一个题目，写了篇《振兴教育为富国强兵之基础》，指斥朝廷不重视教育，使民智不能开通，导致本来站在世界前列的中国在近代落伍，遭受西方列强欺凌。国文老师阅卷时，认为都是统一的题目，就从正文看起，结果从头到尾，也没发现一句大义灭亲的话，而尽是些抨击时政之言。再看题目，才发现他自己定的是另一个题目，顿时十分恼火，红笔一挥，在卷头给孔祥熙打了一个大大的“0”。

校监会专门讨论孔祥熙的“品行问题”

1899年冬季，潞河书院校监会开会，专题讨论孔祥熙的品行问题。

孔祥熙本是教会的宠儿，又受孔学影响很深，在同学印象中，立身做人都很严谨，会有什么品行问题值得校方如此小题大做呢？

当然，主要的还是他的反清言行，引起了当局的注意，学校生怕因此给书院招来祸端。这样做的目的，一是对孔祥熙有所儆戒，二来也是对他的一种预防性保护措施，其三也有万不得已时，能够洗清校方责任的意思。但还有一件近事，孔祥熙竟向校方要求师生平等，追求男女自由接触，在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的封建制度下，这也是非常敏感的事情，学校当局不愿他在这方面走得太远，传出有伤风化的流言，毁掉他的前程。

原来，潞河书院是当时少有的男女同校的学校。随着年龄的增长，二十郎当岁的孔祥熙，体内荷尔蒙增长，就有了与女同学交流接触的愿望。学校的教师又大多来自西洋，结了婚的带着宝眷，出双入对；刚毕业的年轻教师，男女之间也是感情外露，来往甚密，互相拥抱的事经常闯入学生眼帘，有时甚至当众错开高鼻子，来一个长吻。这对情窦初开的中国学生，很是刺激，免不了有人想入非非。但考虑到中国国情，学校当局对学生却管教极严，严禁男女生之间自由来往。就是在教堂做礼拜时，也要男女分座，中间还要拉上一道布帘子。孔祥熙和一伙学生几次提出，要求取消那道既隔断视线、又有些对学生带屈辱性的帘子，都遭到了申斥。于是孔祥熙寻了一个机会，施展他的辩才，向学校发难了。

一次上历史课，老师在大讲了一通美国的《人权宣言》和西方的价值标准后，问大家还有什么问题，孔祥熙要求提问。被允许后，他站了起来，用洪亮的嗓门说：“老师，你今天讲的都是自由、平等、博爱的道理，可是我发现本校就有极不平等、极不自由、违反人权的事实！”

“你指的什么？”

“比如说吧，我们每天看见老师们在花前月下，卿卿我我，或者并肩携手，去风景名胜之地遨游。像这样的幸福快乐，为什么我们就不能享有呢？”

老师做梦也没想到孔祥熙竟提这样的问题，一时瞠目结舌，不知该怎么回答。

课堂上却乱了起来，有的嘻嘻哈哈，有的随声附和：“对呀，为什么你们能够享受，我们却不能？”

“这不是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吗？哪里能说得上平等？”

“还说什么人权，我们学生就不是人啦？”

孔祥熙怕大家吵乱了，老师以别的理由找茬儿，而不能再回答自己的问题，就示意大家安静。静等老师回答。

几十双眼睛紧盯着老师，他无法回避，吭哧了一会儿才说：“这个吗，嗯，谈不上什么平等不平等，主要是你们年纪太小，知识太浅，恐怕还不能很好地把握这种事情。哦，等到你们大学毕业时也许还差不多。”

孔祥熙马上说：“我们都已经过了18岁，是成人了呀！”

“嗯，即使是成人，也还是学生……”

“人里面不包括学生吗？”

“当然，还有一层主要的原因，以你们中国的政体和风俗习惯来讲，恐怕大学毕业也不能允许你们这样做。我告诉你吧。孔祥熙，我们西洋人所享有的自由平等，你们绝对谈不到，你们顶多只能享有基督徒享有的平等自由，那是心灵的享受，至于物质形体上的东西，我看，你们没有希望。”

“这么说来，根本的原因在于我们的社会制度。好，为了争取我们的平等自由权利，让我们共同努力，推翻封建制度吧！”孔祥熙激昂起来。

“对，推翻专制，争取自由！”许多学生一齐附和。

老师吓白了脸：“你们这是谋杀我！我并没有这样教你们呀！”

孔祥熙说：“我们听你今天讲课的意思就是这个结论。不过这个结论是我们自己作出的，你不必害怕。”

老师还是害怕了，他把这件事汇报了学校，要求对孔祥熙进行管教。

于是就有了这次的孔祥熙品行讨论会。

开会嘛，自然是各种意见都有。有人主张为了避免给学校招来麻烦，应让其退学；有的主张加强控制，派专人随时监视孔祥熙的行动；更多的人还是认为孔祥熙是教会学校的骄傲，是向中国人传教的旗帜，应该设法把他引入既定的道路，培养成日后在中国发挥作用的人才。

讨论的结果，校监会形成了三条决议：

第一，孔祥熙虽然聪明伶俐，逗人喜爱，但言行激烈，长此以往，恐招致政府迫害，一旦发生意外，对学校和他本人都不利，今后必须加强引导；

第二，目前的过激言行与年轻气盛有关，这里面有容易招祸的因素，但也有积极的因素，说明他胸有大志，敢作敢为，将来中国如发生社会革命，可能成为风云人物，校方不宜对他采取严厉措施；

第三，为进一步培养这个年轻人，利用他的家世让他在中国发挥更大作用，时机适宜时可考虑让他到美国接受教育。

三条结论对孔祥熙似乎都很有利，但在孔祥熙自己看来，许多人并不关注结论，而是对校方开会讨论了一个人的品行这件事本身感兴趣；这就足以对自己的形象造成损害，甚至使人对自己的品行产生误解。他经过一番自省之后，终于得出结论：若要真正推翻清朝统治，靠这样发几通过激言辞是无济于事的，必须联络更多的人，采取切实的实际行动。孙中山在檀香山创立兴中会，在香港、广州、日本横滨等地设立分会，并发动广州起义的消息他已经多次从南方客人那里听到，只是他得不到孙中山的确切消息，无法与之联系，也不知道兴中会的具体纲领。但他自己揣摩，兴中嘛，必是兴中华，除鞑虏，要干，就得照人家的样子，联络一批有志之士，共同行动。

从此以后，孔祥熙显得沉默寡言。效法孙中山，建立反清组织，这个想法在孔祥熙头脑里逐渐酝酿着……

谋刺慈禧——孔祥熙惊天动地的反清计划

经过一番痛苦的思索，孔祥熙决定把表面上反清的言论先收起来，暗中却准备着做一个千古留名、手刃暴君的侠客壮士。

1898年，光绪皇帝下诏实行变法，引起顽固派的不满和反对。慈禧太后逼光绪帝下诏，把支持他变法的重臣翁同龢撵退。以后，顽固派主要人物怀塔布和荣禄等又密谋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到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除光绪。维新派听到消息，去拉拢袁世凯，请他在阅兵时救出光绪，杀死荣禄，然后兵围颐和园，逼慈禧今后不得干政。不料袁世凯向荣禄告密，出卖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结果是光绪皇帝被慈禧囚禁于中南海瀛台，康有为、梁启超外逃，一大批维新官员被撤职，谭嗣同等六君子在菜市口被杀。外患未除，又添内乱，国家更加岌岌可危，孔祥熙建立反清团体、挽救国家生民的愿望更强烈了。

在潞河书院，与孔祥熙最要好的朋友之一，是同学李进芳。他的年龄比孔祥熙稍大一点。也是位爱国忧民的热血青年。他和孔祥熙上课同班，居住同室，志趣相投。当孔祥熙把成立反清团体的想法第一个告诉李进芳时，李进芳高兴地跳了起来：“太好了！孙中山有兴中会，文廷式有强学会，康有为有保国会，谭嗣同有南学会，林旭有闽学会，我们也应该建立一个什么会。这个想法我也早有了，只是没有来得及和你商量，既然你先提出来了，说明我们想到一起了。来，咱们商量一下，具体怎么干吧！”

当然，他们的想法与行动远不能和孙中山的相比。孙中山经过多年考察实践，已经形成比较成熟的反清建国思想，他创立的兴中会，在国内外已设立多处分会，有明确的斗争纲领，并且已经举行过武装起义。孔祥熙这时脑子里还只是有那么些自发的对清朝廷不满的意识，斗争目标和团体组织行动纲领都还懵懵懂懂。孔祥熙和李进芳商量，应该先写信给孙中山，请他对建会事宜给予明确指导。但孙中山究竟在哪里，信往哪儿发？再说像这样的事情，一旦被查出，脑袋肯定保不住。写信行不通，去人当面联系如何？商量半天，结果认为也不行。因为大家都还是学生，能否找着先不说，单是一走数月这一条学校就不能允许。后来他们决定，一是课余到水陆码头多方接触各界人士，探听消息；二是留心查阅书刊报纸，从上面发现线索。

还真是功夫不负有心人，不久他们从清朝缉捕孙中山的文告中发现了一条非常有价值的线索。文告中说，孙中山就是“洪秀全第二”，在到处鼓吹推翻朝廷。证据之一是孙中山的兴中会章程中有一条“四方有志之士，皆可就照章程随地立会，但需会员15人以上”而已。他们反面文章正面看，认为可以按照这一条意见，建立团体。于是他们暗中联络了十几位平时思想比较激进、感情又合得来的同学，在一个浓云密布的深夜，喝鸡血酒为盟，正式成立了“兴中会通州分会”。

兴中会是革命组织，只要与它有联系的必遭朝廷迫害。为了能够公开活动，孔祥熙又给它起了一个名字“文友会”。

团体建立了，但是干什么、怎么干，大家谁也没有谱，孔祥熙虽然有一定的反清思想，但驾驭一个团体则显得力不从心。他们开始寻找各种进步报刊和书籍，从理论上武装自己。很快，他们就找来了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大同书》，梁启超的《变法通义》、《说群》，谭嗣同的《仁学》，严复翻译的《天演论》等，一个个如饥似渴地阅读，努力从中汲取新思想。

历史有时爱开个小小玩笑。孔祥熙把他的团体命名为“兴中会通州分会”，显然本意是要效法孙中山，在天子脚下树一面反清的大旗。但阴差阳错，他找不到孙中山等人真正鼓吹革命的书籍，却把康梁保皇派的改良思想当成兴中会的革命思想来接受。一次集会上，大家高谈一通由于《辛丑条约》签订，中国将在39年内向11国赔款4.5亿两白银（加利息共9.8亿两），中国从此国将不国的宏论后，没有认识到这是清朝腐朽统治的结果，像孙中山主张的那样从根本上推翻封建统治，却认为这是由于叶赫那拉氏昏聩荒淫的结果，他们设想只要把慈禧太后这个老妖婆干掉，国家形势就会好转。于是，这个团体第一个实际行动开始策划和实施。

这个计划就是刺杀慈禧！

不管怎么说，这对于一群手无寸铁的学生来说，都可称得上一个大胆的革命行动，因为这毕竟要冒杀头的巨大风险，但孔祥熙决定干了。这比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要早10年，所以汪精卫要称反清元老，在孔祥熙面前还差一把火呢。

李进芳到京城活动了几天后，在一个月黑风高的夜晚回到了潞河书院。孔祥熙见他回来，急忙拉他到一个教室的后边，紧张地问：“怎么样？”李进芳兴奋地说：“我已经有了一个周密的计划，其他方面都无问题了，只是需要一笔钱，不太好办——”

“钱？杀人还需要钱？”孔祥熙有些不解。

“是这样。我在京城里结识了一个太监，这几天跟他混得很熟。我发现此人是个贪鄙小人，只要有利可图，他什么都肯干。我提出让他带我到紫禁城里玩玩，在暗处看看老佛爷。当然我说我是非常崇拜慈禧太后的，听说她美若天仙，虽然年纪老了，外间仍传说她像20来岁的小姑娘。我骗太监说，有人为此打赌，赌资很高。我是中人兼裁判，让我混进去在暗中看看，这场赌博就有了结果。赌金我可以分到一半，我答应送他一部分——300大洋。这个太监对我编造的这个有关老佛爷的赌局和巨额赌金都很感兴趣，已经答应我了。约好3天后他到宫门口接我，只要进了皇宫，让我看到了那个妖婆，我就把一枚炸弹扔过去，轰的一声，哈哈……”

孔祥熙一掌拍在泥地上：“好计，真是绝妙好计！进芳，你真行！”

李进芳颓然坐在地上：“我编个话骗骗人行，为了国家送上这条命也行，唉，就是弄钱的本事不行！这300大洋我要不先交给他，怕这家伙是不肯带我进去的。可这钱到哪儿抓寻呢？”

孔祥熙沉默了一会儿说：“进芳，你这牛皮也吹得太大了点儿，你想想，300大洋，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呀……”

“是不少。可你想想，太后跟前的太监，哪个不是炙手可热，仨瓜俩枣儿的能打动他的心吗？”

过了一会儿，李进芳又嗫嚅着说：“要不，咱们文友会开个会，发动大家都想想办法，凑点钱……”

“不行！绝对不行！”孔祥熙跳了起来，“一是说了这些人也凑不够这些钱，二是这件事绝不能让太多的人知道，万一有人嘴不稳，我们的脑袋就都没了。”

“完了！一点儿辙没了，我这趟算白忙乎了。”李进芳低下了头。

沉默。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只有风在尖厉地呼啸。

半天，孔祥熙终于抬起头来：“进芳，这300大洋我来筹集，两天内保证交到你手上！我们要做救国的英雄，难道能让这几个小钱憋死吗？”

“祥熙，你——”李进芳又惊又喜，随即又低下头说，“我难为你了！”

“不！为了社稷生民，你甘做悲歌渡易水的荆轲，我还在乎这几个钱吗？”孔祥熙也悲壮起来。

“性命虽然重于金钱，可性命毕竟操在我自己手上。而你家里的钱却并不由你掌握……”

孔祥熙嘻嘻笑了起来：“你为了进宫能编出一套谎话，我就不如你吗？”

“你？”李进芳这才会意地大笑起来，两人抱成一团在地上滚来滚去。

孔祥熙到城里的自己家的“义合昌”票号，以学业需要为名，轻而易举地骗出了几百块大洋。他把300元包成一包，交给李进芳，准备贿赂太监，把其余的让李进芳去购买炸弹和其他物品。

一个风和日丽的上午，孔祥熙和李进芳悄悄离开学校，来到紫禁城下，躲在紫禁城北门附近。两人的心咚咚地跳着，等待那个太监的出现。只见便装的官员、推粮运炭的兵士络绎不绝地进进出出，但就是不见那个太监的影子。两人又累又心焦，还是一眼不眨地盯着门口进进出出的每一个人。孔祥熙跑去买了包子，两人一边吃一边探着头张望。眼看华灯初上，角楼上传出梆子声，守卫门口的兵将一声吆喝，钉着大铜钉的朱红大门咣当地关上，两人心也凉了，孔祥熙提议回去，李进芳还不死心，口里臭骂了一通那个太监，拉着孔祥熙顺着宫墙转悠，想找个什么缺口爬进去。可宫禁森严，几米高的宫墙外还隔着一条宽宽的护城河，就是飞檐走壁的江湖大侠也没有多少办法。两个手无缚鸡之力的学生能找出什么机会？两人绝望之极，双腿发软，竟连返回书院的力气也没有了。

一个惊天动地的宏伟计划就这样悄然无声地流产了。

但孔祥熙的反清思想并没有因此消失。及至若干年后从美国留学回国，创办了铭贤学校，仍联络一些人从事秘密反清活动。台湾出版的《中国国民党史稿》中这样记载着：

辛亥以前，山西革命运动虽在同盟会领导之下，然其内部运动，可分为文武两系。文系以孔祥熙、李歧山、景梅久、续西峰诸同志为主，而以孔同志创办之铭贤学校为总机关。当戊戌政变时，孔同志适在潞河学院肄业，愤清政不满，闻总理在粤创办兴中会，即纠合同志李进芳等，组织“文友会”于校内，实为兴中会，以从事革命运动。其后，姚以介、温寿泉、阎锡山诸同志，由日本归国训练新军，遂以陆军学堂为机关，鼓吹革命，是为武系。

第五章

协理教案

义和团运动兴起，被迫潜回老家

仿佛从地底下一下子冒出来似的铺天盖地的义和团，使潞河书院这所教会学校陷入了惊恐和混乱。孔祥熙从他的宗教情绪出发，大瞪着迷惑的眼睛，不明白这些人何以跟他心目中神圣的上帝过不去。

其实，自外国人进入中国传教一开始，就遭到不少群众的抵制和反对。外来的宗教带来的是与中国传统完全不同的习俗，尤其婚丧嫁娶中，两种习俗的不同是那么显眼。一些人也把那些同中国传统房屋完全不同的尖顶圆窗的教堂，想象成阴森可怖的地方，认为那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一定在里面干着给中国人洗脑换心、把中国婴儿制成药粉的卑劣勾当。加上一些传教士刺探情报、掠夺文物，一些信了教的地痞流氓，借着洋人的势力，勾结官府、包揽词讼、欺凌人民、霸占民田等，更加重了普通老百姓对洋教的疑心和憎恶。因此从洋教进入中国的第一天起，就埋下了深深的矛盾，这里面既有大文化背景上的冲突，也有现实利益上的摩擦。这种矛盾的积累，后来就演化为一种激烈的对抗。一些地方杀死洋人、捣毁教堂的事时有发生。西方列强以保护传教为名，对人民群众的镇压，更加剧了这种矛盾。从1856年起至1899年，全国就先后发生教案300多起。较大的就有广西西林教案、台湾教案、四川酉阳教案、天津教案、云南浪弯教案、曹州教案等。1891年前后，长江流域发生过大规模的反洋教运动，芜湖教案、武穴教案、宜昌教案相继发生，四川大足县更发生过反洋教起义。这些活动虽然被西方帝国主义与清政府联手残酷地镇压了下去，却在人们心中埋下了仇恨的种子。

这些年出现的义和团源自义和拳、梅花拳等民间秘密结社，同白莲教、八卦教有源流上的关系。最初流行于山东、直隶、河南等地，以设坛练拳吸引群众、组织群众，参加者主要是农民、手工业者。它没有统一的组织机构，坛口、拳厂是基本单位，各自独立，有事传帖相告，联合行动。妇女则组成红灯照、青灯照等团体，和义和团互相呼应。甲午战争以后，帝国主义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腐败的清政府无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有意借助民间力量，对义和团的活动未加阻止。义和团乘机提出“扶清灭洋”的口号，华北、东北等地义和团力量迅速发展起来。北京、天津一带声势最为浩大，北京城内就有拳坛800多个。为镇压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1900年，英、法、德、美、日、俄、意、奥8国组成联军，向中国进攻。清政府利用义和团“抵御外侮”，向各国宣战。带有封建迷信色彩的义和团，请出了洪钧老祖、骊山圣母、关公、张飞、黄三泰、黄天霸等各路神仙和古代武士助威，并自称能通过画符念咒，使自己“刀枪不入”，他们用原始的大刀长矛，以一种泣天地、惊鬼神的无畏精神，先后在天津、廊坊、通州同装备着火枪火炮的外国军队浴血作战，打退了侵略者的一次次疯狂进攻。

潞河书院由于是教会办的学校，又地处通州战场，因此受到义和团的冲击，那些洋人教师和传教士纷纷四散逃避。孔祥熙因是教徒，也不敢在学校停留，为躲避战乱，星夜返回山西。

孔祥熙没想到，山西也是义和团运动发展声势浩大的地区。1900年5月，太原在全省最早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不几天，义和团就遍布各地。6月27日，义和团在太原东夹巷教堂前示威时，教堂里竟有人开枪射击，当场打死群众4人，打伤1人。义和团大怒，立即冒着洋枪射击的子弹，向教堂发起进攻。洋人和一些教民打了一阵乱枪后，终于抵挡不住，弃教堂而逃。愤怒的群众一把火烧毁了教堂。

这些逃出来的洋人，跑到太平巷客馆躲了起来。被他们打死的那些人的亲族朋友，追到这里捉拿凶手，又遭到乱枪射击，不敢上前。这些群众便向山西巡抚毓贤请愿，要求严惩凶手。毓贤原本在山东任巡抚，帝国主义分子因嫌他镇压义和团不力，向清廷施加压力，朝廷一度将他革职查办，他对洋人怀恨在心。这时洋人又在他眼前行凶，他便想借机报仇。正赶上这时义和团提倡“扶清灭洋”，清朝政府想借义和团“抵御外侮”，时机十分有利，毓贤就放手跟洋人干了起来。7月9日，他披甲跨马，亲率大兵，赶到太平巷客馆，把44名洋人连同追随作恶的7名教民，一起抓了起来，并在宣布他们罪行后，就地正法——给砍了脑袋。

孔祥熙回家途中走到榆次，从在那里任县令的五叔孔繁杏口里听到这个消息，对这些洋人的被杀好不伤心，他从反清的观念出发，对巡抚毓贤咬牙切齿，决心有朝一日同他算一算这笔账。

欲救洋人自己差点送命

孔祥熙一回到太谷，就赶到县城，去看望当年给他治病救命的恩人，在学校里教他知识的恩师，以及教会的朋友们。岂知太谷也同全国全省一样，义和团遍举义旗，洋人们不敢随意活动，无论是在华美公学任教的、巡回乡下宣教布道的，还是平时行医治病的，这时都躲进了南街的福音院，乞求基督保佑他们。孔祥熙赶到福音院时，这里已是大门紧闭，气氛紧张。孔祥熙喊了送他到通州上学的魏禄义，才给他打开一条门缝，赶紧闪了进去。

魏禄义一见孔祥熙，大叫着“No，No！”说，“孔，你不应该在这种时候到这样的地方，太危险了！”

孔祥熙慷慨激昂地说：“我专程从潞河书院返回，就是不放心各位老师的安全。北京，唉，不说也罢，想不到这样的偏远小县，也出现了义和团，搞成这样子。我这次来，就是想利用我们孔家在当地的影响，保护你们的安全，使你们不致遭受厄运！”

魏禄义不禁冷笑一声：“祥熙先生！不要忘了，在你们孔家，除了你们父子，全都是坚决反对基督的，就连你当初到教会学校上学，不也是阻力重重吗？恐怕你皈依基督这件事本身，你的家族至今还不知道，否则，你的安全都成问题，你怎么能说动你的家族解救我们呢？”

孔祥熙的脸红了，但他马上又说：“我的五叔现在在榆次任县令，他的思想很开明，我想如果我带你们转移到那里，他是有能力保护你们的……”

其他外国人一齐嚷了起来：“到榆次去？亏你想得出！且不说到了那里能不能保证安全，就是这几百里的路怎么走都成问题，半路上义和团围上来，还不把我们剁成肉酱？你的建议简直就像是诱杀我们！”

“那依你们该怎么办呢？”孔祥熙感到自己的好心不被理解，有些委屈。

魏禄义狡黠地笑笑说：“我们的八国联军已经兵临北京城下，很快就会生擒你们大清的皇帝太后，那时候，哈哈，根本用不着我们的洋枪队开到山西，你们大清的绿营兵就会乖乖听话，去杀退义和团，使我们脱离危险的。”

孔祥熙摇着头：“可眼下怎么办呢？”

“眼下？我们差不多人人都有洋枪，这可是远距离的杀伤武器。而那些义和团，有的只不过是冷兵器的大刀长矛，所以他们如果要来，不等他们靠近，我们的洋枪就会叫他们陈尸门前！只要我们坚守福音院一段时间，危险自然就会过去。”

孔祥熙想到那血淋淋的场面，不禁打个寒战：“魏老师，我可不希望那样的事情发生……”

“对这些义和团刁民，是不必怜悯的。他们是魔鬼撒旦的同伙，杀死他们，符合上帝的意愿……”

刚说到这里，有人进来报告说，义和团已经把福音院包围了。

魏禄义从腰间嗖地拔出一支毛瑟枪，转身就往外走，孔祥熙一把拉住他说：“魏老师，千万不要开枪，这些人根本不怕死，一开枪局面就难以收拾了。我愿意出去和他们谈判，双方互不侵犯。”

“谈判，你有这个把握？”

“为了保护你们，我是不怕死的！只要你们不开枪，我有办法叫他们今天暂时撤走！”孔祥熙眼里闪着光。

“好吧。”魏禄义点点头，回身招呼其他人，“占领制高点掩护！我不下令不准随便开枪！”

福音院内外，房顶上、墙头上是手拿洋枪的洋人，院外几十步，是手持明晃晃大刀的义和团，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地对峙着。

孔祥熙手持一块白布，从门缝里挤出来，他晃着白布说：“义和团弟兄们，我有话跟你们说，请大师兄派个人过来。”

义和团人群里有人认出了孔祥熙，大声说：“这是孔门的叛逆，早叫洋人换过心的，今天先把他宰了吧！”

孔祥熙还想说什么，墙头上早有人“叭”地放了一枪。这一下，义和团愤怒了，他们把衣服甩掉，口里念着“刀枪不入”的口诀，一窝蜂地扑了上来。

孔祥熙看谈判已经无望，再想进福音院时，大门早已关死，仗着对县城地形的熟悉，拐进福音院旁边的夹道，三踅两转，逃出县城西关，回到了程家庄上。

孔繁兹把儿子藏在家中的地窖里，不许他再出去惹是生非。义和团冲进福音院后，双方一阵混战，互有死伤。孔祥熙最敬重的魏禄义死于义和团乱刀之下。还有一些洋人被抓了起来，押在华美公学院内。

义和团没忘记那天和洋人在一起的孔祥熙，他们成群结队地来到程家庄搜查。孔繁兹又是谎称根本没见到儿子回来，又是暗中用钱疏通，义和团虽没在家里翻箱倒柜地搜查，但几乎天天来庄上问孔家要人，孔祥熙在地窖里哪里还敢露头？

孔繁兹看这样下去，儿子难免有一天被人发现抓走，只好派人找五弟孔繁杏，请他想法解救孔祥熙。孔繁杏到底有些办法，这天他托言回老家搬东西，带了一班衙役，鸣锣开道，后面两套马车，张张扬扬地回到程家庄，搬了些箱笼杂物。孔繁兹早把家里一只大木柜，让人打了些通气孔，要孔祥熙钻进去乘机逃走。谁知孔祥熙惦着关在华美公学的几个洋人，不肯自己逃生，非要一笔钱去买通看守，把这些人救出。孔繁杏费了好大劲，劝说犟侄子，先保住自己，才能救人。一直磨蹭到午后，才算把孔祥熙塞进大木柜，抬上马车，在义和团眼皮底下离开了太谷。

当年恩师到山西处理教案带来机会

孔祥熙在五叔的榆次官邸开始了他的避难生涯。

眼看八国联军要攻进北京，危急关头，清王朝又出卖了义和团，跟洋人议和。那些杀红了眼的洋鬼子，哪里肯罢休？义和团又把自己的口号改成了“反清灭洋”，跟八国联军和清军两面作战。腐败的清王朝，既不能剿灭义和团，更抵挡不住外国军队的炮火猛攻，北京防线一触即溃，慈禧太后只好裹挟光绪皇帝，出西直门狼狈逃难。李鸿章被任命为全权大臣，与洋人议和。攻进北京的侵略者，明火执仗地大肆抢掠，把个天子古都弄了个百孔千疮，面目全非。

德军统帅瓦德西担任了八国联军统帅，他不顾清政府屈辱的议和请求，洗劫了北京后，还扬言要向全国一切发生教案的地方进行报复。他们攻占了保定，设立了联军公所，成立了军法处，疯狂地要向中国人民全面清算。其实八国联军只有几千人的队伍，根本不可能向中国广大的地方全面进攻。但清政府被洋枪洋炮吓破了胆，一般百姓又不知道虚实，许多人被洋人的气势汹汹蒙蔽了。

孔祥熙听到了八国联军要向山西进攻的传言，他相信这是真的。他感到山西巡抚毓贤杀了洋人，太谷那样的小县也杀了洋人，洋人肯定要向山西报复。他既悲伤于曾经帮助他的魏禄义等人被杀，又不愿意豺狼般的八国联军去蹂躏他的家乡，便想凭借自己既是中国人又是基督徒的身份，从中进行斡旋，给外国人利益以补偿，换取他们放弃对山西的报复。

孔祥熙虽有此大志，但毕竟还只是一个20来岁的青年学生，会有人对他的想法给予关注吗？当然，这需要机会。不过，首先是要有这种想法，才能找到机会。

机会还真的来了！不久美国派出了曾在太谷担任牧师的文阿德来山西处理教案。文阿德就是当年给孔祥熙治病，并把他拉入教会的那一位，二人关系形同父子。听到文阿德来处理教案，孔祥熙高兴得发狂，他第一次提出要和五叔孔繁杏干一杯。

孔繁杏只比孔祥熙年长十几岁，二人思想接近，又有差不多相似的经历，早就过从甚密。孔繁杏当年步入官场，就遭到家族内一些人的干预，说是有违“孔门子孙永远不得出仕为官”的祖训，同遗老们闹过一场大别扭。与以后孔祥熙到教会医院看病、到教会学校上学所遭受阻挠的经历，如出一辙。这次孔祥熙在榆次县衙避难，叔侄朝夕相处，日日晤谈，感情和思想又接近了不少。孔繁杏当初就对巡抚毓贤亲自出面擒获洋人、就地杀头的做法不以为然，认为早晚会引起国际纠纷，现在时事已经验证了他的担心。他最怕八国联军进攻山西，因为联军如攻破娘子关，到太原必经他的地盘。无论联军是赶杀地方官还是荼毒百姓，他的日子都没法过。今天孔祥熙从外面回来，兴致勃勃地提出要和他喝一壶，孔繁杏想不出能有什么喜事值得这样高兴，依然忧心忡忡，但他还是命人准备了家乡的杏花村汾酒，切了猪头肉，蒸了米粉肉，准备了满满一桌下酒菜。

“五叔，我们大显身手、千古留名的机会来了！来，我先敬你一杯！”孔祥熙兴致勃勃。

“贤侄，究竟有什么喜事，你先说出来我听听。”

“当年给我治病的文阿德牧师受命到山西来办理教案了！”

“我不明白！”

“我们可以分头行动。我通过文牧师去说动外国人，请他们放弃对山西动武。你赶紧到省里活动，请我们山西籍的官员，都众口一词，把教案发生的责任，都推到毓贤头上，让他来承担一切。这样，山西就可以避免遭受战火，我们就可以为家乡做一件大事，这岂不是一件天大的功德？”

“嗯，倒是个好主意，只是对外国人的心思，我怕你难于把握。”

“我这几年在教会学校学习，跟洋人接触不少，对他们的思维方式还是有所了解的。他们并不像狭隘的乡下人，对一件事非钻牛角尖，他们是注重实际利益的，也是最善于在恰当的时候妥协的。对山西动武对他们并没有实际的好处，而只能结下新的冤仇。所以我感到我可以劝动他们，尤其是文阿德牧师前来，这样的机会更大了。”

“有道理！愿苍天保佑我们成功！干杯！”

“基督保佑！”

叔侄统一了思想，为他们的宏伟蓝图鼓舞，推杯换盏，喝了个星宿满天。

提出秘密条件使八国联军改变惩罚山西的措施

一辆帏幔拉得严严的马车，乘着黄昏的掩护，疾驰在太原市的街道上。嘚嘚的马蹄声，敲击着石板路面，里面的人听来，这像是一首进行曲，在为他的计划预祝成功。

孔祥熙没有在文阿德到达的时候去迎接他。一是他的身份不便在正式的场合出现，二来他不愿意过早地把自己的计划暴露于公众。他选择在文阿德安顿下来后，悄悄去会见，因为私下的窃窃私语比在众人面前大声叫嚷更容易让人注意和接受。

“啊，我的孩子！在这场灾难中，你没有遭到什么不测吧？”文阿德一见到孔祥熙，就张开双臂把他拥到自己怀里。

“教父，我自己很好。但是，你的继任者，把我送到潞河书院学习的魏禄义牧师却遭难了！愿他的灵魂升入天堂！”

“在世界已经跨入20世纪的时候，在中国竟然发生这样的事情，真是太悲哀了！那些乡野刁民竟然屠杀给他们带来基督福音的传教士，真是愚不可及！八国联军的军队马上就会从娘子关进入山西，你等着瞧吧，那些红腰带（义和团）会被一个个抓起来枭首示众，一个传教士的性命会用100个甚至1000个刁民的性命来折抵！我们会给他们一个永远的教训，让他们再也不敢如此……”

“我慈爱的教父！这些话你可以在同山西的满清官员谈话时宣布，但我今天不是来听这个的，我有一个比较实际的计划来同你商讨。”

“怎么，你怀疑我们不会报复，不会杀人？山西是全国杀戮传教士最多的省份，联军在这里的报复不会比北京差多少。虽然瓦德西统帅说过，北京此次所受之损失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大无疑。山西……”

“牧师，杀戮再多，也不能使一个传教士复活！这无论对于死者本人还是对于他们的家庭来说，都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相反，这会激起一般民众对外国人以至教会的仇恨，在外国军队撤出以后，很容易再发生类似的事件，传教活动将变得更加艰难。因此，我不认为这是一个好的主意。”

“啊，祥熙先生，看来你已经长大了，已经不再是那个脖子上生着大疮、性命危在旦夕的小孩子了！你在利用同我的旧日感情，为你的家乡说话！告诉你吧，我这次来，是受美国教会的委托，我不能辜负他们的期望！你的说词动摇不了我的决心，而且即使我对你的家乡动了恻隐之心，他们也会另派人来，山西是逃不脱惩罚的！”

“牧师，你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是在这里为我的家乡向你求饶，我是向你提供一个更好的方式完成你的任务。扼要地说，我的计划有两点：第一，惩罚一个有影响的大人物比杀戮一千个无名百姓更能达到惩前毖后的目的；第二，接受送上的赔款和一个开放的市场，比放纵军队进行抢掠有更多的实惠和更好的名声！”

“什么什么？请你谈详细些，我愿意倾听！”

两个人坐了下来，开始了头抵头的密谈。

几天后，孔祥熙带着文阿德的信件进入北京。文阿德显然对孔祥熙的计划产生了兴趣，但是他不能自专。在北京，还有同清政府议和大臣直接谈判的八国总代表，他的计划付诸实施需要八国总代表处和清朝中央政府的同意。

孔祥熙凭着文阿德的信件，在北京会见了两位不同寻常的外国人。一个是在八国联军总部为西方列强工作的英国贵族叶守贞，一个是担任清朝议和大臣李鸿章顾问的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经过几次秘密接触，代表八国联军的一方和代表清政府的一方，都感到孔祥熙的建议是一个好的思路。西方列强从中看到的是可以攫取更多的实际利益，清政府从中发现的是可以保全“天朝上国”的面子。

在由八国联军提出、清政府照允的议和大纲12条里面，吸收了孔祥熙的建议。山西教案作为一个特例，单独处理。八国联军没有进入山西，这应该有多方面的原因，侵略军如果真的深入中国腹地，复杂的地形必然使他们先进的火器失去威力，同仇敌忾的人民群众会使他们陷入灭顶之灾。山西巡抚毓贤被指为“排外仇教”的祸首，他是外国列强坚持必须严惩的最高级别的官员，也是清政府愿意抛出的一只替罪羊。孔祥熙和孔繁杏笑嘻嘻地看着这个朝廷一品大员被打入囚车，充军新疆。走到途中，不知什么原因使朝廷又改变了主意，于兰州将他处死。这样，那些来办理教案的传教士就有了很好的交代。但义和团的主要骨干还是遭到了屠杀，不过那是由清政府的军队代为完成的。山西赔款的数字没有公布，那是一个秘密。而此后外国商业在山西的活跃则是人所共知的事实。

赴美签证和龙图勋章——教会与清政府的双重奖赏

中外双方都视孔祥熙为功臣。美国教会送他一本美国签证和一笔奖学金，邀请他到美国留学。李鸿章要封他一个“帮办洋务”的官衔，做自己同洋人打交道的助手。对于前者，孔祥熙接受了；对于后者，他却婉言辞谢了。因为他感到自己的学识、经验和关系都还远远不够，如果现在就出仕做官，将永远只能是一个小配角，休想成为国家重臣。而到美国留学，不仅可以充实知识，更可以借机结识一批有用的人物，在中国这样的社会里，关系有时比学问更重要。就拿这一次协理教案来说，如果不是碰巧非常熟悉的文阿德前来，他纵有再好的计划也没有路子上达，那当然更谈不上付诸实施了。

李鸿章破例会见了这个毛头小伙子，对他的见识表示赞赏。李鸿章没有再强留他做自己的助手，而是代表清政府授予他一枚龙图勋章，作为对他的奖励。不过对他赴美留学之事，李鸿章还是脸有愠色地问道：

“对于青年来说，继续读书确是好事，但何必漂洋过海到洋人之邦？是不是你认为是中国的书不够读，才要到美国去？”

孔祥熙想不到李中堂竟提出这样的问题，因为在此之前清政府已经派遣几批学生到外国留学了。对于政府这样的决策，孔祥熙认为这个一力支撑着清王朝摇摇欲坠大厦的中堂大人肯定是支持的。他顿了一下，回答说：“倒不是我国的书不够读，而是我想到外国去求些切合实用的学问。”

李鸿章又问：“什么是切合实用的学问？”

孔祥熙说：“我以为凡富国强兵之术，都是切合实用的。比如西人说，声光化电是发达实业之母，而发达实业又为富国强兵之基。研读声光化电，当然是到美国去合适一些。”

李鸿章这才连连点头：“你的见解，透辟得很！我们堂堂中华，泱泱大国，之所以被外人侵扰，疆土日蹙，权力外溢，实是因为我们的大刀长矛敌不过洋人的坚船利炮。这些年来我极力主办洋务，就是想把国家在技术上同洋人的差距缩小一些。你小小年纪，能够参透这层道理，又肯前去学习，将来必定前程远大！我今天送你一句话，叫做见闻宜广，学贵专一。老夫等你学成归来，报效朝廷！”

报效朝廷？孔祥熙心里说，“我学成归来，一定要推翻这个朝廷的。”不过这话他现在不能说。

李鸿章看他不说话，问道：“怎么，你认为我说得不对吗？”

孔祥熙一惊，急忙看着李鸿章，装出诚恳的样子说：“大人说得对极了，我在想怎样才能不负大人的知遇之恩呢！”

李鸿章高兴地说：“好好！我这里已经写下了一封信，到美国后面交我国政府驻美大使伍廷芳。有这封我的亲笔信，你在美国留学期间不论遇到什么困难，都会得到大使馆帮助的。”

孔祥熙要行跪拜礼谢恩。李鸿章一时兴起，又按住他说：“且慢！像你这样的人才，虽然不肯屈从我的帐下做助手，我还是要封你一个官衔，使你在美国能够享受政府官员的优待。也使你能在美国学成归国后，已经具备朝廷命官的任职资历。”

李鸿章略一思索，立即填写了一张“全权议和大臣一等肃毅伯随员”的委任状。孔祥熙不知道这算不算正式命官，属于几品，支不支薪俸，又不好相问，只得收下，认认真真地向这位中堂大人叩头谢了恩。

第六章

赴美留学

赴美途中在横滨第一次求见孙中山

生于黄土高原腹地、从未见过大海的孔祥熙，从天津塘沽登上小火轮时，放眼无际的大海，不免有些胆战心惊。他紧张地问：“这船要是翻了或者沉了，该怎么办呢？”被潞河书院保送与他一起赴美留学的同学费起鹤，故意装出认真的样子说：“那太简单了，游到岸上就是了。”起伏不定的小火轮，本来就使孔祥熙有些晕船，有一种想呕吐的感觉。听了这话，他挣扎着要站起来：“糟了，我还没学会游泳呢！”费起鹤把脸扭到一边掩口窃笑。在潞河书院一直对孔祥熙关怀备至，这次又亲自陪同他们前往美国的麦美德女士按住孔祥熙的肩膀，让他安静下来：“我的孩子，不要忧虑太多！迄今为止，人类的环球旅行，都是通过乘船渡海实现的。在现今的一切交通工具中，轮船的安全系数最高。西方有一句谚语，该死在家里的人不会死在海上。如果你感到不安，就赶快祈求基督，他会保佑我们的。”

孔祥熙赶紧在胸前画个十字：“阿门！”

小火轮到达上海，孔祥熙一行换上了豪华的国际邮轮。到底船大吃水深，驶出东海时，风平浪静，邮轮平稳地滑行，没有一点颠簸。解除了航行的恐惧，孔祥熙的思绪又张扬起来。

义和团事件平息了，各地教堂又开始了传教布道，对他这个基督教徒来说，应该感到高兴，但事实却并非如此。八国联军大规模的军事入侵，给国家带来深重的灾难。出兵的8国加上西班牙、荷兰、比利时，11国最后强迫清政府签订的《辛丑条约》，使帝国主义从中国攫取了最多的赔款，对中国实行军火禁运，外国在中国长驻军队，中国人民不得成立或参加反对帝国主义的各种组织……这样的国家还是一个主权国家吗？作为中国人，孔祥熙感到痛心疾首。

他来到甲板上散心，听到一中年男子正在与几个人大声谈话，便上前倾听。这男子口才颇佳，正绘声绘色地讲述史坚如如何奉孙中山之命，变卖家产，准备武装起义。尤其是上年在广州，史坚如为配合惠州三洲田起义，掘地道于广州两广总督抚署，准备用炸药炸死总督德寿。谁知天不假便，德寿其时不在署内，谋刺未成。第二天，史坚如被捕，受尽酷刑，毫不屈服，英勇就义。男子称赞史坚如虽为千金之子，却能破产革命，又敢用奇谋，身体力行，“真乃天下第一豪杰”。众人啧啧称颂之余，中年男子又说，孙先生身边，现在聚集了一大批龙虎风云人物，个个敢作敢为，像这样干下去，大清朝没有几天寿数了！说完哈哈大笑。孔祥熙听到这里，不由脱口而出：“说话当心！”谁知此言一出，中年男子望了他一眼，一把抓住他的领子，恶狠狠地说：“小子！你是满清的密探？老子可不怕你，我现在就把你扔到海里喂鳖！”孔祥熙连忙解释：“大哥，你误会了！我是出国留学的学生。当年我在学校因发表反清言论，被学校当局讨论了品行问题，后来变得言语谨慎，我是怕大哥你这样说话招祸呀！”中年男子这才放手，向孔祥熙打躬说：“噢，得罪得罪，原来是一家人！不过，我告诉你，上了这艘邮轮，就不是大清朝的地盘了，我们怕他个鸟！孙先生现正在日本筹备纪念亡国242周年大会，要掀起一次新的革命高潮哩！出了中国国界，那太后皇上王爷们，是一点招也没有的！兄弟，放开心吧！”说完又笑了起来。孔祥熙心里一动，连忙把他拉到一边，悄悄问：“孙先生现在在日本吗？”“是啊，就在横滨。我这次出来就是要去见他的。”孔祥熙说：“哎，我不是向你自吹，我在学校就建立了兴中会分会，立志追随孙先生革命，还曾密谋进宫去刺杀慈禧呢。可是直到今天，我们还没跟孙先生联系上。到了横滨，你能不能带我去见他？”“你们一共几个人？”“我们一行共是三人，一位是同学，另一位是美国女教师。要见孙先生的，就我自己，他们是不会跟我去的。”中年男子打量了孔祥熙一会儿：“我看你长相忠厚，不像是满清的鹰犬，只要你愿意，我可以带你去。”

船到横滨，乘务员通知旅客，轮船将在这里加油加水，并进行检修，至少要停留8小时，旅客可以上岸观光。接着详细介绍了横滨的历史和名胜。原来这里是日本首都东京的外港，几十年前还是个小小的渔村。1854年美国的炮舰打开了日本闭关自守的铁门，1859年便成了自由贸易港。明治维新后，政府投入大量资金，填海筑港，建成了新港码头，接着又修通了东京到这里的铁路，便利的水陆交通使这里迅速繁荣起来。1889年这里正式建市，现在已经是日本数得着的现代化城市了。

横滨在孔祥熙一生的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十几年后，他就是在这里结识了宋霭龄，并迅速同她结婚，奠定了他在国民政府中出任要职的基础。不过此时，他对此是毫无预感的。听到轮船将在这里停留一天之久的消息，他急忙感谢上帝，认为是上帝给了他机会，让他能够有时间上岸去拜见孙中山先生。他向麦美德牧师和费起鹤谎称有一点生意上的事情要办理，就甩下他们，跟那位中年男子匆匆上了岸。

横滨的确是座美丽的城市。商店林立，路面整洁，街道中间更支有不少五彩缤纷的太阳伞，下面有石桌石椅，可供游人休息。各种肤色的人摩肩接踵，尤其是身着艳丽的和服、脚蹬木屐的日本女子，和国内衣服臃肿、裹着小脚的女子全然不同，但孔祥熙顾不上多看一眼。那中年男子脚下生风，在都市中疾走如飞，孔祥熙只能紧紧追赶。

他们从一号街走到七号街，总算走过了这“步行的天国”，来到了孙中山先生居住的“中华街”。中华街是中国侨民聚居地，犹如美国的唐人街。它突出的特点是遍布着中国各省的风味小吃店铺，走在这里，就像身在中国的某地一样，令人备感亲切。

但这亲切之感很快就被水漉漉的失望打蔫了。当孔祥熙紧随中年男子之后，汗流浃背地敲开孙先生寓所的院门时，里面的人告诉他们：几天前孙先生已经离开这里去了欧洲。

中年男子在横滨有他要做的事情，而孔祥熙却不可能待在这里做长脖子老等，他得赶回船上继续上路。要见孙先生只能祈求上帝另给他机会了。真是乘兴而来，扫兴而归，孔祥熙再看横滨，竟没了一点点魅力。当他疲惫不堪地返回时，轮船已经鸣笛，就要向辽阔的太平洋进发了。

以教会名人欧柏林作为人生楷模

迎着太平洋的风浪，邮轮足足航行了一个月，才到达了美国旧金山。

看到旧金山的金门大桥，麦美德女士在甲板上高叫起来，她回到了她的故乡，她有她高兴的理由。孔祥熙受到感染，因在日本没见到孙中山的懊丧情绪也淡下去，想象着就要开始的新生活，他赶紧整理行李，准备登岸。但在通过海关时，孔祥熙却被单独留了下来。

被叫到另一间屋子，接受详细的查询。开始孔祥熙并不知道是什么原因，直到这些人绕着圈子问了许多问题后，他才渐渐明白，毛病原来出在他的“官衔”上。李鸿章授予他的“全权议和大臣肃毅伯随员”，被印在他的护照上，填写在行李单上。这些美国官员戴着他们的有色眼镜，把中国官员都想象成长袍马褂老态龙钟的样子，而孔祥熙仅20多岁，又是西装革履，一副洋派打扮，哪像是清朝官员？他们因此怀疑他是冒名顶替的偷渡分子。等麦美德赶来作了解释，这场误会才算解除。

当费起鹤拿这件事做笑料开孔祥熙的玩笑时，他那自尊的心再也受不了了。李鸿章授予他的这个官衔，没有带来任何实际利益，却惹出这样一场麻烦。他从这里既看到了美国人的傲慢，也看到了腐败的清政府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地位和尊严，他后悔自己真不该接受这个没有意义的官衔，图了虚名，招了羞辱。一气之下，他一把撕掉了行李单上的官衔，再也不肯向人提起他这个“清朝官员”的身份了。

他们从旧金山乘火车，经西雅图，到达了美国中部的俄亥俄州。

孔祥熙进入的是欧柏林大学。入校第一课，学校首先向全体新生讲解的是欧柏林先生的光荣业绩。

留大胡子的校长在向新生致欢迎词，并阐述校方的教育目标后，一位年轻漂亮的女教师带领学生来到一间宽敞的展室，结合图片，用银铃般的声音开始了她抑扬顿挫的介绍：

欧柏林先生的祖上是德意志人，但他本人却生于法国。他在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后，又进修宗教课程，毕业后担任专职牧师，一生为传播基督的福音工作。

欧柏林先生曾在军队中做随军牧师。他把上帝的旨意传递给那些在前线浴血奋战的军人，鼓励他们一往无前，英勇杀敌。他给那些为国捐躯的勇士做祈祷，送他们的灵魂升入天堂。

鉴于家乡交通不便，文化落后，自然条件恶劣，数年后他回到故乡史特拉斯堡传教。瞧！这是当时法国这一带的自然景象。

欧柏林先生最大的特点在于，他不是要人们安贫乐道，只等待死后灵魂到天堂里占据一个位置。他深刻领会基督的精神，注重实际，注意把握今生，改造社会，改造自然，把基督的福音变成人们当世能够享受的福祉。

看，欧柏林先生一年四季都在到处奔波，向教民们大声疾呼，要求他们捐钱捐物，贡献劳力，用以修筑道路，建立学校，开垦荒地，改良农业。

上帝的旨意一旦变成教民的行动，立即显示出无比巨大的力量。若干年后，这里已是今非昔比：荒凉的山村变成了繁荣的市镇，贫瘠的土地上长出了丰收的庄稼，闭塞的乡间有了通衢大道，玩泥巴的孩子坐进了明亮的教室。乡民的生活大获改善，民智得以开通，风气为之一新！

女讲解员介绍完欧柏林的事迹，校长又讲了一通欧柏林事迹的重大意义。他说，“现在，欧柏林先生造福人群、服务大众的精神，已经变成基督教会的一笔精神财富，变成一种伟大的号召，借着这种精神的传播，基督教被更多的人接受。欧洲、美国到处都有人在宣传、效法欧柏林精神，欧柏林成为一面旗帜，成为许多人学习的榜样。我们的欧柏林大学，就是在欧柏林逝世5年后，由耶鲁大学一位教授和一位教会牧师，到处募资修建起来的。他们把学校以欧柏林先生的名字命名，就是让学校以弘扬欧柏林精神为宗旨的。你们每一个成为本校学生的人，都应该牢牢记住欧柏林精神，铭心刻骨地记住，并在一生中进一步去发扬光大，让欧柏林精神带着基督的教义，进军世界各地，占领每一块地盘！”

孔祥熙听得耳热心跳，他感到欧柏林真是太伟大了！他甚至认为过去崇敬的孙中山先生，是不是就是中国的欧柏林？他把欧柏林视为先贤，决心日后回到中国，自己就做一个欧柏林式的人物。果然，他毕业回国后，就以弘扬欧柏林精神为标榜，在太谷乡间建立了一所学校，他把它命名为“铭贤”，意思就是要学生铭记欧柏林这位教会中的贤人。

未学文化，先讲贤人，本着到美国学习富国强兵术的孔祥熙，上学第一天就在心里树立起了一位洋教士的形象，并铭记终身，这不能不说是这所学校教学的一大成功之处。

留学六年三改专业

踌躇满志的孔祥熙，自以为凭过去一贯学习优等、基础知识扎实的根底，和中国人肯吃苦舍得用功的精神，学好功课没什么问题，谁知，这出国留洋就是跟在国内上学不一样，单是个学什么专业的问题，就把他折腾苦了。

究竟什么是他心目中的富国强兵术，孔祥熙左思右想，拿不定主意。因为需要学的科目太多了，各有各的用处。所有这些他都想学，而都学又根本不可能。人没有选择自由时是痛苦的，而给了选择自由后又面临更大的痛苦。眼看就要分班上课了，孔祥熙还在犹豫徘徊，以致急得嘴上都烧出了水泡。最后他只好把决定权交给上帝，听任安排。他写了一把学校专业的条子，搓成团，装进衣服口袋，然后祷告，请上帝帮他决定什么是最合适的专业。祷告完毕，他伸手摸出一个条子，惴惴不安地打开，在电灯下一晃，啊，是“矿物学”。孔祥熙把条子一扔，躺在床上让烦躁的情绪慢慢平静下来。

既然上帝之手帮他作了选择，他相信这是最正确的。于是不再分心，专心致志地学习开矿、采矿、金属冶炼。他想象着中国地下到处都是丰富的矿藏，冶炼出成千上万吨合金钢材，造船造车造飞机，造枪造炮造军舰，那么一来，中国照样是坚船利炮，威力无比，外国军队再不能到中国逞凶；民众使用的各种器械样样称手，效率大增，于是工业发达、农业发展，真正是民富而国强……孔祥熙为自己心中的蓝图所鼓舞，学习十分刻苦，多次受到校方称赞。

然而，两年后，孔祥熙逐渐对这次选择是否是上帝帮他作出的产生了怀疑。因为学得越深，他越感到从采矿而强国这条路太遥远。地下确实有矿，要有人去勘探出来，要有人能够投资开采，要建工厂进行冶炼，要进行机械的设计制造……在西方，这行业是重工业，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巨额资金的投入，而且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单凭个人的努力实现太艰难了！于是他反思那天进行专业选择时的情景，认为那天肯定是自己心情过于急躁，祷告不够虔诚，以致上帝没有到来，自己信手抓了一个条子。因为这两年从国内传来的消息，都一再说明大清朝的腐败已经到了骨子里面，社会不改造，任何富国强兵的措施都是毫无意义的。在他离开国内的第二年，李鸿章就撒手归天，这个一力支撑大清最后日子的权臣，曾在孔祥熙心中留有一点希望，而现在的形势是，清王朝没有一个有远见的人物，所有的一切都是只顾自己的苟延残喘。这样的社会如不改造，纵然开出矿产，造出机器，国家也休想强盛，人民也无法富裕。于是孔祥熙中途掉头，从第三年起，转而学起了社会科学，想从美国的社会制度中寻找一条能够振兴祖国的道路。但是这一条路也没有能走到底，两年后，他又一次转移学习兴趣，因为他发现美国的社会制度与中国的国情相差甚远，那一套西方的什么议会呀、三权分立呀、普选呀、两党制呀等等，跟中国的情况差得太多了，这时中国还是皇权至上，要把那一套搬到中国，几乎没有什么可能。学得再好，等于是屠龙之技——技艺再高，可世界上根本没龙，到哪里去施展呢？所以当他在欧柏林学院毕业后，又转到耶鲁大学研究院进修经济学，获得了一个经济学硕士学位，这对他日后经商发财，以及在国民政府中出任财政部长倒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帮助。

孔祥熙在美国留学6年，先后3次改变专业，往积极的方面说，是他能够及时调整，而实际上，也反映了他见事不明、遇事犹豫的弱点。学完归国后，当他自己办起学校时，他结合自己的经历给学生讲教训，要他们及早拿定主意，把专业选准。他说：“一个人要学商便学商，要学工便学工。必须就个人兴趣之所在，早早拿定主意，万万不可脚踏两只船，犹豫不决。脚踏两只船的结果，一定是跌到河里成为落汤鸡。”孔祥熙给学生讲得明白，但他自己却始终未能从这种阴影下解脱出来，过分崇尚中庸，遇事三思后又再思，结果瞻前顾后，总是拿不定主意。比如他回国后办校经商，一直到46岁才去从政。虽然官做得不小，可又未能干到底，64岁又去职。在任上时权倾一时，但在用人方面又是非常欣赏的人不能大胆提拔任用，非常憎恶的人又不能坚决拿掉。这使他显示了不把事做绝的精明，也成为别人攻击“庸”的口实。

孔祥熙在美国留学时，是那种好学上进的青年，不像后来一些纨绔子弟，只想混张文凭，回来唬人。但是语言给他开始的学习造成了很大障碍。虽然在潞河书院时，他的英语出类拔萃，可一到了美国，在国内学的那几句话就远远不够了。他的山西口音使他的发音总是不太准确，自以为说得很好了，但美国人瞪着蓝眼硬是听不懂。而人家说起来，也远不是以往课堂上老师说得那么一句一顿，嘟噜嘟噜一通之后，他也只有瞪眼的份儿。语言过不了关，其他课程就没法进行，他不得不加班加点，发挥中国人刻苦努力的精神，把其他同学娱乐消遣的时间都用来学习。20多岁的小伙子，正是春心萌动、谈情说爱的时候，可孔祥熙没有那份闲心逸致，他把大部分时间泡在图书馆里，缠着老师要点偏饭，终于使英语水平大有长进，各门功课也都取得了优等成绩。他从小跟美国传教士接触，一直在教会学校上学，又在美国留学6年，应该说英语水平已相当高了，但就是这样，后来儿子孔令侃仍在背后讥笑他：“老爸的英语不行！”这是因为他对孩子是从小就在家庭里面教他们说英语，而他自己则是很晚才开始正式学习。有人说，人在12岁以前学外语，有一种天赋的灵气，容易过关，而年纪一大，这种能力就丧失了，变蠢了。尽管如此，孔祥熙总算度过英语关，完成了学业，他是付出了极大努力的。

在美国学校，孔祥熙时时感到一些人对他的歧视，这些人一是认为中国人穷，二是说中国人脏，这对他刺激很大。对于第二点，他认为主要是条件问题，很多地方没有浴池，到哪儿洗澡？只要有条件，谁不愿意自己清清爽爽？这种刺激使他从此养成了爱卫生的习惯，一日两浴，保持终生。而一旦有了卫生条件，他倒是认为中国人干净得多，那些人即使天天洗澡，但身体里总有一股让他闻起来不舒服的味道。所以他在美国多年，也不曾跟一位外国姑娘亲近，还是回国后到30岁才娶了一位中国女子。至于说中国人穷，这也很让他反感，从总体上说中国人穷是事实，但并不能因此就自以为优越傲慢。他认为美国同学中很多人还不如他的家庭条件，甚至就是美国的第一大都市纽约，建筑方面也有不如他家乡太谷的地方，有什么理由就小瞧别人呢？他心里憋着一股气，终于发明了他的独特见解“纽约不如太谷”论，作为一种心理宣泄，持续不断地讲了多年。

“抢新娘”捉住宋霭龄，慰渴慕初会孙中山

孔祥熙在美国留学，除了知识的学习外，还有一大收获，那就是结识了对他一生有重大影响的两个人。一个是他多年来一直慕名想见的孙中山先生，一个是日后成为他妻子的宋霭龄。宋霭龄1904年赴美留学，是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位留学美国的女子。她也在美国度过了6年的留学生涯，她学习的地方是乔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

第一次见面是1906年的暑假，他们同到美国首都华盛顿观光，那里的华侨为中国同学安排了一次大聚会。会上有人先谈了一阵大家关心的国内形势，接着安排了舞会。为了消除中国少年存在的和陌生人初次见面时的腼腆和羞涩，有人提议先做一个古老的中国游戏，以确定第一轮跳舞时的舞伴。这个游戏是《西游记》里的“猪八戒捉媳妇”，叫男同学都蒙上头，去抓女同学，抓住的就是第一轮跳舞的舞伴，以后再交换跳。当主持人宣布这个主意时，立即引起了一阵哄笑和掌声，给会场带来了活跃的气氛。孔祥熙本来对这不感兴趣，但也只好照要求去做。他把外衣脱下来，蒙在头上，往舞场中间蹭了几步就站住不动了，只伸出手来守株待兔。有些男学生却是兴致勃勃，循着女孩子们的笑声和叫声，在场里转着圈追逐。16岁的霭龄轻盈地跳来跳去，不让人轻易抓住。当一个男学生直冲她扑过来时，她大步后退，不想却退到了孔祥熙怀里，让孔祥熙双手一抱，逮个正着。有人打趣说：“这真是无福之人跑断肠，有福之人不用忙。庸之兄站着不动，却抓住了一个最漂亮的小媳妇！”孔祥熙脸一下子红到耳朵根子。他跟霭龄简单交谈了几句，跳了一曲之后就分开了。这次大家都只当是逢场作戏，并没往心里去，事后不久也就忘记了。倒是此前和孙中山的见面使孔祥熙铭记在心，对他一生发生了比较大的影响。

前一年的秋天，孔祥熙已在耶鲁大学读研究生班，听说孙中山先生到了克利夫兰市，他立即丢下功课，乘火车赶往那里。

孔祥熙在火车上心情一直难于平静。为见到孙先生，他在横滨上岸扑过空，在欧柏林大学时又先后赶往纽约和芝加哥，两次又是他赶到了孙中山刚好离开。算起来，这已是第四次了，这次能不能见到也很难说，他忐忑不安地在通道上走来走去，引起不少人注视。他后来干脆把头伸出窗外，让凉风吹起长发给脑袋降温。“事不过三”，他突然想起了这句谚语，对，已经三次赶晚，这次上帝一定不会再辜负他的苦心了。张良拜师还三次才见到黄石公呢，要真正见到一个对自己有指导意义的人物，看来是得经历点磨难，这才考验一个人心诚不诚呢，心诚就一定能找到机会。

克利夫兰位于美国中北部，是一座重要的工业城市，为纪念城市的筹建者克利夫兰将军才取的这个名字。孔祥熙风尘仆仆赶到，又在别人指点下找到孙中山下榻的旅社时，反而犹豫了：孙中山会不会又是刚刚离去？他的心跳得厉害，觉得自己已经经不起再一次扑空的打击了。即使在里面，孙中山已是闻名中外的反清革命家，建立了庞大的组织机构，会不会带着众多警卫，那些人会不会让他这个冒冒失失闯来的小伙子进去？就是见着了，孙中山对他这个名不见经传的毛头小伙子会是什么态度？会拿出时间跟自己认真交谈吗？惯于遇事三思的孔祥熙在外面转来转去，脑袋又乱作一团。

突然，有个人匆匆跑过来，见到他时怔了一下，问：“喂，你是中国人吗？”孔祥熙赶紧回头，看出对方也是个中国人，便说：“是的，你……”那人说：“既然是中国人，你难道不知道孙中山来到了此地吗？他正在市议会大厅发表演说，你何不去听听？”孔祥熙来了精神，赶紧说：“我想去……”“那就快走！”说着那个人小跑着走了。孔祥熙也紧追而去。他们到达的时候，大厅里已是挤得满满当当，有华侨，有留学生，也有美国人。孙中山站在台上，正慷慨激昂地阐述他的用武力革命推翻清王朝、建立新的民主政府的主张，并号召大家给予这场革命道义上的支持和经济上的援助。孔祥熙听得聚精会神，感到孙中山说的每句话都那样精辟，充满鼓舞人的力量。可惜他刚到一会儿，讲演就结束了。紧接着有人抬出了捐款箱，孔祥熙为引起孙中山的注意，挤到跟前，把身上的钱都掏了出来，想了想，又数出几张，以留下饭费和回程车票钱，把其余的都递了上去。收款人问他名字，他大声喊：“孔祥熙！山西来的留学生。”收款人于是接过钱大声唱道：“中国留学生孔祥熙先生捐款137元！”这笔钱当时可是一个不小的数目，相当于他一年的生活费用，但他并不吝啬，他真心想帮助和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大业。

捐完钱，孔祥熙想去找孙中山交谈时，孙中山已经步出大厅，而一大群记者却紧追不舍地问这问那。孔祥熙望了望那些抢新闻劲头十足的记者们，自知不是他们的对手，无法挤进身去，只好先离开去填饥肠辘辘的肚子。

黄昏，孔祥熙赶到孙中山的寓所，毅然摁响了门铃。

并没有孔祥熙原来想象的那种情况。孙中山亲自开了门，热情地说：“欢迎你！我是孙中山，你有什么事情要我帮助吗？”

孙中山的朴实和平易近人，让孔祥熙大受感动。但他还是毕恭毕敬地说：“我久仰孙先生大名，一直想追随先生麾下，投身革命。今天是特地从康狄涅克州赶来聆听先生教诲的。”

“到底是青年人，可敬可敬！”孙中山把孔祥熙让到屋里沙发上坐下，“你能不能先谈谈你的情况？”

“我叫孔祥熙——”

“噢，就是下午捐了100多美元的留学生，谢谢你了！”孙中山热情地伸出了手，再次去握孔祥熙。

“啊，先生，你怎么知道？”孔祥熙感到有些惊奇。

“别看我当时被记者们缠着，但你的话和收款者唱报的话我都听到了，一个留学生能捐这么多钱是少有的。哎，这不会影响你的生活吧？可不能单凭一时冲动，搞得自己没得饭吃呀！”孙中山关心地说。

“不会不会！我家曾被评为山西首富，只可惜这次出来带钱不多，要不我还可以多捐的。”

“革命是需要钱的。我们要印制宣传品，要买枪买炮等等。”

“孙先生，我可以给家里写信，要他们直接在国内捐款，为了革命，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孔祥熙慷慨激昂。

孙中山双手做向下按压状：“不不不！我感谢你这样的慷慨和豪情，但是我们革命的目的并不是要人破产，那就违背革命的初衷了。我主张的基本点是三民主义，民族、民生、民权，民族独立后，民生是要发展的重点，要让民众发更大的财，过更好的日子。将来，你这个山西首富的后代要在发展民族工商业方面带头啦！”

“是是是，先生。”孔祥熙心里热乎乎的，不知怎么一下子又想起了欧柏林，“先生，我在心里一直把你比作中国的欧柏林——”

“嗯，这恐怕不大妥当。我虽然是基督徒，也崇尚欧柏林先生为民众造福的精神，但现在我从事的事业和他的做法是根本不同的。他是在一种和平的环境中，用一种平和的方式。为所有的民众谋福利，而我们中国目前的情况根本不同。我们正处在腐朽的满清王朝统治下，这是一个异族建立的、灭我中华的、卖国的同时也是无能的政府，不首先把它推翻，一切民众的福祉都谈不上。所以，我的主张首先是借助于暴力的革命，把现在的一切皇亲国戚、贪官污吏打倒，为被他们统治和奴役的大多数人谋福祉。现在的中国莫说一个欧柏林，就是有一万个欧柏林，也毫无用处。募捐到再多的钱，还不是给了帝国列强做赔款？”

孔祥熙愧疚地说：“对不起，我对先生的主义了解不够……”

孙中山鼓励他：“你已经做了不少了。噢，你接着讲你的情况吧。”

孔祥熙精神倍增，把自己的家庭出身，在通州潞河书院因反清言论被讨论品行问题，成立“文友会”、谋刺慈禧，以及在横滨上岸寻找孙中山，前往纽约、芝加哥一次次拜会扑空，仍不堕志，终于在这里见到孙中山，得慰平生夙愿的经历和对国家前途的忧虑，以及早就下定的追随先生矢志革命的内心思想，统统倒了出来。孙中山认真倾听，不时点头或摇头。

孔祥熙讲完，请求孙中山给予指导。孙中山肯定了他能有自发的反清思想，又积极追求真理的可贵之处。接着介绍了目前的革命形势。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等反清革命团体已经组成了革命政党——同盟会，火种已经遍地布撒，一遇适当时机，就会掀起全国范围的起义，清王朝的覆灭已经为期不远。他鼓励孔祥熙今后关注形势发展，多做些实际工作。孔祥熙乘机提出了加入同盟会的要求，孙中山当即照准。

孙中山问孔祥熙回国后有些什么打算，孔祥熙脱口而出：“提倡教育，振兴实业。”

孙中山颔首称善，告诫说：“不论办任何事情，都得从大处着眼，小处着手，持之以恒。才能有所成就。西北各省，风气开通较晚，振兴教育以启迪民智，实为革命之基础，从此入手，必有收获。”

孔祥熙感到这一夜的谈话，比十几年的读书收获更大，他向孙中山再一次表达了自己的决心后告辞出来，已是东方微明。果然，他在读完耶鲁大学研究生，取得经济学硕士学位后，就决心回国办学。途经日本时，专门对日本的教育进行了考察。回到国内，清政府聘请他到邮传部任职，他坚决辞谢，到太谷办起了铭贤学校，开始了他独特的经历。

这一次遇到孙中山，是他到美国留学最大的收获，由此开始了他人生的重大转机。

第七章

铭贤校长

留美的最大成功——用美国人的钱办一所培养中国人才的学校

孔祥熙在耶鲁大学的学习接近尾声，校方开始和各国留学生分批举行座谈会，探讨他们回国后能为传播美国文化和基督教义做些什么。

孔祥熙心里一直在琢磨着回国办教育的事，办教育是个投资很大的项目，家里虽然有些财产，但真正能由自己支配的并不多。况且办学只能博取名声，对民众子女有利，而经济收益却太少，要在国内拉钱办学困难很大。能否从富裕的美国人这里筹到一笔钱，他在寻找机会。

孔祥熙回欧柏林大学向原来的老师们辞行时，恰好听说到了一件事。一位义和团运动中被杀传教士的儿子，代表当地基督教会来到学校说，想出一笔款子，在山西为那些被杀的传教士们建立一座纪念馆或者纪念碑，托校方与孔祥熙商量，请他回国后费心办一办这件事。

孔祥熙听到消息，大喜过望，心想机会来了！他静下心来清理思路，搜集资料，准备了一番说辞。

当校方和孔祥熙正式商谈这件事时，孔祥熙施出了他的辩才：“为那些殉道的教士们建立纪念物的主意太好了！他们漂洋过海到中国传播基督的福音，本身就具备了献身精神，但不料死于变乱，真是太令人伤感了！为援救他们，当年我也曾竭尽全力。现在，为他们建一座纪念物，我当然是义不容辞。但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修一座纪念碑或者纪念堂，那些产生过义和团地方的人们，会去经常参拜吗？那些还没有皈依基督的人们，对这种纪念传教士的建筑有多少兴趣？如果我们修建的纪念物无人问津，那些传教士的灵魂能够感知吗？我们的一片苦心不是白费了吗？”

一位学校牧师问孔祥熙：“那依你的主意，这纪念物就不修了吗？”

孔祥熙恭恭敬敬地说：“牧师，我已经说了，这纪念物的修建是非常有意义的，而且我将为此贡献一切力量。”

教务主任说：“我不明白。”

孔祥熙说：“我可以打个比方。大家都崇敬欧柏林先生为民众造福的精神，假如我们脚下的地方，不是一座学校，而是一座纪念碑，诸位是否能够常年待在这里？从世界各地来的留学生，是否会像现在这样对欧柏林先生的精神了解深刻、铭记在心？从这一个来比另一个，我的意思就是与其修一座死的纪念碑，不如建一所活生生的学校，更能使之传之久远。”

这位牧师高兴地说：“孔，你有很深邃的思想，这的确是个更好的主意。”

教务主任站起来摊摊手：“对此我有同感。但是，到底修建什么，并不是由我们这些人决定的，出钱人的意志比上帝的意志更管用。”

孔祥熙也站了起来：“我愿意听到学校与投资者重新协商后的意见。”

与教会方面商讨后一致认为，修建学校是个可以接受的主意，但是他们各有各的考虑。经过义和团运动后，许多传教士心有余悸。不敢或不愿再来中国，教会的地盘正在缩小，现在他们急于重新回到中国，去开辟新的阵地；而学校方面，也希望借着这个机会，让遥远的东方能有一所欧柏林大学的分校，扩大学校在世界范围的知名度。

又一轮会商开始了，教会方面这一次派人参加了商谈。

“孔先生，作为出资方，本来我们的意见是不能更改的，鉴于你过去为教会方面所做的工作，因此我们愿意相信你提出建议的诚意，同意接受你把修建纪念堂改作学校的意见。但是，我们必须强调，用我们的钱修建的这所学校，必须是所教会学校。就是说，它应该隶属于当地教会领导，只接纳教徒及其子女。我想，作为基督徒的你，不会对此介意吧？”

这显然不是孔祥熙的本意，他略一思索说：“尊敬的主教先生，你是否认为在中国的传教已经相当成功，不需要再作发展了？”

“当然不是！恰恰相反，我认为在中国的传教事业还需要有大的发展。嗯，你怎么会提出这样的问题？”

“我认为这里有一个谁为谁开路的问题。如果说我们的目的在于教育方面，需要以教会为开路先锋去发展教育，那么依你的意见是很好的，这所学校只为教徒服务。但如果说你们的目的是在传教方面，要通过办教育开通民智，从而让更多的人认识基督、皈依基督，那么这所学校就不应该是一所纯粹的教会学校，只为教徒服务。而应该是一所普通学校，不分现在的信仰如何，只要入校学习都应受到欢迎。”

“道理是对的，但让教会出钱却让不信仰基督甚至反对基督的人进去受益，享受教育，我感情上不好接受。”主教大人已经被孔祥熙说动，却还要再争一点什么。

孔祥熙大声地说：“基督的精神是仁爱，爱信仰上帝的人，更爱暂时未皈依上帝的人，而且要尽一切力量帮助他们。这一点，我想主教大人比我有更深的理解。”主教只好点头，不说话了。

一位副校长开口了：“孔祥熙同学，我们非常支持你回国后开办学校的想法，这说明你在欧柏林大学4年学习大有收获，当然啦，也说明我们这所学校的教学和教育都是成功的。你已经想到了把欧柏林大学的精神带回你的祖国去开花结果，校方董事会决定支持你。因为要办一所学校需要的经费是很多的，单凭教会目前筹到的款子并不够，学校准备同时追加一部分投资，让你把学校建得漂漂亮亮，气气派派。当然我们也是有条件的，就是你建的这所学校要作为欧柏林大学的分校，对它的最高管理机构要设在这里，至于学校的名字嘛，我们也已取好了，就是‘美国欧柏林大学中国分校’。这样你会高兴的吧？”

孔祥熙脸一下子涨红了，他腾地站起来，激动地说：“这个名字我不能接受！”

“噢，为什么？难道有什么不妥吗？”副校长很奇怪。

“你想想看，‘美国大学中国分校’，你把中国看成哪儿了？美国的一个州吗？要取这么一个名字，不仅我孔祥熙会被国人视为卖国贼，学校盖得再漂亮，也会被当地人砸个稀巴烂的。”

“有这么严重吗？”

“是的，有这么严重，甚至比这更严重。这关系到我国的地位和民众的感情。它可以在事实上作为欧柏林大学的分校，最高管理机构设在这里也是可以的，但是学校的名字，必须另取。否则……”

“好好好，我们可以让步，只要你承认事实上是欧柏林大学的分校就行。但我想问一下，你准备给它取什么名字？”

“我已经想了一个很有意义的名字，‘铭贤’。”

“铭贤？你这里的贤人是指谁？”

孔祥熙环视了一下在场所有的人，朗声说道：“指欧柏林先生，指在山西以身殉道的那些传教士们，还有，也指为这所学校捐款出力的所有各位！”

“啊！”在场的人都挺起了身子，有的眼睛里放出光芒，有的和邻座小声商量起来，看得出，他们对孔祥熙的解释似乎很感兴趣。

副校长却板起了面孔：“孔祥熙同学，我感觉你好像在用你们中国的文字耍弄我们。一个贤字，能有这么大的容量吗？这么多人都可以称为贤人吗？”

孔祥熙微微一笑：“副校长先生！在我们的文字中，凡是明智豁达、对民众有所贡献的人，都可以称为贤人。仅在我的先祖孔子的门下，当时就有‘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以后历朝历代，被称为贤人的不胜其数。你说，欧柏林先生算不算贤人？那些传教士算不算贤人？今天在座的愿意为这所学校出钱出力的算不算贤人？”

副校长不再纠缠名字问题，却又提出学校应该建在北京，才会有更大的影响。对此，孔祥熙说：“这个问题，你可以和教会方面协商，人家的本意是要纪念在山西死去的传教士，建在北京怎么算呢？”

“那，起码也应该定在太原吧？”

“欧柏林先生立功扬名的地方是在哪里？不是首都，不是省会甚至不是通州大邑，而是在偏僻的乡下，这才更显出他的不计名利、重在务实的精神。这一点，我入校第一天就听到了，想来副校长先生比我更清楚。所以我的意见是同样建在乡下，就选在我的家乡太谷。”

在座的人鼓起了掌。他们为孔祥熙锋利的说辞击中了，各方都认为孔祥熙的打算适应了自己的要求，而且想得更深一些。

教会和学校都为能培养出孔祥熙这样的人才而高兴，75万美元的建校巨款当天就敲定了。

黄土高原上的奇迹——一座中西合璧的新式学校

1907年秋天，孔祥熙顺利拿到硕士学位后，即启程回国。船到横滨，孔祥熙照样又上岸走了一番，不过这一次已不像当年拜访孙中山，匆匆而上匆匆而返，他在东京、大阪、京都、名古屋等地，信马由缰地周游一趟，详细考察了日本学校的课程设置、师资配备、经费来源、人才目标等，从而为他的办学计划提供了借鉴。

当初，清朝派往国外的第一批留学生回国时，朝廷上下都觉着稀奇，不知这些人到外国几年，都学了些什么回来。连慈禧太后都雅兴大发，在颐和园兴致勃勃地接见了他们——其中包括后来的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等。那天的慈禧太后，望着一个个西装革履的精干小伙子，心情很好，就拉长声音问道：“你们年纪轻轻就到外国住了几年，可开了眼了。快给我说说，你们都从洋人那儿学了些什么本事呀？”这些留学生因为互相之间并不熟悉，事先有关官员也没想到慈禧太后会问话，也就没有安排代表发言，这时听了太后的话，谁也不知道该由谁回答，再说谁跟谁学的东西也不一样，大家就都愣着。慈禧太后咕噜咕噜吸了一阵水烟袋后，见没人回话，以为一两句话说不清，就扬了扬手中的水烟袋说：“好了，你们就说个简单的，告诉我这水烟袋3个字用外国话怎么说？”这些人洋话学了不少，可真没有学过外国人怎么叫中国的水烟袋，只好面面相觑，更无一人答言。慈禧太后执政多年，权倾天下，问什么人的话，也会立即听到回音，却想不到今天在留学生面前，连碰两次钉子，一时凤颜不悦，以为这些人什么也没学到，就挥挥手：“都下去吧！”

结果这批人都没受到重用。直到这些人在实际事务中渐渐露出了才干，朝廷才对留学生重视起来。

孔祥熙回到国内时，已经是慈禧太后死的前一年，老佛爷自己病得不轻，也早没了对留学生的新鲜感，当然谈不上再接见他们了。不过孔祥熙倒是一回国，就接到邮传部的聘书，要他到京任职。当一个京官虽然也不错。但孔祥熙想到自己争取到的那75万美元办学经费，如果因到京任职而放弃，实在可惜，权衡再三，还是回绝了这项邀请，回到太谷去开办学校。

孔祥熙先在县城南街办了所小学，让美国人看到了他投身教育的决心和行动。于是办学经费源源汇到。有了那么大的一笔资财，他就在城东关外，选择了一大块北依象山、南傍凤山的水草丰茂之地，请人详加设计，盖起了一座黄土高原上绝无仅有的、可与欧柏林大学相媲美的花园洋房学校，座座西洋式的水泥楼房掩映于奇花异草之中，加上自来水和各种电气设备的使用，使它处处透出一股现代化的气息，让大清国的国民们大开眼界，耳目一新。不要说在当时的中国内地，就是在上海、天津资本主义发展较早的地区，这样精美的学校也难见到。仅仅这所学校的环境建筑，就让许多人叹为观止，使孔祥熙获得了很大名声。没有几个人知道学校经费的真正来源，他们把它当成孔祥熙的私产，在刚刚进入20世纪的中国，有实力建起这样一座学校的，不是山西首富能行吗？

学校本身的形象就是最好的广告。当地富家子弟纷纷报名，就连太原城里的官僚富商，也想方设法把子弟们送到这里。不过，当地一些豪绅开始并不买账。

一天，在太原通往太谷的大路上，担任大清山西省巡抚高级幕僚的赫胜强带一队车马风尘仆仆迤逦而来，太谷土豪熊员外望见，赶紧上前拜见：“赫先生，什么风把您吹到这穷乡僻壤的太谷来啦？”

赫先生打起轿帘：“啊呀，熊员外，你们太谷出了名人啦，居然办起了京津稀见的铭贤学校。你们当地人自然近水楼台，子弟上学不愁，我在太原城里，只好长途跋涉送孩子到这儿上学啦！”

熊员外大吃一惊：“怎么？您从太原赶来，竟是要送孩子到这儿上学？您知道那是什么学校？岂不误了公子前程？”

赫先生有些不解：“什么学校？不是铭贤嘛。”

熊员外挤挤眼：“嗨！什么铭贤，我们这儿人都叫它‘圈儿学校’，也有人干脆叫它‘零蛋学校’。你去看见就知了，人家的旗子上、校服上、运动员背心上。到处都印着大圆圈。教书的又都是些高鼻子蓝眼睛的洋人。你想，这样的学校，孩子能学好吗？”

赫先生疑窦丛生，赶到学校一看，果然到处都是大圆圈。他把孔祥熙拉到一边：“孔校长，学校画这么多圆圈是怎么回事？莫不是要孩子们到这里玩圆圈、考零蛋吧？”

孔祥熙哈哈一笑：“你且听我慢慢道来……”

原来，为塑造和树立起学校的形象，孔祥熙亲自设计了校旗校徽。因为他对美国人称，这所学校叫“Oberlin Shanxi Memorial School”，或者简称“Oberlin in China”，意为欧柏林大学在中国的纪念学校。孔祥熙把学校英文名字的第一个字母“O”，作为学校的特殊徽记，校旗印上一个大大的O，学生的校服上，前面有一个大O。学校运动员的背心上，更是一个大O。当地人不明白孔祥熙这校徽的含义，他们看见的只是一个个大圈儿，于是戏称这所学校为“圈儿学校”。更有人恶作剧，称学校是“零蛋学校”，说学生在这里学习，成绩零蛋才是好学生。

玩笑毕竟只是玩笑，孔祥熙为学校的教学质量提高还是煞费苦心的。他从美国在华的传教士中聘请了一批教师，这些人多是大学毕业生，教一所中学的课程自然不成问题。

欧柏林大学每年派男女各一名毕业生来学校任教，两年一轮换，这样学校就常年保持着4名美国刚毕业的大学生教师。不过这些教师不像在华的传教士能说汉语，他们只会讲英语，因此担任的课程就受到限制，孔祥熙就安排他们上英语、体育、音乐课。他自己则主讲理化矿物。为适应当时社会的需要，也请了一些国学先生，其中就包括他的父亲孔繁兹，主讲古文。为了把学校管理好，在美国欧柏林大学建立了铭贤托事部，托事部主席由欧柏林大学校长或副校长兼任，成员多为该校的教授或校友，在美国政府备案。铭贤在国内的管理机构为校董会，孔祥熙自任校长兼董事长，董事为本校毕业学生3人。欧柏林大学毕业生3人，社会名流4人。孔祥熙介绍完情况，又带赫先生到学校各处参观。赫先生见教室明亮，学生宿舍干净，更有当地几乎从没有过的抽水马桶、壁炉书橱等等设施，于是一百个放心地把孩子交给孔祥熙，回到太原还到处宣传铭贤学校的好处。

孔祥熙从这件事也感到了当地一些守旧人士的保守思想可能对学校造成伤害。以前他把注意力都放在了怎么争取国外经费、聘请洋人教师上，忽略了在当地争取人心的工作。从此，他经常不断地请当地一些头面人物和富商豪绅，到学校参观，请他们在这里享用味道精美的西餐糕点，给他们送一些精美的小礼品，渐渐地这些人也称赞起铭贤来了。

不久，一首民谣就在当地不胫而走，连几岁的小孩子也会唱诵：

说铭贤，道铭贤，

铭贤美名天下传。

自从来了孔校长，

太谷学生上了天。

这首似通非通的歌谣，倒是反映了一个事实：孔祥熙和他的铭贤学校，已经在当地站稳了脚跟。

教会孤女——孔祥熙的第一任妻子

孔祥熙在为建校跑前跑后到处奔忙的时候，几道细密的鱼尾纹已经悄然爬上了他的眼角。这天早上刮胡子时他在镜前多看了几眼，终于发现了这可恨的皱纹。当下孔祥熙大吃一惊，怎么？自己已经到了生出皱纹的年龄吗？当年他发现自己唇间悄悄生出的细密小黑胡子时，那是掺杂着一种喜悦的，因为胡子是男子汉的象征，是他从身体到思想走向成熟的标志。而这次的鱼尾纹却完全不同，它和成熟无关，却是衰老的开始。孔祥熙重重地坐在了椅子里，一时思绪万千。

多年来，他一直在为国家的命运担忧，在为自己如何能够出人头地，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谋划、奔忙。父亲孔繁兹几次催促他考虑婚姻大事，他都打着哈哈应付过去了，他一直认为自己青春年少，精力旺盛，来日方长。今天看到了鱼尾纹，他细细算来，自己已届而立之年。想想几个自己的同龄人，他们早已是子女成行，而自己……

一个推门而入的人把冥思苦想中的孔祥熙惊得一跃而起：“谁？”他愣愣地望着头发花白的父亲，半晌脑子还没回过神来。“庸之，今天是什么日子你还记得吧？”孔繁兹望了一会儿发呆的儿子后才开口。

“什么日子？”孔祥熙疑疑惑惑。

“自打你从美国回来，今天起来是办校，明天起来是办校，整天忙得神魂颠倒的，别的什么都忘记了。现在学校办起来了，也算是事业有成了。你应该想想自己的事了，尤其是今天这个日子……”

“今天究竟是什么日子？”孔祥熙还是不能明白。

“30年前的今天，一个小生命呱呱坠地，给我孔家带来了希望和欢乐……”

“啊，今天是我的生日！《诗经》上说，‘哀哀父母，生我劬劳’，今天我首先应该感谢父母对我的养育之恩。一会儿我要到母亲坟前给她老人家烧纸祭奠，现在请父亲先受我一拜吧！”孔祥熙请父亲坐好，虔诚地跪了下来。

孔繁兹没有像以往那样很快把儿子拉起来，他接受了儿子的跪拜后，仍旧没有让儿子起身的意思。他端坐在太师椅里，望着跪在面前的儿子又开了口：“一个真正的有孝心的儿子，不光是在父亲面前俯身下拜，而是要能听进父亲的话。天下没有多少父亲是要把儿子往邪路上指吧？”

“祥熙能有今天，多亏父亲时时耳授面命。”孔祥熙仍然跪在地。

“那，今天我要正式和你商量一下你的婚姻大事。自古以来人丁旺才能家业盛，可现在，你看看我们这个家。进进出出就是我们父子两条光棍，你可以不想媳妇，可我一天天老了，却不能不想身边有个儿媳伺候。再说，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总不能从你这里断了我孔门香火呀。一个不肯传宗接代的人，就休想得到列祖列宗在天之灵的庇佑！”

跪着的人是不能争辩的。孔祥熙只好说：“但凭父亲做主！”

“你同意了？”孔繁兹很高兴，儿子在这个问题上第一次没有漠视父亲的要求。

“父亲在上，儿子同意。”孔祥熙说得很认真。

孔繁兹赶紧俯下身去：“好儿子，起来起来，我们商量一下。”

孔繁兹烧了一个大烟泡，吸足之后精神大长：“这段时间前来提亲的，有县城曹家的二女儿，有太原王家的小女儿，有运城马家的独生女儿。这几家都是当地有名的大户人家，女儿都受过教育，又个个天生丽质，我看哪一个都行，你拿个意见，咱们就择日相亲，早定早办。再不能拖了。”

孔祥熙咽口唾沫：“爹，尽早完婚可以。但我出国留洋，回来又兴办新式学校，在社会上大小总是有些影响的人了。这婚事总不能再按多少年前的陈规旧习来办……”

孔繁兹瞪起了眼睛：“什么陈规旧习？”顿了一下又说，“好好，那依你想怎么办？”

“美国社会富足发达，和人家的风俗习惯不无关系。那里的人家讲究自由恋爱，爱情至上，最反对没有爱情基础而只注重门第的婚姻。所以，你老说的这几家，虽是有名人家，但他们的女儿我一眼没见过，根本不可能有什么感情基础，如果一定要定，我想还是自己来决定。”孔祥熙说。

“呀，你想娶个洋婆子？”孔繁兹一脸怒容。

“不不，没有的事。我身为孔圣之后，当然要恪守中国传统，岂能让孔子后裔变成不中不西的混血儿？”

“那你看上的是哪位姑娘？”

“这件事情还没有十分把握。只是我对人家有些好感，谈话还从没往这上边扯。不过今天说到完婚，我倒想在山西境内，大概非此人莫属。”

“啊，什么样的姑娘把你迷成这样，还‘非此人莫属’？”孔繁兹也来了兴致。

“是太原的一位教师。”

“这么说是一位有知识的女子了。她父亲是干什么的？家境如何？”

“她自幼父母双亡，是个孤儿。”

“那，是她舅舅或是叔叔收养了她？”

“她没有一个亲人，是个地地道道的孤女。”

“那她又靠什么生活，靠什么上学受到教育？难道她父亲留下大笔遗产？这样的人我从没听说过。”

“是太原教会收养了她，在教会学校读书长大。”

“这么说是位绝代佳人了？”孔繁兹摇摇头，“年轻人只重相貌，别的方面都不想，其实即使是女子，她的家庭背景也是很重要的。”

“也谈不上是绝代佳人，不过人倒也漂亮温柔，我为办学的事在太原活动时相识，她为我做过一些事，有情有义的，不提起倒罢了，提起娶亲，我想我动过一点情愫的人儿就是她了。”孔祥熙实实在在地说。

“庸之！虽然娶媳不同于嫁女，可这自古以来讲究的门当户对也并非毫无道理。你要干一番事业，总是需要外界帮助的。娶个大户人家的女儿，在你需要时，她的家庭总是能为你提供一些帮助，可这个孤女，除了对你好之外，还能为你做些什么呢？”

孔祥熙望着父亲：“您老想得很周到。但是一方面我注重的是自己的感情，另一方面嘛，她在教会长大，这教会也是一股很大的势力呢。我这些年的经历，想父亲也是知道的，得益于教会的方面不少啊！”

孔繁兹哈哈笑了起来：“好好。是不是还按‘陈规旧习’，我派人去正式提亲啊？”

“待我先和她商量过了，再劳父亲费心。”

孔祥熙相中的这位姑娘，芳名叫韩玉梅，虽是教会收养的孤女，却自小自尊自爱，学习努力，心地善良，乐意助人。孔祥熙父子一番忙活，这桩婚事终于顺利地定了下来。

金风送爽的季节，孔祥熙和韩玉梅按照基督教的礼节，举行了隆重的婚礼。太原教会方面尽力仿照中国的风俗，做了韩女士的娘家代表，他们为她置办了嫁妆，又出动了一批人物前来送亲，那阵容之庞大严整，丝毫不亚于当地的一般人家。谁说新娘子是孤女？她身后有着一个巨大的集团背景，迎亲队伍在街上走过的时候，令不少看热闹的人肃然起敬。

孔繁兹成了这场婚礼中最高兴的人。他就这一个儿子，多年来孔祥熙在外留学，到处奔波，里里外外他形单影只，就是孔祥熙回来办学，也是父子两人相聚时短，独处时长，现在儿子娶了亲，这就算有一个“家”了，没有女人，历来是不成其为家的啊。

新婚的孔祥熙倍显精神。新娘子那娇小的身材和妩媚的面容，让他爱得心疼。韩玉梅得到孔祥熙的爱抚，也更显出了俏丽和干练。她细心料理孔家父子的日常生活，帮助孔祥熙管理学校，让孔祥熙在惬意之外，也感到了某种轻松，结婚不仅没有绊住他前进的脚步，反而使他切实感到有了更多的时间考虑学校建设的长远的大事。

学校校长兼商团顾问，亦文亦武的地方名人

孔祥熙当校长，吸收了一些西方现代教育方法，注意让学生的思想品德、文化成绩和体育三方面并重发展。

他给学生讲理化和矿物，也上体育课。理化和矿物课的反响一般，而他开始作为游戏性质的体育课却在太谷引起了一阵旋风。孔祥熙在美国学过步兵操典，在铭贤他依样画葫芦，叫木工做了60支榆木步枪，自备了一把指挥刀，上体育课时就带领学生枪上肩、正步走，然后散开刺，防左防右刺地练，也教他们徒手操。学生们感到新鲜，操练很认真。经过一段时间，他的学生军就能走出整齐的步伐，做出一致的持枪动作。在清朝末年的乡下，这事却非同小可。每次体育课，都吸引不少人前来观看。孔祥熙注意到了这一点，于是决定用这一着扩大学校的影响。

农历三月十八，是太谷传统的庙会。不仅有各种商品的交易，还有各村的社火班子、秧歌队、渔家乐，走街串巷，打摊摆擂，十分热闹。城里大街小巷到处是人山人海。孔祥熙相中了这个时机，把他的学生军带到城里，前面10面校旗迎风猎猎，后面洋鼓洋号吹吹打打，然后是肩扛木枪的学生军脚步嗵嗵，在城里主要街道上一圈周游，吸引了大批人跟随来看。接着，他在东关一处开阔的地方，扎下营盘，随着鼓声咚咚，130多名学生军分成两队，一队徒手劈掌打拳，一队舞弄木枪，看起来就像一支训练有素的新式军队。而孔祥熙呢，更像一个经过沙场的青年将军。直看得有的人肃然起敬，有的人摩拳擦掌，叫好助威。铭贤中学一下子声名大振，再没人开“圈儿学校”的玩笑了。

有心栽花花不发，无意插柳柳成荫。孔祥熙本是要用这种稀奇的形式，扩大铭贤学校的影响，让更多的人到这里读书。岂知天下将乱，人们格外注意军事武装。许多人竟把孔祥熙当成了一个真正的“军事家”。

这天，孔祥熙正想外出，却见太谷商会的老会长带着人进了学校。老会长一见孔祥熙，就双拳紧抱：“啊呀，孔将军！真是文武全才，咱们太谷商人的安全今后有保障啦！”

孔祥熙丈二金刚摸不着头脑：“老伯，我只是在办教育、当校长，什么时候成了将军啦，”老会长哈哈一笑：“贤侄！咱们都是世交，在老伯面前就别打花腔啦！庙会上你的学生军操练，我已经亲眼看到了。我今天是特意来聘请你把咱们的商团抓起来，由你出面把这支武装训练好，我这个老会长就可以高枕无忧啦！”

孔祥熙回国后，一直忙于他的办校事务，对其他方面的情况还不甚了了。于是忙请会长坐下：“愿闻其详。”

原来，太谷商会本有一支称为“商团”的武装，义和团运动中，一些地痞恶棍被义和团杀死，还有些人吓得四散逃匿。这商团便从此一蹶不振。太谷城里商号、票号千以计数，每天都有大宗的银子过手进出，商家富户们特别关心县城的安全。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死后，3岁的溥仪登基做了皇帝，南方革命党不时暴动起义，这里就有些人心惶惶。朝廷一腐朽，就有些日子过不下去的人啸聚山林，不时出来打家劫舍。商会担心一旦出些事情，外地商人不敢再来，这“金太谷”萧条下来，就无钱可赚了。商会的人看了那天挎着指挥刀的孔祥熙，居然能把一帮学生都练得进退有方，以为定是在外国学过军事的大行家，一致同意请孔祥熙出面来重振商团军威。

老会长说完，拿出一张大红聘书说：“贤侄，委屈你出任这商团团长，薪俸嘛，按每月500两白银……”

孔祥熙连忙摆手：“老伯，你弄错了。我只是个文人，并未学过什么军事。那些学生操练的，也只是体育课的花架子，不中用的。你还是另请……”

老会长把胡子一捋：“得，你这是嫌官小，或者嫌花红少了！”

孔祥熙急忙解释：“老伯在上，叫我干什么也不敢瞎争竞的。只是我这学校确实离不开呀！”

“那你就看着咱太谷商会的事不管？别忘了，你孔家也是第一富商哩，真要来了土匪，还不先收拾你孔家？”老会长生了气，话说得难听起来。

孔祥熙叹口气，做出无奈的样子说：“老伯，这团长我确实不能当。不过，你们一定要我出面，我就做商团的顾问吧。”

“顾问？”老会长还从未听过这洋名词，“顾问是干什么的？”

“噢，这顾问只管商团的一些大事，不每天去点卯坐班。”

“是不是只有来问你的时候你才顾一下，不问你就不顾啦？”

孔祥熙赶紧说：“不是的不是的。他们有重要的事情决定不下，来问我我必然要管。不问呢，我也要经常去看一看，对他们的训练、巡守提出我的意见。我保证尽心尽力，但凡我说了的，团长以下都得听，按我的意见办才行。”

“原来是这样。行行，顾问就顾问，反正你得多操操心。”老会长又乐了。

从此。孔祥熙果然兼起了商团顾问，对商团的招兵买马、操练守夜提出了不少意见，还给他们讲些保境安民的道理，使这支队伍很快像模像样起来。

真是有其一就有其二。没几天，太谷的警察局局长也找上门来，请孔祥熙对警察局的事也顾问顾问。孔祥熙感到这也是扩大自己知名度和在当地势力的好事，也就应承下来。每月对警察们训训话，既讲警察应有的除暴安良责任心，也讲些美国治安管理的有效做法，连局长每次都听得连连点头，私下和他称兄道弟。孔祥熙乘机和一些警察建立起了私人感情，不少人愿意听命于他。

从此，孔祥熙不时挎着洋刀，带着几个人在太谷城里巡视，不论是铭贤学生，还是商团警察，见了他都得立正敬礼。

亦文亦武，孔祥熙成了太谷城里跺一脚四角落土的大人物。

第八章

民军司令

发动兵不血刃的太谷起义

孔祥熙在革命事业上一帆风顺。然而正当他在太谷城炙手可热的时候，父亲孔繁兹却和他闹上了别扭。

原来，孔繁兹每餐必喝的杏花村汾酒，今天在餐桌上消失了。孔繁兹在学校讲授古文，他最欣赏的是《三国演义》开头的一句话：“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这句话他在课堂上讲，在书斋里会友时讲，而在餐桌上讲得却最多。不过，他讲出来时，已经变成了：“天下大势，逢酒必喝，喝酒必汾。”他自称：“吾是酒中仙，不喝难上天。”特别是孔祥熙在县里大力推行戒除鸦片烟，跟地方当局配合，把不少抽鸦片的人弄到戒烟所，强行戒烟，连老父的鸦片供应也控制到最低限度后，他更是顿顿必喝。今天大中午的，饭桌上竟然没酒，叫他怎么吃得下饭？

孔繁兹敲着碟子，大喊：“拿酒来，拿酒来！”颇有武二郎在景阳冈下酒店里的豪气。

伺候他吃饭的小姐们知道他脾气大，吓得不敢上前。孔繁兹看平日里对自己毕恭毕敬的这些人。今天连喊几声竟没人出来，不由大动肝火，把一盘子最爱吃的素什锦“啪”地摔到了地上。食堂主任看孔繁兹真闹起来，只好硬着头皮走了出来：“老先生，他们对您伺候不周，您别动怒，还是快坐下吃饭吧。”

“吃饭吃饭，没酒叫我怎么吃饭！为什么这半天还不拿酒上来？”孔繁兹情绪激动。

“啊，啊，是这样，到杏花村买酒的人还没回来，汾酒今天断顿了，我们知道别的酒您是不喝的，所以，所以，今天是不是，请老先生，啊……”

“好啊，连我的汾酒你都敢断顿，我看你这食堂主任是不想当了！你给我卷铺盖滚蛋吧，现在就走！”孔繁兹点着食堂主任的鼻子，步步紧逼。

食堂主任没有办法，只好说出了实话：“唉，是孔校长吩咐今后不必为您每餐备酒的，老先生，这不关我的事啊！”

“好一个‘不必备酒’，没有酒我还是什么老先生？我成后生了，成孙子了！你去把他找来，看看他是爹还是我是爹！”

孔祥熙来了。孔繁兹见面就嚷：“好你个不孝之子！我把经济大权交给你几天，你就抠门抠到老爹头上了，我喝两杯酒能把你喝穷吗？”

“不是的，爹。你看咱这是学校，咱们得为人师表啊，您老每顿喝得醉醺醺的，影响不好啊！”

“醉？我从来没真醉过。任你说得老槐树上开玫瑰，我吃饭也得要那杯‘醉翁之意不在’！”

孔祥熙慢慢地打开一瓶美国矿泉水，给老爹斟上：“那东西喝多了对身体不好，你老还是喝杯‘君子之交淡如’吧。”

“你少来这套！我抽点鸦片，你说对身体不好，我听你的，现在抽得少了。你又要断我的酒，这不是得寸进尺吗？你娘死得早，怕你受屈，我不给你找后娘。你现在又要戒我的烟又要断我的酒！没烟没酒没女人，我还活着干什么？你让我死了吧！”

人老了有时跟孩子似的。孔繁兹撒泼大闹，孔祥熙拉扯相劝，正难解难分，有人进来报告：“校长，商会来人说有十万火急的事，请你快去！”

孔祥熙只好对父亲说：“爹，今后您还是少喝点吧！”说完匆匆走了。

孔繁兹又有滋有味地当起了酒中仙，孔祥熙却遇到了大难题。

原来，1911年10月10日，辛亥革命在武昌首义。接着遍布各地的同盟会员纷纷响应，在各地发动起义。

10月29日凌晨，山西新军二营管带姚以介在狄村大操场集合500多名士兵，宣布起义，打响了向山西清兵进攻的枪声。经过一个早晨的战斗，已如惊弓之鸟的山西清军即告投降。当天上午，太原起义的主要领导人和山西同盟会人员以及社会名流，聚集省咨议局开会，推举阎锡山为山西军政府都督。他们拔掉大清帝国的黄龙旗，换上了八卦太极旗，并仿照武昌起义者的做法，采用黄帝纪年，称中华民国。

孔祥熙听到消息，决定在太谷也进行起义。因为他掌握着商团，跟警察局也是老关系，加上组织起来的学生军，在一个小小的县城，声势就很大了。清政府任命的县官手下没有几个清兵，孔祥熙派人跟县官一谈，连恫吓带劝说，要他参加起义。省里早宣布光复了，一个清政府的小县令，能保住脑袋就不错了，哪里还肯垂死挣扎，替清王朝做殉葬鬼？兵不血刃，拔掉黄龙旗，换上太极旗。太谷就算起义成功了。县官照做他的县官，只不过不再听从山西巡抚的调遣，等候山西军政府之令就是了。除了旗子和衣服，一切照旧，这也算是一场革命。

在许多地方，这场革命就这样完成了。它的不彻底性，留下了深深的后患。

孔祥熙回到校长室，一位商会会员急吼吼地说：“孔校长，有一股溃兵正向太谷扑来，县城要遭大难了！请先生为民做主，快想退兵之计！”

“有多少人马？”孔祥熙大吃一惊。

“行不成行，伍不成伍，总有几百人吧。”

“糟糕！”孔祥熙额上的汗珠子已淌了下来。

初战告捷——3000两银子打跑攻城溃兵

孔祥熙脑子里急速盘算：不怕绿营兵，不怕黑脸将，溃兵狠过土匪王。这些人手里有家伙，却没有军纪约束，奸、抢、烧、杀样样敢来。太谷城里，有什么力量抵抗？学生们拿支木枪比划比划，那是花拳绣腿，中看不中用；商团虽有百把人，也只能吓唬些白吃白拿的地痞无赖；警察局的几十号人，说穿了对付良民百姓还行，碰上凶恶点的罪犯就躲得远远的。哪能靠他们真刀实枪地战场厮杀？刚刚反水过来的县太爷手下几十号清兵，更是不敢指望，他们不跟溃兵里应外合、劫掠县城就谢天谢地了……孔祥熙越想越急。可眼下怎么办，逃跑？可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溃兵来此，瞄得的是富商们的财产，平日里自己挎洋刀耀武扬威，事到临头，只能出个逃跑的主意，那今后就休想在这里立足了！孔祥熙忽然想起一句土话：该死该活鸟朝上！事到如今，只能一拼了。

孔祥熙打定主意，立即行动。全体学生紧急集合，开上城墙。传令商团马上到城头，遍插旗帜。以壮声势。命令警察和反水的清兵，维持城中秩序，暗中却嘱咐警察局局长，看住清兵。不许他们到城头观望形势。接着，安排了一些有枪的商团团丁，埋伏到城外的一个险要去处，嘱咐他们如果溃兵攻城，就在他们背后放枪。如果他们不攻城，就不必轻举妄动。

这一下，城里人心稳定了些。孔祥熙也觉得凭这坚固的城墙兴许能抵挡一阵。他给商会的人们说：“请父老兄弟们放心。那不过是一群乌合之众，我今天绝不让他们进到太谷城里！”

孔祥熙登上城头，传令紧闭四门、严阵以待。

时间不长，一批在太原被起义部队打散的清兵，就乱哄哄地拥了过来。溃兵们一看城门紧闭，城上遍插旌旗，人来人往，就发出了恫吓。一个军官高声叫道：“城里的人听着！我们只不过在这里打打尖（吃饭喝水），你们这样对待弟兄们，我可要下令攻城了！我们被请进城和自己攻进城，那结果可是不一样的！”说着，一些兵已经选择地形，架起了火炮。

孔祥熙在城头女墙上露出半个脑袋，对着下面喊上了：“弟兄们，不要开炮，不要开炮！在下是太谷民军司令，你们有什么话请讲，请讲，什么事情都好商量嘛！”

溃兵头子嚷道：“你什么鸟司令！好说就下来说，或者让我们进了城再说，我可没劲跟你这么城上城下地喊。我看还是让炮弹先上去带个信吧！”

说着，他就在那里举手比划，做出要下令开炮的样子。孔祥熙急了，这一开炮，城中就得乱，守兵也得散，局面就难收拾了。

孔祥熙挺起身子，做出一副视死如归的样子，对着下面说：“老总，这一开炮就难免一场血战，我想这不符合弟兄们的本意。你们从太原赶来，人困马乏，眼下最需要的不是打仗而是休息和吃饭。只是因为太谷城小，难以歇马，加上这地方穷乡僻壤，妇孺无知，不善招待，你们进到城里也难满意。兄弟我的意见，是不是由这里给你们筹措一笔饷银盘川，你们到前面打尖如何？”

“不行！你有什么话我们进了城再谈。量你这小小县城有什么守备？竟敢阻拦我们行军！再不开门，叫你连人带城一起坐坐土飞机！”

溃兵一说县城无守备，才真一下子提醒了孔祥熙：“他说小小县城无守备，是猜着说的；那么我要说县城有守备，不也可以蒙着他说吗？古语说，兵不厌诈。我今天何不诈他一把？诈成了，脱一场灾难，成一世英雄；诈不成，无非还跟现在一样，死拼一场再说。”想好了，孔祥熙换过刚才紧张兮兮的样子，用调侃的轻松声调说：

“弟兄们，要说放炮玩，我看你们不一定占便宜。我这里的炮也很脆哩，数量还比你们多几门。况且我们好歹有城墙护着，你们可是无遮无拦，炮弹皮不长眼睛哩。嗯，还有，刚才太原来了电话，还有一支队伍已经出发，正要找你们哩，要我们拦住你们。嗯，说实在的，本司令和你们平日无仇，素日无冤，不想为难弟兄们。革命了嘛，大家都要有饭吃才好。所以，所以嘛，你们还是拿几个钱赶路去的好。嗯，怎样呀？”

老油条似的军官一听就知道孔祥熙在耍花招，马上喊道：“你给我少耍滑头！老子走南闯北，什么阵仗没见过？我今天不开几炮，你大概也不知道炮弹会开花儿！”他回头招呼那些溃兵：“弟兄们，预备！给我轰他娘！”

倒是那些士兵听了孔祥熙的话，心中有些嘀咕。人一吃过败仗，往往心虚胆怯，以致才有了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成语故事。他们现在并不要真的攻城打仗，而是在哪里能捞一把就捞一把，既然不用打仗就有人肯给钱，何必冒死命的危险？于是士兵们不再听军官招呼，乱哄哄地跟孔祥熙侃上了价：“孔司令，你给多少钱吧？多给点钱，我们不开炮也行。”

孔祥熙一看这骗招有效，立即来了信心：“弟兄们，给你们白花花的1000两银子，不少了吧？有了这银子，你们还愁没饭吃？要在往日，你们怕是打一个月仗也不见得有人给这么多钱吧？”

溃兵们私下嚷嚷上了：“1000两银子，每人能分好几两呢，顶咱半年的饷银！我看也行。”

军官一看这架势，知道孔祥熙的银弹果然厉害，再让士兵们开炮已经难了。只好就坡下驴，和孔祥熙讨价还价：“孔司令，既然你不愿意挨炮，给钱也行。可谁不知道你太谷富甲三晋，弟兄们大老远赶来，给1000两银子，你拿得出手吗？”

见军官也参加了砍价，孔祥熙心想县城这一场血光之灾可以避免了。心一稳下来小花招就又来了。便说：“老总，刚才本司令说的1000两是给弟兄们平分的，至于你老总，本司令愿意单独再给1000两啊！”

一听说当官的一人就要拿1000两，那些兵就乱了营，一齐嚷道：“不行！凭什么他一人就拿1000两？现在大家都是逃兵散兵，他也管不着我们了，我们不干！”

军官看到这些人为没到手的东西先自己吵吵上了，恐怕为孔祥熙所乘，什么也得不到被乱枪打散，立即吼了起来：“吵，吵他妈什么？谁拿着1000两了？现在连个屌毛也没见到，就乱成这样子，一会儿还不让人家把咱们给打跑了？快，把炮架好，把枪端平！看我再跟他们要！”说完又给孔祥熙喊：“孔司令，你花花肠子不少啊！一两银子还没拿，就要让我们内讧！告诉你，今天少了5000两银子，太谷城休想看到明天日出！至于这银子怎么分，我看你就不必咸吃萝卜淡操心了！”

溃兵们一听还能要5000两，一下子又来了劲：“对呀，刚才怎么就没想到多要点出来？”一齐又帮着军官吼，“对，5000两，少一两也不行！”

孔祥熙听了，心中叫苦道：“坏了，偷鸡不成要蚀把米了，刚才挑事没挑倒人家，反倒让这些人一齐来漫天要价了。不行，还得拿出点硬郎劲。”对这些人喊道：“弟兄们，要是说一共要3000两，在下还可以想想办法。如果非要5000两，那就不用讲了，咱们就开战吧！”

城下的人又合计了一阵，能要出3000两银子已经是大丰年了，打一仗不定谁死谁活呢，于是说：“好好好。给你面子，就3000两，不过要在一小时之内送出来，过了点，就休怪我们翻脸无情了！”

孔祥熙下城和商会商议了一番，决定还是破财消灾，给他们3000两银子，让他们拿上走路。真的交起火来，人家是光棍一条，自己这些有家有业的人。损失就大了。不一刻，城上坠下银子，溃兵们一哄而上，乱夺乱抢，谁还顾上点数？兵们用枪筒敲敲，确是叮当叮当的好银子。喊声“多谢！”随即一股风卷地而去。

威风十足的山西中路民军司令

孔祥熙回到铭贤学校，才注意到浑身已是汗津津的。都是刚才紧张出的虚汗。想想今天的事情，还真是手榴弹擦屁股——后怕！在天下不宁的乱世，没有军事实力，说不定哪天就遭了殃。一个扩充军力的计划开始在他头脑中酝酿……

“孔校长，了不起啊！”“我们真得好好谢谢孔校长！”一片吵嚷声在外面响起来。孔祥熙出来一看，只见来了不少县城父老。他们听说孔祥熙带人守备。使县城避免了一场溃兵洗劫，说什么也要来当面致谢。这些人也有提瓶老酒的，也有拿张红纸写了吉言的。见孔祥熙出来，一齐打躬作揖，连连致谢。孔祥熙谦虚起来：“各位父老！祥熙蒙你们错爱了！今天的事，实在说有些对不住大家。大家推我任司令，本是要我保境安民的，结果反而破费了大家的银子，这不是我这司令无能吗？”

见孔祥熙这么谦恭，那些人更是感激感动，一位长髯过胸的老者说：“孔司令可不能这么想！今天的事情能这样和平解决最好不过，如果真打起来，就算能把他们打跑，我们还不得也伤几十号人？城里还不得落几十发炮弹？治伤号，修房舍，那也是钱哪！孙子兵法说得好，不战而屈人之兵者，上也！我们看孔校长办学是英才，论兵也是将才、帅才啊！”其他人一齐附和：“是啊是啊，孔司令是将才帅才呢！”

孔祥熙脸上浮起一阵苦笑：“莫说将呀帅呀的。要按咱县城的兵，我恐怕连个尉官也不够！唉，下次要再遇上这样的事，我大概只能舍身以报父老厚爱了！”

这些人听出了孔祥熙的弦外之音：“你是说，咱还得招兵？”“你们想想，这天下一时半晌能太平得了吗？古话说，百足之虫，死而不僵。这大清朝怎么说也坐了260年天下呢，哪里那么容易它就服服帖帖承认完蛋？这民国和大清要拉起锯来，今天我打过去，明天你打过来，谁可也就不替百姓着想了。咱太谷顶着个富有的名声，哪伙兵来了不得朝咱伸手？所以呀，我想，不养兵就得给人家的兵拿钱呀！”

有的人心中敲起了小鼓：养兵养兵，原来养了半天，到临了还是送钱解危。今天刚刚送走3000两，这扩兵还得出钱，扩了兵谁能保下次不是又要送钱退敌呢？

孔祥熙察言观色，对他们的心理猜个八九成，他缓缓地说：“要是咱们不增加兵力也行，我听说邻县都扩了兵，有了事咱们向他们借兵吧。”

几个有见识的人赶紧说：“这办法不行。一是真有了事远水解不了近渴；二是就算人家来了也不肯真替我们卖命；三是那兵是白借的吗？还不得照样花钱。干脆，咱们还是按孔司令的意见，把咱们的队伍拉起来，本乡本土的爷们，说什么也比外人强。”

众人想想也是这个理，只好同意。孔祥熙又说：“如果觉得这办法行，你们就多鼓吹鼓吹，我就是要个大家支持。钱的方面，我准备破家招兵，不给乡亲增加负担。”

这些人听了，好像刚才自己太小肚鸡肠了，人家孔祥熙一片真心为大家，破家都舍得，自己分摊点钱算什么？那些富户商行出钱时心里倒顺了。

没几天，孔祥熙就以太谷的商团、警察和铭贤学生为骨干。招募了一些乡勇，重新编排，设立了3个营，分别委任了营长、营副。指挥部称为“太谷营务处”，依旧自任司令。购买了4门大炮和一些长枪。他亲自训练训话，一时间，太谷的武装成了附近各县中最有声势的。

自起义以来，孔祥熙心中始终有个小算盘在拨拉：“我孔某是山西最早的同盟会员（即潞河学院时的‘文友会’），又亲受孙中山先生委托在山西开展活动，只因学校办在了小小县城，结果省城的暴动没赶上，比自己资历浅年龄小的阎锡山却当了省都督。”孔祥熙决定搞一场演习，扩大自己的影响。演习当日，南门外突然响起爆炸声。不少人忘记了是在演习，吓得就要逃跑。指挥台上的孔祥熙一个手势，霎时原来寂静无人的城墙上升起了几百面旌旗。每个城墙垛口都出现了守城战士，据枪向城下还击。攻城队伍遭到突然打击，后退一些继续向城上开枪。双方正在相持，突然。北门又传来连续不断的爆炸声。观看演习的人都不免大吃一惊。孔祥熙派人带参观者向北门转移，到了那里，只见一股更大的队伍已开始靠近城墙，有的安放炸药，有的搭云梯上城。万分危急之中，忽听远处一声炮响，又一支队伍开了过来，在攻城队伍的背后开了火。攻城部队回身招架之时，忽然城门大开，一队又一队的人马杀了出来，旌旗飞舞，杀声震天，城里城外两下夹击，把攻城队伍杀了个屁滚尿流。

这一场演习，炸药包、铁桶里的鞭炮响个不绝。烟幕、火光四处都是，攻城守城队伍衣服旗子各不相同。阵营分明，每个步骤环环相扣，让参观的人们大开眼界。尤其是孔祥熙的一身戎装和夸张的指挥动作，更让本县乡绅和各县参观者顿生敬意。演习后又举行招待宴会，杯筹交错中，几乎全是对孔祥熙的赞扬之声。各县纷纷提出请孔祥熙对本部武装进行指导。宴会上有人按照事先计划，提出建立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部，孔祥熙当时未作表态，但前来的人士都听到了这个计划。

演习过后，孔祥熙应邀到各县去回访，这些县民军首领反过来主动向孔祥熙提议成立中路民军总部。看看时机已经成熟，孔祥熙才把晋中各县人士邀来太谷，商议联合事宜。会上大家公推孔祥熙出任“山西中路民军总司令”，孔祥熙谦让一番后，就正式走马上任，在“太谷营务处”的牌子旁边。挂上了一块更大的木牌：“山西中路军政分府”。

孔祥熙把中路军政分府建立起来后，才跑了一趟太原，向山西都督阎锡山报告。本来这时阎锡山的力量能控制住省会就很不错了，外地的事情根本顾不上。孔祥熙也是同盟会员，他的自发革命是应该大力支持的，但阎锡山看到孔祥熙的服装派头，比自己还风光十倍，心中就有些不悦。他假意褒奖一番，正式批准了军政分府的成立，心中却在打着主意，要把孔祥熙挤开，让离省会最近的地方直接听命于自己。

和阎锡山的亏本交易——司令换经济顾问

清军隔江与起义民军对峙的时候，北方也在进行着紧张的斗争。同盟会要求靠近清朝老巢的地方，马上采取围攻行动，夺取北京，起码要牵制清兵对武昌前线的增援。此时已任清朝新军第六镇统制的同盟会员吴禄贞，断然扣留运往前线的清兵，并且电奏朝廷，要求停止进攻汉口。清朝怀疑吴禄贞也是革命党，但交战时期他手握重兵，不敢贸然把他撤换。袁世凯想出了一条毒计，任命他为署理山西巡抚。袁世凯认为，革命党也会争权夺利，即使他真是革命党，为了一省大权，他也会率部向山西进攻，和起义的阎锡山一决雌雄。这样就可起到让革命党自相残杀消耗力量的目的。岂知高风亮节的吴禄贞却不肯上当，不仅不向山西发兵。还暗中与阎锡山联合，组织起了“燕晋联军”，要“会师北京，扫清清室”。可惜举事不密，联军还未行动，就被袁世凯识破。心狠手辣的袁世凯知道对吴这样的手下大将明干不行，就派人在石家庄车站将其暗杀。吴禄贞一死，山西民军孤掌难鸣，不要说进攻北京，连自保都艰难了。袁世凯乘机命令曹锟，进入山西镇压起义民军。

曹锟率军进攻山西，也像袁世凯在武昌前线的行动一祥，既阻止民军得势，也不肯替清朝一下子把革命扑灭。他在石家庄就大造声势，发出一个又一个通电，扬言把山西革命党杀个片甲不留。让清朝知道他在采取行动，也让山西民军知道敌人来了。进兵路上他却是走走停停，到达山西与河北交界的娘子关，山西民军已经有了迎战准备。他就在这里停下来，不进不退，隔三差五地放一阵乱枪，和山西民军对峙起来。

阎锡山听说曹锟进攻，紧张得要命。他的部队原本多是些反水的清军，形势有利了，自然得势的猫儿欢似虎；压力一来，这些人又心怀二志，搞不好就会重新哗变。好在曹锟按照袁世凯的主意，只要谋取个人大权，并不替清朝真干，娘子关的形势才稳定一些。

却说曹锟进攻山西，可给孔祥熙出了难题。娘子关本在晋中地区，属于孔祥熙中路军政分府的辖地，他本应首先率部前往抵抗。但孔祥熙深知这些七拼八凑的队伍，要真上战场，难以和训练有素的新军抗衡。但这时阎锡山以都督名分，命他率部前来。而部属中又不乏热血青年，就是铭贤学生中也很有些爱国有志的青年，纷纷要求上前线与清军决战。孔祥熙犹豫再三，只好带领部分民军奔赴娘子关前线。

孔祥熙的命运已经和起义的民军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民军失败，清王朝肯定要和他这样的民军首领算账，那日子就惨了。在前线，他倒是殚精竭虑，一心要守住关口。曹锟虽说并不卖力硬攻，但也要压住民军，不时打几下子。孔祥熙没有受过正规的军事训练，行兵布阵、设计划谋往往不能适应战场实际。阎锡山还记着孔祥熙上次朝见时的风光劲头，这时他感到有机会让这个中路司令出出洋相了，几次作战会议上公开指出孔祥熙的作战方案行不通，很让孔祥熙栽面子。同时阎锡山独霸山西的野心也日益形成，便暗中拉拢各县民军头目，要他们直接听命于自己。孔祥熙知道自己在领兵打仗上的才能不足以和老阎对抗，同时他的主要兴趣也不在这上面，对阎锡山的暗中手脚明明看在眼里，却不大计较。过了一段时间，阎锡山感到有了把握，就提出一个方案，各地军队由都督府统一指挥，目的是要架空孔祥熙他们这样的各路司令。孔祥熙认真思考后，提出干脆把兵权都交出来，自己辞去司令之职。

阎锡山怕被其他各部认为自己是乘机吞并，就挽留孔祥熙，说娘子关战事一结束，各部仍归原建制，统一指挥只是前线的临时措施。孔祥熙清楚自己对其他各县武装控制力量有限，倒真心固辞。阎锡山内心当然乐意把这些武装直接划归自己，看孔祥熙不像耍花招要和自家斗法，提出如果孔祥熙不当司令，可以发挥家传的专长，做自己的经济顾问，参与都督府的经济决策。孔祥熙对阎锡山也说不上什么好感恶感，就无可无不可地答应下来。以后在国民政府中，他们虽同是山西籍大员，关系却一直是若即若离，有时好一点，有时差一点，既无太深的怨隙，也无特别的亲密。

在日本受过专门军训的阎锡山也没抵挡住曹锟的进攻，娘子关终于失守。但是曹锟并没有向山西内地猛扑，而是去向起义者反攻倒算。因为袁世凯已经和南京政府议和，逼清帝退位了。曹锟的进攻山西，不过是为袁世凯在和南京方面的谈判中增加一个筹码罢了。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遵守诺言，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之职，让位给袁世凯。

孔祥熙当初拉起的队伍被阎锡山整编走了，但队伍中的铭贤学生仍然回到了学校。孔祥熙对于被拉走的队伍没有多少痛心，对参加了战斗回来的学生却大加褒奖，因为这些学生才是他的本钱。孔祥熙把这些学生当做凯旋的英雄，在铭贤的尚德堂召开了盛大的欢迎会。

学生们讲述他们的战斗经历，接着孔祥熙上台致词。

“30多位同学自动请缨，到娘子关和清军作战，他们的动机，纯粹是为革命主义而奋斗，为实现‘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至理名言。30多位同学俱已得到智、仁、勇的三大荣誉。云智，是他们历经艰险后，能够安然返校；云仁，是他们在强敌临门时，爱众心切，挺身而出；云勇，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与强敌浴血作战……”

孔祥熙的致词，博得了学生们的阵阵欢呼。其实，这智、仁、勇，是孔祥熙早在心中为自己这一段司令经历总结出来的：组织武装，保境安民，不是仁吗？溃兵前来，敢于周旋，强敌临门，亲赴前线，谁说不勇？瞅机会联合各县，荣任司令。老阎窥觑，适时抽身，岂不是智？还有一条更主要的，虽经起义、对付溃兵、拒战曹锟数次险情，自己不曾负伤，连部下也没有一个牺牲的，作为一个非常时期的司令，岂不是更加难得，看来自己还是一员福将呢！只可惜没人替自己总结，只好在褒奖学生时，寄寓这些情怀了。

演说结束，孔祥熙为学生们准备了茶点，请同学们边吃边表演节目，尽情欢乐。在学生们的欢笑声中，孔祥熙又开始了新的思索：孙中山先生认为革命成功，三民主义中的民族、民权两项既已实现，就差民生这一项了，他已出任全国铁路督办，专心去修建他朝思暮想的20万里铁路了。自己这个同盟会员除了继续办校，还该做些什么呢？

第九章

同盟会长

创建中美同盟会鼓吹革命

1912年6月10日，对于黄土高原上的太谷来说，正是初夏不冷不热清爽宜人的气候。这一天风轻云淡艳阳高照，农民忙着准备夏收夏种，孔祥熙却一身长袍马褂，满面含笑，带着妻子韩玉梅，一早就站在太谷南街福音院门前，拱手作揖地欢迎着络绎不绝的来宾。

太谷福音院在孔祥熙的命运中有着特殊意义。他曾在这里治好了要命的砍头疮；曾在这里决定了皈依基督，投入教会的怀抱；曾在这里下决心上教会学校……正是有了这里的起步，他才得以借助教会的力量，上潞河学院，办理教案。到美国留学，办起铭贤，当上校长。而恰恰也是因为这个起步，他得以在潞河学院接受革命思想，成立文友会，参加革命党，当上民军司令。但是，去年在娘子关前线，他的民军司令被阎锡山逼迫卸任了。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又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袁世凯窃取了革命果实。孔祥熙不甘心寂寞，他感到革命的任务还没有彻底完成，所以有了今天他在这里的又一个新节目开场。

“哈啰！”孔祥熙热情地同前来的洋人们打着招呼。玉梅也热情地同他们握手。这些来宾不少是外国传教士，来自美国、意大利、英国、瑞士、奥地利、法国的都有，但以美国人居多。他们都是在山西境内从事传教活动的。尤其来自太原的几个头面人物，都是过去玉梅的监护人，又是他们结婚时的主持人或证婚人。他们接到孔祥熙的通知，愿意为他新的活动捧场，也借此会见朋友，开辟更大的传教范围。孔祥熙邀请这些人前来，是因为清朝已经覆灭，革命任务有了新的改变，他要有一个新的开端，一个新的起步。他总结过去，认为仍然要从教会着手，迈出他的步伐。

“欢迎光临，谢谢光临！”孔祥熙用地道的中国方式同前来的中国人打招呼。今天的来宾中也有不少是当地绅士和社会名流。他们认为孔祥熙几年来的活动总是具有远见卓识，成功居多，所以也愿意为他新的计划提供支持。

人们走进福音院，才发现教堂已被布置成一个会场。正中墙上挂着巨幅的中国五色旗和美国星条旗。孔祥熙这次要搞什么活动，有些人略知一二，而更多的人则还一无所知。孔祥熙看邀请的人到得差不多了，这才走进会场，精神焕发地登上主席台，在掌声中开始发表讲话。

女士们，先生们！今天大家能够高兴地出席会议，就标志着孔某建立中美同盟会的倡议得到了大家的赞成和支持！所有出席今天会议的各位都可以成为本会的首批会员，兄弟感谢你们，欢迎你们！

为什么成立中美同盟会？这是因为，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实现人人平等自由的表面工作，虽告完成，但是细加推究，则我们不难发现，专制余孽，犹仍猖獗；士大夫积习如故；乡愚更不知何为平等自由。因此，革命工作必须继续努力，不容我辈停止脚步稍事休息。为此，我提议成立中美同盟会，当前最要紧的是抓紧两项工作：

第一，感化有权有势的军政要人。

第二，诱导无地位、无官守的多数民众。

许多人这才知道孔祥熙召集这次集会的目的，开始在下面唧唧喳喳地议论开了。孔祥熙感到自己的讲话有了反响，并不急于接着长篇大论，他慢悠悠地开始喝茶，等着人们细细品味、消化，接受他的倡议和刚才阐述的思想。

“孔先生！”来自大同的一位美国教士站了起来，用僵硬的舌头说着别别扭扭的中国话，“我想再问一下中美同盟会的宗旨，请你用简明的词句加以说明好吗？”

“好好好！”孔祥熙脸上笑得像绽开了花，“诸位请一起听好了：中美同盟会的宗旨，是在全中国实现自由平等，嗯，或者再加上基督的博爱，并进而实现世界大同。”

“啊，孔先生，我传教就是在大同，那是一个虽然盛产煤炭但仍旧贫穷的地方，你要把全世界都变成像那地方一样的情景吗？”传教士不解地提出了质疑。

会场上的一些中国人笑了起来。孔祥熙刚要笑，立即想到了发笑可能会使传教士难堪，就换了认真的表情说：“尊敬的牧师，你弄错了。你开始说的大同是雁北的一个地名，我刚才所说的大同是中国的一个政治概念，它们不是一回事。我说的大同是近代中国进步人士提出的一个奋斗目标，即消灭贫穷，消灭愚昧，而使天下无处不饱暖，无处不均匀也。”

“噢，我明白了！你说的实现世界大同就是由中国统治世界呀！”

“不不不，”孔祥熙急得脸都有些发白了，“你恰恰没有明白，我说的世界大同是，是……”他忽然灵机一动，“嗯，从基督的教义上讲就是‘天国实现’！”

说了半天，原来这个团体的宗旨是以《圣经》为依据的，传教士高兴了，他打了一个清脆的响指，大声叫道：“OK！”

听到孔祥熙建立政团的目标就是实现《圣经》上的目标，所有的传教士都非常满意，一齐鼓掌了。

孔祥熙也为自己随机应变的成功所激动，跟着拍起了巴掌。这时又有一个专程从太原赶来的老先生站了起来。“敢问孔校长，孙中山先生创建的同盟会是以在中国实现三民主义为目标的。而你要成立的这个团体却横跨中美两国，还要以《圣经》作宗旨，这，合适吗？”

“哦，司马老先生，您请坐！听我把原由说得更明白些。”孔祥熙对这个问题似乎是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但凡一国大的革命，都希望得到国际援助，这是不言而喻的。远者如美国国父华盛顿创导美国独立，近者如我国唯一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推翻满清，建立民国，都得力于友邦之襄赞协助，否则，虽不能说绝无成功之希望，但是成功势必较缓、较难，这是势所必然。所以本席认清了独木不能成林的道理。这才倡导建立中美同盟会。其本意者，盖为便于与友邦人士携手合作，互赞互助，借鉴他人，推动中国之革命也！”

“说得好！”老先生喊出一声，其他出席会议的中国人也乘机鼓掌以示响应。

孔祥熙满面红光，向场内鞠躬致意。接着，他又鼓动说：“当前中美同盟会最急迫的任务是，干部从速组织就绪，然后迅速推展，在全国组织分会，把我们的活动扩大到全国去！我们今天即将成立的团体，应该如一块发酵粉，逐渐发动起一个巨大的面粉团！”

乘着中外人士鼓掌呼应，孔祥熙掏出了一份早已拟好的《中美同盟会章程》。念了一遍，就顺利通过了。

会议又推举领导人。由于其他人之间彼此并不熟悉，也是按着孔祥熙拟好的名单，由别人提出动议，大家议了一下就完全照单通过。孔祥熙当选为会长。

一切会议仪式进行完毕，孔祥熙就令人抬出一块制好的大木牌，高有足丈，宽约一尺，上面已经镂刻好了“中美同盟会中国支部”9个一尺见方的大字。大木牌往福音院门口一挂，黑漆漆的大字在阳光下幽幽闪光，煞是威武。

孔祥熙以中美同盟会的名义，联络了一批外国教士和社会名流，他们时常聚会，切磋中国革命在社会各领域推进的事项和方法。物色人员，谋划在各地建立分会。一时间，中美同盟会名声大噪，深入推进社会革命的孔会长比当年的孔司令在上层人物中还有地位和影响。

在太原聆听孙中山教诲

中美同盟会的活动略有声色时，孔祥熙就兴致勃勃地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详细汇报了这个团体的宗旨和活动计划，希望得到孙中山先生的指导。但是这封信迟迟没有发出，因为孙中山辞去大总统职务后，已专注于他宏伟的铁路建设工程。他亲往视察，规划铁路走向，会见工商界人士和外国财团代表，筹措经费。由于行踪不定，孔祥熙无法投寄。就在他考虑着要亲自外出一趟，去向孙先生当面汇报时，他忽然得到消息：孙中山先生即将抵达太原。

孙中山辞职后曾表示，10年不过问政治，专心修筑20万里铁路。但是他在到各地视察铁路建设事宜时，却受到比大总统还热烈的欢迎。发动和参加了辛亥革命的同盟会员们，以及因这场革命担任了各省都督的一些人士，都怀着崇高的感激之情，迎接孙中山，愿意听从他的教导，想知道他对国家前途的看法。山西是响应武昌起义较早的省份，也是通过武力夺取政权并抵抗过清朝进攻的省份，都督阎锡山本人又是孙中山亲自发展的同盟会员，孙中山的到来使全省上下都激动不已，许多人还没有目睹过这位传奇式革命领袖的风采呢。

孔祥熙提前赶到太原。安排了自己的下榻处，然后彻夜长思，把自己自美国见到孙中山先生以后，从事的办学开发民智和组织民军参加革命，以及目前还在进行的中美同盟会活动，草拟了一份简明扼要的提纲，准备届时向孙先生汇报，同时也提出了几个关于今后革命活动方向的问题，准备当面请教。

1912年9月19日，孙中山乘坐当年慈禧太后的专列花车抵达太原，阎锡山率领山西省各厅官员，亲到车站迎接。

阎锡山收编了孔祥熙的军队，却并没有感谢这位替他组织军队和到前线共同战斗的战友，他对孔祥熙不冷不热。孔祥熙只好独自成营，和各界群众一起，拼命挥舞手臂，高呼口号，盛情欢迎孙中山这位革命元勋。

在火车站前广场上，举行了太原各界欢迎孙中山的大会。孙中山在欢迎会上发表了演说，他赞扬了山西积极响应辛亥革命的武装行动。孙中山说：“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须在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武昌义旗一举，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迅速告成者也。”

孔祥熙在这次大会上只能站在群众席上，他日夜盼望的孙先生到了眼前，却被阎锡山和省里的官员们围住，不能上前。孔祥熙正在寻找机会接近孙先生，他突然看到了一个似乎见过的女子的身影，他仔细打听，才知道那是孙先生的私人秘书宋霭龄。孔祥熙这才想了起来，正是在美国留学生晚会上被自己“捉”住的“新娘”，旧友重逢，他感到亲切欣喜，也感到有了突破阎锡山包围、接近孙中山的机会。在欢迎会结束的时候，孔祥熙不顾阻拦，冲了上去，但孙中山已经坐进车里，孔祥熙一把拉住了正要上另一辆车去的宋霭龄：“宋小姐，我们又见面了！别来无恙？”

宋霭龄怔怔地望着孔祥熙：“你，你是……”

“我是孔祥熙呀！”孔祥熙兴冲冲地说。

“孔祥熙？”宋霭龄似乎对这个名字陌生得很。

“啊呀，那年在美国留学生晚会上我们见过的，你还是我捉住的……”

“我被你捉住？捉住什么？”宋霭龄口气有些不悦，显然她已经没有什么印象了。

“是这样，我们是那次晚会上第一次跳舞的舞伴呀！”

“噢，你怎么到了这里，在这里做什么？”

“这里是我的老家，我遵照孙先生的指示，现在在家乡兴办教育，同时组织了中美同盟会，开展革命活动。这次孙先生光临我省，我非常高兴，希望能有机会当面向孙先生请示汇报。请宋秘书帮助安排一下。好吗？”

“孙先生在这里的活动日程很紧，恐怕不一定能抽出时间。”车队就要起行，宋霭龄顾不上多说。

孔祥熙灵机一动，赶紧说：“明天晚上商学两界要为孙先生举行欢迎宴会，请你一定安排！”

孔祥熙经过一天紧张的活动，商学两界的欢迎宴会终于定了下来。孙中山在会上致词说：“留学海外之学生，对于中国早具一种理想，如能以各民族合而为一，则可称雄地球。故归国后咸宣扬此说之真理。凡在旧政府所蕴之心理，悉当摒除。革命非即能使中国富强也，不过借此过渡，以达彼岸。吾人必牺牲目前私利，而求将来之幸福。”

宴会后孙中山单独会见了孔祥熙，听取了他的汇报和请教，给他通报了一些情况，做了秘密指示。

送走孙中山，孔祥熙回到太谷，妻子玉梅热情地迎接了他。孔祥熙拉着玉梅仔细端详时，突然发现妻子双颊潮红，不时地咳嗽。几年来妻子默默为他们父子操持家务，管理学校事务，一直处在高度紧张的繁忙中，孔祥熙对她十分感激。同时他感到不太对劲，立即带她到太原诊治，医生诊断为肺病，开了药，让她安心静养。孔祥熙心神不定，既为办学经费问题挠心，又担心妻子的身体，一时搞得愁肠百结。

煤油和铁砂生意，孔家财富的奠基石

玉梅患病的消息，通过太谷福音院的牧师传到了太原，几位当初非常关心她的传教士，专程赶来看望。孔祥熙在学校设宴款待了他们。席间，孔祥熙虽然一再劝酒，但到底掩饰不住内心的烦闷。

教士普利安把一杯白兰地一饮而尽后开了口：“孔先生，我知道你现在的心事，我们这次来并不是空手来看看的。我们带来了两种特效药，一种医治韩女士的肺病，你刚才已经看到了；一种医治你的心病。韩女士不会讳疾忌医，只不知道你是否肯吃另一种苦口良药？”

孔祥熙瞪大了眼睛，酒杯停在半空：“我非常感谢你们带给我妻子的最新药品，只不知你们能给我带来什么良药？”

“药确是良药，只是味道有些苦啊！”另一个传教士插了进来。其他人也一齐望着孔祥熙笑。

“葫芦里装的到底是什么药。还是快让我见识见识吧。”孔祥熙央求道。

普利安把空杯对着孔祥熙：“我发现自开宴以来你一杯酒都没喝干过，现在我的探照灯照着你，喝干这一杯，我马上告诉你。”

孔祥熙叹口气：“唉，今天的酒苦得很，我一点也咽不下去。好吧，既然非要我喝，我就捏着鼻子硬干了吧。”

孔祥熙喝下一杯，有的人却要他干够3杯再说。普利安说：“算了算了，现在让他喝，他都觉得苦，待会儿他就会觉得又甜又香了，喝30杯他也肯了。”

孔祥熙赶忙附和：“就是就是咯！”

普利安这才说：“现在你孔校长这里电灯明明亮亮。可山西绝大多数地方，晚上用什么照明？灯盏！灯盏你懂吗？哈哈，这可是中国的国宝呢！”普利安怪声怪调地笑着，透露着一种自恃文明的优越感。

孔祥熙被笑得脊背发凉，脸颊羞红。但他预感到了正是这里面可能有什么名堂，于是并不反击，只正言正色地说：“我小时候晚上一直是在灯盏底下做功课的，它总比松木明子要好吧？”

在其他传教士的挤眼示意下，普利安不再怪笑：“但现在有一种切实可行的照明用品，它价格便宜，亮度更高，一经推广，必将在全省大行其遭，一旦拥有它的经销权，财源就会滚滚而来。孔先生，你对这有兴趣吗？”

“你是说——煤油？”

“孔先生到底不简单！正是英国亚细亚壳牌火油。他们不屑于做零售生意，正在物色山西全省总代理商，孔先生如能接手，一本万利呀！”

孔祥熙心中一阵惊喜，但很快又压制住了冲动：“啊呀，这火油不好销呢！你想人们家家有的是灯盏，有自己榨的油，有自己纺棉做的芯，他们怎么会轻易舍去原有的能用的东西，再去买什么火油？”

“孔先生，”一位传教士忍不住插了进来，“你应该知道人们点灯盏用的油是他们的食油啊！那灯盏火小烟大，点一晚上要用去小半碗油，以致多少人因此没有油吃，多少人一辈子点不起灯。而这煤油灯不冒黑烟，亮度高，用得省，点一个晚上灯盏的油钱，起码可以点半月煤油灯，好处太明显了。一个村子里只要有一只煤油灯，所有的人就会马上效仿的，何愁推广不开呀！”

孔祥熙莫名其妙地笑了笑，普利安对着刚才说话的传教士说：“这些道理孔先生还不比你明白？他绕咱们呢！”

孔祥熙说：“哎，他们都要什么条件？”

普利安说：“你放心，人家没有别的企图，就是一笔保证金，25000英镑，有钱就可以签合同，山西的市场绝对都归你。”

“25000英镑？是不是太多了点？这么多钱，谁一下子能拿出来？”孔祥熙望着普利安。

“你在生意上的精明果然名不虚传。不过今天不是你跟我谈判，我只是给你透个信息，这笔生意想要的人多着呢。你拿不出钱，别人可是能拿出来呢，我看我还是介绍给别人吧，起码能拿3%的中介费呢，给你我就白帮忙了。”普利安虚缩实进，甩出了钓钩子。

“各位对孔某的关照我心中有数，有数。这笔生意需要的本金太大。容我再考虑一两天给你回话，如果孔某来做，中介费绝不会少的。各位，这些年来孔某做过白麻烦人的事吗？啊？”

普利安高兴地一举杯：“对，孔先生是有信誉的人，嗯，中国话叫仗义的人，我们明白明白。”

传教士们一齐附和：“没错没错，孔先生不会亏待我们的！”

孔祥熙的五叔孔繁杏在辛亥革命后已不再做县官，孔祥熙想到拉五叔一起做这笔生意，但两人商量的结果，孔繁杏认为合伙经营日后难免生些疙瘩，主动提出干脆由孔祥熙来做，自己出钱出力都可以，该拿多少先讲清楚，生意就算孔祥熙一个人的。孔祥熙没想到五叔这样仁义，十分感激。于是成立了祥记公司，由普利安从中斡旋，按1英镑兑换16块银元计算，共付出40万块银元，取得了壳牌火油在山西全省的独家代理销售权。

这果然是一笔好生意，火油很快大行其道，望着滚滚而来的银元，孔祥熙笑得眼睛眯成了缝。

传教士们从孔祥熙手中拿到了好处，不久又给他兜揽了一笔生意。这是一笔铁砂生意，美国人在天津收购价是一美元一担，而且先给付定金。孔祥熙不必垫支本钱，拿了定金后在山西收购，每担一块银元，然后运到天津，除去一切开支，纯利又是一倍多。

有了财源，中美同盟会的活动又频繁起来，宣传资产阶级革命思想，联络军政要人，孔祥熙这个会长渐渐在政治上占有了地位。

但是，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摆脱危机，窃取了革命果实的北洋军阀集团正在处心积虑地恢复专制政权。准备专心搞铁路建设的孙中山，不得不面对革命成果即将丧失殆尽的局面。二次革命的枪声，给孔祥熙带来了一个崭新的人生转机。

第十章

教会干事

奉国父之命赴上海参加二次革命

韩玉梅的肺病终于不治，在1912年秋末冬初撒手人寰。孔祥熙眼前一幕幕尽是妻子美丽温柔的倩影，他不能接受这个冷酷的事实，几个月来神思恍惚，噩梦连夜。

这天，孔祥熙坐在中美同盟会总部，想整理一份近期活动情况。他看了几份东西，中美同盟会的活动并没有取得他当初想象的巨大效果，外国传教士们想的只是如何利用这个机会扩大传教范围，一些中国人又看见他老是跟教会搅和在一起，以致没有多少人真正愿意为实现团体的宗旨去工作。孔祥熙撕了几张纸，也没有写出个子丑寅卯来。

中美同盟会的秘书匆匆忙忙地跑了进来：“孔先生，出了大事了，出了大事了！”

“什么事？”孔祥熙紧张地站了起来。

“宋教仁在上海遇刺身亡！”

“啊？到底怎么回事，快说。”没等秘书回答，孔祥熙重重地跌坐在椅子里，“看来，又一场暴风雨要来了啊。”

1912年9月孙中山到太原时，曾给孔祥熙透底，自己这个国民党理事长不准备承担实际工作。由宋教仁代理理事长。宋教仁雄心勃勃，领导竞选运动，到处发表演讲，终于使国民党成为国会中的第一大党。1913年3月20日晚，当他正准备进京建立责任内阁、制定民主宪法、对袁世凯的权力进行牵制时，被突然窜出的几条黑影开枪击伤。宋教仁在经过了两天痛苦的挣扎后，不幸身亡。虽然还没有关于凶手的确切消息，但孔祥熙预感到定是袁世凯所为，因为宋教仁的活动直接威胁的是袁世凯的独裁。别看袁世凯在孙中山面前毕恭毕敬，对革命党信誓旦旦，但孔祥熙认为他终究跟革命党不是一条心，迟早要同革命党摊牌的。他忧心忡忡，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果然，对宋教仁案的调查，一直查到了袁世凯的心腹大将赵秉钧头上。国民党内许多人虽然义愤填膺，但并没有因此而觉醒，从组织上做同袁世凯斗争的准备。他们仍然天真地认为，首先是宋教仁的激烈言词激怒了袁世凯。他们把这起暗杀事件看做是袁世凯的个人品质不好，而没有从根本上预感到这是势不两立的两大阵营一场激战的序幕。

5月，上台一年的袁世凯认为自己的羽翼已经丰满，可以同革命党公开决战了。他撕下了面具，传话给国民党说：“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事。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我受4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4万万人之生命财产，听任捣乱！”

这天，孔祥熙听到消息，袁世凯已下令撤去国民党人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都督职务，他拍案而起，大骂袁世凯背信弃义，决定召集中美同盟会骨干，研究对策。人还没有到齐，邮差送来一封信，孔祥熙当场撕开。原来是孙中山的秘密指示，要他马上赶到上海参加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

召集来参加会议的人到齐了，孔祥熙却悄悄改变了议题。因为孙中山已经决定武力讨袁，孔祥熙安排其他人暂时停止活动，以免受到袁世凯的迫害。他宣布自己将要赴上海完成一项使命，待带回新的精神再开展活动。

孔祥熙把铭贤学校的事务托付给理事会，即匆匆踏上开往上海的列车。他在路上听说江西都督李烈钧首先宣布该省独立，不再听从袁世凯的命令。紧接着，黄兴在江苏、陈炯明在广东、许崇智在福建、蒋翊武在湖南，都宣布脱离袁世凯的北洋政府。他们组织了讨袁军，发布了讨袁檄文，与袁世凯展开了武装对抗。而阎锡山在山西却没有采取行动，他靠袁世凯靠得很紧，袁世凯的儿子袁克定夸他没有反骨。袁世凯授予了他“同武将军”，阎锡山受宠若惊，在老家五台县河边村修建了“同武将军府”，视为极大荣耀。孔祥熙一腔激烈，恨自己手里没有了军队，不能参加讨袁会战。但他在路上却被运兵车挤得几次停止不能前进，耽误了不少时间。待他风尘仆仆赶到上海时，国民党匆忙起事的二次革命已经被早已做好准备的袁世凯镇压失败了。孙中山、黄兴、李烈钧、汪精卫、胡汉民等著名的国民党人已经逃往日本避难，连宋霭龄也随同父亲查理，乘了陈其美安排的青帮大木船，连夜逃往日本了。孔祥熙找不到原定的接头人，又不好就这样返回山西。他欲哭无泪，不知道自己这样匆匆赶来该怎么是好了。

上海街头邂逅王正廷时来运转

失意的孔祥熙靠在外滩的栏杆上，任黄浦江上的潮湿夜风吹着蓬乱的头发，他想为自己确定一下明天的行动计划，然而，眼前来来往往的夜航船只不知过了多少艘，他也没想出个名堂来。

孔祥熙怀着惆怅的心情返回旅店，刚迈上街心，一辆雪佛莱轿车风驰而来。孔祥熙因为神思恍惚，突然看到这辆快车，竟一时不知该进该退，汽车想从他背后绕过，这一来也左右摇摆几下，只好紧急刹车。听着刺耳的刹车声，孔祥熙竟呆住了。汽车停在他身边的一刹那，司机从车窗里探出头来，大声呵斥说：“侬个乡巴佬，马路上跳舞啦？进进退退的，找死啦？”

孔祥熙被车子惊吓，再听了小司机的呵斥，一腔愁绪顿时化作倔犟的怒气，冲着司机就骂：“你他妈车子还没开会，耍什么威风？”

孔祥熙喊过还不解气，又出脚向汽车踢去。司机见没撞着人，早已挂挡起步，孔祥熙一脚只踢个空。他悻悻地往前走去，嘴里犹自嘟囔：“真他妈倒霉！人走了背字，癞蛤蟆都敢咬脚后跟！”

孔祥熙往前才走几步，忽然发现开出不过十几米的汽车又突然刹住，从车上跳下一人。昏黄的路灯下，看不清对方的面孔，孔祥熙以为是车上的人又来找茬儿，恶劣的心情竟使他忘记了自己的“中庸之道”，一股热血直冲头顶：“怎么，还想打架？老子怕你个尿！”噔噔地迎过去，挥拳就要朝来人面门击去。那人把他胳膊一挡，就势连腰抱住，嘴里叫着：“是你，孔祥熙！”

孔祥熙听到这一声叫，浑身一下凉透了，心里暗叫一声：坏了！因为在这大上海，自己连鬼毛都不认识一个，现在竟有人知道自己名字，定是袁世凯的爪牙在抓捕革命党，自己逞一时之勇，这不正撞到枪口上了？他用力掰开那人的手指就要逃跑。

“孔祥熙，你挣什么，我是王正廷呀！”

孔祥熙怔住了，仔细朝来人脸上望去，那人哈哈笑着说：“看什么？发了财就不认识老同学啦？”

孔祥熙这才“啊呀”一声，紧紧攥住那人的手：“你，怎么是你，啊。王正廷，哎，王大总长呀！”

王正廷摇着孔祥熙的手：“你什么时间到的上海？怎么也不打个招呼？瞧，差点大水冲了龙王庙！走走走，快跟我走，我正想找你呢！”

“找我？找我干什么？”孔祥熙有些疑惑。

“先上车，先上车。到我住处再谈，我正有事求你帮忙呢。”王正廷倒兴致勃勃。

小司机见此情景，早赶了过来，向孔祥熙抱拳说：“孔先生，刚才不知，得罪了！小人向您赔礼啦！”

孔祥熙大度起来：“兄弟还得感谢你啦，要不，怎么能碰上我这位老朋友啊！”

几个人哈哈笑着，一齐上车，向王正廷住处驶去。

却说这位王正廷，字儒堂。1882年生于浙江奉化，早年毕业于天津北洋大学预科，1905年留学日本，翌年加入同盟会。1907年赴美国留学，先后入密西根大学、耶鲁大学研究院深造。在美国和孔祥熙虽然同学时间不长，又不是同届，但王正廷才华横溢，善于交际，走到哪里都是那种能够大出风头的人物，加上与孔祥熙都是同盟会员，彼此非常要好，关系不同一般。孔祥熙毕业回国后，热衷于办学，僻居太谷一隅，与外界联系少了。而王正廷回国后，却在上海参加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工作，并由此在政界崭露头角。王正廷虽然比孔祥熙小2岁，却是少年得志。武昌起义爆发后，孔祥熙在太谷一阵忙活，只当上个自封的“山西中路民军司令”，而王正廷却驱驰高足，进居要津，担任了黎元洪都督府外交副主任。当年12月又被选为临时参议院议员。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又出任了唐绍仪内阁的工商部次长兼代总长。以后更是平步青云，1919年出任参加巴黎和会的中国全权代表，拒绝在使中国蒙受屈辱的巴黎和约上签字。1922年40岁时当上了外交总长兼代国务总理。1924年任外交总长、财政总长、关税会议委员。孔祥熙没在国家政治舞台上出道之前，王正廷就是政府部长、总理级的人物了。比王正廷大着2岁的孔祥熙，却完全是因为这次无意中邂逅王正廷，从此被王提携，才走上了一条时来运转、渐入佳境的人生道路。

不过，这时候的王正廷，倒真是要请孔祥熙帮他一把。

袁世凯同国民党人的摊牌，使王正廷已经无法在北洋政府中任职，他回到了上海继续做他的基督教青年会工作。由于当时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很多，在东京建立了基督教青年会分会，王正廷被委任为东京分会的总干事。这时日本的留学生成分复杂，有拥护孙中山的，有追随袁世凯的，思想极为混乱。王正廷因为在政府中任过要职，政治倾向已尽人所知，一些留学生对他横加攻击。加上他自己也不愿到日本去做这份不太显要的工作，他正想物色一个能够代替自己去担任这一职务的人。刚才在车上听到过路人和司机叫阵，他感到声音很熟悉，但一直没有想起究竟是谁，直等车开出十几米后，他才突然想起，这是带着特殊浓烈老陈醋味的孔祥熙的声音。跳下车后他就想到了这正是一位自己几天来苦心寻找的合适人选。

在王家，王正廷为孔祥熙冲上一杯浓郁的咖啡后问：“孔兄，你的中美同盟会名声不小啊，近来成效如何？”

孔祥熙叹口气：“一般。”

“现在这个形势，你也不宜再回山西，中美同盟会也不好再搞大的活动。如果你还愿意继续投身革命，有个差事不知你想不想干？”

孔祥熙心中一动：“你说来听听。”

“就是我担任的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现在我已不宜继续担任此工作，我认为你是一位非常合适的继任人选。今天能够这样遇到你，看来是上帝特意把你送到我面前的。”王正廷笑眯眯地注视着孔祥熙。

“基督教青年会？”孔祥熙喃喃地重复着这个名字。

“是的。你出任这项工作等于是替我解了围，帮了我的忙，我会非常感谢你的。希望你能答应。”

“能不能让我想一想，明天给你答复？”孔祥熙认真地说。

“好的。我认为我会听到我满意的答复。那么今天我们就谈点别的轻松的话题吧。”王正廷首先轻松起来。

庆贺荣任教会总干事的宴会，为“三大喜”第一次出拳

当孔祥熙听到王正廷请他接任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职务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激动，但是善于掩饰内心世界的孔祥熙却使用了一个拖延答复的办法。以此表示自己并不是急于得到这个位置。

基督教青年会是一个宗教性团体。最早由英国人乔治·威廉斯于1844年在伦敦创设。32年后传入中国，在上海成立了第一个青年会，之后在沿海和内地商埠口岸城市陆续建立了类似团体。1910年，各地青年会在上海举行全国会议，确认上海为中国基督教青年会中心，成立了总部会所。第二年决定总部为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其组织分为“城市青年会”和“学校青年会”。它标榜的宗旨是：“发扬基督精神，团结青年同志，养成完美人格，建设完美社会。”青年会经常开展活动，并要求寓德、智、体、群全面发展于活动之中，因此名气很大，对青年有一定影响。宋庆龄曾在《留学生在中国之影响》一文中讲到，在城市，留学生组织了基督教青年会，它已成了人们社交活动的场所。在这里，他们帮助吸鸦片的人戒除恶习，这是影响巨大的，有助于中国社会改革的事情。20多年后，当蒋介石发起他的“新生活运动”时，他仍然主要靠基督教青年会来推动。孔祥熙在家乡虽说为中美同盟会费了不少精力，但其影响并没超出过山西省。现在他一下子得到留日青年会总干事的位置，当然是求之不得、大有益处的。再说，这时孙中山先生已经到了日本，他为投奔孙中山而来，这时留在中国还能做些什么呢？他正想追随孙中山到日本去，正愁没有适当的机会和理由，也没有联系渠道，如果能担任这个职务，那不是一举数得吗？但孔祥熙的圆滑世故正在于此，当他希望得到的东西还很遥远的时候，他会为此拼命奋斗；而他渴望得到的东西已经可以手到擒来的时候，他又会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一副得之不喜、失之无忧的神态，让别人以为他对此完全无所谓。王正廷虽然跟他同过学，但对他这一点并不太了解，所以在所谓的轻松闲聊中，他还是有意无意地列举了一大堆担任这一职务对孔祥熙的好处，希望能够让他不致拒绝。

第二天，孔祥熙告诉王正廷，他还是希望马上回到山西，继续发动力量，以便日后对孙先生的革命活动有所呼应。但如果王正廷现在的确非常需要替他经管一下，他也可以为了朋友，暂时代理一段时间。王正廷很高兴，认为孔祥熙是个肯替朋友帮忙的人，立即带他来到青年会总部，晋见了中华基督教青年会会长，英国人约翰·罗莫特。王正廷介绍了孔祥熙的经历，称赞他是一位对基督虔诚的青年，是一位有理想也有实干精神的人。罗莫特同孔祥熙作了简单交谈，就同意了王正廷的推荐，对孔作了正式任命。因为在此之前，罗莫特已经从别的传教士口中，听到过孔祥熙对教会的贡献。但是孔祥熙仍然作了一番推辞，说自己无意正式出任这一职务，只是暂时替王正廷代理一下，当罗莫特指出代理是不肯尽职的托词时，孔祥熙又搬出了铭贤学校的事务，提出最多只干一年。双方才算达成一致。

孔祥熙这次遇到王正廷，是他一生时来运转的关节点。而他在接任职务时的一番表现，又给王正廷留下了很好的印象。王正廷感到孔祥熙是个肯于做事而不计较官职的人，这给孔祥熙带来了更大的好处。因为在很多年以后，仍然是年龄小的王正廷处于比孔祥熙更显要的地位，孔祥熙多亏了他的提携，才一步步走向发达。像这次孔祥熙正式出任教会职务；以后出任鲁案公署坐办，正式投身政界；再后来出任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中国委员，都是王正廷全力推荐的。王正廷在孔祥熙的崛起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袁世凯迫害革命党，却不敢和有着世界背景的教会作对。所以孔祥熙和先前逃到日本的孙中山和查理一家截然不同，前者是在秘密状态中真正的流亡，而孔祥熙却是靠着教会的任命，办理了正式的出国手续。而且他到日本这一路，各处都有人接应安排。王正廷以为孔祥熙会很高兴的，所以临出发前，邀了几位朋友，设了酒宴为他送行。谁知，席间孔祥熙仍然是愁眉不展的样子。

“孔兄，难道你还嫌王先生为你安排得不够周到吗？”一位朋友向孔祥熙发问。

“各位有所不知，刚才看到几位教会的修女，又勾起了我对新丧的妻子的怀念。她是教会收留的一位孤女。对我体贴入微。谁知刚刚几年，她竟然舍我而去，其他事情安排得再好，怎能排遣得这一腔愁绪？”孔祥熙悲戚戚地说。

“啊。原来是为这个。孔兄，你难道没有听说过男人有三大喜吗？”那位朋友笑嘻嘻地向孔祥熙发问。

“三大喜？我只知道有四喜歌，怎么又出来个三大喜？”

“哪四喜？”那位一副嬉皮笑脸的样子。

孔祥熙认真地说：“‘久旱逢甘霖，他乡遇故知，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这连小孩子都会背诵的，你怎么不知道？”

“哈哈哈，我当你有什么新词呢，原来还是这些老掉牙的东西！那都过时了。如今时行的是三大喜。哪三大喜？升官发财死老婆也！”那一位一脸嬉皮相，孔祥熙听到这后一句却变了脸色。但是那位却并未注意，仍然兴致勃勃地往下讲：“升官发财不用说了，为什么死老婆也成了大喜呢？男人心里都一样，老婆都是新的好。老婆自己死了，不正好名正言顺地讨一个新的吗，所以呀，孔兄，老婆死了好呀！”

“你！”孔祥熙的脸已经涨成一团紫红，没等别人反应过来，他已经冲过去一把揪住了此人的脖领子，“你这个没有人性的畜生！”说着，一拳砸上去，那位登时鼻血四溢，闹了个满脸开花。

众人对此猝不及防，没想到一场送别的喜庆酒会竟会出现这种局面，一个个全愣了。倒是王正廷清醒，赶紧站起来对那位朋友说：“祥熙兄是孔圣裔孙，最重人伦道德的，他妻子新丧，心中悲苦，你怎能开这样的玩笑？”接着又转过来劝慰孔祥熙：“孔兄，这位朋友本是看你心中愁苦，说个笑话为你解颐开颜，并非是那种没有人伦的无耻之徒，你也不必太过认真了，啊？”

孔祥熙犹自怒气不息：“任何时候说这种话，都是禽兽不如的！”

一场好端端的送行酒宴吃不成了。但王正廷和参加酒会的多数人却从这里对孔祥熙生出真正的尊敬：孔祥熙是真正看重家庭伦理道德的儒学先生，不愧孔门之后；这样的人日后必不会出卖朋友，对基督教义的弘扬也必定会不遗余力，是一个完全可以信赖的人。

站在开往日本的邮轮甲板上，孔祥熙犹自不能忘怀这场闹剧。当时他的表现并不是装出来的，他对妻子的感情完全是真实的。不过，在设想着如何开展青年会的工作之余，他也想过了再娶之事，毕竟自己还年轻，人生之路还很长，总不能就这样为妻子守节到老吧？何况韩玉梅还没有生下一男半女，自己这个独子总不能让孔家这一支从此断后呀。可是，理想的女子一时能够找到吗？到日本后许许多多的事情中还有暇顾及这件事情吗？苍茫的大海和神秘高远的天空没有给他透露一点点确实的信息。

第十一章

宋家东床

以劝募经费赢得重组革命党的孙中山信任

秋季的大海，蟹肥鱼跃，波光粼粼，天蓝水碧，日红风清。孔祥熙站在轮船甲板上，策划着到日本后应该开展的活动。

算起来，这是他第三次到日本了。但是前两次都是中途路过。第一次上岸找孙中山未遇，心情沮丧，无暇他顾。第二次虽然考察教育，走了一些地方，也是以局外人身份走马观花。而这次就不同了，他要在日本定居一段时间，而且带有双重任务。既要完成基督教青年会的工作，也要襄赞孙中山继续推进讨袁革命。这副担子的确不轻。更何况这是在日本，并非在他熟悉的家乡，环境、人文、社会、语言、习俗等等都要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孔祥熙在甲板上走了几圈，听到不少人都是在说中国话，信心渐渐增长起来，尽管去的是异国他乡，但主要还是在华人圈子里活动，只要拿出劲头实干，困难不会太大的。

孔祥熙在神户上岸，先在留学生集中的城市转了一圈，听取了他们对青年会工作的看法。先前的混乱主要是王正廷的一些失误引起的，孔祥熙替王正廷作了解释。他的解释比较含糊，让人往往产生错觉，以为他承认留学生是对的，一切问题都化解了。孔祥熙有时还请这些穷学生撮一顿。他的含糊语言、笑脸和慷慨，很快博得了一些留学生的好感，青年会的工作又顺利开展起来。

孔祥熙人未到东京，名声先已传了过来。留日基督教青年会的一小批人组织了对孔祥熙的欢迎仪式。这使他在东京总部的工作开展有了很好的基础。

孔祥熙到东京后，立即先去拜访了孙中山。

这时，孙中山正在认真总结“二次革命”失败的经验教训。他认为，成功发动了辛亥革命推翻皇帝的革命党，两年多之后竟在袁世凯面前一触即溃，原因并不在于袁世凯比清朝皇帝更强大多少，而在于新组成的国民党成分复杂，许多人加入党的目的不是为党的目标奋斗，而是只想从中捞取个人好处。这样，一个刚刚建立的党很快就已经腐败了。它组织涣散，没有统一意志，只有私人间的相互利用、钩心斗角。下级不服从上级，做起事来各吹各的号，各唱各的调。孙中山经过一番痛苦的反思之后，决定解散“一盘散沙、乌合之众”的国民党，重组中华革命党。鉴于以前党内意见分歧，步伐凌乱，号令不能统一，对党魁不能服从，孙中山提出这一次改组中党员必须重新登记，而且要在誓词中写明“服从孙先生”，并加盖指印。但是，这一意见遭到了黄兴、汪精卫等人的激烈反对，组党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

孔祥熙怀着虔诚的心情到东京孙中山寓所拜访时，正遇黄兴和孙中山发生争执。

“一个革命党的党员要宣誓效忠个人，这不成帮会了吗？”黄兴大声地说。

“在当前这种内外混乱时期，强调党员对党魁的服从是必不可少的！像原来什么官僚、政客、军阀、游民，一见到入党能捞到好处乱纷纷都拥了进来。而一见到时机不利，转眼间作鸟兽散。党对他们没有任何约束，而他们也不对党承担任何义务，你认为那样的党就是革命党，那样的状况能完成讨伐袁贼、再造共和的大业吗？”孙中山同样情绪激动。

“那也不能采取这种方式！况且你还要让加盖什么指模。这使人简直感到一种屈辱，在情感上完全不能接受。”

“说到底，这并不是什么情感问题，而是党员是否愿意牺牲个人利益、服从全局的问题。没有这种心理约束，他们在对待党的号令上就会毫无顾忌地自行其是，那是什么事情也做不成的。有党等于没党，我们的一切努力都是白费！”

“如果那样做形成力量的话，也会造成新的独裁。你个人将凌驾于我们一切人之上，这和我们追求的民主、共和是背道而驰的。”黄兴的反驳更深入了一层。

“你应该知道，这个服从孙先生，并不是特指我个人，在以往任何一个重大决策酝酿时，不都是集中了大家的意见吗？这个服从的对象实际上是我们领导层的共同意志。自从发起革命以来，我有过以个人意志强迫集体吗？为了国家，我连大总统的职位都不曾留恋，我会谋求什么个人特权吗？”孙中山把自己的想法也阐述得更透彻了。

黄兴顿了一下，又提起了另一个方面：“但是当我们之间意见不能统一时怎么办呢？比如说1907年讨论革命旗帜图、上一年讨论对宋教仁案的处置意见时，我们的意见都出现过分歧。今后再发生类似情况，是否我的意见就不能提出，而必须完全服从于你呢？”

孙中山难得地笑了一下：“我想这大概才是你反对的真正理由。其实在党的领导层决定重大事情时，历来都是要充分听取众人意见的。过去出现过分歧，以后也不会完全一致，这是正常的。但党魁的责任不是压制大家，强加个人意见，而是集中多数的意见，形成决议。如果我个人的意见被多数否决，我会以多数人的意见作为党魁的意见向下贯彻。同样，其他人的意见被多数否决，也应该放弃个人意见，坚决地执行决议。如果不是这样，把领导层的争论带到全党。带到实际工作中。你认为那样会有利于我们的斗争吗？”

“看来，你的想法也是有道理的，但是我仍然有我的忧虑。这个问题还要看一看再定。”黄兴准备结束今天的争论了。

孙中山抚着黄兴的肩膀：“克强兄，我们目前最需要的是统一意志。凝聚力量。你可以再听取其他同志的意见，但在说明情况时一定要把我的初衷解释清楚，免生误会。”

刚才孔祥熙坐在旁边听孙黄争论时，很想插话表示一下自己的看法。但一贯谨慎的性格使他终于没有开口。孙黄这时都是全国有名的革命领袖，比较起来。孔祥熙还仅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字辈，贸然插话一是会被认为无礼，二来无助于他们统一意见，很可能还会起到火上浇油的反作用。直到黄兴离开以后，孔祥熙才急切地握住孙中山的手，首先表示了自己对他意见的完全支持，并表示自己可以按照孙中山的意见，写明服从孙先生的誓词，并加盖食指指模。

孙中山肯定了孔祥熙的忠诚，但是孔祥熙的地位名望都还不具备号召力，由他率先填写这样一份誓词并没有特殊意义。因此，孙中山对他进行嘉许外，要求他利用教会工作之便，广结革命志士，发展革命力量。另外交给他一项特殊工作，就是为革命党劝募筹措经费。

孔祥熙从此得以经常接近孙中山，以他的忠诚和卓有成效的工作赢得了信任。再后来孔祥熙成为孙中山遗嘱证明人。担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就不仅是他们此后结成的连襟关系所能解释的了。

黄石公考张良新篇——宋查理初试女婿合格

隆冬时节，室外已是寒风频吹。这天，孔祥熙正在青年会靠着壁炉同几位学生谈话，只见门帘一挑进来一位身材矮胖、上唇留着短黑胡子、两眼炯炯有神的中年男子。孔祥熙赶紧迎上去：“你好！我是孔祥熙。请问是找我有什么事吗？”

“孔祥熙？难道你就是国内派来的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吗？你对基督的教义究竟了解多少，你想对这些青年学生产生什么影响？”中年男子不太友好地望着孔祥熙。

“你，你是谁？有什么资格到这里这样说话？”一个留学生冲到中年男子面前。

孔祥熙把留学生推回到座位上：“对长辈人不能这样说话。”接着转过身来，对着中年男子和蔼地说：“前辈请坐下说话。”

“不坐！”中年男子把屋子巡视了一圈，又回到孔祥熙对面，“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噢，是这样。我从小信奉基督，并在家乡教会学校学习了5年，然后到通州潞河学院——哦，那也是一所教会学校，又学习了5年。此后到美国欧柏林大学和耶鲁大学留学6年，你也许知道，那都是教会办的学校。我在学校一方面学习科学文化知识，一方面感受领悟基督教义的真谛。当然，我可能并不如先生对教义参悟得透彻，但自信已经有了一定了解。我受中华基督教青年会全国协会的派遣，到日本来，只是为了贯彻青年会的宗旨，与他们一起共勉，发扬基督精神，培养完美人格，建设中国的完美社会。先生，我这样回答您满意吗？望先生不吝指教！”孔祥熙说这番话时不卑不亢，脸上始终挂着微笑。

“好！”中年男子豪爽地哈哈大笑起来，“能这样回答我的问题，比当年面对黄石公的张子房也差不了多少。看来孙先生介绍得没错。行，是位能担当大任的人才！”

留学生们互相探询地窃窃私语：“这位是什么人？口气还真不小！”

孔祥熙听了夸奖满心欢喜：“祥熙不才，蒙先生谬奖了！”说完又谦恭地问：“敢问先生……”

中年男子这才用拇指分了一下胡子：“本名宋嘉树，不过大家都习惯叫我查理……”

“啊，查理先生！”留学生们一声欢呼，热情地围了上来。

“查理先生，你是查理先生！”孔祥熙激动地抱住了查理。

关于查理先生传奇式的经历，孔祥熙已经知道一些。他幼年出国，在美国做过水手，当过海岸警备队，后来皈依了基督，在卡尔先生帮助下，上了圣三一学院，回国后在上海地区传教。他注重实干，行动果断，以后靠印刷《圣经》和做面粉生意发了财。他具有民主思想，和孙中山是老朋友，多年来以秘密身份暗中帮助孙中山推翻满清的革命事业，是同盟会的理财人。他把子女们一个一个送到美国接受教育，使他们成为具有现代科学文化知识的有用之才。辛亥革命中，他参与领导了上海起义。孙中山回国就任临时大总统时，他推荐大女儿宋霭龄担任了孙中山的秘书。但是他自己却不接受孙中山的邀请，拒绝在政府中任职。孙中山辞职就任全国铁路督办时，他又担任了司库，为孙中山的20万里铁路计划筹措经费。当袁世凯的反动独裁嘴脸暴露时，他又积极参加了讨伐袁世凯的“二次革命”，失败后携全家追随孙中山来到日本，大力协助孙先生筹建新党，继续完成再造共和的革命大业。查理先生的远见卓识和高风亮节在革命党中传为佳话，今天这样一位颇受尊重的前辈来到青年会，孔祥熙自然感到欣喜异常，何况看样子他专为自己而来，虽然刚进门时样子有些凶，但现在已经明白他是有意考验。孔祥熙感到自己在那些革命元老心中已经占有了地位，自然十分高兴。

以后，查理先生又来过几次，同孔祥熙单独作了交谈。他和孔祥熙探讨基督教义的精微，询问他的家世，并且了解青年会工作的进展。孔祥熙把他看做孙中山先生的密友，把这种谈话当做自己跻身革命党上层的机会，在谦逊回答查理的问题时，又不忘自我标榜一番，两人谈得十分投机。但是这当中查理有一层心思，却是孔祥熙难以预见的。那就是查理先生的大女儿宋霭龄这时已经23岁，早到了“女大当婚”的年龄。查理和妻子倪桂珍都在为女儿的婚事着急。他在听到孔祥熙的家境和为人后，就预感到这可能是一位乘龙快婿，他的几次前来，已经带上了考查女婿的用意。不过，当时这一点只有他自己明白，就连他自己的女儿宋霭龄也不曾想到，爸爸还在为她操着这份心。

宋家家宴，庆龄玩笑话使孔祥熙终身得了“圣人”绰号

转眼到了1914年春天。

黄昏，西风料峭，暮雨潇潇。街道上的行人都缩起了脖子，脚步匆匆。横滨山上的宋家楼房里，却是灯火通明，壁炉的火光一闪一闪，把整个房间烘得暖洋洋的。宋家流亡日本前才从美国留学回来的庆龄，兴奋地同妈咪谈着这一段时间来的感受。她在美国留学期间，一听到辛亥革命爆发的消息，就挥笔写下了《20世纪最伟大的事件》，高度评价了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她毕业回国时，正值二次革命失败之时，她没有因此沮丧，和父母一起追随孙中山流亡日本。在这里霭龄仍然担任着孙中山的秘书，她跑前跑后帮助做一些其他工作，她目睹了孙中山不因失败而灰心，仍全力以赴地进行党的重建，对孙中山表现出了由衷的敬佩。这时大弟弟宋子文和小妹妹宋美龄还在美国留学，两个小弟弟子安和子良专注地听着她们的对话。

大姐霭龄这时却有些心躁，不时朝门外望去。她下午接到父亲的通知，要她早点回家，说是有一位重要的客人将与全家共进晚餐。她猜不准是一位什么样的客人，这位客人与自己有什么关系。

查理终于出现在客厅门口，相随而来的是一位慈眉善目、身材微胖，约有三十四五岁的男子。查理扫视了一眼家人，大声而略带激动地介绍着：“这位是孔子第75代裔孙、山西首富、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孔祥熙先生！”

“OK！”宋霭龄从心底发出一声呼喊，热情地同客人握手，表示了她的欢迎。

“噢。圣人！”庆龄故作夸张地大声说。

没想到庆龄这句随口而出的话，使孔祥熙在宋家终生得了个“圣人”的绰号。

孔祥熙对这个“圣人”的称呼有点尴尬，脸上微微发了一下红。

查理对庆龄这样揶揄新到的客人有些不满，但也只白了她一眼，没有说什么。

妈咪倪桂珍定定地望着孔祥熙，上上下下看了好一会儿，直看得孔祥熙有些心里犯嘀咕，妈咪才说：“好，好！”

查理接着把家人一一向孔祥熙介绍。孔祥熙除问好致意外，还给每人赠送了相宜的小礼物，子良子安拿到他们的玩具后，当场高声地叫喊着，在地上玩起来。

餐桌上，查理安排孔祥熙和宋霭龄分坐在自己左右。当一道道中国菜摆上来时。这些流亡在异国他乡的人已经忘记了屋外的凄风苦雨，沉浸在乡音乡风的欢乐之中。

孔祥熙虽在美国留学多年，英语说得地道，可他说起中国话来，却改不了那种特殊味道的山西乡音。尤其是他的太谷话中有爱用重叠词的习惯，一些字的发音也很特别，这让听惯了上海洋泾浜华语的宋家人感到新鲜和好奇。开宴时间不长，子安和子良就学会了许多。他们一会儿喊：“拿过酒壶壶，俄来满！”一会儿说：“一槐人一个花碗碗！”“俄吃不了这底些，马刻拿走！”倪桂珍怕这些模仿让孔祥熙难堪，申斥他们。孔祥熙却不着恼，还帮助他们学得更地道些。这些作料的加入，给家宴增添了乐融融的气氛，使孔祥熙成了能带来欢乐的人。

这一晚，霭龄显得特别活跃。她同孔祥熙大谈在国外留学的经历。她是目前有据可查的中国第一位留美女学生。14岁到美国留学途中，因护送的美国牧师步惠廉夫人在日本逝世，步惠廉留下料理夫人丧事，她只好孤身前往美国。在那里却受到美国海关官员刁难，被留在船上20多天才得以上岸。当时的沮丧心情她没有多谈，而是绘声绘色地讲了自己在姨夫温秉忠访问美国时，如何随代表团到了白宫，如何在罗斯福总统接见时，抓住总统问她对美国印象的机会，将了总统一军的壮举。“将了美国总统的军？我在美国可连个州长也没见过呢。”孔祥熙最善于自己装傻来突出对方的聪明，不知底细的霭龄果然上钩，谈得更来劲了：“那次会见时，总统问我对美国印象如何，我说了两句好话，他就高兴起来，得意地说：‘我们美国是世界著名的自由之邦，任何人到美国来，都会受到最热情的欢迎！’听到这里，我想起了那一次经历，就反问他：‘你怎么能说美国是自由之邦？我当初为求学而来，刚到旧金山就被你的官员粗暴地拒之门外，竟在港口的船上耽搁了4个星期……’我姨夫怕我闯祸、惹总统不悦，就使劲拉我胳膊，我回过头对他说：‘你拉我干什么？我想这事绝不是总统的意思。’接着我又对总统说：‘把一个14岁的女孩子拒之门外，这绝不会是总统的命令吧？如果有美国姑娘到中国，她们绝不会受这样的对待。我今天把这件事告诉总统，只是想让总统知道下面的情形，更好地治理这个国家。’我说完后，罗斯福总统非常尴尬，只红着脸说了声‘噢，我很遗憾’。结果，第二天的报纸上……哎，你说美国报纸上是怎么说的？”

孔祥熙说：“我又不是美国记者，我怎么知道？”

霭龄说：“第二天一些报纸用大字标题登出新闻稿《中国女留学生向总统抗议美国的排华政策》，例行的官方招待会反被压缩到了不显眼的位置。”霭龄至今还不无得意地咯咯笑着。

孔祥熙乘机恭维说：“宋小姐洞明局势，唇枪舌剑，有战国策士遗风哩！我在美国留学6年，可没有一件能上美国报纸的光荣事。”

宋霭龄好像忽然想起了什么，就问孔祥熙：“哎，上次到太原时，你含含糊糊地说过一句，好像你在美国抢过什么？”

孔祥熙的脸红了：“没有没有，我能抢什么。”

霭龄却不依不饶：“我记得很清楚，车就要开了，你还拉着我不放。我那时确实已经记不得你是谁，后来你就说你在美国抢过什么，要我帮你安排面见孙先生。”

孔祥熙仍然否认：“我没说没说，我会抢谁呢。”

庆龄插话打趣说：“噢，孔先生当时肯定是这样说：‘宋秘书。我在美国连总统都抢过。如果你不帮助我，我就把你也抢了！’”

倪桂珍和子良子安都笑了，霭龄点头说：“对，还真是，他就是说抢我……”

查理吃惊地盯住孔祥熙，像是审视一个罪犯。

孔祥熙生怕引起误会，这才吭吭哧哧地说：“我说的是那次我们在纽约学生聚会，跳舞时因为女伴太少，有人出主意让我们男的蒙上眼睛，玩‘抢新娘’，谁抢上了两人就一起跳第一支曲子。你是我抢到的‘新娘’……”

查理明显地松了一口气：“你已经抢过了……”庆龄瞥着孔祥熙：“孔先生，我看这回你不用抢了，新娘子怕是要自己走上门了……”霭龄佯装发怒，对着庆龄说：“我捶你……”庆龄赶紧抱起了头，“孔圣人，你快管管她呀！”

查理看看霭龄又看孔祥熙：“这么说来，你们已经很熟悉了？”

霭龄说：“哪里！他说的跳舞那次我根本没记住任何人，连这件事有没有我也拿不准。前年陪孙先生到太原，也只是他说要组织商学两界欢迎孙先生，让我给安排一下。对孔先生的家世、职业、经历我基本上一无所知呢。”

孔祥熙也照实说：“虽说见过两次面，可并没有时间说话。”查理高兴地说：“那就借今天的机会多说说话吧。”

霭龄问：“孔先生，你这个‘孔’真的跟孔子有关系吗？”

孔祥熙赶紧说：“怎么没关系？我是孔子第75代孙，正门正户，一点都不错呢！”

霭龄说：“哎，人家孔子可是山东曲阜人氏，你却住在山西，别是，咹，攀龙附凤吧？哈哈哈……”

孔祥熙不急不慌，从孔子第62代孙孔宏开宦游三晋，最后卜居太谷谈起，用委婉含蓄的措词，有力地证明了自己确实是孔子裔孙，至今族谱不乱。

查理对这一点非常看重。他过去游历曲阜孔府时，在大门上看到这样一副对联：

与国咸休安富尊荣公府第

同天并老道德文章圣人家

尤其是上联的“富”字宝盖上面没点，下联文章的“章”字下面的一竖又直通到顶，他当时认为孔子后裔还写错别字，招人笑话。给人一说，人家倒笑他“老外”。说那是有意为之：富字上面没点寓意富贵无极，章字一竖到顶寓意文章通天。这副对联给查理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认为，在中国，还没有哪个家族可以跟孔家相比。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是对世界文明的一大贡献，在中国几千年来一直处于独尊的地位，历代帝王都要举行隆重的祭孔大典。孔子后裔不论散落何地，一直保持着纹丝不乱的排辈。这是一个中国最古老、最神圣的家族。自己出身寒微，子女受的是西洋教育，对中国传统、中国文化缺乏很深的了解，如果有了这位出自圣族名门的乘龙快婿，宋家就会比较容易为传统观念很深的国人接受。同时这种结合，使中西合璧，不仅形成一个具有巨大优势的家庭。还会孕育出既有传统文化、又有现代观念的优秀子女，对未来的中国产生巨大影响。

霭龄对孔祥熙感兴趣的倒不在他是孔子的第几十几代孙。而是父亲介绍时说他的“山西首富”的地位。她现在对在孙中山身边整日处理那些没完没了的文电有些厌倦了，正想找一位如意郎君完成自己的婚姻大事，从而过上另一种安逸富贵又能在社会生活中发挥更大作用的日子。父亲带孔祥熙来家的用意没有明说，这种想法是她自己在交谈中逐步明确起来的。

家宴结束后，霭龄把孔祥熙留下，继续进行愉快的长谈。

孔祥熙谈钱得妻

这场谈话双方都毫不拘谨。孔祥熙是结过婚的人，同女性交往的技巧已不陌生。霭龄虽还是黄花闺女，但自从美国留学归来，先在父亲身边担任秘书，参加同盟会中部总会的工作，参与上海起义，然后又担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秘书。再转为全国铁路督办孙中山的秘书，经历了中国近代史上一系列重大事件，跟社会上形形色色的人物打过交道，已经锤炼成为一位泼辣成熟的女性，完全没有一般姑娘单独与男子相处时的羞羞答答。这场两个人的谈话照样进行得热热闹闹。

两个人谈起各自的经历，真是各有千秋。孔祥熙从美国争取赠款兴办铭贤，在革命中出任司令智退敌兵，兴办中美同盟会继续宣传革命，完全符合男子汉靠自己努力冲杀拼搏步入成功的逻辑。而霭龄则充分利用了父亲创造的条件，很快步入革命的核心位置，在权力中枢发挥了一系列重要作用。

渐渐地，孔祥熙已经悟出今天参加这个家宴和霭龄留自己谈话的用意所在。他开始在这方面用起心来。他仔细权衡了一番：自己出生于偏僻乡村，年龄又比霭龄大了10来岁，而且是结过一次婚的人；而宋霭龄一直生活在上海大都市，身为名声赫赫的宋家长女，又是革命之父孙中山的秘书，条件比自己优越得多。比起原先娶过的韩玉梅，无论以后在经商还是担任政府职务，对自己的帮助都会大得多。那么这桩婚姻成功的可能性有多大呢？孔祥熙又算计一番：两人的共同之处也不少，比如都是推翻清朝和袁世凯独裁统治的积极参与者，都是家庭富裕的社会上层人物，又有同一个信仰——基督的追随者。而且自己的优势也不可低估呢——30多岁虽然大了点，但社会经验丰富，人生观基本形成，有足于保障优越生活的经济条件，有参加革命的一定资本，孙先生的革命如果成功，在政府中也会占有一席之地。绝不会委屈了他。算计清楚了，孔祥熙说话的底气就壮了不少，从开始的一切话题由霭龄牵着鼻子，慢慢也寻找主动进攻的机会了。

后来，两人的谈话不知从哪里引起，逐渐集中到了对钱的看法上。一谈到钱，两个人都特别兴奋，脸上泛起美酒和血液酿出的红光。

霭龄说：“真的，我从小就有这种感觉，钱这个东西非常奇怪，非常神秘，它有时就搅得你脑袋发晕，不知道是人掌握着钱，还是钱掌握着人……”

孔祥熙笑笑说：“当然是人掌握钱咯。”

霭龄说：“可在我一开始上学的时候，噢，那时我6岁，就觉出似乎是钱决定人的命运。比如说，你穿了好一点的衣服，用的东西时髦一些，教师、工友就会对你高看一眼；有一把好的糖果，就会有一帮朋友，就有人甘愿听你指挥，而没有这些，你就等着看白眼吧，是不是这样呢？”

孔祥熙早忘记了这明明是批驳自己刚才的观点，立即就表示赞成说：“是咯是咯，俄六七岁时到县城拣煤……”

说到这里他猛地打住。乖乖，光想着顺着人家说，差一点就把自己拣煤渣的事说出来了，那不把自己幼年的贫穷和耻辱露了馅吗？而且他也觉出了这和自己自以为聪明下的结论不符，他干咳两下马上就拐了弯：“俄六七岁时到县城拣——拣——见了要饭的叫花子，就把自己买糖果的钱给他们，人穷了可怜哪！”

霭龄马上说：“可惜世界上像你这么好心的人并不多。我初到美国留学，不少人一听我是中国人，就把穷跟我联系起来，不愿理我。可我后来看出，美国人中有不少人并不比我富，我让父亲寄钱，寄中国的丝绸，寄火腿和腊肉，把好些美国小姐都比下去了，把她们馋的……我用一点点小钱就改变了自己的处境，很多人来恭维我。我有了朋友，还有了一些甘献殷勤的小奴婢。我毕业的时候，连美国的报纸都发表文章吹捧我……”

孔祥熙急忙接腔说：“对咯对咯，许多人都说美国富，可我刚到美国的时候，就明显感到纽约不如太谷……”

“什么，纽约不如太谷？”霭龄大吃一惊，“你这不是说梦话吧？上海是中国最现代化的城市，可它在世界城市排名榜上还远在纽约之后。你没听过这首歌吗？一纽约，二伦敦，三巴黎，四柏林，五上海，六东京。我在见到你之前，从来不知道中国有太谷这么个地方，现在我也不知道它在哪里，它怎么能胜过纽约呢？”

孔祥熙得意地笑了起来：“这个你就不知道了。1901年我到美国去的时候，纽约大街两侧的房屋的确是陈旧而简陋的，远不如太谷的建筑华丽而坚固；大街上来来往往的男女，穿的也多是旧棉布衣服，怎能和太谷城里人的绫罗绸缎相比？”

霭龄说：“我也跑过中国好多地方呢，你别蒙我。出了上海，到处都是破破烂烂，哪会冒出一个什么富得流油的太谷？你说的我不相信，绝对不能相信！”

孔祥熙说：“这是事实，你怎么不相信呢？在清代中叶，太谷就商贾辐辏，江南的茶叶、丝绸，蒙俄的皮货、羊毛，各地的药材、瓷器，都在这里交易，而且只做大宗批发生意，不做零打碎敲的买卖。太谷本地人则主要是开票号、钱庄、当铺，也就是金融生意，专门为那些买卖人提供贷款和资金担保，获利甚厚，银祁县、金太谷，这个民谚你不知道？”

霭龄摇头笑着说：“你该不是从夜郎国来的吧？”

“野狼沟？太谷是有个野狼沟，可现在的狼越来越少了……”看霭龄奇怪的表情，孔祥熙突然醒悟过来：“哦，你是说我夜郎自大？这不对。我有事实为证：太谷县城现有经商户2094户，经商者9031人，占县城人口的85%，什么地方有这样高的比例？我小时候县城一户资产在300万两白银以上的，就有13家，七八层的深宅大院有的是……”

接着孔祥熙又讲了一个故事。“有一个姓孙的大户，修建花园时竟用白玉铺砌地面。有个秀才向他勒索钱财没有得逞，就向朝廷告发，说孙家盖房的规格超过了皇宫，有谋反叛乱之嫌。朝廷3次派员查访，孙家都用大量珠宝打点，回去都说孙家确系良民百姓，绝无谋叛之举。皇帝放心不下，让人把姓孙的押到京城，亲自过堂审讯。姓孙的受了一位高人指点，装痴卖傻。皇帝问：‘你家花园地面用什么东西砌成？’姓孙的说，都是些白石头子子。皇帝以为他土里土气，错把白玉当石头。就哈哈一笑，把他放回家了。”

霭龄就：“你讲的这个，我姑妄听之吧。”

孔祥熙有些急：“我这又不是谈狐说鬼。你怎么说姑妄听之？我在铭贤学校，每年来了新生都给他们讲这些，人家听得都鼓掌。你不信，咱们一起到太谷看看你就相信了。”

霭龄挑逗的眼光斜视着孔祥熙：“我干吗跟你到太谷去呀？”

孔祥熙脸红了一下说：“不干嘛的，就不兴去看看啦？俄请你么！”

霭龄还是那种表情：“我去算什么呀？”

孔祥熙也暗含机关地说：“算客人也好，去当主人更好！”

霭龄笑着说：“哈，我可看出来了，你这是想拐带我呀！”

孔祥熙说：“只要你愿意，说拐带私奔都可以……”

霭龄佯装发怒：“少胡说！”

孔祥熙嘻嘻一笑。霭龄又谈开了：“哎，还说正经的，你什么时候打了我的岔？我是说还是钱决定人的命运。比如我的父亲，刚从美国回来时。没有任何资本，只有一个月15元的薪水，连自己也养不起，在上海滩上有什么地位？可自从经商发了财，就俨然一位大人物了，连革命党都来联络他。要不是出那么多钱，一个传教士在党内能有这样的地位？再说孙先生。要不是他从华侨中募集到那么多钱，怎么会有那么多人追随他、拥戴他？一个人的命运就是这样。一个团体、国家的命运也往往要由钱来决定。辛亥革命前同盟会10次起义10次失败。为什么？缺钱！钱不够就买不来足够的武器。招募不到足够的人员。武昌起义准备并不充分，仓促起事，居然取胜，为什么？清朝政府缺钱！国库空虚，发不出军饷，军官士兵不肯卖力。孙先生游说英、美、法，虽然没有取得他们对革命的支持，但他们答应了保持中立，不再向清政府贷款。断了他们的财源，就等于釜底抽薪，使清政府因为没钱而不能扑灭革命。南京政府为什么向袁世凯交权？没钱！没有财政来源难于维持……”

孔祥熙觉着不太对劲，但一想到今天主要是能讨得宋大小姐的欢心就好，于是竖起拇指，连称：“高论高论！这么多重大事件的原因，从来没有一个人能像你分析得这样透彻精辟。真是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咯！”

霭龄说：“我倒用不着你这么捧。这不过是我这些年来的一点点感受。现在我逐渐明白了，有些事情太理想化了不行。有些人整天空喊革命，革命，好像志向远大得很，其实他们的理想和革命，只不过是糕饼上的糖霜。而糕饼只有靠钱才能买到。一个不懂得怎样赚外快的人，是世界上最没用的人。德克先生说得好：一个贫穷的智者，犹如一本未翻阅的《圣经》，在他自己看来他是活着的，在别人看来，他已经死了。我现在最大的愿望，是掌握巨大的财富。这样，爸爸和孙先生再造共和、修筑铁路的愿望都可以比较容易地实现。当然啦，还可以帮助天下穷苦的人们。”

孔祥熙一拍大腿：“对咯！你怎地这么会总结概括？俄过去就会这么干，却没有把它在理论上理清楚。你这么一说。好像拨开了云雾见到了太阳，好像迷路的羊羔羔找见了娘……”

霭龄一撇嘴：“什么话！你会这么干，究竟是怎么干？”

孔祥熙说：“比如我想办学校，就对美国人说，中国人为什么杀你们的传教士？没文化咯！你们看我上了学就入了教。你们在中国办些学校。中国人有文化了，自然不会再和教会作对，美国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文化艺术就传过去了。这么几句话就哄得美国佬一下子拿出了75万美元，在太谷建了学校。我要来的钱，自然我当校长，这学校不跟我的一样？当然咯，我也是为国家培养人才嘛！”

霭龄说：“嗯，教育救国，这也挺时髦的嘞！”

孔祥熙又绘声绘色地介绍了自己一边当校长、一边开设祥记公司，包销壳牌石油、大发其财的经历。特别讲到他得知美国人收购铁砂，立即与他们签订了一大笔合同，尔后在太原打出招牌进行收购。在太原每担铁砂付一个银元，运到天津卖给美国人就是两美元。哪一个环节都不用自己动手，就净赚了一倍多的利润。

霭龄听得咯咯笑个不住。她逐渐明确了这样一个印象：孔祥熙从小在金融家和当铺经纪人的环境中长大，钱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不可捉摸的，他有着凭直觉就能使钱成倍增长的本领。虽然孔祥熙的年龄比自己大出十几岁，但他赚钱的本领足以抵消这一缺憾。他是一个可以托付终身的人！

两人谈兴正浓。查理先生走了进来：“孔先生，我想邀请你今晚还来与我们共进晚餐，希望你能够赏光！”

孔祥熙朝窗外看去，不禁愣住了，原来自己一晚上都没走，天色已经亮了。他不好意思地笑笑说：“抱歉抱歉！我流连的时间太长了，太阳都出来了。”

霭龄一眨眼说：“日本日本，太阳本就在这里嘛！”

查理又叮问一句：“孔先生，今晚来啊！”

霭龄说：“不必了爸爸，今晚我想请孔先生到外面吃饭。”孔祥熙赶忙说：“不，该我回请你们全家。”霭龄说：“那等以后，今晚就是我们两个人去。”查理笑了：“好啊，你们自己去吧，好好谈谈，年轻人就是要多接触才能增进了解。”

孔祥熙和宋霭龄的恋爱关系迅速发展，没过多久他们就准备结婚了。

第十二章

夫妻还乡

回上海策动反袁起义出师不利

孔祥熙和霭龄结婚，使几个人同时得益。他得了一位好妻子，孙中山得到了一位更优秀的秘书。霭龄摆脱了几年来紧张繁重的工作，一下子换成了一种轻松自在的日子，她尽情享受着新婚的幸福——孔祥熙的温存和他提供的物质享受，优哉游哉，好不惬意。孔祥熙有了霭龄的协助和穿针引线，进一步密切了和青年会员的关系，有了更多的接近国民党内高级干部的机会。而庆龄则得到了一个最能发挥她才干的机会，她不仅在工作上协助孙中山，更在精神上支持了孙中山。她对革命的炽烈之心如同一支火炬，照亮了孙中山一度灰暗的心情。孙中山有了庆龄这样一位出色的秘书，精神焕发，信心倍增，浑身都流淌着青春般的血液，改造国民党的工作进行得卓有成效。

几个月之后，也就是1914年7月8日，孙中山创建的新党——中华革命党在日本正式成立。孙中山阐述创立新党的考虑是，二次革命之所以失败，“非袁氏兵力之强，乃同党人心之涣散”，此次重组新党，是为坚定革命信心，重新集结革命力量。孙中山出任党的总理，陈其美、居正、张静江、胡汉民、张继、廖仲恺等分别担任党务、总务、军务等各部正副部长。中华革命党的纲领是，“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权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在组织原则上，明确规定党员“必须以牺牲一己之生命、自由权力，而图革命之成功为条件。立约宣誓，永远遵守”，“凡党员有背党行为，除处罚本人外，介绍人应负过失之责”。为改变国民党“主持党务者，半为官僚所软化”和成分复杂的情况，宣告此次建党办法，务必正本清源：第一，摒弃官僚；第二，淘汰假革命党。以防止第一次革命时形形色色不同动机、不同面目的人都投机进入党内，以致鱼龙混杂、以伪乱真、异党入据、大权旁落，真正革命党反遭排斥，革命也完全变味的情况。

孔祥熙为中华革命党的组建付出了努力。但是他的贡献和资历还远不够进入党的核心圈子。当袁世凯制造舆论企图复辟帝制的时候，孙中山因为孔祥熙的身上还没有明显的革命党色彩，交给他一项秘密任务，回国联络上海实权人物，策动反袁武装起义。

孔宋夫妇准备动身回国时，庆龄和孙中山相爱的消息传了出来。孔祥熙认为只有孙中山才配得上忠贞漂亮的庆龄，非常高兴。而霭龄却对此大为不悦。自己过去暗恋孙中山没被接受，而妹妹却和孙中山相爱，她认为这是栽自己面子的事情，坚决反对。她动员父母，偕同庆龄和两个弟弟一起返回上海。

查理已经在上海霞飞路新购了一所砖石结构的房子。因为危险并没过去，单独住进虹口路的老院子，难逃袁世凯的迫害。而这所房子在法国租界内。袁世凯不能在这里肆无忌惮地行动。更重要的是霭龄认为这里能受到青帮的保护。在辛亥革命时，她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已经和黄金荣、杜月笙建立了密切的关系。黄麻皮是法国租界内的警探头目，杜大耳朵手下喽啰成群，他们的威慑力量足以使想对宋家下手的人心存后顾之忧。

孔祥熙随宋家刚刚安顿下来，门房通报杜月笙来访。在此之前，孔祥熙和杜月笙还不曾谋面，他躲在窗后观察这是一位什么样的人物。只见先从前后车上跳下一群保镖，在房前房后布好了警戒。杜月笙进门的时候，孔祥熙仔细地看了一下，他原以为杜有着寺庙中观音般的大耳朵，但实际上只是两只耳朵直棱棱地向外张开，即俗话说的“扇风耳”罢了。

杜月笙年长于霭龄，在上海滩上威风十足，但在霭龄面前却很谦恭。因为在上海起义前后，霭龄帮了陈其美的大忙，以后又是大总统秘书，陈其美都对她很尊敬的。霭龄招待他的时候，杜月笙反而亲自为孔祥熙和宋霭龄削了一只苹果——这是他的绝活，直到多年以后还有达官贵人专门想看看他露这一手。孔祥熙大开眼界，这才知道削水果也可以成为一门艺术：杜月笙左手一下抓起两只苹果，右手水果刀上下翻飞，眨眼之间，两条绿绸子般的苹果皮就抖了起来，两只苹果晶莹剔透，浑圆之态不减于带皮之时。原来杜月笙曾是上海跑马场前卖水果的，后来投到青帮门下。他最善于揣摸人心，能把人捧得心里痒绒绒地舒坦而自己又不露有意捧人之嫌。后来孔祥熙和杜月笙成为终生朋友，两人经常互相吹捧尽人皆知。现在杜月笙虽在青帮中的地位迅速上升，连黄金荣也不得不让他几分，但还远没有达到他的巅峰时期。他早已看出宋霭龄的心计将会使她成为未来社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他现在就要巴结讨好她。为她的一家在此时提供安全保障是最好的感情投资手段。

孔祥熙开始奔走于上海的军政要人之间。这期间蒋介石也来过两次。孔祥熙与蒋介石是在日本相识的。蒋介石同样是因二次革命失败流亡到日本的，其间他曾几次潜回国内。一次是到上海组织暴动。结果暴动还没发动，他就差点被抓了起来。一次是到黑龙江考察在那里发动起义的可能性。因为那里有一个国民党员写报告给孙中山。说那里条件已经成熟，可以举行起义。让蒋介石去考察报告是否属实，蒋介石去干这种事并不合适，但他还是查出了起义成功率几乎为零。那位国民党员只是想借此要到一笔钱，以中饱私囊。孔祥熙对蒋介石还算友好，但霭龄对蒋介石却有些不屑一顾的样子。她认为蒋介石只是个脾气乖戾、惯于冒险的家伙罢了。霭龄和蒋介石认识较早，蒋介石大她2岁，却比孔祥熙小着8岁。辛亥革命时的上海起义时，蒋介石从浙江赶来，招募了一批人马当过团长。但在当时的国民党内他还是个小人物。霭龄有时不得不敷衍他一下，也只是看在他是陈其美的把兄弟份儿上。蒋介石时常光顾妓院，并从那里弄了个名妓的女仆姚冶诚作侍妾的事，也很让霭龄看不上。

上次蒋介石回上海策动暴动，被袁世凯的上海镇守使侦知，捣毁了总部。蒋介石因为机灵，在半路上看见情势异常，情知不妙，逃之夭夭了。这次孔祥熙回来策动起义，同样不太乐观。策动的人物还没什么眉目，便被暗探跟踪，官方准备拘留他。这样孔祥熙在上海也待不下去，便动员霭龄与他一起回太谷老家去。

霭龄决定随孔祥熙前往“纽约不如”的太谷

霭龄对于孔祥熙一再鼓吹的“中国华尔街”、“纽约不如”的太谷，始终心存恐惧，迟迟不肯成行。就在这时，宋家的一件大事发生了。

庆龄被迫与全家回到上海。为了阻止她与孙中山的结合，她实际上被软禁了。查理主要考虑自己与孙中山年龄相仿，如果孙中山与庆龄结婚，自己突然成了老朋友的老岳父。感到面子上不好看。孔祥熙的意见不被重视，而霭龄则不断在父亲面前递些小话，使查理更感到这门亲事做不得。

霭龄托人介绍了一位名门子弟，匆匆来家见了一面。即由查理宣布了庆龄订婚的消息。庆龄大声抗议：“在我们这样的家庭里居然还会出现包办婚姻，真是匪夷所思！什么推进革命，实现民主自由，都是假的！”

查理听后十分痛苦。他回顾自己半生走过的道路，都是在追求民主平等，主张个性解放。为什么到了自己家里的问题上，反而扮演了一个封建卫道士的角色？女儿有爱和被爱的权利，为什么要由自己去剥夺呢？究竟该怎么处理才好，他一时拿不定主意。

查理征求妈咪的意见——自从倪桂珍生下6个子女后，查理便随了孩子们，也称呼妻子为妈咪。在家庭内部，妈咪是铁腕人物，对孩子们素来要求严厉。但是这一次没想到妈咪只说了句：“基督保佑！”查理感到一家人忽然都成了哲学家：庆龄是理想主义，霭龄是实用主义，自己是“违心”主义，妈咪呢，好像是虚无主义。她说的这句话近乎一偈禅语，令自己一时猜不透。基督保佑，保佑什么？保佑对庆龄的软禁吗？保佑庆龄的追求实现吗？

但是庆龄采取了行动。她在被禁闭等待成亲的日子里，悄悄给孙中山写去了一封信，问他现在是否还需要她，自己应该待在家里还是仍回到他身边去。负责看管庆龄的女仆同情她的遭遇，把这封信秘密投进了邮局。

孙中山很快回了信。假使没有女仆的聪明机智，这封信可能落在别人手里，那样历史也许要完全重写了。孙中山在信中鼓励庆龄立即回到他身边，无论在事业上还是感情上，他现在都非常需要她。庆龄受到鼓励，她不再孤单，她有了精神上的援军，有了可以回归的大本营。她决定逃脱樊笼，到日本去和他相会。

庆龄再一次得到女仆的帮助。女仆在楼梯上望风，庆龄打开后窗，利用撕开的床单，从二楼坠到地面，然后赶往港口，乘上了一艘开往日本的轮船。

发现庆龄离家出走，宋家上下顿时乱了起来。妈咪担心庆龄的安全，而霭龄却想派人把她追回。查理否定了霭龄的意见，说宋家的事情只能由宋家的人自己处理，绝不允许动用外人。霭龄见事情已无可挽回，反过来劝父亲成全他们好了。但查理转了几圈后，还是决定立即赶往日本。

查理在神户上岸后，又换乘火车赶往横滨，他一路风尘赶到的时候，庆龄和孙中山已经在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的主持下，举行了简朴的婚礼，迎接他的是一对新人幸福的笑脸。

爱激动的查理还是发泄了一通不满。孙中山站在台阶上一言不发，庆龄向父亲作了解释：“这是一桩完全符合法律和基督教义的合法婚姻，一切均出自自己本心，父亲应该为我们祝福。”她拿出了两人订立的婚姻誓约书，请父亲过目。誓约书已经经律师作证并由当事人签字生效。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并订立以下诸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反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社会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为了保持各方之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何等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上述诸誓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誓约人宋庆龄

见证人和田瑞（章）

耶诞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看过誓约，查理的心放下了。他返回上海，向家人宣布：“庆龄已经和孙中山正式结合了。”

查理和妈咪为庆龄置办了丰厚的嫁妆，张张扬扬送到日本，以此答复了霭龄的不满和社会上出现的谣言。

霭龄在庆龄婚姻问题上的几句小话虽然庆龄并不知道，但她心里已经感到对不住妹妹，有些庆龄一旦回国不好相见的意思。这时孔祥熙已经回太谷做了一番安排，又回上海接她，于是霭龄顺水推舟，决定和孔祥熙一起去那个“纽约不如”的太谷亲眼看一看。

接站、闹房，黄土高原特殊的人文景观

尽管孔祥熙说得天花乱坠，霭龄把一幅全国地图翻了多少遍，还是没有找着太谷的准确方位，只知道它在太原以南，地处黄土高原。她从心里并不相信孔祥熙说的那儿是“中国华尔街”、连美国的纽约都不如。她怎么也感觉那里仍是上古时代的蛮荒部落。她抱着一种冒险的新鲜刺激感，体会人类原始生活的悲壮感，偕从孔祥熙踏上了前往太谷的道路。

孔祥熙发现霭龄心中的忧郁时，故意逗她说，家里并没有恶婆婆，自己贤惠的母亲早已仙逝，用不着如此作难。霭龄说，“我是害怕……”孔祥熙知道她怕什么。霭龄从小一直生活在优越的城市环境中，一天没在农村住过，自然把那里想象得贫困荒凉。孔祥熙笑笑说：“根本用不着害怕，只怕你一住之后，再不想离开呢。”霭龄仍是闷闷不乐，孔祥熙又说，“你真的不愿意。我们不去也罢。”霭龄反拿眼斜着他：“谁叫我嫁你这么个乡巴佬呢？嫁鸡随鸡，嫁狗随狗，是死是活只好跟你走这一趟了。”孔祥熙毫不羞恼，仍赔着笑脸：“夫人，那就请了——”

他们尽可能乘火车前进，一直到了榆次，往太谷再没铁路了，这才改换交通工具。

下了火车，只见秋末冬初的黄土高原，叶落草枯，一派肃杀气象。瑟瑟秋风卷着沙尘，搅着黄叶，直向人脸上扬来。村庄里一溜低矮的黄泥巴小房舍，村民满脸菜色。穿着臃肿的大挽腰棉裤，不少人脑后仍拖着清代的长发辫。霭龄的心一下子凉了，乖乖！这就是孔祥熙说的纽约不如的地方吗？这地方人大概连发生过革命的事都不一定晓得哩。她心头冲起一股被愚弄，被欺骗的感觉，刚想冲孔祥熙发火，一阵铿锵的锣鼓和嘹亮的唢呐声骤然响起，把霭龄吓了一跳。回头一望，一支几十人的队伍早到了跟前。一顶十六人抬的大轿子平稳地落在了霭龄脚下，上面披红挂绿，还装有不少正圆、椭圆的小镜子，在太阳下熠熠反光。孔祥熙过来亲自打起轿帘：“夫人，请上轿——”霭龄娇嗔地瞪了一眼：“都什么年代了，怎么还让我坐这种玩意儿？”孔祥熙嘻嘻一笑：“你我虽结婚一年多了，但仍是第一次回我家乡。我要让人们知道，我的婆娘可是用轿子抬回来的。明媒正娶！”霭龄不满地又瞪一眼：“不坐轿子就不是明媒正娶啦？”刚要起轿，霭龄又钻了出来，冲着孔祥熙问：“哎，我说，巡抚大人才坐八抬大轿。你怎么用十六人抬的轿子？这可是王爷的排场啊！”孔祥熙转回头说：“皇上都被我们打倒了，坐坐王爷的轿子怎么啦？你也认为‘季氏八侑舞于厅，是可忍孰不可忍’咯？”说得霭龄脸一红，回了声“天高皇帝远！”返身钻进去再不吭声了。

霭龄打量这轿子，里面地方很大，可坐可躺，有一种轿车所不及的舒服。左右都有窗子，挂着杏黄纱帘，可以随时打起向外观望。

孔祥熙要在霭龄面前摆“山西首富”的谱，这一路自然格外用心。把食住行都安排得妥妥帖帖。霭龄坐了轿子，孔祥熙自己骑一匹枣红色蒙古高头大马紧紧相随。早有山西都督阎锡山派人等候，在榆次城里设了丰盛的宴席款待。孔祥熙毕竟在他老家算个人物，这使霭龄感到一种安慰和温暖，情绪逐渐好起来。上路以后。凡遇村镇，七八人的吹打班子就呜哇呜哇动起响器，引得很多人出来观望评说。大一点的镇子。都有工商士绅等头面人物出来献茶献酒，这在漫漫黄土路上构成了一种特殊的人文景色。使霭龄觉得比在繁华的城市享用高级宴席更有体面排场。越大的反差越容易使人印象深刻。孔祥熙是深谙此道的。

他们经过几天的跋涉，才走完了这段漫漫古道，来到太谷城里。孔家的亲朋好友和铭贤学校的师生在城门口燃鞭放炮，撒纸扬花，一路张灯结彩，等于是又给他们补了一个乡下的婚礼。

这一天的太谷城里，是一种从未有过的热闹：满街筒子都是人，墙上趴的，树上钻的，人多是这里的一大奇观，当然主要是好奇心的驱使，孔家娶回个“洋”太太，谁不想一睹为快呢！

万众瞩目之下，宋霭龄下了花轿，只见她身穿洁白的锦缎旗袍，透着暗花；脚蹬白色皮鞋，一步三响。与太谷城里这些身着对襟黑棉袄、大裤裆挽腰破棉裤的居民们，显现着不仅不是同一个社会阶层，而且也不生活在同一个季节。最显眼的还是脖子上挂着的十字架，公开表明着她是一位基督徒。她款步走动的时候，裙裾间露出白皙的双腿，透着勾魂摄魄的性感，更令庄稼汉们瞠目结舌。

霭龄大大方方地向父老乡亲们招手问好，激起大家阵阵掌声。她那楚楚动人的风姿，一举手，一微笑，都引来人们的喝彩。作为大家闺秀的霭龄，毫不怯场，在人们追逐着引颈观望下，拜见了公公孔繁兹，以及孔祥熙的叔叔婶婶等长辈，缓步走入了洞房。

人们向孔家长辈们贺喜。

有的说，你们给咱这土地方娶回这么个俊媳妇，是你们的福气，也是咱乡党的荣耀哩！

有的说，听说是吃洋面包长大的，每天还要用牛奶洗澡，是咯？要不咋那么水灵呢？

有的说，听说是孙大总统的秘书，哈哈，染房里的捶板石，见过大阵仗呢！

孔祥熙听了这些话，心里美滋滋的，是咯，在太谷、在山西，谁还能比得上咱呢？这回呀，我孔祥熙将不仅以财富闻名，还将以这个夫人让所有的人刮目相看。

花烛之夜，少不得一阵乡民们粗俗的闹房，虽然一些人出言不雅，好在霭龄已是结婚多时，加上她的伶牙俐齿，倒也把这些人对付得晕头转向，使他们得不到多少便宜。几个愣小子还想动手动脚，上去搂搂抱抱时，霭龄才吓得没了主意。还好，孔祥熙及时进来，一个眼色，霭龄早心领神会，趁东邻的二赖子伸手去抓她腰带时，立即柳眉倒竖，顺势从腰间抽出一支假枪，对准二赖子脑袋就喊着要开枪，吓得这小子抱头鼠窜，闹房的人也借机一哄而散。

闹房的人一走，小两口哈哈大笑，祥熙顺势抱住霭龄，扔到了床上。“哎哟！床上有虫子！”霭龄一惊一乍，大呼小叫，孔祥熙也兀白吃惊，生怕真有什么蝎子、蚰蜒、簸箕片，吓着了爱妻，丢了自家面子，那样以后在夫人面前就更矮三分了。急忙掀开床单去找，哪有什么虫子，原来是些红枣、花生、栗子、黄豆之类，霭龄怒瞪两眼，质问道：“搞什么鬼名堂？想硌死人哪，不让睡觉啦？”孔祥熙这才笑了：“哈哈，这是咱这地方的风俗，这叫撒床，是长辈们的一种祝福！”霭龄哪里知道这些名堂，兀自怒意不消：“撒什么床，祝什么福？”孔祥熙笑着解释：“红枣栗子这是要你为咱孔家早生贵子，‘枣栗子’者‘早立子’也。”“那这花生呢？还要我当花瓶，给你孔家长花吗？”霭龄还是不满地说。孔祥熙仍是笑哈哈的：“这你还不懂吗？要你花生，插花着生，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一个儿子一个姑娘，也别光生儿子也别光生姑娘啊！”霭龄听明白了，怒意方才下去，但还是假绷着脸说：“做你娘的美梦去吧，把我当什么了，成你们家的生孩子机器了？告诉你，事业无成，别想让我给你生一个脚指头！”说完自己先笑了。孔祥熙一把抓住搂在怀里，口噙住霭龄的鼻子：“小乖乖，这就由不得你了。”霭龄脸色羞红，一把推开祥熙，两人又打闹起来。

10年之后，孔家长辈们的祝福得到了验证，宋霭龄插花着为孔家生下了4个孩子，果然是两男两女，成为宋氏三姐妹中唯一留下后代的一个。这4个子女又演出了许多曲曲折折的故事，世人赞美和非议兼而有之。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黄土高原上的黑夜是真正的黑夜，可不同于大上海非要把黑夜制造成假白昼。夜幕低垂，笼罩四野，天地融合，人性复归。这是霭龄在婆家过的第一个夜晚，喧闹之后的静谧，夜幕后面的神秘，被窝里的甜蜜，都给她留下了终生难忘的印象。

她期待着夫妻大礼之后的黎明。

新宅当祖宅，既在娇妻跟前有了面子又报了祖上的一箭之仇

客人散尽之后，霭龄才得以仔细打量山西首富的祖宅。只见占地几十亩的深宅大院。果然气魄不凡，巨石砌墙，粗木为梁，院子一进一进，简直如同迷宫一般，很有欧洲中世纪古堡的味道。

在这黄土高原的腹地，孔家却有着类似江南风光的精致花园：一方莲池映着无边寺里的白塔，一条曲曲折折的长廊，色彩艳丽，与黑粗笨拙的石墙土瓦形成鲜明对照。临池一座古色古香的戏台，显足了主人的排场。尖顶的亭子，上面挂着清代文豪傅山手书的大匾：赏花亭。背面一匾。却是龙飞凤舞的“墨庄”二字。霭龄不解其意，问孔祥熙，孔祥熙顿时脸色飞红，支吾了一下，才说，文人墨客过去讲究赏花读书，无非是才子风流吧。霭龄虽然觉出孔祥熙神色有异，但想这里面总不至于有孔家的什么风流艳史吧，也就过去了。霭龄见到一丛枝条苍虬的巨形灌木，便问这是什么树，孔祥熙这才眉飞色舞起来，洋洋得意地说，这是一棵宝树，已经有几百年历史了。没等说完霭龄就抢白道，我问你它是什么树，没问你它有多少岁了。孔祥熙嘿嘿一笑，是是。这叫枸杞。百年枸杞。枸杞子滋阴壮阳，使人永葆青春。哎，你看没看过《三言》、《两拍》？那里面有一则百年枸杞的故事……霭龄眼一斜，那是你们那些不正经男人看的混账书，我才不看呢。孔祥熙涎着脸说，夫人此言差矣。待我说来你听就知道了。有一个人经常向一贫僧布施，一天老僧请老善人到寺里答谢，说有一物吃后可以长生不老。拿出来一看。老善人见是一只腌死狗，顿时恶心反胃，心里说原以为这和尚是好人所以常常布施于他。谁知竟是个不守戒律的恶僧，口里不说，只推托不吃。老僧自己吃完后才说，这哪里是什么死狗，而是一支百年枸杞，看来你没这个福气，这也是命。霭龄盯住孔祥熙说，你有命，你去吃你这个百年枸杞吧。孔祥熙转身岔开话题，指给霭龄看二层楼的闺房。

霭龄刚才问到“墨庄”时，孔祥熙为什么脸红？原来这处宅院并非孔家老宅，而是当初和他的曾祖父争夺拔贡取胜的孟秀才孟拔贡的花园。孟拔贡嘛，当然是舞文弄墨之人，所以他能在自己花园里题名墨庄，而孔家此后世代经商，并不以读书名世，他不会题这样明显的有文人印记的牌匾的。幸亏霭龄没有深究，否则孔祥熙以孟家花园冒充祖宅的把戏就会露馅了。这一层霭龄在太谷住了很长时间也没有识透，一直把这里当做孔家老院。也许她知道了不愿意揭穿，多年后她同外国记者谈话还把这里称作孔家祖宅，以此作为孔家富有的证据。

乡野生活虽比不上都市文明，但对于在城里住久了。用惯叉子刀子吃西餐的霭龄来说，这一直被她视为荒乡僻野的太谷，倒也不是那么蛮荒可怖，却时时感到一种新鲜和惬意。

孔家拿出了当地特有的各种名食，确让霭龄大开眼界。衣着艳丽的女仆把一盘一盘的食物摆上红木八仙桌，鹌鹑茄子、烫驴肉、挂炉鸡，香气四溢；瓦桶糕、绿豆糕、穿心酥、万卷酥、六角酥、佛手酥、篓篓酥，各种点心令人眼花缭乱；蒸的烫面、蒸粑、稍梅、糖油包子别有风味；光饼类就有那大薄脆、两张皮、剃头饼、盐包儿、瞪眼儿、牛舌头、石头饼、枣泥饼、一窝丝各具特色；那主食叫什么剔尖、擦尖、擦片、纳糟子、圪垛、圪搓搓、豌豆面疙瘩更让霭龄闻所未闻。几餐饭吃下来，孔家究竟有多大家业，可真叫霭龄心中没底了，心里一直琢磨，是这家人敢糟，还是财富无算？心想过去的皇上也不过如此吧。

吃住虽好，毕竟太谷没有什么名山大川可以散心。霭龄不觉丝丝烦恼又袭上心头，想想当初自己在美国留学时的雄心壮志，想想跟随中山先生时的踌躇满志，想想自己在这里浑吃浑睡，完全被世界忘却了一般，昔日的朋友们此刻在忙些什么，革命下一步会出现什么情形，她真怕时间一长，自己也变成一个麻木不仁的土财主婆，岂不辜负了父母朋友，空怀一腔壮烈？越思越想，不觉一声长叹，两行珠泪早顺腮流下……

几日来生怕爱妻受了委屈，处处陪着小心的孔祥熙早发现了霭龄情绪的变化，不过表面糊涂实则精明透顶的他并不去直接点破，而是有意岔开问道：“怎么了，怕把我孔家吃穷，给我们掉金豆子啦？”

一句话又把霭龄逗乐了，她娇嗔地剜他一眼：“去你的，把你孔家吃成讨饭鬼才好呢，谁管你金豆银豆！”

孔祥熙这才讨好般地说：“你不关心我孔家，我可也顾不上管你了，明天我可要到铭贤学校上班去了，你是留在家里，还是跟我一起去？”

霭龄哪里想到这是孔祥熙有意往自己心里侃，顿时来了兴致，连声说：“好好好，你不管我也别想撇下我，你去我也只好去，嫁鸡随鸡，嫁狗……”孔祥熙过来就拧霭龄的嘴，嚷着说，“我再叫你整天说我是鸡是狗……”两人又一阵欢笑。

铭贤奇景——“嘉桂科学楼”高过“亭兰图书馆”

第二天，霭龄随孔祥熙把行李搬到铭贤学校的校长公馆，铭贤师生欣喜欲狂。为迎接一别数年的校长重新回来主持教务和霭龄这么一个有传奇色彩的夫人到来，教师和学生费尽心机地把校长公馆做了刻意装饰。把学校环境打扫得干干净净，然后又到大门口列队欢迎。

在霭龄眼里，这铭贤学校可真是孔祥熙创造的一大奇观。它坐落在太谷城的东北角上，一色的洋房建筑，栋栋教学高楼之间，镶嵌着一个个二层楼的小院落。房屋全是雕梁画栋，檐角是中国的龙头，龙身摇摆横贯屋脊。屋顶覆盖着黄白蓝相间的琉璃瓦，墙壁是彩色瓷砖拼成的美丽图案，真正称得上富丽堂皇。不要说在本世纪初盖那样的学校，就是在又一个新世纪到来时，在县城以下也没有几所学校可以与它相比；不要说在太谷这样的穷乡僻壤，就是放到上海、北京、广州，它的建筑和园林也自有比不下去的风姿。霭龄看到这所学校，感觉上好像才回到了当代文明之中，她再也不想去住孔家那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老房了。她脸上绽开了花，那些欢迎的师生还以为对他们而笑呢，一个个更激动欲狂。

霭龄随孔祥熙来到校长公馆，只见公馆是形成直角的两进小院，坐东向西一进院落，坐北向南一进院落。院里有兰草、玫瑰、伞形国槐，圆门方窗，白壁彩绘，煞是赏心悦目。楼下是会客室、会议室。一枝迎客松，似长臂作请。他们的卧室在二楼，门前一溜阳台，视野开阔，室内陈设则是一式西洋床具用品，令霭龄大为满意，心情一下子好起来。她兴致勃勃地又下来仔细欣赏梁柱上的图画。只见左侧横梁上是一老者垂钓，旁有一书生跪地拜谒，霭龄看了半天，疑为张良拜师。右侧画一粗壮汉子舞弄拳脚，旁边一群人围观。霭龄猜想定是拳打镇关西的鲁提辖了。一文一武，倒也符合教育方向，霭龄不禁颔首微笑。

看到柱顶上时，霭龄的笑意却收敛了，原来那上面画的是一个荷锄仕女。霭龄把孔祥熙叫下来，皱着眉头问道：“你这会客室门前画个葬花的林黛玉是什么意思？难道原先没有我时，你成天就想着来个什么小姐姑娘的和你相会吗？”一句话问得孔祥熙哭笑不得，竟一时结结巴巴了。赶忙说：“夫人你、你误会了，我这画的不是林、林黛玉、林小姐、林姑娘，我的用意是要表现女子参加生产劳动，新的时代妇女要和男子一样参加生产……”霭龄杏眼一瞪：“你骗鬼去！新时代女性咋是这样装扮？”孔祥熙又佯装细看一番，赶紧想了词说：“夫人有所不知，在这乡下地方，要推行新东西很难，而你把它说成是古已有之，就容易多了，我这画就是说明自古以来就有女子参加劳动。铭贤学生不过是照古行事而已。”看霭龄不深究了，孔祥熙就来了兴致，指手画脚地说：“这天下大事，总以教育为本。教育兴则人才出。人才盛则国势强。民国以来不断有人邀我出去做官，我总舍不得丢下自己亲手创办的这所学校。我要培养一批能文能武、达智权变、有为国为民思想的人才，兴国家富人民……”霭龄早不耐烦了：“好好，你就当你的校长，当一辈子校长吧。可你怎么前一阵子跑到日本、跑到上海干什么去了？每一个有能力的人都想着培养下一代人，就是所有的人都成了大学者大教育家，可谁来担当国家大任？”孔祥熙一下子口齿伶俐起来：“我是教而优则仕，学校办好了，也可以出去做官。但不论我做到多大官，这校长我一生不能丢，一生都要兼！”

孔祥熙倒真是说到做到，直到他当上了国民党行政院长，铭贤校长也一直兼任，从不肯交给别人，其间只有霭龄代理过几天的校长，不过时间不长。

孔祥熙离开太谷几年，学校的教学虽未受什么影响，可财务上却遇到了一大堆问题。孔祥熙一回来，就忙着听汇报，想办法筹措经费。霭龄闲来无事，免不了到校园里各处转转走走。一日，走到学校图书馆前，上面那块“亭兰图书馆”的赫然大匾引起了她的沉思，为什么别的学校图书馆都和学校同名，这里的图书馆却另起了一个名字。而且这“亭兰”二字实在猜不出什么意思。她问一个陪同的教师。这教师哪知会出什么风波，就实话实说，这乃孔校长一片孝心，亭兰二字各是孔父母名字中的一个字。校名既为了铭外国传教士之贤，不好改动，这图书馆名当然可以自己另起。说完还为孔校长的高明得意地笑了几声。

霭龄不听便罢。听后就想开了，他用父母的字取了图书馆名，日后永垂青史，我的父母呢？我的父母比孔的父母这对老农民可不知强过多少倍。不行，这里也必须留下纪念。她打定了主意，就在校园到处找，恰巧这时一座教学试验楼将近竣工，而且位置与此相对，霭龄立即找孔祥熙，仔细看了设计图纸，规模不在图书馆之下，高度和图书馆相同。就提出自己要为这座试验楼取名字。孔祥熙说：“试验楼咯，取啥名字？”霭龄说：“图书馆为啥能取名？”孔祥熙就明白了。赶忙说：“好好，你取你取。”霭龄说：“那就叫‘嘉桂科学楼’好了。”孔祥熙一沉吟：“嗯，这试验室改成科学楼倒很贴切，只是么，‘贾桂’乃法华寺里的奴才，连坐都不敢的人，用来命名科学楼合适吗？”霭龄大怒：“去你的法华寺！我这‘嘉’是宋嘉树的嘉，‘桂’乃倪桂珍的桂，你有意作践我父母不是？”孔祥熙嗷的一声，连说得罪得罪！赔了半天礼，看霭龄不吭声了，以为这下总算是摆平了，不想霭龄还不满意，非要把科学楼加高不可，明明是要压孔祥熙一头。

孔祥熙虽说愿意奉承，但图纸早已设计好，马上就要完工，稍有改动就得费大工。孔祥熙以经济原因搪塞，霭龄又发起火来，喊道，没钱你整天给我摆什么谱？吹什么首富脚富？没钱明天把城里老院卖了，反正我只住这里的花园洋房，不住你那欧洲古堡！孔祥熙被逼不过，只好下令加高。不意又遭到设计人员抵制，加高以后整个建筑就不谐调了，留下那样的丑陋作品是要坏他们名声的。最后达成妥协。只在原来的基础上加高了一砖，不仔细观察感觉不到。不过在霭龄看来那意义就不同了。一砖高也是高，还是宋霭龄压住了孔祥熙。

第十三章

步入政界

孔祥熙没想到自己带回的不仅是个妻子，还是个铭贤急需的教师

“师生有如家人父子，能多聚集，总要多方聚集；能多晤谈，总要多方晤谈；能多探讨，总要多方探讨；能多畅叙，总要多方畅叙。”孔祥熙举着酒杯，向霭龄请到家里做客的学生们，再一次阐述他的师生关系论，并把这作为今天的祝酒词。

“好！校长说得好！”学生们一齐喊叫。在闹哄哄中一位学生代表站起来说：“校长和夫人犹如我们的第二父母，你们的栽培和关怀我们终生不忘！铭贤同学要团结在校长和夫人的旗帜下，形成一个有凝聚力、有战斗力的社团，在以后的社会变革中发挥中坚作用！”

学生们猛烈鼓掌，孔祥熙满面红光。宋霭龄更是热情高涨：“我们铭贤师生是要有这么一种亲情共识！”

孔祥熙历来把铭贤学校看作自己的私有财产，努力培养与学生的感情。现在宋霭龄的到来，为这种师生相聚又平添了一种机会和气氛。礼拜天、节假日，霭龄经常把一些豪富家庭出身的学生和一些学业优秀的学生，叫到校长公馆，请他们一起吃一顿便饭。这时候，霭龄总要扎上围裙，亲自下厨，做几个拿手西餐菜。在这黄土高原的内地，对有些学生来说，山珍海味不稀奇，但正儿八经的西点西餐可没几个人吃过。对于孔祥熙来说的一顿便饭，对他们可就是一次“大开洋荤”了。校长一家的这种恩惠，真使处于成长期的不少学生刻骨铭心、感激涕零。

又一个学生站了起来，他直走向霭龄：“师母，听说明天就是你的生日了，我们大家凑钱买了这个金手镯，祝师母生日快乐！”

学生们一齐嚷道：“请师母收下我们的心意！”

霭龄把手镯接了过来，只见它闪着黄灿灿的光，手中一掂，沉甸甸的，确是个真家伙。霭龄脸上笑得像朵花：“好漂亮的手镯！你们还打听了我的生日，真是难得难得！我原先怕到你们这地方来，没想到偏僻之地，有这么好的同学、这么淳朴的民风哩！”

学生们看她喜欢这个手镯，也都高兴得什么似的。没想到霭龄忽然又收敛了笑容说：“不过，今天这个手镯我可不能收！要知道，你们现在还都是学生，钱都是从父母手中要来的。父母的钱可不是白来的。你们有这份心意，我就非常高兴了。”霭龄把手镯塞给学生：“拿去退了，把钱还给大家吧！”

霭龄虽然爱财，却有着女性的慈善心肠。

学生们愣住了，一时不知是霭龄嫌不够分量还是真的不肯收。

霭龄赶紧说：“同学们，你们要抓紧学习，以后事业有成，荣盛发达了，给我一座金山，我也敢收。或者你们忘了我，我说不定还会找你们去要呢！”

看霭龄说的是心里话，同学们这才放下心来。一个同学大咧咧地说：“师母，你不收下，今天这酒可不好喝喽！”

“酒还照喝，菜还照吃，师母不是不收，只是现在不收，以后还是要收得嘞！”

从此，霭龄在学生中备受尊敬，学生一见面就围上她，“师母”、“师母”地叫个不停，直叫得这位师母大人春风满面，喜不胜收。孔校长更是笑口常开。

孔祥熙夫妇从日本回国时，为了掩护策动起义的真相，打出了一个回国在铭贤增设大学预科的招牌，购买了一批图书仪器。现在起义不成，便真的下工夫办起了大学预科。

等到一切准备工作基本就绪、开学在即之时，原先应聘的一位美籍教师，突然变卦，不愿意来中国任教。这下子使师资力量尚感不足的铭贤学校，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如果再从外国请教师就得推迟开学，从中国沿海地区聘请一位教师来代理，也没有了时间。就在孔校长急得团团转的时候，一帮学生来找孔祥熙：“校长，教师问题何须发愁？可以请现成的老师、我们的师母来任教啊！”

孔祥熙还真没往这方面想过，听了又惊喜又疑惑：“她，能行吗？”

“怎么不行？师母不是毕业于美国威斯里安女子学院的高材生吗？教我们绰绰有余呢！”

“好主意。待我和她商量一下。”

当孔祥熙找宋霭龄商量时，“我能行吗？”宋霭龄起初有点犹豫。“那就试一试吧。”就这样宋霭龄这位年轻的女子拿起了教鞭，走上了这个尽是男子的学校的讲台。她主讲英语，同时指导卫生和环境卫生课。第一节课时，她有点卡壳，在同学们的鼓励下，一周后也就自然了。两个月后，她已名扬全校了。很多教师纷纷来听她的课。

一次英语课上。一个学生问道：“宋老师，为什么在一个英语复合句里，有时候不能重复使用一个名词？”

说实在的。霭龄对此也实在想不出道理。但众目睽睽之下，总不能张口结舌吧。于是她灵机一动，回答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

那个学生于是不再追究。宋霭龄似乎找到了一条对付学生提问的妙计，凡是一时回答不上来的问题，她总会说：“噢，这是不言而喻的。”学生们也就感到自己提的问题太愚蠢了，不再细问。

晚上，当宋霭龄把这些问题告诉孔祥熙时，孔祥熙称赞说：“夫人不愧是解决难题的高手。要是我，嗯，恐怕就得下来查询后再回答了。”

“为什么？”霭龄问。

“噢，这是不言而喻的！”孔祥熙模仿着霭龄的声调说。

“你，你取笑我！”霭龄挥起小拳头，要捶老孔，吓得孔祥熙赶紧抱起脑袋，“夫人饶命则个！”

阎锡山视察铭贤，孔祥熙在夫人暗示下出任参议

孔祥熙看霭龄对学校的事务越来越熟稔，不但能顶替教师，在其他事务决策上也往往有不错的主意。就想把自己稍稍抽出身来，在其他方面有所发展。加上霭龄对于他经营公司也大力支持，孔祥熙对学校的事情就越来越超脱一些了。

这天，两匹快马驰进校园，给孔祥熙送来一封大红帖子。打开一看，原来是阎锡山要来太谷视察，想顺便拜访一下孔氏夫妇，也看看铭贤学校。

孔祥熙一时拿不定主意用什么规格接待，打发信差先去休息用饭，找来霭龄一起商量对策。

“这老阎。当年夺了我的民军，也没给我什么善待。就是这次我从日本回来，碍着你是大总统秘书的面子，才算有一番招待，他这次到太谷，不知要耍什么花招。夫人看这事怎么办才好？”孔祥熙说出了自己的疑虑。

霭龄倒很痛快：“不论什么人到咱这里，都要盛情接待。接触之后才能有对付的主意。再说这阎锡山也是个不简单的人物。你看袁世凯把同盟会的都督们都撤了，就剩下他和云南的唐继尧两人了。这个人政治上还是有一手的。”

孔祥熙耸耸鼻子：“哼。他无非是见谁有势力就投靠谁罢了。”

“也不能这么看。反正一个人要干点事情，总不能不看形势，死打硬拼。尤其在你还弱小的时候，更要用韬光养晦之计。对孙先生的革命党，他也不敢作死对头。将来天下还不定是谁的呢。我看你就先好好迎接他，看他想干什么再说。千万不可一出来就搞僵了。”

“就依夫人”，孔祥熙有些不太情愿地说。

却说这阎锡山。确实是民国史上一个怪才。他自从辛亥革命期间利用手中军队强逼借着议会选举的幌子，当上山西督军以后，就成了不倒的山西太上皇。孙中山当总统他执掌山西，袁世凯上了台还是他执掌山西。北洋军阀统治多年仅仅他一个同盟会员的都督坚持下来。后来袁世凯死了，仍然没人动他。广州政府发动北伐，蒋介石政变夺取大权，仍然是他稳坐山西。直到解放军攻克太原，端了老窝，他的统治才算瓦解。但这前前后后已经38年，无论在省级还是中央政府中，还没有第二个人稳坐38年。而且他不仅坐得牢，还坐得好。山西屡次被评为“模范省”，他本人也有“模范省长”的美誉。就是他的老本被解放军消灭光了，居然还能在覆灭前逃出来，以一个输尽了的光棍当上国民党政府的“行政院长”。这就不能不说他确实有一套娴熟的手腕。他既维护山西地方利益，也剥削压迫山西人民；为了最大限度地榨取民财以养兵自重，他也注意人民的休养生息。这时候，他已经在山西全省开始推行他的“新政”了。

阎锡山这时的所谓“新政”，具体地说就是关于养蚕、植树、水利、放足、剪辫、戒烟等6项“村政改革”。他一方面将此上报北洋政府捞取名声，一方面下抓落实。他这次到太谷，就是要视察民情，看看他的村政改革实行得怎么样了。

清晨，一阵毛毛细雨过后，阎锡山便出发了。在山西首富之地的太谷城里巡视一圈后，阎锡山也为县城和农村这几年的破败叹息不已。日悬中天时，阎锡山一行来到了铭贤学校。孔祥熙组织的师生欢迎队伍，分列校门两旁，一直延伸到校园内。这个校园里却是绿肥红瘦，锣鼓喧天，彩旗招展，一派节日气象，和大半天阎锡山看到的别处的衰败形成鲜明对比。阎锡山受到孔祥熙夫妇的欢迎，甚为高兴，他在校门口接见了孔氏夫妇，然后紧拉着孔祥熙的手，不惜肉麻地吹捧说：“孔先生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堂尤为英才荟萃之学府。佩服，佩服。”

“将军过奖，过奖。吾不过办了点实事罢啦，提倡教育，振兴实业嘛！”孔祥熙见阎锡山今日态度不错，也高兴起来。

阎锡山又特别热情地对宋霭龄表示欢迎，向她询问了孙中山先生的近况，接着表示自己现在并不是真心忠于袁世凯，只不过是想为革命党保住一块基地，以图在未来的斗争中发挥更大作用。宋霭龄称赞他虑事深远，转达了孙中山对他寄予厚望的话。

接着，孔祥熙引导阎锡山到各个校舍参观，尔后在校长公馆叙谈。“早就听说，乃是不看不知，受教育受教育哇！”阎锡山边坐边说。

“村政改革是将军的明智之举，学生是落实者也。”接着孔祥熙把阎的“村政改革”和自己的“振兴教育”如何有机结合、创造落实一一道出。原来假期当中，一些学生遵照当局的指令，曾到乡下宣传老阎的村政改革。今天孔祥熙见气氛很好，就把这种被迫的行动说成是学生自觉响应阎将军的号召，并说老百姓对此是如何如何欢迎。阎锡山被捧高兴了，当即要孔祥熙集合学生，训了一番话。训着训着，居然还吟出了一首诗：

对学生吟

其一，我问学生，求学何因？学生答我，本在修身。学个有饭吃，学个做好人。

其二，我问学生，设学何因？学生答我，立志爱群，教人有饭吃，教人做好人。

其三，我问学生，我来何因？学生答我，整理乡村。盼人有饭吃，盼人做好人。

其四，我问学生，你来何因？学生答我，为表欢迎。开了同乐会，都是新村人。

其五，我爱学生，爱你何因？学生的话，句句是真，说了就要做，不可等别人。

其六，我勉学生，勉你何因？学生前程，远大无穷，改造新社会，全凭少年人。

这诗其实实在算不得什么诗，不过它出自都督之口，自然就成了好诗。孔祥熙当即要求阎锡山把它写出来，作为校训，张挂起来。阎锡山也就乘机附庸风雅，挽胳膊撸袖子，涂抹了一大张。写完了他觉得意犹未尽，对孔祥熙说：“上午视察太谷，我心里有许多想法，我已吟成一首太谷歌，也给你写出来如何？”

孔祥熙说：“那敢情好！我走遍中国各地，甚至美国日本，也觉得天下唯有太谷好。可是我却从来没吟出什么诗，今日将军一游而有诗，足见将军才气过人。请快快写出，让我也经常吟诵一番，长长太谷人的志气！”

阎锡山苦笑一下，显然孔祥熙这一下子没拍对蹄，但他还是铺开宣纸，东倒西歪地写出了一溜子黑蜘蛛：

太谷歌

山西富足，首推太谷，今入其境，我心不乐。

村中房舍多拆毁，巷中儿童多零落，衰老锄禾苗，少壮不见出。有妻被夫卖，掩面途中哭。人贩催行急，妇哭声愈促。

我见此情状，我心如绳束，我问受何病？齐答金丹毒（吗啡）。

一听这句话，我心呆半日。令车手，赶快行到地头，召集我绅商学生说：“大家齐来，发个公道愿，结个爱群团，帮着村长邻间认真做，整理村范，就能还我原来的太谷！”

孔祥熙看了这首诗，倒不觉呆了半日。真是，自己一直吹嘘太谷这好那好，没想到阎锡山来了半天就看出了贫穷败落的真相。自己从前曾经下大力动员戒烟，结果连自己的父亲也戒不断，老阎这村政改革如能把一些人的大烟戒了。就是功德无量的事。于是这才换过笑脸说：“将军真是深入民众，半天就查出了实情，这村政改革确实要下工夫去做啊！”

阎锡山说：“庸之兄。兄弟这次来，一是视察，二来也是专程拜访你。照目前山西的样子，民穷兵弱，将来天下乱起来，怕是不能自保。兄弟所以要推行这村政改革，既为百姓，也为养民保税。但许多人不理解我的苦心，推行起来甚是不力。兄弟今看铭贤风范。有意请你出任山西教育厅长，既整顿教育，也借力推行改革，不知尊意如何？”

此时身无一职的孔祥熙能有个厅长当当，自然也算一件好事。他转身瞟着霭龄，用目光征求她的意见。霭龄感到自己的丈夫在老阎手下任职不妥，因为毕竟他是袁世凯的将军呢，陷进去怕是不好。便轻轻摇头。于是孔祥熙说：“哎呀，祥熙何能，敢当此大任？我本愿意效力，只是这铭贤么，我一时还真离不开呀！”

阎锡山早看见了霭龄刚才的暗示，也就顺坡下驴说：“既然如此，兄弟也不强求，能否请兄出任山西督军署参议，这样时间上你可以自由一些。我也能随时听到你的高见。”

霭龄在背后点点头，孔祥熙说：“将军坚持，庸之不敢再推托，感谢将军知遇之恩了。”

阎锡山走后，霭龄对孔祥熙说：“教育为本，但不能老死于校园，大丈夫应该向外发展。这次要抓住时机，争取多结交朋友，日后必有用处。”

月牙桥上。霭龄目送孔祥熙到省城走马上任，微风吹拂着她飘逸的秀发，朝霞映着她娇美的身姿，像一株沐浴着阳光的玉树，深深地印进孔祥熙心里……

袁世凯北京称帝。孔祥熙在山西发表讨袁檄文

开始，阎锡山要孔祥熙帮他接待外国客人，因为他本人留学日本，对英、美、法等西洋国家的礼节礼仪很不熟悉。阎锡山说：“为三晋人士的体面计，请担任贵宾招待之职。”这些同外国人打交道的差事，孔祥熙是很乐意干的。因为他已经在同外国人打交道时尝到过甜头。

孔祥熙英语流利，在美国生活多年，同外国人打起交道来得心应手。加上他天生处事小心谨慎，每次安排与阎锡山的会见都十分周到，阎锡山自然如释重负，那些经他接待的人也都很满意。

孔祥熙每次向外国人介绍情况，都不忘提到阎锡山的村政改革的施政方针，说山西正在“安定中求进步”。这些外国人会见阎锡山时，自然把从孔祥熙这里听到的好话对阎锡山重复一遍。这样时间一长，阎锡山倒把孔祥熙作为心腹之交，关系密切起来。

为迎接外国客人，孔祥熙常常亲自到火车站等候，有时一等就是几个小时。一次美国公使克兰率领一批参赞、武官到太原访问，孔祥熙还跑到石家庄迎接。会见阎锡山以后，孔祥熙又陪同他们游晋祠、登五台山，还带领他们参观了铭贤学校。于是这位公使在演讲中大捧孔祥熙：“不愧为中华民国的先知先觉，铭贤学校尤为英才荟萃之所。”

洋人们对孔祥熙是私下称赞，对阎锡山则是公开赞扬。这些称赞抬高了阎锡山的声望，尤其他的村政改革，经过孔祥熙的介绍，还真像成果辉煌似的，使他统治的山西在政府中得到了“全国模范省”的称号。而孔祥熙的捧场也让阎锡山对其刮目相看，从此让他参与机要，帮助处理山西内政。孔阎因此抛却前嫌建立起很深的感情。这在以后孔祥熙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

1916年元旦，袁世凯不顾全国上下的反对，终于在北京黄袍加身，自称“洪宪皇帝”。孔祥熙对此气愤不已，但正当他思考怎样参加护法运动时，又听到一条让他几乎气炸肺的消息：袁世凯在称帝的同时，封孔祥熙的侄辈孔令贻为世袭衍圣公，并授予他“一级大绶宝光嘉禾章”加“郡王”衔。孔祥熙对此简直无法容忍，他扔下公务跑回太谷，向霭龄讨教主意。霭龄教他写一篇文章送报馆发表。于是孔祥熙提笔写道：

“吾公（该指袁）将谁欺？欺天乎？他人数吾公以十大罪状，或八大罪状，熙不再深责，即以称帝而言，已属罪在不赦，何况其他？尝思吾公之称帝，不是不智，即为不仁，不智不仁，两者必居其一。然一再思索，二者竟兼而有之，此吾公所以为国人所弃绝而誓不两立也！”

接着又指出：“吾公不图报效，不图尽责，乃欲推翻共和，自立称帝，丧心病狂，一至如此，尚何言哉！惟事已至此，熙为吾公计，为吾公子孙计，亟应悬崖勒马，幡然改图，通电自责，退栖山林。且将吾公承认之二十一条，宣布取消。如此尚不失勇于改过之英雄，国人亦必能见谅，而与以自新之余地。否则，若执迷不悟，冒天下之大不韪，以断送吾炎黄子孙之大好河山，则身败名裂，在指顾间耳，何暇作皇帝迷梦焉！”

孔祥熙这篇讨袁檄文，通篇义正词严、语锋犀利，在《民国日报》发表之后，颇受各界瞩目。港台报纸杂志评价它是孔祥熙一生之中，对外公开披露他政治主张的第一份通电。人们认为这份电报给孔祥熙涉足政坛、扶摇直上添色不少，却很少有人知道这篇文章既是宋霭龄的主意，又经她润色斟酌，而孔祥熙则不能不感激给他带来鸿运的夫人。

山西大灾中孔祥熙的奇招：以工代赈，修路救饥

在孔祥熙任阎锡山的参议期间，他和霭龄的第一个孩子孔令仪，于1915年9月19日在太谷呱呱落地。生孩子是女人的“鬼门关”。霭龄心里阴森森的，好怕啊！早在一个月前，她就给远在太原做事的孔祥熙捎信，让他早点回来。孔祥熙说自己正在“六政考核处”，对职员们进行考核。忙过这一阵，保证提前回来。可是，眼前日子一天天挨近。还不见他的影儿。临产时，又发生了意想不到的难产。幸亏太谷教会医院的洋医生们及时赶到，霭龄才算没把小命丢在这偏僻的小县里。

第三天，孔祥熙回到铭贤，一看孩子生下来了，又高兴又内疚：“夫人，让你受苦啦！”

霭龄却一声不吭，想着前天分娩时的阵痛，泪水涌出了眼眶。孔祥熙只有赔不是的份儿。

经历了这场难产的劫难，霭龄对人世的某些东西忽然看得透了。“养儿方知父母恩”，养儿也知道了姐妹情，她决心乘此机会密切和庆龄的关系，就提议在孔令仪的中国名字之外，再起一个洋名，就叫罗莎蒙黛。这是庆龄在美国学习时用过的名字，在美国人眼里，下辈人用上辈人的名字，是对上辈人莫大的尊敬，完全不同于中国人下辈人对上辈人名字的避讳。孔祥熙听了这个主意连连称好，因为他是一直以能和孙中山成为连襟为莫大荣耀的，她们姐妹亲密了，这对自己的家庭和事业都大有好处。

生下小令仪以后，孔祥熙的婶子大娘们不时来到学校，看望他们的小孙女。她们抱着亲着，给这个小生命念叨她们祖辈流传的儿歌：

星宿星宿满天，向望院里擀毡。谁擀嘞？王胡子。

王胡子，卖了马儿骑骡子。

咯噔咯噔往南的，南头的，女儿多，打扮起来拜公婆。

她婆戴的鸡鸡帽，她公打得莲花落。

这是地道的太谷儿歌，孔祥熙听得暖心窝。霭龄却听得翻白眼儿。不过她从长辈们那真挚的声音里，看到了他们对自己的喜欢，这是表示一个家族对娶进门的媳妇真正接纳的喜欢。

1916年12月，霭龄又生下了一个儿子，这就是孔令侃。霭龄照样给他起了个洋名：戴维。孔令侃日后成为孔氏家族的主要干员，为孔祥熙出力不小，也招来非议不少。不过那是后话。单看这孔令侃小时候听到的太谷儿歌，就与姐姐孔令仪听到的明显不同。每当这小伙子哭得地动山摇的时候，孔家长辈们就会给他念起这样的童谣：

毛猴猴，上山搬石头。

石头头，砸喽毛猴猴的手手。

毛猴猴毛猴猴不要哭，

给你娶上个媳妇子。

睡觉枕甚哩？

枕半（砖）头。

铺甚哩？

铺尿布！

毛猴猴听喽高兴咧，还要逮个麻雀吃。

孔令侃果然听得高兴，奶奶们就又给他念一段：

俺娃精，俺娃能，

俺娃大喽走关东。

又骑马，又坐轿，

山珍海味吃不清！

他娃赖，他娃赖。

他娃是个胎里坏。

从小就把产业卖，

栖栖惶惶活受罪！

孔祥熙的儿女们在他们长辈的祝福声中成长着，但这时山西的老百姓却遭了大罪。

1919年，山西全省分别遭受水、旱、雹、霜各灾，70多个县的农田几乎绝收。本来贫穷的人们遭此大难，很多人眼看只有饿死的份儿。但是这时袁世凯死后的北洋政府，仍是不管人民死活，根本不想赈灾。阎锡山顶着“模范省长”的帽子，对灾民们也是铁公鸡一毛不拔。后来眼看灾民日多，许多不愿饿死的人要被逼闹事了，阎锡山才把孔祥熙找来，要他想办法弄钱救济灾民。

孔祥熙满怀信心地对富商大户们一个个登门造访，想请他们捐些钱粮，可跑了几天，几乎所有的人都向他哭穷，有的甚至还要向他借钱度饥荒，弄得孔祥熙哭笑不得。他知道这条路走不通，便跑到北京，找设在那里的“华洋义赈会”，请求贷款救济灾民。可这个“义赈会”也有个洋规矩：贷款必须拿实物做抵押担保。接待孔祥熙的是位孔祥熙过去认识的传教士，他到山西时受过孔祥熙的热情接待，也算有些交情。他很想为孔祥熙出力，但规矩又不能破坏，这位传教士便对孔祥熙说：“要凭我们的交情和你府上的财产，我可以做主给你贷款。但是你这笔款子救济灾民后，你拿什么偿还？到时你抵押的东西可是真要收走拍卖的，你可要三思！”

这个问题太严峻了，孔祥熙没有理由拿自己的私产去替阎都督救灾。但是，还有没有其他办法呢？他在街上溜达时看到城里道路，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

他找到传教士说：“可不可以采取以工代赈的办法？我们贷了款不是发给灾民，而是让他们修公路。这样灾民可以得到工钱有了活路，公路修起后就可以用公路的收费还上贷款了。”

“这个主意不错！”义赈会经过讨论认可了这个办法。

孔祥熙马上赶回山西向阎锡山汇报，阎锡山大喜过望，连连夸奖孔祥熙。孔祥熙认为自己找到贷款就算完成任务了。谁知阎锡山非要他负责去修公路。孔祥熙极力推辞说：“这修公路可不是我分内的事。你应该另委专人负责。”

“俗话说‘一客不烦二主’，还是孔兄负责的好。你想这款子是你贷来的，到时归还也是你去办理。换了别人负责，他没有这个责任心，钱花光了公路修不起来，到时你不是要坐蜡吗？”阎锡山也真能往孔祥熙心窝里侃。

孔祥熙一琢磨：对咯，这钱贷回来交给别人，人家可不管那么多，公路一旦修不成，自己的家业可就得都搭进去了。明知负责修公路是个苦差事，孔祥熙这时也只好硬着头皮干了。不过，阎锡山总算委派了个公路督办，作为孔祥熙的助手。这个人也是精心挑选的，是孔祥熙的好朋友、阎的手下团长赵友琴。

孔祥熙从华洋义赈会贷回100万美元，接着便找人边勘探设计，边招募灾民出工，修起了晋南公路。

修公路的当中，孔祥熙还真把这事当成自己家的事一样尽心尽力，一丝不敢松懈。有一天和赵友琴外出视察回来晚了，不小心跌进一个深坑，差点把腿都摔断。

公路到底修成了，它使灾民们得到了工钱，买到了粮食，度过了饥荒；使政府借此缓解了社会矛盾，防止了灾民闹事酿成社会动乱；也发展了山西交通，有助于经济开发。

这下一好百好，孔祥熙受到了各方的赞扬。

北洋政府总统黎元洪赠给孔祥熙一块大匾，上书四个鎏金大字：“急公好义”。因为修公路过程中太谷教会也出了不少力，孔祥熙把这块匾转送了太谷教会。

阎锡山也送了一块匾，上书四字是“扶危济困”。孔祥熙把它挂在了自己的校长公馆。太谷的绅士们则给孔祥熙送了一副功德对联。对联是：

太息大旱成灾，莫道救荒无善策；

幸得以工代赈，须知实惠济斯民。

有了这样的业绩，孔祥熙虽说还未担任什么要职，但他在地方上已经是声名鹊起，这就为他在政界的崛起铺平了道路。

第十四章

广交朋友

与孙中山的连襟关系让善于赚钱的

孔祥熙又有了政治上崛起的机遇

人说，一个成功的男人背后，总有一位伟大的女性，宋霭龄便是这名言的实践者。在这个家庭里，丈夫的前途便是她心中的太阳。她自己不喜欢政治，不出任公职，但却要求和指导着孔祥熙，让他在政治上一步步发展。

孔祥熙赚钱的才能确实是无与伦比的，以前的事情宋霭龄不曾目睹，她不好妄评，而这几年她亲眼所见的孔祥熙的几桩买卖，是足以令她兴奋的了。他们夫妇从日本回国，受领的任务是到上海策动反袁起义，换了一般人物，这一件事就得日夜操劳，东奔西走，提心吊胆，如履薄冰，而孔祥熙在奔走之余，却发现上海房地产有利可图。他回上海不到一个月，就看中了一所房子，这是位于亚尔培路一所德国人的私房。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这位德国人急于回国，要处理房子。孔祥熙抓住他急于带钱走的心理，以16000元买了下来。霭龄看过房子，嫌德国人的房屋样式不合口味，认为孔祥熙花了冤枉钱。孔祥熙并不争辩，只说如果认为不好，可以再卖。霭龄说，“这房子可不像衣服，样式旧了就压箱底，这种不动产，投入太高，倒换困难，你孔家有钱就往这上面赔吧。”孔祥熙只嘻嘻一笑：“赔？我孔某今生还没做过赔本的生意，不信你等着瞧。”果然，仅仅过了一年，没有在上面再花一分钱，孔祥熙就以3万多元的价格出了手，整整比一年多前买进时赚了一倍多。当时孔祥熙就问霭龄：“请问世界上还有什么正当的买卖能有超过100%的利润率？”卖房所得的钱孔祥熙并没有带回太谷，而是用这3万多元卖房款立即在上海福开森路又买了一座房，这一次是辛亥革命元勋黄兴的住宅。霭龄因原房主人名声太大，怕住进去压了自己，仍不满意。孔祥熙只说声“别忙”，几个月后迫害孙中山、黄兴的袁世凯一死，黄兴的旧房立即升值，孔祥熙又以6万多元卖出。这两买两卖，总共没花几天时间，却使原先的投资翻了两番。这样赚钱的速度和效率，就是上海专门的房地产商也做不到。而他仍然用翻上来的钱，再在西爱咸斯路买了一处房子，几年不到，这所原价6万元的房子又涨到了60万元。霭龄对孔祥熙的赚钱本领这才真正信服了。

但是霭龄认为，在中国这样的社会，仅仅靠这种投机赚钱是不行的，必须要在政治上发展，才能创造更大的赚钱机会，也才能保住到手的钱财。孔祥熙在与宋霭龄结婚之前，虽说又是当司令，又是办社团，但他的主要精力，始终放在办学和经商上。但是自从霭龄走进他的生活，情形就逐渐不同了。比如这次孔祥熙离开太谷，到太原出任阎锡山的参议就是一个证明。当然霭龄担任大总统的秘书，对政界风云和官场内幕比孔祥熙了解的多得多，因而她的眼光和胃口也要大得多，让孔祥熙出任参议远非她的目标，这还不过是对孔祥熙的试炼和淬火，她相信机会总有一天要到来的，但是能量需要积聚，阶梯需要开凿。

庆龄和孙中山的正式结合。使孔祥熙由一个上海买办商人的女婿，一跃而成为革命领袖孙中山的连襟，他在政治上发展的道路已经开放，霭龄在鼓励孔祥熙涉足官场的同时，不断通过她的亲朋故友放出气球，让他们注意孔祥熙的才能和背景，这一手现在已经显出效果。

1916年底，东北大帅张作霖的专使到山西求见孔祥熙，但老孔不愿在阎锡山的督军署接待这位贵客，因为这里只是他的暂时栖身之地，在这里他的身份只是一个参议，缺少主人的环境氛围。因此他返回了太谷，张作霖的这位专使只好到太谷去拜见他。

八方主动结交，孔祥熙暂不出山

桌上摊开着张作霖的见面礼物：两支装在精美红木漆盒子里的百年野山参，两件折叠整齐泛着黑油油光泽的貂皮大衣，10支散发着清香的鹿茸角。张作霖的专使对孔祥熙谦恭地笑着：“孔先生，大帅对您仰慕已久，大有刘皇叔思慕卧龙之饥渴，他新掌东北，迫切需要您这样的盖世奇才辅佐襄赞呀！”

“唔。”孔祥熙不动声色地听着，“这话说过头了吧，孔某哪里值得这样比附。”

“孔先生，这话可不是我编出来奉承您的，这里有大帅的亲笔手书呢。”专使看自己的说辞打不动孔祥熙，这才捧出张作霖的大红信札。

对于张作霖这样的大人物来结交自己，孔祥熙内心当然是非常高兴的。张作霖何等人物，孔祥熙虽没见过其面，但对其人其事却并不陌生。这位大帅1875年生于奉天海城，字雨亭，虽说只比孔祥熙大5岁，却有着不寻常的经历。他的父亲本也开有小商铺，还兼设赌局从中抽红，家境也算不错。可张作霖14岁时父亲突然病故，家道中落，张作霖无力再读子曰诗云，乃改学能够尽快谋生吃饭的兽医。20岁时他吃粮当兵，加入了毅军，不久因对上司不满，携枪潜逃。他逃跑后跻身绿林，打家劫舍，“胡子”队伍竟日渐声势浩大。“要做官，扯旗造反受招安”，这一旧社会的谚语还真灵验。1902年。他的队伍被清廷收编，他一下子被任命为新民府游击马队管带——一个营长，如果他在原来的队伍上恪尽职守地勇猛作战，也不会有这么好的官运。1904年，日俄战争开始时，张作霖曾倾向俄国，但不久又为日本人出力，从此张作霖开始了投靠日本帝国主义的生涯。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他被任命为“奉天国民保安会”军事部副部长。袁世凯“登基”时，他被任命为奉天督军、东三省巡阅使，从此开始了他独掌东北的时代。但当时袁世凯封他为“子爵”时，张作霖却大为不满，叫喊说：“妈拉个巴子！凭什么让我给别人当儿子？”因为在他看来，子爵就是儿子的意思。伯爵不但要当父辈，还要超过父亲给他当伯伯，他岂能容忍！张作霖为了巩固他在东北的统治，进而窥伺中原，开始极力搜罗人才。他派人来拜访孔祥熙，正是为了实现这一目的。

孔祥熙打开张作霖的信札，果然张作霖说得肉麻兮兮：“……雨亭虽僻居关外，但已久闻孔先生大名。如雷贯耳！先生善于创造，勇于负责，且擅长交际，熟悉洋务，倘蒙荷允赐予臂助，对于此间之内政外交，必有莫大裨益焉……”

孔祥熙看了半天，虽然说得天花乱坠，邀请之心倒是跃然纸上。只是去了之后，受什么待遇，有什么好处，这些实质性的问题，却语焉不详，这使孔祥熙将心冷了下来。

孔祥熙当时没有表态，而是带这位专使在铭贤校园内遛了一圈，这位专使自然对学校规模设施备加叹赏，这时孔祥熙才说：“铭贤自创建以来，已为国家培养了一批急需人才，有些已进入美国大学深造，必将在未来发挥卓著作用。为国家培养英才，这是百年大计啊！所以，庸之虽深感张大帅之厚爱深情，只是铭贤事务缠身，暂时还难于离开，还请专使先生回去转达我对大帅的感激！”

“那么，孔先生不肯襄赞张大帅建设东北了？”专使失望地说。

“不，适当的时候，或者学校事务可以托付他人的时候，孔某会去大帅处亲致谢忱并且效力的。”孔祥熙不肯把路堵死。

出关会见张作霖，与张氏父子建立密切关系

专使回到东北，报告了会见孔祥熙的情况，张作霖对孔祥熙的不识抬举很有些怒气。这时专使才说出自己的看法：开始孔先生很热情很高兴，不料到中途突然转变了风向，是不是大帅信中没有明确委任官职的缘故？张作霖哈哈大笑：“这个，我是有意不明说的……”

却说张作霖虽然胡子出身，却是工于心计，据说他执掌东北得力于日本人的支持，而日本人支持他则是为了控制他，以便在适当的时候夺取东北。张作霖与日本人是既有勾结又有争夺，张想利用日本人巩固自己的统治，日本人想先扶持他而后取代他，这样双方不免常有暗中的较量。有一次开宴会，日本代表突然提出要张作霖一幅墨宝。那个日本人对张并不了解，以为他没有什么文化，会因此出乖露丑。谁知张作霖当即铺开一张宣纸，用特大号圆头狼毫饱蘸浓墨，龙飞凤舞地写出一个漂亮的草书“虎”字，笔力遒劲，令围观者击掌叫绝。张作霖紧接着在下面落款，写了一溜小字“张作霖手黑”。写完后就叫人送给日本代表。他的秘书一看落款，见他把“手墨”写成了“手黑”，认为这样的错别字交出去要闹笑话，赶紧摁住不让取走，又把张作霖拉到一旁，悄悄说：“大帅，上面有错字，不能让日本人拿走！手墨的墨字下面还应该添上个‘土’呢！”谁知张作霖一下子高声吼了起来：“妈拉个巴子，老子不知道墨字下面有土吗？可你知道这幅字是日本人要的，中国一寸土也不能给这些龟儿子呀！”从此，张作霖手黑就成了一句广为流传的话，日本人也从中知道张的骨气和为人，一时不敢对东北下手。张作霖这次对孔祥熙夸奖而不许以实职，就是玩弄的又一个小手腕。

见孔祥熙并没有因几句好话贸然前来，张作霖知道此人确是有头脑的人物，加上他已成为孙中山的连襟，日后必在中国政治舞台上出一番风头，是个必要时能够出得上力的人，便决定进一步拉拢关系。

孔先生祥熙兄勋鉴：

前番委专使特赴晋诚聘，奈先生以关东偏僻，雨亭冥顽，不足以教习之故，乃以铭贤事务为辞推托。此之愈见先生清高、雨亭寡陋也。今不揣冒昧，敢请先生能来奉天一行，当面请教为盼！

孔祥熙见了这封电报，感到再推托不去惹恼了这位大帅，有诸多不妥。与霭龄商议的结果，认为去走一趟有两大好处：第一，可借此显示自己身价；第二，若果能与这位实力人物搭上关系，日后必有用处。因此，便回电同意前往。

孔祥熙拿了张作霖的电报向阎锡山请假，阎锡山一看之下，心中不免生怒：“好你个吃里爬外的家伙！在我这里做着参议，又要去结交外人。”他刚要发作，突然又换了笑脸：

“孔兄只管前去，若张大帅能够委以重任，也是咱山西人的光荣。只是在那里高升以后，不要忘了我们的交情，必要时还要暗中帮兄弟一把才是。”

孔祥熙连忙表示，此去并无在东北任职的打算，只不过借机到那里探探虚实，替阎君联络一下而已。阎锡山于是特赠了路费，送孔祥熙前往。

1917年春天，在张作霖派来的使者陪同下，孔祥熙登上了驶往关外的火车。

关内已是春暖花开，火车驶过锦州，原野依旧是白雪皑皑。这使孔祥熙的心凉了半截：乖乖，都说关东好地方，可这季节了还满地冰雪，这白雪得盖大半年吧？黑土地再肥沃，能有几天没雪的日子，能长出什么好吃好喝的东西？这时他已从心里打定主意，张大帅给多好的职位，也不能在这儿干！

车到沈阳奉天督军府，张作霖派高级轿车把孔祥熙接到豪华饭店安顿下，稍事休息即安排了豪华宴席给他洗尘接风。张作霖打着哈哈一路笑声走了进来：“哈呀老弟，贵客呀贵客！今日得见，雨亭三生有幸，有幸！”

孔祥熙急步前迎：“大帅！久慕大帅风范，今日得以拜谒，庸之不胜荣幸，不胜荣幸！”

酒桌上摆满了丰盛的菜肴，侍者一一介绍：烤熊掌，炖鹿鞭，蛤斯蟆，烧飞龙……这都是关东特产，最有名的美味营养食品。张作霖手举酒杯，向餐桌上一指：“你可不要看现在咱地方漫天风雪满地冰，宝地啊，这些东西，你在别处怕是吃不到的，啊？”

“当然当然！满清就是从这里起家入主中原的嘛，大帅经营东北，大有可为呀！”孔祥熙话里藏话地说。

做个东北王当然不是张作霖的最终目标，他所以从各地网罗人才，正是要觊觎全国，重演清军入关夺天下的故事，孔祥熙这句话可捧到了张作霖心里，他一口干掉杯中酒，双手抓住孔祥熙：“老弟啊，这次来了就不要走了！现在白山黑水，任君驰骋！将来还会有一天，让你衣锦还乡啊！哈哈哈……”

17岁的张学良也悟出了二人谈话的切口，把孔祥熙当成了高参谋士，连着敬了几杯酒。孔祥熙又把这位少公子大大夸奖一番，二人从此也结下了友情。

孔祥熙这次与张作霖举行了几次密谈，共同分析了袁世凯死后国内的形势。孔祥熙还向张作霖阐述了关内各派力量的特点，二人达成了一些默契。但谈到留在东北的问题时，孔祥熙却打起了哈哈：“大帅，庸之此来只是要拜见大帅，表示一点忠心，能够出力的时候绝不含糊，至于留在此间，铭贤学校是我立身的根基，我不能轻易抛开，待我回去安排好校长人选，能放心离开时再作商议如何？”

张作霖知道强扭的瓜不甜，孔圣人肯交心出主意就是不小的收获了，于是不再强求，准备了一份贵重的礼品，送孔祥熙回家了。

孔祥熙回到山西，不断把关内的重要消息密报张作霖，并为他做出一些分析。孔张函电交驰，往来甚密。孔与张作霖的关系当时只是抬高了自己身价，而在张学良继承其父掌权后，这种关系的价值却一下子变成了一笔重要财富，为在蒋、冯、阎大战中蒋战胜冯、阎和解决西安事变，都发挥了别人起不到的一些作用。

与吴佩孚成为莫逆之交

孔祥熙在结交东北张大帅之后，又与直系军阀中的风云人物吴佩孚交上了朋友。

此前孔祥熙与吴佩孚同样没有见过一面，但是时局的发展给了他们这种契机。

袁世凯之死，并没有给军阀统治的中国带来什么希望，北京政府的大权依然操在北洋军阀手中，换上黎元洪当总统，也是换汤不换药，局势一如以往。

1917年，建立民国6年后的一天，北京城里突然来了一支脑后留着大辫子的清兵，街上人先是目瞪口呆，接着是唧唧喳喳：“民国多年了，哪来的这支满清辫子军？莫非是清兵又从坟墓里钻出来了吗？”

不久人们明白了，这不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死人军，而是北洋军阀的一支部队，它的统帅是张勋——原袁世凯手下的一个将领。

张勋1854年生于江西奉新，1911年8月被清政府授予江南提督之职，武昌起义爆发后，曾在南京屠杀平民数千人，被民军打败后退守徐州。袁世凯表示拥护共和、窃取总统宝座后，这位袁世凯的心腹将领竟下令不许部下剪掉发辫，以便随时准备恢复大清王朝。他本人也因脑后那条大辫子被戏称为“辫帅”。仅从袁世凯能容忍这么一个怪物执掌兵权，也足可看出袁世凯拥护共和是多么虚伪。袁世凯称帝闹剧遭全国人民讨伐，并没有使这位张大帅从中汲取什么教训，反而于袁世凯死后的1917年5月，在徐州召开督军团会议，公开提出复辟清王朝的主张。

6月，总统黎元洪和国务总理段祺瑞发生纠纷，张勋认为时机已到，即打出“调解府院争端”的旗子，率领辫子军开赴北京。他一到北京，立即解散国会，让段祺瑞下了台，又逼走了黎元洪。他从故宫里请出废帝溥仪，于7月1日把他又扶上了金銮宝座，恢复了大清。而这位辫帅则自封为议政大臣兼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可惜这场复辟闹剧寿命更短，仅仅上演了12天就收了场，张辫帅躲入了东交民巷的荷兰使馆避难去了。

皖系军阀段祺瑞率军击败张勋后，由直系军阀冯国璋代理大总统，段祺瑞自己则以国务总理名义总揽政府大权。发生在北京的这些闹剧对于外地来说基本没什么震动，一切还是老样子。阎锡山还是一心经营他的山西老窝，而孔祥熙则密切注视着这一切，寻找适当表现自己的良机。

8月，孙中山在广州组织了护法军政府，通电反对北洋军阀的反动政府，号召进行北伐，实现真正的民主共和。而北洋军阀政治则不能容忍孙中山的东山再起，也积极组织军队向南进攻，要一举消灭孙中山的力量。

这时，一向默默无闻的吴佩孚大出风头。

吴佩孚，字子玉，1874年生于山东蓬莱，清末考了个秀才，后来投军，向以儒将自居。他1906年任曹锟部下的管带，辛亥革命后当上第三师炮兵团长。张勋复辟闹剧收场后升为第三师师长——那时候，一个师长就是国家政治舞台上的人物了。吴佩孚踌躇满志，要为荡平孙中山的力量争立奇功。1918年3月，他开始率兵南侵。每遇开战，他就用青布裹头。骑马奔到前沿，亲自挥刀督促士兵作战。带着攫取湖南督军的个人野心，他一路疯狂猛攻，竟连克岳州、长沙、衡阳。这一下以往名不见经传的吴佩孚声名大振，北洋军阀中的同僚狂热地吹捧他为北京政府的“南天柱石”。

吴佩孚为北京政府打下了潇湘大地，原以为湖南督军的宝座非他莫属了，却不知官位从来不是按功授予的。执掌政府大权的段祺瑞，毫不犹豫地把湖南督军位置给了自己的皖系亲信张敬尧。吴佩孚忙活一场，只得了个“孚威将军”的虚衔，和一个援粤军副总司令——一个需要卖命却又不是正职的官。这一下吴佩孚大怒，不肯再为他人作嫁衣了。他发出了“罢战求和”的通电，主张南北议和，不再向广东进攻一步。

吴佩孚的主张，主观上纯粹是为了报复段祺瑞，但客观上却有利于军事力量不够强大的孙中山的军政府，也有利于横遭战争之苦的民众。但吴的这一主张能不能得到响应，他心里可没一点数。

就在吴佩孚焦急地等待各界反应的时候，他收到了第一封支持他的公开通电。这封电报称赞吴佩孚“爱国忧时，有胆有识，敢作敢为”。吴佩孚看了电报，顿时喜上眉梢，大叫：“天下毕竟有人识得我！”可看电报落款时，却是他还从未听说过的一个名字——孔祥熙。吴佩孚急忙令人查询这孔祥熙是何方圣人。一查之下，此人虽只是阎锡山手下一个参议，却是孔子75代裔孙，孙中山连襟。吴佩孚大喜，这孔某人官位尽管不高，但后两个身份在中国还是有分量的，便马上亲笔给孔祥熙写了一封信。

吴佩孚在信中先对孔祥熙支持自己的主张表示了感谢，并把孔引为“平生知己”，邀请孔祥熙“出山相助，代为运筹帷幄”，许愿到自己这里来，定给予高官厚禄。

却说参加过同盟会、国民党，现在又是中华革命党一员的孔祥熙，和不肯做奉系军阀张作霖的幕僚一样，当然同样不会来这个直系军阀手下任职。他所以发出这个通电，是因为看到了吴佩孚当时主张积极的一面，借此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也扩大一下自己的知名度。当然啦，能和这样一位风云人物交上朋友，他还是很愿意的。多个朋友多条路嘛。

孔祥熙给吴佩孚回了信，感谢他的一片好意，表示愿意与他长期交往，结为朋友。至于“出山”一事，他仍以铭贤学校之事不能离开为借口，进行了推托。

吴佩孚看孔祥熙不肯前来，知道这也是强求不得的，能有一位关键时刻支持自己的人总是好的。吴佩孚又写信对孔祥熙致力于兴办教育的抱负，表示了钦敬，说了孔祥熙一大堆好话。从此，这二人还真成了朋友，来往不断。

吴佩孚三答土肥原贤二，不肯为日本帝国主义利用

孔祥熙一封电报结交一个从未谋面的大人物，足见他的精明和算计。

以后孔吴二人仍各自沿着自己的轨道运行。孔祥熙在投靠蒋介石之后。终于成为国民党政府的核心人物，众多小军阀都拜倒在了他的脚下。而吴佩孚此后也是直线上升。“五四运动”期间，他以爱国军人自居，通电反对在巴黎和约上签字。1920年，他联合奉系军阀打败了段祺瑞。1922年，又打败张作霖，掌握了直系军权。先后任两湖巡阅使、直鲁豫三省巡阅副使，支持曹锟控制北京政权，操纵政局。后来他残酷镇压京汉铁路工人罢工，血腥屠杀共产党人和罢工工人，一手制造了“二七惨案”，终于在1926年被国共合作的北伐军打垮。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蛰居北平。晚年这个直系军阀头子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爱国良知却未曾泯灭，不肯为日本帝国主义所利用。

这时已登上南京政府高位的孔祥熙，不忘旧情，每次路过北平，都要去看望昔日的吴大帅，有时还赠予大捆现钞和礼品。这使吴佩孚十分感动。孔祥熙与吴佩孚的关系，使吴在抵制日本帝国主义拉拢方面，发挥了有利于抗战大业的重要作用。

1938年6月，日本帝国主义为摆脱侵华困境，策动在中国成立汉奸政府，以实现“以华制华”的妄想。他们一方面拉拢国民党副总裁汪精卫，一方面拼命引诱吴佩孚这个原北洋政府的头面人物，企图造成“汪主政、吴领兵”，“北吴南汪”的“合作局面”，以为这样他们就可以建立一个“有威望、能站得住脚的”伪政权。如果这一阴谋实现，确实会给中国的抗战事业造成极大危害。为此。日本大本营决定由大特务、号称“中国通”的土肥原贤二中将负责对吴佩孚的拉拢工作。

由于吴佩孚是个影响很大的人物，他是否做日本人的工具，对抗战局面关系甚大。因此，国共两党也积极争取吴佩孚。1939年元旦，这时已任国民党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利用和吴佩孚的老关系，秘密写信给他，称赞他在中国面临外敌入侵时“正气凛然，不可侵犯”，表示政府对他“悬系不已”，暗示他不可为外敌所利用。

中共代表董必武在同年2月21日专门发表文章，告诫吴“自全晚节，不要被日寇所利用”，“不做日寇的傀儡”。在这些忠告和全国军民抗战热情的影响下，住在已被日寇占领下的北平城里的吴佩孚，终于保持了民族气节。北平维持会会长江朝宗去请吴佩孚出山，吴佩孚当面痛斥江朝宗“老而不老”，让江朝宗满面羞红，嘿嘿而退。

土肥原仍不死心，便亲自出马去做说客，结果3次登门，3次碰了吴的软钉子。

第一次，土肥原以下人自居，哀求说：“请玉帅（吴佩孚字子玉，所以日本人敬称他玉帅）出来，救救我们日本。”

吴佩孚哈哈大笑，说：“我自身尚不能救，焉能救人？”

土肥原不欢而去。

第二次，土肥原经过一番思索后，一来就开门见山地说：“请玉帅出来，调停中日和平。”

吴佩孚顺势说：“好哇！请贵国天皇和我国蒋公来电，请我出任调停，当然可以。”

这无疑给土肥原出了个大难题，他无以应对，只好告退。

土肥原回去大动了一番脑筋后，第三次又来到吴佩孚家里，这一次他说的是：“请玉帅出山，担任原职，维持中日民族问题。”

吴佩孚摇摇头苦笑说：“现在根本谈不上出山。如要我出山，请贵国人等一概退出中国，包括东北在内，可以吗？”

土肥原自以为是头号说客，凭三寸不烂之舌定能说动吴佩孚，谁知冥思苦想了那么久，还是话一出口就被吴佩孚噎得直翻白眼。

土肥原看这样引诱劝说不行，决定动硬的，准备对吴佩孚以死相逼。这次他杀气腾腾地来到吴的家里，还没开口，吴佩孚就请他先看一样东西。到后堂一看，原来是一具黑漆棺材，上面吴佩孚已经刻上了自己的名字，只空了具体的年月日时间。吴从容不迫地问土肥原：“是不是今天这个日子？我要不要现在刻上再谈？”

人家准备到了这份上，土肥原知道再拿死亡逼迫也是无济于事的，只好带领持枪的特务悻悻退出。

原先热衷于打内战的军阀也不肯为外敌效命，日本人从这里知道了中华民族之不可侮。吴佩孚晚节可嘉！

孔祥熙未显赫时结交朋友，最终都有了收获。

第十五章

初任公职

由处长而局长，孔祥熙的感觉：做官真好

孔祥熙担任阎锡山的参议，从内心说来不过是一个过渡，为的是进一步熟悉官场，广交朋友。1922年，他感到羽毛已经渐丰，恰好昔日好友王正廷又向他发出邀请，就乘机向阎锡山提出了辞职。

“啊，庸之兄！当初我就想委任你出任厅长，可你不肯。这几年你为建设山西出了很多好的主意，出了很大力，如果对现在位置不满意，可以另作安排，何必非要离开故乡热土呢？”阎锡山不愿意孔祥熙另谋出路。

“这几年在阎公麾下，观阎公恤民建政，耳濡目染，得益多多，本想继续在此间效力，怎奈王兄见召，不能不去，等那边的事情处理完了，一定再来，一定再来！”孔祥熙话是这么说，然而他从此一离开，就如鱼入深渊，一生中再也没有回到阎的手下。

那位曾经推荐孔祥熙担任教会职务的王正廷，这次给他谋取的已是一个正式的政府公职。

10年前，孔祥熙担任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一职，等于是帮了王正廷一把，使他顺利渡过了难关，王正廷对孔祥熙是心存感激的。而且孔祥熙看上去没有野心，他虽然精明能干，年龄又长于王正廷，但却对王非常恭顺，乐于听从他的安排，这使王把孔祥熙看作自己可以依靠的一个朋友。

王正廷已经度过了那段不如意的日子，他又在民国舞台上活跃起来。1916年袁世凯死后，他复任参议院副议长。不久，第二次国会解散，他又率议员赴广州，参加孙中山先生领导的护法运动。1919年，王正廷回到北京，同北洋政府的外交总长陆徵祥、驻美公使顾维钧等人一起，以全权代表的身份出席了处理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遗留问题的“巴黎和会”。中国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胜国，但在这次会议上，一些帝国主义国家却把中国放到了战败国一样的地位上，日本就提出要求，要接管原被德国侵占的我国青岛。德国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败国，它侵占的我国的地盘，理所当然应当归还中国，如被日本拿去，中国不是虽胜犹败了吗？但北洋政府却命令代表团准备在这样的和约上签字。这一消息大大激怒了一切有爱国心的中国人，五四运动因此而爆发。在国内一片抗议声中，作为中国代表的王正廷拒绝在和约上签字。经过一系列交涉，青岛终于被交回到中国人手上。

1922年，北洋政府设立一个鲁案善后督办公署，专门处理收回青岛主权的事宜。王正廷担任了鲁案善后公署的督办。这时他想到了与洋人打交道有一定经验、遇事又勇于负责的孔祥熙，立即向他发报提出邀请，要他离开山西到身边来，助自己一臂之力。此时，孙中山也致电孔祥熙，催促他尽早上任。于是，孔祥熙才向阎锡山辞去了“参议”之职，于1922 年3月赶赴济南，就任“鲁案善后督办公署实业处长”。12月初，王正廷命孔祥熙由济南赴青岛，办理接收事宜，这样，孔又担任了“胶澳商埠电话局局长”。

这是孔祥熙第一次担任北洋军阀政府的“公职”，也是他步入仕途的开始。

当孔祥熙以官方身份开始活动时，他感受到了“官”的巨大好处：到处受到盛情招待，宴会有山珍海味，外出游玩有专人陪同，处处看到的是笑脸，听到的是赞歌般的奉承。过去虽说他的生活条件也是相当优越的，但大多花的是自己的钱，要处处算计，请客送礼也要考虑能否有适宜的回报。而在这些公务活动中却完全不是这样，主人们只图巴结，也顺便从中捞取一些好处，而他接受这些招待，也不必考虑欠下谁的人情，反正花的是公款。自己享受理所当然。他心里第一次对当官这门子事有了直观的感受——当官真好！当然。由于初次出道，孔祥熙对自己负责的工作也是尽心尽力的，他像对待铭贤学校的事务一样，十分认真，接收中笔笔账目都要亲自核对，件件实物都力求有着落，使外方无一点作弊的可乘之机，他的工作精神受到一致好评。

大受鼓舞——潘益民相出孔祥熙有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奇相

可惜，鲁案善后督办公署是个临时机构，1922年12月10日接收竣事后，基本上就无事可做了。孔祥熙感到出来这一趟有些不合算，任职时间太短了，有些东西还没体会够就很快结束了，他有些无精打采，不知道下一步究竟怎么办好。

这天，他正在办公室信手翻阅几张报纸，公署秘书潘益民走了进来：“孔局长忙啊？”

“是啊，有几件事要马上处理。”精明的孔祥熙不愿意让人知道自己无所事事，他几乎是不假思索地作了回答。

“噢？公署里苦乐不均啊，有的人把事情推到孔局长这里，自己却到外面打牌听唱。嗯，不打扰了，你忙，你忙啊！”潘益民有些怪声怪气地笑着，就要告退。

孔祥熙一听就明白，自己刚才应对有些不妥，公署里有多少事情可做，别人不知道，他这大秘书能不清楚吗？自己说忙，显然是蒙不了人家的。就赶紧改口说：“其实一点小事，明天再处理也行，你坐你坐！”

“哎，我现在是闲人，瞎串，瞎串。怎好打扰孔局长工作？”潘益民口里说着，屁股却已经坐了下来。

“潘秘书平时是大忙人，难得到我这里坐，今天聊聊加深一下感情嘛！”孔祥熙为潘益民泡上一杯茶送到跟前。

两人聊了几句时局和天气之类的闲话后，潘益民突然开口问：“孔局长最近研究些什么呀？”

“我？”孔祥熙摇摇头，“看来潘秘书学有专攻喽？”

“那倒也谈不上。不过这几日闲来无事，寻着位师傅，跟他探讨些相面之术，我认为咱们中国这传统的玩意儿，还真有些名堂哩！”潘益民挺认真地说。

却说这时潘益民不过20来岁，而孔祥熙已是四十二三岁的人了。孔祥熙听他说研究相面之术，就觉得有些歪门邪道的意味，不觉有了教训的口吻：“年轻人还是要钻研些经世济用的学问，搞那些玄玄乎乎的东西，怕不好呢。”

潘益民却不以为然：“嗯，你可别说，我给几个人试着看，人家都说我相得挺准呢！”

“嗯，有人信就行。嗯，也好也好。”孔祥熙与人交往中，在一些无关紧要的问题上，历来不肯过分坚持什么，也就顺坡下驴着说。

“那，今天反正事也不多，孔局长何不让我也给你相上一面呢？”

“给我相面？”孔祥熙头摇得像拨浪鼓，“你知道我信的是耶稣基督。学的是开矿经济，怎么会信那个？不相不相！”潘益民一点不气馁。“我是看孔局长确有贵人之相，才赶着要给相的。我说得不准，你别信就是了。反正我又不跟你讨卦金，你怕什么呢？”

“那就随你相好了，反正我是不信的。”孔祥熙不愿为这事争执。

于是潘益民离开座位，装模作样地在孔祥熙身上望了起来。

潘益民先看孔祥熙的天灵盖和下巴，口中念念有词：“瞧！‘福德天仓地阁圆，五星光照福绵绵。’孔先生有福啊，从小至今绝无饥寒冻馁之事，定是家境福康，蜜罐子里长大，总是手有余财。我说得不错吧？”

孔祥熙似信非信地笑笑，没有说话。

潘益民来了精神，光对面看觉得不够劲，就动手去摸孔祥熙的耳朵：“嗯，不光有福相，还有官相哩！看！你这是‘水耳厚圆高过眉，又兼贴脸有垂珠；硬坚红润如卓立，富贵当朝大丈夫’，现在就有官位，将来还能入朝哩！”

孔祥熙说：“你就捡升官发财之类好听的说吧，人大都爱听呢！”

潘益民一脸郑重：“我这相面讲究的是实事求是，是什么相我就说什么相，不是给人逗闷子玩的。他没有福相的，给我座金山我也不能给他说有；同样，真有好面相，尽给我难听话我也得给人实实在在地说。咱这又不是骗人的玩意儿，也不能昧着良心瞎说，你说是吧？”

“是的是的。”孔祥熙知道自己刚才说的话人家不爱听了，“你看完了吧？今天中午我请客，你挑地方吧。”

这下潘益民高兴了：“别忙别忙！你当我这相术就这两下子吗？还有好多地方没看呢。吃饭的事相完了再说。对，就说这吃饭的家伙吧。瞧！孔局长是‘龙口两唇长且坚，光明口角更清奇。呼聚喝散权通达，玉带缠腰世所稀’。你这高官之位命相里注定的，随你不想坐也不行的。”

潘益民把孔祥熙脸上看了个够，又要看手相，刚翻开孔祥熙的左手掌一看，潘益民就惊叫一声：“哎呀，贵人在上，请受小弟一拜！”

潘益民起身后退一步，当真就要下跪。孔祥熙见小潘煞有介事的样子，也有些吃惊，一把扯住他问：“你又看见什么了，弄这阵仗？我请客的事已说定了，你不用这样唬我了。”

潘益民一脸正经：“贵不可言，贵不可言！”

孔祥熙哈哈一笑：“什么贵不可言，黄龙旗早砍倒了，莫非我还能做皇帝？”

潘益民拿腔作调：“非也！阁下非帝王之相，乃卿相之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之相也！”

潘益民说完拿起孔祥熙的左手，翻过来指给他看：“瞧见了吧，这道长纹向右，然后这边三横相串，相书上管这叫琴纹。琴纹乃是拜相之纹。此纹汉朝张良有之。潘某看相多时，还从未遇到过。今日既遇贵人，岂可当面错过？请先受我一拜，日后孔局长发达了，我也好做个向阳花木、近水楼台。”

潘益民仍坚持要下拜。孔祥熙听他说得邪乎，也就随口应道：“如果孔某日后果有造化，绝不会亏待你咯！”

这一番相面把孔祥熙相得心情好极了，于是中午请潘益民大撮一顿。

此后孔祥熙果然仕途得意，5年后当上了南京政府的工商部长，10年后当上了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真个是“呼散喝聚权通达”、“富贵当朝大丈夫”了。这时潘益民找上门来，向孔祥熙讨要卦金：“相已看灵，何以谢我？”孔祥熙立即委任潘益民为国货银行沈阳分行经理。及孔祥熙当上了行政院长，更是俨然当朝宰相，一人之下，万人之上。这时对潘益民的相术已是坚信不疑了。他任命潘益民担任了中央银行的人事处长，开始借助他的相术选拔干部。

每有重要任命，总要先请潘益民暗中相过面，才做最后定夺。后来有人提出堂堂国民政府，这样做太荒唐了。孔祥熙不好拿自己的例子做证明，就拉古人出面。他说：“曾国藩用人就非常注意相貌，所以他率领湘军攻陷了天京，平了太平天国，成了大事。”又抬出儒家经典作论据说：“你们没有读过四书、五经吗？四书上说：‘眸子不正，则心不正’，这不就是相面的道理吗？”说得那些人哭笑不得。他大权在握了，自然由着他的主意来，这潘益民也就从此抱住了粗腿，做了他多年的相面大师。

孔祥熙不再想回太谷老死一隅，王正廷推荐出任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坐办

孔祥熙所在的“公署”不久就撤销了。

公署撤销，孔便无事可干了。要按过去他的想法，巴不得立即完事回家，好与妻儿团聚——这时夫人霭龄已为他生下了大千金令仪、大公子令侃、二小姐令俊，他的第二位公子令杰不久也即将降临人世，已是乐融融一大家人了。还要去照料他的生意，虽然这几年生意难做，但在他不断扩展下，也还是财源不断的，起码在表面上也要维持住“山西首富”的门面。更有他倾注了大量心血的铭贤学校，这时大学预科早已办好，不断有学生被送往美国深造，这所在中国偏僻小县办起的学校，正给他带来越来越大的名声。

但是，现在情况不同了。潘益民相面时他当场并未怎么看重，可那些话却深深印进了他的心坎里。闲来他常常独自琢磨——这些东西究竟可靠不可靠呢？难道面相真能预示一个人的命运吗？潘益民如果说就为了骗那顿午饭，也不至于弄得一惊一乍的呀。再照镜子看看自己，也果然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鼻直口方，耳大眉浓，确是不同凡响。看起来还真有点潘益民说的那种福相官相。可静下细想一会儿，又觉得很靠不住：自己今年已是四十二三岁的年纪，虽说现今衣食无忧，但幼年也有过捡煤渣的经历；虽说这次当了个什么局长，但也是昙花一现，几个月的时光就没了。现在连摊子都要撤，还有什么官位可做？再说，就是再找个什么事干干，40多岁的人还能有多大奔头？要做到当朝权贵根本没一点点指望，更别说什么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官了，那就是举上个黑漆灯笼，也照不出一点影呀！一会儿又想，这相面术也流传几千年了，要是没有一点道理，能代代传下来吗？还能有人研究相信吗？他就这么东想西想，一会儿觉得有劲，跃跃欲试，一会儿觉得没准儿，浑身懒洋洋的。

他出去走了几步，看见潘益民正忙着打点行装，准备走人。孔祥熙就招呼他：“潘秘书，瞧你忙得灰头土脸的，到我那里坐一会儿吧。”

潘益民这会儿可没心情：“哎呀，你不看我正忙着吗？我得赶公署撤退的班车，再晚就来不及了。”

孔祥熙说：“我有话跟你说，耽误一会儿没关系，真走不了我出钱雇车送你，谁让我们是朋友呢。”

“当真？我还真有些碎琐东西不好收拾。孔局长肯给我雇车，我给你磕头也行。”

这次是孔祥熙把潘益民拉来，扯了几句闲篇就皱起眉头：“哎，我说小潘兄弟呀，那天你给我说的那些东西究竟有准没准呀？”

“我给你说的什么？”潘益民一时不知孔祥熙说的是公事私事。

这一来孔祥熙也不好开口直说，停了一会儿说：“算啦！看来你也是有嘴无心，本来就是些逗闷子的闲话，过去也就算了。”孔祥熙站起来。就有送客的意思。

潘益民一看，这样结束谈话，雇车的事儿肯定得泡汤了，紧急开动脑筋想究竟说过什么让老孔挂念。这一想还真想起来了，他双手一拍：“哈，孔局长说的是那天相面的事吧？”

孔祥熙摆摆手：“算啦算啦，这种事本来不必当真的。”

“不不！”潘益民这会儿吃准了，定是自己那天的话给老孔煽起了什么欲望，何不再给他几句好话，让他把雇车的事儿定下来。“孔局长，我那天说的话句句是真，我有师傅的真传，有相书秘本为证，你可不能当儿戏呀。”

“我觉得不大可信。你说我有卿相之相，将来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我都40多岁了呀，平生政府的官才做这么个局长，还已经撤了，怎么还能有那种机会呢？”

“哈！你不听说过吗？有道是，人的命，天注定，胡思乱想不顶用；又道是，有福之人不用忙，无福之人忙断肠。这天命不可违呀。五代十国时天下大乱，老百姓都说没有一个英明的好皇帝，搞得天下战乱不止。一天那陈抟老祖碰上逃难的赵匡胤父亲，用一支扁担挑着赵匡胤、赵光义兄弟。陈抟老祖看了一眼这两个光屁股孩子，随口说出一句话：‘谁说天下少皇帝？如今皇帝一担挑。’这话传出来知道的人很多，可没有几个人相信。结果怎么样？果然是赵匡胤先做了皇帝，死后传位给兄弟赵光义，真正是皇帝当初一担挑了。你不要以为我是瞎吹瞎捧，这话我怎么不对别人说？你应该相信自己的呀。”

孔祥熙喃喃地说：“何时能有这种机会？你能预测吗？”

“我只看相，能认定你有这个骨相就够了。至于具体时间，那不是我研究的范围。你应该找算命先生，按生辰八字去测，我不通那一经。”

“你原来也不是全知全能啊。”孔祥熙有些悻悻然。

“全知全能的只有你们的耶稣基督。我是出家人不打诳语，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我能看准的我说，看不准的我绝不瞎编哄人。”

孔祥熙心底高兴起来，看来这小潘不是胡编瞎说，他肯承认有看不透的东西，就说明他说的是有些道理。

受到潘益民看相的鼓舞，孔祥熙一时不想回山西了。俗话说，争名于朝，争利于市，朝中有人好做官，太谷毕竟太偏僻了些，远离着社会政治中心，发达的机会太少了些。要让面相显灵，还不能放弃自己的努力。他主动找到王正廷，请求他为自己再谋一份差事干干。

王正廷笑了：“孔兄，前番两次都是我赶着求你请你，你还推三阻四。这一次怎么想通了？”

孔祥熙挺挺胸脯：“是的，这一次跟你接受青岛，目睹了洋人的嚣张，百姓的企盼，国家要有人出力啊！我孔某也曾饱读诗书，也曾出国留洋，我应该向你王兄看齐，胸怀天下。为民请命，为国效力。现在我的铭贤已理清了工作路数，走上正轨，可以不必多费心思；我的生意则是做也可，不做也可。我正当壮年，正是该为国出力的时候，人生易老，时不我待啊！”

王正廷使劲拍了拍孔祥熙的肩膀：“你老兄总算明白了这一层道理。虽说略嫌晚了点，但失之东隅、收之桑榆，说不定能抱大金娃娃呢。”

“全仗王兄提携啦！”

“好说好说。只要你想干，政府用人的地方多着呢。”

不久，王正廷请孔祥熙速到北京中俄会议督办公署报到，另有重任。原来，这段时间，北洋军阀政府在外交方面打算与苏联恢复邦交。苏联派加拉罕为代表，中国派王正廷为代表，双方商谈两国间有关的一切事宜，因此设立了中俄会议督办公署。王正廷被委派为督办。公署有两个要员。一个是“会办”，一个是“坐办”。“会办”由张作霖保荐的郑谦担任，“坐办”这把交椅就由王正廷推荐孔祥熙坐上了。

孔祥熙虽说事事用力，可看来在北洋政府中，他这个国民党人并不能顺利发展，要大展宏图，这条路似乎不大对头，必须另作打算。

第十六章

追随中山

宋霭龄为孔祥熙广州探路

早在1922年初，孙中山领导的南方革命轰轰烈烈，正是用人之秋，致电孔祥熙，要求他速去广东参加革命。孔祥熙夫妇商量一周，决定夫人先行一步，以便探探虚实，先借关系周旋一下。

4月的一天清晨，宋霭龄带着7岁的长女孔令仪，从山西出发，路经石家庄、郑州、长沙，径到广州，看望妹夫孙中山和二妹宋庆龄。

霭龄多年任孙中山秘书，自然并不陌生。庆龄又是亲妹妹。除了家庭生活，还一起在美国留学几年，感情不薄。但是，这一次情况似乎有些不同。在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问题上，霭龄曾有过想法，虽然庆龄并不知道那些疙疙瘩瘩，但霭龄心里总有一种负疚感。这一次她想今后要让孔祥熙与孙先生一起共事，必须先在姐妹之间把关系融洽起来。

孙中山任广州军政府大元帅，寓所位于观音山粤秀楼，他指挥的北伐军正一路高奏凯歌，向北推进。过去的小秘现在变成了大姐，这一角色的转换对初见的双方都还有些不适应。但孙中山十分高兴，寒暄过后，孙中山安排夫人宋庆龄对霭龄热情接待。

庆龄对于一母同胞的大姐的到来，非常高兴，特别是见到娘家侄女、7岁的令仪，这个用了她英文名字的小罗莎蒙黛，庆龄的感情一下子涌了出来，又是拿糖，又是端水果。霭龄看在眼里，姐妹之间也一下子亲密得难以述说。

在热情的气氛中，姐妹进行了长谈。从家庭到社会，又从社会到家庭。

“大姐，孔先生是个有本事的人，现在干些什么呀？”庆龄问。

“他呀，现在也没有什么大事。在前，阎锡山想用他，给他个厅长，但总是从心里感到话不投机。后来，吴佩孚、张大帅也都送过密信，邀他出山，但我觉得终究不是一股道上跑的车，也没有让他答应。现在跟着王正廷干，我看也不是个常法儿。如果这里用得着他，他会很乐意出力的。”

“我姐夫的事，我和孙先生谈过几次，他对孔先生的才能是很欣赏的。这次请他来就是想让他在大元帅府任职，我听说他在理财方面是很有办法的！”

听到这里，霭龄心里咯噔一下，马上转了弯子说：“谢谢妹妹关心！他这次没跟我一起来，主要是他手头还有些要紧的事儿，一时难以离开。要不的话，也和我一块儿来了。”

一天晚上，孙中山陪大姐吃饭的时候，他又旧事重提：“祥熙的事庆龄已经给我说过了。你回去好好劝劝他，让他尽早来南方参加革命，广东形势很好，正在进行北伐，很需要人呢！”

“要来还不容易？只是他除了办办教育，还能干些什么？我怕他来了只能白吃饭。我听说这边的财政很吃紧，是吧？”霭龄话里藏话。

“噢？我们财政上是有办法的，不会让他为此过分操心。你知道，我一直是主张实行开放政策的，前些年准备修铁路时，我的计划就是利用外国资本，光靠国内的力量一时是建不起那么多铁路的。唉。说起修铁路我就动感情，你说我本准备专心搞经济建设，可你看那些北洋军阀们让干吗？不先把他们打扫了，国家就没办法进步。当然啦，这北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扫清障碍，建设民主富强国家。”

“我回去给他说说看，鲁案善后公署的事一完就马上让他来。”

“嗯，他暂时不来也行。现在我又有了个新想法，想让他在北方做一些工作，比如说……”孙中山压低了声音。

“好主意！他干这个挺在行，还没有人太注意，说不定能发挥更大作用呢。”

“饭都要凉了，边吃边说吧！”庆龄在一边催促说。

宋霭龄没有游览羊城旖旎的南国风光，便匆匆踏上了归程。她向孔祥熙传达了孙中山的最新想法，孔祥熙于是开始了他的秘密活动。他利用过去的老关系，积极穿梭于皖、奉二系之间，以便形成孙中山同段祺瑞、张作霖联合对付直系军阀的三角同盟。4月28日，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5月1日，张作霖宣布“东三省人民自主，并与西南各省取一致行动”，共同反对直系军阀。但是，时隔几天，奉系在战场上惨败，张作霖退回东三省。6月4日，张正式宣布就任“东三省保安总司令”，继续整军备战，以图反攻，并表示出“南倾意向”。在此形势下，孙中山致电孔祥熙，秘密指示孔祥熙进入东北，与张作霖、张学良父子加强接触，以进一步巩固孙中山领导的南方政府同奉系的合作关系。

自己掏钱宣传孙中山《建国大纲》

1924年1月，孔祥熙应孙中山的邀请，赶赴广州，汇报在北方开展秘密工作的情况，孙中山夫妇热情接待了他。

一天，孔祥熙到孙中山的书房，看到桌子上一摞厚厚的手稿，薄薄的宣纸上，红格黑字，行书小楷，笔力遒劲，缮写得十分清楚。便不由问道：“总理日理万机，还能有精力做文章吗？”

“党人都在为具体事务奔忙，我不从总体上考虑些问题怎么能行。这是我对于国家建设的一些基本想法，写出来供大家参考。今天早上刚刚写完最后一行，你可以先看看提些意见。”孙中山说着递给孔祥熙。

孔祥熙拿到手上，只见扉页上端端正正的4个大字：“建国大纲”。孔祥熙抚摸着书稿：“啊。总理把革命胜利后建国的基本方略都制定出来了！这太好了，国家建设有一个大纲统一党人思想，这个理论的武装比军队的武装更重要啊！”

“你先看过我再听听你的具体意见吧。”孙中山接过侍卫递上来的衣服，看来要外出参加什么活动。

孔祥熙高兴地说：“总理这么信任，祥熙能先睹为快，实是幸运！我一定认真拜读，深刻领会。”

几天后，孔祥熙兴冲冲地来找孙中山：“总理，这个《建国大纲》太好了，它好比灯塔，照亮了我国革命和建设胜利的道路呀！”

“噢，是这样吗？”孙中山听了也有点激动。

“太好了！太好了！这么伟大的思想一定要尽快让它发挥作用，不知总理对这部书稿有什么打算？”

“哪里想过那么多，于我来说，心中的这些想法就像骨鲠在喉，不吐出来不痛快。我是兴之所至，一挥而就，至于写出来以后怎么办，我没想那么多，你有什么想法吗？”孙中山掏心里话说。

孔祥熙搓搓手说：“如蒙信任，我想请总理把书稿交给我。我的想法是，第一，拿到上海去印它几万册，分赠各方，广为宣传。现在国家情形如此黑暗，许多人都嚷着没有办法，这本书一出，大家就会看到，孙先生对于救国拯民已经有完整的一套方案，而且是高屋建瓴，切实可行。这样就会有更多的人汇聚在总理的旗帜下，为实现革命目标团结奋斗。当然啦，也会更大地提高总理在全国民众中的威望，提高广州政府的号召力。第二……”

孙中山打断了孔祥熙：“一本书出来果真能有如此效力吗？”

“思想的威力是无穷的！这个我可以断定。”孔祥熙说得斩钉截铁。

“那好。只是印这本书也得花不少钱吧？为此动用公款怕不合适，而我个人财产状况，你是知道的……”孙中山显得有些窘迫。

“钱的问题好办！”孔祥熙慷慨激昂起来，“我自少年时代就仰慕总理，希望能为总理的事业竭尽绵薄之力，这次总算有机会一酬夙愿。这笔钱我出了，就算我对革命的一点贡献吧！”

“那怎么可以？”孙中山望着孔祥熙。

“总理放心，印这本书花不了多少钱，说不定还能有赢利呢。”

“你刚才不是说印出来分赠各方吗？既然不是去卖，怎么会有赢利？”孙中山不解地望着孔祥熙，“可不要为印一本书搞出不合适的事来。”

“总理放心。我斗胆说一句，搞革命，运筹帷幄，号召天下，我不能望总理之项背；而要说生财有道，敢散善聚，也许我自有些小办法呢。”孔祥熙自嘲地笑了起来。

“好吧，只是注意不要因钱的问题把书的名声搞坏了。”孙中山到底有些不放心。

“这个您绝对可以放心。我办铭贤，都知道那是花钱的事业，可我总是有办法的。而且我个人财产并未受到影响，这些年你听谁说过我在钱财方面的闲话吗？”

“对呀，办学校是要花不少钱的，你究竟是怎么解决经费问题的呢？”孙中山对孔祥熙的办法有了兴趣。

“如果总理想办学校。我可以把窍门说出来。我想现在先把这本书的事说定了。除了刚才说的第一条，这第二条……”

“慢！我想起来了，山西自古以来就出理财家。就像绍兴出名师爷、广东出革命志士一样，是个传统。既然孔兄在理财方面有专长，何不到这里来出任财政部长。帮我在财政方面运筹一番呢？”

“部长？”孔祥熙双眼放出光来，随即又暗了下去。“我听说即使在广州的革命政府中，争权夺利也是很厉害的。我于革命没有什么大功，追随总理身边的时间也不长，如果一下子占据部长高位，势必有人攻讦。只怕到时有人会说我是因裙带关系而上来的，不仅我不好开展工作，说不定会损害你的名声，反而不美。所以，我还是先在别的方面出些力吧。”孔祥熙试探着说。

“孔兄，你能洞察这底细，只想出力而不贪高官，难能可贵呀！我身边的有些人，的确是在革命的大旗下争一己之权夺私小之利，国民党成立时间不长而腐败得却很快，令我痛心。所以我要同共产党合作，允许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以增加新鲜血液，改造国民党。实现推翻北洋军阀统治，建立民主国家的目标。你暂时不出任官职也好，先在其他方面多做些工作。只要有才能，再积累一些资本，我想你以后会有施展抱负机会的。”

“多谢总理指教！”孔祥熙一时又有些失落感，只好接着谈这本书，“这第二吗，我想把总理手稿拿给冯焕章先生，因这两年我受命在北方开展秘密工作。很注意军人中有革命思想的人，冯先生虽是北洋军人，但倾向革命的一面比较突出，跟我算得上是一位很好的朋友。他生活俭朴，体恤士兵，声誉很好。他的部队纪律严明，很有战斗力，如果能让他转到革命方面来，将会大大推动革命进程。他对革命有热情，但常说可惜没有很好的办法。如果把总理的手稿送给他，一来他必然感激总理对他的器重。二来他读了总理的书，就会受到启发，可以增进他的革命精神。不知总理以为如何？”

“很好，我的手稿可以送给他看。我们与冯先生这几年有过接触，并达成一些谅解和默契。希望你能把握这次机会，使冯先生拿出些更实际的行动来。这样你的功劳就大了，那时你再出任要职就好说话了。”孙中山看出了孔祥熙刚才内心的活动。

1月20日至3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这是中国共产党代表李大钊与孙中山达成国共合作意向，帮助改组国民党并协助筹备的结果。孙中山在会上重新阐释了三民主义，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中国共产党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大会共有165名代表，共产党人占了23席，7名共产党员被选进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这次代表大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主要形式的革命统一战线的建立，极大地促进了中国革命运动的蓬勃开展。乘会议召开的大好形势，孔祥熙怀揣孙中山的《建国大纲》手稿，匆匆赶往上海。

鼓动冯玉祥演出现代活剧“捉放曹”

在中华书局，孔祥熙自己垫了钱，让把《建国大纲》印刷3万册，然后发往各地。这一举动极大地提高了孔祥熙在国民党内的名声，成为他重要的一笔政治资本。

中华书局排版以后，孔祥熙带着孙中山的手稿和信件，来到北京南苑，会见冯玉祥。

冯玉祥是一位著名的爱国将领，字焕章。祖籍安徽巢县，1882年出生于河北青县兴集镇。其父为下级军官，家境清贫。自小失学，很早就走上了吃粮当兵的道路。1910年任北洋陆军管带（营长）。辛亥革命前夕，冯玉祥受同盟会的影响，与王金铭、施从云、郑金声等在军官中组织“武学研究会”，以“求知”为名，秘密联络同志，准备起事。武昌起义爆发后，“武学研究会”的青年军官于12月31日在滦州举兵响应，推冯为参谋总长。起义很快失败，冯被拘捕，并被押解回保定家乡。1912年以后，冯玉祥又被重新起用，先后任北洋陆军团长、第十六混成旅旅长、第十一师师长、陆军检阅使等职。冯玉祥1918年至1920年驻兵常德期间，已和孙中山方面的人士有所来往，初步读到了孙中山的著作，对孙十分佩服。在孙中山的影响下，冯部和广东革命政府的军队为“友军”，互不攻击。1920年夏，当冯部由常德北撤驻于武汉附近的谌家矶时，冯曾致信孙中山，述说了对孙的敬仰之情，信中说：“中国已濒于危亡，真正救国，只先生一人……现下虽厄于环境，但精神上之结合固有日矣。”并表示“今欲追随，乞多指示”。随后，孙中山派徐谦、钮永建带着他的信到汉口见冯，希望冯“能够一致从事革命工作”，使冯“很是兴奋感激”。1923年2月，马伯援奉孙中山命到北京访冯，冯表示要与国民党人往来。由于冯玉祥已有倾向广东革命势力的初步的思想基础，在先又与孔祥熙颇有交情，因此，孔祥熙一到南苑，即受到冯玉祥的宴请。

宴席上，孔祥熙开门见山地问冯玉祥：“现在你的北方怎么样？”

冯玉祥苦笑着说：“我不说，你还不明白吗？”

孔祥熙又问：“虽说现在这边是曹总统执政，吴大帅掌兵。可你作为陆军检阅使，总该有些办法吧？”

冯玉祥摇摇头说：“在这样局势之下，如何能有好办法呢？”孔祥熙马上接着说：“你没有办法，我这里却有很好的办法。”

“什么办法？”

“我喝了你的酒，自然要告诉你。”孔祥熙说着向冯玉祥直递眼色。

宴会一结束，孔祥熙就同冯玉祥走进一间密室，拿出孙中山手书的《建国大纲》说：“总理这次派我来，是要我把他手写的这本书送给你，想征求你对此有何意见，有何需要增减之处。”

号称“基督将军”的冯玉祥将那份手书的《建国大纲》细细地读了两遍后，找来孔祥熙对他说：“孙先生讲得太好了，太完全了！”

孔祥熙听了说：“孙总理的《建国大纲》并不是一本讲义，它是一个要付诸实行的纲领，冯先生既然赞同，不知道准备怎样去实行它？”

“孙先生有什么指教没有？”

“孙先生有致将军的专函，但至于何时行动，采取什么行动，则全赖将军审时度势而定，我作为孙先生的代表，可以为你们传递消息，使互相支援。”孔祥熙这时才捧出了孙中山的信札。

“孔先生过谦了吧？你可不是一个只能传递消息的角色。这几年孔先生结识张（作霖）大帅、吴（佩孚）大帅，往来密切；又作为孙先生的代表，就南北纷争谈判、武力统一全国、实行分省自治、召开国民会议等问题，与北洋政府要员磋商；还在山西兴办教育，发展实业；在广州与国民党上层保持联络。集特使、商人、教育家、革命者于一身，革命、赚钱两不误，可是位历史上少有的人才啊！”

孔祥熙听冯玉祥这么一说，不由得哈哈大笑：“冯将军这么一说，连我自己都觉得自己真的了不起了，可要是我投奔你麾下，恐怕你连个秘书都不要我做呢！”

“好了，谁敢让你当什么秘书，你要留在这里，我愿意下跪拜师，请你多教我些纵横捭阖的本领呢。这样吧，今天晚上我们进城，我请你到吉祥大戏院看京剧，至于下一步怎么行动，我们明天再详谈，如何？”

“看戏？”

“对。先看别人的戏，下步再看我们的戏！”冯玉祥语带双关。

二人出了密室，冯玉祥一声招呼，侍卫立即呈上了戏单。冯玉祥把它递到孔祥熙手上：“今天你是客，戏由你点。”

孔祥熙接过来：“那就不客气了。”仔细看了一会儿，指住一个地方：“那就看这出，《捉放曹》。”

冯玉祥哈哈大笑：“孔先生真有眼力，你不是开玩笑吧？”

孔祥熙懵里懵懂：“不是真的请我看戏啊？”

冯玉祥盯着孔祥熙的脸看了一会儿，见孔祥熙并不像装疯卖傻。把笑一收说：“瞎了！”

“谁瞎了？”孔祥熙有些动容。

“戏瞎了。”

孔祥熙有些不满：“看个戏嘛，你值得这样同我打哑谜吗？”

冯玉祥这才说：“看来你是真不知情。昨天晚上曹锟总统看戏，上演的正是裘派名剧《捉放曹》，曹大总统越看越觉得不对劲。捉放曹，捉放曹，难道我曹大总统也是让人可以捉捉放放的吗？他中途就让把戏停了，今天传下指示来，这出戏列为禁戏。今后一律不许上演，谁再演就把谁捉起来，而且永远不放！你点这出戏，不是有意和总统对着干吗？”

“噢，原来是这样！那《捉放曹》演的是三国故事。说的是曹操谋刺董卓后，连夜逃出京城，到了中牟县，被县令陈宫拿住。后来陈宫看曹操气度不凡，能成大事，不仅把他放了，还封库挂印。自己也跟随曹操跑了。这样一出戏，和他曹锟什么相干？看来这也许是做贼心虚吧？当年袁世凯就迷信这个，见元宵节卖元宵。就认为元宵谐着‘袁消’，暗藏袁大头被消灭的意思，就下令把元宵改为汤圆，元宵节也取消了。可结果呢，在全国民众唾骂声中，蔡锷在云南一起兵。袁大头还不是照样惊吓而死，给报销了？我看呀，他曹锟不让在戏院演《捉放曹》，你冯将军就在这京城大舞台上演一出吧。”孔祥熙煽动性地望着冯玉祥。

“你等着瞧吧！”冯玉祥攥了一把拳头。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战争爆发，吴佩孚自任讨逆军总司令，率20万大军与张作霖决战于山海关。顿时，硝烟弥漫，炮声隆隆。吴佩孚任命冯玉祥为第三军总司令，出喜峰口攻击张作霖背后。

冯玉祥率部队磨磨蹭蹭，一天走不了几里路。后来曹锟派人督战，催促加快行军速度，冯玉祥便安排部队白天前进，夜晚后退，始终在滦平附近徘徊。10月19日，冯玉祥得到了吴佩孚在山海关前线失利的消息，认为时机已到，带部队星夜驰回北京城。10月23日，在留城部队里应外合下，未鸣一枪，占领北京城，冲进新华门，捉起了“贿选总统”曹锟，把他囚禁起来。并迫使曹锟下令前线停战，撤销讨逆军总司令等职衔，免去吴佩孚本兼各职。这就是有名的“北京政变”。

11月2日，曹锟被迫宣告退位，直系军阀控制的北京中央政权告终。在有人主张严惩曹锟时，冯玉祥又念起旧情。毕竟自己是曹锟部下，以往待自己不薄。虽政见不合，他下了台也就算了。这样冯玉祥本着基督的“仁爱”精神，又放曹锟一马，让他跑到天津租界，优哉游哉，颐养天年去了。

冯玉祥真的在京城大舞台上，演出了一幕现代活剧“捉放曹”。这离曹锟禁演《捉放曹》不过是几个月的事。

“北京政变”后，冯玉祥将所部改称为国民军，成立了冯玉祥与皖系段祺瑞、奉系张作霖联合执政的临时混合内阁。

鉴于清末代皇帝溥仪还在北京紫禁城里，保留着一个小朝廷，每天仍在接受文武大臣的三拜九叩，不仅每年要耗费民国十几万两银子，更重要的是总有些晚清遗老，复辟之心不死，动不动就想把皇上请出来重新执政。比如1917年，辫帅张勋就演过那么一出丑剧。冯玉祥下决心让这个小皇帝去当民国公民，他派鹿钟麟带部队进入紫禁城，勒令溥仪限期搬出，清除了民国成立13年居然还在延续着的“中国之帝号”。

看着北京城里出现的巨大变化，孔祥熙喜气洋洋，立即赶往广州向孙中山复命：“总理，北伐军打了几年，连湖南也过不了，这一回，您的《建国大纲》一出来，北京城立即改朝换代，总理的思想威力大呀！”

“光靠思想的威力也不行啊，这里面有你在北方积极活动的功劳啊。”

“我不过是做点跑腿打更的事儿，不值一提，不值一提！”孔祥熙听了孙中山的称赞，笑得满面生春。“总理，北京现在是三方联合，实际上是三虎一山，过不了几天势必要相互火并。冯将军也难于把握局势，他要请你北上，到北京主持大局呢！我看这是个机会。”

“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邀我北上的电报都已到了，党内对我去不去意见还不统一，还需要进一步会商。”

“你千万不要听那些心胸狭窄鼠目寸光的人说的话，北方没有那么可怕。我在北方多年，对那些人是了解的，冯玉祥、张大帅都是很讲义气的人：就是号称‘段虎’的段执政段祺瑞，也是很豪爽的人。北方人的特点就是袖筒里插棒槌——直来直去，他要不满意，就会破口骂娘，他要请你去，就绝不会加害于你。你这一去，革命进程就会大大加快，机不可失呀！”

“你说得有道理，但也不完全对，让我再考虑考虑吧。”

孔祥熙希望孙中山能尽快成行，又去做说服孙夫人庆龄的工作。

成为孙中山遗嘱证明人

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经过慎重考虑，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

孙中山于1924年11月13日由广州北上，中间乘船经过香港、上海，又取道日本神户稍事休息并欢叙旧情，看起来身体和精神都很好。但在到达天津之前，肝病再次严重发作。12月4日在天津下船时，脸色已很难看。12月31日，他在庆龄陪同下抵达北京。车站上聚集着大群欢迎的人，但孙中山病体不支，不能公开讲话，遂发表了一个书面讲话，表示“此来北京不是为争地位，为争权力，是特来和诸君救国的”。

孙中山北上时带着召开国民会议的建议，并明确指出必须有工农代表参加。但是已当上中央政府执政的皖系军阀段祺瑞，为当“合法总统”，竟然提前召开了一个只有旧式将军和政客们参加的“善后会议”，抵制孙中山的建议。段祺瑞为了换取各帝国主义国家的支持，还擅自照会各外国公使馆，表示任何新设立的政府都将尊重现存的所有条约。孙中山勃然大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道理呢？你们要升官发财，怕那些外国人，要尊重他们，为什么还在欢迎我呢？”

孙中山的肝病不能动怒。但他不能容忍，一再痛斥段祺瑞等人的卖国行径，从而更使病情恶化。肝脓肿已被确诊转为肝癌，被送进美国洛克菲勒基金会创办的协和医院诊治。看到这种状况，孔祥熙心急如焚。他跑里跑外，请医生，买药品，竭尽全力，关心和照料重病中的孙中山。

在协和医院进行镭放射治疗后，没有效果，孙中山迁出了医院，住进了他的临时行辕——位于铁狮子胡同的顾维钧私宅，进行中医治疗。

公元1925年2月24日，孙中山病笃。孔祥熙、宋子文、汪精卫、孙科4人进入病房。

孙中山问：“汝等前来，将有何言耶，不妨直陈。”

孔祥熙等人犹犹豫豫，不敢言语。过了一会儿，汪精卫说：“当1月26日先生入住病院，诸同志皆责备我等。要请先生留下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即痊愈，固无说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听教诲也。”

孙中山听后，欲言又止，沉默良久，然后说：“我何言哉！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甚多，当先至温泉休养，费数日之思索，然后分别言之。设使不幸而死，由汝等任意去做可矣，复何言哉！”

孔祥熙4人再次请求说：“吾等仍愿听先生之吩咐也。”

汪精卫还说：“我等今已预备一稿，读与先生一一请听，先生如肯赞同，即请签字，当做先生之言，如不赞成，亦请别赐数语，我可代为笔记。”

孙中山说：“可。汝可试读之。”

汪精卫立即取出所拟文稿，即著名的《总理遗嘱》。低声慢读：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

孙中山听毕，点头说：“好，我极赞成。”

汪精卫取来笔具，请孙中山签字。孙中山说：“汝暂时收存可也，今日不须签字，俟数日后再酌。吾总还有数日之生命。”

3月11日，孙先生病危。这天是星期三，孙先生要把他从那张舒适的床上移到行军床上。孔祥熙、宋子文、孙科等围绕在病榻旁。汪精卫将预备好的《总理遗嘱》呈上去，孙中山先生因手力甚弱，不停颤动。无法自持。晚9时，夫人宋庆龄含泪托起孙中山先生的手腕，执钢笔签上“孙文”二字。他对国是的最后遗言是“和平……奋斗……救中国”。

3月12日，这是一个无风的天气，上午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铁狮子胡同行辕溘然长逝，终年59岁。

这样，孔祥熙便成了孙中山最后所见到的亲戚和同志之一，也是《遗嘱》的“证明人”。

事后，孔祥熙曾宣称，孙中山在病危时确认他对基督教的信仰，并要求按基督教规举行葬礼。但孙夫人宋庆龄对此断然给予否认，指出这“完全是假的”。说其目的在于否认孙中山是一个革命者。

主持孙中山葬礼名扬天下

孙中山逝世后，广州国民党中央任命孔祥熙为“总理治丧处主任”，全权负责葬礼。这一任命反映出国民党上层对孔祥熙的重用和信任，因为当时在北京操办葬礼的还有李大钊、林伯渠、于树德、汪精卫、宋子文、吴稚晖等人，他们都是国民党中央的执行委员或监察委员。却偏偏任命一个在国民党中央没有任何职务的孔祥熙为治丧处主任。这一职务使孔祥熙从此名扬天下。

有人认为此举足见孔祥熙在国民党内的地位之重要，实际上是既见其地位重要又可说无足轻重。说它重要是因为孙中山的葬礼受到全国和一些外国人的特别重视，出任这一职务需要斡旋方方面面的关系，没有一定才能和受到普遍尊敬的人是不能胜任的。在孙家和宋家，孔祥熙都受到信任，比较起来，他年纪较大，当时已经45岁，办事稳重，圆滑老练，没有政敌，能够处好同各方的关系。说他无足轻重，是因为孙中山的逝世，留下了一笔巨大的财富——这就是他的国民党领袖地位。窥视这一地位的人太多了，他们各有优势，互不相让。换了他们当中的任何一个出任治丧处主任，谁都会借此把这一职务演变为孙中山的合法接班人。在他们决斗尚未分出胜负之前，他们是谁都不能占据这个位置的，孔祥熙既有年纪大、是孙中山的亲戚和信任的同志以及办事老练的优点，又在党内没有任何职务，无论如何不可能由此成为孙中山的接班人，广州国民党中央的这一任命，从某种意义上说，是对身在北京的汪精卫的一个阻挠。

在最后的年月里，孙中山同苏联建立了良好的关系。他逝世后，苏联公使馆立刻下半旗志哀。其他国家过了一天也都下了半旗。俄国人还从莫斯科运来一口特殊的棺材，一口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钢棺材。在中国，棺材是用称为楠木的硬质木材制造的，最好的楠木来自云南西部山区。庆龄挑了一口传统的“头号”楠木棺材。

北洋政府鉴于孙中山在全国民众中的崇高威望，提出要由他们对孙中山举行“国葬”。但是孙中山生前不带一兵一卒前来与他们共商国是，他们竟出尔反尔，不听取孙先生的任何意见，现在先生仙逝，他们又想借他的名声来捞政治稻草，稍有头脑的人都不会答应。孔祥熙把这个消息报告后，唐绍仪、章太炎等政界元老首先宣告北洋政府为不合法政府，无权国葬总理。广州政府也明确表示坚决反对。孔祥熙于是转告北洋政府代表，葬礼自有安排，无须费心。在孔祥熙的安排下，孙中山身着大礼服、头戴礼帽，由侍从武官马超俊等舁入棺内。19日，灵柩移至中央公园社稷坛大殿。24日发丧致祭。前后参加致祭悼念的达14万人之多。

4月2日，孙中山的灵柩移至西山碧云寺。送灵的队伍超过了30万人。从天安门的中央公园出发，到碧云寺全程约30公里。绝大多数人是一直步行走到的。孙夫人身穿丧服，蒙着面纱哭着，是那样虚弱和哀痛，她的小妹宋美龄和孙的前妻的儿子孙科扶架着她的双臂。后面还有孔祥熙夫妇以及其他亲友。再后面是24个护棺人抬着的巨大灵柩。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时，街道两旁挤满了数十万的人群。人们早就汇集到这里，从凌晨3点到上午10点，整整7个小时，他们等待着和领袖告别的最后一刻。最后，巨大的灵柩通过十里长街，伴着人们哭声移至坐落在白皮松林中的西山碧云寺大殿。而就在此时，身穿肥大袈裟的方丈才得到通知，说俄国的棺材此时运抵北京，他不满地说：“来的不是时候！”那口棺材在匆匆送往碧云寺后，被和尚放到一边去了。

在碧云寺孙中山停灵的龛内，孔祥熙作为治丧处主任，首先挂出了一副挽联：

功高华盛顿，识迈马克思，知易行难，并有名言传海内；

骨瘗紫金山，灵栖碧云寺，地维天柱，永留浩气在人间。

葬礼结束，孔祥熙在他的西总布胡同住宅里，专门腾出一间房子存放挽幛花圈。

孙中山的葬礼安排得十分圆满，从孙中山的逝世中爆发出来的民众感情浪潮，很快变成了他的革命思想的一次大宣传、北伐革命的一次大发动。

这次从孙中山北上、治病，到逝世、葬礼的费用，主要是由孔祥熙筹集的；保卫、治安、典礼及修路、运输等所需要的军、警，则由孔祥熙请冯玉祥的国民军解决。为安排护灵事宜，孔祥熙在北京又停留了一年左右。

指挥移灵别具用意

孙中山逝世4年后，已经在南京建立全国政权的国民党蒋介石集团，按照孙中山生前“希望辞世后葬回中华民国诞生地南京城”的遗愿，在他生前选中的墓址紫金山，花费白银400万两，建成中山陵寝；花费白银128万两，建成南京城的迎榇大道及有关设施。1929年1 月14日，正式成立“中国国民党总理奉安委员会”，由蒋介石任主任委员，孔祥熙任办事处总干事，具体负责和指挥移灵、迎灵、奉安事项。奉安委员会又指定何应钦为奉安典礼总指挥，孔祥熙及赵戴文、鹿钟麟为指挥，孔祥熙又为“迎榇总指挥”。

5月22日，从欧洲刚刚回国的孙夫人宋庆龄，亲眼看着孙中山的遗体改殓铜棺。26日，马拉的灵车运到前门火车站。碧云寺则从此改为孙中山“衣冠冢”。28日，在孔祥熙护送下，载有孙中山遗体的迎榇专列南下至浦口。12时，灵榇乘“威胜舰”渡江至中山码头。孔祥熙率32名杠夫从舰上起灵。然后，他乘马指挥迎灵队伍至中央党部礼堂。从下午6时至6 月1日晨4时，孔祥熙安排党国要员和外国使节致祭悼念守灵。5月31日下午6时，公祭结束，由孙中山的连襟蒋介石、孔祥熙和孙府长子孙科涂殡。

6月1日晨2时，孔祥熙和新任奉安总指挥朱培德，到中央党部安排当天的奉安大典。4时在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立法院长胡汉民主持下。举行移灵典礼。礼毕孔祥熙执旗指挥，率领国府委员、中委、亲友把灵柩移至灵车，向中山陵运行。南京狮子山鸣礼炮101响，向孙先生致意。哀乐声中，运灵队伍缓慢前行，马路两边向孙中山致敬的民众达50万人。到达陵前广场，孔祥熙又指挥杠夫把灵柩抬向祭堂和奉安墓内。安放灵柩的同时，再次鸣礼炮101响，全国民众停止工作，默哀3分钟。孙中山先生的葬礼至此全部结束。

在孙中山奉安大典中，孔祥熙还专门写了千余字的祭文。这篇《祭孙总理文》写道：

太谷孔祥熙谨于中央党部祖饯之辰，爰具鲜花素果，致祭于灵前而言曰：

翳日月之易迈。伤圣哲之速迁，怅音容之久隔，

奄忽逾乎四年，青旗明于薄海，灵风郁其高骞，

溯丹心之救世，如白日之经天，发端绪于三民，

致治平以五权，蕲大同之速跻，谁审识乎知难，

为众生之先觉，予群速之指南，留福音于六合，

虽百世其莫殚，籍旒旌以美德，轶古今而谁先，

窃微生之多辰，得追随于生前，敢致诔乎鸿烈，

惟略陈其私言。亿负笈于彼美，接清尘于逆旅，

密谈娓其珠霏，高论纷如花雨，讶天禀之聪睿，

喜经邦之洪绪，愤昏淫于虏廷，怀侨压而危惧，

幸同气以相求。忝谋国之必兴……

誓努力于未死，期无负于九原，哀江南兮魂归，

昭万古兮埃尘，呜呼尚飨！

在中国现代史上这一少有的重大葬礼进行过程中，孔祥熙出力甚多，保证移灵中央公园、停灵碧云寺、迎灵南下、奉安中山陵等事顺利进行。

但是移灵南京的大典和当年北京的祭奠相比已经变味。孙中山逝世时，祭奠活动完全是民众的自发行动，是人民群众出于内心对孙中山的敬仰。孔祥熙也是怀着对孙先生的一腔敬意诚心安排一切的。然而这一次移灵大典却带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葬礼成为一场针对政敌和非蒋嫡系的政治仗。他们是要告诉世人。安葬总理的人，就是总理的信徒，就是三民主义的力行者，因而掌握国民党的统治权，具有不可替代的正统性。反对他们就是反对总理。就是反对三民主义，蒋、孔安葬总理的本意在此。通过葬礼，巩固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权力，为南京城里的执政者违背总理遗教、篡改三民主义拉起一面遮人的大旗。在整个葬礼过程中，蒋介石一再企图靠近孙夫人庆龄，想以此证明他的合法地位，但是庆龄却不给他这个机会，在祭堂前，庆龄把蒋介石等人远远甩开，独自站在前面。使想借此捞取政治资本的蒋介石很不舒服。

当然，蒋介石、孔祥熙确是孙总理的亲戚，而这种亲戚关系是通过庆龄结成的，但是他们之间对于如何继承孙中山遗志已经发生了重大分歧。蒋、孔当时竭力掩盖这一分歧，使“总理奉安”增加了蒋、宋、孔等家族的政治资本。他们的亲戚关系，使得国民党统治中心不乏家族色彩，安葬、奉安总理一事更强化人们对家族色彩的认识。但是，在孙中山逝世后，孔祥熙和蒋介石、汪精卫一样，完全背叛了孙中山的革命思想。孔祥熙同蒋介石相互勾结，打着孙中山的旗号，歪曲孙中山新三民主义的革命精神，反对“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此是后话。

第十七章

择机出山

孔祥熙等局势明朗以后出仕，蒋介石乱中取胜，一举夺取国民党最高权力

孙中山逝世后，被追认为中华民国的国父。

主持国父孙中山葬礼，使孔祥熙名传一时，但是，葬礼结束后，他仍然只能回到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当他的“坐办”。在南方发展起来的国民党，并没有因此给他什么高位，潘益民给他相面“相”出来的大富大贵，还是不见踪影。

他的命运，注定只能在国民党产生出新的“领袖”之后，根据新的形势来确定。而他自己，这时既没有竞争继承权的资本，而且根本没有这种野心。

但是，在国民党内，围绕着孙中山的继承权，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争斗。一开始，这场争斗是在汪精卫、胡汉民和廖仲恺3个人之间展开的，蒋介石因为是一名军人，而且年纪太轻，算不上一个真正的竞争者——没有人认为他能够得到这枚果实。

从开始的情况看，汪精卫、胡汉民、廖仲恺是真正有实力问鼎的人物。孙中山生前对他们3个人都给予了充分的信任。他们也都有相当的资历和能力。汪精卫成为全国人民唾弃的汉奸是多年以后的事，当时他确实被公认为一个有献身精神的革命者。他风度翩翩、讲究打扮，讲起话来口若悬河。孙中山病危之时，他的亲密同事们纷纷来到他的身旁，但他最重要的3位副手——右派胡汉民、左派廖仲恺和担任军职的蒋介石——都留在广州，不是他们不来，而是孙中山不让他们来。因为他们对那个南国都城的控制并不牢固。在弥留之际，孙先生建立了一个中央政治委员会，代表他在北京展开活动。跟随孙中山到北京来的汪精卫是中央政治委员会的高级成员，是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的代笔人。这个遗嘱经孙中山修改后抄录下来，成为孙中山最有名的文章之一。这使他占据了一个非常有利的位置。因为他有一段非凡的历史，他曾以1910年“暗杀”清朝摄政王——小皇帝溥仪的父亲载沣而著称。那次阴谋不过是一场闹剧而已。暗杀者把一枚土制炸弹隐藏在摄政王宫廷附近的一条沟内，因为他们把导火线剪得太长了，炸弹被发现。根据装炸弹的箱子这个线索。追踪到了阴谋者在北京的躲藏处，汪精卫被警察发现。他知道这次阴谋，但他实际上没有参加，他坐了几个月的牢，直到1911年的革命冲开清廷监狱的大门，他才获释。这段经历便成了他的政治资本。他声称，暗杀阴谋是他的主意，此后便在政治上一帆风顺。汪精卫几乎在任何一个原则问题上都能妥协，这样就使他在国民党内经久不衰。他周围的人都被杀害了，他却安然无恙。现在，他又有幸守在孙先生的病榻旁，极有可能成为大元帅的继承人。

但是，另两位竞争者剥夺了他乘机接班的机会，他们控制的广州中央委员会任命了孔祥熙为总理治丧处主任，这使得接班问题只能放到以后解决。孔祥熙所发挥的最大作用就是把一场权力之争延缓下来，不使其像通常的权力之争那样，在领袖的葬礼未结束就爆发出来。

汪精卫的不利之处在于他是3个竞争者中最年轻的。他在公开场合总是强烈支持和苏联合作，因此他被认为是一个左派，但他从未明确表示他有什么特别的原则。

比较起来，廖仲恺倒是一个真正的左派。他祖籍广东惠阳，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的旧金山，少年时在美国读书。回到祖国后，1896年赴香港攻读英语，1902年到日本留学，1903年9月到东京聆听孙中山谈论革命，随之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1904年潜回天津进行秘密活动。1905年加入同盟会，担任总部外务部干事。他翻译国外著作，宣传平均地权思想，被选为中国留日学生会会长。武昌起义后，到广东担任军政府总参议，兼理财政。作为南方革命政府代表，参加了南北议和谈判。二次革命失败后，随孙中山流亡日本。1914年后，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协助孙中山从事反袁、护国、护法斗争。与朱执信创办《建设》杂志，传播孙中山的学说。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认识到中国问题的根源是“政治上的障碍”，1922年9月，他受孙中山派遣，到日本和苏联代表越飞就国民党与苏联合作一事进行了一个月的谈判，为《孙文越飞宣言》的发表做好了准备。1923年担任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和广东省省长。他积极筹划国民党改组事宜，起草改组宣言，修订党章。在国民党一大上详细阐述了国民党改组的重大意义，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政治委员会委员。担任工人部长、农民部长、黄埔军校党代表，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等职。他对苏联有深刻的了解，坚决支持孙中山的三大政策，鲜明的政治态度使他受到党内和广大人民群众的拥护。

第三个竞争者是右派胡汉民。他对苏联人抱有很深的疑虑，不愿意执行联俄联共的政策。但他也有光荣的经历，过去一直都在协助孙中山开展革命工作。他曾在香港编辑出版一份报纸，并因此而闻名全国。胡汉民是一个学者，曾担任孙中山的秘书。在这场竞争中，他也有他的特殊优势——孙中山起程前往北京前，任命他为代理大元帅。

这3个人都可能获胜，但又谁都没有把握。孔祥熙不肯把自己绑在一辆结局不明确的战车上，他远远躲开，静观形势的发展。他只有在局势明朗的时候才愿意采取大的行动。

谁将成为国民党新的大元帅或最高领袖，得到孙中山长期斗争的成果呢？通常，人们为得到某一地位和权力，首先想到的是去找上级——绝大多数的时候，权力来自上级，但是，到了最高一层时，他们突然发现，通常的路蹚不通了，因为这时上级没有了，他们要争取的是最高权力，他们的目标是成为一切人的上级，如果有上级的话，就不存在这种争夺了。于是，一切反了过来，他们要成功，只能靠下级，靠来自下面的支持。靠上级，只要靠住一个人就行，靠下级则要靠很多人，谁有那么大的精力像对待上级一样去讨好数不清的下级？又于是，心术不正者开始使用不正当的手段，策划于密室，表演于高堂。对对手造谣中伤、无情打击，甚至使出最卑劣的暗杀手段，令好人心寒，令胆小者却步。

就在公认为继承者只能在汪、廖、胡3位之中产生的时候，有一个人却在暗中磨牙蹭爪。他想成为一匹出其不意的黑马，从斜刺里冲出，抢走这枚大果子。这个人不是别人，就是那个剃着光头、脾气乖戾、性情反复无常的蒋介石！

蒋介石嗅出这种可能性的气味，来自于他对形势的独特的分析：公开的三足鼎立局面，使他们互相掣肘，一时谁也难有大的作为，倒是在他们注意力够不到的地方，有实施一下子突破的机会。而要使这种机会成为现实，关键在于两条：手腕和心计。

蒋介石关在屋子里，琢磨来琢磨去，自己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固然能收令3人猝不及防的效果，而一旦不能立即成功，就会马上面临3人的共同攻击，那样败下去，就永无翻身之日了。自己必须借助于3人之外的一股强劲力量，可是这种力量到哪里寻找呢？他转来转去，突然一拍大腿：哈，有了！就是他！

蒋介石想到了谁？原来是一位静候一旁的第四个竞争者。公众并不知晓他，但党内首领与他十分亲密，那就是在上海滩上能够呼风唤雨、手下有着十万喽啰的好斗的青帮老板杜月笙。这杜月笙可以用两种方法控制国民党：自己直接当继承人，通过正常程序来这样做的可能性不能说没有，但是极小；或者，安排一次选举选出一个为他利益服务的爪牙。作为鸦片鬼和帮派头目，杜大耳朵早就知道，最好由一名代理人来满足他的野心。选谁呢？蒋介石考虑只有两个人合适：一是在上海的经商伙伴、瘸子百万富翁张静江；另一个便是自己。由于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存在，选举任何一个明显反共的候选人都不可能。再说优柔寡断、婆婆妈妈的中间派候选人汪精卫缺少雄厚的力量基础，他充其量只能称为一个折衷人物，一个临时教皇。他和瘦小、强硬的右派胡汉民是死对头。他们都瞧不起对方，估计他们的力量会彼此抵消。明显占优势者是在美国出生的左派廖仲恺，他是杜大耳朵间接接管的最大障碍。廖也是胡汉民的密友。人人都喜欢廖，孙中山的遗孀庆龄更喜欢他。如果任其事态自然发展，廖肯定是孙中山的继承人。蒋介石要实现自己的计划，一方面要借助杜大耳朵加强自己，一方面则要把出击的矛头指向廖仲恺。

在孙中山逝世后的几周内，以前同国民党结成联盟的两名军阀，乘混乱之机攻占了广州。鲍罗廷逃到了黄埔；在苏联加伦将军的帮助下，蒋介石和廖仲恺联手进行了反击，很快夺回了广州。在48小时激战内，俘敌17000人，缴获枪炮16000件。广州局势再度安定以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匆匆开会决定孙先生的继承人选。会议吵成一锅粥，最后决定不搞个人继承，全国政府由左、中、右——廖、汪、胡——三派联合领导。汪精卫得到了基本是礼仪性质的代理主席的头衔；胡汉民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政府控制权则掌握在廖仲恺的手里。

杜大耳朵和黄麻皮对这种结果是非常不满意的。杜大耳朵已经是中国最坚决和最彻底的反共分子。现在，他要采取行动了。他首先派张静江去广州同蒋介石联络，策划一场夺权斗争。1925年8月20日，不幸的事终于发生了。廖仲恺在广州坐小汽车去参加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的一次会议，当他从车上下来时，5名枪手从建筑物柱子后面闪了出来，像匪徒一样地对他开枪，把他击倒在地。到底谁是谋杀廖的罪魁祸首？鲍罗廷和蒋介石进行了一次契卡式的调查，以清查内部的奸细。一名嫌疑犯被带到了蒋介石在黄埔的办公室进行审问。结果二人发生争吵，蒋介石歇斯底里大发作，拔出手枪当场将其击毙。嫌疑犯的死，使这桩谋杀案从此成了千古之谜。但对蒋介石来说，这场不期而至的谋杀，却为他走向权力顶峰开辟了一条宽阔的捷径——谋杀事件除掉了国民党左派的领袖，事后的影响所及，又使右派胡汉民因涉嫌谋杀被驱逐出国民党。然后蒋介石又一手制造了“中山舰事件”，打击了共产党，并使汪精卫被迫出国，这样便在国民党的高级领导层造成了真空。这种出乎意料的怪事，完全像一场令人眼花缭乱的戏法。杜大耳朵长期的经商伙伴张静江在1926年5月19日当选为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以前，谁也不认为他有担任此职的真正可能性。他在这一决定性的岗位上虽然只待了几星期，却正好用这段时间为蒋介石的崛起作出了安排，7月4日，他提议蒋介石接替了这一职务，接着蒋又出任了总揽国民党兵权的北伐军总司令。党权军权都被蒋介石抓到了手里。青帮在广州的这位乔装打扮的代表人物，突然超越过所有跑在他前面的人，成为孙中山的继承人。多少人，包括俄国人，无不为之哗然！

左盘右旋，由北洋政府的一名小吏而被任命为南方革命政府的代理部长

蒋介石粉墨登场后，对外借用两股力量。一是俄国的支持；二是中国共产党的组织才能。因为等待已久的北伐即将开始了。再者，对内网罗党羽，招降纳叛，大提一批，大罢一批。宋子文虽和蒋有矛盾，但是蒋不但没除掉他反而重用了他。请他出任中央银行的行长。蒋介石这种心计不说自明。

接着，拥有党、军、政大权的蒋介石发出了北伐出征的命令。北伐始于1926年7月12日，第一步目标是长江流域。从韶关誓师后的北伐军兵分三路：第一路，从湖南向湖北挺进，于辛亥武昌起义15周年之际占领了武汉。另一路由蒋介石率领，进入江西。由于蒋介石一意孤行，初次攻击南昌作战失利，蒋介石地位岌岌可危。如果再打败仗，他就得从总司令的位置下台。他不敢拿自己的政治生命冒险，只好接受中共中央的建议，改变战略部署，以歼灭敌有生力量为主，才很快占领了南昌。第三路则由福建向浙江进发。蒋介石会合第三路军，利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的胜利，占领了上海这个中国最重要的工业城市。当初北伐出征时，国民党的党政机构随第一路军前进，军事机构和民众社团随第二路军前进。蒋介石虽身为北伐军总司令。但作为国民党党员，他还必须听从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从武汉发出的号令。但是占领上海以后，他自认为羽毛已经丰满，在外国势力的支持和青帮的怂恿下，蒋介石向最高权力伸手了！他公然违抗武汉政府的命令。向一路合作的盟友共产党举起屠刀，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正是青帮所希望的，蒋介石只有走到这一步，才能真正和青帮捆在一起。自1922年以来，杜大耳朵一直在不断地促使蒋介石朝这个方向走。在玩弄了几十年的权力以后，青帮在夺取中国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方面处于比其他任何力量都有利得多的地位。在中国，青帮所起的作用同纳粹褐衫党差不多，当时，国家社会主义使希特勒在德国上了台。在“黑四月”的大屠杀之后，人们惊魂未定，一片沉静。武汉政府中的宋庆龄和她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中的同志发表了一个英勇的宣言：“鉴于蒋介石犯有屠杀人民和反对党的罪行，鉴于他故意采取反对行动以及罪恶昭彰……将蒋开除出党并解除其一切职务……官兵应将其捉拿归案，交由中央政府根据惩治反革命分子法令予以惩处。”

在中国发生这一系列地动山摇的大事的时候，孔祥熙开始还不以为然，当局势逐渐明朗起来后，他才一跃而起，向着他认为可以帮助他实现“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国民党新领袖投奔过去。

但是。孔祥熙从来不是那种直扑目标的人，他在重大行动上，总是不断地四顾瞭望，像棋盘上的拐脚马那样，左盘右旋地一步步靠上去。

1926年初，孔祥熙离开中俄会议督办公署。先到美国进行了一番考察。这一番考察虽有花费，却使他至少得到三大收获：一是获得了他的母校欧柏林大学赠予的法学博士学位，请记住，此后孔祥熙在许多场合被尊称为“孔博士”，他的博士学位就是这次出访美国得到的。二是为他的铭贤学校募集了一笔可观的资金，据说有百万元之巨。三是大大抬高了他的身价。他在美国游历了大半年后，在这年冬天，从美国回国。但是他没有再到北京，而是直接到了广州。国民党的上层人物们还记得他在操办孙中山葬礼时的出色表现，而现在他又获得了美国的博士学位，那些人认为应该给他一个报答了。加上由于北伐的胜利进军，他们控制的地盘空前扩大，急需用人。给孔祥熙安排一个什么角色呢？这个位置其实并不难找，孔祥熙经常自我标榜的“山西理财家”身份，和广东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的随军北上，使国民党上层人士很快达成共识，作出了3个令孔祥熙意外惊喜的任命：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广东分会委员，广东省财政厅厅长兼理后方财政部务。

别看孔祥熙这个职务好像不高，但却十分重要。因为当时国民党的财政收入主要靠广东，掌握了广东财政也就等于掌握了国民党的多半财政。何况当时的财政部长是他的内弟宋子文，而宋子文这时已经随军北上，他兼理财政部务，也就是代理部长了。

孔祥熙从党内行政没有一点职务，一下子跃升到部长级大员，有人提出是不是有点出轨？但蒋介石等人却搬出了一大堆理由：孔氏是早期投身革命的同盟会员，是早就追随先总理孙中山的忠实信徒，在北京一直为总理守灵，贡献很大，又是孙总理关系密切的亲戚，曾经出任的孙总理治丧委员会主任，实际地位相当于国民党的中央秘书长，等等。总之孔祥熙是又有资历又有功劳又有才能，非常具备任职资格。其实，那些人怎知道孔祥熙这一职务得来的真实背景？这是他的贤夫人宋霭龄在广州以孙总理亲戚身份，积极活动的结果，此是后话，下回再表。孔祥熙一步而至部长，眼看离当初潘益民算卦算出的“宰相”之位只有一步之遥了，这次他没有一点推辞，乐滋滋地走马上任了。俗话说，乱世出英雄，孔祥熙这位成为后来四大家族之一的大人物，也同样是当时国民党内的混乱局面推上来的。

孔祥熙选择的出山时机是非常精明的。国民党政府此前在两广地区行使国家权力近4年，而自北伐以来，半年多就到达了长江流域，半壁江山已为国民党的天下，很快就要成为有名有实的全国政府，这时参加分肥是最最适宜的时机。在此之前，大局未定，要冒风险；要等江山打下来以后，则又有“摘桃子”之嫌或者“赶不上趟”的危险。而在这军事态势肯定胜利又未胜利之时，政局将定还没全定之机，参加政府、跻身官场，既无风险又无坐享其成之嫌，实在是最适当不过的了。

夫人未雨绸缪，孔祥熙成为南京政府的首任正式部长

这里有必要重提一下孔祥熙和国民党中新崛起的实力派人物蒋介石的关系。从孔祥熙此前的人生轨迹看，他这个北方出生的人物，和生于浙江的蒋介石，来往非常少。他们只有同在流亡日本时，有过短暂的接触，但他们之间没有多少共同之点。孔祥熙长于蒋介石8岁，却处事稳重，不肯锋芒毕露，而蒋介石则是喜欢冒险的人物。但是由于孔祥熙和宋霭龄的婚姻，则使他们之间的关系加进了一层新的内容。

早在辛亥革命前后，霭龄因为帮助查理父亲同孙中山联系，孙中山回国后又出任孙大总统的秘书，已经是一位重要人物了，尤其她和上海都督陈其美来往较多，陈其美对她很敬重。而那时的蒋介石，不过是陈其美手下的一个小兄弟，蒋介石对宋霭龄一直是想要攀附却恨没有机会的。

但是，孙中山去世后，蒋介石在广州迅速崛起，特别是廖仲恺遇刺和“中山舰事件”的发生，使蒋介石成为一个大权在握的人物。这时住在广州的宋霭龄反过来开始拉拢蒋介石了。蒋介石最初受到宋霭龄邀请的时候，还是一副受宠若惊的样子。蒋介石的第三任妻子陈洁如回忆录记述了这样一幕情景。

一个周六的晚上，蒋介石下班回来突然告诉陈洁如：“孔夫人明晚请我们吃饭。她告诉我，将为我们特别准备一顿鸽子宴，她要求我们3点钟赶到她那儿，但我只能在下班后前往，所以你要从家里出发，在3点钟准时赶到。”

蒋介石给陈洁如交代的时候，兴奋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喉咙似乎因紧张而收缩，喉结骨碌骨碌上下滚动。他反复地自言自语：“邀请！对，是邀请！我从来还没敢想过，现在我终于有机会接近这位大人物了。这真是太好了！”

蒋介石像一只孔雀似的在室内昂首阔步，很久不愿坐下。陈洁如很少见到他这样兴奋地坐立不安。

陈洁如不愿看到他这种样子，就故意问：“怎么值得这样兴奋？不就是吃一顿饭吗？天气这么热，我可是真的哪儿也不愿意去。你可以自己去，到时为我找一个推辞的理由就行了。”

蒋介石有些恼怒。大声斥责陈洁如：“你怎么不明白？你应该知道，多年来我一直在设法接近宋家，但总不能如愿以偿。宋家是领袖的亲戚，孔夫人神通广大，我要通过和宋家的友情，最终把孙、宋、蒋三个姓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对我日后的前程是至关重要的！”

陈洁如只好在第二天下午3点先行赶到宋霭龄住的标准石油公司经理家里。满身法国香水味的宋霭龄热情地迎接她，一见面就焦急地问：“介石呢？他可是答应了我一定来的。”在得到蒋介石将在下班后赶到的答复后，霭龄把陈洁如介绍给已经到达的贵宾们——宋美龄、陈友仁、何香凝。

当陈友仁带陈洁如出去参观这所房子的时候，宋霭龄大声说：“她（指陈洁如）只是一个中等阶级的家庭主妇，怎么配做一个少壮领导的妻子？我们必须得想点办法。”

“对！”宋美龄立即应和，“她象征我们生活中一道巨大的鸿沟。当然，她有优点，可以做一个农家的好妻子。”

陈洁如有些不祥的预感。

蒋介石在5点钟到达，他一进门就不停地为迟到道歉，宋霭龄假装生气地瞪他一眼，但蒋介石仍赶紧走到霭龄跟前，喃喃地说了些讨好的话。

马上就开饭。这是一顿西式晚餐。第一道是浓汤，然后是炸鱼，接着是一道鸽子，每一只鸽子都以钻石型的烤面包垫底，周围饰以西洋菜和炸薯片，分别装盘，每人一只。这些金黄色的鸽子看起来十分好吃而令人馋涎欲滴。

鸽子上来后，宋美龄像一位女王似的发表了一通谈话：“吃鸽子就像吃芒果，适合在浴室中单独用手撕着吃。但因为本宅的浴室太小，只好请各位在餐桌上默默地吃。不过我要敬告你们，在吃完鸽子之前，任何人都不能说话或看别人！有没有意见？没有，好，让我们开始吧，别忘了，你们只能看自己的盘子，不许四顾张望，不然会很窘的。”

大家听从她的敬告，默默地埋头吃鸽子。

饭后闲谈，从蒋介石的举动中透露出来的一个重要信息是，能够成为宋霭龄的座上客，使他激动得说不出话来。宋霭龄则不断夸奖美龄，把她简直捧上了天，说中国目前还没有一个人能比得上她的智慧。

第二天。何香凝与陈洁如共进午餐，她们在餐前谈话时，陈洁如说：“我知道得很清楚，从前孔夫人只把介石当做一个普通的军人来看待。但昨天的情景却有些不大一样。”何香凝告诉她：“现在情况不同了，蒋介石已是广州最重要的人物，是一条值得一钓的大鱼了。”她提醒陈洁如：“你可不要忘了，她还有一位未婚的妹妹，这对你是一种危险！”

陈洁如一时还无法理解这种危险。

蒋介石却把这当成了一个机会。

孔祥熙被拉进政府就任高位已经不难理解了。

但是孔祥熙就任时，由于北伐第一阶段的胜利，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已经被国民党控制。北伐之前，本来已有决定，攻克武汉后，在广州的国民政府即迁都武汉。孔祥熙对这一决定是赞成的。他作为先遣人员还到了武汉考察，筹设办事机构。但是，被讥笑为“革命资历最浅”的佛帅唐生智，在两湖战斗中胜仗连连，其军事实力大为膨胀。武汉实际上已经处于他的实力之下。就像当年袁世凯认为南京处于革命军的控制之下，不利于他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一样，蒋介石也感到迁都武汉必然受制于唐生智，无法独吞北伐胜利果实，于是转而开辟江西战场，在占领南昌以后，一意孤行，要定都南京，建立蒋记王朝。由于多数国民党大员和政府官员都到了武汉，他们对蒋介石挑起“定都之争”的阴谋看得十分清楚，于是一致给以坚决回击。认定只有跟蒋介石才能捞到更大好处的孔祥熙，也就离开武汉东下，回到上海去了。

上海已在蒋介石掌握之中，在这里他和他的夫人将有许多机会和蒋介石接近，为蒋介石出力，也从蒋介石那里获取他们所需要的东西。

1927年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因国民党二届中央委员多数在武汉，并未加入这个中央，蒋介石只好称他这个中央为“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18日，蒋介石又在南京成立国民政府。但是这时的蒋介石由于拼凑不到国民党多少头面人物，只好把因涉嫌谋刺廖仲恺被驱逐出国民党的胡汉民抬出来，充当傀儡，做“政治会议”和“南京国民政府”的主席。把在武汉任职并且此时还坚决反蒋的宋子文也宣布为他的部长，孔祥熙支持蒋介石态度明确，又是孙中山的亲戚，蒋介石也任命了他一个正式部长，那就是工商部长。虽然位置不够优越，但毕竟是正式部长，而且随着他为蒋介石出力的增多，他还大有机会向权力核心进军！

孔祥熙真正的机会来临了！

第十八章

斡旋宁汉

奉命拉拢冯玉祥，蒋介石的口谕是：许什么条件都可以，反正我们事后都要赖账

孔祥熙刚刚回到上海豪华的西爱咸斯路住宅时，形形色色的人物就开始在这里汇聚。他们最重要的议题之一，是如何调停蒋介石与武汉政府的关系。

因为他们攀上的蒋介石，这时正遇到最大的麻烦，而且在一次类似日后西安兵变预演式的事件中，差点命丧黄泉。如果蒋介石遇到的危机不能解决，那么孔、宋在中国也就没有出头之日。

却说武汉政府虽然在4月17日发出了通缉蒋介石的命令，宣布原归他指挥的第一集团军均归中央直辖。但是，没有足够的军事力量就无法执行这一命令，无法逮捕蒋介石。武汉政府掌握的一些军队正在进行一次击溃北方军阀的战役，无暇他顾。

但是，蒋介石自己的部下中却早就有人对蒋介石以军事力量对抗政府、扣留随军的党国要员、图谋拥兵自立的阴谋议论纷纷，邓演达就是其中火气最盛的一个。邓演达是蒋介石在保定军校的同学，蒋当黄埔校长，邓是训练部主任、教育长，北伐开始，蒋是总司令，邓则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这时看到蒋介石不顾民族大业，专营个人私利，另立政府的野心已如司马昭之心。邓作为孙中山先生的忠实信徒，对此感到不能容忍。因为当初孙中山以三民主义作为建国大纲时，明确指出：军队只是完成民国大业的一项工具，政府才是政权的唯一象征。邓演达把蒋介石的作为写信报告了武汉方面。当武汉方面出兵准备向江西进攻时，蒋介石也做了武装对抗安排。眼看北伐部队自己要打了起来，苏联军事顾问鲍罗廷以中间人身份出面调解。他邀请蒋介石和汪精卫一齐上庐山，坐下来谈谈。为了安全起见，双方约定只带几名高级将领和一个营的兵力做警卫。

在山上。邓演达说服了武汉方面的唐生智。乘这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把蒋介石捉起来，实行兵谏，逼他枪口向北，完成北伐。这天晚上，蒋介石刚刚躺下，他住处的门外突然来了两名挎驳壳枪的军人，说有秘密情况要报告。哨兵刚刚把门打开，埋伏在外的大批军人就蜂拥而入，哨兵没有来得及鸣枪示警，就被缴了械。带队的邓演达、唐生智冲进蒋介石的卧室，把这个总司令从床上赶了下来。

蒋介石见到这些北伐军将士个个面带怒气，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为了缓和气氛，避免性命遭难，他故作镇定，把大家让进客厅，叫大家有话慢慢说，但没有人理睬他这一套，有人高喊：“把他捆起来！”

蒋介石气得鼓鼓的，以为这定是鲍罗廷安排的。他盘算着，若这次能平安过去，头一件事就要把这位与中共打得火热的苏联人驱逐出去。

其实，鲍罗廷压根儿不知道这回事。当他听说蒋介石被扣时，连忙召集双方人员商讨解决办法，恢复了蒋介石的自由。并在天亮后让双方各自从山的南北两侧下山，一场调解也告失败。

蒋介石没有丝毫收敛，还是在南京成立了他的政府。武汉的40名国民党中央委员和中央军事委员联名讨蒋。“宁汉对立”的双方谁将成为胜利者，那就看谁能拉住更多的力量了。当时拥有50万军队的冯玉祥就驻在河南，宁汉双方谁能得到冯玉祥的支持，谁在这场争夺中就有希望获胜。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派出了代表，鼓动如簧之舌，拉拢冯玉祥站到自己一方。但冯玉祥却采取了中立策略，他说，“我对宁汉双方不存在厚薄之成见。”武汉政府给他任命职务，他接受，给他拨军费，他收下，同时他也向武汉政府派去了自己的代表。蒋介石给他任命，他同样接受，给他军费，他也照收，同样，他也向南京政府派去了自己的代表。

宁汉双方都给冯玉祥加码许愿，冯玉祥照样全部笑纳，骑墙态度依然故我。蒋介石气得大骂冯玉祥：“娘希匹！这个老滑头，这样下去，真成了我们鹬蚌相争，让他渔翁得利了。不行，得想个可靠的办法，完全把他拉到我们这边来。”当有人跑到上海向宋霭龄报告蒋介石的想法时，宋霭龄笑而不答。

“孔夫人，蒋总司令天天在骂冯玉祥是老滑头，蒋总司令要我向你请教办法，你倒是说话呀！”

“他应该骂蒋介石是个笨蛋！”宋霭龄双肘一抱。

“夫人，此话怎讲，还望明示！”

“让他自己想去！”

“孔夫人，你还是说了吧，不然我完不成任务，回去不好交差呀！”

“他为什么不派别的人来找我？”

“夫人，还不是因为过去我们有些交情么，这次，你可不能让我栽面子呀！”

“对呀，原来他懂这个理。用人不当，白跑一趟！要有交情，情况不同噢……”

“谁跟冯玉祥交情深呢？”

“小蒋身边的人，大多是南方人吧？连你也不例外。老冯呢，北方佬！他听咱南方人说话，不亚于听洋话，能跟你交到什么程度？只有同样是北方人，又跟他相处过，还在政府里有地位的，那才谈得上交情，这样的人哪里有，你想一想呀！”

孔祥熙适时地出现在客厅门口：“夫人，你在说我吗？”

“去去去，我们在这儿说话，没有你的事。”

“孔夫人，我明白了！”蒋介石派来的人非常聪明。

来人确实明白了宋霭龄的意思，他回去就向蒋介石作了报告。

蒋介石立即任命孔祥熙作为他个人的全权代表，秘密去拉拢冯玉祥。

却说早在4月6日，武汉国民政府就发布命令，以一种巧妙的方式，撤掉了蒋介石北伐军总司令的任命。武汉政府的命令是这样的：将国民革命军编为两个集团军，原有的8个军和北伐后扩编的部队，合编为第一集团军，蒋介石任总司令。西北的国民军编为第二集团军，冯玉祥为总司令。这个任命，一方面剥夺了蒋介石统帅全军的权力，将他降为只是一个集团军司令的身份；另一方面，提高了冯玉祥的地位，使其与蒋介石平起平坐。5月1日，冯玉祥就任第二集团军总司令。10日，冯玉祥向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报告战况。17日，他又发电祝贺汪精卫复任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之职。31日，该集团军各部追悼被张作霖杀害的共产党人李大钊，这些实际上表明了他拥护武汉国民党中央与政府，拥护国共合作关系。6月2日，武汉政府决定并下达命令，增补冯玉祥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主席。

孔祥熙出发之前，又得到了冯玉祥的最新动向：汪精卫亲自跑到郑州，许诺把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的党政军大权全部交给冯玉祥，以示对冯的信任。冯玉祥得到这块大肥肉，已经宣称他的军队今后完全听从武汉政府的一切命令。

孔祥熙向蒋介石摊摊手：“他得了这么大的好处，光凭过去我在北京同他的交情，恐怕拉不动他了。”

蒋介石不耐烦地摆着手：“你只管去谈，许诺他什么都行！拉不住他，我们完了蛋就什么也没有了，而只要拉住他，把武汉方面压下去，我们成了胜利者，还怕他真来讨账？我们胜利了，事后光他一个冯玉祥，我们什么都可以赖掉！”

“这……”孔祥熙有些哑然。

蒋介石嘻嘻笑了起来：“庸之兄！你放心，老冯是外人，我们不过暂时借助于他。而对你，我是要真心依靠的。对你孔兄，我什么时候也不会赖账，答应你的我定会全部照办。”

“那是那是。”孔祥熙连忙点头。

“此次出行，是你为党国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别看北伐你没放一枪，可要办成了这件事，你就是头功！日后在南京政府里，哼哼……可不要错过机会呀！”“介兄，你就静候佳音吧！”孔祥熙被蒋介石说得踌躇满志起来。孔祥熙铁了心上蒋介石的船，要在关键时刻露一手了。

孔祥熙巧释空头支票，冯玉祥倒戈向蒋

身材高大的冯玉祥一见到孔祥熙，就双手抱拳：“财神驾到，欢迎欢迎！”

笑眯眯的孔祥熙脸上一下绷了起来：“此话怎讲？财神在哪儿？”

“啊呀呀，老朋友，不用说，你定是南京来的说客。武汉方面已经许我豫、陕、甘三省地盘，难道你开价能比他们小吗？我想你不会光以老交情拉我为老蒋出力吧？”

孔祥熙鼻子尖上不由渗出汗来，心想：乖乖，这老冯也厉害得很呢，他怎么一下子就知道我是南京说客？而且称我财神，看来要拉他，这代价确实小不了，这趟差使不那么简单哩。

冯玉祥看孔祥熙一时不回话，立即转了话头：“看来我估计错了，庸之兄此来只是为了看看朋友，并无他意。那好那好，这次我们就只叙友情，不谈时局。我这地盘虽小，也有几座名山古刹，明天我就陪你游逛游逛。谁要谈半句时局，谁就是……”冯玉祥说着就要比划那个丑陋的东西。

“不！”孔祥熙横横心截住了话头，“兄弟此来，确实要做说客。不过，我可没有张仪苏秦的辩才，更没有带什么金银，谈不上是财神……”

“那你就想用空话拉我为南京卖命？告诉你，我这几十万弟兄每天都要吃要喝，要枪要弹，你什么也没带，我就是有心帮忙，弟兄们恐怕也不答应啊！”

“别忙，冯兄！你怎能说我什么也没带？我带来了。”

“什么？”

“空头支票！”孔祥熙笑模笑样地望着冯玉祥。

“空头支票？见你的鬼去！把咱老冯当3岁孩子哄哪！”冯玉祥虎起了脸。

“别忙嘛，冯兄。这空头支票好啊！那任你填多少都行，不用涂改——”孔祥熙拉长了声音。

“这？好！我要半个中国，行吗？”冯玉祥也要逗一逗孔祥熙。

“可以！只不过兑现时要看你采取的行动，你做到多少才能兑现多少。兄弟此来完全可以代表蒋总司令！”

“哈，原来是个没把的葫芦！”

“冯兄，咱们别光逗乐子了，我看还是说说正题吧。对目前局势，你究竟是怎么看的？”

“我？我看宁汉双方都说自己是正统的政府，也都有自己的道理。我反正是不偏不倚，谁给钱我也要，谁发令我也听，谁拉我紧一点，我就靠谁近一点，但是从根本上说，我不会把自己卖给任何一方。所以你可以打消这个念头。说实话，他们分裂，对我有利，他们对抗的时间越长。我得利越多。我怎么会傻到跳到一艘前程未卜的船上，白白丧失尽得两家之利的好机会呢？”冯玉祥诡秘地望着孔祥熙。

“啊呀呀，冯大司令！我看你是聪明一世，糊涂一时。想过去，你滦州起义，投身辛亥革命；发动北京政变，掀掉贿选总统曹锟；迎接孙总理北上共商国是；顺应天下大势，响应北伐，一步步走得何等英明！可如今，你却被蝇头小利蒙了两眼！俗话说，二虎相争，必有一伤。宁汉双方不会永远这么势均力敌地保持下去。总有一天一方获胜一方败，到那时，成者王侯败者贼，你没加入胜利者的队伍，你就得不到胜利的果实，还会被认为与败者有牵连受到攻击和清算。现在的形势，你面临的就像赌博，你总得把自己的钱财押在某一注上。而绝不可能同时押向公鸡头、母鸡头！是不是这样呢？”孔祥熙虽自称没有苏秦张仪的辩才，可从这一番话却显然见出他已经掌握了说客的精微，有捧有打。尤其把点子打到了利害的本质上。

冯玉祥双目微闭，不再插话，显然有些话已经击中了他。孔祥熙见冯玉祥已没有开始时的气势，知道他的话开始发挥作用了，于是进一步对利害进行条分缕析。

“如果宁汉双方的对峙不会永远平衡，那么你估计哪一方会获胜呢？”

“哪一块云彩都可能下雨，早知道尿炕就去筛子里睡了！”冯玉祥有些没好气。

“不然！《吕氏春秋》里说，月晕而风，础润而雨，什么事情都是有征兆的。我们不妨分析一下双方的情形。武汉政府里有些什么人呢？不错，第一个是有宋庆龄，她是孙总理的夫人，深受元老们的敬重和民众的爱戴，有很大号召力，但是她毕竟是一个女人，在一个大男子主义根底深厚的国度里，政治家们不会容忍把国家的未来交给一个女人去决定。而且她太理想化……”

冯玉祥打断孔祥熙：“我对孙夫人是非常敬重的，我不想听任何人，包括她的姐夫对她评头论足！”

“好的好的，就算孙夫人是武汉政府的中坚和领导者，可她周围都有些什么人呢？我们掰开指头数数：花花公子汪精卫，‘无能的忧郁者’孙科，当然这可不是我的评价，而是外国记者的称呼，利己主义的陈友仁……至于那些将军们，更没有一个靠得住的，我不妨给你透点内幕消息：武汉政府中第一个提议逮捕蒋介石的薛岳，现在早就成了蒋介石的内线了！你想想。就这么一些人，能成什么大事？他们维持不了几天就得土崩瓦解！南京方面可就完全不同了！蒋总司令意志坚强，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止他得到他想要的东西，包括军权政权，嘿嘿，当然还有女人。你看他那锃亮的光头，就露着他对一切传统的反叛，对所追求目标永不停懈的进击！当然有人说他脾气暴躁、反复无常，可要统治眼下这样一个乱哄哄的国家，没有这种性格还真不行！‘四一二’以后，西方列强都在给他叫好，你可知道这些外国势力对中国局势的影响力有多大？目前的政府没有外国势力支持都站不住！还有，他抓住了宋子文，宋家除庆龄外，都是支持他的，这非常重要，有了宋家的支持，就有了滚滚财源！他从武汉政府中拉住了一批将军，而他的队伍里，却没有人被武汉方面拉走（他忘记了邓演达就差点把蒋介石囚禁起来）。再从外部力量来说，就算你老冯不支持他，阎锡山可是已经铁了心跟蒋介石了，到时南北夹击你，你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

“慢着！你说阎锡山投奔了姓蒋的？他可是前两天还跟我说要行动一致、共进共退的！”

“哈，阎锡山跟我共事多年，我最了解不过。人家才不像你冯兄傻呵呵地就知道什么光明磊落、里外一致。他呀，有奶就是娘，驴粪蛋子外面光……”

“此话当真？”冯玉祥似乎还不大相信。

“阎锡山那里也是我谈的，那还假得了？我是完全为了朋友才给你透底的。”孔祥熙一脸真挚。

“这这……”冯玉祥再没了当初的自信和得意，两只大手来回搓着，在屋里踱来踱去，“你们都他妈这样，不就把我晾这儿啦？什么狗屁朋友！”

孔祥熙看自己的说辞击中了对方，按捺着心底里的激动和狂喜，紧盯着冯玉祥：“冯先生，你开价吧！我这空白支票任你填哪！”

“好！既然他姓蒋的这么慷慨，老子也不填了，你让他看着办，可你记着，他要亏了我，哼，老子这50万军队，手里拿的也不是烧火棍子！”

“痛快痛快！价码还是你们到徐州当面谈好了。”

孔祥熙一番捭阖说辞，还真把冯玉祥说动了。6月20日到21日，冯玉祥来到徐州，与蒋介石、李宗仁、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了徐州特别会议。这一谈，冯玉祥一屁股坐在蒋介石一边，已改口称他先前坚决拥护的武汉政府是“伪政府”了。会议对8项问题分别作出了决议。其中，关于“对于共产党之办法，决议由冯同志发电警告武汉”。关于“武汉政府问题，决议先在冯同志警告武汉电内，促伪政府注意”。会后，冯玉祥即致电汪精卫、谭延闿等人，攻击武汉地区的工农运动是“阳冒国民革命之名，阴布全国恐慌之毒”，“以致社会根本动摇，国民无一安宁”。说什么“现在补救之方，唯有设法使鲍（罗廷）归国，在武汉之国民政府委员，除愿出洋暂资休息者外，余均可合而为一”。他提出：宁汉双方“既异地而同心，应通力合作”，催促汪、谭“速决大计，早日实行”。

冯玉祥能够这么快转向，而且转得这么彻底，使蒋介石乐得一蹦三尺高。他由一个被武汉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被武汉政府通缉的反革命分子，一下子成了代表国民党和国民政府正宗的领袖。这是多么大的差别！其原因，还不是因为他一下子得到了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北方实力派的支持，而武汉一下子变得孤立无援了？

蒋介石高兴之余，孔祥熙提醒他：承诺的条件一定要先兑现一部分。否则，冯玉祥有可能说翻脸就翻脸，那样工作可就难做了。蒋介石大手一挥：“那是那是。现在武汉政府还没有收拾掉，还不是跟老冯赖账的时候。”他当即向冯玉祥馈赠50万硬币大洋，还答应从下个月起，每月给冯部250万元军饷，把个冯玉祥乐得直嚷着要请孔祥熙的客。

孔祥熙为蒋介石拉拢冯玉祥成功，使他在日后的南京政府里，为谋取高位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任凭孔祥熙夫妇口吐莲花，宋子文坚决站在武汉政府一边

为了搞垮武汉政府，扶持蒋介石上台，孔祥熙在拉拢北方军阀的时候，还在做着一件同样十分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把武汉政府的钱袋子摸出来，交给蒋介石。失去财政来源，武汉政府的窘境将比外面敌对的枪支增多更难维持——出生于金融世家的孔祥熙是深谙此道的。不过，这个钱袋子不是别人，正是孔祥熙的小舅子、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

查理这个大儿子同他的姐姐们一样，从来没有把蒋介石放在眼里。他良好的出身和家庭教养，使他对那个从溪口来的脾气暴躁、生活放荡的人从心底里瞧不上。尤其是蒋介石暴露出他的个人野心，同武汉政府闹僵以后，宋子文作为随第一路军北上的政府财长，坚定地站在了武汉政府一边，对蒋介石发出声讨。除了他认为他必须坚持的孙中山革命政策以外，还有他最崇敬的二姐就在武汉政府里，而且是政府的核心人物。子文与二姐庆龄感情最深，也最崇拜她，他要帮助二姐战胜邪恶的蒋介石。他最能出力的当然还是财政方面，就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宋子文悄悄回到上海，为武汉政府筹款。他在上海设立了3个顾问委员会，邀请了上海金融界、商业界和工业界的重要人物参加。宋子文以政府财政部长的身份，请这些人拿出钱来支持武汉政府。但上海是蒋介石的地盘，蒋介石早已向这些人开口借钱，一些人士向宋子文提出，现在武汉和南京有两个政府，他们作为民间人士，不知道哪一个是正宗的政府，也不敢得罪任何一个政府。宋子文作为现任财长，应该向他们做出保证，他们借给武汉和蒋介石的钱，都要算作政府借款，将来不论哪方获胜或失败，都要由宋子文担保归还。

“不行！”宋子文断然拒绝，“蒋介石只是一个军人，他现在仗着手里有兵，公开对抗政府，阻挠北伐，反对革命。他早已被国民党中央开除党籍，被武汉政府在全国通缉，他现在是一个罪人，一个在逃犯！你们只能在金钱上支持正统的武汉政府，而绝不能帮助蒋介石！你们如果借款给蒋介石，我以政府财政部长的名义告诉你们，你们将会破产，将会血本无归！除了经济上的损失，你们还将以资助叛逆罪受到清算。诸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今天赤诚相告，将来一旦遭难，勿谓宋某言之不预也！”

“啊呀呀，宋部长！你们是政府大员，我们只是一介草民，我们可不知道天上哪块云彩会下雨，什么武汉政府、南京政府，谁知道它们哪个是真政府，哪个是假政府，哪个今天完蛋，哪个明天完蛋？你要我们只给武汉政府拿钱，不给蒋介石拿钱，可你知道这里是谁的地盘吗？不要说蒋介石派兵来，就是那青帮小兄弟往门口一站，我们也得乖乖听命，你在这里说得轻松，可我们不给人家钱，小命丢了你们管赔吗？”一个银行界人士说得许多人同声附和。

“就是就是！”马上又有个工厂主开了口，“你们政府大员好啊，这个政府完蛋，你们把脸一抹，马上成了另一个政府的要员，照样摇摇摆摆，威风十足，可我们行吗？我们没错还想把我们的钱都抠去，一旦让人抓住个什么把柄，我们几十年的产业可就化为乌有了。我们小小心心，也是不得已啊，还望宋部长能够理解我们，还是让我们两边都靠上点，哪边也别惹翻的好。”

“好了好了，今天是武汉政府向你们借钱，你们到底准备出多少？”宋子文不耐烦了。

“我借3万。”

“我出2万。”

“那么，沈兄你呢？”宋子文指着一个胖胖的商行老板。

“我，我……”沈老板脸上像一朵开败的秋菊花，“我借出10万还不行吗？”

当宋子文把汇票拿到手里的时候，再次厉声说道：“诸位，我代表武汉政府感谢你们！但是，我要再次提醒你们，谁借钱给蒋介石，谁就要准备为此承担后果！”

在这些人面面相觑中，宋子文脸上漾着胜利的微笑，大步跨出门去。

宋子文把借到的钱送回上海办事处，还没启程回家，霭龄派来找他的人已经到了。

“我今天很累，明天再去看望大姐，你向她解释一下好吗？”

“不，宋部长，孔夫人有紧急事情，请你今天一定去一趟！”

宋子文只好来到西爱咸斯路的孔公馆。

孔祥熙像一尊喜佛迎接宋子文，殷勤地给他让座唤茶。

宋霭龄板着脸坐在沙发里，半天一声不吭，让宋子文心里发毛。

“我听说你还在为武汉政府输血？”宋霭龄望着子文。

“大姐，武汉政府是坚持孙先生三民主义的，蒋介石的所作所为为党内大多数人所不容，这场争执必以蒋介石的失败告终，我这样做是没错的。”

“我做过几年孙先生的秘书，对孙先生的主义我比你知道得多！”宋霭龄对子文倚老卖老。

“二姐可是在武汉政府里，我想她总……”

“怎么？你就知道二姐，不知道还有大姐啦？我告诉你，别看她做了孙夫人，可我们宋家的领袖是我！只有我才为我们宋家的利益和未来着想，你作为宋家长子，不能不顾家庭，而去为虚无的理想做牺牲。武汉政府是没有前途的，蒋先生的军队将统一一切。我现在要求你，不要再为武汉政府做任何事情，与蒋先生合作，才能带来我们宋家兴旺，才会使我们的家族在中国的政治舞台上占据重要地位！”

“子文，你大姐说得对呀！蒋先生是中国政治舞台上升起的新皇，只有与他合作才有光明的前途，我知道这场斗争中的许多底数，我和你大姐可是为你好，在一艘漏水的船上……”孔祥熙一副苦口婆心、循循善诱的样子。

宋子文响亮地咳出一口痰来，“啪”地吐进痰盂。这在有着良好教养的宋家人说来，这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也是非常失礼的。宋霭龄和孔祥熙都瞪大了眼睛，望着宋子文。

在二人的惊愕中，宋子文站起身来：“孙先生平生最恨的是军阀，他晚年一直在主张北伐，打倒一切军阀，不管是旧军阀还是新军阀！蒋介石以枪杆子违抗中央命令，企图自立，已经变成了中国的新军阀。我希望你们不要只从自家私利出发，为虎作伥！让我与他合作，除非……哼！”

宋子文大步走出孔府，命令司机：“回家！”

孔祥熙呆呆地站着：“这，这……”

宋霭龄哈哈大笑：“行！是我们宋家大少爷的做派。”转而她又恨恨地说：“脑子要慢慢给他洗，也要让老蒋用枪杆子吓吓他！牛犊子再倔，上了鼻系，不怕他不回头！”

软硬兼施，宋子文向强权屈服；讨价还价，南京武汉拍卖革命

4月18日，蒋介石拼凑的南京政府开张，他把宋子文算进了他的班子，对外公布宋子文为南京政府财政部长。

“这是强奸！”宋子文愤怒地大声吼叫，“这个流氓，我绝不会给他干的。绝不！”

他给武汉政府打电报说明了自己根本没有参加蒋介石的一切活动，这项任命完全是强加的，是对外的一种宣传欺骗。

宋子文仍然在从事为武汉政府筹款的活动，这一切当然逃不过蒋介石的耳目。但是没有宋霭龄的同意，蒋介石不敢采取行动。蒋介石一再向宋霭龄提出宋子文的问题，这是他们之间一大笔交易的组成部分。

宋霭龄终于点头了。但是她规定了严格的行动界限，“他是一个文官，如果没有生命危险，就是天王老子他也敢同你硬干到底。但是，当他看到危险确实存在的时候，那就不同了！不过，我要你们牢牢记着——如果子文的一根毫毛受损，我就要拿蒋介石的脑袋来顶！”

“他们会干得很漂亮的！放心吧。”蒋介石奸笑着。

4月20日，蒋介石派出的部队封闭了宋子文在上海的办事处，他所筹到的款子被全部冻结，一分也汇不到武汉去。

宋子文人身安全受到威胁，到处有人高喊着抓他，他的藏身处总是受到盘查和突袭。他东躲西藏，最后只得逃进大姐霭龄的家里。

孔府的外面立即布上了暗哨，不时有人朝里窥望。每一个外出的人都受到监视。

宋子文躲在里面，一步不敢外出。

他被软禁了。

孔祥熙热情地关照宋子文的饮食起居，让人给他送关于时局的各种报纸和材料——当然都是站在蒋介石立场上的观点。孔祥熙陪宋子文聊天，帮他度过难耐的寂寞日子。孔祥熙把自己的想法隐蔽起来，避免激怒这位高傲倔犟的财政部长，而用旁敲侧击的办法，引诱他做出妥协。

在生命威胁之下，孔祥熙夫妇给宋子文“洗脑子”的工作很有进展。最后，宋子文终于同意了参加“宁汉合作”。

原来坚决讨蒋的武汉政府内部，也在悄悄发生着变化。

本质上来说，不论是举足轻重的军人如唐生智、冯玉祥，还是政治头面人物汪精卫，都不是为国家独立、民族解放而奋斗的孙中山的忠实信徒，而是与蒋介石一样的野心家，谁都想利用革命建立自己的独裁统治。冯玉祥占领河南，把自己推到了直接与张作霖敌对的最前线，他不借助武汉政府的力量，凭自己的军事实力是无法在河南站稳脚跟的，这是他先前坚决站在武汉政府一边的重要原因。而当武汉政府要东征讨蒋，把战略重点转移到长江中下游时，为了自身安全，他就不希望局面这样发展了，所以孔祥熙拉他能够很快奏效。而当冯玉祥的态度一转变，宁汉双方的实力天平立即就发生了倾斜，武汉政府中的投机分子看到东征讨蒋无胜利把握时，也就产生了与蒋同流合污以保自己利益的想法，特别是经济上遇到的严重困难，更使武汉政府中的一些国民党分子动摇起来。

宁汉分裂以后，蒋介石占领的是富庶的长江下游和两广，只有两湖的武汉政府被切断了与沿海地区的经济流通，两湖和江西的地主资产阶级也不给武汉政府以经济支持，宋子文被扣，他从上海筹集到的款子汇不到武汉，使他们断了财源。而在战争期间，政府每日的开销巨大，经济一旦恐慌，不要说无法对付敌人，就是自己的军队都随时可能发生哗变，很多人心里已在暗中盘算，要步蒋介石后尘反共，达到与蒋的合作，改变他们的经济处境了。

果然，蒋介石也看到了这一点，并且充分地加以利用。他用金钱收买了四川军阀杨森，使武汉政府西面也受到牵制。武汉国民党所属之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和第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率部叛变，制造内乱，这些叛乱虽被镇压，但武汉国民党已经感到不实行反共政策，其内部将不断发生叛乱，后果不堪设想。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泄密，也加快了武汉国民党的反共决心。5月间，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给中共中央发来了一个指示电报，内容要点是：实行土地革命；将更多的工农领袖安排进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组织共产党领导下的5万军队；组织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镇压工农的军官。6月初，罗易收到这一电报，他不向中共中央传达，却先把抄件给了汪精卫。汪精卫被这封电报吓坏了，他认为这是共产党要解散国民党，实行武装的共产革命，即与唐生智等密谋，要向一直相互依存的共产党开刀。

就在武汉政府内部发生这一系列重大变化的时候，7月12日，宋子文来到了武汉。他带来了蒋介石的要求：立即抛开共产党人和鲍罗廷，同南京联合，没有商量的余地！

当天晚上，宋子文会见二姐庆龄，向她转达了宋霭龄、孔祥熙以及宋美龄所说的对她强迫、威胁和搅乱人心的话。但是宋庆龄明确表示绝不与蒋介石合作，绝不给蒋介石利用自己孙夫人的地位，以达到他做合法的孙中山继承人的目的。她表示，即使武汉国民党都同蒋介石站到一起，她也绝不屈服！看到二姐的坚决态度，子文心里也顿生羞惭之感。但是他已经没有退路了，他认为自己答应了蒋介石，就要照着做下去。但是他仍然非常敬佩他的二姐，关心孙夫人的安全。他暗示二姐不要回到上海，否则将有生命危险。当庆龄不相信国民党中有人敢对她这位孙夫人下手时，子文隐晦地表示这种危险不是来自外部，而是可能来自自己的家庭内部。庆龄轻蔑地一笑置之。

宋子文见过武汉政府所有重要人物后，即给孔祥熙拍去一封密电。密电中列举了汪精卫的要求，即如果他答应同蒋介石合作，蒋介石应该做哪些事情，以使他保住自己的面子。

孔祥熙收到子文的电报，欣喜若狂，因为这就是说他做子文的工作已经完全成功，子文到武汉没有背弃当初的承诺。而且宋子文做汪精卫的工作又十分成功，汪精卫已经同意了同蒋合作，只不过是要一点点保全面子的筹码而已。孔祥熙认为汪精卫的要求不算过分，他兴高采烈地把电报马上交给了焦躁不安的蒋介石。

蒋介石看到电报，立即咧开一口雪白的假牙哈哈大笑。这场宁汉对立的危机，由于孔祥熙左右斡旋他已经胜利在握了，几个月来的提心吊胆结束了，形势发展到了他最为满意的方向。

“庸之兄，真有你的！大功啊，大功！”蒋介石得意忘形地拍着孔祥熙的肩膀。

孔祥熙尽管同样高兴，但他在蒋介石面前可不敢随便，照样毕恭毕敬，小心翼翼地问：“那——这条件怎么答复？”

“要希要希！”蒋介石竟吐出了日本话。

孔祥熙立即拟出了给宋子文的电报：“告诉卖主，商人同意按所索取的要价支付。他期望在商定的日期交货。”

这虽是孔祥熙为保密而采用的隐晦语言，但在蒋介石、汪精卫和孔祥熙这时的内心深处，已经把中国的命运看做可以买卖的商品了。

商定的日期到了，卖主要按时交付他的货物了。7月15日，一向以左派面目出现的汪精卫终于撕掉了假面具。他披挂上马，亲自在武汉召集了“分共会议”，正式宣布与共产党决裂，和蒋介石走上同一条反共反人民的道路。在武汉卫戍司令部捕杀共产党人的密令中，他们提出了“宁可枉杀千人，不可使一人漏网”的咬牙切齿的血腥口号。武汉国民党反动武装开始大规模地逮捕共产党和工农群众，进行惨无人道的大屠杀。武汉地区的血腥屠杀甚至比蒋介石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在街上把数以百计的人力车夫滥行枪杀，仅仅因为在革命中他们胆敢成立了一个工会。留短头发的姑娘们被抓起来杀掉，“罪证”仅有一条：留短头发最初是由革命的妇女兴起来的。一个外国人——文森特·希思写了这样一件令人毛骨悚然的事：他认识的一个受过教育、有理想的姑娘被人开膛破肚，把肠子绕到她身上，然后让她死去。

第十九章

蒋宋大媒

蒋介石辞职下野，孔祥熙到处说项

武汉政府紧步蒋介石后尘、实行清党反共前夕，宋庆龄发表了一个义正词严的声明，刊登在1927年7月14日的《国民论坛》报上，但是这期报纸被没收，这个“七一四声明”就以传单的方式散发。

8月1日，共产党组织的南昌起义打响了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在那里的北伐部队起来反对南京和武汉的革命叛徒。领导这次起义的是以周恩来为首的共产党人。后来8月1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建军节。为了重申共产党仍然忠于和革命的国民党人之间的联盟，起义后成立的革命委员会中包括了宋庆龄、何香凝和邓演达等。不少人企图用恫吓和诱骗使宋庆龄宣布不参加南昌的革命委员会，统统遭到了宋庆龄的拒绝。

8月间，宋庆龄签署了由22位国民党中央机构前高层领导人联名发表的声明，痛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孙中山遗教的叛徒”、“投向帝国主义的逃兵”和“新军阀”。然后，她为了不让反动派利用孙中山这面革命大旗，毅然出国去了莫斯科。

武汉政府开始迫害共产党人，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就拥护蒋介石了。他们和蒋的争夺实质上是个人权利的争夺，目的都是为了由自己窃取革命的果实。因此，武汉政府的军队继续向南对蒋介石的部队发动进攻。

东部的军阀孙传芳利用武汉与南京之间的敌意，发起反攻，把蒋介石的部队赶出了他们已经占领的长江北岸的几乎所有地盘。

共产党的武装反抗、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旧军阀的乘机反扑，使蒋介石处于三面受敌的狼狈境地中。

孔祥熙想在蒋介石最困难的时候再发挥一次作用。他找到了冯玉祥，建议由冯做中间人，让武汉政府和南京政府各派代表，在他认为是吉祥宝地的安庆举行会谈。

但是蒋介石思谋很久，终于想出了另一个以退为进的策略，那就是辞职！他要让那些国民党员们看一看，没有他蒋介石，他们是不是能够玩儿得转！

1927年8月13日，蒋介石发表了一篇辞职声明：“老百姓的视力和听力已开始失去往日的敏锐和灵敏。在前三四个月里，北伐几乎进展到了山东边界。为什么我们向前推进得这么快？而为什么现在我们的速度又这么慢？请静静地想一想、细心地考虑一下吧，原因是很容易理解的。”

蒋介石申辩说，他没有个人野心，他一直在考虑辞职的事。但是为什么早前不提出呢？他说，他如果过早辞职，“我党将承受如下苦难：第一，我们将失去灵魂，只留下肉体。星星将离开自己的位置，事物将互相转换。我担心就连国民党这一名称恐怕也不复存在……”

蒋介石说，他辞职以后，作为一名国民党党员和中国公民，他将继续履行他的职责，“只要我还有一口气！”

很明显，蒋介石不过是要用他的辞职表明，他是中国唯一的“救世主”，是一个必不可少的人。

蒋介石发表过他的声明后，就带着大批保镖和军政人员离开南京，踏上了回故乡浙江奉化的路途。

在溪口，蒋介石换上了中国传统的长袍，显出一副学者风度和守旧的外观。他向追随而来的美国人宣称，他在今后5年里将不过问中国的事情，要到国外去学习政治、经济和军事战略。

他的确蒙蔽了一些人。

一个新闻记者写下了连他自己也莫名其妙的评论：“蒋介石的引退是一个神话。”

武汉政府的政客们同样没能看透蒋介石的用意，他们为蒋介石的自动离去弹冠相庆，认为从此天下可以由他们一手操纵了。

孔祥熙心中却如明镜一般，蒋介石的这一手就像动物前扑的时候，先往回缩身子一样，完全是为了积蓄更大的爆发力。他到处拉人，苦心疏解，请求宁汉双方团结合作，迎接蒋介石回南京复职。

蒋介石并没有住进溪口大河边上他的丰镐房祖宅里，而是到了离家十几公里、地势比溪口高1000多米的深山里。他选择了三面是千米峭壁的妙高台，在那里安下了指挥所，一方面可以确保他不受别人的暗算，一方面通过电台、电话继续遥控着南京的局势。

宋霭龄支持蒋介石的两个条件：由孔祥熙任阁揆和蒋必须娶宋美龄为正式夫人

其实，蒋介石不住丰镐房老院还有一层意思，那就是躲避他的原配夫人、蒋经国的生母毛福梅。因为他已是一个大人物，他再不能和那个乡下没见过世面的旧式女人住在一起。而且不仅要远离这个乡下妇女，连那个他曾经为之折腰、拼命死求的“总司令夫人”陈洁如，他也要抛弃了。

利用下野的机会再换一位夫人，是蒋介石这次以退为进一揽子计划中的重要一环。

自从蒋介石被宋霭龄邀请参加鸽子宴，亲睹宋美龄的芳容，听了宋美龄的高谈阔论，便为她的家庭背景、文化素养所迷上了。加上孔夫人宋霭龄也在为小妹打着做日后中国“第一夫人”的算盘，双方早已不谋而合了。

早在几个月前，蒋介石的第三任夫人陈洁如，跟随这位北伐总司令到了南昌。她看到蒋介石因违抗命令，反动嘴脸逐步暴露，每天都有谴责他的文件传来。蒋介石心情沮丧，对陈洁如说自己如同释迦牟尼，修道时面对敌人无情的试炼。

忽然有一天，蒋介石情绪高涨，说他已经找到了办法。这办法就是把武汉政府的钱袋子摸过来，让武汉政府失去财政支持，而由自己掌握中国的财源。

“那是什么办法呢？”陈洁如小心翼翼地问。

“国民党的财政问题只有宋子文能够解决，把宋子文从武汉方面拉过来，我就有了办法，而武汉就玩儿完了！”蒋介石兴冲冲地说。

“那么重要的人物，怎么会听凭你想拉就拉呢？”

“这我自有办法的！洁如，你还记得孔夫人吗？她是宋家掌门人，她绝对可以控制子文。我这里给孔夫人写好了一封信，请你马上送出去。我相信，她收到我的信，就会为我拿出好主意的。”

“好的，我一定把信平安发走。”陈洁如不会料想到她发走的这封信，决定了她从此以后悲剧的后半生。

宋霭龄接到蒋介石的信，与孔祥熙商量一番后，决定帮蒋介石这个忙。不过宋霭龄可不像孔祥熙那样，只进行感情投资、辛苦投资，利润全等以后随蒋介石高兴给多少算多少。宋霭龄要把一切都算在前面，我帮你什么，你给我什么，都谈得明明白白才肯行动。

宋霭龄乘中国银行的汽轮火速赶到了九江，蒋介石也从南昌赶去。但孔夫人还是很有些派头的，她不肯下船来见蒋介石，而是让蒋介石到她的船上去谈。那样她就是主人，这场谈判中，无疑她就占有了“居家优势”。

宋霭龄仍然显得那么高贵，不仅是穿着和用品豪华气派，而且显出对中国的未来洞悉一切的样子。

蒋介石恭敬地说：“孔夫人，我现在想让你帮助我做一件事情，就是把你的弟弟子文从武汉政府中拉出来，站到我这方面来。”

“还有吗？”宋霭龄笑眯眯地望着蒋介石。

“别的，别的……我认为做成这一件事就很重要了。”

“那你准备用什么做交换条件呢？”

“交换？”蒋介石有些茫然，“我要为国民党的目标奋斗到底，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以此答谢夫人，答谢一切支持我的革命同志。当然，如果孔夫人有什么个人需要的话，在我搞垮武汉政府以后，我将动用政权的力量，为你做一切你喜欢的事情。”

“呵呵呵”，宋霭龄笑得很神秘，蒋介石脊背有些发凉，“介兄（此后宋霭龄一生都这样称呼蒋介石，即使他当了委员长以后）！你是一颗明日之星。如果你考虑问题是这么简单，给我的交换条件又是这样空洞无物，那么你这颗明星的陨落将会和升起得一样快。你应该知道，鲍罗廷的意旨是要接收你的全部权力，交给加伦将军。你的军队将会被消灭殆尽，只是时间迟早而已。为国民党统一中国的目标奋斗，这个精神当然是很好的，但是精神并非一切。这个统一中国的重担，需要很大很多的影响力、金钱，以及非凡的性格与威望。可是这些东西目前你一样也没有。现在你周围的人，都是些无能的懦夫。他们所汲汲以求的，无非个人私利。依靠他们你绝对不能成功。”

“所以我特请孔夫人帮助我。”蒋介石顺竿爬得很快。

“是的，我会帮你的。我的丈夫已经在这方面付出了不少努力。”

不等霭龄说完，蒋介石就抢过了话头：“孔先生雄才大略，与我同心同德，已经出了不少力，我对他是万分感激的。而且孔先生做事不图回报，高风亮节，实在让人钦佩，钦佩！”

“不图回报，是这样的吗？我看恐怕是你不想回报。孔先生是银行世家，他最讲究投资利润的，只不过他现在没有提起而已。我可就不同了，我要同你做的是一桩公平的交易，条件必须事先讲明。”宋霭龄说得坚决而有力。

“那好，你先讲出来我听听。”蒋介石被挖苦得极不自然。

“听着，我不但要如你所愿，让我的弟弟子文脱离武汉政府，而且还要更进一步，号召上海具有带头作用的银行家们，以必要的款项支持你，用以购买你必需的军火。我们所拥有的关系和门路，包括与美国的关系，都可以为你所用……”

“啊，太好了！孔夫人，我真想……”蒋介石激动得有点歇斯底里，从椅子里跳起来，挥舞着双手要向宋霭龄扑过来。

“请安静！介兄。”宋霭龄伸手一指，蒋介石像被定在了原地。

“我还没有谈我的条件呢。只有你答应了我的条件，交易才能签约。”

“你讲你讲！”蒋介石总算缓过气来，慢慢坐回椅子里。

“蒋、宋、孔三家只有结成神圣同盟，才能保证我们长远的利益。白给别人作嫁衣的事我们是不会干的。”

“这……”蒋介石不知宋霭龄会开出什么难以接受的价码。

“非常简单。第一，你必须娶我的妹妹美龄做永久的正式夫人……”

蒋介石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得天下得美人，这样的条件我还会拒绝吗？马上说：“孔夫人，自从第一次见到令妹，我就一见倾心了，我朝思暮想她已经5年了！只要美龄同意，对我来说，这是秀才中状元，我会不肯吗？”

“但是，你必须同你的前3个女人办理符合法律程序的离婚手续，我的妹妹不能同那些女人搅在一块说不清道不明的乱丝网中……”

“当然当然。我那个乡下妻子毛福梅完全是包办婚姻，10年前我就不与她同床了，我连见都不愿见到她。至于姚冶诚也早被我送到了苏州……”蒋介石赶紧声明。

“最要紧的是现在跟在你身边的陈洁如，你必须让她离开！我可是听说她是苏联特务呢。她在你身边是要坏你大事的。”宋霭龄最关心的还是陈洁如的去向。

“陈洁如会是苏联特务？我看这纯属一派胡言！我遇见她时她不过13岁，16岁跟我结婚，几年来总是日夜和我在一起，她怎么会跟苏联人挂上钩？孔夫人，你是看我现在跟苏联人不对付，故意这么栽派她的吧？”蒋介石傻呵呵地望着宋霭龄。

“如果你不想让她死，就必须把她弄出中国！这一点绝对不能含糊！”宋霭龄一脸怒容。

“好好，我答应，我全答应，这可以了吧？”

“慢着！还有第二条，你的政府一旦成立，你要委任孔先生做阁揆，也就是说，假如你是党魁、国家元首，孔先生就应该成为你的政府首脑，不管你的政府中设总理还是院长，这一职位都应该是他的！”

蒋介石眼珠子转了半天，才期期艾艾地说：“国民党早已有决议，总理这一头衔永远留给孙中山先生，这你是知道的呀！”

“我说的是阁揆，阁揆！不管你将来叫它什么名字！”宋霭龄用力敲击着桌子。

“在我这方面是没有问题的，只怕，只怕孔先生的任职资历会引起争议。”蒋介石不愿松口。

“他参加同盟会的资格比你老，追随孙先生的时间比你早！如果你舍不得这个位置，那你就留给自己吧！”宋霭龄站起身来，准备结束谈话。

如果宋霭龄离开，那么一切允诺的支持就全泡了汤，蒋介石知道宋家支持的分量，他只有答应一条路。

“孔夫人，请坐下，我还有话说呀。孔先生在政府中任职时间虽短，但我对他的才干已经充分了解，他出任那个职务是完全胜任的。我蒋某将与孔先生共进退，如果有人阻挠，我也将撂挑子不干。”

宋霭龄很有风度地一笑：“介兄何必把话说得这么绝对！你有这个态度就行了，我知道你是能够左右局面的人物。好了，这一条就这样吧。第三条，宋子文在你的政府中必须继续担任财政部长，而且不管怎样变动，绝不能低于部长地位。你说呢？”

“这，子文在我的政府里只会壮大我的声势，增加政府的威望，我不仅要他做部长，还要他担任更重要的职务呢！”蒋介石高高兴兴地宣布接受这一条。

“什么更重要的职务？”宋霭龄盯住蒋介石。

蒋介石一怔，随即明白了，宋霭龄可能把自己的话理解为以宋子文顶孔祥熙出任政府首脑，那就又砸了。宋霭龄是不会愿意让丈夫屈尊在弟弟之下的。他马上回答说：“当然是阁揆以下的重要职务。”

“那好，你准备用什么保证履行你的诺言呢？”宋霭龄笑得很好看。

“这，”蒋介石站了起来，“我想我们之间用不着书写什么条约吧？我用我的名誉和生命作保！”

“今天谈的，当然不能留下任何文字的东西。这些条件我们都要铭刻在心里，一一付诸实行。”

“请孔夫人相信我，如果我食言，你可以用任何手段惩罚我，包括拿去我的性命！”蒋介石信誓旦旦。

“我会那样做的！当然，我不希望出现那种情形。”

蒋介石返回后即要求陈洁如为他能够夺取政权作出贡献：“洁如，我要实现统一中国的宏图，现在只有你能够帮助我了，假如你真是爱我的，能为我做出牺牲吗？”

“我能够帮你什么呢？”陈洁如一切还蒙在鼓里。

“请你离开5年，让我娶宋美龄为妻，获取必需的支持，继续推进北伐。洁如，你要知道，这是一桩政治交易，并不是真正的婚姻，我是永远爱你的。”蒋介石说得跟真的一样。

“啊？为什么让我用这种方式帮你呢？这一定是你编造的谎言，你看上那个女人了竟这样来欺骗我……”陈洁如又急又气。

蒋介石露出一脸的无奈：“我可以把全部情形都告诉你，她开出了凶狠的条件，我走投无路，明知不是路，也只能走过去。洁如，请相信我，你永远是我心中的爱人。我只要你离开5年，一旦我完成了北伐，统一了中国，我就会把你接回我的身边。”

“既然你们已经做好了圈套，我恐怕别无选择。好吧。我同意离开，但不是为了那个女人，也不是为了你，只是为了你说的北伐事业。我等着看你怎样实现你的诺言。”

陈洁如回到了上海母亲身边。

蒋介石得到了他希望的支持。成功地进行了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成立了他的南京政府。但当时他的力量还是大大弱于武汉政府。他不得不找一个比孔祥熙有更大影响力的胡汉民来支撑门面，对这一点，他已经和宋霭龄达成了谅解。

现在蒋介石下野了，但是他相信他已经掌握了局面。

他要完成他与宋美龄的婚姻大事了。但是宋霭龄认为陈洁如仅仅离开了蒋介石，留在上海是不行的，她必须离开中国，从蒋介石生活和传闻中彻底消失。美联社接连发出电讯，报道陈洁如的去向和蒋介石的态度。

【美联社1927年8月19日伦敦电讯】据《每日邮报》所收之上海电讯称，前南京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夫人，今日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启程前往美国。据其友人所述，她拟抵达纽约前，游历美国各地。

【美联社1927年9月19日上海电讯】据引述，前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将军于新近在奉化的一次记者访问中，宣称上月自中国搭乘杰克逊总统号前往旧金山之妇人并非其妻。蒋对指述其妇即为其妻之讯息，认之为政敌之虚构，旨在以任何手段，使其难堪。蒋并称，他不认识该电讯所述之“蒋介石夫人”。

陈洁如乘船前往美国途中读到了这两则电讯，她虽然义愤填膺，但她认为蒋介石所以宣称不认识她，是迫不得已。可是当她到达美国大使馆取她的信件时，使馆人员告诉她，领事馆只办公务，不处理私人事情。陈洁如开始怀疑蒋介石是不是真的要抛弃她了。但在张静江的两个女儿怂恿她向新闻界披露真相时，陈洁如又退却了，她仍然抱着幻想，希望真的能在5年后回到中国，与蒋介石再续前缘。

当然，这只能是一个天真的幻想。

撮合蒋宋姻缘，孔宋夹击子文

现在，蒋介石追求美龄不是被迫的了，他已经从中看到了极大的好处。

但是，蒋介石愿意了，事情就能办了吗？不是的，不愿意的人还多着呢。

如果是不相干的人，那倒也无所谓，问题是这些不愿意的人恰恰是一些最关键的人物。

谁？

第一个是宋美龄自己。她在美国读书时就与刘纪文要好，回国后又订了婚。这刘纪文才高八斗，相貌堂堂，更兼与美龄年龄相仿，家境富有，真是个郎才女貌，门当户对。尽管美龄对掌握军权的蒋介石也有过羡慕，关注过他的行踪，但她此时正处于和刘纪文的热恋之中，年轻的朋友在一起的快乐，是与40岁的蒋介石在一起不能相比的。

第二个是宋子文。自北伐以来，宋子文站在武汉政府一边，对蒋介石的种种反革命行径极为不满，蒋介石对他实行软禁，硬拉他参加南京政府，都激起他的强烈反感。自大姐霭龄透露出要美龄与蒋介石联姻的信号以后，宋子文就坚决反对。

第三个是宋母倪桂珍。自丈夫查理去世，她就愈加信仰基督，在家里专设了礼拜堂。每天都要祈求基督保佑她的6个孩子。她对小女儿有一种特别的疼爱，对她的婚姻更是关注。她对刘纪文的印象尚好，而一听霭龄说起要让美龄嫁蒋介石时，就大动了肝火。因为她已经听人说起过蒋介石有3个妻子和放荡的私人生活，这与基督的品德是格格不入的。

这么看来，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婚事不是毫无希望了吗？也不！因为这桩婚姻有最会算计和最会和稀泥的两个大媒——宋霭龄和孔祥熙。而只要这两人出马，一般就不会有什么办不成的事情。

在上海的孔府里，孔祥熙正在向家人发表他的高见：“夫人，现在已是促成一桩大买卖的最佳时机……”

“此话怎讲？”宋霭龄眯缝着眼。

“秃子头上的虱子——这不明摆着吗？如果蒋介石在台上，中途换一位夫人可能会引起极大震荡，反对势力定会乘机大做文章，发起一轮最强烈的人身攻击，令老蒋不胜招架。而现在非常有利的是，蒋介石下野了，他只是一个平民，换不换夫人纯属老百姓的私人事务，不会引起轩然大波。而对于你们宋家呢，也是最好不过。如果蒋介石在台上，你们把小妹从纪文怀中扯过来，送给蒋介石，有人就会说你们宋家势利，说美龄攀附权贵。而现在呢，美龄抛弃的是一位中央委员，新嫁的是一介草民，不仅不会招致非议，倒显得情操高尚！啊，是不是这样咯？”

“哎呀庸之！还真有你的哩。你历来总是为你的行动找出冠冕堂皇的事由，我过去只注意真正的利害，对这些东西不感兴趣。不过这一次，你的这些理由还真的非常重要呢，看来，我们非得抓紧时机把这件大事办完不可，因为明摆着蒋介石下野的时间不会太长，他的复出并重登大位已是板上钉钉，你说的这样的好机会我们不可错过呀！”

“嗨，话是这么说，你们宋家的人难缠呢！美龄、子文、老太太，哪一个是好说话的？他们算不清这桩婚姻背后的好处，一个个梗起脖子挺硬筋，我可是没有什么周郎妙计！”孔祥熙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

“他们？他们一个个最终还得听我的！不信你瞧着，你只管到时敲敲边鼓，主角还是我来唱。”宋霭龄雄心勃勃。

“那是那是！要不外间怎么会说夫人是中国的……”

“中国的什么？”霭龄虎视眈眈盯着孔祥熙。

“哦，没什么没什么。”孔祥熙看阵势不对，到嘴边的话又缩了回去。

“对呀，我确实是没什么。这件大事办成了，那么我的两个妹妹，就一位是过去的中国第一夫人，一位是未来的中国第一夫人，可我这个大姐，却永远当不了中国的第一夫人喽！”宋霭龄酸酸的口吻显露着对孔祥熙的不满。

“这。这……”孔祥熙尴尬地搓着两只肉头厚手，无言以对。

“好啦，不必装那副南瓜样子啦。其实，美龄就是当了第一夫人，还不是我给她安排的？她不得照样听我的话？”

“那是那是，连蒋介石也得听你的咯！”孔祥熙总算恢复了笑容。

“我是用不着你胡吹乱捧的。哎，早晨我就捎话让美龄过来谈谈，怎么到现在还没来？”霭龄转移了话题。

“我去看看，我去看看。”孔祥熙也找到了暂时离开的机会。

“不，找美龄并不急，现在最要紧的是需要开一个家庭会议，先把子文的工作做通再说。”

“子文？”孔祥熙摇摇头，“做他的工作可是大拇指挖耳朵，难哪！”

“瞧瞧你这个大姐夫！现在家里你是年龄最大的，可总是没一点影响力，叫人怎么瞧得上？”霭龄挖苦上了孔祥熙。

孔祥熙可一点儿也不恼：“这是你们宋家的事情，我有了影响力，夫人往哪儿摆？我是外门外姓，你才是宋家掌门人嘛！”

宋霭龄扑哧乐了：“这话倒蛮有水平。”

说是家庭会议，其实也就霭龄、子文和孔祥熙参加。因为对这门亲事，赞成的只有孔宋夫妇两人，反对的倒有宋家4人，即使除开已经出国的庆龄，也还有3个人。凑在一起，那不明摆着2∶3的劣势吗？工作如何能够做通？孔祥熙只把最简单的数字一摆，霭龄就接受了他的建议——家庭会议分头开。

“子文，对美龄的婚事你有什么考虑？”霭龄开门见山。

“我有什么考虑？她不是和纪文都订婚了吗，什么时候举行典礼，由他们自定吧。”宋子文满不在乎地说完，随即又警觉起来，“怎么提起这事，你是不是又有新打算？”

“那你看美龄和刘纪文真的合适吗？”霭龄不紧不慢地追问。

“什么意思？”子文感到有情况。

“中国的未来是什么样子，我们宋家的未来应该指望什么，这些至关重要的问题你想过吗？”

“我们宋家指望什么？指望我们的财富，指望我们的关系，指望我们的聪明才智，指望我们的奋斗精神！这样明白的问题，大姐提出来，难道你还想指望别的吗？”子文大惑不解。

“你想没想到中国未来的局势，想没想到未来局势会对我们产生什么影响？”霭龄循循善诱。

“北伐必定胜利。中国将统一于三民主义旗帜之下，北方军阀不会维持很久的了……”

“你以为我会不知道这些吗？我问你的是北伐胜利的果实将为谁取得，中国将统一于谁的手中？”

“这是中华民国，不是出皇帝的时代！”子文越来越感到气有些不顺了。

“没有皇帝，也会有实力人物、铁腕人物。我们宋家的财富是不少，但是还必须有所发展。今天的会议，就是讨论我们应对未来的策略，就是决定我们宋家的命运……”

“大姐怎么想的，何妨直说？”宋子文有些不耐烦。

“现在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机会——蒋介石必定重新上台，中国将统一于他的手中，他过去靠了我们的帮助，今后还必须靠我们的帮助才能巩固他的统治。但是我们不能白帮他，他必须对我们有所回报。为了确保他对我们的回报是最丰厚的，而不是敷衍的，不是过河拆桥，我们要寻求一种最可靠的形式，那就是联姻——”

“哈哈哈——”宋子文笑了一阵子，才接着说，“想不到大姐这个受过现代教育的人，思维方式还停留在远古，还想搞和番，结秦晋之好！蒋介石是什么东西，大姐你难道不知道？让小妹嫁这种人，只要有我在，就是墙上挂帘子——没门！”

事情成了僵局，孔祥熙适时地凑了上来：“子文哪，办事最怕是负气，一使气，往往算不清利害啦，哪里还谈得上得利？是不是？我知道你看不上蒋介石，其实我也看不上他，脾气暴，作风坏，玩诡计，哪里像我们这些堂堂正正的人？”说到这里，宋子文连连点头，朝着霭龄说：“大姐你听嘛，连姐夫也看蒋介石不是好东西，哪里能把妹妹往他怀里送？”

不等霭龄答话，孔祥熙又开口说：“是啊是啊，按说像蒋介石这样的人，是不应该和他联姻的。可中国现在的局面，却非他不能收拾。你看他现在下野了，但这却是当前离不开他的一次绝好证明。他重新出马时，就不会再是蒋总司令，而会是蒋总裁、蒋委员长，甚至蒋大总统。一个能爬上这样高位的人，是不好按一般标准去评论是非的。相反，我们应该乘这个机会，做一些比别人捷足先登的事，抢占要路，那才能在将来的利益分配中，有一个比别人更大的盘子……”

“如果作为一个商人，我不能不佩服你算计的精到，可是这是关系我妹妹一生幸福的事情，我绝不能同意你们把她作为一个筹码，去同蒋介石做交易！”宋子文根本听不进孔祥熙夫妇的一唱一和。

“子文……”霭龄又要开口，宋子文早已怒冲冲拂袖而去。孔祥熙夫妇对视一眼，霭龄狠狠地说：“宋家现在我是老大，他反对也不行，美龄的婚事必须抓紧办，我这就去找美龄。”

“要依我看，找美龄先不忙，还是要把子文的工作先做通，这样全家人意见统一了，办起来才顺利，才能达到我们最初的目的。”孔祥熙显得老谋深算。

“做通？他那个倔筋，怎么可能一下子做通，难道我们就因为他反对，把这么重大的好事放弃了不成？我是说一不二的，这事非尽快办成不可！”

孔祥熙呵呵一笑：“夫人圣明！你先找美龄谈，美龄那里一通我保证子文也会同意。”

“呀！你有什么八卦神算还是鬼谷子妙计？”霭龄暗含讥讽。

“到时候看吧。”孔祥熙信心十足。

美龄开出条件，孔宋替蒋做主

美龄这时在哪里呢？

孔祥熙和霭龄说话的时候，正是“天乐”电影院散场的时候，宋美龄正和刘纪文挽着臂，跟随人流走下电影院大门口的台阶。

宋美龄身穿粉红色中国旗袍，手戴金镯，颈佩项链，英国式高跟棕色皮鞋走起步来稍带“嚓嚓”声，此时她显得风采动人，姿容贵雅。和她挽臂的刘纪文，是位高大俊美的青年，相貌漂亮而又端正。他的身材和他那运动员似的体形，证明当地人送给他的“排球健将”的雅号当之无愧。他的乌黑头发梳得那么平贴和整齐，使他那白色的面庞充满了青春的活力。他风度潇洒，脚步从容，态度温和。他俩依偎着跨上马路向前走，从表情上看来，他们还沉浸在刚才电影的情节里。

“泰尔和玛丽是多幸福的一对。我们结婚吧？美龄。”纪文道。

“亲爱的，我们相爱多年了，我们应该结婚，不过我还得同母亲、大姐商量一下。”美龄莞尔一笑，笑得越发迷人了。

说实在的，美龄自从美国归来，在爱情的海洋中，她一直脚踏两只船。一是刘纪文，二是蒋介石。为此，她拒绝了多少富门纨绔子弟。她爱刘纪文，爱得深沉，在异国的国土上，他们就相识，以致谁也离不开谁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推延，随着阅历的广阔，“当第一夫人”的愿望又渐渐使她认为刘纪文并不像她理想中的丈夫，以致她把目光推向另一个人——蒋介石。因此，刘纪文几次提出与她结婚，她都婉言推诿了。但是，感情这个怪物又使她与刘纪文分不开。分开了她便感到空虚、寂寞。今天。刘纪文邀她看电影，尽管大姐要她去家一趟，可她却陪刘纪文看电影来了。他们从电影院出来时，太阳已经沉入了地平线。大街两旁的华灯已亮，行人越来越少，地上好像下了场小雨，柏油路面反射着灯光，给人一种神秘感。

他们正好路过霭龄家的门口，美龄道：“纪文，陪我到大姐家去一趟吧？大姐今天早上就让侄女喊我。”

“我不去了。我不想看你大姐那张严肃的脸。”刘纪文答道。“大姐就是那样的脾气，实际上她心眼善良着哩！亲爱的，陪我去一趟吧？”

刘纪文经不住美龄的几句好话，便说：“好吧，就陪你去这一次。”

他们沿街一直往前走，片刻便来到大姐的家门口。这是一所豪华的住宅，整座楼房雕刻着古老的花纹，古色古香。它那下面的两根大柱子，它那尖尖的瓦屋顶，和顶楼的像鸟嘴似的突出部分，这一切，使这所宅子看起来像一只蜷曲着的大鸟。他们俩刚进大门，霭龄便从屋里迎过来：“我找美龄有点事，纪文你——”

孔祥熙适时地站了出来：“纪文，来得正好！这里有人要打麻将，三缺一，就差你一个了。”

宋霭龄把美龄领进了自己的屋里，端出糖盒，倒出一颗巧克力，塞到美龄的嘴里。然后道：“小妹，今天大姐找你有一件事商量。”

“什么事让大姐这么发急，早晨就让人喊我。”美龄嚼着糖问道。

“好事呗！”

“什么好事？”

霭龄把与蒋介石的婚事正式提了出来，美龄心情一时很矛盾。

“大姐，”宋美龄诉说道，“你是我的大姐，你能看着我跟他40岁的人结婚。我才多大呀？谁都知道姓蒋的作风不正，害杨梅疮弄得发脱齿落，我我……”她说着说着抹眼泪了。

“你真是不懂事！”宋霭龄摆出大姐架子，“就因为我是你的大姐，我不能让你同纪文结婚！纪文有什么好？你说他是留学生？留学生的地位也不能跟姓蒋的比！你说他长得漂亮？漂亮管什么用！姓蒋的乱找女人，那是过去的事了，只要他以后不乱来就行了，你别看刘纪文有钱，今后姓蒋的挣钱比呼吸空气还容易！何况你今后是中国的第一夫人！无论名誉、地位、财产，啊，你真傻！肥肉到嘴你还推开？告诉你吧！要不是我已经同你姐夫结婚，我非抓住这个姓蒋的不可！”

宋美龄思索着，睫毛眨了眨。“小妹，”宋霭龄拉住她一只胳膊。“你别傻啦。你想，你同姓蒋的结了婚，你就是总司令夫人，以后就是主席夫人，甚至是总统夫人。傻丫头，想一想吧！刘纪文能满足你这些吗？”

宋美龄虽然已经心动，但还坚持道：“我不！大姐你想，姓蒋的满身杨梅疮，会不会传染……”

“笑话！”宋霭龄笑道，“那都是他的敌人造谣，根本就没有这回事。”

“姓蒋的已经有了3个老婆，而且到处玩女人，”宋美龄撇撇嘴，“我再嫁给他，不……”

“又是笑话！”宋霭龄苦笑着说，“他的家庭问题你不要管，他已经同3个老婆脱离了关系。别说他有3个老婆，即使有30个，她们都不敢出面吵闹，那不是同自己的性命开玩笑吗？”

“我的生活习惯同他合不来，”宋美龄皱眉头，“他同青帮勾搭，他连拿刀叉都不懂，真像个一窍不通的阿木林……”

“不许你这样说！”宋霭龄生气道，“你要明白，今天不是你同蒋介石结婚，是同统治中国的皇帝结婚！你懂吗？看你聪明一世，糊涂一时，连这点问题都想不通，还埋怨我做姐的，气死我了！气死我了！”她边说边躺在沙发里直摸心口。

“大姐，”宋美龄挨着她坐下，“我不是不懂，是怕……”

“怕？”宋霭龄扑哧一笑，“有什么可怕的？”

“怕他干涉我的行动。”

“傻丫头！”宋霭龄纵声大笑，“你以为这个人可怕？你错啦！你说姓蒋的莫名其妙，有点脾气，那真是一点儿不错。现在他要靠美国的势力上台啦，谁不知道宋家同美国的关系？现在我们宋家的人嫁给他，那等于替他统治中国。就像你大哥当年做买卖一样，中国有货卖，美国商人要买，他在中间转一个手，买卖成交，钞票赚到。”

宋霭龄呷口茶，又道：“什么国家大事？在我看来如同做买卖一样，不过招牌变了，店铺改做国民政府，总经理改名总司令，业务扩大，改做大总统！所以我说姓蒋的一点儿都不可怕！当然咯，中国人是怕他的，他的部下会怕他的，我们怕他干吗？一不是普通的中国人，二不是他的部下，姓蒋的今后里里外外高不过我们宋家，怕我们的不折不扣倒是他！”

宋美龄思索着，宋霭龄见她已经动摇，也不去打扰她，慢慢呷一口茶，听小妹的答复。

“大姐，”宋美龄边削苹果边问，“纪文怎么办呢？他要是知道我变了心，他会自杀的！”

“哈哈！”宋霭龄几乎笑痛肚皮，“你以为纪文真会自杀？你以为这种男人对爱情真是忠贞不贰、不折不扣的吗？”

“纪文跟我说过的，”宋美龄躲避着大姐锋利的眼光，“他对我说，他诚心诚意地爱我，‘如果你跟旁人结婚，我就死在你面前！’”

“一对傻家伙！”宋霭龄叹道，“两个傻东西！”她抚摸着宋美龄的肩膀，“小妹，你现在决定了吧，别脚踩两只船了。”

“要我嫁给姓蒋的？”宋美龄起立，“让我再考虑考虑。”

“你要找纪文商量吗？”宋霭龄警告道，“你就说，如果他敢不放弃你，小心姓蒋的剥掉他的皮！”

……

宋子文对小妹这边的事已有风闻。

一日，谭延闿与宋子文开玩笑道：“子文兄，恐怕你用不多长时间要当国舅了吧？”谭延闿盯着宋子文。

“什么？美龄她同意嫁给蒋介石？我怎么不知道？这肯定是他们逼的，我要亲自去问问她，这样做怎么对得起纪文？”宋子文差点要跳起来。

“算啦，不要去问啦。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你去问一遍又怎么样？”

“就是美龄同意也不行！她不能出尔反尔，朝秦暮楚，这样做何以面对天下人的眼睛？”宋子文死不松口。

“子文兄！这就是你自相矛盾啦。刚才你说你崇拜美国式的自由，完全尊重美龄自己的选择，怎么一下子又变卦啦？我看出尔反尔的倒是你自己了啊。”

“我矛盾就矛盾，反正这事我绝不同意！”

“咳，你又忘了现在是什么年代啦？自由恋爱，自主婚姻，这是天下大势。就是自己的女儿恐怕也不好硬替人家做主，何况是妹妹。子文，这事我看就这样吧，何必硬争这口气呢？”

宋子文倒进沙发里，脑袋直摇晃，一言不发。

谭延闿进逼一步：“子文兄，大丈夫说话算数，美龄的婚事你不能再提反对意见了啊，好吧？”

宋子文往沙发扶手上狠擂一拳：“好！不管就不管，由他们折腾去！”

谭延闿哈哈一笑：“那就算说定了。老朽告退！”手一拱就往门口退。

宋子文身子也不挪：“恕不远送！”

谭延闿一出门，孔祥熙就迎了过来：“谭老利舌如剑，定是大功告成？”

谭延闿摇头晃脑一笑：“老朽敢负孔先生重托？”

孔祥熙一拍谭的肩膀：“姜还是老的辣哟！走，上海最好的饭店，孔某请客！”

谭延闿一笑：“呀，怎么倒比你自己得了位天仙美女还高兴？”

“一会儿看不让炸鸡翅噎住你！”宋霭龄不知不觉站在了谭延闿身后。谭延闿一回头看见霭龄，赶紧向孔祥熙做鬼脸自我解嘲。

美龄自己要嫁蒋介石，噎得个宋子文无话可说。可等谭延闿一走，他就立即找到母亲倪桂珍，动员她老人家到日本去散心。

“好端端的，我去日本干什么？”倪老太太不理解。

“难道你没看见我大姐和姓孔的串通一气，要把小妹往火坑里推吗？你愿意招蒋介石那个异教徒做你的姑爷？”

“啊，上帝！我不允许任何不信仰基督的人勾引我的女儿！”

“好，只有一个办法啦，那就是你赶快离开，他们找不到你，这桩事就办不成。等过了这阵子。他们的劲下去了，纪文还是你的好姑爷。”子文说明了要老太太出国的意图。

倪桂珍打点好就要上车了，霭龄才听到消息赶过来：“妈咪，家里有大事等你拿主意，怎么这时候出国去？”

“有什么大事等我回来再说吧！”倪桂珍执意走了。

“完啦！子文使出了这个鬼点子，妈咪一走，这事不好办啦！”宋霭龄向孔祥熙发牢骚。

孔祥熙仍然笑得很可爱：“老太太是去日本，又不是到天上，她能去别人就不能去啦？”

霭龄一扳孔祥熙的下巴：“你可真精到家啦！”

孔祥熙嘻嘻一笑：“多谢夫人夸奖！”

婚前，新郎拜见岳母是中国的传统，没有岳母大人的首肯，美龄是不能同蒋介石结婚的。但是，宋老夫人到日本躲避，并没有躲过执意办成这件大事的孔祥熙夫妇。

宋老夫人最满意的是孔祥熙这个女婿，孔祥熙向蒋介石传授了怎样博得老太太喜欢的诀窍。

这一天，秋雨打着人们的脸，一团团饱含雨水的乌云，在低空慢慢移动。开始蒋介石几次来电要来日本镰仓拜望宋老夫人，她都拒绝了。可是她终于经不住霭龄美龄一再恳求劝说，才勉强答应了。

往日不大着重打扮的蒋介石，今天在孔祥熙的指点下，穿戴一新，真个是“帽儿光光，像个新郎”。他脱下板正的军装，换上考究的衣服，显得年轻，精神焕发；他的脸上擦了油，红光发亮；下巴上的胡须，是他40岁年龄的象征，不过他今天刮得铁青。他手中的盒装礼品，是霭龄深知母亲的口味，特意提醒蒋买的。

“妈，我来看您老来了……”蒋介石一进门便说。

“漂洋过海，这么老远，你还何必再跑一趟。”宋老夫人并不热情。

“这是我给您买的礼品，权作我的祝寿！”蒋介石说完把那盒礼品献给宋老夫人。

“家里什么也不缺，你又何必破费。”宋老夫人道。

这两句话一过，蒋介石非常尴尬。他捧着礼品盒子，笔直地站着，不知还能说些什么。

“坐下喝茶吧。”半天，心慈面善的宋老夫人不忍心看蒋介石这个狼狈样子，才发下话来。

善于察言观色的蒋介石，从老太太的脸上，知道了对他不大感兴趣。但这是关系他命运的大事，他不能随便发作。蒋介石压着心中的火说：“妈，临来时美龄让我给您老问好。”蒋介石没话找话道。

“好。”宋老夫人理了理腮边的头发问道，“你今天来，有什么事吗？”

“是的，妈妈，我这次来正是向您老正式求亲的，我愿意娶美龄做我终生的妻子。”

“你不是有原配妻子吗？”宋老夫人提出了疑问。

“我们已经离婚了。”蒋介石把早已准备好了的离婚证取了出来，道：“妈，请看我们的离婚证明。”

宋老夫人接过来，认真看了。不错，是份离婚证明，接着，宋老夫人又问：“你也是知道的，我们宋家是一个基督教徒之家，你既愿意同我的女儿结婚，你必须首先成为一个基督教徒，这个你做得到吗？”

蒋介石赶紧拿出一本《圣经》晃晃：“妈，我愿意一试。你看，我现在每天都把《圣经》带在身边，有空就学习。我已经能背诵不少章节了，我现在就可以背给你听‘……上帝说，要有光，于是就有了光……’”

“能背下《圣经》的人并不一定是虔诚的基督徒，关键是要信仰，照着去做。”宋老夫人对蒋介石寻章摘句的倒背如流并不感到了不起。

蒋介石事先有准备地讲：“如果妈妈同意我与美龄的婚事的话，我们的婚礼愿在父亲的教堂里举行。”

“好的！”宋老夫人脸上第一次露出了喜色。让女儿的婚事在家里的小教堂里举行，一直是宋老夫人的一个心愿。可是3个女儿中，霭龄庆龄都是在日本举行的婚礼，现在只有一次机会了，如果真能在那里举行美龄的婚礼，她心里是高兴的。蒋介石抓住这一点，使谈话第一次出现了转机。而这一点，则是孔祥熙在老蒋临行前面授的机宜之一。

由于蒋介石的这一表态，宋老夫人对蒋的看法有了好转。幸运的蒋介石为这几句事先有准备的话而感到庆幸。“你既愿入教，就得守教规约束，这不是儿戏的！”宋老夫人叮嘱道，“你要和美龄每周到西摩路的私邸，一起祈祷一次。”

“儿子明白！”蒋介石面目庄重。

“那你就回去吧。”宋老夫人下了逐客令。

蒋介石回到中国，孔祥熙一见面就向蒋介石贺喜：“你成功了，戏演得不错！”

蒋介石笑逐颜开：“我很快就是孙总理的亲戚，我可以光明正大地继承他的事业啦！”

“怎么把我这个大姐夫给忘了？”孔祥熙及时提醒老蒋。

“哪里哪里！我早把你算进来了啦！孙中山、蒋介石、孔祥熙，一担挑！哈哈哈！”蒋介石笑得特别开心。

“哈哈哈！”孔祥熙也同样心情舒畅。

不久，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期就确定宣布了，喜日选在12月1日。美国的《纽约时报》抢先发布了消息。陆续全世界21家报刊作了宣传。舆论宣传无疑助长了人们对这场政治姻缘的重视。同时，也给这场即将举行的隆重婚礼涂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它像广告牌一样，招揽着全世界的观众。

在这场婚姻中扮演了重要角色的孔祥熙，将有属于他的一分收获。

第二十章

实业部长

孔祥熙出招解难题，蒋宋婚礼如期在大华饭店举行

在蒋介石下野的日子里，孔祥熙不辞艰辛，四处奔波，协调各派政治势力的关系，为蒋介石复出竭尽全力。眼看蒋介石东山再起已成定局之时。孔祥熙夫妇一手导演的蒋介石和宋美龄的婚礼，也定于1927年12月1日，在上海大华饭店舞厅里隆重举行。

这是一场政治婚姻。它的婚礼要向世界表明，中国唯一能够控制现代军队的家族和唯一能够控制财政混乱的家族合而为一了！有着深厚美国背景的宋家现在已经不仅在财政方面发挥作用，而且已经可以操纵枪杆子；在日本受教育的蒋介石现在已经愿意通过宋家投入美国的怀抱，所有西方国家应该对这件大事刮目相看，应该为这一重大变化感到满意。

宋老夫人回到了国内。她坚决要求蒋介石履行他在日本求亲时的诺言，把婚礼安排在宋查理的教堂里举行。

怎么办？如果按照宋老夫人的意志，婚礼在家庭小教堂里举行，那就是纯粹的普通教徒婚礼，带有浓重的宗教色彩，不利于蒋介石日后作为全国领袖的形象；而且一个小小的家庭教堂怎能容纳下这作为蒋介石复出序幕的婚礼上的上千宾朋？

“这是介石亲口答应我的！如果不在家庭小教堂里举行婚礼，那么婚姻还未开始他就违背了他的诺言，这样一个言而无信的人是不配做我的女婿的！”宋老夫人不听任何劝告，坚决要求按当初的约定办。

霭龄、美龄，孔祥熙、蒋介石，加上宋子文、子良、子安，在老太太面前都无言以对。所有关于政治利害的言辞在老太太那里是苍白无力的，她一概不听也不信。

“好吧。我们再商量一下。”霭龄一个眼色，大家都退了出来。

“你当初为什么在老太太面前许诺这一条？”一心要做第一夫人的美龄对蒋介石大光其火。一个在家庭小教堂举行的婚礼，在她看来那简直是一种屈辱。

“这，这……庸之兄当初叫我这么说也是一片好意嘛！”蒋介石巧妙地把孔祥熙推了出来。

“大姐，你看……”宋美龄几乎要哭出来了。

“谁出主意谁拿钱！”宋霭龄莫名其妙地冒出了一句。

只有孔祥熙明白，这是要他再想出化解的办法来。

孔祥熙眼珠子转了转，到霭龄耳朵跟前嘀咕了几句，霭龄哈哈大笑，末了却一变脸说：“损着！”

“快去准备，婚礼在小教堂举行！”宋霭龄下了令。

“不！我不！”美龄把小红嘴唇撅得能拴头牛。

孔祥熙把眼珠子从眼镜上面往出一翻：“光由你，你还要上天哩！”

宋老夫人从里屋走出来：“好，这才是我的好儿女！这几年什么事都由你们，这么一件小事如果都不能按我的要求办，我……”

“妈咪，我们都听你的！”霭龄亲昵地拥住了宋老夫人。

孔祥熙也赶紧走过去：“妈咪。大家都听你的。”

蒋介石也赶紧点头。

宋老夫人乐颠颠地回到了里屋。下午，教堂牧师找到了倪桂珍：“老夫人，非常遗憾。本牧师不能主持你的三女儿的婚礼。”

“为什么？”老太太吃惊不小。

“卫理公会禁止牧师主持离过婚的人的婚礼。你的女儿虽是初婚，蒋介石却是离过3次婚的男人，我想这你是知道的。因此，他们的婚礼不能在小教堂举行。”

“啊，上帝！”宋老夫人把头深深埋了下去。

美龄这才理解了孔祥熙刚才在大姐耳边嘀咕的意思，她向孔祥熙又感激又报复似的说：“我就是要上天，我就是要上天，气死你！”

孔祥熙笑嘻嘻地说：“上天啊？我这就去给你搬梯子！”

蒋介石在结婚这天的早晨，发表了一篇声明说：“我们结婚后，革命工作将毋庸置疑地取得更大的进展。因为从今以后，我可以安心地承担起革命的重任……从现在开始，我们二人决定尽我们的全力为中国革命而奋斗。”

婚礼如期在大华饭店举行，孔祥熙宋霭龄是除了当事人之外最高兴的一对。当蒋介石由廊子里走出来的时候，衣冠笔挺的孔祥熙和蒋介石的私人秘书作为男傧相陪伴着他。

美龄则由孔大小姐孔令仪和另外3名少女陪伴着。

在1000名社会各界和外国来宾的注视下，蒋介石宋美龄来到了由鲜花组成的大钟下面，大钟一摇，成千上万的玫瑰花瓣从大钟里飘下来，撒落到新郎新娘身上。

蒋介石志得意满，宋美龄心花怒放，而孔祥熙宋霭龄则是欣喜万分。

婚后，新人夫妇到莫干山一座寺院里去度蜜月。但是蒋介石却忙碌起来，并没有多少时间去陪他的新婚妻子。12月3日他就参加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在上海召开的会议。12 月10日，也就是会议的最后一天，决定恢复蒋介石的总司令之职。

美龄并不在乎蒋介石每天外出开会，她认为蒋在忙国家大事，她对这么快就恢复蒋的职务感到满意，从此亲昵地称蒋介石为“达令”，这是英语“亲爱的”的意思。她要求蒋也这样称呼她。只可惜许多人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由此闹出了不少笑话。

孔祥熙为蒋介石复出的奔走和撮合蒋宋婚姻，好比押中了一大法宝，这回可以成倍地赢了。

紧跟蒋介石，在党内政府内平步青云

1928年1月，蒋介石在收到接连几份电报之后，才体面地前往南京就任他的北伐军总司令职务。没几天，蒋又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但是在党内，蒋介石只是执行委员会中的普通一员，他的权力受到党内的制约。

蒋介石构思出了“军政时期、训政时期、宪政时期”的框架，不断使自己的权力得到加强。

为了报答孔祥熙的斡旋襄赞之功和兑现当初对宋霭龄的诺言，蒋介石极力提议孔祥熙在新政府中担任要职。但是一心要限制蒋介石权力的党内势力，已经清楚地看到了孔祥熙的政治倾向，加上他们现在又是连襟，便极力反对。蒋介石只好退求其次，提议孔祥熙出任并不特别重要的工商部长，不料一些人仍然不愿通过。蒋介石大发其火，吼叫起来：“孔先生是孙总理的亲戚，是最早参加同盟会的人士之一，在山西响应辛亥革命，在日本辅佐孙总理改造本党，在北京主持孙总理的丧葬，调停宁汉争端，功勋卓著，才能显赫，这样的人不能在政府中任职，遗弃大贤，政府将成什么政府？这样的政府，蒋某感到羞耻，我的北伐军总司令不要做了，你们另选高人好了！”

蒋介石这一要挟，孔祥熙不仅当上了工商部长，还被选为国府委员。

孔祥熙一步而至部长，但是宋霭龄并不满意：“姓蒋的当初讲得好好的，一俟他上台，就由老孔出任阁揆，为什么说了不算？”

孔祥熙倒宽厚大度：“哎呀，你不看他现在也受了许多人的牵制吗？我们应该全力支持他渡过难关，再说我出仕是为了为国家做事，并不是只为自己做官的呀！”

宋霭龄围着孔祥熙转了两圈：“嗬，我还没看出来，思想境界不低呀！”

孔祥熙并不为所动：“不论在什么位置，先把职责内的事办好了，对国家有利，蒋先生也好说话呀。”

“噢，你是要放长线钓大鱼呀！”

“啧啧，这话难听哩。”

“哼哼——”宋霭龄耸着鼻子走开了。

孔祥熙深知自己的部长得来不易，一上任就公开发表了谈话。他说：国家今后当以休养生息、恢复元气为第一步；以积极准备、力图发展为第二步。工商部以全民福利为主旨，中外合作为方术，开发国家资源，改善人民生活。

孔祥熙的谈话博得了不少人的喝彩，他也认真地在南京部里坐班办公。但霭龄不肯随迁南京。仍然留在上海。孔祥熙就在周末坐火车回上海，再在周日晚上返回南京，往来奔波真也不易。

“怎么样？我提议的人没有错吧？”蒋介石指的是孔祥熙。

“那是那是。”现在，蒋介石已是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不少人已经不得不对这位大权在握的人物唯命是从了。

随着蒋介石地位的日益巩固，孔祥熙在政府中的地位也不断上升：

1928年2月，孔祥熙就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并被选为国府委员；

1929年3月，在国民党的“三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国民党候补中央执行委员；

1930年12月，南京政府将工商、农矿两部合并为实业部，孔祥熙就任实业部长；

1931年11月，在南京召开的国民党“四全大会”上，孔祥熙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终于成了国民党内有职有权的党政大员之一。

银弹胜于炮弹，为巩固蒋介石地位不遗余力

名为实业部长的孔祥熙，实际上用在发展实业上的精力并不多。蒋介石的统治还非常脆弱，孔祥熙仍然需要用主要的精力巩固蒋介石的地位。

不过。孔祥熙已经找准了自己的位置，那就是带兵打仗非长项，银弹攻势天下雄。新老军阀们你争我夺为什么？无非名利而已，名可换利，利可以买名。只要有钱，什么都可以得到。

于是，蒋介石在战场上发射炮弹，孔祥熙在私下发射银弹，双弹齐发，把一个个新老军阀玩弄于股掌之间。

1928年6月，蒋介石的部队占领北京。

张作霖作为最后一个北洋军阀，在北伐军的打击下仓惶撤出北京，当他乘坐火车接近沈阳到达皇姑屯时，日本人安放的炸弹爆炸了。张作霖受了重伤，很快死去。但是张学良在一段时间里严密封锁了消息，他用部队紧紧守住了山海关，抵抗蒋介石的部队向关外进发。

军队中的将领们要求继续向东北进军，但是蒋介石认为巩固已有的胜利，巩固自己的地位更重要，他开始派人与张学良谈判，提出只要张学良承认民国政府，承认蒋介石的领袖地位，北伐就算彻底完成了，中国就算统一了。

孔祥熙利用他与张学良的老关系，在这场谈判中发挥了作用。

青天白日旗升起在奉天上空，张学良进了行政院。

蒋介石踌躇满志，孔祥熙更加受到蒋的器重。

冯玉祥来到南京，就任了军政部长。阎锡山出任了内政部长。

蒋介石接着召开了裁军会议，要求所有非他嫡系的部队大规模裁员，各路将领们看穿了蒋介石裁军的把戏，进行了联合抵制。

1930年3月，阎锡山、冯玉祥和桂系李宗仁在秘密中结成联盟，发出通电逼蒋介石下野，由阎锡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和张学良为副总司令，领导反蒋。4月1日，阎、冯、李分别通电就职，而张学良却没有表态。蒋介石亦随即通电对阎、冯、李进行讨伐。蒋介石同冯、阎军在豫皖苏鲁中原大地展开激战，桂系李宗仁军则联合张发奎从广西北上攻入湖南。双方在东起山东，西至襄樊，南达长沙，绵延数千公里的战线上展开了混战。

孔祥熙为帮助蒋介石取胜，利用他的北方祖籍，在冯、阎军内部寻找朋友，拉拢他们背叛上司，暗中投靠蒋介石。

孔祥熙派人找到了冯玉祥部的师长何其巩、丁春膏，转达了孔祥熙的意向：“何师长，你们家乡可是风水宝地，孔部长为国计民生考虑，有意在你们家乡投资发展现代工业，不知何师长意下如何？”

“有这种事？”何其巩半信半疑。

“是啊。孙总理在世时早已讲过，民族民权问题已经解决，唯有民生问题需不断努力。孔部长上任以来，念念不忘的就是如何解决民生问题。像师长家乡那样的地方，只要投入资金，定会很快富足起来，支援整个国家。不知师座对此有意合作否？”

何其巩大为振奋，如果真能办成这样一件大事，自己在家乡父老面前将不仅何其巩，而且是何其光（彩）了，那比官升几级都更有面子。何迫不及待地问：“如果我同意合作，怎么个办法？”

“孔部长已经把项目启动资金交我带来了，如果师长愿意合作，就交你先找人进行勘察设计，一俟目前的战乱结束，资金立即可以到位，不出一年，一个现代化的大项目就可以矗立在你家乡的土地上了。”

何其巩早已忘记了自己是冯玉祥的部下，正在同孔祥熙所在的蒋介石南京政府进行生死决战，乐颠颠地签上自己大名，拿了“项目启动资金”10万元。

于是何其巩、丁春膏同孔祥熙函电交驰，讨论战事进展情况，探讨怎样尽早结束这场蒋、冯、阎大战。不知不觉当中，何、丁把冯部兵力部署、作战意图报告了孔祥熙，让蒋介石得到了对方最核心的作战机密。而何、丁也盼望战争早日结束，并且由蒋介石获胜，好把大笔金钱拿到手，在家乡办几件实业。

蒋介石得到何、丁的情报，连连夸奖孔祥熙：“庸之兄，真有你的，想不到一个实业部长胜过参谋总长的作用，啊！”

孔祥熙美滋滋的：“花了政府不少的钱哪。”

“哈，咱们的政权保住了，要多少钱有多少钱；政府完蛋了，还有什么钱？有钢用在刀刃上，有粉搽在脸蛋上嘛！啊？”蒋介石大度得很。

“委员长不怪罪就好。”

战局朝着有利于蒋介石的方向悄悄转化。

战局扑朔迷离之际，孔祥熙又拉住了张学良。张学良以调停为名，派出10万大军入关，攻占了北京。北京是冯、阎政府所在地，当初阎锡山特意选了9月9日9时9分在北京宣誓就任主席，想用这个谐音把他的政府久久维持下去，不想他的副帅张学良一入关，反把老窝给踹了。冯、阎军受到蒋、张南北夹击。

11月，冯、阎战败，蒋介石意欲穷追清算，驻在山西阳泉的冯玉祥部下29军军长宋哲元，想向蒋介石表示效忠，继续保持完整的军制而不得。宋哲元找到丁春膏请求帮忙，丁春膏想了半天还是走孔祥熙的路子可靠，就介绍了肖振瀛去求孔祥熙。

肖振瀛跑到南京孔祥熙府里，一见孔祥熙就扑通跪到地上，涕泪俱下地说：“我今天来见孔部长，不是为个人私利，而是为了团体，为了朋友，请孔部长一定帮这个忙，设法保全29军！”

孔祥熙在屋内踱着方步：“哎呀，不是我不帮你，难办哪！这些家伙当初气势汹汹，逼委员长下台，今天他们被打败了，委员长就是想饶他们，委员长手下的那些将军也不干哪！”

“我们知道孔部长待人一向宽宏大量，又是委员长身边的智囊人物，委员长对您可是言听计从的。你看在我们同是北方人这点上，就帮宋军长说说好话吧，宋将军今后不论遇到什么情况，绝对永远效忠蒋委员长！而且对你这个救命恩人，也会感恩戴德、永志不忘的。孔部长，你想想这一回要把所有参战部队都灭了，你今后在军界想听个家乡话都难啦……”

“你先起来，让我想想。”

“孔部长不答应救弟兄们，我就永远不起来！”肖振瀛倒意志如铁。

“哈呀，你先起来嘛，万一有人来了，看见我这里还有人跪堂，传出去还不把我当成清朝贪官呀！”孔祥熙有些着急。

“你先答应了，我才能起来。否则，救不了弟兄们，我回去也是死，倒不如跪死在孔部长这里，叫弟兄们知道以后有事不要往这里走……”肖振瀛的激将法使出来了。

“光叫我答应，总得有办法才行嘛。”

“我这次带来了10万元，是给部长做活动经费的。事成之后，宋军长自然还有答谢。”

“保全一个建制军，还得给他们一块地盘，嗯，这恐怕是需要10万元的。不过，光有钱也不行，还得有说辞，能用道理打动人……”

“道理咱们有啊，你想想，晋系的商震、徐永昌部虽已投降，可是赵承绶、杨爱源、王靖国都还有实力，如果孔部长能扶持宋军长，宋军长今后对委员长定是忠贞不贰，不可以对晋系部队有所牵制吗？”肖振瀛早想好了说辞。

“着！”孔祥熙一掌拍在茶几上，震得杯子乱晃，“就这一条道理，即使不用钱，也……”

“部长说什么？”肖振瀛抬起了头。

“嗯，我是说，如果从这个角度讲讲道理，钱再多一些，也许可以一试。”

“谢谢孔部长，我代表29军全体弟兄给孔部长磕头谢恩了。”

“好了，快起来吧。朋友之间嘛，谁没有用着谁的时候，我能帮上的忙，绝不会推辞的。”

孔祥熙向蒋介石进言，讲了几句以宋制阎的道理，蒋介石认为大有道理，不仅答应了保全宋哲元的建制，还一次拨给宋部50万元军饷，要他好好看住阎锡山，别再让这个土皇帝出娘子关图谋不轨。

孔祥熙为蒋介石出了力，也在北方军队中博得了好名声。“有事找孔部长，还是咱北方人好说话。”这句话竟然传诵一时。

拿得起、放得下，誓与蒋介石共进退

1931年1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四全大会”，蒋介石要求会议补选孔祥熙为中央执行委员。

“党内老资格的同志和有贡献有能力的这么多，为什么孔祥熙要进中执委？是否因为他是谁的亲戚？”和上次推荐孔任部长时的情形差不多，孔祥熙又一次遭到一些人的抵制。

这次蒋介石学乖了，他不再以高压相逼迫。而是娓娓动听地讲了一番道理：“各位，请注意这样一个事实，国民革命先在南方发动起来，因此看看我们决策层中，大多是南方人，这不足为怪，因为大家最先觉悟、最早投身革命嘛！不过，看看今日中国，北方也崛起不少实力派人物，对他们的力量和作用，诸位不可小觑噢！庸之兄出生在山西，又为孔子后裔，对党国忠心耿耿。他进中执委，完全可以利用他的北方祖籍和孔圣人后裔的优势，为我们做很多疏通联络工作，这是一方代表、一个名额能发挥这么大作用，为何不肯通过？如果大家还有这样有代表性的人选，不妨也提出来，比较一下再定。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人选？”

蒋介石讲的还真有几分道理，其他人无法反驳，孔祥熙于是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真正成了蒋家王朝的股肱之臣。

但是孔祥熙的高兴劲还没过去，党内的反对派就分别在上海、广州也召开了“四全大会”，再一次逼迫蒋介石下野，改组南京政府。

蒋介石无法抵挡，只好在1931年12月15日通电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和陆海空军总司令之职。

在蒋介石危难之际，孔祥熙再次表现出了与蒋介石共进退的姿态，立即宣布辞去实业部长职务，以示对蒋介石的支持。

孔祥熙很显示了一番英雄气度。他在把实业部长的大印交给继任的陈公博以后，当众发表了一篇讲话。他说：“我们平常不都标榜‘拿得起、放得下’的精神吗？我觉得拿得起的时候，应该以天下为己任；放得下的时候，应该弃天下若敝屣。这才合乎政治家的风度。不管什么人上台下台，政府还是国民政府！”孔祥熙的这番宏论赢得了一片掌声。

孔祥熙辞职，确实是一种高明之举。一方面表明了他追随蒋介石的决心，一方面也使自己从繁忙的政府公务中解脱出来，既有时间又非常方便地四处活动。他为蒋介石拉拢势力，对反蒋派进行分化瓦解。为蒋介石的再次出山和自己进一步在未来的政府中取得更加有利的地位，奠定了根基。

取蒋介石而代之的孙科，早就被一些外国记者描绘成“无能的忧郁者”，他上台之后，蒋介石操纵自己的嫡系人马，处处给他下绊子。原来政府中的要员纷纷辞职，而仍然留下来的，有的则是专门为了与他捣乱。加上此时的中国，内忧外患严重，孙科上台一个月，拿不出一件治理国家的像样方案，下达的政令处处受阻，根本无法行使职权。这时，那些反对派又一次看到了，在国民党内，蒋介石的位置是不可替代的，没有他，别人什么事也办不成。1932年1月24日，孙科被迫宣布下台。

经过孔祥熙的积极活动，蒋介石于1月28日再次像凯旋的英雄一样，从他的老家溪口（蒋介石自1927年上台到离开大陆，先后5次辞职下野，每次都是回到溪口，遥控局势，然后又从那里出发复职）出来，到南京主持召开国民党临时中政会。在会上，汪精卫被选为行政院长，蒋介石被推举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军事参谋部参谋长。蒋介石又一次独自掌握了军权。而在当时的中国，军权是权中之重，谁有了军权，谁就几乎可以操纵一切。

蒋介石一上台，立即委任孔祥熙为“中华民国考察欧美各国实业特使”。这个特使，实质是为了蒋介石进一步加强军事力量，向欧美各国洽谈购买飞机军械的采买大员。

孔祥熙虽然多次出国，但那都是自费，且以个人名义进行的。这一次却是作为国家特使，由各国政府接待，经办政府事务，还可以名正言顺地偕夫人一起观光游览。在他要访问的国家里，他就可以代表民国政府发言表态，决定购买哪家的产品，位尊权重，一时成为各国军火商人巴结的热点人物。得到任命的孔祥熙，也自有一股无上荣耀和重任在肩的感触。

第二十一章

考察特使

不吝钱财，积极支援淞沪抗战

就在孔祥熙夫妇准备启程前往欧美各国考察之时，中国发生了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件。这就是有名的“一·二八”淞沪保卫战。面对全国军民同仇敌忾的抗战热情，孔宋夫妇毅然推迟了他们的出访日程，投入了这场保卫上海、保卫中国人尊严的民族大行动。

一直对中国虎视眈眈的日本军队，1932年1月28日向驻守在上海的中国军队开了火。

天亮后不久，大片大片的火光掠过天空，震天动地的炮声撕裂了晨霭，在震耳欲聋的坦克和装甲车的重压下，碎石铺成的路面惊惶不安地颤动着。一队漆着太阳徽的飞机贴着江面飞来，抖抖翅膀，扔下一颗颗重磅炸弹。停泊在黄浦江中的日本海军“名取”、“鬼恕”、“川内”、“由良”号巡洋舰也一齐开火，顿时繁华市井化为一片火海。

上海的天空，一片燃烧的天空。

一切有血性的中国人不能容忍鬼子的侵略暴行，大上海保卫战开始了！

一群群市民，在中国军队的掩护下，奋不顾身，顺着街区往前奔跑，奔向枪声最剧烈的地方。胳膊上缠着红十字标记的年轻护士，平时手无缚鸡之力，今天却一个人扛起了担架；刚从工厂里出来的工人，顺手抄起太平斧，端起锋利的钢钎；无法读书的大、中学生。挨家挨户募集门板、棉被，送往市郊加固工事。戴眼镜的教书先生，把长袍掖在腰上，不顾吱吱横飞的流弹，跳上方桌，发表慷慨激昂的演讲。

驻守上海的19路军在总指挥蒋光鼐、军长蔡廷锴和淞沪警备司令戴戟的指挥下，对侵略者奋起抵抗。

越来越多的市民涌上街头，汇成了一股股汹涌的人流，涌向前方。

“到闸北去！到闸北去！”

“杀鬼子！杀尽鬼子！”

“叫当官的给咱们发枪！老百姓也能打仗！”

“保卫大上海！上海不能丢！”

人们的呼喊声压倒了机枪的射击声，压倒了坦克的履带声和迫击炮弹尖利的爆炸声。几艘冒险驶入苏州河的日本汽艇，还未抛锚，便连人带船被平射炮弹掀翻在江中。

日本海空军发狂了。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九二式水上攻击机，犹如大雷雨前的扑灯蛾，不顾死活地窜进上海市区。它们那宽大的机身，几乎擦着美丰洋行的屋顶，见人就往下撂炸弹，见工事就往下扫机枪。苏州河岸上蹿起更多的火苗，四下蔓延，烧得枯焦的洋槐树上挂满了断臂残肢，暗红色的血液在马路上流淌……

空袭，使上海人无处藏身。伤员增加，无处安排。一封又一封的加急电报发出去：

“南京，南京，速派军队增援！”

“南京，南京，医械药品……”

孙夫人宋庆龄与廖夫人何香凝，冒着炮火到真如前线慰问抗战将士，向作战部队捐赠了大批物资。

一直关心儿童福利工作的宋霭龄，面对外敌入侵，也无法再按原计划出国了，她在全国人民抗日救国激昂情绪的影响下，也参加了对中国参战部队的援助和对伤兵的救援工作。

白天，刚刚向前线送去捐赠的卡车和棉被，深夜，霭龄又接到上海红十字会打来的电话，请她帮忙解决拥进城市里的大量伤兵的医治问题。

“一个小时前，还有人告诉我说，床位很充足，不用准备了。”宋霭龄疑惑地说。

“不要说一个小时前，而在3个小时前，床位就不够用了。不想办法，伤员们就要住大街上了。”红十字会主席着急地解释说。

“看来那些家伙是谎报军情！”宋霭龄十分气愤。她放下听筒后，在屋里急得团团转。她心里明白：如不及时抢救，伤员会死的。当时，又没有时间采取通常的“运动”或义卖等方式来募捐资金，怎么办呢？宋霭龄当机立断，同她的3位朋友一起，拿出了8万美元，以救燃眉之急。他们用这笔钱建立了一座配有400张床位的培德医院。一周之内，这所医院就住满了伤兵。

接着，宋霭龄又在一些有钱人中鼓动募集到一笔巨款。不久，一所有1000张床位的私人医院又在上海建立起来。

然而，南京国民政府却无抗战的勇气和决心。蒋介石对抗战部队不组织增援，一些人反而在忙着向洛阳迁都。

3月初，驻沪日军全线发起总攻，中国守军撤退至昆山至福山一线。3月3日，国联决议中日双方停止战斗。后来，中国与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

《淞沪停战协定》一签订，蒋介石立即把因抗日声名鹊起的19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对积极参加了救援工作的孔宋夫妇，在口头上给予嘉许后，则指示他们马上出国去办他安排的事情。

美国人短视，难以买到美国军火

飞机在浩瀚的太平洋上空平稳地飞行，望着如万山涌起的白云，孔祥熙喜气洋洋：

“霭龄，今天是几月几号？”

“1932年3月13日。怎么，你连今儿几明儿几也搞不清了？”霭龄盯着丈夫，奇怪地反问道。

“哈，心里高兴，找话跟你说说呗。”

“有什么特别高兴的？”

“嗯，你想啊，第一，这次是我们结婚后第一次双双出国访问，值得高兴吧！第二，你没见刚才在机场给我们送行的都是什么人吗，有南京政府的要员，还有蒋宋两家的家庭成员，甚至还有委员长夫妇，荣耀啊！我真有点一步登天、受宠若惊的感觉哩！”

“咳！”宋霭龄不以为然。

“看来，我们给美龄包的这桩媒，利润真不小呢……”

“你上一边高兴会儿吧，我想找人打牌了，这么长的飞行，路上怎么过啊！”

从来不许孔祥熙打牌、跳舞的霭龄，自己的牌瘾倒不小。

经过了漫长的空中飞行，孔祥熙依然兴致勃勃，从飞机往下眺望着未受战争影响的华盛顿。在客机的圆形舷窗中，首先出现的是高入云天的华盛顿纪念碑，它像一柄白色的长剑直插云霄；波托马克河畔停泊着好多艘漂亮的汽船，岸边行驶的汽车，看上去像是一只只小甲虫；接着浮现的是方格棋盘般的大街，各种风格的建筑群令人目不暇接。后来，国会大厦、林肯纪念堂和最高法院也一一展现在眼帘。

访美初期，他们在一片热情洋溢的欢迎气氛中度过。在华盛顿，在纽约，在其他的大城市，他们日夜不停地出席各种招待会。孔祥熙同美国官员们进行高级会谈，宋霭龄也借各种机会在美国的同学中重温旧情。从前的朋友都来看望霭龄，有的还为她举办接风洗尘晚宴。旋转门转个不停，会客厅高朋满座，裹着夹大衣的熟人接踵而来，带着鲜花和他们浓艳风采的夫人。一位小姐落落大方地弹起了钢琴，她演唱的是《美丽的阿拉斯加》和《朋友，祝您晚安》。五彩缤纷的宴席上，摆着香肠、炸牛排、喜三肝、鸳鸯蛋、女士香槟和德国啤酒以及微甜的葡萄酒。

舞厅里，霓虹灯闪亮着，优美悦耳的舞曲中，对对男女携手迈进舞池跳起来，转起来，优美的舞姿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休息室里，宋霭龄与众多的大学同学聊天，好多人的话题都是想买花园式的洋房，换辆新轿车，购买更时髦的家用电器，追求享受和福利及“三高”社会。有位朋友自信地说，美国正向这个方向前进。舞台上的歌星是这样唱的，收音机里是这样讲的。战争是凶神，去你妈的，美国无意卷进去。

祖国正面临着日寇入侵的孔祥熙夫妇，对这些高谈阔论无法附和和奉承，昔日的同学和朋友忽然间生出些说不出的隔阂来。朋友劝他们一起做一次环岛游行，他们谢绝了；朋友劝他们参观往日的校园，他们也摇摇头；朋友要开车拉他们参加美国古老的传统婚礼，他们推说有事离不开。

孔祥熙想从美国进口先进武器的谈判进展不大，美国人这时正热衷于和日本做生意，日本人在做着侵略战争的准备，它需要的战略物资很多，足够美国老板们赚钱。而同中国做生意，美国人担心中国的贫穷将会使他们不能及时收回货款，而且他们担心卖给中国武器会遭到日本人反对，影响他们同日本的生意。美国人的理由倒是冠冕堂皇——对各国争端一律保持中立。

孔祥熙对美国官员和企业老板们的短视十分气愤，他们夫妇刚刚经历了“一·二八”淞沪抗战，前一年已经有了东北的“九一八”事变，东三省大好河山沦于日寇之手。他们想着东方，战争的凶神在吞吃千万个婴儿；战争的火焰在燃烧着千万座无辜的民房……孔祥熙对美国官员的不满不时有些流露。

访美后期，孔氏夫妇的旅途蒙上了一片阴影。此时，美国舆论界正盛传着有关蒋、宋、孔家族的一些不堪入耳的丑闻。这些从上海传来的消息，登在美国的报纸上，说得活灵活现，使孔氏夫妇十分尴尬。宋霭龄心乱如麻，很想中断这次访问，以免在同窗好友面前出丑。她谢绝了不少公开场面的活动。曾在美国会见过宋霭龄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校友杂志主编尤妮斯·汤普森说：“我看见孔夫人非常真实地流下了女性烦恼的眼泪，并且亲自去把她的氨水精拿来，以便使她的神经镇定下来……她担心甚至在最后一刻可能丢人现眼也许会受不了。但我们答应她，不加张扬，而且在朋友们的配合下兑现了这个诺言，因为这些朋友都能理解她确实多少需要保持清静和不受打扰。她的同班同学得到通知，从全国各地前来威斯里安学院同她会合。在整整的两天时间里，她会见的全都是她熟悉的人，于是，她能够一连若干小时把祖国的苦难置于脑后。”在美国一些同学的关心下，宋霭龄的恐惧和悲伤情绪逐渐烟消云散，心情愉快多了。

为了配合孔祥熙在美国的外交活动，宋霭龄以捐献“奖学金基金”的名义，献款给母校——威斯里安女子学院一笔资金。孔祥熙夫妇这次出访的实际目的，是奉蒋介石之命，向“友邦接洽军械飞机之购买与设厂自制事项”。孔祥熙虽然拜会了美国的胡佛总统以及其他高级官员，但是没有达成购买军火方面的协议。

从意大利和德国买到武器，运回国发现多是旧货

他们怀着沮丧的心情，转道欧洲，希望在下一站能有收获。因此，对于欧洲，他们特别重视意大利和德国。为了下一站的成功，夫妇俩商量一番，最后决定由宋霭龄公关开路，先走一步。

宋霭龄在孔祥熙之前先期到达意大利的威尼斯。由于宋氏家族的显耀，霭龄受到隆重的接待。靠发动“向罗马进军”的法西斯军事政变而就任意大利首相的墨索里尼，派几位高级官员乘一艘摆满鲜花的游艇去迎接她。看到这种蔚为壮观的皇家场面，宋霭龄激动不已。后来，她对人说：“这太美了。不过为我铺陈这样大的场面，使我感到紧张。我在乘船赴意的旅途中，一直在阅读有关意大利的书籍，是子文送我时给我买的。我看的多是些有关政治和许多数字的统计，这么多鲜花实在出乎我的意料，不过我很高兴。还有旅店中的房间、官府大厦！我一生中从未看到过这么多的红色和金色。”在首相府，墨索里尼亲自会见了她。

不久，孔祥熙也由美国来到了意大利。意大利是古罗马帝国的发祥地，名胜古迹颇多。孔氏夫妇尽情地游览了意大利境内的许多充满宗教色彩的建筑和历史古迹。世界八大名胜之一的古罗马露天竞技场，摇摇欲倾的比萨斜塔，文艺复兴的摇篮佛罗伦萨，世界上唯一的出门乘舟不用汽车的水城威尼斯，圣玛丽亚修道院里达·芬奇的名画《最后的晚餐》等等，令孔氏夫妇眼界大开，流连忘返。孔祥熙兴致勃勃之余，同墨索里尼谈起军火生意来。

墨索里尼装出一副关心中国建设的样子，对孔说：“贵国建国，应从空军着手。空军发展起来比较快，所需经费，较海军为少。且将来战争之胜负，取决于空军。日本为海军先进国家，贵国欲赶上日本，非仓促可办，空军则三五年内可见成效。”中国当时是一个极为贫穷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政治腐败，军事落后，民不聊生。靠买几架飞机，建设空军，是不可能“建国”的。何况，战争的胜负是由政治、军事、经济诸因素力量的对比所决定的，单纯依靠空中力量是不可能制胜的。对于这样简单的常识，不知是孔祥熙根本不懂，还是另有考虑，他居然对这种“空中制胜”、“空军建国”的谬论，钦佩得五体投地，并专门向蒋介石作了汇报。经过几次谈判，孔祥熙购买了一大批飞霞式轰炸机，并且聘请了以劳地为首的意大利顾问团来华协助建立空军。墨索里尼将协议的具体事宜交给了他的皮肤黝黑的女婿、意大利驻华公使齐亚诺伯爵，这实际上加强了蒋介石、孔祥熙同墨索里尼的联系。初有收获，意大利给孔祥熙、宋霭龄留下了深刻印象。

接着，夫妇一行又来到德国。此时，正是希特勒忙于总统竞选不亦乐乎之时。经过多年的经营，希特勒的纳粹党已经在各方面做好了接管德国政权的准备，它的触角像毒藤一样蔓延到德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希特勒用他滔滔不绝的叫嚣和民族复仇主义狂热情绪，到处宣扬其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中散布出的疯狂野心：创建第三帝国和征服欧洲。在同希特勒的会见中，孔祥熙颇有兴致而又认真地听完希特勒“创建第三帝国”的计划，表示了对这位德国纳粹党元首的崇敬心情。他握着希特勒的手说：“希望日后能加强合作，共增友谊。”希特勒傲慢地点了点头。经过几次会谈，孔祥熙购买了2500万美元的德国武器。后来，这些德国武器大多数被用来“围剿”中国工农红军。

结束了三国访问，孔祥熙、宋霭龄回到了中国。在一个风和日丽的傍晚，孔氏夫妇专程拜访宋美龄，并捎去高雅的礼物，借此机会，向蒋介石详细汇报了出访欧美寻求“援助”的情况，并且表示“谨就个人在欧所见所闻，随时提供意见，供作参考”。蒋遂任命孔为中央航空学校校务委员。孔祥熙不满足“航空学校校务委员”之虚职，曾有当航空部部长的愿望。他曾对蒋的亲信、航空署署长兼中央航空学校代理校长葛敬恩说：“建设空军，已得到意大利政府的支援，财力物力都有办法，航署应即扩充为部。”并且开门见山地表示：“愿意自任航空部部长，请葛以首席次长负实际责任。”蒋介石没有满足孔的这一奢望。孔开始发些牢骚，但很快就平衡了自己。

后来，孔祥熙订购的意大利飞霞式轰炸机20余架运到，经航空署派人检查，认为“这样的旧东西，炮管里的来复线都已磨光，如何能用？”有人主张退货。葛敬恩只得将经过情形据实向蒋请示。蒋介石表面说要追究责任，但是以后并无下文。当然，孔祥熙是不会过问他购买的飞机质量如何这类事情了。孔氏夫妇既会聚敛金钱，也会在关键时刻“大智若愚”地打发金钱。为了政治目的，多花点钱，他们已习以为常。他们周游一路，几次慷慨解囊，其目的在于建立蒋介石同西方列强的联盟。霭龄更不管那一套了，她以此行炫耀她的成功。

第二十二章

财政部长

宋子良要罚蒋经国，孔令俊硬顶宋子文

孔祥熙和宋霭龄的4个子女逐渐长大，他们在孔祥熙的一生中也各自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尤其是大公子孔令侃和二小姐孔令俊，更是不可小视的人物。

一天，宋子文过生日，邀请了宋家、孔家和蒋家所有的人来，大家都在下班后放下了繁忙的公务，乘机来这里放松一下，热闹一会儿。

华灯初上时，一辆辆高级轿车相继开来，子文和夫人张乐怡在二门口一个个迎接。大姐霭龄来得最早，她要帮着弟弟张罗一下，以免闪失。因为今天虽说是家庭聚会，可来的都是当今中国最有头面的人物啊。霭龄进去一处处巡视时，蒋介石和宋美龄同乘一辆车子来了。

美龄一下车，就笑盈盈、脆生生叫着：“哥，给你祝寿啊！”子文赶忙说：“瞧小妹这话说的，我还不到40岁，哪敢言寿？你这么说可别折了我的寿！”

张乐怡看兄妹二人说得热闹，怕冷落了蒋介石，就赶紧上前说：“委员长，欢迎你啊！”蒋介石嘴一咧：“嫂子！今天是在自己家里，你可不能这样用官衔称呼我，那不显得我和大家生分了吗？”张乐怡一笑说：“哈，那我直呼你的大名——蒋介石，这也不妥呀！”

蒋介石还想跟嫂子开几句玩笑，看子文和美龄的话已打住，都盯着自己，遂向子文一拱手说：“子文兄，兄弟我今天给你祝——”“寿”字没说出口，见子文和美龄已用手指住自己，猛想起子文和美龄刚才的对话，立即改口说：“祝、祝，祝你生日快乐啊！”

张乐怡马上接口说：“怪不得介石兄弟能当委员长，瞧人家这嘴巴子转得多快！”

大家哄地一声笑。笑声没落，就听一人大声说：“转得快什么！”随即学着蒋介石的浙江话腔调说：“‘子文兄，兄弟我今天给你祝、祝生日快乐’，这话连文理也不通啊！”

大家回头，原来是孔大公子孔令侃。美龄在他头上一拍说：“好小子，刚长个人样，就敢笑话你姨夫了，再过几年你还得了？”

孔令侃脑袋一偏说：“小姨姨，你就知道向着姨夫，看我一会儿非给姨夫灌几杯酒不可！”

美龄说：“你敢，你姨夫在全国提倡新生活运动，他自己可是不喝酒、不抽烟，连茶都不喝的，你可不敢给他坏了规矩。”

令侃说：“就冲姨妈这句话，我今天捏住鼻子也得给姨夫灌两杯！”

这里正在热闹，笑模笑样的孔祥熙来了，一见令侃和大人斗贫嘴，顾不得和别人打招呼，立即向着令侃喊：“犬子！没大没小！”

孔令侃一边往美龄身后躲一边说：“姨妈，你听见了吗？我爸说我是狗儿子，可我是什么生的呢？”

别人都在笑，唯独宋子文听了这话，皱了一下眉头，脸上掠过一丝不悦。

子文带众人进客厅坐下，一看已是几十口了。大家有说有笑，好不热闹。看着政府里的核心人物，都是自己家族的成员亲戚，蒋、宋、孔个个乐得合不拢嘴。

霭龄查了一下，基本都到齐了，就差孔二小姐孔令俊没有到。便说：“这小囡明明知道时间，也不知上哪儿疯了，她成天像个没线风筝，一点准儿没有。我看不要等她，咱们就开始吧。”

美龄赶紧说：“令俊这孩子我喜欢，她不来不算全，大家说着话再等会儿吧。”

宋子文心里真不愿为了一个孩子耽误时间，便站了起来说：“大姐说得对，咱们开始吧。今天不过借着我过生日这个名目，大家一起热闹热闹。”说罢，喊过宋子良说：“今天的司仪是子良兄弟，从现在起，我们大家都听他安排吧。”

宋子良应声站起，把一条大红绶带左肩右胁往自己身上一挎，来到客厅中间一本正经地说：“今天的寿星是我哥子文，司仪官却是我子良！有谁不听本司仪招呼，罚喝这一小杯茅台酒——”说着把中间桌子上蒙着的布掀起，露出了下面早放好的一碗酒。大家看时，乖乖，这个碗的碗口直径足有一尺，里面的酒盛得满溜溜的。少说也得有5斤——子良用手指住碗接着说，“本司仪执法如山，六亲不认。谁违了我的令都得一口把它喝干！”

众人从未见过这么大的海碗，再看子良一脸假正经的样子，个个笑得前仰后合。

蒋经国说：“舅舅，这么大的碗你从哪儿找来的？别说是盛上酒叫人喝，就是盛上那么一碗水，牵头牛来也不一定喝得完！”

宋子良被说得一下没憋住，扑哧笑出了声。他赶紧扭头又板起脸来说：“好啊，我看你成心向本司仪挑衅，先罚你把它喝了！”

蒋经国连忙求饶：“舅舅，舅舅，我最尊重你的权威，最拥护你的法令，赶快往下进行吧。”众人又是一阵哄笑。

子良指挥众人来到后花园，观看了从欧洲购回的最新式焰火礼花，个个眼界大开，赞叹不已。

来到餐厅，子良叫人把个农村石磨样的双层大蛋糕抬上来，在上面插上了相当于子文年龄的39支蜡烛。当蜡烛点燃、大家围着一起唱美国歌曲《祝你生日快乐》时，孔令俊一身美国牛仔打扮冲了进来。

美龄赶忙招呼：“珍妮特，快，到姨妈这儿来！”

子文一口吹熄了蜡烛，拿起刀子去分蛋糕。

孔令俊没接美龄的茬，却冲着子文嚷了起来：“大舅，我来给你过生日，你却不等我来就放焰火分蛋糕，你眼里没我这个外甥女了？”

子文皱了一下眉，放下刀子，看着她说：“令俊，在正式的社交场合，应该穿礼服，穿这种随便的牛仔服会被认为是失礼的。”

“那是你在美国留学学的美国的臭规矩，这儿是中国，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孔令俊嘴快得像刀子。

子文说：“好好，就按中国的规矩，你是个女孩子，就应该穿女孩子的衣服，干吗穿成这样子，男不男，女不女的？在自己家里无所谓，这出了门可是要招人笑话的。”

这一下孔令俊恼了，大声嚷道：“我爱穿什么就穿什么，你管得着吗？”

子文一怔，想不到这孩子说出这种话，他脸色有些难看。咽口唾沫又说：“做事不合规矩，别人可以不说，我当舅舅的却不能不说！”

“你要是看不惯我，我立即就走，而且今后永远不到你家！”孔令俊说完，一脚踢翻个凳子，跑了出去。

美龄埋怨子文说：“你瞧瞧，把孩子气跑了。她还小呢，干吗说她这个！”

子文也满脸不悦，望着霭龄和孔祥熙说：“大姐、姐夫，这管孩子得从小管，不能光娇着宠着；现在外面对令俊的穿衣行事闲话不少，咱们这样的人家得顾全体面才好。”

霭龄诉苦说：“我早觉着这孩子该管管了，可我做母亲的，孩子一大就不好管了。你姐夫是个老好人，连句响亮的话也说不出来，我早就想请你们当舅舅的出面，下次你们还真得找个机会好好说说她。”

孔祥熙连忙表态：“外甥不肖舅舅管，舅舅管嘛。”

热闹的生日宴会经孔令俊一搅闹，众人都没了情绪，笑声再也起不来了，大家又干坐了一会儿，便一个个推说有事，起身告辞了。

回到家里，孔二小姐就向父母发出了怪腔调：“嗬。当财政部长就是和当别的官不一样啊，瞧瞧今天宋TV那个神气！哪像我老爸，当了几天实业部长就假装效忠委员长赶紧辞了。你辞了就辞了，谁还再给你个什么官？就剩一个什么国府委员，在人家面前低三下四，叫我都瞧不上！”

“滚出去，这里没你的事！”霭龄心情也不好。

孔二小姐一走，孔祥熙开了腔：“哎，我说，这子文是不是跟咱隔点心哪？你看看，我这空当当的国府委员就是在他面前有点抬不起头呢。”“你等着瞧，这种局面不会太久了。”霭龄似乎胸有成竹。“那好那好，我就等着瞧你的把戏了。”

孔祥熙从宋子文手上接过中央银行总裁职

1933年3月的一天晚上，上海孔氏的寓所里，宋霭龄正打开留声机，播放着美国西部的《狂舞曲》，等待丈夫的归来。孔样熙早晨6点半，被蒋介石召去，说有要事要谈，直到晚上10点还不见回来。宋霭龄不免有些着急。

正焦急间，孔祥熙风风火火地推开了门。

“有什么事？”宋霭龄边给他脱下风衣边着急地问。

“今天咱们拿酒庆贺！”孔祥熙满面春风。

“有什么高兴的事儿，值得你这么高兴？”宋霭龄不解地问。

“咱们边喝边谈。”孔祥熙把手一扬说。……在宴席厅里，孔祥熙喝下了半瓶白兰地，才打开话匣子：“老蒋要委我以重任。”

“给你个什么高帽戴戴？”宋霭龄幽默地问。

“中央银行总裁。”孔祥熙把这4个字咬得很重，似乎从牙缝里挤出来。

“哈，到底成了，没想到这么快。不过，老蒋对子文会不会另搞阴谋？他毕竟是我弟弟呀？”

“唉，一言难尽……”孔祥熙摇着头说。

孔祥熙的这个行长是从宋子文手里夺过来的。不过，这并不全是霭龄活动的结果。

因为蒋、宋矛盾由来已久。

早在1926年11月8日北伐军打到武汉城下，主力转向东南战场，此时国民党内出现两大争论：“定都之争”和“法统之争”。“定都之争”由广州的国民政府迁往何处引起。1926 年11月16日，广州政府派出宋庆龄、宋子文、陈友仁、徐谦、孔祥熙、李烈钧、鲍罗廷夫妇等人前往武汉，考察迁都问题。26日国民党最高执行机构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迁都武汉。12月13日，国民党中执委和国府常委举行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完之前，由徐谦为主席，宋庆龄、陈友仁、吴玉章、孙科、鲍罗廷为委员的联席会议执行党政领导职能。1927 年2月2日中央政治会议宣布：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蒋介石开始闹事，迁中央机构于武汉，他本是同意的，曾在1926年11月19日的一则电文中认为：为了提高党政威信，有必要把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由穗迁汉。只因蒋准备绕过由国民党左派和中共代表领导的联席会议，另组清一色的右翼反共政府，故在1927年1月7日，在南昌召开非法的中央政治会议，作出与武汉方面相反的决议：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不迁武汉，暂居南昌，迁都问题留待3月间中央全会讨论。蒋介石推迟决定定都何城，是因为所相中的准备作为反共政府统治中心的上海、南京还未到手。1927年3月21日和26日，蒋介石指挥的白崇禧部和何应钦部相继开入上海和南京。4月12日，发动反革命政变。18日，在南京成立政府。宁汉两个“政府”开始了长达5个月的对抗、合流过程。合流过程中，“定都何处”很快解决，金陵古城成为国民党政权所在地。原因是南京位于东南财富之地，是六朝古都，又是孙中山开创的中华民国的国都。

合流中争论最多的问题是“法统之争”。“法统之争”与“定都之争”同起，主张以武汉为首都，实质上是把迁武汉的中央机构视为正统。而蒋介石反对武汉为首都也是否认已迁到武汉的中央机构的法律地位。蒋介石既能让南京压过武汉三镇，在法统上也会有办法让对方屈服。他一是自诩为总理信徒，二是攻击武汉政府已经赤化，三是靠掌握的军事实力和数量，都超过武汉军事支柱唐生智第四方面军的军队，四是联合胡汉民为首的一批国民党元老和右派，其中不少是中央执行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及国民政府委员。其中一、三、四条，是真是假、或白或黑，武汉方面还可以与之抗争，可第二条却使武汉方面失去了与南京方面一争高低、以争正统的资格。正在武汉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汪精卫，本来就不是一个革命者，只是一个假左派。1927年4月初从海外归来时之所以谢绝蒋介石的挽留而前往武汉，名义上是支持国共合作，实质上是看中武汉正空着的“国府主席”的交椅。现在汪氏一看蒋介石扣过来的红帽子使得武汉在争法统中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遂于7月15日公开反共，把自己的反动真面目暴露给社会，暴露给历史。“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完成了宁汉合流的政治基础，武汉、南京双方开始激烈的、讨价还价的合流过程。面对变化如此之快的形势，宋子文经过短时期的不适应和彷徨后，很快倒向蒋介石，并成为宁汉双方谈判中的关键人物。宋子文的不适应主要反映在对待两个人的态度上，一是如何看待二姐宋庆龄，一是如何看待蒋介石。宋庆龄关于继承总理遗志、贯彻三民主义和建国大纲的主张，宋子文是赞成的。二姐对蒋介石个人劣根性的分析，宋子文也有同感。可对二姐关于继续执行总理的三大政策、坚持国共合作、发动工农运动的主张则持反对态度，特别是他对工农运动更是横加指责。宋子文作为广州政府迁武汉的策划者之一，却于1927年4月初就离开武汉到达上海，不再为革命政权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有人劝宋回武汉任职，履行财政部长职责。宋子文对国共合作已失去昔日热情。可蒋怀疑宋实际上同情武汉政权、倾向二姐宋庆龄。此间，当上海银行家要求批准付给蒋介石的借款时，宋拒绝了。于是蒋就记恨于心，置宋的财政部长的权力于不顾，不和宋商量而自行借款，并指派财政官员。1927年4月20日，蒋终于封闭了宋在上海的办事处，任命他以前的秘书长古应芬为财政部长。对此，宋子文也是有气的。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在蒋介石的威逼利诱下，宋子文不得不离开汪精卫的武汉政府，参加蒋介石的南京政权，并出任财政部长。作为宋子文，一边是二姐，一边是小妹。说实在的，两边都有后台。尽管他对蒋有气，思来想去，他还是倒向了小妹这边，答应了蒋介石。宋子文是有本事的，蒋介石挖墙脚也是有心计的。宋子文一旦成为蒋的人，便挖空心思为蒋介石筹款，以支付日益激增的各项开支。他巧妙地向银行家们推销了一大笔债券，并且获得了成功。这样，那些大腹便便的银行家们，自觉不自觉地同蒋介石的南京政权拥抱在一起。那些五颜六色的政府债券，塞满了银行家的皮包。银行家们为了维护自己的利益，不得不在政治上支持蒋介石的政权。宋子文的所作所为，很得蒋介石的欢心，并把他当做了心腹之人。

然而好景不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蒋、宋矛盾又尖锐化了。日本帝国主义在继“九一八”事变以后，又于1932年挑起了“一·二八”事变。驻上海的中国第19路军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他们在被炸毁的废墟里挖壕据守，用鲜血和生命保卫着每一寸土地。但是，由于没有得到及时的增援，19路军的官兵遭到很大的伤亡。宋子文看到日本人突然进攻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深感震惊，在此之后，宋子文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产生了分歧。1932年夏天，当上海的战火刚刚平息时，蒋介石就准备了浩大的费用，并开始发动大规模的对革命根据地的反革命“围剿”。宋子文对此坚决不同意。他认为抗日比“剿共”更为重要，政府应力图收复满洲、保卫华北。宋和蒋为筹措对共产党战争的军费发生龃龉。1932年6月初，蒋介石提出每月军费由1300万增加到1800万元，以支付“剿共”费用，这使宋子文的节缩财经计划流产，而且又要发行新公债。宋子文反对蒋介石将19路军调往福建去“剿共”，反对更多的借款，实际上对蒋的反共政策的“合理性”提出了异议。

1932年5月。上海实业界的许多巨头和在西方留过学的教授，在上海成立了一个叫做“废止内战大同盟会”的组织。这个组织的目的，据通电所述，是防止内战。外祸纷来，源于内乱，只有根除内战，中国才能抵抗外国的侵略。参加这个组织的银行家们拒绝认购与内战有关系的一切公债和借款。宋子文虽然不直接参加废止内战的集会，但他对大同盟的活动表示了明显支持，他表示这个组织终将成为一个“没有一个军阀敢于忽视其意旨”的组织。但是，蒋介石一意孤行，坚持采用“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宋子文见此情形，便以“把19路军调走的做法在上海金融界不得人心”为由，于1932年6月4日向蒋介石提出辞职。这时候，孔祥熙在欧美尚未归国。蒋介石又感到宋子文筹款有方，便再三加以挽留。结果，他们互相作了妥协。宋子文同意继续担任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则许诺将宋提升为行政院院长，并且宋同意用贩卖鸦片的秘密收入支付一部分军费。不久，宋子文发现他再次被蒋介石欺骗了。他为支付抗日军费而发行的公债，受到蒋介石的阻挠，驻热河省的中国军队遵照蒋介石的命令从抗日前线撤退，一仗也未打。汪精卫也从海外回国，坐上了行政院院长的宝座。宋子文心灰意懒，决定辞去中央银行总裁职务。他以参加世界经济会议堂而皇之的理由，到美国去进行长达4个月的访问。话不投机，蒋介石也没阻拦。

在这场矛盾中，孔祥熙更加受到蒋介石的重视。孔祥熙和宋子文虽然有很多相同之处。他们都是基督教徒，都受过美国教育，都同孙中山和蒋介石有姻亲关系，都通过家族关系和个人才能在政界发迹，地位显赫。但是，他们在同蒋介石的关系上却有差别。一位美国人认为，孔含蓄随和，似乎是中国政界的老好人，尽可能地与所有政客军阀表示亲切友好，他对蒋殷勤驯顺，和蒋的关系较宋与蒋的关系更亲密。而宋子文态度生硬，在南京政府中树敌甚多。在一段时间内，宋对蒋表现出一种“傲慢”的态度。宋子文自恃不仅是蒋介石的大舅子，还是先总理孙中山的小舅子，两朝国舅的身份，使他有时很不把蒋放在眼里，他认为对的，就只管铁心坚持，任蒋介石说好话拍桌子都不管用。这让蒋介石感到头疼又无可奈何，从心里说，蒋介石非常需要孔祥熙的殷勤和驯顺。

对政坛每一丝变动，宋霭龄都是十分敏感的。此时她的心情又复杂起来：一边是丈夫，一边是大弟，显然大弟受了委屈，她还是十分同情的。忙问：“子文现在在哪里？”

“他向委员长提出，要出国4个月，不知准备得怎么样？”孔祥熙道。

“我得看看他去。”宋霭龄边说边站起了身。

“你看几点啦？都到12点了。”祥熙提醒她。

“那我明天去。”

宋子文继续控制中央银行算盘落空，孔祥熙为己为蒋不惜把国家钱袋子掏空

第二天早晨吃过早点，宋霭龄给子文挂了电话。也许是故障，不通。于是，她便叫了随从和司机，驱车匆匆向子文官邸驶去。事不凑巧，子文驱车刚刚离去，霭龄很是扫兴。当晚又来，再次扑了个空。因事务缠身，一周后再来，子文已去了机场。霭龄驱车去追，赶到机场时，子文的座机已经起飞。那机尾的红灯在夜空中，给霭龄留下了若明若暗的光曦。霭龄落泪了，祝愿大弟心宽体健，一路顺风。

其实，霭龄这时对子文的担心是没有必要的。宋子文的中央银行总裁是主动所辞，由孔祥熙出任也是由子文请行政院长汪精卫保荐的。他的算盘是自己和蒋介石越闹越僵，为了保住财政部长宝座，把中央银行总裁一职让出去，而且要让给自己的亲戚、对蒋介石恭顺听话的大姐夫，一来可以让蒋介石通过比较信任的孔祥熙了解财政金融的实际情况，二来中央银行的原班人马都是自己的班底，孔祥熙为人谦和，不愿发生矛盾，仍可由自己暗中控制。这可以从3月5日宋子文发给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的电文中看出。电文说：

陈副总裁鉴：可密。译转胡笔江兄鉴：弟辞中央银行总裁职，于财政金融有益无损。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请转告寿民、孟嘉诸兄为祷。

弟子文，歌。

当时胡笔江、唐寿民、胡梦喜均系宋子文的主要谋臣策士，也是宋的心腹大将。宋叫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转告他们，一切仿照原定计划进行，就说明他开始并没有辞去财政部长的打算，而且想继续利用原班人马控制中央银行。同一天，财政部次长徐堪也给心腹人马发出电报，进行布置。徐的电报是：

陈副总裁鉴：可密。部座本日中政会提出辞中央银行总裁职，并请汪院长保荐孔庸之先生替代，其目的大概俾各方明了财政状况，不致仍然要求增加经费。请转告馥荪、公权、淞荪、孟嘉诸兄为祷。

弟堪，歌。

宋子文辞职的用意在这些密电里已表明无遗，可惜他的算盘并不是每一次都拨得准确无误。他的辞职，既没有让蒋介石因此停止要求增加军费，也没能让看似好好先生的大姐夫孔祥熙照着他的事先安排行事。

孔祥熙平时嘻嘻哈哈，看上去好像心无城府，实际上却精明到了老谋深算的地步。他新官上任三把火，第一把是首先借机加强自己在天津设立的裕华银行。

5月15日，孔祥熙就示意留任的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密函中央银行天津分行经理李达，与裕华银行保持特别联系。陈行虽受宋子文所托，要他照原计划办事，但他已经明白，宋子文这一辞职，短时恢复已不可能，要在中央银行继续干下去，必须讨得孔祥熙的欢喜。何况宋霭龄手段高明，几下子就把这帮人抓到手里，陈行当然不敢也不肯违背孔祥熙的意旨，立即给李达发去了密令。

李达自然也不肯得罪新任总裁孔祥熙，马上给陈行复电，表示了自己对孔祥熙的私人银行将予特别关照。他的电文是：

健公（陈行字）副总裁钧鉴：顷奉本月15日钧函，敬悉钟切。温君襄忱，前曾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现达极为相熟。此次在津任国货银行经理，仍常晤聚。总裁于该行（裕华银行）既甚注意，遵当与该行特别联系。至推行钞票一节，容俟温君到津，即与之面洽，再行函报。

孔祥熙少年知己五叔孔繁杏曾在天津裕华银号任职，孔祥熙在国民政府任职后，即把裕华银号改为山西裕华银行，作为他自己私人开设的银行，与铭贤学校并列为他本人创业的基础。实际上山西裕华银行规模很小资力也很薄弱，主要是依靠孔祥熙当上中央银行总裁后的关系，利用中央银行的扶持，逐步发展起来的。抗日战争开始后，山西裕华银行迁往重庆。孔祥熙对裕华银行并不避讳，而且津津乐道，显示他家早已开设银行，他自己早就是银行资家。

孔祥熙上任后的第二把火，就是克尽所能，为蒋介石筹措战争经费，当时，国内形势十分严峻，由于蒋介石年复一年地发动反革命“围剿”，致使广大人民颠沛流离，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的破坏，南京政府的财政赤字连年增长。到1933年，每月将近赤字1200万元。为了解决反革命“围剿”的经费。孔祥熙专程飞到江西同正在指挥军队向红军进攻的蒋介石讨论了筹措经费问题。最后，蒋、孔商定以关税为担保，发行1亿元新公债。接着，孔祥熙飞到上海，向银行家们推销1934年初正式发行的新公债。这次还算顺利，公债不久就被买光了。孔祥熙十分得意。可是，这1亿元钱到手没有多久，就被蒋介石用去购买打内战的军火，花得一干二净。

为了补充蒋介石的内战经费，孔祥熙又发行第二期“关税库券”，并且越来越多地直接向银行借款和透支。这些钱都被用来进行反革命“围剿”。孔祥熙为蒋介石筹措经费的“锦囊妙计”，就是用高利率夺走生产领域的资金。当时，农村经济萧条，民族资本家困难重重，批发物价和房地产价暴跌。上海银行家发现这些领域的投资已没有吸引力。某些最兴旺的企业所得红利很低，例如商务印书馆为7.5%，南洋兄弟烟草公司仅有5%，而孔祥熙发行的公债纯益超过20%。正是这样，大量的货币从农村流入城市，又被孔祥熙的公债所吸收，成千上万的货币不是用来发展生产，而是消耗在破坏生产的“内战”上。其结果是，蒋介石得到了充足的反革命“围剿”的经费，银行家也从中牟取了高额利润，而工农业生产则更加陷入困境。一位有识之士当时就公开指出：“政府公债的高利率促使工业萧条、农业破产”，越来越多的人也开始反对孔祥熙的公债政策。很快，孔祥熙的“妙计”就不灵了。

一个时期以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处于经济萧条之中，这股萧条之风迅速地袭击了上海。1933年，美国已放弃了金本位。为了满足遭到衰退打击的西方工业国家的要求，美国开始储存白银作为财政储备。美国国会规定的银价是每盎司50美分，这对上海的银行家颇有吸引力。他们认为，如果不买南京债券，而是将白银运到美国，就能赚一笔十分可观的利润。正是这样，下半年，大量银元纷纷流往国外，债券销售额一落千丈，蒋介石的内战经费频频告急。

同时，大量银元外流，造成了中国金融市场银根吃紧，于是银行贷款的利率急剧上升，这种趋势直接威胁着南京政府的赤字财政，南京政府能否继续存在都成了问题。身为中央银行总裁的孔祥熙见此情况，如坐针毡。他将幕僚们找来紧急研究一番，感到制止白银外流的唯一办法就是宣布禁运。于是，以南京政府财政部的名义宣布：“在另行通知之前，严禁买卖外汇。”可是，那些银行家们对这项禁令置若罔闻，仍然我行我素。

一计不成，再生一计。孔祥熙采取了更为严厉的办法。他公布了一项公告：“鉴于白银价格上涨过猛，已与物价水准极不相称，国民政府为保障中国经济之利益，为保护中国之货币，兹决定对白银出口征收关税。”由于对白银出口加收了10%的关税，中国的白银价格便与英美市场的价格相等了，白银外流的现象受到了遏制。

孔祥熙将中央银行看成是蒋介石内战经费的钱袋子。他让中央银行享受了多种特权，垄断了政府的收支，有权发行关金券供兑付关税之用，实际上使该行成为国库的代理机构。孔祥熙宣布施行白银出口税，但中央银行则免税出口了大量的白银，赚了一大笔钱。孔祥熙还设法使中央银行在黄金市场上捞取了巨额利润。正是这样，被孔祥熙掌握的中央银行发展迅速，成为旧中国最获利润的金融机构。平常，孔祥熙一个劲地支持中央银行在金融界大捞特捞。这次由于债券市场急剧缩小，孔祥熙不得不打出中央银行这块王牌。他命令中央银行大量吸收公债将相当一部分赢利给南京政府贷款。政府依靠中央银行吸收公债勉强支撑了一阵，但这毕竟不是长久之计。

最后，孔祥熙终于又想出了新招。这就是采取高压手段，颁布《储蓄银行法》，迫使银行家购买公债。这个《储蓄银行法》在银行的组织和管理上作了彻底的改变，并规定每家银行必须以1/4的存款购买公债或证券，并将此存入中央银行特设账户做储备之用。《储蓄银行法》遭到了上海银行家的强烈反对。上海银行同业公会向南京政府请愿，要求做重大修改。银行家们认为这个条例限制了他们的作用，殊非寻常。然而，孔祥熙继续施加压力。南京政府命令各银行开列2000元以上存款存户的姓名、地址和存款余额。这理所当然地再次遭到了银行家们的抵制和反对。许多有识之士都认识到这部《银行法》是不现实的，如果实施，中国的金融将为外国银行垄断。但是，孔祥熙仍坚持要颁布，其用意十分明显，就是继续给这些银行家施加压力，强迫银行家购买公债。

在这一系列高压政策下，许多原来对购买公债犹豫不决的银行家，只得硬着头皮购买孔祥熙发行的公债以讨好蒋介石的南京政权。

蒋介石宋子文发生武斗，孔祥熙故作姿态不接财长

春去秋来，4个月后，宋子文从美国回来，听到银行家们怨声载道，对自己的“原定计划”没能实现，而孔祥熙却处处越权十分恼怒，对蒋介石在此期间的胡作非为更是极为生气。宋、孔矛盾开始孕育，而宋、蒋矛盾则明显加剧，一场孕育长久的暴风雨就要来了。

这次，宋子文到美国去，争取了5000万美元的贷款，但主要是用小麦和棉花支付，以刺激中国的面粉业和纺织业发展。培养税收财政来源。可当他喜滋滋地回到国内时，却发现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蒋介石竟通过孔祥熙从上海银行里透支了6000万美元，留下一个更大的窟窿要他去堵去填。宋子文憋了一肚子火。

面对宋子文处处流露出的不满情绪，霭龄心里已经有数，她已经想让孔祥熙接替宋子文的财政部长职务，这样毕竟丈夫地位高了自己更有面子，而且孔祥熙掌管财政部更有利于自己经商发财。她不断向蒋介石灌输一种印象，如果孔祥熙不光当中央银行总裁，而且兼任财长的话，财政问题会处理得更好，但是对于孔祥熙来说，像子文那样顶撞委员长的事是绝不可能发生的。蒋介石有了这个底，对宋子文动不动以辞职作要挟的事，已经不再害怕了。

为年终实行预算审计制一事，二人发生了激烈的争论。

实行预算审计制，是宋子文采取西方现代国家经济管理理论的杰作。实行国家预算，对中国来说是个新事物，中国统治者历来对此不感兴趣。国君金口玉言，一言九鼎；统治阶级可以为所欲为，花费无度，怎么肯受“预算”的限制，自己捆住自己的手脚？直至清末、北洋军阀时期均是如此。当然，蒋介石也不例外。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建立后，宋子文对美欧等国实施的预算制颇有好感，故而信奉国家管理必须实施预算制，必须做到收支平衡。作为财政部长，从国家管理正规化、制度化、法治化的角度出发，非常认真地搞起国家预算来，作为管理国民经济、做到收支平衡的工具和手段。蒋介石对此漠不关心，时冷时热，故4年过去仍无结果。宋子文凭着“国舅”地位和牛脾气，再三进谏，再三坚持，直到1931年才算有了独立的国家预算机构——主计处，次年9月24日颁布《预算法》，预算体制确立。在要不要国家预算上蒋介石总算首肯了宋子文的主张。

但是，两人就要不要严格执行预算问题出现了冲突。

宋子文对整个政府预算偏重于军费大为不满。例如1929年度支出为6.19亿元，军费达2.66亿元，行政费用为1.46亿元，经济建设支出极少。1933年度支出为8.28亿元，军费支出高达4.16亿元。行政费用为1.7l亿元，经济建设支出更少，其余均为债务本金利息所支。即使是再蹩脚的经济学家，对此国家预算收支状况也会感到不正常，何况宋子文还是美国培养出来的经济学博士，对此不会没有看法。一是对国家预算中的支出各项比例不合适屡次向蒋进言，要求限制军费比重；二是对蒋介石不尊重自己和任意修改预算、军费高于一切的主张不满。

而在蒋介石看来，宋子文简直是幼稚可笑。现在是“训政时期”，军事上既要对付红军，又要对付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唐生智、张发奎等倒蒋派，军费当然是重点保护的支出。

由于反共内战、军阀混战不断，无法估计作战的大小多少，又怎能正确预算军费所需数目？故对军费只有采取按需分配、实报实销的办法。军费支出是打破宋子文收支平衡的主要原因。宋子文确实“可笑”，他主张限制军费，可不主张停止反共内战和军阀混战；蒋介石发给部队的薪饷、军需本来就不足，促使军队内部喝兵血盛行，对外则抢劫老百姓财物，如果宋子文再削减军费，军队内的贪污和危害百姓的罪行将会更多。宋子文提出减少军费，平衡开支，力劝蒋介石“停战”。

蒋介石的政权本是靠不断的内战维持的，他怎么会听信一个财长的规劝，轻易“停战”？

10月间，蒋介石又发动了对红军中央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他要财政部长宋子文再拿出大笔钱来充作军费。宋子文据理力争说，国困民穷，难于挪借。这次蒋介石心中有底，他大发雷霆，喊叫说：“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围剿作战为什么失败？不是我指挥失当，也不是将士无能，更不是红军有多么强大。完全是你宋子文不肯配合，不肯提供足够的经费！如果你这个财长有一次给够了钱的话，红军的根据地早就不存在了！你究竟安的什么心？我要你这个财长干什么用？”

宋子文根本不接受蒋介石的指责，反过来回击蒋介石搞乱了国家财政。他用更大声音喊叫说：“你不顾国计民生，竭泽而渔，民不堪，国不堪！照你蒋介石的搞法，即使没有红军，这个政权也会自己垮台！”

蒋介石被说得恼羞成怒，顺嘴就要骂出他的口头禅，刚说个“娘”字，宋子文指头早戳到了他鼻子上：“你说什么？你敢给我骂娘？我娘是你什么人？好啊，你这个流氓！”

蒋介石理屈词穷，于是放弃文斗实行武斗，顺手打了宋子文一个耳光。

宋子文顺手抄起板凳就要去抡蒋介石，却被闻声冲进来的警卫们隔开了，宋子文捂着热辣辣的脸颊冲出蒋的办公室，他大喊着：“当财政部长跟当蒋介石的一条狗没有什么两样！谁愿意当谁来当吧！”愤而宣布辞职。

这一回没能镇住蒋介石，蒋介石大方地接受了辞呈，并且很快照准。

蒋介石和宋子文的争吵还有背后的原因。

宋子文曾打电报给张学良，商量扩充财政部税警团。这封电报被何应钦手下的译电员破译出来，何把电报给蒋介石看。蒋介石一看即大怒，认为宋子文这是背着自己在抓武装，日后将更难控制。因此在谈话时有意激怒宋子文，使之自己宣布辞职。

政学系积极活动以张群继任财长，因CC系与政学系矛盾很深，陈果夫、陈立夫当然不能容忍由政学系的人来担任财长，但是CC系中一时也无合适人选，于是二陈立即把消息透给宋霭龄，并且表示，如果孔祥熙能够接任财长，CC系将大力支持。

宋霭龄立即面见蒋介石，她是从不叫委员长的，只称其介兄。

蒋介石一见霭龄，就大叫着：“TV要跟我搞武力，你这个大姐不能不管管！”

“介兄，这个传说不一定实在，要留心人家的离间计噢！当然，要子文下来也很好，不过换哪一个还是考虑好。万一不听话或者拿不出办法，将来经费发生问题，情况更糟喽。”

“去哪儿找又听话又有办法的人？”蒋介石是对谁也不放心的。

“怎么没有？你只要摘下有色眼镜，这样的人立即就会出现面前。”

蒋介石心领神会，就问：“庸之为什么不来？”

霭龄说：“明天来。”

蒋介石说：“好了，庸之来就好办了。”

10月27日，宋子文正式提出了辞职。

29日，蒋介石主持召开国民党中常会、中政会，照准了宋子文的辞职要求，同时决议由孔祥熙继任。

蒋介石同时把宋子文大大颂扬了一番，单从蒋的讲话看，宋子文简直就是中国理财圣人，世界无人能比——当然，前提是他必须下台。

参加会议的孔祥熙表情凝重，他称自己才疏学浅，根本不能担当如此重任，他表示不同意会议的决议，拒绝接任新职。

直到蒋介石宣布散会，孔祥熙仍木然地坐在那里，不肯动弹。走了几步的蒋介石只好返回来相劝，其他人员也只得站着相陪。

蒋介石好言好语地对孔祥熙说：“庸之兄，要为党国着想，为4万万同胞着想。请不计一切艰难，务须接受新命，并且早日就职，以稳定政局。”

其他人也来力劝，孔祥熙才艰难地点了点头。

宋子文丢财长不失风度，孔祥熙因财长历史留名

1933年11月1日，国民党政府的命令和蒋介石侍从室文官处转达行政院发布的命令同时公布，孔祥熙接替宋子文任财政部长，兼行政院副院长。

一大早，孔祥熙穿戴一新，乘坐高级轿车，气宇轩昂地到财政部接事。可宋子文却没有来和他当场交接，只有一个副部长出来应付。孔祥熙深知子文如不合作，初期工作极难开展，于是接完事情当场给宋子文拍发一封电报，对宋子文掌管财政部期间的功劳着着实实颂扬了一番，末了请求他给予协助。

2日，宋子文给孔祥熙回了一封电报，虽然丢了财长宝座，但宋子文丝毫不失大国舅的体面和风度。他在电报中说：“东电奉悉。谦冲之辞，愧不敢当。兄尽筹硕画，宏济时艰。弟智力所及，敢不贡其刍荛，仰赞鸿猷。”

11月6日，由行政院长汪精卫主持，孔祥熙补行了宣誓就职典礼。

此时宋子文在哪里呢？他就躺在自家床上，他这时还恨不到孔祥熙，倒是为那位曾在上海洋行里厮混过的妹夫，伤心到了极点。

守在旁边的妻子张乐怡，看着丈夫的伤心劲，只能暗暗地流泪。

张乐怡是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宋子文娶乐怡为妻，也是有一段曲折经历的……宋子文从美国学成归国后，前5年只是在经商，应聘到上世纪20年代全国为数不多的大公司之一的汉冶萍煤铁厂矿股份有限公司任秘书。公司总经理是公司创办人、洋务派骨干盛宣怀的儿子盛泽丞，该公司的业务是将萍乡的煤和大冶的铁矿石运到汉阳炼铁。总经理大都在下午办公，业务上离不了年轻的宋秘书，所以秘书几乎每天都在总经理府上。盛总在欣赏秘书办事能力的同时，也欣赏其英语水准，邀请宋为妹妹盛谨如的英语教师。一教一学之余，两人谈起恋爱，郎才女貌，又是自由结合，唯一的差距是宋家的经济实力和地位还不能和汉冶萍公司相提并论。果然，到论及婚嫁大事时，盛总经理有眼不识泰山，恶言宋子文是“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并把宋秘书明升暗降，调任汉阳厂本部任会计处科长。此事深深地伤害了宋子文，一气之下，离开汉冶萍，到华义银行供职。华行规模不大，宋子文却是总经理。宋子文的首次恋爱不成，实为盛老板的失败，盛小姐不是“天鹅肉”，宋子文不是“癞蛤蟆”，宋家的家庭和经历、社交圈，当时也属上层，以后更是万众瞩目之辈。盛家死抱封建门户观念不放，影响了两个年轻人的幸福不说，更是目光短浅，坐失良“婿”。

宋子文经过5年经商，感触颇深，最大的感受莫过于无法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在贫穷、落后、混乱的旧中国，商离不了官，富离不了权，生意场上的拼杀必须要有政界、军界的支持。50年前的洋务运动就是前鉴，清末民初的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更是实例。所以他自觉应走官商合一的道路，决心从政。由“商”到“政”到“官商合一”的转变，充分显示出宋子文的决策能力和远见。在以后短短的20余年，他仕途上出将入相，财力上更是一国首富。即使那些旧中国名闻全国的实业家，哪有宋子文的实力和威风？当然民族工商业者有着宋子文所没有的正直和对民族工业的贡献。此外，他离开盛谨如后，改娶江西九江富商张谋知的女儿张乐怡小姐。张家不如盛家，可岳父家的家景如何对宋子文已不起作用，他不需要把妻子娘家的势力作为上升的动力……

宋美龄得知蒋介石对大哥的野蛮行动，立即前去看望慰问。回到家中以后，跟蒋介石大闹一场，非要老蒋对动手打人事件说个清楚不行。老蒋一个劲地向美龄承认错误：“怨我怨我，我认错还不行吗？”

“不行！你打了人，说声不对，这就完了，没这便宜的事！你还得保证，今后不能再加害于他！”

“他是咱们的大哥，你又和他是一娘同胞，我姓蒋的是疯子还是傻子啊？你把我看成什么人？”

“那就立字为证吗？”宋美龄始终不放。

“好好好，立字为证，立字为证。”蒋介石缠不过夫人，败下阵来。

后来，事实也验证了蒋介石的话，对国舅一直留有情面，因为这时远不到他们彻底摊牌、决裂的时期。蒋介石虽把宋子文赶离财政部，可许多事情还离不开他。宋子文依然是行政院副院长，在南京官场的影响力并没下降，反而更加风光起来……

1933年10月，宋子文兼任全国经济委员会主席；

1935年4月，兼任中国银行董事长；

1939年10月，兼任“四行联合总处”副主席；

1941年12月，兼任外交部长；

1942年11月，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常务委员；

1944年12月，代理行政院院长；

1945年5月，正式任命为行政院院长；

1946年6月，兼任全国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

同年10月兼任行政院绥靖区政务会主任委员；

同年12月，当选为制宪国民大会代表，达到了他仕途的顶峰。

以后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进展，蒋家王朝摇摇欲坠，宋子文才和蒋介石离心离德，不肯再随蒋介石到台湾苟延残喘，继续与人民为敌，而由香港到了法国，最后移居美国，和孤岛上的蒋介石闹了个不亦乐乎。那是后话，这里暂且不表。

倒是孔祥熙这一任财政部长，一做就做了十多年。他能在中国历史上留下姓名，全是因了这个财政部长。而他在任上的功过是非，也是众说纷纭，毁誉不一，这不仅因为政治立场，

单就是他的理财手段，也大有值得研究处。

第二十三章

财界称雄

放胆施才，金融垄断形成

54岁的孔祥熙出掌财政部，一反宋子文照搬欧美理财方法，硬顶蒋介石的做派，完全以蒋介石马首是瞻，凡是蒋介石想要的钱，他总是千方百计给予满足。蒋介石自然从心底高兴，也就放手让孔祥熙在财政金融界大干。委员长和财政部长再没有了宋子文时代的那种龃龉和别扭，二人各有所得，如鱼入水，优哉游哉，好不畅快。

从1933年11月到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是孔祥熙理财措施比较顺利的时期，也是他取得较大的成就的时期。这一方面固然由于宋子文在任时为他打下了一个较好的基础，一方面孔祥熙也确实下了大工夫。

孔祥熙上台之初，首先面临废两改元和白银外流的双重难关。在1931年至1933年期间，世界各国竞相放弃金本位制，贬低货币。倾销商品，整个资本主义世界面临经济大恐慌。中国贫弱的工商业经不起风吹雨打，摇摇欲坠。加之国内货币混乱，既有铸有孙中山、袁世凯头像的银元流行，也有使用了上千年的散碎银两，这更使金融上的困难加重。当时的经济学家和工商界人士均认为必须进行货币改革。首先是废两改元，使货币趋于统一，结算简便易行。其次要改变银本位制，采用当时世界通行的金汇兑本位制，以稳定金融，才有利于发展经济。

宋子文任财政部长时，已经进行了大量准备工作。当时规定银两七钱一分五厘折合银币一元，并已从3月10日在上海开始实施。孔祥熙出任中央银行总裁后，“萧规曹随”，接着大力推行，由于符合民众要求，进展十分顺利。

孔祥熙兼任财长后，利用初期取得的成就和赞誉，和宋子文合力一起乘机夺取了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又将原来的四省农民银行改组为中国农民银行，设立了中央信托局和邮政储金汇业局，加上原来的中央银行，形成了“四行两局”的金融中枢地位。同时又控制了中国通商银行、中国实业银行、四明银行，与新华银行一起，形成了“小四行”的外围组织。

孔祥熙为国民党官僚资本垄断国家经济命脉做出了突出贡献，在这当中，他的私人资本也迅速膨胀起来，孔氏家族先后创办、接收的就有山西裕华银行、祥记商行、庆记商行、扬子建业公司、嘉陵企业公司、利威汽车公司等等。有了财政、金融、经济大权，孔祥熙还或明或暗地用白银国有、发行法币、公债投机、外汇管理、购买军火、出售黄金等手法投机倒把，大发横财，成了旧中国富甲天下的大财阀。

在为国民党政府垄断国家财政金融的努力中，孔祥熙充分显示了他的精明和强干。他为蒋介石立了大功，也为自己招来了怨愤和对头。

在孔祥熙推销公债的活动中，趋炎附势的银行家大有人在，而不愿屈从的人也为数不少。

这边，孔祥熙好不容易让那些容易上当的和虽不情愿但慑于淫威的人，购买了数千万元的政府债券；而那边，有些银行家却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银行的董事长张嘉敖就是一位不听其命的强硬派。他公开发表演说，反对蒋介石的内战，大讲日本才是真正的敌人。军队在剿共作战方面花钱太多，南京债券不值钱，我们不要受骗云云。他叫部属大量抛售中国银行持有的南京债券，致使南京债券一落千丈。张嘉敖还伙同交通银行共同采取行动，拒绝为孔祥熙提供资金。这些事，令孔祥熙极为恼火。

对于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孔祥熙早就有觊觎之心。因为这两家银行的资金占旧中国全部银行资金的近1/3。张嘉敖自恃有外国资本集团的支持，财大气粗，我行我素，根本不把孔祥熙放在眼里。双方便尖锐地对立起来。孔祥熙自有自己的心计，大权在握，气势汹汹，他下定决心要垄断所有的银行。他说：“这个令人讨厌的张嘉敖，我一定要叫他滚蛋！”

一段时间内，孔祥熙闭门不出，策划于密室，老谋深算。因为他十分清楚，假如由南京政府接管这两家银行，民众对中国和交通银行发行的钞票将会失去信心，他的垄断地位就会建立。

在此期间，他又请示了蒋介石。蒋介石表示，全力支持对这两家银行采取行动。这更增加了他的信心。

孔祥熙首先对这两家银行发起了一次“流言攻势”。他一次又一次地约见工商业的资本家，含沙射影地对他们说：“困扰中国的一切问题都是银行家们所作所为造成的。为什么工商业资本家无法得到贷款？为什么银根这样紧？为什么利率这样高？根子就在这里。”

他和宋霭龄慷慨大方，一次次设宴招待这些忧心忡忡的资本家，引诱这些人向中国和交通银行发泄不满情绪，制造对立。在一次由青帮头目杜月笙出面召集的会议上，孔祥熙还信誓旦旦地对上海的工商业资本家说：“如果中央银行、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能够联合起来，组成一个三银行财团，整个实业界的状况就会大大改善，就可以毫不费力地得到低息贷款。”

通过一系列的活动，或流言，或行贿，使日益陷入窘困的工商业资本家们感到极为不满，他们认为南京政府和银行家并不同情他们的困难，不愿更多地扶植他们发展生产。一些企业的头面人物组成了一个叫做中国工商业救济协会的组织，要求中央、中国、交通三大银行增加500万元的救急款，无担保贷给面临破产的企业，还要求南京政府发起一个以他们的资产或商品做担保的大规模发展实业的借款计划，使经济从萧条中得以恢复。

火被点起来了，孔洋洋得意。这些企业家的要求被孔祥熙用来作为压迫银行家的工具。孔祥熙作为政府官员，抓住时机，来到上海，召集上海地方协会、救济协会、城市官员和上海银行家又开了一系列会议。无论是在会内还是在会外，无论是白天还是黑夜，孔祥熙都用各种方式催促银行家贷款。

胳膊拧不过大腿。银行家们不得不答应，由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商界银行组成银行财团，提供500万元应急借款。

孔祥熙挑起的公开较量，使上海银行家处于被动挨打的态势。他把民众的注意力都集中到工商业受困窘的状况上，并把责任都推给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和一些小银行身上。南京政府和蒋介石、孔祥熙控制的中央银行和农民银行似乎与此毫无关联。上海的银行家们一再妥协退让，十分谨慎地响应孔祥熙的号召，试图保持自己相对独立的地位。

然而，孔祥熙的所作所为，对于善良的人来说，是很难想象的。妥协和退让并不能满足蒋介石、孔祥熙的欲望，厄运终于降临在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的头上。

1935年3月23日，在事先不打任何招呼的情况下，孔祥熙突然宣布政府必须接管中国银行和交通银行。该二行都必须增资而由政府控制半数以上的股份。由孔祥熙签署的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中国银行的命令写道：

中国银行资产负债总额与资本总额，比率失衡，宜及时充实资本，查原有资本二千五百万元，内官股五百万元，应再增官股二千五百万元。随文发给二十四年金融公债二千五百万元预约券五张，仰即填具二千五百万元官股股金收据送部备查，并将中国银行条例修正。

南京政府财政部给交通银行的命令，除资本额外，其他内容均与此大体相同。这样不拨一分一文现金，只凭一道命令和几张公债券，就控制了中国、交通二行。

孔祥熙胜利了，但其手段并不高明。孔祥熙对中国、交通银行加入官股的办法，纯系巧取豪夺。因为拨付的官股不是现金，而是靠政府权力发行的公债券。所以，银行账面上资金虽然增高，但库存的现银则依然如故。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孔祥熙宣布了中国银行的人事变动。原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敖及董事长李铭免去现职，由宋子文兼任该两职，任命张嘉敖为中央银行第二副总裁。这个所谓的“第二副总裁”形同虚设，因为中央银行一直是总裁孔祥熙、副总裁陈行所把持，“第二副总裁”必须听命于孔祥熙和陈行。这当然是张嘉敖所无法忍受的，张以“疲惫”为由，请求辞去“第二副总裁”，并向交通银行董事会提出准其常务董事请假。

接着，孔祥熙采取高压和恐吓手段，为中国、交通银行的股东们办理了正式的手续。中国银行于1935年3月30日“选出”了新的董事会，宋子文、宋子良、杜月笙跻身其中。4 月20日，交通银行召开股东会，孔祥熙的一些亲信也堂而皇之地被选为常务董事。

在夺取了中国、交通两个银行的权利之后，孔祥熙又向上海另外的3家重要的商业银行——宁波商业储蓄银行、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工业银行，发起进攻。

1935年6月，上海的这3家商业银行突然发现他们的“信誉垮台了”，没有能力兑现他们发行的钞票。他们根本没有想到，这一状况是孔祥熙一手造成的。因为由孔祥熙控制的中央、中国、交通3个银行，囤积了这3家商业银行的大量钞票，为了整垮这3家商业银行，便在一段时间内突然要求全部兑现，这当然是这3家商业银行无法应付的。

这样，南京政府便进一步施加压力，强迫这3家商业银行的经理们辞职。孔祥熙乘机在这3家商业银行中，安插亲信，培植势力，控制了银行新的董事会。还以“政府紧急增资”为由，向这3家商业银行各拨500万元，这样又把这3家商业银行完全控制了。

孔祥熙为了实现金融垄断，步着垄断资本主义的后尘，不择手段地对一般民族资本银行进行控制、兼并和掠夺，逐步形成了全国的金融垄断网。与宋子文一样，孔也被毛泽东同志称之为“垄断了全国的经济命脉”，“和国民党政权结合在一起，成为国家垄断资本主义”的四大家族官僚资本。他们的巨额财富是直接运用政治权力以超经济的掠夺方式积蓄起来的，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进行的反革命内战，对于官僚资本迅速膨胀具有特别重大的作用。

币制改革，“四行”成为金融寡头

推行法币政策，是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之后的一次大的行动，也是中国近代货币史的一件大事。最先是宋子文提出来的，由于种种原因，没能坚持下来。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孔祥熙上台后，展现在他面前的是，国内经济进一步恶化；银行挤兑，银根奇紧，通货紧缩，物价猛跌，工商业倒闭，金融业停歇。京、津、沪等大城市，人心浮动。孔祥熙主持的财政部也不得不承认：“人心恐慌，市面更形萧条，长此以往，经济崩溃，必有不堪设想者。”

这就不得不认真考虑进行币制改革问题了。

面对日益严重的经济危机，孔祥熙首先想谋求得到美国的支持，实施币制改革。然而，美国政府担心，如果贷款给中国政府，实施币制改革，会激怒日本，因而对孔祥熙的要求反应冷淡。

这段时间，日本对中国的经济倒“十分关心”，主动表示愿意给南京政府贷款。但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日本提出了十分恶毒的贷款要求，即要在全国经济委员会中聘请日本顾问，要偿还包括“西原借款”在内的对日借款，等等。很明显，日本帝国主义是想通过苛刻的条件，给蒋介石政权一笔巨额贷款，从而控制整个中国的财政金融命脉。

由于蒋介石、孔祥熙的后台老板是美英垄断资产阶级，对于日本的这些要求，当然只能采取回避的态度。

英国为了维持它在中国的既得利益，在国民党政府的要求下，于1935年8月派首席经济顾问李兹罗斯来华，负责为国民党政府策划币制改革。经过孔祥熙、宋子文同李兹罗斯的多次商议，终于制定出采用纸币流通的“法币政策”，并提出把中国货币纳入英镑集团的币制改革方案。

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币制改革坚决反对，它公然拒绝交出在上海和天津日商银行所存的白银。李兹罗斯专程赶到日本，会见了日本财政大臣高桥是清和外交大臣币原，与他们多次协商，均毫无结果。

孔祥熙对日本不再抱任何希望，于1935年11月2日，以《财政部布告》和《财政部长宣言》的形式，公布了《法币政策实施办法》，同月15日公布了《兑换法币办法》以及《银制品用银管理规则》等。这个《法币政策实施办法》的主要内容是：

一、自1935年11月4日起，以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所发行之钞票定为法币（1936 年2月，中国农民银行发行之钞票亦视同法币）。所有完粮、纳税及一切公私款项之收付，概以法币为限。不得行使现金，违者全数没收，以防白银之偷漏。如有故存隐匿意图偷漏者，应准照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处治。

二、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以外。曾经财政部核准发行之银行钞票，现在流通者，准其照常行使。其发行数额，即以截至11月3日止之总额为限，不得增发，由财政部确定限期，逐渐以中央银行钞票换回。并将流通总额之法定准备金，连同已印发之新钞，及已发收回之旧钞悉数交由发行准备委员会保管。其核准印制中之新钞，并俟印就时一并照交保管。

三、法币准备金之保管及其发行收换事宜，设发行准备委员会办理，以昭确实，而固信用。其委员会章程另案公布。

四、凡银钱行号、商店及其他公私机关或个人持有银本位币或其他银币、生银等银类者，应自1935年11月4日起，交由发行准备管理委员会或其指定之银行兑换法币。

五、旧有以银币单位订立之契约，应各照原定数额于到期之日概以法币结算收付之。

六、为使法币对外汇价按照目前价格稳定起见，应由中央、中国、交通三银行无限制买卖外汇。

南京政府实施币制改革，所发行的纸币定名为“法币”。为何称为“法币”呢？这就是说蒋介石的南京政府的“国家法律”赋予中央、中国、交通、农民银行发行的纸币具有无限法偿的能力。所谓的无限法偿是相对于有限法偿而言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法律规定：辅币的每次授受有一定限额，超过限额对方可以拒绝收受，故称为有限法偿。而对于本位币，每次授受的数量，则无限额，任何数量的本位币，对方均不得拒绝收受。故称为无限法偿。法币政策的实施，表明国民党政府已放弃银本位制，但是法币没有规定含金量，所以，它与黄金没有直接的联系。

孔祥熙和李兹罗斯经过多次筹划，确定法币以对英镑的汇率来表示自己的价值，规定法币1元等于英镑l先令2便士半。这样，法币就同英镑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中国也成了英镑集团中的半殖民地货币成员国之一。法币虽不同白银相联系，但却要把大量白银运到伦敦出售后，换成英镑存在英国做储备，来维持法币的稳定。那一段时间，国民党政府存在伦敦的法币准备金约有2500万英镑。

法币与英镑相联系，引起美国的嫉妒和不满，美国使用停止收购白银、压低银价等手段，迫使蒋介石和孔祥熙同意与其签订《中美白银协定》，美国财政部以每盎司白银按美元50分作价向中国续购白银5000万盎司，以维持法币汇率。同时，确定法币与美元的汇率为法币100元等于美元30元，这样，法币又与美元挂上了钩。

在发行法币的同时，国民党政府又以白银为“国有”的名义，进行集中。孔祥熙颁布的《兑换法币办法》规定，各地银钱行号、商店、公共团体及个人，持有银币、生银、银锭或银块等，从1935年11月4日起，限在3个月内，就近交各地兑换部门换取法币。

到1937年9月以前，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银行收兑银币共达3亿元。

由于发行法币，停止使用白银，农民不得不用白银兑换法币。当时农民用1元银币换1元已经贬值的“法币”，立即损失实际价值1/3，即3角钱以上，这是一种封建性的掠夺。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由此发了一笔横财，从全国劳动人民身上又剥去一层皮。

法币政策的实施，有利于英、美帝国主义操纵中国的货币政策，加强对中国金融的控制，因法币同英、美汇价联系，当英、美汇价发生变动时，法币价值也必须在英、美汇价上下限内变动。这就有利于英、美操纵中国的经济命脉，在中国执行法币政策时，英、美乘机大量收购白银，集中了大量存款，积聚了更多的货币资本。到1937年7月31日为止，国民党政府存在国外的黄金和外汇准备金共达13521万美元，其中约7l%存在美国，30%存于伦敦和香港，这就进一步加强了英、美对国民党政府的财政控制。

然而孔祥熙却说：“美国对我国新币制之赞助，岂独利吾国人，其裨益外人与我共贸易者亦良多也。”

实施法币政策，使国民党政府加强了对商业银行的控制。完成了对全国金融的垄断。在这之前，市场上还流通着12家银行所发行的纸币。法币政策推行以后，使得货币发行权完全集中于中央、中国、交、农4行，其他银行的发行权全部被取消，所有白银储备一律移交各有关接收银行。这样，一般商业银行为了得到法币，必然要依赖国家资本的银行，于是蒋、宋、孔、陈四大家族所掌握的四大银行，就可以利用法币关系以及其他业务关系，直接或间接地来控制一般商业银行。所以，币制的统一，法币的发行，使国民党政府得以加速控制金融，确立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在全国金融界的垄断地位。

蒋介石委员长备加信任，孔祥熙春风得意，1935年11月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委、国民党党史编委委员，再加上已有的现职（财政部长、行政院副院长、中央银行总裁），他实际成了南京政府“执掌相印”的核心人物之一。

建立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再树财政金融两支柱

接着，孔祥熙又成立了中央信托局，并以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兼任理事长，任命自己的大公子孔令侃为常务理事，掌握了业务用人大权。

中央信托局从1934年6月24日开始筹备，原为中央银行直辖的一个局。筹备期间由中央银行常务理事叶琢堂兼任筹备主任。1935年7月30日正式成立，最初发表由张公权副总裁兼中央信托局局长，张度、刘攻芸为副局长，10月1日开始营业。

上午，中央信托局首先举行了开业祝贺典礼。孔祥熙操着地道的山西话，发表了演说：“弟兄们！中央信托局今天正式挂牌营业了，这是一件大好事！我代表蒋委员长、代表汪院长，向你们表示祝贺！

“为什么要成立中央信托局？因为政府有许多事情要委托商业机构经理，委托给谁谁就要赚钱。我们为什么把钱白白给人赚去呢？自己出面办这样一个机构，事情办得又顺手，钱又不会让人白赚去，这叫做肥水不流外人田。当然从根本上说，还是为了节约开支。减轻政府的负担，这是一。其二，中央银行限于国家银行代理国库的地位，事实上及手续上有许多事情都不便直接出面办理，而在中央银行之下，组织这样一个信托事业独立机构，那就方便多了。是不是啊，哈哈哈……”

孔祥熙这一笑，属下自然心领神会，这是一个大有钞票可赚的行当，而且是赚政府的钱，赚大宗的钱，那掌声鼓起来可就热烈多了。

孔祥熙兼起了这个信托局的理事长，那中央银行委托给信托局的业务，就等于孔祥熙自己委托给自己，运行起来当然方便又好赚钱。

中央信托局注册资本1000万元，会计独立。原订的经营业务有：

1.国营投资事业；

2.各种信托业务；

3.各种人民普通储蓄；

4.设立中央储蓄会、万国储蓄会办理有奖储蓄；

5.保险业务，等等。

这说明，中央信托局成立的目的，就是为了做生意。但主要做什么生意呢？在字面上，就含在“等等”里面，实际上主要是做军火生意。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后，蒋介石为了巩固统治地位，做的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扩编军队，订购军火。当时国内虽也有少数兵工厂，但是远远不能满足这方面的需要，因此不得不通过上海租界内的洋行向国外订购。当时订购的主要对象是德国、捷克和瑞典等国。例如轻机枪，大部分就来自捷克。

过去洋行订购军火，回佣大、价格高，还时间长，缓不济急。蒋介石曾和宋子文商量，认为还是直接向国外订购比较合算。最初曾派军政部次长陈仪去德国，以考察军工的名义采购军火。正好谭延闿的儿子谭伯羽在德国留学，并任中国驻德大使馆秘书，就由谭伯羽会同柏林大学的俞大维组织驻德商务专员处，直接隶属军政部，专门办理有关军火洽购事宜。从此以后，俞大维就在国民党内成为权威的军工专家，历任兵工署长、军政部次长，到台湾后还担任了国防部长。

因为订购军火需要大批款项，一开始除了军政部之外，还有宋子文插手。宋子文利用这个机会，把财政部所属的缉私营整顿改编为税警团，由财政部自行节制，自行训练，较之蒋介石的正规军，装备和训练都更为精良。正是因为宋子文的税警团，导致了蒋介石对他极为不满，认为他要搞第二武装。税警团成为蒋、宋之间的一个主要矛盾，促成了宋子文丢掉财政部长宝座。

蒋介石的嫡系部队，军官清一色是黄埔军官学校及中央军官学校毕业的学员。而税警团最初就由宋子文选了在美国西点军校毕业的王赓任团长。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中，宋子文把税警团调上了淞沪前线参战，结果王赓被俘。后来税警团的负责人一直由美国军校的毕业生担任。税警团在抗日战争期间扩编为新一军，军长孙立人也是美国维尔曼军官学校的毕业生。

孔祥熙成立中央信托局以后，只到1935年购买军火就达13890万元。订购的军火包括航空器材、军械、汽车、汽油、海防设备等。购买军火给孔祥熙带来了经济上的好处。

抗日战争开始后，孔祥熙派大儿子孔令侃以中央信托局常务理事名义常驻香港，代表国家购买军火。孔令侃租用皇后大道汇丰银行二楼112号里20间办公室办公。他大权独揽，骄横跋扈，叫手下的人出入都腰佩左轮手枪，前呼后拥。因为这是一个有油水的肥缺，许多人都来巴结，以便从中分肥。宋美龄也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名义，插手向美国订购飞机合同。孔宋家人都因了这个中央信托局，在里面得到了方便。

孔祥熙掌管的另一局是邮政储金汇业局。这个局最初是在1930年3月在上海成立的。它是中国人向外国学习的一种办法，即由邮政局兼办储金和汇兑业务，开始是由德、奥两国创立的，后来日本人用这个办法，取得很大成效。1931年7月，上海储金汇业总局组织法由国民党政府公布，原来的总办改为局长，会办改为副局长。1935年7月，邮政总局与储汇局合并，由交通部和财政部双重领导。从此正式完成了国民党政府“四行两局”的国家金融体制，作为国民党的国家金融支柱，一直延续下来。

间接控制“小四行”，名副其实的财界大腕

以“四行两局”为中心的国家金融体制逐步形成的同时，孔祥熙利用上海的金融恐慌，开始兼并其他行庄。首先从兼并中国通商银行着手。1935年夏，上海发生挤兑风潮，各发行钞票银行均岌岌可危。中国通商银行是中国设立的第一家银行，但一向经营不善，由于挤兑，原董事长傅筱庵无力维持，改由杜月笙出任董事长。杜是当时地方青红帮势力的代表，一向和蒋介石、孔祥熙等国民党上层人士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杜月笙能出任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背后是得到孔祥熙支持的。

随着中国通商银行的挤兑，青岛中国实业银行也发生了挤兑风潮。1935年5月21日，这一天中，就兑现出现银20多万元，完全依靠中央银行青岛分行和济南分行拨款维持。此外四明商业银行，系1909年8月成立的，也是我国商业银行中历史较为悠久的，原来由孙衡甫任董事长兼总经理，在金融风潮中，不得不辞去总经理职务，改由叶琢堂继任。

这3个银行，有几个共同的特点：第一，历史都比较悠久；第二，都是发钞银行；第三，都经营管理不善，内部实力空虚。孔样熙借着金融发生风潮的机会，实行兼并整理。他采用的办法是让银行的旧股贬值，增加官股。对于旧股折价，孔祥熙抡起板斧大杀价。提出原来的旧股折价只能折一成，即每百元只折合10元。这些小银行当然不干，但是，孔祥熙勒着他们的脖子，不干就让他们破产。破产就连这一成的钱也没有了。这些人经过一番艰苦的讨价还价，好不容易争到了一成半，即每百元旧股折合成新股15元。在实力雄厚的官僚资本压迫下，他们只好捏着鼻子喝下了这杯味道不美妙的苦酒。

按每百元折合15元计算，中国通商银行仅剩下股款52.5万元；中国实业银行剩下52.6万元；四明银行剩了33.7万元。而财政部加入的官股，在中国通商银行和中国实业银行分别达到347万多元，加入四明银行的更达366万多元。这样3家银行都凑成了资本总额400万元，当然官股占绝对优势，不过孔祥熙也并没有真的从国库中拿出这1058万元，而是由财政部以公债拨充罢了。

官股占了这3家银行的绝对优势。它们的主要负责人当然也得更换。更换以后，中国通商银行的董事长是杜月笙，总经理胡以庸；中国实业银行董事长傅汝霖，总经理周守良；四明银行董事长吴启鼎，总经理李嘉隆。除了杜月笙，其他5人都是孔祥熙从中央银行和财政部派去的亲信。

3行董事长的安排使孔祥熙颇动了一番脑筋。让杜月笙当董事长是为了勾结上海恶势力，这个很明显。四明银行原属宁波帮，吴天隆既是孔祥熙的亲信，又代表宁波部分银钱业。傅汝霖是东北人，参加过国民党西山会议，和元老派居正往来密切，孔祥熙利用傅汝霖与元老派勾结，以对抗政学系和CC系。但总的来说，孔还是为了培植自己的势力。后来，这批官商合办的小三行与原中国银行投资兴办的新华储蓄银行，并称为官商合办的小四行，处于国民党的四行两局和代表北方财阀的中南、金城、盐业、大陆北四行以及代表南方江浙财阀的浙兴、上海、浙南三行之间，构成抗日战争前夕中国金融机构的总态势。

孔祥熙由直接控制四行两局，间接控制小四行，成为国民党政权中最大的财界大腕，“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的说法开始传遍全国。

第二十四章

纳税风波

新任市长的气恼：天下未乱，首都先乱；百姓未逃，中央先逃

尽管孔祥熙以为人中庸自勉，可他的子女却给他带来不少非议。

孔二小姐是惹事最多的一位。

这天，国民党的首都南京，一片混乱景象。

春寒料峭，蒙蒙细雨中，一列火车开进了下关车站。一位短平头、大高个，身着灰布长袍，拎一只旧皮箱，很像个穷教书匠的中年人走出了站台。一个撑布雨伞的人看到后，急忙迎了上去。二人边说边出了车站。

一队队卡车，车篷蒙得严严的，扑泥溅水，呼呼地向城外开去。

刚下车的高个子站住了，他问来接的人：“这么多的汽车，开哪里去啊？”

“哎，你怎么不知道？日本鬼子进攻上海，十九路军不听中央指挥，竟然跟日本军队干了起来，上头怕日本鬼子攻进南京，已经决定迁都洛阳啦！”

“什么？迁都？啊，叫我来任南京特别市长，我还以为是首都市长呢，怎么他们就先撤了，真他妈比兔子跑得还快哪！”样子像教书匠的人愤愤不平地说。

“嗨！人家中央大员哪个没有万贯家财，哪像你我一个破皮箱就拎走全部家产。人家的命值钱呐，那么多东西也不能等鬼子来了再搬，那就来不及啦！”来接站的人揶揄地说。

“上海的仗打得咋样啦？”

“十九路军还真不愧是一支抗日军队，尽管上头不肯支持，将士们缺衣少食，伤亡不小，可他们硬是顶住了日本军队的疯狂进攻，现在闸北和真如一线，日本鬼子一步也拱不动啦！”

自称来任市长的人生了气：“那还迁什么都？天下未乱，首都先乱；百姓未逃，中央先逃，这成什么体统？”

“那就看你这个特别市长怎么治理啦。”

刚下车的中年人脸色铁青，鄙夷地望着远去的车队，脚步已经斜到了马路中间。

一阵刺耳的车笛骤然鸣叫起来。中年人回头一看，又一队装满货物的汽车已经驶到了跟前。

似乎是赌气，任凭车笛怎么叫，中年人就是不挪地方。

卡车车队只得停了下来。

一辆小轿车看到前面停了，从一边绕了过来。一看是个教师模样的人站在车前挡住了路，当即从车上跳下个小伙子打扮的人，指住中年人就恶狠狠地喊：“老家伙，站在汽车前面不动，找死啊？”

“我到南京来就是要找死，可不像你们怕死，离战场几百里就慌着逃命！”中年人倔得可爱。

“你说谁逃命？”小伙子不干了。

“哎呀呀，这不是新任命的市长石瑛石先生吗？”随着一阵热情的招呼。从轿车上急忙下来一位贵夫人。

“你？孔夫人！”中年人也露出了惊异的表情。

宋霭龄急步来到中年人面前，紧握住他的手，满面笑容地说：“石先生，噢，石市长！前天才发表任命，你今天就到了，来得好快哟！”

“自由不当官，当官不自由哪。这不，刚下火车。”

霭龄看着石市长的两脚泥浆：“怎么？市府没有派车来接你？”

拿雨伞的人抢先回答：“他呀，还是那个放着免费软卧不坐，硬要自己掏钱坐三等硬板的‘三等车主义’。这不，他不通知市府接站，只通知了我这个老朋友，我只能陪他用脚板量马路了。”

石市长不接这个茬，却盯着霭龄问：“孔夫人。你这是——”

“噢，上海抗战，准备不足，将士们在战壕里挨饿受冻，伤员一时也得不到安置。身为中国人，咱得尽点力呀。”霭龄说着用手向车队一指：“我为前线将士们捐献了一些棉衣棉被，还有药品和行军床。今天正准备给他们送去，不想在这儿碰上老朋友了。”

石瑛听这一说。脸上立即换了表情：“哎呀，孔夫人为抗战出力，慷慨解囊，捐献物资，石某敬佩，敬佩！”

一直被晾在一边的小伙子原来就是孔二小姐。这时，孔二小姐插话了：“敬佩还挡我们的车！”

石瑛脸上掠过一阵红潮，向着霭龄说：“误会误会！我刚才还以为也是逃——”

霭龄没顾上听他解释，回头呵斥孔二小姐：“怎么能这样说话？没一点教养！快过来见过你石伯伯！”

孔二小姐“哼”了一声，竟自回汽车上坐着去了。

霭龄不好意思地对石瑛说：“这孩子，从小没管教好，一点道理不懂。石兄你大人不记小人过，可别跟她怄气啊。回头我好好教训教训她。”

石瑛说：“我哪能和小孩子一般见识。刚才也有我的责任，没弄清情况。孔夫人，你赶紧上路吧，改天我到府上拜访。”

霭龄激动地说：“石先生，当年你对我的帮助我还一直没报答呢，这次你到南京任职，我可要尽地主之谊啦，回来我和老孔请客，为你设宴洗尘！”

“那倒不必，”石瑛又再次催促说，“快上路吧，前方将士们正等着欢迎你们呢。”

霭龄边上车边说：“石先生，回头可一定要赏光啊！”

汽车一开动，孔二小姐不满地说：“妈，你跟那教书匠聊那么热乎干吗，乡巴佬一个！”

霭龄瞪她一眼：“你知道什么！他可是个了不起的人物哪，当年……”

当年，辛亥革命成功，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霭龄为总统英文秘书，石瑛则是总统的机要秘书兼禁烟总局局长。石瑛大霭龄十几岁，与刚从美国留学归来不久的霭龄相比，他已有丰富的革命经历，此前曾和孙中山奔走英、法、德、意，在布鲁塞尔创建了侨居国外的第一个民主革命组织——欧洲同盟会。二人在总统府一起任职时，霭龄曾受过石瑛许多关照，交情匪浅。孙中山辞职后，霭龄跟随孙中山流亡日本，石瑛则受孙中山之托，回湖北创建同盟会湖北支部并为主盟人。1924年，国民党第一届全国代表大会，孙中山亲定石瑛为中央执行委员，此后为历届中央委员。他任过厅长、部长、市长、校长、省议长，他勤政爱民，清苦廉洁，做出过许多令人难以理解的怪事，因此与同在南方政坛的湖北人士严重、张难先并称为“湖北三怪”。

霭龄介绍完石瑛的情况，对孔二小姐说：“石瑛这个人，我是既敬重也发憷，他铁心做事，热心助人，叫你敬佩。但也认死理、不通融，叫人难以忍受。现在他来南京任市长，我们要小心嘞！搞不好就会让我们沾上麻烦的。”

孔二小姐嘴一咧说：“他？就凭他那穷酸样！他三怪不如我一怪！刚才他拦我们的车，要不是妈咪下来得快，我非从他身上开过去不可！别人怕他，偏我是不买他的账！”

霭龄说：“以后你做事多想想后果，少给我惹祸！”

“惹祸？今天我要撞死他，保证他自己落个阻挠抗日的罪名，我一点祸也没有。”孔二小姐振振有词。

“路不是你自己一个人走，不一定你算计的都对。”

“哼，瞧着！”

车队到了上海真如前线，宋庆龄、何香凝等人捐赠的物资也运到了，他们一起到堑壕前慰问战士。旅长翁照垣代表全旅官兵感谢他们，并表达了同侵略者血战到底的决心。慰问品发给战士时，前线一片欢呼声。

早有记者在现场，拍照、采访，详细描绘了当天的情形，发往南京、上海各大报纸。“孙夫人亲临前线激励抗敌士气”，“廖夫人卖画助抗日”，“孔夫人千件棉衣暖兵心”，一个个大标题显赫醒目。

霭龄看着报纸笑得很甜。孔二小姐却不以为然：“你们成天看重别人怎么说，别人说好说歹有什么用？我可是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根本不管别人说什么的。”

霭龄对二小姐说：“舆论能把一个人捧红，也能把一个人抹黑；能让一个政权受拥护而巩固，也能让一个政权被攻击而垮台。舆论的作用不可小看！今后，每天你要拿出一定时间读报纸，这既能让你多了解天下大事，耳聪目明，又能受正气和高尚情操的熏染陶冶，不断完善自己。”

听了妈咪一番话，特别是自己到前线慰问的事上了报，让孔二小姐对报纸有了一些兴趣，从此每天都要翻几张。

孔二小姐的理论：“交税白花钱，我们不干！”

这天，孔二小姐看报纸的眼突然瞪圆了。在《中央日报》的广告栏里，竟出现了南京特别市长的通告。一个是《减免小商小贩捐款的决定》，一个是《清查房产契约，催缴大户税款》。

孔二小姐看了一会儿，嘟囔上了：“嗨，真他妈邪门！那小商小贩的税捐要减免，豪门大户的税捐却要连历年旧账一齐算，这南京市长究竟是给谁当的？”

不光是孔二小姐，许许多多的人都反应强烈。

南京市长的通告登了几天，全南京的巨商富贾和洋行买办都炸了锅。南京自1929年正式定为首都以来，谁从中央大员、外国商行那里收到过税捐？这些人一个个全仗着自己的官帽和关系，明顶暗拖，甚至有时连象征性的一点钱也收不到。这石瑛难道不知道这种情况，还要在报纸上发布通告？如果收不到要栽他自己面子；如果硬收，那就免不了一场大动荡啊！

这些石瑛当然是知道的，但他自己把自己逼上了悬崖。南京的买办巨商、官宦洋行形形色色，可作为发展经济杠杆的税收却几乎为零。每年只在小商贩身上下力气，那些人不堪重负，但所得却十分有限。而历届政府不管有无财源，花销起来却是手面大得很。每月支出20多万元，而收入不过几万元，以致月月缺额十几万元。现在，南京建都三年，市财政负债已达500多万元。如此下去，怎么得了？

石瑛选择了一个有魄力有能力自身廉洁的胡忠民，做南京的税务局长。两人下了决心，要以“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的无畏劲头，向那些抗税不交的豪门大户下家伙。

石瑛和胡忠民摸了一段时间情况，感到税收所以收不上来，主要是政府中一些大人物带头不纳税。俗话说：“一户看一户，虾米咬着鱼屁股；一家看一家，鸡子咬着鸭尾巴。”前家不缴，后家当然也不愿缴，而且理由又简单又充分。两人商量来商量去，决定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工商部长孔祥熙身上开刀。

孔家的祥记公司在南京有分号，霭龄做股票债券生意，孔祥熙倒卖过几处房产，以前的不算，仅近两年孔家就应缴税款4500大洋。清清楚楚的催缴税款单专人送到了孔家，末尾注明限3日内缴清。

“向我家收税？南京市政府真他妈穷疯了！”这天在家的孔二小姐一见到这个单子就喊开了，她向送单子的人说：“回去告诉你们局长市长，如果他们没饭吃只管到我家来。要多少钱我们给！如果收税，哼，一分钱也没有！”

孔二小姐说完，“哧哧哧”几把将催税单撕了个粉碎。

3天时间一晃而过，税款自然没有缴上。

胡忠民亲自出马，来孔家催要。

孔祥熙和宋霭龄都没出面，只有孔二小姐抱着双肘横在院子里。

“税收是国家主要财源，纳税是公民必尽职责，拖延要加收罚款，抗拒要受法律制裁！”胡忠民一字一顿地说。

孔二小姐乜斜着眼：“你是哪位？”

胡忠民递上“派司”：“南京市税务局局长胡忠民。”

“南京——税务局长——哈哈，哈哈……”孔二小姐放肆地浪笑着，几乎要蹲到地上，突然她收住笑声，恶狠狠地说：“你那个官呀，还不如我爸左脚小拇指指甲盖旁边那个小肉瘤大！也敢到我家来要钱！”

胡忠民不为所动：“不是我向你要钱，是你们欠国家的税款！”

孔二小姐又一次狂笑：“我们欠国家的？你真会说笑话！国家是谁？国家就是我们！委员长是我姨夫，财政部长是我舅舅，实业部长是我爸爸，他们就是国家，应该由其他人给我们送钱，而不是让我们给别人出钱！”

胡忠民看这样下去永远没有结果，只好说：“二小姐，这税款的事其实是大人们的事，是不是请你爸爸妈妈出来谈谈？”

“我爸爸妈妈见你？门儿也没有！”孔二小姐不留一点余地。

“抗税不交，后果自负！”胡忠民强硬起来。

“你想怎样？”孔二小姐做出对抗到底的架势。

“税警团！上，搬取实物，折抵税款！”胡忠民不得不拿出最后一着。

“警卫连！有强盗来了，看好院子！”孔二小姐大声招呼。

双方剑拔弩张，紧张对峙。

石瑛适时进了孔家。

石瑛对着跃跃欲试的税警团说：“你们这是干什么？你们的任务是对付那些抗税不交的刁民，这是政府孔部长家，孔部长会不知道带头遵守国家法令的重要？孔部长会舍不得几个小钱落个抗税的名声？”

孔二小姐一脸不屑：“别用话挖苦人！那天我们向上海抗日战士捐助十几车货物，你也不是没看见！”

“对呀，孔先生和孔夫人都是著名的慈善家和社会福利活动家。声名远播，天下景仰。想来今天的税款已经备齐，要不要我顺便带回去？”石瑛说。

“税款，没有！”孔二小姐依旧强硬。

石瑛苦口婆心：“二小姐，你给你父母说说，那么多捐赠的东西都拿出来了，这么一点税款算什么呢，早点交了在全市带个好头，也是很有意义的。”

“那可不一样！”孔二小姐声音拉得长长的，“捐助前线，谁不说好？可把钱给你们，能得着什么？白花钱的事，我们不干！”

孔祥熙税后报复南京市，石瑛掷出大墨盒

石瑛只好使出杀手锏：“我这里有一个启事，请你交给孔部长过目。如果有修改意见，今晚8点以前通知我；没有意见，明天报纸就照样刊登了。”

孔二小姐接过来就要撕，石瑛再一次提醒说：“那是副本，没有修改意见，明天见报！”接着又对其他人大声说：“税警团，保护纳税人安全！在这里没有完税以前，门前设岗位，严格盘查一切进出人员！”

石瑛头也不回地返回了市政府。

又是在门前设岗位，又是登报，这明明是给孔部长出洋相，石瑛真要做绝事了。

当天下班前，孔家派人把税款送到了税务局。

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也派人如期缴纳了税款。

南京的商贾权贵们一个个破天荒地交齐了税款。

石瑛整顿税收打了个大胜仗，可也为自己埋伏下了一场危机。升任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后的孔祥熙，接到了铁道部划拨给南京市12万元协助款的报告，这件事情本已在先开会议定，但孔祥熙却挥笔批示：“铁路经费紧张，此议取消！”

1934年1月，国民党中委会议正在举行，身着进口毛料西服的孔祥熙坐在主席台前，正为会后的盛大晚宴和旁边的人窃窃私语。石瑛匆匆来到孔祥熙面前，厉声质问：“你为什么取消铁道部给南京市的协助款？”

孔祥熙猝不及防，有些结巴地说：“这个，经费困难哪……”

石瑛热血涌上脑门：“经费困难！可南京从一个中等城市跃为首都，增加了多少中央机关？这些机关除了大官员，还有小职员，人口增加5倍还多！增加这么多人，要开商店，要修道路，要办学校。市政的经费就不困难了吗？”

孔祥熙听着石瑛的连珠炮，已经稳住了阵脚，乘对方喘气之机，不凉不酸地说：“我听说石市长整顿税收成效卓著，那可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呀！”

显然，孔祥熙没有忘记自己一下子交几千块大洋的事，他取消协助款就是有意向石瑛报复。

石瑛明白了孔祥熙取消协助款的真正原因所在，不禁大怒，语气也尖刻起来：“可你也不要忘了，南京市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到你现有家产的1%！”

“你放肆！”孔祥熙拍案而起，手指石瑛鼻子。

石瑛哪里受得了孔祥熙的这般侮辱，他顺手抓起桌上的大墨盒，就向孔祥熙头上掷去。墨盒未伤着孔祥熙的皮肉，墨汁却泼了孔祥熙一脸，进口毛料西服也玷污了一大片，让孔祥熙狼狈不堪。待人们围上来劝解时，石瑛快步离开会场，扬长而去了。

石瑛知道孔祥熙是最得宠的新贵，这样的人处处和自己作对，南京市长怎能当好？他回去就写下辞呈，回武汉去了。

倒是蒋介石深知石瑛的耿直：他骂过孙科，打过戴季陶，辱过陈果夫，冒犯过汪精卫，向邵元冲摔过藤椅，顶撞过林森……只因总是那些人理屈，才无可奈何。今天跟孔祥熙的冲突，传播开来还是对孔祥熙不利，于是立即派人敦请石瑛复职，并亲自保证恢复铁道部的协助款，石瑛才答应回来。

第二十五章

海龟交易

孔祥熙回上海度周末，早有人等他发布内部经济消息

入夜的上海，才更像真正的上海。

霓虹灯闪烁、留声机吱吱呀呀之时，上海滩上的各色人等露出了本来的面目，在中国冒险的洋人们开始到处寻欢作乐，跑马场内人呼狗叫，流氓小偷分外活跃，小商贩高声叫卖，出苦力的人们在茶馆酒肆惬意消遣；而那些操纵市场、官场的大人物们，也开始在灯下一边享受，一边编织新的计谋。

这天晚上，孔祥熙照例在上海下了火车，同行的人开玩笑说：“孔院长回家，夫人定在车站等急了吧？”

“哪里哪里”。孔祥熙一本正经地说，“她有她的生活，我有我的规律，何必把时间浪费在这上面。再说，我们老夫老妻，哪像你们年轻人一日不见，就如隔三秋，啊，哈哈哈……”

“孔院长真是豁达大度、潇洒人生哟！”

“哪里哪里。”

一行人在暮色中分手，急匆匆各奔各家。

原来，孔祥熙做了部长之后，就到南京上班。而夫人霭龄则不肯出任政府职务，她更乐于在幕后指挥。在四大家族中，宋霭龄虽不是年龄最大，但蒋介石是她的妹夫，她就以四大家族所有人的大姐自居。她把后方基地放在上海。因此就形成了国民党时期的一个特有现象：当时的所有所谓党国要人，大都是政治在南京，经济在上海；幕前在南京，幕后在上海；办公在南京，玩乐在上海。每逢周末，沪宁道上冠盖如云，政府要员们纷纷回上海度周末。孔祥熙当然更是始作俑者。

霭龄规定孔祥熙每周末下午5时在南京上火车，晚上9点到上海家中，星期天孔再坐夜车到南京。可别小看孔祥熙在上海过的这个周末，它对孔祥熙一家人的经济政治命运意义非同小可。

霭龄不到车站接孔祥熙，是因为她不肯浪费时间，这时候，她正忙着呢。

霭龄和孔祥熙一样，也是昼夜颠倒，晚睡晚起。她一般在上午10点才起床，吃过早点以后沐浴。中午再小憩一刻。这样一来，到她精神上来，正是华灯初上时分。霭龄自然也办公，但她不是像政府官员们正襟危坐在办公室，而是在轻松愉快的家庭里。周末更是她的兴奋期，许多重大的事情，在这时要决定了。

她的重要客人，这时开始陆陆续续到来。最先来的是盛升颐夫妇。盛升颐是前清邮传部尚书盛宣怀的儿子。宋母倪桂珍曾在盛家做过养娘，这个养娘是只管带孩子的，身份不同于佣人，在盛家是有地位的。这样孔祥熙当了部长以后，盛升颐就以老关系认了霭龄为干妈，盛升颐也因此成了孔祥熙的干儿子。在孔祥熙的势力范围内成了重要人物。他后来在孔祥熙升任行政院长后做了苏浙皖区税务局长，但却从未到职，一直在孔的院长官邸做第二组组长。他表面上虽只是一个区的税务局长，但在国民党统治力量凡能达到的地方，所有的税务局长都要走他的门路才能任命。

盛升颐歪戴着帽子，挽起两只袖口，翘着两个大拇指，进门就喊：“干妈，今天有什么重要消息吧？”

霭龄呵呵笑着：“快进来，你干爸还没回来，有消息也得等他来了呀！”

跟在盛升颐后面的是他的妻子魏某，这魏某虽过了豆蔻年华的阶段。却仍是徐娘半老，风韵犹存。她体态轻盈，妩媚动人，粉面含春，嘴甜如蜜。她是霭龄的挚友，也是她的智囊，为霭龄设计操纵市场，配合得天衣无缝。她先甜甜地叫了声干妈，才对霭龄开了口：“这几天我已听到一些关于公债的风声，等干爸回来得到证实，我们就好大干一场了，保叫干妈赚个……”她用手一比划，就把霭龄乐了个开怀笑。

“你这个猴子精！现在外面都传说你是我的智多星，我这名声都要让你盖住了！”霭龄又嗔又喜地说。

“哎哟！谁不知道干妈是中国第一女强人，连蒋委员长都是你叫他做他才能做，你不叫他做他就做不成。要论肚子里弯弯多，谁也比不过干妈你呀！我们不过是给干妈敲敲边鼓，再这样说我以后就不敢开口了。”魏某句句挠到霭龄痒痒处。

这里还没有落座，税务局长樊光夫妇、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夫妇也先后脚进了门。他们都是霭龄的牌友，也是经济上的帮手。他们经常在这里赌牌，不是麻将，而是扑克牌。一边玩牌一边商议如何操纵市场发财。国家经济命脉总部，通过一条虹管，与这里紧紧相连，因此，这里的计谋总是百发百中——这也是这些人不惜时光、几乎夜夜来这里相聚的根本原因。

看看人到得够桌了，一家一个开始排阵。这几家总是男女轮流上，唯独霭龄是每场必上——她自己牌瘾极大，却从不许老孔沾边。

这里的牌还没打满两圈，院子里汽车响了。几乎所有的人都朝外望去——不错，是喜佛似的孔祥熙回来了，玩牌的手这时都停了下来，他们要等孔祥熙发布今天的最新消息。

杜月笙差点让骨头噎死，他把账算到孔祥熙头上

“说说，财政部长又要有什么大动作了？”霭龄首先对孔祥熙发问。

孔祥熙看着满屋子人，有些踌躇：“能有什么大动作。无非是进一步整理，为国家开源节流而已。”

“嗯，干爸，你不肯讲，人家可早都说了。我都听说政府要整理旧公债、发行统一公债和复兴公债，你不讲，钱可就光让人家赚去了。”魏某先将孔祥熙一军。

“侬勿要说他，哪一天我们没饭吃了，都到财政部讨饭去，他这个财政部长就光彩了。”霭龄又开玩笑又激将。

“嗨，你们这是逼我，整理公债是国家机密，泄露出去是有杀头之罪的。”孔祥熙犹自犹豫。

霭龄指住屋里所有的人：“听见没有，你们谁泄露出去，就杀谁的头，孔祥熙院长可从来不在家里谈国家机密。”

“那是那是，我们谁讲出去谁丢脑袋！”众人一齐附和。

孔祥熙只好慢慢讲来。

国民党南京政府成立以后，由于国弱民贫，连年内战，入不敷出，只好靠公债、库券、凭证弥补不足。凭证专为临时借垫时作为抵押品发行；库券是把将来的关税提前支用，寅吃卯粮，数目较大。库券规定每月还本付息，很为烦琐。而且不论公债、证券、库券，交易所开出的市价折扣很大，政府财政紧张，只好忍受银行钱庄的盘剥。现在，政府发行了法币，又统一了四大银行，财政上不足的款项已经可以向四行借垫，不再需要商业银行和钱庄中间盘剥了。因此政府研究准备整理旧公债，发行新公债。新公债将分两种，一种是统一公债，分为甲、乙、丙、丁、戊5种，合计票面价格为法币14.6亿元；复兴公债债额为3.4亿元。为推动换发新公债当然不能不对旧公债给予适当优惠。换发以后，将延长兑换年限，统一划息。这样政府可以松一口气，不必再搞那么多烦琐的东西。但是还有人提出，法币对外汇价和银元相比是不断贬值的。为了不让原先支持政府而购买公债的人吃亏，利息必须再有所调高，让关键时刻支持了政府的人从中得到好处。委员长认为这个意见是有道理的，准备采纳……

“啊，这么说公债价格要上涨了，我们如果赶在前面赶紧购买一批，不几天风声出来定能大赚一把！”魏某脑子转得最快。

“这个嘛，也还没有最后敲定，万一不能通过，你们买多了是要吃亏的。”孔祥熙把话说活，给自己留够退路。

“好了，我们跳舞！”霭龄情绪振奋。因为玩牌孔祥熙只能干看，跳舞他就可以参加。带来了这么好的消息，还不得让他跳跳舞以示慰劳？

崩嚓嚓，崩嚓嚓，节奏强烈的舞曲响了起来，这些人一个个兴奋难耐，一边卖力地扭动着身子，一边谈论着如何马上筹措资金，吃进公债。

按着霭龄的布置，他们这些引人注目的大户们在交易所按兵不动，而让一些平时不进交易所的人零零散散地悄悄买进。由于这些散户购买的数量极大，引起价格逐步上扬。等买得差不多了，大户们才张张扬扬地大喊吃进。这一来，许多平时以霭龄等大户进退为进退的人，也赶紧买进，公债价格立即蹿升，不几天，炒作公债已成了上海滩的最大热点。

杜月笙没有得到第一手消息，他是看到公债价格上涨势头强劲之后，才跑到孔家探听消息的。

霭龄对他当然不便隐瞒。

杜月笙大为不满：“老孔真不够朋友！这么重要的消息居然不透给我，我过去真白帮他了……”

霭龄解释说：“老孔为人一向胆小，你也不是不知道。他连我都不肯说，一再讲这是国家机密，泄露出去要杀头的。这是我们从他的话里猜出来的。不信你去问别人。”

“杀头？谁敢杀我们的头？历来只有我们杀别人的头，哪有别人杀我们的头？老蒋在上海都得向我交保护费。美龄蜜月里我玩点小把戏，就把老蒋吓住了。别看他当了委员长，离了咱这黑道，他好多事玩不转呢！”杜月笙愤愤不平。

“那是那是，月兄，你不必生气，我把底牌透给了你，你现在搞完全来得及。只要把握得好，凭你的资金实力，赚一把是不成问题的。”

“你们吃肉，我只好喝点汤了。”杜月笙赶紧去布置他的行动了。

这时公债价格已经涨得有些离谱，杜月笙算计着总还有一截涨头，吃进的同时派人大散流言，说国家经济形势好转，要结价收回公债，让困难时期支持政府的人得到实惠，以利于今后公债的发行。公债价格果然又蹿起了一截子。

公债疯涨的狂潮搅得南京政府心慌意乱。照传说中的价格给付公债利息，政府财政只有垮台，可要出面澄清必然激怒股民。整理公债之议只好暂时搁置。

杜月笙还等着再涨，宋霭龄已经令人悄悄抛出了。

市面上消息混乱。有人说银行存款将降低利息，唯有公债能够保值；有人说政府债券将减低利息换发新票，持有公债要吃大亏。交易所的债券价格开始忽涨忽落，几个回合之后，便直线下落。

上海商会终于沉不住气，向南京发去电报质询：“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政府曾郑重声明：以后无论财政如何困难，不得将基金（即公债基金）稍有动摇，并不得再有变更。现在市面上众说纷纭，公债价格一日几跌。公债价格关系国家信誉，政府究竟意欲何为，望早定大计，明示国人。”

对于这种质询，财政部能够说什么呢？于是闪闪烁烁、含糊其辞地回了电文。

这一下更加重了市场的怀疑，公债价格一泻如注。

杜月笙买进的公债全砸在手里，赔得他昏头涨脑，愣记不起家住哪条街了。

他在交易所里混了多年，还没吃过这么大亏。

杜月笙闯进孔家，大嚷着要霭龄赔他的损失。

“月兄，你提这样的要求是不是出格了？买卖各人做，赔赚在自己。怎么好要我赔你呢？”宋霭龄并不惧怕杜月笙。

“都是你给我的消息不准，我才一下子在高位上吃进那么多，你不赔谁赔？”

“哟，当初没给你消息你找我，给了你消息还找我，这样朋友还怎么做？我可把话说明了，那并不是我故意给你报假消息，是你找上门来非要问我的，我又不是政府官员，怎么知道政府的决定？再说你也贪心太大，涨上去就赶紧抛嘛，难道非要一下子抱一窝金娃娃？”

“你这话有理！你不是政府官员，我不能找你赔钱。老孔可是财政部长哩，我要他赔我的！”杜月笙狠狠地转了身。

杜月笙才不去南京找孔祥熙哩，他在上海等他。上海是青帮的地盘。

周末到了，孔祥熙乐滋滋地回来度周末。他可不知道杜大耳朵跟他有一场好戏演呢。

棺材作证，一只海龟50万美元的公平交易

孔祥熙的车子在急匆匆行驶中，忽然有人拼命招手，示意停车。孔祥熙还以为是什么劫匪刺客，刚要命令司机冲过去，却看见杜月笙从旁边一辆车上下来，乐呵呵地招呼他。看见杜月笙，孔祥熙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叫司机赶紧停车。

“月笙，这么晚了在这里做什么呀？”孔祥熙和杜月笙是老朋友，见面赶紧招呼。

“哎呀呀，孔院长，总算等到你了！我今天是特意在这里等你。你猜什么事呀？有个朋友今天送我个大海龟，说这玩意味道鲜美。滋阴壮阳，我想到院长平日对我的关照，不敢独善其美，特意想请你一起品尝，所以在这儿等你。”杜月笙说得亲切热烈。

“月笙真是会关心人！这份心意我领了。一个海龟我看你就享用得了，何必半夜三更地在马路上等我。哎，我也还没有回家，跟你一走家里人还以为我出什么事了，他们会着急的。我看今天就算了，啊？”

“孔院长想得很周到，府上我已经关照过了，他们知道我今天请客，本来要请孔夫人一起来的，可她说今天已约了人玩牌，再说她对海龟这玩意儿也不感兴趣，只好请孔院长单人赴会了。你看，今天不在我家里，就在附近那个饭店，好几位朋友已经在那里等了，还是不要让他们失望吧，是不是？”

听杜月笙这么一说，孔祥熙也就放了心，随杜月笙一起上了他的车。

到了饭店，孔祥熙熟悉的朋友并没有，但大海龟倒是有一只，比农村磨面的石磨不小，足有二三百斤。孔祥熙看了，便想起个典故，兴致勃勃地讲了起来：

从前有个人到海外做生意，遇到台风把船刮翻了，游到一个无人的小岛上，后来遇到经过的船搭救，只好跟人家一起仍到海外去。船上的人都有货物，唯他什么也没了，但他离开海岛时背了个大龟壳，当时船上的人都笑话他，但他还是带着。到了波斯，别人的货都脱手赚了大钱，他借人家的钱吃住欠了一屁股债。一次波斯人到船上，看见了这个大龟壳，非要出高价买下不可，他不肯卖，波斯人出的价一长再长，已经到了不敢想象的价码，他不明白为什么，还是不卖。波斯人后来说，“你再要价，我已经实在拿不出钱了，只有把我所有的店铺都盘给你，再顶一半价钱。”这人以为波斯人疯了。出这么大价钱买个龟壳子。最后波斯人讲出原委，原来这是一个鼋龙壳，每个骨节处都有一颗硕大的夜明珠，价值连城。

孔祥熙乐呵呵地讲完，本指望博得杜月笙一笑，谁知杜月笙听完，板起脸说：“孔院长，兄弟这个海龟就是一只大鼋龙，今天约你来就是想把它卖给你！我估计当今中国只有你出得起它的价钱，才特意找你来的。”

孔祥熙还没有明白杜月笙的意思，仍旧笑呵呵地说：“月笙，快叫人把它搬去烹调吧。我今天坐这么长时间火车，也累了，咱们早吃早散吧。”

“不！我今天就是要把它卖给你，你准备出多少钱吧？”杜月笙说得斩钉截铁。

孔祥熙仔细一看，杜月笙已是满脸杀气，大惑不解：“月笙，你这是唱的什么戏？”

杜月笙黑虎着脸说：“孔院长，你刚才讲的故事好极了！我就是那个被台风刮翻了船的可怜人，我现在已经一无所有，只剩下上天赐给我的这只大鼋龟。它的壳子里埋藏着你最需要的夜明珠，我就靠它翻身了。我要价不高——只要50万美元，你现在开支票，我就派人送到府上。”

孔祥熙把桌子一拍：“开什么玩笑！”

“这不是什么玩笑！你最近通过夫人透露给我的经济情报，使我在公债交易中遭受了重大损失，我必须靠出卖这只海龟捞回我的钱财！”杜月笙声嘶力竭了。

孔祥熙这才明白今天这一幕的真相，但却并不畏惧：“月笙兄！如果你投机公债交易吃了亏，那只能怪你自己操作不好，运气不好！我没有对你进行过任何误导！我的夫人也绝不会设陷阱坑你。这事我们没有任何责任，你不必用这种把戏讹诈我！”

“事实就是我听了孔夫人的经济消息，才造成这笔损失的！孔夫人的消息来源是哪里？你不负这个责任谁来负？”杜月笙气势汹汹。

“一派胡言！”孔祥熙毫不示弱。

“如果你还想和你的家人团聚。现在就在这个条子上签字！”杜月笙拿出了早准备好的一张字据。

“我孔祥熙仰不怍于天，俯不愧于人，出门对得起朋友，睡觉对得起良心！凭什么给你签这个借据？”

“你签还是不签？”两个打手拔出手枪，对准了孔祥熙。

孔祥熙打过一个冷战，很快镇静下来，微微一笑：“杜月笙，你如果认为在我脑袋上打个枪眼值50万美元，你就下令开枪吧。往这儿打！”孔祥熙指着自己的脑门。

杜月笙原以为孔祥熙一个北方乡巴佬，又是个文官，没见过什么阵仗，用上海滩上的黑道手段一诈唬，孔祥熙定会吓成一摊软泥，乖乖给他赔钱，没想到孔祥熙根本不吃这一套。他眼珠子骨碌碌一转，呵斥打手说：“滚下去！我今天是和孔院长谈生意，不是叫你们绑人票。去，把这只大鼋龙带上，给孔院长送回家，明天院长自会把钱送来。一个堂堂的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会赖我们这点小钱吗？俗话说得好，阎王爷欠不下小鬼的，50万美元，对孔院长来说不过九牛一毛。这笔生意成交啦，送客！”

孔祥熙被杜月笙手下的人送回家。家里早乱成一锅粥，看见孔祥熙平安回来，霭龄才松了一口气：“我要你下车后径直回家，怎么又自管去吃酒，让家里人着急？”

孔祥熙还没答话，杜月笙手下的人先开了腔：“孔夫人，今天是我们杜老板请客，本来要跟您打电话的，后来一谈起事就忘记了。孔院长今天做成了一桩大买卖，您保证会高兴的。”说完便把那只大海龟抬了过来。乘霭龄等人看龟之机，这伙人一溜烟跑了。

霭龄看了一会儿这个大龟，才发现孔祥熙并没有往常吃酒回来的兴奋，而是悄悄进屋坐着去了。她跟进来问：“哎，我说你要杜月笙这个玩意儿干啥，他这几天赔了钱不痛快，说不定找你麻烦呢。”

孔祥熙长叹一声：“别提啦！哪里是我要他的，这个大龟是他强卖给我的，要价50万美元呢。”

“50万？”霭龄吃了一惊，随即又冷笑起来，“我知道了，他做公债生意赔了。前几天找我，被我顶回去了，我本来想着给你打电话的，又想等你回来再说不晚，谁知道今天他来了个先下手为强，在半路把你骗走了。好吧，我去安排一下，看他敢怎么样！”

“这家伙，自己投机赔了钱，怎么来赖我们，真是岂有此理！”孔祥熙气愤愤地说。

“要不怎么像上海滩上的大流氓呢！他仗着手下有几万喽啰，以为可以为所欲为，偏是在我这里不灵！他要敢胡来，我就掏出他的牛黄狗宝来！”

“防他一点算了，别跟他一般见识。”孔祥熙倒跟霭龄撤火。

霭龄打了几个电话，布置安排了一番，夫妻俩安睡一夜醒来，侍卫人员慌慌张张地跑进来报告说，门口不知是谁放了口大棺材。

孔祥熙夫妇出去一看，果然冲着大门口摆了口头号尺寸的黑漆大棺材。

霭龄气得柳眉倒竖：“这个削水果皮的浑小子，跟我真的耍起了光棍！老孔，你去调政府的兵守住家，我去安排人冲他的老巢。我倒要看看究竟是谁要用这口大棺材！”

孔祥熙眯着眼想了一会儿，摇摇头说：“算了，这种事情本是张扬不得的。在政府里做官，最要紧的是名声，就算咱把他制住了，可这名声一传出去，官就不好做了，这大概也是他算准了才这么放肆的。再说，他要真赔多了，一个输红了眼的人是什么事也做得出来的。我看给他点钱算了，破财消灾嘛。以后说不定有事还得用他呢。”

“你个大好佬！你要给你给，我的钱不许你动一分！”霭龄很不满意孔祥熙的和事佬态度。

“放心！当然动不到你的钱。”

孔祥熙召开了中央银行董事会，宣布给最近在公债事业上作出贡献的一位爱国人士以适当的奖励。

杜月笙拿到了他曾经失去的钱，一场风波烟消云散。但是经过这件事情，孔祥熙和杜月笙却成了最好的朋友，以后，他们互相吹捧、互相利用，双方都从这种关系中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

第二十六章

山东缉私

韩复榘走私猖獗，李毓万闯宅献计

孔祥熙从出任南京政府工商部长起，就在南京高门楼20号兴建了一座中西合璧的住宅。院内绿树成荫，用以遮挡夏日强烈的阳光。高高的樟树下，坐落着他的两间卧室——其实平时只有他一个人居住，霭龄是不喜欢酷热的南京的，或许也与她在这里担任孙中山秘书时的某些记忆有关，因为这里离中山陵很近，她在中山先生的脚下不便放手赚钱和享受。在上海则方便一些。霭龄有时到南京来，都是因为有大事找蒋介石或美龄，也就是住一夜即回上海。孔祥熙的小院里还有两间会客室和办公室，陈列着西洋油画，也有国民党中的文化人谭延闿和于右任写的对联条幅，一派人文室雅的气象。小院里一条甬道直通大门，显出了庭院深深，幽静雅致。厅前厅后都是花园，展示着主人的高贵和富足。而甬道两侧的厢房里，则住着警卫人员，戒备森严，让普通百姓不敢在门前驻足。

孔祥熙的习惯是睡到上午10点才起床，午饭前不出门，也很少会客，翻一翻西文报纸，在院子里遛遛弯儿。他要等吃过午饭1点以后才到部里办公。出任财政部长后，他仍然保持着这个习惯，他办公就在财政部，所兼任的其他职务的公事，如行政院的、中央银行的、中央信托局的等例行公事，都由人送到财政部来处理。行政院秘书长吴国桢、财政部常务次长徐堪、中央银行副总裁陈行等，也就经常会聚到孔的办公室来碰头，习以为常。下午一般要到7点多才下班。回家吃过晚饭，休息一两个小时，八九点再去办公，直到深夜1点钟才回家睡觉。

孔祥熙经常讲中国人不讲卫生，长年不洗澡。他自己倒是每日一洗，时间就安排在10点钟起床后。因为他有这个条件，家里有洗澡设施，普通百姓哪有那个时间和设施？他不说这个，只埋怨中国人脏，好像他自己已经不是中国人的一员。他每周还要到南京汤山温泉洗一次澡，大都是为了与蒋介石约会，顺便谈一些公事。汤山温泉设备讲究，政府的一般官员都不得进入。

孔祥熙身体肥胖，血压较高，极少喝酒，香烟倒是常抽几支。他喜欢的是外国牌子，不抽中国烟，后来有人提出应该支持民族工业，他作为财政部长不得不做做样子，于是就拿中国的福华牌来，可是抽了几口就不行了，后来有人就替他作假，在国产烟盒里装上外国烟，孔祥熙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假装糊涂，从此经常给人讲：“你们为什么还抽洋烟？瞧瞧我抽了多年洋烟，一经有人提倡，我就再不抽外国烟，而是只抽中国烟。”有次开会，为了证实自己确实抽的中国烟，他还把桌上烟盒子里的烟拿出来分给每人一支，边递边说：“你们尝尝，国产烟一点不比外烟差嘛！”这些人把烟拿在手里，一看烟卷上的商标，原来是三五牌，地道的外烟，相互望着发笑，也不揭穿。倒是被手下的人看出了名堂，后来就有人把外烟揉碎，用外烟的烟丝再卷起来，印上中国烟的商标，好让老孔不再出洋相。

孔祥熙抽烟只敢在南京抽，回到上海的家里就不敢再抽，因为霭龄最反对抽烟。孔祥熙只好在家里憋着，出了门再猛抽。有次霭龄到南京，孔祥熙下车后叼根烟卷进来，一看夫人在屋，赶忙熄灭，还是被霭龄看见了。孔祥熙进屋后霭龄便问：“又吸香烟了吧？”孔祥熙不吭声，只摊摊手，表示没吸。霭龄便教训他说：“以后不能再吸了！”孔祥熙老老实实地说：“是的，不吸了。”但是过后仍照吸不误。

孔祥熙雇有专门的私人医生，是上海保隆医院的一个犹太人。每月由中央银行支付数百元的薪金。

孔祥熙虽是基督徒，但平时在南京却不大做礼拜。只在回到上海和霭龄在一起时才做。据他的侍卫人员透露，他在南京十来年间，大概就做过两次，一次是冯玉祥到南京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时，孔祥熙以欢迎新教友的名义陪冯玉祥到孝陵卫教堂做过一次。另一次则是1935年圣诞节，官场中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去做礼拜，他也跟着去了一次。

孔祥熙有博士头衔，但平常却不大看书。他的房间里居然没有书架。他自己也很少动笔，写信和讲话稿都是秘书幕僚执笔，最后由他用毛笔签上大名算数。由于这些人经常代他执笔，就努力模仿他的字。有个人在这方面似乎颇有天才，写出来的字比孔祥熙自己写的还像。这个人脑袋瓜子也很灵，由此受到孔祥熙的特别赏识，没几年就升到了财政部参事。此人便是山东人李毓万。

一天，孔祥熙早点后洗澡，当有专人给擦过背正要修脚时，忽然门卫通报有人来访。一般人都知道孔祥熙上午不会客的习惯，因此一般没有人来。孔祥熙听了通报，也没顾上再问，以为定是政府里的大人物有急事来访，脚没修完就匆匆更衣出来迎接，一看之下，气了个心口疼，原来是他的那个部下李毓万。孔祥熙这下不高兴了，盯着李某看了半天没开口，一脸的不悦明显地展现给李毓万，意思是让他明白他来的不是时候，不受欢迎。但这个李毓万似乎并不在乎这一点，根本不朝他脸上看，只管自己坐到会客室的沙发上，又动手从老孔的烟听里抽出一支烟来吸。这下孔祥熙更不高兴了，绷着脸问：“你这时候来做什么？”

李毓万这才答话：“部长，我想出了一条整治韩复榘的妙计。因为事情必须绝对保密才能成功，只好跑到这里悄悄禀报，是不是打扰部长的兴致了？”

孔祥熙一听有整治韩复榘的妙计，立即换上了笑脸：“噢，有何妙计？快讲来我听。哦，你坐你坐！抽烟，抽烟。”说着去拿烟。其实李毓万坐也坐下了，烟也点上了，结果是孔祥熙自己给自己敬了一支烟，自己给自己让了一个座，李毓万这回又不着急了，只管有滋有味地吐烟圈，把个孔祥熙急得火急火燎，不得不再次发问：“你快说说，究竟是个什么妙计？”

“以毒攻毒”，孔祥熙大感兴趣

孔祥熙为什么对整治韩复榘的计划这么感兴趣，话还得从头说起。

却说韩复榘1890年生于河北霸县。1920年参加清军，却正巧赶上在第20镇40协80标第3营冯玉祥手下。韩复榘虽是一个士兵，因为读过书，深知清廷腐败，加上受冯玉祥进步思想影响，参加了冯玉祥创办的“武学研究会”，这实际上是一个反清团体。辛亥革命后，升为排长、连长。随冯玉祥赴陕入川，作战勇敢，受到冯玉祥的赏识。冯玉祥升任陕西都督后，被冯玉祥一手提拔为团长。1924年追随冯玉祥参加了北京政变，又晋升为国民军第1军第1师第1旅旅长，1925年再升为师长。1926年随冯玉祥加入国民党。1928年参加了国民党的“二次北伐”。后改任第20师师长，被冯玉祥保荐为河南省政府主席，怀有个人野心的韩复榘对一手提拔他到如此高位的冯玉祥并无知恩图报之心，反而在1929年背叛冯玉祥投靠了蒋介石。1930年冯玉祥阎锡山联合反蒋，发生了蒋、冯、阎中原大战，蒋介石为了拢住韩复榘不再加入冯、阎阵营，正式委任韩复榘出任山东省政府主席。韩复榘把山东看作个人地盘，一方面镇压人民的反抗斗争，一方面也抵制蒋系势力的深入。曾有人劝韩复榘在山东搞独立王国，他虽然不敢公开独立，却不把南京政府放在眼里，抗捐抗税，暗中扩充军队。

韩复榘手下的军官看到他的态度，也在山东各海口和内地大搞走私活动。这样一来，山东便成为华北走私的一个主要地区，官商勾结，军队保护，使南京政府的财源大受影响。从1935年到1936年，山东烟台、龙口、利津、羊角沟、虎头崖等海口，每次轮船或帆船靠岸，公开装卸大批私货，海关人员或与驻军有联系，或是驻军代替了海关职务，因此影响了整个华北的关税收入。华北税收受损，当然使孔祥熙这个财政部长十分头疼。

孔祥熙急于追问李毓万究竟有什么整治韩复榘的妙计，李毓万等孔祥熙心急难耐了，才伸出两个食指说：“以毒攻毒！”

“以毒攻毒？”孔祥熙有些迷惑，“怎么个攻法？”

“我请问部长，在山东搞走私的是什么人？”李毓万这会儿颇有点自负的意思，在孔祥熙面前大胆起来。

“这还用问咯，主要是韩复榘的军队嘛。”

“对，韩复榘的军队搞走私，靠别的力量是制止不了的，中央军不能开到山东去阻止，那样就要彻底和韩复榘闹翻，蒋委员长不会答应。靠派什么缉私人员更不行，韩复榘会立即把人挤走，而且即使他们留下，在无法无天的军队面前，也无能为力。所以呀……”李毓万又不肯说了。

“所以没有办法啦？”孔祥熙有些丧气。

“嗨，怎么会没办法呢！没办法我敢来敲部长大人的门？”

“那你快说有什么办法嘛。”

“部长一定看过《西游记》喽？那孙悟空最爱用什么计？变成妖怪一伙的，混进去好干自己的事。”

“噢，你是说派人打到韩复榘的势力内部去？嗯，这个办法好！不过，进去个把人又能干什么呢？”

“进去个把人靠自己当然什么也干不成，可要是再拉住了别的有势力的人，他们互相配合起来，那，啊……哈哈哈！”李毓万笑得有些放肆。

“好咯！我们只需用一根马鬃。把两个蟋蟀挑起来让它们斗，我们就好坐收渔利了。这确实是以毒攻毒了，李毓万，真有你的！”

停了一会儿，孔祥熙又想到稳妥性：“可是，怎么能让韩复榘相信派去的人不是中央的呢？”

“这个，我自有妙计。不然，我也不敢到府上打扰部长呀。只要如此如此……怎么样？”李毓万神神秘秘地附在老孔耳朵上一番低语。

“高，高！李毓万，我真没有看错你呢，确实有花花点子。只是，这事可要绝对保密，一旦走漏风声，我们可就赔了夫人又折兵了。”孔祥熙叮嘱起了李毓万。

“嗨，只要部长不讲，我能自己泄漏自己的天机吗？这一点，请部长放心就是。”

“哪天开始行动？”孔祥熙问。

“这事吗，宜快不宜慢。这个礼拜天就办，如何？”

“好小子，又要侵占我的礼拜天了，我可是一周只有这一天休息时间呀。”李毓万刚要说话，孔祥熙又说了，“我这宝贵的礼拜天，你要占就占吧，咱孔某为国为民，即使谈不上肝脑涂地，起码也是竭尽全力，夙夜匪懈吧？你说是不是？”

“那当然，当然！部长的人品官品工作精神，政府里我还真没见谁能比得上呢！”李毓万顺杆爬得蛮快。

孔祥熙一阵纵情大笑，末了却又摆摆手说：“也不要这样说，叫别人听见了，有人会不高兴呢。”

帷幄运筹，密室生出假兄弟

周末，孔祥熙回到上海，霭龄说了些生意上的事，本要孔祥熙星期天陪她出去拜访几个朋友，孔祥熙却说有一笔大生意，要等人来家谈，霭龄只好独自出了门。

11点来钟，李毓万带着一个人按响了孔祥熙公馆的门。来人倒也浓眉大眼，一副精明强干的样子，孔祥熙一见就像久别的朋友似的，上去拉住来人的手，热乎乎地寒暄道：“啊呀呀，桐华兄，我早就听李毓万说起你。说你精忠报国，疾恶如仇，和走私行为水火不容，本院长对你敬佩呀敬佩！”

来人倒不卑不亢，站得笔直说：“院长如有差遣，桐华万死不辞！”

“好好好，坐下说，坐下说。”

孔祥熙先问李毓万：“此事你们究竟有几成把握？”

“总有八九成吧。”

“噢，我可要求得有十成把握，否则桐华兄的安全出了问题可对不住人哪！”孔祥熙说得很恳切。

李桐华又一次站起来：“孔院长，历来谋大事的，没有一个等有了十成把握才动手的。荆轲刺秦王有几成把握？曹操刺董卓有几成把握？干这种事情，是只考虑事情成败，不计个人安危的。再说中国早有古话：叫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将力求胆大心细，见机行事，以不辜负院长对我的信任，唯此而已，岂有他哉？”

“好！海关人员中有这样的忠贞之人，是我民国的大幸！韩复榘这条大蛀虫，这回有你的好看了！”孔祥熙说着从心底里发出一阵大笑。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李桐华自己义无反顾往前冲。

献茶之后，孔祥熙把仆从们都赶了出去，压低声音说：“现在把你们的计划说一下，我要听听各个环节上还有没有不周到的地方。”

李毓万望了李桐华一眼，清了清嗓子：“我先来说吧——

“韩复榘手下有一个最年轻、最精悍也最受宠信的师长，名叫李汉章。说来天下也是无巧不成书，这李汉章的长相与我们这位九江海关税务司长李桐华竟是那么相像，几乎就像孪生兄弟。我第一次见到李汉章时，几乎就把他当成了李桐华。也正是因为这一点，我才在心中逐渐酝酿这个计划。去年李汉章到庐山参加集训，路过九江时我特意把他们二人找到一起，让他们认识了一下，由李桐华出面请了李汉章的客，他们二人还谈得很投机。这次我想让李桐华到济南去，伪称与李汉章是兄弟，再介绍给韩复榘，然后……那不就好办了吗？”

孔祥熙听了，大拇指一竖说：“这叫做一连三个观音堂——”

二李一齐瞪大眼睛问：“怎么讲？”

孔祥熙哈哈一笑说：“妙、妙、妙（庙）！”

受到夸奖的李毓万兴高采烈：“这就叫瞒天过海，暗送无常！”

孔祥熙又问李桐华：“你和李汉章只有一面之交，他是韩复榘最宠信的师长，你凭什么让他站到我们一边来呢？这可是背主的大事，他会干吗？”

“这个，”李桐华稍作停顿，像是思考，又像是郑重地说出深思熟虑的话，“要只论他和我的关系，他当然不会一下子就会背弃他多年的主子，站到我这边来，但是他要知道我是代表孔院长去和他拉关系，那就是另一回事了。孔院长代表中央，代表着比韩复榘更大的势力，代表着更多的金钱和更高的职位，越是精明的人账算得越清，所以我相信他能够和我站在一起，共同完成这项带有冒险性、刺激性的任务。”

“说得好！”孔祥熙被这番话打动，显然不仅是李桐华的分析抓住了李汉章性格中的实质，而且是因为李桐华通过一种巧妙的说辞，恭维了孔祥熙。况且这种恭维显得是那么自然、顺理成章。

孔祥熙在屋子里踱了一圈，又提出了一个问题：“你们这想法是否向李汉章透露过，他是否有个基本的态度？”

“没有，院长。这些想法仅仅是我们自己的，至于李汉章那边，我们从来没有涉及过这个问题。利钝成败，全靠见机行事……”

李毓万赶紧接了过来：“院长放心！李桐华的三寸不烂之舌是足以把李汉章绕进来的，加上院长的地位和权势，不怕他不肯合作。一桩明摆着有利可图的买卖，是绝对不愁找不着合伙人的。”

“好！我们今天这叫做策划于密室，嗯，叫做运筹于帷幄之中……”

李毓万立即接上口：“决胜于千里之外！”

孔祥熙从壁橱里取出一架刚从美国买来的最新式手提收音机，交给李桐华：“你把这个东西带给李汉章，权作见面礼，到济南去住些日子，等韩复榘手下都认同你们是兄弟了，我在这里就会有所行动。那时候，我们里应外合——嗯，就一定能把山东的缉私大权抓回来！”

“我们一定成功！”3个人同时举起茶杯，以茶代酒，清脆地碰了一下杯。

瞒天过海，韩复榘相信心腹来了个亲哥哥

一个艳阳高照的日子，西装革履风度翩翩的李桐华来到济南。一下火车，李汉章带着卫兵就热情地迎了上来，直着嗓门大喊：“李司长，上次在九江受到你盛情接待，这次难得你肯光临敝城！这次来，泰山、大海、孔庙，我一定让你玩个痛快！”

李桐华疾步走到跟前，微微笑着，使劲握住李汉章的手：“小弟，我们到你那里再叙吧！”

李汉章有些诧异，这可不像一般朋友见面时的寒暄，倒似乎是家人之间的实在，看李桐华神秘地眨眼睛，李汉章也不再多问，直接把他接回私邸。不及开宴，二人就开始了一番密谈。

“李桐兄，你这次难道不是为旅游和看望朋友而来，而是另负有使命？甚至是秘密使命？”

“好你个汉章兄弟，精明到顶了！多亏我这次的合作伙伴是你，如果我这次的出击对象是你，我定败无疑了！”李桐华笑着作了回答。

“噢，这么说你这次来是想搞阴谋？——啊，看不出你仪表堂堂的人物，竟也是中统或者军统的特务？”李汉章眼睛里露出鄙夷的神色。

李桐华霍地站起来：“兄弟，看来我刚才对你的夸奖也有言过其实之处，你并非事事能够洞明。我李桐华堂堂正正之人，岂是蝇营狗苟之徒？实话相告吧，我这次来，是给你送一个机会，只看你有没有这个造化，有没有这个胆识！”

“机会？什么机会？”李汉章眨着眼。

“一个发大财的机会，一个飞黄腾达的机会！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哈，汉章能够当到这个师长已经有命运不能承受之虞了。岂敢再奢望发财升官？今天你如果是来看望朋友，我一定尽地主之谊，安排你畅游山东；如果来给我送什么机会，我李汉章对韩主席可是只有一片忠心，请你或者当面去讲给韩主席，或者明天就离开这里。”李汉章一脸郑重和揶揄。

“我屁股还没坐热，你就要送我离开，这怕不是中国人的待客之道吧？去年在九江酒酣耳热之际，你我称兄道弟，相见恨晚。今天到了你的地界，却变成这样一种口吻。汉章，你这葫芦里想卖什么药？”

“因为你今天不是作为我的朋友来叙友情，而是来游说我干一件危险的事情，我这样处理是为我也为你好。”

“原来如此！”李桐华哈哈大笑，“兄弟，我怕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俗话说，官不打送礼的，我今天要送给你的礼物，足够你享用终生，岂有拒之门外的道理？你说你忠于韩主席。这没错，可我也不是要你去反对韩主席，这件事，韩主席知道了也会乐于接受的。”

“那你去给韩主席讲好了。”李汉章依旧冷冷的。

“李汉章，你不要不识好歹！我不给韩复榘讲。因为他不是我的朋友，而你曾经要和我做朋友！”李桐华也声色俱厉起来。

一看客人动怒，李汉章又变得温和起来：“不是我想挫你面子，实在是我已不想再搞什么了，我年纪不大当上师长，早有不少人眼红心妒，再有什么好事岂不更是树大招风？”

“汉章，逆水行舟，不进则退。你怕别人嫉妒不思进取，别人绝不会因此就看你舒服了。不信你辞职下野试试，看是那些人因此喜欢你了还是更要折腾你？如果你认为这个师长已经够过了，我可以预言你不久会保不住这个位置，到那时你只能看着别人超过你，踩巴你，你……”

李汉章终于憋不住了：“桐华兄，你说的道理非常正确，我岂不知道？只是你得把你说的机会先说给我听听，谁知道它是个发财的机会呢还是赔本的机会？我总不能隔山买老牛，什么也没看见就答应你吧？啊？”

“有道理！可自从进门，你给我阐述它的机会了吗？人说你精明，今日才算是有所领教啊！”

“桐华兄，汉章混到今天这个地步，不容易啊！你知道成天找上门来要我干这干那，说这么能发财，那么能富贵的人有多少！这里面真真假假，鱼龙混杂，有的甚至是上面派来试探我的，我要不仔细辨别，谨慎行事，说不定早回家种地或者脑袋搬家了。小弟的苦衷还望仁兄见谅才是！”

“我就知道兄弟你不是憨人嘛！”

两颗脑袋凑在了一起，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传递到了最关键的部分，政治靠山加经济利益使李汉章决定接受合作。

当天晚上，李汉章在济南泰盛酒楼大宴宾客，韩复榘部下的军长、师长、旅长能找到的都来了，李汉章宴前致辞：“诸位今天光临，汉章非常感激！今天我所以花钱请客，是因为家遇喜事。这些年，我们年年征战，行无定处，与我一母同胞的哥哥都多年不见。最近我才知道他在九江税务司任职，联系以后，他请到了假期，又赶上我们这里和平安详，他才抽出身来与我兄弟相聚。‘他乡逢故知’尚且是人生一大喜事，更何况是兄弟相聚？所以汉章敢请诸位共同举杯，分享我们兄弟在济南相见的喜悦！干杯——”

到场的军官们看李汉章李桐华果然酷似兄弟，个个信以为真，仰脖一干之后，纷纷上前为他们贺喜敬酒。李汉章兴高采烈，李桐华笑容可掬，每敬必喝。这一晚，众军官开怀畅饮，尽欢而散。第二晚，李汉章又在家里开设牌局，请一些实权人物在家玩牌，李桐华有时凑上去玩一把，人多了静坐观战，一连几个晚上都是如此。白天，李汉章带李桐华到各处名胜游玩，少不得又带一些人作陪，又去拜访一些朋友。几天下来，济南城里有点权势的人物都知道李汉章的亲哥哥来了。李汉章又带李桐华去拜访韩复榘，连诡计多端的韩复榘看了二人的面相，听了手下的传言，也确信李桐华确是李汉章的亲哥哥。

第一关实施顺利的电报到了孔祥熙官邸，孔祥熙立即找来李毓万，喜滋滋地布置：“照原定计划实行第二步！”

戏演双簧，韩复榘钻入圈套

李毓万到济南时的阵仗可不一样了，他的名义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特使。韩复榘再想闹独立，对中央也不敢明目张胆地硬顶，他派人盛情把李毓万接到济南最豪华的招待处，盛宴款待。韩复榘生怕这位财神爷的特使，到济南调查他抗税扩兵的事情，如果引起老蒋的警觉，那自己的日子可就不好过了。韩复榘尽管妄自尊大，对一般政府官员不屑一顾，可对这位孔祥熙的智囊人物李毓万，他还是不敢轻慢的。他亲自出席了欢迎李毓万的宴会，席上又一再盛情敬酒，想套出李毓万此行究竟意欲何为。而李毓万鬼灵精式的人，哪肯轻易吐口？韩复榘越摸不着底，心里越虚，散席之后，他又送李毓万回到房间，继续探听李毓万的真实意图。

“李参事，韩某才疏学浅，蒙蒋委员长宠信，主政山东，必然有许多失策之处，还望李参事不吝赐教啊！”韩复榘其实并不像外间流传的那样不通文墨、笑话连篇。他是清朝的秀才，文化功底还是很深的。

“哪里哪里！山东自韩主席主持以来，政通人和，李某在南京听到的都是赞扬韩主席的好话，许多地方都要来山东取经呢！”李毓万也是嘴如蜜糖，专给韩复榘送高兴。

“唉，我韩某虽然不敢辜负委员长的信任，夙夜匪懈，励精图治，怎奈平日心直口快，得罪人不少，我想有些人可不像你李参事这样开明豁达，免不得到此一行，回去后在南京说我的坏话。我想李参事你定有耳闻吧？”韩复榘总是做贼心虚些。

“噢，有这样的事？我可从来没听说过呀！”李毓万装疯卖傻。

韩复榘看套不出什么名堂，只好单刀直入：“南京来电报只说李参事此行山东有重要使命。不知……”

“哎，我一个小人物能担当什么重要使命？不过是财政部的一点小事，一点小事。”卖关子是李毓万一大长项。

“那，我就告辞了，李参事旅途劳顿，今天早点休息吧。”韩复榘可不是任人摆弄的善茬，如果李毓万真的没有什么重要使命，对韩复榘不构成什么威胁，他可不愿跟你这里打哈哈。

李毓万深知刚才自己卖关子卖过头了，韩复榘这一走，明显带着不高兴，要是事情因此被他阻三阻四，整个一套妙计就泡汤了。李毓万一反刚才的矜持，露出一副巴结的笑容说：“韩主席，孔院长这次派我来，是财政部想在华北设一个海关稽查处，要我来主要是征求韩主席的意见，并请求您的协助。我原想明天到省政府再当面向韩主席正式汇报，并呈上孔院长的信札。这是一桩区区小事，只要韩主席支持，事情好办得很……”

听了李毓万的话，韩复榘一直不安的心一下子放了下来，脸上也随即绽开了笑容：“哈，要是就这么一件小事，何劳李参事亲自跑一趟？你在南京打个电话，咱们立马就办。别处不敢说，在咱山东地界上，财政部的指示可是畅通无阻的……”

李毓万又马上取出孔祥熙的信札，双手捧给韩复榘：“设不设海关稽查处，只是财政部的一个想法，最后的主意还等韩主席定。”

“你明天先游趵突泉，具体意见我会在你走前通知你。”

看韩复榘回府，李汉章马上跟进去了：“韩主席，这个李毓万跑到山东究竟想干什么？”

韩复榘把孔祥熙的信札狠狠摔到桌子上：“来干什么？这帮家伙还能来干什么好事？说是来设海关稽查处，还不是对你们搞走私的事有了察觉！孔祥熙还装模作样写信来征求我的意见，我的意见他们肯听吗？还不是他妈的办也得办不办也得办！”

李汉章略作沉吟：“韩主席，这事我看咱们还是有办法的。”

“有什么办法？他妈的海关稽查处一设，你再走私他不查你？我们山东的财源就没了！说得他妈轻松，区区小事，区区小事就把我们脖子勒住了！你有办法，你有什么办法！你能让他们不来设吗？你要能顶住，我狠狠地奖你一大把！”韩复榘怒气不息。

“这种事情你知道硬顶是不行的，我的意见是给他来个掉包计，偷梁换柱！”李汉章似乎是胸有成竹。

“偷梁换柱？让我想想——是不是说把稽查处换成我们走私的保护处？”韩复榘耍出了他的小聪明。

“主席高见！正是这样。”李汉章及时奉承。

“这个恐怕不容易，你想，他们为什么要来设这个稽查处，还不是对我们不放心？那是中央政府的机构，我们花钱能够买动吗？”韩复榘顾虑难消。

“我倒有个想法，只是有点儿嫌疑，不知当讲不当讲？”李汉章戏演得不错。

“你说你说，你跟我多年，我还信不过你吗？”韩复榘一头要往套里钻。

“哦，是这样，李毓万不是说专为此来征求您的意见吗？连老孔也在信上说请你支持协助。这就有空子可钻！您可以向他们说完全支持，并且积极向他们推荐人选，当然喽，这推荐的人选是我们的人，那这稽查处还不是就掌握在了您的手里？什么事情你说查他就查，你说不查他就不查……”李汉章说得有板有眼。

“高！妙计！只是这推荐的人选他们要不批呢？”

“能凭什么理由不批？”

“比如说，老孔要讲我们这里过去没有稽查处，我们推荐的人业务不熟，硬要从别处派人来呢？”

“我有个人选，叫他们无话可说。只是，我刚才讲了，我提出这个人有点嫌疑，怕人说三道四……”

韩复榘一擂桌子：“你讲嘛！”

李汉章这才吞吞吐吐地说：“比如说，我哥哥李桐华，他多年一直干这行，而且远在九江，并不是山东人，财政部也不见得知道他与我是同胞兄弟，假如你提出这个人，他们一来是不疑心，二来也没有正当理由不批……”

“嗯？”韩复榘脑子在转圈。

“他们要不批，你就再推荐个人，不批还换人，反正他们想派的人您也绝不同意。这样一来二去就可以拖下来，拖他个三年两载，十年八载，啊，那……”李汉章为自己的妙计笑了起来。

“好计！汉章，你打仗是只下山虎，这玩圈套也是个智多星呢！好，就这么办！”韩复榘扎进了陷阱兀自浑然不知。

“这个，只是我刚才突然冒出的想法，一是不知我哥能不能同意，二来么，韩主席身边的人对他是否信得过，届时会不会难为他也还难说。”李汉章还要把袋子口再束紧点。

“有其父必有其子，有乃弟必有乃兄。那天见面我看你这个哥就是个干才，我信得过还有谁敢难为他？这样吧，明天晚上避开李毓万这家伙，另找个地方我请你哥的客，他的工作我来做，也叫手下的人知道这个人与我不薄，怎么样啊？”韩复榘得意洋洋。

“我回去先做做我哥哥的工作吧。”李汉章显出是顺水推舟的样子。

“就这么定了！”韩复榘拿出了说一不二的威风。

第二天的宴会上，李桐华假装推托半天，才接受了韩复榘的要求。

韩复榘召来李毓万，告诉他说：“孔院长提的在华北设立海关稽查处，本主席非常赞同，这几年山东地面走私活动也时有所闻，这是山东的耻辱啊，正该严厉打击。既然孔院长有意征求我的意见，我也就不客气啦，就把稽查处设在济南吧，至于主持的人选吗，我也想保举一个，就是九江海关税务司李桐华。此人虽然我并不相识，也非山东人氏，但他铁面无私的事儿我可听过好几件，用人就得用这样的人，才不辜负孔院长设立稽查处的一片苦心哪！”

李毓万心中窃喜，口中却说：“韩主席如此支持我的工作，我万分感激！我也代表孔院长谢谢您的开明豁达。只是韩主席保举的这个人，我不敢擅专，当然啦，我相信韩主席看人是不会错的，但还是得请示过孔院长才能答复您。”

“当然当然，人选问题最是要紧，一切还待孔院长定夺。”

李毓万起草了给孔祥熙的电报，陈述了韩复榘的意见，末了又写上了自己的看法，无非是说韩复榘的主张有理，应该尊重韩主席的意见之类。拍发前特意把电文送韩复榘过了目。韩复榘当然高兴，以为办妥就尽可以在自己掌握之中了，只是仍担心孔祥熙不批。

没过几天，孔祥熙直接给韩复榘回了电报，说是通过李毓万知道了韩主席的意见，决定予以照准。

一幕双簧演得惟妙惟肖，韩复榘庆幸自己抓住了山东的缉私权，孔祥熙也为自己的妙计实现豪饮了3杯白兰地。

一仆二主，山东走私大收敛

李桐华离开济南，与李毓万一起向孔祥熙作了汇报。孔祥熙听了二人的精彩表演，除口头嘉奖外，特意发给一笔奖金，以使他们继续卖力同韩复榘斗法。

李桐华问孔祥熙，派我到山东的任务主要是缉私，别处都叫缉私处，为何单把山东叫做稽查处？我这稽查处的职权任务与别处有何不同？

孔祥熙哈哈笑了，说，这个嘛，你得问他——用手一指李毓万。

李毓万说，这个你就不要计较了，改稽查处是我的主意，这也是变通之法，否则找韩复榘一谈，他梗起脖子说我山东无人走私，还设什么缉私处？事情难度就大了。改个名字叫稽查处，稽查吗，什么也可以查一查，这样既照顾了韩复榘的面子，让他能够接受，又什么事也不误。其实要说这稽查处职责该比缉私处更大更广。

李桐华说，好，这我就放心了，免得我上任后职责不明，理解得和你们的本意不符，出了差错，耽误了公事。

孔祥熙亲热地拍拍李桐华的肩膀：“兄弟，到了那里，你就给我放手干！干好了，票子、官位，都可以奖给你；没弄好，也没什么打紧，你是中央政府派员，大不了一纸调令把你调出山东，韩复榘奈何不了你。只要你不上韩复榘的贼船，我保你从此福星高照！”

李桐华拍拍胸脯：“院长尽管放心，桐华有幸拜识院长，从此将鞍前效力。万死不辞，绝不会畏缩，绝不生二心！”

二李出了孔祥熙府邸，李毓万忽然口中发出“哐哐”的声音，李桐华奇怪地问：“李参事，你这是干什么？”

李毓万拿腔作调地说：“列位看官注意，锣声一响，猴子要爬杆了！”

李桐华这才知道是打趣自己，又不好反击。只好说：“李参事，这次的事还不知道是福是祸，我也不好说谢你咒你，干起来再看吧。”

李毓万说：“跟上了孔院长，怎能说不是福？”

李桐华说：“面对的是韩复榘，谁敢说没有祸？”

李毓万说：“反正以后我到山东，你得好好接待我。”

李桐华说：“那自然没说的。”

没几天，财政部发表正式任命，任命九江海关税务司司长李桐华为财政部山东海关稽查处处长，李桐华于是走马上任，重到济南。韩复榘把他看做自己人，热情欢迎，提供方便。李桐华在济南纬二路一座花园洋房里建立了他的办事机构，门口一块大木牌煞是威严：财政部海关山东稽查处。

李汉章向韩复榘禀报，从韩的部队里推荐了一些军官担任稽查员，这下韩复榘更放心了，以为孔祥熙白忙活了，这个稽查处完全成了他自己的办事机构。于是开会时就唱高调：“安，财政部在山东设立了海关稽查处，我是完全支持的！海关嘛，关系到国家的尊严和利益，有走私的就得查！货物没收，人员重罚，严重的，安，还要正法！”

韩复榘这一讲，那些不明真相的人，还真以为是韩主席下令缉私，一时间，稽查处威势赫赫，在山东各海口都顺利地派上了人员，走私者心惊胆战。

“哎，听说了吗，韩主席派了李汉章师长的哥哥来缉私，来头不小呀，我看这一段得避一避。”

“他妈的，他们还来缉私，韩复榘走私是全国第一号，怎么也敢搞缉私？”

“人家这一手高啊，如果不查，大家都走私，他姓韩的只是其中一份，这一下，人家抓住了缉私权，别人走不了，他就成了蝎子的尾巴——独（毒）一份了！不仅能发大财，还能落个好名声——成了他妈的缉私英雄了！”

不管怎么说，李桐华是真抓真干。一艘装了壳牌煤油的走私船在青岛以北的海面上刚停住，就被缉私队人赃俱获……

一个团长以出海训练为名，把一批外国香烟悄悄搬上了岸。可没等运走一箱，李桐华就在该师师长陪同下来到团部，团长当即被军法队五花大绑押上了警车……

一家商号在驻军保护下走私进大批棉纱，已经进了仓库，仍被稽查处上门查了出来……

这些查出的走私货，大部分被充公或低价处理，山东地方政府从中收获不小，但最大的受益者仍是孔祥熙的财政部，因为不仅罚没款中要上交一部分，而更主要的是以往韩复榘军队中保护走私者的中级军官，现在怕查出毛病，因此都下令协助缉私。那些走私者，现在看出这些部队不能保护他们了，海关绕不过去，只好从正当渠道进口货物，这样就得照章纳税。过去冷冷清清的海关一下子热闹起来，财政部的税收大幅度上升……

孔祥熙通过蒋介石大大地赞扬了一番韩复榘，称山东是缉私模范省，韩复榘心里美美的：都说老蒋刁滑，哪里知道我的把戏？孔祥熙则不断地秘密给二李加油打气，称赞他们干得好，少不得又有金钱奖励。李桐华、李汉章志得意满，高举酒杯，互相祝贺：“怎么样，认我这个哥哥没吃亏吧？这几个月的收入抵得上你出生入死打几年仗吧？”

“噢，我这个弟弟配得上你吧？有了个弟弟你就在山东畅通无阻！你为孔院长立了大功，日后飞黄腾达，可不能忘了小弟呀！”

“愿我们精诚合作，给孔院长、给蒋委员长创造一个真正的奇迹！”

“噢，可别让韩复榘这只老狐狸嗅出味道，那我们可就死无葬身之地了。”

“放心，我们毕竟有中央这把大伞，它可以让我们遮风避雨的。”

“还是要小心为妙。”

“那是自然。”

假兄弟被人识破，走私者吓散缉私处

正当二李干得如火如荼的时候，一种危险也在向他们悄悄逼近。

下弦月斜挂天际、万籁俱寂的时候，一大队汽车满载货物向济南进发。押运的陈老板一路上大睁双眼，紧张地注视着路边的情况，望见济南城的灯火，他长舒了一口气：好了，这一次总算又闯过来了。他心里盘算着，现在，哼，就是再有什么情况也没关系了，因为合作者在这里已是有权有势，再没什么人敢跟他过不去了……

突然，斜路上钻出一辆汽车，很快抄到了车队前面，但这辆车超车后却不加速，就压在车队前头，使车队想快快不了，想超超不了。这辆车压了一段后，车队前面的司机已是满腔怒火，他不再理会出发前老板交代的注意事项，摁住喇叭长鸣不已，但前面的车却毫无反应，仍然压着车队慢慢腾腾地往前挪。直到把车队所有的人都激出了火气，这辆车才在城门附近停在了路中间。所有的车停下后，后面的司机都涌上来，要找这辆车上的人算账，可等他们围上来后，却发现这几乎是一个圈套……

因为这一段路把所有的人都激出了火，连陈老板也盛气凌人地冲了上来，可刚到跟前，前面车上的人却吹响了口哨，那尖利的声音在寂静的黎明之前显得是那样恐怖。当陈老板意识到可能碰上了麻烦，准备撤退的时候，几十名缉私队员已经围了上来。

“不许动！人员到这边集合，车辆接受检查！”

陈老板悄悄下令：“上车，掉头走！”

一个司机向后望了一眼，一下泄了气：“老板，后边的路早堵上了！”

陈老板拍拍脑袋，只有最后一个办法了，那就是……

缉私队员们挎着冲锋枪，把司机圈到了一起，另一部分人上车查看。

“货是谁的？”有人厉声问。

陈老板前后看看，估计没人能替自己顶缸，只好站出来，但仍傲慢地说：“问谁的货干什么？你们要强买还是要强抢？”

“放明白点，我们是缉私队！车上运的什么，税单在哪里？”

“这个，货是我替人家押运的，都是什么我不知道，税单也没交给我。”陈老板振振有词。

一会儿，上车查货的人过来报告说：“都是白糖、呢绒、香烟等，一色的外国货！”

缉私队长威严地下令：“货物扣留，人员看管，查出结果之前，你们谁也别想离开！”

人货被扣，李桐华并不罢休，他派人顺蔓摸瓜，查出这批在烟台闯关入境的私货共计白糖5000包、香烟6000箱、呢绒4万码等，李桐华感到这下可抓住了一条大鱼，他喜滋滋地找到李汉章，通报了这个喜讯，并建议二人喝一杯庆贺。

席间，李汉章却眉头紧锁：“现在缉私风声这么紧，还有人敢这么大干，看来——这后台一定不是小人物！”

“难道能是韩复榘的？”

“那绝对不会，他用不着这么干。”

“那能是谁呢？”

“是啊，究竟会是谁呢？”

“好了，不管它是谁的，查住了就休想溜掉！”

第二天，有个人鬼鬼祟祟地找到李桐华，闪烁其词地说：“你们查到的那批货物，根本不是什么走私货，它们是一个重要人物帮助朋友办理的，手续一时不全，但会很快办妥的。这个人与你们尤其是与你的弟弟关系很好，他不便自己出面，希望能够体谅，不要声张，尽早发还。”

李桐华摊摊手：“我身为稽查处长，查出的私货如果没有明确说法，这样稀里糊涂发还，对哪方面都不好交代。如果真有隐情，也望能够说到明处。”

来人说：“好吧，怎么处理你自己掂量，今天的话是省政府张秘书长托我转达的。”

“他？”李桐华马上想到了那个有名的包卖县长、营私舞弊、无恶不作的大贪官张绍堂，“那么这批货是他的？”

“不，货不是他的。张秘书长不干这种事情，但是他受人之托，让我来说明一下，请你明察。”

“好，让我了解一下情况，如果真是张秘书长的，自当按他的意思处理。”

李桐华找到张绍堂：“那批货是你的？”

“不是。”

“和你有关？”

“无关。”

“那，怎么处理好呢？”

“你看着办！”

“既是这样，我只好秉公处理了。”

“马车拉猴子——在你（载你）！”

谈话不欢而散，李桐华对张绍堂的傲慢也憋了一肚子气，就想公事公办，杀他一记。可他还没走回家，张绍堂的电话已经打到了李汉章家里。

“安，李师长吗？你哥哥昨天查了一批私货，就是和你哥哥一样的私货，你哥跟我谈不拢，你看请韩主席出面处理怎样？”

李汉章一听这话不对头，马上卑恭地说：“秘书长，我哥哥他对咱山东情况不熟，这事还是我出面处理好了，请您稍等。我马上到您府上。”

张绍堂呵呵两声冷笑：“好啊，我听听你有什么高见。”

却说张绍堂为什么敢于这样狂？又为什么能够一下子镇住李汉章，一句话就让他投降？原来这张绍堂也是精明绝顶之人，当初二李的“假兄弟”瞒过了许多人，却并没能瞒过这个张绍堂。

当初，李汉章到处请客，向人介绍他的多年不见面的哥哥时，张绍堂不动声色地应着哈哈，直到客人走得差不多了，张绍堂才突然问：“你们既是亲兄弟，为何一个江苏口音，一个却是安徽口音？”

李汉章哆嗦了一下，李桐华倒泰然自若地说：“我们的母亲是安徽人，因我舅舅没有儿子，我从小就被过继给舅舅，跟舅舅在安徽长大，当然就带上安徽口音了。怎么，秘书长，在安徽有什么亲戚吗？”

这番话听起来虽是天衣无缝，但人精似的张绍堂却从李汉章当初慌乱的眼神里捕捉到了什么，他不再多说。要把它作为秘密武器，留到关键时刻发挥一下威力。

其实张绍堂也仅仅是怀疑，今天他不向李桐华亮底牌，而是去讹诈李汉章，一是李汉章更怕韩复榘知道底细，二是李汉章在应付这类事情上比李桐华要嫩一些。

果然，李汉章一下子就向张绍堂缴了械。李汉章虽有兵权，但张绍堂掌握着韩复榘的一切机密往来，他不得不让他几分。当然，张绍堂要的是利益，向韩复榘揭穿这种把戏对自己并没有多少好处。面谈的结果，不仅这批私货全部发还，还要李桐华去活动，把鲁豫硝磺局长一职让给张绍堂派人担任，好使他从中也捞一把。

这起让二李心惊胆战的事件虽然因分肥给张绍堂暂时缓解了，但又埋伏了新的隐患。发还私货，张绍堂满意了，可海关稽查处的职员们却大为不满，因为查着私货，职员们是有奖金提成的。私货一发还，一大笔奖金泡了汤，这又损害了缉私人员的利益。私货发还不久，一个海关职员写了封匿名信告到韩复榘那里，揭露稽查处的一些事情。张绍堂因与李汉章达成了协议，对这类事情就特别留心，拆信一看，大吃一惊。赶紧找到李汉章说：“海关人员中有人写信给韩主席，密报了你那个哥哥是假的，说他来山东是为财政部做机密工作的。我就是压住这一封信，恐怕过几天他还会通过别的渠道往外捅。你看……”

李汉章李桐华一商量，这就叫祸不单行，摁下葫芦起来瓢，这个稽查处再无法干下去了，否则让韩复榘知情，二人的性命非交给韩复榘不可。于是匆匆收场，李桐华星夜逃回南京，并报告孔祥熙，由财政部下文撤销稽查处，以使韩复榘不怀疑。同时李汉章又拿出一大笔钱，到韩复榘最宠爱的一个姨太太那里去活动，使之从中斡旋。加上由于日本鬼子的侵略，时局日趋紧张，韩复榘也就顾不上去追查，二李总算混过了这一关。

当然，孔祥熙还是大赢家，他已经从稽查处的设立中，为财政部挣回了一大笔收入，再说走私活动经那么一打击，也不是一下子就又能猖狂起来的。

第二十七章

子女风波

庆龄、美龄都不曾生育，唯独霭龄生有两男两女

在庆龄和孙中山结合、美龄嫁给蒋介石后，霭龄心中一度感到某种不平衡。有次她朝孔祥熙说过一句半是怨尤半是自嘲的话：“大妹、小妹一个是过去的第一夫人，一个是现在的第一夫人，唯独我这个大姐，永远也成不了第一夫人喽！”孔祥熙听后有些醋意，装聋作哑，并不接茬。

不过霭龄也有她值得骄傲的地方。庆龄、美龄都不曾生育，唯独她生有两男两女，做了真正的母亲。

孔祥熙、宋霭龄都是吃过洋面包的，因此给4个孩子都另起了洋名字，在家庭范围内使用。孔令侃的洋名叫戴维，令仪叫罗莎蒙黛，令俊叫珍妮特，令杰叫路易斯。由于孔祥熙身居要职，教育子女的责任，自然是做母亲的霭龄多多承担了。

孔令俊幼小的时候，与别的孩子并没有明显的不同。她第一次上幼儿园时，对带她离家的仆人又踢又咬，表示她的抗议。到了那里，老师费了很大劲才使她安静下来。当问她名字的时候，她羞怯地说：“妹妹。”其他的孩子都笑了起来。老师继续和颜悦色地说：“这是家里人对你的称呼。想想看，还有没有其他的名字？”她踌躇了一会儿，忽然想起了曾经听到过的一个名字，于是赶紧说：“令仪。”令仪嚷了起来：“这是我的名字。”令俊感到伤了她的自尊心，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不一会儿她想起了反驳的理由：“难道我借一个名字都不行吗？”

宋霭龄在教育孩子上有一套自己的理论。她认为树大自然直，不必要让他们从小就受太多的约束。让他们自由发展，想干的事情就鼓励，想要的东西就满足，更容易激发他们的自信心和行动能力。

有一天吃完正餐，仆人端上一盘雪梨。孔祥熙要求孩子们按顺序从上面开始拿，不许拣好的抢。盘子端到老大面前时，令侃看到最上面是一个带疤的梨，他缩回手说：“谢谢，今天我不想吃梨。”轮到令仪，她毫无怨言地拿起那个疤梨。当盘子转了一圈，放回桌子上时，上面是一个又大又好的梨了。这时令侃说：“我想我还是应该吃点水果。”说着就毫无愧色地拿起大梨削皮。其他孩子识破了他的花招，一齐嚷了起来：“戴维骗人，不害羞，不害羞！”但霭龄却笑了，她说：“戴维的行为虽然不够好，但他注意运用策略达到目的。嗯，你们以后遇事不妨多动动脑筋！”

在这样的环境下，有的孩子并没有按照霭龄的设想发展，而是渐渐显露出一种扭曲和乖张。

孩子们住在上海，不时被美龄接到南京玩耍。有一次蒋介石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忽听上面阳台上一阵吵嚷，急忙赶去察看。原来是令侃、令俊发生争执。孔令侃抢先告状说：“她打我，你得替我打她，要不我可要自己动手了！”蒋介石看了看兄妹俩，便教训起令侃来：“你的个头和年龄都比妹妹大，又是男孩子，怎么可能被她打了？嗯？你如果胆敢再欺负妹妹，看我不狠狠揍你。嗯？”两个孩子都不吭声了，蒋介石背起双手往回走。他很为自己明察善断的才能而得意。但他走到门口偶然一回头时，却看见令俊正一手顶住令侃的脖子，另一只手抓着令侃的手放到嘴里咬，作为对他刚才告状的报复。而令侃害怕蒋介石再来主持公道，竟不敢再叫嚷了。

孔令俊到了学校，对课本上的知识毫无兴趣，成绩常常是班上的倒数第一，但她自有办法。期末放假的时候，孔令俊攥着成绩通知单闯进了老师的办公室：“老师，我的成绩填错了！”50多岁的先生透过老花圆镜片注视着她涨红的脸，疑惑地接过被揉皱的通知单，仔细看了一遍，又翻出考卷一一核对：“没错呀！你看……”“好！这可是你教出来的成绩！”孔令俊气呼呼扭头要走，这一下老先生才回过劲来，是呀！子不教，父之过；苟不学，师之惰，以孔家的权势，人家要是不满意，还有我这个穷教书匠吃饭的地方吗？

“慢走，令俊。你说怎么办呢？”孔令俊把成绩单一把撕碎，扔进纸篓里：“我不知道！”老先生摇着头，哼哼唧唧念叨着：“都怪我，都怪我，填错了，填错了。”说着找出一张空白成绩单，重新一一填过，四门功课一共加了137分。第二天，孔令俊把137元钱放到了老师桌上，说是家里给教师的谢仪。老先生收不是不收也不是，他把此事说给同行听，别的老师说：“管他呢，分又不是你家的，多送她点怕什么？”老先生说：“分要是我家的倒好了，天天送她几百分，也好换几个钱养家糊口啊！唉，这算什么事嘛！”

别看孔令俊学习成绩不行，却是班上的帮头领袖，不论男孩女孩，都得听她编派。一年秋天，班上转来个男孩，名叫黑虎，长得人高马大，黑粗黑粗的，据说是北方某军阀的宝贝儿子。开始这小子一口北方土话，常被上海滩上的假洋崽们学舌戏弄。几架打下来，确立了他的小霸主地位。几个赖小子，便情愿做了他的小喽啰，帮虎吃食，起哄取闹。孔令俊眼看自己的地位发生动摇，就开始寻找机会。有天上完体育课，这黑虎余兴未尽，在操场上嘿嘿招呼起一群人，喷着唾沫星子说：“爬单杠、跳木马，那算什么？爷们会武，给你们露点真功夫！”说着往中间一站，左右手在腰间啪啪一拍，丢开架势，来了套通臂拳。腾挪闪跃，双拳呼呼生风，果然有些招数。那帮小喽啰起劲喝彩叫好，别的同学也看得直了眼。孔令俊抱胸看了一会儿，瞅出了名堂，慢慢挨了过去。趁张黑虎向前冲拳的当口，孔令俊一步跳过去，右脚在底下一勾，左手在背后一推，把个张黑虎顺势嘴啃泥摔出去五六步远。这小子爬起来刚要发作，一看是孔令俊，咧嘴一笑，摆出一副男子汉大丈夫架势：“得得得，鸡不跟狗斗，男不跟女斗，算啦算啦！”几个小喽啰“噢”地一声起哄。不料这一下反激恼了孔令俊，她从鼻子里哼出一句：“你会五（武），我会六，本小姐今天就要教训教训你！”说着左脚尖一踢，一股沙子直朝对方面门飞去。张黑虎不曾防备，迷了眼还灌了一嘴。这一下他可真火了。他揉揉眼，“呸呸”吐了两口，双脚点地，旱地拔葱，飞起身脑袋直朝孔令俊撞过来。孔令俊侧身闪过头部，一把抓住了他的后腰带，接着伸出另一只手从肚皮底下一抱，借着他冲过来的惯性，原地旋转一圈，然后“呼”地甩出去丈把远。孔令俊在家有武师点拨，学了些防身格斗，这一手叫做“四两拨千斤”，可把这小子摔蒙了。张黑虎的几个小喽啰一下傻了眼，没想到一个女同学还有这一手。其他同学可来了神，这等于看不花钱的惊险片，一时间唧唧喳喳，又喊又叫。

张黑虎恼羞成怒，“噌”地从靴子里拔出一柄寒光闪闪的匕首，就要往上扑。孔令俊并无惧色，竟不知从哪里摸出一支精巧的勃朗宁小手枪：“怎么，要动家伙？”随手一甩，“啪”，刚落到屋脊上的一只白鸽子，顺着瓦棱骨碌碌滚了下来。这时早有人去叫来了体育老师，一场风波才告平息。

这次孔令俊是亲自出马，大打出手，挫了张黑虎的威风。而她更拿手的，却是暗中挑拨那些男同学互相斗殴。她薄薄的红唇之间，有妖风鬼气，能挟雷带电，只要在这个面前扭扭腰肢，咬咬耳朵，在那个面前，挤挤眉眼，来几句酸话，就像一根马鬃，拨弄了两只蟋蟀，很快出现一个头破血流的场面。别人斗得像水牛顶角，她却笑得拍手跳脚。事后这些人明知上了当，过两天她一下蛆，又把那些半大小子撩得昏头昏脑，不顾死活地拼起来。

孔令俊年纪稍大，不愿做红粉裙钗，便穿起男装来。有时着西装、戴礼帽，有时中山服白内衣，怪模怪样的。对她的穿扮行事，世间议论纷纷。宋霭龄听到耳里，看在眼中，待想制定一套规矩进行约束时，孔令俊已像出窑的瓦罐——定型了。成天把孔孟之道和基督教义挂在嘴上的孔祥熙宋霭龄，对二女儿的乖张行为，只能大眼瞪小眼，听之任之了。

男装打扮的孔二小姐

1935年4月，意大利艺术团访华，在南京新街口闹市区一家豪华剧场举行首场演出。不少军政要员、文化名流前往观看，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疾驰而来。一些市民也争相购票一饱眼福，卖水果、瓜子、冰棒、晚报的小贩，乘机涌到附近，招徕生意。原来繁华之地，这一下人来车往，更显得热闹非凡。

一家水果摊前突然发生争吵，继而拳脚相向。瞧热闹的人们一拥而上，围了个密密匝匝。一些痞子架秧子起哄，两个当事者怕栽面子，像斗架的公鸡，你进我退，一会儿打到了路中间。围观的人群跟着移动，把马路堵了个水泄不通，来往的车辆都被卡死，顿时秩序大乱。

两名年轻的交通警察急忙跑来，驱赶占据了道路的人群。正在这时，一辆银灰色雪佛兰轿车从鼓楼方向疾驰而来，驾车人一看长长的车龙，大发脾气，一手按住汽车喇叭久久不放，尖厉刺耳的笛声长鸣不绝，正在赶人的交通警察被喇叭声催恼了，正想过去申斥，不想这辆车却开上人行道，向前闯来，行人小贩见这车来势汹汹，吓得四散躲避。警察迎面跑来，拿出指挥棒拦车。这车哪里肯听，竟拱着警察的身子，逼得警察大步后退。

警察急了，吹起警笛，附近的警察一齐跑来，才算把车拦住。

车门“砰”地推开，跳下个十六七岁的白净小伙儿。只见他身穿法兰绒夹袍，歪戴着礼帽，一脸的怒气，不等警察开口，先耍开了脾气：“凭什么拦我的车，你们要干什么？”

跑来的警察气还没喘匀，一听这话气更大了：“干，干什么？你胆敢把车开上人行道，懂不懂交通规则？”

“嗬——”开车人酸不溜溜，奶声奶气，“还交通规则，这么多车堵在这儿，我正要问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怎么维护的交通规则？”

平时哪个司机见了警察不像老鼠见了猫，警察万没想到还有老鼠舔猫眼的，一时竟气得不知如何答对。呆了好一阵才结巴着说：“什，什么？好、好啊！你把车开、开上便道，还敢来指责我、我、我们？”

“你当我愿意走这便道，马路畅通我早开过去了！”

瞧热闹的人们早对两个市井无赖的揪头发扯领子失去了兴趣，看警察吵架更有味儿。说话间，这里已成了旋涡的中心，里三层外三层地围上来，一些年轻人甚至爬上了路边的树杈、围墙，有的人过去被警察教训过，大气不敢出，今天见一个小青年竟把警察逼问得昏头涨脑，特别开心。开车人再开一次口，就有人鼓掌、叫好、吹口哨，警察又羞又恼，转身对着人群怒吼：“再起哄抓起来！”

开车人不凉不酸：“能耐真不小，去抓呀，都抓起来嘛！”

后到的一个警察见这样斗嘴不妙，一步跨到开车人面前：“少啰唆，把驾驶执照交出来！”开车人把头一仰：“想要我的执照，没门！闪开路让我过去！”说完抓住车门就要上车。“你还想走？把执照交出来！”警察疾颜厉色，堵住了车门。

“哼！也不撒泡尿照照你那嘴脸，跟我耍这么大威风！”开车人有恃无恐。

人群中又一阵哄笑。警察急了：“你交不交执照？”说着上前抓住了开车人的左腕。

开车人满面通红，牙齿一咬：“好！我给你！”说着右手“噌”地从腰间抽出一支手枪，对准警察胸口“当”地就是一枪。

警察仰面倒地，殷红的鲜血汩汩流出，登时一命呜呼。

围观者见出了人命，发声怪叫，一哄而散。驾车人怒犹未息，把枪一挥指住后边的警察：“谁还来要我的执照？”毕竟人命关天，凶手岂能放走。警察一齐拔出家伙，把驾车人带进了局子。局长亲自出面，拍桌子瞪眼：“哪来的狂徒，竟敢当众杀害警察？”

凶手理直气壮：“光天化日之下他动手动脚调戏我，为了保护我的清白，这是正当防卫！”“哈哈——”警察局局长狰狞怪笑，“他‘调戏’你？让我来看看你是哪个庙里的观音？”警察局局长说着就要伸手：“别动！”只听凶手一声断喝，“刷”地一把撕开外罩，露出衬衣紧裹的两个鼓囊囊的乳峰，把胸脯一拍，“怎么，难道你也要来占本小姐的便宜？”

警察局局长手停在半空，目瞪口呆。跟来的警察也惊得张大嘴巴，活似木偶泥胎。

局长忽然转身指住跟来的警察：“混蛋！她是女的，你们为什么不早说？”

一个警察居然下意识地发出反问：“怎么，她是女的？”

凶手把驾驶执照掏出来，“啪”地拍到桌子上：“瞎了你们的狗眼，自己看去！”警察局局长打开执照，照片下面清清楚楚地印着：

姓名：孔令俊

性别：女

出生年月：1919.8

千真万确，面前这一身男装打扮的白净小伙儿，就是初出茅庐的孔二小姐。她今天并不是去看什么演出，而是自13岁学会开车，就养成了驾车兜风的习惯。她那傲慢不驯的性格，仿佛只有在天马行空般的驾车狂奔疾驰中，才感到一种舒展和宣泄。不想她初到南京，这里的警察还只知道车号“777”的孔令侃孔大公子是个无法无天的“惹不起”，并不知道还有比孔令侃更难剃的头，要不也不会闹出这么大的乱子。

孔二小姐指住警察局局长的鼻子：“孔祥熙是我爸爸，蒋介石是我姨夫，你们今天这样对待我，是冲着孔院长、冲着蒋委员长来的，我要向行政院、向蒋委员长告你们！”

孔二小姐抓起桌上的电话要到家里，听到孔祥熙的声音，她“哇”地一声哭了，边哭边说：“爸，我被抓进警察局了，他们欺负我，快来救我呀！”

警察局局长傻了。万万没有想到这竟是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孔祥熙的千金，这下麻烦大了。更重要的是让她这一身男装给坑了，她要是早露出女儿面目，执勤的警察让她三分也就过去了，哪至于闹出人命？可如今她男女变幻，连自己也差点上当。俗话说，狗咬一口，入骨三分。她倚仗家里的权势，加上这女儿之身，倒打一耙，警察局这一盘输惨了……

听见孔二小姐在电话里哭诉，警察局局长一步跳过去，赶快抢过电话说：“孔院长，刚才发生了一点误会，不过小姐她安然无恙。我们这就送她回家，请放心，请放心！”

年轻的警察因公执勤，死于非命，还要背上一口黑锅。杀人凶手轻易脱逃，依然优哉游哉。死者家属呼天抢地，捧着警察的血衣在街头要告她状。在现场目睹事情经过的几个警察，可不像头顶乌纱的头头脑脑们那么惧怕权势，他们向新闻界披露了案情真相。整个南京城里的警察愤怒了，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全部罢岗，强烈要求保护死者名誉，严惩杀人凶手。

事情闹大了，当局派人做了几个月的调查，最后公布的结果是：手枪走火，误伤人命。由孔家出钱给被打死的警察在清凉山造了座坟墓，赔了死者家属1.5万元，便算了账。

打死一个警察，孔二小姐毫毛未损，反而因此名声大震。南京城里，孔二小姐代替了大灰狼，不论哭闹多凶的孩子，只要说：再闹，孔二小姐来了！马上吓得屏声敛气。孔二小姐代替了丧门星，两人反目成仇，最厉害的咒语是：你不要神气，出门叫你碰上孔二小姐！

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

俗话说：龙生九子，各不相同。

孔家兄妹4人中，大小姐孔令仪最是安分守己。她温柔漂亮，品德贤淑，甚得好评。小弟孔令杰年轻时即已出洋，世人亦无微词。二人行事都与孔令侃、孔令俊相去甚远。

孔令仪对于父兄们如何在权力上与人明争暗斗，如何不择手段捞取钱财，从不参与。她只按照一个普通女子的轨道安排自己的生活。她学习努力，成绩优秀；与同学和睦相处，按自己的志趣结交朋友，并无势利眼和嫌贫爱富心。因为她不惹是生非，父母对她也就比较放心，一般的事不多过问。

有位哲人说过，男子把事业放在第一位，女子把爱情放在第一位。不论这话有无道理，姑娘大了总会对自己的婚姻有所考虑，令仪自然也不例外。

一天，孔家来了位西装革履、英俊潇洒的青年，说是来找孔令侃叙旧。孔令侃迎出来一看，原来是多年前的老同学陈继恩，刚刚从美国圣约翰大学毕业归来。孔令侃禀报了父母，孔家设了丰盛的午宴招待。谁知席上令侃与老同学的话并不多，倒是令仪显得特别活跃，与陈继恩说这说那，不时发出阵阵甜甜的笑声。

饭后孔祥熙夫妇都各自去忙自己的事，孔令侃陪老同学坐了一会儿，终因无话，也找借口走了。孔令仪陪陈继恩聊到黄昏，又出去相送，直到晚上才回来。

孔令仪回家直奔宋霭龄的房间，问道：“妈，你看继恩这人怎样？”霭龄说：“人长得俊，有知识，也懂礼貌，比你令侃可强多了——”说到这儿，宋霭龄忽然警觉起来，“哎，你问这干什么？”到了这时，令仪只得红着脸和盘托出：“继恩与令侃同班，跟我也在一个学校读书多年，我们彼此相爱已非一日，他这次回来，我们就准备结婚了。请妈妈为我们祝福！”

霭龄听到这里，脸色顿时严肃起来：“婚姻对于女人，是比生死更大的事情。选人可不能光凭模样，那是年轻时的浪漫想法。理想的婚姻必须把各方面的情况都考虑在内。他的家庭情况你了解吗？他今后的前程你预想过吗？你读了那么多年书，有一句有名的话怎不晓得？‘男人通过征服世界来征服女人，女人通过征服男人来征服世界’。这事我们这一辈都有切身的体会，千万不能轻率从事。”

令仪听着不顺耳，便说：“我没有想过那么多，我只知道我们的爱情是纯洁的。”

宋霭龄缓和了一下说：“好吧，陈继恩的情况我了解一下再说，你们的关系先不忙确定。”

宋霭龄派人一打听，陈继恩的父亲原来是上海一家舞厅的音乐指挥。堂堂行政院长的千金，怎能嫁到这样卑微的人家？宋霭龄、孔祥熙坚决不同意，而孔令仪则表示非陈继恩不嫁，事情出现了僵局。

宋霭龄不同意这门亲事，不光是门不当、户不对，面子上不好看，更重要的是这样的联姻不能给孔家带来任何利益。在外人看来，孔祥熙位高权重，钱财无算，还缺什么？怎地就不能让儿女享受自由幸福的爱情？其实远不是那么回事。看起来孔祥熙威势赫赫、财源滚滚，殊不知正如《红楼梦》里王熙凤说的：“大有大的难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互相倾轧，争宠攻斗，一时不停。当时党团组织主要由CC系操纵，政学系则利用学者名流做工具。孔祥熙的主要势力在财政金融界，偏偏财政金融界还有一个更强大的对手宋子文。二人虽是郎舅，但涉及各自利益就寸步不让。蒋介石又特别愿意利用这些矛盾，使各派互相制约，以利于他的操纵。孔祥熙宋霭龄知道，权势和财富是特殊的东西，如果不能扩大，就必然削弱减少，永远不能静止地维持在一个水平上。这乘龙快婿选择得人，会使孔祥熙的地位更加巩固，政治经济上带来说不完的好处。至于女儿的感情爱情，他们相信那是不太重要的，或者说是可以改变的。霭龄有当初经办美龄婚事的经验——美龄那时同刘纪文是多么深厚的柔情蜜意，可一旦发现嫁给蒋介石有更大的好处，不也就洒下几滴泪水后毅然投入蒋的怀抱了吗？况且令仪是个柔弱的女子，而且她与陈继恩的恋情不一定有当初美龄对刘纪文火热呢。霭龄感到事情并不难办。

然而，令仪却不是美龄。

柔弱的人有时反会坚定得令人可畏。

孔祥熙宋霭龄经过一番磋商策划，决定双管齐下。一方面对令仪晓以利害，阻止她和陈继恩关系的进一步发展；一方面赶紧物色理想人选，让令仪尽快完婚。

霭龄请老朋友们帮忙，很快就有了十几个人选。孔宋在里面选来选去，最后一致同意选一名军人。因为孔的势力在军界太显单薄，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没有自己嫡系的军事将领，等于缺了一条腿，总是站立不稳。

可是问题又出现了。年轻英俊的军官并不难找，但年轻军官都职位太低，没有相当的独立指挥权，那对孔祥熙是毫无用处的。而要找高级将领，不用说年龄都大，且大都是有家室的。这真是一个两难之题。

霭龄最后还是下了决心，给令仪找一个有相当军事指挥权的丈夫，年龄大就大吧，老夫少妻反正也不是什么稀罕事儿，乌鸦占窝，就锅下面，带给家族的好处是马上就看得见、摸得着的。

大主意一定，马上就有个卫立煌出现在眼前。

卫立煌生于1897年，虽然整整比孔令仪大了20岁，但他1917年前后做孙中山的警卫排长，是个干练的军人。后升至第九军副军长、南京卫戍副司令，又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有职有权，结发妻子去世不久，十分符合孔祥熙宋霭龄的要求。

霭龄把卫立煌的情况向令仪作介绍，没等说完，就被令仪一口顶回：“我不管什么立黄立黑，反正除了陈继恩，我谁也不嫁，我绝不会背叛自己的爱情！”宋霭龄倒一点不生气：“我们不过是为你着想，成与不成都没关系，还是见过面回头再谈。”

令仪回到闺房，止不住的泪水像断了线的珠子。别看面对母亲时她话说得硬，可对这事儿的最后结局可确实没底儿。母亲的为人行事她是知道的。外间关于霭龄有不少传说，甚至有人给她起了外号叫“宋家老猫”，说她是宋氏家族的真正领袖；说她通过对弟妹的控制影响着中国的政局；说她使中国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必须通过宋家的某一个人来进行；说她与青帮大亨杜月笙交往甚密，随时可以动用杜月笙手下的十万喽啰干任何事情；说她组织暗杀和绑架活动。令仪知道如果母亲打定了主意的事，别人是无法扭转的。凭自己的力量无论如何不能和母亲对抗。她暗恨自己何以生在这样的家庭，虽然吃穿不愁，这婚姻大事却不能由自己做主。如果屈从母亲，与自己真心相爱的人分手，去嫁一个无情无趣的半大老头子，这活着还有啥滋味？她越想留给自己的路越窄，越哭也越伤心。

正在这时，孔令俊风风火火回到家时，她来看姐姐，见状好生吃惊。别看孔令俊在外面耍强使横，在姐姐面前却是极其柔顺。她感到姐姐心地太善良，性格太软弱，容易被人欺侮，她有责任保护自己的姐姐。令俊忙问姐姐发生了什么事情。令仪不愿把这为难的事情告诉她，怕惹出祸来又于事无补，急忙擦掉眼泪，强作笑容，说没什么事儿，只不过想到女子命苦，结了婚就要别离父母兄妹，伤感而已。孔令俊察言观色，联系到几天来听到一鳞半爪的情况，静静地注视了令仪一会儿，突然脱口而出：“结婚？我看你和继恩的事儿不那么顺利吧？”

孔令仪再也憋不住了，“哇”地哭出声来。她把事情前后都告诉了妹妹，哽咽着表示，如果逼迫太甚，则只能以死抗争了。

孔令俊生气了，她第一次大声地斥责姐姐：“死了？怎么能有这种窝囊的想法？要按照自己的主意好好活给他们看！让他们着急上火去！卫立煌的事，我有办法叫他们死心！”

卫立煌被人撺掇不过，只好答应和孔令仪见见面。这天他穿了笔挺的军装，捧一束带露的红玫瑰，来到丽都大饭店。

孔令仪本不愿妹妹插手这件事，可事出无奈，只得答应按她的办法试试再作计较。令仪回复母亲，说要与卫立煌单独谈谈，不要任何人到场。霭龄以为令仪心动了，自是高兴。

出发之前，孔令仪愁眉不展，无心修饰。孔令俊倒下工夫在脸上涂抹一番，悄悄驾车和令仪同往。

来到丽都，孔令俊嘱咐姐姐在车上等候消息，自己李代桃僵，去见卫立煌。

卫立煌见到一位风姿绰约、衣着艳丽的女子径直朝自己走来，急忙捧起鲜花迎上去，彬彬有礼地说：“令仪小姐，你好！”

“卫长官好！”孔令俊一声阴阳怪气的问候，先把卫立煌听了个汗毛直竖。再朝对方脸上望去时，竟吓得不由倒退两步。卫立煌见多识广，也从未见这种化妆法——只见孔令俊绕眼睛画了两个浓浓的大黑圈，脸蛋子上一边一块滴溜溜儿圆大白粉，嘴唇四周是半寸宽的血红色。就是《西游记》里的妖精也不见得比这面目更可怕。卫立煌听说令仪小姐贞静贤淑，怎么会是这种装扮？不由心中生疑。赶忙问道：“你是令仪小姐吗？”

孔令俊放肆地哈哈大笑：“卫长官，我姐嫌你老瓜瓤子，不愿给你做续弦。我是她的妹妹，我早听说卫将军英勇善战，一表人才，情愿来个‘姐妹易嫁’。你瞧我这身段儿，我这模样儿，我这年纪，哪儿也不比我姐差。怎么样，卫将军，娶了我吧？”

这时早引来不少看热闹的目光，孔令俊越发来了劲，她边说边往前凑：“哎呀，卫将军，我想你都要想疯了，来呀，快亲亲我吧！”说着张开两手就往卫立煌身上抱去。

卫立煌堂堂正正男子汉，哪里受得了这个？他丢掉花束，夺路而逃。孔二小姐追到门口，站在台阶上又叫：

“卫长官，我这么美的人儿你不爱，好没福气哟！”

卫立煌遭此戏辱，不便明说，只传话给孔家，这件事拉倒。

宋霭龄不明白二小姐玩的把戏，只埋怨令仪没有眼力，错失良机。孔令仪再次提出陈继恩，霭龄大动肝火，狠狠地说：“你就是这辈子老在家里，就是死，孔家也不能结这门亲！你不怕羞，我们还丢不起这份儿人呢。”

宋霭龄猜想令仪不同意和卫立煌的婚事，可能主要是嫌对方年龄大，于是又发动人另谋人选。

却说财政部参事李毓万有摹写孔祥熙手迹假可乱真的绝活儿，加上脑瓜儿灵活点子多，颇得老孔赏识。此时韩复榘任山东省主席，他对蒋介石信不过，不断扩充军队，壮大自己的势力。扩兵要钱而老蒋不给，韩复榘使出一套连环计，夺了中央在山东的财政税收大权。省里不向中央缴钱，孔祥熙这财政部长的日子就不好过。李毓万替老孔解忧，居然使出一条妙计，把山东的税收大权又骗到孔的心腹手里。老孔乐得要嘉奖李毓万，不料李毓万摆摆手说：“且看我的第二计成功了再说。”李毓万绘声绘色描出了第二计：韩复榘部下最有实力的是二十师师长孙桐萱，如果把孙桐萱拉过来，以后就可以内外夹击韩复榘。瞅准机会使孙桐萱取韩而代之，既为中央除了一患，老孔在军界又有了势力。

孔祥熙想了半天，觉得这事可不容易。韩复榘从一个普通士兵被冯玉祥一手提拔到师长，天大的恩德，可在危难关头竟然叛冯投降晋军。以后又叛晋投冯，再叛冯投蒋。又叛蒋投冯，再叛冯投蒋。这么一个反复无常的人，怎么会不想到防备自己的部下倒戈？半天孔祥熙才慢吞吞地说：“计是好计，可俄想知道你怎的去拉那孙桐萱？”

“这个嘛……”李毓万又卖起关子，直等孔祥熙追问时才说：“这个嘛，我已经调查过了，孙桐萱和他的弟弟关系极好，要拉大孙，可以从小孙身上着手。”

孔祥熙问：“这小孙何人？”

李毓万说：“哎呀呀，这小孙可是大大出名的人物啦，院长难道没听说过孙桐岗这个名字吗？”

“孙桐岗？”孔祥熙拍拍后脑瓜，“莫非是那个驾驶木制飞机从意大利飞回国的航空家吗？”

李毓万一拍沙发扶手：“正是此人！这孙桐岗先在意大利攻习航空，是个有远大抱负的青年。年前在航校毕业，正值我国大兴航空救国之风，遂驾驶一架木制飞机飞回国，引得举国轰动，成为有口皆碑的风云人物。上海各界竞相宴请招待。杜月笙居然花12万元买了一架直升机相赠。报界也发文章，颂赞孙桐岗为国之英雄啊！”

孔祥熙听罢大笑：“对对，确有此事，本院长也是亲自敬过他酒的。他竟是孙桐萱的胞弟，好好，快说怎么拉他？”

李毓万显出一副冥思苦索的样子：“此位少年英雄，目空一切，非是金钱所能买动……”

孔祥熙左思右想：“他现在职位很好，委个财政部官员，怕他也未必肯干吧？”

“那是自然。”

“这个……”孔祥熙有些为难了，“给钱不行，给官不灵，还有什么办法可想呢？”李毓万又闷了半天，才嘿嘿一笑：“自古曰：‘英雄难过美人关……’”孔祥熙恍然大悟：“对格，我老了，怎就忘了这一条。咱们选几个美女，送他做……”“嗯——”李毓万哼着鼻子，把头扭到一边，“此位少年深受西洋风气影响，他是追求爱情的，三房四妾的事他肯定会骂的。”

孔祥熙又泄了气：“对格，西洋是爱情至上，是他妈妈的这么个风气。唉，伤脑筋！”李毓万看火候已到，这才探过身子：“恕我斗胆，府上大小姐——嗯，自古美女嫁英雄，倒是个天地良缘哪！”

孔祥熙翻翻眼皮，不由笑骂道：“好个狗头军师，原来在这儿等我呢！这事嘛，还须从长计议。”

李毓万这时的口齿又伶俐起来，“院长大人，不是小子我出馊主意。此事有三可为：一来家得佳婿，并不辱没小姐；二来嘛，也免了那吹鼓手小子的纠缠，去了你二老一块心病；这三嘛，拉住孙桐萱，夺回山东财权兵权，对院长大大有利。一举而三得，千载难逢啊！”

孔祥熙一拍大腿：“好，就这么着！嗯，就这么着，我们商量商量吧。”

孔祥熙这要商量的“我们”，当然不是指和李毓万，而是指和宋霭龄。宋霭龄一下子就拿定了。这姻缘后面的好处当然不必给令仪说明，只这个少年英雄就够她高兴了。孙桐岗精明英俊，有传奇经历，有社会名望，而且同样留过洋，无论哪一方面都不比陈继恩逊色，她有什么理由不满意呢！

不过宋霭龄恰恰忘记了，人是感情动物，选择爱人并不是选择商品，双胞胎中的“这一个”尚且不能代替“那一个”的。

孔二小姐原想自己出面跟卫立煌闹过，今后无人再出头自讨没趣，再慢慢说服父母，成全姐姐与继恩。哪知又冒出个不知好歹的李毓万，顿时桃腮紫胀，胆边生恶，在屋里踱了几步，生出个旷古未有的嘎主意，要大闹一场，让李毓万丢人现眼。

孔令俊找到林春良，让他起草了一份请柬，上写：

……先生：

兹定于7月7日在莫里哀路67号李宅为爱女李淑媛与孙桐岗君举行结婚典礼，特此拜知，敬请届时阖第光临！

下面署了李毓万夫妇的双名。

孔二小姐让林春良把这份请柬印了3000份，在上海、南京政界、商界、报界，只管拣有些头脸的人物家中送去，不出三天，3000份请柬全部发出。

这天一大早，李毓万家门前就车水马龙，人流如潮，前来送礼的、贺喜的蜂拥而至。李毓万夫妇茫然无知，如坠五里云雾中，看了客人拿的请柬，才知道被人捉弄，急忙向客人解释，有人不信，又领出方10岁的女儿表白辩诬。打发走一批又来一批，李毓万夫妇忙得头昏脑涨，说得口干舌燥，李夫人急得想哭都没有工夫。

这里打发客人手忙脚乱还没个头绪，谁知又添一乱。孙桐岗家也派人打上门来质问李毓万。原来孙家的一些亲朋好友也看到了这份请柬，到这天也有送礼贺喜的，也有上门质问孙家为何不通知自己，如此断情绝义的。孙家遂迁怒于李毓万胡闹。李毓万夫妇无奈，只得又跑到孙家赔礼道歉，替孙家打发那边的客人，直乱了个天昏地暗。

孔二小姐派人打听到这些情况，乐得开怀大笑。她趁机把姐姐送到机场，安排令仪和继恩一同飞往美国。

孔令仪和陈继恩到美国后即在那里宣布结婚，孔祥熙宋霭龄鞭长莫及，只得默认。

事后孔祥熙动用一架飞机给令仪补送8大箱嫁妆，结果天不作美，飞机在中途失事掉下，嫁妆变成了灰烬，机组人员伤亡，又引起社会舆论一片指责。

第二十八章

应急兵变

蒋介石拒不抗日，张杨被迫兵谏

当初潘益民给孔祥熙看相，说他手上长有“琴纹”，那是拜相之纹，将来定能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孔祥熙一直疑疑惑惑，可现在这种趋势越来越明显，使孔祥熙不由踌躇满志起来。

随着对国家金融垄断的完成，孔祥熙在国民党内和南京政府内的地位迅速上升。1935 年11月，国民党召开第五届全国代表大会。孔祥熙在会上被选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接着又被选为中央常委，同时被聘为国民党党史资料编纂委员会委员。如果再加上他已经担任的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中央银行总裁等职务，他的实际地位已经仅次于蒋介石，成为南京政府中少数几个举足轻重的核心人物之一。

但是，毕竟孔祥熙还不是名正言顺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一个突发的意外事件，竟使他的梦想成真。

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中国不断变本加厉，他们对中华民族亡国灭种的野心已经暴露无遗，但是蒋介石仍然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阻挠各地抗日爱国运动，必欲消灭高举抗日救国大旗的共产党红军。

连国民党内许多有识之士都看到了再不联合一切力量抵抗日本帝国主义，赤县神州必沦于倭寇之手。

民族危亡关头，陈济棠在两广发动兵变，联合李宗仁成立抗日救国军西南联军，自任总司令，以李宗仁为副总司令。他们宣称蒋介石不抗日，要让开大路让他们冲到前方去同日本人作战。他们派出的军队沿京广线一路北进，使蒋介石的统治地位大受威胁。

蒋介石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好不容易处理了南方的两广兵变，又听说驻在陕西的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坚决要求抗日，而且张学良杨虎城已经和红军达成了停战协议。蒋介石气急败坏，又急忙飞到洛阳、西安去督战。他的如意算盘是，一定要趁日本大举进攻之前，把共产党红军消灭掉。

蒋介石一到西北，就摆出一副爹老子的架式教训起他的拜把兄弟张学良来：“汉卿，你身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统率几十万部队，怎么会在区区几万红军面前连吃败仗？究竟是你指挥失当还是有意如此？最近我更听说你暗中和共产党来往，几次下令要你进兵，都按兵不动，你倒说说，这‘剿共’的仗你打还是不打？”

“委员长，不是我不打，这同共产党的仗实在是不能再打了！谁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是日本帝国主义！日本人来了，占我河山，欺我人民，抢我财富，亡我中华！那是一群真正的强盗，他们的野心是永无满足的。‘九一八’事变发生，你不让抵抗，结果东北丢了，到现在你如果还不准备抗日，到头来，全中国也得亡，全国人民只能当亡国奴，你委员长也无立足之地，你到哪里给谁当委员长？共产党早提出了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愿意开赴前线同日本人作战。这本是抗日卫国的宝贵力量，为什么在强大的外敌面前，我们中国人要同室操戈，兄弟相残呢？”张学良早憋了一肚子话要同蒋介石说。

蒋介石一拍桌子：“今天是我来教训你，还是你来教训我？你暗通中共，违抗军令。竟还能讲出这堆歪理来，这还得了？”

张学良并不惧怕蒋介石吹胡子瞪眼，憋在心里的话他是一定要说出来的：“时至今日，全国的工人农民学生，都知道必须抗日国家才能不亡，唯有你充耳不听，一个劲地要打内战，究竟谁的是歪理？”

蒋介石不耐烦起来：“抗日抗日，现在有一种流行病，谁都喜欢讲抗日。可你想过没有，日本人是什么装备，我们是什么装备，真要打起来，只能加速我们的失败。所以和平未到绝望之时，绝不放弃和平。中国有句老话，叫忍辱求全，只要我们能够保全，忍点辱算什么？你现在太年轻，光知道逞一时之勇，你想想，要是为了抗日把军队拼光了，就算把日本人顶住了，没有了军队，我们还成什么？我委员长也不是委员长，你这副总司令也不是副总司令，那有什么好？”

“啊，身为全国领袖，不为国家考虑，只想个人荣辱得失，这叫部下怎么尊重你，叫全国人民怎么服从你？你可知道不抗日叫什么？那话难听我不说，但是谁不抗日，就会被全国人民所唾弃，这可是谁都改变不了的。”张学良义正词严地说。

但是不管张学良据理力争也罢，流泪苦谏也罢，蒋介石一概不听，反而硬逼张学良杨虎城在年底前消灭西北的共产党和红军。

蒋介石在洛阳做寿后，又在西安住了4天，无论张、杨怎样苦谏，总是不听。12月11日晚上，蒋介石召张学良杨虎城吃饭准备第二天就要离开西安。张、杨感到蒋介石这一离开，再想劝他改变政策，实行全民族共同抗日就没有指望了。遂于当晚布置，于12日凌晨派一个连队到华清池去“请”蒋介石。派去的连队和蒋介石的卫队发生冲突，枪声一响，蒋介石翻墙而逃，跑到骊山上的一个石头缝里藏了起来。

蒋介石被从石头缝里找出来，“请”到了西安城里。蒋介石回想自己多年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政策，对共产党红军的残酷镇压，对国民政府军队中非嫡系部队的歧视剪除，对人民群众的压迫剥削，感到这次被扣押，定无生还之望，他大白天依旧披着昨晚的睡衣。瘪着失掉了假牙的嘴，拖着翻高墙逃跑时跌伤的腿，满脸沮丧，一言不发。张学良等人对他进行规劝，他听急了就喊：“你们杀我好了，把我交给红军枪毙好了！”

为了达到逼蒋抗日的目的，张学良、杨虎城交给蒋介石一个八点要求，但是蒋介石拒不答应。于是张、杨立即领衔发表了全国通电，言明这次扣留蒋介石，只是为了实行兵谏，要求蒋介石答应停止内战，释放一切政治犯，保障人民自由，共同抗日。具体说是八项主张：

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

二、停止一切内战；

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

四、赦免全国一切政治犯；

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

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

七、确实遵行总理遗嘱；

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

考虑到通电可能被南京方面封锁，张学良又专门发给孔祥熙一封电报，向他阐明了此次行动所要达成的目的。

为营救蒋介石，发出措词委婉电报

西安事变发生的时候，孔祥熙、宋霭龄、宋美龄一行正在上海，他们事先对此没有一点消息，没有任何预感。直到12日下午3点多钟，机要秘书才送给孔祥熙一份何应钦打来的绝密电报，内称：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在何处，现在尚未查明，已派飞机前往侦察。孔祥熙大感震惊，顿时六神无主。多年来他虽身负重任，在政府中占据高位，但从实质上说来，他只不过是一个幕僚，一个惟蒋介石之命是从的人。对任何一个重大问题，他都从不自己决定或者从不由他独自作出决定。那么现在蒋介石生死不明，自己能干些什么呢？是按蒋介石已被乱兵打死来进行安排，还是按蒋介石没死进行营救？

想来想去，孔祥熙决定关键时刻要有出色表现，当年蒋介石不就是在孙中山广州蒙难时前往追随，得到孙中山赏识而地位迅速蹿升的吗？现在蒋介石生死不明，正好表现自己对老蒋忠心不二，起码也要在国民党内做出一个姿态，显示自己临危不乱的浩然之气。想到这里，他立即令秘书起草了一个谴责张学良、杨虎城为乱臣贼子，胆敢加害最高领袖的声明，准备公开发表出去。

起草好声明，孔祥熙又想到一着，那就是再拉一些有名望的人物共同签名，一来可以加强声明的分量，二来还可以显示自己为蒋介石多做了工作，三嘛，就是这份声明即使有什么不妥，有那些重要人物共同签署，也可以使自己有退身之地。想到这里，孔祥熙很佩服自己想得周到、深远。

拉哪些人签名呢？他首先想到拉孙夫人宋庆龄，因为在国民党内和全国人民面前，宋庆龄的威望是很高的，有了她的签名，这个声明一定会受到广泛重视。他决定在向蒋夫人宋美龄通报情况之前，就拉到宋庆龄的签名，这样去见美龄时，自己就先有了一笔资本了，可以避免美龄万一因蒋介石出事慌乱而一时无法采取行动。

孔祥熙带着这个措词严厉的声明，赶往宋庆龄的去处，向宋庆龄汇报了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并拿出自己草拟的声明，请宋庆龄签名。

“你这个声明是什么意思呢？”宋庆龄并不看孔祥熙递来的稿子，而望着孔祥熙的眼睛发问。

“这个，嗯，孙夫人，你想张、杨身为委员长部下，竟然发动兵变，加害领袖，这不是犯上作乱吗？这不是乱臣贼子之行吗？我们发表声明，当然要严厉谴责这种行为啦，难道我们的声明会给他们叫好吗？”孔祥熙自以为理由十足，可是在宋庆龄的逼视下，竟有些结巴起来。

“你认为张、杨的行动是犯上作乱，我可不这样认为。你说说蒋介石自1927年以来都干了些什么？他背叛孙先生的三民主义，背叛孙先生亲订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10年来一直在镇压人民，迫害进步人士。当前日本帝国主义对我步步进逼，他不思抵抗异族侵略，却热衷于打内战，一心想消灭一切抗日力量，这样的人还称得上什么‘领袖’？还有什么资格领导国家？如果张、杨只是扣押了他的话，我觉得做得还不够！如果我是张学良，我会走得比他更远！”宋庆龄义正词严，驳得孔祥熙无言以对。

孔祥熙低下了头，无奈地搓着手。好一会儿才嗫嚅着说：“既然孙夫人不肯签名，庸之只好，只好……”声音已经低得听不见了。

“孔院长，各人的路各人走，我并不为难你，如果你想发表这个声明，你只管去发表好了，我不签这个名，也不阻拦你。不过，对张、杨的行动，我想全国的民众都不会同意你的看法的。”

孔祥熙没有撑得起的理由说动庆龄，而且他也没有那份胆略在孙夫人面前摇唇鼓舌，只好悻悻地回家。

一小时后，孔祥熙又接到南京财政部秘书的绝密电话，转告了张学良致孔祥熙电报的主要内容。由此他知道了蒋介石也许没死，他必须采取更实际的行动了。

孔祥熙以自己的思维方式推断，张学良敢于扣押蒋介石，必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要解决问题，救出蒋介石，就得从根上找……想到这里，他才给秘书挂了个电话：

“谭秘书，准备晚上火车回南京，并约苏联大使馆的鄂山荫秘书明早在南京孔宅见面。”

挂过电话，孔祥熙感到自己还必须做些更有意义的事情。做什么呢？他这时打消了最初认为美龄得此消息会晕过去只能添乱的想法，决定还是先找宋美龄商量。他匆匆吃过一口晚餐，即驱车直奔宋美龄在上海的住宅。

“为了加强我们的军事实力，首先必须加强空军，只有空军是决定胜负的力量，以前的航空委员会里有些人总是只想自己如何捞点私利，对我们的空军建设并不真正关心，因此我决定对航空委员会进行改组……”

此时的美龄对西安事变同样一无所知，她正在以航空委员会秘书长的身份主持会议。

孔祥熙让秘书请美龄出来，可她正陶醉于自己的宏伟计划，根本无意于在此时接见她的大姐夫。

孔祥熙担心她会整个晚上都大讲她的改组计划，只好写了一张纸条递进去：“西安发生兵变，委员长消息不明！”

宋美龄脸色陡变，不过她很快镇定下来，大声宣布：“各位，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我要求你们回去后认真考虑我的计划，明天轮流发表自己的意见。”

明天，谁知道明天是怎样的一天？不过此时的与会者们是猜不透的。

宋美龄见到孔祥熙，进一步证实了西安兵变的消息，这个晴天霹雳，使宋美龄半晌无语，直把个孔祥熙急得来回转圈儿。

最后，他们商定，第二天一早同赴南京，进一步掌握消息，与政府大员们一起制定应变策略。

“我已经约了苏联大使馆的鄂山荫秘书明天上午在南京私宅会面，或可从他们那里得到一些消息，通过他们给张学良做些工作，确保委员长的人身安全是第一位的。不知小妹还想约见哪些人？”孔祥熙现在已理出些头绪来，准备着手实际工作了。

“对，马上通知委员长的私人顾问澳大利亚人端纳先生，让他明天与我们同行，这些外国人总是有一些办法的。”美龄虽然着急上火，头脑还是很清醒的。

深夜，孔祥熙又一遍遍回顾白天的事情，仔细揣摩了张学良来电的真实意图。多年来，孔祥熙与张学良来往密切，他最初登上政治舞台，就借了与张大帅张少帅的关系，这始终是他周旋于各派政治力量中的一笔资本。开始，他草拟严词谴责张、杨的声明，内心深处也含有洗刷自己的成分，为的是不让人怀疑自己与此事有牵连，见过了宋美龄，他知道蒋夫人丝毫没往这方面想，毕竟，自己与蒋介石是连襟，有着更深层的利害一致关系，那么就不必再此地无银三百两了，还是利用与张学良的老关系，在解决事变中发挥更大作用为好。再说张学良的电报，对自己也是同朋友相商的一片赤诚，想到这里，他长舒了一口气：看来张学良对自己还是很尊重的。他提出的对蒋介石的要求也似乎尽在情理之中。他感到自己一开始起草的那个对张、杨严词谴责的电报确有不妥之处，怪不得孙夫人不肯签名。现在，他决定给张学良单独发一封电报，表明自己的态度，但不去激怒他，争取事情能够和平解决。他一番冥思苦想，终于拟出了这封电报：

急！西安张副总司令汉卿吾兄勋鉴：

密。顷由京中电话告知，我兄致弟一电，虽未读全文，而大体业已得悉。保护介公，绝无危险，足证吾兄爱友爱国，至为佩慰！国势至此，必须举国一致，方可救亡图存。吾兄主张。总宜委婉相商，苟能有利于国家，介公患难久共，必能开诚接受，如骤以兵谏，苟引起意外枝节，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反为仇者所快！辱承契好，久共艰危，此次之事，弟意或兄痛心于失地之久未收复，及袍泽之环伺吁请，爱国之切，必有不得已之苦衷，尚须格外审慎，国家前途，实利赖之。尊意如有需弟转达之处，即乞见示，伫候明教。

弟孔祥熙叩文亥沪寓印

这封电报，态度比较委婉，措词比较谨慎，代表了孔祥熙同宋美龄商议后初步形成的营救蒋介石的缓和立场。

孔祥熙代理行政院长，主战主和派相持不下

12月12日凌晨蒋介石被扣，当晚情况不明的南京城里，也是一片紧张恐惧混乱不堪的局面。

那些平日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国民党大员们，同样被西安事变惊得目瞪口呆。在国民党中央召开的紧急会议上，许多人还沉浸在莫名的惊惧中时，少数人却抓住时机表现自己。戴季陶站起来在会议桌前走来走去，大声叫嚷着：“张学良犯上作乱，没有谈判余地，一定要出动大军明令讨伐！讨伐！讨伐！”接着，他摇动三寸不烂之舌，发表了一篇言词激烈的演说。何应钦等人也极力鼓噪，主张对东北军西北军开战，他们不顾国家面临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威胁，不管蒋介石死活，只想逞勇斗狠。会议最后在一片沉默之中通过了几项决议：

一、张学良应先褫夺本兼各职，交军事委员会严办。所部军队，归军事委员会直接指挥。

二、张学良背党叛国，送中央监察委员会议处。

三、行政院由孔祥熙负责。

四、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改为7人，加推何应钦、程潜、李烈钧、朱培德、唐生智、陈绍宽为该会常务委员。

五、军事委员会由副委员长及常务委员负责。

六、指挥调动军队，归何应钦负责。

孔祥熙没有参加会议，但他的收获却最大——此时的行政院长是蒋介石，蒋介石被扣，无法履行行政院长之责，他这个副院长自然地代行行政院长之职，虽然还有一个“代”字，可孔祥熙实质上就“相印”在握了。

13日清晨，没有参加昨晚会议的孔祥熙、宋美龄一行回到南京。他们没到蒋介石的府邸，没到政府办公处，而是直接到了孔祥熙的高门楼寓所。在这里，他们会见各方人士，处理各种问题更感方便。

陪同美龄到南京的宋霭龄正在安排大家吃饭，军政部长何应钦急匆匆赶到，没说一句客套话，就开门见山地报告了昨晚会议的决议。

孔祥熙来不及为自己的新职务表示一句谦虚，他最关心的问题还是如何处理西安事变。对昨晚的决议中讨伐事宜他刚想表示不满，宋美龄抢先开了口说：“敬之，我们准备派端纳飞往西安，探望委员长。”

何应钦不耐烦地说：“没有人准备去西安，我们已经命令讨伐，轰炸机倒是正在准备去西安，不过那是为了轰炸。”

宋美龄孔祥熙听了大感震惊，宋美龄一脸怒容：“你派轰炸机去西安，委员长的安全怎么保障？”

何应钦耸耸肩：“委员长？委员长早死了！”

宋美龄“哇”地一声哭了出来。孔祥熙指住何应钦：“何敬之，你说这话有何根据？你现在最应该做的首先是救出委员长，而不是显示你指挥军队的威风。”

何应钦根本无意接受这种指责，他大声说：“不要再抱任何幻想，对背党叛国之徒只能讨伐消灭。”

一番没有结果的争吵之后，何应钦以一种无所谓的大大咧咧扬长而去。宋霭龄及时提醒说：“看见了吧？南京戏中有戏啊！”

宋美龄早已镇静下来，她咬咬牙说：“绝不能让他们的图谋得逞！”

说话间，苏联驻华大使馆鄂山荫秘书已到门外求见，孔祥熙马上迎出来，他同样来不及寒暄，握住鄂山荫的手急匆匆地说：“请贵国政府协助解决西安事变，保障蒋委员长的安全。因为如果蒋公被杀，势必迫使中国投靠日本。那样以中国的人力物力供给日本军阀做侵略资本，不仅对亚洲而且对苏联，都将是严重威胁。我以行政院代院长的身份，请求苏联政府出面调停，务必保全蒋委员长的生命，其他方面的问题都可以从长计议。”

“孔代院长的意见我一定尽快上报我国政府，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鄂山荫一走，孔祥熙又召日本驻华总领事须磨来家。孔祥熙这次是正襟危坐，板起一副面孔，简短地说：“请贵国政府约束在华浪人，勿在此滋生是非。西安事变盖因全国抗日情绪触发，日人苟有妄动，必使抗日情绪愈加高涨，两国就会兵戎相见。”

打发走须磨，孔祥熙马上布置中央银行及各财政金融机构，采取紧急措施，防止因人心浮动挤兑存款和谣言造成物价飞涨。

下午，孔祥熙赶到国民党中央会议室，参加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的第29次会议。会上，何应钦报告了飞机侦察西安的情况和国民党军队对事变的反应。他说：“从飞机上看，西安到处是游行队伍，到处在开大会，委员长一定是死了，这些受共产党影响的人一定是在庆祝，我们必须立即派军队进攻。军队的军官和士兵听到委员长被害的消息，都非常激动，一致要求向叛军发动攻击，我们只要下达命令，几天之后我们就会消灭这些叛军。”

孔祥熙发言报告的是在上海听到的关于西安事变的消息以及关于维护金融稳定的布置。说完规定的内容他开始发表他对解决事变的看法，他说：“据我掌握的情况，委员长在西安目前没有生命危险。要救委员长脱险，我们就不能动武，他们提出的条件我看可以谈。”

“孔代院长，对叛逆绝不可示弱，讨伐令要立即下达！只有让他们看到他们面临的危险，他们才会向我们投降！”何应钦振振有词。

“何部长说得对！严刑峻法才能让刁民生畏，大兵压境才能令叛军胆寒，像老孔主张的谈判只能使他们漫天要价，政府如果向叛逆屈服，那体面何在？威望何在？那样即使委员长回来，也会在全国人民面前失掉身份，今后扣押领袖、对抗上级的事件将层出不穷，后患无穷！”吴稚晖把何应钦的主张上升到了理论高度。

“我要问你们目前究竟什么是最重要的，是蒋介石的性命重要还是政府的面子重要？是要我们中国人自己商量解决问题还是让侵略者有机可乘？日本人一直在窥伺时机。我们自己打起来，国很快就要亡，到那时还有什么面子？各位还有什么身份？”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和孔祥熙站到了一起，壮大了主和派的阵容。

但是，主战派和主和派势均力敌，各不相让，会议以一通吵闹毫无结果而结束，主战派未能使会议通过讨伐令，主和派也未能使会议决定派谈判代表前往西安。

14日下午，国民党中央再次开会，仍是一片混乱。由于何应钦等人的活动，主战派人数上升，但孔祥熙因与蒋夫人宋美龄商量达成一致意见，也毫不后退，要求会议接受张、杨主张。

国民党中央常委、考试院长戴季陶指着孔祥熙严厉质问：“我们刚刚推你代理行政院长，你就应该不负大家之托，负起政府责任。可你居然主张缓和、和谈，蒋介石哪点对不住你，你不肯出力营救他？难道你想让蒋公死在叛贼手上，你好做正式行政院长吗？”

孔祥熙立即反唇相讥：“戴院长，我看你主张下讨伐令是别有用心！我主张和谈才是为了确保委员长人身安全，你们以为委员长现在有多大自保能力？如果战端一开，恐怕等不到政府的军队攻入西安，委员长就被乱兵打死了。你们口口声声营救蒋介石，可他人在西安被看管着，动武能救出来吗？”

会议，在毫无结果的情况下再告休会。

结交大员，拉拢实力派，力主事变和平解决

会场争论没有结果，孔祥熙开始在会外做工作，争取一些国民党要员的支持。14日下午会后，孔祥熙首先会见了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冯玉祥在事变发生后，曾致电张学良：“请先释介公回京，如世兄驻军陕甘别有困难，以及有何意见，均可开诚陈述。”并表示愿意到西安替蒋介石为人质。早在北伐时期，孔祥熙就与冯玉祥来往密切，私人关系甚好。这次有冯玉祥对事变的基本态度，孔祥熙与之谈起来就好切入得多：“冯公，这两天的会议开得很糟，那么多人要对张学良动武，也不知他们安的什么心。冯公作为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一定要阻止他们讨伐啊！这不仅是我个人的意见，蒋夫人也是坚决反对讨伐的。”

“这正同我的意见完全相同啊。这几天我早看出有的人居心叵测，不瞒你说，事变第二天，那二陈就主张杀害苏州监狱关押的七君子，因为张学良八项主张里有一条就是立即释放他们及一切被关押的爱国人士，他们要以杀人向张学良示威。你说这边杀戒一开，不是逼张、杨向蒋介石开刀吗？他们这是救委员长的行动吗？孔代院长，我支持你争取和谈解决的办法。”有一点冯玉祥没有多谈，那就是他已经和孙夫人宋庆龄取得了联系，为保护苏州监狱关押的七君子，他派人采取了必要的保护措施。

“好，我们分头行动，要找更多的支持者，不许某些人借机搞阴谋。”孔祥熙像是交代任务又像是给自己打气。

冯玉祥走后，孔祥熙又召来了丁惟汾。丁当时任监察院副院长，孔祥熙照样打出自己和蒋夫人两张牌，动员他一起支持和谈，反对动武。丁惟汾听后建议说：“如要和谈，保证蒋公安全，我看可以请英国人出面调停。”

孔祥熙把头摇得拨浪鼓似的说：“英国人？英国人在这件事上毫无影响力，请他们出面白费时间，无济于事。真要找外国人的话，不如找苏联。张、杨的主张你研究过没有？那八项主张基本上就是共产党前一段提出的主张。只有苏联能对共产党施加影响，我们找苏联人才能有所收获。”

“只不知这苏联……”丁惟汾试探着问。

“嗯，我已经致电我国驻苏联大使蒋廷黻，嘱其探询苏联对此事的意向了，很快就会有消息的。”

孔祥熙的高门楼寓所进进出出了不少国民党高级官员，他通过分别与他们的谈话，使这些人转向支持和谈，壮大了主和派的力量。

但是，孔祥熙并没有仅限于在国民党中央做工作，他还把很大一部分精力投入到了地方实力派人物身上。回到南京的当天，他即秘密派人到山西陕西进行联络，刺探消息，寻找能够在事变中发挥作用的人物。同时，他分别给各地的军政长官发去电报。要求他们表明态度，对张、杨的做法进行谴责，向其施加压力并进行规劝。他很自得地称自己这套做法为“乱其心、孤其势，怵之以力，动之以情”。

孔祥熙以代行政院长的名义，公开给各地发出通电，要求各地方当局“遵照蒋院长既定方针，以最大之努力与全国上下共策国家之安全”。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地方实力派人物，平时与蒋介石矛盾不少，对老蒋可以说是又恨又怕，张、杨抓住蒋介石的消息，使他们中不少人大感高兴，认为替他们除掉了一个压在头上的独裁者。他们最希望的是张、杨马上杀死蒋介石，但是这又只能在心中暗想，不便公开表示。当张、杨发表通电提出八项主张时，有的人通电表示支持，有的人则对南京政府和张、杨采取了不偏不倚的态度，坐山观虎斗。孔祥熙针对这些人的不同情况，从不同的角度，以不同的语调，对他们进行分化拉拢。他在给宋哲元的电报中，以对宋无比信任的口吻，要求其“坐镇冀察，共挽时艰”，并要求其“劝张为宗”。对一直与蒋介石闹分裂闹独立，又曾发电支持张、杨八项主张的韩复榘，则在电报中声称蒋介石非常安全，无性命之忧，不日即可回南京主持国政，以使韩复榘不敢轻举妄动。他还特别提出要韩复榘给张学良发专电进行规劝，以消除误会，免阋墙之争，招致覆灭。这使韩复榘不得不考虑万一蒋介石不死，再回南京主政后自己的处境。对山西老乡阎锡山，孔祥熙要求他“即电汉卿，促其反省”，请阎锡山把蒋介石接到山西，充当中间人来进行谈判。孔祥熙还百般央求黄绍竑，请他无论如何在21日赶到山西，拉阎锡山帮助营救蒋介石。

孔祥熙为救蒋介石脱险，真是不遗余力，左右开弓。他的门口进进出出的是国民党高官，后院的电台则嘀嘀嗒嗒响个不停。

除了与地方大员的电报交驰，孔祥熙在这段时间里，对一些地位并不高的实权人物也给予特别关注，以图对张、杨部进行分化瓦解。如孔祥熙听说杨虎城的17路军24师师长冯钦哉是山西人，便想到利用同乡之谊进行拉拢。可是孔祥熙无法同杨虎城部队直接联系，便打电报给驻洛阳的国民党中央军第46军军长樊嵩甫，请樊嵩甫把电报译出后转交冯钦哉。孔在电报中大讲与冯的乡谊乡情，直说得肉麻兮兮，才提出要冯钦哉设法刺探西安详细情况，密报南京，并帮助营救蒋介石，使老蒋转危为安。冯钦哉一个地方杂牌军师长，若在平时要想攀附孔祥熙这样的大人物，那可是难上难。所以当樊嵩甫告诉冯钦哉孔院长有电报时，冯钦哉简直有点受宠若惊。他立即派了一个亲信秘密混出潼关，与樊嵩甫见面。看到孔祥熙电报后，冯钦哉又请樊嵩甫向孔祥熙转呈西安局势详情，并表示将有所行动——他不自量力地提出，要以自己的区区一个师，剿灭张学良的东北军，收容杨虎城的整个西北军。

孔祥熙接到冯钦哉的密报，他虽明知以这一个师去剿灭东北军纯属无稽之谈，但这毕竟从参与事变的部队中撕开了一个口子，如能再拉住几个冯钦哉式的师旅长，张、杨的日子就不好过了。尤其是如果冯钦哉真能向东北军开火，那张、杨自乱阵脚，加上外界压力，就只能乖乖投降。即使冯部战斗失利，被张、杨消灭，那也只是东北军西北军自己内讧，中央军则毫无损失。这等于是一个只赚不赔的无本买卖。何乐不为？孔祥熙用最肉麻的词将冯钦哉嘉奖一番后，要求冯马上采取行动，并要将行动计划迅速报告。冯钦哉收到孔祥熙复电后，看到孔代院长这么器重自己，又不由地权衡再三，终于发现了陷阱。他狡猾地一面向孔祥熙再发电报，要求孔祥熙发出明确指示，这样以后的行动就可以推托是“中央指示”，减轻自己的责任。同时这也是个缓兵之计，电报一来二往，局势天天在变，说不定哪天形势转折，就不用再取冒险行动了。谁知孔祥熙的电报来得很快，你不是向我要“指南针”，说有了方向就立即“勉效驱驰”吗？那我就立即给你，让你快快向东北军宣战，马上向东北军开火！这冯钦哉驻在潼关以西，在西安周围是孤军一支，樊嵩甫虽可为援，可还被东北军挡在潼关之外，怎么能够在战斗打响后破关而入去支援他？若果能进得潼关，哪还用跟张、杨绕这圈子，谈这谈那？冯钦哉既不想自取灭亡，又不想失掉孔祥熙这座靠山，最后来了个“君子动口不动手”——同樊嵩甫联名“声讨”西安。虽然没有什么实际价值，可总算是在张、杨的部队中有了反对声音，使张、杨不得不考虑自己对部队的控制程度，让孔祥熙在同西安方面打交道中多了一张王牌。

在商量对西安采取“打”还是“谈”的策略中，有两个明显的派别。一个是何应钦为首的亲日派，他们主张拒不接受张、杨主张，而要坚持动武。看起来他们也是为了救蒋介石，惩罚“叛逆”，而实际上内战一起，蒋介石必将性命不保，日本帝国主义也会乘机进攻。一个派别是孔祥熙宋美龄为首的主和派，他们从蒋介石的安全出发，也从国家的整体利益考虑，主张不动用武力，先接受张、杨要求，让蒋介石平安回到南京，再慢慢解决其他问题。这两派人马说起来都是为了蒋介石，都是为国家，各执一词，谁也说服不了谁。而初期蒋介石被扣，多数人认为蒋介石必无生还希望，何应钦便不把宋美龄放在眼里，对孔祥熙更是冷嘲热讽，宋、孔虽借官位和与蒋介石的特殊关系，极力弹压何应钦，使何应钦派往西安的轰炸机只在周围几县投了一些炸弹，没敢往蒋介石头上投。但一天蒋介石不回来，最后到底是什么结局就谁都说不清。所以何应钦一直摆出一副有恃无恐的架式，把蒋夫人宋美龄不放在眼里。宋美龄一再要求不要出兵，何应钦却不凉不酸地说：“夫人，来不及了，20个师的讨伐部队已经出发了，谁能把他们追回来？”宋美龄气呼呼指住他：“莫说20个师，就是200个师你也得给我调回来！”何应钦竟大着胆子说：“这是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决定，你妇道人家只想着自己的丈夫。懂得什么国家大事，这你不要管了！”把宋美龄气了个倒憋气。虽说宋美龄略施小计，告诉他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很快就可回南京，让何应钦不得不有所收敛，又加上冯玉祥孔祥熙共同努力，顶住了何应钦的硬干，但何应钦并不服气，仍想能在这次事变中有所收获。

当何应钦听说自己部下的军长樊嵩甫在为孔祥熙联络冯钦哉部，并向孔祥熙密报军情后，大为光火，他狠狠地教训了一番樊嵩甫，并明确告诉他：“以后军情只能向我这个讨逆军总司令，或者向东路讨逆军司今刘峙长官报告，此外不得向任何人报告，也不允许任何人从中插手，否则以违抗军纪论处！”樊嵩甫哪肯把自己吊死在一棵树上？既能靠上孔祥熙，机会就绝不肯就此放过。樊嵩甫立即把何应钦的教训报告了孔祥熙，并讨好地说，虽然有上级长官的严令，但以后仍会将军情报告孔院长，只不过要请孔祥熙代为保密。

孔祥熙看到，非常时期没有蒋介石，要靠封官许愿的办法拉拢军队人士不容易，就自然使出了看家绝招——让“袁大头”出来讲话。他一方面嘉许樊嵩甫，一方面就给樊嵩甫汇去了一万元大洋为樊部军费。并且表示，如果还有所需，仍将尽力筹措，当孔祥熙得知樊嵩甫的儿子在南京还没有正式职业时，又抓住这一点，告诉樊嵩甫，一定在财政部或税务部门给他儿子安排一个肥缺。这才使得樊嵩甫看出了追随孔祥熙的实际利益，真心为他效力。对于冯钦哉，孔祥熙也通过军事委员会，一下子给他这个师长委任了个“渭北剿匪司令”的头衔，并派人秘密赴陕西，给他送去一笔巨款。

当孔祥熙度过了事变发生之初的茫然和慌乱，看到了南京政府里的混乱局面，认清了没有蒋介石自己的地位很难保证之后，就下定决心要不惜一切代价营救蒋介石。在宋美龄为蒋介石的安全焦躁不安的时候，孔祥熙的行动无疑使她感到欣慰，这也是蒋介石回来后把行政院长的正式头衔给孔祥熙的一个原因。不过，在这段时间里，并不仅是孔祥熙一个人在为解救蒋介石努力，宋霭龄也从姊妹之情出发，给了美龄很多安慰。尤其是当美龄向庆龄发出呼吁，要求她协助妥善处置事变时，庆龄从国家民族大义出发，不计蒋介石前嫌，曾在13日就表示要亲赴西安，劝说张学良释放蒋介石，只是由于情况发生变化，又找不到飞机，才没有成行。但此后庆龄一直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并在国共双方达成合作意向后，为促进全民族抗日统一战线的形成和巩固，在中断了10年之久后又开始参加国民党中央的会议和一些工作。

孔祥熙突然主战，“不允许以一人安危妨碍一贯之国策”

国民党内讨伐派与和谈派争论的焦点，其实来源于对西安形势的不同认识。讨伐派坚持说西安变成了共产党的天下，到处红旗飘扬，士兵都在准备和国民党中央军开战，蒋介石将被公审处决；和谈派却认为张学良扣押蒋介石，亦有不得已之苦衷，如果接受他们的主张，事情就可以商量，蒋介石将有获救之希望。但两派在会上争，在会下串，却都没有西安实际情况作依据，因此，尽快探明西安之实情，成为解决事变之锁钥。考虑到这一点后，孔祥熙与宋美龄多次磋商，决定派端纳先赴西安，探个虚实。

端纳何许人也？为什么孔、宋偏偏选中他前往西安？这就有些原由了。端纳出生于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的里斯峪。19世纪末，他以报社记者身份踏上中国大地，由于他善施手腕，八面玲珑，广交朋友，纵横捭阖，很快便成为旧中国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风云人物。他既同清朝的达官显贵情深意长，又和不少同盟会员来往甚密。他与宋霭龄的父亲宋耀如是很好的朋友，曾一度是他们家的常客，与宋家的孩子们从小就熟稔。辛亥革命以后，他担任过孙中山的私人顾问。后来张作霖崛起东北，入主北京，他又成了张大帅的顾问。他不仅处处给张作霖出主意，还在张学良身上下了大工夫。张作霖被日本鬼子炸死皇姑屯，张学良接任东北三省保安司令，他又协助张学良治军理政，还帮助张学良戒掉了毒瘾。他曾陪张少帅赴欧洲考察8个月之久，与之朝夕相处，亲同父子。张学良归顺蒋介石之后，端纳应蒋介石邀请，又担任了蒋介石国民党政府与英、美驻南京大使馆的实际联络人，为蒋介石处理外交内务出谋划策。

端纳曾听信孔祥熙暗示的一个消息，在投机生意上赔了一大笔钱，这使端纳多年来对孔祥熙耿耿于怀，他认为是孔祥熙有意叫他上当坑害他。端纳曾对他的一个朋友说：“庸之先生的赌咒发誓一文钱不值，他说他是好心，但愿上帝保佑我们离这种好心人远远的。”

但在孔祥熙逐渐成为南京政府的核心人物后，端纳要在中国政府间活动，又不能不对孔祥熙采取奉迎的姿态，加上他和霭龄美龄的老关系，这几年和孔祥熙又混得蛮好了。

因为端纳与张学良蒋介石都有很好的私人关系，所以宋美龄一听到西安发生事变的消息，就想到把端纳带上回南京，准备让他从中发挥作用。而回到南京何应钦向宋美龄冷冷说道“委员长已经死了”的时候，端纳立即就慷慨激昂地说：“我不相信少帅会搞兵变！我也不相信委员长已经死了！”

何应钦一走，宋美龄就央求端纳：“不要听信何应钦的鬼话，你应该马上到西安去，我相信只要你出面，张学良必定听你的，委员长就有救了！端纳，看在多年委员长对你器重的份上，看在我们多年友情份上，你应该不避艰险，马上到西安去！眼下能完成这个任务的，只有你了！”

端纳摆出一副大义凛然、舍我其谁的架式说：“好，你只要准备好飞机，我马上就出发，我才不怕什么西安刀丛剑树，只要我去了，我看张学良敢加害委员长？蒋夫人，你就等我的好消息吧，我一定不辱使命！”

尽管何应钦阻挠，宋美龄还是凭借她航空委员会秘书长和蒋夫人的身份，很快安排了飞机，端纳于13日中午离开南京，在洛阳停留并与那里的中央军联系后，于14日到达西安，和张学良、杨虎城进行了正式接触。在他的要求下，张学良让他亲眼看到了活着的蒋介石，并再次强调，只要蒋介石答应他们的要求，立即放蒋介石回南京。

15日，端纳飞出西安，到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下的洛阳，用电话向宋美龄报告了他见到的蒋介石的情况，证实蒋介石不仅没死，还受到张、杨的尊敬和保护。只是蒋介石脾气不好，不肯接受张、杨的条件，不肯吃饭。他详细汇报了会晤张学良杨虎城的情况，特别强调了张学良兵变的善意及事件和平解决的希望，转达了张学良邀请宋美龄孔祥熙同到西安，共同商讨解决问题的办法。

听到蒋介石安全活着的消息，解除了压在宋美龄孔祥熙心头的疑云，廓清了南京城里的种种谣言。但是当孔祥熙宋美龄考虑到西安与张、杨接触解救蒋介石时，南京城里的一些要员又散布了一种怪论。他们说，蒋介石在张、杨手上已经变成一块鱼饵，他们的目的是用活着的蒋介石把政府大员都“钓”到西安，然后再一网打尽。说南京政府派人到西安，不仅不能救出蒋介石，还会加快蒋介石死亡。因为南京有力量，张、杨一时不敢杀蒋，而一旦政府要员都到了西安，张、杨就会毫无顾忌地把他们统统杀掉。

这种奇谈怪论本来不值一驳，但孔祥熙却从中产生了两点新想法：第一自己绝不能去西安，万一真是张、杨要借此多抓人质，自己就自动入了圈套；第二，张、杨既然不敢杀死老蒋，那就再给他们加点压力，促使他们降低谈判要价，保全政府脸面。

想到这里，孔祥熙在家里摇头晃脑地说：“哼，有人说我庸之是庸庸碌碌之人，岂不知我这是老谋深算！张、杨没在兵变开始时杀死委员长，现在更不会贸然开刀了。他们要以此作筹码，得到更多的东西，却不知能人之外有能人，我已经识破了他们！他们休想比先前计划的多得到一点东西。既然委员长活得好好的，我们也就不必着急，不能急于向张、杨付出更多。我也打一张心战牌！我现在要从主和派变成主战派，给他们加压，让他们不得不在最低价码上成交！”

果然，有了蒋介石活得很好的消息，孔祥熙一反先前的温和态度。立即换了一副面孔。他召见《中央日报》记者，声色俱厉地指责张学良杨虎城是“对统帅妄加劫持，影响国家前途！”他又给阎锡山发出公开电称“汉卿劫持介石，迄无悔悟表示，中央同人，愤恨万端……若汉卿仍旧执迷不悟，则中央同人，为国家民族计，为国际地位计，断难容其抱一人之质，贻全民之祸……势必取断然之处置，兴讨伐之义师”。

主和派的举旗人变了腔调，讨伐派当然求之不得，于是在16日上午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30次会议上，出人意外地顺利作出决定：

一、推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迅速指挥国军扫荡叛逆；

二、由国民政府即下达讨伐令。

同日代理行政院长孔祥熙和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签署了《讨伐令》和《国民政府着军事委员会斟酌情形于必要地区宣布戒严令》。根据孔祥熙签发的这两个命令，16日起，南京地区实行了戒严。

孔祥熙同意讨伐和实行戒严，并不是孤注一掷的赌徒冒险，更多的是一种狡猾的试探。他在宣布这些命令时，让端纳在西安密切注意张、杨反应，以随时准备应变。

17日晚上，孔祥熙决心走得更远些。他来到设在国民党中央党部大院内的国民党中央广播电台，在播音室发表了一篇《西安事变与戡乱》的广播谈话。

孔祥熙在广播中把蒋介石吹捧一番后，提着嗓门说：“张学良、杨虎城等，居然敢劫持蒋院长，不惜破坏国家，陷民族于万劫不复之地，这种犯上作乱的行为，在国法上万万不可宽恕！”

孔祥熙又大着胆子，说出了一番不惜以蒋介石之死保全国策的“豪言壮语”：“虽然我们都渴望解救委员长，但是我们的态度是，不允许以一个人的安全妨碍一贯之国策，我们不能因一时之事变有所迁就！”

这段话，恐怕是孔祥熙一生中说得最精彩的一段话，也是他下的最大的一个冒险赌注。他因此赢得了喝彩，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因为这在蒋介石听来可不是什么好话头。

最后孔祥熙气势汹汹地说：“中央现在明令讨伐。就是明是非，分顺逆，整纲纪，望我同胞，一致奋起，声罪致讨，拥护政府，迅速削平叛乱。”

发表过讲话，孔祥熙又向西方各国政府通报了他的态度转变，以寻求外国势力的支持。他派去的外交次长向大使们说：“政府已决定派遣由何应钦指挥的讨伐军，已不存在谈判与妥协了……苏联政府已表示他们同事变没有联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政府对采取军事行动有了信心。”

《讨伐令》下达后，东西两路集团军分别集结兵力，在潼关前线发起进攻。一架架携带大批炸弹的飞机呼啸而起，去周围县城轰炸无辜平民——既是讨伐张、杨，张、杨明明在西安，为什么不去轰炸西安，而要到离开很远的县城去投弹呢？说到底，所谓“讨伐”，不过是一场恫吓、一场心理战而已。

称病不肯赴陕谈判，写信款诉衷曲自辩

孔祥熙为解救蒋介石，是政治军事两手并用，炮弹银弹双弹齐发，可谓无所不用其极，但当他选择了“讨伐”这一手后，出现的却不是他所预想的效果，而遭到了各方的一致反对。事变的最终解决是靠了其他一些更重要的因素。

事变爆发后，在1927年北伐中被蒋介石一掌推入血海，又在10年中务求斩尽杀绝的中国共产党人，表现出了一种以抗日大业为重的博大胸怀，力主和平解决。当初，确有些人为蒋介石被捉而高兴，深更半夜，还有人去敲毛泽东的门，强烈要求公审枪毙蒋介石。但是共产党的领袖们却大义释嫌，不念旧怨。12月15日，毛泽东、朱德等15人致电南京政府，指出事变的爆发，“实由于蒋氏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错误政策之结果”。如扩大内战，将导致“国亡种灭”，希望南京政府采纳张、杨八项救国主张，变内战为抗战。这支被国民党反动派追杀了10年、与蒋介石有着血海深仇的红军队伍，甚至提出“愿与贵党军队联袂偕行，共赴民族革命之战场”。

12月17日，中共中央派出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等人赶赴西安，同张学良、杨虎城及蒋介石进行和平谈判，进一步以实际行动表明了和平解决事变的诚意。

12月19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及中共中央发出对孔祥熙等人的通电，电文说：

南京孔庸之、孔哲生、冯焕章、陈立夫等先生，及国民党国民政府诸先生；西安张汉卿、杨虎城、王鼎芳、孔蔚如先生，暨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诸先生勋鉴：

自西安提出抗日纲领以后，全国震动，南京的“先安内而后攘外”政策，不能再续。平心而论，西安诸公爱国热心，实居诸首列，其主张是立起抗日。而南京诸公，步骤较缓。可是除亲日分子外，亦非毫无爱国者，其发动内战，当非心愿。以目前大势，非抗日无以图存，非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其亡！当此危急存亡之秋，本党本政府谨向双方提出如下建议：

（一）双方军队暂以潼关为界，南京军队勿向潼关进攻，西安抗日军亦暂止陕甘境内，听候和平会议解决。

（二）由南京立即召集和平会议，除南京西安各派代表外，并通知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选派代表参加。本党本政府亦准备派代表参加。

（三）在和平会议前。由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先提出抗日救亡草案，并讨论蒋介石先生处置问题，但基本纲领，应是团结全国，反对一切内战，一致抗日。

（四）会议地址暂定在南京。

上述建议，实为解决目前紧急关头之合理有效办法，南京诸公，望立即决定国策，以免值此国家混乱中日寇竟乘虚而入也！并望全国人民各党各派，立即督促当局召集和平会议，讨论一定国策，共赴国难！

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

中国共产党这些正确主张和实际行动，在国内外引起重大反响，对推动事变的和平解决起了决定性作用。

当孔祥熙洋洋得意于他的《讨伐令》下达造成的对张、杨威慑效力时，张、杨二将军却根本不买他的账，对南京的军事进攻做出了强烈反应。张、杨命令所属各部密切注视国民党中央军的行动，将大部分东北军集中于西安附近，准备一决雌雄。

张、杨既没有关闭和谈的大门，也毫不惧怕孔祥熙的军事进攻。张学良致电南京政府说：“委座南归，尚待商榷。在此时期，最好避免军事行动。弟部初未前进，而贵部已西入潼关，肆意轰炸，果谁动干戈？谁起内战耶？兄部如尽撤潼关以东，弟部自可停止移动，否则彼此军人，谁有不明此中关键也哉？”表明了一种希望和平但并不惧战的坚定态度。

16日，宋美龄向端纳透露了南京方面即将进攻西安的口信，要求端纳转告蒋介石，由蒋下令制止。当端纳当面向蒋秉报时，站在一旁的张学良啪地一拍桌子说：“何应钦逼人太甚，要打我们就打，看究竟谁先怕！”接着张学良又面向蒋介石说：“前方已开始冲突，中央军在华县与杨虎城部对峙中，如进攻不已，则此间军队只可向后退却。”

张学良从未关闭和平谈判解决的大门，这里张学良所说的军队“向后退却”，完全是为了避免内战的发生，是一种退让行动。但是心虚的蒋介石却把这句话听成了对他的恫吓，认为向后退却就是裹挟他转移，南京的军事进攻可能断送他的性命，不得不于17日写下了一个手令：“星期六以前万不可冲突，并即停止轰炸为要。”为使这个手令迅速发挥作用，18日蒋鼎文就带着它飞到南京，亲手交给了何应钦。

孔祥熙仰赖英国政府支持他的“讨伐”而在国际舆论上得分的幻想，也被英国政府打破了。

就在蒋鼎文送回蒋介石停止进攻的手令之前，英国驻华大使休格森爵士，也向孔祥熙转达了英国政府不赞成动武的意向。不过英国人的表达方式比较委婉。休格森对孔祥熙说：“尊敬的阁下，我受外交大臣艾登先生的委托，向您转达他的意见。他想到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况。张学良可能被说服释放蒋介石，如果他本人的安全得到保障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假如我们表示愿意尽我们的最大努力来保证他的安全，这对事态是否有帮助？”

孔祥熙刚刚向英国政府宣告他对“讨伐”充满信心的豪言壮语，满指望英国政府对他的行动表示赞赏，却不料弄了个满拧，英国政府也希望和平解决。惯于见风使舵的孔祥熙毫不感到脸面无光，立即就表示了同意。他说：“欢迎艾登大臣的建议！如果艾登大臣能推进这一安排，我们将十分感谢！”

全国舆论也对孔祥熙何应钦发动军事行动发出一片指责之声，迫使孔祥熙不得不重新考虑自己的主张。

在南京高门楼孔宅，宋美龄对孔大姐夫发起了牢骚：“我希望蒋先生能够平安回到南京，不仅是因为他是我的丈夫，而是还因为他是全国的领袖，中国又面临着日本的侵略。我费了多大劲才镇住何应钦，不许他胡乱行动，没想到你又顺风点火，也要下什么‘讨伐令’。你以为你那套把戏能吓住谁吗？现在怎么样？有谁赞成你们，谁支持你们？现在你说说谁是妇人之见，谁是头发长见识短，你还打算怎么办？”

孔祥熙自我解嘲地笑着：“是格，俄想着宣布动武张学良就害怕了，他一害怕不就把委员长送回来啦？谁知道这少帅还真有点他老子的胡子劲，吃软不吃硬！现在可好，你蒋夫人反对军事进攻，介石下手令不许进攻，英国人不赞成进攻，张学良杨虎城不害怕进攻，共产党批评进攻，全国舆论谴责进攻，俄，俄成了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了！唉，当初俄也是主张和谈的，谁知道半路上鬼迷心窍……现在，你说怎么办吧？我听你的好啦！”

“谈判，赶紧派人到西安谈判！”宋美龄毫不犹豫。

孔祥熙又一次改变态度，南京方面很快同意谈判。但是派谁去谈呢？南京又统一不了意见。

本来，张学良杨虎城从一开始就一再要求宋美龄孔祥熙到西安。但那些不希望和谈成功的人却坚决反对孔祥熙前往西安。他们振振有词地说：“在目前形势下，负军事责任的蒋委员长已经被扣西安，孔先生现负全国行政责任，万不可再入虎穴！”孔祥熙一来担心自己的安全，二来也怕自己去了给人以政府向“叛军”低头的印象，就推出个“医生坚嘱不令飞陕”的托词。宋美龄救夫心切，又无可奈何，只得打电话给端纳说：“孔祥熙因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不能离开南京，可否以宋子文或顾祝同代替，请征求西安方面的意见。”

美龄为何首选宋子文代替孔祥熙与自己同到西安呢？不仅因为子文是她的哥哥，关键时刻兄妹之情胜过外人，还因为宋子文朋友众多，与各方相处良好，又有着斡旋调和的才能，尤其是在这次事变发生后，他一以贯之地表现了希望和平解决的意见。

宋子文自被孔祥熙取代财政部长的宝座，虽说心有不甘，但他也仍有着举足轻重的权力和足够忙活的事务。事变爆发当日，他正在香港回上海的途中。13日抵达上海后，还未坐稳孔祥熙就打来了电话，告诉了他西安发生兵变的消息，孔祥熙以为有自己在南京就足以制订出解决事变的万全方略，因而叮嘱宋子文不必再到南京，留在上海照料好金融就可以了。既然人家不用自己多管，宋子文也就乐得省心，果然到银行去上班了。

宋子文毕竟是两朝“国舅”、政府要人，所以他对事变的态度也就成了新闻记者追踪的热点。当天宋子文还未进中央银行大门，嗅觉灵敏的记者们就已经在大门口堵上他了。

“请问蒋院长近况如何？”

“请谈谈你对西安事变的看法。”

“好的，我来回答你们。”面对连珠炮般的发问，宋子文越发精神抖擞，气宇轩昂，手势有力，“蒋院长在西安绝对安全。本人以为西安事变乃国家最不幸之事。目前急需用有效办法，于短期内解决。盖全世界之目光，刻已集中中国矣。本人与蒋院长之公私关系，及与张学良多年之友谊，均为人所共知。在特殊关系之中，如有任何可能之解决办法，本人极愿在政府领导之下，尽最大之努力。”

宋子文的这次谈话，在各大报纸显要位置发表，使多数人知道了他对于这次事变的基本态度。

正是因为他的谈话未伤及任何人，仅仅表示了一种愿意为解决问题努力的姿态，所以张、杨听完端纳转达的宋美龄希望以宋子文代替孔祥熙赴西安谈判消息后，当即表示同意。

孔祥熙乐得有人代替自己，立即电召宋子文赴南京，准备安排宋氏兄妹二人赴西安正式进行谈判。

但是和以前每次孔祥熙为和平解决事变的努力都遭到反对一样，这次又有人跳了起来，极力反对宋子文赴陕。他们大叫什么“宋氏参与谈判之行为不当”。为什么呢，无非又是老调重弹：“宋子文身为全国经济委员会常务委员，且亦为中央执行委员，果赴西安，难免有政府与叛逆讨价还价之讥。”说到底，南京政府中就是有一股亲日势力，不愿意看到事变之和平解决，不愿意形成全国统一的抗日阵线。而希望中国内乱，让外来势力乘机侵略中国；好让他们卖国求荣。

怎样才能成行、救出蒋介石，宋氏兄妹在孔祥熙寓所彻夜相商。终于宋子文想出一个办法：“既然他们反对的口实是我担任党国要职，那么我此次之行完全不以政府官员名义，而以蒋氏亲戚名义，他们总该无话可说了吧？”

“哈哈哈……”多少天来一直愁眉紧锁的孔祥熙第一次发出了笑声：“子文兄弟不愧为外交高手，总是能想出解决难题的办法。什么是才华？这就是才华！这个主意妙极了，我完全赞成！明天会议上子文就这样提出赴陕申请，我再抢先表态，定可——”

“我也再表一态！看哪个王八蛋还敢反对。”宋美龄也认为这个主意不错。

果然奏效！宋家兄妹像排练好的一样在会上表演一番，反对者一时竟找不出理由，孔祥熙作为会议主持人当即将其作为会议决议，命令记录在案。

19日下午，孔祥熙又特邀孙科、居正、何应钦、叶楚伧、王宠惠到他的寓所，经过一番会商，作出两项决定：

一、准宋子文以私人资格去西安，营救蒋介石；二、将对西安方面的停止轰炸日期延长到22日。

待各位大员离去、宋子文兄妹打点行装之时，孔祥熙放松了一下多少天来的紧张情绪，静静地在沙发上抽洋烟，袅袅烟雾中，孔祥熙突然想到一件大事，噔地从沙发上弹了起来：“坏了，差点坏了大事！”他想到什么了呢？原来他想到的是蒋介石在西安张、杨控制之下，必然度日如年，时时盼望南京有人去救他出来。而自己这些天来光顾着跟政府中的某些人周旋，竟对蒋介石此刻的心情体察不够。张、杨当初的请柬是发给自己的，而自己因为有人反对才换上子文，那么蒋介石会不会认为是我孔祥熙忠心不足，避重就轻，对营救不积极呢？如果是那样，蒋介石一旦回来，我可就浑身是嘴说不清了……

怎么办？必须及早澄清，说明我的苦衷，免得委员长误解，想到这里，他马上提起笔来写道：

介石钧鉴：

在沪闻事变消息焦急异常，当即扶病同三妹来京。本拟即同三妹赴陕省视，嗣闻尊意不欲三妹前去，而弟则以中央决议在吾兄未回京以前，暂代院务，因致未果，无任怅恨。遂商三妹派端纳飞陕奉候吾兄，继据自洛阳报告吾兄起居安适，于焦急之余，始觉安慰。

弟等日日为吾兄祈祷心身安定，得以早日返京主持中枢大计，以慰全国殷切之望。三妹在此，有大姐及弟等陪伴。幸为释念。吾兄衣服多已遗失，至以为系。兹因子文弟赴陕之便，特购制数袭，附机奉上，即乞察纳，诸希为国珍重，不尽欲言。专此，敬颂钧祺。

弟祥熙手启。十九日。

当宋子文乘坐一架租来的飞机赶到西安，走进蒋介石的卧室时，蒋介石又惊又喜，大张着嘴巴半天竟说不出话来。这时候，他一心关注的只是南京能够来人救他，至于究竟是谁来他倒并不特别在意。所以当宋子文把美龄和孔祥熙的信件给他看的时候，他这时并没有想到怪罪孔祥熙为什么不来。

宋子文在西安见到了共产党的代表周恩来，他们两个加上蒋介石进行了谈话，周恩来的主张让宋子文深受感动，蒋介石也因为周恩来合情合理的要求和通达的解决办法心意有了转变。宋子文还和张学良进行了秘密谈判，达成了一些协议，然后在第二天又立即返回南京，报告情况。孔祥熙宋美龄听到子文会谈的初步成果，坚定了和平解决的信心。孔祥熙欣然同意为救出蒋介石的生命付出一笔费用。

在子文去西安的时候，讨伐派只给了他3天时间，就是说只答应在3天内停止轰炸，3天期限一过，成吨的炸弹就要落在西安，也许是落在蒋介石头上也说不定。子文用自己在西安的亲眼所见，到处宣扬蒋介石在西安很安全，根本没有讨伐派所说的“多抓人质，一网打尽”的迹象。他赞扬周恩来说：“南京有谁能承担这样的风险营救蒋介石？相反，还有人要轰炸！”有了宋子文亲眼所见的情况，讨伐派看到无机可乘，才逐渐蔫了下来。

12月21日，孔祥熙以国民党政府代理行政院长身份，正式同意宋美龄宋子文到西安举行谈判。

在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的帮助下，在张、杨和宋氏兄妹的共同努力下，蒋介石终于转变了他的顽固立场，接受了改组南京政府、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联共抗日、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实行抗日外交等条件。但是蒋介石仍摆出副“领袖”架式和无赖态度，不肯在协议上签字，只答应“以人格担保”这些协议的执行。

12月25日，张学良、杨虎城释放了蒋介石及其随行人员。张学良并亲自护送蒋介石返回南京。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遂告以和平解决。

孔祥熙站在寒风中的最前列，迎接了蒋介石重回南京，此刻他既感到自己为营救蒋介石付出心血不少，又担心他所熟知的蒋介石其人能否恪守“以人格担保”的协议执行。

28日，孔祥熙发表通电卸去代理行政院长职务。不过他还是在通电中狠狠地把自己表扬了一番，说在代理院长的14天内，上下一致，共济时艰，稳定金融，安定地面，维国内之秩序，博友邦之同情等等。

蒋介石把这次西安被捉视为奇耻大辱，两次表示辞职再让人劝进以挽回一点面子。然后就是对当初信誓旦旦不施报复的张学良关押审判。最让孔祥熙感到难堪的，是蒋介石偏偏选中了自己在南京陵园的别墅，作为关押张学良的地点，好像自己也参与了这一卑劣行径似的。

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到达南京之初，孔祥熙宋霭龄还在自己家里款待张学良。张学良一直称呼霭龄为大姐，并曾一度希望两家孩子能够联姻。眼看张学良遭到厄运，孔祥熙宋霭龄都感到于心不忍，1937年1月3日，孔祥熙自上海密电南京国民政府，请求特赦张学良。孔祥熙在电文中说：西安事变发生之日，张即电孔表示负责保护蒋的安全。孔也以私人资格，在迭次复张电函中，表示张如能迅速护蒋回京，孔亦保证张的个人安全。因此请求能够特赦张学良，既可保证蒋介石不食言，也有利于自己保全面子，不失信于天下。然而，蒋介石控制下的政府哪肯听从孔的劝告，张学良从此的命运是终身监禁，直到蒋介石、蒋经国相继在台湾去世，才有所松动。杨虎城将军则被诱捕，于重庆解放前夕被秘密杀害。

第二十九章

外交特使

浴室定计，为抗日出国求援

蒋介石西安被扣，感到大栽面子，坚决要求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而孔祥熙又不肯乘这种机会接受任命，行政院长一职就暂由王宠惠代理。

蒋介石虽然不做行政院长，但实权仍牢牢把握着，他在西安口头上接受了准备实行抗战抵抗日本侵略的主张，又确实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不仅危及国家民族，也将危及他的统治，开始为实行抗战做军事政治上的准备。

“庸之兄，依你看以我国之财力兵力如何能够抵挡日本侵略？”蒋介石在温泉洗浴时，半边身子泡在汤里问孔祥熙。

孔祥熙正一次次试验让自己臃肿的身体从浴池中浮起，听到问话，赶紧到池边坐下用毛巾擦着脸说：“介兄，不瞒你说，要以我国现有之财力兵力同日本对抗，取胜可不容易。日本自明治维新以来，发展工业，扩充军队，国力大增，已经成为东方唯一的军事强国。甲午海战，海军舰艇吨位和官兵人数都毫不逊色的大清北洋舰队覆灭；1905年日俄在我国东北开战，结果国土横跨欧亚的俄罗斯也没顶住这个小小岛国，三色旗被太阳旗赶得落荒而逃。日本经过这几次战场取胜，野心越来越大，正梦想把整个亚洲纳入它的版图，与西方列强争雄称霸。现在就连苏联也惧怕日本对其东方领土的窥伺。前几天我看到一份我国年钢产量、兵力总数和武器装备与日本的对比，那差距……”

“好了，那个东西我早看到了，要不有些人总在嘀咕‘抗日必亡’……”蒋介石盯着孔祥熙。

孔祥熙赶紧往蒋介石身边凑凑：“我明白明白，现在是我国地域广阔而国势贫弱，日本地域虽小而国力却强。如果战争在几十年后爆发，也许我们容易取胜，可目前的形势是日本已占我东北，又在上海滋事，华北也随时会出现问题，恐怕我们没有发展自己的时间了。最省力最有效的办法，是赶紧同欧美等西方强国发展关系，争取他们的援助，争取他们的支持，如能同他们结盟更好，不能结盟也要……”

“庸之兄，以我看你有时候思路是很清楚很正确的，可总有人在我面前说三道四，好像你的最大才能就是数钱。好了，你能把问题看这么透，和我的想法接近，那么派你去干这件事情定有斩获！”蒋介石像下了某种决心。

“啊呀，我财政上事务可撒不得手呀，你准备让我执行什么任务呢？”孔祥熙先把路堵住一半再问话。

“这个你放心，如果我让你出国，财政问题我会亲自关注，俾你回国之时，财政状况会与你出国之前毫无二致。”

“我想知道得更详细些。”

“英吉利、法兰西、德意志、美利坚，这些都是当今世界最强的国家，他们如果肯帮助我们，嗯，那日本，嗯，就可以对付！”蒋介石像是胸有成竹。

“噢，5月份将有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如果介兄派我出访，我认为可从英国开始，那样可以掩盖这次出访的真实意图，便于秘密谈判达成协议而不引起日本的注意。”

“嗯，这次出访可以带上家眷，公开的名义是考察国外经济建设。”蒋介石定了盘子。

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孔子第75代孙往贺

1937年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公告，派行政院副院长孔祥熙为“中华民国庆祝英王乔治六世加冕典礼特使”，前往英国参加庆典。

为了引起英国的注意，南京政府特意为孔祥熙举行了盛大的饯行宴会，邀请了各国驻华大使出席。代理行政院长王宠惠出面主持。

王宠惠高举酒杯，满怀激情地向着所有来宾说道：“英王之加冕典礼，异常隆重，而中西之邦交，素称敦睦，是故我国要参加英王加冕。此次参加英王加冕典礼之特使，由孔副院长担任。以孔副院长之学问、道德、声誉和地位而论，深庆得人。特别在此说明一下，孔庸之先生，乃大成至圣先师文宣王孔仲尼之第75代贤孙，如按英国世袭爵位之法度，孔副院长亦可谓王子，最低也算是公爵吧？所以蒋委员长决定派孔先生赴英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是大有深意，是东方文明向西方文明祝贺！孔副院长在国内虽政务繁忙，日理万机，然此行之使命特别重要，是故孔副院长毅然决然亲自前往！兄弟以代理行政院长之身份，希望孔副院长此行，对于中英之邦交，益谋敦睦，将来归国之后，复以此行之获贡献于国家！”

英国大使为王宠惠的讲话所鼓舞，带头鼓掌，宴会厅里顿时一片欢呼和掌声。王宠惠在掌声中又把声音提高八度喊道：“我提议，为孔副院长此行成功，中英邦交更加友好，干杯——”

贵宾们喝下第一杯酒后，笑眯眯的孔祥熙站了起来，他把手中杯子朝大厅擎着转圆一圈后也开了口：“女士们、先生们，本人奉使赴英，祝贺英王加冕，若论兄弟之道德、学问、声誉、地位，无一够格，实愧不敢当，唯本人之孔子第75代孙身份，可以自豪，可以为英国王室增光！”

宴会厅里顿时一片嘁嘁喳喳：“英王乔治六世加冕，而有孔子第75代孙往贺，可称盛世盛景！……中国之文明渊远流长，更兼地大物博，人口众多，不论参加什么活动，总能选出最恰当人选。”

孔祥熙满面红光，继续说道：“此次专程前往参加近今世界所罕见之隆重典礼，本人幸甚！此行除代表国家向英王致贺外，并代表政府与人民向英国朝野表达亲切之热忱，以使两国邦交益臻敦睦。事毕之后，还将顺道至欧美一些国家考察各项建设情形，以为我国经济建设之错镜！”

日本大使初听中国派孔祥熙这样的政府要员出访，颇为关注，深惧中国向欧美各国购买武器，甚至与之结盟，那样对日本吞并中国将大大不利，听到这一酒会上的讲话，只不过是祝贺英王加冕，考察各国经济建设，才稍稍放宽了心。其实，这次除孔祥熙为特使外，副使却是海军部长陈绍宽，这也许能多少说明一点此次出访的真实意图。

临行之前，孔祥熙再次到蒋介石私邸辞行，蒋介石又交代一番，安慰一番，勉励一番，使孔祥熙大受感动，不断颔首称是。

4月2日，孔祥熙从上海港起程出发。前往英国。这位“中华民国”特使不仅没有快捷舒适的客机乘坐，甚至轮船也不是中国的，而是搭乘了意大利的“维多利亚号”客轮，当时中国的国力和公交设施由此可见一斑了。

随从孔祥熙这次出访的共有30多人，其中包括副使陈绍宽，使团秘书长翁文灏（行政院秘书长），参赞张福运、诸昌年、郭秉文，武官桂永清、温应星等，还有孔祥熙的家人宋霭龄、孔令仪、孔令杰。

为了给孔祥熙壮行，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代理院长王宠惠、军政部长何应钦，蒋介石夫人宋美龄，汪精卫的代表曾仲鸣等到码头送行。驻上海英军仪仗队也在码头上敲鼓号，使码头上一片热闹景象。

“爸爸这个差使好啊，可以使我们沿途看到不少风光。”孔大小姐兴致勃勃。

“好什么！坐这长时间的船，看到的都是海水，没意思透了！”年幼的孔令杰立即反驳。

“好啦，别不知足啦。要你爸爸不是参加英王加冕典礼，而是正式出国访问，哪有你们跟着出来的份儿！船钱不用掏，吃饭有人管，让你小小年纪就周游列国，比你们老祖宗孔圣人当年周游列国时风尘仆仆又挨饿又遭难强多了！”宋霭龄说着说着竟吃吃笑了起来。

“你别管他们，我们还要好好研究一下沿途的安排，和到英国后的礼仪问题，别看我们是圣人之后，可这国王的加冕典礼咱们连文字记载也没看过，中国皇上只有登基大典，哪里有过什么加冕典礼？到时候可别出错。”孔祥熙倒心事重重。

“到什么山上唱什么歌，到时候看人家怎么做我们照葫芦画瓢就是了。”孔大小姐马上发表高见。

“好了，你们去玩吧。你爸爸说的确是个大问题，好在咱们途中还有不少时间，是得认真研究一下。”霭龄作了总结。

船到香港，香港辅政司及各界人士到码头迎接，何东爵士特设酒宴招待赴英使团成员。因为香港是英国管辖下的中国领土，孔祥熙代表中国参加英王加冕典礼，所以孔祥熙此行途经香港，能受到欢迎和宴请是非常正常的。4月15日，使团到达印度西海岸的城市孟买。印度同样是在英国统治之下，英国殖民地孟买省长派副官登轮拜见了孔祥熙。4月20日，这一行人到达了北非的文明古国埃及，他们在塞得港下了轮船，乘车直抵开罗，在那里游览了举世闻名的埃及博物馆、狮身人面像和金字塔。

可能纯属巧合，孔祥熙到达埃及的这一天，正是埃及的传统节日——闻风节。成千上万的埃及人带着食品饮料走出家门，到郊外游玩。尼罗河畔、金字塔下、椰枣林中，到处是欢度节日的人们，孔祥熙一家加入这一节日的人流，自然喜形于色。笃信命运的孔祥熙把这同样看作是一个大吉大利的好兆头。

“霭龄，我们此行定能有大收获，你信不？”

“怎么好兆头都能叫我们赶上？我们结婚时父亲敲击银币发现了好兆头，你在青岛叫潘益民看相发现了好兆头，那都灵验了，你这一次的兆头还会有效吗？”

“有效没效其实都没什么大关系，不就是参加典礼吗？”这一问，孔祥熙反而没什么情绪了。

“别忘了，我们此行担负着为国家争取外援的重大使命。”霭龄提醒说。

“弱国无外交，家贫没好亲。究竟能有多大收获我心里真没把握。”孔祥熙说出了心里话。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我们还是要打起精神，好自为之。怎可没见佛爷就说不显灵呢？”

夫人一番话，使孔祥熙又高兴起来。5月5日，他们一行抵达英国丹佛港。尽管报纸对孔祥熙的到来作了一些铺陈渲染，然而英国官方的接待却是非常一般性的，和出国前中国国民政府的饯行送别规格落差甚大，使孔祥熙多少感到一些失意。

孔祥熙没让这种情绪影响自己的活动。英方的欢迎仪式一结束，他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表明中国政府派要员参加英王加冕典礼的盛情和对英国政府与人民的友好情谊。他说：“余此次奉命代表中国政府参加英王盛典，异常欣幸。余愿借此第一机会，向英帝国转达中国民众祝贺之意。中英关系向称友善与融洽，在过去数十年间，中英两国曾有进行积极之经济合作机会，以求商务与财政情形之稳定，此不仅对两国有利，且对全世界亦有裨益也。中国在蒋委员长领导之下，已臻财政平衡及政治统一之阶段，目前一切努力，正集中于经济实力及农村之建设。在此伟大工作之中，中国欢迎友邦之合作。余为供给我国政府最新材料，以协助推进经济建设之秩序起见，拟于加冕典礼完成后，考察与研究欧陆各国经济与实业之发展。余回顾5年前曾游此邦，甚感愉快。今愿借此机会，重修旧好，交结新知。”

孔祥熙的这番话，确实出自肺腑之言。中国政府把中英友谊看得非常重要，对英国政府和人民也怀着非常友善的感情。英国政府感于斯，于次日，外相艾登应邀参加了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为欢迎孔祥熙举行的宴会。艾登外相同样称赞了中国政府和孔祥熙。他说：“凡具有想象力的人，都能看到中国的长处，且为中国的复兴感到惊异。中国此次复兴，英国尤为欢迎，因英中两国之间的友谊由来已久。再则中国能自10年前的艰难困苦中复兴，也证明中华民族自身有坚强的活力和与环境相适应的能力。”

郭泰祺大使在致词中，既幽默又着重地向英国官员强调了孔祥熙的孔圣裔孙身份。他说：“此次庆贺英王加冕典礼，中国特使不但是行政院副院长，而且是孔子第75代孙。以中国圣人之后裔，参加英国君主加冕之盛典，尤为难得。”郭大使的这番话，在注重爵位的英国官员中产生了作用。话音一落，英国人就赶来向孔祥熙敬酒，彬彬有礼的绅士风度给宴会增添了欢乐气氛。

5月13日，英王乔治六世的加冕典礼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隆重举行。仪仗队、鼓乐队，衣鲜帽美。整个伦敦城里，彩旗招展，气球飘飞，仪式热烈而庄重。特意赶来的教皇和英国的议院议长、大法官、内阁成员、王室成员及各国贺使，分宾主站立。在简短的致词后，把象征王位的王冠和行使权力的权杖献给了乔治六世。接着是宣誓、致贺、检阅，盛况空前。

在整个仪式中，作为特使的孔祥熙肃然站立，而在观众席上的孔令杰却眨巴着大眼睛问：“妈咪，我们坐了一个多月轮船，走了上万里路，就是来看把那顶帽子给国王戴上吗？”

宋霭龄悄悄说：“小孩子不要讲话！那可不是一顶普通的帽子，那是王冠，通过这个仪式，可以向伦敦、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的所有臣民，也向全世界表明：乔治六世是合法继承的国王，从此他就可以合法地行使国王的权力了！”

“妈咪，英王的权力和清朝的皇帝一样大吗？”孔令仪问道。

“噢，那有所不同。清代是君主制，皇上金口玉言，他说的就是法，一切都以他说的为准。皇帝是独裁者，他的权力不受任何制约，可以说‘君叫臣死，臣不得不死’，没有什么法制和道理可讲。英国经历了资产阶级革命后，王室保留了下来。但是英国还有内阁，行政权力由首相行使，还有议院，分为上院下院，主管立法，也有法院，司法独立，不受干预。英王是国家元首，是国家的象征，也讲民主，所以他的权力不能和清朝皇帝相比。”霭龄说。

“那还这么隆重呀？”

“英国王室是很受尊重的呀！”

“我不明白！”孔令杰嘟嘟囔囔地说。

“不明白没关系，好好看吧。我们作为使团成员，要为英王的加冕表示祝贺，要有礼貌，该鼓掌时要鼓掌，该肃立时要肃立，不要再乱说话了。”

尽管中国政府极其重视这次活动，派出了刚刚代理过行政院长的孔祥熙出席典礼，但由于中国的贫弱，傲慢的英国政府并不看重中国人的感情，他们仅仅给予了中国代表团非常一般性的接待，孔祥熙参加典礼时的位置也排在其他大国之后。这不能不让孔祥熙感到伤心。不过英国人倒比较看重孔祥熙孔圣裔孙的身份，典礼结束后，英王单独会见了他们。英国王后还送给孔令仪一枚刚刚研究成功的人造金刚石制戒指，这使孔祥熙心中稍稍感到一点慰藉。

在英国期间，除参加典礼外，孔祥熙频繁会见了英国政界高级人士，希望英国能够向中国提供先进的武器装备，并在中国受日本侵略时给予援助和支持。但是此时的英国首相是张伯伦，他对德意日等法西斯国家的侵略行径实行一种“绥靖政策”，一味退让；对其他国家遭受的侵略，更是抱着一种“不扩大事态”，即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当年日本帝国主义在沈阳搞“九一八事变”，随后侵占整个东北，英国政府就不肯出面主持正义。所以这次国民政府虽然对英国一腔热忱，孔祥熙处处表示友好，但张伯伦执政决定了不可能有大的收获。海军部长陈绍宽多次与英方洽谈购买潜水艇，英国政府屈服于法西斯的压力，不敢成交。张伯伦甚至公开告诉中国代表团：“如果中日间发生武力战争，英国不会卷入，英国将会采取远避的做法，中国不可空望英国的帮助。”

孔祥熙一腔热望，碰上张伯伦的“远避政策”，也是无可奈何。在指望英国提供先进武器和采取其他措施遏制日本侵略方面，一无所获。

不过英国人还是很关心他们的利益的。他们只希望能在中国投资，赚得利润。对于妨碍他们投资赚钱的人，张伯伦也表示不满。他说：“日本要在华北单独投资，但在华南则要求英国依照四国银行协定，遇有投资机会，必须通知日本共同参加，这是不符合英国利益的。”

国内热热闹闹地送出来，蒋介石的期望值又那么高，如果到英国一无所获，那是很尴尬的事情。孔祥熙充分发挥了他的交际才能，转而在经济发展上谋求收获。经过谈判，终于与英方签订了建筑广梅铁路和浦信铁路的借款协定，由英国政府分两批向中国提供700万英镑的借款，并商定了适当时机中国银行在伦敦发行3000万英镑的债券。说到底还是英方希望能在经济上得到回报，不过孔祥熙总算没有白跑一趟。5月20日，他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离开了英国。

法国人着力介绍飞机，孔祥熙有意购买潜艇

5月下旬，一个国际会议正在日内瓦吵吵闹闹地召开——它是国际联盟的第97次会议，国际联盟又称国际联合会，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一个国际组织。它开始时标榜的宗旨也是“促进国际合作，维持国际和平与安全”。当时的国民党政府一直对它很迷信，希望它在日本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时能够出面制止。孔祥熙在英国没有得到英国政府对中国抵抗日本侵略给予支持的承诺，转而希望能够直接出席这次国际联盟会议，在会上得到其他国家的支持。

离开英国之前，孔祥熙给中国驻法大使兼国联代表顾维钧打了电报，要求他对此作出安排。顾维钧反复征求其他国家的意见后，同意孔祥熙“参观”这次会议。

“参观？那又不是什么名山胜水，一个会议怎么参观？”宋霭龄对此提出质疑。

“甭管什么名义，只要我们能够到会就行。你想这次会议出席的都是各国外长，我作为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出席会议难免不伦不类。所以用参观名义更好。反正我们不过是利用各大国外长都凑在一起的机会，与他们晤谈一下，争取他们在日本发动侵略时能够发挥作用给予制止。这些活动恐怕只能在会下进行，我要出席会议反而被困在会上，要多占用不少时间……”孔祥熙倒不在乎参观还是参加的名义。

“嗬！你算得真是精。一个国际组织的会议应该是出席会议者级别越高越好，级别越高越能充分表达本国政府的意愿，岂有排斥高级官员参加的道理？”霭龄还是不服气。

“好了，会议已经开幕了，我们赶路吧。”孔祥熙不愿争论不紧要的问题。

“这是一个什么会议，值得你们为它争论？”孔令仪不解地问了起来。

“嗯，这是根据1919年在巴黎和会上通过的《国联盟约》，于1920年1月成立的国际组织。它的主要机构有大会、行政院、秘书处，附设国际法庭、国际劳工局。现在召开的是它的第97次会议。”孔祥熙解释得很耐心。

“它迄今发挥过什么作用吗？”孔令仪小姐偏要刨根问底。

“这样的会议能起什么作用？虽说参加这个联盟的国家有63个，可它至今也没在任何一个重大的国际问题上发挥过真正的作用。因为美国本为成立国联的倡议国之一，可它因为同英国法国争夺领导权失败就拒不参加。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之一，它不参加那还有什么意义？国际关系说到底就是大国关系，大国不合作还能办成什么事？因为它毕竟不是国家政府，对别的国家并没有什么强制力。通观它的历史，我对它没有什么信心，日本侵占我国的东三省，我们向他们提出，他们吵闹了半天又是调查又是调停，结果侵略者还不是照样耀武扬威，中国的失地一寸也没还回来，哼！”霭龄毫不掩饰她的不满。

“现在下结论还早，我们再做工作争取嘛。”孔祥熙还怀着幻想。

孔祥熙抵达日内瓦后，5月27日中国代表团设宴招待几个大国的外交部长，让他们同孔祥熙见面。英国外长艾登、法国外长德尔博斯、苏联外长季维诺夫等出席了宴会。日本对中国的全面侵略还没有发生，他们并不需要立即采取什么实际行动，有来自中国的美酒佳肴，他们乐得大饱口福，给孔祥熙一番虚与委蛇的热情空话，就只管开怀畅饮了。

次日，孔祥熙拜会了瑞士联邦行政委员会主席摩太，30日又与意大利首相墨索里尼进行了会晤，然后赶到法国借款。

法国总统勒白伦同孔祥熙进行了礼节性的会见，然后孔祥熙主要同勃鲁姆总理、德尔博斯外长以及金融界巨头们进行会谈。

这时，澳大利亚总理莱昂斯提出了一个太平洋地区国家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中国为抵抗日本侵略，竭力促使这一协定的签署。孔祥熙在同法国总理勃鲁姆会谈中主要谈了这一问题。

“中国欢迎澳洲总理莱昂斯的建议，由远东和太平洋地区国家签订一个互不侵犯互助协定，希望法国政府加以赞助，促其实现。”孔祥熙说。

“法国的政策一直是致力于集中努力以维护和平，事实上也一直在提倡签订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因此远东及太平洋地区订立互不侵犯和互助协定的意见与法国政策是一致的。”勃鲁姆表态很好。

“那……”

“但是，要实现这一目标，光靠法国的力量不行！美国的态度极为重要。”

孔祥熙点点头：“这倒是实情。不过据我所知，莱昂斯已向罗斯福总统谈过这项建议，美国总统表示赞成。”

勃鲁姆非常高兴：“谢谢你把这个重要的情况告诉我！美国的合作，不仅对远东地区和太平洋，对整个世界的和平也是必要的。”

孔祥熙说：“我高兴地看到，法、英、美3个国家的关系，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好，这是非常难得的。这3个国家的合作，是世界和平事业的强大力量。中国也愿意在维护国际和平的共同努力中，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勃鲁姆说：“我一直认为中国是远东一个伟大的国家，怀有和法国人民一样的向往民主与和平的激情。”

勃鲁姆表示，他一定利用法国的影响，与其他国家一起，促使远东及太平洋地区和平和互助协定的签订。

当孔祥熙准备开口谈谈向法国政府借款问题时，这位总理表示这样的问题可以直接去找财政部长奥里奥尔和法兰西银行总裁拉贝里。

同法国财长见面伊始，这位财长就提出了一个疑问：“中国政府的日常开支也需要四处借贷吗？”

“不不不！”孔祥熙大手摇得像蒲扇，“自1935年中国实行币制改革以来，中国的外汇兑换率保持平衡，中国的各行各业全面复苏。中国政府已下决心推行经济建设计划，在发展铁路、公路、航空等交通事业方面，已取得很大成绩。政府的新预算收支平衡，不需要举债来应付日常开支。”

“难道你们没有一点储备了吗？”

“那也当然不是。我们在伦敦有大量英镑，在纽约有巨额美元存款。这些钱长期没有动用过。”

“这我就有些不明白了，既然年度收支平衡，又有大量外汇存底，为什么要向我们借钱呢？是不是……”法国财长欲言又止。

对这样的问题孔祥熙早有准备，他说：“我们借款的目的是为了清理现有的内债，这些内债总计约20亿元。照现在市场利率，中国政府平均要负担8厘利息。如果能够筹到款项作为保证，发行4厘利息的新公债，收回旧公债，那么政府每年就可以少付8000万元利息。当然，这省下的钱我们不会乱用的，主要是想用它来进行国家的经济基础建设。”

奥里奥尔听到这里连忙点头：“孔兼财长是一位真正精明的理财家！这个计划无可挑剔。”

孔祥熙抓住时机连忙说：“我们希望得到l亿法郎的贷款。”

“一亿法郎？”法国财长用食指叩击着桌面，做沉思状。

“噢，财长先生。有一点我认为我应该向你事先说明，那就是这些钱并不会汇到中国去。而是把它存在法国的银行，作为中国发行纸币的准备金，如果法国财政部有急需，任何时候都可以动用它。”孔祥熙希望以此说动对方。

“嗯，中法经济合作非常必要，非常必要。对我们双方都会有好处，我是赞成合作的。”奥里奥尔只回答上半句话。

“那么这借款问题……”孔祥熙抓住关键不放。

“贷款嘛，目前法国金融市场困难较多，却是难于安排。”奥里奥尔有意推托。

孔祥熙有些不悦，但是深厚的涵养使他没有在脸色上表现出来，他呷了一口茶，转换了口气说：“借款问题并不迫切，我们不需要用借款来应付政府的日常开支。我们提出这个问题，只是出于增进中法合作的愿望。”

假如孔祥熙就此退回，不仅中法经济合作等于告吹，也会使法国财团失去一个在中国发财的机会。这时坐在一侧的法兰西银行总裁拉贝里和法国财政部基金调拨司司长鲁夫一齐向奥里奥尔侧过头来，小声地表达了他们的意见。奥里奥尔原本想一说难于安排，孔祥熙会低声下气地央求他，没想到孔祥熙并不迫切，他已感到为难了，现在乘两人说话之后，他才有了一个重新转换的机遇。于是说：“当然，法国目前经济虽然困难，但是对于与中国合作，我们还是有浓厚兴趣的。至于借款嘛，如果就孔部长提出的数额，应该没有什么大问题，原则上我是完全赞成的。问题只在于这项安排采取什么方式为好。”

孔祥熙不急不忙：“请问阁下的意见是——”

“嗯，如果采取政府间借款，程序上繁琐一些。而如果由中国的中央银行和法兰西银行之间安排一种信贷方式，亦可获得同样效果。”

“我同意这个主意。请财长作出安排。”孔祥熙心里高兴，法国人到底还是想赚钱的。

最后，孔祥熙指派了翁文灏和郭秉文同法国财政部基金调拨司司长鲁夫、商业协议司司长阿尔芳对有关信贷的具体细节进行商讨，法国银行团贷予了中国2亿法郎。

谈判贷款问题的顺利，使孔祥熙异常高兴。但他此行的目的，主要是想解决日本侵略时中国的抵抗能力问题，洽购军火才是最核心的事情。孔祥熙特别拜会了法国空军部长科特，海军部长杜帕克。

法国空军部对孔祥熙殷勤接待，请他观看了各种军用飞机的编队演习。孔祥熙啧啧称赞。

法国空军部长科特对孔祥熙说：“我了解中国对发展空军极为关切，法国方面准备以同中国合作的方式，帮助中国建立国防中这一重要兵种，不知孔副院长意下如何？”

孔祥熙立即表示：“这对中国将是大有裨益的。”

“可否了解一下你的采购计划？”

“到目前为止，中国的大部分飞机都是从别国购买的。因为几年前我们曾从法国订购过一批飞机，可惜那些飞机不是最新类型的，没有达到满意的效果。如果这次订购。我希望法方能提供最新式的。”

“我们会让中国军队满意的。”科特言之谆谆。

孔祥熙又问：“那么中国飞行员的训练是否可以到法国来进行呢？”

“我们可以派专家到中国去服务。”

“好极了！”

孔祥熙又找到法国海军部长杜帕克，洽谈购买海军装备问题。对于这一项，孔祥熙是有备而来，因为日本海军的强大，对中国沿海地区威胁最大，临行蒋介石有专门交代，要求他能通过此次访问，购买潜艇应付局面。代表团中就有中国海军部长陈绍宽。

潜艇乃当时的先进武器，各国对于出口控制较严，孔祥熙先下了一番工夫后才对杜帕克说；“中国鉴于增强国防，有必要发展海军。我们打算以订购几艘潜艇作为开端，不知法国海军是否能够帮助中国获得潜艇？”

对于这样重大的问题，杜帕克当然不敢贸然答应。他只是滑头地说：“海军只管技术问题，中国能否从法国获得潜艇，海军不能决定。你们可以让中国驻法大使去同法国外交部磋商，由政府决定。一旦法国政府原则上批准，我们海军各部门一定鼎力相助。”

孔祥熙在法国逗留只有一周时间，却谈了这样不少重大问题，可谓紧张劳顿，但是由于法国政府缺乏诚意，加上时间短暂，并未达成最后协议。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法国政府怕引起日本不满，危及自身，根本没有积极支持和援助中国，这使孔祥熙的一番辛勤努力大打折扣。

德意志印象：戈林比希特勒傲慢，日本比中国重要

离开法国后，孔祥熙又来到了与法国交界的德国。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战败后，秘密挣脱了原战胜国对它的种种限制，经过近20年的发展，军事实力又膨胀起来，成为欧洲的一大强国，所以孔祥熙还抱有一种幻想，希望在中国受到日本侵略时能够得到德国的支持和援助。

这当然是不可能的。

因为当时的德国正处在希特勒的纳粹党统治下，希特勒这个一战中的伤兵，发动啤酒馆政变的小丑，神经质的战争狂，执政后自称元首和帝国总理，他极力煽动国内的狂热情绪，正在秘密准备发动一场新的世界大战，来建立德国对世界的统治。他与意大利政府签订了“轴心协定”，和日本签订了“反共产国际协定”，德、意、日三国已经初步结成了法西斯联盟。孔祥熙对此当然并非毫无所知，他之所以还想从德国获得支持，是因为蒋介石对法西斯非常崇拜，而德国对国民党政府的反共、反共产国际政策也很有兴趣，对中日两国之间的矛盾，德国政府还没有明确表态。

德国人对孔祥熙的来访还是很高兴的，因为这总是有利于他们在世界上树立一种大国形象，还有可能在他们发动战争时取得一些舆论支持。

孔祥熙抵达德国时，柏林正是一年中最好的季节——阳光明媚，鲜花盛开。德国经济部长兼国家银行总裁沙赫特在威廉火车站为孔祥熙举行了欢迎仪式。

当天下午，德国技术大学即邀请孔祥熙前往参观，并授予了他“荣誉工程博士”的头衔。亚尼姆校长一本正经地发表讲话说：“本校所以授予孔氏博士学位，首先是孔氏在国民经济建设上有显著成绩，尤其是在多难之秋，为稳定中国货币做出了贡献；其次是因为孔氏在中德邦交上不断努力，特别是签订中德商务协定，并使之实行。”

因为孔祥熙稳定中国货币有功，所以授予工程博士学位，这岂不是风马牛不相及？不过另一点倒是实情，那就是孔祥熙对与德国做生意是非常热心的，他的夫人霭龄和儿子孔令侃都从和德国人的生意上赚了大钱。

孔祥熙和德国外交次长麦根森会晤时，着重谈了中德关系以及与此有关的德国和日本的关系。孔祥熙直言不讳地问：“德国与日本签订的条约中有无针对中国的条款？”麦根森马上回答：“中德友谊非常密切，去年德国与日本签订的反共条约，外间有种种传说，实际并没有牵涉到中国，孔先生可以转告中国政府，对此敬请放心！”

孔祥熙想乘机离间德国与日本的关系，便说：“日本的友谊是不可靠的。大战时，日本利用机会，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德国应该没有忘记吧？”

麦根森只好支支吾吾，孔祥熙又说：“至于反共，蒋介石领导下的中国才是真正反共的国家，日本标榜反共，只不过是想乘机夺取苏联的西伯利亚地区而已。”

麦根森虽然为孔祥熙的说辞所打动，却不敢有所表示，孔祥熙掌握火候，并不逼他表态，又转过话题说：“中国因为对德的信任，所以一切军事秘密均对德国顾问公开。经济方面中德更具备合作条件。”

接下来，孔祥熙会晤了德国法西斯的重要人物戈林。戈林是希特勒的主要帮凶，曾任德国议会议长、普鲁士总理，1935年兼任德国空军司令，1940年被封为绝无仅有的帝国元帅，其地位在纳粹群魔之上、希特勒一人之下。希特勒曾说过：“我如果遇到不测，戈林将是我党内和国家政权的全权继承人。”

有了这样显赫的地位，戈林更显得傲慢无礼、目中无人。孔祥熙与他会见时，在客厅里足足等了5分钟，这个家伙才拄着个手杖慢腾腾地走出来。这让孔祥熙很有一种被侮辱的感觉。

戈林的傲慢不仅表现在他故意叫孔祥熙久等不至上，而且出来后就以一种君王对臣下的口吻说：“今天坦白谈话，不讲泛泛的客套。”

接着就说：“去年德日签订反共协定，目的在反对第三国际，不涉及中国，但如中国共产党太猖獗，则将来德日两国非谈到中国不可！”

对于这种居高临下蛮横无理的言行，尽管孔祥熙非常不满，还是压着怒气和颜悦色地告诉戈林说：“西安事变以后，中共军队归中央收编，共产党问题可以说已经解决。”

戈林哼了一声：“对此我不能相信！中国西北仍为共军占领，共军并未被消灭。”

孔祥熙又把蒋介石政府10年来的反共经过作了介绍，再次拿出说动麦根森的说辞：“中国是真反共，而日本的反共不过是为了夺取苏联的西伯利亚。请德国不要忘记，在大战中，日本曾经乘机夺取了德国在太平洋上的岛屿，它是靠不住的。”

戈林对孔祥熙的介绍显得不耐烦，当孔祥熙说到日本的历史时，戈林态度生硬地说：“日本是东方的意大利（意大利在一次世界大战中曾背弃与德国的同盟，反而对德作战），我们并不相信它，这一点我想用不着你来提醒。”

孔祥熙再也不能容忍戈林的傲慢，语气一下子也变得强硬起来：“你们德国在远东采取哪种政策，同哪一国订约，我们不能干涉，可是我们要知道德国究竟是愿和中国做朋友，还是和日本做朋友？”

戈林感到了孔祥熙的不快，逐渐改变了态度，不过他耍了个惯用的撒谎伎俩：“孔副院长，我们当然是愿意和中国交朋友。”

接着，德国人安排孔祥熙拜见他们的元首希特勒。6月13日清晨，孔祥熙、陈绍宽、翁文灏、程天放4人乘汽车从柏林出发，午前抵达慕尼黑。在那里，他们换上了希特勒派来的汽车，每人一车，前往贝许德斯加登镇的沙尔兹堡别墅。

希特勒的别墅——那个后来世人皆知的魔巢，坐落在德奥边境的半山腰上，海拔足有1000多米。孔祥熙等乘坐的汽车盘旋而上，道路险峻。山间云雾缭绕，谷底风光秀美。但据说希特勒并不只是赏鉴风光而选择在此建“巢”。而是因为他出生于奥地利，念念不忘德奥合并。到了大门前，被希特勒专门豢养的一群人即高呼“希特勒万岁”，声震山谷。走这一路，经这一喊，使孔祥熙等人感到像晋见皇帝一样。

为这次会见，孔祥熙事先翻阅了希特勒写的臭名昭著的《我的奋斗》一书。在书中，希特勒系统地阐述了他的野心——第一步创建第三帝国，第二步征服欧洲，第三步称霸世界。但这时许多人对此并不当真，只不过把它看作为了拉选票的口号。待孔祥熙进得希特勒的会客厅，只见这个狭长的屋子里，朝希特勒办公室的一头圆桌上摆着一个巨大的地球仪，孔祥熙揣摩希特勒玩弄这玩意儿，说不定真有称霸世界的野心哩。

孔祥熙在大厅里等了片刻——并不比等待戈林的时间长，希特勒就走了出来。孔祥熙放眼望去，只见希特勒个子不高，身着军服，左臂上别着一个刺眼的纳粹标志——卐形符号。尤其是他上唇上留的那撮小黑胡子，怪模怪样，这撮黑胡子以后便成了一切法西斯分子的共同标志——中国电影中日本鬼子都是这样的胡子，其实日本鬼子是没有这撮胡子的，只不过为了标明他们的法西斯分子的身份，给他们统一了一下而已。希特勒精瘦的身体像个肺结核病人，可他的一双鹰眼却放出刺人的光芒，令人不寒而栗。

希特勒出来后，和孔祥熙等4人一一握手，然后分宾主坐定。孔祥熙首先讲了一通他对希特勒的仰慕心情。并转达了蒋介石对法西斯主义和希特勒的崇拜。希特勒微微点头，大概认为理该如此吧。

孔祥熙说：“4年前曾到德国，这次重来，见一切都大有进步，很佩服德国政府收效的迅速。”

希特勒为了表示他胸怀远大，回答说：“4年来虽有进步，但是还很不理想！政治家的眼光要看到今后几十年、几百年，不能以眼前一点小小的进步为满足。”

希特勒已经知道孔祥熙这次来访的目的，于是先发制人说：“我非常希望中国和日本彼此友好合作，不要发生争端。但如果不幸而发生事端，我则希望能做你们的中间调解人。”

孔祥熙对此只能诺诺称谢。

希特勒又谈到中国的内部问题，他说：“中国现在最需要做的事情，不是准备抵抗日本，而是需要独裁，实行法西斯主义。把一切军政大权集于中央，形成一个铁腕的中央政府，一切问题就都好办了。”

孔祥熙立即顺杆爬说：“是的，中国要向德国学习，绝对服从一个领袖。德国的领袖是希特勒，中国的领袖是蒋介石。”

希特勒这才咧嘴笑了：“只有这样国家才能富强！”

孔祥熙又乘机询问德国的外交政策，希特勒这时极力掩盖其侵略野心说：“欧洲平安无事！最近有外国报纸大讲德国如何准备侵略，纯属无稽之谈！德国绝不会攻击他国，当然，德国也绝不害怕别国来进攻。假如苏联要侵略德国，天下无敌的德国军队只用一个师即可打垮苏联的两个军团！德国军队的战斗力是世界上首屈一指的！”

孔祥熙听到这里不由微微一笑，希特勒发觉这样说有些走嘴，恐怕暴露其野心，才转弯说：“我们大力提高军队的战斗力，是为了防止共产主义的蔓延。”

谈话结束时，孔祥熙向希特勒赠送了中国的特产礼物——一对朱红漆雕花瓶、一册精装宋代国画、一幅湘绣的鹰和两盒名茶。希特勒对漆雕花瓶和湘绣非常欣赏，不仅因为这是中国的传统工艺、别无分店生产，而是因为孔祥熙在准备礼物时就揣摩了希特勒的爱好，把一只眼冒凶光的鹰绣了上去，鹰是希特勒的图腾和标志。

希特勒回赠礼物，照例又是他的一幅照片。他认为他自己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能得到他的照片并每天进行瞻仰膜拜是其他一切国家人的幸福。希特勒当场在照片上签上了他的大名，让孔祥熙像捧一幅神像一样带走。孔祥熙当面表示这是最好的礼物，毕恭毕敬地拿着，一出门就塞进了文件包，嘟囔了一声：“这玩意儿也算礼物？哼！”

孔祥熙回到柏林后，又与德国国防部长白龙培进行了会谈。孔祥熙说希望去年签订的中德以货易货办法能够继续进行。那项交易是以中国的钨砂锑砂交换德国的武器，从德国购得先进的武器是孔祥熙此行的一项重要任务，他当然对此非常关心。殊不知，钨砂锑砂是重要的战略物资，德国更需要。而且中国出口的是原材料，价格便宜，德国人自然愿意继续进行。

孔祥熙整理了一下几天来的所得，发现德国和蒋介石政府只有在坚持反共一点上是一致的，至于想在中日对抗时获得德国的支持，只是一种妄想——希特勒已明白表示：没有永远的朋友，只有永远的利益。而希特勒和走上军国主义的日本之间才有那种渴望侵略的纽带，贫弱的中国则只能是他们鱼肉的对象。不过能够抓紧时间从德国多进口一些武器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罗斯福同意贷款，在美国买到军火

眼看在德国争取盟友希望不大，孔祥熙一行又经法国查尔堡港，乘英国邮船“玛丽皇后号”赶往美国。

当时的美国总统是民主党人罗斯福，在上世纪30年代法西斯主义大行其道、德意日三国结成侵略性的军事政治同盟、欧亚同时出现两个战争策源地的情况下，罗斯福总统采取了反对法西斯侵略的政策。但是，美国国会中奉行和平主义、孤立主义，在国会通过了“中立法案”，即不问战争性质，不问是侵略者还是抵抗侵略者，美国政府都不得向一切交战中的国家出售武器。当世界面临法西斯国家的侵略威胁时，这无疑是对侵略者的纵容和对被侵略者的见死不救。

孔祥熙抓住关键环节，直接向罗斯福总统求援。他把中日两国日趋紧张的关系及日本由来已久的对中国侵略的野心，向罗斯福作了介绍，请求美国给予多方面的援助。罗斯福为把南京政府拉向美国一边，答应对孔祥熙的要求予以考虑。

但是国会刚刚通过“中立法案”，如公开向中国提供援助，总统必遭国会反对。罗斯福是很善于利用美国法律的空子的，他既不愿否决国会的法案，又要拉住中国政府，于是便示意美国建设银行公司董事长琼斯，贷给中国1000万美元。有总统的示意，这项贷款很快谈妥签约，孔祥熙立即用它购买了美国军火。这比在英、法、德的收获都大。

受此鼓舞，孔祥熙又通过罗斯福，以商务借债的名义，订购了一批美国汽油。当时中国是个贫油国，汽油这种战略物资奇缺，有“一滴汽油一滴血”之说。为防止引起日本对美国的抗议，这批汽油先由美国轮船公司运到香港，再向中国内地转运。罗斯福要求运送要快，争取在日本对中国海岸实行封锁之前完成运输。这批汽油的运送和数量都是严格保密的，只从在香港转口时港英当局征收了750万元的保证金这一点推测，数量是不小的。

除此之外，孔祥熙还与美国谈判成功了赊购美国火车头20个，价值7.5万美元，5年付清；与美国签订了“金银交换协定”，允许中国政府用白银购买一批美国黄金。所购黄金存于纽约，以备急用等。得到这么几项援助，孔祥熙精神抖擞，感到大长面子。说话声调也高了，气也壮了。

孔祥熙到中国驻美使馆去过多次，援助没争到之前，他从没感到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可一拿到援助，心情好了以后却突然发现前清留下的这个驻美使馆房屋老旧，而且又在黑人区，很感这样的使馆有失国家面子，于是当着全体使馆人员的面，大声宣布：“这种满清遗留下来的破房子怎么能够作为中华民国的使馆呢？中国再穷，驻外使馆也要像模像样，我决定：为使馆重新购买一所规模大、样式新，能够给人好印象的房子！”

话音未落便博得了使馆人员的一片热烈掌声，孔祥熙感到更有劲了，接着说：“当然啦，现在的房子质量也是很好的。要说它作为使馆也不是不能用，我主要是为了我们国家的形象，使馆迁出以后，把它还留给你们，就作为你们的宿舍使用吧！”

这一下，比第一次博得的掌声更持久更热烈。

很快，使馆人员在双橡园找到一所气气派派的房子，孔祥熙看过之后，认为不错，说办就办，立即拨款买了下来。

有了这一次经验，不久，孔祥熙由美国返回途中，路经法国时，又注意到了驻法使馆的房子也显得陈旧不雅，于是又替驻法使馆在巴黎富丽堂皇的乔治第一街，购买了一座不错的房子。当然，这一次同样博得了驻法使馆人员的感恩戴德。

使馆人员高兴了，没几天孔祥熙个人也遇上了高兴事——他的母校耶鲁大学又授予他一个博士头衔。虽然孔祥熙已经有了两个博士头衔：一个是1926年欧柏林大学授予他的“法学博士”，一个是德国柏林技术大学刚刚授予他的“工程博士”，但这两个头衔对于主持国家财政的孔祥熙来说，却显不太合用。因此，耶鲁大学瞄准了孔祥熙的心理，授予他一个“经济学博士”，孔祥熙的笑容一下子挂在脸上几个月下不来。有了这个经济学博士，就成了经济领域里的学术权威，主持国家财政经济，更是理所当然。

就在孔祥熙在美国忙活这一摊子公事私事的时候，日本鬼子悍然在北京卢沟桥发动了“七七事变”，大举向中国进攻。

孔祥熙接到蒋介石密电：“大战已开始，和平绝望，希在国际方面多作接洽。”于是孔祥熙立即转换任务，希望各国采取对策，支持中国。

美国总统罗斯福说：“日本在东北建立的满洲国已经6年，兹不论其法理如何，其存在毕竟已成为事实。眼下各国虽未承认，但将来必不免有一二国家，在与日本交换条件下开始承认。帮助中国收复失地之论，美国难于有所行动。”

而英国首相张伯伦，对法西斯国家怀有一种惧怕心理，采行绥靖政策，根本不敢有一句强硬的说法，只谈什么“英国实力尚未充足……”

法国人呢，更是滑头：“对于中日之间的争端嘛，最好不要诉诸武力，打仗很难解决问题……”日本鬼子天天在中国杀人放火，中国人应该怎么办呢？法国人说了半天，根本就是不知所云。

在德国，那些人老调重弹：“以德之见，欲谋中日之妥协……”

说来说去，就是谁也不想办一件实事以帮助中国抗日。倒是在捷克，孔祥熙与外长罗夫达会晤后，从斯高达厂购买到一批步枪、轻机枪。

孔祥熙眼看各国对中国的抗战如此不肯相助，心里一急，顿时两眼昏黑，视物不清，只好又转回德国，到巴德那海治疗休养。一个多月后，眼疾略有好转，孔祥熙便携霭龄及子女匆匆回国。

第三十章

战时院长

战时出任行政院长，明言不培植个人势力

七七事变发生的第二天，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发出了《为日军进攻卢沟桥通电》。第三天，中国工农红军领导人毛泽东、朱德等致电蒋介石，要求红军开赴前线，对日作战。7 月15日，中共代表在庐山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交给蒋介石。17日，蒋介石才在庐山发表讲话，做出了“拼全民族之生命，以求国家生存”的抗战姿态。

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了中共代表7月15日提交的《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23日，八路军115师在晋西北伏击日军坂垣师团，取得了著名的“平型关大捷”。同日，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共产党合法化，第二次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初步形成。

国内抗日高潮兴起，孔祥熙在海外再也休养不下去了，遂于国共合作实现的第二天，携家眷自意大利乘“维多利亚号”客轮起程回国。

孔祥熙到达马尼拉时，从菲律宾方面得到一份情报，日军不顾国际准则，准备中途登船，劫持孔祥熙这位中国国民党政府高级官员为人质。为防止意外，孔祥熙即在马尼拉改乘飞机，直飞香港。然后从香港换上了法国邮轮“海素号”，于10月18日到达上海吴淞口。

孔祥熙出国之时，国民党当局对他此次出访寄予厚望，希望他能够说动美、英、法、德诸国，向日本施加压力，延缓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步伐。所以上海码头人声鼎沸，高官致词，鼓乐相送，好不热闹。然而，他未能承担起这样的重任，就在他在海外游说的时候，战争已经强加到了中国人民头上。如今，他回到上海时，日本鬼子对上海的进攻正在疯狂关头。孔祥熙不敢让轮船靠近码头登岸，遂由法国领事带一艘小船秘密靠近客轮，把孔祥熙一家偷偷接下来，在法租界的大马路码头乔装上岸。不要说没有盛大的欢迎场面，就连真实身份都不敢声张，两相比较，也只有吁嘘感叹。孔祥熙看到昔日繁华的大上海正在日军炮火下呻吟，到处弹痕累累，死尸横陈，满目疮痍，他悲怆、愤怒而又心寒，不敢停留，立即登上汽车，在中国上海守军的掩护下，直奔南京而去。

蒋介石指挥的淞沪作战失败，日军步步进逼南京，这座国民党的首都也眼看朝不保夕，高官富商们正匆匆做着撤退逃跑的准备。已复任行政院长的蒋介石还是为孔祥熙设宴接风，夸奖了几句出使有成之类的话。孔祥熙不敢领受，说了些弱国外交艰难，战争一起，靠人人跑、靠墙墙倒之类。

蒋介石大声说：“不！庸之兄此次出访成绩是很大的，起码打过招呼的国家不会一下子站到日本方面，为侵略者张目，这是一；其二，订购了一批武器和军火，这对我国抗战无疑会起到积极作用。”委员长嘉勉，其他人也就乘机恭维，说什么孔副院长有外交天才，在艰难之中取得成就，敬佩敬佩之类。然后推杯换盏，饮了几杯。

蒋介石指挥的淞沪会战失利，日军一举进逼南京，到12月13日，南京失守，如豺狼禽兽般的日本鬼子进入这座六朝古都，在松井石根的指挥下，日军进行了长达6周的灭绝人性的大屠杀，杀害中国军民30多万人。

国民党政府撤到了武汉，华北、华东战场日军步步进逼，连连得手，疯狂的日军侵华总部叫嚷要“3个月灭亡中国”。蒋介石眼看如此下去，不仅国将不国，委员长也将无立足之地，不得不集中精力用于军事方面。于是以“身为最高统帅，前方战事紧急”为由，提出辞去行政院长职务。

谁来接替行政院长职务呢？蒋介石思考再三，宋子文虽然同样有才，又在西安事变中出了力，但是他当年任财长时恃才傲物的劲头半分未减，如果出任院长，更难控制。而孔祥熙就不同了，一是西安事变期间，孔祥熙曾代院长，工作还算尽职，各方反映不错；二是孔祥熙为人随和，政敌不多，可能较好通过；三呢，是最主要的，就是孔祥熙历来惟蒋之命是从，极好操纵，他好像没有个人野心，不会窥视最高权力、对蒋构成威胁。于是想让孔祥熙继任行政院长。蒋介石先在党内征求意见，结果国民党元老派居正、于右任、覃振等也都支持孔祥熙出任。二陈的CC系势力虽旺，算来算去，自感资历尚浅，还轮不到院长地位，也就顺水推舟，表示拥护。CC系的算盘是，以对孔的支持换取孔的合作，以后联手抵制咄咄逼人的政学系和复兴分子。

1939年1月3日，孔祥熙正式在汉口就任国民党政府行政院长。

“哈哈，潘益民看相蛮灵嘛，果然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回到家的孔祥熙心里想着，却无人可以发番感慨，因为霭龄到香港去了，对于其他人，这话当然是不便说的。

“孔院长，这么大的喜事，是不是庆祝一下？”谭新光提议说。

“不不不，国家正在遭难，我不能不顾国家的灾难而对个人升迁表示高兴。”

“孔院长言之有理！其实我也不主张去搞什么庆祝，给人口实，授人以柄。我想说的是，孔院长这次拜相，既得到了元老派支持，也得到了CC系的拥护，应该乘答谢这些人之机，同他们建立密切联系，培植自己的羽翼，巩固政治势力。那么不出几年，在全国人的眼里，就不只是‘孔家财’，还会出现一个‘孔家党’，到那时，您就会成为一个权倾天下、跺一脚九州乱颤的伟人……”谭新光说得极富于煽动味，专等孔祥熙一高兴，给自己也封个什么大头衔。

“嘻！”孔祥熙立即变了脸色，“我孔某今天能够上来，完全靠的是蒋先生支持，我就知道死心塌地为蒋先生效劳。蒋先生哪天不信任我，我立即滚蛋！联合那班人有啥道理！”

谭新光嘿然而退，他拿不准这是孔祥熙踌躇满志的得意之语，还是发自内心的真实感受。

增税印钞票，全力维持战时财政

抗战开始，国民党庞大的政权机构已明显不适应战争状态下的实际情形，所以在孔祥熙上任前的1月1日，国民党政府就颁布了一个《调整中央行政机构令》，它规定：

一、凡工作因战事影响，不能继续进行之机关，暂行停办或裁撤；

二、凡工作因与战事无关，不必进行之机关，暂时停办或裁撤；

三、凡某一机关之工作与另一机关之工作性质重复者合并之；

四、凡工作有继续进行之必要之机关加强之；

五、凡工作有进行之必要，而尚无机关者创设之。

孔祥熙上任后，随即按照这些原则对政府机构进行了大规模的调整，撤并机构，裁汰冗员，区分职责。例如他把原来的行政院的实业部，军事委员会所属的第三部、第四部、资源委员会、工矿调整委员会、农产调整委员会，国民政府所属的建设委员会，全国经济委员会所属的水利部门等，共十几个部门，一并纳入一个新设的经济部。原来五花八门的这部那部这委员会那委员会，一下子变得清爽多了；机构重叠、职能交叉、遇事只知争利、有了责任互相推诿、谁也不肯负责的局面有了扭转。

“庸之兄，你搞得有一套嘞，现在机构真有了战时经济体制色彩，推行抗战的经济措施这下不愁没法实施了呀！”国民党元老居正由衷地夸奖孔祥熙。

“不敢不敢！孔某的办法都是蒋委员长出的，都是蒋委员长的英明决策！”孔祥熙出言谦逊。

背过脸去，居正就给人讲了：“这个老孔，本事是有的，可惜怎么总带着一股奴才腔！”林森说：“他就是这么个人，全靠这股奴才腔才爬上高位嘛！”

于右任大胡子说：“奴才腔？那要看跟谁，换了你这个元老试试，换了这个场合试试，他有厉害的时候哩！”

是的，孔祥熙为强化对战时经济的统治，不少时候也很有点沙皇般的铁腕。比如，前一年日本鬼子“八一三”进攻上海时，上海、南京等地立即出现了挤兑风潮。远在国外访问的孔祥熙得到消息，令各银行立即停业两天。到15日一开业，《安定金融办法》也出台了，它规定每户每周只能提取存款的5%，至多不能超过法币150元，防止了资金外逸。17日，又命令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银行组成“四行联合办事处”，随后又改为“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孔祥熙坐一处而牵全国金融的牛鼻子，说一不二，使抗战之初的金融得以稳定。

到1939年，蒋介石兼任了“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孔祥熙任副主席，他们两人就可以决定战时全国财政经济的一切问题。

1938年3月，华北伪联合准备银行成立，他们想方设法套购国民党政府的外汇，破坏抗战财政。孔祥熙当即规定一切外汇只能由中央银行在重庆办理，对日本帝国主义套购中国外汇的阴谋予以遏制。

国民党政府迁到长年浓雾笼罩的山城重庆之后，蒋介石的心情也被财政经济状况压得像蒙上了浓雾。终于他再也憋不住了，屈尊纡贵驾临孔祥熙的范庄别墅。

“庸之兄，现在前方的战争形势不妙，可我认为我们的经济形势更糟！有人反映订购武器弹药的经费不能及时到位。前方将士的薪饷经常发不了，一些政府部门甚至没有必要的办公费，都快要关门了！过去人们都说你是一位精明的理财家，但今天你得给我说说，这究竟是怎么搞的？”蒋介石气没喘匀就朝孔祥熙嚷起来。

“介兄，这你应该明白呀，去年全国的三税（关税、盐税和统税）加上特税，收入不过5亿元，可现在光每天军费开支就要500万元，一年下来就是18亿元！如果再加上政府部门的其他开支呢，5亿元怎么能够应付过来？”孔祥熙慢条斯理地说。

“当然你认为你很有道理，可我现在不要听那些数字，我要问你还有没有办法弄到钱，是用于支持抗战的钱！”

“弄到钱的办法我当然是有的，山西理财家的特点就是在最穷的地方筹到钱，但是这需要委员长的支持！”

蒋介石哈哈大笑：“先告诉我办法。”

“第一，实行《公库法》。战时国家财政，贵乎机动集中，统筹调度。在各省市县均建立公库，一切收入均集于公库，实物在各地，而账目和支配权则在中央，军队可在各地调用，而管理者却不能中饱私囊。说到底就是物在当地，而权在中央。”

“妙！”

“第二，增加税收。战时筹款办法有7种：借债、增税、发钞、募捐、动用战备储金、变卖产业、征发。而其中又应以增税为主。理由有四：一是增税永远不需偿还；二是备充公债基金，维持国家信用；三是有力出力，有钱出钱，负担公平；四是课奢侈品以重税，这是战时特殊政策，无人能说是非。”

“好主意！”蒋介石脱口而出。

“但是，增税也有缺点。”

“噢？增税是好事，咱们政府能多收钱，有什么缺点？”蒋介石不明白。

孔祥熙不得不解释：“增税手续繁琐，你总得给人说个理由，什么增，增多少，都得说个明白，而收入却较慢。这是一；其二，人民感受痛苦，影响作战意志；其三，产业负担较重，妨碍经济恢复。”

蒋介石挥挥手：“现在是要钱第一！没钱我们就得立即完蛋，就是饮鸩止渴也得饮，剜肉补疮也得剜！”

“好！有委员长这话我就放心干了。我打算用新三税代替旧三税。哪新三税？就是货物税、直接税、食盐战时附加税……”

“好了好了，具体办法我不要听，你只管去办。拿回钱来你就是好院长，我也是好委员长；拿不回钱来你就是笨蛋窝囊废，我也不认你什么连襟一担挑，也不认你过去功劳多大，你就下台滚蛋！你骂我什么王八蛋我也不管。”蒋介石直言不讳。

孔祥熙心里不悦，还得接着讲：“筹钱的第三个办法是举借内外债。借债的优点有五：一是得款迅速，可以应急；二是得款易多，便于支持战费；三是人民不感受压迫；四是利用游资，不伤国民经济；五是使后人分担战费……”

“高！你就去借债，越多越好！让子孙万世来负担，反正咱们只管借来花，百年之后一挺腿，后事管他娘！”蒋介石听得心花怒放。

“话是那么说，可借债也有弊端。一是不能长期持久。你想光借不还，谁还愿意借给你？二是战后财政难于整理。三嘛，易使社会信用膨胀，造成物价上涨。”

“那你不要管，只要能借到，就先借来用，其他事情以后再说嘛。”蒋介石大度得很。

孔祥熙点点头接着说：“筹款还有第四个办法，就是大量发行钞票。”

“你跟宋子文不是常跟我讲，发行一元钞票得有一元黄金或白银的准备吗？如果有黄金白银我还发愁什么经费？你这不是说和不说一样吗？”蒋介石迷惑不解。

“哈！那是平时说话，现在是紧急时刻。过去发行的钞票都是有黄金准备的，现在就顾不得了。政府要用钱，就让印刷厂印，然后拿来就去买东西……”

“那，那不乱了套？”蒋介石对这个办法不敢轻易表态。

“只要我们控制住数量，悄悄干，一时也显不出来。既可应急，又能刺激生产。好处是收入迅速，数额易多。”

“只要老百姓不起来造反，你就只管去干好了！”蒋介石也顾不了那么多了。

“委员长这么痛快，这维持战时财政我就有办法了！”孔祥熙满怀信心。

有了蒋介石的首肯，孔祥熙筹钱的路子立即宽了起来。四手并用，果然让蒋介石感到不再受钱掣肘。但是老百姓很快吃了苦。比如增税，在国民党统治区竟到了一把扫帚收1元税，一个粪箕收5角，一把锅刷收3角，农民自织一匹土布，要剪下2尺作税捐。在四川，竟到了一只鸡、一个蛋、一棵葱都有税的地步。国民党政府发行的债券也名目繁多，什么救国公债、建设公债、军需公债、国防公债、赈灾公债，不一而足。到1944年，已发行法币公债150亿元，外币公债3.2亿美元。加上发行中的营私舞弊、摊派不公，各种公债无一不信誉扫地。短短时间内，举借的外债有美国7亿多美元，苏联3亿多美元，英国1亿多英镑，还有德国、法国、比利时等一大堆。还本付息直把国家经济压得喘不过气来。滥印钞票更是灾患无穷。到1945年，国民党政府已经凭空滥印了比战前多出800多倍的票子，致使物价像脱缰的野马，狂奔如飞。法币1元钱的购买力，1938年顶战前6角，1939年就只顶2角8分，1940年只顶8分钱，1943年顶5厘，到1945年6月，就只顶5毫了。就是说战前1元钱的东西，这时用2000元还不一定能买来。这叫老百姓怎么活？孔祥熙理财虽然把蒋介石政府维持了下来，却让全国人民受到极大压榨，几乎断绝了生路。

恢复旧制，解决战时粮食供应

孔祥熙的四条筹款办法如同四只大耙子，把全国民众的钱都搂进了蒋介石政府的腰包，蒋介石自然眉开眼笑，对他嘉勉有加。可没过多久，蒋介石又把孔祥熙找到了他的黄山别墅。

这一次蒋介石不先开口，只管皱着眉头喝他的白开水。重庆的天气虽然湿热难耐，但这个样子却让孔祥熙浑身发凉。

“委员长……”孔祥熙战战兢兢，不知老蒋葫芦里要卖什么药，也不敢再像高兴时称他介兄了。

“噢。”蒋介石仍然满脸阴沉，还是不讲话。

孔祥熙站了起来：“委座，是不是我……”

“你坐，你坐。”

孔祥熙抖抖瑟瑟地屁股刚挨沙发，蒋介石把水杯“咚”地往桌上一摔，自己呼地站了起来，朝孔祥熙吼上了：“你的四条筹款办法，我都让党内和政府通过了，没说的吧？嗯？钱是多了，可当下是战时，我的军队是要吃粮食的！拿你的钱弄不到粮食，难道让军队吃你那花花绿绿的纸票子？嗯？你说你说，当年萧何给刘邦的前线送去的是粮食还是花纸头？”

这一下孔祥熙才明白今天老蒋为什么发火，原来要了票子还要实物，要就要呗，发什么邪火？孔祥熙干咳两声才慢吞吞开了口：“战时是应考虑实物供应，军民更是以粮为本。对此我已有想法，只是还不太成熟，多谢委员长提醒，一周之内，我保证把筹措粮食的办法拿出来。”

“失职，失职！身为行政院长，这么重大的事情自己不考虑，还要我来提醒！什么一周之内拿出办法，我让你一周不吃粮食等办法你等得及吗？三天，我要你三天就拿出办法来！”蒋介石大耍威风。

“好吧，那就三天。”孔祥熙憋着一肚子气走了出来。

“达令，孔圣人给你搞战时财政，抓那么多钱，多不容易！可你今天说话态度太糟糕，让人出力，总得好话好说嘛！”孔祥熙一走，美龄出来抱怨蒋介石。

“我让他占这么高的地位，他总得多出力才行！再说老孔这个人，不挤不出油，诈他一下，他的办法来得就快啦！”蒋介石犹自为自己的劣行狡辩。

“那不行，让人心里不愉快，总不是什么好事情。我看大后天你找个名目请客，把气氛搞好点，再让人家谈谈想法，谁不知道在这里大事小情最终都还得你拍板。你不说话再好的主意也实行不了嘞！”

“由你由你，我不管，反正我要他三天拿出办法来。”

孔祥熙果然有些办法，很快就提出了解决粮食问题的方案。他向蒋介石说：“抗战以来，物价飞涨，而粮赋仍以货币征收，战前的田赋标准根本买不到多少粮食，显然失当。这也是造成军民粮食供应不足的主要症结。为解决这个问题，我准备恢复旧制。”

“嗯，什么旧制？”

“一是1927年以前的旧制。1927年前，所有财政素无中央地方之分，一切收入均归中央。南京国民政府成立以后，才把田赋税划归各省。恢复旧制首先是恢复1927年前的旧制，把征收权收归中央……”

“好主意！这么大的权力为什么不归中央？嗯，这事早该办，你们，你们，到现在才提出来……”蒋介石又要指责，被美龄狠狠瞪了一眼，于是接着说，“你往下讲，往下讲！”

“二是恢复明朝嘉靖年间的旧制……”

“什么？恢复明朝旧制，你怎么不恢复周朝旧制？”蒋介石兜头拦住。

孔祥熙低下头不吭声了。

等了一会儿无人说话，蒋介石又催开了：“往下说啊！”

孔祥熙说：“你要不同意，这一条就算了。”

蒋介石说：“什么旧制我还没明白，你怎么知道我不同意？我说不同意了吗？”

宋美龄望着天花板：“今天谈话进行得很艰难，如果委员长心情不好，我看是不是先吃饭，以后找机会再谈啊？”

蒋介石知道美龄指的是什么，马上说：“不不不，我们接着谈，我对孔院长的建议很感兴趣，我想早点知道。”

孔祥熙这才接着说：“明朝嘉靖年以前，田赋征收的都是实物，即粮食油料等。嘉靖年间实行了‘一条鞭法’，将田赋实物税改为货币税，它的好处很多。但现在战争期间，粮食已经成为重要的战略物资，我的想法还是恢复征收实物，由政府直接控制……”

“好的好的，政府直接收取粮食才有用，要票子你的工厂就能印嘛……”蒋介石这回倒眉开眼笑。

孔祥熙的田赋征收办法一出台，各省县都设立了田赋管理处，省财政厅长和县长兼任处长。各征收点的设立以让农民往返不超过60里为原则。可谓征网密布。

孔祥熙规定原来田赋每元折稻谷2斗，不产稻谷之地折其他杂粮。不久又将1元折2斗改为折4斗。每到征粮季节，孔祥熙要求财政部派50人以上赴各省监督。各省则派200人以上到各县，各县市则全体出动。孔祥熙还在各地聘请通讯员1000多人，直接与财政部联系，对征粮秘密督察，遇有情况直接报告。这些措施，确保了各地征粮任务的完成。如1941年征粮4500多万石。1942年征收6600多万石，1943年征收6400多万石，1944年征收5400多万石，年年都超额征收。征收实物，军队的粮食供应上了，政府公务员也免费供粮，确实给蒋介石解决了极为头疼的大问题。

但是这些办法同样坑苦了老百姓。征收办法一改，农民的负担一下子加重了许多。国民党统治下的四川省，每亩地平均产粮4石。而税赋就收走2石4斗，占年收获量的60%，使人民不堪重负，怨声载道。

这种征收办法也给各地的贪官污吏创造了发财机会。县、区、保、甲各级官员都乘机利用职权多收侵吞。国民党粮食部一个视察员，1942年到卢县、古宋一代视察后，写回一份报告说：“各地经办人员借机浮收、冒斗、勒派之普遍，不亲临各地就难以置信。我调查了50户农民，有37户被各级官吏私加征额：被多收一半者6户，多收3/10者11户，多收2 /10者20户。农民辛苦一年种下的粮食，被政府和各级贪官巧取豪夺而去，种田者往往自己没有粮吃，许多农民在丰年被饿死。”面对这么残酷的敲诈勒索，人民群众怎么会对国民党政府拥护呢？孔祥熙给蒋介石解决了大难题，却使自己在民间背了不少骂名。

举办专卖事业，各方褒贬不一

抗日战争进入第五年后，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和物资供应更加困难，蒋介石仍然要求孔祥熙出招。

孔祥熙自然又是不负所望，很快搞出了举办专卖事业的方案。

所谓专卖，就是把某些重要商品，由政府独家经营，从中取利。这自然是给蒋介石创收的好招数。

孔祥熙的专卖，瞄准的是人民生活必需的商品，东西虽小，可要生存，就离不开它。抗战期间实行专卖的主要有食盐、食糖、烟草、火柴等。

按照常规，这些商品实行专卖，就应当对原料由政府统一收购，然后政府组织生产制造，组织运销和零售。但是当时这些商品的生产销售权都在私人手中，根本不具备专卖条件，但孔祥熙自有办法。他眉头一皱，想出一个主意，原料不收购，而是规定一个收购价格，由专卖局人员照收购价的30%征收“专卖利益”。其他仍然照旧由私人经营。这样一来，专卖就成了无本万利的好买卖，政府收入立即增加。

但是随之而来的麻烦也多了。

甘蔗在出售时加征了30%的“专卖利益”，那么生产的成本提高了，产品自然也得涨价，零售商要想不赔钱，自然只能把政府征收的部分转嫁给消费者。这样一来，食糖价格立即上涨。在战争期间，往往是一种商品涨价，其他商品也就会顺风搭船，紧跟着攀升。而物价一涨社会就不稳定。蒋介石害怕因此引起社会动乱，就下令实行“涨价休战”，规定一切商品仍维持原价。

这天蒋介石孔祥熙聚在一起，二人各自表功。孔祥熙说：“介兄，我这专卖事业创收不少吧？你瞧瞧，自抗战以来，本是财政物资最困难的时期，可由于我的增税印钞、田赋征收和专卖，却不使你为难，许多办法战后都可以延续，这不能说咱孔某无功吧？”

蒋介石狡黠地笑笑：“是呀，功劳不小，可是你闯的祸也不小呀！哪一样不还得靠我给擦屁股？比如这专卖，就造成了物价上涨，若不是我下令限价，老百姓还不得闹翻天？嗯？”

孔祥熙只好说：“那是那是！”

刚说到这里，四川省主席张群一脸狼狈地跑进来：“委座，孔院长，你们都在，好。刚才，刚才……”

蒋介石正说在兴头上，被张群打断，一脸不悦：“刚才什么？官做到这么大，话都不会说啦？好几十岁的人，怎么又成了结巴子？”

张群扑通坐下，端起孔祥熙的茶杯子一口喝干，抹抹嘴说：“我、我、我结巴什么？我刚才从成都赶来，结果在内江被拦在路上6个多小时……”

“反了反了，什么人敢拦省主席的车？”蒋介石瞪着眼问。

“什么人？都是蔗农、糖坊、漏户的人。他们说搞专卖多征了钱，政府又对食糖限价，结果都破产赔本。他们在路上拦住我要请愿，我说得口干舌燥，好容易答应他们来反映情况才让我走，谁知一些蔗农竟嫌越种越赔钱，把今年甘蔗都砍了堆到公路上，堆了一里多长，我、我、我……唉！”张群把脸扭到了一边。

蒋介石和孔祥熙四眼相对，刚才吹牛的劲一下子都没了。

半天，蒋介石喃喃地说：“我限价是为了老百姓啊！”

孔祥熙也赶紧说：“实行征收专卖利益办法，还不是为了给政府增收节支，这没有错啊。”

张群赌气说：“你们都没错，错的是我！我没教会我治下的小民不吃饭就能种甘蔗榨糖！”

蒋介石吼起来：“你这是发牢骚！”

张群站起来：“我不发牢骚，我这就回去教他们怎样不吃饭光生产！”气咻咻往外走，却跟进来的一人撞个满怀。

进来的人是谁？原来是宋子文。宋子文一把搡开张群，冲到蒋介石孔祥熙跟前，指住孔祥熙就喊：“孔院长，你这烟草专卖搞的是什么名堂？”

孔祥熙未及答话，宋子文又朝着蒋介石嚷：“委员长，我明人不说暗话，要说我这是告刁状，今天我就告孔院长一刁状。他的烟草专卖，对烟草商们大搞挑剔刁难，现在是怨声载道。就连前方来的难民聊以谋生的手工卷烟，也被他们的登记、办证，骚扰得无法经营，若不送礼还动不动就没收，使他们无法生存……”

孔祥熙朝蒋介石摊摊手，表示无可奈何。

蒋介石阴阳怪气地说：“子文兄，你来告状难道是要为难民请命吗？”

宋子文脸红了一下：“好吧，说实在的，烟草专卖局把烟草专卖变成了一场可耻的打击别人、保护自己私人企业的勾当……”

“烟草专卖需要完善，但是子文兄你也需要不当某些烟草公司的后台才好啊！”

“谁说的？谁说我当哪家烟草公司的后台啦？”宋子文咄咄逼人地盯着蒋介石。

“子文……”孔祥熙刚要开口为蒋介石解围，不料侍卫跑进来报告：“有20多家火柴厂的人到大门口来请愿。”

蒋介石没好气：“火柴厂请什么愿？”

“哎，他们说，说火柴专卖局长刘鸿生偏袒自己的火柴原料厂，其他火柴厂都被他挤垮破产了……”

“胡说八道！”刚才宋子文说话时一直不敢开口的孔祥熙，这会儿对蒋介石的侍卫倒大光其火。

“那，那是不是请孔院长出去给他们解释一下？”侍卫小心翼翼地问。

“对呀，孔院长可以出去做做工作，向请愿的人解释一下嘛！”宋子文不凉不酸地说。

“都是刁民，刁民！我不见，没有什么可解释的。专卖事业功在国家，利在人民，谁也诋毁不了！”孔祥熙气狠狠地说。

“抗战坚持到今天，孔院长维持财政功劳最大，不管有人怎么闹，这一点已是定论。过几天，我要召开大会，要各界好好把孔院长的功劳摆一摆！”蒋介石作了结论。

出任第二任中国奥委

孔祥熙刚才因专卖事业的事憋了一肚子气，进家门时犹自烦躁不堪，没想到一进门，迎面一人却抱拳贺喜：“哎呀，孔先生，恭喜恭喜！恭贺你升迁之喜呀！”

孔祥熙一看此人不是别人，原是留美老同学、早年对自己提携不少的王正廷，急忙笑脸相向：“正廷兄到我府上，蓬荜生辉，怎不先通知我出门远迎？反让你在此久候，惭愧惭愧！”

王正廷满面春风：“贺喜者不请自到，岂用远迎？”

孔祥熙一腔迷惑：“我有何喜？”

“升迁之喜呀！”

“升迁？”孔祥熙满腹狐疑，“我官做到行政院长了，哪里还能升迁？再升把蒋委员长往哪摆？你可不要害我，我对蒋委员长可是忠心耿耿，绝无取而代之的想法。你不要害我，不要害我！”孔祥熙双手摆着就往后退。

“瞧把你吓的！我可不是赵匡胤手下的将军，逼你搞政变，黄袍加身……”王正廷见孔祥熙的样子实在滑稽得可爱，禁不住乐了起来。

“那，我还有什么可升迁的？”

“我问你，当年在太谷铭贤学校你是不是给学生教过体育课？”王正廷一本正经起来。

“哎，是呀！我教学生爬单杠、跳木马，在乡下，那可是新鲜玩意儿！别说学生，就连他们的家长也没见过，学生们那个高兴……”

“果然是个体育教员吗？”

“嗨，我还给学生操练过持枪、射击……”孔祥熙说到这些就充满豪情。

“那你可知道一个体育教员和国际奥委会委员之间差别有多大吗？”王正廷问。

“那，可不啻于平民和王爷。”

“所以呀，庸之兄，你今天可是一步登天！从连一个正式的体育教员都不是的角色，一下子成了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这升迁的幅度不小吧？我来贺喜，你怎么也该打发几个喜钱吧？”

“什么，你说我成了中国奥委会委员？”孔祥熙这惊吃得不小。

“没错，你现在已是百分之百的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王正廷直视着孔祥熙。

原来，旧中国的体育事业本来就不景气，抗日战争一爆发，谁还顾得上什么体育，一下子更加奄奄一息。唯一的民间体育团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也已处于瘫痪状态。体协的董事们东奔西散，无人过问体育事业。第一任中国奥委王正廷回天乏力，决定另选一人来任奥委。选谁呢？王正廷想来想去，再选一般人物，同样跟自己一样玩不转这花钱的玩意儿。想来想去，既然要换，就换一个比自己有办法的人。因此，他这才想到了当年的部下、现在的行政院长孔祥熙。奥委会实行的是民主选举制，王正廷虽为第一任奥委，但这职务却不能禅让。可是当他准备召集体协董事开会选举时，董事们却一个个无影无踪。王正廷想了半天，便下决心自作主张，推选了孔祥熙来接任自己的职务。

孔祥熙听了，很体谅王正廷的处境，也出于对王正廷尊敬，便有应允的意思。再想到当奥委虽不能发财，却可以得名，也是个好差事，就问王正廷：“这么说来我这个中国奥委还只是你封的，你的意见我当然必须服从。但是在程序上，中国体协既不能开会选举就罢了，那国际奥委会能认账吗？别诓我一笔喜钱，到时候国际奥委会又不承认，我可就难堪了！”

“哎呀呀，孔院长你就把心放到肚子里边去！这方面的事情我会办妥的。”王正廷打了保票。

当王正廷准备向国际奥委会打报告时，有人产生了怀疑：像孔祥熙这样的身份，这么大的官，他肯当这个委员吗？他当合适吗？

王正廷这才道出了实情：“体协是个民众团体，其经费以及中国参加奥运会的经费来源，都依靠政府补助、社会捐助和门票收入3项。因此，当国际奥委会的中国委员，必须选一个能向政府说话，有钱、有能力的人才行。孔祥熙这两条都符合。”

经过王正廷的活动，孔祥熙顺利当选为国际奥委会中国委员。孔祥熙此时虽不参加任何体育活动，对体育也没多少兴趣过问，但还是发挥了一些作用，给中国体育运动提供了一些必要的经费。

直到1948年，中国体育代表团去伦敦参加第14届奥运会，开完会竟没了回国的路费。此时虽然孔祥熙已到了美国，但王正廷想来想去别无办法，只好又拍电报给孔祥熙，孔祥熙以身任奥委推辞不得，就从纽约电汇去3000美元，使中国体育代表团得以购票回国。

按照《奥林匹克协章》，一个委员两年不参加会议或其他活动，就要以自动辞职论处，但孔祥熙自1939年当选后，除为体育活动提供若干经费外并未参加过体育方面的会议，却并未受到任何追究，奥运委员一直照当不误，直到1955年8月，离开大陆已8年之久的孔祥熙，才由奥委会宣布他辞职。孔祥熙的中国奥委任期长达16年之久。

第三十一章

两番糊涂

兄妹争财，二小姐扎出林世良

在日寇大举进攻面前，蒋介石一退再退，到了巴山蜀水的重庆，才算喘过一口气来。可是天津、青岛、上海、广州各海口都落入日军之手，国外援助的战略物资运不进来，抗战难于支持。为了打破封锁，国民党政府开辟了从越南的海防市经镇南关到桂林的公路，新修了海防到昆明的滇越铁路，又打通了缅甸到云南的滇缅公路。这样，国外运进的物资在海防和仰光港口卸货，再通过这几条陆路运进。几条陆路成了后方补给的大动脉。由于它们战略地位如此重要，蒋介石特批成立了西南运输处，统一对其进行严格控制。

这下可苦了孔家。要做买卖赚钱，可运不进来货怎么办？开始孔令侃采取瞒天过海的手法，把自家的许多东西混入行政院、财政部或中央银行的货物中，蒙混过关。但这样毕竟碍手碍脚。一来难保绝对安全，二来不能大干。孔令侃冥思苦想，终于有了主意。在由孔家一手控制的中央信托局，也成立一个运输科，购买一批大卡车，打着替中央银行运输钞票、为行政院运输特种物资的旗号，跑起来就名正言顺、畅通无阻了。

孔令侃委派他的亲信林世良为运输科主任，只向他一人负责。林世良原是中央银行事务科主任，没多少油水，自当了这个运输科主任，经常来往于香港、海防、仰光和昆明之间，公私事务一手包办，肥得浑身冒油。他感激孔令侃，也为保住这个肥缺，死心塌地为孔令侃效劳。这样孔家生活上用的冰箱、沙发、烟酒、罐头、卫生纸，甚至喂狗的饼干，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回；私人公司经营的西药、布匹、百货可以运进，就是走私的毒品也可以夹带进来；还可以为别的公司包运货物。由于打着公家的旗号，捐税杂支一律不交，就是正常的运输费用，也全算在了公家账上，孔令侃这财可就发大了。

一天，孔令侃喜气洋洋回到家里。晚宴过后拿出几样东西请全家欣赏。先是一袭象牙凉席，洁白晶莹，圆润生光，细细的牙篾，编织得十分精巧，用手触摸，柔软、润滑、温凉。孔令侃笑嘻嘻地介绍，这是过去皇帝才能享用的贡品，铺在床上干不燥、湿不潮，冬温夏凉。在闷热潮湿难挡的重庆，有了它，夏季就好过多了。接着他又拿出两只盒子，单看这雕镂镶嵌得华贵典雅的盒子，也可以猜出里面的东西价值连城。果然，打开来，两只夜明珠光彩夺目。孔令侃把珠子放在一只黑漆盘中，随手一拨，即叫关了灯。一片黑暗之中，只见两只宝珠滴溜溜旋转滚动，各自放出一尺大的两团光华，把全家人看得惊喜不已。霭龄和令俊各拿一只，捧在手上把玩，看那喜爱，恨不得一口吞下肚去。直到令侃又拿出一样宝贝，二人才恋恋不舍地放回盒中。刚刚取出的宝贝，引起了一阵比夜明珠更大的骚动。只见一挂精致的金项链，下头坠着一颗硕大的绛色鸡心石，上面镶着红、蓝、绿、黄4颗玲珑剔透的大宝石，宝石在灯光下熠熠生辉，一个个抛磨的平面上不断变换着斑斓的毫光，让人似乎置身于迷幻的天堂。更奇的是鸡心石竟然散发出缕缕异香，沁人心脾，使人感到脑清气爽。众人传看了半天，好像鸡心石里面是镂空的，填充了名贵香料。二小姐兴奋地戴到脖子上，到镜子跟前扭来扭去欣赏个没完。孔令侃走到跟前，轻轻从令俊脖子上摘下来，放回盒中，兴致勃勃地说：“滇缅线现在被称为‘黄金通道’一点儿不差。离了它，政府不能维持，商人不能赚钱。外面有人指责我们发国难财，可他妈确实国难好发财！要不是日军封锁，什么东西能像现在这样紧俏，能卖上这么好的价钱！有我们中信运输科这支车队，真是‘车轮一转，财源不断；喇叭一响，黄金万两’啊！”

孔令侃笑了一下又说：“象牙凉席共有3领，父母、小妹和我各一件；两颗宝珠我先放入保险柜，让它作为我们聚宝盆的母珠，愿它引来更多的兄弟姐妹；至于这只金链宝石香壶，我想献给母亲。对了，它的香气可不同于那些外国香水，它是一种神秘的东西，戴上它，可以驱瘴避邪，百病不生。就让它作为我今年献给母亲的圣诞礼物吧！”

霭龄脸上笑得像朵花：“还是我儿有孝心！”接过来轻轻戴上，抚弄了一阵，又缓缓摘下说：“我老了，戴这么漂亮的东西干什么。你还是自己留着，等找个好人家女儿，完了婚姻，给她戴吧！”

早对宝石香壶馋涎欲滴的二小姐，见哥哥把它送给母亲，心中不免泛起一阵失望和不满，现在见母亲不要，一步窜到跟前，眼中冒出两股欲望的火焰，说：“妈不要我要！看他整天尽跟什么女人鬼混，给了他，不定哪天送给个什么破烂货呢！”

霭龄听着不入耳，刚想说话，孔令侃早羞恼了，他知道令俊又在提自己与盛频臣妻子的事，立即反唇相讥：“你也有资格说我？哼！这样的东西，你也该交个正经的男朋友，让他弄来送给你。哪里好从我这当哥的手上抢！”

兄妹两个一个非要，一个不给，眼看要动手争抢，霭龄喊：“别闹了！还是给我吧。瞧你们两个臭嘴说的好话！”

令侃本是要送给母亲，倒无所谓，却是孔二小姐志在必得，没有成功，大为不满。左思右想，有了主意：既然运输科是个肥缺，何不把它抓到自己手里？

几天后，趁家人都在，孔二小姐说话了：“外面传说林世良在那里花天酒地，财务上问题不小，这个人应该换掉。总不成他在那里发财，我们家替他背黑锅！”孔令侃一听就知道她的用心，坚决反对。孔令俊拿出一沓照片递到孔祥熙手上说：“看吧，林世良总有一天要出事，到时候后悔都来不及！”

孔祥熙翻检照片，有林世良搂着女人吃花酒的，有他在牌桌上狂赌的，还有一张是走进一家外国银行的背影。令俊说：“林世良在外国银行私人存款不少，他究竟私吞了多少，谁能说得清？”

孔令侃看到照片，也有些吃惊，看来小妹要插手运输科的主意已打了好久了。但他坚持说：“大账我心里是有谱的，林世良在那边奔走辛苦，总得给他点好处。再说那几条线上路途险恶，换个人根本玩不转。我看问题没有那么严重。”

孔二小姐说：“哼，只怕他在那里一统天下，连你也摸不清底细。如果到时他卷款一逃，看你还有什么咒念！这个人一定得换！”

“用人不疑！你怎么能凭空怀疑人家会逃！”

兄妹两个都激动起来，眼看又要爆发一场唇枪舌剑，惯于和稀泥的孔祥熙这才摆摆手说：“这样吧，再给林世良配个副手，协助一下也好。”

孔二小姐一番活动，使中信理事会正式任命了自己的亲信干将汪建方为运输科副主任。汪建方立即带领一班人赶到昆明，走马上任。他带着孔二小姐的重托，也要来这里大捞一把。

哪知孔令侃把底细透给了林世良，告诉他增派副手另有原因，自己对他依旧是百分之百地信任，不必多虑。继续放手干好。林世良心中有了数，便不把汪建方放在眼里，他大权独揽，只分给汪建方一些费心费力的活儿干，有好处的事根本不许他沾边。汪建方要插手一些事务，底下的人一律以“奉主任指示”顶住。汪建方势单力薄，折腾了半年，既完不成孔二小姐交代的任务，自己也捞不着油水，于是搜集了林世良一些贪污舞弊的事实，寻机与林世良大吵一通，离开了昆明。

汪建方跑回重庆，添油加醋向孔二小姐汇报了一通，说林世良专横跋扈，称王称霸，拿自己这个副主任不当人看，还经常指桑骂槐，对二小姐多有嘲讪诽谤之辞。孔二小姐听了微微一笑，问他还有什么。汪建方又把林世良贪污舞弊、生活腐化的一些事端了出来。

孔二小姐沉吟半晌，这才对汪建方说：“你这回劳而无功，都怪我掉以轻心了。林世良如此猖狂，看来他什么都清楚。他背后有人，单凭你说的这些，现在搬不掉他。你再到昆明，要改弦易辙：设法跟林世良改善关系，多接近他。有了有力的把柄，我们再——”孔令俊说到这里，把手猛力往下一砍。又向汪建方说：“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明白吗？”

汪建方自然心领神会。他返回昆明，马上置办酒席，当众向林世良赔礼道歉，态度极为卑顺。林世良肚里笑得咯咯响。当初汪建方愤而离去时，他向孔令侃要求干脆拿掉汪建方，免得碍手碍脚。谁知孔大公子不允，说不能搞得太僵，如果二小姐真要发起怒来，必然生出变故，那就不好办了，说得林世良有些脊背发凉。现在见汪建方主动认输，心中不免得意，认为孔令侃是揪着头发上船——小心过渡（度）了，二小姐一个姑娘家，能有什么锦囊妙计？仗着家里势力，头顶头、耍个横，欺负一下光棍还可以，这玩心计、弯弯绕的事，她怎么兜得转？汪建方越卑顺，林世良越发存心要挤对他。恰在这时，太平洋战争爆发，局势更显紧张，中国存在境外的大批军需和特种物资必须抢运回来，货物多而运力不足的矛盾更加突出。国民党政府严令不得运送私商货物，违者严惩不贷。

这时，私人开设的大成公司的章经理找到汪建方，要求帮忙把他们存在仰光的一批货物运回国内。汪建方仔细询问，得知主要是车胎、五金，价值约1600万元。汪建方算计又算计，虽然此时帮其运回可得大笔运费，但主要收入得归运输科，自己的好处并不多。后来他想起一个好主意，那就是让孔二小姐原价吃进这批货，再运回卖掉，他估计形势紧张，这些货物在国内将更加紧俏。那样孔二小姐会赚到一大笔，不枉二小姐费尽心机将自己安插在这里的一片苦心，自己也可以露露脸。汪建方跟章经理一谈，却遭到婉言拒绝。章经理当然不傻，国内的行情他比汪建方更清楚，这批货物的行情已经看涨，运回立即脱手，利润已有一倍多。章经理愿意多出运费，另外再给汪建方l00万元好处费。虽然这对汪建方诱惑力极大，怎奈他已向二小姐做了汇报，二小姐务求必成，他不敢改口。章经理一来舍不得这块肥肉，二来对孔二小姐恃强硬买的行为不满，坚决不让。二人话不投机，汪建方露出狰狞面目：“卖给二小姐你还可以收回本钱，如果在你手里，就休想运回。日本鬼子很快就会攻占仰光，留着你的宝贝慰劳大日本皇军去吧！”

汪建方见章经理悻悻而去，便派出坐探，打听动静，准备在适当的时候再来要挟。

出乎汪建方意料，章经理并没有被困住。不几天坐探回报，这批货已在仰光装车，不日即可运回。章经理走了什么门路，在军情如此紧急的情况下，找到人给他运货呢？

原来章经理与孔令仪的丈夫陈继恩有交情。章经理向陈继恩求援，陈继恩不了解情况，发给林世良一份电报，要林世良包运。林世良倒是明知汪建方要为孔二小姐硬吃这批货，但他自以为有孔令侃撑腰，有陈继恩相托，要栽汪建方的面子，就痛痛快快答应下来了。

汪建方打听清楚是动用中信运输科的车辆运货，大喜过望，这比章经理把货卖给孔二小姐还要好上百倍，这一回可算抓住了有力的把柄，可以把林世良彻底扳倒了。

孔二小姐听到报告，自然是恨得咬牙切齿，她恨章经理不识抬举，恨林世良狗胆包天，怎么来出这口恶气？她踌躇半天，知道向孔令侃交涉绝不会有结果。最后狠心一下，干脆来个毒的，不仅要借此拿掉林世良，还要让孔令侃也吃点苦头，让他今后做事客气点。

她指示汪建方去向军统局告密，借助政府法令来达到目的。

军统局接到报告，自是喜出望外，管他谁咬谁，反正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立即作了布置。

这天，被大篷布罩得严严实实的上百辆卡车，在林世良率领下，越过国境，浩浩荡荡向云南省驶来。

在畹町桥头的军事检查站，车队遇到例行的盘查。林世良跳下车，一身傲气。

警察问：“哪儿的车辆？”

林世良答：“中央信托局运输科。”

“车上运的什么？”

“行政院特种物资。”

“我们要进行检查。”

“不行！事涉国家机密，任何人不得查看。我们有特别通行证。”

警察看过证件，又说：“蒋委员长亲笔签署的滇缅线运行物资管制条例你是否知道？如有夹带的违禁物品请主动报关，可以从轻处理。”

林世良斩钉截铁地回答：“没有，一件也没有！”

警察依然语气和缓：“那好，请在保证书上签字。”

林世良心中吃惊，以往可没这一说呀，莫非……转念一想，或许是局势吃紧，刚刚决定的办法，犹豫反会露出马脚，事到如今只能硬闯了。于是故作镇静，提笔签下了自己的大名。

警察收起保证书，面露微笑：“林先生，对不起得很，耽误你时间了，请上车！再见！”

林世良悬着的心掉到肚里，原来是一场虚惊。刚才要沉不住气就露馅了。他潇洒地一挥手：“不客气，都是公务嘛！好，再见！”

进入云南，公路尽在群山之中蜿蜒盘旋。险恶的山川，急造的公路，一侧是新辟的山崖，一侧是望不见底的深渊，坐在车上，就如在一个青面獠牙、血盆大口的恶魔手上，胆小的人会吓晕过去，胆大的也是浑身冷汗。坡陡路窄，弯多车多，车队吭哧吭哧地挨，第二天才到达咽喉要道的怒江大桥。

警察放下了菱形拒马，照例进行盘查。林世良有了第一天的经验，胆子更壮了，他出示特别通行证，毫不犹豫地在保证书上再次签名。

这一次，警察收起保证书，脸色陡变：“对不起，林先生！奉上峰命令，从今天起，所有货车必须经检查才能放行！”

林世良情知中计，如果昨天警察要强行检查，退一步就到了国外，谁也奈何不了自己。可现在却如网中之鱼进退不得了。他把心一横，决定硬干。

林世良一声唿哨，押车的武装人员立即包围了检查站。汽车已经发动，有人搬开了拒马，林世良要强行闯关！

“不许动！放下武器！”随着一阵喊声，埋伏在公路两侧的大批警察冲了上来，将车队和押运人员团团包围。一名警官来到林世良面前：“林主任，切勿见怪，这儿有戴局长的手令，兄弟也是奉命行事啊！”

林世良看到杀人不眨眼的戴笠的名字，眼前一黑软瘫下去。

警察打开篷布，对所有车辆进行检查，没有一车是政府规定抢运的东西，全是章经理的那批货。跟车的章经理完全傻了，他这才醒悟到自己犯了商业情报保密不严的大忌。既然把底透给了汪建方，就得接受人家的条件，打掉门牙肚里吞。这一下遭了暗算，赔老本不说，弄不好命都难保。当警察查问货主时，他哪里还敢出头。林世良知道拉扯出章经理也不能给自己减罪，不如干脆全担起来，就谎称货是自己的。警察当即给林世良戴上手铐，押回昆明。

军统局怕孔家出面干涉，连夜起草一份报告，说林世良假公济私，阻挠军运，以至滇缅线号令不行，无法控制，报告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恼火，当即批示严加查办。林世良随即被带上飞机，押往重庆。

林世良被关进土桥监狱，军法处突击审讯。有些人早就对孔家大发横财而不满，威逼利诱，想使林世良招出孔大公子。林世良渐渐清醒，回顾以往几次出事，自己包揽罪责，孔家都极力营救，渡过难关后，更受器重，升官发财，好处不小。于是故伎重演，凡被查实无法抵赖的罪行，如包运私货、走私夹带、侵吞公款，一律应承，绝不攀扯孔大公子，军法处再三审讯，均无进展。

孔令侃得知林世良的表现，以孔祥熙的权势和手中钱财双管齐下，四处活动。军法总监何成浚掂量再三，准备以滥用职权罪判处林世良有期徒刑10年。孔令侃嫌判得太重，继续活动以图减轻。监狱方面受了孔家的好处，对林世良格外优待，不仅不限制他自由活动，还允许高级饭店把酒席送进监狱，供林世良享受。他的女友探监，甚至允许林世良把她留下过夜。林世良优哉游哉，过得很舒服。眼看用不了多久，孔令侃就能把他弄出来。

三大员遭遇蒋官邸，孔祥熙避战巧藏身

当初林世良案子一发，《大公报》女记者子冈就探听到了消息，她知道林世良的后台是孔家。就特别关注此案进程，一篇一篇的跟踪报道发出，实指望能以舆论督促国民党政府制定的整顿吏治、肃清贪污的条例在这个案子上能有所体现。谁知军法处审来审去，林世良已被开脱得干干净净，所有责任都被推到了司机和押运员身上，眼看林世良就要无罪开释。她连夜把情况整理好，请求总编王芸生来想办法。

王芸生深感此案对《大公报》的声望关系重大，你逮住这个案子报来报去，都以为会抓住个老虎，结果老虎眼睁睁逃脱，却甩出几只毫不知情的替罪羊，这算怎么回事，何以面对读者？政府的法令岂不成了骗人把戏？王芸生立即动笔起草了一篇社论《从林世良案说起》，慷慨激昂，虽未点名，但笔锋所向，直指孔祥熙和何成浚。写完社论，在打印小样时，他又仔细琢磨，报纸舆论虽然影响不小，但要促成罪犯伏法，还得靠有权威的人士说话。待小样一出来，他连同记者掌握到的消息一起装进公文包，来见当时的监察院长于右任。

于右任是国民党的开国元勋，学问深，为人正，凡他抓到真凭实据的贪污舞弊案，总是要全力检举。以往《大公报》在揭露国民党要员腐败案件时，总是能够得到他的支持，王芸生希望于老先生在这个关键性的时刻再一次站出来说话。

一袭长髯的于右任接待了王芸生。

“于老，林世良贪污走私案证据确凿，军法处却要徇私枉法，我报拟派重兵突击，非要向民众交个说法不可，希望于院长能予支持……”

于右任仔细看了王芸生带来的小样和记者调查材料，一字一顿地说：“吾兄台甫芸生，夫芸生者，芸芸众生也。既然在大公旗下以芸芸众生为念，秉笔干政，自有全国民众之支持；我于胡子职司监察，自当援桴以随其后也！”

王芸生要的就是于右任这个态度。他感激地向于右任鞠了一躬：“多谢于院长！有您老支持，我们同贪官污吏这一仗非打到底不可！社论明天准时见报。”

王芸生一走，于右任吩咐秘书：把本院有关林世良案的所有材料整理齐全，缮写清楚，明早再拣出各报对这一案件有关报道，红笔圈出，汇齐备用。

秘书对此却大不以为然。他贴近于右任耳朵说：“院长，我们监察院的职责，是纠举、弹劾百官业已实施之枉法、违纪贪赃误国等等，而现在，外间关于为林案游说的传说虽多，军法处有收受贿赂为林世良开脱的动向，但宣判没有下来，毕竟还未见分晓，新闻界发发议论可以，我们参与其间，恐怕就不是分内之事了。再说，此案牵涉孔家，孔祥熙财多势大，搞不好……”

于右任不等秘书说完，就打断他：“好了好了！你的意思我明白。可你也太拘泥了吧？什么分内分外，凡属反腐肃贪、利国利民的事，都是我们应该办的。怕他谁财多势大？我们不出来奋勇说话，听任那班人胡作非为，国民党早晚得完！”

秘书无话可说，漏夜赶办。第二天一早，材料全部准备完毕，交给了于右任。

于右任知道这个案子的关键，还是在蒋介石那里，决定亲自去蒋介石处当面谈清。

于右任驱车直奔蒋介石的黄山官邸。

蒋介石对于右任一向优礼有加，他曾吩咐过身边人员，凡是于老先生来见，不论是在官邸别墅任何场合，都务必恭敬迎接，立即通报。所以于右任一下车，蒋介石的两个侍从就上前恭迎，一个扶他上台阶，一个赶紧进去通报。

一进官邸大门，于右任立即发现今天情况不寻常。

在休息室里，坐着孔祥熙的随身侍从。于右任从前面走过时，这个年轻人站起身来，向于院长肃立致敬。于右任心想，莫非孔祥熙已经抢先来到？

是的，孔祥熙看了今天的报纸，再也坐不住了，他已先于右任一步来面见蒋介石，辩说自己在这件事上的清白，并且为林世良开脱。

要说，孔祥熙今天这么快就看到了各报对林案的反应，而且立即采取行动，确有点出人意料。在从前，许多人都知道这位孔博士其实平素是不大看书看报的，他的卧室里没有书架，他认为该读的书早已读过了，世间的道理充其量也就那么几条，依自己现在的身份和地位，主要是把它们度势运用的问题。至于报纸，他从前也看得很少，而且主要看的是几份外国报纸，比如英国的《泰晤士报》、美国的《纽约时报》等。他认为报纸上洋洋洒洒、故弄玄虚、耸人听闻的多，真正有价值的东西少。如果真有重大消息，自己的情报系统自会提前侦知，报告上来。所以国内的报纸，他一般是不看的。

可是这个习惯前两年却让他栽了一把。那次，霭龄做期货生意，让人造假信息，翻翻覆覆，导致了花纱价格暴涨，她赚足了一抽身，露出了价格暴涨暴跌的秘密，登时引来群情义愤，各报发了大批文章，披露真相，大加挞伐，矛头直指孔家，有的甚至透出是老孔幕后操纵的意思。那几天政府里许多人都在用审视的眼光盯着孔祥熙，可他因为不看报纸，对这些浑然不知，仍在那里大大咧咧，有时还跟人侃什么生意经，一些人更认为老孔是赚足了臭摆，仗着和老蒋的关系不把舆论放在眼里。于是报纸的影射之词变成了一些对手的炮弹，在老蒋面前、一些会议上频频射出，几乎酿成一场乌纱危机。他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算挣脱出来，自此“哈哈孔”才深深感到报纸的作用不可小视，开始留心起国内报纸来。他让秘书每天早早把重要的报纸收集起来，拣出与自己有关的圈出，上班先浏览一遍，以便及早思谋应付。这几年报纸上揭露孔家的报道不少，大都让他抓住时机，把工作做到了前面，一次次化险为夷。今天早上又是一场这样的场面。他一吃完早点，秘书就把《大公报》的社论指给了他，孔祥熙快速看完，脑袋一下就大了：这记者的嗅觉真灵，原先的报道还只是围着林世良个人的作为转，可这篇社论却把怎么处理林世良点化成了是坚持政府法令肃贪治国还是听任贪赃枉法祸国殃民的问题，点出了林世良的后台和军法处执法的公正性的问题，这就不能小瞧了，搞不好又会酿成一次危机。

孔祥熙嘬着牙花子，呸呸地往外吐着：“混蛋格！哪个行政院长官怕‘拔出萝卜带出泥’为他活动了？我怎么去打点执法官为他开脱了？人家本来就是不知情嘛，据实释放才是维护法律尊严，怎的就成了‘豪门庇佑亵渎法律’了？啊？”

秘书连忙附和：“是是，无稽之谈。”

孔祥熙说：“白纸黑字的一张报纸，老发这样的无稽之谈还怎么得了？煽动人心，误国啊！这《大公报》越来越不像话，都快跟共产党的腔调一样了，怎么专门和政府为难？如不及时加以制裁，伊于胡底？”

孔令侃接过来扫了一眼，立即开腔：“我说老爸！这时候你得马上去见老蒋，当面把话说明。只要促使他把军法处的判决批了，这余下的事就好办了，以后不管什么人再嗡嗡，他才不会承认他批错了。回过头来再算报馆的账，政府不肯出面，我找人给它捣了！”

孔祥熙狠狠地瞪了一眼：“你呀，以后得少给我捅娄子！”

孔祥熙说是说，还是立马赶到了黄山官邸。

于右任心想，今天这场戏有的唱了。俗话说“先入为主”，蒋介石有了孔祥熙垫的话儿，自己再讲什么要让蒋介石吃进去，难度可就大了。看来得下一番工夫……

于右任到了候见室，更是大吃一惊：军法总监何成浚上将已经等在这里！于右任还在盘算要不要和他打个招呼时，何成浚早已背过脸去，装作专心致志地欣赏墙上挂着的那个条幅——蒋介石手书的“坚苦卓绝”。于右任心想，今天可是太巧了，三头会面，要行险棋了。没容他多想，先去禀报的侍从已经回来，他传达了蒋介石的指示：“于院长，请！”

蒋介石把于右任迎接进屋，脸上挂着平和恬淡的笑容。他和于右任握手后，侍从即上来献茶。于右任左瞧右望，却不见孔祥熙的影子。再看蒋介石，也是装作没事人似的，只谈些没紧要的闲话，而那一双眼睛，却不住盯于右任夹着的公文包。寒暄过了，蒋介石还没有开口问话的意思，显然他是在等于右任先开口。这个迹象表明，蒋介石刚才正跟孔祥熙谈话，于右任到来，两个人都猜到了他的意思，所以孔祥熙躲开了，而且躲得不远，就在隔壁听着。

于右任感到，今天的局面有些尴尬了。单刀直入，正面讲吧，孔祥熙已有颠倒在前。自己说完一走，何成浚又会来一番胡说。人家两人利益一致，况且一个在前，一个在后，自己完全相反的意见，夹在中间，既不知前边的人说了些什么，更不知后边的人会怎么说，那不是尽剩输了吗？何况自己一走，孔祥熙出来可以逐条反驳，等于自己亮在了明处，人家两人在暗处，人家可以驳斥自己，自己却无法针对人家的理由说一句。孔祥熙躲了起来，何成浚假装没看见自己，这迷藏玩下去可不好办。于右任狠狠心，干脆，把西洋景戳穿吧！

蒋介石还是那样温和地笑着。于右任捋了捋胡子说：

“委座，我看见何成浚将军在外候见，是侍从没有通报呢，还是……”

“哦，通报过的。因为……”蒋介石差点就要说出因为孔祥熙在这里，才让他等着的话。幸亏他转得快，紧接着说，“因为，因为，因为你来了嘛，让他等等吧！”

“我看他很焦急的样子，像是有重要公事，何不让他先讲呢？”于右任不离这条路。

“这个，这个，还是让他先等等吧。”蒋介石拖着。

“要不这样吧，我先回避一下，让他先讲。”于右任要起身。

蒋介石很清楚于右任的意思了。他不能再这样也和于胡子捉迷藏了。那就让他当着于胡子的面说吧。看他们两人当面谁说得过谁。

“叫何成浚。”蒋介石发了话。

却说这位何成浚，湖北人士，也是蒋的亲信将领。他长期担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武汉行营主任，上马管军，下马管民，是实权在握的一方诸侯。近年调他担任军法总监，虽然说也是军委会一个部长，但却只管管军法审判，比起行营主任来，早没有当年风光了。他也从此讲究养生，晚起早睡，既无看报之兴趣，也与新闻界不大来往。所以今天他并不知道《大公报》发了那么一篇什么社论。只不过近几日孔祥熙的亲信们不断来催，要他尽快把林世良开释出去，这才带了公文材料，来见蒋介石，要了结这一桩公案。

何成浚来后，侍从们告诉他，孔祥熙在里面，他得等一会儿。何成浚感到这太好了！这样他可以让老孔看到复审结论，证明是按他的意思办了，至于老头子批不批，该由他出力活动，自己就可以袖手旁观了。

谁知不一会儿又来了监察院长于右任。他来干什么？戳这个案子吗，已经交付审判的案子，照常规说就没有监察院的事了，怎么判跟他没有关系。可是他今天带个公文夹子，自然来谈公事。千万可别再在这个案子上生枝节，那就上火吃辣子——两头难受了。

何成浚开始装迷糊，没与于胡子打招呼，为的是避免他万一动问。这下可好，于胡子没走，老蒋就传，进去非碰面不可了，搞不好还得当着他面讲，这真是躲得了初一没躲过十五，只好硬着头皮去了。

何成浚进屋先向蒋介石90度鞠躬，接着转身向于右任30度折腰同时叫了声“于老”。

蒋介石叫他坐在于右任对面，开口就问：“侬有啥事体？”

何成浚犯难了：“为嘛非让我当着于胡子说呢，搞不好他就得戳我西洋景。”于是支支吾吾地说：“我，我，没有什么事，嗯，没有什么大事，只是一般的事，一般的，不是什么大事。”

蒋介石心里却急了：“你何成浚真是个大老粗，也不看面前的这位是什么人，你越这样吞吞吐吐，他于胡子越生疑，反为不美。”

“侬说吧，不管大事小事，没有关系的。老院长在这里厢，有啥关系嘛。其实，侬总监部个啥事体，本来该向他汇报的呀。”

国民党的监察院和行政院、考试院等名义上是并列的，党政军都在监察院职责范围内，蒋介石说得并不错，只不过平时都想法躲着监察院，谁愿意主动向他汇报去。

何成浚看看于右任，于胡子端坐不动，面无表情。

何成浚没法可想，只好硬着头皮连说了两个“是是”，然后打开公文夹子说：

“奉委座手谕，审判中央信托局运输科主任林世良走私贪污一案，现经审理，俱已查清。现呈报委座，批示遵行。”说完，何成浚双手递上案卷结论。

蒋介石接过来，扫了两眼，就要在上面画圈。

于右任一看，不得了！显然孔祥熙先来已经和蒋讲得差不多了。他这一笔批下去，就什么都定了。不行，得赶紧说话！

于右任像突然来了兴趣，头往前一伸说：“结案了？”既像是问何成浚，又像在问蒋介石。

蒋介石只好递过公文：“侬看看吧。”

于右任当仁不让，接过结案的报告，从头到尾细看了一遍。

真是可笑！军法总监在报告中竟说：经查该运输科偷运珍宝出国、包揽私商货物等事，均为司机与押运员狼狈为奸，贪图私利，运输科官员概不知情，林世良更是全不知晓。为此，总监部拟办：论定各当事司机、押运员，分别处以无期和有期徒刑。

于右任一股怒气冲上来，“果然是贪赃枉法！我此时如不当面戳穿，还算个什么监察院长！”

于右任放下总监部的报告，转向蒋介石问：“委座，看到今天的报纸了吗？今天的？”

蒋介石看报一般都在下午，他让人读报纸摘要，现在对今天的报纸还一无所知。

于右任打开公文夹，取出今天的《大公报》，把社论指给他看。

蒋介石浏览了一遍，说：“这个案子虽大，也不至于，唔，成为关系天下苍生之党国大事吧？他们如此挞伐，甚至影射最高当局，是什么道理？《大公报》一向声誉很高，怎能如此轻率，唔？”

于右任暂不答话，只用柔和的眼光看着蒋介石，轻捋长髯，似乎洗耳恭听蒋的意见。

蒋介石有些不快。他把报纸扔给何成浚，自己端起茶杯，很慢很慢地喝茶。其实他在平抑情绪，以免对开国元勋冒出火来。

何成浚看完报纸社论，干咳了两声，欠身对蒋介石恭禀：“委座！在下看来，这社论太过分了点。从这么小的一个案子而直接指责政府，甚不妥当。其实他们根本不知道案件实情。尽是些含沙射影、指桑骂槐之词。”

蒋介石不理何成浚，却把视线移到于右任脸上：“老夫子，想听听侬个高见呐，唔？”

于右任捋捋长须：“委座说得好，《大公报》是有声誉的大报，不会胡闹的。据我所知，此案问题不在案子大小，而在发国难财者太过丧心病狂，深为国人痛恨。而衍圣公（即孔祥熙）无端介入，颐指军法总监部；何将军屈于权势，拿司机之类做替罪羊。凡此情节，新闻界皆已了如指掌，以至朝野纷纭，义愤填膺。这篇社论还不过是仿佛言之，并未明白指斥，为的是存有关大员之体面。言似慷慨，实尽曲言维护之能。而尚未访的确者，如传说总监部总监、审判组长贾焕臣以下，多得贿赂一节，这里就一字未提嘛。”

蒋介石问：“那么，总监部所报本案之情，未符事实？”

“委座明鉴！正是如此。”于右任抽出监察院的调查材料，递给蒋介石，并扼要介绍了材料内容：弃国家重要战略物资，违令包揽私商货物一事，纯系林世良一手所为，押运员是他的喽啰，倒是司机等人，全不知情。另有确凿证据证明，林世良还走私偷运珠宝等物，贪污公款，生活腐化……

蒋介石显然感到了被动，他语态愠怒，盯着何成浚：“侬给我实说，到底是怎么回事？如有半点欺瞒，我绝不宽贷！”

何成浚站了起来。

“禀委座！审判原本审清楚了的，实情确如于老所言。只是，只是后来孔府过问，只得重审，弄了这么个结论，卑职不敢自专，故特来请委座钧核……”

蒋介石面子上下不去，只好详查：“孔府怎么过问的？孔祥熙自己出面没有？”

“孔院长只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说此案涉及四行两局（即中央、中国、交通、农民4个国家银行和中央信托局、邮政储金汇业局）之声誉，务必认真审查。余下的都是孔府的门下执事来谈的……”

“哪些执事、门下？”蒋介石又追问。

“卑职现在只记得来得最多的是中央信托局总稽核林恩承，他还是孔公财政部顾问，是孔公亲信之人。”

“那么，你自己收了多少贿赂？”

何成浚几乎一躬到地：“委座明察！卑职实是未收半点贿赂。林恩承倒说过要送我支票、金条，我都拒绝了。孔院长叫我办事，我怎敢收礼？卑职追随委座多年，一向廉洁奉公，委座明察！”

蒋介石转向于右任：“他到底收了贿赂没有？”

于右任郑重其事：“外间虽有传说，但据本院调查，不能证实何将军自己也收过财物。”

蒋介石气咻咻地盯视着何成浚，一声不响。何成浚吓得面无人色，立正俯首站着，只反复小声地说：“委座明察，委座明察！”

于右任不动声色地把军监部报告轻轻推到蒋介石面前。

足足过了3分钟，蒋介石突然抓起报告，用力撕成碎条子，又揉成一团，重重摔到何成浚脸上，大声吼着：

“你还没有老嘛，就嗄么糊涂混蛋！回去重审，重审！娘希匹的这个林世良一定要枪毙，枪毙！公开宣判，严惩主犯！以谢国人，以谢新闻界，以肃吏治！”

何成浚灰溜溜地走了，蒋介石对于右任表示慰勉：“多亏老先生秉公持正，我差点让这些混蛋蒙蔽了。然而现在，现在……”蒋介石牵着于右任的手进了内室，这一下，蒋介石看来不想让老孔隔墙有耳了。在内室坐下，蒋介石才接着说：“侬说说，老孔和这个案子到底牵连如何？务请推心置腹，恳切言之，恳切言之！”

于右任说：“我正是为了推心置腹向委座进言才赶来的，刚才已是恳切言之了。至于老孔嘛，据本院调查，和林世良并无直接关系。林世良不过是老孔门下的门下，说确切点，只是孔大公子的手下人。这次出事后，老孔只是被左右怂恿，怕林犯狗急跳墙，乱咬主人，才在无奈中给何将军打了电话。还有一次，二人在厕所相遇，老孔又重复了电话中的意思。至于林恩承，是林世良进入孔府的推荐人，也是林世良贪财的受益人，他既受孔大公子的派遣，也有自己的利害关系，活动最多，而且为了拉旗庇佑，到处散布说林世良是孔祥熙的亲信。其实老孔完全可以不管这个案子，现在庸人自扰，倒平白授人以柄……”

于右任有他的考虑，凭这点事情扳倒孔祥熙是不可能的，与其让蒋介石难堪，不如给他个台阶，也免得自己一次惹人太多，把林世良办了，这案子也就算圆满了。

蒋介石果然满意这样的回答，但却装出一副痛心疾首的样子说：“老孔这个人呐，糊涂得来，糊涂得来——”

于右任说：“他倒不全是糊涂，只是忽略了一点，明德！明德以御下，明德以对人。”

蒋介石一脸严肃：“是的是的，这个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行。这个这个，我经常讲，经常讲。”

于右任说：“所以，我想寄语衍圣公，好好读读《总裁训词》很有必要。”

蒋介石眉开眼笑：“说得恳切，恳切！唔，我要叫他专程拜访侬，侬好好告诫告诫他。”

于右任站了起来：“其实只有一句话，现在是抗战时期，肃清贪污，整肃吏治，实为当务之急。整肃吏治，当然要自上而下，明德修身，不然，那，啊……”

他没有再说下去。蒋介石也已经明白了他的意思。

林世良在狱中一直以为很快就会释放，依然优哉游哉，倒是孔令侃听到判处林世良死刑的消息十分紧张，他怕林世良死到临头，不肯再为别人当替罪羊，把自己兜出来，便起劲地给林世良灌迷魂汤，维持着他很快会出来的假象。可怜林世良被拉上刑场时，还以为是故意考验他。

枪毙林世良后第二天，孔祥熙在四行二局会议上讲话，郑重宣布了这一判决。他讲话说：“林世良乃金融界之败类，死有余辜！自此案发生，我就上下呼吁，力主严惩不贷，以儆效尤。各级官员，尤其四行两局之官员，务须以此为戒，慎勿以身试法！”

孔祥熙讲到这里转身问顾翊群：“顾次长，你说是也不是？”

顾翊群一脸正经地点头：“是的是的。”肚子里却咯咯地笑了起来。

顾翊群东窗事发，宋美龄数落姐夫

孔祥熙讲得颇为慷慨动容，台下听者无不对孔院长的铁面无私肃然起敬，更有反躬自问，查一查自家良心的，免得哪一天也做了林世良第二。但偏偏他问到的那一位地位仅次于他的人物——财政部常务次长兼中国农民银行总经理顾翊群，却窃窃私笑：你老孔那套玩意儿骗骗那些小人物还可以，要想蒙咱，那可是墙上挂帘子——没门！你什么事怎么干的，咱都知道，你还想让咱给你唱双簧，唱就唱！你那套东西咱也学得差不多了，你就等着瞧吧！

顾翊群在笑什么？原来这时他正在进行着巨额贪污。他利用手中职权，盗用银行资金大洋200多万元，收购、囤积黄金，致使市场金价陡然上涨，他准备在金价大幅度上涨后，再抛出去，狠狠地赚他一大笔。

金价的异常波动，引起了监察院的注意。他们经过侦察，得知一些线索，报告了于右任。于右任要求加紧侦察，务必拿到真凭实据，再进行严惩。

不料侦探走漏了风声，顾翊群一看不好，立即转舵。他火急抛出了黄金，把挪用的银行资金归还，并销毁了一切罪证，尽管还没到他理想的抛售时机，他还是大大赚了一把。

却说顾翊群当年在金融界供职，对其中的门路自是非常熟悉。他所任的职务给了他发财的大方便：财政部常务次长主持财政部日常工作，是执行部长，而所兼任总经理的中国农民银行，又是发行通货的四大国家银行之一。财政次长兼银行经理，犹如会计兼出纳，国家银行成了他的私人金库，自然长袖善舞，多财善贾，不发财才怪呢。

查账吧。账目清楚，无懈可击。

于右任拍案大怒：“孔院长重用这种角色，国家怎不完蛋？”

于右任苦思3天，最终有了主意。

他指示：三箭齐发！第一，向行政院提出弹劾，任用顾翊群一人兼数职，无异于助长贪污，悖理违法；第二，行文四行两局联合办事总处，询查最近黄金价格陡涨之由，要求迅速查明幕后操纵人员及其实情，限期回复；第三，成立专案组调查顾翊群贪污嫌疑，可直接到中国农民银行有关地方查账和检查通货发行情况。

监察院有人不理解：“以这样理由弹劾顾翊群自然有道理，但孔祥熙更是行政院长、财政部长，一直兼着中央银行总裁。弹劾顾翊群那孔祥熙怎么办，这不投鼠忌器吗？”

于右任说：“正是要鼠器同投！”

又有人说：“这第二条饬询四行两局办事总处，可这个机关的主管是蒋委员长，你这样不是要蒋委员长回答你的问题吗？”

于右任说：“就是为了让蒋介石知道。此案目前没有抓到证据，我不好径去他那里呈述推动，这么一行文，嘿，他就有了印象，别人再狐假虎威就不行了。”

有人说：“你这第三条呢，明明白白地公开调查，能查到什么，人家都是造假账的专家，先前调查走漏了风声，人家早把一切搞得天衣无缝，还能让我们查出破绽？万一什么也查不到，怎么收场？这岂不是打草惊蛇？”

于右任摸摸胡子：“正是要打草惊蛇！我们这样一来，至少有两方面作用，一，贪官污吏必然胆战心惊，他们缩起脖子，公家的财产就少被吞吃一些；二，犯了事的人心里不能踏实，必然要奔走谋划，诡诈应付，说不定他这一动就会露出蛛丝马迹，让我们逮着。总之，堂堂监察院，岂能让贪官污吏高枕无忧！”

于右任还真算计对了。他这三箭齐发，从顾翊群到孔祥熙以及下边的喽啰都慌了手脚。

顾翊群首先写了个辞呈，说他早年患过肺结核，虽已痊愈，但体质一直很差，兼任两职，精力不够，请求辞去一个职务，以求全力投入一项工作把事做好。他把日期倒填了3个月，以证明早在监察院弹劾之前自己就有请求，所以仍然兼着，上峰未批也，弹劾有啥道理？孔祥熙积极配合，把这份辞呈放在他的“待办”卷中，表示此事孔祥熙正在考虑，未下决心也。蒋介石也终于知道了这件事，他没有和孔祥熙商议，直接下了道手谕：“顾翊群兼职甚多，难免顾此失彼，着即免去该员所兼中央训练团财政金融组长之职。”

虽然免去的并不是监察院弹劾的职务，但这个职务却对顾翊群关系重大。一来这明确表示他有失宠之迹象，关系面子，在别人心目中降了分量；二来这个组长是顾翊群起家的根本，中央训练团入训的都是财政、税务、银行等系统的高级官员，他靠这个职务拉拢帮派、扩充个人势力，使许多官员出自自己门下，而自己也由此成了金融界仅次于孔祥熙、宋子文的第三号人物。

但监察院的调查仍在继续，十天一查，半月一访，这个行动不仅给他们造成了压力，更造成了重大影响，别人都认为有问题，正在查。这一下，孔祥熙忍受不了了，他也来了个双管齐下。

老孔召集了四行两局中层以上官员训话：“注意。你们好好注意！监察院正盯牢金融系统咧！你们务必小心在意，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要叫于胡子抓住了把柄，我是庇佑不了你们的——你们应该明白，这于胡子，嗯，连我也惧他八九分呢！”

贪污犯、投机家们一时销声匿迹，不敢轻举妄动。黄金、外币甚至钢材五金市场都风平浪静，没有出现大的波动。

市场价格平稳，有人欢喜有人愁。愁什么？价格平稳，就无法投机，不投机，也就无钱可赚，让一个于胡子整得一天二天不赚钱可以，长期下去怎么办？

一个星期天，于右任接到了一个电话，那是一个女人的声音，没报姓名，劈头就讲：“于胡子，你放着清福不享，老缠着总裁的左右手捣什么蛋？还想活不想了？奉劝你，识时务者为俊杰，该收场了！”

于右任一声没出，挂断了电话。

“嘿嘿，有趣！这个女人，拿腔作调，在极力模仿宋霭龄的声音，真是愚蠢！就算真的宋霭龄给我打电话说这些，又能把我怎么样？从这件事分析，有人沉不住气了，寇穷矣，寇穷矣，穷寇宜追，追必获胜！扭住不放，查，查，查！狐狸尾巴非揪住不可！”

监察院扩大了侦察范围，到底抓住了一件东西。

顾翊群以年租金12条黄金，即120两黄金的价格，租得了四川军长王缵绪的重庆府邸——王园，作为他个人的私邸。这里条件本来就够好的了，可他还不满意，又花了700多两黄金进行彻底整修，直搞得富丽堂皇，夏有冷气，冬有暖气，一应用品，都是经驼峰航线运进来的美国精品。其生活奢侈豪华，不仅超过了孔祥熙、宋子文，而且蒋介石的黄山官邸也比不上。

而所有这些开支，都列在中国农民银行总管理处出了账。出账的手段非常高明，这几年银行修大楼、挖防空洞，年年工程很大。在这大兴土木的工程中，把顾翊群的修缮费用分摊进去，而且由那些包工头、营建商出据正式费用单据，再在管理处审核报账。凭证合法、程序合法，任你翻烂账册，也找不到破绽。

中国有句古语：“要知朝中事，上山问野人。”在银行找不到凭据，于右任让人把那些包工头一一传来，一笔笔核对他们的工程报价，详查各项收支，终于这些人出据了证词，讲出了真相。于右任又派人进到王园，偷拍了十几张照片，虽然不是顾翊群生活的全部写照，但已可见一斑。

俗话说，兵贵神速。于胡子一抓到证据，立即吩咐：“备车！”连夜赶去面见蒋介石。

于右任见了蒋介石倒不急了，他不把材料一股脑交给老蒋，而是一点点讲给他听，照片也一张张拿给他看。蒋介石是越听越气，越看越烦，终于耐不住了，拍桌而起：

“这些猪猡！蟊贼！坏东西！太坏了太坏了，坏得来！”转身对于右任说：“谢谢侬啊，谢谢！侬不愧是党国元老，侬个监察院这班官员应该大大嘉奖，嘉奖！”

于右任一离开，蒋介石就大叫：“传顾翊群，给我马上捉来！”

这时已是深夜1点多钟。

顾翊群站在蒋介石门外，大声喊：“报告！”

蒋介石气呼呼地哼了一声，算是让他进屋，顾翊群小步迈到屋里。在离蒋介石4米处立正，双手紧贴裤缝，90度鞠躬：“卑职顾翊群谒见钧座。”

“娘希匹！侬做了多少坏事，快给我从实招来，快，快说！”蒋介石侧身斜视着，一脸怒气。

顾翊群干瘪的脸本来是黄蔫蔫的，这时变成了一张白纸。深更半夜把他从热被窝里提溜出来，他根本不知道是什么来由，这时浑身筛糠，冷汗直下。哆嗦了半晌，才战战兢兢地说：“卑职，卑职追随总裁，呃，追随多年，历来兢兢业业，戒慎恐惧，不敢做坏事，不敢……"

“好你个顾翊群，还在这里嘴硬，还想蒙哄我，你娘个希匹！”蒋介石说着，不知怎样才能解恨，扫了一眼办公桌，只有茶杯算是个硬东西，拿起来就向顾翊群砸去。谁知杯里有茶，举手一扬，竟倒了自己一身，蒋介石一惊，杯子虽然砸过去了，却早失去了力量。只把顾翊群的眼镜砸了下来。

蒋介石看连茶带水洒了自己一身，更是火上浇油，把气都撒向了顾翊群。他冲过去，扇了顾几个耳光，仍不解恨，又拳脚并用，对顾翊群一阵猛打，边打边骂：“娘的，你娘的希匹！坏种！蠢贼！猪猡！蛆虫！”

顾翊群严守中央训练团的规矩，恭谨立正。被踢个踉跄，立即抢回原地站好。流出了鼻涕也不擦拭，只在口里小声请求：“钧座息怒，卑职该死！”

蒋介石打累了，站开一些，大声喊：“来人，把这个猪猡绑起来，马上送军法处，马上！”

接着回头抓起于右任送来的材料，在上面狠狠地批道：“立予枪决，严惩不贷！”

侍从秘书们一齐上手，把个顾翊群五花大绑起来，押到卫士室，咋咋呼呼嚷着要派车，立即送军法处。其实，他们知道顾翊群是孔祥熙的红人，不敢贸然行事。早有人打电话通知了孔祥熙。这一次孔祥熙是真急了，匆匆忙忙就坐车赶了来。

顾翊群可不是林世良，他是地位仅次于孔祥熙的财政部第二号人物，又是多年跟随孔祥熙步步上来的，如果他被枪毙，对孔祥熙的声誉影响就太大了，说不定会被反对派顺蔓摸瓜，把老孔也抖出来。

孔祥熙赶来，他并不去见蒋介石，这种事只有美龄有办法。他直接奔到了美龄的卧室门口。

而这时美龄早已从侍从们口中知道了这件事的大概，美龄把情况一说，孔祥熙发起了牢骚：“这于胡子太过分了吧，究竟顾翊群有多大错，他不就是修建私邸花了公家几个钱吗，这算什么弥天大罪？管财政的花几个钱怎么啦？就好比说水从门口天天流，你渴得不行，舀一勺子喝。没这个条件也罢了，总不能看着水渴死自己吧？……”

美龄杏眼瞪得比核桃还大：“咦——孔院长你怎么啦？这是你能救他的道理吗？这多年主管财政，你就是以这样的标准来选人用人的吗？我看你糊涂得真可以！”

孔祥熙又改口说：“好好好，就算顾翊群罪大恶极，可他于胡子也不能老往蒋公面前端呀？他是我手下的人，犯了什么错告诉我，我自会来教训他，这样动不动闹到总裁那里，不是故意惹领袖生气吗？”

美龄又不满地剜了他一眼：“人说你糊涂博士，我看倒不差。国民政府的监察院是你孔氏宗祠的三老会吗？人家谁买你这个衍圣公的账？干吗有事先告诉你呀？再说顾翊群贪污你训他一顿，这是你训一顿能算完的事吗？你干吗不在他没犯事的时候训诫训诫？据我所知，四行主管，凡你重用之人，大都奢靡不堪，你训诫过吗？一会儿你看看材料，顾翊群大兴土木，修造的私邸比委员长的官邸还豪华，不惩戒怎么得了？”

孔祥熙掏出烟来：“反正这顾翊群不能让他们毙了，这么高级的官员处分了，不只是栽我老孔的面子，更重要的是外人会说，看，国民政府里尽贪官！咱们得维护国民政府的形象，不能自己给自己抹黑，让别人贬损咱们。我这是为国家着想，对不对你们看着办吧！”

孔祥熙拉出一副赖在这里的架式，美龄倒扑哧笑了：“你肚里有好东西，就是不逼你倒不出来，后面这几句话说得蛮在行嘛！好了，你等着，这事还得我去运动运动。”

美龄给于右任挂了电话：“哎，于院长，吵你瞌睡了，对不起啊！是这样，你走后，委员长很生气，要枪毙顾翊群，现已绑起来了，马上送军法处。这家伙到底还有些什么毛病？”

于右任讲了监察院调查掌握的情况。美龄说：“嗯，问题确实不小，是得严肃处理。”

放下电话，美龄就叫卫士们把顾翊群押了过来。顾翊群仍是五花大绑着。一进门见是美龄和孔祥熙，扑通就跪下了，磕头磕得几次歪倒，口里喃喃地说：“夫人、院座！救救我，救救我吧，只要饶我一命，以后你们怎么使唤我，我都乐意，我永生不忘你们的大德呀！”

美龄说：“你老实给我说清楚，到底做了哪些祸国殃民的事？”

顾翊群说自己一时糊涂，受了别人怂恿，挪用公款倒卖黄金，后来及时醒悟，半途洗手，归还了公款，但因金价已涨，还是落了800两黄金的差价，愿意全部交公，以求免死。顾翊群到现在还没想到用公款修私邸的事也漏了。

孔祥熙乘机教训说，“怎么能拿公家的钱去赚自己的钱，你缺钱吗？还大修王园，让公家出账，修一修不是不行，怎么能修得比委员长官邸还好？真是糊涂透顶！”

顾翊群这才知道什么都漏了，汗一下子又流出不少，赶紧再磕头求饶。美龄吩咐要严加看管，等顾出了门却悄悄告诉卫士长，暂时不要送军法处，明天和委员长谈过再决定。

孔祥熙给美龄说，“不管怎么说，你得救下顾翊群这条命咧。”

美龄说，“好咧，博士大姐夫你先回去吧，这事我知道怎么办了。顾翊群糊涂，你其实比他糊涂的地方也不少，过两天我得跟你好好谈谈，身边的人一再出事，这样下去不行。”

孔祥熙已经知道美龄的意思了，脸上立即露了笑：

“我是糊涂，糊涂，难得糊涂！”

美龄到底说通了蒋介石，只让顾翊群赔出了修私邸的公款，退出了这一次赚的黄金，写了个“悔过书”，在财政部和四行干部会议上读了读，就过了关。

美龄所以要救顾翊群，并不只是应孔祥熙请求，而是她自己曾带顾参加一次同美国人的谈判，感到这个人有才。1940年美国几家军火公司来华结算中国购买的军火账目，因其中有不少废品，各战区汇总报来数目后，美龄要求美国人扣除废品数量，并赔偿中国损失。结果外交部出面谈，不行。孔祥熙亲自去谈，也不行。美国人态度蛮横，坚持要按付货单算账，分文不能少。美龄气坏了，亲自出马。这时孔祥熙推荐了顾翊群参加，顾翊群虽然其貌不扬，英语却很流利，并且了解美国军火商同其他西方国家做军火生意的惯例，与美龄配合默契，咄咄紧逼，使美方理屈词穷，不得不按中国所提数字，扣除了废品价值，还适量做了赔偿。美龄因此对顾十分赏识，才愿意保他的。

1947年，孔祥熙赴美后，顾翊群又受到弹劾。这时美龄对人说，“当年惩办顾翊群是应该的，我过于菩萨心肠了，他在国外有100多万美元的存款，到底是个贪官。”

第三十二章

顶峰跌落

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会上被捧为当代萧何

1943年11月1日。重庆中央礼堂彩旗飘扬，高级轿车一辆接一辆驶来，许多市民驻足观看，悄悄议论：今天这里又上演什么好戏？

今天这里确有一出好戏。

国民党军政要员聚集一堂，原来是举行一个不寻常的庆典：孔祥熙就任财政部长10周年纪念大会。

600多人为一个部长的任期举行这样的活动，虽不是空前绝后，却也是稀奇古怪的事情。孔祥熙想不了那么多，他穿戴一新，喜气洋洋。被簇拥到前排正中的位置上，霭龄也作为特邀嘉宾，被献上了一大束鲜花。

庆典开始。一阵鞭炮，一番奏乐，蒋介石首先登台为孔祥熙颁布颂词，他操着浙江官话，抑扬顿挫地念出了一段妙文：

度支之任，经治国用，遭时艰虞，厥责弥重。

未战之先，为战之备，革法圜法，实惟至计。

方战之时，肆应益劳，排除万难，黾免夕朝。

冉二十载，鬓发已苍，继是戮力，为国龙光。

下关民力，上计邦储，自强不息，日居月诸。

蒋介石登台示范，各路大员不甘落后，一个个相继上台为孔祥熙评功摆好。宋子文虽然一直与孔祥熙不和，但大庭广众之下，也不能无动于衷，不就是演戏嘛，你演我也演，戏散了台下看，关公不见得再是红脸，秦桧不一定仍是大奸。于是宋子文念念有词：“本人以往一度也曾担任财政部工作（他没说后来怎么不担任了），深知抗战财政，有一般人想象不到的困难，因为平时财政办理不善，其失败仅是负财政责任者个人，战时财政办理不当，那就不是个人的失败或政府的失败，而是全民族国家的灭亡。因此在抗战六七年当中，孔兼部长担当艰巨，为国家辛勤奋斗，卒能克服一切困难，使抗战经济能平稳发展，不但军事需要不虞匮乏，就是经济建设也能齐头并进。这种成就，实在是对国家民族的伟大贡献，为历史上显著功绩。”

宋子文讲完，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也急忙迈步登台，向孔祥熙致贺，他的发言调子又比宋子文高了八度：“抗战迄今已达6年多，战争开始时，敌人根据我国当时经济与武力情况，估量我们最多只能支持一年半载，不料后来在财政方面意外坚强。财政部在孔兼部长策划下，对长期抗战之所需，均能供应无缺，不虞匮乏，而使我们的军事形势稳定下来。现代战争为消耗战，经济较武力尤为重要。战争所需之粮秣弹药，无一不赖财政维持，战争之胜负，全视财政有无办法。中国抗战能转弱为强、转败为胜，表面看来是前方将士浴血牺牲的结果，殊不知财政实为重要因素。目前敌人在我国，深陷泥潭的陆军有100多万，被牵制的空军有1/5，这庞大数字的敌军，随时在被消灭中。这种功绩，就是因为在财政上有办法，能强力支持军事的结果，也是孔兼部长苦心孤诣大力维持的功勋。现在前方将士，士饱马腾，军粮无缺，均为孔兼部长所赐。我谨代表全国陆海空军将士，向孔兼部长致以十二万分的谢意！”

霭龄冷冷听着，像这样胡吹乱捧，好像中国的抗战都是孔祥熙的功劳，这话要搁在平时有人说了，蒋介石这样小肚鸡肠的人听了还不把舌头割去才怪，但今天老蒋就坐在这里，而且带头这样说，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药还很难说，反正，哼，黄鼠狼给鸡拜年，绝不是什么好事，小心着就是了。看看孔祥熙，却一副喜气洋洋的景象，听得像喝了蜜似的。

发言的人一个接一个，一个比一个调门高，把孔祥熙说得简直就是中国抗战的中流砥柱，有点石成金本领的神仙，能无中生有的赵公元帅，好像中国只要有个孔祥熙，就会有用不完的钱，军队就能转败为胜，经济建设就能不断发展。

孔祥熙最后走上台，对大家的赞颂连连称谢，他说：“刚才领袖和各位所言，实在是对祥熙的谬奖，愧不敢当，其实祥熙在任期之内所做，也不过就是10件大事。”哪10件大事？

第一，废除苛捐杂税，以苏养民生；

第二，实行关税改革，整理内外债，以树立国信；

第三，建立国家金融机构，以奠定金融基础；

第四，实行法币制度，以统一币制；第五，创办直接税，以开拓税源；

第六，施行主计制度，以执行预决算；

第七，推行公库制度，以稽核收支；

第八，改正国家的财政收支系统，以期达到平衡预计之目的；第九，举办田赋征实，以调节军粮民食；

第十，举办专卖事业，以创造国家资本，调节社会供应。

孔祥熙在这些方面确实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一些成效，但这么列下来，毕竟功劳显得太大，于是孔祥熙就谦虚起来，又说：“这些成就的取得，也并非都是个人的劳绩，上赖国父（指孙中山）遗教与领袖（指蒋介石）指导，下赖民众拥护和同仁辛劳，以及同盟国家，尤其是美国在财政经济上的帮助。”

孔祥熙接着讲他理财的三大诀窍说：“一是政重于财。办财政的人，病在看重于财，而忘了政，因管钱最怕闹穷，所以往往在财字上多用心，而忽略了政，殊不知政没有办好，财便愈闹愈穷。

“二是民重于官。对漏税逃赋的无知商民，处罚不妨从轻；而对中饱舞弊的官吏，处罚应当从重。一切税源的启发蕴积，只要藏富于民都应酌量宽大，一切征收输将对象，最好是有钱者多出钱，然后推于普通人民。善执政者。驭吏严，驭民宽，足为理财者所取法。

“三是事重于人。每用一人，应先察其对这事内容是否明白，办理这事的技能是否精熟。只要其人对事务能担负得起，操守足于服众，不管是仇是亲，识与不识，都应在可用之列。”

孔祥熙这几条讲得真好，台下为此掌声雷动。足见老孔对管理财政的真谛确是非常了解的。这是孔祥熙才华的一次大展示，连霭龄听着都觉出了水平，嘴角浮起了微笑。

孔祥熙最后检讨10年收获说：“本人10年前到部的第一天，就怀着两个愿望：第一个愿望，是以财政补助国家政策之统一；第二个愿望，是要以财政促进民生主义之实现。从10年情形来看，第一个愿望已稍可自慰，第二个愿望却未能实现。”

孔祥熙的财政未能给普通百姓带来什么好处，这一点他是很清楚的，所以他还算有自知之明，在这上面没有乱吹。

孔祥熙讲完，蒋介石带头鼓掌，纪念会达到了高潮，在台下的大员们纷纷上台给孔祥熙献贺礼。鲜花、字画、宝玩，孔祥熙抱都抱不过来。戴笠的贺礼尤其奇特，是一盘丈把长、一人高的特制算盘，横梁上一行烫金大字，鲜亮夺目：“民国铁算盘，理财第一人。”

回到家里，孔祥熙还沉浸在兴奋中，不停地来回踱步，不时地搓动双手。霭龄问：“高兴吗？”孔祥熙笑呵呵地说：“10年辛苦总算没有白费，我的成绩大家还是理解的，啊，是不是？这里有夫人的功劳啊，对，我应该向你致谢才对，怎么谢你呢？”

霭龄冷冷地说：“你这部长当到头了！有什么好东西留着谢自己吧。”

孔祥熙大惊：“此话怎讲？”

霭龄说：“前有车，后有辙，你应该明白呀。”

孔祥熙拍着脑袋想了一阵，忽然说：“啊，你是说4年前让我交出行政院长印时……”

霭龄重重地点了点头。

孔祥熙于是想起了那一幕。

1939年9月11日，时任行政院长的孔祥熙60大寿。在蒋介石带领下，国民党的五院首长、部会主管、封疆大吏、经济巨子、学界名流齐集重庆为孔祥熙祝寿，他们送来的礼物琳琅满目，难于计数。而尤其是蒋介石的祝寿词写得肉麻兮兮。老蒋的这篇《孔院长庸之亚兄先生六秩寿序》说：

庸之先生以孔子之后，而服应总理之教，深知笃行，终其身而不倦。抗战以来，任行政院长兼管财政部，艰难支柱，于兹两稔，忧劳况瘁，非寻常可堪。昔楚汉相持于荥阳京索间，萧何镇抚关中，主管军食，遂以破楚。今庸之亚兄先生继主政枢，总持大计，其所规划，不止一端，困心衡虑，有非前史所可比拟者。

结果热热闹闹祝完寿，蒋介石就找孔祥熙，托言各方意见，要孔让出院长职位，孔祥熙刚收了人家贺礼，听了人家颂扬，怎么好就不为党国着想，不听取各方意见呢？只好乖乖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这一次，是否又是故伎重演？难道这一番纪念、一通赞扬就把部长又拿去吗？是霭龄多虑了还是自己少虑了？孔祥熙一晚上大睁着眼，没有睡着。

租借物资管理权之争，流血的家族会议

事情还要从更远的地方说起。

宋子文1940年被委任为“外交部长”，他积极争取外国援助，以支持抗战；奔走英美各国，充分利用中国与这些国家同处于受法西斯侵略，一起抵抗共同敌人的时机，与他们谈判废除以前帝国列强强加给中国的不平等条约，取得了很大成绩。但是在办理和接受这些援助的同时，他引起了家族内部的嫉妒。

根据传闻，子文在美国的环球贸易公司，在处理大约35亿美元的租借法补给品时，得到了巨大的好处。大量军用补给品丢失，如遇查询，则报以仓库着火、敌特破坏、轮船沉没。许多东西压根儿没有离开美国，还有些物资运到中国不到两小时，却出现在黑市上。英国外交部一位高级官员说：“宋子文把数亿美元揣进了自己腰包，其中很大一部分钱根本没有离开美国。”

霭龄根据传闻向子文询问，却不得要领。霭龄感到子文的财富膨胀太快，而自己只能在股票、运输等方面赚小头，很想在处理这些物资时插一手，但子文坚持说那些传闻毫无根据，他不允许大姐插手，尤其是孔祥熙接管财政部后对自己以前整顿国家经济成就的破坏，他一直还有怨气，他不想让孔祥熙再在这方面添乱。姐弟两个这次谈话结果很不愉快，使霭龄大为恼火，她感到子文是因为财富太多、势力太大而想闹独立，置整个家族的利益于不顾。她开始活动各方给子文施加压力。

很快，美龄和蒋介石也对宋子文提出诸多疑问，怀疑他在处理租借法物资时有猫腻行为。由于子文坚决不承认这种指控，并且不拿出好处来堵人之口，美龄和老蒋也认为他在闹独立，正在美国建立他的独立王国。他们私下合计准备把掌管外援的权力从子文的外交部夺过来，交给孔祥熙的财政部。因为孔老爹毕竟好说话，容易操纵得多。同时，霭龄也希望这样做。

但是，这些外援是子文争取来的，要他拱手让出管理权，名不正言不顺，他也绝对不肯轻易交出。宋子文对蒋也寸步不让的脾气，使全家都感到不经过一场斗争是要不来这个权力的。

蒋、宋、孔和霭龄、美龄坐在了一起。每个人都谈了一些外面听到的有关租借法物资处理上的传说，婉转希望子文把租借物资的管理权交出来，以避免丑闻的流传。没想到宋子文拿出来了舌战苏美首脑的劲头，鼓着眼问：“交给谁？你们说交给谁能管得好而不招致物议？”蒋介石“嗯嗯”了两声说：“子文兄，实在不是信不过你，完全是为了证明你的清白，这样做对大家都好，嗯，是不是？”

宋子文却不接这个茬，还是问：“你们说，交给谁吧？”

霭龄把美龄和蒋介石盯了两眼，然后往沙发上一靠，这个话她自然是不便说的。孔祥熙也只埋头看指头肚上的簸箕和斗。美龄扭头看墙上的挂毯。蒋介石无法推，只好说：“啊，从关系上讲，是不是由财政部掌管更顺一些？”

宋子文早有准备，立即掏出一张纸条：“这是我收到的寄自美国的一封信，请听信上是怎么说的：我们寄去的是北卡罗来纳州查佩尔布尔的斯塔西读经班的一小笔奉献。参加斯塔西读经班的有成年妇女——母亲和祖母，是她们募集了那笔钱。我们中间没有一个富人，但是我们了解儿童，了解他们成长为健康的聪明人需要什么。最近我们听说，我们捐献的一点可怜孩子的钱，被在中国黑市上汇兑，肥了某些官员的腰包。愿基督睁开他的眼睛，愿有关的人能到教堂忏悔。”宋子文声音大了起来：“听听吧，这笔对华救济联合会的捐款可是财政部掌管的，管得怎样？据我所知，那笔钱总数是1700万元，究竟用在了什么地方，发挥了什么作用？再让他们接管租借法物资，结果可以想象！”

孔祥熙坐不住了：“子文，那钱怎么是财政部掌管呢？救济款有专门的处理机构，财政部仅仅代为收转，与财政部并没有任何关系呀？”

宋子文又掏出一个纸片：“那好，这个事总与财政部有关系吧？这是最近美国报纸公布的我国的通货膨胀率：自抗战开始以来，中国通货膨胀达到荒唐的程度，1938年物价上涨49%，1939年上涨83%，1940年上涨124%，1941年上涨173%，1942年上涨235%。试问世界上还有哪一国有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再问，再问……嗯，1933年以前哪一年有过这样高的通货膨胀率？”

宋子文攻击的矛头，显然已经对准了从自己手上接过财政部大权的孔祥熙，这是一种以攻为守的策略。孔祥熙刚想说话，宋子文却示意他“少安勿躁”，又看着纸片讲下去：“这家报纸还说，汇入中国的外币必须按官方规定的1美元折合法币20元兑换，但在黑市上1美元却能兑换法币3250元。如按官方汇率，重庆的一包美国香烟要花5美元（100法币），而在黑市上5美元（5×3250=16250元法币）却能买162包美国香烟。因此捐给中国用作救济的千百万美元，一接触到孔祥熙狂热的货币市场，即不是化为乌有也所剩无几了。重庆的官方汇率已成为普遍的笑料，因为按照这种汇率，在重庆盖一个公共厕所要花1万美元……”

“好了，子文兄！”蒋介石已经坐不住了，因为造成这种情况的根本责任者还是蒋介石本人，“那么请你讲讲，财政经济问题究竟怎么处理才行？”

蒋介石自己并无觉察出来，这次集会的本来目的是什么，现在怎样改变了议题，被宋子文牵了鼻子。

这一问，正中子文下怀，他立即侃侃而谈：“造成经济混乱的根本原因，是因为机构太多，而又没有一个机构具备解决所有经济问题的权力，政出多门，必然不能进行有效的管理。我可以辞去外交部长之职，请求成立一个专门机构，来监督其他机构。”

蒋介石说：“成立这样一个机构……”

倒是孔祥熙清醒，急忙说：“抗战之初，委员长煞费苦心，才实现了国家的战时体制，如若再另行成立机构，恐怕……”

蒋介石心领神会，立即改变语气：“成立这样一个机构，势必打乱现行的政府机构，嗯，从根本上讲，它不符合宪法！”

子文一看因此转了风向，十分恼怒：“宪法？宪法是什么，是一个橡皮图章（这是以往人们形容孔祥熙最常用的话，几乎成了孔的代名词，这句话显然为影射而说的）！是一个任人奸淫的妓女（这样粗野的用词又有影射蒋青年时代荒唐生活之意）！还不是你什么时候想改就改……”

蒋介石被子文这几句话激怒了，他骂声“混账”，抓起一只茶杯就朝子文头上扔去，浑黄的茶水溅湿了子文的衣服，额角的鲜血随即流了下来……

这次会议以流血结束，没有达成任何协议，宋子文随即派兄弟子良赶赴美国，牢牢抓住环球贸易公司的进货和管理，以防备他在国内受大姐霭龄的控制。此后一连多天，子文以受伤为由，拒不出席任何会议，使想从他手里接权的企图拖延下来。

但是，宋子文深深感到，如果没有大的动作，自己现有的地位也将受到威胁。他开始活动戴笠和二陈，让他们相信表面庸碌无为的孔祥熙是一个真正可怕的人物。他这一招不久就见了效。

开罗会议期间，被怀疑牵涉进政变阴谋

1943年12月，中、美、英在开罗举行的三国首脑会议，宋美龄随蒋介石出席，达到了她政治生涯的顶峰。也是她遇到最严重危机的开始。

正是这个时候，蒋宋家族内部发生的严重分歧，正在幕后悄悄进行着最后的较量，人们通常所知道的，只是表面上的东西。

当初，美龄为排挤史迪威到美国活动时，罗斯福总统避开了她，使她感到难堪，还有一件事情，更使她感到不快。

美龄在曼哈顿的时候，听说英国首相丘吉尔将到华盛顿去会见罗斯福。她立即给首相写了一封信，建议他在途经纽约时顺便来看看她，她说自己有一些重要的情况想跟首相交谈。丘吉尔对蒋介石宋美龄从来就不那么重视，也不太关心中国战场的情况。战时的伦敦广播中有一个很长的广播连续剧，里面的主要人物是远东战场上的一个“捞钱将军”，英语捞钱将军的发音恰与中文里的介石将军相似，不知英国人是故意这样创作的，还是“纯属巧合”。反正是丘吉尔接到美龄的信，反过来建议美龄到华盛顿去，他说，那样蒋夫人可以在他同总统共进午餐时到场，有什么话当着两国首脑的面一起交谈更好些。美龄认为这事实上是不可能的，白宫的主人是罗斯福，只有罗斯福邀请的人才能进入白宫，丘吉尔作为罗斯福的客人，怎么能不经主人同意又拉进去自己的客人？美龄看穿了丘吉尔的建议不过是个花招，她用相当傲慢的语气回绝了丘吉尔，令丘吉尔感到平生最大的难堪。

为使中、美、英三国共同组织力量战胜日本法西斯，以及决定战后对日本的处置，罗斯福提议三国首脑举行会谈，但他把美龄也拉进了这个会议，这使丘吉尔十分不满。

在尼罗河畔，礼宾官员安排三国首脑并排照相，目的是提高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地位。这张照片上从左到右的排列顺序是蒋介石、罗斯福、丘吉尔、宋美龄。蒋介石身着紧身军装，高领上缀着一级陆军上将的3颗星，戴着白手套的手上握有饰着青天白日徽章的军帽。罗斯福以高超的技巧侧身面向委员长，好像在跟他进行着亲切的谈话。蒋介石面露微笑，好像他能自己听懂罗斯福的私下逗笑。美龄身着旗袍，外罩白色短外套，鞋子上饰有白色蝴蝶结，她也想跟丘吉尔说点什么，但丘吉尔乘机报复，头转向镜头外的一个人说着俏皮话。

丘吉尔的轻蔑没能阻止蒋介石国际地位的提高，但国内一些级别低得多的人却几乎把蒋介石拉下马。

这一年最后的几个月里，战争期间晋升到指挥岗位上的一批年轻军官断定，要挽救中国，必须推翻蒋介石及其核心人物。这些年轻的将军同在华东训练国民党军队的美国准将廷伯曼商量，请求美国给予支持。美国表面上没有答应，但是美国战略情报局对这个阴谋很感兴趣，特别是多诺万刚刚同戴笠发生了那样不愉快的一幕。

政变的准备工作在悄悄进行着，他们选定了蒋介石出席开罗会议不在国内的时机，日期则定在西安事变的纪念日动手——那一次张学良、杨虎城捉蒋而没有倒蒋，他们则计划这一次倒蒋而不捉蒋。让他不能回国或者回国也是面临一个已被赶下台的事实。他在国内或国外都没什么要紧，只要他失去权力。假如他愿意苟活，那是他的耻辱——年轻人的想法确有新意。

嗅觉灵敏的戴笠通过他监视各路将领的军统特务系统捕捉到了这个信息。他并不需要什么直接的证据，只要有这个风声就可以下手抓人，“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放过一人”已经是他们的老手段了，过去对付共产党是这样，在自己窝里斗也是如此。戴笠联合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军统、中统两大特务系统一齐动手，一下子抓了600多名军官，并把其中最优秀最有晋升希望的16名将军予以处决。

蒋介石回国后，一贯对霭龄又怕又恨的戴笠和二陈，竭力向蒋介石证明，这场政变阴谋的幕后支持者，就是宋家老猫宋霭龄。

正在失势的人最容易成为新一轮的攻击目标，也最容易被击中。蒋介石相信一直对当不上第一夫人耿耿于怀的宋霭龄完全有这种动机，过去策划过暗杀和绑架的她有这种癖好和手段。况且这种行动仅仅是下级军官绝没有这么大的胆量，必定有自己家族和政权内部的要人参加，正在失势的霭龄很可能孤注一掷。蒋介石巧妙地征询了宋子文的意见，子文对10年前孔祥熙从自己手上夺走权力仍心存不满，对最近霭龄的压制也恨在心头，他含糊其辞地作了回答，反而使蒋介石对美龄也加重了怀疑，因为美龄始终是受霭龄左右的。宋家的人过去不受霭龄操纵的，只有庆龄。现在子文摆脱出来，别的人仍然是霭龄的左膀右臂，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除掉这股多年来一直帮自己也控制自己的力量。不管怎样，权力还是由自己掌管比别人入伙更有利。考虑到战争期间张扬政变阴谋容易让敌人钻空子，同时也要维护自己最有权威、最受拥戴的面子，蒋介石严令戴笠和二陈保守秘密，不准就此事向外界漏一个字，只命令孔祥熙、宋霭龄及美龄离开中国。他知道政权内部的要人都有各自的对头，只要让他失去还手能力，他马上就会被撕扯得身败名裂，根本不需要自己亲自动手。

孔祥熙知道，一个人的成功可以有几十、几百次，但真正的失败只能有一次。在权力斗争中不需要第二次失败，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机会第二次失败。

家族内部的撕咬和扭打可以用铁幕遮住，但是总不能没有一点迹象外露。在此期间，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布鲁克斯就发出报道，称重庆阴谋密布，“是一个充满忧虑、猜疑和诡计的女巫施术场”。

争斗的结局更不可能掩盖住。1944年4月，一位与国民党上层人物联系密切的美国官员写下了这样一份备忘录：“目前，最明显的事实是，财政部长孔祥熙博士受到几乎所有派别的攻击。同他一道成为众矢之的的还有他的妻子和小姨子蒋夫人。”

备忘录还说：“孔夫人在国内政治斗争中似乎变得不那么活跃。夏天可能去国外度长假。”

这个美国人仅仅是根据自己的观察做出猜测的，可他的猜测却准确得令事实无法躲避。

孔祥熙去了美国，他公开的使命，是到新罕布什尔州的布来屯森林，参加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会议。

美龄到了美国，她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治疗。

宋霭龄按孔祥熙的意见到了南美，她开始把财产向那里转移，霭龄在巴西购买了大量企业股票，有石油、采矿、航运等产业，发展前景看好，向这里投资能够取得丰厚的利润。并在圣保罗的银行里存进了巨额现金。

不能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始终是孔祥熙的理财准则。宋霭龄在巴西安顿一番后，又飞到委内瑞拉首都加拉加斯、阿根廷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以及秘鲁、智利等南美洲各地，把巨款分散存进银行，购置了日后有利可图的财产。

在国内抗战正炽的紧要关头，他们三人这一去，竟是整整一年之久。

蒋介石心里明白，姐妹俩和孔祥熙这一离开，就等于缴了他们的械，前胸后背只能任人拳打脚踹了。

这场斗争的结果对四大家族的每个人都产生了重大影响。以往一直对蒋介石唯命是从的孔祥熙从此一蹶不振，在政界再无立足之地。陈家兄弟虽一时得志，但后来蒋介石在清算大陆失败之责时又反过来指责某些人对孔祥熙造谣中伤，致使他失去理财专家，导致经济混乱，使二陈背上了黑锅，也被迫退出政界。蒋介石本人因为不断揭露的孔祥熙贪污黑幕，被看做是腐败政权的祸首，终于失去人心，被赶出了大陆。宋子文虽然暂时恢复了多年前被孔祥熙替代的职务，但宋氏家族的再次分裂已不能形成有效的力量，他孤掌难鸣，也在大陆失败时被蒋介石一脚踢开。至于这次立了大功的戴笠，则在两年后乘飞机从青岛飞往南京时，莫名其妙地出现了飞机“失事”而丧生。实际上这场内部大决斗没有胜利者，美国作家斯特林·西格雷夫认为，蒋家王朝的垮台在宋家失势的内讧中已经注定了。

催还垫款，招致美国人痛恨

善于玩弄权术的蒋介石不动声色地派孔祥熙去办一件费力不落好的两难事情。

1944年6月，国际货币基金会议和橡树团会议在美国举行。孔祥熙以中国国民政府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及中央银行总裁身份，前往出席。临行前，蒋介石笑嘻嘻地又委任了他一个金亮的头衔：“中华民国政府主席蒋中正私人全权代表”，交给他一项特殊的使命——向美国政府催还垫款。

这项垫款的由来是这样的：

1941年12月8日，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日本拖入了战争。美国陆空军来华人员日益增多。美国派驻欧洲、北非等地军队的食品补给，都是美国从本土运去的。中国为了谋求美国多运军火、弹药、汽油等军用物品到中国来，孔祥熙提出建议，美军在中国所需的食品及某些生活必需品，由中国政府负责供给，不必再远涉重洋从美国运来。美国为了轰炸日本本土列岛，控制制空权，又在我国昆明、成都等地修建了7个供远程轰炸机起降的飞机场。修建费用，按照中美协定，由中国先供给美方修建机场所需的人力物力，用记账的方式赊欠，待战后再行结算。中国因供应美军军需及修建机场两项，共垫付6亿美元左右。在开罗会议上，蒋介石曾向罗斯福总统要求贷款10亿美元，罗斯福不肯答应，因而中国国内经济出现严重困难。蒋介石一方面发出要停止美军军需供应的威胁，以向美国讨价还价，继续要求美国提供贷款；一方面要求孔祥熙在美国加紧活动，尽快让美国拨还垫款，以解国内燃眉之急。

为了与美国人交涉方便，孔祥熙带着蒋介石的亲笔信，面谒罗斯福。蒋介石为了要钱，在信中大捧孔祥熙，说什么孔祥熙“对于中国政治、经济和财政方面的情形，充分明了”，希望罗斯福对孔祥熙给予充分信任，与之开诚商讨。

这时，日本正对中国加紧扩大侵略，想一举压垮中国抵抗力量，再抽出兵力对付太平洋战场。美国政府对蒋介石军队使用了大量美援却不努力对日作战十分不满，加上一些美国驻华人员提供情况说国民党政府官员从美援中贪污，使罗斯福总统不愿意再提供贷款。孔祥熙费尽心思争取蒋介石曾经提出的10亿美元贷款时，被罗斯福痛痛快快地回绝了。但是对于偿还中国的垫款，罗斯福却无法拒绝，只好原则上表示同意，具体细则则由孔祥熙找美国财政部、国防部磋商。

孔祥熙明知蒋介石这次派给的催还垫款差事，是一个大苦瓜，可他还幻想着能够通过催还垫款的成功，重新博得蒋介石的好感，维持财政部长的宝座。所以在这次同美国人的交涉上格外用力，甚至不惜得罪多年的美国朋友。

美国财政部长摩根索虽然同意拨还中国垫款，但是他却想付得越少越好。因此他不同意孔祥熙提出的按中国官方汇率，即法币20元折兑l美元计算，而提出要按中国黑市价格，200元法币折1美元。

“什么，按中国黑市价格？你们美国人在中国所需物资人力什么时候按黑市价格计算过？哪一样不是按中国官方汇率兑换的？我们给你们时按官方汇率，你们还账时却要用黑市价格，世界上哪有这样的事？”孔祥熙言辞激烈。

摩根索没想到一贯好说话的孔祥熙竟然如此力争，怔了半天，才说：“反正今年你们的法币对美元只有黑市价格，官方汇率有价无市，你要有美元，肯去按官方汇率兑换20元法币吗？”

孔祥熙以一种从未有过的勇气继续争辩说：“好，我算你说对一次，那么我国给你们的垫款是随时支付的，并非今年一次垫付的，这一点没有错吧？”

摩根索只好点点头表示认账。

孔祥熙说：“那么，我妥协一下，按我们每次垫付时的同期市价分别计算好了。请你提出我们每一笔垫付款时市价，以便计算。”

“每一笔垫付款时的市价？”

“对呀，从1941年12月起，这种垫付款就开始了，我不难为你，不要求精确到每一天，大略一下计算到月份好了，1941年12月美元对法币的黑市价格是多少？1942年1月呢，2月，3月，及至现在的这个月，上个月，请你拿出黑市汇率清单。只要提供得准确，我们吃多大亏也认了。”孔祥熙真像一个无畏的斗士。

摩根索耸肩摊手，无可奈何：“中国的黑市价格美国财政部无法精确掌握，何况你要逐月的。没有没有，没有办法。”

“那就按我们的官方价格结算吧。”孔祥熙紧逼不舍。

摩根索急了眼：“孔博士，我们一向私交甚好，你今天表现太反常了，何必为了国家公事与我死争，把感情都伤了？”

“宁可因公害私，绝不因私害公，这是我的老祖宗孔夫子孔圣人传下来的道德观，我不敢稍有违背！”孔祥熙看来真有点瞎子害眼——豁出去了。

摩根索夹起皮包：“我们明天再谈如何？”

孔祥熙摘下眼镜擦着：“不要指望明天我的立场会有什么变化。”

为了少付给中国钱，摩根索通过美国政府向蒋介石发出要挟。蒋介石本想借此看孔祥熙的好看，美国人一要挟，他又因无法解释，怕美国人怀疑自己在背后给孔祥熙撑腰，把对孔祥熙的不满转移到自己头上，只好赶紧发电给孔祥熙，要他不必过于坚持己见，以免伤了和气，损害两国关系。

但孔祥熙有自己的考虑。他不肯退让太多，更不允许一味按美国人不讲理的办法算账。

经过多次谈判，反复磋商，中美两国最后在外汇折合率问题上取得了比较一致的谅解：所有驻华美军使用的中国法币，分先后两次结算，第一次按中国官方的意见，以中央银行结汇官定价格核算。第二次稍微折衷，另订汇率结算。这样孔祥熙孤注一掷，总算为蒋介石挖出了1亿多美元的现钞，其余等战后结算。

孔祥熙为蒋介石索回外汇，暂时解决了国民党政府的财政困难，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发电褒扬有加，可是他却为自己埋下了一个更深的祸根——深深得罪了美国人。宋子文的老朋友们——一批美国人已经开始下决心要从政府中清除他了。

在国外干得红火，在国内连丢要职

孔祥熙在美国干得红红火火。

他除了为蒋介石争回大笔外汇外，还应美国国会邀请，到国会山作了演讲。在整个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被邀请到美国国会演讲的只有荷兰女王、英国首相丘吉尔、中国“第一夫人”宋美龄等少数几个国家元首和政界要人。孔祥熙能被邀请到那里讲演一番，也算是美国人对他维持战时财政的一种承认。孔祥熙在演讲中，首先强调了中美友谊历史悠久，对美国在抗战中对中国提供的援助表示感谢，最后介绍说：“中国自七七抗战以来，独撑战局，艰苦备尝，前后方军民，为抗战壮烈殉国，受祸之惨，非他国所能比拟。”呼吁美国在中国抗战进入关键时刻时，扩大对中国的军事经济援助。

孔祥熙还从美国购买了3亿美元的黄金，这也是孔祥熙经过仔细计算提出来的。当时国民党发行的法币，缺少黄金准备，通货膨胀严重，急需黄金储备。更重要的是，当时美国市场黄金价格比中国便宜很多。美国黄金官方价格为1英两35美元，而中国市场是1英两法币3万元。即使按中国黑市法币200元兑换1美元算，在美国买1两黄金也只需200元× 35=7000元。在中国买l两黄金是3万元，在美国买1两是7000元，相差4倍还多。不要说精明的孔祥熙，就是再没有经济头脑的人也能算出在美国购买的便宜，但是能想到这一点却不是每个人都能做到的。美国人也不傻，这么便宜的黄金让中国一下子买走那么多，他们并不乐意。为此孔祥熙多次拜访罗斯福，详陈中国对此是多么需要。最后罗斯福出于希望中国能拖住日本而不致垮台的考虑，同意了孔祥熙的要求，还安排美国用飞机把这批黄金运到重庆。蒋介石看到这批买一送三的黄金，乐得大嘴都咧到耳朵根子上了。

但是，孔祥熙在国外所做的一切努力，都不能改变蒋介石从政府名单中拿掉他的决心。

乘孔祥熙在国外没有还手之机，蒋介石展开了对孔祥熙的攻击。但是阴险的蒋介石严格控制着对孔祥熙攻击的分寸，涉及参与政变阴谋的怀疑一丝不许露风，至于其他方面，那就由众人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了。

先是陈果夫陈立夫兄弟，跳出来大叫“孔祥熙权力太大”，于是孔祥熙被迫提出辞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之职，蒋介石发表了一通对孔祥熙赞扬的官样文章，“照准”了其辞职“请求”。接着美国人对孔祥熙的种种指责不胫而走，以往这类消息是严格保密的，现在却成了借刀杀人者求之不得的宝贝。

“哎，你听说了吗？罗斯福总统的私人代表居里来重庆住了不长时间就发现了孔祥熙许多劣迹。有一次居里当众说：‘中国要人的子女有170多人在战争期间逃避兵役，在美国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他说的这里边最主要的就是孔祥熙和他手下红人徐堪的子女。”

“嗯，美国人早就看出老孔不是好东西。那次美国人想在中国物色一人担任燕京大学校长，孔祥熙办铭贤学校尝到了甜头，想这是既捞名声又得实惠的好差使，就托司徒雷登为自己活动，结果美国政府来电说，孔祥熙政声不好，一口回绝了他，闹了个疥蛤蟆过门槛——墩屁股擦脸，哈哈！”

“美国情报局早在美国公布过一份材料，1942年孔祥熙动用两亿美元的美国贷款，在上海向商人购买货物，结果你猜他购买的是谁的货？”

“谁的货？”

“他购买的是自己老婆的货！你想这还有好吗？那两亿美元公款不叫他黑掉一半才怪呢！”

“听说罗斯福早就向蒋委员长施加压力，要他撤掉孔祥熙的财政部长职务，可委员长一直不肯。这一次，孔祥熙的丑事都抖出来了，我看委员长非大义灭亲不可了，要不他也要受牵连了。”

“嗨，别信那个，老孔和宋霭龄对蒋委员长可是有大恩，你不拿出过硬的东西来，一般的事可别想让委员长下这个手。”

蒋介石这一手玩得确实高明，许多人根本想不到是蒋介石故意抛出了孔祥熙，还真以为老孔是经济上犯了事没法保了呢。

蒋介石当然清楚，对孔祥熙这样从南京政府一成立就任部长，以后一直是副院长、院长的大人物，仅搬出几件小事就让他下台，势必引起怀疑，还可能使他日后东山再起，非端出件大事搞得沸沸扬扬，让他彻底臭了才行。

像孔祥熙这样的人物，要端他的事当然有的是，但远的不行，那样人家会说早干什么去了，为什么现在才往外抖，要端就得端近的。蒋介石主意打定，就从孔祥熙私分美元公债开刀。一来这事数额巨大，必能激起公愤；二来涉及美国，可以把美国人对国民政府腐败的指责转移到一个人身上。

爆出美元公债案，蒋介石借机表态：庸之只好辞职

蒋介石决定端出的美元公债事件是这样的：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为了使中国能在大陆拖住日本，美国政府给了蒋介石国民政府5亿美元的贷款。孔祥熙同财政部和中央银行的助手们研究后，决定用3亿美元向美国购买黄金，1亿美元购买军火，1亿美元作为发行美元公债的储备。当时按官价汇率是法币20元兑换1美元，但开始这笔公债却没有人肯买，因为国民党发行的公债太多了，人们以为这次又是骗钱花招。后来风声透了出来，这次的公债确有美元准备，于是公债迅速成了最抢手的紧俏货。买到公债的人把它拿到黑市立即就可以以100元法币脱手。一看美元公债奇货可居，宋霭龄立即问还有多少没卖出去，孔祥熙估计售出的还不到一半，霭龄说，“好，公开销售就到此为止，剩下的我全要了。”孔祥熙感到这样恐怕要惹麻烦，突然停止销售民众可能闹事。霭龄一指头点到老孔额上：“闹什么事？卖完了谁有办法？想要早干什么去了？”孔祥熙心领神会，指示国库局长吕咸和业务局长郭景琨等，要留部分公债慰劳办理公债的有功人员，要他们分头去办。于是第二天报纸上发出一则消息称：民众积极支持抗战，购买公债空前踊跃，全部公债可望周内售罄。第二天是星期五，报纸一出，各办事处来买公债的更是人山人海，办事人员得到指示，一是尽量少卖，二是延长办公时间。结果人挤得多，卖出的速度却很慢，一直持续到晚上5点钟，各办事处同时挂出牌子：“公债售完”，实际剩下还有整整一半——5000万美元的公债。

郭景琨等人把没卖出的公债押解回库后，只分给办事人员一个区区小数，局长级的人大约分得两成，其余的就全进了霭龄的公司，跑到黑市场上兴风作浪了。仅这一次孔家就赚了近30亿法币。这件事当时就有人告发，蒋介石曾派人去查，事实确凿，但当时老蒋只把它当做一张底牌放了起来，没事就永远压着，有事么，那就抖出来，足以让老孔吃不了兜着走。

1945年初，国民党召开国民参政会，孔祥熙鲸吞美元公债事突然在会上传开，一时搞得沸沸扬扬，参政员们平时对孔祥熙宋霭龄的不择手段敛财就有一肚子意见，只是过去每次都被老蒋压住，这次他们感到抓到了把柄，立即写了提案，准备在会上讨论通过，将孔祥熙交政府严办。

参政会主席团成员王世杰出面为老孔解围，他说，案情性质尚属嫌疑，若政府调查与事实有出入，恐对提案人和大会信誉都有损，请自动撤销提案另行设法处理。

王世杰这一激，参政员们劲头反而更大了，许多人签名联署。而且拿出了确凿证据。

监察院长于右任也提出了对孔祥熙的弹劾案。

陈布雷把这事向蒋介石作了报告，本以为老蒋会像往常一样大动肝火，不想蒋介石听了，叹口气说：“这件事情，安，很糟糕，庸之只好辞职了。所吞美券只好分期吐出。”

陈布雷一时还摸不着头脑，蒋介石停了一会儿又说：“嗯，只是此事一列入提案公开，将会对政府造成极坏影响，让美、英、苏等友邦认为我们是一个贪污舞弊的国度，将对我们抗战不予继续支持。这样吧，布雷先生，你找他们谈谈，说清这种利害关系，就将大会提案改成书面检举，直接送我办好了。”

经陈布雷做工作，虽未用大会提案方式，但这一改动惊动了更多的人，比作为提案掀起的波澜还大，不少人会上会下大喊大叫，要“除权相”，要“杀晁错以谢国人”，孔祥熙的名声更臭了。

有些人觉得还不够劲，开会时又提出了一个“质询”案，要孔祥熙亲自来大会上说说清楚。这样直接栽老孔的面子，老蒋怕物极必反，反而惹出其他是非来，就派人取走质询案。

但经过这样几番折腾，孔祥熙贪污舞弊的事闹得满城风雨，威信扫地，名声一落千丈，孔祥熙只好在辞去行政院副院长和财政部长之后又相继“辞”去了中央银行总裁、中国农民银行董事长、四行总处副主席等职务。这样孔祥熙出国开会一年，共辞去了5个最重要的职务。他在国外干了不少漂亮事，为蒋介石立下了汗马功劳，可等他回国时，却只剩下了中国银行董事长、国府委员和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这几个有名无实的空头衔，好不凄惨！

第三十三章

诀别大陆

本人欲进立法院，川人要求孔去主政，蒋介石摁住统统不行

抗日战争胜利的锣鼓，没有给孔祥熙带来什么欢乐。

虽然迁回了南京故宅，却已物是人非，昔日车水马龙的旧居，已门可罗雀。

出国一年的孔祥熙，感受到了离国期间政界风浪的余波，他总觉得就这样退出历史舞台实在窝囊。经过一个时期的察言观色，决定要再挣一挣，即使不能东山再起，起码也要挽一挽面子。

孔祥熙怂恿霭龄找到蒋介石，向他历数自1927年支持他成立南京政府，拉回子文，向武汉政府釜底抽薪，与美龄一起为他拉拢美国、争取外援的功绩；历数了孔祥熙多年来唯蒋之命是从，特别是主管财政以来，为保证蒋介石的军费需求和积累官僚资本所作的努力；历数了多年来为蒋个人增殖财富所给予的特殊照顾。宋霭龄对蒋介石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恶劣行径深表不满，她要蒋说清楚，为什么这样对待自己和孔祥熙。

蒋介石不想作任何解释，也不想改变主意。他静静听完，冷冷说道：“下面揭出那么多丑事，究竟是真是假？庸之兄身为国家要人，应该多替政府着想！只知一味贪财，多少能够满足？事到如今，老孔职也辞了，年岁也大了，我不会忘记你们的功劳，以后用适当方式，为老孔多说些好话，你们安度晚年吧。”

“谢谢！”霭龄阴阴地说过，就告辞出来。她此行的目的并不指望蒋介石能够发什么善心，而是要探探这一年来他老蒋又有什么新花花点子。她达到了目的，看出了蒋介石对他们的仇恨并没有新的增加，只要不再对蒋的古怪行为干涉，基本可以相安无事。

孔祥熙决定出国定居，不在蒋介石眼皮底下惹烦。但是算来算去，如果这样走，只怕还走不利索，难免又生枝节，溃退之时被人再追杀一阵出国也不安宁，于是宋霭龄为孔祥熙又制定了一个以攻为守、佯进实退的方略。

孔祥熙听到霭龄要他继续在政界活动，手摆得像拨浪鼓：“子文早说过给老蒋当部长和当一条狗没什么两样，我过去还不以为然，现在感到这家伙说得还真透。我早已心灰意冷，你就不要再耍弄我了，行政院长都辞了，还争别的什么玩意儿，岂不惹人笑话？”

“嘻！亏你还是什么博士，孔圣人的子孙，中国的文化权术一样没吃透！孙子兵法上说，善战者胜而不败，败而不亡，亡而不死，我们现在败也败了，亡也要亡（逃亡），只剩亡而不死了，这一条再做不到，就连命也没有了。”

孔祥熙这才算过账来，“还是夫人……”事情到这个地步，那高明二字到了口边他说不出来了。

蒋介石的伪国大开会时，代表们注意到了一个奇怪的现象：已连辞5个要职的孔祥熙，竟忽然相中了立法院这块风水宝地，他利用自己的山西祖籍大做文章，积极联络冯玉祥、阎锡山等北方出身的代表，对一些下层人士请吃饭送礼品，和他们套近乎，摆出一副要竞选立法院院长或副院长的姿态。别看孔祥熙在台上时许多人说三道四、要除要杀的，现在真被拉下马了，不少人又感到老孔混到这个局面也太惨了点儿，毕竟为政多年，没有功劳也有苦劳，没有苦劳也有疲劳吧，一时竟然颇受同情，竞选呼声很高。

立法院历来是CC系和政学系的后院，陈家兄弟和政学系首脑张群一看孔祥熙攻势不小，怕他真被选上来，那样民选结果就不好动他了，急忙小会动员、私下串联，双方联手一致抵制，才使孔祥熙的活动没有奏效。

霭龄为孔祥熙制定的这一套策略还真管用，孔祥熙虽然落选，但总算是显示了败而不亡，还有活动力量，令人不敢轻易攻讦。夫妇二人从容收拢清理财产，准备出国事宜。

不久忽然冒出一件始料不及的事，使人大费脑筋。

蒋介石的政府离开重庆返回南京后，四川尹昌衡、刘存厚、田颂尧等60多人，联名给蒋介石写了一封呈文，要求派孔祥熙到四川任省长，“主持川政”。

这封呈文堪称天下第一奇文，文中说，据四川民意测验结果，四川人民一致渴望派庸公来川主政。说孔氏致力革命，劳绩素著，而尤以抗战八年各方奔走不遗余力，全国的妇女小孩人人皆知。要想让战后的四川交通便利，农业进步，工矿发达，救老百姓于水深火热之中，非孔祥熙不行。文中还引用古语“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建设四川，是“舍孔氏其谁？”以往四川主政之人，只知剜肉补疮，各种投资有名无实，以致失了人心，无人相信政府。说现在四川人盼孔祥熙，就像大旱之中盼甘霖一样。只有孔祥熙来了，以往“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治蜀后治”的老例才能改观。孔庸之公一来，四川幸甚，中国幸甚！

刘存厚等人向蒋介石递上这封呈文的同时，还把一份副本送到了孔祥熙手上，恳求他救救四川人民。孔祥熙看了这纸呈文，顿时热血沸腾。参政多年，虽受过不少褒奖，但还没有一次像这张呈文说得这么肉麻兮兮，自己简直就是救世主一般，老孔一时高兴得就有些手舞足蹈。他想想这一年多没有职务处处受冷落的惨相，忆起以往门前车水马龙，走到哪里均受盛情接待的奢华，感到在中国还是当官最好。再想想过去看到的那些地方大员，一个个简直就是土皇帝，中央离他们十万八千里，哪里能事事管着，还不是为所欲为，作威作福，连中央要人也有许多不及之处。要不中国有句老话叫“宁做鸡头，不做凤尾”呢。想到这里就有些动心，哼哼唧唧说了句半截话：“我孔某对四川有感情哩，果得人民信任，自是义不容辞，只是……委员长那里……啊，等等看吧。”刘存厚听这话，立即一躬到地，“只要庸公有意，委员长那里，我们定会极力争取，您就听好消息吧。”

谁知刘存厚一走，霭龄仔细看了呈文，向孔祥熙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霭龄一句句剖析呈文，分析形势，她说：“瞧瞧，民意测验结果，咱国民政府何时搞过真正的民意测验？政府何时代表过民意？老蒋上台是民意吗？你老孔过去当部长当院长是民意吗？子文这次代你而任财长院长是民意吗？现在台上的这些人哪一个是民意，怎么到了这次要你到四川去就抬出了个民意？就是真有这个民意，也不如老蒋一个主意。你再别让人捧晕了头。中国真的除了你孔圣人没有人适合到四川主政吗？没有人愿意到四川吃这块肥肉吗？你看看这里对四川以往主管的攻击，就该知道不是没人，而是人太多了，这里面大有名堂，是争不过来，是耍弄手腕。你没看过《三国》吗？看过就该记得一段故事，叫死诸葛吓走活仲达。”

孔祥熙嘿嘿一笑，不就是诸葛亮死后，曹魏的大兵又来了，姜维没有办法，只好把诸葛亮的尸首放在小车上，推到阵前，司马懿一见，立即吓破了胆。连忙撤兵逃跑了嘛。

霭龄瞟他一眼，“光知道故事不会用顶什么用？说穿了，刘存厚玩的这一套，不过是把你当诸葛亮的死尸用而已。蒋介石和四川军阀历来矛盾很深，四川军阀内部也是派系林立，现在抬出你来，不过是为了压制其他人，压那些不合他们意又没有正当理由来反对的人，绝不是真心欢迎你去，一旦你答应去，马上就会生出别的枝节，我们到这地步，千万不能干为别人火中取栗的傻事，是不是？”一席话说得个孔祥熙后背发凉，喃喃说道：“这个，这个，俄还真没想到咯……”

孔祥熙为避免被动，主动请人给蒋介石捎话，自己无意担任新职，四川之地更不愿前往。蒋介石也很给“面子”，立即“照准”。孔祥熙的一方诸侯之梦也就烟消云散了。

重返太谷辞别祖宗，第一次向霭龄吐露幼年家境真情

离开祖国之前，孔祥熙回首大半生的足迹，不禁百感交集。想自己当初是一个怎样有志有为、精明干练的青年！向往革命，谋刺慈禧，真个是气吞万里如虎！及至出国留学，多次拜访中山先生，指望得到明确指导，改革中国社会。辛亥风云之中，以一乡村校长之身，拉动武装，发动起义，保卫县城，巧退清兵，是多么义不顾身，志向高远！可自从跟老蒋搭上手，虽然换来了地位日见显赫，又积累了万贯家财，但榨取百姓，坑害国家，装糊涂卖傻，逆来顺受，又有多少情趣？求荣取辱，几度沉浮，历尽沧桑，泯灭了心性，麻木了同情，落得个天怒人怨，连父母之邦都无立足之地，到头来好凄惨。

外界都说自己是什么“哈哈孔”，似乎就会哼哼哈哈。本来字为庸之，是孔夫子主张的中庸之道的“庸之”，多么文雅而富含哲理的名字，却又被丑化成“庸俗之人”的庸之，连自己也因名字觉脸上无光。蒋介石忘恩负义，心狠手辣，小肚鸡肠，玩弄权术，今日抬甲压乙，明日拉乙挤甲，使各派攻斗不已，可惜多少人还执迷不悟。就连内弟子文也悟不透，受外人挑唆，与亲姐夫视若寇仇……难道，孔氏家族就这样被一击而溃、风雨飘零了吗？

啊，不！孔祥熙走了，孔家还有二虎一凤！蒋介石总不能连子侄辈也妄加罪名吧？宋霭龄这个宋家大姐走了，美龄暂时受些冷落，但蒋介石终究要靠美龄与美国保持联系，蒋介石没有美国的支持一天也无法维持，而在美国人的眼里，美龄的形象才代表中国，美国人只接受这个除了脸型其他方面完全同他们一样的中国人。美国支持中国其实是支持美龄，蒋介石最终不能不靠美龄。假如有一天美龄接了老蒋的班，那天下还是在宋霭龄掌握之中，只是目前有个蒋经国，虎视眈眈，要设法让自己的后辈全力扶助美龄，那样，将来之天下，姓什么还很难说……

想到这里，孔祥熙忽然一扫悲凄哀怨，两眼又闪出火焰般的光，他把孔令侃、孔令俊、孔令杰召集到一起，留下了3条锦囊妙计，要他们如此这般这般……

一切安排停当，孔祥熙夫妇一起再次重返太谷。

祭扫先人之墓，是出国前不可或缺的科目。但是他们并不曾预料这一去之后，蒋介石在大陆兵败如山倒，两年后也屁滚尿流地逃往台湾，祖先陵墓所在之桑梓，竟只能在梦中相见了。

宋霭龄眼前又浮现出第一次跟随孔祥熙到太谷时的情景——秋风萧瑟，遍地枯叶中，突然响起喜庆的唢呐和鼓钹，16人抬的大花轿，每到一处欢迎的酒宴，太谷城里的鞭炮，围观看热闹的乡亲，孔家长辈怜惜的眼神话语，淳朴乡风中的补办婚礼……而这一次，春和景明，绿草茵茵，却没有一丝的喜庆气氛，官僚乡绅们打着客气而敷衍的哈哈，邻里乡亲冷漠地远远注视，没有人上前招呼，没有人指指划划——霭龄心里明白，对地方官僚，他们是塌台人物，没有任何巴结奉迎的价值；对普通百姓，他们依然是“党政大员”（孔祥熙还是国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简直如同动物界里非禽非兽的蝙蝠，两个阶层都不把他们看作同类，受此无言的冷落自是理所当然……霭龄想来，真不如一直和祥熙留在太谷，做个山野村民，也许心里并没有如今沉重的失落。但时间不能倒流，人的一生只能有一次关键的选择，悔和怨都是没用的。

和32年前第一眼看到的太谷相比，霭龄最明显的感觉，是黄土高原更贫瘠更残破了，人们的衣衫更加破烂，脸上的菜色更重了，对此惨景，孔祥熙再不会说出“纽约不如太谷”的豪言也罢幽默也罢的话语了。对此情景，霭龄也能理解人们没有以往的热情的深层缘由了。孔祥熙担任政府要职20年，光是财政部长（莫论院长副院长）就是十几年，可给老百姓究竟带来了什么？把国家治理成这个样子，确实于心有愧啊。

临近家门时，迎面来了一人，蓬头垢面，上身穿件破对襟褂子，下身却极不相宜地依旧捂着一条龇牙咧嘴的缅腰棉裤。霭龄心里一激灵，刚想厌恶地背过头去，却一下子认出了这就是当年闹洞房时想往自己身上压的二赖子。二赖子显然已认出他们，可他早已没有当年的活泼和激情，更没有那种不知高下的淳朴和友善。二赖子定定地剜了他们一眼，表情木然地靠墙站住，给他们让路。霭龄忽然生出一种同情，她想给二赖子打个招呼，增加一点乡情人情味儿。她堆出笑来，故意大声地说：“哎，这不是二赖……啊，这不是二弟吗？走，到家里坐坐吧！”

“我？到你们家坐？”二赖子下意识地摸摸满是窟窿的大棉裤，眼睛先是闪出一丝羞惭，紧接着又露出一种敌意，攥住拳头别过了身去。

霭龄停住脚步，一时竟不知该如何动作。

“先回家吧。”孔祥熙无奈地拉了霭龄一把。

孔祥熙在父母墓前摆了时鲜水果和酒水点心，孔家老坟里的每座墓前都供了丰盛的祭品。霭龄和孔祥熙并排站在一大堆兄弟子侄的最前面，孔祥熙甩了两下袖子，一群人呼啦跪倒，孔祥熙点着了香烛纸马，随即一股小旋风裹着纸灰在坟前升起，身后的小孙子欢快地叫起来：“老爷爷来拿钱了，老爷爷来拿钱喽！”

离开老家的前一天，孔祥熙把霭龄带到了太谷城西5里远的程家庄。进了井儿院，他第一次动情地给她讲了自己的身世和少年贫困生活的真相，指给了霭龄自己出生的西厢房土炕。

霭龄吃惊了。

“你不是一直讲生于山西首富之家吗？怎么老院会是这种样子？幼年怎么至于去捡煤渣？”

“霭龄，我对你隐瞒了幼年家贫的历史，一生也从未给任何人吐露过家庭情景的真相。我这样做，开始是为了面子，以便借此抬高身价。后来担任政府要职，就更要这样讲了，目的是为了证明现在的财产大部分是祖传的，并非在官职上舞弊所得。第一条我成功了，第二条却没有奏效，到头来还是给我加了个贪污的臭名……”

“怪不得有人说你表面平庸，实则老谋深算赛过千年狐狸。你这一套，居然连我都骗了一辈子……”

“平庸也罢，狡猾也罢，到头来还不是让你那贤妹夫给坑了……"

“跟他的账还要慢慢算！”霭龄牙根都咬出了声音。

“完了，我们输完了，我67岁了，来日无多，没有机会了！”孔祥熙重重地叹了口气。

“出息！姜子牙80遇文王，还开创周朝800年基业呢！”

“虽有贤相，恨无明君啊！”

“哼！”霭龄气咻咻地走出了井儿院。

回城路上，只见田野里绿草盖住了黄土，田埂上开满了白色粉红色小花，路旁小树抽出了嫩绿的新枝，一片春和景明气象。霭龄又想起终生难忘的太谷第一印象，对孔祥熙说：“看见这绿树红花，我忽然想起一句古诗：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不知怎样改一下才符合眼前的情景？”

“噢，”心事重重的孔祥熙望一眼西下的夕阳，“我想起的古诗只有一句，‘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

“愁愁愁！不说出口来行不行？”其实，霭龄的心里更烦闷。

领受世态炎凉，愤而骂娘后匆匆赴美

离开太谷，孔祥熙夫妇一起来到北平，拜会昔日的朋友，官场上对这位失去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实权，而只有国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空衔大人物的接待，是客气中透着冷漠，礼貌中藏着轻视。倒是那些官位不高又没有受过孔祥熙什么好处的几位旧交，显得情真意挚，热情非常。孔祥熙得势时，很少想到他们，对他们偶尔提出的一两个小小要求，很不在意。面对此情，孔祥熙曾愤愤不平地第一次骂了娘。

霭龄瞪圆眼睛，呵斥老孔：“有什么不平的？富在深山有远亲，贫居闹市无人问，这是咱中国人几千年的传统了，有什么可抱怨的？要骂应该骂你自己，你自己在这方面做得如何？”孔祥熙又一次发出了一番高论：“我骂所有的人，骂那些得过我好处而今疏远、冷淡我的人，也骂那些没得过我好处而今对我热情的人，他们这是挖苦我、讥讽我，他们越对我好我越难受！也骂我自己，过去真是瞎了眼，好人没好待，待好的没好人！要再给我一次机会，哼，看我不……"

“再给你十次机会你也还这德性。台上的孔祥熙和台下的孔祥熙压根儿不是一个人，里里外外都不是！”

“我不信！”

“信不信由你，不光你孔祥熙，连你遇到的这些人，在你得意失意时都不是一个人。”

“怎么会这样呢？”孔祥熙不想争辩了，他感到了疑惑。

“这就是中国人！中国人虽不全都是连你在内的这三种人，可这三种人确实都是中国人。要想不生这闷气，除非你以后不与中国人打交道。”

“对！不与中国人打交道！走，咱们上青岛，那儿有外国人等着我呢。”

青岛，当年孔祥熙步入政界的发祥之地。旧地重游，感慨良多。孔祥熙不由自主地到了当年鲁案公署的衙门，回忆了那段时间不长却烙印极深的坐办生涯。想起潘益民当初相面给自己带来的虎气和动力，孔祥熙不禁又热乎乎的。但很快他又犯了疑，潘的相术的确很高明很灵验，自己确实达到了那时连想也不敢想的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高位，但他没说自己最终结局如何，目前这一段经历究竟是一生中的一“劫”呢，还是自己最后的命运？出国定居是将老死异国呢，还是一条东山再起的终南捷径？孔祥熙疑疑惑惑，可惜潘益民不在身边，不能问个明白。再一想，就是在身边，他会说真话吗？他真的能预测人生未来吉凶祸福吗？

孔祥熙把这种想法说给霭龄，霭龄倒是干巴脆：“相面那一套，还不都是察言观色，连蒙带唬。孔圣人都不相信的事，你还那么认真。”

“可潘益民说得还真对呢？”

“说得对，是因为你本来有这种条件，加上一激励，你更有了动力，成功的希望就大了。假如，你听了有那种可能，躺倒等着，还有这么灵吗？我是从来不相信命运，只相信奋进、竞争！只要拼命去争，许多情况就会出现意想不到的结果。”

孔祥熙默然了。他有一句话无法说出：拼争有时有好结果，有时，比如现在，唉，还不如……

比较起来，同美国太平洋舰队司令柯克上将的谈话倒使孔祥熙获得一些安慰，因为这场谈话事关他们到美国后居留生活的一系列根本问题。霭龄为这次会见做了精心安排，她不是像对待瓦加斯那样送他一些古董文物，外加一些廉价的吹捧，而是提供了一些美国军方感兴趣的东西。比如在未来中国可能发生的变化中，让柯克将军能够有所预料，能够处于比美国同行更有利的位置，知道各种力量的真正底数，特别是宋家和孔家能够发挥的作用。她努力使柯克上将相信，宋家和孔家仍然是对中国以后发展趋势有操作能力的势力，是保证美国在华利益的可靠伙伴。

在青岛海滨的洋房别墅里，柯克将军盛情款待了孔宋夫妇，进行了坦率的交谈，孔祥熙的努力没有白费，柯克将军明确保证他们在美国居留时将受到友好对待。

宋霭龄先期到了美国，为他们的生活做出安排。

秋天，孔祥熙接到霭龄的电报，说她身染重病，需要孔祥熙前往陪伴治疗。孔祥熙以这封电报为由，匆匆离开中国，踏上了美国的土地。

在人民解放军彻底摧毁蒋家王朝的最后的岁月，孔祥熙已从国民党政治舞台上消失了。

随着青天白日旗在大陆的落地，孔祥熙曾经积极效力的腐朽政权一溃难收，他重返大陆东山再起的好梦再也圆不了了。

胸怀博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始终向一切愿意回国的人敞开着大门，但是他没有回来。

孔祥熙这番出国，与当年到美留学时感受截然不同，那时的他每天都看到新的太阳升起。而这一次，看到的却总是日暮西山的景象。黄昏的离愁像影子一样追逼着他，密西西比河水日夜滔滔，流不尽他去国怀乡情……

第三十四章

因祸得福

霭龄要他读“水宽山远”，他却跑出去“黄鹤楼上看翻船”

孔祥熙以宋霭龄患病为由请假赴美，又遭到一些人的种种阻挠，最后，还是美国大使馆出面调停，蒋介石才恩准他暂时出国“探亲”。

孔祥熙一到美国，就住进了早已购好的里弗代尔别墅。

政治上的失意使孔祥熙心情郁闷难于排遣，整日愁容盖面，再没了那种以往慈眉善目的弥勒佛形象。

宋霭龄怕老孔憋出病来，特地派人把曾国藩的一副对联用楠木雕刻，挂在了卧室堂前。

“庸之，每天早晚，你要把曾公这副对联吟诵一遍。”

“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淡云轻古今同。”

“水宽山远烟霞回，天淡云轻古今同。”

孔祥熙听从夫人指示，摇头晃脑，一字一句认真吟诵，但不是一遍，而是每天两次，每次两遍。

她挂这副对联就是要提醒孔祥熙静心养身，宽心处事，先忘掉那些不愉快的事情。她始终相信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

孔祥熙虽是孔子子孙，却远没有孔老夫子的豁达，他的不平也不是霭龄一副对联所能排遣得了的。

在美国闲待一阵后，孔祥熙又溜回香港，办了一份报纸，密切注视着国内动态，准备一旦时机相宜，再度出马。毕竟当国民党的官，前呼后拥，作威作福，比在完全不买账的美国经商或当寓公，有滋有味多了。

他等来了什么呢？

首先看到的是四大家族的第三次分裂。

如果把1927年宋庆龄反对蒋介石背叛孙中山革命理想，反对美龄嫁蒋，反对霭龄、祥熙和子文拥蒋，毅然树起反对蒋介石新军阀的旗帜，看作四大家族的第一次分裂的话，毫无疑问，孔祥熙受二陈攻击，被蒋介石免职，宋霭龄再不能支配宋子文，则是四大家族的第二次分裂。当然这两次分裂不能同日而语。庆龄从家族中冲杀出来，那是在历史转折的关键时刻，革命和反革命、正义与非正义的原则之争。而孔祥熙宋霭龄这次被逐，则纯属争权夺利的撕咬中上风下风之分。第三次分裂当然仍是此种性质，但也让孔祥熙高兴了一阵子。

1933年，孔祥熙在蒋介石宋子文闹翻后，欣喜地从宋子文手上接过了副院长兼财长的肥差，12年后，蒋介石又从孔祥熙手上夺过副院长兼财长的职位，重交宋子文。不久宋子文再升至行政院长宝座，但到了1947年初，宋子文又遭到孔祥熙同样命运，也在短期内接连被免去“行政院长”、“最高经济委员会委员长”、“行政院绥靖区政务委员会主任委员”、“四银行联合办事处理事会副主席”四大要职，只剩下“国府委员”、“中央执行委员”，与孔祥熙一模一样。所不同的是，孔祥熙被邀主持川政而未去，宋子文后来被任命为广东省长却乐滋滋地上任了，年底他再被委任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军管区司令”，继续为蒋介石政权卖命，而终于被人民解放军列为仅次于蒋介石的第二号战犯。

接着，孔祥熙看到的是蒋介石的日子也不好过了。

辽沈一仗，东北失守；平津战役，傅作义献出了北平；淮海决战，蒋介石半壁江山尽失。人民解放军再接再厉，百万雄师过大江，蒋介石连老巢南京也丢了，他像个丧家之犬，只好灰溜溜地逃到台湾苟延残喘。看到这里，孔祥熙心理平衡了，他虽没了再度在大陆出山的希望，但蒋介石也不再是能够呼风唤雨的“主子”了。

孔祥熙“黄鹤楼上看翻船”，看到了宋子文翻船，看到了蒋介石翻船，国民党在中国统治的船整个翻了。他怀着看了一肚子笑话的好心情，飞到了美国。

“嗨，你猜我现在心情如何？光念你那‘水宽山远’不行，我这一趟山景观下来，才真信了‘天淡云轻’。霭龄哎，你抬头看，真个是天淡云轻咯！”

“别人倒霉你高兴，劣根未除！”霭龄故意绷着脸。

“他们倒霉你不喜？”孔祥熙有些纳闷。

“你如果把这种事当做喜，我还有大喜告诉你呢。”

“什么喜，快讲快讲。”孔祥熙一副迫不及待的样子。“喏，刚送来的，你自己看去。”霭龄的情报渠道依然畅通着。

孔祥熙急忙接过密报细看起来。

陈立夫到美国养鸡，孔祥熙借给他8000元；马军长上门借款，宋霭龄送给他2万元

蒋介石败逃台湾，为了自己牢牢控制住这块弹丸之地，他又向过去倚靠的“重臣”“元老”一一开刀了，孔祥熙看到的正是这些昔日“英雄”的悲惨下场。

——宋子文逃离了老蒋快沉的船，也怀着一腔怨气到了美国，而到台湾的要员们则吵着要把他“开除”；

——四大家族彻底分裂，二陈失势，到台湾后失去了对秘密警察的控制，往日的威风扫尽；

——何应钦丢了军权，成了名义上的“战略委员会主任委员”，后来又成了“道德重整会”的“专家”，实际上被“冷冻”了；

——大陆时最后一任“行政院长”阎锡山，到台湾后被夺权，打发到台北附近的一座什么山上，去当“理论家”写反共文章了；

——白崇禧和薛岳更惨，被蒋介石怀疑搞阴谋，蒋经国带人到家搜查，翻箱倒柜，连地板都被刨开了。

孔祥熙咧嘴笑了，向我放箭的时候，一个个都是力大无穷，气壮如牛，到头来下场比我还惨。还不如我及早撤出，早营造安乐窝，现在既不看蒋介石脸色，更不用受蒋经国的窝囊气。自己现在有钱有房，自成一统，豪华日子照过，要不是先一步下台，哪有这等安闲舒适。

“我这是丢官保财，因祸得福呀！”孔祥熙心里彻底平衡了。

从此，孔祥熙心平气和，除了陪霭龄看病，就隔天到中国银行上班，照料他的财产。

一天，孔祥熙接到一个电话，先是吃惊，继而精神大振。为何？打这个电话的不是别人，就是当年的四大家族之一、在大陆时期赫赫有名的国民党CC系巨头陈立夫。“蒋家天下陈家党，宋家兄妹孔家财”，这一概括无人不知。当年陈家兄弟控制着全国的国民党组织，控制着通天的道路，声势之盛，几人能及？孔祥熙倒台，就是由陈家兄弟先跳出来大叫大嚷的。可今天陈立夫在电话里向孔祥熙说什么？这可是孔祥熙做梦也想不到的。原来，陈立夫说：“庸之兄，我该向你祝贺呀。你功成身退，极富先见之明哪！据我观察，你恐怕是我们那一伙人中，财产未受损失。悉数转移出来的唯一一人哪……”

孔祥熙口含讥讽地说：“哪里是什么我有先见之明！还不是因为人家说我的权力太大（当初二陈攻击孔祥熙的第一个借口），逼得我不得不狼狈先逃罢了，哪比得上你们……”

陈立夫说：“好了庸之兄，过去的事情就甭提了，我们还不都是人家棋盘上的棋子？我今天倒霉才惨呢，台湾已没了我的容身之地，甚至连吃饭都成了问题。我现在已经到了美国的新泽西，想在这里以养鸡为生……”

“什么？你要以养鸡为生？至于这样吗？”孔祥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

“好吧，我直话直说吧。我昨天看了几个养鸡场，已经谈妥了购买其中最便宜的一个，但还是需要47000美元。尽管只需先付人家2万美元，剩下的分10年付清，可我还是没有这个财力呀。我给你交个实底，我只有4000美元，想向你借贷，能不能借我一点钱，让我先把鸡场买下来？哦，我以我的名誉担保，一定会按时还账的……”

听到这里，孔祥熙心情好极了：“哈哈哈！陈先生真会说笑话。好了，别的不讲了，不是借钱吗？你知道我现在也是个穷人哪！可我不会不帮助老朋友。你刚才说买鸡场需要2万美元，你只有4000美元，那就是说还缺16000美元，这个账不错吧？嗯，咱们穷帮穷吧，我借给你一半，8000美元。款子汇到什么地方，我马上办！”

孔祥熙果真把8000美元钱汇到了陈立夫手上，陈立夫又求人借到其余的款子后，也就当真买下了那个养鸡场，在新泽西和夫人一同经营起养鸡大业来。多年以后，陈立夫写书披露此事，还直夸孔祥熙慷慨大方，够朋友。当然，那是后话。

却说几天以后，孔祥熙正在硕大的老板台后翻阅当天的报纸，领班进来报告说，有一人自称是孔院长的老部下，在门口求见。孔祥熙看了名片，见上面印着“曼哈顿房屋发展公司总经理”头衔，看名字却是原山东韩复榘部下的一个团长。那一年老孔用李毓万之计，从韩复榘手中骗回税收大权时，此人曾暗中帮忙，出过大力。韩复榘因丢弃山东被蒋介石处决后，孔祥熙对老蒋托出这段隐情，此人得以继续率领部队，而且为稳住原韩的部下，此人又被连连提职。到抗战胜利，已成兵强马壮的一军之长。在接收日伪财产这一千载难逢的发财机会中，已下台的孔祥熙眼看“行政院长”宋子文独吞果实，于心不甘，经霭龄提醒，召来此位将军，暗中令他到福建“抢收”，所得一分为四，一份上交，其余三份由霭龄、美龄和他本人瓜分。结果每人发了一笔。后来孔宋赴美，已不知此人消息。现在突然也在美国出现，况且变成了什么“经理”，老孔一时不知其意欲何为，拿不定主意见还是不见。

孔祥熙问：“他来找我要办什么事有没有透出口风？”

领班说：“他只说见你，我问他何事他说是您老部下，特来问安的。这就什么也没法问了。”

孔说：“能不能打听一下此人现在的住处、真实的身份，我们也好对他的来意有所预料？”

“哎呀，这可比不得国内，暗中查访他弄不好警察会找麻烦。不行干脆告诉他您不在，打发走算啦。”

孔祥熙摇摇头：“你告诉他我今天正有重要客人，明天再来吧。”

“明天？明天您不来上班的呀？”

“就这么说吧。”

第二天上午10点，这位昔日的马军长、今天的马总经理忽然来到里弗代尔孔祥熙住处门外，直嚷着要给孔院长贺喜，看来此人把一切情况都摸透了，根本没到银行，而直奔家里来了。

孔祥熙再躲不过，只好出来。

马军长一看到老孔，就双拳紧抱，直喊“恭喜恭喜”，并叫人抬上来一个大花篮。

孔祥熙莫名其妙：“喜从何来？”

“哎呀，孔院长当初洞察局势，不恋栈位，及时退步抽身，所有家产悉数转移出来，丝毫未受损失，这不是天大喜事吗？”

孔祥熙一听，原来还是说这陈糠烂谷子的事呀，心里没大好气，只说道：“哪里是我先见之明，受人逼迫，不得已如此，你来看我笑话吗？”

“岂敢岂敢！孔院长，我这是效仿古人，事出有因啊。唐朝韩愈老先生写过一篇有名的《贺失火书》，说那位官吏原先总被人攻击做官不廉，家财万贯，却无以自明。家中火起，众人去救时，才看到家里并没有什么财产。一场火烧出了一个清官名声，从此将会仕途得意，所以失火可贺。孔院长虽然提前退下，但财产都保全了。现在大陆丢了，咱们这些人后半生还不得靠钱生活吗？可是看看政府里军队里那些一直在位大大小小的人物，最后哪个不是仓皇逃走，财产都丢给共军了，大都落个一贫如洗，您是财产未受损失的唯一一人哪！两相比较之下，我才敢来给院长贺喜呀”

“因祸得福哪”，孔祥熙算把这句话记牢了，不过他马上又教导姓马的，“我这院长也早下台了，你呀就别再给我戴这高帽，给我惹烦了。你还是叫我老孔好了。”

“是！院长。我还想把当初对不住你的人最近的惨相给你说说，您就知道我这喜贺得有道理了。”

孔祥熙听到这儿，不由一阵高兴，这才把姓马的请进客厅，亮开嗓门高喊一声“看茶！”

孔祥熙自下台以后，最爱听的就是别人倒霉。他让姓马的详细谈谈，那些曾经攻击自己嗓门最大的人最后如何丢财舍业的。姓马的这下得以发挥，添油加醋，把那些人一个个贬了个狼狈不堪。孔祥熙听到生动处，不由连道：“报应，报应呀！”

马军长说着说着，不知何时扯到了自己身上，他说，“我呀，也是真傻，眼看共军占领了江北，还尽信老蒋说的长江天险，固若金汤，划江而治，伺机反攻的鬼话。结果，嗨，我只把孩子老婆和一点金银细软送到了国外，那些企业房产，一点没顾上处理，那天听说解放军要过江，我想怎么也得守个一年半年的，就想赶紧处理还来得及，刚想找人谈，那天早上一觉醒来，说解放军来了，我还说扰乱军心，就是神兵也没这么快呀，没容我反应，城外已经响起了枪声，电话也断了，结果哪，别说处理财产，就连部队也没集合起来，我们就完了，瞧，到现在，也就只剩这条命了。我到这里，看中了一处房子，一家人也得有个窝呀，可，财产都丢了，钱一时凑不齐，院长能否看在过去的交情上，帮我一把……”

孔祥熙吃了一惊，“你不是房地产公司经理吗？怎么自己还没安顿好？”

姓马的苦笑一下：“幌子，要不我怕没人肯见我呀！”

孔祥熙还沉浸在听别人笑话的快乐中，没想姓马的说话技巧这么高，没容他反应过来，已经把皮球踢出来了，孔祥熙一直庆幸自己没受损失，这一下怎么办？想哭穷装蒜也拐不过弯了。他沉吟了半晌才说：“我的财产是转移出来一些，可我大都用于投资了，这在国外做生意，咱们一时还真没经验，赔得多呀！”“瘦死的骆驼比马大，您拔根汗毛比我腰粗，大观园里刘姥姥说得不错。我听说您刚在纽约附近又买了高级住宅，160万美金呀！纽约最繁华的百老汇路还租了房，一天就是150美元。我就要点贷款，只要我的生意开张，还本付息是不成问题的，您总不忍心看我一家去住贫民窟，给咱中国人丢脸吧？”马军长显然对老孔的情况摸得很透，想蒙哄他不容易。

孔祥熙还在沉吟，霭龄早从里边转了出来，她亲热地跟马军长打过招呼，把一张两万美元的支票塞到了他手上：“初来乍到，生活上定有许多不便处，这钱你先用着，以后有什么困难尽管说，老朋友了嘛，不要客气哟！”

马军长忙不迭说：“我写借据，我写借据。”霭龄严肃起来：“你要借钱还是到美国银行去。咱们是老朋友，互相帮忙是应该的，哪一天你发了财，说不定我还得求你。你要跟我们认真，那以后可就不好相见喽！”

马军长见霭龄如此说话，只好一躬到地：“那我就代表全家谢院长和夫人了！”

孔祥熙急忙转弯：“何必客气！啊，就在这里吃饭，咱们边吃边聊吧？”

马军长急忙起身：“谢谢了谢谢了，我今天还有急事，以后再来叨扰。”

姓马的一走，霭龄给老孔说：“这种知道我们根底的人不能得罪，可你要借钱给他，以后他还会常来。给他一笔钱，都是有脸面的人，他以后就不好再开口了。以后再有这种人，还是这样打发，有过几个，别人就不好来了，以后要注意在美国多交朋友，特别是政界有希望的朋友，而慢慢避开从国内逃出来的人，中国人中只在我们圈内的人当中活动，方可保证安全。财产的事，以后再不要讲因祸得福、丢官保财的话了，搞不好会招来大麻烦的。”

孔祥熙连连称是，但不久他们的财产还是招来一场大风波。

第三十五章

另辟蹊径

结交尼克松，身价倍增

孔祥熙善于敛钱，也很会用钱。

他到美国后用很大精力研究美国的政治形势，逐渐筛选出了一批要全力结交的政治家，初出茅庐的尼克松就是有代表性的一个。

他派儿子孔令侃去和尼克松交朋友，在他需要的时候，不惜代价地给予资助，并且经常邀请他到自己新购的一所豪华别墅里做客。这所新房位于纽约长岛洛卡斯特谷菲克斯巷。那里风景优美，是全世界最有钱的人聚居的宝地。

尼克松年轻英俊，是强硬的反共派，孔祥熙认为他日后会大有发展，必在政界占有位置。可是在美国要在政界出头离不开金钱，尼克松缺乏活动经费。

尼克松想在政界出头但苦于没钱，孔祥熙有钱需要寻找美国政界靠山，双方一拍即合，很快成了密友。

1950年美国参议员选举，孔祥熙拿出了100万美元，打发小儿子孔令杰跑到洛杉矶，捐给尼克松做竞选活动经费。他还亲自出谋划策，动员了加利福尼亚州的华侨都来投尼克松的票，尼克松顺利地当选为参议员，成为孔祥熙在美国政界的一位代言人。

才华横溢的尼克松在政界平步青云，孔祥熙喜滋滋地看着自己的投资正在产生效益。有了这样的王牌，他在美国的居留有了可靠保障，在败逃台湾的国民党人中也日渐重新抬高了身价。

青天白日旗在南京的总统府被解放军大炮轰落了，蒋介石又把它挂在了台湾的总督府上，总督府被改成了又一个总统府。200多万人涌入台湾，这个只有3万多平方公里的岛屿一下子热闹起来。由于陈诚的苦心经营，台湾已没有原四大家族中宋孔陈三家的市场，其他什么桂系、奉系、川军、滇军各地方势力也由于在大陆被老蒋推到前线，部队基本被歼，失掉了与老蒋对抗的本钱。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又腰粗气壮起来，未经任何手续就宣布自己又成了总统。他声称这个小岛就是中华民国，并发誓要从这里出发，重新去收复大陆。

蒋介石忘记了，他此时不仅是中国政府通缉的战犯，而且国民党内也还有许多人不承认他的地位，甚至连过去长期支持他的美国人也没有把他看成一个政权的头目。

罗斯福总统由于卓越贡献和正处于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打破美国宪法规定的一个人只能连任两届总统的惯例，第四次当选。但是没几个月他就病逝在任期内，副总统杜鲁门按规定继任总统。杜鲁门虽然仍然支持国民党政权，但却不支持蒋介石。他认为蒋介石独裁腐败，不符合美国民主政治的要求。蒋介石在台湾宣传自己在战争最后期间下台已经不算数的时候，杜鲁门仍然只承认李宗仁是民国总统。

当蒋介石好不容易把孔祥熙和宋子文都挤出执政的核心圈，使宋家只剩下一个宋美龄在身边的时候，他看出了自己其实是离不开宋家的。只有在美国受过教育的宋家兄妹能和美国人搞好关系，只在日本军校混过的自己和美国人经常是格格不入。没有了宋家就没有了美国的支持，在与中共对峙的情况下，失去了美国支持就无法生存。算清了账的蒋介石开始重新调整对宋家的关系。

蒋介石和美龄早已修好。他们年事已高，又处境不妙，不允许再闹离婚风波，况且多年的生活使他们都清楚除了感情以外，对方那里还有自己需要的东西，命运和利益已经把他们紧紧地捆在了一起。

自大陆溃退之后，失败的责任问题已经远远超过了其他内部的纷争，只要霭龄和祥熙不再直接威胁自己，蒋介石愿意借他们去压迫其他派系。这就出现了一个奇怪的局面——被蒋介石逼下台的孔祥熙又不断受到蒋介石吹捧，成了他开脱自己责任的招牌和打击他人的石头。

蒋介石对孔祥熙重新评价，委以“资政”头衔

忠心耿耿的陈诚已经把总督府修葺一新，并且辟地修建了江南水乡式的精致花园，好让心情灰暗的蒋介石尽量有一个仍在南京统治全国的幻觉。

1949年11月底，宋希濂兵团全军覆没，胡宗南40万大军土崩瓦解，卢汉12月9日在云南起义，白崇禧的几十万部队在广西被歼……美龄发现蒋介石突然变老了，步履蹒跚，腰也弓了，头上的白发是那么刺眼，盛气凌人、动辄发怒的乖戾脾气也变了，变得死气沉沉，经常一人向隅呆坐，很爱自言自语，不时咕噜几句谁也听不明白的话。

美龄感到必须给蒋介石一些鼓舞，使他从失败的沮丧中振作起来。

“老头子，杜鲁门虽然不喜欢我们，但隔着一个海峡，共产党没有强大的海军，一时总不会打过来，海峡两岸可能有相当长的对峙时间，我们现在除了加强金门、马祖等前沿岛屿的防卫，我看我们要加紧发展经济。只要人们丰衣足食，不再像大陆时期那样很多人饥寒交迫，我们就能争取人心，站稳了脚再图反攻……”

“发展经济？我们有从大陆运来的几百万两黄金，有从上海搬来的工厂设备，足以维持了。现在党内人心不齐，美国佬也不知哪天会抛弃我们，现在用很大力气搞经济，难解燃眉之急啊？”蒋介石另有想法。

“美国的态度确实令人头疼，但对这个杜鲁门我觉得还是没有什么好办法。噢，对了，大姐现在美国结交了一批政界朋友，已经形成一股势力，有些人还很有希望不久后在美国掌权，这可是改变台湾目前处境的一线希望。可是……你……以前，对大姐和她那个孔圣人也太那个了，如果借用的话，恐怕还得……”美龄说到这里就不往下说了。

“嗯，说下去说下去！”蒋介石眼睛里有了光彩。

“这主要是看你的了。”

“大姐过去对我帮过许多忙，这次一定还会帮忙。嗯，庸之先生是理财好手，主持抗战财政很有成绩，我过去几次破例表彰，后来嘛，嗯，后来嘛主要是有些人挑拨，对大姐和庸之兄造谣中伤，我是完全不信的。唉，要是仍旧由孔先生主持财政，我就不会被共产党打得这么惨，这仗主要输在经济上啊！这都是党内那些不负责任的混账东西为争私利来回搅和搞坏的，我对他们是没有一点成见、非常信任的，你可以把我的这个意思转达一下，总归是一家人，还要同舟共济啊！”蒋介石脑瓜转得很快，听说霭龄有用得着之处，一反上次与霭龄谈话时的仇视、冷漠和绝情。

“达令，你能这样想真是太好了！多年的事实证明，蒋家和宋家，和则两利，分则两伤。你的这些话最好公开讲出去，先作一个姿态，也是对那段历史的一次澄清，对大姐也是一种安慰。”美龄抓住机会就不肯放过。

“好的好的，只要他们不回台湾跟我捣乱，怎么说都可以。后天有一个大陆失败检讨会，在会上我就着重讲讲这一条：孔先生被迫辞职，使我们财政一片混乱，是导致失败的重要原因。还可以借此压一压那帮老家伙，嗯，是不是？”

“很好，这是一个好的思路，省得那些人老是说军事指挥失误，那样说来说去，还不把账都算在你头上？不过，也不要忘了给共产党算上一笔，就说孔先生去职，是共产党的反间计。”

“好啊，我的达令！你到底想问题角度刁。”蒋介石一扫脸上的阴云，腰竟挺直了不少。

“什么‘我的达令’，达令是英文‘亲爱的’，跟中文搅在一起说可是不中不洋、不伦不类噢。”美龄一脸娇嗔。

“好的好的，表达意思嘛！”蒋介石眉开眼笑了。

“报告！顾大使急电。”二人正说得来劲，一个毕恭毕敬的侍卫官站在了门口。蒋介石接过电报，原来是驻美大使顾维钧拍来的。一看之下，蒋介石脸上的愁云又堆了起来，压得两条眉毛直往外突，嘴唇发抖，竟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了。

美龄接过来一看，顿时也怔住了，停了一下，她把电文啪地往桌上一拍，嚷道：“李宗仁也太过分了，明知你已经复正大位，他还想以总统身份去见杜鲁门，他现在还有什么东西能撑得起这个总统？”

“夫人，这不仅是栽我的面子，还关系台湾的前途，你马上到美国去，想尽一切办法阻止他！阻止他！”蒋介石竹节般的手指在空中伸着、抖着。

“达令，我马上准备动身，不过……”美龄欲言又止。

“需要带什么，你讲你讲。”

“别的都暂时不要。只是此去必然离不开大姐协助，我们刚才议的事情要马上办才好。”美龄盯着蒋介石的眼睛，生怕他又变卦。

“你快去准备，马上走，马上走！我明天就发表孔祥熙先生为总统府资政，刚才议的意思还是放在后天的正式会议上讲，那样庄重、有分量，你该放心了吧？”蒋介石似乎有些不耐烦。

“这‘资政’是一个什么头衔？”美龄还是第一次听说这名词。

“反正是好大好大的官呗，总不成还叫他来当院长吧？”蒋介石又有些激动的前兆。

“我也没有那个意思啊。不过要人出力，总是要让人有那个心情。”

“好啦好啦，我懂！庸之兄是好说话的。哪像……”蒋介石把后半截话又咽了回去。

孔祥熙不服气：“既然承认过去对我不公，就该恢复我的职务！”

宋美龄星夜兼程赶到美国，一下飞机就去医院看望李宗仁。

李宗仁是去海南岛视察时，突患胃出血病倒的，他当时明知蒋介石在台湾宣布了复出，飞往美国做手术时却明令行政院长阎锡山以责任内阁立场处理国政，不许蒋介石插手。

美龄给李宗仁送上一大束鲜花和一堆高级补品，做出一副对李宗仁健康无比关切的神情说：“德公，你刚刚动过手术，一定要安心静养啊！一钻进政治活动的漩涡，恐怕要老病复发的呀！”

李宗仁自然明白美龄的意思，他苦笑了一下说：“夫人，我何尝不想安心养病，可杜鲁门总统来请，我硬顶着不去恐怕有失礼貌吧？”

美龄往沙发上一躺：“噢，杜鲁门怎么说的呢？”李宗仁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封信，递给宋美龄：“这是艾奇逊国务卿写来的。你看看吧。”美龄接过来，只见上面写道：

总统先生阁下：

欣闻贵体于动手术之后日趋康复。迅速复原，早庆勿药，实所至祷！如贵恙痊可后，杜鲁门总统切盼能来华府一行，为贵我两国之相互利益，拜晤一叙也。

艾奇逊

美龄看到这封确实把李宗仁称作总统的信，手指不由微微发抖，但她仍强打精神说：“德公，你是党国德高望重的元老，希望能以大局为重。蒋先生已在全国军民拥戴下，复任总统之职。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如仍以总统身份前往会见外国首脑，岂不是我民国有天出二日、分裂不和之象？因此蒋先生建议你以副总统身份，做他的专使，去同杜鲁门会见，这样我看是比较妥当的，你说呢？”

李宗仁听到这里，不由从床上坐了起来，义正词严地说：“蒋夫人，按我国宪法第49条规定，总统缺位时由副总统继任。正副总统均缺位时由行政院长代行权力，并由立法院长在3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补选总统。蒋公在国家最危难时，卸任而去，把一个行将崩溃的摊子撂下不管，我按宪法规定继任总统，这是名正言顺、人人皆知的事实。现在蒋先生要复任总统，根据的是宪法哪一条？这国家首脑，怎么成了他不想当时就由别人顶着，他想当了别人就得随时让位，宪法岂不成了儿戏？别人岂不成了木偶？我想提醒你，我的总统是受之于宪法的，并非蒋先生私相传授也。”

一席话说得宋美龄脸红到脖子根，她没有想到李宗仁竟这样硬气，搬出宪法来作对。因为一时实在找不出像样的理由给予辩驳，只好唔唔两声，嘱咐安心养病之类，匆匆离去。

美龄找到驻美大使顾维钧商议对策。她说：“我想马上见到杜鲁门总统或艾奇逊国务卿，要他们放弃会见李宗仁的想法，他的桂系部队已经在广西被共军全歼，撤到台湾的部队都是蒋公的嫡系，李宗仁已成光杆一条，没有任何力量了。我要警告这些目光短浅的美国佬，他们如果放弃蒋介石，在中国就没有任何人可以代表他们的利益，蒋介石的完蛋就是美国利益的完蛋，就是美国的失败和耻辱，就是美国多年来对华政策的破产！”

美龄越说越激动，似乎她面对的就是杜鲁门而不是顾维钧。

等她说够了，顾维钧才嗫嚅着说：“夫人，这些话很好，很有分量，但一定要当面给美国人说才行。我是绝对忠于蒋总统的，我一定设法周旋，让杜鲁门早日会见您。”

“好吧，我等着你的消息。”美龄已经有气无力了。

美龄住进了里弗代尔霭龄的寓邸，见一向好说话的孔老爹并不热情，便赶紧把和蒋介石达成的协议说了一遍。霭龄说：“老孔任职不任职是小事，关键是要对过去的事有个说法，姓蒋的听信一面之词，冤枉无辜，这要坏我们百年名声，他要把这件事说清楚，究竟是谁打的小报告，居心何在，我们到底是什么人，对他姓蒋的怎样，把这些说清了我们才好和解，才好合作。”

美龄说：“啊呀，事情过去这么长时间了，涉及别人的事就不要再追究了，把别人端出来并没有多少好处。只要他公开重新评价孔先生的贡献和业绩，就是对那些人的否定，也就是承认他自己听信谗言的错误，你们的名誉就正式恢复了，这不就很好了吗？”

孔祥熙说：“既然承认过去对我不公，就应该恢复我的职务，只给一个资政的虚衔，拿谁当小孩子哄呢！”

美龄说：“好了好了，现在他也遇到了大难处，杜鲁门连他的总统地位还不承认呢，我们要齐心协力帮他渡过难关，他的地位巩固了，你的问题才好解决啊。”

霭龄说：“也好，我帮他，我要让他看看我们到美国并不是避难行乞的，我们有实力，有发展，在这里比那些守在他身边的人作用并不小。”

美龄赶紧说：“那是那是，我从小就最佩服大姐，大姐从来都是有办法的人。”

一句话把霭龄说乐了：“我最佩服的倒是你那张小甜嘴，用着人的时候，一脸皱纹能说成一脸双眼皮。”

孔祥熙扑哧一笑，天大的事情就算化解了。

第二天，孔令侃带来一位英俊的美国青年。孔令侃介绍说：“姨妈，这位是美国参议员尼克松先生，他是美国院外援华集团的骨干成员。过去为争取美国对华援助出过大力。尼克松先生很欣赏注重实力的蒋总统。愿意为台湾的前途献计献策。”

尼克松向美龄鞠躬致敬，说了一通恭维奉承的话。美龄非常高兴，请尼克松坐下来畅谈，想听听他对目前这件事的主意。

尼克松说：“我过去听过你的演说，加深了我对中国的印象。我认为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人民很勤奋很勇敢也很聪明，中美两国应该携起手来，在世界上发挥重要作用。我不赞成杜鲁门总统目前的做法。但可惜我没有权，不过我可以呼吁新闻界人士和议员先生们向杜鲁门发难，多一个人就多一份力量。如果有一天我掌了权，我会改变现行的对华政策，采取有利于中国的措施。”

一席话说得美龄热乎乎的。她连连称赞说：“尼克松先生，你真是年轻有为，远见卓识，前途不可限量啊！今后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为你的政界崛起提供后援。”

此后尼克松上升很快。在当选副总统后，曾秘密到台湾访问，并在朝鲜战争爆发后参与了向台湾派驻美军的决策。1972年，在总统任期内，到大陆访问，与毛泽东主席和周恩来总理进行会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承认只有一个中国，为实现中美关系正常化做出了贡献。不过这是后话，暂且不表。

美龄刚把尼克松送走，顾维钧匆匆赶来了，美龄一看他那垂头丧气的样子，就知道情况不妙。但还是赶紧问道：“维钧，怎么样？”

顾大使摇摇头，叹了一口长气说：“杜鲁门根本不见我，艾奇逊虽然接见了我，却说，要把台湾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靠蒋先生是根本不行的。今日的蒋先生已经成了贪官污吏、反动政治的代名词。你瞧瞧，这……”

“太过分了，太过分了……”美龄用手揉着太阳穴，努力不使自己晕过去。半晌才喃喃自语说：“难道真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吗？”

一直默默不语的霭龄突然问：“杜鲁门要见李宗仁，要算两国总统会见，那么外交上应该通过什么途径？”

迷惑不解的顾维钧望着霭龄：“在外交礼节上应该通过大使馆呀！”

“那你愿意给李宗仁当这个踏板了？”霭龄不紧不慢地说。

“哎呀，我怎么会为他效劳？天人可鉴，天人可鉴！”顾维钧还以为霭龄要挑剔自己，赶忙表白。

“呵呵，不是那个意思。”霭龄一乐，接着又神秘地一笑说，“既然两国首脑会见要通过大使馆，我们不妨——”

霭龄一卖关子，美龄和顾维钧赶紧伸过来耳朵，催促说：“怎么样，你快说呀！”

霭龄却不说了，只是神秘地笑着。美龄一下子明白了：“噢，大姐的意思是说，让顾大使躲开，抽掉了踏板，他们暂时就不好相见了，是吧？”

霭龄还是不言语，顾维钧连忙说：“好主意！好主意！对，我明天就走，看他们怎么办！”

美龄说：“不，你今天晚上就走！让我们看看李宗仁这出戏怎么唱！”

顾维钧一走，美龄暂时松了一口气。她嘱咐孔令侃去买通记者，大造舆论，阻止杜鲁门会见李宗仁，同时派人密切注视李宗仁的一举一动。

第三十六章

再助老蒋

孔祥熙要给台湾提提意见，宋美龄却顾不上细听

杜鲁门刚从白宫出来，就遇到了一大群记者的包围。一个记者抢上前问道：“请问总统先生，你认为台湾的出路在哪里？”

杜鲁门本是对付记者的老手，这种场面经得多了。他摆出一副胸有成竹的姿势，挥挥手说：“台湾唯一的出路，是建成一个民主政治的示范区，与大陆的极权政治形成对照，以争取既失的民心，从而为中国的民主政体打下基础。对于国民党来说，这是万分绝望中的唯一希望，如果国民党人不能在这方面做出努力，台湾就毫无希望！”

这些被孔令侃买来的记者本来是要突然袭击杜鲁门，专等挑他说话的毛病，好在报纸上喝倒彩的，不想杜鲁门讲得很精彩，一些记者竟不由自主地为他鼓起了掌。

倒是一个女记者不忘使命。她先妩媚地一笑，然后提出了一个十分尖刻的问题：“请问，中华民国总统蒋中正先生已经在台湾复正大位，可是我听说你却准备以总统之礼会见李宗仁先生，一个国家怎么可能出现两个总统呢？你这样做会不会被说成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呢？”

杜鲁门盯着女记者仔细看了一会儿，才说：“李宗仁的总统地位是按照宪法继任的。蒋介石先生的总统职位是怎么来的？我从国务院得到的报告，中华民国只有一个总统，那就是李宗仁先生。我倒要请问记者小姐，你说蒋介石是总统根据是什么呢？”

女记者潇洒地甩了一下披肩长发说：“啊呀！这个情况台湾方面早就公布了，看来国务院运转不灵，把这么重要的情况都漏报了。”

一句话把艾奇逊惹恼了，他往前一站说：“如果有一个神经病明天在纽约宣布他是美国总统，那么你是不是就准备把他当总统来宣传？我看不是国务院运转不灵，倒是有人可能得了钱，忘记了新闻职业道德。”

这一句话又像捅了马蜂窝，记者们乱嚷起来。杜鲁门和艾奇逊赶紧钻进轿车开走了。

孔令侃看这里没戏，又去找盯着李宗仁的人，不想一去就听到一个新情况，又慌慌张张地赶回家。

美龄嘴叼一支莫合女士香烟，正在窗前悠闲地抽着。孔令侃跑进来就嚷：“姨妈，不好了，我们失算了！我妈那个主意根本不行，倒让人钻了空子了！”

美龄嗔他一眼：“小孩子家家不要这样说话，怎么回事你慢慢说。”

孔令侃这才喘口气说：“李宗仁借口顾大使不在，要派他的私人代表甘介侯直接与美国政府交涉。你瞧。这不是弄巧成拙了吗？”

美龄一下子把烟掉在了地上，她缓了一会儿说：“不是我们的主意不好，是李宗仁太不知深浅了。好吧，快发电报让顾大使回来，这样好歹对李宗仁还有个牵制。”

1950年3月2日，李宗仁乘车从纽约抵达华盛顿。顾维钧早已等在白宫门口，艾奇逊叮嘱顾维钧：“一定要以总统身份介绍李先生，否则就降低了我国总统的身份！”

顾维钧左右为难，既不能有负蒋夫人托付的使命，又不能得罪美国老爷。最后想出一个折衷办法，用代总统的身份向杜鲁门介绍李宗仁，杜鲁门皱了皱眉，没有说什么。

午宴以后，杜鲁门和李宗仁边走边谈，进了一间大客厅，顾维钧寸步不离地紧紧跟随。谁知大客厅里面还套着小客厅，杜鲁门和李宗仁一边说着，竟穿过大厅又进了小客厅，顾维钧刚想跟进去，艾奇逊却拉住他在大厅里坐下。随李宗仁来的甘介侯也准备在大厅坐下，国防部长约翰逊却推了他一下，甘介侯心领神会，赶紧跟了进去。顾维钧眼睁睁看着小客厅的电动闸门落地关严，里面的情况一点儿也不知道了。艾奇逊和约翰逊夹着顾维钧东拉西扯，顾维钧急得直想哭。

见到美龄，顾维钧真的哭了：“夫人，这不是对我个人的侮辱，是对中华民国的轻视啊！”

美龄气得咬牙切齿：“杜鲁门，咱们骑驴看唱本——走着瞧，早晚我要你的好看！”她转身对霭龄说：“大姐，你可得再帮我一把，咱们要想办法把杜鲁门拉下台！”

霭龄却不愠不火：“咱们不愿意美国人干涉中国的事，我看咱也不要管美国人的事，何必交这个仇敌呢？”

美龄倒急了：“大姐，我想不到你会变成这个样子，难道你没看见杜鲁门给我的难堪吗？我们怎么能忍受这口气？”

霭龄说：“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当善待时机，伺机而动，不作无用之功啊。何况我现在是老弱病残，样样俱全，身心交瘁，怎比年少之时！”

美龄不满地说：“大姐老了，我还年轻。那你就当旁观者，看我怎么跟他斗吧。”

孔祥熙这时插上来一句：“蒋先生这个人哪，不是我老孔说风凉话，确是毛病不少，现在把国家弄成这个样子，怎么能让人看重？他要真想奋发图强，我倒考虑过几条意见，谁知有没有人听呢？”

美龄心里不顺，说话也没好气：“你先好好想着，等需要的时候定来向你请教！”说完就要打道回台北去。霭龄和祥熙互相看了一眼，同时摇摇头，也不再强作挽留。

宋美龄借孔宅会见尼克松，商议密计

自从蒋介石发表了赞扬孔祥熙战时功劳和理财手段以及对国民党一片忠心的谈话后，孔祥熙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年轻了不少。他对自己的寓邸又特意进行了装修。里里外外不仅显出一种豪华富丽，也透出一种喜庆的色彩。特别是中国企业界人士赠送的一对大石头狮子，他把它们从二门里面搬到了大门口，更显出一种雄壮威仪。这对狮子不像一般府邸门前镇宅驱邪的狮子那样死气沉沉，而是一副仰天怒吼之态，特别富有生气。

孔祥熙指挥人把它们安放妥当，又仔细欣赏了一阵。石狮角上刻着“睡狮已醒”4个大字，下面又有一行是“赠给为唤醒中国商业之狮作出最大贡献的孔祥熙先生”，再下面是赠送人的落款。孔祥熙感到这些字题得略有些美中不足，如果仅仅题“睡狮已醒”4个字就好了，那样适用面更宽。不仅是对老孔过去功绩的肯定，还寓有未来更加辉煌的意思。但这没有办法，不可更改。孔祥熙从心里希望今天把它摆出来就具有预示前程锦绣的意义，因为它的位置比原来靠前了嘛。

孔祥熙又想起潘益民来，也不知他现在在什么地方，虽然他现在不能为自己再测吉凶了，但那一套东西已经深入头脑，时不时就要想到吉凶的预兆，总想着某种预兆给自己带来好运。

果然，孔祥熙刚进去，就有人来通报，美国客人来访。他对着镜子略作整理，来到客厅，美国朋友山姆已经进来了。孔祥熙格外高兴，他大声地问好后，就开门见山说：“嗨，老朋友，我相信你今天定给我带来了好消息！”

山姆大吃一惊：“孔先生难道有神机妙算？”

孔祥熙自得地一笑：“中国文化，博大精深，预知祸福，推测未来。”

“孔先生是否真正掌握了这种预测术，还有待于看事情发展来确定啊。”山姆不无幽默地说。

“好好，请告诉我今天带来的消息吧。”

“尼克松先生明天下午想来府上拜访。”

“啊，尼克松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但是自从担任副总统以来，难得来我们这里做客了。这次能来我非常欢迎，欢迎啊！”孔祥熙激动起来。

“副总统这次来，一是看望你们，二是在这里顺便会见一下蒋夫人，有些事情需要大家私下谈谈。届时请孔先生和孔夫人一起谈，如何？”

孔祥熙回过味来，敢情不是为了看我们，而是借这块地方和宋美龄会晤，嘴上不便明说，只说：“尼克松先生刚访问过台湾，在那里什么不好谈，怎么又要在这里谈呢？”

山姆说：“到时你就知道了。”

第二天上午，美龄由台北匆匆飞来，她照例把孔家作为自己的下榻处。

尼克松来了，孔祥熙夫妇和美龄都到门口迎接。他们热情寒暄过后，尼克松首先向美龄表示祝贺说：“美国强大的第七舰队已经进驻台湾海峡，在台湾的空军基地也在大规模扩建，还将有地面部队到那里驻扎，台湾的安全有了绝对保障。如果中共要进攻台湾，首先遇到的就是同美国的关系，蒋先生现在可以睡安稳觉喽！”

美龄高兴地说：“谢谢，谢谢！你们美国人还是够朋友的。不过，你们要把台湾抛弃，对美国在世界上的形象也不利呀！人家会说美国人靠不住的。”

尼克松一笑：“是啊，美国人中确实有靠不住的，这个你也是知道的。”

霭龄插话说：“这些变化还不是因为朝鲜战争的爆发，美国的做法也是为了牵制中共，使他们不能把更多的军队投入朝鲜罢了。”

“反正对台湾有利，是吧，蒋夫人？”尼克松把头转向美龄。

美龄愉快地笑笑：“也祝贺你们呀，副总统先生，你们在朝鲜进展顺利，听说马上就打到鸭绿江了。”

“夫人，这正是我们今天要谈的主题。”尼克松换了一副神情。

“许多人只听杜鲁门在广播里吹牛了，你们哪里知道，真实的情况是，彭德怀的部队已经突破三八线，飞渡汉江，直指汉城，我们快被赶下海了！”

“有这么糟糕？”美龄顿时泄了气，半天才说，“我们愿意出兵朝鲜，但是在解决朝鲜以后，要从那里向东北推进，帮助我们收复大陆。”

尼克松做了一个有力的手势：“不！问题不在兵多少，最根本的是决策人不行，政策不对头。要在朝鲜取胜，必须把杜鲁门赶下台，把杜鲁门的亲信麦克阿瑟赶下台。”

美龄一听来了兴趣：“杜鲁门对我们很不友好，能让他下台最好了，可，这是你们美国人的事，我们怎么帮忙呢？”

“当然能帮忙，夫人！”尼克松眼睛里闪出光来，“我们可揭露朝鲜战争失败的真相，先把麦克阿瑟拉下马来。然后，换上我们的朋友——二次大战的英雄艾森豪威尔元帅。只要麦克阿瑟下马，杜鲁门也就失去台柱了。”

“可你并没有说我们能做什么呀？”美龄还是不解。

“噢，夫人，我听过你的演说，二战时期，你的演说倾倒了多少美国人。他们为你的言辞所打动，情绪随你的手势而变换，你的见解精辟深刻，语言艺术炉火纯青。还有，就是你的仪容完美漂亮，也令人着迷呀！夫人，为了台湾的前途，为了我们共同的利益，你再出一次马吧！”尼克松期待地望着美龄。

“这……”美龄摸把旗袍的领子，“10年了，我老了。只怕难收其效啊！”

“夫人，西方有一句名言，你认为自己了不起，别人也就会以为你了不起！对于夫人，我充满信心。”

美龄明白尼克松在利用自己，但一想到杜鲁门当初给自己的冷遇，就决心干一把了。但她还是有些犹豫地问：“仅仅这样做能行吗？”

“不，夫人，”尼克松看攻下了一关，语调更有力了，“我们会从多方面展开攻势，美国的事情我们美国人当然会用更大力气。对，还有，”尼克松把头转向孔祥熙，“我也希望得到中国财团的大力支持。孔先生和孔夫人一向在这方面是深明大义的，这次还望能带个好头。”

孔祥熙一听，好啊，不仅要用我的地方，还要让我出钱，这结果怎样还很难说，万一搞不成，我等于花了钱请人赶我离开美国。这一算计，就显出一副为难的样子：“我，我们现在没有什么号召力啊，只怕有负副总统先生的重托。”

尼克松大度地笑笑：“孔先生，这次行动我们有必胜的把握，这是一笔利润丰厚的投资啊！”

霭龄适时地插进话来：“从长计议，咱们从长计议吧。”

尼克松听不懂这种模棱两可的中国式语言，又给美龄上了一把发条：“蒋夫人，我祝你旗开得胜！”说完就告辞走了，把一团乱麻疙瘩甩给姐妹俩自己去解了。

孔祥熙为美龄在美国的活动提供了3000万元，宋子文却一个子儿也不肯给

美龄到处找人谈话，搜集材料，积极准备她到各地的演说。她想到这样的活动需要大笔经费，就向霭龄开口了：“大姐，这次行动我想请你再捐助这个数！”美龄伸出了3个指头。

“300万？”霭龄说。

“不，3000万。”

霭龄皱起了眉头：“这对我们可不是一个小数。你知道，在美国我们失去了过去在国内经营的许多优势，现在经营状况并不是很好，要这样下去总有一天我们会住进救济院去的。”

美龄把头一扭：“这个话你给小孩子说去，我不要听。”

霭龄撇开这个话题：“小妹，你知道这次行动的本质吗？我觉得这一次跟以往不同，不是我们在利用美国人，而是美国人在利用我们。卷入一场外国人争权夺利的斗争漩涡，我们在财产和人身安全方面都要冒很大风险，这件事还需要认真考虑。”

“大姐，这不是你的性格！只有投入战斗的人才能分享胜利的果实，这个道理你不是不懂。我看你就是舍不得钱，有钱不用，死了能带进棺材吗？”美龄说话尖刻起来。

“这不光是钱的问题，主要是这次行动的意义如何。”霭龄努力克制着自己。

“就是钱的问题，就是钱的问题！我真不明白一个深明大义的人，上了点岁数，怎么就成了守财奴呢！”美龄爱激动和强烈的征服欲又冒了出来，看来她不达到目的是不肯善罢甘休的。

爱和稀泥的孔老爹最不喜欢这种场面。他赶忙说：“好了好了，3000万就3000万吧。不过——”

美龄一看有人答应，马上换了副笑脸：“大姐夫、大姐，我真谢谢你们了，支票现在就给我签了吧。”

孔祥熙翻了翻眼珠：“我话还没说完呢。”

美龄说：“你说你说，答应的事可不能变卦。”

“钱我们可以出，但这次行动并不是为了你我，那些丢了大陆发了财的人也该作点贡献，将功补过才好。”孔祥熙对自己下台的那场变故中居然重新被重用的宋子文一直耿耿于怀。

“这个好说。你把支票给我拿着，我绝不会让他出的少于这个数。”美龄是逮住的就不松手。

看着美龄拿了支票去榨宋子文，孔祥熙眯着眼笑了：“让TV也出点血吧。”

“没那么简单，我看她一分钱也要不出来，没几个人像你这么好说话的。”霭龄拿白眼斜着老孔。

“花钱买路嘛，说不定我们以后还要到台湾去。叶落归根，我们总还是中国人。”

“台湾会要你？这几个钱能管用？我看你是做梦娶媳妇——想得美！”

“我要娶媳妇就在白天醒着娶，才不要在梦里娶呢。”

霭龄哼了一声，去给在巴西经管财产的总经理打电话去了。

美龄一进宋子文家，嫂子张乐怡就热情招呼，唤女仆端上可口可乐。像父亲查理一样矮胖身材的子文却窝在沙发里不肯起身，只用挑衅性的语气说：“小妹，花生派你来干什么呀？是不是又遇到难题了？”

美龄对哥哥竟然效法史迪威对丈夫这样称呼很不满意，但今天是来要钱的，只好暂且忍着，把这次行动需要他资助的意思说了一遍。

“国民党是个厕所，不管怎么冲洗也除不尽它的臭味，我已对它失去了任何兴趣，不要指望我会为你们做什么事。”宋子文的怨气显然还没有消除。

“即使抛开你几十年官高名显的政治生涯不说，就是你今天能在美国过安稳生活，还不是靠国民党执政时发的财？做人也该讲点良心。”美龄不得不反驳了。“良心？你倒要我讲良心？真要讲良心，我当初就该坚决顶住，不让你跟那个野心家结合！现在要讲良心，我就该拉住你，再不让你回到那个失尽人心的独裁者身边。”

“我不跟你辩论。我只要说，这次行动非常重要，对台湾前途，对我们这些人的未来都会产生影响，大姐可是出了3000万，你到底肯出多少？”美龄压着火，把孔祥熙刚刚签发的支票拍到桌子上。

子文一看是孔祥熙的签字，一下子从沙发里跳起来：“他出3000万，他30亿也应该！他本不过是黄土高原上一个土财主，居然在政府里爬上那么高位！把我为国家经济所做的努力全破坏了，他究竟捞走多少？”宋子文越说越气，“孔祥熙，蒋介石，这些家伙，自从沾了我们宋家的边，一个一个全发了，全成了大财主、大股东、暴发户，哼，我这个宋家长子，一心为国，倒被挤对得无容身之地，无一天安宁！好了，需要多少钱你再找他要去，我这里一个子儿也没有！”

美龄踉踉跄跄回到大姐家，她重新洗脸化妆，点燃一支香烟。正考虑今天的事怎么跟大姐说，孔令侃风风火火回到家里，一见美龄就说：“姨妈，我刚才得到消息，TV可能正参与一个阴谋……”

霭龄、美龄、祥熙、令侃几颗脑袋凑在一起。

第三十七章

财产之谜

杜鲁门不相信孔家的财产是中国1920年前一个财主所能拥有的

孔祥熙一生究竟积聚了多少财产，一直是许多人感兴趣而又不得要领的问题。

当初宋美龄与杜鲁门斗法，惹恼了这位粗声大气的美国总统。当他得知美龄的活动受到孔祥熙的钱财支持时，立即命令美国联邦调查局查清孔祥熙财产的来源和数量。

美龄的演说进一步刺痛总统时，杜鲁门跳脚大骂：“他们全都是贼，他妈的，没有一个不是贼……他们从我们送给蒋介石的38亿美元中偷了7.5亿美元。他们偷了这些钱，把它投资在圣保罗的房地产中，有些就投资在纽约这里！”

孔祥熙坚持每周3天坐最豪华的轿车到华尔街的银行上班。当杜鲁门激烈的言辞传到他耳中时，他开始了到美国朋友家里串门的活动。这些朋友有参议员、众议员，有大公司的老板，有美国驻外大使。孔祥熙一遍又一遍地向美国朋友解释，自己的财产都是步入政界以前，在山西老家经商积攒下来的。他请这些朋友帮他们澄清财产来源的误解，适当时提醒杜鲁门注意说话的根据和分寸。

这些话传入杜鲁门耳中时，杜鲁门轻蔑地一笑，向这些人出示了联邦调查局的材料：

孔祥熙从政之前虽然很会赚钱，在义和团运动以后取得了山西全境的壳牌石油经销全权，同时还经营肥皂之类的小日用品，但由于本钱小和时间短，所得十分有限。材料说，孔祥熙和所有山西人一样，喜欢保值的银子，同时也为了防盗，积到一定数目，就铸成一个大锭，称之为“莫奈何”。孔祥熙当年经营所得，一共只铸了3个1000两银子的大锭，也就是3000两银子。这与他和霭龄今日拥有的财富相差何止千百万倍。

一些人看到这些材料后耸耸肩走了，但一位红衣主教则坚持说，现在中国大陆已落入共产党之手，联邦调查局不可能深入大陆地区把这些年代久远的事实查清，他对这些材料表示怀疑。

杜鲁门说，今天大家都能看到的孔、宋的财产，也不是1920年的中国一个普通的财主所能拥有的，甚至就是一个满清王爷也不可能有这样巨大的财力。但主教威胁说，对私人财产的这种调查，是违反美国法律的，总统如果坚持这种观点，他就要将这种违法的调查公之于众。杜鲁门只好转入更秘密的调查，以掌握确实的材料。

联邦调查局报回新的材料：1943年时，宋霭龄在美国花旗银行的存款是8000万美元，宋子文有7000万美元，美龄则是1.5亿美元。

这是10年前一个银行的数字，那么现在他们一共有多少财产呢？

一些银行界人士告诉杜鲁门，宋家和孔家确有20亿美元存在曼哈顿。

杜鲁门愤愤不平地到处谈论蒋介石政府里的“贪官和坏蛋”，但是20亿美元的确切情况他无法查到。

杜鲁门犯了一个错误。他向孔祥熙的朋友出示材料暴露了他正在进行的调查，孔祥熙已经警觉起来，他们展开了保护自己财产秘密的反调查活动。

联邦调查局掌握了孔祥熙在大通国民银行、花旗银行、西雅图和波士顿银行都有巨额存款的线索，但是他们无法进一步核实具体数目。

胡佛向联邦调查局在美国全国各地的机构发出指示，说“联邦调查局希望立即了解所表明的个人以及他们所控制的工业、公司或企业的国内银行户头的钱数”。各地银行做出了回答，有的说“我们根本没有同宋家打过任何交道”，有的开始同意在“十分审慎和严格保密的基础上”进行合作，透露了宋家一些户头。但是当几天后调查局前往具体了解时，这些银行却采取了完全相反的态度。对于每一个问题，银行方面都回答以“无可奉告”。银行的理由是如果他们泄漏存户存款的秘密，那些大户们就会由于担心而取走存款，银行就将无法生存。而联邦调查局如果非要银行提供情况则必须出示传票。但是这样就有公开透露总统调查意图的危险，而杜鲁门是严格禁止这样做的。特别是如果院外援华集团抓住把柄，就会引起政治反应。

有人提供情况，孔祥熙在纽约的中国银行有大量存款，而且这些存款常常被用作向美国政界人士的政治捐款。但这更是一个无法进行调查的地方，因为中国银行就掌握在孔祥熙自己手里，就像旧金山的广东银行就是宋子文个人的一样，到那里去调查岂不是自讨没趣？

专栏作家皮尔逊自孔宋流亡美国后一直在追踪他们的活动，这时他提醒说，中国银行是“院外援华集团的神经中枢”，那里是万万碰不得的。

杜鲁门的调查眼看以失败告终，皮尔逊及时发出报道进行总结：“孔博士对美国政坛的了解之深不亚于他对中国财政的了解，在路易斯·约翰逊参加杜鲁门的内阁以前很久，孔曾挑选他做他的私人律师。约翰逊当上国防部长的时候，最坚决主张美国支持台湾……孔博士是声望很高的新罕布什尔州参议员斯泰尔斯·布里奇斯的座上客……

“布里奇斯在1948年竞选连任的时候，曾经列举纽约的艾弗雷德·科尔伯格在竞选中提供2000美元的捐款。科尔伯格是院外援华集团的头面人物，是孔博士的朋友。

“布里奇斯不仅投票和发表讲话支持院外援华集团的政策，而且让孔宋王朝得到极大的好处……

“布里奇斯从科尔伯格那里得到院外援华集团捐款那一年，布里奇斯任命爱达荷州前参议员克拉克为参议院拨款委员会的公正代表……布里奇斯占有拨款委员会主席的重要职位。”

皮尔逊说，这些人中有一部分是领着国民党的津贴的，有些甚至受到孔祥熙的资助，因而他们在执行一种能使孔祥熙的财产得到保护并不断增殖的政策……

皮尔逊还提供材料，说宋家的人在朝鲜战争爆发前几个星期购买了大量的大豆，朝鲜战争一爆发，大豆价格立即猛涨，他们抛出这批大豆就赚了3000万美元……显然他们做这笔生意是从美国某重要部门得到绝密情报的。

他接着说，宋子良的儿子宋尤金和孔祥熙的儿子孔令杰把大量珍贵的锡卖给了大陆共产党人……

孔祥熙在美国政府中有那么多铁杆的朋友，他们顶住了杜鲁门总统的私下调查，杜鲁门没有直接抓到他们贪污美国贷款的证据，也无法核实他们的财产，当然无法对他们进行打击。至于皮尔逊的报道，美国是新闻自由的国家，在报纸上说说可以，但要说因此就定下个为了赚钱而卖战略物资给共产党的罪名，还差十万八千里。

美国财政部为孔祥熙的贫穷作证

自以为能干的联邦调查局不愿意就此罢手，他们继续对孔家的财产进行侦察。

孔家的公寓——里弗代尔独立大道4904号周围出现了一些形迹可疑的人，清洁工、修鞋匠、乞丐，他们日夜在周围活动。但是结果证明孔祥熙比他们有远见得多，当初购买和修建这些房子时，他就在这方面用了心计——地方极其偏僻，行人稀少，没有几个人有正当理由长期待在这里；树木茂密，视野受限；楼房都隐藏在树丛之中，彼此相隔很远，从远处的观察基本上不起作用。对孔家住宅的监视没有取得成效。

但是在其他方面的侦察却有意外收获。他们查到从东海岸到西海岸许多城市有孔祥熙及其子女的公寓大楼和办公大楼。在洛杉矶郊区范奈斯一个偏僻的私人机场，发现了孔宋从中国运去的大量黄金。

杜鲁门可以肯定孔祥熙拥有数额庞大的财产，虽然具体数目无法查实。

美国《镜报》发表了一篇文章，披露了孔家财产的大约数目，立即引起了美国朝野人士的兴趣。

孔祥熙自到美国后，一直躲着那些爱寻根问底的记者。但是一天他从医院出来时，一群记者却堵在他的轿车前。一个大鼻头的记者说话瓮声瓮气：“孔先生，你的小姨子在美国一再呼吁美国国会和民众，必须协助蒋介石防守台湾，否则台湾就会落入共产党之手，你认为是否有这种必要呢？”

孔祥熙只点点头，算是做了回答。

大鼻头跨前一步：“求人莫如求己。我认为中国人首先应该自救，孔先生为什么对台湾局势袖手旁观呢？”

“我是爱国的。”孔祥熙既是驳斥又是回答。

“那么，能否请孔先生首先捐出3亿美元，购买先进武器加强台湾防守，以解台湾之急呢？”

孔祥熙额头上沁出了汗珠，随即又掉下了眼泪：“我是落魄流亡美国的难民，看病、生活都非常困难，怎么可能有3亿美元的钱捐出来呢？”

记者们一片乱嚷：“孔先生是世界知名的大富豪，捐出3亿元也不过一小半……”

“请问孔先生，你说自己拥有的财产到底是多少？”

“范奈斯的黄金，圣保罗的房地产，俄亥俄州的石油，不都是你的财产吗？”

孔祥熙一边往车前挤，一边说：“你们在场的每一个人，都比我更富有……”

回到家，宋霭龄还没开口，孔祥熙就讲起了自己被记者纠缠的经过。不一会儿，孔令侃进门，把一张报纸摔到桌上：“瞧瞧，什么布朗的狗屁文章，瞧，就这儿：‘美国多数民众及国会议员，认为必须协助国民政府防守台湾，以免落入共产党手中，不过在此危急存亡之秋，中国人应先行自救。何以素称爱国而富有如孔宋者，尚袖手旁观，坐视不救呢？’瞧瞧，这可是打到门上了，怎么办吧？”

孔祥熙叹口气：“防民之口，甚于防川，难哪！”接着把头歪一边，发愁去了。

霭龄缓缓地说：“看来再装聋作哑或者被动应付是不行了，必须想一个根本解决的办法……”

孔祥熙请美国朋友到家做客，向他们诉苦。一位“美中文化交流协会”副主席无意中说：“你们到底有多少财产，自己都说不清，难怪外界胡乱猜疑……”

孔祥熙恍然大悟：“你是说因为情况不明而产生猜疑——”

“是的！”

“那么，可否请人出个证明之类的东西？”

“律师事务所出具证明是要先调查的，对他们的调查无法隐瞒事实！”

孔祥熙搓了一会儿手，忽然笑逐颜开。他们一起谈了些轻松的话题，然后请“副主席”在府上用餐。

孔祥熙心里最清楚，官场比律师的话更有权威，但却好说话得多。何况杜鲁门总统已经下台，艾森豪威尔时代来临了。

不久，美国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和财政部公布了一个华人在美资产的材料。这个材料说，全部华侨连同各银行在内，所有在美国银行的存款，不超过5000万元。其中最大的存户，只有100多万元。而且这些存户中，大部分是侨居美国经营商业的华侨，且都在美国居住年代很久。

这里面虽然没有单独提到孔祥熙，却包括着孔祥熙。虽然不是一个简单的证明，却比什么证明都有力。

材料公布后，多年来一直设法躲避记者的孔祥熙在华尔街一家酒店召开了记者招待会。他出示了这份材料，请这些“有正义感、客观公正”的记者们为他澄清以往的谣传。他说：“我的祖上在中国经营商业，被推为山西首富，家产是有一些的。后来我把它投资在发展中国的工商业上，随着大陆沦陷于共产党之手，这些财产都丢失了。现在我只靠少量的积蓄维持最低水平的生活。美国财政部公布的这份材料，给我做了最好的证明。请你们主持正义，再不要听任那些居心叵测者，往一个落难者身上泼污水了。”

孔祥熙讲完，有的记者提了几个无关痛痒的问题，孔祥熙作了回答。然后由孔令侃向每位记者送了一个“装有有关材料”的袋子，这些记者就高高兴兴地回去发报道了。

报刊广播开始出现“孔博士丢掉大陆财产，来美后生活拮据”的报道，善良的人们不忍心再去打扰一个塌台人物贫困潦倒的生活，一段时间来唉声叹气、度日如年的孔府里又传出了得意的欢笑。

孔家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向每一位有功者表示感谢。中美朋友济济一堂，一片欢声笑语。

孔令杰修建1800万美元的防空避难所，孔家财产扑朔迷离

孔祥熙的身体时好时坏，最后他下决心搬到了纽约长岛洛卡斯特谷的新房子，因为据孔祥熙研究，新房子的风水更好些，而且这里到纽约长老会医院治病更方便些。

纽约长老会医院的设备是世界一流的，许多新的科技成果已在这里得到运用。孔祥熙进行了一次彻底的检查，他的身体器官并无大的毛病，医生认为他长年感到不适的一个主要原因是精神紧张造成的，进行了一个时期的理疗后，他明显感到浑身轻松了许多，他雇用了一位懂得中医经络学说并且善于按摩的私人医生，早晚做些保健性的治疗。

霭龄又恢复了昔日的雄心。她衣着华贵，染黑了两鬓的白发，看上去比实际年龄要年轻十几岁。在保镖、医生的护卫下，她又一次踏上了南美的土地，视察她的财产。在圣保罗，在圣地亚哥，在里约热内卢，她亲眼目睹了自己的财产在正常运转，不断增值。兴奋之余，她向教会医院和孤儿院捐赠了一笔现款。她感谢仁慈的基督的保佑，她要用上帝恩赐的财产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像她年轻时所做的一样，她获得了“慈善家”的声誉。

回到美国，她又参加了路易斯安那州新油田的开钻仪式。她不顾别人劝阻，坚持登上井架平台，极目远眺。几十个巍峨的井架已耸然竖立，只等一声炮响就全部开钻。埋藏地底几千万年的石油就要喷涌而出，变成一沓沓崭新的美元滚滚而来……忽然，一个骑马放牧的牛仔出现于井架之间，她要过望远镜，镜筒里出现了一个高鼻子卷曲头发的美国小伙，她一下子注意到了这儿是美国的土地，美国的石油最终还是供应美国人使用，究竟是自己开采了美国石油赚了美国人的钱，还是自己替美国人开采了石油，让美国人使用了自己的投资？她有些模糊起来。霭龄眼睛湿润了，自己小时候玩耍的上海地底下有没有石油？生活了几年的黄土连天的太谷地下有没有石油？查理父亲出生的海南文昌椰树林下有没有石油？她不能往下想了，她招招手，下令在自己站立的这个井架顶上挂一面红旗。所有的人都惊呆了：

“夫人，红旗可是共产党的旗，在这里挂合适吗？”

孔令杰疑惑地问：“妈，你，你想……大陆……”

“不，这是中国人一种传统的做法，无论什么工程，都要在最高处挂一块红布，它的含意是‘姜太公在此，诸神退位’，保佑平安吉祥的意思。”

“夫人没有别的用意？”

“红布避邪，使妖魔鬼怪不敢来犯。挂吧！”霭龄用不容置疑的口气下了令。

井架上的红旗迎着猎猎西风舞动起来，鲜艳火红。一声炮响，几十台钻机同时开动，草原上一片轰鸣。

孔祥熙把孔令杰叫来，口授了一个包括美国政界、军界、新闻界几十位要人在内的名单，让令杰分头去请他们对油田开发入股，条件是如果赔钱，保证他们的投资分文不少地送还；如果赚钱，他们就可以按股分红。

孔令杰抬起头：“这也太便宜他们了……世界上恐怕再也找不出这样不冒风险只赚钱的好事了……”

“马上去办吧，这是我多年成功的经验之一。”孔祥熙毫不犹豫地说。

1959年，孔祥熙来到他曾就读的欧柏林大学参加纪念会，会上孔祥熙宣布捐出50万美元设立一项奖学金。与会者热烈鼓掌后，一名记者又站出来问他前些年盛传的拥有巨额财产的情况是否属实，孔祥熙摇摇头，一脸沮丧，把前几年记者招待会上的话又重复了一遍。这名记者发出一篇报道，称赞孔祥熙积蓄微薄而不忘母校云云，令许多读者摸不着头脑。

60年代，赫鲁晓夫脱下皮鞋敲击联合国桌子，孔祥熙害怕苏美爆发核大战，愁得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孔令杰安慰说：“没关系，我已经在休斯敦选好地皮，建一座躲避核武器的防空避难所……”

孔祥熙说：“那玩意儿靠得住吗？1943年，日本飞机在重庆轰炸，市民们都躲进防空洞。由于这次轰炸持续时间长，结果飞机没炸死多少人，倒是防空洞里的人因缺氧窒息死了几百个，光尸体就拉了几十卡车，最后把重庆市长也撤了……”

孔令杰说：“二老放心，我这个防空避难所……嗯，等着瞧，绝不会出现那样的问题。”

数年后，孔令杰在得克萨斯州的这个防空避难所忽被曝光。报道说这个避难所共有上下两层，比希特勒在柏林国会大厦底层的地下室还要大。里面有3套供电系统，3套灭火系统，500多个床位，几十间双人卧室和卫生间，还有诊室、娱乐室、健身房、餐厅。避难所上面是特意修建的人工湖，因为孔令杰认为湖水有防止中子穿透的作用。避难所入口处修有炮楼，大门上装着钢甲，可以防止坦克进攻。地面上还有4架飞机，一队卡迪拉克装甲车，有一连武装守卫。其余不论，而仅仅这个怪物般的避难所，造价就高达1800万美元。

孔祥熙一家究竟有多少财产，这一来更加令人扑朔迷离，连认为最知底细的美国朋友议论时也口齿不清了。

第三十八章

异国孤魂

孔祥熙想叶落归根，蒋介石要预选墓地

随着年龄的增长，孔祥熙越来越感到一种异域独处的寂寞和孤独。吃过早饭，就把身子蜷在沙发里，歪着头在那里叹气。霭龄提醒几次，今天是该去银行上班的日子，孔祥熙照样一动不动。

“怎么了，是不是身上不舒服？”霭龄关切地问。

“不，我梦见我在井儿院把半筐捡回的煤渣倒在灶前，奶奶瘪着的嘴露出了微笑；后来又梦见在铭贤学校给学生讲矿产开发课，学生们嚷着要我带他们去搞实践……唉，都是梦！要是时光能够倒流，我后半生决不到政府做官……我要另选一种生活。”孔祥熙说着眼角滴出了浑浊的泪水。

霭龄也伤感起来：“我最近也老是做梦，都是童年的事，都是与父母弟妹在一起的事，每次醒来半天心口堵得慌……”

两个人都不吭声了。

“我听说人老想过去是老年的特征，我们真的老了吗？”霭龄还是先开了口。

“老了——”孔祥熙伸出干枯的手去挠花白的头发。

“老了……”霭龄喃喃地说，“我准备在父亲逝世30周年时好好祭奠一下，可这么多年我没能到父亲墓前去看过一次，父亲给了我多少慈爱……”

两个人无言，一会儿都嘤嘤啜泣起来。

孔祥熙忽然坐正了：“霭龄，你想家，想祖国？”

霭龄瞪圆闪着泪光的眼：“是的！”

“我们——回去？”孔祥熙试探着说。

“回哪里？”

“大陆——”

“啊！”霭龄浑身一哆嗦，“自从1927年我们把宝押在蒋介石身上，到1947年整整20年啊，共产党能饶了我们吗？”

“我们把财产都送上，算是折罪……”

“不行，不行！”

“杜聿明、卫立煌都放出来了。连沈醉也开始当起了文史研究员，我们回去总不致比他们还差吧？”孔祥熙认真起来。

“他们，哼！我可是听说共产党给人都划了成分，我们回去还不是地主、资本家？监督劳动、改造！不行！你别说了！”

“树高千丈，叶落归根。眼看我们都是快入土的人了，难道要落外丧，当野鬼？”

“要不，到台湾看看，不管怎么说，那儿总还是中国。”

“对，到台湾看看！”

孔祥熙飞到了台湾，蒋介石还算给面子，派蒋经国到机场迎接，接着一起吃饭、叙旧。接连多少天，过去的老相识都来看望叙谈。一下子活动在中国人的圈子里，听到的是中国方言，看到的是黄种人面孔，孔祥熙感到比在美国多年说洋话看大鼻子心里舒坦多了。他给霭龄发去了电报，请她到台湾来。

霭龄悄悄飞抵台湾，孔祥熙和二小姐孔令俊迎接了她，美龄在草山给她安排了住处。姐妹俩自然抒发些感慨，接着美龄请了些朋友给霭龄接风，大家说了些彼此想念之类的话，一时倒也热热闹闹。

孔祥熙本为怀旧而来，在台湾住久了，渐渐感到些不满足。台湾的气候风光与他熟悉的山西太谷差别不小，再说小岛弹丸之地，三转两转就没什么看头了。但是最主要的，他接触的多数是从大陆撤到台湾的老年人，老年人谈论的话题无非是两个，一是儿童时代的往事，一是死和死后的问题。

一次，蒋介石请孔宋两家的人和儿孙辈一起到一个地方春游，汽车开出台北60公里，来到一个山明水秀的地方，霭龄一阵兴奋，感到这个地方似曾相识，只觉青山叠翠，湖水如镜，一座四合小院掩映在红花绿树之中，大不同于台湾当地民居，倒像是大陆某个地方。

蒋介石还未说话，孔祥熙先开了口：“哎呀，宝地宝地！”蒋介石赶忙凑过来问：“亚兄，你说什么宝地，怎么个宝地法啦？”

孔祥熙喉间咕噜了两下：“风水宝地！”

一行人在山水间游览一番，在绿草地上进行了野餐。乘着饭后的兴致，蒋介石带大家进了四合小院。暗红色围墙，楠木画廊，室内是明清式家具，还有袅袅香烟从明堂飘出。

霭龄马上返身折出了小院。

美龄追了出来：“大姐，你……”

“噢，没什么，我只是觉得这地方，像是佛堂，或者是祠堂——”

蒋介石跟了出来：“嗯，大姐好眼力。唉，都老了！这地方——今天乘着大家都在，我干脆说明了吧。三年前我第一次到这里散心，就发现这儿很像我的故乡浙江奉化溪口镇。庸之兄，那山，像不像四明山？像！我今生只怕回不了大陆，今天我对着大家宣布一条，算是遗嘱之一。我死后，灵柩就先停在这里。但我的最终愿望，是把我安葬于南京紫金山下总理的脚边……经儿，纬儿，你们要争取能回到大陆，不管什么方式……唉，我，亡国之君啊！”

蒋介石说完，颓然坐地，埋头沉思去了。上午游览时的热闹气氛一扫而空，所有的人都怔怔的，不知道说什么好。

蒋介石为孔祥熙之死发布《褒扬令》，功过是非难以定论

“大姐，你们真要走了？”美龄站着，看霭龄匆匆收拾东西。

“走吧，在这里，干什么呢？”霭龄怅然望着窗外。

“大姐，我们老了，有些东西要看得轻些……我们姐妹在一起，总可以说说话，彼此有个安慰……你一走，我感到孤单单的……”美龄说着，用手绢擦起了眼角。

前几天，美龄听说孔祥熙发牢骚，嫌蒋介石给的“中央评议委员”是无用的虚衔，美龄以为他们决定走是为了这件事。

“不，小妹，我们到了这把年纪，还有什么看轻看重的事？太伤感了——前几天，又听见于右任老先生吟诗——‘仰望高山兮，怀我故乡’，台湾，老人太多了，怀旧气氛太浓，大家聚在一起，总是怀乡怀乡，就连那些老兵也是这个调。我担心待在这里，心脏受不了，还不如离开……”

霭龄说着，已经有些哽咽了。

美龄停了一会儿说：“大姐，过两年，我找你去……”

蒋经国、蒋纬国及财政界的老部下到机场给孔祥熙夫妇送行，87岁的孔祥熙挺着身子和他们握手，脸上依然是一种满足的笑容。

国民党中央社发了一条消息，说前行政院长孔祥熙博士飞美做健康检查，在美治疗后仍将返回台湾。

霭龄从广播中听到这条消息，翘起嘴角摇摇头：“老蒋还要这个面子……”

孔祥熙倒喜滋滋的：“我在政治上还有分量，他们还需要用我的名声来支撑台面……”

但是孔祥熙心中并没有再回台湾的打算了。他一到美国，仍旧忙着照料他的财产。

1967年7月22日，88岁身板还一直硬朗的孔祥熙忽感不适，送到纽约医院后，虽经全力抢救，终于不治去世。

霭龄没有哭，不仅是因为基督教的规矩，而且因为这一生该经历的都经过了，家族分裂，亲人反目；官场沉浮，世态炎凉；国共分裂，大荣大辱；日寇入侵，抵御外侮；钩心斗角，争财夺利；少年留洋，老来流亡；转移财产，有国难投……斗智斗力，结恩结怨，大悲大喜，什么都经历了。人既然是哭着来到这个世上的，想必在这个世上有许多不顺心的地方，那么就让他安安静静去吧。何况自己病得也不轻，不留他了，不久自己也将追随而去……

孔祥熙去世的消息报到了宋子文那里，宋子文没有任何表示，他既不想到灵前吊唁，也不想发表什么评论。在最后的岁月里，他和孔祥熙没有任何往来，两人之间的成见仍如海深。

美龄带了一个5人的护旗队，和蒋纬国从台湾赶来，给葬礼增添了庄重肃穆的气氛。她还随身带来了一个蒋介石签名的《褒扬令》。宋霭龄展开细读，只见《褒扬令》说：

总统府资政孔祥熙，性行敦笃，器识恢弘。早岁负笈美邦，志存匡济，追随国父，奔走革命，宣力效忠。北伐以来，翊赞中枢，历任实业部长、工商部长、国民政府委员、中央银行总裁、行政院副院长兼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多所建树。万以财政金融制度，擘画兴革，克臻统一，八年抗战，长期戡乱，而军需民食，未曾匮乏，其汁谟勋业，自足千古。况时值政府戮力安攘，乃以外交军务，或承命以驱驰，或排难而弭乱。在艰弥励，益懋勋猷。综其生平，为国尽瘁，不矜不伐，当兹复兴之际，方翼老成匡辅，遽闻溘谢，震悼殊深。应予明令褒扬，并将生平事迹宣付国史馆，以示政府崇报耆勋之至意也，此令。

霭龄艰难地笑了一下：“老蒋还是有心计的，这也算一个平反昭雪式的盖棺论定吧。”孔令侃张罗着：“快，快，找人用大字抄出来，挂在灵前。我爸在天之灵可以安息了！”刚说完，孔令杰又拿了一纸电传匆匆进来：“妈，老蒋还写了个东西。”

原来蒋介石在《褒扬令》之外，又亲自写了一个2500字的《孔庸之先生事略》，对孔祥熙又加一番吹捧。但到最后，却“猪八戒耍把式——倒打一耙”，把逼迫孔祥熙下台的那场纯内部的争斗栽到了共产党头上：

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告终，即我抗战结束之初，共党乃千方百计，造谣惑众，动摇中外舆论，企图推倒我国民政府者，必先推倒我财政当局之阴谋，于是其矛头乃集准于庸之先生之一人，使其无法久安于位，而不得不出于辞职之一途。

霭龄一把把电传纸扔到了地上：“什么狗屁文章！你爸被逼下台是共产党动摇中外舆论的结果吗？谁不知道共产党骂得最多的是他蒋介石？‘独夫民贼’说的谁？‘美帝走狗’说的谁？若以共产党的舆论，第一个应该下台的是蒋介石，第一个应该砍头的是蒋介石，他蒋介石为什么不下台，为什么不自毙以谢国人？真正是黑白颠倒，欲盖弥彰！”

霭龄倒身在红木太师椅里，头歪在一边喘粗气。孔令杰捡起电传纸，小心翼翼地说：“妈，这下边还有话呢。”霭龄眼也不睁，恶声恶气地说了声：“念！”孔令杰颤抖着声音念起来：

然当其辞职以后，国家之财政经济与金融事业，竟皆由此江河日下，一落千丈，卒至不可收拾。于是未及三年，共匪之阴谋达成，而我们国家与民族至今竟蒙此空前之浩劫，政府与人民且遭此奇耻大辱，更足证明孔前院长在其任职期间，自北伐剿共至抗战胜利为止二十年中，不辞劳怨，不辩枉屈，而一心竭智尽瘁，报效党国。

孔二小姐赶紧说：“妈，你听这一段说得还不错吧？”

霭龄说：“哼，说对了现象，可没抓住本质。蒋介石能维持那么多年统治，还不全靠你爸在财政上给他支撑着？把你爸逼下台，他不完蛋才怪呢！可话说回来，他完蛋仅仅是你爸辞职的结果吗？他那么多混账措施就不该负一点责任吗？他为什么不检讨自己，把责任都算到别人头上？”

孔令仪劝慰说：“妈你这会儿心情不好，甭跟他计较了。他能说出这些，实际上已经是在承认错误。我姨夫这人你一辈子了还不清楚吗？他能自己说自己的过错吗？我看这就算他认错了。你再往下听听吧……”

宋霭龄挥挥手：“念吧念吧！”孔令杰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在庸之先生功成身退之时……

霭龄又发脾气：“什么功成身退……”孔令仪劝慰道：“妈你听他念完再说吧，我们都在这儿。”孔令杰又念起来：

在庸之先生功成身退之时，虽遭中外诽谤，所谓中国政府贪污无能之共匪谣诼。社会之中，亦竟有受此影响而多存怀疑之心者，至此当可以事实证明，其为贪污乎？其为清廉乎？其为无能乎？其为有能乎？自不待明辨而晓然矣！

“屁话，屁话！”霭龄激动、狂躁，“说政府贪污无能，首先是指他老蒋！事过多年还扯这一番屁话，明是为你爸辩冤，实是旧事重提，含沙影射！生怕后人不知你爸当初下台缘由。从死人身上捞稻草，也就是姓蒋的能做出这种事来……”

“妈，你冷静些，我看他不见得就是你说的那个意思。”孔令仪为霭龄捶着背。

“不是，怎么不是？”霭龄越说越气。

“别说了，妈，我姨妈就在外间，她听了会不高兴的。”孔二小姐也来相劝。

“叫她听，叫她听！”霭龄一下子背过了气，屋内顿时乱作一团。

孔祥熙的葬礼在纽约5号大街的马尔布尔学院教堂举行，他的四个子女全部在侧守灵致哀。由于宋美龄和蒋纬国的来到，在美的一些国民党头面人物也前来参加，葬礼还是很隆重排场的。

孔令侃差人收集了一些报刊对孔祥熙的评价，想编纂起来作为对孔祥熙永久的纪念。他收集到最新的一篇是《纽约时报》刚刚刊登出来的——

《纽约时报》原本打算把孔祥熙作为一位政界重要人物好好评价一下，但记者写到后来却只发出了一个不偏不倚的结论：

孔先生是一位有争议的人物。他以前的一位下属最近说：他是一个很难相处的人。他喜欢闲谈，但是他从来不愿意发出明确的指示。至于他的能力，他像所有山西银行家一样，是一位精明的办事员。但是，他不是一位有政治家风度的理财家。

孔令侃摇摇头，这一篇显然不好收录。接着从图书馆等处收集到的评论逐渐汇集起来，一一看去——

国民党财政界后辈严家淦：

（孔祥熙）以宽厚仁慈之禀赋，光风霁月之襟怀，其宽和大度，休休有容，凡与接触者，莫不受其涵濡，而潜移默化。

“嗯，这篇不错嘛！”孔令侃笑了。再往下看——台湾国民党官员徐柏园也有一篇：

（他）为人肫诚仁厚，识度宏远，历膺艰巨，辅弼中枢，凡大政张弛，当时人或以为不然，但久而始知其正确。他遇事持大体，能果断从容规划，条理精密，对人则推诚相与，望之蔼然，祥和之气，使人对之自然生出如坐春风之感。他的人德服人，所以人也乐为所用。

“好！这样的文章才说得中肯，越多越好！”再往下看，是这样说的：

他不计个人毁誉，不屑自我宣传，这种伟大崇高的精神，实在是我们所当永远效法的。

“太好了！”

再下看，孔令侃却皱起了眉头——

他胖墩墩的，脸庞松弛，下巴垂着一嘟噜肉，是漫画家一见就乐的对象。

孔祥熙亦官亦商，聚敛了巨额资财，在四大家族中居于首位，是旧中国的巨富。孔在从政前虽也有些资产，但真正发迹还是在参加南京政府之后。孔利用所掌握的国家财政金融大权，在使买办的封建的国家垄断资本不断膨胀起来的同时，也使其私产迅速增长。孔家的资本以商业为主，他的金融机构只是其商业资本的保姆，工业资本则多半是他人依附或偶尔为之。

孔令侃起身踱步：“这、这，这集子不好编呐！”

宋霭龄听了说：“人呐，各有自己的人生轨迹。只要努力，总有辉煌；皆非圣贤，难免过失。所以走这上这条路而不是那条路，当中有自己的选择，也有天意和机会。能够家人团聚，寿终正寝，这已是不小的福分了。至于别人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哪能强求统一？你编个东西出来，都是说好或都是说坏都不全面，这个评价，还是留给后人去做吧！”

六年以后，宋霭龄女士在纽约病逝。他们的子女依然在大洋彼岸经营着他们的事业。他们像孔祥熙初到美国定居时一样，很少和圈外的中国人接触。对于他们，至今还有许多未解之谜。在太谷孔祥熙的老家，他出生的井儿院还受到当地政府和群众的保护，依然保留着当年风貌。

尾章

花蕊飘零

1994年1月，某新闻社发出一篇报道《四大家族油尽灯枯，孔宋子孙异域飘零》。报道说，蒋纬国的重病和孔二小姐的绝症缠身，使人想到旧中国的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已是油尽灯枯。目前他们的第一代在世的只有宋美龄和陈立夫。第二代已泰半步入风烛残年之地。

蒋纬国不久前到纽约探望美龄，向记者介绍美龄的身体“上上下下”，亦即时好时坏。事实上，将近100岁（生于1897年）的宋美龄，比77岁的蒋纬国还要健康。现在她大部分时间住在曼哈顿的公寓，理由是到哥伦比亚大学附属医院看病比较方便。美龄唯一的消遣是阅读书报，听听秘书和台北访客报告台湾政情。

宋家6个兄妹中，老幺宋子安最早去世，他1969年2月死于香港，终年63岁；长子宋子文1971年4月死在旧金山，终年74岁；长女霭龄1973年10月病逝纽约，终年83岁；次女宋庆龄1981年5月在北京去世，终年88岁；次子宋子良80年代中死于纽约，终年80余岁。

宋氏三姐妹中，美龄因早年在美国做了输卵管结扎手术，终生未育。

庆龄1922年曾有过一次怀孕，6月陈炯明叛乱炮轰总统府，庆龄为掩护孙中山转移亲自殿后，在过被叛军封锁的栈桥时，因炮火所惊流产。那是她一生唯一的一次怀孕，所以也没有留下子女。

霭龄所生四个子女，亦即孔家的第二代，长子孔令侃1992年8月死在纽约，终年75岁；次子孔令杰，50年代台湾有意组建海防队时，蒋介石原想叫他当司令，孔令杰予以拒绝，但表示愿意当驻爱尔兰公使，后来公使没有当上，却在台湾驻美国大使馆中作威作福，连顾维钧大使都畏他三分。孔令杰一生有两件事上过美国报纸的花边新闻，一是与好莱坞二流明星黛布拉·佩吉特演过电影《折箭为盟》、《大神秘》，二就是在休斯敦耗资1800万元兴建防核弹的“地下宫殿”一事了。

孔家的几个子女先后迁往美国，只有孔二小姐继续追随干妈宋美龄，在蒋介石从大陆败退时又跟到了台湾。她仍然是孤身一人，只不过20多年里再不抛头露面，默默充当着宋美龄私人管家的角色。几乎没有人知道她在哪里，在干什么。1975年4月，她目遮墨镜，搀扶美龄，出现在蒋介石的葬礼上。这是她到台湾后第一次公开亮相，许多人感到突然和吃惊。

宋美龄出走美国后，孔二小姐却在台湾留了下来，开始公开经营一个奇特的公司。

孔二小姐的一家饭店坐落在台北近郊，名叫圆山大饭店。它的资产总额达23亿元，过去由士林官邸出面贷款而建，非公非私。孔二小姐是这座饭店的实际负责人。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已不再疯疯癫癫，而恢复了女装。此后人们在圆山饭店有时可以看到这个身着西装的中年妇女。无情的岁月销蚀了她以往锋芒毕露、盛气凌人的傲态，只是对饭店的主要业务进行着实际的控制和管理。一次曝光轰动之后，她也成为一个普通人。不再引人注目了。

不料1988年七八月间，孔二小姐又成了人们议论纷纷的话题。台北市面上忽然传开一条消息，说孔二小姐在圆山大饭店私藏了许多故宫国宝，伺机运往国外。消息传开，顿时沸沸扬扬，舆论反应强烈。民进党籍监察委员林纯子自告奋勇，主动申请前往调查。

8月18日，林纯子带领一干人马来到圆山大饭店，经理徐润勋出面接待。这些人即根据传闻所说珍宝藏匿的地方，突袭3楼329室。进得329室，果见有许多铁箱子，一些人情绪高涨，跃跃欲试。从中挑选一个，当众打开查验，结果都是破衣服、旧毛毯之类，哪有什么“宝物”的影子？林纯子大失所望，也不及检查其余铁箱，带上人马匆匆撤出。内幕究竟如何，外人不得而知，倒是经此一查，传言失掉支撑，“东风无力”了。

有人估计，早年蒋介石常在圆山饭店举行“国宴”，款待外国政要，宴会之前，往往要向外国首脑赠送礼物，有可能一批故宫珍宝寄存在圆山饭店内。也有人认为，以前从无孔二小姐参与故宫盗宝的说法，也可能是宋美龄的一批宝物。蒋经国在台湾掌权后，宋美龄移居美国，宝物一时不好出境，寄存于圆山饭店。但不论哪种说法，终归是传言和猜测，没有铁证，只能不了了之。

孔二小姐目前正缠绵病榻，来日无多。日前孔家长女孔令仪曾到台湾探视她的病情。

宋子文与张乐怡（1988年病逝纽约，终年79岁）共生了3个女儿：长女宋琼颐，嫁冯彦达；次女宋曼颐，嫁余经鹏；幺女宋瑞颐，嫁杨成竹，皆住美国东西两海岸。1993年1月，纽约“华美协进社”举办末代皇帝生平文物展，向北京商借了一批溥仪使用过的文物，幕后推动这项特展的人就是宋子文的长女宋琼颐。

落户美洲新大陆的孔宋家族第二代殊少与中国人来往，他们以“白华”自视，要在中国人的眼中保持永恒的神秘色彩，以显示他们与一般中国人“实在不一样”。

在邓小平“一国两制”思想的引导下，香港、澳门已经回归祖国，台湾海峡两岸也将最终走向统一，四大家族的第二代、第三代如能为祖国统一作出贡献，人民将会诚挚欢迎，历史也将给他们以新的评价。

人们期待着。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埃米莉·哈恩著：《宋氏家族》，新华出版社1985年1月版。

斯特林·西格雷夫著：《宋家王朝》，（澳门）星光书店1985年版。

古屋奎二著：《蒋介石秘录》，（台湾）国防研究部1961年8月版。

宋平著：《蒋介石生平》，吉林人民出版社1987年8月版。

唐人著：《金陵春梦》，北京出版社1981年3月版。

刘红著：《蒋介石和他的助手们》，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7月版。

杨耀建著：《宋氏姐妹在重庆》，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86年12月版。

伊斯雷尔·爱泼斯坦著：《宋庆龄》，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汪承武：《民国一怪人》，《名人传记》，1994年第2期。

芜影山、侯新书著：《孔二小姐》，红旗出版社1996年3月版。

寿充一编：《孔祥熙其人其事》，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8月版。

王松、蒋仕民、饶方虎著：《孔祥熙和宋霭龄》，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5月版。

〔美〕布赖恩·克罗泽著：封长虹译《蒋介石》，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5年7月版。

李健编著：《金陵新传》，华文出版社1995年11月版。

《中央日报》，1938年～1949年4月。

《民权报》，1949年1～6月。

《国闻周报》，1927年7月～1932年2月。

序言

陈廷一先生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洋洋近二百万字，即将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作为老朋友，我首先表示祝贺。应当说这也是中国传记文学界的一大喜事、盛事。中国传记文学，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30多年的发展、繁荣，很多作家的创作已经是硕果累累。陈廷一先生辛勤耕耘，更是著作等身。

陈廷一是中国传记文学学会的资深会员，早在上世纪八十年代初，他就完成《许世友传奇》三部曲创作，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召开作品讨论会，轰动当时文坛。与会著名作家刘白羽、魏巍、王愿坚均对此书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并预示传记文学的春天即将到来。陈廷一先生传记创作也从此扬帆起步，疾飞奋蹄。

陈廷一先生慧眼独具，选材新颖。倘若说他的《许世友传奇》是在“活人不能立传”期完成，接下来他又在海峡两岸的“冰冻期”，适时拿出了一部记述风华绝代的宋美龄的传记，更引起了大陆同胞极大的阅读兴趣。此书像《许世友传奇》一样，先声夺人，畅销大江南北，发行百万，一版再版，成为领衔中国传记文学的畅销书，并创造了中国图书发行史上的奇迹。

《宋美龄传》写作的成功，给了陈先生更多的自信。同时，作者的名字也引起了出版界和广大读者的关注。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他作为传记文学的畅销书作家，被全国最大的城市出版社——青岛出版社看好并买断，签订了十年的写作合同。值得一提的是，陈先生是中国出版界深化出版改革后，第一批被出版社买断的作家。应该说这十年开启了陈廷一先生传记文学创作的“黄金期”。军人出身的陈廷一先生非常珍惜这一机会，拿出了军人雷厉风行的作风，牺牲十年中所有的星期天、节假日，几乎以每年一部新作的速度，先后推出了《宋庆龄全传》《宋霭龄全传》《孙中山大传》《蒋介石传》《孔祥熙传》《宋子文传》《宋查理传》《陈氏兄弟》《张氏父子》，为青岛出版社带来了社会经济双效益，成为该社的一块金字招牌。

进入21世纪以来的十年，则是陈廷一创作的“钻石期”。陈先生的创作视野更为开阔，集中力量完成了《民国四大家族全传》这一宏大巨著。这也是了不起的成就。

应该说，讲共和国的历史，不讲民国的历史不行；讲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讲民国的黑暗、腐败不行；讲中华民国的历史，绕不开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历史。有言道：“蒋家天下陈家党，宋氏姐妹孔家财。”这是对民国历史最生动的诠释。

“四大家族”无疑是中华民国之谜。

“四大家族”的致富秘笈是以权谋钱，银行变私有，国产变家产。

“四大家族”的最大背叛是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工农的背叛。

中华民国后来作为一个衰败落英的王朝，时间虽过去大半个世纪，但世人对它的兴趣仍然未减。应该说它的初创，颠覆封建专制的大清王朝，可歌可泣，可圈可点，可后来的蒋中正背叛孙中山，国将不国，山河破碎。研究中华民国之落英，不能不研究“四大家族”及其悲喜人生。

为对历史和读者负责，陈廷一先生多年潜心研究钩沉，采用最新史料和观点，多元呈现，解密释惑，融史料、故事、轶闻于一体，增加可读性、启迪性和真实性。剖析家族隐私，解读民国命运，史料全面权威，观点精辟深刻。相信这部巨著，会吸引人们的眼球，引起史学家的注意。

陈先生文风动人，笔功扎实，行文自然流畅，我想他吸引世人注目、成为畅销书大家的奥秘大概就在于此。

以上仅是我对陈先生和其书的印象，聊作他的《民国四大家族全传》的序言，也是对他的祝贺。

二〇一二年秋月

引言

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蒋宋孔陈四大家族，陈氏家族的掌门人，因陈果夫先于陈立夫早逝，不少学者推为陈立夫，再说陈立夫是西洋留学生，用过刀叉吃饭，学问高于其兄，心计也多于其兄，掌门人授之陈立夫无愧。

公元2000年8月27日。

这是陈立夫的百岁寿诞日。

清晨。

好客的陈立夫和夫人孙禄卿，为迎接客人到来，早早起来，随手打开鸡鸭舍，放出了鸡和鸭，被圈了一夜的鸡鸭，欢快地叫着，争先恐后地向对面的鱼塘边跑去，去亲近大自然。那鸡不停地引首高歌，那鸭不停地扇动着翅膀，摇摆着肥胖的身子。鸭子下了水塘，鸡儿在水塘边觅食。一束朝霞的光辉穿越树林射了过来，映照在碧波粼粼的鱼塘，以及塘里的鸭子和岸上的鸡群……陈立夫欣赏着这番自然美景。当年他从中国来到美国时，为了维持生计，找孔祥熙等故人借了近2万美元，办了一个养鸡场。没有帮手，他就自己动手，喂食、捡蛋、买饲料、卖鸡蛋、清理鸡粪，肩挑背扛。他自学养殖专业知识，很快就学会了给鸡喂药、打针。养鸡不仅让陈立夫摆脱了经济上的困窘，还让他的精神得到了振奋。更令他高兴的是，他因多年伏案工作，背部肌肉劳损，常年背部疼痛，从事体力劳动后竟然治好了这个病。虽然今天大规模的养鸡生意不做了，但这种养鸡的习惯便保留下来，以至于到了百岁之年。

陈立夫欣赏完这富有生机的鸡叫鸭欢的农家田园风情，转过身来，接过老伴递过来的剑，红缨三尺，剑锋粼粼，他纳了一口气，踢腿推掌，开始了他的太极剑的练习。剑芒所向，银光闪闪。一敛一进，一招一式，刚柔相济，慢里有力，快里有柔。时而跳跃，时而劈斩。跳跃时身轻如燕，劈斩时雷霆万钧……这样他活动了整整半小时，浑身已大汗淋漓，两腮红润，鹤发童颜，头顶冒着蒸气。老伴递来毛巾，他正要擦汗，看到了身后的侨报记者任环小姐，不好意思地说你早。记者小姐也向他点点头。

在他那带着书香雅致的书房里，鹤发童颜的陈立夫接受了记者的生日祝贺和采访。看了一阵老人的剑术颇有感慨的记者小姐，决定从老人的剑术谈起。老人理解地笑了，笑得像个孩子。他说我这练的是太极剑，也是讲气讲功。作为古老的健身方法，气功在历史上曾经被沾染上许多本不属于它的东西，例如巫术泥水，迷信瑕疵，宗教樊篱，骗术技巧等等，近些年，也曾在市场经济大潮下，滚进拜金主义泥沼、神秘主义窠臼。但是剥离掉擦拭净这些污泥后，古老的气功依旧是一颗璀璨的明珠。当今世界自然疗法大兴，生物—心理—社会医疗模式正阔步行进，古老的气功必将发挥其应有的作用，为人民健康做出自己的贡献。

他说，综观儒、释、道、医、武、艺、民间，包括少数民族地区各种类气功、泛气功修炼方法，人们不难发现，透过其林林总总的纷繁外表，挖掘其货真价实的核心部分，各家修持方法其实本质上是高度一致的，即无不追求“放松入静”。

“入静”实际上是一种大脑皮层自我保护性的抑制状态，此种状态，与睡眠者的自然抑制状态不可互相替代，但自我保护性的抑制状态优于自然抑制状态。此种状态，调摄身心，使习练者大脑皮层的a波与b波发生变化，促使大脑皮层细胞同步有序性增强。故此，“入静”，乃气功之核心与本质，而“放松”则是“入静”的必须前提。

连同印度瑜伽、美国超觉静坐、加勒比海妇女自我修炼的方法、苏联亚历山大演员功统此在内，其道理均是相通的。即都要通过肢体、精神放松而后入静的方法，先心理而后生理，先软件而后硬件，先灵魂而后躯壳的方式，使自己进入到“大脑皮层广泛的自我保护性抑制状态”。

他说：清早5时半一起身即淋浴，淋浴时当水冲到哪里，就按摩到哪里，从头顶到脚心，每处用两手按摩100下。早饭后，再散步1000步。如此做来，已有28年，一天也不间断。二是老伴。我与内人结婚已63年，从未吵过架，就是靠八个字：“爱其所同，敬其所异。”三是老友。人不能孤陋寡闻，友直、友谅、友多闻，是人人应交的益友。四是老本。老本者，指老而有储蓄也，亦即经济方面有独立能力，而无须求于人（包括儿女在内）也。说到这里老人笑了，补充说我之所以活到百岁，应该说是太极剑术帮了我的大忙。

记者小姐感慨地说：在你90诞辰时，我也采访过你，那时你谈了养生之道为四大要点，我们报纸发了，反响蛮强烈的。是吗，哪四点呢？小姐说：主要是：“取之有道，用之有度。”

记者小姐说：今年是您老的百岁寿诞，您还有什么新作奉献给传媒？陈立夫说他最近写过一篇《我怎么会活到100岁》的长文，说着他便站起身，从案边取来那份长文，请记者过目。任环小姐认真看了，说又是独到体会。文中写道：

先天的禀赋，人人不同，而最可贵者，则具有四种：一，能熟睡。二，不发脾气。三，记忆力强。四，有恒心。

长寿关键在于后天的保养，有七点为要。

一、养身在动，养心在静。在上海进入中学受学时，各种球类运动好参与。其他如赛跑、游泳、滑冰、打拳等等，亦莫不参与。年岁越老越不中断。养心在静，要淡泊明志。余诚无志于仕途，对于勾心斗角之争，决不愿见其出现。

二、饮食在节，起居有时。余的家既非富有亦非贫乏。因二叔辛亥革命起义上海，事成而家亦不复穷困。但不久反袁称帝，又遭迫害，复归于贫困。故饮食终归贫乏之，其能维持学业不辍，则全赖三叔在银行服务以协助有以成之也，故包含有节、起居有时二者勉强做到。

三、多食果菜，少食肉类。家贫其能不断餐者，因上一代兄弟友善从不分家，故能三餐不断。祖母茹素，固然两素两荤，家里女人吃素的多，自然适合，其实正合乎养生之道。

四、物熟始食，水沸始饮。吃生牛肉、海鲜等已成为人类之变通习惯，认为好吃不问其他。他则认为癌症日见其多，其原因可能在此。故终守“物熟始食，水沸始饮”，从不破例。

五、头部宜凉，足部宜热。有一老年人活至120岁，究其长寿原因在于：“保持头部冷，保持足部暖。”此正与中国老年人睡眠前以热水洗脚，非至极寒冷之日，不戴帽子同一理由。

六、知足常乐，无求乃安。昔人云：“登天难，求人更难。”故常以自立自强，好学博学诲人。“无求于人品自高”。求人常使其心不安，而受制于人，不可称为自主，欲求心之安乐必从知足无求做起。

七、减少俗务，寻求安宁。余于80岁生日之起，自限“不为”之事如下：不剪彩；不证婚；参加婚礼及寿宴不发言；不任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如此做法减少年高时之麻烦。

接着，老人坦言了他的童年、少年，他的身体并不特别强壮，自58岁起，即患糖尿病，亦曾因胆结石及膀胱结石动过外科手术，其他的病亦曾生过，今居然能活到100岁，不亦乐乎。后天的保养是长寿的关键。再是1949年冬，蒋介石逃到台湾后，为保住政权，先拿陈立夫开刀。陈立夫的原则是“不生气”。他去了美国，隐居在新泽西州湖林镇，埋头研究起《易经》来。闲下来的时间，陈立夫和夫人读书、写字、绘画，还担任了普林斯顿大学的客座教授，隔几天就去大学讲课，进入了无忧、无辱、常乐的人生境界。

说起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事，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好汉不提当年勇，现下活着的人，只剩下蒋夫人美龄了，她比我年长两岁，今年是102岁。还没说完这件事时，蒋夫人宋美龄也派专人送来了鲜花和蛋糕。

临结束采访时，他说了四句哲理的话，让人回味无穷：万事全看透，一切顺自然；名利身外物，无欲心更宽。

第一章

家族揭秘

“丝绸之路”东方有个陈家院

中国丝绸，世界闻名。

丝绸之路起于盛唐。它是东方文明的象征，也是西方人的倾慕。

爱美之心，人人皆有。美丽的丝绸，精美如画，轻如鸿毛，曾是西方人翘首以求，于是便有了绵延万里的丝绸之路，便有了车水马龙，便有了盛唐的天下。

且说在“丝绸之路”的东方有个湖州市，这湖州市位于浙江省北部，离风景秀丽的杭州仅100公里。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里山光湖色，帆樯出没，鱼跳龙门，青竹翠绿，田畴交织，风景秀美。南有莫干山、天目山，北有太湖水相映，倚山近湖，山围水转，钟灵毓秀，像一幅丝锦的山水画。

泛舟河上，多少陈年旧事，尽化船尾微动的串串涟漪，升腾起神奇的历史烟云……

周武王十一年（公元前1066）湖州地属吴国。

周元王三年（公元前473）越灭吴，地属越国。

周显王三十五年（公元前334）楚灭越，地属楚围。

湖州又一名称菰城，就源自建于2300多年前的战国时期的下菰城，乃是战国四公子之一的楚春申君黄歇所建，这是湖州年纪最大的古城，其遗址今天仍保存在湖州市郊云巢乡窑头村的稻田、毛竹和桑树之中。

公元前206年，项羽在吴中（今湖州）起兵，自立西楚霸王，在湖城中心建“项王城”。

唐、宋、元、明、清，湖州一直是藩封重地，经济发达，人文荟萃。

特别是唐、宋两代，湖州汇集了两个全国最大的文人集团，其代表人物分别是颜真卿、苏东坡。从三国的曹丕，晋代王羲之，元代赵孟頫，到清代的吴昌硕，现代的沈尹默，还有东晋著名政治家谢安，南朝陈开国皇帝陈霸先，茶圣陆羽，著名诗人孟郊、张志和等，无论是湖州本地的文人墨客，还是寓居湖州为仕的社会名流，都在不同程度为湖州乃至中国的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

在近代，小小的湖州，一大批国民党要员又从这里走出。其中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浙江省政府主席张静江；国民党教育部长、组织部长、行政院副院长朱家骅；国民党中央常委、宣传部长戴季陶；国民党财政部次长、交通银行董事长钱新之；国民党中统局局长徐恩曾等。

这湖州物产丰富，尤以丝绸和湖笔两大特产最为出名，名扬遐迩，一直是丝绸之路上的抢手货，据说丝绸之路上的丝绸湖州占半边天下。

被称为“丝绸之府”的湖州，有个陈家宅。这陈家宅世代做着丝绸的生意，人称“湖州丝绸第一家”。

陈家迁至湖州定居最早可以追溯到陈缜，相传他已经是遏父和太姬的儿子满的87世孙了，陈缜就是湖州陈氏东林支的始祖。传到第17代陈应恪（字敬山），迁居湖州府城内，住在学前街的谷诒堂。湖州这个地方盛产蚕丝，陈家借特有的巢丝技术才逐渐发达起来，慢慢成为当地的望族。《湖州府志·教义传》称赞陈氏“以孝义受钦于乡里”。到第24世陈绚，发展到鼎盛期。陈绚因为热心地方公益事业——修桥铺路，湖州府曾赠以“圣门狷者之流”及“矜式乡闾”的匾额，以示纪念，并天下留名。

随后好景不长，1851年太平天国革命爆发，迅速影响到江浙一带。在太平天国革命的冲击下，身为当地富豪的陈家家道败落了。

1864年，太平天国革命失败，战乱结束，第25世陈延祐凭着为人勤俭谦和，生意蒸蒸日上，又红火起来。没过多长时间，家道复兴如初，又成湖州望族，远近闻名。业兴子旺，家道更加殷实。

应该说，陈家真正的显赫当属二陈（陈果夫、陈立夫）父辈，父辈为二陈打下了牢牢的根基。陈延祐共有三个儿子，长子陈其业，字勤士，他是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次子陈其美，字英士。三子陈其采，字蔼士。后人说，三子三只虎，称雄江浙州。

陈氏三兄弟

有人说陈家宅地风水好，不出帝王也出将相。我们说，与其说陈家风水好，不如说陈家家法严，教子有方。在陈家的家谱中有箴言相告：“教人以学，教人以诚，教人以仕。”

实际这三条，还逃不出传统的篱笆，只是“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的翻版而已。三个孩子出生后，信奉“教人以学”的陈延祐，统统把孩子送到学堂里去。陈氏家长渐渐地发现，三个孩子虽说是一奶同胞，可个性迥异。老大陈其业、老三陈其采更像自己，传统本分，所不同的是老三的脑子比老大还要活跃，生就是读书的料；老二陈其美，聪明活泼，爱动不爱静，板凳坐不住。成绩自然不如老大和老三，是爸爸常训斥的对象。

一生只求奉献不求索取的陈延祐，直到大病一场后，才改变了他的人生初衷。

这年陈其业刚满20岁，陈其美15岁，陈其采11岁。

话说一天，老爷子急急地把三位下学的公子唤到床前，吩咐道：“教人以学。原指望你们能学多高爸爸就供你们多高，你们能走多远爸爸就送你们多远。现在不行了，爸爸的身体一天不如一天。爸爸的丝绸事业是从先祖那里继承下来的。我们陈家的丝绸家业从盛唐开始，到今天已有千余年的历史了，卖房卖地，不能断家业灭香火。以前我没有多虑，现在我不得不考虑了。我想你们哥仨，谁来继承这份家业？你们先说说？”

因为事起突然，三兄弟都没有准备，你看我，我看你，谁都一时难以表态。长子陈其业说：我听爸爸的。爸爸说让谁继承谁就继承呗！

爸爸咳嗽了一声说：要说继承就得弃学啊，你们都愿意吗？

三子陈其采说：只要爸爸说了，我看没问题。

好，那我就说啦。爸爸看了二子陈其美一眼说：老二，我看你就跟爸爸学吧。

二子陈其美道：爸爸，你看我能行吗？

能行！爸爸斩钉截铁地回答。

陈其美耸耸肩说：要说行我也行。可是话说过来，上有大哥顶着，下有小弟等着，我老二想捞这个美差也轮不上啊，爸爸你说是不是？

小子，你是不想干？爸爸一针见血。

不，我是说轮不上。

轮上轮不上，还不是我说了算。爸爸说到这里有点儿生气。

这时，长子陈其业说话了，爸爸，不行就让我跟你学吧。

爸爸十分生气地说：谁跟我都没问题，关键要看你们的成绩。你们都把年底的成绩单给我统统拿来，谁排后谁下学。

这一下，陈其美傻眼了，情知自己不如人，于是就说：大哥，小弟，你们都不要争了，爸爸说了，我就依了。爸爸，你该笑了吧？

你早说这话，爸爸早不笑了。

就这样陈其美改变了自己的人生轨道——读书—科举—做官。

这一夜，陈其美哭了，痛心疾首地哭了，小弟陈其采来劝他，他反倒开导小弟说：二哥没实现的愿望全靠小弟了。小弟陈其采提出来要到日本求学，陈其美当即表态支持，并给了他极大的鼓励。

花开三朵，先表一枝。

先说陈其业，开始走上爸爸为自己设计的路，好景不长，他读书的劲头也不足了，因为他目睹了清廷政府的腐败无能。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堂堂的中华帝国竟输给了东瀛岛国。他为清廷政府感到羞耻。于是身为秀才的他淡漠了纳官取仕之路，心灰意冷回到湖州，早早结婚生子，使他成为了陈果夫、陈立夫的父亲，继承家业，经营丝绸。

陈其业回家继承家业，也解放了老二陈其美，陈其美才得到外出求学的机会。

再说陈其业回家，他对政治虽不感兴趣，却对公益事业颇感兴趣，做了很多好事。

——那一年水大，不少人家绝收，他拿出了自己的积攒，帮助穷人度过了青黄不接的三春。患难见真情，人们一下记住了他的名字。

——为了抵制洋货在中国的倾销，他带领当地人走上街头宣传，呼喊口号。同时他又用自己学到的知识，改良蚕丝，提高品格，与洋货竞争，使湖州丝绸上了一个层次。

——修订陈氏宗谱，他不但亲自出马，并且还为10人开了工钱。

——城隍庙年久失修，由他出钱，使破庙重露峥嵘。

——为了减少当地洪涝灾害，他又倡导乡民走出家门，疏通河道，大修水利。

……

所有这些，都深得民心和民意。在当地有民谣为证：

湖州有个陈老大

不做秀才做管家

公益事业他留心

修桥铺路干得欢

若不是后来他有两个政治明星的儿子陈果夫、陈立夫，陈其业充其量是一位湖州的开明绅士。可是在政治明星的光环下，原本不想做官的陈其业又有了做官的念头：

——1931年，蒋介石在铲除自己的对立势力后，召开国民大会公决，陈其业一下子当选国民议会代表，主持浙江省的蚕丝、水利、典库工作。一时间，权倾一方。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拉开了全国抗战的序幕。由于日寇占领了江浙一带，国民党政府西迁入川。陈其业被迫携家跟随“二陈”到达陪都，又走鸿运，官升三级，当年就被选为国民参政员；后又当选国民大会代表，担任全国商联会常务理事，之后再任全国工商会执行主席。

国民党兵败大陆后，面对共产党的隆隆炮声，蒋家王朝即将瓦解，自己的辉煌和拥有将烟消云散，80岁高龄的陈其业哭了，哭得十分伤心，后经二陈（陈立夫、陈果夫）的再三劝说，“共军攻势十分强大，不走就要当炮灰”，陈其业害怕了，跟随二陈，追从老蒋仓皇出逃到台湾。

台湾在陈其业眼里，又称孤岛。再加上这时二陈的权落，陈其业本身就思乡尤重，故乡虽隔大海相望，却不能归，这成了陈其业的一块心病。陈其业忧郁成病，最后病入膏肓，命归黄泉，担心葬不到家乡却变成了残酷的现实。这是1961年的事，享年91岁高龄。

陈其业死后，蒋“总统”念其恩德，明令褒扬：

综其生平，其与人也恕，其律己也严，其宅心也厚，其治事也勤；盖诚存乎心，而仁显于外，故能表率子弟，成功成仁，睦辑乡里，以尊以亲，终甘澹泊，以乐天年。

陈其采威震上海滩

应该说，真正让湖州陈家声名大振，当数老二陈其美，而陈其美的成功得益于老三陈其采的相助。陈其采在三兄弟中最早崭露头角。

且说陈其采沿着父辈指引的路：“读书—科举—做官”走下去，到16岁那年，他中了头等秀才。

这时的中国，已变得衰落下来，昔日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装入了列强的炮膛，我们祖先发明的指南针也装入了列强入侵我国的战舰，列强的炮火轰开了中国的大门，顷刻间中国成了列强的瓜分对象。

19世纪后的中国，国衰力微，宛如一头气喘吁吁的老牛被西方近代发达工业国家的蒸汽机车远远甩在后头。

国将不国的乌云，笼罩着中国的上空，不愿做亡国奴的惊雷，不时地回荡，震撼着人们的心灵。陈其采中得头等秀才的第二年，日本发动的侵略中国的甲午战争，以中国大败收场。接着是《马关条约》的签订，台湾割让日本，中国东部沿海地带也几乎放弃，巨款赔偿迫使清廷大借外债，江浙一带内陆也被迫向列强开放。面对着清廷的软弱无能，少年陈其采和其他同学一样举起了拳头：国家这般受欺，百姓遭难，我们要奋起，洗雪国耻，重振国威。

于是陈其采不再满足于文字的学习，在二哥陈其美支持下，陈其采报考了留日军校学习。按照二哥的说法：“要抵抗外国列强，武备不可缓。”

一个晨曦满天的早晨，在二哥陈其美的金钱支持下，19岁的陈其采踏上了东瀛日本的求学经历。与他同去的还有吴锡冰、许葆英和舒厚德。

开船了。陈其采站在船头，向送行的二哥陈其美使劲地挥手。

陈其美挥手应道：“船上风大，回去吧，小弟。”

在日本军校，陈其采最不忘的是陈其美讲给他听的两个动人动情的故事：一是民族英雄岳飞精忠报国的故事；一是民族英雄文天祥为国分忧的故事。就是这两个故事让陈其采永记心中，激励他学习，时刻记住自己与别人不一样。闲散时间，别人游山玩水、会亲访友，他却如饥似渴地苦学。腊梅开放，喜鹊登枝，苦去甜来，1902年，他以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日本士官学校。

回国后，有志的陈其采却去了湖南。在中国的近代史上，湖南成为了革命的大本营，因此陈其采的选择不是没有道理。在湖南陈其采创办了湖南武备学堂，任总教习，不久又荣升标统。在此期间，他又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接上了头，暗中策划新军暴动，配合孙中山密谋推翻清廷统治。此后陈其采一发不可收，成为民主革命的骨干分子。1907年奉命调南京任第九镇参谋，后因剿匪有功，升中枢军咨府第三厅长，掌理全国新军事宜，并一度兼任保定军校监督及主办秋操。后来他衣锦还乡，在湖州广传佳话。

不幸的是他参加革命党之事终为清政府获悉，在清政府捉拿他之前，南下奔沪，任驻沪新军统带，统帅驻沪新军，负有维护地方治安的责任。

陈其采在上海活动期间，做过一件以后对上海革命党人影响非常大的事情，那就是和上海的帮会建立了非常融洽的关系。

且说上海滩，以青帮、洪帮力量最大。青帮与洪帮比，青帮又强于洪帮。

再说这青帮，又称“清帮”、“安清帮”，是近代重要秘密会社之一。在明代是罗祖教的支流，最初分布在密云、山东一带，后由北沿运河向南发展到江浙一带。从清初康雍至嘉道年间，其成员大都为运输工人，主要为清政府承办漕运，也有其他手工业工人，是以运输工人为主体的下层社会的秘密团体。它按辈分收徒，长期在运河漕运中保持封建行帮的地位，要求其成员相互“帮丧助婚，济困扶危”，从而团结了广大粮船水手。后因漕粮改由海运，粮船水手大多失业，流为游民，便“密行贩盐，或以偷税为业”，出没于皖北、江北，逐渐转向太湖流域广大腹地，旋又向上海发展，成为以贩私盐为主体的游民团体。

当时上海青帮的龙头老大，为人见人怕的范高头。一听这名字就让人生畏，范高头就是高人一头。再说这青帮老大的龙椅不是谁都能坐的，说破了得有一定的本事。首先得自身武艺高强。在上海滩这地盘，他是一场场“真枪实弹”考验出来的。胜者为王，败者为贼。

青帮范高头，本是盐枭出身，在“白癞痢”去世后，接任了青帮老大。上海有名的帮会头子黄金荣、李超五、刘福彪、潘玉卿都是他的手下，号称“四庭柱”，又称“四大金刚”。不说范高头功夫如何，一听他的手下，也让人冒汗，毛骨悚然。

据说这范高头长得五大三粗，打谷场子的石磙，他能抱起围场跑三圈。遇到打架斗殴的事，他一人顶十人。此人脑门上长着一个肥肥的肉瘤，就像头上还长着一个小脑袋，因此他便得一个“高头”雅号，而且这雅号广为流传，久而久之，竟取代了他的真实名字。在上海滩，妇女哄孩子睡觉，常说“伢子伢子快睡吧，高头来了侬打他！”

这青帮、洪帮在上海滩都有自己的地盘。不过这地盘有大小之分，是根据自己的实力划，就像动物世界里的动物一样原始。

应该说这地盘是他们自己抽打油水的地盘，也是他们赖以生存的地盘。这些流氓们一方面向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抽头，获取经济利益；另一方面也负担一定的义务，出面交涉和打架，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各种店铺、妓院和烟馆等不受其他流氓帮派的欺负和滋扰。对任何一个帮派来说，不能保护自己地盘内的店铺、妓院和烟馆等，都被认为是相当丢脸的事。丢脸的事是不能干的，这是一条“法律”。干了没面子的事，你的龙头老大的交椅就坐不成。在帮派内部，这也是一种弱肉强食之争。

再说陈其采和范高头素不相识，更谈不上有什么交情，他们二人攀上交情，完全出于偶然。就在陈其采走马上任时，上海滩发生一件让范高头丢面子的事。

话说范高头的一个手下“高徒”，名叫芮德宝，一天在城隍庙巡逻，当巡逻到一个名叫“绿波廊”的点心店里时，见到一个英国人在挥拳拼死地殴打女招待，女招待在地上来回打滚，发出尖厉的求救声……

这是英国租界，芮德宝虽然是流氓出身，但对洋人轻易还是不敢招惹的，所以走上前去轻声劝解：“不要打了！不要打了！”

“你是干什么吃的，关你屁事！”英国人破口大骂。

芮德宝也动了情，提高了声音：“不要打人！”

“你给我滚蛋！”英国人说完就将拳头对准了芮德宝，一拳下去，脸上戴上了“红花”。

“你敢打人？”

“打的就是你这种人！”

“好吧，我让你来打！”芮德宝劝说不成，反而也挨了打，愤急之下，忘了洋人是招惹不得的这回事，不顾后果，将打架斗殴的本事全拿了出来，左一拳右一脚，脸上身上，只要没有对方防备的地方，都是他出击的地方，直打得英国人天昏地暗，鼻青脸肿，跪地喊爷求饶。

恰在这时，一队英人巡逻队过来，见到这一场面，不分青红皂白地就把范高头的徒弟芮德宝抓了起来，遂向清廷起诉，状告芮德宝胆大包天，竟敢在光天化日之下殴打英国人。按当时清政府和列强所签订的不平等条约规定，芮德宝应由英国领事馆审讯。

这一下，惹火烧身——出了范高头难以摆平的麻烦。范高头作为青帮老大保护不了自己的弟子，显然是件十分没面子的事情。

清政府得罪不起洋人，范高头也没有敢跟租界当局抗衡的力量，看来范高头这个跟头是栽定了。范高头急得抓耳挠腮，不到半天，两腮肿得老高，牙疼病也犯了。

不料想，正当范高头急得要跳楼之际，陈其采出于正义，站了出来。作为主管一方治安的他，主动将官司搅到自己的手里，首先巧妙地将芮德宝劫了过来。英国领事馆向他要求引渡芮德宝，有正义感的陈其采断然拒绝了英国领事馆的要求说：“这是中国的领土，我们中国政府有权也有能力审理此案！”

“芮德宝是打人凶手！”

陈其采道：“树有根，水有源，一切都要弄个水落石出！”

“好！咱们走着瞧！”

后来，英国领事见要挟不成，遂找人调停。结果，以英国人赔礼道歉，承担经济损失为代价了结此事。

话说芮德宝被陈其采放出的那天，范高头虽为青帮老大，一生讲义气，对有爱国心、正义感的陈其采感激涕零，于是拎着酒肉鸡鸭，带着喽啰，坐着大轿，故意在英租界转了个圈儿，来到陈其采的府中道谢，并设宴感激陈其采，并要求与陈其采结为生死弟兄。

两根炷香插上，八支蜡烛点亮，二人金兰相敬如宾，跪在红地毡上，举杯邀天敬地，同发誓言。

且说这一结拜，不但让陈其采在上海滩站住了脚，也为尔后的二哥陈其美，小侄陈果夫、陈立夫在上海的辉煌打下了根基。尤其是陈其美后来在上海成为“沪军大都督”，军政大权一手把握。

同时，更应该看到，初建的民国政府在上海有了立足之地，使民主革命势力能够得到帮会力量的支持。

后来，范高头在陈其采的策动下，带领青帮到外滩公园门口，在“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面前，呼口号，搞静坐，直到撤掉了牌子为止。这也成为上海人的美谈。

1911年辛亥革命取得胜利。

元旦那天11点整，载送孙中山赴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专列花车在礼炮和欢呼声中徐徐离开了上海。孙中山端坐在靠窗的座位上凝视着窗外。而陈其采作为大总统的贴身警卫，守卫在孙中山的左右。孙中山出任大总统后，陈其采被任用为总统府咨议。孙中山将大总统职位让给袁世凯后，一朝天子一朝臣，陈其采离开了总统府，到家乡湖州创办自己的经武学堂。其事外扬，被袁世凯知道，下令查封了经武学堂。于是陈其采就过起了隐士生涯，直到1927年，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成立了独裁统治的国民政府，陈其采才成为了蒋介石的教父，历任浙江省财政厅长、江海关监督、江苏省财政厅长、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等职。1930年，南京国民政府筹创超然主计制度，陈其采任筹备委员会主任。

第二章

其美其人

“善长典”的新学徒

要讲清楚陈家二兄弟（陈果夫、陈立夫），必须要讲清楚其父辈陈氏三兄弟（陈其业、陈其美、陈其采），要讲清陈氏三兄弟，必须要讲透陈其美其人其事。没有陈其美，就没有陈氏二兄弟。

1891年9月3日。

清晨，随着太阳从东方的升起，位于石门县城东街、热闹繁华的城区“善长典”铺的红门，哗啦啦一声开启了。

随着大门的开启，两位小学徒，身着长衫，脚穿布鞋，一高一矮，一胖一瘦，手拿扫帚，走出门来，清扫门前，点首谢客营业。

不说别的，单说那位扫街的高一点儿瘦一点儿的学徒，就是青春少年陈其美。

陈其美命苦，7岁时生母吴氏因急病，引起腹痛难忍，早晨起病，晚上呜呼。生母去世后，10岁那年，父亲续娶杨氏。父亲也一直身体不好，花钱吃药，弄得家庭败落。1891年父亲久病不愈而去世。失去了父亲如同房屋少了顶梁柱，家中经济一落千丈。继母杨氏变卖了自己手上的一对金镯子，埋葬了父亲。

继母无力同时供养三个娃子上学，对其美说：二娃，家里的情况我不说你也知道。按照你父亲生前的遗愿，让大娃和三娃继续上学，安排你弃学经商，我也不落忍啊！如今到了这般境地，你看怎么办？

杨氏说罢泪水涟涟。

陈其美也哭了半天，才怏怏不乐说：妈，我也不为难你。我下学！

继母杨氏停止了哭泣，说：二娃，你答应了？

接着，继母又托人安排工作。很顺利，在石门县城的“善长典”铺找到了一个学徒工的工作。这让继母欢喜不尽。

行前，继母为他缝制了过冬新棉衣、新棉裤、新布鞋，拉着其美的手，说：孩子啊，小小的年纪，让你受苦了！少年异行，必成大器，当妈的等着这一天啊！

陈其美望着继母为自己做的“全身新”，泪流满面：妈妈，你要保重，我会努力的。

于是，陈其美背着那个在屁股后面打鼓的小包袱，一蹦一跳地离开了家乡和亲人，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善长典”铺，当上了一名学徒工，开始了独立谋生的人生之旅！

陈其美来典铺后的半个月，又收到了长兄其业的书信，信中勉励他自强不息，先安定下来，如有想法，长兄再与你参谋！你刚十五，来日方长！

望着长兄如父的信函，陈其美心里涌起一股暖流——他想“既来之则安之”。

石门位于浙北平原的东侧，是石门县治所在。春秋时代，这里是吴国和越国接壤之地，曾垒石为门作界，所以称“石门”。现在这里已经改名为桐乡县崇福镇。

晚清时期，石门镇上有善长典、永丰典、仁大典、济恒典四大当铺，“善长典”是其中最大最老的一所，号称“百年老当”。

来到这里，陈其美才知晓，“善长典”最初是由清代“红顶商人”胡雪岩开设的。

胡雪岩在经营钱庄，从事丝、茶贸易的同时，在湖州、德清、海宁、嘉兴、石门、杭州、金华、衢州、苏州、镇江、湖北、湖南等地设了23处典库。初设时，善长典资本在10万元上下，在石门镇是极其风光的。但1883年，它依旧没有逃脱易主的命运。陈其美来到时，善长典已改由湖州帮、绍兴帮的商人合股经营。望着那高高的柜台，陈其美的心中不时涌起一阵阵沧海桑田之感。

应该说，典当业是一种独特商业形式，是在城镇中经营的金融机构之一种。表面上，它济急便民——事实上，某些时候也的确如此——收受押品，累计高额利息，少数能如期赎回者，典当铺获取了高额利息，多数无力赎回者，就籍没押品抵充本息。由于典当者多数是在穷途末路、告贷无门的情形下投物典当的，度过眼前的困境，接着是困境又至，根本无法赎回。所以，典当铺在当年属于暴利行当。

典当铺所采取的是散发着浓厚的封建气息的管理制度，内部等级森严，职员升迁呆滞。按照典当铺的传统规矩，如果上一级职司没有出缺，下级就一辈子升不上去。晚清年间，一般商店的学徒，三年满师后，就可以立柜当正式的伙计，然后是三伙、二伙、大伙，其中大伙相当于经理。就是一般的木匠、泥瓦匠，三年学徒期满后，也最多再为师傅半义务劳动两年，五年便可以自立门庭。唯有典当铺这个行当，学徒是无限期的。长典的学徒额规定为十名。如果在十名以外添收一名，则第十一名便分成两个半名，而要是收到第十二名，则第九、十、十一、十二这四名就得变成四个半名。1891年春天，陈其美来到善长典时，在学徒中位列第十二名，上面十一名师兄如同十一座山，他要想升一次，就得等一座山挪走。挪走一座山，谈何容易。

在典当中学徒，主要是要学习对货物的鉴别能力，如金银的成色、旧货的质地等，只有掌握这些技术，才能对进当来的货物开出合理的价钱。另外，察言观色，掌握顾客心理也是极其重要的环节，这要长期跟随有经验者学习才行。但陈其美的学徒生涯是从杂差杂役开始的。

典当行的“猫倌儿”

在“善长典”铺的三里远的北关，有一处鱼虾货市场。每天天不亮，小商小贩们，把在湖里打来的新鲜鱼虾，挑到这里卖个好价钱。市场很大，从东头走到西头，足有三华里，说是鱼虾市场，靠近东头的地方，还有不少卖新鲜蔬菜的摊位。这里热闹非凡，小商小贩的吆喝声，买方人的讲价声，还有空气中弥漫着臭鱼烂虾的气味，充斥着这里。刚下过一场小雨，路面湿漉漉的滑。

早晨，人很多，在里面挤来挤去。

陈其美也挤在其中，他戴一斗笠，挑一担挑，担挑上是两只木桶。在一个卖鱼虾的大户前停了下来：掌柜的，我要的货准备好了吗？

正在忙活的鱼虾老板，应承着回答：好啦——

接着，那老板把一桶小鱼小虾，过了秤，说：30斤半，高高的，老客户，就算30斤吧。

陈其美咧嘴笑：掌柜的，照顾啦。

老板称完鱼虾后又道：陈伙计，我还有一些烂虾，昨天没卖完，喂猫没问题，价钱折半。

陈其美拿一根树枝在桶里搅动了一下，认为不是很烂：那就给我过过秤吧！

好啰——老板像唱歌的一样拉着长腔。

过完秤，老板又唱道：八斤二两算八斤。

陈其美说：结结账。

老板说：好哩。

半天，老板又唱说：大洋一拾陆元陆。

陈其美付完钱，把鱼虾放在两只木桶里，然后站起身，挑起桶，朝老板打声招呼，往回走。当他穿过长街，回到“善长典”的时候，还没进到当铺的后院仓库，猫儿就闻到了腥，发出喵喵的叫声。长期下来，猫儿也有了条件反射。而陈其美也对猫儿有了感情。他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自己的猫儿。

说起陈其美“猫倌儿”这个雅号，得回到“善长典”铺里讲。

且说“善长典”是四大当铺的龙头老大，门面最大，院子最深，员工最多。进了“善长典”的门面后，你再往里走，幽深的院子里，隐藏着十几个库房。里面分门别类地放着各种典当物。为了防止老鼠的利牙，他们饲养了百十只猫。因此，做杂役的陈其美就成了这百余只猫的长官。每天天不亮，他就起了床，担着担挑，到鱼虾市场上，购买小鱼小虾，回来佐以碎米煮作猫食。应该说这是很琐屑的事，但陈其美不厌其烦，百十只猫个个养得膘肥体壮。他在养猫的三年间，由于经常出入集市买鱼，在当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朋友们都十分喜爱这个外表精悍、口齿伶俐的小堂倌。当地人谁家有婚丧嫁娶之事，都喜欢邀他这堂倌儿前去做客。

后来，陈其美的职务有所升迁，曾做过“寻包囡”。这是一种专门为客户存放或寻取典物的角色，这个角色显然比喂猫要重要得多，尽管他还依然是个未入流的角色。

在“善长典”，陈其美还有一个绰号，叫“书生”。他爱读书，常用读书写字来打发寂寞单调的日子。特别是晚上，当当铺的红门一关打烊后，高墙内的生活如同牢狱一般，所有的学徒工是不准出大门的。随着黑夜的降临，他会想到鬼怪们，越想越害怕，因此他用读书写字来排除心中的恐惧。经过不懈的努力，他终于练就了一手好字。这也算陈其美在“善长典”期间的一个额外的收获。也为他日后的成功打下了基础。

“善长典”的高墙，阻隔不住陈其美对外界世界的关注。

白天是他接触社会的好机会，一天，他在外出办事中，遇见一个老者，送给他一份小报《时务报》，老人告诉他：天要变了，娘要嫁了，西风盛了，东风衰了，国将不国了……他很新奇。后来他和这位老者成了朋友，每过一段日子，老者总要来店送上一份《时务报》。于是小报成了陈其美窥视大千世界的一扇窗口。每次他都能从小报找到他要看的消息。有的让他激动，有的让他愤慨。于是他对人生和世界有了自己的看法。

陈其美在“善长典”的时期，正是中国社会风云迭起的时代。

1840年，西方帝国曾用我们祖先发明的火药，或说我们的火药错装了帝国的炮膛，轰开了中国的国门。在八国联军枪炮的迫使下，一条条丧权辱国的条约——《马关条约》《南京条约》《辛丑条约》《北京条约》等29个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

这一时期既是中国由君主专制社会走向半殖民地社会的开端，也是列强在中国建立殖民体系的形成阶段。在这一阶段中，《南京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的建立与初步形成。《南京条约》又与《望厦条约》《黄埔条约》构成了中国不平等条约体系中最重要的奠基石。通过这三个不平等条约，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三个资本主义国家：美、英、法三国在中国取得了如下权利：

1.取得自由对外贸易的通商权与片面最惠国待遇。

2.取得协定关税的权利。

3.取得在华传教、租地建房的权利。

4.取得领事裁判权。

5.取得部分中国领土的占有权。

这些不平等权利构成了中国最早的不平等条约体系，无论是今后的租界、内河巡航、高额赔款都不过是上述权利的延续、发展与补充。

1853年在上海的一场小刀会起义令英国人取得了控制中国海关的绝佳机会；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4年，英法为扩大在华权益再度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这场持续四年的战争带来了一系列新的条约：

中英、中法、中俄《天津条约》、中俄《瑷珲条约》和中英、中美、中法、中俄《北京条约》。

这次战争带来的新的不平等条约加深了中国半殖民地化的程度，欧美各国又取得了一些新的特权：

1.胃口大开的领土要求。

2.扩大对外贸易窗口的要求。

3.内河航运权。

4.鸦片贸易合法权。

5.内地自由行动权。

6.劳工出国权。

应该说，这一时期的不平等条约大多围绕着贸易而进行，对于当时的资本主义国家而言，工业革命后生产力的提高带来了大量的商品，在本国市场销售商品取得利润不能完全满足资本家的欲望，因而就要开辟新的海外市场。所以各国采用的都是自由贸易的经济方针，政府制定的对外政策无不以扩大贸易对象、实现商品输出为主要目的。打开中国的大门，建立殖民地，要求五口通商、协定关税都是这一方针的具体体现。面对顽固不愿开放的清朝政府，各国就采用了先以武力手段迫使中国政府谈判，再取得交易特权与商品市场。

自1860年后，清帝国进行了一场洋务运动的变革；在1860年以后的一段时期内，清政府“内外祥和”，称之为“同治中兴”。但是，好景不长，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相继进入帝国主义阶段。1876年因马嘉理案签订《烟台条约》。1883年，法国为侵略越南而挑起战争。在这场被称为中法战争的战争中，清军于马尾海战大败后在陆地战场上取得了决定性胜利，此时清政府却主张趁胜求和。1885年李鸿章和法国公使巴德诺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法新约》。这场战争显示了洋务运动的成绩，更暴露了洋务运动的严重不足。

此时，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时期；他们制定了入侵中国的“大陆政策”，并通过不断扩军备战一步步实施他们的计划。在一切就绪之后，1894年，日本发动了日本称为日清战争的甲午中日战争。由于清政府的腐朽，战争迅速失败。1895年李鸿章和伊藤博文在日本马关春帆楼签订了《马关条约》。

此后，列强在中国大肆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中华民族同外国列强矛盾日趋激化。以“扶清灭洋”为口号的义和团运动迅速在中国北方兴起（南方也有类似性质的运动，规模较小）。义和团运动在反侵略的同时也极端排外，仇视一切外来事物；在华北四处杀害外国人与信仰基督教的中国人，烧毁教堂、铁路等一切跟外国有关的事物。外国人纷纷躲入使馆避难。列强以保护侨民为名，英法美俄德日意奥八国联合起来，组成联军进入中国，在天津登陆后向北京进发。清政府则以“义和团可用”，让义和团及清兵在北京围攻外国使馆，并向11国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清皇室仓皇离开；并以政府之前是被义和团挟持为名，由李鸿章出面跟列强求和。义和团则被中外联合剿杀。同时俄国更乘机占领中国东北。1901年，李鸿章代表清政府同11国签订了《辛丑条约》。因为列强之间的矛盾，中国免于被瓜分。但条约加给中国惩罚性的条款，包括允许外国在北京至天津驻兵，并对各国赔偿大额军费。李鸿章不久病死。这些条约像一条条绳索勒紧了中国人的脖子，人不人，鬼不鬼，国将不国。

这些条约让中国人窒息。

“善长典”的高墙让陈其美窒息。

当高墙内的陈其美听到这些不平等条约时，陈其美认为：这不平等条约比“善长典”的高墙更令他窒息。

“善长典”的高墙尽管阻隔了外界的联系，但是它永远阻隔不了陈其美渴望了解外界的心。

江浙沪是当年革命风暴的中心。尤其是上海是新文化的发源地，离石门仅百余公里，离杭州更近，不足百公里，离南京稍远，不足两百公里。上海出版的《申报》《时务报》《昌言报》《新学报》《励志报》当天都能传到石门。以抨击清王朝腐败的小说《官场一形记》《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等，也通过进步报纸进行连载。进入20世纪，一批进步的作家又创作了一批革命排满的书籍，在《大陆》《童子世界》《萌芽》等杂志上连载，纷至沓来。陈其美置身于书报的海洋中，每日不辍地阅读上海各报，广泛地了解国际国内形势，虽然置身于石门，却眼望中国、世界。天长日久，耳聪目明。一种埋藏在心底的革命的种子要发芽了——我要救国！我要革命！终于让他从胸中呼喊出来了。

此时此刻，他觉得石门小了，自己的工作不大称心了，他要走出石门，去外界寻找真理，一种朦胧之心也开始萌生了。

当《马关条约》签订的消息传到石门时，陈其美对清当局内行暴政、丧权辱国的行径极为愤慨。他“愤慨殊甚”，驰书亲友，预言中国人必须卧薪尝胆，自图振作，20年后始能重振国光，洗雪国耻。他致函其弟陈其采，劝习西学，以求实用。表达了一个爱国青年对国家民族命运的关切之情，同时也表明了“位卑未敢忘忧国”的态度。第二年，陈其采获得清府选派，赴日留学。初始，他进的是成城学校，不久又升入士官学校。他给二哥陈其美回信说：进入士官学校后，又欲改习文学，校方没准。陈其美又回复说：“吾弟改文，谅难如愿，足见洋人办事认真，不容中改。畏难苟安，殊亦非理。”并鼓励他说：“凡能立志不苟，断不致降落人后。”

1898年6月11日，清光绪皇帝接受资产阶级维新派的主张，下诏变法维新，史称“戊戌变法”，但变法很快遭到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的强烈反对。9月21日，顽固派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维新派领袖康有为、梁启超被迫亡命海外，谭嗣同、杨锐等六君子喋血京城，戊戌变法彻底失败。次年，又发生了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北京，清朝最高统治者慈禧太后挟持光绪帝仓皇出逃西安。陈其美从报上获悉这一连串重大事件后，义愤国事不振，痛恨满人内行暴政，外辱于强权，他在致陈其业的信中愤言清廷昏庸，妄信妖惑，并赞许两江总督刘坤一“能见其大”。

陈其美及其“恶作剧”

许多年后，人们来石门采访时，石门还留有陈其美的“恶作剧”的传说。

那传说活灵活现，甚至有些滑稽……

石门县城总管衙门口，墙上绘有无常的鬼像，香火甚旺。当地石门老百姓都认为：这个无常鬼像“灵应如响，莫敢撄其锋”。

陈其美听后极为愤怒，说：“此魅竟敢祟人乎？”于是他趁弄里无人的机会，对着此像说：国将不国，你白吃俸禄，吃我一刀！于是他一刀下去，将其身首分家。

1892年12月的一天，正是所谓城隍菩萨诞辰之日。

陈其美与一位朋友结伴来到城隍庙游玩。进入庙门，只见到处香烟缭绕，一群群善男信女正跪在泥菩萨前顶礼膜拜。陈其美看到此情此景，不禁又好气又好笑，便在心中怒斥泥菩萨：“老百姓已经受到愚弄，你还在这里骄横自在，假作正经。”说完，便乘人不备，挑了两尊菩萨带回“善长典”，将其鞭打数百下，随后丢进了烘坑里，并道：“尔无端受民之香烟久矣。今以臭务相委，亦当恪守其职。”

第二天早晨，陈其美的同事朱和庭发觉后，将泥菩萨捞起洗干净，送回城隍庙。陈其美得知后，“怒甚，仍袖之以返，碎其形，投之于溺”。

“善长典”的主事知道后，狠狠训斥了陈其美，这也为陈日后离开“善长典”埋下了伏笔。

还有一次，正当当地百姓在城隍庙里问卜求签时，陈其美偷偷地将庙内的仙方签与西寺观音殿的仙方签对换了位置。求签人不知其故，以为是菩萨在发怒，地方要遭殃，因此惊骇异常，逢人便说，见人便讲。但久而久之，无有异样，人心这才安定下来。但乡民们并不知其故，直到陈其美离开石门后，才有人说破嘴，是陈其美当年搞的恶作剧。……

不过，陈其美在石门的恶作剧和思想言行，在石门这个弹丸之地，还是开风习之先的。笔者认为，陈之所以有这样的恶作剧，表明他自己在向石门人提醒：快醒来吧，烧香磕头是不顶用的，只有靠我们自己！从来就没有救世主，我们要做新世纪的主人！陈的思想言行还是开历史先河的。

应该看到，当年这种恶作剧只是起到对神灵的嘲讽，直到若干年后，许多石门人才开始了对神灵的质疑。

男大当婚

陈其美自1891年进“善长典”，直到1903年离去，一共当了12年的学徒。

有言道：男大当婚，女大当嫁。

在他当学徒第十个年头时，也即是1901年，陈其美年方25岁，家里有人给提亲。姑娘是同乡湖州人，大户人家，姓姚，名文英。陈其美与其只见了一面，就回乡迎娶了新娘。有记载：姚氏“性温恭，事姑孝，协理家务，有条不紊”，二人结婚后，相敬如宾，日子过得和和美美，不过使陈其美遗憾的是，爱妻姚氏一生没有生育。

这在当时“无后为大”影响下，陈其美又纳妾田氏。

田氏1913年11月生子陈祖华（字先夫）。1932年陈祖华考入杭州笕桥航空学校。同年9月9日在试飞时，空中发生飞机相撞事故，遇难身亡，陈其美痛不欲生。

1915年2月13日，陈其美在日本又与一名叫神谷山川的日本女子相见心动，与之结合。当年9月，生下次子陈祖和（字甘夫）。

有关陈其美私生活的资料极为缺乏。但1914年陈其美从大连写给陈其业、陈其采的信中透露出对小妾田氏的评价和二人间的紧张关系：

小妾田氏，年幼无知，其家人毫无教育，种种悖理妄为，祈勿与之认真可也。美现在亦只有听之自然而已。

同一年，陈其美又致函侄儿陈果夫，再次提及田氏，信中说：

家事，叔不能兼顾。田氏妾属种种无理犯上，叔亦不能遥制，唯心中甚觉不安也。

另外，楚厂在《陈英士先生五十年祭》一文中讲了一个陈其美以风流自诩的故事，顺手拈来，以飨读者：

民初军政要人豪商巨绅，每多于伎家宴客，银灯珠箔，锦桁明簾，清歌载酒，不亚东山丝竹，如上海之书寓、京津之小班，规矩綦严，比于日本之艺妓，只容侑酒，不许留须。申江十里，开埠最先，声色甲东南，一般人士，于周末或度假休憩时，或有所征选，癸丑后袁氏报纸及反动政敌，竟以之为诋毁之具，称英士为“风流都督”，闻者多为不平，英士转不以为意，有时笑咏东坡“大江东去”，以公瑾当年自解。

在日时，日本名士冈田有民、出云弥助、藤田进、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等，多通汉字，每邀英士、展堂、精卫、仲恺诸人，为文酒之会。一日，聚于热海酒家，依山面海，风景殊胜，一艺妓颇明艳，能通华语，指点林泉邱涧，远近无遗。

英士先生极度近视，于其指之绚丽风景，仅能仿佛依稀，漫为领略，艺妓见状嘤然。时因联吟，诸人中聆声而集栏旁的有戴季陶、汪精卫，因询以何事？英士备述所以，精卫因得句：“下临谿壑疑无地”，这句是写景，也含有嘲近视之意，遂叫艺妓取笔写下，居然笔致娟秀，作管道升体。英士喜其慧且多能，回顾二人以上海话对戴说：“簪花妙格也。”季陶因以日语详说管仲姬故事，并询问其名，知为“雪子”，英士问：“你能作对句吗？”雪子深思有顷，取笔在原纸上写“再造可山赖有人”。

诸人激赏叫绝，冈田有民等并举杯为诸党人贺，以为佳谶。

因述“风流都督”，并忆及此，以见前辈之流风余韵。

其弟赴日归来

1902年的冬天。

早晨，一场瑞雪刚落下。

“善长典”铺的营业红门还没开启，一位西装革履的先生已在叩门了。

他不是别人，正是陈其美在东洋留学的弟弟陈其采。陈其采结束了在日留学的五年生涯，昨天到达上海港，今天一早就匆匆赶到石门镇，与五年没有见面的二哥相见。

咚咚咚……

他终于敲开了红门。

一个当铺的小伙计开了门，问：“先生，你找谁？”

“陈其美。”

“你是——？”

“我是他的弟弟其采。”

“他在后院。”小伙计点点头：“你屋里坐。”

陈其采进了屋，找一座位坐下来，小伙计又奉上一杯香茶，便说你先暖和一下，我去后院把其美喊来。

不一会儿，陈其美从后院跑过来，与其弟拥抱而泣，令所有目睹者感动。

“小弟，你什么时间回来的？”其美问。

“我是昨天到的上海，今天就来看你了。”其采答。

“早饭吃了吧？”

“没有。”

“咱们一块儿吃早饭。”陈其美说完就带着其采去街边一家老店吃早饭。

兄弟二人在店中落座，要了三笼小蒸包，两碗热米粥，外加两碟小菜，便有说有笑地吃起来。

对于留洋归来的弟弟，陈其美最想问的是：日本为什么这么快就富强起来呢？

陈其采想了想，说：“我看日本富强的源头应当是明治维新，维新后大办实业，国力日增。经过明治维新而渐趋富强的日本，利用强盛的国力，逐步废除了与西方列强签订的不平等条约，收回国家主权，摆脱了沦为殖民地的危机；而后随着经济实力的快速提升，军事力量也快速强化，分别于中日甲午战争与日俄战争中击败昔日强盛的两个大国——大清帝国与沙皇俄国，受到西方列强的注意，成为亚洲第一强国。”

“明治维新是怎么回事？”陈其美又问。

接着，陈其采讲述了在留学期间对他刺激得最深的两件事：

一是有一次与一个日本同学闲谈时，日本同学说：“我们日本本国有许多东西都是从中国学来的，我们的法律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我们的佛教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我们的文字是从你们那里借来的，我们的京都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甚至我们生活中的茶道、书道等等也是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但我们能打败你们靠的却不是这些从你们那里学来的东西。我们所靠的是从西方学来的东西。要不是明治天皇革新变法，我们大日本国也和你们中国一样要面临亡国灭种的危险了！”

陈其采深以为然，点点头。

同学接着又说道：“中华民族是个优秀民族。但是我却不明白如此优秀的民族为何却不思进取呢？好不容易有个康有为出来倡导变法，却不为你们所容，只好跑到我们这儿来。难道你们中国人都不懂得变法图强吗？”

陈其采说：“懂得的人还是有的，只是力量太小了。”

另一件事是在一家书屋，陈其采想买一些书消遣。

店主在交谈中得知他是中国人后，随即向他推荐了两本书，一本是有关文天祥的，一本是有关岳飞的。店主说：“岳飞、文天祥是贵国的恐龙，也是我们大和民族所尊敬的英雄。如果你们中国人现在再多几个像他们一样的英雄，中国也许就不会亡于满族人手中。”

停了停，店主又很倨傲地摇了摇头，“可惜你们现在还没有。”

店主的话刺痛了陈其采的心，在默不作声地买下有关文天祥和岳飞的两本书的同时，他又从书架上找出诸葛亮、王阳明、史可法等人的传记，一并买下。

说着，陈其采从行李箱中拿出十几本书递给陈其美，“你要有兴趣，就读读这些书吧，一些不易懂的地方，我都用汉文注释了。”

以后的日子里，陈其美如同饿汉遇到面包一样，每日身心全放在了那些书上。越读，他心里感慨越多，越读，他越觉国事日非。中国必须作一番彻底的改造，才能跟上世界潮流，才能摆脱亡国灭种的危险。虽然他只是一个普通的青年国民，但他坚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一年的冬天很冷，很多夜晚陈其美都难以入睡。他原以为，自己终年苦读，见识极高，但弟弟留学归来后，见闻比自己广博无比。想想自己身居石门，苦苦挣扎，至今才混到现在的份上，实在是有点儿井底之蛙的味道。

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石门这地方是再也不能待了，不然，此生都将一事无成。

第三章

首闯上海滩

离开石门镇，是在一个朝霞满天的早晨

再见了，石门。

再见了，故乡。

再见了，朋友。

1903年，也就是弟弟陈其采留日回国的第二年，3月上旬的一天。陈其美终于耐不住“善长典”铺的单调和寂寞，走出了当铺的高墙，去寻求自己的理想。

早上8点，他登上了首班去上海的小火轮，心情澎湃着。应该说这是他第一次出门远行。

本来，当铺老板娘还一再挽留，请他再考虑一下，他说决心已定。

老板娘又说：如果你真的决心已定，那12年的学徒白学啦，你不觉得可惜？

陈其美再次摇摇头。

老板娘推心置腹地说：“本来我打算下个月，就给你升级，增加你的薪水。”

陈其美说：“那就谢谢啦。”

望着执意要离开的陈其美，老板娘一脸的无奈。

最后，老板娘不再挽留，倒与他谈起了心：辞了职，准备到哪里去？他说他想求学。老板娘说，求学已过了学龄。他说他想到上海去求学，那里的学校已经说妥。老板娘又问：“谁为你牵的线？”陈其美说：“我的表叔杨信之。”老板娘笑了：“杨老板不也是咱们湖州的名人！”陈其美说对了。老板娘说：如果是杨信之，我们还沾点儿亲哩，那我就让账房给你结账好不好？陈其美说：“那就谢谢老板娘啦。”

老板娘一共给陈其美结算了四年另三个月的工资，共计370块大洋。这些大洋就在他身旁的旅行包里。陈其美在美美地合计着，如果说商校每年100大洋的学费，三年再打打工，可以顺利地毕业。陈其美边合计边又紧盯了眼旅行包。他伸手摸了摸，那大洋还在，因为它是他的希望所在。

天渐渐下起了雨。

陈其美把脸贴近窗子，向远方望去。天水一色，水雾茫茫，20米开外就看不见东西了。陈其美把脸转过来，正好撞到对面座位上的一个年轻貌美的姑娘，穿了一身学生装，一笑两个“哈嘴窝”。姑娘望着迎来的目光，开言了：先生，你要到上海去？

陈其美点点头：小姐，我看你像位学生？

姑娘笑了：好眼力。我是女师的。那你是——，陈其美接过来说：我去读商校。

陈其美又说：我们认识一下，你贵姓？

姑娘说：我姓陈，喊我陈郁小姐就可以了。那你——，陈其美说，我也姓陈。家是湖州的。

姑娘说：我也是湖州的。

陈其美说：我有异乡遇故知的感觉。

姑娘说：我也一样。

陈其美望了一下窗外，说：啊哟！雨又下大了。

他们隔着窗子望去，风也大了，雨点大如豆粒，哗啦啦地打在船舷窗的玻璃上，像小河一样地哗啦啦地流着。不一会儿，他们发现这雨水流进了船舱里，自己的脚下都有了水。

陈小姐惊叫说：你的旅行包那上水了！

陈其美弯下身子，取出旅行包放在头顶的行李箱里。然后他们又去清理脚下的积水，一直到雨渐渐地小起来，最后不下了。

他们乘坐了九个小时的船，在上海的十六铺码头靠了岸。

落日的晚霞，映衬出大上海的美丽。

上海的居民建筑都是石库门，这也是江南一带常见的居民建筑样式。石库门里有许多悠长的弄堂。这里东临黄浦江，西逼城池，码头周边，大小店铺鳞次栉比，货栈、客栈、洋房、商行、烟馆、妓院、茶楼、酒店，令人眼花缭乱。尤其是码头旁那座高楼，让他数了半天层数。上海啊，真大真高！这是陈其美走进大上海的第一感觉。

在码头上，他与陈郁小姐分手后，陈小姐就叫了一辆黄包车走了。而陈其美因是初到上海，他还等着杨信之表叔来接。再说，杨也是答应他这样做的。

他在码头上等待杨信之，甚至有些焦急。

此时，一个晃晃闪亮的东西映在了他的眼前，他走出十步远，伸手捡到那个亮闪闪的东西，定睛一看，是一个入时的绿宝石水晶钻戒。好漂亮啊，他的心在跳！

几乎就在同时，一名时装特异的男子走了过来：这是我的钻戒，你是从哪偷的？

陈其美辩驳说：我是捡的不是偷的！

谁做证明？

我……

没容陈其美再说，又走出来两位穿“警服”的人：跟我们走一趟吧！

陈其美不从，不过他已控制不住自己了。

接着他被带到码头外的一个公厕里，被穿“警服”的人搜身，把他入商校的学费370块大洋搜去。此时，太阳已经落山。来码头接陈其美的表叔杨信之，也因没接到陈而离去。

此时天又淅淅沥沥地下起小雨来。

陈其美的心情顿时也由晴转阴。他的心情一片灰暗。就像这淅沥小雨的天空。

多亏陈其美在船上与陈郁小姐结识，留下了她的电话。他与陈郁小姐及时通了电话，讲了在码头发生的一切，结果还是陈郁小姐派车接他，并把他送到了杨信之的同康泰丝栈。要不，陈其美就要在码头挨冻了。

同康泰丝栈的记账先生

在同康泰丝栈，杨信之老板把陈其美数落个没完没了。

杨说：我是去晚了一点儿时间，不过也就是一刻钟。原本是接上你就回来，不料想找不到你了。我又上了船，让他们用喇叭喊你你也不应，不知你上哪去了。我还以为你是报错了船班。这么接不到你，我们就回来了。

杨接着又问：其美，你到底到哪里去了？

陈其美因吃了亏，受了劫，不愿意把事情原委说出来，说出来也怕表叔笑话。

杨说：今天是怎么啦？

陈其美抹眼泪了。

你到底怎么啦？说呀！

我被劫了。

被谁劫了？

接着，陈其美说出了自己被劫的原委。

杨问：有多少学费被劫走了？

陈说，全部。

杨说，全部是多少？

陈说，370块大洋。

杨说，这可不少！我给你报案去。

杨的屋里人说：这个世道，报也白报。

杨说：那就吃个亏，不报了？

杨的屋里人又说：这个世道街上杀人越货的多的是，你见警察管多少？

杨说：商校已说好，没钱是进不了校门的！

杨的屋里人说：其美怎么办？

杨耸耸肩，说：条条大路通罗马。世上谋生的道，也不只限一个求学啊。我看不行先安排在丝栈里做记账，然后再说求学的事？杨说到这里，又抬头望了陈一眼：我说了这个学先放放，你到丝栈记记账？

陈其美许久才说话：万般无奈，也只有这样了。

就这样，陈其美当上了同康泰丝栈的记账先生，实际是会计助理。

同康泰丝栈是杨信之先生所开，早在清光绪元年，杨信之就来到了上海洋场，曾任过清政府的驻法公使，是湖州帮在沪资本家中的头面人物。他以前任过意商信义洋行和荷兰安达银行的买办，1890年后投资民族工业，创办了延昌丝厂，开设同康泰丝栈。当天晚上，陈其美被安排在同康泰丝栈楼上的一间临街小阁楼里住了下来。

好在阁楼外面是霓虹灯闪烁不停的夜上海。不过，自己太霉气了，到了上海，就被抢劫一空，学不能上，只能静观时局了。不过他并不后悔，庆幸自己终于走出故乡那片狭小的天地。前面纵是雷区，他也别无选择了。

结识蔡元培

陈其美到达上海的这一年（1903年），上海街头巷尾传颂着两个新生事物：一是宣传革命的《苏报》诞生；一是爱国学社贴出了招生启事。接着，在上海发生了声势浩大的拒法、拒俄运动。一队队游行队伍，高喊口号上街示威。上海法俄领事馆高度紧张。群众在街头焚烧法、俄的汽车。此时，爱国学社起了动员作用，《苏报》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苏报》先后刊登了一大批驳斥改良派、鼓吹革命的论著，特别是邹容的《革命军》和章炳麟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先后在《苏报》上刊出，给当时的社会带来了极大的震动。莘莘学子更是如醉如狂，在大街上谈论革命已成时尚。

革命也在鼓舞着陈其美。

身处革命潮流激荡的大上海，身为丝栈伙计的陈其美，此时此刻在政治上虽没有太多的表现，但革命思潮的激荡，在陈其美的心灵激起涟漪片片，他仍不满意眼下的职业，很有感叹地说道：商贾征逐末利，何补于国家的危亡。

在这个时期，他崇拜革命，特别是一些革命领袖，如蔡元培、邹容、于右任等。

在一个多云的傍晚，他结识了蔡元培，让他兴奋不已。

那是陈其美到同康泰丝栈不久的一天傍晚，表叔杨信之让他去爱国女校接表妹杨兆良回家。在校门，他见到了崇拜已久的蔡元培校长。随着表妹的一声“蔡校长好”，他马上意识到这就是他崇拜的蔡元培校长。于是，他立即掏出印有《革命军》的报纸，让蔡元培签名留念。

显然蔡元培校长很高兴，给他签下了蔡元培的大名。并询问他叫什么名字。

陈其美回答：我叫陈其美，是同康泰丝栈的职员。

蔡元培看他是一位爱国青年，当即表示：你可以到爱国学社做我们的会员。

陈其美睁大眼睛：真的？

蔡元培说：我说了，没问题。

陈其美说：我求之不得。

蔡元培说：欢迎，欢迎！于是他又伸出手来，紧紧地握住了陈其美的手。

这天晚上，陈其美睡不着觉了，他久久沉浸在与蔡校长握手的幸福中。第二天晚上，他就如约来到了爱国学社。

爱国学社是由中国教育会设立的。中国教育会由章太炎、蔡元培等人发起创办，他们设想了编辑教科书、发行报刊、实行办学的计划，从文化教育入手，传播革新社会的思想。中国教育会刚刚成立，上海南洋公学、南京陆师学堂相继发生学潮，不少学生被迫退学。中国教育会为这些失学青年设立了爱国学社，接纳他们入学。这些热情奔放的青年，聚集一堂，意气风发，议论时政。上海的爱国人士，以爱国学社师生为基础，借张园开会，倡言革命，爱国学社还编有一种宣传革命的刊物《童子世界》，并积极在《苏报》上撰写鼓吹革命的文章。

在爱国学社的会场里，陈其美见到会议组织者蔡元培先生。

蔡元培领他报了名，然后为他在会场里找了一个座位，让他坐下，报告会很快就要开始了。

陈其美对这里的一切都感到好奇。会场上有30余人，他扫视着每个面孔，一个个都是陌生的。

蔡元培敲击了一下桌子，让大家安静下来，并说：今晚演讲的人是于右任，他演讲的题目是《迎接新革命的到来》。下面欢迎。

随着大家的掌声，一位教师打扮的年轻人，戴着金边眼镜，文质彬彬地走上台，向大家鞠躬，开始演讲。

对于演讲的幽默风趣，大家不时地报以掌声。

从此，于右任就成了陈其美心中的英雄。对他那富有鼓动性的演讲十分赞同。

应该说，于右任比陈其美小一岁，陕西三原县人，幼年家里很穷，少年时在山沟里做过工，放过羊，因而对生活有着火样的热情。不久前，因友人帮他排印出版了一本《半哭半笑楼诗草》，被奸人检举，到陕甘总督衙门告密，说他的诗是“倡言革命，大逆不道”。督抚衙门向朝廷密奏后，朝廷传下密令，要逮捕他归案。

而他当时正在开封赶考，得到老父托人送来的急信后，连忙化名潜逃，来到上海。到上海后，受到上海名人马相伯的赏识，吸收他入震旦学院学习，并用他为私人秘书。这期间他结识了蔡元培先生。

陈其美结识了于右任，对这位比自己小的兄弟竟然懂得那么多知识敬佩异常。在以后的岁月里，他们一直并肩战斗。

于右任和陈其美交谈一晚后，觉得陈其美谈吐爽快，日后必会成为一个坚强的革命者。

“来，我给你介绍一个革命者。”快分别时，于右任把陈其美拉到邹容面前。

“这位是邹容先生，《革命军》的作者。”

“久仰！”陈其美热情地抱拳行礼，而邹容却显得拘谨。

接着，陈其美出口成章，背诵出《革命军》来，让邹容非常感动。

接着，于右任又把章太炎介绍给陈其美：他就是章太炎先生。

久仰，久仰！陈其美又激动地背诵出章太炎为《革命军》所写的警句来，又令章太炎大受感动。

此后，在谈论《革命军》过程中，很快他们就都成为了好朋友。

他乡遇故知，结识张静江

一天中午，他在上海爱国学社会见完邹容回家时，想不到在张园的后街遇上了初来上海在船上认识的陈郁小姐，此时她身穿红衣红裤，披肩长发，走起路来，有如飘飘欲飞的感觉。

陈郁小姐。陈其美突然认出并喊道。

陈郁一惊：你是陈先生。

陈其美忙不迭地：老乡，湖州老乡。想不到分别半年，我们又见面了。

陈郁小姐说，是啊，这是在我家门口。说完用纤手一指，又说：到家玩去吧？

陈其美有些犹豫。

陈郁小姐说：湖州老乡，还有什么介意！

陈其美也就随着陈小姐进了家门。

爸，妈，我给你们带来一位湖州老乡！陈郁小姐一进门就喊。

陈郁的爸妈迎过来，接待了陈其美。陈其美自我介绍说：半年前我从乡下坐船到上海，想不到我与你家小姐坐在一条船上，半年后又想不到在家门口相遇。

陈郁的爸妈见陈其美很文静英俊，也很高兴，便问先生在哪里上班？

陈其美说：在下供职于同康泰丝栈，离这里不远。

陈郁的爸妈说：你们年轻人谈。

于是陈其美就跟随陈郁上了她的闺房。一个小时后，陈其美临走时，特意来到陈郁爸妈房间告别，陈郁家又多了一位跛脚客人。陈郁的爸爸又把客人介绍给陈其美：他是上海滩的奇人张静江先生，也是我们湖州人。

陈其美抱拳施礼：如雷贯耳，久仰大名。

可张静江表现得异常冷淡，他压根儿就没有看上这个乡下来的小伙子。

陈其美说：你是我们家乡的名人和骄傲。在家乡我到过你的府上，很开眼界。

陈其美还要说什么，被他伸手拦下了。

后来，陈其美再次来陈家玩时，陈其美从陈父那得知张静江为什么跛脚。陈父说：张静江是张定甫的第二个儿子，也是张石铭的堂弟，幼时便聪颖过人，生性侠义，此人少年时在一次救火中从屋上跌下，伤了坐骨神经，因而成了跛足，故称跷脚二先生。

后来我们又查阅资料，顺手摘来张静江的人生简介：

张静江是一个传奇式的人物，是20世纪初江浙财团的四大亨之一，是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称他为“二兄”、“中华第一奇人”；蒋介石称他为“革命导师”，陈果夫称他为“党国理财第一人”；毛泽东称他是“有经济眼光”的人。25岁时随孙宝琦出使法国巴黎，开办通运公司，成立世界社，创刊《新世纪》周报，宣传各国革命壮举。1906年春，海上邂逅孙中山，开始从事反清斗争，为孙中山反清斗争出谋划策，并倾家资助革命经费。“二次革命”失败后，张支持孙中山成立中华革命党，并任财政部长。孙中山曾题“丹心侠骨”相赠，称他为革命圣人。1914年后，张回国开办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蒋介石曾长住张家，为蒋做月下老人，与陈洁如结为夫妻。张提供大量经费给蒋，并多次为蒋指点迷津，亲赴广州向孙中山说情，使蒋窃取黄埔军校校长之职。孙中山逝世后，他力挽狂澜，支撑危局，在担任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代理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期间，为蒋介石攫取党政军最高权力不遗余力，出谋划策。他还担任过中华民国建设委员会主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等职。他主张走英美资本主义国家的道路，大力发展民族工业，对电力、交通、电讯的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还举办中国最大的西湖博览会。1930年11月与蒋闹翻，辞职避居杭州，1938年寓居美国纽约，致力于世界和平运动。没有他就没有辛亥革命的早日成功，没有他就没有蒋介石在国民党内的迅速崛起。1950年病逝。

虽然陈其美给张静江的第一印象并不是太好，很快几个来回接触后，让张静江汗颜的是他竟改变了当初的第一印象，发现当初见面的这位湖州“小老乡”，谈吐有序，儒雅有礼，他竟喜欢起他来了，因而，陈其美也成了张静江的倾诉对象。

陈其美在上海的日子里，不光听了一些革命理论，又结识了一大批新朋友，常有茅塞顿开之感。那些日子，他常常置身于亢奋之中。

反动派围剿《革命军》的出版者

邹容的《革命军》一文像一枚炮弹射向了敌营，引起了敌人的恐慌。于是清政府围绕着《革命军》的大搜捕开始了。

1903年6月30日凌晨。

一队警探与巡捕急匆匆跑出老闸捕房，搭乘老式警车，向坐落在同一条南京路的泥城桥福源里爱国学社《苏报》所在地风驰电掣地包抄而去。

在这前一天，捕房已抓去了另一反清志士程吉甫。此事惊动了蔡元培，那晚避走青岛；邹容也在蔡元培催促下，避住在虹口的一个美国传教士家中；只有章太炎爱国不怕杀头，不为所动。

“开门！开门！”警探和巡捕们闯进爱国学社后，指名要抓蔡元培、章太炎和邹容。章太炎坐在一张高椅子上，一副文人傲骨的样子：

“他们都走了。要拿的章炳麟，就是我！”

于是，章太炎被铐上手铐，押进了巡捕房。

捕房万没有料到，已避居他处的邹容竟在第二天来投案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军中马前卒”是听说章太炎被捕，不愿置身事外，才决定挺身而出的，我没有做错，何必逃走？！

沪上报纸很快报道了此事，人们听说章、邹二人被捕，不禁大哗，有的暗自垂泪，有的失声痛哭。可见当时邹容和他的《革命军》影响之大了。

6月21日，清廷向沿海沿江各省督抚发布命令，缉拿革命党人，严禁革命宣传。

两天后，两江总督魏光焘致函上海道台袁树勋，急令把章太炎、邹容等拿下，并把《苏报》查封，《革命军》查禁。同时，他授意袁树勋，与租界的工部局打通关节，以清政府的名义，向上海会审公廨控告。为了加快进程，魏光焘又派出南京候补道俞明震到上海，协助上海道台办理，并特别叮嘱俞明震：多对外国人说些好话，让外国人答应允许我们查拿，不要让他们逃了。

会审公廨当天接受清方请求。7月7日下午，工部局正式查封《苏报》。

封报时，当天的《苏报》已经出版。也就是说，章太炎被捕后，《苏报》还出了七天的报纸。在《苏报》被封的前一天，还发表了章太炎被捕后所写的《狱中答〈新闻报〉记者书》一文，以激昂的文字表达了反清革命的意志。

于是，一场围绕两位革命志士长达几乎一年的幕后谈判在上海滩开始了。

清政府的目标是将章太炎、邹容等人从洋人手中“引渡”到手，立即置于死地。内阁大学士张之洞就《苏报》案被捕诸人“解宁”息事，致电湖广总督端方，转达中枢意见，强调要依靠《新闻报》总董、美国人福开森的力量，完成这项计划。

起初，美、英两国意见不一。美国因福开森的游说，主张把章、邹等人一律交给清政府，而英国则从维护列强在华的治外法权方面考虑，声称：租界事，当由租界管。

清政府为了引渡章、邹两人，竟然同意出卖沪宁铁路铺设权而贿赂洋人，遭到租界拒绝。

7月15日，会审公廨对章太炎、邹容等进行了第一次审讯。

参加会审的有清方代表、租界方面的代表等。这样，在上海租界这块中国土地上，以章太炎、邹容为被告，以清政府为原告，以外国人为法官，出现朝廷与自己的百姓打官司，而任由外国人定夺的奇闻。

7月21日，会审公廨第二次开庭会审，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就能否立案问题，进行辩论。章太炎和邹容的律师琼斯说：“界内之事，应归公堂讯理，现在原告究系何人？其为政府耶？抑或巡抚耶？上海道台耶？本律师无从知悉。政府律师如不能指出章、邹等人所犯何罪，又不能指明交涉之事，应该将此案立即注销。”

原告律师是古柏，也是西方人，他知道，按照西方的法律，个人言论自由，此案无法判决。但他拿了清朝官吏的大笔钱财，便里外串通一气，胡说八道。

时间到了半年后的12月24日，会审公廨判章太炎、邹容为无期徒刑。这个无理判决立即遭到了社会舆论的猛烈抨击。

时间又拖了半年，到1904年5月21日，会审公廨不得不改判章太炎为监禁三年，从到案之日算起。

真真实实是一件历史奇案！

是一件朝廷状告百姓的奇案！

在牢狱里，邹容受尽刑法折磨，精神出现恍惚，身体越来越坏。时间到了1905年2月，他终于病倒，多次昏厥，急坏了狱友章太炎，他多方托人从外面买来黄连、阿胶等药物，给他滋养，但没有收效。章太炎又再三向狱方交涉，要求请医生为邹容诊治，竟遭拒绝。直到病情危急，宣布不治，会审公廨才同意保释出狱就医。

出狱前一天，邹容在工部局医院看病，医生给了他一包药。他回狱后服了药，第二天凌晨突然去世。死时口吐鲜血，人们怀疑是被毒死的。

邹容的尸体被扔在狱墙之外，不久又被收殓停放在北四川路的四川义庄里。上海县华泾乡的义士刘三（季平）冒着危险把邹容的遗骨运到家乡，葬在黄叶楼旁。

邹容的死，深深地刺激着陈其美的神经，他觉得自己再不能继续做商人了，应该作为这位小兄弟的后继者，去寻求救国的道路。不然，此生就枉为男儿了。殊不知此时的陈其美已上了清政府的黑名单，国内已难容身了。

湖南之行

1905年深秋的一天，陈其美乘上去湖南的邮轮。

再见了，上海。从1903年来上海，至今已跨三个年头了。不是他不爱上海，而是上海已不容他一个革命者存身了。

昨天，清兵还搜查了他的住处，多亏他没有在家，扑了个空。要不，他也被捕了。发生这件事后，蔡元培第一时间见到他，告诉他远走高飞！于是他决定赴日留学。

今天，为筹措赴日学费，他要到湖南长沙，向在新军中供职的弟弟陈其采求援。这时的陈其采从日留学回来，已升至新军统带，相当于今日的团长。无父尊兄。对于兄长陈其美的到来，陈其采自然高兴，问道：兄来有何打算？

陈其美说：我想赴日留学。

要学什么专业？

弟学陆军，那我就学警察，可不可以？

陈其采首先肯定：那好啊，各行当都有我们的人。据其弟陈其采在日记中回忆：

当时我在湖南治军，先兄以我国实业不振，由于政治不良，决计抛弃商业生活，愿出洋留学，于是到湖南来同我商量。当时官费殊不易得，遂将我平日积余的钱，先挪去用，以后再继续接济。至所习学科，先兄说：“你从前学习陆军，我则学警察，可乎？”我极赞成。学科及经费既决定，次年（年三十）即东渡入警监学校。

据说，陈其美在长沙期间，还参与组织了“湖南全省绅商抵制美货禁约会”。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

1905年中国发生抵制美货运动，使罗斯福的对华政策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抵制美货运动系由美国长期执行的排华政策所引起。华工入美和美国排华是中美关系史上的一个大问题。19世纪中期，由于淘金热和避太平天国战乱，大批中国人移民来到美国。尽管华人对加州贡献巨大，但由于经济和就业竞争加剧，美国排华情绪开始发酵，美国国会于1882年5月6日通过了《排华法案》。美国排华运动的方式多种多样：

一是美国人在各地进行驱逐、虐杀等暴行；二是各地非法违宪的苛律迫害；三是美国联邦政府正式立法排华反华。于是，掀起了美国人在各地对华人虐杀的暴行。

中国政府虽几经交涉，但无奈国力衰微，未能为华工争得平等地位，也没有使美国政府改变其排华政策。

罗斯福本人也是支持限制华工入境的，认为“低劣的劳工”是不能与“我们自己的工人竞争的”，而且，“廉价劳工也就意味着廉价的公民资格”；但他并不反对中国的知识人才入境，感到“我所面临的最大困难之一”，来自于“把本应入境的中国人拒之门外”；他这种区别对待中国移民的主张，基于一个更富心机的打算：“希望扩大对中国的贸易；希望更牢固地从精神上掌握中国。”1904年罗斯福为在大选中赢得力主排华的西部的支持，赞成国会通过新的排华法案。此时中美就移民问题所进行的谈判又告破裂。中国人和在美华人心中长期积压的不满和愤怒，顷刻间火山喷发般爆发出来。

中国商人和爱国人士准备在1905年7月发起抵制美货运动，得到在美华人的热烈响应。届时中国人均不购买美国出产的货物，不乘坐美国船只，不送孩子上美国人办的学校，不与美国进行商务上的往来，连在居华美国人家里干活的人也将罢工。消息传出，美国商界政界甚感震动。美国亚洲协会（American Asiatic Association）的负责人约翰·富尔德致信罗斯福，指出：一旦抵制运动发生，美国对华贸易将受到沉重打击，新英格兰的纺织业所受损失将会更大，故须重新考虑排华问题。

罗斯福将此信转给商务部长，并指示各级移民官员，不得对来美的中国绅士傲慢无礼，强调说：固应限制华工入境，但对获准入境之中国人必须以礼相待，“国家利益”和“文明”都要求这样做；并表示“我将尽一切努力使这里的中国人处境好一些”。罗斯福的这种姿态，是迫于那些与中国有关的资本集团的压力而作出的。对中国抵制运动最为敏感的美国亚洲协会，在6月间派出一个代表团，向总统递交呈文，要求政府改变其排华政策。罗斯福的反应是于6月24日发布一项通告，申明严格执行有关法令，一方面绝对禁止华工入境，另一方面则公正对待允许入境的中国商人、教师、学生和旅游者，违者将予以立即解职。

罗斯福的这些举动当然不能平息中国人的愤怒。

7月，抵制美货运动在中国中部和南部掀起高潮。美国国内的不安情绪也在发展。新英格兰的纺织业主抱怨，中国的抵制一年将使其损失2000万美元；美孚石油公司则称抵制会给美国石油业带来灾难；英美烟草公司的销售额下降50%；美国面粉在中国也失去了买主。受到中国抵制影响的这些集团，纷纷要求政府改变排华政策；担心华工竞争的工会组织等利益集团力主继续排华；而那些对美国在华的长远利益较为关切的社会名流，如塞思·洛，则提醒罗斯福，如要保持美国在中国的影响，就必须与中国有权势的阶层恢复良好关系。

罗斯福几面受压，仍旧谨慎行事。他在分析抵制的原因时显得比较冷静，认为事情是由对待华人的不公而引起的，“归咎于我们自己的错误行为和愚蠢举动”。

他收到一份秘密报告，得知英、德等国故意在中国制造反美情绪，以排挤美国势力。他担心英、德坐收渔人之利，但也无良策可施，只是向清政府施加压力。清政府不仅不理会美国的要求，反而提出重新订立有关移民问题的条约的主张。这种态度使罗斯福“非常不满”。

至8月31日，事态始有变化。清政府以同意出面平息反美运动换取美国修改排华法的允诺。罗斯福指出：既然引起抵制的原因是美国对华人不公正，那么国会，特别是西部的议员们，应当同意修改排华法；他还指示正在东亚访问的威廉·塔夫脱前往广东，与当地政府交涉平息那里的抵制运动，因为广东实际是整个抵制美货运动的核心，但他又要塔夫脱不要作出任何具体承诺。当塔夫脱抵达广州时，正值全城抵制运动处于高潮，广东巡抚支持反美行动，对塔夫脱的接待甚为冷淡。看来清政府一时也难以控制民间的反美情绪。

10月间罗斯福连续几次举行内阁会议讨论排华问题。他决定采取一软一硬两手。他并不打算从根本上改变排华政策，而只在执行上做点儿文章。他建议国会修改排华法，明确规定除劳工外一切中国人均可入境。同时他又对清政府实行武力恫吓，令美国海军到中国沿海炫耀武力，对菲律宾调兵遣将，做出准备对中国开战的架势。关于将发生第二次义和团起义的议论，也在美国国内流传。1906年2月，罗斯福向清政府提出一系列强硬要求，包括：敦促其采取“有效措施以防1900年的暴乱重现”；严惩一切排外运动；对于未能履行保护在华美国人职责的地方官吏亦应惩处；宣布抵制美货运动为限制贸易的非法联合。罗斯福的这些要求通过柔克义转告中国政府。清政府吃不住罗斯福的软硬兼施，同意按美国的要求办。罗斯福于是长长松了一口气，“我想不会对中国实行远征了”。

对于罗斯福处理抵制美货运动的举措，美国国内毁过于誉。批评的意见认为：抵制美货运动的发动者代表了中国新生的希望，触怒他们，就等于斩断了美国与新生中国的关系。企业界也有人认为武力恫吓的做法损害了对华贸易。

《排华法案》连同其他歧视性法案，在长达60年的时间里，禁止华人在美国买房，禁止华人与白人通婚，禁止华人在政府任职，甚至禁止华人妻子儿女移民美国等，严重违反了基本人权。

再说，当1905年上海、广州等地抵制美货的消息传到长沙，华兴会会员禹之谟即通过长沙商会发起召开全省绅商学界拒美货禁约会，到会数千人，一致认为爱国为同胞应尽之义务。据陈其采回忆，当时在长沙的陈其美也满腔义愤，立即在长沙的浙江会馆召集各界开会讨论，响应上海拒美货的运动。据说，开会前一天，陈其美邀请在长沙的浙籍人士王正廷、吴承斋等人参加。不料王正廷却以他是基督教徒，明天要去做礼拜为由，拒绝赴会。对此，陈其美大为不满，他反问王正廷：“如果明天什么地方着火，基督教徒是否不去救火，而去做礼拜呢？”王正廷回答：“当然去救火。”陈其美便进一步说：“此次檀香山及爪哇侨民居留地的被烧，甚至平常的着火，你难道还要去做礼拜吗？”王正廷对此无言以答，只好应允参加第二天的会议。

据说，陈其美在长沙期间，还多次参观了陈其采所率领的长沙新军训练，并嘱咐弟弟“留意联络湖中革命志士作为反满革命的准备”。据此，章君谷还进一步回忆道：

陈其采陪同陈其美参观他所部的营房，检阅他的部队。陈其美欣然发现，清朝新军大都是知识分子，水准相当的高。他便暗地里督促陈其采，加强部队的精神教育，对士兵们多多灌输爱国思想，借机联络新军中的革命同志，由于陈其美的这一次长沙之行，加以他三弟陈其采的多方配合，通力合作，在湖南新军之中普遍而深入地散布革命种子，因而才有六年以后，辛亥十月武昌起义而湖南省垣长沙立起响应，从而促成了推翻清朝，以及中华民国的建立。

第四章

赴日留学

离开上海，是一个落霞的傍晚

起风了。

上海黄浦江发怒了。

一浪接着一浪地冲向码头和岸边。

1906年的夏天，一艘开往东京的邮轮，鸣放着沉闷的笛声，起锚离开码头，向着大海深处驶去。此时，陈其美站在甲板上，风吹散了他的分发头，他一动不动，凝望着身后的祖国，潸然泪下。本来他是在压抑着自己，不让泪水流出来，可是他怎么也控制不住自己的眼泪。那泪水顺着他的脸颊，像条小河，汩汩而下……

作为一个青年人，谁说他不爱自己的国家？而是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外崇洋人，内压人民，国将不国，人民怨声载道。

作为一个青年人，谁说他没有自己的家？昨天他的家还被清兵搜查。

作为一个青年人，谁说他没有自己的朋友？不久前他的朋友邹容已被监狱抛尸荒野。

他从长沙回到上海后，清兵就一而再、再而三跟他过不去。他已经没家了，流浪就是家。

在这个国将不国的日子里，陈其美更加迫切地感觉到，国家不需要商人，而需要大量振臂一呼的革命者。

他崇拜革命领袖，昨天，他在上海的街头书摊上买来一本《孙逸仙》，让他看了一夜，今天他还把它带在身边。书中记载着革命的故事，最让他感动的还是《伦敦蒙难》一章。于是翻腾的大海化成书中故事，展现在他的眼前……

这时，邮轮经过四天五夜的航行，舱上方的播音喇叭响了：东京港就要到了——

陈其美格外激动。

他来日本的第二愿望就是有一天，他要见识一下革命领袖孙中山，争取加入孙中山的中国同盟会。

早在上海期间，东京同盟会总部也派何海樵由东京抵沪，秘密介绍蔡元培加入同盟会。前几天，同盟会执行部庶务长黄兴执总理孙中山书信也来到上海，正式委任蔡元培为中国同盟会上海分部负责人。

东京，陈其美革命人生的转折第一站！

1904年的春天，正是中国留学生东移日本东京之际。

革命经过几多失败，孙中山已把目光盯上了留学生。他认为留学生觉悟高，素质好，是革命队伍的先锋。革命如果不与他们结合，便没有希望。

孙中山住在牛达区。当时，在这个区里，还居住着章士钊、杨度等几十名留学生。在这些学生中，杨度名气最大。为了号召革命，发展组织，商议起义大事，孙中山曾找到杨度等人，畅谈关于满、汉民族问题，关于革命与改良问题，无所不谈。他们尽兴地谈了三天三夜，双方都十分高兴。最后，杨度推心置腹地说：“我赞叹你的高论，可我投身于宪政已久，难改初衷，不过我有个同乡好友，名叫黄兴，他真可以称得上是当今的奇男子，要文有文，要武有武，出类拔萃，他来辅助你，一定能成全你的大业。同时，我也愿意把他引见给你。”

“很好。”孙中山十分高兴，“不行，我可以前往拜访。”

杨度说：“还是叫他来见你好了，他是小辈。”

孙中山急忙说：“这样的事，没有什么前辈与后辈之分，我去找他！”

黄兴一见孙中山，大叫一声，一股热流直涌心胸。两人志同道合，相见恨晚，滔滔不绝一口气谈了两个多钟头。

从此，这两个革命伟人就开始并肩战斗了。

在黄兴的推荐下，又有76名留学生加入了兴中会。

这是孙中山楼上的一个大房间。

黄兴、宋教仁、陈天华、朱执信、汪精卫、张继、田桐、程家柽等17个省的留学生代表共七八十人，衣衫各异，或着制服，或着西装，间有着和服者，大都是青年人。大家挤坐在榻榻米上。

黄兴拍了拍手掌，宣布开会：“17省的留学生代表到齐，请先推举会议主席。”

立刻响起一致的提名声：“孙文君！”

“孙君为4万万人之代表！”

“先生是中国英雄中之英雄！”

孙中山站起来，语调激昂而又深沉：“诸君，我们都是中国人。4亿中国人占了地球上人数的四分之一，算是地球上最大的民族，而且是最古老文明的民族。可是，现今世界上有谁看得起中国人呢！我们既是专制政府的奴隶，又是列强的奴隶，备受压榨，横遭杀戮……”

不一会儿，屋子里一片低泣声，许多人都热泪纵横。

孙中山：“洪秀全创建太平天国，还是打倒皇帝做皇帝，内讧发生，终归覆灭。康梁倡导维新，囿于和平手段，戊戌变法，昙花一现，‘六君子’血洒街头。……要救国，只有走国民革命这条路！我们要相互联络，同仇敌忾，推翻清廷，建立光辉灿烂的共和国。当务之急，在于结束各自为战的状态，建立统一的革命政党，结成大团体！”

掌声雷动。

等孙中山把话说完，年轻人便跳起来争相发言。但因地方狭窄，跳起来的人只好又重新坐下，一个个像日本武士一样喊话。

“先生，只要17省同志齐心协力，中华的复兴指日可待！”

“先生，马上成立大团体！”

“叫‘反满同志会’！”

“叫‘讨满同盟会’！”

在嘈杂的喊叫中，最后一个声音越喊越响。

孙中山举起手，声音静下来：“革命的宗旨不专在反清排满，我们只反对压迫他人的满人。国体民生，皆当变革。至于名称，我提议定名为‘中国同盟会’！”

提问声：“誓词呢？”

孙中山的回答强劲有力：“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争论声：“为什么要平均地权呢？”

孙中山说：“在文明富庶的欧美的城市中，到处都有贫民窟。我到过伦敦的街头，真是悲惨世界。同盟大罢工的爆发，绝非偶然。我们要思患于预防，勿使托拉斯跋扈专横。故于民族、民权主义外，复行民生主义，俾民族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并举，毕其功于一役，建立一个独立、统一、民主、富强的共和国！”

从那天起，东京便成了革命的中心。在这个革命中心，有他们自己的报纸《民报》和刊物多种。

警监学校轶事

1906年夏天，陈其美乘坐的邮轮经过十多天的航行，终于到达了目的地——东京港。当陈其美走下邮轮、望着这座海滨城市，他心旷神怡。

异国求学，是他多年的梦想。今天，他终于步着弟弟陈其采的足迹来到了东京，该让他多高兴啊！他深吸了一口空气，好新鲜啊，这与上海压抑的空气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这次与他偕同一起来东京求学的还有徐锷、谢持等同学，大家都一致赞叹东京的空气比上海的新鲜。

东京警监学校是清政府驻日公使与日本文部省协商，由日本大学代办的。以招收清政府派遣的官费留学生为主，但也有少量的自费留学生。学校开办后，进校学习的中国留学生越来越多，到次年（1907年），学生已达到800多人。

陈其美上的是自费生。

陈其美进入东京警监学校第三班，而徐锷、谢持则是第二班，主要是学习警察法律及业务。据说，陈其美特别聪明，对“功课领悟甚易”，成绩相当不错。

晨曦中，你可以看到他早起锻炼的英姿；月光下，你可以看到他练武的身影；星夜中，你可以看到他苦读的情形。功夫不负有心人，在班级，他的成绩总是第一名。

他的“文体”特别出众。他是班级中的活跃分子。他爱运动，他的擒拿格斗的成绩又是出类拔萃的。好警察必须有一手好的枪法，于是他“冬练三九，夏练三伏”。据称，他花钱买了100只活兔，活蹦乱跳的，放在训练场上，当做活靶子训练，使他练就了百步穿杨、弹无虚发的本领。

据说，陈其美十分崇拜邹容、吴樾、陈天华等革命烈士，1906年10月，陈其美在东京革命党人主办的刊物——《洞庭波》上发表了热情洋溢的五言诗《吊吴君樾》：

国运丁阳九，狐兔不掩形。

即我在草莽，哪堪震威霆。

烈士是以起，杀贼红尘里。

一击天地崩，余响复振耳。

偾车未及展，武士不暇威。

丑类四方窜，血肉风雨飞。

贼但一已破，君躯一已殒。

不异一士命，唯欲戒来轸。

异族钳吾民，悠悠数百载。

日短心自殷，途穷辙将改。

彼美多芳华，及时正可采。

不图方就道，遽尔遭倾殆。

独夫一何愚，暮四而朝三。

用心良独狡，路人畴不僮。

我爱吴夫子，视死忽如归。

慷慨赴大义，初阳生光辉。

志士赫然怒，有家且不顾。

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

读了陈其美的诗，不少人啧啧称赞。这个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那个说，这个陈其美，不光人长得帅，诗文也漂亮！

就是这首诗，让他认识了孙中山，加入了东京同盟会，真正成为革命人。

这首诗发表后的第三天，陈其美到商店买来了一把剪刀，随即把自己脑后像绳索一般的辫子剪了下来：要做革命人，不戴清人小辫子！

一个月后的一天，一位自称同盟会同志的人，来到了陈其美所在的学校，声称要见陈其美。

陈其美说：我就是陈其美。你是——

对方说：我是同盟会的宋教仁，《洞庭波》的主编。

屋里坐。陈其美用手一指说。

二人在屋里落座后，宋教仁说：你是不是那个在《洞庭波》发表《吊吴君樾》的陈其美？

陈其美：不错，那首诗是我写的。有问题吗？

没问题。宋教仁直摆手说：我是说孙先生看了，叫好，并大加赞扬。顺便让我来看看作者。后来有人说是警察学校的学生，我就来了。

陈其美哈哈笑了：我以为是来兴师问罪的，原来如此。

宋教仁又问：最近还写了什么？

陈其美说：最近学业很忙，没再写什么。

接着，宋教仁又问陈其美的一些情况，陈其美一一作答。

临分手的时候，陈其美突然问道：宋先生，你是中山先生身边的人吧？

宋教仁点点头说：你有什么事？

陈其美说：我能加入同盟会吗？

宋教仁说：加入同盟会，是要被清政府杀头的。

陈其美说：我不怕！

宋教仁说：我给孙先生汇报一下，再回答你吧。

陈其美说：我等着你回话。谢谢。

会见孙先生，加入同盟会

半个月后的一天，宋教仁来找陈其美，表示可以见到孙总理。

陈其美很高兴，在宋教仁带领下，来到孙中山的住处——小石川区的武藏野。

武藏野在井之兴公园旁边，是个风景优美的地方，这里松柏青翠欲滴，鲜花四季开放。

陈其美很快见到了孙中山。

这一年，孙中山年届40岁，血气方刚。他穿着一套在日本极常见的黑西服，中等身材，脸庞端正，留着两撇八字须，眼眶微陷，但双目炯炯有神。见陈其美到来，忙迎到门口，热情握着他的手说：“欢迎！”

宋教仁说：“总理，这就是陈其美先生，今天特来见你。”

“噢，你就是写‘使吴君而在，执鞭所欣慕’的那位？那首《吊吴君樾》我拜读过，有气魄，有见地。”

“先生过誉。”陈其美有些不好意思。

在客房落座后，宋教仁为陈其美倒了一杯茶。

孙先生又道：“古人说，诗言志，陈君的诗抒发了自己的心志，应该说是好诗。”

陈其美说：“我的拙作何足挂齿。这几年，我陆续读到先生的许多文章，也读到你的传记，常常被先生的宏论所折服，极为仰慕先生，真乃有人所云‘生不用封万户侯，但愿一识孙逸仙’啊。”

“惭愧！”孙中山真诚地说，“在下鼓吹革命十数年，也组织不少起义，可惜收效甚微呀。”

“不，中国所缺者，唯先生之革命精神也。有了先生这种精神，何愁革命不成功？其美不才，愿追随先生，为革命肝脑涂地。”

“太好了！”孙中山激动地站起来，“如今革命势头甚健，正需陈君这样的人才。欢迎你加入同盟会。”

“这就来做陈其美先生入盟的宣誓吧。”宋教仁说。

接着，孙中山把陈其美带到里面的密室。陈其美举起左手，面对同盟会旗，手执宣誓辞，道：

联盟人，浙江省吴兴县人陈其美。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运丙午年十一月二十八日，中国同盟会会员陈其美。

宣誓完毕，孙中山紧握着陈其美的手：你又成了同志。

在孙中山住处，先生又把前来开会的黄兴介绍给陈其美。

陈其美加入同盟会后，立刻投入到革命党人广泛联络的活动之中。

1907年夏，陈其美回国度假，并筹措留学经费，了解国内革命形势。在此之前，其弟陈其采已由长沙调至南京新军中任职。

陈其美到南京小住了几天，从弟弟处取到300元，准备重返日本。路过上海时，陈其美在租界发现一所学校因欠租而被查封，该校当事人被拘捕，菩萨心肠大发，当即捐出陈其采给他的全部学费，帮助学校渡过难关。之后，陈其美又回到南京，向弟弟陈述了事情的经过，陈其采听了也为哥哥的义举感到高兴，再次为陈其美筹集到数百元，使他能够得以继续学业。

当陈其美回到警监学校时，发现学生已经多达800余人，每人每月学费5元，校方收入共4000元，而大学老教员到校授课者少，挂名的多，与学校当局所标榜的延聘大学著名教师授课的宣传不符。这里有欺骗。陈其美当即与学校当局争论了起来。

陈其美并以学校“只知自己图利，罔顾学生学业”为理由，印发传单，利用日本学派分歧，要求同学赞助，另办一个东斌学校。

陈其美的同学魏伯桢站出来劝说：警监学校是清政府所指定，不能轻易改变，现在警监学校鉴于学生要求办新校，允许添聘几位名老师以满足学生的愿望，你陈其美适可而止，不要再吵了。

但陈其美不听，说办新校就要有正文。庄之盘也站出来附和陈其美。

后来，东斌学校的牌子终于挂了起来。

东斌学校由孙中山请日本人寺屋亨博士出面主办，专门收容被振武学校等拒之门外而且具有革命思想的自费留学生，旨在秘密训练革命骨干，学生大多富有民主革命思想，陈其美在东斌学校结识了徐锡麟、秋瑾等革命志士。

陈其美此时已年届30岁，在同学中年长，便以大哥自居。据说，陈其美还和一些同学组织了“军事体育会”，要为革命学好军事知识，练好体魄。陈其美对自己的留日生涯十分珍惜。后来，他为日本友人萱野长知题词时写道：

十年游侠千金尽，

九世仇雠一剑知；

为问门前车马客，

还能杯酒忆当时。

他乡遇故知，结识蒋介石

蒋介石6岁上学时，正值清王朝走上衰败，国防空虚，财政拮据，国运日危，孙中山为推翻大清正奔走呼号。这年中日甲午战争爆发。7月25日，日舰在牙山口外丰岛附近的海面击沉清政府运载援兵赴朝的兵船高升号，清军七百余人丧生海底。7月29日，日军攻击牙山东北成欢驿清军，清军败走，牙山失陷。8月1日，中日两国宣战。

学生时代的蒋介石以顽皮和淘气著称。因为淘气，时常有家长或学校来家告状，母亲也感到为难。于是，在蒋介石13岁那年，母亲执意把他送到了外婆家的溯源堂求学。老师名叫姚宗元，是当地名师。姚找他谈话时，他心不在焉，姚一眼没看到，他就跑到了竹林下打秋千乘凉。姚触景生情地道：“一望山多竹”，对方随口应答：“能生夏日寒。”一副绝妙的对联！姚老不禁点头称许，大为感叹。于是他像伯乐识马，见人就说，逢人便夸，后生可畏，如教养得法，此生前程不可估量。遂教他《尚书》《诗经》《易经》。因为姚宗元与孙中山的同盟会有联系，也常向蒋讲解孙中山的反清革命，尤其是孙中山在伦敦蒙难的故事，在蒋介石心中掀起了冲天巨浪。于是尚武救国的思想深深地扎在他的心底。

同年夏秋之交，一位孙中山的同盟会员，亦称革命党人竺绍康，骑着一匹高头红马，来到学堂访问。蒋与其交谈后，极赞其风度。

陈其美与蒋介石第一次邂逅的时候，是在东京浙江同学会的回家路上，在一片小树林里，一男一女相互间追逐着，言语挑逗着，你跑我追，戏耍着，引起了路人注意。

陈其美抬眼一看，男的是中国人模样，一口浙江奉化口音；女的是本地女子，像是妓院的妓女，涂脂抹粉。片刻二人滚到了小树林里的石板上，男的追上了女的，二人使劲地亲吻起来……这让陈其美肉麻。

陈其美心想，这个浙江同学，也不参加同乡会，在这里斯文扫地，成何体统？于是他上前制止说：要讲文明，不要野蛮！

蒋介石听后一惊：你是谁？

陈其美厉声道：我是浙江同乡会会长陈其美。

听说过，没见过人，原来是你啊！

陈其美说：你把浙江同学的脸都丢没了，还不害臊？

蒋介石说：你们才不知道，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有会长在此，下不为例。

你敢保证吗？

有什么不敢！

你叫什么名字？

蒋志清。

好吧，今后要清清楚楚地做人！

这时，蒋介石又提出来一个条件，说你认识孙中山吗？我刚来东京，我想认识认识他！

认识他干什么？

我要革命！

我看你的辫子还是好长啊。

是，我一会儿就理！让孙总理看不到我的辫子！

好吧，我给你记住这件事。

二人说完就匆忙分手了。

等陈其美第二天再看到蒋介石的时候，他的辫子真没有了。虽然第一面印象不大好，第二次见面却给陈一个惊喜：真要革命了？

蒋说：那还能作假！

陈说：好，我祝贺你。另外，火车不是吹的，推翻清政府不是说的，还要有行动啊！

蒋说：没问题。过几天，我再给你一个惊喜哩，才叫双喜临门。

好，我等着这一天。

接着，他们又无拘无束地谈论起革命来，让蒋介石眼睛放光。从此，陈其美不知为什么竟喜欢起这个比他小10岁的小弟弟来。

再说，蒋介石当面保证搞女人下不为例，那绝对是嘴上说说而已。他到东京后就与一位叫兰子的妓女一直有染。这一天，兰子对蒋说：蒋先生，我们相好一场。有件事我想告诉你这个革命者。

蒋问，要告诉我什么？

一个很重要的事。

什么重要的屁事，让你说出这么难？

孙文先生要大难临头了，你们的革命就要完蛋了！

蒋介石一惊：你不要吓人了！

兰子说：我可从来不吓人。

那你是从哪里听说的？

兰子说：我并不只有你一个情人啊。还是我的老情人，他是这场暗杀主谋者。话都说到这份上了，还能有假？

蒋介石若有所思地点了点头：我信，我是百分之二百的信。说完，他就穿衣服，兰子拦住了他：你这是干什么？

明天再来，明天再来！

兰子把嘴一噘生气了：早知道这样，我还不如不告诉你。

再说蒋介石穿好衣服，就匆匆忙忙地赶到陈其美的住处：大哥，不好了，有人要暗杀孙先生了——

陈其美也紧张起来：慢说，谁要暗杀孙先生？

蒋介石说：一个日本人，被清政府买通。

什么时间？什么地点？

蒋介石回答：就在今天，广场演讲会。

陈其美看了看手表：10点已到，孙先生正在广场演讲。走，我们一块儿去，以防不测！

二人大步流星，来到广场，人山人海，孙先生演讲已经开始。

陈其美耳语蒋介石几句，自己便向孙先生身边挤去。蒋介石则在外围溜达着，监视着每一个可疑的人。

突然，一个黑大汉子，贼眉鼠眼，四处张望，像有心事，他转了一圈后，选择一个地方，开始往里挤时，蒋介石机灵地上前拦住了他，并狠狠地踏住了他的脚。

黑大汉说：你要干什么？

蒋介石目光如炬：你要干什么？

黑大汉迎来如炬的目光，心里打战。陈其美趁他犹豫的当儿，一个飞脚上去，踢在了他的腋下，“当啷”一声，一把暗藏的雪亮的刀掉落在地上。

那人要跑。蒋介石急速又是一个飞脚，把大汉重重地放倒。这时，很多人都围了上来，有人递来了绳子，蒋介石三下五除二，就把黑大汉捆了个结实。

这时，陈其美的纸条已传到孙先生的手中，孙先生结束了演讲，迅速离开。

回到住处，蒋介石把凶手已捉拿归案的消息，告诉了陈其美，又让陈其美一惊喜。

蒋介石说：双喜临门，我可以拜见总理了吧？

陈其美说：总理还要给你记功哩！

当天，陈其美引领蒋介石见到了孙中山。

孙中山大赞蒋介石为人机敏，且有阳刚之气。孙中山说：这个事虽然虚惊一场，但是你是有功之臣。你用行动证明了革命人的精神，证明了你符合加入同盟会的条件！由其美作介绍，我作证明，你就宣誓吧！

于是，在密室中，东京同盟会又一位新同志庄严地举起了左手：

联盟人，浙江省奉化人蒋介石。当天发誓：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清光绪三十四年五月二十日，中国同盟会会员蒋介石。

宣誓完毕后，孙中山紧握蒋介石的手说：推翻清王朝，不是光喊几个口号，而是要用行动啊！打铁先要自身硬，希望在振武军校学好军事，练好本领，将来回国，大有用武之地！

蒋介石应道：我会认真学习的！

陈其美说：我们正在上擒拿格斗课。

孙中山赞扬说：那好哇！

此后一段时间，陈其美与蒋介石交往甚密。

陈其美发现蒋介石为人做事都极投自己的脾性，禁不住江湖豪气勃发，提出了拜把子结盟的要求，有酒同饮，有福同享，有难同当。

结盟那天，两炷香插上，八支蜡烛点亮，兄弟相敬如宾，跪在红地毡上，举杯邀天敬地，同发誓言。

参加结盟者除陈其美、蒋介石以外，还有黄郛。

三人互换了兰谱，陈其美居长，黄郛其次，蒋介石最小。事后，蒋介石特意把结盟的誓约刻在宝剑柄上，送给大哥、二哥，誓约云：“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这段誓约后来也确实成为他们兄弟共勉的准则。

此后，蒋介石成为了浙江同乡会的积极分子，又是陈其美各项工作的支持者。陈其美感叹地道：得一知己，如同长一手臂矣。

回国反清

1908年的春天，稍纵即逝，已到了樱花凋谢的时节。

陈其美正在练习射击，突然总部秘书通知他傍晚到总部去一趟，孙先生有话要谈。

当晚，陈其美按时来到总部。

原来是孙中山从南洋回来。继黄冈、惠州、防城、河口、钦廉、上思起义后，孙中山去年12月又发动了镇南关起义，亲自到阵地操炮，鼓舞士气，最后也以失败而告终。尤其是一些勇士的牺牲，比如徐锡麟、秋瑾的牺牲，让他格外扼腕。孙中山没有被失败所吓倒。“失败，起义，再失败，再起义”这就是孙中山百折不挠的意志。他这次来东京，是想动员更多的革命志士回国，再接再厉，继续组织发动起义。

陈其美听了孙先生一席话，立刻表示要尽快回到上海，投入到革命的洪流中去。

“英士，你还没有毕业呀？”孙中山关切地问。

“我的军事课基本上都学到手了。再说，革命不是学校里教出来的，花盆难栽万年松，我争取在实践中锻炼自己。”

“好！有志气。”孙中山拍着陈其美的肩膀说。

“我打算后天就走。”

孙中山示意陈其美坐下来，说：“用不着这么急躁，一切都要从容行事。告诉我，你回去有什么打算？”

“上海是我起家的地方，我也熟悉，争取以上海为中心，发动会党，聚集力量，一旦时机成熟，就举义旗，先夺南京，再渡江北上，进而夺取全中国。”

“很好！上海是长江下游的咽喉要地，扼住它，江浙一带就有希望了。要吸取我们以往的教训，诸事要谨慎，各方面都要准备充分，方能行动。”

“先生的教诲，我一定切记。”

于是1908年春，陈其美从东京取道香港，顺利回到了上海。

陈其美回国后，奔走于上海、浙江、北京和天津等地，联络革命同志，但由于清政府的严密控制，革命暂处低潮，一时尚难有大的作为。

到了夏天，陈其美决定以上海作为活动基地。他通过表叔杨信之的关系，到杨信之创办的湖州旅沪公学担任代课教员，并以此身份进行革命活动。他发展的第一位同盟会会员就是杨信之的弟弟——杨谱笙（1879‐1949），名兆鉴，湖州大丝绸商。

此时杨谱笙担任湖州旅沪公学教务主任（校长为进士出身的南浔富绅刘锦藻）。1903年，陈其美初到上海时，其兄陈其业托杨谱笙“就近督教之”。陈其美赴日留学，杨谱笙出力促成。陈其美介绍杨谱笙参加同盟会，以杨谱笙的北浙江路私宅和湖州旅沪公学作为联络点和活动基地。于是这里成了他秘密活动的据点。

这年秋天的一天傍晚。

陈其美已经洗脚上床睡觉了，突然有人敲起了门。

原来是徐锷带着一位大户乡亲来府拜访陈其美。

徐锷先把应桂馨介绍给陈其美说：大哥，这应桂馨可是浙江的大户，想为我们革命活动办点儿善事，捐点儿款。

应桂馨把礼物放下，自我介绍说：在下浙江鄞县人，家父应文生在沪开了一家石匠作坊，生意不说好也不说差，还算可以，今天特来拜访陈先生，先生如需经费支出，在下当效犬马之劳。

陈其美挥挥手说：谢谢应先生的革命之心。

自己人，不用谢。应桂馨说到这里，话语一拐道：这几年响应政府办学号召，在咱们家乡办了一所崇义学堂。遭到有人眼红，日子过得也很烦心。如果先生能为小弟出面调停，小弟永不忘大恩大德。

听话听声，锣鼓听音。陈其美听出了所以然，立马拍板道：这个事我去给你摆平！不是说吗，革命者就是抱打不平！

随后，陈其美便偕魏伯桢等一行人马来到宁波，调解崇义学堂纠纷。陈其美先后拜访了鄞县教育会、宁波夜教育会及宁波府中学堂的负责人，他每到一处便和该地负责人话不投机争辩起来。

但当地“地头蛇”并不买账，他们大声对陈其美说：这是我们宁波人的事，你是吴兴人，与你无涉，请你去管管吴兴的事好了。

陈其美说：路有不平总要有人平！

结果弄得不欢而散。

一次不成再寻他途。陈其美调查完毕后回到上海，即以“学生陈其美”的名义致电浙江巡抚，大批宁波教育会偏听、武断、摧残教育。陈其美并将此电文印成传单，广为散发，造成影响。浙江巡抚根据陈其美的电文，要求宁波知府彻查禀复，一时传为奇谈。因此之故，应桂馨便与陈其美结为手足兄弟，并成为陈的得力帮手。

此后还有一事。那便是1908年秋末，在上海，陈其美还与郭恩泽、龚斌、庄士杰、王树懋、郑隆骧、黄宝箴、虞恺、徐锷等人策划筹办《大陆新闻》杂志。为躲避敌人耳目，刊物决定设在湖北汉口英租界区。不几天，当陈其美等一行到达汉口后，不知为什么走漏了风声，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侦悉。他们连夜密电湖广总督赵尔巽，说陈其美等人名为办报，实为从事反清革命，请赵尔巽予以逮捕。

这时急煞了一个人。他不是别人，正是汉口商会卢会长。卢某与陈其美颇有交情，得此消息后，急忙密告陈其美，并奉送川资，让他赶快离开汉口。陈其美才得以免于被捕。

陈其美回国活动一年，虽然碰了不少钉子，遇到了很多挫折，但有孙中山做榜样，他毫不气馁。他说：“机会不可待而得之，须造而得之。即使我人自身不能成功，而可造一大潮流使中国趋于进化。”

第五章

经营上海

重整待发

这一夜，陈其美与于右任二人睡不着觉了。

他们俩谈论到很晚很晚……面对现实，革命跌入低谷，上海同盟会的骨干人物此时大多已离开了上海，原负责人蔡元培已到德国留学，留下来的同志也都萎靡不振。去年间孙先生举行了四次义举，全部失败，同盟会的元气大伤。加上清政府大肆镇压，全面搜捕革命党人，一些人吓破了胆，叛变了组织，同盟会也受到破坏。

最后，于右任说：其美，眼下思想这么乱，形势这么复杂，上海同盟会是否要整顿一下，不然就应付不了新形势下的工作。

陈其美说：是，这个问题已经摆到日程上来了。再者，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肃清流寇思想，立足上海，面对全国。去年我全国几乎跑了一圈，形势几乎都一样。所以，我们经营好上海很重要。

于右任说：是，我也有这个想法。不能流寇下去，必须先把大本营搞好，扩大一点儿，就是江浙沪，其次再向外发展。再者我们二人，既然孙先生信任我们，也要分一下工，有主内的，有主外的，有搞组织的，有搞宣传的。

陈其美说：应该分一下工。你抓全面，你主内我主外，你抓组织我抓会党联络。

……

他们二人这次长时间的交谈后，接着，又召集会员们开了三次秘密会议，也算是思想整顿。会后，陈其美按照组织对自己的分工，开始了会党联络工作。

陈其美首先想到了以“江洋大盗”闻名的王金发。

王又是清政府缉拿的钦犯。

王金发，谱名敬贤，字季高。早年在家乡与胡士俊等创立大同学社，秘密进行反清活动。王曾参加竺绍康的平阳党，也叫乌带党，被推为“龙头”老大。1905年在绍兴大通学堂加入光复会。同年冬赴日本，入日本大森体育学校学习。在日本期间，与陈其美结识，相见恨晚。

1906年，王金发回国，在秋瑾主持的大通学堂任体育教员。1907年，徐锡麟、秋瑾谋组织光复军，在安徽、浙江两省同时举义，推徐锡麟为首领，秋瑾为协领，王金发与竺绍康、张恭、吕凤樵等任分统。王金发任绍兴光复军分统。不久，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失败，紧接着，绍兴大通学堂被查抄，徐锡麟、秋瑾先后遇难，王金发被清政府悬赏通缉。王金发改名子黎，带领大通学堂革命党人，潜入浙东山区，过起绿林生活。

陈其美想到这里，喊来了蒋介石。

陈其美说：我想把“江洋大盗”王金发找回来。

蒋介石问：他现在在哪里？

陈其美说：潜入浙东山区，当起了绿林好汉，杀富济贫。

蒋介石回答：那好，什么时间出发？

陈其美说：没有别的事情，你今天就出发。

且说蒋介石当天出发到了浙东山区，打听了三天，没有消息。后来又到了王金发的家乡嵊县去寻找，又未找到。真见鬼了！于是蒋介石回来禀报。

接着，陈其美又派杨侠卿扮成樵夫进入剡山，边访边歌，终于找到了王金发，将其带到上海。陈其美与王金发拜天地，结为金兰兄弟。陈其美并介绍王金发加入了同盟会。

起初，陈其美与王金发在上海“开设一外国木器店于美租界”，但“意不在贸易”。不久，王金发又潜回家乡，“售卖所余家产，得千余金更筹借千余，共二千余金来沪。未几，即与陈英士、竺谪仙（即竺绍康）辈在沪开设天宝客栈”。

后来，应桂馨又来入股，越开越大，生意兴隆。

因为王金发是清政府缉拿的钦犯，不便公开活动。因此，王金发主要从事惩恶除奸和秘密联络工作，时人誉之为“摄政”。据杨庶堪写的《陈英士先生墓志铭》称：“大盗王金发独屈服之（指陈其美）。”此后王金发成为陈其美的得力助手。

天宝客栈成为革命党人在上海的重要联络机关，或称交通站。凡是从日本和国内其他地区到达上海的革命党人，一般都落脚在天宝客栈。陈其美因此认识了各地的会党头目和革命党人。

扩大地盘，智斗黄金荣

天宝客栈生意兴隆，财达四方，自然引起了“青帮老大”黄金荣的眼红。黄金荣便以收取保护费为名，派来两个喽啰。

他们进门便嚷：老板，要收安全费，200大洋，不得拖延！

店小二说：老板不在家，明天来吧。

两个喽啰说：老板不在家，我们就等着，先给我们二人端来两碟菜，一壶酒，我们喝着等着。

店小二无奈，请示了陈其美，给上了酒和菜。

趁这两个喽啰吃肉喝酒的时候，陈其美抬脚到了新军军营，找到了昔日的好友张营座：今天遇到了两个吃酒不给钱的无赖，你找两个兵给我摆平一下。

张营座与陈其采为同期东洋留学生，一见是陈其美来了：大哥，你先头走，我带人马上就到。

陈其美说：好。说完就往回赶。

刚赶到天宝客栈，两个无赖酒足饭饱后，便说：今天要不了，我们明天再来。再见。

店小二出来：客人慢行，你们的酒钱菜钱还没有付呢。

两个无赖说：你过来我给付！

店小二没有多想，抬腿就过去了。

一个无赖假装朝衣兜里掏钱，说：给！

店小二刚刚伸出手来，对方就是一巴掌。接着另一个无赖对着店小二又是一个大嘴巴：还要吗？这是我们的地盘！我先给你打个招呼，不交安全费，我让你卷铺盖走人！

两个无赖见店小二捂着嘴不说话，扬长而去。还没有走出客栈大门，两个新军士兵拦住了去路：吃饭付钱，天经地义！你们交钱了吗？

店小二马上说：他们吃饭不付钱还打人！说完大哭。

快交钱！两个新军士兵一人一枪，顶住了对方脑门。

两个无赖见不好，交了钱，仓皇而逃。

两个新军士兵说：告诉你们的主子，这是我们新军的地盘！不准你们胡作非为！

再说这两个无赖，回到大本营，向主子黄金荣一五一十地作了汇报。黄金荣听后心中一颤：好个陈其美，新军在支持他？

黄金荣不甘心天宝客栈的失去，第二天一大早，带了一帮荷枪实弹的弟兄，来到了天宝客栈的门前叫号：有种的，给我下来一个，我点你的天灯！

陈其美知道黄金荣不会善罢甘休，肯定会来报复的。于是他早准备了一个排的新军士兵，暗藏在天宝客栈的各处，以防万一。陈其美听到黄金荣号叫，先让店小二上前应付，说他马上就到。实际他在布防士兵。

店小二上来说：列位，稍等！老板片刻就来！

你说话算数？

我说话算数！

不等店小二说完，几个无赖就上来把店小二五花大绑起来：老板来不了，你也回不去了！

休得无理！陈其美威风八面地走了上来，冲黄金荣一抱拳：黄先生息怒，以你的地位和名声在这里撒泼耍野，有失你的身份啊！有话好好说，何必先把我的人抓起来再说话，这样也太无理了吧？！

黄金荣说：昨天我的人收款不给。据我了解的情况，不是那么简单吧？

我倒听说你的人喝酒吃肉不付钱，还动手打了我们的店小二，岂有此理哪！

黄金荣说：没那回事！

陈其美也摆下了姿势，以硬对硬：要是有那么回事呢？！

黄金荣见陈其美来硬的，恼羞成怒，取下腰中烧鸡枪，向天一声鸣枪：兄弟们，给我拿下！

几个无赖呼啦啦把陈其美围了起来。

哪知陈其美练过武功，一个扫堂儿腿，转了一圈，扫倒了一片。

黄金荣见势不好，慌忙举枪朝陈其美射击，陈其美早已向他开了枪，打伤了他的手腕，击落了手中的枪。

其他倒地的无赖起来，再次向陈其美扑来。

眼见陈其美寡不敌众，新军士兵从桌子下面钻出来，一阵枪响，平息了这场混乱。这场天宝客栈的争斗，以陈其美的胜利、黄金荣的失败而告终。

“天宝客栈”事件始末

1909年仲夏的一天傍晚。“天宝客栈”外面已经布置了暗哨。革命党人的一个秘密会议正在进行。

光复会领袖陶成章讲着自己的举义行动计划，他说：虽然前面几次起义都遭失败，我们不能因噎废食，更不能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我主张苏、浙、皖、赣、闽五省联合起义。我愿亲自出马领军，与清政府决一死战！

陈其美摆摆手，他认为：五省的面太大，应该把拳头握起来，对着一个地方打，这样才有胜利的可能，不然又将面临着失败，不是失败不起，是给大家的打击太大。

蒋介石随着陈其美的讲话说：集中优势兵力，攻其一点，这是兵书告诉我们的智慧。五省都发动，一是我们没有那个精力，到现在为止，各省民众未及宣传组织，搞起来困难很大。还是五省选一省为好。

陈其美说：五省选一省，我们要选择哪一个省呢？

王金发说：我是浙江人，我觉得浙江条件成熟，胜利把握较大。

陈其美说：大家都发表发表意见！

那就我们浙江吧！张恭最后作了表态：我愿统领！

大家一阵掌声。

陈其美说：讲讲你的想法？

张恭侃侃而谈：我打算准备时间为20天，下月初一行动。

有人认为，准备时间要长一些。张恭认为时间太长效果也不一定太好。陈其美最后表态：还是张恭说了算！散会，大家分头准备。

按照会议商量的方案，浙江各府属的革命党代表先后在一个星期内到达上海“天宝客栈”，研究行动方案。先后到达上海的有：

杭属有徐无生、盛碧潭；嘉属有褚辅成、蒋志亲；湖属有陈英士、姚勇忱、杨谱笙；宁属有庄子盘、周淡游、蒋著卿、董梦蛟；绍兴属有竺绍康、王金发；台属有孙及泰；温属有张云雷；金属有张恭、周华昌；处属有吕逢樵、吕月屏。只有衢、严两属代表尚在赴沪途中。

大家正在紧锣密鼓地行动着。不料就在这时，原同盟会会员刘师培、何震夫妇，以及他的表亲汪公权从国外回到上海，得知了陈其美浙江起义的消息，竟然见利忘义。这天傍晚，刘师培夫妇找到表亲汪公权：有一个好的买卖，陈其美要发动浙江起义，你眼下穷困潦倒，何不做一文章？汪公权脑瓜一转，心领神会：我知道了。当晚他就跑到了清廷两江总督端方处，告了密。

端方大喜，说：你不但给我消息，还要想办法一网打尽，我可是说话算数，大大有奖！

汪公权说：你说怎么办就怎么办。

端方说：设计诱捕。

在哪个地方设计？

花楼大戏院，我看可以。

那就一言为定。

二人哈哈地笑起来。

第二天，霓虹灯下的花楼大戏院前，人头攒动。革命党王金发、竺绍康等人春风满面，持票入场。实际他们身后已有暗探盯梢。他们入场后就看见几个人贼头贼脑，鬼鬼祟祟，去抢他们的座位。王金发对竺绍康耳语了几句，随后他们就离场回走，刚到楼梯口，有警察拦住：此处不能出，前面有要人过来，请走侧门！

这时，竺绍康主动上前，递上金质烟嘴：家有急事，给个方便！

不行！不行！对方软硬不吃。

王金发、竺绍康情急生智，急忙进了厕所，破窗而逃。

这时，密探也随后跟了进来，不见了人影，枪声大作，戏院乱成了一锅粥。其他革命党人，也趁乱逃离现场。

接着，密探们又包围了“天宝客栈”，进行搜捕。

他们前院搜到后院，后院又搜到前院，恰巧陈其美出去吃夜宵去了，没有搜到，只有没去吃夜宵的张恭被搜了出来，抓捕而去，秘密将其送往南京陆军监狱监禁。

陈其美等人吃夜宵回来，知道了此事，气愤填膺。

第二天，陈其美派王金发在英租界寿康里附近处决了叛徒汪公权。

随后他们利用夜暗，潜入刘师培夫妇的睡房，突然举枪道：我们是革命党人，今天奉命处决叛徒！

吓得刘氏夫妇，赤条条地滚到了床下，跪地求饶：老爷饶命！老爷饶命！只要不死，做牛做马都行！

王金发道：能否保证张恭人身安全？

给我一命，我负荆请罪，亲去南京疏通，保证张恭生命安全。

好，我先饶了你，如不成，我再问罪！王金发放了他们夫妇二人。

次日，刘师培夫妇踏上去南京的火车，向端方求情，端方思索良久，才同意将张恭转到南京上元县地方法院关押。

在张恭被关押期间，陈其美还秘密到狱中看望，并以重金贿赂狱卒，使张恭没有在狱中十分吃亏。直到南京光复后，张恭才得以获释出狱。

因“天宝客栈”事件，陈其美的浙江义举计划胎死腹中。

陈其美与霍元甲筹办精武学校受挫

“天宝客栈”被破坏后，陈其美、于右任不得不在英租界重建革命机关。

据陕西革命党人张奚若回忆，辛亥革命前，他到上海联络工作，也是在堂子里认识陈其美的。陈其美借勾栏作为从事革命活动的场所，经常出入于秦楼楚馆，“阳为纵情声色”，确实给他添加了几分“风流”色彩。辛亥革命后，政敌们攻击他为“风流都督”、“杨梅都督”，原来事出有因，此为后话。

1909年秋天，著名拳术家霍元甲来到上海传授武术，教授弟子。

陈其美很敬佩霍元甲的高超武艺，在与其交往中，发现霍元甲不仅武艺高超，而且极富爱国思想，便私下与其商量，在上海一起筹办精武学校以储备军事人才。霍元甲欣然答应。陈其美计划挑选50名志向坚定、体格强健的同志由霍元甲教授拳术并授以军事学，以6个月为期，然后以毕业的50人分到各地去组织同样的学校，每人再教授50人，照这样下去，不到10年，就可以练成数十万或百余万体力强健并有军事学识的青年。陈其美与霍元甲等人创办精武学校的举动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日本柔道会挑选了十余名选手，来到上海同霍元甲较量，结果，日本选手不堪一击，遭到惨败。日本人比武失败，感到丢了面子，便图谋不轨，进行报复。

日本人了解到霍元甲患有热症，便介绍他到日本人秋野开设的医院去治疗，趁机暗下毒手，在给霍元甲配的药中掺了慢性毒药。霍元甲服药后，病情急剧恶化，不久即去世。这样一来，陈其美通过设立精武学校，培育革命军事人才的计划未能实现。

这一时期，虽然陈其美的活动受到限制，但他很重视舆论宣传工作，他还参与创办了《中国公报》《民声丛报》《民立报》等革命报刊，鼓吹革命，为举义再造舆论。

《中国公报》1910年1月创刊于上海，为日报。编辑及发行人为陈其美、陈毓川、陈去病。从创刊号起，连续三天登载《中国公报宣言书》，其中警句用大字刊出，如：“我国之政府乃营私之政府也，而欲为官吏者，须先带有一种营私之目的。稍知自爱者即常以入官为戒。”该报主要内容有论说、专电、短评、世界大事记、国内大事记、小说、漫画等。除在国内发行外，还行销至日本。大约在1910年10月3日以后停刊。

时间到了1911年4月。

陈其美收到了同盟会南方支部的一封信，信中表明领导人黄兴、赵声、胡汉民等准备筹划在广州发动一次更大规模起义。陈其美大为振奋，决定前往助阵。在一个落霞的傍晚，陈其美偕王金发等人上了南下的船。

谁知黄兴的起义提前于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仓促发动，当陈其美从上海赶到广州时，起义已经失败。此时的广州市清政府官吏正大肆搜捕革命党人，一大批同盟会的骨干分子英勇牺牲。

一时间，黑云压顶，恐怖气氛笼罩广州城。

陈其美在广州期间，以《民立报》记者身份作掩护，冒险进入广州城活动。据说，他公开走访了两广总督张鸣岐和水师提督李准，当面劝说他们要考虑舆论，对革命党人不可妄加杀害，以免自食其果。陈其美还请广州巡警教练所所长夏寿华协助，帮助一些革命党人脱险。后来清政府官吏发现陈其美的革命党人身份，立即派兵追捕，陈其美机敏地坐了一顶大力轿去拜访一个官员，从前门进，后门出，摆脱追捕，逃到了香港。

广州起义的失败，使同盟会遭受了巨大损失。孙中山痛心地说：“吾党菁华，付之一炬。”领导起义的黄兴、卧铺声等人受此打击后，心灰意冷。赵声因悲愤交集，无以排遣，经常狂歌大呼。一日，胡汉民招饮。食后，赵忽觉腹中剧痛，延医诊治后知患了盲肠炎，但他急于远行，不愿割治。拖延一段时间，火症加剧，不得不开刀治疗。据说陈其美很崇敬赵声，在赵治病期间，陈其美一直陪侍左右，“躬为看护”。病中的赵声不时高声朗读杜甫的“出师未捷身先死，长使英雄泪满襟”的诗句，陈其美被感动得热泪不止。赵声终于不治身亡，陈其美将赵声安葬在香港茄菲公园之侧，并在墓碑上为之题写了“天香阁主人之墓”几个大字。

第六章

同盟乐章

中部总会在上海成立

1911年广州起义失败后，在港的同盟会机关更加涣散，赵声病死，黄兴异常消极，扬言今后将专意于暗杀，胡汉民则避不露面。应该说组织混乱，人心起伏。

谭人凤看到此情此景，心灰意冷，决定回老家，不再言革命。6月初，谭人凤路过汉口，遇到焦达峰、孙武等人。焦、孙等人正拟乘湖南铁路风潮而动。焦达峰劝谭人凤说：“事在人为，何必抛弃前功？”谭接受了焦达峰的意见，决定不再消极。

不久，谭人凤到了日本，在日本见到了孙中山，开口便说同盟会组织涣散，等于名存实亡。孙问你有什么建议？谭人凤说必须改良会务，不改革会务，内部思想更乱。孙中山点点头，表示同意。

实际上，孙中山所领导的同盟会是由几个明显的带有地域色彩的革命团体，如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军国民教育会等团体成员结合组成的。在同盟会成立后，作为总会的革命领袖孙中山仍将工作重心放到南方几个省、市，比如广东、广西、云南省的起义上，无暇北方，引起内部会员议论。他们说：孙中山只注意广东自己的家乡，对于长江流域的各省起义一点儿也不关心，华侨们捐的钱都砸在广东省去了，北方的起义别想得到支持。特别是广州起义失败后，大家更坚定了这种看法。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总理。

这时，有人进行了还击说：“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总理筹，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宋教仁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纲领，认为：“在边地发动为下策；在长江流域发动为中策；在首都和北方发动为上策。”有人归纳说：“下策太不济事，上策太不容易，我们还是取中策为好。”于是，便有了组织中部同盟会的主张，坚持在长江流域发动起义。事实这个对策是正确的。

这个会后不几天，谭人凤便沿江乘船东下上海，与陈其美等人商议组织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事宜，得到陈其美有力支持：我早有此看法。此事不宜再推！马上开会，马上决定。

7月31日。深夜。

上海北四川路湖北小学的一间教室里，灯火通明。

这是一次历史上的转折会议。

陈其美与宋教仁、谭人凤、范光启、姚勇忱、吕志伊、章梓等29人集会在此，宣布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

会议通过举手，选举了中部总会领导人：

陈其美为庶务；管理一切不属其他各部的事务；

潘祖彝为财务，管理筹款事务；

宋教仁为文事，管理参谋、立案、编辑及其他一些事宜；

谭人凤为交通，管理联络等社会选举、会籍、纠察、赏恤等事；

杨谱笙为会计，管理财务收支事务。

会议还通过了由宋教仁和谭人凤分别起草的《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和《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宣言》。《宣言》和《章程》表达了对同盟会进行改组和改造的意思。《宣言》批评同盟会“有共同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唯挟金钱主义临时招募乌合之众，搀杂党中，冀侥幸以成事，岂可必之数哉？此吾党义师所以屡起屡蹶，而至演最后之惨剧也”。

《宣言》还强调：在组织上，中部同盟会“奉东京本部为主体，认南部分会为友邦”。总机关设在上海，“取交通便利，可以联络各省，统筹办法”。各省设分部，“收揽人才，分担责任”。机关内部实行“合议”制，“救偏毗、防专制”。各团体对于总部，必须“同心同德、共造时机”，不可有“省界情感”之宿见，“举义”必须“由总部召集各分会决议，不得怀抱野心，轻于发难”。

会中总理之职，暂不设置，“留以待贤豪”。

《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章程》计23条。

它宣布自己的宗旨是：“以推覆清政府，建设民主的立宪政体为主义。”发展对象为同盟会会员。它还强调指出：“会员皆一律平等。”会员在法律范围内，“操持身体、财产、职业、居住、信仰之自由”。会员得按法律“陈请保护利益，及陈诉冤案”，“有选举、被选举之权”。会员须“保守本会一切秘密”，“不得入反对本会主义之他团体”，有“纳捐项、出劳力”的义务。

8月2日，中部总会召开第二次会议，一致推选谭人凤为总务会议长。得知中部总会成立的消息，黄兴从香港专门发来了贺信：

欣悉列公热心毅力，竟能于横流之日，组织干部，力图进取，钦佩何极！迩者蜀中风云激发，人心益愤，得公等规划一切，长江上下自可联贯一气，更能力争武汉。老谋深算，虽诸葛复生，不能易也。光复之基，即肇于此，何庆如之！

不久，黄兴又致书陈其美，要他以过去的失败为教训，“严剔内部之人，用一人必深悉其底蕴，绍介者尤宜负其责任”，“用人不可不择”；并告诫陈其美：“吾党发难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成立。”他特别提醒陈其美：“沪上虽仅有机关，其乞丐侦探甚多，亦当注意。”

孙中山也给予了肯定。

接着，各省分会相继成立。

在陈其美的悉心经营下，同盟会中部总会“会务益振”。

关于陈其美在中部总会的作用，另有文章描述：

原来辛亥革命时期的第二流领袖沪军都督陈其美，是上海青帮的大头目。上海的戏院里、茶馆里、澡堂里、酒楼、妓院里，无论哪个角落里都有他的党羽。所以一辈革命同志无论有什么活动都要拉他入伙，尤其是辛亥年中部同盟会之成立，大家都要依靠他做台柱子。

武昌胜利枪声为中部总会成立剪彩

在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推动下，文学社和共进会终于于9月14日在武昌正式召开联席会议，商谈两团体联合，成立领导起义的统一机构及起草武昌起义的计划。会上推蒋翊武为总指挥，孙武为参谋长。并设政治筹备处，举刘公为总理。

1911年10月10日。夜。

暗夜中的武昌城炮声隆隆，火光熊熊……

战火中，一匹奔马昂首长嘶而来。奔马上的骑手高擎一面大红旗，旗上赫然三个大字：“孙武到”……

衣衫各异的民军挥动十八星旗高呼万岁，从各个角落欢拥而出，汇在一起，直到江边。

江面一艘军舰的舰桥上，两名海军军官执望远镜观望。

江边，“孙武到”大旗迎风拂动。

江面上轮船纷纷鸣笛致意……

公元1911年，当历史进入这个年头时，孙中山所宣传的革命已被国人接受，同盟会播撒的火种已遍布全国各地。国人觉醒，义举连绵。历史已完成了重要转折：新军已代替了会党；义举已由沿海向内陆蔓延。面对这一突变的新形势，湖北新军决定加紧武昌起义，以策应全国局势的变化。虽然武昌发难于偶然，成功则早已孕育其间。湖北党人对军学两界的发动，始于吴禄贞在军界任职之时，继续于科学补习所成立之后，中经日知会、湖北同盟分会的努力，到1907年，已在军队中站稳了脚跟，成立了30多个革命小团体。1908年，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实行联合，组成了湖北军队同盟会，成员遍及各标营。湖北新军成了党人重要的活动基地。同年12月，军队同盟会改组为群治学社，改变主要在新军军官中发展成员的方针，以士兵为主要对象，并与另一个革命组织共进会湖北分会进行联络。

至1911年夏秋之交，全国各地保路风潮迭起，四川尤为激烈，发展到武装起义的阶段。保路同志军在川籍同盟会员领导下，于9月初围攻成都，清廷震动。为镇压川路风潮、防止起义扩大，清政府急调湖北新军三十一标及三十二标一营入川。湖广总督则调二十九标、马八标及三十二标另在鄂第二、第三营驻防宜昌、沙市、郧阳、岳州、襄阳、恩施等地，以控扼川鄂、豫鄂、湘鄂等要冲。这时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力量实际上处于分散的局面。

孙武何许人也？

时势造英雄。武昌新军起义已基本就绪，但针对缺少一位有号召力、有影响的总司令一事，文学社社长蒋翊武与共进会参谋长孙葆仁密商，叫孙葆仁改名为孙武，自称为孙文之弟，一文一武，又自号为孙遥仙，与孙逸仙正好“兄弟相衬”。两人议定，十分高兴：“像不像，就这样干！群龙无首不行！”

接着，他们在新军中开展了宣传，介绍孙文的人品、功绩，与其弟孙武的密切关系。一时间人们都知道了：“孙武奉孙文之命来号召起义”，“孙文就是中国的华盛顿”，“孙文已在国外购买了很多兵舰、枪炮”，“武昌义举在即！”

一个名字是一面旗帜。一面旗帜是一声号令。

这一宣传果然见效，很多年轻人崇拜孙中山，一时间都投到孙武麾下，愿听其指挥，成就一番大事业。很多新军士兵、青年学生都纷纷参加。入会的人越来越多，仅在湖北1.5万人的新军中就有三分之一的人入会了。

为了加快起义的进度，他们一方面抓紧与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同盟会主要领导人黄兴联系，报告义举，获得支持；一方面加紧组织工作的落实。

9月30日，黄兴致函在加拿大的冯自由，请其转告中山先生急速筹款，以响应四川。黄兴此时对湖北的革命起义计划，尚不大清楚，自云“不能妄断”。

10月2日，吕志伊、刘芷芬抵达香港，请黄兴北上武汉，但黄兴此时热心于暗杀张鸣岐、李准，无意马上北上，即日电告孙中山和南洋各埠，急筹款项，以接济武汉的军事行动。

10月3日，黄兴经与吕志伊、刘芷芬深谈后，方知武汉义举发动在即，如箭在弦上，遂又改变计划，于10月5日致函冯自由，请电告中山先生，武汉地区起义势在必行，请从速助款，并说明他不日即赴鄂中，与鄂中同志再举义旗。他说：“弟本以躬行荆、聂之事，不愿再为多死同志之举，其结果等于自杀而已，今以鄂部又为破釜之计，是同一死也，故许与效驰驱，不日将赴长江上游，期与会合。”信末再请冯自由转告中山先生，竭力援款为要。

10月7日，黄兴在去武昌前，又致函南洋和美洲各同志，呼吁尽快筹款，以应鄂省起义之举。

孙中山得知武昌起义已经完成部署，十分高兴，于10月8日晚，着深色大衣并戴礼帽，至旧金山《大同日报》编辑部，镇静而欣喜地转告同志们此一消息。次日，又致函筹饷局会计李是男，除汇出港款外，余款以中山先生名义存入银行，以备急用。同时告诉李是男，近日他将赴欧洲一行，联系外交之事，不能即时回国。

再说武昌革命党人此时却发生了意外。10月9日，孙武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制造炸弹，不慎发生爆炸。俄国巡捕闻声赶来搜查，将准备起义的旗帜、文告、印信、名册等搜去，起义计划因而泄露。蒋翊武仓促下达命令，通知革命党人当晚12点，以鸣炮为信号举行起义。命令下达后，下午5时20分，由杨宏胜负责运送子弹至各营，途中于工程第八营营门口为清弁发觉，派兵尾追，杨以炸弹阻挡，及其抵达寓所后，又因失误被炸伤，旋被拘捕。这时蒋翊武、刘复基、彭楚藩正在小朝街机关部等候发难，亦为清吏侦悉，大队清兵来捕。蒋翊武因形象如学究，得以逃走；刘、彭和龚霞初、牟鸿勋均被逮捕，解送督署。到晚，各营党人均枕戈待命，而炮队寂然未动，均惶惶不安，这是因为传达起义号令的邓玉麟到中和门时，城门已闭，不得出城，南湖炮队未得到命令所致。翌日拂晓，刘、彭、杨三烈士慷慨就义于武昌督署门外。

湖广总督下令关闭城门，按名册搜捕革命党人。当晚7点，武昌城内黄土坡新军第八镇工程第八营的一个排长巡营时，发现士兵熊秉坤、金兆龙有“越轨”行动，正做起义的准备，便令士兵将他们捆绑起来。金兆龙对着士兵大喊一声：“同志们，反吧！”他们当场打死了那个排长，鸣笛集合了四十多个士兵冲出营房，枪声爆响，直取楚望台军械局。

枪声就是命令。一方枪声，八方响应……

先是驻唐角的炮队十一营与工兵十一营同时响应，火烧营房。

辎重十一营亦行动。炮、工、辎总代表余凤斋统一指挥以上三个营，以炮队十一营攻武胜门，工、辎两营予以掩护。

守通湘门的第三十标代表张鹏程见唐角火起，又闻枪声，即率队直趋楚望台，与守楚望台的工程第八营代表联合占领楚望台，打开军械库，分发子弹。

第二十九标排长蔡济民、李达武、李济臣等，听到工程营枪声，整队由保安门进攻督署。

第三十标排长吴醒汉、徐达明、方维、陈伟、钟仲衡，也相应发动，占领蛇山。

测绘学堂学生，也临时参加起义，急至楚望台领械，驻守通湘门和楚望台。

第三十标钟仲衡、卢雅卿等率队出中和门迎接南湖炮队，遂与炮队同驻楚望台，并分队到蛇山、黄鹤楼等处驻守。

马队八标徐国钧、黄冠群，听到枪声便率队入城，巡逻各城门和传递战讯。

第三十二标代表单道康、孙昌福，也闻声率留守部队，由保安门入城，协同第二十九标进攻督署。

第四十一标第三营代表阙龙和胡培才、李文灿、邹栋、王世龙、顾鸿、梁栋、柳涤凡、李必胜、郑继周等闻声齐集操场，大呼站队，争取到队官胡廷佐。第二营廖湘云和姚钧，亦争取到队官李铭鼎。两营的管带分别逃走。两营由阙龙、廖湘云指挥，由长街协攻督署。

第三十一标代表江光国，见四十一标发动，亦率队分守宾阳门和忠孝门。

湖广总督瑞瀓闻变召第八镇统制张彪商讨对策，用电话调兵，各标营无一应者，只有辎重第八营奉命分守各街口顽抗。

三十标、四十一标急攻督署不下，阙龙受伤，犹力战不退。王世龙则以火攻督署前之钟鼓亭，炮队则开炮射击。起义军进攻总督衙门，瑞瀓、张彪仓皇登上长江的“楚秦”兵舰逃跑。

继而蛇山、凤凰山炮台合击清廷布政使藩署，官吏闻声而逃。至此武昌完全光复。

11日晚和12日晨，汉阳、汉口的新军也举行起义。武汉三镇很快被革命党人占领。11日，起义军把藏在黄土坡的二十一混成协协统黎元洪搜出，带到武昌红楼原湖北咨议局。当天，成立了湖北军政府，任黎元洪为都督，又推湖北咨议局议长汤化龙为民政总长，目的是想借助他们的“名望”以号召民众，争取民心。

此次起义，揭开了辛亥革命的序幕，敲响了清王朝覆灭的丧钟。

犹如武昌一声枪响，全镇立即响应一样，武汉起义的一举成功，也极大地鼓舞了华夏四方。人们看到了希望，看到了成功。各省纷纷响应。

10月22日，湖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焦达峰为都督。

23日，陕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张凤翙为都督。

29日，山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阎锡山为都督。

11月1日，云南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蔡锷为都督。

2日，江西宣布独立，成立军政府，推举吴介璋为都督。

3日，上海革命党在陈其美、李燮和等领导下起义。4日，革命党占领上海。7日，上海军政府成立，推举陈其美为都督。

5日，江苏独立，推举原巡抚程德全为都督。

至11月下旬，全国25个省区，已有15个省宣布独立。清朝政府处在土崩瓦解之中。

革命胜利的日子

中部同盟会庶务部长陈其美接到武昌急电后，他很高兴，他似乎从武昌起义胜利中看到了上海胜利的希望。于是他便电召在日本的留学生、同盟会员立即回国投入革命。这时，他也清楚自己以前的工作重心多在联络会党和资产阶级上层的工作上，对于当地军警“鲜通声气”，缺少在上海发动起义的军事实力，条件尚不成熟。于是他把蒋介石叫到身旁，密商一阵。10月12日，蒋介石潜赴杭州，督促浙江革命党人起义响应。

陈其美与蒋介石到了杭州，了解到政府新军中第八十一标和八十二标倾向革命，可以成为起义军的主力。他们又和杭州的革命同志拟订了起义计划，然后他让蒋介石留在杭州继续发动，自己抽身又去了南京。

几天后，蒋介石找陈其美汇报。

“干得漂亮！”陈其美表扬了蒋介石后，又交给蒋介石军费3600元，让他组织一支100人的“先锋敢死队”，由蒋率领赴杭州参加起义。蒋带队于11月3日返回杭州，将敢死队员分别埋伏在杭州城外的奉化试馆、仁和火腿店和革命党人李汉臣家中。当天深夜，传来上海革命同志已发动武装起义的消息，杭州革命党及时响应。4日深夜，蒋介石接到杭州起义指挥部的命令，率敢死队立即出发，由望江门进城攻打浙江巡抚衙门。敢死队员个个奋勇作战，清军溃不成阵，逃跑的逃跑，投降的投降。浙江巡抚曾韫被起义军活捉。革命党于当天成立军政府，推举汤寿潜为都督。

杭州光复后，蒋介石回到上海，协助陈其美整编革命军。陈又组建了沪军第五团，蒋为团长。

武昌起义后，正在上海的清政府公使伍廷芳，也宣布赞成共和，先后致信摄政王载沣和内阁总理大臣庆亲王，劝告清帝退位。情急之中，庆亲王劝载沣重新起用袁世凯。

“这不成！”载沣摇摇头。1908年载沣要为哥哥光绪报仇，想杀袁世凯，怕引起军变，没敢动手，就以“回籍养疴”为名，把他赶出宫廷。这时袁世凯住在河南彰德府洹上村。

“挽救危局要紧！”

“就这样定啦。”载沣犹豫了半天，终于下了决心。于是任袁世凯为钦差大臣，节制冯国璋、段祺瑞的北洋军和湖北水陆各军。就在这一天，北洋军受袁密令，向汉口的革命军发起猛攻。

黄兴接湖北军政府电请，赴武汉“以资镇慑”。黄兴多次组织领导过武装起义，且身先士卒，临危不惧，威名远扬。

10月28日，黄兴偕同夫人徐宗汉与宋教仁、刘揆一等乘江轮到汉口，旋即南渡武昌。黎元洪派代表及乐队、仪仗队在江岸隆重迎接。29日，黄兴以战时总司令身份赴汉口督师，设指挥部于歆生路满春茶园。11月2日，北洋军攻占了汉口。革命军退守汉阳，黄兴回到武昌。3日，都督府在阅马场举行了盛大的拜将仪式，特建一座拜将台，各机关人员及军队官佐，并派军队一标，于正午会齐军政府参加仪式。台上四角竖立军旗，中央挂着一面大旗，上书“战时总司令黄”。黎元洪在台上亲将印信、委任状、令箭授予黄兴。黄兴慷慨陈词道：“此次革命，是光复汉族，建立共和政府，无知虏廷仍无觉悟，派兵来鄂，与民军为难，我辈宜先驱逐在汉口之敌，然后进攻，收得北京，以完成革命之志。今日承黎都督与诸同志举兄弟为战时总司令，责任重大，实难负荷，但大敌当前，不敢不勉。因念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以艰苦奋斗为己任，兄弟愿从黎都督与诸同志后，直捣虏廷，恢复神州，虽捐躯献身，均所不惜。”

黄兴当日即戎装出发，赴汉阳备战，将湖北军队编为第一军，分片划区，保卫汉阳，并准备反攻汉口。

袁世凯攻占汉口后，一方面源源增兵，一方面急欲与武昌军政府谈判。他派蔡廷干、刘承恩带着他的信件来到武昌军政府。呈上信文：“如以承认君主立宪，两军息战。否则，仍难免以武力解决。”态度之横蛮，间有讹诈，立遭斥责。革命党人把信文公开，民众团体也在军政府门外示威抗议。黎元洪虽心有动摇，但迫于革命党人和示威群众的压力，不敢公开表示什么，只是说道：“为项城（袁）计，即令返旆北征，克服汴冀，则汴冀都督非项城而谁？以项城之威望，将来大功告成，选举总统当推首选。”蔡廷干和刘承恩在黎元洪卫队的护送下返回汉口。

在和平试探受挫后，袁世凯见软的不行，又来硬的，即令冯国璋集中3万兵力猛攻汉阳，企图迫使武昌军政府就范。汉阳民军只有12000多人，不及敌军一半。黄兴指挥民军奋勇抗击，但因敌我力量悬殊，敌军攻入汉阳。黄兴在城破之际，决心与城共存亡，经同志劝止才撤出汉阳，乘轮返武昌。

“丢人啊，丢人！”黄兴大呼。江轮渡至中流时，黄兴纵身投水，被左右救起，免于死难。当晚11时，渡江到武昌军政府，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黄兴悲愤万分，深以为愧。他分析了汉阳之败，原因有三：“第一，官长不用命；第二，军队无教育；第三，缺乏机关枪。”黄兴主张放弃武昌，攻取南京，但被否决。27日，汉阳失陷，“武汉人心，悲痛异常，甚至车夫、舟子皆相视对泣”。

当时，最最使人忧虑的事是南北议和，此事在革命党内部呼声越来越高，暗中的进程也越来越快。

11月1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原咨议局议长和铁路总理）和上海都督陈其美联名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派代表，像美国独立战争那样，在上海开各省代表大会，但黎元洪却通电全国，要各省代表到武昌组织临时政府。以后，虽然各省代表陆续在上海集会，组成了“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但公认湖北军政府为中央军政府。同意到武昌组建临时政府，这样，就更使黎元洪有资格代表南方革命党人同袁世凯谈和了。

再者，各省革命党人在建立军政府时，大都效仿湖北的做法，把都督这一最高军政要职交给原来的巡抚或协统等旧官僚。这些旧官僚，在革命党人的枪口下，依然两怕：不摘下红顶花翎怕革命党；穿上都督服，却怕半倒不倒的皇帝。可见，他们是一帮混在革命营垒中的蛀虫。

接着，程德全致电各省军政府，建议公请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此时，孙中山正在美国为起义筹款奔走呼号。

陈其美收复上海记

陈其美在辛亥革命史上的最大功绩，还不仅在于他能会同宋教仁、谭人凤等筹组中部同盟会，积极策划支援长江流域的革命运动，而是在武昌起义以后，迅速光复上海，影响了整个的革命战局，奠定了辛亥革命成功的基础。

上海的革命党人在陈其美组织下，加紧筹划起事响应。

参与筹备起义的有中国同盟会中部总会、光复会上海支部和上海商团公会三方力量，主要负责人是陈其美、李燮和、李英石、李平书、钮永建等人。革命党人除了由同盟会、光复会志士及帮会成员组成的敢死队，以及商团公会所办的地方武装可以依靠外，还得到了淞沪地区部分军警的支援。

且说1911年11月3日（农历辛亥年九月十三日）上午11时，枪声大作，起义者跳出战壕，边冲边打，率先占领了闸北巡警总局。由于大势所趋，人心所向，驻沪清朝军警纷纷倒向革命党人。

午后2时许，各路敢死队与商团武装数千人至西门外斜桥西园（也称九亩地）举行了出战誓师大会。陈其美等人上台发表演说，宣布上海光复战开始，在反清中争取独立！起义军应声，口号声连天。

接着义军挥旗向上海县城猛攻，县知事衙门、道台衙门均很快被占领，上海县知事、道台逃入租界避难。至晚上8时，上海城内外已全部光复。但在攻打江南制造局时，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江南制造局位于上海县城南门外的高昌庙，创立于1865年，是当时国内生产新式武器的最大兵工厂之一。革命军若能将制造局控制在手，军火便不愁缺乏。此时的制造局总办张士珩（字楚宝，号弢楼）是安徽合肥人，系李鸿章的外甥，所部卫队300多人，都是安徽老乡，外人无法入手，必须硬碰硬地以武力去对付。另外，防守制造局的，除驻军以外，还有特别巡警队，同时在黄浦江中还泊有一艘炮艇，协同防御。

情况十分危急！怎么办？

下午4时，陈其美赶赴火线，另行组织一支百余人的敢死队前去攻打江南制造局，并亲自动员，随队督战。

炮火连天。

敢死队携带向商团公会借来的40支步枪、子弹若干发，以及自制的土炸弹数枚，由杨谱笙、高子白带队，在陈其美督战下，边掩护边冲击，很快到了制造局门前。

陈其美一方面是急于求成，一方面也是感到在大局已定的情形下，实在不必要造成敌我双方无谓的人员伤亡，于是他请各同志暂停攻击，自己则准备入局劝降。杨谱笙站出来劝说：“千万不可以，这是非常危险的事，万万不能冒险。”

陈其美坚定不移地说：“只要有益于大局，个人安危何足计较！”

接着在枪声中，他扬起了自己手中的白毛巾，示意对方和谈。

对方大哗的枪声立刻停了下来。战场恢复了死一样的平静。

陈其美大喊：“为了不必要的双方牺牲，我愿意做人质，双方进行谈判！”

对方喊道：你是谁？

“我是陈其美——”

“我们不认识——”

“你的长官认识我，我可以赤手过去，让长官认识，好吗？”

“好吧——”对方也扬起了白毛巾。

这时杨谱笙再次相劝：“对方居心险恶，先生万不可去！”

陈其美说：“为了上海的光复，为了不必要的流血，我已把自己置之度外了！大家不要劝了！”

陈其美说完跳出战壕，扬起手臂高呼着：我是陈其美——

枪声暂停，两军对峙的阵地显得出奇的宁静。

陈其美高喊：我是陈其美，我是陈其美——

他身穿白衫，在这一片开阔地上飘然地、镇定自若地朝前走着。“哒”，像是一枪走火，把大家的心紧悬起来。鲜血从陈其美的白衫上慢慢渗透开来。

应该说，这真是一种错觉。难怪这种错觉在为后来沪上都督竞选时加分。

陈其美在人们的错觉中到了对方的阵地。

果然，等他进去之后，便消息杳然。实际上是他劝说无效，反被扣留了。

当时陈其美进去，劝说张士珩投降，免遭流血之祸，并晓以大义，说革命党已在外面围攻，声势赫赫。软硬兼施之下，不料张士珩丝毫不为所动，喝道：送上门来了，还不给我绑起来！

于是几个膀大腰圆的人上来，立马将陈五花大绑，并骂道：“你们这批亡命之徒，待我将外面这些狐群狗党打死，再来杀你。”

劝降失败，只得硬攻。下午5点，枪声大作，战斗重起。

敢死队乘制造局放工的时候，拥入局门。当时守军中一部分人同情革命，但还有一小部分人在总办张士珩的督率下负隅顽抗。守军先放空枪以示警告，敢死队见无子弹，便冲上前去投掷炸弹，守军于是以实弹射击，当场打死一人打伤二人，敢死队进攻受挫。待击退革命党人后，得意洋洋的张士珩便要来杀陈其美：陈其美，你的部队被打下去了，你还嚣张吗？

陈其美说：我不相信！你赶快投降，我会给你一条生路！

你高兴得太早了！说完一个巴掌扇向了陈其美。张士珩恼羞成怒：给我开刀问斩！

当时制造局内有一个名叫张杏村的士兵，暗中支持革命，在局中充当内应，在旁眼见陈其美生死系于一发之际，乃挺身而出说：“此人乃微弱书生，有何本事，杀不杀，无济于事，但他们党人很多，均不怕死，今若杀他，设异日他们专来找总办谋报复，可了不得。”

张士珩还嘴硬：“我不怕他们，更不怕死。”

张杏村复晓以利害：“总办所说甚是，但总办的少爷、小姐均在外居住，身家性命以及财产，也当顾虑。即我等在此自当同总办出力，设若革命党成功，他们必不饶恕我们。请总办想想，何不等到大事平定，再来杀他不迟，横直他在这里哪能跑得脱。”

张士珩听了张杏村之言：“你的话有道理，我可以让他晚死一会儿。”便放弃了立即杀害陈其美的念头，但仍要让他吃点儿苦头，将陈其美捆绑在柱上，命人用冷水从口注入，使其难受。

听说陈其美被俘，李平书赶忙与李英石一起到制造局见张士珩，谓陈其美系《民立报》记者，请求将他释放。张士珩哪里听得进去，说什么书生不知利害，妄思革命，徒送死耳！李平书察言观色，见不能立即释放，只好先行返回。

深夜，李平书与沪上名绅王一亭再次赴制造局，以上海城自治公所、上海县商会名义，保释陈其美。张士珩顽固地表示，既然声称是《民立报》记者，那就要该报馆出具担保书，保证以后不再来局滋扰。

陈其美被扣押的消息，不胫而走，传遍了上海，广大军民纷纷前来搭救陈其美。唱戏的伶人夏月珊、夏月润，也率领同班同台演武戏的几十名朋友，提着刀枪棍棒，争先赴援。革命党人见陈其美不得获释，决计以敢死队再次进攻。

革命党人发动了猛攻。起初局中以机关枪抵御，防守严密，不得入。不久，清军起义士兵和商团武装前来支援革命党人。制造局被团团围住，受到商团、敢死队与士兵数千人的猛烈攻击。起义军从防御薄弱的制造局后墙翻入，举火焚厂，局中顿时陷入慌乱，守军非逃即降。4日凌晨，清政府在上海的最后堡垒江南制造局终于被攻破了。总办张士珩见大势已去，携襄办乘小火轮逃往租界，仓皇逃命的他当然顾不上杀陈其美了。

起义军冲进制造局后，起初到处找不到陈其美，最后才在局后厕所旁一间储存废铁的小房间里发现了他。只见他席地而坐，被钉上了脚镣手铐，身体被粗麻绳绑在一张木凳上，头紧紧贴着墙壁，头发被钉在墙上，全身动弹不得。同志们赶紧把他放下来，打开脚镣手铐时，他早已周身麻木。陈其美被人扶着走了几步，活动活动身体，然后被送回去休息。至此，上海胜利光复。

第七章

沪上都督

刘福彪的一枚手榴弹摆平了都督人选

自11月4日上海光复当天起，革命党人与上海地方各界人士，便在小东门内海防厅旧址连日召开大会，讨论独立后的措施。

大家都认为上海乃地方冲要，必须推举一个统领军政的人任都督，但在都督人选上，却发生了严重的分歧，有功于上海光复的三大势力都想染指，差点儿酿成内部火并。当时，同盟会方面竭力推举陈其美，帮会、报界和留日学生也都拥戴陈其美；光复会方面拥戴李燮和，淞沪一带的起义军警也支持他；上海地方绅商则推举钮永建或李英石当都督。

话说11月6日这一天，推举沪军都督的大会在上海城小东门的旧式五开间高大平房海防厅内举行。海防厅内外，人流如潮；进门处，由肩背步枪的10名卫兵，分列两排站岗警戒；厅内正面会场上空悬挂着“沪军都督推选大会”的红色字幅，整个会场庄严肃穆。

下午2时整，鼓敲一阵，陈其美身穿学生装到达会场，前后跟着陈其美的把兄、青帮老大范高头的徒弟，号称“四庭柱”之一的刘福彪率领的几十名敢死队队员，一个个膀大腰圆，威风凛凛。刘福彪跟着陈其美走入会场，敢死队员们则留在了厅外。

陈其美进场后，一阵鼓鸣，李燮和骑着高头大马也进了会场，腰悬佩刀，背后跟的是几十名商团团员，一个个凶神恶煞。

两军到齐，陈其美与李燮和分别抽签，然后演讲。

结果李燮和抽得上签，先上台演讲。台下一阵阵掌声雷动。

李燮和演讲结束，陈其美上台演讲，自然也是掌声雷动。

两人演讲后，推举都督的会议不久便陷入对峙的局面。且说商团代表以李燮和“军事学识渊博，指挥上海光复任重功高”为由，提议李燮和出任都督。而同盟会和会党方面则坚决不同意，推荐陈其美为都督。

你声高我声更高。争执之中，黄郛拔出了手枪，声称是陈其美先进入制造局，九死一生，立下第一功。这时在场的商团军官也拔出了手枪，称陈其美进制造局后即被拘捕，后来是李燮和指挥全党和商团攻下制造局的。

双方争论不休，大有火并的气势。这时刘福彪高举手榴弹，突然大声吆喝：“攻打制造局，陈先生身先士卒，生死置之度外，吃了那么大的苦头，都督非选陈先生不可，否则我手榴弹一甩，大家同归于尽！”

在这样的威胁下，其他人都屈服了。

最后经过斡旋协商，大家同意由陈其美出任沪军都督，李平书为民政部长，钮永建为军务部长，伍廷芳为外交总长，沈缦云为财政部长，王一亭为交通部长，张承槱任沪军北伐军总司令兼沪军敢死队总司令。

11月8日，沪军都督府正式成立。

辛亥革命是我国近代历史的转折点，在这个时期，之所以能转危为安，挽回当时的革命局势，关键一点就是上海光复。在武昌发难以后，如果没有上海的光复来作为对武昌大力的支援，面对疯狂反扑的清军，则革命事业可想而知一定会遭受到重大挫折，说不定清朝政权或可再苟延若干年的命运。上海光复，革命局势发生极为有利的改观。因为上海是中国最重要的工商业城市，媒体又比较发达，国际舆论和国内民意，多以上海的反应为标准。上海成功摆脱清政府统治，令革命军声势大振，全国民心因此日益倾向于革命军。

在上海光复的影响下，11月5日，江苏省会苏州、浙江省会杭州几乎同时宣布独立。至12月2日，江浙沪革命联军攻克南京，长江下游一带遂全部光复。

在上海的三位都督：沪军都督陈其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同各省都督代表举行会议，决定临时政府设在南京，并公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但是，黄兴由于汉阳之役受挫，在内部很遭一些人的非议，他自己也很沮丧，大有饮恨终身之意；再加上黎元洪反对推举黄兴为大元帅，结果黄兴竟然在上海为欢迎黄任大元帅而举行的大会上宣布：“鄙人才力不胜，请各位容许辞此大元帅之职！”全场一片哗然。

当然，宋教仁等是能理解黄兴的。这位忠勇的战将，同盟会的柱石，心地坦荡无私，他推辞不就的原因，除了以上那些消极方面，还有一条，就是他认为最高职务应当虚位以待孙中山。黄兴虽然也认为利用袁世凯逼清帝逊位，不失为一条策略，但他到底是希望孙中山赶快回来主持大局。考虑到局面的复杂性，如果黄兴执意不就大元帅之职，此职就毫无疑问地落入黎元洪之手了，但黎元洪是宋教仁等革命党人无论如何信不过的。所以，宋教仁坚决主张在孙中山回国前，应当由黄兴来主持大政方针。经过多人劝说，黄兴总算勉强答应暂时担当大元帅之职，一俟孙中山回国，理应由这位同盟会总理执掌大权。

然而，黎元洪几乎立刻作出反应。他通电全国，反对上海方面推举黄兴为大元帅。与此同时，加快了南北和谈的步伐。12月17日，作为袁世凯的谈判代表，唐绍仪到达上海，同革命党代表伍廷芳谈判。

同日，在南京，一群江浙联军的军官聚众闹事，迫使各省代表改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当副元帅。南京的立宪党人、旧军官自称拥黎派，排斥黄兴；而革命派中拥护黄兴的人，有些人激愤难抑，提出逮捕闹事军官，惩办改选黎元洪的各省代表。南京，处于革命军内部火并的前夜。亏得能干的宋教仁巧于斡旋，才使南京的政局得以维持。

好像混乱、争权夺利还不够似的，光复会的领袖、一代文宗章太炎竟然在这时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革命阵营内部的思想非常混乱。宋教仁面对这一切，他焦急地、望眼欲穿地盼望着孙中山回来。他相信，只有众望所归的中山先生回来，才能扭转目前的混乱局面。盼啊！革命党中有多少人像宋教仁一样，翘首以待他们的领袖孙中山早日归国。

接着，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三天，讨论的内容是成立中央政府，通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并议定，“如袁世凯反正，当公举为临时大总统”。这又为袁日后窃权埋下了伏笔。历史就是这般复杂、微妙。

12月25日，同盟会总理孙中山从海外归来，到达上海，陈其美朝夕不离左右，会商临时政府组织方案。12月29日，孙中山被各省代表推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1912 年1月1日晨，孙中山由上海启程，前往南京赴任。陈其美不仅准备了专车，并派卫队护送。即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以那一天为中华民国元年一月一日。

街上流行招募站和剪辫子之风

陈其美走马上任上海都督的第一天，就约法三章，引用孙中山的话：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一方面整顿秩序，一方面乘胜追击，扩大战果。

他上任的第二天，街头就出现了招募士兵的海报，筹建沪军，支援镇江、南京之战。戚家二姐妹，花枝招展，来此报名从军，惊得招募人员大喜，急忙报告陈大都督，陈大都督便下令成立沪上女子国民军，二姐妹为队长。后来南京光复中，沪上女子国民军起了很大作用，勇猛冲杀，把战旗插上城楼，受到了嘉奖。

再者，上海华洋杂处，车站码头处，剪辫子之风盛行。男人留辫子，女人裹金莲，是封建王朝留下来的旧习。陈其美一上台，就说：新人新尚新时代，辛亥革命推翻了皇帝老儿，我们是中华民国，要开一代新风。辫子不能再留，裹足不能再长，否则我们就不是中华民国。陈其美一发话，立刻在城池要冲，遍贴布告，晓谕市民剪辫。

布告有文：

……自汉起义，各省响应，凡我同胞，一律剪辫，除去胡尾，重振汉室。……

看到这则布告，仍有一些因循守旧者，记着太平天国当年革命不成人头落地的惨痛教训心存疑惧，仍然小心地留着长辫，出没街市。这惹起了上海光复中那些曾与清军浴血奋战的驻沪士兵的强烈不满，他们自动上街，三五成群，先在城池外围，见到留辫者就剪；后来又扩展到市内各繁华处，见人就拦，将长辫强行剪下后放行。

在主要的街道口，他们设有剪辫站，名曰“新人头”，还配有宣传节目。

这时，从阴沟里也冒出一些地痞流氓，三教九流，则趁机兴风作浪，不但在街上拖着人剪辫，还闯入民居、店铺里去剪。一时间整个上海，被搞得人心惶惶，谈辫色变。强迫剪辫行动从11月中旬延续近十日，种种有损民军荣誉、丧失军政府威信的纠纷不断出现。陈其美一面发文各驻军营部，严禁士兵上街强行剪辫；一面就在11月21日这天分别在闸北自治会所和小南门群学会堂亲自主持演讲，沉痛劝谕市民从速剪辫。他的演讲恳切坚决，听者莫不动容。后记成文，在报上刊出，又印成传单发遍全城。申城华界各地，立刻就有不少团体或个人，组织起来，大力推行义务文明剪辫运动。

上海所有华界的剪辫运动，虽然轰轰烈烈地进行，但在租界，军政分府的布告、晓谕却贴不进去，行政命令也无法实行，租界内华人，仍然拖着长辫，在繁华街头摇来摇去。军政分府无奈，只得请外交总长伍廷芳，备函公共租界工部局和法租界会董局，明确照会：

上海业已光复，共和政体成立，华界汉族人民均将逊清强加之发辫剪去，唯贵局势力范围以内华人尚未剪辫，实未臻完善，故来函商请，允准租界内华人自由剪辫，请鼎力协助，勿稍加阻止为幸。

接到公函，法租界领事甘司东令巡捕房允准租界内理发店为汉人自由剪辫。一时间，亚尔培路、爱多亚路、霞飞路等理发店，纷纷亮出“本店欢迎来客剪辫理发”的招牌，有的店为了争取剪辫顾客，还张贴“剪辫加理发，愿留下发辫者，不但不收理发费，再贴小洋两角”的红纸来竞争。剪辫者日众。一些因循守旧老人，也在子女们的劝说下，无奈剪下拖了一生的“猪尾”。

法租界在法董的协助下，绝大部分汉人剪掉了长辫。

上海公共租界情况则不同，当时美英德日等十余个国家横行其内，他们在中国耀武扬威惯了，从不把中国官府政令放在眼里。他们原来就禁止华界的军民自发组织的剪辫团体进租界，也不准租界内理发店贴剪辫广告。接到伍廷芳商请协助公函，工部局采取的是“既不支持也不稍加阻止自由剪辫”的态度，使这场席卷全上海的“除此数寸尾，还这大好头颅”的剪辫行动，未能获得圆满成功。

紧急推动东南地区的光复

上海光复后，身为上海大都督的陈其美，作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负责人，不以上海的光复为终点，积极配合同盟会驻沪机关，推动东南地区的解放。

几乎在上海光复的同时，杭州的光复战也已打响。

11月2日，陈其美接到杭州汤寿潜的通报，杭州起义在即，日期定在11月3日至7日间，请求上海给以人力、物力的支援。

陈其美把蒋介石、王金发、王文清、陈泉卿、张伯岐等一行唤到密室，让他们率领百人敢死队速赴杭州支援。另派庄之盘、庄正瑛、赵平之等一行携带起义经费和军械弹药前往杭州。

上海义举的胜利，极大地鼓舞了杭州义军的士气，起义指挥部当即决定于4日夜发难。枪声一直响到拂晓，义旗插到城楼顶，浙江巡抚增韫被活捉。汤寿潜被推选为都督。

应该说，蒋介石等人率领的敢死队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原以为杭州光复后能占一席之位，谁知事与愿违，令蒋介石大为失望。

陈其美安慰他说：“把心放长远些，不以一地一城，患得患失。杭州光复了，接下来就是镇江、南京。”

蒋介石不语。

11月5日，镇江的枪声打响了。

镇江位于江苏省南部，长江下游南岸。长江与京杭运河交汇于此，镇江港为长江下游重要河港之一。

为了拿下镇江，陈其美曾动员说：“镇江为长江第三门户，吴淞、江阴光复后，长江第一门户和第二门户为我军所有。因此，镇江亦不难即日攻取。”

陈其美号召“忠义豪杰之士，均应乘时奋兴，共伸天讨，诛锄胡虏之恶政府，建立共和之新国家”。

陈其美又指出：“对于驻防旗兵，凡是诚归顺者，则以人道为怀，概免其死；对于顽抗革命军，为虎作伥者，杀无赦。”

11月6日，陈其美在上海与同盟会会员、驻镇江新军第三十六标一营管带林述庆等人具体研究了镇江光复事宜，决定由上海支援弹药。

据时任新军第九镇正目、参加过光复镇江的高骞回忆：

辛亥阴历九月十六日夜，约近9时，林述庆特由沪向陈英士接洽妥当，将沪军攻下的制造局所获得的六厘米五口径子弹三百多万发完全运输到镇，准备接济镇江光复之用。子弹妥当，林旋赶回镇江防次。

且说林述庆得到这批子弹后，如鱼得水，随即攻城战斗打响，次日凌晨攻入城心，驻防旗兵缴械投降。然后四门打开，迎接革命军。

镇江光复，军政府成立，林述庆因有功而被推选为都督。

上海四周主要城市光复后，只剩下南京城还在清军手里。

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在公元1911年10月爆发的辛亥革命的武装斗争中，南京城的光复之战，以其战斗激烈、战果辉煌而载入史册，成为辛亥革命胜利的奠基之战。

南京地处南北要冲，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为兵家必争之地。武昌起义爆发时，南京驻有两支军队，一支是以旗兵和绿营兵为主的旧军，约2万人；另一支为新军新建陆军第九镇（师），5000余人，由统制（师长）徐绍桢率领。以旧军、新军为别，南京的政治力量明显分为两大派，清两江总督张人骏及铁良、张勋等，极端仇视革命，效忠清廷，其中尤以张勋最甚。新军中的广大官兵多为知识青年，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对清朝的腐朽统治普遍不满，加之著名革命党人赵声、柏文蔚等曾在第九镇中广泛宣传革命思想，使得不少官兵倾向革命。

各地新军的起义，强烈地冲击着第九镇官兵的心灵，也使张人骏等提高了对九镇的戒心。经过密谋，他们将第九镇部队调出城外，驻防于离城三十多公里的秣陵关。并扣发新军的弹药，每个士兵只发三颗子弹；派出江防营部队在距秣陵关十多公里处驻防，以防御新军，同时每天派出侦探到第九镇驻地刺探军情；更有甚者，铁良的亲信桂城竟企图行刺徐绍桢，被当场抓获。消息传开，九镇官兵义愤填膺，纷纷要求起兵举事。此时，上海、杭州、苏州、镇江、常州、无锡相继光复的消息传到兵营，徐绍桢遂决定率部起义。他一面派人去上海与陈其美联系，以求得弹药的援助，一面召开各团队指挥官会议，布置行动计划。

11月7日晚9点多钟，埋伏在城内的苏良斌派人送信给徐绍桢，说已密约巡防营、督署卫队营士兵半夜起义，请第九镇部队攻城接应。徐绍桢对这一消息未辨真假，加之时间仓促，而且大部队调动已来不及，就未采取行动。8日凌晨，苏良斌起义失败。第九镇在不知消息的情况下，决定按原计划起义。

8日拂晓，第九镇官兵向南京城挺进。中午11时，各路纵队到达距花神庙不远的一条河边时，立即分散行动。中央纵队的骑兵继续向花神庙前进，三十三标的部队通过姑娘桥，向望江矶一线展开，三十四标也向双哑巴树一线进击。设在石马村的起义军司令部与前方失去了联系，三个纵队互相之间也不通音讯，只好各自为战。下午5时，总指挥沈同午得到情报，说虽然城内苏良斌的起义已经失败，但仍有一支炸弹队埋伏城里，准备与攻城大部队里应外合。于是，他派出传令兵命令各纵队全线出击，进行夜袭。

晚7时许，中央纵队向雨花台方向发起冲锋，当部队冲到离雨花台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时，士兵的三发子弹早已用完，只得隐蔽在田埂后。9日凌晨2时30分，中央纵队组织了敢死队，在手榴弹爆炸的烟幕中，敢死队员一度攀上雨花台东峰，插上白旗，并徒手夺得两挺机枪，终因后续部队未能跟上，又被清江防营夺回阵地，几十名敢死队员壮烈牺牲。

在激烈的战斗中，虽然第九镇官兵作战英勇，战术灵活，但由于没有弹药，部队分散行动，无法配合，所以伤亡惨重。除中央纵队外，左、右两个纵队的进展也不顺利。9日天亮时，战斗局势已经明朗，攻城无望。为了避免更大的牺牲，沈同午下令全线撤退。在浓浓大雾的笼罩下，攻城的起义部队相继撤出战场，向镇江方向退去。这一仗，第九镇官兵伤亡数百人。

攻打南京城失利之后，第九镇统制徐绍桢立即东去上海，与同盟会上海总部陈其美和各地革命党人驻上海的代表会商。

由此，上海都督陈其美亲自主持会议，分析全国形势。当时全国的形势较为复杂，一方面，不断有新的省、市宣布独立，就全国而言，革命党人的力量日益壮大；另一方面，武汉危急，被清廷重新起用的袁世凯玩弄反革命两手，在用北洋重兵围攻武汉的同时，又派代表到武昌进行和谈试探。武汉的起义军队在黄兴的率领下正苦苦支撑。

陈其美开场便说：“鉴于南京城内清军实力较为雄厚，必须联合江浙各地革命军一致行动，才能攻下！不然，必遭失败。”

粤军参谋长犹龙说：“欲定大事，非速攻南京不可。南京一日不下，武汉必危。武汉不支，则长江一带必不能保，满虏之焰复炽，祖国亡无日矣！”

会议经过讨论，决定组建江浙联军，以徐绍桢为总司令，会攻南京。

会后，陈其美随即派黄一欧等人先到杭州和朱瑞联系，向朱瑞力陈组织联军会攻南京的重要意义，朱瑞欣然同意。随后，黄一欧等人又到苏州见程德全、刘之洁，到镇江见林述庆，他们都同意组织联军，并且认为越快越好。

在征得各方同意后，陈其美即于11月11日以沪军都督的身份致电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提议组织江浙各处联军，会攻南京，并推徐绍桢为联军总司令，电文称：

江宁民军退却，集合镇江力图恢复。徐督绍桢素为新军爱戴，此次剧战，亲冒锋镝指挥，退兵仍守纪律，尤见大将伟略。现苏、浙、沪赴援各军，若无主将，殊为危险。敝处决拟公推徐都督暂充此次克复江宁各军总司令，凡各路赴援水陆军队，统归节制调遣，以期统一兵权，早日克复，东南大局在此一举。一面电请徐都督即日任事，贵都督谅表同情，祈即转饬各军长官，均应暂归节制，至接济军火，敝处当殚力以筹。

对于陈其美的提议，程德全、汤寿潜迅即回电赞成。但镇江都督林述庆却因不满意徐绍桢在起义前后的表现，通电要求改推总司令。柏文蔚“恐失上海诸君感情”，极力劝说林述庆“隐忍”，林始勉强同意。

13日，徐绍桢在镇江设立联军总司令部。陈其美派遣洪承典为沪军先锋队司令，率领由商团与学生军临时编组的600人的队伍开赴镇江，听候调遣。苏、浙各地先后加入联军战斗序列的部队还有：林述庆率领的淞军3000人，朱瑞率领的浙军3000人，刘之洁率领的苏军3000人，黎天才率领的淞军600人，以及松江等地的巡防营等，总兵力2万人马。

11月15日，参加会攻南京的各路人马齐聚镇江。

正在围攻武汉的清海军“镜清”、“保民”、“楚观”等14艘舰艇，顺江而下来到镇江，投奔革命党，使得会攻南京的联军水陆并进，军威大振。

革命军大兵压境，袁世凯给张勋电报称：“东南半壁，悉赖我公。”

张人骏、铁良、张勋等决定死守南京，以江防营和巡防营为主力，在南京城内外各要点设防，准备依仗地形和武器的优势与革命军大战一场。

11月20日，江浙联军会攻南京的战斗打响。

在攻打南京的战役中，陈其美负起了后勤保障的重担。江浙联军总司令部的总兵站设在上海，各军所需的军械、军饷、服装、医药等等的补充均依赖上海供给。在此期间，陈其美“不分昼夜，兼筹并顾，苦心调度，使各方面都能如愿以偿，全力作战”。戴季陶后来也感慨万端地说：“南京之克，其军需之接济，亦赖上海。”

联军为了切断张勋逃跑的退路，联军司令部首先派镇军和扬军的两个营渡江进攻六合。22日，浙军朱瑞部进击麒麟门，与张勋江防营交战，战斗十分激烈。此时，清军在乌龙山、幕府山的大炮不时发射炮弹，威胁着前进中的联军部队。曾任幕府山炮台军官的同盟会员宫成鲲联络两台的一部分官兵，将炮栓拆下收藏。24日夜，粤军和浙军游击营乘军舰在乌龙山麓登陆，炮台内起义士兵开栅内应，一举占领炮台。第二日，粤、浙两军继续配合，激战数小时，攻占幕府山炮台，使清军失去城外两座堡垒。同时，驻守在下关江面的清水师十三营的40艘战船起义，下关东西两座炮台也归向革命军。张勋失去了江防。

革命军用幕府山的大炮向仪风门、太平门的守军猛轰，张勋在城内的指挥部北极阁及两江总督署，也不时遭到大炮的轰击。11月25日拂晓，浙军先头部队百余人与清兵数千人相遇，陷入重围，正午时分，浙军大队赶到，与清兵混战。下午4时，浙军攻占孝陵卫，击毙清兵千余和张勋的得力助手、巡防营统领王有宏。26日，江浙联军全线出击，苏军刘之洁部由淳化镇进攻上方镇，下午占领高桥、龙桥，翌日晨攻占七桥瓮和上方镇；扬军徐宝山部进攻浦口，海军协同作战，炮轰浦口和狮子山炮台，使下关与浦口交通断绝；浙军朱瑞部和沪军洪承典部击退张勋的反扑，击毙清兵数百人，进至朝阳门（今中山门）外。战至此时，守城清兵基本上处于被包围态势，但城东的天堡城炮台，仍对联军构成威胁。

天堡城位于东郊紫金山第三峰（今紫金山天文台所在地），城高坡陡，张勋在此驻扎江防军一营和机枪四挺、重炮十余门。联军以镇军、浙军、沪军围攻天堡城，激战数日，死伤众多，仍未攻下。

徐绍桢总司令急电陈其美，要求上海火速增调兵员和枪支弹药。

陈其美接电后，立即增派革命部队。29日，从吴淞调陆军一标，用火车运往南京。30日，新招沪军第一、二标也开赴南京助战。11月30日，陈其美还向李平书等人借得快枪500支火速运到南京前线。

11月30日晚，浙军组成近200人的敢死队，冒雨强攻，经过一天一夜的战斗，于12 月1日攻克了天堡城。这一仗，联军伤亡了数百人，山上山下，到处可见尸体。镇军管带杨韵珂事迹尤为感人，他身中枪、炮弹，伤40余处，临终前高呼：“不夺此要塞，不要收殓我尸。”死时年仅30岁。同日，苏军也攻占了雨花台，将清兵压至城内，团团围住。

张人骏、铁良和张勋知败局已定，遂请美国领事和鼓楼医院院长、加拿大籍马林出面，要求联军允其出城。江浙联军命令守城清兵全部缴械投降，张勋所掠公款80多万银元必须全部交出，否则将于12月2日中午发起总攻。

12月1日晚，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躲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败将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

2日，江浙联军发起总攻，攻城部队所向披靡，势如破竹。苏军自雨花台入南门，镇军自紫金山入太平门，粤军入仪风门，其他部队也相继入城。

3日，浦口被扬军攻克，南京完全光复。

陈其美诛斩陶骏保始末

要说清这个事件，必须重新回到攻打南京的战役。

在江浙联军总司令徐绍桢的指挥下，四路联军齐攻南京城。哪四路联军？

一是洪承典领导的沪军；二是林述庆领导的镇军；三是朱瑞领导的浙军；四是刘之洁领导的苏军。

四路大军箭在弦上，直捣南京两江总都督府。

且说南京守敌张人骏、铁良在下关乘上日本兵舰，狼狈不堪地逃离南京，住进了上海租界。张勋则率领残兵2000余人，出汉西门经大胜关渡江逃往徐州后，12月3日四路联军发起总攻。

林述庆领导的镇军，在其副手参谋长陶骏保的主张下，要占先机，拔得头功，先于四军抢占山头，占山为王。

林述庆领会其意，忙下令淞军，停止眼下攻击，绕道占领两江总督府。于是淞军一路冲击，首先攻进了总督府，安营扎寨。林述庆占山为王，自称起宁军总督来。镇军参谋长陶骏保也居功自傲地说：林总督每次进出总督府时，你们都要吹号行礼才对。

林述庆抢占了总督府后，不到五分钟，联军总司令徐绍桢也打了过来，见林述庆住进了总督府，占山为王。也在总督府内找一地方，挂起了“江浙联军总司令部”的牌子和旗帜。

接着其他攻城各军在总督府外分别找了地方驻扎下来了。

四军会合后，军中高层，大家互相走动，弹冠相庆。南京社会名流也来总督府，一一参拜攻城英雄。南京城内城外也不时地响起鞭炮声，以庆贺攻城的胜利。

再说林述庆，占山为王，自称宁军都督，趾高气扬，自行号令，根本不把其他三军头目放在眼里，包括联军总司令徐绍桢。

一时南京城群龙无首，气得徐绍桢跳脚直骂娘：这个野心家不得好死！

镇军陶骏保暗自得意，他自摇羽毛扇，看徐绍桢跳脚。

一时，南京社会陷入混乱。

徐绍桢无奈只好发电给上海的陈其美，他不光是沪上都督，而且还是同盟会中部总会领导人，请他拿主意。

再说陈其美作为中部总会的领导人，也是密切关注南京的形势的。林述庆、陶骏保的种种劣迹，早有人向他报告。还有一事，让陈其美愤愤不平，那就是在江浙联军攻打南京最为紧急的当儿，陶骏保自作主张，在镇江车站扣留了陈其美发往南京前线的弹药。据有人报告说，陶的目的是希望联军攻城失败，彼可率领镇军继攻南京，即可因光复南京之功当选南京都督。

……

陈其美想到这里，知道徐绍桢的难处，立即回电徐绍桢说：

文电悉。我公功成身退，高义可风，唯鄂难正炽，北雾尤恶，尚非大君子洁身独善之时，此间已公推程雪老移驻江宁，为江苏都督，并推林公为出征临淮总司令，东南要人，本党英俊，共表同情。程老今日赴宁，此征尤为重要，大局安宁，必资伟划，唯为国知玉，不尽欲言。

徐绍桢接电后，虽因陈其美没有让他主持南京军政而有所失望，但他对这件事情的处理还是基本满意的。很明显，若是举徐绍桢为南京军政长官，林述庆必然不服，定会酿成其他不可预测的后果。

再说重镇南京攻克后，北伐问题提到重要议程上来了。

为处理南京的有关善后问题，陈其美就电邀徐绍桢、林述庆、陶骏保一起来沪，然后部署进军北伐问题。

徐绍桢接电后，话不投机，未和林、陶商议，匆匆叫上代理第十七协会统沈同午，连夜赶赴上海。第二天上午9点徐绍桢偕同沈同午一起来到沪军都督府。

陈其美正开始一天的办公，见徐绍桢、沈同午前来：欢迎，欢迎，此次攻克南京，二位劳苦功高。

二位道：哪里哪里，全凭陈都督运筹帷幄！

落座后，徐说：林述庆野心勃勃，小人得志，不把我放到眼里也就算了，还有程雪老，也是骂声不断，说什么大清遗老，狗屁不通，自以为有战功，实际什么也不是！

沈同午也在旁边敲边鼓说：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还有那个陶骏保，狼狈为奸，他们一唱一和，臭味相投。上次攻打南京时，就是他在镇江扣押了你支援南京的军火，导致前方失利。攻下南京，又要称王称霸，岂有此理！

陈其美说：噢，你也这样认为？

沈同午说：不是我一个人这样看。事后我也查清了，命令是陶下的。同时他还说徐绍桢仅会纸上谈兵，不懂打仗！子弹送给他，等同放鞭炮。

陈其美又把脸偏向徐绍桢，想听听他的意见。徐说：他比林述庆更坏！

陈其美说：我们革命队伍中有些人自以为是，老子天下第一，总以为自己的功劳最大，只有自己才是最革命的，无法无天，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其实，这是革命的大敌。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就如此居功自傲，革命成功，还怎么得了？看来，我们有必要清理门户。同盟会的门不能只进不出！

徐绍桢点点头说：要清门户，革命得有纪律。姑息只会养奸，杀一才能儆百。如果把林、陶处理掉，今后定然不会再有不听命令的人了。

陈其美说：这事要慎之又慎，还得从容考虑，我要征询克公和程雪老的意见，然后才能作出最后的决定。

徐绍桢、沈同午走后，陈其美立即密电程德全，询问徐、沈二人所言是否属实，并问处置意见。程德全随即回电，说徐、沈二人所言是实，并指出：

镇江地处要冲，扼介于沪宁之间，对弟处所受威胁固大，对兄处亦属难保安宁，唯有捕杀此獠，翦除荆棘，方是为革命前途铺平道路。

陈其美又与宋教仁、章太炎等谈话，均是杀声一片。林、陶犯了众怒。

接着，陈其美又想起了上海光复后，争选都督一事，陶对陈其美反唇相讥，那话语那眼神还深深留在他的记忆里。

最后，陈其美把程德全的电报送到黄兴处，并说：“我想执行军纪。”

黄兴说：“革命军就是应当有铁的纪律。你核准事实，该执行的就执行。”

有了黄兴的这句话，陈其美算是有了主心骨。

再说林述庆和陶骏保二人，接到陈其美的电报，也未与徐绍桢商议，直奔上海。不同的是他们二人，并不着急，慢腾腾地到了上海。到了上海，天已黑了下来。林述庆告诉陶骏保说：今天放假会朋友，明天再说。

这话说到了陶的心里。原来陶在上海有一情人，叫沈慧芝，多年未见，想重拾旧欢。南京光复后，陶就托人打听过沈慧芝的下落，结果“非陶不嫁的沈慧芝”与上海滩的史量才结婚生子。让他气急败坏，不过他得知了沈慧芝的地址。

陶骏保与林述庆分手后，叫了一辆黄包车，带了两个卫士，直奔沈慧芝的住处，叩开了门，恰巧是史量才开的门：你是？

陶说：我是沈慧芝的男人！说完递过来一张名片：上写镇江军参谋长陶骏保。

史量才倒抽了一口冷气，连说屋里坐。

陶骏保自己先进了屋，撞见了沈慧芝，沈十分惊恐，不知所措。

陶说：不认识我了？跟我走吧？这个地方太寒酸了！陶说完向门外的卫士使使眼色，于是不由沈慧芝分说，两个卫士就把沈押到了黄包车上，被陶拉到了一处豪华宾馆住了下来。

在宾馆里，陶得到满足后，美美地睡了一大觉，直到第二天天已大亮，心想坏了，拜见陈其美约定的时间过了，于是他赶快穿上衣服，随便吃了早点，便匆匆忙忙赶到陈其美府上，要求接见。

门卫让他不要急，安排他在会客厅里等待接见。

陶骏保接过门卫送来的一杯茶刚喝一口，沪军都督府卫士队兼侦缉队队长郭汉章走出来叫道：“陶骏保！”

“到！”陶骏保立马站起，还以为陈其美要接见他呢。

一位戴臂章的人，拿着一张纸走过来，“陶骏保，你听候判决！”

陶骏保大吃一惊，顿时脸颊冒出了豆大的汗珠。只听那人一口气念下来，罪名如下：第九镇在进攻南京雨花台时，陶骏保中途截留由沪运往南京的械弹，以致第九镇士兵遭受极大牺牲；还有陶骏保进入南京后不听命令，胡作非为，搜刮民财等。最后处以死刑，立即执行！

陶骏保大呼道：“我冤枉！我要找陈都督申诉，这是天大的冤枉！”

郭汉章义正词严地问：“你的罪行，白纸黑字写得清楚。你还有什么话说？”

陶骏保说：“白纸黑字就能定人死罪吗？我违犯军纪，应经军法会审，你们这样不明不白，算是什么？”

郭汉章一听，觉得有理，忙跑到里面，直陈陈其美说：“都督，陶骏保不管怎么说也是革命军高级军官，是否应慎重处理，以防激变？”

“治乱丝，无从理，快刀斩乱麻。执行吧！”陈其美态度坚决，丝毫没有改意。

5时许，郭汉章亲自执行枪决。

他把陶骏保拉出辕门外，掏出手枪，连打13枪，陶骏保才晃晃悠悠地倒下。

接着，郭汉章枪毙陶骏保后，又率领便衣卫士前往跑马厅三泰旅馆二十一号房间，捉拿林述庆。不过，他们迟了一步，林述庆得到报信已经逃走。

郭汉章一边指派卫兵前往沪宁车站和各轮船码头分头缉捕，一边回都督府报告。

听到陶骏保被枪决一事，身在南京前线的淮军司令柏文蔚第二天亲自赶到南京，发表反对意见。说陈其美听信了徐绍桢的一面之词，杀了陶骏保。如此惨杀，对革命事业有损失，以后希望大家慎重，时宋遁初在座，对其言深表同情，主张追回正法林述庆的命令。

为了对这件事情有所说法，陈其美在《民立报》上刊登了枪毙陶骏保的告示。告示如下：

照得令行惟肃，难容附饱之认鹰；绝恶从业，宜去害群之马。昔汉高含泪而斩丁公，诸葛掩泪而诛马谡。盖既为军界罪人，则难稍舒法网也。兹查镇军参谋陶骏保，前于联军会攻江宁时，所有沪江解赴前敌军用弹械，胆敢妄肆意见，私自截留，致张贼未能即除，民军颇受影响，东南大局，几被贻误。幸各军不分畛域，奋勇力攻，始得于本月十二日将全城光复。迨后正应合群策力，以图北伐，直抵黄龙。乃陶骏保一味营私，拥兵自卫不放联军入城，占据各要隘，通电各处，捏报军功，几酿大变，致临时政府未能即日成立，而义旗北伐，因之迟延。种种行为，令人发指，前日复敢潜来沪上，广布谣言，煽惑人心。所有劣迹，经本都督彻底查明，爰与大元帅黄、江苏都督程诸公再四筹商，均以此等汉奸，实难宽纵。当于本月二十三日酉刻，将陶骏保在军前明正典刑，以昭军纪。深恐我各同胞，不知底蕴，妄相疑猜。为此出示晓谕，仰军民人等一体知悉，勿违。切切特示。

智取“地头蛇”

上海光复后，财政拮据。

无钱难生存。陈其美便召财政总长沈缦云到都督府商议，让沈想办法保证日常开支。沈说：万事开头难。摊派只能一时，创设中华民国银行，发行公债和军用通票是当务之急。陈其美说：我这都督只能给你一周时间，就要拿到现款，保证政府的运转。沈说：请放心，我会加班加点工作，争取百万没问题。陈其美说：一言为定。

沈缦云说完就去落实，先把“中华银行”牌子挂出来，再去设计公债和军用通票，设计完以后，又让陈其美一一过目通过。通过后，又拿至印刷厂监印，然后再开新闻发布会，请来了专家、学者和记者，还有各大银行的老板。这一切办下来，沈总长是一路小跑，到了第七天，公债正式发行，除了个别的散户认领外，几家银行的老板并不买账。承诺没有兑现，这让沈缦云大伤脑筋。

陈其美听了沈的汇报，哈哈大笑说：承诺没实现不是你的问题，是那些银行家不把我这个都督放到眼里的事，我来处理此事。今晚开一个银行家的会，我来主持，你去通知召集。

沈缦云一听很高兴，长官没怪他，反而出点子开会，他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他满口答应：我现在回去就通知。

当晚8点钟，座谈会在都督府会议厅进行。上海市各家大小银行的老板都到会了。沈缦云清点了一下人数，见都到会了，便对陈其美都督说：大家都到齐了，开会吧？

陈其美说：到齐了，就开会。今天的会，是《民国公债认领会》。长话短说，效果第一，谁认领完谁就可以走人。不走者我与沈总长相陪。革命者不分先后，识时务者为俊杰。以前是大清，现在是民国，革命军政府遇到了一些问题，那就是罗锅上树——钱紧，紧到了什么程度呢？揭不开锅了。现在是我这个都督和沈总长在向你们诸位讨饭，说求也好，说逼也对，我的门外有士兵放哨，安全第一，谁也跑不了。我要说的话说完了，沈总长你补充吧？

沈缦云说：要说的话陈大都督都说了。在座的不少是我的好朋友，我的公债已开始发行，爱国爱家，希望大家认领，有钱多认，无钱少认，多少不拘，早认早回家。现在开始吧。

大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没人讲话。

沈缦云说，我可点名了。长存，你是我的老同学，就算学兄遇到了困难，算是帮忙，你认领多少吧？

那个名叫长存的先生，应该说他不但是沈缦云的学弟，还有点儿沾亲带故的关系，听到总长点名，也不好意思了，说：我抛砖引玉吧。我不像在座的诸位有实力，我先报10万吧。

像点燃了的鞭炮哗啦啦地响开了：

这个说我报20万。

那个说我也报20万。

我报30万。

……

我报50万。

我报100万。

大家鼓起了掌。

到了有人报100万的时候，有人溜出了场。他不是别人，正是上海前大清银行的总经理宋汉章。大清银行的前身是户部银行，是清朝官办银行，总行设在北京，全国有分行四十多处，枢纽在上海。上海光复后，该行宣布停业整顿，实际上是冻结资金，该行每年收放往来银达六七万两，名义上说官商各半合办，但官款居多。陈其美内查外调，得知该行资本少说也有1000万两银。

这时的宋汉章，出门后是上了卫生间，他不是小解，而在卫生间点燃了一支烟。陈其美眼尖，让手下人盯住他，别让他跑了。盯梢人见他没跑，等他抽完烟回到座位上，陈其美开言了：你上卫生间的时候，大家都报完了，最多者500万。我看你不必最高，也是500万吧？

宋汉章说：陈都督，我是真人面前不说谎，本行乃属北京的一个分行，而且又是个官商合办的银行，本人实不能做主，万望都督谅解！

陈其美一听，明显他是在耍嘴皮子，糊弄人，心想我要治治他：革命已经成功，理当接收大清政府的财产。我没有采取行动，知道吗？识时务者为俊杰，望尔三思而行，不要一错再错！

宋汉章并没把陈都督放在眼里，听后没有表情，两手一摊，无可奈何：我说的都是实话！若是不信，可以调查。

陈其美强压怒火说：500万让你为难，那就300万，一个不能少！

宋汉章说：手续没法走。

当时的大清银行设在租界区，公章票据都在洋行，宋汉章认为陈其美奈何不了他。

陈其美怒气冲天：我看你是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先回去吧，明天再说！

宋汉章见陈都督软下来，腿肚子打转：陈都督，你说话当真？

陈其美拿眼扫视了他一下：走吧，看着叫我恶心！

宋汉章匆促离开，他刚一走出都督府门外，就被陈其美的沪军上来把宋汉章捆绑起来，塞进一辆马车里，向郊外驶去。

陈都督是让我回家的，你们要干什么？宋汉章惊慌不安。

到了，你就知道了。

马车拉着宋汉章，一直往前跑。很快，马车驶进了一个军营，一个军官说，都督说了，我们即将北伐。你不愿拿钱，就到前线送命去。

宋汉章答应认购公债300万。

陈其美的脸上终于露出了笑容。

为此事，有人对陈其美大加指责。

陈其美笑说：只要对革命有利，我可以不择手段。他的银行是在租界，如果是在华界，他不合作我就封了它！

11月21日上午，中华银行已发行公债800万，并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陈其美主持了这次仪式，并在会上讲了话。中华银行所发行的“中华民国军用钞票”立即进入流通领域，票面上有“沪军都督”、“财政总长”的红色印章。这种钞票直到二次革命时，还被革命军大量用作军饷，不但保障了军政府的正常开销，还为革命军北伐奠定了基础。

为了扩大中华银行的实力，陈其美又照会海外华侨商会，希望动员华侨认购股份和公债。海外华侨们热心支持，筹得了相当一笔款项，这更让陈其美心喜。

第八章

扶助孙文

中山归国，16年的海外漂泊终于画上了句号

孙中山到达英国不久，10月12日傍晚，在到一家饭店就餐前，购得一张报纸，从上面看到了“武昌被革命军占领，革命政府成立”的消息。孙中山喜出望外。他心情异常激动，多年的奔波，多次起义的失败，始终有一片愁云在笼罩着他。今日消息传来，愁云不驱自散。

今天我请客。孙中山对同伴高兴地说。

要请客必须到高级餐馆去。

那当然啦！

于是，在孙中山的带领下，几个同伴直奔杨氏饭店而来。

要知道这杨氏饭店相当豪华，东西很贵，顾客多是上层英国人，华侨很少去。招待人员都是日本人和中国人。孙中山带同伴昂然直入，选择中央的座位，挥手请大家入席。傍晚来用餐的人很多，原先招待还好，坐定后，刀叉餐盘跟着送来。后来人越来越多，情况就变了。邻座有比他们后到的，都已有菜来了，而他们的仍迟迟不来。孙中山环视四周，随即拿起餐刀连续在餐盘上猛击几下，发出“当、当、当”的响声，这么一来，大家都把视线集中到他的身上。餐厅的管理人马上跑过来，问是什么事。

孙中山正襟而坐，庄严地说：我们是来用餐的，不是来看别人吃饭的。

管理人立即道歉，并另调专人招待，非常客气。这虽是一件小事，但却给同伴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孙中山本想回国亲自指挥作战，像当年指挥镇南关战役一样，亲自发炮，以快平生之志！但又想到共和国即将成立，它将遇到外交、财力方面的重重困难，也为了切断清政府在国外的援助，决定暂不回国，先在国外开展外交活动。此时他认为：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更大也。不料，后来半个月，国内革命党人的电文接踵而来，有黄兴、宋教仁、宋嘉树、陈其美等。有报告喜讯的，有邀请他回国任总统的。

在英国伦敦时期，他依旧住在老师康德黎先生家，各地信件也都寄往此处。

一天，邮差送来一封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正巧孙中山不在。康夫人一见“清使馆”三字，中山伦敦蒙难的恐惧又在她心中复出，唯恐泄露中山行踪，为慎重起见，便将电报号码抄录，并临摹下中文译文，将电报退回清使馆，表示孙文不在此处。

孙中山回来后，康夫人呈上电报，他看了一眼，笑着塞入口袋。

康夫人疑惑不解地问：由清使馆转来的电报是不是秘密的？

不是，电报要我回去做新共和国的总统。

真的？我还以为有别的事呢！夫人道。

康德黎听后连忙从内室走出来道：那你愿意不愿意就任这个大总统啊？

孙中山想了想回答说：假如没有更合适的人选，我是愿意就任的。

孙中山的态度平平常常，毫无狂喜之色，他依旧筹款，致使归国之期一拖再拖。康德黎十分钦佩，盛赞他这个弟子“大有耶稣的救世精神，确无一丝自私自利的野心”。

一个月后，在国人的急切催促下，中山先生终于起程回国了，12月12日抵达香港。

1911年12月25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这是耶稣诞生的日子。

然而今天，一个压倒一切的新闻吸引了全上海的注意：就在圣诞节这天，孙中山抵达上海吴淞口。

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和前来欢迎孙中山的党、政、军、民各界人士云集在码头上。

无风的黄浦江，被笼罩在蒙蒙的雨雾中，透着一股透骨的寒意。孙中山一行乘坐的“香港”号邮轮，很早就停泊在吴淞口外，等候靠岸。由于雾太浓，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去迎候他的“建威”号军舰转了一圈竟然没有找到。

孙中山站在甲板上焦急地眺望着，身后站着胡汉民、廖仲恺、美国人咸马里、日本人宫崎滔天等人。面对着祖国，孙中山此时心潮起伏：经过16年海外流亡生活，终于回来了。其间虽然多次返国，但都是秘密的，都必须乔装打扮。今天终于作为一个堂堂正正的主人回来了。这个将一生贡献给中国民主革命事业的伟人，从来置个人荣辱生死于度外，现在也深深地感喟起来。然而，他没有更多的时间沉浸在个人的情绪中，他知道他面临着严重的局面。他要为中华民国谋得财政贷款的希望都一一落空了。而国内，根据宋嘉树和其他同志不断拍发的电报，看来情况极其严峻。清军尚控制北部中国，其军事实力显然非革命军所能相比。且革命军内部纷争不已，艰难的革命刚刚开始啊！

想到这里，孙中山更急了，他多么想赶快踏上国土，去澄清那纷乱的天宇，去扫平清廷盘踞的北国，统一大好河山。

正在这时，一艘汽艇穿过雨雾，急速地划了一个大的圆弧，轻巧地在“香港”号一侧靠上了船舷，翻身上来一个精悍的中年人。他便是宋嘉树。

当孙中山见到似乎从天而降的老朋友时，两人紧紧地拥抱住了。咸马里觉得很奇怪，宫崎滔天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敬佩地介绍：“查理·宋，同盟会的老革命家！”胡汉民也是认识宋嘉树的，便悄声向廖仲恺介绍他的特殊身份和勋业。廖仲恺赶紧走上前去，握住宋嘉树的手：宋先生，真是劳苦功高啊！

大家在甲板上热烈地叙谈着，宋嘉树想把一切都告诉孙中山，孙中山也是一切都想问，结果谈话是又零碎又急促。雾中的细雨虽然很小，但却很密，不知不觉就把大家的衣帽打湿了。大家正要返回船舱时，远远传来一阵隆隆的炮声，众人猛一惊，但旋即省悟，必定是“建威”号发现“香港”号而发出的礼炮声。果然，不一会儿，一只小艇驶近“香港”号，上来两个慌慌张张的军官，一个是“建威”号舰长的代表，一个是沪军都督府的代表。他们是来欢迎孙中山一行的，预定上岸的地方是金利源码头。

孙中山一挥手：“好，那就准备靠岸吧。”

宋嘉树忽然叫一声：“不行。”然后指着孙中山说：“你就穿这身湿漉漉的衣服在上海上岸？”孙中山这才发觉自己的衣服已湿透了，皱巴巴地贴在身上，他不好意思地笑了一笑：“我只此一套衣裳。”

宋嘉树知道他的老朋友一向生活简朴，但今天不同寻常，金利源码头成千上万的人在等着一瞻孙中山的仪容，新闻记者必定会在此刻拍下无数照片，这些照片将会在历史上反复出现。让中国革命的领袖、同盟会的总理，穿这么一身有伤尊严的衣服出现，那是一种不可宽恕的过错。因此，他眼睛滴溜溜地在周围众人身上扫过，忽然把沪军都督府的代表拉过来，同孙中山的个子比了比，然后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

“你，马上把身上这件外衣脱下！快！”

在场的人开始都愣住了，等到弄清宋嘉树的用意时，都高兴得笑起来。让孙中山戎装和上海人民见面，又精神，又有意义。

船在薄雾中稳稳地开往金利源码头。

宋嘉树将孙中山拖到一边，掏出孙中山当初在法国时拍到国内的电报，不满地说：

“逸仙弟，你怎么能拍发出这样的电报？”

孙中山当时的电文是这样写的：“今闻已有上海议会的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推袁之说，合宜亦善。总之，随宜推定，但求早巩国基。”他已觉察到这电报的失误，所以现在很爽快地承认：“查理兄，这是我的过错，给国内同志带来麻烦了，很对不起。”

“还好，《民主报》在刊登这封电报的同时，发了一条很巧妙得体的编者按，说是孙先生不以总统自居，系一种谦虚之美德。况且将来大总统一定要按国民公意选举产生。”

孙中山在这位兄长兼诤友的面前，总是那么亲切、坦率、自如：

“查理兄，你真是我的好参谋，好顾问。当初胡汉民、廖仲恺都主张我去广州，一边战备，一边静观天下之变；倒是你一直催促我立刻直赴上海。那一封封电报，催得好啊！我反复思考，现在我革命党人所可倚仗的就是人心，假如我不到沪宁前线，对内对外大计，其他人绝不能统筹担负。党内部纠纷，必然贻误战机。东南一旦失利，两广何能独守？”

宋嘉树高兴地赞扬：“太正确了，国家之重任，民众之期望，集于你一身！”

孙中山突然说道：“查理兄，返国以后，内政势必纷繁难理。请为我物色一个能干的秘书，尤其要精通英文。”

“现成有一个——霭龄。怎么样？她已经做了我好几年的秘书了，肯定可以胜任这个工作。”孙中山赞许地点点头，把机要工作托付给霭龄，他完全放心。说着说着，金利源码头已不远了。只见码头上人头攒动，很多人都在不停地挥动帽子，而且隐约可以听到不断传来的欢呼声浪。孙中山大约也没有预料到眼前会出现这样热烈隆重的欢迎场面，他身着戎装，脱下军帽，高举右臂，满面春风向人们微笑着致意。人们回敬以雷鸣般的掌声。码头上鸣礼炮2l响致敬，霎时，鼓乐齐鸣。

到码头来迎接的有黄兴、陈其美、蔡元培、汪精卫、黄宗仰等。孙中山在与陈其美握手时说：上海的都督，好样的！

陈其美说：先生一路辛苦。

孙中山一行好不容易同各位同志一一握手问好以后，立即就被中外记者团团围住。

这时，宋嘉树赶紧把霭龄找来，告诉她从今以后，要当孙中山的秘书，并要她立刻就着手工作，现在的任务是尽可能详尽、正确地将孙中山同别人的交谈记录下来。宋嘉树等到霭龄挤到孙中山的身边，又远远地瞥见孙中山和蔼地说了什么，这才悄悄地离开。

一群记者围拢上去，争先恐后地向中山先生提出各种问题：“您带回多少武器以助革命军北伐？”“听说您这次回来，为革命军募捐到很多款项，这是真的吗？”

孙中山回答道：“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精神也。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

他环视一下四周，又对人们表示：“创业难，守业更难，从前革命的困难已破除，但今后，会远远大于从前，必须同心协力共同克服，否则从前的奋斗也就半途而废了。”

宋嘉树从商团书业公会分团中，亲自挑选了一批有文化的排字工人充任孙中山的贴身卫队。事先已经选定法租界宝昌路408号一幢三层法式洋楼为孙中山的住处。但是当宋嘉树这天到法租界公董局，要求让持枪卫队进驻宝昌路时，公董局却推三阻四，他们只同意沪军都督陈其美派四名卫兵当门卫，说其他安全问题，租界当局可以维持。

交涉再三，宋嘉树急了，因为如果保卫工作不落实，孙中山不能贸然住下。他抓起桌上的帽子断然地说：“好吧，孙中山先生无法在这样的安全措施下住进法租界，我们可以另想办法。不过，报界是知道孙先生预定的住址的，如果他们作出的报道，有损于一贯以自由、平等、博爱为宗旨的法兰西的声望的话，我就无能为力了。”

公董局的头面人物出场了。他们觉得与其得罪可能成为新中国统治者的孙中山，还不如稍稍显示友好与关怀。所以他不仅同意两排军队驻扎在宝昌路，而且派出了十几名军警探员，作为辅助。宋嘉树刚刚把他们安置妥当，天就黑下来。

远处的教堂响起了悠扬的钟声，欢乐的圣诞节之夜开始了。

当晚孙中山在上海都督陈其美陪同下，观看为他归来而举行的《长生殿》演出。

孙中山的护卫由年轻的尹维志与尹维峻姐妹两人担任。在杭州起义中她俩是叫敌人闻风丧胆的敢死队员。

《长生殿》中的御林军司令陈玄礼的扮演者，是清朝多年豢养的刺客李方行，此刻正欲乘机刺杀孙中山。两姐妹也接到将有刺客活动的情报，所以每时每刻都十分警惕。

剧情在紧张地进行，陈玄礼上场了，一阵高腔之后，猛然来了个亮相。就在此时，维峻发现陈玄礼的袖筒里有一支手枪正对着孙中山。

维峻大吼一声，箭一样蹿上舞台，扑向刺客。一声巨响——枪打偏了。

与此同时，维志掏出手枪，几乎不用瞄准，只听“砰砰”两响，最亮的两盏灯顿时破灭。她对都督陈其美喊：“你设法挡住刺客！”而她自己护卫着孙中山，趁屋中大乱，迅速夺门而去。舞台上的维峻也在群众帮助下生擒了刺客。

孙中山安然无恙。号称巾帼女侠的两姐妹又一次立了大功。

中山先生一行从哈同公园抵达宝昌路下榻处。宋嘉树跑出去迎接，迎面见孙中山神采奕奕地走进来，后面紧跟着宋霭龄。孙中山笑着悄悄对宋嘉树说：“查理兄，你推荐的秘书是美国式的高效率秘书。”跟着进来的有黄兴、陈其美、汪精卫、李平书，一个个都急于同孙中山谈话，宋嘉树却不等孙中山坐定，就说：

“现在，基督徒们，让我们一起来祈祷！”尽管汪精卫等人颇为不满，孙中山却欣然跟着宋嘉树认认真真地做起晚祷来了。

倡组中央，拥护孙文做总统

革命的重要问题是政权问题。

孙中山领导的这场资产阶级革命，其梦寐以求的就是推翻清王朝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民主共和国。

早在武昌光复后，全国各省市纷纷效仿，枪声不断，胜利的消息频频传来。随着各省市的光复，为共和国的创建打下了一个坚实的基础。于是酝酿共和国的建立，分别在武昌和上海两地开始了重要活动。

先说上海，在陈其美的倡导下，先征得江、浙二都督程德全、汤寿潜的个人同意，以三人名义，13日，向已宣布独立的武昌、长沙、安庆、南昌、苏州、浙江、太原、西安、广州、济南、桂林、云南、贵州等军政府都督发出通电，称“今接湖北黎都督及镇江林都督两处专电，意谓上海交通轻便，组织机关，用为开会之地。闻命之下，距跃三百，亟当遵照输用特通电贵省，商请公举代表，定期迅赴上海，公开大会，议建临时政府，总持一切，以立国基，而定大局”。

据曾任江苏都督、出席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袁希洛回忆：

陈其美任沪军都督后，发起组织各省代表团，商议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陈其美主张代表由各省都督指派，江苏人士则主张由各省临时省议会或咨议局推出代表，因此两者之间发生了摩擦，进行了明争暗斗。

此电发出的当天，立即得到了各省的热烈反应。江苏代表雷奋、沈恩孚，浙江代表姚桐豫、高尔登接电的当日，就提出建议，建议在中央临时政府未成立之前，先推举伍廷芳为革命军各省临时总代表，负责办理外交，争得外国承认。

接着，15日，上海热闹非凡。江、浙、赣、湘、皖等七省代表带着使命，齐聚上海。

上海都督府，华灯初上。

在陈其美的主持下，七省代表畅所欲言，协商成立“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会议正开到热闹处，内务局的同志进来把一份电报呈给陈其美。电报内容是：湖北军政府黎元洪邀请各省代表到武昌开会，商讨革命军成立国民临时政府一事。

陈其美看了看电报发出的时间是：11月9日。上海收到已过了六天。

陈其美说：我们已经相聚上海了，是再到武昌去，还是怎么办？听听大家的意见。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最后七省代表的意见是：武昌是革命首义之地，理应表示尊重。不过武汉一地正在激战，安全第一，会议地点仍是上海为宜。再说“上海一埠，为中外耳目所寄，又为交通便利，不受兵祸之地，急宜仿照美国第一次会议方法，于上海设立临时会议机关，磋商对内、对外妥善之方法，以期保疆土之统一，复人道之和平”。

七省代表又建议“以武昌为中央政府的所在地，在中央政府未成立之前，先推举湖北都督黎元洪代行中央职权，请其委派伍廷芳为临时外交总代表”，一致诚恳要求黎元洪速派代表来沪开会。

电报发出后，上海七省代表仍开会，等待黎元洪的到来。这一天，代表联合会通过了《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组织大纲》，规定革命军各省派代表二人，由都督府、咨议局各派一人组成代表大会。这种规定把清政府所设的咨议局与革命军都督府并列，同样有选派代表之权，陈其美是有自己的看法的。但是基于大多数的同意和大局观念，他没有坚决反对。这也表明当时时局的复杂性和彻底推翻清政权的艰巨性。

总统人选是成立全国性中央政府的首要问题。在武汉主持战事的黄兴主张成立以孙中山为总统的中央政府，并派专人于11月10日将电稿送至沪军都督府，“嘱转发大北公司，催孙中山返国，并报告军情”。11月16日，陈其美发表通电，公开提出选举孙中山为临时总统。18日，陈其美又致电各省都督，转告江北都督来电的意思，称“大统领一席，非孙中山莫属”。

孙中山是众望所归的革命领袖，对此连一些立宪派和旧官僚也是承认的。江苏都督程德全11月14日致各省都督的电报中也称：“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东南各省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但他同时又指出：在孙中山回国以前，应由黎元洪代理。

11月24日，陈其美又收到了湖北方面黎元洪的电报，见到了黎元洪特派员居正先生，转告他们认为代表会议一定要在武昌召开！

陈其美又让七省代表商讨。

最后统一意见：为尊重湖北军政府意见，决定各省到沪代表一人赴鄂参加代表大会，一人留守上海担任联络事宜。

11月30日，革命军11省代表齐聚汉口。

代表大会在敌人炮声的“祝贺”中开始了。

三镇危机四伏。此时的汉阳已经失守，会议原计划在武昌召开，不料武昌也开始炮火连天，只好暂时迁移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召开第一次革命军各省代表大会。会议公推湖南代表谭人凤为议长。

正说话间，一发拖着长长尾巴的曳光弹带着呼啸从洋行的窗外飞过。

黎元洪镇静自若，他把英国领事建议南北两军停战三日的来文念给大家听，让代表商讨。

来文转达北方所提的两个方案：一个是全国性的，由袁世凯内阁代表清政府，希望独立各省公推全权代表一人，与之进行全国和平谈判；一个是局部性的，由北洋军将领冯国璋代表湖北前线北洋军，黎元洪代表湖北革命军，先进行湖北地区的停战谈判。

英国领事还转来北洋军所提的局部地区的条件，其中有“匪军必须退出武昌城十五里，所属炮舰必须卸下炮栓交英国领事代保管”等条。这哪里是什么停战条件，纯粹是迫降书。而且条件中仍称革命军为“匪军”，是对革命的极端轻蔑！与会代表针锋相对，提出：“清军必须退出汉口十五里，其运兵火车必须交英国领事代封存。”

对于英国领事转来北洋军所提的局部地区的条件，大家当时就炸锅了。这个说：“娘的，把我们当成‘匪军’，太不正眼拿人看了！”那个谈：“还要我们退出武昌十五里，什么他妈的条件？”“把炮栓交给英使馆，必须他先交。”……

大家你一言我一句，把北洋军阀的条件驳了个体无完肤，而作了“以硬对硬”的回答。但应该看到，这次来武汉的代表多为立宪党人，他们还没有把脚站到革命军的一边，对革命仅是同情，对袁世凯的议和派抱有强烈的幻想。只要袁反正倒向革命军一边，清王朝就可以顷刻轰倒，革命军就可以兵不血刃马到成功。

于是，12月2日，代表会议竟然作出决议：“虚之临时总统之席，以待袁世凯反正来归。”会议通过时，陈其美以黄兴曾提议孙中山为临时总统为题，进行了说明：“孙中山虽流亡海外，他的威望和威信，推为临时总统当之无愧！”

结果，应声者没能过半。

民国京都之争：是武昌还是南京

隆冬的汉口，虽然冰天雪地，但清军的炮声还是响彻云霄。

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灯火通明，11省革命军代表大会仍在正常进行。

12月3日，代表大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

12月4日，在汉阳失守、武昌告急的情况下，传来了特大喜报：东南重镇南京都城光复，被革命军攻下。听到这个突来的消息，大家欢欣鼓舞。正在这时，一阵炮弹打来，惊天动地。有的代表当场提议：临时政府应该迁到南京，南京曾是几代皇帝的都城！

不少人附和：我们的会议应该搬到南京去开！这样也避开了清军的炮声。

有人不同意：此地为首义之区，离开这里，就等于无源之水、无本之木。甚至说是四不像了。

这时，又是一阵清军的炮声响起，比刚才的声音更大更强。

清军的炮声，以及战场形势的变化对于临时政府所在地的争议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

陈其美和宋教仁等人本来就不愿意各省代表去武昌开会，更不愿看到黎元洪在湖北成立中央政府，当南京光复的消息传来，他们就集议将临时政府所在地由武昌改为南京。这时又传来黄兴在湖北督师失利，将要回上海，陈其美立刻表示：作为东道主的上海，我们由衷地欢迎：“克强为革命领袖，果来，吾辈当竭诚欢迎之，并以全力拥护之。”

再说，伍廷芳则因武汉形势不好，不愿到汉口与清廷谈判，希望唐绍仪到上海进行谈判。唐又满口答应下来。于是，代表会议又决定改以上海为议和地点。

黄兴抵达上海时，“英士及上海同志，欢迎拥护，一如其言”，让黄兴甚为感动。次日，在沪军都督府召开了一次重要的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除陈其美外，还有黄兴、宋教仁、章太炎、程德全、汤寿潜以及各省留沪代表。

会中，关于临时政府的地点，黄兴主张南京，章太炎主张武昌，二人相持不下，争个脸红脖子粗。

陈其美的天平还是南京。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他提议由黄兴担任大元帅，并向江浙的立宪派作出让步：提议程德全担任江苏全省都督；张謇出任两淮盐务总理。结果是大家一片掌声。

12月4日，陈其美与江苏都督程德全、浙江都督汤寿潜三位，以及赵凤昌、章驾时、章太炎、王一亭、蔡元培、顾忠琛等知名人士，和留沪各省代表在上海的江苏教育总会集会，决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并选举黄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元洪为暂定副元帅仍驻武昌。

但选举黄兴为大元帅的动议，仍遭到了一些与会代表的非议，一位老名士说：“黎宋卿在武昌首义，劳苦功高。先头赴武昌一部分代表，已举黎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都督，事实上为大元帅。今反被选为副元帅，在黄兴之下，太不合理矣。”程德全的代表，湖南人章驾时感情冲动，极力附和其说，坚决要求推翻成案，以黎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

但陈其美等人没有理会这些反对意见，他一面为黄兴布置行辕，调遣军队，一面与程德全及各省代表准备召开欢迎大元帅大会。但黄兴鉴于反对意见很多，不肯贸然担任大元帅一职，经陈其美、程德全再三劝说，“大元帅为一时权宜之计，将来中华底定，自当由全国公选大总统”时，黄兴才勉强答应就任大元帅。

当天，陈其美与会代表致电武昌：

临时政府前经议定武昌；现在南京光复，鄂军务适紧，援鄂之师、北伐之师待发，亟须统一。今同人分议不如暂定南京为临时政府所在地，举黄君兴为暂定大元帅，黎君元洪为暂定副元帅兼任鄂军都督，藉色动摇而牵大局，俟赴鄂代表同到南京再行发表。所有编制日内并力准备，俾进行无滞。事关紧要，不得不从权议决，务乞鉴谅，并请转达到鄂各省代表，请即日来沪会议。

在汉口的各省代表听了这个消息，大多表示反对。他们对黄兴任大元帅一职非常不满，要求黎元洪以都督名义通电全国取消上海方面的选举案。最后这个方案两方都做了妥协。同时他们还认为留沪代表违反了11月24日代表联合会议的决议，那次会议决定留沪代表仅负联络之责，并无组织政府之权，此项选举应作无效。

陈其美不同意这种意见，他说：“代表不分留沪赴鄂，权力地位完全相等。你们一去无消息，自行怎见得上海的就不能行使正当权力呢？”他力劝黄兴出来承任。

12月中旬，汉口、上海各省区代表分途到达南京，大家聚首一堂，所谓的地区和职权都不存在了。通过协商，决定根据《临时政府组织大纲》，在12月16日开会选举临时总统。

接着，又有消息传来，说唐绍仪曾在汉口表示：“袁世凯并不反对共和制。”于是，又有不少代表在选举临时总统的问题上动摇起来。

12月16日代表会议上，有人临时动议：“应当根据12月2日汉口代表会议的决定，暂时不选举临时总统虚之此席，以待袁君世凯反正归来。”

又有人提议：“在此过渡时期应先成立中央军政府代行临时政府的职权。”

以上两项提议均获通过，大元帅的问题因而又被重新提到会场上来，同盟会代表与非同盟会代表通过协商，采取了相互迁就的态度，将留沪代表所选出的两个元帅颠倒了一下，以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大元帅在武昌主持军事不能分身来宁，由副元帅黄兴代行其职权。

组织军政府的问题决定后，很多人希望黄兴早日到南京组织军政府。此时，陈其美接到胡汉民来电，说孙中山已在回国的途中，准备迎接孙中山。

孙中山回国后的1911年12月26日，在上海寓所召开同盟会高级干部会议。会上，在中华民国政府形式、结构等重大问题上出现了分歧。

宋教仁主张责任内阁制，效法法国，总统为名义国家元首，由总理执掌大权。孙中山主张美国总统制。他说：“在国家政治生活正常情况下，实行内阁制是可以的。但是当前是个非常时期，实行内阁制就不适宜了。我们不能对一个唯一可以信赖的人加以种种限制，我也不愿意处处依从别人的意志，耽误革命大事。”

但宋教仁不顾陈其美、黄兴、张静江等大多数人的反对，依旧坚持己见，孙中山为了顾全大局，同意了宋的方案，并提议黄兴任内阁总理。但是，各省都督府代表会却以16比1的绝对优势否定了内阁制而通过了总统制。

接着，在上海宝昌路408号孙氏寓所，孙中山主持的这次同盟会在沪领导人会议，形成了一个重要的文件：《同盟会本部宣言书》。

会上，尽管汪精卫等人竭力主张要同清廷议和，但因为孙中山坚决主张以革命武力统一中国，彻底扫除北方的专制余孽。《宣言书》号召：“愿我将士少希望于和议之可成，急整军旅，俟一旦停战期满，即率大军北进，以慰国民之热望。”这份宣言一扫当时的和谈风。

孙中山到底高瞻远瞩啊！这使陈其美、黄兴赞叹、钦佩。他在原则问题上寸步不让，但对党内同志却宽容厚道。百川之所以归海，本来是因为大海能够容纳。这才是领袖的风范！孙中山回国以前，革命阵营内部对大总统的职位之争，从武汉到上海，又从上海到南京，始终争斗不已。孙中山一回国，一切其他选择都因之相形见绌而烟消云散。未来的大总统，非孙中山莫属。

孙中山出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元旦，孙中山从上海出发，到南京宣誓就职。为孙中山在这样的神圣时刻、庄严场合穿什么样的服装，党内高级领导层颇费了一番脑筋。清朝的长袍马褂显然不行。西装呢，又有些人认为，别人穿可以，总统不行；平时穿可以，而今天不行。他们坚持说西装毕竟是外国人的服装，今天民国初始，民族新生，总统穿外国人的服装有伤国体，有失民族尊严；因为几十年来西方列强给中国人民造成的伤害太深了，穿西装恐怕老百姓感情上不好接受，甚至可能引起误解。而孙中山亲手设计、中国人一直穿到现代的“中山服”这时又没有设计出来。议来议去，莫衷一是。最后决定还是穿刚回国在军舰上换上的那种军服。

这身军服是连夜特制的。最高档的呢料，更合身的尺码，镀金的大铜扣闪闪发亮，精神焕发的孙中山穿上后平添了一股威严、正气和帅气。但是他坚决拒绝一切绶带和徽章，坚持以简朴和平实的形象面对人民。

孙中山乘坐的专列停在上海北站。这是慈禧太后用过的专车，它豪华舒适，车厢内还有许多珠宝装饰，里里外外透着一种皇家气象。今天车头上又披红挂彩，成了一辆地道的花车。

孙中山由宝昌路寓所出发，前往北站登车。查理和党内汪精卫、陈其美其他高层人士簇拥在孙中山周围。霭龄则是手提机要箱，寸步不离地紧跟在孙中山身后。上海北站早已人山人海，欢送的人群身着节日盛装，手持气球彩旗，人人脸上喜气洋洋。孙中山到达车站时，惊雷般的掌声自发地响了起来，口号此起彼伏。陈其美力劝孙中山直接进入车厢，马上开车。孙中山却被热情的群众感染，坚持在月台上走了一个来回，向群众挥手致谢。

上午11时，陈其美安排的花车从上海北站徐徐驶出。沿途到处是迎送的人群。孙中山心头燃烧着烈火，他觉得不能冷落拥护革命的人民，不顾警卫人员的劝阻，一次次拉开窗帘，向沿途群众招手。同时他也想饱览一下江南的大好河山，这是他在海外一直魂牵梦萦的祖国风光啊！

车过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大站，都有成千上万的群众迎送。人海、旗海、军乐、鞭炮，那场面任何人看了都会感动。

列车走走停停，直到下午5时，才汽笛高鸣驶进南京下关车站。这里欢迎的场面更为壮观。下关江面上停泊着的中外军舰齐放礼炮21响，隆隆的炮声既是对大总统莅临的热烈欢迎，也是对亚洲第一个共和政权建立的祝贺。

黄兴在上海向孙中山汇报完情况，已连夜赶回南京，亲自组织了车站的欢迎仪式和总统的就职典礼。霭龄紧跟孙中山下车的时候，只听得礼炮雷鸣，十几支军乐队争相鸣奏，“共和万岁”、“中华民国万岁”、“大总统万岁”的口号响遏行云。车站上成千上万的人都踮起脚尖，竞相目睹新总统的丰采，人群像潮水一样涌来涌去。各种肤色的外国驻南京领事也来到车站迎候。大街上都挤满了人，沿街店铺、房屋张灯结彩。孙中山兴致勃勃，首先同黄兴率领的17省代表一一握手，接着同各国领事见面，向他们表示感谢，并请他们转达自己对各国元首和政府首脑的敬意。

孙中山同群众见面的时候，陈其美忽然得到一份情报，一股清军已经化装潜入城里，伺机对孙中山行刺。按照预定计划，孙中山在这里要换乘马车前往总统府。从车站到总统府几公里的路上早挤满了人，甚至房顶、树杈上都有人，虽然黄兴对警卫工作检查了又检查，但这人山人海之中，谁分得清哪是热情的群众，哪是阴险狡诈的敌人？何况马车对炸弹、子弹几乎没有什么防护能力，这段路上怎么保证总统的安全？眼看孙中山一边向群众挥手，一边向马车走去，大庭广众之前，如何向孙中山报告这个最重要最机密的情况？陈其美心急如焚，情急之中，他连忙写了一个纸条：发现敌情，总统不能走预定路线！！！一转身，交给了走在孙中山右后侧的黄兴。黄兴看罢纸条，心里咯噔一下，不管情况是否确实，都必须做出改变，万一发生问题，那就无法交代。他把纸条塞进口袋，决定改走第二条进城路线。

孙中山走近了马车，几十辆披红挂彩的马车已经做好了一切准备，驭手们一手高举挂着红缨穗的长鞭，一手扶着车辕；侍卫人员在车前摆好了大红毡垫，已伸手请总统登车。孙中山正要迈过去，只见黄兴紧走几步，跨到孙中山前面，用手向前一伸，示意孙中山继续向前。孙中山疑惑地望了黄兴一眼，只得又向前走去。黄兴引路，他们绕场一周，又回到了车站跟前，进了休息室。这时黄兴才向孙中山汇报，实行第二方案，继续乘专车进市内铁轨，直接开到总统府。陈其美悬着的心才放了下来。

总统府是由清朝两江总督衙门改成的，太平天国建都南京，这里曾是洪秀全的天王府。黄兴主持对这里进行了修葺。孙中山对选择这里也比较满意，年轻时他曾以洪秀全第二自诩。

6点15分，孙中山一行抵达总统府。按原定计划，吃过一顿简单的便饭，就举行就职典礼，但是为《临时大总统誓约》和《临时大总统宣言书》这两份最重要的文件，各方意见还不统一，还在为临时大总统的任期和去职时间、条件等争论不休。陈其美对那些坚持和谈，并主张袁世凯一旦答应逼清室退位，孙中山就应自动辞职让位给袁世凯的人恨得直咬牙，但这样的场合他是插不上话的，只好干坐在一边生闷气。

眼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胡汉民提议说：“今天天气已经不早，总统宣誓就职是件隆重的大事，半夜三更的恐怕不好，是否延迟到明天上午进行。今夜仔细斟酌，把文件改好。”

孙中山勃然变色：“不行！今天是1912年元旦，中华民国一定要在今天宣告成立。1912年的元旦也就是民国元年元旦，这样的时间有特殊意义。半夜三更怕什么？民国新生，普天同庆！上午虽好，小时间不如大时间。一定要马上把文件改好，赶在12时之前举行仪式。”

在孙中山亲自主持下，两份文件又逐句作了敲定。

晚上11时，胡汉民、陈其美等人陪同孙中山走进礼堂。会场上每一个人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孙中山，向他欢呼致意。孙中山稳步走上主席台，庄严地举起右手，朗声读道：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也，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读到这里，孙中山稍微停了一下。接着朗朗的声音又在整个礼堂轰响起来：

“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中华民国元年元旦。孙文。”

典礼结束，霭龄立即把经汪精卫改定的孙中山简历散发给中外记者。她想象着，民国成立、总统就职和孙中山的革命功绩将通过一束束电波传遍中国的山山水水，传遍世界上每一个重要的地方。明天当人们读到报纸，得知消息，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和一切关注中国命运的外国友人都将为此而欢呼。中国，一个新的世纪到来了！

第九章

追随孙文

陶成章大闹总统府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的第二天，陶成章就向孙中山发难。

这天，孙总统要接待外宾。他还没出门，就被破门而入的陶成章撞了个满怀。孙总统一看是陶成章，满面笑容：你怎么这么快就来了？

陶成章说：我有急事相谈。

孙说：我不是说了吗，万事开头忙，忙过这几天，我找你专谈一次，你这就等不了。这不，我正要出门接见外宾。

陶成章说：我的事比接见外宾还要急！

孙问：你什么事吧？

陶答：你骗取总统，南洋筹款时私吞公款之事！

孙一听就火了，责问：你在南洋发布我“孙文罪状”哪一条是实的？

这时，秘书宋霭龄赶上来说：办什么事也不看点儿，这是什么地方？再在这个地方撒野我让卫兵收拾你！

陶气煞凶神：一个臭秘书就这么趾高气扬！

霭龄机灵，向卫士使了个眼色，两个膀大腰圆的士兵上来，不由陶成章分说，就像老鹰捉小鸡似的把他当场架出了总统府。孙中山的公务活动才得以正常进行。

事后，陶成章又在总统府骂人，历数孙中山的“九大罪行”，也激起了天怨人怒。

蒋介石看到了这个事，当天晚上跑到陈其美府上，诉说事实真相。

陈其美问：你都看到了？

蒋介石说：在总统府内的事我不知道，在府外骂街我是亲眼所见。

陈问：他骂孙文什么啦？

蒋说：九大罪状，还有贪污腐化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我看都是旧事重提。

陈说：积怨太深。要说清这件事情，还得从陶成章参加同盟会说起。于是陈向蒋讲起了陶成章的发家故事……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曾用名汉思、起东、志革、巽言、匋耳山人、会稽山人等，绍兴会稽陶堰西上塘人。幼时家境贫寒。6岁入本村陶氏义塾读书，15岁为塾师。天资聪颖，过目成诵。少年时就接触新学，阅读爱国思想书籍，渐萌革命思想，欲改革封建专制。父亲陶品三惧祸，多次告诫，其志不变。中日甲午战争爆发，陶忧心如焚，即定下从戎之心。义和团运动爆发，曾两次赴京拟刺杀慈禧未果。1902年只身至日本，进入清华学校，后转入成城学校学习军事。1904年初学成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中国教育会的活动，奔走于浙江各府县，联络会党，策划反清革命。

同年10月，陶成章与蔡元培、龚宝铨等在上海发起成立光复会，推举蔡元培为会长，其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光复会成立后，陶成章担任联络苏、浙、闽、皖、赣五省会党之职，他深入各地开展细致的工作，在会党中享有较高的威望。

1905年9月，陶成章与徐锡麟在绍兴创办大通师范学堂，作为革命的联络机关。1906年，陶成章被推为光复军五省大都督，计划在各省同时发动起义。消息走漏，旋即被清吏侦破，机关遭破坏，陶成章不得不再次东渡日本避难。

1907年1月4日，陶成章在日本东京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稍后担任了同盟会浙江分会长。同年夏天，因徐锡麟在安徽活动卓有成效，陶成章便秘密回国到芜湖中学任教，以便就近联系，共同推进革命工作。同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刺杀安徽巡抚恩铭后，率巡警学堂学生起义，战败被俘，惨遭杀害。不久，秋瑾在浙江绍兴响应起义，也被清吏捕获，壮烈牺牲。陶成章也受到清政府的通缉，被迫流亡南洋一带。

1907年夏间，章太炎、张继、刘师培等借经费问题为名掀起反对孙中山的风潮，并且无理地要求革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改推黄兴。只是由于黄兴坚决支持孙中山，章太炎等人的企图才未能得逞。但经过这次风潮后，孙中山心灰意冷，就不大愿意过问同盟会东京总部的工作了。1908年，孙中山在新加坡设立同盟会南方支部，委任胡汉民为支部长，南方支部实际上成为与东京总部并峙的中心。

1908年3月，陶成章到东京接替张继主编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同年9月，陶成章前往南洋为《民报》筹款，要求孙中山为他筹款5万元。由于章太炎与孙中山不和，而陶成章又支持章太炎，以致孙中山对陶成章来南洋活动心有戒备，借故拒绝了陶的要求。陶的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对孙中山更加不满，遂决定与孙中山分道扬镳。

1909年9月，陶成章在南洋槟港，与李燮和等人以川、粤、湘、鄂、江、浙、闽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一份《孙文罪状》，罗列了孙中山的所谓“谎骗营私”、“残贼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共三种十二款“罪状”，要求解除孙中山的总理职务。陶成章带着这份罪状来到东京，找到黄兴，要求同盟会总部开会讨论，作出决议。

应该说“孙文十二罪状”纯系不实之词！它虽然得到了章太炎等少数人的支持，但遭到了黄兴等大多数革命党人的拒绝。黄兴、谭人凤、刘揆一联名发表长达千余言的致李燮和等公函，逐条为孙中山辩解。黄兴还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

陶成章等见反对孙中山不成，便决计与同盟会分家。他对章太炎说：“逸仙难与图事。吾辈主张光复，本在江上，事亦在同盟会先，遏分设光复会？”陶成章的提议，得到章太炎等人的赞成。1910年2月，光复会在东京成立总部，推举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在光复会会员较多的南洋设立执行总部，代行东京本部职权，李燮和、沈均业、魏兰为执行员。

光复会成立后，公然“以反对同盟会干部为号召”，并“骄骄有取同盟会而代之之势”。陶成章等人将会党中的宗派情绪带到革命队伍中来，导致了革命队伍严重分裂，甚至是分庭抗礼。这让孙中山十分生气。

在黄兴说和、陈其美协调下，时间到了1911年，为筹备广州起义，光复会与同盟会的关系才有所缓和。李燮和且在南洋为起义也筹到了款。

接着广州起义失败后，赵声忧愤成疾，不治身亡。陶成章等怀疑是胡汉民下了毒，两次对同盟会发难。同年7月，陶成章应尹维志、尹维峻姊妹之邀，回到上海，组织“锐进学社”，作为光复会的秘密联络机关。当时，陈其美、宋教仁、谭人凤等正在酝酿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准备在长江中下游发动革命。

7月26日，陈其美与陶成章在沈缦云宅开会，协调同盟会与兴复会合作一事。会议中，陶成章与陈其美话不投机，发生争执。话赶话儿，陈其美一怒之下，竟掏出手枪要打陶成章。陶成章从窗口跳出，匆匆离开上海，前往南洋。

武昌起义后，陈其美与李燮和合作，共同光复了上海。

在上海光复过程中，李燮和立有大功，而且从事革命活动也要早陈许多。按理说，上海都督当属李燮和。甚至连黄兴在获悉上海光复后，也写信给李燮和，要其主持沪事。而结果，陈其美却采取非常手段出任了上海都督。李燮和不仅没有当上都督，而且连原来的沪军总司令职务也被解除，陈其美仅给他安排了个小小的参谋职务。这样一来，光复会方面“大哗”。“有人主张逮捕陈其美，治以违令起事，篡窃名义罪”。但李燮和考虑再三，以为武昌起义不久，上海刚刚光复，全国形势还没有稳定，如果兄弟阋墙，不但引人耻笑，而且要贻误革命全局，因而坚决主张退位，来了个大哥让小弟。

这时，李平书也出来斡旋，他对李燮和说：“今日之事以大局为重，愿公一言。”李燮和答曰：“我听你的。”11月9日，李燮和率部去吴淞成立吴淞军政分府及光复军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并宣布只承认苏州军政府为江苏全省军政府，而与陈其美的沪军都督府处于对立状态。

陈其美大为不满，首先派出刺客企图刺杀李燮和。

据余焕东回忆：

当他与李燮和在吴淞车站乘车往上海时，忽有人从车窗外开枪，将李燮和的随身卫士击毙。陈其美本想以武力解决吴淞军政分府，但因实力不够不得不放弃。陈其美随后派出某会党头目持枪到李燮和的吴淞军政分府，与李谈判，勒令李取消军政分府。李表示服从，改为光复军总司令部。

武昌起义后，陶成章也从南洋回国，在江苏、浙江等地号召各地旧部起义响应。1911 年11月5日，杭州光复后，推汤寿潜为浙江都督，陶成章任总参议。蒋介石虽以敢死队的领导身份参加，并在杭州的光复中立了头功，本应该在政权机关有所考虑，在陶成章的反对下，此事落空。这时的陶成章仍采取与同盟会对立的立场。

12月2日，南京光复后，在上海的各省代表联合会上，陈其美等人极力推举黄兴为大元帅，而光复会的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则主张推选黎元洪。

12月4日，会议本已推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可陶成章等运动军队出来反对。在陶成章等人的鼓噪下，以朱瑞为首的江浙将领对黄兴肆意侮辱，他们说：“此人（黄兴）弃武汉而来，若令守南京，不又弃南京耶？”他们扬言“不愿隶汉阳败将之下”。黄兴受此大辱，愤而拒绝接受大元帅职。

对于陶成章等人的蓄意作对，陈其美恨得咬牙切齿，他托浙军参谋吕公望转告陶成章：“勿再多事，多事即以陶骏保为例！”可见陈其美此时恨不能诛之而后快。

……

谈完了陶成章，陈其美把脸偏向了蒋介石：兄弟，还听到什么风声了？

蒋介石说：最近几天，革命阵营里还流行什么“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言论，说什么孙总统别看这两天神气，秋后的蚂蚱蹦跶不了几天了云云。

陈其美问：谁说的？

蒋介石说：章太炎。

蒋又说：章太炎是11月18日由日本回到上海的。他见中部同盟会控制了上海的局势和政权，心中大为不满。为了挑起是非，他致电中部同盟会总干事、武昌军政府北方招讨使谭人凤说：“革命军起，革命党消，天下为公，乃克有济。”在革命党人提议选举孙中山为共和国临时大总统时，章太炎也在上海，他十分反对孙中山当总统，到处宣称：“若举总统以功则黄兴，以才则宋教仁，以德则汪精卫矣。”

陈其美说：太炎先生其实是支持革命的，但他的一些主张的确让人难以接受。我想，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的思想是会改变的。

蒋说：你太天真了。他和陶成章自从宣统元年脱离同盟会，重组光复会后，就一直没有停止过反对中山先生。你不是不知道。

陈其美叹息一声，说：前些日子，我向浙江协饷，陶先生不愿汤都督协饷的事，我问过他，他说钱在汤都督手里，他根本不知道这回事。而汤寿潜说，并不是我不答应，而是陶成章等议员不同意，我也没有办法。

蒋介石说：那是他们俩一狼一狈在玩你！

陈其美说：是吗？他们耍我不是一次两次了。

说到这里，有人找陈其美开会，他与蒋介石的谈话不得不结束。三天后的一个傍晚，蒋介石又找到陈其美，又接着上次的话题谈下去。

陈其美说：总统内阁已组成了，孙中山今天给我发来了电报。

蒋介石耸耸肩：说说看？蒋介石极为关心。

陈其美从案头拿来电报说：你看吧。

蒋介石接过电报，认真地看起来。电报全文是：

今日组织内阁，各部部长人员已定：陆军总长黄兴，次长蒋作宾；海军总长黄钟瑛，次长汤芗铭；司法总长伍廷芳，次长吕志伊；财政总长陈锦涛，次长王鸿猷；外交总长王宠惠，次长魏宸组；内务总长程德全，次长居正；教育总长蔡元培，次长景耀月；实业总长张謇，次长马君武；交通总长汤寿潜，次长于右任。以上伍、王、陈、程、蔡、张、于诸公在沪，乞告知，并派专车延请速到宁视事。

蒋介石看完电报后，说：这与小道消息传说的没有两样。只是汤寿潜出任交通总长后，浙江都督一职空了出来。有人推举你陈其美接替这一职位，有人推举章太炎，更多人推举陶成章。浙江省内是一片拥陶声，有的说：“成章早一日莅任，即全浙早一日之福。”有的说：“非陶公代理，全局将解体矣！”有的人甚至说：“继是任者，唯有陶焕卿，斯人不出，如苍生何！”之所以出现这种情况，除浙江是光复会大本营，陶成章的部下大多在浙江外，还因为章太炎也积极为陶成章活动到处说：“浙中会党潜势，尤非焕章不能拊助。”

陈其美说：陶成章之所以敢与孙先生较量是因为章太炎在后煽风点火。

蒋介石说：我也这样认为。孙先生也很气愤说：“予非以大总统资地与汝交涉，乃以个人资地与汝交涉。”

陈其美说：陶成章如此不顾大体，令人发指！庆父不死，鲁难难平，此人必当除之，才无妨革命大局。

这时蒋介石又向陈其美透露了一个细节问题，就是陶成章最近以同乡之情拉拢他，要他除掉陈其美。蒋介石说：我早想除掉此人了，只念他毕竟于革命有功，不忍下手。现在看来，必须得先下手为强了。

陈其美这时站起身，拍了拍蒋介石的肩膀说：三弟，这件事就交给你了！

蒋介石心领神会：大哥，你就听消息吧！

先下手为强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在陶案发生之前，上海已有陈其美将行刺陶成章的传说。开始陶有些不信，直到南京的好友王文庆致信他时，陶才如梦方醒，意识到事态严重。他隐隐约约感到有人在盯梢自己。连日来，他已开始不停地转移地方。先在客利旅馆住，后搬江西路光复会机关，又搬到汇中旅馆，折腾来折腾去，最后感冒发烧，秘密住进了广慈医院。

后来，好友王文庆从南京到上海出差，找了好多处地方，才在汇中旅馆找到他。王文庆一进门就埋怨道：你让我好找哇！

陶成章说：若不是你相告，我不会躲得这么深。

王文庆说：原来你还怪我了？不是我老兄说你，冤家宜解不宜结，同盟会与光复会本是一家人，为什么矛盾不断呢？

陶成章说：说来话长，同盟会处处压制光复会，这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孙中山这门大炮，打打苍蝇还可以，当大总统断为不可！

王文庆说：我们在南京，听到的可不像你说的，孙中山当总统是众望所归。我觉得在潮流面前，不应该再诋毁他！

陶成章一听不高兴了：我怀疑你是当说客来了。我可以当之无愧地说，孙中山是个大骗子。他的总统也是骗来的！

王文庆问：何以这样说？

陶成章说：他从国外回来时，记者问他身上带多少钱，他当场回答说一钱不名。这是天大的谎言。说是革命精神，鬼才相信他哩！据我知道，少说也有125万。他们真会吹破牛皮，连你们也信了他。

王文庆说：不是我们信谁，我们也有耳朵、眼睛，我们也会判断。

陶成章说：你承认我也不说了。我想问一问南京方面的情况。

王文庆说：南京情况稳定，但也暗藏着杀机。你要多保重。

陶成章说：昨天（1月11日），我已致电各报馆并转浙江各界：公电以浙督见推，仆自维辁才，恐负重任。如汤公难留，则继之者非蒋军统莫属，请合力对驾，以维大局。

王文庆听到这里，脸上露出了笑容：这就对了，要低调一些。

陶成章说：可是我们的同事，对我的退让并不理解。浙东的沈荣卿、毛修洁、蒋演、滕奇、滕珏等以全体党员的名义通电各报馆并转陶成章，声称：“顷阅先生通告电，骇甚。先生十余年苦心，才得今日之收果。吾浙倚先生如长城，经理浙事，非先生其谁任？况和议破裂，战事方殷，荣等已号召旧部，听先生指挥。先生为大局计，万祈早日回浙筹备一切，若不谅荣等之苦衷，一再退让，将来糜烂之惨不可逆料，敢布区区，敬达聪听。”

王文庆叹道：林子大了，什么鸟儿都有，什么说法都不奇怪。我对你说还是慎之又慎。陈其美不会善罢甘休的！这不是我一人的看法。我走了，你要保重。

王文庆走的第二天，陶成章感到汇中旅馆不安全，又转到了广慈医院。

再说陈其美将刺杀陶成章的任务交给了亲信蒋介石。蒋介石也不敢怠慢，他很快收买了光复会的叛徒王竹卿充当凶手。弄清了陶成章的广慈医院住址，设计了刺杀的一整套计划。就在陶成章住院的第二天，也就是1912年1月14日凌晨两点，夜幕下的广慈医院，突然间，两个黑影翻墙跳入，顺着墙根走。在一个拐弯处，他们悄无声息地上了楼，查着房间号码，走进光复会领袖陶成章休养的头等病房。

这时，陶成章正面里而卧，两个西装客连声呼喊“陶先生！陶先生！”当陶成章转过身子的时候，西装客即掏出手枪射击，子弹从陶的左颈喉管旁深入脑部，立即血流如注。二人行刺后，扬长而去。

当日陶成章逝世。

1月15日，孙中山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内称：

陶君抱革命宗旨十有余年，奔走运动，不遗余力，光复之际，陶君实有巨功，猝遭惨祸，可为我民国前途痛悼。孙中山要求陈其美严速究缉，务令凶徒就获，明正其罪，以慰陶君之灵，泄天下之愤。

然而，孙中山哪里知道，陈其美就是刺陶案的主谋者呢！

陆军总长黄兴也同时拍来了电报。

21日，沪军都督府和绍兴沪同乡会召开追悼大会，人们当着陈其美的面，纷纷发表演说，谴责这种卑劣的暗杀行动。会场上充满了悲壮激烈的气氛。

面对这些口诛笔伐、怒气冲冲的人，陈其美大气不敢出，豆大汗珠从脸上滚落下来，好不容易熬到追悼会结束。

蒋介石吓得再也不敢在公开场合露面了。他以生病为借口，辞去了沪军第五团团长（标统改称）职务。躲在秘密机关里，整日神情郁郁。为了使这位兄弟不寂寞，陈其美从清和坊召来一个妓女，整天陪着他消磨时光。

王竹卿也暗暗躲到嘉兴去了。但陶成章追悼会后，光复会的会员们追到了嘉兴，将叛徒王竹卿击毙在家中。

蒋介石闻知这个消息，不敢再在上海待下去了，他想去日本避避风头。陈其美很不想放这位得力的小兄弟走，但又怕他在上海有闪失，最后同意他暂去日本。

关于刺杀陶案的凶手，当时人们已普遍怀疑是陈其美指使蒋介石所为。后来，蒋介石在《中正自述事略》中坦率地承认，他是刺陶案的主凶，并列举了许多理由，证明他的行动是有功于革命的正义之举。但是，蒋介石的这份自白对于说明陶成章之死仍然具有重要意义，人们从中可以看出，这一事件既有远因，又有近因，远因是同盟会长期的内部矛盾，近因则是陈其美和陶成章之间的尖锐冲突。

光复会是辛亥前后东南地区的一支重要革命力量，陶成章被刺后，该会失去了一个重要的领导人，遂逐渐解体作烟云散。

犯众怒老蒋遁日本和风流都督

陶成章追悼大会的当天夜里。

上海都督府沉浸在浓浓的夜色中。

整个上海都在睡梦里。

陈其美的窗口还亮着灯光。因白天忙了一天陶成章的丧事处理，晚上还有一摞公文公函待他处理。他决定今晚就不回去了，直到结束。

黑夜的都督府只有大门口门卫那里有灯光，其他都笼罩在夜的神秘中。都督府上空的弯月被云霭遮蔽，夜色更显得浓重神秘。

突然间，东南角方向，一个大黑影接近都督府的高墙，很快跃上高墙，翻身跳进了都督府内。片刻，又有一个黑衣人，紧追其后，也是在前方黑影跳墙的地方翻身越过了高墙，只是比前人身体更轻盈些。

这两个黑影在高墙内，一前一后，一左一右，鹿行鹤飞，跑跑跳跳，在一片林子中消失了。片刻后又出现，前一个黑影向后院奔去，后一个黑影紧追不舍。

且说这两个黑影不是别人，前者是刺杀陶成章的凶手蒋介石，后者是光复会女侠寇志锐。寇志锐已把另一个凶手王竹卿处死在家中，接着她又去吴淞口码头截获了将要东渡日本的蒋介石，二人在码头打了个照面，蒋介石认出了寇志锐，见她剑佩在身两眼露出凶光，不由得打了个寒噤，接着拔腿就跑，寇志锐就追。这不就到了都督府里。

再说前一个黑影，跳跳跃跃到了陈其美的办公室前，见里面灯光通明，房门虚掩，手一拉门儿，就进了屋。陈其美听到声音，抬头看到来人是蒋介石，正要开口，蒋介石用嘴嘘了一声，然后又用手向身后指了指，示意有人在追杀他。

陈其美深领其意，站起身向门外走去，果然见一黑衣人追来。这时蒋介石趁机躲进了陈其美的隔壁卧室床下面。

寇志锐口喘粗气地问：陈大都督，我要杀的凶手已逃到了你的房里，请你立即把他交出来！

陈其美说：我就没有看到有人到我屋来。

寇志锐问：那你为什么出来望风？

陈其美道：我不是望风，我是累了，出来清清脑袋瓜子。

寇志锐说：不对，你撒谎！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在这个时候你出来散风？

陈其美说：就是这样巧合，我不出来散风，还能迎到小妹？陈其美说完去拂拭她的刘海。

寇志锐说：讨厌！什么小妹小妹的，我现在是公务在身！我已看到凶手跑到你屋里，我要拿你窝藏罪是问！

陈其美说：好厉害的一张嘴，你去搜吧！如搜不到呢？我可要拿你诬陷罪是问！

寇志锐说：好，一言为定。

陈其美说：你进吧！

寇志锐进了门，先是搜了办公室，没有发现情况。接着，她又去搜查他的卧室，陈其美不干了，拦住寇志锐说：这内屋有我的隐私，不能搜查！

寇志锐说：你说话不算话！

陈其美说：算话，你听我说。

寇志锐说：你不要拦我。接着她一屈身子，从陈其美的膀弯下溜进了陈其美的内屋。翻箱倒柜地搜查起来。搜来查去，没发现情况。

陈其美走上来说：小妹，不是我不让你搜，确实没有人进来！

寇志锐说：不对，你的床下我还没搜查到呢。莫非金屋藏娇不是？

就在这时，寇志锐趁势跑到床下，一把扯下了床单，露出了马脚。原来蒋介石就藏匿在这儿。再说蒋介石见已暴露，起身一跳，跳到柜子上，又从柜子上跳到窗户边，翻身跳出窗户，逃之夭夭。

寇志锐正要拔剑飞身去追，被陈其美拦腰抱住。寇志锐急了：陈大都督，我看透了，原来你们是一伙的！

陈其美哈哈大笑起来，说：你说对了。如果说蒋是凶手，那么说我就是主谋！

寇志锐问：为什么是这样？

陈其美说：你听我说。

寇志锐摇着脑袋说：我不听我不听！

陈其美说：你一定要听。如果我说的没道理，你可以拿刀问我！

寇志锐不再说话。

陈其美说：不是我陈其美空口无凭，而是陶成章死有应该、死有余辜啊！你想想，革命尚未成功，大清帝国依然盘踞北京，袁世凯又虎视眈眈，谁能与之对抗？可是陶成章回国后，不分青红皂白，把矛头对准孙中山，不断地发难。这是其一。

寇志锐说：这我知道。其二呢？

陈其美说：其二，孙中山当选大总统后，这是众望所归。陶成章应该反省自己，然而他不但不反省自己，反而又翻陈谷子烂芝麻的旧账，说孙总统贪污公款，骗取总统，在总统府门前叫骂，给总统难看不说，他站到了革命的对面去了，成了袁世凯的帮凶。

寇志锐说：那其三呢？

陈其美说：其三，他本是同盟会员，却又拉出来成立光复会，处处与同盟会作对，妄图以光复会取代同盟会。更不应该的是他收买蒋介石要行刺于我陈其美！

寇志锐说：陶先生要行刺于你，我不会相信。他要行刺，只会找光复会的人马，比如我们姐妹，不会找蒋介石啊！

陈其美说：小妹，你太天真了。事实就是这样无情。蒋介石你把他赶走了，他若不走，你可以当场求证不是？

寇志锐说：不，我受不了啦。接着她呜呜地大哭起来。

陈其美说：小妹，你若真受不了啦，可以朝我开枪！也可以拿我解气！对于陶成章来说，杀与不杀，人民自有定论。也许残虐了点儿，但我起码对得起天地良心，对得起民国共和，无愧于总统。你可以拿我定罪，但你若杀了我，就不要找蒋先生了，我们间算是摆平了对不对。你答应我？

寇志锐说：我不答应你……说着又呜呜地大哭起来。

陈其美说：如果你不说话，我就把你放在床上。事情一定出来了，我俩还是情人一对。

寇志锐只是痛哭不说话。

陈其美把她放到自己的床上，然后去亲吻她的脸蛋，说：好小妹，你让哥想疯了。这时寇志锐也停止了抽泣，顺从地让陈其美亲吻，享受人间欢乐。片刻后，陈其美的甜言蜜语消融了寇志锐心中的怨声，寇志锐顿时全身颤抖得厉害。陈其美狂吻她的额头、她的红唇，嘴里喃喃地叫着：我的宝贝。

室外，寒风呜呜，吹着窗户纸叫响。陈其美顺手拉起了被子，盖在了寇志锐的身上，然后又脱下她身上的衣服，寇志锐霎时像只小绵羊，也顺势拉下了陈其美的遮羞布。

十月沪上都督

从陈其美当选沪上都督，到他最终辞职，掰手算来，十月不到，九月有零。严格意义上说，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派为主体的政权。在陈其美的领导下，涤清封建王朝专制统治，建立健全新的统治秩序，开始资产阶级革命的新篇章，创造了无数个“第一”：

——建功立业，开元改历。

1912年1月2日，孙中山通令各省用阳历，并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建元的开始。同一天，陈其美发布通告，转发孙中山的通令，称：“本日（阴历十一月十二日）奉大总统孙谕令，以本月十三日为阳历元旦，我民国百度维新，亟应及时更用阳历，期于世界各强国同进文明，一新耳目等因。为此，布告军民各界人等知悉，以黄帝纪元四千六百九年十一月十三日，着改为中华民国元年下月第一日。从前行用阴历，一律变更。孙大总统即择于元年元旦就任，发号施令，与天下更始。合亟出示晓谕，咸仰知悉，自明日起，各界一律悬挂国旗，以昭庆贺而光大典，切切特示。”

——豁免恶税，维持市面。

《上海军政分府宣言书》指出：“本军政分府又念我苏、浙等省，民困已久，暴征苛税，是皆满清之虐。而江南水荒，收获寡，谋生不易，用特将江、浙、皖、闽境内一切恶税，尽行豁免，以抒我父老之难，而免奔亡之苦。”其具体措施是：A.除盐、酒、糖各税捐外，所有统税关卡，一律永远裁撤。B.除海关外，所在税关一律永远裁撤。C.本年下忙丁漕，概行蠲免。D.本年以前积欠丁漕，概行蠲免。E.各属杂捐，除为地方所用者外，概行豁免。关于市面，陈其美在致上海市总商会的照会中宣布：“上海为华洋巨埠，兼之市面紧急，深恐惹起意外。本军政府用特收回自保，要使中外侨民，安如磐石。久稔贵会为商界之总机关，务望在各商家启蒙给传单，剀切晓谕，维持市面。须知此次起义，为吊伐而来，师到之处，一草一木，秋毫无犯。商仍为商，工仍为工，幸勿虚事张皇，致碍贸易，无任盼祷。”随后，又发出了《各安生业开市贸易告示》，宣布：“所有本埠居民人等，俱可各安生业，开市贸易。”

——稳定金融，稳定人心。

在《完全担保信成银行钞票告示》中，陈其美宣布：“照得本军政府自管理上海以来，首重维持市面，而以流通金融为第一要义。近来上海市面恐慌，达于极点。然目前急救之法，唯有流通钞票，使全市行用，方可补救。”

——扩大城容，拆除城墙。

上海光复后，绅士姚文丹等以城墙阻碍商业发展为由，呈请拆除上海城垣，改建宽阔马路，以振兴商业。陈其美接呈后，当即批示：“拆城为振兴商业之基础，所见极真，应即照准。”

——通令剪发，不留豚尾。1911年11月10日，陈其美发布《剪辫告示》：“照得结发为辫，乃胡虏之殊俗，固地球五大洲所无之怪状，亦历史数千年未有之先例。满清入关，肆强迫之淫威，使和同于胡俗。试披发史，凡我同胞之乃祖乃宗，因此而受惨杀屠戮者，不可胜数，固吾同胞二百六十余年所痛心疾首，忍垢含辱，欲复斯仇而不得其机遇者也。今幸天福中国，汉土重光，凡有血气者，追念祖宗之余痛，固莫不恐后争先，剪去发辫，除此数寸之胡尾，还我大好之头颅。而一般下流社会无智识之辈，犹复狃于积习，意存观望。迭据各团体及个人来府禀请严申禁令，本都督深不愿以强迫之命令，干涉个人身体之自由；但长此因循，殊非政体，且不足以表示万众一心，渴望共和之至意。为此出示晓谕，仰各团体苦口实力，辗转相劝，务使豚尾悉捐，不惹胡儿膻臭，众心合一，还我上国衣冠。本都督实有厚望，诸同胞其各勉旃。”

——禁吸鸦片，反对贩毒。

1912年2月20日，陈其美发布《禁吸鸦片告示》，严禁吸食鸦片。告示云：“照得鸦片之害，流毒于我中国已数十年矣。凡我同胞沉溺于鸦片之中，废时失业，败产荡家者以数百千万计。前清时代，曾以特设禁烟大臣，与外缔约，严行禁止，各省虽不能一律净除，吸者已属无多。现自民军建义以来，军务倥偬，不暇顾及，而吸烟者乘此时会，有死灰复燃之势，人格丧尽，实堪痛恨。上海五方杂处，匿居私吸，实繁有徒，倘非精密调查，重申禁令，恐我新造之共和民国，其人民程度反不如从前垂亡之满清帝国。伤心之事，莫过于斯。为此特布禁令，如有私卖灯吸者，一经查出，财产立即发封，本犯严行惩办。本都督欲以强迫手段施之同胞，实欲除恶务尽，不欲留污点，以贻民国前途之隐患。仰诸界人等，其各凛遵毋违。”

——禁止赌博，革除陋习。

1912年2月21日，陈其美发布禁止赌博告示云：

“照得正朔已改，阴历不行，只以商界习惯相沿，暂于阴历年底为清账之期，明岁并将商界习惯改用阳历，以昭划一。唯满清时代，民间于元宵之前开场聚赌，大则倾家荡产，小则争攘斗殴，伤风败化，莫此为甚。现在民国新立，旧染污俗，悉行蠲除，凡我同胞，皆当随时世之转移，为新国民之模范。为此，通饬严禁赌博，除照会各国依赖取缔租界不准华人赌博外，仰各界一体遵照，如违定予严办。切切。特示。”

以孙中山为首的南京临时政府如此软弱，以陈其美为首的沪军都督府同样也不敢触及反帝反封建的问题。

应该看到，陈其美虽然不敢反帝，但对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压迫的弱小民族是深表同情的。据陈果夫回忆，1912年间，陈其美与朝鲜志士组织了一个名叫“新亚同济社”的秘密团体，该社的目标是谋朝鲜独立。陈其美担任该社监督，在物质上、精神上均给予了支持。陈果夫回忆说：

民国元年底，袁（世凯）氏促叔出洋考察工商，先汇四万元来申，此款由我代管。但不满两个月即用罄。其中大半为帮助同志，其五之一约计八千元左右，为帮助朝鲜、安南、印度革命党人，及朝鲜在中国留学生之学费等，此可知其对于世界革命之工作也。某年寒假，予至沪省叔。见其寓处正举行会议，参加者有高丽、安南、印度、马来、暹罗等人。会后，由叔执行晚餐。予初不解，后请示于叔，始知系东方各民族联合革命团体而由叔主持者。此盖我叔坚信中国之民族革命，一方面自求民族革命之成功，同时并当协助东方各民族致力反帝工作。

另外，越南爱国志士潘佩珠回忆，他于1912年2月下旬，到南京求见南京临时政府大总统孙文和陆军总长黄兴，谈及援越事。潘在路过上海时，也拜访了陈其美，他说：

陈（其美）豪侠慷慨，余前所亲稔。彼于奔走革命中，尤与余同病。余晤彼，乃不复作客气语，直告以困苦乞援之实情。陈素解余意，毫无踟蹰，以四千元相赠。余又告以派人回国内行大运动。剧烈之暴动，陈初不以为然，谓君等宜于教育入手，无教育之国民，暴动不能为功。余答以我国教育权，完全在法人掌握，法人所立之学堂，完全为奴隶之教育，禁私立学堂学生出洋。凡百教育之工具，我辈无一毫自由。我国人求一生于万死之中，唯有暴动，暴动者为改良教育之媒介也。予因举马志民教育与暴动同时并行一语以告，且历举以来失败之详情如东京义塾、广南学会等事，反复详解。陈大然之，遂给予以军用炸弹三十颗。余所挟以来之希望，至此粗慰。

在对待农民问题上，遗憾的是陈其美领导的沪军都督府没有发表过一件涉及土地问题的法令和政策。相反，当农民自发起来进行抗租抗税斗争时，陈其美却站在农民的对立面，采取了坚决镇压的措施，加剧了社会的动荡不安。当时的上海报纸上，有关陈其美派遣军队镇压农民抗租抗税斗争的新闻比比皆是，也颇令陈其美头痛。

例如1911年12月31日《申报》报道说：

青浦民政长因该邑香花桥一带乡民聚众抗租，扰乱治安，于前夜派人来沪报告民政总长及沪军都督，请兵防护。即经民政总长移知商团公会司令部，派令王济川君率同十字团团长凌有光君，督带团友四十名，又经陈都督命卫队管带师德贵君，选派卫队二十名于昨日下午持带枪械回赶该邑，竭力保持。

1912年1月5日的《申报》又报道说：

南汇县民政长赵敬祺，前日电告上海民政总长及沪军都督，因该邑大团等处有沿海沙民抗租滋扰，聚众千余人，啰唣不休，掳人勒赎。该处原有沪军四哨，兵力单薄，不克防御，请即加派防护等情。陈都督准即拨派两哨兵士，速赴大团驻防，并由民政总长移知商团公会司令部，选派团友二十名，前往浦东沟等处，竭力抵御，以防窜扰。

可以看出，资产阶级在掌握了政权后，轻易地抛弃了农民这个最广大的同盟军。所以在以后捍卫政权的斗争中，资产阶级革命派总是显得力量弱小，不得不再妥协让步，及至丢掉了政权。

那时，青年毛泽东正在湖南进行农民运动调查，关注农民运动。他在后来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开篇明义道：“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中国过去一切革命斗争成效甚少，其基本原因就是因为不能团结真正的朋友，以攻击真正的敌人。”应该说，共产党之所以能胜利，就是团结了真正的朋友，打击了真正的敌人，把握了革命胜利的主动权。

第十章

共和悲歌

为共和烈士申冤雪仇

陈其美正在都督府办公。

一个申诉信函落到他的案头，标题醒目，落款人大名鼎鼎，柳亚子、朱少屏等11人联名上书沪上都督陈其美，要为死难的共和烈士周实、阮式平反昭雪，并捉拿凶手姚荣泽，申诉书上写：“虏令无状，一日薄西山杀二烈士，不捕杀此獠，无以谢天下！”

原来，周实、阮式都是陈其美熟悉的人。此书也引起了陈的联想……

周实字实丹，号无尽；阮式字梦桃，号汉宣，他们都是江苏淮安人。

周实出生在车桥镇的一个穷书生家庭，幼年就读于“无尽庵”家塾，18岁入县学为秀才，后就读于南京宁属师范学校、两江师范学校。1909年南社成立，周实欣然参加，是南社最早的成员之一，与同是南社成员的陈其美相识，与柳亚子、高旭、朱少屏等有密切的交往，被称为“社中眉目”。

阮式出身于淮安城内世代书香的封建大家族，16岁入泮，后读于江北高等学校，又与周实共读于宁属师范学校，先后任宣城模范小学、淮安敬恭学校、山阳高等小学教师，上海《女报》编辑，《克复学报》撰述；曾应周实之约共创“淮南社”，为南社“桴鼓三应”。

周实、阮式少年时代读书勤奋，晚明志士遗民思想对其影响颇深，他们又较早地接触了西方文化。周实13岁时便攻读美利坚独立史、法兰西革命纪；阮式14岁开始“广究新知”。在追求新知的活动中，他们都萌生了反清反帝革命思想，立定了救国救民革命的志向。

上海光复后，周实曾去拜会陈其美。

陈其美说：天下大势已定，你应该回淮安去，争取苏北的光复，再开新篇。

周实想了想，觉得有道理：我听你的。

于是他就和阮式去了淮安，组织“巡逻部”，周、阮二人分别任正副部长，参加淮安的光复。

当时的淮安，在各地纷纷光复起义的影响下，曾任山西巡抚、卸任后住在淮安的丁宝铊等豪绅巨室携金银细软逃往上海，知府刘名誉听说苏州光复，也打开府库，携金带眷潜逃苏州避难。

城内只有山阳县衙还在“营业支撑”，但县令姚荣泽的命令已无人听了。

在这种混乱局势下，周实、阮式召集旅宁旅沪回淮学生及本城中学生八九十人开会议事，成立“学生队”，此时县政权几近瘫痪，城内无兵可恃，高户豪门如丧家之犬，惶惶不可终日。大局民团不足以抵御散兵游勇和土匪的掳掠，士绅们都希望有人出头来负守城之责，纷纷说服大局供给学生枪支、子弹。周实、阮式领导的学生队员掌握枪械后，来到县衙前放了一排枪，将龙旗扯毁，插上白旗。

周实、阮式还率领队员日夜奔走在城上城下，分班在城门口巡查奸细，至使城内秩序井然。

他们还令商店照常营业，并派人积极准备组织淮安军政分府。绅董见学生们奋发英勇保卫乡里，纪律胜于团勇，因而让周、阮把“学生队”改为“巡逻部”，周、阮分任正副部长。守城的责任由巡逻部担任，他们顶风冒雨，荷枪持械，来回巡逻，日夜不辍。

周实、阮式还指派南京陆军中、小学生分别教操、训练，巡逻部控制了全城局势，清河县的十三协乱兵虽近在咫尺，而淮安却能安然无恙。

11月12日，清河（今淮阴）光复，陆军参议蒋雁行被推为江北都督。同日，蒋雁行传檄山阳县（山阳县在淮安府内）反正，并邀山阳官绅赴都督署议事。山阳县令姚荣泽抗令未赴，山阳士绅就推举周实、顾震福等五人赴会。

周实赴会期间，姚荣泽指使人散布谣言，说周实回来后就要“杀官劫绅”，引起了劣绅的忌恨。

11月4日，自清河回淮安的周实在旧漕署前召开大会，县令姚荣泽避匿未到。周实在大会上宣布山阳光复。周实说：“姚荣泽不到会，就是反对光复，我们要把他这个清廷走狗赶出淮安！”同时，周实还痛斥了那些对光复持诋毁情绪的劣绅。

革命形势的迅速发展，使反动势力很快麇集在一起。姚荣泽与典史周城邠、参将杨建廷和劣绅顾震福、秦保愚、阮钵香、何钵山等人，在海会庵秘密开会，拟定了谋杀周实、阮式的行动计划。

11月17日，姚荣泽采取卑鄙的暗杀手段残杀了周、阮二人。这一年，周实年仅27岁，阮式23岁。

姚荣泽杀害了二勇士后，自知罪孽深重，不会坐以待毙，“挥金四处奔走”，打通关节。于是在南通张謇家藏匿下来。

……

陈其美看完了柳亚子等人申冤书后，正义在胸，非常生气，挥笔批示：南通索姚！

这时，张謇包庇姚荣泽的所作所为，激起了人民的公愤，淮安学团顾振黄一行五十余人到达上海请愿，一时，军界、政界、学界、被害者家属的公函、公禀、呈示雪花般地飞向沪军都督府。再次激起了陈其美的正义感，忙派军司长蔡治民把柳亚子接到府中，让其起草了一个洋洋千言的加急电报，以陈的个人名义致电南京临时政府，要求为周实、阮式昭雪！

2月7日，孙中山复电陈其美，同意由陈其美来审理姚荣泽案。孙并饬令南通张謇火速将姚荣泽及与此案有关的紧要证据卷宗，解交沪军都督陈其美，以使“秉公讯办，以彰国法而平公愤”。

张謇见了电报，不敢怠慢，知道陈其美的为人处世，是说得到做得到的，才把姚荣泽交了出来。这样姚荣泽被押解苏州。2月23日，陈其美又派人把姚从苏州押解到上海。

事情似乎至此已经解决，然而半路上却又杀出个程咬金来。

姚荣泽深知自己落入陈其美之手，决没有好果子吃，于是暗中派人到南京活动，买通了临时政府的司法总长伍廷芳。伍廷芳出面干扰对姚的审判。

2月18日，司法总长伍廷芳首先致电孙总统，认为姚案应该由司法部主持审理，而不应由沪军都督府审理。伍廷芳指出：“民国方新，对于一切诉讼应采用文明方法，况此案情节重大，尤须审慎周详以示尊重法律之意。”伍廷芳还指出：姚案审理应由司法部特派精通中外法律之员承审，另选三名通达事理、公正和平、名词素著者为陪审员，并准许原告与被告两方聘请辩护士到堂辩护，审讯时，任人旁听，“如此，则大公无私，庶无失出失入之弊”。对于伍廷芳的请求，孙中山认为“极善”，指示同意。

但陈其美并不打算放弃审理姚荣泽案。他也写信给伍廷芳，承诺将按照文明办法审理此案。

3月2日，伍廷芳复函陈其美，重申姚案应由司法部主持，审判官亦应由司法部指派。

二人书信频繁，互不相让。

最后，陈其美没有理睬伍廷芳的意见，3月8日在上海开庭审理，至3月23日宣判姚荣泽死刑，于两周内执行。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这两周时间，临时政府总统移位，由原来的孙中山，换成了袁世凯。旧官僚以所谓姚“罪有应得，情尚可原”，致电袁世凯请赦免一死。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袁世凯看在老姚杀戮革命党的功劳上，自然放他一马，于是大笔一挥：免其死刑！

于是，姚荣泽被“定为终生禁锢之罪”。后来又改为监禁10年，实际上姚荣泽被关押三个月即被放了出来，逍遥法外。陈其美、柳亚子的种种努力，被袁大总统一笔勾销了。

实际，这是共和的一大悲剧，又是“江苏省革命史上一大污点”。

汪精卫语讥孙中山：你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恋栈吧？

就在陈其美极力为周实、阮式昭雪之事奔波时，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也在飘摇之中……

1月16日晨，袁世凯得知孙中山议和许诺后，亦于当天上午高高兴兴入宫拜见隆裕皇太后和小皇帝，以国务大臣联奏名义，跪奏太后，请清帝退位，亦谓之再次“逼宫”。

这日上午1l时45分，袁世凯奏毕便乘双轮大马车出东华门。车过东华门大街，有大队骑兵拥于前后，大街有军警夹道林立，好不威风。

正在行走之间，已到三义茶店楼门口，张先培从楼上掷弹一颗，但弹发后，袁车已过。

“快走！”马车在袁的指使下飞驰起来，行抵祥宜坊前，第二组黄之萌、李献文各急投一弹，弹响车覆，卫队长与士兵数人当即命归西天。袁马车二马受伤，受到惊吓，腾起四蹄，狂奔而去，载受伤的袁世凯脱险回府，留下卫队拦截。

张先培等下楼追击，被卫队当场击倒，黄之萌相扶，并与卫队交战，顿时天昏地暗。一场乱战之后，无奈卫队人多，同盟会：杨禹昌、陶鸿源、许思训、黄永清、李怀莲、萧声、薛荣等人，均被逮捕，旋遇害。

一时间，京师大哗，恐怖笼罩。再说袁世凯此次朝见出宫后，即遭到上面所述革命党人行刺。袁世凯的奏折是以法国皇帝路易十六上断头台示意清朝皇室，使隆裕对袁大为疑忌。正好袁出宫后，即遭革命党人刺杀，复使隆裕又对袁氏信任。袁世凯心想，大难不死，必有后福。此时袁世凯不敢再出门，包括清室也戒备森严。

袁世凯遭行刺之后不到10天内，恐怖烟云未散，又有称作炸弹专家的彭家珍等积极筹划刺杀良弼等清室顽固派宗社党人的行动，其目的是消除共和障碍。

彭家珍，字席儒，四川金堂县人，陆军武备学堂炮科毕业，系清军天津兵站司令部副官，于天津加入京津同盟会。此人正义感较强，同情孙中山革命，支持共和。

良弼是清室的顽固派。1月24日，彭在街上散步，经路人指点，觅得良弼新宅在西四牌楼红罗厂。此院高深，戒备森严。暗攻不如强取。25日，彭即着军装携佩刀、炸弹到良弼宅访问，等候多时，良仍未归，遂辞出，刚出门不几步，良弼归来，彭即回车到大门口下车，当良弼下车时，彭假以投名片作掩饰，顺手投炸弹炸之，炸弹触地爆炸，良弼左膝炸断，彭则当场殉国，年仅25岁。

良弼被抬回苏醒后，闻言彭家珍已当场死去，亦赞彭为英雄人物。两天后，良弼亦死。共和一患被除。

不到10天内，接连出现两次暗杀，使京城再次笼罩在血色的恐怖中。

两次暗杀的插曲，加快了南北和谈的进程。

接着，孙中山派出了南方政府的议和代表团。主要成员是汪精卫和外交总长伍廷芳等，张竞生为代表团秘书。孙中山特在南京总统府一间密室里向张竞生单人作了如下的指示：

首先，孙中山说：这次南方议和代表团代表虽是伍廷芳，但实际暗中令汪精卫负责。伍虽是我方外交总长，此次由各省代表推荐为代表，表面是极适当的。但其人是大官僚，贪财、爱物质上的享受。当年他由清廷派为驻美公使时，随员各职，尽行贿赂出卖。回国后在上海买一座洋楼，骄奢淫逸，他不是革命党人。断不能再使清廷保留虚君位。总之，无论从何方面看，伍是不能真正代表我们革命方面的。各省代表推荐他，不能不任命他为代表，但我总怀疑他是否能称职。所以我们另命汪精卫、王宠惠、王正廷、钮永建等人为议和代表团参赞，暗中特授汪精卫全权，即是凡事须由参赞团同意，然后才能执行。

孙中山说到何以信任汪精卫的理由时说：因为他前时暗杀清廷摄政王的行为，轰动世界。出狱后，又在天津组织“京津保同盟会”，仍然为了革命。这次议和，他还是会真心真意以达到我们革命党的宗旨的。所以我们授他全权，尽量发挥革命党人的意志。当然，他有时不免感情用事，所以我们又望参赞团与你们秘书团好好帮助他。

说到第二个问题时孙中山沉着表示：对袁世凯要采用“利用方法”，使他上我们的圈套。袁是大官僚，狡猾成性。但他前受清廷的排斥，今虽起用，可是他心底里是要推翻清廷的统治，这一点上是与我们的目的一致的。至于人是否真心为民国，却是极可怀疑的。在这一点上，全靠我们利用他的方法，使他接受我们的宗旨。因此，为了达到革命的目的，我极愿让出总统之位，只要他能支持建立民国。这可以说，我是用总统的名义，促使袁接受我们革命的宗旨的。中山先生还分析当时的军事力量说：我们实在是不能与袁对抗的。我们虽有革命的勇气，但经费支出，连数千元也要由上海工商界来接济！而且军权不统一，各省军人各自为政，不能统一指挥。所以我们只好利用袁世凯来建立中华民国。这便是后来人们常说的“拿总统换和平”。

利用袁的势力来建立民国，当然危险性是极大的。可是我们革命党人如能团结一致，好好监督他为民国尽职，那么，他虽有野心，也不能不在我们的控制下做事。那么，初始虽则是我们利用他，结果还是希望能逐渐把他改变成为同我们一样拥护民国的人。所以我常说不怕袁世凯，只怕我们革命党人有二心、不团结。现在形势，各省纷纷独立，大多是军人与政客所主持，我们如怕他们，就不能成功了。所以我们也要不怕他们，利用他们，革命才能成功。

中山先生说到此时，语气极坚决。停一会儿，他又说：我愿意把总统之位让给袁世凯，有人说我是被迫的，这是根本不识大势的人说的。须知我不怕袁，而是利用他。不但是袁，无论谁，他如能“推翻满清，建立民国”，我都极愿让出这位置；但无论何人，如不能做到这两点，虽用任何强力，都不能使我让出。我是终生抱定革命者的气节的，不但视总统是一个虚名，而且到必要时，虽自家性命也可牺牲的。总统是一个虚名，我不当总统，也可为国家做事。我立志让出总统后，就专心做实业救国的事务，并希望完成我的学说，以教人传世。试想总统有什么意义使我留恋呢？我所留恋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而不是总统的名义。

临别时，中山先生神气极坚决地再次指示：第一，让伍廷芳名义上为议和首要代表，而实权则由汪精卫操持；第二，我们设法利用袁世凯，不是袁利用我们。这两点，望向汪精卫转达。并望你们保守秘密，不要外传。

孙中山送走了张竞生，秘书宋霭龄又走过来，呈上“北京方面清室优待条件最后文本”，内容如下：

一、大清皇帝改称皇帝，相传不废，以待外国君主之礼待之。

二、暂居宫禁，日后退居颐和园。

三、优定皇帝岁俸，年支若干，由新政府提交国会议决，唯不少于300万两。

四、所有陵寝、宗庙，得永远奉祀，并由民国妥为保护。

五、保护其原有私产。

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

一、满、蒙、回、藏人与汉人平等，均享受一切权利，服从一切义务。

二、保护其应有之私产。

三、先筹八旗生计，于未筹定以前，原有口粮暂仍其旧。

四、从前营业之限制、居住之限制，一律蠲除。

五、所有王公世爵概仍其旧。

孙中山阅毕，哈哈大笑道：“此乃条件，殊为可笑。”于是提笔复信伍廷芳，指示如下五条内容：

请告唐，清帝退位，共和既定，既推让出于诚意，至其手续，则须慎重。以为民国前途计，若两日为期，不特贻外人讥笑，且南方各省或有违言，转为不美。今以五条件要约如下：

一、清帝退位，其一切政权同时消灭，不得私授其臣。

二、在北京不得更设临时政府。

三、得北京实行退位电，即由民国政府以清帝退位之故电发各国，要求承认中华民国彼各国之回电。

四、文（指孙文）即向参议院辞职，宣布定期解职。

五、请参议院公举袁世凯为大总统。如此方于事实上完善。

次日，孙中山又电告伍廷芳，将三、四、五条并为一条：“各国承认中华民国之后，临时总统即行辞职，请参议院公举袁为大总统。”

同日，孙中山又对北京方面清室优待条件提出修改：“‘相传不废’当改为‘终生不废’。至交海牙存案，民国内阁反对者多，其理由：一、国内之事件，交列国国际公会，大伤国体；二、不信国民，存案于外，即为丧失国人信用，牵涉于国际；三、唯有用正式公文，通告各国政府，即可为将来之保证。”

19日，清隆裕太后见电，又召集御前会议于养心殿。此时隆裕有意退位。会议开始后，隆裕太后原文宣读南京关于优待皇室条件和优待满、蒙、回、藏人条件的电文，结结巴巴念完电文后，便问：“你们都听了，看是君主好？还是共和好？”闷了好长一段时间，溥伟等对曰：“臣等皆力主君主，无主张共和之理，求太后圣断坚持，勿为所惑。”

太后尖声笑道：“我何尝要共和？都是奕勖和袁世凯说的，革命党人太厉害，我们没有枪炮，没有军饷，万不能打仗。……”

接着她拂了拂袖子，又说：“现在内帑已竭……胜了固然好；要是败了呢，连优待条件都没有，岂不是要亡国吗？”

溥伟仍坚持不退位的好。

太后龙颜不悦：“就是打仗，也只冯国璋一人，焉能有功？”

溥伟道：“为了大清，我愿意自己率兵出战！”

最后太后问他：“他们主和了，你还出什么战？”

溥伟仍坚持：“请太后仍是主持前次谕旨，着他们要国会解决。若设临时政府，或迁就革命党，断不可行，如彼等有意外要求，请太后断不可行。”

隆裕则答道：“我知道了。”

会议不欢而散。

恰在这时，清廷驻俄国公使陆徵祥，致电请外务部，再次促请清室退位。清驻意大利公使吴宗濂、驻日公使汪大燮等亦随后电请内阁，呼吁清廷退位。

20日，孙中山再电伍廷芳，重申五条件：

一、清帝退位，系帝制消灭，非只虚名。

二、袁须受民国推举，不得由清授权。

三、袁可对中外发表政见，服从共和，方为被举之地。

四、临时政府不容有二，以避竞争，今清帝退位后，民国政府当然统一。

五、袁可被选为实任大总统，不必用临时字样。如此，始得民国巩固，南北一致。并要求袁世凯来南京会谈。

袁世凯接电后，再次拖延，致使战火再起，革命阵营内也意见不一。一些原来不赞成议和的同志，也对孙中山不满起来：“议和，议和，这不，又打了起来吗？”一些主张议和的同志也针锋相对：“不能无谓地流血！先生你怎么又改变了初衷？”

袁世凯暗中促进清帝退位的实现，使驻外公使和段祺瑞等军人要求共和制，但表面上，有时又表现出左右为难的姿态，一会儿跪请清廷退位，一会儿又致电伍廷芳，仍要求召开国会公决国体，甚至还佯作备战，其中心目的，是以舆论为工具，窃夺总统大权，又因唯恐失去总统职位，不愿承认南京政府，故有意阻碍和平解决清帝退位的进程，与南京政府讨价还价，完全为个人一己之私而玩弄权术。

南京。陆军部的参谋部作战室。

会议桌边，围坐着陆军总长黄兴、秘书长胡汉民、陆军部次长蒋作宾、海军部次长汤芗铭、实业部次长马君武、交通部次长于右任及宋教仁、汪精卫等。

孙中山坐在绘有六路北伐进军的挂图前，环视与会者：“关于战局，务请各抒己见。”

黄兴首先发言：“战局令人忧虑，军费支出庞大，国库空虚。杯水车薪，无济于事，甚至连预算都无从算起……”

大家沉默。

孙中山道：“也不能只看财政，武昌起义以来，民气激昂，北方人心也大体倾向共和。海外华侨，继续踊跃捐输，美洲、南洋、日本等地，都有汇款……总之，和谈，北伐，不可偏废！”

马君武立即应声：“陆军总长是否应马上率所属17个师北上，不管袁世凯是战是和，我们都要直捣幽燕！”

宋教仁仰首冷笑。

马君武站起；“遯初，你笑什么？”

宋教仁：“我笑我辈不外纸上谈兵。”

马君武不快地坐下。

宋教仁：“兆铭兄刚从北京回来，谈谈那边的形势吧！”

风尘仆仆的汪精卫脱下大衣，走到地图前：“不仅要明白北方，还要统鉴世界大局。英、日、美、德等列强支持袁世凯，路人皆知。甚至横舰长江，阻拦民军在秦皇岛登陆，驱逐占领即墨的义军……公使团日前通电，不准在京奉铁路两侧十里内交战。日、俄增兵东三省和内蒙古，企图乘机分割……”

一种沉重的气氛压迫着会场，大家都不做声。

孙中山用期待的目光注视黄兴：“克强，刚才的话还未讲完。”

黄兴：“湖北实际上已经与袁世凯媾和，北洋七镇正向南京压来。陆军部所辖部队号称17万，但真有战斗力的也只有粤、浙两军……”他的话又被咳嗽打断了。

全场默然。

汪精卫：“项城若能促清帝退位，则我辈目的已达。战事如果再起，恐非国民之福！”

孙中山愤然：“袁世凯阴怀莽、操之志，居心叵测，反复无常，企图在南北对峙中渔利。共和肇始，将元首职务交给这个守旧官僚，似应慎之。”

宋教仁：“可是在临时大总统选举之前，不是已经商定虚位以待吗？”

孙中山：“是的，但前提是他必须服膺共和主义！”

汪精卫浅浅一笑：“先生，您不会对大总统的职位恋栈吧？”

宋教仁语带讥讽：“先生当然不会有权力思想。”

马君武拍案而起：“你们是暗指先生贪恋权势吗？”

宋教仁轻轻拉一拉马君武：“你坐下。”

马君武怒不可遏：“你这个袁某的说客！”说罢，一拳向宋教仁左眼打去。

宋教仁意外而委屈地：“你——”他的眼睛立刻肿起来。

与会者的目光都集中到马君武身上，然后又一齐转向孙中山。

孙中山痛心地、感情复杂地看着马君武：“君武——太粗暴了，应该向遯初道歉！”

马君武执拗地坐着不动。

孙中山叹了口气：“这不是什么恋栈职位和权力思想。既然历史把重任赋予我们，我们就要不辱使命！”

黄兴满怀同情地看着孙中山，断断续续地说：

“上海的和议若不成……兴自度不能下动员令，唯有剖腹以谢天下。”

说罢，低头吐出一摊鲜血。

“今也让，明也让。吃人的老猿称霸王”

1912年2月13日，就是7岁的宣统皇帝溥仪签署退位诏书的第二天，孙中山被迫向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并推荐袁世凯继任总统。

局势急剧地变化。

就在宋嘉树帮助宋教仁起草《临时约法》的时候，2月12日，清帝在袁世凯的威逼下，宣布逊位。两千多年的帝制终得推翻。接着孙中山履行诺言，向参议院提交了辞职咨文。

他在致参议院的咨文中说：“清帝逊位，南北统一，袁君之力实多，发表政见，更为绝对赞同，举为公仆，必能尽忠民国。且袁君富于经验，民国统一赖有建设之才，故敢以私见贡荐于贵院。请为民国前途熟计，无失当选之人。”同时宣布，袁世凯必须遵守《临时约法》，又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汪精卫等为随员的迎接总统候选人代表团北上迎袁南下，希将袁世凯引出巢穴，到革命党人占优势的南京来，以便监督其遵守《临时约法》。

但在临时参议院门外，陆军所属的沪军和浙军蜂拥而来，包围呐喊着：“我们要见孙大总统！”“我们要见议员！”“谁要让孙大总统辞职，我们就把谁绑走！”口号声一阵高于一阵，远处的炮台也传来隆隆的炮声……

参议员们一个个呆坐在座位上，心情复杂。

当时，既有革命党人表示反对推袁世凯为下届总统候选人，海外华侨也有来电反对推荐袁世凯的。孙中山复电说：

“今日目的已达。……我辈之义务告尽，而权利则享自由人权而已，其他非所问。”

2月15日，参议院举行选举，袁世凯以17票被选为中华民国第二届临时大总统。

2月18日一早，陆军第一军军长柏文蔚（民国元年6月任安徽都督）不赞成一味向袁世凯退让，主张利用革命气势组织力量打击袁世凯，亲到南京政府谒见孙中山哭谏。孙中山“亲为调牛奶、咖啡、茶并给以饼干”相待。

柏文蔚岂能吃下，痛哭流涕地对孙中山说：目前革命气势正在高涨，北伐军事不应停止。且北洋军实力尚在，“应利用当前革命优势，予以严重打击，将所有障碍扫除，方能实现本党政治主张，否则急于求和，恐难有好结果。”

“我非常同意你的主张。”孙中山道，但这时他只能向柏文蔚表明：只要清帝退位，袁世凯绝对赞成共和，他自己可以立即辞职，不再涉身政界，专求在社会上做成一种事业。关于今后的军事问题，则指示柏文蔚与黄兴研究。柏文蔚在总统府吃完早餐，向孙中山告辞。到了陆军部，他向黄兴说：“袁世凯乃是不讲信义之人，戊戌政变，他能卖友向慈禧告密，我们对他不能相信太过。”

黄兴向他解释说：“革命目的是推翻满清，建立民国。只要袁世凯承认这种主张，我们就可以将总统让给他。他虽狡猾，也一定与我们合作，假如完全靠武力解决，将来鹿死谁手，尚难预料。”此时，柏文蔚已看出黄兴，“亦大有放弃武力之意”。他后来很感慨地说：“当时和平空气浓厚，余之不放弃武力主张，已不为各方面所重视，诚所谓曲高和寡者也。”

2月20日，补选黎元洪为临时副总统。

3月30日，孙中山与袁世凯最后敲定了内阁成员名单，唐绍仪为总理，九名总长中，同盟会员占了四席，分别是司法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农林总长宋教仁，工商总长陈其美。

4月1日，孙中山于参议院举行解职礼。他说：“清帝逊位，民国成立，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经达到，只待实现民生主义。”他念念不忘修筑20万里铁路的宏图，表示10年之内不过问政治，一心完成铁路建设计划，使中国在经济上富强起来，与欧美同步。

辞去职务一身轻。

南京郊外。紫金山。

清明时节，细雨霏霏。

静寂的山林，偶尔响起回荡的枪声。

时断时续的哭声传来——人们在扫墓。

蜿蜒的山路，远远可见几个身着猎装、手执猎枪的人在攀登……

黄兴、胡汉民、宋教仁、朱执信等人依次攀上一块平坦地方。走在后面的孙中山也攀了上来，马湘接过他手中的猎枪。人们停下来歇息。

孙中山轻喟一声：“总算轻松些。”

黄兴眺望着山脚下，一群祭扫烈士墓的小学生列队走过。嘹亮的歌声隐约传来：

五色国旗照亚东，

问谁铁血功？

中华大总统，

孙中山与黎元洪。

两千余年专制毒，

一旦扫而空。

……

黄兴有所感地转向孙中山：“我们终究在历史上留下了痕迹。”

似乎也在倾听孩子们歌声的胡汉民站了起来：“几个月来，事变太过迅速和复杂，来不及思考，更遑论索解。”

宋教仁却执著于自己一贯的思路：“我持乐观态度。议会、宪法，必使共和制度长存。”

他们起身，继续攀登。

路过许多小小的墓前，纸幡飘动，粗瓷碗碟里放着简陋的祭品——几个馒头，两块猪肉。

孙中山颇有感触：“民生主义，迫待实施。……当务之急，先得修20万里铁路。”

朱执信好像自言自语：“有的出国，有的做官，有的退隐，还有的出家——路漫漫其修远兮……”

散漫的谈话中断。孙中山凝望着嫩绿色的山峦，缓缓地对宋教仁说：“既然我们在国会获多数，组织内阁是必然的，您也将出任内阁重任……”

大家朝他转过脸来。

孙中山回避开战友们的眼光，从马湘手中取过猎枪，走了两步，朝着从容飞过的一群白鸟随手射击。

回声在山谷中滚动，消逝。

林木萧萧。细雨霏霏。

鸟群像是没有受到任何惊扰，自由舒展地向着更高的苍穹飞去……

4月3日，卸任后的孙中山乘坐的火车抵达上海，陈其美率都督府官员及总务科全体人员到车站迎接。

说心里话，对于孙中山的请辞总统，陈其美是有其不同看法的。但是孙中山又是他最为尊重的人。为欢迎孙中山抵沪，陈其美特地动员上海戏剧界，在沪南新舞台演出新剧《波兰亡国恨》，为孙中山先生一行接风洗尘。

当陈其美陪着孙中山入场走进包厢时，楼上楼下的人都站了起来鼓掌，戏台上的演员，有的化妆已完，有的还没有化妆，有的方化妆一半，全都出来站在舞台上，他们首先举起帽子呼万岁，楼上楼下的人都应和着，孙中山激动得眼眶湿润。

散场后，陈其美陪着孙中山回到寓所喝茶。上海戏剧界的明星们也追随来访，陈其美把潘月樵、夏月珊等人一一介绍给孙中山，并描述了他们在上海光复战中勇猛冲杀的情形。当下，孙中山书写了“急公好义”四字赠潘月樵，“热心劝导”四字赠夏月珊，以鼓励他们的革命热情。

新剧作家，南社社员黄喃喃，极为羡慕地说：“先生也为我留一幅墨宝吧。”

孙中山欣然应承，遂写了“改良新剧”四个字相送。

这一晚，大家情绪激动，谈兴不止，直到下半夜方散。

翌日，陈其美又专门陪同孙中山等乘汽车到高昌庙江南制造局视察。

此时的江南制造局总理是李平书，按总统规格，他早早地就派出卫队、巡警执枪站岗迎接。孙中山在陈其美和李平书的陪同下到各厂察看了机器设备和各种军械产品后说：“江南制造局这样的工厂就是和国外的一些工厂比，也不逊色，只是我国这样的工厂太少了。现在民国已建立，今后我们一定要在实业上努力奋斗，把国家建设好。”

陈其美说：“你说得太对了。我也打算尽快撤销沪军都督府，今后和你一起，发展实业，振兴祖国经济，真正做点儿实事。”

“这个想法很好哇。不过，上海地处特殊，我已在电文中与你说过。沪督去留，当视情况发展而定。”

孙中山说的是指2月17日和2月27日两次发给陈其美的电文，在电文中，孙中山极力劝慰他留任沪军都督。说实话陈其美从当都督那天起，没有一天是安静的，也有一帮立宪派说三道四，逼他下台什么的。

在2月17日的电文中，孙中山说：

现在清帝退位，民国统一，上海为江南要区，非有大将镇守，不能维持一切。据各地纷纷来电，咸以公为民国长城，关系全局，力请挽留。人心如此，公不可告退，尚望勉为其难，勿怀退志。

在2月27日的电文中，孙中山说：

前得辞表，亟电挽留。顷闻执事去志仍坚，政府亦当成执事让德之美。唯以军事、财政、外交、交通诸大端言，沪上都督万难遽行取消，幸请顾全大局，再行勉为其难。俟前述诸大端，中央布置就绪后再商。至盼。

从电文上看得出孙中山对陈其美希望殷切。

在这期间，黄兴、谭人凤也都频频致电陈其美，建议陈其美，千万不能辞职。黄兴在电报中说：

前公辞职，经总统挽留，兴至沪又再三恳勉为其难，谅蒙允诺。兹阅报公决意辞职，为公个人计，未尝不美，但于军事交通上失公援助，宁中秩序恐致紊乱，万望以大局为重，辅助中央，筹划善后一切，必胜感祷之至。

比起孙中山和黄兴，谭人凤的电报就尖锐无比了，以至于陈其美气得要与他拼命。谭人凤在电报中是这样说的：

我公热心毅力，本党素所钦佩。自有辞职一则，前后几若两人。窃自广州败后，凤与执事规划长江流域，实以上海为总机关。武汉举义，湘赣继兴，若非光复上海，则海军官钥，掌自虏廷，苏浙联军，诸多障碍。昔曾国荃攻打南京，实赖李鸿章先规上海。然则汉阳新败之日，非执事克复上海，则南京有能骤得，民军之根据地极其动摇，此稍谙兵务者所应知也。都督一职，乃吾党起事时法律所规定，与虏廷督抚制不同。公既以实心任事，则不能以己意取消。现在南北尚未统一，诸事待理，如以为大功告成，可以捧身而退耶，是为不智。知而放弃责任，听其糜烂，是谓不仁。畏其难而希图苟安，是为不勇。捐弃会中秘密条约，是谓不信。不智不仁，不勇不信，而犹以孤洁鸣高，图个人之便利，则党中最后之手段，将于公施之。

陈其美接电，立刻回电道：

广州败后，规划长江，推功让能，究以何人为首，公岂忘凄然就道，力疾奔走时耶？现在目的既达，建设共和，自有人在。吾辈冒险家自有天职，公何不达人事，晓晓如此？其美辞职，在白头老友且不谅心曲，更望何人？前接中山、克强两公致电慰留，其美正拟与公熟商，一决行止，乃来书诘责竟与职、黄诸公一鼻孔出气。公等非岸畔闲人，何以不知舟中人支持之苦？欲其美为沪军都督，除都督之外，不能自由行事耶？公年老荒诞，牵率至此。他日如得卸此肩责，必与公一拼死命，以泄吾愤。

尽管陈其美如此欲辞沪军都督职，但一些立宪派旧人还是说他拥兵自重，想长期把持上海。为此，陈其美又写信给共和建设会、共和促进会等上海团体说：

沪都去留，应观事实，事实当去，挽我不留，事实应留，推之不去。始之担任及后之告辞，皆属事实问题，或挽或推，均非我知。

他写这封信时，正是蔡元培等人北上遇兵变之后，因而又说：

现在代表北上，惊变又闻，趾企北方，尚多隔膜。且国都既未解决，项城尚未南来。全局通筹，势未大定。因而，不得不以其美之躯壳，再延沪都之灵魂，非敢将顺舆情，借此见好。

在信中，他最后还说：

其美以冒险为天职，此后共和巩固，已无冒险者可为事，不得已而求其次，则管见所及，无过于实边之谋。满、蒙、回、藏，僻处边陲。地广人稀，利源未辟，欲将我国跻于强大，先应筹集巨款，实力经营，利用已集之军人，拓殖未辟之边地，则富强之基，实立于此。

视察完江南制造局后，孙中山感慨万端，让陈其美跟随他一道回到寓所。

“此番国都已定，先生已辞去大总统职，我打算不日辞去沪督之职。”陈其美一边品茗，一边说。

孙中山拍着陈其美的肩膀说：“北京任命你为内阁工商总长，你作何打算？”

“我不打算去做什么总长。我辞职后，想去拓殖未辟的边地，为国壮富强之基。”

孙中山颔首：“这个打算我欣赏。我想今后修铁路，改变国内的交通状况。”

当天，孙中山应黎元洪之邀，乘车取道南京去武汉。

北京会见：孙中山与袁世凯握手

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应袁世凯之邀到北京会见。之后，又赴各地视察铁路。

在孙中山到达北京的前两天，袁就约清政府军咨府厅长冯耿光到铁狮子胡同老陆军部去见他。

袁说：“孙中山先生要来了，你知道吗？我有意请你替我招待招待。”

冯耿光回答说：“为什么不请招待处黄大礼官招待？”

袁说：“我希望你多留心一下，他见客说什么话，他有什么举动。”

冯耿光当时心想，让我做密探？于是就回复他：“这事恐怕我无以报命，岂不反而于事有误？”袁又说：“你看着做吧。”听口气不做不行，冯耿光唯唯诺诺地答应下来。

孙中山在那天一早到达北京，下车后即到迎宾馆，即当时外交部街的老外交部，大礼官黄开文在那里主持接待。冯和黄是同乡，也很熟识，于是冯先去见黄。黄说：“这次总统谆谆吩咐我们也要称他先生，先生前面不要称名道姓，您要留心。”并说：“总统就要来拜会他的。”黄说过这话，当即向孙中山先生说明：“总统就要前来拜访先生了。”孙中山说：“还是我去吧，请他不要来了。”袁世凯从古字街炸弹案后，先是闭门不出，后来也很少出门。孙中山对此亦有些耳闻，所以这样说。

孙中山话说过不久，即听黄处有电话来说：“总统已出府门。”一会儿又有电话来说：“总统的车已到四牌楼。”继而说已到灯市口……一步步近了。黄说：“总统已到，就进门口了。”孙中山乃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迎接。这时就听马队飞驰而过，大门外已经停下一部双马轿车，车旁站着五六个侍卫武官，黄开文开了车门，对袁说：“先生在台阶上面专程迎接总统了。”

袁世凯一向上下车皆需侍从搀扶，这时他摆手示意不要搀扶，自己硬撑着走上台阶，表示步履轻健的样子，走到台阶的最高两级他慢了下来。孙中山走前两步，前来握手，袁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两人一面说一面到内客厅中间坐下。

孙中山这次到京是与孙科的母亲卢夫人同来的。宾馆内客厅系一明两暗的大厅房，中间待客，孙、卢各住两配间。客室中间置三个沙发，孙、袁进来即坐中间大沙发上。彼此客气，互道辛劳。

袁世凯表面上显示得很庄敬，身穿军服、佩刀。当时的礼节是，内室宾客入须脱帽并摘下佩刀。袁或因当天过于兴奋又相当紧张，致将礼节忘记。他平素有搔头的习惯，常常以手搔鬓，因此有人说他“猢狲相”。落座以后，袁照常搔鬓，因手触帽，忽觉自己未曾脱帽、摘刀，于礼颇有不合。这时只见他用手解摘佩刀，因座位甚低，佩刀拄在腰间撑得很紧，一时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军帽脱下。这动作为时虽然不久，而袁又故作镇静，但他窘促不安的神情，完全表露出来，与孙谈话陷于寒暄支吾。在旁的冯耿光起初预料“国内双雄初见，必然各抒韬略”，借此相互领略胸襟，不料他们言之无物，尽属应酬之词，不禁大失所望。

孙、袁说话之间，卢夫人由厅旁内室走出相见，宋霭龄陪在卢夫人旁边。因卢夫人只能说广东话又不懂英语，因此宋兼为其做翻译。袁对卢夫人很客气，致问饮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备至。

袁世凯当时五十二三岁，孙中山不过四十三四岁，孙态度肃穆自然，而袁则拘束异常，两人迥然不同。

当晚袁世凯为孙中山和卢夫人在总统府大礼堂设晚宴，约了内阁成员作陪，参加的不到30人，尽是政府要员、社会贤达。

袁世凯与孙中山对坐，饮到半酣，袁世凯起立讲话：“孙先生游历海外二十余年，此次来京，与我所商者，大有利于民国前途。各项政见，渐有端倪，一时间殊难叙及。先是谣传南北有种种意见。今见孙先生来京，与我所谈者，极其诚恳，可见前谣传，尽属误会。民国由此，益加巩固。”袁最后高呼“中山先生万岁”。孙中山起立致答词：

“袁总统富于政治经验，担任国事，可谓中国之幸”；“袁总统善于练兵，以中国之力，练兵数百万，保全我五大族领土”；“以我五大族人民既庶且富，又能使人人受教育，与列强各文明国并驾齐驱，又有强兵以为之盾，10年后，当可为世界第一强国”。致词毕，举杯高呼“袁大总统万岁”。席间只是侃谈地方风土人情一些酬应的话，并未正面涉及政治问题。

孙中山在京期间，袁嘱冯耿光等陪孙共谒明陵，游居庸关，到张家口。袁每天都召冯到府里，问询孙的举止、言谈。但每天也无非都是些观山即景的闲话，因此冯就简要地回对。而袁世凯总是问：“他还说了些什么？”冯实在听不到什么，因此也就据实回说，看来袁对此很不高兴：“你让我失望。”

孙中山雍容大方，而袁世凯也就对他的大方产生出了疑忌。他认为孙在革命人物中毕竟是有威望的，因此想给孙一个全国铁路督办，通过这个特授，用钱收买孙中山；另一方面又把需款最多、兴办最难的全国铁路交给孙来筹划，使孙孤立无援，闭门设想，必将一无所成而失去在国人中的威望。不久，袁世凯果然实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的全权。

“国内双雄礼见”，未能收到预期效果，袁世凯反而露了怯，这是叫他深感遗憾的事。

双雄相会不久，孙中山被选举为中华民国铁道协会会长。

每次会见时，袁世凯都对孙中山竭力恭维奉承，对他的话几乎是言听计从。袁世凯腆着大肚子在孙中山面前低三下四的，使宋霭龄转变了对他的一贯印象。有一次，她对孙中山说：“我原来一直以为袁世凯是个猴儿精猴儿精的奸诈鬼，没想到是这样一位厚道慈祥的大头翁。”孙中山问何以见得，霭龄说：“人太奸诈了老用心思琢磨别人，就不可能长胖，必定是尖嘴猴腮；只有心眼厚道的人才能心宽体胖，腆出大肚子来。这样的人即使想使坏，也必定不难斗！”孙中山听得大笑，故意说：“听口气你还是个相面专家。我比袁世凯瘦得多，你看看是不是不如他心眼好啊？”

孙中山也对袁世凯失去了警惕，接受了“全国铁路督办”的委任。孙中山诚恳地对袁世凯说：“今后我们二人分工合作，10年之内，你练精兵百万，我筑铁路20万里，共同使中国走向富强。”

宋嘉树担任了全国铁路督办司库，与孙中山一起奏响了铁路狂想曲。

陈其美与袁世凯的较量

袁世凯窃取辛亥革命果实后，开始还假惺惺地组阁，3月30日，一纸任命陈其美为唐绍仪内阁的工商总长。

应该说这是袁世凯顺江苏立宪派之意而采取的调虎离山计。为此有人高兴有人忧。江苏立宪派立刻表示欢迎，正如其首张謇所讲：此君有所归，江苏之大幸也！

再者上海的工商勇进党、实业联合会等急速跟进，也纷纷召开所谓欢送会，欢送陈都督高升，赴京就任工商总长。

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陈其美看出了对方的计谋，对袁世凯的任命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兴奋来，相反他看出了袁世凯的用心。袁世凯催急了，他以结束上海军事为由，拒不北上。

4月11日，陈其美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是否就任北京方面工商总长，“尚待参酌”。

陈其美的拖延就职，让袁世凯十分生气，无可奈何之际，推出次长代总长的对策。

一个月后的1912年5月10日，陈其美在上海设奠纪念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他在祭文中除了充分肯定黄花岗烈士的丰功伟绩外，也对南北统一后的前途表示了深深的忧虑。

祭文说：

迄今河山光复，新旧南北，一炉共冶，乘时以起者，因不管明达之士，然吾知七十二君而果尚在者，必不致仅成今日之现象。

茫茫后顾，来日大难，渺渺前车，群雄安在？是今日之现象，讵足以慰公等，适增公等悲耳？公等且自悲之，而美能不为公等悲乎哉？

美岂唯悲公等，抑为吾民国前途悲焉。

且说陈其美的忧虑很快就成了残酷的现实。袁世凯上台后，很快就暴露了专制独裁的反动本质。

他的第一步棋便是排挤和搞垮唐绍仪的内阁。这样一来，6月15日一早，唐绍仪忍无可忍袁世凯的专制独行，辞职远走天津。

应该说，唐绍仪内阁的垮台，是袁世凯蓄意破坏《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追求专制独裁统治的第一步。对此陈其美表示了极大的气愤。

6月20日，他致电袁世凯，表示强烈抗议，责问其逼退总理的险噩用心。他的电文是：

临时政府甫成立，忽传逼退总理之恶耗。丁兹时艰，奚堪演此恶剧？唐总理因受逼而退矣，试问逼之者何心，继之者何人？果于大局无害而有益，即更举总统可也。如其不然，宁勿躁！鄙见世面止此，窃愿与大界诸君子亟起图之。

两天后的6月22日，袁世凯忙复电陈其美，极力否认，并反责陈其美“误听浮方”。同时，袁还唆使死党对陈其美展开反攻。6月26日，北京《大自由报》发表北京报界联合会与《新纪元报》、《中国公报》、《民视报》的两封通电。在通电中，肆其颠倒黑白之伎俩，指责陈其美。

电文说：

唐绍仪弃职潜逃，法在不宥，推其心迹，实以监守自盗，恐被重诛，初无人逼迫之也。乃陈其美通电，挟持党见，肆其莠言，既以逼迫为辞，又欲总统、总理同时进退。按总理变置，乃是政界党规；总统猝更，必由国中异变。陈其美并为一谈，是何肺腑！详查陈其美行多不法，残贼公行。前唐绍仪到沪，曲意逢迎，后被用为工商总长，犹复拥兵自卫，敢肆跳梁，腾布奸言，希图扰乱。此而不诛，法纪安在？应请副总统通电各都督府，张皇六师，扫其巢穴，禽渠传首，以快人心，以奠国本。

临时参议院在袁世凯的授意下，就陈其美拒就工商总长和拒绝取消沪军都督府两次提出书面质问。与此同时，旅京江苏人士致电江苏省议会，指责陈其美“盘踞沪上，拥兵自雄，军政府应撤不撤，梗国家之统一，增苏民之重累。……横施构乱，煽惑人心，动摇国本，国贼民仇，不诛何等。”

这时的上海《大共和日报》等都刊载北京报界二电，要求缉拿陈其美归案。

《大共和日报》创刊于1912年元月，社长章太炎，主编张丹斧。章太炎创办这份报纸，是把它作为中华国民联合会的机关报的，发行初始，就以言词激烈而著称。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时，该报曾发表过不少攻击孙中山的言论。袁世凯上台后，该报对他也颇多抨击，但一个月后，该报对袁世凯的态度却突然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议论趋向缓和，对袁世凯褒多贬少。上海滩的人很奇怪，细究其由，才知道此报已被袁世凯收买了。

据说武昌起义爆发后，各省纷纷宣布独立，大有各自为政之势，章太炎认为这样于国家统一不利，便发起成立了中华国民联合会，旨在促进各省和全国统一。该会成立后，许多名人纷纷加入，一时颇有声势。当时有个杭州人程祖福也参加了该会。此人在清朝做过官，有些钱财，当他得知章太炎欲办《大共和日报》却苦于缺少资金，便慷慨解囊，借给章太炎二万元。

此事被袁世凯在上海的爪牙探听到，认为这是收买章太炎的一个好机会，忙电告袁世凯。袁世凯让该爪牙遣人送钱来，明知是收买，但章为救还债的燃眉之急，只得收下。

当送钱的人要章太炎写张收条时，章太炎心虚，不肯出正式字据，只是掏出一张自己的名片，在上面写了“收到二万元”五个字，将送钱人打发走了。

再说，对于政治反对派的攻击，陈其美也进行了强烈反击。

7月4日戴季陶看不下去了，发表《伤革命》一文，对袁世凯及其拥护者一一予以驳斥。

戴季陶指出：

至谓动摇国本，吾国之国本，共和也。陈其美为建设共和之人，吾即知陈为确定国本之人。中华民国由革命战友而来者也，是中华民国本于革命，陈其美为实行革命之人，吾更知其为巩固国本之人，而此辈乃谓光复中华者为民仇，为国贼，是有意破坏民国，破坏共和也。

孰为民仇？孰为国贼？……共和成矣，孙文也，黄兴也，胡汉民也，陈其美也，皆宜乎人之攻击之也。世间无公理，强权而已；天下无是非，成败而已，举世皆盗贼，复何言哉？

7月15日，陈其美也发表通电，对参议院议员予以痛斥。指出那些提出质问书的参议员是“不称职分子”，要求将来成立正式国会时，应“慎重选举”议员以免祸害民国。

在此之前的五六月间，以柳成列、朱葆诚、蒯际唐、蒯左同等一批革命党人在陈其美的策动下，图谋由陈其美提供军火，以朱葆诚任团长的先锋团为主力，联合新军第四十六标，将原属张勋所部、光复前调到苏州的江防营包围缴械，然后消灭江苏都督府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巡防营，以武力驱逐江苏都督程德全，拥戴陈其美为江苏都督。

然而，因事机不密，程德全侦悉陈其美等人的计划后，先发制人，于5月19日从南京返抵苏州坐镇，安抚军队，部署应变措施。

6月1日凌晨2时，程德全派兵将图谋起事的蒯际唐、蒯左同、吴寿康、程宏等全部捕获，仅柳成列一人逃脱。程德全在捕获蒯际唐等人后，立即向袁世凯作了报告，称：“苏州城近日谣言蠡起，少数军队密谋作乱，德全于昨今两日选派得力兵力，极力防范，已拿首要，严密审讯。”

当天下午8时，程德全奉命将蒯氏兄弟杀害，同时派军队将先锋团三个营包围缴械遣散。

陈其美在获悉倒程计划失败以后，曾致电程德全询问柳成列的下落，程德全轻描淡写地说：“敝处本不知柳成列踪迹，蒯案亦未闻及。特闻。”一场惊心动魄的斗争就这样双方心照不宣地掩盖了过去。

先锋营事件的失败，表明程德全在江苏的地位已经十分稳固，陈其美一时无法撼动。陈其美在孤掌难鸣、计无所出的情况下，不得不考虑交卸沪军都督职务。

7月12日，袁世凯任命了一批都督，其中有：湖北都督黎元洪、湖南都督谭延闿、浙江都督蒋尊簋、福建都督孙道仁、江西都督李烈钧、四川都督尹昌衡、陕西都督张凤翱、广西都督陆荣廷、云南都督蔡锷，但没有沪军都督陈其美。

一朝天子一朝臣，这让陈其美处境很尴尬。

第十一章

北京之行

陈其美辞掉沪军都督

7月31日，江苏都督程德全奉袁世凯之命，由南京抵达上海，接收沪军都督府及其军队。

下午4时，接收仪式在沪军都督府举行。

沪军二万人在第一师师长吴绍璘、第二师师长黄郛、光复军总司令李征五的带领下，齐聚都督府门前广场，整齐划一，接受陈其美的检阅。

陈其美乘坐敞篷汽车检阅三军，然后走到主席台上，发表了演讲：从即日起，本都督宣布：沪军都督府撤销，改为江苏都督行辕。本人也随之去职。

陈其美话音未落，下面即有口号声，犹如雷动：

陈都督不能走——

陈都督好样的——

沪上解放，陈都督功高盖天！

……

接着台下出现了抽泣声。据说那些抽泣的都是福字营（刘福彪）的弟兄们。

陈其美也一度声音哽咽。

稍稍平静后，陈其美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叙说了上海光复的不易，任职沪军都督的经历以及“迟迟交卸”的真正原因，然后说：

“数月以来，军中无一宿之粮，府内已停薪，从事勉任其难，心力交瘁，所幸中外商家挪借巨款，以资接济，将弁士卒，均能以真诚相感，欠饷数月，变端未生。在此，其美深表感谢！”

说着，他面向台下的军士们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自己的内疚。

“敬礼！”师长黄郛高喊一声。

只见下面的士兵纷纷行持枪礼，军官们纷纷甩刀行礼。

礼毕后，陈其美又接着说：

“现在沪军都督府已核准取消，承江苏程都督顾全大局，全面接收。各位将士应一如既往，听命于程都督，共矢一心，为国效力。”

在交接仪式上，程德全也讲了话。

最后，陈其美郑重宣布：以后各处凡与沪军交涉事宜，统由江苏都督直接办理。

演说完毕，原都督府的工作人员把中华民国军政府沪军都督大印捧过来，陈其美双手接过，然后恭敬地捧给程德全。

程德全双手接过印递给随从，又从另一随从手中拿过江苏都督上海行辕的大印交给有关人，交接仪式宣告完成。

当天下午，陈其美又通电发表解沪军都督宣言：

对于公家，并无未了事宜，今后得以藏拙养疴，还我自由，至为忻幸。俟病体稍愈，即拟游历务国，稍增学识，来日方长，再图报国。

当晚，刘福彪在张园安恺第举行欢送宴会，陈其美偕戚志锐参加。

身为福字营营长的刘福彪在宴会上致辞，他在致辞中回忆了与陈其美相识相交的经过，赞扬了陈其美只身闯制造局及就任沪督时“研究枪炮，训练军队，以北伐为宗旨”等功业，最后感慨良多地说：

“值此边疆多事之秋，内地恐慌之际，元气未复，国本动摇先生之初心，则人所能见也。后此之出处，则非人所逆忆也。军政府创设二百余日，勉其难于始，未见其成于终也。一旦舍去，发生之自为则善矣，其何以慰国民乎？”

刘福彪的致辞，勾起了陈其美对诸多往事的回忆，遥想10年前，自己从故乡初来上海滩，在十六铺码头见这位壮汉，恍如昨天，历历在目。那个时候，他是一个迷惘的青年！现在，革命虽不合其意，但终归成功，共和已建成，而自己正当壮年，应当更上一台阶了。不过他仍然很迷惘。

整整一晚上，陈其美没再说什么话，总是频频举杯，对酒当歌。

夜半时分，刘福彪握住陈其美的手，突然痛哭流涕：“大哥，今晚在此，以后你要去哪里啊？”

“福彪，我准备出国考察实业，追逐孙中山，大搞实业。”陈其美望着眼前这五大三粗的汉子，泪水突然流出来。

“大哥，带上小弟吧？”福彪央求着说。

陈其美安慰着他说：“不，福彪，你有你的位置。带好你的人马，说不定哪一天，你还会派上大用场的。我们不能都放下武器，都放下武器了，谁来保卫共和？你说呢？”

刘福彪不好意思地点了点头，“我懂。你千万不要忘了小弟，今后常通信联系。”

出了张园，陈其美跟随戚志锐来到她的住处。

这时陈其美的原配夫人姚文英已搬到上海，他以往还是常常回家的。和戚志锐在一起时，他总是住在都督府里边。现在都督府不能住了，也不能带着戚志锐回家，只好跟着她了。

戚志锐和戚志峻住在一起。见陈其美来到，戚志峻十分热情地沏茶，切西瓜。收拾完后，戚志峻就早早地躲进自己的房间了。

陈其美吃着甜美的西瓜，觉得这两姊妹真是可爱，全都那么善解人意。

戚志锐的房间四壁洁白，如雪洞一般。一张单人床上，也是雪白的床单。

两人坐在床前后，戚志锐说：“这床小，不知夜里会不会挤着你。”

陈其美微微一笑说：“床小好啊，床小才能挤得紧啊！”

“哎呀，你坏死了！”戚志锐伸出拳头，对着陈其美就是一拳。

陈其美乘机抱住她，把她按倒在床上，脱去了她的裙子。戚志锐扯过毛巾被，把自己只穿着胸罩和短裤的身子盖了起来。陈其美俯下身，吻了吻她，说：“不要盖嘛，好乖乖，难得今天什么事也没有，让我好欣赏欣赏你的玉体。”

……

一夜风流，陈其美虽然解职心灵不大好受，却在戚志锐这里找到了平衡。

北上的日子

1912年9月5日。海风徐徐。

陈其美、黄兴一行终于踏上了北京之行的新铭轮。站在甲板上，眺望着晨雾蒙蒙的上海滩，想起前方将是他没去过的北京城，他心潮澎湃，像这眼前的海浪一样，让他兴奋……

自从袁世凯窃取了临时大总统后，革命的中心已由南京转移到北京。袁世凯为了拉拢人心，不断地要求南方的革命者到北方来，按他的话讲：“以消除北方之意见，真正实现南北统一。”

他先是邀请孙中山和黄兴到北京会谈。但当孙、黄二人准备启程时，一个令人吃惊的消息传来了——袁世凯与黎元洪相互勾结，杀害了武昌起义功臣张振武和方维。

这是一个令人发指的事件……

武昌是辛亥革命的发源地、首义之区。革命胜利后，首义有功之臣很多，需要给予适当的安置。可是黎元洪却一味从个人利益出发，致使军队风潮迭起，“倒黎”空气十分浓厚。黎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不得不向袁世凯靠拢，来镇压“倒黎”风潮。

4月4日，黎元洪向袁世凯致电“请饬李纯派步兵一团到汉”，维护地方秩序。袁世凯不是不理睬，而是提出交换条件，以削弱南方革命力量。作为副总统的黎元洪百依百顺。

大家都知道，武昌首义功臣有“三武”：孙武、张振武、蒋翊武。“三武”之中最令黎头痛的是张振武。这个张振武贪污公款不说，更不把黎放在眼里，说话像是吃了炮药。“三武”一日不离开武昌，黎无一日安宁。眉头一皱，计上心来。于是黎与袁商量，调虎离山，把他们作为功臣人物供起来，就这样“三武”被黎推荐到了北京。

袁世凯以“总统府军事顾问”的美名授之。月薪千元大洋，生活悠闲自在。一个月下来，对这种闲散的生活，张振武不干了，无法忍受这种无兵无权，只有美女相伴的生活，于是大闹段祺瑞政府，多次向袁大总统上书，陈述边疆事务紧急，应派兵屯田，毛遂自荐，挂帅屯垦。

袁世凯也很精明，来个顺水推舟，给个人情，一纸令下，委以蒙古屯垦大使。

接着，袁世凯不笑了，他看到了张振武的申请报告：既设机构，就要有经费支出。批吧？袁世凯不情愿，于是就来了个不予理会。

你袁大总统不理睬我，我找副总统黎元洪去，于是抬脚就回到了武昌。张振武打着袁世凯的旗号，在武昌街头招兵买马，黎元洪急了，答应给他提供经费，每月千元大洋，要他不必再招兵买马了。

且说袁世凯听说张振武突然不辞而别，擅自返回湖北，招兵买马，心中一阵不快：这小子，太狂妄，他眼里还有我这个大总统吗？

不几天黎元洪来电：张振武在湖北独树一帜，招兵买马，袁世凯闻听此言，心头一震。这可是一匹黑马，如若处置不当，将来必然后患无穷！于是袁世凯又眉头一皱，计上心来：半个月后，张振武在湖北接连收到袁世凯三封急电，敦请赴京，共商国是，那言词的恳切和急迫，殷殷之情，跃然纸上，似乎张振武晚到一会儿，国家就有大厦将倾之危。

黎元洪心领神会，紧密配合袁世凯，当场送来了4000元路费，并设宴摆酒为张振武饯行，祝张振武此次进京为民国一展雄才，并不无献媚般表白：“对于张君，元洪可抚躬自问，绝无丝毫相待不好之心，此言可鉴天日。”

大总统盛情邀请，副总统热情相送，得到如此重视和厚爱的人，当时恐怕也难找到第二个。张振武也是粗人，觉得如果再置之不理，难免让别人说自己无礼。于是，他决定8月北上。

8月10日，张振武抵达北京。

此次来京，情形与前次明显不同。张振武一下火车，车站月台上大小官员前来欢迎，当晚大总统袁世凯亲自召见，亲自询问湖北情况，听取张振武戍边屯垦的宏伟规划。随后，政府军政要人轮流做东，张振武日日赴宴。

几天下来，张振武深受感动。他在白天里，奔走联络，宴请各党派领袖希望大家“消除党见，共维大局”。晚上，他也到八大胡同去走走，重叙旧情，放松自己。就在他彻底放松警惕时，京汉之间已密电往还多日，死神正在向他悄悄逼近。

8月15日晚8时，六国饭店，灯火辉煌。

为联络南北军人的感情，张振武在当时北京最豪华的饭店宴请北方将领。出席宴会的大都是北洋军队重要人物，如毅军统领姜桂题、拱卫军司令段芝贵、参谋次长陈宦等。席间，大家觥筹交错，谈笑风生，好不热闹。

且说北洋众将中，只有段芝贵显得有些心神不定，酒喝得极少。酒过三巡，段芝贵来个金蝉脱壳，走到张振武面前，他拍了拍上衣口袋：“春山兄，小弟有大总统军令在身，不敢久留，只好先告辞了，抱歉，抱歉。”

“香岩兄，既然军务在身，振武就不便强留了。走好，走好。”香岩是段芝贵的字。

走到门边，段芝贵转过身，对送他的张振武拱了拱手：“春山兄留步，后会有期！”

“香岩兄慢走，后会有期！”

钟鼓楼传来鼓声，将近午夜，宴会结束，张振武送走客人，也乘马车离开六国饭店，准备回下榻的西河沿金台旅馆。马车出东交民巷西口，行至棋盘街，突然马蹄被绞索绊住，一个马失前蹄，车翻人倒。

这时，一声警笛鸣放，顿时伏兵四起，一拥而上，张振武还未明白发生了什么事，已经被五花大绑。他正欲呼叫，只见灯光一闪，段芝贵走到面前。

张振武万分惊诧：“香岩兄，你没有搞错吧？”

“我没有搞错！”段芝贵挥手打断张振武，不慌不忙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在张振武面前一晃。张振武只看清上面盖着朱红色的“大总统印”四个字。他怎么也想不到这就是段芝贵提前退席的原因。

“给我绑起来，押送京畿执法处！”

几个膀大腰圆的士兵立刻上来，把张振武五花大绑起来，推上警车。

张振武还不知道早在一个小时以前段芝贵的拱卫军和京师步军统领衙门的士兵已经冲进了金台旅馆，逮捕了方维等他的随行人员。

16日凌晨，北京城中一片昏暗，秋风掠过紫禁城高高的楼檐，射出阵阵寒气。执法处内以“杀人魔王”闻名的执法处总长陆建章，正襟危坐，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春山兄还有什么话要说吗？”

张振武望着这个几小时前与他举杯共饮的刽子手没有说话，只是盯着陆建章的那双耗子般的眼睛。陆建章却泰然自若，只是摇了摇头，显出无可奈何的样子，随后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站起来走到张振武面前：“黎副总统从武昌来电，说你‘破坏共和，倡谋不轨’，要求袁大总统立予正法！”

张振武看也没看那张纸，说“电报是假！”

陆建章阴笑着，“是啊，大总统也颇为疑惑，去电询问，但黎副总统回电：‘不杀张振武，实为天下之害。’”

“电报是假的！”张振武似乎不是在说服陆建章，而是想说服自己。

陆建章坦然地把手中的纸往桌上一扔，“真的假的我不知道，我只知道执行大总统的命令。”

“生死我早已置之度外，但既然我破坏共和，图谋不轨，就应公开审判，拿出证据，岂可凭空杀人！”张振武想到法律或许可以救命。

“大总统军令上只有‘立予正法’，并未命令审讯。”说完，陆建章头也不回地走了。

天色阴沉，远处响起一阵沉闷的雷声，要下雨了。执法处偏僻的西跨院里，张振武被绑在一棵一人高的木桩上。他思绪万千，不禁仰天长叹：“不料共和国竟如此黑暗！”随即饮弹而死。

参与领导武昌首义，为创建共和国做出极大贡献的民国功臣、革命志士就这样倒下了。

张振武、方维被杀，消息传到上海，上海一片大哗。

……

蔡元培、吴敬恒连夜找到孙、黄二人，说：“张振武一死，真相大白。袁贼之邀，并不足信，我们奉劝二位还是考虑安全计，不要再去北京了。”

吴敬恒也动情地劝说：“公国民代表，共和坚城，必欲投入虎穴，某誓死反对。”

孙中山考虑良久，说：“既已同意北上，就无论如何不应失信于人，再说这也是检验一下袁世凯到底可靠不可靠。你们说呢？”

蔡元培说：“我们二人主要担心你们的安全，怕有意外，先生想好了，我们也没意见。”

孙中山又说：“要不黄兴缓行，我先探路，安全再去不迟。如出意外也就是我一人。”

看来孙中山先生去意已定。就这样孙先生先去了北京。

孙中山到了北京，与袁世凯举行了会谈。加上袁的感情的拉拢，于是让孙中山很快致电黄兴等人，称袁世凯“绝无可疑之余地”，督促他们早日进京，以消除北方之意见，实现南北统一。

就这样，黄兴、陈其美等应允。

9月7日，新铭轮乘风破浪，抵达山东烟台港，稍作停息，受到烟台各界的欢迎，陈其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演说。然后又上了船。

新铭轮在大海中艰难地北行，站在甲板上的陈其美又陷入了如烟往事的回忆中……

说实话，陈其美辞去上海都督后，原计划出国考察实业。

在出国之前，陈其美于8月10日回到家乡湖州本拟在家乡安静地休养一个时期，多年来的秘密革命生涯，尤其是上海光复以来繁杂、激烈的政治斗争，使陈其美身心均已疲惫不堪。然而，开国英雄回到家乡，家乡人民不能不有所表示。于是，陈其美一回到湖州，湖州的各种团体纷纷开会欢迎，使陈又陷入了无休止的应酬之中，陈在写给张馥祯的信中说：

兄沪事交卸后，仍苦于应酬，避居故里。原拟静养顽体，不意抵湖后，仍有多数团体开会欢迎，纷扰不堪。异地皆然，无可容身，奈之何可？

陈其美在湖州逗留期间，十分关注家乡的建设事业，并对他侄子陈果夫谈了他建设湖州的设想：

将来革命成功，如有余时，我当提议兴湖州之地。以湖人之财力兴湖，足有余也。治水道为湖州第一要事，水道通，不致有水患。移城市于东南门之外，另筑商场，因水利可多办工厂，筑铁道以通上海，设模范之各种应兴事业如藏书楼、博物馆、动物园、商品陈列所、农事及蚕桑试验场，各种工厂、银行、商场、学校、改良监狱等等，凡沪上之所无者，于吾湖备之，他处之所无者，于吾湖介之。至于湖州出产少，人口稀，则一言可以兴湖矣，湖州出口少，可使之多，人力所能致也。人口引之多，亦人力所能致也，申地非固有多数之出口又非固有多数之人民，乃一经外人之经营，人民则侨居之，工商则汇集之，苟无外人经营，则今之十里洋场，恐犹是田园荒芜也。抑吾之所谓振兴湖州者，非欲与交通便利之上海竞繁华也。我但求工业发达，教育振兴耳。

乡贤毕至，乡音萦绕，指点江山，乡情融融。正当陈其美沉浸于故乡的建设蓝图之中的时候，一封从上海发往湖州的电报，让陈其美中断了故乡的停留，他很快回到了上海，参加黄兴、柏文蔚等50人联名发起的熊成基追悼会。

说起熊成基，这里不能不提一下，熊为何许人也？

熊成基（1887‐1910），字味根，江苏扬州人，光复会会员。青年时代即仰慕民族英雄岳飞、史可法。1904年考入安徽武备学堂，结识倪映典、范传甲、柏文蔚等，参加岳王会。次年，入江南炮兵速成学堂，毕业后任第九镇炮兵排长。1907年调回安庆，先在马营，后调炮营任队官。同年，倪映典策划于夏历除夕起义，被端方发觉，潜逃南下，熊成基遂被推为岳王会主持人。1907年11月19日，熊成基与小燕子传甲、薛哲等在安庆发动起义，熊成基被推为总司令。起义失败后，熊成基于1909年初潜赴日本，加入同盟会。同年9月，化名张建勋，到东北从事革命活动。1910年1月30日因叛徒出卖，熊成基被捕送至长春。熊在供词中写得精彩，令人难忘：

我今后早死一日，我们自由之树早得一日鲜血；早得血一日，则早茂盛一日，花方早放一日。

2月27日，熊成基在长春慷慨就义。临死前还高呼：共和万岁！

1912年8月，熊成基遗骨运抵扬州，陈其美与黄兴等发起在扬州召开追悼会，以表彰烈士的光辉事迹。8月30日，陈其美又与黄兴、蔡元培、钮永建、吴敬恒等发起在上海召开熊成基、白雅雨、王汉、刘敬庵四烈士追悼会，到场万人。

……

陈其美从回忆中又回到了现实，只见新铭号轮乘风破浪，犁开黑色的海浪，鸣着笛驶向远方的城市——天津。

9月9日，陈其美、黄兴一行抵达天津这个海滨城市。北京政府特派的代表程韵生、陈家鼎、宋教仁等已先期抵达天津迎候。

10日，天津国民党支部和垦殖协会广东会馆召开欢迎会，张继在欢迎词中指出：

欢迎英雄，崇拜英雄，因对于时代有伟大之事业，必有伟大之国民，伟大之国民，不能不崇拜伟大之人物。前日欢迎孙先生，今日欢迎黄先生和陈先生，即是欢迎其理想，崇拜其理想也。

11日，陈其美偕同黄兴与直隶新旧都督冯国璋、张锡峦会晤后，即乘专车前往北京，下午两点抵达北京。袁世凯为此举行了盛大的欢迎仪式。

据《民立报》报道：

专车到站时，署总理赵秉钧、陆军段总长、海军刘总长及各国务员均上车与黄兴及陈其美握手周旋。斯时莅站欢迎者，计有外宾、议员、政界、学界、各党会、工商界、女界，约数千人，均在站行列，脱帽鼓掌，表示欢迎。黄兴与陈其美亦脱帽答礼，态度谦和。旋于军乐声中，乘坐前迎国父时之朱轮黄畹双马车入正阳门，赴东单牌楼东石胡同荣实禄花园休息。沿途军警举枪致敬。男女老幼，观者如堵。

下午5时许，陈其美陪同黄兴前往总统府会见袁世凯。

见面时，双方行鞠躬握手礼。应该说这是陈其美、黄兴与其政治对手袁世凯的首次会见。

他们三人谈话的内容已无从知晓。据当时报纸报道，会见结束后，袁世凯曾对黄兴和陈其美各下了一评语，称“黄克强人甚笃实，陈英士人甚明敏，均为今日难得之才”。

而黄兴则对人称：“大总统实为今日第一人物，深致倾服。”

陈其美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他和黄先生不准备投身政界，表示为国兴建实业。

路透社记者采访黄兴和陈其美后报道说：“彼等现均拟从事提倡实业。”陈其美也一再表示要“游历欧美，考察工商”，并与各国驻华公使作了联络，进展顺利。

闪光灯在他们身上闪动，第二天，两英雄的照片都上了京城报刊的头版头条，轰动一时。

当天晚上，他们又与孙先生会合，明天共同参加前清摄政王载沣的欢迎宴会。

出席前清摄政王载沣的欢迎宴会

来到北京，着实让陈其美和黄兴感动的是出席前清摄政王载沣的欢迎宴会。

辛亥革命的功绩就是推翻了大清王朝。

应该说这是“胜者为王，败者为寇”的相见。

且说这天一早（9月12日），孙中山、陈其美、黄兴由前清文华殿大学士兼军机大臣清室内务府总管世续陪同，浏览红墙黄瓦的清内宫和风景秀丽的皇家颐和园。

过去这都是皇帝吃喝玩乐的地方，今天成了革命英雄的观光之地，令他们感慨万端。陈其美激动地对孙中山说：不把他们打翻在地，今天我们能站在这里吗？

孙中山哈哈地笑起来：是啊，晚上，对手们还要宴请你呢！

当晚7时，前清摄政王载沣的欢迎宴会按时举行。地点为金鱼胡同那桐宅第。

载沣因病未能出席，由贝子溥伦代表主持和致辞，皇族百余人参加。孙中山、陈其美、黄兴等被推为嘉宾，坐在上席。

大家落座后，溥伦站起来致辞，他手拿一纸，彬彬有礼地走到鲜花掩映的主持台前：

兄弟意见，革命本国家进化应有之举，故汤武革命称为圣人，且此次革命原属国体问题，现在建设共和，不特皇室仍受优待之荣，并使满洲人民同享共和幸福，迥非前古帝政时代可比，此敝皇族所极为感激。

孙中山一行鼓掌。

接着，他又掏出一纸，代载沣读欢迎词，道：

语有之，非常之人，始能建非常之业，斯言也乃于中山、克强两先生暨诸杰士见之。两先生洞观四千余年之历史，二十世纪之时艰，非以共和定国体，不能为人民谋幸福，不能与列强谈竞争，于是遍游欧美，忝以时机数十年苦口热心，始达共和目的，方诸华盛顿，何多让焉。此固两先生有志竟成，亦由我皇太后及皇上大公无私之心，遂以天下神器，举而还之天下。……本爵现因小恙，未能亲接鸿言，心殊抱歉，深愿海内长升平之治，将于两先生倚之赖之。

又是一片掌声。

黄兴站起来，代表孙中山、陈其美，走到主持台前，致答辞：

二十世纪之国家，须赖国民共同护持。专制政体不足以独立于地球之上，非建设共和，无以保全我五族同胞。孙先生与兄弟及诸同志协力，始有今日，君等乃归功于孙先生与兄弟，实为惭愧。且自武昌起义，甫及三月，大局略定，全赖隆裕太后、皇帝及诸亲贵以国家为前提，不以皇们为私产，远追尧揖让之盛心，遂使全国早日统一，以与法、美共和相比并。而北京首都不见兵革，社会秩序亦得安宁，尤为和平幸福。虽现在内政、外交诸形困难，然以五族同胞共和血诚，力肩斯任，于共和国家前途必能发展。兄弟等敢不竭其死力，以奠国家于大安，致负隆裕太后、皇帝退让之美举。今承开会欢迎，孙先生与兄弟得以诸君一堂聚首，畅余平生，区区此心，极为欣悦。并请贵爵将兄弟等诚意，转达皇太后、皇帝之前，实为感祷。

欢迎晚宴，在皇乐之中进行。

席间，大家频频举杯。

为了消除民族误解，陈其美主动上前与皇室成员搭话，说明民主革命并非排斥满族为目的，而是以平等地位，联合汉、满、蒙、回、藏五大民族组成一个多民族的中华民国，希望皇室勿为谣言所惑。

对方点点头，表示明白其意。

宴会至深夜才结束。

陈其美喝得要比孙中山、黄兴多些，他的脸颊微微发红。他对孙先生说：与对手喝酒，一醉方休。我太高兴啦！

孙中山说：逊清皇室与我们一起握手言欢，这本身就是一件有特殊意义的事情。

国民党应运而生

9月15日下午，国民党本部在北京湖广会馆集会，欢迎陈其美与孙中山、黄兴、贡桑诺尔布等。

国民党在京成立，是与宋教仁的努力分不开的。前些日子，是宋一生最为忙碌的日子。他的“毁党造党”工作是卓有成效的。在很短的时间内，他就与谷钟秀和吴景濂为首的“统一共和党”，以伍廷芳为会长的“国民共进会”，以岑春煊和伍廷芳为总理的“国民公党”，以及董之云等所组织的“共和实进会”达成协议，四个小党愿与同盟会合并，以适应民初议会政治斗争的需要，通称国民党。也即是孙中山到京的第二天——8月25日下午3时在北京宣告成立。

孙中山作了热情洋溢的讲话，他说：“五党合并，从此成一伟大政党，或处于行政地位，或处于监督地位，总以国利民福为前提，则我中华民国将可日近富强。故兄弟于五党合并，有无穷之希望。”“同盟会素所主张者有三主义，一民族主义，二民权主义，三民生主义。今民族、民权已达目的，唯民生问题尚待解决。”

关于男女平等问题，他说：“男女平权本同盟会之党纲。此次欲组织坚强之大政党，既据五大党之政见，以此条可置缓图，则吾人以国家为前提，自不得不暂从多数取决。然苟能将共和巩固完全，男女自有平权之一日。”

最后，大会选出孙中山为理事长，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王宠惠、王人文、王芝祥、吴景濂、贡桑诺尔布等八人为理事，张继、柏文蔚、胡汉民等29人为参议。上海、汉口设交通部，上海交通部长为居正，评议部长邓家颜，陈其美为名誉总干事。

后因孙中山正致力于铁路建设，不能常驻北京，便委托宋教仁为代理理事长。

国民党本部设在北京湖广会馆。

在当天的欢迎大会上，孙、黄、陈及贡桑诺尔布先后发表演说。陈其美的演说尤为精彩。他强调了政党党德的重要性。

他说：

现在国家前途，最要者联络五族之感情，巩固政党之根基。政党可以扩张，可以巩固，即国家权力可以扩张，可以巩固，其所以集政党即所以造国家也，但是政党中最重要之点，在于党德。人无道德，即无人格；党无道德，即不党；国无道德，即不国；盖道德之重要有如此。然党德从何处发表，则又观乎时势为转移。从前同盟会之党德，全在破坏而救同胞，嗣后同盟会之党德在建设，建设一党不足以集事，乃联合他党以集联合党以合成国民党，同负建设之责任，同负巩固国家根基之负（责）任。国家根基巩固，五族感情联络，即是本党之幸，即是国家前途之幸。

兄弟在上海时，常与友人谈及中国革命，不特救中国，并且救世界。何以谓之救世界？盖中国革命之作用，在以破坏之手段，求和平之幸福，破坏而后永不再讲决裂，唯求永远和平。中国自己永远和平，世界上亦无战争发现，世界亦可以永远和平。不然中国有战争发现，世界亦不能和平，故救中国即救世界。兄弟以此语对外国朋友说，外国朋友亦以此为然。既以为然，就是赞同和平，就是同施辅助，而国民所以讲和平之方法，亦就在组织完全之大政党。政党之内第一要意见相同，不可因小事而起误会，一德一心以维持国家前途则不独本党之幸福，亦世界之幸福也。

黄先生顷谓内忧外患非常紧急，贡桑先生顷谓蒙古并非反对共和，实在不知共和幸福，愿担疏通之责任。凡此设想疏通之方法，消除内忧外患之筹备，第一要五族之感情联络，国家之根基巩固，然后始能得共和之精神，享共和之幸福，民国国民切无误会蒙古不可以联络，内忧外患之困难不能一时解决，总之无论用如何之方法如何之手续，总要和平解决不可再起争端，以扰乱和平。兄弟是极端主张和平之人，以为破坏而后建设未完，万不可再因蒙古之故，启猜疑不决之嫌，而复施破坏手段。

……

9月17日，陈其美与黄兴兴致勃勃地出席了共和党在北京农事试验场举行的游园欢迎会。陈、黄在农事试验场参加了植树活动会后，共和党公宴黄兴与陈其美，并邀请章太炎出席作陪。

章太炎此时对黄兴、陈其美仍然余怒未消，不仅拒绝赴宴，而且在报纸上公开发表《却与黄、陈同宴书》，对黄、陈大加攻击：

共和党诸君子鉴：

昨者见招，令与黄兴、陈其美同食。……中山行迹，不无瑕疵，然而秕政，皆黄兴迫胁为之，非出自中山腹中。解职以还，大体不误，其于张、方逆谋，绝无牵挂，此尤为难得者。外人多以皮相抑之，仆诚不能不为讼直。若黄兴者，招募无赖，逼处金陵，兵无伍两，供饷巨亿，身虽辞职，而江南脂膏，自此垂尽。其募集国民捐法，比于摸金争丘，残酷尤甚，非所谓民贼者乎？张、方之事，路透电啧有烦言，仆虽不敢指为实证，参以武昌二次革命之迹，及身在武昌所闻者，不能臆断以为尽虚也。若陈其美者，阎茸小人，抑无足道，上海光复，攘李燮和之功以为己有，偷儿成群，拥为都督，自言饷糈匮竭，日有征求，而珍翠细饰，逋负数万，斯岂军中所用。陈来京时，债家恐其逸走，持不得行，黄兴为之保证，乃出发。陶成章之狱，罪人已得，供辞已明，诸君子亦当闻其崖略。自陶之死，黄兴即电致陈其美，属保护章太炎，仆见斯电，知二竖之朋比为奸，已发上冲冠矣。诸君子不以菲目视二子，引与为欢，岂承张、方之遗嘱，抑为湘吴谰言所簧鼓耶。……仆若与于斯宴，惧为各国公使所笑，昨已将花枝证券却还，今更陈其旨趣如此。

章太炎与黄兴、陈其美等人昔日本为并肩战斗的战友。辛亥革命一起，革命阵营自相内讧，成为势如水火的仇敌，这种情况只对袁世凯有利。

在此后的十多天里，陈其美与黄兴还参与了一系列的应酬活动，包括国民党的一切事务。作为总部理事长的宋教仁给予了很高的评价。

10月4日，陈其美与黄兴邀请全体国务员、国民党籍参议员、国民党本部各部正副领导人、干事、记者百余人，在六国饭店举行了告别答谢宴会。在记者的提问中，陈其美再次提到了出国访问、想搞实业的想法。

10月6日，陈其美偕黄兴离开北京南行。

人贵有自知之明。陈其美在北京逗留期间，由于地位关系，很少公开发表政见。国民党宣传干部潘公展写的《陈其美评传》，对陈其美的北京之行却做了这样的描述：

陈其美在沪军结束之后，因为孙中山先生、黄兴等电邀入京，便北上，一觇北方的虚实。他会到了袁世凯，会到了世凯的若干重要干部，也看透了世凯的政治、军事、财政、外交等各方面的部署。但他只是很沉着地在观察，在评价，很少表示意见。有一次世凯问他革命完成了，还愿意干什么事？这一回打破了他的沉默，他很坚定地说：我相信还有些事可以干，就是：我愿意扶助共和的人；同样地：我亦愿以全力反对那些破坏共和的人！这简单而斩钉截铁的答复，怔住了袁世凯，半晌说不下去。过后，世凯常常向人称道他的机警和敏捷，不失为同盟会中的健将，在世凯的内心里，对其美，显然地有着两种矛盾的意识，就是：第一，觉得在目前其美仍旧是一个最难应付的反对派；第二，如果能够把其美收为己用，而削弱同盟会的力量，岂不更妙。从此，世凯不时以各种的勋位勋章颁布给其美，只是都被其美婉拒了。

世凯的居心叵测，其美自然看得很清楚。回沪以后，劝勉各同志秘密戒备；尤其属望蒋公，劝他积极练兵，为将来讨贼之用。他曾撰了联语两句：“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并请中山先生亲笔书写，赠给蒋公，互相勖勉。

对于孙、黄与陈其美的北京之行，作家张继学则作了基本评论：

（它）所起的作用完全是负面的。孙、黄身为革命党领袖，在北京期间为袁世凯的假象所迷惑，对袁世凯这么一个专制独裁的枭雄大唱赞歌，说什么袁世凯“忠心谋国”、绝无“野心”，所谓“帝制自为”，纯属无识之徒妄为猜忌，而且同意了袁世凯提出的旨在加强其专制统治的所谓“八大政纲”，这在实际上麻痹了革命党和全国人民的革命斗志，加强了袁世凯的地位。其严重后果在不久以后即暴露了出来。陈其美由于地位关系，在北京虽然很少发表政见，但有证据表明，陈其美与孙、黄并没有异议。10月3日，孙中山在上海回答记者提问时即指出：

“北京安谧异常，黄克强、陈英士与北人感情甚俱佳……”

虽然孙、黄等革命党领袖对袁世凯大唱赞歌，但袁世凯对革命党人却并没有放松警惕。特别是陈其美在上海方面的影响和力量使袁更感如芒刺在背。据说，陈其美在北京时，袁世凯当面向陈施加了压力，并拿共进会“闹事”问题压陈，要陈“南返时，便中调查”。陈与黄兴回到上海后，袁世凯方面仍对陈其美进行了严密的监视，他们神经过敏，对陈旧部的一举一动感到草木皆兵。捕风捉影的情报，连篇累牍。他们想方设法要让陈其美出国，脱离国内政局的漩涡。1912年10月16日，袁世凯的机要秘书张一麛密电江苏都督程德全的秘书乃弟张一爵说：“奉谕，可由雪老（即程德全）电请公债票为卧子（隐指陈其美）还债。中央已发三万元游历费，陈至今未行，若债票到手，仍不出发，将若之何？似应由雪老嘱卧子开债户，（指沪军都督储债户）清单，担任出发后为其代偿，俾卧子出洋，不致仍前中止。”由此看来，袁世凯千方百计想让陈其美出国。

但是任何事情都应该一分为二，他们的北京之行有负面作用，也有正面效果，那就是国民党的成立，同盟会联合四小党组成国民党，这是有远见的，为以后的政党议会打下了基础，为制约袁世凯的权力埋下了地雷。应该说，袁世凯心知肚明。因此他对长住北京的国民党总部理事长宋教仁恨之入骨。这种恨之入骨不久便表现在他的行动上。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谁是暗杀宋教仁的元凶

袁世凯当上了临时大总统，但这并不能满足他恶性膨胀的权力欲。他还想把“临时”二字去掉，改为正式。而且还做着至高无上的皇帝梦。因此他施展着各种阴谋家的手段！这便是诛锄异己，分化离间，谋杀暗害，褒奖加官，危言惑众，以及穷兵黩武，无所不用其极。

他首先一计是取消革命军力量，颁发“训勉军人令”，强调服从命令，听从指挥，缩编军队。南方政府撤销后，还有十几万军队分布在南方各省，袁借口经费困难，不发军饷。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为表示对北京政府的诚意，通令各地革命军裁军或解散。一时，在革命军中，出现了“功成身退”、“解甲归农”的运动。军权统一，袁世凯看了甚为满意，肥胖的脸上露出了奸笑。于是他再生一计，诛锄异己，想方设法把临时政府改造成他的独裁工具。

内阁总理的位置十分重要，而总理唐绍仪虽是他多年的老朋友，但此人不可重用。唐在与南方政府和谈期间，受到革命思想的感召，曾加入同盟会。再者，唐曾留学美国，受到西方民主思想的影响。因此，他在主持政府时，民主空气较浓，按职行使自己的权力，并非对袁言听计从，这使袁大伤脑筋。3月间，唐南下接收南京临时政府时，议会根据革命时期各省都督由咨议局推选的惯例，推选了靠近同盟会的军人王芝祥为直隶都督，唐当时表示同意，回北京又请示袁，袁也点头同意。唐自以为做得天衣无缝。可是由政府加以任用来京时，问题就来了。袁表面上对王大加赞誉，月支佚马费800元，但却在暗地里搞小动作，怂恿直隶五路军人通电反对王任直隶都督。唐一听就火了，当下找到袁。袁却说：“王系革命党人，若使督直，不啻引狼入室，将来他和南方联合，能有我们的好吗？”

唐说：“前既答应，何能食言？”

这时，袁见遮羞布捅破，立时变了脸色：“是你答应的，我并未预闻。”

唐也不客气地道：“这是责任内阁职权，我要发表。”

袁一拍桌子：“我不盖章，就能生效吗？”

二人唇枪舌剑一阵子，可见袁世凯绝不放过用人权。

接着，袁竟公布了一项没有内阁成员签署的任王芝祥为南方军宣慰使的任命，把王远支南下。唐绍仪一气之下，留下一份辞呈，第二天就不辞而别，去了天津，然后转赴上海，过起了“隐士”生涯。

袁世凯并没有收敛，看了唐的辞呈，哈哈大笑：“你走了，还省得我下解职令。走得好！小子，你中计了。”当天，袁另举外交总长陆徵祥为内阁总理。人们都知道陆是个不学无术、不懂政治的洋饭桶。屈于袁的淫威，大家都投了赞成票。陆刚上任组阁，同盟会议员蔡元培、王宠惠、宋教仁、王正廷等联袂辞职。陆勉强出席了参议会，在谈到施政方针时，竟不知所云。当他提出事先与袁世凯商量好的六个新内阁成员名单时，竟大讲开菜单、做生日一类废话。参议员们啧有烦言，一气之下，把他的提名全部给否决了。陆徵祥闹了个无趣，谎称生病躲进医院去了。街头上传出了在共和时代，以武乱政的笑话。一传十，十传百，闹得满城风雨。

“这不等于打我的脸吗？”于是袁世凯唆使他手下一群军棍——北京军警特别联合会，通电指责参议员“只争党见，不顾国亡”，向参议院提出警告。接着，袁世凯又另提出六位阁员，要参议院通过。他们是：财政周学熙、司法许世英、教育范源濂、农林陈振先、交通朱启钤、工商蒋作宾。24日，各种“军界团体”发传单、打电话、写黑信，对议员进行恫吓的事不断发生。7月26日，参议院再次开会，除将蒋作宾改为刘揆一外，其余总算被通过。

袁世凯当政三个月，把民国政府搞得乌烟瘴气。7月29日，他假惺惺地发表通令，劝告各政党说：“方今民国初兴，尚未巩固，倘有动摇，则国之不存，党将焉附。”为了掩人耳目，7月间，邀请孙中山、黄兴、黎元洪等来京举行一次没有名目的会谈，想以此欺骗和麻痹包括孙中山、黄兴在内的革命党人，骗取他们的信任，以便他在政治、军事、财政各个方面，做好对付革命力量的充分准备。

18日上午，传来袁世凯和黎元洪合谋，在北京枪杀了武昌起义革命军官张振武（前湖北省军务司副司长）和方维（前湖北将校团长）的消息。黎元洪是怎样成为“民国元勋”的，湖北革命党人最知其底细。黎视他们为眼中钉，尤其最恨张振武。黎对张假称中央将任以要职，要他去见袁世凯，借袁世凯的手把他除掉。张、方事件发生后，天下大哗，震惊了革命党人。更严重的事件还在后面——如果说前者是明杀，后者却是暗杀。

很快，要暗杀宋教仁的消息在上海传开，特别是在1912年底到1913年初的第一届国会选举中，新成立的国民党以较大优势击败反对党，赢得了选举胜利。对此结果，宋教仁和国民党干部普遍大喜过望，大有“民国政党，唯我独大，共和党虽横，其能与我争乎”的气概，就在这时，一个黑色的枪口悄悄地对准了宋教仁……

1913年3月20日的夜晚，阴雨连绵。四马路上的申江饭店笑语喧哗，灯火明亮。缤纷的光影，投射到被雨水淋湿的门前台阶上……离台阶不远，几辆带着篷布的轿式马车沿街排开。

堂会正在进行。窄小的台上，旦角在演唱。

双喜字贴满小戏台两侧。一场新旧仪式混合的庆婚酒宴即将开席……

在这热闹的气氛中，身着西装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宋教仁和黄兴、于右任、陈其美、廖仲恺等，由一批在沪国会议员陪同，谈笑风生地从楼上雅座走下，出现在壁灯、吊灯和大红烛光交相辉映的大厅门口。

国会议员们和宋教仁殷殷握别。

一名中年国会议员说：“国民党在国会选举中大获全胜，中山先生知道了吗？”

宋教仁道：“当然知道，他最近在日本演说，还多次提到……”

另一名国会议员说：“既然我们在国会获多数，组织内阁是必然的，您也将出任内阁总理……”

一阵阵噼噼啪啪的爆响突如其来，打断了他们的谈话。众人惊愕地回头张望，原来是新郎新娘就位的鞭炮声。

宋教仁欢笑着转过脸来，穿戴风衣礼帽。他向议员们告辞。马车应声驶到门阶前停好，几个撑着雨伞的随从抢前把车门开了……

街市昏暗，冷雨纷纷。一个衣衫褴褛的疯子，衣领上插着几面五色小旗，口里咿咿呀呀地唱着，手舞足蹈地迎着马车走来。

宋教仁不安地看了一眼，跨上车去。马车在静寂中依次行驶。马蹄叩击着青石路面，溅起一阵阵水花。雨水飘飘洒洒，无声地落在了车篷上。

火车站。连接着检票口的旅客候车室。灯光暗淡，旅客稀落。火车喷汽声、鸣笛声隐约可闻。

宋教仁被黄兴、于右任等人簇拥着，从灯火明亮的贵宾休息室走来。几个记者穷追不舍地跑着上前拍照、提问。

宋教仁边走边谈，对似乎即将实现的议会政治的前景，满怀信心。自从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正式改组为国民党时起，他就一直在为由国民党组成“政党内阁”而积极奔走。

一记者抢到宋教仁身边：“宋先生荣任新成立的国民党代理事长，又将北上组阁，请问有何施政纲领？”

宋教仁侃侃而谈：“统而言之，无非是两条：拥护南北统一；实行政党政治。要使中国真正走上民主富强的道路！”

另一记者：“最近外间风传，北方守旧势力将有不利于你的行动，不知先生是否闻听？”

宋教仁停步，坦荡地：“我也听说了，但我不相信！你说呢？”

记者无语。

宋教仁道：“现代议会政治，政党竞争是必需的，国民党此次竞选，就是本此精神。若有人采用卑劣手段，破坏民主宪政，那就是民国的千古罪人！杀我者无异于自杀。”

黄兴拉住他的手轻声嘱咐：“遯初，千祈保重，多加小心！”

宋教仁感激地点点头。

他们走向检票口。

昏暗中突然响起“叭叭叭”的枪声。

黄兴警惕地猛然回首，向四周查看。宋教仁已经倒过来，紧紧抓攥住他的衣领：“克强……我冷，给我大衣，快……快……”

纷乱的候车室，旅客惊叫奔突。

黄兴、于右任、廖仲恺等人把宋教仁扶到一张长椅上。

背部中弹的宋教仁痛苦地呻吟着，凄恻地环视身旁友人，断断续续地嘱托：“致电……袁大总统……速开国会……制定宪法。”

他声音微弱哽咽，身躯软软地瘫下去。后经抢救无效，于22日4时身亡，年仅32岁。

凶手是谁？谁是凶手？人们要揭开这个谜底。

让凶手大白于天下

正当国民党干部普遍为议会选举胜利大喜过望的时候，枪声无情地粉碎了他们的梦想。宋教仁被杀，震惊了全国。

孙中山先生当天就从日本拍来了电报：

闻遯初死，极悼。望党人合力查明此事原因，以谋昭雪。

再说袁世凯在获悉宋教仁的死讯后，自以为谋划诡秘凶手又当场逃之夭夭，可以瞒天过海，于是便自导自演了一出悲天悯人、贼喊捉贼的戏。当天，也拍来了电报，声称：

宋君竟尔溘逝，曷胜浩叹！目前紧要关键，唯有重悬赏格，迅缉真凶，彻底根究。宋君才识卓越，服务民国，功绩尤多，知与不知，皆为悲痛。所有身后事宜，望即会同钟文耀妥为料理。其治丧费用，应即作正开销，以彰崇报。

这还不算，接着21、22两日，袁世凯连续两次电告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要他们对宋案“立悬重赏，限期破获，按法重办”以及“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

同时，袁大总统还指使御用报纸大造国民党内部倾轧的谣言，企图转移视线，混淆是非。据陈果夫回忆：“宋教仁被杀，这是袁世凯最毒的阴谋。他想挑起我们同志间的感情，故意说是陈某（英士）派人刺杀的……英士先生听得外间诉谣言，说是他刺杀宋先生的以后，便找了吴佩璜来。吴是替英士先生做情报工作的，在上海当电报局局长。袁和上海方面往来电报，我们都能拿得到，就完全靠吴佩璜的功。”

一天，陈其美在报刊上看到“宋教仁遇害，陈其美所为”这则消息，哈哈大笑：袁世凯贼喊捉贼。于是陈其美暗下决心：一定要让宋案水落石出，大白于天下，到底谁是凶手？让事实说话。

陈其美和黄兴积极与各方面联络，致函公共租界总巡捕卜罗斯和西探总目安姆斯特朗，悬赏万元，限期破案。

沪宁铁路局认为车站内发生凶杀案，事关路局声誉，因此也出赏金5000元。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通电全省各地官吏协拿凶手，限期破案。

宋案发生后，在上海的国民党干部几乎是全体出动，分头寻觅线索，对刺宋凶手大有食肉寝皮之慨。23日晚，一个自称叫王阿发的古董商的中年人，来到租界巡捕房，声称他知道线索，问悬赏万元是真是假？

印度大胡子巡长说：白纸黑字，那还有假！

没假我就说了。

王阿发说，一周前，他从一个扬州客人手中买进一幅名人字画，当天便送到国民共进会副会长、江苏巡查长应桂馨府上。那天，应桂馨高兴，给他的字画开了好价钱。临走时，应叫住了他，说我们都是老客户了，相互比较了解，说他有件大买卖，事成后，3000元奉送，比卖字画强多了，问他干不干？他问什么事？接着，应桂馨取出一张照片让他看，并说把此人干掉。当时我就蒙了，说平时我连杀鸡都不敢，哪敢杀人啊！不是钱多少的问题，我是怕完不成老板的重托，交不了差。他说，看你紧张的，我只是向你开个玩笑而已。就这样生意没做成。不过，我今天看到宋教仁被刺消息悬赏缉捕凶手的布告，上附先生遗照，我左看右瞧，很眼熟，和应先生一周前让我看过的照片一模一样。

印度大胡子巡长问：是真的没看错？

王阿发说：不会看错。

大胡子巡长说：诬告是要坐牢的！

王阿发说：如需当面对证，我可以随叫随到。

就这样，王阿发在举报记录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并按了手印。

接着又有人报案说：住旅馆的武士英这两天行动怪异，自称枪法百发百中。

当陈其美跟随报案人到旅馆搜查时，谁知武士英已结账走人。到手的鸭子又飞了。但他们在其住的房间找到了一张残损的名片，上写：江苏巡查长应桂馨，法租界徐家汇路文元坊。这时，陈其美才恍然大悟，忙到法租界巡捕房报案。

当夜，巡捕房就把要犯应桂馨抓捕归案。次日，又抓获行凶枪手武士英。并对应桂馨家进行搜查，得五响手枪一支，及应桂馨与洪述祖、赵秉钧往来密电本和函电多件。

通过这些函电，宋案已真相大白。刺宋“主凶”不是别人，正是贼喊捉贼的袁世凯自己。

原来，袁世凯决定除掉宋教仁后，即交给国务总理赵秉钧负责进行。赵秉钧又将此事交给内务部秘书洪述祖负责办理。

应该说，赵、洪二人，都是袁世凯手下最得力的特务头目，他们专门负责监视和对付革命党人。

再说，应桂馨是怎样行凶刺杀了宋教仁的呢？

应该说，应是在跟随陈其美参加上海光复前，就认识了宋教仁的。知道宋是国民党的重量级人物。要除掉他，风险十分大，一是来自袁世凯，二是来自国民党。弄不好，猪八戒照镜子，里外不是人。经过再三权衡，还是选非沪籍人氏为好，这种人得手后便于远走高飞，神出鬼没。

他为物色这个人颇费周折。

这天，应桂馨带人在街上巡游，正巧碰到一个光天化日之下抢银行的亡命之徒，被他当场抓获。等银行方面的人追上来时，应说：把他交给我吧，我要好好审讯。

经审讯得知，此人名叫武士英，山西人也，刚来上海滩，身无分文，吃饭住宿已成问题，所以才出现先头一幕。

审讯完武士英，应桂馨很高兴。又问：你这样抢银行是要坐牢杀头的。

武回答：坐牢杀头我都不怕，只要不亏肚子就行了。

应说：这个话你要早说，我就给你解决了。

武说：现在也不迟。

应见此人的胆量不像王阿发那样小，于是说：这样吧，我要交你办一件事情，如能成功，你抢银行的事我可以给你摆平，再说我还可以有千元大洋相送。你干不干？

武说：这是天上掉馅饼的事，我能不干吗？长官，你快说吧！

这时，应从怀中掏出一张灰色的照片，让武看，然后说：把他干掉，有没有这个胆量？

武当场就应允下来说：抢银行的事都干了，杀人如同杀只鸡。再说长官对我不错，又免罪又给钱，我岂能装孙子！

好吧。应收起照片，站起身说：我们交易成功，今天我来请客。于是他们到一家饭馆，边喝酒边策划，一场罪恶的交易达成协议。

临分手时，应再三叮咛武：这些日子你先在旅馆小住等待，一有情况我就派人通知你，接头暗号为：货来了。

再说，北京方面洪述祖派出的暗探，一直在跟踪着宋教仁，寸步不离。当北京接到了应桂馨“一切就绪”的报告后，袁世凯便向宋教仁连发急电，要他急速返京，共商国是。

3月20日晚6时，黄兴、廖仲恺、于右任等在一品香酒楼为宋教仁设宴饯行。宴毕，宋教仁在众人陪同下，登上马车，于10时抵达上海火车站，进入贵宾候车室小憩。他们并不知道，当他们下车时，暗处已有个戴鸭舌帽的盯上了宋教仁，此人就是武士英。

原来当天午后，有个人到旅馆找到武士英，拉他到三马路喝酒，交代说：“应先生的仇敌今晚11点乘沪宁线火车离沪，应先生要你在车站采取行动。”随即交给武士英手枪一支，子弹五发。

当晚，武士英行凶之后，立刻逃进应府领赏金。

应命人为他摆酒压惊，然后给了他30元钱，说要等确切消息出来，其余的再补，并叮嘱武士英旅馆房子退了，住到妓院去。

谁知第二天报纸消息报道宋教仁身负重伤，并没牺牲，气得应立刻找到武士英，大骂他无能，只会吹牛皮。

武士英赏钱得不到反挨一顿臭骂，只觉得自己晦气，一连两天躲在妓院里。23日下午，他看见送殡的队伍从大街走过，才知道宋教仁确实已死在医院，当天下午就急忙跑到应宅来讨赏钱，谁知应桂馨一直未回，他就一直在等，结果等进了罗网。

陈其美等革命党人曾利用会党分子从事反清活动，但在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不能很好地改造和处理这批会党分子，结果酿成革命党人被会党分子反噬的后果。其教训也是惨痛的。

把凶手推向斩首台

听到宋教仁被刺的噩耗，孙中山立刻中断在日本的访问，于3月25日回到上海，了解国内形势，主持国民党工作。

经过多次交涉，上海租界当局终于答应将应、武二犯交给中国上海司法当局审讯。

上海交涉使陈贻范一阅证据，十分震惊，觉得事情非同小可，此事牵涉总统、总理，因此立即邀请方方面面的头面人物：江苏都督程德全、民政长应德闳、国民党方面陈其美、黄兴，以及上海地方审判厅厅长黄涵之、检察厅检察长陈英等，到交涉使公署开会讨论。

会议一开场，就陷入了激烈的争论。

程德全说：刚才听了陈贻范的说明，我个人认为，此事牵涉到总统和总理二人，是否在小范围内审讯就可以了，不要扩大影响。

我不同意！陈其美忽地站了起来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一定要让真相大白于天下，一定要把凶手绳之以法！不然，我们就对不起遯初的冤魂！

黄兴也说：要公布证据，人心自有公论，对凶手严惩不贷。

在陈其美等人的坚持之下，争论双方达成协议：决定4月25日以程德全、应德闳的名义，将证据电告总统袁世凯、国会参众两院、国务院，及全国各省军政长官，并决定同时由上海地方法庭公开审理，按照法律程序解决。

就在法庭公开审理的前一天，意外的事发生了：24日上午，凶手武士英在严密的看守之下，突然暴亡。这让大家措手不及。

很明显，这是为了杀人灭口。

但法医检验了三次却说查不出因何致死，既无外伤，也无内毒。虽然武士英罪在当诛，死有余辜，但死因不明，至今仍是一大疑案。

4月25日夜12时，程德全、应德闳将调查结果及证据通电公布。

次日，《民立报》以醒目的标题，独家刊出：“注意！注意！注意！看民贼的手段。”宋案证据被披露并登载了证据的照片等。

宋案证据大白于天下，全国舆论鼎沸，一致吁请严惩凶手。

袁世凯如坐针毡，焦急万分。直到“二次革命”后，他才长出一口气。他以为，他已把国民党彻底打败了。不过，这个一贯心怀鬼胎的家伙，认为凶手活着对自己总是个威胁，便故技重演，干起了杀人灭口的勾当，一个个地把凶手除掉了。

先是应桂馨。1913年7月25日，应桂馨被他的门徒从上海狱中救出，逃往青岛租界。躲到10月，“二次革命”失败，他认为请赏的时候到了，便公然发出“请平反冤狱”通电，并于10月20日大摇大摆到了北京，随即写信给袁世凯，要求遵照前约，事成发给奖金50万元，授二等勋。

忽有一天，有人来见应桂馨，暗交他2万元钱，并说：“这是路费。大总统叫你早日离开北京，以后不许胡言乱语。”

应桂馨瞪着眼珠，说：“当年大总统许诺的两个条件，一个也不能少，不然我就长住北京不走！”

来人气势汹汹，声色俱厉：“你敢违抗大总统的话？请自重！”

“去他妈的，没有我应桂馨，他当不成大总统，我为他除了对头，吃了官司，他敢骗我！老实告诉你，我应桂馨不是3岁娃！”应桂馨不买账，把钞票狠狠地往地上一甩。

当天深夜，四个彪形大汉翻墙进入应的住所，因应宿娼未归侥幸逃了这一关。他明白，再在北京赖下去，真的要死无葬身之地了，便匆匆离京。火车至天津杨村时，有人发现应桂馨已死在头等车厢里，身首分家，满身污血。

应桂馨被暗杀的消息惊动了赵秉钧，他知道这是袁世凯所为，不免有兔死狐悲之感，便把电话打到袁府：“自古以来，凡人主能恩待阶下者，则效死之士必多，应桂馨忠于大总统，竟然如此下场，今后谁能再愿为总统办事？有谁肯以死相从？”

袁世凯没听完，就把电话啪的挂了。

袁世凯的这种专制态度，气得赵秉钧旧病复发，住进医院。

第二天，便有医生入见赵秉钧，说是奉总统之命，为大人治病，说着取出药丸，要他当场吞服。

赵秉钧心生疑虑，说：“只是我刚服药……”

医生“霍”地拔出手枪：“身体无病，心中有病，这药非吃不可。”

赵秉钧突然明白这是袁大总统赐死，劫数难逃，却又不甘心真的去死，慌乱中思得一计，高声喊道：“拿水来，让我吃药！”

他本希望卫士进来营救，哪知话音刚落，背后一人应道：“水已备好。”

他回头一看，是个陌生的面孔，原来他的卫士早被扣押起来了。

赵秉钧长叹一声，将药丸送进嘴巴，不一会儿便七窍流血而死。

接着，轮到另一凶手——内务部秘书洪述祖。

且说“宋案”证据披露后，上海《民立报》《民权报》等都把袁世凯、赵秉钧二人的照片登了出来，并在下面标着“袁犯世凯”、“赵犯秉钧”的字样，洪述祖一看，知道大事不妙，于是在宋案发生后的第六天傍晚，悄悄逃离了北京，回到了天津家中。他仍感到不安全，又乘火车连夜逃到德租界的青岛，过起了隐士生活。

洪述祖为了永远不再有拘捕之祸，他剃去胡须，把自己的名字改成王兰亭子，向德国胶州总督递交要加入德国籍的申请书。没想到总督下令扣押了他，并准备把他作为杀人犯引渡给北京袁世凯。

袁世凯马上派内务部长赶往青岛，将洪述祖押回北京。

洪述祖正在绝望之时，听说德国警务长要求卖一座住宅，正为没有买主而发愁。他马上表示愿意买下这昂贵的住宅，警务长喜出望外，忙到总督面前为洪述祖讲好话。胶州总督便不同意引渡洪述祖，并悄悄释放了他。

时间到了1917年，洪述祖见袁世凯已死，便秘密回到上海，化名张皎厂在美租界北山西路六二一号定居。有一天，他突然收到租界会审公廨的传票。原来他向祥丰洋行贷款1500元尚未归还，该洋行控告他逃避债务。

那天，洪述祖从会审公廨出来，刚跳上电车，背后突然被人用力揪住。

“还我父亲血债！”宋教仁15岁的儿子宋振吕喊叫着，拦住了他。

接着，巡捕房把肥头大耳的洪述祖扭到会审公廨，后转解北京，判处洪述祖死刑。

1919年4月5日，洪述祖死于从美国刚引进的电绞椅上。

至此，与宋案有关的大大小小的凶手，都得到了应有的下场。

沪上举旗讨袁

宋教仁的被刺给国民党领导人上了生动的一课。

3月25日，这是孙中山先生回到上海的第二天。

孙中山寓所，窗帘低垂，一个紧急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孙中山主持，出席这次会议的有黄兴、陈其美、居正、戴季陶、蒋介石、陈果夫等。

商讨议题是袁世凯是这场刺杀的幕后凶手，国民党方面应该怎么应对。

会议一开始，就出现了激烈的争论。

黄兴主张按法律程序推倒袁世凯。认为：南方武力不足恃，苟或发难，必致大局糜烂。主张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采用暗杀手段，暗杀袁贼。

孙中山则不然，坚持主张武力说话，主张“二次革命”，推翻袁世凯。他说：总统指使暗杀，则断非法律所能解决，所能解决者只有武力相对。

戴季陶支持孙先生意见，极力反对黄兴意见。二次革命，刻不容缓，越快越好。

黄兴说：我们要讲求实际。如果不看实际，一切都是空话。

戴季陶说：实际是我们争取得来的，要靠努力。不能坐而论兵，要动员发动民众。

孙中山又说：袁氏手握大权，发号施令，调兵遣将，行动极为自由。在我唯有出其不意，攻其不备，迅雷不及掩耳，先发始足制人。现在是宋案真相大白，证据确凿，人心激昂，民气愤涨，正可及时利用，不可失之。稍纵即逝，后悔莫及。

……

两派意见不相上下，最后采取举手表决，结果黄兴一派意见占了多数。

会后，陈其美、孙中山、黄兴，按照法律解决宋案的设想，与专程到沪的江苏都督程德全商议，决定组织特别法庭，审理宋案。

另外，孙中山对外主持新闻发布会：昨日以来，与党内之得力者协商，决意无论如何按正当之手段诉之于世界之公议，而将袁世凯排斥之。即考虑使议会按照预期集会，即弹劾袁之立场之丧失。

4月13日，宋教仁的追悼大会在张园举行。上万人参加了大会。大会由陈其美主持。

陈其美的致辞，赢得了大家的掌声。

他说：

宋先生抱利国福民政见，人所共喻。先生无私仇，故先生之死，为国为民。故吾国民应致追悼之意，而开此追悼会，并继先生利国福民之志，以慰先生。同等对于此会有无上之感触，愿与同人共纪念之。

会后，在陈其美、黄兴强烈要求下，程德全与应德闳于4月25日通电公布宋案主要证据44件，使宋案真相暴露于全国人民面前。

陈其美、黄兴经与程德全商议后，拟在上海组织特别法庭，公开审理，并呈请袁世凯任命特别法庭组成人员。

这时，袁世凯做贼心虚，唆使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司法总长许世英出面阻挠。国民党领导人不理睬袁世凯及其同党的阻挠，径自在上海成立了特别法庭，并令上海地方检察厅票传宋案主谋犯赵秉钧到案受审。但被告方律师却借口现任本庭法官未奉大总统、司法总长任命，不符合《临时约法》的规定，没有开庭的资格，被告拒绝到庭。

这样一来，宋案的法律解决出现了“公判不成，律师抗告，法庭冰搁，政府抵制，不但事实不进行，连新闻都没有”的冷落局面，所谓法律解决，完全成了纸上谈兵。

一时，引起了大家的愤怒。5月间，上海发生了激进的中下级革命党人自发进攻上海制造局的事件。

这次事件是由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一些会党头目发动的。其中有共进会副会长、铁血监视团发起人张尧卿，广东绿林改进团领袖柳人环，上海工党成员、铁血监视团成员韩恢等人。他们还联络了上海籍的工党成员徐企文，利用徐熟悉上海情形的有利条件，出头组织。张尧卿、柳人环并分别以黄兴、陈其美的名义来组织队伍。他们联络了在沪退伍军人、无业游民和驻守上海制造局的下级军官。但陈其美、黄兴此时仍幻想能与袁世凯调和，为避免被袁抓住把柄，轻率地决定抛弃这批本可利用的激进革命党人。5月27日，陈其美、黄兴获悉张、柳等企图起事的消息后，一方面阻止制造局参与其事，一方面还派黄郛赴南京向江苏都督程德全报告，并用电话通知了制造局总理陈杳。程德全、陈杳得到确切情报后，立即作了周密的应变部署并派人打入起事者内部，充当内线。

结果5月29日晨，徐企文举旗进攻时，当即遭到有准备的还击，革命不战而败。徐企文被抓，押送北京审讯。后来袁世凯又企图借用审讯，栽赃陈其美等革命党人。但徐企文可谓是骨气之人，在袁世凯爪牙的严刑拷打下，始终没有捏词栽诬，报复陈其美与黄兴。1913 年9月8日，徐企文被袁世凯处死于北京。

这是一场悲剧，应该引起革命党的反思。

陈其美等国民党人希望不以武力，以妥协来缓和袁世凯的压力，以保存国民党现有的地盘和实力，事实上，这种委曲求全的做法是行不通的，必须拿起武器。这时，陈其美已改变态度，转向孙中山，成为革命派。

当袁世凯在政治、军事、财政等各方面做好了进攻南方的准备后，又立即露出了凶恶的面孔。6月9日，袁世凯悍然下令罢免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稍后又陆续罢免了广东都督胡汉民、安徽都督柏文蔚等人的职务……袁世凯对国民党地盘的剥夺，迫使国民党不得不作出最后的抉择：是束手待毙还是背水一战？

此时的孙中山、陈其美等人均被袁世凯的步步紧逼激怒了。孙、陈均主张不计成败与袁世凯一决雌雄。

孙中山说：“不战必然要被消灭；战，成败未可知。与其不战而被消灭，不如战败而发扬我们的革命精神。”

陈其美召见日方驻上海总领事有吉，发表谈话如下：

本人自始即持稳健意见，但现若仍旧不作改变，徒自招灭亡而已。国民不独苦于与革命前相同之苛政也，高见实深感谢。我党现亦分为稳健、过激两派，前者恃议会，虽欲成事，亦鲜见成效。即如本人，最近亦至于不得已而与之以过激之说。孙、黄二君多年流浪于外国，实际之见面不敏。去年之革命，亦系按我等人之手所计划者，孙、黄不过路途返国而已。因而孙此次广东之行，与其预期相反，因两三旅、团长被收买而丧胆，透露完全失望之口吻。黄则徒然多疑，坐失良机。此无非不通晓国内之情况而已。余等实际当事者，尚未至十分悲观。云云。透露无论如何计划进行武装抵抗之口吻。《有关孙中山、黄兴反对袁世凯斗争的日本外文书选译》，《民国春秋》1988年第三期。

经过反省，陈其美对黄兴等人此时仍持稳健态度极为不满，高论此路不通，错失战机，在与有吉总领事谈话时，“频频谓黄兴之徒，名曰自重而迟疑不决，结果误却大事”。

7月12日，江西都督李烈钧出兵占领湖口炮台，宣布江西独立。他随即组织讨袁军，“二次革命”爆发。

应该看到，孙中山虽然早有武装讨袁的计划，被黄兴一派否定后，已错失了良机，但看到基层自发讨袁，心里十分高兴。于是孙中山派朱卓文携款2万元，到南京运动第八师的几个营连长反水，让他们先杀了师、旅长，效仿江西宣布独立。然后孙先生到南京，主持全国讨袁运动。

这时在上海的黄兴本来还在观望，见孙先生已行动，即去找孙中山。与孙先生交谈后，便去南京挂帅讨袁。

7月15日凌晨，黄兴派章梓等人秘密切断了都督府与外界联系的所有电话线，并派军队包围封锁了都督府。

天不亮，第十一师的一支部队在都督府卫队的配合下，进入都督府直趋程德全的寓所。当程德全从睡梦中惊醒时，黄兴等已站在了他的床前，要求他讨袁：“程都督，南京大街小巷已经以您的名义贴满了布告，列举袁世凯的罪状，宣布讨袁。”

程德全见木已成舟，只好同意下达讨袁命令，并说：“袁世凯不法，天下之公愤，江苏何敢独异？公等骤然起事，幸甚，幸甚！”

黄兴转身离去，在都督府西花园成立了讨袁军总司令部，黄兴任总司令，何成浚为副官长，徐绍桢为高级副官。

与此同时，以程德全、应德闳、黄兴三人署名的讨袁通电正式电发北京。

黄兴在总司令部电令苏皖赣徐淮各军向北出击，兵锋直指袁世凯。

第十一师师长章梓看出程德全心怀二志，遂派人将他软禁在西花园中。安徽讨袁军司令柏文蔚也劝黄兴说：“万不可放此人离去，最好快刀斩乱麻，将程处死。”

黄兴没有应允。

就在讨袁军北上之际，7月16日深夜，程德全潜离了都督府，乘车径往上海去了。他到达上海不几天，居然宣布：江苏都督府发出的一切文电，均系假借我的名义所为……我仅是被人所逼迫而不得已。

程德全还电令都督府卫队长张朋翥立即捉拿黄兴、章梓等人。张朋翥却把电报交给了黄兴。黄兴哈哈大笑。

再说陈其美在上海闻知此事，叹息不已：“我们革命党人，往往总是心太软！对这些坏蛋，我们今后绝不能心软！”

陈其美在上海也开始积极行动，组织讨袁军。

在沪的海陆军将领，见陈其美准备讨袁，都表示愿意再聚到他的麾下，听其指挥。7月16日，大家一致推举陈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

陈其美原以为“以海陆两军驱逐制造局北军，其事易易”。然而，此时的上海驻军已经变卦，不再支持革命。陈其美派黄郛去运动驻制造局的旧部第六十一团，但该团一营已被调入龙华，全团处于被中央军分割监视的局面，不敢先行发动。陈其美又企图调宁波顾斌旅来沪发动，但因尚未宣布独立，师出无名，顾旅也难以调动。陈其美在上海一时无法发动，只好请黄兴赴南京先行发动。

与此同时，陈其美也在上海紧锣密鼓地进行准备工作，但苦于兵力不足，以致迟迟不能发动。为此，遭到南京方面的指责。南京一位师长责问在宁沪间联络的赵正平说：“你说南京独立了，上海没有问题，为什么上海到今天还没有宣布？”

陈其美几经努力，以收容军校学生为主，组成了一支约200人的奋勇军，由其直接掌握，并从纽永建统率的松军那里获得了一些武器。

7月17日，纽永建在松江临时组织了约一个团的军队，和当地沈葆义的水师开抵上海龙华。陈其美还向南市请求支援。7月19日驻镇江的赵念伯第三十二旅一个团开抵上海。22日，刘福彪统率的福字营亦从南京调回上海，陈其美将福字营改编为特别敢死队。

7月18日，陈其美发布就任驻沪讨袁军总司令职通告，宣布在沪组织讨袁军总司令部，除节制所属各军外，“凡上海所有民政、司法、外交、交通各机关，统由本总司令管辖。各机关人员，均当照旧供职，慎守秩序，以维护地方治安，如有撤离职守，贻误要公以及不遵约束妄生事端者，无论何人，本总司令唯有按照军法治罪，决不宽贷”。

同时，陈其美以驻沪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上海独立宣言》：

北京参众两院、各省都督、民政长、护军使、各报馆、各法团暨各界同志、各讨袁军钧鉴：袁世凯违法殃民，逞兵南下，种种罪恶，无非破坏共和。现在各省继赣而起者，此斯响应。江苏已于前日由程都督宣布独立，并委黄兴君为江苏讨袁军总司令，并咨委其美为驻沪讨袁军总司令。上海为东南重镇，关系匪轻，业于十八日完全宣布独立。驻沪各军队皆深明大义，地方秩序亦照常安谧，足慰廑怀。深望各省爱国同胞克日兴师，诛锄国贼。俾得大局早定，真缔共和，无任盼祷。驻沪讨袁军总司令陈其美叩。

1913年7月18日

同时又发表各省“讨袁通电”，揭露袁世凯丑恶的嘴脸。

吴淞炮台随即宣布响应独立。陈其美令居正为吴淞要塞司令。

7月23日晨3点，上海讨袁战争拉开序幕。战争开始前，郑汝成已将中央军全部开进制造局，采取坚守待援的战略。

战争开始，陈其美指挥第六十一团和第三十七团进攻制造局西栅，福字营助攻；淞军、镇军进攻制造局正门。

讨袁军个个奋勇，人人当先，很快突破敌人的外围阵地。郑汝成和陈杳十分慌乱，忙斩杀了几个逃兵，才算稳定了局势。

中央军凭借坚固工事死战。海军总司令李鼎新指挥海军舰队从黄浦江上发巨炮压制讨袁军之火力。讨袁军的炮兵营被摧毁，讨袁军的进攻受挫。战至上午11时，讨袁军见攻击无效，不得不暂时停止进攻。

讨袁军鉴于白天攻击受挫，决定发起夜战。当晚10时，陈其美令进攻西栅的部队佯攻，集中兵力炮火猛攻东栅。午夜时分，东栅被讨袁军攻下，蒋介石等突入第一道围墙。

这时，一阵阵呼啸声接踵而至，一颗颗重型炸弹在讨袁军中炸响，顷刻之间，讨袁军血肉横飞。蒋介石先匍匐在一个角落里，继而又不停地跳下弹坑，才保住了性命。

这次战斗，陈其美仍安排由福字营任先锋；淞军、浙军和镇军随后，激战至11时45分停战。至24日晨2时45分，两军又激战40分钟。讨袁军异常奋勇，猛扑东栅，仍然被海军舰队发巨炮还击，只好重新退出。

这时，讨袁军伤亡较大。

由于海军舰炮不时向讨袁军总司令部开炮，使附近地区的民房倒塌、着火，陈其美于7 月24日晨，把司令部移转至沪宁车站以北的南海会馆。

当晚，陈其美又指挥讨袁军向敌人发起第三次进攻，双方伤亡惨重。

7月25日夜，陈其美组织讨袁军向敌人发起了第四次进攻。这次进攻，讨袁军损失更大。虽然钮永建的淞军攻下龙华后，与陈果夫的奋勇军一起来助攻制造局，但制造局仍岿然不动。陈其美只好放弃南市，把军队撤往吴淞。

郑汝成在多次击退讨袁军的进攻后，气焰顿时嚣张起来。他致函南市商团，威胁说：如果陈其美不取消在吴淞的讨袁军总司令部，他就命令海军开炮摧毁。陈其美为避免当地商场遭受战火破坏，决定退出。

上海的激烈战事引起了各方的关注。

25日上午9时，上海红十字会的有关人士分赴南北军阵地，要求双方停火。

驻沪外交团与工部局也出示通告，贴在上海街头，其中说：

近数日来，团组织毗连之处乱起，阻挠商业，又复破坏本界秩序。现各外国领事馆及工部局宣示，或在本界或于本界以北毗连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计策中点之用。两方面之中国兵弁，无论何方，均须迁出本界北乡之外，以免战事涉及本界，而保卫各国守分商民之安宁。且军事领袖与有连带者，无论何党，或文或武，亦应由本界及本界北乡，立即迁出，如违定行提究。

除了贴通告外，英国和其他国家的军舰也纷纷驶近上海，准备派武装部队登岸，“保护”租界；工部局派总巡捕房头目卜罗斯带领马队三十余人，到沪宁火车站北面的南海会馆，驱逐陈其美的讨袁军总司令部。

对此，陈其美气愤在胸。

24日晚9时，战火重燃。

政府军探知沪杭火车站附近驻有新开到上海的钮永建部淞军2000名，当即出动500人前往攻击。两军在车站附近开火交战。不久，讨袁军佯败西退，政府军紧追不舍。这时，另一路淞军趁机进攻制造局西栅，两军互有伤亡，仍然未见胜负。

当晚激战时，被关押在南市监狱的宋案主犯之一的应桂馨，纠合同狱的数十名囚犯越狱而出。

本来，在陈其美将讨袁军司令部由南市迁往闸北时，周南陔就曾向陈其美请示：刺宋要犯应桂馨，押在城里地方监狱中，这人是带到闸北军中，还是就在此时枪毙？陈其美因为军事缠身，精神十分疲惫，他听了周南陔请示后，思索良久，然后答复道：“不必！此案既归司法办理，现在不能自蹈其咎。”陈其美便用手作势，指着另一个手心道：“放心！放心！总在我们的这里。（这时，即指手掌）”周南陔不好违抗，只得作罢。不料，终于让应桂馨趁乱逃跑了。

次日，上海红十字会会长沈仲礼、美国医生柯司在驻沪领事团的支持下，出来调停战争。沈仲礼、柯司医生首先来到海筹军舰，会见政府军李鼎新、郑汝成二位司令，向他们反复陈述：上海租界内外有居民200万人，请以人道为重。经过再三请求，李鼎新、郑汝成回复两点：一、南北两军一律退往吴淞外决战；二、闸北与城内不准再战，南军司令部不准在华界再行开战。随后，沈、柯二人又驱车前往闸北会见陈其美，告以“勿因袁（世凯）一人，伤害沪人数千万生民财产”。并向陈其美转述了政府军方面的条件。结果，陈其美断然予以拒绝。

25日晚，双方继续战斗。

淞军1500人猛攻制造局。政府军以探照灯扫视，一旦发现讨袁军，立即以机关炮轰击，并由海军开炮轰击。淞军因探照灯射眼，无法前进，亦只能远距离开炮还击。翌日，驻沪领事团与工部局西董会议，两次决定干涉中国内战，于26日发出通告：

上海外国公界，本为商务而设。近数日来，毗连之处乱起，阻挠商业，又复破坏本界秩序。现各外国领事馆及工部局宣示，或在本界或于本界以北毗喧嚣各乡，不准作为行军根据及阴谋策划中点之用。两方面之中国兵弁，无论何方，均须迁出本界北乡之外，以免战事波及本界，而保卫各国守分商民之安宁。且军事领袖与有连带者，无论何党，或文或武，亦应由本界及本界北乡，立即迁出，如违定行提究。

27日晨，租界工部局借口闸北中国商人请求保护生命财产，派遣总巡捕卜罗斯率马队30余人侵入中国地界，开往闸北南海会馆和湖州会馆，驱逐讨袁军。蒋介石所率的原沪军第六十一团一部约207名讨袁军为英军缴械。陈其美被迫将司令部迁往吴淞中国公学内。

28日晚，讨袁军对制造局发起最后一次象征性的进攻。这一天，海军总长刘冠雄率领的舰队护送政府第四师李厚基旅南下，3天后陆续抵达上海，进驻制造局，讨袁军被迫向七宝一线退却，制造局解围。

7月29日，黄兴因在南京讨袁失败，败走日本。

7月31日，袁世凯复电伍廷芳，反对他三天前的和平呼吁：

沪上战祸，微公言已深虑。唯此次叛徒，志在窃地裂国。以制造局为依赖，抵死奋夺，使政府稍存投鼠忌器。即借寇之资，已成大局，何堪设想？鄙人受国民付托之重，一日在位，断不忍国家破碎自我。严防痛剿，责所难辞，且该叛军以十九营之众，毫无缘故，数昼夜围攻该局，欲使守军束手待毙，尤为无此军律，无此人道。中外耳目俱在，谁在戎首，自有公论。近日诂张为幻之事极伙，电信难分真伪，若有见教，幸速驾来京面谈。

同日，袁世凯还勒令北京国民党本部开除黄兴、陈其美、李烈钧、陈炯明、柏文蔚五人党籍，又悬赏缉拿黄兴、陈其美、黄郛、李书城四人。上海大街小巷贴满了悬赏布告，其中黄兴悬赏十万元，陈其美五万元，黄郛、李书城各两万元。

同日，浙江都督朱瑞派遣的浙军也开赴上海支援政府军，淞军被迫退往吴淞一带，讨袁军被迫据守在江湾—吴淞一隅。

同日，陈其美倚重的刘福彪部也在程德全策反下，在吴淞准备叛变，企图与政府军里应外合，袭击讨袁军。幸亏发现及时，才未造成恶果。

8月1日，孙中山、黄兴乘船离开上海，经福州、台湾，后抵日本。

8月6日，吴淞要塞总监白逾桓与吴淞司令居正先发制人，将刘福彪部缴械。

8月13日，吴淞炮台遭政府军海军舰队巨炮轰击，炮台失守。钮永建部淞军和居正部讨袁军退往太仓一带。

至此，上海讨袁军完全失败，陈其美被迫逃往租界躲避。

8月14日，上海租界工部局趁机落井下石，通知陈其美“不准留在或进入上海外界租界”。并声称，在接到本通知后，“若仍留在租界范围之内，应派巡捕拘拿”，对于租界当局的此种行为，陈其美非常气愤。

第十三章

白色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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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中山领导的“二次革命”，又称讨袁之役，以失败告终，南京独立取消，革命处在低谷；袁世凯当局在国内大搞恐怖活动：赏洋10万，缉拿孙中山；赏洋五万，缉拿陈其美。孙中山的追随者、革命者人人自危。国内无有立足之地，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大本营东渡日本，在东京等待时机，东山再起。

上海义举失败后，陈其美并没有立刻出国，而潜伏在上海的公共租界里，在恐怖气氛下，陈其美冒着生命的危险，从事着“二次革命”的善后事宜。当时陈果夫是帮助叔叔处理善后事宜的得力助手。陈果夫回忆说：

（上海）奋勇军失败后，死者之抚恤，伤者之治疗，生者之遣散，均成问题。……办理善后最感困难的是经济问题。我除把英士先生给我的学费用尽，及向蒋（介石）先生领得少数经费之外，只好和多方借贷，陆续清理，逐一遣散。直到民国三年五月间，才把这件事完全清结。

从举事起以至办理善后，我受英士先生之派，向各方筹款，如朱葆三、王一亭、杨信之、沈缦云、叶琢堂、叶惠钧等，均有相当往来。这些人中间，沈与朱比较最好，并没有因为我们失败了，而加以冷眼。叶琢堂君不时以消息供给我。在我们危难的时候，常常加以协助，其豪侠好义，尤能给人以一种不可磨灭的印象。从七月到九月三个月中间，英士先生尚在上海，因为大部分同志不是变节，便是畏缩不敢再举，乃嘱我每日前往协助，并担任交通。因此，日里我是料理自己的分内事，夜间则随英士先生工作，每晚非到十一时后不能返寓。这时袁世凯的侦探，对我极注意，所以我的行动亦不能不特别审慎。有一次，给我发觉有陆中同学任侦探者尾随，乃设计跳上电车，一刹那又跳下来，得以脱身。在英士先生东渡之前，一直承办事项幸未误事；唯有其日奉派一信给王一亭先生，中途遗失，自认为生平一大憾事。

应该看到，陈其美在恐怖气氛下，并不甘心上海义举的失败，他除办理善后事宜外，还在秘密地与一部分留在国内的革命党人谋划在自己的家乡湖州、宁波建立反袁根据地，再举义旗。

1913年8月中旬的一天。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八号楼，窗帘低垂。一个秘密会议在这里召开。

陈其美因目标太大，没有出席这次会议。

隐居在上海租界的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汪精卫、刘艺舟、胡经武等十余人，商议斗争策略。经过与会者的讨论，决定设立三部：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三部之间互相配合，开展活动。具体分工是，由陈其美、王金发、钮永建负责湖州、宁波各处；由戴季陶、刘艺舟赴大连组织机关部，在奉、吉两省展开活动；林虎等潜入湖南，联合该省青、洪帮，并运动军队，谋三次独立。会议从早开到晚上。

会后，大家各负其责，分头行动了。

陈其美因为善后事宜相托，直到9月初，他偕王金发、蒋介石潜赴宁波、湖州，在那里开辟新战场，“拟以宁波为根据地”。

这期间，陈其美还委派姚勇忱等十余人，前往杭、嘉、湖，宣传民众，发动民众，“分头举事”；安排雷铁生、方继英、沈凤祥等，在上海英租界收集炸弹武器；拟推举雷铁生为浙江都督，组成浙江讨袁军，在浙江发动起义。

再说陈其美、蒋介石、王金发等潜入宁波后，他们发现因袁世凯的恐怖威胁，浙江都督朱瑞态度有变，但是他们照常活动。这期间，雷铁生派炸弹队长方济青，用车船运十余枚炸弹至董家渡，但途中被郑汝成部发觉，结果所运炸弹被扣，秘密机关被查，损失严重。雷铁生当场被捕入狱。

陈其美得知后，痛心疾首，见图浙不成，又拟改变方针，从长计议，图划第三次革命。并决定联络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新根据地，从闽、浙两省着手活动。同时他又派遣革命党人赴大连联络胡党与宗社党人，在北方起事。这些计划在实行中也因力量不济而被迫中断。

面对着一次次的失败，陈其美百折不挠。据有关资料披露，他在此期间还拟定了第三次革命计划。他在致洪门大佬杨志平的一封信中说：

前由潘君月樵介绍，沪江战事得蒙足下仗义疏财，接济维持，已呈请岑大元帅注册存案矣。金陵之役，同志血战三星期，复为张贼夺去，非人谋之不臧，实天助袁逆、张贼也。可恨至极！吾辈抱定宗旨，百折不回，现已由沪江同志议决，以一半往长崎赴会，联合日人，筹饷购械，以台湾为根据，从闽、浙进行。复遣同志多人，大连联络胡党英杰，勾结宗社党人，在北方定期起事。江浙方面概归鄙人主持一切，将来仍请阁下召集洪门同志共举义旗，直捣金陵，先诛张贼，后讨袁逆，以雪前耻，扫除专制恶毒，重立共和政体，呈党幸甚！再者，以后往来信札，总宜秘密，因邮局中人查检甚严，恐有泄露，故此次特派心腹前来，与阁下当面接洽，如蒙允准，即望将回件交来人带回。迩来南北侦探遍地，吾辈浍切宜缜密，凡军火文件皆存在日人行（李）中。遵处属地，尤须谨防。倘再有疏虞，则一番心血又成现饼。铁君来常，事竣尚须往苏、杭一行。倘有需款，即乞尊处付可也。

事实表明，在二次革命失败后，由于袁世凯的高压恐怖统治，革命党人的活动空间有限。陈其美见事无可为，便决定应孙中山之召，潜赴日本，继续从事反袁斗争。陈其美在赴日前，曾于9月26日晚，秘密回到上海海宁路10号与家人告别。陈其美很乐观地对家人说：

此次失败，非袁世凯力强，乃党人自己太弱。非因人少，实以无团结力，各自为谋所致。今当奋发精神，期以二年，必能复举。二年之后，当再与家人团聚也。

陈其美并没有被袁世凯的恐怖镇压而吓倒，在家乡又收到孙先生的召电。于是他离开湖州赴日本去了。

关键时刻革命党内部又出现了分裂

孙中山逃亡东京后，开始理智地总结经验，吸取教训。教训是什么呢？人心不齐，组织涣散，犹如一盘散沙。如此怎能对付凶恶的敌人？怎能承担起历史的重任？国民党较之同盟会已经褪色不少，关键是革命性、组织性、纪律性，使他大伤脑筋。二次革命失败，有许多革命党人流血牺牲；有许多革命党人被通缉，无家可归；但也有投敌变节的，成了袁世凯的无耻的政客；也有革命理想破灭，痛不欲生的；也有逃避现实，出家为僧的。面对现实，孙中山任重而道远。

夜深了，人静了，孙中山伏在案头，在做改组国民党、成立中华革命党的周密计划……

突然有人敲门，来人不是别人，正是湖口起义的陈其美。

“你是什么时候来日的？”孙中山关切地问。

“我是刚刚到的，特来向先生报到。”

“湖口起义的人员都怎么样？”中山又问。

“嘿，甭提了！杀的杀，逃的逃，各奔他乡。”

“都逃到哪儿去了？”

“这里来的最多，其余的有的到了香港，有的到了台湾，还有的到了新加坡。”

过了一会儿，孙中山愤慨地说：“失败惨重，国民党已成一盘散沙，党员不听号令，这个党我不要了。”

“为什么？”陈其美不解地问。

“在讨袁前的全国22省中，国民党有八个都督，在国会中国民党系第一大党，各省议会也占优势，力量是相当大的。但是，为什么不到两个月就一败涂地呢？我认为，非袁氏兵力之强，实同党人心之涣散。”

孙中山继而强调指出：“我看袁世凯不出五年就要做皇帝，我们要赶快组织新党，起来革命，叫他做不成皇帝；如果等他做了皇帝，再去推翻他，那就更不容易了。”

孙中山1913年冬着手筹备，次年7月8日在东京改组国民党，正式成立中华革命党。可是中华革命党虽然建立了，但内部却由此引起了分裂。

东京筑地精养轩。

宽敞明亮的房间中，200余名流亡的革命党人席地而坐。其中有黄兴、陈其美、胡汉民、廖仲恺、朱执信，还有李烈钧、张继、陈炯明、邓铿等。

孙中山环视一周道：“我党人心涣散，达于极点。遯初被刺，我返沪主张立即起兵讨袁，党内又是众说纷纭，无复统一，克强坚持法律解决……”

说完，他把严厉的目光投向黄兴，然后逐一批评说：“还有英士、展堂，你们都是犹疑观望，一误再误。癸丑之役，终成强弩之末，以致落到今天的地步！”

黄兴等人沉默。

孙中山又道：“二次革命，非仅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我已决心对之负全责。现在成立中华革命党，希望大家能绝对服从我，并且要盖指模，立誓约！”

与会者开始窃窃私语，不少人都用目光望着黄兴。

孙中山感觉到了这点，他也转向黄兴问：“克强，还持不同意见吗？”

黄兴答道：“是的，先生的苦心，我是明白的。二次革命前，我党确实松懈涣散，但立誓约、盖指模服从个人，能否严明纪律，振奋精神？况且，也有悖于民主准则。……革命并非经商的公司、会社，一切全由最大的股东决策！”

胡汉民抢着说：“克强兄所言甚是，立誓约、盖指模的做法，与会党无异，先生不一定过分拘于形式……”

孙中山强硬地说：“不，前者有训。关于这一点我绝不让步！”想了一想，又加重语气说：“我不是一个专制的人，但还是要重申‘三次革命’由我自己负完全责任，愿意服从者必须纯然听从我的命令。克强如有异议，也只得悉听尊便！”

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所有的人都悄悄注视着黄兴。

黄兴以巨大的抑制力克制住自己。他默默地，感情复杂地望着孙中山。

孙中山也同样望着他……

这时，陈其美却幡然醒悟，站到了孙中山的一边，一下子加重了孙的天平。

陈其美说：二次革命失败，大家都是目击者，我们的失败就是没用孙先生的武力解决，而采用克强的议会之路，这是铁证。是谁也改变不了的事实。

这时，孙中山也激动地站起身来，责备黄兴说：在南北方议和时期，我曾主张宁可开战，也不议和，但克强支持；关于民国建都地址，应该在南京，要袁来南京就职，克强也不表示坚决支持；宋案发生后，民愤可用，以武讨袁，克强先生又是阻止其行；再者，我本来想赴日本求援，克强又是不同意，让他左也不是右也不是；后来我想亲赴南京誓师讨袁，克强又自告奋勇，阻其前往，招致失败，全局瓦解。事情已经到了这个地步，纪律应该加强了。必须要服从我。

陈其美还说：二次革命时，就是没有听从孙先生的意见，及早发难，致使失败如此之速。

听到这里，黄兴不同意陈的说辞，反唇相讥：国民党改组后，事权不一，癸丑之役失利，我黄克强何能独负其责？辛亥革命之后，同盟会有些老同志利欲熏心，都想做都督，一时闹出了无数的野鸡都督，趾高气扬，自由行动，不受党的约束，这难道也要我黄克强负责吗？

……

也许是因为这次不愉快的经历，陈其美此后即“力排众议，主亟进”。陈其美到处奔走，要大家赞成。凡不赞成加入的同志他就大做文章加以人身攻击。陈其美还抓住黄兴在东京建造简易住房一事大肆攻击。对于革命同志的相互倾轧，黄兴感到愤懑和难过。他在致刘承烈的信中，表明了自己的悲观，他说：

党事弟久灰心。近来尤极其诡谲之态。不德如弟，欲图挽救，转受毁伤，尚有何说！必宕将来，既感且佩。恐人不我与，犹含沙蹑其后。请拭目以观，必有所悟也。

5月29日，黄兴致函孙中山，对陈其美等人的指责有所申辩。当天，孙中山最后表示：

及今图第三次，弟欲负完全责任，愿附从者，必当纯然听从弟之号令。今兄主张仍与弟不同，则不入会者宜也。此弟所以敬佩而满足者也。弟有所求于兄者，则望兄让我干此第三次之事，限以二年为期，过此犹不成，兄可继续出而任事，弟当让兄独办。如弟幸而成功，则请兄出而任政治之事。此时弟决意一到战场，以遂生平之志，以试生平之学。今在筹备之中，有一极要之事求兄解决者，则望……弟所望党人者，今后若仍承认弟为党魁者，必当完全服从党魁之命令。因第二次之失败，全在不听我之号令耳。所以，今后弟欲为真党魁，不欲为假党魁，庶几事权统一，中国尚有救药也。

1913年10月7日，陈其美偕戴季陶、陆惠生、山田纯三郎进见孙中山，田桐随后亦到。陈其美经与孙中山交谈后，两人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达成了一致认识。陈其美说：“辛亥革命，手持寸铁，集众数百，武昌一呼，全国振荡者，革命党之精神有以致之也。癸丑一役，据地省，拥兵十万，北兵负隅，而全局失败者，革命党中锐气消沉之致也。”陈其美还指出：“二次革命之失败，由于我党之不统一，其原因皆由诸同志不能奉先生之教令，往事具在，后之进行，须鉴前车。欲革命党能达目的，非此不可。”

陈其美还很后悔以往自己不能很好地听从孙中山的命令，邵元冲写道：

（陈其美）回想这一年多的经过事实，觉得许多地方，中山先生都能事先见到、想到，因各同志见识学力不及中山先生，以致处处牵制中山先生的主张，不能服从其命令，因此有这样重大的失败，自己非常的追悔。遂决心服从中山先生的主张，助其组织中华革命党，以严格地训练党员。

陈其美与戴季陶、田桐、范光启等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的入党号是第七号。

首先，在这里，我们先介绍一下加入中华革命党的手续：入党的人要立誓，誓约中有“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和“如有二心，甘受极刑”几句话。誓约要自己亲笔照抄一份，在立誓人的名下，用右手中指打一墨印。然后站立在主盟人孙中山面前，宣读誓约，读毕将誓约交给主盟人，握手而退。有些人主张删去“服从孙先生”、“服从命令”两句，认为这会损害个人的自由。黄兴等不少人反对打手模，认为有辱人格，并且说：“革命这么多年，出生入死，到今天还相信不过吗？”因而不肯入盟。

不过，问题不是这么简单，内部分裂的主要原因有两个：

一、同盟会的会员中，有多半是地主、官僚家庭的子弟，他们是基于民族意识和反清而革命，所以清帝退位，就认为革命成功了。到了国民党时代，又混进大批官僚政客，成分更为复杂。他们对于孙中山的民主思想和激进的革命主张，自然多不能接受，乃至大有抵触。因此，当年流传一种说法——“先生是理想家”，甚至有人把孙中山称为“孙大炮”。简单一句话，这班人的思想跟不上中山先生的思想，已经落伍于时代了。

二、孙中山和黄兴，在政治问题上常常意见相左。例如：孙中山本不愿意让位于袁世凯，而黄兴是主张退让的。（汪精卫是主张让位最卖力的人，他曾说：“先生如果不让，人家要说先生争地位权利呢！”）袁世凯暗杀宋教仁，孙中山主张立即兴师问罪，黄兴则坚持法律解决。孙中山要组织革命党讨袁，黄兴又认为不可师出无名，等袁做了皇帝，再行讨伐不迟。这样，孙、黄就无法合作了。黄兴恐同志之间矛盾加深，离开日本，远游欧美。而跟黄兴有关系和同一见解的人都不参加中华革命党。这就形成了孙、黄分家，出现了所谓“孙文派”与“黄兴派”。如李烈钧、柏文蔚、陈炯明、谭人凤等，在国内都是有军队和政治影响的。他们的离开，当然是一个损失。譬如，洪宪讨袁之役，中华革命党人曾在广东、山东、江苏等地起义，皆以力量小未能成事；而云南起义，原国民党军人参加的虽也不少，但领导者却为蔡锷，在政治声势上中华革命军比护国军已略逊一筹了。

至于中华革命党内部，开始时，情形也不见佳。

入盟的党员不过七八百人，其中比较多的是留日学生，其次为各省议员和中、下级军官。他们多比较年轻，虽然有些干劲，但组织观念和纪律观念很薄弱。最显著的一个例子：1915 年1月，袁世凯颁布了所谓“乱党自首条例”，规定自首者不但不办罪，还优予录用。江西党员魏调元即偷回南昌自首，以出卖人格换到一个县长。对于这个叛徒，并没有开除他的党籍。又有些党员在日本无法维持生活，秘密地回到上海另谋出路，也就一走了事。所以有人说：“先生和洪秀全一样的仁慈。”

更有甚者，还有对中华革命党行骗的。江西人刘平，在上海穷得没办法，写信给东京本部，说他在江西可以召集几千人起义，就骗到了一个司令官衔和一笔款子。而上海交通站做党务工作的同志，却拿不到一文钱，连吃饭都成问题。大家推陈劭先去东京见中山先生，大胆陈述意见。先生回答说：“要知道，空喊革命有什么用，100人中有99个骗我，只要一个人不骗我，就可以把革命空气激动起来。”

总之，中华革命党成立之初，并没有达到孙中山所期望的那样，恢复同盟会的革命精神，成为健全有力的革命党。同时在用枪杆子解决政治问题的时候，又没有建立和掌握忠实可靠的武力。这样，以后中山先生的起落，在很大程度上就不得不决定于地方军阀的拥护或反对了。

尽管意见不一，但孙中山毕竟不为失败所气馁，百折不挠，面对现实，又迈出了坚定的革命步伐。

孙中山的第一副手

冬去春来，时间到了1914年的春天，杨柳飞絮，桃花盛开。

孙中山为解决中华革命党的建军指导思想及一系列问题，便谢绝宾客，关门写作，两个月后，《革命方略》已脱稿。《革命方略》共分六篇，其中对革命军的目的、服制、勋记、饷项；军政府的组织、军律、军法；举义前后之要义，攻取响应之要点，都作了具体规定。

3月底，他已把写完的初稿，散发给党内核心人物，逐条加以说明，征求他们的意见。接着便召集陈其美、胡汉民、居正、廖仲恺、许崇智等，持续了两个月，进行了17次集思广益的讨论，陈其美参加了11次。

5月16日，由孙中山指定，成立了15人的中华革命党筹备会。委员会由以下人员组成：陈其美、柏文蔚、周应时、刘承烈、邓家彦、胡汉民、杨庶堪、居正、侯度生、张肇基、凌成、文群、陈杨栋、张百麟、田桐。

6月16日，孙中山在民国杂志社召集中华革命党成立预备会议，到会者200余人，一致选举孙中山为总理。当天，还初步决定了各部部长人选。

6月21日下午，在民国杂志社召开了中华革命党党员大会，出席会议的党员约有四十七八人。会上，陈其美代表孙中山，对《中华革命党总章》逐条详细做了说明，并向大家介绍了初选中当选的各部部长。陈其美还提请大会注意：今后各位的报告，要交给有关的专任部长。

在一切筹备妥当后，7月8日下午，在东京筑地精养轩召开了中华革命党成立大会。参加成立大会的党员约有205人。孙中山在会上作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演讲，号召大家做好第三次革命的准备。孙中山在演讲中说：

我们同志目下虽流亡于日本，但追慕母国之念，一时也未离开脑际。将来如何使我民国得屹立于世界，此乃与诸君共谋之大事。……总之，务望我同志共进退，各自审慎行事，绝不可轻举妄动。再者，近日看到有关革命党人之种种报道，均为谗诬中伤之流言，无一事实。望诸君纵知晓此事，亦不可为此类流言所惑。

在成立会上，孙中山由陈其美、居正介绍，胡汉民主盟，当众宣誓加盟。

誓约说：

立誓人孙文，为救中国危亡，拯民困苦，愿牺牲一己之身命自由权利，统率同志，再举革命，务达民权、民生两主义，并创制五权宪法，使政治修明，民生乐利，措国基于巩固，维维世界之和平，特诚谨矢誓如左：

一实行宗旨；

二慎施命令；

三尽忠职守；

四严守秘密；

五誓共生死。

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二心，甘受极刑。

中华民国广东省香山县孙文（指模）

民国三年七月八日立。

孙中山的入党号数为一六一号，誓约号数为六四一号，在成立大会上，就总理职。

其他党员的入党誓约与孙中山的略有不同，“统率同志”改为“附从孙先生”，“慎施命令”改为“服从命令”。

在成立大会上，大家一致推选陈其美担任协理，但陈其美坚持不同意。他建议协理一职先空着，留待黄兴归来。这个建议受到了与会者的赞扬。

稍后，大会公布了孙中山手书和亲订的《中华革命党总章》，共39条。孙中山认为，这是他“数十年学问经验之结晶”。总章规定：总务部的职责是：（一）总务部庶务；（二）接洽内地支部；（三）接洽海外支部；（四）制管公文符印；（五）交涉党外事宜；（六）办理不属他部之事。

孙中山在会上还根据“组织表”的规定，发布了《委任令第一号》，公布中华革命党主要干部的名单：

总务部长陈其美副部长谢持

党务部长居正副部长冯自由

军务部长许崇智副部长周应时

政治部长胡汉民副部长杨庶堪

财政部长张人杰（现在法国巴黎）副部长廖仲恺

9月1日，以总理、总务部长、党务部长、军务部长、政治部长联衔，发布了《中华革命党成立通告》，阐述了缔造中华革命党的原因、宗旨，明确规定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封建专制，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遍告海内外同志，自中华革命党成立之日，凡在国内所有之国民党本部、支部、交通部、分部被袁世凯解散的，不能存在无论矣；所有海外之国民党，除在日本东京已宣告解散外，其余美洲、南洋各地未解散者，希即一律改组为中华革命党。

《通告》还公布了中华革命党的通讯处：日本东京市兰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三番地民国社。

孙中山还专门对总务部的地位和职权做了指示：“总务部为各部之领袖。各部事务应受其考试。凡总理发表命令或委任职员，必须总务部及有关部长副署。特别筹款及对外交涉，亦由总务部任之。”

9月份，陈其美以最快的速度组织了总务部机关。

10月10日，设机关在日本东京兰区南佐久间町一丁目一番地，开始办公。

总务部下设六局一处，是个责任明确，人员精悍的机关。

由于中华革命党协理始终缺席，总务部是第一部，陈其美实际上成为孙中山的第一副手。

在筹建中华革命党的过程中，陈其美的身体由于连年的奔波操劳，状况很差。这从1914年4月，他给在大连的好友沈缦云的信中可以看出：

弟自抵东京后，胃肠病仍未全好，且因初抵东京，事务稍烦，以致转剧，不得已乃进胃肠专门医院救治，迄今一月有余，仍未全好，终日伏枕，心中之焦闷，先生可想见也。此间情形如旧，各同志因公事上活动，归国殉身者，日有所闻，所以为国家前途称庆者，死者临难无怨，生者跃跃为继，毫无退缩，故各地之民心，渐见愤激，各省之运动成绩甚好。

虽然抱病工作，但陈其美仍然充满乐观、必胜的信心努力协助孙中山，闯过难关，他为筹建中华革命党，制订了一系列计划，并负组织责任，打开了党务工作的局面。

中华革命党的筹建和同盟会、国民党时期的思想状况、政治形势均不一样，相当部分国民党员对孙中山立誓约、按指模、服从孙中山“党魁”一人，很不服气，不肯加入。陈其美到处劝慰、说服。在海外，许多支部的建立，如宿务支部、菲律宾支部、庇能支部、麻坡分部等，是由陈其美以总务部长名义，直接联系报请孙中山委任的。

在国内，陈其美曾亲赴大连，开展党务联络活动。1914年9月，陈其美又被孙中山委任为浙江地区主盟人，并对江、皖、鄂等省的党务工作作指导。到后来中华革命党在全国18个省先后建立了支部，陈其美功不可没。

对于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中的地位与作用，孙中山曾给予了高度评价。他称陈其美是中华革命党的“唯一柱石”，“第二次革命失败后，意志极为坚锐，本部成立，以掌总务，实能代弟任劳任怨”。对于陈其美在中华革命党建设上的贡献，陈劭先有一个很全面的总结。

再说，身登总统座、黄袍未加身的袁世凯，得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东山再起之信息，当夜就失眠了，无疑这是他实现皇帝梦的最大障碍。于是连忙召集大臣密谋一番，既然武力鞭长莫及，最好的办法就是金钱收买、分化瓦解。方针既定，派谁去做这件事呢？他想到了蒋士立，此人与革命党关系甚密，又是自己的亲信，是个“两栖”人物，万无一失。于是召来蒋士立，面授机宜一番，当场送款50万元，作为这次的活动经费。蒋士立见钱眼开，也是表现自己的好机会，向主子表白一阵，翌日便登船去了日本。

在驻日公使陆宗舆的配合下，一幕诱人上钩的把戏上演了。

不多日子，一则新闻就在革命党内部传开了：袁政府派员携重款来日，为留日人员办好事：一是资助回国，予以政治地位；二是在国外休养，予以优裕生活费；三是资助留学，改为国家公派。凡留日人员均可任意选择登记。这一招真灵，果然有人上钩报名，愿意回国做官。革命党内部对此认识不一，莫衷一是。

有阴谋就有反阴谋。

为确保中华革命党在日本顺利开展活动，孙中山及时召开会议研究防范对策。陈其美主张以牙还牙，先斩掉魔爪——蒋士立再说。

“杀掉蒋士立！”大家立即赞成，称绝道妙。

暗杀蒋士立，是在一个大雨滂沱的夜晚。这天雨大，蒋士立没有外出宣传，只身一人在屋内，起草电函给国内袁大总统，申请邀功之事。恰在这时，急促的电话铃响了。蒋士立抄起听筒：“啊，是吴先生，你有什么事？”

“上次见面后，我已做了工作。我手上现有一份关于革命党的机密要件，趁雨夜，想给你送去。为防意外，我就不上楼了。你在宅门等候！我十分钟内到达面呈。”

“那好。”蒋士立正做升官梦，也不多想，就答应了对方。尔后，草草将信画了句号，便匆匆下楼等候。

果然，10分钟内一个冒雨举伞的不速之客在幽暗的灯光下出现了，渐渐向宅门走来。

“你好，蒋兄！”

“你好，吴先生。”

“文件我已带来。”

“那好。”

吴先梅佯装从提包内取文件，身后的陈其美趁机拔出匕首，一下刺中蒋士立的后心。

吴先梅也顺势再给了一刀。

蒋士立一头栽倒在地上。

袁世凯得知此事，大为遗憾。

魔爪被斩，党心大快。

当夜，陈其美又给驻日公使陆宗舆打电话：“你要是再敢收买革命党人，就等着做第二个蒋士立吧。”

陆宗舆胆战心惊，忙问：“你是谁？你是谁？有话好商量。”

“我是革命党，你记住这个名字就行了。”

陆宗舆等人要求日本人缉拿凶手，但一直没找到。

杀一儆百。此后，再没有人敢在革命党中活动了。

第十四章

三次革命

讨袁再发动

冬去春来，樱花烂漫。

中华革命党成立后，经过党人一段时间的努力，形势逐渐好转，组织发展迅速。在此基础上，根据孙中山提议，又组织了中华革命军。孙中山自任革命军总司令。革命军以倒袁为主旨，必欲雪二次革命失败之耻。“誓死戮此民贼，以拯吾民”，号召一切“爱国豪杰共图之”。如果说昔日的逃亡者个个颓唐，则今日组织健全，纪律严明，人心一致，同仇敌忾，无疑又成了一只“下山虎”，令袁世凯大为不安起来。

一天，孙中山召集陈其美、戴季陶等人商议回国策动起事的军事计划。鉴于当前的形势，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

辛亥癸丑二役，皆不能贯彻革命党主旨，实行三民主义者，以东北各省之革命运动根基薄弱，不能直捣北京，以扫专制恶魔之巢穴。自今以往，如仍偏重南方，而于北方不稍加之意，是犹覆其辙而不自悟也。且袁军密布于东南，防范压制，不遗余力，如不度势量力，固执进行，是无异于邹与楚敌也。其不成也必矣！故谋第三次革命，当于东北数省培植革命根基，以为大规模之运动……

孙中山听了，频频点头。

陈其美的建议为孙中山所采纳，并把东北工作的重点放在大连。

再说大连当时在日本管辖之下，孙中山希望日本方面与革命党人合作，并保护革命党人的安全。当时，潜伏在大连的革命党人有200多名，他们分为三派：即宁梦岩派（孙中山、陈其美系）、刘艺舟派（何海鸣系）、邱丕振派（山东系）。

开始时，三派互不统属，且相互排斥。后来他们认识到这种状况不利于革命，大约在1913年底，以陈其美的名义成立了一个总部，从事反袁的准备工作。但是这么多革命党人集中大连一隅，缺衣少食，行动经费更是说不上。他们希望孙中山和陈其美能给他们提供经费。孙中山曾经通过吴大洲给他们送过1000元，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于是，他们一再打电报促请陈其美和戴季陶速来大连。于是，孙中山决定应东北革命党人之邀，派遣陈其美与日本人山田纯三郎前往大连指导工作。

为避人耳目，陈其美化名朱志新，戴天仇化名木村藤吉。途中，因劳累陈其美染上肺病，到大连后即住进了日本人开设的满铁医院。陈其美一面治病，一面与戴季陶调查东北地区革命党人的情况。陈其美等人的计划是：在大连设立机关，以吉林、奉天、黑龙江三省为主点，外与东京总部及各省革命党联络，聚集力量，运动军队，等待时机成熟。“关外一动，南京继之，而江北、山东同时并起”。

据日本友人山田纯三郎回忆说：

1914年，我得到东北本溪湖的马贼将攻击沈阳以打倒张作霖的消息，于是跟陈英士和戴季陶到大连请满铁理事犬养信太郎介绍，以满铁为根据地，策划一切，但没成功。

从中可以看出，陈其美等人在东北的活动并不顺利。陈其美等人到达东北不久，即被吉林护军使孟恩远所探知。他立即密报袁世凯说：“陈其美、戴天仇、宁秉然、谢宝轩共同谋乱，扰害治安。”

袁世凯得报后，立即严令都督、民政长“严密查缉，勿令煽乱”。这还不够，袁世凯政府又与日本政府交涉，“以陈其美有刺杀商务印书馆经理人夏粹芳等嫌疑，要求引渡到案”。张作霖则奉命向满铁副总裁伊藤大八秘密表示：“大总统有命令，不论用任何手段，都得要将陈其美逮捕。”

在袁世凯政府的压力下，日本关东都督府对陈其美等革命党人的态度发生了变化，对革命党人的行动百般干涉，甚至下令逐客。

接着，陈其美写信给周淡游，信中说：

此间事，外交干涉日紧，前者所称可以商酌之关东都督，已受袁氏笼络矣，不但拒不见面，且已命其部属将下逐客令矣。看来难望有为也。奈何！

这时，孙中山了解到东北的情况后，当即密电陈其美“暂缓进行”，并告之：“在南方的广东、云南、广西等省尚未足备实力之际，满洲暂不着手进行。如目前在满洲轻率举事，反而造成不利局面，并有给日本带来麻烦之虞，故切忌轻举妄动，待时机到来后再断然实行之。”陈其美奉命后，当即指示东北革命党人暂时不要轻举妄动，“俟南方准备就绪后，再南北呼应，起兵举事”。

陈其美见东北一时难以打开局面，便将东北讨袁工作交付刘纯一负责，山东讨袁工作交付刘大同负责，并交给刘大同短枪40支，命其回鲁组织队伍。

在大连期间，陈其美还见到了上海老友沈缦云。

沈缦云是“二次革命”后从上海逃亡大连的，袁世凯曾悬赏5万元捉拿他的人头，罪名是沈缦云给进行革命活动的陈其美和戴季陶继续以热情的支持和帮助。据说这次大连见面又给了陈其美不少钱。后来在日本，由于奔波劳累，陈其美胃病复发，不得不住院治疗时，还伏枕给沈缦云书写了长信一封。在这封信中，陈其美表达了对沈缦云的感激之情，另对革命前途抱有极大的必胜信心。

令陈其美悲伤万分的是，沈缦云在大连的革命活动终被袁贼所侦知。袁世凯收买革命党内的叛徒，在1915年7月23日宴请沈缦云时，将毒药放在食物中，沈缦云食后中毒身亡，年仅48岁。

陈其美、戴季陶在东北的活动，也引起了反动势力的忌恨。东北军阀头子张作霖下达悬赏通缉陈其美、戴季陶的命令，各处防范甚严，陈其美、戴季陶随时都有被捕的危险。因此，在孙中山的召唤下，陈其美偕戴季陶夜半搭乘“台南丸”离开大连。

在他们离开大连当晚12点，张作霖的卫兵搜查了陈、戴所住的旅馆。多亏他们提前离开了，没有被捕，于19日抵达日本东京。

东北不亮东南亮

1914年7月28日，正在袁世凯春风得意、准备迈向帝制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了。日本人借口与德国人交战，先出兵侵占了胶州湾，至11月，占领青岛，接着控制了胶济铁路，取代了德国的殖民统治。

日本帝国主义看出了袁世凯要当皇帝的狼子野心，便投其所好，来换取在中国的更大利益。

随着袁世凯卖国“二十一条”的推出，激起了国人的愤怒。

这份企图独占中国的二十一条文本，其中的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权利，增加筑路通商的新权利；日本享有在南满、东蒙一带工商、土地、路矿、顾问、借款的特权；延长日本租借旅顺、大连两港及南满、安奉两路的期限为九十九年；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割让他国；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等。日本公使明确表示，如袁世凯肯接受这些条件，日本政府就支持他做皇帝。

日本政府与袁世凯的罪恶交易，昭示了袁世凯做皇帝的真实野心，各大城市的工人、学生和广大爱国群众，掀起了大规模的抵制日货运动，革命声势愈加高涨。

对此，孙中山认为形势大好，可为我利用。

陈其美赞同孙中山对形势的分析，他发表谈话说：

余相信刻下欧战乃中国第三次革命之绝好时机，然而革命并非易事，更不容轻举妄动，必须周密考虑，审时度势。我等革命党人刻下已大体完成第三次革命之作战计划，约百名在东京同志返回国内，何时举兵唯欧战形势如何而定，余等党员目前正在观望形势，如德国势成败局，即为我中国各省革命起义之时。

8月28日，孙中山与丁仁杰、周应时、戴季陶、陆惠生等人来到陈其美所住的东京赤坂区高桥医院，商讨今后的行动方针。

陈其美说：若不是我生病，我真想杀回国内，大干一场！

孙中山说：一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革命是大家干的。

最后他们决定倾全力经营江苏、浙江与广东三省，并派“邓铿图粤，夏之麟图浙，复灵兄弟图宁，互为犄角，策划决定”。

为了便于统一指挥，孙中山还决定在上海设立中华革命党总部，陈其美点名蒋介石参加，因为他信任蒋介石，眼下自己不能赴沪，让蒋回去他才放心。他说：让蒋和陆惠生前往筹办，另外，还可以协助复灵兄弟图宁，顺便把上海的问题解决，这不是一举两得吗？

孙中山也同意陈的意见。同时又派遣了大批党员回国，运动军队，筹备讨袁。至8月下旬，从日本东京、大阪和长崎等地先后回国的革命党人有300多人。

孙中山送走了回国内举义的同志，还希望通过外交，换取日本政府在军事及财政上支持他发动的第三次革命。

为此，孙中山带领陈其美、戴季陶等亲自走访了日本朝野犬养毅（日本国民党领袖）、头山满（日本浪人首领）、坂垣退助（日本自由党和立宪政友会创始人）等，希望他们出面说服日本政府支持革命党人搞第三次革命。但此时的日本正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西方列强无暇东顾之机，向德国宣战，并趁机出兵中国山东，夺取了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日本政府正在向袁世凯政府施加压力，图谋获得更多的侵略利益，因此决定不支持孙中山及其革命计划。不仅如此，日本政府还多方压制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的活动。为此，陈其美很愤怒地发表谈话，抨击日本当局：

（日本政府）在欧战后持非常之压迫主义，其实例不胜枚举。对政治犯的流亡者，本应在一定范围内予以保护，此为国际公法所公认。然而，日本现政府无视国际法，对我等同志实行压制，却欲援袁，此甚为不当。

话说这时，蒋介石等已经按照孙、陈的指示，秘密回到了上海。经过千辛万苦的努力，终于联络了一批志士仁人，在沪举行讨袁起义。

蒋介石计划兵分三路，分头行动。

第一路，由他亲自出马，兼任总司令，担任潭子湾、小沙渡、曹家渡、梵之渡的进攻任务；第二路由陆荣廷率领，沿真如一带，抢占警署；第三路担任破坏铁路电线，拦截火车，阻敌支援。

结果事不机密，被上海镇守使郑汝成侦悉，夜半时分，闸北巡警拿获陈乔荫、王军山、章得高、陈新民等人，并在其家中搜出起义计划、人员名单，从地下挖出械弹、旗帜、印章等诸多东西。

郑汝成连夜向袁世凯邀功请赏，袁世凯嘉奖郑汝成，并命他继续搜捕革命党人，通缉首要蒋介石速拿归案。

蒋介石在暗杀郑汝成的路上，见有通缉自己的海报，和一辆辆鸣笛的警车，遂躲进了浙江老乡张静江的家中数日不敢出来。

由于上海革命党中出现了叛徒，军警夜半来到张静江家捉拿蒋介石。这晚蒋介石恰巧外出，回来很晚，逃过一劫。

蒋介石知道在上海难以立身，便向陈其美报告，陈其美立即召其回日本，重商讨袁大计。蒋介石回到东京后，恰在这时，陈其美又接到东北革命党人的报告。信中说：吉林、黑龙江两省的军队已运动成熟，倾向革命，请孙中山派人去主持工作。

陈其美因筹组中华革命党总务部，不能够脱身，就向孙中山建议，派蒋介石和丁景梁前往。

孙中山说：前几次都是谎报军情，领取军饷，这次不至于吧？

陈其美说：我想这次不至于。

孙中山说：那就按你的意见办。

蒋介石临行前，孙中山亲自交代蒋说：一定向日本当局要求把东北和台湾交还我们，并保证朝鲜独立，否则我们的国民运动是不会停止的！

7月初，蒋介石、丁景梁二人到达了东北，日本军阀接见了他们，企图拉拢他们为日军服务，便掩护他们在哈尔滨、齐齐哈尔等处的革命活动。

通过半个月的悉心观察，蒋发现东三省死气沉沉，并没有军队倾向革命，“东北王”张作霖配合袁世凯对东北控制很严密，根本没有开展革命运动的余地。宁孟岩之所以那么报告，不过是想从孙中山处骗得一批钱款。又是一次骗饷报告！这一次虽没有骗取了钱财，却骗来了蒋介石。不但骗了孙中山，也骗了陈其美。

最后，日本军人在长春车站的铁道饭店举行了招待会，蒋介石在会上将孙中山要日本人交还东北和台湾的意思表示出来，并说：“日本要协助中国革命，应该做列强的榜样，首先有具体表示。”

主持招待会的日本联队长听了蒋介石的话后，大为不满，发泄一阵后而去。且说第二天，日本军方就通知蒋介石等离开东北，若不知悟，后果自负。

这时蒋介石不得不走人了。不过蒋介石还是有心计之人，他通过在东北的经历，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的世界局势和国内政局的变化，写了《上总理陈述欧战趋势并倒袁计划书》。这是蒋介石首次给孙中山写信，得到了孙先生的首肯。

在信中，蒋介石以沉痛的笔触，指出二次革命中革命党本身的种种弊端，如：“命令不统一，统御无方”、“处处进行，即处处薄弱”、“遍地发动”、“多方起事”、“不足分袁军之兵力”，只会“徒堕本党声威”、“伤本党之元气”，不能取得真正的“效益”。因此，他提出要“力矫过去不规则之弊”。

信中着重分析了欧洲战局和反袁的重要关系：“默察大势，世界大战，已箭在弦上矣！此次欧战时期延长一日，即袁贼之外交势力薄弱一日；范围扩大一步，即吾党之外交关系胜利一步也。若吾党不于此袁贼亲西排东之失败期内，乘势急进，则时不再来，后悔莫及矣。”

对于最近的讨袁，蒋介石提出了“急进计划”：“本党今日之进行，以统一各省革命计划，确定全盘整个之方案，集中一点，注全力、聚精锐以赴之。”他接着又分析了讨袁基地为何不宜选择黑龙江和山西，而应以浙江为“根据地点”：“浙江之战略，以地势与兵力之关系，是海主陆从，西守北攻，为今日唯一之根据地点。”“浙江之军人，犹属昔时之革命分子，其思想，其宗旨，尚冀其能完全发动也。”

在这封信中，蒋介石对二次革命中国民党的分析，与孙中山、陈其美的看法都是一致的。至于建立浙江根据地的想法，可以说与孙中山、陈其美不谋而合。他们进而筹商继续在上海和江浙地区举行武装讨袁活动。蒋介石的信让孙中山拍手称赞。

衷肠诉黄兴

东京。

赤坂区高桥医院。

病中的陈其美，送走了孙中山后，又踱步回到病房，按照孙先生的指点，他便展开了信笺，给远在美国的黄兴写信，劝黄兴等人以大局为重回国。

自从二次革命失败以来，中华革命党成立，孙、黄就分道扬镳。这都是革命者不愿看到的，然而发生了。特别是孙先生与宋家二小姐真情相爱，冲破重重阻力，二人走到了一起。他们在东京的婚礼本应是隆重的，由于黄兴、胡汉民等人的拒绝出席，显得冷冷清清，只有少数人出席了，这便是陈其美、廖仲恺夫妇等人。

如果说革命党第一次分裂源于中华革命党的成立，而第二次分裂则是源于孙中山的冷清婚礼。黄兴等人已远走高飞，到美国去了，成立了欧洲研究会，与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分庭抗礼。

三次革命一次次地不如意，皆是源于革命队伍出现了内讧。这让孙、陈都很伤心，尤其是陈其美，病痛的折磨，他还可以忍受，然而来自革命同志的攻击更让他受不了。自从黄兴与孙中山分手后，就有人开始指责他，说他搞阴谋，挑拨离间，欲取黄兴而代之。尽管孙先生对别人进行了多次解释，许多人还是不相信。这更让陈更是烦恼不已。

1915年元旦过后，在医院里，陈其美对自己所走过的革命道路、与孙、黄两人的关系进行了认真的反思。

自从参加同盟会以来，陈其美对孙、黄二领袖都是尊敬的。在辛亥革命前，他为了维护同盟会的领导地位，处处维护孙、黄二人的地位，广州起义前后，更是唯黄兴马首是瞻。武昌起义后，他力排众议，极力拥戴黄兴任大元帅，支持由黄兴筹组中央临时政府。

的确，孙中山回国后，他是坚决主张由孙中山任临时大总统的，但这也是黄兴的态度。以孙中山对革命的贡献和在国内外的威望，这是众望所归的。沪军都督府在军事、财政、外交各个方面，均是全面支持南京政府的。

在这一个历史阶段中，因为孙中山长期在国外，应该说，自己主要是在黄兴的直接领导下工作的，黄兴器重自己，自己尊重黄兴，事业上志同道合，感情上亲如手足，从来也没有想过要取而代之。

但在宋教仁被刺以后，及“二次革命”时期，孙中山和黄兴在形势的分析、对策的制定上，产生了分歧，自己的所作所为，的确是从内心深处的是非标准出发的。自己先是支持黄兴的主张，在各种会议上都是开诚布公地说出来的。到东京后，经过对“二次革命”迅速失败的反复思考，总结经验教训，才充分认识到孙中山的武力讨袁方针是正确的。既然自己错了，那当然应该检讨自己的错误，改正自己的错误。

结果在组建中华革命党的问题上，自己支持孙中山，反对黄兴、规劝黄兴，也都是为了能够继续共同革命。这一切没有什么不对的。

经过病床上一个多月的思考，陈其美终于向前来看望他的孙中山，全盘托出了自己的认真思考。

孙中山很同意陈的思考，鼓励他给黄兴写信：“孙、黄不能分”，“分家革命损失大”。于是，陈其美在孙先生的鼓励下，开始拿起笔来给黄兴写信，倾诉自己的衷肠，换回黄兴的回头。

2月4日，陈其美一气呵成，写出了给黄兴的信，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致黄克强书》。

在这封长信中，陈言辞恳切，表达了一个老战友对黄先生的真挚情感。

陈在信中开始以很长的篇幅，罗列了黄兴在辛亥革命后至二次革命失败期间，“有负于中山先生”的五个方面，重申了革命党人服从孙中山的重要性，并劝黄兴服从孙中山的领导，共同肩负反袁的重任。信中说：

故中山先生于此欲相率同志，纳于轨物，以统一事权，非强制同志，尸劂官肢，尽失自由行动，美以为此后革命欲达目的，当重视中山先生主张，必如众星之拱北辰，而后星躔不乱其度数，必如江汉之宗茫茫东海，而后流派不至于纷歧。悬目的以为之赴，而视力乃不分，有指车以示之方，而航程得其向。不然，苟有党员，如吾人昔日之反对中山先生者，以反对于将来，则中山先生之政见，又将误于毫厘千里之差，一国三公之手。故遵守誓约，服从命令，美认为当然天职，而绝无疑义者，足下其许为同志而降心相从否耶？窃维美与足下共负大局、安危之责，实为我年患难之交，意见稍或差池，宗旨务求一贯。唯以情睽地隔，传闻不无异词；缓急进行，举行辄多误会；相析疑义，道故班荆，望足下之重来，有如望岁；迢迢水阔，怀人思长，嘤嘤鸟鸣，求友声切。务祈足下克日命驾言旋，共肩艰巨，岁寒松柏，至老弥坚，天丰云霞，索情独苦。阴霾四塞，相期携手同仇，沧海横流，端赖和衷共济。于乎，长蛇封豕，列强方逞荐食之谋，社鼠城狐，内贼愈肆穿墉之技，飘摇予室，绸缪不忘未雨之思，邪许同舟，慷慨击中流之楫。望风怀想，不尽依依，敬掬微忱，崦求指示，寒气尚重，诸维为国珍摄，言不罄意！

应该说这封信，言辞优美，态度真诚，以心交流。对此，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莫衷一是。

大多数同志认为，这封信传递的是正面信息，也有少数同志则相反，认为这封信传递的是反面信息。

陈劭先说：“黄兴去美国后，他（指陈其美）写信给黄兴，不是诚恳地劝黄兴回来，却加以严词的诘责，同志们多认为过分，使孙、黄之间距离更远了。”

另据金绍先回忆，当时吴忠信对这封信也“不敢苟同”。他说：“陈其美任中华革命党总务部负责人，吴（忠信）和蒋介石、戴季陶等都在一处工作，这是吴、蒋共事之始。陈、蒋在孙、黄之间推波助澜，蓄意导向分裂，而吴则力主孙、黄合作。在黄兴游美期间，陈其美曾致书于黄，严词诘责，类似谩骂，吴曾表示‘不敢苟同’。”

对此，近来也有学者指出，陈其美的这封信并没有推卸自己在“二次革命”中的错误，既批评了黄兴，也做了诚恳的自责，愿意共同承担责任，这是实事求是的态度。陈其美不是挑拨孙、黄关系，而是盼望他们“携手同仇”。至于陈其美信中认为黄兴和他自己有负孙中山、有负革命的诸多论述，并不全面，也不准确。还有学者指出，陈其美致黄兴函的主旨，是要黄兴以革命的最高利益为重，服从孙中山的领袖权威。

陈其美的目的是捍卫孙中山的权威地位。革命需要权威，但权威的建立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需要群众基础，需要有成功的实迹。而当时孙中山的路线策略在黄兴的心目中并无权威性，他反对孙中山从提倡民主自由转向权威主义。此时是黄兴和孙中山、陈其美在反袁策略上的重大分歧，一时还难以弥合。

黄兴一派的革命党人认为，中日“二十一条”交涉开始后，民族矛盾开始激化，他们主张“先国家而后政治，先政治而后党派”。2月25日，黄兴与陈炯明、柏文蔚、钮永建、李烈钧等联名发表通电，一面谴责袁世凯专制独裁；但同时他们也声明，他们不准备借用外力来反对袁世凯政府。通电指出：“至言假借外力，尤为荒诞。兴等固不肖，然亦安至国家大义蒙无所知。”

黄兴等人的通电，立即遭到在日本的中华革命党的激烈反对。东京《民国》杂志指责黄兴等人“投降”、“屈膝”。更有一批署名“铁汉”、“李直壮”、“尚气节”、“钟廉耻”、“史不屈”的“真革命党员”发表言辞激烈的反黄传单，对黄进行猛烈抨击，传单称：

黄克强君自癸丑失败，逋逃日本以后，即志灰气惰，谓民党不能更以武力从事，宜从政治活动以冀渐握政权。惬怯军人，热中政客，附和其说。熊希龄组织内阁之际，黄派日夜期望保皇妖党，得与袁贼抗衡，而已由居中斡旋，冀博彼党之欢，而分一杯之惠。《甲寅》杂志丑诋民党，贡媚熊、梁，实黄君之意旨，章（士钊）、胡（瑛）承其鼾息，迂谬之情，早为识者所窃笑。迢乎熊、梁失势，彼等且自悟袁贼之凶顽，而黄派昏迷，迄未知政治之绝望。……

3月间，孙中山见黄兴对陈其美之信置若罔闻，便写信给黄兴，坚持“弟终以为欲建设一完善民国，非有弟之志，非行弟之法不可。兄所见既异，不肯附从，以再图第三次之革命，则弟甚望兄能静养两年，俾弟一试吾法”。“此后彼此万不谈公事，但私交上兄实为我良友”。

黄兴复信表示：“今先生于弟之不入会以满足许我，虽对前途为不幸，而于弟个人为幸已多……弟如有机会，当尽我责任为之，可断言与先生之进行决无妨碍。”

从此以后，直到1916年6月，两人才在上海相晤，冰消前嫌。

孙、黄分手，对革命事业是件非常遗憾的事。

在讨袁中，不论是中华革命党，还是黄兴起支配作用的欧洲研究会，都再也不能像同盟会那样起旗帜的作用。从建党学说上来看，两人虽都希望再造共和，但在不断受挫折、总结教训中，缺乏对造成失利的社会环境、历史条件的分析，也缺乏互谅互让的精神，太计较于个人的责任，造成僵局。

黄兴固然在革命受挫折的境遇下，一筹莫展，即使孙中山，在党的建设上，也无法解决纲领、路线、思想建设、组织建设的一系列问题，这是时代的、阶级的局限所致。

因此，孙、黄的分手，既不能过度苛求，也不能太注重个人的责任，谴责哪一方面都是片面的。

至于陈其美写给黄兴的信，不存在离间孙、黄关系问题。该信一以贯之的思想，是请黄兴谅解孙中山、服从孙中山、共同继续革命，其动机无可非议。显然，把孙、黄分手的责任归咎于陈其美是欠公正的。

从陈其美给黄兴的信及其实践考察说他早有取代黄兴的野心，也是难以成立的。中华革命党成立后，总理是孙中山，协理的位置，始终空着，虚位以待黄兴，大家力荐陈其美，但陈其美总是不愿担任。在给黄兴的信发了一年多后，陈其美就遭到暗害，终其一生，只任总务部长，说陈其美有野心，实缺乏足够的事实。

陈其美给黄兴的信，没有起到应起的作用，但陈毕竟这样做了，应该说这是积极的一面。也应该给以肯定。

其美回国义举

1915年2月下旬的一天。

东京。横滨港。

陈其美已秘密登上了回国的邮轮东京号。

蒋介石亲自为长兄送行。

陈其美说：三弟，回去吧。

蒋介石说：这一别，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相见。让我送到开船时。

陈其美说：这一别，真不知到了什么时间，兴许还是永别呢？

蒋介石说：不会的，我相信兄长会马到成功的。

陈其美说：借三弟的吉言。不过，我走后东京的事就由你来办了，同时还要注意孙先生的安全。

蒋介石说：我知道了。比起东京来，在上海你更要注意安全。袁世凯和郑汝成对上海的控制一天也没放松。

陈其美点点头。

这时传来了沉闷的汽笛声，要开船了。

再见了，横滨。

东京号慢慢地驶向了大海，大海扬波，为陈其美送行。

陈其美站在甲板上，一动不动地望着远方的故乡，他思绪万千……自从二次革命失败后，他和孙先生等一批革命者逃亡日本，他就没有再回过上海，掰手算起来，已有时日了。在这些时日里，他一刻也没有忘记上海的义举和光复，今天能得到孙先生的首肯，重回上海举义，他能不高兴吗？

大海发怒了，波浪像小山一样涌向东京号，轮船发抖，倾斜得厉害。不过，陈其美的思绪又回到了上海，那里的人和事。

应该说，中华革命党人在上海的斗争一刻也没有停止过。

8月18日，上海中华革命党派遣程壮等四五十人乘轮到江苏南通，准备起义讨袁，结果半路上被军警发觉，38人被捕。其中十余人遭到杀害，起义流产。

9月1日，革命党人王波等从上海赴镇江、扬州，准备伺机起义，结果又被淞沪警察厅厅长徐国梁派警在清江拘捕，解送南京“迅办”。

这一段时间里，主持上海中华革命党工作的是范鸿仙。

范鸿仙，名光启，别号孤鸿，安徽合肥人。1882年生，少时家贫，苦学不倦，文章典雅，著称乡里。时当甲午战争后，外患日亟，国势危如累卵，清政府黑暗腐败，人民苦不堪言，年轻的范鸿仙目睹时事，常常扼腕长叹，逐渐产生了反清革命思想。

1908年，范鸿仙来到上海，结识了陈其美、于右任、宋教仁等著名的革命党人，思想更加激进，并秘密加入了同盟会。

1909年5月，他协助于右任创办了著名的革命报纸《民呼日报》。

1909年8月14日，上海租界当局查封了《民呼日报》。于右任与范鸿仙不为所屈，一个多月后，又创办了《民吁日报》。

未久，《民吁日报》又被查封，他们于1910年10月11日又创办了影响更大的《民立报》。范鸿仙继续写作发表革命宣传文章，孙中山曾称赞他：“尔一支笔，可扫十万雄师矣！”

上海中部同盟会成立时，范鸿仙被推举为候补文事部长及安徽分部的主持人。他积极协助陈其美，千方百计扩大中部同盟会的影响。

宋教仁被刺后，袁世凯加紧向革命党人进攻，闲居中的范鸿仙重新挺身而出，参加“二次革命”，亲自到安徽芜湖等地，发动武装讨袁斗争。

“二次革命”失败后，范鸿仙流亡日本，参加孙中山组建的中华革命党的活动，并于1914年夏奉孙中山、陈其美之命潜回上海领导反袁斗争。

范鸿仙返回上海一个多月，蒋介石从东北返回东京，陈其美又让他再返回上海，和范鸿仙一道主持上海革命活动。

1914年9月20日凌晨，沉沉夜幕笼罩下的上海公共租界戈登路的一幢房子内，依然灯火通明。这里是中华革命党上海总部的秘密办公处。总部负责人范鸿仙正在灯下紧张地起草军书命令。他是那么全神贯注，仔细地推敲着一字一句，以致对窗外正向他逼近的危险一无所知。

白天，范鸿仙已与蒋介石等商讨过，要继续联络革命同志，争取与策动北洋军内部官兵做内应，攻打与占领袁军在上海的两个最坚固的堡垒：设在龙华的上海镇守使署与设在南京路的上海制造局。两处袁党都有重兵把守，尤其是上海制造局，有围堑数重，工事坚固，军械精良，当年陈其美连攻数次未下，使上海讨袁未能取胜。此役若是攻占上海，必须首先将它攻下。所以，范鸿仙反复修改着关于下一次上海起义的军事计划。

就在范鸿仙低头握笔沉思之时，他的办公室窗户突然被人猛地踢开了，只听“砰”的一声，从室外跳进几个蒙面凶徒来，乘范鸿仙惊讶的一刹那之间，手持短刀利刃，猛地刺进了范鸿仙的腹部与腰际，前后连戳七刀，范鸿仙血流如注，很快倒下了。凶手们在室内搜寻一遍，抢到了重要文书，临逃前犹恐范鸿仙不死，又掏枪向他的身上连开两枪，子弹直穿胸膛。

同志们赶到总部时，只见范鸿仙躺在血泊中，早已气绝身亡。当陈其美得知这个消息时，心痛得几天吃不下饭。

范鸿仙被刺，使陈其美在上海等地的反袁计划又一次流产。

陈其美是在感慨和回忆中到达上海港的。

回到上海后，当天他就召集中华革命党在上海的几位干部，缜密分析了当前形势。大家一致认为：当前的上海及东南亚地区是袁世凯防范革命党人活动的重点地区。袁不仅有重兵布置，而且有暗探。由于袁世凯防范严密，举义一时较难。

会后，陈其美立刻把上海会议情况电告孙中山，孙先生很快回电说：让他相机行事。

这时的陈其美，又仿佛回到了辛亥革命以前的状态，通过各种手段与敌展开斗争。所不同的是，以前的敌人是皇帝老儿，今天则是袁大总统。

要举义，宣传先行。陈其美开始创办了反袁的《五七报》，接着又组织了全国“铁光锐进社”。这是一个极为秘密的组织，后来曾策划过惊天动地的暗杀活动。该社社长由陈其美亲自担任，副社长为黄郛，财务部长为野江，军务部长为曾尚武，联合部长为凌铁安，暗杀部长为张孟介，文牍部长为伏云臣，庶务部长为李铁舟。

该社的宗旨是：“推翻袁贼实行暗杀，改组日支合并政体，达到完全共和民国之目的。”在吸收社员上，条件要求无论军、警、商、学各界帮会成员，需要社员五人以上介绍，方可入会。全社社员分成扰乱团和暗杀团，身为该社财务部部长的日本民党人士野江借款50万日元充当该社社务费。

扰乱团与暗杀团的分工十分明确：扰乱团团员一经确认地点，即授给秘密电本印证，带款前往目的地，联络退位军警及当地帮会骨干，并运动驻扎军队，乘机起事，所用物品由该社派人运送至目的地附近各小口岸，扰乱地点，北方五省先从山东和奉天入手，南方五省以南京为发难地，以便扼定长江流域。

暗杀团则分10组，每组50人。各设组长一人。督察团员记录各员功过，如团员一击成功，即由组长报告社长，转资财务部抚恤其家属。对于暗杀成功者，该社还规定分甲、乙、丙、丁、戊五等予以奖励：如杀甲等每名3000元，授官少将；乙等2000元，授官上校；丙等1000元，授官中校；丁等500元，授官少校；戊等200元，不授官。实行暗杀，以联络各机关亲信用人为入手办法，但必须镇定、秘密，如有见利忘义为人所用者，处以死刑。

铁光锐进社建立后，陈其美为加强其力量，决定派人找到王金发，让他来负责全社工作。

“二次革命”失败后，王金发因母亲有病，便滞留在上海。他一边照料母亲看病，一边继续利用租界作掩护，与袁世凯的势力进行斗争，与在日本的陈其美遥相呼应。

经过一年多的准备活动，王金发聚集了江苏、浙江一带的革命党人，准备于1914年11 月22日在杭州起义。由于计划泄露，11月10日，浙江都督朱瑞派兵洗劫了革命党人的秘密机关，有十多名骨干分子遇难。

此时，袁世凯以为自己的统治已经稳固下来，便进一步强化集权，以便为登上帝位扫清道路。因而，袁世凯不但和革命党人的矛盾进一步加深，和北洋派的一些将领们也出现了极大的矛盾。

听说陈其美又回到了上海，并派人找自己，王金发兴奋得一夜没睡着。第二天天没亮，就起程往上海赶了。陈其美见到王金发，禁不住感慨万千，想想这些年来，那么多的战友英勇牺牲，也有不少人当了可耻的叛徒，真让人感到悲哀和无奈。好在两位战友彼此都活着，还能够继续战斗，倒也令人感到欣慰。

王金发见了陈其美，就提出要在杭州发动一次起义。

陈其美不无忧虑地说：“朱瑞那小子现在对袁世凯诚惶诚恐，杭州城把守得很严，怕不好动手吧？”

王金发说：“没关系，浙军中有不少下级军官都是我以前的兄弟，他们会听我的。朱瑞在二次革命中虽未反袁，但表示保境息民，对革命党还是有感情的。毕竟我们当年一起战斗过，起事即便告败，他也会手下留情的。”显然他很自信。

陈其美说：“既然这样，你先去杭州联络，我设法给你运一批武器过去。”

两天后，王金发带着姚勇忱来到杭州，以造房子为名，联络部署起义。

很快，朱瑞得知了王金发、姚勇忱来到杭州的消息，他马上派人请他们入都督府相见。

姚勇忱有些担心地说：“我们还是不去为好。”

王金发说：“怕什么？要杀我王金发，谅他朱瑞还没有那么大的胆子！”

应该说，王金发低估了朱瑞投袁的决心和卑鄙的程度。他不知道，朱瑞现在对袁世凯已经彻底臣服了。

王金发和姚勇忱来到都督府，朱瑞并没有接见他们，而是把他们软禁了起来。

此时，朱瑞正在给袁世凯发电报，请示如何处置王金发。袁世凯立即回电：“杀！”

就这样，义举还没进行，王金发已先他人而去了，这让陈其美不能不仰天长叹！

此后，陈其美很消沉，江浙活动半年，无有成果，倒换来战友的一个个牺牲，这使他一筹莫展，心情不爽。恰在此时，远在东京的孙先生来电催他回东京再作商议。陈其美接到电报后，百感交集，“如事不成，绝不再亡命日本”。孙中山认为：这样做冒险，又发电报，催陈动身。就这样，陈其美连夜回到了东京。

除掉郑汝成

东京。

1915年的夏末。

孙中山的住所。

中华革命党部长会议正在紧张地进行着。

孙中山主持会议。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依据。会议再次分析研究了当前国内形势。原来革命党内一些持分歧意见、没加入中华革命党的同志，一时成立了欧洲事务研究会。后来随着认识渐趋一致，不久欧洲事务研究会自动解散，归入中华革命党，同时还有相当数量的日本朋友也加入了中华革命党的活动。三流合并，革命力量迅速壮大，最后决定成立讨袁中华革命军。令陈其美赴上海，成立中华革命军东南军部；令居正赴青岛，成立东北军部；令胡汉民赴广州，成立西南军部；令于右任赴陕西，成立西北军部；令夏重民、胡汉贤去加拿大，组织华侨讨袁敢死队，机关设在域多利埠新民国报社。还在加拿大阿尔伯塔省会埃德蒙顿成立军事社，训练队伍，报名参加的有五百多人，孙中山得力副官马湘就是在这时参加革命队伍的。

后来，华侨讨袁敢死队又奉孙中山电召，在团长夏重民的率领下，开往日本横滨。经过五个月的训练，调到山东潍县周村，归中华革命军东北军部指挥，准备进攻济南。至1915年冬末，中华革命党除部分党员在南洋筹饷外，多数党员已潜入国内各省组织中华革命军分部，进行联络策动工作，讨袁战火渐布全国各省，主要是南方。

革命党人在国内一些城市四处出击，举行暴动、暗杀，抑或策动兵变等，使袁世凯的地方军政爪牙如坐针毡，惶恐不安。1915年7月17日，大肆屠杀革命党人的广东将军龙济光在广州观音山被革命党人用炸弹炸伤了脚，另有卫队17人成了“断头鬼”。9月，革命党人多次向袁氏御用的《亚细亚报》上海分社投掷炸弹，其印刷和发行机构被炸毁。

再说陈其美，同年10月中旬，向孙中山辞行。陈其美向孙中山建议说：鉴于他上半年运动江浙义举时，因经费拮据而一事无成，所以想先偕胡汉民等前往南洋一带劝募，并兼办党务，待经费稍有着落后，再回东南策划行动。

孙先生思考一下：也好。你若要筹款，我再给你介绍几位朋友。说毕，又取出笔墨纸砚，当场写下了若干封信函。

10月下旬，陈其美离开东京，绕道上海小住，准备南下筹款。

此时此刻，上海的形势较两个月前已有根本性变化，袁世凯全盘接受日本的“二十一条”，公开了他要当儿皇帝的嘴脸，上海各界反抗的情绪空前高涨，一触即发。上海的中华革命党人吴忠信对陈其美说：你来得正巧。万事皆毕头雁领，我们请陈君为头雁。周淡游也讲：我们迫切希望上海能有一个德高望重的人来领导革命。你的到来，正得其时。请你不要去南洋，钱已不成问题。

陈其美问：有人愿意出钱？

吴忠信说：有啊！我们正在接触。

陈其美见上海的同志热情高涨，便给孙中山发去一份电报，报告上海的情形。孙中山见了电报十分高兴，立刻复电陈其美，让他留在上海，南洋另委他人。在回电中，孙中山还委任陈其美为淞沪司令长官。

陈其美取消了南洋之行，仍在上海法租界霞飞路渔阳里五号设立总机关。刚刚安顿好，他就致电在日本的蒋介石、杨庶堪、丁仁杰、余祥辉等“盼即回沪”，共同筹划起义大计。

时间悄悄进入11月，深秋的上海，充满了凉凉的秋意。渔阳里五号附近，却显得极其神秘。随着夜色的到来，通向寓所的几个道口暗处，都隐着一两个大汉，他们机警地辨认着有特征记号的过路行人，上前对答暗语，然后把他们引入寓所的边门。

会所里，灯光昏黄，坐着百把名青年人。几天前，他们分别接到铁光锐进社各部部长的通知，说是有特别任务需要完成，今天如约而至，一见如此庞大的阵势与神秘肃穆的气氛，心里明白，即将交代的任务非同一般。

“司令官到了！”有人喊了一句。

陈其美信步走到了一百多位革命志士中间，摆摆手请大家坐下，然后对身后管财务的野江说：“马上给弟兄们一人发100块大洋。”

然后，陈其美作着战前动员：“弟兄们，袁贼卖国求荣，要做日本国的儿皇帝，已答应了日本的二十一条！这是全体中国人不愿意看到的！杀身成仁的时刻到了！我陈其美是奉孙总理之命来主事的。怕死的，现在走还来得及！”

说完，他目扫一周。见没人说话，嘴上不由大叫一声：“好！”

陈接着问：知道吗，明天是什么日子？

吴忠信回答：明天是11月10日。是日本大正天皇施行登基加冕典礼的日子。

陈其美说：对了，明天正是日本大正天皇施行登基加冕典礼的日子。我们得到确切消息，明天袁贼在上海的爪牙郑汝成要亲往日本驻沪领事馆祝贺，趁此机会，除掉郑贼。郑汝成，是此次上海讨袁战役的第一枪。为什么要除掉郑汝成？你们知道吗？

有人说：除掉郑汝成，这是因为控制上海和长江的关键在于海军。而海军则在袁世凯心腹干将上海镇守使郑汝成的统驭之下，凭借海军的力量控制了上海。二次革命中，郑就曾大力镇压革命军，深为革命党人所痛恨。除掉心腹之患郑汝成，既可以解决海军，也可以夺取上海，可谓一箭双雕。

陈其美拳头一挥：答得对！自从郑汝成坐镇上海滩后，已有一百多位著名的革命党人惨死在他的手下，他已成为上海义举中的最大障碍。同时，郑汝成又是袁世凯帝制活动的主要支持者，是袁的死党，不除天理难容！但是，要除掉郑贼，也没那么容易！这家伙平时防范森严，很少在公开场所露面，即使露面，也是保镖随身，前呼后拥，不易找到下手的机会。应该说郑汝成要前往日本总领事馆致贺，此乃天赐良机。

陈其美接着又问：我们要组成敢死队。有不怕死的吗？

下面哗啦啦百余人争相举了手。

举在前两名的是王晓峰和王明山。一个是东北大汉，一个是山东大汉。他俩表示：敢上天揽月，敢下洋捉鳖！

接着，陈其美又把大家引到一个大沙盘前，详细讲解了郑汝成要经过的地方。在郑汝成必经的要道上，要设立五道关卡狙击他。这五道关卡分别是十六铺、跑马厅、黄浦滩、海军码头、白渡桥。他提示白渡桥附近的礼查饭店，车辆途经此地，转弯慢行，正是下手的好地方。同时，依据车辆可能行走的路线，沿途又布置了42个狙击点，从外白渡桥至斜桥步步为营，而参加行动的一百多名好汉编成了42个行动小组，每组配备有炸弹和十响手枪，其中外白渡桥狙击点，由孙祥夫指挥。

最后，陈其美又再三叮嘱大家：郑贼出现时，通常穿海军上将大礼服，这个特征一定要记住。不过，他的座车行速较快，等到认清的时候，车子可能开到跟前，已来不及掏枪。遇到这种情况，就不莽撞，干脆放他过去，因为后面还有几十关，他不在这里送命，就在那里送命。万一大家都来不及掏枪而让他连闯42关，我也绝不怪罪同志们，我们还可以搞第二次。但是有一点必须强调，要么不开枪，要开枪就一定要把他打死，不然的话，打草惊蛇，今后就难以下手了。

任务分派完毕，弟兄们陆续离开了渔阳里五号。

11月10日晨5时，天刚蒙蒙亮，42个狙击小组全部到达了狙击点。有的把枪架在楼上，有的是在平房上，有的在树上。

时到7点。风和日丽。

指挥哨传来消息，郑汝成已经出动。从离昌庙镇守使署，乘小兵舰抵达虹口，再坐车去礼查饭店，预计时间不会太长，请大家做好狙击准备。

礼查饭店坐落在白渡桥西南，按当天郑汝成的行进路线，这里是第一个狙击点。担任指挥的孙祥夫，立在隐蔽处，睁大眼睛监视着。

10分钟后，但见一辆双马华车驶出了饭店大门，直冲白渡桥奔来，上面坐着位身穿高级礼服、面目酷似郑汝成的人，两旁镇守使的护卫环绕。这阵势，使孙祥夫意识到前行的绝不是真的郑汝成。想到这里，孙祥夫安下神来退回原处，让假郑汝成过去。

几分钟后，后面又开出来一部大汽车，孙祥夫定睛再瞧，汽车的前座有三个保镖，后面坐着两人，左面的那个戴着白羽金帽，全身披挂辉煌，下巴垂着胡须，威严中透着杀气。

这一下，孙祥夫看清了，是郑汝成。他果断地发出了狙击的命令。

此时，汽车一个左转弯，缓缓地爬上了白渡桥，王晓峰乘着车子减速的时机，扔出一枚炸弹，不料用力过猛，炸弹在坚实的桥面上弹了几下，落到车后才炸响，把大汽车的后轮炸飞了。

郑汝成是个久经沙场的骁将，反应相当灵敏，一把推开坐在右侧吓得半死的总务处长舒锦绣，顶开车门准备向外跑。

说时迟，那时快，王晓峰、王明山已经分别从桥下左右两边钻出来。王晓峰抢先一步跳上车沿，摁住郑汝成的身子，连击九枪，只听郑汝成嚎叫一声，就翻着白眼儿倒在车座上。

与此同时，王明山把郑汝成前面三个连枪还没掏出的卫士悉数击毙。他看了看横三竖四地挤着的尸体，冲着冒烟的枪管吹了口气，轻蔑地说：“真他妈的一窝包软蛋。”

这时，白渡桥的另一面，一部电车正“叮叮当当”地驶来，驾驶员见桥上发生命案，立刻刹住车。随后，车厢里跳下来两个外国巡捕，吹着警哨向王晓峰、王明山冲来。

王晓峰、王明山背靠着汽车，神色坦然，他们等巡捕逼近了，举起手枪朝天放了两枪，巡捕吓得转身跑了回去。

本可从容逃脱，但他二人却对郑汝成验证身份后，见刺郑目的达到，便放声大笑，并在桥头演讲一阵，随后从容被捕。

在法庭上，二位勇士侃侃而谈：郑汝成辅袁世凯反叛民国，余等为除贼，使天下知吾人讨贼之义，且知民贼之不可为。

法官再三盘问谁是主谋者？

二勇士坚不吐实，只是自豪地说：吾为祖国除一大害，立一大功，虽死无憾！

在刑场上，他们面对敌人的枪口，高喊共和万岁，从容就义。

郑汝成被枪杀，给京都正在做着皇帝梦的袁世凯以很大的震撼。他在极度惊怕之余，忙派平庸怯懦的杨善德继任上海镇守使。

孙中山为之振奋不已，他高度评价此事件说：“此等气魄，真是令人生敬，沪去此贼，事大可为。”

肇和军舰起义始末

擒贼擒首。郑汝成被除，海内外的革命者无不拍手称快。他们纷纷致电陈其美，趁热打铁，光复大上海。只要上海光复成功，他们都会揭竿而起，纷纷效仿。这给陈其美很大的激励。

再说，郑汝成被除的消息在上海传开，当夜上海滩不少地方就燃放起了鞭炮，以示庆贺。再加上北京的袁世凯要做日本的儿皇帝，黄袍即将加身，国人已对他的嘴脸看透，革命就像火星一样放出光芒，将要燃起熊熊大火。

形势逼人，形势催人。

然而，陈其美并没有陶醉在郑汝成被除的欢快中，他与在上海的革命党人认真分析研究了形势，决定兵分三路，分头准备。一路去购置武器，挑选党员，组织训练基本队伍；一路去运动袁世凯的海军，争取他们起义；还有一路运动袁世凯的陆军部队，争取策应。

经过一个月的精细努力，驻闸北的袁军觉悟提高，内有数人加入了中华革命党；龙华方面的驻军中也有一小部分人加入了革命党。特别是海军肇和舰舰长黄鸣球、练习生陈可钧也被陈其美的革命精神所感动，倾向革命，同意参加起义。

在一天夜里，大家一致商定，起义定于12月中旬举行，三发绿色信号弹为号。规定“舰队先行，炮队营为副，同时并举”。

然而，一个意外情况发生了。原来，革命党人在运动上海军警时，不慎走漏了风声。袁世凯得到密电后，立即下令，采取隔离措施，将所有有嫌疑的陆军一部分调往北方，一部分就地解散，并令有嫌疑的军舰停止出海活动。

12月1日，海军司令萨镇冰，以有要事相商，传令召见肇和舰舰长黄鸣球，警告黄鸣球不可轻举妄动。他还把与革命党有联系的陆军调离原地，让他们驻扎到长江以北。12月3日，萨镇冰又以“检阅”海军为名，下令驻沪的肇和等军舰6日开赴广东，另有任务。

这突如其来的变化，打乱了陈其美的阵脚。

陈其美心急如焚。肇和、应瑞、通济等军舰，都是海军的精华，革命党人的势力多少都渗入了其中，一旦举义，外攻内应，这些舰定然会全被革命党夺得。那时再用舰炮威力来威慑陆军，陆军即使不投降，也会被击溃。而军舰若开往广州，上海起义必将困难倍增。

不少革命党人找到陈其美，对他说：“我党联络肇和之成绩，为各舰之冠。一旦肇和开去，则将来发动尤难。”

陈其美问：“你们说怎么办？”

“提前发动，提前起义。”

陈其美大喝一声好，想了想说：就定在12月5日，提前举行起义。

此后，陈其美召来蒋介石、杨虎、吴忠信等人商讨，蒋介石等都赞成提前举行起义。结果大家商定，决定在各舰长公宴萨镇冰的12月5日午后4时发动起义。

陈其美为这次行动制定的目标为：“袭击海军，后即攻制造局，再取吴淞要塞，然后图浙攻宁，以为东南之根据。”

这次起义报请孙中山批准，由陈其美任淞沪司令长官，统率一切；蒋介石作为他的副手，具体负责拟定作战计划；黄鸣球为海军总司令，肇和舰为海军总司令部；杨虎为海军陆战队司令，孙祥夫为副司令，吴忠信为参谋长；渔阳里五号为起义总指挥部。

蒋介石根据陈其美的口述，很快拿出一份具体的作战计划：

一、海军以肇和舰为司令部。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由黄浦乘小汽艇袭取肇和舰，夺取后即开炮猛轰江南制造局；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由杨浦乘小汽艇分别占领应瑞、通济二舰，策应肇和舰。

二、江南制造局及上海城内各方面革命党人策反成熟的军警，一旦听到军舰发炮，立即响应。

三、夏尔屿负责城内各城门举火响应的任务。

四、薄子明等率领山东部分革命党人二百余名攻击警察总局。

五、阚钧、沈侠民、朱霞、谭斌等攻击电话局和电灯厂。

六、陆学文等进攻警察第一区和工程总局。

七、姜汇清、曹叔实、杨静波、余建光等联络闸北方面军警响应。

八、杨庶堪、邵元冲、周淡游等留守环龙路渔阳里五号总司令部，并办理后勤事务。

12月5日下午，各路革命军依照自己的任务，各自进入自己的位置。

3时，信号弹升起。

杨虎率其部三十余名，全副武装，由黄浦乘小汽艇直驶肇和舰，20分钟后，靠近肇和舰，舰上的陈可钧等人立即呼应，悄无声息地放下软梯，把杨虎部全部接上肇和舰。接着，在陈可钧的指引下，鬼使神差地夺取了肇和舰的各个重要位置。

几乎在杨虎率其部占领肇和舰的同时，孙祥夫率其部三十余名陆战队员，也准时乘小汽艇到达杨浦码头。但他们雇佣的小汽艇却没有靠岸，因为这些小汽艇，都是黑艇，没有注册。再加上是个星期天，海关不办公。孙祥夫好话说尽，就是不让小汽艇靠岸，计划流产。然后他派人向陈其美报告，另图他策。结果使肇和舰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困境。

再说杨虎占领肇和舰后，当即宣布中华革命党的讨袁宗旨及起义目的，舰上官兵一致响应。6时许，杨虎命令舰向上海江南制造局开炮猛轰，起义行动正式开始。一发发炮弹呼啸而去，江南制造局顿时浓烟升起……

随着大炮的发言，藏于租界里的数百名革命党人闻风而动，争先恐后，按照原定计划，兵分数路，向预定目标进发。

朱霞、谭斌带领本部人马，抢先冲进了电话局，守局的警察刚要鸣枪，立即被人击倒；另一人也要反抗，早有人扼住了他的咽喉；其他三人乖巧地交出了枪。电话局被义军占领。朱霞、谭斌二人正要打电话向陈其美报告，外面响起了激烈的枪声。原来，他们刚冲进电话局，局长就打电话向淞沪镇守杨善德作了报告。此时外面的大队敌兵正是杨善德派来的一个营。

义军手里只有手枪和少量炸弹，敌人的机关枪响了，很快压得他们喘不过气来。朱霞、谭斌只好带人从后门退出。

薄子明更加勇敢，亲率200名弟兄，潜伏于警察局附近的隐蔽地，闻听炮声响起，即向警察局发起了进攻。一次次进攻，一次次被打退，伤亡惨重。关键是敌人早有防备，抢占了有利位置。

奶奶的，我和你们拼了！薄子明急了，抽出短刀，再次指挥冲锋，不料敌人一枪打来，击落了他手中的短刀。弟兄们劝说：再冲是要送死的。于是他们不得不撤退下来。

陆学文率领的数十名革命党人，手持炸弹、手枪，向淞沪警察第一署及工程总局猛攻猛打，打算夺得军械，占据局署，设置起义前线指挥部。当他们猛攻猛打到警察署大门时，被挡了下来。

炸毁它！陆学文大喊一声。“轰隆”一声，警察署大门被炸了一个大洞。

顷刻间，手枪齐鸣，他们向顽抗的警察射击。警察抵挡不住，全体溃散。革命党人攻入警察署，缴获了一批枪支弹药。次日拂晓时分，政府军展开反扑，经过激战后，革命党人死伤过半，损失惨重，不得不撤出阵地。

由姜汇清、曹淑实率领的四五十人，于夜半时分发起攻击，炸弹飞向闸北四区警察二分署，映红了夜空。当两军相接时，革命党人开枪击伤两名警察后，也因实力悬殊而失败了。

杨虎在肇和舰发炮时，驻守江南制造局的北洋军很快打出白旗，表示投降。杨虎便命令停止轰击。此时，制造局中赞成革命的士兵正要准备响应，忽然听到炮声停止，以为起义已经失败，便不敢轻举妄动。攻击制造局的行动也未成功。

革命党人数路并起，初看声势似乎颇大。但实际上，革命党人不仅缺枪少弹，而且其中多系临时组织起来的会党分子，战斗力很差。淞沪护军使杨善德、上海防守司令何丰林凭借雄厚兵力，一面调兵遣将组织反攻，一面下令全市戒严，派兵把守各处关卡要隘，并会同租界当局加强巡守。

在政府军的反扑下，各路革命党人均因寡不敌众而迅速溃败。夺取制造局的计划也终于落空。

这时，在渔阳里五号总机关坐镇指挥的陈其美，闻肇和舰炮声一响，即率领吴忠信、蒋介石、丁景良、周应时等冒险赶赴华界，准备就近指挥一切。但走到半路上，即传来各路起义军相继失利的消息，陈其美等人急忙赶回总部，商议再取应瑞、通济两舰计划及布置各路重新反攻计划。正在计议之中，忽有法租界巡捕房侦探及巡捕十余人破门而入，当即逮捕了在楼下望风的陈果夫、丁景良二人。陈其美、吴忠信、杨庶堪等人听到楼下骚动，迅速登上了屋顶逃脱。后转移至蒋介石的寓所——新民里十一号，隐蔽了起来，计划天亮后雇佣小船登上肇和舰，固守肇和舰，继续战斗。

由于革命党的指挥机关遭到破坏，联络中断，陆上再组织进攻的计划无从实现了。各路起义军失败后，只剩下了肇和舰在孤军作战。

在肇和舰起义时，即向应瑞、通济两舰发出信号，问其是否同意起义。两舰皆发回信号，称“正在会议，当可赞同，请勿攻击”。肇和舰得此信息后，便以为制造局为义军占领，静心等待两舰的响应。

直到凌晨，他们等到的不是两舰的响应，而是大炮声隆隆，炮弹向肇和舰飞来。这令杨虎猝不及防。忽然，一发炮弹飞来，一声巨响，舰上的汽炉中弹引爆了，十几名战士被炸死在甲板上，血迹斑斑……

原来是夜半1时，杨善德、萨镇冰与海军总司令李鼎新等人直到江南制造局，商议对付肇和舰的办法。经请示袁世凯后，决定击沉肇和舰。并从交通银行取现款20万银元，由萨镇冰亲自送到应瑞、通济二舰上，收买这两艘军舰向肇和舰开炮，并许诺在事成之后，加封100万元犒赏费。当贿款运到后，应瑞、通济二舰上的气氛顿时改变，一些原来已答应参加起义的官兵在得到厚贿后，又垂涎于今后的高官厚禄，纷纷改变主意，转而攻击肇和舰。两舰上的革命党人虽然竭力阻拦，但经不起金钱利诱的官兵占了多数，革命党人也就无能为力了。

6日拂晓4时许，肇和舰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急忙发炮还击。但慌乱之下，多数炮弹均未能击中敌舰，而肇和舰上指挥的杨虎原打算将舰开出吴淞口，以避打击，但革命党人又不懂驾驶，无法开船，只能据守肇和舰应战到底，杨虎在败局已定的情况下，不得不下令弃舰撤退。杨虎等凫水脱险，陈可钧等数十人因伤势严重，无法行动，被政府军捕获，后来全被杀害。

肇和舰起义，从开始到结束，前后不满12小时，革命党人被捕四十余人，伤七十余人。陈其美后来总结说，“财力不足”是肇和舰起义失败的主要原因。据说，这次起义从酝酿到事后的抚恤，革命党人仅用了4万元，而袁世凯仅收买应瑞、通济两舰却花了20万元，两者相差悬殊。

肇和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仍然是相当大的，极大地震撼了中国。

袁世凯如坐针毡，被迫取消帝制

肇和舰起义虽然失败了，但它以无可辩驳的事实戳穿了袁世凯及其拥护者们所谓帝制运动出于真正民意的谎言，给帝制活动以当头一棒。孙中山高度评价说：“肇和一役，事虽未集，然挽回民气，使由静而动，实为西南义军之先导。”复辟帝制丧尽民心，袁世凯把自己送上了绝路。

12月，孙中山发表《讨袁宣言》，痛斥袁世凯的种种罪行：

“今袁背弃前盟，暴行帝制，解散自治会，而闾阎无安民矣；解散国会，而国家无正论矣；滥用公款，谋杀人才，而陷国家于危险之地位矣；假名党狱而良懦多无辜矣。有此四者，国无不亡，国亡则民奴。……既忘共和，即称民贼。”表示“誓死戮此民贼，以拯救吾民”，号召“爱国之豪杰共图之”。革命党人以武装起义反击袁氏的倒行逆施，在这一时期革命党人组织的起义中，首推云南最为成功。

12月17日，前江西都督李烈钧偕同熊克武、方声涛、但懋辛等，奉中山先生命令，潜抵昆明，策动起兵讨袁。在此以前，孙中山已派李华英从东京前往北京与蔡锷联系，动员蔡锷南下反袁；同时，孙中山又通过革命党人张孝准以老同学身份与蔡锷联系，希望他到东京共商讨袁大计。蔡锷于1915年11月11日乔装打扮到前门车站上车到天津，一周后偕同老同学张孝准乘日轮“山东丸”到达东京。从东京经香港、河内顺利到达昆明，会同李烈钧、唐继尧等发动讨袁起义。

云南，天高皇帝远。袁世凯鞭长莫及。

23日，蔡、李、唐高举义旗，发表讨袁声明：要求袁取消帝制，严惩祸首，限其24小时内予以答复。

25日，云南义军通电全国，宣布云南独立，唐继尧为护国军政府都督，兴师讨袁。

26日，云南组织护国军。任命蔡锷为第一军总司令，罗佩金为参谋长。下辖三团六个支队，需要说明的是第三支队司令就是朱德同志。讨伐路线为出四川入武汉；任命李烈钧为第二军总司令，何国钧为参谋长。讨伐路线为经广西、广东，取道湖南、江西至武汉；会师后，再分兵向北挺进；唐继尧兼任第三军总司令，担任留守，负责粮饷供给及后勤工作。

1916年元旦，欢乐的节日，欢乐的气氛。

北京城里袁世凯欲穿黄袍之时，云南却是讨袁声声。昆明校场，彩旗猎猎，军歌嘹亮，一、二、三军，六千余人会合在这里高呼：“打倒卖国贼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整个昆明市沸腾了。随着总司令的命令，队伍浩浩荡荡开往前线。

北京城里正在做皇帝梦的袁世凯，见美梦难以成真，急忙调兵遣将。命令曹辊、张敬尧部三个师取道重庆进趋泸州，另遣四个师入黔，又电令伍祥祯旅和川军刘存厚的第二师布防川南，派龙觐光率军由粤入桂夹击滇南，妄图以优势兵力，迅速扑灭护国军。

1月28日，第三次革命的炮声响起，袁军开始反攻，双方战于杀场。激战第四天，袁军腹背受敌，顿时陷于混乱，争相奔逃，死者无计其数。袁军第一次夺取叙府的企图被挫败。

31日，冯玉祥的混成旅从南溪反扑过来，与护国军一营在白沙场遭遇，被打得落荒而逃。袁军第二次夺取叙府的企图又告失败。时隔不久，袁军又从犍为和屏山两路进攻，护国军先将巡防军一路乌合之众驱逐远遁，继之集中兵力迎击另一路来犯之敌。经过牛石坪一场激战，敌人又被击溃。从1月末到2月底，整整一个月，袁军四路夺取叙府的企图被全部粉碎。

东路第二梯团到达贵州毕节后转向北进，于2月1日占领四川纳溪。袁军方面的防守部队，是川军刘存厚师和张敬尧的援川军先遣队，刘存厚师辖有雷飙和熊祥生两旅。刘、雷二人同蔡锷关系非常密切，云南宣布独立前夕，蔡曾分别致电雷、刘，将起义讨袁和军事计划先行告知，请其速做准备。护国军进抵纳溪后，刘遂于当日宣布独立，改称护国军四川总司令，率雷旅向附袁的熊祥生旅进攻，占领益田坝、月亮岩，与泸州隔江对峙。2月6日，护国军一度攻占泸州战略要地五峰顶后又被迫退出。不久，张敬尧的第七师全部赶到泸州，护国军方面赵又新、罗佩金和顾品珍率部亦先后到达纳溪。战争至此发生转机，袁军始终未能突破护国军防线。朱德支队在战斗中担负的任务最为艰巨，对于巩固护国军阵地起了重要作用。后来曹锟的第三师和李长泰的第八师分别到达重庆、合江两地，蔡锷即亲临前线指挥。双方鏖战多日，袁世凯虽然特封熊祥生二等男爵，李炳之、吴佩孚三等男爵，进行打气，亦未能稍扭战局。战事陷入相持状态。通过历次战役，张敬尧的第七师伤亡枕藉，由入川时的9000人减少到5000人。吴佩孚旅被杀得尸横遍野，伏居战壕，不敢越雷池一步。新到的第八师也闻风丧胆。

护国军中多数军官原是革命党人，48名将领中就有27人是同盟会员、国民党员或中华革命党员。他们把孙中山奉为领袖，曾为创造共和国而战斗过。在护国战争中，他们身先士卒英勇作战。护国军在人民武装力量的配合下，同时，又从贵州都督刘显世处得到5万元军饷的支援，3月下旬，势如破竹地攻占了江安、南川、纳溪、彭水、基江等县，北洋军全线崩溃，护国战争取得了重大胜利。

与护国军进军的同时，革命党人在其他地方也广泛开展起武装反袁斗争。1月6日，广东中华革命军在淡水等地起义，进攻惠州，占领平山。2月18日，居正、许崇智率领中华革命军东北军在山东起义，一周内连克乐昌、高密、益都、安丘、昌邑和寿光六座县城。2 月9日，朱执信率部进攻广州。18日，蔡济民等在武昌南湖策动军队起义。2月21日，杨王鹏率领百余人在长沙分途袭击将军府和警察署。这些起义虽然有的被镇压下去，但它表明反袁斗争的范围在迅猛地扩展着。

袁军在川南、湘西的败北，革命党人在其他地方的突起，争取日本的失败，再加上五国又提出口头警告，日本在满洲一带策动宗社党起事，迫使袁世凯不得不把帝制活动暂时延缓下来。2月23日，他装出一副悲天悯人的样子宣布：“现值滇、黔倡乱，惊扰闾阎，湘西、川南一带，因寇至而荡析离居者，耳不忍闻，痛念吾民，难安寝馈。加以奸人造言，无奇不有。以予救民救国之初心，转资争利争权之借口，遽正大位何以自安？予意已决，必须从缓。凡我爱国之官吏士庶，当能相谅。此后凡有吁请早正大位各文电，艾不许呈递，将此通谕知之。”接着又通知各国公使宣称云南事未平以前，绝不登基。

袁世凯妄想恢复帝制的倒行逆施，不但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强烈反对，而且连他的心腹亲信，也开始众叛亲离。1915年9月，黎元洪请辞副总统、参政院长职，迁居东厂胡同，不再到公府议事，同时还提出请求，撤销其武义亲王的爵称。10月，徐世昌请辞国务卿职，也迁出官邸，搬到了蝴蝶胡同。12月，参政梁启超溜到上海，教育总长汤化龙、参政熊希龄、总检察长罗文干等也纷纷要求辞职或请假出京。在新皇帝登基前，出现了一个政府官员辞职的风潮。1916年3月中旬，江苏将军冯国璋、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浙江将军朱瑞、湖南将军汤芗铭五人准备联名要求袁世凯取消帝制的电文，于3月19日落在袁世凯手中，虽被袁扣压未发表，但这对他无异于当头一棒。在云南、贵州、广西、广东、浙江、陕西宣布独立之后，一度热衷怂恿袁世凯称帝的四川将军陈宦、湖南将军汤芗铭也先后宣布了独立。

此时，全国反袁的呼声不绝于耳，各地纷纷发表宣言、通电、声明，反对袁世凯继续当总统，并要求对他惩办。有以“19省公民”名义发表宣言的，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捕杀此獠，以绝乱种”。有的在声明中说：“袁已构成谋判之罪，丧失总统资格”，要他“静待国民组织特别法庭听受裁判”。

袁世凯眼看大势不好，于3月22日发表声明，宣布取消帝制，妄想保住总统的地位。接着，他忧虑成疾，卧床不起。从改元洪宪到废止洪宪年号，前后83天。他当了83天的闭门天子，登基大典尚未举行，“圣旨”不出宫门，就被全国人民从君主的宝座上赶了下来。

至此，孙中山领导的第三次革命，算是结束。

第十五章

为国捐躯

不畏失败的人

肇和舰起义失败了，不少人灰心了，有的人甚至还投敌了，面对着敌人暗杀的风险，陈其美不因失败而后退半步。

一天，临出门时，妻子姚文英不无担心地说：别出门了，街上多有暗哨。

陈其美说：我怕什么？与那些为国捐躯的烈士相比，我是活一天多赚了一天。应该说我是幸运儿。

姚文英说：不许你这样说！你死了倒好，让我们孤儿寡母的怎么活？

陈其美说：我只是这样说说而已，让你流泪了。其实我心里还有数的。

姚文英揩了揩眼泪说：昨天我就亲眼看到了暗探，在我们家的院外转，我好害怕啊！

陈其美说：不要紧的。我去邮局给中山先生发一电报就回。

姚文英说：那你早去早回。

陈其美说：好的。

望着丈夫的背影，妻子姚文英摇了摇头，显得无可奈何。

陈其美从邮局回来时，又碰到侄儿陈果夫来家。

陈果夫一脸沮丧，陈其美问：肇和舰起义失败，你还停留在悲痛中，这可不行！此役失败，不足畏也。改过再图必有成功之一日，唯志不可颓。志颓则永无成，吾辈今后仍当积极进行，成功不过时间问题耳。你看我已投入了新的战斗。这不，孙先生又从东京来电了，电中说“此后我党当力图万全而后动，务期一动即握重要之势力”。根据孙先生的指示，我和周应时（中华革命党江苏司令）商议，决定在江苏起兵讨袁！

陈果夫说：那好啊，我也参加。

……

1916年1月7日，陈其美与周应时发布命令，定于次日镇江、常州、无锡同时起义。

起义的前夜是非常平静的。

突然一声枪响，打破了黎明前的寂静。镇江等地数处秘密机关遭到了破坏，十余名革命党人被五花大绑，推向了斩首台。几乎同时，常州、无锡也遭到了搜查，起义计划相继流产。

陈果夫再次为失败而扼腕长叹时，陈其美再次打气说：失败是成功之母，总结经验，以利再战。

1916年2月22日，为了统一指挥中华革命党的讨袁斗争，孙中山任命陈其美为江、浙、皖、赣四省总司令，次日又令陈其美就近接洽湘、鄂等省讨袁事宜。

不久，孙中山还委陈其美兼任江苏司令长官。

在海外的孙中山也斗志高昂，护国战争发动后，孙中山迫切希望陈其美在以上海为中心的东南地区打开局面，以掌握反袁革命的主动权和斗争方向。因此，孙中山对陈其美寄予了极大的希望，期望他重演辛亥革命时先取上海，依次取东南的旧剧。孙中山还希望陈其美与王统一合作，分别策动上海的陆军和海军起义。他在致陈其美的电报中说：“沪能得手，则万事皆就，望勉图之。”

3月12日，孙中山将募捐得来的款项大部分寄给了在上海活动的陈其美。孙中山附电文说：此汇款20万元，作为江浙革命活动及运动第二舰队反正的费用。

3月16日，孙中山又汇给陈其美21万元，说明其中1万元给在湖北活动的田桐。

在这期间，孙中山一日三电，催促陈其美及早发动。特别是到了3月下旬，孙中山突然得到一则情报，称袁世凯的政治顾问莫理循向袁献策，让袁暂退，由黎元洪出而代之，俟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袁再借英国的力量复出。孙中山获悉后，再次督促陈其美：“时不我待，沪事当发于袁退之前。”

尽管孙中山一日三电，但陈其美与王统一策动上海海陆军起义的工作却始终未能有力地进行。陈其美想效辛亥故事，与李平书等上海资产阶级巨头联合在上海发动起义，但遭到李平书的委婉拒绝。

李平书回忆说：“余鉴于癸丑之役，极力劝阻。况三月底为南北钱业归账之期，一旦起事，地方不免纷扰，关系市面金融，于饷源亦大有妨碍。”

陈其美说：以前我们起义愁的是无钱进账，无米下锅，现在，钱米有了，还有孙先生的鼓励，却不能举事，真乃无颜面回电孙先生。

孙中山见陈其美迟迟不见行动，也急，3月31日再次致电陈其美，甚至有些责备之意：“帝制取消，军心益振，而沪反因之观望，恐前联络之人皆多不实，故托此为辞，欲再得款耳。望兄详察，勿受其欺。”

五天后的4月4日，孙中山再致电陈其美，接连几日，孙中山又一再致电陈其美，促其“相机而动”，“切勿错过”时机。

4月8日，孙中山又电汇陈其美11万元，并告以“切望佳音，行当率同志齐来”。

应该说，孙中山急切盼望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战争中能有所作为。而此时的陈其美，心里也十分着急，但他缺兵少将，只能把希望寄托在拿钱收买政府军的反水上。应该说，陈其美作为资产阶级革命家也只能如此。

4月中旬，正当陈其美在上海一筹莫展的时候，柳暗花明，江阴传来喜讯。当时驻江阴的部队是第七十五混成旅。杨虎、尤民等人抵达江阴后，对部队策反相当顺利，举义旗反袁。

4月16日，江阴驻军宣布独立。第七十五混成旅旅长方更生出逃，杨虎宣布就任司令官。

4月23日凌晨，起义军攻打无锡，遭到了卢永祥、朱熙等部优势兵力的阻击，起义军寡不敌众，牺牲较大，不得不退出阵地。

4月26日，敌人攻下江阴，尤民遇难，杨虎翻墙潜逃，起义归于失败。

其时，孙中山并不知道江阴的失败，于4月27日，他偕廖仲恺、戴季陶等由日本东京启程回国。

临行的前一天，孙中山致电陈其美，称“若沪、浙能入吾党范围，则大局可定矣”。务必让陈其美再努力一把，胜利在望。

陈其美遵照孙中山的指示，于4月派中华革命军司令官夏尔屿赴杭州，试图掌握浙江局势。但浙江独立后，实权仍落入了浙江军界实力人物吕公望、童保暄、夏超等人手中。5月1日，夏尔屿在杭州为吕公望等人杀害。陈其美的图浙计划也宣告失败。

然而，陈其美并不甘心失败。5月5日，他又派遣数十名革命党人分乘汽船数艘，由上海驶抵吴淞口企图袭击“策电”舰，因火力不足而失败。姜永清、杜鹤麟等二十余名革命党人被杀。

面对失败的现实，陈其美作为中华革命党在东南地区的最高领导人，以不屈不挠的精神，始终坚持讨袁斗争。这惹恼了袁世凯。袁世凯对其恨之入骨，必欲去之而后快。据《民国日报》报道，袁世凯政府在上海租界及闸北设立了暗杀机关，专门对付陈其美及中华革命党人。中华革命党的重要干部范鸿仙、夏之麒、张志刚等先后被袁世凯派出的密探刺杀身亡。陈其美更是他们要刺杀的首要目标。

陈果夫在回忆录中说：

五年五月十六日，即叔殉国前两日，予往渔阳里叔寓所，未遇，乃步行至萨坡赛路 十四号，道经蒲石路白尔部路转角，见三方面均有数人，共约十余人，内有一人急急询问另一个曰：“是不是？”答曰：“是戴眼镜的。”其余各人均特另注视予面，予心顿起疑意。既至十四号，仍不见叔。转至亲民里十一号蒋介石先生寓，始遇之。见其形容甚枯槁，精神委顿。盖此数日中办事不顺手，经济又困难，各方接洽事务至繁忙，致睡眠休息时不足，而有此现象也。旋有数友至，乃相与言治胃病之法，予以所闻之良法进言，叔答曰：“我病不可治也。”言时似甚伤痛。在座诸同志亦为之不欢，嗣叔命予与丁景梁先生接洽某事，遂辞出。竟忘将在路角所遇之事告知。十八以后，始知凶手已在附近守候多日矣。

应该说，袁世凯的密探加害陈其美的企图已是公开的秘密。然而陈其美并没有认识到危险性。

在上海积极组织讨袁活动，引起袁世凯及其爪牙的刻骨仇恨，于是，一场暗杀陈其美的阴谋开始了。其实，从“宋案”以来，袁世凯一直不断派人跟踪陈其美，前后共派了六七批人。陈其美的弟弟陈其采，接到北京一个朋友的来信，说袁世凯忌恨陈其美比忌恨孙中山、黄兴还要厉害。嘱托陈其采赶紧转告陈其美，行动务必十分秘密谨慎。恰在这时，陈其美办事极不顺利，经济也越来越困难，各方面的事情又十分繁忙，日夜难以休息，心情极不好，身体也越来越坏，形容枯槁，疲惫不堪。当他看到革命事业面临严重困难，各地护国运动蜂起，而上海的反袁斗争进展缓慢，心里十分焦急，他决心不惜冒一切风险也要搞到发动起义的一笔经费。这就使刺客们有了可乘之机。

土匪出身的张宗昌，原是陈其美的部下，后倒戈投靠冯国璋的门下。此人了解到陈其美的困境后，忙收买会党分子程子安，策划暗杀陈其美……

陈其美中弹身亡，蒋介石舍命收尸

眼看袁世凯要的大限时间就到了，陈其美还没有除掉，张宗昌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团团转。正在他火急火燎的时候，袁世凯派的人赶了过来。此人不是别人，正是袁世凯的小叔袁继良。

袁继良询问陈其美的事做得怎么样。

张宗昌不得不说出实话来：此事还没有完成。我要亲自出马，不然完不成任务，对不起总统。

袁继良笑说：不必张兄亲自出马了，大总统自有锦囊妙计，我就是为此而来的。

原来中华革命党有个小头目叫李海秋的，是陈其美的好朋友。最近，他在北京被捕，重刑之下，供出了中华革命党的不少机密。袁世凯得知，灵机一动，计上心头：张宗昌行刺陈其美到现在还没有成功，何不命令这个李海秋前去协助？陈其美还不知道李海秋被捕叛变，正可以利用李的关系下手。于是，袁世凯立刻叫袁继良带着李海秋赶来上海，交给张宗昌指挥。张宗昌一听，喜出望外。在袁继良的安排下，张宗昌与李海秋见了面。

席间，张宗昌问道：“依你的意思，怎样才能干掉陈其美？”

李海秋道：“此事说难也不难，只要对症下药就行。据兄弟所知，陈其美最近正在为党内经费短缺发愁，我们不妨在这上面动动脑筋，就说有一个煤矿公司，准备向日本人抵押贷款，苦于没人介绍，如果谁能介绍签约，谢他一笔款子。陈其美会上钩的。在签约那天，可以让刺客约定地点下手。”

张宗昌想了一会儿，脸上绽开了笑容：“好啊！此计极妙！这个‘公司’由我来操办，约定签约的时间、地点就是了。”

张宗昌、李海秋分手后，各自行动。

张宗昌先去找掖县的小同乡程子安。程子安曾跟随张宗昌从关外进上海，在他手下当过排长。程子安酒醉闹事打伤了人，被人告到都督府，陈其美为维护军纪斥责过张宗昌，张宗昌为此而开革程子安。当时，程子安愤愤不平，怨张宗昌不讲义气。

1916年春节前，张宗昌衣锦还乡，对当年结伙闯关东的穷哥们儿家属，均按家去拜访，向他们的父母行了晚辈之礼，磕头问安，并分送银元200、500不等，对程子安家也不例外。事后，程母写信告诉儿子，程子安对张宗昌终于由愤懑而变为感激。

此次来到上海滩，张宗昌已经见过程子安，两人叙旧话新，十分投缘。不过，张宗昌没有告诉他要杀陈其美，现在需要用人，便带着1000元大洋找到了他。

程子安见到白花花的银元，毫不犹豫地做了金钱的俘虏。

程子安又找到朱光明、许国霖等人，假装组织了一个“鸿丰煤矿公司”。为使陈其美相信真有这么回事，“鸿丰煤矿公司”还煞有介事地在报上登出启事，表明寻找抵押贷款伙伴。

李海秋要找到陈其美并非易事。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找到了陈其美，说是革命党有要事相商。相约是在老城隍庙酒楼。

陈其美按约赶赴，二人相见，叙说了分别后的短长。接着，李海秋就直奔主题说：英公，有一好事相托。不知你能否帮忙？

陈其美说：说说听。

李海秋呷了一口茶说：真是好事。我有几个朋友合伙开了一家公司，叫鸿丰煤矿公司，在安徽淮南，前几年效益不错，这二年效益下滑，眼看就要维持不下去了。最近他们从日本购买新式设备，重振矿业，但苦于经费缺乏，万般无奈，只好想将公司作为抵押向日本实业界贷款，但一时又找不到介绍的人。

说到这里，李海秋掏出一张报纸让陈看，说：这是我们的登报启事！

陈其美瞅了一眼，信以为真，便问：我要给你们介绍成功，你们给革命党多少酬谢费用？

李海秋认真说：他们那公司注册固定资产为300万，准备全部抵押贷款100万，言明谁若从中介绍签约，愿以贷款的百分之三十抽酬。我想英公人脉很广，手眼通天，办成此事不成问题，无疑对公对私都是一笔可观的喜财，所以特来相告。

陈其美说：小意思。

孙中山从日本回来，一直坐镇上海指挥讨袁起义，尽管孙先生带来几笔款项，这些钱像撒胡椒面，捉襟见肘，杯水车薪。陈其美急需一批经费，因而终日发愁。听李说有这么一桩好事，不禁怦然心动。30万，也不是个小款项！于是他爽快地答应了下来：找个时间，双方见个面，当面谈好不好？

好吧。李海秋见陈其美上钩，不由得心花怒放。

陈其美求款心切，很快与沪上的日本洋行联系上了，答应帮忙贷款。

陈其美马上又与李海秋联系，约定5月18日下午3时带贷款意向书来萨坡赛路十四号寓所签约。

李海秋大喜过望，马上打电话到张宗昌那里，报告了此事。张宗昌也是喜出望外，立刻作了布置安排。

5月18日下午3时，是陈其美生命大限的日子。陈其美一无所知，他仍高兴着，盘算着这笔款项对起义的重大作用。

就在同一天，王宠惠从唐绍仪处也得知有人行刺的消息，让人转告陈其美注意。陈其美说：“我是前次制造局不死之余生，还有什么要注意的？从事革命大业，太为小心，何能成事？”

这期间，从日本来到上海不久的胡汉民常见陈其美在马路上从容闲步，连车子也不坐。一天，两人在街上不期而遇，陈其美说：“上海滩袁党耳目众多，汉民兄当小心为是。”

胡汉民反问道：“上海人不大认识我，我此时责任也不重。你自己这样大意，何以反说我呢？”

陈其美吟吟一笑说：“上海人也不大认识我。我的眼睛好，步履轻捷，即使有坏人靠近，我一霎间就避过去了，所以不用担心。”

胡汉民指着他的脸说：“英士，你可是戴着眼镜，在上海当过都督，怕3岁小孩都认识你！”

陈其美叹息一声，说：“顾不了那么多了。人之生命均有定数，非人力所能挽救。作为革命者，冒险原本是天职，没有冒险精神不可能成大事。更重要的是，我辈与反动势力相搏，必须有坚强的革命意志和大无畏的献身精神。大丈夫不怕死，怕在事不成，这一直是我的座右铭。”

5月18日下午2时，陈其美提前来到萨坡赛路十四号。在这里，陈其美先与山东民军领袖刘基炎相商起义。刘要在烟台发动起义，需要5000元钱……

李海秋瞅着手表，3时已到，便推开房门对陈其美说：英公，客人已经等了很久啦！

陈其美站起身对刘基炎等人说：“我要先会一个煤矿公司的人。”说完，走出客厅。

陈其美出了客厅，把李海秋一行带到旁边的饭厅里，朗声笑道：“哈哈，诸位请坐。”

李海秋装模作样地在一旁给双方介绍：“英公，他们是煤矿老板，这是大名鼎鼎的陈其美都督。”

程、许、朱、王四人拱手作揖：“久仰！久仰！”

陈其美招呼女仆奉上烟茶，目视四人：“四位老板，抵押贷款一事李先生已经跟我说过了。我和日本朋友联系过了，他们委托我作为代表，先和贵公司签意向书，之后，总公司将派人和我一起去淮南核查贵公司固定资产。如确认无误，就可签正式协议，然后汇款。另外，我想根据李先生所转达的贵公司愿向介绍人支付百分之三十报酬的意思，起草了一份合同草稿，诸位也可以过目一下。”他把几张纸放在桌子上。

李海秋冲程子安等人以目示意：“你们把意向书拿出来，请陈都督过目。”

许国霖连连点头：“好的！好的！”遂从包里取出意向书交给陈其美。

趁陈其美低头看意向书的时候，李海秋抽身离去。

李海秋一脚门里一脚门外时，程子安掏出手枪，对着低头看文件的陈其美，连开三枪，枪枪命中。陈其美当场倒在血泊里……

陈其美遇刺后，孙中山丧失了一个得力的助手。他悲痛异常，但局势非常紧张，又不能亲临祭奠，更增添了孙中山先生的无限伤感。

陈其美殉难后，因慑于袁世凯的淫威，一时间无人敢去认领尸体。唯独结义之弟蒋介石狂奔现场，抚尸痛哭，随即又冒险将义兄的遗体送往蒲石路（今长乐路）家中入殓，并亲自撰写祭文：“悲乎哀哉，而今而后，教我勖我，抚我爱我，同安同危，同甘同苦。而同心同德者，殆无其人矣。”

为陈送葬时，蒋介石悲痛欲绝。有人曾出一言：“英士与介石不枉兄弟一场。”

1916年11月20日，孙中山在陈其美国葬《致各总长各议员函》中充分肯定了陈其美：

平生事功，艰苦卓绝，百折不挠，卒以身殉，死义甚烈。

陈其美的去世，使孙中山失去了左膀右臂，使蒋介石失去了恩师，使陈果夫、陈立夫失去了父辈。陈其美生前托孤，于是“孙陈情结”、“蒋陈情结”自然不自然地也会传染给下一代，让陈果夫、陈立夫兄弟二人从中受益不小，得到许多精神上的补充和慰藉。因此，蒋介石与陈果夫、陈立夫的关系也由此亲近起来，用两兄弟的口吻表述：公开场合里，他们称蒋介石为“蒋先生”；私下的场合里，则叫他“蒋三叔”。再加上同为浙江同乡，那便是亲上加亲了。因为“蒋三叔”的关系，陈果夫、陈立夫成了后来蒋家王朝中陈氏家族的掌门人，书写了一段历史传奇。

第十六章

果夫立夫

幸运的陈立夫

在求学的路上，与多灾多难的哥哥陈果夫相比，陈立夫则幸运得多。

在哥哥陈果夫开始入学时，他们的父辈是在流浪中寻找革命的路，而在陈立夫入学时，他们的二叔陈其美已是驻沪的大都督了，陈其美把母妻子侄接到了上海，享受都市的文明。应该说陈立夫是最大的受益者。他一到上海，正是就学年龄，便入学湖州旅沪公学堂补习英语。尔后，他的兴趣与长辈人的要求，突然间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把目光转向了新奇的机械制造。

二叔找他谈心，问他为什么对机械制造感了兴趣？他说机械制造变化多端，很有意思。二叔又问以前咱们家也没有学机械的，你是怎样迷上的？陈立夫道，那是我参观了舅舅的丝绸厂后迷上的。那天，我去外公家，处处觉得新鲜，墙上挂着油画，柜里支着猎枪，还有很大的穿衣镜，照得出我的全身。还有比这更新鲜的是，舅舅是大经理，他领我参观了他的大工厂。一进门，马达轰鸣，一台台丝绸机，能织出地上的绿草，天上的飞鸟和白云，神秘极了，不由自主地对机器发生了兴趣。尤其是对那些活动的机器设备，觉得好奇。

由于迷上了机械，最后影响了他的报考志愿，他有意选择了南洋路矿学校。

选择路矿学校等于选择荒野，选择郊外，选择艰苦。这无疑对父辈来说，都是不允许的。父母请来了二叔、三叔来做说服工作。他们采取车轮大战，这个说完那个讲，你方唱罢我登场，最后通牒也下了，陈立夫就是不听，同时还有一大堆的道理。最后，父母亲也就只有认可的伤。

陈立夫上中学的时候，家道已经中落。正如陈立夫所说：“我在读中学的这段时间里，家中的经济大不如前，二叔在1913年的起义失败后，即转入地下革命工作，三叔那时在银行服务，不但要负担自己的家计、子女学费，还需负担二婶、我和姐姐们的生活，那时我的学费是由大哥支付的，但一般的交通车费由三叔付给。我见家中的经济短绌，就从不主动向三叔开口要钱，因此每天我总是很早起床，走好几里路去上学。”这段时间，陈立夫读书也特别刻苦，否则就觉得对不起大哥、三叔。结果，在四年的学习中，陈立夫拿了七张奖状，总分“平均都在95分以上，数学成绩尤其优异，经常都是满分”，很让父亲、大哥和三叔开心。

四年后的1917年，陈立夫要从路矿学校中专部毕业了，是选择上大学还是就业，当时父母的意见是，家境不好，还是早就业为好，三叔通过关系在京沪铁路局为侄儿寻到一份检票员的工作。燕雀安知鸿鹄之志，这时的陈立夫对谁也没讲，向朋友转借了两块钱，偷偷报考了学费低的北洋大学，这所大学远在天津。

张榜那天，父母让他上班报到，他却在半路上偷偷跑去看榜。

张榜是在复旦校园里，那天榜前人山人海，密不透风。陈立夫个矮，一是挤不进去，二在外圈看不到。急得他团团转。他心生一计，左边有棵大树，何不上树去看呢？他抱着树干，“噌噌”几下爬上了树，然后骑在树杈上，静静地观看。当年北洋大学在上海招生共计45名。陈立夫排在四十四名。陈立夫从第一名往下看，看了一半，不见自己的名字，他的心直往下掉，看了三分之二还不见自己的名字，他心想完了，正在他没信心的时候，“陈立夫”的名字在他眼前一亮，第四十四名，倒数第二，我中了，他一高兴，两手一拍，身体失去了平衡，差一点儿从树上掉下来，多亏他死死地抓住了一根树枝，身子悬在了半空中，众人围过来，把他接下来。

“我中了！”一场惊险还使他念念不忘中榜的喜事。

接着他跑到果夫那里，首先将这个喜讯告诉了兄长。陈果夫特别高兴，自己没实现的理想让弟弟给实现了。他又以最快的速度告诉了父亲。父亲却不一样，他高兴表达的办法是责备，责备立夫，不该不跟他商量，不该在外借钱。当陈立夫见到父亲这封迟到的责备信时，愧疚地流下了眼泪。

使陈立夫十分尴尬的是，大学考取了，却拿不起足够的学费、生活费和路费。收到通知书的那天，平日活跃的三叔却一言不发，因为他确实也无能为力了。陈立夫十分心酸，在接到父亲来信不久，他回到了阔别已久的湖州，想不到竟亲历了一幕十分感人的场面，面对着这场面，他激动得哭了。陈立夫在回忆录中写道：

就在我对于茫茫前途苦恼万分的时候，父亲把我喊去，交给我25块大洋，并恳切地对我说：“这些钱是我多年的积蓄，也是我所尽可能给你的学费，从今以后，一切就要靠你自己了。”接过了钱，我不禁泫然而泣，一方面是感激父亲爱子之情，一方面又不禁忧虑着自己今后要如何克服困难。这25块大洋，实在无法维持一年的生活费用，幸好我自己有既定的目标，也有百折不挠的毅力，我相信终可以一步一步地去克服困难的。果然就在我整装准备经上海去天津入学之时，二婶母、四姨母和其他的少数至亲，都分别或多或少地给了我些钱，助我作入学费用，家兄也给了我10元，还鼓励我好好读书，专心求学，他会设法资助我。我满怀感激与希望之心，坐上三等舱的甲板（价格最便宜的位置），驶入天津。那一天，风浪很大，寒风刺骨，但是不能挫我雄志。

就这样，陈立夫终于从上海来到祖国的北方，跨进了北洋大学那高高的校门。

北洋大学是我国最早的工科大学，1895年由汉冶萍公司总裁盛宣怀创立，以土木、冶金、采矿等专业闻名全国。来这里任教的，除了国内的学界巨子外，美国人居多，他们习惯用英语上课。学生嘛，各个省区的都有，听起来南腔北调，各式乡音；吃起来，东甜西酸，各式口味，掺杂在一起，大学就像一个浓缩的小社会。大学的生活也特别丰富多彩，吃的有“以米食为主的南方伙”，有“面食为主的北方伙”；玩的有网球、篮球、足球、跳高、赛跑、武术等等，这些活动陈立夫都饶有兴趣，尤其偏爱网球，还经常代表班级参加校里的比赛。当然，给他印象最深的，还是这里的教学，要求十分严格，每年的期末考试只要有一门功课不及格就要退学。相反，学业优秀的，成绩总平均在85分以上的，可以享受减免学费的优待。陈立夫珍惜荣誉，更期望享受奖励的待遇，以减轻家庭的负担。因此在校期间，他学习特别努力，连续好几个学期都得到了奖励。

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

陈立夫入学的第二年，正赶上五四运动的大爆发。

由于天津、北京只有一箭之遥，北大的学生代表亲自到北洋大学演讲，宣传新思想，很快北洋大学的“火”也点了起来。学生们开始罢课，上街游行，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主义的口号声震天响。在学生的带领下，天津市民也行动了起来，投入这场运动之中。

陈立夫的文章写得好，被校委会召去编校报和简报。当时血气方刚的陈立夫也把同学们的信任当动力，既当记者又当编辑，每天都加班到凌晨一点。尤其是他采写的文章，文笔优美，事理生动，讽刺辛辣，常有一帮女性的“追星族”。因此五四运动中的陈立夫，以文发家，名震北洋，一时传为佳话。

应该说反封建的局限，似乎并没有影响陈立夫对反帝思想的全面接受，他深有感触地说：“当时，我觉得最重要的事，就是打倒帝国主义，而五四运动的发生，也就是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才会有全国人民共同的愤愤不平。中国既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参战盟国，何以还要受到割让山东半岛的不平等待遇，就在群情激愤、爱国情绪高涨之中，国民都期盼着参加巴黎和会的代表有所表现，据理力争；但列强诸国，却弃正义真理于不顾，彼此相互勾结，狼狈为奸，纷纷帮助日本说话”，因此，在和会期间，“国人的情绪鼎沸，一面支持着我们参加和会的代表，为争取国家的利益而努力；一面则在国内对日本实施经济制裁，由童子军到处出动，劝导民众不购买日货。”对这些自发的爱国举动，陈立夫深表赞赏，热情地称颂“五四运动无疑是促进中国争取独立平等的导火线，其后不平等条约的废除，都是从这次运动开始的”。显见，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陈立夫对苏俄革命的向往，对帝国主义的憎厌，以及对传统文化解不开的情绪，汇聚在一起，共同成为他爱国思想的发源，正像他在回忆录中所述：“这个暑期我对于孙中山先生的主义思想，并没有很深刻的认识，倒是有感于当时的国情和列强的侵害，我倒很向往于共产主义所说的一套。”总之，五四运动在为民族新生突破坚冰的时候，从更广泛的意义上哺育了一大批有爱国思想的热血青年，陈立夫也是其中的一员。

虽说这次运动持续的时间有限，但对青年学生思想上的影响是巨大的，陈立夫归结为三点：一是苏俄革命的思想；二是反帝的意识；三是爱国主义的精神。他在回忆录中说：“五四时期，我对新文化运动的作品非常有兴趣，由于在校编报的关系，所以阅读的书籍甚为广泛。如《新青年》《新思潮》等刊物，以及有关俄国革命和共产主义的书籍等，无不爱看。当时一般青年的思想多少有点儿‘左倾’，我亦不例外，苏俄抵抗帝国主义经过的书籍，文笔生动，使人羡慕，我相信许多青年人读了，都会觉得我们为什么不可从苏俄革命学习到一些反帝的新经验呢？”至于五四反封建的一面，陈立夫有许多保留，他说：“五四运动最响亮的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对于这种激进的反传统方式，我甚不以为然。因为我熟读经书，觉得并不怎样，在我的想法，腐败的传统，是必须要革除和创新，但认为旧传统一无是处，应该一起打倒，这毕竟是过分情绪化，而非出自理智的行为的。我深信完全否定自己传统文化的价值，一味模仿西洋或俄国的作品，未必就能使我们国家强盛，所以我一直认为‘打倒孔家店’，如果只是一句宣传口号，旨在唤起民族的觉醒，则尚无不可，如果是用以全盘否定传统的文化，则是矫枉过正，流于偏失了。”《成败之鉴：陈立夫回忆录》，（台湾）正中书局1994年版，第27—28页。

倘若再对两兄弟的思想启蒙作一番比较，那么，陈果夫受辛亥革命的刺激大一些，陈立夫受五四运动的影响多一些，因此在人生道路的选择上，哥哥对民众革命的热衷，要明显地强于弟弟；弟弟对文化意义上的自主意识，要略高于哥哥，这恐怕也是两兄弟价值取向上的一个重要差异。这些差异也影响着后来兄弟俩从政风格。

1923年，陈立夫五年的大学生活，以优异的学习成绩结束了北洋大学的学习，按照科学救国的志向，考入了美国的匹兹堡大学的煤矿工程系。

出国是在一个朝霞四射的早晨，他与他的同学们搭乘杰克逊总统号轮船从天津启程。起锚的沉闷的汽笛声，打破清晨的寂静。陈立夫胸怀实业救国和科学兴国之志，把志向定在更远方，也许不被父母理解，但是父母终会理解儿子的。因此在送行的队伍中他看不到父母的身影。

匹兹堡大学是全美的著名大学，以钢铁和煤矿为重点专业，闻名全国。它坐落在钢铁工业和采煤中心的匹兹堡市。负责采矿工程系的教授是勃莱克，勃莱克教授学识渊博，经验丰富，听他的讲课是一种享受。陈立夫曾以恩师相称。据说在他就任民国教育部长时，访问过美国，曾与恩师勃莱克相叙往事。

在匹兹堡大学就读的日子，陈立夫为了减轻家庭负担，主要搞一些勤工俭学，比如他每星期要到中国餐馆洗碗刷盘，到矿山实习兼做一些体力劳动，再挣上一些钱，还有少量的助学金，日子不宽绰，还算将就。1924年的夏天，他顺利地拿到了硕士学位。同时他撰写的硕士论文《中国煤矿业的机械化与电气化》，憧憬了中国的未来，指出了中国的道路，是一篇很有见地的论文，受到导师和留学生的大为称赞。陈立夫以丰殷翔实的史料，行云流水的文笔，几近一气呵成地叙说和论证了中国的昨天、今天和明天。全文透着一位有志青年报效祖国的拳拳之心。用陈立夫的话来说：“当我在写硕士学位论文的时候，仔细地看了总理的实业计划暨建国方略，钦佩不已并正合乎我的志愿了。”

学业结束后，他以学习的眼光游历美国的大好河山，参观了许多现代化的工厂和农场，尤其是著名的福特汽车厂，但见全是流水线操作，工人不多，十分紧张，分工之细，生产之速，效益之高，让陈立夫看得目瞪口呆。然后再想想祖国的落后，更激发了他建设祖国、报效祖国的决心。他在回忆录中写道：“眼见异邦的建设和发展，益感返国献身革命和参与国家建设的重要，我和几位好友如曾养甫、吴南轩、艾伟、徐恩曾、吴保丰、叶秀峰等人，经常在一起计划着学成返国的事，我们都充满了热忱和抱负。”

陈立夫还清楚地记得，那是一个中秋赏月的节日，身在异国，大家自动坐在一起，不知是谁吟诗一首：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触发了大家的伤感，大家合着节拍，眼含热泪，一遍又一遍地吟诵。片刻间，那寒窗苦读的艰辛，壮志未酬的宏图，去国他乡的孤寂，以及种种关于国家和民族的被人欺凌，全都化成了汩汩泪水，流了出来。这感人的一幕，直到陈立夫晚年还经常提起。

想当作家的陈果夫一夜暴富

陈其美死后葬在湖州城南的岘山。岘山风景秀丽，气候宜人。山中有一碧浪湖，清澈见底，游鱼如织，历历可数。在碧浪湖边，埋葬了二叔，也埋葬了陈果夫革命的前程。陈果夫追随二叔回到了家乡湖州碧浪湖边。为纪念二叔，也为抒发自己的志向，陈果夫创办了一份儿童的文艺刊物，取名《碧浪》。

应该说，二叔死后这个时期，陈果夫最为闲散。

二十多岁，应该是多梦的季节。作家之梦在他心中骚动。陈果夫拿起了笔，凭着文学的触角和幻想，他奋笔写起了童话和小说。因此，《碧浪》也成了他许多文章的发表阵地。他也常常向别人约稿，往往稿子来了他不满意，还不如自己的水平高，还不如自己动手来得快。在这个时期，他文思泉涌，写了不少的好小说，后来收录于王夫凡主编的《果夫小说集》。从这本集子里，不难看出陈果夫的文学天才。有人说如果陈果夫不从政，应该说是一位成绩斐然的小说家。在国民党的干部中，由作家到政治家，陈果夫当数第一人。

光阴似箭，转眼到了1918年春天，杨柳吐絮，玉兰飘香。

陈果夫收到了上海方面的来信。信是岳父大人朱五楼来的，岳父在上海的金融界工作，有点儿名气。他看到女婿赋闲在家，时间长了，会生长出不好的事情来。因此他再三写信，催陈果夫到上海在金融界找碗饭吃，抑或继承自己的衣钵。

陈果夫看了这封信笑了。他心想，岳父大人第一封来信是去年初，说工作已找好，催他快去。事隔半年，又来了一信，说考虑不好不要去。又过了半年，正是手中这封信，必须是三天内报到，不然他就不认这个女婿。这次陈果夫不敢怠慢，他知道岳父已经动怒了。他与爱妻草草收拾一下就上船了。

上船那天，天空飘着小雨点，打在脸上，湿润润的。小雨下了两天，他们到了上海时，小雨还是在不停地下。心急如火的岳父大人迎接了他们。

岳父问陈果夫，你是喜欢在上面工作还是在下面？陈果夫没有及时回答。岳父又道：在上面银行门面大，待遇高，锻炼也大，名利双收。要在下面钱庄，薪水低不说，工作也辛苦。好吧，话我都说到家了，你自己做主吧。然而陈果夫却不是这样看的，他认为上面银行的制度和运作方式，“自己可以看书研究”，而自己缺少的是实践。他明确表示要到下面钱庄工作。他把学问放在第一，赚钱放在其次。朱五楼一听就惊呆了，当然他读不懂陈果夫的心，但说了让女婿自己选，也就不好再添其他口舌。

就这样陈果夫便进入下面的晋安钱庄任助理信房。所谓助理信房，主要是帮助信房处理各种与钱庄有业务关系的信件。陈果夫做事不声张，天生就有一股勤奋钻研的恒心，再加上他能揣摩上级的心思，很受上级推崇，上级也爱用心教他。凭着这种精神，他很快掌握了本职业务，而且还干得得心应手。三个月后，信房先生生病死了，一时找不到合适的人选，暂让陈果夫代理。干了一阵，经理们见他完全胜任，便打消了另聘高人的念头。原来的信房先生，是经理同乡，月薪32元。陈果夫半路出家，月薪只有8元。现在他一身兼两职，薪水却分文未加。后来，做得实在吃不消了，请求增加人手，经理表面答应，拖着不办，累得陈果夫病倒了。朱五楼看不过去，出面找经理说话，总算加了4元薪水。

钱庄里的人员比不上银行，大多是学徒出身，文化水平不高，沾染的恶习不少，吃喝嫖赌样样在行。陈果夫严于律己，不管同事们如何引诱，他一概不予答应。但他也不愿得罪这些小人，只得经常接受他们的差遣，干些分外之事。好在他有学习的渴望，趁此机会多了解钱庄内部的运作方式，再看一些有关银行或经济学方面的书籍，眼界也宽了。一天，他突然发现一条挣钱的路。他异常激动，连夜找到蒋三叔（蒋介石）：“三叔，我发现一条投机挣大钱的路。”

蒋介石问：“什么事让你这么高兴？”

“做洋钿生意可赚钱。”

“你是听说的还是……”

陈果夫回答：“我是潜心研究的，同时又有人有了可靠的实践。我们要做，是第二个实践者。”

“你说吧，你找我是什么意思？”

陈果夫道：“我想找三叔借钱。”

蒋介石说：“你只知道挣钱，那赔了钱呢？”

“借钱还钱，赔钱也要还钱。这是天经地义。”

“那你借多少？”

陈果夫把巴掌翻了一翻，说：“三叔，就借1000吧。”

“好，1000就1000。”

且说陈果夫拿到款子，连同自己已有的积蓄，看准了全部投了进去，不出一天，洋钿直线上涨，到了第三周，陈果夫见势已到，果断出手，钱来了，除还去蒋三叔等人本钱后，他还多挣了600多两银子。

这对于靠薪水生存的陈果夫来说，真可谓一夜暴富。有了钱，就等于成了富人。陈果夫也当了一次富人。他体会更多的是：穷在闹市无人问，富在深山有远亲。当然，陈果夫也救济了不少朋友和穷人。九牛拔一毛，他仍然是富人。

证券交易初试身手

一天清晨，陈果夫正在信房里写信，蒋介石走了过来，陈果夫停下笔来：三叔找我有事？蒋介石回答，你说对了，找你是有事。请你跟我出去一趟，我们单独谈。陈果夫问，什么事这么神秘？蒋介石说，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他们找到了一家僻静的茶馆坐下来，首先蒋介石向陈果夫通报了孙中山的“革命党人要经商”的最新指示。原来，孙中山分析了革命屡战屡败的原因，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强大的经济基础做后盾。为此，作为革命领袖的孙中山奔波于国内外，其主要精力是筹备资金。历次起义的教训告诉他，革命精神与金钱比较，他更是缺少金钱。时值上海刚刚兴起交易所行当，孙中山认为交易所买空卖空，本钱不大，获利多多，今后革命经费应由华侨们捐款转移到自己兴办实体企业，比如像交易所等行当。在孙中山的指示下，江浙大财阀虞洽卿已经示范创办了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戴季陶、张静江，包括蒋介石也都入了股。虞洽卿为董事长，常务理事6人，理事17人，监察人为周骏，此人是蒋介石的老师。

陈果夫听后笑了，道：“什么孙总理的指示啊，蒋阿叔，看来你是奔我的钱袋来了。”

蒋介石也笑了：“你说对了，你袋里没钱我还不来哩！”

陈果夫想了想，说：“我只问一句话，三叔，这生意你做不做？”他知道三叔的精明，更相信三叔的判断能力。他相信三叔更胜于相信自己。

“能挣钱的事，我怎么不做呢？”蒋介石回答：“上海证券物品交易所那里已有了我的股份。”

陈果夫听后又笑了，笑得那样灿烂：“为革命，你做我也跟！”

就这样，在晋安钱庄做事的陈果夫，本与上海证券交易所无大干系，但在蒋介石的游说下，也卷进了交易所的事务中来。陈果夫事后有这么一段回忆：

“在民国九年的秋天，总理命令本党同志在上海筹设证券物品交易所。蒋先生把这件事告知了我，并且要我研究这问题，我因特地到日本人办的上海取引所去参观了两次。不久，蒋先生就要我和朱守梅（孔扬）兄及周枕琴（骏彦）先生、赵林士先生等商量，组织第五十四号经纪人号，名茂新，做棉花、证券两种生意。因为我比较内行，推我做经理，守梅兄做协理。我就写信到秦皇岛去，邀希曾弟回上海，做代理人。我们这一个号子布置妥当，恰巧交易所筹备就绪，于是一面开幕，一面开张，我的商业经验又转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且说“茂新”开市的第一天，很不顺利。第一天就亏本1700多元。这下可把陈果夫急坏了。因为茂新号只有朱守梅的2000元股本和陈果夫从晋安钱庄借用的1000元，现在一下子就赔了一千多元，那以后生意还怎么做呢？

经过总结经验，主要是用错了代理人。于是陈果夫重新安排人事，决定以后小心行事，稳扎稳打，一步一步地来。这样，“茂新”号才从小到大，由弱到强，慢慢地站稳了脚跟。

“茂新”前景看好，陈果夫便辞去了晋安钱庄的职务，把精力全部投入交易所生意，亲自拟定了“茂新”号的四条店规：一不作弊；二不随便拉客人；三不劝客人做多；四洁身自好。要求职员认真执行。

陈果夫为了调动职员的积极性，决定重新调整职员的生活费。同时向股东会提出，将红利的分派额部分酌情予以增加。如此一来，职员便比较能定下心来工作，而不再为自己斤斤计较了。“茂新”在陈果夫的经营下，日渐兴隆。陈果夫见有钱可挣，又和蒋介石集合朋友，发展一家“鼎新”号子，自己兼任协助，排在第四号，专门经营棉纱、金银生意。这一来，一门之内，可做花纱、金银、证券等大生意，营业更加畅旺了。这一期间，陈果夫经纪号子大约每年做了几亿元的交易，佣金收入总在20万元以上。陈果夫的生意最兴隆的时候，股市价已由最初的30元涨到150元，到年底达到220元，翻了七倍还多。

交易所是个投机的行当，买空卖空，充满了冒险与残酷。而陈果夫在这个投机行当里居然如鱼得水，生意越做越大，真可谓投机有门。经营证券交易所的成功，不仅使陈果夫个人能支持在上海高昂的生活费用，还能支持在天津北洋大学读书的陈立夫，而且也多次资助了孙中山的护法革命运动。由此，他与未来民国的“新贵”蒋介石，也结成了知己。

随着交易兴隆，蒋介石也打了个经济翻身仗，他也获利多多，先后娶妻（姚怡诚）纳妾（陈洁如），又在上海、奉化购置两处寓所。为光宗耀祖，他还扩充了祖宅，兴建了门牌，倡办了家乡小学。

于是这两个上海滩上的暴发户，在共同利益的驱使下，虽是叔侄关系，又有了兄弟一层的关系。蒋介石在陈果夫的身上看到了陈其美的影子。

蒋介石的母亲去世，孙中山写来了祭文。蒋母下葬时，陈果夫亲去溪口的白岩山，代表孙中山宣读了祭文。令蒋介石感激涕零。

另外，蒋介石的爱子蒋经国在上海求学时，完全托付给陈果夫，包括零花钱都可以向哥哥要，不必客气。

股市有风险。正在生意兴隆，高兴点钱的时候，1922年初春刚过，交易所风云突变，股市行情一个劲儿地下跌，又从220元跌到100元；从100元跌到30元。30元是本钱，且说还在跌落，又从30元跌落到20元。最后无办法陈果夫只得抛出，一下子他成了个欠债的穷光蛋！也就是说，陈果夫在这场投机生意中最终还是赔了60万元左右。

陈果夫每每想到这乍枯乍荣、暴贫暴富的日子，他不禁扼腕而叹：“那真好比一场春梦啊！”然则，作为陈果夫人生道路的一部分，对他的将来发展，意义不俗。

第十七章

崭露头角

蒋介石向陈果夫发来了电报……

1924年暮春的一天。

美丽富饶的珠江的长洲鸟岛上，黄埔军校就坐落在山坡上。

山坡上，身着黄灰色军装的学员们在进行操炮演习。

操场上，学员们在操练拼刺，精神抖擞的口令声一阵阵传来……

山下军校的军械库，整箱整箱的枪械堆积如山。

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在蒋介石、廖仲恺、鲍罗廷的陪同下巡视。

孙中山问：“扣押下来的商团枪械都在这里吗？”

廖仲恺点点头道：“共计有9000多支长短枪，30多万发子弹。”

蒋介石补充说：“还有机关枪，是最新式的德国出品。”他打开一个木箱，从尚未拆开油纸的轻机关枪中取出一挺，展示给孙中山等人……

孙中山沉默。

胡汉民说：“陈廉伯要求无条件地把这些枪械发还给商团，否则就要实行总罢市！”

汪精卫插言：“英国领事也正式出面干涉。声言如果商团受到攻击，英国海军将立即采取行动，后果将是十分严重的。”

孙中山满腔愤懑地说：“我国革命，历来遭到帝国主义列强的反对和扼杀。很明显，这次干涉，就是针对改组国民党而来的！仲恺、介石，军校要做好应变的准备。”

蒋介石道：“商团胆敢捣乱，我们坚决镇压！”

胡汉民不无惊诧：“军校学员的战斗力如何？都是进校才两三个月的娃娃兵！”

廖仲恺笑一笑：“展堂，别忘了执信生前曾经说过，‘有主义的兵’是可以以一当十的！”

鲍罗廷不断颔首，表示赞许。

他们扭过头去，从学员们演习操炮的山坡那边传来了隆隆的爆炸声……

接着他们来到军官餐厅。

一排排长餐桌前坐满了军官。其中有几名苏俄教官。

孙中山一行走入，全场肃然起立。

这就是当时的黄埔军校写真。

孙中山视察完军校后，向陪同他的校长蒋介石微微一笑道：“白手起家办军校，同志们劳苦功高！”

说起军校建立，那是孙中山在第二次革命开始时就想到了，所以他一到广州后，在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召开期间，他就提出“仿照苏联模式，建立黄埔军校”，开始筹建。因为蒋介石毕业于日本军校，是孙中山的第一个校长人选。

蒋介石接受这个任务后，忙得团团转，心想，打仗还是父子兵。他急需帮手，能独当一面的帮手，而且还不是一人，他脑海中浮现出许许多多的人影，排在第一位的就是那个叫自己“三叔”的陈果夫。这个年轻人是南京陆军四期毕业，令他刮目相看。于是他连夜写了封信，信发出后，他又觉得慢，于是他发了封电报，催促陈果夫来羊城报到。

陈果夫当时正在上海为父亲陈其业跑医院看病。接到这封电报，他十分犹豫，主要是父亲的病情还没有得到有效控制。一是他离不开，二是去南方他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同时，他也不清楚南方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电报文字简洁，没有说明。就在接到电报的第二天，他又接到了蒋介石的亲笔信，信上写得清楚，三叔办军校，需要他帮忙。

接着陈果夫给蒋介石回了封长信，主要声明了他愿意帮助三叔完成宏志，感谢三叔的信任，同时也表白了父亲生病，稍候几日，即可启程。

出手不凡

不几日后，陈果夫出现在羊城街头的时候，羊城的空中下着淅淅沥沥的小雨。蒋介石热情接待了这位来自上海、不是亲侄胜于亲侄的陈果夫。交给了他三项在蒋介石看来均是十分棘手难办的事情。陈果夫出手不凡，三件事办得样样出色。这为陈果夫日后官运走红打下了基础。

且说第一件事是为军校采购物资。主要是军服500套，还有一些办公用品。当时广州市的风气不好，物价上涨，再加上军校开办经费紧张，所以蒋介石决定由陈果夫在上海采购军服。这样可以节省三分之一的经费。

陈果夫立即回到上海，凭他在上海的多年闯荡，货比三家，很快找到了一家质量好价格优惠的服装厂。正式签订了制作500套呢制服、呢大衣、皮鞋、帽子、皮件及衬衣的合同。半个月交货，正式报关，交由转运公司起运。

谁知接揽生意的服装厂老板为了巴结客户，在每件服装的内口袋上方缝一条白布。恰恰是老板的这一“画蛇添足”，给报关检验带来了麻烦。海关认定是军服，不能起运，全部扣留。任凭陈果夫如何解释，海关的长官还是不通融。第二天，陈果夫请到上海证券交易所的老板虞洽卿先生从中帮助，看在虞先生的面子上，经过十多天的交涉，陈果夫急得满嘴是泡，总算是把扣留的500套军服等收回。不过其中有束腰皮带、枪带、刀鞘三样东西，海关认为是军用品，必须充公。陈果夫不干，虞先生对他说：“不要争了，这点儿东西作为酬谢关员吧，不要追究下去了。”所以陈果夫也不再吵了，自认晦气罢了。

可是军服等收了回来，仍然不准出关，这使陈果夫感觉困难，再次发起急来。眼看再要推迟，就要真正耽误军校的到货时间，陈果夫心急如火。他几次向海关监督公署商讨，都无功而返。最后他问了一位同学的朋友，告诉他说：“有一路可通，不过要你自己去想办法，官家是绝对不能通融的。”

陈果夫听了此话，心想这一定是黑社会的公司。于是四处打探，果然有这么一家公司，专门从事偷税和包运货物，并且运费较正式报关起运便宜。在黄浦江边，一个高门台的地方，陈果夫找到了这家公司总裁。总裁戴着墨镜，说话不着调门，给陈果夫印象是不像个好人。陈果夫不敢贸然把全部货交他托运。他留个心眼儿，只作少量托运，试探真假。结果少量托运的货物不几日就到了广州。于是他便大胆起来，将这批货物送到指定地点，而且计算起来，比正式办法发送还便宜数百元钱。

后来，黄埔军校所用的军装皮件、办公用品，以及教导团第一、二团全部的棉衣、军毯等等，均在上海制办，都是交那家公司负责装运。有了这次经验，陈果夫才明白北京政府时代海关上的弊端重重，与那个公司，实在是声气相连的，不但关员与公司相通，就是码头工人、轮船买办、水手，也是一个鼻孔出气的。有一次，他们的货物正在上船的时候，被一位新任的外籍关员看见，抓住了人。但因为关员人少，毕竟被环境所同化了。还有一次，在码头上被巡捕发觉查出，正要把人货扣留的时候，忽然两个流氓在旁边打起架来，这巡捕就前去劝解，等到事毕，再找那个夫役，早已偷运过去了。所以他们虽在北京政府托王亮畴设法弄了几张护照来，仍未利用。

通过采买一事，陈果夫得到了锻炼，认识了社会，完成了任务，得到了蒋校长的称赞。

陈果夫在办采买的过程中，广州蒋校长又发出了第二项指令，黄埔军校决定成立教导队，开始招兵。陈果夫奉总理委任为招兵委员之一，并主持招生之事。陈果夫说：“到十三年底，校长转来一张总理委任状，要我与赵澄志、刘祖汉三人为招兵委员，并由校长指定要我主持其事。那是为了黄埔一、二两个团教导队征募的。校长要我们在江、浙、皖三省招募新兵。我对此全系外行，所以校长陆续派了陆福廷、戴任、王震南、王伯群、胡公冕、陈乐亭、周少游诸先生来帮助。新兵的来源，最重要的地方为温州、金华和徐州三处。当时总理曾打电报给卢永祥，请他从旁帮助。卢表面虽是答应，暗中却破坏。这时齐燮元和卢永祥两人发生冲突，卢永祥也正在招募新兵。我们有一批从金华招来的新兵，约计有一百多名，经过杭州，被卢永祥发觉扣留，意欲留自己用，虽经我方交涉放行，结果到了上海北站，仍被他们用电报逼回来，回到杭州，就下令解散。这批新兵，来自金华，身上又没有钱，进退不得，后被他骗入营去。还有自徐州招来的兵，也被齐燮元、张宗昌先后截留。更有由内地送来的时候，半途被其他招兵机关高价收买，或被诱骗过去的也不少。到了上海以后，除了每人发给一张船票和几角零用钱外，另外又分发了些席子、罐头、酱菜，规定几个人合用，才被押运上船送往广州。因张毅、张贞、洪兆麟、范石生等部队，也在各方面招兵，因此，经过厦门、汕头、香港，一路上又有被他们诱骗过去的。这种损失，也很可观。当时我们认为徐州来的新兵最好，因为有不少还拖着辫子，最原始的乡下人，和上海附近所招的不同。处州、金华招来的兵，也还不错。温州的兵好闹事，不能安分，住在旅馆里，上下码头时，闹了不知多少次。校长接连来电，命令我们不要招收内地的土匪，而有些招兵的人，平时爱护家乡的，往往要招些土匪出来，还有些小包头儿，就近招些流氓棍徒充数。在这次招兵中间，很可以看出各式各样的人心。招来的兵，有些是来骗钱的，有些是被人用法子骗来的。招兵的人，有被人骗了的，也有因公牺牲的。论成绩则以陈乐亭招来的金华兵、卢仲英招来的金华、杭州、上海（在上海失业的浙江人）各地的兵为最多。王震南招来的台州及嵊县兵，赵澄志招来的处州兵，数目虽小，大半勇敢稳健。陆福廷的苏北、皖北的兵，亦多可取。戴任与胡公冕的温州兵则好坏不等。王伯群因所托非人，未招一人，反而赔了一笔钱。有一个叫孙良的，从前曾在方振武部队里当过几年排长，在校长面前自告奋勇，情愿到上海来任招募的事情。留在上海两个月，未见募到一人，催了他几次，自觉无颜，只好自己领了一张士兵乘船的票偷偷地回到广州，后来当了连长。校长东征的时候，派他在前线作战，因未奉命令，擅自退却，遂被枪毙，他是实行连坐法中第一个被正法者，还有一件事，就是我们有一批在杭州以西金、衢、严等处招兵的人，在孙传芳进占杭州之后，被捉了去，孙传芳为给人下马威起见，就把其中张亮、张式球、腾志云、张得胜四人枪毙，这是因公牺牲的人，值得我们纪念的。周少游、戴任二位先生早已去世，他们当时的努力也是应该纪念的。自十四年春到十五年4月底，我移交给杨啸天办理时为止，总计所招的新兵，约四千多人。自招来之地起运至广州为止，连各种费用及损失在内，平均每人计费21元数角。这是算黄埔部队里的基本兵，与黄埔学生官长合起来说，也就是统一中国的基本的队伍。”

后来，蒋校长又两次催要战马，陈果夫也成名副其实的“马贩子”，不畏千辛万苦，先寻找伯乐，然后由伯乐相马，共贩了两批，共计86匹好马由上海运到了广州前线。

要说蒋校长交代要办的第三件大事就是在江浙一带罗致人才。

且说广东革命政府初创，奇缺军官、军医、无线电通信和其他技术人才。蒋介石电命陈果夫代为罗致。并和陈果夫开玩笑地说：“今后你就是军校驻上海办事处的长官，我有什么事你就给我办什么事！”说来简单办起来难。这事不像采买军品，不像招兵买马那么简单，着实让陈果夫大伤脑筋，他在回忆录中亲笔写道：

“关于无线电人才，当时北京政府之下，颇有些与我相识的，不过很不容易找。有个姓朱的，我跑去找他六次，还是因为嫌路太远不肯去”，以致忙活了半天，一个也没有找到。“军医经多方设法，才找到了四个”。另外，还“找到一个自言在沈阳兵工厂会制造迫击炮的人，送他去了广州，居然帮着我们在三个月内造出了一百尊迫击炮”。后来，“又找到一个制造飞机的”，结果中途被别的工厂挖走。在蒋介石的授意下，陈果夫试着给在美国攻读矿业硕士的弟弟陈立夫也去了信，说是国家正是用人之秋，要求弟弟学成归国。“至于军官，经各方介绍成功的，共有二十余人”。数量不算多，但对新生的革命政权来说，称得上雪中送炭，正逢其时。

陈果夫由于工作努力，任务完成得相当出色，他受到了广东国民政府的赞赏。1926年1月，国民党二大召开，陈果夫作为国民党新生代的翘楚，被选为第二届中央监察委员，开始进入政治中枢，时年34岁。3月，他奉召南下抵革命策源地广州任职。上海方面的招兵工作，移交给杨天啸接任。

立夫的从政选择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协和医院病逝。广东革命政府处在群龙无首的状态。汪精卫与蒋介石貌合神离；汪精卫与胡汉民反目成仇，派仗已打到了国民党的最高层。汪、蒋、胡身为国府主席、军队首脑、党内元老，为什么不能、也不愿在主义的旗帜下，在党的既定纲领下，求同存异，一致对外呢？问题就出在主义和纲领上，他们对后孙中山时代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国民革命的目标，以及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在理解和实施方面出现了偏差。

且说这是一天的清晨。三辆黑色轿车从广州市百子路蒋介石的东山寓所驶出，风驰电掣般地驶进快车道，下了快车道，径向海关码头。

这前车开道，后车保镖，中间车坐着主人蒋介石和他新任的机要秘书陈立夫。

说起新贵陈立夫，他是刚报到上班不足一个月。早在兄长陈果夫在上海为蒋校长罗致人才的时候，陈立夫还在美国大学求学，与兄长不同的是，他走的是科学救国的路。后来在兄长的催促下，陈立夫回了国，使蒋介石和陈果夫失望的是，他没有听劝，而去了一家中兴煤矿公司做了一名矿业工程师。

他血气方刚，口吐“狂言”，大有干出一番事业的雄心壮志。于是立即走马上任，全身心地投入到他所喜爱的专业工作中去。然而他错了，很快他发现公司的环境和研究条件与匹兹堡大学简直是天地之别，英雄无用武之地。这时，先前达到沸点的他一下子降到了冰点，他彻底失望了。作为长兄，陈果夫看了出来，及时进行点拨。这时，陈果夫又与蒋介石通了信，要求蒋三叔出面做工作十有九成。当时蒋介石求才若渴，非常之高兴，他也正要培植自己的势力。陈立夫是自己盟兄之侄，又是高才生。于是蒋介石直接给陈立夫去电，希望他速来广州供职。

陈立夫接电后，对蒋三叔欣赏自己是个人才，颇感高兴。但是他觉得自己从中学到大学所学的是矿冶专业。考虑再三，陈立夫以措辞婉转的口气，回电谢绝了蒋三叔。

蒋介石看了回电，哈哈笑了：“别人找工作，都是人求我，这次却是我求人。”于是他再次发了封急电：“现在是需要你革命的时候，还开什么矿？要开矿，可开采革命之矿！”

这次陈立夫不敢轻易回绝了。对于蒋介石对自己如此信任，很是感动，再加上在中兴煤矿工作也不尽如人意，而哥哥陈果夫从中敲边鼓，陈立夫动摇了。年底，陈立夫拿着陈果夫写给蒋介石的信，离开上海去广州投靠蒋介石。

此时蒋介石已身居要职。他是广东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的八名委员之一，同时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军长、黄埔陆军军官学校校长、广州市卫戍司令、长洲要塞司令长官。大权在握，蒋介石日益加紧了对国民政府领导权的篡夺。他悉心培植自己的私人势力，把一切忠于他的人都网罗在其周围，逐渐形成以他为中心的右派力量。陈立夫的到来，令蒋介石喜出望外，他手下需要陈立夫这样出洋镀金的青年。

在随便问了陈立夫一些国外留学的情况后，蒋介石问起了他到广州来的打算。陈立夫说：“我没有学过军事，不能投身行伍，只是希望做点儿文职工作。”

蒋介石满口答应了他的请求，当即安排他为黄埔军校校长办公室机要秘书，跟随蒋介石的身边，参与机密事宜。

陈立夫刚来一个月，蒋介石已看出了喝过洋墨水的人就是不一样，他悟性高，环境适应得快，情况来得及时，提出的建议也与众不同。此时，坐在轿车后方的陈立夫，想对蒋介石劝说点儿什么，一看到坐在前排的蒋介石双目紧闭，在思索着什么，欲言又止。

陈立夫望望窗外，过了珠宝金店，就要到码头了，如果再不说就没有时间了。陈立夫便打破沉默，试探性地问蒋介石：“看来非要去上海不成吗？”

蒋介石是一脸的深沉，听到陈立夫的问话，反问道：“啊，你有什么高见？”

陈立夫不紧不慢地打开了话匣子，娓娓道来：

“校长，我认为离开广州去上海不妥。为什么要避开呢？国民政府的八个军中，第一军有三个师，实力最强，掌握在校长手中。其他各军虽对校长有些怨言，但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更何况校长兼任广州卫戍司令，守卫广州的部队还掌握在手中，为什么要放弃呢？

“汪（精卫）主席虽然也想整整校长，但他有点儿书生气，胆子不够大。汪主席不是想用王懋功师长来推倒校长吗？可前些日子，校长以‘图谋不轨’的罪名，撤掉其师长职务，并将他押送上海，汪主席不也是无话可说吗？还有，苏联顾问也不可怕，那个季山嘉总顾问不是不同意校长的北伐策略吗？可校长向汪精卫提出免去季山嘉总顾问的职务，季山嘉不也是表示愿意辞职吗？

“共产党人虽然唱高调，颇能煽动民心。但他们那个总书记陈独秀却很好对付，只要控制他，共产党就好应付了。

“校长，你不要太心慈手软了。我们有兵为什么不干呢？为什么要成他人俎上之鱼肉呢？”

陈立夫的一番话，句句都点在了蒋介石的心坎上。是啊，蒋介石又何尝想离开广州呢？但是不离开广州，又该怎样动手呢？蒋介石又陷入了沉思之中。

陈立夫见蒋介石并无什么话要说，心中很有点儿不安，看来蒋介石并没有听从自己的劝告。难道他真的下定了决心要离开广州吗？陈立夫也在思考着。

“嘎——”的一声，车停在了码头上。蒋介石的侍卫官从外面打开了车门，请蒋介石下车。谁知蒋介石仍坐着不动，侍卫官不知怎么回事，一路沉默的蒋介石忽然开了腔，命令司机调头往回开。开出了一站地，蒋介石长叹一声，又嘱咐司机返回码头。陈立夫一听急了，顾不得自己的身份，放大嗓门儿说道：“我们走了，总理交给校长的任务将由谁来承担呢？”

蒋介石听罢想了又想，终于下定决心，对司机说：“开回东山公馆！”

到了公馆，蒋介石独自上楼，将自己关在屋里，过了好长一段时间，才听里面传出重物砸在地板上的声音，紧接着蒋介石一声大喝：“干了！”这时，守候在楼下的陈立夫一阵轻松，心里说不出的痛快，倏地想起京剧《甘露寺》里的一段唱词：“劝千岁杀字休出口”，我这次可是“劝千岁杀字要出口了”。许多年以后，每每回顾起这段往事，陈立夫总觉得自己在关键时刻，帮助蒋介石完成了一次历史性的选择，他说：“如今回想起来，蒋公当时考虑走与不走，可说各居一半，当其踌躇犹豫间，经我一问，乃使其不走之决心，顿形加强。”这件事，乍看虽小，但影响却极深远，由此“种下了杀机”，否则“民国十五年以后我国历史岂不将要重写？”

蒋介石要动手了。

接着蒋介石找到其心腹王柏龄，策划于暗室，又多次纠集党徒召开秘密会议，陈立夫作为机要秘书也参加了会议。

为了替自己的反革命行动找到借口，蒋介石指示手下四处造谣：

“共产党要暴动，推翻国民政府，组织工农政府。”

“汪精卫、王懋功都加入了共产党，共产党准备倒蒋，正在黄埔军校查账，说蒋介石贪污。”

“有人要把蒋介石、陈立夫等劫往海参崴，为他们二人前往苏联的护照都准备好了。”

“国民政府准备宣布共产，所有私人财产都要没收。”

诸如此类的谣言使得广州市民人心惶惶。

一切准备完毕之后，蒋介石决定从“中山舰”动手。

为什么要从“中山舰”动手？这有一段缘由。原来“中山舰”舰长李之龙是共产党员。他在任海军局政治部主任期间，曾查处过蒋介石的盟兄弟、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走私的活动，颇伤蒋介石的面子。更何况，李之龙后又被提拔为海军局代理局长，不论从哪一方面来看，打击李之龙都有利于蒋介石的野心的膨胀。

3月18日，蒋介石指使其亲信、黄埔军校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传达他的命令：

“着即通知海军局速派得力兵舰二艘，开赴黄埔，听候差遣。”

李之龙接到命令后，遂用笔写了两张命令，分别交宝璧舰舰长、中山舰代理舰长，命令即将舰只开赴黄埔，听候蒋校长调遣。

19日上午，宝璧舰、中山舰先后抵达黄埔。当中山舰开到黄埔之时，蒋介石即大耍无赖，矢口否认，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中山舰“无故移动”，是“不法行动”，“显然是共党阴谋暴动”。

这天晚上，蒋介石又召开紧急会议，商量办法。陈立夫参加了这个秘密会议，极力鼓动蒋介石不要错失良机，应立即采取行动，对共产党实行突然袭击。有人怕舆论谴责，陈立夫立即驳斥，认为不必顾忌。在陈立夫的鼓动下，蒋介石再次痛下决心，“今日若无决心，岂能挽救本党？”

20日凌晨，蒋介石派人抓走仍在睡梦之中的李之龙。随后又调动大批军队和警察，断绝广州市内交通，实行戒严，扣留中山舰及其他海军舰只，包围苏联顾问的办事处及住所，监视苏联顾问。拘捕黄埔军校及第一军第二师中的共产党员四十多人。同时蒋介石还密令何应钦将驻防潮汕的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全部逮捕，并取消第一军的党代表制度，汪精卫的住宅也被蒋介石派兵“保护”起来。

由于共产国际指示的错误，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思想，“中山舰事件”之后，蒋介石很快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作出查办李之龙、季山嘉等苏联顾问回国、共产党员撤出第一军的决议。汪精卫也声称病了，赴外地求医。

中山舰事件，陈立夫自始至终都参与了此事，并在其中担任了极不光彩的角色。如果不是陈立夫劝说蒋介石不要离开广州，断不会有之后的中山舰事件。周恩来后来指出：“张静江、陈立夫都于1926年1月2日回到广州市，同蒋介石进行勾结，挑拨国共关系。这就是3月20日中山舰事变的原因，也是3月28日事变以前的政治形势。”

在这件事上陈立夫所表现出来的对蒋介石的忠心，对共产党极端仇视的心理和顽固的反共态度以及在复杂事变中的机警沉着和诡计多端，都深深获得了蒋介石的赞赏。为此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日方知孤臣孽子操心之危，处境之苦，若非亲历其境者决非想象所能及其万一也。”北伐开始后，陈立夫被提拔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秘书处秘书兼机要科长。他工作认真负责，凡是蒋介石签发的文件，他总是逐字逐句地从头至尾阅读一遍，然后交监印员盖上大印。他对下属科员管束甚严，每到一地，他总要召集部下训话，要求机要科员精心保管好印章、文件等物品，以免战乱中受损。

陈立夫的工作作风和态度，令蒋介石刮目相看。不久，蒋介石让他主管整个秘书处的工作，成为蒋介石的贴身心腹。这为陈立夫日后飞黄腾达奠定了基础。

果夫的“三把火”

“中山舰”事件，彻底将蒋介石反共反人民的嘴脸暴露无遗。早在事件前的两个月，周恩来已看出了蒋的反动本质，曾与两广区委书记陈延年一起找鲍罗廷商量，打算将全部共产党员撤出蒋介石的第一军，联合其他非蒋系部队与汪精卫联合成立国共合作的军队，以孤立和打击蒋介石。蒋介石对此当然不会不知道。所以他先下手为强，发动“中山舰事件”，既整肃了他的第一军，又将他的首要政敌汪精卫驱逐出了广州。随后，他装着一副亲苏、联共的嘴脸，为获得苏联顾问和中国共产党的谅解，不立即导致国共分裂的局面，以负荆请罪的姿态，说什么“此事起于仓猝，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为由，“自请从重处分，以示惩戒而肃纪律”。在这里足可以看出他两面派的嘴脸。

且说蒋介石虽然爬到了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位置，在党内一跃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人物。这时他也清楚地知道，孙中山去世后，党内党外群龙无首，党内有党，党外有派，表面上你好我好，其实这中间到处有激流险滩。如果他的野心稍稍有所表示，那将是众矢之的。蒋介石明白自己资历浅，当朝元老很多，论地位，他得往后排，这也是人贵有自知之明，蒋介石的聪明也就在这里。所以他采取掩护的手段，把其“右派”的嘴脸、“野心”的尾巴好好地掩护一番。一时间，蒋介石的行为迷惑了不少人。包括共产党的高级干部们。以至于后来在国民党中执委第二次全会上，蒋介石抛出了他精心策划的《整理党务案》时，共产党员还为其美言，热烈鼓掌。殊不知这个《整理党务案》的核心之核心，就是以“纯洁组织”为名，达到排斥共产党之实。由于蒋介石事先准备得充分，又有一个冠冕堂皇的说法，提案是在“一切革命势力合作原则万岁”的口号下发布的。它有很大的欺骗性。

“二次全会”开了八天，蒋介石不仅仅是通过了他的《整理党务案》，而且又使他成为了国共两党联席会议的代表，免去了谭平山、林祖涵、毛泽东、刘芬的代表职务。同时免去了毛泽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任命顾孟余任宣传部长，任命蒋介石为中央组织部长。这也是蒋介石最大的收获。全会以后，他更是青云直上，当上了统帅三军的总司令不讲，接着中执委临时全会选举，他又爬上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宝座。蒋介石借助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一下子权倾朝野。按照蒋介石的话说，他只不过使了个小小的心计而已，结果收获大大，特别是中央组织部长的要职，更令他欣喜若狂。

中央组织部是他培植自己势力的园地，一个好汉三个帮，因此他想到了再找一个好帮手。蒋介石首先想到了陈果夫。

组织部人员更换，历来敏感，备受关注和非难。好在陈果夫刚从上海初来乍到，跟谁都不大熟悉，没有派性，再加上他头上有“陈其美亲侄”的光环，就轻而易举地得到了大家的认可，到了中央组织部做了秘书工作。其实他是“部长第二”，或者说是“二部长”。据陈果夫在《十五年至十七年间从事党务工作之回忆》：

原任组织部部长谭平山，秘书杨匏安，都是共党分子。在这个时期，本党与共党已经开始斗争，我能顺利接收，要追溯到过去两年的情形。十三年（1924年）本党改组以后，已呈分裂现象，那时我对党务，未加闻问。后来奉蒋先生之命，在沪担任招募及黄埔后方勤务工作，因为职务上需要与各方面接触，纯粹本党同志与跨党分子双方均来问我对党务的意见。我除了答复党内不能有党的主张外，其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同时双方都要我登记，我都没有参加，因此，对各方面均无恶感而能达成在上海的重要任务。等到发展组织部秘书以后，多数共产党以为我没有直接办过党务，所以不甚注意。其知我者，也认为我没有参加过任何反共组织，是比较超然的人物。所以到中央党部组织部任秘书职务，毫无阻碍。

这时陈果夫以貌似“中性”的角色进入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后，发现党务已经到了严重失控的地步，情势比预想的还要严峻。他说：“我们的党务，好久无人理问了”，在中央，“秘书处由三个共产党员”把持，可以说，“已经为共产党完全篡夺”。在各省市方面党务“大半为共产党主持”，下层“已无基础可言”，至此，才觉得肩上的担子沉重起来。

万事开头难。

他上任烧的第一把火是，决定先从本部机关着手清退共产党。当时，中央组织部共有29人组成，真正属于纯粹的国民党分子的只有三人，其余的要么是共产党员，要么是受共产党影响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工作根本无法进入预设的轨道。陈果夫请示了蒋介石提出用掺沙子的办法，增加精明强干的本党同志。蒋介石点头赞成，并让陈找丁惟汾、顾孟余商量人选问题。经过商议，大家一致赞成由段锡朋、王乐平来中组部工作。为了不打草惊蛇，陈果夫事先辞去共产党部员和国民党部员各一人，以完成新旧交替。看上去好像一碗水端得很平，其实，无论于质量，还是数量，国民党右派都有大的进账。

段、王入阁附翼后，陈果夫开始整肃内部，用他自己的话来讲，即“自段、王两人入部相助后，开始办理党员重新登记及调查工作，对部内同志厉行考核”。在进行的过程中，陈果夫巧妙地掌握了两个度：一是不做扎眼的事，不硬性使用反共色彩浓厚的人；二是“自动”辞职留下的空缺，绝不用跨党分子。比如有一次，陈果夫对部内考核优秀的两位同志予以晋级提拔，中央党部秘书处秘书、共产党员杨匏安怀疑陈别有用心，出面干预，把这两位同志调往他处，陈马上将本党的郑异、萧铮填上。又如，一位姓谭的共产党部员，因为外厢兼职过多，不能集中精力从事本部工作，陈果夫通过纪律警告的方式对谭施加压力，弄得谭看见陈果夫就十分紧张。有一天，陈通知谭参加一个重要会议，正巧与共产党组织的活动发生冲突，谭没有按时与会，陈就故意把事情弄大，让部里的同志满世界找谭。一个星期后，谭回到机关，顶不住四面八方的呵斥，只好提交了辞职报告，陈果夫立即照准，同样又以本党人员填上。如此一而再、再而三地反复演试，调离的调离，辞职的辞职，不出半年，原先差不多接近“赤化”的中央组织部，“仅留有共产党员三个，其余的都是纯正的”国民党分子了。

陈果夫用软刀子杀人，完成了组织部的大换血，这一手，连蒋介石也认为干得漂亮、老到，禁不住将谭延恺的评语搬来，连声夸“果夫有办法”。1926年7月，中国国民党发表《北伐宣言》，蒋介石率领国民革命军北上。临行前，经他提议，由陈果夫接替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一职。这一方面，可以看做是蒋对陈工作的奖赏。

新官上任三把火。陈果夫不知不觉中已烧了一把火，将共产党从中组部里赶走。紧接着的第二把火，就是对下属各级党部进行清理整顿了。陈果夫最先注意到广州市党部和广东省党部，一个“内容腐败”，一个两党明争暗斗十分激烈，他通过“视察及指导”的办法插手干预，很快把问题解决了。随后又将广东的经验逐步推广到面上，由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陆续派出“部内富于工作经验的同志”，赴下级各党部“担任指导工作”。陈果夫把这一经验概括为“穿线”，成功的前提：“第一要能够避开共党的视线，第二要老同志认为他们不偏不倚，而且必须具有忠于国家民族、忠于本党主义、认识共党阴谋，信仰领袖的真诚才行。”

当时具体的分布如下：段锡朋、郑异去江西；萧铮、王宇春、葛武肇奔浙江；郭春涛往西北；陈希豪到上海；贵州有张道藩；北京有吴铸人、董冠贤；甘肃有田昆山；福建有丁超武等等。陈果夫解释这样做的理由是：“上述各地，本党党务均受共党的把持，我们必须派人去，宣传中央意志，使各地同志明了重新登记之必要。”掌握“同志间联络与组织，及和共党斗争的方法”。实际做成的效果，后来被证明是成功的。陈果夫自称：“到清党时期，除派到浙江的王宇春被共党利用叛变处死，郭春涛随着冯玉祥不返，可说是用人失当之一憾事外，其他都能达成任务。”也就是说，经过国民党中央组织部的指导以后，各省党部、特别市党部根据《整理党务案》，已把执行委员会中的共产党员有效地控制在三分之一以内了。对此，周恩来心情沉重地说：“这样，右派在组织上占了极大的优势，我们在党务方面已毫无地位。陈果夫、陈立夫便利用他们的地位，在各省发展右派”，形势开始朝着不利于共产党的方面恶化了。

陈果夫整理党务的第三把火是办党政训练所，负责培养“合格的”干部人才。此前，国民党的训练机构大多由共产党掌握，培养了一大批忠诚于无产阶级的革命同志。清理整顿党务之后，共产党虽然被逐出了教育领地，但干部匮乏的矛盾并没有解决。陈果夫与当时负责国民党中央工作的张静江等人商议后，决定拟办党政训练所，以解燃眉之急。报告呈递上去未久，国民党中央就批复同意，任命陈果夫为党政训练所所长。经过严格的筛选，陈果夫招收了第一期100名学员，制定了相关的纪律、规章制度以及教学计划，包括蒋介石训话，学习国民党党史、国民党章程等等。然而事与愿违，学生中出现了严重的亲共倾向。陈果夫当机立断，以“思想行为不端”的名义，开除了12个激进的学生，以儆效尤。谁知，反而激起更大的波澜，进而转变为风潮。陈果夫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连忙去广州公安局，请老同学李章达局长帮忙派军警前往压制。李章达不满陈的做法，碍于情面敷衍了事。第二次陈再去求助，李便不予理睬了。陈果夫气急败坏地跑到张静江那里告状，张下令免掉了李章达的局长头衔，才平息了风潮。事后，被开除的学生差不多超过一半，训练所眼看办不下去，只好草草收场。余下的学生分别被派往甘肃、福建、广东、北京、南京等地，其中不少人后来成为反共的中坚力量。

相比前面的“功绩”，这第三把火似乎烧得不够炽亮，好在把住了宁缺毋滥的原则，总算没捅大的娄子。陈果夫总结了经验教训，又重新拟定扩大党政训练所的计划，并先后与国民党的理论专家戴季陶和党务专家丁惟汾共同磋商后，把方案提交中常会讨论。后来，这一计划获得通过，党政训练所改称为中央党务学校，后又改称为中央政治学校，最后再改为国立政治大学。想不到最初不显眼的那把火，竟烧出一片偌大的天地，造就了以党务相对军事、与黄埔互为犄角的干部摇篮。从这里毕业的学生，后来大多成为“陈家党”的基层干部力量。因此，无论从国民党组织建设的角度看，还是从派系发展的角度看，陈果夫烧的这把火都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

从“欢迎”到“打倒”

从1926年7月9日起，国民革命军开始北伐，三路大军从广州分别向北挺进，攻无不克，战无不胜，如秋风扫落叶一般，取得节节胜利。且说第一路军击溃吴佩孚的主力，于是10月10日占领武昌；第二路军歼灭了孙传芳的主力，解放江西，占领南昌；第三路军主攻福建，于是12月底，解放全省，攻占福州。接着三路大军，稍作休整，于1927年初，乘胜追击，又陆续占领了浙、皖、苏的大部分地区，形成了攻取杭州、上海，会师南京的局面。这样一下子把革命的风暴前推到长江流域，强烈地震撼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各种矛盾都暴露了出来，而且非常尖锐。

在内部关于迁都之争也达到了白炽化。国民党政府迁都武汉，并分两批人员先后迁移。第一批先头于1926年12月中旬到达武汉，并于1927年1月1日宣布办公。第二批人员也开始迁移，路过南昌时被蒋介石扣留，声明不把迁都改在南昌，誓不罢休。蒋介石便带着自己的心腹陈果夫，于1927年1月9日来到武汉，来做说服工作。

这时的武汉政府的政治领军人物是鲍罗廷，主要组成人员像宋庆龄、邓演达、陈友仁、徐谦等都属于国民党左派，掌握军权的是唐生智和张发奎，他们支持着汪精卫。

这是蒋介石第一次来武汉。武汉政府各界举行了有30万人参加的盛大的欢迎会。

会议在辛亥革命的旧址广场举行。蒋介石带陈果夫出席了大会，并在会上发表了即兴演说：“我第一次踏上这块辛亥革命的红土地的时候，我就被这里的人们革命的情绪感染了，这块神奇的土地也吸引了我”，说到这里，他笑了笑，对身边的陈果夫道：“你是不是也有同感？”

陈果夫道：“不光有同感，还有共鸣呢！”

蒋介石正要往下说，台下就有人站起来责问：“蒋总司令既然对武汉这么看重，为什么还违抗中央迁都武汉的决定？”

陈果夫看主子蒋介石难于回答，便主动站出来说：“今天会议不是这个议题，我愿意下去和同志们一块儿讨论。届时欢迎大家提更多的问题来。”

“陈部长，你来回答你们为什么要扣留第二批来武汉的中央委员？”有人又把矛头指向了陈果夫。

陈果夫还是重复那句老话：“会议没有这个议题，咱们下去讨论。”

会议主持者马上说：“下面请苏联顾问鲍罗廷讲话，大家欢迎！”

鲍罗廷说：革命要依靠人民，没有人民便没有革命，发扬民主，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简直是不给蒋介石一点儿面子。尤其是那“独裁”的字眼儿，虽然话音不高，却字字刺在他的心里。

会下，尽管蒋介石做了不少工作，仍遭到了国民党左派的坚决抵制，蒋介石和陈果夫弄了个无功而返。他没做通人家的工作，人家倒做通了他的工作。他表面上承认武汉为迁都之地，拥护迁都武汉，但他与鲍罗廷的矛盾却恶化了。他又拿出当年对付季山嘉的手段，在回到南昌以后，于1月19日给武汉联席会议主席徐谦打电话，声称鲍罗廷在武汉当众侮辱了他，要求撤销鲍罗廷的总顾问职务。为了进一步为最后和苏联摊牌做准备，蒋介石开始攻击苏联，他在南昌总部第十三次总理纪念会上说：“无论哪一国，如其放弃帝国主义政策，能以平等待我中国的时候，那么我们对待他们，如同对苏俄一个样子。……若苏俄一旦不以平等待我，像别的帝国主义一样压迫我们的时候，我们也像反对帝国主义一样反对他们。”

接着武汉政府针对蒋介石的独裁分裂行为，在国民党内开展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的运动。陈果夫与蒋介石互相呼应反对这场斗争，2月就辞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并声称拒绝参加国民党在武汉的二届三中全会。

1927年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按时在武汉开幕。武汉街头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那场面一点儿也不比1月份欢迎蒋总司令的场面小。这次他们不再是欢迎了，而是声讨蒋介石了。人们喊出了心中的口号是：

“打倒蒋介石！”

“打倒昏庸老朽的张静江！”

“驱逐陈果夫、陈立夫！”

“欢迎汪精卫复职！”

……

局面一下子使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右派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

四一二大屠杀前后

武汉政府从欢迎到打倒，这令蒋介石恼羞成怒。这一夜，蒋介石彻夜难眠，他心想，你不仁我也不义，于是就在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武汉召开的过程中，蒋介石指挥他的下属频频向革命阵营发难：

——3月9日北伐军进占江西的时候，蒋介石唆使爪牙，残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陈赞贤，并把人头悬挂在赣州城头。

——3月16日，蒋介石命令段锡朋等强行解散了拥护三大政策的南昌市党部。

——3月17日，蒋介石率部东进九江的第二天，把“九江市党部、总工会、农协、国民新闻社一一捣毁”，杀害四名共产党人。工人自卫队奋勇自卫，被蒋介石的卫队镇压。

——3月23日，安庆市召开欢迎蒋介石总司令的大会，蒋介石以每名大洋四元的价钱，收买流氓组成敢死队，捣毁了安徽省党部、安庆市党部和革命团体。

——3月26日，蒋介石随北伐军占领上海，就密令将“打倒帝国主义”的口号，改成“和平奋斗救国”。向帝国主义表示：“国民革命军是列强各国的好朋友，绝不用武力来改变租界的现状。”对于蒋介石的态度，帝国主义列强表示满意，并答应以驻扎在上海的2万兵力帮助蒋发动反革命政变。同时还奉送3000万作为经费。

——4月5日，蒋介石又将上海的“左倾”部队调离上海，改派反正的北洋军阀周凤岐二十六军接防。为欺骗共产党人，蒋介石还下令封闭了反共的西山会议派设在上海的国民党中央党部。

——4月12日凌晨，上海还在沉睡的时候，枪声划破了夜空。

荷枪实弹、全副武装的帮会流氓，身着蓝色短裤，臂缠“工”字符号，冒充工人，自法租界地出发，向闸北、南市、沪西、虹口等区开进，向那里的工人武装纠察队开枪袭击。工人纠察队猝不及防，仓促应战。事先已在周围埋伏好了的蒋介石反动军队，乘机冲出，以调解“工人内讧”为名，缴获了双方的枪支。上海2700名工人武装纠察队就这样被缴了武装。

当天下午，蒋介石的反动军占领了上海总工会，并把上海帮会流氓组成的“上海工界联合会”改名为“上海工人组织统一委员会”，盘踞总工会会所，并配合反动军队破坏总工会下属的各分会，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领袖。

与此同时，帝国主义列强也在租界和华界内，疯狂搜捕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千余人，送交蒋介石。

面对敌人的疯狂逮杀，上海总工会发出全市总罢工的命令，中午，数万名工人在闸北青云召开大会，控诉蒋介石反革命军队的罪行。会后，工人群众冲向总工会，并夺回了上海总工会会址。南市区的广大群众也举行市民大会，并列队前往龙华北伐军总司令部请愿。当这数十万人的请愿队伍行至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已接到蒋介石屠杀命令的反动军队立即向手无寸铁的工人群众开枪扫射，当场死伤无数。时值天降大雨，宝山路顿时血流成河……

自4月12日至15日，在这次反革命政变中，上海工人300多人被杀，500多人被捕，5000多人失踪。一批优秀的工人领袖、共产党员惨遭杀害，如赵世炎、陈延年、汪寿华等。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同时，广州的反革命军队也在4月15日向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举起了屠刀。除此之外，蒋介石还在南京、无锡、杭州、宁波、福州、厦门、汕头等地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

4月15日，蒋介石把几名中央执、监委召集在一起开会，并非法作出了只有中央全会才能作出的决议：一、以南京为国都；二、取消武汉不合法之中央党部；三、取消武汉国民政府等八项决议。4月17日，蒋介石在南京成立国民党中央。次日上午，蒋介石又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成立南京国民政府，胡汉民任主席。

蒋介石发动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激起了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慨，武汉政府和共产党人对蒋介石的大屠杀表示强烈的抗议。4月18日，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示继续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推进国民革命，怒斥蒋介石等人的反革命罪行，并发布了“免蒋介石本兼各职令”，委任冯玉祥接替蒋介石总司令职务，并任命唐生智为副总司令。命令指出：“蒋中正屠杀民众，摧残党部，甘心反动，罪恶昭彰。已经中央执行委员会议决，开除党籍，免去本兼各职。着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条例惩治。”命令宣布，蒋介石所统辖的第一集团军之第一、第二、第三、第四各方面军及总预备队，统归军事委员会指挥。武汉国民党中央同时宣布开除陈果夫、张静江等人的党籍。

南京政府成立，为使他的政府能披上合法的外衣，蒋介石也需要有人为他摇旗呐喊，这时他想起了陈果夫。在南昌的时候，陈果夫就向蒋介石建议召开中央监察委员会全体会议，建议以国民党党纪制裁共产党。在陈果夫看来，“中央执行委员中多数同情共党，而监察委员则多数为本党忠实同志”。于是，在北伐军进入上海的第二天，陈果夫就被蒋介石派去上海，在上海之外的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也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赴沪开会的电报。

如今事变结束，他更需要陈果夫的出谋划策。

不久，陈果夫、吴稚晖炮制出来的一篇呈文使蒋介石如获至宝，遂名正言顺地对外宣布：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举发共产党连同党内跨党之共产党员等有谋叛之证据……本总司令职司讨伐，以维护地方秩序为要，如有借端扰动，有碍治安者，定当法治。

蒋介石对陈果夫说：“我们都被武汉政府开除了，如今我们是一条绳上的蚂蚱了。”陈果夫笑笑说：“三叔往哪儿指，我就往哪儿打！”

第十八章

效力蒋府

“复成桥血案”始末

南京政府成立不久，就出现了窝里斗。桂系李宗仁不满意蒋的专制和独裁，开始作梗。与此同时，津浦线上与军阀孙传芳的作战也告失利。蒋介石顶不住党争、战事、内讧的三重压力，被迫宣布下野，以退为进。他冷眼旁观一幕幕闹剧，心中的算盘越来越清晰。蒋介石由张群、陈果夫陪同，回到老家溪口省亲。他们并不在意失败，议论最多的话题就是如何卷土重来。蒋介石再三叮咛陈果夫，未来的党务你要多考虑，说罢紧攥拳头，意思是要牢牢地控制大权，且不能儿戏。

从溪口回到上海，一天，蒋介石把陈果夫、陈立夫叫到跟前，要他们兄弟使出浑身解数，陷南京当局于困境，让那些新贵的军阀们美梦化影。陈氏兄弟满口应允。

当时，沪上正聚集着一批前任的各省市党部官员，因为特委会的排挤，失业的失业，赋闲的赋闲，什么话都敢讲，满肚子都是怨气。这些人用不着动员，都会自觉地簇拥在二陈的周围，成为拥蒋运动的生力军。

一个月高星稀的夜晚，陈果夫秉承主子蒋介石的旨意，悄悄地潜回南京党务学校，为反对和推翻西山派的特委会，他连夜找到谷正纲、段锡朋、康泽，成立了秘密行动小组。这一切事情完成后，东方已经报晓。

再说11月20日，国民党南京特别市党部正召开党员大会。这天，党员到会较多。

临近中午，大会表决《拥护特别委员会》的议案时，会议不再沉默。有人站出来，公开反对这个议案的通过，说什么要党还是要派这是个原则问题！我们不能成为西山派的走狗！反对者也哗啦啦地站了出来，说什么这个议案重要，是关系到我们党国的命运的大问题，不通过，谁也别想吃午饭！

一时间，双方剑拔弩张，互不相让。讨论会变成了对骂会，唇枪舌剑，火药味愈来愈浓。话说这时，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名叫黄杰，他赤脚跳到桌子上，面对众人，历数特委会属非法的种种理由，说到激动处，竟抑制不住振臂高呼起口号来：“打倒特别委员会——”不少人也跟着喊叫起来。

一时间会场大乱，惊动了公安局出面，抓走了黄杰等四名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作为总务主任的陈果夫当然也不干了。翌日，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在陈果夫的暗中支持下，他们举行了游行。他们高举着校旗，佩戴着校徽，用“打倒特别委员会！”“还我学生！”的口号开道，先赴南京市党部门前，砸毁了门牌。最后迫使当局释放了被捕的四名学生。

初战告捷，人人高兴。可陈果夫在给同学们加油，策划一场更大的风暴——初步选定讨唐（生智）祝捷大会那天起事。

11月22日，预定的祝捷大会如期在复成桥畔的公共体育场举行。

上午8时，人们从四面八方向体育场方向拥来。这里面有工人、有学生，还有市民，黑压压的，不下三四万人。陈果夫的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穿着打扮很特别，他们是一色的灰制服，腰扎一字皮带，人手一根齐眉长棍，他们是9时进来的，紧紧地把住了体育场的四个出口。这时四个出口只能进不能出，人群很快把个偌大的体育场堵了个水泄不通。谢持等特委会首脑见事态不妙，急调军警驱散，但人山人海，为时已晚。

接着会议准时开始，谷正纲第一个跳上台发表极具煽惑力的说辞，把激情的会场演绎到极致。没等主持会议的谢持回过神来，谷正纲开始大呼口号：

“打倒昏庸老朽的西山派！”

“打倒非法的特别委员会！”

……

受鼓动的群众也随声附和，口号声淹没了谢持的声音，谢持见自己的劝说没有效果，便摘下自己的帽子上下摇曳，人们还是无动于衷。

“游行示威吧——”人群中，不知是谁高喊了一声。随后人们便朝门口涌出。与会人员在谷正纲、段锡朋的带领下开始游行。中央党务学校的学生走在最前面，其他群众按照四人一排尾随其后，队伍浩浩荡荡，绵延数里，极为壮观。

事情到了这般天地，谢持恍然大悟，他随手在秃顶头上抓了两下，心生一计，接着就消失在主席台下。

话说当游行队伍来到复成桥头时，便遭到了军警的阻拦，双方正在僵持之际，只见从桥头堡下飞出一蒙面男子，朝军警连放冷枪。军警也不能自制了，端起枪来向游行人群开了枪。郑廷贞、范世林当场毙命。中央党务学校学生袁大煦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轻伤者不计其数。

于是，中央党务学校礼堂由庆祝改成了追悼会。追悼会后，大家集中到广场，准备抬着袁大煦的遗体，到国民政府门前请愿。国府里主持工作的要员们果然乱了阵脚。不一会儿，在代表的催促下，李烈钧（国府三常委之一）离开办公厅，来到大门外。他望着白布缠身的袁大煦遗体，听着学生们的呼号，心如刀绞，一声长叹：“老实说，袁同志死在党争！”他的话音刚一落地，行列中便有人质问：“请问李委员，党争是什么意思？难道袁大煦是共产党员吗？如果不是，那么打死袁同志的到底是什么人？又是什么党？”李烈钧没有想到对方有此一问，面色变土，冷汗涔涔，道：“我老糊涂了，我说错了。”

陈果夫导演的这出戏，赢得了社会的同情和民众的支持，特委会顿时陷入困境。连日来，他们频繁召开谈话会，进行辩解，可是越辩越黑，最后只得在四面楚歌中折冠而去。特委会竟成了国民党史上寿命最短的中央领导机构之一。同时这也为蒋介石重新披挂上台铺平了道路。

陈果夫的清党

1928年新年伊始，蒋介石重新上台，陈果夫被任命为中央代理组织部长，陈立夫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兼中央组织部调查科长。这时，蒋介石为了巩固他的政权，再次强调“清党”是当务之急。用他的话说，第一是清党，第二是清党，第三还是清党。清党压倒一切。陈果夫深领主子之意，遂在2月南京召开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上极力鼓吹清党。

在这次会议上，陈果夫的提案几乎占了会议所有提案的一半，这些提案都是清党，从理论到实践，甚至包括方法、程序都做了一一阐述。

会上陈果夫多次发言，陈述自己的清党观点，他认为，要使清党运动能收到实效，必须与整理党务结合起来，把整理党务作为清党的一个重要内容。为此，他与主子还有丁惟汾一起拟定了整理党务的提案交大会讨论。为了使清党有法可依，他又与蔡元培等人提出了《制止共产党阴谋案》等。

陈果夫由于在会上的出色表现，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民众训练委员会委员及常委。会后，陈氏二兄弟即着手对国民党各级党部进行整理，他们首先决定从反共分子中选出“精英”人物，作为党务指导员，分派到全国各地去，主持清党。这些党务指导员到各地后，打着整理党务的旗号，将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分子及异己分子统统驱逐，扫地出门，重新组阁，安插二陈的亲信。这样一来，就出现一个现实的问题，国民党极右化了，极右的分子却出现了不足。

为了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培养一大批新的国民党骨干分子，陈果夫决定在以前党政训练所的基础上，成立一所中央党务学校。他们设想将党务学校办得像黄埔军校一样，成为一所政治学校。为加强领导蒋介石亲自兼任校长，戴季陶任教育主任，丁惟汾任培训主任，陈果夫为总务主任。这个集领袖、理论家、实干家于一体的领导班子，真正主持校务的，只有陈果夫一人。陈果夫认为，“欲造成革命之武力，不可无黄埔；欲推进党务之发展，更不可无一般曾经充分训练之党员，充实各级党部，巩固本党之组织”。

1928年底，国民党中央宣布进入训政期，为了培养更多的追随者，特于1929年6月，经国民党中央批准，将中央党务学校扩改为中央政治学校，学制四年。蒋介石继续担任校长，另外增设校务委员，陈果夫、陈立夫均当选。不久，陈果夫又取代了丁惟汾，接任教育长。自此，中央政治学校基本上成为二陈的禁脔。

话说这年学校扩改为“中央政治学校”的时候，学校还举行了阅兵式。

主席台上，蒋介石一身戎装，威风凛凛。

偌大操场上，各中队学员列队完毕，八个方块阵营，一拉溜地立在主席台前，十分整齐。此时，各方阵分别向教育长陈果夫列队报告，报告完毕，陈果夫又整理队伍：“稍息，”当他以洪亮的声音，喊声“立正”，然后端起双臂，跑到主席台前，离蒋介石三米远的距离，双手垂下，双脚并拢，向蒋总司令敬礼报告：

“总司令，我校列队完毕，检阅是否开始？报告人陈果夫。”

蒋介石还了一个军礼道：“开始——”

在陈果夫重回队列之中时，音乐响起，检阅开始。一队队方阵，在行进的音乐声中，迈着整齐有序的步伐通过检阅台，口号声响彻云霄……

后来，这些毕业生都成了蒋介石反共剿共的生力军。

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

在纯洁组织、整顿党务的同时，陈果夫根据主子的建议，对中央组织部进行了调整和改革。改革后的组织部下属七个科，分别是组织科、编审科、党籍科、总务科、军人科、海外科和调查科。明眼人一看便知，这前四个科是固有的建制，后三个是新设的，尤其是这个调查科更为显眼。谁来主持这方面的工作都令人注目。陈果夫已经给蒋介石提出七个人选，蒋介石都一一否定了，原来这个人选早在他的心中，不是别人，就是陈立夫。就连一娘同胞的兄长陈果夫也感到意外：“他可是学矿业的。”

“任人唯贤。看来，你还是不大了解他。”蒋介石哈哈地笑了。片刻，他又敛着笑，道：“你快把立夫找来，我要当面谈话。”

“是，三叔。”陈果夫这次喊了声三叔，表示了他对蒋介石的感谢。

不一会儿，陈立夫气喘吁吁地跑过来：“总司令，你找我？”

“是，请坐下。”

陈立夫随便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后，蒋介石发话了：“今天我找你，有一重担让你挑。”

“总司令，只要我陈立夫挑得动的，你就吩咐吧。”

“组织部的调查科，我任命你为科长！”蒋介石提高了声音。

“谢谢总司令栽培。”陈立夫忙道，但他还不知道这调查科是干什么的。蒋介石大概看出了他的心思，忙又解释道：

“这可是个重要的工作。我曾去过苏联，他们的克格勃庞大严密的组织体系令人羡慕，它对国家的安全和稳定起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陈立夫像听天书一样还是直摇头，蒋介石又解释道：“美国的联邦调查局，神通广大。大概你不会陌生吧？”陈立夫点点头。蒋介石继续讲道：

“凡是一个国家，受了外力的侵袭，为求自保，必须有一个健全组织的调统机构，你如果读过《管子》一书，就知道齐国的调统组织的健全，老百姓的一切，政府都调查得一清二楚，对外更不用说了，故能九合诸侯，一匡天下。说白了，调统其实就是帮助政府洞察内忧外患的耳目，现代人赋予他们的俗称叫特务，官名叫秘密警察。设在组织部门，一是防范共产党的渗透，二是对付党内的反政府势力。”

说到这里，陈立夫眼前一亮：“总司令，我懂了，你看我能行吗？”

“能行！”蒋介石一言为定。

陈立夫的担心不是没有道理，自己是文弱书生出身，从没有干过偷鸡摸狗的事情，然而蒋介石对偷鸡摸狗的人偏不选，独选自己这个文弱书生。蒋介石有蒋介石的道理，他是要按照自己的意向改造世界的：“就这样定了，你就上任吧！”

陈立夫从蒋介石办公室走出来的时候，三星已指南方，天穹很黑又很深。心中的不安并没有因为刚才的谈话而减轻。他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很有意思地写道：“我奉到这个命令，感到我的个性对此颇不适宜，并且对这项工作丝毫没有知识和经验，因为我是学采矿工程的，对物而不对人。”于是，他便急急地找到戴季陶，因为是要好的朋友，一吐为快。戴季陶听完陈立夫的叙说，便发表个人的意见：“你是一位和善而有智慧的人，做调查工作的人，固然三教九流的人都需要，但是要去管这些人的人，需要一位慈祥而公正的人，才能管住他们而不出乱子。你看寺庙中两边站的十八尊罗汉，个个都是横眉怒目三头六臂的，但是中间坐的那位如来佛，却是何等的慈祥雍贵，唯其如此，才能管得住，做得好。所以蒋先生要你去做，就是这个道理，我看你还是从命吧。”

其实，戴季陶巧言令色，真正的用心处，还是帮衬蒋介石。直到抗战爆发后，陈立夫改做教育部长，戴季陶向陈立夫道贺时，才吐出真言：“你能够摆脱调统工作，是你的聪明过人，我当时劝你接受任命，喻之以如来佛之管十八尊罗汉，今竟能安全解脱，真是你的造化，恭喜恭喜。”此为后话不说。

陈立夫走马上任后，首先是专门人才短缺。陈立夫所任用的人，按他自己的原话说，“多半是美国留学生，学工程与自然科学或社会科学的，所以调查科开始组织，就是请这些人帮忙参加，他们中没有一个懂美国FBI（联邦调查局）或苏联的格别乌类似我们的调统工作的。我们的科分调查和统计两组，一面做，一面学。究竟这些人是受过高等教育而有科学训练的……我们的工作进行得非常顺利，不久就破获了若干共党秘密机关”，抓捕共产党人16000余人，这些“骄人战绩”，深得蒋介石的赞赏。

由于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班底由高学历的留美生组成，这就使得“中统”（后改名为中国国民党调查统计局）具有鲜明的技术专家的特征。由此波及他的工作方法、工作作风和办事特点等形成了与“军统”别样的风格。后来，“中统”与“军统”统称为蒋家王朝的两大特务组织，他们的互为犄角，明争暗斗，除了中统人士自恃白领身份看不惯军统的粗野狂妄外，“同行冤家路窄”是主要原因，而始作俑者恰恰是他们的主子——蒋介石。

就这样陈立夫在调查科干了一年多，没捅娄子，工作出色，得到主子的赞赏，被提升为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虽说换了岗位，但调统方面的工作仍要他拿意见，还要亲自过问。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1938年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整整10个年头。陈立夫在他的回忆录中大言不惭地称自己是“中国调统工作”的“创建者”。

“蒋家王朝陈家党”的由来

孙中山去世，广州革命政府群龙无首，国民党立刻成分裂状态：汪精卫、胡汉民、孙科、丁惟汾四派四个“山头”，蒋介石还不成气候，要排位的话，权且算“小五”吧。

历史像魔术师一样在无声地演变。廖仲恺被刺事件发生后，严惩凶手的呼声一浪高于一浪，胡汉民、许崇智被赶出了国民党中央，离开了广州；“中山舰事件”后，汪精卫的日子也不好过，下野出国，溜之大吉；孙科自成一派，仰仗的是革命领袖孙中山，孙科是留学生出身，实践不足，自己没有主见，跟随的人也没有主见，孙派可称为“扶不起的天子”，难成气候。所以，在广州国民党中，还存在以中央秘书长兼青年部长丁惟汾为首的丁派和新崛起的蒋介石、陈果夫为首的蒋派。当时国民党的党务实权还在丁惟汾手中。

斗争的第一阶段，陈果夫当了蒋介石的组织部长后，其职权只能在组织部门内行使。各省党部的工作，都由丁惟汾以国民党中央秘书长的名义一手包揽，陈果夫插不上手。对于国民党的清党工作和后来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宁汉分裂，丁惟汾都旗帜鲜明地站在蒋介石一方。因为丁惟汾骨子里反共，而汪精卫一直以国民党正统领袖自居，为掌握党权的丁惟汾所不耻。所以这个时期，丁、蒋、陈尚能合作。也有人称是“蒋家王朝丁家党”。尤其是1927年到1928年是他们党务合作的最好时期。在这个时期，尤其是国民党的二届四中全会，他们在党务上，在用人上一唱一和，配合默契。在这之前，蒋介石、陈果夫与丁惟汾合作，赶走了胡汉民，挤垮了汪精卫，威镇了孙科派。因为蒋介石复职上台不久，需要表现出一种大度宽容的姿态，所以在二届四中全会上选出的五名中央执行委员的人选中，丁惟汾的大名赫然在上。

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就在这次会议上，也为丁、蒋间的冲突埋下了伏笔。

会后，蒋介石重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负责整个部务。在蒋的授意下，把整个国民党都纳入自己的势力范围。因此再次决定整理各地党务。按照二届四中全会规定，各地各级党部一律暂停一切活动，听候中央派人整理。为纯洁组织，各地党员一律重新登记。因为蒋介石抛开了丁惟汾，丁惟汾心想，不管怎样，我也是中执委五名委员之一呢！蒋丁之间立马出现裂缝。蒋介石可不管那一套，我行我素，四中全会结束后不久，蒋介石一纸命令又解散取消了国民党中央青年部，调丁惟汾改任中央训练部长。这样丁惟汾丢掉了青年部的组织人事大权，这些均收为中央组织部工作。权力一大一小，使丁惟汾感到了权力的危机。

1928年8月，蒋介石与陈果夫加紧了策划，在策划的基础上，在南京召开了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此时蒋桂冯阎合作的第二次北伐刚刚结束，蒋介石的声望可以说是如日中天。胜利使他头脑发热，于是他乘战胜张作霖、孙传芳、张宗昌之余威，开始在国民党内部向其他党派开刀。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的既定目标是：对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手握重兵的新军阀，他倡议裁兵；对有独立王国姿态的各地政府分会，他主张取消；对国民党党权，他要求独揽。由此蒋介石的野心昭然若揭。

国民党五中全会激化了蒋介石、陈果夫和丁惟汾的矛盾。会后不久，胡汉民回国，倡导实行孙中山提倡的“五权宪法”，利用五权分离的办法和孙中山这顶大帽子，压蒋介石让权。这次丁惟汾采取坐山观虎斗的中庸策略，既不反蒋，也不反胡。蒋介石、胡汉民既互相利用勾结，也互相指责、争斗。

丁惟汾和蒋介石、陈果夫在党权上的争斗，一直在或明或暗地进行，但公开爆发是在1929年3月15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前夕。

按理说国民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是在清党和整理党务的基础上召开，可是在这个问题上陈果夫、陈立夫出了点儿偏差。在建立新党部时，由于受时间的限制，二陈一时找不到那么多完全可靠的人员派往各地，饥不择食地拼凑了一些人，包括一些表面可靠实际反蒋的人，这些人下去就出了乱子，他们与当地反蒋分子串通一气，新党部建立了，却成了反蒋者的天下。在这种情况下，代表不能产生，于是自以为聪明的蒋介石灵机一动，采取圈定与指定代表的办法，召开大会。没想到这种办法遭到了各派的强烈抗议。这时，丁惟汾带领三民主义大同盟公开跳出来反对。他们递交抗议书，散布不满情绪，希望扩大事端。

且说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以北平、天津两地为核心，势力遍布全中国。这时的丁惟汾采取以退为进的战略，公开提出辞职，并离开南京赴北平。在临上车时，他吩咐在南京的大同盟组织把矛头紧紧对准蒋介石，他本人回北方地区策应。这样南北夹击，把战火烧起来。

丁惟汾回到北方，通过大同盟发动学生，以阎锡山、白崇禧解散平津两地工会为导火索，很快把火点起来。学生的游行队伍开到了街头，红绿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锣鼓声、口号声震天响：抨击国民党中央党部，要求打倒蒋介石，并将胡汉民、戴季陶、陈果夫三人赶出国民党中央。随后运动波及全国。

蒋介石听到这个消息如坐针毡，他要求中央政府不能坐视不管，要立即采取措施，制止这种活动的蔓延。同时召开党务会议，通过“申明党纪令”。随后，宣布撤销浙江、河北、山西、江西、绥远、北平的党务指导员，另行改派。国民党中央企图用高压手段平息这场风波。

面对高压政策，大同盟在丁惟汾的支持下并不低头，相反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运动。这次丁蒋交恶，阎锡山、白崇禧利用维护国民党威望的名义，对丁在平、津的支持者强行开刀，用大炮说话，以武力镇压了平、津两地工人和学生运动。

且说丁惟汾遭到阎锡山、白崇禧一阵痛击后，陈果夫、陈立夫指挥自己的人马，趁机打入北平、天津党部，对大同盟成员大打出手。随后又逐个击破。丁惟汾见势不好，举手投降。就此，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土崩瓦解。二陈也乘机将自己的人马填补丁惟汾的空额，基本上控制了各地的党部。他们又借1929年3月国民党“三大”召开的机会，塞进一些自己的人马。在这次大会上，二陈都当选为中央执委会委员，陈果夫出任中央组织部部长，陈立夫出任中央秘书长，都进入了中央核心层。这样“蒋家王朝丁家党”一下变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

第十九章

“导淮”总长

“转呈”变成了“帮办”

1932年6月上旬的一天中午。

位于南京鸡鸣寺旁的陈府大院，迎来了一位身穿长袍，脚登千层底布鞋的中年人。他向门卫拱了一下手，门卫也点头道安，便抬脚迈进了陈府高门。

话说这人不是别人，正是陈果夫的妹夫沈百先。沈百先毕业于河海水利工程学校，1928年，淮河暴雨成灾，两岸一片泽国，淹没无数良田，“两岸萧瑟鬼唱歌”。为治理千里淮河，南京政府成立了导淮委员会，蒋介石为挂名委员长，沈百先成了该委员会的秘书长。由于陈果夫与蒋介石关系密切，他这个秘书长就是陈果夫推荐的，于是沈百先的有关水利方面的文书和建议都是由陈果夫转呈的。陈果夫通过转呈文件，向妹夫也学习到不少水利知识。

沈百先进了陈家大院，穿过拱门，快步来到后花园，只见陈果夫正在一棵树下打太极拳，一招一式，极为认真。沈百先默默地站在那里等了一会儿，待陈果夫打完这套拳后，主动上前道：“大哥——”

陈果夫转过身来：“找我有事？”

“这份导淮工程整体计划需要转呈委员长。”

“好，到我办公室谈吧。”

二人边走边说地来到陈果夫办公室。

陈果夫今年正好是40周岁，由于幼年时落下胃病根，身体一直不好，他一脸菜色，打太极拳一直是他的健身运动，常年坚持不断。由于身体方面的原因，去年他辞去了组织部长的职务，而由自己的胞弟陈立夫继任。陈立夫32岁，血气方刚。为了显示出自己的成熟，他默许人们称他为“立老”。可陈果夫的心态却大不一样，因身体不佳，他生怕人们称他为“果老”，人们投其所好，称其为“陈公”。

他们在办公室谈了半天，等沈百先离开时，太阳已经西斜。

次日，陈果夫趁其开会的机会，把文件送给了蒋介石。蒋介石匆匆浏览一遍，说：“计划很好，你去帮我办这件事吧，好不好？”

陈果夫吃了一惊。“转呈”成了“帮办”，他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这一层，于是他第一反应是：“对于水利，我可是外行啊。”

蒋介石两眼含笑地回答：“你知道注意这件事，而且所提的建议都不是外行话。这件事就是你去办了。”蒋介石下达命令，陈果夫无可推脱，就这样鬼使神差地走上了代理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的职位。

淮河发源于河南的五百里桐柏山腹地，经由安徽、江苏两省入海。但从1928年后，黄河多次决口，夺淮入海，致使淮河成了黄河的支流，由于泥沙的缘故，淮河也成了有名的“地上河”。“三年一大灾，一年一小灾。大雨大灾，小雨小灾，无雨旱灾，成为洪、涝、旱灾俱全的重灾区。”“数千百万之淮河民众，无日不沦于饥馑，无刻不泣对洪波，此淮之导，所以不容稍缓也。”

从1929年到1931年，导淮委员会集中了全国一些水利工程技术人员的精英，对淮河入江入海各路线进行了实地勘查、测量，广泛调查搜集各方面资料，进行反复论证、研究，并根据研究成果，拟定了整个导淮工程的总体计划。

导淮工程总体计划确定了江海分疏原则，即整治淮河入江入海的水道，使之便于航运、发电、防洪等，所需经费2亿元。这是问题的关键。由于蒋介石正和各军阀混战，军费开支都十分困难，哪来如此巨款去搞导淮工程呢？在这个问题上要让政府拿钱是不可能的，因此也是对陈果夫智力的一大考验。但政府给政策，1932年10月，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导淮委员会组织法》，赋予导淮委员会在淮河流域对公私土地清丈、登记、使用、整理等处理大权。

陈果夫上任不久，就一改中国历史上治水的惯例——治水必先治下游这一做法的弊病，先筹资金，综合治理。他鉴于工程浩大，费用过巨，筹款不易，便决定先借用庚款，到时还本付息及自筹资金等办法，并采取分期施工的形式。筹钱有方，因此他很快得到了钱。

为此，陈果夫不顾病体虚弱，多次下河域考察，多次召开水利专家会议，制定出两年施工及土地整理的第一期施工计划。即建造三河活动坝、邵伯船闸、淮阴船闸等一系列船闸，进行三河坝上下切滩，对淮阴河闸上下、张福河上下进行疏浚，使淮河入江水道得以整治，然后再进行第二期导淮入海工程。

有钱有人有方案，何愁工程没归期？经过一个夏季的全民动员，第一工期很快完成任务。陈果夫笑容可掬，带领专家一行，亲自出马验收，被评为一级工程。验收结束后，陈果夫也会办事，又邀请马歇尔等庚款会的董事们坐飞机前往参观，待他们酒足饭饱之际、兴致极高的时候，又与他们签了下一期水利工程费用的合约。

话说正在这个时候，江苏省大地上发生了一次大的政治动荡……

江苏发生“政治地震”

这时，江苏省发生一弹劾案，事情牵连到赫赫有名的省主席顾祝同，闹得沸沸扬扬，满城风雨。顾祝同属于黄埔派系，他主政江苏两年有余，纲纪松弛，吏治腐败，把个京畿地面搞得乌七八糟，受到监察院的弹劾。蒋介石意属陈果夫主政，替下前任顾祝同，并暗授机宜。蒋介石特别强调了江苏省在治淮中的特殊地位，意为全局大事。陈果夫做了特殊记忆，他一到江苏，工作千头万绪，导淮工作不敢松懈。

据刘振东回忆，“果夫先生任江苏省主席，即倡议导淮，而且迅即择地实施”。当时，身为中央常备学校教授的刘振东曾提出“先聘专家，做整个计划，然后动工”的建议。陈果夫以为不妥。他觉得“导淮”是百年大计，做“整个计划，非十年不成，若待计划完成再兴工，不如将其中绝无问题，众议佥同之事先做起来”。后来的事实证明，导淮事业能在抗战前开始，卓有成效，陈果夫的决断起了关键性的作用。

陈果夫导淮的思路比较清晰，他认为“首应除害”，“次应兴利”，除害“以排洪工程为优先”，兴利“以航运灌溉工程同时发展”。导淮入海工程本来是要等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再根据资金筹备情况选择适当时候进行，但作为省主席的陈果夫认为这样太慢了，他还提出来发行公债以筹集资金的办法，大大加快了工程进程。

为了筹集更多的资金，他又打起了土地的主意，在导淮委员会内增设“土地处”。于是，导淮工程非但没有因为陈果夫当上了江苏省主席而受到影响，而是得到了加强。

土地处成立后，有文字记载：所得废淮河滩所有权及其邻近旧时屯之所有权与整理权，乃先以会里节余下来的2万元经费，整理了几万亩公地，以整理后公地应收之租金作抵，向银行抵押了12万元；再整理实应湖滩地20万亩，然后再以此整理之地，向银行抵押200万元。当时有四家银行争着要放这笔借款，可见导淮会信用之好。后来只得由四家银行合放，就把这笔款子作航空测量高宝湖之用。测量刚刚开始，八一三战事起，只好停顿。原来的计划，想等高宝湖测量完竣后，把预计导淮入江工程完成后，高宝湖可能涸出的一百几十万亩土地作抵，向金融界筹款4000万元，作为办理入江工程的经费，其初步计划，已得上海若干金融界的同意，拟以将来涸出之土地作抵，发行公债4000万元，由金融界承销。这虽是一个理想，但战事如果不发生，理想一定可以实现，所谓有土则有财。预计入海水道完成后，可以多出一百几十万亩良田，增加了生产，安定了民生，既可免水旱之灾，又可强国家的富力，可惜这种事业停顿了。

导淮入海工程于1934年11月1日举行破土典礼，至1937年4月间始告完成，命名为“中山河”。河长167公里，底宽35米，两堤相距有250米，只是土方工程即在6200万立方以上。人工征工居多，利用每年1月至5月、11月至12月的农闲时间来做，有时亦用些雇工、兵工。征工最多时达24万人。沿线专员、县长、区、乡、保甲长，一齐动员，所用的工具，老的如牛车、独轮车、挑箕、人力漏水车等等。新的如汽车、皮带运土机、抽水机等等，应有尽有。关于民工吃的、住的、医药、娱乐等等，亦妥为供应，色色俱全。场面之大，实数十年来所未有。

导淮工程部分由江苏省府承担，均先后完成。导淮委员会方面，在抗战前已完成及未完成的工程有：

（一）疏浚张福河，以排淮洪而利航运与灌溉。计疏浚河道37公里，河底宽32米，岸坡一比二。于1933年1月开工，同年6月竣工。

（二）兴建邵伯船闸，以利运河航运。闸室净宽10米，净长100米，上下游最大水位差7.7米，半为双扇对开式钢门。于1933年3月开工，1933年6月完成。

（三）兴建淮阴船闸，以利运河航运，结构布置同邵伯船闸，上下游最大水位差9.2米。

（四）修堵运河西堤，以利运河航运及湖滨滩地之灌溉。其工程为堵闭缺口，修理涵洞。于1934年11月开工，翌年7月竣工。

（五）兴建高邮船闸，以通湖航运。闸室将宽10米，净长20米，出入口净宽5.8米，为单扇钢门。于1935年6月开工，翌年4月完成。

（六）兴建杨庄活动坝，以控排洪入海水量，坝门采用史东奈式钢制，暂建五孔，各净宽10米。最大泄洪量每秒750立方米。于1935年12月开工，1937年6月完成。

（七）安丰塘灌溉区工程，以利灌溉。其工程为浚河筑堤建闸，于1936年4月开工，至翌年12月因抗战停工。

（八）改建惠济闸，以节制灌溉水量。其工程为改建史东奈式门宽6.2米，钢筋混凝土闸墙条石护面，泄洪量每秒90立方米。于1936年5月开工，翌年6月完成。

（九）兴建三河活动坝，以节制排洪入江水量。其工程为史东奈式门60孔，各净宽10米。完成以后，可独步远东。于1936年8月开工，翌年11月底基本已完成98%，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

（十）兴建周门活动坝，以节制灌溉水位及水量，其结构与杨庄活动坝同。于1937 年1月开工，11月底坝基工程大致完成，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

（十一）兴建刘老涧泻水坝，以控制中运河泄洪水量。坝凡七孔，结构与杨庄活动坝略同。于1937年1月开工，同年12月完成坝基及引河工程后，因战事停工。运到工地钢料等，损失殆尽。

（十二）兴建中运河涵洞，以接济刘老涧船闸下游灌溉、航运水量。其工程为建筑双孔混凝土涵洞一座，每孔两米见方。于1937年3月开工，同年11月，因战事停工。

（十三）开挖六闸以下的运河浅段，以利运河航运。用挖泥机船两艘开挖，于1937 年3月开工，同年6月因机船他调，未能完工。

（十四）建筑皖淮涵洞以泄洪、泻潮、灌溉农田。基本工程为添建涵洞11座，其中7座于1937年5月筹划开工，于翌年1月因战事停工。

（十五）疏浚皖淮浅段，以利航运。其工程为浚渫正阳关附近淮河浅段，冀与津浦铁路联运，以利运输。于1937年10月开工，后以战事停工。

陈果夫于1937年建议中央组设太湖流域水利工程处，负责规划及实施太湖流域上下游水利工程。陈果夫自兼主苏政后，即遵循当时的中央指示，督导苏省建设厅会同浙江省政府分别测勘、设计与实施，举办各项水利工程。在防洪与泻潮方面，有江南海塘之修建及通江各河口闸门之兴建；在灌溉与航运方面，有各运河干支各渠之疏流。各项工程如下：

（一）江南海塘工程：江南海塘工程南自苏、浙交界的金山起，北经江苏之松江、奉贤、南汇、川沙、上海、宝山、太仓至常熟之福山港口止，全长有300余公里，是江苏省南十余县市防备江海涨潮唯一之屏障。奉贤、川沙、南汇三县境内塘外沙滩广阔，浪潮较为缓和，均系土塘，向由地方自行修护。上海由沪市政府修护。松江在钱塘江口北岸，宝山、太仓、常熟三县境濒临扬子江南岸，所有塘堤受海潮冲击甚烈，向由中央拨款修筑石塘，后改由省方负责。民国二十年以前，省府款绌，岁修难于普遍。民国二十二年又遭两次猛潮，各处塘堤百孔千疮，岌岌可危，没有疏防，被海潮侵入，则向称江南富庶之区，即变为不毛之地。陈果夫督导建设厅择要修建，如大石塘之显露者，酌量复以混凝土，以防海水侵入石缝，钢筋混凝土岸墙之外倾者，加建支墙，以防堤毁，石坡木材之零乱缺少者，施以整理填补。其已毁至不可收拾者，则彻底改建。所建工程为三土三石，或三土四石，其间塘外塌削日剧之处，则建挡水坝以防护之。各段修建工程长共16000余米。

（二）江南各运河之整治：（甲）镇锡运河为大运河在苏南境内之一段，在丹阳有练路，为该运河段蓄泻水库。依照大运河讨论会初步研究，及测勘该河湖段现状，以通行长约60米，宽约7米，及吃水深2米之船舶，载重600吨，两列行驶为度。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土方有三五十万余方，培修练湖围堤土方约有400万余方。（乙）丹金溧漕河及宜溧运河，均为江南大运河之主要支渠，横贯太湖流域下游，前者与运河段互相吐纳江湖，后者上承句容、高淳境内诸水，经由该河入太湖为尾闾，不唯为宜溧金丹各县水运交通之主干，且为承转江潮及山水来湖之干渠。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土方共为173万余公方。（丙）黄田港及澄锡运河。黄田港在江阴县境，北注扬子江，南达无锡，为江与湖间南北水运交通之要道，潮涨则倒灌入运，以利航灌，其间港汊纷列，又为锡武运河之尾闾，其工程为河槽之拓宽浚深，用机船开挖部分有95000立方，人工开挖部分有69万余立方。

（三）赤山湖河流域。赤山湖是秦淮河流域的上游，不在太湖流域范围，而与其接壤，泽被苏省西南部各县区。赤山湖诸水联络句容、溧水县境各水系，经流江宁县境入南京市的秦淮河以注于长江。因赤山湖被围堵，河床淤垫，又以堤防卑溥，旧有闸塌失修，因之霪雨为患，有时旱魃为害。陈果夫督劝建设厅在赤山湖口修建闸坝，以排节洪流；普修湖河堤防，以障洪水；疏浚干支各河，以利灌溉，共出290万余立方。

陈果夫为官一方，治水有责，深受当地民众欢迎，有诗曰：

昔日有大禹，今日有果夫；敢让山河换，敢令水造福。

陈果夫痛心疾首地哭了

1935年底，江苏段导淮的宏伟工程全部完工，当年又是丰收年，全省人民欢欢喜喜，陈果夫更是喜在心里，笑在嘴角。在人民的赞美声里，陈果夫谢绝宾客，坐在灯下，开始撰写记录这一宏伟事件的文字——《导淮之过去与未来》。

陈果夫开章明义地写道：“我认为讲究水利，一定要懂得水的三种力量：第一是渗透力，第二是冲击力，第三是浮载力。这三种力量都能尽量利用，使它发挥到最大的效用，才能算是水利。”写到这里，陈果夫大笔一转就奔了正题——“导淮的由来”。写到兴奋处，他还禁不住地哼起自编的《导淮入海歌》来：

“淮河！淮河！利我江北乎？害我江北乎？……我无能力，我为小用。我善用我力，淮水为我操纵……大家齐用力，为了大家安乐与年丰！大家多努力，为了永久安乐与年丰……”

三星正南时，夫人催他休息，他说不慌。鸡叫三遍时，在夫人催促下，他才肯休息。睡了一觉，到第二天中午继续开写，可谓是废寝忘食。

这天，正赶上导淮委员会秘书长沈百先先生来，看到了陈果夫这种干工作不要命的劲头儿，甚为感动，回家便写出了《果夫先生与导淮》一文作为纪念。沈百先拿着文章让陈果夫看，果夫哈哈笑了：“我哪有这么神？”

沈百先说：“这都是百姓说的，我做了收集。”

接着陈果夫不无感慨地说：“我们的老百姓太好了，只要有一点儿好处，他们就满足。”

“是啊，老百姓的口碑也是丰碑啊！”

……

1937年暮春初夏之交的一天上午。

天空无云。

在蔚蓝色的天空中，一架银灰色的飞机轰鸣飞来。

在沈百先的安排下，陈果夫与幕僚们乘机飞上了蓝天，兴致勃勃地开始巡视江苏段的导淮工程。

陈果夫坐在窗口，鸟瞰苏北平原，只见河水如练，蜿蜒奔波。河两岸农田翠绿，庄稼茂盛。带有方格式的村落，一排排农舍鳞次栉比，扛着农具、赶着牛车的农民出了村庄，行走在田间小道上……飞机南行，片刻间，可以看到导淮工程顺着如练的河水，在码头、在集镇，像碉堡、像哨兵似的在列队欢迎他们。坐在陈果夫身边的是总工程师李仪祉先生，他不时地向陈果夫指点着、介绍着，此时映在陈果夫脸上的是兴奋、快慰。这时收音机里又播出了陈果夫自编的《导淮入海歌》来，更令他欣喜。

然而，陈果夫为导淮自足的好心情，维系不到一年，便被花园口的一声爆响，炸得灰飞烟灭。1938年，日本侵略军从东海岸入侵，一直占领了徐州，国民党政府为阻止日寇西进的步伐，在郑州附近的花园口，将黄河南堤炸毁，滔滔河水破罅而出，再度造成黄河侵淮的惨况，50万人化为鱼鳖的同时，陈果夫的导淮功绩也荡涤殆尽。真可谓：辛苦四五年，毁坏一夜间。

陈果夫哭了，陈果夫痛心疾首地哭了——因为那是自己的丰碑！

随着日军推进，随着抗战的全面爆发，南京国民政府西迁重庆，导淮委员会也随迁重庆。陈果夫辞去了江苏省主席一职，去重庆专任他的导淮委员会副委员长。结果第二年，淮河流域全部沦陷，导淮业务遂陷停顿。这时，后方军事运输繁忙，政府正谋取水道交通的改善。陈果夫临时请命，在蒋介石的指示下，商请经济部长就长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如綦江、乌江及赤水河各水道，由导淮委员会规划整理，实施航运工程，免使这批水利精英失散。于是导淮委员会在陈果夫的带领下，开始了第二次创业——导（长）江。

规划确定之后，陈果夫走出家门，即与扬子江水利委员会商定，由导淮委员会在綦江施以渠化工程，兴建闸坝，做工程示范。事成后，在乌江及赤水河施以导疏工程，平险滩，免盘驳，通航运。导淮委员会迁至重庆后，陈果夫做了如下工程，又树了如下丰碑：

一、綦江工程：綦江源于贵州桐梓县境，至四川綦江县赶水场，始有舟楫之利，下经三溪镇，纳浦河之水入江津境，而汇于长江。第一期工程就江干流上游在石、凌晨蹄、二响附近，各建闸坝一座，即可免除盘驳换船之烦。并整理险滩，开挖河床，清除礁石原33600立方，建筑丁顺坝19200立方。在浦河兴建闸坝三座，使该河段施以渠化，各船闸闸室净长66米，净宽9米。揽河大坝以河床地质较劣，均用堆石式。第二期工程就綦江干流中下游兴建闸坝六座，施以渠化，各船闸闸室净长60米，净宽12米。揽河大坝因河床地质较佳，均用重力式。并在綦江县城附近之闸坝，利用坝之上下水位差，加建水电厂一座，以供应沿江县城郊照明之需要。

二、乌江工程：乌江源于贵州省之乌蒙山东麓，横贯黔省北部，至龚滩，折向东北流入川境，经彭水至涪陵而注入长江，为长江上游南岸之重要支流，亦为川黔水道之一，其间险滩甚多，航行处处受阻。民国二十八年，导淮会设局整治，测勘水道各处滩险，并实施工程，轰除滩险73处，在水上者119000余立方，水下者29000立方，绕道94处共长28300米，绞关19座。使该江自龚滩至涪陵间约200公里间，险已夷，阻已通，运量大增。

三、赤水河工程：赤水河亦为长江上游南岸重要支流之一，系川物运黔要道，并为军运孔道之一。民国三十一年，导淮会设局整治，根据黄河水利委员会测勘资料，择要施工概以炸除滩险，除去浅段为主；修辟绕道及丁坝、顺坝、潜坝之导工事为辅。计全河工程已除险十之八，去浅十之七，缩短全程航行时间三分之一。嗣以抗战胜利，移交扬子江水利委员会接办。

綦江第一期渠化工程兴建的五闸坝，陈果夫分别以“智”、“仁”、“勇”、“信”、“严”五字，冠为闸名，以示战时应具之武德。“大智”闸完工后，陈果夫亲撰《大智船闸碑记》，勒于石，竖闸旁，以纪其事。

陈果夫称綦江水利工程之完成，对于航运、生产与经济，以至四川全省，关系至大，綦江将为“新四川之源泉”。依其个人理想，有其可能实现之途径。陈果夫在《綦江为新四川之源泉》一文中，陈述了他的这一见解：

綦江本流与支流之上游，产煤铁颇富，可供钢铁厂之用，为中枢所重视。对倭抗战之第二年，乃命导淮委员会在綦江本流与支流建造船闸，以利煤铁之运输。自开工以迄于今，历时四载，已完成船闸七座，显著困难，已可解决；然此特初步之成就耳；在低水位时期，尚未能畅行无阻也。依照导淮委员会之原计划，全江须建船闸25座，除已完成七座外，尚须添建18座。若能全部完成，则汹涌之势，可不再见，舟楫往来，咸庆安澜。不但将来炼钢铁所需之煤铁，可以源源供应，即盐布等上运货物，亦便利畅行。更伸论之，自江之源，至江之口，生产供给，可以自如，而江之两岸，尚有其他丰富资源，因交通便利，竞相开发，产量增加，价格下降，消费者交蒙其利，数百里綦江流域之经济，顿改旧观，亦自不难。

綦江船闸工程之完成，对于綦江航运，綦江流域之生产与经济，以至四川全省，关系重大，略如上述，依予个人之理想，其可能实现前途，试列举如左：25个船闸建设完成之后，每闸均有一坝，其水头相差，自4公尺至6公尺，每一坝之旁，均可设一水电厂，其发电自400匹马力至1000匹马力不等，总计不下于1万匹马力。至是电的供应，既极便利，綦江及蒲河两旁，可设无数之小工厂，其出品不但可供应四川，又可以小轮由长江下驶，运销江、浙及外洋。

沿綦江两旁之工业发达程序，其初期当广设小钢铁厂及机器厂，然后榨油厂、罐头工厂、颜料油漆厂、制药工厂等相继设立，数亦可观。

綦江一带，素以产橘柑称。将来因政府之提倡，及运输外销之便利，人民皆乐于种植，橘柑成林，10年以后，下江各地，旧为“花旗橘”所倾销之市场，胥由綦江出口取而代之。

綦江上游，桐漆产量，本亦可观。今后因运输便利，大量增植，桐油厂油漆厂应运而生，同时，因炼焦厂所产生之油胶中提出之各种颜料，故又有颜料工厂，成为颜料油漆工业区。

綦江渔业素不发达，自船闸筑成以后，湍急之水归于平静，鱼鳖虾蟹之繁殖，乃成为自然之趋势。产量既日增，除外销之外，并以过剩者制成罐头。制鱼鳖虾蟹罐头之公司，尚可兼制橘子汁、橘子酱一类之罐头物品，一视当地各种制造原料在各季节中之供应情形而定。

綦江上游兼为出产药材之区域；在另一方面，因钢铁厂发达，炼焦厂随之而兴，于是中药之农产原料，与西药之化学原料，均能齐备，制药工业之发达，自在意中。

綦江本流与支流共有159公里航程，其因水运畅通之结果，航运活跃，商贾云集，工业品之质量时有显著进步。入晚沿江一带，各式电灯，如星罗棋布，普放光明，如从飞机上下望，拟诸欧洲之莱茵河、泰晤士河，其夜景或亦不过如是。

……

凡观光或道出綦江者，晓然于水利工程收效之宏，往往归请本地之政府当局。兴修水利工程，十数年间，四川各水道，纷纷建筑船闸，并于沿江各地开设水力发电厂，开发矿藏，举办工业农业渔业，生气勃勃，俨如泉涌。数十年后，四川各水道均可畅行无阻，由重庆北上至陕西、甘肃，或南行至贵州、云南均可以小火轮上下，毫无危险。即江、浙一带，泛滥之患，永不再发，亦受四川之赐。百年以后，历史家推究新四川之建设与文化进步之原因，一致认定綦江为发祥地，爰名之曰：“新四川之源泉。”

再说由于陈果夫六年治水，政绩突出，一顶顶桂冠向他飘来：

1935年6月，当选政府水利委员会委员；

1935年7月，当选中国卫生教育社理事长；

1936年1月，当选国民党五届中央执委常务委员、中国政治委员会委员、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中央广播事业指导委员会主任、中央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中央财政委员会委员；

1938年2月，当选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

1938年3月，再次当选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中央执委常务委员。

第二十章

苏政四年

“痨病主席”无痨病

南京，国民党京畿之地。

江苏省，天子脚下。

作为中央组织部长的陈果夫到江苏任职，说好说歹者均有之，但这绝不表明陈果夫失宠，实际也是重用。再说中央也是征求过陈果夫意见的，陈果夫愿意为官一方。因此，中央的欢送会也是很热烈的。到会者，都表示了自己的希望和祝福。蒋介石综合了大家的发言，言辞更为热烈，希望更为殷切。

于是陈果夫在开完欢送会的第二天就走马上任了。

再说江苏省政府，由于弹劾一案，送走了顾主席，迎来了陈主席。辞旧迎新之际，说什么话的都有。说实在的，人们对顾祝同是有看法的，他来江苏两年半不到，拉帮结派，抬举了一些人，也打击了一些人。江苏没搞好，他有一定的责任。因此，在迎接新主席到任的时候，有两种心态：一是顾祝同的反对者，他们担心前面走了虎后面来了狼，他们大多保持着沉默；二是顾祝同的拥护者，他们捧惯了顾祝同，听说新来个痨病主席，不少人持有异议，还暗中作梗，使小动作。结果表明，陈果夫上任不到三个月，特别是听了他低调的施政报告，又观了他的言行，不少人改变了态度，怀疑者不再怀疑，反对派变成了赞成派。其中最典型的就是政学派的黄炎培，就是他称陈果夫为“痨病主席”的。陈果夫上任之初，他约集一帮人跑到省政府前静坐，陈果夫上台讲话他鼓倒掌，但是，不到一年，他就改变了态度，亲自出马到省政府，当面向陈果夫赔不是。

新官上任三把火。先不说后来人们如何赞美，且说陈果夫上任之初也是雄才大略，极想把这个天子的脚下搞一个全国的样板、各省的楷模，使之成为“富庶的江苏”、“模范的江苏”、“小康的江苏”、“文明的江苏”，反正是江苏处处不落后。陈果夫当年40岁，年富力强，觉得有这个能力摘取这样的桂冠。然而面对着顾祝同留下的这个烂摊子，理想与现实间还有大大的距离，一时陈果夫还不知从何下手。正在他徘徊的时候，他想起了千年古训——“为政在人”，眼前顿时一亮。后来，陈果夫在他的《苏政回忆》中写道：“我们一到江苏，首先便是用人问题。”他搞党务多年，深知人治社会中令行禁止的关键在人，不在法，更不在是非。“顾”天不变，“陈”天难立，当务之急是改变用人的局面。这也叫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用外派人。

但要搞一朝天子一朝臣，还要玩手段，让人不知不觉地演变，或者说顺理成章地“上钩”——这就要有“高超的艺术”。

且看陈果夫的高超艺术的表演，他上任伊始，就抛出了省政府用其所长的“五条人事大纲”草案，大报小报地宣传，供人讨论，搞得家喻户晓，人人皆知。

且看这五条人事大纲草案。

第一条便是：重要的人事交与各厅厅长及省政府委员共同决定，不以个人好恶为取舍。第二条便是：不干预各厅各处各县市用人。第三条便是：尽量选用有朝气之青年任县长，使其能勇于兴革。第四条便是：鼓励国民党员从政，并勉以切实为人民谋幸福，以示革命者不用官僚作风。第五条便是：鼓励选用中央分配的中央政治学校毕业生，以提高县佐治人员的素质、水平。

从字面上看，陈果夫的规矩，除了第五条略有故作引导之嫌外，其他的均无可挑剔。可是真正读懂的人，却没有不惊呼厉害的。比方说第一条，实际的效用就是把人事权上调，集中到省政中枢，堵死下面擅开用人的口子。第二条说是不干预，其实是不让前任的旧班底横生枝节。第三条为走马换将寻觅理由。第四条更是冲着“其他派系”下药，以突出“党”的作用来贬斥军人的越俎代庖。可谓：事事有针对性，条条有杀伤力。

当时民众讨论踊跃，那些华丽的词汇，总是民众赞誉的热点。因此陈果夫的人气指数大升。人们在热热闹闹、高高兴兴中接受了陈果夫的用人五条。

照章办事。陈果夫很快草拟了一个省政府班子的名单，报了上去。殊不知这名单中九位要员中七位是CC分子（CC是取“二陈”拼音首母而成），另两位是蒋介石心腹，不用不行。后来，这纸名单拿到青年团中央常务干事会上讨论时，名单宣读后，有人扑哧笑了，道：“这哪里在组班子，这分明是在炒大锅菜。这菜名我是想好了，叫‘一纸绘CC，一锅端黄埔’。”大家哈哈一笑了之。

有人把讨论结果透给了蒋介石，蒋介石硬是按着不批。

陈果夫急了，一天一个电话地催问，蒋介石不说不批，一个劲儿地打哈哈。今天推说没研究，明天推说有事情。陈果夫心想不妙，估计哪个人上出了问题，不称蒋君之意，于是，陈果夫作了退一步的打算，连夜起草报告：“如有更适当胜任者，请委座指定之。”

正如陈果夫的揣摩，在南昌剿共的蒋介石见到电文，正中下怀，忙唤来行营秘书长杨永泰，让其立即给陈果夫回电道：“建议民政厅长由政学系的辜仁发担任，余皆如名单所云。”

陈果夫接到电文，心中凉了半截，因为民政厅长是班子中的牛鼻子，是重中之重，不同于一般的职位。既然主子发了话，他还能说什么呢？于是他认为有人从中捣鬼，其实，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蒋介石身边的秘书长杨永泰。

陈果夫的猜测果然没错，据知情人士披露：1934年陈果夫被任为江苏省主席时，曾电南昌行营秘书长，杨从中作梗，另派他的部下辜仁发为江苏民政厅长，陈果夫衔恨在心，待机发作。

不久，辜仁发东窗事发，他被控告重婚，对簿公堂。

后经记者们的宣扬，把个京沪闹得沸沸扬扬。辜仁发完全陷入了被动的困境。3月29日，监察院正式对辜仁发提出了弹劾。辜仁发绝望了，正伸着颈项等候挨宰，幸亏蒋介石明晓根底，不愿让政学系太过难堪，他把辜仁发叫去训了一顿，然后建议他自己提出辞职。4 月3日，在陈果夫主持的江苏省政府会议上，通过了一项陈果夫期待已久的决议：“本府委员兼民政厅长辜仁发呈辞，转呈国民政府准予辞去本兼各职，由陈省主席暂行兼理。”

4月14日，陈果夫兼理民政厅长，4月17日，陈果夫在江苏省政府总理纪念周日上，专门做了一个报告，他用沉痛的语调，上台便说：“诸位，省政府于最近数星期中，发生了辜厅长的一件事，诚属不幸！辜厅长来苏数月，工作努力，竟因此辞职，很可惋惜，我总感觉到：在政治上工作的人，不仅本身一切行动要多加检点，一切家庭的关系，也须特别注意。没有结婚的，择偶时须审慎；如果一时错误，娶妻不贤，日后她做了坏事，还要你自己负责，还是你自己受苦。所以在政治上负责的人，不应好色娶妾，连金石书画之类的风雅嗜好，都应当摒绝。因为嗜好一多，本身欲廉而不得，政治也无从澄清了。”这一番感言，只听得CC分子振聋发聩，政学系人物欲哭无泪。

1934年5月3日，余井塘接任江苏省民政厅长一职，此举意味着省政的各级衙门已向CC分子大大地敞开了。

治省兴政

倘若说新官上任三把火，陈果夫第一把火是治省用人，那么第二把火则是治省兴政。何为兴政？且听陈果夫是如何说的。陈果夫第一次向省政府官员训话时，站着一口气讲了两个多小时，不喝水不喘气，那真叫人佩服。

他首先讲江苏要办成三民主义的模范省，首当其冲的是兴政。兴政是第一位的，是压倒一切的头等大事。兴政的要害在于兴利去弊，核心是“决策科学”，原则是“工作求实”。兴政的目标是“提高行政工作效能，把江苏办成三民主义的样板省”，着手处是“从有意应承上司、浮夸不实的衙门作风”进行整顿改革，大事着眼，小事着手。接着，陈果夫话锋一转，道：“过去衙门虚设，数字虚报，官薪照领，敷衍塞责，令不行禁不止，我认为作为上峰，有方法问题也有作风问题，作风问题是痼疾问题，痼疾不根治，形式再好，口号再响亮，也无济于事。所以我们提倡‘求实’的作风就是这个意思。比如合署办公，虽然可以提高工作效率，但可用于战时，未必合乎于平时；还有‘案无留牍’的口号，要求公文不能积压，必须每天办结。其实既不可能，也无必要。硬当做官样文章来做，搞形式主义，取悦上司，就背离了‘求实’、‘科学’四字。因为公文的简单复杂，随内容而异，有些可以立即办，有些必须查卷查询，有些必须与各方接洽商量，还有须从长考虑，假设为满足形式上的行政效率办了，不仅贻误公事，而且倒回头重新办过岂非效率更差？我不赞成‘案无留牍’的口号，该如何办就如何办，这就是‘求实’。同时，讲究方法和工具上改进，推崇‘科学’的理念是至关重要的。求实和科学四字，都是五四运动时期提出来的革命口号，我们就落实行动。”

陈果夫讲完“兴政”这个话题，接着又去参加另外一个孙中山纪念会，大会在开幕前，由司仪倡导为民主革命的先驱孙中山先生静默三分钟，可是不到一分钟就静默完毕。陈果夫不干了，作为省主席，他满脸严肃地讲：“我们要兴政，就要从‘求实’做起，从小事着眼，以小见大，不能马虎。静默三分就是三分，这叫求实。不可二分五十九秒，也不可三分零一秒。准时到准时退，从事建设不求实不能成功。马马虎虎的习惯必须革除。”

讲完后，他命令司仪立正，看准表，让会议重新开始，静默了三分钟。这次会议没有给大家留下什么印象，倒是陈果夫“求实”作风入木三分地让人刻骨铭心。

为落实强省兴政的大计，不久陈果夫又深入江南水乡，体恤民情，为民办事，又成一桩传闻。

且说这天，陈果夫一行在县城一家饭店吃饭，隔着窗户看得清楚，饭店对面有一家布店。一个乡下进城挑粪的老汉，脚一滑，一个踉跄，虽未跌倒，桶里的粪却溅了出来，刚好落在一家浙江老乡开的布店门前。老汉赶忙歇下担子，寻找笤帚清扫。老板站在门口，恶狠狠地说：“粪落在我店门前，还用我的笤帚扫，不怕脏了我家的笤帚？你去擦掉！”

白头老汉说：“好，我来擦，我来擦！”

说罢，就四下寻找地上的废纸、破布。老板却用脚踩着一片废纸，恶狠狠地说：“得用你——的——棉——袄擦！”

老汉急圆了眼，说：“你……你……”

老板把眼一瞪，说：“你别给我瞪眼！清早粪溅我店门前，误了我生意，你还有理？”

老汉无可奈何地脱下棉袄，打了一个寒噤。这时看热闹的人围了一圈，见老板无理欺人，都很气愤，也担心在这寒冬腊月，老汉冻坏了身体。但这老板“横”得很，都敢怒不敢言。老汉正要用棉衣擦粪，陈果夫从人丛中站了出来，说：“老大爷。天冷，你穿上袄子。那柜台里有的是布匹，你拿一匹布来擦！”话中带硬。

老汉看看陌生人，又望望老板，不敢动作。陈果夫和秘书却走上来，硬是帮老汉穿上袄子，推着他去拿布匹。

老板气得圆睁两眼。看这来人高高的个头，瘦削的脸庞，长得白净斯文，身后又有提包的，有点儿来头，听说话是浙江口音，就说：“客官，我们是同乡，你就甭管这闲事啦！”

陈果夫却说：“老大爷，一切由我做主，快拿布匹来擦吧！”

“好，我拿！”

正在此时，一阵马蹄嗒嗒，尘埃扬起处，县长大人来了。原来，县长到城门迎接陈果夫主席，听说陈果夫已微服进城，就赶忙进城来找。一见正是陈果夫一行，就说：“陈主席，本地一方，任你查处，如有不规，你就发话办吧！”

老汉就上店里拿了一匹布下来，擦地下粪便。

一匹布擦完，陈果夫说：“不干净，再拿一匹！”

一连擦了八匹布，陈果夫方说：“嗯，差不多了。”

老汉挑起粪桶走了。老板心里气，但可不敢吭声。陈果夫望望老板，说：“老板，这八匹布记在我这个老乡头上。”

过了三天，陈果夫要走了。老板气不过，就在店门前贴了一张白纸长条，上写：“虎走山还在。”陈果夫从门前经过，瞥眼看到“虎走山还在”的长幅，待知县送到城门口，陈果夫说：“李县长啊，我这里也有幅字，劳你的神，贴到我那同乡的布店门前。”

李县长忙接了过来，送别陈果夫之后，就拿到布店门前贴上。陈果夫写的是：“山在虎还来。”老板一见，吓得出了一身冷汗，从此不敢作恶。

这事一传十，十传百，在三苏大地传得沸沸扬扬，再加上“静默三分钟”的兴政传闻，陈果夫也成了三头六臂的神奇人物。

同时，陈果夫的“严谨顶真”的工作作风，也叫全省人佩服，下属官员纷纷效仿。一些下属官员到省城汇报工作，都是要准备三天的，揣摩上司的问话，生怕出了纰漏，或者说出个“大概”、“可能”，陈主席是要你尴尬红脸的。陈果夫深知积习日久，一般不作训斥，只提一下希望，下不为例。且说这些官员也是有教训的，下次汇报不敢再马虎了。

“专员不兼县长”始于江苏

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期间，正是蒋介石对中国工农红军进行五次“围剿”的时期。蒋介石气盛，作为总司令的他，主张全国军事化，一切为前线，一切为“剿匪”，所以南京政府的行政统制、行政督察、行政兼任都体现出战时特点来。战时的行政督察专员制明确规定，专员兼所在县县长，便于对全区地方武装力量的统筹调动。陈果夫在兴政过程中，首先大胆提出来“专员不兼县长，不兼县制，由江苏开始”。一时引起了轰动。

陈果夫在接受记者采访时，明确表明了自己的观点，说：“我认为江苏乃非‘剿匪’省份，任何事都要求实，不应一刀切，专员还是以不兼县长为宜。因为设立一个制度，首先要求名副其实。省县之间既增加了中间督察一级，就要使它名副其实地发挥督察及层次节制的效用，倘使兼县，专员一方面是高一级的督察者，一方面又与其他县长为平行的同僚，结果一定顾此失彼，起不到应起的作用。”

陈果夫的观点见报后，有人举起了“棒子”给予抨击，说专员兼任县长是委员长的创造，江苏是蒋委员长的天下，不能说改就改。说这话期间，早有人也把此话捎给在南昌的蒋介石耳中，蒋介石也感觉到气愤，不过他没有把这种气愤表达出来，而私下里放出了风声，于是引发了一场激烈的大辩论。

陈果夫是聪明人，面对着两派的言辞激烈的争论，火药味十分浓烈，他认为吵架不能解决问题，真正解决问题还要靠实践。于是，在两派双方争执不下的时候，他潜入了苏北地区，在他的支持下，开始了专员不兼县长的试点示范。每个示范区根据其交通和自然环境，辖四县至九县不等。各专员公署编制不大，富有弹性。譬如，某一区的中心工作为水利，则专署内增设督察水利工程专家，另由建设厅派工程人员若干名辅助专员，督察水利工程。如某一区的中心工作，着重在整理财政，则由财政厅派专门人才若干人到该区署协助整理。由于江苏的行政督察专员制度，完全是因地因事，以制其宜，实行下来，确实比旧制好，蒋介石看了试点报告很高兴，大笔一挥作了推广的批示。先向苏南地区推广，而后向全国推广，成为了全国通行的制度。这件功劳当之无愧地应该记在陈果夫的头上。

再说与行政平行、同等重要的还有警政。陈果夫也给了很大重视，投入了很大的精力，为“安乐的江苏”打下了基础。据陈果夫回忆说：“警政是内政的骨干，国家的内政要上轨道，必须要从健全警察制度开始。”当时，蒋介石正在前方剿共，“大敌”当前，陈果夫的警政改革和健全，当然也离不开“反共防共”重要内容，他推行保甲制度和联防制度就是例证。

且说陈果夫推行的保甲制度，应该说是强化警政的一种手段，但却是始于宋代封建社会的一种治安制度。由于推翻了大清，这种制度就被束之高阁了。陈果夫却来了个“拿来主义”，他认为老祖先的东西也不全是过时的，宋元明清，四个朝代都在延用，说明它是管用的。

再说保甲制度主要是通过十户一甲、十甲一保的编组，由大到小，深入基层，把“防共反共”的任务和责任，落实到一家一户中去。用“管、教、养、卫”的方式，实行他的“联保连坐法”，必要时，还可以编组民团，维护治安。无疑这种保甲和联保制度，带有浓烈的防共反共的色彩。这也是陈果夫死心塌地跟随蒋介石，坚持以共为敌的罪证。

这种保甲制度不像督察制度，很快得到了蒋介石的赞许。蒋介石立即给陈果夫打气。陈果夫于1934年4月，先从苏北地区试点开始，而后向南各县推广实行保甲联防制度。与之同时，还要求各县强化壮丁训练，充实保安团队，然后与治安警察合编成地方保卫队，以增强防共抗共的力量。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江苏省保安司令部，陈果夫摇身一变成了“大司令”，圆了他的军阀梦。他身后有60万保安队伍，“党阀”戴上了“军阀”冠，陈果夫啧啧自叹。

地政，成绩斐然

土地，万物之源，国脉所系，民生所依。中国自古便有泱泱农业大国之称，从远古女娲以泥造人的传说到后稷教人稼穑，走出游牧，人类便与土地结下了不解之缘。从先秦的“男乐其畴，女修其业”到周文王演八卦，尊土为“五行”之首，从唐朝的“地为天生，人为地显”到宋朝的“但存方寸地，留与子孙耕”，从元朝的“土地，诸物之根菀也”到明朝“黄金有价地无价”……这些千古至理名言使陈果夫十分重视地政管理，“警政”、“地政”一起抓。在陈果夫建议下，1932年8月中央政治学校增设了地政研究班。在地政班开学之际，作为省主席的陈果夫到班里做报告。

他说：“外国之所以富足的原因，不外乎能善于运用‘人’与‘地’两个方面。我国人口众多，何以积弱贫乏？是在于不能充分利用‘人’和‘地’。在人的方面，未能做到人尽其才；在地的方面，没有做到地尽其利。”

陈果夫早在导淮委任职时，就专门成立了土地处，充分发挥了他的思想，以地养河，以河兴地，地能生财，钱没花多少，水利工程一座座。如今他又强调地政管理工作，无不是从中得到的启示。于是，陈果夫不顾自己虚弱的身体，亲临三苏大地视察。在苏北地区，他亲眼看到由于水利失修，大片大片的淤地不能利用。他很心痛，下决心修一条南北运河：北自灌河之陈家港起，向南经过阜宁以东之淮河入海道，河槽一直沿海边到南通，入长江，汇大海。同时把运河挖出来的泥，筑成一条挡海的长堤，不使碱水内灌，则范公堤以西的数万亩土地，便可逐渐变成良田。这一计划中的新运河，距范公堤约二三十公里，这就是宋朝以后逐渐淤积起来的土地。这条运河要是开成，沿河的土地，原来为不毛之地，可以变为百里沃田，地价一定随之激涨；开辟运河经费，即可以土地之增益价值为抵押。但若不预为筹谋，必将为巨绅财主投机垄断，不劳而获地提取政府及千万人民辛苦经营的果实。连云港市在辟市之前未有筹谋，所有区位好的土地，为富商大官购买一空，市政建设经费不能从土地上去谋取解决，便是最现实的前车之鉴。所以陈果夫在运河工程之初，即命地政局派员调查预定新运河路线一带之地价，开始测量，根据测量数字和地价的趋势，计算出新运河预计发行公债1200万元，即以运河开辟后的土地增值来偿还。预计运河工程，一年半可以完成。完成后陆续收取沿河土地增益积金，两年半可以还清。所发公债，预定为五年还清本息之短期公债。1937年下半年即开工，上半年已命令停止该路沿线土地之买卖，杜绝投机，所有开辟新运河的有关章则均经订定，由省政府会议通过，在章则中特别规定，凡属为新运河开辟努力之人员，得由省政府按其成绩，奖以宅地，并由省政府选择适当中心地区，将来可发展成市镇者，先收购若干之地，当做奖励宅地之用。原章程严禁工程人员作土地的投机，所以这一规定，又有人情之调剂，一方面杜绝其私购土地，一方面仍予以获得土地的希望，而鼓励其努力工作。

与此同时，陈果夫还在江苏实行了他的土地管理方案，办理江苏省的地政，分两步进行：一步是治标，为开办土地陈报，以整理财政为目的。最初有江宁式的土地陈报，后来萧县办得比较详密，所以又有萧县式的土地陈报。所谓土地陈报，就是要地主陈报他的土地。同时，就土地来查明其地主，使地与主联系起来，做到田赋不易陷匿、规避、转嫁。虽然是一种临时治标之计，但技术上却也费了一番工夫，财政上也小有成效。二步治本，便是丈量土地，整理地籍。这件事前任顾祝同已着手办理，陈果夫接任时，已有三县丈量完竣，开始登记地籍，前任向国外订购测量仪器甚多，后来江南富足各县，又各别添置了不少。有此基础，所以大规模办清丈，也就省事得多。至1937年下半年，江南各县丈量完毕，且有十县以上，将土地登记办好，并实行征收新式的地价税，以代替相沿数千年之田赋，实为我国历史上之创举。这也是陈果夫的一大功劳。

江苏的地政，虽因战事停顿，但其重要图籍仪器，及一部分在江苏训练出来的地政人才，都撤退到后方。器材存在四川万县。后方各省，后来在抗战时期所以能做了一些土地丈量工作，大半利用江苏撤退下来的人力与器材，这也未始不可以说“失之东隅，收之桑榆”。

“中央”会经通令建造公墓，并禁止农田造墓，这原则本来是对的，不过只能适应将来，却不可追溯过去。如果把原来散漫在农田中的坟墓，要坟主把这些集中，改迁公墓，一定会引起民众极大的反感。尤其江浙一带的坟墓，多用石礅，造得非常坚固，更难得搬动。所以江苏并未依照办理。因为中国未大规模用机器耕田，田里有坟，不十分影响耕作。等到农业机械化了，这问题自然会解决。现有的坟墓虽然暂不必迁，而适当的利用还是应该的。所以规定坟墓上应种农作物，或蔓藤之瓜果等类。在山地之坟墓，必须种植树木，经三年而不植树者平其坟，这样就可以地尽其利了。

苏北若干地方很多屯田，从前归军事机关管理，其收入大半为办事人员中饱。实际上这些屯田年代久远，已失去屯的意义。所以军政部视之如累赘，管也不好，不管也不好。陈果夫下令军政部将全部旧屯田及所管其他公地，交了出来。在海州有左右营两大块土地，先将地籍整理，次将地权完全归诸耕者所有，实行了耕者有其田。这样一来，农户皆大欢喜。以后即与其他土地一样，向政府缴纳地税。这些屯垦的兵，经过了多少年，早已是普通老百姓，而因为名义上是屯田，每年受不法军人的骚扰敲诈，一旦使之名副其实，所以都非常感激政府。军政部测量的黄河故道有公滩公地数万亩，这些地，原来是老百姓随便占用的，但规定为“中央”所有之公地，所以不向县政府纳税，而另有一批有力者，却向他们收钱。地政局把这些地落实清楚后，做好了土地所有权状及蓝图，规定收租规则，和耕种的老百姓订立租约，每年分两期收租，也受到了老百姓的欢迎。

在那时，全国地政以江苏为龙头，成绩斐然。

陈果夫理财之道

应该说陈果夫生财有道。从他记忆起，他就不缺钱花，少年有压岁钱；上中学起他就挣钱，根据物价差价，随便倒腾些东西就能挣到钱，这样既不误学习，权当是玩了，何乐而不为呢？再者，成年后在上海他又委身于经纪（济）之道，崭露头角。所有这些，都为他去江苏，振兴江苏经济做了绝好的铺垫，后来江苏财政治理、合作化发展，江苏经济振兴，莫不是与他先前经验的积累有关。

且说1934年春，这是陈果夫上任的第二年，他凭借早年经营金融的经验，设计了一整套金库会计制度，并逐步施行，严格堵住了财务漏洞。金库制度实行开始，先指定江苏农民银行代理省、县金库，规定所有收支，一律在此办理，各机关只留少量备用金，这对各级官吏是一个严格的限制。会计制度为新式官厅会计，取消旧有的四柱清册，并且规定：每年办理一次假交待（年终盘结），为后来的交接做准备。会计制度初行时，方方面面持消极态度的特多，试行一段时间后，优点不少，大家才改变了态度，由消极到拥护。

过去，各地财务混乱，一旦县长大人调任，财务交待成了大问题，有清不完的账、扯不完的皮，拖几个月乃至一年者屡见不鲜。新的会计制度实行后，遇到调任，可以随走随交，最多只需一个月。这样一来，效率大大提高，同时也大大压缩了徇私舞弊的时间和空间。

再说合作事业是孙中山民生主义的具体体现。陈果夫一到任，就给予了重视，在陈果夫的策划下，通过一个响亮的口号“人人为我，我为人人”，就把散沙般的农村、乡镇组织了起来，名曰合作社。陈果夫高度赞扬说：“资本主义及共产主义两极端中间的一条中庸大道，它调和着公利和私利，公用和私有，公营和私营，而且有计划统制之长，而无其短，所以是实行三民主义社会经济建设的康庄大道。”

中国合作运动的创始人应该说是陈果夫的老师薛仙舟先生。早年陈果夫赴德留学前，曾就教于薛仙舟，攻读德语。结果陈果夫德语字母装不进脑海，德语吃了“鸭蛋”，而先生的合作理论却装进了头脑。陈果夫上任江苏省主席后，谁也不请，独把当年的薛老师用八抬大轿请了过来。老师问学生，请他何为？学生答，中国要走合作化道路，我们江苏不能落后。请先生指导，且拟个全面的能推行的方案也。先生答道，合作事业是本人毕生之研究，如能见天日，是本人一生幸运事。于是，薛先生废寝忘食，不出半月，拿出了方案，呈报到蒋介石那里，大受称赞，大笔一挥照办。于是，江苏省就轰轰烈烈地开展起了合作化运动，并始于全国的先头。合作化轰轰烈烈地开展后，薛先生就撒手人寰。陈果夫在悼词中道：先生毕生献身合作事业，可惜先生看不到合作化的成果啦！

陈岩松时任江苏省建设厅合作科长，是最直接的执行者。据他回忆说，陈果夫任江苏省主席时，除了“在吴县设有光福合作实验区，推广蚕丝合作外，并在江南的丹阳、江北的淮阴，分设两个合作实验区，前者推行以信用合作为中心的乡镇综合性的合作组织，后者以推行牲畜运销保险为主的专营合作组织。此外，辅导各种农业特产，如徐州、南通的棉花，宿迁的金针菜，无锡、吴县的丝茧，吴江的丝绸及砀山的梨子等，均组织运销合作社，由省农民银行设立信托部，供应低利资金，并由中国合作学社在上海设立批发部，代办销售业务，即自货品生产后，凡集货、分级、包装、运输、奖金调剂及出售，全由合作机构办理，可免除中间剥削，以确保生产者得到生产全部的利益”。对上述做法，陈岩松的评论是：“果公早年在上海经商，富有商业经验，因此，他对合作事业不仅在理论方面有独创见解，且在业务经营方面，亦有精明确切的指示。”至于效果如何，他说当时有这方面的统计，称之为“中国合作运动成果记录”。附有统计图表26幅，记载了合作运动开始至1932年的主要成就，在合作社的数量与参加人数的项目上江苏分别占全国总量的58.23%与48%。到1934年末，江苏全省的合作社又由当初的1609个发展到2600个，参加人数也有了大幅度的增长。从经营的状况看，今胜于昔的趋势逐步显现出来。抗战爆发，1938年，江苏成为沦陷区，陈果夫念念不忘合作运动滋长的沃土，从中多有总结，归结为：“一个基础”、“一个原则”、“五类合作”，即“合作社为三民主义的基础”，“互助为合作最高原则”，具体有“工业合作”、“农业合作”、“交易合作”、“银行合作”与“保险合作”。

禁烟传奇

陈果夫主苏政四年，正是南京国民党政府腐败的初期。正风兴政，包括规正官风、改良民风、净化社会，陈果夫都做了些有益的工作，唯独禁烟，成绩最大，似乎传奇，值得一表。

且说1932年11月，某夜晚，一个“大烟鬼”被陈果夫迎进了自己的行辕。此人大高个，身穿长布衫，一脸的烟容，脸黑不说，两腮明显地凹了进去。身上肉不多，活像个“大虾米”。不过，尚能看出年轻时的英俊风韵，只不过今非昔比。

此人是陈果夫当年南京陆军小学的同班同学徐俪江，当年他还未入陆小时，班主任误认为他是一位俪影女子，报到后方知是一位风度翩翩的小伙子，与陈果夫分为同桌。多年不见，这次应陈果夫盛邀来府做客，徐俪江心里直打鼓。

徐俪江进来时，陈果夫还没有下会，秘书让他在会客室稍等。待陈果夫下会与徐俪江相会时，他吃惊地发现老同学变化太大了，以至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俪江兄，变了当年的俪影，让我也不敢相认了。”陈果夫开口先说。

“果夫，你官做大了，难得相见啦。”俪江答道。

“快坐下，”陈果夫又招呼秘书上茶，然后才坐下来问：“你现在所司何事？”

“不怕你笑话，老同学落伍了，我在苏州是有名的寓公，在家里是个有名的烟枪，落了个孤家寡人。老婆反对，儿女反对。后来老婆见我是吃屎的狗改不了，也就嫁狗随狗了，同时抽起了大烟。”

“你的情况我知晓。”陈果夫平和地说。

徐俪江两眼露出了惊骇。似乎在问，你是怎么知道的？

“关心你呗。”陈果夫为徐俪江沏了水后，又道：“今天请你来，我想了解烟场情况。”

“要说这行我不陌生。”徐俪江侃侃而谈：“上海的黑市，苏州的黑道，南京的黑易，镇江的黑窝，不是我俪江瞎吹，全在我的脑瓜里。”徐俪江边说边指自己的脑袋。

“这我相信。”陈果夫洗耳恭听：“你对烟场有什么认识？”

“要我说真话还是说假话？”

“当然要讲真话！”陈果夫道。

“讲真话，要让我先骂蒋不死的！蒋介石年年喊禁烟，都是做表面文章而已。若要追究查禁不力的责任，全在蒋该死身上，当然我也是受害者。当年，杨永泰为替蒋介石筹措军费，献出新生活一计，实行鸦片三禁政策，结果使非生产区的鸦片贵如黄金。当时蒋介石剿共缺钱，这杨永泰也不是个玩意儿，反而向老蒋又献一计，倒卖鸦片可赚大钱。蒋介石也是个该杀的，居然点了头。搞得禁烟大防形同虚设，大烟泛滥成灾。”徐俪江一针见血地直指当局。

陈果夫也不介意道：“人家是人家，我是我，既然为官一方，就要造福一方。老同学，今天不瞒你说，我也要向你摊牌，江苏要禁烟！”

徐俪江又是惊骇，双目圆睁：“当真？”

“当真！”陈果夫双目严肃。

当徐俪江眼睛碰上陈果夫的眼神时，徐俪江的眼睛被灼了一下：“老同学，有话你说吧，需要用着我的时候。”

“我想任命你为省禁烟局局长！”

“老同学，你不是开玩笑吧？”徐俪江第三次惊骇。

陈果夫道：“你还有什么话要说？没什么话说明天上任。”

“不，不，”徐俪江连连摆手说：“让我考虑考虑。太急了点儿。”

“好，你说吧。”

徐俪江呷了口酽茶，拍拍自己的脑门，静默三秒钟，道：“既然老同学这般相信我，为接受这个任务，我先回苏州戒烟，等我戒了烟，我再来上任。这也表示我的决心。”

“好，一言为定！”当两双手相握时，一项任务达成。

再说徐俪江高兴，那是三个没想到的高兴，他与陈果夫分手后，一人走在长街上，他甩下了帽子，只觉得头脑轻快，脚板生风，边走边想，边想边高兴，一高兴就唱了起来，直到走进了死胡同，他才清醒过来。匆匆向苏州老家赶去。

徐俪江回到苏州，与老婆一讲高兴的事儿，老婆也乐得合不上嘴巴。夫妻二人下了决心，为了戒烟，一头扎进了外国人开的赐庄博习医院一个多月，服了外国洋药，硬是把十几年的大烟瘾给戒了。

出院那天，天格外蓝，徐俪江也改变了旧模样，他满脸红光，让前来迎接他的朋友们不胜感慨：“精神了！”他在家里宴请了朋友们，第二天便登上了去省政府的火车。

当西装革履的徐俪江神采奕奕地出现在陈果夫面前时，陈果夫也惊骇了：“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烟戒了？”

“不但我戒了，老婆也跟着戒了。”

“好样的！”

接着徐俪江又把走马上任后的工作方案全盘托出，道：“禁烟期间，对于‘禁烟方案四步走’我作了考虑，不知可行不可行？”

陈果夫摆摆手：“说来我听。”

“我想第一步，先发个通令，命令各缉私人员，全力以赴，断绝黑货的源头。”

“那第二步呢？”

“接着就要提高烟土销售的税收和各烟馆的营业税。第三步普遍在公私医院，成立戒烟治疗所，以方便并协助烟民脱离苦海，超生彼岸。第四步为提高积极性，多加奖金，使缉毒工作发挥更大的效果。”

“很好！”陈果夫立即给予了肯定：“就这样办。”

于是，徐俪江就这样走马上任，不出三个月，就见端倪。徐俪江凭借自己对烟场黑白道的熟悉，四处出击，八面拦截，办法可行，方式得当，形势日见好转，民心称快，各地住院就医的烟民大大地增多，不少烟馆因为营业税多而倒闭，烟民大大减少。报纸上有人写文章称颂：“自从来了徐俪江，江苏戒烟有保障；民风社风日见好，三苏人民齐赞扬。”

第二十一章

内讧纷起

CC叫板政学派

却说蒋介石联合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过关斩将，斗倒了汪精卫的改组派，战垮了大同盟、西山会议派，赶跑了胡汉民派，最后形成了“蒋家王朝陈家党、宋家姐妹孔家财”的格局。这时的蒋介石采取了对外一致反共，对内制造派系，互相牵制、互相抗衡，以利于自己稳坐钓鱼船，独揽大权。

有人形象化地对蒋介石的班底作过一番描述，说：“王车驾三马”，或者说：“三马驾王车。”这“王车”是蒋介石，“三马”就是蒋介石班底中三大派系，即是黄埔、CC与政学派系。且说这三大派系，就资历、辈分来说，也有个高低、先后之分。要说根子最硬的还是黄埔派，应该说这是“三马”中的辕马。平分秋色的是政学与CC派。

陈果夫、陈立夫作为CC派的代表，看透了这一形势，于是先是叫板政学派。

再说政学派系的代表人物当数杨永泰。政学派在蒋家王朝中崛起较晚，发展却是十分迅猛，它能与黄埔、CC形成三足鼎立之势，就是能言善辩的杨永泰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说到这里，有人不禁要问，这杨永泰何许人也？

这杨永泰是广东茂名人，大清时期中过秀才，当过同盟会会员，阅历很广。民国成立后，混入政界，当过袁世凯的国会议员，又替孙大总统管辖过广东省政。北伐伊始，经张群引荐，才被纳入蒋介石的幕下，担任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的总参议。时间稍长，主唱仆从，甚为和谐。杨永泰有一个特点，喜欢揣摩主子心思，习惯于备有两个正反方案在身，揣摩到度，便将方案抛出，常常让主子生出“英雄所见略同”的感慨来，久而久之深得老蒋赏识和宠爱。后来有人戏称之为“老谋深算”。

后来，杨永泰担任“剿匪”前线蒋介石南昌行营秘书长的职位，蒋介石逢有大事，必移樽就教，一时间“天下谁人不说杨”，实可谓：大红大紫，权倾朝野。

杨永泰也是聪明人，他利用蒋的充分信任，拉帮结派，打击异己，发展自己，短短六年间，他就赢得了“政学派的班主”的公论。

1935年蒋介石结束了江西省内五次大剿共，南昌行营的历史使命结束。蒋介石有意安排杨永泰到湖北省政府任主席。就在这一风声传出来时，CC派似乎是闻到了气味，以为这是政学派失宠的信号。陈果夫、陈立夫等立即紧闭屋门，拉下窗幔，开始筹谋于密室。

陈立夫说：“这次杨永泰去了湖北，说明老蒋有意把他支开。”

陈果夫道：“老蒋讨厌不讨厌杨永泰，话还不能太早下结论。”

“老兄怎么看？”

“要我看，这是权宜之计，有可能还要重用。”

“那我们该采取何种措施？”

陈果夫侃侃而道：“趁他还没有到湖北报到，给湖北何成浚打招呼，两面夹击，煽风点火，让他干不下去。”

接着陈立夫也谈了自己的看法。

且说第二天一早，湖北绥署主任何成浚还没起床，就接到了一位CC分子打来的电话，让他秘密组织民众，借民众力量，以抵制杨永泰赴鄂任职。再说何成浚也早就听说杨永泰来鄂工作，对自己冲击很大。再者此人能量大，生怕他来湖北，搅得塘水兴，乱了一方宁静。再说CC派的主意正中自己的下怀，何乐而不为呢？于是何成浚思考了一会儿，掐灭了烟屁股，扔在了地上，并踩了一脚。

第三天，武汉校园就有零零星星的有关杨永泰的小字报、大字报。第四天就有学生到省政府门前静坐，抗议杨永泰来鄂主政。一周后，武汉三镇，大街小巷，游行的学生队伍比比皆是。在游行示威中，学生第一次喊出了“打倒卖国贼杨永泰”的口号。

民间传言甚多，传得沸沸扬扬。这个说“前面走了虎，后面来了狼”。那个讲“老羊（杨）涮汤，骚了一湖（北）”。还有的叨咕：“白羊（杨）要克九头鸟，反了乾坤。”结果激得反杨情绪满城风雨。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武汉的反杨风潮消息传到了杨永泰耳里，开始杨还不大相信，因为在鄂他没有对立面。后来又有人反映，他才真的信了。他不光是信，心里还有些发憷，眼睁睁地望着天花板，半夜没闭上眼。思前想后，他便找到了主子，向老蒋倾诉了自己的苦衷：“我杨永泰没做那些缺德事，何必要火烧？”

“这个何成浚，怎么这样乱搞！”蒋介石听了十分生气。他一方面安抚杨永泰，一方面给何成浚发电报。电文如下：“据报：湖北省党部藉学生提出打倒杨永泰的口号，向政府示威。如果属实，即将该党部及其负责人一律军法从事，具报为要，中正。”

应该说，蒋介石不惜以杀CC分子为杨永泰入鄂开道，这是何等的支持与信任！

陈氏兄弟倏地发觉先前的估计（以为杨失宠）是大大地失误了。眼下，羊肉没涮着，沾了两手腥，局面被动，怎地是好？一番密室策划，陈立夫认为清水可以搅浑，浑水却不能澄清，索性让它越搅越浑，便心生一计，让刘鸣皋代表省党部，前往绥署说明情况：“打倒杨永泰”的口号，是学生自发喊出来的，与湖北省党部没有干系。

何成浚知道老蒋怪罪了下来，没个说法通不过，听了刘的汇报，没有追问，就对刘道：“那就照你刚才的意思，写个情况如实上报就是了。”

刘根据何的意见，拟了一段文字呈上，何成浚看了一遍说：“意思不错，只是电文太温和了些。”

刘鸣皋道：“劳驾你就下笔斧正吧。”

何成浚大笔一挥加上了十个字：“莫须有杀人，职责为不可。”

绥署办公厅主任陈光祖站在旁边看了，吓了一跳，战战兢兢地相问：“这样写，非触怒委员长不可。”

何成浚回答得痛快：“没有什么，最多不干就是了。”

且说何成浚早年是老蒋的幕僚，关系非同一般，他深知老蒋的脾气绝不会因为他的两句分量稍重的话大动干戈。

后来，蒋介石接到复电后，哈哈笑了：“这个何成浚没大没小的！”接着批示道：“让省党部来人汇报。”

何成浚把这个意见传达给刘鸣皋后，刘大吃一惊：“该汇报的都汇报了，还要汇报什么？”

何成浚说：“这个事只能意会不能言讲。你自己想去吧。”

“我想不了。”刘鸣皋像是一下子掉进了万丈深坑。他脑海中的蒋介石是一个凶神恶煞，说不定去南京是凶多吉少。他一夜没有睡好觉，第二天陪同书记长杨锦昱登上了赴南京的船。

他们在南京上岸后，没有直接找蒋介石，而是先到陈立夫那里探探风，陈立夫告诉他们不会有什么问题的。随即拨通了蒋介石侍从室的电话。

“啊，是小晏吗？”

“对，我是晏道刚。”晏道刚是侍从室的主任。

“湖北党部杨锦昱、刘鸣皋来了，人在我这里。委员长在吧？”

“你让他们过来吧。”

“那好。”

就这样二人就到了蒋介石住在中央陆军学校的官邸门前，在岗哨的指点下找到了侍从室，见到了蒋介石的大秘晏道刚主任。

晏道刚说：“你们先登个记吧。我尽快安排接见。”

登记完，刘鸣皋问晏：“我们这次来是否有杀头的危险？”

晏道刚听完哈哈地笑了：“你这是哪家的话呢？根本不存在杀头不杀头的问题，委员长的个性我是了解的。过去被他关押的人放出来就升官，免得放了，别人还记恨。要杀就不会让你们来，绝不会杀。现在不是杀不杀的问题，而是如何安抚你们的问题。心放到肚子里吧。”说得刘鸣皋和杨锦昱二人直点头。

会见是当天上午的11点钟。二人穿过三道岗，来到了蒋介石的办公室坐下。不一会儿，委员长从内屋里，脚穿拖鞋走过来，显得很随便。先以关心的口吻问了问二人的学历、经历和家庭情况，二人也感到亲切。接着他话锋一转道：“学生游行了几天？”

杨锦昱道：“两天。”

“打倒杨永泰的口号是怎么回事？”

刘鸣皋紧接着说：“是一个女学生喊的。”

杨锦昱也一唱一和地说：“我们已经做了认真调查，与我们党部的人没有关系。”

“没关系就好。”蒋介石说完站起了身，又道：“永泰很能干，是个干才也是个人才，对治理湖北会有成绩的。你们是湖北党部的领导，他是湖北政府的领导，都是一家人嘛，最近几天，他要报到，你们要精诚团结，共同把湖北的事情办好，不要有任何成见。你们听懂了吧？”

二人连连点头道：“我们一定精诚团结，把湖北工作搞上去！”

“那你们就回去吧，做好工作，不要再出纰漏。”蒋介石下了送客令。

离开委员长官邸时，晏道刚迎了过来，递给刘、杨各一张支票，说：“这是委员长送你们二人的旅费。”

刘鸣皋高兴地对晏道刚耳语道：“一切没出你的预想。”

刘、杨二人回到湖北一周后，就迎来了杨永泰的到任。CC派看出老蒋不惜血本要保住杨的位置，也就忍了下来。

且说杨永泰到任还是卖力工作，雷厉风行，做事善始善终，受到人们称道。然则时间一长，他那狐狸尾巴就露了出来——一手遮天，独断专行。于是先前的对立面又跳了出来，再加上CC分子的暗中作梗，日子也渐感难过。

时间定格在1936年8月的一天。这天早阴晚晴，早晨还下着小雨，杨永泰冒雨奉命去汉口日本海军司令部去谈判。下午归来时，一块乌云遮住头顶，雨点大了起来，他在途经江汉关时，枪声响了。一场早有蓄谋的暗杀发生了——杨永泰头中三枪，倒在雨水地里，再也没起来。

一天后，开枪的凶手谭戎轩，被附近地区的张屠户抓获归案。经过审理，背后指使人竟出人意料是胡汉民派、时任中央党部宣传部长的刘芦隐。蒋介石大笔一挥，刘芦隐丢官入狱。腾出的宣传部长一职，即由CC骨干分子填补了。这就是有名的虎（湖北）口夺羊（杨永泰）的悲剧。

凶案草草收场，疑问多多，人们不禁要问凶手不是当场而是隔日抓获，指使人刘芦隐为什么不千刀万剐？据有关记载：“杨案发生不久，刘（芦隐）在南京曾往见蒋介石，目的在解释外面说杨案与他有关谣言的无稽”，谁知，蒋不但不见刘，反而冷冷地说：“他（指刘）何必来见我，他自己有了他的组织……”刘碰了钉子，知道情况不妙，“马上想赶夜车遁沪，谁知已为CC系的特务跟踪，在下关站秘密被捕”。当时，“与刘芦隐一道被捕的人很多，结果情形，也未昭告天下，不过据CC系传出的消息”称“刘的暗杀计划十分庞大，列入名单的”，上自蒋介石下至CC系、政学系各类与蒋接近的人物都有，这张名单，一共有一百三十余人之多。CC散布这消息的用意，无非是对刘要加上一顶空前未有的大帽子，犹如“君主时代的叛逆案一样”，“罪大不赦”。同时他们还散布刘“供出一篇长达八十余页的所谓阴谋罪状”的消息，并说“根据这张罪状，足以证明杨永泰确为刘所杀”，而且这仅仅是“暗杀工作的开始”，接下来就要轮到“陈氏兄弟”了……

抗战胜利后，CC骨干方治对刘鸣皋道出了隐情，他说：“刺杀杨永泰这件事，确实是二陈先生指使的，当时不能泄露这个机密，现在谈谈没什么关系。”对此，陈果夫言辞闪烁，认为“暗杀者为私仇抑为公义，颇难遽断，须俟凶犯供明指使之人，始可明真相”。但据凶手谭戎轩所云：“我为奉中央党部的命令来杀汉奸”，他说的党部为何不是二陈，而是党部宣传部长刘芦隐呢？这里的奥妙恐怕不是寻常人说得清道得明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新中国成立后一本正式出版物《三C传》，再次道出了隐情，认为：“杨案发生，全国震动，CC为着避免政学系之指责，嫁祸于刘芦隐”，大体情况是这样的：“刘芦隐本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目击当时国民党的腐败和蒋介石的独裁野心，颇有一番澄清宇内的计划和志向，便着手成立了一个革新国民党的组织”，主要“以胡派嫡系为基础”，同时还罗致了不少其他“进步分子”，声势浩大。作者认为：“CC系在于争权力的出发点刺杀了杨永泰，进一步以一石打双鸟的手法，顺便给刘芦隐一顶帽子，以打击胡汉民系，所谓供词等，那不过是秘书室中的制成品，绝无事实。”

从杨永泰一案，不难看出CC的狠毒，但是无毒不丈夫，获利最大的莫过于“二陈”。

赶走张厉生

却说蒋介石这位权术高手，之所以让“二陈”主持党务十多年，没有给其培植对立面，这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二陈”为浙江老乡，对其忠心耿耿；二是“外敌”压力甚大，一切力量对外，他也没有这种精力。在这形势下，“二陈”渐渐羽翼丰满，手下网罗了一帮喽啰后，难免在主子面前不像先前那样顺从，这使蒋介石不能不产生想法。

随着对红军五次“围剿”结束后，蒋介石腾出手来，便给“二陈”物色对立面，以打破“二陈”一统党务的天下。派谁去呢？他想到了一个人，陈诚的部下，名叫张厉生。于是便召来密室相谈，暗授机宜。

1935年12月，蒋介石不顾陈果夫的反对，把张厉生推上了中央组织部长的岗位。张厉生到位时，蒋介石还亲临组织部讲了话，为张厉生保驾。

且说这张厉生年轻气盛，想给组织部带来新气象，提倡读书活动。可是组织部这地方，由于“二陈”多年经营，关系盘根错节。张厉生布置工作时，大家都说好好好，结果实行起来谁也不出力。最后闹得他提倡的读书活动半途而废。张厉生虽然盛怒，但慑于陈果夫在组织部的积威，自己多年又是陈果夫的部下，不敢对“二陈”手下的人马大动手术。再说军界的陈诚，虽然是自己的后台不假，但他做事谨慎多于大胆，自己身后没人马，万一出现闪失，怕是只有喊打的没有救人的！所以一直没敢对“二陈”下手。蒋介石看到眼里记在心里，对张厉生没有执行自己的意图十分生气。

张厉生不敢对“二陈”下手，而“二陈”却大开了“杀戒”。且说1939年11月，国民党第五届六中全会期间，陈果夫亲自出马，赤膊上阵，上书蒋介石，要求张厉生立即下台，并推荐朱家骅继任。蒋介石此时正生张厉生的气，看到张厉生下台的提案，立刻给予准许，并任命朱家骅担任组织部长。但是，应该说这是陈果夫一个错误。没想到自己推荐的人会向他开刀，反对自己，此是后话不讲。

迎来拆台人

“二陈”为了赶走张厉生，极力推荐朱家骅。朱家骅何许人也？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说：

朱家骅，字骝先，浙江湖州人，本是“二陈”的小老乡，曾任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1926年戴季陶任广州中山大学校长时，把朱请到广州，推举他为副校长，以后升任校长。南京政府建立后，朱曾任中央大学校长、教育部长和交通部长。

朱家骅和二陈的关系本来不错，应该说也是CC关系上的人。但从一开始，朱家骅同二陈的关系就不是类似于张厉生、张道藩、余井塘等人居于二陈之下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朱颇受戴季陶、张静江、吴稚晖这些国民党元老的重视，三人也频频在蒋面前对朱大加赞扬，因而蒋介石对朱的印象一日好过一日，而朱在国民党内官场行情也日渐看涨。朱和二陈关系处理得不错，一是看二陈势大，得罪不起；二是自己没有基本队伍，需要借和二陈的关系护身；三是因为朱是湖州人，属浙江系，二陈有意拉朱，想利用朱在学术教育界为CC出点儿力，也想利用朱和戴季陶的特殊关系，让戴多在蒋介石面前说点儿好话。戴季陶因为和蒋介石有盟兄弟的关系，又不拉帮结派，不恋官位，敢说敢干，不怕伤人，在蒋介石眼中一直占有特殊地位，蒋对他的意见，颇为重视，二陈怕戴季陶也加入反对他们的战团，如果这样，二陈是万万吃不消的。出于双方利害的需要，朱家骅自然而然地和二陈更加接近。在朱家骅当交通部长的时候，他拉张道藩当了交通次长，二陈对朱有什么要求，都通过张道藩向朱提出。基本上可以说是有求必应。抗战开始后，朱家骅还是紧紧地靠拢着军委会第六部部长陈立夫。高级分子在六部聚会商议重要问题时，朱家骅基本上都被邀参加，陈果夫、陈立夫对朱说话，既不像对外，也不像对部下，既尊敬又亲切，口口声声叫“骝先”。

1938年3月，戴季陶推荐朱家骅就任了中央秘书长兼中央调查统计局长。这次陈果夫又推荐朱家骅任中央组织部长。陈果夫有陈果夫的想法，戴季陶虽对“二陈”有看法，也举双手支持，可戴季陶推崇朱家骅的意图与陈果夫截然相反，他是想让朱家骅把“二陈”在国民党内搞糟的一套，全部抛弃，一窝端掉，方解心头之恨。因此朱家骅上台之前，曾与戴季陶有所勾通。

且说朱家骅出任中央组织部长后，他不像前任张厉生那样软弱，而是锋芒毕露，有破有立，说到做到。对内谁要有意见，马上请客送人，不管后台是谁，只要不是委员长。对外，他拉拢“三青团”作外援，对丁惟汾的大同盟、改组派的遗留人员等，统统收于翼下。唯独对CC分子大加清洗。

面对朱家骅的种种做法，陈果夫感到引狼入室，哑巴吃黄连有苦无处诉；陈立夫跳脚骂娘：“这个朱骝先也太不像话了，怎么独对我们的人开刀！这哪里像老乡做的事！”陈果夫也接着道：“真没想到，我们中的一些人见他势大，也去投靠朱家了。真谓世态变化，人心莫测！”

殊不知朱家骅的做法背后都得到了蒋介石和戴季陶的默许和支持，不然他朱家骅长十个胆也不敢。此时的蒋介石正在家中招待戴季陶，二人朗朗的笑声，像是对“二陈”不听话的一种报复。用蒋介石的话说，这叫一种工作方法。

两人正酒酣之际，宋美龄来到老蒋的耳边道：“大令，果夫来了。我把他领到了会客厅。”

戴季陶把手一扬说：“蒋兄，我得从后门走了，你们谈吧。”

蒋介石知道戴与陈的矛盾由来已久，也不便强留。

在会客厅中，陈果夫迎来了蒋介石，马上起座道：“委员长，最近发生一系列的事情，让我们兄弟百思不得其解。”

“说说看，都是些什么事？”蒋介石道。

陈果夫早已打好腹稿，道：“组织部内王秋先的调离，赵铁磁的免职，阚明的离职学习等都显得十分不正常。”

蒋介石一听哈哈笑了：“我原以为什么大不了的事呢，原是这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这是组织部长的事情，你和家骅交换过意见没有？”

陈果夫道：“这个朱家骅也太霸道了，能让你和他交换意见吗？”

“那这事就复杂了。”蒋介石推托道：“要知道，朱家骅可是你向我推荐的，推荐人交换不了意见，你说吧，谁能与他交流？”

陈果夫直搔头皮，无言对答。

这时的蒋介石也演戏般地瞪起了眼珠子：“当初，你们向我推荐时，这个人这好那好，一身是宝，现在是一身是骚。我没有找你，你还有脸来找我！”

“委员长，有我的失职。”陈果夫低头道。

“委员长，委员长，现在才知道我这个委员长，当初你们把我这个委员长放到哪里去啦！”蒋介石越说越有气。

自酿苦酒自己喝。陈果夫被弄了个无趣，不想御状没告成，反倒落了一身不是，越想越窝囊，这口恶气不出，他就要让气给憋死。

第二天一早，他抖抖精神，决心要到组织部，找朱家骅理论。他来到组织部的时候，扑了个空，心想这一定是朱家骅和同事在有意躲避他。后来看一看手表，离上班时间还有半个小时呢，这不是人家躲避，而是自己来早了。

朱家骅是第一个来上班的，陈果夫把他堵在了门口，开门见山：“家骅，我陈果夫有哪点对不住你的地方？”

“有话屋里谈。”朱家骅不温不火地道。

“我进屋还怕狼吃了我呢！”

“你这话就不对了！”朱家骅制止道。

陈果夫恨铁不成钢地说：“没有当初我的推荐，你有这个位置吗？”

朱家骅软中有硬地道：“你甭小看人了，没有你的推荐，照样有人推荐。”

陈果夫双手发抖地道：“你这是过河拆桥，不讲道理！”

“我要工作了，请吧！”朱家骅说完退后一步，关住了门，任凭陈果夫怎么喊叫就是不开门。

这事儿传出去，说什么的都有，叫陈果夫好没面子。

从此，“二陈”和他们所领导的CC派处在低谷阶段。朱家骅仍不罢休，联合其他的力量，把个CC派系搞得个七零八落。这时的“二陈”对蒋介石是毕恭毕敬，说话办事不像先前那样专横跋扈了。

解铃还得系铃人。再说蒋介石这位著名的权术大师，觉得手心手背都是肉，他不喜欢两败俱伤。他看到了“二陈”的基础大为削弱，便主动站出来，以一种救世主的身份出现，再让“二陈”对他感激涕零。话说1944年，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蒋介石叫朱家骅将中央组织部长职位让给陈果夫，朱家骅去当教育部长。此次斗争以“二陈”重新上台执掌党务为结束。

蒋介石对谁都不相信，在他手下的每一个系统中，都刻意制造派别，使之互相抗衡，以利于他的大权独揽。蒋介石的这种手法并不高明，在当时就被一些人发现。最早发现者便是贺衷寒。此是后话不表。

争风文化阵地

且说CC派与黄埔派打天下时是“情侣”，坐天下时是“冤家”。所谓派系，说穿了是为一派私利。要说CC与黄埔两派打派仗，大致可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CC团与复兴社的龃龌，主要是文化方面的争夺战；第二阶段是中统与军统的派仗，多是争风吃醋。

人们普遍知道，“二陈”发迹较早，借助于党权至上的强劲东风，极力向行政、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挺进，占领了中心地盘，等到黄埔派醒悟后，再来抢占阵地，地盘已经有限了。不过黄埔派凭借着自己元老资格，也向CC的地盘展开了攻势。不久CC的地盘眼见一个个失去。CC也不甘心，有时也主动出击向对方“锅”里捞一勺子。结果双方便把官司打到了老蒋那里。老蒋作为裁判员，为了一碗水端平，定了个“游戏规则”：

“凡属党务、文化、教育、经济等领域，均为CC系的活动范围，黄埔系或复兴社，不得越界插手。”

根据蒋介石的“游戏规则”，CC派先发制人，从有利于操纵文化界的政治目的出发，决定先成立“中国文化协会”。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这个消息，不知怎的，让黄埔系知道了，心里老大的不舒坦。当时，正是蒋介石为实现专制独裁而大肆造势的时候。“二陈”率先提出了“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的口号，深得蒋介石赞赏。黄埔派系不甘落后，也在积极为“领袖独裁论”的信条苦拟腹稿，急于邀功，自然不能对文化阵地的缺失无所作为。更何况，他们还自信，搞舆论宣传，黄埔不在CC之下，凭什么让陈氏兄弟独享专利呢？

黄埔派自吹自擂，并不是没有根据。他们自称他们有“一个半”理论家：一个专家就是人们知道的贺衷寒，早在孙中山时期，就以写大块理论文章而出名，曾受到孙中山的青睐；如果说前者为老者，那半个理论家就是一个初出茅庐的小伙子，名叫刘健群。小伙子有才，凭着他的一手好文章，从一个农家子弟一举成为人们公认的小小理论家。小荷才露尖尖角，他的伯乐应该归功于黄埔大佬何应钦。有一段趣闻，李海生、张敏写得仔细：

当时，蒋介石被迫下野不久，何应钦想发表个拥蒋复职的通电，请幕中几支笔杆子拟稿，结果把读下来大煞风景，于是有人提议，“能否叫刘健群试试？”何应钦听推荐者介绍，才知就是那个刚从何厚光手下投奔过来的年轻人。凭借贵州同乡的地缘，才在司令部里谋到饭碗。

刘健群平时捞不到任何重要公干，只是打打杂而已。一天，去某团长处赴宴，开饭前溜达散步，突然想到最近拥蒋复职的通电很多，读来没有几篇像样的文章，不禁憾意大增，忽而扪心自问，这样的文章要是由我来写，该做成什么模样呢？

刘健群明晓新学，知道舆论是要“造”的。于是，根据宣传工作的要求打起腹稿来。诸如什么该写，什么不该写，什么紧要，什么不紧要，梳理得丝丝入扣。首先，大势所趋，“革命”需要，应该渲染；其次，“革命领袖”力挽狂澜的巨大作用必须强调，突出“非蒋莫属”的意义顶顶紧要；最后以恳求的笔调收尾，希望蒋介石以大局为重，再度复出云云……腹稿打到这里，刘健群不由地咧嘴露笑，显然是对文章的编排十分满意。可是一想到自己在何幕中的地位卑微，根本捞不到主掌文案的机会，顿觉好生无趣。紧接着一阵饥肠辘辘，便背手返回厅内，发现八仙桌上，菜肴差不多码齐，于是找个座位落定，动筷举盅，很快就沉浸到酒醇肉香的咀嚼中去了。

不一会儿，司令部的副官撞进厅来，冲着正在大嚼的刘秘书气喘吁吁地道：“总……总算找到你了，快……快，总指挥有请。”

刘健群听说总指挥有请，硬是把送往口边的鸡翅扔到了碗里，来不及净手，就被副官拽着往外跑，心里“咚咚”地打鼓：“究竟出了什么事，该不会……”

刘健群忐忑不安地来到总指挥部，一进门见何应钦、顾祝同、刘峙都等在那里，有了着落，真可谓鬼使神差，歪打正着。当下便挽起袖管，提笔往纸上涂去，但见墨舌吐信，笔蛇游走，黑压压的一片文字，跃然纸上。何应钦朗朗读来，禁不住击节叫好。

电文发表后，果然搬动了蒋介石，何应钦领功受赏之际，刘健群的笔力文才也一举成名，被蒋介石圈入小组织中，当“嫡系”豢养起来。

凭着这样的资本，黄埔系一直认为在文化宣传的领域，可以比CC干得出色，时不时地在蒋介石耳边标榜，见老头子没有训斥，便壮起胆来与CC争抢地盘，劈手把“中国文化协会”名头搬来，抢先发表，弄得CC措手不及，深感狼狈。据CC高级干部黄敬斋回忆，“CC系精心策划”了很久，准备建立一个“培植文化专制霸权的全国性机构”，定名为“中国文化协会”。谁知，“复兴社在武汉创办的，以黄少谷、刘炳黎主持的《扫荡报》，突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在该报第一版上，用通栏特号大字标题，抢先刊出了‘中国文化协会’成立的消息和该协会的负责人员的名单等新闻特讯”。这个冲击波，“确实震撼了CC系整个首脑部”。

面对着黄埔派咄咄逼人的攻势，搞得“二陈”十分被动，于是他们不得不制定对策，利用领袖的权威，打压黄埔派的气焰。谁来给老蒋把窗户纸捅透呢？陈立夫建议说：“依我看，还是家兄亲自到委员长那里当面讲为好。”

“去可以去，效果不一定很好。”陈果夫还想着当年他去蒋介石那里反映朱家骅的问题，老蒋不但没听，还鼻子不是鼻子地呲儿了他一顿。一想起这件事，他的腿肚子就打战。

“那还有什么别的办法可行？”

这时陈果夫来了精神：“老蒋的秘书陈布雷可以利用。再说我们间关系是无话不谈。他的入党介绍人还是我和老蒋呢！”

陈立夫说：“老蒋很看重他，他的意见十有八九能被老蒋采纳。只要他能给老蒋讲，问题也能解决。”

最后，张道藩、肖同滋、程天放、程沧波、吴醒亚都发表了相同的看法，以陈布雷向蒋介石施加影响为好。

关于文化协会大家都同意坚持办下去，黄埔派用的“中国文化协会”名字不能用。有人建议叫“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多了“建设”二字更上口。事情往前赶，能办的事先办起来。最后研究了分工，立即行动起来。

第二天陈果夫就赶到了上海。工夫不负有心人，陈布雷果然出山，除答应向蒋介石施加影响外，还愿意为中国文化建设协会题词和书写宣言。

一周后的一天。

法租界爱表虞限路中华学艺社大礼堂，彩旗飘飘，热闹非凡。主席台上端坐着陈立夫、程天放、周佛海、张道藩等CC系领军人物。中国文化建设协会在此成立。会员9734人。会址在四象桥。大会通过宣言，刊登在当天的晚报上。后又出版了小册子，封面上的题词为陈布雷手书。

中国文化建设协会的隆重成立，大大超出了黄埔系的预想，粉碎了他们抢先占领的阴谋，在文化圈子内也为“二陈”挽回了些许面子。

接着不久，黄埔派发生不测：航空署长徐培根贪污汽油巨款，纵火南京机场，销赃灭证。邓文仪查究不力，引起蒋介石的暴怒。

话说在这个节骨眼上，陈布雷紧给老蒋上眼药，对蒋说：“在军言军，在政言政，委员长分工清楚，邓文仪搞文化协会纯是不务正业。”

正在气头上的蒋介石，终于下定决心，舍卒保车，处分了邓文仪，勒令解散了中国文化协会。

此事有人高兴有人忧。CC派在抗衡中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中统”与“军统”之争

“中统”与“军统”之争实际上也是CC派系与黄埔派系争名夺利的继续。

说起根由，这两个特务机构原都是陈立夫的下属。当时陈任军委会调查统计局局长，一处为“中统”人马，处长徐恩曾；二处为后来“军统”人马，处长为戴笠。陈立夫身为局长，抬一处打压二处，从此二人积怨较深。

后来“中统”与“军统”分开，自立门户后矛盾更加激化。应该说这是精明老蒋的杰作。

且说军统利用分工之机，在监视好中统的基础上，扩展机构，调兵遣将，拓宽业务，增加收入，走私贩毒、利用战争买卖军火、印刷伪钞，杀人放火，无恶不作。所有这些，都得到了蒋介石的暗中支持，戴笠更是头脑发热，无所顾忌，根本不把“中统”看在眼里。

再说蒋介石之所以倾向军统，也与军事力量在政治角逐中的至上位置有关。蒋介石屡仆屡起，重要的经验在于抓住了军队的龙头，从而使得国民党内的反蒋运动常常是轰轰烈烈开头，凄凄惨惨收场。蒋介石看重掌军的诸多好处，无形中也使得黄埔派们一个个目空一切、牛气冲天，稍不注意便要惹是生非。

“中统”也不甘人后。在陈立夫间接的领导下，对内对外的工作都有专门的分工。尤其是反共工作是他们的重中之重，但也不能不竭力限制军统发展的强劲势头。

打铁先要自身硬。为了对付共产党，陈立夫也要特务们学习马克思著作，有时还要讨论共产党的内部建设，钻研“联共党史”。陈立夫认为，做一名高级特务，非有这一套本领不可。因此在“中统”内部有不少以“精通”马列主义自命之人。如当时的叶青、吴若萍等。为了获得情报，打入共产党内部，他们不得不搞“伪装革命、伪装是中间”的演习。

所谓演习，内部也叫“业务”学习，即是由吴若萍之流装扮成共产党分子，就某一具体问题，用所谓“站在共产党的立场，用马列主义观点，以唯物辩证法”，作一番分析、判断，有时还要来一套所谓的“鼓动宣传”，然后由其他参加“演习”的特务，作其要点评述，进而一再重演，直到达到能以假乱真的程度才结束。用陈立夫的话讲，这套把戏，训练目的在于使特务们以理论武装，以便打入共党内部而受信任。这也叫中统的软功。

为了斗争的需要，他们有时打入共产党内部，有时也打入军统的内部。打入共产党内部是为了向主子蒋介石邀功请赏；打入军统内部是为了摸清军统的情报。据说，中统曾派优秀特工队员张舞良秘密打入军统内部，破获过他们的制毒贩毒机构，一下子捅到了蒋介石那里，让军统大出洋相。“娘希屁！”这是老蒋当着戴笠的面第一次骂娘。

据刘不同回忆说：南京曾发生一件人命案子，说的是军统把持的复兴社南京领导人任觉五把政治学校的三名特工学生绑架，并秘密杀害。事后对外宣称，被害人系复兴社极端分子，因犯错误被处死，以示天下。陈果夫不相信这套歪理邪说，一口咬定学生是CC的人，被军统把持的复兴社无辜所杀。双方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相持不下，对簿公堂。最后老蒋见死了人发话了，把任觉五法办了，以平衡双方的关系。

军统和中统的明争暗斗，由来已久。

据李海生、张敏撰文道：黄埔（派的军统）则在渗透的层次上，有过大胆的挺进，其间派女特务混到“二陈”身边，企图以色相将“二陈”拖到石榴裙下，就是不寻常的计谋。

其文说：

女特务叫向影心，曾是某党部官员的内眷，天性风骚，有勾动男人心肠的本事。有一次，在社交场合中与戴笠对上了眼，男的动心，女的有意，稍稍走动，两人便勾搭成奸。戴笠欢悦之际，时时不忘组织发展工作，他觉得向女士是块当特务的料，应该在亲密的感情色彩上，再加一道同志关系。当时，戴笠正为调查殷汝耕的汉奸勾当焦虑，准备物色一只“枕头”，放在殷汝耕的床上，他觉得向影心很适合这件工作，一番交谈下来，向答应得爽快，很让戴笠高兴。于是帮衬着把向的婚姻关系了断，以“未婚”之身，投入了殷汝耕的怀抱。

向影心果有手段，三两招下来，就把殷汝耕摆弄得骨酥筋麻，直把“心肝宝贝”喊在嘴上，挂在心里，宠爱得没够，戴笠自然也将殷汝耕的动态摸了个门清。后来，殷汝耕准备着手建立伪政府，戴笠为阻挠其事，便命向影心干掉殷汝耕。

向接到密令后，选择了下毒的方法。因为殷汝耕有个习惯，每晚入睡前，总要吃一碗北方面条。这一天，向影心特别殷勤，亲手下面并施毒，由于毒药无色无味，端到殷汝耕面前，他丝毫没有察觉，正待举筷捞面时，传报有要人来访。殷汝耕搁下碗筷去会客，不知何事，一谈就是个把小时，面条放冷了，毒药的颜色显现出来，等到殷汝耕重新捧起面碗时，发现色泽不对，送去化验，证明有毒，回过神来一想，向影心首先脱不了干系，于是下令把她绑起来审讯。

向影心知道事情的利害，死不认账，问得急了，索性大发嗲劲，哭哭啼啼，如怨如诉，一副楚楚可怜的样子，弄得殷汝耕肠子发软，不由地动了怜香惜玉的“善心”，最后只是把她关入禁闭室，临走时还吩咐关押人员“好生看待”。后来，戴笠趁伪政权粉墨登场，殷汝耕忙得抽不开身子之际，花钱买通看守人员，把向影心救回了大本营。

冒险归来，戴笠温存有加，屡屡抚慰受惊的向影心，耳鬓厮磨之际，又布置了一个更重要的“卧底”任务，那就是打入CC的中枢，争取到“二陈”的恩宠。接着，戴笠巧妙地安排了许多社交机会，让打扮得花枝招展的向影心去接近“二陈”。戴笠远远地看着向影心巧施媚态的伎俩，心里暗暗得意。偏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一个曾与向影心有染的中统特务，悄悄把向影心暗害殷汝耕的事密报了上去，“二陈”听后大吃一惊，立即拗断了与向影心的来往。

“运钞案”始末

中统与军统的矛盾由来已久。

且说军统戴笠是杀人不见血的杀人魔王。

在他当政时期，一系列的杀人案都与他有关：先是中国民权保障同盟会秘书长杨杏佛被暗杀案；后是申报馆总经理史量才的被暗杀案；接着是北洋政府国务总理的枪杀案；还有上海伪市长傅筱庵的刺杀案和汪精卫在河内的刺杀未遂案等等，都是他一手策划的。有人说蒋介石身边有两把刀，一把是中统的徐恩曾，一把就是军统戴笠。戴笠更令蒋介石佩服的是杀人不见血，戴笠屡屡让蒋介石称快。而中统的徐恩曾屡屡受到主子的批评。后来，国民党中央党部后院山墙上出了反动标语：“总裁独裁，中正不正。”蒋介石十分生气，交给中统徐恩曾查办此事，结果徐恩曾毫无进展，蒋介石对中统徐恩曾的印象糟糕到了极点。

一天，蒋介石在“两统”（军统和中统）组织的年会上，跳脚大骂徐恩曾，让他站起来，当面厉声责问：“共产党造我的谣言，说我同护士同居，破坏我的威信，你为何不对我报告？还有《新华日报》天天登文反对我、反对党国的言行，你为什么不负责任，听之任之？还有张学良、杨虎城早有倾共思想，你们情报部门都到哪吃饭去了？！”

徐恩曾被问得支支吾吾，答不出话来。

杀鸡给猴看。殊不知蒋介石也是对着“二陈”来的。“二陈”都带有旧知识分子的气味，既有谄媚事上的一面，亦有宁可丢官而不屈的一面，不像戴笠那么死心塌地为蒋卖命。戴笠看中了这一点，更是有恃无恐。用告御状的办法，打击中统的领导层，挤压对方，扩大自己的地盘。1941年，特检处由中统划归军统，军统分子刘幡上任，执行戴笠批示，翻过身来死整中统人员，一个个地过“关”，闹得人心惶惶。

中统丢失了特检处，等于少了一双眼睛，少了一个监视军统的窗口，反之处处受制于人。不光是中统的对外往来信件，就连“二陈”的信件也常被他们拆看，由此差一点儿酿成大祸，徐恩曾险些丢命。

要说清这桩险案，先从1943年“运钞案”说起。

这是一天清晨。

山道弯弯，两边都是险峰峻峭，峰回路转。

山道上车辆稀少，由于战争，有时一天也没有车辆通过。因此这条路也称“死人路”。据说一些土匪劫贼，经常隐匿在山林路旁，见车就拦，见人就杀。已出了多起命案。无人再敢跑这条死人路了。

恰恰就在这天，两辆卡车一辆美式吉普就行驶在这条死人路上。

且看这三辆车，吉普在前开路，中间是一辆装得高高的货车，后面护卫的是一辆挂着军队牌号的军车，车内坐有荷枪实弹的八名押运士兵。

黎明前的车队，却是昼行晓宿。主要为了躲避日机的轰炸。这车队一拉溜地保持着10米的车距，首尾相护，车车相护，一路顺利，直奔重庆方向而来。

下雨了，路越来越滑，越泥泞。

天空由白转亮。

坐在头车上的徐恩曾，是这车队的总指挥，此时他一脸的严肃，不时地观天看表，前面就是三斗坪封锁线，过了封锁线，就过了沦陷区，到了抗战区的大后方。想到这里，多日疲劳和辛苦一扫而光；想到主子陈立夫交给的任务即将完成，他脸上露出了少有的笑容。于是他命令司机加大油门，提高车速，黎明前越过封锁线，在后方区里吃早餐。

司机加大油门时，前面突然出现了情况，一头野猪从路边草丛中蹿了出来，司机急忙踩刹车，车是停住了，徐总指挥的头差一点儿撞到前挡风玻璃上。后面的车差一点儿撞着前车的屁股。徐总指挥埋怨司机不把野猪给撞死，干吗要踩刹车？司机说，我没看清是头野猪，是觉得有情况要处理。好啦，一头到手的肥猪给跑了，你说馋人不馋人！

两人正在后悔莫及的时候，前面传来了“停车”喊声。

这次不是野猪了，而是一位举三角旗的人。

此人穿着国民党军服，随着他的喊声，树林边蹿出一队士兵。

徐恩曾的吉普不情愿地停了下来。徐恩曾使了个眼神，让司机上前问清情况。

“干什么的，拦我们的车？”

“例行检查——”

这时徐恩曾下了车，说道：“我们是军车，是执行公务的！”

司机忙向对方介绍说：“这是我们车队的总指挥徐恩曾先生。”

徐恩曾也掏出自己的证件，让拦车者看：“我是党部的，都是一家人啊。”

对方看都不看徐恩曾的证件，说：“先不说一家人啦，检查完后再说吧！”说完他又向身旁的士兵喊道：“妈的，还愣着干啥，还不快上车检查！”

“不能检查！”徐恩曾意识到了什么，大手一挥道。

“看来你是心虚了，刚才还论一家人哩，现在不是啦是不是？”举旗人一脸横肉地说：“你说不检查就不检查了，”说到这里，他又下令说：“上车查！”

哗啦啦地一帮士兵上了车，掀开了挡雨的帆布，下面露出一箱箱保险柜。再撬开保险柜时，一捆捆崭新的国民党纸币放光耀眼！

“你这是走私钞币！”

“不，我是奉上级的命令运钞。”

“哪个上级？”

“中统局。”

“别客气，你就跟我们走一趟吧！”

徐恩曾见胳膊扭不过大腿，只好说：“把车开到中统局。”

“这个你就不要管了！”

徐恩曾的运钞车被押解到重庆，扣到了军法处。中统局的徐大局长因涉嫌犯罪，被投入大牢。

接着，戴笠一纸御状告到了蒋介石那里，称“徐恩曾舞弊走私，妨碍国家税务，理应予以枪决，以儆效尤”。蒋介石慌了，也不知是怎么回事，立即召来主管中统的陈立夫问罪。

据记载，陈立夫来到侍从室时，有人提示他说，老先生（指蒋）今天脸色不好，你要小心为好。

陈立夫心里打鼓，中统局本想自己挣一把，没想到出现这个结局。陈立夫硬着头皮走进了老蒋的办公室。蒋介石气咻咻地把电报甩到陈立夫的面前：“你看看吧，徐恩曾干的好事！”说完，两眼像利剑般地盯着对方。

陈立夫秉性冷静，遇事不慌，看完电文，平和地对蒋说：“委员长，这个事情如有错，我应该担。”

“为什么？”

陈立夫道：“这事情很早了，有人向我汇报过，上海沦陷前，有一车印好的纸钞，从上海转运到了香港，时间一长，我们政府无暇顾及，就忘了这件事。我听了这件事，就派徐恩曾去办这件事。”

“你总得跟我说一声啊！”蒋介石埋怨道。

“不是我不跟你说，战事繁忙，我看你连饭也顾不上吃，没有及时汇报。这是我的错误。”陈立夫说这话时，也撒了个弥天大谎。实际他是为了中统的一己私利，而不是为了党国。

蒋介石无可奈何地点了点头，说：“看在你的面子上，我且放他一马，下不为例，知道吗？”

“知道，知道。”

第二天，远在福建的戴笠，接到了老蒋的批示：“本案解中央办理。”戴笠马上猜测到“二陈”兄弟做了手脚。来了个一不做二不休，先依照“缉私法令”，没收车上所有物资，只把徐恩曾押送重庆。到了重庆，蒋介石安抚一番，就把徐恩曾放了。徐恩曾总算逃过一劫，躲过军统的迎面一击。

不过，戴笠还抓住“二陈”有私吞公款的嫌疑，或真或假地到处宣泄，一时搞得“二陈”像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暗地里只生闷气。

此消彼长，一枯一荣。曾几何时，野心勃勃的戴笠竟想吞并中统，推翻“二陈”，独揽特工的大权。可惜，东窗事发，一个“赵理君杀人案”的出现，击沉了他的黄粱美梦。

再说戴笠为了一派私利，无所不能。他为了提高军统的恐怖行动，不惜以重金网罗鸡鸣狗盗之徒，卵于翼下。赵理君在归顺戴笠之前，就是上海滩有名的恶横，人称“老枪”、“老黑”。此人自幼死了娘，三岁又殁了爹，有人生无人养。打架斗殴是家常便饭。杀人放火也是隔三差五。抗战全面爆发时，凭着他的杀人本领，戴笠又提拔赵理君担任行动科长职务，此人更是骄横了，真正成了杀人狂。

后来，“老枪”利用把持黄河渡口的职权，对过往人流敲诈勒索，稍有不从，便以拳脚相加，老百姓敢怒不敢言。有一青年学生，这天要过渡时，老枪以水大河宽为由，向过渡人员收取平时多三倍过渡费。小青年据理力争，惹火了老枪，老枪上前一步，扯着了小青年的脖领子，说道：“再喊叫我就把你扔到河里喂蟹去！”

小青年血气方刚，哪里能听进老枪的话：“你敢！你敢！”

“看我敢不敢！”老枪说完把小青年高举过头顶，转了三圈，然后猛一用劲儿，就像抛铅球似的把小青年扔到波澜壮阔的黄河主河道中去了，小青年没有来得及喊叫，就埋没在大浪中去了。

中统得知了这件事，遂向老蒋告御状，老蒋命他们尽快取证。“二陈”便派遣特务前往出事地点，装扮老百姓，秘密搜查证据。这事不巧又被老枪发觉，动了兽性，竟带着一批军统分子对洛阳地区的CC分子施暴，当场有常孝儒、郭铫曙等6人惨遭活埋。

血案发生后，陈立夫立即给予曝光，令全国人民口诛笔伐。蒋介石闻之怒发冲冠，即责令戴笠严查事主。戴笠顶不住压力，只得丢卒保车，忍痛割爱，斩了赵理君的人头，硬生生地吞下“二陈”新闻曝光的苦果。

事后，戴笠躲避不过记者的追逐，欲盖弥彰地说：“老枪”罪有应得。根据我们军统掌握的情报，“老枪”是共党嫌疑。他这样做的目的，是挑拨军统和中统的关系。

应该说，戴笠的这番表白，令人不服，不说中统不信，就是军统自己也不相信。戴笠这个杀人魔王，已经把事情做绝，把自己推上了悬崖边。他的话已不能自圆其说。

善有善报，恶有恶报。时间到了1946年3月17日，戴笠生命的大限已经来临，因飞机失事，摔死在江宁县板桥镇南面的戴家山上。

死因风波又起，传闻多多。

还有一种较为普遍的看法，那就是戴笠为CC派谋杀。这里有《三凶传》的记载，书中的观点十分明确，认为：“‘二陈’之想杀戴（笠），存心已早，在西安事变之前，均苦缺乏机会，加上军统爪牙甚多，如事前不筹划妥善，生恐刺虎不成反为虎噬。一直忍耐到抗战胜利，‘二陈’觉得此时如不将戴除去，那么胜利后特务大权更休想过问，因为在表面上抗战期间军统确比中统凶猛一点儿。”而“替戴笠驾飞机的那位留美学生，远在未返国之前，据说一切费用等等都是由‘二陈’秘密接济，返国之后，‘二陈’又很技巧地把这位死士弄到为戴驾专机的位置。”对实施的过程，说法更有神秘感，认为按“‘二陈’原来的意思，是叫这个驾驶员，故意将飞机机件损坏，到危险时驾驶员可以乘降落伞下降，不但没有生命危险，事成之后高官厚禄，随其所欲。故驾驶员在飞机出事前一刹那，本拟跳伞，乃为戴笠执枪阻止，遂同归于尽”。

种种说法，都是“死无对证的推测”，不足为信，不过从中可以看出中统与军统的水火之势，早已是公开的秘密。

总之，以中统、军统为背景的两大特务系统势若水火的争风吃醋，基本上是国民党派系斗争的产物，它既不会以徐恩曾的失宠而停歇，也不会因为戴笠的暴死而中止。恰应了《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一书所云：“党方CC系的特务组织与军方黄埔系的特务组织从成立的一天起，就处在尖锐的矛盾中，直到它们一起归于灭亡，才告终结。”

第二十二章

间谍大战

蔡孟坚立功

当历史进入20世纪30年代时，日本频频向中国挑衅，蒋介石政权也加紧对中国工农红军的频频围剿。日本叫嚣三个月亡华，蒋介石叫嚣七日灭红（军）。围绕这一纲领，蒋介石要求他的特务机构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入共产党内部，获得情报，配合围剿，做到尽快灭共。

这时，中国共产党尽管势力较小，也不甘示弱。为了迎击敌人的围剿，粉碎蒋介石的围攻，也以牙还牙，成立了“中共特科行动大队”，派员打入敌人内部，做到瓦解敌人、消灭敌人。当时，打入国民党内部的有钱壮飞、李克农、胡底等，维护着上海的中共机关。国民党打入共产党内的也有不少，最出名的是蔡孟坚。

且说这一非常时刻，蒋介石任命心腹陈立夫为间谍机构的总头目，不能不说是对陈立夫的信任和重用。陈与心腹徐恩曾密谋一番，决定派人打入共产党内部，以此取得突破口，扩大战果。派谁去呢？他们研究来研究去，认为有一个人可以担当此重任，他就是蔡孟坚。

此人是湖北人，是特工行动队的业务尖子，同时有过类似的工作经验。陈、徐达成共识后，由徐恩曾面授机宜，作为特派员派往武汉，专门从事破坏共产党的地下组织的活动。要求只能成功不能失败。临行前陈立夫又亲自谈话，亲自鼓劲。蔡孟坚也不负陈望，到武汉后，很快就打进了中共湖北省委内部，做了省委书记的特勤，并里应外合地将省委书记和其妻逮捕杀害。

蔡孟坚干得漂亮，接踵而来带人会同租界捕房包围了在汉口法租界的中共长江局机关，逮捕了中共长江局负责人尢崇新。尢崇新在特务的威胁利诱之下，说出了中共地下党活动的一些情况，随后蔡孟坚又安排他化装，同时派出特务打手数名，暗中随其在汉口大马路行走，寻找所认识的目标。

这是1931年5月的一天。

街头人来人往，熙熙攘攘。再往前行，不远处的大隅首，有一广场，广场上人很多，里三层外三层，围着看一位艺人武术表演。那艺人年方二十多岁，红光满面，天庭饱满，他头裹三尺红绫，脚穿黑色圆口布鞋，手拿哨棒，行走如风。在众人的喝彩下，舞起哨棒。那哨棒像是一条龙，在他身前身后身左身右腾飞起来，顿时满场风涛，拔地而起。人们不得不赶紧后退几步，把场地扩大。只见他功架扎实有力，动作轻盈舒展，如急风暴雨，似电闪雷鸣。忽而是“金鸡抖翎”，忽而是“天边挂月”，忽而是“大鹏展翅”，忽而是“吴刚献酒”，观众们都是眼睛瞪得滚圆，嘴半张着……

接着，那艺人又扔掉手中的哨棒，徒手打起了少林红拳，颇有点儿梁山遗风。你看他拳来脚去，如流星似闪电，宛如攀树登枝的猴子。他的表演身手灵活，进退自如，起伏转折，节奏分明，得心应手。年轻人那干净利落的腾、挪、躲、闪，变化多端的攻防技法，刚柔相济的动作节奏，严谨典雅的架式规范，使人目不暇接，回味无穷。

“啾啾”一阵叫声，伴着一群山雀从广场边的树林里飞出，向广场中心飞来，在飞越艺人头顶时，说时迟那时快，只见艺人弓身捡起一块石子儿，向鸟儿投去。“啪”的一声，山雀儿一头栽落到场子中央。人们顿时沸腾了。“神功！神功！”人们呼喊起来。惊得有人向空中扔起了帽子，有人打起了嘟嘟的口哨声。年轻人表演完毕，拱起双手，微启双唇，连连说道：“今年水大，颗粒绝收，国民党又叫刮民党，千方百计围剿共产党不说，又千方百计地搜刮民财，闹得神州大地鸡狗不安。我们也两天没吃饭了。有钱的帮个钱场，无钱的帮个人场。”没容得那艺人说完，那铜钱像雨点、似雪花般地撒在年轻人脚下。就在年轻人弯腰捡钱时，被尤崇新认了出来，马上对蔡孟坚小声说：“他就是中共中央保卫局长顾顺章！”

“没错，我就下手抓了？”

蔡孟坚说完向身后的特务使了一个眼色，接着上前对顾顺章道：“顾顺章，你被捕了！”蔡孟坚话音落地，一帮便衣一拥而上，将顾顺章抓获。

蔡孟坚为了邀功请赏，亲自对顾顺章进行软化，出马接待，敬烟敬茶，但顾顺章却是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蔡孟坚不愧为老牌特务，并不生气，他笑着对顾顺章说：“我们虽没见过面，但我知道你，你也一定知道我。”

顾顺章仍是一言不发。

蔡孟坚有些恼怒了，但他不表露出来，只是又提醒顾顺章一句：“你我为人都知道，一切用不着多说。要生，便说出你所知道的一切；否则，只有死。”顾顺章毫无表示。

蔡孟坚见此状，知道现在多说也无益，不如让顾顺章放松放松，好好考虑，一切等回南京请示陈立夫之后，再想办法。于是他又对顾顺章说：“我决定送你去南京，你自己好好地考虑，选择自己的前途。”

顾顺章被捕的消息传到南京，陈立夫、徐恩曾十分高兴，当即把消息报告给蒋介石，并且下达指令，命武汉警备司令部稽查处副处长蔡孟坚亲自押顾来京。

钱壮飞建功

敌中有我，我中有敌。

且说正当蔡孟坚打入共产党之际，共产党员钱壮飞也奉密令，早已打入了国民党的中统局。

1928年夏，钱壮飞经过组织联系，考入了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并逐渐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为以后进入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创造了有利条件。

钱壮飞进了徐恩曾的无线电训练班以后，勤奋好学，多才多艺，又善于交际，加上是徐恩曾的同乡，深得徐恩曾的信任。不久徐恩曾当上了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刚刚毕业的钱壮飞就被任命为无线电管理局秘书。1929年春天，陈立夫派徐恩曾去杭州筹办西湖博览会，徐恩曾要钱壮飞帮忙，并且在浙江省教育厅给他挂了一个秘书的职衔。钱壮飞为了取得徐恩曾的信任，“奉公守法，勤勤恳恳”，把这次博览会搞得格外精彩，颇得社会人士和国民党官僚们的好评，连国民党的“财神爷”孔祥熙都亲自去看过。由此，钱壮飞进一步得到了徐恩曾的器重，博览会一结束，就当上了徐恩曾的私人秘书。

徐恩曾趋炎附势，借助他与陈立夫姑表兄弟的关系，不久又当上了特务总头目陈立夫的副手。钱壮飞也水涨船高，成为了中统局的机要秘书，任务是扩大组织，发展成员。钱壮飞趁此机会，介绍共产党员李克农加入了组织，公开身份是上海无线电管理局职员，在上海滩站稳了脚跟。不久，又介绍胡底在南京主持“民智通讯社”。为了加强党的领导，中共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保持单线联系。南京有什么情况，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人组成一个党小组。李克农任组长。

党务调查科由徐恩曾建议迁移到南京中山东路五号一幢两层的西式小楼，独门独院。徐恩曾是这里的甩手总掌柜，钱壮飞是这里的大管家。据李西岳、苏学文撰文道：

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整天在舞场、妓院里混日子。他把所有的事情全都推给钱壮飞去办。调查科迁到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首先看到这些文电的就是钱壮飞。蒋介石对红色区域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有用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红色区域，对于红军作战起了重大作用。

这里不但建立起了秘密电台，还开始制造便于携带的小型收发报机。因此就在门口挂上一块“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神秘机关的掩护。徐恩曾的秘密电台也设立在这里，以后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都同这里的电台通报。凡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种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这样，钱壮飞就掌握了这里的全部机密。

这个时候，徐恩曾虽然对钱壮飞越来越信任。可是有一件东西，他却紧紧抓住不放。这东西就像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的时候，总是把它带在身上，藏在贴身衣服口袋里面。原来这是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话用的密码本。钱壮飞知道，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就搞不到。他虽然早就想搞到这个密码本，可是却一直没有机会。李克农和钱壮飞分析了徐恩曾的致命弱点是腐化堕落，好色喜嫖，于是设下一计。有一次徐恩曾到上海开会，他们趁机一起向徐恩曾宣传，哪儿哪儿有漂亮姑娘。徐恩曾一听便动了花心，马上要去。李克农却故意说：“你不能去，你带这么个东西去怎么存？”徐恩曾马上从小褂里掏出密码本交给李克农。他们随后马上复制收藏起来。

由于国民党的需要，设立了公开情报机构，在南京丹凤街设立“民智通讯社”，天津日本租界秋山街五号设立“长城通讯社”，而把这套情报机构的指挥机关“长江通讯社”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负责。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共产党的手里。然而，积极筹建这些机构，正是李克农、钱壮飞、胡底进一步取得徐恩曾信任的方式之一。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的活动就更加便利了。每次李克农来南京，就在中央饭店四楼住下，三个人在这里一起商谈工作。国民党特务搜集来的共产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来，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就完事了。当时国民党要什么情报，钱壮飞就给他们编造。1930年4月，蒋介石和冯玉祥、阎锡山混战之后，蒋介石要搞张学良的情报。因为东北军对于全国局势举足轻重是谁都知道的。过去国民党也搞过他们的情报，但是派到东北的人，都被日本人搞掉了。钱壮飞闻得此讯，告诉陈赓，他亲自出马，邀上正在天津的胡底，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对此事特别重视，派陈赓和他们一同前往。于是陈赓他们利用这个难得的机会，拿国民党特务机关的招牌作掩护，花着国民党的钱，就便巡视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为共产党带回许多重要的机密情报。为了应付国民党，钱壮飞回到上海，同李克农一起，把报纸上的消息剪剪贴贴，加上一些材料，写成一份4万多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以后，徐恩曾连声称赞“了不起”，对钱壮飞表示“佩服之至”，立即给予了嘉奖。因为有了这些，不但徐恩曾能够以此邀功，陈立夫也可以在蒋介石面前炫耀。

顾顺章叛变

因为顾顺章是共产党的要员，陈立夫对他寄托着厚望。顾顺章还没到南京的时候，陈立夫就把电话打过去了，要徐恩曾做好接站的准备。陈立夫还说，如果能抽出时间，他也亲自出马迎接。

“让顾住在哪儿？”徐恩曾请示道。

“你们那里很僻静，腾出一个房间，好好打扫一下。”

“那好那好。”

当天晚上，顾顺章在蔡孟坚的护送下，来到了南京中山东路，住在党务调查科的办公楼里。

话说第二天早8点，陈立夫准时来到顾顺章住处，令陈立夫失望的是，顾顺章守口如瓶，一问三不知。更使陈立夫生气的是，顾顺章小看了陈立夫，说什么蒋介石为什么不来？我要当面见你们的委员长蒋介石。

“你不要敬酒不吃吃罚酒！”陈立夫临走时甩下了一句话。

后来，陈立夫把顾顺章的要求反映到蒋介石那里。蒋介石“嗯”了一声，片刻道：“那好，你们不成，我来谈。”

蒋介石和顾顺章的谈话是在一个落霞的傍晚，他们整整谈了三个多小时。从时间上看，这个没被陈立夫、徐恩曾攻破的堡垒，被蒋介石一下攻破了。

开始谈判的时候，顾顺章有一个顾虑是，说也杀不说也杀，于是他就坚持了不说不讲为上策。蒋介石看透了这一点，首先向他保证：“不抓不杀。”有了蒋介石这句话作定心丸，顾顺章彻头彻尾地叛变了，如竹筒倒豆子，他都说了出来。

再说中共在上海的直属单位所在地，原来多数是在顾顺章领导的保卫组的护卫之下。中共中央从钱壮飞那里获知顾顺章被国民党逮捕之后，当即作出紧急决定，首先是转移各个地下机关。根据当时的实际情况，一个地下机关的安全转移是很不容易的。当调查科从顾顺章口中得悉情报后，立即赶往上海，中共中央的大多数机关已经转移，但也有少数一时转移不及的机关，如红旗报社、保卫组办公处、北四川路接头处等，遭到了特务的破坏。其中周恩来原来常到的办公处所，也遭到破坏，周恩来幸而在特务们来到前的一刻钟离去，否则难免不遭毒手。

抓捕邓演达是在一个漆黑一团的夜晚。当时邓演达应邀正在上海愚园路愚园坊二十号，给江西起义干部训练班的毕业学员讲话。谁知这个消息走漏了，在邓演达正在讲话时，敌人呼啦啦地包围了院子。待邓演达做完报告，走出深院时，还没有反应过来，十几个便衣特务蜂拥而上，将邓演达抓住投进预先准备好的麻袋，扎紧袋口，扔到停在院外的车上，随后又转火车，直奔南京。

邓演达被捕的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又报到蒋介石那里，正在南昌坐地“围剿”红军的蒋介石闻听后大喜道：“先投进监狱，让他尝尝我的厉害！等我完成剿匪后再来处置！”

上海莫里哀路二十九号，宋庆龄住宅。

那是一个傍晚，宋庆龄吃了晚饭，送走了两位来拜访的年轻的共产党员，望了望西天的云霞，然后回到书斋里，动手给友人写信。可是她的心无法静下来，一封信足足写了一个小时，还感到语言颠三倒四的，表达不尽如人意。倏然间，有人敲门。宋庆龄上前开门，来人是江西起义干训班的两个中年同志。

“夫人，演达被捕了！”

“啊——”宋庆龄大吃一惊，“快坐下，是怎么回事，你们详细谈谈！”

“事情是这样的！”俩中年一五一十地道出了邓演达被捕的经过，最后，他们断定：“一定是有叛徒告密！”

“现在演达在哪里？”宋庆龄又问。

俩中年摇摇头说：“不清楚。”

“你们先回去，”宋庆龄说：“后面的事，我来处理。”

宋庆龄终止了写信。她脑海里反复浮现着邓演达的形象……大革命失败后，邓演达曾做过多次振奋人心的演讲；流亡苏联时，他们一同总结经验教训，一同又扯起了革命的旗帜，他是位干起工作不要命的好同志；在流亡柏林时，为研究中国的农民革命运动，他又呕心沥血，废寝忘食地工作着，往往在沉闷中又偶出妙语，幽默含蓄；回国后，他又积极地投身到反蒋的洪流中，尽管她不赞成他的第三政党的观念，毕竟他是一个革命坚决的好同志；他创办的《革命行动》报，言辞之激烈，无疑是投向蒋政权心腹的一柄利剑……这一切，都在促使着宋庆龄下决心要营救邓演达。

可是话说过来，此事谈何容易！要知道，营救邓演达，必须亲自向蒋介石求情。求情的事，宋庆龄从来没干过，而且这次求情不是求同志而是自己的敌人。大革命失败后，她曾发表过谴责蒋介石并宣布不与其同流合污的“七一四”声明；孙中山遗体迁回南京时，她又反复重复这个声明，致使蒋介石对其愤愤不平。眼下真的要求情了，还真难为了宋庆龄。

宋庆龄经过一段痛苦的斗争后，革命情、同志情、战友情终于占了上风。于是，她从上海出发，乘上了去南京的火车，开始营救邓演达的行动。尽管事情复杂，她已有充分的思想准备。

9月的南京，天高气爽，风和日丽。但只要稍稍留心，就不难看出其恐怖的气氛来。宋庆龄以其特殊身份，终于见到了蒋介石。

蒋介石闻听宋庆龄求见，心里一怔，他对宋庆龄的印象是出污泥而不染，失败面前不低头，为笼络她使他绞尽脑汁，包括中山陵工程的修建，并没有感化宋庆龄。如今宋庆龄自己找上门来，他还以为她受了感化，才降服于他呢！

接见是在南京总统府内，这是蒋介石的刻意安排。宋庆龄来到总统府会客厅，不卑不亢，落落大方。蒋介石示意宋庆龄坐下，与以往接待客人的情形不一样的是蒋介石亲自端茶奉水，一口一个“二姐”叫得好甜好亲。

“二姐，只要你来政府工作，我一切都听你的。”蒋介石奉上茶水道。

“工作之事暂且不谈，这次来主要是为邓演达的事。”宋庆龄道，“现在国难当头，你与邓演达的矛盾，我来给你们调解好不好？”

“啊，原来，二姐是为这事而来呀？”蒋介石好扫兴。

“对。请你把邓演达叫来，我们三人当面谈。”

“……”蒋介石默不作声。

宋庆龄又道：“如果你觉得这里谈不方便的话，就派人陪我去见邓演达，我先同他谈谈，然后咱们三人再谈？”

“……”蒋介石的脸上肌肉抽动着，仍默不作声。

最后，宋庆龄一定要见邓演达，蒋便耍一个花招道：“我还不知道此事哟，要找你去问陈立夫，兴许他会知道的。”当宋庆龄找到陈立夫时，陈又推说只知道邓演达关在南京，但具体位置还不太清楚。

宋庆龄愤然离开总统府。

杀害邓演达，是在夜深人静的夜晚

为营救邓演达，宋庆龄于11月25日又登上了去南京的列车。这时，她经过多方打探，才得知邓演达被关在南京中央军人监狱，已受尽了酷刑。

一下车，便由孙中山侍卫副官马湘和范良陪同，直奔位于郊外的中央军人监狱。该监狱长名叫胡逸民，在北伐战争时，与邓演达私交颇深，十分敬佩邓的为人和才华。听了宋庆龄的口述，十分同情邓的不幸：“夫人此行，有什么要求？”

“我想见邓演达一面！”宋庆龄道。

“那好。”胡逸民见是国母宋庆龄要求，岂有不准之理。于是他在没有事先请示蒋介石的情况下，便命令左右大开绿灯。

会见是在胡逸民的办公室里，胡逸民安排宋庆龄坐下，奉上茶水。接着又传邓演达过来。这在宋庆龄看来已经是最高的礼遇了。

“夫人，想不到还能见到你！”战友相见，邓演达喊道。

“演达，我的好同志。”宋庆龄望着浑身血迹的邓演达，泪流不止。许久许久，才控制住了自己。

“当初，你的告诫我没听进去……”邓演达也痛哭起来，“不过，我也死而无怨啦！”

“我们正在设法营救你，希望你好好配合，坚持到底。”说到这里，宋庆龄再次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了。两人挥泪而谈，时而激昂陈词，时而垂泪痛哭，情景极为悲壮。

就在宋庆龄离开狱牢之后，早有人把邓演达与宋庆龄秘密会见一事报到蒋介石处。蒋介石大怒：“娘希屁，这还了得！他胡逸民胆大包天，敢不请示我，问他有几个脑袋？”当下便派侍卫长王世和急急忙忙赶到中央军人监狱，找到胡逸民。

“胡狱长，你好大胆啊！”王世和一副盛气凌人的样子。

“国母求见，岂有不见之理！”胡逸民解释道。

“你真糊涂啊，”王世和道，“我看你已经干到头了。”

……

接着，一场横祸降落到胡逸民头上。反过来，宋庆龄与邓演达的会见，使蒋介石感到宋庆龄插手此案，夜长梦多，日后难以收拾。恰在这时，九一八事变爆发，由于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全国人民为挽救民族危亡掀起了汹涌澎湃的爱国救亡运动，一浪高于一浪，迫使蒋介石下决心快刀斩乱麻。他立即召来陈立夫，下达密令，先软化，软化不行再“斩决报来”。接着，又派李熙元与邓演达谈判释放条件：“要释放您，好说。”李熙元开口便说。“但要讲个条件。”

“什么条件？”邓演达问。

“你保证不写反蒋文章，再奉劝宋庆龄支持党国工作。”

邓演达听后哈哈大笑，许久才止住笑声道：“我写反蒋文章，不是我邓演达要写，而是中国人民要我写的！至于要夫人支持你们政府，那是人家的事，管不了，两个条件，我一个也答应不了。要杀要关，随便吧！”邓演达浩气在胸。

“请你再考虑一下！”李熙元再次劝道。

“没有什么可考虑的！”邓演达一口咬定。

谈话不欢而散。

紧接着，蒋介石便下了处决的密令。

1931年11月29日，那是一个阴沉的晚上，外面刮着寒风，风声像一个临死的人在呻吟；一阵骤雨鞭打着牢房的窗户，时而隔着一段死一般的沉寂的时间。

牢房的门“哗啦”一声被打开了。五个士兵在徐恩曾的带领下，把邓演达解出，秘密地押至南京麒麟门外沙子岗，残酷地杀害了他。邓演达留下了“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的豪言壮语。时年仅36岁。

起初，宋庆龄闻此消息，并不相信，还以为蒋介石下野，孙科任行政院长后，邓演达即可释放。这时，宋庆龄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立即乘车去南京，找蒋介石询问，蒋介石道：“你已经见不到他了。”宋庆龄听后勃然大怒：“你们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说完，一抬手把茶几掀翻在地，蒋介石急急逃上楼去，宋庆龄愤然离开南京返沪。

血雨腥风伴随着邓演达壮烈牺牲的消息，在华夏大地传开。人们觉醒，反蒋的浪潮一浪高于一浪。

顾顺章的嘴脸和下场

顾顺章还出卖了中共保卫组地下工作人员，其中绝大多数在被捕后拒绝自首叛党，被特务们杀害了，少数人在顾顺章的影响下叛变了。

同时，由于顾顺章的表现，经蒋介石批示，顾顺章成了得力的中统特务。他的加盟让CC的防共反共能力加强，在对共产党的大抓捕中，顾顺章成为了举足轻重的人物。

首先，顾顺章作为现成的教员，他可以用自己的经验，让中统分子更深入地了解共产党的活动规律和特点，为此他组织编辑了六本特工丛书，即《训练工作》《情报工作》《行动工作》《侦查工作》《审查工作》《组织工作》。

此外，顾顺章还为“二陈”出谋划策，培养特工，顾顺章曾向陈立夫建议：要彻底动摇共产党在上海的基础，就应该设立一个强有力的机构；同时，对于“自首政策”必须切实行动，以架空、瓦解和最后消灭共产党。

顾顺章还提出开办“特工人员训练班”的建议，训练一批特工骨干，充实各级特务机构。为了打击共产党，他还建议在上海设立一个以行动工作为重点的上海特别行动区，以组织对组织，不断打击共产党。这些建议后来都被陈立夫、徐恩曾采纳利用。

由于共产党的基层组织里的党员大部分是在业的工人，有家庭负担，有失业的风险。特务们对这些人采取的政策是“扩大自首潮流，瓦解中共组织”，尽量不予逮捕，通过谈话，说服他们秘密自首，充当特务的耳目内线。这种方式，特务们自称为“细胞”政策。而“细胞”政策多运用于产业工人集中的上海地区。

马绍武，又名史济美，是“二陈”在上海的特务头子。1932年，他来到上海，首先在沪西地区开展“细胞”工作。

马绍武根据自首人提供的线索，查证确实后，即采用突击说服的办法，把对象吸收为自己的内线关系，使之成为“细胞”。在突击说服时，特务常把说服对象带到茶馆或清静的马路边，或到对象的家里，先和他谈生活情况，工作情况，然后和他谈对共产党的看法和态度。一般情况下对象是不会轻易表露自己的态度的，谈话特务就对他显露身份，对他进行威胁和反动宣传，然后进一步说：“你有妻儿老小，全家靠你养活，你参加反动组织，扰乱社会治安，万一被捕，你的家庭不也要受到牵连吗？我们为了挽救你，希望你早点儿向政府自首，这样可以保证你的前途和家庭安全。何去何从，你要三思……”

特务的这种“细胞”政策极为毒辣。马绍武在沪西不到半年的时间里，几乎掌握了中共沪西地区整个基层组织活动的情况。

马绍武被中共“特科”行动队刺杀后，继任的徐兆麟继承和发展了“细胞”政策，他不仅注意发展内线“细胞”，更重视对内线“细胞”的培训和利用。在培训利用中，凡发现不利于内线“细胞”提升的障碍，便予以清除，为他们进一步打入高一级组织打通道路。这些内线“细胞”一旦被提升上去，对特务进行破坏活动十分有利。

为拉拢内线“细胞”，特务机关采取小恩小惠，每月分别给予5到15元的活动津贴费，对有“重要表现”的给予一定的奖励，对家庭生活比较困难的也酌给生活补助费等。

为了对被捕的共产党人进行政治欺骗，诱其叛变，根据“二陈”的建议，国民党还专门成立了从事此项工作的机构——反省院，同时公布了《反省院条例》，将反省院纳入政府机构。特务们常常将抓来的共产党人关进反省院中进行所谓反省，“反省合格”后予以释放，并从中挑选一部分人专门从事破坏中共组织的活动。

最早的反省院是1930年在湖南长沙设立的湖南反省院。该院由湖南省主席何键直接控制。随后，沿长江各省也相继建立了反省院。

按组织系统，反省院隶属法院。由于原有的司法人员对革命人士所进行的欺骗诱叛的办法不如CC特务的阴险毒辣。为了使反省院成为更省力的破坏革命的工具，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二陈”极力控制了这一机关。

反省院在押的人员分为三类，一为被认为叛变共产党不彻底分子；二为坚决不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的人；三是被认为有共产党嫌疑的人和思想“左倾”人士。另外，还有一些原属中统，后被认为对组织不忠，违反特务纪律的人。

反省院所标榜的政治训练内容有三条：一为以全民革命反对无产阶级革命；二为以阶级调和反对阶级斗争；三为以三民主义反对共产主义。

反省院规定所有“反省人”的“反省”以六个月为一期，每六个月举行一次考试，甲、乙两组去笔试，其试题多为“对苏联的认识如何”、“中苏关系是怎样”、“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比较”之类。对于丙、丁两组是口试。考试不及格者便留级，继续“反省”半年。那些训育员常用威胁的口吻对在押的“反省人”说：“如果三期不及格，便要枪毙！”所以在押的人精神上经常受到折磨和摧残。考试及格者发给一张“准予自新”的证明书，释放出去。即使是这些被释放出去的“自新人”仍必须接受当地特务室的管制三年，定期汇报思想和言行。如果“自新人”被认为有共产党活动的，随时可以被重新关押监禁。

陈果夫、陈立夫利用这些办法，虽使一些革命不坚定分子叛变，但更多的共产党员在敌人威胁利诱的面前，却永葆革命者的本色。

再说CC在特务工作上的发展，引起了军统的嫉妒。戴笠把这归结为“叛徒”政策的奇效。于是从挖墙脚的本能出发，开始对顾顺章拉拢收买。据说，最初的接触是从戴请顾到军统特务训练班讲课开始的，随后，两人有了来往，戴发现顾时不时地流露出郁郁不得志的情绪，便投其所好，暗许高官厚禄，怂恿顾离开中统，暗度陈仓。

戴欲挖走顾顺章的图谋，除了有削弱中统的意思外，他还发现，顾确有才干，而且两人均出身下层，都有一身江湖习性，偶尔凑在一起，言谈欢洽。后来，这事让中统分子发现，立即把顾顺章软禁起来，直至秘密处死。

对于顾顺章被秘密处置的具体经过，说法很不一致。一说是：1934年左右，戴笠曾商得徐恩曾的同意，并请蒋介石批准，借调顾顺章参加军统在南京的训练工作，担任训练班的顾问和教官。从此顾便与戴发生直接关系，并企图把顾顺章拉入军统特务组织。顾顺章也因得不到徐恩曾的信任逐渐倾向于军统。这当然是徐恩曾绝对不能容许的。1935年，徐指示顾建中在某一次工作会议上，以顾顺章“不服从命令，企图别树一帜”为名，拔出手枪，将顾射杀。

一说是顾顺章与戴笠确曾暗中有来往，还阴谋组织“新共产党”，事情败露后，被软禁在南京细柳巷四十一号；又转移至南京明瓦廊。1934年关入苏州反省院，第二年被秘密枪杀。

徐恩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也说到顾顺章的死，他把原因归咎于顾的重新叛变。他说，顾在我们这边找不到出路，又去和共产党勾结，向共产党提供我内部人事和业务报告。后又发现他有实行暗杀计划后，逃往江西苏区的准备，我只好对他放弃了。对于顾被枪杀的事实，徐恩曾不无感慨地说：“我所遗憾的是这位具有特殊贡献的朋友，不曾和我合作到底”，他也是“唯一的转变后又想回到敌人怀里的一个”。

总之说法多多。常言道，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候不到。叛徒自有叛徒的下场，这才是最主要的。

第二十三章

花开花落

花落之时

1935年11月，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接着召开五届一中全会，选举新一届班子。开票那天，陈立夫作为唱票人，意外发现自己比主子蒋介石还多了四票。在旧中国，功盖主子，这是要遭殃的。陈立夫灵机一动，自作聪明地在自己的得票数中抹去了一个“正”字。公布结果时，陈立夫尾随蒋介石，名列第二，自以为得计。哪知这段隐情有人暗中告诉了老蒋，还对此事作了添油加醋的描绘。这使蒋介石勃然大怒。此前，蒋介石就隐隐约约听到“二陈”十分自负的传闻，已构成了对他个人的威胁和挑战。“娘希屁，我还没死呢，你们就想篡位，看我怎么收拾你们！”蒋介石骂了一句。

事有预感。开完一中全会后，陈立夫虽然当选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但他却睡不着觉了。两眼圆睁地望着天花板，没有睡意。眼中像是有个小松针似的支着，就是合不上眼皮儿。辗转反侧，他在想，选票比主子多不是好事，万一有人捅到了主子那里，事情就不好说了，俗语说是跳进黄河也洗不清。他隐隐约约感到蒋介石知道了此事，他从老蒋阴沉的脸上读出了不测。再说，这次会议，他和长兄都没有当选中央常委。他的中组部长也被换了下来。包括他的中央文化事业计划委员会主任，土地专门委员会主任及中央财务委员会委员都一一被撤了下来。这里面大有文章……

应该说，任何事情的发展都遵循着一定的规律，由弱到盛，由盛到衰。陈氏兄弟当然也逃不脱规律的约束。在蒋氏王朝中，他们已经从鼎盛开始了衰落。国民党五大就是转折点。这是公认的说法。

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后不久，有则消息传到陈立夫耳中，说是蒋介石要拘押他。他很愕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他找到了长兄打听，陈果夫又向蒋介石的大秘陈布雷打听，确有其事。这时，兄弟二人在寒心的同时，都傻眼了。他们第一感觉是蒋介石太狠毒了，竟不念兄弟二人对他忠诚的一生。万般无奈之中，兄弟二人回到湖州老家搬来救兵，即叫二叔的遗孀姚文英，跑到蒋介石面前哭诉：“我的儿子死了，立夫就是我的儿子，他有多大胆敢不听委员长的话，你难道忍心叫英士绝后吗？”

陈其美生有两个儿子，真正属于嫡出的就是陈先夫一人。蒋介石不忘先烈厚恩，对其夫人十分照顾。1932年，陈先夫投考中央航校，体检一关未曾通过，他当即给蒋介石写信，表明自己在空军方面的志向。蒋介石难拂其意，就把义侄塞入航校。结果呢？应验了“严是爱，溺是害”的老话。那一天，陈先夫头脑发热，置不可单人驾机的规章为儿戏，独自上了天。到得空中后，只见山移海倒，乱云飞渡，形势十分险恶，心里一慌，操纵上大乱方寸，飞机便像断线的纸鸢，翻着身子倒栽，最后撞在杭州笕桥附近的农田里。

这件事故对蒋介石的刺激很大，一直以为对不住陈其美。眼下，听姚文英哭诉，说到“绝后”之类的伤心话，禁不住愧从中来，哪里还敢再提问“罪”的事。然而，“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二婶保得了立夫平安，却止不住立夫滑坡。在一些相关的著作里，都认为蒋对陈氏兄弟的态度自此发生变化，抑制和冷落成为主调。从此，“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陈家党在慢慢演变。

神秘之旅

国民党五大以后，陈立夫就像雪人似地在政坛上消失。曾有一段时间，人们无论在报上还是在新闻里都不见了他的大名。人们称之“失踪”。不少人在猜测，当年这个政坛上的活跃人物如今在哪里？有的说陈立夫被日本人绑架了；有的说陈立夫被蒋介石打入了冷宫；还有的说，你们压根儿就不知道，陈立夫病了，就在他的家乡湖州疗养呢！这次病得不轻，差一点儿见了阎王。

人们不禁要问，陈立夫到底在哪里呢？

1935年12月24日夜，天上没有星星，也没有月亮，只有狂风暴雨鞭打着大海，大海暴怒了，掀起了小山般的波浪涌上上海码头。一艘即将起航的德国邮轮“朴次腾号”发出了起航前沉闷的汽笛声，像是挑战大海；很快，邮轮就驶入了大海。

在邮轮的头等舱里，坐着三位东方人，他们分别是李融清、张冲、程天放。

且说这位身穿西服、头戴礼帽的长者李融清，明眼人一看就知，他不是李融清，而是大名鼎鼎的陈立夫。陈立夫为何改名？这要到何方去？

在日本的大举进攻面前，国内民众抗战声日高，蒋介石为了寻求国际援助，想到了苏联。因为在周边国家中，只有苏联才能与日本抗衡。日本入侵中国，无疑威胁着苏联，苏联不会袖手旁观的。

接着，蒋介石就授命陈立夫作为他的私人代表，主持同苏联驻华大使的外交谈判。蒋介石之所以启用陈立夫，除了陈是喝过洋墨水的，见过世面之外，陈立夫赞同在目前国难当头的形势下调整中苏两国关系也是个重要原因。再说陈立夫早就倡议恢复中苏邦交，给苏联人留下了个好印象。

陈立夫与苏联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的谈判既秘密又艰难。

在会谈前，陈立夫分析认为：苏联之所以愿意同中国谈判，是因为它害怕中国与日本妥协。如果这样的话，那么日军就会通过蒙古，直抵苏联边境。而当时德国也已从西线窥测苏联，这样苏联就会陷入顾此失彼的境地。因此在会谈中，陈立夫即表示愿意与苏联友好，共同抗击日本的入侵。

鲍格莫洛夫一方面担心中国的妥协会导致日军对苏联的进攻；另一方面又认为中国国力太弱，在日德联合进攻苏联时，中国不能起到什么大的作用。因此在会谈中，鲍格莫洛夫既表示愿意中苏友好，又表现出不太迫切和积极的态度。

这样，双方各有算盘，互不信任。虽然双方都愿意友好，但会谈却没有什么积极的成果。谈了又停，停了又谈，谈谈停停，秘密进行了半年多。

这种马拉松式的谈判开始蒋介石还颇为支持。随着日军在华北活动越来越猖獗，蒋介石压力越来越大。有一天，蒋介石把陈立夫叫到自己的官邸里，和陈商量谈判事。陈立夫说：“日人越来越嚣张，我们应加快对苏交涉的步子，打破僵局，争取能在短时期内建立中苏合作关系。这样，在必要的时候，我们可以打苏联这张牌来警告日本人。我看你亲自出马，效果会更好些。”

“好吧。”蒋介石采纳了陈立夫的建议。

1935年10月，南京孔祥熙官邸灯火通明，但却静得出奇。客厅里只有蒋介石、陈立夫、鲍格莫洛夫等人在会谈。在会谈中，蒋介石表示目前的僵局均不利于双方。中苏应尽快改善关系，共同对日。为了打消鲍格莫洛夫的疑虑，蒋介石又保证中国政府在任何情况下都不同日本签订反苏的军事协定。

也许是蒋介石的态度感染了鲍格莫洛夫，鲍格莫洛夫提出了一个积极建议：“南京国民政府最好派一名高级官员访问莫斯科，直接与斯大林会谈。”

蒋介石接受了鲍的建议，并选陈立夫秘密出访莫斯科。同时陪同陈立夫出访的还有特工总部的设计委员会主任张冲、新任驻德大使程天放。

此时，陈立夫走出船舱，立在甲板上，任凭海风吹拂着他的头发。他在想着下一个谈判对手，他不是一般的对手，而是苏联的领袖斯大林。对于斯大林的个性特点，他知之不多，只听说他是一个很自负、很盛气凌人的人，他喜欢独断专行。面对这样的一个对手，他应该采取什么策略呢？如果谈判成功，将会给抗战开创一个新的局面。如果失败，那不是个人脸面的问题，而是一个民族的问题。此时此刻，他突然感到自己身上的担子重了起来。

邮轮经过一个多月的航行，到了德国的柏林。陈立夫、张冲、程天放下了船，安顿下来便给国内发电报，说已到了柏林。这时，蒋介石从国内来电，指示陈立夫、张冲暂时停在柏林，原地待命。等待是难熬的。陈立夫、张冲在柏林，一等就是两个多月。

在柏林，他们游览最多的是位于柏林市中心的蒂尔公园。一出勃兰登堡门只见望不到尽头的绿树组成的长长的碧玉屏风，使人顿感神清气爽，别有天地，这就是被柏林人称为蒂尔园的东西长六里、南北宽二里的市内森林公园。这里直耸蓝天的大树，一株挨着一株，郁郁葱葱。繁茂的树叶上荡漾着翡翠般的嫩绿，翳天蔽日。漫步林阴小道，潺潺溪流，一湖碧水，时隐时现。成排的白玉雕像，姹紫嫣红的花坛，掩映在绿树后面一幢幢造型别致、建筑精美的别墅，使高雅、恬静的蒂尔园别具匠心。陈立夫和张冲来这里看树、赏花、听鸟、观光，暂时忘怀那政治的纷繁，真是心旷神怡、“宠辱皆忘”了。陈、张由于此行秘密，并不敢在柏林公开活动，只是在早晨和黄昏来公园，这已使他们心满意足了。同时他们还利用一些有利时机，与德国朝野进行暗中接触，从中摸取苏联对中国的态度。

两个多月之后，盼着尽快东行的陈立夫忽然接到蒋介石从国内发来的急电，命令他立即取消赴苏计划，迅速返回，不得有误。

望着这电报，陈立夫一时摸不着头脑，但蒋委员长的指示他是不敢违背的。何况赴莫斯科谈判是否成功尚是个未知数，取消此行对于他来说反而是替他解下了包袱。因此，在接到急电之后，他即收拾行李，与张冲一起，打道回国了。

等陈立夫回到国内，他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了。原来，当陈立夫离开南京去上海乘船时，日本侦探很快就知道他要去莫斯科与斯大林谈判。为了阻止中苏谈判，日本一方面在外放出“陈立夫去苏俄”的空气，挑动国民党内的亲日派和顽固分子跳出来质问蒋介石；另一方面，日本又给蒋介石施加压力，如果不取消这次谈判，日本将采取“有力措施”。

日本人的招数果然奏效。因为陈立夫赴莫斯科谈判，从头到尾都是蒋介石一人在幕后操纵，极为秘密，连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中的许多要员都不知此事。如此重大国策，却瞒着政府，当然就有许多人对蒋介石不满了。而蒋介石此时对苏关系也做了错误分析，他认为：“日俄两国对我中国，有一相同的企图，就是迫使我们中国脱离西方，尤其对美关系，而陷入孤立地位，只有听任他们的宰割，日俄两国……为了共同对付西方尤其是美国，亦可以瓜分中国为条件，而互谋妥协。”基于这种错误的认识，蒋介石认为直接与苏联进行高级会谈的时机尚未成熟，如果匆匆行事，到时机密泄露，将使中国陷入难堪境地。因此，蒋介石一纸电令，召回了陈立夫。

与中共谈判

陈立夫与苏谈判半途而废，接着他又接受了蒋介石的密令，与中共接触。

陈立夫听了，大惑不解地问：“这不……”

还没容陈立夫说完，蒋介石按下他的肩膀说：“你想想，我们的对面有两个敌人，你要是作为指挥员，该如何指挥？”

陈立夫听了，笑了：“对付敌人只能是刀枪。”

“你错了！”蒋介石笑得十分开心。接着解释说：“攘外必先安内。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不过，共产党也叫唤得厉害，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如果我不做一点儿姿态，那些抗议的学生也不答应。再说这日本，娘希屁，也太不像话，得寸进尺，一步步进逼，老子给他鼻子他就上脸。娘希屁，最近闹得我是老鼠钻风箱两头受气。”

听了主子的一席话，陈立夫直点头，连说：“我懂我懂。”

接着二人又密谋了方案。采取兵分两路，同时与中共接头。

先说一路在国外。陈立夫立刻拨通了国民政府驻苏大使馆首席代表邓文仪的电话，要他尽快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负责人王明进行接触。邓文仪接到电话后，马不停蹄地找到了王明。王明说这是一件大事，他自己还做不了主，建议国共谈判放在国内为好。邓文仪认为可行。不久，中共方面指定潘汉年为联系人，与邓文仪会见，并派潘汉年回国，与国民党代表继续谈判。

再说二路在国内。陈立夫把一艰巨任务交给了心腹曾养甫。且说这曾养甫早年在上海协助陈果夫招兵买马，后为陈果夫所推荐、提拔，颇受“二陈”信任。此时曾已经爬上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铁道部政务次长高位。

曾养甫接受任务时，国统区还处在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之下，剿共灭匪的口号不绝于耳。如果此事为外人获知，曾养甫的前途和居家命运都会受到威胁。再说国统区的共产党完全处于地下状态，平时特务想抓到一个普通的共产党员都很困难，现在去哪儿找共产党负责人呢？但是曾养甫最终还是想出了一个人。这个人的身影浮现在他的脑子里，就是主持浙赣铁路理事会的秘书谌小岑。

谌小岑神通广大。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谌与国共两党关系密切，特别是两方的高层领导人都有过深交。当曾养甫找到谌小岑时，谌小岑马上说：“很抱歉，我已经与共产党那方没有联系了。”

曾养甫问：“听说你与周恩来很熟悉，是吗？”

“是的。不过也是没联系了。”

“你再想想，还有什么人能取得联系？”

谌小岑想了一会儿，一拍脑门回答：“是还有一个人，我差点儿忘了，他就是与中共北平市委有联系的北平中国大学教授吕振羽先生。他有这个联系的能力。”

曾养甫拱手相谢：“那就拜托了。”

此后，曾养甫很快与中共的高层取得了联系，同时也与周恩来挂上了钩。这时，周恩来也接到了莫斯科王明关于国共两党谈判合作事的来函。溪流归海，周恩来为此事特作了安排。于是，国共两党便坐到一起，开始了谈判。这是继大革命失败后，两党的第一次握手。陈立夫作为蒋介石的特别代表出席了谈判。谈判的地点定在上海。

1936年6月上旬的一天。

上海谌小岑的住宅。

窗幔低垂。

中共代表潘汉年带着周恩来致陈果夫、陈立夫的亲笔信，来到了这里。曾养甫带着陈立夫的亲笔信在这里早已等候。谌小岑作为主人迎接了他们。

双方交换了信件，握手寒暄。然后各自展信阅读。

陈立夫的信中提出了国共合作抗日的四项条件：

1.方（指国民党）欢迎B方（指共产党）的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

2.B方武装队伍参加对日作战时，与中央军同等待遇；

3.B方如有政治上的意见，可通过即将成立的民意机关提出，由中央选择；

4.B方可选择一地区试验其政治经济之理想。

周恩来致陈氏二兄弟的信中写道：

分手十年，国难日亟。报载两先生有联俄之举。虽属道路传闻，然已可窥见两先生最近趋向。黄君（中共与南京联络的联络员）从金陵来，知养甫先生所策划者，正为贤者主持。呼高应远，桢见京中今日之空气，已非昔比。敝党数年呼吁，得两先生为之振导，使两党重趋合作，国难转机，实在此一举。

近者寇入益深，伪军侵绥，已成事实，日本航空总站，且更设于定远营，西北危亡迫在旦夕。乃国共两军犹存敌对，此不仅为吾民族之仇者所快，抑且互消国力，自速其亡。敝方自一方面军到西北后，已数作停战要求。今二、四方面军亦已北入陕甘，其目的全在会合抗日，盖保西北即以保中国。敝方现持送贵党中央公函，表示敝方一般方针及建立两党合作之希望与诚意，以冀救之御侮，得辟新径。两先生居贵党中枢，与蒋先生又亲切无间，尚望更进一言，立停军事行动，实行联俄联共，一致抗日，则民族壁垒一新，日寇虽狡，汉奸虽毒，终必为统一战线所击破，此可敢断言者。敝方为贯彻此主张，早已准备随时与贵方负责代表作具体谈判。现养甫先生函邀面叙，极所欢迎。但甚望两先生能直接与会。如果夫先生公冗不克分身，务望立夫先生不辞劳瘁，以便双方迅作负责之商谈。想两先生，乐观事成，必不以鄙言为河汉。

周恩来的来信，不计前嫌，切盼国民党领导人能基于民族大义，与共产党携手合作。并对“二陈”寄予了殷切希望。陈立夫看完信后，颇为感动，更加努力于两党的合作，再次邀请周恩来到广州或香港会谈，还希望陕北与武汉电台通过密码直接联系。

雨后天晴，天空出现了彩虹。国共合作前途出现了光明。

陈氏兄弟想好事促成，不料主子蒋介石又改变了联共的主意。

应该说，蒋介石当初联共出于形势所迫，是无奈之举。一方面是因日寇进逼甚急，而英美对日妥协，蒋介石无奈只好联苏、联共以抗击日本；另一方面是因国民党内部反蒋势力联合起来，借“抗日”之名，欲打倒蒋介石。蒋介石为应付反蒋派，也需和共产党缓和一下对立。

且说到了9月，国内外形势又发生了变化。英、美原以为日本占领东北后，是作为进攻苏联的准备，故而对日妥协。不料日军占领东北后，不是北向苏联，而是南下华北，欲灭亡整个中国，这就大大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在华的利益。英、美不能容忍日本在华北的扩张。于是，英、美对日态度比以前强硬起来，英国还答应贷巨款给国民党。在英美的压力下，日本人也稍稍收敛了一些。另外，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合起来倒蒋的“两广事变”也平息了，李、白等通电表示服从“中央”。

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认为红军三大主力部队已会合于陕甘宁边区，人数虽已减少到3万人，但仍是他的心中之患，必欲除之而后快。于是蒋介石策划集中兵力，围攻陕甘宁边区。叫嚷三个月剿红灭共。

既然如此，蒋介石就把谈判当成了负担。于是他命令“二陈”故意抬高谈判条件或尽快结束这场谈判。

蒋介石既做如是想，“二陈”便积极替主子卖命了。

11月10日，上海沧州饭店，陈立夫会见了中共代表潘汉年。

会见时，气氛很沉闷。陈立夫摆出一副阴冷的面孔，睥睨地看着中共方面的人员，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

中共代表潘汉年虽然年仅30岁，但经验却十分丰富，他早年只身闯入上海文坛，成为一名很有影响的“十字街头”文学闯将。嗣后又投身革命，曾担任中央特科二科科长。在长期的对敌斗争中，他练就了一双敏锐的眼睛。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开始他就感觉到有些异常，他暗暗叮嘱自己，今天的这场会谈，一定要牢牢把握住原则，不能松懈，不能给陈立夫以可乘之机。

会谈开始了，潘汉年站了起来，以他那惯有的学者风度，有条有理地说明了中共起草的《中共两党抗日救国协定草案》，提出了许多合情合理的建议：

——双方派全权代表谈判，订立抗日救国协定。

——双方共同努力，实行对日武装抗战，保卫与恢复全中国之领土与主权，实现抗日救国联合战线。

——国共两党派出同等数量的代表组织混合委员会作为经常接洽与讨论的机关。

——国共双方均保持其政治、组织上的独立性。

——为实现抗日救国统一战线，应采取一系列必要的步骤，双方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划定红军适宜的屯驻地区；改革现行政治制度，释放政治犯；召开抗日救国代表大会；建立全国统一的军事机关；与苏联订立互助协定，等等。

陈立夫聚精会神地听着潘汉年的发言。说老实话，陈立夫从内心里佩服共产党，认为这个草案确是无可挑剔的。但蒋介石在会谈之前，就已经给他下了密令，无论如何也不能承认中共方面提出的这个草案。故而他一面在专心听潘汉年的发言，一面又在思考如何刁难中共，让中共知难而退出谈判。

潘汉年的发言完毕之后，陈立夫接着发言，他故作坦诚的模样，说道：

既然共产党开诚合作，那我就好任意提条件了。首先，对立的政权与军队必须取消，中共军队最多编3000人到5000人，师以上干部一律解职出洋，半年后召回，量才录用，适当分配到南京政府各机关服务。如果军队能如此解决，中共所提的政治各点就好考虑了。

陈立夫的“真诚”并没有蒙住潘汉年的眼睛，他一眼看穿了陈立夫的险恶用心，如果交出了政权与军队，那么中共拿什么与国民党抗衡呢？第一次国共合作，中国共产党不就吃了没掌握军队的亏吗？对陈立夫所提的条件绝不能答应。

陈立夫的话音刚落，潘汉年就站了起来，严正指出：

你这是站在“剿共”立场，来收编我们，这不平等。当初邓文仪在莫斯科活动，曾养甫派人送到苏区的条件都不是收编，而是讨论合作。

“先生理解错了，这怎能叫收编呢？”

潘汉年一针见血地道：“你这些条件当是奉了蒋先生之命才摆出的，蒋先生目前有此想，大概误认为红军已到了无能为力的时候了，或者受困于日本防共之提议吧。”

潘汉年的话一下子揭穿了陈立夫的老底，陈十分尴尬，无言以对。沉默了十几分钟以后，陈立夫才说：“你我均非军事当局，无权决定军事。能否请周恩来出来一次，蒋先生愿和周恩来面谈。”

潘汉年一口回绝了陈立夫的建议。他说：“在你们这种苛刻条件下，周恩来是不会出来和你们谈的。”

谈判陷入了僵局。

为了打破僵局，积极争取蒋介石抗日，中共又做出了重要让步，指示潘汉年，“为一致抗日，我们并不坚持过高要求，可照曾谈原则协定”。

“曾谈原则”是原来陈立夫通过曾养甫向中共提出的谈判条件：共产党公开活动；民主政府继续存在；参加国会；红军改名受蒋指挥，照国民革命军编制与待遇，但不变更红军原有之组织与领导。这也是当初蒋介石的意思。

但蒋介石已经食言。

此时，他正在洛阳坐镇，指挥大军围剿红军，怎会坐下来与中共平等谈判呢？他拒绝了中共的建议。

11月16日，陈立夫再次邀请潘汉年赴南京会谈。这次会谈较之上海的会谈，陈立夫更无诚意可言。

会谈一开始，陈立夫便告诉潘汉年说：

“蒋先生以为上海谈判我方所提各条件并无不妥，不能放弃。希望潘先生能将此意见迅速转告延安。”

顿了顿，陈立夫又故作理解状，说道：

“我知道这样做实在有些委屈贵方了。但如果因此能达成协议，驱逐日寇，保我领土主权之完整，受点儿委屈又有何不可呢？”

尽管陈立夫巧舌如簧，但潘汉年不为所动，潘汉年严肃地说道：

“这不是什么委屈不委屈的问题，为了团结蒋先生一致抗日，我方已做出了重要让步，以贵方提出的四个条件作为谈判的基础。而蒋先生却拒绝了这样的提议。试问究竟是我方不愿受委屈呢，还是蒋先生没诚意呢？”

陈立夫见软的不成，便来硬的，他威胁说：

“目前日、德两国已签订反共协定，并且正在拉蒋先生加入反苏战线，中苏关系可能会恶化。如果此时延安方面仍不愿受点儿委屈的话，到了那时，红军岂不更糟糕。”

潘汉年听完此话，觉得再也没有可谈的了，便站起身来，拱手向陈立夫告别：“蒋先生既然要加入反苏战线，就不会抗日。那我们今天的谈判也不需要了。”

至此，陈立夫、潘汉年的会谈再一次不欢而散。

战火将在谈判失败后开始。正当玩火的蒋介石指挥他的部下向陕北红军开火时，他的部下却不干了。老蒋做梦也没想到的“西安事变”发生了。

“西安事变”中站错队

1936年10月31日是蒋介石50大寿寿辰。由于这时蒋介石正积极充实军备、修筑国防工事，陈果夫想出了一个发动全国各界人士向蒋介石献机祝寿的主意。他的这个建议是向何应钦提出的，理由是：“委座生日，最好发动由各方面捐献飞机，作为寿礼，可固国防。”何应钦表示赞成。这样，一场献机祝寿活动便在全国展开了。

时任江苏省主席的陈果夫献机九架，他在10月31日下午乘汽车由镇江到句容，亲自主持江苏全省各力量献机祝寿命名大典，民众到者数千人，各界代表到会者也不少。江苏所献九架飞机来自：党政系统；政治军警系统；小学生；教职员与学生；商界；商界；商界；自治人民和农民；童子军与自由职业者。

且说12月4日。

偌大的洛阳机场。蒋介石在结束“洛阳献机祝寿”后起飞到西安。到机场送行的有党政要员、各界代表以及市民和学生等，参加者很多，场面非常热烈。

这天，刚降过一场大雪，北风一刮，新扫过的机场上结着厚厚的冰凌。机场周围的树木缀满银花，建筑物像琼楼玉宇似的闪着耀眼的银辉。宋美龄身披藕荷色的大氅，内有鸭绒马甲，敞领中衬着乳白色绸纱巾，别着一枚硕大的红宝石胸针。乌黑发亮的长长的鬈发，在脑后盘成一个隆起的高髻，与众不同，别有风韵。这几天她身体不适，脸色不大好，伴有低烧。本来她执意要陪丈夫到西安，蒋介石不允，让她回南京看病，因此她也变成了送行者。蒋介石此行目的，是要同负责指挥西安国民党军队的军官，其中包括已故军阀张作霖的儿子少帅张学良进行商议。蒋介石认为，西安的地理位置在战略上有利于对共产党的根据地发动最后一次围剿。他想命令少帅张学良的军队首当其冲。

宋美龄和其他官员一一与蒋介石握手告别，目送着他登机，然后飞机启动、滑翔、升空，一直消失在云天之外……

就在蒋介石离开的两小时后，宋美龄也带着侍从室官员、端纳顾问及陈布雷等一大批人，乘机离开了洛阳，抵达南京。

西安在望了。

蒋介石伏在机窗俯视着，八百里秦川与天衔接，渭水流过它的胸膛，淡墨涂抹的终南山守卫在南端；市郊寒冷的田野裸露着，黄土中间，散落着稠密的村庄；古城西安黑压压的一大片，浸在冬天金色的阳光里。高耸的城门楼，市区中心的钟楼、鼓楼，还有唐代建筑大雁塔，排站在天空下。

蒋介石在望远镜里端详半晌，透口气道：“想不到这边却靠近延安，我非要解决延安不可！”

蒋介石一到西安，便宣布他将照常发动“剿共”战役，并定于12月12日开始。

“汉卿、虎城，今天我是专门邀你俩谈谈剿共一事的。”蒋介石一副凶神模样，“前几天毛泽东、朱德有公开信给我，说：‘吾人感以至诚，再一次请求先生当机立断，允许吾人之救国要求，化敌为友，共同抗日。’你道我怎么答复他们？”

张学良、杨虎城不做声。

“我根本没有理他们！”蒋介石冷笑一声，“这回我自己来，就算是答复了！我要统率三十万大军杀奔陕北，宣布不准抗日，继续彻底剿匪！”他扭过头来：“今天是12月8日，我来西安已经四天了，希望在年底可以解决！”

“委员长！”张学良硬着头皮央求道：“今日之下，枪口向外第一，中国人不能再自相残杀了！”

“汉卿！”蒋介石面孔一板，“这是你应该讲的话吗？我早听腻了！”

“委员长！”杨虎城也苦着脸央求道：“这件事情实在太大，希望……”

“什么希望不希望！”蒋介石大怒，“希望就在消灭共匪！其他什么日本不日本，都是次要的！”

张、杨两人只得忍着，默默地跟他到省党部，听蒋介石向东北军、西北军训话：“我们最近的敌人是共产党，日本离我们很远，如果远近不分，便是前后倒置，便不是革命，无论如何此时须讨共产党，如果反对这个命令，中央不能不给以处置！东北军和十七路军现在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到陕北剿匪，中央军作为你们的援军；一条路是调往闽、皖，听任中央调配！你们不要自误了！”

“委员长！”张学良、杨虎城无可奈何，会后就向蒋进行“哭谏”，他俩痛哭流涕，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一直哭诉了三个小时。最后蒋介石把桌子一拍，大声叫道：“你现在就是拿手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政策也不能变！”

张、杨两人满肚委屈，好不愤慨。原来蒋介石为了戒备，到西安后，并不住在城里，而是去临潼居住。

临潼离西安25公里，是著名的温泉疗养地。当年，杨贵妃“侍儿扶起娇无力”，正是临潼的华清池。那地方位于骊山脚下，挨近秦始皇陵，气候适宜，山景可观。

西安，这个在极度忍耐之中的历史古城，已经超过限度，它要爆炸了！

少帅张学良，与当地的铁腕人物杨虎城，也预感到风雨满楼。蒋介石咄咄逼人，凶相毕露，并有杀机。他们的事业就将断送，他们本人将被调往南方，何去何从？是蒋介石把他们推向了悬崖！他们商量着，决定实行兵谏。

蒋介石每天去西安骂过一阵，回到临潼，心中兀自没有好气。侍卫们都不敢吭一声，听寒鸦聒噪，黑压压把天空遮了一大片。

蒋还有个习惯，每天黎明前起床，把一口假牙放在床头柜上，穿着睡衣在窗前静立一小时。他的公馆有50名卫兵保护，卫队长是一名因屠杀学潮学生而臭名昭著的军官。12月12日——新的“剿匪”战役即将开始的那一天——早晨5点半，蒋介石正站在他卧室的后窗前，向外凝视着花园围墙上面露出的山峦。在朦胧的夜色中，四辆军用卡车满载着120名全副武装的军人在公馆大门外骤然停住。首车上的营长命令开门。里面的哨兵拒绝开门。卡车上的军人立即开枪射击。

枪声，震撼着黎明前的夜空！

枪声，在骊山脚下回鸣！

紧接着，野犬乱吠，寒鸦惊飞。

蒋介石暗吃一惊，他马上判明：兵变！昨天没有听陈诚规劝，说张、杨要举行兵变。

枪声越来越紧，继而可以听到喊杀声……

蒋介石忙不迭伸手穿衣，可是牙床打战，四肢发抖，越急越慌，越穿不上衣裳，好不容易喊出一声道：“来，来人哪！”

“是！”那侍卫拔腿便走，却再也没有回来。

第二阵枪声又起，如炒豆子一般哔剥乱响。蒋介石趁机拉灭了电灯，心想不能让人发现我。仓促间，蒋介石这个大委员长，大汗淋淋，乱了方寸。他再在衫、裤外面罩上一件皮袍，启门外望，黑黝黝夜空中子弹乱飞，曳光闪闪。一时又束手无策，片刻后心想三十六计，走为上计。可是夜黑如墨，又不知该往哪边走才算安全，正在默念上帝保命，不料斜刺里钻出两个黑影。蒋介石心想这下可完了，跌跌撞撞一头栽倒在床上。房门已经推开，一个熟悉的声音在叫，蒋介石一听是侍卫官竺培基，登时有了气力，连忙爬起来问道：“什么事？什么事？”另一个黑影开口道：“叛兵已经蜂拥入内，本来已经冲到第二号桥，给我们侍从队抵抗过一阵，死伤极大，对方知道我们有了防备，现已略退，请委员长马上离开！”

“好好好。”蒋介石登时又软了半截：“走、走，走吧。”当下三个人拉拉扯扯摸出房门，又有一条黑影蹿将出来，大叫：“快跑！我是区队长的传令员，现在叛军已经冲进二门，你们千万不要往二门那边跑。刚才毛区队长同后山哨兵所通过电话，说那边并无异状，也未发现叛兵，你们可以往那边逃。”

“毛区队长在哪里？”蒋介石结结巴巴。

“区队长正在前院假山旁率队抵抗。”传令员答道。

“叛军是何模样？”

“一色戴皮帽子的东北军。”

“快走！”蒋介石甩掉侍卫的扶持：“你们莫搀我，容易给人发现目标。你们前边走，我在后面跟。我想今天是一部分的兵变，一定是共匪煽动驻临潼部队暴动，而不是张学良的计划。如果真是他的计划，整个东北军都叛变，那行辕外墙四周都已包围了。”蒋介石忽地尖叫一声：“啊哟！”犹如鬼叫，吓得侍卫官竺培基、施文彪跳起尺半高。

两名侍卫官定睛一看，原来有一条黑影正从背后山径转角处飞奔而来。施文彪正待开枪，那黑影已经开口：“我是蒋孝镇！”于是大家惊魂稍定，竺培基低声喝问：“你后面有无追兵？”蒋孝镇气喘如牛：“没有，没，没有。”于是四人在一片乱枪声中向崎岖山径摸索行进。

蒋介石踉踉跄跄来到飞虹桥上，前方有人忽报：“东门无法过，铁将军把守着。”侍卫官还想找大石把它砸碎，蒋介石骂道：“娘希屁！你这一敲，不是告诉人家，说我在这里吗？”于是命令道：“咱们就从这矮墙上跳出去！”

竺培基身高马大，容不得考虑，自动伏在地上垫底，施文彪爬上去，实行叠罗汉。幸得墙矮，不需要再加一个蒋孝镇了。蒋介石在蒋孝镇的扶持之下，摇摇晃晃爬到了墙上。蒋介石爬到墙上往下一看，心想总算还好，逃命要紧，于是纵身一跳。这一跳不打紧，却扭伤了脚。原来墙外下临深沟，荒草遮掩，黑夜中不易辨别。

三个人忙了一阵，足足有十分钟光景，这才硬撑着想继续逃亡，刚走一步又跌倒在地。三侍卫不容分说，就把他抬出深沟，由两人架着慢慢走向山顶。可是问题来了：原来此山东隅并无山径，西行又怕碰到东北军。蒋介石疼痛难忍，道：“不要往西，还是上山吧。”于是攀援摸索，跌跌撞撞；山岭陡绝，一步一哼。半小时后快到山巅，蒋介石实在无法再走，又怕侍卫心怀异志，倒在平坦处唉声叹气道：“这一次你们辛苦了，只要我出得去，你们都有重赏。”正说话间，四周枪声又大作起来，前后左右，闪烁着一片手电筒光。蒋介石慌忙叫三人分头侦察，自己也摸索着站了起来。刚刚立定，只听三人中有两人惨叫，再无下文。随着这两声惨叫，对方已经知道此间有人，子弹更密，“嗖嗖嗖”地从蒋介石头顶掠过。他急忙伏地，一步一哼往前爬，双手被荆棘划破……

他爬了一阵，才知道自己并不是往山上爬，而是往山下爬。四周枪声盈耳，吆喝之声四起。蒋介石望望山顶，别说爬向山上，即使一口气能安全地爬到刚才的沟中隐蔽，也不可能了。而且双手是血，满身酸疼，其状狼狈不堪，难以形容，这个样子逃到山顶再给押下来，岂不笑掉了人家的门牙？想到门牙，蒋介石才发觉自己忘记戴上假牙，难怪上下两排牙床“突突突”地厮打。

山坡上岩石累累，夹杂着稀疏的荆棘，没有藏身之处。他一个人伏在山地思虑，更多人正在他周围搜寻。那刺刀挑荆棘的声音隐隐传来，使他心惊肉跳。蒋介石决定找一个好地方藏起来再说，于是他使尽平生的劲，继续爬行。至一棵大树旁，再向右爬，发现一块大石头后面有一浅洞，荆棘丛生，尚可容身。蒋介石躲在洞里，身体蜷缩着，尽量紧贴石壁，以免被人发现。

天色渐亮，朔风劲吹。

搜索队已将偌大个骊山团团包围。一个小分队已搜查到岩洞旁边。在前他们已经发现两个侍卫官的尸体。

“他奶奶的！刚才还有人说，发现了他的侍卫尸体，我看就在此处，他跑不远。给我找，即使他钻进王八洞，也得拉他出来！”

岩洞中的蒋介石听得一清二楚，他身子不禁打寒战，蠕动一下。

“报告队长！”另一个声音在问，“他会不会往那个方向跑？”

“那边是什么地方？”

“那边不远，正是秦始皇的坟墓，这边是秦始皇坟墓的山脚下。”

“他妈的！”一个大嗓门焦急地叫道：“弟兄们，仔细找，别让这个现代秦始皇逃走了。”

“瞧！”一个人突然叫道：“队长，你身边那个小洞洞，上面的草刚才忽地动了一下！这小子没准儿就藏在这乌龟洞里！”

“谁躲在里面？快点儿出来，否则开枪了！”孙铭九倒退一步，拔枪在手，向洞旁岩石连放三枪。

蒋介石听见枪声，身子更抖个不停。如今听说要他快点儿出来，否则开枪，简直魂不附体。于是慢吞吞挺了挺腰，蠕动了一下。洞外士兵们看见野草忽地在动，露出个亮光光半个脑袋，但突地又消失。

“准没错，是不抗日的老蒋！”

“那光头好亮，好白！”

……

紧接着，万道阳光升出骊山，欢呼声也震撼了骊山。

士兵们一声呐喊，把洞口围个密不通风，三扯两拉，把个蒋介石给硬拉了出来。只见他满脸惨白，浑身打战，大冷天光秃秃脑门上在冒热气。嘴巴干瘪得一条线，光着一只左脚，右脚却光丫穿皮鞋，鞋带早已散失。蒋介石出得洞来，两眼发直，一个士兵蹿过去拿起枪柄拦腰一下子，打得他“哟哟哟”地直叫娘；另一个士兵如法炮制，也举起枪托朝他腰里打过去，只听见噗的一声，蒋介石已经弯着腰跪倒在地。若不是孙铭九出面拦阻，非把他揍个半死不可。孙铭九把他拉开来背在背上，然后他们轮流背着他下了山。一辆小汽车在山下等待。他们把他送到杨虎城用作司令部的新市政厅。市政厅的院子里有一个军乐队和一大批高级军官迎候他，这与当时气氛很不协调。当他穿着睡衣一瘸一拐地走下轿车时，乐队奏起了国民党党歌，军官们向他敬了礼。少帅张学良走上前去搀扶蒋介石进了一个房间，让他躺在床上，一位大夫给他治伤。

至此，兵变任务完成了。

在南京，最先察觉西安发生问题的是陈果夫的老友曾养甫。因为他主管交通通讯，当西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事变后，曾一度下令和外界断绝一切通讯联系，曾养甫发现这一异常情况后，立即命令查找原因，12日下午5时，证明西安发生事变。陈果夫立即从曾养甫处得到了消息，但关于蒋的下落，尚未能查明。在曾养甫查明西安发生事变之前，为查核有关西安方面的消息，陈果夫还找陈布雷打听情况，据陈布雷日记记载：“是日下午1时余方在寓，忽接果夫电话，询余有西安之消息，余怪问之，则谓西安至南京电报已不通矣。”

南京得到蒋介石被扣的消息，犹如晴天霹雳，大为震惊。片刻后，有人哭有人笑，政府内一种暗藏的反蒋势力抬头，各种矛盾交织一起，再加上街头谣言四起，简直一塌糊涂。

南京，追随总指挥何应钦，同意轰炸西安的官员，齐聚何应钦的官邸，在商讨轰炸方案。这里面就有陈果夫、陈立夫，他们都是主张轰炸的强硬派。

会议开到一半，宋美龄就呼天嚎地闯了进来，大哭大叫。

宋美龄哭了一阵，收住哭声道：“何总司令，一切的事情我都知道了！现在我来问你，你们轰炸是何用意？你假若发动战争，你能善其后吗？你能救出委员长的生命吗？我现在老实告诉你，你这样做简直是想谋杀他！”

何应钦一听，脸色大变。在座的陈果夫、陈立夫的脸色也不好看。

宋美龄干脆指手画脚站着讲：“幸亏是你在领导这批饭桶，要是旁人，我一定当他是异党分子看待！何总司令，这是可以闹着玩的事吗？委员长在这个时候如果有个三长两短，哼！到时候兵荒马乱，连你也跑不了！”

何应钦一个劲儿搓手，赔笑道：“那么照夫人的意思，应该应该……”

“应该停止军事行动！”宋美龄斩钉截铁，“你非给我停止讨伐不可！你非给我用尽一切办法把他救出来不可！你非要把他活着救出不可！你非要立刻去做不可！”

“夫人，”何应钦做为难状，同时也撇开自己的责任，“这是会上通过的，不是一两个人的意思。”

“Damn！”宋美龄连英语骂人也急了出来，“要不，你就重新召开会议，我也出席！”她弦外有音：“免得让你为难。”

“不不不，”何应钦一脸笑，“夫人不必劳驾，救出领袖，是我们大家的责任。”他试探道：“已经有20个师出发了！”

“200个师也得调回来！”宋美龄冷冷地说道：“何总司令，你以为武力讨伐真有把握吗？你未免太乐观了！好多外国朋友告诉我，为这件事一旦发动大规模的战争，西北方面并不是孤立无援的。广东、广西、云南、湖南、四川、山东、河北、察哈尔、山西、绥远、宁夏的各地军事政治负责人，都会乘机而动，并且可以确定，他们没有一个人愿意花气力帮助你发动战争，甚至有几个人，也许他们全会走到张、杨方面去！”

“这个，”何应钦讪讪答道，“这个问题我们也曾研究过，戴笠那边可以派人前往各地设法收买……”

“收买？”宋美龄冷笑道，“别做梦了！现在他们每个人都想在这次冲突中扩充势力，谁给你收买？”

“是的，夫人。”何应钦不由不软了下来，“那么，照夫人的意思，现在我们应该先做些什么？”

“派人到西安去！”

“这怎么可以？”何应钦假装吃惊：“那不太危险了吗？而且西安附近已经开始轰炸。”

“我说我要你停止一切战争措施！”宋美龄拍拍桌子：“我明天便派端纳到洛阳，转赴西安。子文也快回来，他们也会去，我也要亲自去！”

“夫人，”何应钦劝道，“夫人不必去了，冯玉祥愿意代替委员长做人质，就让他去一趟好了。”

“不！谁也代替不了我，我要亲自去！”宋美龄说一不二。

“实在太危险，你的安全……”何应钦还没讲完，宋美龄道：“告辞了！”说完，望了何一眼，匆匆穿上皮大衣，戴上手套，抓起皮手袋扭头就走。

会议至此不欢而散。

12月21日，宋子文自西安返回南京。孔祥熙告诉陈果夫说，张学良在找台阶下台，要价已经报出来了，以后要看我们的还价了。由于宋子文可以和蒋介石直接谈话，陈果夫大为不满，他抱怨说：“留学生问题极为重要。凡变乱之起，常有不明国情而言之成理之新归国留学生在内，故今后派遣留学生，不得不重订新政。”第二天，宋子文与宋美龄、蒋鼎文、戴笠三人飞往西安，具体和张学良谈判放蒋事宜。23日谈判成功，26日，蒋介石在张学良的陪同下回到南京。

难中见真情。西安事变发生以后，陈果夫、陈立夫积极主张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以武力解决西安事变，救出蒋介石。在这一点上，“二陈”的态度与何应钦是一致的。

然而，何应钦坚决主张讨伐却另有隐衷，他想趁机置蒋介石于死地，而以自己取代蒋介石的位置，何应钦在戴季陶、居正、吴稚晖、叶楚伧、陈果夫、陈立夫等人支持下，就任讨逆军总司令，部署对西安的讨伐行动，并派出大批空军轰炸西安。

不料西安事变竟和平解决了。在蒋介石接受了联共抗日、释放政治犯、担保内战不再发生等条件后，张、杨释放了蒋介石。

蒋介石回到南京后还表扬了“二陈”，认为他们在西安事变问题上的主张和态度是正确的。但不久，蒋介石就翻了脸，“二陈”由受表扬成了老蒋的出气筒。

蒋介石、宋美龄、陈布雷等以宋美龄的名义，合伙炮制了《西安事变回忆录》，大大地讽刺了何应钦、戴季陶、陈果夫、陈立夫等武力讨伐派。曾有一个阶段，陈氏二兄弟竟然抬不起头来。

陈立夫由于在西安事变中站错了队，挨了蒋介石的骂，这时就不得不更加跟紧蒋介石，以弥补西安事变中的错误了。此时的蒋介石虽对“二陈”无有好感，但念到跟随自己多年，还是派陈立夫做了教育部长，陈果夫做了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双方都去搞了教育工作。这样的安排明眼人却能看出了门道：作为“蒋家王朝陈家党”的陈氏家族，已远离了党魁的位置，在走下坡路。

第二十四章

教育部长

“国难部长”

陈立夫做了七年的教育部长，他曾引以为豪。

七年，人生能有几个七年啊！他曾无不骄傲地说：“我在教育部任内，做了不少事，订了不少制度……迄今犹均在沿用。”

陈立夫当教育部长是从1938年初至1944年。抗战八年，他干了七年。他曾不无揶揄地自嘲道：“我的（教育）部长任务几乎与抗战相始终”，是个地地道道的“国难部长”。回忆当初之际，调统工作他干得顺手，有声有色，改换门庭，他几乎没有想过。在前，那是九一八事变不久，行政院长汪精卫曾力荐他出任教育部长，他都没同意。事隔五年，蒋介石再次找到了他。那天本已很晚了，他已洗漱完毕，刚要躺下休息，电话铃响了。

“立夫，你来一趟。”

“好的，委员长。”

“这都几点了？”听到话声的太太直埋怨。

再说蒋介石夜间办公是常有的事，当时是国共合作，抗日当头，敌人的轰炸没点儿，政府的工作也跟着没点的轰炸跑。一切都打乱了节奏。

教育部长换届人选问题一直困惑着蒋介石，有人举荐了不少人，他一个也没有看中，有一个人他看中了，人家不愿干。这个人就是曾在美国留过学的陈立夫，第一次谈话，不好勉强，这是第二次谈话。

陈立夫屁股还没有坐下，蒋介石就发问了：“你想好了吗？”

“如果委员长没有第二个人选，我就以党国为重吧。”

“看来你还是不情愿啊！”蒋介石说完哈哈笑了：“不情愿也得情愿，战争不等人，明天就下命令，后天就上任。”

“这也太紧张了吧？”

“都是战争逼的。”

说话间，远方还传来隆隆的炮声。

陈立夫伴着日军的炮声走马上任了。在敌人的炮声中开始了他为期七年的教育生涯。

陈立夫上任第二天，就报来了新的消息：有三所小学和一所中学，遭到了日机的轰炸，128名学生和两名教师在这次袭击中死亡。

“会暂且开到这里，先处理丧事。”正在开会的陈立夫中止了会议。

陈立夫驱车来到了位于光华路的一所小学校现场。这是四所遭轰炸最为严重的一所学校，日机总共在这所小学投下了五枚重型炸弹，81人死亡。其中一个班级正在上课，34名学生，还有1名教师全部遇难。

陈立夫来到这座教室的时候，只见教室全部坍塌，把一边的老榆树也砸倒了。

陈立夫看完了现场，又来到了战时救护医院，看望那些受伤的学生。在一个病床前，他停下了脚步，俯下身子问道：“你现在好吗？”

受伤的女学生回答：“现在好多了。刚入院的时候我还昏迷不醒。”

“当时的情况你还记得吗？”

“记得，记得。”女学生说：“我和三个女生正在校园里跳皮筋，正用劲的时候，听到了轰鸣声，我们还没有反应过来，一架日机就贴着二班的教室到了头顶上，一阵风起，伴着一声炸响，我什么也不知道了。”

“要记住这笔血债！”

女学生咬咬嘴唇，点了点头。

“等你伤好了，要好生学习，将来报效祖国。”

“好的。”

另外，他还告诉陪同的医院院长说：“要好好为他们治疗。”

……

陈立夫的“五湖四海”

炮弹为陈立夫上了第一课，今后还将有更多的炮弹陪伴着他，走过这抗日战争的七年。应该说这仅仅是开始。

形势是制定政策的先导。

面对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文化需要适应，建设需要适应，教育也要转轨。有人讲，学生要停课，教师要扛枪，高年级的学生也要参战，做到全民皆兵。有人提出废弃旧制、实施战时教育的主张，以应对“一切为了抗日，一切为了前线”的口号。从这样的主张出发，战时的大学，应该办成“抗战人才的供应所”，“救亡干部的训练所”，“同时也是民族革命青年先锋战士的产生地”；“高中以上的学校除个别与战事有关者外，为配合抗战，均应予以改组和停办”，鼓励大家当兵去；“初中以下学生未及兵役年龄”的，“亦可变更课程，缩短年限”。还有的希望把沿海的大学撤到后方，等等，不胜枚举。

面对着教育要急速转轨的新形势，陈立夫有很多工作要做。更令陈立夫忧心的，新官刚上任，人们对他还不相信，观望者十有八九。常言说：一朝天子一朝臣。自己不是CC派，凶多吉少，这碗饭要端多久，心里真没谱！

但是陈立夫最懂党务，最知道班子人选的重要。多年来他为多少单位配备过领导班子，他已记不清了。但是有一条是好的单位一定是有一个好的班子，只有好的班子才能出好的效率。因此，他十分重视班子的重新建设。当他得知人心不稳时，他采取政治家的手腕，做出城头变旗不变阵的口头表示：“我这个人不搞山头，不拉宗派，人事暂时不动。凡是愿意干的，我都留用。”接着陈立夫举例诉说自己的立党为公：“我过去受命为中央党部秘书长时，只带了一个秘书。我自己不分人我，人家的人自然可为我用。”于是，这几句暗示的话，在当时起到了稳定“军心”的作用，很多人由原来的担心变成了惊喜。这样一来，确保了行政事务的稳定和继续性，不致减少工作的效率，达到了陈立夫暗示的目的。

且说陈立夫说此话不到两个月，形势一俟稳定，就立刻抛出了张道藩、张廷休的任命令，并把他们推上重要岗位。明眼人都知二位是陈的绝对亲信。手段与陈果夫当年改造中组部的做法如出一辙，名义上也叫“补缺”。

老部长王世杰离任时，带走了两个次长和总务司的两位司长以及秘书。这留下的职位，陈立夫已不再顾虑众目睽睽，毅然祭起了“肥水不流外人田”的说辞。后来，他在回忆录中叙述了当时的情节，认为“补充人员”的事是“十分瞩目的”，因为这些主要职位，都与将来教育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关系重大，从保全大局考虑，必须用信得过的人，于是“发表了历任浙江省教育厅长、交通部和内政部次长的张道藩同志为常务次长，又发表了曾任河南省政府秘书长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的张廷休同志为秘书”。对此，陈立夫并不掩饰派系色彩，公开承认“这两位都是与我共事较久的同志”，他们“都曾担任过大学教授，也是教育界的知名人士”，把部内的“日常事务交给他们”，是完全可以放心的。

另外，还能反映出陈立夫主张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那就是在业务上，他起用了一批学术元老，这不但为他装门面，还能显出他超人的远见。这些老权威的起用，特别是对教材的编制，在历史上留下了值得书写的一笔。为了体现“五湖四海”的宗旨，他选取了三名知名的教授充实司局岗位。他们分别是：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秀教授任教育部政务次长；复旦大学教育系主任章益教授任高等教育司长；北京大学教育系主任吴俊升教授任总务司长。在任职会上，陈立夫侃侃而谈他的五湖四海的干部政策，他说：

“我陈立夫是留洋的人，深知中国教育的差距和不足，也深知如果再不搞五湖四海，就要被人抛出更远。因此这次任用的三名教授都是国内的顶尖人物。这三位和我过去都没有私人关系，顾先生是在中国工程师学会及科学化运动协会相识的，章先生是经复旦大学的友人介绍相识的，吴先生过去只见过一面甚至还没有交谈过。我选任他们，是因为他们过去对于教育的著作言论和成绩，以及在教育界的声望，可以帮助我执行国家的教育政策。同时又因为国内教育以北方的北京、南方的上海为重心，而三位先生恰恰在各区域有代表性，顾先生与北方教育界有渊源；章先生熟悉上海教育界；吴先生出身东南大学而执教北方，与南北两方大学都有关系，所以他们就是五湖四海的象征。”

应该说，陈立夫的五湖四海的意义，一时还显现不出来，容到两年后便放射出夺目的光彩来。

收回“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大学

由于陈立夫的求学经历和学识，他对国内和国外的教育情况都了如指掌，特别是对中国大学教育的现状更是不满。应该说他是有想法的一任部长。因此他一上任就提出大学改革的想法。

这天，他谢绝宾客，把自己关在屋里，着重研究一份国联调查团的报告。这是一份有理有据的报告。他很需要这样一份报告，没想到国联这么快地做到了。这里面有很多数字是他以前没有掌握的。该调查团利用三个月的时间，考察了中国的高校现状和主要症结，认为主要症结是“受外国教育影响巨大”。

下面的文字吸引了陈立夫的眼球：

总认为外国的月亮是圆的。学科研究大多以外国语为媒介，引用的资料和例证，也多取外国。大学的历史、政治、经济课程，似乎是为研究西洋的中国学生而设。自然科学教育方面，偏重于外国的情形更为严重。这是其一。

其二，学校课程偏重于文、法，而忽视农、商、医各门。据目前统计，在58个公私立之大学中，约70%设有文科，40%设有法科，22%设有农科，27%设有工科，12%设有医科。又有26个专科学院中，有6个专修法科，有4个专修文学、艺术之类，而农、工、医专科学校，合计亦仅10个左右而已。照此则专门以上学校之畸形发展，其结果不外形成文、法人才之过剩，与农、工、医人才之缺乏。因其过剩，故失业者逐渐增加，构成社会上种种不安状态；因其缺乏，故有若干建设事业不能得专门人才为之推进。果以为此种教育上病态之应纠正，固不待于今日，而以今日为尤急。盖一方面训政建设正在规划与推进，他方面又值国家多难之时期，皆有重订教育方针，造就若干适用之人才，以应付此非常环境之必要也。

其三，大学教育应造就领袖人才，与专门技术人员，以图国家建设事业之发展，及政治学术文化之进步。凡大学及大学预科应分布全国，不得以多数同科之大学集于一隅，亦不得于不适宜之地点，任意设立。其学额之多寡，与其分系、分科，国家应依其需要之程度分别规定。其毕业程度，必与外国大学毕业程度相当，由政府派员考试之。如现有大学程度过低，不合标准，应增加其肄业年限，并由政府限制派遣留学生。

……

凡此种种，无非欲革其弊，兴其利，使人能尽其才，以挽救中国之贫弱；崇尚首先以光大民族之精神；更附之以改革学制、改善教育方法及有合理之互助，使教育能尽其功能。依此方法，切实行之，则迎头赶上外国，当非难事也。

陈立夫看完这份调查报告，长期积蓄在内心深处的民族情结，在渐渐地膨胀发作，一个时代的最强音从心底深处发出：“收复‘文化租界’，创办中国式的大学！”

在这种情况下，陈立夫召开了“大学生改革座谈会”，他把来自一线的、现已可称为他的干将的三名权威请来谈改革。陈立夫首先开门见山：

“今天是大学改革座谈会。我先发言，抛砖引玉。我认为文化侵略者对于所侵略的国家，首先要毁灭其历史文化，我起先对于这些阴谋，还不大了解，后来才恍然大悟。现在沿江、沿海都被日军占据了，所有大学都往后撤，进行安顿。我发现这些大学都像外国租界。这个完全采用德国学制，那个完全采用法国学制，其他不是采用美国制，就是英国制。但是采用中国学制的又在哪里？课程五花八门，毫无标准，有关中国历史的部门为最缺之。学政治或经济的不谈中国政治或经济制度史，学农的不谈中国农业史，国文更是最不注重的一门功课了。这些都是问题，我的意见是要把中国人应知的中国各部门的历史材料放入必修课，无教材的则奖励写作，使中国的大学真正成为中国的大学。”

接着大家发言，最后统一了思想，明确了整理大学的三项基本原则：一是规定统一标准——提高一般大学生课程水准，并与国家文化及建设政策相吻合。二是注重基本训练——首先注意广博基础的培养，文理法各科基本科目为共同必修；然后专精一科，由博返约，使学生不因专门研究而偏固。三是突出精要科目——课程设置力求统整与集中，使学生对本学科精要科目能充分学习，融会贯通，删除琐细科目。至于必修课，统一由教育部规定范围，诸多中国人须备的知识要素囊括其中。比如中国历史科目中的中国法治史、中国政治史等等；语言科目中，中国文与外国文同为基本的工具科目，中国文要求须能阅读古文书籍和作通顺文章，外国文须能阅读所习学科外文参考书，不达标者不能毕业。

这样一来，三位权威都有了发挥重要作用的天地。陈立夫最后把这最艰巨的任务交给了高教司长章益教授总管。时间限定三年，只争朝夕。

会后，章益司长还成立了大学生教材用书编辑委员会，编制在高教司内，以公开征求、特约撰写、采用成书的方法，在从前的基础上编定大学教材用书163部。同时还编写了各科目教材纲要草案48种。比如钱穆的《国史大纲》、王力的汉语法理论，贺麟、金岳霖、汤用彤在哲学、逻辑方面的研究，闻一多的文学史，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王竹溪的《热学问题之研究》等等。

从此以后，中国人才真正有了自己的大学课程体系，才有了真正属于自己的学术体系，这样才是真正的中国式的大学。应该说这是陈立夫突出的政绩。这便是：用了三权威，换来教材书。

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陈立夫在任期间，对教育的又一贡献则是教育制度的改革，而教育制度的改革，最重要的是倡导公平竞争，实行统考统招。

50年后，陈立夫仍很自负，在一次报告中，他曾引以为自豪的是自己从事教育事业七年的历史。他毫不谦虚地说：“我于教育行政方面，有相当的建树和成就。有些改革的成果，比如大学教材，统考统招等等，至今沿用，我很欣然。这些成就固然与我个人的努力有关，但也离不开方方面面的支持与合作。真正出了大力的还是我起用的那三位权威。是他们的建议帮助了我的决策。所以我很感谢他们。”

说到这里，陈立夫站了起来，道：“章益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顾毓秀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吴俊升教授来了没有？”

“来了。”

陈立夫道：“我代表我个人向三位当年曾给我很大支持的好友表示衷心的感谢！”

大家一阵热烈激情的掌声。

回忆历史，陈立夫的统考统招制度的改革迈得既坚定又艰难。

统一招生制度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统一招生机构的设立，变多方自招为一家统招；二是统一考试，亦即时间统一、试卷统一。追溯起来，原是抗战前的打算。陈立夫上台后，国民政府已退缩山城重庆，这是个地处大西南、交通不便、天高皇帝远的地方。试想全国又是一个炮火连天的烽火战场，要在全国这么大的范围内搞统一招生考试，难度相当大。一是难在各地时间的统一上，试卷的保密送达就是一个重要的问题。这主要牵涉到交通工具。再是监考机构的安排，也是一个难题。主要是换地区人员监考，这也有一个人员组织和交通问题。三是统一阅卷工作量大，时间紧，又在战争中。总之困难重重。

在这困难面前，不少人顾虑多多，还有的人打退堂鼓，或说现在是战争年代，等战争结束再统招统考不迟；或说政府在西南后方，交通不便，不便于指导；或说沦陷区和后方的招生难以协调等等。

开弓没有回头箭。

陈立夫是改革者，他认为困难是弹簧，你弱它就强。同时他还认为，谋事在人。在陈立夫的办公室里，研究方案落实的会一个接着一个地开，他们把方案做得尽量完善，万无一失。把可能遇到的困难想到前面，拿出解决的办法来应付。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在一个朝霞似火的早晨，作为教育部长的陈立夫终于拍板施行，结束了一夜的长会。太阳又是新的，他们没有休息，又投入实施的“战场”。这年正是1938年。中国统招统考的实行，伴随着抗日救国的烽火燃烧起来。

陈立夫坚守阵地，兵来将挡，水来土屯。

因为理论和实践总有一段距离。实际操作过程中遇到的困难，显然比预料中的要大。比如交通方面，各考区分散在后方，试题全靠派员乘飞机专送，万一遇到类似天气、机械故障之类的阻碍，试题就难以在统考那天到达。又如，战时敌机空袭频繁，万一考试的那天，有敌机骚扰，学生闻警离场，统考的筹划就被破坏了。再如试题的保密问题，因为是分区复印，增加了全过程监控的难度。

恰巧在统考那天，重庆山城有一考场被日机轰炸。消息报到陈立夫那里，陈立夫了解情况后，立即指示按预先的准备执行，启用预备考场。结果撤离后的学生很快进入预备考场，时间虽然推后了40分钟，还算没有影响考试的进行。

第一年统考统招工作，虽然暴露了一些问题，但总算顺利。在公开场合里，陈立夫高度评价了准备工作的“周密”，与具体办事人员的“勤谨负责”。第二年，为保险起见，陈立夫总结经验，稍作改动，把十九省市划成几块，改为分区联合招生，看似大统一的退步，其实倒是切合实际、可用可行的局部统一。统招工作又向前迈进了一步。

第三年，统招工作已走上了正规化、制度化。然而，在贯彻过程中，有的因为早先习惯自行招生而反对统一招生的院校，眼下却因为习惯了统一招生不乐意联合招生了。听着嘀嘀咕咕的噪音，善于从生活现象中提炼人生哲理的陈立夫，顿生感慨，叹谓：“惰性二字，世人痼疾，即便面对良法美意，也是难于图始，而乐于现成。真的到了分区联合做出眉目之后，他们或许又属于撑顺风船的那类了。”

据陈立夫回忆说：

“为了统一大学生入学水准以及解除高中毕业生各处奔波参加各大学入学考试的困难，我决定在后方十九省市分区举行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办法。”为此，“教育部成立了统一招生委员会，各考区分设招生委员会办理报名考试阅卷事宜。考试日期由教育部统一招生委员会主办，由部公布”。

这个制度连续试行了三年，陈立夫对结果比较满意，他说：“对于整齐入学水准免除学生奔波之苦，并保证录取的公正无私，又可减少各院校个别办理入学考试的浪费，实属一举数得。”

对于大学考试制度的改良，似乎要简便许多，用陈立夫自己的话表述，即“改进毕业考试的办法，除学期学年考试外，增加了毕业总考”。陈立夫的这条改良设想，缘于他对欧美教育的了解。据他所知，当时的欧美大学，处理学生毕业问题，有两种不同的办法：一种办法是平时无成绩考核，毕业考试算总账，如德国就沿用这种办法。再就是注重平时及学期考试，考试及格，给予学分，如美国就通行这种办法。陈立夫经过比较，认为美国的方法较好，中国的大学，应采用美国模式。国联教育调查团认为美国这种模式“至不妥当”，当时曾建议改为“最终试验及格”的方式，没有被当局采用。

后来陈立夫又走了折中路线，也就是略改原制而另加毕业总考。因循此法，每学期学年有考试亦是累积学分，但要求学生必须修足四学年课程，才可以参加毕业考试。毕业考试除了考末一个学期的课程外，还须举行毕业总考。之所以要这样做，陈立夫的理由是：“平时有学期学年考试，对于学生之学习进程，随时有督促与考核，但不是只要求学生累积若干学分，即可毕业，而要在举行总考时，使学生对以往四年所有主要学科有一通盘复习，使其对所获知识作最后之整理而得系统的了解，不致东鳞西爪支离破碎，有学分制之流弊。”作为一种解释，陈立夫相信它的说服力，相关的评价当然也就不低了，乃至事隔五十多年以后，他仍然认为，“此种折中办法，比德国及英法两国类似的办法，也尚胜一筹”。

“统制教育”与费氏夫妇结仇

陈立夫在推行他的统考统招工作中，随着时间的推进，日军炮火的延伸，中国的华北、华东已成为了日军的控制地，大批山河沦陷。一批批的逃难者，从前方拥向后方。他们中有工人，有农民，更多的还是穿长衫的知识分子。根据当时国民政府的指示，要对口安排，即文化口安排文化口，教育口安排教育口。陈立夫作为教育部长，有责任承担起教育口的安排。

开始时，从战区和沦陷区来的学生、教师还少，还好安排。可是随着形势发展，逃难者越来越多，一时人满为患。教师生活无着，学生无法安排，急得教育部的官员团团乱转，束手无策。

“给我一支烟。”从来不抽烟的陈立夫向部属要了一支烟提神。

接着又有两名教师带领12名学生到了教育部的门口。陈立夫说：“城里已满，那就安排在郊区吧。小王去办一下。其余人继续开会。”

这次会是难民安置会，从下午3点直至晚上9点。目前，难民安置已打乱了正常的工作节奏，成了教育部的头等大事。

“我发言。”顾树森向陈立夫举起了手。

“好，大家静一静，听听树森的意见。”

顾树森说：“我建议把大部分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分别在适当地区设立国立临时中学，予以收容。另外对一部分中学教师和一些小学教师、社会教育人员，设立战区中心小学教师服务团，使他们得以继续工作，维持生活。建一座学校，就能安置1000到3000人。这样既能使学生不失学，教师也能有活干。各得其所。比那就安置而安置显得主动。”

“树森的意见很好。今天的会没白开。”陈立夫立刻表态支持。

会后，他先在河南淅川上集设立国立河南临时中学，专门收容南京、上海、江苏、安徽、浙江等省市逃亡后方的中等学校教师和学生。后来，经国民政府行政院批准，各临时中学去掉“临时”二字，改为国立中学。

接着，陆续在陕西安康设立国立陕西中学，甘肃天水设立国立甘肃中学，湖北郧阳设立国立湖北中学，陕西洋县设立国立山西中学，湖南乾城设立国立安徽中学，分别收容各战区陆续退到后方的中等教师和学生。后来，陈立夫将这些国立中学，按照成立的先后顺序，分别定名第一、第二、第三、第四中学，到1942年，共成立国立中学22所。此外还专门设有招收妇女教师和女学生的国立女子中学；还有专门招收华侨学生的第一、第二、第三，三个华侨中学和其他特设的国立艺术中学。

另外，还有一些大、中、小学成建制地从沿海地带搬迁后方。在搬迁中，由于日机的轰炸，人员流散，已不能单独成校。陈立夫便把这部分学校，收拢合并，采取战时措施，成立联合学校。其中以中、小学联校居多，大学也有，最为著名的如设在昆明的“西南联大”和设在西安的“西北联大”。

国立中学的设置，包括高中、初中、师范、简师、职业各科训练等。国立中学校长人选，由教育部秘书主任张廷休掌握，经费的支配和发放，由总务司长章益掌握。陈立夫基本上管不了各联合大学，但对各国立中学控制极严，意图防范各校教师、学生思想“左倾”。为了约束学生，他大发国民党入党志愿书和党证，动员中学教师和学生整批入党或集体入党。为了随时观察学校动向，有的学校发展不了CC分子，他就派人强行打入，充当教师或学生。有的充当教师或学生的CC分子，既不教课也不学习，整天在学校四处乱逛，查找别人的思想问题。

对于沦陷区，陈立夫基本上根据《沦陷区教育设施方案》制定各种管理方法。将江苏、安徽、浙江、河南、河北、山东、山西、察哈尔、绥远等九省和北平、天津、上海、武汉四市划分五个教育指导区，每区设置专员，负责办理从沦陷区撤退到敌踪不到地区的各中等学校的事情。1939年“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成立后，重新划全国沦陷区为70区，由陈立夫亲自指挥。“教育部战区指导委员会”下辖三个组，分别主管特别教育、战区教育和战区救济工作。

陈立夫任教育部长除了安置战时流散教师、学生，恢复教学秩序外，更重要的是统制教育，也就是让教育完全成为国民党统治的工具，这也是蒋介石让他出任教育部长最重要的目的。陈立夫统制教育主要采取了两方面的措施：

首先，推行国民教育。1938年4月，国民党五届四中全会曾有《改进地方行政组织，确立地方自治基础》的决议案，1939年9月，国民政府根据此决议案制定《新县制组织纲要》，其中关于教育方面，规定乡镇设中心学校，保设国民学校，受教育者包括儿童、成年人和妇女三部分。乡镇长、中心学校校长、乡壮丁队长、保长、保国民学校校长、保壮丁队队长，分别以一人兼任。在教育、经济发达的地区，乡镇中心学校教员，兼任乡镇公所文化股主任及干事；保国民学校教员，兼任保办公处文化干事。教育部根据这个规定，于1940年制定颁布了《国民教育实施纲领》，同年3月正式实行。

其次，实施特种教育。特种教育是蒋介石在南昌行营“剿共”期间对占领的革命根据地，即所谓的“收复区”民众进行的一种欺骗教育，其内容可分为管、教、养、卫四个方面。

推行特种教育的办法是建立中山民众学校，集中力量，把普通教育和社会教育结合起来，以弥补人才、经费不足的缺陷。中山民校分设儿童班、成人班和妇女班，根据情况，酌情设立高级班或职业班。教学内容为：宣传三民主义，揭破“赤匪”之错误与罪恶；并针对民众之思想言论，为深切之指导，教以礼、义、廉、耻与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等美德，表扬历史上为民族生存，为国家牺牲的伟大事迹，解说国家现在所处之地位与国际环境，授以普通文、应用文、歌曲等，注意阅读及思想发表之训练，并公民生活之常识。

陈立夫未参加过南昌时期的特种教育工作，他继任教育部长后，采取了三项措施，加强自蒋介石那里继承来的特种教育：一是到原来实行过特种教育的省区视察中山民校，搜集原来中共编写的课本、教材；二是针对中共课本、教材，编印读物和宣传材料，作反宣传；三是编印统一的中山学校教科书。中国教育本来没有指定的教科书。朱家骅第一次任教育部长时，发起编印中小学教科书。王世杰继任后继续编辑，但各学校仍自由使用，不作为固定教科书。陈立夫担任教育部长后，先编了一部小学教科书，通令全国采用。随后，他又操纵编写了一套“固定中学教科书”。陈立夫编的这两套教科书，有两个特点：一是重视宣传儒家思想，二是注意宣传国民党的三民主义，甚至把国民党的党员守则12条也作为小学训练要目编了进去。

陈立夫的上述做法，当时曾引起争议，部分教师表示不满。美籍学者费正清夫妇正在重庆从事新闻及文化工作，听到这个反映，对陈立夫推行的“党化教育”也表示有同感。他在写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或在媒介上撰文，都毫无保留地提出批评，认为陈立夫“统制思想”和“党化教育”的做法是违背民主精神的。

抗战胜利前夕，美国报纸的谴责声越来越激烈，措辞越来越激烈。蒋介石考虑到光复之后与美国建立关系的重要性，有意容忍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声音。据圈内人士透露，这也是促成蒋介石忍痛割爱、陈立夫离开教育部的重要原因。对此，陈立夫十分恼恨费氏夫妇。事隔50年后，他坚持认为费氏夫妇“所做的乃是破坏中国（当然是指国民党政权）的工作”；他们引导美国政府作出了“错误的决定”；并且“吹毛求疵，抓住我对学生严格管理的方法”，“诬我统制思想”，甚至“在哈佛大学发动倒陈运动”。这笔将近半个多世纪的恩怨，是否还有其他方面的纠葛，不得而知。

陈立夫的性贿赂与蒋介石的性爱日记

抗日战争前期，陈氏兄弟因西安事变站错队，曾让蒋介石懊恼、埋怨不已。陈氏兄弟为了平复与主子蒋的关系，抗战后期曾投其所好，把自己留洋归来的侄女投送到蒋介石的怀抱，以达到修复关系、控制蒋介石的目的。

蒋介石在《日记》中，记载了很多自己的风流之事。在蒋的《日记》里，蒋介石公开承认自己的拈花惹草。《日记》中，经常有“今晚出去探花”的记载，但蒋介石又时常警惕自己，例如一次从福建路过香港到上海，他写道：“香港乃花花世界，余能否经受考验，就看今天！”结果，当天晚上他还是上了妓院，并在日记上写道：“我的毛病就是好色也！”

另外，《日记》中还透露蒋介石与宋美龄的夫妻关系出于真感情，而非如外界猜测的政治婚姻。在与宋美龄结婚后，蒋介石用情就十分专一，而宋美龄也多次表现出对蒋介石的同生共死夫妻感情。但在与宋美龄结婚之后，蒋介石也曾经不住诱惑拈花惹草，宋美龄还曾将蒋介石捉奸在床。

人生沧桑，似水流年，不知不觉间，到抗战后期，美龄已由一个仪态万方的迷人少女，变成了半老徐娘。蒋介石本是上海滩风月场中老手，拈花惹草惯了的，只因为前些年美龄还是青春年华，加上尚须依靠宋家势力维持门面，一时收心敛性，虽有妄想还无妄行。现在眼看美龄色衰，一场抗战又使他感望倍增，黄埔弟子一个个羽毛渐丰，成为掌管军政大权的各方诸侯，殊少后忧，免不了故态复萌，见了年轻姑娘，就要盯着人家的嫩脸蛋和鼓胸脯多瞄几眼，算是秀色作餐吧！

恰巧，美龄到了更年期，身体和心理都出现了不少变化，很不愿再让老蒋挨挨碰碰，特别是近期皮肤上又出了麻疹，怎么治也不灵，一贯珍重自己美好形象的美龄，干脆住进了大姐家，不与蒋同床共枕了。

蒋介石难耐寂寞，闲暇时间就开始各处游游逛逛。一天，他在军统特务头子戴笠陪同下，逛到了CC系头子陈立夫公馆。

说起CC系，这是美国人给陈果夫、陈立夫兄弟叫起来的。因陈氏兄弟名字英文写法第一个字母是C，“二陈”嘛，当然就称CC了。CC系是国民党中最大最强的派系。

不想这一逛，竟使蒋介石出乎意料地摘到了水蜜桃。

蒋介石在陈立夫的客厅里刚坐下，就从屋里走出一位20来岁的少女给他沏茶。只见这女子身材修长，皮肤白嫩。一身米色旗袍，紧裹着丰满而极富线条的身体。长长的披发，在翘起的乳峰上撩拨着。尤其当她抬眼看人时，荡漾着一股略带野性的调皮劲儿。较之当年宋美龄，更多了几分撩人情趣，让他心动。

蒋介石心旌摇荡，色眼迷离。陈立夫见状，赶紧介绍道：“这是小弟的侄女陈颖，在美国加州专攻英文，刚刚学成归国，还望委座多加关照。”

“噢，好。好。”蒋介石急忙低头喝茶掩饰自己，心猿意马却一时不能收回，手指蘸了茶水，一连在桌子上写了几个“颖”字。

最善察言观色的戴笠见状赶忙说：“校长，这段夫人身体不好，你不是正缺一位英文秘书吗？我看陈小姐是胜此任，不知……”

陈立夫一听，马上感到这正是讨好蒋介石，改变自己目前不利处境的好机会，立即接口说：“如果委座不嫌弃，颖子能到您身边工作，这是我们陈家的大幸，也是颖子的造化。”说完转身招呼陈颖：“颖子，快过来拜见蒋伯伯，让蒋伯伯考考你，考试合格，蒋伯伯要你去做秘书呢。”

倒完水刚要进屋的陈颖一转身，袅袅婷婷摆到蒋介石面前，不弯腰施礼，只是杏眼含春、朱唇半启地说了声：“蒋伯伯好，陈颖请你考考试。”

蒋介石这回有了正当理由，把陈小姐从头到脚看了个够，也看了个自家半身酥麻，嘴里含混不清地噢噢着，就只说个“好，好！”

陈小姐也是人精，瞧见阵势，早知蒋介石心意，故意把小红嘴唇一噘，卖弄的眼神瞧着蒋介石说：“你考试题还没出呢就说好，什么好？哪儿好？好又怎么样呢？”

蒋介石自知失态，急忙改口说：“嗯，俗话说，东洋镀银，西洋镀金啊。我只是镀银的，你伯母是镀金的。你呢，也是镀金的，这就好，好啊！我看哪，你这么年轻，又……又，嗯，说不定能超过你伯母呢！”

蒋介石意味深长的话，使陈小姐心领神会，当下就差一点儿扑到老蒋怀里。

从此，蒋介石金屋添香，再不寂寞，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连脾气都变好了。自然，有了小颖，那就顾不上“大令”（英文“亲爱的”，美龄要求蒋这样称呼她）了。

美龄还是忙她的航空队，慰问伤员，偶尔与蒋介石一起出席礼仪活动，对陈颖乘虚而入的事毫无觉察。

倒是霭龄从陈立夫近期春风得意的脸上，发现了疑点，她又通过自己的情报系统秘密侦察，终于证实了蒋介石的风流韵事。

霭龄想了大半夜。

孔祥熙过去同外国人做生意时，也有过一些轻佻行为。曾有个叫荣定蕙的女子，受洋行利用，浓妆艳抹与孔祥熙鬼混过一段，后来被自己发现，责令他老实交代，孔祥熙毕竟怕老婆，胆子不大，果然就老实交代了。以后给他定了规矩，尚未闻他再沾过什么腥。

而这次美龄遇到的问题就不同了。如果陈小姐是一般官宦或平民家的女儿，那还问题不大，老牛啃嫩草，本是蒋介石这类男人的癖性，新鲜劲儿一过，他也就丢开手了。而这陈颖可不同，她留过洋，有文化、有手段，生于陈家，有背景、有靠山，搞不好就会引发美龄的婚变，鹊巢鸠占，取而代之。CC系的势力不可低估，“二陈”对孔祥熙一直怨隙较深，如果他们拼力玩到那一步，不仅是美龄的痛苦，老孔也势必失宠，宋家会大大削弱。霭龄越想越感到一种危机。从蒋介石对毛福梅、对陈洁如的历史推断，他完全做得出那种事来。

除草务在萌芽之时！

霭龄请美龄回到蒋介石身边，关心一下他的饮食起居。

三天后美龄又来到孔公馆，一见霭龄就哭倒在大姐身上。显然她已经亲自证实了一切。她气得有些语无伦次，一会儿说要当场捉奸，让奸夫淫妇曝光，一会儿说要离婚，再不能与这样卑鄙的家伙一起生活。

霭龄等她哭够了，情绪稳定了，这才向美龄面授四条要则：第一，蒋介石在公众中的形象不仅属于他个人，还是宋家的财富，必须维护；第二，与蒋的婚姻是维系宋孔家族根本利益的纽带，任何情况下不能自绝；第三，陈小姐不是勾栏女子或平头百姓，只能善待；第四嘛，霭龄咬咬牙，要釜底抽薪！绝不留死灰复燃之患。

至于具体怎么处理，霭龄没有说，用不着说。美龄只要清醒了，她的手段足以对付。

果然，宋美龄捉奸，捉单不捉双。她在蒋介石刚在香闺春风一度离开之后，闯进了这一片凌乱的陈颖卧室。在陈颖惊魂未定之际，用50万美金、一张机票和一本美国护照，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她送到了大洋彼岸。

蒋介石不见了陈小姐，只能捶桌打椅发无名之火，却无法明说明查。“二陈”收到驻美大使馆电报才知陈颖又到了美国。不管怎么说，反正是再无法冠冕堂皇地送到蒋介石身边当“英文秘书”了。兄弟俩犹如斗败的公鸡，只好躲一边去梳理羽毛了。

第二十五章

重庆谈判

陈立夫的反共立场

1945年8月10日，这是一个可喜的日子。

下午6时许，山城重庆无线电波中传出了“日本已接受波茨坦宣言”的喜讯。中央社的墙上立即贴出了“日本投降了”的巨幅标语。

欢庆的鞭炮声漫过了山城的大街小巷，在人们心底炸响；欢喜的锣鼓喧天，敲出了欢天喜地的好心情。先是成队学生走上街头，贴标语喊口号，再是市民走出家门，重庆便成了欢腾的海洋。大小市街，人行道两侧，市民排列，队如长蛇。《新华日报》以“山城沉浸在狂欢之中”为题，描写“千千万万市民拥向街头，一片海涛似的欢呼，连珠炮似的鞭炮，狂热的鼓掌声，顿时掩盖了整个山城”。

8月15日，蒋介石对全国军民发表广播演说，庆贺胜利，宣布放假三天。对于抗日战争的胜利，“二陈”与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

病中的陈果夫，也是喜不自胜，在民国元老居正70大寿这天（10月21日），以晚辈身份赠祝寿诗一首：

先知先觉居先生，

仁爱心肠广济人。

五十年来勤国事，

而今司法更严明。

在兹胜利双庆月，

举觥宜称万众心。

国泰乐成人益寿，

再加七十不为增。

这年的春节格外喜庆，陈果夫觉得余兴未减，转身回屋，磨墨铺纸，凝神思索，挥笔写下几副喜联，贴满了陈氏官邸：

胜利还乡，勿忘八年苦战；

和平建国，正是千载良机。

研究科学，必须赶上原子弹；

从事建设，不可习染旧官风。

从这些喜联，不难看出陈果夫在政治上希望和平建国，开创新风，经济上希望从事建设，在科学文化方面希望能赶上世界强国的迫切心情。

陈立夫更是高兴，他不但听到了日本投降的消息，同时还听到了蒋介石要安排他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秘书长的消息，乃是双喜临门。他找到陈果夫，还有CC派的几位好友，共道欣喜之情，当晚也破例喝了些酒。

酒能助兴，酒也能伤人。酒过三巡之时，陈立夫就感觉到不对劲，只觉头大眼昏。为了助兴，接着又喝了一盅。这一盅下肚，就出了问题，他就滑到了桌子底下，不省人事，把大家都吓蒙了。慌乱之中，喊来了救护车，拉到了医院，送进急诊室。当时血压200，心跳120，大夫好一阵抢救，又是打针又是输液。直到两小时后，陈立夫才算清醒过来。这真是乐极生悲。

第二天，陈立夫便出了院，好人一般。他照常接见了学生代表，并听取了代表们的发言。陈立夫像位小学生似地不时地还在笔记本上记录着学生们的发言要点，悉心倾听他们的意见。

学生们畅所欲言，面对抗战的胜利，学生们憧憬着新的未来，展望着共和国的雏形，并要为其献身。当有同学说到这里时，提到抗战胜利是由国共两党共同努力取得的，成功之日，国共两党仍需继续合作，以期和平建国，共谋开国大业。其实这话并没有错，却触动了陈立夫的反共神经，听到这里，他一下子拍案而起：“话不能这样讲，共产党不能与国民党平分秋色！”

被斥责的学生吓了一跳。

陈立夫觉得这样训斥学生有些不妥，马上又变得和颜悦色起来，道：“你们接受党的教育多年，应该晓知我们的政策。”

“什么政策？”

“日本赶跑了，新的敌人出来了，那就是共产党。对共产党只有杀，我已杀了他们高级党员二千几百几十几，普通党员二万几千几百几十几了！”

与会者面面相觑，谁也不敢做声。

陈立夫坐下了，稍缓和了一下口气接着道：“我再重申一遍，从今以后，我绝不允许再有人在我面前提国共合作。为啥？我心烦。”

接见会不欢而散。

应该说，在国民党的阵营中，陈立夫是反共的强硬派。这种强硬，不是与生俱来，而是从蒋介石那里学来的。自从西安事变站错队，蒋介石曾一度对他们兄弟疏远，兄弟二人还是像当年紧跟主子不掉队。

陈立夫认为，国共两党打了多年的仗，积怨甚深，对共产党只有消灭，除此以外没二话，但面对共产党军事实力的扩充，解放区的扩大，他也隐约有所担心。

陈立夫在政坛上可谓活跃分子，而陈果夫因为病魔缠身，他的大部分时间都是在卧室中呻吟，整天挣扎在生与死之间，尽管这样，他仍然没有淡化对政治的热情。

胜利来得突然，建国便提到了日程。建设什么样的国家？陈果夫、陈立夫决定搞一个方案，先于他人呈到主子那里。要搞方案，必先座谈。于是便邀请著名学者梁漱溟来家叙谈。梁漱溟早年是北大教授，对中西文化颇有造诣，“二陈”对他的学问功底也深为折服。梁漱溟的“党应该改弦更张，励精图治，进行彻底的清理与整顿”的见解，使陈氏二兄弟顿开茅塞。接着又听取了元老派张静江的意见。拟出了“建党八条建议”，决定面见蒋介石。且说这八条建议是：

一、官僚作风与军阀作风不可再留；

二、政治应有方法，使早澄清，入法治之轨；

三、制度不立，无以为政；

四、为求安定，有时反种将来不安之恨；

五、性格不可让人捉摸，知注重某点，而窃取其他之点；

六、党无基础，共党如来合作，则我危险；

七、多听取老同志及新同志之意见；

八、同志应培植，否则将来无可用之同志，呼应不灵，难应付意外事变。

从这八条建议中，不难看出他的反共排共的思想。陈氏兄弟满以为这八条建议能得到蒋介石的一阵夸奖，没想到马屁股没拍成，倒拍到了马蹄子上。

蒋介石转过身来道：“党内确有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说实话，我也有不满情绪，但你二位的批评是不是有些过重了？”

陈果夫不语，陈立夫低下头。

蒋介石又笑了起来：“尽管言辞有过重之嫌，但这八条建议足以证明果夫、立夫的忧国忧民意识，闻过则喜嘛。清理与整顿，是必要的，但我自有主张就是了。”

陈立夫接过来说：“对于国共两党的关系，委座认为该如何处理？”

蒋介石的答复却完全出乎“二陈”的预料，“我决定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

陈果夫、陈立夫惊讶不已。

蒋介石笑着解释道：“如果抗战一结束，我就急忙与共产党分手，那么，国共两党分裂的责任不就加在我的头上吗，我为何要做这等傻事？”

陈立夫道：“那也不能和共产党平分秋色啊！”

蒋介石在屋内踱了几步，慢悠悠地道：“傻瓜才与他平分秋色呢。我们也要抓民心啊。抗战八年，中国老百姓吃尽战争的苦头，如今抗战胜利，人心思定，在这种形势下，我不能当中国的希特勒。”

陈果夫道：“如果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不就等于与共产党和平建国吗？”

蒋介石打断陈果夫的话：“果夫尚不完全理解我之用意。这些年，延安对我来说一直是块心病。剿共剿了十几年，共匪反倒地盘更大，人马更多了，所以，我这块心病也就越来越重了。”

陈立夫道：“那为什么还要邀毛泽东来重庆呢？”

蒋介石道：“我相信他不会来，如果他不来正合我意，说明他与我党合作无诚意，我先礼后兵，日后刀枪相见，责任就不在我啦。”

初见毛泽东

1945年8月28日，蓝天无云，风和日丽。

重庆机场。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的专机在空中盘旋了一圈后，像只展翅的大鹏，翩翩地降落在跑道上。

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在张治中、赫尔利的陪同下款款走下专机。

机场内，人山人海，有学生有工人；重庆街头，成千上万的工人、市民和学生自动游行，热烈欢迎毛泽东等的到来。整个陪都为之轰动。

民主人士柳亚子赋诗称颂毛泽东的行动是“弥天大勇。”

重庆《大公报》发表评论说：“毛先生能够惠然肯来，其本身就是一件大喜事。”

且说毛泽东的此次重庆之行，是应蒋介石之邀，商谈建国大事。蒋介石的电报发到延安后，就有两种尖锐对立的反映：一种是说，这种邀请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没安好心，这里有阴谋算计，万万不能上当，不能去重庆，去重庆等于自投罗网。这种意见是普遍的。一种是说，任何事情都会有风险，风险越大的事情，成功的回报也越高。一个人的生命只有一次，献给最危险最有意义的事情是值得的。毛泽东就是持这种激流勇进的态度。他力排众议，坚持重庆纵是火海刀山、纵是地雷阵，也要勇往直前。

再说蒋介石给延安的邀请信，其实也是一种计谋。正如蒋介石所说，如果毛不敢来，我是做到了“先礼后兵，刀枪相见”，到时别怪我不客气！谁知这件事超出了老蒋的料想，毛泽东不是不敢来，而是大摇大摆地坐飞机来了，应该说让他措手不及。这在民众的心里，毛泽东走了一手上风棋。

机场上人山人海。“毛先生，欢迎您！”“毛先生，辛苦了！”口号声此起彼伏。最叫人感动的是有人打出了一条横幅，上面书写着四个大字：“弥天大勇”。

迎接的文官武将主动上前，这时毛泽东摘下头上的帽子，在头顶挥动，缓缓举步，向欢迎的人群答礼。

在停机坪上，毛泽东发表书面讲话，他说：“现在抗日战争已经胜利结束，中国即将进入和平建设时期，当前时机极为重要。目前最切者，为保证国内和平，实施民主政治，巩固国内团结。国内政治上军事上所存在的各项迫切问题，应在和平、民主、团结的基础上加以合理解决，以期实现全国之统一，建设独立、自由与富强的新中国。”他的简短讲话引起一阵暴雨般的掌声。

大约半小时以后，机场上的欢迎场面才结束，毛泽东等三人被送往曾家岩桂园休息。

蒋氏官邸。

蒋介石搔搔头皮对赫尔利大使说：“毛泽东这么快地来了，要同他谈些什么，我还真没想好。”

赫尔利大使道：“你们谈什么我不管，既然毛泽东来了，蒋将军千万告诫你的部下，不得胡来，尤其是果夫、立夫等人，他们对毛恨之入骨，不要图一时之快，反惹起全世界舆论哗然，或者更使红军奋激，那我们就不合算了。”

“你放心，赫尔利大使。”蒋介石道。

当夜，蒋介石找来陈立夫、陈果夫密谈。

蒋介石对陈立夫、陈果夫说：“毛泽东和周恩来已到重庆，想是你们已经知道了，他们到达重庆以后的安全，由你们二位负责。不过我自己已答应赫尔利大使和魏德迈将军，绝不让毛泽东在重庆有任何意外。如出意外，我要拿你们是问。”

“我们明白！”

在曾家岩，毛泽东等人用过午餐，稍事停留以后，便驱车来到红岩村十三号，与在这里等候多时的党内同志见面。

晚餐为毛泽东接风洗尘，由蒋介石安排。

重庆的山洞林园，灯火通明。

毛泽东的专车风驶进林园，卷起落叶片片，在一处花园前停下。

毛泽东在周恩来、王若飞的陪同下走下汽车时，主人蒋介石赶紧迎了上去。当两双手相握的时候，历史似乎又发生了某种改变。西方的一位作家，曾形象地说过一句话：中国的近现代史，实际是两位强人的争斗史。一方是毛泽东，一方是蒋介石。

蒋介石很有风度地道：“润之，你好！屈指算来，我们已有多年没有见面了，上次我请你来，你没有来，你派林彪来了。”

毛泽东从容不迫地道：“我这不是来了吗。”

蒋介石双手抱在一起：“来了就好，来了就好。”

毛泽东谦逊地道：“我们久别重逢，实在令人高兴。”

蒋介石道：“欢迎润之到重庆来，希望你能多住些日子，我们很好地谈一谈。”

毛泽东道：“感谢蒋先生的好意，还请蒋先生多多赐教。”

两人再一次握手。

客人们被引进客厅就座，应邀出席作陪的，有国民党政府大员张群、王世杰、邵力子、陈诚、张治中、吴国桢、周至柔等，还有赫尔利大使和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将军。陈氏兄弟没有参加，是蒋介石食言，怕他们火药味浓，担心别的事情。为此陈氏兄弟还有满腹牢骚。

宴席间，气氛非常热烈，毛泽东与蒋介石相继致词，并几次举杯互祝健康。

宴后，毛泽东等人即下榻于林园二号楼。他们在这里住了两个晚上，8月30日，才搬回红岩村居住。

应该看到，对于蒋介石邀请毛泽东来重庆谈判，陈果夫、陈立夫持反对态度。陈果夫重病在身，显得力不从心，而陈立夫则三番五次找蒋介石，力陈自己的主张，仍一口不变地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消灭，不存在和谈。

对于陈立夫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从内心赞同，但对他的露骨又极不欣赏。他不得不承认，“二陈”搞党务是行家，但搞政治斗争就显得缺乏头脑，缺乏策略，只知道一味地蛮干。担心之下，取消了他们的谈判资格。蒋介石重新委派了王世杰、张群、邵力子、张治中等作为国民党代表，与中共展开谈判。

谈判期间的9月1日。山城刚下了一场雨，雨过天晴，天空出现彩虹。雨后的空气显得格外新鲜。这一天，中苏文化协会举行庆祝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签订的鸡尾酒会。主持人孙科、张治中、邵力子，向在陪都的国共两党负责人以及其他党派负责人、文艺界人士、社会名流贤达发出了邀请。

陈立夫被列入邀请人员名单，但陈立夫并不知道酒会中也有中共方面的代表。直到毛泽东来到他面前、与他握手时，他才感到突然。

且说这天晚7时，陈立夫衣冠楚楚、兴致勃勃地来到中苏友协大楼。一进门，陈立夫忽然感到气氛有些不大对头，大厅内，挤满了各种服装的客人。

国民党官员孙科、冯玉祥、张治中、邵力子、王世杰、陈诚、朱家骅、吴铁城等人早已到达了会场。

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罗申武官也到了。

大家握手，互相问候。

另一边，等候着的却是各民主党派的负责人及社会知名人士，如沈钧儒、左舜生、傅斯年、王昆仑、张申府、郭沫若、茅盾、史良、侯外庐等。

众人有说有笑，却并不入座，像是等待着什么重要人物的到来。

陈立夫感到纳闷儿，他胡乱找了个位置坐下来，并不时地和熟人打招呼。

忽然大厅里响起一阵热烈的掌声，陈立夫猛地抬头一看，只见中共领袖毛泽东和周恩来、王若飞等人春风满面地出现在大厅门口。

毛泽东神采奕奕，迈着稳健的步伐走进大厅，和大家一一握手。

没等陈立夫反应过来，毛泽东的一双手已经紧紧地握住了他。

毛泽东微笑着说：“如果我没有认错的话，你该是陈立夫先生吧。久仰久仰啊。”

陈立夫显得十分尴尬，他不知道说什么好，只是不住地重复着：“欢迎……欢迎……”

宴会开始了，在频频的祝酒中，陈立夫才摆脱了尴尬。

毛泽东、周恩来站起来，向大家祝酒，大家一饮而尽。

毛泽东与周恩来举着杯来到陈立夫面前，毛泽东说：“陈立夫先生，山城幸会，不胜荣幸之至啊，润之敬你一杯。”

陈立夫没想到毛泽东这么快就来给他敬酒，他感到很被动，忙站起来，举起杯却语无伦次，道：“谢谢……欢迎……”

毛泽东笑着一饮而尽。

陈立夫也痛痛快快地喝了下去。

毛泽东、周恩来正要走，陈立夫却拽住了他们，他亲自给二位斟满酒，自己也满上，端起来说：“承蒙毛先生、周先生的真诚厚爱，立夫也敬你们一杯。”

毛泽东说声谢谢，又先干了。

周恩来也笑笑，一饮而尽。

陈立夫与二位相视一笑，把酒喝干。

这次与毛泽东、周恩来喝酒见面后，陈立夫心中掀起阵阵波澜。

他当天就找陈果夫，把对毛泽东的第一印象对陈果夫讲了：“我认为毛泽东无论相貌与气质，乃至举止言谈，都非常让人敬畏，这是我在委员长面前从来没有产生过的感觉。”

陈果夫没见过毛泽东，他也有耳闻，听了陈立夫的话，他干咳了几声，道：“确实令我们不可等闲视之啊。”

陈立夫接着说：“他那种随和大度，侃侃而谈，出口成章，还有他那浓厚的湖南腔，给人一种不可抗拒的诱惑力。还有他那博大的胸襟和坦诚的态度，让人有一种高山仰止之感。”

陈果夫皱着眉头说：“毛泽东能够来重庆，对我党就是一种不祥之兆，他有如此的胆魄与勇气，实在出乎我之意料。”

陈立夫道：“看来毛泽东这班人，不是我们党说的山沟沟里的‘共匪’，从来重庆以后各界人士对他们的态度来看，共产党收买人心的手段远比我们高明啊。”

陈果夫点点头。

此后数日，陈立夫又参加了一系列与毛泽东礼节性的会见，令陈立夫感触颇多。

9月2日，蒋介石在官邸宴请毛泽东，这次有陈立夫作陪。

9月5日，晚上8时，中干校礼堂。蒋介石举行茶话会，招待苏联大使彼得罗夫及其馆员。并邀请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三人作陪。陈立夫出席了这次茶话会。

毛泽东仍然春风满面，操着一口湖南腔，显得很活跃。他说：“古人说得好，和为贵啊，国共两党也该是以和为主。和气生财嘛。”

蒋介石道：“润之言之有理，我请你来重庆，就是为了和平建国嘛。”

陈立夫听不太懂毛泽东的湖南话，但对“和为贵”三个字，却记得一清二楚。他内心有一种危机感，他知道，毛泽东打出“和为贵”的招牌，从舆论上已经在全国人民心中争取了主动，占据了位置。

眼观毛泽东的言谈举止，除让陈立夫从内心感到一种震慑外，他还希望能想出一个办法，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

同时，陈立夫还在背地里策划了一些破坏和谈的活动，他暗中指挥特务密切注意各方面的情况，只要有人与中共代表接触，当时不便逮捕，也要进行登记。

陈立夫还指使国民党各报纸对和谈进行少量报道，以降低中共的影响。他还派一个叫卜锐新的中统特务到《中央日报》任记者，专门刺探中共方面的情报，直接交陈训愈或陶希圣，再由他们面呈陈立夫。陈立夫为破坏国共和谈可谓费尽了心机，他利用控制舆论工具的权力，对和谈的消息进行多方面的封锁。

毛泽东三访陈氏兄弟

红岩村，是山城的一个比较清静的村子。毛泽东等从林园二号搬到这里后，就没有再改地方，一直住在这里。

这天，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领导人举行了会议。

毛泽东首先发言：“趁回延安之前，我还想拜访两个人。”

王若飞问：“哪两个人？”

“陈果夫、陈立夫兄弟。”

毛泽东的访陈计划，令中共代表团的成员们深为不解。王若飞睁大了眼睛，等待下文。

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慢慢地道：“应该说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吧。第一方面原因是陈氏兄弟积极反共，且为国民党千方百计置共产党于死地立下了汗马功劳，所以我要拜访他们，这是其一。第二方面的原因，不错，这些人是反共的。但我到重庆来，还不是为了跟反共头子蒋介石进行谈判吗？国民党现在是右派当权，要解决问题，光找左派不行，他们是赞成与我们合作的，但他们不掌权。解决问题，还要找右派，不能放弃和右派接触。这是其二。”

“陈氏兄弟是有名的特务头子，这里有危险。”周恩来为毛泽东的安全担心。

毛泽东坦然一笑：“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嘛，我毛泽东既然敢来重庆，就已经把个人生命置之度外了。再说，我相信他们也不敢把我怎么样，最危险的地方就是最安全的地方嘛。”

周恩来、王若飞说不服毛泽东，只好执行这一计划。

9月7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一行前往陈公馆，去拜访陈立夫，不巧，陈立夫正好外出了。

拜访陈立夫未成，9月18日，毛泽东又去拜访陈果夫。

此时，陈果夫正在病床上呻吟，听到毛泽东来重庆的消息后，他就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听陈立夫说看见毛泽东的感受，不知为什么，他从心眼里对毛泽东产生了一种敬畏心理。此时，毛泽东却来拜访，来得那样突然，他一点儿心理准备也没有。

陈果夫有些不知所措，尽管他对毛泽东有一种莫名的敬畏，但他还是想见毛泽东一面的，但绝对不是现在。一来自己没心理准备，说些什么呢，如果说错了，自己担当不起责任；二来自己这副病态，恐遭共产党人耻笑，想来想去，干脆以体弱身衰为由，婉言谢绝了。

又一次吃了闭门羹，毛泽东当然有些扫兴。

回到住所，毛泽东仍不甘心，他说：“刘备拜访诸葛亮不是三顾茅庐吗，我毛泽东莫非还不如刘玄德，去！”

9月20日，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又一次来到陈公馆，拜访陈立夫。

陈立夫对毛泽东的再次拜访已经有心理准备，后来又听陈果夫说，毛泽东也曾去拜访但被谢绝，他想，毛泽东一定还会来。

陈立夫起身相迎，握住毛泽东的手热情地说：“有劳毛先生大驾，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毛泽东风趣地道：“上次来访未遇，很扫我兴呐，陈先生，你不介意润之的坚持吧？”

陈立夫忙说：“哪里哪里，您是共产党的领袖，能光临寒舍，是立夫的造化。”

一阵寒暄过后，毛泽东进入正题：“立夫先生，还记得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情景吧？那可是令润之终生难忘啊。”

陈立夫一直找机会想说服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前几次都是在公共场合会面，没机会多谈，况且也轮不到他，今天是在自己家里，他终于找到机会了。

陈立夫迫不及待地说：“毛先生，立夫早就有句话想跟你说，我认为，中国人应信仰三民主义，这是孙中山先生提出来的，目前，只有三民主义才能救中国，马列主义是外来的，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毛泽东一听，笑了起来，说道：“陈先生，我正想就这个问题求教于你呢。孙中山先生提倡三民主义，主张联俄、联共、扶助农工，所以，我们才取得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胜利。而你们的三民主义呢，却是反共、‘剿’共、压制工农，千方百计欲置共产党于死地，这难道是拯救中国吗？”

陈立夫听了毛泽东的话，额上渗出冷汗，他没想到毛泽东会这么尖锐，忙说：“毛先生，言重了吧？”

毛泽东立刻收住了笑容，脸色变得十分严肃，他有力地挥动着大手厉声道：“陈先生，恐怕言不为重吧，十年内战，你们对共产党进行了五次‘围剿’，迫使红军北上长征。但是，不知你们想过没有，为什么共产党不但没有被消灭，反而发展壮大了，在抗日战争中，被你们‘围剿’剩下的红军，重整旗鼓，改编成八路军、新四军，成为对日作战的劲旅……”

陈立夫接过来说：“毛先生，抗日战争爆发，我们不还是进行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吗？”

毛泽东站了起来，表情更加严肃，义正词严，凛然不可侵犯：“别忘了，是国民党的积极‘剿’共，才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并且险些招致亡国灭族之祸，难道这一教训还不发人深省吗？”

陈立夫被毛泽东说得满脸通红，语无伦次不知所措。

毛泽东见陈立夫有些尴尬，便改变了语气，诙谐地说：“陈先生，看来，你们的三民主义，还是不行啊。”

此时，周恩来插话：“国民党‘围剿’了我们十几年，但抗日战争爆发，国难当头，我党还是以大局为重，不计前嫌，与国民党实行了第二次合作。”

陈立夫见说不过毛泽东、周恩来，便从另一个方面入手：“现在抗战胜利了，你们应该放弃共产党的武力政权。一国之中，怎能有多种政权存在？”

毛泽东摇摇头，反驳道：“怎么，陈先生又逼我们上山打游击，当山大王？过去我们打游击，是国民党‘剿’共逼出来的，那叫逼上梁山！就像孙悟空大闹天宫，玉皇大帝封他为弼马温。孙悟空不服气，自己号称是齐天大圣。可是你们连弼马温也不给我们做，我们没办法，只好上山打游击。”

周恩来接过来说：“陈先生，上山打游击可不是共产党人的专利啊。现在抗战胜利了，人心思定，人心思安，国共两党应该再一次携起手来，本着平等、和平、民主、团结的原则，共同建设国家，使民族兴旺，人民富强，而不是谁迫使谁放下武力，俯首称臣。”

毛泽东又说：“还是那句老话，和为贵，和为安啊。”

陈立夫从心里认为毛泽东、周恩来说的都是事实，也颇有道理，他没有更充分的理由来驳倒他们，尽管他长期在国民党内部掌管党务和宣传工作。

毛泽东说：“怎么样，陈先生，对我们的来意不会曲解吧？”

陈立夫忙道：“哪里哪里。你们这次来重庆，足以证明共产党主张和平建国的诚意，这正是民心所向，大势所趋啊。”

毛泽东道：“陈先生能认识到这一点就好，还希望你能为国共两党的会谈多效力哟。”

陈立夫也说：“那当然，那当然，我一定尽力。”

毛泽东起身告辞。

陈立夫恭敬相送。

送走毛泽东等人，陈立夫陷入沉思之中，说实话，对于共产党领袖的胸怀、度量、才华以及高风亮节，陈立夫深感佩服，这使他劝说毛泽东放弃共产主义，信仰三民主义的想法逐渐淡化。相反，有些方面他几乎被毛泽东、周恩来给说服了，所以，他显得十分被动。在毛泽东来访之前，他曾有了理论上的准备，并准备好好和毛泽东展开一场辩论，没承想，自己的理论竟不堪一击，甚至都没来得及把自己的理论全盘托出，就被完全驳倒了。

陈立夫想了一夜。他找到陈果夫，把同毛泽东、周恩来的谈话一五一十说了一遍。

陈果夫在病床上认真听着，等陈立夫说完，他无可奈何地说：“这正是我怕见到毛泽东的一个主要原因。”

陈立夫道：“我不得不承认，毛泽东的有些主张，是颇有道理的，也是能够赢得民心的。”

陈果夫道：“这么多年来，共产党一直消灭不掉，恐怕这就是重要的原因。”

陈立夫道：“不管共产党如何赢得民心，也不管它怎么正义，但国民党是大党，有枪，有政权，有钱，有地盘，有美国人的支持，这一点恐怕是共产党所望尘莫及的。”

陈果夫道：“你我都是从政的，搞党务内行，但搞武装斗争就是门外汉了。包括蒋先生在内，未必是毛泽东的对手，不然，剿了十几年，共产党还活得那么自在。”

陈立夫道：“那是日本人救了共产党，不然，他跑到陕北又怎么样，只要在中国地盘上，早晚要剿死他。”

陈果夫道：“共产党枪少，人少，又偏于穷山沟一隅，虽然民心所向，又怎能与国民党分庭抗礼呢？”

陈立夫道：“所以，我们不能改变立场，态度一定要强硬，绝对不能跟他们搞什么和谈，要和谈怎么会等到现在？”

陈果夫道：“我们要提醒委座，对共产党绝对不能手软。”

……

正义难敌

1945年10月10日。国共两党代表在重庆经过多天的讨价还价的谈判，终于签署了《政府与中共代表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但是，国民党却顽固地拒绝承认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民主政权的合法地位，并妄图在“统一军令”和“统一政令”的借口下，取消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政权。10月11日，毛泽东返延安，周恩来则仍留在重庆。

《双十协定》签订以后，中国共产党忠实地履行自己的诺言，着手将长江以南——苏南、皖南、浙东、浙西的新四军撤往江北，再次用实际行动向全国人民表明和平建国的诚意。

可是，双方签字的墨迹未干，蒋介石就在10月13日向全国各战区将领下达“剿匪”令。旁观者清。这时人们已经看清蒋介石假谈判真内战的面目。

这时，美国政府以救世主面貌出现，采取了调解国共两党争端的政策。11月27日，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赫尔利辞去驻华大使职务，并派陆军上将马歇尔为特使，来到中国，参加国共停战谈判。

经过商议，1946年1月5日达成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

在停火的1946年1月10日，中央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拉开了序幕，并邀请中共代表参加了会议。

早在会议开幕之前，蒋介石就为会议定了基调：容共限共灭共。

对于召开政协会议，陈果夫、陈立夫一直有抵触情绪，坚决反对共产党参加会议。陈立夫在向蒋介石进言中说：“委座，政治协商会议必无好结果，且无论如何，共党已得到好处，本党已受害……中国如行多党政治，照现在党、政、军均未健全之际，颇有蹈覆辙之可能。请临崖勒马，另选途径。”

蒋介石回答：“任何事情都是两方面的，有利亦有弊。”

陈立夫说：“我只是提醒委座，面对共产党想摘桃子，千万不要上共党的当！”

“我知道了，只有傻瓜才会上他们的当。”

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的国民政府礼堂如期召开。

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人，国民党有8个名额，这8位成员是陈立夫、孙科、张群、吴铁城、王世杰、陈布雷、张厉生、邵力子。

中共方面有7个名额，成员是：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

由于停战协定签署的好消息已经传开，参加会议的38名代表和列席会议的中外记者，个个喜形于色，兴高采烈。

蒋介石穿着整洁，最后一个走进会场。今天他是开幕式的主角。

以往，凡是公开场合露面，蒋介石总是板着面孔，不苟言笑，以表示其威严。

今天的蒋介石却满面春风，笑容可掬，显示出少有的随和与谦恭。

蒋介石一到，会议主席便宣布开幕。例行的仪式完成以后，蒋介石便以国民政府主席的身份致开幕词。蒋介石一讲话，马上又恢复了以往的威严，他以训斥的口气告诫与会代表：

第一，要真诚坦白，树立民主楷模；

第二，要大公无私，顾会国家利益；

第三，要高瞻远瞩，正视国家前途。

蒋介石的下马威，把与会人员给弄蒙了。

蒋介石仿佛知道代表们要听些什么，只见他话锋一转，出人意料地道：“乘此机会，我要向各位宣布政府决定实施的几个重要事项。”

代表们肃静。

蒋介石宣布了四条：

一、确保人民之自由。人民享有身体、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之自由，现有法令依此原则，分别予以废止和修正。司法与警察以外机关，不得拘捕、审讯及处罚人民。

二、确保政党之合法地位，各政党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并可在法律范围内公开活动。

三、实施普选。各地积极推行地方自治，依法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

四、释放政治犯。除汉奸及确有危害民国之行为者外，所有政治犯分别予以释放。

蒋介石的话刚落，场内响起掌声。

不少代表为蒋介石的讲话所感动，认为这是政治协商会议成功的好兆头。

开幕式过后，政协会议便开始讨论各项议案。列入会议日程表的，主要有政府改组，施政纲领，军事问题，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五大议案。

五大议案一展开讨论，立刻引起了激烈争论，特别是国共两党的立场不同，分歧就更加明显，尤其对一些重大原则问题，各方代表争论相当激烈。

争论的焦点，实际上仍是重庆谈判时未能解决的重大问题，即能不能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及如何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

陈立夫踌躇满志地参加了这次会议，上次遭受到毛泽东、周恩来的驳斥以后，他内心一直窝着火，今天，他要力陈自己的观点，把面子挽回来，也给中共以有力的回击。

会议刚一组织发言，陈立夫首先站了起来，慷慨陈词道：“我极力主张首先军队国家化，然后政治民主化，这本无可争议。”

陈立夫刚说完，还未落座，张群也跟着附和。

周恩来站了起来，义正词严地对陈立夫说：“现在的政府还是一党专制的政府，把军队交给政府，实际是交给了国民党，人民的军队就等于变成国民党的军队。故此，中共方面坚持政治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条件，政治民主化与军队国家化应同时进行，没有先后。”

周恩来的话，一些代表们表示赞同。

陈立夫和张群面面相觑，无话可辩。

通过激烈的争论，最终达成了折衷的协议，确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的原则以及以政治军、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的办法。

陈立夫要求中共将军队交给国民党的企图遭到挫败。

关于国民大会的问题，围绕十年前国民党包办选出的旧代表是否有效问题，一党专政还是多党专政问题，关于宪章问题等，会议也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陈立夫刚才在军队问题上被周恩来等击败了，现在到了党的问题，陈立夫感到优势在自己一方，所以，他又显得十分活跃。

陈立夫说：“拿历史的眼光看，中国必须实行一党专政，如果多党专政，势必造成国家混乱，政权无核心无权威性。”陈立夫停了一下，又接着说：“我认为，旧代表仍然有效，不应有争议。”

周恩来则针锋相对：“陈先生，请不要言辞过激，旧代表是国民党一党包办的，是在国民党控制之下选举的，这是不合法的，更不能代表人民的利益和愿望。”

陈立夫辩解道：“有人批评国大选举法有指定代表为不民主，我仍有不同意见。其实，中国要进入民主，还要相当的时间，请各位代表要正确看待。”

陈立夫刚说完，中共代表邓颖超马上站起来反驳：“中国民主化进程固然要一定时间，但即使是现在的中国，指定代表本身是不民主，也是不必要的。”

陈立夫丝毫不让，继续辩解道：“希望中共方面不可忽视这个问题，中国的国情是很多有能力有地位人士崇尚清高而不愿竞选，须三顾茅庐去请，故指定代表有其必要。”

这时，中共方面代表陆定一听不下去了，也站起来反驳陈立夫：“陈先生认为，中国人民有不愿意参加竞选的习惯，这在某些老先生中或有些事实，但数量极少。相反，曾琦先生昨天就曾说，当时青年党是放弃竞选的，中共更是被迫无法参加竞选。如果中共有好环境，会不参加竞选吗？要说国情，国情主要的是在这里，许多政党都愿竞选，满足这一要求很重要。”

面对中共代表的夹击，陈立夫无话可说了，他在等待着下一个问题的争论。

关于实施什么政治制度的问题，争论仍然十分激烈。

陈立夫又首先发言：“国民党以党治国是效仿苏联，今天大家以多党制的理论来批评一党制，那是什么也不能解决的，希望大家要充分认识一党制的实际情况。”

接着，陈立夫还对中共解放区实行三三制政权，提出指控：“众所周知，相信国民党代表在国大代表中比例甚少，比中共方面所说的‘三三制’还要少。”

陆定一又站起来反驳陈立夫：“国民大会旧代表的名单已经发表，据说国民党员占半数，加上当然代表与指定代表，合计起来，如说国民党代表在国民大会中的数目比‘三三制’下中共党员在民意机关中所占人数还少，这是难以令人相信的。”

陈立夫还要说什么，陆定一接着说下去：“我们认为苏联制度的特点是使无数的工、农、知识分子有权。国民党学习这一制度，如能使工、农、知识分子有权，那就不胜感激，而事实却是大家共见的。不是吗，陈先生？”

陈立夫被陆定一驳得无言以对，他不得不胡乱为自己辩护：“学习苏联，不也是中共所推崇的吗？”

陆定一打断陈立夫的话，继续道：“苏联并不是一切事情由党包办，而是由党领导人民工作。在中国则一党专政，这是办不通的，中国应实行多党政治。”

陆定一还回顾了过去国共两党合作的历史，指出：在大革命到抗战中，国民党有其功绩，但所能有其功绩，乃因实行了两党或多党合作，这一点，陈先生不能不承认吧？

陆定一的发言，得到了多数代表的赞同，陈立夫一时无言可辩，默不作声。

在中共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及国民党内三民主义分子的积极努力下，政协会议就大多数问题达成了协议。

陈立夫有些闷闷不乐。

1月31日，政协会议举行闭幕式，蒋介石致闭幕词：“今后中正无论在朝在野，均必本着公民应尽的责任，忠实地坚决地遵守会议的一切决议，确保和平团结的一贯精神，督促我们国家走上统一民主的光明大道，以期报答为革命抗战牺牲的先烈，完成国父缔造民国未完的事业。”

政协会议在一片掌声中落下帷幕。

陈立夫把政协会议的有关情况向陈果夫作了汇报，病床上的陈果夫气得发抖。的确，政协会议的结果，令“二陈”沮丧。尤其是陈立夫，开会前他曾踌躇满志，自命不凡，他过高地估计了自己和国民党的势力，他根本没把“民主协商”放在眼里，更没把共产党放在眼里，他自认为政协会议无非就是国民党大会的另一种形式，没想到共产党的代表个个都那么厉害，也没想到其他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都站在共产党一边，提起来，心里便觉得有些憋闷。

陈果夫更是忧心忡忡，他抚今思昔，怅然长叹：“因党的组织不加入，致受共党甚至其他无名之党之欺凌侮辱，实在无以对前辈，无以对死者。”

这位国民党的党务专家似乎已经感到了国民党内存在的诸多问题，开始面对现实，但他又不明白国民党究竟为什么会有这些问题，更不知道该如何医治这些问题。

陈果夫希望蒋介石今后“应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不宜专迫之以政，齐之以利也”。陈果夫的弦外之音是：光靠武力镇压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陈立夫却与陈果夫的主张不同，也许他还年轻气盛，他根本不承认国民党自身的问题，他仍然认为，对于共产党，只有动用武力消灭，他根本不把什么民主放在眼里。

国民党中央召开讨论政协决议的会议，CC派干将谷正纲、张道藩等人大哭大闹，向蒋介石发难。

“国民党完蛋了！”

“国民党什么都没有了。”

“国民党投降共产党了！”

“共产党犯上作乱了！”

“国民党作为执政党，太软弱无能了。”

“先总理创下的革命业绩，就要毁于一旦了！”

……

有人还指着出席政协会议的代表孙科破口大骂，骂他出卖了国民党，投降了共产党。

陈立夫听了大家的牢骚怨言，坐在一边一言不发。

面对这场闹剧，身为国民党总裁的蒋介石竟听之任之，以往的威严，此时此刻已荡然无存。

一直到谷正纲等人发完牢骚，蒋介石才慢条斯理地说：

“我对决议也不满意，但事已至此，无法推翻原案，只有姑且通过，将来再说。”

显然，蒋介石也和谷正纲等CC派一样，对政协决议十分不满，但他又表示，现在对此事已经无能为力。

“二陈”发难

陈立夫对政协会议作出的决议极为不满，他三番五次找蒋介石，妥筹补救。经过一阵密谋，他们决心撕毁政协决议，以武力和恐怖对付共产党。

实际上，政协会议召开前后，CC特务就一直从事着破坏活动。

17日晚，政协第五次大会举行。

李德全主持会议，安排原国民党代表邵力子、青年党代表曾琦到会做报告，因当天政协散会较晚，曾又委托李璜代讲。

李璜向大会报告了青年党在政协会议上的提案内容，希望政协会议取得成功。

这时，特务们狂呼：

“打倒异党派！”

“拥护国民党！”

“拥护蒋总裁！”

报告人讲完后，一个特务骂了一声：“民主？民主你妈的×！”

邵力子是在李璜讲话之后到会的，当时会场秩序已经陷入混乱。大会主持人向邵力子汇报了特务公开捣乱的情况，邵当即宣布休会。

这次大会又不欢而散。

18日晚，第六次民众大会召开。

大会由李公朴主持，请邵力子和中共代表王若飞做报告。

邵力子在报告中说，请大家不要抹杀国民党在推翻清王朝、进行北伐和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希望国事要在和谐中解决。

中共代表王若飞指出：解决问题必须互相承认与互相尊重，有了这个条件，才能和谐地解决。王若飞在讲话中还指出：蒋介石提出“军队国家化”的实质，就是想一口吃掉八路军、新四军，消灭人民革命力量。

王若飞的讲话，引起一阵热烈的掌声。

这时，中统专员刘俊山等人却突然敲起小锣，拿起木棍、石块向讲台上投去。顿时，讲台上乱作一团。特务们嗷嗷大叫，石头像雨点一般向讲台投去。

王若飞怒不可遏：“你们太卑鄙了！”

许多群众立即奔上讲台，在石子纷飞中，奋不顾身，把王若飞送上轿车，直送到沧白堂大门之外，让汽车安全驶离。

一个在会场发了言的青年，刚刚走出大门就被殴打，腹部受伤，一些群众上去搀扶，也同样遭到殴打。不少群众头部、腹部受伤，特务们哄闹着扬长而去。

……

陈立夫制造这些事端的目的，在于破坏政协会议的召开，但是阴谋却未得逞。

陈立夫不甘心，又找陈果夫商量下一步的行动，经过密谋，二人制定了一个方案，在方案实施之前，他们一起去见蒋介石，在蒋介石的授意下施行了。

陈立夫亲自出马，召集国民党重庆党部委员方治、中统局副局长叶秀峰等人面授机宜。

陈立夫向特务们正式发布命令：要以“民众对民众”的办法来破坏各界人士庆祝政协会议胜利结束的活动。

方治、叶秀峰按照陈立夫的指令，经过一番密谋，作出四项决定：

一、转变会议内容，设法推出刘野樵为大会总主席，派擅长辩论的国民党员参加演讲。

二、把握会场情绪，发动国民党员、三青团员及社会服务队队员共600人参加大会。

三、请警察局派警察到场维持秩序，逮捕人犯。

四、挑选干练的人担任大会司仪，控制扩音器，参加大会的党、团、队员应于10日上午8时到达会场，环立主席团前，保护主席团之安全。

经过紧锣密鼓的布置，拼凑了九人的主席团。

与此同时，恢复了早已停刊的《新蜀夜报》作为进行破坏的宣传工具。

叶秀峰也调动大批中统特务，进行了严密布置。总队长龚景华、行动组长郑蕴侠负责调配人员，检验武器，做好了一切准备工作。

陪都各界庆祝政协会议成功大会定于2月10日上午9时半在较场口广场举行。

全市欢腾，人心振奋。远至数百里以外的学生，许多住在乡下的教授学者和各界知名人士，前一天就纷纷赶到城内。

郭沫若偕夫人等一家六人提前赶来参加。

参加大会的团体，带着各自的群众队伍，按时陆续进入会场，到会群众有1万多人。

8点刚过，政协代表及筹备会选定的主席团尚未到达，而国民党御用组织的“九人主席团”在800多名特务打手的簇拥下，提前进入会场。

这800多名特务打手以20多人为一组，分30多个组，分布在主席台上下四周。

一个未经大会聘请的军乐队坐在主席台上。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等九人主席团”跑上主席台，气势汹汹地向筹备会工作人员索取“主席团”标志。

李公朴是筹备会推定的总指挥，当他走向主席台时，刘野樵劈头问道：“谁是大会总主席？这总主席是谁选的？”

李公朴被问愣了，他不知刘野樵的来历，便说：“等主席团到齐后再共同商量吧。”

这时，章乃器到达会场，刘野樵又与章纠缠。

章乃器厉声问：“你们是干什么的，是主席团的人吗？”

还没等李公朴有什么表示，马上蹿出来几个特务，其中一个特务抓住章乃器的脖领，当胸就是一拳，还有一个特务大骂道：“老不死的，我让你凶！”

这时，台上台下的一些特务打手，趁机起哄：“开会！开会！”

刘野樵、吴人初、周德侯、庞仪山等趁势霸占了讲台，并控制了扩音器。

李公朴、施复亮与刘野樵磋商总主席的人选。

章乃器指出筹备会提出的是李德全。

刘野樵提出吴人初。

吴人初则提出刘野樵。

正在各执一词、难以敲定之际，扩音器里传来周德侯的吼叫声：“我们选占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会代表刘野樵担任总主席！”

周德侯的声音刚落，几百名特务齐声叫好，并热烈鼓掌。

周德侯便宣布庆祝大会程序：

一、开会。

二、奏乐。

三、唱党歌。

四、读总理遗言。

五、请大会总主席刘野樵讲话。

特务们又一阵起哄，鼓掌。

面对眼前的形势，李公朴、马寅初、章乃器、郭沫若义愤填膺。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他们大声齐呼：“请大会总指挥李公朴讲话！”

李公朴刚走到台前，一群特务马上包围了他。

李公朴厉声问：“你们要干什么？”

一个特务挥动拳头咬着牙吼道：“你说干什么？揍你！”

另一个特务也凶狠地说：“今天我们要给你们放放血！”

几个特务一拥而上，把李公朴连推带打弄下台，一阵拳脚相加，大打出手。

台上台下，秩序大乱。

李公朴被扯着胡须围着会台转，胡子被扯掉许多，头部被铁尺打伤，顿时血流如注。

特务们一边打人一边乱吼乱叫。

“请勿打人！”郭沫若挺身而出，护住李公朴，并大声喊道。

这时，一个膀大腰圆的特务上来指着郭沫若的鼻子质问道：“你是谁？”

“我是郭沫若，你们为什么打人？”郭沫若大声反问他。那特务伸出拳头对准郭沫若的眼镜狠狠地打了一拳：“打的就是你郭沫若！”

郭沫若趔趄几下，差点儿跌倒，他在地上乱摸眼镜，幸由中国妇女联谊会负责人朱宝粹捡起，并把他搀扶到一边。

马寅初也屡遭拳脚，身上的马褂被剥走，文稿也被抢。施复亮被追打到会场附近的一家小杂货店内，特务还不罢手。

正在这时，市参议会长胡子昂赶到，趁机用车把施复亮接走。

打得正激烈，周恩来赶到会场，目睹被打的李公朴、章乃器、郭沫若等人，不胜悲痛，连声痛斥：“这是什么国家！这是什么国家！”

当群众离开会场后，特务们仍在场上吵吵闹闹，冒充大会名义，通过了所谓“宣言”，大肆攻击《政协决议》。

特务们还把会场上的布标、旗帜、桌凳抢劫一空。

陈立夫导演的这场闹剧推向高潮，特务们洋洋得意，欢呼胜利。

陈立夫并没有就此罢休，2月22日，他所指挥的100多名CC特务，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进重庆新华日报社，历时两个多小时，将报社营业部四层楼各室逐一彻底捣毁，门窗桌椅，荡然无存，杯碗炉灶，片物不留，书籍报纸，逐一撕毁，满地狼藉，惨不忍睹。

报社营业部主任杨黎原，图书科主任徐君曼及职员管俗民等人都遭到殴打，有的受轻伤，有的受重伤住院抢救。

6月下旬，上海各界人士鉴于蒋介石已决心发动内战，联合发起组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由马叙伦、胡厥文、胡子婴、雷洁琼等为代表，于6月23日赴南京请愿。

然而，当他们到达南京下关火车站时，陈立夫早已布置好的中统特务们蜂拥而上，对代表们围攻殴打。马叙伦、雷洁琼等多人受伤，陈立夫又制造了“下关惨案”。

中共代表团当夜得到消息后，即向国民党提出严重抗议，并要求查办凶手，保障人权。

京、沪各报刊也纷纷对这一消息进行了报道，全国舆论哗然。

蒋介石见事情闹大了，对陈立夫大发雷霆。

陈立夫效忠蒋介石才不遗余力地制造这一系列事端，但事后却遭到蒋介石一顿臭骂，心里自然窝火，但事情毕竟闹大了，影响造出去了，他因此有苦难言。

人民一致呼吁国民党取消特务政治。国际舆论上也给予压力，而蒋介石又舍不得放弃CC特务势力。“二陈”出了个万全之策：把中统局改为“中央党员通讯局”，使中统局的原班人马全部保存了下来。

第二十六章

余辉暮暮

CC派的解体

话说天下大事分久必合，合久必分。“二陈”在政治边缘化的过程中，亲手堆砌的CC壁垒，虽然森严，也被戳出了四个血窟窿，实力大减，一年不如一年。

先说张厉生这员CC干将，改换门庭，投靠陈诚。这着实向CC捅了一刀。

张厉生加入CC，始于1929年春，那时CC派正红，他经人介绍到了中央组织部做了陈果夫的秘书。随后，CC组织“青白团”的时候，张厉生摇身一变，成了“青白团”的大拿，再后任中央常务干事，进入CC大头目行列。

实际这张厉生也是一棵墙头上的草，随风倒。他当时投靠CC，CC正红。他现在投靠陈诚，因为他看到了“陈诚当兴”、白虎转世、九头鸟再生。

据CC骨干胡梦华回忆，张厉生在筹建“诚社”的过程中暴露出颇多疑点。胡说：“一个秋天的中午，张厉生用电话通知我到前门外廊房头条撷英番菜馆吃饭。我赶到菜馆，发现已有十来人聚在那里，他们是：天津市党部书记长、天津市河北省立法商学院教授，以及八个学生。张点齐了菜，大家边吃边谈，议论的主题就是平津两地的合作，讨论的气氛十分热烈。”到了这一年冬天，胡梦华估计“诚社”在平津地区已发展到二三百人的规模，成立了三四十个小组，成员“大都是北方人，主要是河北人”，说明张厉生在CC内部扩展北方党务，以地缘概念滚动个人雪球的野心已露端倪。再就是“诚社”名称的来历，张曾亲口对胡梦华说，取之“修辞立其诚”的古训。偏巧陈诚号辞修，意蕴相近，从而引发外间人的揣测，以为诚社与陈诚有关。胡梦华问过张厉生，张环顾左右而言他，只承认认识陈诚比陈果夫要早，“1928年陈诚在国民革命军司令部当警卫司令时，我就是他的秘书”。另外又说：“眼下，陈诚一鹤冲天，前程无可限量，说不准蒋的继承人非他莫属。”显见，张对陈诚心仪已久。

再说陈诚要成大气候，也要招兵买马，如今张厉生暗送秋波，岂有不理之理，私下里两人一拍即合，唯独对陈果夫瞒了个严实。后来陈果夫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又推荐张厉生接替了自己的中组部长职务，然后张改换门庭，这使陈果夫最为恼羞成怒：“这个张厉生，算我瞎了眼！”

再说第二个血窟窿，是朱家骅自立山头造成的。但朱家骅聪明，不像张厉生落了个“叛徒”的骂名。

朱家骅，“二陈”的正宗老乡，不但是浙江人还是湖州人，这叫亲上加亲。他凭着德国柏林大学堂堂正正的哲学博士、北京大学地质系教授的学衔跨入政坛。当年，陈果夫发起“中央俱乐部”时，将朱家骅视为同辈，没有拉他参加，目的是保持朋友关系，免生寄人篱下的尴尬，对此，朱家骅感激不尽，庆幸有余。因为天生的优势感，使朱自视清高。而他又绝顶聪明，左右逢源，一方面依傍“二陈”，一方面紧傍党国元老戴季陶。戴季陶对一表人才的朱家骅爱助有加。他曾公开宣称：“中国只有一个半人才，半个是李培基，另一个完才是朱家骅。”后来朱家骅位升国民党中央秘书长，戴季陶立下首功。蒋介石当选总裁时，心里对汪精卫的顾虑没有消除，极想找一位掣肘力量，限制汪的权力。戴又向蒋献策说：“此事好办。只要把国民党中央党部秘书长拔高一截，改称中央秘书长，具体主管中央党部的日常事务，就能阻止汪精卫直接插手党务。”蒋一听是理，遂给朱家骅戴了高帽。

国民党五全大以前，“二陈”正在走红，朱对“二陈”的依傍和服从，并无疑义。1931年朱任交通部长，凡是“二陈”交办的事，朱一一应酬，为了表示他的忠心，曾重用CC骨干分子张道藩担任交通次长，就是一个例证。

朱家骅自立山头的转折，是在他登上了中央秘书长的宝座，自以为权大了，势高了，他已不把“二陈”放在眼里，于是开始了他另立山头的准备。后来，翅膀渐硬，朱家骅便翻江倒海，毒招迭出。什么大换血、大调整、大整改，把个CC派整得晕头转向。“二陈”万万没有想到学富五车的朱大教授，居然学得了“厚黑学”的真谛，不由地连连自责，老鬼也有失算时。这段情节，胡梦华曾作描述，分析得极有层次，他说：“张厉生对陈究竟还有‘同志会’的拘束，谨小慎微，唯恐开罪于陈氏。朱家骅进了中央组织部则一朝天子一朝臣，内外来了一个大换班，创立了‘朱家骅系’。对于陈果夫、陈立夫辈来说，只是前门赶走了驯狗，后门引进了恶狼。”

郭绪印在其主编的《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中说：“1940年前后，朱家骅雄心勃勃，大有取代‘二陈’之势。他到处做报告、演讲，做舆论准备。在中山大学同学会举行的欢迎会上，朱做了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的演讲”，声称“总理为完成国民革命的使命，决心培养革命干部，创办黄埔军校和中山大学”，“中大所负的使命和其他的国立大学，是有点儿不同的。总理手创的大学，总理在那里演讲的三民主义的大学，本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也是在那里举行的大学……中山大学的历史背景，使中大成为党的大学”。该书认为：“当时代表国民党的学校是CC控制的‘中央政校’。朱极力把中山大学说成‘党的大学’，其目的是为了与CC争夺党权。朱家骅曾任中大校长，如果中山大学是党的大学，那他自然是居于‘二陈’之上的党的领袖人物了。”

面对这种恶况，一向持重老练的陈果夫也禁不住跳脚骂娘。至此，朱家骅的这一刀正捅在“二陈”的痛处，使CC元气大伤。

再说第三刀是众臣僚叛国投敌。周佛海、李士群首当其冲。

先说周佛海，或许是高官的诱惑，或许是时局的变化，周佛海秘密地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后来他在《回忆与前瞻》中坦陈：“汪先生的主张，是完全和我们一致的，所以我们当时就无形中以汪先生为中心，酝酿和平运动。”1937年8月至1938年4月，随着主战场的节节失利，以汪精卫为代表的妥协路线在国民党内逐步抬头，于是谋求结束战争的另一种手段——谈判，开始在秘密的层面中进行，具体由高宗武负责。高是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司长，同时也是“低调俱乐部”的主要成员，他主持的谈判，有两种尺度：站在政府的立场上，他觉得日本人要价过高；站在小集团的立场上，他与日本人谈妥了由“汪精卫收拾时局”的条件，这桩买卖，让蒋介石大为震怒，一脚把高宗武踢出了局。这样一来，反而促使汪精卫下定决心，准备撇开蒋介石，单独与日本人媾和，组成真正的日伪政权。至此，周佛海就自己绑在了汪精卫的叛国的战车上，历任伪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行政院副院长、财政部长、警政部长、中央储备银行总裁、上海市长。同时被他拖下水的CC分子，还有罗君强、梅思平、章正范、汪曼云等。

再论李士群，早年是共产党员，后变节叛变，投入了“二陈”的怀抱，成为真正的中统特务。1937年底南京沦陷，李士群奉命潜入敌后，住在南京中央路大树根76号。该人是有势便是爹，有钱便是娘。他手拿活动经费，满足私欲，雇佣了一名女佣，厮混到难分难解时，方知这女佣是日本特务，专冲着他的嗜好布网下套。李士群“扑哧”一声笑了，处惊自乐，悠悠然地说：“正好，我是巴不得成为你网中的鱼！”这一下，反倒使女佣吃惊了：“真的？”

1938年夏秋之交，李士群奉命取代甘青山担任国民党株萍铁路局特别党部主任，他利用职权，侵吞了该党部的特务活动经费，携款潜逃香港，在日本女特务的陪同下，拜见了日本驻香港的总领事中村丰一。中村丰一觉得是骡子是马，得拉出去遛遛，李士群的疆场应该在上海，于是让李士群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到日本驻沪总领馆找清水董三。

李士群带书直奔上海，与清水董三拉上关系。清水说：“欢迎李先生到来，希望能携手合作，共创大东亚共荣。”李士群连连躬身，不乏卑颜地说道：“李某愿意效劳，效犬马之劳。”就这样李士群摇身一变，由国民党的中统潜伏特务，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鹰犬。

结局可想而知，他先是在日本人的援助支持下，正式成立汪伪特工组织。他与周佛海走到了一起，同时又与汪伪政权挂上了钩；接着大量的国民党潜伏组织被破获；大批的CC分子失节附逆，速度之快，效率之著，大有奔雷之迅，屋倾之猛。据有关史料所载，中统机关被破获的最高日纪录竟达48处；附逆的CC分子助纣为虐，还使汪伪特工组织有了汪伪“中统”的别称。

此消息传到重庆，徐恩曾气得跳脚，“二陈”更是又悲又痛。“痛”者，CC力量损兵折将；“悲”者，多年的党化教育一风吹尽，为着区区性命，CC中人可以将民族气节轻易淡忘。

屋漏偏逢连阴雨，逆舟又遇迎头浪。

再说CC大员徐恩曾腐败丢官，东窗事发，这使CC派雪上加霜，无疑是捅进CC壁垒的又一重刀。

在CC营造的壁垒中，如果以“二陈”为中心，那么徐恩曾、叶秀峰则是“二陈”的左右臂。左右臂被砍，“二陈”岂不叫痛。这叫壁垒中出事，殃及核心。

应该说，徐恩曾是中统局的真正大老板，亦叫当家老板。徐为大，叶为次。论私论公，徐都在叶秀峰之上。徐曾是“二陈”的表兄弟，又是陈立夫的留美同学，交情非同一般。

且说1928年，徐经“二陈”的提携，出任中央组织部总务，有几件事干得着实漂亮。据张国栋回忆，徐恩曾在“任职期间，有几件颇得陈立夫赏识：一是对主管的文书工作有办法，建立了多种制度，布置得井井有条；二是为中央党部新装了一套电话总机；三是为中央党部编了一套较为复杂的密电码；四是在主管经费时开支合理，使用节约”。后来，徐任调查科主任，负责特工总部，在诱降顾顺章等事件中，屡立奇功，当之无愧地成为CC中不可一世的重量级人物。

徐取信于“二陈”，还在于他的忠诚。早先，叶秀峰当调查科主任，曾与陈立夫闹别扭，有一次竟撂下挑子独自去杭州休假，弄得陈立夫好不尴尬。陈临时召来徐恩曾代理，一番尽心尽职的努力，居然帮老同学解了困厄。1930年春，徐被正式任命为调查科的头儿，与其说是胜任，莫如说是信任。最典型的表现，当是朱家骅图谋CC的时候，徐的坚决抵制，成了“二陈”保卫中统领地的“马其诺防线”。起初，朱家骅利用职权安插亲信，徐恩曾表面允诺，暗地里却千方百计地掣肘，尽量把朱的人弄成“空心萝卜”。

徐恩曾的“铁杆”以及他在CC中的分量，无可避免地被推到党派斗争的前沿，一个时期里，来自黄埔系、政学系、朱家骅系的揭发报告和批评意见，源源不断地输往最高领导层，诸如“中统”纪律松懈，办事效率不高，心有旁骛，反共不力的指责，都令蒋介石骂娘，要不是“二陈”从中缓颊，徐恩曾早就倒了大霉。然而，人毁不如自毁，大防稀松的徐恩曾偏偏小节又出了纰漏，一来二去，让人点了死穴。

说来也是无巧不成书，蒋介石免去徐恩曾“本兼各职，永不录用”的手令，最后交给陈立夫执行。亲临此景，双方的心境大起波澜。在徐恩曾看来，仕途漫漫，始亦立夫，终亦立夫，莫非天意？在陈立夫看来，兴有恩曾，衰有恩曾。好一番感伤涌出，恰似诸葛亮挥泪斩马谡，泪流满面……

徐恩曾走了，“国民党政权腐化”的话题却像清朝人的一条长长的辫子，留在身后，让人说三道四，谴责唾骂，好像CC成了腐化的源头。

陈氏兄弟抵制蒋公子

徐恩曾问题的出现，给国民党政权的腐败敲响了警钟。

关于国民党腐败问题，就连蒋介石也不得不承认。面对着这个严峻的局面，蒋介石着实也头痛。于是他召集了一个会议，参加者有陈立夫、刘建群、康泽等老同志。他把早在抗战之初就想创造一个“新生命”的想法全盘托出，让大家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抒己见。当时大家都顺着他的思路往上爬，说这个大组织应该包括国民党的所有派系，不仅包括国民党党外派系，还包括党外青年。过去的青年人，对国民党厌恶，不愿意参加组织，有了大组织，就能聚集全国青年，力行抗战建国纲领与联合优秀分子，充实革命的实力。康泽提议大组织的名称叫“三民主义青年团”。陈立夫则表示：不希望大组织取代国民党，以为“团”的名称前应该加上“党”的帽子，即叫“中国国民党三民主义青年团”。蒋介石说：“有你这‘中国国民党’几个字，人家就不来了。我看就用三民主义青年团来号召的好。”

大主意拿定，众喽啰行事，结果除了曾琦的青年党、张君劢的民社党、陈铭枢的社会民主党愿意加入外，别的党派都存异议，周恩来更是明确地表示：“中国共产党不能解散。”于是，蒋介石的“新生命”未及诞生，便胎死腹中。后来，“三民主义青年团”虽然成立，目标却转到“统一国民党内各派上面来”。蒋经国便坐了这个组织的头把交椅。

有其父必有其子。蒋经国也是一位野心之人。

且说1946年9月，江西庐山，风景秀丽的地方。三青团的第二次代表大会正在这里召开。主持会议的自然是蒋经国。

使人特别敏感的是，这次会议上，蒋经国派人散发了以中央干校名义出版的两本小册子，一本名叫《我们对团的建议》；一本名叫《团的改造》，公然主张把“三青团改造成为独立的党”。这实际上是蒋经国揣摩了父亲的意志而编写的，是有来头的。

再说陈氏兄弟看了小册子后，就睡不着觉了。凭着他们多年从政的经验和体会，一场暴风雨就要来临。他们不光嗅到了小蒋的野心，同时还感觉到这种理论的提出，对党将是一场大灾难。因为党团分立的最坏结局，就是以团代党。如果到了那一天，自己，连同CC都将一文不值。

兄弟二人商量了半夜，决定还是早下手为强。

不久，又传来消息：老蒋原则同意小蒋以三青团组党。那消息说得有鼻子有眼的，不信也得信：说是蒋介石在庐山的别墅里召见了三青团的高干，一边对自己读过并且圈红的《改造》一书大加赞许；一边又指示三青团研究“独立组党”的纲领，要起草一个文件，送给他看。二是在大会的闭幕词中，蒋介石反反复复地谈了自己对党的失望，多次强调三青团“独立发扬革命创造精神”的重要性。随后，谴责国民党“腐化”，要求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从发言的内容看，不像即兴的发挥。

此消息证实了“二陈”的猜测没错，同时也激起了他们为捍卫CC不惜拼死一搏的雄心。于是，兄弟二人分头行动，陈立夫快马先行，带上一批CC骨干，星夜兼程，直奔庐山，向蒋介石表达反对“三青团独立组党”的意见。任凭陈立夫详陈危害，蒋介石始终不肯表态。陈立夫没辙了，双膝一屈，跪伏在地，一字一泣地说道：

“兹事体大，总裁万万不可草率行事！”

蒋介石听了，“我草率什么啦？我行何事体啦？胡搅蛮缠，成何体统！”

说话间，戴季陶闯了进来，此佬脾气更大，措词更加激烈，他从陈果夫那里知道蒋介石不要党了，直着嗓子便嚷：“党是总理缔造的，我不能撒手不管！”他与蒋介石理论，满口的革命辞藻，陈立夫听得暗呼痛快，说到尾梢，一声“阿弥陀佛”，又有回头是岸的感召，听得蒋介石良久无语，最后表示，自己会考虑大多数人的意见。

翌日，大会继续进行。接到陈立夫通知，火速从北平赶到庐山的黄宇人率先发言，他说：“国民党曾有光荣的历史，今日的腐败无能，怪谁呢？我以为总裁应负主要责任。因为中央党政大员，都是总裁任命的，他们直接向总裁负责，不受民意机关和舆论的监督，可见总裁的责任最大。如果青年团要组成一个实行三民主义的党，必须另选出一位领袖，才能在新环境中发挥其领导才能，否则，我们的团长以一身兼任两个党的领袖，当新党攻击国民党腐败无能时，他将何以自处？”

黄宇人是党内有名的“大炮”，以口无遮拦著称，一席话说得在理，全场为之默然。蒋介石连遇两阵阻击，心里开始明白：以团代党的风险太大，弄不好要翻船。于是凭着政治家的机巧，了无声息地将“组新党”的念头打消了。

蒋的突然转变，与会代表并不知道。

9月6日，围绕三青团的性质和地位的主题召开讨论会。会上，组建新党的调门依然高唱入云。有一个叫张其学的三青团干部，想在蒋介石面前讨好，竭力抨击“党的腐化”，“党已失去人心”，大声疾呼“立即组党”，博得了全场的喝彩。

蒋介石问秘书长：“这位代表姓什么？”

张正在得意时，未等秘书长回复，便抢先自报家门，大声地答道：“我是四川支团书记张其学。”

蒋面带愠色地点一下头，向大会发问：“张代表说党腐化了，是不是啊？”

大家齐声说：“是。”

蒋又问：“党腐化了，你们有没有责任？”

台下没人回答，只是交头接耳，窃窃私语。

蒋清了清嗓子，接着说：“党腐化了，你们就有责任振作起来，你们现在反而说，团要离开党，另外组党，这是逃避责任！这不是革命的表现，而是革命的逃兵！”蒋介石把话说得分量很重，代表们像吃了闷棍一样，有点儿发晕。

蒋介石目扫会场一周，目光停在张其学身上说：“张代表的发言是错误的。”

张其学暗呼冤枉，马上站起身来辩解：“报告团长，我没有错。团长在开幕词中就指示我们独立组党……”

蒋不等对方把话说完，就怒斥道：“你胡说！”接着转身吩咐秘书长，取消张代表的发言资格。

张其学像泄了气的皮球跌落在座椅上，整个会场上只剩下蒋介石的声音在回荡。他一会儿指责党不争气，一会儿批评团不成熟，异想天开地要闹独立，这不是陷党于死地吗？他还说，自己的确对团寄予厚望，但绝不是要团来取代党。现在大家误会很深，有必要清理一下……

蒋介石把该讲的意思讲完，拂袖而去，会场上顿时炸开了锅，秘书长不知如何应付，只得宣布休会一天。

三青团独立组党的梦想破灭，不仅使CC显示了力量，而且看到了希望。陈氏兄弟趁热打铁，频频向蒋介石进言，痛陈党团分立的危害，突出强调了一元领导的重要性。蒋介石终于同意党团合并。1947年9月，三青团被宣布取消，该组织的干部与成员重新登记后，全部转入同级党部工作。看上去，“二陈”挫败毁党的预谋，保住了CC的根据地。可实际上，以蒋经国为首的三青团高干纷纷挤进国民党中央执委会，使纯CC色彩的陈家党内，有了太子爷的地盘。陈氏兄弟算算“总账”，明里赚了面子，暗里吃亏不少，于是对党团合并的局面，一直有行政机关清算的图谋。

总而言之，蒋介石可以改变三青团独立组党的初衷，并不会放弃扶植蒋经国的愿望。实际蒋陈间的斗争并没有结束。

陈果夫顶撞蒋介石

且说“蒋家王朝陈家党”，这句话生动地反映了陈果夫兄弟，积极卖命蒋家王朝，在政治上摇旗呐喊，在组织上招降纳叛，为维护王朝的统治，带病工作20年，可谓呕心沥血，殚精竭虑。

应该说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前，蒋介石并未亏待陈氏兄弟，给予了百分之一百的信任。包括职务、权力，能给予的便给予，能下放的便下放。这叫放手放脚。然而在国民党五全大以后，随着蒋经国的成长，他似乎觉察到了陈氏兄弟再不限制，就要威胁到儿子的升官道路。再加上CC派出现了一系列的问题，于是借口也来了，陈氏兄弟只降不提，这是蒋介石内定的大原则。可是陈氏兄弟并不知情。时间一长，“二陈”开始有所感觉，但不知什么原因。有人开玩笑说：“你们占了位置，小蒋往哪放？”对此，陈果夫摇摇头：“这哪是往哪放啊。”

1933年5月的一天，蒋介石突然传令召见陈果夫。作为监察院副院长的陈果夫正在找党内同志谈话，听到总裁要召见的消息，他立即终止了谈话，心想着一定有好事降临，直到蒋公馆。

“总裁，是你找我？”陈果夫气喘吁吁。

“想让你挑担子。”蒋介石很随便。

“什么担子？”

“江苏省主席。怎么样？”

陈果夫没置可否。

蒋介石开始了攻心：“这可是京官，很多人想去的地方，我没能安排。和你现在的副院长职务相比，虽然职务有些降，可是是实职啊。你和立夫都是在机关长大，没有地方工作经验，到头来总要吃亏。到地方干得好，升迁也快。”

蒋介石说到这里，陈果夫有些动心。实际他考虑更多的是职务的升迁。如果是先降后升，吃小亏占大便宜，那样他也认了，于是他立即向蒋回话说：“感谢总裁的信任，我应该下去锻炼锻炼，争取干一番事业，过总裁的考验关。”

“这就对了。”蒋介石哈哈地笑起来：“是的，就要干一番事业来，我祝贺你。”

“什么时候报到？”

“不要急嘛。什么时候下令什么时候报到。”

“好的。”

应该说派陈果夫到江苏省任政府主席，是蒋介石想法赶走“二陈”的第一步棋。从1935年起，蒋介石便对“二陈”起了疑心，想方设法在党内给陈氏兄弟物色对手，并不断调整“二陈”的职务。同时也加紧了对蒋经国的栽培，目的是他要搞蒋家天下蒋家党。

陈果夫在江苏省主席的位置上带病工作了五年，仍不见蒋把他调回南京。开始时，他还踌躇满志，时间一长，他不着急，别人倒替他着了急。最着急的还是陈立夫，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几次有意把话题扯到兄长身上，而蒋介石就是金口玉言，避而不谈。这使陈立夫大伤脑筋。

一天，兄弟二人见了面，讲起这事，陈果夫问：“老蒋没表态？”

“不是不表态，人家是有意回避咱们。”

“不行，我就打辞职报告。我这病也难坚持。”陈果夫说完把一大把中药丸子直往口中倒，然后用水冲下。陈立夫看着骨瘦如柴的兄长，眼泪一下子夺眶而出：“大哥，我看就写报告吧。还是保命要紧。”

“好吧。”陈果夫不情愿地说。

再说蒋介石看到了陈果夫的辞职报告，挥笔批道：念果夫苏政五年，带病工作，政绩突出，考虑其身体状况，准予辞职。

无官一身轻。陈果夫卸任的第二天，还没有容对方来得及开欢送会，他就乘上西去的汽车前往安徽省的安庆，然后再到九江，与他先前离开南京的夫人朱明、父亲陈其业、弟弟陈立夫等人会合。他们游了九江，九江的雾大，看不清庐山的真面目。接着他们又乘船西上到了武汉。日军轰炸向纵深推进，武汉告急，他又迁移长沙，最后到达陪都重庆，与国民政府会合。

应该说这一段时间，陈果夫主要是养病治病，由于休息较好，身体渐渐地恢复。对于离职，他曾做过将来任职的预想，他也企盼着预想的到来。话说这天，陈果夫正在林园二号与一帮朋友下棋，他的秘书走过来，把一纸命令递给他。他看了半天，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会委任他为中央政治学校代理教育长。又是一个没想到，他到一所学校管教育，教育长还是一个代理的。

军人天职是服从。陈果夫硬着头皮到了职。他寡寡不欢，但又是木已成舟。经过五年的地方的锻炼，克勤尽职，本想回中央担任要职，哪里想到，离了中央，去了无职无权无势的学校。这时，他才回过点儿味来，仿佛是吃了一只绿头蝇一样，感觉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介石说话不算数，不该当初轻信蒋的话。越想越生气，陈果夫在教育长的位置上又住了一次院。出院后，他仍敬职敬业地工作，决心把学校工作上一个新台阶，以挽回总裁对自己的不公。

可是陈果夫错了，也太天真了。蒋介石真正把他赶出了中央，就不会也不能再回到中央。按照蒋的观点是离中央越远越好。

此时此刻的蒋介石正酝酿着一场更坏的阴谋，把陈果夫赶到更远的边省去。

时间到了1938年的秋天，蒋介石再次传令陈果夫，商谈任职事宜。

陈果夫怀疑自己的耳朵听错了：“到甘肃省任主席？”

“不错，是甘肃。”蒋介石说：“甘肃是个大省，又是个穷省，更需要有才能的能打开局面的人。中央研究来研究去，认为你较为合适。”

“我……”陈果夫大吃一惊：不要说上中央了，甘肃还比不上江苏呢！他实在想不明白老蒋卖的什么药。对于身前这位蒋总裁，顿时他感到既熟悉又陌生起来。

蒋介石开导说：“越是艰苦越是锻炼人的地方。中央在考验你。”说到这里，蒋介石揭老底地说：“想当初，到江苏任职时，你不像今天啊，那时你爽快得很。”

“此一时彼一时，容我考虑考虑。”陈果夫做了推辞。

陈果夫一连想了好几天，终于找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回敬蒋介石。他说：“现在抗战方兴，最好此时不更换甘肃省主席，军政仍应该统一，更要考虑新疆盛世才的猜疑。”

蒋介石知道陈果夫是不想去，但他说得又有道理，只好放弃此议。

但蒋介石赶陈果夫离开中央的念头一直没有打消，此后，蒋介石又几次劝陈果夫下去当省主席，陈果夫均以身体不好为由加以拒绝。

时间到了1943年的初春。油菜花开，蝴蝶采蜜。

蒋介石再次召见陈果夫，先问身体如何，再谈工作。

陈果夫回答：“身体还可以，我的病得到控制。要彻底好，看来希望不大。因为这病不是一时半会儿得的。”

“身体是第一，工作是第二。”蒋介石说到这话锋一转：“最近浙江主席黄季宽打了辞职报告，不知你听到没有？”

陈果夫心里纳闷儿：此事与我无关，老蒋问我干什么？便说：“我是有病在床，消息不大灵通。”

蒋介石继续说：“浙江是我们的家乡。浙江好比一国，浙江的建设如何，不光是家乡的问题，也是一国的问题。我想让你挑这个担子，不知你意下如何？”

谈来谈去，还是到省里工作，陈果夫打心里很烦，立马就不高兴了，接着说：“现在可当主席之人不少，我身体尚未痊愈，此时去此职，身体怕是受不了啊。”

蒋介石不高兴了：“果夫，你受命组织部长时，可是欣然接受的啊。”

陈果夫解释道：“在中央工作，担子轻些，可以照顾我的身体。下面可就不一样了。”

蒋介石一听火更大了：“你做地方事做得好，在中央做不好。”

陈见蒋翻了脸，也忍不住了，多年的积怨一并火起，他提高了声音道：“中央的事我做不好，请问委座，现下中央谁做得好？”

蒋介石被问得哑口无言。

应该说这是十多年来陈果夫第一次顶撞蒋介石。蒋介石面子上过不去，拂袖道：“这不去那不去，你陈家的事我管不了！”

此事不了了之。

吵了一架，也使陈果夫头脑清醒起来，蒋介石之所以千方百计地把他挤出中央，是为了扶植太子蒋经国，变着法儿地削弱CC派的势力，越是这样，陈果夫就千方百计地赖在中央不走。老蒋也拿他没办法。

吵了一架，心里也出了一口恶气，陈果夫觉得痛快不少。但是想起二十多年蒋陈友谊，也着实让他留恋。于是一幕幕往事在他的脑海里翻来覆去……

爱子之心，人皆有之。那时，老蒋在前方打仗，他把经国从家乡弄到上海上学，并托付给陈果夫照顾。陈果夫又当爹又当妈，百般呵护。蒋介石也不客气，今天写信明天写信，要这要那，陈果夫一一照办。

1923年2月28日，蒋介石写信给蒋经国说：“每月可于果夫哥哥处，挪零用钱三元，如果想买各种书籍，并与果夫兄商定为要。”

9月4日，蒋介石又给蒋经国写信说：“如有信件可托果夫哥哥写个信封寄出，你弟（纬国）处应常通函问候。”

9月13日，蒋介石给蒋经国信中说：“再嘱你请果夫哥哥寄陈舜球银20元，给其做学费。”

9月14日信中说：“我上次托果夫转交你的信，想已收到了，我在这里很好，勿念。”

10月13日，又写信说：“你有空闲的时候，可以托果夫哥哥拣几本小说看看。但小说不能做正项功课，只可算是解心郁、发性灵的读物。”

蒋介石把在上海的财产也托陈果夫代为保管，甚至把自己1000多两银子的一个存折，也交给了陈果夫。

1926年，蒋介石第一次东征后，编写《曾朝治兵语录》，邮寄上海，托陈果夫付印。

由此可见，这些年月，蒋陈可谓相交莫逆，情同手足，陈果夫也不负蒋之重托，对蒋经国关怀备至，体贴入微，尽了义务和责任，蒋经国也是感激涕零。

蒋介石不忘陈果夫照顾蒋经国之恩，对陈果夫的身体也倍加关心照顾，这一点，陈果夫当然心里也十分明白。

1943年夏，陈果夫肺病加重，蒋介石每天派人送去牛乳两磅，供陈果夫营养身体用。

1948年7月，陈果夫去上海为吴倚沧治丧，由于连日辛劳，以致肺病发作，吐血不止。蒋介石又派人专程看望，并嘱咐他悉心静养。

陈果夫的病情加重，吐的多是淤血，新药国内少，他打听到有一种叫牛儿海蒙柏拉斯丁的止血好药，四处托人买，怎么也买不到，蒋介石听说了，让宋美龄到中美陆军医院去想办法，又派蒋纬国向美军索取。对此，陈果夫当然感激不尽。

1948年10月9日，陈果夫过生日，许多人送来了生日蛋糕和花篮，人来人往，热闹非凡。9时许，蒋介石和蒋经国也来了，在陈果夫家待了一刻钟才走。一是来祝贺陈果夫的生日，二是来看望陈果夫的病。

蒋介石说：“果夫今日面色尚好。”

陈果夫说：“面色好是因病中特别维护肠胃。肠胃之消化系统，犹之国家之经济机构，经济健全，所以虽有病，气色仍好。”

蒋介石笑笑说：“果夫真是久病成医啊。”

陈果夫听了也苦笑起来。

蒋介石又询问：“用中医治，还是用西医治？”

陈果夫说：“现在用西医，将来培补时需要中医。”

蒋介石说：“还是西医可靠。”

陈果夫说：“就是西医不能做整个计划。”

从中，不难看出蒋、陈的亲密关系。

且说蒋介石为了修补他与陈果夫的关系，就在“顶牛”的第二年，也就是1944年春，组织部长朱家骅下台，留下了空位，蒋介石为了安抚陈果夫，让他暂任组织部长，由于陈果夫身体不佳，年底便由其弟陈立夫改任。卸任后的陈果夫便去担任一些无关紧要的虚职。用他的话说：顾问顾问，能问就问；代理代理，光代不理。于是抱病投入他的桃花源中续写他的《新桃花源记》了。

到1948年时，他的《新桃花源记》就写不下去了。因为我解放大军的炮声隆隆，打破了桃花源本来的宁静。

一天，夜黑如墨。阴森的天穹下着秋雨，宛如大自然的乐曲，如歌如诉，美妙绝伦。位在林园中的陈果夫的别墅，正好处在这种大自然音乐的包围中。

陈果夫对沙沙的秋雨声常有亢奋感。可是今夜的雨声已使他亢奋不起来了。陈氏兄弟围着一台老式落地收音机，在静静地收听着来自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前方战场报道……

我人民解放军在辽沈战役结束、淮海战役正在胜利发展之际，东北野战军和华北军区第二、第三兵团共计100万人，联合发动了平津战役。平津战役历时64天，共歼灭和改编国民党军队52万余人，基本上解放了华北全境。在绥远，保存下的一部分国民党军队，经过相当时间，在董其武将军率领下通电起义，接受改编。这样，对今后如何解决国民党军队便有了天津、北平、绥远三种方式。

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无论是战争的规模或取得的战果，在中国战争史上都是空前的，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这三大战役从1948年9月12日开始，至1949 年1月31日结束，历时4个月零19天，共歼灭国民党军队154万人，使国民党赖以维持其反动统治的主要军事力量基本上被摧毁，为中国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三大战役的胜利，是人民战争的伟大胜利。

又有消息说，当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时候，侵入中国内河长江的“紫石英”号等英国军舰先后驶向人民解放军防区，妨碍渡江，双方发生武装冲突。英舰开炮打死打伤人民解放军252人。“紫石英”号被人民解放军击伤停搁在镇江江面，其余三艘英舰逃走。事后，英国政府声称“英国军舰有合法权利在长江行驶”，保守党领袖丘吉尔甚至主张派出航空母舰到中国海上“实行武力的报复”。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立刻发表声明，严正指出：“中国的领土主权，中国人民必须保卫，绝对不允许外国政府来侵犯。”这个声明，表达了中国人民不怕任何威胁、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正义立场，使长期以来饱受帝国主义欺压的中国人民感到扬眉吐气。它表明，外国侵略者依仗他们船坚炮利在中国领土上横行不法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由于形势所致，陈氏兄弟时常有收听“敌”台消息的习惯，他们在时刻关心着全国的局势。新闻一结束，陈果夫起身把旋钮关上。两人坐在客厅，又是一阵沉默。

陈果夫神色沮丧。

陈立夫说：“大局已定，全国赤化只是时间问题。”

陈果夫道：“我也有这种预感。”

“我想大哥先撤一步，我随后就跟上。”

“往哪撤？”

“按老蒋的计划，去台湾呗。”

“好吧。”陈果夫叹了口气：“屋漏偏遭连阴雨。最近我这不中用的身体也大不如前。”说完他剧烈地咳嗽起来。陈立夫慌忙给他捶背，一口痰喷吐出来，竟带有大片血丝。

“大哥，你得看病啊！”

“是的。”接着又是一声巨咳，便是血浆。

也许是耐不住疾病的痛苦，也许是不忍看到共产党的大炮打到上海，1948年11月15日，“不能打算私事”的陈果夫，终于拿起笔，给蒋介石写信，提出离开上海到台湾养病。

蒋介石见陈果夫确已到了苟延残喘的地步，况且也好借此机会把他踢出政界，没加任何犹豫，当即批准。

陈果夫经过一段时间的清理财产，于12月6日晚上，登上中兴轮，前往台湾。

前来送行的有弟弟陈立夫和CC系的头头脑脑们。

陈果夫望着上海滩的万家灯火，望着上海城参差巍峨的楼宇，禁不住涌起一阵悲凉与酸楚，此次离开上海，何日再返回呢？十年？八年？也许是一辈子也回不来了。

陈立夫见陈果夫满脸的凄凉，也禁不住触景生情，想到了自己的命运，他强装笑颜地对陈果夫说：“上船吧。到台湾后好好静养身体，免得小弟牵挂。”

陈果夫长长地叹了一口气，无限惆怅地道：“人生如梦，往事如烟啊，曲直是非，自有后人评说，人命天定，何必自寻烦恼，还是自我珍重，颐养天年吧。”他朝陈立夫双手一抱，轮船启动了。

望着远去的轮船，陈立夫心中也涌起一股无名的惆怅。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用他那浓郁的湘南口音庄严地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誓与共党为敌的陈立夫，看不到一丝希望，在蒋介石先他而逃的情况下，一个黄昏，他也匆匆忙忙地上了飞机，还没有容他落座，飞机已经发动升空。别了，大陆！别了，故乡！

陈氏兄弟双双“出局”

1950年3月，共和国迎来了第一个艳阳春天，而龟缩在海岛的蒋介石是一脸的沮丧。痛失大陆的心痛，使他痛下决心，决不食言，重新规划台湾的明天。要建设好明天，首先要总结经验，加强党的改造。一旦提到党务，蒋介石就要骂娘。在一次党的改造动员大会上，他公开点名批评陈氏兄弟，辜负了党国的希望。

他的批评要点有二：一是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本质上是党本身的失败，而党的失败是“二陈”直接造成的，必须承担应有责任。二是党的改造就是告别过去，刷新政治，“不能再见党内派系倾轧、人事纷争的现象。我们党员不能再有败坏纪纲、藐视组织的行径；我们不能容许过去招致大陆沦亡的一切观念、行为和作风，用到台湾来，瓦解我‘中华民国’最后的基础，使其重蹈大陆各省的覆辙”，而要做到这一点，清算历史、改变现状、创造未来是贯通的。

会后，“二陈”也挂不住脸面了，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二陈”一商量，认为是老蒋赶走他们的信号。人贵有自知之明。于是“二陈”萌生了引咎而退的念头。据萧铮回忆：“某日总裁曾单独召见立夫兄，谈及党的问题，立夫兄谓大陆之失败，党政军三方面均应有人负失败责任。党的失败，伊与果夫先生应负其责，故嗣后改造，伊与果夫先生不宜参加云云。总裁闻之默然。”

1950年7月26日，蒋介石在台北宾馆举行茶会，会上宣布了酝酿已久的中国国民党改造方案，以及由陈诚、张道藩、谷正纲、蒋经国、沈昌焕、连震东、张其昀、陈雪屏、胡健中、袁守谦、崔书琴、谷凤翔、曾虚白、肖自诚、郭澄等16人组成的“中央改造委员会”，8月5日，“中央改造委员会”正式接替原“中央党部”职权，挂牌办公。自此，控制、操纵国民党党务长达24年之久的陈氏兄弟，首次双双出局，并且随着撕落的日历，被丢入了旧朝遗老的行列。

应该承认，蒋介石为了争取民心，取悦舆论，确实惩治了一些国民党内的腐败分子，但充其量只是抓获了几条“小鱼”，像孔宋这样的大鱼，颠颠地跑到了美国，安享清福，蒋的动静再大，也鞭长莫及。

其实，醉翁之意不在酒，整肃本是个幌子，明眼人在说，目的在于为儿子蒋经国清除路障。1950年6月，即改造运动开始的两个月，蒋介石以“勾结匪党，煽惑部队叛变”的罪名，枪毙了二级上将陈仪，用血腥的方式，拉开了“整肃”失职的党、政、军高级官员的帷幕。随后，黄埔、CC的大佬们一个个成了刀下鱼肉，任人宰割。1952年10月，整党工作大功告成。蒋经国的党内地位迅速抬升，一跃成为国民党内仅次于陈诚的巨擘。而向以主持党务为荣的CC团，却几乎全军覆没。

陈果夫之死

1951年8月25日16时52分，当时钟的指针在这刻停留的时候，陈果夫经过痛苦的挣扎，终于闭上了双眼，享年59岁。

先是传来妻子朱明的哭声，继而是儿女们的哭声。

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儿女，留下了无限的遗憾：为什么不早不晚，偏偏死在来台后的今天？如果再早一年，他可身葬故乡，如今却是另说了。

陈果夫从政20多年，虽然也从事过金融，搞过合作，但是四面徒壁，两袖清风，晚年的吃药看病都成了问题。妻子朱明流着泪在诉说：说起来谁也不相信，我们家老陈干净，干净得晚年吃不起药。我们的积攒全用在了老陈的药罐子上去了。我们初来台中市时，住房还借租台中市长的。想搬出来找大一点儿的房子，竟怕交不起房租。

因为医疗费太高，在台中时竟拮据到无钱住院吃药的地步，死神却一步步向他逼来。万般无奈之中，陈果夫只好给台湾交通银行总经理赵棣华写了一封信，向他要交通银行董事应付给的车马费。

陈果夫的经济状况传到了CC大将洪兰友的耳朵里，他很同情陈果夫的遭遇，无奈之下，自己手中又不掌管经费，便及时向蒋介石作了汇报。蒋介石得知此事，遂命令俞鸿钧从台湾农行支付5000银元给陈果夫作医疗费，才算解决了困难。陈果夫虽然得到了蒋介石的资助，但毕竟是杯水车薪，无法满足陈果夫长期治病的开支。迁到台北以后，陈果夫又面临经济拮据，但是不论什么人来看他，问他是否需用钱，需不需要资助，他一概说不用。

陈果夫在生命有限的时间里，仍然坚持读书与写作，三天内看完《现代科学丛刊》30余册，除写了《老爷歌》《太太歌》聊作消遣以外，7月30日在病床上完成了《老病人谈中西医》，这是他最后的著作。8月，编辑《求是集》，内载最近作品及早年著作，共66篇，为短篇文集，尚未完稿，原定于66岁生日出版文集，已组成编辑委员会，也得到了陈果夫的允许，谁知，他却没有等到出版这一天。

据《陈果夫日记》载：7月15日这一天，体温高，而且“脓愈多，以及亦兼弱，自12日起，自吴迪、林茂生商定用PAS，一面服，一面由旧创口射入，每针药水原为10CC。但初次仅打2CC，约30分钟后，咳嗽味苦，可见其人空洞矣。14日注射4CC，约10余分钟，咳嗽甚烈，吐出苦水苦痰，有时几乎喘不过气。”

8月18日，经医生用X光拍照，证实结核杆菌已由左肺侵入右肺，并由右肺侵入血管，再由血管进入脑后，其生命已经处于垂危之际。

这天，陈果夫仍坚持写日记：“今天我的肋膜炎原与骨不通，故外面可以封口，自三十七年大吐血之后，内外相通，致封口有影响于内部。今后的确比以前为难也。”

陈果夫知道自己剩下的时间越来越少了，一种“自觉死生忙”之感悄然而起。

临死之前，陈果夫仍然关心着国民党的前途及台湾的政局，他将自己长期思考的对政治、社会、人生的各种意见集中起来，挣扎着起床，由人搀扶着，写在纸上，名为“诤谏之文”，派人呈交蒋介石，以表明他对国民党和蒋介石的忠心。

“人之将死，其言也善，鸟之将亡，其鸣也哀。”病入膏肓的陈果夫不顾死神一天天靠近，不遗余力地倾吐着他对国民党对蒋介石的“善言”。

8月25日上午，陈果夫病势急转，体温骤然增高，口中发出呓语，好像要说什么，但什么也说不出来。

到下午2时后，便进入昏迷状态，体温高达摄氏40多度。陈果夫面色蜡黄，呼吸微弱，口吐白沫，手向空中乱抓。

朱明把身子探过去，抓住他的手，问他：“果夫，你想说什么就说吧，我在这儿听着呢。”

陈果夫喘着粗气，他死死地抓住朱明的手，朱明把脸贴近陈果夫的脸，再一次问他：“果夫，你有什么话要说吗？你的儿女们都在跟前，有话就说吧。”

然而陈果夫抓住朱明的手，嘴张了几次，没说出一个字，又陷入昏迷状态。

应该说打从入台以来，他就觉得一日不如一日。他就强忍病痛，赶着著书立说，诉出心中的苦闷。应该说1950年是他最最难挨的一年，官场上的失意，生活上的窘迫，精神上的打击，再加上陈立夫去了美国定居，真是寂寞无助，孤岛冷月。

不久，又传来了张静江纽约病故的消息。这对他打击不小。想起自己初到上海滩闯荡时，身无分文，是张老的一个烧鸡救了他的命，然后又给他理发、洗澡，买上新衣，后来就搞证券交易所，让他一夜暴富。大革命时期又来往甚密，如今竟先他而去了。他深陷于极度悲痛之中。

陈果夫深陷于极度悲痛之中。他强忍悲痛，支撑起身子，写了一篇《纪念静江先生》的短文，交给国民党《中央日报》发表。

那篇文章见报之后，陈果夫又撑起身子反复读了一遍，读着读着又落起泪来。

医生劝他不要过于悲痛，不然，身体就更加虚弱。

然而，就在此时，又有噩耗不断传来，陈果夫的故友赵棣华、张简齐、俞松均相继离世，有的年龄比自己还轻，却走在他的前面，这就更增添了几分惆怅。

陈果夫知道自己在世的时间越来越短了，便夜以继日地写作，无论医生怎么相劝，他也不听，甚至有时跟医生发脾气，说自己已经是要死的人了，不用再治了。

1950年底，陈果夫终于完成了回忆录之一《苏政回忆》，他似乎轻松了许多，自己觉得精神状况好一些，准备第二天再写其他方面的回忆录。

除夕之夜，爆竹声声，万家灯火。

陈果夫独坐床头，静思默想，许多往事一起涌上心头。

往事不堪回首。

然而，人老了，特别是感到自己已在世不久的时候，越容易怀旧，他想自己的童年，想从政几十年的坎坎坷坷，风风雨雨，想自己的恋爱、婚姻与家庭，想与立夫的手足之情和患难与共。

多少年来，陈果夫早已养成了岁末回顾一年工作的习惯，他有记日记的习惯，不管再忙再累，也总要把一天的事记下来。到了岁末，要写成文字总结。

对于1950年这不平常的一年，该总结的东西太多了，他简直不知从哪些方面开始着手回顾总结。

回首往事，他给自己做了一个大致的总结：

一、住繁华都市多年，尚未入妓院、舞场、赌场之类，为无聊之消遣。

二、管钱始终不将钱作为私有，或为金钱所管，反之愈爱钱。

三、读书未尝为书本所囿，或自以为知足。

四、管人事不作弄人，不私于人，更不自用私人。

五、做官未尝作福、作威、营私或运用政客，作固位之想，及幸进之图，我始终保持平民本色，接近商业工作，自己做到不做生意，不与人谈私利。

六、办党务工作植党之想，办教育亦然。

七、生病能摆脱烦恼，始终抱乐观与进取之心。

为便于延医购药，改善治疗条件，1951年1月15日，陈果夫决定从台中迁至台北市。台中市各机关长官，于这天晚上在小北楼三楼礼堂为陈果夫宴饯。

1月22日，陈果夫乘车到台中市车站，送行者约百余人，下午就到了台北市，接站者也约100多人，场面很壮观。陈果夫下车后，高兴地和大家握手问候，此时，他的病好像减轻了许多。

陈果夫在台北，住青田街一幢公寓楼，到台北后，医疗条件确实比台中好多了。然而，来访的客人也比在台中时多了。这又不利于他的休息。

台北是台湾的政治中心，陈果夫在政治失意中，觉得不可以像在台中那样随便说话。一天，友人苗培成等来见。老朋友相见，格外亲切，话也投机，气氛很热烈、和谐。

苗培成善开玩笑，在这个时候，更爱逗陈果夫开心，他说：“台中天高！”

陈果夫心领神会，马上答道：“可惜皇帝太远！”

众人大笑。

接着几个人又谈了一些别的话题。

陈果夫突然说：“离开政坛，各位感觉如何？”

苗培成是个聪明人，怕引起陈果夫心中不快而加重病情，忙接过来说：“咱们今天不谈政治。”大家都附着说不谈政治。陈果夫也跟着谨慎起来。送走客人，陈果夫卧于病榻之上，为使女梅花作《老爷歌》与《太太歌》以资消遣。《老爷歌》写道：

老爷老，脾气好。

日日夜夜困在病床上，

看书、会客、做文章，

脱衣着衣忙勿了。

有时眯眯笑，

有时嘴巴翘。

揿铃叫我来做事，

还有给我吃糖了。

讲起故事来，

三天三夜讲勿了。

《太太歌》写道：

太太，太太，

难喜闹喧。

性子急，脾气大。

吃饭吃得快，肚子常常要吃坏。

发起火来我顶怕，

高兴起来给我买个洋娃娃。

陈果夫似有返老还童之感，无聊之中变得有聊，这样，确实能够减少一些痛苦，也能帮自己打发一些时间。

4月上旬，他的《苏政回忆》出版，此书以随笔的方式而著。陈果夫在自序中说：“我写这本小册子的动机：一则个人从政的经验，也许有可供今后从政同志参考之处；二则以后我和同志见面时，省得再讲，没有见面的同志，一编在手，亦如和我谈话，尤其从前允许向中央政校同学讲话，正可以此代替，唯延迟十年，殊为遗憾。不幸此十年中间，中国政治进步甚少，此册虽陈旧事迹，或仍可供参考之用……”

《苏政回忆》的出版，确实给病入膏肓的陈果夫带来了许多安慰，此书能在他生前出版，确是幸事。

然而，也有诸多不高兴的事萦绕着他，给他雪上加霜。

6月初，他得知叔父陈英士（陈其美）的坟墓被捣毁，深为惋惜，并大哭一场，悲愤难平。当天，他在日记中写道：

“二叔墓顶之党徽，是我的设计，当时配合角度等颇绅周章。民国十七年，中央常会讨论统一党、国旗格式时，我将我之设计提付讨论，并参照自绘之明信片，乃得确实格式，此有历史价值之建筑，今竟无法保存，殊为可惜。”

陈果夫与叔父陈其美感情颇深，他能追随蒋介石，在国民党政坛生存20多年，应该说倚仗的是陈其美，蒋介石之所以不能轻易踢开“二陈”，也在于与陈其美的交情上。

一生风雨坎坷，功过自有后人评说。

国民党蒋介石虽对陈果夫已不再信任，但人死万事休，生前虽未红得发紫，但死后也让他备享哀荣。

蒋介石下决心要为陈果夫厚葬，以慰在天之灵。

陈果夫去世的当天，国民党“中央改造委员会”便成立了治丧委员会，推定73人，又委派CC系骨干洪兰友任总干事。

8月26日，81岁高龄的陈其业从台中专程赶到台北，见儿子先他而去，白发人送黑发人，老人几次昏厥过去。

陈果夫寓所陷入一片悲痛之中。

蒋介石于26日、27日两次到枫东殡仪馆吊唁，他望着陈果夫的遗体，脸上浮现出极度哀痛的神情并几度鞠躬。

人死如灯灭，尚在世间的人恩恩怨怨将一笔勾销。

蒋介石似乎要求陈果夫的在天之灵对他宽恕。

蒋介石为了表达对陈果夫的哀悼之情，亲手书写“痛失元良”匾额一幅。

27日下午3时，陈果夫遗体入殓。

9月15日，蒋介石特颁“褒扬令”：

前国民政府委员、监察院副院长陈果夫，资性弘毅，志行纯笃，缵承革命家风，效忠三民主义，越四十年如一日。溯自民前加盟，先后参与武昌起义暨讨袁、北伐、抗战、戡乱诸役，赞襄缔创，卓著勋勤，中经办黄埔军校，主治淮河水利，敬恭将事，均彰懋绩。嗣更外膺疆寄，内佐铨衡，肃政培才，弥宏实效。对于共匪倡乱，尤能灼识机先，襄力防杜，冒险犯难，弗渝初志。至其匡维礼俗，研考卫生，改革地政，倡导合作，盖画良谟，有裨建国，乃以忧劳，触发旧疾，赍志溘逝，追怀政迹，轸怀弥深！应予明令褒扬，从优议恤。生平事迹，存备宣付史馆，用彰政府驾念动庸之志意！此令！

陈果夫生前受到蒋介石的冷落，死后却备享殊荣，对陈氏家族的死者和生者都是莫大的安慰。

9月16日，各界借台湾大学法学院礼堂为陈果夫举行公祭典礼。

下午3时，陈果夫灵柩被安葬在台北市郊观音山西云寺右侧的一块山地里。这里青松翠柏，云蒸雾蔚，环境幽雅，景色秀美。

选择了这块墓地，似乎满足了陈果夫的遗愿。但陈果夫最理想的地方倒是他的家乡——浙江湖州，他生前十分喜欢自己的家乡，曾写过一首名为《故乡》的诗：

我希望我的故乡，

山河无恙；

我希望我的故乡，

人文发扬；

我希望我的故乡，

腥膻洗尽，

从此无人敢侵略；

我希望我的故乡，

爱我如慈毋，

不让我漂泊他乡，

我爱我的故乡，

我永远不愿离开，

我的故乡。

诗行中，跳跃着他爱故乡的故乡情结，诗韵里，寄托着他对故乡的思乡之情，只可惜，就像他不能选择自己的生与死一样，他已没有权利回到自己的故乡了。这对陈果夫来说，不能说不算一件遗憾终生的事。

尾章

海外拾零

陈立夫定居美国

且说蒋介石在龟缩海岛后的日子里，他以党的改造为名，大开杀戒，剪除异己，搞得人人自危，鸡犬不得安宁。这时，不少人跑了，有的人从地球上消失了。陈立夫的命运也不例外，他和长兄不但被挤出政坛，同时还受到责难。

与其长兄陈果夫相比，陈立夫毕竟还是位少壮派。对于自己的政坛出局很是想不通。他躺在床上不吃不喝，只是唉声叹气，到了第三天，可急坏了他的夫人孙禄卿。孙也是大户人家出身，吟诗作画，描龙绘凤，样样皆通。她见丈夫三天不吃不喝，十分着急。大哥果夫有病，不便行动，她便请大嫂朱明，来到家里，好一阵开劝。

“大弟，你这不吃不喝可是病啊。你大哥可不像你这样，人能进也能退，人家可想得通。天底下的事，哪能事事如意呢，就像自己的五指一样，伸出来也不一样长。让我说啊，你是一辈子没受过委屈，受一点儿委屈就不行。那老百姓天天受委屈，日子就不过啦？”

朱明一阵机关枪似地打去，陈立夫翻了个身坐起：“大嫂，不是我们男人受不了委屈，事情不是那回事。”

“反正我是看你们陈氏兄弟失落了，心里有气不成。要我说，你们优哉游哉惯了。”朱明又道：“天天管人，不能叫人管你一天。”

“好，今天我受嫂嫂管。”

“管，就要听我的，是吗？”朱明问。

“是。”

“人是铁，饭是钢，先吃饭再说。”

就这样陈立夫算是进食了。夫人孙禄卿对嫂嫂充满了敬意。

当晚，孙禄卿对丈夫说：“我知道你要强。你是鹰，有时候鹰是比鸡飞得还低，但鸡永远飞不过鹰高。”

陈立夫点点头会意地笑了：“把那话写出来，供我戒免。”

孙禄卿笑了：好，我为你写首诗吧。

于是，陈立夫展纸，孙禄卿挥笔写道：

争名夺利几时休，

起早眠退不自由。

身骑驴骡望骏马，

位居宰相望王侯。

不愁衣食担劳碌，

哪怕阎王就取钩。

续子荫孙图富贵，

更无一个肯回头。

陈立夫细细品来，正润心田。陈立夫感谢地望着夫人，使他感到熟悉又陌生。

孙禄卿见陈立夫情绪好转，及时开导说：“我们都是身埋半截土的人了，什么看不透，何必为名而活，何必为名所累，一切都是身外之物。”

“身外之物？”陈立夫有些激动了，“我为党国呕心沥血20余载，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到如今却被蒋一脚踢开，公理何言？”

“事到如今，你应该看破红尘了。既然你知道蒋家的为人，还争一席委身之地干什么？有人说，少年气盛要争名，中年养老要挣钱，老年长寿要保身。我但求我俩一个好身板，安度晚年。”

“夫人言之有理。”陈立夫叹了一口气：“唉！安度晚年？如果在台北，恐怕不会有好的晚年可度哇。”

孙禄卿说：“你觉得这里不好，那咱们远走高飞啊！”

陈立夫展眉一惊：“远走高飞？”

孙禄卿道：“对，咱们远走高飞。你想想，宋子文走了，孔祥熙走了，他们是发了国难财以后，在国民党危急时刻走的。我们一生清正廉洁，上不愧党，下不愧民，中间不愧自己的良心，而且我们一直追随着党，最后是蒋家抛弃了我们，我们走到哪都心安理得，踏踏实实。”

“是啊。”陈立夫眼睛一亮。

孙禄卿又道：“我已订好了机票。”

陈立夫再次睁大了眼睛：“真的？”

“我还能骗你。”夫人的口气很肯定：“我是想开了，为了你的身子，必须躲得老蒋远远的，这叫眼不见心不烦。”

“我才服了，知我莫如妻。”陈立夫由衷地笑了：“什么时间的机票？”

“两周后吧。”孙禄卿给陈立夫整了整衣服领子，又帮他理了理蓬乱的头发：“所以，用不着愁眉苦脸，茶饭不思，也许我们后半生过回老百姓的日子，更有趣味呢。”

陈立夫点点头。

孙禄卿高兴了：“今晚你可以睡个好觉了。”

陈立夫笑笑：“是的。夫人想得太周到了。我想到的夫人想到了；我没想到的夫人也替我想到了，我嘛，还有什么后顾之忧呢？”

两周后，陈立夫和家人登上了飞往纽约的航班。恰在上机前的一个小时，蒋介石派秘书送来了5万台币。这叫陈立夫不知是感激还是拒绝。据有人风言风语，说是老蒋怕陈立夫出走犹豫不决，才故意送来的，实际这是买路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陈立夫此时此刻不知说什么才好。

机场上没有鲜花，没有人送行。

天空中，有一块乌云，遮住了明媚的阳光。

机场上空，有一只掉队的大雁，扇动着双翅向南飞去，同时还不时地发出啊啊的叫声。触景生情。陈立夫感到自己多像那只南飞的孤雁啊。这时飞机升空，陈立夫望着机场中的指挥塔尖，然后整个台北尽收眼下，泪水夺眶而溢。先前他从大陆飞往台岛，今天又从台岛飞往大洋的彼岸，故乡越来越远……

养鸡专业户

陈立夫到达纽约后，在朋友们介绍下转车到了美国新泽西州的湖林镇。

这是个美丽的地方，依山傍水，山水相映。当时的湖林镇还未开发，生态原始，不是桃花源胜似桃花源。陈立夫和家人用了平生积蓄，再加上蒋氏送来的那5万元钱，买下了一个山头，再建房子，便定居了下来。随着房子的突起，不久人们便发现这里出现了一家私人农场。农场主是一位很斯文的老翁，他头戴鸭舌帽，一身中山装，英文口语虽不大熟练，但能把意思表达出来。他每天开着一辆老式汽车，悠然自得地跑来跑去，一天到晚不得闲，脸上还老挂着笑容。

半年后，湖林镇中的早市，又出现了一个吆喝卖鸡蛋的老农，头扎毛巾，一身当地老农的打扮，地道流利的当地话。他身前的几筐鸡蛋，召来了一帮老头老太太们，围着筐子拣鸡蛋，渐渐地密不透风。那老农边称鸡蛋边道：“都是自产鸡蛋，多一个少一点儿没关系，都是乡里乡亲的。好，多一点儿我也不拿下了，明天再来。”乐得买鸡蛋的老太太合不上嘴：“明天一定来买，同时还叫上妹子来。”

和能生财，童叟无欺。就这样，卖鸡蛋的老农与这里的镇民成了好朋友。从此老农停止吆喝，每天把鸡蛋筐一卸，就会召来一群人，不到一个小时，鸡蛋准能卖完。

有一天，不知是谁传出来了，说卖鸡蛋的老农正是旧中国官场的大佬陈立夫，惊得买鸡蛋的老太太目瞪口呆：原来是他！第二天，一帮老太太为了证实此事，早早地来到早市，等待此人的出现。结果此人不但公开承认自己是陈立夫的真实身份，还说了一席知心话让人深思：“以前的高官厚禄是过去，现在我是从零开始，专修心性，刚开始我还不适应，时间长了，自得其乐。”

“修心性，很有意思，我是第一次听说。”一位老大妈说。

陈立夫道：“我刚开始卖鸡蛋，手脚不是那么利索，一位少妇等得不耐烦了，说笨手笨脚的还能卖鸡蛋。顺手掏出五元钱，让我先练练手先做。反正什么人都有，是练心性的好机会。说实在的，挣钱不是我的目的。钱有多少够花，修性做人才是最重要。”

“你是怎么想到修心性的？”

“说起这话还有点儿长。应该说归功于我的好太太。”接着陈立夫讲了一个不太遥远而又现实的故事……

任何事都有第一。说起第一次卖鸡蛋，陈立夫做官多年，没有勇气去。夫人孙禄卿没有责备，道：“一个人不管地位多高，都要修身养性。我送给你一本书吧。”

“什么书？”

“《老子》。”孙禄卿随手从书架取了下来。陈立夫惊疑地接过来。

夫人道：“你先静下心来研读。今天我去卖鸡蛋。等回来我们再一起交流。”

“好的，夫人。”

夫人走后，陈立夫静心潜读。渐渐地他读进去了，发现了别样的天地。老子在《道德经》中一字讲得最多，老子说：

昔之得一者：天得一以清，地得一以宁，神得一以灵，谷得一以盈，万物得一以生，侯王得一以为天下贞。

其致之，一也，谓天毋已请将恐裂，谓地毋已宁将恐发，谓神毋已灵将恐歇，谓谷毋已盈将恐竭，谓万物毋以生将恐灭，谓侯王毋已贞而贵高，将恐蹶。

……

这就是说自古以来得到一的：天得到一，因而清明；地得到一，因而安宁；神得到一，因而英灵；溪得到一，因而充盈；万物得到一，因而茁生；侯王得到一，因而做天下的准绳。

倘若发展到极端，天过度地清明，就怕要消歇；溪过度地充盈，就怕要枯竭；万物过度地茁生，就怕要绝灭；侯王过度地以做准绳而贵且高，就怕要倒蹶。所以贵必定以贱为根本，高必定以下为基础。因此侯王自称为孤家、为寡人、为不毂，这就是以贱为根本呀。

孙禄卿卖鸡蛋回来后，问丈夫怎么理解一和二、贵和贱？陈立夫扑哧一声笑了，说：“我懂了，贵必以贱为本，万物得一，因而茁生。明天我就实践一，第一次卖鸡蛋。”

有了一就不愁二，陈立夫除了养鸡卖蛋，最大的兴趣莫过于著书立说了。于是他忙里偷闲，完成了长篇回忆录——《成败之鉴》。在这部书中，他回忆了自己的政治生涯、人生历程。其中有一部分，是写他在美国湖林镇所经历的艰苦岁月，现摘录如下：

赴美定居后，有许多朋友都从事教职。

当时我是学矿冶的，可教矿冶课，也能教哲学和中国文化。就在此时，我的女儿中学毕业，要去新泽西湖林城上大学，此地是一养鸡中心，也是避寒的所在地，故有许多一流规模的大旅社，它们夏天歇业，冬季生意兴隆，百分之九十是犹太人在做生意。

我有一位朋友胡定安先生，是过去江苏医学院院长，提议到新泽西养鸡，并邀我同去；恰值我女儿也去此地念书，我便答应了一起去养鸡。

在开业之前，我们去看了六个养鸡场，最后选一较便宜者买了下来，成交要付47000美元，可先付两万元，其余分期十年给付。

这是一笔大数字，而我只有4000元，不得已只好向朋友告贷。

孔祥熙先生很慷慨，答应借我8000元，与我合伙的胡先生也只能拿4000元，剩的4000元还是其他朋友帮忙的。

我为什么要选择养鸡行业呢？因为我想想替政府已工作这么多年，侍候了蒋公和党内外不少人，而竟不受谅解，此后将不再侍候任何人！那么去照料鸡没有这种感觉了。

此时，美国的蛋价很好，故从事养鸡业也颇能赚钱，而半年下来，我们赚了5000元。

在美国养鸡，饲料都是用机器定时传送和控制，但我们的农场却用人工，很不现代化及科学化，且饮用水也不够，乃以所赚之钱购买了部输送鸡粮机器和开掘一口深水井，5000元就这么花掉了。

我们共养了5000只鸡，饲养很忙碌，所幸三个儿子都抽暇帮忙，那时我小儿子才8岁，不过，养鸡也有方便的一面，就以饲料来说，只要一通电的话就会送来。

那时我健康良好，100磅的饲料，我一弯腰就能扛起来。甚至过去有的脊背疼宿疾，经养鸡劳动后，也不再有复发的感觉了。

我经营养鸡业是一面工作，一面学习，总算运气好，没碰上如鸡瘟等的麻烦事。

养了三年后，有一次鸡生了喉咙病，那时共有10大间鸡舍，每间饲养500只，计有5000只鸡，如都生起病来，那真会一发不可收拾，幸亏医治得早，传染不普遍，所 以并无大碍。

这5000只鸡，若以七折计，每天即可生蛋3500个，可谓利润甚丰。

干哪一行，必须了解哪一行。就拿养鸡业来说，买小鸡也是一项大学问，最主要的是对小鸡能辨别雌雄的问题，因为买了雌鸡才会生蛋，如买来公鸡就亏蚀老本了。通常我们难以辨雌雄，必须专家们以显微镜辨识。出鸡壳的小鸡，在24小时以内他们才能分辨出雌雄来。当然，这也难保是百分之百的准确，偶尔也有一二只看走了眼的，在这方面，日本人很是权威。

天生万物似有一定规律，以鸡的雌雄来说，如有5000只新生的小鸡，雌雄大概各占一半，差不多51%与49%之比例。

小鸡难养，冬天又怕冷，要有保温设备，待慢慢大起来后，并须请专家打针，然后放到屋外，且应严防黄鼠狼类，使蛋能维持一定重量，不使过小者掺杂其中，并加以洗灌，以维护生产品质与信誉。

为保持其新鲜度，须当天装箱，以供收买者取货，就近由新泽西去供应纽约市场所需。

奈何好景不长，待东西高速公路完成通车后，蛋价暴跌，原因为西部地区养鸡，是放饲于田野间，鸡蛋成本低廉，业者用货柜车用冷藏方式，把蛋连夜运往纽约廉价销售，与新泽西养鸡中心竞争蛋市，原有市场大部分被其抢走。

几年以后，使新泽西养鸡场生意冷落，纷纷倒闭。我隔壁是一家犹太人，他很有眼光，告诉我说：“高速公路一通，西部蛋源源运来，竞争困难，我们不能养鸡了！”

于是，那犹太人把鸡场断然卖掉。

但我却不敢做此打算，卖掉养鸡场干什么？此时，每个月比过去最少减收3000元，生活越来越困难，会用机器不用人工的养鸡业者，还可勉强维持，而人工饲养者便无法维持下去。

开始与我合伙的胡先生在经营三年后已离去，我的大儿子也去念书进修，最后只剩下我的内子及小儿子合力经营，尽管一再节省开支，但还是周转不灵，乃向朋友借贷维持，而我所借的钱，大都言明两三个月一定还，从未失信过一天。

我的养鸡生涯自1953年开始至1961年，实无法再继续下去，乃不得不关闭养鸡场，结束了为期八年惨淡经营的养鸡业。

“福无双至，祸不单行”，真应验了这句话，就在我关闭养鸡场后，碰上了一桩倒霉的事。

我开始养鸡时，连房舍一并投保16000元，现在鸡不养了，保险公司的人因我已有八年的交往关系，便好心地对我说：“鸡不养了，何必再保这么多险呢？可以少保一点儿嘛。”

于是，我决定只投保4000元。

孰料退保不久，却发生一场森林大火。恰巧，那天我们全家应邀到纽约朋友家做客，火顺风蔓延到我的养鸡场。

我的那片农场共有30英亩大，房舍占了三亩地，那时地上落叶遍地，久不下雨，大火就燃烧着落叶一路烧过来。

说来也是不幸中之大幸，就在做客前夕，把我房子四周落叶扫净，不料，竟因此使燃烧未延伸过来，房子乃未被大火波及，而三排鸡舍被焚，只剩下半排鸡房，我一部新坐车，放在饲料室旁边，也烧成灰烬，那是因为去纽约朋友家做客，往返是搭当地朋友的便车去的，故把车停放家中车间里，不料竟遭此意外。

逢此火灾，适值减投保之后，只保了原来的四分之一，因此赔偿也减少了！此非始料所能及。

1964年10月，那场森林大火，把陈立夫的农场化为灰烬。

正如他在文章中所云：“此非始料所能及。”这场无情的大火，把他平淡的田园生活烧焦了，连同他的十年创业。面对焦土尘烟，面对狼藉一片，陈立夫的心也似乎被烧焦了。陈立夫后悔自己偏偏在这一天去纽约朋友家做客。孙禄卿安慰他：天灾人祸，谁也躲不过。

陈立夫又后悔自己不该提前退了12000元的保险金，不然会减少一些损失。

儿女们劝他：钱财是身外之物，只要没烧着人就算是幸事。

陈立夫曾一度情绪低落，在政坛上失意被迫远走他乡，原想在平淡无奇与世无争的田园生活中得到一些慰藉，谁料，躲过了人祸，又遇上天灾。

大火后，有人建议陈立夫把地皮卖掉。陈立夫经过再三考虑之后，没有那样做，尽管30英亩土地能换回不少的钱，完全能够挣回这场大火造成的损失，但他不想那样做，他反倒把眼光放得更长远。

当时，陈立夫的长子陈泽安在威斯康星大学已获博士学位。次子陈泽宁也完成了博士学业，服务于电子公司。女儿陈泽蓉虽在念大学，但已结婚，搞半工半读，不需家庭负担，老四陈泽宠在普渡大学研究所攻读航空工程，也即将毕业。

他的儿子们早就希望父亲能放弃农场，与他们一起生活。这次，儿女们知道农场失火后，都纷纷要求陈立夫夫妇到他们那儿去。

陈立夫知道儿女都很孝顺，也有能力养活他，让他安度晚年，但他不想去和儿子们一起生活。陈立夫过惯了这种“晨兴理荒秽，戴月荷锄归”的田园生活。失火后不久，陈立夫又开始挥锹，整理荒地，盖起了房舍，并重新买了少量的鸡来喂养。同时，他们还在家中做起了皮蛋、咸蛋、豆腐乳、粽子等副业，将这些产品运到纽约，卖到那里的华侨餐厅。

就这样，陈立夫夫妇又开始了新的生活。

返台定居

花开花落，岁岁重阳。

时间到了1966年9月，陈立夫平静的生活又添波澜。

这天陈立夫正在书房看书，大孙子喊着“爷爷、爷爷”，像只小鸟飞进了陈立夫的书房。

“什么事啊？我的乐乐。”陈立夫停下看书，把头转过来问。

“信，你的信。”

陈立夫接过信，和乐乐亲吻了一下，道：“玩去吧。”乐乐高兴地跑走了，陈立夫展信阅读起来。

信是蒋经国来的，大意是说，明年是父亲蒋公的八十大寿，准备要好好庆贺一番，父亲还惦记着你，让我写信，一是邀请你们全家返台定居，二是参加父亲的八十大寿庆典。

面对着新的波澜，夫人孙禄卿说：“我也拿不准，不行开个家庭会吧，听听孩子们的意见。”陈立夫也称好。

陈立夫与孙禄卿共生育三儿一女，并且皆以成婚。他们意见像事先商量好的似的，一致不同意父亲回台定居。理由是这么多年都过来了，生活安定，全家和睦。孙禄卿也说，孩子们一个个事有所成，都很孝顺。我们也能老有所养，要我说就不必回台定居。

开完家庭会的这一夜，陈立夫睡不着觉了，往事一幕接一幕地回忆起来，乃是一部理还乱、剪不断的蒋陈情结……

1951年长兄陈果夫在台逝世，蒋介石来电传报噩耗，没有允许陈立夫返台吊唁，铸下陈立夫的终生愧疚；1961年2月，父亲陈其业病危，蒋介石又发来电报，允许陈立夫回台探望。他到达台北松山机场的时候，蒋经国、陈诚、朱家骅、李石曾、莫德惠、陈启天、孙亚夫、黄国书等到机场迎接。面对着这些军政大员，面对着这沸腾的场面，陈立夫激动得流下了眼泪。想不到自己在政治上失意离台十年，在美一直过着隐居生活，清心寡欲，不问政治，而一朝回台后，却受到如此隆重的欢迎，真有受宠若惊之感。第二天，他就去拜见了蒋介石，蒋介石十分客气，亲自给他倒茶，询问了他在美的生活，言语间透着关切之意，只是闭口不谈政治。告别时，蒋介石送他到了府外，挽留他在台多待几日，既来之则安之，走走转转，访亲问友，多年不见，肯定要有话说。

陈立夫也满口应承，但静静地思忖，便咂出了蒋的话中有话，其实是提醒陈立夫不要涉足台湾政事，因为蒋经国的根基还需培植。随后陈立夫又对媒介进行观察，发现自己返台的事，各大报纸反应冷淡，正像《公论报》的概括所云：“新闻界对陈氏行踪及尊翁病况略有报道外，其他甚少评论。以陈氏过去之显赫，受其扶掖提携者自不乏人，似不应相喻于无言中，显出如此寂寞。尤其与陈氏关系极深的中央报，竟无一词一字欢迎之意，不得不令人有冷暖炎凉之感。”

陈立夫揣摩清楚老蒋的心思，明白台湾不宜久留，他一待父丧完毕，旋即返美，许多本应由儿子料理的后事，都托付给了亲戚朋友。后来，他在回忆录中说：“因有人怕我被总统留台任职，颇有疑虑，故以早离为宜。”“父亲丧事，全赖在台友人料理。”因此，每每想到“台湾”二字，总觉得于“孝”、“悌”有愧，心里不怎么好受。

陈立夫偕夫人在台湾住了42天后，便乘机飞日本，从日本取道回美国。

陈立夫离台后的情形，台湾的有关报纸作了专门报道：悄然离开台湾的陈立夫，16日到达东京之后，显然的，他的心绪大为轻松下来。

4月中旬以后的江户风光，虽然那些急性的早樱和垂樱，大多已经谢了春红，但是晚开的八重樱，配合着暖和如醉的仲春天气，却仍然保留着几许旖旎。

陈立夫心绪转为轻松，当然，不单纯因为他走进了一个春光明媚的世界，实际上，他从严肃的居丧期间以及42天台北那股紧张的政治空气中摆脱出来，一种自然的生理反应，也应该舒畅地深吐一口气的。

然而，真要决意不回台湾吧，根性上的切断、忠道上的失落，更让他深感不安，于是又想蒋介石以前诸多的好处，尤其是鸡场那场大火，老蒋得知后，慷慨解囊，给靠借钱度日的陈立夫莫大的慰藉，他在回忆录中写道：“幸在此期间，蒋公了解我的困窘，虽然我从未张口，他却每年总有一两次寄来二三千元，几乎成了我偿还借债的固定来源，不啻是雪中送炭，我很感激蒋公的关怀。”1963年来，陈诚淡出政界后，蒋家子承父业的格局基本稳定下来，蒋介石频频发来信息和信号，多次让蒋经国给陈立夫写信，许以“联合国大使”、“驻日大使”、“考试院院长”、“西班牙大使”、“希腊大使”等头衔，请陈立夫挑选。此时陈不问政治的决心弥坚，对上述安排一律不感兴趣，虽说拒绝得很爽快，心里的感动却没有减少，如今追忆起来，还真有点儿苦尽甜来的感觉。

他觉得，这次蒋邀他返台是真心实意的。人与动物的最大不同就是具有感情。陈立夫是那种注重感情的人。总之，拗不过情理的作祟，陈立夫撇开子女的反对，坚持走自己的路，于1966年10月26日回到了台湾。

在台北松山机场，他和夫人孙禄卿一下飞机，欢迎的人群如海，人们手中的鲜花向他晃动。更显眼的是，那人群的海洋中有一幅标语：“欢迎陈立夫回台定居。”人们向他挥手。陈立夫挥着帽子向大家招手致意。

下机5分钟后，陈立夫夫妇便离开检查室，可是他们夫妇寸步难行，从检查室到门口贵宾室，平日最多一分钟可以到达，这天却被挤了十多分钟才到达。陈立夫一进贵宾室门就被关上了。台湾的军政官员，在蒋经国的带领下，一一与陈立夫握手拥抱。陈立夫再一次涌起感情的波澜。

记者们在门口等得焦急无助，力图挤进贵宾室，拍下这动人的场面和历史的镜头，却被警察挡驾。

三分钟后，蒋经国陪着陈立夫夫妇走出贵宾室，人潮又涌动起来。在这些人流中，除了国民党元老人物，还有当时在“立法院”、“监察院”、“行政院”、“国大代表”中的重要人物，有不少还是陈立夫提拔起来的后生。因此，当他们听到陈立夫返台的消息后，没有一个不争先恐后地到机场来欢迎他。于是便有了机场上一个空前的热烈场面。

一个记者把话筒举到了他的嘴边，为避免人们无端的猜疑，陈立夫借机表示说：“此次返台，专为总统祝寿，别无他意。”

到台湾的第二天，陈立夫便到“总统官邸”拜见蒋介石。陈立夫倏地发现，气氛真切得出人意料。蒋介石已到门外等待，他紧紧地握住陈立夫的手说：“人老了，总想家乡的事、过去的事，水是家乡的甜，人是故旧的亲啊。”一席话说得陈立夫怦然心动。

思古感怀是人老的一种象征。蒋介石一语道出隐衷，陈立夫也忍不住感慨起来：“立夫身在异地，思乡思亲，如煎似熬，心中没有一天的平静……”说到这里，感动得语塞，指端竟也微微地颤动起来。

蒋介石问：“我给你的信，还有经国的信都收到了吗？”

陈立夫回答：“都收到了，每次阅信，我都动容。”

“立夫在美国怎么样？孩子们都很好吧？”

陈立夫回答：“我在美国的乡下生活，那里风光秀丽，气候适宜，颇能修身养性。我做些养鸡著书的事，倒也过得充实，孩子们也都已成家，各有所成，只是我和禄卿闲下来的时候，也常想起台湾，想起朋友，想起总统，唉，毕竟是故乡难离啊。”

蒋介石听得出对方话里有怨艾，似乎仍为阻碍奔丧的旧事耿耿于怀，便略带歉意地一叹：“往事如烟，不堪回首，瞻望未来才是重要的。你还是回来吧，树高千丈，叶落归根，总不至于在外漂泊一辈子吧。趁我还在，早作些安排，晚年可以过得安稳一些。果夫去了，我必须为你负责，否则，百年之后，我有何颜面重见英士先贤。”

蒋介石说到二叔的名字，陈立夫心中“咯噔”一下，久已淡漠的“蒋陈情结”重新清晰起来。他抬头看看老蒋满怀企盼的眼神，一股热血涌上心头，终于点头答应了：“好，我听你老的。”随后，捧出一份寿礼，恭敬地递给“总统”。

蒋接拿在手，见是一本书，饶有兴趣地翻开扉页，口里喃喃念道：“《四书道贯》。”

说起这份寿礼，陈立夫着实费了一番心思。他记得1944年，也是蒋介石过生日，朱家骅为了逢迎讨好，铸造了九个直径二尺的铜鼎献给蒋介石。美国人知道后，大肆渲染，说：“蒋介石叫人给他献九鼎，目的是准备做皇帝。”接着，国内舆论大哗，指责批评的声浪，滚滚而来。蒋介石无端受辱，十分气愤，大骂朱家骅“混蛋”，为此连带着朱仕途受累，一蹶不振。陈立夫明白自己虽不足与当年的朱家骅相提并论，但多少也算是政坛间的敏感人物，万一寿礼送得不妥，平白引来是非口舌，蒋介石不高兴，自己不乐意，何苦呢？于是想到礼轻情重的古训，准备把这几年写的得意之作《四书道贯》献上。一来，表白不过问政治的意愿，以文化言志，非常符合气氛。二来，蒋介石国学的根底深厚，长时期里，被人颂扬的只是军政方面的才干，偶尔有以文为师的机会，他肯定高兴。

“这是我在美国研习《易经》的一些心得，还请总统多多指教。”陈立夫说得十分诚恳。

蒋介石知道陈立夫的《四书道贯》在海外影响很大，已经重印了好几次，当即表示：一定认真阅读。

未久，蒋把陈立夫叫去，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这本书的前言与结论，写得非常精彩，只是书名太深一点儿。”陈立夫说：“假如总统有更好的书名，待下次再版的时候可以更改。”蒋说：“让我再想一想看。”过了两天，蒋介石托蒋经国捎来口信谓：“不必改名了，只要把我所题的字插入该书第一页就好了，使‘道贯’二字更易使人明了。”蒋介石的题字是：“陈立夫著‘四书一贯之道’”，落款“蒋中正”。陈立夫见到题字“殊深感激”，认为这是蒋介石对自己的厚爱，这些当然都是后话了。

从“总统”官邸出来，陈立夫忽觉脚步格外轻快，不知是归宿落定，还是与“总统”有了新的沟通，反正心里说不尽的舒坦，原本答应就《四书道贯》一题，在台讲十次课的允诺，经不住蒋介石的鼓励，一气讲了七八十次，结果疲累得生了一场大病。他在回忆录中说：“蒋公看了我送他的作为寿礼的《四书道贯》后，大为激赏，特邀我到慈湖去住一晚，并且要我去各军校讲一讲。……我以为军校不过三四所，不料合起来竟有十几所。……先例一开，计有一百余所学校请我去讲演，待讲到第七十五所学校时，就渐感体力不支，再加上过多的邀宴应酬，终在一场台北国际狮子会讲演中病倒了。经送荣民总医院诊治，确定为急性肝炎，蒋公到医院看望我，问医师病况怎样？医师们说：‘很严重。’蒋介石面露焦急的神色，专门从香港请来了名医、肠胃科专家张光璧先生，经他诊治，认为‘病情虽很严重，但无危险，要多休息’。

不久，陈立夫就恢复了健康，然后返回美国，做好美国方面的收尾工作，真正到台湾定居已经到了1970年的早春。

斩不断的“蒋陈情结”

陈立夫回到台湾后，蒋介石点将让他担任文复会的副会长：“看了你的《四书道贯》，我感到你在文化方面有独特的见解，你就当我的副手吧？”

陈立夫推辞道：“谢谢总裁好意，我早已说过，不问政事，回台湾是为了安度晚年。再说我年纪已大，已过血气方刚之时，不想多麻烦的事。”

蒋道：“你是党国的元老，曾立下过汗马功劳，同时也积累了丰富的治国经验，过去我让你开革命矿，今天又让你开文化矿，一文一武，都是为党国。你身体尚好，说实话我不用用谁呢？再说这个职位，不叫官啊，你就不要再推辞了！”

“立夫追随总裁近30年，虽为党国做了些工作，但也有‘失蹄’的地方，每每想起我就很痛心。在美国这些年来，我一边养鸡，一边读书著书，面壁思过，总结经验教训。”

蒋介石也动了感情：“立夫言重了。要说失误，首先是我的失误。你不必事事自责啊！人非圣贤孰能无过。”

陈立夫心想，自己跟随蒋介石多年，要让蒋介石与人认错还没有听说过，今天能让他当面说错，也很不容易了。陈立夫也就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了：“好吧，让我试试看。”就这样陈立夫走马上任。

应该说台湾的阳光和人情味都带给陈立夫在美国时少有的欢笑。同时也给蒋介石带来舆论上的好评，抑或最高分。

且说台湾的大报小报，不厌其烦，连篇累牍的宣传，文章的标题一个比一个好看：你说是“日久人心见”，我说是“年老还童趣”；你说是“友谊天地长”，我说是“蒋公是好人”；你说是“安抚陈家党”，我说是“重振台湾心”。总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最大的获胜者是蒋介石。且说陈氏兄弟功不可没，蒋介石的高明又超于此。

当初，蒋介石看出了陈氏党的强大，根深叶茂，如不伐此树，必遮阴于自己的公子。于是他便来了一招，砍树还阳。这一下就动了陈氏兄弟的内脏，结果是一亡一走，等于给蒋介石去了一块心病。如今威胁已无，他又念起了旧情，情真真意绵绵，叫谁也动容。

先是陈果夫下世，蒋介石是又吊唁又赠挽联，更是声嘶力竭地褒奖，让死者都动情，曾在党内党外引起轰动。如今又盛情邀请陈立夫回台定居，真可谓打一巴掌揉三揉，蒋介石等于“仁至义尽”了。不久，又委任陈立夫“总统府资政”、“中央评议会委员”等光彩头衔。虽然这些都是有名无实的虚职，但又是一个人政治生涯的荣耀。

陈立夫虽然修身养性这么多年，还是没有抵挡住蒋介石名利的诱惑。他是一名实干家，没有当成虚职做，在这虚职的岗位，笔耕不止，老有所成。1999年4月《财讯》周刊采访陈立夫，谈到文化研究方面的贡献时，陈立夫说，自己一共写了30本书，编了70本书，翻译15本书，“这是很少有人做到的”，并且表示：“以后看我活多久，也许还要写。”

1982年3月21日，这是收获的日子，陈立夫获台湾当局颁发的“国家文化奖”。获此殊荣的只有两人，陈立夫为其中之一。此是后话不说。

再说蒋介石，为了子承父业，早在1966年3月，就搞一场国民大会选举“总统”的闹剧。他恳切期望国民党中央另行考虑“总统”候选人人选。让他专心负责党务和军事。但真正了解老蒋的人都没有上当，不了解老蒋的人，纷纷报名竞争。殊不知这是一场弥天大谎。报名者不但当不成“总统”，反而都成了有野心、被整肃的对象。不少少壮派在这场闹剧中纷纷落马。这是继整肃CC派以来的大整肃。这再次为太子登基铺平了道路。

1969年3月，国民党召开“十大”，蒋介石再次利用这次会议之机，替小蒋物色好替身。

在这次会议上，蒋介石继续任“总裁”，而其他一些国民党元老，都选进了“中央评议委员会”，引进了一批新“中央委员”，这些大多是蒋经国的人马，使蒋经国在“国民党中央”有了自己的班底，使其地位得到巩固。

1972年2月，台湾召开“国民大会”。这次大会上，蒋介石也不再谦虚：“行政院长严家淦请求辞职，以勉循所请，予以照准。兹拟以蒋经国继任行政院长。”

蒋介石接着说：“蒋员坚韧刚毅，有守有为，历任国政要职，于政治、军事、财经各项设施，多所建树，其于行政院副院长任内，襄助院长处理院务，贡献良多，以之任为行政院院长，必能胜任愉快。爰依宪法第五十五条第一项之规定，提请贵院同意，以便任命。”

“立法院”岂敢怠慢，马上召集当时出席院会的委员，开会结果，“立法院”以381票通过。

在蒋介石的努力下，蒋经国终于荣登“行政院长”宝座。从此，台湾全面进入了蒋经国时代。

这时的蒋介石终于可松一口气，但是他的身体却已是一天不如一天了，不久就住进了“荣民总医院”。

人老了总是怀旧，于是陈立夫便成了医院的常客。他常陪蒋介石谈心，谈童年谈故乡，尽是一些逸闻趣事，让他们开怀大笑，忘记病痛。他们已从过去的恩恩怨怨中解脱了出来。有时，陈立夫有事几天未去，蒋经国便打电话询问，并派车接陈立夫过去。就这样两位老人度过了他们人生最难忘的日子。

1974年底，台湾地区盛行流感，免疫力下降的蒋介石又染上流感，并发肺炎，呼吸困难。元旦过后，又出现持续的高烧不退，病情急速恶化，医院已发出了病危通知书。

家人日夜守护在病房。这天下午，处在半昏迷状态的蒋介石，突然醒了过来，张着大口，喘着粗气，说：“……我看到一个人，是立夫，让他不要走，我，我有话要给他说……”

在旁的蒋经国忙上前问：“你是唤立夫？”

蒋介石点头。

“他马上就来。”

蒋介石闭上眼睛。片刻他又睁开眼睛，问：“立夫来了没有？我怕等不及他们了，我要上车了……”

说着话，陈立夫已经赶到病榻前：“总裁，立夫在这。”

蒋介石眼睛一亮，挪动了一下身子，吃力地说：“立夫坐近点儿，立夫坐近点儿，我，我有话说。”

陈立夫朝前移了移位置，把手伸过去，握住蒋介石枯瘦如柴的双手，感慨万分地说：“总裁，立夫听着呢，你说吧。”

蒋介石顿了顿，口喘粗气说：“你要扶助经国，你和果夫都是总理的好学仔，亦是我的左膀右臂，过去虽有些误会，彼此都能理解。你们对党国忠贞不渝，挑了我半壁江山的担子，功不可没。”

陈立夫心受感动，此时他掏出手绢不断地擦眼睛，并对蒋介石说：“陈蒋都是一家人，一家人不说两家话。立夫之所以有今天，全凭着总裁的提携和恩赐。至于我们的功劳，还说不上。如果说做了点儿工作的话，全是总裁的指导。”

说到这里，蒋介石又喊蒋经国：“经儿，蒋陈两家是一家，我走了，你们兄弟要互相照顾，我有对不住陈家的事，你要来补。”

“父亲，我已记住了。”

“总裁，你放心吧，经国的事也是我的事，我们会互相照顾好的。”

蒋介石点头：“蒋家天下陈家党。这话应说不假。我党有许多久经考验的元老，果夫、立夫当数首指。从上海证券所开始，到黄埔军校，每一步走来，我们都是荣辱与共，风雨同舟，互相支持，相濡以沫，实乃知我冷暖者非果夫、立夫莫属！”

说得陈立夫也眼泪横流：“总裁不要说了，立夫心知肚明。再说你的病需要静，不要激动。”

“好，好，我不激动。”

宋美龄替蒋介石擦拭了眼泪，说：“立夫来看你，是希望你的身体康复。我们都应该高高兴兴。”

蒋经国也凑过来说：“父亲，你安心养病，不要胡思，你会好起来的。”

蒋介石点头后，一阵干咳，上气不接下气地又昏迷过去了，医生马上过来抢救。这时陈立夫趁机退了出去。想不到这成了他与蒋介石的最后诀别。

4月5日晨，进入弥留之际的蒋介石竟回光返照，他竟起身坐在椅子上，面带笑容，与儿子交谈。

当天下午，蒋介石感到腹部不适，泌尿系统失灵。

晚8点15分，蒋介石病情恶化，脉搏转缓，血压下降，经抢救无效，当晚11时50分停止呼吸。时年89岁。

当日子夜，台湾党政军要员皆赶到蒋介石在台北市郊的草山别墅，在别墅中举行了蒋介石遗嘱签字仪式。

宋美龄、严家淦、蒋经国、倪文亚等人在遗嘱上签了字。

蒋介石死后两小时，台湾当局“新闻局”发布死亡公报，把死亡改为“驾殂”。实为不折不扣的历代皇朝记录帝王死亡的笔法。

蒋介石生前希望葬在南京中山陵一侧，因此台湾当局将其灵柩暂厝桃园县大溪镇慈湖，以待将来运回大陆实现其遗愿。陈立夫作为国民党元老，并以“总统府资政”和“中央评议委员”的身份，参加了蒋介石的丧葬仪式。

陈立夫参加完蒋介石的丧葬之后，一连几天都在哀痛中不能自拔，虽然对蒋介石他也曾怨过恨过，但在此时此刻，他念得更多的却是蒋介石多年来对自己的栽培，没有蒋介石让他来“开采革命之矿”，他也不会活跃在政坛若干年，更不会建立辉煌的业绩。

陈立夫感到，自己的这种无限悲哀，也有条件反射之感，此时，他想起了自己过世的哥哥和父亲，这样，使他于哀痛之中不能自拔，直到数日后才作罢。

致力于统一大业

1988年7月15日一大早。

位于台北阳明山的陈氏的庭院里，小孙女阿琳像发现什么新大陆似的惊叫着跑过来，向爷爷报告，她发现院落后面的那棵铁树开了花。是啊，打种下来，已经有十三四年了吧，几乎与阿琳的年龄一般大，就没有看见它开过花。今天开花，着实稀奇。它那高高的枝上，靠近尖处缀满了花蕾，一嘟嘟的，像是白色的绒毛球一样非常好看；顶上端的三个花蕾已经绽放，淡淡的清香，引来几只蜜蜂在上空翻飞，时落时飞，嗡嗡地叫个不停……

这时读大学的孙子阿春也放假在家，正在看报，《中国时报》上的一则新闻标题吸引了他。新闻的标题是《枯树发芽，铁树开花》，讲的是世纪老人陈立夫把“海峡两岸统一案”抛向国民党第十一届中央评议会，可称为枯木发芽、铁树开花。

听到妹妹阿琳的喊声，阿春也手拿报纸跑了过去：“真的，铁树开花！”阿春说完又道：“爷爷，你看，这报纸上说你是铁树开花哩！”

陈立夫接过报纸，戴上花镜一看，哈哈地笑出了声：“这记者真会形容，我也成了铁树开花啦。”

且说在国民党的阵营里，陈氏兄弟可以称得起铁杆的反共派，这是人人皆知的事。几十年的恩恩怨怨，使他与共产党不共戴天。今天他要提出两岸统一案，不但是铁树开花，还是奇闻。

这则新闻在台湾飞传。

再说这个提案，是陈立夫联合蒋纬国等32名“议员”提出来的。主要内容是：“以中国文化统一中国，建立共信；以投资共同实行国父实业计划，建立自信，并以争取大陆民心，以利和平统一。”

在这个提案中，陈立夫明确指出：“中国之统一为台湾海峡两岸及海外全体同胞之共同愿望，故仅为时间问题。”

陈立夫等还提出：“中国的统一必须以由中国人以自力达成之，非第三者所愿成能助成者。谋求统一，必先建立共信，有了共信，自信乃生。自信生，自会团结统一。”在这方面共信是重要的。因为“中国文化为建立共信的最佳条件”，所以陈立夫等人明确提出以中国文化作为实现祖国统一的基础。

关于实现祖国统一的进程，陈立夫等人认为，在自信的基础上，以台湾的科技潜力，与大陆的人力、物力资源，“共同成立国家未来计划经济委员会”，开展两岸的经济合作，进而双方在各方面之敌对行为全部去除，在此基础上，通过“政治整合之协商”，实现两岸经济、政治、文化的全面合作，从而达到海峡两岸统一。

为了建立自信，陈立夫等人主张：“唯若统一有望，有限度的接触，则不可避免。”

从这项提案可以看出，陈立夫等已经放弃了原来“以三民主义统一中国”的主张，首次公开肯定国、共两党可以通过中华文化同根的认同，经济合作互惠，消除敌对，建立互信，并在此基础上实现政治合作、和平统一。

陈立夫的提案对国民党长期坚持的“三不”政策是一个有力的冲击。然而，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却遭到了台湾当局的否定。

陈立夫又一次感到了失落，尽管他知道自己的“中央评议委员”的头衔是虚的。

但是，陈立夫等人的提案公布后，在台湾岛内外引起了强烈反响。不少报刊发表专文，表明对这一提案的看法。台湾的《新闻》周刊刊登陈杰夫的署名文章《反共老人要做联共先锋》，更是引起了轰动效应。

在大陆，中国共产党对陈立夫等人的提案表示欢迎。《人民日报》为此发表社论，认为该提案是“顺应两岸人民强烈要求和平统一，振兴中华的历史潮流的……这种谋求祖国统一的积极态度令人感佩”。

社论认为如果该提案能付诸实施，“必将对两岸关系的发展和祖国的和平统一事业产生积极影响”。

一石激起千重浪。所有这些都对陈立夫是一个很大的鼓舞。此后，陈立夫在多种场合，对海峡两岸的统一问题发表多次谈话，希望国共两党不计前嫌，再度合作，以诚相待共同携手。希望两岸进行接触，希望统一之日早到来。

1988年，已是垂暮之年的陈立夫，在海峡两岸再次成为新闻的焦点人物。

这一提案后，陈立夫等又提出向大陆提供50亿到100亿美元的长期低息贷款，以支持大陆的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但台独者李登辉却置之不理。面对着李登辉的种种“台独”表演，陈立夫迎头痛击，他千方百计在一些公共场所或报刊上发表演说和文章，揭穿“台独”的阴谋诡计，极力宣传“用中国文化统一中国的主张”。他曾理直气壮地说：“蒋介石一生反共，但也没有提出台湾要独立，不论过去、现在和将来，台湾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版图上。”

陈立夫时刻关心着祖国的统一，也时刻关心着大陆的建设和发展。

1991年，为了挖掘和开发传统的中华中医学，中国第三届唯象中医研究会于1月7日在深圳举行年会。

陈立夫收到大陆邀请信后，十分高兴，他本想参加会议，顺便到大陆观光，但通过多种努力，未能如愿，他感到十分遗憾，在大会开幕之际，他从台湾发来了贺电：

唯象中医学研究会邹伟俊先生暨全体会员公鉴：

中医学原于易理，在天成象，在地成形，人生于天地之间，象与形在变，人亦受其影响而变，变而失去中和则病，使之恢复中和曰医。

……

谨此祝大会成功，与会诸公身体健康。

陈立夫

贺电中，表达了陈立夫希望祖国中医药学发扬光大的愿望，也表露出他对祖国的向往之心。

与时俱进。1992年9月5日，为打开海峡两岸新闻界双向交流的大门，首批大陆记者代表团访问台湾时，陈立夫十分愉快地接受了大陆记者的专访。

9月9日。风和日丽。

下午3时，大陆记者团驱车来到台北郊外风光秀丽的阳明山下，一幢白色二层小楼便出现在面前，这就是陈立夫的住宅。

记者们下车后，兴冲冲地进入客厅，宽畅的客厅充满着高雅之气，孔夫子的画像、三凤开屏的璧雕，几尊古董器皿，一幅“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的对联，还有置于高几之上的兰花，把客厅点缀得幽雅别致，充满了书香气息。

3时30分，93岁的陈立夫准时步入客厅，这天他穿一身黑灰色西装，配着碎花领带，白皙而清瘦的面庞上浮现出自然的笑容，虽已年过九旬高龄，但背不弯腰不弓，步态稳健，气质不减当年，从他的步履和神态看出，他是一个精神旺盛且会保养身体的人。

陈立夫和来访者一一握手，显得热情、大方而真诚。

陈立夫让大家入座，并让家人给客人端上饮料和水果。

陈立夫说：“我和毛泽东先生、周恩来先生的交往，至今记忆犹新。第一次合作，我们的共同目标是北伐，打倒军阀。第二次国共合作，我们的目标是抗日，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陈立夫喝一口茶，接着说：“国共两党当时目的一致，平等合作。现在，我认为我们的目标，是用中国同源同根的文化迎接21世纪。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个目标更为伟大。我们应该抓住机会，争取在文化、经济方面为世界做出贡献。现在苏联解体，美国又有经济问题，这是中国发展唯一的机会。”

陈立夫接着说：“等中国站起来，不仅在文化上帮助全世界，也可以在经济上帮助全世界！”他说着，有力地挥动了一下右手，精神十分振奋。

有记者问：“陈立夫先生，你倡导用中国文化来统一中国，这是一个新鲜的命题，特别是由你这样一位国民党党务专家提出来，就更难能可贵，那么，你认为要实现海峡两岸的统一，应该采取哪些步骤呢？”

陈立夫坦然地说：“我主张国共两党应先坐下来谈判，要走出第一步，真正从民族的利益出发，在文化、经济上互相帮助，共同合作，促进海峡两岸的经济、文化繁荣。”

有记者问：“陈先生离开大陆40余年了，又曾在美国定居多年，请问您想不想回大陆看看？”

陈立夫非常感慨地说：“很可惜我和邓小平先生没见过面，若为了国家统一，只要两岸人民需要我，我就会去大陆，我最大的心愿就是国家强盛，人民安乐。在世界上，有些强霸不愿意看到中国的统一，说明他们不愿意让中国强大，而越是这样，我们就越盼海峡两岸统一，使中国成为世界的强国。”

1993年，陈立夫又长了一岁，越是盼祖国统一，越是思乡情浓。他常做回故乡的梦，那里有他童年的伙伴，那里有他童年的追求。往事的记忆，历历在目，想忘也忘不掉。这年的夏天，他的长子陈泽安应邀到大陆讲学。临行前，儿子问老爸：“爸爸，你不是做梦都想家吗？要不，咱们一块儿去吧，中途也有个照顾。”

陈立夫道：“我现在还不想回去。”

儿媳反驳道：“不是你不想去，是你的官太大了，人家不让你去。”

陈立夫只是笑，道：“北京那边已经正式邀请了我三次，都让他们给谢绝了。”

儿子又道：“爸，你去不了不要紧，我会摄影，全拍照下来，回来让你分享。”

陈立夫连声赞成：“这个办法好，这个办法好，也让爸爸回一次大陆。”

儿子要上路了，陈立夫唠叨起来没个完，千嘱咐万叮咛，生怕儿子漏掉一个景点。

风儿送儿走，心儿随儿行。

儿子回到了大陆，陈立夫的心也回到了大陆。儿子从大陆回来时，陈立夫第一句说的是，把照片拿来让我看。

为了满足老爸的思乡情，儿子拍了近千张照片，让老爸大饱眼福。

面对一幅幅照片，陈立夫看得认真、看得仔细。在每幅照片上，他都留恋很长一段时间，眼下的现实与脑中的历史交织在一起，看到绝妙处，他禁不住拍案叫好：“只要大陆的经济搞上去，中华民族就将无敌于天下！”有时他把儿子叫回来，讲述大陆的所见所闻，他像个小学生一样，听得如痴如醉。

面对爸爸这般痴情样，儿媳说：“爸爸，你一定要活到祖国的统一，亲自回大陆看一看。”陈立夫点点头，道：“我就盼着这一天的到来，这叫两岸统一是潮流，不返故里誓不休。”2001年2月8日，陈立夫在台中市病逝，享年102岁。

附录

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张继学著：《民国先驱陈其美》，兰州大学出版社2002年3月版。

浙江省辛亥革命史研究会编：《辛亥革命浙江史料选辑》，浙江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

白希著：《上海第一都督陈其美》，金城出版社1997年版。

浙江政协史委编：《陈英士》，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姚辉、朱馥生著：《陈英士评传》，团结出版社1989年版。

贾逸君编：《民国名人传》，岳麓出版社1993年版。

侯宜民著：《袁世凯全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

莫永明、范然著：《陈英士纪年》，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

汤志钧编：《章太炎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79年版。

经盛鸿著：《民国暗杀案》，江苏古籍出版社1996年版。

秦孝仪主编：《陈英士先生纪念集》，中国国民党党史委员会1977年版。

徐泳平著：《陈果夫传》，（台湾）正中书局1978年版。

张星文、吴怀连编：《台湾政治风云》，武汉大学出版社1990年版。

黄嘉树著：《国民党在台湾》，南海出版社1991年版。

郭绪印主编：《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范小方著：《二陈和CC》，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李西岳、苏学文著：《陈氏家族全传》，中国文史出版社2001年版。

刘晟、方克、田清著：《陈氏家族秘史》，中国档案出版社1995年版。

李海生、张敏著：《陈果夫与陈立夫》，上海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

王学庆著：《蒋介石与陈立夫、陈果夫》，吉林文史出版社1994年版。

程思远著：《李宗仁先生晚年》，文史资料出版社1995年版。

唐人著：《金陵春梦》，北京出版社1981年版。

唐汉著：《四大家族兴衰》，金城出版社1995年版。

章勇著：《落叶，将军大逃亡》，四川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Table of Contents

蒋氏家族全传

序言

引言 魂断孤岛，魄牵故乡

第一章 身世秘笈

第二章 人生知己

第三章 上海职场

第四章 追随中山

第五章 争权夺利

第六章 迁都之争

第七章 政治姻缘

第八章 隆重婚礼

第九章 陈凤遗恨

第十章 挑战军阀

第十一章 五次“剿共”

第十二章 美龄从军

第十三章 蒋宋交恶

第十四章 民族之战

第十五章 西安兵谏

第十六章 抗日救国

第十七章 航空“司令”

第十八章 外交夫人

第十九章 抗战轶事

第二十章 情感红灯

第二十一章 拉压“醋”乔

第二十二章 败局难收

第二十三章 哀兵必败

第二十四章 南北受敌

第二十五章 兵败大陆

第二十六章 孤岛残梦

第二十七章 改造政党

第二十八章 固守台湾

第二十九章 传子部署

第三十章 孤岛遗魂

第三十一章 迟暮岁月

尾章 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宋氏家族全传

序 言

引言 宋查理逝世

第一章 神秘家世

第二章 回国传教

第三章 撒旦小羔羊

第四章 初识美国

第五章 留学生涯

第六章 投身革命

第七章 初试锋芒

第八章 总统秘书

第九章 霭龄初恋

第十章 情感波澜

第十一章 庆龄回国

第十二章 追随中山

第十三章 恋爱季节

第十四章 庆龄婚波

第十五章 协夫征战

第十六章 哈佛学子

第十七章 广州掌财

第十八章 英年逝夫

第十九章 宋氏兄弟

第二十章 宁汉分裂

第二十一章 效力蒋府

第二十二章 巧取豪夺

第二十三章 争取美援

第二十四章 蒋宋交恶

第二十五章 劫后风采

第二十六章 团结抗日

第二十七章 宋孔争财

第二十八章 外交风采

第二十九章 黄金风波

第三十章 俏笑丛中

第三十一章 逃离大陆

第三十二章 国之瑰宝

尾章 穴留中国，魂飘异国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孔氏家族全传

序 言

引 言

第一章 “山西首富”

第二章 孔圣裔孙

第三章 基督信徒

第四章 反清志士

第五章 协理教案

第六章 赴美留学

第七章 铭贤校长

第八章 民军司令

第九章 同盟会长

第十章 教会干事

第十一章 宋家东床

第十二章 夫妻还乡

第十三章 步入政界

第十四章 广交朋友

第十五章 初任公职

第十六章 追随中山

第十七章 择机出山

第十八章 斡旋宁汉

第十九章 蒋宋大媒

第二十章 实业部长

第二十一章 考察特使

第二十二章 财政部长

第二十三章 财界称雄

第二十四章 纳税风波

第二十五章 海龟交易

第二十六章 山东缉私

第二十七章 子女风波

第二十八章 应急兵变

第二十九章 外交特使

第三十章 战时院长

第三十一章 两番糊涂

第三十二章 顶峰跌落

第三十三章 诀别大陆

第三十四章 因祸得福

第三十五章 另辟蹊径

第三十六章 再助老蒋

第三十七章 财产之谜

第三十八章 异国孤魂

尾章 花蕊飘零

附录 本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

陈氏家族全传

序言

引言 跨越三个世纪的传奇人生

第一章 家族揭秘

第二章 其美其人

第三章 首闯上海滩

第四章 赴日留学

第五章 经营上海

第六章 同盟乐章

第七章 沪上都督

第八章 扶助孙文

第九章 追随孙文

第十章 共和悲歌

第十一章 北京之行

第十二章 二次革命

第十三章 白色恐怖

第十四章 三次革命

第十五章 为国捐躯

第十六章 果夫立夫

第十七章 崭露头角

第十八章 效力蒋府

第十九章 “导淮”总长

第二十章 苏政四年

第二十一章 内讧纷起

第二十二章 间谍大战

第二十三章 花开花落

第二十四章 教育部长

第二十五章 重庆谈判

第二十六章 余辉暮暮

尾章 海外拾零

附录 书征引参考书目、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