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前言

第一章 燕 饮 欢 歌

西门庆的美酒

食鹅的无上诱惑

饕餮之欲：胡椒与辣椒

董小宛的美食

张岱的“茶淫”生活

第二章文 化 娱 乐

西湖上的文人交际

画中风流唐伯虎

清明上河图引发的血案

屠隆的二重世界

建阳书坊的小说事业

豪杰乐事写词曲

情胆包天唱民歌

第三章 超脱的穿住行

猖獗的“服妖”

“苏样”的魅力

“山人”与头巾天地

弇山园中的仙境

悠游袁小修

梦里寻梦夜航船

第四章 跳跃的信仰

江南淫祀五通神

刘猛将与金总管

抬出来的城隍

昙阳子神话

僧尼形象为何不堪

“妖言”的力量

狂禅徒手缚蛟龙

第五章 女性生活

纳妾与扬州瘦马

两难：守节还是改嫁

羞辱：女子裸体受刑

晚明悍妇缘何多

举世魂销媚金莲

青楼艳事难穷尽

第六章鱼龙江湖

豫章术士天下闻

戴“狗头帽”的浙东堕民

“帮闲”的无赖人生

“打行”恶少的业务

有笔如刀说“访行”

亡明之过怨赌博

后记

书名：明人的率性生活

作者：袁灿兴

Mingren de Shuaixing Shenghuo

ISBN：978-7-5680-1970-5

策划编辑： 段勇 杨静

出版发行： 华中科技大学出版社(中国·武汉)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前言

明代的开国皇帝朱元璋是个控制欲极强的人，他登基之后，对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加以控制。民众的饮食、衣着、婚姻、出行、住宅等，无不被打上了他的烙印，无不处于严格控制之下。

以衣着为例，总结元代灭亡的经验，朱元璋认为元代风气过于奢靡，僭越礼法，一般民众衣食起居与公卿无异，奴仆往往肆侈于乡曲，导致“贵贱无等，僭礼败度”。于是乎，一场生活上的整风运动开始，衣着服饰自然是雷霆所指。

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详细规定了皇帝、太子、大臣的服装。此后他又以妇人绣花般的细心，上百次地颁布涉及服饰的各项规定。不但官僚集团的朝服、常服有着繁琐规定，就是引车卖浆的平民的服饰，朱元璋也亲自过问，参与设计，再三修改。洪武三年(1370)，他就庶民衣着做了详细规定。如男女衣服不得用金绣、锦绣，鞋子不得裁制花样，不准用金线装饰。佩戴的首饰只准用银，不许用金玉、朱翠等。

到了洪武六年(1373)，朱元璋又下令庶民巾环不准用金玉、玛瑙、琥珀之类。平民的帽子不准用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朱元璋甚至规定，庶民不准穿靴子。可北方冬季寒冷，总不能让平民穿着单薄的鞋子外出吧。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只好做出变通，徐州以北，可以穿靴，以御寒冬。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他仍然就衣着问题，不断加以指导、调整。

在这样一个充满控制欲的皇帝的高压之下，明代前期的社会生活，是枯燥压抑的。到了明中后期，社会经济的发展，社会生活的繁荣，曾严厉万分的控制渐渐消融。此时连皇帝也已厌倦了一成不变的穿着，宫廷之内，不论皇帝还是太监，都美滋滋地穿着曾被朱元璋所痛斥的“胡服” 曳撒。在民间，打破礼法，随意穿着的现象比比皆是，也无人担心被处罚。

到了明代中后期，整个社会呈现出了一种开放、多样的态势。

在信仰上，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各行各业、各地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捧出自己供奉的神来，建个小庙，塑个泥像，自行祭拜。在时尚潮流上，形成了潮流中心苏州。苏州流行的吃穿住行、娱乐方式及各类器物，统称为“苏样”，被全国所效法。

此时，就连僧人也按耐不住寂寞了。朱元璋曾禁令僧人娶妻，违禁者民众可以对其责打，并向其索取钱财。到了明中后期，僧人已不受限制，一概“荤娶”。在建筑上，朱元璋曾就构亭馆、开池塘、禁用重栱及绘藻井、颜色使用之类加以规定。到了明代中后期，大量私家园林中出现了违规建造的建筑，也无人追究。一切限制生活的规定，此时都被打破，人们对美好生活的追求，终究让皇权的禁锢消融。

本书从日常饮食、文化娱乐、吃穿住行、民间信仰、女性生活、鱼龙江湖等角度，对明代人的率性生活加以展示。之所以称之为率性，一则，当日的人们，敢于打破礼法，引领社会风潮；二则，当日的社会生活中，不管是品茶饮酒，抑或是器物造型、书画文字，都被演绎到了极致，故而以明人率性生活为本书之名。

中晚明时期，这是一个动荡而又繁荣的时代。这个时代之中，既有着狂躁、跳跃，也有着内敛、静思；既有着叛逆、超脱，也有着回归、守成。这样的时代之中，无数的生动人物，在日常生活之中，演绎了无数的精彩故事，又用文字加以记载。后人翻阅明人的笔记，将是一场何其精彩的旅行。这场旅行之中，将一些玩物精细到极致的张岱，会让你膜拜；将一切礼法打破、特立独行的屠隆，会让你心惊。

在明代人的生活史上，这些名字可以被铭记，唐寅、袁中道、王世贞、屠隆、李开先、张岱、汪汝谦、陈洪绶、陈继儒、达观、冯梦龙、钱谦益、董小宛等。此外，有一个人不可不提，那就是西门庆，他虽是文学人物，可《金瓶梅》中所反映的，却是明代生活的极致。当然，还有许多将社会生活演绎到极致的人物，但碍于各种限制，在本书之中未曾一一写入。

在电子书籍日益发达的今日，纸质书的阅读，已是心灵上的体验，是艺术品的鉴赏。本书努力让读者朋友们，能有一场与明人的对话之旅，一卷在手，融入那极致的明人生活世界之中，徘徊流连。

第一章 燕 饮 欢 歌

西门庆的美酒

杯中天地广阔，酒里乾坤无限，一壶浊酒，足以映射明人生活。

酒、盐，在明以前都是政府专卖，是政府的重要税源。历史上，一些军阀为了筹集军费，设坊酿酒创收。

让人惊讶的是，控制欲望无穷的朱元璋，对于酒水竟然没有加以管制。朱元璋未称帝时，攻击元王朝以酒水专卖扰民；做了皇帝后，自然不能前后矛盾，落人话柄，干脆取消了酒水专卖。酒水一放松控制，民间酿酒随之发达起来，各地出产了能让人忘情的好酒。

酒色不分家，《金瓶梅》中自然不能缺了美酒。那么，西门庆日常饮用的是什么酒？他最喜欢的又是什么酒？

要回答这个问题，先要简要回顾下“酒史”。

先秦以降，人们所饮主要是发酵酒。发酵酒分为“浊”与“清”二种，浊酒用曲量较少，投料较粗，发酵期短，酒液浑浊，味甜酒精度低，称“白酒”(也称浊醪)。因为未过滤干净的浊酒上常漂浮着米渣，又被文人戏称为“浮蚁”。

清酒用曲量较多，投料较精，发酵期较长，酒液清澈，故称“清酒”。优质的发酵酒，色黄，被称为“鹅黄”。发酵酒中高等级的鹅黄，酿造工艺完备，时间长远，颜色深醇，被称为“老酒”。

西门庆混出了名堂，很多人为了讨好他，给他送礼。《金瓶梅》第十五回中，三个穿青衣黄板鞭者，手里捧着一个盒儿，盛着一只烧鹅，提着两瓶老酒，吆喝着：“大节间来孝顺大官人贵人。”

此处老酒，必然是黄酒中的佳品了，不然也入不了西门庆的法眼。

明代廉价的浊酒依然存在，仍称“白酒”，此白酒与今日白酒完全不同。很多地方出产的浊酒，都冠以“白”字，如惠山白、秋露白、花露白等。白酒色泽浑浊，略显白色，价格低廉，“黄酒价贵买论升，白酒价贱买论斗”。也有使用红曲酿造的酒，色泽鲜红，称为“红酒”，“红酒桃花色，东风吹更鲜”。

在《金瓶梅》中可见白酒的描写，潘金莲让秋菊：“取白酒来与你爹吃。”结果秋菊拿来的白酒没有加热，被潘金莲一通大骂。秋菊则抱怨，西门庆最近常吃冰镇的白酒，不想今日改了口味。西门庆请胡僧吃饭，打开腰州精制的红泥头，将滋阴摔白酒倒在倒垂莲蓬高脚钟内，递与胡僧吃。

豆酒也是发酵酒的一种，多出自南方，以绿豆为曲酿成，又称“绿豆酒”。《客坐赘语》中认为绍兴、淮安两地的豆酒最佳，淮安所产绿豆酒被称为“绿珠香液”。绍兴陈家、朱家所酿豆酒品质最佳，徐渭称赞道：“陈家豆酒名天下，朱家之酒亦其亚。”

《金瓶梅》第七十五回中，荆都监送了一坛豆酒给西门庆。西门庆让家人打开尝尝味道如何，“呷了一呷，碧靛般清，其味深长”。

第七十九回中，西门庆到灯市铺子内吃酒，“铺内有南边带来的豆酒，打开一坛，摆在楼上”。明代有“越酒行天下”之说，南边带来的豆酒，很可能就是绍兴豆酒。

不过豆酒却不是西门庆的最爱，他最喜欢的酒是金华酒。

王士性在《广志铎》卷四之中，总结了浙江的四大物产，“严之漆，衢之橘，温之漆器，金之酒”。

金之酒，即金华酒。

金华酒在明代声名远播，为宴席上必备之物。金华酒属黄酒，品质在全国领先，王世贞曾评价金华酒“色如金，味甘而性纯”。上层社会举办酒宴时，“士大夫所用惟金华酒”。金华酒之佳，以致当时有“杜诗颜字金华酒，海味围棋左传文”之说。

《金瓶梅》第一回中，西门庆与人结拜，“叫家人来兴儿买了一口猪、一口羊、五六坛金华酒和香烛纸札、鸡鸭案酒之物”。

谈情说爱时，少不了金华酒。西门庆与李瓶儿两个，相怜相爱，边饮着金华酒边说话，到半夜方才上床就寝。到次日起来，李瓶儿想喝酒，就将“昨日剩的银壶里金华酒筛来”。拿瓯子陪着西门庆吃酒。此处的瓯子，在北方官话中指小盅、小杯子，有茶瓯、酒瓯之类。

金华酒还是佐餐的必备品，《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中，月娘吩咐小玉：“屋里还有些葡萄酒，筛来与你娘每吃。”

陈洪绶《蕉林酌酒图》(局部)金莲快嘴说道：“吃螃蟹，得些金华酒吃才好。”金华酒佐食螃蟹，在明人看来是最好的饮食搭配，这也说明了金华酒的品质之佳。

不过，在苏州酒崛起、苏州戏流行之后，浙江的金华酒与弋阳戏地位便下降了，竟至被称为“两厌”之物。苏州所出的酒是发酵酒中的精品，顾家三白酒、秋露白等黄酒是其主打产品，风靡一时。《金瓶梅》中不见有苏州美酒的描写，所涉及的多是浙江酒，大约作者写作时苏州酒业尚未发达。

葡萄美酒也是西门庆的所好。

葡萄酒因其美味，历来被作为御用物品进贡。至明代，素来简朴的朱元璋以劳民伤财为由，下令停止从太原及西域进贡葡萄酒。葡萄酒虽不再属于贡品，不过因其美味爽口，在民间还是有一定消费。

《金瓶梅》对葡萄酒有描写，第十九回中，西门庆吩咐春梅：“把别的菜蔬都收下去，只留下几碟细果子儿，筛一壶葡萄酒来我吃。”春梅筛上酒来，两个一递一口儿饮酒咂舌，咂得舌头一片响。在刘太监庄上做客时，西门庆看到杯中尤物，不能自禁，“灌了十数杯葡萄酒”，以至于在马上时就要呕吐。

十一月仲冬天气，西门庆在奶娘如意儿屋里过夜，如意儿准备弄点金华酒筛给他吃。西门庆道：“下饭你们吃了吧，只拿几个果碟儿来，我不吃金华酒。”并吩咐丫鬟绣春：“你打个灯笼，往藏春轩书房内，还有一坛葡萄酒，你问王经要了来，筛与我吃。”这一坛葡萄酒，不存放在西门庆藏酒的库房，却存在书房，以备随时取用。葡萄酒取来后，打开筛热了，斟在酒钟内，“西门庆尝了尝，十分清美”。

蒸馏酒在中国酿制的时间众说纷纭，有唐宋说，也有元代说。到了明代蒸馏酒酿造技术已经成熟，蒸馏酒消费也已普及。蒸馏酒被称为“烧酒”或者“火酒”。烧酒使用大麦、高粱等原料，经过蒸馏而得，“其清如水，味极浓烈”。烧酒的优点是能长久储存，在一些酿酒业不发达的地区，可以大量采购存储。烧酒的易储存性与口感，也让作为酒类后辈的它地位提升，与黄酒并重。

北方地区流行用高粱酿制烧酒，高粱作为食物，口感较差，但适宜酿制烧酒。京师出产的烧酒尤其辛辣，“不啻无刃之斧斤”，被好酒之徒称为“烧刀”。京师一带制作烧酒的作坊称“烧锅”，烧锅即今日二锅头的始祖。至于南方，则使用大麦、糯米酿制烧酒，口味更为醇和，广东番禺地方流行用薯类酿造烧酒。

二流子韩二跑到哥哥韩道国家中，向嫂子王六儿讨酒吃，说道：“嫂，我哥还没来哩，我和你吃壶烧酒。”帮闲应伯爵为了将轿夫灌醉，买了三分银子烧酒，足见烧酒酒性之烈。永福寺中“只有几个惫赖和尚，养老婆，吃烧酒”，和尚吃了烈酒，将佛性抛在脑后，纵情声色去了。

胡僧赐给西门庆药丸时，嘱咐他要用烧酒服下。此后西门庆每服用药丸时，都要用烧酒送服，酒性、药性一起发作，浑身燥热难当。此处烧酒被用来作药引，以催发药性。明代还有一种蟠桃酒，用人乳等酿成，药性更烈。蟠桃酒酿造太费时力，属皇室高官的专用酒，西门庆这种地方土豪富有财力也消费不起。

西门庆平日里黄酒吃多了，不时会吃烧酒换换口味。某日西门庆给了姘头王六儿五钱银子，嘱咐她买一瓶南烧酒来吃。王六儿笑道：“爹老人家，别的酒吃厌了，想起来又要吃南烧酒了。”这南烧酒，自然是南方出产的高度酒了。绍兴所产南烧，是黄酒过滤后的酒糟，经过蒸馏回收而成，称“糟烧”或“绍烧”，酒性浓烈，格外诱人。

明代烧酒的饮用方式很多，以优质高粱酒为酒基，加入珍贵药材，经过加工之后，形成了竹叶青露酒，色泽微绿透明。传说绍兴东浦有家竹叶青酒坊，牌号“孝贞”，系正德皇帝所题。绍兴所产的竹叶青，以本地糟烧浸泡而成，口味极其辛辣。

西门庆送了一坛竹叶青给姘头王六儿，特意介绍：“是个内臣送我的竹叶清酒哩，里头有许多药味，甚是峻利。”

“峻利”二字，点明了竹叶青的辛辣特点。

在烧酒中浸泡花瓣，提高酒的香气与利口性，在明代颇是流行，所使用的花有菊花、茉莉花、玫瑰等。

一次，西门庆开了库房，拿出一坛菊花酒来。打开碧靛清封泥，酒香喷鼻满庭香。西门庆未急着饮酒，先搀了一瓶凉水，以去其蓼辣之性，然后贮于布甑内，筛出来，醇厚味好，又不输葡萄酒。绍兴酿酒时使用辣蓼草，“蓼辣之性”是绍兴酒的特征，所以要搀凉水。

西门庆家中还有茉莉花酒。西门庆看到玳安买了一坛金华酒回来，就叫道：“阿呀，家里见放着酒，又去买。”并吩咐玳安：“拿钥匙，前边厢房有双料茉莉酒，提两坛搀着些这酒吃。”

至冬季，西门庆时常饮“头脑酒”，这是一种将肉圆、馄饨、鸡蛋等食物与酒水混在一起饮用的酒。

一日，西门庆起早，何千户来了，两人吃了头脑酒，起身同往郊外送侯巡抚去了。

西门庆至京师时，何太监在宫中值班房招待西门庆，道：“我晓的大人朝下来，天气寒冷，拿个小盏来，没甚么肴，亵渎大人，且吃个头脑儿罢。”

西门庆女婿陈经济与爱姐勾搭上，爱姐的母亲便安排了鸡子、肉丸子，做了个头脑酒给他吃了暖身。

头脑酒有诸多别称，如投脑酒、脑儿酒、头脑汤、恼儿酒等，主要功效是冬日用来暖身。《涌幢小品》载：“凡冬月客到，以肉及杂味置大碗中，注热酒递客，名曰‘头脑酒’，盖以避风寒也。”至于头脑酒的来历，有云，朱元璋体恤下属，冬至后以头脑酒赐给殿前将军、甲士御寒。

头脑酒的饮法也被民间所仿效，早上饮用，充作早餐，做法多是用热酒冲泡食物。酒，是甜酒。所用食物，各地不一，一般都有肉丸、鸡蛋、馄饨之类。四川地方上的头脑酒是用热酒冲泡豆干、蔬菜、肉食等而成。

西门庆也时常饮用羊羔酒，此酒历史久远，至明代仍十分流行。高濂《遵生八笺》中记载了羊羔酒的制法，取米一石，依照通常办法浸浆。再取肥羊肉七斤，酒曲十四两(诸曲皆可)，将羊肉切成四方块形，煮烂后与杏仁一斤同煮，去掉羊肉，留下汤汁，与米饭、酒曲拌匀，加木香一两酿酒。十天之后可以酿成，“味极甘滑”，脂香浓郁。《事物绀珠》中载：“羊羔酒出汾州，色白莹，饶风味。”

《本草纲目》中认为羊羔酒大补元气，健脾胃，益腰肾，对食欲不振、腰膝酸软等症状有良好效果。羊羔酒在当时很受欢迎，西门庆这种纵欲过度之徒，自然要时常饮用羊羔酒了。

《金瓶梅》内中有较多羊羔酒的记载，如：“堂中画烛高烧，壶内羊羔满泛”“黄昏误入销金帐，且把羔儿独自斟”“丫鬟筛上酒来，端的金壶斟美酿，玉盏泛羊羔”“酒泛羊羔，宝鸭香飘”“须臾，围炉添炭，酒泛羊羔，安排上酒来”。

《金瓶梅》中关于饮酒的场景描写较多，其中最常见的台词是：“筛酒吃。”

筛酒吃，是先将酒加热，然后再将酒过滤。明代所饮的主要是黄酒，饮用时加热，再滤去其中的杂质。利玛窦在中国时发现，中国人喜欢将酒加温后再喝，欧洲人则冷饮。比较起来，利玛窦更喜欢中国人的饮酒方式，认为利于健康。

《金瓶梅》第三十五回中，西门庆命来安儿，将金华酒用铜甑儿筛热了拿来。第四十二回中，琴童用“铜布甑儿筛酒”。此处的铜甑儿是温酒器，能存储热水温酒，至于“铜布甑儿”中的布，则用来过滤酒中的渣滓。

筛酒还有斟酒的意思，第二十二回中西门庆陪应伯爵吃酒，拿小银钟筛金华酒，每人吃三杯，还剩下半壶。第五十回中，平安筛了一瓯子酒，递与玳安道：“你快吃了，接爹去罢。”

《金瓶梅》中还有诸多狂欢滥饮场面的描写，也是当日饮酒风气的反映。成化之后，随着社会风气的放开，世家子弟一改往昔淳厚拘谨的风格，“多事豪饮，以夜为昼”。至明代晚期，士人嗜酒成风，甚至出现了饮酒排行榜，有酒王、酒相、酒将、酒后、酒孩儿之称。每次聚会都狂饮无度，“然既醉则欢哗沸腾，杯盘狼藉”。

酒是色媒人，风流如西门庆，自然离不开美酒佳酿。西门庆饮酒，没有特别的偏好，什么酒都喝，且时常换换口味，尝尝新鲜，这就如同他在女性上喜新厌旧一般。西门庆所饮用的酒水，以浙江酿造的居多。考虑到西门庆的身份地位，浙江酒因其品质优良而在上流社会中流行，西门庆多饮浙江酒也是正常不过。只是《金瓶梅》中甚少出现山东本地美酒，不知是作者有意而为，还是作者不喜山东酒。

食鹅的无上诱惑

“鹅，鹅，鹅，曲项向天歌。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

中国人诗歌的启蒙，就这样在对鹅的美好印象中开始。可鹅却很郁闷，虽然它的身姿是如此优美，羽毛如此洁白，被文人们所钟爱。可文人们，却一手提笔，大力吹捧鹅的高雅，一手操刀，要将它斩杀了吃肉。

当代某画家，为了表现自己的风雅，特意在家中养了只鹅。这只鹅精力无限，每日里叫个不停，被邻居投诉。大画家一怒之下，操刀杀鹅。鹅从风雅之物到盘中美食的转换，就在一念之间。

中国人食鹅的历史悠久，早在先秦时期，鹅就被视为六禽之一，在历朝历代，鹅一直被视为无上佳肴。任何食材，一旦与奢华挂钩，就有各种千奇百怪的烹调方法；只要与鲜美相连，就难逃饕餮之徒的追杀。于鹅而言，列入珍贵、鲜美食材的行列，也是悲催命运的开始。

历史上鹅的各般残酷烹饪方法，足以写就《鹅的十大酷刑》。南北朝时期，鹅肉被取下后制成细丁，用竹签串成一条，用急火烤炙后迅速食用，鲜美无比。唐代烹制鹅的方法更加奇特，一种做法是将鹅去毛去内脏，放入羊腹中缝好，待烤熟后去羊而吃鹅，称“浑羊殁忽”。也有将鹅放入大铁笼，中间烧起炭火，外用铜盆盛五味汁。鹅绕火而行，渴了即饮汁，如是轮回。在炮烙之刑中，鹅最终毛脱尽肉熟，五味汁也渗入鹅之骨髓。

宋代食鹅风气盛行，达官贵人之间以鹅作为礼物馈赠。南宋临安每家大饭店的菜单上，必然要列上林林总总的鹅类大菜。《梦梁录》中收罗了一堆与鹅相关的菜肴，如鹅笋、绣吹鹅、闲笋蒸鹅、鹅排吹大骨、八糙鹅鸭、白炸春鹅、炙鹅、糟鹅等等，让人食指大动。

宋代还有一道鹅筋饭，《事林广记》中载“客有赴豪贵之席者，及饭至，食之珍美，不知何米。询之，则曰鹅足筋细锉为之。以鹅筋入饭，所费鹅不知几何”。

鹅在明代依然是备受追捧的美食，且明人将鹅的烹制发挥到了极致。《竹屿山房杂部》中记载了“烧鹅”的三种烹制方法。

“一用全体，遍挼盐、酒、缩砂仁、花椒、葱，架锅中烧之。稍熟，以香油渐烧，复烧黄香。”

“一涂酱、葱、椒，油浇。”

“一涂以蜜，烧。”

《宋氏养生部》中记载了烧鹅、烹鹅、油爆鹅、油炒鹅、蒸鹅、酒烹鹅及熟鹅酢、生鹅酢等十余种烹制方法。

朱元璋素来主张节俭，在宫中大吃豆腐，但鹅依然是宫中佳肴的必备之物。祝允明《野记》载：“御膳日用三羊、八鹅。孝宗即位，减，羊一鹅三。”

弘治帝朱祜堂堪称节俭，仍日用一羊三鹅，饭桌之上，一只羊是过过场，三只鹅才是皇帝下筷的地方。

宫廷之中，一年四季，鹅的烹制不断变换花样。正月，宫内吃暴腌鹅，也就是今日的盐水鹅。三月初四，宫内换穿罗衣，皇帝至回龙观赏海棠，万象更新之时，自然得来一道嫩笋烧鹅。三月二十八日，皇帝到东岳庙进香，操劳一番后，来份烧笋鹅补补身体。到了十一月，皇帝的菜谱上又有鹅肫掌，作为滋补之品。

吕纪《狮头鹅图局部》京师市面上有各种烧鹅制品，供京师内的饕餮之徒享用，宫内也不时从街肆上采购烧鹅制品，让皇帝换换口味。崇祯初年，负责皇室开支的内侍向皇帝作开销报告。崇祯听了报告后很是不快，指出：“炙鹅、腌鲥、肉鲊，在某肆市之，钱半百耳！”内侍听了后无不惊愕，想不到皇帝也知道市面上菜肴的价格。

崇祯与皇后每月都要持斋多次，可持斋之后，嘴巴淡了，嫌御膳房做的菜食无味。御膳房的厨师无奈，只好祭出杀手锏——鹅。厨师将鹅褪毛，“从后穴去肠秽，纳蔬菜于中”。然后将鹅放在沸汤中煮熟，取出后用酒洗干净，再用麻油烹煮之后献上。

这道鹅裹蔬菜，香嫩无比，崇祯吃了后大为赞赏，也不再提倡什么节俭了，为国事操劳的心稍得放松。

宫中除了日常食用家禽外，在各种祭奠上也需要家禽。为了保证供给，上林苑蓄养了大量的家禽。上林苑所蓄家禽中，鹅的数量最多，以满足宫廷对鹅的需要。据《枣林杂俎》载，上林苑养鹅八千四百余，鸭二千六百余，鸡五千五百余。除了上林苑养的鹅外，各地也将鹅作为贡品进献，如湖北麻城地区所产的麻城贡鹅。麻城鹅以高粱、绿豆饲养，养成后肉色红鲜，滋味醇厚，为皇室所喜爱。只是饲养麻城鹅耗时耗力，“一鹅之肥几人瘦”。

鹅的价格在各类家禽之中，最为昂贵。天启年间，南京市面上：“鹅一只，钱五百余文；鸭一只，钱二百余文；鸡一只，钱二百余文；猪肉一斤，钱四十余文；羊肉一斤，钱四十余文；牛肉一斤，钱二十余文。”

一只鹅可以换两只鸡，或两只鸭，或十余斤猪、羊肉，或二十余斤牛肉。

鹅被视作奢侈食物，官员们嘴馋要吃，会坏了官风。故而朝廷派出御史四处巡查，吃饭时间则直奔大酒楼包厢而去，探访可有官员在吃鹅。打铁必须自身硬，御史们要做出表率，坚持不吃鹅。《涌幢小品》载：“食品以鹅为重，故祖制，御史不许食鹅。”

虽有御史监督，可官员们终究还是俗人，饮食男女，被鹅之美味所吸引也是自然而然的事。为了遮人耳目，官员们吃鹅时，命人将鹅的头尾去掉，用鸡或鸭的头尾代替，也不怕御史前来巡查。被查到了，大不了指鹅为鸡、鸭。

明代中期以后，皇帝或是胡闹，或是懒得管事，对官员们的管理不再严格。吃鹅已成为官员餐桌上极为平常之食物，士大夫们吃鹅时也不再掩饰。

“御史不许食鹅”的传统也难以保持，嘴馋的御史们也开始试水吃鹅。据王世贞记载，他的父亲王忬从御史职务上离职，赋闲在家时，有巡抚过来拜访。王忬留客吃饭时招待饭菜很简单，荤素菜不超过十道。可招待贵客，怎么也得上一只鹅啊。“进子鹅，必去其首尾，而以鸡首尾盖之。曰：御史毋食鹅，例也。”

明初文人，举办宴席时尚有所收敛，唯恐招惹结党营私的嫌疑。到明代中期以后，宴席渐渐走向奢华。作为六禽之一的鹅，自然是宴席上的必备之物，有“无鹅不成宴”之说。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记载，有士大夫请客时一次就杀鹅三十余只。《菽园杂记》中记载，常熟有陈某，家境富裕，夸奢无度，设宴请客时，每个人前面必有鹅之头尾，表示一个人就有一只鹅。

鹅的烹饪方法被演绎到了极致，甚至到了残酷的地步。无锡有土豪“安百万”，富甲江左，在吃上面尤为奢侈。为了吃鹅，安百万特意筑了一座庄园，养有“子鹅”数千只，日宰三四只。有时安百万半夜想吃鹅，来不及宰杀，就割下鹅的一肢应急，待他吃罢，鹅尚未死。若是明代有动物保护主义者，必然要愤慨万分地去解救被虐杀的鹅了。

在明代的食谱中，不时可以看到“子鹅”的记载。“子鹅”是古代名贵的食用鹅，白居易有诗云“粽香筒竹嫩，炙脆子鹅鲜”。《戒庵老人漫笔》中载，金坛的子鹅“擅江南之美”，子鹅色白且肥，肉味鲜美，士大夫以此为招待宾客的佳馔，有条件的都要建个养鹅场。

鹅在明代，地位尊崇无比，至正餐开始时，如果第一道菜是鹅，则证明此宴席是上等酒席。《金瓶梅》中，西门庆迎娶李瓶儿为妾，摆下酒宴请亲友，正餐的头一道就是烧鹅下饭。

西门庆为儿子摆满月酒，第一道大菜又是鹅，“须臾，酒过五巡，汤陈三献。厨役上来割了头一道小割烧鹅”。其他讲体面的人设宴，也离不开鹅。乔大户的娘子宴请吴月娘，“厨役上来献了头一道水晶鹅，月娘赏了二钱银子”。

《金瓶梅》中宴席的设置、鹅的吃法，与今日又有不同。《金瓶梅》中所描述的宴席，一般是两人一桌，首席一人一桌，宴席上三汤五割。五割之首，就是烧鹅，之后依次才是鸭、鸡、猪、羊，“五割”都是整只，由厨师切割后分给客人取食。

在商业来往中，请客吃饭，如果不上道鹅，这生意就没法谈了。《见闻乐纪》载，浙江桐乡乌、青二镇地方上的牙人(中间商)以招商为业，有富商至时，牙人热情款待，“割鹅开宴，招妓演戏以为常”。鹅一上，自然财源滚滚，黄金万两。

杭州人喜欢吃鹅，据嘉靖中期统计，“约日屠(鹅)一千三百有奇”。每日清晨，西湖边上开始屠鹅，哀号之声不绝于耳。一些游湖的士人听了后于心不忍，可一看到餐桌上的美味鹅肉，就忘了鹅的哀号。

鹅除了食用之外，在南方，如绍兴等地，还被用作祭品。逢年过节，在供桌上，鹅断不可少。绍兴地方上用来祭祀的鹅，要用精谷喂养，称“栈鹅”。之所以如此称呼，是因为养鹅时要用竹栅将其圈养，使暗伏不见天日，这样养出来的鹅品相佳，肉味好。鹅也是订婚时男方馈送的礼物，万历《山阴县志》中载“具猪鹅茶饼之类馈送”。

鹅也是社会交往中的馈赠物品，走亲访友，不带上一只鹅当礼物都上不了台面。一名穷酸秀才，节衣缩食买了只鹅给学官。可逢年过节，学官家里的鹅收得多了，看着又有只鹅送来，学官无奈地道：“我受你的鹅，又无食与他吃，可不饿死？欲待不受，又失一节，如何是好？”意思是，收了你的鹅，家里没那么多粮喂，不收又是不给你面子，我真是左右为难。

秀才很是精明，赶紧道：“请师傅收下，饿(鹅)死事小，失节事大。”

吃鹅风气盛行，也与鹅的药用价值相关。《饮膳正要》认为：“鹅味甘平，无毒，利五脏。”鹅肉性平味甘，益气补虚，和胃止渴，可治虚羸。鹅肉虽是好东西，能滋补身体，不过《本草纲目》中载：“鹅，气味俱厚，发风发疮，莫此为甚。”

据此，民间认为吃鹅会导致动火发疮，发疽之人应当忌食，由此也催生了徐达吃鹅肉身死的传说。传说徐达长了背疽，正在小心养病时，朱元璋赐下蒸鹅一只，徐达只好含泪吃鹅，不久疽发身亡。其实发疽之后，只是忌食鹅肉，偶尔吃上一次也不会致命。徐达之死与吃鹅肉无关，只是病发而死罢了。

到了后世，随着食材的丰富，食量大、养殖成本高的鹅，不再那么讨喜，鹅的烹制方法也开始趋于单调。

饕餮之欲：胡椒与辣椒

饕餮之欲的追求，不死不休。味蕾的刺激，美食的诱惑，让一些来自偏远地区的香料，出现在中国人的餐桌上。

在胡椒、辣椒传入前，中国人对辣味的认识，是以“辛”来表达的。《吕氏春秋》中载“调和之事，必以甘、酸、苦、辛、咸。”在胡椒、辣椒传入中国之前，花椒、姜、食茱萸是民间使用的主要辛辣味调料，称“三香”。

花椒是三香之首，也是最早使用的辛辣调料，屈原《九歌》中记载了花椒泡醋的饮食习俗。三国时陆玑《诗疏》中载，蜀人作茶，吴人作茗时，都要放花椒煮饮。姜的使用，历史悠远，《吕氏春秋》中载“阳朴之姜”。食茱萸中的小白点，被蜀人称为“艾子”。汉晋时期蜀人将艾子捣碎后取汁烹调菜肴，味道辛辣。宋代四川人喝酒时，以“艾子”一粒投入，顿时香满盂盏。

花椒、姜、食茱萸味道虽辛，辣味与胡椒相比却不足。

胡椒原产印度、东南亚，其精确传入中国的时间已不可考。

在晋代的《博物志》中就有胡椒酒的制作方法，可见其传入中国的时间不会晚于晋代。胡椒传入时，被视为良药。葛洪则在《肘后备急方》中记载：“孙真人治霍乱，以胡椒三四十粒，以饮吞之。”这却是良药辣口了。

胡椒分为黑胡椒、白胡椒。将采下的鲜果堆在一起发酵，或用滚水浸泡数分钟后，使其颜色发黑，晒干即为黑胡椒。将摘下的胡椒鲜果放在布袋中，置于流水中浸泡几日，使外皮腐烂，再用清水冲去果皮，晒干后即为白胡椒。干胡椒磨成粉，即为胡椒粉。

胡椒输入中国后，其浓郁的香味，醇厚的辣劲，让中国人的味蕾立刻跳跃起来。

胡椒在中国古代属于奢侈品。唐代胡椒被视为珍稀药物，只有在“胡盘肉食”中才使用胡椒。权臣元载失势，被抄没家产时，“得胡椒九百石”。

宋元时期，胡椒依赖于进口，价格昂贵，专属于上层社会使用。南宋绍兴二十六年(1156)，三佛济国一次进贡胡椒万斤。元代时，马可波罗在其游记中记载杭州每日所食胡椒四十四担，每担价值二百二十三镑。

当中世纪的欧洲人用胡椒烹制大块的肉时，却不知东方的清雅之士，正将漂洋过海而来的胡椒，演绎出了多种充满格调的食用方法。可以在茶中来点胡椒，茶香与胡椒香一起缭绕弥漫，勾起人的食欲。后世的茶叶蛋，约摸是从此中发展而出。胡椒也可煮酒，甜酒辣香，别有风味。食用胡椒是身份及有品味的生活的象征，士人或土豪出门，身上都要沾些雅尝胡椒后留下的香味。今日阿拉伯的王子们，据说身上会喷种类似胡椒味的香水，却不知千年前中国人已这么做过。

明代，通过朝贡贸易，中国获得了所需的各类物品，其中就包括胡椒等香料。由于明王朝“厚往薄来”的政策，朝贡国能获得较高利润，因此对朝贡十分积极。一百斤胡椒在苏门答腊不过银一两，运到中国后能卖到二十两的高价。虽然明王朝规定三年一贡或一年一贡，被利润所吸引，各国还是频繁派遣使团来华朝贡，并进行贸易。朝贡物品中，香料居多，如洪武十一年(1378)，彭亨国王贡物中有胡椒两千斤、苏木四千斤等。洪武十五年(1382)，瓜哇贡物有胡椒七万五千斤。来华使团还可以携带私人物品，这部分物品，或由朝廷作价收购，或在市场上进行贸易。

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就是采办香料。如柯枝国“土无他产，只出胡椒，人多置园圃种椒为业”，苏门答剌国“胡椒广产”。

在一些蛮荒之地，因为土著不知香料为何物，郑和甚至亲自带领随从入山采集香料。靠近满剌加国(马来西亚)的热带雨林中盛产沉香，但当地民众并不知道这些天价香料的价格。永乐七年，郑和派人进山采到沉香六株，这些沉香香清味远，黑花细纹，实属罕见。

由于各国频繁来华进贡，导致香料堆积如山，皇帝遂将香料或赏赐给臣子，或抵官俸。

永乐十三年(1415)，朝廷将胡椒折算为布匹，赏赐给驻京各卫军士。绢一匹折胡椒四两，布一匹折胡椒三两。永乐二十二年(1424)，赏赐给汉王、赵王、晋王各胡椒五千斤、苏木五千斤。明仁宗洪熙元年(1425)，确定了赏赐标准：“旗军校尉将军力士等胡椒一斤、苏木二斤。”

明代中后期，胡椒也开始出现在普通民众的餐桌之上明初，胡椒被视为与人参、燕窝等价，官商之间彼此来往时，一斤胡椒，成为厚礼。胡椒身价昂贵时，甚至可以抵价给朝廷缴纳田赋，与白银、布帛一样成为硬通货。胡椒的保值特征，使它被权贵之家囤积。太监钱宁被籍没家产时，竟然搜出胡椒数千石。

《金瓶梅》中，西门庆盖房子时，李瓶儿将自己藏着的四十斤沉香、二十斤白碧、两罐子水银、八十斤胡椒拿出来卖钱，替他凑钱盖房子。

香料贸易的巨大利润，吸引了民间冒险者们从事走私贸易，“湖海大姓私造海船，岁出诸番市易”。成化十四年(1478)，江西商人方敏三兄弟，采购了一批瓷器到广州贩卖，遇到广东商人陈佑等人，几人一拍即合，合谋进行走私贸易。出海之后，换回大批胡椒、沉香、乌木等香料，被朝廷截获。

为了能进行贸易，一些走私者冒充官方使臣，至东南亚各国进行贸易。明宪宗年间，福建商人邱弘敏带了一批手下出海，自称朝廷使臣，至海外拜见他国国王，并令妻子谒见国王夫人，得了许多珍宝返回。被香料的暴利所吸引，官员们也不甘示弱，利用出使的机会，私下携带货物回国贩卖。

负责稽查走私的沿海诸军，更与驻地附近的子弟一起进行走私，“假名公差，阴实为盗”。中国的走私者冒充朝廷使臣，东南亚各国的走私者不甘落后，冒充使臣来华者不在少数。洪武七年（1374），就有暹罗商人冒充贡使团，想将香料高价卖出，只是被明王朝识出，未能得逞。

至明代后期，在一些沿海城市，朝廷放松了控制，使香料贸易合法化，同时征以重税，弥补国库虚空。据推算，每年运送至中国的胡椒达五万袋，重两千吨，苏木每年的进口数量多至三百吨。福建漳州香料遍布，以致“香尘载道，玉屑盈衢”。

利玛窦观察到，胡椒等物品是从他国进口的，随着进口的数量多了价格也在下跌。

香料的大量涌入，也使这些昔日的珍稀物品，走入寻常百姓家，也有人因贩卖香料而致富。永乐年间，各国朝贡使团频繁来华，香料积压甚多。一些有头脑者把握机遇，将香料推广于平民，靠着广大的平民消费而致富。

此时胡椒被普遍食用，不但宫廷、官吏阶层食用，一般平民也普遍食用，“胡椒今遍中国食之，为日用之物也”。 在烹调鱼肉等食材时，胡椒被大量使用，以压制腥味。对胡椒的用法，明代有较多介绍。《遵生八笺》中就介绍了使用胡椒的菜肴做法。

“蟹生”，将生蟹剁碎，用麻油熬熟，冷却后，先加入胡椒、花椒末、茴香、砂仁等，再加葱、盐、醋，共十味，拌均，即时可食。

“酒发鱼法”，将大鲫去鱼鳞、肠胃，不用水洗涤，以布抹干，每斤鱼用神曲一两、红曲一两，拌炒盐二两，胡椒、茴香、川椒、乾干各一两，拌匀后装入鱼空腹内，然后装入坛中用泥封好。

在明人看来，胡椒具有药用价值，可以治愈疾病。《本草纲目》认为胡椒“实气，味辛，大温，无毒”。李时珍罗列了一堆胡椒的药用价值，如治疗霍乱、牙痛、心腹痛、冷气上冲等，甚至可以壮肾气。

古人还发展出了胡椒的军事用途，与现代催泪瓦斯类似，名目众多，如“贼点头”之类。“贼点头”是将胡椒等物装入竹筒中制成，临阵时百枚齐发，“贼着此药，眼即立瞎，喷涕不已，何暇对敌，可不战而擒矣”。

中世纪欧洲的有钱人被称为“胡椒袋子”，穷人则被人轻蔑地形容为“他没有胡椒”。胡椒高昂的价格，促使葡萄牙人去往东方探险。1499年，达加马探险队的剩余船只返回里斯本，传言船上装有大量胡椒。当日里斯本的胡椒价格跌落一半，经营胡椒的商人纷纷破产，产生了“对胡椒的诅咒”。欧洲各地，如威尼斯等城市，胡椒价格也暴跌。

哥伦布在南美发现辣椒时，一度将它视为“印度胡椒”，可辣椒终究非胡椒。当价格便宜，味道强烈，适种性更强的辣椒出现后，胡椒被从调味品之王的宝座上拉下来。

明代后期，大约16世纪末，辣椒开始传入中国，对辣椒的最早记载见于《遵生八笺》，“番椒，丛生，白花，子俨秃笔头，味辣，色红”。徐光启的《农政全书》载：“番椒，亦名秦椒。色红鲜可观，味甚辣。”

初期辣椒被重视的是它的花，而不是它的果，辣椒被当作观赏植物栽种，不久出现了中国第一个吃辣椒的人，在一声惊呼中，一种新的、刺激的食物被发现。

辣椒在明末传入中国后，很快在各地种植。辣椒具有较佳的生态适应性，对气候、土壤、日照要求不高，抗旱能力较强，在中国绝大部分地区都能种植并获得较好收成。与辣椒相比，花椒、姜、食茱萸等传统香料辛辣程度不足。辣椒中含有辣椒素，“其味最辣”，能刺激唾液分泌，增进食欲，成为辣味之王。

辣椒可能是从墨西哥传入吕宋，再传至中国，最早传入中国的地点应是浙江、福建等沿海地区。在大航海时代，吕宋是中西方贸易的重要中转站，有大批华人在此聚集经商。在频繁的贸易之中，南美作物被华人带入中国。正是由于辣椒从海路传入，迄今四川、贵州仍称辣椒为“海椒”。

辣椒的引入，使得原先的“甘、酸、苦、辛、咸”五味发生改变，辣取代了辛，组成新的五味谱。随着辣椒的普及，此后中国人食谱上花椒之类所占的比例开始下降。

董小宛的美食

想俘虏男人的心，那就俘虏他的胃。董小宛深知此点。她费劲心思，制作出了无数美食，可男人的心，却还是很难抓获。

天启三年(1623)，董小宛出生。她天资聪颖，貌美如花，可她偏偏沦落青楼，“籍秦淮”，名隶南京教坊司乐籍。成年之后，她迁居于苏州半塘。冒辟疆说她虽处风尘之中，艳名远播，但这却非她本色。

董小宛十六岁时，一才子扁舟渡江，从如皋到了苏州，此才子就是冒辟疆。冒辟疆出身名门，祖父、父亲二代高中进士，他少年时就拜在董其昌、王铎等人门下。十四岁时集成诗集，董其昌夸赞其“才情笔力，已是名家上乘”，词章书法，流传海内。冒辟疆少年意气，加入复社，摇笔数千言，天下士人，无不折手愿与之结交。

冒辟疆早就闻听董小宛的艳名，此番渡江后，急急到董小宛住所造访。此时适逢盛夏，董小宛难受炎炙热浪，已至清凉之地消暑，故不得相见。才子之心，总被红颜所惑，因不得见，更生爱恋之心。

一日，董小宛小酌微醉，卧于香榻，冒辟疆来求见。董小宛的母亲扶她出去，当是时也，犹如惊鸿一瞥。多年之后，冒辟疆写下了当时的情景，董小宛“面晕浅春，缬眼流视，香姿玉色，神韵天然”。

看到才子，微醺的小宛不作一语。睹此佳人，冒辟疆又惊又爱，赶紧告退，好让佳人休息。此日之景，深深地烙在冒辟疆的脑海之中，董小宛的姿容艳色，几番在他梦里萦绕。

一年之后，冒辟疆准备再去苏州拜访时，却从友人口中得悉董小宛已往西子湖、黄山等地游玩，不能得见，惆怅良久。董小宛隶乐籍，艳名远播，不时被士人们相邀同游，一去多日，却是常事，所游之人，均是当日名士，若钱谦益之流。董小宛暂不可得，冒辟疆转而迷恋上了另一个名噪于后世的美人，此女就是陈圆圆。

在苏州，冒辟疆听友人介绍了陈圆圆之后，搭小舟拜访。陈圆圆的才情容貌，不输董小宛。陈圆圆的小曲，“如云出岫，如珠在盘”。多年之后，在纪念董小宛的文章中，冒辟疆却大谈陈圆圆“令人欲仙欲死”。

离去之际，陈圆圆对冒辟疆依依不舍，二人约期再会。一年之后，冒辟疆再返苏州，陈圆圆已被富豪买去，“闻之惨然”。

陈圆圆已去，董小宛复归。

惑于美色的冒辟疆立刻将自己的视线，转移到了董小宛身上。崇祯十五年(1642)，冒辟疆去苏州，与董小宛相见。此时董小宛卧病在床，诱因是豪强在苏州猎捕秀女，送到京师孝敬皇帝。陈圆圆此前已被豪强购走，董小宛受惊病倒。

冒辟疆为猎艳而来，他并未想到，若受惊小鸟般的董小宛，却将所有感情倾泻到了他身上。董小宛身隶乐籍，随着年龄渐长，她的出路就是从良。一个家产丰厚，才华横溢，名声在外的世家子弟，是不能轻易放过的。董小宛将冒辟疆当作了自己的真命天子，不顾一切地想要依附于他。面对董小宛的炽热感情，冒辟疆却畏惧了，一夜风流自然销魂，可若是迎娶一名艳名在外的歌伎长相厮守，他的压力太大，顾虑太多。

冒辟疆的父亲在边疆滞留，家中事务繁多，一切都需要他去打点。此时科举考试日近，他在仕途上经营多年，却无突破，如何能被感情所羁绊。更重要的是，董小宛家中欠下了一屁股债，要娶她就得帮她还债，帮她落籍，这一切都需要钱。而董小宛的老爹显露出的财迷本性，也让冒辟疆心存忧虑。

陈老莲《董小宛像》为了追求冒辟疆，董小宛不顾一切，她从苏州乘舟至南京，沿途遭遇盗匪，在芦苇中躲藏多日，何其惊险。董小宛的示爱，却未打动冒辟疆。在冒辟疆眼中，董小宛终究是个玩物，他将董小宛草草打发回苏州，自己则径自返回如皋。

董小宛返回苏州后，心志如铁，发誓只穿单薄衣服，除非二人再相见，不然酷寒之中冻死也心甘情愿。董小宛的深情，感动了诸多士人。在文坛大佬，也是董小宛曾经的恩主之一钱谦益的帮忙下，董小宛以“三千金”赎身，脱离了乐籍。

在钱谦益陪同下，董小宛即从苏州过江，前去如皋。面对她时，冒辟疆没有心理准备，竟然手忙脚乱，将她安置在别处藏了一阵子。待小心翼翼地征求了家中意见，得到许可后，延至次年，董小宛方才被纳为妾，进入冒家。

董小宛成功地实现了从良嫁人的梦想，待在了冒辟疆身边，此后的九年，她再无逸闻流传。

她虽然惊才绝艳，可她不过是冒辟疆的小妾，身份低微，她在冒家小心谨慎地活着。她诚心地侍奉着公婆和冒辟疆的正房，当一家人吃饭时，她如侍役般站在一旁，不敢乱动。冒辟疆偶尔觉得不好意思，强行让她坐下，可她“旋坐旋饮食，旋起执役”。她洗去铅华，忙于各种家庭琐事，她在膳食上下足功夫，以让自己在这个男人心中能有那么一点点的地位。

冒辟疆与晚明豪放无度、追求珍馐的其他士人不同，他更看重精致，看重用平常食材做出不一般的美味。冒辟疆口味偏甜，喜食海味与烟熏食物。为了让他吃好，吃开心，吃出品味，董小宛将自己的才华从诗文小曲，转到了美食。

她成为忙碌的家庭主妇，为夫君的三餐而操劳。聪慧过人的她，博采食材，精心烹制，创造出了许多美食。

夏季，董小宛取桃汁、西瓜汁，一点一点过滤干净，以文火煎至七八分，然后放糖细炼，熬出的桃膏色如大红琥珀，瓜膏若金丝内糖。酷暑之中，晶莹的汗珠一滴滴落下，董小宛亲自在炉边静静地守着火候，以不让熬出来的膏过于焦枯。

烹调时，董小宛也别具匠心。她将火腿烹煮时间加长，去掉油腻之味，得到松柏般的香味。风干的火腿肉，经过她的纤纤妙手加工，竟有如同麋鹿般的香味。她烹制菜肴时，讲究选料。烹蛤配以雨后的韭菜，釜鳝则配以霜打过的葵叶。做菜用的黄鲞鱼要是小暑前打捞的，用的白虾则选择清明之后的。

董小宛采摘各种初开的花蕊制成花露，经年香味、颜色不变，入口奇香喷鼻。花蕊之中，秋海棠花蕊为最佳。海棠本无香味，但制成花露后，将香味催出，味美独冠诸花露。董小宛还制有梅花露、玫瑰露、丹桂露、甘菊露等数十种花露。饮用时，各种颜色的花露飘浮在瓷器中，五色浮动，煞是好看，饮下还能避暑消渴。

董小宛还善于制作豆制品，她选用的大豆要色香俱全，九晒九洗，剥去黄豆外膜，配以瓜、杏、姜、桂等种种细料，搅拌均匀。待豆鼓自然熟透之后，颗粒饱满，香味、颜色胜于平常。董小宛所制腐乳，比当时著名的福建建宁三年陈乳腐还要美味。她要将乳腐烘蒸五六次，使其内柔酥透，削去表皮，再加上各类调味品。

冒辟疆时常与文人呤诗饮酒，董小宛以芝麻、白糖、饴糖、松子、桃仁等为原料，用木炭火焙，制成酥糖，既款待客人，又作为礼物馈赠。此糖后世名为“董糖”。冒辟疆喜欢海鲜，她就为他制作鲜美的鲳鱼。

董小宛为了男人的胃，费尽心力，她时常研究菜谱，与人探讨各种美食的烹制方法。她还亲至各处寻找珍稀食材，求真求鲜求美。一切的努力，只是为了让她的男人欢愉。她做这一切，不要求任何的回报，在她看来，能脱离乐籍，与名士冒辟疆厮守，此生无憾了。

董小宛能饮酒，入了冒辟疆门中，却甚少饮酒，不过每晚陪正房饮用数杯。冒辟疆、董小宛二人都好茶，只有在品茶的时候，董小宛才能忘却每日里的家务事，有了些许脱尘之气。

泉石之间，松竹之下，皓月清风，明窗静几，正是品茶之时。董小宛洗涤茶器，烧火煮茶，所用皆为精选的上等名茶。冒辟疆则在一旁吟诗诵词，好不浪漫，好不惬意。在这一刻，她也许能获得些许心灵的宁静，获得满足感。

然而，好景不常。

顺治二年，清军南下，冒辟疆一家惊慌不已。冒辟疆的老母和正房妻子惊惧，暂避城外，董小宛留在城内侍奉冒辟疆，与他共患难。此时形势险峻，群盗横行，杀人如麻，冒辟疆与其父决定出逃。临行前，父子二人才想起来出逃途中应带些钱。富家公子哥，平日根本不操心钱的事。紧要关头，冒辟疆去找董小宛要钱。董小宛拿了个布囊，里面有已准备好的银子。逃亡途中，冒辟疆“一手扶老母，一手曳荆人”，荆人者，正房妻也。董小宛无人搀扶，艰难地跟在冒辟疆身后，不离不弃。

在冒辟疆眼中，董小宛只不过是名小妾罢了。他丝毫不掩饰，“当大难时，首急老母，次急荆人、儿子、幼弟为是”。董小宛根本就没有入他的法眼，是他可以随时抛弃的棋子。不过董小宛为他所做的努力、所做的牺牲，也得到了他的些许认可。多年之后，冒辟疆假惺惺地嘉奖了董小宛几句，认为她“明大义，达权变”。

逃亡途中，冒辟疆生病，卧床半年。此半年之中，董小宛仅卷一破席，卧在他身旁，旦夕守护，煎汤喂药。她甚至不避污秽，察看冒辟疆的粪便色味，以了解病情。病中的冒辟疆，并不领这份情，他不时打骂董小宛。可董小宛对这一切都释然于心，从不介意。在董小宛无微不至的照看之下，冒辟疆活了下来。而董小宛则因长期操劳，一病不起，最终去世，时年不过二十八岁。

冒辟疆真的爱过董小宛吗？

从来没有。

在冒辟疆眼中，董小宛不过是玩物，是点缀，是装饰。当初面对董小宛如火般的攻势时，他唯恐避之不及。实在躲避不过，不得已才纳她为小妾，在他看来，这已是他给她的最大的恩德。此后董小宛所做的一切，在他看来是天经地义。

董小宛去世之后，冒辟疆写下了《影梅庵忆语》，其中并不见他对董小宛的感情。他津津乐道的是苏州的陈圆圆让他“欲仙欲死”，他勾引到董小宛后在镇江游山时的万众注视，他纳董小宛为妾之后神仙般的逍遥生活。从《影梅庵忆语》之中，看不到冒辟疆的任何感情流露，只有一个风流才子在堆砌辞藻，这本书讲的完全是一个以自我为中心的故事。小宛于冒辟疆的最大意义，是为他在当时及后世，留下了无数的佳话。也许他并未刻意去经营，但他的文字之间，总是流淌出此种心思。

冒辟疆一生，虽享有大名，却终究未能在科举上有所突破，未能在明清鼎革的大变中脱颖而出。失意的他，只能在水绘园中经营自己的一方天地，董小宛不过是他的园林中的一个配景罢了。

只是，董小宛死后，冒辟疆身边少了个佳厨，缺了个忠心的仆从，才心有戚戚。回忆往昔岁月，美妙绝伦、厨艺出众的董小宛，带给他无数美好的日子，他才叹息，与董小宛在一起的九年，真是神仙般的日子。可在这神仙般快活的九年之中，董小宛却不过是他的奴仆。

董小宛身后，除了留下美食，也留下了无数的猜测。民间风传，顺治二年，清军南下攻占南京之后，将董小宛掳走，献给顺治，成为著名的董鄂妃。此事纯为杜撰，顺治二年，顺治帝不过八岁幼童，如何能宠幸长他十五岁的董小宛。

若是顺治帝看中了董小宛，想必冒辟疆也会大度地将她脱手相赠吧。

张岱的“茶淫”生活

晚明名士是个复杂体。他们时而痛饮狂歌，放纵青楼，时而又寄情山水，参禅礼佛。他们总是在情欲中自我交战，又总能以清雅的方式，让自己跳出红尘。他们将园林营造成仙境，躲藏于其中。他们也以品茶来感悟人生，于茶中悟道。作为晚明名士精神的集大成者，张岱在茶的品鉴与营造意境上，也是高手。

1597年，张岱出生在绍兴，他的远祖张浚是宋代抗金名将，官至宰相。高祖张天复、曾祖张元忭、祖父张汝霖三代皆为进士，曾祖还是隆庆五年的状元。出身豪门世家的张岱，就是不在科举上出人头地，一生也能无忧。他的祖父张汝霖在官场多年，深知其中险恶，也不勉强孙子苦读圣贤书。

张岱的成长环境是轻松的，他的精力不是放在科举之中，而是放在生活中。他追求精致生活，热爱一切欢娱事物，将一切都玩到极致。他曾自述：“少为纨绔子弟，极爱繁华。好精舍，好美婢，好娈童，好鲜衣，好美食，好骏马，好华灯，好烟火，好梨园，好鼓吹，好古董，好花鸟，兼以茶淫橘虐，书蠹诗魔。”

少年时候的张岱，对世间的万物充满了兴趣，他不时外出看灯，并想制作出“十年不得坏”的纸灯。十九岁时，张岱迷上了弹琴，他与朋友成立“丝社”，每月聚会三次练琴。他四处拜师学琴，琴艺精进，可以与大师同台演奏。后来，他迷恋上了斗鸡，与朋友成立“斗鸡社”，发表檄文。张岱的叔叔被此吸引，每日里携带“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件与张岱斗鸡，结果总是落败。

张岱祖父家居之后，“颇蓄声伎”，看戏自娱，在祖父的感染之下，张岱迷恋上了戏剧。对戏剧的痴迷与专研，让张岱屡屡能有惊人之举。魏忠贤倒台之后，三十二岁的张岱在家乡绍兴城隍庙自编自导了一场讨伐魏党的戏剧《冰山记》，观者数万人。此年中秋，张岱带了家中戏班前往山东为父亲祝寿。路过镇江时，舟泊至金山寺时“已二鼓”。

夜间，江风阵阵吹拂，月光透过林间树木，疏疏朗朗，如残雪。偶有寺中风铃之声响起，更如美玉轻叩于心扉。目睹此等美景，张岱“大惊喜”，立刻将家人唤起，命仆人携带戏具，“盛张灯火大殿中”，高唱《梁红玉击鼓》等戏。

夜半，朦胧之中，或睡，或做功课，或冥思的僧人们，突然听到了阵阵飘渺之音。一寺的僧人都惊起查看。有老僧看到此景，“呵欠与笑嚏俱至”。这一夜，突然大戏开锣，合寺僧人惊讶之下，竟无人过去查问何人在此演戏。戏演完之时，天已将亮，众僧送张岱至江边，看其解缆过江，“目送良久，不知是人、是怪、是鬼”。

张岱生平喜欢雪，三十岁时他约上好友，带了家班，星夜之中，登山赏月。此夜，“万山载雪，明月薄之，月不能光，雪皆呆白”。面对着大自然的美景，张岱感情流露，不能自己。他面对群山积雪，举大觥畅饮，酒气冉冉。此时戏伶唱曲吹箫，一曲终了，至深夜，方才“坐一小羊头车，拖冰凌而归”，何其潇洒，何其痴狂。

崇祯五年(1632)，西湖大雪三日，湖中人声、鸟声俱绝。张岱乘一叶小舟，独往湖心亭看雪。雾凇满枝，雾气弥漫，天山云水，上下皆白，“湖上影子，惟长堤一痕”。张岱至亭上，已有二人铺毡对坐，有小童在热酒，炉上的酒已沸腾。见有同道中人踏雪赏景，二人大喜，拉住张岱同饮。张岱饮三大杯而去，至下舟时，舟子喃喃道：“莫说相公痴，更有痴似相公者。”

《红梅记》中饮酒场景江南一年不过几场雪。无雪之夜，待游人散尽之后，张岱泛舟于西湖之上，“酣睡于十里荷花之中，香气拍人，清梦甚惬”。

追求极致的张岱，对器物、茶道研究之精深，总让世人惊讶。

至明代，茶的冲泡方式发生了重大变化，从原先的点茶变为冲泡。宋代点茶，将碾细的茶叶末投到茶碗之中，然后冲入沸水，再用茶筅在碗里搅拌。

宋代点茶，使用的是成本很高的团饼茶，这种茶是将茶叶碾碎后揉制成团，成本很高。朱元璋认为此种制茶方式劳民伤财，在洪武二十四年（1391）下令停止制作团饼茶，以芽茶作为贡茶。团饼茶停产后，人们泡茶的方式也发生了改变，采用开水直接冲泡茶叶。利玛窦至中国时注意到，中国人和日本人在泡茶的方式上有区别，日本人泡茶是将茶叶磨成粉末，然后放两三汤匙的粉末到一壶滚开的水里即可；中国人则把干叶子放入一壶滚水，当叶子里的精华被泡出来以后，就把叶子滤掉，喝剩下的水。

虽然制作讲究的团饼茶不再流行，可饮茶却在明代被演绎到了极致。

明人饮茶，“净几明窗，一轴画，一囊琴，一只鹤，一瓯茶，一炉香，一部法帖；小园幽径，几丛花，几群鸟，几区亭，几拳石，几池水，几片闲云”。

号为“茶淫”的张岱，在《闵老子茶》中记载了一则故事，从中可见明人饮茶的最高水准。

闵老子，即闵汶水，他是安徽休宁人，在南京桃花渡卖茶，其所制茶叶被称为“闵茶”。崇祯十一年(1638)，经过朋友介绍，张岱特意去南京桃花渡拜访闵汶水。张岱在茶楼等待良久，老翁闵汶水方才回来。张岱站起身正想寒暄时，闵汶水突然大呼：“拐杖忘记拿了。”说完也不和张岱打招呼，转身就走。

闵汶水再回来时，看到还在此处的张岱，斜着眼睛道：“客还在啊，在此为了什么呢？”

张岱却是见过各种大场面的，面对高人的刁难，他丝毫不生气，回道：“仰慕汶老久矣，今日不喝到汶老所泡的茶，绝不离开。”

不要以为闵汶水这是在摆谱，能喝到他所制茶叶的，只有当世名士。董其昌对茶叶极为挑剔，喝了闵汶水的茶后大赞其茶为“尤物”，此后与闵汶水结为茶友，并以“云脚间勋”匾额相赠。秦淮名伎王月生，虽貌美如花，性格寒若孤梅冷月，不喜交往。可这位矜持不寡言笑的女子，却“好茶，善闵老子，虽大风雨、大宴会，必至老子家啜茶数壶始去”。

闵氏之茶，被士人推崇，以为其中别有禅意，“其味，则味外之味”。

闵老头将张岱引入茶室之后，张岱顿时眼前一亮，“明窗净几，荆溪壶、成宣窑瓷瓯十余种，皆精绝。灯下视茶色，与瓷瓯无别，而香气逼人”。

《品茶图》局部张岱问道：“此茶产自何处？”

闵汶水道：“阆苑茶。”

张岱品尝之后道：“是阆苑茶的制法，但味道不似。”

闵汶水狡黠一笑：“客人倒说说这是哪里产的茶？

张岱再尝了下道：“似长兴罗岕茶。”

闵汶水老头子听了很是佩服，吐舌道：“奇，奇。”

张岱反问：“水是哪里的水？”

闵汶水道：“无锡惠山泉水。”

张岱笑道：“不要骗我。惠山泉水从无锡运到南京，水早就不新鲜了，你这水却是新鲜清冽，这是什么道理？”

闵汶水再次称赞道：“果然是行家，这确实是惠山泉水。只是汲水之前，要掏净泉井，待后半夜新的泉水涌入才汲水，等江上起风时，才扬帆开船运水，所以到了南京后水仍清冽无杂物。”

明代茶客推崇惠山泉水，为此闹出过笑话。袁宏道的朋友丘长孺从湖北麻城去往无锡游玩，装了三十坛惠山泉水，命仆从一路运回湖北。仆从嫌坛子太重，途中将水倒在江里，快到湖北时，找了一处的泉水装进坛中冒充惠山泉水。惠山泉水被不远千里运到麻城后，丘长孺随即举办了品水大会，众人把玩良久，喉中汩汩有声，末了，相视而叹曰：“美哉水也！非长孺高兴，吾辈此生何缘得饮此水？”半个月后，仆人之间闹纠纷，将此事抖出，参加品水大会的众人得悉后，无不愧叹。

见张岱嘴刁，闵汶水沉思了一下，离席片刻，又拿了一壶茶来，让张岱品尝。

张岱细细品尝后，发现此茶香气浓郁，味道浑厚，不由叫道：“这是罗岕茶，而且是春茶，刚才的则是秋茶。”

闵汶水叹道：“我今年七十岁，精通茶事五十余年，从未见过像你这样精通赏鉴茶水的人。”此后张岱也成了闵汶水茶楼的座上宾。

不过对“闵茶”，也有持反对意见的。文学家周亮工对福建人推崇闵汶水极为不满，认为福建茶才是上品，并讥讽推崇闵汶水的福建人为“贱家鸡而贵野鹜”。不满归不满，周亮工亲自到南京造访，想尝下闵茶到底如何。品尝之后，周亮工对闵汶水成见依旧，认为他所泡的茶“不足异也”。

晚明南京高档茶楼较多，闵汶水不过是其中之一。《初刻拍案惊奇》描述秦淮河畔，有“酒馆十三四处，茶坊十七八家”。《留都见闻录》记载南京五柳居环境优雅，临水而筑，柳在水中，垂条可爱。万历四十六年(1618)，一僧租下房子开茶舍，所用惠泉、松茗、宣壶、锡铛，极汤社之盛。惠泉指无锡惠山的泉水，松茗乃当时顶级茶叶松萝，宣壶是宣德窑生产的名贵茶壶，锡铛是锡做的温茶器具，四者皆为讲究茶道者所推崇。每日过来饮茶的名士，络绎不绝。

顶级松萝茶的地位，却被张岱给撼动了。

对茶叶的加工制作，张岱颇有心得：“盖做茶之法，俟风日清美，茶须旋采，抽筋摘叶，急不待时，武火杀青，文火炒熟。”

绍兴有日铸茶，被欧阳修誉为“两浙之茶，日铸第一”。到了明代，安徽休宁松萝茶制作工艺精良，声名鹊起，压过日铸。为了振兴绍兴茶叶，张岱请了安徽制茶师到绍兴，引入松萝茶的制作工艺，改良日铸茶。

改良之后的日铸茶，被张岱命名为“兰雪”。四五年后，“兰雪”风靡于绍兴茶市，茶客们不饮松萝，只饮兰雪，最后安徽地方上的松萝茶也跟风改名为兰雪。

绍兴有家张岱喜欢的茶馆，张岱为这家茶馆取名“露兄”，取自米芾“茶甘露有兄”。这家茶馆，器皿干净，泉水上佳，又以兰雪为主打茶，冲泡时能把握火候，备受张岱喜爱。一壶清茶，拂去尘土，焚香袅袅，茶香之间，已是酣醉。

与唐宋相比，明代在茶具上出现了较大变化。唐宋时，煎水煮茶的用具是注子(执壶)，形似于明代茶壶，但却有很大区别。唐代是煎茶，喝茶像煮汤，注子不泡茶，只加水用。而明代是冲泡，茶叶是放到壶里泡着的。茶盏在明代始加盖，茶托、茶盏、茶盖三位一体，形成盖碗。茶盏也开始从黑釉变为白瓷、青花瓷。明人推崇小茶壶，以为这样香气凝结不涣散，味不耽搁，紫砂壶则被视为茶壶中的上品。

张岱对茶具，也很精通。他评点了宜兴紫砂壶的制作高手，甚至认为宜兴紫砂壶大师的作品，“直跻商彝周鼎之列而毫无愧色”。他可以在没有镌刻作者名字的情况下，判断一把宜兴紫砂壶出自何人之手。他痴迷于茶具，并流连于此中。得到了一把款式高古的茶壶之后，他把玩良久，得壶铭“沐日浴月也，其色泽。哥窑汉玉也，其呼吸。青山白云也，其饮食”。他为一个宣窑茶碗作铭：“秋月初，翠梧下，出素瓷，传静夜。”

明代饮茶，一脱唐宋的繁琐，返璞归真，追求自然。在明代士人看来，品茶是清雅脱俗之事，他们将清饮演绎到了极致，营造出了一个个的意境。晴窗拓帖，篝灯夜读，青衣红袖，醉宴醒客，夜雨逢窗，长啸空楼，天地乾坤，一壶清茶。

此种氛围之下，二三友人，清谈款话，探虚玄，参造化，清心神，出尘表。长夜漫漫，茗碗自持，南窗之下，半日之闲，可抵十年浮梦。

张岱是有明一代狂生的集大成者。他的精神偶像是徐渭，可他脱去了徐文长的压抑乃至变态，一转而为自然、洒脱。他可以“秒杀”为房事而操心的董其昌，也可以直接让善于经营意境的冒辟疆自惭。他的一切行为都是自然而然，不须造作。他月夜登山观雪景，狂啸狂饮。他月下游西湖，独占一湖荷香。四十岁之前的张岱，逍遥而行，畅饮欢歌，“不晓世间何物谓之忧愁”。然而，忧愁终究慢慢袭来，后半生的张岱，作为大明遗民，却是另一番的生活。

第二章文 化 娱 乐

西湖上的文人交际

围绕着西湖，古今文人，留下的名句难以计数，形成了西湖文化。西湖山水，亭台楼阁，山寺月夜，一景一物，让明人流连忘返，哪怕别离多年，仍魂牵梦绕，不能忘怀。

万历二十五年(1597)春天，袁宏道第一次至杭州游玩。他一早从武林门而出，望着保俶塔矗立于悬崖上，心已飞至湖上。在昭庆寺吃了茶点后，袁宏道泛舟于湖中。“山色如娥，花光如颊，温风如酒，波纹如绫。才一举头，已不觉目酣神醉。此时欲下一语描写不得。”袁宏道生病之后，犹神往西湖，以为此地湖水可以当药，青山可以健脾。

嘉定画家李流芳，二十余年间，每年必至西湖。他的老友张子薪体弱多病，无法去一睹西湖胜景。每逢李流芳去西湖，张子薪就拿本空白画册，请李流芳为自己画上几张西湖山水，供他一解对西湖的相思之苦。晚年的张岱，无数次梦回西湖，写下了《西湖梦寻》《陶庵梦忆》。

更有一群文人在杭州结成诗文团体，与西湖“长相厮守”，他们常年在湖上泛舟游玩。舟游西湖，以西湖文坛盟主汪汝谦做到了极致。

汪汝谦是徽州歙县人，汪氏在当地是望族，有“四门三面水，十姓九汪家”之谓。因为爱慕西湖胜景，汪汝谦携带家眷迁居杭州缸儿巷，建“春星堂”。汪汝谦世代经营盐业，富有财力，在杭州定居后，广泛交游，将舟游带入了高峰。

西湖楼船，源自张岱祖父的朋友包应登，他营造了三艘楼船，是西湖最早的楼船。头号船设置歌筵，储备歌童，二号船满载书画，三号储备歌伎美女。汪汝谦的弟弟汪季元也有条船，名“洗妆台”，船体宽大，可匹敌楼船。汪汝谦对此却不以为意，因为楼船船体宽大，无法深入到一些幽静的胜景，逢桥只好停住。

楼船价格高昂，不是一般文人所能承受。建不起大船，心酸的文人转而贬抑大船，并发表“三不宣言”，舟不必大、不必华、不必高，能容纳三五人足矣。当宽大奢华的楼船在水中缓缓而行时，高雅之士乘着轻快若蜻蜓的小舟，翩翩进入风景最妙的里湖。

《红梅记》中泛舟游湖场景汪汝谦有几条小游船，名曰团瓢、观叶、雨丝、风片之类，颇是别致。柳如是寄居汪儒谦的西溪别墅时，曾向他借条小舟，从西溪划至西湖。

天启三年(1623)，汪汝谦偶而得到了珍贵的木兰树，就斫而为舟。舟长六丈二尺，宽五尺一。舟入门处，储存美酒数百壶，再进去有方丈之地，可设置两桌酒席，此外还有壁橱可以放置文墨，有小室可以休憩。在船体结构上，他也做了改造。他将楼船的楼改为台，降低高度，可以穿过桥孔。楼船的好处是可以登高望远，汪汝谦又别出心裁，设置了露台，露台上的栏杆与帷幔可以拆卸，能穿过白堤。舟名“不系园”，取自《庄子》“饱食而遨游，泛若不系之舟”。

汪汝谦的友人黄汝亨，游玩黄山时见竹筏荡于山溪之中，隐士携酒立于竹筏之上顺流而下，且饮且歌，飘逸无比。回到杭州后，他效法隐士，以巨竹浮于湖面，建篷屋于其上，“朱栏青幕，四披之，竟与烟水云霞通为一席，泠泠如也”。竹舟名为“浮梅槛”，每出游西湖时，观者如堵，目为西湖未有之事。

“不系园”造成后，为防止一些人将画舫当作狎妓之所，降低了文化品位，汪汝谦特请老友黄汝亨为画舫订约，约定“十二宜九忌”。

十二宜者，为“名流、高僧、知己、美人、妙香、洞箫、琴、清歌、名茶、名酒、淆不逾五簋、却驺从”。

九忌者，为“杀生、杂宾、作势轩冕、苛礼、童仆林立、俳优作剧、鼓吹喧填、强借、久借”。

晚明清淡之风盛行，往昔的山珍海味被清淡精致的食物所取代，遂有菜不超过五盆之约。食物所讲究的是意境，茶笋、莼鲈、秫酒之类已成为文人的标配食物。菜虽清淡，酒却要醇厚，画舫之中存有美酒百壶，足够尽兴。舟中还有书画可赏，有小童煮清茶，有名伶颂婉歌。

不过“不系园”的船体终究还是太大，无法穿过苏堤六桥，领略里湖风景。五年之后，崇祯元年，汪汝谦汲取“不系园”的经验，又新造了“随喜庵”。此时崇祯初登基，进行大刀阔斧的变革，汪汝谦希望借建造画舫，恢复西湖上的文坛盛事。

汪汝谦的两艘画舫相继制成后，“名流、知己、美人”登舟游湖络绎不绝，对于这样的声色之地，高僧们也毫不示弱，相续而来。在一个清夜，汪汝谦、一名高僧、一名妓女，游湖赏月。游湖时，禅意四溢，触动心扉，汪汝谦不由作诗云：“衰弦弹画舫，凉月上罗衣。约束禅心净，宁随柳絮飞。”

参禅、名妓、游湖，就这样被诗意地结合在一起。

汪汝谦的画舫，吸引了很多著名文人，董其昌、陈继儒相续登舟，逍遥于西湖山水之间。汪汝谦将文人们在画舫上所咏之诗，结成诗集《不系园集》和《随喜庵集》。

1634年秋，张岱与名伶朱楚生一同前往西湖，准备乘“不系园”游湖，与曾鲸、陈老莲、赵纯卿等友人相遇。张岱一见大喜，邀请众人同登“不系园”，共游西湖。

当日众人在湖上，弹三弦子，唱曲吹箫，以北调说《金瓶梅》。陈老莲更挥毫为赵纯卿画古佛，曾鲸为赵纯卿绘像。曾鲸是当时最有名的肖像画家，他吸收了西洋画法，创造出“墨骨法”，“每画一像，烘染数十层，必匠心而后止”。明末清初名人如董其昌、王时敏、张遂辰等人，曾鲸都给他们绘过像。

董其昌与汪汝谦关系密切，至西湖，二人必一起游山玩水，赏画评书。汪汝谦的“随喜庵”船舫，即由董其昌命名。山人陈继儒与汪汝谦交游密切，每至杭州，必要在画舫上流连忘返，把酒言欢。陈继儒的宴席上，名流汇集，名伎放歌，通宵达旦。酒酣之时，这些文人泼墨挥毫，或吟诗，或作画，热闹无比。

夕阳西下时，酒意懒散，舟泊断桥之下，丝竹之声，袅袅响起。至夜，舟飘于西湖之上，此时月色苍凉，直至东方将白，客人方才散去。

某年中秋夜，张岱、陈老莲搬来一坛酒，至西湖登船且游且饮。船行于水上，明月倒映于水，凉风拂面，何其清朗。至玉莲亭时，一女子在岸上召唤，请求搭船至前方。张岱见女子年轻貌美，欣然应允。女子上舟之后，轻衣罗衫，文静可人。

明月、美人、佳酿，陈老莲大喜，邀女子同饮。女子也不怯懦，举杯与人对饮。饮至二更时，女子见已到归处，便告辞而去。陈老莲为当时最杰出之画家，所绘《水浒叶子》等图，流传千古。

程嘉燧《西湖画舫图》看着如此美丽的女子，陈老莲恋恋不舍，询问女子所居何处。女子笑而不答，上岸之后，径自回家。陈老莲如何肯错过此等良缘，上岸之后尾随，想探询女子住所。不想女子步伐较快，上岸之后不久便走过岳王坟，陈老莲酒后步履踉跄，追赶不及，怅然而归。

一些财力相对有限的文人，看着画舫穿梭在湖上，船上载歌载舞，心中羡慕不已。为了能弄到一艘画舫在湖上游玩，文人们还玩起了众筹。发起者约上十人，每人每年出钱十千，购置一舟。舟初次给发起者使用，此后轮流使用。

一直以隐遁山林自诩的陈继儒，看着如此神仙般的生活，也心神荡漾，心向往之，“明年，弟亦买舟西湖中，作无名渔夫”。

陈继儒隐遁山林，声名闻于天下，三吴之士皆争为其师友。钱谦益在《列朝诗集小传》称“眉公之名，倾动寰宇。远而夷酋土司，咸丐其词章；近而酒楼茶馆，悉悬其画像”。陈继儒七十大寿时，汪汝谦赠其女画家杨云友的画作为贺礼。陈继儒去世前，汪汝谦又至东佘山看望他，二人长谈，回顾人世变迁，不无感慨。

汪汝谦逍遥江湖，为人洒脱，以画舫为中心，与各地名士、名伎结交，并在杭资助了一批艺术家。曾鲸、陈洪绶、蓝瑛、谢彬等画家，都受过他的资助。他将女画家杨云友的画介绍给柳如是，请柳如是加以评论。又将柳如是的书信集送到女画家林天素手里，请林无素作序。

汪汝谦与柳如是、王微、杨云友、林天素、张宛仙等名伎关系密切。对柳如是，他是无比关爱，甚至帮她寻找可以托付终身之人。崇祯十一年至十三年(1638—1640)，柳如是寓居杭州，寄于汪汝谦宅中。汪屡屡为她寻觅能“启金屋者”，奈何所介绍之人，都不入柳如是的法眼，最终才觅得钱谦益。

他专门为杨云友刻印《听雪轩集》，所收诗歌，多为文人陪同杨云友乘画舫游西湖，听琴观花时的唱和。他对杨云友也充满了感情，他踏雪去拜访佳人，当日，榻几之上洁净无尘，若室外白雪一般，屋内美女凭栏，何其让人迷醉。

他对女画家林天素一往情深。天启二年(1622)的一个夜晚，风雨不息，独坐书斋之中的汪汝谦恍然入梦。梦里，他见到一位“形神清越，风气高迈”的老人，带着他在院落里参观。忽然之间，见一女郎从房中珊珊而出，停留在鲜花之旁，女子缟衣翠带，恍若仙子。老人告诉汪汝谦，这是自己的女儿，他还想为她找一个佳婿。

汪汝谦注意到，女子手持的团扇上的画，若林天素的手笔，正欲与之深谈之时，却从梦中醒来。梦醒后，他翻阅林天素的画作，无限惆怅。汪汝谦将此梦公开，陈继儒等文人纷纷赋诗吟咏此梦，汪汝谦遂将这些诗篇编集，由陈继儒题为《梦草》。

1654年，张宛仙等人流落杭州，投奔汪汝谦。七十八岁的汪汝谦此时财力已不复往日，仍卖田二十一亩，接济这些“饥寒之客”。对张宛仙，汪汝谦极为欣赏，极尽优待。张宛仙小睡之时，汪汝谦特意请来曾鲸的高足谢彬，为她绘制《海棠睡未足》图。

对此画，文士们竞相追捧，钱谦益、李渔等人纷纷咏诗唱和，最后结集为《梦香楼集》。就在此年七月，汪汝谦去世。弥留之际，汪汝谦神明湛然，与众友人品画谈诗，吹箫摘阮，在与友人告别之后而卒，享年七十九岁。

乐事已尽，豪华已非，游戏也停，星斗灿烂，水光映翠。画舫已去，情人何在？

画中风流唐伯虎

历经坎坷之后，他面对青山绿水，说出了“闲来就写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这般高雅淡泊的话语。可他终究是生活在凡尘俗世之中，他的诗词书画可以出世，可他的人却要入世。

如何让自己过得更好，是每个书画家都要考虑的大事，哪怕是他唐伯虎，也要为稻粱而谋。

明成化六年(1470)，唐伯虎出生于苏州阊门。因为是寅年出生，所以名寅，字伯虎，后世以唐伯虎而称之。唐伯虎家中开了个小酒食店，少年时的他“居身屠酤，鼓刀涤皿”，每日里不时还得帮洗碗碟，杀鸡鸭。天生才华难自弃，虽是小酒肆中的店小二，唐伯虎却能写就风流文章。

十六岁时，唐伯虎与文徵明一起参加考试，文徵明未中，唐伯虎以第一名中秀才，“四海惊讶之”。少年成名之后，唐伯虎未免轻狂。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对唐伯虎一直爱护有加，不遗余力地帮助他。这样一个慈祥忠厚的长者，不时批评唐伯虎为人“轻浮”。

至二十五岁时，唐伯虎家中遭到变故，父母、妹妹及第一任妻子接连去世。唐伯虎家的店铺无法继续营业，门户衰废。为了生活，唐伯虎给人写墓志铭，赚些钱补贴家用，同时准备乡试。

依照科举制度，乡试前要经过提学考试，不通过者不得参加。提学考试由监察御史主持，此年的监查御史是浙江人方志，他不喜欢言行放荡、为人轻浮的唐伯虎。所幸文徵明的父亲文林帮忙，在苏州知府曹凤面前说好话，唐伯虎才得到曹凤推荐而能参加乡试。

弘治十一年(1498)，唐寅至南京参加乡试，考中第一名。此年冬，唐伯虎意气风发，沿京杭运河进京，准备参加来年二月的会考。与唐伯虎同行的还有一人，此人名徐经，是江阴人。徐经有个玄孙在后世鼎鼎有名，即徐霞客。徐经家是江阴望族，富有财力。虽家中广厦千间，徐经却酷爱结交四方贤士，终日与人论道，喜高谈阔论。

徐经比唐伯虎小三岁，头脑灵活，家境富裕，却与贫寒的唐伯虎交往密切。此番北上赶考，二人结伴而行。两人一个有钱，一个有才，到了京师后，徐经、唐伯虎都不安分。两人一起拜访在京师的同乡前辈，每次都由徐经备上厚礼。徐经时常带上戏子数人，与唐伯虎驰骋于都市中。两人的高调行径，让外界议论纷纷。

在所拜访的人中，有礼部右侍郎程敏政。徐经献上重礼，从学于程敏政，程敏政收了礼物，自然要讲些自己的学术思想。程敏政是此科的主考官，在讲学中不免有涉及试题的内容。此科题目中有冷僻的《退斋记》，徐经从程敏政处间接推断出来，“矜夸喜跃”，也告诉了唐伯虎。

二月，此科考试结束后，有人弹劾，称考生尚未入场，题目就已泄漏。江阴县举人徐经、苏州府举人唐寅，“狂童孺子，天夺其魂”，将题目出示给众人。三月，徐经、唐寅被捕入狱。徐经在狱中受不过拷打，招供曾以金币行贿程敏政。四月，程敏政因为涉嫌泄露题目，被捕入狱。查验考卷时却发现，徐经、唐寅都未曾考中。礼部也裁定二人未有作弊。

程敏政被囚于监狱一个月，感染了伤寒、霍乱等病。有大臣上奏，请求释放，以照顾大臣的体面。程敏政出狱不过四日，痈毒发作身亡。此案以“风闻”而立案，经过数月审理，却未能查实。虽如此，唐伯虎、徐经被牵连革黜，罪名则是与大臣频繁交往，请大臣作序文。

至于此案的起因，就徐经而言，在京师之中招摇炫富，招人妒嫉。唐寅则盛名在外，隐隐有此科状元之势，也惹人妒嫉。唐寅后来在给文徵明的信中回忆道：“北至京师，朋友有相忌名盛者，排而陷之。”此案之后，徐经愤愤不平，多次进京谋求平反，正德二年病死在京师。唐寅则态度消极，在徐经认罪后“不复辩”，此生也未谋求平反。

唐伯虎被释后，带着创伤返回苏州，此时的他，再无以前的万千豪情。回到苏州后，妻子对他冷嘲热讽，家中房屋也已破败。此时此际，“西风鸣枯，萧然羁客，嗟嗟咄咄，计无所出”。唐伯虎赋闲在家，心情抑郁，每日饮酒，被老婆嘲讽了多次之后，愤而休妻。之后唐伯虎“放浪形迹，翩翩远游”，观海于东南，泛舟于洞庭。

科场此案对唐伯虎留下了难以消弭的心灵创伤，但他没有消极于世，既然不能在仕途上发展，那就全力在文坛、画坛上经营，一样可以流名于后世。他前半生的精力，付诸科举之上，牢狱之灾使他的努力付诸东流。此后，他与往昔告别，斩断了羁绊。更甚一步，他甚至摆脱了家庭，离婚独居，独立于自己的世界之中。“镜里自看成一笑，半生傀儡局中人”，托之丹青以自娱。

三十四岁时，唐伯虎在苏州桃花坞买下了一处废园。废园溪水环绕，矮屋颓墟，屋外有三亩菜田，墙角有一棵梅树。搬到桃花坞居住后，唐伯虎过起了醉生梦死的日子，祝允明说唐伯虎在桃花坞：“客来便共饮，去不问，醉便颓寝。”

唐伯虎居住的苏州，是明代书画交易的中心。苏州繁华，富甲天下，富豪们纷纷购置土地，修建园林。一时间园林遍布，各自争辉。单单建个园林，若无文墨点缀，园子的主人必将得个粗鄙土豪的恶名。于是土豪们开始追捧古人书画，导致江南地区书画交易发达，此种风气，一路蔓延，很快遍及全国。

土豪们捧着一堆堆银子，四处寻求古人真迹。古人存世的书画少，不能满足市场需求，土豪们就追捧当世书画名家，一个个适应市场而生的书画大家们声名鹊起。

生活在苏州，才华横溢，画笔超群，照理说，唐伯虎应该能靠书画过上惬意的生活，可他的诗文之中却显示，他过着食不果腹的生活。文徵明、沈周、唐伯虎、仇英，被称为“吴门四家”。一个闻名遐迩的大画家，真的不能以画画谋生吗？

唐伯虎在书法、绘画、诗文上有着不凡的造诣。顾起元认为唐伯虎是一代奇才，“诗赋胜于枝山(编者注：祝允明)，而画高出沈石田(编者注：沈周)、文衡山(编者注：文徵明)之上”。在绘画上，唐伯虎先学于沈周，后学于周臣。周臣是苏州“院体画”大家，传世有《乞食图》等。唐伯虎的画，融汇了“院体画”的格局，又得南宗之神髓，参松雪之精华，大受市场追捧。

最为民间津津乐道的，不是他的高雅淡泊的山水画，而是风情万种的仕女画。他所画的女子，多取自历史或民间故事，其中多有青楼女子，这也与他寄情声色有关联。仕女画在江南地方上市场颇大，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风的开放，声色之风盛行。姿态婀娜的仕女画像，受到文化品位一般，却又要冒充文化人的土豪群体追捧。既然利于市，唐伯虎就妙笔绘秋香了。

唐寅《王蜀宫妓图》就书画圈而言，功底固然重要，可名气更重要。一个画功一般，名气响亮的画家，书画价格往往胜过质量过硬，但无名气的画家。名气越响亮，书画价格越高，抢购的人就越多，名气一般的书画作家的作品少有人问津，只能苦熬，等待出名的机会。

唐伯虎的名气，足够响亮。

少年时代，他的父亲唐德广就对人说：“此儿必成名，殆难成家乎？”唐伯虎少时成名，至科场案后更名传天下，此后他放荡不羁，在江湖中名气响亮。一个充满了传奇，又能把握市场的书画家，怎么能不被市场追捧？书画生意好的时候，唐伯虎忙不过来，就请老师周臣代笔。

名气有了，唐伯虎当时画价如何？

对士人们来说，“手执卷轴，口论贵贱”，是有失身份的事。士人常聘用中间人，不惜巨资，多番游说，将画购入。对于书画的成交价格，大多数交易者都避而不谈。唐伯虎的画价，没有留下可靠的文字记载，不过可以与“吴门四家”的其他三人做比较。

李日华买沈周的《灞桥诗思》画卷，价格是几两银子。文徵明初出道时，尚无名气，价格平平，“一幅多未逾一金，少但三四五钱耳”。十余年后，水涨船高，暴涨几倍。仇英的画价格高，因为他画画时间较长。吴中巨富周六观请他在家中住了六年，画了一幅《子虚上林图卷》，最后给了一千两的巨款。

就知名度、传奇色彩和市场定位来看，唐伯虎不输其他三大家。唐伯虎的书画价格，虽然不能与仇英相比，但与文徵明、沈周应相差无几。明代一两银子能买到近一百七十斤大米，以此类推，唐伯虎卖画，一个月开张一回，足以衣食无忧，可他却在不停哭穷。

四十八岁时，他在《丹阳景图》中题诗前的小引中叹道，“风雨浃旬，厨烟不继，涤砚吮笔，萧条若僧”，悲叹卖画生意之惨淡。在他的诗文中，时常哀叹家中无米下炊，“十朝风雨苦昏迷，八口妻孥并告饥”。苦命的他只能自嘲“儒生作计太痴呆”。

是不是他缺乏经济头脑，所绘画作，多半随手送给朋友呢？

唐伯虎的书画中，小部分是友情赠送，大部分用来出售。从唐伯虎在画幅上的题款来看，他售画的对象，来自各行各业。还有徽商特意托人到他这里定画，当年的徽商可是书画消费的主力军。

富有财力者常请画家到家中作画。江阴夏氏请唐伯虎到家中，好吃好喝招待以乞画。唐伯虎住了十天，一日早起，画了张《莺莺图》相赠，足见他也不是随意将书画赠人。唐伯虎在孙思和家存了一个簿子，记载了他所作所售的书画，簿面上题二字“利市”，可见他不是没有经济头脑的人。

唐伯虎喜欢藏书，他藏有一些珍贵的宋版书，皆有“南京解元”印记。宋版书在明代价格昂贵，若无一定经济实力，断难收藏宋版书。设想下，今日的一个收藏有较多唐伯虎字画的收藏家，会穷得连饭也吃不起吗？

可以肯定两点，首先，唐伯卖书画肯定是赚了钱，只是其中很大部分被他挥霍到青楼中去了。其次，唐伯虎虽有时书画生意不好，但还不至于到无米下锅的程度。至于他为何在诗文中抱怨哭穷，这就要对他的心理进行分析。

唐伯虎内心是矛盾的，虽和科场无缘，仕途无门，可他终究还是放不下，他学的是治国术，最后操的书画笔。他有一图章“南京解元”，这是对自己的精神安慰。

“二十年余别帝乡，夜来忽梦下科场。鸡虫得失心尤悸，笔砚飘零业已荒。”他内心隐隐有不甘，他狂呼“黄鹊举矣，骅骝奋矣”。

正德九年 (1514)秋，四十四岁的唐寅得到了一次机会，宁王朱宸濠邀请他去江西。唐伯虎兴高采烈地出发，以为能够有建功立业的机会。宁王对他相当优厚，“既至，处以别馆，待之甚厚”。

交往半年之后，唐伯虎察觉到了宁王有反意。唐伯虎决意远离宁王，他“佯狂使酒，露其丑秽”。宁王大怒，唐伯虎借此得以脱身，于正德十年三月返回苏州。江西之行，他乘兴而去，败兴而返，但并未影响到他的生活。只是暴露“丑秽”，又使他在江湖上增加了一个笑柄。不过没关系，他是风流才子唐伯虎，一切行径都能被包容。

四年之后，宁王起兵反叛，被王阳明迅速平定。于是，江西宁王府之行，成了唐伯虎人生中的又一个政治污点。他背负上了名节之辱，他的内心更加苦闷，彻底投入饮酒与书画之中。少年时血气未定，难免臆想自己能做大事，成大业。出了问题，还有翻盘的时间和机会，对绘画的追求，可以支撑好多年。至中年，肉疲筋衰，再搞出事儿，就彻底歇菜了。

科场案的重创，宁王案的牵连，让唐伯虎的心理蒙上了阴影。他小心翼翼地保护着自己，各种佯狂的姿态，只是他的保护色。无数次在梦境之中，他遭到迫害，梦醒之后，他逃避，放纵自己及时行乐。他的心灵深处，有着一种对被迫害的畏惧以及提防。

“四更中酒半床病，三月伤春满镜愁”，在这样的心态之下，他在诗文之中，以夸张的笔调，渲染自己现实中的苦难。他可以靠自己的书画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可他纵情酒色，肆意挥霍，导致家贫。他内心愧疚，却又无处宣泄，只能在诗文之中，向苍天发出呐喊：“谁来买我画中山？”

唐寅像“姑苏城外一茅屋，万树桃花月满天”，这就是唐伯虎的精神世界，这也是他的现实生活。若是他住上了华美的豪宅，过上了安定富足的生活，那与他缺乏安全感的心将会产生何其大的落差。

唐伯虎晚年住回祖宅，此处本是临街的小酒楼，市井小巷之中，他也许会得到放松。在酒楼中，“惟求画者携酒造之，则酣畅竟日”。至五十四岁时，唐伯虎去世。

唐伯虎之后一百年，苏州人冯梦龙在《警世通言》中，讲述了“唐解元一笑姻缘”的故事。以此为蓝本，经过不断演绎，最终形成《三笑》。此后数百年间，唐伯虎成了神话，成了传说。他生前的不得志、抑郁、不平、苦痛，都被人忘却，他成了潇洒、不可一世的翩翩公子，娶了九位娇妻美妾，他无忧无虑，一掷千金。

这些，距离真实的唐伯虎很遥远。

清明上河图引发的血案

书画市场的兴盛，使苏州成为书画作伪中心。作伪者不但模仿古人，也模仿今人，哪怕是文徵明徒弟炮制出来的书画，只要挂上文徵明的名字，人们不在乎真假，都以高价收买。一些声名不显，但画工精湛的画家，其作品时常被洗去落款，填上古今知名画家之名出售。

靠书画为生实在不易，一些有名望的画家，也不得不弄点赝品，卖个高价，补贴家用。张即之仿作白居易《楞严经》，被嘉兴大收藏家李日华当作真迹收去。李日华得知真相后，感叹赝品“有优孟之眩”。

书画造假的技术在当时也得到了提高。屠隆记载，苏州地方的造假高手特制出竹纸，再以草烟末香烟熏烤，以火气逼脆纸质，使纸散发出若古字画一般的香味，“全无一毫新状”。苏州专诸巷是作伪高手集结地，其中有钦姓父子，善于制作赝品，“近来所传之宋人、元人诸家，大半皆出其手”。这些作伪高手技术高超，画功精湛，真迹只要被他们看过，他们就能将其烙印在脑海之中，数日之后就能造出赝品。

赝品肆虐，很多收藏家备受其害。李开先家中藏有名画几百张，拿出来展示，结果发现无一真品。项元汴收藏书画，在江南称雄一时，可藏品中“赝本亦半之”。顾从义到文徵明家中，看到一幅沈启南的山水画悬挂在中堂，大为赞赏，想从文徵明手中买走。文徵明得意洋洋地道，这不但是真品，更是沈启南的得意之作，怎么也不肯出手。顾从义心中难舍此画，就到专诸巷中转转散心，恰好撞到一人拿了一幅画来出售。顾从义一看，正是文徵明家中所悬挂之画，遂以便宜的价格买下，再一追问，文徵明家中所悬之画也是从此人手中购买。

赝品中最为有名的则是《清明上河图》，由此还引发了一桩血案。

此案的当事人王忬是政坛的重量级人物，他是嘉靖二十年(1541)进士，以文人带兵，南剿倭寇，北抗蒙古，战功显赫。然而春风得意的背后，王忬却很苦恼，因为他得罪了严嵩。

王忬开罪严嵩，还得从杨继盛说起。这杨继盛本是个苦命人，边牧牛边读书，总算考中进士，进入官场。穷苦娃出身的杨继盛，当官后不忘本，为民请命，敢于进谏。

却说严嵩党羽仇鸾靠着吹牛拍马，混到了边疆大吏。仇鸾戍边无能，为了讨好蒙古人，就在边境线上开设马市，与蒙古人大做生意。杨继盛得知后，上奏弹劾仇鸾不成，反被打了一百棍，赶去甘肃做了个小官吏。之后仇鸾倒台，杨继盛复被起用，他却没有汲取教训，准备拼死一搏，弹劾严嵩父子。杨继盛做好赴死的准备，上《请诛贼臣疏》，洋洋洒洒数千言，历数严嵩罪状。

杨继盛像无奈嘉靖对严嵩的宠信不可动摇，再加上杨继盛指责皇帝本人，“乃甘受嵩欺，人言既不见信，虽上天示警亦不省悟”。嘉靖看了勃然大怒，下令将杨继盛收监。在狱中杨继盛受尽酷刑，他自己写道：“杖死醒后，臀肉尽脱。股筋断落，脓血续涌，不亡如缕。”

此时的文人们还是有点骨气，不但争相追捧杨继盛，更有朋友怕他寂寞，送了一方砚台给他在狱中把玩，稍解寂寞。嘉靖三十四年杨继盛被处死，行刑当日，京师“满城争睹员外郎”，路上水泄不通，人山人海。杨继盛下葬之后，到他墓碑前悼念的人络绎不绝，“率徘徊唏嘘而不能去”。

杨继盛一死，成全了自己的名望，朝野内外，无不追捧。如果此时谁不说几句杨继盛的好，写几首诗词悼念，就没法再在江湖上行走。王忬听到杨继盛死讯后，怒骂严嵩，乃至弹指出血。他的儿子王世贞则帮忙料理了杨继盛后事，又吊以诗。

严氏父子对声名在外的王氏父子，初期也想网罗招致，以为己用。一次严嵩请王世贞吃饭，酒酣之后，紧紧握住王世贞之手，以示亲昵。王世贞虽喝得大醉，却没有投怀送抱，此后刻意与严氏父子保持距离。

严嵩多次让儿子严世蕃请王世贞吃饭，他不是隐匿不去，就是有意在饭局上为难。“每与严世蕃宴饮，辄出恶谑侮之，已不能堪。”王世贞恃才傲物，不拘小节，虽不屑严嵩为人，对他的文章却持较高评价，曾道“孔雀虽有毒，不能掩文章”。

这诗句刻画入骨，立刻传诵于当世，更激起了世人对严嵩父子的痛恨。严家父子不能招募王家父子于门下，又没有宽广的心胸，对这对父子而言，做不成朋友，那就是敌人。

王忬曾教导儿子，不要攀附权贵。虽然他也曾怒骂严嵩，可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严嵩权势滔天，政坛上开罪他的人纷纷入狱身死。看到儿子招惹了严家父子，王忬不得不硬起头皮，开始经营严世蕃这条门路，想投其所好。严世蕃所好，与当世文人一样，不过是书画而已。

严嵩被皇帝宠幸，原因之一，在于他能及时处理政务。严嵩入阁担任首辅时已六十九岁，此后连任十四年。年岁渐高，精力、记忆力均开始衰竭，处理政务成为他的巨大负担。所幸，严嵩的儿子严世蕃，虽个性彪悍阴贼，又瞎了一只眼，却颇通国典，畅晓时务。老父严嵩不得不依赖于儿子，凡百官咨以要事，均答曰：“去找世蕃。”

严世蕃是个奇才，处理起公文来得心应手，对于天下官缺，何处肥瘦，更是洞彻于心。谁想买官，一分钱也逃不掉。长得丑，名声臭，不影响严世蕃附庸风雅，他尤其热衷于收藏尊彝、奇器、书画等物。

为了讨好严世蕃，官员们或是自掏腰包，采购书画贿赂，或是勒索富豪。罗龙文为了讨好严世蕃，以纹银千两，从文徵明手中购得唐代怀素《自叙帖》作为礼物。浙江总督胡宗宪以高价，在江浙各地收买名画送上。沈德符对严氏父子的癖好评点相当到位：“贪残中又带雅趣。”

名将俞大猷为人比较耿直，得罪了严世蕃，被严世蕃找了个借口，抓入监狱。俞大猷不得不低头，送了三千两银子给他，方才活了下来，被发配到大同戴罪立功。

王忬四处打探，得到消息称，严世蕃喜欢《清明上河图》。如果将这幅画弄到手，自然能修好与严家的关系。

至于《清明上河图》藏在何处，当时众说纷纭。有人认为被已故首辅王鏊家人收藏。另有一说，认为此画被陆完夫人珍藏，缝在绣枕之中，须臾不肯离身，坐卧必随身携带。

不论《清明上河图》是在王家还是在陆家，要想将它弄到手，都不是容易的事。两家都是世代官宦，根本不缺钱，也不缺人脉。至于《清明上河图》到底在谁手中，王忬也不知晓，只能请中间人去帮忙刺探。

明代书画市场，买卖双方并不直接进行交易，而是通过中间人进行。用中间人的好处是，一则中间人有职业素养，能对书画作出精确判断，二则读书人出于体面，认为直接去谈判讲价，并不合适。

此次王忬请的中间人是汤裱褙。汤裱褙也是苏州人，裱褙是他的江湖名号，从裱褙二字，可看出他精于书画装帧。王世贞曾夸赞“汤生装潢为国朝第一手，博雅多识，尤妙赏鉴家”。汤裱褙精于书画鉴定，严世蕃收藏书画，事先都要请他鉴定。

正是从汤裱褙之口，王忬得知严世蕃想弄到《清明上河图》。汤裱褙虽然在江南地方上有很多资源，可要想买到《清明上河图》，也有一定难度。不得已之下，汤裱褙又找了一个人帮忙，此人是当时画坛高手，姓黄名彪。

黄彪是苏州人，精于造假。黄彪曾模仿了一本赵孟頫的《参同契》送给王世贞，王世贞出示给友人观赏，都以为是真迹。黄彪的儿子黄景星，同样是此中高手，精于仿古。

汤裱褙买不到真本，就请黄彪画了张赝品，此事必然与王忬事先沟通过。王忬病急乱投医，也就同意了。

黄彪一番苦心经营，总算弄出了一张八九不离十的《清明上河图》。黄彪以张择端的稿本为基础，稍加删润，布景着色，几乎以假乱真。后来王世贞曾说，这张假的《清明上河图》，所欠缺的只是腕指间的力量而已。

伪作《清明上河图》被拿去送给了严世蕃。严世蕃对这张画爱若性命，四处炫耀，到底见过真迹的人少，也没人看出破绽。

汤裱褙看自己立下了功劳，就向王忬索取好处费。勒索的钱财，有说四十金的，也有说是二十金的。勒索不成之后，汤裱褙遂揭露出这张画是假画，严世蕃丢了脸面，迁怒于王忬。嘉靖三十八年(1559)，以“滦河之警”为契机，严世蕃将王忬整倒，打入大牢。次年以“边吏陷城律”，将他置于死地。

至于此次事件中的其他两个人物，汤裱褙、黄彪也受到牵连。汤裱褙因为另外一起案件，涉及诈骗，被发配边疆，最终死于戍所。黄彪则隐姓埋名，躲过了风头。

至于《清明上河图》，最后还是被严世蕃弄到了手。正品《清明上河图》收藏于昆山顾氏之手，被人以千金购得，送给严世蕃。严嵩倒台被抄家后，《清明上河图》遂被收入皇宫。

严氏父子对书画的热捧，带动了书画价格的上涨。王世贞曾道：“若使用事大臣无所嗜好，此价当自平也。”昆山顾氏将《清明上河图》以一千两金的价格卖出，此后又想将家藏的王维《奕棋图》以同样价格卖出，不想买家朱忠僖只肯出三百两。

顾氏惊讶道：“《清明上河图》当时可是卖出了千金的价格，此二宝应当同价。”

朱忠僖解释道，买《清明上河图》的人是为了取悦严氏父子，不要说千金，就是再翻一番也不在乎。他买这张是为了案上清玩，出价三百，是酬劳顾氏远道而来，“若据实言，二百亦已多矣”。顾氏不肯低价出售，在京徘徊数月，不能出手，又带回昆山。

严嵩辛苦所藏的书画最后都便宜了皇帝，严嵩父子失势后，所藏书画都被收入宫中。到了隆庆初年，国库吃紧，就将大量名画拿出来充当武官的俸禄。大量名画被便宜处理，“每卷轴作价不盈数缗，即唐宋名迹亦然”。

屠隆的二重世界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屠隆出生在宁波鄞县。他本名屠龙，只是在参加童子试时，提学公看到他名字，笑道：“龙为九五，岂可屠耶。”遂改名屠隆。

屠隆祖上三代都是布衣，从事商业。屠隆的父亲屠濬，生性豪爽，知晓大义，中年时经商失败，家道中落。此后屠濬不问世事，以花木竹石自娱，种菊数百，朝夕把玩。因为担忧所种菊花会被人偷走，屠濬夜间在室外看护，于嘉靖四十五年(1566)感染风寒去世。屠隆是屠濬最小的儿子，他出生时，屠濬已四十五岁。屠濬告诫屠隆，“勿以浮躁雕玄真之心”，在尘世之中，要保持赤子之心。屠濬的教诲对屠隆影响很大。屠隆一生谨记父亲教导，特立独行，保持真我本色。

屠隆兄弟六人，哥哥们在仕途上都未有突破，遂将振兴家业的希望寄托在幼弟身上。二十岁时，屠隆前往龙游设馆教学。龙游地方民众大半经商，发达之后的商人们，对穷酸的读书人没什么好脸色。屠隆在龙游五年，有着较多不愉快的回忆。

屠隆此时尚未显示出后来的放荡不羁，他的个性尚被压制。路过青楼时，姑娘们拉客，牵着屠隆的衣角挑逗他，此时的他，竟然“恚怒而去”。屠隆三十五岁之前，在性上是节制的，他没有资本去放纵。虽然他有些许名声在外，可他的赤贫家境，根本不能让他去纵情声色。屠隆三十四岁时方才娶了年方十五的娇妻，对美貌贤惠的妻子，屠隆很是爱怜，更决心在科场上有所突破，好让勤劳的妻子有所安慰。

待他成名之后，他将会弥补他往昔在性上的缺失。

万历四年(1576)，屠隆乡试第九名中举，次年要进京参加会试。可屠隆家贫，筹集路费耗费多日，至腊月，他方才上路，沿途历尽艰辛。屠隆写诗云：“北地非吾土，萧条不见人。日光沉马足，风色隐车轮。尘起孤城莫，霜回独树春。长安天不远，只尺欲沾巾。”

万历五年(1577)，屠隆三十五岁时考中进士，殿试三甲一百一十名。虽考中进士，屠隆却还未曾显达。此年四月，一名同年进士身亡，屠隆做了篇悼文，被京师士人赏识。此后各路达官贵人，纷纷约屠隆参加各种宴会。

沉默多年后，屠隆终于扬名立万，一扫多年的压抑之气。九月，屠隆外放为颍上知县。离开京师，他有些舍不得这里的奢华生活，“奈何登高复送远，令人对酒不能酬”。

在安徽颍上为官，对他来说却是种折磨。官场上的繁琐礼节，等级森严的制度，让他浑身不自在。他的官位卑微，各路官员驾到，他都要卑躬屈膝，跪拜逢迎，“丈夫之气，摧颓尽矣”。在给友人的信中，他叫苦不迭，“屠生苦令，令苦屠生”。

在颍上任职一年后，万历六年(1578)年底，屠隆调任青浦。在青浦，他彻底放下了在颍上时的掩饰，追求他所向往的生活。

在青浦，他与江南文人频繁交往，并拜昙阳子为师。师礼昙阳子有交好王世贞的考虑，更是屠隆在压抑的环境之下，主动去寻找解脱的行动。通过昙阳子，屠隆对道家的修仙有了自己的理解，他认为修仙的要点是灵魂成仙，而不是肉体成仙。

此后半生，他努力追求着自己的灵魂超脱。

万历八年(1580)昙阳子羽化后，尸身被置于神龛，移入特意为她建造的昙阳观中。在屠隆的眼中，昙阳子已经灵魂成仙，永得超脱。

万历十年(1582)年底，屠隆任满回京，任职礼部仪制司。途中他亲赴太仓，拜谒昙阳观。至礼部任职时，屠隆交到了一个终生挚友，这就是刚刚考中进士，也任职礼部的汤显祖。

屠隆的一生充满了矛盾，他既迷恋修道，想抱气栖身；又主张及时行乐，快意当前。他曾说：“世间乐事惟两端，第一修真悟道为神仙，第二快意当前但行乐。”

在京师，屠隆过着灵与肉相矛盾的生活。一方面，他视官署若僧舍，沉水一炉，丹经一卷，焚香煮茗，悟道之心，可谓赤诚。他好似悟透一切，发出带有禅意的议论：“风流得意之事，一过辄生悲凉。清真寂寞之乡，愈久愈增意味。”

另一方面，他肉欲横溢，招惹了无尽是非。他与西宁侯宋世恩交往，并与之结拜为兄弟。宋世恩祖上因为征西有功，被封为西宁侯，屠隆评价宋世恩为“纨绔武人子”。宋世恩是西门庆一般的人物，他年轻而有精力，性格豪放，生活奢靡，热衷于聚会。屠隆参加他举办的宴席，席间诗酒淋漓，男女杂坐，放浪形骸，喧闹异常。

屠隆的一生到此为止还是顺畅的。他考中进士，在文坛享有名望，当世文人，无不愿与他交往。他潜藏于内心之中的狂野和奔腾欲望，被铁链给锁住，就是偶尔松弛些许，他也不会逾越礼法，做出惊世骇俗的事。屠隆若是有了足够实力与名望，可以开宗立派，领袖于文坛时，他必要挣脱枷锁，得大自在。只是这枷锁却被外力砸断，此后屠隆以狂生形象，立于明人之中。

屠隆在礼部的职务是闲职，他终日无所事事。于是他亲自登台，客串伶人。每当屠隆上台时，有个人默默地关注着他，此人就是宋世恩的夫人。宋夫人才貌兼具，精于音律。每逢屠隆下台休息，宋夫人总让人送上一杯香茗，以表仰慕。时日一长，屠隆与宋夫人之间的暧昧消息，传遍京师。

万历十二年(1584)九月，屠隆被人举报，说他“淫纵”，与宋夫人有染。举报屠隆的是刑部主政俞显卿。二人的嫌隙在屠隆主政青浦时结下。当年尚未在科举上有突破的俞显卿，向屠隆投献诗文，不想屠隆态度冷淡。此后屠隆又在审案时做出不利于俞显卿家族的判决，更让俞显卿愤恨。

万历十一年(1583)俞显卿考中进士，授刑部主政，此后，他一直寻机报复屠隆。虽然“淫纵”之事查无实据，可屠隆还是因为“诗酒疏狂”，以及任职青浦时“放浪废职”被罢职削籍。削籍是很严重的处分，是指将士人贬为普通老百姓，退休官员所享有的种种特权都被取消。罢官返乡之后，屠隆仕途无望，友朋疏远，内外交困。

困境之中，屠隆的灵与肉的二重世界，益加分离，益加恣肆。如果说拜昙阳子为师是他的第一次修道的话，罢官之后，屠隆开始了第二次修道历程。此次修道，他很是投入。他邂逅了道士聂道亨，一见之下便跟着聂道士至道观修行一月。在给老师王世贞的信中，他兴奋地写道：“道民得遇方外异人，授金液玉液口诀，更得先天上药，行之颇有效。”

王世贞看着屠隆一门心思学道，不由心中苦笑。屠隆先拜李海鸥学道，后来又拜李海鸥的老师金先生学道，金先生的一个弟子曾用所谓的神仙道术从王世贞处骗取了大量钱财，又是买娈童，又是买妓女。王世贞对修道圈的浑水看得清楚，好意提醒屠隆：“足下才太高，志太锐，气太扬。不要弄这些玄妙勾当，在家好好孝敬老母，勤奋写作，才是正道。”

没有罢官之前，由于酒量有限，屠隆对饮酒尚有所控制，在宴席上不至于过度放纵。罢官之后，他彻底放开，他自述“跳地仰天大呼浮白”。当初他在京师欢场之中，与宋世恩宴饮之时，尚做老僧跌坐，双目瞑闭之状。

屠隆也好男风，万历十二年(1584)，在给顾养谦的信中，他提到了自己所养的娈童采菱。某次采菱行酒，酒酣之时，醉态淋漓，“麽幺娈童，便令销魂”。屠隆感叹道，要笼络英雄，只需此等小童就足够，根本无需“颀长七尺美男子”。

屠隆返回家乡后，采菱一直陪伴在他身边。万历二十一(1593)年，采菱已长大，犹陪伴在屠隆身边。屠隆与胡应麟在衢州相遇时，介绍采菱道：“此子知诗。”并请胡应麟作些诗赠给采菱。胡应麟遂作诗调侃：“风情老去似徐娘，犹逐王孙负锦囊。”屠隆不时带着娈童出游，众娈童“侍身旁不少离，时时耳畔私语，手过酒脔食之”。屠隆得意洋洋地吹嘘：“一夕可度十男女。”

万历二十五年(1597)，五十五岁的屠隆跑去金陵，嫖宿名妓寇文华。此番嫖妓，却是另有原因。屠隆被削籍多年之后，朝廷恩诏，恢复他的冠带，冠带闲住。不想屠隆却穿上一身官袍去狎妓，以此发泄不满。

屠隆的内心总是犹如天人交战，他蓄养娈童狎妓，公开宣淫。可他却又不时警醒，“政恐儿女情深，道心退堕，须从爱河急猛回头”。他还写了一些文章说教，警戒世人要提防淫色。不过就是说教，他也是与众不同，他念叨：“歌姬舞女非乐人，破家之鬼魅乎。颠鸾倒凤非乐事，妖媚之狐狸乎。”

屠隆的人格是分裂的，他被尘世欲望所主宰。可他却又孜孜不倦地追求着空灵的灵魂，想象着将俗身与灵魂分离，以缥缈虚幻的灵魂获得最终解脱。万历二十五年(1597)在金陵穿袍服狎妓，是屠隆的一次转变。

在这几年间，他经历了几次人生的重大冲击，彻底放弃了再回官场的希望，潜心于修道之中。对母亲的爱，使他不敢做出过于逆道乱常的行径，唯恐惊吓了母亲。当他的母亲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去世后，他再无顾忌，他的灵与肉彻底解脱开来，在自己所想要的世界中尽情狂舞。金陵狎妓后，屠隆意犹未尽，作充满色情的《叨叨令》。《叨叨令》一出，士人们将他视为一世之狂徒。屠隆彻底斩断了以往的枷锁，从佯狂进入真狂状态，从此一发不可收。

晚年的屠隆，灵与肉俱狂，心与身皆幻。他撰写《彩毫记》《昙花记》《修文记》，毫不掩饰地表达自己的情欲。他四处游历，歌舞欢饮，他自组家班，四处演出，亲自以狂生形象登场。万历三十年(1600)，屠隆“晚年出盱江，登武夷，穷八闽之胜”，再抵福州参加中秋大会。

当夜屠隆裹头巾，着僧衣，奔跃而起，奋袖出臂，擂鼓，“鼓声一作，广场无人，山云怒飞，海水起立”。擂鼓罢，屠隆忍不住捏了下林茂之的手，叹道“快哉，此夕千古矣”。

徐渭《四声猿》中《狂鼓吏渔阳三弄》屠隆的最后岁月，却是在病痛之中度过。对于他的疾病，据汤显祖云“苦情寄之疡，筋骨毁坏，号疼不可忍”。后人因此认为，屠隆是患性病而死的。在生命的最后时刻，屠隆让家人念诵《观世音》，获得稍许安慰。万历三十三年(1605)八月二十五日，在家人念诵佛经声中，屠隆逝去，享年六十有三。

建阳书坊的小说事业

洪武十三年(1381)，一个落魄的身影，行走在福建建阳的道路上。此人在当时默默无名，于后世却鼎鼎有名，他就是罗贯中。此时的罗贯中，已完成了《三国演义》的写作。为了书籍的出版，罗贯中亲自前往刻书中心福建，最终无功而返。罗贯中未曾想到的是，一百余年后，他的小说，在福建建阳被争相出版。

明代刻书中心有南京、苏州、徽州、建阳等地。

南京书坊多以“金陵”二字作为标志，如“金陵书坊、金陵书林、金陵书肆”。苏州书坊主要集中在“阊门”一带，“阊门”别称“金阊”，故而苏州一带书坊多以“金阊”为标志，如“金阊世堂、金阊拥万堂、金阊雅言堂、金阊书业堂”之类。徽州刻印书籍，对书稿精心选择，刻工精细，插图精美，有后起之势。到了嘉靖朝，徽州地区的刻书可以与苏州刻书媲美，至隆庆、万历年间，徽州刻书的价格已超过苏州刻书。

不过，在出版的市场化上，走在前列的还是福建建阳。建阳刻书，历史悠久。宋代，建阳就已是出版重镇，元末虽一度经历战争重创，到了明代又恢复了元气。明代建阳刻书数量位居全国之首。图书出版成为建阳第一大产业，每个月定期举办书展，“天下客商贩者如织”。

明代前期，通俗小说被官方视为邪说异端，会惑乱人心，因而未得到发展。建阳书坊刻印的多是科举用书。科举考试书籍是块巨大的蛋糕，能带来巨大的利润。政府之所以将科举考试书籍刻印交给建阳，因为建阳曾是朱熹终老之地。朱熹死后下葬在建阳黄坑，此地成为儒家信徒心中的圣地。而建阳自宋末就开始刻印科举考试用书，经验丰富，在士人中享有声望。

到了正德、嘉靖年间，通俗小说开始流行。此时文化环境日渐宽松，与皇帝对小说等作品的喜好也有关系。宪宗喜欢听杂剧及散词，搜罗海内词本，几乎无所不包。武宗喜欢看小说，对进献者予以厚赏。某天晚上武宗点名要看《金统残唐记》，命太监以五十金帮他购入。熹宗迷恋戏剧，亲自粉墨登场扮演宋太祖。

嘉靖元年，张尚德本《三国志通俗演义》刻印，不久《水浒传》也刻印，且是南京国子监刊印。随着皇帝对小说的追捧，以及《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出版，往昔的禁锢被打破，在建阳掀起了出版小说的浪潮。

《新全相三国志平话》建阳忠正堂主熊大木刻印了大批通俗小说，自己也参与小说创作，撰写了《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等历史演义小说。之后书坊主余邵鱼编撰了《列国志传》，余象斗则编撰了《列国前编十二朝传》等小说，这些小说刻印后十分畅销，带动了建阳出版的整体发展。

这一系列小说注重故事性，对历史事件、人物，以通俗的方式阐述。也许是对明初文化高压政策的畏惧，在“通俗”之后，他们小心翼翼地加上了“演义”二字。“义”字表明，虽是通俗，也能教化民众。不过建阳刻印的历史演义小说，多模仿《三国志》的体例布局，有东施效颦之感。时人对建阳所刻历史小说颇有恶评：“如弋阳劣戏，一味锣鼓了事，效《三国志》而卑者也。”明代初期流行戈阳腔与海盐腔，戈阳腔以土话唱，海盐腔以官话唱，前者更追求场面的热闹，所以有一味锣鼓了事之说。

万历二十年（1592），世德堂刊行了《西游记》。《西游记》推出之后，建阳书坊主敏锐地把握到了商机，随即推出了系列神魔小说。

建阳刻印的神魔小说多涉及出家修炼、降妖除魔、得道升仙的故事。建阳版神魔小说的定位，就如同今天流行的《故事会》一般。神魔小说，篇幅短小，一般不超过五万字。篇幅短小也易于刻印，售价低廉，适应底层民众的阅读需求。为了满足读者的阅读要求，神魔小说中有大量描写破阵斗法之类的场景，但人物心理刻画不足，导致人物形象苍白，故事乏味。

建阳书商针对民众需求，推出了公案小说，大受欢迎。万历二十二年(1594)，《包龙图判百家公案》出版。这本小说是大杂烩，融汇了话本、杂剧、传说、说唱中有关包公的故事，内容粗陋简单，也未加以系统整理，但在市场上大受欢迎。公案小说适应了读者心理，如对清官的渴望，对案件的好奇，对公义的追求，因此成为经久不衰的畅销书，由此也引发了公案小说的热潮。

公案小说流行之后，余象斗迅速抓住商机，编撰出《廉明公案》《诸司公案》。这两部小说主要涉及明代的各类案件，情节不外官员半夜被风吹走头上乌纱帽，之后离奇发现尸体，然后还原凶杀现场，最后机智破案，擒拿住凶手之类。各篇故事的末尾，附有简略按语，对官府破案思路、方法作出评论，同时对案件本身也发表个人评价。

为了迎合读者的阅读需要，同时考虑经济效益，建阳书商甚至弄出了中国出版史上的一本奇书，将《三国演义》《水浒传》合为一本，名为《英雄谱》。两书合一，不是不可，但都是分为前后部，建阳书商却别出心裁，将两本小说分上下印在同一页上，上面是《水浒传》，下面是《三国演义》，且字体也有区别，上端用楷书，下端用工匠体即宋体。书中配有大量插图，但插图又分前后，前部是三国插图，后部则是水浒插图。书商就此书打广告称：“诚耳目之奇玩，军国之秘宝也。识者珍之。”

建阳所刻印书籍，基本都配有插图。有插图的图书，改变了阅读时的视觉感受，增加了书籍的娱乐性，对读者更具吸引力。建阳书商深谙此点，在书名前冠上“出相”“绣像”“全图”之类。“出相”是指上图下文。“全相”也称“全像”，是指反映故事情节的画面。

建阳双峰堂余象斗刻本《水浒志传评林》“出相”插图在建阳刻本中较为流行，采取上图下文的形式，形似连环画。建阳刻印的图书，插图少则十几幅，多则上百幅，有的甚至一回一幅图。图书中的人物造型简单，一般外形丰满肥硕，线条粗实。上图下文的版式，也利于读者阅读。有时为了追求新鲜感，书商也会采用“全相”大图。《大宋中兴通俗演义》的插图皆为全幅大版，展示了诸多战争场面，人物众多，场面宏大，空间开阔。

建阳刻本中的插图虽多，但造像极为粗糙，往往图不达意。比较起来，杭州、苏州等地的“绣像”图书，人物画像更加细腻优美。“绣像”是用线条勾勒出的人物画像，不配背景。“绣像”绘工细腻，力求表现人物的精神气质。“绣像”要求较高，多出自名家之手，如陈老莲所绘制的《水浒叶子》。

为了卖书，建阳书商利用起广告来不输今人。建阳书商常在书名中附加具有广告意义的内容。

“新刻、精刻、新编、新刊”之类字样强调刊印质量与时间。

“京本、古本、密本、原本”之类字样则强调版本来源。

“按鉴、参补、演义、评点、圈点、题评、重订、新订、全像”等，表明编辑方式或体例。

福建建阳出版商最喜欢使用“京本”字样，即南京刻印版本。南京刻印的书籍印刷精良，享有美誉。胆子大的建阳书商，直接在刻印图书时印上“京本”二字。有的书商胆小，不敢用“京本”两字，就换个方式，在封面中打出“金陵原梓”字样，实质是“京本”的另一个说辞。

建阳书商余象斗最喜欢在书名上使用的字眼是“新刻”“新刊” 之类以“新”标榜的字眼和“京本”。余象斗所刻小说中，大半以“新”开头，如《新刊大宋中兴通俗演义》之类。“京本”也屡见不鲜，如《新刊京本编集二十四帝通俗演义》之类。

为了推销自己的书，建阳书坊主采用了许多手段。如妄改书名，随意删节，偷工减料。甚至伪托状元、进士之类的名人抬高书籍身价，推销图书。如托名陈继儒“手阅”的《列国志传评林》等。

为了竞争，书商宣传时，都刻意强调自己所出书籍的唯一性，同时贬损其他版本，大有独此一家，别无分店之意。建阳种德堂刻印《历朝纪要纲鉴》时，吹嘘“本堂楷书精梓，一字无讹，四方君子买者玉石辨焉”，同时攻击其他版本“纲目不备，旨意不详”。

此时的出版界已经有了版权意识，一些书商在书中严正声明：“翻刻者千里必治”“陈衙藏板，翻刻必究”。有书商甚至声明，如有敢翻刻者“誓当决一死战”，此等声势之下，自然无人敢盗版。正版刻印图书，多采用商标作为标记，如“双峰堂为记”“麒麟为记”“八卦为记”。双峰堂刻印《水浒传》后，特意做《水浒传辩》，提醒读者仔细辨识“双峰堂”标记。

建阳书肆叶志元刻印《词林》中的广告语“海内时尚滚调”一些书商干脆以自己的图像作为商标，印入书中，作为防伪标志。建阳书坊主余象斗，就在书中印上本人画像。图像中余象斗高坐三台馆，“文婢捧砚，婉童烹茶，凭几论文之状”，两旁配有文字“一轮红日展依际，万里青云指顾间”。

建阳书坊主有着敏锐的市场洞察力，能迅速捕捉市场热点，并依此刻印书籍。但此时苏州、南京等地的图书市场崛起，拟话本小说、时事小说、艳情小说层出不穷，而建阳书商对于此类小说，基本上没有涉及。受到市场欢迎的情色小说，苏州、杭州、南京等地刻印较多，建阳刻印的唯一一本情色小说就是《绣榻野史》了。

建阳书坊在市场化、影响力上一直走在出版业前列，面对着江南出版业的挑战，他们却没有组织书稿应对，主要原因是建阳书坊主很难跳出理学的禁锢。

嘉靖年间，小小的建阳县，就有四十八座坊表，题名多如 “道学渊源”“道学传心”“世家先哲，力扶道统”之类。官方规定理学诸子后裔可免徭役，建阳书坊世家纷纷以大儒后裔自居，如此可以免除徭役，自然也要传承理学，高挂礼义廉耻之旗帜，严加约束自家出版物。

建阳所刻小说，以历史演义、神魔、公案三种为主。历史演义以纲常义理为中心，宣扬忠孝节义，教人向善。神魔小说、公案小说也受历史演义影响，传播善恶必有报，惩恶扬善之类的内容。

浓厚的理学氛围，使建阳书坊很难跳出来，刻印贴近生活、更加生动活泼、为市民所喜欢的小说。至明代晚期，三言二拍及各类艳情小说大行其道，建阳却无任何反应。唯一的一本《绣榻野史》，还是建阳熊氏种德堂金陵分店所刻。

建阳是朱熹理学的根据地，书坊主们出版书籍时自觉地遵守着一条道德底线，不敢去刻印有露骨色情描写的作品。与此相反，南京、苏杭等地则士风浮夸，肉欲横流，书坊主们根本就不在乎道德伦理，主动寻求各类刺激眼球、吸引读者的香艳题材。

除了理学禁锢之外，建阳出版业存在的另一个问题是，为了抢占市场，书商出面组织书稿，出书快速。书稿的来源，要么是“书贾掇拾，强凑成书”，要么是“书肆俗书，辗转抄袭”。 建阳刻印的小说中，存在人物颠倒、制度失考、文理不通、片面摘取等问题。甄伟改编余象斗《西汉志传》时抱怨：“其间多牵强附会。”冯梦龙改编余邵鱼《列国志》时也忍不住抱怨：“然悉出村学究杜撰……识者欲呕。”

在作者群体上，建阳书商多选择了底层文人。与此相反，苏杭、南京的书坊，所聘请的多是冯梦龙、李贽这样的大文人，这些文人名气在外，所作图书质量也有保障。建阳书坊首先考虑的是选题，其次是速度，对于书稿的校对，并未给予足够重视，结果出现了“通俗坊刻，讹误极多”。

建阳刻书虽多，但为了压缩成本，校勘不精，纸墨俱劣，备受当时文人诟病。明代制墨技术已有了很大提高，但建阳书坊所用的墨大多是颗粒较大、质量较差、价格相对较低的次等炭墨，俗称“烟子”，一斤约为五钱。纸张当时以“白且坚”的永丰锦纸为最佳，“短窄黑脆”的福建竹纸价格最低。建阳书坊为了追求最大利润，降低纸张成本，大多采用价格低廉的竹纸。

建阳书坊不但在纸张、油墨上偷工减料，在书的内容上也动起手脚。建阳书商，每听到各省新出好书，立刻高价购回翻刻，翻刻时卷数、目录相同，但书中内容常被删去一半，一部书只值半部书的价格。

建阳书坊的一些书稿粗制滥造，缺乏吸引力，只是靠着廉价路线，吸纳了一批读者。在苏州、南京、杭州等地书商将精挑细选、题材新颖的小说接连推向市场，又降低价格之后，建阳书坊的优势不再，再难维持昔日的辉煌。

建阳书商一定很郁闷，他们选题谨慎、炒作大胆，出版的书也都符合于主旋律，却未能挽回颓势。至明亡后，他们反而背上了“明人好刻书而书亡”的恶名。

豪杰乐事写词曲

“古来抱大才者，若不得乘时柄用，非以乐事系其心，往往发狂病死。今借此以坐消岁月，暗老豪杰。”李开先如是说。他的一生也如是度过。

李开先出自名门，祖上也曾有过辉煌，只是他的父亲，在科举上一直未有突破，临去世前叮咛他千万努力，务必在科举上弥补父亲的缺憾。

可李开先感兴趣的是戏曲，他自少年时就熟读名家散曲杂剧，精通戏曲理论，说起戏曲来如数家珍。让一个充满舞台感的天才，强行去学习枯燥繁琐的八股文，对他也是一种煎熬。只是他的妻子张氏，一直督促着他，让他不得不苦读圣贤书。

张氏是章丘一名富商的女儿，李开先九岁时就与她订婚。李开先二十二岁，张氏十九岁时，两人喜结连理。此时李家家道中落，景象惨淡，张氏操持家务，“躬苦茹淡，以济不足”，为丈夫解除了后顾之忧。

李开先像李开先天生喜好戏曲，“敲棋编曲，竟日无休”，他白天在外游玩，晚上回家再看书。张氏劝告他：“人生气血有限，昼夜兼劳，久之气血兼病矣。”在妻子的再三劝勉下，李开先暂时放下对戏曲的痴迷，刻苦读书，于二十七岁时考中进士。

入官场后，李开先意气风发，期待着有所作为。他曾驰马边疆，经营戎事，他在政坛慷慨激扬，议论时弊。可他还是喜欢舞台。他与名士交往，切磋戏曲心得，并在京师豪饮高歌，这些让政坛大佬夏言对他不满。

四十岁时，他正春风得意，一再迁升，却突然飞来奇祸。嘉靖二十年(1541)四月，皇家宗庙发生了火灾。

宗庙失火可是了不得的大事，这是上天在警告人间帝王，朝廷之中有了奸佞之徒。京师内四品以上官员都上了一份所谓的“辞职书”，摆出姿态，但谁是奸佞，却是由人事关系来决定。内阁大佬们依据个人好恶来决定取舍，首辅夏言对李开先不满，将他踢出了官场。

嘉靖二十年五六月间，李开先回到章丘城南，开始了长达二十七年的闲居生活。

章丘风光宜人，有山有水有名士，更有他所钟爱的戏曲。散曲家冯惟敏专程前来拜访他，两人“秋夕共语”，讨论戏曲。在离开章丘途中，冯惟敏兴起，写下散曲《中麓归田》，毫不吝啬地对李开先予以赞美：“山河依旧，其中自古圣贤州。似您这天才杰出，真个是无愧前修。霎时间对客挥毫风雨响，世不曾闭门觅句鬼神愁。”

在此间，他不寂寞，可他还是有所牵挂。他在官场跌倒，他不甘心，他期待着能有机会再次出仕。他在庄园中修建一座楼，珍藏皇帝赐给他的敕命，每岁都要捧起一读，如皇帝就在眼前。他关注边疆，送侄儿从军，更期待能“驱逐倭酋静海洋”。他与京师官场中的旧交频繁来往，并暗中操作，希望能再被起用。

等待的日子是痛苦的，为了消磨时光，他建了藏书楼，收藏古籍，藏书之名闻于天下。他蓄养歌妓，“征歌度曲”。他接连纳妾，于温柔乡中“坐消日月，暗老豪杰”。

李开先家中，“虽风雨之夕，客常满座”。他身边有一群门客帮闲，其中有精通曲艺者，如苏洲，号雪蓑道人，他精通琴、琵琶，能歌吴曲，好剧饮，醉后袒臂大叫，旁若无人。

李开先性喜美色，纳妾颇多。李开先有一妾张二，本是青楼女子，擅长箫管。

他纳妾的标准是精通乐器，如果年轻貌美，但不通乐器也无妨，他可以收入房中再教授乐器。

当时蓄养家班之风盛行，李开先也有家班，号称“书藏古刻三千卷，歌擅新声四十人”。曾有人到李家拜访，见其家中有戏子二三十人，女妓二人，女僮歌者数人。客人所云女妓二人，即张三、范四两名小妾。

李开先在章丘的生活与西门庆无二，每日或是看家班演出，或是与童子踢球，或是斗棋，或是欢饮。人间乐事，不过如此。

李开先对词曲精通，不时调教家班。家中门客中有精通南北曲调者，也常为家班指点唱法。对于自己精心打造的家班，李开先是满意的，有贵客临门时就拉出来演出。

后日的文坛领袖王世贞，年轻时担任青州守备，曾拜访过李开先，也欣赏过他的家班的演出。

从江南而来的王世贞，什么大场面没有见过，几个稍微受过声乐训练的仆人，几名从青楼挖来的女子，入不了他的法眼。王世贞看了演出后，大为失望，家班“戏子皆老苍头也，歌亦不甚叶”。

家班入不了王世贞法眼，李开先不好意思，谎称家中有能歌善舞者数人，只是散在各庄未曾回来。王世贞洞察此老心思，也不好意思戳破。

玩家班李开先还嫌不过瘾，嘉靖二十三年(1544)，李开先创作了一组散曲《中麓小令》。《中麓小令》的创作纯属偶然。李开先碰到一名精通南北曲调的艺人，一时兴起，作小曲百余首。李开先是北人，却作南曲，充分展示了其戏曲才华。《中麓小令》一出，风靡大江南北，数百人唱和，被时人称为 “中麓体”。

过了散曲的瘾，李开先意犹未尽，又弄起剧本来了。

天下豪杰，皆有不平之气，不平则鸣。嘉靖二十六年(1947)夏，李开先以一腔不平之气，放声而啸，编写了传奇《新编林冲宝剑记》(简称《宝剑记》)。

历史上并不存在林冲其人，《大宋宣和遗事》中出现了林冲，在梁山排名第十三位，并不起眼。到了《水浒传》中，林冲的戏份才多了起来，不过他的形象，多是憋屈隐忍。金圣叹就评价道：“林冲自然是上上人物，写得只是太狠。看他算得到，熬得住，把得牢，做得彻，都使人怕。”林冲太能隐忍，一旦爆发，却是可怕，金圣叹如此说。

《宝剑记》脱胎自《水浒传》中林冲的故事，但故事情节却全然不同。

李开先将自己的遭遇，融入到林冲这个人物身上。林冲被高俅陷害，上了梁山，最后点起五万兵马，杀入京师，报仇雪恨。前锋将领，是那手舞宣花斧，袒胸跣足，要杀入东京剁翻皇帝的黑旋风李逵，这与原书故事大相径庭了。《宝剑记》中，李开先就是林冲，高俅就是夏言，李开先的复仇欲望，在戏剧中得到了发泄。

《水浒传》中，林冲夜闯白虎堂，携带的是宝刀。到了李开先笔下，他携带的却是宝剑，“闲启宝匣看古剑，紫电照人晴碧”。《宝剑记》以宝剑开题，以宝剑结尾。林冲铲除高俅后，与妻子重逢，寻回了宝剑，“宝剑永传扬”。

宝剑在中国古代有诸多象征。它历经千锤百炼，方才铸就，百折不挠。它被认为天生阳刚，能克服邪魔，是各类神仙手中必备之物。它象征正义，十年磨一剑，谁有不平事？它外形典雅，高冠雄剑，曾是文人的标准打扮。宝剑在手，文人顿时豪情万千，倍增阳刚之气。

李开先身上也有一股任侠精神，不屑文士，“以兵自雄”。在《宝剑记》中，宝剑的意象贯穿全剧。《宝剑记》全剧就如一把宝剑，深藏鞘中，一点点抽出，一点点展露光芒，宝剑出，鸣不平。

李开先之后，陈与郊将《宝剑记》改编为《灵宝刀》，把林冲的武器从宝剑换回为宝刀，却已失去了精髓。

《灵宝刀》中插图，林冲窘迫投梁山的场景李开先笔如宝剑，不带文人酸气。他鄙夷当时文坛上的拟古风尚，“每愤文体如妆粉骷髅”。他与李攀龙同乡，相距不过百里，却绝无往来。他写作时随心随笔，常言常意。他亲近民歌，曾收集编写了民歌集。

《宝剑记》中吸纳了流行的民歌，剧本中可见《山坡羊》、《傍妆台》等各类民歌。民间语言的采纳，也使全剧语言自然，无典故，不雕琢，以朴素语言展示人物所处环境及内心感情。如林冲夜奔时唱道：“按龙泉血泪洒征袍，恨天涯一身流落。专心投水浒，回首望天朝。急走忙逃，顾不得忠和孝。”

《宝剑记》刻印之后，因其故事起伏跌宕，语言通俗易懂，传播各方，“歌之者多”。对《宝剑记》，当时士人多有褒奖。《宝剑记》与《浣纱记》《鸣凤记》并称三大传奇，王九思称之为“一代之奇才，古今之绝唱”。

大才子王世贞看了《宝剑记》后，却另有一番感想。他认可李开先提炼后的戏曲台词，“辞之美，不必言”。不足之处是音韵过于生硬，王世贞认为，如果请苏州人过来教练一番，纠正音韵，则可传播更广。

李开先最满意的恰恰是音韵，他曾自吹：“音韵谐和，言辞俊美，终篇一律。”现在被王世贞泼冷水，李开先心情抑郁不快。不过也不是王世贞一人有此观感，有人指出，李开先“不知南曲之有入声”。

《宝剑记》写就之时，正是海盐腔大行其道之时。万历朝以前，士大夫请客吃饭，多用海盐腔宴席招待宾客。若用其他腔，则为不敬。《宝剑记》所用也是海盐腔，后来风靡一时的昆曲，此时还未大放光芒。随着昆曲的崛起，戏曲的发展，《宝剑记》渐渐淡出了舞台。但其中第三十一出《林冲夜奔》至今仍是昆曲、京剧、赣剧、湘剧、弋腔、柳子戏、梆子戏的保留剧目。

《宝剑记》写就之后不久，李开先的结发妻子张氏去世。张氏十九岁嫁到李家，夫妻二人同甘共苦，相濡以沫。李开先与妻子感情很深，可他年轻时出没青楼，感染了花柳病，又传给了妻子，每发作时奇痒难搔。妻子对此没有怨言，对待丈夫一直很温柔。

张氏临去世前，还让亲弟弟去帮李开先购买小妾，并再三嘱咐弟弟，小妾要色美可人，性情温和，能让丈夫愉悦。妻子去世后，李开先写下了许多怀念之作。在《亡妻张宜人散传》中，他就自己年轻时的浪荡行径做了深深忏悔。

张氏死后不过三个月，十八岁的爱妾张二又突然去世。李开先对张二念念不忘，在诗中写道“触物伤情双泪落，余香犹染旧佼绡”。对于张二的死因，李开先避而不谈，很可能不是正常死亡。

满堂欢宴，热闹歌舞的背后，掩盖不住李开先内心的寂寥，也磨不去他的恨意。李开先对夏言是恨之入骨，在诗文中对他多有鞭挞。嘉靖二十七年(1548)，夏言在政治斗争中失败被杀。李开先闻得消息后大喜，写了首《门闻夏桂洲凶报》，诗云：“上方有剑何须请，相国惊闻沥血头。”

在自己的庄园中过着惬意生活，再想想夏言的命运，李开先对他的恨意也少了几分。

夏言被杀，让他有另一番感受，官场险恶，不若隐居逍遥，快乐一生。他不再期待明主，而是袖藏老庄，枕存周易。嘉靖二十八年(1549)二月，李开先的好友张治任礼部尚书，欲推荐李开先重新出仕。张治写信询问李开先意见，李开先回书谢绝，自此断了仕途之心。此时他回顾自己往昔的雄心壮志，突然觉得自己是那般的滑稽可笑，“每抚雄心还自笑，羞将鹤发对人梳”。

嘉靖三十一年(1552)，李开先五十一岁，此年他的生母去世。此后几年，他的子女接连去世。李开先子嗣羸弱，与他早年青楼狎妓，沾上花柳病有一定关系。

年迈之后，李开先陷入孤独凄凉之中，他的子女都已夭折，他的妻妾陆续去世。为了寻求精神寄托，他探访古寺，寻找高僧，研读经文。在他身上，《宝剑记》中的豪情，渐渐消失。可在外人眼中，李开先放荡不羁，携妓吟诗，高朋满座，笑傲山林。他雪中访古寺，夜半狂歌，酒后编曲；他以词曲娱老，文采风流，照耀北方。

隆庆二年(1568)二月，李开先去世，享年六十七岁。一说认为，他的死因与藏书丰富有关，当时，洪朝选担任山东巡抚，听闻李开先藏书丰富，借书不成，遂报复李开先，“李以恚恨死”。

他身后并不安宁，他死后，继妻才三十八岁，嗣子才十二岁。家族中为了财产爆发争夺战，最终家产被夺，家境破败。李开先的灵柩，一直停放到了万历二年(1574)，在友人的帮助下，才得以安葬。

后世从李开先的生活、感情、家乐、戏曲、园林、子嗣等角度出发，认为他就是《金瓶梅》的作者。《金瓶梅》中有大量的抄引《宝剑记》的内容，如第六十七回，西门庆应伯爵之邀饮酒赏雪听曲，所唱《驻马听》，全部出自《宝剑记》。《金瓶梅》中的诸多场景描写，也取自《宝剑记》。

后世学者如侦探一般，将目光聚焦在李开先身上，分析他的言词，以期获得蛛丝马迹，破解《金瓶梅》作者之谜。李开先在遗嘱中道：“家居二十七载，享林下清福，人生至此，亦云足矣。惟苏杭未得游，普集新修园未得一到，《词谑》一书未成，尤可惜也。”有学者推断，此时《词谑》早已写好，李开先所叹，乃是《词话》，即《金瓶梅词话》也。也有后世学者推测，李开先去世后，家中门客将《金瓶梅》带去赠送给王世贞，所以当时只有王世贞藏有《金瓶梅》全本。

《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是个难以破解的谜团，只是晚明才子太多，狂情太甚，后日的研究者眼花缭乱，在众多线索中抽丝剥茧，想破解这谜团。于是乎，同样性喜词曲、尤好民歌的冯梦龙也成了嫌疑人。

情胆包天唱民歌

民歌在历史上一直未被重视，属于下里巴人的消遣。不想到了明代，民歌竟然咸鱼翻身，被称为“有明一绝”，可与唐诗、宋词、元曲相并肩了。

民歌在明代兴盛，其受欢迎的内容却不是北方健儿豪意万千，骑马挎刀，雪夜出雄关，驱驰塞北外之类。而是吴侬软语，浓情蜜意，打情骂俏，情欲泛滥，这类民歌走进千家万户。

民歌来自民间，没有太多的文人气息，没有繁琐的辞藻堆砌，其中蕴含的是民众的真实情感，凡情欲生活、市井百态，无不纳入其中。如同今日的流行歌曲一般，民歌老少咸宜，传遍街头巷尾。时人记载，民歌风行时，“不问南北，不问男女，不问老幼良贱，人人习之，亦人人喜听之，以至刊布成帙，举世传诵，沁人心腑。其谱不知从何来，真可骇叹”。

民间对民歌的热情，让读书人不解。在松江地方上，凡是朋辈之间的谐谑，或是士人稍乖张之举，很快就被编成民歌四处传播。城乡之间的恶少，饮酒作乐，游荡街头时，群起而唱民歌，声浪滚滚，气势汹汹。

民歌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它没有过多的词语矫饰，不受诗词格律的限制，题材丰富大胆，突破了文人闺情、风情的主题，敢言文人不敢言之情，敢说文人不敢说之爱。袁宏道认为：“当代无文字，闾巷有真诗。却沽一壶酒，携君听《竹枝》。”

民歌的兴起，吸引了一批欲革去华而不实文风的文人的注意，“真诗在民间”成为很多文人的共识。当民歌得到了文人的关注后，它被系统地加以整理，发展成为一种新的文学体裁。

李开先认为民歌直出肝肺，不加雕琢，真情足以感人。他整理了元、明两代的民歌和散曲《市井艳词》，并对作家、作品一一加以评点。李开先去世后大约二十年，冯梦龙开始了对吴地民歌的搜集、整理、编撰工作。他整理民歌有着深层动机：“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

冯梦龙早年时惊才绝艳，笑骂皆成文章。冯梦龙自恃年少英俊，狂放不羁，他狎妓青楼，与歌妓结交，“逍遥艳冶场，游戏烟花里”。

多年之后，回忆起少年时的狎游时光，他无限感慨。他为这些青楼女子作传，在他的文章中，可以看到诸多充满个性的妓女，她们或是才情万种，言谈谐谑，或是敢爱敢恨，追求真爱。他的笔下，有名有姓的妓女就有十余人。

冯梦龙深恋名妓侯慧卿，二人曾有白头偕老之约，不想冯梦龙却被抛弃，侯慧卿选择了一名商人。在从良改嫁之前，侯慧卿特意请冯梦龙过来话别。心爱的人转投他人怀抱，冯梦龙万念俱灰，他不舍，他心痛，可他却无能为力。

不是侯慧卿对冯梦龙无情无意，只是一名名妓从良所需要的赎金太过高昂，当时只有富豪、高官才能负担得起。二十余岁的冯梦龙，根本没有经济能力帮助心爱的人赎身。侯慧卿也是无奈，她无法等待，她必须赶在年老色衰之前，从良嫁与他人为妾，摆脱在青楼中的悲惨命运。

此段感情挫折，予冯梦龙极深的伤害。失恋之后，他抽打自己耳光，大骂自己何必对青楼女子认真。他大病一场，闭门谢客，专心创作情词。他在诸多诗词中，描绘了自己的愁肠百结，“最是一生凄绝处，鸳鸯塚上欲招魂”。多年之后，冯梦龙再读当年失恋时写下的词曲，“犹可令人下泪”。

冯梦龙在《挂枝儿》中，记下了自己与名妓冯喜生的一段故事。在冯喜生即将嫁人从良的前夜，请冯梦龙过来话别。夜半，冯梦龙离去之前，询问美人有无话要说。冯喜生淡然一笑，为他唱了民歌送别。后来冯梦龙编撰《挂枝儿》时，冯喜生红颜不再，追念之情，涌上心间。冯梦龙狂呼：“呜呼！人面桃花，已成梦境……佳人难再，千古同怜，伤哉！”

冯梦龙被民歌所吸引，为民歌痴迷。他生而就是风流浪子，民歌于他就如游龙之于江河。民歌因他而被广为传颂，他因民歌而有了文学感悟与情感升华。

冯梦龙二十二岁时就开始收集民歌。他从市井小巷中收集民歌，从被刊印的书籍中寻觅民歌。至于酒馆青楼，更是他收集的民歌的主要来源地。冯梦龙向琵琶阿圆搜集民歌，被其歌声倾倒。他深夜于名妓冯喜生处得赠民歌，多年后犹惆怅不已。他毫不忌讳，看到弹词的盲女与行歌的丐妇都要过去探听。如果偶尔能得到一首民歌，“何妨爱杀”。

在一些道学家看来，民歌乃是山野田夫信口所作，并无文学意义。冯梦龙则予民歌以高度评价，在天启年后编辑了《挂枝儿》《山歌》两本民歌集，收录民歌八百余首。

冯梦龙与李开先的区别是，他将民歌与诗词并列，将它称为一种真正的文学体裁。先前的文学家虽然喜欢民歌之真，但对民歌的认识，不过是“可资一时谑笑”。冯梦龙不但视民歌为一种文体，更将民歌的地位抬高，甚至认为“但有假诗文，无假山歌”。

民歌集《挂枝儿》起于北方小曲《打枣竿》。《打枣杆》传到南方后，与南方民歌相融合，逐渐形成了《挂枝儿》。很多时候，人们更多地提及《打枣竿》。嘉兴李日华就道：“我明事事落古人后，其超绝者，茶酒墨与《打枣竿》而已。”

《山歌》则兴于明代中叶以后，其内容与江南地域的社会生活相关，是民众在日常生活中为了娱乐、放松而创作出来。《水东日记》中载：“吴人耕作，或舟行之劳，多作讴歌以自遣，名唱山歌。”

这两本民歌集都是民间俗曲或民歌，来自吴语地区的农村和市井阶层。情欲题材大量介入，则是吴地民歌的显著特点。

《挂枝儿》卷一至卷七分别以私、欢、想、别、隙、怨、感为名，描写了初恋时的款款情深，热恋中的狂热痴迷，离别时的执手相看泪眼，对情人的思念，偷情时的欢愉，新婚燕尔的雨水之欢。

《挂枝儿·泣想》：“青山在，绿水在，冤家不在。风常来，雨常来，书信不来。灾不害，病净害，相思常害。春去愁不去，花开闷不开，泪珠儿汪汪也，滴没了东洋海。”

苦恋之情，思念之心，透彻纸背。

《挂枝儿·性急》：“兴来时，正遇我乖亲过，心中喜，来得巧，这等着意哥，恨不得搂抱你在怀中坐，叫你怕人听见，扯你又人眼多。看定了冤家也，性急杀了我。”

欢喜之情，发自内心。

《挂枝儿·久别》：“自从他那一日匆匆别去，到如今秋深后风雨凄凄，欲待要做一领衫儿捎寄，停针心内想，下剪自迟疑。这一向不在我身边也，近来肥瘦不知你。”

思念之情，难以收敛。

金陵富春堂唐氏万历间刻本《南西厢记》中插图文人也作民歌，且多是放浪形骸之作。文人若不能跻身官场，则放纵于欢场，长醉于温柔乡。当酒香飘飘，民歌靡靡之时，他们怎么能抵挡得住面前的极乐诱惑。他们自然而然地要放纵文人的才情本色，就着美人笑，好酒欢歌，作出合于情景的小曲。

冯梦龙自己亲自操刀，撰写民歌，更收录了米仲诏、董遐周、白石山主人、丘田叔、黄方胤、李元实、苏子忠等人的作品。所择入民歌集的文人作品，冯梦龙有三个标准：要真，要俗，要有情。脱离了真、俗、情，泛着文人酸气的民歌，哪怕写得再典雅，他也不择取。

且看董遐周的作品《挂枝儿· 喷嚏》：“对妆台，忽然间打个喷嚏，想是有情哥思量我，寄个信儿，难道他思量我刚刚一次? 自从别了你，日日泪珠垂。似我这等把你思量也，想你的喷嚏儿常似雨。”

这完全是市井俚语，浪子心声了，哪里还有半点书生气。难怪《挂枝儿》一出，道学先生们拿了道德大棒，纷纷追杀冯梦龙。《挂枝儿》刊印后，被“不肖子弟”所追捧，“靡然倾听”。冯梦龙被卫道士群起攻击，狼狈不堪，眼看着将有一场牢狱之灾。

冯梦龙仓皇赶赴湖北，去向熊廷弼求助。熊廷弼是明末著名将领，一生三次任职辽东，坐镇一方，威名赫赫。熊廷弼曾任江浙督学，与冯梦龙有师生之谊，紧要关头，冯梦龙只能找他帮忙。

至湖北相见之后，熊廷弼忽然问道：“海内盛传冯生《挂枝儿》，曾携一二册以惠老夫乎？”

原来熊老先生也是性情中人，想一睹民歌为快。经熊廷弼出面帮忙，冯梦龙才摆脱了官司，不然也是李贽一般的下场了。

与《挂枝儿》相比，《山歌》的内容取自山野，更加贴近生活，也更加奔放。冯梦龙谓山歌“最浅，最俚，亦最真”。在《山歌》的序言中，冯梦龙就坦白直言，书中所收录“皆私情谱耳”。山歌中更有许多大胆的性描写，且看两首。

《山歌·馒头》：“姐儿胸前有介两个肉馒头，单纱衫映出子咦像水晶球，一发发起来就像钱高阿鼎店里个主货，无钱也弗肯下郎喉。”

“发”指膨胀，“钱高阿鼎”是“吴中馒头店之有名者”，“个主”是“这个”的意思。以馒头，隐喻女性胸部及男性的痴念。

《山歌·荸荠茨菇》：“郎替娇娘像荸荠，荸荠要搭茨菇两个做夫妻，茨菇叶生来就像姐儿两膀当中个主货，荸荠心透出也像情哥郎个件好东西。”

此处以荸荠、茨菇外形，暗指男女性事。

《山歌》刊行之后，对卫道士来说，口味实在太重，根本无法接受，最终湮没于历史，几近失传。直到民国二十三年(1934)上海传经堂书店主人朱瑞轩君到徽州访书，方重新显于世。

至于《挂枝儿》，也只有节抄本流传于世，人们无法得见全本。近代郑振铎偶尔在小书摊上见到一本题为《挂枝儿》的小书，便将这本小书购下。郑振铎翻阅之后，发现这本书不同寻常，决定将它收录在《鉴赏丛书》内出版。但郑振铎买的这本小书中，只有四十一首《挂枝儿》，后来他又从上海挖掘出了九卷本的《挂枝儿》明刻本残帙，再加上浙江发现的《挂枝儿》，方才补全此书十卷。

冯梦龙用了较多精力，收集、整理、编撰以“情爱”为主题的民歌。因为《挂枝儿》《山歌》，冯梦龙招惹了一堆是非。虽然最终官司得以摆脱，但冯梦龙还是受到了沉重的压力，他被指责为狂生、无赖，生活也陷入困境。冯梦龙一度家无余钱，不得不靠朋友帮忙才能维持生活。迫于生计，冯梦龙落魄奔走，先后在多处授课。

五十三岁时，冯梦龙所著《醒世恒言》出版，此后又相继出版了系列作品。写作、设馆授徒并未改变他的生活，他不时得靠朋友馈赠解决生计。

老友袁晋与富豪争夺一名妓女，吃官司入了牢房，出狱后以此段经历写了剧本《西楼记》。剧本写好后，袁晋很不满意，就带了剧本去请冯梦龙指正。冯梦龙拿了剧本，翻了翻就扔在书桌上，一句评语也未发表，袁晋怅然而归。

此时冯梦龙家中断粮，家人过来相告，冯梦龙道：“无忧，今夜袁晋要送钱给我。”家人听了，都以为他说梦话。却说袁晋回家之后，踌躇至夜，忽然拿了一百两银子去冯梦龙家。到冯家门口，门还开着，仆人云：“主人正等着你呢。”袁晋入内后，冯梦龙已将他的剧本改好等他来取。

崇祯七年(1635)，六十一岁的冯梦龙担任了福建寿宁知县。在寿宁为官期间，他一反早年的荒诞不经，回归到了正统。他在寿宁表彰了六名节妇，对寡妇守节赞誉有加，并以寻访到节妇而自得。早年的冯梦龙可不是如此，他认为女子之智不在男子之下，驳斥“女子无才便是德”。他整理民歌，赞美追求真爱的女子。他提倡婚姻自由，更称赞卓文君私奔。此一时，彼一时，在其位，谋其政。

崇祯十一年(1639)，冯梦龙离职返乡，再未出仕。他返乡之后，虽已七十，却齿健力强。他在苏州文坛上活跃无比，与友人们饮酒赋诗，放纵于山水之间。明亡后，七十二岁的冯梦龙远游东海，不知所终。有一说认为，他飘洋过海，远渡重洋，抵达日本。

冯梦龙虽去，民歌却在世俗生活、饮食男女中千百载相传。

第三章  超脱的穿住行

猖獗的“服妖”

服装是身体的延展，爱美是人的本能，人们用衣裳营造出赏心悦目的效果。不过，总有一群人，在思想上超越，在服装上争奇，被卫道士痛恨。服装上的叛逆，被厌恶者们冠以“服妖”的贬称。

“服妖”之类的衣服，因为叛逆，因为奢丽，因为诡奇，甚至被上升到国家兴亡的高度。卫道士们回顾历史，惊叹汉董卓之乱，晋五胡乱华，唐安禄山之乱，都是因为“服妖”流行，导致国家衰亡。

可区区衣服，真能让一个王朝崩溃？

史学家赵翼曾说过，朱元璋一人兼具“圣贤、豪杰、盗贼之性”。“圣贤”一面的朱元璋相信，“服妖”之风会亡国。总结元代灭亡的经验，朱元璋认为元代风气过于奢靡，僭越礼法，一般民众衣食起居与公卿无异，奴仆“往往肆侈于乡曲”，导致“贵贱无等，僭礼败度”。一场生活上的整风运动开始，衣着服饰自然是雷霆所指。

洪武元年(1368)二月，朱元璋下诏“复衣冠如唐制”，详细规定了皇帝、太子、大臣的服装。此后他又以妇人绣花般的细心，上百次地颁布涉及服饰的各项规定。直到洪武三十年(1397)，他仍然就衣着问题，不断进行指导、调整。

在穿着上，朱元璋的手伸得太长，不但官僚集团们的朝服、常服有着繁琐规定，就是引车卖浆的平民们的服饰，朱元璋也亲自过问，参与设计，再三修改。

洪武三年(1370)，他就庶民衣着做了详细规定。如男女衣服不得用金绣、锦绣之类，鞋子不得裁制花样，不准用金线装饰。佩戴的首饰只准用银，不许用金玉、朱翠等。

到了洪武六年(1373)，又下令庶民巾环不准用金玉、玛瑙、琥珀之类。平民的帽子不准用顶，帽珠只许用水晶、香木。朱元璋甚至规定，庶民不准穿靴子。可北方冬季寒冷，总不能让平民穿着单薄的鞋子外出吧。迫不得已之下，朱元璋只好做出变通，徐州以北，可以穿靴，以御寒冬。

用一个人的喜好，来裁定天下人的穿着十分不合理。衣服是穿在人身上，舒适合意与否，只有个人知道。严格的服装控制，遇上复杂的社会生态，和众生追求新奇美的心理，终究要冰融。

早在洪武三年（1370），民间就不理睬朱元璋的禁令，衣服采用黄色，在服饰上绣上古代帝王、圣贤人物及各类龙凤、麒麟图像。教坊司的妇女已被打入乐籍，身属贱民，更无忌惮，穿绸缎衣服，佩金银首饰，街市往来，坐轿乘马，屡禁不止。

卫道士们痛心疾首地斥责：“轻薄子弟，厌常斗奇，巾袭晋唐，衣杂红、紫，竞相慕好，汰奢无己，实为服妖。”

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大臣开始偷偷地换上自己喜欢的舒适衣物，至于朱元璋设计的朝服则被扔到了角落里。洪武二十三年(1390)三月，朱元璋看到了朝臣们衣服上的改变，怒气冲天，你们为了轻便，衣着日渐短窄，那朕就反其道而行。于是，官员们被逼着穿上了袖长可及地的衣服，不想日后，衣袖着地也是“服妖”的一种表现。

外来的稀奇服饰，更是受到举国上下的追捧，激起了卫道士的愤慨，引起了一场场风波。对服饰控制最先发起狂猛冲击的，是来自朝鲜的马尾裙。

成化年间，朝鲜国使臣来到中国，他们穿着马尾裙出没街市，立刻被京师中人效法，之后风靡一时。

马尾裙以马尾制成，系在衬衣之内。穿上马尾裙的好处是，它使人整体看上去更加丰满，衣着如同撑开的伞，行走之间，姿态万千。

最初穿马尾裙的人主要是商人、富家公子与歌妓，后来朝内武臣效法，京师之中多有织卖者。马尾裙之风行，以致不论贵贱高下，都穿上这种裙子。个别内阁大学士，一年四季，不论寒暑，都是马尾裙不离腰。作为礼部尚书的周洪谟，本该遵循礼法，抵制此等异类服饰，可他喜欢也就罢了，却还要穿上两层马尾裙，让衣服更加蓬张。年轻的公侯伯爵、驸马，还觉得马尾裙张开的弧度不够，在裙内绷上弓弦，增强效果。

马尾裙之流行，也带来了一个棘手的问题。要制作马尾裙，就需要大量的马尾，民间的马尾被采光之后，马尾缺乏，市价日贵。军营内的马匹被人给盯上，不时发生偷拔军马马尾的事件。军马被硬生生拔去尾巴，痛楚难当，不思饮食，日益清瘦。有官员利用此次契机，主动出击，称偷盗马尾，有误军国大事，请求严禁马尾裙。最终，在朝廷的强力干涉之下，马尾裙暂时消失，军马们再次留起漂亮的马尾。

走了马尾裙，其他的各类服饰次第而起。蒙古人的曳撒，成为最流行的服饰。

朱元璋驱逐蒙古人之后，禁止胡服、胡语。不想京师胡服再次流行，甚至影响到军营，军营中的蒙古服饰被斥责为“近服妖矣”。

曳撒受蒙古人的生活影响，在下摆竖向“密密打作细折”，在腰间横向打细折。这本是蒙古人骑马需要，缩紧腰围。可在明人眼中，此种服装鲜艳好看，外形华丽。明人所穿的曳撒，主要在下摆打褶，中间则无褶，比较平坦。曳撒与马尾裙本是最佳组合，二者搭配，更显出裙子蓬松如伞的效果。马尾裙被禁后，曳撒独尊，更加流行。

曳撒曳撒不但为士人所喜，也为皇帝所钟爱。成化皇帝游玩时，着大红织金龙纱曳撒，弘治皇帝退朝之后，一身曳撒。正德十三年(1518)，正德帝朱厚照从宣府回京，命京师百官戴蒙古人的大帽，穿蒙古人的曳撒迎接，这完全背离了祖先之制，可谁敢不从？

不过也有人敢与皇帝较真，监察御史虞守随就劝告皇帝：“盖中国之所以为中国者，以有礼义之风，衣冠文物之美。”虞守随的意思是：皇帝您是圣子神孙，文臣武将，应当为万民做好表率，遵守祖宗定下的服饰规则，不可以轻易更改衣着。请陛下修改自己的错误之举，不要再穿曳撒了。

正德对此嗤之以鼻，毫不理会，继续穿着曳撒胡闹。

曳撒十分流行，从宫中太监到官僚士大夫，再到民间小贩乃至仆役，无不追捧。宫中太监，喜着圆领曳撒、青曳撒。王世贞《觚不觚录》中载“士大夫宴会必衣曳撒”。《客座赘语》中记载，南京地方上的行医者，都穿着青布曳撒。

僭越礼制，也是服妖的认定标准。

明初曾建立起了一套复杂的官僚服装规定，但这套规定，在之后的岁月中被打破了。自成化、弘治以后，官员以穿蟒服为荣。蟒无角无足，龙有角有足，官员们却不在乎，穿上“有角有足”的蟒服出入公堂。最甚之时，宫中的太监也一身蟒服，无人来管。

这种僭越现象在《金瓶梅》中有较多反映，西门庆每日骑大白马，头带乌纱，身穿五彩洒线揉透狮子补子圆领。狮子补子只有一二品武官才能使用，西门庆是五品武官，按规定只能用熊罴补子。麒麟服本是公侯、驸马、伯爵的服制，此时也被庶民随意乱穿。《金瓶梅》中，吴月娘、春梅都随意穿麒麟服。孟玉楼、潘金莲、李瓶儿、李娇儿一人做了一件“锦鸡缎子袍儿”，依照礼制，只有二品文官才可在补子上使用锦鸡纹样。

二品文官锦鸡纹样明代中晚期之后，服饰管理已至失控的状态，虽然朝廷三令五申，可根本无法规制民间的穿着。

明初厘定礼法，妓女在穿着上受到严格限制。“或令作匠穿甲，妓妇戴皂冠，身穿皂褙子，出入不许穿华丽衣服。”“国初之制……乐妇布皂冠，不许金银首饰，身穿皂背子，不许锦绣衣服。”妓女“不许戴冠，穿褙子”。

明代中晚期时，妓女群体已突破了昔日的繁琐禁制，以服装展示自己身体之美。衣着面料以纱罗锦缎为主，色彩上朱碧红紫，工艺上织金绣彩，款式上异色花样，首饰上金玉宝石。“去船尽是良家女，来船杂坐娼家妇。来船心里愿从良，去船心已随娼去。”这写的是妓女们服饰华美，让良家女子心生羡慕。

明代以赤色为尊，其原因在于朱元璋“以火德王，色尚赤故也”。大红服装一般只有朝廷命官才能穿，庶民，特别是女性，不能随意穿用大红色衣服。洪武年“令民间礼服不许用大红、鸦青、黄色”，连婚礼、寿诞等喜事，普通民众也不能用大红色。

到了万历年间，妓女之中流行大红绉纱夹衣，洒线绣，这很快在民间流行开来，民间服饰尚红，衣有洒线。最甚之时，贩夫走卒，一般佣夫也穿红袄。名妓陈雪筝色艺双绝，“都中时态新妆，多出其手，合度中节，士女皆效之”。陈雪筝敢于打破礼法，引领时尚潮流。后来陈雪筝从良嫁人，丈夫死去，她为丈夫守节不改嫁，却又是回归礼法了。

《金瓶梅》第五十三回中，妓女李桂姐穿的“五色线掏羊皮金挑的油鹅黄银条纱裙子”，潘金莲说是“里边买的”，也就是“宫装”。这宫装不但用了“羊皮”，还是黄色。第十五回中李桂姐“上穿白绫对襟袄儿，下着红罗裙子”，也是僭越礼法了。

正德年间，服饰风格发生了巨大变化，形成了“衣必绮纨”。此时民间穿戴，率性而为，追随潮流，“宽袖低腰，时改新样”。松江地方上的男子服饰款式多变，时而变胡服，时而又变为阳明衣、十八学士衣、二十四节气衣之类。艳丽色调被保守士人深恶痛绝，可紫红色服饰在读书人中日益流行。范濂提到，松江儒童之中流行穿绛红道袍。他素来贫穷，崇尚俭朴，可近年来也开始穿大红大紫色衣服。

男着女装，自然是“服妖”的表现。可此时，男着女装尚“服妖”竟然成为一些癫狂士人的时尚。

唐伯虎一身女装，与和尚逍遥下棋。苏州人卜孟硕，夏季挽高髻，着大红苎皮袍，赤脚在街市上且歌且行。《续见闻杂纪》中记载，李乐隐居乡间，某日进城，看到城内读书人都是艳丽打扮，红丝束发，唇涂红膏，面抹香粉，着紫红衣服。遂作打油诗云：“昨日到城郭，归来泪满襟。遍身女衣者，尽是读书人。”

《见闻杂纪》中记载，湖州府“富贵公子衣色，大类女妆巾式，诡异难状”。《坚瓠集》云：“苏州三件好新闻：男儿着条红围领，女儿倒要包网巾，贫儿打扮富儿形。”安徽地方上“又有女戴男冠，男穿女裙者，阴阳反背，不祥之甚”。

至明末社会动乱，辽东战事经年不息，更有人指责“服妖”是祸害。顾炎武就认为“万历间辽东兴冶服，五彩炫烂，不三十年而遭屠戮”。李渔则认为“风俗好尚之迁移，常有关于气数”。

服装常是一个社会生态的反映，当整个社会处于高压之下时，服装显得单调保守，罕见各类艳丽颜色，新颖款式。当社会自由度增加，活力充沛时，追求美、追求新鲜的人们，在穿着上也丰富多彩起来。

如果服装影响国运气数，则单一、无彩、死板的穿着，对应的往往是没有自由与活力缺乏的时代。丰富、多彩、灵动的穿着，对应的则是自由与活力充沛的时代，是强盛的时代。从这个意义上说，却不是“服妖”猖獗，导致的各地民变四起，割裂中原。

“苏样”的魅力

明代中后期，时尚潮流的中心是苏州，苏州流行的吃穿住行、娱乐方式及各类精致器物，统称为“苏样”，也称“苏意”。

吴中素称繁华，人才辈出，物产丰饶，宫中各类御用物品，尤其是纺织品，多取自苏州。据文徵明记载，苏州织染局有房屋二百四十五间，织造工匠不下千余人。司礼监专设有苏杭织造太监，在苏州督造。苏州城中，家家户户都有从事丝织业者。苏州纺织业的发达，带动了服装业的繁盛。而苏州周边的松江、杭州、嘉兴、湖州等地，商贾云集，店铺密布，也成为苏样服饰的强力消费军。

陈洪绶《夔龙补衮图》“苏样”衣服初期颜色鲜艳，绚丽无比，后期又改为清雅。热衷于时尚的男士们，也从着妇人红紫之服，一转而变为崇尚清淡色调的服装。晚明“苏样”服装中流行白色，时有俗语云“要待俏，三分孝”。《金瓶梅》中，西门庆众妻妾多穿着“锦绣衣裳，白绫袄儿，蓝裙子”，也是受此风的影响。

“苏样”衣服在款式上也呈现出多变的态势，如上衣时而长过膝盖，时而仅仅及腰。袖子时而宽松，长至拖地；时而短窄收缩。苏样衣服的纹饰也从繁琐华丽，渐变为素雅淡泊，女裙只在裙角绣上一圈花纹而已。苏州妇女的头饰，被称为苏州妆，苏州妆变化频繁，从纷繁复杂变为简单易行。

明代“苏样”，总的发展趋势是从纷繁复杂走向简洁。

当日的苏州，无异是时尚之都。风和日丽，抑或鲜花盛开之时，男男女女们，换上流行的服装出游，成为亮丽的城市风景。苏州葑门外荷花盛开日，“舟中丽人，皆时妆淡服”，与满塘荷花交映生辉。

苏州所流行的时装，男性服装以高冠、道袍为代表，女性服装则以月华裙、水田衣为代表。如同今日的皮靴、西服、领带一般，高冠、道袍、浅履，堪为“苏样”男式服装的最经典搭配。

《喻世明言》中陈大郎“头上戴一顶苏样的百柱鬃帽，身上穿一件鱼肚白的湖纱道袍”。立刻吸引了年轻美妇的注意，并结下一段孽债。《拍案惊奇》中的富商“头带一顶前一片后一片的竹简巾耳……身上穿一件细领大袖清绒道袍儿，脚下著一双低跟浅面红绫僧鞋儿”。

道袍宽松，衣袖宽大，衣长过膝，风起时，衣带飘飘，使穿的人看上去仙风道骨。道袍的这般出尘效果，使得它流行于士人及富人之中。道士们所穿的道袍，颜色以灰色、褐色为主。为了显示士人们的儒雅之风，“苏样”道袍通常为白色。道袍之妙，在于宽大的衣袖，出尘气息的营造全靠它。为了追求飘逸效果，“苏样”道袍袖子越做越大，最后“有大至二尺七寸者”，有看不惯者讽刺道：“两只衣袖像布袋。”

道袍红履打扮“苏样”道袍用料讲究，手工精湛，价格不菲，不是一般人家可以负担的。《警世通言》中，宋敦将身上穿的洁白湖绸道袍脱下道：“这一件衣服，价在一两之外。”

“苏样”风行，善于舞文弄墨的苏州人冯梦龙自然不会放过。他在《古今谭概》中讲了系列有关奇装异服的故事。苏州进士曹奎，穿大袖袍，大概因为袖子的尺寸过于夸张，让人不解。

杨衍就问他：“袖何须如此之大？”

曹奎昂然道：“要盛天下苍生。”

杨衍笑道：“盛得下一个苍生就已经不错了。”

僧人所穿的鞋子，以布帛为面，大口，薄底，鞋帮较低，穿着轻便舒适，也受世俗男子喜欢。“苏样”浅面僧鞋，采用上等丝绸制成，上绣有各类花纹，颜色艳丽。因为“苏样”僧鞋太过精美，在一些地方被视为“服妖”。

杭州一名官员，笞打了一名追求时尚、脚着“苏样”浅面僧鞋的家伙，并将他枷号示众。在书写封条时，官员灵机一动，写下“苏意犯人”四字，警告杭州市民，不得受“苏样”的影响。可“苏样”魅力还是无法抵挡，苏州兴起的百柱鬃帽，浮浪少年无不戴着招摇过市。就连清修的和尚道士也生了俗心，私下购置一顶，以备扮装俗人，出去玩耍，挑逗一番美娇娘。

在追求新鲜、引领时尚之上，苏州妇女更不输男子。苏州民间织布之家的“机房妇女”，追求华丽衣着，好为艳妆。苏州所流行的“月华裙”精致华美，巧夺天工，价格十倍于一般裙子。

“月华裙”一开始是用六幅布帛，至明末开始用八幅布帛，穿着之人行动起来，观之如水之波纹。后来又出现有十幅之裙，每一幅用一种颜色，十种颜色各不相同，“风动色如月华，飘扬绚烂”。李渔《闲情偶寄》中将此裙视为“服妖”，认为既暴殄天物，又不美观，“盖下体之服，宜淡不宜浓，宜淳不宜杂”。

“水田衣”是以零碎的衣料拼结缝制而成，衣料色彩多样，交错若水田，由是得名。水田衣早在唐代就已出现，有“裁衣学水田”之说。到了明代，水田衣的制作，不再讲究衣料拼结时的均匀，而是杂乱随意，犹如浑然天成。水田衣从一般民妇的穿着，成为大家闺秀之爱，并一度成为时尚。

“苏人以为雅者，则四方随而雅之。俗者，则随而俗之。”

何良俊指出：“年来风俗之薄，大率起于苏州，波及松江。二郡接壤，习气近也。”于是乎，“苏样”矗立的高冠，变幻莫测的头巾，忽大忽小的袖口，忽长忽短的上衣，花样翻新的发髻，宽松的道袍，绣花的男鞋，招摇于松江之地，让人目不暇接。潮流变换之间，松江也得了“奢淫黠傲”的恶名，成了“服妖”的天地。松江董其昌则别出心裁，穿起了一种用松江紫花布缝制的道袍，此衣原本是当地的送终之服，但因为名人效应，人们争起模仿，导致这种布价骤高。

扬州繁华不亚于苏州，但在服装上却受到苏州影响。

“杏放娇红柳放黄，谁家女子学吴妆？”“吴妆”，正是指“苏样”。扬州府治下的通州，受到“苏样”的浸染十分厉害。通州地方上的士大夫，明前期家居时多穿着素练衣、缁布冠。才华横溢、性格张扬的年轻人，也不过着白袍青鞋行走于街市之中，普通人家中所用则是本地所产的便宜土布。

到了万历年间，受“苏样”的冲击，地方子弟开始追求价格高昂、色彩艳丽的绸锦，奢华者连袜子也使用绸缎制成。款式上更是变化无常，时而衣服长、裙子大，时而衣领宽、腰部细。风气所至，当地人如果穿着无颜色、无花纹的朴素衣服去赴宴，连乡下人也要对其加以耻笑。对此风气变化，地方上的保守人士心忧如焚，大骂“服妖也”。

明代前期，南京地方上风气醇朴，服饰上的奢侈、僭礼之风也未出现。万历年间，殊形诡制，日异月新，一波波不断袭来的时尚浪潮，让人目不暇接。秦淮河上的女子们，受“苏样”影响，称呼、梳妆打扮均是“苏式”。而在妓女们之间所流行的时尚，更是冲击社会风气，影响着良家妇女生活。

张岱认为，浙江人没有主见，凡是苏州所流行的款式，都要极力模仿。可在时尚的追逐上，浙江总是落后苏州一拍，是故苏州人取笑浙江人为“赶不着”。虽然赶不着苏州的时尚脚步，可在胆子上浙江人高过苏州人。浙江余姚地方，一般庶民穿着士人的方巾常服，为了吸引眼球，甚至“饰以王服”，可谓胆大包天了。

崇祯皇帝的周皇后是苏州人，最喜欢在夏季穿着纯素白纱衣，被崇祯称赞为“白衣大士”。 田贵妃入宫前在扬州居住，受“苏样”影响，入宫之后，一切穿着，仍然是南方式样。田贵妃的母亲每年都要根据“苏样”，制作最为时髦的衣服送给女儿穿，以让她在后宫竞争中保持不败。

到了明代后期，思想领域发生了巨变，心学、泰州学派横空而出，以饮食男女为人之常情，人开始回归自我、追求个性。在这波变革的洪流之中，江南士人与富豪们走在前列，他们大胆地穿着，展示自己的个性，追求个人的欢愉快乐。苏州地方，文风昌盛，经济发达，更有着诸多的纺织作坊。在此背景下，“苏样”脱颖而出，引领晚明时尚潮流。

“苏样”只是明代苏州诸多时尚中的一种，其他如苏戏、苏绣、苏酒、苏妆等，无一不为时人追捧。古董收藏，书画鉴赏，则被士人称为“姑苏人事”。南京秦淮河上的青楼女子经常自称是苏州籍，以求嫁个好人家，改变命运，外人戏称这些青楼女子为“小苏州”。很多徽商娶了“小苏州”后，却发现她们是与自己口音一般的安徽同乡。

河南人周文炜曾愤愤地对女婿道：“今人无事不苏矣，东西相向而坐，名曰苏坐……坐而苏矣，语言举动，安得不苏？”周文炜警告女婿，勿学“苏样”，一旦沾上，难以挽回。

可潮流终究是无法阻挡，流行时尚，自有它的市场。对于新鲜事物，人们需要一个心理转变的过程，从反感抵制到接受迷恋。明代以后，苏样虽然不再主导时尚潮流，可一个个新的潮流却在不断涌现，一直延及今日。

“山人”与头巾天地

朱元璋在制定法律时，定下了诸多繁琐复杂的规定，干涉社会生活，希望以此保持对社会的牢固控制，维系统治。

小小头巾，用途很大，它成为区分身份、分别贵贱的工具，被赋予了诸多政治意义。朱元璋甚至以政治力量推行头巾，其中最有名者，莫过于“网巾”及“四方平定巾”。

明代男性用来束发的网，类似鱼网，网巾口以布制成，有金属圈可穿身，用以收紧头发。网巾的由来，也有段故事。一日朱元璋微服私游，至神乐观，看有道士在灯下结网巾，就问这是何物。道士云：“网巾，用以裹头，则万发俱齐。”

万发俱齐，在朱元璋看来有“万法俱齐”之意，遂决意将网巾推行天下，不分贵贱，一律使用。次日，朱元璋召见道士，命为道官，取网巾颁布于天下。

在明代严格的服饰等级制度之中，网巾是唯一没有身份之别、人人可以使用的服饰。后人将“网巾、不用团扇用折扇、滨海之地不运粮”，视为前代所未有，明代之独创。明清鼎革之后，网巾更被视为最能代表明王朝的衣饰，抗清人士裹着网巾，投身于反清复明大业之中。

网巾使用马鬃、丝线或绢制成，至于穷人，则使用头发编成的网巾。《醒世姻缘传》中，一个穷秀才的母亲就靠织卖头发网巾为生。网巾的广泛使用，使它成为成人的象征。男子成人仪式中，首先要束发加网巾。

明代还有著名的四方平定巾，此巾平顶四角，以黑色纱罗织成。四方平定巾的巾式，不时发生变迁，或高或低，或方或扁，或仿晋唐，或从时制。明初曾规定，士人、庶民皆可戴方巾，但实际上只有身负功名的读书人才能戴。方巾青衫，乃是儒生的标准形象。若是平民违规戴了方巾，被儒生们看到，又要生出是非了。

唐巾是以乌纱制成的一种头巾，下垂的两脚衬向两旁分开，成八字之形。在保存下来的唐人画像中，帝王都戴唐巾，明人从中汲取灵感，复兴唐巾。不过唐巾复兴后，地位一落千丈，成为丧事中的常用物。《金瓶梅》中西门庆为李瓶儿办丧事，“外边小厮伴当，每人都是白唐巾、一件白直裰”，却是将唐巾作孝帽了。西门庆去世之后，孟玉楼与潘金莲、孙雪娥等人七手八脚替西门庆戴唐巾，穿寿衣。

明代最受士人欢迎的应属东坡巾。东坡巾与方巾同是平顶四角。不同的是，东坡巾外又加重墙。方巾戴时平面在正前，东坡巾则角绫位于两眉之间。东坡巾佩戴较广，西门庆去妓院与爱月儿相会时，头上戴东坡巾，身穿补子直身，脚穿粉底皂靴。

洪武三年规定，乐工、伶人、娼妓等地位低下之人，只能穿绿色衣裙，戴绿头巾，以与士人庶民区别开来。“绿头巾”更演变为一种带有侮辱性质的头饰，成为组织卖淫者之别称。江南地方上，若是有人妻子偷情，丈夫则有戴“绿头巾”之辱称，此即后世戴“绿帽”之由来。

关于佩戴头巾的规定，在现实中并未得到很好的遵行，洪武二十二年(1389)十二月，朝廷严申巾帽之禁，规定：“民人常戴本等头巾，乡村农夫许戴斗笠、蒲笠，出入市井不禁，不亲农业者不许。”

正德中期，京内只要一有新款头巾出现，各行各业中人群起仿效，贩夫走卒，也戴巾执业。顾起元在《客座赘语》中记载了南京戴巾的潮流变化：“士大夫所戴，其名甚伙，有汉巾、晋巾、唐巾、诸葛巾、纯阳巾、东坡巾、阳明巾、九华巾、玉台巾、逍遥巾、纱帽巾、华阳巾、四开巾、勇巾。”

万历重修的《泉州府志》中记载了明代后期头巾佩戴的乱象：“下至牛医马佣之卑贱，唐巾、晋巾、纱帽巾，浅红深紫之服，炫然摇曳于都市，古所谓服妖也。”

至明末，更有一种新的头巾流行，此巾“低侧其檐，自掩眉目”，抬头不能见人，故称“不认亲”。《明史·五行志》中认为崇祯年间，平民中流行的“不认亲”帻巾是服妖，此头巾之流行，乃明灭亡之征兆。

头巾在明代与身份联系在一起。一些参加科举考试多年的读书人，在多年科考失败之后，最终放弃了入仕希望，称“弃巾”“裂巾”“裂冠”。万历年有李姓士人，屡试不第，于是“弃置衣冠”，穿布袍，每日唱歌饮酒，为一闲适散人。崇祯年福建侯官人陈遁，读书经年，屡不得志，一日兴起，将所有的科举文章及士人衣巾，全数焚烧后入山隐居。

在弃巾风潮之中，最为有名者为松江名士陈继儒。陈继儒与董其昌，同为松江俊杰，名噪四海。不想万历十四年(1586)，二十九岁的陈继儒决意“弃巾”，不再参加科举考试。松江地方士绅官吏得悉后，再三劝告，也不能挽回他的心意。

弃巾时，陈继儒发表《告衣巾呈》：“长笑鸡群，永抛蜗角。读书谈道，愿附古人。复命归根，请从今日。”陈继儒虽然弃巾，但他好标新立异，每事好制新样，人辄效法，他创“用两飘带束顶”，被时人称为“眉公巾”。

陈继儒才华横溢，精通书画，不再为科举考试费神后，反倒逍遥自得，生活得以改善。陈继儒原本赤贫，靠坐馆教书补贴家用，后声名渐隆，编撰的书热卖，请他写作的人络绎不绝，家境开始殷实起来。又有好友赠送山田，得以构亭筑园。或吟诗作画，或教子弟读书，或吟啸忘返，陈继儒过起了惬意的隐居生活。

赤日炎夏，他休憩于树荫下，冬日暖午，他躺在院中晒太阳。有朋自远方来，竹炉藤几，纳凉斗弈。他不时乘小舟入湖，停泊在芦苇之侧，饮酒泼墨，酒罢调舟返回，此时山前月白。好山好水，清风明月，唯他独享。

晚明出现的这个亦侠亦儒、亦禅亦狂的群体，被称为山人，好游是其显著特征。山人本意是隐士，但在明代，山人的意思却有了很大的变化。这些山人，多以诗文而出名，号为山人，却挟诗卷，携竿牍，四处游历，或与权贵交往，或与文人唱和。

“昔之山人，山中之人。今之山人，山外之人。”原本只有高士才能称之为山人，可到了明末，山人开始泛滥，什么人都可以称山人。甚至“粗知韵事”的女子，只要与一二名士交往后，也敢自称山人，出现了女山人群体。一些人攻击山人为大盗、乞儿，不时有山人招惹是非，被戴枷游街，贴上“假山人”三字封条。

陈继儒最恨别人称他为山人，曾云“耻作山人游客态”。汤显祖早年在王锡爵家中，遇到陈继儒时嘲讽他：“既是山人，何不往山里去？”陈继儒由此对汤显祖怀恨在心，在王锡爵面前攻击汤显祖，致汤显祖早年在会试上遭遇挫折。汤显祖五次入京应试，至三十四岁方才考中进士。

山人交结权贵，其角色类似于门客帮闲，名声不佳。陈继儒同时代人多尊称他为“征君”、“征士”，意为被朝廷征聘而不肯受职的隐士。不想到了清代，他竟然被视为山人之首，又被攻击为“隐奸”。

与陈继儒交往甚密的官宦有首辅徐阶、礼部尚书陆树声、刑部尚书王世贞、大学士王锡爵及其子王衡、礼部尚书董其昌、大学士方岳贡等人。虽与达官显贵交往，但对于政治斗争中的敏感人物，他持避让态度。万历二十八年(1600)，东林党顾宪成请他去讲学，他推辞不去。对于陷入政治斗争中的人物，他刻意与之保持距离，他自言“不求得福，亦宜远祸”。陈继儒云“要做天下第一奇男子，须要事理圆融”。与李贽、徐渭等明末狂人相比，他多了几分圆通之气，正因如此，他得以八十二岁高龄善终。

屠隆在青浦当县令时，对陈继儒青睐有加，称他为神仙中人，陈继儒也以弟子礼待屠隆。之后，屠隆在官场遭遇挫折，后半生未再出仕，进入山人行列。

屠隆曾以“一衲道人”之名作《别头巾文》，回顾自己一生为了仕途而艰辛奔波，引来无数苦愁的历程，决意与“头巾”告别，从此解脱。不想这《别头巾文》在《金瓶梅》第五十六回之中被全文引用，引发后世无数猜测，探究这屠隆到底是不是兰陵笑笑生。

头巾在明代不单单是生活中的必需品，更是身份的象征，有着诸多的寓意。在复杂的社会生活之中，开国皇帝朱元璋所指定的头巾，已不能满足人们对新奇、美、奇异的追求与热衷。人们或是复古，去唐宋挖掘古老元素，让汉唐之巾，再现光芒，或是自我创新，开发出了各种新式头巾。

头上的天地尚小，只能在头巾、帽子上做文章；身上的服装，更有无数可创新的地方，因而被明人演绎到了极致。至于繁多的服饰禁忌、森严的等级限制，在人们对美的追求之下，渐渐被冰融。

弇山园中的仙境

王世贞在园林中慢慢老去。

对园林，他寄托了太多的梦想。

王世贞，字符美，号凤洲，又号弇州山人。王世贞的一生，跌宕起伏，他在官场上跌倒，在文坛上纵横，最终杀出条血路，成为天下文坛之主。他在文学、史学、戏曲、书画等领域有着较多建树，更对造园有独特见解。

一度，面对朱元璋凌厉的杀伐之气，江南文人们战战兢兢，或是隐居山野，或是遁于市井。朱元璋什么都爱管，一切都要纳入他的统治范围，哪怕是百姓的私人生活，也要依照他的意志来安排。出身平民的朱元璋对土豪生活深恶痛绝，香米、人参、玉面狸等珍稀贡物，被他斥责为不达政体。

对南方士人富豪之中流行的造园，洪武二十六年(1393)，朱元璋立法加以限制：“官员营造房屋，不许歇山转角，重檐重栱，及绘藻井，惟楼居重檐不禁。”“品官房舍，门窗、户牖，不得用丹漆。功臣宅舍之后，留空地十丈，左右皆五丈……更不许于宅前后左右多占地，构亭馆，开池塘，以资游眺。”

这些禁制，如对构亭馆、开池塘、重栱及绘藻井、颜色之类的规定，限制了园林的修建。这系列规定在明初尚被遵守，但到了明代中后期，随着整个社会经济的发展，大量私家园林中出现了违规建造，但也无人追究，这些条文遂形同虚设。

王世贞的祖上，从汉代始，就有较多因为仕途不畅，转而退隐于山林者。官场不达，转而为山林隐逸野鹤，这仿佛是王家人千年的宿命。王世贞的伯父王愔，生平不问生计，自诩闲云野鹤，涉猎群书。王愔花了三十多年时间，为自己经营出了一方天地，好寄托自己的野隐之心。王愔还亲自参与园林的修筑，虽栉风沐雨，也不停歇。

王愔修建了山园，园中种松竹万余，更有各类珍稀花卉树木散布于其中。在松竹之间，以假山营造出沟壑气息，亭榭楼台，小桥曲径。山园筑成之后，以“静丽”闻名于东南。苏州地方虽然名园辈出，却无与之比肩者。

王愔在自己的天地中，设宴欢饮，坐上宾客都惊叹，这种生活“非仙则神”。

王世贞曾有五年的时间，陪在叔父身边，不时搀扶王愔游园，园林中的景色，四季交替，各有千秋。寄情于此中，芬芳徐出，爽沁脾腑。

在生命的最后阶段，王愔已开始“捐馆舍”“属服徐”，料理后事。曾经兴盛无比的园林也日渐衰败。王愔去世之后，其少子王瞻美邀请王世贞至山石已近倾颓的园林中，聚石品茗。面对人世变化，目睹园林兴衰，二人歔欷不已。

王瞻美对自己没有心力将山园整顿如往常一般觉得遗憾。王世贞却另有看法，发表了一番感慨。他认为，千百年后，曾经的辉煌建筑，必然倒塌，繁华一时的园林，也将消失。精美的园林终究不能久存，能够传世的则是文章，“园之不吾长有”，“文长在天地”。

园林可以损灭，文字却是永恒，这就是“园以文存”。

王世贞也以自己的心血打造了园林，并围绕着园林写下了诸多传世的文章。

王世贞修筑的第一座私人园林名为“离赘”，意为远离恶草，远离纷争。

这座园林是在特定的背景之下修建的，因为赝品《清明上河图》，王世贞的父亲丢了性命，此后王世贞“持丧归，蔬食三年，不入内寝”。家居期间，王世贞心中凄楚，以经营园林来消除苦痛。离赘园本是太仓朱氏的菜地，被王世贞接手后，改为园林。园林很小，东西不过十余丈，南北三丈。

离赘圆虽小，却别有洞天，尤以绿化为佳。进入园子中，入门处有蟠松两棵，竹十余，园中有梅亭，可赏梅，有竹室，风吹竹响。园中有桃、杏、木药、海棠等植物，可时时抚琴饮酒于其间。

离赘圆虽好，但处于闹市之中，王世贞不胜嘈杂，此外，祖父王倬所筑的园林已颓败，也需他加以收拾整理。

王世贞祖父王倬的园林，因园中饲养麋鹿，唤为“麋泾园”。麋泾园除了麋鹿闻名外，园中玲珑剔透的峰石，更是胜冠吴郡。至王忬被严嵩父子构陷死去后，王家门庭冷落，麋泾园鹿死人散。园中楼阁失修，花木凋零，假山倒塌，杂草丛生，满目疮痍。面对此景，王世贞心情抑郁，决定另觅地方，重建园林。

几经考察之后，他在隆福寺旁边购田七十余亩，邀请松江著名造园师张南阳主持营造。麋泾园中的荒废峰石被迁运到新的园林中来。

这座王世贞重新营造的园林，名为“弇山园”。

《南华》中载，“大荒之西，弇州之北”是仙人栖息之地，故取名“弇山”。性喜道家典籍的王世贞，每读至此，心动不已。王世贞亲自查阅，想考证出弇州所在。最后查阅到《山海西经》中载，弇州之山，玲珑福地，就是一般人也能活到八百岁，每日爽然神飞，无忧无虑。

王世贞著有《神仙列传》，罗列了道教的众多神仙。他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飞升而去，位列仙界，“登弇山之巅”。

可他终究还是有理智的人，对仙界的神往，并没有让他癫狂，他知道，弇山终究遥远，成仙也是渺茫。面对着时光的飞逝，人世变迁，他发出了“夫山河大地皆幻也”的感叹。悟透之后的王世贞，将自己对仙界、对弇山的梦境，转而以园林的形式，在现实世界中营造出来。

大约在隆庆六年(1572)，王世贞开始修建弇山园。弇山园的修建，前后历时二十余年。王世贞最初设想“筑一土冈，东傍水，与今中弇相映带，而瓜分其亩，植甘果佳蔬，中列竹柏，作书屋三间以寝息”。王世贞初期对弇山园的构思颇为简单，若依此设计，则是一番农田风味，与他所设想的仙境却是有较大距离。

王世贞常年宦游在外，就将筑园事宜交由管家一手操办。这位大管家为人豪爽，性喜奢侈，大手笔地进行园林建设，无形之中，也将主人所追求的仙境给打造了出来。计成在《园冶》中认为，园林的建筑是“三分匠人，七分主人”，弇山园的建筑，则可谓是“三分匠人，七分管家”。待园林造成后，王世贞才惊愕地发现自己已将财尽，“问橐则已若洗”。不过，弇山园让他很是满意。

王世贞曾对陈继儒阐述了自己对园林的理解。隐居山林，追求的是空寂；在市井中居住，则难免喧嚣。唯有居住在园林之中，可于闹市之中取静。芥子能纳须弥，园中自有天地，成仙之路飘摇，仙境却可营造。

弇山园前，有一条小溪，两岸满栽垂柳，与溪水相映，清幽冷彻。溪水南侧为田地，每至收获季节，黄云铺野，农舍中散发出阵阵的饼饵香。走入弇山园前，先要经过小溪、田地、农舍，仿佛一步步从俗世进入仙境。

弇山园总面积约有七十余亩，其中土石占十分之四，水占据了十分之三，室庐占了十分之二，绿化占了十分之一。园林之中，有三山，一岭，二佛阁，五楼，三堂，四书室，一轩，十亭，一修廊，二桥石，六桥木，五石梁，洞与滩濑各四，二流杯。东部以自然取胜，西、中部则以人工雕凿见巧。

早期园林主要是“积土成山”，石头只是作为点缀，因为要聚石叠山，石料的开采与运输耗费的时间、财力太多，这不是一般人所能负担得起的。今颐和园乐寿堂前有一巨大的寿山奇石，号为“败家石”。金国曾准备将这块石头从开封搬运至燕京，未曾想运到半路就亡了国。明代米万钟看中这块石头，结果因为运费过巨而破家。至清代这块石头又被乾隆看中，最终运到京师。

王世贞修筑弇山园，大量使用石材，平地堆出三座大山，叠山理水如仙境琼岛。其中所用大石，高三丈许，因为弇山园在城内，竟然毁城门而入。当时文人对此大为不满，《五杂俎》中批评弇山园用石过度：“亦近于淫矣。”

弇山园被水分割为上弇、中弇、下弇。以一池三岛，营造出海上仙山意境。一池三岛是北方皇家园林常采用的理水造景方式，在江南私家园林中少见。王世贞不在乎礼法限制，在弇山园中直接采用此造景方式。弇山园中造景将近百处，景境密度远胜于此前的文人园林。连王世贞本人都认为弇山园造景，已经透射出“帝释宫苑”的气息。

在园林中，王世贞营造出了一处处如梦似幻的仙境。

弇山堂前有一开阔平台，左右各种植玉兰五株。玉兰花开时，灿烂如雪，宛若一片白色花海，颇有沁香环绕的意境。在玉兰花开最盛之夜，凭栏赏月，月未出，已入仙境。

超然台建在悬崖之上，濒临深渊，站在超然台上，可以俯瞰全园。利用潭水倒映的效果，形成月亮、楼台、山崖、潭水的绝佳组合，人于此间，自然超然若仙。

经过多年营建，弇山园建成，王世贞居于此间时，畅呼此园“宜花、宜月、宜雪、宜雨、宜风、宜暑，宜晨游、宜晚宿、宜舟舫、宜垂钓、宜丝竹、宜醉客”。

月圆之夜，水流蜿蜒，家班奏乐，轻舟发于水中，四周峭壁嶙峋。歌、舞、酒、月、水、山，王世贞忘情于此，踏遍名园意未舒，风流摇落无人继。

王世贞藏书极多，有三万余卷，其中有宋版书二千余卷，宋版《汉书》更是王世贞卖掉一座庄园购来的。弇山园有三座藏书楼，“小酉馆”藏书三万卷，“尔雅楼”专存宋版书，“九友斋”则藏珍稀的善本书。

《幽闺记》中插画，登楼夜眺，弇山园所营造意境不过如此在藏书楼中，王世贞每日“披览之馀，焚香燕坐，佐以清茗”。藏书楼的旖旎风景，激发了他的创作热情，他创作了多部以弇山园为名的文学作品。到了晚年，王世贞笃信佛道，对书的热情下降，将宋版《汉书》送给了儿子，所藏三万卷书也分给了三个儿子。这部宋版《汉书》几经周转，最后被钱谦益从安徽人手中高价购得。

弇山园中，当时名士云集，如屠隆、徐阶、戚继光、达观、罗汝芳、陈继儒、李时珍等，都是坐上宾。屠隆来弇山园游玩时，泛舟于水上，取青莲，采芙蓉。酒酣之后，登缥缈楼，极目远眺，放声长啸，翩然若天际真人。“雄篇丽藻，与山川映发。”

万历八年(1580)，李时珍曾到太仓弇山园拜访王世贞，将写成的《本草纲目》相赠，并请王世贞写序。王世贞此年身体不佳，“仆以倦一切，称病弇园”，此后一直没有动笔。十年之后，万历十八年(1590)正月，李时珍又一次来太仓拜访，王世贞将他“留饮数日”后，觉得再不写序没法交代。遂在正月半为李时珍的《本草纲目》写了序。此年十一月二十七日，带着无限感伤，六十五岁的王世贞在弇山园去世。临终前王世贞却嘱咐子孙，在他去世后，弇山园“能守则守之，不能守则速以售豪有力者”。出售后，若是使园子能得到良好看护，不损失其物性，就是对园子的最大保护。

王世贞去世之后，弇山园果然被转售他人，之后几易其主，最后连园中的假山石也被分解转卖，用在他处园林了，时人称之为“弇州石”，也有败家石之意。弇山园早已不再，可王世贞的文章，却传颂千古。后人于其文字之中，尚能感受到当日弇山园中的仙境气象。

悠游袁小修

湖北公安有三袁，兄弟三人不世之才华，实为史上所少见。

小弟袁中道，字小修，他与二兄袁宏道相差两岁，两人自幼一起长大。在两个才华出众的兄长影响之下，袁小修少时就已显示出在文学上的造诣，也被寄予了厚望。

长兄袁宗道于万历十四年(1586)中进士，此年二兄袁宏道也考中秀才，之后科举之途顺畅。小修的仕途，却没有两位兄长那么平坦，从万历十五年(1587)第一次参加乡试，十五年后，小修方才考上举人，又十三年，才考中进士。

科举场中的挫折，两个兄长的飞黄腾达，让小修心中不无抑郁，满腔牢骚不平之气，遂出入酒家，视金钱若粪土。青年时代的小修，以豪杰自命，他身强力壮，“如健犊子”。他性格狂傲，如狂烈野马，屡屡高歌大骂。他与酒友相邀聚饮，“置酒长江，飞盖出没波中，歌声滂湃。每一至酒市，轰轰然若有数千百人之声，去则市肆为之数日冷落”。

数年之内，小修以败家子闻名乡里，被妻子一通怒骂，十分羞愧，不愿归家。长期纵情酒色，也使他身体益发衰弱。小修一度懊悔，发誓要在臂上刺上“戒饮、戒淫”字样；可字终究还是刺不下去，酒色也还是戒不了。

哥哥袁宏道仕途顺畅，跑到江南锦绣之地吴县当县令，却不快活。袁宏道抱怨道：“吴(县)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官场琐事烦不胜烦，袁宏道每日里只想游山玩水，可每每刚至山水绝佳之处，就有公文送到。两年之后，袁宏道终于辞职，寄情山水。

三袁都性喜山水，好游乐。在未能入仕的岁月里，小修不甘寂寞，随着兄长游历各地，足迹遍布天下，欲与一世豪杰为友。袁小修与当时文坛大佬，如李贽、焦竑、董其昌、谢肇淛、钱谦益等人，都有亦师亦友的关系。

万历二十一年(1593)三月二十日，三袁一起从公安登舟，去拜访狂禅教主李贽。沿途游山玩水，拜师访友，行一程，停一程，好不惬意。五月初，三袁抵达麻城，与李贽相见。此时李贽已六十七岁。对此次见面，小修有详细记载。

见面时，李贽对小修颇有赞誉：“小修这身侠气，乃古今豪杰所同有的。”

小修却不谦虚：“古人所有的，我不必有。我所有的，古人则未必有。”狂气不输狂禅。

小修踏遍各地，写下了大量的山水游记。他文字清朗，独抒性灵，不拘格套，为当日泥古不化的文坛带来了清新空气。读小修的游记，宛若观山水画卷，美不胜收，情真意切，清逸淡雅。

“登妙高台，风涛际天，簸荡川岳。东望大海，水气浩白无际。”

“见古木萧萧。柯韵悠扬，石桥流水，悄然如话。”

“夜中雨滴竹叶，时复铿然。晓，枕上闻黄鹂声，入耳圆滑。起视，初日出松中，一山皆雾露。”

夜间，他行走于山间，月出寒松之上，两山明朗，婆娑树影映于山石之上。独立山间，侧耳倾听，有泉水叮咚作响，远听如人细语，且行且近，泉声渐响。水声溅起，清韵入心，能洗涤灵魂。山白鸟鸣，石冷霜结，流泉月光，水流潺潺，此时此景，安得片刻听，长使耳根悦。

容与堂刻《琵琶记》万历三十六年(1608)，袁小修心情低落，此年大哥宗道去世，二哥宏道赴京任职。他于此年将自己的日记命名为《游居柿录》，取柿子苦寒之意。《游居柿录》记载了此后十年之间，袁小修交游、思想等各方面的内容，是他后半生的真实记录。

小修好游，他最喜欢的交通工具是船。小修对乘船旅行别有感悟，买一小舟，自带食物美酒，如此不必为赶路所累。沿途遇山水停而悠游，遇好友可盘恒长谈。万历三十六年，小修静居数月，想要出游，与八舅聊天时，偶然说起想乘舟出游。舅舅手里正好有条楼船，停在江中闲置不用多日。小修听了大喜，随即与舅舅前去沙市查看楼船，船坚固完好。“坐舟中，用江水烹茶，甚佳。”

小修将船修葺一新，搭乘此船，在公安、沙市之间来往，颇是快意。“发舟归公安，两岸人家，皆在雪中。风顺，飞帆甚驶，时园中腊梅盛开，古梅正吐萼。”

有舟之后，小修频繁出游。

万历三十七年(1609)正月初一，他舟行于水上，往澧州嘉山而去。

至山中，老僧出迎，请小修入寺中，茅屋泥墙，宛若农家。置酒，颇清冽，饮数杯。不久舟中美酒送到山上，小修邀僧人至松下，坐石上共饮，僧大醉。

正月初九，至武陵。与友人相聚，席间有一妓女陪酒，貌三十余岁。小修初见时并无印象，再细看，竟有似曾相识之感。仔细询问，却是十三年前曾经邂逅的妓女。此后女子被一浪子所骗，转卖几次，历经苦难，红颜老去，足以伤情。悲情妓女，不得志文人，惺惺相惜，小修再三嘱咐友人善待此女，方才离去。

在武陵，赴友人龙膺处看书画。龙膺是万历朝湖广地区著名文人，与三袁兄弟是至交。龙膺的园林内有太湖石一峰，高丈余，玲珑竦秀。此石本是南京徐氏东园凤凰山主峰，徐氏求龙膺文，以此峰作为润笔。

明代中后期润笔风行，此时文人心态发生变化，不再以卖文为耻，而是主动走向市场，卖文为生。各类文章中，墓志铭、碑文、祭文、祝寿词之类价格最为高昂。龙膺十九岁中进士，与王世贞等人齐名，润笔高昂也不奇怪。徐氏东园，乃是朱元璋赐给徐达后裔、时任太傅徐祯的私园，又称“太傅园”，此园即今日南京白鹭洲公园所在地。

出山入舟，烟雾缭绕，峰峦耸立，有水墨之气，山水画卷次第展开。发舟游桃源，过槐花堤，风飒飒上帆，顺风疾行。两岸老梅繁英，闪现于树丛之中。小修想去桃花源，有朋友云此时桃花未开，风景不妍。小修笑道：“今梅花正开，一梅可抵十桃，不亦可乎？”

往桃花源的路上，胜景颇多，不时泊舟上岸，登山游寺，临水品茗。靠近桃源县时，只见山头起伏如波涛，又如千簇花瓣，十分生动，为生平所未见。将抵桃源县时，过古寺，有人骑马追来，乃友人日行八十里，追来同游桃源。

是夜，与友人在舟中夜饮。此时恰逢当地人在江上燃灯祈福，千万烛光，漂浮于水上。

至桃源。船夫不熟悉当地情况，遂买一小舟为向导。沿潭水而进，旁壁千仞，鬼斧神工。游山观水，风雨大作，遂泊舟于乱石边，披衣静坐，雨打蓬窗有声。

一夜，宿于渔家，早起时，雪深三寸，远近诸山，皆在雪中。袁小修急忙登舟，水面为冰雪所封，不得上行，然大约能见远山雪景。桃源有美景，更有故人具鸡黍相邀，通宵达旦，豪饮几百杯。小修不胜酒力，友人却不肯放过，跪地脱帽请饮，最终大醉不起。

游罢桃源，归途经过德山，泊舟与友人坐于树下。此时新雨初落，山中泉水喷入江中，岸上梨花树枝叶繁盛。出行一月以来，终日醉醺，小修在德山泊舟，听雨清坐，始得清闲。

过洞庭湖时，风雨大作，有无数小舟尾随而来。袁小修大惊，以为是湖匪，靠近方知是湖中采菱船。风雨渐厉，遂就岸边农夫家中投宿。月来每日美酒肉食，此番躲避风雨，于农家饱食蔬菜，小修不由感叹：“吾殆可以为田夫野父矣。”

二月底返家。三月二十八日，小修从公安出发，与山人金一甫，泛舟而下，前往东南悠游。舟中存酒食，载书画，有小童。小修给舟取名“泛凫”，出自楚词，喻意泛舟偷生，随波逐流。一路上以舟作屋，时行时泊，历时三个半月。

至武昌，泊岸与友人相会，十余年前，小修曾于友人壁上题诗《不闲行》。十年后再游，壁上草书如故，忽觉当日之狂意，乃真大醉也。

舟过湖口，江上黑云密布，运粮船蔽江而下，连帆接舻，也是奇观。日暮，风雨突止，微月照窗，水流入溪，声甚清激。风雨不息，舟不能行，遂焚香而坐。

开窗时，风雨凄迷，飘入胸襟。

舟行以来，小修耳目清寂，倒也避过了频繁的应酬。小修平生好酒，唯不喜夜间豪饮，饮多则寝不安席。然小修豪饮之名在外，每至亲友处，一席不饮，主人惊讶，必要大力劝酒。袁小修不得不饮，苦涩如服药。

此番出行，饮酒随意。有时小舟停在渔市附近，看到有卖鳗鱼者，即命童子买来下酒。夜泊湖岸，卷帘看明月，小酌数杯即睡，脾胃调适。“人见我好居舟中，不知舟中可以养生，饮食由己，应酬绝少。”

雨中泊舟，清寂之时，焚香读书。舟中书颇多，小修偶然发现一册自己整理的《苦海》，择录古诗中极尽哀伤之语。每读此书，感人世之无常，悲繁华之易谢，小修心中烦躁之感顿时消退。

舟至安庆，城外景色秀丽，河道密集。小舟出入，垂柳覆渠，炊烟袅袅。于安庆，袁小修发出了“我拼此生住舟中，舟中即是家”的感叹。至采石矶，拜李白祠堂，堂前老桧，也是千年古树。千年之后，古树犹存，人为黄土。

舟至南京，于南门遥遥可见大报恩寺塔，金碧辉煌。南京风光，分外绮丽，两岸皆画阁朱楼，流丹腾绿，“翠袖凌波，云鬟照水，青雀之舫，霞腾鸟逝”。连过了三四座桥，至珍珠桥上岸。至南京，不可不游秦淮河。袁小修特意买了一小舟，约了友人，备好酒菜，至秦淮河探艳。沿途“画桥仕女”，美不胜收，于舟上远眺钟山，烟岚郁郁。

小修到金陵，文人墨客纷纷前来拜访，应酬频繁，不胜其苦。小修收拾了行李，乘小舟从水西门溜出，此时天气酷热，将舟暂停在赛公桥下。风吹入石桥，水作湛碧色，汗与水交织，衣服湿透。夜间，过危桥投宿于僧舍，清寂至甚。

出城后，小修往牛首山游玩，古寺之中，松柏郁然，风势袭人，解衣少坐。古寺中的老僧本是农夫，以野菜煮粥，带有药气，别有风味。牛首山中有千年银杏，十七年前，小修游此处时，曾作诗云“南唐今日树长生”。别后重来，更有感慨。僧人展示的历代祖师像，都是恢奇肥硕形象。

夜宿山寺，月色出于万松之中，清绝一世。

想起与友人游镇江金山寺之约，小修不再于金陵停留，移至舟中，顺江而下。行舟时小童不小心失脚跌落浅水之中，童子站在水中持衣而笑，以为无甚大碍，突然漩涡袭来，人不见矣。虽生死有定数，小童突然暴毙，小修终难以接受，又想起小童生前殷勤服侍的情意，夜不能寐。

过仪征，至黄天荡，水势汹涌，令人恐怖。所幸无事，顺利抵达金山。在金山寺时，又思念起被水淹毙的童子，遂在七月初一请了山僧为童子诵经。请去寻觅尸体的船夫，连找了两日，船几乎被浪打翻，也没能找到尸体。

游罢金山寺，又往甘露寺、丹徒、丹阳而游。“生平有山水癖，梦魂常在吴越间。”

江南虽好，只是出行月余，会试之期将近，北上京师，迫在眉睫。袁小修不得不将“泛凫”舟遣回湖北，自己则动身前往京师。

在梦中，他见到淹毙于江中的童子阿鹭，隐隐有不悦之色。梦里，小修问他：“汝已死，今复来耶？”童子曰：“我虽死，特来随侍卫。”小修梦中感叹：“死而不死，快意人。”小修青年时好男色，长途出游，身边要带上貌美童子，以解旅途之乏。阿鹭约莫也是小修泛舟远游，夜间榻上之人。

此番北行之后，小修与兄宏道返回公安。万历三十八年(1610)九月，袁宏道去世。又两年，其父去世。

经历了三十余年的科场拼搏，父兄相续逝去的大变，让小修身心俱疲，不时发出哀叹，人生真可哭也。小修一度至山中长住，感悟人生，思考生命。

万历四十年(1612)，小修返回公安，将陪伴他经年的“泛凫”舟系在大柳树下。

月华如水，独坐舟头，看千家万户如在甑中。停舟上岸后，小修的生活，或是看人锄竹根种蔬菜，或是栽种橘树，或是独坐园中看树看花。

“中郎去后，世念已灰，愿作一老居士，游行佳山水间足矣。”

小修自言，四十岁之后才真正投入到山水之中。之前他因为爱好过多，交友过广，对山水灵趣，却未曾领得其中真滋味。经历父兄逝去之痛后，小修对于仕途不再热衷。往昔他游山水，是人山两望，此时他游山水，却已是山人一体，人景交融，如在画中。他晚期的作品中，更多的是归隐山林之感。

万历四十四年(1616)，他终于考中进士，此后在徽州、南京等地任职。小修此时已没有了激动与喜悦，他参加科举，获得功名，只是了却一段头巾债。仕途于他，已无多大意义，他此时体弱多病，茕茕孑立，遂以仕为隐，在官场清静无为，敷衍了事。

五十六岁时，小修辞职，次年病逝于南京芝麻营。

梦里寻梦夜航船

无数村落散布在浙西，被密布的河流所萦绕。

苏州、湖州、嘉兴、杭州各府及下属各镇之间，每夜船只往来不绝，“酒市多逋客，渔家足夜航”。

航船之上，故事多多。夜宿于船，春夏秋冬，各有感悟。春之夜，万物生长，静悟花开。夏之夜，明月倒映于水中，可静听蛙声，微风拂面，凉意顿生。秋之夜，江南却不见肃杀之气，落叶轻飘之中，可切身感悟春华秋实。冬之夜，于舟上暖壶金华酒，就着几碟小菜，二三游人，且饮且谈。

在这夜航船上，无数旅人，看斗转星移，说人世沧桑。夜航船上的谈话，不是严肃的话题探讨。此处的聊天，只是为了打发长夜的寂寞，没有固定题材，没有身份限制。农夫口中，说出来自然是充满野趣，士人讲来，满是烟火之气。

大才子张岱发出感叹，“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夜航船中，汇集各色人等，皆忙忙碌碌，可这不等于在航船之中，文人就可以放开胆子，侃侃而谈。江浙地方读书风气浓厚，浙西地方上的匠人百工往往读过书，将历史上的名人名字、官爵及重大事件发生年号之类背得滚瓜烂熟。

若是在航船上碰到读书人，他们就故意刁难，考验一下，问对方能说全瀛洲十八学士和云台二十八将吗？如果说不出来，则大肆取笑一番。

浙西匠人，“学问之富，真两脚书橱”。在张岱看来，这些死记硬背的“两脚书橱”，无益于文理考校，与目不识丁之人无异，可读书不精的书生，却很难应付他们，屡屡在航船上出丑。

张岱讲了个故事，一夜，月光倾泻于水上，一僧人与一名读书人一起搭乘夜航船。读书人高谈阔论，滔滔不绝，僧人听了，被读书人的才华所慑，将脚弯曲，以让读书人有更大的活动空间。

闲聊之中，僧人发现读书人言语之间有破绽，就试探道：“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

读书人道：“两个人。”

澹台灭明是孔子的弟子，虽然名气没有其他人响亮，可若是读了圣贤书，对他定有所了解。

僧人继续试探：“这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

读书人道：“自然是一个人。”

僧人试探出了读书人不过是徒有其表，敬畏之心不再，笑道：“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张岱特意写了本书，名字就叫做《夜航船》。书中所记，也不过是平常知识，但可让读书人记取，在夜航船上聊天时不致出丑，“勿使僧人伸脚则可已矣”。

夜航船，是浙北、苏南平原上，行于夜间的航船。夜航船的出现，与江南的地理、经济相关。环太湖流域，水网密布，河道纵横，船成为人们出行的主要交通工具。江南地方上，林木茂密，价格低廉，可以用来造船，在杭嘉湖平原上，流行的是“浪舡”。这种船，船体较小，船上有小篷、橹、纤绳，根据河道情况，选择使用舟橹，或是蓬，或是纤绳。

吴江东南六十里的盛泽镇，居民以绸绫为业，富庶一方。“四方大贾，辇金至者无虚日，每日中为市，舟楫塞港。”嘉善与松江之间有专门运送棉纱的航船，来往不绝。各个市镇之间的棉布、丝绸、茶叶等商品贸易，“往来无虚日”。

夜航船最多的地方是湖州，每天早上，湖州四门外面，停满了赶来的夜航船。这些夜航船载的一是行旅之人，二是贩卖的桑叶。湖州有大量蚕户，需要买桑叶。桑叶要新鲜，商贩必须夜间从各处出发，天明赶到湖州去卖。

谢时臣《风雨归邨图》局部夜航船有固定发船时间、固定线路，比如，从苏州到吴江，再到震泽，再到嘉善，每一程都有不同的价格。根据各地水路情况，不同地方采取不同的航行方式，比如，到了乌镇，因为小桥多，就不能用风帆，要用人工拉纤，或者用桨。有的地方因有湖匪，比如吴江平望这一带，所以路过时要加快速度。江阴至常州一段，因河小水浅，不适宜大船通行。

明代在华的西方人就观察到，中国有大量的木材，十分便宜，还有很多铁，价格低廉，质量好，所以有许多的船。全国生长着数不清的树木，哪怕没有什么资财的人也容易制造一艘船，拥有一艘艇。《天工开物》中记载，浙西、平江纵横七百里内，“浪船(最小者曰塘船)，以万亿计”。

湖州织里成为造船中心，所造船名目繁多，这些船只功效各异，主要用作生产、娱乐、交通。湖州还有个厉害的地方，就是印书。印书、造船结合起来，就催生了书船。书船从湖州出发，一路开到杭州、宁波、常州、苏州等地去卖书，自然也要夜间航行了。

夜航船的主要功能是运输客人，以盈利为考虑，从经济效益出发，舒适性相对较低。一些夜航船船舱矮小，仅有一门，要伛偻着才能进出。夜航船船身狭小，人在舱内，常需蜷缩着休息。所以僧人探清读书人是个绣花枕头后，笑着说出且待小僧伸伸脚。夜航船中拥挤，若有女子杂于其中，自会让男子生出无数遐想了。

夜航船上，各色人等，拥挤于其中，自然少不了一番夜谈。叶盛《水东日记》载：“船中群坐多人，偶语纷纷，盖言其破碎摘裂之学，只足供谈笑也。”

夜航船拥挤，自然不为讲究雅趣的士人所喜，于是出现了走高档路线的夜航船。此类夜航船，运送的多是有身份的士商，船舱宽敞，设有茶水酒菜，甚至有伶人在船上招待顾客。一些船只多以夫妻店的形式经营，丈夫操作船只，妻子料理菜肴，所提供的菜肴多是河鲜。

“新丝卖得贯腰缠，一路归途生晚烟。清水港看明月上，观音关趁夜航船。”

很多商人做生意发了财，也坐夜航船。问题就来了，搞不好就要被人谋财害命，怎么办？当时出现了牙行，就是中间人，牙行出面帮你找船，帮你雇人，一切有保障。商人切忌贪图便宜，碰上黑船，人财两空。

话本《张廷秀逃生救父》讲的就是张廷秀、张文秀兄弟，从苏州去镇江，因为夜航船上拥挤，就选择了宽敞的便船。便船趁着顺风，连夜而走，行至焦山时，船主露出贼人面目，将兄弟二人捆绑了投入江中。

《西楼记》中插图，夫妻二人操舟夜航船不时会遇到暴风雨。张岱一次遇到潮水西来，风号浪拍，轰鸣声震耳，巨浪临空而来，坠入水面时化作无数碎雨。舟在巨浪之中颠簸，舟中众人皆蒙被僵卧，面面相觑，唯有祈祷神明保佑。至半夜风浪平定之后，众人出舱探视，只见月出山峡，风弱水柔，月色流淌于水面之上，留下淡淡金光。远处群山之中，松涛阵阵。王士性乘坐夜航船，行于衢州时，见傍河有橘林，绵延十数里，“花香橘香，每岁两度堪赏，舟楫过者乐之”。

后世常将晚明活跃的经济视为资本主义之萌芽，这频繁往来的夜航船自然也是佐证。可在晚明，却无产生资本主义萌芽的任何可能。

明代的中国，有着比当时任何一国都多的商人，但他们既无社会地位，又无政治权力，商人在服饰、住房、交通工具等各个方面都受到限制，他们处于社会的底层，权力被以武力为后盾的、三位一体的地主儒生官吏阶层垄断。经济和政治权力间是固化的，缺乏流通性，提高社会地位的唯一途径，就是通过科举考试改变门庭。

除了对工商业的压制之外，中国社会中还缺乏对专制皇权的有效限制力量。在西欧历史上，由于宗教、部落、诸侯国、商业城市等各种力量的存在，使得国王的权力不是绝对的。更重要的是，私有产权得到保护，“风能进、雨能进，国王不能进”，国王也不能肆无忌惮地去侵占私人的财产。“无代表，不纳税”深入人心，西欧各国等级代表会议在不同年代的作用虽然不一，可在历史上却总是起着作用的。

中国历史上从来没有产生过能对政治权力起制约作用的力量，城市只是农村的延伸，以更好服务于统治阶层而已。广漠的农村又是一个自给自足的封闭区域，从中不可能成长出真正的资本力量，所谓的资本主义萌芽也不过是低端市场的表现。晚明江南地区交通的发达，只是临水区域内的自然经济发展到极致的产物。待其发展至顶点之后，就开始走下坡路，昔日繁华难在了。

苏嘉杭平原上，络绎不绝的航船上，腰缠百万的商旅看着江南夜色，心中却是另有一番感慨。纵使家产万贯，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这万贯家财，只要被官府盯上，稍做手脚，一切繁荣，即烟消云散。除了购置田地，修建庄园外，商旅时常一掷千金，在奢侈品中消耗自己的金钱。

明亡后，顾炎武等人总结历史，认为风气坏在这群吃喝嫖赌的文人手中，其中挂着山人名头到处鬼混的首当其冲被讨伐。张岱也属山人，他的忘年交陈继儒，生前不喜别人说他是山人。到了清代，陈继儒竟然被推为山人魁首，估计九泉之下要气得吐血。

张岱一生酷爱夜游，留下了《夜航船》一书。《夜航船》分天文、地理、人物、考古等二十部，每部下面再分类，如天文部之下分了十四类。全书共计四千多条目，精选了历朝历代诸多典籍，经过张岱剪裁，形成体例。张岱写此书的一个目的，既是让后来者在夜航船上不缺谈资，也想改变文人知识结构支离破碎的弊端，不致因缺乏常识闹出笑话。

《夜航船》成书之后却未得到流传。大概因为张岱过于潇洒，过于狂妄，政府生怕士人们都与他一样，因此将此书列为禁毁书目，学者们也无胆去翻阅传播。《夜航船》如同一只孤冷的小船，飘荡在江南水乡泽泊之中，沉寂三百余年后，此书方再被读者所知。

第四章  跳跃的信仰

江南淫祀五通神

明代皇帝或是崇佛，或是信道，对各类民间信仰，或是予以打击，或是予以扶持，总的趋势是，要将信仰纳入皇权控制。

洪武元年(1368)，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寻找适合官方祭祀的神祗，凡名山大川、圣帝明王、忠臣烈士，有功于社稷及对民众有好处的各路大神，由官方每岁致祭。凡是未得到官方许可，而由民间私自祭祀的，则是“淫祠”。

能纳入官方祭祀的，无不是出身正统，事迹感人，具有教化意义的神。这类神，官方认可，可民间未必喜欢。

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生活的活跃，信仰上呈现出了百花齐放的态势。各行各业，各地民众，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喜好，捧出自己供奉的神来，建个小庙，塑个泥像，自行祭拜。

作为经济最为发达的江南，在民间信仰上呈现出了蓬勃发展的态势。江南地方上流行五通神，这神既淫荡，又猥琐，与官方推崇的高大、庄严、肃穆的神形成两个极端。

鲁迅《朝花夕拾》中有一篇《五猖会》，记述了五猖庙中，端坐了五个男人，也不见有什么猖獗之处，后面坐着五位太太。这让鲁迅惊奇、来历奇特的五猖庙，就是流行于江南的五通神。

《初刻拍案惊奇》中，吴江秀才萧王宾至酒肆中，只见酒肆“店前一个小小堂子，供着五显灵官”。

五通神，又名五显神，但二者来历不同，至后世常被混淆到一起。

宋代传说，婺源地方上有五名神人从天而降，说要享用地方上的香火，同时福佑地方百姓，说罢升天而去。大神飞来又飞去，地方民众就设庙并塑五尊神像祭祀。

五神下凡显灵，展露神力，本是地方上的传说，不知怎么惊动了朝廷，北宋时封五神为“侯”，因封号中都含有一个通字，故而又称“五通”。至南宋时，五神被加封为“公”，封号中都含有一个显字，又称“五显”。宋代五显神是官方认可的大神，被列入了国家祀典，是有身份的神。

“五显神”又被与佛教联系起来。佛教中有华光菩萨，又名“五显灵官大帝”，华光菩萨一般指佛祖十大弟子之一、号称智慧第一的舍利弗。因为二者名字里都有“五显”，遂被凑到了一起。于佛教而言，这样可以扩大影响，广收门徒。于五显神而言，被归入佛门，地位上升，还可以得到理论上的升华。

在民间信众看来，华光菩萨与五显神就是同一个神，各地的五显庙也称“华光庙”。《西游记》中对此也有记载，唐僧师徒四人走到一处破败的华光行院前，长老下了马道：“华光菩萨是火焰五光佛的徒弟，因剿除毒火鬼王，降了职，化做五显灵官。”

宋代苏州即已崇信五显神。苏州上方山之侧有一南朝人顾野王的庙，顾野王生有五子，都被封为侯，号称五侯，五子都被供奉在庙里。五显神的信徒一看这可了不得，五个儿子五个侯，这不是五显神是什么。

到了明初，苏州上方山顾野王的祠堂正式被改名为“五显灵顺庙”。明初五显神也被官方所认可，洪武年间，朝廷曾在南京鸡鸣山建立了五显灵顺庙。不过五显神却尴尬地发现，自己渐渐被与邪神五通等同起来。

这淫邪的五通神，来历更为久远。唐代就有关于“五通”的记载，不过此时的五通还是鬼，“牛阿房，鬼五通”，专门在阴间进行收魂行刑等勾当。据柳宗元记载，“柳州旧有鬼，名五通。余始到不之信”。柳宗元将地方上的“五通”小鬼予以打击，断绝了柳州妖邪崇信。

宋代有大量与“五通”相关的故事。五通神来历各异，或是战场战死者的孤魂，或是各类动物草木化作的精怪。他们淫邪不已，不时在乡间奸淫妇女，不遵从五通神心意者，常遭到报复。宋代笔记小说中常可见有人不肯祭祀五通神，结果抱病身亡的故事。五通神还有一个特殊神通，即能帮助人发财。不信就要遭殃，信了则有财运。如此，淫邪但能帮人发财的五通神大放光芒，在江南地方上备受尊崇。

因为五显神在北宋时，封号中含有“通”字，也称“五通”，于是官方认可的五显大神，与民间流传的五通淫神，被混淆在了一起。南宋时曾有人特意对二者做了区分，五显是尊贵的正神，五通是卑下的邪神。

到了明代，官府对于“五通”与“五显”还是能辨识清楚的，可民间哪里能认识这些。在民间，“五通”与“五显”被画上了等号，原先五显正神的庙，现在也被五通邪神盘踞，苏州上方山则有成为五通邪神道场的趋势。

邪恶的大神往往喜欢称圣，五通邪神又称“五圣”。在田间的称田头五圣，在树上的称树头五圣，在屋上的称为檐头五圣，在路上的称路头五圣，在桥上的称桥前五圣，在水里的称水间五圣。

五通神在明代受到民间信奉，因为它身上兼具金钱、美色、权力三种特性。

世间男人，好色的很多，世间众人，不求财的也无几人。传说五通神淫邪，只要他看上的妇女，都能以各种手段弄到手，五通神又能让人暴富，他虽淫人妻女，却赐以大量钱财。五通神还能操纵疾病，既能使人患病，也能让人痊愈。五通神又有报复惩戒的能力，它睚眦必报，谁在背后说它坏话，必要遭到报复。于是，对五通神，民间又敬又畏：敬，是想发财；畏，则是怕他来勾引妻子，或是背后报复，让人病魔附体。

据载，明代的五通神比以前更加淫邪好色。冯梦龙讲了与五通神有关的一些故事，大致是美貌妇人被五通神给霸占，家中丈夫虽头戴绿帽，可五通神抢占其妻，却有丰厚馈赠，看在金钱的份上也就忍了。也有不甘心妻子被霸占的，如长洲县顾孝，因为老婆与五通神相好，持了兵刃与五通神格斗，结果祸及妻子，不久妻子暴毙。

此类五通神勾引女子的故事中，五通神常化身为富家公子模样，相貌英俊，出手大方。妇人们或因家庭不睦，或丈夫远行，或是年轻守寡等原因，处于孤独之中。此时五通神的出现，填补了妇人们内心的寂寞，使妇人们从精神到肉体上均得到满足，并与之生出感情。高邮李甲之妇，未到三十即守寡，因其貌美，“遂为五郎神所据”。此后被其子设计，五郎神“与妇呜咽而别，自此杳然”。

《豆香水鬼》中的《说鬼图》五通神在各类故事中淫人妻女，照理说应该为世人所唾弃。不想，由于它能让人暴富，信仰者日盛。“五通神”在苏州地方上也被称为“五路神”，即东西南北中五路之神。“出门五路皆得财也”，五通神遂被与此相附会，并传正月初五是五路神降临之日。

《警世通言》中记载了当日苏州的习俗：“正月初五，苏州风俗，是日家家户户，祭献五路大神，谓之烧利市。吃过了利市饭，方才出门做买卖。”

不过，五通神被设置在矮小逼仄的庙宇之中祭祀。民间风传，五通神喜欢低矮小屋，于是，百姓就如五通神所愿，在高广不过三四尺的空间内，设置了五尊神。兄弟五人，在此中已是拥挤不堪，可信徒们还给五通神配上了五个妇人，一人一妻，免得五通神心生杂念，出来捣乱。

由于五通神具有使人患病的能耐，巫师为人治病时，常将病因归咎为五通神作祟。又由于五通神与瘟疫神联系在一起，五通神被进一步演变为瘟神五帝，被人加以祭祀。

“杭人最信五通神，亦曰五圣。”行走于明代杭州，在大树下，在空旷的园子中，在桥梁旁边，不时可以看到矮小的庙宇中供奉着五通神。杭州法力最强的五通神被供奉在西冷桥旁的神庙中，人们争相祭祀。

杭州人前往五通神庙求财时，事先要用纸折好大量银锭，供奉在五通神庙前。然后测算好所求银两的数目，将相同数目的纸折银锭带回家中，这叫做“借”。过一些时日后，要至五通神庙，加倍献上纸折银锭，称为“还”。有借有还，再借不难。

明初规定，凡是民间塑造未得到官方认可的神的神像，并鸣锣击鼓，举办迎神赛会，杖一百，罪坐为首之人。五通神不是官方认可的神，可民间照样举办庙会，也不见有谁被杖责。

五通神诞辰日，江南各地要举行隆重的迎神会。“每会出旌旗队仪，舆服歌吹，费以千计。四方观者，舟车阗隘，亲朋高会，洒食宴乐之费复以千计。”

五通神会，有的地方称为“五方贤圣会”，比其他神的庙会更加旺盛。五通神会时，热闹非常，观者如堵，常乐极生悲。弘治七年(1494)九月，杭州举行五通神会时，无数人拥挤着观看，北新桥上也挤满了人。嘈杂之中，有人被挤下桥落水，有人惊呼“桥崩了”。围观者惊恐奔走，当场践踏死了三十余人，落水者更多。

五通神虽不被官府所认可，但民间人人推崇，有钱的在家里设庙祭拜，穷人则绘像于板祭拜。上方山石湖的五通神庙，春秋佳日，游人稠杂，画舫连接，香火旺盛，官府也不能抑制。而五通神的淫邪本色，及其身上附着的追逐钱财的色彩，与官方的宣传相悖逆，从中央到地方，一度开展了打击“淫祀”的专项行动。

弘治年间，新蔡人曹凤到苏州担任知府，看到五通神崇拜盛行，下令严禁，将庙宇神像拆毁。至曹凤去职之后，五通神崇拜再次风行开来。上方山上的五通神庙，在后世历经多次拆毁，却总是死灰复燃，屡拆屡兴，香火萦绕，一直延续至今。

弘治元年(1488)，浙江慈溪人杨子器，进士出身，至昆山担任知县。杨子器到了昆山后，先是表彰先贤祠墓，对于民间设置的祠堂，则全力打击，撤毁淫祠百余，将塑像投诸水火，禁绝各类庙会。各类淫祠被撤毁后，有的祠堂被改为学校、文庙，进行教化工作。

调去常熟做知县时，杨子器将地方上的“淫祠”撤去，改祭对地方有贡献的“和孝廉”。 杨子器改庙让地方议论纷纷，认为“为政者好奇立异”，甚至有地方民众至官府抗议，具陈庙不可改之由。不过，和孝廉祠命运也是坎坷，此后经历了多次变更，最终还是变回了“淫祠”。

借着打击“淫祠”的名义，官方也将寺院中的财富收缴，充实国库。嘉靖三十五年(1556)，朝廷因为剿灭倭寇，军需告急，遂在东南打击“淫祠”。在这波风浪中，就是正经寺院也不能幸免，缴纳大量金银方得过关。

明代的五通神虽已堕落，但尚未显示出原形，到了清代，五通神原形毕露，或为猪，或为马，或为青蛙，或为龟。因为淫邪好色，在各类小说中，五通神不时被擒，遭到阉割的悲惨命运。在蒲松龄老先生的笔下，屡屡可见五通神被阉割的描写。

对五通神的崇拜，只是凡人心思的反映。世俗中人，所求所愿，不过是一生平安，财源滚滚。

刘猛将与金总管

小小蝗虫，铺天盖地而来，让自诩为万物之灵的人类也敬畏不已。有明一代，各类天灾密集发生，蝗灾爆发的频率、规模也是空前。

明代的特大型蝗灾，基本上都发生在夏秋之际。每逢干旱时期，水草密集之地，蝗灾最易发生，北方黄河至海河之间，是蝗虫灾害高发地区，此地与蝗虫有关的故事也最多。蝗灾爆发时，蝗虫密集而过，沿途吞噬一切禾苗草木。崇祯十二年(1639)，爆发蝗灾，蝗虫漫天，横亘数十里，并排而进，从北向南，所过之处草木无遗。蝗灾过后，大批灾民无以为生。以前走投无路时还可以“落草为寇”，现在连草都没了，只能落地为盗寇，持刃抗官府。

面对蝗灾，处于刀耕火种时期的人们是脆弱无力的。官府会出面，捕打蝗虫，可面对铺天盖地的蝗虫，根本捕不胜捕，人力无法捕捉每一粒雨滴，也无法消灭每一只蝗虫。无奈之下，朝廷不得不再三发布命令，保护蝗虫的天敌，如鹙、野鸭之类，严禁民间捕杀这些动物。

对于蝗虫灾害，古人不能理解，为何天上会出现如此密集的虫类，吞噬地上一切作物。蝗虫来临时，却又有一种奇特现象，即“蝗不越境”。蝗虫过境时虽铺天盖地，可有时却不吞食某些田地的庄稼。大片田地中的庄稼被蝗虫吞噬一空，某些地方，个别田地的庄稼却完好无损，人们无法解释这种现象，只好将此与驱蝗神联系起来。

在北方，驱蝗神主要是八蜡庙中的神，在南方，驱蝗神主要是刘猛将。八蜡庙本是祭祀与农业相关的神的庙，后逐渐变成单一的蝗神庙。每年农事结束时，民众都要杀牲畜祭祀八蜡庙中的神灵。官方虽然禁止地方上举行八蜡庙祭典，可遇到蝗灾时，地方官员顾不上禁令，亲自举行八蜡庙祭祀典礼。如成化四年（1468），山阳县爆发蝗灾，太守杨景亲自前去八蜡庙祭祀，“蝗尽死，岁以大稔”。

驱蝗神刘猛将是明代新兴起的神。虽然刘猛将没有被纳入国家神系统，在民间却得到了百姓近于狂热的崇信。

刘猛将的由来，一说刘猛将是宋代的名将刘锜。刘锜曾以少胜多，大破金军，为宋中兴四将之一。刘锜死后，民间传说其显灵灭蝗。景定四年(1263)，刘锜被宋理宗封为“扬威侯天曹猛将”，于苏州建立扬威侯祠。后来又被加封为“吉祥上义中天王”。宋、元、明三代，刘猛将主要是被人们当做抗金英雄崇拜，其中也隐含了驱逐金兵如扫除蝗虫之意。

八蜡神与刘猛将，在祭祀上各有区别。北方通过献纳祭品贿赂蝗神，乞求蝗神不要降下灾害，这是消极、被动的祈祷。南方则祭祀刘猛将，期待由刘猛将出面，消灭一切害人虫，这是主动、积极的祈祷。南北方的祭祀上的差异，也与蝗灾的爆发情况有关，北方是蝗虫产生、爆发地区，对蝗灾根本无法应对，只能软化态度，求虫神不要降灾。南方的蝗灾，则主要是北方蝗虫南下过境，因而南方人心中底气相对较足，态度强硬，求神消灭蝗虫。

祭祀刘猛将，在江南地区从南宋延续到现代。祭祀刘猛将的时间，各地不同，苏州地方相传正月十三日是猛将神生日，在此期间举办猛将会、天曹会。苏州地方上，人们将猛将塑像抬出，奔走如飞，以跌落倾倒为乐，名之“迎猛将”。猛将会热闹非凡，地方上组织起来，鸣金开道，列队张盖，遍走四处，富户人家都要捐资，以求平安。

吴县农村，各家各户出份子钱，中午聚餐，然后由少年将猛将塑像抬至田间巡视，将纸制小红旗发给各户，插入田野中，意为这片田地受猛将保护。若是遇到蝗虫大规模来袭，人们自然要将猛将塑像抬着，在田野间四处奔走，沿途村庄无不敲锣打鼓，壮大声势。至于驱虫效果，在官方及文人的笔下，这种方法总是神奇地奏效。猛将一出，蝗虫灭绝。

在明代江南地区流行的民间大神中，淫邪好色的五通神不被官方认可，屡遭打压。刘猛将因为能够“抵御蝗虫”，官方对之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其发展。而且对于民间的各路大神，朱元璋也曾有过指示，只要有功德于民，即便不曾纳入官方祭祀，也“禁人毁拆祠宇”。

不过刘猛将的成功转型，进入官方祭祀系统，却要到清雍正三年(1725)了。明代也有民间大神成功转型，被官方承认的，其中著名者，如金龙四大王。

金龙四大王的原型，是南宋谢绪。谢绪愤懑于朝政不清，隐居在金龙山巅读书，蒙古灭宋，掳南宋太后北去后，谢绪投水自杀。据说他死后水势突然汹涌若龙状，尸体被送出，色态如生。

谢绪本只是一名效忠南宋、最终选择自尽殉国的士人，没有什么神迹。明洪武至永乐年间，并无有关金龙四大王的记载。之后谢绪突然声名鹊起，被称为金龙四大王，成为主管黄河、漕运的大神，这却是为何？

元代，随着漕运的频繁，各类庇佑漕运的神纷纷涌现，如金总管、海神李王、沈总管、王太尉、陈总管等。金总管姓金名昌，元代被民间封为总管，专司保佑漕运平安。海神李王是湖州的土地神，却被常熟地方上百姓演变为海神，负责保佑海运漕粮。

江阴地方上历来就有沈总管、王太尉、陈总管等几个神主管水运的说法。传说沈总管是宋人，元代海运船只，多赖其神力保佑，因此被封为沈总管。王太尉是南宋人，生性刚毅，卫国保民，传说宋军与金国交战，往往得到王太尉保佑，故而设祠祭祀。陈总管本名忠，生于宋末元初，传言凡海道运粮，遭遇风浪，只要喊他的名字就能奏效。

由于江南地方上祭祀各路大神的仪式已发展成熟，那么，为什么还要塑造出一个金龙四大王？为何要选择谢绪作为金龙四大王？

对第一个问题，要从两方面来解答。

明代黄河泛滥成灾，漕运也受到冲击，而自朱棣定都北京，朝廷供给仰仗东南，物资输送主要通过京杭大运河。黄河改道、决堤，连带着影响到大运河水上运输。而在当时，要治理黄河，却是极其困难的，人们遂将希望寄托在水神之上，希望神灵庇佑黄河、运河通畅。此种拜神心理，如同国人认为吃啥补啥的心理一般。

从主观上来看，已有的各路水神，基本上是元代民间所设，来历不明。对朝廷及士人们来说，祭这些身份不明的大神就是“淫祀”，无法接受。如江阴地方上供奉的水神陈总管，常年保佑漕运，可谓劳苦功高。不料到了弘治年间，却被江阴知县黄傅揪出来批斗。黄傅批评陈总管庙：“国朝于陈氏之祠，未尝有奉祀之典也。”

对于民间供奉的神，地方上的信徒通过伪造前朝封号、敕文等行为，为其获得一个可靠出身。陈总管也被包装有了前朝封号，信徒称其早已进入官方祀典。

这黄傅是个较真的人，既然你说是官方认可的，那就该有记载。结果黄傅“翻遍案牍，未曾一见”，气得大骂“以养盗贼也。呜呼，怪乎”。来历不明的陈总管被定为淫祀，陈总管遂被从祠堂中驱逐。

对第二个问题，为何选中谢绪，这与他自身所具备的各项条件有关。首先，谢绪出身名门，是读书人，一切条件都符合儒家要求。其次，他在南宋灭国时殉国自杀，故事感人。再次，当日他自杀时，就已有神迹出现，如其尸体栩栩如生之类。

于是，围绕谢绪的故事被完整化。在明代士人的记述中，谢绪死前叹息：“生不能图报朝廷，死当奋勇以灭贼。”朱元璋平定天下时，谢绪托梦给乡人，称将要保佑圣主。朱元璋派兵北伐，明军在黄河吕梁洪段与元兵大战时，有神灵披甲助战，让水逆流，致元兵溃败，这神灵自然是谢绪了。随着造神运动的深入，谢绪的家族也被塑造出来，他在家中排第四，因为在金龙山隐居，成神之后，称“金龙四大王”。

神造出了，定位在何处，这又是个关键问题。

南方各地，诸神云集，谢绪要想在其中杀出条血路，却是难事。此时徐州黄河一段，水患频发，成为了传播金龙四大王的黄金地段。“吕梁开险关，悬河倾奔号”，故而文人们在造说时，将金龙四大王显圣之地取在险峻的吕梁洪。

《荆钗记》中插图，祭祀场景山东阳谷县张秋至徐州一段，一直是黄河水患最为频繁的区域。正统年间，黄河决口，将此段运河大堤冲垮，漕粮运输受阻。朝廷虽然派了大臣治河，却久治无效。到了景泰二年(1451)，朝廷派出多名重臣全力筹划调度，却仍然未能治理成功。不得已之下，朝廷接连敕建河神庙，指望河神来治河。景泰四年(1453)，朝廷又在张秋镇运河段，建感应祠祭祀河神，金龙四大王在河神左侧配祀。到了景泰七年(1456)，金龙四大王被独立出来，人们专门在山东运河沙湾段建庙祭祀，这标志着金龙四大王地位正式确立。

至明代后期，在河工建设中，各路官员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祭祀金龙四大王。谢绪成神后，本体人身被忽视，他的形象被定位为“金色小蛇”，这样方才吻合金龙四大王的形象。根据需要，在人形与动物形态之间转化，也是神的一个重要功能。

据载，每至黄河决口，在围堵决口的紧要关头，在所有人心跳猛地加快的刹那，都会有象征吉兆的金色小蛇适时出现。随后黄河成功合龙，然后官员将金龙四大王显圣的事迹报告皇帝。皇帝受神迹感染，又进一步加以敕建庙宇、颁发匾额、赐予封号，使金龙四大王在神坛上的地位越发显赫。

山东济宁地处京杭大运河中段，是连接南北的枢纽，船舶往来频繁，商旅辐辏。金龙四大王一出现，随即被济宁商人所接受，济宁商人进而又将金龙四大王推广到各地，包括谢绪的老家浙江。金龙四大王在后世，就这样一步步走向神坛，最后成为运河沿岸及黄河中下游流域的“正祀”之神。在运河流域，朝廷百官、漕运兵丁、船夫、农夫、商贾，无不至金龙四大王庙中烧香。至清光绪年间，金龙四大王突破了“封号过四十字不复加”的惯例，竟然得到了四十二个字的封号。

抬出来的城隍

少时，对城隍庙总有着陌生而遥远的感觉。老一辈人总是念叨，民国时期我的曾祖父在上海打拼，就住在城隍庙附近。看《聊斋》之类的小说，也有诸多与城隍庙及城隍神有关的描写。可城隍庙、城隍神是啥样子，我一直不甚明白。

20世纪90年代之后，各地庙宇若雨后春笋般涌出，我走出了乡村，到外面读书，方对城隍庙有了切身感受。

中国古代的神，多不胜数，城隍神却是比较特殊的一个。城隍神是城市的保护神，城指城墙，隍指城池，二者结合，共同保护城市居民的平安。中国古代的城市居民，出于对高墙深池的崇拜，遂以拟人化的形象，构造出一个城隍神，通过他来捍卫内外，庇护一方。

城隍神崇拜始于巫术盛行的汉朝，六朝时出现了一些城隍祠，官员参与祭祀。至隋唐五代，城隍神在较大地域范围内被传播，被文人墨客所吟诵。不过唐代的城隍神，祭祀规格并不高，地方官员就可以任命城隍神。据载唐代城隍神的使命，除了保护城池之外，还增加了在阴间审案，掌握生死簿，控制水旱吉凶等功能，业务十分繁忙，也算是与时俱进。

至宋元时期，城隍神的祭祀“几遍天下”。朝廷开始封敕城隍神，“或锡庙额，或颁封爵”。各地官员上任之后，到城隍庙中祭拜也成了必行之事。

元代，蒙古人对城隍神一点也不排斥，在大都建城隍庙，封为“佑圣王”，如此，城隍神具备了王朝守护神的身份，地位日崇。

朱元璋登基之初，城隍庙一度获得了大发展。朱元璋令各府州县兴建城隍庙，春秋时节官员要致祭。洪武二年(1369)，朱元璋分封各地城隍神，最高等级的京师城隍神被封为王，开封及朱元璋老家安徽四府州城隍神，被封为正一品，其余各府为正二品，州为秩三品，县为秩四品，还对各级城隍神的服饰相应地做了规定。

城隍神地位提高后，祭祀规格也得到了完善。以前人们将城隍神与风神、雷神、山川诸神等大神放在一起祭祀。朱元璋认为这“非隆敬神祇之道”，于是将城隍神独立出来，享受尊贵的“太牢”待遇，也就是用牛羊猪祭祀。洪武二年改制后，城隍神得到了系统的分封，祭祀形式、规格也被确定下来。

城隍神扬眉吐气，居住条件也得到了改善。往日的城隍庙，不过一二间破屋，在风雨之中飘摇。朱元璋看到城隍庙破败，令各府州县建城隍庙，“其制高广各视官署正衙”，此后城隍庙与官府衙门的规格一样。各地的城隍庙修得富丽堂皇，气派，森严，与官府不同的是，此处的老爷是泥塑像罢了。

城隍庙大门上，挂有城隍庙大匾，两旁有石狮或铜狮。大殿中供奉城隍神像，神像前有香台、功德箱、拜垫，大殿上悬有“赏善惩恶”、“到此分明”字样的横匾。城隍神作为主神，既有泥塑像，也有木雕像，逢节日时，木雕像会被抬出去供信徒膜拜。大殿两旁是判官、牛头马面、黑白无常以及大小鬼塑像。有的城隍庙走廊上还有各种塑像，描绘恶人在地狱中接受惩罚的可怕景象，如下油锅、上刀山等，警示世人，不可作恶。

各种神都被纳入城隍庙，塑成神像，坐享香火。如果看到如来佛、太上老君、孔夫子并坐，十殿阎王共同办案，丝毫不要觉得奇怪。至于送子娘娘、财神爷之类的大神，更是受民众欢迎，也被城隍庙“笑纳”。城隍神的顶头上司玉皇大帝，因为有专庙祭祀，未被纳入城隍庙。这就好比知县的衙门中装不下皇帝。至于城隍神的下属土地神，则在城隍庙中设有专门的土地庙供奉。

然而，不过一年半，城隍神就被革去了“乌纱帽”，泥塑像被砸了扔到水中。洪武三年(1370)六月，朱元璋下令，革去各地城隍神的爵位。此时城隍神经过民间演绎，已具备了人形特征，各地城隍庙中都有塑像。朱元璋下令，各地城隍庙只可以供奉木主，“毁塑像舁置水中，取其泥涂壁，绘以云山”。

之所以发动一场破除神像运动，因为城隍庙地位日崇，其中出现的一些现象，如设庙立像加以祭祀，已逾越礼法规定。

“天神地衹坛而不屋，人鬼则于庙中祭之”，城隍神应该划到天地神衹的行列，待遇是弄到坛里加以祭祀。至于庙，则是人鬼才有的待遇。现在城隍神不仅出现了拟人化的塑像，更有了庙，违背了礼制，朱元璋不得不出手加以纠正了。可此番对城隍神的改造，仅停留在去封号、毁塑像、立木主上，庙宇仍被保留了下来。

不过也有阳奉阴违，暗中将城隍神塑像藏起来的。有镇江人偷偷将城内的城隍神塑像移到南门外，放在社稷坛旁的斋宿房中供奉，称为“小城隍庙”。待风头过去之后，又重新在城内城隍庙塑了神像，社稷坛内的“小城隍庙”则被改称为“社稷城隍”。

苏州民间信仰昌盛，庙宇众多。虽然朱元璋规定了城隍神只到府县一级，可苏州地方上，镇、村一级，设有各自崇拜的城隍神。有的镇甚至有两三处城隍庙，原本属于县城隍管理的土地庙，也被镇城隍接手。

各地的城隍庙虽没了塑像，可庙里香火如常，官员一如既往地去祭祀。洪武、永历之后，各地城隍庙中，塑像又重新被抬了出来。此时各地官员，将塑造城隍神像当做了自己的政绩，根本没有想过当初的禁令。

只塑造一个城隍神像立在庙里，既不和谐，又显得孤单，地方官老爷们“大发善心”，为城隍神配上了俏美夫人。还有官员体贴城隍神，再配上一房小妾的，引以为美事，认为城隍神定会对其庇佑有加，使其官运亨通。

城隍神的拟人化被推到了一定的高度，它不但有了老婆，还有了生日。至城隍老爷、夫人生日时，地方上官绅民众都要去拜寿。城隍神及其夫人的生日，慢慢地演变为地方上的盛会。四川大宁县城隍神的生日是五月二十八，当天盛陈仪仗，城隍神像坐八人大轿，招摇过市。所经之处，家家户户，沿门焚香致敬，观者如织。各地举办城隍神诞辰的庆祝活动，无不极尽其能。上海城隍神夫人生日当天，倾城士女，前往观赏，深夜灯明如白昼。

城隍神有了老婆，于是城隍庙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城隍庙增设了城隍神夫人的卧室。官员们拖家带口前来上任，看着城隍老爷有了夫人，却无儿女，也是寂寥。将心比心，于是在城隍庙中，又出现了城隍公子、城隍小姐塑像，地方官期待城隍神一家和睦，城隍神享天伦之乐，安心为地方服务。自洪武三年(1370)之后，城隍神就没了官爵，也有官员操心于此。山东登州知府杨颐就出头，帮本地城隍神求封赏，只是朝廷未允许。

明代每逢初一、十五，善男信女们都要到城隍庙烧香，官员也不能免俗。到城隍庙中烧香祈福的，动机不一。士子求功名，妓女求嫖客，官员求高升，屠夫求猪肥。松江地区最重供品，祈福时，富人家要用全猪羊，贫民也要用猪首。至于妓女上供，顶多是一碗肉了。看着妓女们进供的香喷喷的红烧肉，城隍老爷们会不会默默地降低道德底线呢？

据载，生日之外，城隍老爷一年还有三次出巡的机会，分别是清明、七月半、十月初一，俗称“三巡会”。

此三个节日，城隍老爷的木制像被抬出来沿街招摇，途中民众载歌载舞，围观庆祝。城隍老爷出巡时与官老爷一般无二，要坐绿呢大轿。绿呢大轿也是城隍庙的必备之物，一些农民领袖起义后，急着想穿官服，坐大轿，只要去城隍庙就能找到全套行头。至于抬城隍老爷出巡的轿夫，不用担心缺人。据说抬过城隍老爷的人会有好运，各地民众都争着要抬轿。

夜色渐暗之后，城隍庙外人头簇拥。人们借着高高挂起的灯笼散出的光，都想一睹城隍老爷出巡的盛大排场。

万众期待中，巡游队伍出场，有火球队、鬼队、仪仗队等各队。火球队率先涌出，十几个人拿着点燃的、装有松油的火篮不停舞动，既有呼呼风声，又有吓人火光，一出场就震慑观众，顿时全场鸦雀无声，静看表演。

火球队带着呼呼的风声前行，地保则手持令旗在后方押阵。鬼队由人扮作的黑白无常、小鬼、判官、饿死鬼等组成。仪仗队则模仿地方官员，由举着书有“肃静”“回避”的旗牌的人开道。罪人队由少男少女组成，头缠黑纱、手戴木栲，跟在城隍老爷的轿子后面。父母的心态是，让小孩跟在城隍老爷后面先做回罪人，然后能消灾祛病，可得一生平安。这与西方一些宗教节日中，教众通过自残赎罪异曲同工，只是东方人认为身体发肤不可轻易损毁。

三巡会的主要目的，是超度孤魂野鬼。在喧嚣之中，城隍老爷被抬到城外，人们举行祭祀典礼，焚烧纸钱，献上贡品，让孤魂野鬼吃饱上路，重新投胎为人。

利用城隍庙举办庙会，既可以娱乐地方民众，也能成为重要的商机。各类庙会也为地方上的无赖提供了敛财的机会。万历三十八年(1610)，浙江嘉兴濮院地方上的无赖，以城隍法会的形式敛财，地方官员三令五申，严禁不止。

周新在永乐年担任御史，因为为人刚直不阿，死后被封为杭州城隍城隍的设置，除了庇佑地方之外，人们更希望城隍能监督约束地方官员。洪武四年(1371)，朱元璋诏令官员到地方上任时，必须要去城隍庙立下誓言，保证造福一方，不贪财作弊，蠹政害民。如果敢贪赃枉法，“灵必无私，一体昭报”。

于是乎，新官上任，沐浴斋戒之后，穿上官服，带上祭品，面对着泥塑的城隍庄严起誓：“我将忠于大明皇帝，全心为地方民众服务。”

由于官员与城隍之间有庄严契约，在民众眼里，城隍既是阴间的判官，也是阳间的监督者。一些背负了冤屈，告状无门的民众，则将城隍庙作为述冤之处。在一系列的笔记小说中，城隍大展神威，惩戒恶人，使含冤者得以平反昭雪。一些刁钻书生对地方官不满时，就将城隍神塑像抬出来沿街鼓噪，对抗官员，宣泄情绪，期望城隍能显灵，打压官员的威风。

城隍神拟人化之后，清官、忠臣、功臣都被纳入城隍行列。义乌巨富项显佑曾以自己的财力和船队，帮助朱元璋采购、运输军粮。朱元璋登基之后，为报答已经去世的项显佑，将他封为义乌城隍。周新在永乐年担任御史，因为为人刚直不阿，死后被封为杭州城隍。杨继盛因为弹劾严嵩被逮捕入狱，遭受酷刑，后被处死。严嵩失势之后，作为忠臣代表，杨继盛被封为北京城隍。

不过这城隍的人选，总是处于变动状态，北京城隍原先是文天祥，后被杨继盛取代。杭州城隍本为周总制，后被周新取代。一代新城隍换旧城隍，城隍不断。

昙阳子神话

当下修仙小说风行，读者沉迷其中，对修仙之路的神奇而惊叹。历史上也有修仙者，其故事性不输修仙小说。

王焘贞是王锡爵的次女，十七岁之前，她很普通，作为一个平凡人而活着。

父亲王锡爵是太仓人，在会试中高中榜眼，此后在官场上一路高升，历任国子监祭酒、詹事府詹事、文渊阁大学士等职。万历五年(1577)，首辅张居正的父亲去世，依照礼法，张居正要回乡守孝三年，可张居正留恋权力，不愿返乡守制。王锡爵等人联名上书，请张居正守制。张居正则以皇帝之命，以“夺情”为借口，继续留在京师为官。张居正的地位无可撼动，王锡爵则连遭打压报复，遂辞官返回家乡太仓。而此次返乡，让他卷入了女儿的修仙大业。

据王锡爵记载，女儿王焘贞刚生下来的时候身体不佳，被疥疮所苦，每日里不停啼哭。女儿皮肤发黄，隐隐如泡沫状，很多人以为这个小女儿长不大，王锡爵夫妻对这个女儿也不是很喜欢。可王焘贞顽强地活了下来，并显示出了不同常人的个性。王锡爵曾请师傅教授她相夫教子之类的功课，女儿不肯学，让她学女红也不肯。王锡爵无奈，就随她去了，反正名门大户的女儿不愁嫁不出去。

王焘贞早早地订了门亲事，男方是徐景韶。虽然从未见过未来的丈夫，但通过丫鬟及家人之口，她得悉徐景韶才华出众，貌若潘安，芳心窃喜，一心等着过门。

十七岁这年，噩耗传来，徐景韶突然染病去世。

如果是一般人家的女儿，自然可以改嫁。可作为朝廷大臣王锡爵的女儿，她必须做出表率，遵循礼法，为这位从未见过一面的男人守节。此后的日子里，她不但享受不到闺房之乐，且还得在孤独中度过余生。在为徐景韶之死悲伤痛哭时，王焘贞更为自己的命运而悲泣。

无奈之下，王焘贞决定闭关修炼，以寻求解脱。她的父亲向来崇信佛法，江南地方又流行融合了佛道两教的修炼。

闭门修炼时，王焘贞开始为自己构造一个神鬼世界，以弥补内心的空虚与痛楚。她构思了一个故事，说她在未婚夫去世前三个月，梦到了真君大士。真君向她口授了《照悟灵空真经》，王焘贞在梦里领悟了这段真经，醒来后对父亲道：“此是道经而禅语。”悟道之后，王焘贞只食果汁柏叶，修仙家法术，断人间烟火。

被未婚夫去世所刺激的王焘贞，在闭关修炼过程中，饮食又缺乏营养，导致身体状况更加恶化，开始出现各种幻觉，“真君袖仙果”，过来给自己充饥的场景频频出现。王焘贞也告诉父亲，在闭关修炼三个月后，她已能阳神出窍，魂游天外。

对女儿的这套说法，见多识广的王锡爵并不轻信。为了说服父亲，将自己的法号定为“昙阳子”的王焘贞，“绝食证圣”，也就是用绝食来证明自己有神灵附体。王锡爵还是不大相信，万一女儿中了邪，所修炼的是妖术，岂不是自找麻烦吗？王锡爵进行了多次试验，测试女儿修炼的是法术还是妖邪。

据传，飘然若仙的昙阳子，突然踩到了地上的一滩能破除妖术的狗血，可她照常行走，毫无异常。她用符水帮人治病，屡试不爽。她预言庭前生稻，果然被人印证。一日，在她住所上空，突然出现耀眼光芒，所有人都被照射得眩晕。

为了让父亲相信自己的神力，昙阳子让父母从门缝中偷看神灵附体。透过门缝，虽然王锡爵和老伴儿只看到了房内着神仙装束的人影，未曾看到神仙真容，但此后对女儿再不怀疑。

王锡爵崇信佛法，性格恬淡寡欲，“终生无二色”，所好不过书画法帖而已。他个性耿直，认定的事，会不顾忌后果，全力去做。在确认女儿具备法力，真神附体后，他不顾世俗的压力，拜女儿为师。他四处奔走，宣传女儿的神迹，他信誓旦旦，称亲眼看到女儿的法力。昙阳子对老爹的鼎力相助感激不尽，称：“吾道赖吾父而就。”

女儿能修炼成仙，也是王氏家族的荣耀，怎么也得将此事广而告之，让世人膜拜，让女儿的事迹千古传颂。可亲生老父去宣传女儿，说得再天花乱坠，还是缺乏说服力，得有影响力的外人来做，这就需要找一个有名望的信徒。王锡爵的脑海中，涌出了老友王世贞的名字。王世贞在郧阳为官时，因为惩治了张居正的妻弟，被张居正打击。王锡爵、王世贞都是太仓人，往来密切，关系“虽兄弟不若也”。

万历六年(1578)，王世贞退出官场，返回太仓。作为当时的文坛领袖，他期待着在官场能有所作为，成为一代名臣。但忤逆首辅张居正之后，仕途无望，王世贞遂辞官退隐。万历七年(1579)，失意的王世贞拜在昙阳子门下。第一次拜见昙阳子大师时，对她的容貌，王世贞有生动描写，“其唇朱，独貌黄金，色稍淡”。由此可以看出，昙阳子大师面色不佳，估计与长期营养不良有关。

王世贞希望昙阳子帮助自己寻得解脱，“能出之苦海迷途”。昙阳子授其秘法“八戒”，不过是各教派里都有的陈词滥调，如戒淫杀，慎言语，怜恤孤寡之类。对此王世贞却信服不已，认为此八戒“朴而要，浅而有深旨，盖生人之大纪备矣”。

昙阳子要求王世贞，每日十二点时检讨自己是否有过。若是自己有过，就得悔过。王世贞遵从昙阳子的教导，开始反思自己的往昔作为。他悔过，自己好饮、好文、好诙噱、好一切铅椠之末技。晚年时他甚至忏悔自己出仕，“违心而出，尤悔万状”。悔过之情，主宰着王世贞的晚年，悔过之心，也让他更加虔诚地拜在昙阳子门下。

对昙阳子，王世贞是发自内心地崇信。面对社会上质疑的声音，他频繁作文，为昙阳子辩护。“恨不令兄见之，疑城一破，莲花不远矣。”

他写了长文《昙阳大师传》，意犹未尽，又接连写了《昙阳子外传》、《金母记》、《昙鸾大师记》等系列文章，鼓吹昙阳子的神迹。作为文坛领袖，王世贞的文章在士人中有着巨大的影响力。由于王世贞的卖力鼓吹，一批文人拜入昙阳子门下，其中有当时著名文人屠隆、沈懋学、徐渭、王敬美等人。

屠隆是浙江鄞县人，以诗文闻名于当世，著有《昙花记》等戏曲作品。万历六年(1578)，屠隆担任青浦知县，不时招集名士饮酒赋诗，游山玩水。在青浦，屠隆写了篇肉麻的信给王世贞表达仰慕之情，“世无先生，何羡异代？世有先生，又何羡异代”。看了屠隆的吹捧文章，王世贞满心欢喜，也回信吹捧：“诗语秀逸，有天造之致，的然大历以前人。文尤瑰奇，横逸诸子两都。”在王世贞的引荐下，屠隆拜昙阳子为师，两人更是彼此互称道友，时常书信交流修道心得。

不识字的山野巫师，尚能自我炒作，弄出些神迹，骗来万千信徒。在一群妙笔生花的顶级文人的鼓吹之下，昙阳子的诸般神迹遍传东南，信徒益众。

昙阳子被系统地加以神化，在文人们编造出的故事之中，她五岁时就会剪纸，且能剪出栩栩如生的观世音像，然后供奉起来膜拜。每天早上醒来，年幼的她都要在被窝之中诵念“阿弥陀佛”百余声，方才起床。得道之后，每当仙人带了仙果来看望昙阳子时，房内必然有金铃铛声传出，也有仙人佩戴玉佩，“佩声和而清，泠泠萧萧然”。

仙人们到来时，昙阳子房内颇是热闹，仙人们或大笑，或讽刺，或颂歌。甚至有人亲耳听到了天乐飘飘，还有乐器留在楼上。王锡爵从窗子里伸手去摸仙人的乐器，也不能猜出来这是何物，“或为螺，或似筝，或为洞箫，而皆坚滑如玉石”。

据载，万历八年(1580)，王焘贞突然对父亲道，自己将在九月九日坐化仙去。对女儿的飞升，王锡爵毫无悲伤，还有些许欣慰。一人得道，鸡犬尚且升天，女儿成仙，老父怎么也能入仙籍吧。在文人信徒们的卖力鼓吹下，王家二女儿将要成仙的消息传遍江南。

九月九日，十万余人涌来围观这场神迹，信徒们顶礼焚香，期待着能沾沾昙阳子的仙气。昙阳子选择在未婚夫徐景韶的墓前坐化，认为虽然生前不能在一起，坐化成仙之后，却可与未婚夫做神仙伴侣。

《玉杵记》中的女仙子形象，据记载，昙阳子最后“登仙”时的形象与此相似徐景韶的老父徐廷，对儿子的早逝，无比痛心。但此日，徐廷却又不无自豪，徐家有一个好媳妇为死去的儿子守贞至死，并羽化成仙，儿子在另外一个世界里必不孤独。飞升当日，徐廷脱光了衣服，赤条条地站立在栅栏墓地门外守卫，所有人都不觉得他这样做有何不妥。这是一场狂欢，所有人都如痴如醉，若狂若癫。这是一场盛宴，所有礼法禁锢都被打破，所有的外在拘束都不存在。

昙阳子飞升之前，来到未婚夫墓前设坛祭祀。祭毕，突然用刀将右髻割下，置于几上，并道：“我已经得了仙人渡化，死后身体不会腐朽，不能与你一起下葬。将此髻留下，作为信物，陪你肉体一起长眠。”随行众人无不感动，将徐景韶墓挖开，将发髻放入陪葬。

九月九日，昙阳子隆重出场。

据记载，她“携灵蛇，左手结印执剑，右手执麈，端坐而瞑”。昙阳子成仙之时，两颊热气腾腾，渐渐变成血色。天空之中，突然出现异象，两道红白长虹，横贯天空，轻轻播洒净水，水滴若金沙，闪烁着光芒。昙阳子端坐在信徒王世贞捐献的神龛之中，法相庄严，溘然仙去。

此时，两只黄色蝴蝶翩翩而来，停在神龛之上，久久不愿离去。

据王世贞记载，目睹了这一幕神奇景象的信徒们，“十万人，拜者、跪者、哭而呼师者、称佛号者，不可胜计”。徐渭则记载：“而师道成，立以化，红光亘天，趋而仰者，约满十万众。”

昙阳子仙去之后，王世贞、王锡爵觉得人生了然无趣。王世贞捐出钱财修建昙阳观，又到观中出家修炼，与妻儿日益疏远。王锡爵也捐资帮女儿修建道观，与老兄弟王世贞躲在里面，每日苦修大法。两人断绝荤腥，不碰笔砚，不见亲人，只求修炼成仙。王世贞的两个弟弟也在家里刻苦修炼，期待着能成仙而去。

王锡爵、王世贞对于昙阳子仙去时的神迹，吹得天花乱坠，并信誓旦旦，一切为真。王锡爵道：“不敢轻撰出一字。”王世贞则云：“不敢饰，不敢诬。”不甘寂寞的王世贞，还写了篇《金母记》，描述了成仙之后的昙阳子的情况。在仙界之中，昙阳子得到了西王母的亲切接见，并赐给她仙药和仙箓，还赐给她一件黄色仙衣，“可以御寒暑”。

二王对昙阳子的鼓吹，导致了很多士人不满，认为这二人行事怪诞，语怪力乱神。昙阳子成仙事件影响极大，很多想要成仙之徒，纷纷结庐苦修。浙江湖州人朱长春，为了成仙，用数十张桌子叠起，然后爬到最上方，张开双臂，踮起脚跟，学鸟飞之状。结果摔下来，跌了个半死。

张居正对太仓二王早就不满，抓住机会，弹劾二人，令礼部拟定处理意见。二王一时惊慌，找了老友礼部尚书徐学谟帮忙说情，方才摆平此事。徐学谟对二王崇拜昙阳子之举也有不满，认为二人“张皇太过，形迹太露”。之后二王不得不稍稍收敛行为，对昙阳子的崇拜行为也暂时低调起来。

万历十年(1582)，张居正去世后，王锡爵、王世贞相继复出。至万历二十一年(1593)，王锡爵被拜为首辅。汤显祖与王锡爵、陈继儒有过不快，后来汤显祖写作《牡丹亭》，世人多以为是讽刺昙阳子一事。但王锡爵却较早地将《牡丹亭》付诸家乐演出，并称“吾老年人，近颇为此曲惆怅”。如此来看，《牡丹亭》却不似有暗讽昙阳子之意。

昙阳子的另一得意弟子屠隆，终生敬畏维护乃师。万历十八年(1590)，有人造谣中伤昙阳子，屠隆愤而作《上城隍书》，祈求城隍转达天曹，大显神威，将造谣者用雷打死，或让其得恶疾而死。王世贞至死都崇信昙阳子，并不时能感受到昙阳子的召唤。一日夜里，他独卧于楼上，突然听到楼下有三声响，王世贞突然有所感悟：“恐非仙师示警？”遂决意戒酒吃素，以对得起昙阳子师父的教诲。

僧尼形象为何不堪

明代的僧人，面对着朱元璋时，莫不是百般滋味，涌上心头。朱元璋是和尚出身，对佛教的一套运行方式及教义，有较深了解。

做了皇帝之后，朱元璋却对佛教采取了防范态度，因为他知道宗教的威力。

限制佛教的发展，方法很简单，将僧人的剃度权纳入政府手中即可。朱元璋推行度牒制度，世人只有经过官府许可之后方可出家，私自剃度者要受到法律制裁。《大明律》中规定“杖八十，寺观主持及受业师私度者，与同罪，并还俗”。

僧人出家的年龄，此时也受到严格限制。大量的青壮年劳动力出家，既妨碍社会生产，又导致寺庙力量膨胀。朱元璋规定，二十岁以下者，不许出家。青年不准出家，儿童也不许出家。朱元璋认为，幼时出家，能耐得住寂寞，年长以后，血气方刚，欲心一动，鲜少有能耐得住寂寞的，“所以僧中多有泛滥不才者”，这也是朱元璋自己出家为僧的体验吧。

朱元璋规定，寺庙不准收养幼童为僧，违禁者“首僧凌迟处死，儿童父母迁发化外”。妇女要出家为尼姑者，必须年满四十岁以上，这也是为了避免少妇耐不住寂寞。此外，一些掌握技术的人员也禁止出家，如军人、工匠、灶人等。

朱元璋对僧人的日常生活也有严格规定。僧人不得与世俗民众杂处。僧人不住寺院，私住民间者，告官后处以枭首示众。僧人如果娶有妻室，任何人知道后，都可以“捶辱之”，并可以索取钞五十锭，“如无锭者打死勿论”。此规定一出，娶妻的秃子们无不叫苦，走到哪里，等待他们的都是群众警惕的眼神。

《平妖传》中反映捉拿妖僧的插图在如此严格的规定之下，想来各路僧侣，当以人生导师的形象出现，法相庄严，舌灿金莲，兜售心灵鸡汤。然而，在明代的各类小说中，僧侣多以反面形象出现，不脱财色酒气，罕见有跳出三界之外的高僧。

《金瓶梅》中，西门庆与潘金莲联手弄死武大郎后，请了几名和尚来家里念经。结果这几名和尚一看到潘金莲的媚态，“一个个都昏迷了佛性禅心，一个个多关不住心猿意马，都七颠八倒，酥成一块”。西门庆与潘金莲在房中行云雨之事时，“被这秃厮听了个不亦乐乎”。

《醒世恒言》中，江西临江府监生郝大卿，清明时出城踏青，被城外“非空庵”的两个女尼给勾引住，此后留在庵内，不分昼夜淫乐。过了两个月，郝大卿想回家时，女尼却不肯放他走，将他剃光了头，扮作女尼，强留在庵内。郝大卿每日里要陪两个女尼，长期下来，将小身板儿给累垮了，最后油尽灯枯，送了性命。

《僧尼孽海》三十六则，每则讲一至五个故事，共五十五个故事。这些故事的篇幅长短不齐，有文言，有白话，均是描述和尚奸淫民女，尼姑不守佛戒之类的故事。余象斗编《皇明诸司廉明奇判公案传》，全书共分十六类，一百零五则，涉及僧人事有十三则，其中有十二则讲述僧人与因贪财好色而致人丧命之事相关，且尤以奸情为多。

在明代的各类小说中，僧尼成为不可或缺的角色，他们多数与色情相关。小说源于生活，僧侣形象糟糕，也与僧侣在明代的世俗化相关。

在明代，僧侣有两类，一是禅门的僧侣，以受戒为度，不入红尘，进行佛教义理研究。再一是应门的僧侣，以纳牒为度，专门从事诵经之类的佛事。

禅门的僧侣必须系统学习佛教经典，参加考试。考试如同科举一般，从佛教经典中出题，通过者才能正式成为僧侣。禅门考试严格，通过者较少。至于应门，僧侣并不需要进行考试，只要略通皮毛，会吹法螺，做法事，就可取得度牒。故而想出家的人大多选择参加应门，不学佛教经典，摸到些法事门道，混张度牒，就可以成为僧人，进而通过法事赚取钱财。

将研究佛教义理与从事佛事活动分开的同时，朱元璋也规定，应门僧侣进行各种法事不是无偿的服务。就诵经费用，官方制定了明确的价目表。如《华严经》一部，钱一万文；《涅磐经》一部，钱二千文；《莲经》一部，钱一千文；《楞严咒》一部，钱五百文。

《北西厢记》中反映斋坛闹会的插图，图中女性与僧人夹杂一起本是庄严无比的法事活动，经朱元璋的商业化运作之后，成了一种市场行为。一手交钱，一口念经，于是乎，宗教的神圣性被金钱的光芒给压过，僧侣们在红尘中频繁出入，为了生意而奔波。又由于出家为僧，诵经作法是一项收益颇高的经济活动，更多人期盼着加入这支队伍。

于是，在民众心目中，僧侣不过是一个能吹吹喇嘛唢呐，念几声“阿弥陀佛”，赚一些香火钱的群体。

当僧侣成为热门职业时，官方又在僧侣数量上放松了管制。

度牒发放的时间，初期并无规定，洪武十七年(1384)方才规定，每三年一次发放度牒。度牒发放的数量也无明确规定，一次发放多则四万张，少则一万张。

明英宗正统年间，在太监王振的请求下，朝廷将度牒发放时间改为一年一发。每次发放数量也无定数，随皇帝心意而定。有权势的太监可以利用皇帝，大量颁发度牒。

佛门本是清净之地，可度牒制度的实行，让大量罪犯逃遁于佛门。明代实行严格的户籍管理制度，出行者都要携带记载本人详细信息的路引。罪犯被通缉之后，无路引，无法潜逃。此时出路就是弄张度牒，摆脱俗世身份，成为僧人。各类罪犯摇身一变，成为僧侣，行走江湖，僧侣成了犯罪率较高的群体，形象自然一落千丈。

明代皇室崇佛道，上行下效，达官显贵也都礼佛敬道。皇室有自己的香火院，豪族也有自家的寺院。僧人玩弄着各种旁门左道，迷惑皇帝，影响朝政。“上自王公贵人，下至妇人女子，每谈禅拜佛，无不洒然色喜者。”僧侣与权贵结合，冲淡了出家之人的清净之气，增添了一层抹不去的趋炎附势色彩。

明代太监之中礼佛者甚众。高僧们要兴建寺院，发挥影响，不可避免地要与太监们交往，这引发了民间非议。明代四大高僧之一的德清与同为四大高僧的紫柏在东南争夺名利失败，到山东自创海印寺。消息传出之后，京内的太监仰慕不已，“争往顶礼”。

太监虽然在官员们面前人五人六，威风凛凛，勒索钱财，可在民众眼里，他们这个群体却是低贱卑劣的。民众虽然在心理上鄙视太监，却只能看着太监群体作威作福，这种不平之气化为对太监的诅咒。而太监们为了祈求福运，获得精神寄托，不时捐资修建寺院，并与僧人们密切来往。于是，在民众眼中，僧人与太监沆瀣一气，狼狈为奸。

一些僧侣更是招摇过市，浪荡行事。高僧雪浪，无视清规戒律，每日里与文人士大夫游玩，出入青楼酒馆，狎妓看戏，毫不避讳。雪浪身边的随从，都是天生丽质、唇红齿白的青年，穿着大红大紫之色，“几同烟粉之饰”。雪浪至吴越地方上后，“士女如狂，受戒礼拜者，摩肩接踵”。高僧尚且不能脱离世俗，在红尘是非中游走，更遑论一般僧人了。

朱元璋曾禁令僧人娶妻，违禁者，民众可以责打，并向其索取钱财。到了明代中后期，僧人已不受限制，一概“荤娶”。福建一些地方上的寺院，数百僧人中推一人削发，其余人则过着世俗生活。《寓圃杂记》中记载了僧人升日南，在南京时“犬马鱼鳖之肉无弗食，俳优妓女之家无弗游，长发为浪子者数年”。

至于僧侣吃肉喝酒，打架滋事，敲诈勒索，更是司空见惯。《玉光剑气集》中载：“赵头陀自云终南山来，不知其所证，成化中游吴几十年，所丐食往来啖肉能顿尽数十斤。”吕坤《吕公实政录》中记载，游方僧人寄宿寺庵，五七成群，勒索斗米匹布，稍不如意，“或含怒结仇，或咒诅魇镇”。白天四处恐吓勒索，夜间与盗贼合谋，劫掠地方，成为一大公害。

在明代各类小说之中，道姑、尼姑臭名昭著，最能招惹是非，是大户人家不可不防之公敌。尼姑被列入三姑六婆行列，视为“三刑六害”。“其间一种最狠的，又是尼姑。”“尼庵不可进，进之多失身。”

在明代家训之中，屡屡可见此种教诲，即良家女子千万要远离尼姑，绝不可允许她们进入家门。《西园闻见录》中载，沈鲤家训，家中男女“莫山顶进香，莫庙宇烧香，莫狎近尼姑”。民间更流传“不交僧与道，便是好人家”。平素不与僧尼往来，不入庙庵烧香拜佛，成为女性必守之德行。

采取“遣尼僧”、“毁尼庵”、“令尼还俗”等措施，是明代一些官员维持地方风化的手段，成为他们的政绩。

南京地方上宗教事业特别发达，僧尼较各省更多，“淫污之俗视别省为尤剧”。尼姑庵中，有与僧人沟通的，有勾引良家女子入庵的，更有一群恶少每日里在尼姑庵外游荡，勾搭上之后夜宿不出。

嘉靖年间，霍韬到南京担任礼部尚书，大力整顿。女尼五十岁以下都被遣返回家，名声不好的尼姑庵被拆毁，金陵地方上顿时清净不少。不想，霍韬刚去，群尼复归，尼姑庵再兴，香火比往昔更加旺盛。

明代妇女平日被禁锢在家中，大户人家，尚能读些书籍，学点女红，作为娱乐。一般人家的女性，则要从事各种劳动。整体而言，女性的生活是灰色而乏味的。女性们唯一的娱乐活动，就是打着烧香拜佛的旗号，参加庙会，顺带进行购物等娱乐。

明代中期之后，民间烧香风气开始蔓延。每月月初、十五，大批民众，以烧香游山为名，出入寺观。各地的妇女对借庙会烧香之机，出入寺观，习以为常。在庙会、寺院之中，花枝招展的女性，容易吸引登徒子的注意力，偶尔发生一两起调戏女性的事件，借助舆论力量，很快传播各地。

女性去寺院烧香，在当时却是违禁行为。法律中对此有明确禁令，“若有官及军民之家，纵令妻女于寺观神庙烧香者，笞四十，罪坐夫男”。

女性们不顾禁令，进入寺院烧香，也为一些秉持正统理念的士人所不齿，于是乎，借助自己的如簧之舌，描述了一个个女性入寺院烧香后发生的离奇故事，或被淫僧掳走，或与僧人勾搭。

至于僧侣利用法事，与妇女勾结，也不单纯是文人凭空想象。《留青日札》中载，大户人家的妇女如若无子，在家中口诵佛号，供奉神像。又去寺院之中，求僧人传授法术“磨脐过气之法”之类，修行之后，就能生出子嗣。

至明代中后期，随着社会风气的开放，文人开始创作大量包含色情内容的小说。士人受当时社会舆论的影响，又目睹了僧侣们的诸般胡作非为，听到了无数离奇故事，这些自然成为他们创作的素材。更重要的是，僧尼破戒贪淫的故事，人人爱听，备受欢迎，为了迎合市场的需要，士人们在创作中更是添油加醋，一个个淫荡僧尼的形象出现在笔下。

明代高僧湛然圆澄对于僧尼形象糟糕之原因，洞彻于心，认为社会风气的堕落主要在于世俗，僧侣中虽有奸淫之人，但与世俗相比，仍是少数。而僧侣形象之糟糕，却是文人推波助澜的结果。文学作品的魅力是永恒的，僧侣们的形象，就此在笔墨中定型。僧侣们若要怨恨，就得怨恨朱元璋，谁让他将清净寺院变成了生意场。

“妖言”的力量

中国一些男人的心中潜藏着一个皇帝的梦想，二月河写作的历史小说，大行其道，备受追捧，盖源于此。哪怕是太监的身子，也有皇帝的心思。于是乎，各类玄幻小说备受追捧，读者跟着作者的笔墨，尽情追逐帝王的梦想，好生畅快。而各类玄幻小说中的内容，放在古代，就是妖人妖言了。

“妖言”“妖人”的力量，让历代王朝的统治者恐惧。心怀异端的谋反者们揭竿而起时，总要先捏造出各类神迹，迷惑万千信众，然后对朝廷发起挑战。朱元璋登基之后，对于民间“妖言”，以重刑加以打击。《大明律》中规定“凡造谶纬妖书妖言，及传用惑众者，皆斩”。“皆斩”二字，体现了用刑的严酷，不分首从，一律处斩。

虽然朱元璋对民间做了诸多限制，可社会经济的发达，文学作品的传播，梦想的绽开，却不是他所能左右的。官方做了严格规定，可民间却不吃你这套，为了生计，为了美妾，为了梦想，一个个“妖人”横空出世，口授妖言，信众云集，朝廷屡禁不止。

嘉靖朝，有个叫做胡大顺的人，酝酿出了一本《万寿金书》，称此书是吕祖所作，并称吕祖亲授其三元大丹，服之却疾不老。得悉大仙转世后，官员绅士，无不膜拜，与其结交，也不在乎什么“妖言”“妖书”了。

成化年间，山东人张中先，遇到奇人，传给他一本《金锁洪阳大策》。张中先刻苦修炼，颇有心得，以为颠倒乾坤，执掌山河，指日可待。被帝王欲望刺激，张中先在左右臂膀上各纹了一条龙，左右手掌各纹“山河”二字，自称“白毛祖师”。每当登坛传道时，张祖师光膀亮相，双手一张，山河二字，璀璨夺目，信徒无不膜拜。

山东人于原，也从奇人处得了一本《紧关周天烈火图》。于原声称此书得自孙膑，有无上法力。“你虽不识字，怀里揣着，逢水不淹，逢火不烧，逢刀不砍，逢箭不射，逢虎狼不伤。”一时地方民众，无不敬畏，知县也被仙书震摄，成为于原的忠实信徒。今日金庸小说之中，奇人传授秘籍，乃是成为高手的不二捷径，与明代的诸多“大仙”有异曲同工之妙。

江湖术士这么多“大仙”横空出世，或是得了高人秘籍，或是自称神灵附体，其中不乏有雄心壮志之徒，摩拳擦掌，欲夺天下。诸多人物在一个小地域内掀起风浪，自称帝王，封臣纳妃，风光一时，然后头颅落地。

河南永城县地方上，有名无赖刘天绪，流落到朱元璋老家凤阳府临淮县求生。到了凤阳，刘天绪大概受到了启发，自称“无为教主”，开始传教。要吸纳教徒，自然得有神迹吸引徒众。刘天绪编排了一个神话故事，说：“距离本地七千里外，有一处脱骨塘，到塘里洗浴一次之后，可以脱骨成佛。”

这种低级谎言，竟然有人相信。刘天绪很快招募了几名忠心耿耿的徒弟，各自称佛称仙。徒弟四处帮其宣传造势，没过几年，刘天绪手下竟也有了几千徒众，遍布南北。看着徒子徒孙云集，昔日的光脚汉，现在生了争雄之心，而一个凤阳府，也容纳不下“无为教主”了。

在徒弟们的安排之下，刘天绪转而到南京发展，并改称“辟地定夺乾坤李王”。南京繁华地，让刘天绪眼界大开，他在南京成功勾搭了一名寡妇岳氏暖被窝，英雄总要红花相伴。

万历三十四年(1606)，刘天绪郑重地拿出一本神书，书中称“冬至日李王出世。”

刘天绪捧着神书，对众弟子道：“十一月你们随我去神烈山，如果我有当皇帝的命，必然有豪气上腾。”

到了十一月，众弟子随教主一起登上钟山。到了山上后，刘天绪摆开阵势，先是做法，再拜天望气，结果什么神迹也没显示。众人垂头丧气下山时，突然见白气二道，状如天河，自西北亘于东南，何其壮观。众弟子见到此等神迹，无不惊叹，都以为刘天绪乃是真主，必然要成为皇帝。

既然已有神迹证明刘天绪乃是真命天子，接下来所图谋的就是怎么打下天下了。众徒弟慷慨捐资，暗中购买刀枪弓箭，添置盔甲。由于刘天绪崇尚红色，大红衣服也是起事时的必备物资。刘天绪改称“龙华帝王”，寡妇岳氏摇身一变，成为观音化身。

岳氏与亡夫育有一个儿子，她利用自己搭上了“真龙天子”的机会，帮儿子也求了官爵。刘天绪封岳氏儿子为护国大将军。寡妇的儿子成了大将军，也不能凉了贴身亲信的心，于是十余人被封为国公、侯、伯、将军、指挥使等官职。

当月二十三日，刘天绪上朝，百官来贺，共商大业。正踌躇满志时，有两个徒弟事发被擒，将刘天绪准备干大事的消息供出，官府秘密部署，将“龙华帝王”及其文武百官一网打尽，送上法场。憨汉痴迷帝王梦，害了寡妇命一条。

此次事件，刘天绪尚未来得及行动，就被官府布置抓捕，本无争议。不想此案在官场上却引发了激烈争论。就如何处理此案，南京官场分为两派意见，一派以兵部官员为主，认为应该定以“谋逆罪”，严厉清剿。另一派以刑部官员为主，主张息事宁人，以“妖言律”处理，仅处死刘天绪一人，其余宽宥。

刘天绪准备起事之后，“烧毁陵寝”，也就是焚毁朱元璋孝陵。这等烧皇帝祖陵的大事，怎么说也是谋逆大罪，万历帝大怒，严厉指责南京刑部，要求严惩。可南京刑部却阳奉阴违，坚持以“妖言”定罪。万历帝被南京刑部给弄得头痛，下令将此案移交给北京刑部处理，最后仍是以“妖言”罪结案。刘天绪及二名头目被锉尸，五人坐斩，其余党徒被赦免。因对刑部的处理意见不满，南京兵部尚书愤而辞职。

刘天绪想要称帝，一步步发展信众，聚集力量，这是他自己有此野心。可也有人在一两个江湖术士的怂恿之下，竟然生出帝王之心，扯旗造反。

《大明律》中对术士有严格规定，“术士妄言祸福”条载：“凡阴阳术士，不许于大小文武官员之家，妄言祸福，违者杖一百。其依经推算星命、卜课者，不在禁限。”既然不许在文武百官家中妄言祸福，那么术士施展才华，传播秘籍的对象就是民间百姓了。

却说正德年间，西安府乾州地方有名唤做樊绅的人。樊绅的相貌，放到任何时代，都能让人“惊艳”。他嘴大目长，舌头还能舔到鼻子。因为人长得丑，所以父母早早地帮他娶了个老婆，老婆刘氏也是奇相，左眼重瞳，二人堪为绝配。

父母故去后，靠着殷实的家境，樊绅衣食无忧，闲居无事。某日在街头闲逛时，樊绅看到一道人在摆摊，兜售秘籍。樊绅就凑过去，想问问自己的未来。这道人仔细端详了他一番，一拍大腿夸赞道：“口大容拳，舌顶鼻尖，两目见耳，非常贵相。”

樊绅时常因为尊容不佳被亲友嘲笑，听了道士夸奖，乐不可支，只是不解自己的“非常贵相”，贵在何处。

时光悠忽，又过了六年，樊绅带了老婆在街头乱逛时，碰到了一名游方道人辛自然，就过去咨询祸福。

辛自然抬头一看，樊绅嘴巴大得能放入一个拳头，舌头长得能舔到鼻子，心中一惊，赶紧道：“您这可是大贵之相啊。”又看了下樊绅的老婆刘氏，见她“左目重瞳”，又是天生异像，顿时拜服，口中滔滔不绝，将樊绅夫妇说得心花怒放。

说到动情处，辛自然将随身携带的三本秘藏经书赠送给樊绅，慎重地嘱咐他要好好学习，其中可悟出一场富贵。樊绅得了经书，又被老道一番吹捧，心中越发自信，重谢了辛自然，方才告别。

樊绅的神奇相貌，很快在江湖中传播开来。樊绅每走上街头，少不得要碰上一两名道人，凑过来大赞一声：“公子，您这是大贵之相啊。”一名慕名远道而来的陈道士，特意送了本奇书给樊绅，书中除了大谈王朝鼎革，历代兴废之外，更有一图，形似“樊”字，象征着逐鹿天下。

樊绅被道士多番蛊惑，不但不以为自己长得丑，反以为自己是大贵之人，承载天运。

到了嘉靖三年(1524)，樊绅已苦修法术数年，颇有收获，时常与一名为秦韶的道人讲论天文，观人世之变。

一日，聊着聊着，樊绅突然问秦韶：“今年星变如何？”

秦韶掐指一算，云：“恰逢帝王兴替，正是革命之时。”

樊绅听了欣喜不已，起义的斗志更加旺盛，日夜筹划，准备起事，夺得天下。

嘉靖四年(1525)正月，樊绅邀徒弟杨朴过来密商，称：“我看天书内载，后朝人主姓樊。又常遇人都说我是真命天子，当有天分。咱们同心招集四方人马，约日起手，成了大事，同享富贵。”

杨朴精通武术，在各地教授拳术，顺带推销樊绅。至泾阳县韩恭家中教拳时，杨朴鼓吹：“有个真人樊绅，你可以供养他，日后有好处。”

韩家众人听了樊绅的诸般神迹后，无不信服，张罗着宣传。韩家搞宣传工作有一套，用木板印刷了数千张传单，宣传樊绅神迹。一时间，乾州地方上的无赖光棍，纷纷依附于樊绅，借机勒索地方，获取钱财。

此时，四十三岁的樊绅自觉羽翼已丰，准备起兵。

嘉靖四年七月，樊绅、杨朴赶到三原县，弟子杀羊备酒热情招待。酒足饭饱之后，徒弟们四处奔走宣告：“绅是真人，当有天分。目下起手，先破乾州，杀了知州，压服人心。后取陕城，就定天下，各封官爵。”

在杨朴的策划下，樊绅正式登基称帝，年号“大中天武”，随后分封太子、诸王、将军、总兵。又印刷“大中令”四处散发，宣称持有此令“全家免戮，杀伤者抵罪返坐”。

九月十四日，樊绅从徒弟家弄了一匹好马，带了杨朴等弟子，带着弓箭，先到韩恭家歇息。到了韩家后，樊绅对韩恭道：“我是教主，你将女儿韩金儿献给我为妾吧。”

韩恭一看自己能做国丈，幸福感油然而生，立刻将女儿献与樊绅。

九月二十一日，樊绅聚集了上百名弟子，骑了马骡，带了弓箭器械，打着“大中令”旗帜出发。沿途有在田地中收割的农民，也被樊绅挟持，一起去攻打乾州。

樊绅带着徒弟及裹挟来的农民，共计五百余人，将乾州城四门包围，喊杀声惊天动地。不料作为内应的弟子，早被城内知州擒杀，四门皆被堵死。樊绅只好在城下发起猛攻，交战的结果是，攻守双方，各有二人被箭射伤。樊绅攻城无望，就带了弟子撤退，准备到他处谋取出路。

陕西地方官员得到樊绅在乾州闹事的消息后，调遣精锐将士在各处要隘设置关卡。二十八日，樊绅带了二十六名亲信，被官兵拦下，双方对阵。二十六人抵挡不住，全数被擒。樊绅及骨干二十五人，依“共谋者不分首从”的规定，被凌迟处死。樊绅以下，总计有八十四人被处死，二十三人为奴。

有明一代，无数好汉，在江湖术士如簧之舌的鼓吹下，揭竿而起，想要登基称帝。其热情，其斗志，不可阻遏。对于江湖术士们妖言惑众的功夫，朝廷也颇为头痛，天顺二年(1458)十一月，礼部建议“凡精通天文、历数、地理、课命之术者，不分军民，起送赴京”。术士们犯下罪行，隐遁于江湖的，也一并免罪。朝廷将这些术士弄到京师来集中管理，免得他们在民间滋生是非。此建议获得朝廷内大臣们的一致认可，随即被推行。

可行走江湖的术士们，哪里肯到牢笼受缚。一本秘籍，就可以造就一个粗俗莽汉的北斗登龙之心，这是何等的惬意，何等的诱惑。江湖上，术士们继续仗剑而行，一本本秘籍被抛出，一个个土皇帝涌现。

“公子，您生有异相，有九五之命，老道这里有本秘籍，就送给你了。”

狂禅徒手缚蛟龙

为了贴近世俗，亲近平民，禅宗提出了吃穿住行，饮食男女，皆是佛道之说。如此，佛教的一些功课，如研修佛法，严格戒律，相应被忽略。禅宗体查民意，民众也喜闻乐见。在迅猛发展的同时，禅宗之中也出现了无视戒律，浪荡于世俗，呵骂佛祖的特立独行者。

禅宗的异类思想，在晚明与儒家中的另类——泰州学派碰撞出了火花，二者结合，也就产生了狂禅。狂禅没有系统的组织，也没有统一的思想，主要指反对程朱理学的僵化思维，卓立于当世的一批人。狂禅中有士人，有僧人，有商人，代表人物有王艮、王龙溪、何心隐、李贽、汤显祖等人。

泰州学派的创始人王艮没有受过系统教育，少年时就跟随父亲在盐场烧盐，“生长灶间，年三十才可识字”。王艮成年后，通过水陆两路贩卖私盐，逐渐富裕。二十五岁时，王艮第三次去山东经商，经过曲阜时拜谒了一次孔庙，沾染了些书香气。此后又做了个怪梦，梦里，天突然坠落，众人奔走呼号。在世界末日关头，王艮挺身而出，奋臂托天而起。梦醒后，王艮以为自己有救万民于水火的重担，遂发奋读书，欲从此中找出济世之路。

在当日，能选择的书只能是儒家经典。于是，富豪王艮开始了研学儒家经典的生涯。知识可从书中取得，个人的见识却只能在生活中得到增长。一个精明的生意人，有敏锐的洞察力，刻苦的精神，假以时日，在学术领域的造诣不输象牙塔内的老夫子。

王艮将自己的读书领悟说与友人听，友人听了惊奇地说道：“这与王阳明说的一样啊。”王艮对王阳明此人充满了好奇，于是穿了红色衣服，戴了顶纸糊的高帽，拿了块笏板，跑去南昌拜见王阳明。见到王阳明后，二人辩论一场，王艮很是佩服，决定拜他为师。可一出门，王艮就后悔了，要拯救天下苍生的人，怎能轻易折服于别人呢。于是他第二天又去找王阳明辩论，一番舌战后才真正折服。

王阳明另一高足王畿(王龙溪)，也是有个性的人物，年轻时豪迈任侠，好酒纵性。王阳明也是个洒脱之人，自称有狂者的胸次。王畿主张佛儒融合，引禅入儒。他肯定狂人，鼓吹狂者，认为狂者光明磊落。

泰州学派的发展，代代有突破，时时有创新。泰州学派吸收禅宗“即心即佛”等内容，力倡自由，主张打破礼法约束，张扬自我个性，赤手缚龙蛇。泰州学派传至何心隐时，已不单单是摒弃经书，纯任心性，更有掀翻天地的气势。何心隐组织“萃和堂”，以宗族为基本，管理一切事物。何心隐还将非血缘的师友关系，凌驾在父子兄弟之上，打破了往昔的三纲五常。何心隐的学说、行动，对主流价值形成了强劲挑战，被视为“妖人”。万历七年(1579)，何心隐被逮捕后在武昌被杀，临行前云“杀我者，张居正也”。

僧侣、佛法，给世俗中人的观感，不外是清净无欲，恬淡自得。若是其中真出了个鲁智深般的猛和尚，只怕这寺庙要香火断绝，门庭冷清。可在晚明，却有一批僧人及世俗中的佛教信徒，挟持风雷之声，以刚猛态势，若鲁智深一般，路见不平一声吼。狂禅信徒，率性而为，不为世俗拘束，更具侠肝义胆，为天下苍生而呼号，每见世上有欺天罔人之徒，便欲手刃，取其首级。

僧人达观与李贽，并称狂禅两大教主。

达观生性慷慨激烈，与人一言不合，即以老拳相向。达观少时为游侠，行走于江湖之中。十七岁时至苏州阊门，天突降暴雨，达观避雨时遇到虎丘僧人明觉。明觉看此少年相貌威武，就邀他同去虎丘寺。是夜，达观听僧人诵念佛经，心中有所感悟，次日请求剃度出家。

出家为僧后，达观一身侠气却未曾褪去，他继续游历，影响渐大。他在江南以棒喝立教，所至之处，信众云集。一日，弟子冯梦祯与达观同席，席上上了一盘肥美的蟹子，冯梦祯抓起蟹子大吃，边吃边解释“是不宜吃，无奈嘴馋”。达观大怒，拿了大棒就打了下来，“直欲顿断命根”。达观看书看到忠臣自杀时，感动得泪流满面，不想旁边的侍者没哭。达观大怒：“当推汝堕崖下。”

汤显祖深受狂禅派影响，十三岁时受学于泰州学派传人罗汝芳。汤显祖与达观交往甚密，知道他这样的性格早晚会生出是非，于是劝他及早入山隐居。达观嫉恶如仇，在世俗中浮沉，为不平而鸣，为不公而吼，哪肯退隐山林。

万历帝为了增加税收，派太监为矿监税使，至各地征税。矿监税使至各地，打着皇帝的旗号，巧取豪夺，盘剥天下，荼毒万民。达观晚年发誓要以命相搏，请求朝廷取消此税。达观北上京师时，汤显祖料定他此行凶多吉少，婉言相劝。达观笑道：“我当日断发时，已如断头。”万历三十一年(1603)，受京师“续妖书案”牵连，达观入狱。入狱之后，达观遭遇酷刑，坐化。

狂禅另一教主李贽天生叛逆，一生历经沧桑。

李贽晚年时总结一生，云自己四十岁前什么都不信，见道人则恶，见僧人也恶，见道学先生则尤恶。四十岁时，李贽从友人处接触了王阳明学说，顿时为之倾倒，遂拜王艮之子王襞为师，并与泰州学派传人焦竑、耿定理、罗汝芳等人来往。李贽喜好禅宗，晚年更是剃发出家，以居士身份立言护法。

李贽的狂禅精神，在评点《水浒传》时尽情流露。在水浒众好汉中，他最爱的是两人，一是鲁智深，一是李逵。鲁智深的一切行径，在他看来，均符合狂禅精神。鲁智深出家却不肯学坐禅，在他看来是佛；鲁智深在佛殿后随意大小便，在他看来也是佛；鲁智深喝醉酒，在禅床上呕吐，在他看来还是佛；鲁智深吃狗肉，打僧侣，在他看来更是佛。

鲁智深在野猪林救下林冲，说出了“杀人须见血，救人须救彻”这样的话语，让他膜拜，狂呼其为：“仁人，智人，勇人，圣人，神人，菩萨，罗汉，佛。”

鲁智深吃肉喝酒，狂野无拘束，丝毫不符合出家人的形象。可李贽却反问那些说鲁智深不似出家人模样的人，“请问，似出家人模样的，毕竟济得恁事”。

李贽在评《水浒传》时，一方面对李逵、鲁智深不遗余力地给予赞美，另一方面则大力鞭挞道学先生。

宋江初时曾劝花荣要与刘知寨和睦相处，说出了自古冤仇可解不可结之类的冠冕堂皇的话。可待宋江被刘知寨夫妇迫害后，抓住这对夫妻，将他们剜心斩首，出那口怨气。李贽看了评道：“大是道学。”张横被官兵俘走，阮小七舍身相救，张横的弟弟张顺畏惧，勉强跟上，途中一看形势不妙，也顾不上去营救哥哥了，“扑同地先跳下水去”。李贽批：“道学先生多是如此。”

在评点宋徽宗狎妓时，李贽道：“才像个皇帝。”在他看来，狎妓的宋徽宗像个皇帝，正儿八经的倒不似了。这也与他对佛道的理解相关，李贽认为，成佛成圣，唯在明心，本心若明，虽一日受千金不为贪，一夜御十女不为淫。

陈洪绶《无法可说图》李贽憎恶道学先生的矫情虚伪，他不顾世人的非议，特立独行。社会上有关于他风流事迹的诸多传言，说他与登徒子游庵，白日与妓女共浴，勾引士人妻女，夜宿尼姑庵之类，他丝毫不忌。

汤显祖对李贽甚为仰慕，将他与达观并列为影响自己一生的人物。万历三十年(1602)，李贽于狱中自杀后，汤显祖甚为哀恸。他写下了《叹卓老》纪念李贽：“自是精灵爱出家，钵头何必向京华？知教笑舞临万杖，烂醉诸天雨杂花。”

李贽去世后，他的作品被列为禁书。可士人们却争相收藏，汤显祖为《李氏全书》作序，盛赞李贽的作品可以传世、经世、济世、训世，骇世亦无不可。汤显祖在他的名作《牡丹亭》《南柯梦记》中诠释了狂禅精神，主人公为了追求真爱，无视世俗，放纵情欲，情了为佛。

狂禅起于王阳明，本意是讨伐传统儒学之中的不足。不想，在引入禅宗内容后，狂禅开始弃绝礼乐，甚至给了孔子当头一棒，进而形成与儒家思想对峙的异端思想，这却不是王阳明所能预料的。

晚明狂禅思潮，也是有明一代，那些不羁且有自由意识的前行者们思想的凝聚。他们不满于僵化死沉的主流思潮，也不满于儒家学说中林林总总的对社会生活的控制。他们有着共通的叛逆之心，因各种诱因而爆发。

此时的他们，已经不在意世俗眼光，不畏惧酷法，他们挥毫如利剑，鞭挞虚伪、保守、腐朽的一切。他们的行为，他们的言语，就是一杆杆标枪，对旧势力发出一次次冲击。他们看似消极、颓废，可他们内心燃烧着炽热的火焰。

他们有着赤子之心，李贽呐喊着去寻找童心，汤显祖以笔写就至情之作。他们就是狂野的战士，以笔为枪，骑在嶙峋的马上，孤独地冲向千百年陈旧势力凝就的城堡，虽枪断、马翻、血溅，终无怨无悔。

唐吉诃德这样的人物，只能在小说中漫游。可狂禅们，却孤独地在俗世中搏斗。

第五章 女性生活

纳妾与扬州瘦马

利玛窦来到中国传教后，将传教目标定位在士大夫阶层，希望通过在士人中发展教徒，打开传教的大门。

可在发展教徒时，利玛窦面临的难题之一就是纳妾。基督教主张一夫一妻制，而中国社会中普遍流行纳妾，实际上是多妻制。

入教还是纳妾，鱼还是熊掌，如何选择，对一些士人来说是个难题。

纳妾的历史在中国很漫长，纳妾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繁衍后代。古人认为，人生最重要的事是传承香火，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婚姻的目的是繁衍后代，维系家族，这就决定了它无视自由恋爱。结婚之后，如果不能生育，或是未生出男婴，则被视为大不孝。

没有性爱，婚姻照样是婚姻，但没有生育，婚姻的本质就不能实现。如果一个女人结了婚之后不能生育，就会通过给丈夫纳妾来弥补。有妻者可以纳妾，但正房只能有一人。“夫为日，妻为月，妾为小星。”

妾有着各类别称，诸如小老婆、小星、小妇人、侧室、偏房、属妇、副房等。妾的地位虽然低于妻，但具有良民身份，与婢、奴有明显区别。

妻与妾之间，在身份地位、吃穿住行上有着较大区别。朝廷封赏官员妻子，即命妇，只能是正房妻子受封，穿赏赐的命妇礼服。妾被排斥在命妇封号之外，不过也有官员胆大，以妾充妻骗取封号。此类以妾充妻骗取封号的事件，在明代并不少见，也无谁为此受到惩罚。

若是妾生的儿子争气，出仕做官，飞黄腾达，则可以借助儿子光明正大得到封赐，是为母因子贵。

妻妾不但生前地位悬殊，死后待遇也有差异。正妻死后，可以与丈夫同穴合葬。继室属于妻子，也可与丈夫合葬，但妾不得与丈夫合葬。顾炎武祖父的两位小妾，死后均“葬之域外”，即不与丈夫合葬。顾炎武父亲的小妾对他有养育之恩，这位“养母”去世后，为了捍卫礼法，顾炎武坚持不肯让她与父亲同穴合葬。

《大明律》就妻妾之间的秩序做了严格规定，凡以妻为妾者，杖一百。妻在，以妾为妻者，杖九十，并责令改正。若有妻，又再娶妻者，杖九十，责令离异。

李瓶儿去世后，西门庆伤心欲绝，要求幕僚温秀才在孝贴上写上“荆妇奄逝”，即正房妻子的意思。“以妾为妻”明显违背了法律，温秀才很是为难，就悄悄与应伯爵商量。应伯爵对此也是反对，最后此事不了了之。

随后在题旗幡时，西门庆要求写上“诏封锦衣西门恭人李氏柩”。明代只有四品官员的母亲与妻子才可被封为恭人，西门庆只是从五品，李瓶儿又是妾，若是写上，又是违背法律，应伯爵再次反对，最后写上了“室人”这个模糊的称呼。室人，古代妻妾的泛称。

妻妾的地位差异，在生活中的吃穿住行中，以及座位上都有体现。

《金瓶梅》中，正妻吴月娘的穿着是“两套大红通袖遍地锦袍儿，四套妆花衣服”。众妾“每人做件妆花通袖袍儿，一套遍地锦衣服”。西门庆开筵宴时，西门庆与吴月娘占了上座，李娇儿、孟玉楼、孙雪娥、潘金莲等小妾都只能在两旁列坐。

“正房”已明了其意，所居自然是院中正房。至于妾，称为“侧房”，只能居于偏隅之处。西门庆说：“惟有我第五个小妾潘氏，在这前边花园内独自一所楼房居住。”

不过若是正房妻子彪悍，丈夫则要另外购置住宅，安置小妾。妾反而因祸得福，在别处享受到了部分正房妻子待遇，称为“两头做大”。

妾从属于丈夫，丈夫可以随意将妾买卖或转嫁。一旦丈夫死去，妻子也可以将妾转手卖掉，或者将她改嫁。对于妾的处置，好一点的是“聘嫁”，即将小妾再嫁他人。孟玉楼再嫁时，可以携带走自己的房中物品，乘坐大轿出门而去，这就是“聘嫁”。

差一点的则是“打发”，给小妾一些物件，将她逐出家门，由其自谋生路。潘金莲被吴月娘赶出家门，只给了她“两个箱子，一张抽屉桌儿，四套衣服，几件钗梳簪环，一床被褥”。除了正房妻子可以处理妾外，家中诸子也可在父亲死后，将妾打发或聘嫁。

妾在家中地位低，面对正房时须恭恭敬敬，让正房不快的话，正房乘着男人不在家，将妾卖掉并不是个案。

纳妾也会滋生出家庭纠纷，宰辅焦芳的儿子焦黄中，为了一名姬妾而与老父肉搏相斗。大清官海瑞一生纳妾多名，六十多岁时，海瑞纳了两个妾，最后妻妾争风吃醋，两妾同日上吊自杀。嘉靖中叶，山西保德十四岁少年崔键，看到父亲宠幸小妾魏氏，不时呵斥生母，愤懑之下，少年竟然手刃魏氏。

弘治十一年(1498)，泗州知府许弼的妻子孙氏，嫉妒妾朱氏有了身孕，先下毒，没有毒死；又用铁锥击其脑，不死；再用石头压其腹，羊毛塞其口鼻，总算将朱氏给杀死了。不想将朱氏装到棺材里，朱氏又神奇复活。此事暴露后，皇帝也被孙氏的狠辣震惊，下令杖孙氏八十，责令离异。依照法律规定，命妇将妾殴打致死，也不过是纳赎而已；处以杖刑，这是皇帝愤怒之下，法外加刑了。

明代法律明文规定“凡男子年满四十而无后嗣者”，得纳妾，“民年四十以上无子者，方听娶妾”。同时规定，违背法律者笞四十。可见明代纳妾的合法条件是：年满四十，无子。

这条法律最初虽针对的是庶民，但此后也被引用到官员群体之中。在现实中，纳妾的法规未得到严格遵守，很多官员不符合条件却纳了妾，也未受到处分。

聂洪二十九岁出任丹徒知县，其妻张氏早已生下一子，照法律讲，他没资格纳妾。可他接连纳妾，过着妻妾成群的生活。

已有子息，还要继续纳妾生子，其中考虑诸多。如当时卫生条件不足，担心一个儿子不能健康成长，所以违律纳妾，希望多生几个儿子，多几分保险。纳妾的成本比娶妻低，且妾可以作为后备妻子。当时医疗卫生条件落后，妇女分娩死亡的机率较高。一些士人的妻子去世后，再娶正房，开销颇大，干脆将小妾扶正，省去一笔费用。

明代男子纳妾时，普遍年龄长于女子较多。一般男子在接近四十岁时纳妾，妾的年龄则在十五岁至十九岁之间。也有高龄老翁纳妾，山人沈飞霞年近七十，打着“添丁”的名义买了一个妙龄婢女为妾。袁中道得悉后，写诗调侃云“闲当更为图枯木，付之荷叶待添丁”。

官场中，新科进士们纳妾的欲望最为旺盛。士人一旦高中进士，要做的是两件事，一是纳妾，二是改号。新科进士们纳妾，首选京师女子，京师有谚语云“改个号，娶个小”。

考中进士意味着家族地位的上升，为了让家族地位进一步巩固，多生儿子，壮大家门，成了进士们的普遍心理。此外，进士们进入官场后宦游四方，妻子要留在家中孝敬父母，此时，他们需要一个美妾在身边，消除长夜寂寞，照看衣食起居。

明代婚嫁图对于纳妾，也有禁忌，如居父母丧不得娶妾、祖父母或父母被囚禁者不得娶妾，同姓不得娶为妾、亲属妻妾不得娶为妾、逃亡妇女不得娶为妾，奴婢不得私自嫁与他人为妾，品官不得娶娼妓及良家女为妾，大臣出使途中不得娶妾等。虽然法律规定：“凡官吏娶乐人为妻妾者，杖六十，并离异。若官员子孙娶者，罪亦如之。”可在现实中，并没有谁切实遵守，晚明官员中流行纳青楼女子为妾，也未有谁被处罚。

对于纳妾几人，礼法也有明确规定。《明会典》中就皇亲国戚与普通官员、庶民纳妾的数量做了详细规定。亲王最多可纳十人，郡王最多可纳四人，镇国将军最多可纳三人，镇国中尉最多可纳二人，官员与庶民依照法律只能纳一人。不过在现实中，纳妾多少完全看个人的身体状况及财力了。利玛窦曾道：“另外再娶一个、两个，多少都可以，没有任何限制，只要有能力供养。因而许多人有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妻妾，皇帝及皇子皇孙则有上百上千的妻妾。”

纳三五个妾，在高官之中却是平常，数十上百的也有。明初开国大将汤和，“家畜妾滕百馀”。正统年间的工部尚书吴中，纳有宠妾数十人。张居正纳妾数目过多，一时间“运作”不过来，不得不靠壮阳药助战。有些时候，纳妾问题还上升到政治高度。清军兵临扬州城下，史可法膝下无子，妻子劝他赶紧纳妾，以免断了香火。

如果士人终生只有一妻，会让世人生出各种揣测。古板清高的于谦一生未纳妾，自然是德行高远，备受世人赞叹。

纳妾时，双方也要订立婚契，约定女子是亲生自养、自愿嫁给他人为妾，并已受婚聘财礼，如女子逃亡，男方负责追还等内容。因为纳妾相当于买卖，故而所订文书，称“婚契”，而不称“婚书”。

纳妾对于女方家庭来说，是可以接受的。迎娶妻子，讲究明媒正娶，门当户对，纳小妾则无此讲究。一些贫寒家庭通过嫁女为妾，可以攀附富贵亲戚，进而改变家族命运。若是小妾命好，碰上正房去世，还可能被扶正。

纳妾的火爆，使得培养知书达理、才艺双全的妾，成为一门投资回报极高的生意，出现了与妾相关的产业一条龙，此产业在扬州最盛。扬州以美女而闻名天下，“维扬居天地之中，川泽秀媚，故女子多美丽，而性情温柔，举止婉慧”。

扬州地方上，收养女子，转卖给他人为妾的，俗称“养瘦马”。“养瘦马”出自白居易诗句“莫养瘦马驹，莫教小妓女”。

“养瘦马”的人家，被称为“瘦马家”。“瘦马家”中，常以老妪主持一切事务，“瘦马”称老妪为母。“养瘦马”是个高回报的投资，“鬻女例一岁值一金，稍稍有姿容，则昂其值”。“瘦马”卖出后，若是在主人家得到宠爱，又能给予“瘦马家”更多回报。

扬州地方，上至豪门贵族，下至一般人家，多喜欢“养瘦马”，少则几人，多则数十人。“养瘦马”的风气，不单单风行于扬州，南京、苏州也风行，名妓陈园园就出自苏州“瘦马家”。

“养瘦马”，要选择相貌姣好的女童，买来后予以“娇养”。为了让“瘦马”日后能卖出好价钱，还要予以教育。“瘦马”十三学画学围棋，十四学琴学赋诗。同时被教以礼法，要守妇道，懂进退，侍嫡长，不失态，不让男子费心神。

每当“瘦马”到了出嫁年龄，则“瘦马家”中，媒婆盈门，不时有富人带了仆从，前来挑选。

交易的中间人被称为“白蚂蚁”，取白蚁无缝不钻之意。“瘦马”交易时，买主首重姿色，次及才艺。“瘦马”要将身材、小脚、手、颈一一展示，来回行走，让买主观察。相貌仪态展示之后，就是才艺展示。买主选购“瘦马”，不会一次敲定，常货比多家之后再决定。看不中“瘦马”也没有关系，只要买主多出些茶钱就可以。

一旦看中了某个“瘦马”，就要下“插戴”，即用簪、钗插在女子的发髻之上，表示定亲。随后，“瘦马家”拿出红本，上面写明聘礼，如绸缎若干、彩礼若干、金花若干之类。若是买主同意，则达成交易。通常买主还未到家，“瘦马家”送的红羊绿酒已送到其家门口，以免买主到家后反悔。

往往展示才艺时，“瘦马”棋琴书画，无所不通。可买到手后，买主却发现，瘦马能弹琴，可能只会弹奏一段；能画画，不过会画几笔兰竹；能下棋，不过棋局数着；能写字，不过会写几个字而已。挑选时，买主被女色所诱，对其才艺也未曾深入考察，因而常中圈套。到底，“养瘦马”是门生意，舍得长期投资，耗费心血，培养才艺出众的“瘦马”的人，没有几个。

虽然古代中国在名义上是一妻制，但纳妾却使其成为实质上的多妻制。为了维护礼法，避免纠纷，只能名不副实，并对妾从衣食住行到名分等各方面予以压制。官方以法律的形势，规定了男子纳妾的条件，可这些法律不过是一纸空文，躺在《大明律》中三百年。与此相反，涉及压制、贬低妾的法律条文，却频繁被引用，以捍卫所谓的礼法。

不管是放荡不羁、悠闲自得的山人，还是科举高中、意气风发的士人，当他们或多或少地摆脱，乃至对抗官方千奇百怪的限制人身自由的规定时，他们很少有人会尊重女子的自由。在他们眼里，妾这类女子，只是玩物，只是传宗接代的工具而已。至现代，纳妾虽在形式上消失，但其精髓被传承下来，并换了个表现形态。当下金屋藏娇纳二奶的男人，其心理与几百年前的古人们一般无异，不过是为了传宗接代，为了猎艳，为了满足征服欲。贞操：束缚与叛逆之间

至明代，贞操观念被宣扬到了极致。女子若被陌生男子拉了下手，就要断臂。身体某部位受伤，却不肯露出来给医生看，最终贻误病情死亡，这类事件比比皆是。崇祯年间，兴安发大水，两姐妹被水围困，看到有男子裸身来救，自觉受到玷污，就投水自杀。旁观者则大呼：“死得好，死得好！”

明代皇宫之中有专业处女鉴定师，称为“稳婆”，帮助皇帝检查入宫女子的处女膜。在民间，订婚之后，照例也要检查女子是否为处子，由男方女性亲属或媒婆查探。当然，这些检验只是初检，最重要的考验则在结婚之夜，印证在一张白巾之上。这场考验至关重要，关系到婚姻最终能否持续，是否幸福。

《喻世明言》中记载了一段近乎于荒诞的检验处女方法。有一黄姓女子，女扮男装，与男子同行，在外做生意多年。返乡之后，姐姐怀疑她已失贞，决定进行检验。检验的方法是，将细干灰铺在便桶内，让其脱了裤子坐在桶上。再将棉纸条放入她鼻中，令她打喷嚏，如果失贞了，上气泄，下气亦泄，干灰必然吹动。若是童身，干灰不动如初。“当试那妹子，果是未破的童身。”

《易·渐卦》中说：“渐，女归吉，利贞。”意思是女子出嫁时，必须符合婚嫁的礼仪，循序渐进，婚礼按照程序进行，最后的一个环节就是检验女性贞操。

《醒世姻缘传》中，狄希陈迎娶了悍妇薛素姐后，薛素姐连续两天拒绝与他同房，狄大娘大骂儿子无能，又开始怀疑媳妇不是处女。狄大娘安排薛素姐娘家的仆人薛三省的娘子去查探情况，又强令儿子霸王硬上弓。

到了第四天早上，捷报传来，薛三省的娘子将被“元红”沾污的被子展示出来。狄大娘大喜过望，“赏了薛三省娘子合老田每人二百钱，三尺红布，一条五柳堂织的大手手巾”。此场景，如汤显祖在《邯郸梦》中所云“今宵同睡碧窗纱，明朝看取香罗帕”。

贞操是最重要的嫁妆，为了证明女子是处女，在新婚之夜，准备一条被称为“喜帕”的白巾，是女方的义务。若是白巾上沾上了元红，则男女双方都放下心。这种测试方法，叫做“取喜”。

“取喜”是件庄严的大事，当新娘被证明为处女后，男方要将消息奔走相告，并给予报喜及贺喜的人赏钱。男方还要派人敲锣打鼓地去女方家，送上书有“闺门有训，淑女可亲”的报喜帖子。至于“取喜”成功的白巾，则被骄傲地加以展示。

如果白巾无元红，则女方一家人要对坐愁叹，视之为奇耻大辱，男方则策划着怎么离婚，追回彩礼。没有见到“喜帕”挂出，亲朋好友也不敢登门祝贺，以免刺激对方神经。

《醒世姻缘传》中，程大姐出嫁时已不是处子之身，自然忧虑不已。程大姐的母亲孙氏是个老江湖，定下一计，她取了条白巾，抓了只硕大的雄鸡，用针在雄鸡鸡冠上刺出血来，滴在白巾上面。再教程大姐将白巾藏在身边，头两夜不可与丈夫魏三封同房，到第三夜将丈夫灌醉之后再行房事。

不想此事被魏三封发现，恼羞成怒之下：“拳撞脚踢，口咬牙嘶，把个程大姐打得像杀猪相似的叫唤。”随后又打开程大姐的箱柜，凡是魏家的东西全部留下，凡是陪嫁来的东西一件不留，全部打包送回。

到了五更时，魏三封逼迫程大姐“穿了一条红裤子。穿了一件青布衫，带上系了那块鸡冠血染的白绢，反绑了手”。魏三封自己拿了根棍子，走一步打一下，将程大姐一路打回娘家。

程大姐的母亲孙氏也是个人物，泼辣异常，当场为程大姐辩护。不想围观者都不支持她，认为“孙氏昧了心”。魏三封占了理，撒起泼来，众目睽睽之下，出其不意，向前一拳将孙氏打翻在地，照着私处乱踢。之后，在地方调解之下，女方承认过错，接受了魏三封的休妻行为。

《秦楼月》中插图，男女山盟海誓对于新婚女子是非处女，《明会典》中规定，男方可以离婚，并追索彩礼。对于很多女子来说，在日常生活中不小心弄破处女膜，则日后要面临被休的命运。《金瓶梅》中，周小姐荡秋千跌落，“把身上喜抓去了。落后嫁与人家，被人家说不是女儿，休逐来家”。

不但良家妇女重视贞操，就是青楼女子，对第一次接客也颇为看重。妓女第一次接客，自然要卖出高价，接客之后，验红的过程称为“梳笼”。

《续金瓶梅》中对“梳笼”有详细描写。妓女银瓶早已不是处子，可为了骗取翟员外的钱财，老鸨就出了个主意，将鸡冠血染在白巾上面，然后去诱惑翟员外“梳笼”。

“梳笼”当日，翟员外打扮一新，坐了轿子，鼓乐喧天，带了一堆帮闲过来。众人吃酒闹腾到天黑，翟员外才扶着银瓶入房办事。第二日，帮闲们拥挤到门外，大喊着要喜酒吃，银瓶手中的汗巾则被人笑着夺走。酒过三巡之后，“喜帕”被放在螺甸漆盘上端了出来，交由翟员外当众验红。验红完毕，翟员外打赏了二两银子，又喝了几杯酒。

处女情结，贞操意识，最初发端时，是为了保证血统的纯正。纯正的血统，才能保证家族的延续，财产的承袭。之后又与男子的占有欲联系在一起，在男子心目中，只有占有了女子的第一次，才标志着女子完全归属于自己。若是女子的第一次不属于自己，则此女子已属他人，其在心理上是难以接受的。

《型世言》中，蒋日休与文姬私奔。行男女之事后，文姬叹息道：“我一念不坚，此身失于郎手了。只是念我是个处子，莫要轻狂。”

蒋日休得手后，送走文姬，“回到房中，只见新红犹在，好不自喜得计”。

男子择偶时，最重要的考虑是女子是否是处女，这也与道德情操相关，所谓“水不厌清，女不厌洁”。中国古代社会有种流行观念，认为童子之身是最洁净最神圣的，即所谓“吾爱童子身，莲花不染尘”。

明代吕坤认为“严于妇人之守贞，而疏于男子之纵欲”是“圣人之偏”。在男权社会，童贞是针对女子而言的，它要求一个女子在结婚之前必须保持处女之身，不得与任何男子发生性关系。当男子纵情声色时，却又用贞操观念来严格要求女子，并给她们套上了层层枷锁。

不过，明代生活的另一面却是，也有女子敢于叛逆。在冯梦龙所收集的反映民间生活的民歌中，有着诸多未婚即偷尝禁果的内容。

《挂枝儿·调情》：“大着胆，上前亲个嘴，谢天谢地，他也不推辞。早知你不推辞也，何待今日方如此。”

《挂枝儿·喜鹊》：“喜鹊儿不住地喳喳叫，急慌忙开了门往外瞧。甚风儿吹得我乖亲到。携手归房内，双双搂抱着。你虽有千期万约的书儿也，不如喜鹊儿报得好。”

冯梦龙评价这几首民歌虽是“情胆大如天”，“却是天地间自然之文，何必胭脂涂牡丹也”。从这些民歌中，可见一些大胆追求真爱的女子，并不在乎什么礼法的限制，她们放纵于性爱中，追求肉体的自由。我的身体我做主，礼教的束缚，被她们无视。

两难：守节还是改嫁

儒家经典从礼法的高度对男女之间的关系做了界定，认为女性应该未嫁从父，既嫁从夫，夫死从子。到了汉代，妇女贞洁观又被系统化整理，给妇女们加上了从一而终的紧箍咒。

不过，这套说教在汉代并未得到遵行，丧偶妇女再嫁是稀松平常的事情。虽然道学先生们再三鼓吹，要求女性从一而终，政府也褒奖节妇烈女，奈何少有响应者。直到唐代，在丧偶妇女的再嫁问题上，并无太多非议。据统计，唐代公主寡居后再嫁者就有二十余人，民间自然也改嫁成风了。

至宋代理学兴起后，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下，妇女被要求从一而终。饿死事小，失节事大。道学先生们不但反对寡妇改嫁，更反对男人娶寡妇。不过，就是理学的领军人物朱熹，对“饿死事小，失节事大”也持反对态度，“自世俗观之，诚为迂阔”。

到了明代，不好女色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又狠抓节妇烈女的工作。于是，有明一代，节妇烈女之多，冠绝古今。

“节妇”，指丈夫去世后，坚守贞节绝不改嫁的已婚女子。

“烈女”，指为死去的未婚夫殉身，以及为避免受侮辱而自杀的未婚女子。

“烈妇”指在丈夫死后的三日或七日内自杀殉夫的已婚女子。

明朝自开国以后，就有意识地宣传节妇烈女。对节妇的鼓励，除了精神上的引导外，更有物质上的激励。明代规定“凡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志者，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闾，除免本家差役”。这个法令一出，许多家庭恨不得早早出几个寡妇，再严防死守，鼓励守节，熬足年限，评上节妇，然后免除官府差役。

明代规定，寡妇三十岁前死了丈夫，五十岁前不改嫁，则旌表门闾。之所以如此规定，是因为明代结婚年龄较早，一般男十六，女十四就可以结婚。很多女子守寡时还不到二十岁，泰州朱氏，十九岁丧夫，靠着纺织抚养儿子，供养公婆，最后官府旌其“贞节”。

三十岁以前的女子，还是青春年华，最是耐不住寂寞，撑不起家庭的重担，官方对这个年龄段的女子考验最为严格。三十岁以后的女子，心理相对稳定，对外界诱惑抵抗力较强，改嫁的几率相对较少，官方对这个年龄段的妇女重视程度就相应降低。

如果女子年龄过了三十岁才守节，如何处理，官方没有明确规定。不过对于事迹特别感人的，照例也要给予表彰。太宜人曾氏，三十一岁时“舅姑与其夫相继而没”。此后她守节四十年，儿子争气，考中进士，她自然被当做节烈典型来宣传了。

丈夫去世后，有儿女、有身孕的妻子，也有选择在短期内自杀，成为烈妇的。如龚氏在丈夫和婆婆死后，家中贫穷，无法下葬。有人要捐棺材帮助她，龚氏担心对方不怀好意，将儿女托付给母亲后，抱着丈夫尸体自焚。

也有为了儿子没有自杀的，等儿子稍微长成后，再选择去死。谭氏生子三个月后丈夫去世，在母亲和婆婆的劝阻下没有自杀。待儿子七岁上私塾后，她将儿子托付给婆婆，心中窃喜“吾今可以遂志矣”，不久自缢身死。

《型世言》第十回中，陈氏想殉夫，几次自杀都未成功。后来在母亲的帮助下，终于自杀成功。得悉陈氏自杀成功后，官府与地方士绅一片欢腾，文士们写诗撰文称赞，乡绅们前来拜祭，络绎不绝，陈氏的“光辉事迹”被官府层层上报，一位烈女就这样诞生了。

死需要勇气，活下去更要勇气。在丈夫去世之后，一方面，妇女要保持贞节，抵挡住各种外界诱惑，包括男性对自己的觊觎。同时，节妇还需要承担起供养家庭的重担，她要抚养儿子长大，以使夫家香火绵延；她要孝敬公婆，端茶倒水，服侍周到；她要考虑家庭传承，如果亡夫无后，则要从血缘靠近的族人之中选择继承人，将他抚养长大，娶妻生子，此时方才完成了守节。

年轻貌美的寡妇，为了教育子女，也为了断绝外界的骚扰，有将自己的容貌毁去，将手指截断者，然后含辛茹苦，抚养子嗣。九江欧阳氏的丈夫去世后，父母逼迫她改嫁，她就用针在额头上纹了“誓死守节”四个字。额头上的这四字，让好色之徒一见生出敬畏之心，再无人来强迫她改嫁，地方上尊称她为“黑头节妇”。

《十义记》中插图孝妇义女，指的是那些为了孝养公婆、父母的女子。她们有的是在老人病重时整日伺候，在必要时还把自己身体上的肉割下来做药引子给父母吃，有的是在遭遇恶兽、大水、大火时，舍身营救父母。江西有李孝妇，为了治愈婆婆的痰疾，竟然割下自己的一个乳房，以乳肉与药相伴喂婆婆，自己却差点气绝身亡。

你是孝妇吗？那就请割下一块肉证明，于是各种近乎自虐的孝妇纷纷涌现。因为卧冰救父母，割股割肝救长辈的孝妇义女不断涌现，朝廷也觉得过于荒唐了。洪武二十七年(1394)，朝廷在重议旌表时限定，割肝、杀子、卧冰、割股之类的自虐，不算孝妇。

贞女，是指尚未嫁入夫家，未婚夫就去世，此后为未婚夫终身守寡者。如湖南溆浦县丁正明之女丁美英，幼年时即受聘于夏学程。十八岁将要出嫁时，夏学程死了，丁美英发誓不再出嫁，并买田辛勤劳作，供养公婆及自己的父母。再如太仓昙阳子，为未婚夫守贞多年后，宣布自己成仙，以自杀的方式辞世。

嘉定地方上的宣氏，在丈夫身前一直遭受家庭暴力。丈夫死后，宣氏准备殉夫，有人就劝她：你过了这么多年苦日子，还殉夫干什么。宣氏叹道：“予知尽妇道而已，安论夫之贤不贤？”

明代各地涌现出一批节妇烈女的事迹。最为震撼人心的，由地方官员上报，朝廷赐建祠祭祀。情节比较感人的，就造牌坊，竖黑色旗杆，以光耀乡里。再次一点的则在地方志中加以记载。最后出现的局面是，明代的节妇烈女有三万人之多，超过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节妇烈女的总和。

为了追求轰动效应，能评上节妇烈女，各种悲苦惨烈的事迹涌现。上吊自杀是常态，投水淹死不算稀奇，饿死也是司空见惯。为了避免死后被侮辱，还要将身上的衣服密密麻麻地缝上。有的自杀前，将女儿一起杀死。如果是儿子，则不能杀死，因为杀了就是断了血脉，无望评上节妇烈女。

明代鼓励寡妇守节，造成了一定的社会问题。由于重男轻女之风盛行，男女比例失调，大量男性无法娶妻。弘治十五年(1502)，福建全省男性占人口总数的七成以上，男女比例严重失调，使得地方上同性恋盛行。各省都出现了男女比例失调的现象，江西泰和县“七男三女”，浙江衢州府龙游县“俗三男一女”。浙江处州府松阳县，有超过四十岁娶不到老婆的，宗族出面帮助其抢夺女子成亲。

大量的男子娶不到老婆，官方却鼓励节妇烈女，造成了资源配置上的不均。但朝廷只是鼓励节妇，“并无阻止寡妇不嫁之例”。既然官方并没有限制寡妇改嫁，寡妇是许多大龄男性的最佳选择。

不过法律规定，寡妇改嫁之后，不能保留丈夫的财产。只有在经过长辈同意的情况下，改嫁时才可以带走陪嫁财产。但通过招夫入赘的形式，则可以达成变通，既嫁出去，又保留了财产。入赘的男子称赘夫，他入赘后不是随妻子娘家的姓，而是随妻子原夫的姓氏。

对处于赤贫状态的男子而言，可以通过入赘寡妇家，解决娶妻的难题。入赘者要签订文书，阐明自己因家贫不能娶妻，自愿入赘。就入赘后生子属于哪一方、房屋财产、违约惩罚等问题均在文书中做出明确规定。所立文书，基本上是利于女方，而对男方加以限制。

在明代，还会出现一种情况，即亡夫所在家族，为了图谋财产，逼迫寡妇改嫁。逼迫寡妇改嫁的缘由诸多，寡妇不能守节是常用的理由。《嘉靖新例》中也有规定，民间寡妇不能守志者，听其改嫁。

此外，法律明确规定寡妇不能改嫁的情况也存在。凡被朝廷册封过的妇女称“命妇”，根据法律规定，有封号的妇女不得改嫁，如果改嫁则“追夺并离异”。封号是因为丈夫得来的，因而命妇不许改嫁，如果是因为儿子发达而得了封号的，同样不许改嫁。在丈夫丧期内，寡妇也不准改嫁，违背者，杖一百。妇女再婚的对象不能是前夫的近亲属，否则要追究责任。再嫁对象与前夫的血缘关系越近，罪就越大。

对一般妇女改嫁，官方不予干涉，只是在非常情况下，官方才会出手干预妇女改嫁。天顺年间，山西提刑按察司佥事刘翀，准备娶妻朱氏。朱氏先后三次结婚，丈夫因各种原因去世，按民间说法，她就是所谓克夫的命了。刘翀却对朱氏一往情深，毫不计较，冒着“丧命”的危险娶了她。不想此事，却被多事者告发，认为朱氏四次嫁人，有伤风化。刘翀作为官员，娶这种“不贞”的妻子，有失身份。官司打到了京城，英宗下令将刘翀削职为民，罪名是“忘廉耻，配失节妇”，“有玷风宪”。

虽然明代官方鼓吹，士人追捧，可在《金瓶梅》等小说之中，女性改嫁的现象却是相当普遍的。评上节妇烈女，官府给予的表彰和好处往往只限于上层社会。对下层妇女守节，官方甚少给予关注。《型世言》第四回中，李权劝姐姐改嫁的理由就是，守贞没有好处。“就是县里送个贞节牌匾，也只送了有钱的，何曾轮着我们乡村？”在弟弟等人劝说下，李氏决定改嫁。

在当时的实际生活中，改嫁的现象相当普遍。丈夫死后，守节妇女往往要挑起家庭的重担，依靠自己的双手孝养公婆，抚养子女。由于妇女身体条件的局限，她们无法从事一些较重的活，所以大多数妇女只能靠简单的种植和纺织、女红、给别人做佣人来维持生计。为了生计，大量的底层女性还是选择了改嫁。

一些地方编排县志时，收集地方上节妇烈女事迹，结果发现节妇烈女非常少，这让官府痛心疾首。万历年间，江浦县修县志时，只收到了七名节妇烈女的事迹，且事迹还不够感人，地方官员羞愧不已。南直隶贺州地方，修地方志时，全州范围内只找到了十一名贞洁烈妇，地方官员自然又是一番世风日下之慨了。冯梦龙跑去福建当小县令，好不容易收集到了几个节妇的事迹，沾沾自喜，当做自己的政绩。

在浙江温州府平阳县，有“寡妇欲再醮，叔伯及妇父母、兄弟欣然，以此得钱者往往有之”。在江西铅山地方，也有丈夫得病卧床不起后，妻子就接受他人聘礼，忙着准备改嫁。

面对此情此景，道德家们发出哀叹：“世多再醮，不以为污。”

羞辱：女子裸体受刑

古人眼中，男女之防，事关重大。一个女子若是在光天化日之下露出手臂什么的，如同失去贞洁一般。若是将女子的衣服褪去，公开行刑，任由公众围观，无异于从道德上宣判女性死刑，将女性逼到绝路。

中国古代刑罚中，满是肉体刑罚的内容，在官方看来，肉体上的疼痛，可以弥补教化之不足。

宋代，杖刑是肉体刑罚之一，常以脊梁作为施刑部位，所以“打脊的”在水浒中成为不法之徒的别称。对女子的刑罚，此时尚给女子存了些许尊严，留了点体面，即允许女子穿衣受刑。痛虽痛了，但没有暴露肉体，勉强维系了女子的最后一点尊严。

蒙古人到了中原，没有汉人的小心思。既然要惩戒妇女，那就一次到位，让她在肉体、尊严上受双重打击。在元代，将杖脊改为杖臀腿，又第一次以法律条文规定，女性犯有通奸罪，应去衣接受杖刑，“诸和奸者，杖七十七。妇人去衣受刑”。

《燕子笺》中插图朱元璋称帝后，颁布禁令，限制穿蒙古人衣服，禁用蒙古语，以恢复汉人的礼法。可朱元璋对元代法律，却是全盘承接过来，且在残酷程度上，有过之而无不及。《大明律》中规定：“其妇人犯罪”，“应决杖者，奸罪，去衣受刑。余罪，单衣决罚。”

元代不过描述了“私奸”行为，明代则加了道德定性“既无耻”。元代只是规定脱衣服受刑，是否保留内衣，尚可斟酌。明代则直接规定“去其底衣”，即脱光了受刑。后来有学者认为，脱去妇女衣服行刑，“此有明一代之弊政。实与妇女发教坊，同一酷法也”。

西班牙人门多萨，在1585年出版了一本《中华大帝国史》，描述了明代人的生活情况，其中也介绍了女子裸体受刑。一般情况下，很少发生女子与人通奸的事，因为她们闭门不出，且恪守贞节理念。如果发生通奸事件，丈夫可以当场杀死通奸者，并不受处罚。也有将奸夫淫妇送交官府，“除残酷地打他们的屁股外，再给处罚，这是该国的律法”。

犯下被世人所不齿的通奸罪，妇女要脱光衣服受杖刑。若是偶尔触犯刑律，受较轻的笞刑，女子也要脱衣或仅穿单衣受刑。在明代各类小说中，常见各类作奸犯科的女性裸体受刑。

《人中画》中，张媒婆牵线搭桥，成全了一对未婚男女偷情，平日里也时常帮人偷情约会之类，最终被官府抓捕。

审案时，县令怒骂：“你这贼婆，既勾引元公子，诓骗了许多财物，又勾挑桃花小姐失节于人……如此奸宄，人伦风化，几乎败尽。”

县令威风八面地吆喝：“放了拶，脱了裤子，重打三十毛板。”

张媒婆被重打三十大板，爬着出来。

此虽小说，却可映射当日社会生态。当社会生活极大活跃之后，各类有违人伦风化的事件便层出不穷。士人之中也开始出现分化，一批人对青楼却是不排斥，主动到这种地方寻欢。另一批人则恪守道德理念，认为世风日下，须加以挽回，而终极武器自然是让伤风败俗的女性裸体受刑。

于是，妓女们时常无端中枪，被公开裸体行刑。

嘉靖年间的散曲作家冯惟敏，就曾目睹了两起妓女裸身受杖刑的情形，并以散曲的形式加以记录。大概是有道德洁癖的地方官展开了一场严打运动，“以访捕为一切之政”。此番严打，不分良民、贱民，被抓捕后一律施以酷刑。

《醋葫芦》中的裸身受杖刑图有十名妓女被抓后，集体接受裸身刑罚，至于受刑的原因，冯惟敏没有交代。

“十美人一时受杖而出，观者如堵。”对于围观者来说，这已不是刑罚，而是一场香艳的视觉盛宴。

行刑之后，妓女们肉体裸露，面如浇蜡，浑身颤抖如筛糠，红绣鞋散落公堂，在别人的扶持下勉强归去。

主审的官员、行刑的衙役、热闹的围观者，一起从妓女的行刑中得到了快感。他们的欢乐之中，夹带着无上的道德优越感。在这个时代，生而为贱民的妓女，仿佛就是天生不道德的人，就该接受惩戒。

另一起案件中，只有一名妓女受到杖刑。说是官妓李争冬，姿容出众，备受追捧。一日，李争冬骑马招摇过市，与儒生发生争执。一个娼妓，竟然敢在大街上骑马，且不尊重士人，书生义愤填膺，就去告官。此时应该过了严打期，官员对此置之不理，“此等小事，也来麻烦老爷”。

书生们看官府不管，更加愤怒，集合起来闹事。

面对书生们所施加的压力，官府将李争冬抓了起来，并施以酷刑。行刑时，大堂上满是围观人群，对这些人而言，李争冬的裸体，平常要付出高价才能看到，今日可借行刑免费一睹为快。

冯惟敏记载了行刑时的景象：“拶指两头齐，批头一片红，两般儿任意随身用。筋连十指钻心窍，血染双臀入子宫，皮开肉绽花心动。这其间破了的谁补，绽了的谁缝？”

一群书生们，自以为占据了道德高地，一场义气之争，闹上公堂，让女子受刑。他们得意洋洋，享受着胜利的快感，他们以鄙夷而又贪婪的眼神，打量着公堂上女子裸露的身体。他日，当他们能在科举上有所突破时，他们会忘记今日的一幕，去青楼之中放纵自己的情欲。

杖刑极其残酷，利玛窦曾亲眼目睹杖刑，说：“这种刑罚是当众执行的。受刑的人脸朝下爬在地上，用一根大约厚一英寸、宽四英寸、长一码中间劈开来的坚韧的竹板打裸着的大腿和屁股。”

公堂上大板横飞，血肉模糊，对受刑人而言，裸体受刑更是精神上的凌辱。

西方人曾德昭记载：“妇女犯奸时，受到鞭打或杖刑，把裤子一直扒到脚跟，让她出丑，有时当街鞭打。”很多妇女，宁死也不肯到公堂上公开受刑。

《金瓶梅》中，韩道国的弟弟韩二，与韩道国的妻子王六儿通奸之事败落，两人被街坊邻居抓住，要送交公堂。韩道国满头“绿光”，还是坚持要去请西门庆帮忙，希望不要将王六儿送到公堂，让她免受裸臀受杖的肉刑。

将妇女脱了衣服在公堂上行刑，既是肉体刑罚，更是残酷的精神侮辱，受刑的妇女此生都再难抬头做人。一些开明的地方官员在执行刑罚时，对此条也有所保留，常以缴纳钱粮等惩罚方式加以变通。

可卫道士们不能接受。

宣德三年(1428)，有御史提出，犯奸妇女就该脱去衣服，裸体受刑，以励风俗。一些官员许以钱粮赎罪，无钱粮的妇女被囚禁在监狱中，又生出淫乱事端，请朝廷严加整顿，该裸体受刑时就要坚决执行。

卫道士们坚持裸体受刑的背后，还有着性窥探心理。《金屋梦》中对此有生动描写，李师师经营青楼生意，诈骗了嫖客翟员外。翟员外到官府告状，官员将李师师传了上来，大骂了一通，然后下令皂隶剥去她的衣服行刑，“我且看看你这白屁股儿”。

“先打了二十大板。可怜把一个白光光、滑溜溜、香喷喷、紧，两片行云送雨的情根，不消几下竹篦，早红雨斜喷、雪皮乱卷。”

女子裸体受刑，招惹出无数是非，到了成化八年(1472)，有官员提出改革，女子除了奸淫、盗、不孝及妓女犯罪等情形外，若是受笞、杖刑罚，可以穿着衣服受刑。

女子不但在公堂之上裸体受刑，因为所谓的家法，在家庭、家族内部，也有女子裸体受刑的情况。《金云翘传》中，金云翘先被卖到妓院，因为不愿意接客，被剥光衣服，吊在梁上。老鸨提起皮鞭，一气就打二三十下。金运翘“无寸丝遮盖，赤身露体，羞得没处躲藏”。被老鸨彻底摧毁了自尊，只好屈服接客。

后来金云翘被转卖到大户人家，与男主人公偷情，被正房妻子的母亲束氏知晓后，决意找机会惩戒她。在寻找了金云翘一个小毛病后，束氏大叫：“捆打她三十，再盘问她。”

两旁丫头应了一声，将金云翘按翻在地，“拿手的拿手，拿脚的拿脚，扯裤的扯裤，脱开来大红裤子映着莹白的皮肤，真是可爱”。这些丫鬟都是久惯行杖，下手毫不留情，打了二十竹板，将金云翘打得昏迷不醒。

后来金云翘得了海盗帮助，回来报仇，将当年羞辱过自己的女人剥光衣裳，用月经带吊在屋梁上，以马鞭抽打。打了一百下后，受刑者已是半死不死。

在男权社会中，以裸体受刑对女子施加凌辱，被视为可起到教化作用，也可满足男子隐秘的窥私欲望。在庄严的公堂之上，女子袒露着肉体，血肉横飞，阵阵惨叫，却不能搏得男子的一丝怜香惜玉之情。他们以贪婪的目光，紧紧盯住女子的身体，口中念诵着仁义道德，头顶高悬着道德匾额。然而，女子裸体受刑，侮辱的不单单是女子，更是这一个朝代。

晚明悍妇缘何多

女子的形象，是与水、花等物相联的。若是女子怒气冲天，操了一把菜刀或擀面杖之类的家伙奋力冲来，这虽破坏了女子的形象，但有着不可抵挡的威势。

晚明时期，女子好似被压抑了太久，悍妇突然喷涌而出，横行一时。因为悍与妒联系在一起，悍妇时常也被称为妒妇。

素以女子温柔若水著称的江南地方上，女子可不单单是水做的，悍妇跋扈，名满江湖。

《五杂俎》中指出，妒妇“江南则新安为甚，闽则浦城为甚”。《云间杂识》中，作者愤怒地声讨了晚明松江地方上悍妇的行径，“松之悍妇，不能枚举”。

松江地方上，哪怕老公发达，官场得意，悍妇也不给他面子，在公共场合大喊男人的名字，并加以训斥。男人就是娶了美妾，也不能吃到嘴，只好看看过干瘾。男人升官，本是好事，有的悍妇却穿戴麻衣诅咒男人倒大霉。更有悍妇故意不给老公吃饱饭，或是当堂鞭挞奴婢，或是大手大脚地花钱败家。

松江的悍妇们很嚣张，她们扬言“夫之无奈我何”。

我就彪悍了，你能拿我怎样？

惧内在晚明竟成为一种潮流，从达官贵人，到一般民众，无不在妻子面前瑟瑟发抖。

工部尚书吴中以纳妾多闻名于当时，可他却惧内。老婆想看皇帝亲赐的诰命，吴中不敢抗拒，乖乖交出。老婆看了后讥讽吴中：“今诵之终篇，何尝有一清有一廉字？”吴中被老婆如此挖苦，也不敢发怒。

面对悍妇们，男人们毫无战斗力，他们只能私下给悍妇们安上“河东狮”、“母夜叉”、“胭脂虎”、“罗刹女”、“跗骨之蛆”之类的外号，从中得到些许安慰。

悍妇的流行，也产生了一种新的小说。这种小说，可以称之为“悍妇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是明末伏雌教主的《醋葫芦》及明末清初西周生的《醒世姻缘传》。

伏雌教主，一听作者名字，就知道家有悍妇。惨痛的人生经历，化作了《醋葫芦》中的故事。《醋葫芦》的男主人公成珪，年已六十，却好色无比，不时嘀咕“未破瓜的女子，我也受用些过”，满脑子想着出去寻欢作乐。

可惜，成珪的老婆都氏蛮横的程度，可谓空前绝后。她与成珪没有生下儿子，照理说应该主动帮丈夫纳妾，好传承香火。可都氏不但不许丈夫纳妾，更严格限制丈夫的活动空间和时间，以免他在外寻花问柳。

成珪出门前，要向都氏打报告请示。得到许可之后，成珪要先点上香，在香燃尽前回家，如果逾时不归，则要被严厉惩罚。

一次成珪去看老友周智，因为害怕误了时间，顾不上吃饭，三步并两步飞奔回家。

都氏不能生育，又不许丈夫纳妾，为了断了丈夫生儿子的心，不时告诫丈夫“岂不闻和尚无儿孝子多”。

老友周智劝成珪振作起男人的雄风，收拾下悍妇，恢复夫为妻纲的礼法。可成珪一见到都氏就浑身酥软，毫无反抗的勇气。

周智帮他设下一计策，让成珪威胁都氏，不让纳妾，就去出家，到时在庙里收上几个好的徒子徒孙，“也完了这点子嗣念头”。

都氏冷笑一声，就如了他的心愿，帮他纳妾。成珪大喜，以为自己的春天来了，不想纳妾后却发现所纳之妾熊氏是名石女，根本就不能碰。面对着都氏精心安排的“雌太监”，成珪哭笑不得，只好暂时收起了纳妾的心。

知道丈夫心里不安定，都氏也做了防范措施。都氏严禁丈夫与婢女们接近，防止他偷腥。一次成珪把吃剩的点心赏给两个婢女吃，都氏就卖掉了这两名婢女，又将家中婢女都换成又丑又老的女子。

“雌太监”熊氏虽不能让成珪“解谗”，可她带来的丫环翠苔却姿色可人，让成珪垂涎不已。一次，借着与都氏一起参加周智老婆生日聚会的机会，成珪装腹痛，中途逃回家与翠苔私会。得知成珪偷腥后，都氏大怒。

“都氏逞着威力，将他衣服层层剥下，自头至脚，约打有三四百下，不觉竹蓖打断。复将翠苔头发分开，缚在太湖石上，自去攀下一枝粗大的桃条，复连花带叶，又抽上二三百。还要去寻石头来打肚子，烧火烙来探阴门。只见翠苔渐渐两眼倒上，四肢不举，声气全无，酥酥地倒在地下。”

至于《醒世姻缘传》的薛素姐，更是残暴异常，她对丈夫狄希陈施暴的方式五花八门，足以写部酷刑史。一次丈夫狄希陈跑去小妾寄姐房里，素姐见了，“慌忙取了个熨斗，把炉子里的炭火，都摼在里面，站在房门口布帘里面，等得狄希陈出寄姐房来，从后边一把揪住衣领，右手把熨斗的炭火，尽数从衣领中倾在衣服之内。烧得个狄希陈就似落在滚汤地狱里的一样，声震四邻。”

放蚊子咬、打耳光、口咬牙撕、扭肩膀、掐胳膊、拧大腿、挝脖子、用烟熏眼睛，都算轻的，针刺、鞭子抽、铁钳拧、炭火烧烤，也不算重，愤怒时素姐拿起碗、棒槌、窗栓、板凳，劈头盖脸把狄希陈往死里揍，最后薛素姐干脆挽弓搭箭要射死老公。

面对异常彪悍的妇女们，男人们望风而逃，内心充满了不平。明代在法律上规定，如果妻子殴打丈夫，杖一百，如果打伤了，加凡人三等。丈夫殴打妻子，只要未打伤，就不追究，打伤了，减凡人二等。可让男子们去反抗悍妇，他们没有勇气。他们沮丧无比，又不会扎小人诅咒。

明末才女冯小青，受妒妻迫害而死，士人们无不热血沸腾，掀起了“小青”热。士人们纷纷用文章诗词，表达他们对冯小青的惋惜，声讨悍妇的跋扈。可写完文章，回到家中，面对悍妇，他们大气也不敢喘。

不过，悍妇历史悠久，古人就留下了治悍妇的秘方。

《山海经》中记载了几种治疗悍妒的秘方：“兽焉，其状如狸而由髦。其名曰类，自为牝牡，食之不妒。”，“有鸟焉，其状如枭白首，其名日黄鸟，其呜自靛，食之不妒。”，“其上有木焉，叶状如梨而赤理，其名日格木，服者不妒。”

《延龄经》载：“疗恶妒方，取夫脚下土，烧，安酒中与服之，娶百女亦无言。”

张岱记载了一个寻求“化妒丹”的事迹。绍兴人朱赓娶了美妾，老婆常“狮子吼”，他苦恼不已，就四处寻仙，求“化妒丹”。

《醋葫芦》中，成珪的遭遇让老友周智同情，就给他出了个点子，“弟于《大荒经》中，曾见一句道：‘东海有鸟，名为鸧鹒，食之可以疗妒’”。

这鸧鹒，就是《山海经》中的治妒良药黄鸟。

为了给成珪打气壮胆，周智还举出历史上治妒妇的成功案例。如，梁武帝因老婆悍妒，命渔夫搜捕鸧鹒，煮了几次给老婆吃，果然有效。“兄今欲归，盍行此法，聊小试之，倘有应验，即当举之于世，以救天下之惧内者”，真是功德无量。

成珪回家后多方求购，买来了鸧鹒，亲自下厨为都氏烹煮“鸧鹒膳”。不料都氏吃了“鸧鹒膳”后腹疼，疑心成珪想毒死自己。面对老婆的暴怒，成珪浑身发抖，将事情真相全部供出。

“鸧鹒膳”没有显示治妒效果，都氏悍妒之性有增无减，将成珪一通暴打之后，都氏又来了个 “龟头打印”的奇特惩罚。

为了防止成珪在外偷腥，都氏在成珪的生殖器上盖上印章，每晚查验。若印章图形有所磨损，就对成珪一顿严刑拷打。为了避免不小心擦坏了图印，成珪找了块绢帕包裹在龟头上，才敢行走。

女性彪悍，原因诸多。其一，男子纳妾导致家中妻妾争风吃醋；其二，男子出入青楼一掷千金，也是家庭矛盾产生的主要原因。

明初对纳妾曾有严格规定，如年满四十无子，纳妾的主要目的是为了传宗接代。明初纳妾，主要是为了子嗣，此时悍妇的记载还不多见。到了后期，男人纳妾已不仅是为了子嗣，更有淫欲及追求新鲜刺激的因素。

小妾貌美，如果再生下个子嗣，自然是万千宠爱集一身，正房妻子必然会心理失衡，从而诱发矛盾。《西湖二集》中发出了女性的心声：“一夫一妇，此是定数，怎么额外有什么叫做小老婆？我却嫁不得小老公，他却娶得小老婆，是谁制的礼法？不公不平，俺们偏生吃得这样多亏，这是第一着可恨之处了。”

明代中后期，经济发达，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饱暖思淫欲，处处有青楼。男子狎妓玩乐，在青楼流连忘返，一掷千金。既置家庭于不顾，又浪费钱财无数，没有哪个妻子能接受丈夫在外常年鬼混。

《醒世姻缘传》中，当薛素姐的老公出去嫖娼被发现后，薛素姐准备用暴力教训丈夫。不想婆婆跳出来袒护儿子，公开宣称：“嫖来！是养汉老婆的鞋！汉子嫖老婆犯法么？”并扬言要卖掉田地，以资助儿子去嫖娼。

为了守护自己在家庭中的地位，防止丈夫在“销金窟”中被腐蚀，正牌妻子们不得不斗起胆来狮子吼，与青楼女子及宠妾们展开一场场殊死较量。

男人们炼丹化妒，学习驭妻术，可这些却对悍妇无效。文人们头痛之下转而编出各种悍妇遭到轮回报应的小说，劝诫女性弃妒从善，遵守妇道。

《醋葫芦》中的超级悍妇都氏，自己不能生育，又不肯丈夫纳妾。最后，都氏将自家侄儿都飚过继为子，还分了三分之二的家产给他。

都飚分到家产后，不再理会都氏，每日花天酒地，吃喝嫖赌。都氏一开口教导他，都飚打骂：“老泼贱、老花娘，不识高低，不知轻重，抬举你做个继娘，也不过想你些家计，到如今不够我半年受用，已是十完八九。”

都氏躺在地上只能哀叹：“罢了！罢了！”

都氏死后，在阴间受到严惩。都氏一见到酆都阎罗，就挨了顿板子，被打得血肉横飞，死去活来。都氏老实交代了往日虐待丈夫的种种行为，阎罗遂命鬼卒将地狱中所有的酷刑一一施加于她。

《醋葫芦》中宣扬因果报应的插画《醋葫芦》之类小说中的描写，只能让畏惧老婆的男人们，躲藏在阴暗的角落里，壮起雄风，抖起豪胆。一转身，当他们走出阴暗角落，面对老婆时，他们立刻原形毕露，畏妻如虎。

不过也有人提出，因为家中妇女太过彪悍，逛青楼费用又太高，男人就转而寻找男人作为慰藉。这不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的问题，没有哪个女子天生就是悍妇。悍、妒，都是在生活之中慢慢养成的。

明代还有另外一种“悍妇”，她们不是施行家暴，不是对老公、小妾以老拳相向。她们的悍，是强悍，不是蛮不讲理的彪悍。她们挑起了家庭的重担，以自己的勤劳智慧，养家糊口。

在经济发达的南方，此类悍妇较多。苏州、松江等地，从事纺织品和手工艺品生产的主力是妇女，女性成为家庭的经济支柱。在烈女传中，多见女子勤俭持家，通过纺织、做女工维持一家生计的记载。更有女子精于计算，通过借贷食息，发家致富。万历年间，江阴徐氏以陪嫁首饰作为资本，通过放贷改善了家庭经济状况。

嘉靖年间，海宁文人许瞻仲痴迷书画，不问生计，妻子董氏自称“健妇兼丈夫”，挑起了家庭重担。在她的主持下，家中经济状况反而得以改善。后来董氏向儿子解释，丈夫“多大言，少成事”，全家人要吃饭，只能靠自己去经营了。

钱谦益在《陈府君合葬墓志铭》中记载了常熟的一对夫妻：丈夫陈钦光“长不满六尺，低首俯躬，语言妁妁然”，夫人“长身魁形，謦咳如伟男子”。夫人不但督导丈夫学业，且时常当着外人的面数落他，丈夫也不敢反驳。

在男权社会中，一些女性以彪悍的姿态、强悍的风格及暴力来捍卫自己在家族中的地位。这是被压迫者转而以压迫他人的方式，转移自己的苦痛。个别女性在家中异常彪悍，在整个社会看来是笑料谈资，是教化不够。

只有那些靠自己的努力，养家糊口的独立女性，她们以强悍的姿态，在晚明女性历史上，留下了自己浓墨重彩的一笔。

举世魂销媚金莲

王婆口中“潘驴邓小闲”一出，天下男人皆以邓小闲自诩，可真正能做到的又有几人？

自然，《金瓶梅》的男一号西门庆，符合王婆心中极品男人的要求。他相貌英俊，可比潘安，让女子一见倾心。他身强体壮，精通房中术，也符合“驴”的身板要求。他家财万贯，堪比史上富豪邓通，又出手大方，一掷千金，有着纵情风月场的足够资本。对他要追求的女人，他总是小心翼翼，揣其心思，投其所好。他是武官，闲居于家，有的是闲暇时间。

《金瓶梅》传入西方后，译名为《中国的唐璜》，可西门庆胜出唐璜何止千百倍。西门庆有一妻五妾，书中与他有性关系的女人就有十九人。他在宅中坐拥温香软玉，众星捧月，女人们围绕着他打转，争风吃醋，竞相讨好。女人们对西门庆是心悦诚服，孟玉楼在前夫死后，本可改嫁给尚举人做继室。可她却放弃，坚决要给西门庆做妾，并声称，绝不计较西门庆“打妇熬妻”、“眠花宿柳”。

女子对他付出了真心，不顾一切要和他在一起，既为了性，也为了情。可浪子的心，却不会被某个女子给牢牢拴住。风流放浪如西门庆者，总在不断地寻求新鲜，追求刺激，以满足自己无边的欲望。为了讨好他，迎合他，得到他的宠爱，女人们也努力投他所好。

西门庆足以代表明代的恋足男，三寸金莲对他具有无与伦比的杀伤力。深好于此的他，只要看到穿红色绣花鞋的小脚，就浑身颤抖，是为“举世魂销媚金莲”。

潘金莲，名字就蕴含了巨大的魅力，三寸金莲，铸就一段孽缘。

《金瓶梅》第一回中，潘金莲在家无事，躲在帘子后面嗑瓜子儿，却将一双小金莲露出来，勾引得浪子们不时在门前徘徊，等待一亲芳泽的机会。浪子之中，西门庆胜出。

在饭局上，西门庆借着筷子掉落的机会，在潘金莲的绣花鞋头上，轻轻地捏了一捏。那妇人笑将起来。一捏，一笑，胜过千言万语。

《金瓶梅》中插画，西门庆初次邂逅潘金莲小脚让人心动，绣花鞋更是催情夺命。

西门庆对红色绣花鞋极爱，将潘金莲纳入房中后，他道：“我的儿，你到明日做一双儿穿在脚上。你不知，我达一心只喜欢穿红鞋儿，看着心里爱。”

当西门庆外出狎游终日不归时，或为了加强自己在西门庆心中的地位时，潘金莲使出杀手锏——红色绣花鞋。一日白天，二人在葡萄架下调情，借着西门庆出去片刻的机会，潘金莲“脱的上下没条丝，仰卧于衽席之上，脚下穿着大红鞋儿，手弄白纱扇儿摇凉”。

西门庆走来看见，怎不大动淫心？

潘金莲与西门庆在葡萄架下宣淫，一时激情过度，丢了只绣花鞋。潘金莲决定再做一双红绣花鞋，对此孟玉楼不解，问她：“六姐，你平白又做平底子红鞋做甚么？不如高底鞋好着。”

孟玉楼也有着一双不输给潘金莲的小脚，初出场时，她“裙下映一对金莲小脚，果然周正堪怜”。西门庆看到孟玉楼时，见她穿了双大红遍地金云头白绫高底鞋儿，顿时丢了魂似的，爱恋不已。

出于对孟玉楼小脚的警惕，潘金莲自然要隐瞒西门庆对红绣花鞋的嗜好。潘金莲就含糊道：“不是穿的鞋，是睡鞋。”

穿上“新做的两只大红睡鞋”，潘金莲全身“搽得白腻光滑，异香可掬”，自然俘获了西门庆的浪子之心。

三寸金莲，红色绣花鞋，成为性的重要部分，有着勾魂的魅力。犹如品茶总要焚香渲染气氛，士人的性事常是从把玩小脚开始。

小脚为何得名金莲，史上众说纷纭。有云南朝齐东昏侯箫宝卷的潘妃，赤足走在金箔剪成的莲花之上，步步生莲。也有认为小脚裹成之后，形同莲花。

可小脚裹成后若弯弓状，却是与莲花搭不上边。对小脚研究颇深的李渔则认为，最小的莲瓣也不止三寸。如果依照莲花之形状，则脚当阔而大，何止三寸？他发出感叹“此‘金莲’之义之不可解也”。

金莲之由来，大约是与佛教中“鹿女”的故事相关。佛教故事中，鹿女足迹所到之处，皆有莲花生出，遂将莲花与女子之足联系，“莲”成为脚之代称。又由于中国古代社会，重要事物前常要加“金”，遂衍生而为“金莲”。齐东昏侯的潘妃赤足走金莲，即为模仿鹿女之行为。

在缠足风习出现之前，人们只是以金莲作为女子足的代称。小脚出现之后，以小脚为金贵，以大脚为粗贱，于是金莲一转而成为小脚的专属称呼。

小脚爱好者们，将三寸之内的脚，称为金莲，大于三寸小于四寸者为银莲，大于四寸者为铁莲。三寸小脚，最受追捧，最终形成了“三寸金莲”之说。不过小脚的名称林林总总，各不相同。如小脚弯折如弓，形如弯月，故名新月；小脚瘦且长称“竹萌”；小脚形似菱角则称“红菱”。

文人们使尽招数，鼓吹小脚之妙，各类“小脚”文章，扑面而来。个中高手唐寅写道：“第一娇娃，金莲最佳，看风头一对堪夸。”

小脚在文人们的大力鼓吹之下，被升华为世间极美之物，最雅致可人之事。小脚瘦是寒梅瘦影，小脚轻是落地无声，小脚弯是弯比虹桥，小脚纤嫩是“玉笋纤纤嫩”，小脚柔软是如一团新絮触肤融。

经过士人如簧之舌吹捧，锦绣文章包装，女子裹小脚这种丑陋畸形之事，堂而皇之地流行开来，成为社会主流。甚至让人形成了古今美人，莫不是小脚的错觉。

可汉唐时节，女性尚未缠足。一些女子跳舞时穿上相当于后世高跟鞋的“利屣”，不过是为了获得优美舞姿。五代南唐时，南唐李后主令嫔妃窅娘“以帛缠脚”，在金莲上起舞，因此，窅娘可视为缠脚的开山祖师。至宋徽宗宣和年间，在汴梁出现了缠足专用鞋“错到底”。南宋时，临安妇女以缠足为时尚，称“杭州脚”。元朝时，中原之地，缠足之风照常兴盛。

明代女子缠足风气盛行，缠足技术、小脚造型、小脚品鉴也获得了充分发展，出现了一些缠足领先地区。山西大同、宣德府地方上的缠足女子，为各地小脚爱好者们所喜，纷纷前来挑选最美金莲。从正德年间开始，大同有“赛脚会”，于每年六月初六庙会时举行。大同有十二大寺庙，各庙轮流承办一次，十二年一个轮回。

比赛开始前，自认为小脚可人的女子，沐浴熏香，浓妆淡抹，然后至庙会现场，端坐于帘后，将小脚献出，供爱好者鉴赏。第一轮评选之后，胜出者再进行评比，第一名称王，第二名为霸，第三名曰后。入选前三甲的女子的亲友团欢欣鼓舞，认为此女子今后能嫁入好人家了。赛脚会上，小脚人人可以观摩，但不能窥视芳容，有违规者逐出。

更令人惊叹的是，明代出现了长不满二寸，若婴儿脚一般的金莲。宜兴周相国耗费千金，买了名脚不满二寸的美人。因为美人的脚太小，以致寸步难行，每次出行都要有人专门抱着，得外号“抱小姐”。

裹小脚成为高贵身份的象征，是大家闺秀的必修之课。若是不裹小脚，哪怕才华出众，容貌艳丽，身价也会大打折扣，落得个“半截美人”的恶名。媒婆说媒时，一说起这大脚姑娘，心中自然怯了几许，胆气弱了几分，因为大脚姑娘难嫁人。小脚裹得好，能遮三分丑，哪怕长相一般也能嫁个好人家。

地位卑微者，则连裹脚的资格也没有。曾经与朱元璋对抗的张士诚旧部，被朱元璋编为丐户，受到各种歧视。“浙东丐户，男不许读书，女不许裹足。”不过丐户不论男女，每日里为了生计奔波，哪里有心思去裹小脚。

在明代，缠脚、绣花鞋，被发展成为一种隐秘的文化，一种变态的审丑。

小脚要瘦，要小，要尖，要弯，要香，要软，要正。品鉴小脚时，可以看，玩味它的畸形；可以闻，去嗅它的味道；可以把玩，在手中感受所谓的软若无骨；可以远观，看女子凌波碎步，摇曳行走，若风中弱柳。

小脚的把玩被演绎到了极致。把玩的步骤，分解缠、行缠、濯足、制履、行步等。从角度上，可以下拜俯视，脱鞋时侧视，跪着平视。把玩小脚时，可以对着名花赏其艳丽，对着新月赏其妍媚，对着雪景赏其幽静。最甚处，甚至可以用嘴、用脚去把玩，用嘴可以吮、舐、啮、咬、吞、食，用脚可以提、搔、挟、舞。

缠足之发展，小脚之幽秘，也使绣花鞋被视为女子最私密的物品。越是隐晦的事物，就越能激起人的渴望与追逐之心。若是绣花鞋被人偷走，小脚被人摸了一把，则此女子就好比失去贞操一般。对绣花鞋、袜子、缠脚布、小脚，乃至鞋上的饰物，女子看护得何其严密，不许丈夫以外的男子窥探。

在艳情小说中，绣花鞋就是私订终身的最好信物。自然，对金莲的碰触也是男女传情的方式。西门庆故意从桌子上拂落一只筷子，掉到潘金莲裙下。借着捡筷子的机会，在潘金莲的绣花鞋上捏了一把，潘金莲笑将起来。这一捏，这一笑，就是传情，然后就是进一步的行动。

绣花鞋因为隐秘，也被认为具有独特功能，可判断丈夫出归日期之类。占卜时将绣花鞋扔在地上，根据绣花鞋仰卧情况判断吉凶。西门庆因为一个多月未曾去看潘金莲，潘金莲骂了几句负心贼，脱下两只红绣鞋儿来，试打了一个相思卦。

绣花鞋被其爱好者们当做了酒器，出现了“金莲杯”、“双凫杯”之类。明初诗人杨维桢对此极为热衷，酒席上看到小脚特别纤细的舞女，就让其脱下鞋子，“载盏以行酒”。

何良俊到苏州遇到王世贞，老友相见，自然要夜宴欢歌。何良俊袖中带了绣花鞋一只，这只鞋还是他从名妓王赛玉处偷来的，视若珍宝。酒酣之后，何良俊将鞋贡献出来盛酒，一时满座欢腾。王赛玉以小脚闻名，粉丝无数，王世贞一见此鞋，顿时大乐，次日作诗纪念，“手持此物行客酒，欲客齿颊生莲花”。何良俊随身携带这只偷来的“金莲杯”，每至重要场合都要拿出作为宝物炫耀，“座中多因之酩酊”。

不过也不是所有的士人都喜欢这种“金莲杯”，沈德符记载，倪元镇对此举很是恶心，“每见之辄大怒避席去”。这也不奇怪，倪元镇有洁癖，每次去妓院嫖娼，只是让妓女反复洗澡，绝不肯与之同床共赴巫山云雨。

在明代，裹脚界也涌现出了一位大神，以庇佑天下裹脚女性。传明末某位相国，生前雅爱小脚，众多妻妾皆为小脚，每当妻妾的小脚出现疼痛时，相国都有应对办法，遂被奉为小脚神。相国墓前，前来烧香礼拜的裹脚女子，络绎不绝，“痂症累累，迎刃而解”。

虽有小脚神庇护，可裹脚的过程，却是漫长而痛苦的。女子自幼年时就要开始裹脚，一些地方，在女孩三四岁时，就故意给她的脚套上狭小的尖头鞋，限制其脚部的发育。到了缠足年龄后，再用缠脚布，将脚重重包裹，使其扭曲变形。为了防止刚刚缠脚的女孩忍受不了痛苦，将缠脚布解开，人们常将裹脚布用针线密密缝牢。

缠脚也是循序渐进，第一步先求尖小，第二步求弓弯，最后形成一种畸形恐怖的形状。裹脚界有句俗语叫“不烂不小，越烂越好”。肌肉糜烂之后容易裹成小脚，在裹小脚的过程中，人们会故意在裹脚布中放入碎石、瓷屑，划破肌肉。更有人将肌肉划破，然后放入各种虫子，伤口感染，致肌肉腐烂。也有人故意将小脚弄破，放入刚刚开膛的鸡、羊肚内浸泡，以感染伤口，让肌肉腐烂。

至于缠脚布，在当时的社会生活之中，还有着一个特别作用，即用来悬梁自尽。《金瓶梅》中，李瓶儿最后痛哭了一场，用缠脚布悬梁自尽，所幸被人救了下来。宋惠莲气不过，寻了两条缠脚布，拴在门楹上，自缢身死。

不但女子缠脚，就是男子也有缠脚的。

成化年间，京师有个漂亮寡妇，两足纤细不盈四寸，擅长女红，常至富贵人家中传授针线活。因其脚小，一时被京师小脚爱好者追捧。此女子性情刚烈，从不理睬男子的搭讪，传授女红时，只肯与跟她学习的女子共眠。有名庠生，见了女子的小脚，心痒难耐，遂诡称妻子是自己的妹妹，请她来授课。

庠生嘱咐妻子，临睡之前假装出去上厕所。当夜，庠生妻子借口上厕所，将门打开。庠生乘机钻入房间，准备来个霸王硬上弓。寡妇一看大惊失色，拼命抵抗，却难敌庠生欲火焚身。不想庠生扯下寡妇裤子后却发现，寡妇竟是男子。次日，庠生将寡妇送交官府，查明此人名叫桑翀，年二十四，缠足扮为女性，借授女红之机玩弄女性。

万历年间，面对蒙古人的频繁入侵，裹小脚也被当做了抵抗外敌的武器。小脚爱好者瞿九思发表高见，蒙古人之所以不远万里，侵入中原，是因为草原上缺乏美女。如果要想将这些“蛮子”控制住，只有让他们沉浸于美女的诱惑之中。

至于美女，自然是小脚美女。

为此需要派人去蒙古，教以缠足，再仿效中土装束。待蒙古女子都缠脚之后，呈现出柳腰莲步，娇弱可怜之态，蒙古人“惑于美人，必失其凶悍之性”。奈何喜好小脚的朝野上下，却不曾有一人主动去塞外传播缠足秘诀。

缠足，是女子在男性威权压迫之下的自虐。女子不会生来就要缠足，在男性的压迫之下，她们不得不进行自虐。将女子裹足之后，楚楚可怜的行走之态，视为风情万种者，便是施虐者。

所谓三寸金莲之癖好，不过是男子从女子的痛苦之中，获取自己的快乐。

青楼艳事难穷尽

袁宏道谈及人生的五种真乐，其中之一就是“千金买一舟，舟中置鼓吹一部，妓妾数人，游闲数人，泛家浮宅，不知老之将至”。

明代中晚期，娼妓业之繁盛，“为我明一绝耳”。

不过明初对娼妓业曾予以严格控制。洪武九年(1376)，当《大明律》修改之后，一些生性风雅的官员面目惨然，此次修订，其中出现了惩戒官员宿娼的内容。限制官员宿娼，在明前期对娼妓业造成了一定的影响。至明中期以后，青楼的生意日渐兴隆，官员们也开始摆脱束缚，与富豪一起出没于青楼之中。

娼妓业繁荣之时，青楼满布天下，大都市自然是千百计，穷乡僻壤也为数不少。属于官府管理的教坊，按时纳税，谓“脂粉钱”。民间私营的妓院中，谓之“土妓”者，更是多不胜数。

娼妓业最为发达之处，当属南北两京。

北京城中，处处笙歌，皇亲国戚，文武官员，土豪富商，自有燕赵胭脂、苏杭金粉供他们享乐。一般人等，也能去所谓的“小教坊”中寻欢作乐，是为一等人养一等人。不过与金陵比较起来，北京还是稍逊一筹。

金陵都会之地，靡丽之乡，娱乐事业无比发达，最终胜过北京，引领当日娱乐业潮流。秦淮河两岸青楼鳞次栉比，称为“河房”。白日里，纨绔浪子，潇洒词人，往来游戏，车水马龙，热闹非凡。到了夜间又是另一番光景，秦淮河上，游船如龙，雕栏画槛，珠帘之内，丝竹管弦之声，撩人心弦。

秦淮河上，一片靡丽景象，两岸屋宇精美，其间繁花似锦，且行且观，到了门前，轻扣铜狮环，门微微开启，珠帘低垂，老鸨热情招呼，鹦哥轻呼上茶，狗儿奔走欢腾。入室坐定之后，丫鬟将艳丽妓女搀扶而出，歌舞弹唱，酒席丰盛，纨绔子弟，绣肠才子，至此“无不魂迷色阵”。

秦淮青楼，独门独院，其中自成天地。为了营造出高雅意境，青楼在房舍的建造、内部的装陈上费尽心思。名妓李湘真“所居曲房密室，帷帐尊彝，楚楚有致，中构长轩。轩左种老梅一树，花时香雪，霏拂几榻，轩右种梧桐二株，巨竹十数竿。晨夕洗桐拭竹，翠色可餐。入其室者，疑非尘境”。

青楼女子隶属乐户，曲艺杂谈乃是基本功。金陵各家青楼，入夜之后，笙歌艳舞，响彻九霄。

在明代文人看来，女人能识字，便有一种儒风。若是能阅书画，更是闺中的学问大家了。名妓们也有意识地追随名师，学习文化知识。徐翩翩十六岁时尚无名气，在追随名师学了一阵子书法琴曲后，名气暴涨，挤入一线名妓行列。秦淮名妓中，如卞玉京，知书、工小楷、善画兰鼓琴；卞玉京的妹妹卞敏，善绘兰竹；寇白门，精于音律、工画兰、能吟诗；如顾眉，才色俱丰，通晓音律、尤善兰竹。

与名妓们的才华气质相配套的，则是日常器具。家具中要有天然几、藤床、小榻、醉翁床、禅椅、小墩、香几之类。笔砚、彩笺、酒器、茶具、花樽、镜台、妆盒、绣具、琴箫、棋枰之类杂物，也需备齐。

进入青楼，会看到一副刻意营造出来的意境。

墙上挂着一幅名人山水，香几上的博山古铜炉中点着龙涎香饼，花瓶内要插几枝海棠，案上摆着几卷古书，壁上挂着锦囊古琴，连宠物也是鹦鹉白鹤。日常饮食也需体现格调，饮甘露，食橄榄、蛤蜊、百合，烧饭要以桐柏为薪、薏苡为米，如此清高卓然，方显品位。

精美佳肴，精致装扮，再加上各类价格不菲的器物，秦淮青楼的开支不输大户人家。有投资就有回报。青楼精心雕琢出外在的雅境，貌美佳人居于其中，之后就等着以士人为主力的消费者前来一掷千金了。

在青楼之中，文人们一掷千金，以博红颜一笑，也有于其中将家业败光者。风月场中机关重重，以致出现了《嫖经》，专门总结嫖娼心得，作为狎玩指南。《嫖经》共有一百三十余经文，一万多字的风月指南，将青楼中的机关陷阱一一列出。

对与青楼女子的感情，作者认为“其趣在欲合未合之际，既合则已。其情在要嫁不嫁之时，既嫁则休”。青楼女子所用的手段，作者归纳为走、死、哭、嫁、守、抓、打、剪、刺、烧。其中如剪，即青楼女子用剪头发来威胁。烧，即以香烙皮肤。抓，即留指痕于嫖客脸上，留齿印于嫖客脖子上，使嫖客家人一眼认出。

青楼寻欢面对青楼女子的攻势，嫖客要掌握主动权，反过来俘获青楼女子之心。要俘获青楼女子之心，最要紧的，一是要舍得花钱，二是要肯花费功夫。如果有才气情趣，则更容易俘得佳人，为此嫖客也应能喝点酒，懂点音乐，能背出几首诗词。

青楼产业的发达，催生了一条产业链，老鸨、妓女、嫖客之间，还有一批称为帮闲蔑片之徒。此类人主要是无业游民，他们常年在青楼厮混，对行业内幕有较深了解，对青楼女子品性、风姿了如指掌。他们游走在青楼与嫖客之间，牵线搭桥，居中调和。帮闲初时以地痞无赖居多，待大批文人涌入青楼之后，一些精通文墨、了解青楼行情的士人扮起了帮闲的角色。

文人帮闲之中，做得最出色就是王稚登。王稚登出身于富豪家庭，从小鲜衣怒马，他自称“年十二而游青楼”。在青楼厮混几十年，结交了大批名妓，王稚登帮助很多士大夫物色到了满意的名妓，自己也赚得囊中满满。

秦淮河畔的青楼，以虚拟家庭的方式经营，妓女称老鸨为娘，称嫖客为姐夫，嫖客则称老鸨为外婆。青楼虽然以虚拟家庭的形式经营，但其中并无多少亲情。老鸨培养妓女，是为了赚钱，若不听话，则用刑罚惩戒。青楼中的保镖，每日里监视着妓女，以防止她们出逃。被困在牢笼中的女子们，改变命运的途径就是苦学才艺，扬名立万后赚足本钱，赎身脱离苦海。

青楼女子有举办“盒子会”的习俗，青楼女子们结为金兰姐妹，至清明节时，用食盒携带佳肴相聚，互相媲美，输者罚酒。盒子会期间，美酒沉香，猩唇熊掌。《桃花扇》中对盒子会也有描写，文人若是看中哪个名妓，就将物事抛上楼，楼上则抛下果子来。

明代青楼供奉白眉神。白眉神长髯伟貌，骑马持刀，与关羽类似，只是眉毛雪白，眼睛赤红。因“白眉赤眼”是妓女所供奉的神，京师中人吵架时，若骂对方为“白眉赤眼”，乃是对人最大的侮辱，必然要酿成一场血案。

妓女初次进行交易时，要与嫖客一起在白眉神前跪拜，然后定情。青楼中以果品供奉白眉神，若是生意清淡时，妓女们便对着此神脱得赤条条的，朝着白眉神祈祷一番，再用筷子在碗上连敲几下，然后将神像藏在床头，认为如此生意就会转好。

据传，白眉神还有一个奇特作用，逢农历十五，妓女们以手帕汗巾之类，捆在白眉神头上，然后祈祷。之后妓女若是遇到看中的子弟，用这手帕汗巾在他面前一晃，“子弟之心，自然欢悦相从，留恋不已”。至除夕夜，妓女要备上鸡鸭鱼肉、一碗米饭、三杯酒，装在盆子里供奉白眉神。然后将平日所用的马桶洗干净，将装着酒菜的盆子放入。到次日，有相好的嫖客来，就取出来给他吃了，妓女们认为如此之后这人便会时刻思念着她。所以当时人云，好人家的好子孙，正月初二、初三必定不去青楼，以免吃了这马桶里的菜肴，被迷乱了心。

至于白眉神的由来，有说是洪崖先生，有说是盗跖。传洪崖先生是上古时期的乐人，因为青楼娼妓属乐籍，遂将他视为保护神。至于盗跖，传说他因为死后打劫的财物无法带到阴间，饥寒难耐。阎罗王怕他投胎再做盗贼害人，不许他转世，连做畜生也不许。盗跖无奈，就费尽心思，请青楼替他修了矮小庙宇，好混些酒食解馋。《斩鬼传》中，白眉神(盗跖)现身道：“俺自春秋以来，至于今日，娼妇人家，家家钦敬，大小奉祀，竟如祖宗一般。”

文人们往来青楼中，时间长了创造出了青楼文化，其间涌出了一段段佳话。

就文人而言，在青楼中谈诗论画，将诗文的内涵与在青楼的欢愉融合，可抛弃八股文的羁绊，释放科场中的巨大压力。于此温柔乡中，彼此无拘无束地唱和，品味着女子们的艳丽，才情在此中展现。妓女们也期待能投入名士的怀抱，脱籍从良，摆脱烟花之地。晚明时节，青楼女子嫁给名士，已成为一种风气。

江夏营妓呼文如与湖北文士丘谦之一见钟情，定下婚约。丘谦之父亲对此极力阻止，丘谦之无奈，修书婉拒。呼文如大恸，刺血写诗：“岂是黄金能买客，相如曾见白头吟？”

数年之后，二人再见于武昌，饮茶于石榴树下，呼文如问及婚事。

丘谦之答：“以官为期。”

文如笑道：“看你性格，不能长久于官场，你散发，我结发。”

呼文如苦苦等候经年，最终感动了丘谦之。万历十年(1582)，他不顾一切，冲破阻力，将她娶进家门。此后丘谦之与妻呼文如畅游天下，寄情于山水之间。

万历十年的这段故事，感染了后世。钱谦益与柳如是，冒辟疆与董小宛，龚鼎孽与顾媚，一段段文士与名妓的故事被传唱，被视为千古佳话。

在青楼之中，虽然她们都是被迫害之人，但亦有高低贵贱之分。

张岱就记载了扬州风月场中的情景，在高级妓院，富有财力的嫖客们需向导引路，才能一亲芳泽。高等妓女们自然无需忧虑生计，可面向底层民众的妓女们，连栖身之所也无。每日常有四五百人，至茶楼酒肆展露色相，招徕生意。

每当妓女被客人挑走，便兴高采烈。未得生意者，只能凑些钱，买点蜡烛，哼唱小曲，展露媚态，希望能吸引顾客。如若一天都无生意，轻者晚上没有食物，重者要被老鸨责罚。

京师里最穷困的人群，如贩夫走卒、乞丐苦力，收入不多，吃了上顿没下顿，老婆也娶不起。如同明代小说《玉闺红》中所写“一般肉长的身子，一样也要闹色”，可手头没钱，逛私娼小教坊，要存上半个月才能凑足钱去一回。于是，一些奸猾之徒发现了其中的商机，出现了面向底层民众的“窑子”。

窑子设在穷人聚集的外城，寻找几处破窑，再招募几个女叫花子，就可以开张营业。因为设在破窑之中，故而得名“窑子”。窑子的经营者，挑选稍有姿色的丐女，给她们买了点胭脂头油，稍微打扮一下，并教唱俚词歪曲。至于由老鸨负责的服装，则干脆省了，丐女们一丝不挂，赤裸上阵。

“窑子”破败不堪，连屋顶也没有，面向路边的墙壁上挖了几个小洞，丐女裸体坐于其中，口中吟唱各类小曲，摆出各种姿态。屋外登徒子路过时，可从小洞中窥探，看后情欲勃发者即入内，投钱七文，便可携手登床。

窑子本是几个泼皮无赖想出来的生财之道，不想窑子开业之后，生意火爆异常，门庭若市。在窑子里上班的丐女们忙得连上厕所的功夫也没有，经营者遂招募新人，继续增加营业点。看到窑子生意火爆，内城中低档会所的姑娘们也眼热，纷纷投身于窑子。不多久，外城的窑子不计其数，将内城的中低档会所的生意全部抢走。

不过一到冬日，窑子的好时光不再，窑子里的姑娘们没法裸体招徕顾客。再者，窑子四处钻风，寒冷彻骨，姑娘们不多久就生起病来。窑子的经营者紧急另谋他处，寻找了几个有屋顶的民房，至于墙壁上的小洞，还是要继续保留，以招徕顾客。

不论是高级妓女，还是低级妓女，她们终究只是玩物。“虽然日逐笙歌乐，长羡荆钗与布裙”。她们日夜渴望能脱离这苦海，哪怕嫁与他人为妾，也是命运的巨大改变。可从良之路，谈何容易，她们得面对老鸨的阻挠，得有人愿付出赎金，得有肯接纳她们的家庭。即使成功从良了，她们在家中的地位也极其低下。许多不能从良的妓女，年老色衰后，只能贫困度日，甚至冻饿而死。

青楼女子们长吟：“莫攀我，攀我太心偏。我是曲江临池柳，这人折了那人攀，恩爱一时间。”

第六章鱼龙江湖

豫章术士天下闻

明人江盈科言：“吾乡行堪舆家术，皆江右人。”江右人，即江西人。

风水术分为两派，一派根据地在福建，主攻理气星卦，用八卦五行，测定吉凶祸福，称宗庙之法。另一派流传在江西，以山形地势，龙穴砂水，来测定吉凶，称江西之法。

江西风水术主形势，强调龙、穴、砂、水的配合，重分析地表、地势、地场、地气、土壤及方向，也即寻龙点穴。龙脉，指山川的走势、气象、脉络。龙脉位于陵墓后方，称“玄武”。寻龙时，首先要看远山，远山要高大，次看较远的山，要厚实，再看眼前的山。寻找到龙脉，然后就是点穴。穴与龙脉之间保持连接，地势应较为平坦。点穴要查看草木泥土，“裁肪切玉，备具五色”的泥土最佳。

明代江西风水文化尤其发达，江西地方生活中的一切都与风水联系起来。

如果村子周边水声隆隆，被认为会惊动地脉，地方上定要绞尽脑汁，改变水流。明代江西高县，兴修堤坝，疏导水利，农田得到浇灌，多年物产丰富，百姓生活滋润。到了嘉靖年，一个风水先生对一户靠近堤坝的人家提出意见，说此处水声如雷，影响风水。这居民听了蛊惑，每天去偷偷开挖堤坝，希望能将水利工程破坏，至于被水淹没的后果，他却丝毫没有考虑。

依照风水理论，桥梁不能建在房屋前方，宜建在水流出入处。出殡遇到桥梁时，要以各种风俗表达对桥的敬意，如孝子钻入棺材底部，在桥头烧三柱香等。有迷信风水的村落，干脆禁止外村人的棺材从本村桥梁上通过，生怕被“斩龙”。

戈阳县地方上的人听了风水先生的鬼话，认为生女会影响到“祖墓之荫”，生了女婴就溺死。瑞金县地方则认为，媳妇头胎生女儿，则后面必然还是要生女，不论贫富，只要第一胎是女婴，立即溺死。

风水之流行，也造成了江西地方上停棺不葬的习俗。当地人认为，祖坟风水的好坏，往往决定着后世子孙的兴衰，经济条件稍好的家庭，必然要尽力追求风水宝地。江西山多地少，风水宝地一时难得，则停棺不葬。停棺不葬，有一停十余年的，最长的跨越几代。也有为了追求风水宝地，下葬后多次迁移墓穴的。风水宝地被世人争抢，各地都出现了为抢夺风水宝地闹出人命的案件。

中国人讲究的是入土为安，地方上流行停棺不葬，自然违背礼制。虽官府再三发出禁令，却毫无效果。

弘治年间，江西有个官员很厉害，知道停棺不葬是为了求得风水宝地，庇佑子孙在科举上有所突破。遂下令凡是停棺不葬的，家中子孙不得参加科举考试，这下直接命中要害，此风气稍得改变。

地方上如果长年没有出人才，或是接连出现天灾人祸，则被视为风水不佳。风水不佳，可以通过搬迁府衙，修建风水塔、风水林等措施加以补救。

赣县城池，处于二水合流之处，山川雄秀，风气固密，自然是风水宝地。可赣县连续多年在科举上无所突破。风水先生鉴定后，认为赣县府学在城内东南，面对城墙，未能吸收到风水灵气。成化四年(1468)，府学搬至城西北的景德寺，此地隆高亢爽，山势隆拔如笔状。

府学搬迁之后，第二年就有人考中进士。到了嘉靖四十一年(1562)，地方官员又将府学从景德寺搬回原址，因为有风水先生说此地不如原址佳。万历年间，地方官员又被风水先生说动，再次将府学搬回景德寺。府学三迁，只为风水。

对于民间集资修建风水塔，地方官员也听之任之，“许之不可，禁之不能”。官员对于民间的风水活动，一般是持消极态度，可涉及官府城池维护、官衙搬迁等，他们就立刻积极起来。为了保护地气龙脉，一些官员还下令禁止挖煤，禁铲削草皮，禁止煅烧石灰。

巧舌如簧的江湖术士们，奔走于各地，与权贵交往，为他们提供风水建议。不过，江西术士结交显贵，并不全是安邦定国。明代宁王朱宸濠叛乱，就是深受江西风水术士蛊惑。

宁王多方寻觅，寻得精通风水的德兴人李自然和赣州人李日芳。这两名术士到了宁王身边，一人说他风骨奇绝，是天子骨相，另一人则说宁王府所在地有天子气。朱宸濠信以为真，唯恐天子气过浓，泄露出去被人发现，特意修了座书院遮挡天子气。朱宸濠的母亲去世后，在李日芳的主持下，葬在了南昌郊外的西山青岚龙口穴，这是上好的龙脉，宁王以为如此能增加他争夺帝王之位的胜算。

正德八年(1513)，李日芳说见有紫气现于南昌，乃天子气也。宁王在其鼓动之下，发动了兵变。不想宁王刚一造反，就被经过江西兴国县三僚村风水大师鉴定的王阳明拿下。

江西风水师中，又以兴国县三僚村曾、廖二姓历史最为久远，其从事风水的生涯，可以追溯到唐代。

唐末，战乱频繁，掌握朝廷天文、地理、阴阳的杨筠松，带了有关堪舆方面的秘藏要籍出逃。他从长安一路南下，来到江西南部定居，因为“爱其风水”。定居之后，他收了曾、廖两名弟子，倾囊相授。

杨筠松无后，将两个徒弟视若己出，至晚年，为了让徒弟们能世代安稳，就带他们寻找安身之处。在僚溪，他发现此地群山环抱，水口密闭，明堂开阔，是上佳的风水宝地。此后，曾、廖二人定居三僚村，繁衍后代。宋元之际，曾、廖并未出名，人丁不够兴旺，科举上也没有突破，后来的三僚村人认为此与风水相关。

三僚村风水虽好，但也有小缺陷。“吾村四面环山，双溪水绕，故胜区也。惟是近祠，左腋地势微低，元气太舒。”风水中有左青龙右白虎之说，即村落的两翼，称为左右砂手。根据风向来判断，风分上下砂，如果风从右边来，则右为上砂。风从左边来，则左边为下砂。砂手可以是左右的山梁，也可以是人工堆积的土墙。

明初，在曾从政主持下，在村左修建了下砂，以完善风水格局。但三僚村的沈氏人丁兴旺，压过曾、廖二氏。曾、廖二氏改造风水的努力，被人多势众的沈氏多次干预阻拦。

永乐五年(1407)，朱棣诏令礼部在全国访求风水先生，三僚村的廖均卿、曾从政被选中，朱棣的陵墓即由廖均卿勘定。曾、廖两姓后人则供职于钦天监，专事皇家风水。除了帮皇室寻找墓穴外，曾、廖的子孙还帮助官方勘定长城、治理黄河、疏通漕运，屡被皇室嘉奖。此后几百年间，江西风水先生称霸于风水界。

明成祖第三次请曾从政进京为祈年殿择址，曾从政年老体弱，不服北方水土，卧病北京。曾从政在北京病故后，朱棣派了宫中两名太监护送曾从政灵柩回江西，其中一名太监病故于江西。在江西期间，此黄姓太监出面，帮助曾氏修补了风水，完成了下砂工程。下砂是人工堆累而成的土墙，上面种有毛竹，砂手连接山梁余脉，长约百米，宽十米，高四五米，一直延伸至河边。为了感谢太监帮曾氏修补风水，曾氏特意请求将黄太监葬在三僚村。看到曾氏势大，沈氏也不敢出面捣乱。

补好了下砂，在坟地上，曾、廖二族也选了块无上的风水宝地。这块墓地被称为“羊背脑”，墓地北是高山屏障，左右被低岭“青龙”、“白虎”环抱，墓地前方有河流蜿蜒流过，泥土也是上佳。曾、廖两姓后人都以葬在这块墓地上为荣。时至今日，外村人嫁入三僚村，考虑的条件之一就是这家人在羊背脑是否有祖坟。

三僚村在明代以风水兴盛，海内外巨室大户，官宦世家，常不远千里，聘请曾、廖二人的子孙前去看风水。

王阳明的父亲王华，聘请了曾氏子孙曾诚纶去修祖坟。曾诚纶看了王家祖坟的风水后，说王家日后必出大儒，文治之外，还能立下武功。这预言在王阳明身上应验后，王阳明多次邀请曾诚纶与他讨论《易经》。

海瑞曾在兴国县担任县令，此间他对三僚村充满兴趣，多次到三僚村结交风水先生。据海瑞记载，当时山寮“约有千家”，一派兴盛气象。在三僚村风水先生的指点下，海瑞还进行了风水林建设。

兴国县县城三面环山，一面环水，本是好地方。但环水一面，河流过于开阔平坦，在风水师眼中，这会导致地方上灵气消散，难以涌出人才。在海瑞主持下，于县城东南水口处植松树万株，以风水林弥补了风水上的不足。海瑞与三僚村风水名家廖菊泉交往甚密，海瑞离开兴国县时，写诗赠送廖菊泉，诗云“此夜殷勤话知己，明朝帆影带云流”。

廖氏后人廖岐山，年轻时游至福建，与官员李廷机交好。廖岐山预言李廷机他日必登相位，后来果然验证。李廷机入阁为相后，推荐廖岐山担任钦天监博士，但廖岐山不肯入京，还是继续做他的风水先生。

廖岐山次子廖惟志也是明末风水大师。明末清初，江西各地风云变幻，山大王多如牛毛，官兵亦兵亦匪，乘机敲诈乡里。廖惟志在地方上享有大名，不时在官兵与山大王之间调解。后来，廖惟志无意中得罪了官兵将领，被设计构陷。官兵将领称廖惟志杀死官兵，遂将其与其子擒拿。

赣州知府郎永清对廖惟志还是有所了解的，出面加以营救，将廖惟志父子释放。后郎永清离职，返回北京居住，特意请廖惟志入京相聚。廖惟志接到信后云，“吾有以报吾夫子矣”，便带了儿子前去北京。在密云，廖惟志找到一处风水宝地，推荐给郎永清安葬先人，言此处风水最佳，后世子孙有大富贵。郎永清后人，果然飞黄腾达，成为封疆大吏。

江西在明代堪为风水术最为发达之地，这也与江西的独特历史人文、地理环境有关。历史上风水大家，如晋代陶士行、唐代杨筠松均隐居江西。杨筠松更收曾、廖二人为弟子，此两姓家族此后世代以风水为业。

风水之说多与道教相关。江西的诸多名山大川，与道教人物如葛洪、许逊紧密相连，正一道张天师又世代居住在江西龙虎山。发达的道教文化，众多的道观、道士，也是江西风水兴盛的宗教土壤。

明代，江西存在着人多地少的矛盾，为农则无田，从商则无资本，所以“世代务习经史。皆望由科举出仕”。科举成为改变命运的重要途径，江西风水盛行在一定程度上也与当地人祈求在科举有所突破有关。

可参加科举考试，就好比买彩票，最终胜出，拿到大奖的不过千分之一。在无望通过科举改变命运的情况下，一些读书人转而谋求他径，毕竟通往富贵的道路并不是只有科举一条。

于是，江西人游走各方，从事各种行当，堪舆、星相、医卜等成了江西人的主要谋生手段。与经商、做手艺活相比，术士既不需要资本的投入，又没有工匠的辛苦，只要你能言会道，把握术士中的门道，就能游走江湖，衣食无忧。

更重要的是，术士的市场比商人、匠人更为广阔。上至王公贵族，下至贩夫走卒，生活中大大小小的事件，都离不开术士。生病了，找术士；求婚姻，找术士；求未来祸福，找术士。在最为重要的、关系到后人兴旺发达的风水上，更离不开术士。

人们依赖术士去祈福祛祸、预测吉凶，寻找风水宝地。术士在人们的眼里，是神圣又神秘的，人们心甘情愿地奉献出财物供养术士。从事江湖术士这行当，最差也能混个温饱，一般能过上田宅翁生活，混得最好的，那就是三僚村曾、廖家族，成为皇家御用术士。对术士这一“前途光明”的职业，江西士人纷纷趋之若鹜，投身于探龙点穴的“伟大事业”中。

戴“狗头帽”的浙东堕民

这是一群中国的流浪者，他们流浪于江南各地，他们从何而来，流浪了多少年，已没有可靠记载。

他们分散于各地，他们受到各种限制，不得读书识字，不得与良民杂居，不能耕种田地，不可与良民通婚，不能聚会，甚至不得昂首挺胸走路，夜间不得大声说话。

这一切，因为他们是“堕民”，生而卑贱。

如果堕民到平民家中做工，在身份上，他们就是奴仆，平民成为主子。堕民在路上遇到平民，必须为他们让路，必须恭敬地行礼，对上了年纪的平民更要尊称其为老爷，要以最卑微的姿态体现出丐户的贱民身份。堕民在身份上属于丐户，“明太祖定户籍，匾其名曰丐”。朱元璋还下令，堕民要在家门上标出丐籍，以便识别控制。

很多时候，他们被视做乐户，但他们却不是。乐户隶属于官府，官员宴饮演出、立春迎神时，乐户要提供各种服务。堕民则以各类贱业为生，不能为官府提供服务。堕民穿着黑色的衣服，戴狗头帽，不同于乐户的绿衣绿帽。

堕民与乐户、世仆、疍户等，都属于贱民。明代，贵贱之外，又有良贱之分。贵贱是官员与平民之间的地位差异，二者之间存在一定的流动性，平民子弟可以通过科举跻身官场。良贱则是良民与贱民的身份差异，这种差异不存在流动性，贱民只能世代为贱民。在被统治者中，再弄出一个更低微的群体来，让作为被统治者的平民也能获得心理安慰，这也是一种高明的统治术。

堕民主要分布在浙东宁波、绍兴、台州一带，其中绍兴最多。绍兴堕民，将及万人。在其他地区也有零星堕民存在，徽州曾有堕民出现，他们“出入三尺窦，戴狗皮帽”，被地方上的贫民所不齿。徽州堕民数量较少，被划入了破落户阶层，由官府供给衣食，相当于现在城市的低保户了。

堕民在职业上受到限制，只能从事一些所谓的卑微职业，“其人止为乐工、为舆夫，给事民间婚丧。妇女卖私窝，侍席行酒与官妓等。其旁业止捕鳝、钓水鸡”。

但这些职业与务农相比，却不一定就很辛苦。理发、捕捉黄鳝、钓青蛙、做轿夫、办丧事等工作，相对轻松。有的工作如办理丧事，收入颇是可观。在一些地区，某些职业被堕民所垄断，成为堕民的标志，如做麦芽糖，因而麦芽糖也被称为“堕民糖”。

堕民之中，男性平日里从事各类杂役工作，女性或到大户人家做仆人，或是做“喜娘”。堕民妇女婚前称为小鳗，婚后称老鳗，又称“喜鳗”。喜娘在婚礼中，负责新娘指导工作，帮助其梳妆打扮，祈祷祝福，主持礼仪，直至送入洞房。浙东地区的喜娘基本上由女性堕民充当。喜娘收入不菲，除了固定的报酬外，还有各类赏钱，顾客家境越富给的钱财越多。女性堕民的收入往往比男性堕民高，“所获常百倍于男”。

每至各种重要节日，堕民可以上门去喝彩，说祝福话，讨得赏钱，称为“讨彩头”。 “讨彩头”的堕户主动上门请求依附，户主不能拒绝。堕民依附后，会提供某些服务，包括提供趋吉避邪的巫术活动，其所服务的平民称为“门眷”。

这种巫术活动称为“跳灶”，在南宋《嘉泰会稽志》中就有记载。至十二月底，“丐人”装成神鬼、判官、钟馗等，敲锣击鼓，仗鸣锣鼓，沿门叫跳，巡门乞钱，象征驱逐瘟疫鬼祟。

某个区域被堕民分割，每个堕民有各自的“门眷”，数量从上百户到上千户人家。家境较好的“门眷”，会给些稻谷、月饼、年糕等，穷苦人家至少得给稻草、麦秆等燃料。如果一户人家，因为太穷赏的钱太少，没有堕民依附，则会被人耻笑。

过年是堕民最盛大的节日，如果是丰收之年，富裕人家会赏一二斗米，一般人家会给个一二升米和几块年糕。堕民身上穿着宽大的衣服，以装下别人赏的年糕，至于赏的大米，一些堕民甚至用船装运。拥有的“门眷”户数越多，收入自然就越多。对于“门眷”，堕民可以世代继承，也可以买卖。

每逢一些人家有婚丧事，堕民通宵达旦等候，索要酒食。面对堕民的索取，户主家庭只能打赏，不能拒绝。即使主人家境再困难，逢年过节，婚丧嫁娶时，也一定要给堕民打赏钱。有的主人家为了省钱，将婚事隐瞒，事后堕民得知，仍可以上门讨要赏钱。

《绣襦记》插图，乞丐教唱莲花落，同属丐户，堕民的生活状况却比乞丐强多了农村中的堕民较少，他们多居住在宗族祠堂、庙宇之中。依照风水理论，这些地方阴气较重，不适合普通人居住。不过，堕民在外人眼中是能吸收阴气的，所以堕民居住在宗族祠堂、庙宇中，也无人前去驱逐。堕民对农村的祠堂、庙宇加以打点，他们从中也能获得一定收入。

堕民时常会遭到凌辱殴打，甚至连最卑贱的平民，都可以公开欺凌堕民。堕民的女子，姿色尚可者，若是被非礼，只能不了了之。平民殴打堕民，堕民不能还手，还手了就是“良贱相殴”。良贱互殴，法律自然是倾向于良民的。贱民打良民，罪加一等，反之则罪减一等。

身份上的差异表现在方方面面，浙东平民上坟，若墓主当年入土，则要在清明当日祭扫。若是入土多年，则可以在清明前几日上坟，但不得在“谷雨”后上坟，否则被人嘲笑，因为这是堕民上坟的时节。堕民身份低微，不能与平民一起举行祭祀，只能等平民祭扫完毕之后，差不多就是“谷雨”后进行祭祀。

堕民的社会地位之低，还表现为其不得与平民通婚。法律规定：“凡家长与奴，娶良人女为妻者杖八十，女家减一等，不知者不坐，其奴自娶者罪亦如之。”

社会上对于良贱通婚，也予以鄙夷。如果谁与堕民通婚，邻里就会与他断绝往来，亲友会蒙羞。嘉靖初，会稽有个叫做董大贫的人(大贫是堕户别称)，家中巨富，有个女儿很是美丽，欲嫁给良民。可哪怕是赤贫的良民，也不肯与其女结婚，“婚即闾里不叙矣”。

堕民多数会唱戏，崇拜据说原型是唐明皇的“老郎菩萨”，凡求财运、祸福者，都要到神像前祈祷。江南地方上供奉有驱逐蝗虫的大神“刘猛将”，也被堕民所祭拜，“而丐户奉之尤谨”，这让当时人颇是不解。堕民也有自己的祠堂，但不敢与平民一样称“祠堂”，而称“祖堂”。堕民妇女行走江湖，禁忌较少，可以进入祖堂，而平民祠堂则严禁女性进入。

明代平民在衣食住行上受到诸多限制，对贱民，更有无数歧视性规定。贱民不能乘坐车马，只能步行。所幸，皇帝并没有规定贱民不能乘船，在江南水乡，堕民们可以借助小舟出行，只是这舟得是最小的。在居住上，贱民虽然有钱，但不能住高大的房子，他们只能聚居在一起，形成了所谓的“堕民街”，以姓氏来命名村落。男戴狗头帽，不穿长衫，着横布裙，住在低矮小屋，这就是堕民的形象。

在良民看来，堕民天生就是下贱的，是可以蹂躏的。堕民在这个世间存在的“价值”就是传播流言，制造是非。平民碰到堕民，哪怕堕民低着头，毕恭毕敬地站在一旁让路，平民也会自认为晦气，大骂一声 “堕民那儿子”，吐口痰，消口气，再上路。

可堕民也会反抗。绍兴地方上的堕民，若是被无端欺凌了就抱团告官。打官司时，一些不知道堕民身份的官员，竟然做出了有利于堕民的判决。官司输给了贱民，平民在感情上受到了沉重伤害。他们奔走相告，制造压力，让官员们知道，这是良贱之间的官司。面对堕民的反击，平民怒骂：“丐者俗之瘤也。”

至于堕民的由来，众说纷纭。

在南宋与金国的战争中，有一些官兵叛变投降金国。这些人叛变后，南宋朝廷将他们的家人发配到浙江各地，从事贱业。元代，乃颜叛乱失败后，其余党被迁徙到浙东，沦为丐户。元末，张士诚、方国珍战败后，一些余部也被贬为丐户。朱元璋灭元朝后，元朝降兵乞求勿杀，宁愿在民间为奴，于是被贬为堕民，所以六小龄童说他的祖先是元末蒙古人的后裔。

那么，堕民的真正来源是什么？

在浙江，还有一种贱民，就是九姓渔户，他们贯属浙江严州府建德县，踪迹遍布杭州、绍兴、金华、衢州四府。九姓渔户以船为家，或在江上结网打鱼，或从事沿江客运，妇女多在船上从事卖淫活动，这类渔船称为“江山船”。

九姓渔户与分布在广东、福建等地的疍户，在生活习俗、水上居住等方面，有着较多共同点。疍户的记载，则历史更久，《史记》中有“夷越”的记载，晋代有关于“夷疍”的记录。隋代则有记载“长沙郡，又杂有夷疍”。

在穿着上，堕民也有能识别他们身份的标识。有记载，堕民“帽以狗头”，即戴狗头帽。古越族崇尚黑色，一些古越族遗脉，至今仍使用狗头标识。作为越族分支的瑶族、畲族都有狗祖先好磐瓠的神话。

疍户可能是古越族的后裔。“越有百种”，早先分散在东南沿海及岭南地区。战国时期，在诸国混战之中，日益衰落的越人开始迁移。“秦始皇并楚，百越叛去。”留在原地的越人，一部分选择了在水上居住，最后成了疍户，一部分居住于陆地，可能发展成了堕民。

因为他们自古以来就受到歧视与限制，只能从事各类低贱的职业。而在宋、元、明三代的历史发展中，一部分在战争中失败了的集团，如乃颜部，也被送到浙东地方，最后融入了他们之中，发展成为堕民。

堕民如同吉普赛人一般，散布在浙东各地，虽然受到各种歧视，但他们自有一方天地，在这方天地里，他们也有欢乐，也有温情，也讲人伦。在千百年的歧视之下，他们对一切外界的鄙夷都已能坦荡承受，他们过着寄生生活，在社会生活中起着某些作用，如讨彩、料理丧事等。在某些时候，他们也会抱团抵抗不公，维护自己的尊严，虽然他们努力的效果微乎其微，但到底，他们表现出了人之为人的一面。

“帮闲”的无赖人生

帮闲，也称“清客”、“篾片”。他们能说会道，精通江湖中的各种门道。他们善于洞察人的心理，投其所好，溜须拍马，让人愉悦。他们才艺出众，琴棋书画，古玩器物，无不精通。

《初刻拍案惊奇》描绘了他们的生活：“每日张鱼又捕虾，花街柳陌是生涯。昨宵赊酒秦楼醉，今日帮闲进李家。”吃喝嫖赌，纸醉金迷，寄生于世，专注帮闲。

作为一个群体，帮闲发端于苏州，蔓延至松江，其后遍布各地。各地的帮闲不务正业，游手好闲，跟在土豪财主身后，混吃混喝混嫖。他们为世人所不齿，却不以为意，沾沾自喜，并沉迷其中。

帮闲是吃喝的行家，嫖赌的里手。大户人家子弟，未曾见过世面的土豪，虽家财万贯，对于外面的江湖却还是有点陌生。想去青楼中潇洒快活，又不知从何下手；想玩古玩字画，又怕买了赝品；想去小赌怡情，却不知哪里可以找到赌友。这一切，都需要帮闲来指点。就是久经江湖的人物，身边也需要随时插科打诨、吹牛拍马的人物。

于是，帮闲成为一种职业，兜售业务的帮闲店也随之出现。《豆棚闲话》中，描绘了苏州地方帮闲店的模样：“手掌大一间房儿，却又分作两截。候人闲坐，兜揽嫖赌。”帮闲店中并无他物，只有茶具炉瓶，做的是见不得光的事，布置得却是清雅脱俗。

帮闲的出身复杂，既有落魄文人，也有家产败光的大家子弟。《忠烈全传》中记载了诸多帮闲，有挥霍光家产的富家官宦子弟，也有破落户出身或戏子出身的帮闲。多年吃喝嫖赌积累的经验，以及洞悉江湖门道，使他们能靠帮闲度日。

帮闲是门技术活儿，有诸多从业要求。从才艺上讲，帮闲要会下围棋，能作歪诗，能唱昆曲，能打马吊。从性格上讲，帮闲要八面玲珑，十分和气，能揣摩主子心思，脸皮又要厚，不在乎外界嘲讽。帮闲要有好酒量，懂美食，不然在社交场上无法应对。

帮闲还要注意形象，需打扮得清雅脱俗，与众不同。若是长得俊逸脱尘，自然又能在帮闲界中为自己加分。

明代松江府的帮闲，一身时尚打扮。他们足蹬最流行的荡口鞋，身穿绵绸直裰，衣身长可及地。袖中要带着最时兴的汗巾，手里要拿着圆头折扇，喝茶要用宜兴紫砂壶。帮闲还要能鉴别古董，对各类玩物有所了解，不时能发表点意见。帮闲还要会唱几句昆曲，说几段笑话，能在酒席上插科打诨助兴。看到人，帮闲就要递送上门帖，满口“老兄”、“小弟”拉拢感情。

万历年间，松江地面上有几个知名帮闲，他们“能坏人名节，破人家产”，多少富家子弟受他们影响败光家产。这几个帮闲中的头面人物，为松江父老所痛恨，被称为“一郡之蠹”。万历二十年(1592)，这几名帮闲被官府拿下严惩，帮闲们这才稍微收敛了下行为。

不想一年之后，帮闲死灰复燃，又有嚣张之势。松江地方上的两个帮闲，一个姓包，一个姓陆，引诱丁姓宰相府的子弟赌博。不到五年，丁家“万金家业俱成乌有”。

顶级帮闲，身上有股魔力。这魔力能让他所依附的主子，反而对他产生依赖，无他不欢，缺他不乐。《金瓶梅》中有个人物应伯爵，堪称顶级帮闲的代表。

应伯爵的父亲开绸缎铺，家境本来尚可，只是家财被他嫖光了。此后应伯爵靠着嫖赌经验，专门跟着富家子弟吃喝嫖赌，可谓是蹭吃蹭喝蹭嫖，外号“应花子”。

自从投靠西门庆之后，二人一拍即合，须臾不可分离。西门庆若是几日不见到这帮闲，就茶饭不思。应伯爵可以随意出入西门庆府邸，翻看西门庆的账簿，西门庆家中小厮对他毕恭毕敬，连最嚣张的狗儿都与他亲热。

帮闲所需要的一切功夫，应伯爵都具备，并将之发挥到了极致。他脸皮厚心思活，能刺探主人心思，洞悉江湖玄机。做帮闲的关键是要识趣，该说则说，不该说则不说。该出现时出现，不该出现时就走，这些对应伯爵都不是问题。西门庆对应伯爵的识趣很是喜欢，屡屡夸他是“知趣着人”。

帮闲有个外号“老白赏”，不管山水园亭、古董女客，不费一文，白白赏鉴。应伯爵有着一身好才艺，他“会一脚好气球，双陆棋子，件件皆通”。对于饮食、唱小曲、赏花、品茶、鉴别古董、行酒令，他无不精通。应伯爵不时显示出自己鉴赏器物的功夫，反衬出西门庆的品位与财力。

西门庆刚做理刑副千户，买了几条官服上的腰带，拿给应伯爵鉴赏。应伯爵吹捧道：“亏哥那里寻的，都是一条赛一条的好带，难得这般宽大。别的倒也罢了，只这条犀角带并鹤顶红，就是满京城拿着银子也寻不出来……这是水犀角，不是旱犀角。旱犀角不值钱。水犀号作通天犀。你不信，取一碗水，把犀角安放在水内，分水为两处，此为无价之宝。”

应伯爵到西门庆家中看到刘太监送的菊花，连连称好，又讲出了一通道理。这菊花虽好，倒不是很稀奇，最好的是花盆。“这盆是官窑双箍邓浆盆。又吃年代，又禁水漫，都是用绢罗打，用脚跳过泥，才烧造这个物儿，与苏州邓浆砖一个样儿做法。如今那里寻去。”

真是一张巧嘴，一颗玲珑心。

帮闲的主要目标是混白食，吃了之后，再图其他。在混吃上，应伯爵功力深厚，且他还是名老饕餮。应伯爵“在各家吃转来”，学得一手上好的烹调，面对专业厨师也不遑多让。他能将鲥鱼分为一份份品尝，吃得“牙缝里也是香的”。他能一口品出茶的产地和市价，说出茶叶的好处。

《金瓶梅》第十二回中：“只见少顷，鲜红漆丹盘拿了七钟茶来。雪绽般茶盏，杏叶茶匙儿，盐笋芝麻木樨泡茶，馨香可掬，每人面前一盏。”

应伯爵道：“这细茶嫩芽，生长在春风下，不揪不采叶儿楂，但煮着颜色大。绝品清奇，难描难画。口儿里常时呷，醉了时想他，醒来时爱他。原来一篓儿千金价。”

陈洪绶《品茶图轴》应伯爵一早去找西门庆，看到有两盏酥油熬的牛奶子，上面飘着白鹅脂般的酥油。他不等招呼，拿起一盏，嘴里嘟囔着“好滚热”，几口就喝完。应伯爵边说好吃，边看着另一碗，馋态毕露。

西门庆见状道：“我且不吃，你吃了，停会我吃粥罢。”

应伯爵也不客气，“得不的一声，拿在手中一吸而尽”。

蹭吃喝叫做“打秋风”，明代又称“打抽丰”。应伯爵很识趣，他不能老吃西门庆白食，有时他也咬着牙想请西门庆吃顿酒：“不住的来扰宅上，心上不安的紧，明后日待小弟做个薄主，约诸弟兄，陪哥子一杯酒何如？”

西门庆听了自然欢喜，可也知道应伯爵手里没钱，就道：“你别要费，我有些猪羊剩的，送与你凑样数。”

应伯爵既讨了西门庆欢心，又不出钱就办了酒席。

为了讨好主子，应伯爵无所不用其极。在酒席上，西门庆让应伯爵给妓女倒酒。妓女们刁难应伯爵，不肯吃。爱月儿道：“你跪着月姨儿，教我打个嘴巴么。我才吃。”

应伯爵“真个直撅儿跪在地下”，让爱月儿打嘴巴。

应伯爵对西门庆的脾气性格了如指掌，被他骂几句、说几句，根本不在乎。应伯爵曾传授秘诀：“他有钱的性儿，随他说几句罢了。”“如今时年尚个奉承的……你若撑硬船儿，谁理你？”

应伯爵有着一颗玲珑心，能吃透主人心思。他曾对西门庆道：“我恰似打你肚子里钻一遭的。”

西门庆所好不过财色，应伯爵常年厮混于此间，对地方上的妓院、妓女的情况，了如指掌。西门庆在花子虚家饮酒，看到妓女李桂姐姿色出众，就问东家花子虚这是谁。东家尚未回答，应伯爵就急忙插嘴，详细介绍了李桂姐的来历。又帮忙搭线，让西门庆“梳笼”了李桂姐。

当依附的主子在妓院中“梳笼”行乐时，帮闲们要彻夜陪伴，但是又不能在妓院里过夜，只好借一条板凳，在巷子里睡到天亮，由此帮闲还得了个外号“忽板”。

西门庆是江湖老手，手段毒辣，在风月场上纵横多年。这样的主子，不是刚出茅庐的雏儿那么好欺骗，应伯爵不得不打起十二分精神，将西门庆的马屁拍好，讨他开心。同时，他也必须显示出自己帮闲的价值，若只会混白食，入不了西门庆的法眼。

应伯爵推荐了几个人物，都是善于经商的，能帮西门庆打点生意。他左右逢源，帮助西门庆处理了很多不好处理的事件。当西门庆因为李瓶儿去世乱了头脑，在葬礼上弄出僭越礼法的事情时，他及时指出，加以纠正。

作为帮闲，主子家里有婚丧嫁娶这类大事，自然要抢先赶到，该祝贺的时候祝贺，该哭丧的时候哭丧，该安慰的时候安慰。

西门庆得了儿子后，应伯爵慌得两步做一步走来贺喜。西门庆儿子满月，应伯爵送了份薄礼，在一方锦缎兜肚上“着一个小银坠儿”，“一柳五色线，上穿着十数文长命钱”，意为长命富贵。礼虽薄，可应伯爵能拍马屁，他夸奖西门庆儿子“相貌端正，天生的就是个戴纱帽胚胞儿”。

西门庆听了大喜，作揖谢了他。

再说丧事，李瓶儿死后，西门庆几日不吃不喝，骂丫头踢小厮，放声哭叫，谁劝他也没用。小厮玳安机灵，建议去请应伯爵，应伯爵来了后，“消不的他几句言语儿，管情爹就吃了饭”。

吴月娘不信，认为几个老婆都说不动西门庆吃饭休息，应伯爵有这等功夫？

玳安道：“爹随问怎的着了恼，只他到，略说两句话儿，爹就眉花眼笑的。”

应伯爵来了后，进门先是扑倒灵前地下，哭了半日，只哭“我的有仁义的嫂子”。

待西门庆与他回礼时，应伯爵又哭了，说道：“哥烦恼，烦恼。”

接下来，经过应伯爵一番开导，西门庆立马“心地透彻，茅塞顿开，也不哭了。须臾，拿上茶来吃了”。又嘱咐玳安安排饭菜，与应伯爵同吃。

玳安得意洋洋地去对吴月娘道：“如何？我说的娘每不信，怎的应二爹来了，一席话说的爹就吃饭了。”

帮闲是浪里浮萍，粪里臭蛆，寄生于主子，自然要通过各种方式捞钱。《豆棚闲话》中，帮闲带客人到苏州买了些玉器之类的货物，然后向店主讨要“趁钱”。“趁钱”就是私下拿的回扣。作为帮闲，应伯爵自然也捞“趁钱”。湖南商人何官儿急于将货物脱手，找应伯爵做中介卖给西门庆，应伯爵就从中赚了三十两的差价。

应伯爵因为生了儿子，手里没钱，就去找西门庆借钱。不过他借钱的方式比较高明，先是装出忧虑重重的样子，招得西门庆探问，然后将缺钱的事坦白，再拿出早已写好的借条(符儿)，借银二十两。西门庆看了借条后笑道：“没的扯淡，朋友家，什么符儿。”随后送了五十两银子给应伯爵。

作为帮闲，应伯爵很会拿捏分寸，也知道如何向主子索取财物。一次酒宴中，应伯爵发现西门庆与李桂姐离席很久，就偷偷离席寻找，发现二人躲藏起来苟合。应伯爵在门外偷听了一会，然后大叫一声，推门进来。

西门庆笑骂道：“怪狗才，快出去罢了。”

应伯爵却不急不慢，调侃了一番，又硬是亲了李桂姐一口才走出去。西门庆看他出门，急道：“怪狗才，还不带上门哩。”

应伯爵回来说道：“你头里许我的香茶在哪里？”

西门庆道：“怪狗才，等住回我与你就是了，又来缠人。”

应伯爵方才笑着出去了。

作为帮闲，应伯爵还稍微显示了那么一点专一，跟了西门庆之后就不再“朝秦暮楚”。当年结拜的十兄弟中，其他帮闲就不够专一，最终被西门庆赶走。

不过这专一是有条件的，即西门庆活着，可以让他蹭吃蹭喝。等西门庆一死，应伯爵立刻投奔了新的主子——富豪张二官。应伯爵还挖起了西门庆的墙脚，“无日不在他那边趋奉，把西门庆家中大小之事，尽告诉与他”。

应伯爵怂恿张二官娶西门庆的小妾李娇儿为二房娘子，又挖走了西门庆的小厮春鸿，还帮张二官打起了潘金莲的主意。应伯爵策划里应外合，将潘金莲娶来，“但有嫁人的风缝儿，凭我甜言美语打动春心。你却用几百两银子，娶到家中，尽你受用便了”。

“昔年意气似金兰，百计趋承不等闲。今日西门身死后，纷纷谋妾伴人眠。”

“打行”恶少的业务

到了明代后期，江南社会发生了诸多变化，各类新兴行业涌出，千奇百怪；诸多故事发生，让人目眩神迷。江南地方上出现了新的组织，称“打行”，初期让世人赞叹，再让人惊讶，最后让人畏惧厌恶。

打行的出现，与明代江南经济的快速发展相关。经济发展，社会稳定，造成了人口的激增，“皆由三十年来承平生育，兼以生计甚难，祸必日炽”。

苏州地方上，有着各类新奇且背离礼法的“苏意”服装、发型、饮食、思想，后人眼中文弱的江南少年郎们，却是昂首挺胸，展示着自己的雄健彪悍。

一群群在苏州街头上厮混的少年们，大概受了小说中各类英雄好汉结义的影响，焚香歃血，发下誓言，要共患难，同富贵，真是一腔少年血，泼天豪放胆。要做江湖人士，就要从着装打扮上做起。

当日的打行少年在外型上还是蛮酷的，他们身着短衣，臂膀上全是花绣，身上携带牛角短刀。他们虽出身低贱，常三餐不饱，可当他们结成一团时，他们发现了自己价值。他们出入茶坊酒肆，小馆青楼，看到不平之事就出手相助，此时打行少年郎们，还真有点侠少风范。

不过，打行少年们多是出身底层，为了在城市中生活，他们就必须做一些能带来收益的业务。于是，有些侠少变成了恶少，他们的团体也有了正式的名称——“打行”。

“市井恶少，恃其拳勇，死党相结，名曰‘打行’。”

打行恶少打行恶少们的行为，很快风靡东南，为各地不良少年所效法。

南京城中“十步之内，必有恶草。百家之中，必有莠民”。《上海县志》载，万历时，县内打行之风颇盛，此辈皆系无家恶少，东奔西趁之徒。《无锡县志》载，不良少年群聚夜游，以诈谋拳勇，欺负老弱。浙江、安徽、广东、山西等地都有打行成立，恶少们携带武器，成群结队，横行市井，无视官府。

这帮少年郎们，靠着一身的勇力，从事各种不法勾当，谋取钱财。

打行之中，以精于武艺者为头目，如松江打行头目朱现，绰号“地扁蛇”，嗜枪如饴，走险若鹜。

诸多无赖少年汇集于打行，打行经营方式如同商行一般，打行初期的主要业务就是打人。为了打人，打行对成员进行训练。

一些功夫过硬的打行恶少，能根据业务情况需要，决定出拳轻重。受过训练的打行恶少，甚至可以控制被打者死亡的时间。被打者在过了或三个月或半年或一年后死去，如此打人者可以逃避刑法惩罚。打行的武器，除了常使用的镶铁拳套、贴身小刀外，还有流星锤、檀木棍、铁锁链、棒锥、劈柴等。

越往后，打行的业务种类越多，这让打行恶少们忙碌不已。比较轻松的业务，就是帮人报复仇家。收到钱财之后，打行恶少故意挑衅雇主的仇家，如果仇家反抗，一群早就埋伏好的恶少们立刻涌出来对其进行围殴。被打之后，打行中人还倒打一耙，逼迫受害者拿出钱财谢罪。

晚明时期，江南地方上喜欢打官司，打官司前，不论是原告还是被告，都要去请打行帮忙。在开庭当日，原告、被告被一群打行恶少簇拥着行走，威风八面，也不用怕对方在中途谋害，更可以借打行壮大声势，威胁对方。

审判后，原告、被告若是对审判结果不满意，出了公堂，就在堂外械斗。打行恶少们各自抽出随身藏着的木棍、铁尺，大打出手。县衙里的官员们对此也不闻不问，隔岸观火。不是不想管，是管不了。架打完之后，雇主要将出战的打行恶少的酬金交给打行头目，头目另外有酬劳。

江南地方上不时为了坟地、风水、宅基地等发生冲突，此时又要请打行恶少帮忙了。但本地的打行恶少，各自相熟，见了面也不好意思往死里打。涉及到风水、坟地的斗殴，不死人雇主是不肯罢休的，于是常花重金请外地打行恶少过来出战。上海县就经常有人请嘉定县的打行恶少过来打架，双方反正不熟，见了面后劈头盖脸就是一顿好打。

帮人挨打也是打行的业务之一。每逢有人吃了官司，要挨笞、杖刑时，可以出钱请打行代替。打行替身的价格，依照被打的数量来计算，苏州地方上，挨一板子的价格是二钱。对于打行恶少们来说，挨一顿打，赚足银子，躺在家里，好吃好喝养个半年伤，还是值得的。

随着打行的壮大，其业务范围也从单纯的打人或者被打，发展到了看家护院。松江地方上经济发达，豪门巨室众多，自然是打行的最大市场。打行投靠豪门，帮其看家护院，但另一重动机是获取豪门的庇护。豪门则通过打行，从事一些欺压平民的勾当，双方各取所需。

打行在看家护院上，显示出了足够的职业素质，此类故事在松江地方上颇多。

曾有刁民六七人，冲入退休的首辅徐阶家中，想勒索一番。不想徐家养了健儿百余，将刁民抓住，取了泥粪，从头至脚，且涂且灌。这些刁民从头发至脚，遍布泥粪。有人装死倒在地下，“健儿争溺其口”。这些“健儿”，正是徐府雇佣的打行恶少。明代法律中规定，以“秽物灌入人口，杖一百”，可打行恶少们哪里在乎这些。

万历四十四年(1616)，在松江民众冲击董其昌府邸一案中，更可见打行恶少战斗的身影。

董其昌书画绝伦，于文化史上占据了重要的地位，可他在松江地方上却声名狼藉。他雇佣打行恶少，巧取豪夺，兼并土地，强拆民房，为所欲为。

董其昌次子董祖常更是纨绔恶少，万历四十三年(1615)，他诱奸了松江府生员陆兆芳家中仆人的女儿绿英，并想将绿英长期霸占。陆兆芳不同意此事，董祖常就派了家中恶奴，带了两百多名打行恶少，冲入陆宅，将绿英抢走，又顺手将陆家财产掳走不少。陆兆芳到官府控告，地方官袒护董其昌，此事遂不了了之。

此事过去不久，市面上出现了名为《黑白传》的戏曲，讽刺董其昌父子。董其昌父子大怒，探听之后，得悉戏曲是生员范昶所写。董其昌就让恶少将范昶抓到家中，一通羞辱后，逼迫他对着城隍发下毒誓。范昶被从董府释放后，羞辱难当，没几天就病发死掉。

范昶的母亲范氏与董其昌家还有亲戚关系。八十三岁的范氏看到儿子死掉了，就带了儿媳和几名婢女到董家宅子前哭闹。董祖常坐镇家门口，命奴仆将范氏及其媳妇、婢女带入府邸旁边的坐化庵中，用泥涂面，又“剥裤捣阴”，范氏等人“两股血下如雨”。此日围观者摩肩接踵，人人愤怒，“感谓董氏之恶，至此极矣”。

三月十五日，民众汇集街道两旁，“不下百万，而骂声如沸”。

“董宦见万民汹汹，祸在旦夕，纠郡中打行恶少捍卫。”

董家此番雇佣了打行一百多人看守宅院。民众涌至董宅门前，准备冲入，负责守卫的打行恶少盘踞在房屋顶上，泼下粪便防守。前方民众顶着粪便的威胁，拿了砖瓦反击，后方万千围观者纷纷传递砖块，真是一场人民战争。最终，董宅被攻破，打行恶少撤退。十六日，董其昌、董祖常的宅邸被焚抢。

此案发生后，董其昌全家逃离松江，过了风头才敢回来。到了万历四十七年(1619)，新任督学御史看到此案后大骂董祖常：“即‘剥裤捣阴’四字，已死有余辜。”又将他抓来打了二十大杖。至于打行恶少，只是帮董家看家护院，尽本职工作而已，没有受到太多追究。

除了从事街头械斗，帮人看家护院外，打行的业务越发广阔。他们此时已不知廉耻地去敲诈寡妇，利用一切机会勒索钱财，进行诈骗。

《大明律》中明令禁止以外力逼迫寡妇改嫁，可寡妇改嫁，涉及家族中财产的分配，一些不希望寡妇留在家族中的人，就出资请打行恶少出面，逼迫寡妇改嫁。打行对于此类业务充满了兴趣，恶少们三五成群，围在寡妇门外，说出各种污言秽语。如果辱骂不能逼迫寡妇改嫁，打行恶少或是挑起事端，或是找媒婆强嫁，或是以武力威胁。在打行恶少的威胁之下，寡妇常不能坚持，只好改嫁。再婚之妇，人去财空，见者伤心，闻者胆战。

打行恶少最喜欢聚集在商铺云集、人口密集的闹市。在繁华闹市中，既容易进行各类不法勾当，犯了事后也容易藏身。上海县的打行，在闹市设局开赌，多少富家子弟在其中败光家财。南汇的打行还干起了“包娼”的活儿，将地方上的卖淫业务控制。常熟地方的打行，为了勾引良家子弟入圈套，往往投其所好，以武术、戏曲之类对其加以诱惑。

作为打行的发源地，苏州打行劣迹斑斑，敲诈勒索案中都可以看到打行恶少的影子。每看到有乡下人持了财物进苏州城，打行恶少就设计将他骗至无人之处，然后半骗半抢，称“撞六市”。如果不巧失手被抓，在扭送官府的途中，打行同党群起将其救下，扭送者反而被敲诈勒索。

碰到有自杀的案件，打行就怂恿死者亲属，聚众抬尸，敲诈勒索。碰到人家有喜庆之事，打行恶少插身其中，吃饱喝足之后，再敲诈钱财。遇到民间丧葬，打行恶少就聚众拦路，称有碍风水，肆意敲诈，不达目的不罢休。

打行恶少本以无业游民为主，随着打行的兴盛，一些底层文人也投身其中，想分上一杯羹。知识分子的加入，提高了打行的文化层次，使得打行业务增加了技术含量。此后，地方上富豪请客吃饭时，常有一两个打行中的秀才入席，以防打行恶少过来滋事。民间诉讼时，也请打行中的秀才出谋划策，秀才赤膊上阵械斗的景象，偶尔也可一见。

打行的出现，恶少们的猖狂，刑事案件的频发，甚至让中央朝廷震惊。《皇明大事记》中，将打行与甘州事变、大同兵变、辽东兵变、南京兵变视为同等大事。

嘉靖三十八年(1559)，苏州打行恶少猖獗，应天巡抚翁大立下令各州县抓捕。十月，翁大立亲自到苏州指导搜捕工作，督导甚急。打行恶少十分愤怒，决定给翁大立一个下马威。

一日，翁大立的轿子从巷子中经过时，突然有人冲上来抽了他一记耳光。翁大立与护卫还未反应过来时，此人已“撤去如飞鸟，莫可踪迹”。

翁大立被打了记耳光，这对其来说是从未有过的羞辱，遂发誓：“鼠辈敢尔，必尽杀乃已。”

翁大立是浙江余姚人，其同乡中有武林高手边成，这次也随同他来到苏州。边成熟悉江湖内幕，翁大立就向他请教，该如何对付打行中的这群恶少。

边成对翁大立说了老实话，这些打行恶少，不过是玩花架子而已。碰到高手，他们就会躲避起来，等风头一过，又重新出动。如果用怀柔的手段来对付打行恶少，他们会消失。但切不可与其硬争，将其少年血性激起，则要激化事态。

翁大立听了边成的劝告，想将此事淡化。不想地方上的捕快急着想立功，四处抓捕打行头目。打行恶少群情激动，汹汹不安，最后歃血为盟，约了一起闹事。打行众人以白头巾裹头，各自持了长刀巨斧，半夜发动，围攻吴县、长洲、苏州各监狱。囚犯被放出来后，跟随打行恶少一起闹事，涌到都察院，刀砍斧砸，将门劈开冲了进去。翁大立带了老婆孩子爬墙逃走，捡了条性命。

打行恶少进入都察院后，一把火将官衙焚毁，又准备去攻打苏州府府治。苏州知府王道行早有准备，将兵勇排列，严阵以待，打行恶少到底不是正规军对手，全都四下逃散，到了次日早上，打行恶少从葑门斩关出逃，躲入太湖中。

所幸此时倭寇已被平息，不然内外结合，局势将不可收拾。事后翁大立派人四处抓捕，捉到首犯周二等二十余人。嘉靖帝得悉此事后，命令翁大立继续戴罪立功，限期将逃入太湖的打行恶少抓捕归案。

此次事件之后，苏州打行气焰被打压了下去。苏州打行恶少，或是隐遁，或是转移到附近的松江、嘉定等地发展，反而壮大了这些地方打行的实力。到了明末，嘉定到处是打行恶少，遍布城乡，官府也不能收拾。至清代，在江南各地，仍可以看到打行恶少们的身影。

明代有记载称：“吴中为奸民者有二，一打行，一访行也。”

打行之外，什么是访行？

有笔如刀说“访行”

明代中叶之后，江南民风，被形容为一个“刁”字。

“刁”的表征之一，就是喜欢诉讼，这却违背了官府的愿望。

千年来，官方所崇尚的是“狱空”、“无讼”，将此作为吏治清明的象征。在民间，依照先贤“和为贵”的教诲，出了矛盾不可怕，可以调解。一旦闹去官府才是可怕，既要面对让人斯文扫地的刑罚，还要掏出大把银子打点。

明初，除了人命官司等重案不得不进衙门外，民间素来有着老死不进官府的习俗。明中叶之后，社会观念改变，诉讼之风兴起。松江以好打官司而闻名全国，官员被分到松江做官就头大，刁民难治啊。

明代打官司，第一件事就是请讼师，某种意义上相当于找律师。不过，明代的讼师一般不会提供什么法律指导，他们的主要业务是写讼状。讼师行业是自由准入，没有官方的统一管理，也没有文凭、年龄、籍贯等方面的要求。讼师只要粗通文墨，能写各类讼词即可。

就当时而言，底层社会的生员，能一路高中，最终出仕，其概率与中五百万彩票大奖一般渺茫。大批生员在现实生活中沉沦，为了生计而奔波。现实与理想之间的落差，生活中的种种磨砺，让底层生员心中，总有不平之气。不平则鸣，生员们以笔作刀，在诉讼官司中纵横驰骋。

不过，对于落魄生员参与诉讼，老谋深算的朱元璋早就做了预防。“学禁”中规定“生员事非干己之大者，毋轻诉于官”。

到了明代中期，面向社会讨生活的生员参与诉讼已成为普遍现象，没有人在乎什么禁令。常熟地方上有五位生员，外号“五尖嘴”，每日里在官府外面兜揽官司，看到告状的就过去拦住询问：“您需要写讼状吗？”

除了以诉讼为业的生员外，一些靠私塾糊口的生员，到了冬日都歇馆在家等着过年。此时闲极无聊，也帮人诉讼打官司，赚点银钱过年。

生员在地方上靠笔谋生，以嘴论事，舆论造势，“挟制官府，欺凌师长，害众成家”。对这些尖嘴书生、刁钻秀才，地方官心存畏惧，到底强龙难压地头蛇。精明点的官员，上任后赶紧提高秀才的待遇，希望生活改善后，秀才们能安心读书，少闹点事。

可刁钻秀才，始终是地方上难治的顽疾。

江阴、常熟等地的富豪，凭借手中的钱财，雇佣一些讼师告状，以报复打击仇家。讼师对于这类业务是满心欢喜，将一根笔运转得如风火轮一般，被牵连者众多，地方上不得安生。法律“教唆词讼条例”条规定：代人捏写状子诬告，教唆进京上访等事件，诬告达十人以上者，发配边疆充军。对于猖獗的讼师，官方曾严打惩处了一批。不料被发配充军的讼师，到了边疆之后仍不思悔改，三五成群，教唆词讼，把持官府。

讼师操作案件功夫惊人，甚至能让涉及人命案者逃避刑罚。《初刻拍案惊奇》中讲述了一个讼师的过人功夫。

苏州有富豪王甲，与李乙是世仇。在一个大风大雨之夜，王甲用朱黑墨涂了脸，闯入李乙家中，将李乙砍死后逃走。王甲行凶之后，李乙的妻子去官府告发，王甲在公堂上吃不消夹棍之刑，就如实招供。

王甲虽然招供了，但还想翻盘，就让儿子去找讼师邹老人。邹老人要了三百两银子，跑去南京打通关节，与刑部浙江司郎中徐公结识。某日，有二十名海盗被解到刑部，邹老人察觉到了机会，就请徐公喝酒。

酒酣之时，邹老人拿出一百两银子，请关照王甲。

徐公为难地说道：“王甲是在苏州犯的事，我负责的是浙江，很难处理。”

邹老人道：“这个无妨，现在有海盗二十人，其中有两人是苏州人，只要此二人肯承认是他们杀了李乙，就可以摆平。这二人是死罪，也不在乎承认多杀人，这事由我来搞定。”

徐公看有操作的可能，就收下银子。邹老人返回苏州，秘访两个海盗的家属，以一百两银子的价格搞定。等到会审时，两个海盗招供，某月某日曾在苏州杀了李乙。徐公将口供录下，交给邹老人。邹老人回苏州后，立刻将口供交给地方官府，王甲随即被释放。

崇祯刻本讲史类小说《斥奸书》中表现审讯场景的插图讼师做的是衙门里的买卖，少不得要与江湖大哥、官府衙役打交道，最后三者结合，发展成独具江南地方特色的“访行”。

“访行”，以访为主。访行的发展与官方的政策漏洞相关。明代，官方时常要查探地方有无“奸民”作恶，称为“访恶”。官员没有顺风耳，只能依靠手下亲信与衙役去探访。由此，也产生了“卖访”的产业，由专业人士负责打探消息。

权力一旦被托付给他人，其中就会滋生可供操作的空间。衙役、亲信利用探访的机会，报复仇家，敲诈富户。一旦上了“奸民”榜，则要送出大量钱财，将名字从榜单上移除。

访行初期叫做“保生社”，兴起于常熟，通过刺探消息，进行敲诈勒索。不想“保生社”刚刚起步，就被官府镇压。“保生社”中的漏网之鱼朱灵均，随后重新召集同党，创办了访行。

访行以一人为头目，其他人配合，一呼百应。访行头目朱灵均本是大户人家家奴，创办访行发家，地面上的豪绅都拜在他门下。朱灵均号称“朱相”，家中养了打手，收罗了讼师，把持官府。地方官员与他名帖来往时，朱灵均看了嗤之以鼻：“彼固有求于我。”

常熟访行，人数众多，组织严密，并按照地域划分势力范围。常熟城有六个城门，各有宗主一人，称“六门伯”。以六门为中心，城内又被分为四十九区，每区设小头目，称“地虎”。地方上哪些是大户，谁家有多少钱，地虎要负责打探清楚，然后汇总，编制成表，交给六门伯，以便其使用。

访行头目需有计谋，且要奸诈、狠辣。有才气但手段不够狠辣，声名不显者，均不能当选。

常熟访行中的著名人物戈树仲，江湖人称二伯伯，在常熟地方上招纳亡命之徒，结交豪绅。各级官吏上任后要先拜访二伯伯，然后才能做事。地方上的诉讼争端，二伯伯根据送的钱财多少，决定帮谁。打官司时，官员下令行刑，受刑人只要大喊一声：“二伯伯”，衙役就不敢下手。赶紧去告诉官长：“这是二伯伯的人呢。”

官长一听是“二伯伯”的人，自然一切都好商量。“二伯伯”势力之盛，且听常熟民谣，“宁见阎罗王，莫犯二伯伯”。

访行刺探地方消息，每有可乘之机，就将事主抓来谈判。这些人有如尾巴被访行捏住，如果告官，所耗银钱更多，遂花钱摆平了事，这在访行中称为“造访”。如果“造访”不成功，则由地虎出面，怂恿人去控告事主。被控告后，事主畏惧，主动求和，地虎就带了事主去见某门伯，根据其家产算出费用。款项缴纳之后，至审判时，对主审官介绍：“这是属于某门伯的。”此事也就罢休。

民间稍有风吹草动，口舌之争，访行打探到后，立刻来怂恿当事人告状，然后包办官司。访行中，还有“赊人命”一说，即无端诬告。诉讼时尚无尸骸，待官府准了官司后，访行或是到水中去打捞尸体，或是挖墓盗尸，然后长年进行诉讼，拖累无数。

士人本来就好讼，投身访行后，尊访行头目为生身父母，依靠访行拓展业务。在设计害人、捏造伪证上，士人们并不输给市井无赖。有富豪张谦甫，被访行盯上，恰逢仇家闹事，将尸体移到张家门口，生员陆子嵩得悉后大喜，此事是“奇货可居”。陆子嵩守住尸体不肯移动，扬言要打官司，拖了三天三夜，敲诈到十两银子方才罢休。

士人加入访行后，时常成群结队出没，在街道上鬼混。士人混江湖，还是有点心理压力，唯恐闹得过大，被革去了功名。士人出行时，先派一人在前方查探，看有无官府中人，如若安全，则成群结队，蜂拥而来，毫无忌惮。此种行动方式，与大雁类似，故称为“雁来也”。“雁来也”，良民纷纷避让。

打行业务的发展，也使访行与打行相结合。二者彼此利用，互为羽翼。打行出力，讼师出主意，双方密切结合。

常熟访行头目方洪坤，家中网罗了讼师数十人，打行恶少数十人，帮闲数十人，阵容强大。方洪坤利用讼师，逼迫地方上民众打官司，往往官司还未打，当事人就被勒索光钱财。如果敢于反抗，则由打行出面，“多毙其命”。访行猖獗的常熟县，“自东门至虹桥三十里乡民无不以讼破家”。

访行不但危害常熟一方，在江南各地，都可见由落魄书生为主力的访行，刺探地方上的各类情报，择取其中有用信息，然后通过打官司勒索钱财。

访行的存在，是明代官府设置中的漏洞所致。一方面，官府不主张打官司，鼓励民间调解了事，若是地方上官司多了，则说明为政者无能。另一方面，一旦打了官司，则当事人要面临衙役、书吏的多番勒索，打官司的成本过于高昂，如此，民众对打官司普遍存在畏惧心理。访行则利用民众的矛盾心理，操控官司，勒索钱财。

亡明之过怨赌博

大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端坐于龙椅之上，俯视天下苍生，他想让他的意志，贯彻于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中，以主宰万民。可总有人不听话，民间赌博是一刻不曾停息。朱元璋恼羞成怒，愤然下令，“下棋、打双陆的断手”。

打双陆，是历史久远的赌博项目。双陆设有棋盘，子分黑白二色，各十五枚，骰子为六面体。棋子的移动以掷骰子的点数决定，先把所有棋子移出棋盘者胜出。象棋与双陆都是明初最流行的赌博工具，故而时人将打双陆与象棋并列。《金瓶梅》中，在介绍西门庆、应伯爵、潘金莲和孟玉楼等人时，必有“双陆象棋，无不通晓”的描述。《金瓶梅》中，但凡妓女、帮闲之类人物，都要精通“双陆象棋”。

《金瓶梅》中插图，佳人下象棋明代初期以象棋、围棋、双陆、骰子等为主要赌博工具，至天启年间，叶子戏兴起后，双陆、象棋反成了赌博工具中的次要角色。明代中后期赌博方式多种多样，不胜枚举。以太监为例，他们在宫中“三五成群，饮酒掷骰、看纸牌、耍骨牌、下棋、打双陆，至二三更始散，方睡得着也”。除了上述赌博方式之外，其他流行的赌博方式还有斗鸡、斗蟋蟀、骨牌、压宝等。

明代最流行的当属纸牌叶子戏(也称马吊)，叶子戏共有纸牌四十张，四人同玩，每人八张，余下八张置于桌中央。四人中以一人为庄家，三人同攻庄家。“出奇制胜，变化无穷。”

叶子戏在士大夫阶层中流行，“进士有以不工赌博为耻”者。好赌的士大夫们也很疯狂，赌起来“穷日累夜，纷然若狂”。

士大夫们专心于赌博之中，对军国大事也心不在焉。明末大学士周延儒酷爱叶子戏，崇祯十五年(1642)，京师戒严，崇祯派他出京检阅军队。崇祯对他寄予了厚望，亲自为他饯行，赐尚方宝剑。不想出京之后，周大学士突然派人持令箭，快马回京。京师中人看了大惊，以为军情告急，之后才知道，只是派人回来取纸牌而已。“飞来顷刻原飞去，立限回京取纸牌。”

叶子戏从最初的四十张纸牌，一变六十张，二变为一百二十张，三变为一百三十六张，此时称“马将”。因为纸牌容易损坏，又改用骨牌来制作，将骨牌立在桌子上玩，这与后世的麻将无异了。

叶子戏牌面上绘有人物，都是“才力绝伦之人”。叶子戏绘像，最有名者当属陈老莲所绘水浒四十人，堪为经典。在叶子戏的演变过程中，纸牌上的人物慢慢变为鸟兽虫草，“马吊”也变为“马将”，再成为“麻将”。时至今日，在一些地方仍可看到当年马吊的残影。

画家陈老莲像赌博从来不是上流社会的专属，底层社会中的赌徒往往更狂热。

京师中乞丐浩浩荡荡，不下万人，多是好赌之徒。乞丐们“三五成群，为非作歹，人号喇虎”。喇虎早在明初就已出现，只是当时朱元璋管得严，下手狠辣，喇虎们不敢轻举妄动。到了明中叶以后，官方对整个社会的管理松弛，喇虎们倾巢出动。

喇虎们乞讨到铜钱之后，立刻在地上投掷赌博。掷钱时，以铜钱的正负面朝向决出胜负。如果所有铜钱都是同一面，称“浑成”，自然是无敌通吃了。乞丐也讲究赌品，输钱不输人品，输光铜钱就脱了裤子抵债。钱输光，裤子抵掉，当腹饥身寒时，就铤而走险，在京师内行凶抢劫。

张岱在《陶庵梦忆》中记载了扬州赌徒玩掷钱的景象，场面与喇虎们赌博场面有云泥之别。掷钱时，要选择空旷的地面。空地两边放置各类饮食水果，铜炉酒壶。开赌时，赌徒们带了小板凳坐着掷钱，且赌且豪饮。赌博时热闹非凡，无赖们纷纷聚上前来围观，赌徒们很少出现输光脱裤子的尴尬场面。

明代流行各类动物搏斗，斗鱼、斗鸡、斗虫、斗鸭、斗鹅、斗蟋蟀，不过最具技术性与观赏性的还是斗鸡与斗蟋蟀。

《三才图会》中的《斗鸡图》从当时的诗文中，可见常熟斗鸡流行，“不及城东年少子，春风齐上斗鸡台。”、“不闻西市曾牵犬，浪说东城再斗鸡”。常熟的各路纨绔恶少，才子书生，每日里捧着斗鸡，神情肃穆地涌向城东，参加斗鸡大会。

徐州地方上樊哙的后世子孙不曾“辱没先人”，“斗鸡雄霸天下”，无数好斗鸡之徒，为求一胜，派遣密使去徐州学习取经。张岱在绍兴创设“斗鸡社”，每日“斗鸡臂鹰”。张岱的叔叔拿了古董、书画、文锦、川扇等物件与侄儿斗鸡，结果全部输光。

宫内太监尤好斗鸡，一些太监花重金购买“好健斗之鸡”，用高价雇佣善于养鸡者调教，白天进行斗鸡训练，晚上则予鸡加餐，称“贴鸡”。鸡加餐时，太监要竖起耳朵，计算鸡啄米的次数，若是鸡能啄三四百次，则说明战斗力较强。看鸡、喂鸡、听鸡，忙到深夜，太监们才欣然入梦。这样培养出来的高质量斗鸡，能卖出十两银子的高价。

斗鸡时，为了增加刺激性，常在鸡爪上绑上锋利刀片。斗鸡飞舞之间，刀光寒气森森，鸡血飞溅。围观者痴迷于押注求胜，更被现场的激烈场景所刺激。斗鸡相搏，不死不休，两只斗鸡精疲力尽，带着一身鸡血躺下后，仍坚持着叼啄对方，或者对主人发出最后的哀啼。

斗鸡之外，斗蟋蟀也风行，还有专门的蟋蟀角斗场，供蟋蟀厮杀。蟋蟀厮杀之前，两方主人都要观摩对方的大小，不让重量级与轻量级相斗，“然后登场决赌”。斗场上的人各自选择押注，至万历年间，斗蟋蟀时“每赌胜负，辄数百金”。

明宣宗最是热衷斗蟋蟀，被称为“促织天子”。宣宗嫌弃北京周边土质瘠弱，养不出上好的蟋蟀。为此宣宗特意命太监到苏州采办蟋蟀一千只，密令苏州知府况钟协助办理。为了皇帝的需要，苏州市面上鸡飞狗跳，蟋蟀价格暴涨几十倍，最贵的要十几两黄金。

苏州枫桥有个粮长，以一匹良马换到一只高品质蟋蟀。家中妻妾听说一匹马换了一只蟋蟀，无不好奇，偷偷打开蟋蟀笼观看。这蟋蟀精灵得很，竟乘机逃走。妻妾惊吓，无奈自杀，粮长也跟着自杀。后来蒲松龄根据这个事件，写就聊斋中的名篇《促织》。

皇帝所好，民间自然风行。每至七八月间，京师中随处可见养蟋蟀的、斗蟋蟀的、抓蟋蟀的，真是蟋蟀王国。郊野之外，到处是寻觅蟋蟀之人。众多无赖汉分布在草丛中，竖起耳朵查探有无蟋蟀的声音。断墙颓屋、砖瓦土石，即便是肮脏不堪的茅厕之中，若有蟋蟀声传出，各路好汉，奋勇疾奔，如馋猫见鼠。

赌博盛行，危害地方。明英宗时，京师就有自称“风流汉子者”，通过赌博捞钱“充花酒费”。嘉靖中期之后，各地无赖横行乡里，开设赌场，无恶不作。

苏州、常州地方上的官员，退休回老家后，开办赌场，公开赌博。太仓地方上绅士、衙役公然聚众赌博，农民在赌场中输光家产，就拒不缴纳官府钱粮，又生出是非无数。昆山地方上赌博盛行，“富者贫，贫者冻馁，病狂丧心，不死不休”。精于赌术者被地方上纨绔恶少们崇拜，苏州皇甫冲精通赌术，“吴中文士与轻侠少年咸推服之”。

赌骗不分家，所以十赌九输。以赌博诈骗钱财的赌棍，结成一党。赌博时，赌棍们以铅沙灌成药骰子，经过训练之后，一掷即能得出自己想要的点数。被哄骗入局者，只有输光的份。

面对赌博风气的蔓延，朝廷想起了朱元璋在《大明律》中的规定：“凡赌博财物者皆杖八十，摊场钱物入官。其开张赌坊之人，同罪。”可天下赌徒万千，抓不胜抓，官方只能惩戒一二，希望能杀鸡儆猴，刹住赌博之风。

明英宗下令让赌博者“运粮口外”，同时严令军民家、娼妓院“不得有双陆、骨牌、纸牌、骰子”。明宪宗登基之初，大概是京内喇虎闹腾得太厉害了，朝廷责令锦衣卫、五城兵马司发起禁赌行动。

成化四年(1468)的一次行动中，抓获赌徒郭猪儿等四十三人，“枷项示众”，以示惩戒。可没过多久，这批人又重操旧业，继续赌博。成化十六年(1480)，朝廷下令禁止京城内外开设赌场，整顿借给赌徒高利贷的“印子铺”，违者房舍没官，治以重罪。到了弘治十二年(1499)，针对士人中好赌好嫖的风气，朝廷下令凡国子监生员“挟妓赌博”者，一律革去功名。一年以后，针对军中严重的赌博现象，朝廷下令凡军人进行赌博的，一概发配边关去吃苦。

可赌博之风从来没有得到抑制，到了明末更是赌博之风盛行，各类赌博方式涌出，无数赌徒聚众赌博，输光了就集体闹事。在推倒大明王朝的农民军之中，不乏带了纸牌、骰子、斗鸡之类随军作战的赌徒。

明末李式玉认为：“马吊风驰，几遍天下……抑亦世变风会使然。”他由赌博的风行，看出了社会风气的变化。明亡之后，更有人声称从赌具之中发现了其包含的神秘预言。马吊中有闯、献之类的术语，花色里有大顺、百闯、百献等，马吊是三家联合起来打一家。明末李闯王、张献忠崛起，清军于关外逼迫，有三家打一家之势，于是马吊也被视为明亡的征兆。

赌博虽然导致社会风气糜烂，但它终究只是一种社会现象，赌博能亡一家，不能亡一国。能亡一国的，却是国之君主与“食肉者们”，而非叶子戏了。

后记

《明人的率性生活》这本书，从选题到写作，耗费了极多心神。明人的生活，至明中期以后，已是日益多变，时尚风潮，月月更新。以写作来回顾这一历史过程，就我个人而言，实是惬意。对这本书，我是全身心投入的，因那些明人的生活太过精彩。

明人生活精彩，而本书所选择的诸多生活内容，是其中最与众不同的一面，这其中，既有饮食男女、日常穿着、文人交际，更有鱼龙江湖、神鬼世界。我相信，一个多色调的明人生活，能更好地再现那个璀璨的时代。

本书的写作，侧重于明人精神世界与灵魂的探索。如唐伯虎备受煎熬而哭穷，屠隆的成长经历与其人格的分裂，冯梦龙感情受挫后的一生阴影，董小宛一片痴情背后的苦楚，袁小修的逍遥游，王世贞在园林中寄托的超脱之梦等。明人的率性生活，不单单体现在外在的器物上，更体现在内在的精神气质上。

明人生活的内容太过复杂，当时及后世，留下了无数记载，堪为广博纷杂。因此我在择取资料进行写作时，花费了较多时间。本书的写作，参考了较多明代人的笔记与小说，这些内容，生动反映了明人的生活。在写作中，本书也大量参考了今人的学术研究。在明人社会史的研究上，迄今已有大量成就，惜之常被束之高阁，不为外人知晓。本书的写作，是建立在诸多前辈研究的基础之上的，在此对这些前辈表示真挚感谢。

后记本书虽不是学术读物，但遵守了学术标准。在写作中，出于便于读者阅读的考虑，对某些引文稍做变动，希望读者理解。本书写作之中也有诸多插曲，为了让文笔更多彩，秦千里老师曾推荐我翻阅雪小禅的作品，认为其作品可资借鉴参考。翻阅之后，其文笔确有过人之处，其构思也十分精巧，奈何她的风格，于我而言，实难以借鉴。只能在行文写作之中，努力改变自己的文风，让读者能有更愉快的阅读体验。

本书之中，选用了一些插图，其中相当一部分选自明代的小说。这些插图，生动逼真地描绘了当日的社会生活。此外，我的好友董天昊、郁俊、赵冰等，也为本书的写作提供了大力支持。本欲选择他们的画作，或用作插图，或用作封面，只是由于各种原因，未能采纳。在此对他们表示歉意，也对他们的厚爱，表示深深的谢意。

为了写作这本书，我曾推迟了返乡探视祖父，不想几天的延误，却天人永隔，只存追思。2015年6月，祖父袁文林去世。我带着无限的懊悔，返回乡间。在守夜的过程中，遇上磅礴大雨，风雨之中，我彻夜未眠，修改这本书稿时，无限思绪，泛于心中。明人去今已四五百年，而一代代人的生活，却在文字记载中长存。文字所刻录下的，是永不磨灭的历史。明人也好，今人也罢，都是历史。而后来者所能做的，只是尽力真实、生动地还原曾经的一切。

袁灿兴

2016年3月30日于苏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