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的财富帝国:雷曼兄弟走过的一个半世纪
Author: 彼得·查普曼
Date: 2011-06-30T02:11:07.519000+00:00
Keywords: 投资; A; 金融危机; 华尔街; 美国; 金融; 雷曼兄弟; 2008
Description: 《最后的财富帝国:雷曼兄弟走过的一个半世纪》详细记载了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公司一个半世纪以来从白手起家到最终崩溃的全过程。彼得·查普曼作为《金融时报》的记者回答了人们的问题，挖掘了雷曼兄弟一个半世纪以来发生的种种经历。它把读者带到了雷曼兄弟初到亚拉巴马州开始经营棉花生意的情境，并一步步成长为美国主流的、最有影响力的投行之一。《最后的财富帝国:雷曼兄弟走过的一个半世纪》也历数了雷曼家族的多个人物，从创始人亨利·雷曼，说到20世纪20年代将公司领入无线电、电影、飞机世界的博比·雷曼，再到为公司送终的迪克·福尔德。 查普曼认为，雷曼曾是美国历史和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并培养了很多社会精英人才。尽管雷曼兄弟公司有个不光彩的结局，但它不仅塑造了美国金融业的面貌，而且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
Publisher: 中信出版社

目　录

1　亚拉巴马的躁动：雷曼三兄弟开创实业发展之路

2　百废待兴：美国内战带给雷曼的新机遇

3　追梦：雷曼与上流精英狭路相逢

4　蓬勃发展：雷曼吸引非家族成员加入

5　经济大崩溃：赫伯特·雷曼挺身而出

6　成就与挑战：“二战”期间的雷曼

7　“贵族掌门人”鲍比·雷曼时代的繁荣

8　“对外先生”皮特·彼得森时期的巅峰时刻

9　“叫我迪克”：重建雷曼的“东山再起之人”

10　“悲伤总是难免的”：雷曼帝国走过的最后历程

THE LAST OF
THE IMPERIOUS RICH
Lehman Brothers,

1844年9月，22岁的亨利·雷曼作为德国移民从巴伐利亚漂洋过海到达美国纽约的亚拉巴马，从此扎根于这个到处充满“美国梦”的梦想之地。起初，他和两位兄弟经营棉花生意，规模逐步扩大，于1850年创立了棉花经纪公司，这便是雷曼兄弟的雏形。雷曼兄弟公司正是起源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2008年9月，雷曼兄弟公司的崩溃为金融界带来了一场冲击波。迪克·富尔德，雷曼兄弟的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经历了美国历史上最惨痛的金融危机和公司破产。历经158年，曾经是一家名声赫赫、受人敬仰的投资银行，如今却沦落到破产清算的地步，作为世界上最受尊敬的公司之一，雷曼兄弟公司的失败留给了人们无数的疑问。

《最后的财富帝国》详细记载了金融巨头雷曼兄弟公司一个半世纪以来从白手起家到最终崩溃的全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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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OF THE IMPERIOUS RICH

Lehman Brothers,

最后的财富帝国

雷曼兄弟走过的一个半世纪

［美］彼得·查普曼◎著　张艳云◎译

中信出版社

CHINA CITIC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最后的财富帝国：雷曼兄弟走过的一个半世纪／（美）查普曼著；张艳云译．—北京：中信出版社，2011.6

书名原文：The Last of the Imperious Rich

ISBN 978-7-5086-2782-3

Ⅰ．最…　Ⅱ．①查…　②张…　Ⅲ．投资银行-概况-美国-现代　Ⅳ．F837.12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1）第077082号

The Last of the Imperious Rich by Peter Chapman

Copyright © 2010 by Peter Chapman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edition © 2011 by China CITIC Pres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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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is edition published by arrangement with Portfolio, a member of Penguin Group (USA) Inc.

本书权限于中国大陆地区发行销售

最后的财富帝国——雷曼兄弟走过的一个半世纪

ZUIHOU DE CAIFU DIGUO

著　　者：［美］彼得·查普曼

译　　者：张艳云

策划推广：中信出版社（China CITIC Press）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　100029）

（CITIC Publishing Group）

承印者：　北京通州皇家印刷厂

开　　本：787mm×1092mm　1/16

印　　张：14

字　　数：265千字

版　　次：2011年6月第1版

印　　次：2011年6月第1次印刷

京权图字：01-2011-3280

书　　号：ISBN 978-7-5086-2782-3/F·2322

定　　价：42.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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掠夺和贪婪尽管横行，但崩盘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

赫伯特·雷曼

雷曼兄弟合伙人，纽约州州长

权威人士推荐

作为以债券业务起家，以买方业务见长的交易主导型投资银行，雷曼公司的崛起之路对中国证券界人士相对比较陌生。正因为如此，了解雷曼的历史，汲取它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认识美国资本市场结构，推动中国证券公司买方业务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滕泰，《投资银行——财富天使与金钱魔鬼》作者，民生证券副总裁，

首席经济学家

雷曼兄弟的百年发展，不仅关乎一家投行的生命历程，更折射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境况。本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知识性，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到雷曼兄弟幕后发生的故事。

——李迅雷，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上海市人大常委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经158年的岁月，曾为一家名声赫赫的投资银行，最终却沦落到破产清算，雷曼兄弟公司的辉煌和失败都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与感叹。作者以宏观的美国历史为背景，记述了雷曼兄弟如何从实业起步，历经美国社会和金融业的沧桑巨变，最终却无法持身摆脱轰然倒闭的命运，足可引发行业和读者的思考。

——贾康，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本书是对雷曼兄弟公司150多年经营轨迹的全面梳理。从1850年雷曼家族三兄弟白手起家创建公司，到2008年迪克·富尔德将雷曼公司葬送于华尔街，作者把雷曼经历的百年故事和人物描写得翔实、生动而又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了解雷曼公司以及美国金融业发展背景的绝好读本。

——焦瑾璞，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查普曼以他特有的笔锋展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发展脉络、丰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现在看来，这个曾经雄霸一时的金融帝国也有它的辛酸发家史。这本书发人深省、启发心智。

——《纽约时报》

一段关于雷曼兄弟成长的精彩故事，一次关乎雷曼帝国从兴盛走向没落的命运之旅。

——FrumForum

身为金融记者和编辑的查普曼，以职业的敏感性洞察了雷曼兄弟的发展历史，也从侧面为读者呈现了美国金融市场的发展历史。

——Booklist

这是一部了解华尔街历史的经典之作。它全景式地展示了雷曼兄弟的大起大落，尤其描写了它的傲慢自大，而这最终导致了它的衰亡。

——查尔斯·盖斯特，《百年并购》作者

本书是全球金融市场发展的缩影。从雷曼兄弟创始人亨利·雷曼在亚拉巴马州创办实业开始，到雷曼兄弟的最后一任首席执行官迪克·富尔德将公司葬送，作者将华尔街的这次历史性的变故描写得淋漓尽致。

——乔治·巴雷特，圣迭戈大学法学和金融学教授，《金融时报》优秀财经

图书作者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①
亚拉巴马的躁动：雷曼三兄弟开创实业发展之路

所有新移民都怀揣梦想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现代美国的建成贡献力量。亨利作出了无以比拟的重大贡献。作为第一个来到美国的雷曼家族成员，他将创建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后来步入全球享有盛誉的银行之列，走过158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美国社会财富的上升和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历程。而且，它的故事准确诠释了美国梦的高潮与低谷、实现与破碎。

亨利·雷曼于1844年9月11日从欧洲乘船来到纽约。经过几周的海上颠簸，终于靠近了曼哈顿岛，迎面而来的是一派熙熙攘攘、车水马龙的景象，这些景象总是让随船而来的移民感到震惊。来自或驶向布鲁克林、斯塔滕岛和新泽西州霍博肯的蒸汽渡船费力地穿梭于港口。小舟和小帆船挤得港口水泄不通，水手们大声招呼着进港轮船上的乘客搭乘他们的小船，以便不再费时等待轮船停靠码头。客栈老板们纷纷登船吆喝，宣传客栈舒适的居住条件，极力招揽着生意。记者们也带着笔记本和铅笔赶来，寻求来自旧世界的故事。

27岁的移民弗里德里克·格斯塔克，比亨利早7年从德国来到美国，在给依然生活在莱比锡的母亲写信时，他提到对纽约的第一印象：“这块土地风景迷人，一片青葱沐浴着阳光，森林茂密，房屋漂亮，我们头顶明媚的蓝天，脚踩轻柔低唱的波涛。”

亨利乘坐着一艘名为“勃艮第”号的轮船来到这里，当时的移民入境手续非常马虎，船长只是在一个接待乘客的码头提交了一份随船乘客名单就算办理了手续。同船的共有149名乘客，其中两名显然没有完成这段旅程，他们的名字旁边画上了叉号，备注中记录着“途中死亡”。

在“勃艮第”号的乘客名单中，他的名字被写成Heyum Lehmann（海尤姆·雷曼），但在美国，Heyum被进一步英语化为Henry（亨利）。也不知是移民官拼写错误还是他自己的选择，他的姓氏又少了结尾的“n”，这样它就不再明显是德国人的姓氏了。再后来读音也发生了变化，从德国化的“Lay-man”演化为美国常见的“Lee-man”。

亨利完全不是单打独斗地在美国寻找新生活，因为大量的移民正在不断涌入美国，而美国的人口也因此快速增长。美国当时是农业国家，主要的出口产品棉花在南方种植。但是，工业的兴起吸引了许多移民来到城市。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而东部的布鲁克林当时作为一个独立的城市存在，是美国第七大城市。

所有新移民都怀揣梦想和希望，以自己的方式为现代美国的建成贡献着力量。而亨利则作出了无以比拟的重大贡献。作为第一个来到美国的雷曼家族成员，他将创建一家银行，这家银行后来步入全球享有盛誉的银行之列，走过158年的风风雨雨，见证了美国社会财富的上升和占据全球领导地位的历程。而且，它的故事准确诠释了美国梦的高潮与低谷、实现与破碎。

对于大部分移民来讲，他们的迫切梦想就是摆脱过去，重新开始。许多人都是为了逃离欧洲暴虐的国王和君主。亨利来自巴伐利亚，尽管现在巴伐利亚是德国的一部分，但那时候却是独裁的国王路德维希一世统治下的独立国家。而美国为新移民提供受法律保护的独立地位。由于新移民对自己脱离的政府毫无感情，他们发现自己和多年前就获得独立的美国人一样共同追求自主权——美国人的集体记忆中都保留着1776年摆脱英国获得独立的场面。

亨利大概一上岸就感受到了那种迎接新来者的独特混乱场景。旅馆经营者竭力吸引人们到他们破旧的旅馆住宿，收取高得离谱的费用。随时都有移民团体的人、德国人、爱尔兰人及其他一些国家的人前来迎接新来者。他们锁定了来自家乡的人们后，便催促他们加快脚步，离开这座冷酷无情的城市。

如果有人想打亨利的主意进行敲诈，那肯定是白费力气。亨利是这儿的新来者，但不是缺乏经验的“初来乍到者”。他在巴伐利亚做过牛贩子和酒商，因此有能力讨价还价争取到公平的旅馆住宿价格。他当时22岁、未婚，而且根据德国记者罗兰·弗拉德的描述，他可能是与两位朋友迈耶和阿诺德·戈尔德施密特一起来的，三人的年龄性格都比较相近。他们仨都不打算在纽约久留。24岁的迈耶和18岁的阿诺德来自距离亨利的家乡小镇林帕尔只有几英里的村庄。一位戈尔德施密特家族的成员几年前就离开位于巴伐利亚的那个村庄来到美国，在亚拉巴马的莫比尔以英语化的名字——戈德史密斯——开始经商。

亨利和两位同伴在等待到达莫比尔的船只起程之前，可能在纽约有一段空闲时间。他们也许在现在的迪威臣街以北和鲍佛瑞以东一带闲逛，抑或短暂停留，当时那一带居住着许多德国人。人们把那里叫做“小德国”。尽管那里都是德国人，但却完全不同于亨利在德国生活的环境。林帕尔位于到处都是田地、花园和葡萄园的山区，而“小德国”更像纽约市区。5层高的廉租公寓有时候会容纳多达20多户人家居住。就在一年前的1843年，改进贫穷状况协会曾这样描述廉租公寓，“空间狭小，室内布置、供水、供暖和通风都欠佳”。大约50年后，亨利的侄子赫伯特·亨利·雷曼将高度关注城市中的这些区域，作为社区干事在这些区域工作。后来在20世纪20年代到30年代，他成为富兰克林·D·罗斯福总统的得力助手，受命实施罗斯福总统发起的“新政”改革和福利计划。

1840年，纽约的北部已延伸到14街。移民大量涌入，聚集在下东城的老城区居住，而原有的城市居民都纷纷涌向北面和西面。东河附近的曼哈顿地势低洼的区域被人们称为“沼泽地”。“沼泽地”湿气较重，不适合居住，富人和中产阶级家庭都加速搬迁到市郊。

往返于市郊的人们搭乘固定路线的马拉车辆——相当于公共汽车，这些车辆通常被粉刷成彩色。车主们给车辆取名华盛顿先生、华盛顿女士等类似这样的名字。男人们到市里去上班，而女人们则是去下百老汇购物。处理完各自的事情，大家就匆匆离开，只有穷人们在市区过夜。纽约有名的黑帮那时候还没有形成气候，但在19世纪40年代结束的时候就声名在外了—当地的积怨和大规模的爱尔兰移民引发了“鲍佛瑞男生”、“城市流氓”和“死兔帮”等黑帮间的争斗。

亨利初到纽约之时，距离摩天大楼成为这座城市的地标性建筑的时代依然久远。但是华尔街西街口的三一教堂即将成为这座城市天际线的重要部分。1838～1839年那个冬天，大雪严重破坏了教堂，那时候重建工作正在进行中。1846年完工后，三一教堂的尖顶成为纽约最高点，达281英尺。

我们不能确定对美国的第一印象是否让亨利思念起巴伐利亚的家乡，但这些第一印象大概没有让他后悔离开家乡。林帕尔位于纽伦堡和慕尼黑之间，距离周边最大的城镇维尔茨堡几英里。林帕尔最显眼的建筑就是位于镇中心的格伦巴赫城堡，建于1600年。格伦巴赫城堡一端是圆形的角楼，看起来不同于传统的护城河围绕的四方城堡，而更像是一座飞扬跋扈的大教堂。这样的特色或许并非偶然，起初占有城堡的当地统治者据传是采邑主教（兼任主教的公国君主）——后来在18世纪时这座城堡归巴伐利亚国王所有。林帕尔，乃至巴伐利亚都笼罩在当地君主和罗马天主教教会的双重暴虐的阴影之下。

林帕尔镇的120名犹太人——总人口1300——处于林帕尔皇家和教会的双重压迫之下。他们都愿意把犹太人作为纳税人，但是法律却强行限定犹太人生活的区域，而且一个家庭只有长子成人后可以留在镇上。亨利是家中十个孩子中的老六，也是次子，因而必定要离开这个地方。

亨利的父母亚伯拉罕和埃娃·雷曼对他进行了全面教育。与兄弟姐妹一样，亨利上午在林帕尔的犹太人学校学习，下午在罗马天主教学校学习。他学会了如何深刻理解和继承源自家族商人背景的商业技巧。他的祖父泽利希曼·勒夫是一位“出色的买卖人”或者叫零售商，经常穿梭于德国的各条公路线。他从农民手里买来谷物、皮毛和羊毛进行售卖，还在莱比锡和法兰克福等地的交易会上购买香料等奢侈品售卖，后来一步步跻身到中上层犹太人之列。亨利的父亲通过做牛贩子和酒商也过上了更加安定富有的生活，而亨利14岁离开学校后就开始为父亲工作。

亨利从小就喜欢旅行，希望走出巴伐利亚和德国的控制范围，到外面的世界去。那时候政府还没有宏大的德国规划，普鲁士人奥托·冯·俾斯麦伯爵统一德国的计划也没有开始。俾斯麦最终于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通过战争统一了德国。在首都柏林，普鲁士人最为强大，而德国本身仅作为一个地理名称卑微地存在。各邦国都固执地坚持德国为自己的祖国，而犹太人不在其中。

巴伐利亚也陷入了加入德国还是成为南部毗邻——奥地利的一部分的矛盾当中。在文化、语言和地理方面，德国和奥地利都非常相近。但是，奥地利的古老帝国政体正濒临崩溃；19世纪40年代的政治运动都要求独立，这些运动发生在奥地利帝国统治下的地区，如匈牙利。德国当时的情况也是如此。1844年，路德维希一世贪婪敛财，开始征收啤酒税，引发了巴伐利亚许多地区的暴乱。而那一年又出现土地歉收，乡村的前景不容乐观。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亨利决定离开。

尽管整个德国已经兴起移民潮，但亨利是林帕尔第一个到美国的人。德国报纸《法兰克福报》的创立者利奥波德·松内曼目睹了亨利这批人的离开。“移民成为普遍现象”，他在回忆录中写道。他看到村庄和城镇的“年富力强的人口”流失严重。那时候夏日的傍晚，大地依然留着太阳的余热，父母们纷纷向成年的子女告别，气氛非常凝重。他认为这些人非常勇敢。像亨利这样的移民，要经过长途的旅行才能来到遥远的大海另一边完全陌生的环境。“对于内陆居民来说，这样的旅行堪称今天的北极探险。”松内曼写道。

从林帕尔航行到美因茨后，亨利坐另一艘船到达荷兰的鹿特丹，然后又沿着欧洲北海岸到了法国的勒阿弗尔港口。他于7月末登上了横渡大西洋的“勃艮第”号，开始了为时五六周的这段航程。船上拥挤、黑暗、闷热而悲惨，一路上他们随时要挑战风暴，甚至飓风。死亡的乘客和海葬在船上已司空见惯。有些乘客是全家同行——一路都要照顾年幼的孩子和年迈的老人。他们告别亲人，心情伤感，在船上“挤作一团”。这些“贫困的”乘客根本不会享受到什么服务，然而他们傲慢而自尊，满怀雄心壮志，个个都不畏艰险。如果没有这样的勇气，他们根本不会迈出家门远行。

亨利大概知道美国之行是一次艰难的“博弈”：或许他根本不会完成这段旅程；即便到达美国，成功也不是注定的，而可能是沉沦惨败。但是，只要工作就有机会。有谁会不去工作？如果只是为了在地球的另一端虚度年华，又为什么付出巨大的努力背井离乡，乘船来到一个未知的世界呢？

在亨利所代表的那些移民看来，美国梦不是什么浪漫的概念。人们不会要求很多，而对得到的会心怀感恩。工作自有回报，不会因君主、国王的一时之念而被剥夺劳动成果，这是美国最吸引人的地方——鲜有什么玄机暗算，更没有什么可能预示公开实施集体迫害的占卜信号或气氛需要解读。美国是一个相对客观而公正的国家，这样的氛围适宜人们发展。

确切时间我们不得而知，但亨利和戈尔德施密特兄弟——可能已经是以英语化的名字戈德史密斯——在纽约登上了开往亚拉巴马莫比尔的轮船。一路沿海南下，经过风暴频发的哈特勒斯角，绕过佛罗里达进入墨西哥湾，驶向亚拉巴马海岸。亨利和他的朋友们越来越兴奋，不过也有些担忧。Alabama（亚拉巴马）这个词本身带有头韵，发音响亮，催人振奋。加上一个感叹号，简直就像是战时口号。

亨利没有书面描述这段美国的行程，但是有许多因素吸引他到南方去。南方属于乡村，而他过去一直生活在农场。在那里他还认识戈德史密斯一家，但毫无疑问的是棉花吸引着他。那时候棉花是南方主要的经济作物。南部各州的棉花出口到欧洲各国，包括德国。中世纪以来，美因河沿岸，距离林帕尔不远的德国城市美因茨一直是纺织业中心；谷登堡于15世纪在那里发明了活字印刷术，以复合织物做纸张进行印刷。棉花在巴伐利亚是常见的商品，许多犹太纺织工在林帕尔和附近的村庄工作。

棉花的对外贸易促使其成为美国经济的生命线。亨利到达莫比尔时，一定看到了码头上成堆放着打包好的、等待装运到欧洲或美国东北部各工厂的棉花。从莫比尔出口的棉花大都发往德国。这个城市因棉花出口而取得了长足的发展，它的人口达12000，是当时亚拉巴马州人口最多的城市，不过依然只是一个交易的地方，没有其他特色，码头总是挤满了货船，出口总额仅次于新奥尔良。

亚拉巴马于1819年加入合众国，19世纪20年代开始，“亚拉巴马的躁动”对南部各州产生了强有力的影响。南部其他地方——特别是肯塔基和卡罗来纳地区——的人们都发现自己生活的土地越来越贫瘠，亚拉巴马肥沃的土壤有力地吸引着他们。满载着奴隶、骡子、家庭用品的车队浩浩荡荡地拥堵在通往亚拉巴马的各条大路和小径上。许多新来的人们在跨越亚拉巴马的黑带地区定居下来，“黑带”的名称正是因为那里的黑色沃土。

亨利本来可以在莫比尔与戈德史密斯家族一道谋生，但是他选择了到内地去。来自巴伐利亚的他早已习惯了陆地包围的环境，但他同样也习惯了水边生活，因为他在美因河上度过了许多时光。汽船从莫比尔沿亚拉巴马河驶向黑带地区的大城市蒙哥马利。这些船只装载着谷物、木材、面粉、酒精、烟草及各种日常用品和奢侈品。内地城市显然有着不错的生意。亨利也许是从戈德史密斯家族赊购了各种产品，在亚拉巴马河沿岸向那里的种植园区和其他散居的人们兜售这些东西。

他是流动的小商贩，销售各种农用和家用产品——工具、种子、玻璃器皿和陶器。“干货”①也在他销售的产品之列，包括简单缝纫用品、棉布等等。这一时期，成千上万的小商贩穿梭于美国的乡间道路，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移民，而其中一部分人注定会做得非常成功：金贝尔家族、戈德曼家族和古根海姆家族就在其中。亨利当时也许拥有一辆马车，而没有马车的人会把售卖的货物直接绑在马背上或者背到自己背上。斯蒂芬·伯明翰在他的著作《我们这伙人》（按年代讲述了纽约富有的犹太家族。伯明翰认为，对于年青一代，这些先辈生活的详细记录非常重要）中写道：“步行售卖表明人们体魄强健，而利用马车则表明主人具有超人的商业洞察力。”雷曼家族认为亨利乃至整个家族是极具商业智慧的人：“大部分雷曼家族的人强烈认为雷曼家族是以马车经营起步的。”

肯尼思·利博在他的著作《雷曼家族的人们》一书中强调指出流动经商的现实意义。流动经商对经商的新移民有着非常重要的指导作用，而且对美国传统的企业家精神的形成非常重要。“流动商贩就是当时的哈佛商学院。”利博这样写道。

亨利必须尽快熟悉周围的地理环境和各处的居民，但是他具有如何与农民沟通和了解农民需求的优势。这个工作要求灵活变通并具有一定的谈判技巧，还需要耐心和体力；在夏日的炎炎烈日之下，疲惫可能让人没有一点推销的心情。亨利一定是具有相当高的沟通能力，尽管他的英语依然很差，而且南方口音非常难懂，类似于莎士比亚时代的英语发音，但他很可能非常善于使用肢体语言。

流动经商这项工作本身也会引起一些麻烦。男人们有时候对流动商贩的侵扰非常恼火，特别是因为那些有吸引力的宣传都是面向他们妻子的。关于这一点，德裔犹太人商贩比他们的美国同行更有优势，因为他们的英语还没有达到能说会道的水平。他们也逐渐淘汰了做商贩的北方佬，因为人们总是对北方佬充满猜疑。由于人们对北方发起的奴隶起义的担忧，北方佬商贩在一定程度上很容易被当做敌人看待，而这些德裔犹太人竞争对手则不会遭遇敌对情绪，他们对美国的社会传统并不了解，因而也不大可能一边做流动商贩，一边宣传废除奴隶制。

如果说亨利在经商的过程中会遭遇什么歧视的话，那也没什么大影响。作为一个犹太人，他对此早有准备，不过另一方面，身为白人，他处于走向上流社会的等级排序之列。雷曼家族的挚友、成为政治领袖的奥斯卡·施特劳斯在他的回忆录《四个政府的统治：从克利夫兰到塔夫脱》中提到这一点，他这样描述他的父亲拉扎勒斯在南方做流动商贩的生活：“白人有着平等的权利，否则的话他大概不会如此顺利。”从流动商贩起步，施特劳斯家族一路发展到收购梅西百货公司。

亨利的发达是因为他售卖的正是人们想要的东西。在亚拉巴马河谷一带，流动商贩的作用非常重要。许多这样的偏远村镇没有为人们的生活提供便利的当地商店。施特劳斯写道，任何凭良心对待客户、价格公道而不吹嘘自己所售货物的流动商贩，都会受到种植园主“贵宾般”的热情招待。大家愿意购买亨利售卖的东西。他非常理解公平交易的价值，通过提供简单而真正实用的东西得到回报。货物较少的流动商贩就不能做得非常成功。如果哪位流动商贩胆敢态度恶劣，漫天要价，各种植园主就会通过当时那一带沼泽地使用的一种电报（没什么技术含量，但效果不逊于当时刚发明的塞缪尔·莫尔斯电报）到处传播他的劣迹。

亨利喜欢这个地方。亚拉巴马河像围绕美因茨和宾根的美因河和莱茵河一般蜿蜒流淌，尽管没有凉爽的水雾或洛勒赖高地供人们纳凉避暑。一些农舍为过路的行人提供住宿，每晚仅25美分，还包括晚餐和早餐。有时候亨利就睡在外面，随便找点吃的。

亨利一边售卖，一边还要抽时间乘船返回莫比尔补充货物。不到一年的时间，他的足迹就到达蒙哥马利——与莫比尔的直线距离达120英里，而有些流动商贩要走的路线则更长。他几个月来一直坚持售卖，独自照顾自己，睡着了还要保护好钱和其他物品，大概已经精疲力竭了。

蒙哥马利四面环山。人们行走于木板路上——木板路是前沥青时代常见的路面。在蒙哥马利市镇中心区域，那些木板腐化，导致路面到处是车辙，坑坑洼洼的，下雨天就是一片泥泞，随处可见断断续续的水流。蒙哥马利当时只有25年的短暂历史，4000名自由人和2000名奴隶生活在那里，唯一的铁路与亚特兰大相连。露天下水道的污水绕过简陋的木屋、店面和臭气冲天的马房，淌入河流，在破败的码头留下一条条脏污的泥水印迹。空中嗡嗡飞着苍蝇，当时正值黄热病流行。

“那些马房作为枢纽中心，挤满了装载棉花的马车”，“汽船在破败的码头争夺空间”。雷曼兄弟为庆祝公司百年纪念于1950年出版的企业传记《百年纪念》一书中这样记录。蒙哥马利当时发展迅速，成为运往莫比尔和新奥尔良的棉花的堆放仓库。一些具有风险性的投资给这个城市的未来发展带来了机遇。“投资者对棉花满怀信心，大笔投资修建交易大酒店、麦迪逊大厦、德克斯特楼和其他一些酒店，远远超过了当时蒙哥马利的需求。”《百年纪念》中这样记载。

亨利也从中看到了希望。他租了位于市镇中心商业街的一座木结构房子，开了一家杂货店，将货物摆到未上漆的木头货架上售卖——这些货物都是他曾经在马车上售卖的农用品和家用品。他在店外竖了一块简单的招牌，上面写着H·雷曼。

雷曼兄弟公司的源起正是因为一家银行的失败。就在亨利到达蒙哥马利前不久，当时的亚拉巴马州首府塔斯卡卢萨的州政府决定关闭亚拉巴马的州银行。银行倒闭，前来银行取回存款的人们被告知银行的保险柜空了，许多亚拉巴马人因此丧失了一生的积蓄。

所谓的“野猫银行”②都面临倒闭。当时各州都可以开设自己的银行，发行“野猫货币”。亚拉巴马银行于1823年由州长伊斯雷尔·皮肯斯批准成立，是19世纪早期可以发行纸币和铸币的许多银行之一。联邦政府成立了美国银行监管各州的银行，限制各银行发行的货币总额，但是自从摆脱英国独立以来，政府对银行事务的干预程度就一直是争论不休的问题。

亨利来到美国之时，关于中央银行是否应该存在的争论依然热烈进行着。总统泰勒于1841年4月就任，他曾担任威廉·哈里森总统的副总统。哈里森的支持者认为泰勒会重新采纳中央银行的理念，强有力地稳定经济。但是，作为反对联邦政府干预国家事务的南方民主党人，泰勒上任不久就拒绝了中央银行的理念。因此，民众聚集在白宫游行，用石头砸坏了白宫的许多窗户，威胁说要闯进白宫。泰勒给白宫工作人员分发枪支，命令他们坚定立场。民众损毁了总统的雕像算是得到一些满足，随之散去。约70年后的1913年，总统伍德罗·威尔逊终于成立了中央银行美联储，在成立美联储的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曾向政府提出一些建议。

然而，在亨利创建他的杂货店时，人们对钱基本上没有什么信任可言。现金变得没有实际意义——如果没有人信任，现金无非是无用的金属或纸张。而亚拉巴马的棉花种植户和其他农民的坚定信念也面临压力——州银行的财务失败之后又爆发了干旱和黄热病。

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农民们也没有多少闲钱，而且通常只是选择货物赊销交易。如果他们借钱，他们总是承诺取得收成就偿还债务。早在南北战争前，南方的农民就意识到银行家不愿意借钱给他们（进行实物生产的人和物质财富的创造者），而是愿意借钱给商人、中间商，他们倒卖货物，而银行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所以，亨利把自己当做农民们的朋友。他在各处以现金交易他的产品，但与农民交易，他接受以物易物的形式，而且交易的主要还是农民们能够提供的产品。他以物易物进行交易的技能是在巴伐利亚的乡下学到的。农民们以棉花交换亨利销售的东西，他们知道自己得到了公平的实物交易。而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正起源于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实实在在的东西。

亨利冒险决定留在蒙哥马利是正确的。在他的杂货店开业几个月后，这个城市由于财富的增长而宣布成为亚拉巴马的首府城市。有些人一定预见了这一切的发生，比如修建酒店的那些人。蒙哥马利开始把自己改造成示范城市，市政投票决定拨款75000美元仿华盛顿的国会大厦修建新的州议会大厦，费城建筑师斯蒂芬·巴顿受命监管此项工程。砖结构石灰外墙、闪闪发光的白色圆顶大厦将矗立于这座城市的戈特希尔区域。

亨利每天工作很长时间，住在杂货店后面的一间屋子里，晚上就在那间屋子里点着鲸油灯仔细查看账本，很晚才睡。他过着独身生活，当地的人都觉得他有些古怪。根据伯明翰在《我们这伙人》一书中的描述，人们都叫他“我们的小和尚”。晚上一个人住在到处都是臭虫的闷热房间可能会让他担忧自己的健康，他在德国从来没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下。“这儿有钱可赚，”他在家书中写道，“前提是我没有感染黄热病。”

亨利开始建立自己的朋友圈子。毋庸置疑，他工作非常努力，也同样会拿出些时间承担一些其他社会责任。亨利到达蒙哥马利时，那儿还没有犹太人社区。他和其他十几个生活在那里的犹太人创立了犹太人社区，租来办公的大厅，为住在这里的德裔犹太人提供一些服务。

19世纪40年代初期，危机逐渐退去，美国步入“美好的40年代”。总统詹姆斯·波尔克把白宫的油灯和蜡烛换成新式的煤气灯。然而，人们对他的美好愿景充满怀疑。作为田纳西州富有的农民和土地投机商的儿子，波尔克支持奴隶制，很快强占了得克萨斯州。北方的政治家们极不愿意接受奴隶制统治下的得克萨斯等州加入合众国，担心美国的政权倾向南方各州。

亨利与当地的棉花种植园主之间形成友好交易关系的时候，正是亚拉巴马财富激增的年代。美国东北部和欧洲的工厂对南方的“白色金子”的需求急剧攀升。伊莱亚斯·豪发明的缝纫机促进了服装的批量生产和对棉花的需求。亨利开始说服一个弟弟到美国来，而且他寄回家的钱帮助弟弟门德尔于1847年来到美国。门德尔比亨利小5岁，来到美国后马上改名为伊曼纽尔。

一年后兄弟俩搬到了市中心科特广场一套空间宽敞的店面房，就在交易大酒店对面，当时蓬勃发展的蒙哥马利吸引着很多人，而这次搬迁也使杂货店的生意更加兴隆。然而，这里并没有欣然接纳所有的人——在酒店外面有一个木头台子，奴隶拍卖就在那里进行。科特广场严格说来位于蒙哥马利的核心位置，在雷曼兄弟看来，来到这儿才算真正来过这个城市。他们在这里竖起一块新的招牌：H. LEHMAN AND BRO（亨利·雷曼及兄弟）。

在许多人看来，这是美墨战争结束后充满希望的年代。亨利所在的犹太人社区发展到30人，他们决定成立正式的蒙哥马利集会——卡尔蒙哥马利。1849年，大家选举亨利担任首届副主席，伊曼纽尔担任秘书。兄弟俩毫不犹豫地接任领导工作，开始担当决策者的角色。

蒙哥马利宣称是南方的思想中心，1848年扬西宣布亚拉巴马政纲后，蒙哥马利开始反对变革。这是南方对“北方干扰南方事务”作出的回应。随着美国向得克萨斯等新领域的挺进，北方的政治家们要求废除奴隶制。而亚拉巴马政纲宣称华盛顿无权干涉此类事务，并倡导民主党和南方的大多数人寻求支持奴隶制的总统和副总统候选人。

1848年，怒火同样在整个欧洲爆发——但是具有不同的政治色彩。要求解放人类的自由主义革命从法国蔓延到德国乃至更大范围。在巴伐利亚南部，独立运动威胁着奥地利帝国。根据《环球犹太百科全书》记载，亨利和伊曼纽尔最小的弟弟梅尔是当时号召运动和挑起动乱的带头人物。起初，人们的努力似乎有一定作用：1849年，巴伐利亚议会的下议院通过了基督教和犹太教完全平等的法案。然而，由于反犹太人的抗议，上议院于1850年2月拒不接受该法案。在维尔茨堡——距离林帕尔最近的一个较大的镇子，一家当地报纸发表文章声称巴伐利亚犹太人应当通过移民美国而寻求解放。

梅尔接受了这个建议。他那时20岁，发展潜力不可估量，前途无限。他在当地是个激进分子，有许多不宜交往的朋友，但美国愿意接纳有着自由思想的人们。他于1950年从汉堡出发，当年夏末到达蒙哥马利。

1848年的革命在欧洲引起的混乱越发增加了美国作为难民庇护所的吸引力。19世纪50年代，近100万德国人来到美国。大部分人都是经历了数年灾荒，为了脱离欧洲堪忧的总体经济前景而到美国谋生的，但梅尔却是以政治流亡者的身份到来的。从开始他的名字就碰巧改为梅耶（Mayer），这样改其实并不是希望发音更加英语化，只是为了让大部分美国人更容易叫他的名字。

在德国和美国，雷曼兄弟和施特劳斯一家是好朋友。施特劳斯家族的父亲拉扎勒斯·施特劳斯1848年参加了德国革命，随后来到美国开始了长达一生的流动商贩生涯。奥斯卡（拉扎勒斯的儿子，也是梅耶一家的好朋友）于1907年由西奥多·罗斯福总统任命为商业与劳工部部长，成为美国政府中的第一位犹太人。奥斯卡·施特劳斯纪念碑——白宫附近的一座大理石喷泉的兴建，就是为了纪念他的生平。拉扎勒斯·施特劳斯的另外两个儿子伊西多和内森共同拥有梅西百货公司，伊西多1912年不幸随泰坦尼克号遇难。多年来，雷曼兄弟和梅西百货公司形成了互惠互利的合作伙伴关系。

19世纪中期，欧洲的问题随着工业化的不断加强而开始滋生。同时，在美国南方的乡村，工业却没有产生多大影响。靠天吃饭的穷苦白人农民生活在封建环境之下，负债累累，债主是租给他们土地或借钱给他们进行耕种的人们。而占南方人口一半的奴隶所处的生活状态则更加穷困落后，他们在棉花、烟草和蔗糖种植园里，为生活在大房子中、支配着他们生活的主人日夜劳作。

梅耶·雷曼来到蒙哥马利之时，棉花是人们借以增长财富的不错选择。亚拉巴马供应美国的大部分棉花，而美国供应全球的大部分棉花。亨利和伊曼纽尔给了梅耶两年的实习时间，随后让他在日渐忙碌起来的办公室工作。他们很快就在店外竖了一块新的招牌：LEHMAN BROTHERS（雷曼兄弟公司）。

1850年，雷曼兄弟公司成立，同年，西部遥远的加利福尼亚成为美国的一个州。1849年，加利福尼亚出现淘金热，在接下来的岁月中，雷曼兄弟公司和加利福尼亚代表了美国人生活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加利福尼亚代表了1849年淘金热中人们追求暴富、挑战风险、孤注一掷的模式。而雷曼兄弟公司，至少在雷曼家族或他们的合伙人经营公司的时代，则代表认可循序渐进和慎重经营的模式。

两个弟弟来了以后，亨利的工作轻松了一些，事情都能够按照轻重缓急一步步处理。1849年11月，27岁的亨利在蒙哥马利与罗莎·沃尔夫结婚。我们对她了解不多，但罗莎·沃尔夫这个名字表明她来自德国。她和伊曼纽尔、梅耶相处得非常好，她是他们“尊敬的嫂子罗莎”。6年中，她和亨利生了4个孩子，老大和老四是儿子，中间两个是女儿。

斯蒂芬·伯明翰这样描述：雷曼兄弟三人成为了蒙哥马利人，完全融入了亚拉巴马的生活当中。斯蒂芬认为他们学会了南方口音，但是赫伯特·雷曼记得在他们全家移居纽约后，父亲梅耶说话一直带着德意志民族抑扬顿挫的语调。或许在19世纪50年代，他们说话兼有亚拉巴马和巴伐利亚口音，如果当时技术条件允许的话，可以做一段录音供子孙后代了解他们。兄弟三人中，亨利成家了，伊曼纽尔寡言少语，梅耶最为阳光自信，我们不知道他们仨是否都成为了蒙哥马利的社交名流，或许梅耶是。

雷曼兄弟公司完全融入的一个领域就是商业经营。宗教必须被搁置一边。为了犹太人的安息日，坚持周五早早关门、周六停业完全没有经济意义，棉花种植园主都会在这些日子来到市里。蒙哥马利的市镇名录中曾经列出亨利和他的兄弟们是“杂货商”，而现在他们的杂货店在城市的主要贸易中属于后备用品之列。罗伯特·罗森在他的著作《犹太人一伙》中引用了当时一位游客对蒙哥马利市民的形象描述：棉花思维、棉花梦想、吃棉花、喝棉花。他们过着依赖棉花的生活，所以“他们娶妻选择棉花姑娘，生的孩子也不无棉花情结”。

雷曼兄弟很快就把他们自己宣传为“一流的南方家用棉织物销售代理商”，家用棉织物指家庭使用的棉产品：“粗袋布、床单布、衬衫布料、纱线、棉纱绳和球线”。粗袋布是用于制作粮食包装袋、家具装饰品和落地窗帘的粗重织物。尽管在古老的德国，雷曼一家卑微地生活在王公贵族的土地上，但在美国，他们成功适应了当时所谓“棉花大王”主导一切的地方。

他们一步步跨入棉花经纪业务。经纪人是卖方（种植园主）和买方（工厂主和行业人士）之间的纽带。经纪人“解读”市场，他们的工作是抢先了解当季农民的棉花种植量，以及工厂和行业人士的购买需求量。他们研究数据并作出自己的推断。经纪人是商业版的牧师——就像《圣经》通读本人人可以打开阅读，但牧师手里的却是拉丁文版本那样。

一些人总是能够比别人更好地解读市场的奥妙。雷曼兄弟公司的妙处就在于他们相信“一切相联”。他们连接相关的各个环节，做中间人，通过提供这样的服务取得报酬。当然，法语中对应的词语是entrepreneur（企业家）。亨利可能听说过这个词，那时候他经常出差到重要的新奥尔良③棉花港口。

雷曼兄弟三人不断拓展新业务，奔走于各地。亨利是一个看重天伦之乐的男人，他的出差行程控制在旧南方④范围之内，主要去新奥尔良的各棉花港口和仓库。伊曼纽尔经常出差到纽约，与纺织工厂的主人和出口公司沟通。他还通过纽约的各家银行核实是否收到人们支付给雷曼兄弟公司的资金——这些资金一直在增长。

梅耶留在蒙哥马利负责办公室工作。做学徒期间，他就成为兄弟中主要的棉花专家，“掌握错综复杂的每一笔交易的任何细节，有着先辈们对待《塔木德》⑤般的耐心与毅力”，肯尼思·利博这样描述。他有机会吸引人们的注意，成为社交名流。梅耶不但是一个善于交际的弟弟，也是兄弟中最有政治头脑的一个，他努力结交所有需要认识的人。

表面看来，雷曼兄弟公司似乎不会出现什么差错。在兄弟三人的经营下，公司的未来前景如同棉花价格的上涨一样确定。但是，1855年悲剧降临，沉重打击了兄弟们对未来的乐观憧憬。黄热病席卷蒙哥马利，亨利非常担心自己遭到感染。两个弟弟劝他到新奥尔良去，他去了那里，但还是没能逃脱感染，他们极其担心的灾难无情地降临了。

在19世纪末、美西战争之前，一直没有人知道是蚊子在传播这种疾病，人们长期探究的这个问题直到50年后才有了答案，但对亨利来说已经太晚了。黄热病的发病有一定规律：开始是头疼和发烧，有时候症状减轻会让患者认为是在恢复。接着是皮肤变黄，牙龈出血。这种症状也会消失，让人们认为最糟糕的情况已经过去了。然而，接下来患者会神志不清、陷入昏迷，这个时候就没有生的希望了。亨利最后没有回到蒙哥马利，于1855年11月在新奥尔良下葬。

极度悲痛之下，兄弟俩——29岁的伊曼纽尔和26岁的梅耶——还是必须继续前进，经营亨利留下的事业。他们开始向北方发展。梅耶在蒙哥马利照料生意，伊曼纽尔来到了纽约。棉花是美国最重要的原材料，而纽约是美国最大的城市，一个快速发展国家的商业之都。亨利的去世让兄弟俩意识到，人尽管需要朋友和家人的陪伴，但在灾难降临的时候这还远远不够。雷曼兄弟带着移民的本能开始考虑任何经营计划的基本要素——务必留有应急之路。

注　释

①　“干货”（dry goods）在英文中也有“纺织品”之意。——译者注

②　“野猫银行”，指美国1863年《国民银行法》通过以前成立的资本极少或无资本但发行货币的银行。——编者注

③　新奥尔良是美国路易斯安那州南部港口城市，曾是法国殖民地。——译者注

④　指美国内战（1861～1865年）前的南方各州。——译者注

⑤　犹太教口传法律法集。为该教仅次于《圣经》的主要经典。——译者注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②
百废待兴：美国内战带给雷曼的新机遇

在战后重建时期，雷曼兄弟公司承担了亚拉巴马复兴的大部分责任。亚拉巴马州政府指定雷曼兄弟公司担任财务代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筹集资金、管理债务。雷曼兄弟公司通过承担这些责任，开始由单一的棉花经销商转而经营一些更为接近银行的业务。

1854年，亨利去世的前一年，雷曼兄弟买了一个奴隶。契据显示是以亨利和弟弟伊曼纽尔的名义购买的，尽管当时兄弟三人中的小弟梅耶已经来到美国，共同经营生意。他们买的这个人叫玛莎，14岁。契据显示，她身心健康，是“终生奴隶”，购买价格是900美元（约合现在的21000美元）。

亨利去世后，伊曼纽尔去了纽约；梅耶后来一共有7个奴隶，4位女性，3位男性。他们有的做家务，有的可能在公司工作，大概是在办公室做一些综合性的工作。尽管南方的大部分奴隶都在种植园劳作或者做家仆，但主人可以分配他们做各种各样的工作，其中包括办公室工作。

尽管梅耶在德国曾经为自由而战，但还是接受了美国南方的奴隶制。在位于科特广场的家族办公室中，他或许目睹了交易大酒店外面进行的奴隶买卖。伦敦《泰晤士报》记者W·H·拉塞尔在内战期间于1861年7月13日来到这儿，在《哈珀周刊》杂志发表文章记录了他的感受。他亲眼看到一名25岁左右的青年男子以975美元的价格卖出。拉塞尔指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愁善感的人，而且看到过亚洲的奴隶市场，但他依然这样描述那里的气氛：“他们不能表达任何不合意的想法，冷血的交易在我眼前发生……后来，广播中传出那种类似奴隶交易的场面中人们说话的腔调，都会令我毛骨悚然。”

作为接受过良好教育而又见识不浅的人，梅耶和伊曼纽尔不会无视这个国家正在发生的一切。斯陀夫人的作品《汤姆叔叔的小屋》刻画出奴隶制的恐怖，1852年出版后非常畅销。在西部边疆堪萨斯，支持奴隶制和废除奴隶制的两派展开了激烈的白刃战。1856年，强烈反对奴隶制的约翰·布朗卷入了堪萨斯州的几次血腥战斗，新闻报纸由此演绎出“流血的堪萨斯”一词。

但是，梅耶和伊曼纽尔依然是满怀激情的南方民主党人。“犹太人希望自己能够适应他们所处环境中的方方面面，在社会和心理层面，他们都需要得到平等的公民待遇。”奥斯卡·施特劳斯指出，无论南方人怎么看待奴隶制，他们都不会公开站出来反对，除非在极少数的情况下；而且甚至会采取一种非常隐秘的保留态度。为了顺应当地的这一观念，雷曼家族就奴隶制的问题保持低调。大概积极的一面是这样的，内战后梅耶和全家转战北方开辟事业的时候，原来的奴隶至少有两个作为自由人同去。其中一个女性奴隶在纽约带大了雷曼家的几个孩子。

19世纪50年代末，雷曼一家努力不受混乱局面的影响，一心关注经济发展，但经济在那个时候出现了失控的迹象。国会批准大面积的联邦土地用来修建铁路，支持铁路建筑的飞速发展，导致土地价格飞涨，而铁路公司大量抛出的股票价格也随之上涨。铁路公司的真正价值——按照土地和其他资产估算的价值——完全不足以发放如此多的股票。同期，政府印制大量钞票让人们购买股票，目的是跟上经济的总体步伐。当时都没有足够的有形财富——特别是黄金——支撑货币；金本位制依然存在，而且人们可以使用纸币购买黄金。1857年，一艘从加利福尼亚金矿出发运载黄金的船只沉没后，引起了东部银行和股票市场的恐慌。

雷曼兄弟没有受到这一切的不良影响。他们按照自己的标准——尽管不是正规的——棉花标准经营。他们有大量的库存商品，可以作为丰富的储备，从而开始作为商业银行经营。来存钱的储户知道自己的钱在这儿就如同雷曼兄弟公司的棉花储备一样安全。在纽约，伊曼纽尔顺利建成公司的第一座办公大楼，没有受到1857年恐慌的一点影响。位于自由街119号的办公大楼距离群情沸腾的股票交易所以及下个世纪世贸中心原址的位置仅数步之遥。办公大楼规模并不大，不久之后，伊曼纽尔又开始寻找更宽敞的空间。

尽管兄弟俩的性格不同，但他们相处得非常融洽。据说，梅耶总是坚持“买进、买进”，而伊曼纽尔却是“卖出、卖出”一派。肯尼思·利博说，根据家庭惯例，“梅耶负责赚钱，而伊曼纽尔确保留住他们赚到的钱”。梅耶是天生的销售和社交能手，广交朋友。《百年纪念》中把梅耶刻画为公司的“主外先生”；而伊曼纽尔是“主内先生”，他不动声色地确保公司的强大凝聚力。雷曼兄弟公司开始发展为一家严谨运作、细心管理的和谐企业。

梅耶在1858年快过28岁生日时结了婚。当时他接替亨利的工作到新奥尔良出差，而戈德史密斯家族的一些人从莫比尔来到新奥尔良。新娘就是戈德史密斯家族的一位亲戚、新奥尔良的芭贝特·纽加斯，来自巴伐利亚。他们在婚后20年中生了8个孩子，4个出生在南方，4个出生在北方。

1859年，伊曼纽尔和一位年轻的纽约姑娘保利娜·桑德海姆结了婚，共生育了5个孩子。老大米尔顿和老五艾伯特在雷曼家族的历史中鲜有提及。老二菲利普后来成为公司的高级合伙人。大女儿哈丽雅特嫁给了堂兄西格蒙德。她的妹妹伊夫琳与朱尔斯·埃里克结了婚，朱尔斯是第六大道和23大街交界处的百货大楼埃里克兄弟公司（Ehrich Bros）的所有人。

伊曼纽尔一家是十足的纽约式家庭。他在市里最好的社区默里山租了一座褐沙石房屋，默里山随处都是富人的宅第。雷曼家的房子就在J. &W. 塞里格曼商号的创始人约瑟夫·塞里格曼家附近，J. &W. 塞里格曼商号是纽约一流的银行之一——犹太人社区的银行。伊曼纽尔选择住在塞里格曼家附近是因为他认为塞里格曼一家是很好的榜样。他们也来自巴伐利亚，从流动商贩做到了金融家，但是比雷曼一家的发展要快。伊曼纽尔可能想学习他们的成功方法。

在蒙哥马利，芭贝特和梅耶夫妇的长子西格蒙德于1859年出生。梅耶一家居住的房子占了所在街区的大部分面积，是一座迷人的二层半建筑，设计考究，兼有意大利和希腊复兴时期的建筑风格。这座房子展示了蒙哥马利人和雷曼一家不断增长的信心；它就位于公司办公大楼对面，公司的职员就与他们全家一起在家里共进午餐。

梅耶和芭贝特热衷于社区工作。梅耶经常在交易大酒店和各家报社与朋友及同事交流沟通，不是了解最新的传播话题，就是前来散布新闻。

戈特希尔的州议会大厦的穹顶高度接近100英尺，矗立在精心修整的草坪之上。在内战不断升级期间，蒙哥马利的人口只有9000人——其中一半是奴隶——总人口大概只有莫比尔的一半，但蒙哥马利是亚拉巴马的政治中心，在相当程度上堪称整个南方的政治中心。梅耶的朋友圈子以及保持联系的人包括州长、参议员和其他立法委员等人。他认识后来担任南部邦联总统的杰弗逊·戴维斯，戴维斯还是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

梅耶坚持像两个哥哥那样经常参加市里的犹太人社区工作。1859年他和其他5人组成委员会修建犹太教堂，他负责财务工作。教堂于1862年完工，距离州议会大厦仅几个街区，是一座罗马式的红砖建筑，当地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内战期间南方修建的唯一一座犹太教堂。

梅耶在犹太人社区之外也非常受欢迎。他和芭贝特应邀拜访其他成功的商业家庭，1860年，他成为市共济会的一名成员。这个组织的成员都属于蒙哥马利的社会精英阶层，加入其中后，梅耶得到“本市人的明确认可”，罗兰·弗拉德这样描述。一个来自巴伐利亚小镇犹太人居住区的家庭在美国突破种族和宗教界限，形成了自己的朋友圈子和联盟团体。

然而，就在雷曼家族崭露头角之时，南方陷入了一种本地生产的局限。本地生产带来大量收益，但是没有更多地考虑本地的未来发展方向。在经济中，只靠一种收入来源——棉花——是非常危险的。19世纪50年代，许多亚拉巴马的企业家曾努力发展本地的工业。在他们看来，建造更多铁路，或者建造更多生产钢铁的工厂是件好事。但他们的观点没有多少吸引力。1856年，蒙哥马利年度全州展会的组织方曾郑重其事地促进当地实现经济多样化。数千人前来观看家畜、谷物、蔬菜和水果的展出，而且有专家向农民讲述相关的养殖种植知识。然而，走出展会，人们还是继续着棉花的种植经营，他们认为经营别的作物可能会造成经济损失。

棉花使南方具有一种夸张的独占意识。作为全球棉花的主要生产基地，亚拉巴马和南方其他各州都开始认为他们应当掌握自己的命运。雷曼兄弟清楚地意识到而大部分南方人没有意识到的一点是：棉花控制的重要力量已经来源于他处——美国东北、英格兰和欧洲其他各国的工厂是棉花的主要需求方；纽约日渐稳定地成为供需双方连接的纽带，而且实际上已经是南方的经济之都。在南方陶醉在自己的世界中时，雷曼兄弟在美国南北两个棉花经营阵营均有涉足。

南方各州中第一个脱离合众国的南卡罗来纳州于1860年12月独立，恰好在林肯总统选举前后。很快，人们的关注重点转移到亚拉巴马州。1861年2月4日，蒙哥马利大炮轰鸣，钟声响彻，此时已经退出合众国的6个州的代表齐聚于此组成南部邦联政府。随后就在2月份，大规模的人群聚集在戈特希尔的草坪上目睹了杰弗逊·戴维斯在州议会大厦的露天平台上宣誓就任南部邦联总统的情景。几天后，戴维斯再次出现在露天平台，这一次是在交易大酒店的露天平台上，《百年纪念》这样报道当时的情景，他站在那里“接受聚集在科特广场的人们的热烈拥戴”。兴奋的梅耶·雷曼一家和雷曼兄弟的员工一定就在附近，要么是在热情洋溢的人群中，要么是在对面的公司办公室里往外看。

蒙哥马利成为第一个南部邦联首都，而亚拉巴马则成为“南部邦联的摇篮”。接下来的几个月，蒙哥马利成为“部队驻地和军备仓库，到处都在宣传战事，一派热血沸腾的景象”。戴维斯和家人生活在人们叫做南部邦联白宫的一座庄严的白色二层小楼里。当时，年轻小伙子都不假思索地匆匆参战，他们唯一担心的是不能在南方获胜前到达前线——他们坚信南方不会失败。

伊曼纽尔·雷曼在纽约对当时的情况有完全不同的看法。林肯从1861年4月开始封锁南部各州，切断南方到北方的棉花输送路线，雷曼兄弟公司来自北方纺织品制造商的收入也被切断。南部的棉花要跨过大西洋到达英格兰和欧洲大陆的其他市场就必须突破封锁。随着公司业务的中止，绝望的伊曼纽尔认识到多年来的努力可能很快就被付之一炬。可能他在内心深处质疑过南方的同胞——甚至他的弟弟——怎么能够让这样的混乱局面发生呢！南方在政治领域一直是欢呼雀跃般的“看多”情绪，而伊曼纽尔却选择“看空”。他对近期的发展状况极其悲观。

其实情况还没有像伊曼纽尔担心的那样彻底完了。平静下来后，他和梅耶认真分析了当时的情况，发现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么令人沮丧。内战期间，棉花交易急剧下降，但从来没有停止。南方急需卖出棉花支付战争费用，而北方又需要棉花，特别是因为工厂都在为联军赶制大量制服。

战争爆发的时候，兄弟俩刚刚30岁出头，伊曼纽尔和梅耶完全可以选择加入南部邦联的军队，但他们还是选择了更好地发挥自己的特有技能来为战争效劳。他们成为穿越封锁线的人——不完全是犹太版的小说《飘》中的瑞德·巴特勒——但他们和瑞德一样受人尊敬，还留着胡子。梅耶努力突破棉花的封锁线，伊曼纽尔则把棉花卖到纽约的紧俏市场。一些从南方输送到纽约的棉花必须先运到英格兰避开封锁，完成两次横跨大西洋的旅程。

1862年5月，北方海军控制新奥尔良后，情况有些缓和。同年，梅耶把雷曼兄弟公司的部分业务转移到那里，与芭贝特的兄弟本杰明·纽加斯合伙。只要有可能突破封锁输送更多棉花（通过一些交际策略、微妙谈判，甚至一定的贿赂），雷曼兄弟公司就具备应付这一切的优势。

战争期间，伊曼纽尔多次到英格兰处理业务。1863年末的一次，他带着全家回到德国。表面看来，这是他和妻儿同行的一次寻根之旅，不过，那时候根本不适合在欧洲各处逍遥游。在普鲁士，奥托·冯·俾斯麦伯爵，威廉大帝统治时期的大臣和幕后操纵者，正在发起统一德国的战争。19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初期，他因此发动了针对丹麦、奥地利和法国的军事演习。因此，普鲁士军队需要很多制服，而且棉花的价格非常不错。伊曼纽尔，雷曼兄弟中务实的一位，不会把这次旅行仅仅作为一次旅游和眷恋故乡之行。

梅耶建议伊曼纽尔在去英格兰的途中扮演南部邦联债券销售代理人。债券就是债务。借款方向贷款方销售债券，承诺在一定时期内按照固定利率返还现金，贷款方通过购买债券获得利润。战争初期，伊曼纽尔发现欧洲更加热衷于购买南方销售的债券，而同期沿途售卖债券的北方销售人员却不受欢迎。英格兰特别支持南方的事业，因为英格兰与南方之间良好的棉花交易产生了积极影响。

一次在伦敦一家公司的办公室发生了尴尬的一幕，伊曼纽尔销售南方债券的时候居然碰到了同样在努力销售北方债券的约瑟夫·塞里格曼。伊曼纽尔有意对塞里格曼保持警惕，幸好他们是纽约默里山——而不是伦敦——的邻居。“他们彼此冷漠而矜持。”伯明翰在《我们这伙人》中这样描述。尽管双方都忠诚于自己的事业，但彼此完全没有敌意，“他们都是在努力赚钱”。

在蒙哥马利，梅耶于1863年和优秀的棉商约翰·韦斯利·杜尔合伙，巩固了公司的地位。他们组成了雷曼-杜尔公司，并购了蒙哥马利的主要棉花仓储和销售中心之一——亚拉巴马仓储公司。杜尔不是犹太人，但担任着重要的市政议员职位。

战争接近尾声时，事态没有倾向于南方。梅耶规划了一个可能产生极好效果的妙招，但事实证明完全是没有经验的幼稚之举。他的目标是利用自己的政治关系把价值50万美元的棉花销售到北方，为北方监狱中境况窘迫的亚拉巴马囚犯提供衣物。梅耶把他的想法告诉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托马斯·希尔·沃茨，沃茨是他的好朋友，接着又告诉了弗吉尼亚州里士满的杰弗逊·戴维斯。南部邦联把基地从蒙哥马利搬到了里士满。梅耶递给戴维斯一封沃茨写的介绍信。“我任命梅耶·雷曼先生做棉花代理，”亚拉巴马州的州长写道，“梅耶是南方最为爱国的人士之一。”他补充道，“尽管是外来移民，但雷曼已经在这儿生活了15年，完全称得上是本地人。”

戴维斯表示同意梅耶的想法，1865年1月，梅耶碰巧就选择写信给北方军队的统帅尤利西斯·s·格兰特将军表明他的想法：“将军，我们非常荣幸地告诉您，亚拉巴马州立法机构拨款50万美元救济合众国关押的当地囚犯。”梅耶详细说明了在将军的许可下，北方船只将装载价值50万美元的棉花从莫比尔出发运送到纽约，“以便为当地囚犯提供毛毯、衣物及其他生活用品”。梅耶请求格兰特批准他穿越双方的战线，以监督这项计划在北方的实施。他最后说：“我们怀着十分的信心提出这项请求，您对境况不佳的勇士们的同情一定会促进慈善工作，而慈善工作正是亚拉巴马州大力倡导的工作。”

这项计划展示出梅耶和南方人当时有多么脱离现实！那是一场血腥的战斗，尽管南方人可能认为那只是一场乡绅之间的争斗，但北方人可不这样认为。格兰特没有理会他的信。梅耶在寒冷的里士满等待回音，甚至又去信提醒。他在后来的提醒中附上了原信的复本，好像担心原信可能是落在了将军的信箱里。但最终梅耶还是放弃等待，回家去了。

战争让雷曼兄弟遭受了一些损失，但那只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原因造成的。撤退的南部邦联军队放火烧毁了亚拉巴马仓库，切断了对敌人的棉花供给。4月12日，14000多名骑兵进入蒙哥马利，此时梅耶正在估算放火焚烧带来的损失，当时蒙哥马利“彩旗飘飘、乐队奏鸣、马刺和刀剑碰撞出连续的叮当之声”，艾伦·内文斯写道，“部队没有太作声张”，但是梅耶一家“在部队从西部挺进时，无疑还是忧心忡忡”。蒙哥马利的人们，包括雷曼一家，“在悲哀的沉默中透过自家大门和窗户观看着当时的壮观场面”。

即使在当时，雷曼兄弟的境况也不算糟糕，他们与杜尔家族的联盟带来了特别的优势。梅耶和约翰·韦斯利·杜尔利用战争期间保存的大量资金购置了黄金。北方军队前来搜查的时候，雷曼一家和杜尔一家一致认为隐藏黄金的一个比较安全的地方是杜尔太太的裙子里面。尽管南部邦联的人们都认为北方军队非常无礼，但雷曼一家和杜尔一家推测，他们不会去搜一个成年女士的内裤。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在部队挨家挨户的搜查结束后，那些黄金得以保全。

蒙哥马利的州议会大厦破旧不堪，市里的房屋也非常破旧，通往西点军校的多条用来紧急供应战争所需钢材的铁路线遭到破坏……然而，到夏天的时候，雷曼兄弟的办公室已经一派兴隆。人们依然需要棉花。到1866年，新奥尔良负责装载来自美国各港口全部棉花的1/3，其中许多是雷曼兄弟公司的生意，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由芭贝特的兄弟本杰明管理。

在纽约，伊曼纽尔搬到了更加宽敞的公司大楼。1868年，公司位于珍珠街133～135号，距离华尔街大概一个街区的距离，就在汉诺威广场旁边，大型棉花经营公司都在那儿修建了办公大楼。雷曼兄弟公司再一次活力旺盛地开始经营。

在战后重建时期，雷曼兄弟公司承担了亚拉巴马复兴的大部分责任。亚拉巴马州一片混乱，房子被毁、田地荒废、轧棉厂和钢铁厂也遭到破坏。主要港口莫比尔破落不堪，铁路系统也完全瘫痪。

当时最重要的就是恢复政治工作，1867年11月亚拉巴马州召开第一次制宪会议，开始组织重新加入合众国的工作。州政府无钱组织会议，雷曼兄弟公司就拿出10万美元资助制宪会议。我们不能确定是否有其他捐款人同样出资，但那时候10万美元可以支付很长一段时间内整个活动的组织开销。

亚拉巴马州政府指定雷曼兄弟公司担任财务代理，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为政府筹集资金、管理债务。在一定程度上讲，这是伊曼纽尔·雷曼战时工作的延续：雷曼兄弟公司销售亚拉巴马债券，筹集资金，在亚拉巴马州从古老的南方农业奴隶制向真正的美国资本主义工业发展转变的过程中，这些资金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然而，由于亚拉巴马州和南方在战后缺乏民众信用基础，当时销售债券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情。雷曼兄弟公司还管理亚拉巴马州发行的一些限制基金的债务偿还和利息收取工作。

雷曼兄弟公司通过承担这些责任，开始由单一的棉花经销商转而经营一些更为接近银行的业务。这无疑是非常辛苦的工作，我们不知道究竟有多少员工帮助梅耶处理这些工作。

1867年，梅耶带着芭贝特和3个孩子去德国看望家人，而且很可能让德国的家人记住了他们在新世界的成功。在维尔茨堡旅行期间的一张照片上，梅耶背后是维多利亚式的窗帘，他西装革履，搭配着表链和纽扣背心，漫不经心地斜靠在塞满靠垫的椅子上。无论怎么看，都是信心十足的19世纪商人的派头。然而，这张照片或许只是给人一种假象，因为亚拉巴马当时的情况确实是在恶化。

亚拉巴马州政府落入投机钻营的北方人和南方佬的控制之下。投机钻营的北方人是来自北方的政治家和商人，希望在南方的废墟中挖出财富；而南方佬是这些北方人在南方的竞争对手，力争在南方的败落中谋取利益。随着旧的社会结构的瓦解，蒙哥马利和其他城市的安全都在恶化。袭击和盗窃不断发生。

罗兰·弗拉德指出，梅耶希望摆脱种族和政治争斗。三K党、白山茶花骑士团和其他种族优越论者团体都反对战后的社会和政治变革，特别是奴隶解放。这些团体得到郊区的年轻白人和原奴隶主们的鼎力支持。三K党和其他团体都不愿接近外国人、富有的商人或犹太人，而梅耶恰恰完全代表了这三种人。

不过，他还是有退路可走的——伊曼纽尔在北方经营得很好。蒙哥马利当地的经营管理可以交给杜尔一家，新奥尔良的业务由本杰明·纽加斯负责。所以，1868年，梅耶离开了南方。他起先只身一人来到纽约，但不久之后，芭贝特和3个孩子以及之前作为奴隶的家庭员工也都到来。

这次搬迁为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发展带来了更多便利。梅耶可以集中经营公司的棉花业务，而伊曼纽尔已经把业务扩展到其他一些商品的买卖上，例如石油、咖啡和糖。1870年，梅耶和大概130位棉商共同组建了纽约棉花交易所，该交易所设在汉诺威广场的一座大厦里。以前，买卖在散布于各地办事处的经销商之间进行，但现在，交易集中在一个中心交易所开展。

交易所是“期货”市场，即买卖双方在棉花播种或工厂产生需求之前完成买卖交易。当时，其他产品期货市场的存在已有时日。日本当时已有200年的大米期货交易历史；芝加哥——有名的美国粮仓和中西部平原，拥有谷物期货市场。棉花交易所是纽约期货产品的第一个期货市场。

期货市场非常重要的一个特别原因是农民们事先需要现金购买播种机械装置、肥料和其他必需品，以保证日后提供棉花产品。操作模式是，棉花买家先把钱付了；工厂主等客户在市场上以双方协定的价格购买未来生产的棉花后再安排生产。这样做有助于他们进行预算和安排生产。大量资金来源于棉花交易所的交易员完成的买卖合约，这些资金构成“流动资金”——现金——可以支付给前来市场出售未来收获的农民。

交易员交易的只是合约，而不是实物棉花；他们交易购买棉花的权利而不是棉花本身。所以，交易合约是早期的金融衍生产品——是一种与棉花隔着一层的投资，不直接与商品相关，是“衍生的”。从另一个角度讲，这是一种市场附加赌注：大部分参与交易合约的人都是对棉花价格的涨跌作冒险投资。

交易员都是“速思客”。如果有人听到密西西比一带当年降雨稀少，会出现歉收景象这样的传言，他就会立即购买确定价格的合约，以确保他在未来可以得到棉花供货。他知道在整个市场不久后了解到关于未来的天气预报后，其他交易员就会一哄而上。由此，棉花价格上涨，他就可以卖出合约获利。交易员的工作职责就是进行短期交易：现在我能以多么优惠的价格购买这份合约，而又能以什么价格尽快出手？

梅耶·雷曼是棉花交易所的第一批管理人员，负责财务。在棉花交易所之后，纽约成立了奶酪、黄油和鸡蛋等其他交易所。雷曼兄弟公司在19世纪80年代初期加入了咖啡交易所；咖啡在当时被叫做爱国饮料，市场前景良好——受波士顿倾茶事件的影响，茶被视为古老的英国殖民者常喝的饮料。雷曼兄弟公司还加入了其他的交易所，例如一个糖交易所，1884年又加入了新的石油交易所。石油在当时是重要的工业用油和家用燃油，当时还没有广泛应用于汽车。

伊曼纽尔和梅耶站在一起就是纽约的一道风景。“雷曼兄弟俩的身影经常出现在曼哈顿下城。”斯蒂芬·伯明翰这样写道。他们非常受欢迎，都是好脾气，所以朋友们都叫他们“奇里布兄弟”——查尔斯·狄更斯的小说《尼古拉斯·尼克贝》中富有而慈善的两位双胞胎商人查尔斯和内德·奇里布。尽管伊曼纽尔和梅耶不是双胞胎，但他们长相酷似：高额头、大眼睛、留着络腮胡子。都穿着双排扣礼服和灰黑条相间的裤子时，他们会给人一种一个人同时出现在两个地方的印象。但他们的性格不同；正如内文斯所言，从照片上可以看出，“乐观的梅耶戴着领结，而保守的伊曼纽尔戴着素净的宽领带”。

但是纽约的生活环境完全不同于梅耶和伊曼纽尔过去所生活的南方。1870年，约8万犹太人生活在纽约，不到纽约人口的1/10。其中富裕的家庭生活在曼哈顿中城，许多家庭，像雷曼一家那样，都是从德国移民到美国。一些家庭在美国的其他地方积累了大量财富，内战期间或内战结束后不久搬迁到纽约，雷曼一家就是这样。雷曼一家与蒙哥马利的非犹太精英阶层相处得融洽自如，但在纽约却没有做到这一点。

非犹太银行、律师事务所和医院都不接受犹太合伙人或董事。因此，富裕的纽约德裔犹太家庭就选择与非犹太划清界限，居住在“远离排斥自己的区域”，肯尼思·利博在《雷曼家族的人们》一书中这样描述。这些犹太家庭的主人在犹太教堂集会，同样在犹太医院和慈善机构服务。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即WASP，代表社会分裂的一方，而《我们这伙人》中的犹太人代表另一方。

梅耶善于社交，很快就适应了自己生活的环境，他关心政治，但只是低调地表达自己的政治观点。至于伊曼纽尔，他是南方爱国人士，但不像梅耶那样关心政治，而更多关注自己的生意。在犹太人社区，许多人从事零售、批发或制造业，但经营银行的人总觉得自己高人一等，因为银行家放出的有息贷款的利息从来没有停止增长的时候。1873年，伊曼纽尔明确踏入银行业——代表雷曼兄弟公司迈出银行业之旅的第一步：他参与成立了长岛昆斯地方银行，并担任董事。

当时的局势非常需要当机立断的果断作风，银行业和股票市场出现漫天要价的疯狂局面，主要原因是铁路控制引发的恶性竞争。像杰伊·古尔德、詹姆斯·菲斯克和丹尼尔·德鲁等主要参与者都被称为“强盗式资本家”，在股票市场推出各种可疑股票。他们都与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等人争夺铁路控制权，范德比尔特原本是航运企业家，现在又在陆路上追求利益。

菲茨杰拉德后来在1925年创作的小说《了不起的盖茨比》中，以杰伊·盖茨比这个名字纪念杰伊·古尔德。古尔德曾密谋购买纽约的所有黄金，由此导致黄金短缺；而他随后又以虚高数倍的价格售出黄金。在总统格兰特下令快速发行联邦黄金，缓解金价后他才作罢。有一个阶段，古尔德认可了“美国最可恶的人”这个称号。尽管他愿意成为众人瞩目的对象，但还是为自己的计划找了一位合伙人——约瑟夫·塞里格曼。虽然塞里格曼是《我们这伙人》中的正直人物，但他也有着另一面。他非常受高层圈子的信任，格兰特甚至任命他担任财政部长，但他拒绝了——与古尔德合作他可以赚到更多钱。

1873年9月19日，一个“黑色星期五”，股票市场崩盘。铁路投机导致华尔街一片动荡，奥地利维也纳股票交易所的态势就足以导致纽约股票交易所晕头转向。那时候和现在一样，世界其实是一个全球经济体。几家大型美国银行破产，严重影响到相关的城镇和乡村。国会要求格兰特总统发放更多流通货币以缓解危机，但他没有这样做。共和党是使用健全货币的党派，他不会肆意挥霍。

1873年崩盘的影响持续了多久成为一个争论性的历史话题。有人说大概4年，还有人说那次倒退是一次严重的“长期萧条”，长达20多年，直到19世纪90年代中期才开始恢复。航运、铁路等先进的交通导致生产成本降低，引发了长期的物价通缩。进口食品价格下跌致使农民受到严重打击，他们自种的作物无法参与竞争。

与雷曼兄弟公司关系重大的事件是1869年埃及苏伊士运河的开通。埃及棉花的品质胜过美国棉花，而运河还可以使大部分西方国家比过去更快地得到来自印度等遥远国度的棉花。

公司决定把以农业为基础的业务扩展到工业领域。这在很大程度上多亏了伊曼纽尔，他勇往直前地突破旧南方的郊区经营模式。例如，他领导的雷曼兄弟公司组织成立纽约投资者私人联合会，支持来自英格兰西南康沃尔的钢铁专家塞缪尔·诺布尔。诺布尔开始时在佐治亚州经营，后来向北跨过州界线来到亚拉巴马，亚拉巴马矿藏丰富，有煤、石灰石和铁矿石，而矿产开采需要钢铁制造。在雷曼兄弟公司资助下，诺布尔1873年在亚拉巴马州的安尼斯顿成立了伍德斯托克钢铁公司。那年崩盘带来的严重影响过去后，西南60英里的伯明翰市借机把整个地区转变为美国主要的钢铁中心。

1876年美国庆祝成立百年之时，梅耶和芭贝特家又降生了一个小生命欧文，而且修建了新房子——中央公园附近，位于东62街5号的一座维多利亚风格的5层褐石建筑。1873年阿瑟出生，而赫伯特在房子建成两年后的1878年出生。

雷曼兄弟公司预见的历史潮流在1876年美国迎来重要的独立百年展览会之时得到了证实。百年展览会在春夏两季进行，费城设有大片的商品展销场地。这次活动意味着美国进入了全球先进的工业化国家之列。1873年带刺铁丝网的发明使西部大片的牧场得到有序管理，而且铁路也在当时遍布全美。在重要的百年展览会中，展出的大型涡轮机安静地为整个展馆供电，凉爽的水幕从屋顶倾泻而下，在酷暑中为游客带来阵阵凉意。代表新近统一的德国前来的普鲁士大使评论说，相比之下，德国的机械技术太落后了。

独立百年展览会还展示了美国非凡的创造力。作为一个处于发展中的大国，美国地广人稀，大片空间有待开发，展现出技术方面的强大魅力和无限才能。苏格兰裔波士顿人亚历山大·格雷厄姆·贝尔展示了自己发明的电话；托马斯·爱迪生展示了最新完成的对电报系统的改进。参观者还第一次目睹了其他许多发明，例如打字机。“美国人的发明堪比希腊雕塑和意大利油画的发展，”伦敦《泰晤士报》的一位记者这样报道，“天才层出不穷。”

共和党人拉瑟福德·B·海斯1877年入主白宫。4年前经济崩溃带来的影响依然非常明显，海斯保持着沉着冷静的风范。他拒绝通过印刷货币缓解经济危机的请求，也没有放出更多用于流通的黄金和白银。美国人拥有整个世界，却依然必须量入为出。

然而，越来越多的工会活动让普通美国人觉得他们的钱财都被这样浪费了。总统派遣联邦军队终止了漫长的铁路罢工，那次罢工于1877年7月从西弗吉尼亚州的马丁斯堡开始，历时45天，漫延到许多城市。军队和罢工人员在巴尔的摩、匹兹堡、芝加哥和其他一些城市发生了流血冲突。然而，海斯有充足的军事力量，他就任总统后，宣布结束南方的民主重建，撤走了南方的邦联军队。

雷曼兄弟公司努力探讨总统的思维逻辑：他在暗示到南方去是安全的。同期的北方问题不断，工人要求更高的工资和更好的工作环境，而南方人有份工作就非常满足。此时雷曼兄弟公司开始关注梅森—迪克森线南北的情况变化，并在南方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棉花是工业发展的主要力量。几十年来，北方以低廉的价格从南方购买棉花（雷曼兄弟向北方销售棉花）。纽约州和新英格兰的工厂再把棉花加工成布料和其他纺织品，以很高的利润销售。雷曼兄弟公司如今通过棉花经营获得了巨大利润，代表了自身和整个南方的赢利模式。

1878年，梅耶和伊曼纽尔在蒙哥马利附近成立塔拉哈西福尔斯制造公司，约翰·韦斯利·杜尔在董事会任职。这家制造公司成为南方纺织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雷曼兄弟还并购了另一家工厂——路易斯安那的莱恩棉织厂，并加入该公司董事会。从此，雷曼兄弟公司开始了在未来一个世纪中，把美国棉织厂从北方逐渐转向南方的漫漫历程。

投资于南方钢铁后，梅耶和伊曼纽尔认为进入铁路行业是非常自然的。尽管起初北方铁路由杰伊·古尔德等其他巨商统治，但从19世纪70年代开始，J·P·摩根和他名下的银行开始参与铁路融资；让摩根本人大为懊恼的是库恩-洛布银行也一同参与进来。雅各布·谢夫，库恩-洛布银行的重要合伙人，是《我们这伙人》中的杰出人物，在对抗以摩根为典型代表的、拥有诸多产业的新教徒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运动中，他是德裔犹太人社区的英雄。谢夫还一步步瓦解了塞里格曼的统治地位。塞里格曼不但与杰伊·古尔德一起共谋荒唐的交易使自己的名声遭到质疑，还草率地处理自己的铁路收益，他这位明星正在陨落，而雷曼兄弟正处于不断上升的社会新星之列。

摩根和谢夫等人进行的所有投机炒作促使北方铁路市场相对饱和，但在南方，雷曼兄弟公司有自己的发展空间，它开发了整个19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南方铁路系统。

尽管雷曼兄弟公司在内战后逃离南方，但再次回归之时公司已变得更加强大，拥有大量的钢铁厂、棉织厂和铁路公司。蒙哥马利精英阶层曾经褒扬的兄弟俩如今返回家乡重建南方，带领南方走进工业化时代。

雷曼兄弟公司继续扩展，增加了新的合伙人。然而，非血缘关系的家庭成员都不能成为合伙人。不过雷曼兄弟公司在南方的合伙人并不是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估计是因为他们认为在纽约只能从家族成员中找到可信赖的人才拒绝外人合伙进来。

在纽约，雷曼兄弟公司当时的员工有6人。已故的哥哥亨利的儿子迈耶·H·雷曼已经在公司工作多年，1880年成为合伙人。西格蒙德，梅耶的长子，1878年开始在公司工作，4年后成为合伙人。菲利普，伊曼纽尔的子女中唯一加入公司的一个，1882年开始在公司工作。1885年，菲利普24岁时成为公司合伙人。在新一代中，菲利普有望大有作为。

合伙人会购买一定的公司股票，而且可以在离开公司或退休的时候撤出股票——即兑现。亨利的儿子迈耶和梅耶的儿子西格蒙德各持有12％的公司股票，伊曼纽尔的儿子菲利普持有10％的股票。在1908年，49岁的西格蒙德决定退休的时候，这些股票的价值显而易见。他带着那笔资金，与妻子哈丽雅特开始了马不停蹄的旅行生活，在全球最奢华的游轮上度过了晚年。幸运的是，他们没有在1912年坐上泰坦尼克号。西格蒙德1930年在巴黎去世，身后依然留下价值400万美元的遗产。

公司成立时，合伙人梅耶和伊曼纽尔共同拥有65％的公司股票。他们彼此非常信任，共用一个银行账户，不必互相告知对方都可以支取现金。他们与别人相处也非常可靠、一丝不苟、公平合理。伊曼纽尔的一位朋友后来讲述了兄弟俩一次外包建筑项目的故事。承包人低估了项目成本，尴尬地向兄弟俩提出自己的窘境时，兄弟俩要求他重新报价。在问到新的报价是否有利润可赚，承包人回答“没有”后，他居然被告知再次重新报价，“没有人会为雷曼兄弟公司工作而毫无收益”，兄弟俩这样告诉承包人。

伊曼纽尔·雷曼继续关注工业的发展。他看到了公用事业不断增长的机遇，于1890年加入东河煤气公司董事会。《百年纪念》中记述了他大笔投资于布鲁克林船务公司和东河船务公司的事情。伊曼纽尔将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扩展到有轨电车和其他运输公司，他在纽约第三大道铁路公司担任董事。

1893年，克利夫兰第二次就任总统不久，又发生了一次经济崩溃。标准经济理论认为经济系统可以保持极端平衡，根据这一理论，当时的经济衰退是反常现象。但经济衰退的规律性又使其成为一种常规。铁路公司及黄金挤兑风潮引发了这次大动荡。过多的铁路公司争夺极少的乘客，又有过多的银行参与铁路融资。结果，约600家银行倒闭，15000家公司破产，400万人失业。西部的一些州宣布银行家是非法职业，而得克萨斯在接下来的10年中一直如此。

1893年崩溃带来的消极影响持续了3年之久。19世纪的长期衰退波及全球各地，依靠土地生存的人们承受着巨大压力。东欧以种植为生的农民大批离开家乡，乘船来到美国。埃利斯岛于1892年开放，迎接外来移民。1897年美国进行的总统选举中，共和党候选人威廉·麦金利和民主党候选人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之间的竞选之战打得异常艰难。

布赖恩要求放宽金本位制。如果没有足够的黄金支撑更多美元的发行，保持经济系统运转的话，政府应当发行银币。而且西部的科罗拉多州和内华达州发现了大量白银储备。布赖恩以既恳求又威胁的语气结束了他的那次著名的政党大会演讲，他指向掌握国家财权的人们：“你们不应当把人类钉死在黄金十字架上。”英国历史学家西蒙·沙玛写道，这次选举标志着民主党从内战失利的政党摇身变为“代表艰难时期普通人思想的政党”。

梅耶·雷曼于1897年6月21日去世，享年67岁，在一次坏疽治疗手术后去世。3天后在以马内利会堂举行葬礼期间，纽约棉花交易所关闭一小时，这是第一次通过停止相关经营业务表示对逝者的尊敬。一位朋友路易斯·R·埃尔里克在给梅耶的悼词中这样描述：“高贵、刚强、深受爱戴之人……他一步步积累了大量财富……财富没有使他妄自尊大或者……有一点自负。”

伊曼纽尔继续开发工业领域的业务。19世纪最后几年中的新兴概念是“列车机车”、“不用马拉的马车”——或者更加通俗地讲就是“汽车”。雷曼兄弟公司避开汽油动力车辆，支持电动车辆，投资了名为电动车辆公司的一家公司。共同投资的还有费城无轨电车和有轨电车行业的百万富翁P·A·B·怀德纳。当时许多人对电动汽车的构想都受到约翰·雅各布·阿斯特四世的影响，他于1894年出版的科幻小说《异世旅行记》构想了2088年的世界，那时候美国是全球超级大国：人们使用全球电话网络沟通，坐飞机遨游世界，使用太阳能。阿斯特（出身于19世纪30年代，通过皮毛、地产和鸦片生意积累了巨资财富的纽约家庭），这样描述电动车辆：“可以安静地把人们带到想去的地方，而且是使用轻型、紧凑、大容量的电池。”

1899年，发明家托马斯·爱迪生开始研究使用时间持久的车载电池，然而他最后还是放弃了。1900年，美国生产的4192辆汽车中，近1/3都是电动的。电动车辆公司推出了电动出租车，有一段时间，纽约、芝加哥、费城、波士顿和华盛顿的大街上一共有2000辆电动出租车。20世纪初期，汽油驱动的车辆取代了电动车辆。电动车辆因电池不能持久使用、保证长距离驾驶而不被认可，随着石油产量的增加，汽油开始广为应用。

电动车辆的理念后来在21世纪初期又开始流行。唉，雷曼兄弟公司已经无缘见证自己在大约一个世纪之前的预见是如此正确的了。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③
追梦：雷曼与上流精英狭路相逢

包销业务潜移默化地把雷曼兄弟公司从以经营棉花为主的古老商品交易公司——棉花在美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利润丰厚的产品——转化为现代“公开发行证券的机构”（指股票发行）。在寻找自己的领域时，菲利普·雷曼集中思考了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新奇经济观念：他们明显认为当时的经济是大型公司生产商的经济，像铁路公司或安德鲁·卡内基等富人经营的钢铁公司等等。菲利普·雷曼则发现他可以在小规模消费经济领域抓住机遇。

随着20世纪的到来，世界舞台上出现了新的力量。在1898年的美西战争中，美国很快就夺取了当时的西班牙属地加勒比群岛、波多黎各和太平洋上的菲律宾。美国还夺取了夏威夷，长期把珍珠港作为海军基地。全球正在进入“美国世纪”，空气中都弥漫着王者气息——一种美国一定引领世界的意识。

美国也在展示自己的经济实力。1899年，联合果品公司开始支配中美洲和加勒比海的广大区域。联合果品公司总部位于波士顿，它于1899年并购波士顿果品公司和新奥尔良热带贸易公司，组成了大型的香蕉种植和贸易公司。联合果品公司在哥斯达黎加、巴拿马、哥伦比亚和古巴等国拥有大片种植园。1890年，《谢尔曼反托拉斯法》开始生效，用来阻止大型公司的垄断贸易，当时的垄断贸易统称为“托拉斯”。《谢尔曼反托拉斯法》通过一定的措施阻止大型公司根据自身利益控制市场和确定价格，但国会没有权力阻止美国公司在国外的垄断。接下来的30年中，联合果品公司扩大了在加勒比海一带的影响——洪都拉斯、危地马拉和牙买加等国都在影响范围之内。雷曼兄弟公司于20世纪20年代开始参与香蕉生意，后来承接了联合果品公司相关的银行业务。

当时发生在育空和阿拉斯加的金矿罢工表明，在世纪之交，美国这块土壤变得更加富裕。美国当时的人口共7600万，是1850年雷曼兄弟公司成立之时的3倍，对于野心勃勃的美国人民和整个民族来讲，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的赚钱机会都多。1900年的大选中，威廉·詹宁斯·布赖恩与麦金利竞选总统，布赖恩提出发行更多流通银币的观点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雷曼兄弟公司自身已投资犹他州和内华达州的金矿。

菲利普·雷曼——伊曼纽尔的儿子，出任公司领导。伊曼纽尔在梅耶去世后继续管理了公司三四年，之后就把大权交给了新一代。梅耶的孩子中，阿瑟1902年才成为合伙人，大儿子西格蒙德明确表示他将在1908年、50岁之前退休。菲利普在1861年内战期间生于纽约，当时伊曼纽尔正在一次外出销售南部邦联债券的途中。菲利普直到20世纪20年代中期、把管理权交给儿子鲍比之前，一直担任公司的高级合伙人，他在公司工作到1947年去世。

菲利普“提出了对他们这一代人的进步要求”，谈论了当时在美国进步发展的一般要求。肯尼思·L·费雪在《荣光与原罪：影响美国金融市场的100人》中这样描述。费雪还说，菲利普具有“体面而高贵的气质，举止得体，智力超群”。然而，也有其他不同的看法。伯明翰在《我们这伙人》中引用了菲利普的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朋友的话，说他举止粗野，很会讨价还价。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家人还说“菲利普不管做什么，都极其好胜”，说他“总是非常沉闷，一派银行家的模样”。无论如何，菲利普胸怀雷曼兄弟公司的愿景，清楚公司要如何发展。

雷曼兄弟公司的投资非常英明。为了避开投资电动车辆的风险，公司在世纪之交选择了投资橡胶轮胎公司。橡胶轮胎公司是唯一的充气轮胎制造商，而不采用充气轮胎的汽车舒适性很差。雷曼兄弟公司一直持有橡胶轮胎公司的股票，该公司于1935年被固特异轮胎公司并购，更名为凯利-斯普林菲尔德轮胎公司，当时的股东获得了很高的利润。雷曼兄弟公司还资助了缅因州轮船公司，越来越多的国内和国际货物通过轮船运输，所以航运是不错的投资领域。轮船与铁路关联，缅因州轮船公司后来被纽约、纽黑文和哈特福德铁路公司收购，股东再次获得高额利润。

雷曼兄弟公司把业务转到了非常赚钱的并购咨询服务领域。为公司提供接管或并购其他公司的咨询服务可以赚很多钱。完成并购必须梳理账目、确定潜在开支和节余，而只有少数公司在这些方面非常专业，可以确定相关费用。雷曼兄弟公司完成了几家中西部天然气和电气公司的并购，组建了美国照明和电力牵引公司——第一批大型美国公用事业公司之一，获利丰厚。

重要的是，菲利普希望雷曼兄弟公司转到包销其他公司发行的股票这一业务上，因为包销非常赚钱。各公司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以改善经营，而包销商往往自己买进包销的股票，以此保证所包销公司的股票拥有市场。而后，包销商把买进的股票再进行出售。公司这么做的风险是，如果包销商未能卖出股票，未来就不会再有其他包销商冒风险销售该公司的股票。而包销商的风险是可能将许多不景气公司的股票砸在手里。为此，包销商向各公司收取至少股票价值的20％作为风险补偿。

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主要局限于实体市场，特别是商品的买卖。而纽约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中间的银行业精英都选择避开实体市场，那里是混乱而不卫生的地方，人来人往，大家面对面地讨价还价。于是人们觉得，这显然不如合乎体统的银行业体面，银行业引导公司的未来发展，并提出发展建议。

当然，菲利普·雷曼不属于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中的精英，但是他完全有野心打入他们一伙。约瑟夫·塞里格曼与粗俗的杰伊·古尔德联手发展铁路取得了不错的进展。雅各布·谢夫与J·P·摩根共同包销铁路公司的股票。尽管这些领域依然有空间接纳犹太人社区的新成员，但菲利普有自己的观点，他要找到自己的业务领域，而不是挤进铁路等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银行家、塞里格曼和谢夫等个别犹太人已经支配的领域。

包销业务潜移默化地把雷曼兄弟公司从以经营棉花为主的古老商品交易公司——棉花在美国已不再像过去那样是利润丰厚的产品——转化为现代“公开发行证券的机构”（指股票发行）。在寻找自己的领域时，菲利普·雷曼集中思考了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新奇经济观念：他们强烈认为规模庞大的生产型公司主导着经济，这些大型公司包括铁路公司或安德鲁·卡内基等富人经营的钢铁公司等等。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喜欢接手规模庞大而气派感十足的项目，比如大型工厂、蒸汽机以及延伸到西部数千英里的铁路线。

俄国革命十多年后，在共产主义领导下，人们总是在熔炉和车床旁边树立模范工人举着铁锤敲打炽热钢铁的雕像。这些工人的工作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美国看来也是最重要的。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经营的银行在股票市场发行各种重工业公司的股票。包销公司可以看到他们接手过来、准备卖出的股票背后是真真切切的价值，而股票买家也可以看到他们的资金去向。但是有许多公司的价值不是显而易见的，这些公司没有大型的有形资产，因此很难在股票市场获得融资以进行扩展增长。这些公司许多都是从事零售业，面向成千上万的美国消费者出售商品，而且这其中又有许多恰恰就是犹太人的公司，这也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为什么不与犹太人做生意的又一个原因。

如果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银行只关注大型生产商，那么菲利普·雷曼则发现他可以在小规模消费经济领域抓住机遇，而他只需找到一位志同道合的伙伴共同开始他的新计划。他以极其平常的方式找到了这位伙伴——花园篱笆那边的邻居。

在埃尔伯龙，菲利普家的大型夏日住房与后院的邻居塞缪尔·萨克斯家紧挨着。塞缪尔·萨克斯是约瑟夫·萨克斯的儿子，于19世纪40年代末从巴伐利亚移民到美国。塞缪尔是华尔街的银行——高盛集团的主要合伙人，他介绍菲利普认识了他的合伙人亨利·戈德曼。如果说菲利普是粗暴的讨价还价高手，那么戈德曼就是一个“认真、严肃而学究派的人”。或许他们能够相处融洽是件奇怪的事情，家里的女人和仆人带着孩子们去海滩消遣的时候，他们就坐在门廊下讨论共同关心的事情，制订出许多具体的工作方案。

他们两家都来自沼泽地。雷曼一家来自南方薄雾弥漫的沼泽地，在外人看来他们有些神秘。他们曾经在那里赚钱，然而没有人确切知道他们到底赚了多少钱，而他们来到北方后依然发展得很好。戈德曼一家在东河附近一带（被称为“沼泽地”）早已尽人皆知。他们并不神秘，而且他们结交的都是正派的人。

亨利·戈德曼已故的父亲马库斯来到纽约之前在宾夕法尼亚做流动商贩。他认识的商人大都经营制造皮革产品和纺织品的小型工厂。曼哈顿上城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的银行不向这些工厂提供他们需要的小额贷款，但马库斯·戈德曼愿意借钱给他们。比如，1000美元的贷款，他会支付900美元，100美元作为利息及贷款费用。借据就是草草书写的一张纸片，塞在马库斯·戈德曼的大礼帽内檐下面，那时候非常流行大礼帽。

马库斯·戈德曼是放贷者、企业家兼风险投资家，那些纸片就是欠条。在金融领域，人们冠以这些欠条一个更加时髦的名称“商业票据”。一般来讲，马库斯·戈德曼在放出一定金额的贷款，比如10张商业票据，总额达10000美元的时候——实际支出9000美元——他就坐着马车到上城的银行，把这些贷款一笔卖给银行，可能以9500美元卖出。结果皆大欢喜：小企业主得到了经营款项；银行支付戈德曼9500美元，最终得到10000美元还款；而戈德曼本人得到500美元利润，还有通过银行贷款取得的更多现金，从而可以继续发放贷款。

马库斯·戈德曼一年大概会周转500万美元的资金。也就是说，他一年经手500万美元的贷款；如果我们按照5％的利润计算，他一年的所得为25万美元，这在当时是一笔非常可观的收入。当然，有些人可能不会还款，但戈德曼对这一地区和当地的人非常了解，从而可以减少坏账发生的可能性。谁要是不还钱就再也不能借到钱，而且他们的名声会因此受损，甚至可能无法在当地生活下去。

由此，高盛集团创立了作为商业银行的基础。戈德曼家族的人和萨克斯家族的人结婚，而萨克斯家族在欧洲各国有良好的人脉关系，主要是与英国的克兰沃特家族相熟，该家族也从事银行业。克兰沃特家族最初在古巴发财致富，后来在伦敦成立了颇有声望的银行。

高盛集团多年来在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从不接触的业务领域形成了自己的圈子——这些领域是犹太人社区的零售公司、分销公司和小型实业公司。雷曼兄弟公司的人脉关系较少，但拥有很多财富，或者至少是人们认为他们比较富有。神秘色彩非常重要，要使股票的潜在买家认可出售股票公司的商品价值，就需要一定的包销商声望方能实现成功包销。雷曼兄弟公司享有这样的盛名，其在南方非常成功。高盛集团在北方并不显赫，它从社会最底层发展起来，街头智慧是它的重要特征。

尽管这样，菲利普·雷曼还是决定与其继续合作。戈德曼和雷曼没有选择正式合伙，他们保持各自原有的业务，同时寻找成功合作的办法。作为非正式的合伙人关系，他们同意平均分配任何交易所得，但高盛集团负责了更多工作。戈德曼拥有较大的机构——纽约办公室约有20人每周6天都在工作，另外在芝加哥和波士顿还有分公司。

一段时间以来，雷曼兄弟公司一直着手于完全成为一家纽约公司的工作，按照《百年纪念》的记述，在世纪之交，伊曼纽尔曾写信给蒙哥马利的合伙人，说他们的共同业务“几乎没有利润”。然而，他们之间合伙关系的解除还是逐步进行的，直到1912年才完全结束。在与戈德曼合作的初期，雷曼兄弟公司其实只有纽约的一个办公室，大概10名员工在公司工作。所以，菲利普十分巧妙地安排高盛完成合作中的大部分辛苦而乏味的工作——例如，仔细研究客户的账目，评估适合市场的股票价格。这都是需要慎重处理的问题：太低，没钱可赚；太高，没有人买。高盛方面还负责销售大部分股票，而雷曼兄弟公司则享受作为投资者的贵族待遇，舒舒服服地坐视资金滚滚进账。

菲利普·雷曼和亨利·戈德曼每天在迪蒙尼哥饭店共进午餐，迪蒙尼哥饭店距华尔街只有两个街区，是金融区很受欢迎的饭店。当他们周围弥漫着雪茄烟雾的时候，两位好朋友或许正在探讨一次风险行动。美西战争结束后，美国投资者在古巴注入更多资金，特别是在烟草方面——古巴雪茄那时候非常流行。

1906年古巴出口了2.58亿支手工卷制的香烟。古巴主要的烟草种植地是位于西北部的布埃尔塔阿瓦霍地区，那里的土壤适合种植哈瓦那烟草种子，可以产出口感浓郁、刺激的雪茄制作原料。人们很快发现哈瓦那烟草种子可以在康涅狄格河谷大量产出，也许这里种植的原料卷制的雪茄，在品质上与古巴原产的没什么两样，但康涅狄格永远都比不上古巴所拥有的那份神秘色彩。

许多较小的美国公司也参与进雪茄行业的竞争。亨利·戈德曼认识联合雪茄制造公司的董事长杰克·沃特海姆。沃特海姆希望扩大公司的经营规模，于是戈德曼和雷曼建议他发行股票筹集资金。他们应该定价多少呢？在1905年9月5日发行的一期《星期六晚邮报》中，联合雪茄刊登了公司的小雪茄烟——松树岛品牌的一则广告。古巴的松树岛在西南位置，而不在种植大部分烟草的西北位置，但烟盒上的松树岛名称和摇曳的棕榈树融入了古巴的奇幻：“花1.25美元买50支”，广告开门见山，“怡人的小雪茄……无须犹豫。”人们可以在纽约熨斗大厦319号订购。据称，联合雪茄是全球最大的雪茄零售公司，拥有300多家零售店。

联合雪茄的资本资产总计达200万美元。雷曼、戈德曼和沃特海姆一致认为公司要进行扩张需要筹集更多资金。拥有机器、钢铁和其他固定资产的铁路或钢铁公司可以赢得市场信心，筹集大量资金，但雪茄公司没有什么固定资产，只有几台机器、一些供货车辆和一两间仓库。

因此，雷曼和戈德曼转变了思维，抛开有形资产，转而考虑无形资产。他们经评估认为，联合雪茄具有未来销售赢利的优势。这一优势确实是一种资产，现在，这一资产在会计术语中被称为“商誉”，但当时这一概念还远远没有得到认可。转到这样的无形资产领域，风险显而易见，但雷曼和戈德曼是对客户的价值进行过严格评估的。他们研究了客户价值，根据自己的判断和多年来自己和家族积累的经验作出决定。他们是在冒险，可能会损失他们的资金，但风险是经过认真评估的。

雷曼和戈德曼计算得出，他们可以包销联合雪茄公司价值450万美元的股票，然后以560万美元卖出，实现20％以上的获利。由于股票买家对“商誉”的质疑，他们历时90天的艰难售卖才把这些股票全部售出，而高盛集团负责大部分销售。在伦敦，萨克斯家族银行业的朋友克兰沃特家族售出了相当一部分股票，卖给了他们在欧洲的客户关系网络。

多年来，随着联合雪茄公司业务的强大和完善，他们的投资得到了回报。1920年，美国消费了85亿支雪茄。然而，20世纪20年代的暴徒时代，由于受好莱坞的爱德华·G·罗宾逊等老叼着雪茄烟的一些明星的影响，雪茄产品形象受挫。根据《雪茄》杂志描述，雪茄行业一直没有再次兴旺，直到温斯顿·丘吉尔——热爱雪茄的英国首相即位的20世纪40年代到50年代，雪茄才再次流行。

雷曼和戈德曼的下一笔生意很快就到手了。拥有邮购公司——西尔斯-罗巴克公司1/3股票的居里斯·罗斯瓦尔多是萨克斯家族的远亲。10年前，他在刚刚从德国移民过来时，曾经与塞缪尔·萨克斯夫妇一家暂住。罗斯瓦尔多后来去了西部，做零售发了大财，与理查德·西尔斯联手赚了很多钱。西尔斯公司当时需要筹集资金在芝加哥建立大型仓储工厂，他们的商品通过芝加哥配送到美国各地。罗斯瓦尔多前来要求500万美元的贷款。

菲利普·雷曼和亨利·戈德曼提出更好的方案：资助1000万美元。但是，这1000万美元是以股权形式资助，而不是债务；简言之，西尔斯公司应当“上市”。罗斯瓦尔多从来没有想过提出这样的要求。古板的成熟银行绝不会给出这样的优待，因为他们是不会接触邮购订单公司的。邮购订单是西部和中西部广阔区域中的一种现象，而东海岸对此几乎一无所知。雷曼和戈德曼选择投资邮购订单公司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大部分美国人依然生活在农场或农场附近，到城镇的商店购物并不方便。西尔斯声称是“世上最便宜的供应品店”，商品目录包括郊区需要的各种乡下土质乃至一些奢侈品。西尔斯公司几乎供应一切产品，从工作服、农用工具到家具、管风琴、钢琴，应有尽有。

市场对西尔斯公司的质疑较之对联合雪茄公司的质疑更甚。当时雷曼他们花了9个月时间——而不是90天——说服股票买家接受商誉，购买股票。这一次又是克兰沃特家族鼎力相助，在欧洲售出很多股票。然而，这一切努力都得到了回报，西尔斯公司在芝加哥建立了工厂，还清了银行贷款，还留存了一定的现金。接下来的15年中销售增长了6倍。西尔斯公司1925年在芝加哥建成第一家零售店，20世纪20年代结束的时候，共有324家零售店。公司意识到开车的人越来越多，便率先在店面旁边提供免费停车场。

20世纪40年代，西尔斯公司向国外扩张，在古巴和墨西哥开设零售店。“二战”后，美国与共产主义的冷战升级之时，美联社莫斯科分社社长指出美国人在苏联最有影响的宣传就是西尔斯的商品。如果苏联人要知道他们失去了什么，只需看看西尔斯零售店就非常清楚了。

1906年到1925年之间，雷曼兄弟公司和高盛集团担当100多家公司的股票包销商，其中许多公司都成为家喻户晓的品牌：大陆制罐公司、下木打印机公司、布朗鞋业、宝石茶公司，以及S·H·卡瑞斯连锁百货公司——出售廉价品的商店等等。其中全球最著名的是伍尔沃斯商店，也是一家廉价品商店，而且是雷曼和戈德曼资助的第一家廉价品商店。伍尔沃斯商店的老板弗兰克·伍尔沃斯，1912年找到他们要求得到与西尔斯公司相同的资助。

起初，他们表示畏缩，担心操之过急。西尔斯公司还有一些奢侈品，而伍尔沃斯商店显然是迎合大众口味。伍尔沃斯商店大力压低当地批发商的价格，与相关的竞争对手幕后联手——换言之就是形成非法的企业联合，统一面对供应商，迫使供应商降价。同时，真正与顾客保持亲密接触——伍尔沃斯是首批开始商品陈列式展示，让顾客在决定购买之前随意挑选的零售商之一，而其他商店都是由售货员拿取商品供顾客挑选。

弗兰克·伍尔沃斯需要资本把美国和加拿大的600家商店并购到伍尔沃斯旗下。他提出，如果雷曼和戈德曼愿意包销股票，他会免费给予他们20％的股票收益。雷曼和戈德曼接手了这项包销工作，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向投资者出售，总价值约6500万美元。那时候，股票市场的信徒们发现雷曼和戈德曼的出价不错，纷纷争购伍尔沃斯的股票，结果上市第一天每股就上涨到80美元。所以，股票收益几近8000万美元，雷曼和戈德曼得到近1600万美元的利润。

1960年2月1日，位于北卡罗来纳州格林斯伯勒南埃尔姆街伍尔沃斯商店的便餐馆成为民权运动的一个中心。非裔美国学生在这家种族隔离餐馆遭到就餐拒绝，开始静坐运动，导致长达6个月的抗议，成为民权运动的里程碑。当时，伍尔沃斯的很多分店在美国主商业街上消失。在英国，伍尔沃斯勉强迎来了新千年，竭力维持良好的经营状况。许多人声称伍尔沃斯是他们最喜欢的商店，却很少有人真正在伍尔沃斯商店消费。紧随雷曼兄弟公司本身引起的危机的爆发，伍尔沃斯最终于2008年末倒闭。

但是在95年前，菲利普·雷曼和亨利·戈德曼是华尔街最火的包销团队。他们突然之间不再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所控环境中的局外人。两个公司的合伙人都非常投入，埃利斯写道。雷曼和戈德曼包销上市的公司带有两个公司的“印记”，以前，这种印记意味着没有人愿意触及的经营领域，而现在其他包销商都以他们为榜样，开始包销之前认为不值得关注的股票。因此，股票市场本身也发展得更为接近现代股市。

在雷曼和戈德曼集中他们的人脉、财务和智慧资源之前，人们的消费显然也一直在进行着。然而，菲利普·雷曼和亨利·戈德曼的首创精神开始把美国从生产型经济转向消费型经济。他们的共同努力对美国人的消费方式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最终全球范围内的许多人都开始仿效。不论好坏，菲利普·雷曼和亨利·戈德曼都是我们现代消费社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

1908年，总统西奥多·罗斯福的第二届任期即将结束，经济正在从1907年的金融恐慌中复苏。1907年秋天，股票市场终于在长期投机的影响下走向崩溃，尤其是金属股票。随着日常生活用电的增加和金属导体使用的增加，铜具有很高的利润。触发市场崩溃的一个原因是J·P·摩根、雷曼兄弟公司和其他公司因边疆地区发现新的铜矿储备的传言受到严重影响，金属铜供应的增加导致价格下挫，所以，许多人纷纷抛出持有的铜和其他金属股票。

市场崩溃背后还有其他一些原因。投资者大笔从银行举债购买股票，转而把这些股票作为保证金再借入更多资金，依然投资于股票。纽约银行贷款的一半以股票为抵押品作为担保。这是“一种极不可靠的系统”，罗恩·彻诺在《摩根财团》一书中这样描述。考虑到这些股票的价格可能随时下跌，许多股票的担保都弱不禁风，大量股票在1907年崩溃。

所谓的“托拉斯”公司也有一定的责任。通常情况下，这些公司处理遗嘱和遗产问题，总体上是没什么新意但也是必要的业务。尽管名称上相仿，但它不同于企业联合托拉斯——大型公司，比如石油、钢铁和铁路公司，即1890年的《谢尔曼反托拉斯法》抵制的公司。

处理遗嘱和遗产问题的“托拉斯”公司曾经谨慎投资，但1907年情况发生了变化。在渴望成为大规模市场玩家这一目的的鼓舞下，他们“充分利用法律的空子开始大肆投机”，彻诺写道。一个世纪后，又一个一度谨慎经营的行业——抵押贷款机构，决定进行高风险投机，结果他们的做法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2008年经济崩溃的一个诱因。1907年，“托拉斯”公司使用投资者的资金大笔举债，一头扎进了市场。

所谓的非法经纪公司同样是经济崩溃的重要原因。非法经纪公司是供人们在股票市场碰碰运气的投注站，它们在美国各城市迅速发展，大大满足了小额下注者按照股票的涨跌投资的需求，举例来说就是投资他们有强烈兴趣的特定股票，比如金属股票。但是，大额下注者也参加了进来，从而诱发了经济的崩溃。

这一投资方式的重要特征是非法经纪公司吸纳的资金不是对公司股票本身的投资。从股票市场上购买股票的投资者可以取得所投资公司的部分所有权，相比之下，通过非法经纪公司下注更像赛马的投注者对马匹所投的边注，投注者根本得不到所下注公司的所有权。

所以，非法经纪公司是一种早期的金融衍生产品。也就是说，不是直接投资公司本身，而是对公司前景的间接投资，或者叫“衍生”投注。但是非法经纪公司非常流行。世纪之初，随着国家财富的增长，许多人希望自己参与到繁荣的金融市场中来，尽管他们缺乏直接购买股票的资金或者相关知识。成千上万的人在成千上万家非法经纪公司下注，从而逐渐累积了大量影响市场的场外资金；市场可能对非法经纪公司的一些股票筹集的大量资金有所反应，比如出现价格突然倾斜或不稳定。

那时候的股票市场也受一定的监管，其中一些规则后来成为监管标准得到应用，但是非法经纪公司没有任何中央权威机构的监管。例如，没有机构规定他们应该留存多少资金以保证大笔下注者可以随时支取现金。在发生巨额亏损的情况下，这些公司只能倒闭。非法经纪公司还有能力直接影响市场，因为许多非法经纪公司拥有大量的股票。如果下注者认为股票价格将上扬，非法经纪公司就卖出大量的股票导致价格下挫；这样，下注者就会遭遇损失。如果下注者认为价格将下挫，非法经纪公司则开始买进，导致股票价格上扬。这些非法经纪公司向投注股票的人售卖的只是无用的票据。

1908年，纽约封查非法经纪公司，接着其他各州也开始仿效，随后非法经纪公司在美国消失。然而，一个世纪后，非法经纪公司的幽魂再现。2008年的经济崩溃中，金融衍生产品堪称罪魁祸首，当时与非法经纪公司的压注对应的是所谓的信用违约互换。信用违约互换都是巨资边注，例如，压注雷曼兄弟公司能否幸存，抑或陷入困境的抵押贷款债券投资公司会不会破产。信用违约互换受到的监管很少，而累积的资金多达数十亿，甚至数万亿美元。信用违约互换通过美国国际集团（AIG）等自愿担保的公司完成担保，这些大型的知名保险公司其实是把自己化身为顶着光环的非法经纪公司。事实证明，2008年的崩溃是人们在100年前没有吸取经验的一次教训。

华尔街指责西奥多·罗斯福针对1907年崩溃的反大企业政策。自从他作为共和党人在1901年就任总统后，就提出大力控制大型企业；有一个例子就是他限制J·P·摩根对西部铁路的控制权。后来在1906年，读了厄普顿·辛克莱的小说、讲述肉类加工厂不卫生状况的《丛林》后，总统随即敦促国会推出第一部食品药品法。接着，在1907年恐慌之前，他同样以强硬的语气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的烤架俱乐部发言。烤架俱乐部成立于1885年，由一流报纸和杂志的编辑人员组成，每年都会邀请总统共同进餐发表观点。罗斯福选择的话题是“罪恶的大富豪”。华尔街声称他的讲话削弱了市场信心。

市场恐慌导致罗斯福声称要推出严格的监管制度，J·P·摩根本人竭力说服，让世界相信金融机构可以不受外界干扰而运转良好。他奔走于华尔街，努力团结支持力量，在摩根的几间大型办公室中，大家一起冷静地筹集资金，保证市场正常运转。大批民众聚集在办公室窗外为他的工作喝彩。摩根称得上华尔街第一个“决胜时空”之人——这个词是1987年汤姆·沃尔夫在他的著作《虚荣的篝火》一书中创造的。另外，摩根是个热心的教徒，恐慌开始的时候，他正在费城参加英文版的《公祷书》的修改会议，于是就号召教会领袖带领会众祈祷市场复苏。

罗斯福没有罢休。他开始审议建立中央银行，以监管和稳定美国人的经济生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在19世纪30年代曾放弃监管。罗斯福请来雅各布·谢夫担任顾问，雷曼兄弟公司也参与了讨论，相关工作都是秘密进行的。从杰克逊总统时期开始，中央银行一直受到排斥，而且犹太人银行家的参与导致了“全国强烈的反犹太情绪”，查尔斯·盖斯特在他的著作《最后的合伙人》一书中这样指出。他补充说，华尔街的评论家除了认为突发事件不能交由摩根处理外，还担心金融行业故意制造恐慌——或者，至少不会抑制恐慌——“以便赚取救市资金”。盖斯特的书于2001年出版，距离2008年崩溃后的巨资救市行动仅仅几年。

罗斯福1909年卸任后，接任的威廉·塔夫脱总统继续开展关于中央银行的讨论。罗得岛的参议员尼尔森·奥尔德里奇于1910年在佐治亚海岸隐秘的哲基尔岛组织召开了一次秘密会议。雷曼兄弟公司参与了整个会议的商谈讨论，后来，伍德罗·威尔逊总统于1913年成立了美联储——J·P·摩根先生碰巧同年逝世。

同期，赫伯特·雷曼于1908年作为合伙人加入家族企业。他接替了大哥西格蒙德的职位，西格蒙德离开公司环游世界去了。就在西格蒙德在海上自由航行的时候，赫伯特进驻雷曼兄弟公司位于威廉16街的农业贷款-信托大厦，威廉16街是距离华尔街不到一个街区的一条狭窄阴暗的小巷。

赫伯特此前在父亲梅耶的朋友所有的一家布鲁克林纺织品公司——J·斯潘塞-特纳公司工作。“我所具备的经营知识大部分源自在这家商品制造公司10年的经验，而不是源自投资银行的经营。”赫伯特后来说。1906年，28岁的他已升职到那家公司的副总裁，从“帆布”销售员一路做起。工作第一周的周薪是5美元，他把其中一张两美元的钞票用画框裱了起来。他不需要钱，他的父亲已经留给他40万美元。

赫伯特1899年毕业于马萨诸塞州的威廉姆斯学院，在校期间就因为人可靠而出名，但学业成绩一般，许多科目成绩都是B和C，只有演讲课的成绩是A，但是，在他先后担任纽约州州长和参议员后，听过他演讲的几个人都认为他的口才堪比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是他的朋友，也是同期一道从事公共事务的伙伴。

在梅耶和芭贝特·雷曼夫妇长大成人的7个孩子中，赫伯特是最小的，父母对他的未来没有明确的规划。不知道为什么，他们曾经误认为他应该是制造领域的采矿工程师，毕竟，金属行业代表着良好的固定收入。但是赫伯特没有那方面的天赋，特别是在数学方面没有多少理解力。兄弟中和赫伯特年龄相近的哥哥阿瑟注定要经营家族事业，另一个哥哥欧文·雷曼在法律界非常成功。

在J·斯潘塞-特纳公司工作时，他学到了销售、会计和谈判技巧。从小就各处旅游的他对出口特别关注，但他发现自己的热心没有得到广泛的响应。特纳公司曾尝试在中国和中东大量销售牛仔布、工作衬衫、帆布以及纱线，英国和日本在这些地方已经建立起成熟的贸易网络。特纳公司曾在美国寻找经营相同业务的合作伙伴，但发现他们过于冷漠，从不考虑外国人需要什么，内文斯这样描述，表达出赫伯特的观点。他们不会关注不同的花样、尺寸、颜色和质地，除非国内市场不景气，紧急需要卖到别处。“时而漫不经心，时而狂热关注”，内文斯这样解释为什么美国出口在很多方面落后于英国、德国和日本。

赫伯特在雷曼兄弟公司的第一份工作是处理汽车公司斯图贝克①的相关事务。19世纪50年代，创立斯图贝克的三兄弟中的两个哥哥在印第安纳州南本德的一家铁匠铺开始经营。弟弟通过为加利福尼亚州淘金热时期的勘探者制造独轮手推车赚到一笔8000美元的资本后加入公司。弟弟为公司投资，兄弟三人为美国陆军和西进的欧洲开拓者制造马车。斯图贝克公司早期在美国边远地区的移民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估计中世纪的马拉篷车车队中四分之一到一半的车辆是斯图贝克公司制造的。

1910年，赫伯特与一位名叫伊迪丝·阿特休尔的年轻女士结婚。尽管他们十分恩爱，但他们的结合也是非常有战略性的。与《我们这伙人》中描述的一致，雷曼家族的婚姻都是利益相关的：梅耶的长子西格蒙德与他的堂妹、伊曼纽尔的长女哈丽雅特结婚，这是万无一失的财富控制方式；阿瑟·雷曼与阿黛尔·卢因森结婚（这是“非常重要的”，伯明翰这样写道，“因为他们的结合把卢因森采矿企业归入雷曼的庇护之下”）。与雷曼家族一样，阿特休尔家族在银行业发展得不错，伊迪丝·阿特休尔的父亲查尔斯是法国商人银行拉扎德公司纽约分公司的头儿。

直到1912年伍德罗·威尔逊在总统选举中获胜之后，赫伯特才发现自己在政治方面的兴趣，并决定要成为民主党人。

同期，菲利普·雷曼缓解工作压力的主要消遣是潜心于艺术，后来他成为大收藏家。他和妻子卡罗琳经常带着孩子们到欧洲旅游，经常买一些油画、壁毯和家具。菲利普还常向一些顶级艺术品经销商和相关专家咨询，让他们为他的收藏把关，其中就有艺术史学家伯纳德·贝伦森，他著有备受赞誉的《文艺复兴时期的佛罗伦萨画家》一书。菲利普和家人还曾前往贝伦森的别墅拜访他。

菲利普的收藏都放在位于西54街7号的家中，他于1900年入住这座房子。房子的编号按顺序排列，6号已经有人入住，5号到15号都是1896年到1900年修建的房子，位于独栋的4号褐石建筑对面，4号是约翰·D·洛克菲勒家。菲利普按照奢华的美术学院派风格修建了这座房子。如今，菲利普家所在的这片狭长的豪华宅地就位于现代艺术博物馆对面。

促使菲利普开始艺术收藏的原因之一或许是艺术收藏能够证明一种品位，古代绘画仿佛可以赋予新财富古钱币般的魅力。收藏成为富人的时尚职业：钢铁大亨安德鲁·卡内基热衷收藏，为卡内基的钢铁熔炉提供焦炭的供应商亨利·克雷·弗里克，还有银行家及后来在1929年华尔街崩溃之时担任胡佛政府财政部长的安德鲁·梅隆都热衷收藏。他们都是菲利普倾心相交的朋友。

然而，这些人都必须依赖当时一流的艺术品经销商，市场充满凶险：一不小心到手的就是赝品。贝伦森非常了解的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品在当时特别流行，他本人凭借艺术品鉴定的佣金收入成为非常富有的人。

所以，菲利普按照雷曼兄弟公司不接受非家族成员合伙人的原则，为他倾心的艺术收藏工作找到合适的人选。1913年，他的儿子鲍比从耶鲁大学毕业，菲利普给他安排了近乎完美的工作：到巴黎、伦敦、佛罗伦萨、罗马以及他希望为父亲购买艺术品的任何地方考察，大学期间鲍比曾学习过艺术。钱不是问题。鲍比从普罗旺斯地区、锡耶纳或其他地方给家里发电报，说明艺术家姓名、作品名称和需要支付的价格。回复总是“钱已发出。都好。父亲”。

鲍比在欧洲旅行的很长一段时间中，似乎对周围的环境并不知情，可算是非常庆幸。“一战”在1914年夏天爆发，然而1915年11月23日，他从欧洲向家里寄了一张印着皮耶罗·德拉·弗朗西斯卡的《耶稣诞生》的明信片，上面写道：“放眼望去，都是漂亮的风景。”那时候，德国已经开始对英国实行海上封锁，而且早在6个多月以前，德国潜艇击沉爱尔兰南海岸科克港的美国邮轮“卢西塔尼亚”号，伤亡惨重。

1915年，鲍比从巴黎的里兹大饭店又寄出一张明信片，写着他已去过伦敦，“出色的中国画”即将寄达美国，“大英博物馆的劳伦斯·宾扬这样向我描述中国画”。宾扬是中国和日本艺术的西方专家，以各种欧洲语言出版了相关主题的第一本著作《远东绘画》。

由于儿子鲍比不断与各类相关的业内人士保持联系，菲利普可以进行艺术领域的可靠预测。而鲍比本人当时正在打造美国最著名的私人艺术品收藏馆，尽管那时候他必须兼顾乏味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工作。

1914年6月28日，弗朗茨·斐迪南大公在波斯尼亚首都萨拉热窝遇刺身亡，刺杀事件由力争摆脱奥匈帝国、争取塞尔维亚独立的民族主义集团黑手党所为。通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联盟关系，欧洲各国纷纷参战。美国直到1917年春天才卷入战争，因为它认为“一战”是君主统治和帝国统治之间的竞争引发的古老欧洲事务。

然而，华尔街几乎同时遭遇了第一次灾变——高盛的声誉问题。事实证明，菲利普·雷曼的合伙人——亨利·戈德曼支持德国，但是几乎所有一流的银行和来自萨克斯家族的高盛合伙人都不支持德国。萨克斯家族希望参与J·P·摩根精心安排的工作，为战时协约国英国和法国筹集5亿美元贷款。事实上，萨克斯家族已经向他们在伦敦的朋友克兰沃特家族保证高盛一定支持面向协约国的贷款。然而，亨利·戈德曼没有表示认可，否决了支持贷款的观点。

在一定程度上，高盛只是继续雅各布·谢夫已经开展的工作。欧洲银行家们来到谢夫的银行库恩-洛布银行为英国和法国筹集贷款，但是，谢夫表示不支持这项贷款，因为部分资金可能去向法国的盟国俄国。俄国大屠杀曾导致几十万犹太人逃亡到美国，因而谢夫不打算出一分钱支持俄国沙皇尼古拉二世的政权。谢夫拒绝批署贷款的决定导致一家报纸打出这样的标题“库恩-洛布银行、德国银行家拒绝援助协约国”。

虽然如此，谢夫仍是一位资深的政治家，他的观点即使得不到认可，也受人尊敬。尽管亨利·戈德曼没有这样的优势，但他的观点同样影响深远。他认为德国在俾斯麦伯爵以及最近新上任的德国皇帝威廉二世的统治之下，已经从迥然不同的君主体制和国王体制改革为现代的单一民族国家。他是普鲁士主义的倡导者，热心支持纪律和组织观念。

戈德曼家族和萨克斯家族虽然通婚，但后来两个家族的分歧却越来越大，无法挽回。查尔斯·埃利斯在《高盛帝国》一书中写道，在利顺德大饭店的一次晚餐中，两个家族关于国外事务的谈话居然能够引起一场争执。萨克斯家族非常生气，因为他们曾经向伦敦的克兰沃特家族作出提供资助的保证，而且仓促拿出10万美元资助英法，而戈德曼家族对此表示反对。

之后许多年中，高盛一直承受着华尔街“德国公司”的耻辱压力。亨利·戈德曼离开公司并且撤走了他的资金——埃利斯说是“一大笔”——从而大大减少了高盛的资金，削弱了高盛作为银行的经营能力。公司还丧失了活力和领导力，拼搏了多年才重新振作。

亨利·戈德曼离开高盛致使菲利普陷入窘境，由于亨利在高盛公司的领导地位，高盛当时承担着与雷曼兄弟公司非正式合伙关系中相关的大量工作。双方的合作一直持续到20世纪20年代末，但再也没有恢复到从前的良好合作关系。

雷曼家族的赫伯特·雷曼因总统威尔逊起初对待战争的中立态度而非常生气。赫伯特看待普鲁士主义的观点与亨利·戈德曼的观点完全对立。他憎恶独裁政体和军国主义。有一次，赫伯特去维尔茨堡看望家人，当他和一个姐姐在街上散步时，对面突然走来3名普鲁士军官，径直把他和姐姐围住，押到了集中营。“我当时简直暴怒不已，几乎要与整个德国军队拼了。”他说。当时他大概只有9岁。

虽然如此，赫伯特依然在1916年的选举中支持威尔逊总统，威尔逊总统直到最后一刻才有胜算把握。在胜选之夜，威尔逊得知公开宣布的票数才安然入睡，他的票数胜过共和党候选人查尔斯·艾文思·休斯。但在选举结果公布之前可能会出现这样的情形，一些报纸为了赶时间完成印刷，会在第二天一早的报纸上贸然公布威尔逊竞选失败。然而，赫伯特却亲自来到位于曼哈顿中区的民主党总部等待结果。但选举结果迟迟不见公布，当时主要的通讯手段是电报；仅仅在选举前一年，美国才安装了纽约和旧金山之间的第一条电话线。早上5点，事情变得明朗，结果关键在于加利福尼亚的情况，在加利福尼亚，民主党可能只有4000张支持票，只是略微胜出。此时，在民主党的总部，人们开始担心掌握加利福尼亚政权的共和党舞弊。“突然需要钱雇用保安保卫投票箱，”内文斯写道，“而且没有人知道哪里可以找到保安。”

这时候，雷曼家族的人脉关系发挥了作用。赫伯特给加利福尼亚的姨父伊萨亚斯·赫尔曼发了电报。赫尔曼是旧金山富国银行内华达国民银行的行长。他也是共和党人，但是当赫伯特请求他在银行开门后准备5000美元现金，并且提出由民主党做担保的时候，浓厚的亲情占了上风。投票箱的安保工作得以落实，民主党以略低于4000张的选票获胜。确实需要保安吗？没有人知道，但是加利福尼亚的威尔逊竞选团队非常感激赫伯特付出的努力，威尔逊总统于1917年在乐队奏着加利福尼亚州的州歌《我爱你，加利福尼亚》音乐的伴奏下就任。

德国加速对大西洋船只（美国船只就在其中）进行潜艇攻击后，威尔逊于1917年4月同意美国参与“一战”。总统倡导“世界要民主和平”，掀起了爱国热潮。好莱坞的玛丽·皮克福德、道格拉斯·费尔班克斯和查理·卓别林等无声银幕明星，在大型集会中向公众销售储蓄国债，帮助筹集战争资金。“一战”是美国政府第一次使用储蓄国债（即自由公债，或者叫自由债券）筹集资金。

赫伯特对自己只能为战争作出有限贡献而感到非常失望。尽管经过陆军军官培训，他还是因为年纪过大——39岁——不能担任军官职务。他加入了海军，但同样没有希望参与前线的战斗。由于他在纺织业方面的背景，海军安排他到补给后勤局，为部队提供穿着、装备的部门。战时美国海员数量增加了6倍，共30万人，因此他有许多工作要做。他还担任海军助理部长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首席助理。

赫伯特喜欢罗斯福不拖泥带水的作风。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的工作授权安排得非常好，他们俩相处融洽。尽管罗斯福接受过律师培训，但他没有被细节局限，而是将目光放得更长远。无线电的应用即证实了他长远的目光，当时无线电没有什么公共职能，没有新闻广播或娱乐节目等等。无线电的重要性在战时体现在战略工作上——事关重大，特别是在船只航行方面。1919年，威尔逊总统在一艘船上向其他船只发出通知，要求士兵从欧洲撤退，因而成为第一个使用无线电讲话的总统。这在很大程度上对罗斯福是一种启发，20世纪30年代，他就任总统后，经常通过自己的知名无线电节目《炉边谈话》对美国人民讲话。

赫伯特负责进行与向海军供应纺织品的公司之间的谈判。这项工作需要努力在效忠祖国和个人利益之间取得平衡。当时赫伯特发现要价过高的一个人是马萨诸塞州劳伦斯工业城美国毛纺公司的老板威廉·伍德（昵称比利），他号称自己拥有全球最大的毛纺工厂。在一次合同洽谈中，伍德拒绝把出价降到赫伯特认为合理的水平，于是赫伯特就提出安排人员检查伍德公司的账目，了解伍德的成本支付。伍德随即同意赫伯特最初给出的报价。

赫伯特还一直参与志愿者工作。他和哥哥阿瑟——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都是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的重要组织者。美国犹太人联合分配委员会的领导是雅各布·谢夫，当时已经70多岁。委员会为比利时、俄国、奥匈帝国和欧洲其他地方因战争无家可归和饥寒交迫的几百万人提供救济。

军队后来还是很快就决定任命赫伯特担任军官职务。他努力争取负责国外事务，结果发现还是负责纺织品供应，与制造商谈判。但指挥官对他说他是“不可或缺的”。尽管工作时间较长，但这份工作还是令他满意的。

战争期间，赫伯特收到当时派驻在佐治亚州奥格尔索普堡的堂侄鲍比发来的加急电报。那时鲍比已经结束收集艺术品的欧洲之旅，回到美国参军，而且担任军官职务。但是美国参战表明战争已接近尾声，鲍比担心自己错失去往前线参战效忠祖国的机会。他希望到欧洲前线去，就询问赫伯特是否可以利用他在华盛顿的人脉帮点忙。

赫伯特于1917年6月2日回电“陆军中尉R·雷曼”（鲍比），指出只要鲍比得到长辈的同意，他愿意帮忙：“我觉得我和你的父母关系太近，不能按照一般的道德标准决定这件事。”这或许向我们表明雷曼家族的亲情关系有多么牢固，不过赫伯特也不希望出面安排雷曼家族前途光明的年轻人，在没有父母的允许下去充满生命危险的佛兰德斯和皮卡第参战。但是，“如果你的双亲同意，”他补充道，“我将不惜一切尽力帮忙，你希望早日参与前线战斗的焦急心情非常可贵。”

鲍比的父母表示同意，或许是考虑到在当时的战争热潮影响之下他们根本无法阻止儿子参战，鲍比得以随美国陆军到欧洲参战。他担任81师（野猫师）第318野战炮兵团的上尉。野猫师参加了美国陆军的最大战役——默兹—阿尔贡战役，鲍比参加了战斗，但是毫发未损。

赫伯特继续在华盛顿工作。战后他需要终止大量的军需供应合同，廉价出清堆积如山的剩余物资。他与海军助理部长罗斯福的助理研究员约翰·汉考克密切合作。“一战”后，许多公司希望汉考克加入，由于和赫伯特熟识，他于1919年加入了雷曼兄弟公司；1924年他成为雷曼兄弟公司家族以外的第一位合伙人。赫伯特在华盛顿的另一位工作伙伴是保罗·梅热——一位哈佛毕业的经济学家以及全国认可的零售业专家。零售业在西尔斯公司和伍尔沃斯商店成立后，发展为非常有特色的行业。梅热后来也加入了雷曼兄弟公司。

赫伯特本人并不急于返回家族公司工作，他喜欢在华盛顿工作，觉得自己为胜利作出了一份贡献。他的军衔已经升为中校，获得了杰出服役勋章——正好得以及时展示给母亲芭贝特，芭贝特于1919年春天去世；她和梅耶没有想到儿子会获得巨大成就。赫伯特继续坚持在首都华盛顿工作，期待取得一个政治职位。他曾争取当时空缺的陆军助理部长职位，但该职位已安排他人担任。

对民主党而言，当时并不是在首都供职的最佳时机，政治潮流已经逆转。美国开始变得保守。在1920年的选举中，民主党提名俄亥俄州州长詹姆斯·考克斯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为候选人，参与竞选副总统职位。他们努力促使美国参与国际联盟，冷落了全体选民，结果在选举中被俄亥俄州的共和党参议员沃伦·哈定和马萨诸塞州州长卡尔文·柯立芝打败。

民主党在接下来的13年中没有在华盛顿执掌政权。对赫伯特个人来讲，除了回到华尔街工作之外别无选择。

注　释

①　一家美国马车、汽车制造商，也为军队设计制造过装甲车辆。该公司由德国移民创建于1852年，1966年倒闭。——译者注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④
蓬勃发展：雷曼吸引非家族成员加入

随着20世纪上半叶经济的不断复苏，雷曼兄弟公司看到了零售业的发展机会，从冒险资助西尔斯公司和伍尔沃斯商店开始，零售业就成为了雷曼兄弟公司的优势。许多美国人口袋里的钱又多了起来，开始注重消费，几家顶级的百货商店开始绞尽脑汁努力吸引美国顾客光临。

鲍比·雷曼过着旅游和探险的特殊生活。他曾步行走过意大利托斯卡纳的山区城镇，经常游走于拍卖行和法国的艺术工作室，闲暇时与伦敦、巴黎和罗马的一流艺术家共同探讨人生。最近他还参加了发生在欧洲的一场战争，那场战争很快获胜，他作为年轻的步兵军官胜利凯旋。现在，他必须面对现实，努力做好自己在家族公司的工作。

1919年，鲍比在即将步入而立之年时加入雷曼兄弟公司，他大概早就知道这是注定的事情。“对于我们普通人，艺术和金融或许是非常神秘的领域，”多年后，一位朋友对《纽约时报》这样说，“但我们不会忘记鲍比·雷曼生来就与艺术和金融结缘。每天晚餐时他听到的都是艺术和金融方面的话题，他在艺术和金融的滋养下成长。”

尽管如此，生活重心的变化还是改变了鲍比的一些习惯。首先，雷曼兄弟公司有着相对严谨的业务风格。之前鲍比习惯于和人聊艺术家的作品，尤其喜欢谈起提香（Titian）等大师，而现在，他几乎总是在和客户深入探讨发行普通股或优先股的优势所在。再有就是周围接触的人发生了变化。相比鲍比在欧洲各国的首都遇到的人们，华尔街的人根本不算见过世面的人。许多人从不频繁出国，即使频繁出国，也不是热爱旅行，而是想赚钱。

华尔街本身就像一个大洞穴，吞噬着进入其中的人们。即使在晴朗的日子走在华尔街，也仿佛置身于密闭的房间。在大厦埋头工作的人们总是定时出没，阴郁的冬日，气氛更加令人压抑窒息。鲍比一定非常怀念他在欧洲旅行的日子，或许经常浮现在他脑海中的就是去往锡耶纳和佛罗伦萨的途中，沿途映入眼帘的都是大教堂和古塔。

鲍比身处华尔街却没有完全融入其中，他通过运动调整自己。身高只有一米七的他一直保持着矫健苗条的身材。在加拿大新不伦瑞克省和魁北克省交界处参加独特的雷斯蒂古什河三文鱼俱乐部的活动时，他喜欢涉水进入湍急的溪水中抓三文鱼。鲍比最喜欢的运动是马球，他有自己的赛马，在长岛老韦斯特伯里的梅多布鲁克马球俱乐部参加比赛。

鲍比在耶鲁大学的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是同样热衷马球的球友。埃夫里尔是19世纪末的铁路大亨E·H·哈里曼的儿子，经营着家族银行布朗兄弟哈里曼银行。人们普遍认为他的父亲性格乖戾，但他自己做事非常干练。他后来进入政治和外交领域，曾担任不同职位，如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时期的驻英大使，亨利·杜鲁门总统时期的商务部长，以及20世纪60年代末，林登·约翰逊总统时期就越南战争召开的巴黎会谈的代表。哈里曼是谈判专家，可以一动不动地坐几小时。

鲍比做事同样非常干练。许多人会问及他的经营秘密，而他的回答既不失礼貌又非常开朗：“我压注于人”，人们都知道他非常可靠，在问及他投资什么类型的项目和为哪些人投资时，总是得到这样的回答。“如果我发现自己喜欢什么，就要买下。”他提到了自己购买艺术品的方法。他和哈里曼是一生的合作伙伴和朋友。在梅多布鲁克马球俱乐部，他俩与范德比尔特一家和惠特尼一家一起比赛。内战后，纽约的上层社会在老韦斯特伯里地区定居，在那里他们可以进行猎狐等追捕运动。梅多布鲁克马球俱乐部的创始人托马斯·希契科克是当地的土地所有者，他的儿子小托马斯·希契科克后来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鲍比没有被纽约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与《我们这伙人》中的犹太人之间的不和所困扰。在社交方面，他与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相处融洽。

“一战”后，美国的未来发展方向成为问题。美国应该向海外发展还是集中进行国内发展呢？美国拥有整个世界。战前，美国依靠在国内各偏远地区开采黄金和白银，抑或通过筹集国外资金实现增长。现在，人人都需要美国的资本。欧洲在战后陷入发展停滞，许多地方破败不堪。美国取代英国成为全球最强大的国家，人们只有纷纷来到美国寻求发展。

雷曼兄弟公司的国外经营项目也非常有限。公司曾帮助一些犹太人所有的德国百货商店进行融资，而阿道夫·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没收了这些企业。20世纪初，公司在德国银行有价值10万美元的德国马克存款，但是德国在1922年到1923年的极度通货膨胀彻底摧毁了那些资金。通货膨胀预示着德国中庸的社会民主党政府或许无法长期生存。随着德国经济的崩溃以及德国欠下法国和其他“一战”敌国高额的赔款，德国马克从1922年的200马克兑换1美元贬值到第二年需要40亿马克兑换1美元。雷曼兄弟公司询问德国银行为何很长时间都没有向纽约寄出对账单时，银行回答说，信封上的一个邮戳“需要的钱都超过现在整个账户的价值”。

雷曼兄弟公司决定集中发展国内业务，这也反映出美国人当时的心态。沃伦·哈定1921年就任总统，他来自中西部的俄亥俄州，对国外事务并不关心。美国参加“一战”后，哈定在竞选中提出了“回归常态”的口号。这一口号迎合了全体选民的理想，大家都受够了国外战争和没有道义的做事方式。

哈定就任总统后把许多政治界的朋友带到华盛顿任职，人们称他们为俄亥俄帮。哈利·M·多赫蒂担任总检察长，他是一位指导哈定职业生涯的机敏政治战略家。哈定早期参与国家政治的时候他们就在一块儿工作，多赫蒂发现了哈定的才能，相信他会成为未来的领袖。哈定和蔼可亲，赢得了“人民之子”的名声。这一点与他的前任伍德罗·威尔逊形成鲜明对比，人们认为伍德罗·威尔逊总是一副冷漠的东海岸知识分子形象。

而且威尔逊主张经济干预，哈定主张自由放任，抑或任由发展。根据自由放任理论，经济与上天的运动一样有着自己的轨迹。相反，当时负责经济事务的、哈定总统的商务部长赫伯特·胡佛认可一定的政府干预。尽管当时的美国经济状况胜过其他国家，但1920年到1921年，它还是遭受了严重衰退。战时，海岸附近的德国U型潜艇阻止了许多海外产品进入美国，农民为大后方供给食物。随着战争的结束，便宜的食品从国外进入，迫使美国农民降低农产品价格，从而收入下降。许多人无法偿还银行贷款，导致多家银行破产；这些因素影响到整个美国经济，500万人失业。赫伯特·胡佛协助缓解了当时的情况。他召集专家为失业人员开会，敦促老板维持薪资水平以保证工人有钱度日。他支持市政工程，扩大就业机会。这一切都促使衰退在1921年迅速结束，美国很快忘掉了这段艰难的日子。

雷曼兄弟公司耐心开发公司业务，关注基本生活方面的相关经营机会。例如，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初大力支持浓缩汤理念，帮助金宝汤公司实现上市。金宝汤公司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长期客户——浓缩汤“先锋”这样的描述后来出现在公司的内部报告中。内部报告还提到金宝汤公司抢先主要竞争对手亨氏公司一步，亨氏公司明显表示对竞争对手推出的黏黏糊糊的产品不以为然，坚持生产非浓缩的不同产品。亨氏公司在20世纪40年代终于意识到，由于公司的蔑视态度，导致其多年来“在全国运输了大量的水”。

随着20世纪上半叶经济的不断复苏，雷曼兄弟公司看到了零售业的发展机会，从冒险资助西尔斯公司和伍尔沃斯商店开始，零售业就成为了雷曼兄弟公司的优势。许多美国人口袋里的钱又多了起来，开始注重消费，几家顶级的百货商店开始绞尽脑汁努力吸引美国顾客光临。

雷曼兄弟公司参与了纽约百货商店梅西百货公司和金贝尔兄弟公司之间那次尽人皆知的较量。在许多人看来，这两家公司就是早期美国百货业的可口可乐和百事可乐。梅西百货公司声称自己是“全球最大的百货商店”——帕拉弟奥式的门面构成纽约先驱广场的主要特色，倾心于吸引正确的消费群体（即有钱有权的客户）。梅西百货公司不接受信用支付，“没有人欠梅西债”，公司这样指出。位于街对面的金贝尔兄弟公司没有为此烦恼，使用了这样的口号“尽情挑选，无须结算”，其真正的意思是，“欢迎光临本店，请勿购买街对面的商品”。

20世纪初开始，金贝尔兄弟公司就在另一个旗舰城市费城推出感恩节大游行。梅西百货公司剽窃了这一理念，在纽约举办大游行。金贝尔兄弟公司宣称公司的游行活动是“全美最古老的游行”，而梅西百货公司很快就声称他们的活动为感恩大游行。

雷曼家族与梅西百货公司的所有人——施特劳斯家族是多年的朋友。拉扎勒斯·施特劳斯和亨利·雷曼一样，于19世纪中期从巴伐利亚来到美国，走街串巷销售一些家用小物件，定居在美国南方，后来从佐治亚州移居到纽约。他的3个儿子中，奥斯卡因政治原因逃离德国，与他的朋友梅耶·雷曼一样。另一个儿子内森·施特劳斯的女儿与梅耶·雷曼的儿子欧文结婚，欧文是纽约一流的法官。拉扎勒斯·施特劳斯3个儿子中最有名的是伊西多，他和妻子艾达于1912年在泰坦尼克号遇难。他们夫妻俩都拒绝搭乘救生艇的机会，双双遇难。随后的岁月中，好莱坞在不同的泰坦尼克号灾难题材的电影中使他们名垂千古。

梅西百货公司希望进一步扩大，在雷曼兄弟公司的建议下，通过公开发售股票筹集资金。1922年，梅西百货公司在股票市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在纽约和长岛开了多家分店。金贝尔家族决心与对手竞争，摆脱总是被犹太人社区瞧不起的事实。犹太人社区中有一家百货商店就足够了，斯蒂芬·伯明翰在《我们这伙人》中明确表达出这样的观点。纽约犹太人社区对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开设的零售店颇有偏见。金贝尔家族只不过是“零售商”，而施特劳斯家族则设法不做单一的零售商。如果说雷曼兄弟公司也有着同样的偏见，那他们确实努力克服了偏见，于20世纪20年代帮助金贝尔兄弟公司实现上市。

梅西百货公司声称自己追求奢华的品位，金贝尔兄弟公司则并购了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转向市郊发展，萨克斯第五大道百货公司是纽约百货商店中规模最大、名声最好的公司。金贝尔兄弟公司非常善于自我推广，在百货公司中第一个拥有自己的无线电台：纽约WGBS电台和设在费城及匹兹堡的其他电台。金贝尔兄弟公司使用店内广播说服顾客前来了解店内销售的全部商品，而不是仅仅关注自己的购物清单中罗列的商品。

金贝尔兄弟公司在雷曼兄弟公司的帮助下发展壮大，选择在位于先驱广场附近的大厦之间修建了雅致的艺术装饰天桥，回敬梅西百货公司的宏伟建筑风格。天桥有三层楼高，使用了铜作为建筑材料。天桥建筑师里士满·施里夫和威廉·兰姆赢得了充分赞誉，因此在20世纪末的建造风暴时代受命设计帝国大厦。

正是雷曼兄弟公司扩大了两家知名百货公司的分歧。在几十年的时间中，业内竞争对手一直流行这样一句话：“梅西告诉金贝尔了吗？”暗指超级秘密。梅西百货公司和金贝尔兄弟公司都把他们的核心秘密和规划、预算和未来期盼告诉他们都非常信任的共同合作伙伴。梅西会告诉金贝尔吗？也许不会，但双方都会告诉雷曼兄弟公司。

即使在蓬勃发展的阶段，雷曼兄弟公司依然严格控制开销和总体经营规模。公司只有一间很小的办公室，确切的员工人数不得而知，但合理推断约有20名员工——12个左右的工作人员再加上合伙人。鲍比于20年代初成为合伙人，另外两位家族成员——艾伦和哈罗德·雷曼也刚刚成为合伙人，他们是远洋航行的西格蒙德和哈丽雅特的两个儿子。艾伦和哈罗德在雷曼兄弟公司的未来发展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一直默默无闻。

菲利普之后最资深的合伙人是比他小12岁的堂弟阿瑟。阿瑟是赫伯特的心腹之交，也是他的经纪人。没有什么迹象表明阿瑟和菲利普相处不欢。阿瑟加入家族公司之时有着强大的知识基础和相关经验；19世纪末哈佛大学毕业后，他在新奥尔良的一家公司做了一年棉花交易，加入家族公司之前在纽约一家银行工作。从照片上看，阿瑟一副爱德华时代的商人模样：长礼帽、笔挺的高领衬衣、绒领大衣、皮手套，手里拿着雨伞。阿瑟的孩子们在肯尼思·利博完成《雷曼家族的人们》一书时，对肯尼思·利博说他们对父亲不是非常了解，因为父亲总是在工作。“在我看来父亲只是一个留着胡子的人，说话声音非常好听，”他的女儿弗朗西斯这样说，“他非常和蔼，从来不发脾气。”

约翰·汉考克当时刚刚加入，证实了雷曼兄弟公司稳固的增长。赫伯特战时在华盛顿结识的这位朋友加入公司的第一项任务是整顿宝石茶公司的业务，宝石茶公司是雷曼兄弟公司在菲利普·雷曼与亨利·戈德曼时代协助上市的一家零售公司，业务遍及全国。宝石茶公司拥有1600家零售店，分布范围从霍博肯到旧金山，但在公司的许多销售人员参战后，利润就一蹶不振。公司一直在努力恢复势头。汉考克接手整顿工作后，减少了店面数量，关闭了工厂，摒弃了老旧的供货渠道，从此扭转了宝石茶公司的局面，心存感激的董事会任命他担任公司总裁。

之后不久，雷曼兄弟公司认为可以适时摆脱公司只信赖有血缘关系的家族成员合伙的政策了，便于1924年提拔汉考克为合伙人。公司业务蓬勃发展，需要可靠的新人加盟。“汉考克身材高大魁梧，一刻也闲不住，”内文斯写道，“这位高大、直率而精力充沛的合伙人仿佛给办公室带来了一股达科他大草原的强风。”显然，他也喜欢在加拿大落基山脉狩猎大型动物。汉考克保持了雷曼兄弟公司的传统，在客户公司的董事会任职。董事会决定着一个公司的战略方向，汉考克不但在宝石茶公司董事会任职，而且在西尔斯、富乐绅鞋业和美国百货等公司的董事会任职。

后来，20世纪30年代，汉考克在雷曼兄弟公司接受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新政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由于罗斯福用以缓解华尔街崩溃之影响采取的措施，在金融界看来是反大企业措施，许多华尔街的公司都强烈反对罗斯福。罗斯福任命汉考克为国家复兴局（NRA）的成员，国家复兴局是应对大萧条的机构。30年代末，他继续为罗斯福总统工作，为美国参加“二战”作准备。“二战”后，应总统哈里·杜鲁门的要求，汉考克于1946年加入了联合国原子能委员会的美国代表团。他帮助美国确定了原子能国际控制的初期措施。

纺织业是经济繁荣时期被冷落的一块领域，1924年夏天，纽约州州长阿尔弗雷德·史密斯要求赫伯特·雷曼调停纽约服装行业的长期罢工。史密斯是亨利街社区项目的经营者丽莲·沃德的朋友，赫伯特年轻时曾在那里做志愿工作。纽约的服装工厂位于下东城，距离华尔街不远，但完全不同于华尔街。罢工冲突发生在国际妇女服装工人工会成员与雇主之间，纠纷原因是普遍极低的工资水平和恶劣的工作环境。许多妇女是犹太人，来自俄罗斯和波兰，而公司老板通常是像赫伯特那样的德裔犹太人。赫伯特花了两年的时间帮助解决罢工争端，商议具体细节。其间工会倒闭，赫伯特出资5万美元帮助工会重组。后来，让赫伯特吃惊的是，工会居然有钱还上他资助的5万美元。

此后，赫伯特开始花更多时间从事政治工作，逐渐抛开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工作。

1925年，菲利普·雷曼宣布以半退休的方式退出雷曼兄弟公司。他还将担任公司顾问，但是当时65岁的他希望花更多时间周游世界，在欧洲购买古董和画作。他把自己在雷曼兄弟公司的大部分股票交给了儿子鲍比，从而使鲍比成为公司的掌门人。

以前从来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1855年亨利去世后，公司自然由他的两个弟弟梅耶和伊曼纽尔接管。梅耶去世后，伊曼纽尔负责公司，并且逐渐把公司交由他的儿子菲利普、侄儿西格蒙德、阿瑟和赫伯特组成的下一代管理者。现在，西格蒙德早已离开公司远洋航行去了，赫伯特越来越集中精力投入到政治工作上，于是，阿瑟就成为公司最资深的全职合伙人。可是现在，就在突然之间他的资历已经不及鲍比。

《百年纪念》中委婉地讲述了这段故事：“1925年开始，罗伯特·雷曼（鲍比）在菲利普和阿瑟的帮助下开始接管公司。”但当时的情况更像是家族中固执的纽约派发起的一次政变，而不是缓和的过渡。阿瑟的任职培训是在新奥尔良学习棉花交易业务和在纽约学习银行业务。而鲍比则以轻松的心境在欧洲旅游，学习了许多艺术方面的知识。尽管后来他掌握了大量公司经营方面的知识，但他走近阿瑟的时候，总是神色不宁，一副紧张压抑的样子。阿瑟的孙子劳伦斯·伯腾威泽后来回忆自己从来没有真正深入了解的祖父时这样描述：“我很难相信他不是自己潜心经营的公司的头面人物……他在自己不是头面人物的公司甚至都不能畅快呼吸。”然而，那时候的阿瑟必须学会面对现实。阿瑟把大量的时间用来工作，所以孙子劳伦斯·伯腾威泽没有真正了解他。

那是一个吐故纳新的时代——咆哮的20年代和爵士乐时代到来。作曲家乔治·格什温因《蓝色狂想曲》而红极一时。阿尔·卡彭带领芝加哥帮在禁酒令执行期间通过非法运输酒精发了大财，社会名流在无线电台周围组织的聚会上豪饮鸡尾酒。约瑟夫·肯尼迪就是通过从加拿大走私威士忌大发横财之人；除此之外，他作为股票市场投机商与雷曼兄弟公司冒险合作也发了大财，他还对好莱坞电影制作非常有兴趣。他的财富将为约翰·F·肯尼迪和其他几个儿子的政治生涯提供资助。

20世纪20年代中期，鲍比·雷曼积极寻找机会，雷曼兄弟公司开始为新客户——新奥尔良古亚美果品公司的老板萨姆·塞穆赖——筹集资金。“香蕉超人”萨姆在世纪之交开始与联合果品公司合作经营。1907年，两家公司派出一艘炮舰载着一队雇佣兵航行到中美洲的洪都拉斯共和国，推翻了当地政府。洪都拉斯政权最初反对他们在当地开展工作，因为联合果品公司在中美洲的惯常作风是得到准许就完全强占。

萨姆和联合果品公司曾一度陷入纠纷，争夺洪都拉斯和危地马拉边疆地区的控制权。萨姆的性格与鲍比相似——怪里怪气，与环境格格不入。他不住在新奥尔良，而是和雇佣兵一起生活在洪都拉斯。

萨姆后来接管联合果品公司后，继续在中美洲“香蕉共和国”进行大胆开拓（如今“香蕉共和国”是一个贬义词，是贪污及大国干预小国事务的代名词）。他邀请鲍比加入联合果品公司的董事会，通过该董事会他们参与了一些事务，例如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的民主选举政府；1961年猪湾入侵事件中倾力排挤菲德尔·卡斯特罗在古巴执政，但没有成功。

同期，在20年代后期，雷曼兄弟公司开始接纳新的外部合伙人。门罗·古特曼和威廉·哈默斯洛是“证券专家”，他们对股票、债券和其他票据非常了解，如果不是因为金融领域惯常的误导性委婉措辞，这些票据或许都会叫做“风险”，由此看来，他们对股票准确定价的专长非常重要。随着1925年到1929年期间业务的增长，雷曼兄弟公司帮助60家公司上市；虽然大部分工作是由高盛公司完成的，但当时雷曼兄弟公司自身对业务也更加娴熟了。

加入公司的第三位外部合伙人是零售专家保罗·梅热。当时他刚刚完成全美零售干货协会委托创作的重要著作《现代零售业组织原则》。1929年，梅热成为组建美国联合百货公司的主要推动者，美国联合百货公司是通过并购波士顿法林百货和纽约布鲁明戴尔百货等几家公司组成的。1939年，梅热担任董事会成员的联合百货公司，成功说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把感恩节假期提前到11月的第三个星期四以延长圣诞购物季。1950年出版的《百年纪念》中指出，由于梅热的努力，“雷曼兄弟公司得以投资于美国半数以上的零售业巨头（共20家）”。

在鲍比的书中，梅热还有其他的特别之处。他是艺术专家、鲍比家族的长期合作者伯纳德·贝伦森的表亲。他还是美国无线电公司（RCA）总经理戴维·萨尔诺夫在华尔街最要好的一位朋友。美国无线电公司在20世纪20年代的股票市场盛极一时，犹如现在人们所说的“谷歌时代”。梅热代表雷曼兄弟公司在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任职多年。

这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正忙于开发另一项流行业务——投资信托。20世纪20年代，银行和金融公司纷纷从事投资信托业务，代表其他机构或个人进行专业投资。人们购买银行和金融公司的股票，银行和金融公司再利用股票融资所得进行投资。雷曼兄弟公司作为华尔街信誉良好的公司，很早就投入了信托市场。公司的“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1927年推出，第一年仅赚到100万美元，但公司很快就推出新的信托基金，与“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合并。两年中，“全美投资者综合基金”的市值达4000万美元。

然而，许多其他公司都争抢着参与投资信托业务，1929年的时候，银行和经纪公司每天都会推出新的投资信托业务，从而引发了其他投资项目：人们可以投资股票市场中的所有公司，接着，投资信托公司把人们投资到这些公司的资金再次投资到股票市场中的公司。很快，人们围绕着收音机举办的鸡尾酒会中喋喋不休的有趣话题成为乔·肯尼迪和其他投机人如何调整市场，把最新的优质投资信托产品融入市场。社会名流纷纷加入：格劳乔·马克斯和他的兄弟们（马克斯兄弟是美国成功的喜剧团体，由5位亲生兄弟组成），埃迪·坎特等其他艺人把毕生的积蓄都投入到投资信托产品上。

当时的一个问题是人们越来越迷惑——投资信托引出投资信托，各种投资信托合并为信托中的信托。一些信托公司不告诉投资者具体的投资去向，他们说，这是保密信息，最好别让市场的饶舌之人知道，否则只会使那些人自己受益。

当时已经出现了“控股公司”，它们通过控股来掌握其他公司的控制权。控股公司由特定领域——零售、铁路、保险的公司团体组成。这同样为股票买家带来了新的投资机会。控股公司接管其他控股公司，抑或投资信托；或者投资公司接管控股公司。他们拥有大部分人无法了解的东西，甚至一些控股公司所有人都不知道他们拥有什么。人们以各种方式投资，相信他们可以信任总是说“这是正确做法”的专家们。

大量的低息贷款助长了当时的投资狂潮。利率很低，人们可以抛开个人收入限制大笔举债。对利润的追捧促使人们把节俭等传统价值观念抛到九霄云外。银行和经纪公司鼓励人们投资“边际效益”——即购买股票的时候，实际只留存股票价格10％的微不足道的资金。那是一片世外桃源般的景象：很快，那些股票价格就会上扬——在表面上——产生高额利润，人们就可以偿还购买股票的贷款了。许多人开始相信债务是从来都无须偿还的。

随着市场的繁荣，高盛公司不再愿意与雷曼兄弟公司保持合伙关系。过去，双方都认为自己不能单独适应市场，在逆境中选择了合作。而现在，人人都有足够的机会。

高盛也迎来了新的领导沃迪尔·卡钦斯，他似乎终于填补了亨利·戈德曼离开公司留下的空缺。卡钦斯此前是华尔街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是公认的盛气凌人而富有感召力之人。在他的领导下，高盛完全有信心独立运作。另外，卡钦斯的得力助手西德尼·温伯格，曾经在1907年的崩溃期间在布鲁克林历经艰难，根本不会容忍像雷曼兄弟公司那样富裕的平庸之辈指使高盛为他们效劳。

两家公司的关系逐渐恶化到争吵不休。双方的合伙人每周在迪蒙尼哥饭店共进午餐，表面上是讨论双方共同的问题，但很多时候都是冲突不断，互相攻击诽谤。有一次吃饭的时候，一位高盛的合伙人突然从座位上跳起来，说他必须返回办公室，因为他忘记锁保险柜了。一位雷曼的合伙人，快速环视一圈在座的雷曼同事，问高盛的同事为什么那么着急：“我们的人都在这儿呢。”

争执的主要原因出于双方为各公司组织股票发行工作时，投放在金融媒体中的广告。广告中都会有一个相差无几的相关银行列表：“证券发行通告”，是用来描述银行业务的广告词语，就是对银行的枯燥特征进行适当概括。脾气火暴的双方经常会就各自的名称应当列在前面而争执不休。（如今的投资银行家们依旧会为各自的名称排列而争执，或许是因为20世纪20年代末合作产生分歧的高盛和雷曼兄弟公司早已创下先例。）

“双方都过于强势，所以不能长久联手合作，就像婚姻中的双方不能都过于强势那样。”一个内部员工后来这样说。在他们脱离合作关系的时候，双方列出了共同的客户；如高盛所指出的，共60家左右，其中40家归高盛。双方商定在独立发展各自的业务时，互不争夺对方客户。

当时看来，高盛会独立运营得更好，但人们都忽略了鲍比·雷曼的雄心。根据当时拥有的客户，雷曼兄弟公司发现自身在华尔街的优势甚微，因而开始急追猛赶。“雷曼兄弟公司一直持有很多资金，”一位高盛的合伙人说，“但雄厚的资金不等于在开发新业务方面具有优势。分开之后，他们才成为真正的实干家。”

胡安·泰利·特里普是雷曼兄弟公司极其看好的一个家伙，他具有爱尔兰和委内瑞拉背景，来自一个在古巴经营糖类致富的家庭。特里普本来可以跟随父亲胡安·佩德罗·泰利的足迹进入银行业，但是，1920年耶鲁大学毕业后，他没有选择进入银行业，而是迷上了飞机，希望可以乘飞机到达古巴乃至更远的地方，创建美国的第一条国际航线。雷曼兄弟公司非常支持他。

1927年4月，查尔斯·林德伯格驾驶他的小型单引擎飞机“圣路易斯精神”号首个进行单人不着陆的跨大西洋飞行，林德伯格本人和航空飞行的前景因此受到全世界瞩目。林德伯格，这位中西部的空邮飞行师，完成了长达33.5小时创纪录的连续飞行。早在24年前，奥维尔·莱特就首次驾驶飞机起飞，在北卡罗来纳州基蒂霍克飞行了120英尺，共持续飞行11秒。年轻的特里普奔走于各大机场，努力说服空邮飞行师扩展航线，声称他见过查尔斯·林德伯格。林德伯格说他不记得两人见过面，但他在特里普的新航空公司“泛美航空”成立之初，就担任顾问，而鲍比在泛美航空董事会任职，他们三人由此成为了一生的朋友。

1922年，特里普花费5000万美元组建他的第一家航空公司——长岛航空公司。他的第一个客户是联合果品公司。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装运船只到达洪都拉斯海岸后，特里普把客户的货物空运到位于偏远中部高地的洪都拉斯首都特古西加尔巴。通过驴子的陆路运输需要两天的时间，空运只需两小时。特里普把目光转向古巴，期待会有好运，当时人们根本不愿意乘坐飞机，对越洋飞行更是紧张。没有现代无线电联络和其他导航辅助，飞机很容易在越洋飞行的时候迷失方向。

鲍比·雷曼完全是在冒险行事，他的朋友埃夫里尔·哈里曼也是如此。他们俩是19世纪20年代末，股票市场繁荣时期的积极参与者，同期，新兴的航空业也在吸引着越来越多的人积极参与。他们并购了一些小型航空公司后，航空股的价格就开始上涨，他们又将并购的这几家航空公司组建成航空集团公司（AVCO）；他们的目标是成立“空中通用汽车”，雷曼兄弟公司当时的来往信件中这样指出。众所周知，航空集团公司后来发展为“美国航空公司”。

但处于发展初期的泛美航空及公司创始人引起了鲍比·雷曼和埃夫里尔·哈里曼的特别关注。特里普疯狂热爱的航空事业正是他们一直觊觎参与的行业。我们知道，鲍比还努力考取了飞行员执照。马修·约瑟夫森在描述泛美航空历史的《空中帝国》一书中指出，特里普号召年轻人“热爱能够促使大家参加户外活动的体育产业，不要总是踏着优秀前辈的足迹进入乏味的银行或铁路业”。

特里普驾驶他的一架双引擎福克未打招呼就直接飞到古巴首都哈瓦那，向古巴总统格拉多·马查多进行了一次即兴的飞行示范，从此取得了到古巴的空邮和客运航线的落地权。泛美航空的广告努力吸引乘客，怂恿大家坐飞机，而不是坐着轮船在波涛起伏的佛罗里达海峡颠簸。一段90英里航线的广告这样吸引乘客：“和我们一起飞到哈瓦那，4个小时后您就可以享受百加得朗姆酒了”，禁酒令期间人们对此非常神往。黑帮教父阿尔·卡彭和他的追随者有一天居然出现在佛罗里达基韦斯特通往航站楼的等候室。“如果我们发生什么意外，记住，你们都不会有好果子的”，卡彭对地勤人员这样讲，在前台的盘子里撂下1000美元钞票——往返机票只有100美元。

雷曼兄弟公司一直支持特里普，尽管他的一架福克1928年8月从古巴返回的路上迷失方向，坠入大海，机上两名乘客中的一名不幸遇难。古巴之外，泛美航空取得了到加勒比海其他地区和南美洲的空邮航线。随着对大型飞机的融资，30年代末的时候，特里普开始筹划到中国的航线，规划穿越大西洋飞欧洲的航班。泛美航空在“二战”期间及后来一直持续发展，经过几十年的努力成为美国和世界主要航空公司中的旗舰航空公司。回顾早年支持泛美航空的历程，我们可以发现雷曼兄弟公司对现代国际航空业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

1928年，保罗·梅热明确表示天高任鸟飞，航空业的发展无极限。他完成了另一本著作《美国繁荣：原因及后果》，指出广告的作用越来越大。尽管布鲁斯·巴顿当时努力开展宣传工作，使总统柯立芝的竞选活动充满生机，但当时广告依然是发展并不完善的初级媒介。梅热指出那次竞选宣传是对广告作用的一种示范，而且当时确实有必要鼓励美国人进行积极购买。“欲望增加，人们的生活水平提高，购买就会发生。”他指出。

保罗·梅热认为美国人必须摆脱只是按需购买的习惯：“我们必须转变美国的需求文化……人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思维……在旧东西完全消费掉之前就应该产生购买新东西的欲望。”“美国消费者的需求和欲望是无止境的。”

还有一些记录显示保罗·梅热与1928年同样出版了著作的爱德华·伯奈斯交往密切。爱德华·伯奈斯是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外甥，当时正在把舅舅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这一新理论引入到广告业。作为新兴的力量，广告业正在向一些有趣的方向发展。布鲁斯·巴顿的主张是在美国财富迅速增长的同时坚持谨慎发展。爱德华·伯奈斯则毫无顾忌，直白地把他的书命名为《宣传》。他指出社会中“少数智慧之人”的作用就是“充分利用他们的智慧引导大众的有序习惯和看法”。为了“美国的进步和发展”他们应当做到这一点，爱德华·伯奈斯这样说。人们一直称他为“公共关系之父”，他将在雷曼兄弟公司发挥重要作用。

1928年，雷曼兄弟公司扩展规模，需要寻找新的办公地址。威廉一街一座11层的大楼成为公司未来长达半个多世纪的所在地。整个空间可以容纳几百人，尽管就当时的员工人数而言，已经大大超出所需。威廉一街距离公司原址非常近，雷曼兄弟公司的这次搬迁是公司为跻身于上层社会而迈出的明智一步。《财富》杂志指出，威廉一街是“巴罗克风格”的建筑，与“庄严的华尔街之间的距离恰到好处”。几十年前，塞里格曼家族修建了那座大厦供自身业务发展之用，但是《我们这伙人》中曾经首屈一指的家族已经失去声望。塞里格曼家族与杰伊·古尔德等人进行的蹩脚交易、管理不善的铁路投资，以及经营业务的年青一代在能力方面的欠缺导致了塞里格曼家族的衰落。

雷曼兄弟公司走出了一步奇招。公司已经在几个领域取得一定的发展——纺织、零售、铁路和航空，却又进入了女士化妆品这一完全未知的领域——至少金融界的中年男人们对化妆品是陌生的。赫莲娜·鲁宾斯坦希望卖掉自己的公司，移居到巴黎生活。她的丈夫已经和孩子们前往巴黎，对她花大量的时间工作表示非常不满。她当时与第五大道的竞争对手伊丽莎白·雅顿处于激烈的竞争之中，而且属于优势一方，但是她急切地希望快速卖掉公司。奇怪的是，雷曼兄弟公司没有乘人之危大肆砍价，而是花700万美元的高价买下了赫莲娜·鲁宾斯坦公司。难道鲍比并不只是希望并购一家公司，而是另有图谋吗？他交往的都是生活在梅多布鲁克及周围的精英人物，当时34岁的他可能正在寻找自己心仪的姑娘。拥有自己的化妆品公司或许是在未来的新娘面前炫耀的不错资本。

1928年秋天，赫伯特·雷曼突然离开，导致雷曼兄弟公司丧失了稳定的支柱。他的政治工作尽管花费大量时间，但只有很小的回报。1928年的总统选举局势对民主党来讲如同1924年的选举一样不容乐观。担任阿尔弗雷特·史密斯竞选活动财务总监的赫伯特亲历了民主党财务困境和选举灾难的双重打击。只有少数大企业家愿意支持民主党，大部分人还是选择支持有望当选总统的赫伯特·胡佛所在的共和党阵营。

距离总统选举日只有一个月的时候，纽约民主党人要求赫伯特离开雷曼兄弟公司，全身心地为选举效力。赫伯特告诉他的哥哥阿瑟、鲍比和其他合伙人他将在两年后返回公司，完成一届正常的副州长任期。考虑到赫伯特依然打算返回公司，所以他要求取出自己在公司的股份有些怪异。但是，阿瑟没有反对，也没有其他人表示反对。那时候钱根本不成问题，赫伯特作为合伙人享有的股份让他得到一大笔资金，尽管具体数目我们不得而知。

第二年春天鲍比也仓促离开公司，结婚去了。新娘鲁思·拉马尔，是纽约社交圈中的名人J·斯潘塞·拉马尔夫妇的女儿。

鲍比没有因为分散了精力而无视高盛近来的情况。高盛的沃迪尔·卡钦斯直到很晚才意识到投资信托的前景。雷曼兄弟公司谨慎地把投资信托看做一种新颖而有效的赚钱方式，而卡钦斯则认为投资信托是实现长期不断繁荣的工具。高盛于1928年成立的投资信托公司——高盛交易公司，1929年在3个月内实现价值翻番，达2.44亿美元。卡钦斯随即很快成立另外两家投资信托公司：一家命名为谢南多厄公司，以蜿蜒长河谢南多厄河为名；另一家命名为蓝山公司，似乎是为了纪念当时的美好盛况。这两家公司的股票价格都一路攀升，尽管1929年夏天，高盛的一位合伙人沃尔特·萨克斯建议卡钦斯多加小心。正如埃利斯在《高盛帝国》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这样的建议立刻遭到否决：“沃尔特，你的问题就是没有想象力。”卡钦斯说。

当时已经从公司半退休的菲利普·雷曼没有觉得卡钦斯有什么了不起；他“过于乐观”而且“缺乏有效平衡”，菲利普说。但是鲍比显然深受触动，9月份，雷曼兄弟公司又成立了一家投资信托公司——雷曼。雷曼公司以每股100美元的价格发行了100万股股票，市场非常火暴，第一天每股就涨到136美元。

就在同期，雷曼兄弟公司完成了对未来意义重大的一次交易。它参与组建了全国广播公司联盟，并实现了该联盟的上市，其最初的目标是把生产电子管的一些公司聚拢在一起。当时全美有900万台收音机，每台收音机使用3～12个电子管，大小形状各不相同，由许多不同的公司生产。全国广播公司联盟旨在集中生产电子管，使其实现大小标准化，从而促使收音机实现大规模生产。这一切意味着价格更加便宜、携带更加方便的收音机即将问世，一定会大大促进销售。全国广播公司联盟还生产电视用的电子管，不过当时距离此类电子管的商业化生产依然有10年的时间。雷曼兄弟公司很早就加入了未来电视的配件——电子管的生产工作，而且与大型公司合作，而这家公司就是美国无线电公司。

雷曼兄弟公司在过去的两年中，一直与美国无线电公司保持密切合作，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即期目标是好莱坞。1927年3月，由华纳兄弟制作、阿尔·乔森主演的《爵士歌手》成为第一部有声电影。华纳兄弟不在5家大型电影公司（米高梅公司、联美公司、派拉蒙影视公司、环球影片公司和第一国家电影公司）之列，但华纳推出的第一部有声电影产生了巨大影响，宣告了无声电影时代的终结。然而，华纳兄弟当时的技术水平依然有限，只有少数片段是有声的。于是美国无线电公司很快推出了更加先进的系统，更接近今天使用的声效系统。

有声电影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通过收音机，听众可以在自己的脑海中构思图像。无声电影则只配有有限的字幕，而且钢琴伴奏还可以留给观众相对自由的想象空间。而有声电影已无须观众再去思考什么。人们面临着一个激动人心的时代，特别是在广告和宣传人员开始大显身手的新潮流的带动之下。

不管怎样，美国无线电公司的新系统不会没有大型电影公司关注。他们投入大笔资金修建适合华纳兄弟系统的电影院。因此，以雷曼兄弟公司为顾问的美国无线电公司在好莱坞一举成功。鲍比领导的雷曼兄弟公司通过并购奥芬大剧院以及与本杰明·基思等娱乐界的企业家合作，在全美范围内成立了一系列连锁剧院，组成“剧院连锁公司”。

参与剧院组建计划的有FBO的乔·肯尼迪，FBO是一家前景看好的电影制片公司。“剧院连锁公司”和乔·肯尼迪的公司合并，而美国无线电公司又将其并购，组建了雷电华电影公司，雷电华电影公司是一家新型的创新电影公司，通常称为RKO。RKO打造了影星琴格·罗杰斯和弗雷德·阿斯泰尔、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和电影魔怪金刚的辉煌。RKO宣称鲍比·雷曼是领跑好莱坞的金融家，而鲍比后来还担任了派拉蒙影视公司和20世纪福克斯电影公司的顾问。

有声电影迅速取代了无声电影，从1927年到1930年，到电影院看电影的观众数量几乎翻了一倍，从5700万增加到9000万。美国无线电公司的股票价格从1920年的每股2美元飙升到1929年秋天的每股500美元。大家都被新颖的声音和摇曳的图像吸引着，没有人质疑电影业的长期辉煌会有什么问题。1929年经济崩溃发生的时候，美国人才走出了电影院。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⑤
经济大崩溃：赫伯特·雷曼挺身而出

赫伯特·雷曼在1929年1月处理银行危机的时候，他的金融业从业经历变得非常重要。评论家的争论总是指向一个问题：罗斯福背后——通常就是在身边，总是站着“谨慎的银行家”赫伯特·雷曼，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无论空气中弥漫着声讨还是批评，赫伯特总能保持淡定。

赫伯特·雷曼决定与富兰克林·罗斯福一道工作，因为他希望重回公职岗位。“一战”期间在华盛顿度过的岁月让他开始喜欢履行公职，而回到雷曼兄弟公司的时光又让他确信自己更适合于政府部门的工作。他个人的事情处理得非常好，又非常有钱。在他看来，赚更多钱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他和妻子伊迪丝收养了3个孩子，他希望全家搬到纽约州的首府城市奥尔巴尼居住，过更加正常的家庭生活。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的日子，赫伯特非常厌倦在路上耗费的时间。他一直担任许多公司的董事职位，整天忙于钻研资产负债表、阅读行业新闻、没完没了地与经济学家开会。对这些单调乏味的工作，他烦透了。

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位合伙人后来匿名对赫伯特·雷曼的传记作者说他目睹了赫伯特的离开。他们有一次花几个月的时间安排一个客户公司的上市工作，这项工作有望给雷曼兄弟公司带来巨大收益。但在最后时刻，客户却“无端生疑”，要求大幅修改。这涉及到公司的潜在成本，然而赫伯特根本都没有争取回旋一下。尽管已经付出了几个月的辛苦，他还是很快同意了客户提出的修改。后来赫伯特的合作伙伴指出，他完全不适合经商。

但是，赫伯特热切地接受了副州长这一职位。上任后，他把这一过多流于形式的职位当做一个可以干实事的职位。罗斯福因7年前（1921年8月）患脊髓灰质炎落下残疾而定期到佐治亚州沃姆斯普林斯的治疗中心接受治疗。他还不时因政治事务出差到其他州，知人善任的他发现自己总是把许多重要的，乃至棘手的工作留给赫伯特这位老朋友处理。

赫伯特在1929年1月处理银行危机的时候，他的金融业从业经历变得非常重要。市信托投资公司——一家主要面向意大利人社区的纽约银行，在银行行长弗朗切斯科·费拉里不明原因突然辞世后面临破产。费拉里行为放纵，当时四散的谣言是他使用储户的钱过着铺张奢侈的生活。储户都纷纷取回现金，引发银行挤兑。这件事情涉及的嫌疑人还有弗兰克·沃德，他是纽约州银行业的监管人，州长办公室发现他在申请护照，准备出国。赫伯特出面阻止，下令对他进行调查，结果发现弗兰克·沃德接受贿赂，无视银行不时出现的异常情况。这位银行业的监管人因此锒铛入狱。

赫伯特召集几家银行接管市信托投资公司的业务。按照惯例，当时要推出一只基金确保储户的钱得到保障，赫伯特个人投入100万美元，但他的这100万就这样打水漂了，因为那年接着就发生了华尔街经济崩溃。

总统赫伯特·胡佛3月份上任，他宣称：“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应当很快就看到贫穷从这个国家中被消除的一天。”但是他担心过度投机，因而促使美联储提高了利率，以使人们利用借来的钱进行投机变得越来越难。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在他的著作《1929年大崩盘》中指出，提高利率的做法引起了华尔街的暴怒。“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防止货币市场的任何危险性危机，这胜过美联储的任何警告。”一家大型银行国民城市银行的行长查尔斯·米切尔说。他指出中央银行干预将导致危机，并承诺国民城市银行愿意向需要的人们提供任何额度的贷款，以应对美联储的限制。

杰出的耶鲁经济学教授欧文·费雪在10月中旬宣布，“股票价格呈现出表面的长期高位稳定。”不到两周的时间，市场就崩盘了。10月24日和29日被称为黑色星期四和黑色星期二，崩盘导致股票市值下挫几十亿美元。

当时已经担任多个内阁职位，但都没有取得巨大成功的英国政治家温斯顿·丘吉尔在黑色星期四站在股票市场目睹了眼前发生的混乱。丘吉尔的母亲是美国人，他在美国有许多朋友，其中就有当时一流的投机大师伯纳德·巴鲁克。丘吉尔此行到美国的目的之一就是核查他在股票市场的大笔投资，然而那时候他已经开始亏损了。崩盘带来的影响和接踵而至的大萧条波及到欧洲，恶化了“一战”后遗留的问题。德国的危机不断，1933年阿道夫·希特勒上台，宣布结束德国受凌辱的日子。在英国，丘吉尔1940年受命出任首相，就在“二战”开始几个月的时候。

1929年股票市场崩盘的时候，纽约的其他行业依然在努力维持。鲍比·雷曼和埃夫里尔·哈里曼当时正在放飞一个大大的热气球：他们在航空领域的合作已经扩展到飞船开发。德国的齐柏林飞船夏天完成了环球之旅，许多人认为热气球或许是比飞机更安全快捷的交通工具。胡安·泰利·特里普的泛美航空完成了飞往古巴，行程90英里、历时4小时的飞行，而同时齐柏林公司又指出它的飞船时速已达70英里。《航空》杂志报道称11月1日，齐柏林和美国橡胶公司固特异成立美国固特异-齐柏林公司，制造飞船，鲍比和埃夫里尔订购了两艘飞船。他们计划开通“跨太平洋飞船服务”，首先开通从加利福尼亚到夏威夷的航线，随后开通到菲律宾和日本的航线。然而鲍比和埃夫里尔的飞船投资一无所获，股市崩盘后此类投资出现资金短缺，而且在德国齐柏林公司的兴登堡飞船于1937年5月横跨大西洋的飞行中起火燃烧，导致36人丧命这一事件后，飞船本身也不再具有吸引力了。

纽约事态的严重性在11月9日那个星期五有了新的变化。县信托投资公司总裁J·J·赖尔登饮弹自杀，枪支是他从一位现金出纳员的抽屉里拿的。直到星期六中午——银行周末关门后，这一悲剧的报道才见诸报端，这样做是为了阻止忧心忡忡的储户引发银行挤兑。赫伯特·雷曼作为死者的朋友，可能参与了银行的相关安排工作，在星期日举行的大型葬礼上做名誉护柩者。

股市崩盘的原因非常简单——人们倾其所有，甚至举债投资。如果一切顺利，他们会把积蓄用于投资，再借入更多资金。这样，他们把资产“杠杆化”；即他们以资产为抵押进行贷款，然后再把贷款资金投入到股票市场。不幸的是，投资者贷款所用的抵押资产是股票；由此，市场崩盘的时候，他们不再拥有可以抵债售卖的资产。

那次崩盘很快把银行家的角色从公众资金的保护者转变为牺牲公众利益、牟取暴利的贪婪而不择手段之人。也就是说，银行家没有经受住历史的又一次考验。加尔布雷思这一次在他的著作《金融狂热潮简史》中指出，通常需要20年的时间人们才能忘记一次经济衰退留下的记忆：“20年通常是重拾一些淡忘的灾难记忆、出现与过去的经济混乱雷同的现象、引起人们对金融界的关注所需的时间”，如果上一次的经济衰退是指1907年的那次，那么加尔布雷思的估计完全正确。但是美国在1920年到1921年刚刚经历过一次严重经济衰退。20世纪20年代，经济混乱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再次发生。

崩盘之后，控股公司投资和投资信托投资——前几年非常流行的两种相似的新型投资工具——组成的宏伟金字塔倒下了，原因是没有真正的资产支撑。人们只是相信一些专家，结果许多人血本无归。

投资信托引发的1.73亿美元的损失中，高盛的损失最高——1.21亿美元。高级合伙人沃迪尔·卡钦斯黯然离开公司，但是在去往阳光充足的加利福尼亚的途中他很快就摆脱了高盛亏损带来的阴影，他在加利福尼亚做了一名收音机制造商。高盛本来以为公司已经从前任高级合伙人亨利·戈德曼离开公司的插曲留下的余波中恢复，那时候公司在很多年中一直被冠以“德国公司”的名号，然而现在它又要在未来的岁月中承受“高盛交易公司”不光彩倒闭的事实。

雷曼兄弟公司的损失仅次于高盛。它的投资信托公司——雷曼——亏损800万美元，数额远不及高盛的损失，而且雷曼兄弟公司一直比较幸运，公司仅仅在崩盘前一个月才成立“雷曼公司”，还没有来得及把股东的1亿美元投入到市场中。公司使用这笔资金中的一部分以大幅下跌后的极低价格回购股票，保全了雷曼公司。

崩盘还导致了雷曼家族内部的分歧。鲍比突然对赫伯特离开公司到奥尔巴尼时，带走他在公司的股权资金非常愤怒。鲍比没有对赫伯特表示他的气愤，或许是顾及到他的堂叔赫伯特身居要职，可能产生负面影响。相反，他把矛头直指赫伯特的哥哥阿瑟。“鲍比当时的反应就是指责阿瑟不顾公司的风险，付钱给自己的弟弟。”罗伯特·伯恩哈德——阿瑟的孙子及20世纪60年代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这样指出。尽管事实是阿瑟、鲍比，抑或其他任何人都没有预见赫伯特拿走大量现金的风险，更没有人预见到1929年的那场大崩盘。另外，如果鲍比或他的父亲提出任何异议，公司或许还有可用的现金来源。“他们甚至可能向赫伯特支付了独立公司——例如，赫莲娜·鲁宾斯坦公司的股票份额”，伯恩哈德补充说。事情的症结或许在于鲍比没有妥善处理好自己缺乏经验的棘手问题——财务困境。然而，事情的影响是长远的，即便在雷曼兄弟公司后来境况改善之时，鲍比和阿瑟之间也没有抛弃前嫌、和好如初。

与此同时，银行业管理层中有人把这次崩盘看做一件好事。“人们的处理办法就是停下来……听听收音机、喝点非法售卖的杜松子酒、跳跳爵士舞，”J·P·摩根银行的高级合伙人拉塞尔·莱芬韦尔说，“经过健康净化，人们再次认同以生活节俭和努力工作为基础的经济理念和繁荣景象。”犹如“反对之神”一般，胡佛政府开始进行精神净化，削减资金供给。他们似乎要表达这样的观点：口袋里的钱少了，人们就不得不过上节俭而健康的生活了。

来自奥尔巴尼纽约州议会大厦的观点不容乐观。罗斯福和赫伯特开始策划改革。现在，银行、工厂和其他企业都关门了，失业人员和贫困家庭更需要钱维持艰难的生活。纽约市开始尝试向证券交易所征税，交易所因此声称要转移到新泽西州，征税的说法也就作罢了。

1930年秋天，州选举将如期进行，春天的时候，赫伯特向罗斯福说明他届时将不再担任副州长。他说完成一届两年的任期后，觉得自己应该回到雷曼兄弟公司了，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自身也麻烦不断。然而，赫伯特或许只是需要有人来稍微劝他改变主意，而且罗斯福很可能在信中这样描述继任一事：“不管怎么说，你我都有相同的使命感，期待完成我们已经担当的责任，老实说，不管是我们俩中的你还是我，继续任职的唯一理由都是对几百万美国人民的使命感。”赫伯特同样感受到了自己的使命感，决定再次参选。

在选举投票中，他们俩都获得了绝对胜利。现在，他们只需协力共谋具体方案。古典经济学理论没有提供适当指南，只是指出应当让人们通过自觉努力走出经济萧条，而且指出经济复苏何时到来并不确定。当美国的各行各业都迫切需要解决方案的时候，根本没有什么可靠的理论借鉴。

罗斯福和赫伯特必须面对现实，做出创新行动，许多工作落到了赫伯特身上。在未来几年中，当身为纽约州州长、后来担任国家总统的罗斯福，因他们宣布的完全激进政策而面临经济和政治保守派的双重攻击之时，赫伯特作出了重要贡献。评论家的争论总是指向一个问题：罗斯福背后——通常就是在身边，总是站着“谨慎的银行家”赫伯特·雷曼，正如一位观察家所指出的，无论空气中弥漫着声讨还是批评，赫伯特总能保持淡定。

1930年州选举结束后，身心疲惫的罗斯福去沃姆斯普林斯度假，由赫伯特全权控制州长所说的“一人委员会”。赫伯特大力进行公路建设、运河改造和公园开发，努力推动就业。他召集私营铁路公司的负责人开会，说服他们在各自的铁路线上开展规划工作。

然而，1930年12月出现了一个拐点——对赫伯特本人和当时的经济形势都是一个拐点，即另一家银行陷入危机。当时陷入困境的是美国银行，一家私营银行，尽管就其名称而言似乎是在安德鲁·杰克逊时代以及联邦银行成立之前的古老中央银行。其他银行认为这个名称是该银行所有人故意用来诱骗用户的，如彻诺所记述的，美国银行在大堂挂着美国国会大厦的油画。其实，那是一家犹太人所有的银行，45万名储户中大部分是犹太人，许多都是在服务行业和相关贸易领域工作的穷苦移民。竞争对手轻视地称其为“裤压机银行”（指这些银行的客户从事的都是生产性作坊类的工作）。J·P·摩根的莱芬韦尔指出，美国银行的“大客户都是犹太人，他们是小型批发商、手中的财富和接受的教育都比较有限，因而公司的所有业务都只是现金支取”。

美国银行事态的严重性出于几方面的原因。例如，美国银行发行劣质股票；而且还使用储户的资金支持一些交易，而这些交易是罗斯福政府1933年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即将严厉取缔的，该法案规定，银行利用公众存款从事类似投机的行为是非法的。

美国银行还是当时纽约的第四大银行。1930年美国有1000多家银行倒闭，如果美国银行倒闭，它将是迄今为止最大的银行倒闭事件。赫伯特·雷曼和纽约州银行业的监管人约瑟夫·布罗德里克提出将美国银行与3家其他银行合并的计划，由华尔街提供3000万美元的贷款支持。此前，就在1930年初，J·P·摩根曾以1000万美元贷款帮助基德尔-皮博迪银行摆脱困境。

12月10日晚上，布罗德里克召集一流的华尔街银行开会。赫伯特作为纽约州首府奥尔巴尼的代表参会，但是他到达后，布罗德里克却打电话说赫伯特·雷曼无须出席会议，而且事实是他参会是不明智的。内文斯讲述了这一变化，却没有清楚说明为什么赫伯特参加会议是不明智的。就基德尔-皮博迪银行一方而言，银行家们在处理银行事务的时候，有一位高级政府官员在场或许会导致过度担忧，如果事情传出去，公众会和银行家一样过度担忧。

布罗德里克在会议进行期间曾几次打电话告知赫伯特讨论进行得非常顺利。然而，午夜过后，他却打来电话说银行家们收回了资助3000万美元的承诺。他们发现美国银行的账户违规。事实上是人们了解到美国银行从事问题股票交易，其中两名负责人将因此入狱。然而，布罗德里克还是敦促参会的人员为银行的储户考虑：“我问他们放弃资助的决定难道确实是最后决定吗？他们告诉我说是的。”

赫伯特恳求布罗德里克让大家别走，然后匆匆打车来到会议现场。但他到来时一些银行家已经走了。“我强烈恳求，不要让银行倒闭。因为大部分存款都是普通人的存款，倒闭可能会影响到整个经济局势。”赫伯特说。

银行家们没有改变主意。毕竟，美国银行的消失对他们来讲，意味着少了一个竞争对手。其他人也有持不同看法的，罗伊·科恩就是持不同观点之人。那时候，罗伊·科恩碰巧是与赫伯特有矛盾的鲍比的朋友。而就美国银行的情况而言，银行行长伯纳德·马库斯又是罗伊·科恩的叔叔，而且马库斯是因违规股票交易而入狱的一位银行所有人。按照彻诺的描述，罗伊·科恩总是把银行的倒闭归罪于反犹太人导致的结果。

无论事实究竟是什么，布罗德里克有自己的看法。他后来说他这样告诫参加会议的人们：他们在酿成“纽约银行业历史上最严重的错误”。

赫伯特也持有这样的观点。“他一直认为，美国银行的倒闭大大削弱了整个银行系统的信心。”内文斯写道。简言之，当时就是把1929年华尔街的崩盘升级为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的重大时刻。

讽刺的是，大约78年后，雷曼家族的古老家族银行居然发现自身陷入了与美国银行当时极其相似的处境。

赫伯特是一位生来就相信银行业的人们可以正确做事的银行家。然而经过这次美国银行的倒闭事件，他将不再让银行家负责华尔街以外任何事情的决策。他的其他观点也受到了沉重打击。1929年初城市信托银行一事，曾令他坚信个人的乐善好施可以缓解经济复苏过程中的压力。现在，由于他曾经拿出100万美元帮助城市信托银行和相关的储户——主要由意大利人组成——美国银行的储户也来求他。人们问他，难道就不能做同样的事情帮助美国银行吗？但是这笔钱——3000万美元——不是他能承受得起的。1929年的崩盘表明经济问题还是需要政府来摆平，而不是靠个人的慈善之举。

随着大萧条的大肆逼近，失业人员开始在美国各大城市大规模游行。

赫伯特小的时候，曼哈顿中城长大的孩子们如果想亲眼目睹贫困，需要坐火车到鲍佛瑞。现在贫困来到了他们中间。美国的许多城市中，无家可归的人们在空荡荡的草地上搭建起一个个摇摇欲坠的简陋棚屋，当时这里被戏称为“胡佛村庄”。纽约中央公园的草地上就有一个棚屋，在棚屋可以清楚地看到第五大道。

1931年，保罗·梅热在他的著作《繁荣新路程》中非常失望地表达出他在1928年完成《美国繁荣》一书的时候没有预料到崩盘即将发生。然而，雷曼兄弟公司的这位合伙人预见了一个重要结果：几百万失业人员意味着社会将改变工作分配观念，即便在经济复苏之后也会考虑新的分配方式。当时美国人一周工作6天，而梅热预见到“美国的所有工作者都将一周工作5天……对4000万美国成年工作者来讲，突然之间一周多了一天休闲时光”。

梅热总是戴着自己从零售店买来的帽子，他透过大萧条预见了未来美国人一定会热衷于购物。他也认真思考了大萧条的原因，指出“缺乏计划的悲剧体现了资本主义制度的典型特征”。他坚持主张所有信仰资本主义的人都有责任纠正这一缺陷。简言之，必须进行计划。到1932年夏天，出现了两位善于长远规划的人物——罗斯福决定竞选总统，赫伯特决定竞选纽约州州长。赫伯特这一次几乎没有犹豫，认为参加竞选“几乎就是必然的”。在一篇为《大西洋》杂志撰写的文章中，他指出“需要强调在经济危机时期，经验丰富的商人参与政府工作的重要价值”。

赫伯特从1932年初开始接管纽约州的事务，使罗斯福得以抽身参加总统竞选。同期，赫伯特也在准备自己的州长竞选工作，并最终以空前优势获胜。

赫伯特没有出席1933年3月4日在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举行的罗斯福总统的就职典礼，因为又发生了一次银行危机，而他安排了与纽约州一流银行家的会议，而且确实不能缺席那次会议。就是在那次就职典礼上乐队演奏了《幸福的日子又来了》，新任总统在著名的演讲中说，“我们唯一需要担心的就是担心本身。”

在罗斯福就任总统前的一段日子，危机一直在酝酿之中。他上任3周前，参观迈阿密的时候险些遭遇暗杀。在他即将宣誓就任的时候，政治和经济的双重不确定性导致人们纷纷取出银行的存款，大约5000家银行——美国所有银行的1/5——在总统就职前一天就停止营业。

赫伯特召集纽约银行家在当天晚上10点开会。参会的人有纽约州银行业监管人布罗德里克、J·P·摩根的莱芬韦尔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乔治·哈里森。会上也许出现了激烈的争吵，导致会议一直持续到凌晨3点半才结束。银行家们希望赫伯特在恐慌结束之前宣布一个“银行假期”，但是他们希望以政府新方案的方式推出这个假期。赫伯特坚持明确这个请求是来自各位银行家们，他不希望银行家们日后声称是州政府笨拙地强行做事。凌晨4点20分，赫伯特向媒体发出经过一致认可的声明。声明中称：“狂暴局面的扩散和全国银行机构面临的制约，导致纽约的银行面临沉重负担，现在不得不迫切推出极端措施。”

赫伯特决定将纽约所有银行关闭两天，3月4日星期六和3月6日星期一。罗斯福入主白宫的第一项工作就是延长银行关闭时间，宣布所有银行一直关闭到3月9日。在纽约乃至整个美国，罗斯福和赫伯特的目标不仅仅是度过危机，更要采取措施赶走危机。他们计划彻底审查各银行的账簿，决定哪些银行可以继续开张。而大部分银行最终都得以重新开张——有500家不在此列，不幸走向末路。那些恢复营业的银行是经政府检查核实的确没有债务的银行，随着公众信心的恢复，银行存款逐渐多了起来。

赫伯特和罗斯福曾一度置身危机之外积极应对，现在他们分别在纽约和华盛顿全力以赴、大刀阔斧地遏制危机。

《金刚》于1933年3月2日星期四——罗斯福总统就任两天前，在无线电城音乐厅首映。首映非常成功，这部电影成为好莱坞的RKO制片厂、运营商兼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以及帮助成立RKO的鲍比·雷曼的意外收获。大萧条期间，电影观众减少，RKO一度资金匮乏，支付不起连锁剧院的按揭贷款。而《金刚》这部电影，在给热爱电影的人带来愉悦的同时，也给塞尔兹尼克带来名声，给鲍比等电影投资者带来安慰。

大猩猩是美国意识的一种比喻。电影中最著名的一个场景是金刚站在新建的帝国大厦楼顶猛击鲍比投资的各种飞机。这是否表示资本主义走向疯狂，丛林怪物失去控制，疯狂摧毁挡在面前的一切呢？然而，大猩猩也有温柔的一面，最后他只想得到一个白人姑娘。或许《金刚》只是促使美国人摆脱时代真实问题的一部怪兽电影。

罗斯福的新政计划是要对当时的局面进行民主管理，这使反对者充满恐惧。经济体系长期以来一直呈现出一种神秘的力量，而且只是在少数享有特权之人的掌控之下。新政将成立诸多法律监管缺乏规范的银行系统、股票市场和其他机构，推动全国经济向前发展。新政的一些措施类似于纽约已经推行的措施，而赫伯特在不断完善扩展他和罗斯福的工作，后来他在纽约州努力完成的工作被人们称为“小小新政”。

华尔街不会坐以待毙，莱芬韦尔相信自己有能力动摇新任总统的观点。他向罗斯福认可的同事们——都是格罗顿中学和哈佛等名校的毕业生——宣扬自己的观点。而且，罗斯福曾租住莱芬韦尔的公寓，两人是好朋友。罗斯福就任后，他曾去信给总统，赞扬他监管方面做得很好，无人能及。

莱芬韦尔作为总统的知己，有可能获得很高的财政部职位，而J·P·摩根银行非常期待事情会如此发展。莱芬韦尔甚至可能有权延缓限制银行系统的任何法案的实施。然而，事情根本没有这样演进，尤其是在莱芬韦尔去信之后，大刀阔斧的变革更是随之而来。罗斯福回信生硬地指责莱芬韦尔提出监管是错误的，说他希望“看到银行家们承认……存在严重的职权滥用”才导致崩盘和大萧条。他补充说，希望能够看到银行家们全力支持阻止这样的滥用再次发生的办法。

“其实，银行家没有什么责任，”莱芬韦尔回信指出，“政治家才应该负责。”那么，为什么呢？他接着对总统说，“为什么银行家应该作出违心的承认呢？”或许一切都在意料之中，富兰克林·罗斯福没有同意让J·P·摩根的成员担任财政部的任何职位。

在总统就职的那个周末安排银行关闭之后，赫伯特发现自己数周来一直被这样的事情纠缠着：许多银行家担心他们的银行不能再开门迎客，当时尤其焦急的是一直排在美国六大银行之列的一家银行，该银行面临破产的威胁。它有严重的抵押贷款问题，曾经向当时无力偿还的人们发放大量住房贷款。赫伯特认为这一困境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有所缓和，该银行能够找到解决方法。他坚信该银行必须继续开门营业。“那家银行有大量的储户和大量的存款，”内文斯这样指出，“如果一直关门，人们受到惊吓，恐慌就会再次全面爆发。”

赫伯特强烈说服罗斯福的财政部长威廉·伍丁和罗斯福本人保证银行正常营业。“我确实在电话上和伍丁谈了几个小时，”他说，“而且与罗斯福也进行了同样激烈的争论。”一位银行行长亲自来到赫伯特家，非常苦恼地请求他无论如何要作出支持银行开门的决定。最后，赫伯特热心进行的游说以及与高层政治人物的接触，终于迎来了银行大门的徐徐开启。

银行家对1933年新政推出的银行法——即后来广为人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非常不满，该法案强行阻止银行使用储户的钱进行风险投机。该法案由弗吉尼亚州参议员、伍德罗·威尔逊总统时期的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和亚拉巴马州国会议员亨利·斯蒂格尔组织制定。其把银行的职能从根本上划分为两部分：存钱和进行风险投机。银行不再可以使用储户的现金投资各种债券或风险股票。另一方面，如果富裕的投资者希望把资金交给银行专门进行风险投机——即期待高收益的风险投资——当然没有问题，但是此类银行必须与吸纳普通存款的银行分离。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在公众愤怒升级的背景下通过国会批准。费迪南德·皮科拉召集的听证会集中列举了金融业的风险做法，其中列举的一个风险做法是在崩盘之前，国民城市银行向巴西、古巴和拉丁美洲的其他弱小政府提供风险贷款，而它随后再把那些贷款重新打包为债券，出售给公众，销售人员都保证这些债券可以带来不错的收益，但获得收益的前提是这些拉丁美洲政府能够偿还贷款，然而事实是这些政府经常做不到这一点。

新法案要求银行宣布他们希望成为——储户的银行还是投机商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选择成为投机商的银行，尽管金融家并不喜欢使用“投机商”这个词；因此，在《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推动下，投资银行诞生了。商业银行或零售银行（在美国主商业街上随处可见，而华尔街并不多见的银行）是处理存款的银行，靠传统贷款业务赚取微薄收益。

而投资银行收益丰厚。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原投资银行家迈克尔·刘易斯在他的著作《说谎者的扑克牌》①中指出，他在20世纪80年代刚刚开始工作的时候，作为实习生首先学习的是《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半个世纪以前，该法案的推出好比一种新纪元的到来，一种新的商业历程从此开始：“投资银行家是不同寻常的人，是促成交易的优秀人员，拥有丰富的，几乎是令人难以置信的才华和野心。”

早在1933年，政府就迫使银行服从监管。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纷纷退出在商业银行董事会的董事职位，开始寻找新生活。其中两位高层人员在新政实施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一位是约翰·汉考克，他加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的国家复兴局。另一位是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兼公司董事会成员亚历山大·萨克斯。他帮助组织国家复兴局。

当时，雷曼兄弟公司与长期竞争对手争相表示愿意支持新政。西德尼·温伯格是高盛的新任总裁，而且是认可新政的为数不多的商人之一。他成为罗斯福总统的顾问，开始了高盛与政府保持密切关系的传统。这在高盛公司未来的发展中有着非常积极的作用，特别是在2008年的崩溃之时，高盛表现得相当自如。

鲍比·雷曼在新政中的作用随着当时热点大事的变化而变化。他是共和党人，许多先进的商人中间的一位，这些商人全力支持自由资本主义满足人类欲望的观点。经济崩溃对他们是沉重的打击，在他们中的许多人看来，政府出面摆脱经济困境是一种耻辱。除少数人站在罗斯福一边外，其余人要么批评新政，要么保持疏远。鲍比天生就是在自己处理困境时远离复杂环境的人。他的祖父伊曼纽尔在美国内战时期与政治保持距离，他的父亲菲利普没有表现出对政治的明显关注。20世纪30年代的时候，鲍比对政治同样保持漠不关心的态度。况且在当时的经营环境下，他已经疲于应付了。

在不断变化的时代，雷曼兄弟公司很难抗拒旧时代的最后诱惑。1933年夏天，约瑟夫·肯尼迪在自筹资金之时，雷曼兄弟公司参与了合作，约瑟夫·肯尼迪在协助RKO电影制片厂上市的时候就与雷曼兄弟公司合作，他们已经是长期合作伙伴了。约瑟夫·肯尼迪发现俄亥俄州托莱多的利比-欧文斯-福特玻璃公司会有不错的前景。如果他本人和自筹资金的合伙人首先投资，其他人就会跟风，当时舆论预期，随着禁酒令的结束，美国人都会像往日那样大量消费酒精饮料，玻璃制造商的收益显然会保持上升。

实际上，利比-欧文斯-福特公司根本不是玻璃杯制造商，而是车用挡风玻璃使用的夹层安全玻璃的第一批制造商之一。然而，除约瑟夫·肯尼迪之外，其他跟风的投资者未必了解这一情况。一同筹集资金的另一位约瑟夫·肯尼迪的合伙人是沃尔特·克莱斯勒，他的家族主要经营汽车制造。

1933年6月，大概4个月之后，肯尼迪用自筹资金购买了利比-欧文斯-福特公司50万股股票。其他投资者纷纷仿效，购买了另外50万股，导致其股票价格上涨。利用自筹资金购买的股票抛售到市场后，相关投资者获利40万美元。据说这一收益与以前自筹资金的收益相比不算什么，但在经济萧条时期，得到这笔钱的人们无疑都如获至宝一般非常满足。

在股票价格下跌之时，利比-欧文斯-福特公司几近破产。而另一方面，约瑟夫·肯尼迪却加速了自己职业生涯的发展。当时，罗斯福总统正在为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监管股票市场的新机构，物色领导人选。1934年，他任命约瑟夫·肯尼迪担任证券交易委员会领导，因为肯尼迪比普通人了解更多投资股票的诀窍。肯尼迪的第一项工作就是禁止一度导致利比-欧文斯-福特公司几近破产的自筹资金活动。此前，自筹资金只是“不道德的，但没有违法”，许多年后，托莱多大学的历史学家蒂莫西·梅瑟-克鲁泽这样评论。他还说，如果今天有人做同样的交易，那么这个人“会进监狱”。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没有违法，但作为参与华尔街最后的合法自筹资金的公司，颇受诟病。

大萧条期间，雷曼兄弟公司很快意识到全美对饮料的需求。禁酒令的结束很快促使酒精饮料行业进入全美为数不多的增长行业之列，雷曼兄弟公司投入300万美元购买施恩利酿酒公司的股票。禁酒令期间，酒精饮料的生产受到严格监管，然而，施恩利酿酒公司成立了许多生产威士忌和其他酒精饮料的公司，广泛分布在从宾夕法尼亚总部到加利福尼亚州纳帕谷的各地。雷曼兄弟公司把每股定价在16美元，但在面向公众之前，幕后可以卖到40美元。从1934年到1935年，施恩利的销售增长超过一半。

尽管如此，和许多其他公司一样，雷曼兄弟公司在大萧条期间还是面临着严重的资金短缺问题。鲍比·雷曼把公司的部分股份卖给芝加哥的约翰·赫兹，缓解资金短缺局面。赫兹在20世纪20年代，通用汽车公司并购他的黄的士公司时发了一笔横财。现在，鲍比卖给他8％的股份后，他作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加入公司。鲍比的父亲支持这个做法，这样一来，与过去相比，雷曼兄弟公司现在有更多股份属于家族以外的人。（例如保罗·梅热，而他只持有3％的股份。）

这次股权变更使得鲍比和他的堂叔阿瑟之间的分歧更大。“尽管阿瑟反对，鲍比和菲利普还是坚持接纳赫兹进入公司，”阿瑟的孙子罗伯特·伯恩哈德后来谈了许多，“那件事情让鲍比与我的祖父更加疏远——我知道是那样的。”阿瑟可能只是反对将那么大份额的公司股份割舍给家族以外的个人。然而，他的反对不太可能改变鲍比对那次股份转让的决心，因为赫兹不但拥有投资资本，而且还是通用汽车公司董事会的成员，鲍比已经预见到与美国最大的公司建立关系的潜在优势。

罗伯特·伯恩哈德提到，在20世纪60年代，他作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在公司工作的时候，只是偶尔听到有人提到阿瑟的名字。不可否认，当时距离阿瑟的时代已经久远——他于1936年去世——但还是有许多资深的合伙人记得他。只不过他是鲍比管理的公司避讳提及的人物。

20世纪30年代，工作带来的压力已很沉重，而鲍比的个人生活又出现了问题。1934年5月1日，他的妻子鲁思起诉离婚。

不过鲍比一个月后就再婚了，或许当时还没有走出离婚带来的阴影，他的第二位新娘也叫鲁思。

但是，又一次新婚的喜庆没有改变当时的困难局面。1934年，鲍比·雷曼和埃夫里尔·哈里曼经历了航空业的沉重打击。航空集团公司旗下业绩最好的是美国航空公司（American Airways，后来的American Airlines），它开通了到美国各大城市及加拿大和墨西哥的多条航线。飞机制造商和股票投机商埃里特·洛班·科德一直都在购买航空股份，现在他持有的股份使得鲍比和埃夫里尔失去了对美国航空公司的控制。在争取股东支持的宣传中，鲍比和埃里尔请来爱德华·伯奈斯帮忙。然而，他们的努力失败了，爱德华·伯奈斯认为鲍比不在最佳状态。

一段时间以来，鲍比完全就是脱离正常状态的一个躯壳。个人病历显示他在1934年12月14日去看哈罗德·海曼医生，诉说自己可能是压力过大引起了身体不适。

赫伯特在新年之际邀请鲍比参加一些振奋精神的活动。秋天的州长选举中轻松继任后，他邀请鲍比参加1月1日在奥尔巴尼举行的就职典礼和几天后的庆祝晚宴。尽管鲍比和阿瑟之间存在意见分歧，但他和赫伯特之间没有伤了和气。很难说人在什么时候就需要政治支持。

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开始恢复。1935年，雷曼兄弟公司为斯图贝克公司提供资助——斯图贝克公司早在大萧条初期就陷入破产管理，然而现在，人们又逐渐开始购车了。雷曼兄弟公司还为工具制造公司百得完成了股票发行工作。如果工具制造商对产品的未来需求表示乐观，则说明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工作。美国的失业率在1933年是25％，1250万人失业；1935年下降到20％。尽管如此，依然有950万人在寻找就业机会。

在充满魅力的电影舞台，好莱坞制片人大卫·O·塞尔兹尼克开创了自己的塞尔兹尼克国际影片公司。《纽约时报》在10月份报道指出鲍比·雷曼和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惠特尼——以前和鲍比一起参加马球运动的朋友——都是电影《金刚》的重要支柱。6个月后，塞尔兹尼克有机会买到了小说《飘》的电影版权。

对于赫伯特·雷曼来说，1935年是个丰收年。他通过奥尔巴尼立法机构将青少年接受义务教育的年龄从14岁延长到16岁，决定政府免费向儿童发放牛奶，并推出失业保险基金。他说，“纽约州的人民应当感到自豪，纽约州在立法方面非常完善，它的立法强化了经济安全和道德安全。”然而，他的共和党反对派不这样认为，反抗集会仍不时发生。

但赫伯特还是努力使自己的观点得到全体选民的认可，无论他们忠实于哪个党派。罗伯特·英戈尔斯在他的著作《赫伯特·H·雷曼和纽约的小小新政》中这样记载，纽约州北部郊区小镇的公共服务部部长莫里斯·伯里特在日记中这样写道：“普遍投票支持共和党，就是抑制‘新政’，相反，还是要特立独行地投票给州长雷曼，因为他正直、诚实，而且懂得商业管理。”

尽管罗斯福的新政在华盛顿率先推出公用事业振兴署（WPA，为失业人员提供就业机会）等一些有效机构，但英戈尔斯坚持认为赫伯特在纽约开展的改革——例如公共住房、失业救济、使用童工及最低工资方面的规定，比华盛顿相关方面的工作要出色。所有这些工作都集中体现出州长本人的魅力。在1935年10月的一次讲话中他指出，“经商和积极参与社会变革之间”没有什么矛盾。

赫伯特与财政部长小亨利·摩根索曾经是好朋友。但大萧条时期，政治活动仿佛就是纽约州州长和罗斯福的财政部长之间的事务，而他们却渐行渐远。“他们都参与政治活动……”摩根索的儿子亨利·摩根索三世说，“我的父亲和赫伯特总是在大肆较量……他们都有意疏远彼此。”我们并不确定他们之间的争执是否是关于货币该不该投放到经济体系抑或货币该何时投放到经济体系的问题，但摩根索的措施是退一步回到旧的经济体系。接着便是1937年到1938年的严重衰退阻止了美国走出大萧条的步伐。

1936年5月，阿瑟·雷曼突然去世，享年63岁。他生前健康状况良好，患过一次肺栓塞。《纽约时报》的一篇讣告中称他为“热心的乐天派”，在大萧条最严重的时候都“不放弃希望”。他的去世无形中保护了弟弟赫伯特。《纽约时报》引述了阿瑟最近一次关于“政府大力参与经济事务”的讲话。赫伯特承认这可能会引起一些商人的不安，但是，“总体来看，政府的积极行动摆脱了一些负面因素”。

阿瑟的去世让赫伯特非常苦闷，甚至一度考虑放弃政治工作，但没过多久他就完全振作起来了。夏天费城召开的民主党大会上，他再次提名罗斯福竞选总统，而且他在讲话中表露出对新政反对者的愤怒。他声明大会不允许社会改革“被无情的反抗力量扼杀”。

他以前所未有的热情全力投入到政治工作当中。秋天，他再度竞选州长争取三连任。在1936年10月24日的讲话中，他表达了自己的观点。“我相信利润动机、个人机会、个人努力的回报，”他说，“但不是通过对贫困阶层的无度剥削。”他相信“资本的权利”，但“以同样的热情相信劳动的权利和消费者的权利”。他指出自由意味着“完全自由的生活，全面繁荣——不是环境控制下的自由或欲望无从满足的自由”。

这些可能听起来像激进的言论，但赫伯特不只是说说而已。他轻松赢得1936年的州长选举，选票占到半数以上，达50万张。这次的选票虽低于前两次，但环境发生了变化，赫伯特的反对派改变了立场。许多资深的共和党人已经退出政界，新一批共和党人代表了不同的立场。雷曼的竞选者及州最高法院法官威廉·布利克利在参选时同样表示认可社会安全的理念。

最近几年，美国社会的基本准则得到了重新定义，现在的情景已完全不同于赫伯特已故的伯父亨利·雷曼1844年来美国那会儿。亨利刚来美国时认为做生意的真谛就是：如果一个人自己不努力，失败非常自然。而现在这样的观点是狭隘的。消灭贫困或实现平等方面的事务，曾被认为是社会主义或非美国事务，而现在却得到了广泛支持，而且成为政府的责任。

就连鲍比·雷曼——坚定的共和党人，都缓和了自己的立场。1936年11月，他应邀加入证券交易委员会，此时证交会依然在调查导致7年前经济崩盘的根源。鲍比充分利用这次机会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坚决支持对经济事务的监管。“任何个人在控制着大量货币的时候，都会直接或间接地为自己牟取非分利润，”他说，“这样的滥用可以通过正确的立法得到控制。”

《纽约时报》这样总结这段讲话：“银行业向证券交易委员会提出建议：广泛的制约是可取的。”

雷曼兄弟公司长期资助电影行业，而很快又接触了新媒体。20世纪30年代末，雷曼兄弟公司资助了艾伦·杜蒙，即“电视之父”。杜蒙是一位非常聪明的工程师，在西屋灯饰公司开始了他的职业生涯，后来于1931年决定在位于新泽西州锡达格罗夫的自家车库中开创自己的公司。他开发出现代示波器，用于实验室研究电波；还完善了阴极射线管在电视显示屏技术中的应用。

或许身为艺术鉴赏家的鲍比·雷曼非常欣赏杜蒙完美的眼光。他研发的电视机质量最好，而且因优质的图像效果而声名远扬。杜蒙不担心他的电视机比其他厂商的更贵。他成立了自己的电视网络公司，一直经营到20世纪50年代中期，是排在NBC、ABC和CBS之后的美国第四大电视网络公司。

雷曼兄弟公司非常支持杜蒙，其第一次为电视公司组织股票上市工作并提供资助。然而，鲍比在给予帮助的时候显得有些手忙脚乱。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成为美国无线电公司的“银行”已经有10个年头了，而且保罗·梅热还在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任职。

1937年，杜蒙制造出第一台商业电视机打败了美国无线电公司，然而美国无线电公司仍是电视行业的实力企业，它在1939年4月开幕的纽约世界博览会上大量展出了公司的电视产品。美国无线电公司展示的一个设计理念是把电视屏幕水平放置在一个大盒子上面，通过旁边的一块镜子投射图像，呈现给观众。这一理念完全超越了当时的时代，一直没有真正实现。

而鲍比对杜蒙的支持，或许并不是因为他看好“这个人”，而是希望两面下注，他同时密切关注着重磅出击的强大竞争对手。然而，随着“二战”的到来，当时电视的开发只能暂且搁置，直到战后才重新发展起来。

巨大的压力让鲍比感到身体不适。而母亲卡罗琳一年前去世，对鲍比本人、他的父亲菲利普以及家里的其他人无疑也是个沉重的打击。然而，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还算不错，部分原因是与雪茄制造商菲利普·莫里斯公司（PM）之间的交易——“这是一次巨大的成功，”鲍比在6月28日写给菲利普的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中这样描述，“所有的优先股都卖出去了。”菲利普当时在欧洲各地购买古董，那是雷曼兄弟公司完成的一次成功的股票销售。香烟影响健康的负面因素直到几十年后才引起人们关注，所以当时一点儿都没有影响美国人花钱抽烟。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后来一直是雷曼兄弟公司的重要客户。

就在同一封信中，鲍比提到了公司其他方面的更多好消息。“上午，我参加了泛美航空的会议，似乎我们有可能为他们提供资助。”其实，“这样的可能性”就是很好的事情。查尔斯·林德伯格担任顾问的泛美航空稳步扩充了航线，他总是扮演泛美航空公司外交大使的角色，走访各国，拜访各国领导，疏通飞往各国的新航线。20世纪30年代末，泛美航空筹集资金购置大型飞机，扩展了到欧洲的航线。

欧洲的政治紧张局势升级。1938年10月，希特勒进驻苏台德地区——捷克斯洛伐克讲德语的地区。次年9月慕尼黑迎来了它的霉运，英国和法国政府同意希特勒控制该地区的要求。6个月后，捷克斯洛伐克整个沦陷。奇怪的是，查尔斯·林德伯格在危机中扮演了外交角色。1936年和1938年，他应德国空军统率赫尔曼·戈林之邀访问德国。林德伯格既是飞行员，又是德裔美国人。他说德国空军的效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并被戈林授予了德国鹰级大十字星级服役勋章——德国授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这一勋章引起美国纳粹批评者的强烈抗议。

1933年初，希特勒上台后，赫伯特·雷曼便不断收到德国犹太人求助的紧急请求。但随着纳粹政府对德国犹太人进攻的不断升级，美国的移民监管政策却好像更加严格了。在大萧条后的艰难时期，要求放宽移民法规不会得到民众的普遍认可。即使在德国1938年11月的水晶之夜（也叫碎玻璃之夜）的残暴过后，大量犹太人经营的店面被破坏，好几万犹太人被送到集中营——美国国会也没有通过允许更多德裔犹太儿童进入美国的法律。

雷曼家族创立了梅耶·雷曼慈善基金，以赫伯特父亲的名字命名，帮助雷曼家族在德国的亲属离开德国。起初该基金也帮助一些非亲属人士，提供经济资助担保，帮助他们了解签证须知、做具体行程安排，还有人到埃利斯岛迎接初来美国的朋友，为他们安排在美国的住宿、给予经济资助、医疗及就业帮助。1939年夏末，雷曼家族不得不终止对非亲属提供帮助，因为需要帮助的人实在是太多了。

查尔斯·林德伯格与全家返回美国后，美国政治在9月份出现了逆转。希特勒入侵波兰，英国和法国对德宣战后，欧洲在9月初爆发战争。1939年9月15日，林德伯格做出被认为是挑战罗斯福权威的事情——他发表了广播讲话，认为美国不应该插手战争，而应“任西方文明继续这样发展”；而罗斯福则支持英国和法国反对纳粹。随着德国军队在欧洲的横行，当时看来德国肯定会取得胜利。

利奥·西拉德碰巧收听了林德伯格的广播讲话，他是一位生活在纽约的匈牙利流亡科学家。20世纪20年代他在柏林曾与爱因斯坦一道工作。在德国，西拉德和爱因斯坦一道开发出他们自己的专利冰箱——日趋走向流行的家用电器——但是缺乏像雷曼兄弟公司这样的公司资助，他们只能放弃自己的理念。

西拉德和爱因斯坦在纳粹控制德国后离开欧洲，分别来到美国。西拉德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核链式反应，6年后，美国将利用核链式反应过程制出造原子弹。西拉德非常担心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纳粹控制捷克斯洛伐克后，那里的铀出口就停止了。他的研究表明铀是核反应过程中至关重要的因素，而捷克斯洛伐克是全球范围内探明产铀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西拉德非常确信德国一定会把铀送到实验室进行核研究。他希望把自己的担忧告知总统罗斯福，但他本人又不认识罗斯福，因此必须找到一位重要人物可以将他引见给总统。

西拉德请爱因斯坦帮忙，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研究已经使他成为全球最著名的科学家，在爱因斯坦的帮助下，西拉德完成了给罗斯福的信，警示他纳粹拥有铀元素的危险。他们在信中写道，大量铀的应用可以“在不久的将来”实现链式反应，“因此可能带来非常强大的爆炸”。将信署上爱因斯坦的名字进一步强调了这封信的重要性，然而，西拉德和爱因斯坦还是觉得需要另外一位重要人物把这封信交给富兰克林·罗斯福。唉，他们真是没有密切关注20世纪30年代欧洲的发展，在爱因斯坦的提议下，西拉德居然把信交给林德伯格，完全不知道他的纳粹情结。

西拉德在听到林德伯格的广播讲话后，迅速写信给爱因斯坦，告之林德伯格不是自己人。现在需要找别人来转交那封信，越快越好。这时候，雷曼兄弟公司已经了解到铀和原子能的相关报道，而西拉德的一个朋友碰巧告诉他亚历山大·萨克斯的名字。20世纪30年代初以来，雷曼兄弟公司的这位首席经济学家兼罗斯福政府的成员，与罗斯福总统之间以名相称，非常熟悉。西拉德与他取得联系，两人见面后，萨克斯同样认为总统必须读到这封信。

萨克斯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才得以见到罗斯福总统，那时候总统的整个心思都在欧洲战争上。他见到罗斯福总统后，坚持亲口把信的内容读给总统听，担心如果只是把信交给总统，他会因一些别的事务而全然无视此信。至此，萨克斯得以成功传达信的要旨。“萨克斯，接着你要做的是确保纳粹不会把我们炸了。”罗斯福总统说，随即成立了以萨克斯为代表之一的专家委员会。罗斯福还回信非常礼貌地感谢爱因斯坦的来信。爱因斯坦和西拉德共同完成的那封信，通过雷曼兄弟公司的斡旋终于递交总统一事，成为进行原子弹开发的曼哈顿计划的第一阶段。

根据小说《飘》拍摄的电影《乱世佳人》于1939年12月15日在佐治亚州亚特兰大首映。拍摄于1938年初就开始了，电影耗资425万美元，是当时耗资最高的电影。

“终于看到了。”电影在纽约首映的第二天一早，12月20日的《纽约时报》中，弗兰克·纽金特这样写道，“盖洛普先生的美国舆论研究所报告称5650万人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等待观看电影。”

赫伯特·雷曼非常担心当时的局势走向，在他看来，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没有及时面对与德国的冲突，而这一次同样可能如此。许多美国人认为美国不应该参战。德裔美国人出于本能，几乎没有人希望在他们古老的祖国发生战争，爱尔兰裔美国人非常怀疑这次战争是否确实如表面看来那样只是对大英帝国有利。美国第一委员会等边缘组织也强烈坚持美国不参与战争。美国纳粹组织德裔美国人同盟在纽约和美国的其他各大城市大肆游行和集会。

但大部分美国人还是认为那是一次正义的战争，赫伯特·雷曼长期以来一直向人们这样说明，而且历史证明那确实是一次正义的战争。

注　释

①　该书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07年1月出版。——编者注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⑥
成就与挑战：“二战”期间的雷曼

雷曼兄弟公司在战时以投资银行的身份为战争效力。一些客户非常成功，雷曼兄弟公司因此获得丰厚的收入和佣金及多方利润。然而，赫伯特·雷曼对战后全球政治局势的恶化非常沮丧。

1942年10月28日，鲍比·雷曼去危地马拉为公司考察香蕉种植情况。

战争在美国以东的欧洲和以西的太平洋发生。英国和法国等古老帝国受到德国和日本的狂热野心家的威胁。鲍比向南抵达中美洲温暖的安全之地，在那里人们可以全然忘记别处正在发生的战争。现年51岁的他曾于“一战”期间在欧洲前线奋战，然而如今他不打算再参战了。尽管如此，另一场灾难还是悄悄逼近了。

鲍比是联合果品公司的银行家，现在的联合果品公司老板萨姆·塞穆赖于1925年第一次向雷曼兄弟公司请求帮助。萨姆于1933年接管联合果品公司，此后联合果品公司不断扩大，向南扩展穿过中美洲的几个共和国发展到南美洲的哥伦比亚，公司业务覆盖加勒比海沿岸，从北方的牙买加一直到南方向风群岛的格林纳达小岛，无处没有联合果品公司的足迹。尽管联合果品公司的主要业务是香蕉，但公司在古巴还拥有大片甘蔗种植园。公司通过与不同独裁者的联盟进行种植园的管理控制，这些独裁者负责维持种植园的秩序，任何严重的劳动纠纷等都通过武力镇压解决。作为回报，公司给予这些独裁者贿赂和其他好处。

可以说，联合果品公司非常善于改朝换代。如果某个独裁者不按照公司的要求做事，就更换一个可以任由公司摆布的独裁者来接任。然而，在鲍比1942年考察之行后的几年中，危地马拉信奉罗斯福总统政治理念的大众反对派就把豪尔赫·乌维科赶下了台——豪尔赫·乌维科是长期与联合果品公司保持友好关系的独裁者。从此，联合果品公司丧失了政治影响力。

如果鲍比仔细观察，就会发现在中美洲静谧的热带气候下，联合果品公司的产品正在腐烂。世纪之初，香蕉就开始出现热带病害。萨姆·塞穆赖一直通过在种植园喷洒大量杀虫剂来确保水果丰收。

联合果品公司还保持着危险的单一种植模式。在众多的香蕉品种中，公司只种植一种，表面看来实现了经济效益——只选择一个品种的香蕉意味着公司可以大规模种植，从而保持低价，赢得大规模的消费市场，然而，只种单一品种，即大米歇尔，或者叫“大麦克”，完全没有经济效益可言。如果联合果品公司种植多个品种，热带病害就必须多方适应方能侵害各个品种，而不是相对轻松地侵害一个品种。倒霉的“大麦克”在对抗病害的战斗中注定要失败，而联合果品公司在依靠一个随时可能消失的产品生存。

联合果品公司试图通过连续种植控制病害威胁。公司使用的杀虫剂越来越多，病害侵扰的土地越来越多，而香蕉生产的成本则随之上升，但公司依然坚持种植更多香蕉以维持利润。病害也在大片的种植园和地区间不断传播。公司期待通过大量种植摆脱风险，认为这样可以战胜病害，不会发生所有种植区都同时遭受病害的情况。联合果品公司有大量的未开垦土地，而且一些因病害荒废的土地在证实适合种植后同样可以继续使用。

鲍比1942年去危地马拉的时候没有发现联合果品公司的香蕉病害问题。在萨姆·塞穆赖的热情邀请之下，他远离华尔街，在迷人的中美洲国家非常惬意地住了几天。鲍比此行对联合果品公司留下了美好的印象，从而决意加入公司董事会，一直任职到去世。

赫伯特·雷曼于1942年末告诉富兰克林·罗斯福他不再竞选纽约州州长了，他想寻求新的生活挑战。他希望做不同的工作——可以到海外为国效劳，“一战”时他错过了这样的机会。他这10年的工作（如果算上担任副州长的时间是12年），创造了巨大财富。纽约州的政府年度预算盈余达8000万美元，事实证明，曾被冠以“会导致严重问题”的政策是这位谨慎的银行家推出的英明战略。他在奥尔巴尼近些年不断进行社会保障措施的改革，毅然推出贫民窟改造工程，还改进了纽约的公路网络。

罗斯福提出让赫伯特负责外国救济事务。越来越多的美国、英国和他国盟军前往欧洲、非洲、中东等地参战，大批人员需要照料。许多人在受战争蹂躏的地区受伤，抑或在震惊之余饱受饥饿折磨。1942年初，联合国在华盛顿成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UNRRA），1943年，赫伯特担任第一届署长。他从零开始一点点完善该组织的工作，面对当时人员缺乏、供给缺乏的局面，在完全军备时代，他不得不再三恳求争取运输舱位。赫伯特在任期间，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欧洲和亚洲受战争蹂躏的各国，沿着号称“全球最长的供给线”提供了几百万吨的食物、服装、医药和农用设备。

总体来讲，雷曼兄弟公司在战时以投资银行的身份为战争效力。一些客户非常成功，雷曼兄弟公司因此获得了丰厚的收入和佣金及多方利润。石油服务公司——哈里伯顿从20世纪30年代的非法石油开采狂潮时代开始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那时候油井沿着得克萨斯、俄克拉何马和路易斯安那开采。石油在偏远地区源源不断地被开采出来，哈里伯顿公司的卡车不放过利用任何一个油井的资源，当时的口号是“无论如何，我们都要到达那里”。

无论是否开采到石油，哈里伯顿公司都是赢家。哈里伯顿公司不是依靠开采出的石油赚钱的钻井公司，而是拥有加固井壁防止坍塌的专利技术的公司。20世纪30年代，墨西哥湾开采出石油后，哈里伯顿公司负责在大型机动船舶和驳船上安装钻井设备。日本袭击珍珠港后，哈里伯顿成为在美国海军舰艇上安装枪炮的军事承包商。

20世纪30年代以来，石油钻井公司科麦奇公司也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1943年，科麦奇公司在俄克拉何马城西北开采出石油，在当时军用石油需求上升的形势下，促进了当地的繁荣。雷曼兄弟公司的其他客户包括：百得公司，该公司战时应军事需求生产炮弹和雷管；费尔柴尔德航空公司，由谢尔曼·费尔柴尔德经营，他从航空集团公司时代起就与鲍比·雷曼和埃夫里尔·哈里曼合作①，战时，费尔柴尔德航空公司生产间谍飞机上使用的航空拍摄设备；另外还有泛美航空，当时唯一的国际航空公司，开辟了从巴西到西非的跨大西洋航线，这条航线的飞行合同是当时相当诱人的战争合同。

1945年4月13日，就在盟军攻克奥地利首都维也纳之前的几个小时，总统罗斯福去世。副总统兼总统继任者哈里·杜鲁门对国际事务表现得漠不关心，随着战争的结束，美国国内出现了这样的争论：像“一战”结束后那样断绝与他国的往来，还是放眼世界引领全球政治？赫伯特·雷曼认为美国必须努力向海外发展。由于新型大规模空袭轰炸武器的应用，欧洲大片土地遭遇了比“一战”时更加严重的广泛破坏。伦敦中心区域和其他英国城市被摧毁；法国、比利时、荷兰和其他各国的港口都被夷为平地。战败国方面，意大利的城市及村镇、维也纳，以及柏林等德国各大城市都呈现出一派荒芜的景象——百废待兴。

5月20日，赫伯特在纽约中央公园的大型集会“我是一个美国人日”上发表演讲。他说真正的美国主义是拥护国际主义。“我们面对欧洲的饥饿会任其发展还是努力阻止呢？”他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需要，我们愿意在自己的小家作出一点小小的奉献，使生活在国外的几百万人恢复健康和尊严吗？”他的呼吁带有强烈的紧迫感，因为从开始他就指出孤立主义者指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进行“捉弄人的空谈”让他非常苦恼。

《华盛顿时代先驱报》在其出版商加文·坦克斯利女士的带领下展开攻击。她是《芝加哥论坛报》的出版商罗伯特·麦考密克上校的侄女，罗伯特·麦考密克是有名的反英人士。人们对英帝国的长久敌对情绪当时已经转化为反对任何海外开展的美国项目。这些报纸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评论与他们对公用事业振兴署（WPA）等新政项目的评论一样，都是表达反对的观点。《华盛顿时代先驱报》指责赫伯特开展的救济工作都是“拿美国资金作全球性的规划、振兴和投入”。

对赫伯特的大力支持来自国外。“如果没有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我真的不知道欧洲会是什么景象。”丘吉尔的战时内阁成员和战后英国外交部部长欧内斯特·贝文在英国国会下议院这样指出，“欧洲当时的情况非常糟糕，简直不堪设想。我想可能会疫病流行。”在寒冷的冬季，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欧洲运输了400万吨美国煤块。长期来看，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振兴了法国酿酒业等因战争受损的行业，当时法国酿酒师需要红葡萄酒作为加工原料，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就从葡萄牙运输供给。战后，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向中国提供了200万吨谷物，因为日本摧毁了中国大部分土地。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的工程师还帮助中国农民完成了黄河两岸受损堤坝重建的重要工程，当时中国依然是以农业为主的社会。

然而，赫伯特·雷曼对战后全球政治局势的恶化非常沮丧。1945年战争结束后，全球进入冷战——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捍卫者之间的一种僵持状态。赫伯特不能确定杜鲁门会对冷战表示厌烦而退避三舍，还是会积极参与其中。政府逐渐减少了对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工作的支持。1946年3月，赫伯特辞去了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署长的职位，“身心俱疲”。

秋天的时候，赫伯特再次竞选美国参议院的一个纽约州席位。他在竞选中提出美国全民健康计划——明显超越时代的理念。“我们愿意投你一票，但家里的老婆不同意，”熟人们这样告诉他，“主妇们厌倦了市场一无所有的局面。”战时对商店售卖物品执行的价格控制那时候已经取消，购买成本急剧上涨。肉商和消费者都受够了没有肉吃的日子。赫伯特和其他民主党人在投票选举中失利，一大批共和党人赢得参议院席位。其中一位是威斯康星州的约瑟夫·麦卡锡，他后来在20世纪50年代开展反共产主义运动，取得深远影响。相比之下，赫伯特当时似乎要选择安静的退休生活。

雷曼家族还发生了一些其他事情，鲍比的父亲菲利普·雷曼于1947年3月去世。他的悼词中提到他对西尔斯公司和伍尔沃斯商店的重大贡献——他在这两家公司的董事会一直任职到去世。

菲利普的去世或许又一次提醒鲍比当心自己的健康。1947年10月初，他去向两位医生咨询自己的健康问题。

鲍比在两周后重振精神，因为他要帮助马龙·白兰度发展职业生涯了。弗兰克·曼海姆——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及原法国文学和历史学教授——给鲍比送来一张留言条，说一部“非常感人——其实是非常激动人心的剧本”在找赞助商，启动资金需要10万美元。鲍比为什么不投资5000美元呢？加里·格兰特已决定投资。这部戏——《欲望号街车》——以非同寻常的利润分成——20％——吸引了一流的年轻舞台导演伊利亚·卡赞，其余利润归制片人艾琳·塞尔兹尼克（大卫·塞尔兹尼克的前妻）和“出资人”，即加里·格兰特和鲍比·雷曼等愿意投资的人。

《欲望号街车》非常成功。该剧于1947年12月3日在百老汇西47街的埃塞尔巴里摩尔剧院演出。评论家褒扬了田纳西·威廉姆斯的“现实诗作”、伊利亚·卡赞的“活力舞台展现”以及演员杰西卡·坦迪对人物刻画的“尽善尽美”。美国舞台剧自有出版物《综艺》称赞马龙·白兰度扮演的“硬汉丈夫”斯坦利·科瓦尔斯基“极其真实”。

第二年8月，曼海姆担心他的高级合伙人鲍比不了解情况，所以在给鲍比的便函中指出他已经在收回资金。鲍比那时候每周定期收到120美元的版税，而最近一周只收到93.52美元——“完全是因为宣传荣获普利策奖花费了更多资金”（《欲望号街车》刚刚获得普利策奖）。尽管荣获如此大奖，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还是锱铢必较的。

美国本身也进入了所谓欲望的新国度，保罗·梅热20年前就预见的一种生活状态。作为全球唯一运转良好的大型经济体，美国一派繁荣昌盛。这对于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些大型客户来讲都是大好消息，这些大客户包括美国无线电公司（当时它的电视颇受欢迎，广告商怂恿人们购买电视，实现梦想），菲利普·莫里斯公司（抽着菲利普·莫里斯雪茄的消费者优雅地吐着烟圈），以及泛美航空（宣称感受异国风情只需短短一段航程）等。

在鲍比不断取得成绩之时，随着政治环境的逐步好转，赫伯特也开始取得一些成绩。全国良好的氛围使人们口袋里的钱多了起来，1948年的总统竞选中，杜鲁门击败纽约州州长、共和党候选人托马斯·杜威，非常意外地再次当选。杜鲁门总统认为必须面对苏联的威胁。“一战”后，所有敌对国都逐渐消失了，但苏联一直是明显的敌对国，杜鲁门决定面对挑战。他没有贬低赫伯特在联合国善后救济总署所做的工作，相反努力推出了马歇尔计划——向当时破败的欧洲注入130亿美元救济资金的宏伟计划。通过马歇尔计划，民主党其实是把新政推广到了大西洋彼岸。西欧随之进入了雷曼兄弟公司推动下形成的欲望经济体系。

71岁的赫伯特发现自己需要走出退休状态。纽约州参议员罗伯特·瓦格纳因病退休，民主党提名赫伯特竞选这个职位。与他共同竞选的是艾伦·杜勒斯的兄弟约翰·福斯特·杜勒斯，但人品方面远不及艾伦。丘吉尔后来说他是“闯入瓷器店的公牛”。约翰和艾伦都是成功的律师，曾担任纽约苏利文·克伦威尔律师事务所的合伙人，在众多客户中，他们曾担任联合果品公司的顾问。

共和党这颗冉冉升起的新星约翰·杜勒斯选举获胜的可能性很大，但是他犯了几个错误。他指责赫伯特的“福利制度”。赫伯特回应说如果这意味着支持慈善立法，促使“全体人民成为特殊利益集团”，那么是的，他支持社会福利。在纽约杰纳西奥的一次会议中，约翰·杜勒斯对在座的听众这样讲：大家只要看看都市中典型的雷曼支持者的面孔就会非常支持共和党。内文斯评论指出，这番话被诠释为对出生在国外的纽约人抑或新近移民的一种诋毁。

赫伯特在投票选举中获胜，1950年1月担任参议员。“我希望作出一些成就。”在《华盛顿邮报》问及他的计划时，他这样说。

赫伯特·雷曼之后又参加了1950年的中期选举。中期选举中，赫伯特的共和党竞争对手约瑟夫·汉利发表了亲民的开场白。竞选期间，他来到华尔街，站在威廉一街雷曼兄弟公司的大楼外驻足观望。“我只是非常好奇，来看看支持我竞选对手的500万美元的源头。他告诉记者。但鲍比·雷曼资助堂叔参加竞选活动的说法完全是子虚乌有，更不会有如此巨额的数目。赫伯特还是轻松获胜。“他是全国最安静的候选人，在他看来选举活动几乎就是一次无足轻重的例行工作，”《纽约邮报》这样评论，“然而，他还是赢家！”

艾森豪威尔总统1953年初就任，以3400万张选票轻松赢得总统选举，约翰·福斯特·杜勒斯是新任国务卿。

在共和党于1953年初上台后，鲍比就对他的堂叔赫伯特非常愤怒。总统艾森豪威尔选择通用汽车公司总裁查尔斯·威尔森担任他的国防部长，而赫伯特就是表示反对的少数几位参议员之一。在威尔森的任命听证会上，威尔森不明白自己持有通用汽车公司250万美元的股票有什么不对。在问及身为国防部长，是否能够作出不利于通用汽车的决定时，他也表示不解。汽车之外，通用汽车还为军队生产武器和飞机，但是，如果其他公司与通用汽车共同竞标一份合同会怎么样呢？威尔森说，他从来没有考虑过利益冲突的问题，因为多年来，“我认为对我们国家有利的事情就是对通用汽车有利的，反之亦然”。但人们断章取义，在后来的许多年中，威尔森的这句话被广泛传为，“对通用汽车有利的事情就是对国家有利的”。

尽管赫伯特·雷曼表示反对，但参议院还是决定任命威尔森担任国防部长，前提是他必须卖掉持有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鲍比·雷曼支持威尔森，代表雷曼兄弟公司写信给威尔森：“我们都对赫伯特的立场非常吃惊，也非常恼火，我们无一例外地全都强烈反对他的观点和行动……您担任国防部长是我们的骄傲，我们25年来一直在支持共和党。”（当时是1953年，鲍比把自己和雷曼兄弟公司支持共和党的岁月追溯到1928年，那时候正值崩盘前的股票市场接近最高点的时刻，总体来讲，共和党那时候非常轻松。）

“我一直没能有幸与您见面。”鲍比补充道，显然是在旁敲侧击地寻找机会。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约翰·赫兹在通用汽车董事会任职，而通用汽车的人又在国防部任职，由此，雷曼兄弟公司就与华盛顿建立了间接的有用连接。鲍比再次向威尔森提到他不认同赫伯特，并表示“姓氏相同的人表达的不同观点确实很容易让人混淆”。威尔森担任国防部长确实“能够更好地效力于我们的国家”。同样为了表达对赫伯特的反对，他写信给保罗·梅热：“梅热先生，这有些‘鲁莽’，但这是为了谨慎说明‘HL’（赫伯特·雷曼）与我们所持观点不同。”

赫伯特·雷曼诸事不顺的时候，鲍比·雷曼却顺风顺水。1950年到1951年的朝鲜战争期间，赫伯特控诉各大公司获利丰厚，却依然享受大量的税收优惠。政府的健康和福利计划则受到期待更低税收的商业利益团体的攻击。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在战争中发了大财。军事合同显示哈里伯顿公司在“二战”结束时的收益是2600万美元，而在朝鲜战争的双方停火后获得的收益达9300万美元，增长超过3倍。哈里伯顿公司已扩展到沙特阿拉伯、秘鲁和印尼西部的苏门答腊岛等新兴市场。1948年，雷曼兄弟公司帮助哈里伯顿公司完成股票上市工作；还有科麦奇公司的上市，科麦奇公司早在1947年就开始运营全球首个海上油井，地点在路易斯安那的潮浸区。而雷曼兄弟公司持有大量的石油股票。《福布斯》杂志计算指出这些股票在1955年价值7200万美元，而雷曼兄弟公司早些年只花1700万美元便持有了这些股票。

赫伯特·雷曼在参议院不时与俄克拉何马参议员罗伯特·科尔发生冲突，科尔还是科麦奇公司的联合创始人。科尔希望由距离石油储备区最近的海岸所在的各州管理美国海上石油储备，而赫伯特说这样会导致价值400亿美元的石油储备——属于48个州所有——进入少数人的监管之下。那些拥有石油储备的各州对大型石油公司的计划无权干涉，而联邦政府也同样无权监管。国会中，科尔和他的支持者击败赫伯特——石油储备开采归各州负责管理。

科麦奇公司是第一家转向铀矿开采业务的石油公司。1952年，公司购买新墨西哥的原纳瓦霍土地进行铀矿开采，随着美国和苏联之间的核军备竞赛导致的铀需求的增加，到1956年，公司业务增长到原来的3倍。1954年，科麦奇公司开设第一家铀加工工厂。赫伯特指出，联邦政府开支数十亿美元资助核工厂的建立，纳税人却收益甚微，而大笔收益进入了相关的公司。但雷曼兄弟公司作为科麦奇公司的财务顾问，这一切都符合雷曼兄弟公司的利益。

1953年，鲍比·雷曼在他参与的所谓华尔街的战斗中胜利。3年前，杜鲁门政府把17家投资银行告上法庭，控告他们组成企业联盟，内部划分业务。擅长某些业务的银行处理对应的业务，而推荐他们的其他客户到需要的特定银行完成业务。一家银行可能是销售政府债券的，而另一家银行安排公司并购等等。因此，杜鲁门的律师指出银行在他们的专长领域一手垄断，推出极高的服务价格。

雷曼兄弟公司从开始就坚决表示自己不应该面对此类控诉。雷曼兄弟公司是一家从不挑三拣四的德高望重的银行，公司承接投资银行业的所有业务，而且非常专业。“专业的态度形成一种连续性，完全不同于其他16家被告公司的业务模式。”雷曼兄弟公司的律师这样争辩，受欢迎的雷曼兄弟公司并不完全与其他被告公司的情况相同。

哈罗德·梅迪纳法官1953年宣布被起诉的各公司无罪，了结了此案，但似乎还是把雷曼兄弟公司和另外一家联合被告相提并论。哈罗德·梅迪纳说所有银行之间的竞争都非常健康，而且举例指出雷曼兄弟公司和高盛公司之间的长期竞争。他当时肯定是想到了过去的情况，大崩盘以来，高盛公司一直艰难地参与华尔街的竞争，因而它把这一次能够进入17家被告银行名单视为一件好事。“这一点上，高盛公司只能算做平庸之辈，是没有多少优质客户而梦想远大的公司。”里莎·埃迪里奇在她的著作《高盛文化》中这样写道。高盛公司在这次华尔街的战争中获胜，而且提高了公司声誉。至于雷曼兄弟公司，法官只是公开将其比做高盛的老对手，而当时雷曼兄弟公司自认为高盛根本不如他们。

在共和党执政的新时代，雷曼兄弟公司一直“在路上”。1951年杰克·凯鲁亚克完成了同名著作《在路上》，但直到1957年才出版。这本书代表叛逆的垮掉一代：沉迷毒品、热爱诗歌和爵士乐。雷曼兄弟公司以自己的方式感受着时代氛围。曾建议鲍比资助《欲望号街车》的弗兰克·曼海姆又提出雷曼兄弟公司一定要参与汽车租赁业务。人们热爱汽车，但也越来越多地乘坐飞机，而且希望在位置偏远的异地机场下机后可以租到车。约翰·赫兹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曼海姆注意到通用汽车不太在意租车业务，一直伺机把租车业务廉价转给个人特许经营。雷曼兄弟公司则插手参与了调整——建议组成赫兹公司，全部买进个人特许经营，创建全国租车网络，并且出资相助。赫兹公司的市值从1953年的700万美元上升到60年代中期的1亿美元。“我厌倦了认为银行业就是做会计工作的人们，”曼海姆对《商人银行家》一书的作者约瑟夫·韦克伯格说，“银行业开展的是创造性工作。”

鲍比·雷曼热切地希望展示自己，他于1954年1月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展出了他收藏的90件画作。他平常把这些作品保存在不同的地方：威廉一街的办公室，公园大道625号18个房间的公寓，以及西54街的住宅，他把那里作为自己的私人博物馆。法国博物馆的馆长乔治·萨勒参观了那次展览，声称他自己“被眼前的一切迷住了”，《时代周刊》这样报道。他大概也完全被鲍比迷住了。在法国人看来，银行家就是沉迷于美国粗俗的传统一味赚钱的人，可是鲍比居然能说一口流利的法语，书面表达也没有问题。他还有如此多的个人收藏，因而萨勒建议鲍比日后到巴黎展出他的收藏。

大约就在1954年的这次展览前后，鲍比开始资助开拓性的电子行业。鲍比的朋友查尔斯·桑顿曾效力于亨利·福特和亨利的儿子埃德塞尔，协助梳理“二战”后福特公司的混乱局面——当时的福特公司已经落后于竞争对手。在福特公司，与桑顿一起工作的同事有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他后来担任约翰·F·肯尼迪总统时期的国防部长。桑顿离开福特后与霍华德·休斯一道工作，霍华德·休斯是休斯航空公司和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避世隐居的所有人，他那时刚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利顿工业。

桑顿后来自称，当时返回华尔街把他的计划和利顿工业的财务报表拿给鲍比看时，他信心十足，但没有把握。鲍比告诉桑顿资产负债表不是他非常关注的东西。“‘我压注于人’，鲍比这样告诉我。”桑顿说，“我听到他的话后眨了眨眼睛。”雷曼兄弟公司为利顿工业筹集了1500万美元，并且以每股0.1美元到1美元的价格购买了利顿工业75000股股票。利顿工业公司由此一路发展，从计算器产品到导弹制导系列产品，均引领电子市场，到1965年，公司股票上涨到每股150美元。

在政治方面，赫伯特·雷曼开始攻击雷曼家族在旧南方的政治遗产。他与密西西比的参议员伊斯特兰及其他强烈反对民权人士之间的长期斗争于1954年取得一定成果，当时最高法院命令所有州结束学校中黑人孩子和白人孩子间的种族隔离。赫伯特对这一决定“欢呼雀跃”，而伊斯特兰却非常失望，内文斯这样描述。种族隔离方面的法律规定，黑人乘坐公共汽车须坐在车厢后部，第二年，罗莎·帕克斯（亚拉巴马州全国有色人种促进会成员）拒绝坐在公共汽车的车厢后部，在雷曼兄弟公司的发源地蒙哥马利市开始抗议。她的抗议之举成为小马丁·路德·金领导的蒙哥马利公交系统长达一年的抵制活动的开端。

鲍比资助田纳西·威廉斯的另一部剧作《热铁皮屋顶上的猫》，为南方正在进行的斗争作出自己的一份贡献。这部表现谎言、伪善和压抑的性爱的故事于1955年3月24日在百老汇摩洛斯科剧院上演，共计演出694场。

6月，鲍比送给总统自己从加拿大探险捕获的“战利品”——装在冰盒里的三文鱼。这种私人性的礼尚往来已不是第一次。《财富》杂志邀请他谈一谈对艺术收藏的观点，作为该杂志对杰出的美国艺术收藏家报道系列的一部分；这次系列报道的人物有约翰·D·洛克菲勒三世、沃尔特·P·克莱斯勒和20世纪20年代黑帮电影明星爱德华·G·罗宾逊。鲍比为杂志撰写的文章指出，他很小的时候就和父母一起去过很多地方，开始收集各国邮票和各种风景名胜的明信片，长大后依然和父母一起收集艺术品。“孩提时代，收藏是种强烈的兴趣，而人到暮年就对这些东西都无欲无求了。”他写道。

20世纪50年代中期，各种力量扼杀了艾伦·杜蒙的电视网络，鲍比·雷曼就是其中的一股力量。反常的是，事情发生在军方的报道促使杜蒙的电视网络最火的时候。艾伦·杜蒙的目标就是优质转播，这一点上钱不是问题。在日渐吸引大众市场的电视行业，他没有选择低价制造便宜的电视机。他的公司推出第一部电视情景喜剧《玛丽·凯和强尼》，和第一部通过电视网络上演的电视剧《Faraway Hill》。然而，杜蒙注定要销声匿迹，成为被美国遗忘的电视网络人。

艾伦·杜蒙可能触及到鲍比·雷曼对特立独行作风的忍耐极限。杜蒙的电视网络总是资金短缺，然而他还总是与广告商争论。其实，他的观点变革了电视商业模式，特别是电视媒体的赚钱模式，今天依然在应用。当时，大部分节目都依靠一家赞助商，但杜蒙意识到这样会导致赞助公司左右制片方如何制作节目。因此，他面向许多广告商销售电视时段；在电视之父这个称号之外，杜蒙当之无愧地称得上是电视广告之父。

在鲍比最初的帮助下，杜蒙把他的电视网络公司部分卖给派拉蒙影视公司筹集资金，鲍比也是派拉蒙影视公司的银行家。派拉蒙影视公司是一家电影公司——自然从来没有打算在电视领域竞争，而杜蒙也没有得到他需要的更多资金。后来，说不上确切的时间，鲍比开始集中资助美国无线电公司，导致了他曾经帮助成立的开创性的电视网络公司的衰落。开始，他压注于人，最后，还是压注于公司。

对于雷曼兄弟公司，美国无线电公司的业务非常新鲜。雷曼兄弟公司的保罗·梅热（同时在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任职）及其他美国无线电公司董事会的人员可能对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工作只是略知一二，但美国无线电本身的动作是非常谨慎的。1955年，美国无线电公司打败大西洋唱片公司，以35000美元买断了猫王的合约。最终，猫王普雷斯利证明了自己没有辜负美国无线电公司的出价。按照雷纳德·伯恩斯坦和约翰·列侬等持不同观点的评论家的意见，猫王奠定了未来几年后“60年代”社会变革的基础。

雷曼兄弟公司因1956年初的大型商业事件而兴奋——但有些喜忧参半的意味。720家银行组成的银行辛迪加承销福特汽车公司的社会公众股。需要如此多的公司是因为涉及总额高达6.5亿美元的股票承销。恭贺雷曼兄弟公司加入主要银行之列的祝贺信不断飞到威廉一街，同时投资者也纷纷热切恳求鲍比可以出让一些股票。“我意识到肯定会有很多人提出得到股票的要求……”法官艾伯特·科恩写道。其子罗伊·科恩在百老汇29号的家中写信要求鲍比给他200股股票。他非常幸运，因为提出让与股票的人太多，许多投资者只得到5～10股，一些人甚至只得到1股。

福特的股票——开始每股64.5美元，很快涨到70美元——转眼就售完了。没有一家银行需要担忧卖不出去。美林证券公司、波士顿第一投资公司和库恩-洛布银行都很高兴加入了主要银行之列。另一方面，鲍比·雷曼根本没有为此感到高兴。因为有一家银行此时狂喜难抑——高盛公司几乎一手精心安排了整个事件。

老亨利·福特于1947年去世之时（他的儿子埃德塞尔·福特先他而去），他的孙子亨利·福特二世与高盛公司的总裁西德尼·温伯格取得联系。老福特是坚定的反犹太主义者，但温伯格还是成为福特家族的密友，温伯格有办法与自己的潜在敌人融洽相处，这一点通过他对罗斯福和新政的态度足以见证。福特家族一直保持内部股权的持有，但亨利二世意识到福特要实现现代化需要在公众股票市场上筹集资金。温伯格利用9年的时间计算福特的资产，制定出福特这一巨头的未来发展规划。他和亨利二世保守着这个秘密，只是在他们需要组成银行辛迪加的时候才传出一点消息。随着股票的成功售卖，另一个事实公之于众：高盛公司与华尔街的大型银行陷入争议。

赫伯特·雷曼的事业又遇到了挫折。1956年，他在参议院阻止一项法案再次失败，这项法案旨在取消对大型重要资源公司的联邦监管，这一次涉及的是天然气行业。“掠夺和贪婪尽管横行，但崩盘的时刻终有一天会到来。”他痛斥道。

赫伯特注意到美国77家公司的资产超过10亿美元。他说这不是他反对的大型公司，而是巨型公司。像通用电气和总部位于特拉华州的化学品公司杜邦公司，完全可以支配市场、操纵客户、确定价格。

在秋天即将到来的总统选举中，赫伯特没有促成民主党对南方民权采取一致立场。他说，黑人希望更多地参与选举，却在投票时受到恐吓。美国要求他国进行自由选举——可是南卡罗来纳呢？

赫伯特决定不参加参议院的再次选举，于1957年初退休，但深感挫败。在他宣布退休后，埃莉诺·罗斯福写信给他：“回首往事，只有您能够对自己在公共服务方面的工作非常满意……您赢得了我们所有人的钦佩。”

注　释

①　鲍比·雷曼和埃夫里尔·哈里曼于19世纪20年代末成立航空集团公司。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⑦
“贵族掌门人”鲍比·雷曼时代的繁荣

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在100多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由于在泛美航空、联合果品、美国运通、盖蒂石油和通用汽车等公司拥有重要战略地位，雷曼兄弟公司引领着美国大部分公司的发展航向。

鲍比·雷曼是艾森豪威尔总统1957年1月第二届任期就职典礼的特邀贵宾。艾森豪威尔政府支持商业发展，在竞选中，总统强调指出在他入主白宫的第一个四年中将创造一派“平和安乐”的社会景象。艾森豪威尔喜欢营造轻松的氛围，举办一些非正式的商界男人交流聚会。他还非常着迷高尔夫这项现代商人喜欢的运动。他在白宫的草坪上建造了果岭，在暖和的日子，路人可以看到他在草坪上练习推杆。

然而，这种平静被冷战扰乱了。

危地马拉政变对艾森豪威尔政府产生深远的影响。在危地马拉政府被轻松推翻后，艾伦·杜勒斯深受鼓舞，他领导的中央情报局开始秘密在东南亚安插军事顾问。越南军队在奠边府打败法国军队后，法国于1954年退出越南。华盛顿力量前来弥补法国撤离留下的空缺，接着在不到10年的时间内，越南战争引起美国民众的关注。

危地马拉事件也导致艾森豪威尔政府立场的完全转变。政变促使拉丁美洲许多地方开始反对美国参与地区事务，反抗活动和游行示威不时发生，后来美国政府把联合果品公司视为引起不满的根源。因此，司法部控诉联合果品公司垄断香蕉市场，开始收回危地马拉的一些土地。这次控诉导致了1958年联合果品公司的失败，然而这似乎对鲍比没有什么影响，尽管人们很容易这样认为：对于联合果品公司董事会的任何成员，这次事件都堪称严重甚至是极度创伤。损失重要的资产对联合果品公司的业务和士气都造成致命的打击，而且华盛顿也同样无情地攻击联合果品公司，从此该公司一蹶不振。

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正积极为国外提供大量援助。公司进入欧洲，为欧洲煤钢共同体（ECSC）提供了3500万美元的资助。第二年，欧洲共同市场（ECM）设立，该组织更为正式的名称是欧洲经济共同体（EEC）。美国为该组织提供了大量的重要帮助。随着马歇尔计划作为新政在欧洲的扩展，欧共体成为马歇尔计划扩展的必然结果——欧洲在战后不断发展，现在终于有所恢复。

从美国的角度讲，世界上有一个“欧洲合众国”这样的对手是件危险的事情，但鲍比和他的一些有影响力的朋友不这么认为。埃夫里尔·哈里曼就支持欧洲联盟。他在“二战”期间和战后升任美国驻英国和苏联大使，从1948年到1953年还负责马歇尔计划。

鲍比也加入了美国外交委员会，由此促使许多熟人参与到欧洲问题的讨论中。雷曼兄弟公司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为欧共体筹集了大量资金，该组织最终发展为今天的欧盟（EU）。

1957年夏天，鲍比再次出现在欧洲，这一次他个人完全有理由认为这是一次成功之行。巴黎橙园画廊展出了鲍比的极品收藏。这是法国博物馆馆长乔治·萨勒3年前就和鲍比提出的展览构想。而鲍比在威廉一街的合伙人对他的亲法行动表示不屑。从20世纪40年代末开始，他就和法国投资银行拉扎德公司纽约分公司的头儿安德烈·迈耶建立起亲密的友谊关系。鲍比和安德烈都热爱艺术，而且在个人关系和商业合作方面极其融洽。战争期间，安德烈在纳粹占领巴黎后离开法国，他曾在法国汽车公司雪铁龙担任重要财务工作。在华尔街，他加入了拉扎德公司，查尔斯·盖斯特在《最后的合伙人》一书中指出拉扎德公司“没有生气、死水一潭”，通过各种阴谋迫使弗兰克·阿特休尔离开，弗兰克·阿特休尔是赫伯特·雷曼之妻伊迪丝·阿特休尔的兄弟。安德烈·迈耶性格强势、精明睿智，能够快速处理大型交易。“他有着华尔街最不讨人喜欢之人的称号，他的员工和竞争对手都不喜欢他。”盖斯特这样写道。

然而，鲍比并不讨厌安德烈，他介绍安德烈参与重要客户——如美国无线电公司和大通银行的交易。而雷曼兄弟则想通过安德烈得到他的那家大客户——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安德烈领导了该公司在20世纪60年代的并购狂潮——并购喜来登酒店连锁集团和安飞士汽车租赁公司等。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雷曼兄弟公司与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业务合作频繁，但鲍比的合伙人认为收益分配不合理。“拉扎德公司获得美国无线电公司一半的业务，这对我们是沉重的打击。”一位合伙人对盖斯特说。

鲍比在法国举办的收藏展览大获成功后，《财富》杂志1957年12月的一篇长篇报道《雷曼王朝：银行家的艺术》，促使鲍比获得更高的公众认可度。那篇报道以艺术家的手法描述了威廉一街的公司总部。顶层11层是健身房，公司聘有按摩师，合伙人在按摩师的“推拿”下适应公司环境。公司餐厅位于8层，有一位法国大厨和9名员工。6层的图书馆是“华尔街最棒的图书馆”。鲍比的办公室在3层，当时是空的（鲍比本人在巴黎），在2层，销售人员正在招呼客户体验科麦奇公司发行股票带来的收益。

石油是非常成功的投资。雷曼兄弟公司在“二战”结束以来的12年中，每年固定为石油公司融资10亿美元。《财富》杂志指出，通过这些交易，雷曼兄弟公司获得丰厚收益。所有的金融投资公司都收取费用，而雷曼兄弟公司收取的费用又很高。雷曼兄弟公司虽没有以此竞争，但扬言说公司为愿意支付高额费用的客户提供高品质服务。各大石油公司都认为能够把雷曼兄弟公司作为自己的银行是件值得炫耀的事。

鲍比·雷曼本人有时候被称为“贵族掌门人”。斯蒂芬·伯明翰指出，他的另一个称号是“最亲民的富人”。伯明翰还说：“‘鲍比要和你谈话’这句话曾令威廉一街的所有人心生恐惧。”不过话又说回来，鲍比并不是后来几年中华尔街乱使性子的人，所以这么说还是有一点夸张的。到他办公室的人可能会觉得，鉴于他的身份，他的办公室过于狭小。办公室只有9英尺宽，长不到15英尺，窗户上嵌着一个小型空调，看起来比其他初级合伙人的办公室简陋许多。然而，这样的空间使鲍比——身材矮小——非常自如。许多来到办公室的人都会觉得被他“挤”在一旁。

他每天早早起床处理一天的工作，很少超过早上6点起床。但这并不代表他会在黎明前踏进威廉一街的办公室。“他的第一件事是和驯马师沟通，”一位朋友说，“上午7点半到9点，他与各位合伙人电话沟通。”那个时段，他的合伙人必须在电话那边等着，随时处理鲍比提出的要求。“如果一早的电话没有找到你，那你就出局了。”

他总是彬彬有礼。“不管是谁，他都会帮你拿着外套”，《纽约时报》引用一位“职位较低的员工”的话这样报道。他第一次这么做时，“会让人觉得有点滑稽”。一些人还是觉得按照他的要求叫他鲍比有些为难，因而不能轻松自然地这样叫他。

尽管待人随和，但一切尽在他的掌控之下。“如果鲍比说，‘各位，我觉得……’”公司的一位原高管说，这并不代表他希望如何，而是表示命令。他让各位合伙人都非常警觉。任何人在兴高采烈地告诉他自己刚刚完成一笔交易时，都可能得到这样的回答：“好，那你现在还在做什么？”鲍比没有接受后来这些年学校里以击掌表示庆祝的教育思想。

根据约瑟夫·韦克伯格所言，鲍比自称为“非技术型银行家”。“他善于沟通，以人为本，而不是只关注事实。”一位合伙人说。他凭直觉进行交易，尽管出身贵族，但平易近人。总的来说，在鲍比的领导下，雷曼兄弟公司铭记大萧条时期的教训，经营得相当不错。公司注意到大萧条时期所有的重要影响，制定了更加周到的经营策略。例如，早在20世纪30年代之前，雷曼兄弟公司就率先开始“私募配售”，为公开发行股票的公司完成股票承销。通过1929年崩盘的深刻教训，公司后来总是避开市场直接营销，使客户与大型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拥有大量资金的为数不多的一些机构）联系。1956年1月20日，鲍比送到美洲银行的资料中有一张便条，提出代表美洲银行承销所发行的股票，声称雷曼兄弟公司是华尔街与保险公司和退休基金保持“最佳关系”的公司。“我们的目标就是为美洲银行的股票找到最佳‘位置’，而不是推给交易员承销。”那张便条这样写道。把股票交给交易员销售就是故意造成大破坏。

雷曼兄弟公司保持着大量的资金储备。1958年，公司推出威廉一街基金——共同基金，筹集公众资金，并承诺进行明智投资。雷曼兄弟公司预期筹集4000万美元的资金，但投资者共计投入2亿美元（约合现在的20亿美元）。该基金保证把筹集到的资金划分为3块进行投资，其中一块作为储备金，以便人们可以在突然需要的情况下取回现金。这种谨慎的措施对于没有忘记大萧条的人们来讲是非常自然的事情，但华尔街后来摒弃了这种谨慎作风。

互相信赖的熟人之间谨慎可靠的推荐是赢得客户的一个重要手段。1959年2月，鲍比给芝加哥弗洛斯海姆鞋业的伦纳德·弗洛斯海姆——他的长期生意伙伴——写了一封短信，提到他的新客户埃德娜·威廉斯夫人。雷曼兄弟公司愿意与威廉斯夫人做生意，她是潜在的优质客户，账户里有200万美元——雷曼兄弟公司不针对额度低于50万美元的账户提供投资管理服务。鲍比没有通过广告宣传公司的服务，但通过弗洛斯海姆，他与威廉斯夫人做成了这笔生意。

尽管如此，雷曼兄弟公司同时还在努力开创一个新纪元。雷曼兄弟公司为数字设备公司提供资助，于1957年协助开创了计算机时代。20世纪50年代计算机是稀有之物，那时候计算机都放在安装有空调的巨大房间，要求熟练的操作人员方能操作。美国无线电公司和通用电气在计算机制造方面都没有取得什么成功，导致“计算机”一词引起诸多质疑。肯·奥尔森和哈尔兰·安德森创立数字设备公司的目的就是制造计算机，但当时没有明确公开他们的研究，而是声称制造“印刷电路组件”。一些银行认为奥尔森和安德森（当年分别只有31岁和28岁）过于年轻，给他们投资风险太大，但雷曼兄弟公司没有错过这次融资机会，包销数字设备公司首次公开发行的股票。数字设备公司一直都在制造无须放置在空调室内的小型机，这种机型即使从未使用过计算机的人也可以轻松操作，不再只是熟练的操作人员方能使用。即便如此，雷曼兄弟公司本身在未来10年左右的时间中还是一直没有使用计算机。

20世纪50年代结束之时，霍华德·休斯提出希望鲍比·雷曼和安德烈·迈耶与他在洛杉矶见面。很少有人能要求他们到哪里去，但休斯是个例外，他是亿万富翁，他的一言一行都非同小可。20世纪30年代，在最初涉足航空业的时候，鲍比对休斯的美国环球航空公司（TWA）抱有兴趣。休斯现在雄心勃勃，想要挑战泛美航空，但环球航空陷入了财务困境，休斯需要资助。鲍比·雷曼和安德烈·迈耶接到通知在贝弗利山庄酒店与休斯会面，他们等了很长时间休斯还是没有露面，他的这两位救星最后忍无可忍，径自返回东海岸。休斯再也没有得到所需的帮助，1960年失去对环球航空的控制。

然而，鲍比远大的欧洲梦想还在困扰着他。1960年2月，雷曼兄弟公司在巴黎设立分公司——第一个海外分支，但是法国并不是发展欧洲业务最突出的中心。法国在“二战”中严重受损，当时正在艰难地实现现代化，依然是农业为主的社会。在一些法国农场，还是马犁地的耕作方式。然而，鲍比认为巴黎是雷曼兄弟公司未来庞大的欧洲网络的中心。为庆贺公司在巴黎开张，公司邀请了600位客人参加了一次招待会，鲍比再一次吸引了巴黎上流社会的关注。银行业的盖伊·罗斯柴尔德就在其中，还有罗斯柴尔德银行的主管乔治·蓬皮杜，乔治·蓬皮杜后来担任了法国总理。

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在100多家公司的董事会任职。由于在泛美航空、联合果品、美国运通、盖蒂石油和通用汽车等公司拥有重要战略地位，雷曼兄弟公司引领着美国大部分公司的发展航向。

1961年春天，最高法院把雷曼兄弟公司列入审查名单，事由是审查几家公司的内部信息非法使用状况。这种案例通常是这样发生的：某公司的董事在了解到未面向市场公布的一些公司利好消息后，将其透露给自己认识的人，从而使这些人购买该公司股票。公司的利好消息公布后，股票的价格会上涨，而先行购买股票的人则从中获利。调查没有发现什么问题，但围绕此事的相关报道证明，雷曼兄弟公司确实是一流的企业。

艾森豪威尔总统卸任的时候留下了令人不安的迹象。在与约翰·F·肯尼迪交接工作时，艾森豪威尔提到他所谓的“军工综合体”及其对政府可能产生的一些“不必要的影响”。仿佛他到现在才领会赫伯特·雷曼的思想，赫伯特早在7年前就反对总统艾森豪威尔任命通用汽车的老板担任国防部长，并全面指出大企业的许多问题。离任的总统指出“错位的政权可能扩展到灾难性的程度”。

1961年4月12日，苏联宇航员尤里·加加林第一个进入太空，预示了历史的前进方向。然而，不到一周——4月17日，雷曼兄弟公司居然参与了倒转时光似的笨拙行动：古巴猪湾入侵事件——企图把菲德尔·卡斯特罗赶下台。中央情报局策划了这次事件，希望像1954年推翻危地马拉政府那样容易。联合果品公司同样参与了此事。当时入侵使用的7艘轮船中有两艘是联合果品公司的大型香蕉货船。想必当时把货船奉献出来作为入侵船只的决定是联合果品公司高层作出的，而且得到董事会的支持，其中自然也包括鲍比·雷曼。

鲍比的个人记录中没有提及猪湾事件，但是在5月4日，事件发生3周后，联合果品公司总裁托马斯·森德兰写信给鲍比，要求鲍比批准他成为美国外交委员会成员的申请。在要求鲍比推荐他加入外交委员会的时候，森德兰滑稽可笑地这样写道，“迄今为止，我没有犯下什么罪过。”他和鲍比都不认为猪湾事件是什么可耻的行动，在鲍比的支持下，森德兰加入了外交委员会。

雷曼兄弟公司于1962年1月察觉到可口可乐与福格斯咖啡公司可能会进行战略合并。双方联合彼此都会受益，而且雷曼兄弟公司可以得到一笔不错的专业服务费。雷曼兄弟公司注意到福格斯咖啡公司发展滞后，没有无咖啡因的咖啡。无咖啡因的咖啡当时已经开始流行，可能是因为越来越多的人选择低咖啡因养生之道，早些年鲍比的医生就曾提出这样的建议。如果福格斯咖啡公司与可口可乐合并，福格斯就可以开发自己的无咖啡因品牌，而且可以为可口可乐提供添加到饮料中的咖啡因副产品。现在，可口可乐购买“山咖”提取的咖啡因，“山咖”是通用食品公司的无咖啡因部门，可口可乐无疑是支付了高价购买这些咖啡因副产品。

也许阻碍这项绝好合并计划的就是福格斯公司（一个家族公司，在西部、西南和太平洋海岸拥有良好的市场），他们可能会反对将公司转手卖出的做法。雷曼兄弟公司希望通过诱人条件吸引福格斯公司同意并购。培珀莉农场——饼干生产商——几年前同意放弃自身的独立，被金宝汤公司收购。培珀莉农场的所有人因公司并购得到4000万美元。然而，后来可口可乐搅黄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如意算盘。可口可乐公司的总裁R·W·伍德瑞夫写信给鲍比说公司当时忙于其他事情，不过，或许他可以和鲍比“在某个下午或午餐时一起喝杯鸡尾酒”。

10月，肯尼迪总统的国防部长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了解到苏联秘密在古巴安装导弹。10月末危机进一步升级。肯尼迪、麦克纳马拉和政府其他人员面临着美国军方最高负责人要求实施核武器打击的压力，但他们一致强烈坚持“隔离”古巴的观点。不再准许苏联船只穿越美国军舰，苏联必须撤回在古巴的导弹研究。全球面临核毁灭的危机，而苏联主席赫鲁晓夫10月28日接受了美国提出的条件。

第二年初，卢修斯·克莱将军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之时，经济和国际政治中的危机不断促使风险管理成为重中之重。华盛顿和莫斯科同意在他们之间开通“热线”，以便双方领导人在危机中互相沟通。由此埃夫里尔·哈里曼提出禁止核试验条约的谈判——美国、英国和苏联同意禁止核试验。

金融方面，交易额度越来越大，合伙人的个人财富承受着巨大风险。如果出现灾难性的亏损，合伙人可能丧失所有，鲍比·雷曼可能失去他的所有收藏。查尔斯·盖斯特在《最后的合伙人》一书中指出，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雷曼兄弟公司“由于疏于管理和细节关注的缺失开始酿成重大损失”。似乎鲍比应该知道这一切，而当时却是由卢修斯·克莱将军负责招聘在冷战中表现得富有逻辑的人才来化解困境。

合伙人不喜欢克莱将军提出的解决方案。他认为“‘委员会管理’有望实现风险最小化”，但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是追求实现个人理念的企业家，不是克莱将军需要的像军队一样行事的普通军事组织。最后还是鲍比作出决断，没有进行委员会管理。

克莱将军在散布恐慌方面更有一套。他的前一份工作是在柏林担任肯尼迪的个人代表。他总是于午餐时间在雷曼兄弟公司位于8层的餐厅向各位客人简要介绍冷战的情况。“我们发现克莱将军对核威力的评论胜过苏联，极具吸引力，而且带着几分骇人听闻的意味。”纽约格兰德韦商店的行政主管约瑟夫·艾克豪斯在给鲍比的致谢函中这样提到。至少在鲍比看来，克莱将军的工作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他希望格兰德韦商店在需要筹集资金的时候能够成为公司的客户，而且艾克豪斯也充分表示愿意接受鲍比的资助。他在信中说格兰德韦商店以前通过高盛进行融资，但今后他的公司“期待与鲍比合作谈判”。

克莱将军努力促使雷曼兄弟公司规范运作，所以鲍比得以从工作中脱身，去欧洲或者享受加勒比海的阳光。他持有泛美航空的免费头等舱等旅游通行证——胡安·特里普为公司董事会成员提供的优惠——因此可以随时随地轻松出行。1958年以来，可以从北美直飞欧洲的波音707投入使用，使出行更加便捷。

鲍比频繁出席各种商界午餐会和宴会。1963年初，他参加了总统肯尼迪及夫人在白宫为成功商界人士举办的宴会。9月，他在证券交易所与理查德·尼克松共进午餐。

鲍比开始安排自己的遗产，50万美元捐赠给他的母校耶鲁大学，资助艺术史专业。他还捐出了一件宝贵的艺术作品给纽约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并接着捐出了更多自己的收藏。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按照惯例回信感谢他的“慷慨馈赠”，副馆长詹姆斯·比恩还应鲍比邀请参观了他的收藏，回信表示非常感激鲍比让他亲眼目睹“如此气派地摆放在西54街”的作品。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一定觊觎至极，希望鲍比会全部捐出他的收藏。

鲍比过去总是担忧自己的健康，然而，最近他玩得非常开心。1963年7月，鲍比和第三位妻子李以及他们的“鲍比李”——带44英尺舱房的汽艇——成为新闻热点，原因是他有一次在长岛海湾驾驶“鲍比李”努力超过一条水翼船引起了媒体关注。结果，汽艇的发动机过热，水翼船把鲍比和他的客人带到岸上。那条水翼船第一次在华尔街出现，而且有各路记者登船采访，主人艾拉·多德激动之下落入水中。《华尔街日报》刊登了他的照片——落汤鸡一般湿漉漉的，但无比兴奋，照片上还有鲍比、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客人——好莱坞米高梅工作室的塞缪尔·戈德温夫妇。

鲍比堪称60年代的成功人士，戏剧制片人弗雷德里克·布里森于1964年夏天写信给鲍比讲述他买下了新的英国喜剧《阿尔菲》（《风流奇男子》），期待获得他的资助。鲍比投资了2400美元持有该剧1％的股份。《阿尔菲》于1964年12月中旬在纽约摩洛斯科剧院上映，净亏损达174000美元，鲍比不得不与其他投资者共同承担。

1963年8月，鲍比心里可能还在盘算着做一些自己非常感兴趣的事，这时他作出了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未来至关重要的商业决策——决定在公司成立交易部门。那时候利率很低，各大公司都急于按照传统的马库斯·戈德曼的模式，通过发行债券或“商业票据”筹集资金。事实上，高盛公司在这方面的业务非常成功，鲍比仿效了高盛的理念。他还悄悄挖掘人才开展具体工作。名叫刘易斯·格鲁克斯曼的一名争强好胜的交易员在A·G·贝克尔公司工作，鲍比提出诱人的条件把他吸引到雷曼兄弟公司，而且他的整个交易团队都加入了雷曼兄弟公司。

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本人非常乐意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肯·奥莱塔在他的著作——1986年出版的《华尔街的贪婪与荣耀：雷曼王朝的垮台》一书中提到他：“他们都是公司的支柱。”刘易斯·格鲁克斯曼说，“雷曼兄弟公司是一个让人尽情发挥的地方。”

然而，雷曼兄弟公司的大部分合伙人都指出格鲁克斯曼蔑视他们，不明白鲍比为什么会聘用他。或许正因为如此，鲍比没有让格鲁克斯曼在威廉一街的公司总部办公。交易部门（位于几个街区外的沃特街）迎合了大部分合伙人的心理——眼不见心不烦。

雷曼兄弟公司、美林公司、所罗门兄弟公司和布莱斯公司即当时所称的“所向披靡的四大家”，目的就是大力销售各种债券，争夺摩根士丹利等历史悠久、发展成熟的公司的业务。当然，雷曼兄弟公司本身就是一家历史悠久的成熟公司，而其他三家公司都为雷曼兄弟公司被列入“所向披靡的四大家”给他们带来的威望而深感欣慰。鲍比迈出的这一步——聘请刘易斯·格鲁克斯曼加入公司、发展证券交易业务，意味着雷曼兄弟公司改变传统业务，风格和形象的大变身。

1963年11月22日，肯尼迪总统在访问得克萨斯州达拉斯时被前海军陆战队士兵、涉嫌支持苏联的李·哈维·奥斯瓦尔德射杀。暗杀震惊了美国、美国的西欧盟国和世界许多地方的人们。副总统林登·约翰逊作为最高统帅接任了肯尼迪的总统职位。

两周后的12月5日，时年85岁的赫伯特·雷曼因心脏病突发去世，当时他正准备去华盛顿接受总统自由奖章——和平时期国家授予公民的最高奖项。

纽约州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宣布对赫伯特进行为期30天的哀悼。国会大厦当时因肯尼迪总统的去世已经降半旗致哀，而对赫伯特的哀悼将持续到1月5日。尽管赫伯特在参议院工作8年，但他还是喜欢人们叫他“雷曼州长”。《纽约时报》在讣告中追忆道，同样曾担任州长的卸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则说赫伯特是他的左膀右臂。

《纽约时报》的报道还引用了约翰逊总统本来准备在给赫伯特颁奖后要讲的一段话，约翰逊表示这是他能表达的最佳褒扬：“他以智慧和慈悲为政府工具，使政治事务成为公共服务的最高形式。”

威廉一街收到许多吊唁者的问候，但一些吊唁者没有弄清楚赫伯特和鲍比的关系。而鲍比可能有意在一两封回复中，纠正了两人的关系。赫伯特在公司的合伙人身份早已是“久远”的事情了，但鲍比的回复主要还是得体有礼的致谢，他习惯于对善意的信息表达感激之情。他还对一些人提到赫伯特的儿子约翰刚刚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一事。

1964年，鲍比的政治立场突然倾向于已故的堂叔赫伯特。他放弃共和党，加入了一个成功的商人组织，该组织为总统约翰逊和参议员汉弗莱参选组成全国独立委员会。明尼苏达州的休伯特·汉弗莱是约翰逊的竞选伙伴（副总统候选人）。该组织的一位组织者是高盛公司的西德尼·温伯格，鲍比·雷曼担任临时发言人。

无论鲍比的政治立场如何转变，雷曼兄弟公司的发展在民主党当政时期一路顺风。当时出现了建筑热潮，在竞选中，约翰逊提出不破坏未来繁荣发展的计划。

但鲍比有些忧伤。“个人诚信不再如前”，他对韦克伯格说。在后来提到人们对一些杰出公司的敬重不复存在时，他尽量表现得非常谦恭，但只提到对J·P·摩根的敬重。然而，还是“有一些杰出公司的”，他喜欢把雷曼兄弟公司列入优秀公司。雷曼兄弟公司依然像一个家族企业，尽管非常庞大，当时已有700名员工。整体来讲，雷曼兄弟公司还是“保留了它早期的理念”，他总结说，“万变不离其宗”。

1967年，鲍比的健康状况越来越令人担忧。病历中的简短记录显示他曾患过一次中风。1967年11月，大都会艺术博物馆任命鲍比担任董事会主席——特意为他设立的职位。大都会艺术博物馆在吸引他的热情支持，可以想象的是，他们更希望以此确保他对自己的收藏作出正确的安排。安德烈·迈耶11月17日去信祝贺鲍比担任主席一事，希望“该职位对您也是一剂良方，治愈您现在身体疲惫不适的症状”。

第二年5月，他恢复得很好，最后一次参加了胡安·特里普的泛美航空的董事会议，但是马里琳·本德和塞里格·阿特休尔的描述却是“76岁的他颤颤巍巍的”。会议在横跨公园大道的泛美大厦举行，这座大厦是特里普的主要成就。20世纪60年代初，泛美大厦是当时最高的办公大楼。查尔斯·林德伯格也出席了那次董事会议。

特里普离开公司的时候，航空业的旧时代逐渐淡出，为新纪元让出了道路。10多年来，波音707为乘机出行的旅客带来安静舒适的享受。人们都盛装登机，机上精美的食物使人们更愿意在机上而不是机场餐厅用餐，而且机上的服务从容有序，态度可嘉。机身加宽的747时代即将到来，代表着容纳更多乘客的飞机和价格优惠的飞行时代的到来。雷曼兄弟公司只负责发行1.75亿美元的股票资助波音747，而特里普保证泛美会花费10亿美元用于开发在未来创造利润的飞机。当时，越南战争为泛美航空提供了财源。泛美航空签订合约运送往返亚洲和其他地方的士兵，还运送士兵到泰国、中国香港和日本进行康复治疗，而且也运送装在尸袋中的阵亡士兵的遗体回国。

6月，鲍比夫妇收到约翰逊总统和第一夫人赠送的鲜花。李·雷曼回信致谢，“鲍比和我都非常喜欢你们二位。”约翰逊本人精疲力竭，说不再参加总统竞选了。他提到了美国众议院的分歧。尽管越南战争还将持续数年，但与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的和平谈判已经在巴黎开始，埃夫里尔·哈里曼率领美国代表团参加谈判。

总统选举期间，已故前总统肯尼迪的弟弟、民主党候选人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被约旦出生的美国人西尔翰·B·西尔翰刺杀。在审判中，西尔翰指责美国在中东的政策。罗伯特·肯尼迪的去世为共和党参与竞选铺平了道路，理查德·尼克松当选总统。

1968年11月末，联合果品公司送花到威廉一街，祝福鲍比身体健康。这家香蕉公司的情况不容乐观，它不得不取消病害香蕉“大麦克”的种植，取而代之的是另一个香蕉品种“卡文迪什”。然而，公司还是坚持只种植一种香蕉。不到一年，联合果品公司遭遇一位重要的纽约投资者伊莱·布莱克的恶意收购，当时鲍比也无能为力，没有避免此次收购。

鲍比的相关个人资料显示他当时忙于处理一些个人琐碎的事情。7月初，雷曼兄弟公司对员工宣布公司在进行未来规划。公司高层已安装“两台极其复杂的第三代计算机”用于办公，内部月刊报道称。然而，任何机器都代替不了鲍比，而他又没有培养出接任人选。

几周后鲍比就去世了，但他还是有幸见证了自己在40年前预言的飞行奇迹；7月，美国宇航员往返月球，取得巨大成就。

巧合的是，与鲍比同岁的西德尼·温伯格也去世了。鲍比人生的最后一赌或许就是要比他的对手长寿。他做到了，在温伯格去世近一个月的时候，他于1969年8月9日，在纽约州桑茨波恩特的家中去世，享年77岁。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⑧
“对外先生”皮特·彼得森时期的巅峰时刻

皮特·彼得森透过华尔街的问题，放眼国际社会。在彼得森掌控雷曼兄弟公司的10年，公司资本增长至原来的10倍。

1973年6月，之前担任尼克松总统商务部长的皮特·彼得森（即彼得·彼得森）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在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不到3个月的时间，他就全面负责公司。鲍比·雷曼去世4年来，公司在弗雷德里克·厄尔曼的领导下艰难维持，厄尔曼“二战”以来一直在雷曼兄弟公司任职。但是，他缺乏前任掌门人的权威，从而导致公司运营欠佳。合伙人通过董事会的人事突变——“宫廷政变”，把厄尔曼赶下台，任命彼得森接替他的工作，他们认为彼得森可以领导公司走进生机勃勃的崭新的后鲍比时代。

彼得森是尼克松总统政府中颇受好评的人员，也是美国有史以来对外关系最成功的一届政府中的成员。他组织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谈话，改善了美苏贸易，赢得高度评价。正如彼得森在他的自传《希腊移民之子的美国梦》中所指出的，《纽约时报》称他为“经济人物基辛格”。

尽管如此，在尼克松政府中他还是遭遇了一些麻烦。1961年参与猪湾入侵事件的大量古巴流亡人员后来秘密为中央情报局工作，1972年，一些人潜入位于华盛顿水门大厦的民主党选举总部安装窃听器、偷拍相关文件时被当场抓获。当时正值尼克松成功当选第二届总统任期的关键时刻。尼克松事先并不知道窃听行动，但一些相关的人员知道，而且他参与了政府企图掩盖窃听行动的工作。尼克松总统对媒体关于此事的报道越来越紧张——很快就发展成“水门事件丑闻”——而且白宫嫌疑人员的名头指向彼得森。彼得森和他的妻子萨莉当时在华盛顿的社交舞台上非常活跃，与媒体的人打成一片，由此尼克松认为他是有害信息的“泄露人”，而他因此离开了华盛顿（在媒体和公众看来，他是正义的天使），随之，加入雷曼兄弟公司。

他来到雷曼兄弟公司之时，没有任何银行业从业背景，尽管曾成功领导美国贝灵巧公司——以电影摄像机闻名的摄影器材公司。不过彼得森具有银行家的特质，他温文尔雅，交际颇广，有许多长期交往的朋友。他喜欢亲切地直呼人名，比如叫亨利·基辛格“亨利”。皮特·彼得森是现代艺术博物馆的董事，和鲍比·雷曼一样，也喜欢艺术。

彼得森非常关注国外事务。尼克松曾与他谈论，准备任命他为美国驻欧洲——整个联合欧洲，而不是独立的欧洲各国——的第一任大使，但事情最终没有落实。他不但处理许多与苏联的交易，而且与日本协商重要的纺织品合同——日本是经济快速发展的国家。他是日本文化协会的理事，该协会旨在促进日本文化的全球推广；又是美国外交委员会的财务主管。《纽约时报》一篇报道彼得森在威廉一街开始工作时的文章称他为“白衣骑士”①，“促使雷曼兄弟公司在国际事务方面大放异彩”。

对他来讲，来到雷曼兄弟公司意味着薪资的大幅增长：年薪从在华盛顿政府工作时的42500美元增长到30万美元。他当时必须拿出75万美元购买合伙人股份，这确实有些困难，后来通过协商得以分几个月支付。但是，就在他到任不到一个月的时候，鲍比·雷曼去世以来公司一直艰难维持的境况变得更加糟糕；交易部门报告称严重亏损，当年（一个财务年度），公司亏损达到创纪录的800万美元。当时合伙人都认为这是一场灾难。（在此顺便提一句，35年后，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时候，债务高达7680亿美元。）引发灾难的是交易部门的头儿刘易斯·格鲁克斯曼，他笨拙地买进了一些根本无法卖出获利的债券。合伙人中有几位银行家非常不喜欢格鲁克斯曼和他的交易团队，想把他从公司除掉。

雷曼兄弟公司又开设了两个海外分公司：1972年设立伦敦分公司，同年英国加入欧洲经济共同体；1973年设立东京分公司。“二战”失败，加上直到1952年才终止的美国军事占领，让日本通过对西方工业模式的适应和改进重建了国内经济。起初，西方瞧不起日本落后工艺制造的廉价商品，但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日本在质量和价格方面均能与西方竞争，参与竞争的有本田和铃木摩托车等许多产品。1964年，东京召开第一次在亚洲国家举办的奥运会，赢得世界瞩目。组织有序的奥运会面向全世界现场直播，而在当时，直播是非常罕见的。整个20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美国对日本产品的需求一直呈上升趋势，日本的汽车、电视机和电子产品一路领先。

雷曼兄弟公司显然在正确的时间选择了扩展海外分支，但在国内的发展却有些滞后。计算机技术破坏了股票承销方面原有的神秘色彩；现在，只需计算机部门的一点帮助，任何一位公司的副总裁都可以确定在市场推出的股票的正确价格。

皮特·彼得森第一次见到负责并购工作的合伙人约瑟夫·托马斯时非常吃惊，托马斯是彼得森的工作规划中重要的角色。彼得森发现托马斯年岁已高、体态臃肿、因酗酒和肺气肿而非常虚弱，当时他正在公司11层的健身房，手里拿着雪茄，身旁不远处立着一瓶波旁威士忌酒。托马斯抽着烟，鼻孔里插着一根连接着氧气罐的管子。看到这一幕，彼得森实在没什么勇气期待什么未来前景；其实，在这种关键时刻的任何一个错误行动都可能引爆整个公司。

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些原有客户曾在政治秩序的瓦解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尼克松要求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资助他的竞选团队，作为回报，政府停止对该公司的反垄断工作。

1975年联合果品公司成为头条新闻。在纽约，公司老板伊莱·布莱克从位于泛美大厦高层的公司办公室坠楼身亡。1969年布莱克控制联合果品公司后不久，侵袭香蕉的病害严重恶化，公司利润受损。布莱克还贿赂洪都拉斯的军事领导，争取对联合果品公司的支持，雷曼兄弟公司的一些老朋友那时候都声誉扫地。

皮特·彼得森透过华尔街的问题，放眼国际社会。1974年，他把雷曼兄弟公司15％的股份卖给米兰的意大利商业银行——全球排名第35位的银行。这笔交易带来了700万美元的资金。3年后，雷曼兄弟公司并购库恩-洛布银行——雅各布·谢夫经营的古老银行。肯·奥莱塔在他的著作《华尔街的贪婪与荣耀：雷曼王朝的垮台》一书中指出，在彼得森掌控雷曼兄弟公司的10年中，公司资本增长至原来的10倍。

过去，合伙人必须通过他们提供的金融服务赚钱，但现在彼得森鼓励他们拿自己的资金大胆创收——例如，通过买进和卖出公司赚钱。这样，他们可以得到各公司之间交易收入的一部分——收益的一定百分比。彼得森的做法模糊了交易员和银行家之间的传统区别，鼓励银行业合伙人放弃对长期客户的依赖，不再辛苦安排各种交易，通过承担前期风险赚钱。他喜欢快速交易和唇枪舌剑般的激烈交锋。

这一点与刘易斯·格鲁克斯曼的观点一致。现在，银行家们显然开始接受格鲁克斯曼的做事方式了，但格鲁克斯曼本人却在沃特街55号的办公室满心怀疑地观察着这些变化。在他看来，彼得森还是一个银行家，《我们这伙人》中的典型人物，通过熟人联系业务，同时也能够自如应付他并不喜欢的人。

格鲁克斯曼对彼得森的判断并不准确。彼得森既不是银行家，也算不上《我们这伙人》代表的人们，但他高傲自大，而他的出身也远远不如格鲁克斯曼。但针对公司在债券方面的亏损，他还是站在格鲁克斯曼一边。彼得森奉劝其他合伙人不要赶走格鲁克斯曼，因为他有能力帮助公司走出财务困境。

格鲁克斯曼当然也这样认为，在他看来，交易员完成公司的工作，当属头号功臣。以他的高级交易员迪克·富尔德为例，富尔德在每天长达12～15个小时的工作时间里，仅仅在雷曼兄弟公司的棒球队活动一会儿，或者进行高强度的壁球运动放松一下。其他时间他都坐在计算机前，盯着屏幕完成一个接一个为公司赚钱的决策。后来关于富尔德的描述总是提到他“严肃认真”。2008年末，雷曼兄弟公司走向破产时的公关总监安德鲁·高尔斯称，富尔德“几乎让人无法忍受的严肃认真”。20世纪70年代，“严肃认真”是华尔街人的特色，而格鲁克斯曼也是这样的人。在他看来，正是具有如此特色的人们成就了华尔街。

然而，皮特·彼得森似乎不愿意邀请迪克·富尔德等人共进午餐。他也很少出现在交易部门。彼得森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一年后，接受一次媒体采访时说，公司的“创造性工作”是核心：创造性工作为公司提供资金来源，推出公司实现繁荣兴盛的理念。公司的核心不是债券、股票等等的交易，而且许多人都能够承担交易方面的工作。对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来讲，这是极度无礼的。鲍比·雷曼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番话。

在雷曼兄弟公司，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无暇顾及皮特·彼得森那些瞻前顾后的政策。并购库恩-洛布银行意味着意大利银行家马里奥·德乌尔索等人成为公司的合伙人（马里奥·德乌尔索的父亲是鲍比·雷曼的朋友）。德乌尔索机灵狡猾、精明练达、一副贵族气派，参加纽约最高档的聚会，穿着考究的田径服在中央公园慢跑锻炼。1978年春天，媒体报道了他与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的妹妹玛格丽特公主在欧洲度假。德乌尔索难以相信格鲁克斯曼的交易部门会用公司的资金压注，格鲁克斯曼也难以相信德乌尔索这样的花花公子居然能成为公司的合伙人。

彼得森确实强化了雷曼兄弟公司的交易业务。与雷曼兄弟公司盘算着让可口可乐帮助福格斯咖啡公司开发无咖啡因咖啡的时代相比，并购工作现在非常赚钱。现代并购专家大大推动了并购业务，他们向高层管理者说明为何并购这样那样的公司，必要的话甚至不惜采用恶意并购手段。交易数额相当诱人。雷曼兄弟公司自己的并购专家斯蒂芬·施瓦茨曼于1979年完成比阿特丽斯食品公司对纯品康纳公司的并购，并购金额高达5亿美元。各银行都有几位这样的专家，他们全都一心求胜，大笔谋取利益。按照格鲁克斯曼的标准，人们不会厌烦此类掠夺般的赚钱交易。到20世纪80年代初，他的交易部门不再是一直以来银行业务中无足轻重的配角，而是为公司创造出一半以上收益的部门。彼得森认可这一点；威廉一街的办公室已经很旧了，没有必要再对交易部门另眼相看。他让格鲁克斯曼安排组织整个公司搬到沃特街。许多合伙人不愿意搬过去，依然认为交易员是卑微的一伙人，但彼得森坚持搬迁。

整个国家的情绪都与格鲁克斯曼合拍。美国多年来一直被各种力量左右着——越南战争、石油危机、伊朗问题，现在是快刀斩乱麻，了却这一切，恢复正常运转的时候了。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的总统竞选中提出这样的发展路线，轻松打败卡特总统。与许多前民主党人一样，格鲁克斯曼转而为共和党投票。

刘易斯·格鲁克斯曼助长了这样的理念：雷曼兄弟公司存在一定的阶级争斗。这种理念在以他本人为代表的蓝领一线辛劳者和占有大量财富的高层掌权人物之间迅速漫延。迪克·富尔德喜欢听格鲁克斯曼说“那些狗娘养的银行家”，人们经常听到他在交易部门这样破口大骂。

富尔德并非出身蓝领阶层。他在纽约州威斯彻斯特县上城体面的上流社会中长大。他的家族经营着祖父雅各布·施瓦布创立的一家服装制造公司——联合批发与加工公司。他十几岁时，运动方面的天赋胜过学习能力，而他当时的远大抱负就是做一名试飞员。20世纪60年代中期就读于科罗拉多大学时，他曾加入空军预备军官训练团，学习航空技术。然而这些都不适合他。

富尔德的航空技术学习涉及许多绘图工作，但他完全看不懂建筑图纸。他喜欢数字，1966年夏天在雷曼兄弟公司实习时他发挥了数字方面的特长。他的祖父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帮助他在位于丹佛的公司交易部门谋得一个职位——丹佛的交易部门规模并不大。尽管航空技术不适合他，但金融非常适合，大学高年级时，他选择专修国际商务。

富尔德于1969年开始全职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那时候鲍比·雷曼的健康状况已经非常令人担忧，威廉一街刚刚安装第一批计算机，一片混乱。富尔德没有受到这一切的影响，走在时代的最前列。他在沃特街55号与格鲁克斯曼一道工作，工作做得非常出色，数字处理能力几乎赶得上计算机的速度，他是有名的“数字脑袋”。

他不善言辞，特别是遇到一些难堪需要讲话的时刻更是语塞，讲话总是吞吞吐吐，不注意礼节，听起来咕噜咕噜的，有一段时间，人们叫他“大猩猩”。富尔德本人似乎喜欢人们这样叫他，后来一直在他的办公室放着一只大猩猩的填充玩具。

格鲁克斯曼很快就开始提升富尔德，1978年，彼得森批准他成为公司的合伙人。富尔德在获得合伙人资格的殊荣时年仅32岁，尽管他并没有十分出色的成就。一个星期五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富尔德接到电话，要求他到彼得森办公室去，但他的婚礼就在第二天，他和未婚妻凯茜约好了下班后要进行婚礼排练。所以他接到电话后说去不了彼得森的办公室。片刻后，格鲁克斯曼满脸通红、怒气冲冲地闯进富尔德的办公室大声喊道：“你这个白痴，你到底在干什么呢？”然后不由分说地拖着他来到彼得森办公室。富尔德当时非常专注地想着自己本来要做的事情，因此在彼得森告诉他提升他到公司高层的消息后，甚至连一句感激的话都没有说。他一直在想：“凯茜该饶不了我了。”

让彼得森煞费苦心的是与格鲁克斯曼如何相处，但是按照过去处理苏联问题的愉快经历，他认为外交风格是他们之间相处的最佳方式。他安排格鲁克斯曼负责雷曼兄弟公司的经营，包括银行家在内的公司所有部门的员工都向他汇报工作。银行业务方面的合伙人不愿意这样，但彼得森坚持进行这样的角色转换，不管怎么说，他的心意如此。彼得森最近做了一次脑外科手术，他认为自己不会康复。私人生活方面，他与萨莉的第二次婚姻又不欢而散。他不得不调整自己的关注重点，因而非常愿意把公司的日常运营交给格鲁克斯曼，而他负责处理重大的战略性事务。彼得森将成为雷曼兄弟公司的“主外先生”——代表公司的对外形象，而格鲁克斯曼将是“主内先生”。

但格鲁克斯曼却愿意更多地接触外部世界。他接受了《欧元》杂志1981年4月版的一次采访，该杂志请他谈谈对外立场。他以美国人特有的固执表达说：“我一定会像关注印第安纳波利斯（印第安纳州的首府城市）一样‘放眼国际’——不会眼界狭隘。”

格鲁克斯曼要表达的意思是，雷曼兄弟公司的所有业务都集中在纽约总部，这让彼得森非常吃惊。他希望把雷曼兄弟公司刻画成新世界的一部分，由超级经营者运营管理，可以轻松灵活地满足客户的各种需求。那篇报道使公司非常尴尬，伦敦分公司反馈到纽约总部的消息称欧洲的竞争对手不断嘲弄雷曼兄弟公司眼界狭隘。

在彼得森的管理之下，公司业务开始好转。彼得森负责公司的前5年情况还比较艰难，但后5年，雷曼兄弟公司创造出无与伦比的收益。在与格鲁克斯曼相处方面，他还是相信外交风格。毕竟他曾是实现中美友好关系的那届政府中的成员。或许，彼得森同样可以与格鲁克斯曼友好相处，与他保持密切关系，利用他的干劲，控制他。

这一点上，彼得森采纳了他认可的高盛做法——但后来还是为此事有些懊悔。银行业的竞争对手偶尔会在一起吃饭，1983年春天，彼得森和格鲁克斯曼在沃特街55号与高盛的联合首席执行官约翰·怀特黑德和约翰·温伯格共进早餐。彼得森称这是一次“亲切友好的早餐会”，他们在温馨的氛围中探讨商业趋势。结果，他意识到可以采用高盛的领导模式。为什么雷曼兄弟公司不能同样进行联合领导呢？华尔街是一个人人自负的地方，但是，彼得森心想：“如果人们的自负情结得以合理利用，精英人才的合作就可以产生实实在在的收益。”

格鲁克斯曼非常愿意成为公司的联合领导，同时对此也非常感激。彼得森在公司的任期10年纪念即将到来，届时将举办一次小型聚会，格鲁克斯曼送给他“漂亮的亨利·摩尔作品”，彼得森这样描述，“摩尔作品正好是我当时热衷收藏的现代艺术作品”。

他的妻子琼对当时的情况有不同的看法，说彼得森对格鲁克斯曼的认识有些天真——“给他一棵树，他就觊觎整片森林。”雷曼兄弟公司发生了巨大变化，早已不再是高级合伙人告诉员工他认为应该做什么，员工就会做什么的时代了。

在雷曼兄弟公司内部，彼得森继续想办法让格鲁克斯曼满意。他自己所拿的年终奖金都低于格鲁克斯曼的：彼得森的奖金是100万美元，而格鲁克斯曼的是125万美元。富尔德的奖金最高，达160万美元。职位低于彼得森和格鲁克斯曼的员工都没有他们的奖金高，富尔德作为高级交易员，在公司收益颇高的这一年中得到了丰厚的回报。

然而，彼得森的“外交策略”收效甚微，两位联合领导终究还是面对面地坐下来把问题都摊开了。格鲁克斯曼直截了当地说他想全面经营雷曼兄弟公司。彼得森离开想了一会儿，回来建议说在过渡时期，他们继续联合工作。彼得森希望继续在公司工作两三年，或许他们可以商定一个时间，到那个时间之后，他就把权力交给格鲁克斯曼。然而，格鲁克斯曼说“不”，他现在就要全面掌控公司——他已经57岁了。

年龄方面，彼得森同样已近花甲，但他同意离开。他也想过与格鲁克斯曼争斗，但理智地推断后他认为那样做没有多大意义。争斗会使公司受伤，如果彼得森赢了，结果只能是格鲁克斯曼离开，并且带走他的交易部门。但这其中更多的其实是基于彼得森的个人考虑，他已经抛开了华尔街的恩恩怨怨。琼·彼得森曾患癌症，尽管已经康复，但现在他们需要考虑更多的问题。他们决定轻松生活，远离格鲁克斯曼不是一个坏的开端。

彼得森于1983年9月30日离开雷曼兄弟公司，格鲁克斯曼强烈期待他的离开，因此给了他一大笔资金，彼得森完全可以以此投资开创自己的企业。他说过想从事“商人银行业务”——投资公司的古老说法，或许就是并购公司，整合后卖出，这正是雷曼兄弟公司过去所做的工作。

作为最后一点要求，彼得森补充说，如果未来几年合伙人把雷曼兄弟公司出售给另一家公司，他希望得到合伙人利润的1％。彼得森完全是在随便揣摩而已，当时似乎没有什么理由可以看出雷曼兄弟公司应当卖出。公司收益良好，还拥有充分的资本储备，现在——不算彼得森——共有76位合伙人明智地把握着公司的资金。因此，格鲁克斯曼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彼得森提出的1％利润分成的要求。

一些合伙人对公司的前景非常担忧。格鲁克斯曼是业务部门的人，或者叫“主内先生”，他从来都不是知道如何代表雷曼兄弟公司面向外界的“主外先生”。然而，对彼得森的离开满心欢喜的一个人是富尔德。“我不担心公司的情况。”他说。

格鲁克斯曼顺风顺水地得到在自己领导下开创一个新时代的机会，但他似乎从来没有意识到自己缺乏胜任领导公司的能力。他现在想得到一切，拥有一切。

格鲁克斯曼安排自己的人担任公司的重要职位。在确定年终奖金的时候，他同样提出彻底的财富重新分配计划。这是百万富翁的游戏，所以没有人会落到分文未得，但银行业的合伙人得到的奖金和股份明显下降，而交易员们则所得丰厚。最高的奖金得主是格鲁克斯曼和富尔德，每人获得160万美元。

格鲁克斯曼排挤走一些合伙人，还有一些合伙人自己决定离开。马里奥·德乌尔索很快就离开了，带走了他的运动服和一些贵族出身的联系人名单，加入意大利国会。一位年近六旬的合伙人决定做一些其他重要的事情，也离开公司，去了以色列。另一位合伙人说自己一直渴望旅行，学一门外语。

离开的合伙人都带走了他们在公司的股份对应的大笔资金，这是他们的权利，但对于留在公司的合伙人来讲，这是一件令人担忧的事——公司的资本储备渐趋不足。如果再有合伙人离开，雷曼兄弟公司就没有多少流动资本了。如果没有足够的资本运转赢利，公司就会亏损，耗尽全部资本。

格鲁克斯曼安排他的明星门生富尔德负责所有交易债券、股票等的业务。在一次探讨资本问题的重要会议上，富尔德被问及未来打算如何促进资本市场。“过去5年，您在交易部门是如何赚钱的，未来几年，您又打算怎么赚钱呢？”一位合伙人问。

富尔德在公众场合不善言辞。他在交易部门还能勉强应付，但在会议中根本不知道如何发言。尽管他肚子里装着令人信服的回答，但完全不知道如何表达才能令人信服。“我不知道过去5年是怎么赚钱的”，他这样回答，也不清楚未来该怎么安排。他“聘请了一些人”来研究具体问题，他说。合伙人都惊呆了。如果富尔德不知道资本来源，那么谁知道呢？格鲁克斯曼竭力搪塞，指出富尔德沟通能力太差。

合伙人对格鲁克斯曼的言行举止也不无担忧。他的个人形象完全改变，体重减少了70磅，结束了婚姻，买了一辆敞篷跑车。在现代艺术博物馆附近的豪华塔楼购置了一套5个房间的公寓，距离鲍比·雷曼位于西54街的古老住宅仅几步之遥。他声称自己是华尔街最强硬的人。有一次，一位客人还在他办公室，他就拿起一把小斧子猛地砸到自己对面的墙上，那位客人惊呆了，而墙上的多处砸痕表明他不是第一次这么做了。

随着一些合伙人的离开，留下来的合伙人开始对格鲁克斯曼施加压力，指出他应当寻找外部合伙人——另外一家公司，但需要的是可以让与资本的公司——从而可以为雷曼兄弟公司注入资本。1984年3月，公司内部的消息出现在《财富》杂志上，报道称雷曼兄弟公司正忙于“兜售自己”。格鲁克斯曼深受逼迫，权力难保。如果对公司的未来依然一片茫然，其他公司很容易乘机介入，非常便宜地得手。

美国运通公司表示有意收购，4月，格鲁克斯曼到美国运通公司的办公室开始具体谈判——美国运通公司就在沃特街55号大厦的对面，俯瞰海港。信用卡业务较为知名的美国运通公司近日并购希尔森公司——一家大型经纪公司，现在是希尔森-美国运通公司。希尔森公司规模庞大，但不及雷曼兄弟公司的渊源和声望——而这正是美国运通公司认为公司发展所需要的东西。希尔森-雷曼-美国运通公司将拥有独一无二的规模、渊源和声望。

格鲁克斯曼很快就告诉其他合伙人他已谈成交易：出售价格是3.8亿美元。所有的合伙人都可以通过卖出所持有的雷曼兄弟公司的股票大发一笔横财，跻身亿万富翁之列，许多人还可以继续在新组成的公司工作。而一些人并不希望如此。1950年就成为雷曼兄弟公司合伙人的赫曼·卡恩对肯·奥莱塔讲述了他当时的感受：“在我看来，投资银行业是高贵的事业，投资银行业的资金都是用于实现社会目的和个人利益的……我心痛得落泪。”

迪克·富尔德也满心失落。“我喜欢这个地方。”他说。富尔德反对出售公司，他直到最后一刻依然不能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

然而，1984年，仅仅在掌控公司几个月后，刘易斯·格鲁克斯曼和他的手下就葬送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独立。

“老实说，现在没有雷曼了，”并购交易一年后，希尔森-雷曼的副总裁杰弗里·莱恩说，“重心不同了，我们的宣传格调也变了。”一家报纸以醒目的方式宣布了“新贵和名门”的联合。20世纪80年代，大公司吞并小公司，古老的名门贵族因发展受阻而遭遇灭亡。或许“不再有雷曼”是一种耻辱，但时间不会停止。

格鲁克斯曼酿成的灾难过后，富尔德屈就于希尔森-雷曼，从事他擅长的工作——交易。他在政府债券和抵押贷款债券等交易部门工作。尽管雷曼兄弟公司售出时他的所得份额相对较少，但也拿到了800万美元。

彼得·科恩——希尔森-雷曼公司的总裁是最大的赢家。他是桑迪·韦尔的门生，韦尔性格喜怒无常，于1965年创建希尔森公司，一手将其打造成大型经纪公司，同时并购了数家公司。1981年，彼得·科恩以10亿美元的价格将希尔森公司卖给美国运通公司，并加入美国运通公司董事会。

并购雷曼兄弟公司是科恩亲自完成的交易。科恩身高5英尺，工作非常卖力。在哥伦比亚大学读书时，他的成绩一般，经常在曼哈顿中城的经纪公司了解市场信息，而没有花时间学习课本知识。他21岁加入希尔森公司，在20世纪70年代只是希尔森-海登斯通公司（希尔森于70年代收购海登斯通公司组建成希尔森-海登斯通）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捣弄数字的分析师，希尔森-海登斯通只是一家面向公众发售股票的小型经纪公司，而韦尔担任它的最高管理者。韦尔巧妙地安排各种交易，使希尔森从一家卑微的小公司蜕变为华尔街的重头公司，而科恩成为了他的忠实支持者。

1984年3月，他在长岛的周末豪宅中享受天伦之乐时，读到《财富》杂志的一篇文章，指出雷曼兄弟公司在“兜售自己”。据说，科恩的周末不可被公事侵犯，在办公室忙碌一周后，他把时间都留给妻儿。尽管如此，那个星期五的晚上，他还是蜷在床上看商业杂志。那个周末他就开始安排这次交易，知道美国运通一定会愉快接受；美国运通当时正在期待一只“绩优股”——一家可与希尔森公司联手的一流公司，即寻找一家声望胜过希尔森的合伙公司。

希尔森公司是一家“电信化网络经纪公司”，传统来讲就是拥有独立电话网络的公司，通过该网络完成许多买进卖出的交易。现在所指的“网络”是计算机系统，而希尔森公司当时还是通过电话销售，面向老客户或通过电话簿随意选择新客户，也从一些其他潜在的客户名单中选择。属于当时所谓的“微笑拨打”公司。

事实证明，这家新公司的初级合伙公司——雷曼兄弟，在“微笑拨打”部门的业绩胜过“老大哥”。希尔森-雷曼公司的高层管理者马丁·谢菲罗夫著有《80年代成功的电话销售》一书，合著者是罗伯特·舒克。这本书中讲到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过后，一切都发生了变化：“1980年的时候，销售人员拜访一位客户的平均成本居然超过100美元！”20世纪60年代，路边的汽车旅馆住宿一夜不到10美元，10美元还够一位销售人员的一日三餐。现在价格全面上涨。就连口授要求秘书完成约见潜在客户的信件所需的成本都从1970年的3.05美元上涨到1980年的6.07美元。因此，谢菲罗夫和舒克的著作讲述了如何进行电话销售的技巧，被奉为业内圣经。

希尔森-雷曼公司的交易员进行的电话销售非常成功，胜过其他公司，美林和贝尔斯登的这项销售业绩都屈居其后。不幸的是，电话销售依然有许多地方有待改善。尽管那本书中没有这样讲，但呼叫方总是荒谬地声称他们的合伙公司希望与电话那边的人分享他们的市场机密。一些“被叫方”听到这样的消息会认为是自己的黄道吉日来了。于是，呼叫方就把那些经纪人很难在市场上卖给内行买家的问题股票售出。除非挂断电话，否则“被叫方”会发现很难拒绝这位“主叫方”——电话销售人员只有在听到电话那边潜在客户的连续三声“不”才会罢休，他们接受了这样的培训。只有这样他们才可能做成一笔销售。

在一次采访位于麦迪逊大道的希尔森-雷曼电话中心时，《财富》杂志发现在“一块四分之一足球场大小的开放空间中”坐满了穿着白衬衣、戴着耳机喋喋不休地进行电话销售的年轻人。他们在面向哪些人销售呢？一位经纪人回答说就是那些“有激情、有资金”的人们。

回顾整个雷曼兄弟公司的历史，我们可以发现其一直扮演着引领美国重要潮流的角色——从汽车到电影，再到飞机。如今，雷曼兄弟公司是电话销售的先锋。

20世纪80年代是市场上重大丑闻频繁出现的10年，而雷曼兄弟公司与卷入其中的重要人物有关联。1986年，雷曼兄弟公司极速沉沦，利顿工业向希尔森-雷曼公司索赔3000万美元，指控其内幕交易。1954年，雷曼兄弟公司帮助利顿工业公司实现上市，接着该公司发展为电子行业的巨头之一，成为雷曼兄弟公司苍穹中的一颗明星。现在，利顿工业其实是控诉银行对其进行掠夺。利顿在1982年的一宗并购中选择雷曼担任顾问，当时公司准备并购一家小型电子公司艾特克。就在他们进行本该保密的谈判时，利顿却发现艾特克公司的股价在不可思议地持续上涨。

通常，如果出现并购的传言，被并购公司的股价就会上涨。大公司并购小公司通常会出现这样的局面：大公司为了实现扩张计划向小公司注入更多资金或通过在小公司进行裁员削减成本。随着艾特克公司股价的上涨，利顿工业对其并购的价格必然也得上涨。

该事件涉及丹尼斯·莱文，他是当时华尔街非常流行的大型收购方面的一家一流投资银行——德崇证券的原董事总经理。莱文当时也在雷曼兄弟公司工作，希尔森-雷曼公司的副总裁艾拉·索科洛告诉了莱文艾特克公司即将出售的消息。

丹尼斯·莱文被抓获完全是偶然因素。他通过索科洛得到消息，接着买入被并购公司的大量股票。当业内其他人士得知即将进行并购、股票价格上涨之时，莱文就售出他早先一步购买的股票。他通过位于巴哈马群岛首都拿骚的一家瑞士银行——列岛国际银行的分行办理股票买卖。列岛国际银行安排美林的一位经纪人完成莱文的股票交易。那位经纪人发现这些交易非常成功，于是自己也跟着买进相关股票，这种做法即所谓的“借道”。他还把这个消息透露给一些同事，其中一位在委内瑞拉加拉加斯的美林分行工作。那位交易员随之跟着买进，另一位加拉加斯分行的交易员同样这么做了。接着，加拉加斯分行有人发现了他们在做什么，匿名举报到纽约的美林合规部门。与其他银行和交易机构一样，合规部门就是为了确保交易员遵守相关规定——如内幕交易规定——的部门。美林的合规部门把那封匿名举报信转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由交易委员会负责处理这些棘手的问题。

艾拉·索科洛被判入狱一年，而丹尼斯·莱文仅被判刑两年，因为他提供的信息牵连出一些嫌疑人。一位是伊万·波斯基，据称是“苏联人”，他通过对企业并购下注发了横财。波斯基供出很多内幕交易，被处罚款1亿美元，入狱3年。他提供的信息又牵出迈克尔·米尔肯——德崇证券的另一位收购专家，被判刑10年。波斯基和米尔肯的案子成就了鲁道夫·朱利安尼的事业，他当时是纽约南区法院的律师，后来成为纽约市的市长。据说，奥利弗·斯通导演1987年完成的电影《华尔街》中的主角戈登·格卡就是波斯基和米尔肯的结合。

1987年3月，媒体散布消息称：美国运通已经受够了与希尔森-雷曼的结合，期待将其转手卖出。报道称美国运通的股东“几乎一致同意这个做法”。雷曼方面的员工同样急于摆脱与希尔森的关联。他们接听客户的电话时，已经开始这样称自己：“我们是雷曼兄弟公司！”

《华尔街日报》推测指出可能会有一家国外公司有意并购希尔森-雷曼——顺应“全球化”时代之下跨国并购的趋势——全球化那时候依然是个新名词。美国在全球化环境下运转，当时日本将大量的汽车、电子产品和其他产品销售到美国，贸易顺差很高。美国政府通过一些手段，例如向日本购买者销售长期国债，扭转了美国经济的逆差局面。由于日本的贸易顺差通过货币形式弥补美国的贸易逆差，美国公司和民众就得以借到大量现金。在里根总统任职期间，这些贷款猛增；里根是一位保守的总统，然而在他任期的时代，节俭等一些过去的价值观遭到了抛弃。

抵押贷款是贷款业务的一种，希尔森-雷曼设有抵押贷款部门，其他投资银行也都设有该部门。过去，投资银行通常不介入抵押贷款业务，因为它是由商业银行等处理的没有什么新意的投资。但投资银行发现他们可以打包抵押贷款，以债券的形式卖给投资者。投资银行提供这样的服务可以得到丰厚的回报，而债券投资者在民众偿还抵押贷款期间可得到稳定的收入，而且还有利息。

许多这样的债券都非常复杂，由抵押贷款部门精于数学的年轻人亲手设计。这些年轻人就是后来人们所说的“股市分析高手”或者“金融业的火箭科学家”，他们都有很强的数学能力。其中一些人接受过物理和工程等学科的高等教育，或许他们确实能够成为优秀的火箭科学家，但他们通常都被投资银行业的高薪诱惑，从而决定在投资银行发展自己的职业生涯。他们所做的工作堪称“阳春白雪、曲高和寡”，即便是他们的老板都不明白他们在做些什么。

20世纪80年代末出现的一次所谓储蓄贷款危机就是这样的事例。储蓄贷款协会是“储蓄银行”，按照英国成立协会的古老模式形成的银行，吸收民众存款，向买房的人提供抵押贷款。监管储蓄和贷款的法规放松后，储蓄银行开始借出过多资金，结果导致700多家储蓄银行破产，政府不得不花费高达1250亿美元的资金挽救整个行业。

美林就是大力把抵押贷款再打包为抵押贷款债券的一家银行，到1987年4月，公司抵押贷款部门的风险债券亏损达2.5亿美元。令人称奇的是，美林的高管层指责公司负责抵押贷款的交易员私藏那些债券，声称交易员把那些债券都塞在抽屉里。“我们不知道他们持有那些债券。”他们声明。即使他们知道存在这些债券，交易员煞费苦心解释的其中的数学理论也是颇有争议的。

1987年出现的所有这一切都将在20年后的2008年的崩盘中得以再现。那一次是弥补与中国的贸易逆差的资金反向注入美国经济所致。那一次同样出现了大量的抵押贷款资金以华尔街推出的复杂债券方式打包销售的做法，管理层还是说他们对所管理银行发生的状况知之甚少。

1987年春天，媒体得到消息，报道指出当时出现了令美国运通公司更加不满的情况。美国运通公司要求希尔森-雷曼在招聘员工时进行药检。而希尔森-雷曼是一家具有国际名声的大型传统公司，有些厌倦华尔街当时的惯例。

抛开对人类弱点的剖析一事，7月，希尔森-雷曼遭遇了一次技术方面的挫败。公司的文字处理系统崩溃，雷曼兄弟公司方面无法完成政府债券价格的周报——市场广泛阅读的一份刊物。“这儿没有一台打字机。”周报的编辑埃迪·阿博特抱怨说。这是件可悲的事情，雷曼兄弟公司早在1910年就帮助安德伍德打字机公司实现上市，但更重要的是说明人类对计算机的严重依赖。

10月，市场崩盘后，人类对计算机的依赖更进一步地体现出来。问题主要出在“程序交易”——计算机完成的交易上。一些股票的交易达到一定数量后，计算机程序就会自动引发其他销售。这一点在10月市场暴跌之时更增加了人们的恐慌。程序交易是过去闻所未闻的事情，电脑仿佛不仅要替代人类的操作，而且还要替代人类的思维。

股票市场的崩盘结束了里根总统时期的繁荣。与20世纪20年代末的情形相似的一段繁荣时期以人们的失望情绪和不断出现的丑闻终结。崩盘促使人们追根溯源，结果问题归结为人们没有足够的信仰。伊莱恩·加扎尔雷利——希尔森-雷曼的股票市场分析师，是发现市场过热、建议客户抛出股票的少数几位。媒体公开她的观点后，许多人予以指责，说她是导致市场崩溃的末世论者。一些人对她恶言攻击，令她不胜烦扰。

在崩盘后的灰暗日子里，彼得·科恩决定进入市场，并购E·F·赫顿公司——规模仅次于美林的第二大传统经纪公司。1988年初，他支付近10亿美元买下这家颇有声望的公司，过了一段时间，该公司成为重新命名为希尔森-雷曼-赫顿的公司的一部分。一些人祝贺科恩单枪匹马拯救了华尔街。《欧元》杂志评选他为年度银行家。

观察家注意到了他言行举止的变化。科恩开始“相信剪报资料”，约翰·卡西迪在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这样指出。“这位粗鲁的唯利是图者努力把自己转化为一个绅士银行家的模样。”科恩和妻子开始频繁出现在纽约上流社会的社交活动中，他努力提高自己的乒乓球和高尔夫球水平。但他似乎意识到需要更多东西方能胜任现在的职位，于是开始出没于各大的博物馆——一些与赚钱无关的地方。出差到国外时，他会热切地想要了解这个城市除办公室和机场之外的更多地方。“现在到了罗马或马德里，科恩都会尽量花半天的时间看看自己过去错过的一些东西。”布赖恩·伯勒和约翰·黑利亚尔在《门口的野蛮人》一书中写道。

购买E·F·赫顿公司是失败的。1987年的崩盘使公司业务亏损，许多投资者仓皇离开市场，导致公司没再恢复。后来科恩转而与一家名为比泽公司的英国公司联手，打算恶意并购科佩斯公司——在匹兹堡一带雇用许多员工的一家宾夕法尼亚建筑公司。公司负责人曾通过媒体抨击美国运通的信用卡。

他努力收购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一笔高达数十亿美元的交易，结果却败给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即KKR集团）——在大型收购方面比他更具专长的一家纽约公司，该公司径直从他手里抢走了这笔交易。在华尔街，这样被人打败是件极其尴尬的事情，但这次收购也吸引了全国的关注。希尔森-雷曼公司曾经是雷诺兹-纳贝斯克公司的最高管理者F·罗斯·约翰逊的代理公司，根据《时代周刊》杂志的报道，这笔交易使约翰逊中饱私囊，收获了1亿美元。《时代周刊》杂志那一期的封面标题是“贪心游戏”。到这个阶段，美国运通早已厌倦了科恩这样的家伙。不同的是，迪克·富尔德却在美国运通发展得很好。1989年，他在交易部门获得的奖金是160万美元。没有突破过去雷曼兄弟公司付给他的奖金，但这也足以说明美国运通公司对他的工作非常满意。

1989年11月发生了重大的全球性事件——随着欧洲柏林墙的倒塌，冷战宣告结束。同期在华尔街，迪克·富尔德走过希尔森-雷曼的终结，准备优雅地迎接20世纪90年代的到来。

注　释

①　指把公司从不利的局势中挽救出来的个人或机构。——译者注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⑨
“叫我迪克”：重建雷曼的“东山再起之人”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迪克·富尔德带领雷曼兄弟公司战胜各种不利条件继续发展，人们看到了富尔德勇敢刚毅的性格。“猫有9条命都抵不上雷曼兄弟公司的生命力”，雷曼兄弟公司“在最艰难的时刻保全了自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一年后，富尔德的追随者称他是东山再起之人，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迎来了第一个赢利10亿美元的一年。

美国运通公司安排迪克·富尔德负责业务发展委员会，规划90年代的发展战略。然而，随着新时代的开始，美国运通公司决定着手处理当时一片混乱的局面。

1990年1月初，职位仅次于彼得·科恩的杰弗里·B·莱恩辞职。不到一个月，彼得·科恩也离开了公司。他成为了“历史”，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约翰·卡西迪写道，“43岁的他成为代表咆哮的80年代的活古董，华尔街严格节制消费的新10年中最明显的牺牲者”。那10年确实开头就有些苦涩。华尔街削减5万个职位——占总职位的1/5，而未来将有更多华尔街人离开自己的工作岗位。

雷曼兄弟公司的60位分析师齐聚一堂思考未来10年世界的面貌。在一份长达224页的报告中，他们作出了许多合乎情理的准确预测。其中包括会出现新的世界通货——联合欧洲将推出自己的通货。他们猜测欧洲通货可能会叫做“莫内”——根据让·莫内的名字得来，他是欧盟的总设计师。他们还预测市场增长会一直持续到新千年伊始。随之会出现“大熊市”，股价将无情地大幅下降。

极其尴尬的是，美国运通公司旗下的整个希尔森-雷曼陷入了困境。“美国运通这一巨头没有满足于3000万客户使用他们的运通卡带来的收益，”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的约翰·卡西迪说，“却被当时风行的、各金融服务机构之间那种协同增效的神秘所诱骗。”简言之，就是证实了能够经营旅行社和发行信用卡并不代表能够运行一家银行。

“现在正是人们开始集中关注华尔街的信用和责任管理的时候，”美国运通的最高管理者詹姆斯·罗宾逊三世，在科恩离职后说，“我可以保证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发展方向将完全不同于80年代。”

1990年2月，就在人们盘算着接下来该做什么的时候，美国运通的财务总监霍华德·克拉克提出希尔森-雷曼已成为公司的负担。5月初，有消息称公司可能改名，新的名字要么是希尔森-美国运通，要么是雷曼-美国运通。媒体抱怨该公司频繁更名导致了他们的“识别困难”。5月末，有消息称美国运通将分割公司的股票经纪业务（约26000名希尔森员工）和银行及债券交易业务（约7000名雷曼员工）。

最后，美国运通决定分割希尔森-雷曼。交易部门狂喜欢呼，6月，人们看到霍华德·克拉克戴着雷曼兄弟公司的棒球帽——雷曼兄弟即将改变名称，找回自己。董事会富有才智的人们都在努力用心思考一个最合适的名称，克拉克说他们认为再合适不过的就是“雷曼兄弟”。

历经10年的混乱，雷曼兄弟公司终于能够重新开始。然而，是这样吗？名称改变后，接下来呢？再没有什么了，克拉克指出。所谓“没有一夜之间发生的变化”。两个新的实体——雷曼和希尔森将成为美国运通旗下的独立部门，而不是独立的公司。“我们没有打算卖出这其中的任何一个部门，”他说，“我认为重新使用‘雷曼兄弟’这个名称是大家都愿意接受的。”

当时没有多少来自公司以外的有力支持，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明确表达了他的观点。“雷曼代表着优秀和卓越，我们一直在50年的漫长岁月中走在投资银行业的最前沿。”他这样回忆过去的美好时光。格鲁克斯曼在爱尔兰停留期间，担任着投资银行美邦公司的副总裁。美邦公司是普莱莫瑞卡公司的一部分，而普莱莫瑞卡公司是桑迪·韦尔经营下的新兴帝国。桑迪·韦尔已经厌烦了在美国运通公司工作，再一次开创出自己的事业。

格鲁克斯曼完全不确定采用原有名称的新雷曼是否还能成为他所了解的雷曼兄弟，但他认为雷曼兄弟公司应该在业务方面传承自己的特色”。罗伊·史密斯——纽约大学的金融教授兼高盛的合伙人——也这样评论。“雷曼兄弟在我们那一代人的印象中是响当当的名字，”他说，“但是采用原有名称无非只是市场营销的手段，公司真正的成功取决于实际在做什么。”

首先，需要在许多方面重建公司的信誉。美国运通公司的老板詹姆斯·罗宾逊三世在处理公司的主要业务——不断增长的信用卡业务时，提到华尔街的责任管理。有人强烈表达了华尔街用人不当的观点。“我们的产品是钱，”在希尔森公司担任11年股票经纪人的马尔科姆·洛温塔尔说，“而钱吸引的是卑鄙之人。”希尔森公司因为他公开这样的观点而解雇了他。尽管他没有指明是希尔森公司，但一位公司的发言人回应说他的观点“与公司优质服务的理念相悖”。

优质服务的确没有成为20世纪80年代华尔街的真实特色和构想特色中的主题。波斯基、米尔肯的形象证实了这一点。后来还有沃尔夫在《虚荣的篝火》中刻画的人物谢尔曼·麦考伊。麦考伊受过良好教育，是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纽约国际债券市场的交易员，以自我为中心而又非常富有之人，据说在华尔街这样的人特别多。

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大量财富交易导致的结果。直到20世纪60年代末，债券还是相对枯燥的东西，结果在约翰逊的总统任期内，美国为了资助军队参加越战而印刷大量钞票，导致债券开始火暴。流通货币的增加在为所有市场带来更多资金的同时，大大推动了债券的发展。

各国政府和各大企业都开始销售债券，为资本项目所需筹集大笔资金——用于道路建设、堤坝建设、工厂建设、武器系统开发等等。1973年末的中东战争后出现的石油危机，导致几十亿美元资金回流到美国和阿拉伯石油生产国对应的全球市场。随着油价的大幅上涨，这些市场变得非常富有，从而能够使用回流资金在国际市场赚取更多。债券交易员疯狂争取巨额利润，获得了市场野人的称号。

在雷曼兄弟，“肃清”工作继续进行着。1991年4月，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其处以了75万美元的罚款，仅次于该交易所开出的最高罚单，该项处罚是针对雷曼兄弟公司进行的欺骗性销售。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咄咄逼人的“电话销售”进行了长达4年的调查。尽管交易所没有公开说明欺骗性销售的情况，但指出雷曼兄弟公司通过“精心策划电话推销主动向投资者大力宣传销售”，在20世纪80年代赚取巨额利润。雷曼兄弟同意不问对错了结了这次索赔，但解释说相关事情已是发生在5年前的。从此，电话销售受到“严格管制”。

据透露，美国运通要求经纪人在办公桌上放一张明示公司法规的卡片，其中有一条是让每一位客户感受到“特别”。“美国运通在通过这张卡片努力改变经纪人讲话速度过快的习惯，”一位经纪人说，他又补充道，“其实放卡片的故事只是个玩笑，但注意讲话速度确实很重要。”他必定会说那只是个玩笑，明确公司不会有那么滑稽的要求，可见他多么希望保住自己的工作。

1992年初，美国运通指出有意面向管理层以10亿美元卖出雷曼兄弟。现在，迪克·富尔德与长期在公司工作的唐米尔森·希尔联合负责雷曼兄弟。希尔领导银行业务部门，主要管理并购工作；富尔德负责交易工作。美国运通还是没有明确如何处理希尔森，希尔森一直处于亏损状态。

1992年年中，伦敦传来消息称雷曼兄弟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一案有牵连，由此过去完成的可疑交易逐一显露。罗伯特·马克斯韦尔是一位非常富有的出版商，还是原英国议会的成员，1991年年末去世。马克斯韦尔独自驾驶他的游艇“吉莱纳小姐”在加那利群岛海域失踪，溺水而亡。他的遗体在海里找到，是自杀还是落水而亡不得而知。

调查发现他身后留下了巨额债务，他私自挪用了自己拥有的英国报纸《每日镜报》的6亿美元退休基金。雷曼兄弟公司曾贷款给马克斯韦尔，他以那些显然不是他个人的退休基金作了担保。

雷曼兄弟最后同意支付9000万美元赔偿《每日镜报》的退休人员。（高盛同样卷入此案，赔偿近1.1亿美元。）法庭的听证会上有证据表明雷曼兄弟的员工曾与当时正在游艇上的马克斯韦尔通电话，谈到他欠公司的钱，随后他就溺亡于大海之中。法庭没有提及这次电话是否与他落水有关。

丑闻再次引起人们对商业行为规范的担忧。里根和撒切尔时代的繁荣时期，政府监管被视为不必要的邪恶之事。在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破解莱文内幕交易案只能依靠加拉加斯员工的匿名举报。商界领袖们都辩称他们可以进行自律，但马克斯韦尔一案后，境况发生了变化。证券期货管理局（SFA）——伦敦股票市场自我规管的监督机构——对雷曼兄弟公司等一些公司不时卷入规管疏漏表示非常担忧。证券期货管理局的局长克里斯托弗·沙普尔斯指出，如果企业不能保持自清，那么政府就要插手。“我们身处监管自律的最后一次沙龙①之中。”他说。

在1993年初，美国运通发生了巨大变化。詹姆斯·罗宾逊放弃了最高管理者职位，没有解决希尔森-雷曼多年来的遗留问题。桑迪·韦尔出资10亿美元并购希尔森公司，恰好就是他在20世纪80年代初将希尔森卖给美国运通公司的价格。

美国运通于1993年3月任命迪克·富尔德担任雷曼兄弟公司的总裁。汤姆·希尔已经辞去银行业务部门的工作，富尔德全面掌控雷曼兄弟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即将取得完全独立，美国运通指出，任命富尔德担当总裁解决了令人困惑的继任人选问题。

富尔德升任最高职位后，因过度激动而昏厥了片刻，他后来在宾夕法尼亚大学沃顿商学院的一次演讲中向听众透露，升职的消息使他的呼吸暂停了45秒。他没有期待得到这个职位，因此突然意识到自己荣升高位后非常震惊。但是调整好呼吸后，他想了整整一个晚上，“第二天就带着了不起的解决方案到公司上班了。”他说。

上任之后，富尔德随即面向雷曼兄弟公司所有员工发表了一次演讲，指出能够领导大家是令他非常高兴的事情。有一段记录当时场景的录像，从录像上看演讲场地像是一个酒店的宴会厅，天花板上飘着许多绿色和白色的气球，地上也有许多。在富尔德时期，绿色是雷曼兄弟公司的主色调，办公室的墙壁和地毯都是绿色的，他敦促大家为公司发展“奉献青春”②。

在这次面向全体员工的讲话中，他还简短提到了雷曼兄弟公司将如何“征服挡在我们面前的所有对手”。高盛、摩根士丹利和其他公司最好都当心一点，因为雷曼兄弟公司的野心就是“撕碎我们的敌人，就像这样”，接着，他像狗咆哮一般做出一副龇牙咧嘴的样子。迪克·富尔德是在努力表现得幽默一点还是在竭力掩饰公开场合讲话给他带来的尴尬？在那一瞬间，他看起来像疯了一样。

《金融时报》报道了迪克·富尔德升职的新闻，该报这样评论：“原债券交易员富尔德先生荣升雷曼兄弟公司的最高职位。”同样背景的约翰·麦克新近掌管了摩根士丹利，其他公司也有类似的重大任命。富尔德的升职“代表着华尔街债券交易员的又一次胜利”。

这就是走过80年代的人们在“最后一次沙龙”中的精神争斗。在华尔街，一样的年轻人依然在“最后一次沙龙”中陶醉着。

1994年春天，雷曼兄弟公司重新独立，而且不再是原本的合伙制公司，而是一家有限公司。这意味着在公司面临破产之时，股东亏损“仅限于”他们所投入的资金数额。这是不同于鲍比·雷曼时代的合伙制的重大改变，那时候如果发生破产，合伙人会遭遇惨重的损失，丢掉一切；一般说来，合伙人都非常小心，一定要确知他们的资金去向。在有限公司，掌管公司的人使用的是股东提供的资金，以及银行和债券持有人等贷款给公司的机构的资金。经营公司的人经手处理的是别人的钱，而不是他们自己的。

然而，迪克·富尔德在雷曼兄弟公司努力把员工和公司紧密联结到一起，尝试了一种有限公司模式的变异。他希望在合伙人纷纷离开雷曼兄弟公司时，不会出现刘易斯·格鲁克斯曼领导下的灰暗时期出现的问题。富尔德决定以股票形式为雷曼兄弟公司员工支付大量的薪资和奖金。如果他们离开公司，则不得在一定年限内将股票兑现。

由此，富尔德把自己和其他一些人通过股票都牢牢绑在了他所谓的“母舰”上。他个人和一些追随他的人都在雷曼兄弟公司度过了整个职业生涯。雷曼兄弟公司这条大船顺风顺水航行之时，一派兴旺发达，但如果撞上冰山，则全员覆没。

资金依然是个问题，因为相对而言，雷曼兄弟公司没有大量资金。股东资金最初总计（公司可以使用的资金）只有大概30亿美元。这与大型投资银行——所谓的华尔街投资银行领导集团的资金水平相差甚远，像美林等一些集团拥有近50亿美元的资金。尽管雷曼兄弟公司重获独立，但依然极有可能被大型竞争对手在顷刻间吞并。

雷曼兄弟公司尤其缺乏广泛的经营业务。1987年股市崩盘后，公司结束了股票交易业务；也不像鲍比·雷曼时代那样，有明智地建议富人怎么花钱的财富部门。新的雷曼兄弟公司就是评论家们所贬损的“债券行”。例如，银行业务相关的收入主要来自公司收购业务的所得，一年8亿美元。处理债券和其他金融产品的交易部门收入高达银行业务的两倍。但是，在交易部门内部，公司拥有在未来将非常重要的突出特色：雷曼兄弟公司的抵押贷款债券销售业务仅次于摩根士丹利。

迪克·富尔德开始削减开支。第一年裁员1000人，约占公司员工总数的1/8。他曾为公司一年的出租车费用开支作出1200万美元的预算。公司规定晚上8点以后员工可以打车回家，结果许多出租车到点就在雷曼兄弟公司大楼外排起长队。后来他不得不减少了300万美元的出租车开支。他还取消了员工餐厅的免费餐饮福利，这恰巧印证了“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这句老话。

雷曼兄弟公司即将被再次收购的谣言一直没有消失，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迪克·富尔德意识到自己首先要做什么。避开外部威胁需要一些“虚张声势”的东西，得让人们相信雷曼兄弟公司是非常强大的。公司要取得成功就必须充满信心。有一段时间，富尔德认为最好的办法是彻底改变他自己的形象，如果可能的话，甚至彻底改变他的性格。

就在富尔德引领重新独立的雷曼兄弟公司进入发展新阶段一年之际，1995年5月，《商业周刊》杂志刊登了一篇他的专访。专访标题为“终于自由了”，借用已故的民权运动领袖小马丁·路德·金在20世纪60年代的一次演讲中大声呼吁的话语。

富尔德在专访中提到他刚刚从以色列回来，雷曼兄弟公司在以色列新设了分公司。尽管富尔德是犹太人，但这是他“第一次郑重的以色列之行”。以色列人的精神力量——“我们都在一起”——强烈地打动了他，对他来讲，这或许意味着许多对手包围之下形成的团结。“这也是雷曼兄弟公司文化的力量。”他说。

报道随附的照片表达出文章的基调。照片上的富尔德侧身坐在一张维多利亚式的扶手椅上，身穿深色西装，头正对着照相机，胳膊自然弯曲，仿佛在缜密深思，或是要进行一次冷静明达的谈话。做交易员的日子，人们从来没有看到富尔德坐在这样的老式扶手椅上做沉思状。在极少数的旧照片中，他总是端坐在交易桌前，正对着电脑屏幕，打着刻板的领结，衣领非常端正，外套放在一边。这样的老照片让我们想到人们为了拍照而端坐在摄影师面前耐心摆出动作，接着又匆匆返回工作岗位的情形。

但富尔德显然已不是交易员。“我们的目标是成为客户心目中数一数二的银行。”他指出雷曼兄弟公司的远大抱负。富尔德彻底改变了自己，过去他曾经怒骂那些“狗娘养的银行家”，而现在，他似乎认识到商业不仅仅是交易，而是客户及客户关系的确立。

他并不是孤身一人四处奔波。1996年《纽约时报》的一篇报道题为“谢尔曼·麦考伊时代的终结”，迈克尔·刘易斯指出其他人正在走出咆哮的80年代：“他们读书、看电影、研究案例，总的说来就是决心悔过自新、以谦和为美。”一些成功的交易员放弃了投资银行的工作加入了对冲基金等新型机构。对冲基金是不受监管的资本——富人的钱投入到政府无从监管的一些诱人领域。他们有时候进行秘密操作，但也是在一些十分高档的秘密场所。伦敦富丽堂皇的梅菲尔高级住宅区——坐落于皮卡迪利大街和公园大道之间的隐蔽位置——是对冲基金交易员的天堂。一些转而从事对冲基金的交易员改变了自己的形象：“同样一个人现在似乎不抽烟就不能工作，背带裤和上千元的西装突然之间都过时了，他们穿着运动鞋上班。”人们的改变当然不完全是因为华尔街的公司都要求正装，现在要反其道而行，但这些改变说明人们形象上的变化胜过内心的实质转变。

针对迪克·富尔德的改变，一些人大笑着指出：他强调客户关系理念犹如那位通用电气不讲情面的总裁杰克·韦尔奇露骨地表达情感那样。这只是富尔德的诡计还是他的确相信客户关系的重要性呢？现代市场一派嘈杂的景象能够接受这种客户关系至上的理念吗？但是，在相信一切皆有可能的交易员看来，希望什么就等于一定要实现什么。毕竟，富尔德本质上还是一位交易员，尽管他有意让自己成为一位银行家。

在带领雷曼兄弟公司陷入重重麻烦，走向破产的过程中，他似乎决心要找个家伙做垫背。我们回顾过去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鲍比·雷曼似乎依然阴魂未散。

“叫我迪克”，他对一些客人和习惯于正式称呼的人这样讲。犹如过去“叫我鲍比”的时代那样，这会让职位较低的一些员工感到不自然。和蔼可亲不再是现代银行业的行为模式，但是迪克·富尔德——总是生硬做作——努力表现出一副古典儒雅的样子。等待在电梯旁边的任何女士——哪怕是再低的职位——都会得到富尔德“女士优先”的礼让。

团队合作是富尔德坚信的真理，这方面他对过去表示批判。鲍比不善于团队合作，他指出。在鲍比带领公司的时代，“公司就没有团队氛围，大家讲话总是围绕着“我”。迪克·富尔德指出，在他领导下的雷曼兄弟公司不会像鲍比时代那样没有团队氛围。鲍比没有努力营造大家共享观点或“推动员工关系”的氛围，富尔德在这方面为自己确立了一些严格的目标。许多年前，鲍比开发的客户在富尔德时代成就了一些极好的创意。

富尔德对格鲁克斯曼的批判非常坚决。格鲁克斯曼的错误导致了1984年雷曼兄弟公司的衰落，“但我和其他同事一样非常内疚。那时候我没能突破自己，欣然接受银行家”。富尔德的目标是团结一致。公司的所有人——交易员和银行家一样——共同面对一个损益账户，为了共同的事业一起工作。他提出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座右铭就是“同一个公司”。

酷爱运动的富尔德喜欢招聘擅长运动的员工，因为他认为喜欢运动代表有团队精神。《金融时报》的加里·西尔弗曼指出，富尔德的领导方式是足球教练式的。

雷曼兄弟公司重新独立后，仅次于富尔德掌管公司的二把手是克里斯托弗·佩蒂特。他在交易部门时就是富尔德的门生，是一位参加越南战争的老兵，曾担任陆军上尉。富尔德作为最高管理者兼董事长，担任公司的战略家；而佩蒂特作为公司总裁负责日常运营。富尔德是主外先生，佩蒂特是主内先生。佩蒂特说话做事得体自然，总是笑脸相迎。或许他一直认为自己要做一番大事业——《财富》杂志的肖恩·塔利在佩蒂特的办公室对其进行了一次采访后，对他留下了这样的印象。佩蒂特办公室的书架上有本书是帕特里夏·金所著的《不为笨蛋工作》，还有一本菲利普·霍华德所著的《常识的消逝》。他说他有这样的抱负：“我希望有一天，我的名字会出现在雷曼兄弟公司走廊的花岗岩雕刻上。”

在沃顿商学院的一次讲话中，富尔德提到了许多他的经营秘籍。“阅读”是其中之一。考虑到他每天长时间地工作，能够抽时间阅读简直就是奇迹。另外，他说“客户网络的建立和大胆设想”都非常重要。

大胆设想，接触互联网，富尔德成为全球化新时代的信徒。或许他早在科罗拉多学院学习国际商务时就开始热衷于全球化了。雷曼兄弟公司刚刚走出与希尔森及美国运通公司关联的混乱局面，在全球化方面尚处于劣势，而其他银行早已领先发展全球业务。鲍比成立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国外分公司几乎没有什么发展，而富尔德决定改变这一局面，走向全球。

富尔德并不是天生热爱旅行，而鲍比一年要去欧洲旅游两次，感受当地的氛围。不过富尔德到欧洲的次数或许更多，但作为投资银行家他根本没有时间各处游玩，因此，他了解不属于自己的文化的机会也非常有限。

富尔德倡导“同一个公司”，或许他还倡导“同一个世界”——如同纽约办公室展示的那样。在他的领导下，雷曼兄弟公司在中国的发展开局不利。重新独立后，公司在北京设立了分公司，但很快就卷入了典型的东方式麻烦。在香港，当地的员工中有11位一流的交易员因为与纽约“非常苛刻的”经理人之间的所谓“文化冲突”而辞职，《商业周刊》这样报道。这主要是因为不拘小节的纽约交易员对中国文化非常陌生，尤其是中国文化会把面子、脸面等看得非常重要。

1994年11月，雷曼兄弟公司起诉了一些有业务往来的中国公司，原因是那些公司导致雷曼兄弟公司在外汇交易中亏损。中方报复起诉，冲突升级。起初，如果简单以公司间的冲突处理或许事情会好一些，《商业周刊》杂志指出。富尔德接受该杂志采访时说：“我们希望成为优秀的投资银行，在全球范围内为我们的客户提供服务”，但《商业周刊》对此表示怀疑。在中国，“关系是最重要的”，雷曼兄弟公司可能已经无法挽回地破坏了自己在中国的业务。

在美国国内，形势非常喜人，艾伦·格林斯潘对克林顿总统预言的美好景象实现了。90年代中期，越来越多的人在日常生活中使用万维网，新型互联网时代成就了一些家喻户晓的公司，如微软、谷歌和亚马逊。“新经济体”一词开始用来描述这些现代企业。像石油和制造业等“旧经济体”开始成为古老的名词。

1996年11月结束的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放弃了旧经济体业务，事实上是公司起步之时就拥有的业务。一个月前，公司开始停止贵重金属和天然气的买卖，并且指出会很快停止所有的商品买卖业务。现在公司的大部分业务都是抵押贷款债券和相关的复杂投资，比如CDO（担保债务凭证）。这一切都远离了起初棉花交易的日子，早已不是人们来到亨利·雷曼在蒙哥马利开的店铺，用一件东西交换另一件东西的物物交换时代了。

11月，雷曼兄弟公司还发生了一件事，克里斯托弗·佩蒂特突然离开公司。他不顾银行家的利益，提升与他一样交易员出身的员工担任公司的高层职位，由此，富尔德可能认识到当时公司出现了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时期造成不和的风气，而他自己正是那时候皮特·彼得森的角色。但一些报道指出，当时公司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富尔德领导下的雷曼兄弟公司形成了一种论资排辈的寺院秩序般的公司文化——一群紧密团结在一起的人围守着一套死板的价值观。

克里斯托弗·佩蒂特与几位同事闹翻后离开了公司，其中有公司的高层管理者约瑟夫·格里高利，他从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时代就与迪克·富尔德成为朋友。没有像佩蒂特希望的那样，雷曼兄弟公司的走廊没有出现雕刻着他名字的花岗岩纪念牌匾。那些怀念他的人只能在其他地方寻找他的足迹了。几个月后，他死于缅因州冰冻湖面上的一次雪地车事故。据说，富尔德从此再也没有提起他。

1997年的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扩大了业务范围，开始涉及债券以外的业务，进入商业地产领域。马克·沃尔什是当时负责全球地产业务的头儿，他是华尔街公认的最精明的地产融资商人。他和迪克·富尔德在性格方面有些相似：一样不善于社交，喜欢到科罗拉多参加户外活动——他有时候带客户到那里钓鱼，而且他的策略总是非常成功。

1997年沃尔什完成了一些大型交易，其中一次让富尔德有机会领略到他看重的良好客户关系的优势。国际电话电报公司——过去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当时正在售出。它拥有很多酒店和赌场，喜达屋酒店集团的总裁巴里·史特理克有意出价。他需要70亿美元，高盛公司答应筹集这笔资金，但是没有及时完成资金的筹备，当时史特理克面临错失这笔交易的风险，非常着急。当沃尔什说他能够提供资金时，史特理克依然不放心。雷曼兄弟公司的最高管理者亲自出面，以古老的那种“一言九鼎”的银行业信誉安慰他。“迪克·富尔德就坐在客厅那儿，亲口说‘我们向你保证，我们提供这笔资金’。”史特理克回忆当时的情景时满怀钦佩。

在国际电话电报公司的出售交易中，雷曼兄弟公司打败高盛，获得2000万美元利润。沃尔什还参加了其他一些大型交易，包括曼哈顿的克莱斯勒大厦和伍尔沃斯大厦的出售。这些交易要求的数额对于雷曼兄弟公司的规模来讲有些过于庞大，因而，公司通过大笔贷款完成了这些交易。但市场非常健康，随着商业地产的升值，沃尔什的成功成就了迪克·富尔德成为银行家迪克的心愿。1997年，富尔德付给银行家的工资和奖金超过了债券交易员的所得。由此，沃尔什为雷曼兄弟公司拓展了业务，从而使公司拥有更为稳固的基础。他促成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华丽转身”，《纽约时报》这样报道，“从二级债券交易商转型为提供全面金融服务的投资银行”。

后来，1998年8月，迪克·富尔德原本的交易员天性几乎导致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危机——事情起源于俄罗斯，准确地讲，是俄罗斯的金融灾难危及到了华尔街。

问题的根源在于长期资本管理公司（LTCM）——1998年业务急剧衰退的对冲基金公司。雷曼兄弟公司和所有大型银行都参与了投资，原因是该公司声称绝对赚钱。原所罗门兄弟公司的债券交易员约翰·梅利维泽和两位美国经济学家迈伦·斯科尔斯与罗伯特·默顿创立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斯科尔斯和默顿因推出风险管理的数学理论而获得诺贝尔奖，对冲基金就是利用那些概念，对政府发行的债券价格的微小波动大笔下注。不幸的是，理论没有料到会有主权国家违约兑现债券这样的事情发生。

鲍比·雷曼“压注于人”，迪克·富尔德和其他人压注于公式。唉，事实证明，俄罗斯并不可靠。俄罗斯外汇收入的主要依赖性商品是石油、天然气和金属，因而随着这些产品价格的急剧下挫，俄罗斯失去了承兑债券的收入来源。投资者惊慌失措，转而选择安全的美国债券，结果导致美国债券和其他债券的巨大差额。这完全是意料之外的情况，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也没有想到会在4个月亏损近50亿美元。

1998年9月11日——亨利·雷曼来到美国第154年的纪念之日——雷曼兄弟公司不得不迈出银行业罕见的一步，即拒绝接受破产。一些谣言声称雷曼兄弟公司投资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亏损高达10亿美元。考虑到长期资本管理公司倒闭会导致所有大型银行面临严重亏损，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组织挽救对冲基金。12家银行分别拿出3亿美元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而雷曼兄弟公司仅拿出不到1亿美元。迪克·富尔德故作姿态，说他的银行不像其他银行那样严重卷入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风险。

各银行通过长期资本管理公司一事得到了不同的认识——“不可能”会发生；数学模式也会失去意义；所有银行的经营都互相关联，以致一家银行的不慎之举就会威胁整个银行业。但他们都没有领会到对自己未来发展有所裨益的任何教训，尤其是雷曼兄弟公司。而另一方面，他们注意到这样一个信号：美国银行业监管机构似乎非常愿意在经济系统面临威胁的时候进行保释般的救助。

几年后的2003年，发生在伦敦的一起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诉讼进一步印证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问题。在那次危机发生时，英国人克里姆·德尔哈利担任雷曼兄弟俄罗斯分公司的负责人。德尔哈利在莫斯科度过了那段艰难时光，不久之后雷曼兄弟公司便解雇了他。他起诉要求赔偿1500万美元违约金。

德尔哈利描绘了1998年债券危机袭击之时，雷曼兄弟公司内部的恐慌，当时他面临着收回资金的压力。雷曼兄弟公司聘请前苏联克格勃的员工强行收回所欠的资金，令德尔哈利非常担心自己的生命安全。他说当时在俄罗斯，欠钱的人经常会杀害债主。由此可见，解雇德尔哈利一事导致雷曼兄弟公司完全沦为了忘恩负义的角色。

此案使公众开始关注投资银行家生活的一些方面，特别是他们的收入。据称，1998年，迪克·富尔德的年收入是800万美元。德尔哈利的年收入是300万美元。投资银行在斯堪的纳维亚、中欧和土耳其工作的员工收入在100万美元以上。在诉讼中，雷曼兄弟公司指出德尔哈利只是“一味看中了”薪资。他没有否认，补充说自己“与其他任何投资银行家没什么不同”。

德尔哈利起诉一案还触及了雷曼兄弟公司在俄罗斯危机中非常脆弱的财务状况。公司曾向市场和其他银行公开风险金额，但使用的计算方法“不同于业内使用的任何风险评估的常规标准”。另外，德尔哈利指出，在披露俄罗斯危机相关的详情时，银行采用了“误导性的会计准则”。

诉讼进行到第九天的时候突然终止。雷曼兄弟公司同意支付给德尔哈利800万美元，《独立报》的报道称，双方都发布了简短声明，指出“均希望恢复正常工作”。

随着新千年的到来，迪克·富尔德带领雷曼兄弟公司战胜各种不利条件继续发展，人们看到了富尔德勇敢刚毅的性格。“猫有9条命都抵不上雷曼兄弟公司的生命力”，1998年12月的《金融时报》这样描述到，并回顾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带来的艰难局面。雷曼兄弟公司“在最艰难的时刻保全了自己”。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破产一年后，富尔德的追随者称他是东山再起之人，在他的领导下公司迎来了第一个赢利10亿美元的一年。

就在雷曼兄弟公司宣布1999年的净收入实现10亿美元目标之前，富尔德接受了《投资交易商文摘》的采访，该杂志专门报道华尔街的事务。“我们只是努力探究公司的发展。”迪克·富尔德对《文摘》的记者克里斯托弗·奥利里说。奥利里曾到访与世贸中心毗邻的雷曼兄弟公司总部所在的金融中心3号，留下了深刻印象。位于18层的投资银行业务部门非常安静，与“杂乱吵闹”的交易部门形成鲜明对比。“但是，寂静沉默，甚至鸦雀无声的办公室环境下的真实一幕，却是人们为了谋取利益疯狂赚钱的景象。”

雷曼兄弟公司面对华尔街的大型竞争对手有些力不从心。1999年5月，公司精心安排了一笔650亿美元的并购交易，意大利一家成功的移动电话公司“好利获得电信”并购欧洲第四大电话公司意大利电信的交易。好利获得电信规模远远不及意大利电信，但雷曼兄弟公司还是提议并组织完成了并购工作。一家规模更大的银行——大通银行当时提出更高的并购金额，企图强行排挤雷曼兄弟公司出局，但雷曼兄弟公司“欧洲的战士们”阻挡了这次挑衅，声称他们的公司一定要通过这笔并购交易分一杯羹。

《文摘》指出并非人人都支持这笔交易，许多意大利人反对美国资本干预意大利事务。但雷曼兄弟公司完成的这笔交易“开创了在欧洲进行不受欢迎的并购的先例”，而古老的欧洲大陆现在已经能够接受这种咄咄逼人的做法了。

不受欢迎的并购工作继续进行，“战士们”坚守在“欧洲战场”，迪克·富尔德显然是美国金融界新闻报道的重头人物。《文摘》报道指出“战争情绪”显而易见，富尔德压力重重，需要完成的工作越来越多，他已不想再承担更高的风险，《文摘》指出，雷曼兄弟公司大概是因为近来经历了长期资本管理公司的危机而变得非常谨慎。

那时候富尔德面对风险的情绪让人们想到了风险在投资银行家生命中的意义。在男性主宰的世界中，衡量一个人能力的标准往往就是面对风险的气度。雷曼兄弟公司的原副总裁劳伦斯·麦克唐纳在2009年完成的著作《常识的惨败》一书中把他认识的一些雷曼兄弟公司员工叫做“最有才的雷曼交易员和风险家”。一个非常危险的事实就是，人们总是把愿意承担风险看做最可贵的品质。富尔德艰难度过了险象重生的俄罗斯危机，显然他的反应是保持克制。现在关于他的评论是他必须更有气魄。

雷曼兄弟公司的抵押贷款部门当时并没有全力发展。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在20世纪90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都拥有强大的市场份额——约占市场总额的1/6——但后来却放缓了发展势头。雷曼兄弟公司在可以通过B级和C级抵押贷款（即向穷人或其他信用风险高的人贷款）获利的时候，选择了经营过多简单的“普通债券”；后来又减少这些领域的业务、指责竞争对手，公司本身并没有在市场强劲增长的时候积极参与。

当时增长特别强劲的是所谓的次级抵押贷款。尽管名称为次级抵押贷款，但利润丰厚，因为选择次级贷款的人们只有较低的信用等级，所以比普通贷款所付的利率要高。即这些抵押贷款打包卖给投资者后，投资者可以得到更高回报。

抑制抵押贷款的一个因素是贷款利率。艾伦·格林斯潘于1999年开始提高利率以平息市场，当时市场出现了所有新型互联网公司互相角逐的场面。相关机构开始强行规定取得抵押贷款的人数，以及雷曼兄弟公司等公司抵押贷款业务的贷款额度。雷曼兄弟公司本身既发行抵押贷款债券，又买进其他公司发行的抵押贷款债券，而所有这些债券又被再次打包销售。

1933年银行法，即广为人知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当时刚被废除，该法案的废除消除了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间的区分，使商业银行可以同样自由地使用储户的资金压注投资，而商业银行又拥有大量可用的资金。这使迪克·富尔德急切地希望承担更多风险。

为促成《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银行业倾注了3亿美元开展游说，主要发起人是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菲尔·格拉姆。这位参议员借用罗纳德·里根的话——“政府本身就是问题”——指出，“政府不是万能钥匙”，竞争和自由才是促进经济增长的最佳因素。

克林顿并不愿意放弃《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毕竟该法案在过去60年中出色地保护着老百姓的钱袋子。废除该法案象征着在他执政时期发生的重大转变，他就任时伴随着关于资本主义观点的争论，而离任时又面临着扩大自由市场影响力的变革。

艾伦·格林斯潘的影响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终止同样非常重要。1987年以来，他允许商业储蓄银行5％的业务进行压注式投资，从而动摇了古老的《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到1996年的时候，他居然把商业银行的压注式投资业务增长到25％，使商业银行在许多方面更像投资银行。

1999年，网络泡沫却仿佛预示着未来的无限繁荣。雷曼兄弟公司积极参与其中，第一个承接互联网公司公开发行股票的工作，帮助香港的英文门户网站China.com实现上市，市值8400万美元。在美国国内，雷曼兄弟公司帮助电信巨头美国电话电报公司以600亿美元并购第一媒体集团。

追逐科技成为宠物网（Pets.com）等一些公司的主流趋势，宠物网筹集1亿美元在线销售猫沙。Webvan公司斥资10亿美元开展杂货在线销售业务。这些公司和其他许多互联网公司很快就走向了破产。

世纪之交临近之时，这种科技快感演绎为一种大难临头之势。计算机操纵着整个世界，专家们苦苦思索着如何面对系统在1999年12月31日午夜钟声敲响时刻的彻底崩溃。据称，计算机无法成功过渡到新千年，新世纪的纪年是以数字2打头的。Y2K（2000年）——或者也叫千年虫——可能带来严重问题。计算机专家心急如焚地寻找解决方案，但没有报道称他们已经找到。

1999年悄然过渡到2000年，没有发生灾难，几乎就像新年决心很快就被抛到九霄云外一样，人们忘掉了千年虫曾经引起的担忧。然而，几周后，还是发生了崩溃——网络泡沫破灭。2000年3月10日开始，股票市场崩盘导致科技股亏损80％，又一次把许多因互联网而繁荣的公司转变为“互联网炸弹”。关于新经济的话题如同千年虫的销声匿迹一般淡出了人们关注的视线。

事实果然应验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分析师们早在10年前的预言，熊市疯狂袭来，人们面临着如何应对的问题。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的“看得见的手”发挥了作用。为了缓解崩溃带来的影响，他开始降低利率，从而使得民众、公司和银行可以轻松贷款，并且随意支配——例如随意进行抵押贷款相关的业务。格林斯潘连续几年降低利率，这正是雷曼兄弟公司重新扩大风险容量所需要的。

同期——2000年9月，美国总统选举在即，小布什作为共和党候选人竞选总统，最终险胜克林顿的副总统戈尔当选。

雷曼兄弟公司有望在布什时期实现良好的经济前景，特别是在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的调控下。随着网络泡沫的破灭，一些怀疑论者预言说2001年可能会出现严重衰退，但雷曼兄弟公司并不这样认为。“美联储主席非常清楚当时的情况，他会尽其所能确保经济正常运转。”雷曼兄弟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斯蒂芬·斯利菲尔说。当时人们预期格林斯潘会继续降低利率。

伦敦《金融时报》采访了雷曼兄弟公司欧洲和亚洲的负责人杰里米·艾萨克斯。他当时正在扩展银行的欧洲业务，准备充分利用欧洲大陆新统一的货币——欧元，事实证明欧洲确实出现了统一货币，只不过没有叫做“莫内”。艾萨克斯当时只有三十五六岁，据说是大型银行中担任高级职位的职员中最年轻的一位。“‘青年土耳其党’全面指挥”，《金融时报》记者查尔斯·普莱茨利克这样报道。艾萨克斯的升职表明古老的“关系银行”已成为过去之事。如今银行的产品非常复杂，“执行”相当重要，不再只是像很久以前那样保持良好的客户和银行间的关系即可高枕无忧。

业务执行确实非常关键，这一点通过2001年5月的市场崩盘足以见证，崩盘是伦敦雷曼兄弟公司年轻的交易员冈特兰·德昆莱克在计算机上录入错误引起的。他输入的数字是3亿英镑——约5亿美元——而他真正要输入的是300万英镑。结果引发大量销售，瞬间导致一流的英国公司的股票价值损失几十亿。《卫报》把这次错误归因于“肥手指并发症”——手指敲错了按键。而雷曼兄弟公司斥资数十亿美元安装应用的先进计算机技术却没有查出录入错误。

2001年夏天，《金融时报》记者西尔弗曼和普莱茨利克为完成一篇报道采访迪克·富尔德时，他心事重重。他们向他提及较雷曼兄弟公司拥有更多资金的竞争对手。雷曼的资金只有70亿美元，而花旗等巨头的资金却10倍于雷曼。

富尔德指出确实如此，而且一直都会如此。他回忆了早些年做交易员时对他产生影响的一件事。有一次在拉斯韦加斯度假时，他几美元一把赌21点纸牌，一个肆意挥霍的人与他一起赌牌，每一次输钱后都追加一倍的赌注。开始这样还能赢点钱，但他随身带在公文包里的现金一晚上全部都输光了，黎明到来时那个人已一无所有。目睹这一幕让富尔德心生厌恶。“我不在乎你是谁，”他说，“但你没有足够的资本。”

无疑，雷曼兄弟公司有一股强大的团队精神，《金融时报》的报道指出。富尔德带领下的高层管理团队有着兄弟般的友谊，大家亲如一家，有几个人每周五早上6点在一起打篮球。一种大家庭般的情感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如同迪克·富尔德一样，许多人通过做债券交易员积累了经验，同时发挥交易员的天性，很快适应了投资银行家的新角色。“我们认为许多都是常识”，富尔德的一位市场负责人指出，“就是要识别对错”。

报道表示公司的未来很难预料。与竞争对手相比，雷曼兄弟公司的收益不错，即公司资本运作良好。“但公司是怎么做到这一点的依然是一个谜。”

公司的大部分收入来自大大小小的压注——使用公司的资金或客户的资金进行的压注投资。至于这些压注的后果，如那篇报道所言：“结果或许表明公司承担了过度的风险，或许表明红运当头。”

注　释

①　“最后一次沙龙”，英文Last Chance Saloon，是19世纪美国流行的一种酒吧，位于禁酒区附近，名字暗指顾客错过该酒吧就不再可以饮酒。——译者注

②　“奉献青春”对应的英文是“bleed green”，“green”亦指绿色。

LEHMAN BROTHERS,

1844～2008

⑩
“悲伤总是难免的”：雷曼帝国走过的最后历程

雷曼兄弟公司犹如现代美国历史上的一条变色龙，几乎出现在所有重大事件中，这一次的巨变确实令人难过。雷曼兄弟公司最终没有成为迪克·富尔德所谓的“母舰”，而更像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中传奇的白鲸，严重受伤，拼命挣扎冲撞着美国这艘大船，在自身激起的旋涡中归于平静，葬身大海。

2001年9月11日，早上8点46分，第一架飞机——美国航空公司波音767——撞向世贸大楼北塔的93层至99层之间。艾拉·扎斯洛（雷曼兄弟公司的技术专家兼助理副总裁）早上8点来到位于世贸中心的总部办公室。他是一个生活极有规律的人，每天早上一过8点半就从办公室所在的38层坐电梯来到40层的自助餐厅，几分钟后拿着一杯咖啡和一块松糕回到办公室。飞机撞向北塔的时候艾拉被困在电梯里。“人们找到了他的遗体，”他的儿子布赖恩说，“指出他死于头部外伤。”

“9·11”袭击引起了强烈的震惊和恐慌，影响深远。冷战早在10年前就结束了，但全球接着出现了新的疯狂局面。奥萨姆·本·拉登领导的基地组织策划了这次袭击，导致3000多人遇难。

世贸中心是美国乃至资本主义的象征。这次袭击对美国产生沉重打击，引起强烈震惊。这种事情过去不会发生在美国——可能会发生在欧洲、战争爆发的地方，但美国是和平的国度，自从19世纪20年代门罗主义宣布以来，美国一直不受外部侵扰。正是因为这一点，许多移民来到美国。

雷曼兄弟公司是受袭击影响最为严重的大型银行。公司失去了位于世贸中心的办公室，倒塌的大楼严重损毁了公司位于附近的世界金融中心总部，已经无法修复。公司员工随即开始努力恢复正常运营。公司在新泽西州泽西城有一座备用的科技大厦，在第一架飞机撞向世贸中心仅仅15分钟后，一些员工就匆匆搭乘渡轮前往泽西城。泽西城大厦的一些窗户正对着归零地——后来人们熟知的世贸中心废墟，显得有些忧伤。

泽西城5层大厦的3层很快成为应急交易中心：两层处理公司的主要业务——债券，一层处理股票业务。两天后，债券市场重新恢复之时，雷曼兄弟公司的对应系统已经就绪。那时候，股票交易系统也准备就绪了，但纽约证券交易所又过了一天才恢复正常。

当时，雷曼兄弟公司没有主要办公室的问题，通过迪克·富尔德维护的良好客户关系得到了解决。巴里·史特理克（1997年，富尔德曾坐在他家客厅保证向他提供国际电话电报公司交易所需的资金）拥有位于曼哈顿中区第七大道的曼哈顿喜来登酒店。因此，雷曼兄弟公司搬到那儿办公，撤走650间客房的床铺，临时设成了办公桌，一个房间安排两位交易员。银行家们通过手机和笔记本电脑安排股票发行和贷款担保工作，酒店的酒吧间、大堂和其他区域也随处可见对着笔记本电脑忙碌的人们。

“9·11”之后最初的一段日子，迪克·富尔德还算得心应手。他全面开展工作，业绩胜过银行业的竞争对手。然而，他的公司毕竟是遭遇了严重破坏，当其他银行都很快走出“9·11”带来的恐慌，回归正常时，雷曼兄弟公司依然处境艰难。不过，其他银行反倒从中获益，没过多长时间他们就打电话告诉雷曼的客户：迪克的公司又完了。公司员工约瑟夫·蒂布曼在他的书《雷曼凶手》中记录道，他从来没有真正喜欢过富尔德这个人。蒂布曼是银行家，他记得迪克·富尔德是20世纪80年代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时代公司的一名交易员——就是那批交易员几乎摧毁了整个公司。他说，员工到富尔德办公室和他谈工作时，他的眼睛不会盯着你超过几秒钟，而总是不停地盯着桌上的电脑屏幕，了解最新跳出的数字。

富尔德现在完全变了一个人。他在喜来登酒店舞厅的舞台上面对员工讲话。约瑟夫·蒂布曼说以前看到富尔德总是脸色苍白，但他现在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蒂布曼没有提到很多他讲话的内容，因为那次讲话更多的是情感方面的表达。但他记得富尔德说“那些浑蛋夺走了我们一位员工的生命”。当时危机四伏，又一次出现“我们被敌人包围”的困境。不仅仅是基地组织袭击了纽约，而且雷曼兄弟公司的竞争对手都说雷曼完了。莫名其妙的是，富尔德竭力把雷曼兄弟公司的事业和整个国家的事业维系在一起。那次听他讲话的人都对他充满敬佩，“相信雷曼兄弟公司的生存拯救行动就是一次爱国行动”，蒂布曼说。

两周后，雷曼兄弟公司找到了合适的总部大楼。公司不能坐等旧大楼修复再搬回去工作，摩根士丹利刚好建成一座新大楼，显然还是闲置的。富尔德出资6.8亿美元买下那座大楼——位于第七大道高楼林立的街区。雷曼兄弟公司因搬进新总部，放弃在曼哈顿市区办公而遭到一些批评。评论家指出雷曼兄弟公司逃避归零地，向恐怖分子妥协，而雷曼兄弟公司则反驳这一观点。如今，科技已经让人类可以不受限制地在任何地方工作。无论是上城还是下城，华尔街可以是“任何地方”，雷曼兄弟公司的信息技术主管乔纳森·贝曼说，“华尔街现在是虚拟的”。

新的总部大厦完全不同于雷曼兄弟公司过去所在的环境。过去公司在威廉一街外观颇具代表性的环境下经营，而新总部几乎没有什么投资银行的特征。大厦下面几层的外墙上安置了巨大的LCD液晶显示屏，清晰地向路人显示着文字、图片和活动图像等电子信息。风格迥异于华尔街大厦那朴实的外观。

按照迪克·富尔德的标准，这座大厦确实过于花哨炫目，但他很快就把内部装修为符合自己风格的样子。地毯和墙壁刷成了绿色——雷曼兄弟公司的颜色。在一些国家的文化中，绿色是希望的颜色，还有的国家认为绿色代表着忌妒，而迪克·富尔德所在的美国文化中，绿色代表钞票的颜色。他的员工们也知道他希望大家为公司“奉献青春”，如此的决心在这样的困难时期尤其需要。

总统布什宣布“反恐战争”，结果出乎预料。中国成为布什时期的新朋友和布什总统的强烈支持者。

与迪克·富尔德一样，“9·11”后的一段时光是布什总统任期内最得心应手的时候。美国国内对总统的支持率高达90％，在国外，美国得到广泛的支持。

然而，即使在最为顺乎民心的时候，总统还是遭遇了挫折。12月初，安然破产，这是发生在休斯敦的大事件。安然一直在最大限度地利用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安然事件让人们想起了20世纪20年代哈定总统时期的茶壶堡事件，私营公司通过贿赂得以租用联邦政府的油田。安然事件没有涉及贿赂，但通过放宽对加利福尼亚供电的法律监管，安然公司获利丰厚。

安然被查出账目造假，它公布的大量利润都是伪造的，通过非法的子公司进行非法会计操纵，非法子公司提供虚假的安然账目。安达信会计师事务所（全球四大会计师事务所之一，当时承接安然的会计工作）由此走向破产。安然公司创始人肯尼斯·雷犯有诈骗罪，面临20年的牢狱，但在法庭传唤之前他突发心脏病去世了。

全美依然一派战争情绪，2002年初，迪克·富尔德对员工进行军事化管理。他要求员工着装整洁，放弃互联网时代形成的休闲着装风格。他过去是不遵守预备军官训练团纪律的士兵，但现在是不同的时代了。“休闲星期五”成为了历史。“各位员工，”他给员工的内部通知中写道，“我们决定恢复‘正式’商务着装规定……男人的商务着装是西装领带，女人是套裙、套装或其他正式的装束。”富尔德认为恢复正装的规定是促使雷曼兄弟公司实现井井有条的基础。

为了让人们都忙碌起来，艾伦·格林斯潘作出很大努力。“9·11”爆炸导致股市低迷，安然丑闻粉碎了企业信誉，国家又处于战争状态。艾伦·格林斯潘决定继续保持低利率，以保证大部分企业和民众可以轻松取得贷款。科技泡沫破灭后他就开始降低利率，接下来将继续保持低利率。

由于民众有更多资金可以用于抵押贷款等一些消费，所以迪克·富尔德和雷曼兄弟公司充分抓住时机发展相关业务。2002年3月公布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季度报告显示并购收入减少，原因是一些公司当时静观形势好转，不再通过大笔开支并购其他公司；但公司的抵押贷款债券的收入却增长30％，达到6.81亿美元。报告指出抵押贷款再融资业务突破纪录是利率降低，人们开始延长抵押贷款期限，抑或借机进行大笔抵押贷款的结果。危机时期正是人们最看重家庭舒适温馨的时候。

6月公布了另一组数据——美国各公司的季度报告，这一数据有时候被指导致了华尔街的目光短浅，但对雷曼兄弟公司来讲，最新数据显示出长期发展的趋势。投资银行业务的收入整体都在下滑；股票交易员们因股市问题受到打击，并购专家也面临拮据时期。但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债券交易额却增长了2％。

迪克·富尔德指出，公司的良好局面是“业务多样化”的结果。他的观点仿佛要表明雷曼兄弟公司比其他银行涉及的业务领域更多。所以，一项业务受挫之时，会有其他业务弥补亏损——在雷曼兄弟公司，此时弥补亏损的业务就是债券交易。其实反过来讲就是，当这项弥补亏损的业务受挫时，整个公司都将在劫难逃。雷曼兄弟公司在抵押贷款和抵押贷款债券方面有着特别的优势，正是这些优势和艾伦·格林斯潘的低利率政策帮助公司渡过了一时的难关。

2002年后半年，雷曼兄弟公司的利润继续大幅增长，12月的季度报告显示增长了87％。财经媒体指出增长的原因是“蓬勃发展的债券交易”。

2002年末，雷曼兄弟公司荣获了“年度银行”称号——投资银行业非常珍惜的一项荣誉，由伦敦的大型财富顾问公司和《国际金融评论》杂志出版集团汤姆森金融公司授予。汤姆森金融公司指出，2002年，雷曼兄弟公司在“极具挑战的市场环境下”作出了“杰出”成就。雷曼兄弟公司是“创新定制解决方案”的提供商，它用事实证明了公司可以与全球金融巨头同台竞争，“它证实了规模并不代表一切”。

迪克·富尔德认可这一点，欣然接受了这项荣誉，并发表讲话。“这不同于打篮球，其他银行的队员身高7英尺，而我们的队员只有5英尺，”他说，“这是智慧的较量。”短短一年出头的时间，雷曼兄弟公司就全面恢复，走出了“9·11”的阴影，而迪克·富尔德也成为了顶尖人物。

2002年整整一年和2003年初，布什政府入侵伊拉克的计划一直被热烈争论着。争论主要围绕着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包括化学武器到核武器在内的任何武器）展开。美国和英国坚持认为伊拉克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因而准备对其发起战争。

完全出乎人们意料参与到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争论的人是美国一流的金融家沃伦·巴菲特，他是伯克希尔-哈撒韦投资公司的总裁，人称“奥马哈先知”。只要沃伦·巴菲特明确表达什么观点，美国商界就会用心聆听。在给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股东的年报中，巴菲特明确指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确实存在，只是在人们没有料到的、不大可能发生的地方——存在于美国经济中。巴菲特通过比喻指出金融衍生产品是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近年来，华尔街的金融机构非常流行金融衍生产品。金融衍生产品是“金融界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他这样写道，“危险现在还看不出来，但其具有潜在的致命性”。

信用违约互换是当时非常流行的金融衍生产品，特别是因为《2000年商品期货现代化法》推出后，金融衍生产品不会再被看做非法压注。几年前，J·P·摩根的数学专家推出信用违约互换，确实具有实用性。大体上讲，它是一种保险政策。例如，美国最大的保险公司AIG等保险公司，或其他银行，再或愿意承担这项风险的任何机构，可以购买信用违约互换，从而为贷款提供保险。之所以叫做信用违约互换，是因为银行发放贷款的风险——即贷方违约的风险——可以进行交换，也就是说与愿意承担风险的第三方交换。

进行保险是合情合理的，但用作保险以外的其他目的，信用违约互换的理念就出问题了。其他机构也可以利用这项贷款的“保险政策”，如果他们认为取得贷款的公司不会偿还，他们也可以花钱购买这笔贷款的信用违约互换。这样就存在一个问题——他们本身根本没有发放贷款。

信用违约互换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再是保险政策，而是一种对贷款违约进行的压注。如果一家银行或其他机构，发放10亿美元贷款，而且通过信用违约互换取得担保；接着，比方说，再有其他9个人针对这笔贷款可能出现的违约购买信用违约互换，这样一来，如果贷款真的违约，那么所得补偿金额就不仅仅是这笔贷款本身的10亿美元，而是100亿美元。而且，发放贷款的机构和压注贷款的其他9个人，抑或更多其他机构之间的不同就是：发放贷款的机构不希望贷款违约——而另一方面，其他所有机构都希望贷款违约，发一笔横财。这些人可以不择手段地导致贷款违约。他们或许只需到股票市场诋毁取得贷款的公司的声誉，从而破坏人们对公司的信任。由此，结果可能就是导致取得贷款的公司陷入崩溃，无力偿还贷款。

他们可以采用的另一个办法就是“卖空”股票。对冲基金公司就是通过这种方式赚钱的公司。如果要进行卖空的机构认为某公司的股价过高——例如，具有一定潜在弱势的公司，不久后股价可能下降——那么就通过卖空该公司的股票赚钱。他们通过愿意出借股票的机构买入相关公司的股票。例如，以公司股票方式持有大量投资资金的退休基金，就愿意向卖空的机构出借持有的股票赚钱。卖空的机构接着以当前高价卖出借到的公司股票，获取利润。而后，对应的公司股票下跌后，再以新出现的低价买入，归还给退休基金。所赚取的利润就是第一次高价卖出的金额和后来低价买入的金额之间的差额——再减去支付给退休基金或其他出借股票的机构的费用。

如果卖空的机构通过这种方式卖出公司的股票让其他机构发现那个公司出了问题，其他机构就会纷纷卖出自己持有的相关股票，很快，相关公司就会陷入困境。购买信用违约互换、对那个公司的衰退压注的卖空机构就有机会大赚一笔。

在泰迪·罗斯福鼎盛时期禁止非法经纪公司之前，许多人不必直接参与市场即可对市场进行压注；他们既不进行股票投资，也不会给美国的公司带来任何好处。对他们最有利的就是市场衰退。

许多信用违约互换的买方就像觅食腐尸的秃鹫和鬣狗，这让巴菲特表示不解。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不受监管，人们可大量压注，而悲剧也由此酝酿。没有人知道交易的确切数目，但肯定知道他们在酝酿悲剧的一刻。例如，热衷于信用违约互换的人们甚至会压注一家银行的破产。只要有足够多的人这样压注，银行就会失去信任，陷入破产。所以，这些衍生产品就是美国经济中具有毁灭性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结果会导致几十亿美元的巨额亏损。巴菲特直接指出：“金融衍生产品合约的种类只是受到人类想象力的制约（抑或有时候只是受到狂人想象力的一点制约）。”

2003年3月20日，雷曼兄弟公司又一次公布喜人的业绩，上一季度的利润增长61％。就在同天，布什政府在伊拉克展开战争，称为自由伊拉克行动。

接下来的几个月，艾伦·格林斯潘以同样掩耳盗铃的方式，就沃伦·巴菲特提出的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所在问题给出了答案。格林斯潘再次降低利率，2003年6月，利率达到40年来的最低点——1％。考虑到轻微通货膨胀的作用，1％的利率相当于白给钱。格林斯潘在“9·11”的创伤后开始通过降低利率保证经济正常运转，现在更加需要这样做。这样一来，本·拉登间接影响到了美国经济。虽然他的去向不得而知，但他的影响却无处不在。

在抵押贷款市场，雷曼兄弟公司一步步沦落为备受诟病的银行。2003年6月，加利福尼亚的陪审团发现雷曼兄弟公司涉嫌抵押贷款诈骗。第一联合抵押贷款公司通过高压销售促使上千人选择抵押贷款，许多都是老年人。第一联合抵押贷款公司起初向他们隐瞒高额费用，随后又向他们收取。

雷曼兄弟公司向第一联合抵押贷款公司提供融资，买入抵押贷款债券，再打包销售。约7500位受害者出庭提供证词，通过《纽约时报》和美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20/20》共同发起的调查，才促使法庭介入此案。

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内部报告显示，雷曼兄弟公司了解到第一联合抵押贷款公司的做法已有多年。雷曼把第一联合公司描述为次级抵押贷款的“二手车销售员”，是一个可以把“职业道德放在一边”的公司。法庭向雷曼兄弟公司罚款600万美元。

9月，伦敦《泰晤士报》的一篇报道指出几家大型投资银行风险过高。特别提到了高盛，因为该公司在当年第三季度的收入显著下滑。各银行就能够接受的交易员亏损总额确定各自的每日目标。高盛允许6400万美元亏损，而摩根士丹利允许5400万美元。规模不及这些公司的雷曼兄弟公司允许2300万美元亏损。股东们都不认可高盛的亏损许可额度，开始卖出持有的公司股票，导致高盛股价下跌3美元，成为89.57美元。

高盛把业绩下滑归因于夏天开始就出现的抵押贷款债券价格的急剧下跌。这表明此类债券发行过剩，已不再是赢利丰厚的业务。高盛认为公司的风险业务转到其他方面会更好一些，但雷曼兄弟公司却继续毫无顾忌地开展抵押贷款债券业务。上一季度的债券交易收入飞涨了128％，所以雷曼兄弟公司依然在抵押贷款市场全力发展、一路领先。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格林斯潘在2004年的新年讲话中表示他的任务圆满完成。在温暖的西海岸，美联储主席在美国经济协会的年会中发表讲话。“尽管遭遇股市下挫、恐怖分子袭击、公司丑闻以及阿富汗和伊拉克战争，”他说，“美国也只是经历了轻微的衰退。”由于利率降低，消费支出持续增长，房价也在快速上扬。

格林斯潘指出，在这一新的繁荣时期，他采用的做法将类似于20世纪90年代网络繁荣时期的做法：一切顺利的话，他不会干预妨碍自由市场的发展，但如果出现问题，他就会出面调解。他认为从目前来看，一切顺利，没有必要改变方法，但有一个潜在的问题，即经营企业的商人可能会把他的话理解为可以任由发展，而中央银行愿意随后收拾残局。

春天，雷曼兄弟公司搬进了东京和伦敦的新办公室。公司在日本资本市场的新家坐落于六本木新城，位于东京市区的开发区，周围高楼耸立、电影院、餐馆、博物馆和公园一应俱全，公园是东京非常宝贵的景观。雷曼兄弟公司伦敦的新办公室同样位于繁华地段——伦敦东部的金丝雀码头建筑群（经过改造的古老码头区，这里象征着玛格利特·撒切尔的自由企业梦想）。

戈登·布朗（英国财政大臣，后来担任英国首相）在雷曼兄弟公司位于金丝雀码头的办公室启动仪式上发表讲话，迪克·富尔德也飞到英国参加这次新办公室的入驻仪式。“雷曼兄弟公司现在是一家伟大的公司，有着傲人的历史和美好的前景。”布朗说。英国的讽刺性政治杂志《Private Eye》的一位记者报道指出，布朗对雷曼兄弟公司一番美言，却没有提及一些令人尴尬的投机项目，如与罗伯特·马克斯韦尔一案的牵连。

《Private Eye》还报道指出雷曼兄弟公司与安然的密切关联。安然为了隐蔽一些业务和假报收益成立的几个子公司，名字都非常神秘，其中有LJM↓2↓↓，显然是雷曼兄弟公司帮助安然成立了它。贝萨妮·麦克莱恩和彼得·埃尔金德的著作《房间里最精明的人》中证实的确如此。J·P·摩根、美林和花旗集团等各银行提供的投机资金从500万美元到1500万美元不等，都是急切地希望通过安然的业务分一杯羹。雷曼兄弟公司则出资1000万美元。

8月，华尔街的大型银行都来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要求取得更多资金的使用权。代表团以高盛总裁亨利·保尔森为首，目的是促成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银行融资放贷额度的规定进行更改。现在，银行每借入12美元就必须留存1美元做储备资金。这是基于贷方可能随时希望取回资金的情况——证券交易委员会认为每12美元留存1美元可以应对不测事件。然而，银行抱怨道，这一比例使他们每借入120亿美元就必须留存10亿美元到保险库，而这10亿美元却不会产生任何效益。他们希望这一比例大幅调整——从12∶1调整到40∶1。

英国广播公司的财经记者保罗·梅森指出，这项银行规则的重大调整只经过45分钟的听证会就一致通过，大型新闻媒体既没有参加听证会也没有报道听证会。证券交易委员会同意进行调整。梅森补充说如果没有调整，就不会导致4年后的2008年，雷曼兄弟公司和其他机构因债台高筑而陷入困境。

许多评论家强调指出这时候银行的监管机构状况非常糟糕。一方面，艾伦·格林斯潘努力推进低息贷款，导致抵押贷款市场和住房泡沫一直居高不下，最终结果只能是崩溃。另一方面，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银行的要求一味让步。然而，当时正是人们认为监管非常过时、不认可监管的时期。格林斯潘本人是一个主张宽松管理的监管者，宁愿相信市场参与者可以理性经营、做正确的事情。同时，证券交易委员会只有少数几位监管人员——英国广播公司的梅森说只有7位——监管华尔街高达4万亿美元的总资产。

监管是被轻视的职业。证券交易委员会监管人员的年薪大概只有12万美元，远远低于他们监管的行业中许多人的收入。早在几年前，雷曼兄弟公司在土耳其或斯堪的纳维亚的债券专家的年薪就在100万美元以上。精明而又了解情况的监管人员可以加入投资银行取得更加丰厚的报酬。热心公共服务、愿意接受证券交易委员会较低薪水的任何监管人员，不但必须面对狡猾的高收入银行家们，还要面对他们的律师——律师们都受命不惜一切代价争取在一些引起争议的问题上取得主动。所以，对银行进行监管几乎是不可能的事情。监管人员必须清楚地知道银行账簿上的每一点诡计，以及他们对付规则使出的新花招。而且新千年到来后，金融机构非常期待能够让他们自己监管自己。

在2004年的总统选举来临之际，伊拉克战争还是没有结束，伊拉克境内依然没有发现任何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布什在选举中打败马萨诸塞州参议员约翰·克里，得到大量基督教福音教派选民的支持。美国的经济状况良好，而且在经济方面，共和党得到了意料之外的同盟——中国（美国的政治盟友，现在又成为美国的经济盟友）的支持。中国人的存钱习惯由来已久，储蓄胜过消费，中国通过与美国的贸易顺差获利丰厚；而且中国政府还投资大量的美国政府债券——利息较低但非常安全，这些资金回流到美国经济体系，使得美国的银行和消费者可以进行更多贷款和消费。

选举获胜后，总统的支持率却开始明显下降。2005年1月，国防部伊拉克调查小组最终确认伊拉克没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总统的支持率下降至50％以下，后来又因为2006年应对8月份出现的卡特里娜飓风不利而降至37％。

但购房者都十分欣喜，尽管与2003年年中的低利率水平相比，利率还是有所上升，但房价一直在上涨。雷曼兄弟公司经营良好，机构投资者网站的记者甚至报道说雷曼兄弟公司的业绩让投资者夜不成寐。

并购业务确实收益丰厚。雷曼兄弟公司当时刚刚完成连锁零售公司凯马特对西尔斯公司的并购，并购金额达110亿美元，西尔斯多年来一直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客户。赫兹公司也在2005年通过“杠杆收购”易主。杠杆收购出现在20世纪80年代、米尔肯和波斯基疯狂发财的时代。并购方大笔举债并购另一家公司，把债务归入被并购公司的账簿。被并购的公司随后利用未来收入偿还债务，其实就是自己花钱并购自己，尽管表面上有一个新的主人花很少的钱（抑或分文未花）并购了公司，杠杆收购是华尔街推出的精明伎俩。赫兹的并购价值为150亿美元，雷曼兄弟公司将巨额利润收入囊中。过去，雷曼兄弟公司创建赫兹公司等类似的公司，而现在，它只不过把这些公司拿来做做交易。

科尔伯格-克拉维斯-罗伯茨（KKR集团）的一位领导亨利·克拉维斯非常赞赏迪克·富尔德，KKR集团是收购领域的一家传奇公司。过去“没有人认为这家伙可以做到，”克拉维斯说，“但迪克·富尔德证明大家都错了。”皮特·彼得森也表达了他对富尔德的赞赏。“富尔德在雷曼兄弟公司创立了新型文化，而且在建设新文化方面非常精明。”他对机构投资者网站说。

《欧元》杂志2005年选择雷曼兄弟公司做投资银行，表达出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欣赏。《欧元》杂志指出，尽管雷曼兄弟公司的业务侧重于抵押贷款和债券，但其在风险管理方面还是采取保守措施。近来市场开始受挫，但雷曼兄弟公司“却能有效回避”。与往常的访谈一样，富尔曼同样谈到了他对古老的银行价值的信念：他希望与客户形成长期关系，他说：“我不希望我们的银行家只是一味埋头于交易。”

现在不同于抵押贷款业务刚刚起步的时候，那时候抵押贷款有着非常严谨的步骤。19世纪40年代，亨利·雷曼来到美国的时候，无数的流动商贩行走在路上——据估计仅加利福尼亚就有50万流动商贩。亨利当年使用的是马车，现在人们的交通工具是豪华跑车。21世纪的抵押贷款销售人员一周工作80小时，收入高达6位数。他们的产品比亨利的坛坛罐罐更具吸引力。

人们可以通过无保证金贷款支付全部房款。“Ninja”①贷款是对“无收入、无工作、无资产”的人进行的贷款，它面向生活拮据、几乎无力偿还贷款的人们。西班牙社区推出“日期和签名”贷款，这样命名是因为取得贷款只需“日期和签名”。一些贷款还提供优惠：如果某人希望得到30万美元的住房抵押贷款，他可能会在贷款之外再得到3万美元随意支配的贷款。

次级贷款的利率很有诱惑，目的是吸引人们贷款，但只是前两三年的利率非常低，两三年的期限一过，利率和偿还金额就大幅提高。然而关于后期的高利率和还款额度的条款在抵押贷款合同上无疑是用了很小的字号，可想而知，销售人员在掩饰这一点。

雷曼兄弟公司在全国美有两家发行抵押贷款债券的分公司：BNC和Aurora。这两家分公司的抵押贷款债券再加上从其他公司购买的抵押贷款债券，构成了以CDO（担保债务凭证）打包销售的债券。CDO的价值可能高达几亿美元，甚至几十亿美元，被分割销售给美国和全球各地的投资者。银行和退休基金是热心的买家。CDO的利率远远高于美国政府债券和许多其他投资的利率，雷曼兄弟公司通过出售这些债券取得丰厚收益。

交易的前提是CDO不会出问题。但难免会有一些人无力偿还抵押贷款，不过许多人同时无力偿还的可能性非常之低，所以就分散了投资者的风险。分析师和发行债券的银行“火箭科学家”应用复杂的数学计算进行设计。有时候，他们对相关设计的说明居然是多达数百页的公式。

交易非常火暴，人们推出了越来越复杂的投资：CDO of CDO（以其他债务凭证为担保的债务凭证）或双层CDO（双层担保债务凭证）。人们可以选择各种新的投资，但对自己的资金去向哪里并不知情。

雷曼兄弟公司的次级抵押贷款销售收益2004年翻了一番，2005年又翻了一番。世纪之交，次级抵押贷款的CDO投资的现值达到800亿美元，表面上看是极其巨大的数额。2005年这一数额居然达到8000亿美元。

房地产市场在4个月后的6月份达到巅峰状态，而房价在几年内上涨超过一倍，但利率却高达5.25％。新发放的抵押贷款越来越少，已有的抵押贷款因利率走高难以实现再融资。建筑公司开始减少房屋的承建，而抵押贷款公司总是无法实现利润目标。

艾伦·格林斯潘提出要警惕金融衍生产品，这证实了沃伦·巴菲特在两年前对金融衍生产品的质疑非常正确。信用违约互换市场出现复杂交错的混乱局面，没有人能够理清其中的头绪。许多交易只是通过电话进行，在纸片上潦草记录相关信息，经常出错。我们不能容忍这种状况，格林斯潘强烈指责。信用违约互换市场一定会通过现代技术引入一些规则。另外，“衍生产品的快速推出不可避免地导致一些产品无法承受市场压力。”他在芝加哥召开的联邦储备银行会议上指出。他要表达的意思是没有人知道在市场出现剧烈震荡的情况下，会吞噬多少资金。

人们的担忧开始集中于雷曼兄弟公司和其他公司推出的、以抵押贷款为基础的大量CDO的未来发展。相关专家现在向投资者出售CDO是因为他们压注CDO会出问题，希望尽快出手。尽管如此，美国国际集团等公司依然继续无所顾忌地销售CDS（信用违约互换）产品，还是相信支撑抵押贷款市场的那些数学计算模式，而它的伦敦分公司则继续热火朝天地经营集中在那里的对冲基金。

加利福尼亚和美国其他地方的报纸开始出现这样的报道：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违约偿还抵押贷款。两三年后，他们的抵押贷款利率将大幅上调，还款额就会翻倍，甚至是贷款的3倍或者更糟。过去每月偿还1500美元的人，到时候的月还款额甚至可能达到6000美元。没有工作将根本无力偿还贷款，而许多有工作的人都发现月还款额高于月收入。一些房主选择放弃房屋，他们退还了钥匙，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悄悄离开。

消息很快传开。美国投资者不再看好CDO。雷曼兄弟公司已投入几十亿资金，需要继续销售CDO以维持生存。2006年12月公司公布年度业绩报告时，CDO业务走向决定性的时刻。表面上看，业绩不错——事实上却是另一回事。美国第五大投资银行、规模仅次于雷曼兄弟公司的贝尔斯登也公布了公司业绩。他们的报告都显示债券收入在增长，“在欧洲和亚洲持续增长”——《金融时报》这样指出。

业绩公布之后，雷曼兄弟公司随即召开了一次电话会议。会议期间，投资者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如竞争对手银行的分析师，都通过电话提出问题。在12月14日召开的电话会议中，人们看到克里斯·奥米拉坐在那里应对大家提出的问题。奥米拉是公司的财务总监，此前是安永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对数字非常敏感。

这次会议中，回答各种提问必须选择政治和外交措辞。咄咄逼人的问题来自长期竞争对手——高盛的一位分析师。美国投资者显然都在避开抵押贷款债券市场，那么雷曼兄弟公司的这项业务发生了怎样的变化了呢，高盛的那位员工问道：“现在有多少业务来自美国国外，又有多少业务来自美国国内呢？”

克里斯·奥米拉无法回避这个问题。“这项业务一直在增长，”他承认，但以厌烦的语气补充说，“那是我们努力保持增长的业务。”

事实似乎不可能像奥米拉所说的那样。雷曼兄弟公司的抵押贷款业务过去几年一直面向一些老年人，他们的收入很低，而现在又面向毫无戒备的外国人。那些外国人一旦察觉到事情的真相，雷曼兄弟公司的主要收入来源就断了。

迪克·富尔德预言了雷曼兄弟公司的灭亡。一年前他在瑞士的山顶小城达沃斯表达了担忧的心情，达沃斯是非常优美的滑雪度假胜地，每年1月各国精英汇集于此召开世界经济论坛。在喧闹的聚会期间，他们召开大小会议和研讨会，非常严肃地讨论世界经济。

2007年的世界经济论坛气氛活跃，人们互相碰着香槟庆贺这一年的市场繁荣。然而，迪克·富尔德却紧锁眉头，带着忧郁的心情前来参加这次论坛。雷曼兄弟公司的公关总监、原《金融时报》编辑安德鲁·高尔斯专门为他和《金融时报》的编辑们安排了一次私密午宴。那是一次背景情况介绍会，供各位评论人员互相交流观点，但并不适合表达耸人听闻的东西，然而，富尔德却选择在这个会上谈论现代金融领域的风险。

“今年可能是市场崩溃的一年。”他说。富尔德这次讲话没有像以往那样断断续续或者厉声大喊，语气非常柔和。美国房地产市场可能出现问题。杠杆式融资过度，人人都在过度贷款，而且油价也在快速上涨。这其中的任何一点都可能导致严重问题，况且事实是，同时出现了这3方面的问题。

雷曼兄弟公司将坚持按照传统进行严格的风险管理。公司将“收起一些资金”，富尔德说，意思是他将强化管理，严格评估公司的所有业务。午宴结束的时候，大家显然对华尔街这位资深前辈的明确预言留下了深刻印象。

第二个月，迪克·富尔德在达沃斯忧心忡忡的原因变得非常清楚，汇丰银行公布抵押贷款业务出现110亿美元亏损。汇丰银行，原名香港上海银行有限公司，是全球最大的银行之一，起源于19世纪40年代鸦片战争后暴富的古老英国家族，当时英国占领了中国香港。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之前的许多年中，汇丰银行一直是香港的中央银行。汇丰银行在并购芝加哥的一家房地产融资公司后，暴露了自身的次级贷款危机。它现在意识到必须出清错误，回归到严肃的银行业务。

中国的证券交易所让汇丰银行意识到自身责任重大，在市场获知银行亏损的消息后，一天之内急剧下挫。另外，如果像汇丰银行这样的全球银行都出现次级贷款危机，显然各银行都难逃噩运。

后来，雷曼兄弟公司董事会的亨利·考夫曼博士对调查公司破产原因的美国破产法院讲述了2007年3月董事会会议的情况，银行的管理层向董事会表示，尽管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出现问题，但现在出现问题的环境能够带来巨大的发展机会。所以，雷曼兄弟公司决定采取“反周期策略”，换言之，就是在市场逆转的时候，积极参与，期待取得大笔收益。考夫曼博士长期在华尔街工作，曾担任所罗门兄弟公司的董事总经理，做事非常谨慎。然而，那时候小心谨慎的作风似乎不会产生什么重大影响。

迪克·富尔德面临严重的发展混乱问题。根据劳伦斯·麦克唐纳所著的《常识的惨败》一书，在公司工作26年的首席债券专家迈克·戈尔班德曾一度敦促富尔德削减开支巨大的项目。麦克唐纳指出，不提倡削减开支的人就有约瑟夫·格里高利，这个人总是想要“风险、更多的风险”，而他又是迪克·富尔德非常信任的心腹。戈尔班德认为格里高利和富尔德脱离现实、不可理喻：“迈克·戈尔班德认为迪克·富尔德稀里糊涂，如果说他和约瑟夫·格里高利有什么不同的话，那就是格里高利比他更糊涂。”

富尔德因戈尔班德小心谨慎而指责他。“你怎么总是不希望承担风险！”富尔德这样质问，作为一个交易员没有比面对风险时退缩更糟糕的事情了。结果，戈尔班德于5月份离开了公司。

富尔德很快又开始奔走于各地，这一次他去了位于波斯湾一带的迪拜，雷曼兄弟公司于2007年6月在那里开设了新的分公司。现在，他的情绪和几个月前完全不同。那时候在阿尔卑斯山脉的山城，他心情沮丧；而现在身处这座沙漠城市，他心情愉快：丰富的石油资源为中东地区带来无尽的财富——迪拜等新兴国家有着享用不尽的财富。这一切都体现在金融市场拥有充分资金，可以供人们大笔贷款上。公关总监安德鲁·高尔斯说，在富尔德看来，“迪拜就是像雷曼这样的投资银行尽情发挥，实现无限繁荣的一座宝库”。

富尔德情绪高涨的另外一个原因是他在进行一项扭转雷曼兄弟公司局面的大型交易。次级贷款业务在劫难逃，他开始期待商业地产大师马克·沃尔什能够缓解当时的情况。沃尔什就在此时提出并购房地产公司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该公司在美国大型城市一些最吸引人的社区开发大宗公寓承建项目。并购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花费了150亿美元，而当时雷曼兄弟公司的资本总额只有200亿美元。这就是迪克·富尔德的反周期策略。

并购阿齐斯通使富尔德与他的老对手彼得森看齐。20多年前，富尔德或许冷眼旁观，目睹了彼得森离开雷曼兄弟公司的整个过程，但他现在却密切关注彼得森。彼得森已经80岁了，身体健壮。他经营的黑石集团即将上市，通过该公司的股票收益他将得到大笔财富——税后约10亿美元。

皮特·彼得森和斯蒂芬·施瓦茨曼俩人自得其乐，2月，媒体报道了施瓦茨曼的60岁生日庆典。就在生日聚会前几天，黑石集团完成了大型地产交易，并购了EOP（权益写字楼信托公司），该公司拥有大型高档写字楼项目。并购金额高达3600亿美元，是当时出价最高的一次并购交易，因此《财富》杂志报道称施瓦茨曼是“华尔街新霸主”。4月，彼得森和施瓦茨曼迅速行动，完成了一系列EOP的写字楼销售，获利丰厚。“他们震惊了华尔街。”《金融时报》这样报道。

这正是迪克·富尔德所觊觎的快速而又利润丰厚的交易。雷曼兄弟公司近来又陷入了名副其实的杂乱并购：休斯敦鹰能源公司、国际薄饼店、家得宝连锁。石油、薄饼、家居——雷曼兄弟公司争抢着开展各种并购。公司还购买了对冲基金。2006年末，雷曼兄弟公司的贷款高达4800亿美元，约达公司本身资本的32倍。

如此挥霍无度的大手笔并购确实是前所未有的；举例来讲，1958年雷曼兄弟公司推出威廉一街基金的时候，公司向股东们保证1/3的基金分文未动，作为储备资金放在公司的保险柜里。

现在，那样做会被视为荒唐之举。所有资金都应该用来赚取更多资金，理论上，这是利用资源最有效的方案，但在实践中，这恰恰是灾难的开头。

鲍比·雷曼热衷于饲养纯种赛马，这些马都是非常优秀的，在配种繁殖时都经过精挑细选，但雷曼认识到马儿容易受惊、反复无常，而且受惊后很难快速恢复。如果在比赛开始时遇到麻烦，这些马儿就会在比赛中不配合骑手，这样一来主人投入的所有资金就都打水漂了。迪克·富尔德曾经这样说过——惊诧害死人。只有1美元就大笔举债贷款32美元，如果出现什么情况，雷曼兄弟公司注定岌岌可危。

迪克·富尔德认为自己可以比皮特·彼得森做得更好。次级贷款业务衰退后，马克·沃尔什成为富尔德的最后一张王牌。商业地产市场依然火暴，沃尔什近日完成一些大型交易。雷曼兄弟公司大举发展国外业务，买下位于巴黎西效著名的拉德芳斯新区的现代玻璃大厦Coeur Défense。高盛所属的一家子公司把这座大厦以近30亿美元卖给雷曼兄弟公司，后来3年，雷曼兄弟公司通过这座大厦赚到10亿美元。

富尔德依然希望完成更多交易，因此，沃尔什提出并购阿齐斯通-史密斯信托公司，那时候大家都一致认为并购阿齐斯通是一记妙招。但还是出现一个重大问题，事实证明，富尔德在市场最高点买进了阿齐斯通，而彼得森则总是选择在最正确的时间卖出。很快，商业地产的价格急剧下降。接着便是雷曼兄弟公司倾其所有，但阿齐斯通却不见起色，一点点将雷曼兄弟公司拖垮。一位高层管理后来说，“那是雷曼兄弟公司完成的最糟糕的并购”。

夏天，雷曼兄弟公司关闭了严重亏损的次级抵押贷款公司BNC，从而诱发“信贷紧缩”的恐慌。人们开始全面遭遇严重的抵押贷款危机。随着银行系统资金亏损的出现，信贷全面枯竭。所有银行都需要贷款——取得短期贷款以保证他们能够挨过一个晚上或者一个周末，保证他们能够一小时一小时地开展业务。没有银行愿意放贷，除非借方愿意支付很高的利率。毒药般的抵押贷款以邪恶的CDO打包产品模式来到世间，而经打包的CDO没有减少一点风险，面向全球各地的投资者出售，魔法公式却没有预见会有如此多的不良抵押贷款同时出现。由于所有银行都卷入了这项业务，所以各银行都担心自己的钱借给即将破产的银行而打水漂。

在英国，此类破产险些爆发。英国第五大抵押贷款公司——北岩抵押银行面临破产。这家过去一度富于攻击性的贷方，出现资金短缺，向英格兰银行寻求救助。储户都急于取回存款，在银行外面排起了长队，这导致了1929年华尔街崩盘时的情景魔幻般地重现。最后，英国政府接管了北岩抵押银行。与雷曼兄弟公司一样，北岩抵押银行也是起源于19世纪中期，最初是接纳工薪阶层存款的机构。北岩抵押银行近来同样陷入次贷困境，但与雷曼兄弟公司的情况不尽相同。其没有涉猎风险最大的次级抵押贷款——它曾接触次级抵押贷款，但与雷曼签订了合同，同意支付一定费用，把次级抵押贷款债券卖给愿意买进的雷曼兄弟公司。

不知什么原因，尽管问题重重，雷曼兄弟公司依然公布了良好的季度业绩。其他同行——贝尔斯登、摩根士丹利、花旗集团——都遭受巨额亏损的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是如何取得良好业绩的呢？克里斯·奥米拉又一次指出这完全是因为良好的“风险管理”实现的。12月，他担任公司的风险管理全球总监，而由艾林·卡兰女士接替他的财务总监职位——华尔街鲜有女性做到如此高的职位。

2008年1月，雷曼兄弟公司公布的业绩更加突出，当年截至当时的收入就高达40亿美元，创下新的纪录，银行当时的资本是300亿美元。公司股价达到65美元。然而，仅仅8个月后，公司债务超过7000亿美元、申请破产之时，股价跌到4美元。

英格兰银行负责金融稳定的执行董事安德鲁·霍尔丹后来指出，华尔街的银行其实根本没有风险管理。他们都极不安全地依靠一项业务——抵押贷款债券业务。如果出现问题，他们不但面临各自银行破产的风险，而且会引爆整个系统。“在所有非金融领域——从生态学家到工程师、从地质学家到遗传学家——都非常警惕这一演变过程。”霍尔丹说。然而，在银行业却没有。

《金融时报》资本市场记者保罗·戴维斯继续探讨霍尔丹提出的“生态观点”。在2009年4月一篇题为“银行业的香蕉皮”②的文章中，戴维斯把次贷危机与古老的联合果品公司当年的情况进行了比较，联合果品公司是鲍比·雷曼时代雷曼兄弟公司最知名的一家客户。与很久以前的联合果品公司一样，投资银行家声称实现了超级效率：雷曼兄弟公司通过定期无情地进行裁员减少开支，用借到的每一分钱去赚更多钱。然而，正如联合果品公司试图有效种植一种香蕉，结果却导致无法控制的病害袭击那样，雷曼兄弟公司陷入单一业务发展的困境，最终走向破产。简言之，银行家就是“香蕉”。

贝尔斯登成为一切终结的开端。2008年3月，作为第五大投资银行的贝尔斯登破产，但是美国政府通过救助计划匆匆将其并入J·P·摩根。经历了1929年崩盘的贝尔斯登过度发展次级抵押贷款业务导致困境，华尔街出现了这样的呼声：下一个破产的是谁？第四大投资银行雷曼兄弟公司在劫难逃。

迪克·富尔德接到当时乔治·布什总统的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的电话，告诉他情况紧急之时，自己正出差在印度，准备登上雷曼兄弟公司的一架飞机。富尔德问保尔森是否可以安排航班飞过俄罗斯的空中禁区，让他快一点回到美国。但这位财政部长说即使他本人也无能为力。

在伦敦金丝雀码头的分公司，安德鲁·高尔斯正在打电话给投资者、记者和“任何愿意聆听的人”，向他们保证雷曼兄弟公司安然无恙。然而，分公司的负责人杰里米·艾萨克斯通过内部扬声电话表达了他的观点。“我认为我们今天下午不会破产，但我不能百分之百保证……发生了许多奇怪的事情。”高尔斯感觉到房间里的温度骤然下降。

在纽约，权威机构召集各银行鼎力相助。美联储指出愿意贷款给陷入债券销售等类似困境的公司。该机构面向所有银行提供资助，但有人指出不过是“2008拯救雷曼法案”。美联储一一打电话给雷曼兄弟公司的竞争对手，告诉他们切勿在市场做出任何损害雷曼兄弟公司的行动或发表任何观点。竞争对手从中嗅到了警告的意味。“我们不希望再一次看到银行挤兑。”有人说。

亨利·保尔森曾向迪克·富尔德提出一些非正式的意见。贝尔斯登破产后不久他们俩一起吃饭，席间保尔森指出雷曼兄弟公司需要一家可以注入资本的合作伙伴，或者可以将雷曼兄弟公司完全并购。保尔森在高盛工作期间就与中国建立友好关系，他指出富尔德或许可以在亚洲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关于那次会面的报道称富尔德无心接受保尔森的建议：“不必告诉我怎么经营我的银行。”或许这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的合伙人过去经常在迪蒙尼哥饭店与他们的高盛同行共进午餐的场景。对富尔德来讲，那是一次与财政部长的非正式沟通，而且这位财政部长非常愿意帮助他们。

接下来的几个月，富尔德没有充分利用越来越渺茫的几次生存机会。他在与保尔森的几次沟通中似乎都没有找对方向。那一次一起吃饭后，他给公司的法律总顾问托马斯·鲁索发了一封电子邮件，指出保尔森完全不支持公司。保尔森后来说他曾告诉富尔德：如果不寻求并购或没有明确的救助计划，雷曼兄弟公司的生存将岌岌可危。富尔德说他不记得保尔森这样提醒过。

富尔德浪费很长时间斥责那些卖空雷曼兄弟公司股票的人。在贝尔斯登破产后，人们开始快速卖出雷曼兄弟公司的股票。当时不是只有富尔德自己为此生气。深受次级贷款困扰的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同样表示对卖空股票者非常不满。然而，富尔德表达不满的言辞非常过激：“我看到有人卖空的时候，就想走过去，掏出他的心来，当着他的面吞下去。”鲍比·雷曼从来不会这样讲话。银行家迪克又变身回交易员迪克了！他忘了，人们卖空股票完全是按照自由市场的游戏规则操作的。

卖空操作很快就成为当时公开的做法。拥有自己的对冲基金公司绿光资本的戴维·艾因霍恩是一位积极卖空者。戴维·艾因霍恩曾集中关注雷曼兄弟公司并购阿齐斯通一案，他指出那是一笔巨资资本，因为那时候很少有人在商业地产市场投资。那次并购形成了人们对雷曼兄弟公司真实价值的错误认识。

正如戴维·艾因霍恩进一步指出的，雷曼兄弟公司本身及其连续出现的异常良好业绩“非常令人担忧”。2008年5月，在纽约艾拉·W·索恩投资研究会议中，他以贬损的语气指出雷曼兄弟公司报告的数字“难以置信”。当他要求就相关细节进行说明时，没有得到可信的解释。

对雷曼兄弟公司报告的数字表示质疑的人们最终通过安东·瓦卢卡斯的报告证实他们是正确的。安东·瓦卢卡斯是受法院指派调查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检查人员。2010年3月公布的长达2000页的报告指出，雷曼兄弟公司通过故弄玄虚的会计手段将账簿上的一些不良数字隐藏。其中一个做法是公司所谓的“回购105”，使雷曼兄弟公司得以在季末必要的一些日子转移账面高达500亿美元的资金，从而推出良好的业绩报告。瓦卢卡斯断定说那些操纵是“故意”所为，目的就是“欺骗造假”。

人们开始质问迪克·富尔德对此了解多少。当时公司的首席运营官巴特·麦克达德说他曾发电子邮件向富尔德说明“回购105”的细节，而且随后向富尔德展示了“回购105”的具体模式。安东·瓦卢卡斯的报告让人们想起了安然一案。这是正常的账户调整还是更糟糕的情况呢？“我认为这不仅仅是财务设计的问题，而是在篡改财务报表做假账，”证券交易委员会前总会计师林恩·特纳说，“我们又发现了做假账的案子，这让我非常震惊。”

正如《金融时报》对瓦卢卡斯的报告作出的评论那样，报告指出雷曼兄弟公司不是“所谓争强好胜而又鼓舞人心的富尔德先生领导下的成功的新贵公司，相反，它是“爱走捷径，不顾及巨大风险”的公司，而且“严重缺乏”管理控制。

雷曼兄弟公司的情况变得非常糟糕，没有什么能够粉饰公司6月份的数字报告。报告显示当季亏损28亿美元——1994年作为独立公司重新经营以来首次出现赤字。约瑟夫·格里高利辞职。艾林·卡兰仅仅在担任了6个月的财务总监后，就选择了离开，因其根本无法承担解决雷曼兄弟公司次贷问题的重任。巴特·麦克达德接替格里高利的职位。富尔德身边担任高层管理的银行家们坚持认为富尔德本人不能辞职，显然他们还是认为没有富尔德就没有雷曼兄弟公司。

现在，新闻评论几乎都是负面内容。“很难看出雷曼兄弟公司有什么未来去向。”一位分析师说。“有一大群恐龙的时候，淘汰的总是最慢的。”另一位说。伦敦《星期日泰晤士报》刊登了一张金刚咆哮的照片，背景是纽约一幢幢摩天大楼的轮廓线。这不是宣传雷曼兄弟公司对1933年这部经典影片的重大贡献，而是暗指迪克·富尔德的“大猩猩”形象。

2008年9月11日，亨利·雷曼来到美国的又一个纪念日，当时贷款给雷曼兄弟公司以进行日常事务管理的J·P·摩根要求雷曼支付50亿美元作为担保。富尔德几乎不可能找到这笔资金，人们都认为他的雷曼兄弟公司注定在劫难逃。耶鲁管理学院的杰弗里·索南费尔德把富尔德最后坚持在公司苟延残喘的情景与已故的脱口秀主持人约翰尼·卡森离开自己深爱的主持节目时的情景作了比较。约翰尼·卡森从1962年到1992年在《今夜秀》节目中做主持人。“卡森知道如何在巅峰时期退出，”杰弗里·索南费尔德说，“但金融界的人们似乎不知道该怎么在高潮时退出。”

国外买家并购的希望变得渺茫。韩国产业银行一直到9月初还表示有意并购，但全面了解雷曼兄弟公司的账目后就没了并购的意愿。人们总是疑惑为什么迪克·富尔德寻求并购那么困难。在刘易斯·格鲁克斯曼时代，他就反对将公司卖出的观点，而且根据一些资料的报道，他当时声称决不会卖出公司。夏天，韩国方面的代表前来参观时，据称迪克·富尔德提出的条件非常高，似乎一切尽在他的掌握。中国的投资者也参加过一些并购相关的讨论，但没有任何结果。《金融时报》非常悲观：“如果富尔德不能与亚洲政府支持的投资者达成并购协议，那么其他希望更是渺茫。”

9月10日，《纽约时报》报道指出即使政府也无能为力了。3月，贝尔斯登破产后，华尔街普遍认为华盛顿政府不会让银行破产。但大型抵押贷款公司房利美和房地美事件后，这种认识开始有些动摇。在政府知情许可的情况下，房利美和房地美因次贷危机陷入糟糕的经营状态；亨利·保尔森下令政府接管，撤销了房利美和房地美的总裁。现在，《纽约时报》指出，华盛顿或许已经承担了过多责任，不会再参与更多这类不堪重负的事务。

亨利·保尔森于9月13日和14日这两天周末时间，召集大型银行到纽约联邦储备银行开会，梳理雷曼兄弟公司的危机。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摩根士丹利的约翰·麦克和高盛的劳尔德·贝兰克梵。另外还有花旗集团的首席执行官维克拉姆·潘迪特和J·P·摩根的杰米·戴蒙。关于雷曼兄弟公司的未来，现在必须有一个明确的了结，公司股票因大量抛售几近清零，等到星期一市场开盘后，雷曼兄弟非常可能破产。

如果在75年前的1933年，雷曼兄弟公司完全可以顺利找到并购方。通过1930年美国银行的破产，赫伯特·雷曼深刻认识到银行破产给整个经济带来的灾难性影响。1933年，在他和总统罗斯福强行要求的“银行假期”结束后，他竭力促使大多数银行重新开张，从而保证经济系统得以复苏。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现在面临生死审判的正是赫伯特·雷曼自己家族的银行，但此时的境遇完全不同于1933年。布什政府是罗纳德·里根总统以来最为认可自由市场的一届政府。同期，陷入困境的银行或其他金融机构都在构筑保全自己的防线，美国国际集团就在其中。由于大量压注于抵押贷款债券——现在全面崩溃的债券——美国国际集团已经亏损200亿美元。没有人知道这次危机会发展到什么程度。

亨利·保尔森情绪低落，他来到纽约了结雷曼兄弟公司的糟糕状况。参议员巴拉克·奥巴马和约翰·麦凯恩之间的总统竞选正热烈进行着，参与选举活动的国会人员面临选民提出的关于保释银行的质疑，30多年来，公司和民众一直受到这样的认知引导——自由企业制度凌驾于一切。正如保尔森在他的回忆录《峭壁边缘》③中所描述的，总统布什在贝尔斯登危机中亲自对他说：“我们不是在保释，对吧？”

保尔森召集的这次各银行参加的会议中，迪克·富尔德没有出席。“迪克无法作出任何决定”，财政部长对各银行的代表们这样说。他说富尔德难以相信这一切，有些思维混乱。保尔森让大家认为是富尔德不愿意出席，巴特·麦克达德代表富尔德参加了这次会议。各种报道声称富尔德现在已经丧失对雷曼兄弟公司的权威掌控，然而，这个说法本身就是空谈——雷曼兄弟公司自身已经没有权威可言，不过是承恩于这次会议的一个结果而已。

保尔森说这次政府不会投入资金挽救，银行家们必须自行解决出现的问题。起初，似乎有两家机构愿意提供资助。缺席会议的富尔德最后寄希望于美洲银行收购雷曼兄弟公司，当时似乎非常可能。英国的巴克莱银行也表示有意收购，并且派代表前来参加这次会议。

然而，就在会议开始前，保尔森打电话给美洲银行行长肯·刘易斯才了解到他无意接手雷曼兄弟公司。美林公司的约翰·塞恩托词没有参加这次会议，其实是早已与美洲银行的肯·刘易斯商定美洲银行并购美林公司一事。塞恩后来说，他意识到不管雷曼兄弟公司发生什么情况，接下来难逃厄运的都是美林公司，因为美林公司同样因次级抵押贷款而陷入非常危险的状况。

富尔德在位于雷曼兄弟公司总部31层的办公室不断地打电话到会议现场，又是提建议，又是请求帮助，但所有这一切都无济于事。他非常绝望地打了几次电话到肯·刘易斯在亚特兰大的家中，根本不知道美洲银行与美林公司已达成并购协议。肯·刘易斯的妻子唐娜最后告诉他别再打电话了，说如果她丈夫需要和他谈，会主动找他的。

巴克莱银行并购的可能性在那个周末一直没有消失，但是，当银行说需要得到英国股东们的确认时，希望化为了泡影。得到英国股东的确认最早也得在下周，而那时候雷曼兄弟公司早已在股票市场消失了。另外，英国政府不会对这次并购进行任何经济担保。保尔森在会议中表达了他的看法。“英国欺骗了我们。”他说。

还有其他一些观点，特别是关于其他银行态度的一些看法。没有人提出任何救助雷曼兄弟公司的计划，比方说，像10年前救助长期资本管理公司那样。其他银行的人或许还记得大家当时对富尔德拒绝参与救助表示愤慨。还有一点就是雷曼兄弟公司的消失会给其他各银行带来更多的业务机会。一位不愿意透露姓名的资深海外高管后来非常直白地表达说：“大家都乐意除掉一个竞争对手。”

美国威嘉律师事务所负责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律师哈维·米勒，星期日下午接到电话后来到美联储办公室。米勒当时75岁，是纽约最资深的一位破产律师，他认为这是一次“消防演习”。与所有人一样，他误以为雷曼兄弟公司不会走向破产。

然而，这是一次同行厮杀的结果。当时聚集在美联储的约有21位来自美联储、财政部和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官员，晚上，米勒和一位同事被告知离开美联储去准备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申请。米勒表示反对，无法相信他所听到的一切，“这会导致金融灾难”，他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必须受命完成破产申请，“他们简直就是把我们赶走的，”坐着电梯下楼的时候，他说，“我认为他们不喜欢我们。”

现在，我们再回到雷曼兄弟公司的办公室这边，当时街上群情沸腾，一片骚动——媒体的记者纷纷前来，雷曼兄弟公司的员工开始从办公室搬走个人物品。在大厦的31层，富尔德心烦意乱：“我看这就全完了。”

9月15日，星期一一早米勒就完成了破产申请。破产申请的最后一项工作是发送一封电子邮件。“这是堪称华尔街始祖的一家公司的终结，”米勒评论说，“随着计算机键盘的敲击，一切都归于终了。”

正如他所说的，此时“悲伤总是难免的”。

几天后，《犹太前进日报》发文报道雷曼家族的成员对雷曼兄弟公司破产的反应。“那雷曼家族的人们呢？”标题这样问道。“他们一如既往。难过吗？有一点。”

完成这篇报道的记者玛丽萨·布罗斯托弗采访了几位雷曼家族的成员，他们中的大部分人生活富足，部分原因是个人努力的结果，然而很大程度上还是受益于富有的前辈留下的遗产。他们认为近日走向破产的公司与雷曼家族没有多少密切关系。报道的副标题是“问题重重的银行早已不是家族企业”。

梅耶·雷曼于19世纪50年代作为欧洲政治流亡人员来到美国，他本人的子孙后代就多达600人。他们定期聚会，其中一次在大都会艺术博物馆的鲍比馆举办。他们都过着贵族的生活。

雷曼家族与纽约优秀的犹太家族通婚，例如古根海姆家族和谢夫家族。他们也与新教徒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美国人结婚，如范德比尔特家族。

78岁的约翰·洛布是梅耶的曾孙，洛布说就他所知，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之时，只有一位家族成员在那里工作，就是他的儿子尼古拉斯，现在33岁，在位于佛罗里达棕榈滩的分公司工作。最后一位雷曼家族的合伙人罗伯特·伯恩哈德于1973年退休。

斯蒂芬·伯明翰——不是雷曼家族的成员，但他是这个家族的好朋友——谈到过去总是满腔热情。他记得威廉一街的餐厅：服务员戴着白手套，午餐吃牛排或是大虾。威廉一街大厦的窗外风景迷人，水流潺潺。人们走进电梯时，电梯工会说，“欢迎来到雷曼兄弟公司”。

他的这种情结至少有一位雷曼家族的成员表示认可。温迪·雷曼·拉希是赫伯特·雷曼的孙女，她说：“看到家族名声的败落令人非常难过。”

雷曼兄弟公司犹如现代美国历史上的一条变色龙，几乎出现在所有重大事件中，这一次的巨变确实令人难过。雷曼兄弟公司最终没有成为迪克·富尔德所谓的“母舰”，而更像是赫尔曼·梅尔维尔的《白鲸记》中传奇的白鲸，严重受伤，拼命挣扎冲撞着美国这艘大船，在自身激起的旋涡中归于平静，葬身大海。总统布什——这时候与迪克·富尔德一样成为人们关注的中心——针对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表达了一些自己的观点，大概有一句是直接套用了梅尔维尔小说中的原话：“这家伙会把我们都拖下去。”④

果然不出所料，随着雷曼兄弟公司的匆匆消亡，人们对经济系统完全失去信心。美国国际集团和其他因毒药般的抵押贷款债务陷入困境的几家银行只能通过救助求得生存。雷曼兄弟公司的长期同盟和竞争对手高盛成功摆脱困境，在政府快速放出的大量救助资金中，高盛获得高达几十亿美元的巨款，得以弥补在崩溃的抵押贷款市场上通过美国国际集团压注带来的亏损，美国国际集团本身已无力支付所担保的这笔巨款。

所有银行都紧握各自持有的现金，令美国和全球各地的公司都无法取得日常运营所需资金。股票市场崩盘，许多国家都面临着同样的窘迫：爱尔兰、冰岛、匈牙利、乌克兰——危机甚至深入到中亚各国。各国政府推出大量的救助计划和“刺激”计划推动系统运转。终究需要多少救助资金不可估量，但目前来看会大大超过新政和马歇尔计划时期的政府救助额度。

在财经新闻的报道中，“雷曼兄弟公司破产以来……”这样的内容依然天天出现。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是一个重大的历史时刻，标志着将近20年前以柏林墙的倒塌为开端的一个时代的终结，在这期间自由市场得到充分发展，带来无限成功。雷曼兄弟公司的破产又一次引起人们关于系统监管问题的争论，这个持续已久的话题或许会在未来几年一直备受关注。

如雷曼家族所指出的，雷曼兄弟公司的历史分为截然不同的两部分。早期的雷曼兄弟公司创建、投资并开发公司看好的财富，都是实实在在的东西，人们可以看得到、摸得着的商品。在风险承担方面，他们无可挑剔；创始人在艰苦的环境下，环绕半个地球来到他们创业的这块土地。雷曼兄弟公司凭借始终一贯的经营和灵感闪耀的智慧发展壮大。然而，公司的创造力从来没有脱离对当前现实和客户的客观评价。这个时代的雷曼兄弟公司花自己的钱，而不是借钱发展。公司在公共服务方面具有良好口碑，引领美国无限发展的美好未来，享誉全球。

大约就在美国历史的一个高潮时刻——1969年登月之时——雷曼兄弟公司进入第二个阶段，开始走向衰落。目光短浅的人们掌控公司，令它不再是富有成效的企业，不再经营实实在在的物质商品，而是变得花言巧语、诡计多端，不在乎利用哪些资源谋取利润。雷曼兄弟公司承担了过度风险，违背了所有理性的金融决策，因此势必经营毒药般的抵押贷款债券等伪劣产品。

这一切早已不同于公司起步时候。亨利·雷曼坐船从欧洲来到美国，凭借他的阅历和见识促进现代美国的建设。他沿着南方偏僻的道路兜售人们需要的东西，带着一颗赤诚之心做起了流动商贩。多年以后，他创立的企业背离了最初的信条。历经150载风雨历程、曾经令人自豪的雷曼兄弟公司，在被曝兜售垃圾后，一步步走向灭亡。

注　释

①　日语中“Ninja”意为忍者（受专门训练充当间谍、刺客的日本武士）。——译者注

②　“香蕉皮”比喻很可能引起麻烦或使人出洋相的事件或情景。——译者注

③　《峭壁边缘》的中文版已由中信出版社于2010年4月出版。——编者注

④　此处把“雷曼兄弟公司”比喻为《白鲸记》中的白鲸，小说中的白鲸莫比·迪克被刺中后，咬碎小艇，撞沉大船，拖着捕鲸船游开时，绳子套住捕鲸船“皮廓德”号的船长阿哈，把他绞死。全船人尽皆灭顶。——译者注

彼得·查普曼

从1995年起一直是《金融时报》的撰稿人和编辑，曾对2008年的金融危机进行大篇幅报道。此前，他曾是英国广播公司和《卫报》的驻外记者，并拥有伦敦经济学院的硕士学位。目前定居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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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世纪80年代开始，雷曼兄弟开始逐步踏上了渴望短期获利的征途，并从此万劫不复。尽管它有个不光彩的结局，但它不仅塑造了美国金融业的面貌，而且深刻影响了美国人的生活。

滕泰

《投资银行——财富天使与金钱魔鬼》作者

民生证券副总裁，首席经济学家

作为以债券业务起家，以买方业务见长的交易主导型投资银行，雷曼公司的崛起之路对中国证券界人士相对比较陌生。正因为如此，了解雷曼的历史，汲取它发展的经验和教训，对于认识美国资本市场结构，推动中国证券公司买方业务的发展，都是很有意义的。

李迅雷

国泰君安首席经济学家

上海市人大常委

雷曼兄弟的百年发展，不仅关乎一家投行的生命历程，更折射出美国乃至全球金融业的境况。本书具有很强的权威性和知识性，让我们更全面地了解到雷曼兄弟幕后发生的故事。

贾康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

“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历经158年的岁月，曾为一家名声赫赫的投资银行，最终却沦落到破产清算，雷曼兄弟公司的辉煌和失败都留给了世人无数的疑问与感叹。作者以宏观的美国历史为背景，记述了雷曼兄弟如何从实业起步，历经美国社会和金融业的沧桑巨变，最终却无法摆脱轰然倒闭的命运，足可引发行业和读者的思考。

焦瑾璞

中国人民银行研究生部

部务委员会副主席

本书是对雷曼兄弟公司150多年经营轨迹的全面梳理。从1850年雷曼家族三兄弟白手起家创建公司，到2008年迪克·富尔德将雷曼公司葬送于华尔街，作者把雷曼经历的百年故事和人物描写得翔实、生动而又引发人们的思考，这是一本非常难得的了解雷曼公司以及美国金融业发展背景的绝好读本。

纽约时报

查普曼以他特有的笔锋展现了雷曼兄弟公司的发展脉络、丰富的人物和故事情节，现在看来，这个曾经雄霸一时的金融帝国也有它的辛酸发家史。这本书发人深省、启发心智。

THE LAST OF THE IMPERIOUS RICH

Lehman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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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HE LAST OF THE IMPERIOUS RICH Lehman Brothe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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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悲伤总是难免的”：雷曼帝国走过的最后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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