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第一章 死亡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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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在午夜悄然离世【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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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大楼里的陌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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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问与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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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餐桌上的闲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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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漫长一天的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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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死亡之舞【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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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一圈焦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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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夏天的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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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护士学院杀人事件 / (英) P.D.詹姆斯著 ; 王莹译

. -- 上海 : 文汇出版社, 2017.11

ISBN 978-7-5496-2383-9

Ⅰ. ①护… Ⅱ. ①P… ②王… Ⅲ. ①推理小说－英国

－现代 Ⅳ. ①I56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275498号

SHROUD FOR A NIGHTINGALE by P.D. JAMES

Copyright: © 1971 by P.D. JAMES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GREENE & HEATON LIMITED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edition copyright:

2017 Shanghai Dook Publishing Co., Ltd.

All rights reserved.

中文版权©2017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

经授权，上海读客图书有限公司拥有本书的中文（简体）版权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图字09-2017-849

护士学院杀人事件

作  者 ／ （英）P.D. 詹姆斯

译  者 ／ 王 莹

责任编辑 ／ 张 涛

特邀编辑 ／ 徐陈健 夏文彦

封面装帧 ／ 肖 雯

责任校对 ／ 绳 刚 曹振民

出版发行 ／ 文汇出版社

社  址 ／ 上海市威海路 755 号

邮  编 ／ （邮政编码 200041）

经  销 ／ 全国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 三河市良远印务有限公司

版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版

印  次 ／ 2017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 890mm×1270mm      1/32

字  数 ／ 277 千字

印  张 ／ 14

ISBN 978-7-5496-2383-9

定  价 ／ 59.90 元

侵权必究

装订质量问题，请致电010-85866447（免费更换，邮寄到付）

第一章    死亡的示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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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宗谋杀案发生的那天早上，6点刚过，综合护士协会派到护士培训学校的视察员穆丽尔·比勒小姐便醒来了。虽说一大早醒来有点儿懒懒的，她还是意识到今天是1月12日，星期一，是去约翰·卡朋达医院视察的日子。新一天里听到的第一个声音在她的脑海里回荡，等她明白过来那是伯罗斯的闹钟声时，它却已经安静了下来。伯罗斯此时正皱着鼻子在公寓里到处磕磕碰碰地走着，像一只笨拙可爱的小动物。接着传来准备早茶时愉悦的叮当声。比勒挣扎着睁开眼睛，努力抗拒着热被窝的诱惑，不让自己再缩进去，思绪再一次飘进一片愉悦之中。她为什么会告诉泰勒总护士长自己会在9点多赶到，参加那天三年级学生的第一次教学观摩？真是太可笑了，有必要那么早吗？医院位于苏塞克斯郡和汉普郡交界处的希瑟菲尔德。车程将近50英里，天还没亮她就得出发。况且还在下着雨，这雨已经没完没了地下了整整一个星期了。她似乎能听到汽车行驶在克伦威尔公路上时轮胎发出的轻微沙沙声，以及偶尔拍打在车窗上的雨点声。好在她早已查过地图，找到了医院的准确位置。希瑟菲尔德是一个正处于开发中的商业市镇，对一个不熟悉它的人来说，在下着雨的星期一早晨开着汽车赶在上班的混乱车流中，真是一件困难而让人头疼的事。她本能地感到这一天不会太顺利，于是便在被窝里伸展了一下手脚，仿佛在鼓励自己打起精神来对付这一天。她把发麻的手指伸开，轻轻体会着伸展那一刹那关节的尖锐刺痛。她的手指有一点关节炎。好吧，这也是预料中的事，毕竟她已经49岁了，生活应该过得轻松一些。是什么让她认为自己能够在9点30分以前赶到希瑟菲尔德呢？

房门打开，从过道里溢进一束灯光。安吉拉·伯罗斯小姐猛地拉开了窗帘，看着一月那黑沉沉的天空和被雨水拍打着的窗玻璃，之后又将窗帘猛地拉上了。“在下雨呢。”她说，声音里带着一丝阴郁，似乎表明下雨应验了她的预言，谁要是不理会她的警告，那可不关她的事。比勒小姐用一只胳膊撑起身子，另一只手拧开床头灯，然后便等着。过了一会儿，她的朋友伯罗斯回来了，放下一个早餐盘。盘子里铺了一块绣花的亚麻布，布上放着绘着鲜花图案的杯子，把手朝一个方向整齐地排着，一个配套的碟子里精心摆放着四片饼干，每种两片，茶壶里散发出一阵香气，那是刚沏好的印度茶。这两个女人都对舒适、清洁和整齐有一种强烈的嗜好，简直可以说有洁癖。她们在医学院的附属医院工作，把那里单人病房的标准搬到自己的家中，因此她们的公寓生活有几分像住在昂贵、舒适的小型疗养所。

25年前，比勒小姐和她的朋友从同一所护士学校毕业，之后她们就一直合住在这套公寓里。安吉拉·伯罗斯是伦敦一家教学医院的首席导师。经过多次观察，比勒小姐认为安吉拉·伯罗斯是所有护士导师的典范，因此便将她挂在嘴边的培养完美护士的原则立为自己的行动准则。而伯罗斯则思量着，比勒小姐就要到退休的年龄了，那时综合护士协会又该如何运作下去。世上最美满的婚姻都要靠令人鼓舞的幻想来维持，友谊的建立也同样如此。比勒小姐和伯罗斯的幻想虽然不同，但实质上来说都还很单纯。她们彼此欣赏，却又不说出来，除此之外，她们其实大不相同。伯罗斯体格健壮、结实，看上去似乎感觉迟钝，见识平常，骨子里却极为敏感，易受伤害；而比勒小姐身材瘦小，长相小鸟依人，说话清晰，行事明确，透着一股过时的斯文劲儿，这往往让人觉得她有点可笑。她们甚至在生活习惯上也不同，粗壮的伯罗斯小姐早上一听到闹钟铃声便醒了过来，立刻精神十足，直到早餐前都是生龙活虎的，然而越往下午，她便越没有精神，时刻处于昏昏沉沉的懒散状态中。而比勒小姐每天早晨总要好一阵才能勉强睁开发黏的眼皮，强打精神。可是早晨过后她便越来越有精神。她们努力协调这种截然相反的差异，伯罗斯小姐很乐意一大清早起来准备早餐，而比勒小姐则在晚餐后洗碗和准备晚上喝的可可茶。

伯罗斯小姐倒好两杯茶，往她朋友的茶杯中加进两块糖，然后端着自己的茶杯在窗前的椅子上坐下。早期受过的训练使得她不习惯坐在床上。她说：“你一早要动身，我还是替你把浴室的龙头打开吧。会议几点开始？”

比勒小姐含糊不清地咕哝说，她已经告诉过护士长会在9点一过就赶到。这茶真是甜，喝下去令人精神一振。许诺那么早动身真是一个错误，可是又一想，她怎么也得在9点15分赶到。

“是玛丽·泰勒吗？她可名气大增了，其实她只不过是一个外地来的护士长罢了，而且从没来过伦敦。蒙特诺斯小姐退休的时候，她甚至还没申请这份工作呢。”比勒小姐打断她的话，又口齿不清地咕哝说这个她们已经谈过了。她反驳说伦敦可不是想来就能来的地方，而且说人们总是认为出色的事物从来都不会来自外地。

“当然是这样，”她的朋友让了一步，“约翰·卡朋达医院是世界上最舒适的地方。我喜欢汉普郡边界那一带，今年夏天你没能去那里看看真是可惜。当然了，她还不是一所重要的教学医院的总护士长。但凭她的能力，她足以胜任，也许还会成为一名精英护士长呢。”学生时代她和比勒小姐在总护士长手下可没少吃过苦头。对于过去受过的可怕折磨，现在提起来她还会不住地叹气。

“我说，你最好尽快动身，等你开过吉尔福德，公路上的车肯定就多起来了。”

比勒小姐也不问为什么她会知道路上的车会多起来，因为伯罗斯小姐总是知道这种事。那关切的声音又继续说道：“这星期我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见到了她们的首席导师希尔达·罗尔芙。真是一个不同寻常的女人！聪明，是有名的一流教师，不过我想学生们都怕她。”

伯罗斯小姐自己就常常叫她的学生害怕，更不用说她那些教师同仁了，但是如果有人告诉她这一点，她肯定会大吃一惊。比勒小姐问道：“她说了什么关于这次视察的事了吗？”

“只提了一下。她是匆匆忙忙来还书的，我们没有多谈。看来她们学校流感传染得很厉害，她的一半同事都请病假了。”

比勒小姐心想：真是奇怪，既然教师都病倒了一半，首席导师居然还有时间为了去图书馆还书来伦敦。但她没说出来，因为早饭前她要养精蓄锐，精神是用来想问题而不是用来说话的。伯罗斯小姐绕过床给自己倒了第二杯茶，说道：“天气这么糟，培训教师又病了一半，你这一天可够呛了。”

这两个朋友多年来总是这样一起谈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已形成一种默契，成为她们长期亲密生活中的某种乐趣。伯罗斯小姐的话很难说不对。比勒小姐对这一天最糟糕的打算也莫过于沉闷地开上几个小时的汽车，艰苦地视察，以及可能要与那些不辞辛劳来参加会议的医院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委员争论几句。于是她拖过晨衣披在肩上，用脚摸索到拖鞋，穿了进去，趿着鞋走进浴室，就这样朝着见证一桩谋杀案的路上走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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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下雨，但一路走来还没有比勒小姐担心的那么糟糕。她抓紧时间在9点前赶到了希瑟菲尔德，正好遇上了早晨最后一个高峰时段。宽阔的乔治大街被车辆塞得满满的。女人们开着汽车将赶着去上班的丈夫送往车站，或是将孩子们送往学校。货车当街装卸货物，公交车卸下乘客，装上了一批新的。在三排交通灯前，行人鱼贯穿过马路，他们手中的雨伞倾斜着，以抵挡丝丝细雨。儿童们的外表看起来过于一致，都有着私立学校学生的干净整洁。男人们大都戴着圆顶礼帽，手提公文包。女人们则穿着随意，介于城市的时髦、靓丽与乡村的不修边幅之间，这是她们这一类人的特色。比勒小姐一边等待绿灯，等待行人穿过马路，一边寻找十字路口医院的路标。她看了一眼市政厅漂亮的18世纪建筑，一排精心保护的木制房屋以及圣三一教堂那辉煌灿烂的卷叶花饰尖顶，对这一精心保留了古典建筑的繁荣街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尽管街对面的现代商店显示出这种对文化古迹的关怀也许迟了30年。

终于看到了路标。穿过浓密树荫夹着的乔治大街便是通向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大路。路左边是一道高高的石头墙，里面便是医院的庭院了。

比勒小姐已经做足了准备工作，她汽车后座上那个鼓鼓的公文包里装有一份内容翔实的历史材料，一份前任视察员的报告以及医院管理委员会的评论。这份评论表达了应该将视察员乐观的建议实施到何种程度的看法。从调查中她了解到，这家医院历史悠久，是一位富商于1791年建立的。富商是本地人，少时由于家贫不得不离乡背井去伦敦谋生，退休后回归故里，想将晚年时光消磨在赞助慈善事业上，同时也让邻里不再小看自己。他本可以去救济孤儿寡妇或是重修教堂，买得慈善家的名声，并获得灵魂上的拯救。可如今是一个科学和理性胜过信念的时代，为一家收治穷苦病人的医院捐赠基金成了时尚之举。于是在当地的咖啡屋内举行了一场慷慨激昂的会议后，约翰·卡朋达医院便诞生了。医院原来的房子是一座别具特色的大楼，长久以来一直作为他用。最初是一座结实的维多利亚式纪念馆，在那里夸张地卖弄它的虔诚，后来变成了20世纪更为实用的建筑，却早已风韵全失。

医院一直在繁荣发展。本地居民大都是家道殷实的中产阶级，都有一股慈悲为怀的心性，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项目可以让他们展示这种善心。二战前，医院在侧边增建了一排配置较好的单人病房。国家卫生部建立前后，伦敦和其他一些更远地方的阔绰病人慕名前来就医，自然也招来了杰出的大夫。比勒小姐想起伯罗斯曾谈到一家伦敦的教学医院如何有名气，话虽如此，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名声也不错。一个女人完全可以认为在一家发展中的地区综合医院担任总护士长是不错的工作。她会被她所服务的公众一致看重，会在当地传统中建立起一定的地位。

她来到了正门前。左边是门房的小屋，由精雕细刻的砖头砌成，装饰过于华丽，显然是这幢维多利亚时期建筑的一处遗存。右边是大夫们的停车场。已经有三分之一的车位被劳斯莱斯和奔驰车给占了。雨停了，虽说已经天亮，却是一月份常有的那种灰蒙蒙的天，医院里全都亮着灯。在比勒小姐看来，它就像一艘抛了锚的巨大轮船，灯火通明，潜藏着巨大的能量和活力。左边延伸出一排低矮的玻璃墙建筑，那是新建的门诊部。几个病人正排着队无精打采地向入口处走去。

比勒小姐将汽车开向门房的问询窗口，摇下车窗，报上了自己的姓名。身穿制服、体态笨重的守门人傲慢地从小屋里走了出来。

“小姐是综合护士协会的吗？”他装腔作势地说道，“您从这扇门进来太遗憾了。护士培训学校在南丁格尔大楼，从温彻斯特路的大门进去大约只有100码远，我们一般到南丁格尔大楼都从后门走。”

他说话时态度虽然谦恭，语气里却大有责备之意，似乎在感叹对方竟如此缺乏判断力，给他增加了额外的工作量。

“走这扇门总还能到学校吧？”

比勒小姐不想再回到商业街那片混乱的交通中去，也不想沿着院墙去寻找一扇自己不太确定位置的后门。

“当然可以，小姐。”从守门人说话的语气可以听出来，他认为只有顽固不化的人才会这样做。他俯在车门上，似乎他的指示会非常机密和复杂，但其实出奇的简单，南丁格尔大楼就在新建的门诊部后面。

“小姐，请走左边这条路，开过太平间，您就会到达住院大夫宿舍。然后向右转，在路的分岔处有一块路标，您一定错不了。”

这个不祥的断言看来是正确的。这家医院很大，里面绿树成荫，有像模像样的花园，也有草地和杂乱的树林。这让比勒小姐想起了一家有年头的精神病院，综合医院能有如此宽阔的场地倒是少见。几条路上都清清楚楚地标有路标，只有一条通向新建门诊部的左边。太平间倒是很容易便找到了，它是一幢丑陋的小房子，被巧妙地建在小树林中，矮矮地趴在那里。这种有意将其隔离的做法更使它成为不祥之地。医务人员的住处是新建的，一眼便能认出来。比勒小姐的思绪和平时一样陷入到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抱怨中，毫无理由地认为委员会总是将大夫安排得妥妥帖帖，而为护士培训学校提供的食宿却很不像话。就在这时，她看到了要找的路标。一块白漆木牌指向右边，上面写着“南丁格尔大楼，护士培训学校”。

她换了挡，小心翼翼地打着方向盘。新修的路弯弯曲曲，十分狭窄，路两边堆满了湿淋淋的树叶，连停一辆车的空地都没有。到处都湿漉漉的，显得十分荒芜。路两旁的树紧靠道路生长，强健、黝黑的树枝在道路上方交错，构成一道道筋肋，将路遮蔽成了一条黑洞洞的隧道。寒风时不时吹来，将雨水洒落在车顶，或是将一片树叶贴在挡风玻璃上。草地边缘挖出了一些花床，呈规整的长方形，就像一座座坟墓，边上还有一圈长刺的矮灌木。树下光线很暗，比勒小姐不得不打开车灯，前方的路被照得像一条油光发亮的缎带。她将车窗摇下，闻到一股菌类植物的甜香腐味，哪怕是浓烈的汽油味和温暖的乙烯味也不能将其掩盖。她感到自己正笼罩在一团朦胧的、怪异的寂静之中。突然，她感到一种莫名的不安，一种异乎寻常的时空游离感似乎将她带到了某个陌生的境地，一种说不清、道不明、无法摆脱的恐惧感油然而生。这仅仅是一瞬间的念头，她迅即将它从头脑中清除出去，让自己想象不足一英里之外大街上那令人愉悦的喧闹声，相信生命与活力近在咫尺。可是刚才那番体验真是莫名其妙，让人扫兴。她对于自己方才病态而愚蠢的思想十分气恨，便摇起车窗，踩下油门。小汽车向前驶去。

转过最后一个弯，她突然发现南丁格尔大楼就矗立在眼前，惊讶得几乎踩在刹车上站了起来。这是一幢非常特别的建筑，一座巨大的维多利亚式红砖大厦，一座装饰华丽得超乎想象的城堡，四座巨大的角塔使其更加辉煌。在这个一月的灰暗早晨，整座大楼灯火通明。穿过了那条阴暗的道路后，它令人炫目地矗立在面前，就像她儿时读过的童话里的城堡。大楼的右端接出了一座庞大的暖房，这在比勒小姐看来似乎更应建在丘园【1】，而不是在一所看起来曾经属于私人的住宅里。暖房里的灯光比大楼里的要暗淡一些，但仍能透过它昏黄的玻璃看到绿叶茁壮的蜘蛛抱蛋属植物、猩红色的猩猩木以及一簇簇黄色和青铜色的菊花。

比勒小姐刚才在树荫下那一瞬间的惊慌，此刻完全在她对南丁格尔大楼的惊诧中消失了。尽管她对自己的品位很自信，但多少也会受到些古怪风尚的影响，她有点心神不定地想，如果是和别人一起，未见得能完全领略到大楼的美。她每看到一幢建筑物，总会想它是否适合办护士培训学校，这已经成了一种思维习惯。有一次在巴黎度假，她发现自己竟认为爱丽舍宫不值一顾，未免大吃一惊。作为一所护士培训学校，南丁格尔大楼显然完全不合格。她仅仅瞧上一眼，心中便顿然生出负面意见。它大多数的房间太大，哪有温暖舒适的房间来做首席导师、临床教员和学校秘书的办公室呢？而且要给大楼供暖到合适的温度，只怕极为困难。再说，那些凸肚窗看上去如画般美丽，会让喜欢这类东西的人欣喜若狂，但也会把过多的光线挡在外面。更糟的是，这幢房子有些令人担心，甚至是令人恐惧的东西。人家常常请比勒小姐举办讲座，因此一些最令她得意的句子便牢牢地记在了心里。她认为，当一名专业人员——不管这种强调是不是合适，比勒小姐总是要在“专业”二字下画上重点符号——踢开陈腐的看法和过时方式的绊脚石，艰难地进入20世纪时，把年轻学生们安顿在这样一座维多利亚式的建筑里的确是一件令人遗憾的事。因此她在报告中会言辞激烈地提到应该建一所新学校。比勒小姐在踏进南丁格尔大楼之前已经在心里否决了它。

但是她受到的迎接无可挑剔。她登上楼梯的最高一级时，厚重的门便打开了，飘出一阵温暖的气息和一股新鲜的咖啡味，身着制服的女仆恭敬地站在一旁。在她身后，宽阔的橡木楼梯下，总护士长玛丽·泰勒款款走来。她背后是深色的细木嵌板墙壁反射的微光，就像是一幅涂上灰色和金色颜料的文艺复兴时期的油画。她向比勒小姐伸出手。比勒小姐脸上漾出愉快的职业性微笑，重新打起精神，带着快乐和自信，走上一步向前迎去。对约翰·卡朋达培训学校注定会不幸的检查便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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角塔里，总护士长的起居室内已经摆好了咖啡，比勒小姐在这里被介绍给首席导师希尔达·罗尔芙小姐和资深外科会诊大夫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这两个人她都久闻其名。罗尔芙小姐的到场是预料中的事，可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居然也准备抽出一上午，参加这次视察，让比勒小姐有点吃惊。他是医院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她原以为他会和其他委员一起来参加当天会议结束时的总结讨论，自己要到那时才能看到他。一位资深的外科大夫来参加一次教学示范，这可不常见。他对学校抱有个人的兴趣，这是一件令人满意的事。15分钟后，四个人走下主楼梯，去一楼的示范室看那天的第一堂示范教学。

宽阔的镶木地板走廊只容得下三个人并排行走，比勒小姐夹在总护士长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两位高个子中间，感觉自己像是被两个大人护送的少年管教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走在她左边，他身穿会诊大夫的条纹工作裤，令人印象深刻。他身上发出一股剃须液的气味，比勒小姐甚至能从弥漫在空气中的消毒液气味、咖啡味和地板蜡气味中将其分辨出来。她觉得这种气味有点奇怪，但并不令人讨厌。三人中个子最高的是总护士长，她步伐安详而宁静，灰色制服套裙的纽扣一直扣到颈部，颈部和袖口处各用一根细细的白色亚麻布带子系住；谷黄的头发，几乎和她的皮肤颜色一样，很难区分。头发从她高高的额头一直往后梳，用一大块三角形的平纹细布紧紧束住。头巾的尾端几乎长及她的腰背。这方头巾让比勒小姐想起二战中军队护理部的护士长们，自那以后她很少再看见这种头巾了。但是它的简洁很适合泰勒小姐。她的那张脸，配上高高的颧骨和大而突出的眼睛——这双眼睛让比勒小姐有些不恭地想起带纹理的灰白醋栗——如果再配上更为保守的便宜头巾，就会有点不伦不类。比勒小姐能感觉到罗尔芙护士在他们身后紧紧地跟着，有一种令人不舒服的被骚扰感。

科特里-布里格斯开口了：“这次流感爆发简直是一场灾难。我们不得不推迟抽回第二批人员，同时，我们认为第一批人员还需要再回到病房，这是一件很急迫的事情。”

向来如此，比勒小姐想。病房每当出现危机，首当其冲的便是实习护士。她们的培训计划总是被打乱。这令她痛心，但此刻不是提抗议的时候。她含糊地应了一声表示默许。

他们走下最后一级楼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继续滔滔不绝地说着：“一些培训教员也都病倒了。今天上午的示范就由我们的临床指导教师梅维斯·吉尔瑞担任。我们不得不把她叫到学校来。当然，按正常情况来说，除了病房教学外她不得做别的事。让一位受过培训的指导教师在病房里将病人作为临床素材给女孩子们上课，这种指导思想相当新颖，只是病房护士们近来时间很紧。当然，进行封闭式培训的整体思想是新近才出现的。我在医学院做学生时，见习护士，我们当时这样称呼她们，完全是在病房里受教育，只在她们偶尔空闲的时候由医务人员给她们讲讲课。那时几乎很少有正规的教学。因此绝不会每年抽一段时间将她们从病房调出，到护士培训学校去上课。现在护士培训的概念已经变了。”

比勒小姐绝不会要求他解释临床指导教师的职责和课程，也不会去问护士培训方法的发展进程如何。她怀疑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已经忘了她是谁，这种初级的讲解只适合给医院管理委员会新来的委员听，他们一般对护士的培训一无所知，正如他们对医院其他情况的了解一样。她有一种感觉，外科大夫心里有事。或许这仅仅是他漫无目的的闲谈，内容与听者没有关系，也许他只是一个妄自尊大的人，容不得有一刻听不见自己鼓动人心的说话声。如果是这样，他应该早些回到他的门诊病人身边，或是去病房查房，让视察工作不受他的干扰，这对各方都会更好些。

一行人穿过那间棋盘花纹地板的大厅，来到大楼正面的一个房间。罗尔芙小姐悄悄走上前去打开门，站在一旁让其他人进去。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让比勒小姐走在他前面。她立时有了一种自在感。尽管这个房间本身有一些异常之处——两扇大窗户的彩色玻璃上溅上了污点；大理石铺砌的巨大壁炉有雕像支撑着的壁炉架，雕像太过精致，衣褶也雕了出来；三根日光灯管使高高的模制天花板显得有点俗气——但它还是让比勒小姐愉快地回忆起自己的学生时代，那是一个惬意、亲切的世界。这里有与她的职业相关的全套器具：一排排玻璃橱柜，里面摆放着闪闪发亮的精密器械；墙上挂着血红的血液循环图和未必精确的消化过程图；黑板上还残留着上一次讲课未曾完全擦去的粉笔灰；示范教学用的手推车，上面放有盖着亚麻布的盘子；两张示范床，一个真人大小的模特枕着枕头躺在其中一张上；一架必不可少的人体骨架悬吊在架子上，那是一副衰老的骨架，显出一派孤独、凄凉的景象。整个房间里弥漫着一股止血剂和消毒水的浓烈气味。比勒小姐像个瘾君子般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不管她后来从这间房子里挑出什么缺点来，在这股有点震慑人的气氛中，仍使她觉得再没什么比这满满当当的教学设备、灯光和家具更亲切了。

她向学生们和教师们微微一笑，以此来给她们安心和鼓励。房间一边早已摆好了四张椅子，她在其中一张上坐下。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正要手忙脚乱地大献殷勤，为女士们拉开坐椅，泰勒总护士长和罗尔芙小姐连忙不动声色地在比勒小姐身旁静静坐下，一边一个。这一行人的到来虽然事先已安排好了，看来还是引起了护士们的一阵困窘不安。课堂上有人视察时，很难营造自然的教学气氛，但是看着一个导师费好长时间才将班上的秩序建立起来总是一件有趣的事。根据比勒小姐的个人经验，一个一流的教师哪怕是在炸弹袭击时也能抓住全班学生的注意力，哪会在乎一个综合护士协会视察员的视察呢？但是她感觉到梅维斯·吉尔瑞小姐看来不会是这类杰出而勇于奉献的教师。这个姑娘——或者说这个妇人——缺乏某种威信。她脸上有一股讨好的神气，似乎随时都会傻笑。对于一个应该将心思放在一种长期事业上的女人来说，她的化妆似乎过浓了一点。但毕竟她只是一个临床指导，并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导师。她正处于困境中，全教室的人都在近距离地望着她，比勒小姐决定不要过于苛刻地评判她。

课堂上正准备进行给病人插入胃导管的练习。扮演病人的学生已经在一张示范床上躺下，她穿的检查服外围上了一件围涎，头搁在几个枕头上，两边各有撑架支撑。她长相平常，有着一张饱满、固执、奇特的成熟脸庞，毫无光泽的头发从高高的额头开始难看地向后梳着。她躺在刺眼的长条状灯下一动也不动，脸上看起来有点滑稽可笑，又奇怪地显得有些夸张，仿佛正全神贯注于某个秘密的世界，用她的意志力努力将自己与整个插管过程分离开。突然，比勒小姐感到这女孩也许在害怕，这个想法很可笑，可一直在她脑海里挥之不去。她突然发现自己极不愿意去看那张表情固执的脸。她对自己这种没来由的敏感十分生气，便将注意力转向护士导师。

吉尔瑞护士用眼光向总护士长表示了她的担心和疑问，从她那里得到一个肯定的点头，便开始讲课。

“今天上午将由佩尔斯护士来扮演病人。我们刚刚已经拟定了病人的病史和情况。她是斯托克斯太太，今年50岁，四个孩子的母亲，她的丈夫是镇议会的一个废料收集员。她因治疗癌症而进行过喉切开术。”说完，她转向坐在她右边的一个学生说，“达克尔斯护士，请你描述一下斯托克斯太太迄今为止的治疗情况。”

达克尔斯护士开始尽职尽责地讲述起来。她是一个面色苍白、身材瘦弱的女孩，一开始说话，脸便难看地红了起来。听她说话比较困难，她自己知道这一点，便讲得十分清楚、详尽。比勒小姐想，真是一个谨慎认真的小东西，或许并不十分聪明，但是很勤奋，为人可靠。只是没有人去为她脸上的粉刺做点什么，真是可惜。当达克尔斯护士描述斯托克斯太太假想的病史时，比勒小姐脸上一直保持着明亮的微笑，显示出一种职业的兴趣，她还乘机近距离地观察了一下班上其他的学生，习惯性地对她们的特征和能力一一暗自做出评价。

在这次流感中病倒的人看来不少。示范室里总共只来了七个女孩。站在示范病床两边的两个女孩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们显然是一对长得一模一样的双胞胎，身体结实，脸色红润，古铜色的头发蓬松地在非同寻常的蓝色眼睛上方厚厚地堆起。她们帽子的冠状部分打了细褶，就像起皱的浅碟子一样，高耸在头上，向前凸出，白色亚麻布做的两个巨大的帽翼向后突起。比勒小姐从她的学生时代起便知道如何用两根有白色针尖的帽针玩出花样来，这种技巧能将这样一座不结实的古怪“大厦”牢牢地固定在蓬松而有弹性的头发上，她深谙此道。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制服式样过时，这让她觉得很有趣。几乎她所参观过的任何一家医院都已经不再使用这种带帽檐的老式帽子了，而是换成了更小一些的美式帽子。这种美式的帽子易于佩戴，价格更便宜，洗熨也方便。有些医院甚至发放一种用后就扔的纸帽，令比勒小姐甚感遗憾。但一般来说，医院对于自己的护士制服总是刻意保护，不愿意随便加以更改，约翰·卡朋达医院显然是墨守成规的，甚至连它的制服套裙样式都有点老气。只见这对双胞胎从粉红色的方格花布袖子里伸出了长着斑点的丰满手臂，比勒小姐不由得又想起了自己的学生时代，她们裙子的长度一点也不向如今时髦的式样和风气退让，强健的双脚上穿的也是一双黑色低跟系带鞋。

她很快地扫了一眼其他学生，看见一个安静的、戴着眼镜的女孩，她有一张长相平凡但显得聪明的脸。比勒小姐对她的第一印象是，她会很乐意让这样一个女孩在任何病房里工作。在她旁边的是一个深色皮肤、紧绷着脸的女孩，脸上化妆过浓，且明显摆出一副对示范教学不感兴趣的神气。相当一般，比勒小姐想。比勒小姐喜欢使用这类不太时尚的形容词，并且准确地知道这些形容词的意思，用起来泰然自若，这曾经令她的上级尴尬过。她常说的一句话“护士长收到一个模范的女孩”，意思就是这个女孩出生于受人尊敬的中产阶级家庭，受过良好的中等学校教育，她穿的裙子起码要长过膝盖，对于当实习护士的荣耀和责任有清醒的认识。班上最后一名学生是一个很漂亮的女孩，她那头亚麻色的头发藏在帽子里，帽檐低低地压在眼眉上，这是一张生气勃勃、具有时代感的脸。比勒小姐想，她太漂亮了，足可以上征兵招贴画。但不知怎么的，这却是她最不会挑上的一张脸。正当她思考这其中的原因时，达克尔斯小姐的陈述已经结束了。

吉尔瑞护士长说：“那好，现在我们面对的是病人术后的问题，她已经严重营养不良，此刻还不能正常进食，这时候应该怎么做，护士？”

“通过插胃管或是从直肠喂食，护士长。”

回答问题的是那个深色皮肤、面容沉静的女孩，从她说话的声音听得出来她在小心翼翼地压抑着自己，不表现出任何热情甚至是兴趣。肯定是一个不招人喜欢的姑娘，比勒小姐心想。

学生中发出一阵低语，吉尔瑞护士长扬起眉毛，表示疑问。那个戴眼镜的学生说：“不能通过直肠进食，护士长。直肠无法吸收足够的营养，只能通过口腔或是鼻腔插管进食。”

“说得对，戈达尔护士，这正是外科大夫为斯托克斯太太开的医嘱。请继续说下去，护士，讲一下你的每一个步骤。”

双胞胎中的一个将推车向前推了一步，将盘中的所需器械一一展示：装有用来清洗口鼻的小苏打混合剂的药罐、聚乙烯的漏斗、装在漏斗上的8英寸管子、连接器、润滑剂、肾形碗，碗中放着压舌板、舌形镊子和张口器。她拿起一根雅克式食道管，它摇摇晃晃地悬挂在她那长有雀斑的手上，像一条黄色的蛇，令人恶心。

“很好，护士，”吉尔瑞护士长鼓励道，“现在开始喂送。你要给她喂什么？”

“就是热牛奶，护士长。”

“假设我们面对的是一个真正的病人呢？”

双胞胎犹豫了。

“我们可以加上可溶性蛋白质、鸡蛋、维生素制剂和糖。”戴眼镜的学生果断而平静地说。

“对，如果插管时间超过48小时，我们必须确保所喂饮食有足够的热量、蛋白质和维生素。食物的温度你打算保持在多少度，护士？”

“接近人的体温，38摄氏度，护士长。”

“对。现在由于你的病人意识清醒，能自主吞咽，我们打算从口腔给她喂食。不要忘了鼓励你的病人，护士。向她简单解释你要做什么、为什么要这样做。记住这点，姑娘们，在没有向病人交待清楚要做什么之前，不要开始做任何护理步骤。”

比勒小姐想，她们三年级了，这一点应该已经知道了。这对双胞胎照理足以照料一个真正的病人，现在却很难将护理步骤向她的同学们解释。她们努力压抑着喉中要发出的格格笑声，向僵硬地躺在床上的人低语了几句，几乎是将食道管强行推入她口中。佩尔斯护士仍然死死地向前盯着，用左手去摸那根管子，将它向自己的口中送去，然后闭上眼，开始吞咽。她喉部的肌肉一阵痉挛，然后憋住呼吸，又开始吞咽。管子变短了，示范室内鸦雀无声。比勒小姐知道自己感觉很不舒服，却说不出原因。在学生身上进行插管实验或许不常见，但也不是没有。在医院里，由大夫来插管、由护士担任病人的角色更为常见。从自己身上了解，总比从一个病重的病人身上了解情况要好些，再说用示范模特来代替活人并不能达到真正令人满意的程度。在她自己的护士学校里她就曾扮演过一次病人，那时她就发现吞咽那根管子比预想中容易。她用一种下意识的同情看着佩尔斯护士的喉部吞咽着、抽搐着。虽然已经过了30年，她仍然清楚地记起当年的情景：当管子滑过柔软的腭部时，她感到了一股突然生起的寒气，对于管子的易于吞咽微微感到吃惊。但是现在躺在床上的那个脸色苍白、身体僵硬的人身上有着某种悲哀和不安，只见她双眼紧闭，像婴儿般啜吸，那根细细的管子向上弯着、扭曲着，就像是在她嘴角蠕动的一条虫。比勒小姐感觉到自己正在观看一场无端的刑罚，这整场示范教学就是一场暴行。有一刻她不得不压抑住一种要提出抗议的冲动。

双胞胎中的一个正将一个20毫升的注射器接在管子的尾端，准备抽出一些胃液来检测管子是否已到达胃里，女孩的双手相当镇定。房间里面安静得不可思议，也许这只是比勒小姐一个人的感觉。她的眼光向泰勒小姐扫过去，只见总护士长的目光死死盯在佩尔斯小姐身上，她微微皱着眉，嘴唇上下翕动着，身子在椅子里扭动。比勒小姐猜想她可能有什么话要嘱咐，但总护士长并未出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坐在椅中探身向前，双手抓着膝盖。他正目不转睛地盯着什么，不是佩尔斯，而是盯着滴管，仿佛对食道管的微微摆动入了迷，粗重的呼吸声连比勒小姐都能听见。罗尔芙小姐坐得笔直，双手松松地交叠在衣服的下摆上，黑色的眼睛毫无表情。但是比勒小姐发现这双眼睛并没有盯着躺着的女孩，而是盯在那个金发碧眼的漂亮学生身上。有一瞬间这个学生回看了她一眼，同样毫无表情。

操作喂食工作的双胞胎之一显然对于胃管的末端安全到达胃里表示满意，她将漏斗高高地举在佩尔斯护士的头上，开始慢慢地倒牛奶混合液，让它流入管中。全班人似乎都屏住了呼吸，此时事情发生了。随着一声似乎不是出自人类的恐怖尖叫，佩尔斯护士像是被一股不可抗拒的力量猛地从床上抛起，一秒钟后她又落下，头还枕在那几个枕头上，一动不动。接着她跳下床，踉踉跄跄地弓身向前走，就像一个拙劣的芭蕾舞演员在舞蹈，手在空中徒劳地乱抓，似乎疯狂地想要去抓那根管子。她一直在不断地尖叫，那叫声就像是号召人们去罢工的汽笛声。比勒小姐惊呆了，几乎没来得及记住那张因痛苦而扭曲的脸和那双冒着白沫的嘴唇，只看见那女孩砰的一声倒在了地上，痛苦地翻滚，身体扭成一团，前额触地，整个身子因疼痛而抽搐着。

有一个学生尖叫了起来，一秒钟内全班没有一个人动。然后大家便一窝蜂地向前扑来。吉尔瑞护士长用力去拉管子，将它从女孩口中拔出，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张开双手果断地走进混乱的人群。总护士长和罗尔芙护士长向正在抽搐的女孩弯下身将她围住，挡住了他人的视线。然后泰勒小姐抬起头，四处找寻比勒小姐。

“你能否照看一下学生们？隔壁有一间空房，把她们都集中到那里去。”

她尽量想保持平静，但是这危急情况使得她的声音变得又尖又细：“请快一点儿。”

比勒小姐点点头，总护士长又向全身痉挛的女孩弯下身去。尖叫此时已经停止了。紧接着便是哀怜的呻吟声和鞋跟不断击打木地板发出的可怕响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脱下上衣，将其扔在一边，卷起了袖子。

4

比勒小姐暗暗对自己说着鼓励的话，一边护送着学生穿过大厅。有一个学生——她不能确定是哪一个——提高了嗓门问：“她怎么啦？发生了什么事？出了什么麻烦吗？”但没有人回答她。她们在惊吓中昏头昏脑地冲进隔壁房间。这个房间在大楼的后部，形状有点怪异，很显然是从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原休息室中隔出来的，现在用作首席导师的办公室。比勒小姐第一眼便看见了一张办公桌、好几张绿色的钢制公文柜、写得密密麻麻的记事板、一块挂了各种钥匙的小木钉板、一面几乎全被一张图表贴满的墙，表上标明了教学计划和每个学生的进展。一道墙把有竖框的窗子分为两半，使办公室的比例变得不均衡，也使光线变得昏暗，使用起来极不方便。一个学生咔嗒一声打开了电灯开关，中间的日光灯管开始闪烁发亮。比勒小姐心想，这对于一个首席导师来说真的是最不合适的房间了，对任何其他导师也一样。她心里仍固执地抱定这样一个想法：房间首先要使人舒适。

她想起了来这里参观的目的，得到了暂时的安慰，但是那个可怕的场景立刻又出现在眼前。这几个像没头苍蝇似的学生紧张地挤成一团，站在房间中央，似乎连动一动都做不到了。比勒小姐的眼睛飞快地将房间扫视了一圈，只看见三张椅子。有一刻她感到很困窘，不知如何是好，就像一个女主人因为没有足够的座位，不知道该如何安顿她的客人。这种忧虑并不是完全没来由的。她总得设法叫她们不去想发生在隔壁的事，安慰她们，引导她们放松心情。看来她们的隔离会挺漫长。

她绽开笑容说道：“来吧，我们把护士长的办公桌推到墙跟前，四个人可以坐在那上面。我就坐办公椅，剩下两个可以坐安乐椅。”

至少这也是活动。比勒小姐看见那个瘦瘦的、金发碧眼的学生在发抖，便将她按在一张安乐椅中坐下。那个深色皮肤、老是绷着脸的学生立即坐了另一张。“就让她去照料第一个吧。”比勒小姐心想。她又忙着去帮其他的学生擦干净办公桌，将它推到墙跟前。要是她能让她们中的一员去拿些茶来就好了！尽管她在理智上同意还有更现代的办法静心安神，但比勒小姐仍然坚信温暖的、甜甜的浓茶的效力。可是没有办法，不能惊动厨房里的工作人员。

“让我们来做自我介绍吧，”她用鼓励的语气说道，“我是穆丽尔·比勒女士。不用说你们也知道我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我知道你们一些人的名字，可是还不能完全搞清楚谁是谁。”

五双吃惊的眼睛齐刷刷地望着她，一时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那个最为比勒小姐看好的学生——她现在仍然这样认为——很平静地对她们一一做了介绍：“这对双胞胎是莫琳·伯特和雪莉·伯特。莫琳早出生两分钟，身上的雀斑多一些。除此之外我们也没有发现其他更加容易区分她们俩的特征了。挨着莫琳的是朱丽亚·帕多。坐在安乐椅上的是克丽斯汀·达克尔斯，坐在另一张椅子上的是戴安娜·哈泼。我叫玛德琳·戈达尔。”

比勒小姐从来就不善于记住别人的名字，便习惯性地在心里再默记了一遍。伯特双胞胎长得健康、快乐、生气勃勃，要记住她们的名字很容易，虽然还分不清哪一个是哪一个。朱丽亚·帕多是个漂亮的女孩，名字也好听。她相当有魅力，如果一个人喜欢白皮肤、金发、碧眼、猫儿一样妩媚的姑娘，那她可够得上这个标准了。比勒小姐微笑着看着那双迟钝的紫罗兰色眼睛，断定即使不是所有的男人，也一定会有很多人非常喜欢她。至于玛德琳·戈达尔，一个好听的名字，一个明白事理的好姑娘。记住戈达尔这个名字应该不困难。而克丽斯汀·达克尔斯，麻烦就在她身上。这个女孩在进行简短的示范时脸色就不好，现在看来几乎快要崩溃了。她的皮肤不好，这对一个护士来说是少见的；现在更是血色全无，这使得她的嘴唇周围和额头上由于肿痛发炎长出的小斑点更加明显。她深深陷入安乐椅中，缩成一团，细瘦的双手交替摩擦着围裙，又一把将它抓住。达克尔斯护士在这群人中受影响最大，这是肯定的。或许她曾经和佩尔斯护士之间有过特别的友谊。比勒小姐出于迷信飞快地在心里做了一个时态上的修正，或许她就是佩尔斯护士最要好的朋友。要是她们能给这女孩一杯热茶提提神就好了！

哈泼护士的唇膏和眼影在变得煞白的脸上显得俗不可耐，她突然说道：“喂送的食物中肯定有什么东西。”

伯特双胞胎同时向她转过身去。莫琳说：“当然啦！有牛奶。”

“我的意思是牛奶之外的东西。”她犹豫了一下，“譬如说，毒药。”

“绝不可能！我和雪莉今天早上从厨房的冰箱中拿的第一样东西就是新鲜的牛奶。柯林斯小姐在那里看着我们拿的。我们把牛奶放在示范室里，直到示范开始才把它倒进量瓶，对吗，雪莉？”

“是的，那是一瓶新鲜牛奶，我们是在大约10点钟拿的。”

“那你不会错把什么东西加进去了吧？”

“什么东西？当然没有。”双胞胎齐声说，声音里充满了坚定的自信，几乎毫不犹豫。她们清楚地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何时做的，比勒小姐看出没有人能够动摇她们的自信。她们不属于那类会让不必要的内疚折磨自己，或为了不合情理的怀疑而烦恼的人。这些内疚和怀疑对于不是很敏锐的人影响很小，只会给富有想象力的人带来苦恼。比勒小姐觉得自己太了解她们两个了。

朱丽亚·帕多说：“说不定有人乱动了食物。”

她压低了眼皮，将她的同学扫视了一圈，带着一种挑衅的味道，又觉得有一点好玩。

玛德琳·戈达尔平静地说：“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帕多护士耸耸肩，噘起嘴，藏起一个神秘的浅笑。她说：“碰巧呗，或许只是开个玩笑，又或许是有意干的。可这是蓄意谋杀！”她的话里表示了一种怀疑。

莫琳·伯特笑了起来：“别傻了，朱丽亚，谁会想谋杀佩尔斯？”

没有人回答，这个逻辑明显是无懈可击的，无法设想有人会要谋杀佩尔斯。比勒小姐明白了，佩尔斯属于那类天生不会冒犯他人的人。她也绝不是那种会激起别人无尽的仇恨，以至于要杀她的人。

戈达尔护士却冷冷地说：“佩尔斯生前可不是叫每一个人都喜欢的。”

比勒小姐惊奇地瞧了这女孩一眼，这句话从戈达尔护士口中说出来可有点怪。这种情况下，她的态度有一点麻木不仁，未免让人觉得不解。这与她的性格不符。她还注意到她使用了“生前”二字——有一个学生不希望看到佩尔斯活过来。

哈泼护士坚定地重申道：“说这是谋杀真是太傻了，没有人想杀掉佩尔斯。”

帕多护士耸耸肩：“或许这不是针对佩尔斯来的。今天本来是由约瑟芬·法伦扮演病人的，不是吗？排班表上是法伦的名字，如果不是她昨天晚上生病了，那今天躺在示范床上的就该是法伦了。”

她们都沉默了。戈达尔护士转身向比勒小姐说：“她说得没错，我们是严格按照排班表轮流来扮演病人的，今天上午确实不该轮到佩尔斯。但是约瑟芬·法伦昨天晚上被送到病房去了，你大概也听说了，我们这里流感传播得很厉害。排班表上下一个名字就是佩尔斯。佩尔斯于是顶替了法伦。”

比勒小姐一时陷入茫然无绪之中。她觉得她应该中止这场谈话。她的责任就是把她们的心思带离这场事故，是的，这的确是一场事故。可她不知该怎么办。此外，找出事实真相对于人们来说又是一种可怕的诱惑，对她自己就一直是如此。或许就让孩子们沉迷于这种独立调查的乐趣之中，总比让她们坐在那里进行极不自然又毫无效果的谈话要好一些。她看到孩子们的震惊已经过去，取而代之的是一种半带羞怯的激动，因为她们能够追踪这场悲剧的起因，当然，只要它是别人的悲剧。

朱丽亚·帕多用镇静自若又略带孩子气的声音继续说道：“所以说如果这场阴谋确实是针对法伦的，发起阴谋的人便不可能是我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不是吗？我们所有人都知道法伦今天上午不会来扮演病人。”

玛德琳·戈达尔说：“我认为人人都知道，无论如何，南丁格尔大楼的每一个人都知道，今天吃早饭时我们已谈得够多了。”

她们再一次沉默，低头思考这个新出现的情节。比勒小姐饶有兴趣地注意到这次没有人提出抗议，说没有人想要杀法伦。接着莫琳·伯特说：“法伦不可能病得那么厉害，今天早上她来过大楼这里，就在8点40分过后。我和雪莉早饭后正要进示范室时看见了她从边门溜出来。”

戈达尔护士尖锐地问：“她穿了什么衣服？”莫琳对于这个明显不相干的提问一点也不感到吃惊。

“便裤，她的大衣，她平常戴的那块红色头巾，那又怎样？”戈达尔护士显然大吃一惊，却极力将这种震惊掩饰住。

她说：“昨天晚上我们把她送到病房去时她就匆忙地穿上了这几件衣服。可是她不应该离开病房的呀，那太傻了。她进病房时烧到了39.8摄氏度，幸好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曾看见她。”

帕多护士若有所指地说：“很好玩，对吧？”没有人回答她。的确有趣，比勒小姐想。她回想起她从医院开车到护士培训学校的过程，一路上湿淋淋的，那条路又曲折，很显然树林里应该有条近路可以抄过去。但是一个生病的女孩在一月的清晨走这样一段路，的确奇怪。一定有迫不得已的理由使她回到南丁格尔大楼。毕竟，如果她真的需要从房间里取什么东西的话，没有理由不找别人帮忙。任何一个学生都会很乐意穿过这段路去替她送到病房。就是这个女孩今天上午本应扮演病人，从逻辑上推导，她本应在隔壁的房间，躺在那一堆管子和亚麻布中间。

帕多护士说：“有一个人知道法伦今天上午不会扮演病人，那就是法伦自己。”

戈达尔护士白着一张脸，眼睛横扫过来看着她：“如果你有心要犯傻，有意恶毒，我想我不能阻止你。但如果我是你，只要达不到造谣的目的，我就会闭嘴。”

帕多护士似乎不把她的话放在心上，甚至还有一点高兴。看到她满意地偷着乐，比勒小姐决定停止这种谈话，她正试着转换一个话题，只听见达克尔斯护士从安乐椅的深处发出微弱的声音：“我不舒服。”

这立即招来一片关心和问候。只有哈泼护士没有起身去帮她。其余的人都将她团团围住，很高兴有机会能做些什么。戈达尔护士说：“我来送她去楼下的卫生间吧。”

她扶着那女孩走出房间，令比勒小姐吃惊的是，帕多护士也跟她一起去了。当她们一边一个扶着达克尔斯护士时，很显然已经忘记了刚才产生的敌对情绪。房间里只剩下比勒小姐、伯特双胞胎及哈泼护士，大家又一次沉默无语。比勒小姐已经吸取了教训，她刚才已经不可原谅地失职了。再不要谈论什么死啊、谋杀啊之类的话题了。既然在这里她们由她负责，她也可以让她们干点什么。她板起面孔看着哈泼护士，邀请她描述一下肺萎陷的征候、症状和处理方法。

十分钟后，离开的三个人都回来了。达克尔斯护士仍然面色苍白，但镇静了下来。倒是戈达尔护士面有忧色。她似乎按捺不住自己，说：“卫生间里的那瓶消毒剂不见了。你们知道我指的是哪一瓶。它一向是搁在那小架子上的。我和帕多都找不到它。”

哈泼打断了她那令人心烦的话，但她的陈述很详尽、很有价值，她说：“你是指那瓶看起来像牛奶一样的混合液？昨天晚饭后它还在那儿。”

“那也有很久了，有人今天早上去过那间卫生间吗？”

很明显，没有人去过，她们互相默默地对视着。

正在此时门打开了，总护士长平静地走了进来，把她身后的门关上。双胞胎从书桌上滑下来，上过浆的亚麻衣裳发出吱吱嘎嘎的声音。她们凑近了仔细听。哈泼护士动作粗鲁地站了起来。她们全都转身向着泰勒小姐。

“孩子们，”她说，这出乎意料的温柔称呼在她开始说话之前就已经将真相告诉她们了，“孩子们，佩尔斯护士几分钟前去世了。我们还不知道这其中的缘故，但是一旦发生了这种不明原因的事情，我们就不得不去叫警察。医院秘书正在打电话。我要你们拿出勇气来，显出明白事理的样子。我知道你们也会如此做。在警察到来之前，我想我们最好不要谈论刚才发生的事情。收拾起你们的课本，戈达尔护士会把你们带到我的休息室去，在那里等着。我会去叫一些浓浓的热咖啡来，很快就会送到你们那里去。明白了吗？”

“是的，总护士长。”一片低沉的咕哝声。

泰勒小姐又转向比勒小姐。

“十分遗憾，恐怕您也得留在这儿了。”

“当然，总护士长，我十分明白。”

她们二人的目光越过学生们的头顶，在一种迷惘的推测中相遇了，表达的只有无言的同情。

“这必定是有史以来最短暂的视察了。我到底该对综合护士协会说什么呢？”

比勒小姐事后回忆，发现她恢复正常思绪之后想起的第一件事竟是如此的不关痛痒、如此的老套，未免觉得有点可怕。

5

几分钟前示范室内的四个人就已经站直了身体，面面相觑。他们面色苍白，已经筋疲力尽了。希瑟·佩尔斯死了，无论是从法律上，还是用医学标准来衡量，她都已经死了。五分钟前他们就已经明白了这一点，但还是默不作声，固执地施行抢救，似乎仍然有一线希望，希望那颗脆弱的心会再一次跳动起来。为了抢救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已经脱去了上衣，背心的前襟浸透了血液。他注视着衣服上厚厚的血渍，皱着眉头，鼻子也挑剔般的皱缩起来，仿佛血液是一种和他很难相容的东西。按压心脏的动作已经做得混乱而无效。科特里-布里格斯做起它来格外的混乱，总护士长心想，这些抢救措施能证明是对的吗？来不及将她搬到手术室去了，吉尔瑞护士长拔掉那根食管的举动看来是个遗憾。或许这个动作只是一种很本能的反应，但它也许让佩尔斯失去了唯一的机会。管子要是还插着，他们至少还可以立即给她洗胃。他们试了一次，准备将另一根管子从她的鼻腔插进去，但是她那痛苦的抽搐使得无法插管，而现在她连抽搐都停止了，已经太迟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得已打开了她的胸腔，试试留给他的唯一抢救措施。他的英勇努力大家都看在眼里，然而这些努力只不过是一种遗憾罢了，它使得尸身血肉模糊，显得那么凄惨，使得示范室像一座屠宰场一样发出恶臭。这些举措要是在手术室里做就好一些，可以通过合乎规范的科学程序来完成，直至庄重地盖上裹尸布。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是第一个开口说话的：“这是一次非正常死亡。喂食里放的不是牛奶，肯定是别的东西。很显然大家应该和我有同感。我们最好去叫警察。我去找苏格兰场，碰巧我在那里有熟人，他是一个副厅长。”

他总是有熟人，总护士长心想。她感觉有必要反对他。震惊之余，她未免有点生气，火气没来由地全冲着他去了。她平静地说：“要叫的是地方警察，我认为该由医院秘书来干这件事。我这就去打内线电话叫哈德逊先生过来。如果有必要，他们会通知苏格兰场的。我看不出有什么必要现在就去找他们。这个决定应该由警察局局长来做，而不是我们。”

她小心地绕过蜷伏的罗尔芙小姐，朝墙上挂着的电话走去。首席导师仍然屈膝跪在地上。总护士长心想，她看起来倒像个维多利亚式情节剧中的人物。只见她双眼郁积着怒火，一张脸煞白，她那带皱边的帽子下，漆黑的头发有一点儿蓬乱，双手散发出一种气味。她将双手慢慢地翻转过来，用一种超然的、探究的兴趣察看着手上的血迹，似乎很难相信这些血是真实存在的。她说：“如果这真是一桩可疑的谋杀案，我们要不要把尸体搬开？”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用尖锐刺耳的声音说道：“我可不想搬动尸体。”

“可是我们不能就这样把她留在这儿！”吉尔瑞小姐带着哭腔抗议道。

外科大夫双眼瞪着她：“我亲爱的女士，这姑娘死了！她死了！尸体放在哪儿有什么要紧？反正她没有了感觉，一点也不知道。看在上帝的份上，别跟我来这一套关于死亡的多愁善感的话。有伤尊严的是我们都得死，而不是我们的尸体会怎么样。”

他粗鲁地转过身来，向窗户走去。吉尔瑞护士长动了一下，好像是要跟着他过去，却在近旁的一张椅子上坐了下来，然后像一头抽着鼻子的动物那样轻轻哭了起来。没有人注意她。罗尔芙护士长站直了身子，双手举在胸前，就像护士在手术室中的规范动作一样。她走到屋角的洗手池边，用胳膊肘轻轻推开水龙头洗手。一架壁挂式电话机前，总护士长拨通了一个五位数的电话号码。他们都听到了她平静的说话声。

“是医院秘书办公室吗？请找哈德逊先生，我是总护士长。”停了一会儿，她又说道：“早上好，哈德逊先生，我现在在南丁格尔大楼一楼的示范室。能否请你立刻过来一下？是的，非常紧急。恐怕发生了一件可怕、悲惨的事，需要你立刻给警察局打电话。不，最好不要在电话上讲，谢谢。”她将听筒搁了回去，平静地说：“他马上就过来。恐怕他也得把副主席给惊动过来，不巧的是马库斯先生此刻在以色列，但是应该首先通知警察局。现在我得上其他学生那里去。”

吉尔瑞护士长正力图控制自己的情绪。她用手帕大声地擤着鼻涕，然后将手帕放进制服的衣袋中，抬起一张弄脏了的脸。

“对不起，太令人震惊了，就是它，太可怕了，发生了这样一件恐怖的事情，让我失去了控制。这是我第一次带班！我就当着大家的面，眼睁睁地看着它发生。那些学生还坐在那儿，就发生了这么可怕的一场意外。”

“意外？护士长？”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从窗户旁边转过身，大步向她走过去，将他那公牛般的头颅靠近她的脑袋。他的声音刺耳，语气里透着一股轻蔑，一字一句将话直喷到她的脸上：“一场意外吗？你认为那有腐蚀性的毒药进入胃导管里是一场意外吗？或者一个头脑正常的女孩会选择那样一种特别可怕的方式去自杀吗？行了！行了！护士长，为什么不诚实一次呢？我们刚才看到的就是一场谋杀！”

第二章    在午夜悄然离世【2】

1

1月28日，佩尔斯护士死后的第16天，星期三，天已经很晚了，在南丁格尔大楼二楼的学生起居室内，达克尔斯护士正在给她母亲写信。她每周三写一次，每次总是准时写完，赶上星期三傍晚的那一趟邮轮。但是这一次她却打不起精神，定不下心来写这封信。她已经向脚边的废纸篓里扔了两个纸团，现在她又开始重写。

她坐在窗边双胞胎姐妹之一的书桌前，厚厚的窗帘正扫在她的左胳膊上，将阴湿的黑暗挡在窗外。她的前臂弯曲，护住了笔记本。在她对面，台灯灯光照在了玛德琳·戈达尔低着的头上。因为离得很近，达克尔斯护士能清楚地看见她头发缝间干净的白色头皮，能闻见洗发液里几乎难以觉察的消毒剂气味。戈达尔面前放着两本打开的课本，她正在做笔记。达克尔斯护士怀着一种怨恨的嫉妒心想，她总是那么聚精会神，不管是屋内还是屋外，没有什么东西能让她分神。令人钦佩、无忧无虑的戈达尔有信心将约翰·卡朋达期末考试最优成绩的金奖牌拿到手，最终将它别在她毫无瑕疵的围裙上。

达克尔斯护士被自己这种突如其来的、可耻的强烈敌意吓了一跳，她相信这种敌意一定已传达到了戈达尔身上，惊慌地将自己的目光从那低着的脑袋上收回，打量着房间四周。她在这所学校学习快三年了，对这个房间再熟悉不过，但她很少注意它在建筑和装修上的细节。今晚，她却以一种格外客观的眼光看待它，仿佛这房间与她，还有她的生活毫不相干。房间太大，谈不上舒适宜人，装修似乎使它有了一些奇特之处，年深月久，这些奇怪的东西便与房间融为一体了。它曾经必定是一间华丽的客厅，但是墙上已经很多年没有贴壁纸，现在只刷了油漆，已经破败不堪，据说要等有钱的时候再重新装修。装饰华丽的壁炉上面有大理石的雕刻，周围镶有一圈橡木，现在里面安放了一个巨大的煤气炉，样子古怪而丑陋，但效果很好。它咝咝作响，散发出的巨大热气甚至能送达房间的每一个黑暗角落。精致的红木桌靠在远处墙边，桌上胡乱放着一堆杂志，这张桌子好像就是约翰·卡朋达本人遗留下来的。但它已经被刮擦得失去了光泽，上面不断落下灰尘，却很少擦拭，桌面上一圈圈的花纹已是伤痕累累。在壁炉的左边，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一台现代的大电视机，这是医院好友团赠送的礼物。它的正对面是一张蒙着印花装饰布的巨大沙发，弹簧已经塌陷了，旁边还有一把扶手椅。其他的坐椅和医院门诊部的一样，但是现在由于太旧、太破败，连病人都不想去坐。发白的木扶手污秽不堪，彩色的乙烯塑料座板也已经变形，向下凹陷了，壁炉里的热气使它们发出难闻的气味。有一张椅子是空的，那张红色座板的椅子是佩尔斯护士以前总喜欢坐的。由于瞧不上其他人挤在沙发中的那股亲热劲儿，她宁愿坐在这张椅子上，与围在电视机前的那一群人稍稍分开，做出一副极不感兴趣的样子看着电视，仿佛她随时可以不看似的，这对她是一种乐趣。她偶尔也会将视线移向膝上的书本，好像看电视这种愚蠢的娱乐让她不堪忍受一般。达克尔斯护士心想，佩尔斯护士总是有一点不受欢迎，让人感到压抑。如果没有那个身材笔直、总是爱吹毛求疵的人在场，这间起居室的气氛就会更加放松一些、愉快一些。但是现在只剩下一把空着的椅子，凹陷的座板使它看起来更糟糕。达克尔斯护士但愿自己有勇气走过去，将这把椅子转过来，与那些围在电视机前的椅子摆在一起，然后若无其事地在那块下陷了的座板上坐下来，将那个让人压抑的阴影永远驱走。她不知道其他学生是否也有同感，又不能去问她们。你看那对双胞胎姐妹，在沙发的角落里挤成一团，正在看着陈旧的警匪片，难道她们就真的像她们表现出来的那样，深深地被电视吸引了吗？她们俩都在织厚厚的毛衣，这是她们冬天要穿的。她们的手指不停地织着，眼睛却盯着屏幕。还有法伦护士，她正懒洋洋地躺在扶手椅中，一条套着裤子的腿正漫不经心地搁在扶手上晃动。这是她休病假后第一天回到学校，她的脸看起来仍然有点苍白，也变尖了。她的心思就真的放在那个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主角身上吗？她呆呆地看着那个可笑的家伙，他戴着一顶高高的、镶着宽缎带的软毡帽，肩上垫着厚厚的衬垫，沙哑的声音时不时地伴着枪声响彻整个房间。又或者她对那张空着的红椅子、那下陷的座板，以及那被佩尔斯护士的手磨圆了的扶手也有一种病态的感受？

达克尔斯护士不禁打了个寒战。墙上的挂钟已经指向9点30分。屋外风声正起，今夜将狂风大作。从电视机难得有的安静间隙中，她能听见树枝发出的沙沙声和叹息声，能想象出树叶最后轻轻落在草地上和小径上的景象，这些会使得南丁格尔大楼陷入一片寂静和落寞之中，愈发显得孤寂。她强迫自己又拿起笔，真的必须写了！不久就是学生们就寝的时间了，她们一个个道过晚安后会离开，只留下她一个人勇敢地面对灯光昏暗的楼梯和远处黑暗的走廊。当然，约瑟芬·法伦还会留在这儿，她不看完所有的夜间电视节目是不会去睡觉的。看完电视后，她会独自一人上楼去准备她夜间喝的热威士忌兑柠檬水。人人都知道法伦这个不变的习惯。可是达克尔斯护士觉得不能独自面对法伦。从起居室到寝室的那一段可怕的路上，法伦是她最不愿意找的伴。

她又开始写信。

“妈妈，请不要为谋杀的事担心。”

她一看到纸上写的字，便知道这明明是不可能的，这让她受到打击。无论如何她得避免使用情绪化、血腥气的字眼。她又改写道：“妈妈，当你看到我下面写的事情时，请不要担心。真的没有必要。我十分安全和快乐，没有人真的相信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

这当然不是真实的。显然有一些人认为佩尔斯是被蓄意谋杀的，要不然警察为什么会在这里？认为毒药进入牛奶是源于意外，或者认为佩尔斯——这个敬畏上帝、谨小慎微、基本上还有点迟钝的佩尔斯——会选择这种特别痛苦的方式来结束自己的生命，这些想法都很可笑。她继续写：“当地刑事调查部的警察来过了，但是这几天他们不常来了。他们对我们学生很和善，我想他们没有怀疑任何人。可怜的佩尔斯没什么人缘，但是如果说这里有人要谋害她，那简直太荒谬了。”

那些警察真的待人和善吗？她不知道。他们当然行事规矩，非常有礼貌。他们说了许多安慰人的套话，强调与他们合作的重要性，说什么为了破解这起可怕的悲剧案子，一定要随时随地告诉他们实情，无论看到了多么细小、多么不重要的事情都不要隐瞒。他们没有一个人说话提高嗓门，没有一个人具有攻击性或恐吓性。可是他们全都让人害怕。他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出现，那种充满了自信、充满了阳刚之气的形象就像是示范室那扇上了锁的门，总是叫人想起那起悲剧事件而感到害怕。达克尔斯护士已经发现贝利检查员是他们中最让人害怕的。他是一个大个子，通红的满月脸，说起话来带着一种蛊惑人心的气势，拿出一副长辈般的态度对待你，这与他那像猪一样的冰冷眼睛形成鲜明的对照，使人看了不免心惊胆寒。他不断地盘问。她仍然记得那些没完没了的会议，必须有很强的意志力才能受得了那探究的盯视。

“我听说你是佩尔斯护士死后最为不安的人，也许她是你特别好的朋友？”

“不，不是这样的。不是特别好的朋友，我甚至都谈不上了解她。”

“哦，这就奇怪了！你们当同学将近三年，这样在一起亲密地生活、工作，我认为你们全都应该相互十分了解。”

她极力解释：“某些方面是这样，我们知道彼此的习惯。但是我真的不知道她是什么样的，我的意思是说，作为一个人的方面。”

这个回答未免有点愚蠢。对于一个人的了解，除了作为人的方面，你还能知道什么？而且她说的也不是实话，她了解佩尔斯，非常了解。

“你们在一起相处得好吗？有没有发生过争吵或是类似的事情？有没有过不愉快？”

一个奇怪的字眼，“不愉快”。她好像又看见那个怪异的人形，痛苦地、踉跄地向前挣扎，手指在空中乱抓，那根细小的管子将她的嘴撑开，就像一个伤口。不，从来没有过不愉快。

“那么其他学生呢？她们也和佩尔斯护士相处得很好吗？就你所知，你们之间有没有相互厌恶？”

厌恶，这真是一个愚蠢的词。它的反义词是什么？她不知道，或许是好感？我们之间只有好感，她想，佩尔斯的好感。她回答道：“据我所知她没有什么仇敌。如果真的有人不喜欢她，也不会去杀她。”

“你们全都这样说。但的确有人杀了她，不是吗？除非这毒药不是针对她来的，她只是碰巧扮演了病人。你知道法伦护士那晚生病了吗？”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问到了那次可怕示范的每一分钟里发生的事，也问到了卫生间里的消毒剂。那个被擦去了指纹的空瓶很快就在大楼后的树丛中被警察找到了。任何人都可以在那个一月的清晨隐身在黑暗中，从寝室或是卫生间的窗子把它扔出去。贝利也问了她从醒来后的那一刻起都做了些什么，以那种威吓的声音反复强调不得有所隐瞒、有所回避。

她不知道其他的学生是否也受到了惊吓。伯特双胞胎看来只是有点烦躁，表现得有点无可奈何。警察也只是偶尔传唤她们，她们服从的表示就是耸耸肩，不胜其烦地叫道：“哦，上帝，又来了！”戈达尔护士被传去询问时什么也没说，事后也什么都不说。法伦护士差不多也是什么都不说。听说她的情况稍好一些，能够见人时，贝利检查员便去病房找她谈了话。没有人知道那次谈话的情形，只是有人谣传说法伦承认罪案发生的那天清早回过南丁格尔大楼，但她拒绝说出这样做的原因。这倒像法伦的行事。此刻她已经回到了学校，但对佩尔斯的死只字不提。达克尔斯护士不知道她是否会提到它、什么时候提到它。她敏感地觉得每一个字眼里都潜藏着另一层含义，打起精神继续写信。

“那间示范室自从佩尔斯死后便再没有用过，但是一切还是老样子。只有一个学生离开了学校，那就是戴安娜·哈泼。佩尔斯死了两天后她父亲便来带她走了。警察似乎也不在意她离开。我们都认为她这样做有点傻，因为就要毕业了。但是她父亲并不想把她培养成一个护士，她正忙着准备结婚，所以我想她也不把做护士当回事。除了她之外再没有其他人打算离开。这里真的没有任何危险，所以，亲爱的妈妈，请别再为我担心，现在我跟你说说我们明天的计划。”

写到这里就没有必要再打草稿了，下面写起来很容易。她将写好的部分看了一遍，决定就这样了。她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接着写余下的部分。她要赶在电视播完，双胞胎放下手中的毛线活去睡觉之前写完这封信。

她飞快地、潦草地继续写着，半个小时后，信写完了。看到电视里的大屠杀已经结束，大家都在拥抱言和，她长舒了一口气。与此同时，戈达尔护士取下她看书时戴的眼镜，抬起头，合上了书。门打开了，进来的是朱丽亚·帕多。

“我回来了，”她宣布，打了个哈欠，“真是一部糟透了的片子！有人要沏茶吗？”没有人回答，只有双胞胎将她们的编织针插进毛线球，顺手把电视机关上，和她一起走到门边。帕多如果发现有人也要沏茶，是绝不会自己动手干的，而双胞胎通常也就帮她沏上一杯。达克尔斯护士随着她们一起走出起居室时，回头看见法伦那一言不发、一动不动的身影独自和玛德琳·戈达尔留在一起。她突然有一种冲动，想对法伦说欢迎回到学校，问候她的健康，或者只是简单地道个晚安。但是话卡在了喉咙里，冲动一闪而过。她关上门，最后看见的就是法伦那苍白而独特的脸——她眼神茫然地盯着电视机，仿佛不知道屏幕上已经什么都没有了。

2

在医院里，时间的记录和衡量是按照各种不同的用途进行的。计算脉搏、血液或血浆的滴数计时用秒，记录心脏停止跳动的时间用分钟，记录人的体温起伏的图表和进行手术时间的长短都用小时。1月28日和29日的事件终于被记录在案时，约翰·卡朋达医院的各当事人几乎都清楚知道那个特定时刻自己在什么地方、在干什么。他们也许选择不说真话，但他们一定知道事实的真相。

这是一个狂暴且变化不定的暴风雨之夜，狂风的力量甚至方向都时时在变化。22点时只不过是在榆树林中响起呜咽般的声音，一小时后突然升高为狂怒的渐强音。南丁格尔大楼周围高大的榆树在狂风的猛攻下被折断，发出咔嚓声，风在榆树丛中的呼啸就像魔鬼发出的狂笑。废弃的小路上，一堆堆饱浸着雨水的枯树叶本来是在缓缓移动，现在被撕裂成一块块，被狂暴的旋风刮起，升入空中，就像发狂的昆虫一样纷纷贴在黑色的树干上。医院顶楼的手术室内，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面对紧急情况表现出了沉着和冷静。他嘟囔着对助理专科住院大夫说，真是一个狂风暴雨之夜呀！然后便低下头再一次陷入沉思，想着如何解决这个外科手术难题：伤口的边缘在收缩，中间正在不断地抽动。在楼下的病房里，灯光昏暗，寂静无声，病人们在睡梦中咕哝着，翻着身，仿佛也意识到外面风正紧、雨正狂。放射室的工作人员从家里被叫出来，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病人紧急拍片。完成后她将仪器重新盖上，把电灯关掉，心里想着不知她的小汽车在路上是不是会打滑。夜间护士悄无声息地在病床之间穿行，检查窗户，把窗帘拉得更紧，仿佛要把一些恐怖关在窗外。大门处的值班人在椅子里不安地扭动，然后站起来，活动一下他那冻僵了的腿，又在炉子里加了两块煤。他想到自己那间单独隔开的小屋子里去暖和一下。狂风每袭来一次，小屋子仿佛都要震动一下。

将近午夜时分，暴风雨减弱了，它似乎也意识到了诡异的时刻就要来临。这是一个死亡之夜，在这样的夜晚，人的心跳极慢，垂死的病人最容易坠入最后的解脱。最初是五分钟可怕的沉默，接着便是一种柔弱的、有韵律的呜咽声，风猛扑一下，又突然停止，在树丛中叹息，仿佛由于自己的暴怒而耗尽了力量。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做完了手术，脱下手套向更衣室走去。他一脱下手术服就从墙上取下电话打给南丁格尔大楼的护士室，要负责单人病房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回到病房来照料他的病人，在病人第一个小时的危险期加以监护。看到风已经停了，他很高兴——她可以独自穿过院子，就像从前她曾无数次接到他的电话后过来一样。现在他不必开车去接她了。

不到五分钟，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便坚定而缓慢地走在了树丛中。她的斗篷包裹在身上，就像一面旗子抽打着旗杆。她把斗篷的兜帽拉上，盖住了带褶边的护士帽。在这暴风雨短暂停息的间隙，周围出奇的宁静。她默默地走在浸透了雨水的草地上。通过厚厚的鞋跟，她能感到泥土饱吸雨水后的黏性。时不时有一根被狂风吹折的细树枝，挣脱了它与树干的最后一丝羁绊，嚓的一声，不经意地轻轻落在她的脚下。她把单人病房的一切安排好，然后帮助三年级的实习护士铺垫术后病人的病床，架好打点滴的支架，这时风声又起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将心思全放在工作中，没有再注意窗外的风暴。

0点30分刚过，正门处值夜班的门房阿尔伯特·柯尔盖特正对着晚报打瞌睡，忽然被一束横扫过门房窗户的灯光和一阵汽车的引擎声给惊醒。他想，这一定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那辆奔驰车，看来手术做完了。他以为汽车会从大门开出去，可是它却停了下来，响起了两声傲慢无礼的喇叭声。门房嘴里嘟囔着，将双手插进上衣口袋，走出门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下车窗，在风声中喊道：“我刚才想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可是有一棵大树横躺在路上，我想最好把这件事报告一下，赶快去竖个警示牌。”

门房把头伸进车窗，迎面扑来一阵昂贵雪茄的烟味和剃须膏、皮革的气味。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连忙往后微微缩了一下，以避开门房过于靠近的脸。门房说：“那一定是棵老榆树，先生。我明天一早就去报告这件事，今晚可不行，先生，这么大的风雨。”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摇起车窗，柯尔盖特立刻把头缩了回来。

外科大夫说：“今晚倒不必了，我已经在树枝上系上了我的白围巾。我不知道今晚是不是会有人走那条路。如果有，他们会看见那条围巾的。但是如果有人从你这里进去，你可以提醒他们一下。晚安，柯尔盖特。”

车身巨大的汽车嗡的一声开出了大门，柯尔盖特也走回了门房。他看了下壁炉上方的挂钟，公事公办地在他的本子上做了如下的记录：“0点32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报告一棵树倒在了通往温彻斯特路的路上。”

他重新坐下，拿起报纸正要看，突然想起来有点奇怪，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怎么会想要从温彻斯特路出去呢？那可不是他回家最近的路，他很少走那条路，一向都是从正门进出的。柯尔盖特推测他可能有温彻斯特路大门的钥匙。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有这家医院大多数地方的钥匙，但这还是有点怪。

将近2点时，南丁格尔大楼宁静的三楼，莫琳·伯特在睡梦中微微动了动，噘起湿润的嘴唇，语无伦次地嘟囔了些什么，醒来了。她感觉有点不舒服，便想起上床前喝了三杯茶，比平时多了两杯。她又躺了一会儿，睡意朦胧中还是感觉到了暴风雨的咆哮。她想再次设法入睡，但心中还是不踏实，直到终于对身体的不适忍无可忍，便去摸床头灯的开关。灯瞬间亮了一下，又灭了，这一下让她完全清醒了。她用脚摸索着找到了拖鞋，又将睡衣披在肩上，趿着鞋来到了走廊。当她轻轻地将身后的房门关上时，突然刮过一阵风，将走廊远处窗户上的窗帘翻卷起来。她走过去关上窗户，透过颤抖的树枝在窗玻璃上跳动的阴影，整个医院大楼就像一艘在暴风雨中抛锚的巨大船只，病房的窗户透出昏黄的灯光，而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则是那些明晃晃的垂直灯管，上面的字是“护士长办公室”和“病室厨房”。她小心地关上窗户，带着睡意摇摇晃晃地摸着通道走进厕所，一分钟后她走了出来，又走进走廊，停下脚步，让眼睛习惯一下黑暗。楼梯上面模糊的阴影中，有一个更深的阴影独自向前移动，能看出是一个披着斗篷、戴着帽兜的身形。莫琳不是神经质的女孩，她在困倦中只是吃惊地意识到还有其他人也醒了，在四处走动。她立即认出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眼镜后面那两只有穿透力的眼睛在黑暗中直盯着她，护士长的声音出人意料的尖厉。

“你是伯特双胞胎之一，是吗？你在这里干什么？还有谁起来了吗？”

“没有，护士长，至少我觉得没有，我刚刚去了卫生间。”

“啊，知道了，只要大家都没事就好，我想暴风雨也许会吵醒你们。我刚从病房回来。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一个病人发了病，需要进行紧急手术。”

“是的，护士长。”伯特护士说，心里不知道她还要对自己说什么。她觉得奇怪，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居然不嫌麻烦地对一个实习护士解释自己为什么出现在这里。当护士长把她的长斗篷裹得更紧一些，脚步沉重地沿着走廊急匆匆向远处的楼梯走去时，莫琳有点茫然地看着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间在楼上，在总护士长的套间隔壁。她走到楼梯跟前的时候，转过身来似乎有话要说，正在这时，雪莉·伯特的房门慢慢地打开了，一个蓬着红头发的脑袋探了出来。

“怎么不睡？”雪莉睡意朦胧地问。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向她们走来。

“没事，我刚回来，正要去睡。刚从病房回来。莫琳是起来去上卫生间，没什么好担心的。”

雪莉一点也没有表现出担心或者之前曾经担心过的样子。她一路小跑着来到楼梯平台处，将睡袍裹紧，有点得意地说：“莫琳起来的时候我也醒了，我们从小就是这样。不信你去问问妈妈！”她带着一点睡意，走起路来还不太稳，对于家族的这点神通感到很得意。她关上了身后的房门，那股神气表明，既然她起来了，就待到天亮。

“这种刮大风的天气，再脱掉衣服睡是没有用的。我去沏点可可茶，要不要也给你来一杯，护士长？它会让你很快入睡的。”

“不用了，谢谢，我想我很容易睡着。你们尽量小点声，不要把别人吵醒了，别冻着了。”她又转身向楼梯走去。莫琳说：“法伦也醒了，她的床头灯亮着呢。”

她们三个都向走廊看过去，看见法伦房间的锁眼里透出一线灯光，穿过黑暗在对面布轴式的镶板上照出一小圈光晕。

雪莉说：“我们也给她带一杯，她大概醒了在看书。来吧，莫琳。晚安，护士长！”

她们一起拖着脚步，沿着走廊来到尽头的小杂物间内，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直在身后镇定地注视着她们。一秒钟后，她板起脸，毫无表情地转向楼梯，上楼向她的房间走去。

就在一小时后，整座南丁格尔大楼无人听到，也无人看到，暖房一块早已松动的窗玻璃不时地发出嘎嘎声，最终掉了下去，落在屋内的拼花地板上，摔得粉碎。风从那个窗户洞里穿过，就像一头猎食的野兽。冷风将柳条桌上的杂志吹得沙沙作响，又吹起棕榈树的叶子，轻轻摇摆蕨树的叶子，最后刮到了植物架子下方一个长长的白色食橱上。早在傍晚时分，橱门就被一个不顾一切的、急匆匆的访客打开过了，这个人已经将手伸入过小橱的深处。这扇门一整夜就这样敞开着，挂在它的铰链上一动不动，但是此刻风将它吹得轻轻摇摆起来，一开一合地晃着。它终于仿佛是玩累了，发出一声轻轻的闷响，断然地关上了。

南丁格尔大楼屋檐下的一切生灵全都入梦了。

3

达克尔斯护士被床头的闹钟声惊醒。钟面上微弱的荧光显示出6点15分。此时即使把窗帘拉开，室内仍然是一片黑暗。她知道射过来的那一片昏黄的亮光不是来自屋内，而是远处医院的灯光，医院夜间值班人员正在分发第一轮早茶。她又躺了一会儿，让自己慢慢醒过来，开始感受新的一天。昨夜尽管有暴风雨，她也曾醒过来几分钟，但总体而言还是睡得不错。她不禁感到一阵高兴，觉得有信心面对这一天。昨天晚上以及前几个星期凄惨、恐惧的心情似乎已经一扫而光，现在看来这只不过是由于过度疲劳和一时的压抑造成的。自从佩尔斯死了以后，她好比穿过了一个凄惨且毫无安全感的黑洞，而今天早晨，像发生了奇迹一样，她从那个黑洞中走了出来，重见光明。今天就像是孩提时代圣诞节的早晨；就像是回家过暑假的第一天；就像是热病刚过，一觉醒来，心情舒畅地看到妈妈就在身边——病后初愈，所有的抚慰都在前面等着呢。她又回到了熟悉的日常生活中。

明朗的一天在她面前展开，她想了想这一天里的期望和快乐。上午会有一堂药物学课，这很重要。她的药物学课程一直学得不好。喝过咖啡之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会给三年级学生上外科讨论课。像他这样一个杰出的外科大夫会不嫌麻烦地来为实习护士上课，这对她们来说真是莫大的荣幸。她有点怕他，特别害怕他那时不时发出的尖锐提问。但是今天上午她会很勇敢、很自信地站起来发言。下午医院的汽车会将她们送到当地的妇幼保健医院观看权威医务人员的实际工作。这对于将来想要当一名地区护士的人来说也很重要。她躺了几分钟，将这个令人满意的安排想过了一遍之后便起床了。她摸索到拖鞋，将脚伸了进去，穿上廉价的睡袍，沿着过道向学生杂物间走去。

每天早上7点整，都会有一名女佣叫南丁格尔的实习护士们起床，但是大多数学生在病房实习时已经习惯了早起。她们都将闹钟设在6点30分，给自己留出喝早茶和闲聊的时间。到得早的人已经来了。小屋通明透亮，气氛像家庭般温馨，里面总是散发出茶叶、沸腾的牛奶和消毒剂的气味。令人高兴的是一切都显得很正常。伯特双胞胎在那儿，由于睡意未消，脸部有点松松垮垮的，她们俩都裹着一件肥大的红色睡袍。莫琳带着一个手提式无线电收音机，调到了二台，正在跟着BBC早间音乐的切分音轻轻地扭肩摆臀。另一个伯特往托盘里摆上了两个大茶杯，正从饼干筒里搜寻饼干。另外在场的一个学生是玛德琳·戈达尔。她穿着一件老式的朴素睡袍，手里拿着茶壶，眼睛望着烧水壶，正等着第一股水蒸气冒出来。达克尔斯护士今天心情好，精神放松，本想将她们全都紧紧地抱住的。

“今天早上法伦在哪儿？”玛德琳·戈达尔有点懒懒地问。

法伦护士出了名的起得晚，但她通常总是第一个来沏茶，沏好茶后，便把茶端回去，躺在床上慢慢享受，这是她的习惯。她会一直赖在床上，直到最后时刻，但早餐时她会准时露面。然而今天早上，她个人专用的茶壶和配套的茶杯、茶碟仍然搁在食橱架子上，放在她那装中国茶叶的茶叶罐旁边。法伦喜欢喝这种褐色的发酵茶，也认为搭配着整套茶具饮茶更能为一天的学习和工作提神。

“我去叫她吧。”达克尔斯护士连忙说，她很高兴能帮点忙，渴望着做点好事来庆祝自己终于从前几个星期的紧张情绪中解放了出来。

“等一会儿，你可以从我的茶壶里给她倒一杯茶去。”莫琳说。

“她不喜欢喝印度茶。我去看看她醒了没有，跟她说水已经烧开了。”

有一刻达克尔斯护士想要为法伦沏杯茶，但是冲动马上就消失了，倒不是法伦为人不可捉摸、性格多变。有的人不喜欢用别人的东西，也不愿意别人动她个人用的东西。法伦的东西不多，但都比较贵、比较精致，是经过精心挑选的，充分显示了她的个性，也显得有点神圣不可侵犯。

达克尔斯护士沿着通道几乎是跑着来到法伦的房间。门没有锁，这倒不叫她奇怪。几年前有个学生夜里病了，因为太虚弱，竟然不能爬过房间去打开房门的锁。从那以后，便有了一条规定，禁止女孩子们夜里将自己锁在房间里。自从佩尔斯死后，有一两个人还是把门锁上了，如果护士长们起了疑心，她们也不说什么。或许她们自己夜里睡觉也上锁，觉得这样才睡得更安稳些。但是法伦没有怕过。

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床头灯还亮着，但被调暗了，只有一道微光照在远处的墙上，使床笼罩在阴影中。枕头上有一缕黑发。达克尔斯摸着墙壁去找电灯开关。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轻轻地按了下去，仿佛这样会使灯光轻柔地、慢慢地亮起来，照亮房间，免得法伦被强烈的灯光惊醒。房间被照亮了，没想到灯光这么刺眼，她眨了眨眼睛，然后轻轻地走到床前。她没有惊叫，也没有昏倒。她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朝下看了一会儿法伦的身体，微微地笑了笑，似乎很吃惊。她毫不怀疑法伦死了。法伦的双眼睁得大大的，但是冰冷无神，就像是死鱼的眼睛。达克尔斯护士弯下身来，直盯着它们，仿佛希望它们重新变得明亮起来，或者只是徒劳地在她眼中寻找一抹自己的影像。然后她慢慢地转过身来，关掉了电灯，将房门从身后关上，离开了房间。她像梦游一样沿着过道摇摇晃晃地走着，双手扶墙，稳住自己的身体。

一开始，学生们没有注意到她的归来，然后三双眼睛突然盯住她，三个人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脸上表现出疑惑不解的神情，仿佛在问：“怎么啦？”达克尔斯倚在门柱上，张开了嘴，却没有说话。她的喉咙似乎出了什么问题，整个下颌在不住地发抖，舌头粘在了口腔上，双眼却在向她们恳求。她们盯着她看了半天。声音终于从她的口腔中发出时，却显得异常平静，只是微微有点吃惊：“是法伦，她死了。”

她就像一个刚从睡梦中醒来的人一样微笑着，极为耐心地解释：“有人谋杀了法伦。”

房间里面空了，她一点也没意识到她们已经一齐冲向走廊，只留下她一个人。水壶尖叫起来，壶盖在水蒸气的冲击下扑扑地响着。她小心地关上煤气开关，皱着眉想心事。然后她慢慢地，就像一个被赋予了重大任务的孩子一样，拿下了茶叶罐、那个精致的茶壶，以及配套的茶杯和茶碟，轻轻哼着歌，开始为法伦准备早茶。

第三章    大楼里的陌生人

1

“病理学家来了，先生。”

一位刑警将他那一头短发的脑袋伸进房门，向房内看了一圈，抬起了眉毛，表示疑问。

亚当·达格利什警司正在仔细检查死亡女孩的衣服，听到声音转过身来，他那6英尺2英寸高的身躯极不舒服地挤在床脚和衣柜门之间。他看了眼表，10点08分。迈尔斯·赫里曼先生总是来得很快。

“好吧，费宁，劳驾他再等一会儿，好吗？只要一分钟，我们这里就完事了，然后才能让一个人出去，腾出地方让他进来。”

伸进来的头又缩回去了。达格利什先生关上衣柜的门，费力地从衣柜门和床脚之间挤出来。这里肯定再也没有地方能容得下第四个人了。指纹专家高大的身躯占据了床头桌和窗户之间的空隙，身子几乎弯成一只虾米，右手正在仔细地将木炭粉刷上一个威士忌酒瓶的表面，左手则捏住瓶塞旋转着。瓶子旁边有一个玻璃杯，上面有着女孩清晰可见的指印和其他痕迹。

“有什么发现吗？”达格利什问。

指纹专家停了一下，又仔细地看了看。“一套完整的指纹印出来了，先生，都是这女孩的，没发现其他痕迹。看来这个卖酒的家伙习惯在包装之前先擦一遍酒瓶。我们来看看酒杯上有什么，那会很有趣。”

他向酒杯瞥了一眼，提防着别人去动它。酒杯从女孩的手中落下，轻轻地悬吊在在床罩垂下的一角内。要等到拍完最后一张照片，他才能开始做检查。

他又弯下身来继续检查酒瓶。他身后苏格兰场的摄影师设法将照相机和三脚架放到右边的床腿处，达格利什注意到那是一架新的荷兰康宝相机。咔嗒一声，闪光灯亮过，死去女孩的影像向他们扑来，悬在空中，落在达格利什的视网膜上。它的颜色和形状渐渐显现出来，在那个冷酷的瞬间闪光中扭曲。长长的黑头发在白枕头的映衬下变成了一顶乱糟糟的假发；呆滞的双眼就是两个向外凸出的大理石珠子，好像正在发生的尸僵要把它们从眼窝里挤出来；皮肤又白又光滑，仿佛在拒绝人的触摸，看上去像是一层人造聚乙烯塑料膜一样，坚韧而不可渗透，整具尸体像一个怪异的玩偶，被随意地扔在枕头上。达格利什眨眨眼睛，抹去这个巫术般的影像，再次看着她时，她又变成了一个躺在床上的死女孩，不折不扣地死了。那个扭曲的形象又一次向他跳过来，僵直地浮在空中。这时摄影师用一架宝丽莱一次成像照相机拍了两张照片，给了达格利什，这才是他需要的。然后他们的工作便结束了。“这是最后一张，完事了，先生。”摄影师说，“我这就让迈尔斯先生进来。”他把头朝门转过去。指纹专家满意地嘟囔着，用一把镊子从床罩中小心地举起那个酒杯，将它放在威士忌酒瓶旁边。

迈尔斯先生刚才一定是在楼梯平台那里等着，现在一路小跑着朝这里来了。他身材圆胖，硕大的脑袋上长着黑色的卷发，一双热情的眼睛小而亮，给人一种亲切、随和的印象。他随身带有一股音乐厅里的愉快气氛，还总是发出一种淡淡的汗酸味。让他等这么久他也并没有不高兴。对于迈尔斯先生，你可以把他当作一个天赋异禀的法医病理学家，或是一个业余的江湖游医，随便你怎么看，都不会使他动怒。他的名声很响，最近还被晋封了爵士，可能原因就在于他坚持一个原则——不管他人地位多么低贱，决不随便得罪。他向就要走的摄影师和指纹专家打招呼，就像他们是老朋友一样，还直呼达格利什的教名，但是这些礼数他都做得很敷衍。他挪动着身躯挨近床边时，就像中了魔一样，已经全神贯注，无暇他顾了。

达格利什看不起他，将他看作一个食尸鬼，但是又承认很难找出一个不喜欢他的合理解释。在一个构造完美的世界里，有恋足癖的人无疑应该成为足病大夫，有恋发癖的人应该成为理发师，当然食尸鬼就会成为病理解剖学家。但奇怪的是，这样的人却为数不多。迈尔斯先生对他人的暗讽从来都是坦然以对。他总是带着一种热情——甚至是快乐——去接触每一具刚刚过世的尸体，他那些以死亡为题的笑话传遍了半个伦敦城的大小餐馆。他是一个死亡专家，显然很热爱自己的工作。达格利什意识到自己对他的厌恶，便尽量避免与他来往，也毫不掩饰这种厌恶，但迈尔斯先生丝毫不以为意。他自视甚高，也就没有想到人家会不喜欢他，这种以为别人都会喜欢自己的天真反倒使他具有了一种魅力。对于他的想法、他公开承认的追求以及他那些不负责任的言论，很多同事都深感遗憾，可是就连这些人也发现自己并没有像原先认为的那样讨厌他。据说女人们发现他很有魅力，或许他身上有一种病态的吸引力。很显然他是个有感染力和幽默感的人。这种人必定认为这个世界既然有了他们，就一定是个可爱的乐园。

他总是喜欢俯身在一具尸体上，嘀咕着表示不耐烦。他现在正是这样，用他那短而粗的手指，故作好奇、装腔作势地扯下那张床单。达格利什走到窗前眺望，透过树枝的间隙，他看见远处的医院仍然亮着灯，闪烁的灯光使它看起来就像是一座悬在空中的虚幻宫殿。他听见床单发出轻微的窸窣声。迈尔斯先生现在只能做初步的检查。只要一想到他正在用粗短的手指偷偷插进尸体上那些柔软的孔洞，任何人都会祈祷自己能够在床上安静地死去。真正的解剖工作要等到了太平间的尸台上才能进行，在那里，约瑟芬·法伦的尸体会被放在一个铝制的水槽上，水槽附有阴冷的排水暗沟。在那上面将对法伦进行系统的肢解，以法律的名义，或者以科学的名义，或者只是出于好奇，或者任何你愿意用的借口。事后，迈尔斯先生在太平间的助手就会将尸体再缝起来，赚几个基尼【3】，使它看起来稍稍体面一些，以免家人看见了过于悲伤——如果它有家人的话。他不知道法伦是否有法定的悲悼者，如果有的话，他们又是谁。表面上看来，她的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没有照片，没有信件——能表明她和世上的活人有任何紧密的联系。

当迈尔斯先生正满头大汗咕哝着什么的时候，达格利什再次将整个房间扫视了一遍，只是小心避开了病理学家，不去看他。他知道自己这种吹毛求疵没有什么道理，也感到有点不好意思。并不是验尸让他不安，而是刚才还是温暖的女性身体现在却要遭受这种不带个人情感的检查，这一点使他难以忍受。几个小时以前，她还具有知道羞怯的能力，还可以自己挑选大夫，还有权拒绝这双白得不自然的、热衷于探索的手。几个小时以前她还是活人，而现在她只是一堆死肉。

这是一个不愿受到任何打扰的女人的房间。房间里有必需的生活用品和几件经过仔细挑选的装饰品。看来她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都一一开列了细目，买这些东西时也不吝惜金钱，但精打细算，绝不浪费。他想，铺在床前的小地毯应该不是医院管理委员会提供的那种。房中只有一幅画，是一幅水彩画的原作——罗伯特·希尔斯的一幅美丽、迷人的风景画，它正好挂在光照效果最佳的地方。窗台上唯一的小摆设是一座斯塔福特郡出品的陶瓷塑像——约翰·卫斯理在布道坛上宣教。达格利什将它拿在手中仔细打量，它十分完美，是一件收藏品。此外再没有一件哪怕是很小的用品——那种住在学校里的人会经常买来给自己提供舒适和安全的东西。

他走到立在床边的书橱旁，又检查了一次书籍，它们也是经过主人挑选的，从中可以透露出一点主人的心境。其中收藏了一些现代诗集，他自己的新作也在里面。一整套简·奥斯汀的小说，已经看得很旧了，但是用印度纸印制，皮革装订的；几本哲学书，是属于对学者和普通大众都有吸引力的那类，在这两者之间做了很到位的平衡；大约有二十本平装现代小说，有格雷厄姆·格林、伊夫林·沃、康普顿-伯内特、哈特利、鲍威尔和卡里的作品。但大多数还是诗集。他看着这些诗，心想，我们有共同的爱好，如果我们见了面，应该有共同话题。“每一个人的死都使我悲伤”，当然，这是多恩博士的诗。在一个挤满了芸芸众生的世界中，为了吸引他人的注意，人们过度引用格言，这已成为一种时尚。而实际上，在这个世界采取不介入的态度，才是一种社会需要。但是有些死亡事件更具有使他人悲伤的威力。多年来他第一次意识到一种多余的感觉，一种个人的、不合理的失落感。

他向前走了一步。床脚边是一个带有抽屉柜的衣柜，普通木头做的新鲜玩意儿，真正的劣等货；如果有人刻意要设计出一个丑陋的东西，在面积最小的房间里占据最大的空间，那就是它了。抽屉柜的上面是一个梳妆台，安着一面小小的梳妆镜，在镜子前面摆着她的刷子和梳子，除此之外再没有其他东西了。

他打开左手边的小抽屉，里面放着她的化妆品。各种瓶瓶罐罐干净、整洁地排放在一个纸制小托盘内。里面的东西五花八门，有点出乎他的意料：清洁霜、纸巾、粉底、粉饼、眼影、睫毛膏。看来她对化妆十分讲究。但它们每种都只有一件，没有试用品，没有一时冲动买的东西，没有用了一半不再用的，也没有丢弃的空管子。在管盖周围还凝结着残存的化妆品。这些东西仿佛在说：“这就是适合我的，这就是我要的，不多也不少。”

他打开右手边的抽屉，里面只有一个蛇腹形铁丝网文件夹。每部分都贴了目录。他用手指翻了翻里面的东西：一张出生证，一张受洗证，一本邮局存折，她的私人律师的姓名和地址。没有私人信件。他把文件夹塞到臂弯下。

达格利什走到衣柜前，再次检查起所有的衣服来。三条宽松裤，羊绒的无袖套领罩衫，一件鲜红色花呢冬大衣，四条裁剪考究、质量上乘的羊毛套裙。对于一个实习护士来说，这些衣服有点太昂贵了。

他听到迈尔斯发出最后一声咕哝表示了他的满意，便转过身来。病理学家站直了身子，正在脱橡皮手套。橡皮手套很薄，他就像在撕掉自己手上的皮一样。迈尔斯说：

“她大约死了十个小时了。我主要是从直肠的温度和下肢的僵硬程度来判断的。但这只不过是一种推测，我亲爱的伙计。你知道这些东西也并不是完全确定的。我们要看一看胃容物，那也许会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目前，从临床表征来看，我得说她死于午夜前后一小时内。当然，从常识判断，当她饮下那杯临睡前喝的酒以后便死了。”

指纹专家将那个威士忌酒瓶和酒杯留在桌上，此刻正忙着去看门把手。迈尔斯先生便围着它们忙活上了。他没去碰酒杯，只是低下头，将鼻子凑近杯缘。

“威士忌，还有别的吗？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自己的，我亲爱的伙计，这就是我们一直在问自己的。第一，它不是腐蚀剂，这次也不是石碳酸。顺便说一句，我没有对那位姑娘做尸检，这件小事由瑞基·布莱克做，一件糟糕的差事。我猜你是在寻找这两起死亡案件的联系，对吧？”

达格利什说：“有这个可能性。”

“很有可能，很有可能。这看起来不像是正常死亡。但是我们要等毒理学检查的结果。然后我们也许要记住一些事，这里没有窒息死亡的迹象，也没有外部暴力留下的印记。顺便说一下，她怀孕了，大约三个月。我得说，我用了一种很好的触诊子宫检胎法。自从我做学生以来，还不曾发现过这个征兆，当然，尸检会证实这个的。”

他明亮的小眼睛在房间里搜索着：“很显然没有装毒药的容器，当然，如果是毒药的话。没有留下自杀的遗书吗？”

“那也不是确定的证据。”达格利什说。

“知道，知道。但是大多数人都会留下一封小小的‘情书’。他们喜欢讲故事，我亲爱的伙计，他们喜欢讲故事。对不起，太平间的运尸车来了，如果你不再需要的话，我就得把她带走了。”

“我完事了。”达格利什回答。

迈尔斯等着，看着运尸工人将担架抬到房间里，迅速而利落地将死者砰的一声放进担架。他以一种神经质的焦虑忙前忙后地吩咐他们。他就像一个专家，发现了一个特别好的样本，必须小心监督着别人将它安全运输。真是奇怪，那堆毫无生气的骨头和僵硬的肌肉，生前曾经受到特别小心的照顾，如今一搬走，竟会使得这个房间如此的空寂和凄凉。达格利什以前看到尸体被运走时也曾注意到这一点。这个场面就像一个空空的舞台，道具被随意丢弃，失去了它们演戏时的意义，只剩下一个被吸干了一切的空间。刚死的人都有他们独特的神秘魔力，人们当着他们的面说话时都压低了声音，这是不无道理的。但是现在，她已经被搬走了。他留在这间房子里也没什么事可做，就让指纹专家留下来，继续对他的新发现拍照和做分析，自己走到过道里去了。

2

已经是上午11点了，走廊里仍然很暗，尽头有一扇窗户，从拉开的窗帘望出去，只见一片朦朦胧胧。墙上有三个装了沙子的红色消防桶和一个锥形灭火器，在雕花橡木镶板的映衬下闪闪发光。达格利什一开始只能分辨出它们的形状和颜色。承托这些消防桶和灭火器的铁环被野蛮地钉入板墙，旁边是一排雅致的灯饰，从背后的黄铜四叶形装饰中伸展出来，使这铁环显得极不协调。这些灯饰原来显然是用来装煤气灯的，但是现在被粗暴地改装了电灯，这种改装既缺乏想象力也没有任何技巧。黄铜部件也不再擦拭，精美的、弯曲成花瓣状的玻璃灯罩有的不见了，有的打破了。每一簇花瓣状的灯上都有一个单独的插座，可笑地接上了一个污秽的低瓦数灯泡，昏黄的灯光将阴影投射在地板上，照出一片模糊的幽暗。除了走廊尽头的那扇小窗子之外，几乎没有什么自然光。楼梯天井上方巨大的玻璃窗上是一幅拉斐尔前派的代表作，灰黄的玻璃上表现的是亚当和夏娃被逐出伊甸园的场景，几乎很难有采光的功效。

达格利什看了看与死者房间相邻的两间房。一间没住人，床上光光的，衣柜门开着，所有的抽屉全都拉了出来，里面用新的报纸垫过，像在表明这里的确无人居住。另一间有人住，看起来主人是匆忙离开的，床上的被子随意地掀开着，床边的地毯也卷起了一角。床头桌上放着一小堆课本，他随手拿起一本，翻到扉页，上面有“克里斯汀·达克尔斯”的签名。看来这就是那个发现死者的女孩的房间了。他检查了一下两间房之间的隔墙。墙很轻、很薄，是一种上了漆的硬质纤维板做成的隔墙，用手一敲便抖动起来，发出一种沉闷的声音。他不知道达克尔斯护士夜里是否听见了什么。除非约瑟芬·法伦是突然死亡，死得无声无息，否则一定会有她痛苦的声音穿透这个根本不隔音的隔板。他急于要和达克尔斯护士面谈。他听说她之前受到惊吓，没有恢复过来，此刻正在护士的病房里。惊吓也许是真的，但即使她没有受惊吓，他也无法找她谈话。达克尔斯护士此刻正受到大夫们的有效保护，他们不让任何警察去询问她。

他又向前一路探查下去。在护士们的卧室对面是一排小浴室和盥洗间，它们是从一个大的四方形衣帽间接出来的，里面有四个浴盆，都挂着浴帘。每一个洗浴隔间里都有一个带有框格的小窗，上面镶着不透明的毛玻璃，安装的时候费了一番功夫，但现在打开它一点也不难。从窗户可以看到房子的后面及侧翼，每一个侧翼的下面都有一条砖砌的回廊，它们极不协调地从主楼延伸出来。看来建筑师已经用尽了哥特复兴式和巴洛克式的各种建筑风格，决心要采用更具沉思精神、更受基督教影响的建筑样式。回廊之间的庭院里，月桂树丛长得很高，由于无人修剪，它们长得异常茂盛，挨近了大楼，有些树枝几乎擦着下面的玻璃窗。达格利什看见几个模糊的身影正在树丛中搜索着什么，还能听见轻微的嘟囔声。那个装有杀死希瑟·佩尔斯的消毒剂的瓶子就是在这些树丛中发现的。很有可能第二个容器——里面装的东西同样致命——也会在午夜时分从同一扇窗子里被扔出来。浴室搁板架上有一把指甲刷，达格利什拿起它，从窗户里抛出去，它在空中划了一个大大的弧形，落进了树丛。他既看不见也听不见它的下落，只见一张欢快的脸从分开的树枝中出现了，一只手挥舞着和他打招呼，然后两个正在搜寻的警察又俯身消失在了矮树丛中。

接下来他沿着过道向走廊尽头的护士杂物间走去，发现马斯特森警官和罗尔芙护士长都在那里。他们正在查看面前工作台上一堆五花八门的东西，看起来倒像是正在玩记忆游戏。他们眼前放着两个挤干了汁的柠檬、一碗粒状的白糖、一大堆装了凉茶的各式有柄茶杯——茶水的表面起了皱，杯里还有茶渍——一把伍斯特产的精致茶壶，以及与之配套的茶杯、茶碟和牛奶壶。另外还有一张揉皱了的白色包装薄纸，上面印着“希瑟菲尔德，乔治大街149号斯卡恩索普酒类商店”，以及一张字迹潦草的手写收据，已经被抚平了，用两个茶叶罐压着。

“她昨天上午买的威士忌，先生，”马斯特森说，“幸运的是斯卡恩索普先生向来小心保存收据。这是账单，那是包装纸，由此看来，昨天她上床去睡之前就已经打开了瓶盖。”

达格利什问：“酒买来后放在哪里？”

这次是罗尔芙护士长回答的：“法伦向来将她的威士忌放在自己的房间里。”

马斯特森笑起来：“这不奇怪，这种酒光是瓶子就几乎值三英镑呢。”

罗尔芙护士长不屑地看着他：“我不觉得法伦会将这样的事挂在心上，她不是那种在意酒瓶子的人。”

“她花钱大方吗？”达格利什问。

“不，她只是不把钱当回事罢了。她之所以把威士忌放在房间里，是因为总护士长要求她那么做。”

但是她昨天却把它带到了这里，来调制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酒，达格利什心想，一边用手指轻轻搅动了一下白糖。

罗尔芙护士长说：“糖没有问题，学生们告诉我，她们沏早茶时都用了它。至少伯特双胞胎还喝了自己沏的早茶。”

“我们要把这白糖和柠檬一起送去实验室化验。”达格利什说。他拿起小茶壶上的盖子，看着里面。罗尔芙护士长回答了他心里未曾说出来的疑问，她说：“很显然，达克尔斯护士就是用它沏的早茶。这个茶壶当然是法伦的。再没有其他人会用伍斯特古瓷来喝早茶了。”

“达克尔斯护士是在发现法伦死了之前为她沏的茶吗？”

“不，是之后。我猜想那纯粹只是一个无意识的反应，她一定是吓坏了，毕竟刚刚看到法伦的尸体。她不可能会想到要用热茶去治尸僵吧？即使是最好的中国茶也没这种效果。你可能想见见达克尔斯，但是得等一会儿，此刻她在病房。我想这事已经有人告诉过你了。她那间病房在侧翼的单间病室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正在照看她。这就是现在我在这里的原因。像警察一样，我们医疗工作者这一行也是等级森严的，每当总护士长不在南丁格尔大楼时，按照等级，就由布鲁姆费特来接替。照说应该由她来好好接待你，而不是我。当然你应该听说了，泰勒小姐去阿姆斯特丹开会，现在已在回家的路上了。她没想到会叫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去参加这个会议，这是她的运气，起码医院工作人员当中有一个高级别的人有不在场证据。”

达格利什不止一次听人说起这件事，说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他所碰到的每一个人，都觉得有必要提到它，哪怕是三言两语也行，总要向他解释一下，或是表示抱歉。但罗尔芙护士长是第一个暗示这件事给泰勒小姐提供了一个不在场证据的人，至少是在法伦去世期间。

“其他的学生呢？”

“她们在楼下的小教室里，由我们的临床指导员吉尔瑞护士长给她们做个别辅导。我想她们看不进多少书，让她们活动活动会更好一些，但临时通知肯定来不及了。你要去那里看看她们吗？”

“不，以后吧，在佩尔斯护士去世的那间示范室里和她们见面。”

她瞥了他一眼，然后飞快地把眼睛转开，但还是让他捕捉到了她那吃惊的眼光，他认为那是表示不赞成。她原以为他会更敏感一些、更体贴一些。示范室自从佩尔斯护士去世后就没再用过了。第二场悲剧刚刚发生便在示范室接见学生，这会在她们的记忆中又增加新的恐怖。如果她们中有人神经易受刺激，这间教室就能起到这种刺激的作用。他就没想到用其他的房间吗？达格利什想，罗尔芙护士长和其他人一样，又想把凶手抓到，又只能用最为有教养的方式。他们想让凶手受到惩罚，但是这种惩罚又不能伤害其他人的感情。

达格利什问：“这个地方夜间是怎么锁的？”

“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吉尔瑞护士长每人负责一个星期。这个星期轮到吉尔瑞护士长了。护士长中只有我们三个是住在这里的。一过晚上11点钟我们就立刻给前门和厨房上闩、上锁。另有一扇小边门得从里面上闩，再上一把弹簧锁，如果有学生或工作人员不能按时进出，就给她一把那扇门的钥匙。另外就只有一扇门了，那是通向总护士长在四楼的套间的，她有一个专用楼梯，当然上的是她自己的锁。除此之外，就是防火安全门了，但它们一般都是从里面上锁的。要进这个地方不难。我想很少有学校像这样了。但就我所知，我们这里从来没发生过夜盗的事。顺便说一句，暖房里的一块玻璃掉下来了，好像副主席阿尔德曼·济里认为杀害法伦的凶手就是从那里进来的。他是一个了不起的人，对于生活中发生的所有麻烦事都能找到相当不错的解释。可是在我看来，那块玻璃似乎是被风吹下来的。当然你会有自己的看法，这毫无疑问。”

他想，她的话太多了，这是受了惊吓或紧张不安最常见的反应。话多的人最能为讯问的人员利用，到明天她就要为自己的多嘴瞧不起自己了。她会变得极不配合，很难从她嘴里再掏出话来。同时她泄漏的信息太多，有些连她自己都没有意识到。

那块打碎的玻璃当然得去看看，木窗框也得去查一查，看有没有人进去留下痕迹。但他觉得法伦护士的死不像是入侵者干的。他问：“昨晚有多少人睡在这儿？”

“布鲁姆费特、吉尔瑞和我。布鲁姆费特晚上出去了一段时间。我知道她是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叫去病房的。柯林斯小姐也在这儿，她是这里的女管家。这里有五个实习护士：达克尔斯、伯特双胞胎、戈达尔和帕多。法伦也睡在这儿，当然，如果法伦有睡的话。顺便说一下，她的床头灯整夜都亮着。夜里2点刚过，伯特双胞胎起来冲了可可茶，她们差一点也给法伦送去一杯。如果她们真的送了，你也许就会更清楚她的死亡时间。可是她们又想，她也许开着灯睡着了，即使看到可可，闻到了它的香味，被人叫醒也会使她不高兴。吃喝是这对双胞胎不变的爱好，但至少她们也长这么大了，知道不是人人都会有同一偏好，特别是法伦，也许她宁可一人待着，或者去睡觉，也不愿意被人打扰，起来喝可可茶。”

“我想见见伯特双胞胎。院子里的情况怎么样？院门夜里是开着的吗？”

“正门有一个门房值班，那里是不上锁的，因为怕会有救护车进出。门房会盯住每一个出入的人。南丁格尔大楼到医院后门比到正门要近得多，但我们通常不去那里，因为那条路灯光很暗，走起来有点吓人。此外，从后门出去便是温彻斯特路，那条路离市中心几乎有两英里远。冬夏季，一到黄昏，就由一个门房锁上后门，但是所有的护士长和总护士长都有那里的钥匙。”

“护士们要是回来晚了呢？”

“她们可以走正门沿着主路进来，主路绕医院一圈。有一条路穿过树林，要近得多，我们白天走，它大概只有200码远，但是夜里走那条路的人不多。我敢说哈德逊先生——他是医院的秘书——可以给你看医院和南丁格尔大楼的平面图。顺便说一句，他现在正和副主席一起在图书馆里等着你呢，我们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在以色列。即使如此，这也算得上是一场欢迎会了。就连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也将他的门诊推掉了，来欢迎苏格兰场的人光临南丁格尔大楼。”

达格利什说：“那么，可否劳驾你告诉他们，我一会儿就去见他们？”这明显是一句打发她走的话。马斯特森警官似乎是想出来打个圆场，突然高声说：“罗尔芙护士长一直是在大力协助我们的呀！”

这个女人鼻子里哼了一声，带着嘲弄的语气说：“协助警察？这句话是不是别有用心？不管怎样，我想我不会对你们有什么特别的帮助。她们两个我谁都没杀。昨天晚上我到这里新开的一家艺术影院看电影去了。最近正在上映安东尼奥尼的系列电影。这个星期放的是《奇遇》。我直到晚上11点才进大门，然后就直接上去睡觉了，甚至连法伦的面都没见着。”

达格利什问：“你是一个人去看的电影吗？”

罗尔芙护士长犹豫了一秒钟，接着果断地说：“一个人。”

达格利什不胜厌烦地看出了她在撒谎，他接受了她这第一个谎言，心里想，在调查完成之前她不知道还要撒多少个谎，不管是无关痛痒的还是事关重大的。但现在不是讯问罗尔芙护士长的时候。她不会是一个好对付的证人。他的问题她都回答了，却带着一股毫不掩饰的怨恨。他不知道到底是他本人还是他的工作叫她讨厌，抑或是任何男人都会让她生气，使她用这种轻蔑的腔调说话。她生气的时候，脸和情绪很相配，令人讨厌，有一种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她的五官显得很坚强，也很聪明，但没有一丝女性的温柔。深陷的眼窝、漆黑的眼珠让这双眼睛很漂亮，可是却长在一对笔直的黑眉毛下面，眉毛又浓又黑，使这张脸有点难看。她的鼻子很大，鼻孔也张得很开，嘴唇的线条很细、很坚决，显得不屈不挠。长着这样一张脸的女人是绝对学不会与生活妥协的，或许她曾经尝试过，又放弃了。达格利什突然想到，如果以后证实她就是杀人凶手，她的照片最终公之于众，其他女人会起劲地从她那张毫不妥协的面具上寻找堕落的标记，会公开表示她们对此毫不吃惊。尽管有些生气，但他又突然可怜起她来，这是人们对长相难看的人会产生的一种复杂感情。他迅即转身走开，免得她会看见他脸上突然生出的怜悯之情。他知道这会让她觉得受到了莫大的侮辱。当他又转过身来正式向她道谢，感谢她提供的帮助时，却发现她已经走了。

3

查尔斯·马斯特森警官身高6英尺3英寸，肩膀很宽，肌肉发达，身材结实，走起路来却十分灵活，行动准确得令人惊讶，控制得恰到好处。一般人都认为他长相英俊，他自己尤其这样认为。他有一张表情坚定的脸，嘴唇性感，双眼半睁半闭，看起来特别像一个著名的美国电影演员，是那种粗豪的硬汉代表。达格利什偶尔觉得他自己也知道这一点，因为他说话常常会带一点美国口音，使得自己看起来更像。

“好吧，警官，你刚才有机会看过这个地方，也和一些人谈过了，那么就把情况告诉我吧。”

每逢达格利什说出这样的话，他的下属就会感到一阵恐惧，这是大家都知道的。这句话意味着此刻警司期待听到一个清楚、简洁、准确、措辞文雅而全面的罪案报告。这份陈述应该将迄今为止所有人提供的明确事实全部包括在内。明白你自己想要说的是什么，又能用最简洁、最恰如其分的语言去表达，具备这种能力的人在警察中是不多见的，其他行业也是如此。达格利什的下属多半会抱怨说没想到语言能力会是进入伦敦警察厅的资格证书。但是马斯特森警官没有像大多数人那样畏惧。他有他的弱点，但是缺乏自信可不在其中。他很高兴能参与这个案子的调查。警察厅里的人都知道达格利什警司不能容忍一个傻瓜，他对愚蠢的定义是独特而明确的，马斯特森尊敬他是因为达格利什是警察厅最出色的警探。在马斯特森看来，成功是真正唯一的衡量标尺。他认为达格利什很有才干，但并不等于说他认为亚当·达格利什和他查尔斯·马斯特森一样能干。大多数的场合，他从内心里不喜欢达格利什，在他看来要探究其中的缘故似乎是无益的。他甚至怀疑这种反感是相互的，但这也没有特别让他担心。达格利什不是那种因为不喜欢某个下属，便破坏其前程的人，他在这方面是出了名的小心谨慎，也可说是公平的，他会将荣誉归于应得的人。尽管这样，还是要审时度势，马斯特森决定好好观察观察。一个小心翼翼计划着往上爬的野心家，如果不尽早明白反对上司是愚蠢至极的，那他就真是一个十足的傻瓜了。马斯特森不打算这样做。但是在这场友好的战役中，能从上级那里得到哪怕一点点合作倒也不错。他只是不能确定是否能得到它。他说：“我将分别谈谈两名死者的情况，长官，第一个受害者……”

“你为什么像在报告一桩谋杀案，警官？我们在使用‘受害者’这个词之前，一定要确定死者是否是一个受害者。”

马斯特森重新开始：“第一名死者……死去的第一个姑娘是一名21岁的实习护士，名叫希瑟·佩尔斯。”他继续讲述迄今为止众所周知的两个女孩的死亡情况，小心避免使用太多明显的警察行话，他知道他的上司听到这些行话是会大动肝火的。他还努力压制自己，不让自己把刚才听来的关于胃内喂食的事情讲出来，这是他费了大力气才从罗尔芙护士长那里一点一点榨出来的。尽管不情愿，她还是对其做了全面的解释。他最后说道：“所以，长官，有如下的可能性。一种情况是一名或两名死者都是自杀的；第二种情况是一名或两名死者都是死于意外事故；第三种情况是第一个死于谋杀，但她不是要谋杀的对象；第四种情况是有两桩谋杀，它们都有各自确定的受害者。这真是一个复杂的选择，长官。”

达格利什说：“还有一种情况，即法伦是正常死亡。在拿到毒理学报告以前，我们要先于事实进行推理。但是此刻，让我们把这两起死亡事件都当作谋杀来对待。好了，我们到图书馆去吧，看看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有什么话要对我们说。”

4

图书馆很容易找，它位于二楼，就在实习护士起居室的隔壁，门上有一块大大的油漆标牌。这是一间天花板很高、很漂亮的房间，一面墙被三扇装饰华丽的凸肚窗完全占满了，另外三面墙边都是书，一直堆到了天花板，只空出了房子的中央。沿窗摆放着四张桌子，房内还有两张难看的沙发，分别放在石砌的壁炉两边。壁炉里一个老旧的煤气炉发出凶险的咝咝声，似乎在表示欢迎。壁炉前的两排日光灯管下，有四个人聚在一起低语，仿佛在谋划着什么事情。一见到达格利什和马斯特森走进来，他们一齐转过身，警惕又好奇地看着来客。达格利什对于这样的情形早已十分熟悉，这种眼光里面往往混合着兴趣、理解和希望。这是一桩谋杀案中的主要人物与一个外来者的首次见面。这个研究暴力死亡的外来专家已经来到他们中间，他是个不受欢迎的客人，到这里来展示他那招人反感的才华。

接着沉默被打破了，僵在那里的几个人都放松了下来。有两个人达格利什已经见过——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和医院的秘书保罗·哈德逊，他们俩迎上前来，脸上堆起了客套的笑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显然在任何场合都要突出自己的重要性，他做起了介绍。行业秘书雷蒙德·格鲁特懒懒地伸出手握了握。他有一张略显阴郁的脸，现在由于苦恼皱起了眉头，那表情就像一个马上要哭出来的孩子。他那一头银丝般的头发一缕缕地盖在高高凸起的额头上。达格利什想，他或许没有看起来这么老，但必定临近退休的年龄了。

高高的、佝偻着身体的格鲁特旁边站着的是阿尔德曼·济里。这人看起来像一条意气扬扬的猎狗，长着姜黄色的头发，身材矮小，面目狡猾，双膝像一个赛马师一样外翻。他穿着一套方格花呢西服，衣服式样本来就糟糕，完美的裁剪更强化了这种糟糕。这使他看起来有点像儿童喜剧里的人形动物，达格利什几乎以为自己握在手里的就是一只爪子呢。

“你来了，真是太好了，警司，来得这么快。”他说。

话刚说完，他立刻意识到这话说得有点蠢，长长的姜黄色眉毛下的眼睛急切地看了一眼他的下属，似乎对他们的假笑表示轻蔑。只有行业秘书显出觉得丢了脸的样子，仿佛是自己失礼了。保罗·哈德逊转过脸去，免得人家看见他忙不迭藏起来的一个偷笑。他是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达格利什一到医院，便对他留下了办事干练、威信十足的印象。然而现在副主席和行业秘书的存在显然封住了他的嘴，他的表情似乎在为自己的忍让作辩解。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目前恐怕还不能期待有任何消息，是吗？我们看见太平间的运尸车走了，我还和迈尔斯·赫里曼谈了几句。当然目前他还不能表态；如果说这是一起非正常死亡，他会感到吃惊的。这姑娘是自杀的，我早就以为这是显而易见的事。”

达格利什说：“还没有什么东西是显而易见的。”大家一时沉默无语。副主席发现场面有点尴尬，便夸张地清了清喉咙，说：“你当然会需要一间办公室。我们地方上的警察每天是从警察局到这里来工作的。他们真的一点也不麻烦我们，我们几乎都不知道他们在这里。”他微微有点得意地看着达格利什，似乎并不指望警察厅的人也会同样地与人方便。

达格利什简洁地回答：“我们想要一个房间，能否在南丁格尔大楼为我们安排一间呢？如果可以的话，那是再方便不过了。”

这个要求似乎使他们有点惊慌。行业秘书踌躇着说：“如果总护士长在就好了，我们不清楚哪一间房是空的。她不久应该就会回来。”

阿尔德曼·济里烦躁地说：“我们不能凡事都等她来。警司要一间房，去帮他找一间吧。”

“正好一楼有一间罗尔芙小姐的办公室，就在示范室隔壁。”行业秘书垂下悲伤的眼睛看着达格利什，“你当然已经见过罗尔芙小姐了，她是我们的首席导师。如果罗尔芙小姐能暂时搬到她秘书的房间。巴克菲尔德小姐因感冒休假了，所以她的办公室是空的。不过有点小，而且只有一个食橱，但是如果护士长……”

“就让罗尔芙小姐把她要用的东西都搬出来吧。搬运工会来帮她搬文件柜的。”阿尔德曼·济里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喊道，“行了吧？”

“如果它有单独的出入口，又能适当隔音的话。门上要有锁，能够容得下三个人，有一部直拨外线电话，我想这样就行了。如果还有自来水，那就更好了。”

副主席面对这一系列难应付的要求，情绪倒是缓和下来了。他犹豫不决地说：“一楼罗尔芙小姐办公室的对面有一间小衣帽间和一间卫生间，那也可以拨给你们使用。”

格鲁特先生的悲伤更深了。他的眼睛扫过来看着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似乎在寻求一个同盟。但是外科大夫在这几分钟内却令人不可理解地一直保持沉默，好像不愿意迎接他的目光。此时电话铃响了。哈德逊先生显然很高兴能有机会活动身体，跳起来接了电话。他转过身对副主席说：“是《号角报》，先生。他们要你亲自接听。”

阿尔德曼·济里果断地抓住听筒。他决定重振威风，准备由自己来掌控局面，做这种事情则完全在他的能力范围之内。谋杀案也许不是当前要他来处理的事，但是老练地和地方报纸打交道，这事他做起来得心应手：“我是阿尔德曼·济里，管理委员会的副主席。是的，伦敦警察厅已经派人来了。受害者？啊，我想我们就不要谈什么受害者了。目前还不是时候。法伦，约瑟芬·法伦。年龄？”他将手盖住听筒，转过身来问行业秘书。特别奇怪的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给出了回答。

“31岁10个月，”他说，“确切地说，到今天为止她比我整整小20岁。”

阿尔德曼·济里对于这个信息一点也不吃惊，他又转向听筒。

“她31岁。不，我们还不清楚她是怎么死的。没有人知道。我们正在等验尸报告出来。是的，警司达格利什。他现在在这里，但他很忙，不能接电话。我希望今天晚上在报上发表一篇声明。到时验尸报告应该出来了。不，没有理由怀疑是谋杀。警察局局长出于谨慎请来了苏格兰场的警察。不，就我们目前所知，这两起死亡事件之间绝没有任何联系。很悲痛，是的，非常悲痛。如果你愿意下午6点左右再来电话，我也许会有更多的消息奉告。目前我们所知道的就是法伦护士今天早上7点刚过时被人发现死在自己床上。她很可能是死于突发的心脏病。她刚得过流感。不，没有留下字条，没有那一类的东西。”

他听了一会儿，又用手盖住听筒，向格鲁特转过身去。

“他们问起亲属，我们知道他们的情况吗？”

“她一个亲属都没有。法伦是个孤儿。”这次又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回答的。

阿尔德曼·济里转告了这个情况，将话筒放回原处。他带着恶意，笑着看了达格利什一眼，目光中混杂着报复和警告的意味。达格利什听到他说把伦敦警察厅叫来是出于谨慎，觉得很有意思。这倒是一个关于警察厅责任的新概念，他感觉这一点不大可能骗得过地方报纸的记者们，更不可能骗得过伦敦的记者们，他们马上就会到现场来。他不知道医院将如何应对公众的关注。如果这种询问得不到阻止，阿尔德曼·济里只怕会需要一些忠告了，但有的是时间来做这件事。现在他得摆脱他们，开始进行调查。这些来自社会的开场节目永远是耗费时间的麻烦事。不久又会有一个总护士长要应付、要讨教，甚至可能要对抗。行业秘书在没有征得她同意的情况下，不愿意有进一步的行动，由此看来，她似乎是个强硬的人物。他还没有考虑如何巧妙地使她明白，在这个调查中只容得下一个强硬人物。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刚才一直站在窗前，注视着窗外被暴风雨摧残过的花园，此时他转过身，使自己从思考中回到现实。他说：“我恐怕不能再在这里耗费时间了，单人病房里有个病人要去看，然后还得查房。今天上午晚些时候我本应该给学生们上一堂课，现在也不得不取消了。济里，还有什么我能做的事吗？”

他对达格利什不理不睬。他给人的印象是，他是个忙人，现在已经浪费了太多的时间在这件琐事上了。这无疑是有意做给人看的。达格利什努力克制自己不要拦住他，虽然制伏他的傲慢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但他现在没时间做这件令他着迷的事，还有更重要的急事要处理。

正在此时，他们听见一阵汽车的声音。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转身走到窗前向外看，但是没说话。房间里的其他人僵住不动，然后仿佛是受一股共同力量的驱使，他们都转身面对房门。车门砰的一声被关上了，周围沉默了几秒钟，紧接着拼花地板上传来一阵急速的脚步声。门开了，总护士长走了进来。

达格利什对她的第一印象是：极具个性，带着一种随意的高雅气质和显而易见的自信。她身材高挑，身段苗条，没戴帽子，淡淡的蜜金色皮肤和几乎是同样颜色的头发。头发从高高的额头上往后梳，在脑后盘成一个复杂的发髻。她穿着一件灰色花呢大衣，一条鲜绿色的围巾在颈下打了个结，手上提着一个黑色的手提包和一个小旅行箱。她一言不发地走进房间，把箱子放在桌上，脱下手套，将这一小群人默默地扫视了一遍，仿佛是在观察一群证人。达格利什本能地注意到了她的手，手指很白、很长，慢慢变细变尖，骨节却非同寻常的粗大。她指甲剪得很短，右手的无名指上戴着一枚戒指，巨大的蓝宝石在华丽的镶嵌底座上和指关节形成了对比，熠熠发光。尽管这个想法有点离题，他也不禁好奇她工作时是否会脱下戒指，如果是，她又是如何将它从那虬结的指关节上脱下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简单地打了个招呼：“早上好，总护士长。”然后便向门边走去，站在那里像个心烦的客人，似乎急于离开。其他人都将总护士长围住，气氛忽然轻松了下来，大家低声向她介绍了情况。

“早上好，警司。”她的声音深沉，带点儿沙哑，与她本人一样很有个性。她似乎一点也不认识他，然而他意识到了她那对突出的绿色眼球迅速将他扫视了一遍——她在打量他。她的握手坚定、冰冷、非常短暂，就好像是在手心里飞快地碰触了对方一下，仅此而已。

副主席说：“警察想要一个房间，我们想或许罗尔芙小姐的办公室能给他？”

“太小了，我认为。而且不够独立，太靠近大厅了。如果达格利什先生用二楼的来客休息室和它隔壁的衣帽间，会好一些。那房间有锁。综合办公室里有一张带锁的办公桌，可以把它搬上去。那样的话，警察们就会有一个私密的地方，会尽可能少受学校工作的干扰。”

立刻便有一片表示同意的附和，男人们看起来情绪放松了。总护士长对达格利什说：“你还要一间卧室吗？要不要在医院睡？”

“那倒没必要。我们打算住在市里。其实我倒宁愿能住这儿，我们大概每天都会工作到很晚，所以如果能给我们钥匙的话，那就帮了我们的忙了。”

“要多长时间？”副主席突然问。表面看来，这句话问得有点傻，但是达格利什注意到所有人的脸都向他转过来，似乎这是一个期待他回答的问题。他知道自己破案神速的名声在外，或许他们也清楚这一点。

“大约一星期。”他说。即使这个案子拖得更久一些，他还是有可能在七天内，从南丁格尔大楼和它的居民那里获得他想知道的一切情况。如果法伦是被谋杀的——他相信这一点——嫌疑人的范围也会很小；如果案子七天之内不能破，那它也许永远都破不了。他听到有人轻轻地松了口气。

总护士长问：“她在哪里？”

“他们已经把她的尸体送到太平间去了，总护士长。”

“我不是说法伦。达克尔斯护士在哪里？我听说是她发现了尸体。”

阿尔德曼·济里回答：“她一直在单人病房休息。她真是吓坏了，我们请斯耐林大夫给她看了看。他给达克尔斯用了一点镇静剂，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正在照看她。”

他又补充道：“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有点担心她。除此之外她还有一个病房要照料，要不然她就会到机场去接你了。我们都觉得没有一个人去机场接你真是太糟糕了。但是看来最先要做的就是给你打个电话，告诉你这个信息，要求你一下飞机就马上和我们联络。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认为如果让你先知道情况，对你的震动会小一些。但是又一想，不派人去接显得有点不妥，我本想派格鲁特去，可他……”

那沙哑的喉咙又打开了，带着不动声色的申斥：“我倒以为使我免受震动的办法就是让你少担心。”她转向达格利什说：“45分钟后我会在四楼我的起居室里。如果你方便的话，到时我会很乐意和你谈一谈。”

达格利什努力克制着心中的冲动，回答时没显出顺从的样子来：“好的，总护士长。”表明他会去的。泰勒小姐又向阿尔德曼·济里转过身去：“现在我要见达克尔斯护士。然后警司先生会和我谈话，之后你或是格鲁特先生要找我的话，我会在我医院的大办公室里，当然，我整天都会在那里。”

再没有多说一句话，或是多看一眼，她就收拾起旅行箱和手提包走出房间。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随手为她打开门，正准备跟着走出去，又站在打开的门边，用一种快活的挑衅的语气说：“好了，既然总护士长回来了，招待警察的大事也已经定了，或许医院又可以正常工作了。达格利什，我要是你，这次会晤绝不会迟到一分钟，泰勒小姐不习惯有人对她不服从。”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走出房间，关上了身后的门。阿尔德曼·济里一时显得有点困惑不解，然后说：“当然，他有点心烦，不过那是自然的，有谣传说……”然后他盯着达格利什，似乎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转而对保罗·哈德逊说：“那么，哈德逊先生，你听见总护士长说了，警察要用这幢楼的来客休息室，去安排一下，亲爱的伙计，安排一下。”

5

泰勒小姐在去单人病房之前换上了制服。虽然此时看来这样做出于本能，但当她将身上的斗篷裹紧，轻快地沿着从南丁格尔大楼通向医院的步行小道走去时，她意识到这种本能源自理性。总护士长的归来对医院是一件重要的事，让大家看见她回来了也是一件重要的事。

去单人病房最近的路是穿过门诊大厅。门诊部已经闹哄哄地挤满了人。那里精心地摆放了一圈安乐椅，给人随和、轻松、舒适的印象。椅子很快就坐满了人。来自好友团女子委员会的志愿者们已经在一个冒着热气的大茶桶前忙开了，她们正在给那些老病号倒茶。那些老病号乐于提前一小时来候诊，享受着暖和的环境、阅读杂志以及与他们的老病友闲谈的乐趣。总护士长穿过人群时，意识到有人转过头来看她。先是短暂的沉寂，接着便是一片恭敬的低声问候，对此她已习以为常。她看到穿着白外衣的初级医务人员在她经过时都连忙让到一边，实习护士们更是退到墙边，将后背紧紧贴在墙上。

单人病房在三楼，尽管是1945年建成的，但这幢建筑仍被叫做新大楼。泰勒小姐坐电梯上去，电梯间里还有两个放射室的工作人员和一个干杂工的小伙子。他们低声细语地和她打招呼，说着“早上好，总护士长”，然后极不自然地默默站着，直到电梯停下。当她先于他们走出电梯时，他们赶紧往后退。

单人病房共有20个单独的房间，门都开向一条宽阔的中央走廊。护士办公室、厨房和杂物间就在一进门的地方。泰勒小姐刚进来，就看见一个年轻的一年级实习护士正从厨房里出来。看到总护士长，她就脸红了，低声说着她正要去找护士长之类的话。

“护士长在哪里，护士？”

“在七号病房，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在一起，总护士长。他的病人情况不好。”

“不要去惊动他们。你一见到护士长就告诉她我来看达克尔斯护士。她在哪里？”

“在三号病房，总护士长。”她犹豫地说着。

“可以了，护士，我自己去找。忙你的去吧。”

三号病房在走廊的尽头，是通常留给生病护士的六间单人病房之一。只有当这六间病房都住满了，生病的护士们才会在病室的其他病房里住下。泰勒小姐留意到这不是约瑟芬·法伦生病时住过的那一间。三号病房是留给护士的六间房中阳光最充足、条件最好的房间。一个星期以前，这里住过一个因流感而并发了肺炎的护士。泰勒小姐每天都要将所有的病房巡视一遍，每天都收到所有生病护士的病情报告。她想生病的威尔金斯护士不可能已经恢复到可以出院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肯定是让她搬走，腾出房间给达克尔斯护士了。泰勒小姐能猜出其中的缘故。透过这间房间的窗户可以看到医院前面的草坪和叉子状的花坛，而即使是穿过冬天光秃秃的树枝的疏影也不可能窥视到南丁格尔大楼。可亲可爱的老布鲁姆费特！看起事物来思想僵化，是多么叫人讨厌，但是一旦事关她病人的利益和舒适，她又是多么富于想象力。布鲁姆费特谈起责任、服从和忠诚时总是令人尴尬。但是当她说出这些不招人待见的话时，她清楚地知道自己的话是什么意思。她也按照自己的见解生活。她是约翰·卡朋达医院有史以来——或许将来也是——最好的病房护士长之一。但是叫泰勒小姐高兴的是，正是由于她的忠于职守，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才没去希思罗机场接她。回到家里面对第二场悲剧已经够糟糕的了，好在没有布鲁姆费特狗一般的忠诚和关心来加重她的困扰。

她从床下抽出一张小凳子，坐在女孩的床边。尽管服用了斯耐林大夫的镇静剂，达克尔斯护士仍然无法入睡。她正静静地平躺着，眼睛盯着天花板。现在她的眼睛转过来看着总护士长，里面一片空白，完全没有悲伤。床头的小柜子上有一册教科书——《护士药物学》。总护士长把书拿起来。

“你学习很认真，护士。但你只会在这里待很短一段时间，为什么不从医院红十字小推车上挑一本小说或是轻松一点的杂志来看呢？要不要我给你送一本来？”

回答她的只是眼泪。那细瘦的身体在床上像痉挛般扭动着，头埋在枕头下，一双颤抖的手抱住了它。床也因为这一阵痛苦的发作而抖动起来。总护士长站起身，走向门边，咔嗒一声关上了查看孔的木板，然后又快步走回座位上。她一声不吭，一动不动地等着，只是将手放在女孩的头上。几分钟后，可怕的颤抖停止了，达克尔斯护士渐渐平静下来，开始低声细语，由于半个头被枕头压住，又由于抽噎和打嗝，她的声音时断时续：“我真是太痛苦、太丢脸了。”

总护士长低下头仔细听她说出的话，一阵恐怖的寒意掠过全身。她真的不是在倾听一个杀人凶手的告白吗？她发觉自己在默默地祷告。

“上帝呀！千万不要这样！不是这个孩子！真的不是这个孩子吧？”

她等着，不敢提问。达克尔斯护士扭过身来，双眼向上看看她，那弄脏了的、由于痛苦而变形的脸上，一双眼睛红肿着，像两个形状奇怪的月亮。

“我有罪，总护士长，有罪，她死的时候我高兴极了。”

“法伦护士吗？”

“啊不！不是法伦！法伦死了我很难受。是佩尔斯护士。”

总护士长用双手按住女孩的双肩，让她又躺下去。她紧紧抓住女孩发抖的身体，紧紧盯着那双泪汪汪的眼睛。

“我要你把真相告诉我，护士。是你杀死了佩尔斯护士吗？”

“不，总护士长。”

“也没有杀死法伦护士？”

“也没有，护士长。”

“或者和她们的死有关系？”

“也没有，总护士长。”

泰勒小姐长吁一口气，松开按着达克尔斯的双手，坐直了身子。

“我想你最好把所有的事都告诉我。”

她平静下来之后，一个悲伤的故事便出来了。这件事在当时看来似乎谈不上是偷窃，倒像是一个令人惊叹不已的事件。达克尔斯的母亲急需一件暖和的冬大衣，达克尔斯护士便从她每月的工资里省下30先令来。只是积攒这笔钱耗时太久，天气又越来越冷了。她母亲从不抱怨，从不向她要求什么。她早上等公交车时，经常要等上近15分钟，这种时候最容易着凉。但即使着凉感冒了，她也不能不去上班，因为阿克赖特小姐——她工作的那家百货商店的顾客——就等着逮住一个机会让她被解雇呢。在商店里当服务员的确不是适合母亲的工作。可是人一过50岁，又没有什么资格证书，就很难找到工作了。商店里那帮年轻的服务员也不是什么善类。他们一直暗示说母亲工作不努力，这可不是事实。母亲干起活来也许不如他们利落，不过她接待顾客从不偷懒。

哈泼护士曾经把两张崭新的五英镑钞票掉在达克尔斯的脚下。哈泼从她的父亲那里得到大笔的零花钱，所以掉了十英镑也没怎么在意。这件事大约发生在四个星期前。当时哈泼护士和佩尔斯护士正走出护士宿舍，去医院的餐厅吃早餐，达克尔斯护士就跟在她们后边几步远。两张钞票从哈泼护士披肩的口袋里掉出来，躺在地上，轻轻地颤动。达克尔斯的第一反应是叫住那两个学生，但目光一接触到钞票，某种东西便制止了她。这两张钞票的出现是那么的出人意料、那么的难以置信。钞票完好无损，沙沙作响，它们是多么漂亮呀！她站在那里看着它们，一秒钟后，她意识到自己正看着母亲的新大衣。这时两个女孩的身影几乎走出了她的视线，钞票已经折叠在她的手中，一切都太迟了。总护士长问：“佩尔斯怎么知道你捡了那两张钞票？”

“她说她看见了。我弯腰去捡钞票时她正好回过头来瞧见了。当时她也没有多想。但是后来哈泼护士跟大家说起她丢了钱，而且肯定是在去吃早餐的路上从披肩口袋里掉出来的，佩尔斯护士便猜到发生什么事了。她和双胞胎一起陪着哈泼护士去路上找，看是否还能找到钞票，我猜就是那时，她想起了我弯腰的情景。”

“她第一次和你谈起这件事是什么时候？”

“一个星期之后，总护士长，我们进入这幢大楼的两星期之前。我想在那之前，她还无法让自己相信这件事。她一定是下了好大一番决心才和我说的。”

佩尔斯护士一直在等，总护士长不知道她为什么要这样做。她不可能要花整整一星期的时间理清心中的疑团。她必定一听到丢钱的事，就已经回想起达克尔斯弯腰捡钱的情景。那她为什么不立刻抓住这个女孩呢？难道一定要等到钱花光了，罪犯稳稳地被抓在手心，她那灵魂扭曲的自我才能得到更多的满足吗？

“她在讹诈你吗？”总护士长问。

“啊，没有，总护士长！”女孩大吃一惊，“她只是每周要走五先令，那不算讹诈。她每周都将钱送给一个为释放罪犯服务的团体，她把收据给我看了。”

“顺便问一句，她向你解释过为什么不把钱还给哈泼护士吗？”

“她认为向她解释难免会牵涉到我，我求她不要那样做。本来一切都过去了，总护士长。取得合格证书后，我要去参加一个地区护士培训，那样我就可以照顾妈妈了。如果我能找到一个乡村地区护士的工作，我们就可以在一起，有一所自己的乡村小屋，或许还能有汽车。妈妈就可以辞掉服务员的工作。我把这个告诉佩尔斯了。此外，她说哈泼在钱的事情上一向粗心大意，让她吸取一次教训也没什么害处。她把钱送给为释放罪犯服务的社会团体，是因为她认为这样做是对的。毕竟如果她不替我遮掩，我也许会进监狱。”

总护士长冷冷地说：“这显然是胡说，你也应该知道。看来佩尔斯护士是个非常愚蠢、傲慢的女人。你确定她不会提出其他要求吗？讹诈的花样可不止一种。”

“可是她不会那样做，总护士长！”达克尔斯护士挣扎着要从枕头上抬起头来，“佩尔斯，呃，她的心是善良的。”她似乎发现这个词用得不恰当，便皱起眉头急于解释。

“她总是和我说很多话，还交给我一张卡片，上面有一段摘自《圣经》的话，叫我每天看。她每周都会来考考我。”

总护士长听了愤怒不已，觉得需要找个地方发泄一下。她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走到窗前，将她滚烫的脸贴到窗玻璃上冷却一下。她能感觉到心在怦怦地跳。她还以一种几乎是职业性的兴趣注意到自己的双手在发抖。一会儿后，她又回到床边。

“别说她是善良的。你可以说她尽了本分，问心无愧，或者用意是好的，等等，只要你喜欢，但绝不能说她是善良的。如果你遇到过真正善良的人，就会知道这之间的差别。还有，即使你为她的死感到高兴，我也不会在意。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你有其他的感觉倒不正常了。总有一天你会怜悯她、原谅她的。”

“可是，总护士长，需要原谅的是我呀，我是一个贼。”这阵哀鸣声难道不是表露了一点受虐狂的意味，不是一种反常的、天生会成为受害者的自我诋毁吗？泰勒小姐轻柔地说：“你不是贼。你只偷过一次，这是完全不同的。在我们的一生中，都会有一些小事使我们为自己感到羞耻、感到遗憾。你对自己有了一些新的了解，知道自己能做出什么样的事来，这动摇了你的信心。现在你必须带着这个认识生活下去。只有学会了解和原谅自己，我们才会开始去了解和原谅他人。你不会再偷了，我知道，你也知道。但是你偷过一次，你就有偷的可能性。有了这个认识，将来你就不会过于自我得意、自我满足。这会使你比别人更宽容、更能体谅人，你就能成为一个更好的护士。但是如果你继续沉溺于罪恶感、悔恨和痛苦，就会适得其反。这些隐伏的悔恨情绪也许会使你觉得心里好受些，但它们无论对你还是对他人都没有帮助。”

女孩仰望着她：“要让警察知道吗？”当然，这是个问题。但只可能有一个答案。

“是的，你得告诉他们，就像你刚才告诉我那样。但是我得先和警司谈一谈。他是从苏格兰场来的新侦探，我想他是个聪明人，善于体谅他人。”

他体贴人吗？她怎么能看得出来？第一次的见面如此短暂，他们仅仅对视了一下、握了握手而已，那瞬间的印象仅仅使她略感宽慰，觉得他是一个有威信、有想象力的人，也许能解开这两起神秘的死亡之谜，能把对无辜者和有罪的人的伤害都降到最低程度。她本能地感觉到这一点。但是这个感觉合乎理性吗？她愿意相信达克尔斯，但是当一个警官面对众多的嫌疑对象，又没有其他明显的动机时，他会如何去理解这个故事呢？不错，达克尔斯护士有明显的动机，为了自己和母亲的将来，她有可能犯案。她的举动也相当古怪。佩尔斯死时，她是所有学生中最为悲痛的，这是事实；但她马上便振作了起来，大家有目共睹。甚至在警察强势的追问下，她仍能稳稳地守住自己的秘密。是什么使她忽然崩溃，坦白一切并陷入悔恨之中？仅仅是因为见到法伦的尸体，受了惊吓吗？如果她真的没有插手的话，为什么法伦的死会造成这种决堤？

泰勒小姐又想起了佩尔斯。她很难做到真正了解每个学生。整体来看，佩尔斯比较迟钝、谨慎，没有什么吸引人的地方，她可能把护理工作当作对日常生活缺乏满足感的补偿。通常每所护士培训学校都有个这样的人。当她们向学校提出申请时，你很难拒绝她们，因为她们不仅提供了合格的教育资格证书，还有行为端正的证明。她们一般不会成为糟糕的护士，这也是她们很少成为出色护士的原因。但是此刻她怀疑起来。如果说佩尔斯心中藏有这种不为人知的对权力的渴望，将达克尔斯的过错和痛苦作为喂养自己灵魂的养料，那么她就远不是普通、无能之辈了。她简直是一个危险的女人。

她把一切都很聪明地算计过了，等了一个星期，直到她确信钱已经用完了，让达克尔斯没有选择。于是那孩子便无法辩解说自己是一时冲动，打算把钱归还。即使达克尔斯决定去坦白，或许是向护士长坦白，那也必定得告诉哈泼护士。佩尔斯必定会使她做到这一点。只有哈泼才能决定是否起诉。也许说服她发发慈悲不要去起诉会奏效，可要是不起作用呢？哈泼护士肯定会向她父亲和盘托出，总护士长不觉得罗纳德·哈泼先生会有可能对任何动手拿他钱的人发慈悲。泰勒小姐和他见过一面，时间虽短，却看透了罗纳德先生。他在佩尔斯死了两天之后到医院来过一次。他是一个大个子，从外表看就是个爱寻衅的有钱人。他当时穿着一件毛皮镶边的摩托车上衣，显得上身很臃肿。他没有作任何开场白，也没有任何解释，直接对着总护士长发出一通早就准备好了的激烈指责，仿佛她只是修车铺里的一个小伙计。不管有没有警察在，他不打算让他的姑娘和一个逍遥法外的杀人凶手在一个屋子里再多待一分钟了。首先这种护士培训就真他妈的是个蠢主意，现在它应该关门了。他的戴安娜不需要什么前程。她已经订婚了，不是吗？一个绝佳的选择！是他合伙人的儿子。他们可以把婚礼提前，不必再等到夏天。在这之前戴安娜可以待在家里，或在办公室里帮帮忙。他现在就要把她带走，他倒想看看有什么人敢阻止他。

没有人阻止他，他女儿也没有反对。她温驯地站在总护士长的办公室里，摆出一副端庄的模样，但脸上带着一点微笑，似乎正对刚才那顿大吵大闹、对她父亲自以为是的男子气概表示满意。警察不能阻止她离开，似乎也不打算这样做。真奇怪，总护士长想，居然没有人认真地去怀疑一下哈泼。但如果这两件命案出自一人之手，他们的直觉应该是对的。她最后一次看着那女孩跨进她父亲那辆巨大而丑陋的汽车，双腿在新的毛皮大衣下面显得很细长。大衣是她父亲怕她因为中断学业而不高兴，买来给她做补偿的。她回过身来向其他的同学挥手道别，就像一个电影明星向聚集的崇拜者赐予恩惠一样。不，这一家人绝没有任何吸引人的地方。泰勒小姐为所有被他们握在手掌中的人表示遗憾。然而，人的个性不就是这样千奇百怪的吗？戴安娜·哈泼曾经是一个有能力的护士，在许多方面比佩尔斯护士强。

还有一个必须问的问题，她花了一秒钟鼓起勇气来。

“法伦护士知道这件事吗？”

女孩立刻自信地，还有一点吃惊地回答：“啊，她不知道，总护士长！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佩尔斯发誓说她不会告诉任何人，而且她似乎和法伦不是特别亲密。她肯定没有告诉法伦。”

“是的，”总护士长说，“我也认为她不会。”

她轻轻地抬起达克尔斯护士的头，把枕头抚平。

“现在你得想办法睡一会儿。醒来后你会觉得好多了。不要再担心了。”

女孩的表情放松了，朝总护士长笑了笑，伸出手摸了摸泰勒小姐的脸，然后舒适地缩进被窝，决心睡觉。就这样，一切都好了，当然是如此，它向来奏效。这么一点一点地施以劝告和安慰，使人感到惬意，在不知不觉之间让人感到满足。泰勒小姐有着把每一个人需要的这份劝告和安慰按照各人的口味加以调制的手段，足可以去做一个维多利亚时代教区牧师的妻子，主持一家救济厨房，按照各人所需给穷人发放粮食。这是在医院里每天都会发生的事情。一个病房护士长用明快的职业性声音说：“总护士长来看你了，考克斯太太。今天上午考克斯太太感觉不太好，总护士长。”一张疲倦的被痛苦折磨的脸微笑着大胆地从枕上抬起，嘴唇张开，渴望着一点点爱和鼓励。护士长们带来了她们的问题，那些关于工作和个人矛盾的、永远不可解决的难题。

“你现在是不是感觉快乐一些了，护士长？”

“是的，谢谢你，总护士长，快乐多了。”

行业秘书也不顾一切地要解决他自己的不足之处。

“我们只要稍微谈谈，我就会感觉好一些，总护士长。”他当然会！他们的问题全都只要稍微谈谈就可以了。他们离开的时候全都感觉好些了。听听我们的总护士长说了多少宽慰的话。她所有的工作时间都在干这些，像是亵渎神明的礼拜仪式，给人鼓励和赦免。牛奶般的仁慈和真理的苦水相比，是多么容易施予和接受啊！她能想象，如果她说出自己私下里抱有的信念，人们会多么不理解、多么不满。

她私下里的信念是：“我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也不能提供任何帮助。我们所有人从生到死都是孤独的。我们的过去就是我们的现在，也是我们的未来。直到我们的末日，伴随我们生活的都只有我们自己。如果你要得到救助，就找你自己吧，再也没有其他人可找了。”

她又坐了几分钟，然后静静地离开了房间。达克尔斯护士微笑了一下，表示告别。她一走进走廊，就看见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起从病房里出来。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看到她便慌乱起来。

“对不起，总护士长。我不知道你在病房里。”她总是使用正式的称呼。她们也许一起开车或打高尔夫球，一起度过所有的闲暇时光；她们也许每月定期去伦敦看演出，令人厌烦地亲如骨肉，就像一对老夫妇；她们也许一起喝早茶，一起在深夜喝热牛奶，一起打发那漫长而单调的时光。但是在医院里，布鲁姆费特永远称呼她为总护士长，那双精明的眼睛总在探索着对方的眼睛。

“你已经见过新来的侦探了，那个从苏格兰场来的男人？”

“只是短暂的见面。我已经约好了，等一下要和他谈一谈。”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其实我认识他，我们不是很熟，但见过面。你会发现他很聪明、很有理智。他名气很响，据说工作起来很有效率，就我所知是个相当了不起的人。医院再也经受不起更多的混乱了。我想他会要见我，但他得等。告诉他，等我忙完病房里的事就会到南丁格尔大楼找他，好吗，总护士长？”

“他如果问，我会告诉他。”泰勒小姐平静地回答。她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转过身来。

“达克尔斯护士现在平静些了。我想最好不要让来访者打扰她。她或许会设法睡一会儿。我会给她送些鲜花和杂志来。斯耐林大夫会在什么时候去看她？”

“他说他会在午饭前来，总护士长。”

“能否请你麻烦他过来一趟？我有话要和他说。我整天都会在医院。”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我想那个苏格兰场的警察也会想要见我。但愿他不要占用我太多时间，我病房里的事情多着呢。”

总护士长但愿布鲁姆费特不要太过挑剔。如果她以为她能像对付闹别扭的夜班外科大夫那样对付大都会警察厅来的警司，那就大错特错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无疑会摆出他平常自高自大的样子来，但她有一种感觉：达格利什警司有能力对付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

她们一起向门外走去，泰勒小姐已经在考虑新的问题了。该为达克尔斯护士的母亲做点什么，这孩子在取得资格证书，成为地区护士之前，还得有几年的时间呢。与此同时，她得从对她母亲的无尽担心中解脱出来。和雷蒙德·格鲁特说说也许有用。医院里也许会有一个办公室人员之类的工作适合她。但是这样做公平吗？一个人不能只因为沉迷于一时冲动而去帮助他人，同时却损害另一个人的利益。医院服务部门在伦敦招收新员工时，不管有什么问题，格鲁特都会毫不困难地找到人员，充实医院的办公室。他有权要求对方有能力，而像达克尔斯太太这样的人受教育程度低，运气又不好，很难谈得上有能力。她心想，得给这个女人打个电话，还有其他学生的家长，也得和他们谈一谈。要紧的是要将女孩子们搬出南丁格尔大楼。培训进程不能中断，按原计划进行时间就已经够紧了。她最好和大楼管理员一起，安排她们睡在护士宿舍里。病房里有足够的地方容纳这么多的护士。她们可以每天来使用图书室和教室。还得去讨教医院管理委员会副主席，应付报社记者，参加调查工作，讨论葬礼安排，人们会不断地来和她打交道。但是，当务之急是去见一见达格利什警司。

第四章    问与答

1

总护士长和护士长们在南丁格尔大楼四楼都有自己的住处。达格利什到达楼梯顶端时，看见大楼西南侧被一道特制的隔墙从楼梯平台处分割开。漆着白漆的木制隔墙上开着一扇门，它在大小比例和牢固程度上都做得很马虎，与高高的天花板和橡木镶边的墙形成了鲜明的对比。门上的牌子写着“总护士长寓所”。旁边有个门铃按钮，但在按响门铃之前，达格利什先很快地打量一下走廊。它与下面的走廊是一样的，只是铺了一块红地毯，虽然已经陈旧褪色，但仍然给这空空荡荡的楼层带来了舒适的感觉。

达格利什不声不响地从一扇门走到下一扇门。每扇门上都有一张手写的姓名卡片，剪开一道口子，插在铜把手上。他看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间紧挨着总护士长寓所。下一间是浴室，这里有三个同样大小的隔间，每一间都有独立的浴缸和厕所。再下一间门上的卡片写着吉尔瑞护士长的名字，接着的两间是空的。罗尔芙护士长住在走廊的北端，紧挨着厨房和杂物间。达格利什无权进入任何一间卧室，他试探性地转动了一下每扇门上的把手。正如他所料，都上了锁。

他按响门铃之后几秒钟，总护士长本人来为他开门，他随着泰勒小姐走进起居室。房间之大、装潢之豪华富丽，简直叫人透不过气来。它占据了西南面的整个角塔，是一间巨大的刷了白漆的八角形房间。天花板上点缀着金色和淡蓝色的星星图案，两扇巨大的窗户朝医院开着。一面墙排满了高至天花板的白色书架。达格利什本想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走近书架，希望从她的文学趣味来判定泰勒小姐的为人和个性，但他克制住了自己的鲁莽冲动。从他现在站的地方也能看到，那里既没有教科书，也没有装订成册的公文报告或是倾斜成一排排的文件。这是一间用来居住的房间，不是办公室。

壁炉里烧着明火，木柴刚刚点燃不久，还在噼啪作响，它还没有对房间里的空气产生作用，这里仍然寒冷而沉寂。总护士长在灰色套裙外面披着一件短短的鲜红色披肩。她已除下头饰，那巨大的黄色发卷如同重负一般压在她那虚弱而苍白的脖子上。

她生在这样一个时代是幸运的，他想。这个时代的人们能够欣赏独具个性的容貌和体型，人们把这一切全都归因于骨骼的构造，而不是女性气质的细微差别。一个世纪以前她会被认为长相丑陋，甚至是怪诞。但是今天大多数男人会认为她有吸引力，有一些甚至还会认为她长得很美。在达格利什看来，她属于他见过的女人中长得最美的那一类。

在三扇窗子的正中间摆着一张结实的橡木桌子，上面放着一架巨大的望远镜，达格利什看出这绝不是那种业余爱好者用的玩具，而是一架昂贵的高档工具，它盛气凌人地立在那里。总护士长看见他的目光落在上面，便问：“你对天文学感兴趣吗？”

“不是特别感兴趣。”

她笑了：“这无尽空间的永恒寂静让我感到战栗。”【4】

“宇宙给我的感觉与其说是恐怖还不如说是不自在，这或许是我的虚荣心作怪。对于那些我不懂，也不可能懂，或者即使弄懂了也不可能有什么发展前景的东西，我都不是很有兴趣。”

“那正是吸引我的地方。它是一种逃避现实的方式，甚至可说是一种偷窥癖。我被不具人格的宇宙吸引，我不能做任何事去影响它、控制它。更妙的是，没有人指望我这样做。这可以卸下我的责任，使个人的问题恢复它们本真的状态。”

她示意达格利什坐到壁炉前的黑色皮沙发上，沙发前面的一张矮桌子上放着一个托盘，里面有一个咖啡过滤器、一壶热牛奶、一罐方糖和两个杯子。

他坐下之后，微笑着说：“如果我一心沉迷于谦卑或是探究深奥莫测的东西，倒宁可去欣赏一朵报春花，这不需要花钱，即刻就能得到乐趣，寓意则一样深刻。”

那张多变的嘴在嘲笑他。

“至少你把你的入迷局限在这些危险的哲学思考中，辜负了大好时光，要知道，春日无多，只有短短的几个星期。”

他心想：这场对话倒像是一场词语上的双人舞，如果不小心的话，只怕我会开始欣赏起它来了。不知道她什么时候才会定下心来谈正事，或者她在等着我来开这个头。为什么不呢？毕竟是我有求于她，登门拜访，是闯入者。

她像是看出了他的心思，突然开口说道：“真是奇怪，她们两个居然都是无依无靠的女孩，都是孤儿。这倒省去了我许多麻烦。没有孤寂的双亲要安慰，感谢上帝。佩尔斯护士只有将她一手带大的祖父母。祖父是一个退休矿工。他们过得很穷苦，住在诺丁汉郊外的一所农舍内。他们那里属于一个清教主义占上风的教区。他们听到孩子的死讯，唯一的反应就是说了句‘这是上帝的意志’。这明明是一个人为的悲剧，却得到这样一个回答，真是奇怪。”

“所以你认为佩尔斯护士是死于谋杀？”

“那倒不一定。但是我不会去指责上帝替换了胃导管中的东西。”

“那法伦护士的亲属呢？”

“就我所知，一个都没有。她刚入学被问及近亲时，回答说自己是一个孤儿，没有一个血亲在世。我们也没有理由去盘问这件事，这也许是真的。但是她的讣告明天就会见报，如果有什么亲属或朋友的话，我们无疑会听到他们的回应。我想你已经和学生们谈过话了？”

“我把她们叫来做了初步谈话。我是在示范室见她们的。这样可以为我了解这起案件提供一个背景。她们都同意留下指纹，现在正在做。凡是昨天夜里到今天早上在南丁格尔大楼待过的人，我都要他们的指纹，就是为了排除嫌疑也要这样做。当然我还要分别和每一个人谈话。但是我很高兴能够有机会第一个见到你。毕竟法伦护士死的时候你在阿姆斯特丹，这就意味着对于我来说有一个人的嫌疑要小一些。”

他很吃惊地看到她握住咖啡壶把手的指关节开始发白，脸庞发红。她闭上双眼，达格利什仿佛听到了她的一声叹息，注意到她有点儿张皇失措。他所说的话在一个具有她这样智力的女人听来必定是再明确不过了。他也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费脑筋去说这番话。如果第二桩死亡是谋杀，那么一个昨天夜里有不在场证据的人，肯定可以免除嫌疑。她似乎感觉到了他的吃惊，说道：“对不起，我也许显得有些迟钝。当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清白的，被排除在嫌疑范围之外时，都会松一大口气，我知道这样做是愚蠢的。或许这是因为从真正意义上来说，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清白的。心理学家可以解释这一点，我能肯定。但是你就那么确信吗？那毒药——如果是毒药的话——就不能在法伦买了酒之后的任何时刻被放进了威士忌酒瓶？或是用另外一瓶放了毒药的酒替换了她买的那一瓶？可能我在星期二晚上动身去阿姆斯特丹之前就已经准备好了呢？”

“恐怕你不得不接受你的无罪证明了。法伦小姐昨天下午从大街上的斯卡恩索普商店买了这瓶威士忌酒，夜里她死之前喝了第一口酒，而且还是从酒瓶子里直接喝的。瓶子现在仍然几乎是满的，就我们所知，瓶子里剩下的酒是绝对上乘的威士忌，酒瓶上留下的唯一的指纹就是法伦自己的。”

“你们工作进展得倒是挺快。所以毒药要么是在她把热牛奶倒入玻璃杯子后放进去的，或者是放在白糖里的？”

“如果她是被毒死的话，是这样。但我们在没拿到验尸报告之前还不能确定什么，或许甚至拿到验尸报告之后也不能确定。白糖正在化验，但那其实只是走个形式罢了。大多数的学生在沏早茶时都从碗里取了白糖，至少有两个女孩喝了她们的早茶。于是现在需要考虑的只有威士忌酒杯和热柠檬汁了。法伦小姐在做这件事时给人留下了一个空子，使得自己很容易成为杀人凶手下手的对象。很显然整座南丁格尔大楼的人都知道，法伦如果夜里不出去，就会一直看电视看到节目结束。她睡眠不好，所以上床一向很迟。看完电视后，她就会回到房里脱衣服，穿着卧室拖鞋和睡衣去三楼的小餐具室，调制临睡前要喝的酒。威士忌酒瓶在她的房间里，但是她不能在房间里调酒，因为那里没有安装自来水，也没有加热的工具。所以她拿着已经倒好威士忌酒的平底隔热酒杯去餐具室加热柠檬汁，这是她的习惯。除了柠檬汁，食品橱里还有可可、咖啡、巧克力等其他东西，护士们习惯用它们调制夜里喝的饮料。然后她会把平底酒杯带回房中，放在床头柜上，之后就去洗澡。她洗澡总是很快。她喜欢洗完澡后，趁着身子还暖和立刻钻入被窝。我猜这就是她在进浴室之前先要把饮料调好的原因。当她回到床上时，饮料恰好精确地保持合适的度数。很明显，这个日常习惯从未更改过。”

“在我们这样封闭的小团体中，很多人互相都知道对方的习惯，这是多么可怕的事呀！当然，这也是不可避免的。没有真正的隐私！怎么可能有呢？我知道关于威士忌的事，当然很难说这是我该管的事。这姑娘肯定不是一个刚开始喝酒的人。她一般不会把酒给其他更年轻的学生喝。在她这个年龄，她有权利自行选择夜间临睡前喝什么饮料。”

达格利什问护士长是如何知道威士忌的事情的。

“佩尔斯护士告诉我的。她要见我，告诉了我这件事。她是抱着一种‘我并不是要告发什么事，但是我想你应该知道’的态度。对于佩尔斯护士来说，酒精无异于魔鬼。但是我不认为法伦会将她喝威士忌的事当作什么秘密来保守。她怎么可能呢？正如我说过，我们知道各自的小习惯。但并不是全部。约瑟芬·法伦素来是一个独来独往的人。关于她在医院之外的生活，我无法向你提供任何信息，而且我也不确定这里是否有人会知道。”

“在这里谁是她的朋友？她必定有某个信得过的人，不是吗？在这样一个封闭的团体中，对于任何女人来说那不是必然的吗？”

她有点奇怪地看着他：“是的，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人。但是我想法伦不像大多数人那样需要一个朋友，她很显然是自我满足的人。如果说她信任某个人的话，那可能就是玛德琳·戈达尔了。”

“那个长着一张圆脸、戴着一副大眼镜、相貌平常的女孩吗？”达格利什回忆着。那并不是一张毫无吸引力的脸，她的吸引力在于姣好的皮肤，以及厚厚的角质镜框下灰色的大眼睛里透露出的聪明。但是戈达尔护士绝不是长得很出色的姑娘。他想他能描画出她的未来：心甘情愿地忍受几年培训，考试成绩优异，责任感渐渐增长，直至成为一个护士长。这样一个女孩会和一个长相更迷人的女人建立友谊也并非不常见。至少这也是一种途径，可以从一种更为浪漫的、不讲究奉献的生活中分享到一种感受和体味。泰勒小姐仿佛猜出了他的心事，说道：“戈达尔护士是我们这里最有能力的一个护士了。我一直希望她在毕业后能够留下来，成为这里的一名正式护士。但那看来不可能。她已和我们这里的牧师订婚，他们会在下一个复活节结婚。”

她的目光向达格利什扫过来，有意地盯了他一会儿。

“他被人们看作最为合格的年轻人。你好像很吃惊，警司。”

达格利什笑道：“我当警察二十多年了，已经学会不从表面进行判断了。我最好先见一见戈达尔护士。我知道你们给我的房间还没有收拾好。我想我可以继续使用示范室，或者你想用它？”

“我更愿意让你在其他任何地方见孩子们。示范室对她们来说已经成了一个很不快乐的地方，会使她们回想起那起悲剧。我们现在甚至都不把它当作示范室来用了。在二楼的小会客室收拾好之前，我很乐意让你在这里会见学生们。”

达格利什向她表示谢意。他将咖啡杯放回桌上。

她犹豫了一下，然后说：“达格利什先生，有件事我要说一下。我觉得，不，我就是学生们的监护人。如果有什么问题，万一你开始怀疑她们中有人和案件有所牵连，你能信赖我，让我知道吗？她们会需要保护，肯定还得有人为她们请律师。”

她犹豫了一下又说：“如果我冒犯了你，请你原谅，我在这些事情上毫无经验。我只是不想让她们……”

“落入圈套？”

“由于急迫的逼问，她们也许会乱说话，这样会使她们或医院里的其他人员被错误地安上罪名。”

达格利什发现自己不由得大动肝火。

“你知道，我们是有规定的。”他说。

“啊，规定！我知道这些规定。我相信你有经验，又特别聪明，不会让她们给你的工作带来太多的阻力。我只不过是提醒你，这些女孩子们没有什么头脑，在这些事情上又完全没有经验。”

达格利什极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不让自己提高嗓门，他公事公办地说：“我只能告诉你，我们有我们的规定，遵守这些规定符合我们的利益。难道你就不能想想，违反这些规定对于辩护律师来说是授予了他们什么吗？你居然认为一个有多年经验的资深警官会设陷阱欺负一个没有自我保护能力的年轻女孩，一个易受欺骗的实习护士？在这个国家，警察在他们的职业道路上已经有了太多的困难，我们不会想再人为地去增加它们。”

她脸红了。他饶有兴致地看到红色的波浪从她的颈部往上漫过淡蜜色的皮肤，看起来就像她的血管着了火。瞬间，它就过去了。这变化是如此之快，他都不能确定自己刚才看见了泄密的变形魔术。

她镇定地说：“我们都有各自的职责。我们当然希望它们不要互相冲突。与此同时，你必须明白，我只关心我的职责，正如你只关心你的一样。这倒叫我想起来了，我有些事不得不告诉你。它和克里斯汀·达克尔斯有关，就是那个发现了约瑟芬·法伦护士尸体的学生。”

她简明扼要地把她去单人病房探望的情况说了说。达格利什怀着兴趣注意到她没有做任何评论，没有发表意见，也没有试图为这女孩做任何辩护。他没有问她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她是一个绝顶聪明的女人，肯定知道这时应该把评论此事的难题交给对方。他问什么时候可以和达克尔斯护士谈话。

“她正在睡觉，负责照料护士们身体健康的大夫斯耐林先生今天上午晚些时候会去看她。到时他会向我报告。如果他同意，你今天下午应该可以去见达克尔斯。现在我派人去叫戈达尔护士。我还有什么事能告诉你吗？”

“我想要大量有关这里的人的年龄、背景和他们进医院的时间的资料。这些都在他们的个人档案里吧？如果我能得到这些，将会大有帮助。”

总护士长在沉思。达格利什注意到她沉思时，脸便陷入了绝对的宁静。想了一会儿，她说：“这里所有的职员当然都有个人档案。这些资料在法律上属于医院管理委员会所有。主席要到明晚才从以色列回来，但是我可以和副主席商量一下。我猜他会要求我先把这些档案看一遍，如果它们包含与你的调查相关的情报，就把它们交出去。”

由谁来决定什么东西与他的调查相干呢？他决定目前不提出这个问题，不要过早逼迫她回答是更为谨慎的做法。

他说：“当然有些个人问题我必须问。如果我能从档案里得到一般的信息，问起来就会便利得多，也会节省时间一些。”

真是奇怪，此时她的声音听起来竟那么悦耳，却又如此固执。

“我看会方便得多，你还可以核对他们是不是讲了真话。但是档案必须按照刚才我讲的条件才能交出来。”

她十分确信副主席会接受和赞同她的观点，认为这样做是对的。这真是一个难对付的女人。面对一个棘手的难题，她把它通盘想过，得出一个结论之后，会坚决地表述出来，不会再有任何改变和动摇。真是一个值得佩服的女性。当然只要她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像这个一样容易接受，她还是好对付的。

他问是否可以用一下电话，好把马斯特森警官叫来。此刻他正在监督人打扫小会客室准备做办公室用，达格利什要他做好准备，迎接冗长乏味的个人谈话。

2

接到电话两分钟后，戈达尔护士就来了。她看起来不急不忙，显得很镇定。泰勒小姐认为没有必要对这个沉着、镇静的姑娘解释什么，也用不着给她鼓励，只是简单地说：“请坐，护士。达格利什警司想跟你谈谈。”

然后，她从椅子上拿起她的披肩，披到肩上，谁也不看一眼就走了。马斯特森警官打开记录本。戈达尔护士在桌旁的靠椅上坐下。达格利什示意她坐到炉火旁的扶手椅上，她没有迟疑，走了过去僵直地坐在椅子前段，背挺得笔直。她修长、秀美得令人吃惊双腿谦恭地并在一起，双手放在下摆上，完全放松。达格利什坐在她的对面，发现自己面对着一对张皇失措的聪明眼睛。他说：“在医院里大概没人比你和法伦小姐更亲近了。请告诉我一些关于她的情况。”

她对达格利什的第一个问题毫不吃惊，但在回答之前停顿了几秒钟，像是在整理思绪，然后说：“我喜欢她。她觉得我比大多数其他学生更顺眼些。但我认为她对我的感觉仅此而已。她毕竟31岁了，在她看来，我们全都显得相当不成熟。她特别喜欢挖苦人。那并没有多大作用，但我想有些女孩还是相当怕她的。

“她很少提到她的过去。但她告诉过我，她的父母死于1944年的伦敦大轰炸。她是被一个年长的姑母带大的，在一家寄宿学校受的教育。那种学校通常只要付了钱，就能把孩子们从小带到大，直到孩子们离开。在我的印象中，她好像一直都没有经济困难。她一直想要做一个护士，离开学校之后得了肺结核，不得不在一家疗养院里待了两年。我不知道它在哪儿。在那之后，有两家医院以健康问题为由拒绝了她。于是她去做了许多临时工。我们的培训一开始，她就告诉我她曾经有过一次婚约，但未能履行。”

“你没有问她为什么吗？”

“我从来不问她的事情。如果想告诉我，她早就说了。”

“她有没有告诉过你她怀孕了？”

“是的，在她生病之前两天说的，在那之前她一定已经有了怀疑，但是报告单那天早上才出来，证明她确实怀孕了。我问她打算怎么办，她说要把孩子打掉。”

“你没有向她指出这样做或许是非法的？”

“没有，她才不在乎法律。我告诉她那样做是错误的。”

“但她仍然一意孤行，打算去流产？”

“是的，她说她认识一个愿意做流产的大夫，不会有任何危险。我问她是否需要钱，她说没事，钱只是小问题。她从未告诉过我她打算去找的大夫是谁，我也没问。”

“但是在钱的问题上，只要她需要，你都准备帮她一把，即使你不赞成她去堕胎，是吗？”

“我赞不赞成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样做是错误的。但是当我知道她已经下定了决心，我就不得不决定是否帮助她。我担心她去找一些无执照的背街小诊所，这样做会损害身体健康，甚至会有生命危险。我知道法律已经变了，现在很容易得到一张医疗介绍信，但我认为她无法取得合法的资格。我不得不在道德上做出决定。如果打算造孽，还不如把它做得聪明些，否则便是对上帝的不敬，也是对它的蔑视。你不这样看吗？”

达格利什正色道：“这是一种很有趣的神学观念，我没有资格对此发表看法。她告诉过你谁是这孩子的父亲吗？”

“没有直接说。我猜也许就是那个她一直在交往的年轻作家。我不知道他的名字，也不知道你能到哪里去找他，但我知道，去年十月约瑟芬和他一起去怀特岛待过一星期。她休了七天假，告诉我她决定和一个朋友去那里走一走。我猜想那个作家就是那个朋友。他肯定不是这里的人，他们是十月的第一个星期去的，法伦告诉我，他们住在威恩特诺南边5英里远的一间小旅馆里。这就是她告诉我的全部情况。我猜她大概就是在那个星期怀的孕。”

达格利什说：“日子倒是对的。她从来没有向你吐露过这孩子的父亲是谁吗？”

“没有。我问过她为什么不和孩子的父亲结婚，她说硬塞给孩子两个不负责任的父母对孩子不公平。我记得她是这样说的：‘他要是知道了这个想法，无论如何一定会吓坏的，除非他突然有了强烈的需求，想体会一下做父亲的滋味，或者只是想看一下它到底长什么样。他也许会想看这个孩子出生，却只是为了有一天能写出一篇耸人听闻的、关于孩子出生的故事。但他其实不会对任何人承担义务，除了他自己。’”

“法伦喜欢他吗？”

女孩在回答前足足停顿了一分钟，然后说：“我想是这样的，那就是她自杀的原因。”

“是什么使你认为她是自杀的？”

“我从来就没想过约瑟芬是那种会自杀的人——如果她是自杀的话，但我认为其他死法更不可能。我真的不了解她。人永远不可能真正了解另一个人。任何人都有可能发生任何事，我永远相信这点。和有人杀害了她比起来，更有可能是自杀，确实是这样。在我看来，她被谋杀的观点绝对不可信，他们为什么要杀她呢？”

“我希望你可以告诉我可能的动机。”

“我也不能。就我所知她在约翰·卡朋达医院没有敌人。她人缘不好，过于沉默寡言，不和人来往。但是人们也并不是不喜欢她。即使不喜欢，也不至于因此去杀她，总还得有点别的原因。看来更有可能是她得了流感之后不久又背负上了责任感，在心理上受着莫大的煎熬，觉得自己处理不了堕胎，也不能面对非婚生子，一时想不开便自杀了。”

“我在示范室向你们提问时，你说你可能是她生前见到她的最后一人。昨天晚上你们在一起时到底发生了什么？她有没有使你觉得她也许会自杀？”

“如果她真的使我有这个想法，我不会丢下她一个人去睡觉的。她什么都没说。我想我们总共也没说五六个字。我问她感觉怎么样，她回答说很好。她明显地表示出没有心思和我闲谈，所以我也就不去烦她。大约20分钟后，我上床了，之后再也没有见过她。”

“她没有再提到她怀孕的事？”

“她什么也没说。她显得很疲倦，我想，面色相当苍白。但约瑟芬的面色总是很苍白。一想到她也许需要帮助，而我离开她时连一句可能挽救她的话也没说，我心里就难受。她不是一个会主动向别人寻求帮助的人。我之所以在别人走了之后留下来，是因为我猜她也许有话要说。当明显看出来她想一个人待着时，我便走了。”

达格利什想，她谈到她心里的难受，但是既不能从她脸上看出来，也不能从她声音里听出来。她没有感到自责。她为什么要自责呢？他怀疑戈达尔护士是否真的感到特别悲痛。她比其他任何一个学生都要跟法伦亲近一些。但她并不是真的在意法伦。在这世界上还有人在意她吗？他问：“佩尔斯护士的死呢？”

“我认为那基本上是一次意外。有人出于玩笑，把毒药放进喂食里了；或者是出于些微恶意，没有料到结果竟会致命。”

“对于一个三年级的实习护士来说，她的课程表里应该包括关于腐蚀性毒药基本知识的课程，如此看来，你这么说不是很奇怪吗？”

“我没说这个人是护士，我不知道他是谁。我认为你们现在还没发现他。但我不相信那是蓄意谋杀。”

说得倒是很漂亮，达格利什想。但是对一个像戈达尔护士这样聪明的女孩来说，刚才那番话难免有些自欺欺人。当然，这是大家的说法，也几乎是院方的观点。这种说法将每个人从最坏的罪行中剔除出来，除了恶作剧和粗心大意之外，它不指向任何其他目的。这倒是一种安慰人心的说法，除非侥幸，否则它也许永远会被人驳倒。但是他决不相信这种观点，也无法相信戈达尔护士会相信它。可这个女孩却用虚假的说法安慰自己，在令人不快的事实面前有意闭上眼睛，这更令人难以接受。

达格利什接下来问起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她的行踪。他已经从贝利检查员的笔录和她先前的陈述中得知了，当戈达尔护士毫不犹豫地证实它们时，他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她5点45分起床，和其他人一起在杂物间里喝了早茶。她把法伦患流感的事告诉了大家，因为夜里法伦生病的时候，到她房间里来找过她。没有一个学生表示了特别的关心，但她们都好奇示范教学会如何进行。学生病倒了这么多，她们不无恶意地猜测吉尔瑞护士长将如何面对综合护士协会的检查，完成自己的任务。佩尔斯护士已经和其他人一起喝过了早茶，戈达尔护士记得她是这样说的：“既然法伦病了，我建议由我来扮演病人。”戈达尔护士记不清大家对这件事的讨论了，总之所有人都一致同意，今后任何人生病了，就由名单上的下一位来顶替。

戈达尔护士喝过早茶，穿上衣服，然后去了图书馆，准备对上午的检查中要做的喉切除术的处理做一些修正。要使上午的研究班课题讨论会开得成功，能迅速、明确地回答问题是关键。大约在7点15分时，她定下心来学习，不一会儿达克尔斯护士也来一起学习了。达格利什想，这至少提供了她在早饭前大部分时间内的不在场证明。她和达克尔斯一直埋头学习，所以互相没有说什么有趣的事。她们同时离开图书馆，一起去吃早饭，时间大约是在7点50分。她和达克尔斯以及伯特双胞胎坐在一起，但在8点15分，先她们一步离开了早餐室。她回到卧室整理好床上的被子，然后又去图书馆写了两封信。随后，她去衣帽间待了一小会儿，然后在8点45分往示范室走去。只有吉尔瑞护士长和伯特双胞胎在那里，但不一会儿大家都来了。她不记得顺序，但似乎佩尔斯是最后一个进来的。

达格利什问：“佩尔斯护士当时怎么样？”

“我没注意到她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当时我也没朝那方面想。佩尔斯就是佩尔斯，她总是给人无足轻重的印象。”

“示范开始之前，她说过什么话吗？”

“是的，她说了。真奇怪，你竟然会问起这个。贝利警察没问，所以我之前没有说，但她的确说了一些话。当时大家都集合在一起了，她看了看我们所有的人，问有没有人从她的房间里拿了什么东西。”

“她说了是什么东西吗？”

“没有，她站在那里以一种她偶尔会流露出的、与其说指责倒不如说是好斗的眼光看着大家，说：‘今天早上有什么人去我的房间里拿走了一些东西吗？’”

“没有人回答她。我想大家只是摇了摇头，我们都没特别把它当回事。佩尔斯常常喜欢小题大做。不管怎样，反正伯特双胞胎正在忙着做准备，其余的人也在闲谈。佩尔斯的提问没有得到大家太多的关注。我甚至都不知道是否有半数人听到了她的问题。”

“你有没有注意到她的反应？她是焦虑、生气还是沮丧?”

“什么都没有。真有点怪。我到现在还记得，她看起来很满意，几乎可说是得意扬扬，像是有什么她怀疑的事得到了证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注意到，但我的确看到了她的表情。然后吉尔瑞护士长开始点名，示范教学便开始了。”

她讲完这些话后，达格利什并没有立刻回应。等了一小会儿后，她把他的沉默当作了允许她离开的示意，就起身准备走。她以落座时那种有分寸的、优雅的姿势站起来，用一个不易觉察的手势抹平衣裙，最后向他投去充满疑惑的一瞥，就向门边走去。这时她转过身来，像是服从于一种冲动，又说道：“你问我是否有人有杀约瑟芬的动机。我说我不知道，这没说错。但是我认为，基于法律的动机则是另一回事。我应该告诉你，也许会有人认为我有动机。”

达格利什说：“你有吗？”

“我想你会这样认为。我是约瑟芬的继承人，至少我认为是。三个月前，她告诉我说她已经立下遗嘱，要把她的一切东西都留给我。她把她律师的姓名和地址都给了我，我可以把这些都告诉你。他们还没有给我写信，我希望他们会来信，这意味着约瑟芬真的立了遗嘱。我希望她立了，她不是一个说话不算数的人。或许你想要和律师联系，对吗？这些事需要时间，不是吗？”

“她说过她为什么要把你立为遗嘱受赠人吗？”

“她说她总得把钱留给谁，而我或许是最能好好使用那笔钱的人。我没把她的话太当回事，我想她也如此。毕竟她还只有31岁，从没料到过她会死。而她又警告我，还没等到她活到一大把年纪，她的遗产可以真正为我创造前程之前，她也许早就改变了主意。毕竟她还会结婚。但是她觉得应该立一个遗嘱，而我那时是她唯一在乎、唯一要记住的人。我认为那只不过是出于礼节，从没想过她会有多少钱可以留下。直到我们谈及堕胎的费用时，她才告诉我她有多少钱。”

“多少？多吗？”

女孩平静地回答：“我认为大约有一万六千英镑。那来自她父母的保险金赔付。”

她讽刺性地微微一笑。

“你看，钱不少吧，警司？我想这应该可以成为相当充足的动机，你看呢？现在，我们的牧师宅邸可以安装集中供暖装置了。如果你看到我未婚夫的牧师宅邸那十二个房间，它们几乎全都朝北或朝东，你就会认为我有足够的动机去杀人了。”

3

罗尔芙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和学生们一起在图书室里等着。她们从护士起居室到这里是为了利用这点时间看看书、改改笔记。很难确定姑娘们到底将多少心思放在了书上，但是这个场面看起来宁静、祥和，一派用功学习的景象。学生们坐在窗边的书桌旁，书本摊开放在面前，神情十分专注。罗尔芙和吉尔瑞两位护士长仿佛要强调她们的资深地位和团结一致，在火炉前的沙发上并排坐着。罗尔芙护士长正用一支绿色圆珠笔给一摞一年级学生的练习打分，她从脚边的一摞练习本中拿起一本，看完后又把它放到沙发后慢慢增加的另一摞上。吉尔瑞护士长表面看来正在为她的下一堂课做准备，但总是忍不住将目光盯在她同事果决地画下的符号上。

门开了，是玛德琳·戈达尔。她不发一言，走回座位，拿起笔开始学习。

吉尔瑞护士长低语道：“戈达尔似乎过于平静了，真是奇怪，想想看，人人都认为她是法伦最好的朋友。”罗尔芙护士长眼皮也不抬，冷冰冰地说：“她其实并不在乎法伦。戈达尔储存的情感有限，我能想象得出她把它们全都花在了那个她决定要嫁的人身上，就是那个蠢得出奇的人。”

“可是他长得很英俊。能把他弄到手真是戈达尔的运气。如果你问我，这就是我的看法。”

吉尔瑞护士长对这个话题不太感兴趣，没有继续谈下去。一分钟后，她又气愤地说：“警察为什么不接着叫人呢？”

“他们会的。”罗尔芙护士长又拿起一本练习本，用绿笔在上面批改，然后放到她身旁高高的那堆上，“他们大概正在讨论戈达尔的贡献。”

“他们应该先见我们，不管怎么说，我们是护士长。总护士长应该向他们解释过了。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不在这儿？我看不出她有什么可以得到特殊待遇的理由。”

罗尔芙护士长说：“她太忙了。病房里的两个二年级学生都得了流感。她让杂工给达格利什送了一张字条，大概是写了她昨晚的行踪。我看到杂工拿了进来，问我苏格兰场来的先生在哪儿。”

吉尔瑞护士长的语气变得气愤起来。

“话虽不错，不过她应该在这里。上帝可鉴，我们也很忙呀！布鲁姆费特就住在南丁格尔大楼，她和任何人一样，有可能杀死法伦。”

罗尔芙护士长平静地说：“她的可能性更大。”

“此话怎讲，更大的可能性？”

吉尔瑞护士长的尖嗓子划破了沉寂，双胞胎中的一个抬起了头。

“法伦在病房的最后十天，她把法伦紧紧抓在手中。”

“可是说真的，你的意思难道是……布鲁姆费特不会！”

“当然不会，”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所以你为什么要做出愚蠢而不负责任的评论呢？”

只有纸张的沙沙声和炉火的咝咝声打破宁静，吉尔瑞护士长坐立不安起来。

“我想如果布鲁姆费特再失去两个得流感的学生，她就会要求总护士长从这批学生中抽人了。我知道她已经盯上了伯特双胞胎。”

“那她会很不走运。这批学生的学业已经耽搁得够多了。毕竟这是她们毕业前最后的一段时期。总护士长不会将它缩短的。”

“我不敢确定，记住，那是布鲁姆费特。总护士长通常不会对她说‘不’。有意思的是，我听说了一个传闻，说是她们今年不打算一起度假了。一个药剂师助理从总护士长的秘书那里听来的消息说，总护士长打算一个人开车去爱尔兰。”

我的天，罗尔芙护士长想，这里难道没有任何隐私了吗？但是她什么都没说，只是从坐在她身边的那个躁动不安的人身旁移开了几英寸。

正在此时，挂在墙上的电话响了。吉尔瑞护士长猛地冲过去接听。她又回过身走向那一群人，脸上堆起了失望的皱纹。

“马斯特森警官打来的电话。达格利什警司接下去要见伯特双胞胎。他已经搬到这一层的会客室去了。”

伯特双胞胎不发一言，也没有表现出紧张、不安，她们合上书，向门边走去。

4

半小时后，马斯特森警官在办公室里煮起了咖啡。会客室有一个小厨房，那是一个凹进墙里的架子，里面有一个水槽和塑料贴面的小柜子。柜子上有一台双灶头煤气灶。柜子里的其他东西都拿走了，只留下四个大酒杯、一罐糖、一罐茶叶、一听饼干、一个大陶瓶和一个过滤器，还有三包真空包装的新磨咖啡。洗涤槽旁放着两瓶牛奶，奶皮清晰可见。马斯特森打开一瓶牛奶，先是不放心地嗅了嗅，然后倒了一些在平底锅里加热。他把陶瓶在热水龙头下冲暖和了，用挂在洗涤槽旁的茶巾仔细地擦干，舀取了很多咖啡，然后站在一旁等候壶里冒出第一阵蒸气。他很满意这些安排。如果警察要在南丁格尔大楼工作，这个房间的便利和舒适，毫不逊色于其他任何房间，而咖啡则是意料之外的招待，他从内心里把这归功于保罗·哈德逊。医院的这位秘书给他留下了能干而富有想象力的印象。他的工作也不容易。这个可怜的家伙夹在那两个老傻瓜——济里和格鲁特——之间，还得忍受总护士长的专横和刁难，他的地狱般的生活可想而知。

他小心翼翼地滤过咖啡，端了一大杯给他的上司。他们友好地坐在一起喝着，眼睛却瞟着被风暴摧残过的花园。他们两个都极其厌恶煮得糟糕的饭食和速溶咖啡。马斯特森想，他们只有在一起一边吃喝，一边痛骂小旅馆不合格的饭菜，或者像此刻一样一起品尝上好的咖啡时，才会变得更亲近、更喜欢对方一些。达格利什惬意地用双手握着大杯子想，玛丽·泰勒真是一个能干而富有想象力的人，能够保证他们喝上真正的咖啡。她的工作不容易，济里和格鲁特那两个无能的人对谁都不会有什么帮助，而保罗·哈德逊又太年轻，派不上多大用场。

津津有味地啜饮了一会儿咖啡后，马斯特森说：“这次谈话有点令人失望，先生。”

“伯特双胞胎吗？是的，我原本希望能听到更有趣的事情。毕竟她们俩身处秘密的中心。她们操作了那次致命的滴灌；她们窥见了法伦护士偷偷摸摸走出南丁格尔大楼；她们在半夜里撞见了正在巡视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但这些都是我们已经知道的事。除此之外，我们没有获得更多的东西。”

达格利什在想这两个女孩的事。马斯特森在她们进来时准备了第二张椅子。她们并排坐着，长雀斑的双手按照礼仪放在裙摆上，双腿谦恭地交叉着，这两个女孩简直就是对方的镜子。她们对他的提问回以有礼貌的轮唱式回答，两人那种西部地区的沙哑喉咙听起来十分悦耳，和她们那阳光般的健康外貌一样令人愉快。他有点喜欢这对双胞胎。当然，他面对的可能是一对颇有经验的共谋犯。任何事都有可能发生。她们有最好的机会在牛奶中下毒。和南丁格尔大楼里的任何一个人一样，她们也有机会在法伦临睡前喝的酒中掺入什么东西，这些都是肯定的。然而她们却似乎和他相处得十分轻松。或许因为要反复地重述她们大部分的故事，她们有点不耐烦，但是她们绝没有害怕，也没有特别焦虑，时不时还会以一种探究式的关切目光盯着他，仿佛他是一个棘手的病人，情况开始变得令人焦虑起来。在示范室和学生们第一次见面时，他就注意到其他护士的脸上也曾有过这种热切而富有同情心的关注，但有点张皇失措的意味。

“你们有没有注意到牛奶有什么不同寻常的地方？”

她们俩几乎是齐声驳斥他，而且声音都很平静：“啊，没有！如果有，我们还会继续往里灌吗？怎么可能呢？”

“你们还记得启开瓶盖时，它像是被拧开过吗？”

两双蓝色的眼睛互相望了望，几乎像是在传递信号。然后莫琳回答：“我们不记得它是否被拧开过。但即使有，我们也不会怀疑有人在牛奶上动过手脚，只会认为那是牛奶房的人按习惯做的。”

雪莉说接着：“我认为我们无论如何也不会注意到牛奶有什么问题。要知道，我们当时正专注于滴灌的步骤，要保证我们需要的一切工具和装备到位。我们知道比勒小姐和总护士长随时会来。”

这就是解释。她们经过培训，是知道要注意观察的女孩，但她们的观察有其特定性和局限性。如果要她们观察一个病人，她们绝不会漏掉任何症状和征候，哪怕是眼皮的眨动或是脉搏的变化。然而对于房间里发生的任何事情，无论多么惹人注目，她们都可能注意不到。她们的注意力都集中在示范过程、仪器、装置和病人身上，会理所当然地认为那瓶牛奶没有问题。然而她们是农民的女儿，她们中的一员，莫琳，切切实实地将那东西从瓶子里倒了出来，难道她们就真的没有看出那不是牛奶的颜色、质地和气味吗？

莫琳好像看穿了他的心思，说：“这不是我们能否闻出苯酚气味的问题。当时整个示范室里都是这种气味，柯林斯小姐向来到处喷苯酚，仿佛我们全都是麻风病人。”

雪莉笑起来，说：“苯酚才不能治疗麻风病呢！”

她们互相望着，像共犯那样笑得很快乐。

谈话就这样进行着。她们没有提出可供思考的信息，也没有提出任何建议。她们不知道谁会希望佩尔斯或是法伦死，两次死亡事件发生之后，她们似乎也没有特别吃惊。她们还能回忆起凌晨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讲过的每一句话，然而那次相遇明显没有给她们留下很深的印象。当达格利什问到护士长是否流露出了什么异常的忧虑或是沮丧时，她们同时盯着他，困惑地皱起眉头，然后回答说护士长表现得和平常没什么两样。

马斯特森仿佛在跟随他上级的思路，说道：“只差没有直接问她们，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看起来像不像是刚杀了法伦回来，你无法把话讲得更明白了。她们俩真是不爱说话的一对怪女孩。”

“至少她们确定了时间。7点刚过，她们取了牛奶，拿着它直接走进了示范室。她们为示范做初步准备时还没有打开牛奶瓶。她们大约8点40分回来继续完成准备工作时，牛奶瓶仍然在盘子上，仍然没有打开。她们把它竖着放进热水中，使其达到人体血液的温度，此后它一直在那里，直到她们将牛奶从瓶中倒入量杯内，大约两分钟后，比勒小姐和总护士长一行人到了。大多数有嫌疑的对象在8点到8点25分之间一起进早餐，因此下毒的时间要么在7点25分到8点之间，要么就是在早餐之后到双胞胎回到示范室之前的短短间隙内完成的。”

马斯特森说：“我仍然感到奇怪，她们居然没有注意到牛奶有什么异样。”

“也许她们注意到的东西比现在意识到的要多。但毕竟她们的故事已经讲了无数次，现在又重述了一遍。在佩尔斯死后的那几个星期内，她们最初的表述已经固定在头脑中，变得难以改变，覆盖了事实。这就是我没有问她们关于牛奶瓶的关键问题的原因。如果她们此时给了我错误的回答，以后她们就再也无法去更改它。我们必须给她们一次更大的震动，使她们完全进入回忆之中。她们现在没有用全新的目光去看发生的事。我讨厌重建犯罪现场，它们总使我感觉自己像是一个虚构故事里的侦探。但是我认为可以在这里重建一次。明天一早我要去伦敦，你和格里森可以在现场监督，格里森大约会很乐意干。”

他简短地向马斯特森交待了自己的想法，最后说道：“你不必惊动护士长们。我希望你向柯林斯小姐要一些消毒剂。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一定要小心那些东西，事后把它处理掉，我们不能再让悲剧发生。”

马斯特森警官把杯子放进水槽，说道：“南丁格尔大楼真是厄运不断，但是既然我们在这儿，就不可能再次看到凶案重演。”

后来发生的事证明，这句话竟预言得一点也不正确，真是奇怪。

5

自那天上午早些时候在杂物间遇到达格利什以来，罗尔芙护士长有足够的时间从震惊中恢复，考虑一下她的处境。正如达格利什所料，她现在处于最不愿意配合的时候。关于示范课和胃内喂食的安排，以及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自己的行踪，她都向贝利警察做过一番清楚、明确的交代。她对自己那番准确而一丝不乱的陈述做了确认，承认自己早已知道佩尔斯护士将扮演病人，并语中带刺地指出否认这一点毫无意义，因为法伦生病的时候，玛德琳·戈达尔来通知的正是她。

达格利什问：“你就没有怀疑过她生病一事的真假吗？”

“什么时候？”

“当时或现在。”

“我想你是在暗示法伦可能通过装病促使佩尔斯代替她，然后又在早饭前偷偷溜回南丁格尔大楼对滴管下手？我不知道她为什么要回来，但是你最好从脑中把她假装生病的念头去除掉。法伦根本不可能制造出39.8摄氏度的体温、寒战和飞快跳动的脉搏。她是那天晚上的重病号，后来几乎病了整整十天。”

达格利什指出，那就更奇怪了，她竟然在第二天早晨就恢复得足以返回南丁格尔大楼。罗尔芙护士长回答说，这是够奇怪的，她只能推测必定有一个急迫的理由逼着法伦返回。当对方请她推测这个理由是什么时，她回答说，提出论点供人参考不是她的工作。然后，她像是在冲动的驱使下，又说道：“但那绝不是去杀佩尔斯。法伦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毫无疑问在她那个年纪中是最为聪明的。如果她回来是为了在喂食里下腐蚀剂，她应该完全清楚自己得冒多大的风险。她必须不让南丁格尔大楼的人看见，必须不让病房的人知道她不见了，还得十分小心地编造好一整套故事，才不会被迫临时想说辞。我猜就是因为这样，她才只是简单地拒绝了贝利警察，不向他做出任何解释。”

“或许她太聪明了，明白这异常的缄口不言会让另一个同样聪明的女人摸透她的心思。”

“你是指一箭双雕吗？我不这样认为，那对于警察的智力将会是多么重大的考验呀！”

她平静地承认，她无法提供自7点钟双胞胎从厨房拿来牛奶直到8点50分这段时间的不在场证明。此后，她和总护士长、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一起待在泰勒小姐的起居室里，等着比勒小姐的到来。8点到8点25分间，她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同桌吃了早饭。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先离开了饭桌，她在大约8点25分时也走了，这是她唯一可以证明不在现场的时间段。随后，她先是回到自己位于示范室隔壁的办公室内，但是发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正在那里，便立刻回到四楼的卧室里去了。

达格利什问及吉尔瑞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吃早餐时表情是否和平时一样时，她冷冷地说，她们没有表现出任何杀人躁狂症的迹象，如果说这就是他话中暗示的意思的话。吉尔瑞看了《每日镜报》，布鲁姆费特看的是《护理时代》，如果这也具有什么意义的话，谈话就更微不足道了。她很遗憾地说她不能为她自己在早餐前后的行踪提出任何证据，但那也是完全可以理解的，多年来她都习惯去卫生间私下里清洗一下，除此之外，她很看重一天工作开始之前的这段空闲时间，宁愿独自度过。

达格利什问：“你吃完早餐，去了办公室后发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在那里，当时你不感到吃惊吗？”

“这没什么特别的。我理所当然地想到他昨晚在医务人员宿舍里过了夜，因此一早就来南丁格尔大楼见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他可能是要找个地方写封信。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每当突发奇想时，便自以为有权把约翰·卡朋达医院的任何房间当作他的私人办公室。”

达格利什问起她昨天晚上的行踪。她又重复说她一个人去了电影院，但这一次却补充说，她在回来的路上遇见了朱丽亚·帕多。她们一起走回了医院。她们回到南丁格尔大楼时23点刚过，她直接回到了自己的房间，没有再见到任何人。她猜帕多护士要么是直接上床睡了，要么就是到实习护士起居室里去和其他人一起看电视了。

“这么说来，你就没有什么东西可以告诉我吗，护士长？没有可以提供帮助的信息吗？”

“没有。”

“我这样说未必确切——甚至连你为什么要撒谎称自己是独自看的电影，你也不能说出原因吗？”

“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认为我的私事不应该在你们的关注之列。”

达格利什平静地说：“罗尔芙小姐，你的两个学生死了。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找出原因，查出她们是怎样死、为什么死的。假如你不愿意合作，就说出来，你将不必回答我的问题。但不要试图告诉我该问什么问题。是我在负责这次调查，我做事有我自己的方式。”

“我明白了，你做事的时候要建立一套规矩。而我们所能做的一切就是回答问题，不管我们想不想玩这个游戏。你们玩的是一个危险的游戏，达格利什先生。”

“告诉我一些学生的情况吧。你是首席护士导师，必定见过很多女孩。我想你对学生们的个性一定有很中肯的判断。我们先从戈达尔护士开始吧。”

如果说她对他的选择有一点吃惊或宽慰的话，她丝毫没有表露出来。

“我确信玛德琳·戈达尔能获得金奖章，她是这一届最优秀的护士。她不如法伦聪明，但是很用功，做事极其认真。她是本地的女孩，父亲在城里很有名气。他是个极为成功的房地产经纪人，继承了历史悠久的祖业，还是市议会的议员，多年来在医院管理委员会任职。玛德琳上完中学后便来到这里。我想她从来就没有考虑过去其他的护士培训学校。她的家人都有强烈的乡土情结。她已经和一个圣三一修会的牧师订婚，我听说他们打算等戈达尔一完成学业就结婚。又一个优秀的护士将离开这个行业，但我想她明白自己该优先考虑什么。”

“伯特双胞胎呢？”

“仁慈友爱、明白事理的好姑娘，比人们通常所认为的更有想象力、更敏感。她们的父母是格洛斯特附近的农民。我不知道她们为什么选中了这家医院，可能是有一个什么表姐之类的在这里培训过，觉得很好的缘故。她们是那类按照自己的家庭基础挑选培训学校的女孩。她们不是特别聪明，但也不笨。我们这里不收愚蠢的女孩，感谢上帝。现在她们各自都有固定的男朋友，莫琳已经订婚了。我想她们俩都不会把护士看作永久性的工作。”

达格利什说：“如果这种由于婚姻而主动放弃工作的情况形成定势的话，你们大概很难为护士这个职业找到领导人物了。”

她冷冷地说：“我们现在就有难处。你还对哪位感兴趣？”

“达克尔斯护士。”

“可怜的小姑娘！她也是一个本地的女孩，背景却与戈达尔完全不同。她父亲是一个地方矿务工作人员，在达克尔斯12岁时死于癌症。母亲从那时起一直靠一笔微薄的抚恤金艰难度日。这女孩与戈达尔毕业于同一所中学，但据我所知，她们相处得并不好。达克尔斯是一个勤奋、认真、努力的学生，有很大的抱负。她会干得很好，但不会有很大的发展，也就这样了。她容易疲倦，身体不是十分强健。大家都认为她胆子小，神经高度敏感，不管这是委婉的说法还是另有所指。但达克尔斯足够吃苦耐劳。要记住，她是一个三年级的学生。无论这个女孩体力和精神两方面中哪方很弱，她的学业都达不到目前的程度。”

“朱丽亚·帕多呢？”

罗尔芙护士长现在已经完全控制住了自己，当她继续说话时，声音里已经听不出变化了。“这是唯一一个父母离异的孩子。母亲是一个漂亮但自私的女人，她不能长久地和一个丈夫一起生活。我相信她已经结过三次婚了。我不知道帕多是否知道谁才是她的父亲。她母亲经常不在家，帕多只有5岁时，就被她母亲打发到托儿所去了。她到这儿来之前有过一段不稳定的学习经历。她是从一所六年制寄宿中学直接到这里来的。那所学校专收独立生活的女孩。那里什么都不教，只让她们死记硬背。她先是申请了一家伦敦的教学医院，但在社会背景和学业上都未能达到接收标准。不过那里的总护士长把她推荐到这儿来了。像我们这样的学校和教学医院之间有合作。他们那里每一个位置都有十多个人在申请，大多数人是出于势利，或是想找到一个好丈夫。我们十分乐意接受一些他们不要的人。我看他们培养出的护士未必比她们被接收进去时要好多少。帕多就是被她们拒绝的。她是一个聪明的女孩，但思想上缺乏历练，是个心眼好、能体贴人的护士。”

“你对你的学生十分了解。”

“这是我的工作。但我有话在先，别指望我来评论我的同事。”

“吉尔瑞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吗？不，但我很想听听你对法伦护士和佩尔斯护士的看法。”

“对于法伦，我没有太多的话可说。她性格内向，几乎可以算是一个神秘的姑娘。当然，她人很聪明，比大多数的学生成熟。我想我只和她有过一次私下谈话。那是在她的第一学年结束的时候，我叫她来，想问问她对护理工作的看法。一个像她这样不是直接从学校毕业就过来的、经历完全不同的女孩，我们的教学方法给她留下了什么印象，我对此很感兴趣。她说一个人仍然在学徒阶段时受到的待遇就好比厨房里的下级女仆，要她来做这种判断是不公平的，但她仍然认为护理是她的工作。我问她是什么吸引了她选择这个职业，她说想掌握一门技能，那会使她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都能独立生存，况且一份资格证书总是需要的。我认为她对这门职业并没有特别的雄心壮志。说到底，她接受培训只不过是为了掌握一种谋生的手段。但是我也可能错了，我说过，我从没真正了解过她。”

“所以你不知道她是否有敌人？”

“我无法想象为什么竟然会有人想要杀死她，如果这就是你的意思。我倒是认为佩尔斯更像一个受害对象。”

达格利什问她为什么。

“我不喜欢佩尔斯，但我没有杀她，我不会因为不喜欢某人就杀了他。她是一个奇怪的女孩，喜欢搬弄是非，为人虚假。不要问我是怎么知道的，我不会说的。我并没有什么真凭实据，即使我有，我也不确定是否应该交给你。”

“因此对于她竟然被人谋杀，你一点也不感到惊奇？”

“这件事叫我大吃一惊，但我从没想过她会死于自杀或是一次意外。”

“那么你认为是谁杀了她呢？”

罗尔芙护士长冷酷地看着他，报复般的说道：“告诉我，警司，你说是谁？”

6

“你昨晚一个人去了电影院？”

“是的，我已经告诉过你了。”

“去看《奇遇》的重映，对吧？或许你觉得只有一个人才能最好地体会安东尼奥尼电影的精妙之处？抑或你找不到其他人愿意陪你一起去？”

她当然受不了这个。

“只要我愿意，会有无数的人想带我去看电影。”

电影。这个词让达格利什回忆起自己在她这个年纪的时光。代沟这个词真正的含义远比语义学上的意思要深，那是更为彻底的情感疏离。他真的不理解她。他找不到一点线索，帮助他猜出那光滑的、孩子气的额头里面正在想着什么。那双非凡的紫罗兰色眼睛在弯弯的眉毛下面远远地分隔着，它们直盯着他，充满了警惕，却很淡漠。那张猫儿一样的脸长着小小的、圆圆的下巴和宽宽的颧骨，它毫无表情，只是对正在发生的事情表示出一种厌恶。达格利什想，很难想象在病床边会有比朱丽亚·帕多长得更漂亮、更可爱的护士。当然，当病人真的很痛苦、很沮丧时，伯特双胞胎健全的常识或玛德琳·戈达尔冷静的才干更让人愿意接受。这也许只是个人的偏见，但他无法想象任何男人会心甘情愿地在这个自私、无礼的小女人面前暴露自身的心理缺陷或肉体痛苦。他很好奇帕多想从护理这项事业中得到什么。如果约翰·卡朋达医院是一家教学医院的话，他还能够理解。她说话时每一次睁大眼睛都会让听者感到眼前蓝光一闪，那象牙般洁白的牙齿外，湿润的双唇每一次微微分开都会迷倒一帮医学院学生。

他注意到这些对马斯特森警官也有着影响力。

可是罗尔芙护士长是怎么说她来着？

“一个聪明的女孩，但思想上缺乏历练，是一个心眼好、能体贴人的护士。”

好吧，可能是这样。但是罗尔芙护士长受了偏见的支配，所以达格利什要以自己的方式来下判断。

他压住心中的疑问，抵制住要挖苦人、想用低级的嘲弄来表示反感的冲动。

“你觉得影片怎样？”

“还成。”

“那么，你看完这部‘还成’的电影后回到南丁格尔大楼时是什么时候了？”

“我不知道，我想大约接近晚上11点了吧。我在电影院外面遇见了罗尔芙护士长，我们一起走回来的。我想她已经告诉过你了。”

由此看来，她们必定已经谈过话了。这就是她们的故事，这个女孩又重复了一遍。她毫不掩饰，根本不在乎人家是不是相信她。这当然可以查出来。电影院售票室里的女孩也许能回忆起她们两个是不是一起来的。但是根本不必费劲调查，那有什么要紧的呢？除非她们两个一边欣赏电影一边策划凶杀案，就这样度过了那一晚。如果的确如此，这里就有一名罪恶的同谋犯，而她看起来明显也无所谓。

达格利什问：“你回来以后又发生了什么？”

“什么都没发生。我上楼去了护士起居室，她们正在看电视。呃，实际上我进去时她们刚刚关上电视。伯特双胞胎到厨房去沏了茶，我们把茶端到莫琳的房间里喝，达克尔斯跟着我们一起去了。玛德琳·戈达尔留下来和法伦待在一起。我不知道她们是什么时候上来的。我一喝完茶便上床去睡了。0点之前我就睡着了。”

她也许睡着了。但这是一次非常简单的谋杀，没有什么可以阻拦她——或许是在卫生间的一个隔间里——等待，一直等着法伦洗澡。一旦法伦进了浴室，帕多护士就会知道其他学生所知道的一切：一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会在法伦的床头柜上等着。溜进她的房间，在饮料里加点什么是多么简单的一件事。然后呢？在没有拿到事实根据之前，顺水推舟做出这样的推理，就如同摸黑前行，令人发狂。不到尸检报告出来，毒理学报告到手，他都不能确定正在调查的是不是一桩谋杀案。

他突然改变方针，返回到前一个话题上去。

“你对佩尔斯护士的死感到遗憾吗？”

她又一次睁大了眼睛，微微噘起嘴，思考着，意思是这真是一个相当傻的问题。

“当然，”稍微停顿了一下，“她从没有伤害过我。”

“她伤害过别人吗？”

“你最好去问她们自己。”又是一阵停顿。或许她觉得自己的冒失有点傻气和粗鲁。“佩尔斯能带给别人什么伤害呢？”这句话的语气里没有一丝一毫的轻蔑，只有冷漠，她仅仅是陈述一件事实。

“有人杀了她。那可能意味着她招人怨。有人必定很恨她，想把她从眼前除掉。”

“她很可能是自杀的。当她吞那根管子时，便清楚地知道要流进来的是什么了。她害怕了，每一个在旁边看着的人都能够看出这一点。”

朱丽亚·帕多是第一个提到佩尔斯护士的恐惧的学生。当时，所有在场人员中只有两人注意到了这一点，另一位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她的陈述着重指出了那女孩恐惧的表情，佩尔斯护士几乎是在强迫自己忍受。帕多护士居然如此具有洞察力，真是令人吃惊，也很有趣。达格利什说：“但是你真的相信是她自己把腐蚀性的毒药放进了食物里吗？”

那双蓝色的眼睛又和他的眼睛碰上了，她露出一个神秘的微笑。

“不，佩尔斯每次不得不扮演病人时，都怕得要命。她讨厌做这个，虽然从不说出来，但人人都能看出她的感受。吞咽那根管子对于她来说必定是一件特别可怕的事。有一次她对我说，一想到要在喉部做检查或是手术她就受不了。她小时候曾经做过扁桃体切除手术，那个外科大夫，也许是一个护士，对她很粗暴，深深地伤害了她。不管怎样，那是一次可怕的经历，给她留下了对于喉部的恐惧。当然，她本可以向吉尔瑞护士长解释，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愿意替换她，她就不必扮演病人了。没有人强迫她。但是我觉得佩尔斯认为完成示范是她的责任。她是一个特别看重责任的人。”

如此看来，当时在场的任何人都应该能看出佩尔斯的感受。但事实上，只有两个人注意到了。其中一个就是眼前这个明显没心没肺的小女人。

达格利什的好奇心被激发了出来，但并没有特别吃惊：佩尔斯护士竟然会挑选朱丽亚·帕多来做自己信赖的人。他以前也碰到过这种反常的吸引。长得漂亮、惹人喜爱的人常常对于长相平凡、遭人看不起的人具有吸引力。有时候这种吸引力甚至是互相的。他心里猜度着，这种奇怪的互相吸引成了多少友谊和婚姻的基础，却不为这个世界所理解。但如果希瑟·佩尔斯希望通过讲述她童年的阴影得到对方的友谊或同情的话，那她真是不幸。朱丽亚·帕多看重的是力量，而不是弱点。面对乞求她同情的他人，她只会无动于衷。然而，谁又知道呢？佩尔斯也许从她那里得到了什么，不是友谊，不是同情，甚至也不是怜悯，而只不过是一点点理解而已。

他突然产生一阵冲动：“我想你大概比这里任何其他人都更了解佩尔斯护士，可能十分了解。我不相信她是自杀的，你也不相信。我要你把关于她的一切都告诉我，那会帮助我找出一个动机来。”

一秒钟的停顿。这是他的想象，还是她真的在下决心说什么事呢？然后她开始说，音调挺高，却有种不善表达的孩子气：“我猜她在讹诈某个人，她对我干过一次。”

“说说看。”

她用探究的目光看着他，仿佛在估量他的可信度，或者是在衡量这件事值不值得讲出来。然后她的嘴角上翘，露出一个微笑，好像在缅怀往事，接着平静地说道：“一年以前我的男友曾和我在一起过了一夜，不是在这里，是在综合护士宿舍。我打开了一扇防火通道门放他进来。我们当时只是闹着玩的。”

“他是约翰·卡朋达的人吗？”

“嗯，是的，是外科登记处的。”

“那么希瑟·佩尔斯是如何发现的呢？”

“那是我们预考——就是第一次国家注册考试——的前一晚。佩尔斯每逢考试之前都要闹肚子。我猜她是沿着走廊慢慢摸到厕所去时看见了我正让奈杰尔进来，又或许是她返回卧室时在我的房门上偷听来着。她大概听到了我们在房中咯咯地笑，或者诸如此类的声音。我料想她听了个够。我不知道她这样干是要做什么。从来就没有人想和佩尔斯做爱，所以我想她就是要听别人和男人在床上的动静以获得一点刺激。不管怎样，第二天一早她就跟我说了这件事，还威胁说要告诉总护士长，把我赶出护士培训学校。”

帕多说这些话时并无怨恨的语气，还几乎觉得有一点好玩。这件事当时没有惹恼她，现在也没有惹恼她。

达格利什问：“她问你要多少钱来买得她的沉默？”

他毫不怀疑，不管她要了多少钱，那笔钱一定没有支付。

“她说她还没有打定主意要什么，得想一想，得要得合情合理。你真该看看她当时的那张脸，斑斑驳驳，红得就像一只令人讨厌的火鸡。我不知道我当时是怎样拉长着一张脸的。我假装害怕极了，后悔得要死，要求那天晚上我们应该谈一谈。那样做是为了给我自己争取一点时间去和奈杰尔联系。他和他守寡的母亲就住在城外。她很溺爱他，我知道叫她证明她儿子在家里过的夜毫不困难。她甚至不在乎我们在一起。她认为她宝贝的奈杰尔想要什么就该得到什么。但是我得赶在佩尔斯之前把一切安排好。那晚我见到她时，告诉她我们两人坚决否认那件事的存在，奈杰尔有不在场证据来支持他。她忘了奈杰尔还有个母亲，也忘了别的事。奈杰尔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侄子。如果她去告了状，也只有她会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赶出去，而不是我。佩尔斯真是蠢得要命，真的。”

“看来你应付起这类事来得心应手、镇静自如，真叫人佩服。你就真的不知道佩尔斯打算怎么惩罚你吗？”

“啊，我当然知道！我在开口告诉她之前先让她说出来了。真是有趣极了。那根本就不是惩罚，更像是讹诈。她想和我们玩，加入我们这一伙！”

“你们这一伙？”

“嗯，就是我、詹妮弗·布莱恩和戴安娜·哈泼。我那时正和奈杰尔交往，戴安娜和詹妮弗的男友都是奈杰尔的朋友。你没见过詹妮弗，她就是那些因流感而请假的学生中的一员。佩尔斯要我们为她介绍一个男朋友，那样她就能成为我们这一伙人中的第四个了。”

“你不觉得这很令人吃惊吗？从我听到的有关她的情况来看，希瑟·佩尔斯根本就不是那类对性有兴趣的人。”

“人人都对性有兴趣，只是各有各的方式。佩尔斯只是没有直接提出来罢了。她说我们三个她都信不过，应该另找一个可靠的人来监督我们。猜猜看！猜中了是谁可没有奖金！我知道她想要谁。是汤姆·迈利克斯，他那时候是儿科的登记员。他一身缺点，相当令人讨厌，但是佩尔斯喜欢他。他们俩都属于医院教友会的，汤姆在这里待满两年之后就要去当传教士什么的。他倒是很适合佩尔斯。我敢说只要我对他施加压力，他完全可能和她出去幽会一两次。但那样做对她没有一点好处。他不要佩尔斯，他要的是我。你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

达格利什当然知道，毕竟这是最普通、最老套的个人悲剧。你爱一个人，他却不爱你。更糟糕的是，他不惜舍弃自己的最大利益，也要打破你平静的心境，去爱上另一个人。假设没有了这种人间悲喜剧，世界上半数的诗人和小说家又该干什么去呢？但是朱丽亚·帕多不为所动。达格利什想，如果她的声音里有一丝同情，甚至是表现出一点儿兴趣就好了！佩尔斯这种不顾一切的需求和对爱的渴望迫使她从可悲的乞求者走向了讹诈犯，但她在被讹诈者那里却一无所获，甚至连一丝觉得好笑的轻蔑也没有。

这个被讹诈者甚至都不觉得有必要要求佩尔斯保守秘密。她此时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便把原因告诉了他。

“我现在不在乎你知道了。我干吗要在乎？毕竟佩尔斯死了，法伦也死了。我的意思是，这里出了两宗命案，总护士长和医院管理委员会有更重要的事得操心，哪里还会管我和奈杰尔上床的事。可是每当我想起那个晚上，那才叫销魂呢！那张床太窄，一直吱吱嘎嘎地叫，奈杰尔和我咯咯地笑着，我们几乎不能够……可是只要一想到佩尔斯盯在锁洞上的那只眼睛……”

说到这里，她笑了起来。这真是一串发自本能的、回忆欢乐往事的钟声齐奏，那么天真，那么富有感染力。马斯特森抬起严肃的脸看着她，也不禁漾开了嘴角，宽容地咧嘴一笑。有那么一刻，他和达格利什都不得不努力克制自己，以免和她一起开怀大笑起来。

7

达格利什一一召见等候在图书馆里的那些人时，并没有按照任何特定的顺序，他把吉尔瑞护士长留到最后也没有特别的用意。但是漫长的等待对于她来说是有点欠体谅了。很显然，一大清早起床，她就挤出时间来仔细地化了妆。这当然是出于本能做的一番准备，不管那天会遭遇什么样的意外和损害，她都得做这样的准备。但是她化的妆后来却弄得一团糟。睫毛油流了下来，弄污了眼影，汗珠一直沿着前额往下淌，唇膏在下巴上留下一道痕迹，或许是她自己的手不经意间在脸上乱划造成的。很显然，她发觉她很难使自己的双手安静下来。她坐在那里，手指将手帕绞来绞去，又在双腿上不安地划动。没有等到达格利什开口说话，她便极度激动地开了腔，喋喋不休地高声说：“你和你的警官与梅克诺夫特一家一起待在猎鹰者武器旅馆里，不是吗？但愿他们能让你们住得舒服，希拉有点令人讨厌，但是鲍勃，你让他独自待着时倒是个挺不错的人。”

达格利什做了一切努力不让鲍勃独自待着。他之所以挑选猎鹰者武器旅馆，是因为它小、方便、安静，而且一半的房间都空着。没多久他便明白了原因，旅馆的老板鲍勃·梅克诺夫特和他的太太比起关心如何让客人过得舒服，更关心如何给来访者留下他们有教养的印象。因此达格利什强烈地希望在这个周末能搬出那个地方。与此同时，他无心与吉尔瑞护士长讨论梅克诺夫特一家，便彬彬有礼但坚决地把她引导到更为相关的话题上来。

和其他接受询问的人不同，吉尔瑞护士长认为在开始前，她必须花五分钟表达她对那两个女孩的死亡感到的恐惧感受，那是何等的惊悚、悲惨、糟糕、可怕、残忍、难忘、费解，等等。达格利什想，这种情绪表述尽管没有独到见解，却也是真实的。这个女人是真正悲痛的，他怀疑她是否被吓坏了。

他引导着她一起回到1月12日星期一发生的事件上去。她所说的也没有什么新鲜内容，陈述也已经记录在案了。她那天起得很晚，匆匆忙忙穿好衣服，等到她收拾好赶到餐厅时正好8点。她在那里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及罗尔芙护士长一块儿吃了早餐，当时她第一次听说法伦头天夜里生病了。达格利什问她是否还记得是哪位护士长把这消息告诉她的。

“呃，我不敢说我的确记得，我想是罗尔芙，但我不能十分肯定。那天早上我心境很烦躁，手忙脚乱，焦头烂额，就是睡过头也无济于事。对于综合护士协会视察的事我自然是有点紧张，毕竟我还不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导师，只是代替曼宁护士长上课。第一次带班做示范教学没有总护士长指导就够糟糕的了，再加上协会来的视察员、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罗尔芙护士长全都坐在那里，瞪大眼睛盯着我的一举一动。我突然想到法伦不在，就只剩下七个学生了。嗯，这倒是蛮适合我的，我认为人越少越好。我只希望这些小家伙们能够利索地回答问题，显出一点聪明劲儿来。”

达格利什问她最先离开餐厅的是谁。

“我想是布鲁姆费特。她像往常一样急着回病房。接着离开的是我。我拿着报纸穿过餐厅，端着一杯咖啡就进了暖房，坐下来看了十来分钟报纸。克里斯汀·达克尔斯、戴安娜·哈泼和朱丽亚·帕多都在那儿。哈泼和帕多在一起闲谈，达克尔斯独自在看杂志。我没待多久，走的时候她们还在那儿。大约8点30分，我上楼回了房间，路上取了邮件，然后又下来，直接去了示范室，此时正好是8点45分。伯特双胞胎已经在那里了，做完了一切准备工作后，戈达尔几乎是踩着点进来的，班上其他人是在8点50分时一起进来的，只有佩尔斯除外，她最后一个进来。在我们定下心来开始工作之前，女孩子们像往常一样闲谈，谈些什么我一点也不记得了，其余的事你都知道了。”

达格利什当然知道。他虽然知道不可能从吉尔瑞护士长那里听到什么新东西，但还是引导着她再回顾一下示范室里的伤人事件。可她也没有什么新鲜事可说了，又是一切是多么可怕、恐怖、吓人，令人不寒而栗、难以置信，她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达格利什又转回到法伦的死上来，但此时吉尔瑞护士长却令他大吃一惊。她是所有人中第一个提出有不在场证据的人，或者说，她显然希望这是一个证据，并且她说的时候有一种希望他人理解的满足。从20点直到午夜，她一直在房间里招待一个客人。她带着一种害羞的表情，不情愿地向达格利什说出了他的名字。他叫伦纳德·莫里斯，是这家医院的总药剂师。她邀请他来吃晚饭，他刚到不久后，她在四楼的护士长厨房里做了一道简单的红肠意面，在20点时将食物端进了自己的起居室里。这之后，她去厨房取菜碟用了几分钟，快到午夜时，莫里斯去了两分钟厕所，早些时候她也因为上厕所离开了两三分钟。除此以外，他们一直在一起，待了整整四个小时，谁都没有离开过对方的视线。她又热切地补充说，让莫里斯证实她所说的故事只会让他感到莫大的幸福。莫里斯应该准确地记得时间，因为他是一个药剂师，非常讲究细节的精确。唯一的问题是他今天上午不在医院，9点前他刚给药房打过电话，说他病了。但他明天会赶回来上班，这一点她可以确定，莫里斯最恨浪费时间。

达格利什问起他离开南丁格尔大楼是在几点钟。

“嗯，午夜过后没多久。我记得我的时钟报时0点时，莫里斯说他真的要走了。五分钟后，我们离开房间，走下后楼梯，就是从总护士长寓所通出来的那个楼梯。我把门打开，让它敞着，莫里斯从他停放自行车的地方取了车，我和他走到了小路上第一个转弯处。那天晚上不适合散步，但是我们还有一两件医院里的事要聊。莫里斯在给二年级的学生上药物学课，而我呢，我想我可以出来呼吸一点新鲜空气。莫里斯不愿意让我独自回去，于是又把我送回了门边。我想我们最后分手的时候大约是12点15分。我从总护士长寓所的那扇门进来，然后把它锁上了。随后，我直接进了自己的房间，把晚餐的餐具送到厨房里去洗，然后又去了浴室。12点45分，我上了床。我整晚都没有见到法伦。接下来我所知道的便是罗尔芙护士长冲进来叫醒我，说达克尔斯发现法伦死在了床上。”

“于是你出去过，穿过泰勒小姐的寓所又回来了，当时她的门开着吗？”

“啊，是的！总护士长每逢外出总是把门开着的。她知道我们发现了她的楼梯更方便、更私密。实际上，她也并不禁止我们在自己的房间里招待朋友，毕竟我们都是成年女人了。再说，让我们穿过主楼大摇大摆地出去，让所有的学生都看见也不太好。总护士长这样做真是了不起呀！她不在南丁格尔大楼时甚至还不锁她的起居室，让它开着呢，这样，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只要想用就可以用它。也许你没有听说过吧，布鲁姆费特就是总护士长的一条狗。大多数总护士长都养着一条小狗，这你总该知道，玛丽·泰勒就养着布鲁姆费特。”

她说这番挖苦话时刻薄得出人意料，马斯特森猛地把头从记录本上抬起来，看着吉尔瑞护士长，仿佛她本来是一个前途无望的候选人，却突然间爆发出意想不到的潜质来。但是达格利什无视了这段话，没有理睬，他问道：“昨天晚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使用了泰勒小姐的寓所吗？”

“半夜里吗？布鲁姆费特绝没有！除非她和总护士长一起在市里溜达，一般很早上床。她总是在晚上10点15分时沏最后一杯茶。不过，她昨天晚上被人叫出去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把她叫过去，让她去单人病房接收一位从手术室送过来的病人。我想这件事人人都知道，那是快到0点时的事。”

达格利什又问吉尔瑞护士长是否亲眼见着她了。

“没有，但是我的朋友看见了，我是说莫里斯。他把头伸出门外去看走廊里是否有人，好在我们离开前上厕所。当时，他看见了布鲁姆费特裹着斗篷，提着她那个旧提包，消失在楼梯下面。很显然她正要出门，我猜她是被叫到病房里去了。对布鲁姆费特来说，这是常有的事。提醒你一下，这有一部分是她自己的过错，有种东西叫作‘过于认真’。”

达格利什想，吉尔瑞护士长是不大可能去犯这样的“过错”的。很难想象她会回应任意一位外科大夫——不管他多么杰出——的偶然召唤，在隆冬的午夜时分高一脚低一脚地穿过庭院。他为她感到遗憾，她让他窥见了这种荒谬可笑的隐私的缺失，这些凌乱琐碎、巧立名目的借口，在这种状况下人们并不情愿地互相接近，在想尽办法保住自己隐私的同时试图窥探他人的秘密，使他陷入一阵压抑。一个成年男子在出门之前，先得鬼鬼祟祟地四下里偷看一下，两个成年爱侣为了躲避别人的窥探，偷偷摸摸地溜下后楼梯，这是多么可笑、多么令人屈辱的行为。他想起总护士长说过的话：“我们知道这里所有的事，这里没有真正的隐私。”即便是可怜的布鲁姆费特夜里喝什么茶，以及她夜里几点睡觉，都是人所共知的事了。难怪南丁格尔大楼滋生出了特有的精神病，吉尔瑞护士长必须为自己寻找借口，为她和她的情人在院子里散步作辩护，为她们那显然很自然的依依不舍的心情作辩解，用令人难以置信的废话来掩饰，说什么要讨论医院里的事情。他发现这一切是那么令人压抑，所以到了该让她走的时候，他一点也不惋惜。

8

达格利什对于他和女管家玛莎·柯林斯之间半小时的谈话十分欣赏。她是一个瘦瘦的、褐色皮肤的女人，看起来就像一根枯树枝，而且骨头里的汁液早就干枯了，让人觉得她不知从何时起，身体就在衣服里面渐渐缩水了。她那厚厚的浅黄褐色工装裤挂在身上，形成长长的褶缝，从她的窄肩膀一直延伸到小腿中部，在腰间被一条儿童用的红蓝条纹皮带束住，并扣上了一个蛇形带扣。她的长袜被压缩成褶裥状，包住了脚踝。要么就是她总喜欢穿大两码的鞋子，要么就是她的脚有点奇特，与她身体的其他部分明显地不成比例。她一被传唤，就忽然出现在了达格利什面前，一双大脚站在那里稳稳地向两边分开，两只眼睛带着一种恶狠狠的神气盯着他，好像自己要接见的是一位特别难对付的女仆。在整个谈话中，她没笑过一次。说实话，在这个场合中也没有什么让人感到滑稽的东西，但是她似乎无法挤出哪怕一丝让人可以察觉的笑意。尽管开头不顺，谈话还是进行得不错。达格利什有点怀疑她说话时的尖刻语气和反常的干瘪外貌是她精心设计的一种伪装。或许大约四十年前，她决心成为医院里的一个大人物，一个受人爱戴的虚构暴君，于是开始用同等的傲慢对待每一个人，上至总护士长，下至底层女仆。一经发现这种有个性的举动是如此成功和令人满意，她就决定从此不再放弃它了。她不断地抱怨，却没有什么恨意，那只是一种形式罢了。他猜柯林斯小姐其实对自己的工作很满意，当她选择露面时既没有不快乐也没有不满足。如果这份工作就像她所声称的那样叫人不能忍受的话，她不会一干就是四十年。

“牛奶！别跟我说牛奶！这幢大楼里关于牛奶的麻烦事太多啦！比所有其他伙房里的事加在一起还要麻烦，我就来说一点牛奶的事吧。一天15品脱牛奶，即使是这屋子里的人得流感病倒了一半，牛奶也全部喝个精光。不要问我牛奶到哪里去了，这已经不归我负责了，对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我每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送两瓶牛奶到护士长那一楼去，好让她们沏早茶。她们三个人分两瓶，你会觉得每一个人都够了。总护士长当然是单独享用，她拿了一品脱，一滴也不愿意给别人。可是那一瓶牛奶惹的麻烦哟！第一个拿到牛奶的护士长撇去了所有的乳脂，我猜是这样，一点也不考虑别人，对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她们够幸运的了，她们那两瓶牛奶可是海峡群岛的牛奶，这屋子里别人都喝不上。可就是这样还是抱怨个不停。吉尔瑞护士长抱怨说她的牛奶水太多，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则抱怨说不是每次都是送的海峡群岛的牛奶，罗尔芙护士长呢，则要半品脱一瓶的，她明明和我一样，知道是没有这种包装的。然后便是给学生沏早茶的牛奶、可可以及她们夜里调制饮料要的东西了。本来按照规定，她们从冰箱里取牛奶都得登记。并不是不愿给她们，但规定如此。唉，你自己去瞧一瞧那登记本吧！十次里有九次她们会嫌麻烦不登记，可空瓶子总是一大堆。本来按照规定，空瓶子要洗干净，再送到厨房里面。这你总不会认为太麻烦吧？可她们却把空瓶子到处乱扔，房间里呀，碗柜里啊，杂物间啊。根本没有好好洗，弄得这屋子里臭烘烘的。我的手下们都有自己的活要干，没时间追着学生们和她们的空瓶子转，和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

“你是什么意思，问我伯特双胞胎拿牛奶时我在厨房里吗？你知道我当然在的，我对其他警察也是这样说的。每天那个时候我还能在哪儿呢？每天6点45分我总是在厨房，伯特双胞胎进来时刚刚过了三分钟。不，我可没有亲手把牛奶瓶递给她们。她们是自己动手从冰箱里拿的。侍候学生们、给她们递东拿西可不是我的工作。和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不过她们从厨房出去时，那牛奶可是一点毛病也没有。牛奶要到6点30分才会送来，早饭前我要干的活可多了，哪有工夫在牛奶里放什么消毒剂。除了这个，我还有不在场证明。从6点45分起我就一直和曼西太太在一起。她是个钟点工，人手短缺时她便从城里赶来帮帮忙。你想什么时候找她都可以，但是我得告诉你，你从她那里可听不到什么。那可怜的人儿在两只耳朵之间可没装什么。即使我整个早上都在给牛奶下毒，她也不一定会注意到。但是她和我在一起就不能这样做工作以外的事。我们一直在一起，绝没有每隔一分钟就往卫生间里跑，多谢了。该干活的时候我的事情可多着呢，各种各样的。

“卫生间的消毒剂？我就知道你会问那个。我亲自动手把它们从大罐子里灌到瓶子里装满的，它们每周一次从医院的总储藏室送过来。这本来不是我的活，但是我不想把它留给其他女仆去干。她们太粗心大意了，只会把它们弄得满卫生间地板都是。佩尔斯护士死的头一天，我在楼下的厕所里灌满了那个瓶子，所以它应该还是满的。有些学生总喜欢在冲马桶时倒点消毒剂，但大多数学生不倒。你要知道，实习护士们对于这类小事情穷讲究，可是她们并不比其他年轻人好多少。女仆们大多在清洗厕所便池时使用消毒剂。所有的厕所每天都得清洁一次。我对于清洗卫生间要求特别严。楼下的那间是由摩拉格·史密斯午饭后打扫的，但是戈达尔护士和帕多护士在那之前却发现瓶子不见了。我听说其他警察在屋后的灌木丛里找着了那个空瓶子。是谁把它扔在那儿的？我倒想知道。

“不，你见不着摩拉格·史密斯，他们没和你说吗？她今天一整天都休假。她昨天早茶后便休息去了，真是走运。他们不能把坏事扣在她头上了。不，我不知道她是不是回家了，我没问。在南丁格尔大楼，女仆们都在我的眼皮底下干活，她们够负责的了。我从不过问她们休假时干什么，只不过偶尔听到过一句两句。她今夜多半会回来。总护士长留下话了，她得调到常住职员招待所里去。现在看来，这个地方对我们来说太危险了。可是没人来调我。如果早饭前摩拉格还不露面的话，我都不知道该如何分派活儿。我手底下的人如果不在我的眼皮底下干活的话，我就抓不住她们，对总护士长我也是这样说的。不是那个摩拉格有多麻烦，只是每当麻烦一来她就特别固执，但是你只要给她起个头，她干得可不坏。要是有人告诉你说是摩拉格·史密斯弄糟了滴管里的喂食，你可别相信他们。那姑娘是有点蠢，但她可不是一个发了疯的精神病。我可不能让人无缘无故地糟蹋我手底下的人。

“我要给你说点事，侦探先生。”她把她那干瘦的屁股从椅子上抬起来，从书桌上探过身子，用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达格利什。他努力振作起来，眼睛一眨不眨地去迎接她射过来的目光。他们两人互相瞪着，就像两个即将开始一场战斗的角斗士。

“哦？”

她伸出一根枯瘦而指节粗大的手指直戳向他的胸脯，达格利什向后一缩。

“没有我的许可，任何人都不得将那个瓶子从卫生间里拿出去，或者拿它做清洗厕所便池外的勾当，谁都不许！”

很显然，在柯林斯小姐的眼睛里，罪恶无处不在。

9

12点40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现了。他轻快地在门上敲了敲，没有等别人说出“请”字便走了进来，三言两语地说道：“我现在只能给你一刻钟的时间，达格利什，如果你方便的话。”

他的语气里带着一种不容反驳的意味。达格利什同意了，示意他在椅子上坐下。外科大夫一眼看过去，只见马斯特森警官冷冷地坐在一边整理着记录本。他犹豫了一下，然后将椅子转过来，使椅背正对着警官，然后坐了下来，将手插进背心口袋，从里面取出一只用黄金打造的香烟匣。它十分精致，形状细长，似乎很难起到实用的功效。他递了一支烟给达格利什，却没有给马斯特森，在遭到警司的拒绝后，他既没有感到吃惊也没有显示出特别的兴趣。他给自己点上了烟。握住打火机的那双手很大，手指粗壮，不像一双外科大夫灵巧的手，倒像木匠粗糙的手，但是这双手保养得很好。

达格利什表面上在忙着整理文件，实则在观察着外科大夫。他又高又壮，但还不算胖，中规中矩的西服穿在他身上简直太合身了，衣服里面裹着的是一副健壮的、保养得很好的身体，愈发显示出他体内掩藏不住的潜力。他算得上英俊，长头发从高额头上往梳到了后面，又硬又黑，只有一缕白发留在那里。达格利什想是不是染白的。对于他那张又大又红润的脸来说，眼睛显得太小了点，但是很有型，分得很开，什么东西都逃不过这双眼睛。

达格利什知道在促使警察局局长打电话给苏格兰场这件事上，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起了重要作用。当达格利什接手这个案子时，科特里-布里格斯和贝利警察有过一次简短的谈话，从他那带点恶意的叙述中很容易看出他打这个电话的原因。外科大夫从一开始就使自己成为了一个令人讨厌的人，他的动机——如果能够对它们进行合理的解释的话——曾经引起过有趣的推测。一开始他断言佩尔斯护士是被谋害的，说难以想象这件谋杀案与医院里的人有牵连，还说地方警察有责任将这个推测进行下去，应该毫不耽搁地找到并逮捕杀人者。当他们的调查没有产生什么直接的结果时，他变得不安起来。他是一个习惯使用权力的人，无法想象没有权力会怎样。他给伦敦的一些杰出人士看过病，救过他们的性命，其中有些人甚至拥有对他人造成伤害的权力。不断地有电话打到警察局局长那里，打到苏格兰场，有些是圆滑的、带着些辩解的，另一些则是直接的抨击。由于负责调查的警察越来越相信佩尔斯护士是死于恶作剧，且恶作剧可悲地被施加到错误的对象上，于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和他的一帮伙伴更加起劲地宣称她是被谋杀的，给警局施压，要求把案子转交给苏格兰场。正在这时又发生了法伦护士的死亡事件。可以料想到地方刑事调查部在这桩案子的刺激下必定会忙起来，会把分散地照射在第一桩案件上的灯光集中起来，聚焦在第二桩死亡事件上。就在这个时刻，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给警察局局长打了电话，宣称不必做进一步的调查了，在他看来法伦护士是自杀的，再明显不过了，他认为是她的恶作剧杀死了她的同事，产生了悲剧性的后果，于是她由于悔恨而自杀了。而现在为了医院的利益起见，要在招收护士学生之前以影响最小的方式结束这个案子，以免使医院的未来受到损害。警察局对于这种喜怒无常的突然转变早已习以为常，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会欢迎这种转变。达格利什想，在这种情况下，警察局局长做出决定，叫苏格兰场的人来调查这两起死亡事件是最为谨慎的，对此他表示相当满意。

佩尔斯护士死后的那个星期，科特里-布里格斯甚至给达格利什打过电话。早在三年前，达格利什还做过他的病人。那是一次并不复杂的阑尾切除术，尽管手术留下的疤痕又小又干净，让达格利什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他也认为这位外科大夫的专长在那时是得到了充分的报酬的。他绝不希望自己被科特里-布里格斯利用，以达到他的私人目的。那通让人为难的电话令他很不满。他饶有兴致地发现外科大夫现在显然把那次手术看作了一件小事，他们两人都把那件事给忘了，这样做是明智的。

达格利什没有把眼睛从文件上抬起来，说道：“我知道你主张法伦小姐是自杀的，对吗？”

“当然，这很显然解释得通。你总不至于会说又有某个人在她的威士忌里放了点什么东西吧？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干？”

“有一个问题，就是那个不见了的毒药容器，不是吗？如果法伦服毒了的话，容器应该在屋里。当然，在没拿到验尸报告之前我们还不知道是不是毒药让法伦死亡的。”

“什么问题？没有什么问题。那个酒杯是不透明的、隔热的。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她可能已经在里面放了些东西。没有人会注意到。她也可能在一个小纸包里放了些粉末，后来在卫生间的马桶里把纸包冲走了。不存在什么容器的问题。顺便说一句，这次不是什么腐蚀剂，我看过尸体了，一眼就能看得出来。”

“你是第一个到达现场的大夫吗？”

“不是，她们发现她的时候我不在医院。斯耐林大夫来看了她，他是医院里专门负责照料护士的大夫。他当时就看出没得救了。我一听到这消息便立刻赶过来看了看尸体。我到医院时快9点钟了。那时警察当然到了。我是指本地的警察。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留下来继续干下去。我给警察局局长打电话说明了我的观点。顺便说一句，迈尔斯·赫里曼告诉我说她大概死于午夜时分。我看见他时，他正要离开，我们原来同在一所医学院读过书。”

“这个我知道。”

“我认为你把他找来做得很对，我想大家都公认他是他那一行里最优秀的。”

他说这话时很自负，显然是一个成功人士在屈尊承认另一个人的成功。达格利什想，他的衡量尺度很难说精确。金钱、特权、公众的认可、权力。是的，科特里-布里格斯永远要求得到最多，他相信凭自己的能力可以获得这一切。

达格利什说：“她怀孕了，你以前知道吗？”

“赫里曼告诉我了，不，我以前不知道。虽然现在生育控制的办法是可靠的，也容易办到，这类事情还是经常发生。我以为她这么聪明的女孩应该会使用口服避孕药。”

达格利什想起了上午在图书馆的情景，当时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出了这个女孩的年龄，甚至准确到了哪一天。他毫不客气地问了下一个问题。

“你和她很熟吗？”这其中的含义很明显，外科大夫一时没有作答。达格利什没有去考虑他是否会大发雷霆，他也没有。医生的眼睛盯着讯问者，尖锐的眼光里逐渐有了一丝敬意。

“是的，只有一次。”他稍作停顿，“你可以认为我曾经和她很亲密。”

“她是你的情妇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看着他，无动于衷。他在踌躇，然后说：“你说得太正式了。她在这里的头六个月里，我们只是定期地在一起睡觉。你反对吗？”

“只要她不反对的话，那也轮不到我来反对。那就可以推定说她是自愿的了？”

“你可以这么说。”

“什么时候结束的？”

“我想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持续到第一学年的末尾，一年半以前。”

“你们吵过架吗？”

“没有。我可以说，她已经厌倦了，所以也就没有吵架的可能性了。有些女人喜欢变化。我自己也是如此。如果我早知道她是这类会惹麻烦的女人，就不会搞上她了。不要误会我，我没有和学生睡觉的习惯，我从理智上来说还是挺讲究的。”

“你不觉得这里很难保守住秘密吗？医院里没有什么隐私可言，哪怕是最小的。”

“你有些浪漫的想法，警司。我们从不在洗涤室接吻和拥抱。我说过我只和她睡觉，我的意思就是这个。说到性，我从不使用委婉的语言。她每逢晚上休假，便到我在温普尔街的寓所来，我们就在那里睡觉。我的屋子就在索尔本附近，我一个人住在那里。温普尔街的门房肯定知道，但他口风很紧。即使他口风不紧，那幢楼的房客也不多。只要她不说就没有什么风险，她也不是一个多嘴的人。不是我特别在意，而是我向来喜欢在某些私人领域我行我素，你无疑也是这样。”

“所以那不是你的孩子？”

“不是，我们很小心。何况我们的关系已经结束了。就算不是这样，我也不会杀她。那样的解决办法只会惹来更大的麻烦。”

达格利什问：“你会怎么干？”

“那得看情况而定。我得先确定那是不是我的孩子。但是这个问题也算不上特别，只要女人是通情达理的，问题倒并非不可解决。”

“有人告诉我法伦小姐打算去堕胎。她和你交涉过吗？”

“没有。”

“她也许会去找你？”

“那是一定的，她也许会找我，可是她没有。”

“如果她提出来的话，你会帮助她吗？”

外科大夫看着他：“这个问题很难算得上在你的调查范围之内吧，我想？”

达格利什说：“这由我来判定。这姑娘怀孕了，很显然她想去堕胎，还告诉一个朋友说她知道有一个人会帮她。我自然想知道她心里想的那个人是谁。”

“你知道有法律规定的。我是一个外科大夫，又不是一个妇科大夫。我宁愿坚守我自己的专长，合法地执业。”

“但是还有其他的帮助方式，给她提供合适的医疗咨询，为她提供费用。”

一个接受了一万六千英镑遗产的姑娘多半不需要他人资助自己去堕胎。但是戈达尔获得遗赠一事还没有公之于众，达格利什很想要知道科特里-布里格斯是否知道法伦的资产。但是外科大夫没有显露出任何知道的迹象。

“可是她没有来找过我。她也许想到了，但没有来找我。如果她来了，我也不会帮助她。如果那是我的责任，我会负责解决的，但我可不会把别人的责任往肩上扛。如果她选择了上哪里去得到满足，她就该上哪里去求得帮助，我又没让她怀孕。是别人干的，那就让那男人去照看她好了。”

“这就是你的回答吗？”

“当然就是，而且一点不错。”他的声音里有一种残酷的自我得意。达格利什盯着他，发现他的脸红了。这个男人正在极力控制自己的情绪。达格利什对于他拥有何种情绪丝毫不怀疑，那就是仇恨。他继续讯问。

“昨天晚上你在医院吗？”

“在，我被叫去做一个紧急手术。我的一个病人旧病复发了，这虽然不是完全没有预料到的，但很严重。我在夜里11点45分结束了手术。在手术室的记录本上有记录。然后我给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打了电话，请她发善心回到她的病房再待一两个小时。我的病人是一个自费病人。这之后，我给家里打电话说晚上会回去，原来我说好了在医务人员宿舍过夜的。平常要是手术做得晚，我偶尔会在这里过夜，0点刚过我便离开主楼，原打算从温彻斯特路大门出去。我有那里的钥匙。然而，昨天晚上狂风大作，也许你已经注意到了，我发现有一棵榆树倒在路上。很幸运，我没有开着车直冲过去。我从车子里出来，把我的白围巾系在一根树枝上，提醒那些也许会开车从那里路过的人。也不大可能有人要从那里过，不过那棵树在那里显然很危险，天亮之前也没有办法将它挪开。我倒车从正门出去了，把树倒了的事报告给了正门的门房。”

“你注意到了那时几点了吗？”

“没有。门房也许看了钟。但是我猜可能是0点15分，也许要迟一点。我在树那里耽搁了一会儿。”

“你到后门去时会开车经过南丁格尔大楼，你没有进去吗？”

“我没有理由进去。我没进去，无论是去给法伦护士下毒，还是为了其他任何原因。”

“你在院子里一个人都没见到吗？”

“午夜以后，在狂风大作时？没有，一个人都没见到。”

达格利什转换了话题：“当然，你是亲眼看着佩尔斯护士死去的。难道真的就没有机会救她了吗？”

“绝没有，我得说，我费尽了力气。当你不知道原因的时候，施行急救很不容易。”

“但是你知道那是毒药？”

“很快就知道了，但不知道是什么毒药。若不是这样，情况就会不同了。你也看过尸检报告了，知道是什么东西杀了她。”

达格利什问：“她死的那天早上，你从8点起就一直在南丁格尔大楼？”

“我假定，如果你不嫌麻烦，看过了我原来做的陈述，你就会知道得很清楚了。8点刚过我就到了南丁格尔大楼。我跟这里签的合同规定我每周名义上工作六次，每次半天。实际上，我周一、周四和周五整天都在医院，但是突然叫我去做手术也很常见，尤其是自费病人的手术。如果病人名单太长的话，星期六上午我偶尔也要在手术室做手术。星期天晚上11点钟刚过，我被叫去做了一个紧急阑尾切除手术，那是我的一个自费病人，我在医务人员的宿舍里过夜很方便。”

“宿舍在哪里？”

“就在那个设计得很糟糕的大楼里，靠近门诊部，他们在7点30分供应早饭，那真是一个对上帝不恭敬的时刻。”

“你来得真是相当早。示范教学要到9点才开始。”

“我到这里不只是为了听示范课的，警司。你对医院里的事情还相当无知，不是吗？除非承担了给学生上课的任务，高级顾问外科大夫通常是不参加护士培训的。我只参加1月12日的培训课。因为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要来这里，我又是护士教育委员会的副主席，到这里来见比勒小姐是一种礼仪。我来得早是因为我要做一些临床病案，上次上完课后，我把它们落在罗尔芙护士长的办公室里了。我还想在视察开始之前和总护士长谈一谈，也是为了保证我能准时会见比勒小姐。我在8点35分上楼，来到总护士长寓所时发现她刚吃完早饭。如果你认为我在8点到8点35分之间的任一时刻在牛奶瓶里下了腐蚀剂，你完全可以这样想，可是我没有。”

他看了看手表：“如果你没有什么其他要问的话，我得去吃午饭了。今天下午我还有一个门诊，时间很紧。如果真有必要，我走之前还可以再给你大概几分钟，但我希望没有了。关于佩尔斯的死，我已经签署了一个陈述，没有什么可补充，也没什么要更改的了。我昨天没有见到法伦，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已经从病房里出来了。她没有怀我的孩子，即便她怀了，我也不会傻到要去杀她。顺便说一句，我告诉你我和她先前的关系自然是基于对你的信任。”

他的眼睛有意地横过去看着马斯特森警官：“并不是我在意它是否公之于众。只是，毕竟那姑娘已经死了，我们还是要保护她的名声的。”

达格利什觉得很难相信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除了他自己的名声外，还会对他人的名声表示在意。但他还是严肃地做出了必要的担保。外科大夫往外走时没有说一句表示抱歉的话。激怒一个自私的杂种是一件令人惬意的事，只是这未免有点孩子气。但是他是一个杀人凶手吗？他具有一个杀人凶手的自私、神经质、自我中心等特质。说得更中肯一点，他曾经有下手的机会。但是动机呢？他不是很快就故作坦率地承认了他和约瑟芬·法伦的关系了吗？说实话，他也不可能希望长久保住这个秘密，医院是最难藏得住秘密的地方。他明知藏不住，便主动地和达格利什说了，好让他在那帮长舌妇不可避免的八卦前听到这件事的一个说法，不是这样的吗？或是这种坦率仅仅是出于自负，为了满足一个男人在性方面的虚荣心，不愿意费神掩藏住自己在性方面取得的业绩，以显示自己的魅力和男子汉的充沛精力？

达格利什收拾起文件时也感到有点饿了。他起了个大早，工作了整整一上午，现在该把心思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身上收回来，为马斯特森和他自己考虑午饭的问题了。

第五章    餐桌上的闲谈

1

南丁格尔大楼的护士长和实习护士都在学校的餐厅里吃早餐、喝下午茶。他们的正餐和晚餐则和其他职工一起在医院的自助餐厅吃。除了会诊大夫外，所有的人都在餐厅那种一成不变的、吵吵闹闹的亲近气氛中进餐。食物永远讲究营养、方便烹调，为了满足几百号人的不同口味而变化，照顾到宗教习惯或个人禁忌等敏感问题之余，还得控制在伙食管理人员的预算范围之内。菜单安排的原则不会变，那天要是有泌尿外科大夫做手术，肝和腰子绝不能上桌，护士们的菜单也绝不能和她们刚刚端给病人的雷同。

自助餐厅的制度刚引进约翰·卡朋达医院时，遭到了各个等级员工的强烈反对。八年以前，不同等级的员工都有各自的餐厅，一间是给护士长和护士的，一间是给行政人员和非专业人员的，还有一间门房和工匠等人用的临时餐室。这种安排适合每一个人，因为它在各级别间做了合适的划分，使得人们在合情合理的安静环境中进餐，在各自的团体中愉快地度过午休时间。但是现在只有高级医务人员才能在他们自己的餐室享受宁静和个人空间。这个被小心保护的特权不断地受到部里的审计员、政府的伙食承办顾问以及劳动研究专家的攻击。他们手握成本核算的武器，毫不困难地证明这种制度是极不经济的。但是迄今为止，大夫们还是赢了。他们最强有力的辩词是他们需要私下里讨论病人的情况，这就意味着哪怕是吃饭的时候，他们也绝不会停止工作。这种说法遭到了一些人的质疑，但也很难被驳倒。需要对病人的情况保守秘密涉及到了医患关系的问题，大夫们总是聪明地利用医患关系为自己谋取利益。以前这个奥秘甚至连财政部的审计员也无法揭穿，而且他们还得到了总护士长的支持。泰勒小姐公开声称高级医务人员拥有自己的餐厅再合理不过。泰勒小姐对医院管理委员会主席的影响非常明显，而且长期以来都在发挥作用。这个影响几乎已经平息了大家的激烈议论。马库斯·柯恩先生是一个风度翩翩的有钱鳏夫。至今唯一令人感到奇怪的事就是他和总护士长为什么还不结婚。一般认为，一方面是因为马库斯先生是英国犹太世界的公认领袖，所以他为了信仰而选择了不结婚；另一方面，泰勒小姐嫁给了事业，所以她也选择决不结婚。

但是泰勒小姐对主席的影响，以及因此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影响有多大，人们也说不准。大家只知道这使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大为光火，因为这大大地降低了他的作用。但兴建会诊大夫的独立餐厅对他很有利，他坚决拥护。

如果说其他人员因此被迫亲密相处，那最终他们可没能亲密起来，等级制度的存在依然显而易见。巨大的餐厅被划分为许多小的进餐区域，用花格屏障和栽种在木桶里的植物分隔开来。在每一间小室里，餐室的隐秘气氛又重新建立了起来。

罗尔芙护士长将鲽鱼和薯片放在托盘里，来到桌边。过去八年来，这张桌子一直是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吉尔瑞护士长共享的。她把坐在这个奇怪世界里的外人看了一圈。最靠近门边的凹室里坐着实验室的技师们，他们穿着沾了污渍的工作服，在那里生气勃勃、吵吵闹闹地吃喝着。紧挨着他们的是门诊部的药剂师老弗莱明，他用他那沾满了尼古丁的手指将面包搓成药丸般的小球。下一张桌子上坐着四个穿蓝色工作服的医务速记员。高级文书赖特小姐，她已在约翰·卡朋达医院工作20年了，她像往常一样，正偷偷摸摸地快速吃着，一心想尽快回到她的打字机旁。临近的花格子屏障后面是一小群非专业人员：放射室的主管班扬小姐、医院社工主管内森太太，还有两个理疗室的工作人员。他们不急不忙地吃着，营造出一种平静的氛围，小心地维护着他们的地位。他们明显对于在吃的食物毫无兴趣，选择这张桌子，则是为了尽可能远离办公室的低级人员。

他们在想什么呢？大概是法伦的事吧。现在医院里上至会诊大夫，下至病房女工，不可能还有人不知道南丁格尔大楼发生了第二起神秘的命案，苏格兰场的人都已经来了。法伦的死大概是今天上午大多数餐桌上正在议论的话题。但这并没有阻止人们吃他们的饭或继续干他们的活。有那么多事情要做，有那么多重要的问题要操心，还有那么多的绯闻要传，而这并不仅仅因为生活还得继续。在医院里，人们说起“生活还得继续”这句陈词滥调总是特别地意味深长。生活的确在进行着，出生和死亡以排山倒海的势头推动着它前进。新登记入院的进来了，救护车每天从急救室出发，手术单被签发，死人被抬走，痊愈者出院。一位年轻的护理学学生见过的死亡——甚至突然死亡和意外死亡——比最有经验的高级侦探还多。死亡叫人震惊的力量是有限的。学生们要么在第一学年就和死亡达成妥协，要么就放弃做护士。凶杀就完全不同了。即使在这个疯狂的世界里，凶杀仍然具有令人毛骨悚然的原始力量，让人震惊。但是在南丁格尔大楼，有多少人真正相信佩尔斯和法伦是被谋杀的呢？恐怕苏格兰场那个神奇人物和他的随从不可能一出面就使人相信这个异常的想法。还有太多其他可能的解释，它们都比谋杀更简单、更令人信服。达格利什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但是要证实它却是另一回事了。

罗尔芙护士长低下头，漠然地切着鲽鱼。她没有什么胃口。空气里满是食物的浓烈气味，让人反胃。餐厅的嘈杂敲击着她的耳膜，无休无止，无法逃避，形成一团驱不散、赶不走的混沌，连绵不绝，个人的声音夹在里面很难听得清。

挨着她坐的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她将斗篷整整齐齐地折好，放在背后的座位上，那个和她形影不离、已经走形的织锦手提袋砰的一声落在她脚下。她恶狠狠地吃着清蒸鳕鱼和欧芹色拉，仿佛在怨恨人为什么要吃饭，于是将怨气都发泄在食物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总是一成不变地选择清蒸鳕鱼。看着她吃鳕鱼，罗尔芙护士长突然觉得自己再也吃不下去了。

她提醒自己，没有理由一定得坐在这里，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她去别处用餐，这个坚定的意志会使她拿着托盘走到三英尺之外的另一张餐桌上去，可这一简单的动作会成为一个无法挽回也无法改变的灾难。她左边的吉尔瑞护士长在摆弄炖牛排，把楔形的白菜叶剁成整整齐齐的正方形。一旦她开始吃，就会像个馋嘴的女学生那样贪婪。但她分泌唾液的餐前准备显得过分讲究。罗尔芙护士长想起自己曾多少次压制住冲动，咽下差点脱口而出的话：“看在上帝的份上，吉尔瑞，别弄了，快吃了吧！”毫无疑问，总有一天她会说出来。那时，另一位讨人厌的中年护士长就会宣称：“她只会越来越别扭，大概是年龄的缘故。”

她也考虑过从医院里搬出去。这是允许的，她的经济实力也负担得起。买一套公寓或小屋子是她为退休生活所做的最好投资。但是朱丽亚·帕多只用几句不咸不淡的摧毁性评论就把这个念头赶走了，那些话像几颗冰冷的石子，掉进了她希望和计划的深潭。罗尔芙护士长还记得她那孩子气的尖细嗓音。

“搬出去？你为什么想那样做？那样一来我们俩就不能经常见面了。”

“但我们应该这样做，朱丽亚。我们能有更多私人空间，不必再冒现在的风险，也不必再去骗人了。我会买一栋舒适宜人的小屋子，你会喜欢的。”

“那总不如现在方便，当我想要的时候就可以到楼上去看你。”

当她想要的时候？她想要什么？罗尔芙护士长拼命从脑子里赶走这个她绝不敢问的问题。

她深知自己所处的两难困境。毕竟这对她来说一点也不奇怪。任何爱情中，总有一个人爱，另一个人允许自己被爱。这仅仅是残酷的情欲经济学：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但是，她希望接受爱意的那一方知道你的礼物有多贵重，希望自己没有把爱浪费在一个滥交的、背信弃义的小骗子身上，而对方却随心所欲地乱采野花——这样想是不是有点太自私、太专横了？她说过：“你可以一周来两至三次，也可以更多。我不会搬得太远。”

“啊，我不能保证做到。我不知道你为什么要为一所屋子去努力、去劳神，你在这里一切都很好呀！”

罗尔芙护士长心想：“我在这里并不好，我不喜欢这个地方。不仅因为长期住在这里使我染上了制度的病，还因为这个地方令人生厌。我讨厌不得不一起共事的大多数人，瞧不起他们。即便是工作本身也对我失去了吸引力。每一届新招进来的学生变得越来越傻，教育变得越来越糟。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的工作还有什么价值。”

柜台附近传来一阵摔碎东西的声音。一个女仆把托盘里用过的陶器掉在地上了。罗尔芙护士长出于本能望过去，恰好看见那个侦探走进来，在队伍末尾拿起了托盘。那一群排着队正在叽叽喳喳讲个不停的护士都没有注意到他。他拿起一个黄油面包卷，夹在一个穿白衣服的男杂工和一个学生助产士之间随着队伍慢慢移动，等着女服务员递给他选中的主菜。她惊讶于达格利什的出现，绝没有想到他会在医院餐厅吃饭，更没想到他会亲自来取饭。她的视线跟随他来到了队伍尽头，看他上交了餐券，转过身寻找座位。他显得十分自在，几乎忘了自己是这个世界的外来者。她想，他大概就是这样一个男人，不管身处何种人群中都不会认为自己处于不利的地位，因为在他的内心世界里，他是安全的。他具有那种潜藏的自尊，而那就是幸福的基础。她思考着达格利什有一个怎样的内心世界，不明白自己怎么会对他产生非同寻常的兴趣，于是又低下头看着盘子。或许在大多数女人看来他是英俊的，他长着一张瘦瘦的、骨感的脸，既傲慢又敏感。这或许是他的一笔职业资产，作为一个男人，他会充分利用这笔资产。无疑这也是警察厅把这个案子交给他的原因之一。如果说那个傻瓜比尔·贝利对这个案子一筹莫展，那就让这个苏格兰场的神奇人物来接手吧。在这满满一屋子的女人，包括三个作为他主要嫌疑人的中年老处女之中，他无疑会幻想自己的机会来了。好吧，祝他好运！

但是，注意到他到来的人不止罗尔芙一个。与其说她看见，还不如说她感觉到吉尔瑞护士长僵住了，一秒钟后，她听见吉尔瑞说：“哇！好一个漂亮的警察！他最好和我们坐在一起，要不然他就得坐到那群嘎嘎乱叫的学生中去了。总得有人去告诉那个可怜人这里的规则吧。”

此刻，罗尔芙护士长心想，她一定会向他飞出一个街头那种“到这儿来吧”的眼神，我们便不得不忍受和警长一起吃完这顿饭的负担了。她的确送出了眼波，发出的邀请也没有遭到拒绝。达格利什托着盘子，若无其事、悠闲自在地从餐厅中穿过，来到了她们的桌边。吉尔瑞护士长说：“你们那个英俊的警官，你把他怎么了？我想警察也该像修女一样成对地出去吧。”

“我们那个英俊的警官此刻正在研究报告单，并且在办公室吃着三明治，喝着啤酒呢，而我则来享受你们资深人员的待遇。这里没人坐吧？”

吉尔瑞护士长挪得更靠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些，空出一个位置，笑着对他说：“现在没人了。”

2

达格利什坐下来，很明白吉尔瑞护士长欢迎他，而罗尔芙护士长并不欢迎，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则简单地点了一下头，表示接受他的到来，并不在乎是否和他一起进餐。罗尔芙护士长板着一张脸，目光横扫过来望着他，并对吉尔瑞护士长说：“不要以为达格利什先生和我们共享餐桌是为了讨你欢心。警司先生正盘算着一边吃牛肉一边问讯呢。”

吉尔瑞护士长咯咯笑了起来：“亲爱的，警告我是没用的。如果一个真正具有魅力的男子决心要从我这里骗走某些东西，我无法做到不放手。对我来说，承认谋杀的罪行完全没用。我从未想过干那个。这也不是说，我认为有人干了，我是指谋杀。不管怎么说，吃饭的时候还是不要谈这个吓人的话题吧。我已经接受过严厉的盘问了，不是吗，警司先生？”

达格利什把刀叉放在盘子两边，跷起椅子的前腿，这样就不必起身把用过的盘子放到附近的架子上去了。他说：“看来这里的人对法伦护士的死反应很平淡。”

罗尔芙护士长耸耸肩，说道：“难道你希望他们戴上黑纱、说话用耳语、拒绝吃午餐吗？工作还得干。毕竟只有少数几个人认识她，知道佩尔斯的人就更少了。”

“或者明显地喜欢佩尔斯一些。”达格利什说。

“不，一般来说，我认为人们不喜欢她。她太自以为是，过于笃信宗教。”

“如果你把那叫做笃信宗教的话，”吉尔瑞护士长说，“那并不是我对宗教的看法。虽说有‘人死莫言过’的说法，但这个女孩的确不讨人喜欢。她总是把别人的缺点挂在心上，而不想想自己的。这就是其他女孩都不喜欢她的原因。她们尊敬真正笃信宗教的人。我发现大多数人都这样。但是她们不喜欢被人暗中监视。”

“她暗中监视她们吗？”达格利什问。

吉尔瑞护士长似乎有点后悔说了刚才的话。“或许这句话说重了点。可是只要哪里出了差错，我可以打赌，保准佩尔斯护士全都知道。她总是会设法让权威方面注意到那些事。无疑总有最好的动机。”

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她有一个令人遗憾的习惯，即喜欢干涉他人的事情，还说是为了他们好。这就使她人缘很差。”

吉尔瑞护士长把盘子推到一边，拉过一碗葡萄干和牛奶蛋糊，仔细地从水果里挤出籽来，就像在做外科手术。她说：“尽管如此，她不是一个糟糕的护士。佩尔斯是信得过的，病人们似乎也喜欢她。我想他们认为那比你们的看法更加神圣。”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把头从盘子上抬起来，第一次开口说话：“你没有站在评价她是否是一个好护士的立场上说话。罗尔芙也没有。你们看见的只是在学校里的她们，而我看见的则是在病房中的她们。”

“我也看见了她们在病房里的表现。要记住，我是临床导师。在病房里教导她们是我的工作。”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仍然坚持自己的说法：“在我的病房里，所有学生都得由我教导，你们很清楚。其他病房的护士长如果愿意，也会欢迎临床导师。但是在单人病房里只能由我来做指导。我发现你似乎在向她们灌输出格的想法，所以我宁愿按我的方式来教导她们。顺便说一句，我恰好知道——实际上是佩尔斯告诉我的——七号这一天，我不在病房，去主持一次教学活动了，你趁我不在的时候来过我的病房。以后把我的病人用作临床素材时，请提前和我商量一下。”

吉尔瑞护士长脸红了。她极力装笑，但是听起来很做作。她把目光向罗尔芙护士长扫过去，仿佛在向她求援，但罗尔芙护士长的眼睛紧紧盯在盘子上。然后，她像个决心要说出什么决绝的话的孩子一样，用生气而带有挑衅的腔调说：“佩尔斯在你的病房里遇到了一些令她不安的事。”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那锐利的小眼睛抬起来瞪着她：“在我的病房里？我的病房里没有什么东西令她不安！”

这句语气坚定的话明确无误地传达出一个意思，即任何一个名副其实的护士都不可能被单人病房里发生的任何事情弄得心神不安，只要有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任何令人心神不安的事情都不会允许存在。

吉尔瑞护士长耸耸肩：“嗯，有东西令她不安。我想可能是某种与医院完全无关的东西，但是没有人会相信可怜的佩尔斯在医院的高墙之外还会有什么真正的生活。在这一批学生入校之前的那个星期三，我恰好在下午5点之后去教堂照料花儿——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记得是在星期三——看见她正独自坐在那里。她并没有下跪，也没有祷告，只是坐着。我知道我该怎么做，没有和她说话就走了出去。毕竟，教堂之所以开放，是为了让人们休息和反省的。如果一个学生要来沉思默想，这在我看来很好。但是将近三个小时后，我发现我的剪刀落在了圣器室，便又回了教堂，发现她还在那里。她坐在同一张椅子上，几乎一动也没动。嗯，反省是非常好的行为，但是一坐四个小时有点太奇怪了。我想那孩子肯定没吃晚饭。她看起来十分苍白，于是我走过去问她还好吗，是否有事需要我帮忙。她回答的时候甚至看也不看我一眼。她说：‘不，谢谢您，护士长。有些事情让我心烦，我得仔仔细细地想一想，我到这里来是为了求得帮助的，但不是向您。’”

罗尔芙护士长在进餐期间第一次发出愉快的声音。她说：“这个刻薄的小丫头！我猜，她的意思是来向一个更高的权威请教，而不是一个临床导师。”

“意思是管好你自己的事。这也是我的意思。”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似乎觉得应该对她同事出现在礼拜堂做出解释，于是说道：“吉尔瑞护士长善于侍弄花草，所以总护士长让她照料小教堂。她每逢星期三和星期六负责去照料那些花。她为每年的护士长周年聚餐做的安排真是漂亮极了。”

吉尔瑞护士长瞪了她一秒钟，笑了起来：“啊，小梅维斯·吉尔瑞不光长着一张俏脸蛋，是不是？谢谢你的赞美。”

一阵沉默。达格利什一心切着他的炖牛排，没有为一时无人说话而发窘，也无意提出新话题，帮助她们走出困境。但是吉尔瑞护士长似乎觉得不该在一个陌生人面前保持沉默。她愉快地说：“我从地区会议记录上看到医院管理委员会已经同意采纳萨蒙委员会的建议。来得迟总比不来好。我想这就意味着总护士长将是医院所有护理事业的头儿了。护理学总长！这对她来说可是一件大事，但是我不知道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会如何接受这件事。如果按照他的方式，总护士长不会被给予更多的权力，而是更少。这样她就更招他忌恨了。”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现在到了该做点什么来唤醒精神病医院和老年病疗养所的时候了。但是我不懂为什么要给她改个头衔。如果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最多也只做到总护士长的位置，那么总护士长这个头衔对于玛丽·泰勒来说就足够了。我不以为她需要特地叫做什么护理学总长。那听起来像个军衔，很别扭。”

罗尔芙护士长又耸了耸她那枯瘦的双肩：“别指望我对那个《萨蒙报告》产生热情。我越来越感到奇怪，不知道护理事业正在发生什么变化。每一份报告和推荐似乎都把我们从病床边推得更远。我们有营养学家配餐，有理疗专家为病人做康复锻炼，有医学社工倾听他们心中的苦恼，有病房护理员为他们整理病床，有实验室的技师为他们抽血，有病房接待员安放鲜花、接待亲属，有手术室的技师为外科大夫传递器械。如果我们不谨慎些的话，护理工作就会成为残存的技艺，成为所有技术人员轮番工作过后剩下的那点活了。现在我们有了这个《萨蒙报告》以及它谈到的第一级、第二级、第三级处理。处理什么？这份报告行话太多了。问问你们自己，现今护士的职责是什么？我们要教那些女孩什么？”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绝对服从命令，忠于上级。教给孩子们服从和忠诚，你就会得到一个好护士。”

她狠狠地将一个土豆切成两块，刀子都把盘子刮出刺耳的声音来了。吉尔瑞护士长笑起来。

“你已经落后时代二十年了，布鲁姆费特。这对你们那一代人来说可以接受，但是现在这些孩子在服从命令之前，都会问这个命令是不是合理，她们的上级做了什么，配得上她们的尊敬吗。其实这也是一件好事。如果你总把那些聪明的女孩当低能儿对待，怎么能指望她们被吸引到护理业中来？我们应当鼓励她们质问传统做法，甚至偶尔也可以顶嘴。”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神情仿佛在说，如果聪明的表现形式如此难以对付，那么她一点都不需要这种聪明。

“聪明不是唯一的东西。这就是今日的麻烦，人们以为它是一切。”

罗尔芙护士长说：“给我一个聪明的女孩，不管她是不是有使命感，我都能把她培养成一个好护士。你可以要蠢笨的学生。她们会服从你的指示，但她们绝不会成为好的职业女性。”她说这话时看着布鲁姆费特，那种轻蔑的语气再明显不过地表达了出来。达格利什垂下眼皮看着盘子，假装对挑出肥肉和软骨更感兴趣的样子。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出所料地反击了：“职业女性！我们现在谈的是护士。一个好护士首先会想到自己是一个护士，然后才是个职业女性！我想我们都会承认这一点。但是现今人们对地位想得太多、谈得太多。最重要的事情应该是做好工作。”

“但是具体说是什么工作，那不正是我们刚才在问自己的吗？”

“你也许不知道。我却十分清楚我在做什么。此刻就是管理好一个重症病房。”

她把盘子推到一边，用轻快、熟练的动作把斗篷披上肩膀，向她们点头告别，但看起来即像是警告，又像是说再见，接着便以庄稼汉般的轻快步伐大摇大摆地走出了餐厅，织锦手提袋在她身体的一侧摇晃着。吉尔瑞护士长看着她走远，笑了起来。

“可怜的老布鲁姆费特！要是按她的说法，她管的总是重症病房。”

罗尔芙护士长冷冷地说：“她一直是一成不变地管理着重症病房。”

3

他们几乎是在沉默无语中吃完了这顿饭。吉尔瑞护士长咕哝了一些关于一次耳鼻喉科病房临床教学课的事情，便先行离开了。达格利什发现自己得和罗尔芙护士长一起回南丁格尔大楼了。他们一起离开了餐厅。他从挂衣架上取回外套，然后和罗尔芙护士长一同走下长长的走廊，穿过了门诊部。门诊部显然是新近才开放的，家具和装饰都是崭新的。巨大的候诊大厅里，成堆的塑料贴面桌子、安乐椅、一盆盆用木桶栽的植物和平凡的油画都足以使人感到愉快，但达格利什却不想在这里多作停留。他有着健康人对医院的反感，一方面是出于恐惧，另一方面是出于厌恶，他发觉这种有意营造的愉快气氛和虚假的正常状态令人心生狐疑和害怕。消毒水的气味在比勒小姐看来是生活中的万灵丹，但只会使他感到郁闷，向他暗示死亡的命中注定。他并不认为自己害怕死亡。在职业生涯中，他曾经几次与它擦肩而过，但也没有过分地灰心丧气。可是他怕衰老、绝症和残疾。他害怕失去自由，害怕衰老后失去尊严，害怕被迫放弃个人隐私，害怕疼痛，也害怕看到病人的表情。这些人从亲友的脸上看到了怜悯，看出了自己的纵情欢乐不再长久，此时病人的脸是最不能看的。除非死神突然轻易地将自己带走，这些东西迟早会降临。好吧，他会面对它们的。他并不是过于自负，认为自己的命运会和其他人不同，但是现在，他宁愿不去想这些。

紧挨着门诊部的是急诊室。他们经过时，一辆推床正被推向里面，上面躺着一个衰弱的老人，他那沾了分泌物的双唇正搁在痰盂边上虚弱地呕吐着，大眼睛在骷髅似的头上无意识地转动。达格利什意识到罗尔芙护士长正看着他。他及时转过头来，捕捉到了她那猜测的眼神，他想，那眼神中一定带着轻蔑。

“你不喜欢这里，是吗？”她问。

“那当然，在这里我不会感到快乐。”

“此刻我也不会感到快乐，但是我猜你会有完全不同的理由。”

他们沉默着继续走了一分钟。然后达格利什问起伦纳德·莫里斯，问他在医院里时是否也在职员餐厅吃午餐。

“不经常来。我想他自己带了三明治在药房办公室吃。他只和自己那伙人在一起。”

“或许也有吉尔瑞护士长？”

她轻蔑地笑了起来：“啊，你连这也知道了吗？是的，当然！我听说昨天晚上她就招待了莫里斯一餐。不管是那些食物，还是之后的活动都够叫那小男人消受的。你们警察真是一群彻彻底底的清洁工！那必定是一种奇妙的工作，围着邪恶嗅来嗅去，就像一条狗围着大树转。”

“用邪恶这个词形容伦纳德·莫里斯的性癖，是不是有点太重了？”

“当然。我只是显摆了一下聪明，不该拿莫里斯和吉尔瑞事件来麻烦你。如果你一直打嗝，打得太久了，嗝也会变得体面起来。它甚至不配拿来做饶舌的话题。她就属于那类身边一定要有个人的女人，而莫里斯呢，也喜欢有个人听自己吐露心声，说他的家庭如何可怕，他医院里的同事如何没有人性，等等。同事们并不十分认可他的自我评价，不把他看作一个称职的职业男人。顺便说一句，他有四个孩子。我猜如果他的妻子决心和他离婚，他和吉尔瑞就都自由了，可以结婚了，因为再没有什么可以成为他们的障碍了。吉尔瑞当然想要一个丈夫，这是无疑的。但是我认为她心中选定的那个角色不会是可怜的小莫里斯，更可能……”

她停下来。达格利什问：“你认为她心中还有更合适的候选者吗？”

“为什么不去问她自己？她从来都不信任我。”

“你不是负责她的工作吗？临床导师可是在高级护士导师的领导之下，不是吗？”

“我只负责指导她的工作，不负责指导她的道德。”

他们走到了远离急诊室的另一扇门前，罗尔芙护士长正要伸手把它推开，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便一阵风似的冲了进来，身后跟着五六个身穿白大褂、挂着听诊器、正在谈话的低级职员。他们一边一个地围着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正恭敬地倾听这位伟人讲话，不停地点着头。达格利什想，他很自负，神态有点粗野，还微微有点粗俗的圆滑。这些融合在一个成功的职业男人身上，就成了一个典型。

罗尔芙护士长仿佛看出了他的心思，说道：“他们并不完全一样，你知道。就拿莫拉威先生来说吧，他是我们的眼外科大夫。他让我想起睡鼠。每周二的早上，他吧嗒吧嗒地跑进来，站在手术台上，一站就是五个小时，从不多说一句废话，连鬓胡子一抽一抽的，用那双挑剔的小爪子在一连串病人的眼睛上摘除掉什么。做完之后，他要恭恭敬敬地谢过每一个人，直至手术室里最低级的护士，然后脱下手套，又吧嗒吧嗒地跑开，去玩弄他的蝴蝶收藏品了。”

“他真是个谦逊的小男人。”

罗尔芙向达格利什转过身来，他又一次在她的眼睛里发现了那种让人不舒服的、晦涩、轻蔑在闪烁。

“啊，不！绝不是谦逊！他只是在做不同的表演而已。莫拉威先生像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一样，很确信自己被人们看作一个非常出色的外科大夫。从职业的意义上来讲，他们都很自负。达格利什先生，骄傲自大是外科大夫挥之不去的恶习，正如奴颜婢膝是护士的恶习一样。我认识的成功的外科大夫们无一不自认为全能的上帝之下就是他了。他们全都染上了骄傲自大的恶习。”她停了一下，又说，“是不是可以认为杀人凶手也是如此？”

“某种类型的杀人凶手。你必须记住，谋杀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罪行。”

“是吗？我还以为杀人动机和方式在你看来都是一成不变、无比熟悉的。当然，你才是行家。”

达格利什说：“显然，你不太尊敬男人，护士长。”

“相当尊敬。我只是碰巧不喜欢他们。但是你不得不尊敬一个把自私自利演变成一种技艺的性别。就是这种性别给了你力量，使你完全投入到你自己的兴趣中去。”

达格利什有些做作地说，他感到有点奇怪，既然罗尔芙小姐如此憎恨她工作中的奴性，为什么不选择一个更具男子气概的职业，比如内科大夫？

她苦笑了一下，说：“我本来想当一个内科大夫，但是我有一个不认同妇女应受教育的父亲。记着，我46岁了。在我上学时还没有普遍的免费中学教育。父亲挣得太多，所以我不能申请免费生，我得靠他的钱上学。当我16岁时，他认为我受的教育足够了，便不再为我付学费。”

达格利什找不出合适的话来。这种信任叫他大吃一惊。他本以为罗尔芙护士长不会是那种向陌生人倾诉个人苦恼的人。他不敢认为她觉得自己富有同情心，她会认为男人都是没有同情心的。这种倾诉也许是出于痛苦被抑制太久后的爆发。她这么做也许是为了反对父亲，反对所有的男人，或者是反对她在工作中受到的限制和屈辱，这很难说得清。

他们现在已从医院出来，沿着那条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狭窄小路走向大楼。他们俩再没说过一句话。罗尔芙护士长将长斗篷紧紧地裹在身上，拉上了兜帽，仿佛这样更能抵挡寒风的侵袭。达格利什沉浸在个人的思绪里。就这样，他们两人中间隔着宽宽的距离，默默地在树下一起向前走去。

4

办公室里，马斯特森警官正在打一份报告。达格利什说：“佩尔斯护士入学之前就在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单人病房工作了。我想知道那里发生过什么重大事件。我还要一份关于她上周值班的详细报告，以及她在最后一天的每个小时做了什么的记录。查出在那个病房工作的其他护理人员还有谁，她在那里的职责是什么，什么时候下班，在其他同事的印象中表现如何。我要一份她在病房护理时的病人名单，以及他们发生了什么事。你最好安排一下，和其他护士进行谈话，研究一下护士报告，看看能发现什么。她们必定有一本每天记录情况的记录册。”

“我去找总护士长要？”

“不，问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我们直接和她打交道，看在上帝的份上，你聪明一些。那些报告准备好了吗？”

“是的，先生，已经打印好了。你要不要现在看一下？”

“不必了，你讲一下有什么我需要知道的，我今晚再看。我想知道我们的嫌疑对象中是否有人在警察局有过案底。我这样说也许是期待得太多了。”

“先生，如果有也不会记载在个人档案中。很明显，他们大多数人的档案中几乎没有什么信息。朱丽亚·帕多是被学校开除的。她似乎是她们中唯一有过失的人。”

“上帝呀！她犯了什么错？”

“她的档案上没有细说。看来与一位数学教师有关。这姑娘在这里接受培训之前，她的女校长给总护士长寄来了一份材料，她认为应该在材料中提到这件事，但说得不是很明确。她写到朱丽亚受到了超过应得程度的惩罚，希望医院给予她培训的机会，因为这是唯一一门她曾经表示过一些兴趣的职业，从某些迹象来看也是唯一适合她的职业。”

“好一个一语双关的评语。看来这就是那家伦敦教学医院不要她的原因了。我想罗尔芙护士长在这里做了一点假。关于其他人，还有什么吗？她们之间曾经有过什么联系吗？”

“总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北方的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一起接受过培训，又在市立产科医院学习产科学，15年前来到这里，都是在病房里当护士长。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1946年时在开罗，他当时是皇家陆军军医队的少校。吉尔瑞护士长和他一样也在开罗，当时是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护理队的护士。没有迹象表明他们在那里就已经互相认识了。”

“如果他们的确认识，你也很难指望在他们的个人档案里找到事实记载。但是他们有可能认识。1946年的开罗是一个亲密、友好的地方，我在军队中的朋友是这样告诉我的。我怀疑泰勒小姐是否也曾在亚历山德拉王后皇家护理队服务过。她现在戴的帽子就是军队护理人员的。”

“如果她去过，那一定没记载在档案上。她最早的文件是到这里来做护士长时，她的培训学校给她写的材料。他们对她在内瑟卡斯尔的表现评价很高。”

“他们对她在这里的评价也很高。你查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吗？”

“查过了，先生。门房对午夜之后每一辆汽车的出入都做了记录。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是凌晨0点32分离开的。”

“比我们料想的要晚一些。我要核对他的时刻表。他做完手术的精确时间在手术室的登记册上有记录。他的初级助理大夫也许知道他是什么时候离开的，科特里-布里格斯这样的人在离开时会有人护送他上汽车。你按照他的路线开车，测定时间。他们现在可能把那棵树移开了，但是应该还是能看出它是倒在哪里的。他把围巾系上去花不了几分钟。去看看那里发生了什么。在这样一件容易查实的事上，他应该不会撒谎。但他是一个极其傲慢、自负的人，会认为自己能侥幸完成任何事，包括杀人。”

“可以叫格里森警察去核查，先生。他喜欢做情景再现的工作。”

“告诉他克制一下，不要为了追求表面的真实而冲动。对他说没必要穿上手术服，走进手术室。医院方面也不会让他这样做。迈尔斯先生或者实验室里有什么消息吗？”

“还没有，先生。但是我们已经查到那个和法伦护士一起在怀特岛上度过一星期的男人的姓名和地址了。他是邮电总局的夜间话务员，住在北肯辛顿。怀特岛当地的人几乎立刻就认出了他们。法伦的做法使得他们很容易被认出来。她用自己的名字订了房间，他们要了两个单间。”

“她是一个很看重自己隐私的女人，要是一直待在自己房间的话，她是不会怀孕的。明天上午，拜访过约瑟芬·法伦小姐的私人律师之后，我要去见见这个男人。你知道伦纳德·莫里斯现在有没有来医院？”

“还没有，先生。我去药房查过了，今天早上他打电话说自己身体不适。显然他正害着十二指肠溃疡呢。他们说他又犯病了。”

“如果他不尽快回来和我会面，还会犯得更严重呢。我不想到他家去拜访，免得他尴尬，但我们也不能无休止地等下去，得把吉尔瑞护士长的证词查证清楚。这两起谋杀案——如果它们是谋杀的话——的关键在于时间。我们必须知道每一个人的行踪，如果可能的话得落实到每一分钟。时间是决定性因素。”

马斯特森说：“我感到奇怪的是那有毒的滴液。如果不是特别小心、专注，苯酚被灌到牛奶里面去时，一定无法保证浓度合适，混合液还必须具有牛奶的质地和颜色的。更何况，替换瓶盖的封口时更是要足够的耐心和细心。这一切不可能是在匆忙中完成的。”

“我确信凶手一定花费了大量的时间，通过谨慎、小心的操作才完成的。我想我知道是怎样做到的。”

他陈述了一番自己的推理。马斯特森警官对于自己居然错过了如此明显的迹象大为生气，说：“当然是那样，一定是那样的。”

“不是一定，警官。只是可能是那样做的。”

但是马斯特森警官说出了一条反驳的理由。

达格利什回答：“但那不适用于一个女人。一个女人做起这件事来很容易，而一个特别的女人做起来就更容易了。我承认，男人会很难做到。”

“那么可以假定那牛奶是被一个女人掺了东西？”

“有可能两个女孩是被同一个女人谋杀的。但这仍然只是一种推测。达克尔斯护士完全恢复了没有？我能和她谈话了吗？按说斯耐林大夫今天上午应该在照看她。”

“护士长午饭前打过电话来，说那女孩仍在睡，但是她应该已经恢复了。她醒来后你就可以和她谈话了。她吃了镇静药，药劲还没有过去，天知道她什么时候会醒来。我去单人病房时要不要看看她？”

“不，我过一会儿去看她。你可以去核实一下1月12日法伦返回南丁格尔大楼的经过。也许有人看见她离开了。在病房住院时，她的衣服放在哪儿？会不会有人穿了她的衣服冒充她？这看起来不太可能，但应该去查一下。”

“贝利警察查过了，先生。没人看见法伦离开，但她们承认她有可能在不被人看见的情况下从病房中溜出去。大家都很忙，而她住的又是一间单人病房。如果发现病房里没人，护士们会认为她去了浴室。她的衣服就挂在病房的衣柜中。任何有权待在病房里的人都可以拿到它们，当然只有趁法伦睡着了，或是没在病房中才可能。没人相信会有人那样干。”

“我也不相信。我想我知道法伦为什么要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了。戈达尔护士告诉我们说法伦是在生病前两天才拿到她的怀孕化验单的。也许她还没有毁掉它。如果是这样，她一定不愿意让别人得到它。这东西一定不在她的文件夹中。我猜测她回来取走了化验单，撕掉后在卫生间冲走了。”

“她就不能打电话让戈达尔护士帮她毁掉它吗？”

“她不想引起别人怀疑。法伦护士无法确定她一打电话就能让戈达尔本人接听，她不想再让其他人知道这个消息。如果她坚持只对某一个特定的护士说，不愿接受别人的帮助，会显得相当奇怪。但这只不过是我们的推测。对南丁格尔大楼的搜查做完了吗？”

“做完了，先生，他们什么也没有找到。没有毒药和毒药容器的一丝痕迹。大多数房间里都有几瓶阿司匹林，吉尔瑞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泰勒小姐都有少量的安眠药片。但是法伦应该不是死于镇静药或催眠药中毒的，对吧？”

“不是，比用那些药死得更快。我们在拿到实验室报告之前，只能耐心等待。”

5

在单人病室最大、最豪华的病房里，下午——准确地说是14时34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失去了一个病人。她总是认为这种方式让人想起死亡。病人走了，战斗结束了，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被打败了。她的许多次战斗都注定要失败，敌人即便在目前的小战役中被击退了，也总是会获得最后的胜利，这让她心里常常会产生挫败感。病人到布鲁姆费特的病房里来不是为了等死，而是想让病情好转的。护士长会以不屈不挠的意志来鼓励他们，他们很多时候都会好起来，常常令自己都感到吃惊，当然偶尔也会与他们的预料相违背。

她本没有对赢得这场特别的战斗抱多大的希望，但直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抬手关掉了输血管，她才接受了失败的事实。病人肯定做了足够大的努力。这是一个难缠、苛求的病人，却是一个好斗的勇士。他曾经是一个富有的商人，对未来所做的计划中肯定不包括死于42岁。她记起他那疯狂又吃惊的眼神，几乎是在暴怒。在这种暴怒中，他终于接受了这个事实，明白死亡既不是他也不是他的会计能够安排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常常看见他那每天都来探望的年轻寡妇，心想她不知会有多么悲痛、多么心烦意乱。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为了挽救他做过许多英勇而持久的努力，对于努力之后的失败，只有病人自己才会大动肝火。对于外科大夫来说，幸运的是病人现在既不能要求别人做出解释，也不能要求别人向他道歉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将要会见病人的寡妇，向她献上精心推敲的慰问词，这对他已是一种习惯了。他的安慰话里会说一切人力所及的办法他都试过了。在这种情况下，账单上的数字会被说成是为了保证这些手段的实施，当然，也是对不可避免的丧亲惨剧的一剂强有力的解毒药。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确对所有的寡妇都非常和善，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都会很公平地得到他的安慰。他总是把一只手放在她们的肩上，让她们接受那些表示遗憾和安慰的客套话。

她将被单拉过来，盖上那张突然变得无神的脸。用经验丰富的手指合上死者的眼睛时，她感到在那起皱的眼皮底下，眼球仍然有点热气。她既没有感到悲痛，也没有感到愤怒。只是像往常一样，感到失败像一个沉重的包袱拖着她，压在她的肚子和背上，使肌肉变得疲倦。

他们一起从病床边转身走开。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向外科大夫的脸上扫了一眼，看到了他憔悴的面容，不免心中一动。这是他第一次因为失败和年龄而害怕。对于他来说，亲眼看着一个病人死去当然很不寻常。病人死在手术台上的事并不经常发生，在手术台给病人留下一口气，让他们垂死挣扎着回到病房也很有失尊严。但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像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必守着病人直至他咽下最后一口气。尽管如此，她还是不相信这次特殊的死亡会使他变得沮丧，毕竟这是意料之外的。即使做过自我批评，他也没有什么可责备的。她感到外科大夫正受着某种微妙的焦虑的重压，不知道那是否与法伦的死有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心想，他丧失了一些活力，好像一下子老了十岁。

他在她前面穿过通向她办公室的通道。当他们走近病室的厨房时，听见了嘈杂的声响。门是开着的，一个实习护士正将装下午茶的托盘往四轮手推车上放。马斯特森警官正斜靠在洗手槽上注视着她，脸上完全是一副男人在家时的神气。当护士长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在门口出现时，女孩脸红了，低低嘟哝了一声“下午好，先生”，便推着小车从他们身边经过，急急忙忙地走进了走廊。马斯特森警官用一种宽容的屈尊态度注视着她的身影，然后眼睛直视护士长，好像不曾注意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存在。

“下午好，护士长，我能和你说句话吗？”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主动性此时受到了挫折，她压抑着说道：“请到我的办公室里去说话，警官。那才是你应该等着的地方。人们不得随意在我的病房中闲逛，包括警察。”

马斯特森警官不以为意，好像对这番话颇为满意，仿佛它证实了什么东西，使他有点儿自得。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赶忙走进她的办公室，抿紧双唇，做好了作战的准备。令她奇怪的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也跟在后面来了。

马斯特森警官说：“护士长，我能否看一下佩尔斯护士在病房服务期间的记录册？我对于她在病房最后一个星期的情况特别感兴趣。”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粗暴地打断了他的话：“它们不是机密档案吗，护士长？警察必须先申请到传票，才能叫你拿出来给他们看，这是规矩，不是吗？”

“啊，我不这样认为，先生。”马斯特森警官的声音平静，包含了过多的尊敬，却又含有一丝调侃的意味，这一点没有逃过医生的耳朵。“病房护理记录一般来说显然不是医疗记录。我只是想看一看在那段时期里哪些人受到了护理，有没有发生什么让警司感兴趣的事情。有人说佩尔斯护士在你的病房护理期间发生了一些叫她不安的事情。请记住，她是直接从这里去的学校。”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气得浑身直抖，脸上一阵红一阵白，好不容易才说出话来，这倒使得她不再害怕了。

“我的病房里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什么都没发生！这全是无稽之谈、恶意中伤。如果一个护士做好了她的工作，服从命令，她就没有必要不安。警司到这里来是调查谋杀案的，不是来干涉我病房里的工作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温和地插嘴说：“即便她有不安——这个词是你使用的，警官——我也看不出这与她的死有什么关系。”

马斯特森警官朝着他微笑，仿佛在哄骗一个任性而固执的儿童：“佩尔斯护士在被杀害之前那个星期发生的任何事都可能有关系，先生。这就是我要求看病房记录的原因。”

看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外科大夫都没有照做的意思，他又补充说：“这只不过是要核实一下我们已经掌握的情况而已。我知道她上个星期在病房里做了些什么。我听说她全部的时间都用来照顾一个名叫马丁·德廷格的特殊病人，对他进行‘特护’，我想你们是这样叫的吧。我听来的消息说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只要她在这里轮值，就极少离开德廷格的房间。”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心想，看来他已和实习护士们聊过了。那是当然！警察就是这样工作的。想把任何东西藏着不让他们看毫无意义。一切东西，甚至她病房里的机密病历以及她自己的护理记录，都会被这个无礼的年轻人给嗅出来，并报告给他的上司。任你病房记录上有什么东西，他都会通过更不正当的手段找出来，加以放大、误解，并造成伤害。在她气得哑口无言、几近惊慌之际，听到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用温和而宽慰的声音说：“那么你最好把册子交过去吧，护士长。如果警察坚持要浪费他们的时间，那我们就没有必要鼓励他们浪费我们的时间了。”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没有再多说一句话，她走到书桌边弯下身，打开右手边一个很深的抽屉，拿出一本大大的硬皮笔记来。她一语不发，看也不看就把本子交给马斯特森警官了。警官连声说着谢谢，又转过身来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说：“那么先生，如果德廷格先生还和你在一起的话，我想和他说句话。”

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对于自己声音里流露出来的得意毫不掩饰：“看来连你的机灵也受到挑战了，警官先生。马丁·德廷格先生在佩尔斯护士离开这间病房当天就死了。如果我记得没错的话，他死时佩尔斯护士就在他身边。他们两人都可以安全地从你们的搜索网中逃脱出来了。现在，可否请你发发善心，护士长和我都有工作要做。”

他打开门，用手扶住它，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大摇大摆地从他面前走出去了，只留下马斯特森警官一个人，手里拿着那本病房记录。

“该死的杂种。”他高声说。

他站着思索了一会儿，然后便去搜索病历档案室了。

6

十分钟后，他又回到了办公室，胳膊下夹着病房记录本和一个浅黄色的文件夹，上面用黑色大写字母印着一行字，说此文件不得交给病人本人，还印有医院的名称和马丁·德廷格的医疗档案号码。他将本子放在桌上，把文件交给达格利什。

“谢谢，你拿到它没费什么周折吧？”

“没有，先生。”马斯特森说。实际上医疗档案管理员不在档案室，于是他半说好话半威吓地让负责的职员交出了文件夹，理由是有规定说医疗档案的机密性在病人亡故后不再继续适用，还有苏格兰场的警司有权得到他要的所有东西，任何人不得违抗、不得耽搁。这理由连他自己都不相信。他认为没有理由向警司说起整个过程。他们两人一起研究起文件来。

达格利什说道：“‘马丁·德廷格，46岁。他留的是他参加的伦敦俱乐部的地址。信仰是英国国教。婚姻状况：离婚。第一直系亲属：母亲路易丝·德廷格太太。住址：梅利本区塞维勒公寓大厦23号。’你最好去见见这位女士，马斯特森。就约在明天晚上吧。白天我在城里时你得待在这里。对她费点心思，她儿子住院时她必定经常来看他。佩尔斯护士是他的特护。这两个女人应该见过很多次面。佩尔斯护士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在单人病房工作时，一些令她很不安的事发生了，我想知道那是什么事。”

他又转过身来看医疗档案。

“这里有很多张纸。这个可怜的家伙看来有一段惊心动魄的病史。过去十年里，他饱受结肠炎之苦，在那之前还记录有一段长时间的不明病症，或许那就是使他丧命的病因的前奏。他在军队服役期间曾有三次因病住院，包括1947年他在开罗一家军医院住院两个月。1952年他因病退伍，移民南非，不过似乎没有什么起色。这里有他在约翰内斯堡的病历记录副本，是科特里-布里格斯抄写的，一定费了不少劲。他做的记录很长。两年前他接手这个病例，一直充当德廷格的外科和全科大夫。一个月前他的急性结肠炎发作了，科特里-布里格斯为他做了手术，切去了一大截肠子，时间是1月2日，星期五。手术后德廷格活了下来。虽然当时他的状况相当糟，但后来有所好转，一直到1月5日，星期一下午，病情突然恶化。在那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几乎没有知觉。1月9日，星期五，他于午后12点35分去世。”

马斯特森说：“他死时佩尔斯护士就在身边。”

“很显然，在他生命的最后一个星期几乎就只有佩尔斯护士一个人在照料他。我来看看护理记录能告诉我们些什么。”

护理记录提供的信息比医疗文件要少得多。佩尔斯用她那细心女学生的字迹记下了有关病人的细节，如体温、呼吸和脉搏，他的失眠和短短的睡眠时间，他吃的药和食物。作为一份认真仔细的护理照料记录，它是无可挑剔的。除此之外就再没有别的什么了。

达格利什合上本子。

“你最好把它还回病房，医疗文件夹也送回原来的地方。通过这些材料，该知道的我们都知道了。我心里相信马丁·德廷格的死与这个案件有关。”

马斯特森没有答话。像所有与达格利什一起工作过的侦探一样，他对个人的预感有相当大的尊重。这些预感也许看起来说不通，有点反常、牵强，但常常被证明是正确的，所以不能忽视。他也不反对夜里去一趟伦敦。明天是星期五，贴在大厅公告栏里的时间表显示学生的课程很早就结束了。她们17点之后就没事了。他想，不知道朱丽亚·帕多是否想要坐汽车进城。毕竟，为什么不呢？他出发时达格利什还不会回来。只要小心安排一下就可以了。对于某些嫌疑对象，单独和他们见个面绝对是个乐趣。

7

快到16点30分时，达格利什冒着习俗和谨慎之大不韪，在吉尔瑞护士长的卧室兼起居室内与她单独共进下午茶。她经过一楼大厅时偶然遇见了他，那时，学生上完了当天最后一堂研究班讨论课，从教室里鱼贯而出。她一时冲动，毫不害羞地向他发出了邀请。达格利什注意到这次邀请没有把马斯特森警官包括在内。即便这次邀请是由带有浓烈香味的粉红色手写信纸发出，并包含了最为明显的性影射话语，他也会接受。经过了上午正式的讯问之后，现在他想要舒适地坐下来聆听一些毫无心机、坦率、直白，还微微带点恶意中伤的闲言碎语。倾听时，他表面上看起来似乎得到了抚慰，对听到的内容丝毫不在意，甚至还带着一点玩世不恭的调情，但是那双智慧的利爪已经磨尖了，正等待着抓捕猎物。对于南丁格尔大楼护士长们的情况，他从午饭时的闲谈中听到的比所有和她们的正式的谈话中透露的还要多，但他不能整天跟在护士们后面跑，像捡起遗落的手帕那样去收集她们的闲言碎语。他不知道吉尔瑞护士长会有什么事情告诉他，或是要问他。不管是倾诉还是询问，他都不打算在她那里浪费超过一小时。

除了总护士长的寓所，达格利什还不曾去过四楼的任何一间房间。吉尔瑞护士长的房间之宽敞，以及令人愉快的匀称比例，都给他留下了很深印象。即便是冬天，这间屋子也看不见医院。房间里自有一种宁静，远离了病房和各诊室的喧闹。达格利什想，到了夏天，这里一定非常宜人，除了凝然不动的树尖划破的远山景致之外，一切都不存在。即便是现在，这里也让人感到舒适。拉开的窗帘映衬着正在逝去的光线，煤气炉发出欢快的咝咝声，非常温馨，非常让人心安。摆在墙角的沙发床罩着印花床罩，上面还很仔细地摆放着一排靠垫，大概是医院管理委员会提供的。他们还提供了两把舒适的扶手椅——也罩着同样的花布——以及毫无趣味却实用的家具。不过吉尔瑞护士长把她自己的个性强加在了这个房间里。远处的墙上有一个长长的架子，上面摆放了一排身穿不同民族服饰的玩偶，另一面墙上是一个小一点的架子，上面放的是不同大小、不同品种的瓷猫，种类齐全。其中有一只特别使人厌恶，它满是蓝色的斑点，眼睛凸出，身上还装饰有一个蓝色缎带蝴蝶结。在它旁边支着一张贺卡，上面画着一只雌性知更鸟，它的性别是从它那带花边的围裙和花帽上表现出来的。它栖息在一根树枝上，在它脚边，一只雄性知更鸟正用小虫子拼出“祝你好运”四个字来。达格利什赶快把视线从这恶俗的东西上移开，继续对房间进行老练的观察。

摆在窗前的桌子原来是当作书桌用的，但是五六个银色相框占据了大半个桌面。墙角里有一台磁带录放机，旁边还有一匣子磁带。在它上方的墙上用图钉钉着一张新近流行的玩偶广告画。房间里还有大量不同大小和颜色的靠垫、三个毫不吸引人的厚实大坐垫、一块褐白二色的老虎图案尼龙地毯和一张咖啡桌，吉尔瑞护士长就在那上面沏茶。但是在达格利什看来，房间里最出色的东西是一大瓶冬青叶和菊花，它们整理得十分漂亮，就摆放在一张小边桌上。吉尔瑞护士长出了名地会插花，这瓶花的色彩和线条整理得十分简洁，让人愉悦。他心想，也是奇怪，一个在插花上有如此天赋的女人竟然会满足于住在这样一间粗俗的、装饰过度的房间里。这意味着吉尔瑞护士长可能是一个更为复杂的女人，不像人们第一眼看上去那样简单。表面看来，她的性格很容易让人摸透。她是一个中年老处女，总是叫人极不舒服地过于热情，没有受过什么特别好的教育，人也不是特别聪明，用一种有点虚假的高兴来掩饰自己的挫折情绪。但是25年的从警经历教会了他，任何人的个性都有复杂之处，都有其前后矛盾的地方。只有年轻或是非常傲慢的警察才会从容貌拼图【5】去设想一颗人类的心灵。

吉尔瑞护士长在自己家里不像和其他人在一起时那样公然地调情。她倒茶时蜷缩在达格利什脚边的大靠垫上。他从房间里扔得到处都是的靠垫的数量和种类猜想，这个是她觉得最舒适的。由此看来，吉尔瑞并没有像个小猫似的在等着他来拥抱，这得替她说句公道话。茶好极了，刚刚调制的茶水滚烫，配有加了大量黄油的鳀鱼风味烤饼。桌上没有摆着过于精致的小垫布和黏性糕点，值得赞扬。茶杯把手握起来很舒适，不会使指关节扭位。她平静而利落地照料着他。达格利什心想，吉尔瑞护士长是这类女人，当她们单独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时，会认为全身心地侍候他、让他感到舒服、使他觉得自我得到提升是她们的责任。这往往会惹不那么热诚的女性愤怒，但是要指望一个男人拒绝接受这种照料，是丝毫没有道理的。

房间温暖、舒适，使吉尔瑞护士长的心情放松了，再加上茶的刺激，她明显有了想要说话的欲望。达格利什让她不断地随意说着，只是偶尔提出一两个问题。他们两人都不提伦纳德·莫里斯。达格利什不想使她尴尬，不想她心情变得压抑，这样就能使她自然而然地产生毫无防备的信任。

“当然，不管是怎样发生的，降临到那个可怜的女孩佩尔斯身上的事真是太恐怖了。全班人都那样站着，看着！我真是感到奇怪，这件事并没有完全打乱她们的工作，如今这些年轻人的心肠可够硬的。也不是她们不喜欢她。我就是不相信她们中会有人把那种腐蚀剂放到喂食里去。毕竟，她们都是三年级的学生了，知道苯酚在那种浓度下直接进入胃里是会致命的。哦，天哪！她们上个学期还就毒药问题专门上过一课呢！所以那不可能是弄错了对象的恶作剧。”

“但这是大家的看法。”

“当然是这样，不是吗？没有人愿意相信佩尔斯死于谋杀。如果这个班还是一年级，我也许会相信是某个学生一时冲动偷换了喂食。她或许以为来沙尔水是一种催吐剂，想让佩尔斯把它全呕吐在综合护士协会视察员身上，这样就会使这场示范显得更活跃一些。这是一个古怪的玩笑，但一年级这帮粗野的年轻人做得出来。而三年级这些小家伙想必知道这种东西会对胃产生什么作用。”

“那么法伦护士的死呢？”

“啊，我想那应该是自杀。那可怜的女孩毕竟怀了孕。她一时间或许灰心到了极点，找不到活下去的勇气。她三年的学业白费了，又无家可归。可怜的法伦！我认为她并不属于那种会自杀的类型，但也许是一时冲动。大家纷纷指责斯耐林大夫，他负责学生的健康问题，不该让法伦流感刚好就返回大楼。她不喜欢休病假，住在病房里和在病房工作是两回事。最近也是一年之中最不该让人去休假的时期。她就算休假也还是待在学校，没地方可去。得了流感之后，她也没办法帮上忙，这也许就使她情绪低落到了极点。这种流行病有某些相当险恶的副作用。她要是有人可以袒露心事就好了。只要她开口，一屋子的人都会乐意帮她。可是她就那样结束了自己的生命，想想都可怕。来吧，让我再给你倒一杯。尝块松饼吧，它们是自家做的，我那出嫁了的姐姐时不时地给我送些过来。”

达格利什从她递过来的饼干筒里拿了一块松饼，说起有人认为法伦护士的自杀除了怀孕之外，也许另有原因。可能是她把腐蚀剂放到那天的牛奶里去的。在那特定的时间点一定有人在南丁格尔大楼看见她了。

他狡猾地提出了这个看法，等待她的反应。当然，这个看法她并不陌生，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每一个人必定都想到了。只是她的头脑过于简单，对于一个资深侦探居然把他的案子坦诚地拿出来和她讨论，她竟然没有感到奇怪，居然愚蠢到没有问自己这是为什么。她对这种说法嗤之以鼻。

“绝不是法伦！那是一个愚蠢的鬼把戏，而法伦绝不是一个傻瓜。我告诉你，任何一个三年级的学生都知道那种东西是致命的。如果你认为法伦想杀害佩尔斯，她为什么要那样干？我得说她是那种最不会事后悔恨的人。如果法伦打算杀人，绝不会将时间浪费在事后悔恨上，更不用说怀着悔恨自杀了。不，法伦的死可以让人理解。她有流感后的抑郁症，会认为自己解决不了孩子的问题。”

“由此看来你认为她们两人都死于自杀？”

“嗯，我对佩尔斯是否是自杀还不太确定。谁要是选择以那种痛苦的方式死去，一定是神经错乱了，佩尔斯在我看来是个心智十分健全的人。但那只是一种可能的解释，不是吗？我认为不管你在这里待多久，都不可能证明有其他的说法。”

他想从她的声音里探测出一种隐藏的自鸣得意，便出其不意地瞧了她一眼。但是那张瘦脸上除了通常那种模糊的不满神色之外什么都没有。她正在吃松饼，用她那尖利、洁白的牙齿咀嚼着。他能听见牙齿锉磨饼干的声音。她说：“如果一种解释都行不通的话，不确定的那个说法就必定是真的。切斯特顿【6】说过类似的话，不是吗？或者说这话的另有其人。无论如何，护士们不会互相残杀。”

“有一个威丁汉姆护士。”达格利什说。

“她是谁？”

“一个不讨人喜欢、让人不愉快的女人，她给她的一个病人，一个叫巴哥利小姐的人下了吗啡。巴哥利小姐听了别人不怀好意的劝告，将她的钱和财产留给了威丁汉姆护士，以换得在私人疗养院里进行终身治疗。她做了一桩蚀本生意。威丁汉姆小姐则被处以绞刑。”

吉尔瑞护士长故作厌恶地发出一阵战栗。

“瞧瞧！和你打交道的都是些多么可怕的人呀！不管怎么说，她绝不可能是一个合格的护士。别告诉我威丁汉姆是综合护士协会的注册护士。”

“亏你想得出，我相信她不是的。我也没和她打过交道，这件事发生在1935年。”

“哦，你又来了。”吉尔瑞护士长说，仿佛在证明自己的正确。

她探过身去为他倒第二杯茶，然后在靠垫上扭动着身子，让自己更舒服一些，随后便斜靠在他坐的椅子的扶手上，这样她的头发就擦着他的膝盖了。达格利什发现自己带着几分兴致，观察起了她的头发，她的发缝两边各有一缕细细的深色头发，而发缝处染过的头发已经开始褪色。从上面看去，她那由于透视而变短的脸显得更老一些，鼻子也更尖一些。他看见了眼睫毛下有潜藏着的眼袋，还有几根断断续续的血管高高地爬在颧骨上，那紫红色的线条被妆容弄得半隐半现。她已不再年轻，这点他知道。关于吉尔瑞护士长的情况，达格利什从她的个人档案里了解了很多。她干过各种各样的办公室工作，做得不成功，又没挣到多少钱，之后便去了伦敦东部的一家医院接受培训。她的护士生涯曾经出现过波折，她的证明和介绍文件很可疑。她的智慧是否足以支持她充当一个培训学生的临床指导教师这点令人怀疑。有人说她并没有强烈的教学愿望，只是希望有一份比当病房护士长更容易一些的工作。他知道她正遭遇绝经期的诸多麻烦。他比她所知道的更了解她，超过了她认为他人有权知道的范围。但是他还不知道她是否是一个杀手。他就这样私下里想了一会儿心事，几乎没有听见她接着说：“这真是奇怪，你竟是一位诗人。法伦房间里有你最近的一部诗集，不是吗？罗尔芙告诉我的。将写诗和当警察协调起来是不是很难？”

“我从来没想过诗歌和警察工作有什么必要以那种常见的方式协调起来。”

她害羞地笑了：“你完全知道我是什么意思。毕竟这有点不同寻常。人们绝不会想到警察会是个诗人。”

他当然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他不准备讨论这个话题，说道：“警察和做任何其他工作的人一样，也都是人。不管怎样说，你们三位护士长就没有多少共同的地方，不是吗？你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个性真是太不同了。我就无法想象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招待我吃鳀鱼味的烤饼和家制的松饼。”

她立即有所反应，这正如他所料。

“啊，布鲁姆费特，你要是了解她，便会知道她有多好。当然，她落后于时代二十年了。正如我在吃午饭时说的，今天的小家伙们不愿意去听什么服从、责任、职业感等空话。但她是一个了不起的护士。我绝不要听一句反对布鲁姆费特的话。四年前我曾经在这里做过阑尾切除术。出了点麻烦，伤口溃烂了。后来就感染了，任何抗生素都无效。整个情况一团糟。我们的科特里-布里格斯最为拿手的措施一个都没见效。总之，我感觉自己就像死了一样。一天晚上，我痛得要命，不能入睡，当时我觉得我肯定熬不到明天早上了。我非常恐惧，那真是可怕极了。要谈到对死亡的恐惧，那就是那天晚上的感觉！此时布鲁姆费特到我身边来了。她亲自照料我，每逢她值班时决不让学生为我做任何事。我问她：‘我不会死的，对吗？’她俯视着我，没有告诉我不要犯傻，也没有说通常说的安慰的谎言，只是用她那生硬的声音说：‘不会的，只要我能帮你，你就不会的。’疼痛立刻停止了。我知道只要布鲁姆费特在我身边奋斗，我就会赢。这听起来有点傻，有点多愁善感，但那就是我所想的。她就是那样对待所有的重症病人的。那是一种信任！布鲁姆费特让你感到即使地狱里所有的魔鬼都把你往另一边拉，她都会用绝对的意志力将你从坟墓边缘拖回来。我的情况就是这样。它们再也不拉我了。”

达格利什恰如其分地发声附和，表示同意，然后略作停顿，开始谈起关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话题。他假装幼稚、无知地问是不是这位外科大夫的手术经常会这样做得糟到惊人。吉尔瑞护士长笑起来：“上帝呀！不！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手术总是按照他所想的方向走。但那并不意味着只要他通盘了解了病人的情况，手术就会按照病人想要选择的方向进展。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是人们所称的神奇的外科大夫。如果你要问我，我会说绝大多数时候是病人表现出了英勇的行为。但是他的手术的确做得非同寻常的漂亮。他是如今存世的最后一位了不起的、通晓全科的外科大夫了。你知道，不管什么手术，他拿起来就干，越是没指望的越好。我想一个外科大夫好比一个律师。如果一个人明显无辜，你为他洗去罪名，那没有什么可值得夸耀的。罪名越大，律师的光荣也越大。”

“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太太长得怎么样？我猜他结婚了。他太太在医院常露面吗？”

“不经常，虽然人家说她是一名好友团成员。去年公主临时不能来现场时就是由她颁发的奖品。她是一个白皮肤、金发、碧眼的美人，十分时髦，比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小几岁，但如今也开始显出老相了。你为什么问起她？你不会真的怀疑穆丽尔·科特里-布里格斯吧？法伦死的那天夜里她甚至都不在医院。大概在他们邻近索尔本的舒适小窝里盖着被子睡觉呢。而且她肯定没有任何要杀可怜的佩尔斯的动机。”

那么她的确有除掉法伦的动机。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奸情似乎引起了比他想象中更多的人的注意。对于吉尔瑞护士长也会知道这件事，达格利什丝毫不感到奇怪。她的尖鼻子一定会老练地嗅出任何性丑闻来。

他说：“她容易吃醋吗？”

吉尔瑞护士长丝毫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什么，继续快乐地闲谈。

“我想她不知道这件事。做妻子的通常都蒙在鼓里。无论如何，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不会破坏自己的婚姻去娶法伦。他不会！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太太名下有大量的财产，她是普赖斯&麦克斯韦建筑公司的普赖斯家唯一的孩子，以科特里-布里格斯的收入再加上她老爹挣来的黑心钱，夫妇二人过得十分舒适。只要他对妻子行为不过分，挣的钱足够她奢侈地生活，我想穆丽尔绝不会过多地操心自己丈夫干了什么。至少我是不会的。此外，如果谣言不虚的话，我们的穆丽尔也并不完全是一名合格的贞洁团成员。”

“和这里的谁？”达格利什问。

“啊，不，不是那一类的事。只不过她老是随着一大帮时髦人物到处转。她总是在每一种三流杂志——就是用光滑的纸印刷的那种——的第三期上登她自己的照片。他们也常常夹在看戏的人群中。科特里-布里格斯有一个兄弟是演员，他叫彼得·科特里。三年前他上吊死了，你一定在报上看到过这条消息。”

达格利什的工作使他很少有机会去看戏，那成了他最向往的娱乐。他只看过彼得·科特里的一次演出，但他永远不会忘记那次表演。他扮演了一个非常年轻的麦克白，像哈姆雷特一样爱沉思、敏感，在性生活上受制于一个比他老得多的妻子，妻子肉体上的胆量是由暴力和歇斯底里混合而成的。这是一场违背常情而有趣的表演，可以说是成功的。回想起那次表演，达格利什觉得自己也许能在兄弟俩之间找出些相似之处来，或许是眼睛的样子。但是彼得必定年轻将近20岁。这兄弟俩在年龄和才能上相距如此远，他想知道他们俩相处得怎么样。

突然，达格利什问了一个不相干的问题：“佩尔斯和法伦在一起相处如何？”

“她们相处得不好。法伦瞧不起佩尔斯。我的意思不是说她恨佩尔斯或是要伤害佩尔斯，她只是单纯的瞧不起。”

“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吗？”

“佩尔斯竟然把法伦夜里喝威士忌的事告诉了总护士长。这小东西总以道德捍卫者自居。啊，我知道她死了，不该再说这个。但是说真的，佩尔斯总是摆出一副卫道者的样子，叫人难以忍受。最明显的一件事就发生在戴安娜·哈泼身上，她现在已经离开学校了。在这班人搬进大楼之前大约两个星期，哈泼得了重感冒，法伦为她调制了一杯加了柠檬汁的热威士忌。佩尔斯沿着走廊走到一半时就闻出了气味，便得出结论说法伦正用柠檬酒企图带坏她的小学妹。于是她钻进杂物间——那时她们还住在综合护士宿舍——穿着她的睡袍，嗅着气味，就像一个复仇天使，威胁说要把法伦告到总护士长那里，除非她跪下来，多少做个样子，答应不再碰那东西。法伦告诉她该干吗。法伦只要一受激，说出的话就一串一串的，生动又形象。达克尔斯护士都哭出来了，哈泼大发脾气，这一片吵闹的声音把护士长都引来了。佩尔斯当晚又把事情报告给了总护士长，但是没人知道后果如何。只是法伦从此就把她的威士忌放在自己房中，不再拿出来了。但这整件事情在三年级学生中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法伦不再和班上的人相处融洽，她太沉默寡言，太喜欢挖苦人。但她们对待佩尔斯的态度到了绝不多看她一眼的地步。”

“佩尔斯也不喜欢法伦吗？”

“嗯，这很难说。佩尔斯似乎从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她是一个古怪的女孩，感觉也相当迟钝。举个例子说吧，她也许看不惯法伦和她的威士忌酒，但那并不妨碍她借法伦的借书证。”

“这事是什么时候发生的？”

达格利什俯身过去把茶杯放在托盘上。他的声音平稳，似乎漫不经心。但他又一次感觉到了激动和预感在跳跃，这是一种对重要线索的直觉。它不只是一种预感，像以往一样，是一种必然。如果他幸运的话，在一个案子中会产生好几次这样的预感，要么就一次也没有。他不能指望它发生。他忌讳过于仔细地检查它的根须，因为他担心那会是一棵被逻辑轻易摧毁的植物。

“我想就在她进入大楼之前。那一定是在佩尔斯死前的那个星期。我想是星期四。无论如何，那时她们还没有搬进南丁格尔大楼。在大餐厅吃过晚饭之后，法伦和佩尔斯正一起出来，我和戈达尔恰好在她们后面。这时法伦转向佩尔斯说：‘这是我答应给你的借书证。我还是现在就给你吧，明天早上我们俩可能见不上面。你最好把读者证也带上，不然他们不会把书借给你。’佩尔斯咕哝着说了些什么，相当粗野地夺过了借书证，我想就是那么回事。怎么了？这不重要吗？”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要紧的。”达格利什说。

8

达格利什以一种堪称模范的耐心坐着熬完了接下来的15分钟。从他倾听着吉尔瑞护士长闲谈时的那份彬彬有礼，以及喝完了第三杯，也是最后一杯茶时的从容姿态，吉尔瑞护士长绝不会猜到他是怎样挨过每一分钟的。喝完了茶，他替她把托盘送到走廊尽头的护士长厨房，而她还在他后面跟着，发着愁，一面颤抖地轻声说着不用。达格利什说了一声“多谢”便离开了。

他立刻去了蜂窝似的学生宿舍，那里仍然放着佩尔斯护士在约翰·卡朋达医院几乎所有的个人物品。他花了一会儿工夫才从口袋里那一串沉重的钥匙中找到要找的那把。房间从她死后便上了锁，现在仍然锁着，他走进去打开灯。床上的东西已经移走了，整个房间非常整齐、干净，仿佛连它也被整理出来，准备安葬。窗帘已经放下，从外面看来和其他房间没有什么不同。窗户是打开的，但是空气里有一股淡淡的消毒剂气味，仿佛有人用一种仪式性的净化方式力图抹去有关佩尔斯死亡的记忆。

他不必重新整理自己的记忆。佩尔斯特殊的生活碎片贫乏得令人可悲。他把她遗留下来的一切再理了一次，小心翼翼地翻动它们，仿佛布和皮的质感能够传递某些线索。他没多久就翻完了。自从他第一次检查后这里就没有什么变动。一口医院的衣橱，和法伦护士房里的一模一样，装下那几件羊毛连身裙绰绰有余。羊毛连身裙在颜色和式样上毫无新意，挂在装有衬垫的衣架上，在他的翻动下摇晃着，发出一种微弱的清洗液和卫生球的气味。小山羊皮做的厚冬大衣质地很好，但明显已经旧了。他再次在衣袋里摸索，里面有一块手帕，这在他第一次检查时就在了，还有一团散发酸味的、皱缩的白色棉花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

他走到抽屉柜前。这个柜子再一次显示出它提供的空间太过充裕。最上面的两个抽屉装的是内衣——结实而实用的棉衫和灯笼裤，无疑对于英国的冬天来说，它们是舒适而暖和的，但丝毫谈不上魅力或时尚。抽屉里垫了报纸做衬底。这些报纸曾经取出来过一次，他用手指在报纸底下摸了摸，除了那光秃秃的、未曾打磨的粗糙木质表面什么也没有摸到。剩下的三个抽屉里放着裙子、无袖套衫和羊毛衫；一只皮革的手提包，很精心地用薄纸包着；一双上好的鞋子装在网线袋中；一只绣花的手帕小香袋，卷在一打仔细叠好的手帕内；各种各样的头巾、围巾；三双一模一样的尼龙长袜，包装还未拆开。

他又转身来到床头柜前，它上方的墙上有一个小架子。柜子上有一盏床头灯，装在皮盒内的一只没电的小闹钟、一包面巾纸（一张弄皱了的面巾纸从开口处被拉出了一半）、一只空的玻璃水瓶，还有一本皮面装订的《圣经》和一只文具盒。达格利什打开《圣经》的扉页，再读了一次精心写在铜版纸上的题词：“赠给希瑟·佩尔斯，感谢她的加入和勤奋。圣马克主日学校。”勤奋，一个吓人的、过时的字眼，但是他感到那是一个让佩尔斯护士满意的字眼。

他打开文具盒，对于他想找的东西不抱什么希望。自从他第一次检查之后没有什么变动，里面仍是那封没有写完的给她祖母的信——干巴巴地详述了一星期中做了些什么，像一份病房记录一样毫无特色。一个四开本大小的信封，是在她死的那天寄给她的，显然有人把它打开过，但想不出该拿它怎么办，便扔在了文具盒里。还有一本插图装饰的小册子，出自萨福克郡的手工制作品，是寄给德国战争难民的赠品。

他把注意力转向书架上的藏书。之前他也曾看过，现在仍为她个人藏书之贫乏、阅读品位之无趣感到吃惊。一本针织书，是学校发的奖品。兰姆的《莎士比亚故事集》，达格利什不相信孩子们会去看它，从迹象看来佩尔斯也没动过它。有两本游记，《圣保罗游记》和《耶稣游记》。女孩在这两本书的扉页上都仔细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有一本很著名但版本已经过时了的护理工作教科书，写在扉页上的日期已经是四年前了。他猜佩尔斯是为了增进学业才买了它，结果却发现这本书还在劝人用蚂蟥放血和灌肠疗法这套已经过时了的手段。一册帕尔格雷夫的《英诗精华》，也是学校的赠品，但这次的赠送显然并不相宜，这一本书也看不出任何读过的迹象。最后就是三本平装小说，是一位流行女作家的作品，每一本上都印有广告语——“一本改编成电影的书”。还有一套极度多愁善感的虚构历险记，说的是一条走失的狗和猫横跨欧洲的故事，达格利什记得五年前它还是一本畅销书。书上题有：“致希瑟，带上我的爱。你的姑母伊迪。1946年圣诞。”关于这个可怜的女孩的情况，这些书可以提供的很有限，只是表明她的读物明显只局限在自己生活方面。所有地方都没有找到他要找的东西。

他没有再去看法伦护士的房间。负责犯罪现场的人员已经把里面翻遍了。连他自己都能描绘出房间里的每一个细节，精确列出里面所有东西的明细表。不管借书证和读者证在哪里，他都确信它们不在这里。他不再耽搁，轻轻跑上宽阔的楼梯上楼去，他记得他把吉尔瑞护士长的茶盘送到杂物间去时注意到墙上有部电话，旁边挂着一张列有内线分机号的卡片。想了一会儿，他拨通了护士起居室的电话，是莫琳·伯特接的。是的，戈达尔护士还在这儿。达格利什几乎立刻听到了戈达尔的声音，他请她到佩尔斯的房间来。

她即刻便上来了，达格利什还没走到房门前便看到那个自信的、身穿制服的人已经走上了楼梯的平台。他站到一边，她在他面前走进房间，默默地用目光扫过搬空了的床、已经不走了的床头钟、合上的《圣经》，微微带着一种不轻易表露疑问的兴致把每件东西都短暂地看了一下。达格利什走到窗前，两个人隔着床站着，无言地互相对视。然后他说：“我听说在佩尔斯死之前的那个星期，法伦护士把一张借书证借给了她。你当时正和吉尔瑞护士长一起离开餐厅。你还记得发生了什么事吗？”戈达尔护士没有露出吃惊的样子。

“是的，情况是这样。法伦早些时候告诉我说佩尔斯想去伦敦的一家图书馆看看，想要借她的读者证和借书证。法伦是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的会员。他们在伦敦市有许多分馆。但是只有在威斯敏斯特区居住或工作的人才能成为他们的读者。法伦到这里来受训之前在伦敦有一套寓所，于是就有了读者证和借书证。那是一家特别好的图书馆，比我们这里的强多了。能在那里借书对我们很有帮助。我想罗尔芙护士长也是那里的会员。吃午饭时法伦带来了她的读者证和借书证，把它们交给了佩尔斯，那时我们正离开餐厅。”

“佩尔斯护士说了她为什么要借借书证吗？”

“没有和我说。她也许告诉法伦了，我不知道。如果需要，我们中任何一个人都会向法伦借借书证。法伦也不需要我们做解释。”

“借书证具体到底是什么样的？”

“它们是浅蓝色的长方形塑料小卡片，上面印有伦敦市市徽。图书馆通常给每一位读者发四枚借书证，你每借走一本书就得交上一枚，但是法伦只有三枚。她可能把第四枚弄丢了。另外还有读者证。那通常是一张小卡片，上面有读者的姓名、地址和读者证的有效期限。有时候图书馆服务人员要求你出示读者证，我想这就是约瑟芬将它和借书证一起交给佩尔斯的缘故。”

“你知道另外两枚在哪里吗？”

“知道，在我房里。两个星期以前借走了它们，那天我和未婚夫一起进城去威斯敏斯特参加一次特殊的礼拜仪式。我想我们或许有时间去一下大史密斯街分馆，看一下有没有新出的默多克的作品。可是，做完礼拜之后我们遇到了一些马克神学院的朋友，所以就没有去成。我原打算将借书证还给约瑟芬的，但我将它们忘在文具盒里了，她也没有提醒我。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我可以去拿来给你看。”

“我想那会有用的。你知道希瑟·佩尔斯有没有用她的借书证吗？”

“这个……我想她用了。那天下午我看见她在等绿线巴士进城。我们两个都休假，所以那天一定是星期四。我想她一直记着去图书馆这回事。”

她露出困惑的脸色。

“不管怎样，我十分肯定地觉得她拿了一本图书馆的书出来，但是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如此肯定。”

“你没有十足的把握吗？再想想看。”

戈达尔护士默默地站着，双手镇定自若地交叉放在僵硬的白色围裙上，仿佛在做祷告。他不去催她。她的眼睛死盯着前方，然后目光转向床上，静静地说：“我明白了。我看见她在看一本图书馆的书。那是在约瑟芬生病的当晚，也就是佩尔斯自己死的前一天夜里。晚上11点30分刚过，我去她的卧室，要她去照看约瑟芬，而我得去找护士长。她正坐在床上，头发扎成两个小辫，在那里看书。我想起来了，那是一大本书，装订的封面是一种深颜色——我想是深蓝色，书脊下面印着烫金的参考号码。它看起来有点旧了，是一本相当厚的书，我认为不会是小说。我记得她把书托起来放在膝盖上撑着。我一出现，她就急忙将它合上，塞进了枕头下面。这件事看起来有点怪，但当时我没把它当回事。佩尔斯一向古怪、神秘。此外，我也一心只想着约瑟芬的事。但是现在我想起来了。”

她又沉默着站了几分钟。达格利什等待着。然后她又平静地说：“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在想那本书现在在哪儿。我和罗尔芙护士长去清理她的房间时，列了一张她的遗物清单，没有那本书。当时警察和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发现一本类似的书。后来借书证又怎样了？它也不在法伦的东西里。”

达格利什问：“准确来说那天晚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你说你在23点30分刚过就去了法伦护士那里。我想她不到午夜是不会上床的。”

“她那晚倒是真的躺在床上了。我想那是因为她感觉不舒服，希望早点睡能恢复过来。她没和任何人说她生病了。约瑟芬不会说的，我也没进她的屋。是她到我屋里来了。晚上11点30分刚过，她来叫醒了我。她看起来很可怕，明显发着高烧，站都站不稳了。我把她扶回床上，去找佩尔斯照顾她，然后给罗尔芙护士长打了电话。我们住进南丁格尔大楼后，她是照料我们的总负责人。护士长过来看了看约瑟芬，然后打电话给单人病房楼，要求派一辆救护车来接她。然后她打电话给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让她知道这件事。布鲁姆费特护士长需要知道她病室里发生的一切，即便她休假了也不能例外。如果第二天早上她到医院里，发现约瑟芬住院了而没有事先获悉，会不高兴的。她下来看了看约瑟芬，但没有和她一起到救护车上去。那的确不必要。”

“谁陪她去的？”

“是我。罗尔芙护士长和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回房间去了，佩尔斯也回她的屋里去了。”

看来那本书不可能是那天夜里被拿走的，达格利什心想。书如果不在了，佩尔斯一定会发现的。即使她没有决定继续看它，那本厚书放在枕头下，她也很难睡安稳。于是可能是有人在她死后拿走了它。有一件事是确定的：一本书直到她死前的那天深夜还在她手中，然而第二天早上，大约10点10分，警察、罗尔芙护士长和戈达尔护士第一次去清理房间时却不见了。不管那本书是不是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的，它就是不见了。如果那本书不是那家图书馆的，那么借书证和读者证后来又怎么样了？两样都不在她的物品中。如果她决定不用它们，并还给了法伦，那为什么在法伦的物品中也找不到它们呢？

他问戈达尔护士，佩尔斯护士死后，紧接着发生了什么事。

“总护士长把我们学生打发去了她的起居室，要我们在那儿等。大约半小时后，吉尔瑞护士长也来和我们一起待着了。然后送来了咖啡，我们喝了它。我们坐在那里一起谈论着，尽力去看书，直到贝利警察和总护士长进来。那时一定已经11点了，或许还早一点儿。”

“你们所有人一直都在那个房间里吗？”

“不是一直。我去图书室取了一本我要看的书，离开了大约三分钟。达克尔斯护士也离开了。我不知道她离开的确切原因，但我想她嘟囔了几句想上洗手间之类的话。除此之外，就我所记得的，我们全都一直待在一起。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比勒小姐也和我们在一起。”

她停了下来。

“你认为那本丢失了的图书馆藏书与佩尔斯的死有关，是吗？你认为它很重要。”

“也许是的。这也是我要求你不要和别人说起我们谈话内容的缘故。”

“当然，如果这是你要求的。”她又停下了。

“但是我不能去找出那本书的下落吗？我可以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去问其他的学生是否有借书证和读者证。我可以假装我要用。”

达格利什微笑道：“把调查的事留给我吧。我倒更希望你什么都不要说。”

他觉得用不着提醒她，在一桩谋杀案的调查中，知道得太多可能有危险。她是一个敏感的女孩，不用多久她自己就会想明白的。

看到他沉默不语，她以为是暗示她可以走了，便转身往外走，到门边时又犹豫着转回来说：“达格利什警司，如果我干涉了你的工作，请原谅。我不相信佩尔斯是被谋杀的。但如果她是被谋杀的话，那本图书馆的书一定是在8点50分佩尔斯进了示范室之后从她房间被拿走的。凶手知道她不会活着走出那个房间，那时，他或她去拿走书是安全的。如果书是在佩尔斯死后被拿走的，任何人都可以做到，还会有一个完全无辜的理由。但是如果是在她死前拿走的，那人只可能是凶手。即使那本书本身与她被谋杀毫无关系，情况也一定是这样。佩尔斯告诉了我们所有人她房里有一样东西不见了，那意味着那本书是在她死前被拿走的。如果书与犯罪没有什么关系的话，凶手干吗要费事把它拿走呢？”

“说得对，”达格利什说，“你真是一个非常聪明的姑娘。”

他第一次看见戈达尔护士有点发窘。她脸红了，立刻变得像个新娘一样娇艳起来。她朝他微笑，很快转过身走了。这一忽然发生的变化让达格利什在心里盘算起来。他断定这位当地的牧师在选择妻子上真是太明智、太有眼力了。至于当地教区的教会将如何利用她不屈不挠的智慧，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他衷心希望，在他们有机会下定决心结婚之前，她不会被自己作为杀人凶手抓起来。

他随着戈达尔护士走到走廊中。像往常一样，走廊中灯光昏暗，只有高悬在一簇缠绕着的铜丝上的两个灯泡亮着。他已经走到了楼梯平台上，一种本能使他停下脚步，折回身来。他打开手电筒弯下身，在两个消防桶的沙面上慢慢移动手电光。近些的那桶表面已经板结，蒙上了一层灰色的尘埃，显然自从把沙子装进去之后就再也没有人动过它。第二桶的表面却显出沙子新装进去的样子。

达格利什戴上薄薄的棉纱工作手套，从佩尔斯护士房间的抽屉里拿来一张报纸，铺在走廊的地板上，将沙子慢慢倒出来，形成了一个金字塔。他在里面没有找到图书馆的借书证，却滚出来一个矮胖的、有螺丝盖的罐子，上面贴了一张肮脏的标签。达格利什擦去沙粒，一个黑色的油墨骷髅露了出来，还有大写的“有毒”两个字。在那下面有一行字：“植物喷雾剂。能杀死昆虫，对植物无害。请按照说明小心使用。”

他不必看说明便知道自己找到了什么。这种东西几乎就是纯粹的尼古丁。杀害法伦护士的毒药终于落在了他手中。

第六章    漫长一天的结束

1

达格利什和法医学实验室主任及迈尔斯·赫里曼先生通了五分钟的电话后，抬起头看着高度戒备的马斯特森警官。

“我现在开始明白为什么警察总是热衷于培训民间搜查者了。我告诉过犯罪现场负责人员要盯住学生宿舍，这样我们才能注意到屋子的其他地方。我有理由认为当警察的要善于使用他们的眼睛。”

马斯特森警官更加生气了，但极力克制着，因为他知道这个指责是正确的。他发觉自己很难接受任何批评，尤其是来自于达格利什的。他僵着身子仔细听着，像一个接受训斥的老兵，心里十分清楚如果去和他纠缠细节，达格利什只会更加愤怒，而不是平静下去，因此当他说话时，马斯特森尽力使自己显得既委屈又有所悔悟。

“格里森是一个很好的搜查人员。以前我从没听说过格里森遗漏过一样东西。他能够很好地利用自己的眼睛，先生。”

“格里森的视力是不错，麻烦的是他没有把眼睛和脑子结合起来。那就是你该插手的地方，现在损失已经造成了，抓住一张尸检报告毫无意义。我们无法知道今天早上发现法伦死亡时这个罐头是不是已经在那里了，但至少我们现在找到了它。顺便说一句，实验室现在有检测对象了。一个小时前迈尔斯先生就这件事已经来拜访过。他们把那东西取了些做气相层析。既然现在他们知道了要找的是什么，就应该会加快速度。我们最好尽快把这个罐子给他们送去，不过我们先得看看它。”

他走过去从凶案工作袋里取出指纹粉、吹入器和透镜。这个矮胖的小罐头在他手指的小心抚摸下已经变得乌黑，但是上面并没有指印，褪色的标签上只有一些杂乱的污迹。

“对了，警官，”他说，“请你去找一下那三位护士长，她们是最有可能知道这个罐头来自什么地方的人。她们就住在这里，吉尔瑞护士长在她的起居室，其他两个应该就在这附近。如果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仍然在她的病房内，也不得不离开一下了。倘若有人要在下一个小时之内去世的话，就会得不到她的帮助，不得不自己死了。”

“你是要分开见她们呢，还是一起见？”

“都一样，无所谓，先叫她们来。吉尔瑞是最可能有帮助的人，她会照料花。”

吉尔瑞护士长第一个来了。她得意扬扬地走进来，扬着一张脸，带着一种好奇的神气。她因为成功地当了一次女主人，脸上的红晕迟迟没有消退，使她看起来异常欣快。她的目光落在了那个罐头上。那张脸上的表情改变得如此迅速，令人吃惊，就像喜剧里的变脸一样。她一下子透不过气来。“啊，不！”她猛地用手捂住嘴，跌坐在达格利什对面的椅子上，脸变得煞白。

“你从哪里……啊，上帝！你别告诉我法伦服了尼古丁！”

“‘服了’，不如说是被人‘下了’。护士长，你认识这个罐子吧？”

吉尔瑞护士长的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当然。它是我的……它不就是那罐玫瑰花喷雾剂吗？你在哪里找到的？”

“在这里的某个地方。你最后一次看到它是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

“它一直放在暖房架子下的白柜子里，就在一进门的左边。我所有的园艺工具都在那里。我不记得什么时候最后一次看见它了。”

她几乎要哭了出来，因自信而生的喜悦彻底烟消云散。

“说实话，这真是太可怕了！令人惊悚！我真的感到害怕极了。但我怎么会料到法伦知道这东西放在那里，怎么会想到她会去用它？甚至连我自己都不记得它了。如果我记得，早该去查一查它是不是还放在那里。没搞错吧？她真的是死于尼古丁中毒？”

“在没拿到毒理学报告之前，仍可以说有大量的疑问。但是从常识来看，好像是这个东西杀死了她。你什么时候买的？”

“说实话，我记不得了。是去年夏初的某个时候吧，就在玫瑰要开花前。其他的护士长可能还记得。暖房里的大多数植物是由我照料的。不过，暖房并不是真的由我负责，这件工作并不是正式安排。因为我喜欢花，又没有其他人可以照料它们，所以我就尽我所能了。我当时在餐厅外弄了一小块玫瑰花床，需要一些这种东西来杀虫。我在温彻斯特路上的布拉克斯汉姆苗圃里买的。瞧，标签上还印有地址呢。我把它和我的其他园艺工具——手套、绳子、水罐、泥铲等一起放在暖房角落的柜子了里。”

“你还能记得最后一次看见它是什么时候吗？”

“真的不记得了，但是我上周六上午去柜子里找过手套。星期天我们要在小教堂里做一次特殊的礼拜，我得去弄点花来。我想园子里也许能找到一些好看的树枝、秋叶或荚果什么的，好拿来做装饰。我不记得那天是不是看见过这个罐子，我想如果它真的不见了，我还是会注意到的。但我不确定。我好几个月没用过它了。”

“还有谁知道它放在那里？”

“嗯，任何人都可能知道。我的意思是这柜子没上锁，也没有什么可以阻止人们朝里看。我想我应该锁上它，但是一个人不会期望着……我的意思是如果一个人想要自杀，他无论如何都会想出个办法来。我真是害怕极了，但我觉得这件事我没有责任！我没有！这不公平！她可以用任何东西，任何东西！”

“谁可以？”

“嗯，法伦。如果法伦的确是自杀的话。啊，我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了。”

“法伦护士知道尼古丁的事吗？”

“除非她到柜子里找，并且找到了，否则是不知道的。我敢说真正知道的人只有布鲁姆费特和罗尔芙。我记得我把罐子放进柜子里时她们两人就坐在暖房里。我把它举起来，说了这点毒药足够杀死这里大多数人之类的傻话，布鲁姆费特告诉我说应该把它锁起来。”

“可是你没有？”

“是的，我就把它放进柜子里去了。没有锁，我也没有别的办法。不管怎么样，罐子上贴的标签写得很清楚。任何人都能看出它是毒药。任何人都不会想到别人会拿去自杀。此外，为什么一定要用尼古丁呢？护士们有大量的机会拿到药丸。指责我是不公平的。毕竟，杀死佩尔斯的消毒剂也是致命的。没有人去埋怨这件事，因为它是放在卫生间里的。你管理一所护士学校，不可能像管理一所精神病医院吧？我是不该受到指责的。这里的人都应该是正常人，不是杀人的疯子。不该让我觉得自己有罪，不该！”

“如果你没把这东西用到法伦身上，那你就没有理由觉得自己有罪。你把罐子拿进来时罗尔芙护士长没说什么吗？”

“我想她没说，她只是从书上把头抬起来而已。但我实在记不真切了。我甚至都不能准确地告诉你那是什么时候的事。但是那天风和日丽，天气暖和。我想起来了，大约是五月末或六月初的一天。罗尔芙也许记得，布鲁姆费特一定也记得。”

“我们会问她们的。同时，我们最好还是去看看这个柜子。”

他把尼古丁罐子交给马斯特森，让他包好后送到实验室，又让他去把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罗尔芙护士长叫到暖房里来。然后他便随着吉尔瑞护士长走出房间。她领着他走到一楼，一路上嘴里仍然在嘟囔着，气愤地抗议。他们经过空荡荡的餐厅，结果发现进入暖房的门上了锁，这一下把吉尔瑞护士长从她那心惊胆战的怨恨情绪中震醒过来了。

“该死！我忘了。总护士长说天黑之后我们最好把它锁上，因为有几块玻璃不太牢靠。你还记得刮大风那天有一块玻璃掉下来这件事吗？她担心有人会从那里进去。通常我们总要到夜里把所有该锁的地方都锁好，白天是不费这个事的。钥匙应该放在罗尔芙办公室的板子上。你在这里等一下，不会太久的。”

她几乎立刻就回来了，把那把大大的老式钥匙插进了锁孔。他们一走进暖房，迎面便扑来一股暖暖的菌类气味。吉尔瑞护士长一下就摸到了开关，两根长长的日光灯管从高高凹进的凹面天花板上垂下，不稳定地闪烁着，然后突然一下放出光来，照出一片苍翠茂盛的木本热带植物丛。暖房里真是一派非同寻常的景象。达格利什第一次到暖房里来时便有了这样的感受。但此刻，他由于叶子和玻璃上刺目的强光反射惊奇地眨着眼睛。周围是一片葱翠的小树林，它们相互缠绕着，发芽、抽枝、到处蔓延，以它们充沛的生气显出咄咄逼人的样子。而在屋外，它们那暗淡的影子高悬在夜空里，向四周伸展，凝然不动，虚无缥缈，最终溢进了一片绿色的无穷之中。

有些植物看来好像从有暖房第一天起就在里面茁壮成长了。它们已经成熟，就像微缩的棕榈树长在绚丽的缸里，在玻璃屋顶底下伸展出一片灼灼闪光的树叶华盖。还有更多的外来植物，从它们那结了疤的齿状主茎上发芽、抽枝、长叶；或者像巨大的仙人掌，举起它厚实的唇瓣，如多孔的海绵一样，面目可憎，吮吸着湿润的空气。在它们中间，蕨类植物撒出一片绿色的阴影，它们那易碎的蕨叶在门边的穿堂风中摆动着。在这巨大房间的四壁上安装有白色的架子，上面放有一些盆罐，它们是吉尔瑞护士长精心培育的更为家常而宜人的植物，一些红的、粉红的和白色的菊花以及非洲紫罗兰。这个暖房一定会唤起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家庭生活的温馨回忆，想起棕榈树后面飘飞翻动的扇子和窃窃私语。但是此刻在达格利什看来，南丁格尔大楼的每一个角落无不沉浸在一种邪恶的压抑气氛之中；就连这些植物也都好像正在从受污染的空气中吸收进它们的神赐食物——吗哪【7】。

梅维斯·吉尔瑞径直朝着一个四英尺长的白漆矮木柜走去，它就放在一进门左边的架子下，在摆动不定的蕨类植物遮挡下几乎看不见。柜子的门带着小把手，没有装锁，也关不严实。他们俩一起蹲下来朝里看。虽然头上日光灯管刺眼地照着，木柜深处仍然很昏暗，又受着他们自己头部阴影的遮挡。达格利什打开手电筒，照出了室内园丁常用的一些工具和器械，他在心中点了点。绿色的麻绳球、两个水罐、一个小的洒水壶、几包种子——有些被打开过，用了一半后又折好、包上了——一塑料包的花盆混合肥料、一包化肥、大约两打各种大小的花盆、一小堆种子盘、几把园丁剪、一把泥铲、一把小叉、一堆乱七八糟的种子商目录、三本有关园艺的布面书——它们的封面都弄得很脏——还有各种各样的花瓶和大捆大捆缠绕成团的铁丝。

梅维丝·吉尔瑞指着最里面的一个小角落说：“之前就放在那里，我把它紧靠里面放着。这样不会引起任何人的注意。甚至打开门都看不到它，真的是藏得很隐蔽了。看，这里还空着呢，你可以看看它原来的位置。”她说话时带着一种急迫的自我解释，仿佛那个空位能够洗刷掉她所有的罪责。她的声音发生了变化，降低了音调，变得嘶哑起来，开始为自己申辩，就像一个业余演员正在上演一场迷惑人的戏码。

“我知道事情看起来糟透了。首先，佩尔斯死时是我负责的示范课。现在又出了这么一件事。可是自从去年夏天我用过以后便再也没有碰过它了。我发誓！我知道她们中有些人不相信我。如果嫌疑落在我和伦纳德头上，她们会很高兴，是的，会高兴的，会感到松了一口气。这把她们的嫌疑全都排除了。此外，她们忌妒我，她们一向忌妒我，因为我身边有个男人，而她们没有。但是你是相信我的，不是吗？你已经相信过我了！”

她的语调哀婉动人，充满屈辱。她把肩靠在达格利什肩上，他们蹲在一起，挤作一团，仿佛在拙劣可笑地做祈祷。他的面颊上能感受到她呼出的气息。她的右手慢慢地从地板上探过去摸他的手，手指在神经质地抽动。

就在这时，门口传来了罗尔芙护士长的声音，她的情绪被打断了。

“警官要我到这里来见你。我没有妨碍什么吧？”

达格利什感觉到他肩上的重量立刻消失了，吉尔瑞护士长难堪地爬了起来。他则慢慢地站起来，既没有感觉也没有显出尴尬，他对于罗尔芙护士长在这时露面一点也不感到遗憾。

吉尔瑞护士长忙不迭地开始解释：“就是这个玫瑰喷雾剂，这个东西含有尼古丁。一定是法伦拿了它。我真是害怕极了，但我怎么会想到呢？警司找到了这个罐子。”

她转向达格利什：“你没有说是在哪里找到它的吗？”

“不，”达格利什说，“我不能说。”他转向罗尔芙小姐。

“你知道这瓶杀虫剂是放在这个柜子里的吗？”

“知道，我看着吉尔瑞把它放进去的，是去年夏天的某个时候，不是吗？”

“这件事你没和我说。”

“我现在才想起来。我绝不会想到法伦会服用尼古丁。况且，我们还不知道她是不是真的服用了它。”

达格利什说：“在拿到毒理学报告单以前还不能肯定。”

“再说，警司，你能断定那毒药就是来自这个小罐子吗？在医院里还有许多其他的尼古丁来源，这不是明摆着的吗？这可能只是一个障眼法。”

“当然有可能，尽管在我看来可能性很小。法医学实验室应该能告诉我们实情。这种尼古丁里掺有一定比例的清洁剂，可以通过气相层析辨认出来。”

她耸耸肩。“嗯，到时候自然会水落石出。”

梅维斯·吉尔瑞叫了起来：“你是什么意思？其他来源？你是指谁？就我所知，尼古丁不放在药房里。而且不管怎样，法伦死之前伦纳德就已经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了。”

“我又没说伦纳德·莫里斯。但是两个护士死的时候他都在现场，别忘了，当你把尼古丁放进这个柜子里时，他也在这里。他像我们其他所有的人一样，也是嫌疑对象。”

“你买尼古丁时和莫里斯先生在一起吗？”

“是的，事实上他和我在一起。我忘了这件事，要不我会告诉你的。那天下午我们一起出去了，他回到这里喝了茶。”

她对罗尔芙护士长生起气来：“这事与伦纳德无关，我告诉你！他几乎不认识佩尔斯或是法伦。佩尔斯和伦纳德根本就没有来往。”

希尔达·罗尔芙平静地说：“我就没听说过她和谁有来往。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试图把一些想法灌进达格利什先生的脑子里去，但是你却实实在在地把它们往我脑子里灌了。”

吉尔瑞护士长大惊失色，表情一片凄惨。她不断地悲叹着，头左右摇晃，好像在不顾一切地寻求帮助或庇护。她的脸色非常难看，在暖房里的绿色灯光照耀下，如同中了梦魇一般。

罗尔芙护士长狠狠盯了达格利什一眼，然后不理睬他，向她的同事走去，用一种出乎意料的温柔声音说：“哦，吉尔瑞，对不起。我当然不是指责你或是伦纳德·莫里斯。但是他当时在这里的事实总会泄露出来。别让警察把你搞得手忙脚乱。那就是他们工作的方法。我认为警司绝不会在乎究竟是你、我还是布鲁姆费特杀了佩尔斯和法伦的，只要他能证明有人杀了她们就行。好了，就让他那样干吧，我们只要保持平静，回答他的问题就行了。为什么不做好你的工作，让警察去忙他们的呢？”

梅维斯·吉尔瑞像个孩子似的放声大哭，寻求抚慰：“可是太可怕了！”

“当然可怕！但不会永远这样。话说，如果你一定要找个男人倾诉的话，就找个律师或精神科大夫吧，找牧师也行。至少你有理由相信他们是替你着想的。”

梅维斯·吉尔瑞忧愁的双眼从达格利什身上移到罗尔芙身上。她像个儿童一般，在决定该相信哪一个时拿不定主意。这两个女人不知不觉地走到了一起，吉尔瑞护士长用困惑而责备的眼神盯着达格利什，而罗尔芙护士长的脸上则浮起一种对于女人来说不自然的得意的微笑，仿佛她刚刚完成了一件救人于危难的工作。

2

就在这时，达格利什听见一阵脚步声。有人正穿过餐厅走来。他向门口转过身去，以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终于来和他谈话了。暖房的门打开了，进来的却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那矮胖的身影，而是一个身材很高的光头男人，身穿一件束腰带的雨衣，左眼蒙着纱布眼罩。一种带着怒气的声音从门外传来：“大家都怎么了？这里怎么像个陈尸房？”

别人还没来得及回话，吉尔瑞小姐已经冲过去抓住了他的一只手臂。达格利什饶有兴致地看到来者皱了一下眉头，极不情愿地猛缩了回去。

“伦纳德，怎么啦？你受伤了！你却没有告诉我！我还以为是你的胃溃疡发作了。你一点也没说你的头受伤了。”

“我的胃溃疡是发作了，但那也无法阻止我受伤。”

他直接对达格利什说：“你想必是苏格兰场来的达格利什警司了。吉尔瑞小姐说你要见我。我是到全科医师诊所来上班的，但我能抽出半个小时听你支配。”

吉尔瑞小姐还在表述她的关心。

“你出事了，却一声不吭！怎么发生的？我打电话时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们有其他的事要讨论，而且我不想让你慌成一团。”

他挣脱了她抓着他的手，在一把柳条椅上坐下。两个女人和达格利什都向他走去。此时一片沉默。达格利什先前就对吉尔瑞小姐的情人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先入之见，他在心中将它做了一番修改。只见他坐在那里，穿着一件廉价的雨衣，一只眼睛蒙着眼罩，脸上青肿着，说起话来里带着一种容易激怒人的挖苦语气。他本应给人留下可笑的印象，但令人惊奇的是，现在他令人印象深刻。不管怎样，罗尔芙护士长曾经把他说成一个小男人，神经质，容易被惊吓和激怒，是个没用的男人，但是这个男人有力量。这也许只是被抑制的神经质能量的表现形式，又或许只是一种由失败或不得人缘而产生的过分的怨恨。他的个性显然不讨人喜欢，但也不容易被忽视。

达格利什问：“你是什么时候知道约瑟芬·法伦死了的？”

“今天早上9点30分时我给药房办公室打电话说我不能来时，我的助手告诉了我。我想那时只怕全院的人都知道这个消息了吧。”

“你对这个消息有什么反应？”

“反应？我没有反应。我几乎不认识那姑娘。我只不过是吃了一惊而已。同一座大楼里死了两个人，而且时间又隔得那么近。嗯，至少可以说这不同寻常。这事真的令人吃惊，可以说我大吃一惊。”

他说起话来就像一个成功的政治家，正屈尊对一个初出茅庐的新闻记者就某个问题发表看法。

“但是你没有把这两起死亡联系起来吗？”

“当时没有。我们都把住在大楼里的学生叫作夜莺，我的助手当时只是说又一只夜莺，约瑟芬·法伦被人发现死了。我问他怎么死的，他说了些有关流感后的心脏病之类的话。我想是自然死亡，这是每个人在一开始都会有的想法。”

“你什么时候开始有了相反的想法？”

“我想那是一个小时后，吉尔瑞小姐给我打电话说你们到了这里。”

看来吉尔瑞护士长把电话打到了莫里斯家里。她必定是有紧急的事要和他联系，才不惜冒这个险。那或许是要警告他统一口径？就在达格利什琢磨着她会给莫里斯太太一个什么样的借口时，药剂师回答了他没有说出口的问题：“吉尔瑞小姐通常不往我家里打电话。她知道坚决将工作与私生活分开。但是她早饭后往实验室打电话得知我不在时，自然会担心我的健康，我正害着十二指肠溃疡呢。”

“你的妻子无疑是能够叫她放心的。”

他回答时很平静，只是用尖锐的眼光看了罗尔芙护士长一眼，这时她已经远离他们，站到一边去了。他说：“我妻子每周五一整天都带着孩子在她母亲家里。”

这一点梅维斯·吉尔瑞无疑是知道的。所以他们最终有了串通口供的机会。但是如果他们要编造一个不在场证据，为什么要把它安排在午夜呢？因为他们有最好的或最糟的理由知道法伦死于那个时刻？又或者是因为吉尔瑞知道法伦的习惯，断定午夜时分最有可能案发？只有凶手知道法伦死的时刻，又或者连他也无法准确知道。这可能发生在午夜前，也可能在凌晨2点30分。甚至连迈尔斯·赫里曼以他30年的经验也不能光凭临床症状准确地说出死亡时间。唯一可以确定的事就是法伦死了，她几乎是一喝下威士忌就死了。但那具体是在什么时刻？她一上楼就要准备临睡前喝的那杯饮料，这已成了她的习惯。但没有人承认在她离开护士起居室后曾经见过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和伯特双胞胎在午夜两点后看见她房内的灯光从锁孔里透出来时，她可能——只是可能——还活着。如果当时她还活着，那么从午夜到2点之间她在干什么？达格利什一直把目光集中在那些有权进入学校的人身上，但是假设法伦那天晚上为了赴约离开过南丁格尔大楼，又或许她推迟了调制夜里喝的柠檬威士忌的时间，而在等候一个来访者呢？南丁格尔大楼的前后门在早晨时都已经闩上了，但如果法伦让她的来客夜里出去，然后再闩上门呢？

梅维斯·吉尔瑞还在牵挂她情人受伤的头和青肿的脸。

“出了什么事，伦纳德？你得告诉我。你从自行车上摔下来了吗？”

罗尔芙护士长刻薄地笑起来。伦纳德·莫里斯用带着威胁性的轻蔑眼光狠狠地盯了她一会儿，然后才转向吉尔瑞护士长说：“如果你一定要知道，梅维斯，我告诉你，我摔了一跤。那是昨天晚上我们分开之后的事。有一棵大榆树横倒在路上，我骑着自行车撞了上去。”

罗尔芙护士长第一次开口说话了：“在自行车灯的照射下，你应该能够看见它的呀？”

“护士长，不要说没道理的话，我的自行车灯是用来照路的。我看见了树干，但没看见高高突起的树枝。我没丢掉一只眼睛就算是幸运的了。”

不出所料，吉尔瑞护士长发出一声痛苦的叫喊。

达格利什问：“这事发生在什么时候？”

“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昨天晚上我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之后……啊，我明白了！你是问准确时间？我可以告诉你。被撞了之后我从自行车上摔了下来，担心我的手表摔坏了。还好它没摔坏。指针精确地指在午夜0点17分。”

“树枝上没有什么警告的东西，例如一条白围巾吗？”

“当然没有，警司。如果有的话我就不会骑着车直冲过去了。”

“也许它系在一根更高的树枝上，你没看见？”

“仔细看也没发现。我扶起自行车，从惊吓中定了定神之后，仔细地察看了那棵树。我的第一个想法是我也许可以把它至少稍微抬起来一点，把路清理出一部分，但显然不可能。干那活得需要一部拖车和起重滑车。可在午夜0点17分，那棵树的任何一根树枝上都没有什么围巾。”

“莫里斯先生，”达格利什说，“我想我得和你谈谈了。”

但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正在会议室外面等他。达格利什还没开口，她便用指责的口气说：“你叫我到你房间去见你，我不顾病房里忙得要命，急急忙忙就去了。到了那里后却又听说你不在，叫我来暖房里。我可不能围着南丁格尔大楼，跟在你后面团团转。如果你要见我，现在我只能挤出半小时来给你。”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达格利什说，“从你的行为来看，你似乎决心给我你是凶手的印象。当然，有可能是你干的，一旦有理由证实，我将就此得出结论。同时请你控制一下你与警察作对的热情，在这里等到我能见你为止，只要我和莫里斯先生谈完话就行了。你可以在这里的办公室外面等，也可以去你自己的房间里等，你看怎么方便都行，但是大约三十分钟后我要你到这里来，我也不打算为了找你围着这大楼到处转。”

达格利什没去想她会怎样对待他的这一番责备，她的反应也令人吃惊。厚厚的眼镜后面的眼睛变柔和了，闪闪地发出光来。有一刹那，她的脸上露出了笑容，满意地微微一点头，仿佛她至少是成功了一次，让一个特别听话的学生精神发出了闪光。

“我就在这里等。”她在办公室门外的一把椅子上扑通一声坐下，然后向莫里斯点点头。

“我不该一直让他说个不停，不然的话，半个小时谈完就已经很幸运了。”

3

但是这次谈话不到30分钟便结束了。开始的两分钟被莫里斯花在如何坐得舒适上。他脱下脏雨衣，抖了抖，再抚平它的皱褶，好像不知何时在南丁格尔大楼把它弄脏了，然后又不厌其烦地将它仔细叠好，放在椅背上，接着才在达格利什的对面坐下，自己开了话头：“请不要向我连珠炮似的提问题，警司。我不喜欢被人讯问，宁愿以自己的方式向你讲我的故事。你不必介意我讲得太精细。如果不是有一颗讲究细节的头脑和对事实的清楚记忆，我也不会成为一家重要医院的总药剂师了。”

达格利什温和地说：“那么能否从你昨天晚上的活动开始，告诉我一些实际情况呢？”

莫里斯继续自说自话，仿佛根本没听到这个合情合理的请求。

“过去六年以来，承蒙吉尔瑞小姐的赐福，我享有成为她密友的特权。我毫不怀疑有那么一些人，一些住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女人，把她们自己的看法强加在这种友谊上，这可以预料。你要是和一群中年老处女住在一起，肯定会在性问题上受到妒忌。”

“莫里斯先生，”达格利什耐心地说，“我到这里来不是调查你和吉尔瑞小姐的关系或者她和她同事的关系的。如果这些关系和两位女孩的死有关的话，你可以讲给我听。否则我们还是不要当业余心理学家，回到具体的事实上为好。”

“我和吉尔瑞小姐的关系，与你在那件事上的调查关系密切，我就是因此才会在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死的时候恰巧出现在南丁格尔大楼。”

“好吧，那么就把那两次情况告诉我吧。”

“第一次就是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那次的详细情况你无疑也知道。我自然也把我到大楼的事向贝利警察报告了，因为他在医院所有的公告牌上都贴了张告示，要求佩尔斯护士死的那天早上到过南丁格尔大楼的人都主动报上姓名。我倒并不反对再重述一遍。我在去药房的路上顺便到这里，为的是给吉尔瑞小姐送一张便条。准确点说是一张卡片，那种‘幸运卡’，人们通常会在重大事件之前送给朋友的。我知道那天由于罗尔芙小姐的助手曼宁护士长得了流感，因此吉尔瑞小姐得参加第一次示范教学。事实上，那是她在这所学校的第一次示范课。吉尔瑞小姐自然很紧张，特别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要到场。不巧的是我错过了头天晚上的邮班。我急于想让她在走进示范室之前收到我的幸运卡，所以决定自己把它塞进她的房间。我那天来得特别早，8点刚过就到了南丁格尔大楼，不过一会儿就离开了，一个人也没见着。职工们和学生们大概都在吃早餐。我没进示范室，那是肯定的，因为我不太想让别人注意到我。我只是把那张卡片插进信封，塞进吉尔瑞小姐的门缝里就离开了。那是一张相当有趣的卡片。上面画有两只知更鸟，雄鸟用虫子在雌鸟的脚下摆出‘祝你好运’四个字。吉尔瑞小姐也许还很好地保存着那张卡片，她很喜欢这类小玩意儿。只要你提出来，她肯定会给你看。它可以印证我说的话，说明我在南丁格尔大楼所干的事和我所说的一致。”

达格利什正色道：“那张卡片我已经见过了。你知道示范的内容吗？”

“我知道，就是胃内插管送食。但是我不知道法伦护士夜里生病了，以及谁来顶替她扮演病人的事。”

“对于腐蚀剂如何进入滴管，你有什么想法？”

“你让我按我自己的顺序说吧，我正准备告诉你。我没有想法。最有可能的解释就是有人搞了一个愚蠢的恶作剧，不知道后果会是致命的。这或许得算一次事故。这种事是有先例的。一个新生的婴儿在一家医院的妇产科被杀了，幸好不是我们这家医院。这事就发生在三年前，一瓶消毒剂被人错当成牛奶。我无法解释这种事故是如何发生的，也无法解释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谁竟如此无知、愚蠢，居然认为将腐蚀性毒药放进牛奶里喂给病人会很好玩。”

他停下来，对于达格利什想要插嘴提出另一个问题表示轻蔑。回应他的只是一个温和的询问眼色，他继续说下去：“关于佩尔斯护士的死就是这样。我没有什么其他可说的了。法伦护士的死则就完全不同。”

“昨天晚上发生了什么事？你看见了哪些人？”

他突然生起气来，厉声说道：“昨天晚上什么事都没有，警司。昨天晚上的事吉尔瑞小姐都已经和你说过了。我们什么人都没看见。0点刚过我们便离开了她的房间，穿过泰勒小姐的寓所从后楼梯走了。我从大楼后面的树丛中取出我的自行车，我认为没有什么理由一定要把我到这里来做客的事告知大楼里每一个不怀好意的女人。我们一起走到了小路的第一个拐弯处，然后停下来说话。我又把吉尔瑞小姐护送回南丁格尔大楼，看着她从后门回去。她之前把门敞在那里。我最终骑车走了，正如我告诉你的那样，在午夜0点17分时到了那棵榆树倒下的地方。如果说有人在我之后从那条路上经过，并在树枝上系了条白围巾的话，我只能说我没看见。如果他是开车来，那必定是停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另一边了，我没有看见汽车。”

又是一阵停顿。达格利什毫无表示，只有马斯特森不由得发出一声疲倦得无可奈何的叹息，沙沙地翻过笔记。

“现在，警司先生，我要讲的事情发生在去年春天，那时，现在这一班学生，包括法伦护士，还在读二年级。按照惯例，我给她们上了一堂有关毒药知识的课。我讲完之后，除了法伦护士之外的所有学生都收拾起书走了。法伦走到讲台前，问我有没有一种普通人买得到的毒药，能迅速而毫无痛苦地将人杀死。我想这是一个非同寻常的问题，但是又找不出理由拒绝回答。我从没想过这个问题会有什么个人目的，而且无论如何，她可以从医院图书馆有关药物学或法医学的任何一本书上找到这个问题的答案。”

达格利什说：“你当时告诉了她什么，莫里斯先生？”

“我告诉她说尼古丁就是这样一种毒药，它可以从一家普通的玫瑰花喷雾剂店里买到。”

是真话还是撒谎？谁又能分辨得出呢？达格利什以为通常他能够判断出一个嫌疑人身是否在撒谎，但是他对这个嫌疑人没有把握。如果莫里斯坚持他说的故事，它究竟如何才能被驳斥呢？如果它是一个谎言，那么目的很清楚，就是要说明约瑟芬·法伦是自杀的。他这样做的理由明显就是要保护吉尔瑞护士长。他爱她。这个有点可笑的迂腐的男人，那个有点傻、爱卖弄风情的半老徐娘，他们两情相悦。为什么不能呢？爱情又不是年轻人或优秀人物的特权。但这种爱情一牵涉进任何调查研究便显得错综复杂，显得有点可怜、有点可悲，甚至有点可笑，现在这件案子就是这样。但它绝不是无足轻重的。他从第一桩案件的卷宗中得知，贝利警察绝没有完全相信那张贺卡的故事。在他看来，送贺卡对于一个成熟的男人来说是愚蠢、幼稚的行为，与莫里斯的个性尤为不符，所以他不相信这个说法。但是达格利什的想法不同。他只是孤独地，并非浪漫地骑车去看他的情人，将车子极不光彩地藏在南丁格尔大楼后面的树丛中，一起慢慢地走路穿过一月午夜时分的寒风，拖延着最后宝贵的几分钟。他出于笨拙却又出于奇怪的自尊，保护着他心爱的女人。最后说的这些话不管是真是假，要说出来都是最为不容易的。如果他一定要坚持这个说法，这对于那些宁愿相信法伦是死于自杀的人来说将是强有力的辩词。他会坚守这个说法的。他以一种毫不动摇的、昂扬的、视死如归的目光看着达格利什，接住了对手的目光，挑战着他的不信任。

达格利什叹息道：“好吧，我们不要在推测上浪费时间了。让我们再次来确定一下你昨晚的行程吧。”

4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没有食言，当马斯特森领着伦纳德·莫里斯出来时，她已经等候在门外了。但先前表示默许的那种愉快情绪已经消失，她在达格利什对面坐下时摆出了一副要开战的架势。面对着这种老祖母式的怒目注视，他感觉到自己好像是一个刚来单人病房的低年级实习护士，有点手足无措。这种感觉极其强烈，熟悉得令人恐怖。他的思绪准确无误地追踪到了这种令人吃惊的恐怖感的源头。他读预备学校时，女校长就曾经这样对他怒目而视，使得当时只有8岁、思乡心切的他感到同样的手足无措、同样的害怕。有那么一秒钟，他不得不强撑才能面对她的盯视。

这是他第一次有机会近距离地观察她，而且是出自她的主动。这张脸极其普通，毫无吸引力。那双精明的小眼睛从镶着钢框的眼镜后面直瞪过来，愤怒地注视着他的眼睛。她的鼻子布满斑点，眼镜架半嵌入鼻子上方多肉的凹处。铁灰色头发剪得短短的，形成肋条状的波纹，与她那呈袋状鼓起的两颊以及下颏的刚硬线条非常相配。那顶雅致的、起褶的帽子戴在梅维斯·吉尔瑞的头上就像一个精美的、带着绢丝花边的蛋白酥皮筒，即便是希尔达·罗尔芙戴着也能使她那男女不分的相貌优点尽显出来。现在它低低地压在布鲁姆费特的眉毛上，就像一块镶有花边的馅饼，周围裹着一圈特别让人倒胃口的面包皮。如果取走那顶象征权威的帽子，换上一顶平凡的毡帽，再在她的制服上罩上一件不成形的浅褐色外衣，你就能看到一个中年的郊区主妇，手提一个走了形的袋子，在超市里大摇大摆地穿行，精打细算地盘算着这个星期的购物账。然而眼前坐着的显然是约翰·卡朋达医院有史以来最好的病房护士长，更令人吃惊的是，她还是玛丽·泰勒选定的密友。

没等他开口提问，她就说道：“法伦护士是自杀的。她先杀死了佩尔斯，然后杀死了她自己。我碰巧知道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所以，为什么你不停止对总护士长的骚扰，让医院的工作走上正轨呢？你现在无法帮助她们中任何一个，她们都死了。”

她说话时使用的那种具有权威感的、使人窘迫的腔调，使得这番陈述具有一种命令的力量。达格利什的回答尖锐得不近情理。去他的！他可不会任人恐吓：“如果你那么肯定，就必须拿出些证据来。你所知道的任何事都应该讲出来。我是来调查谋杀案的，护士长，不是来调查偷便盆这样的小事的。你有责任不得扣留任何证据。”

她笑了，那是一种尖厉的嘲笑，就像一头动物在咳嗽：“证据！你不会把它叫作证据的。但是我知道！”

“法伦护士在你的病房里住院时和你说过话吗？她说胡话了吗？”

她对这种猜测嗤之以鼻：“如果她说了，把它告诉你就不是我的责任了。一个病人在昏迷时说的话是不能作为流言蜚语到处传播的。在我的病房，这无论如何不行。它也不是什么证据。还是接受我刚才告诉你的话吧，别小题大做了。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你想，她为什么一早上顶着39.8摄氏度的高烧返回南丁格尔大楼？她为什么拒绝给警察一个理由？是法伦杀死了佩尔斯。你们这种人总喜欢把事情搞复杂，但它本来就是那么简单。法伦杀死了佩尔斯，无疑她有某种动机。”

“现在还没有明确的杀人动机。即使法伦杀了佩尔斯，我也怀疑她是否自杀了。毫无疑问，你的同事已经把玫瑰花喷雾剂的事告诉你了。记着，那罐尼古丁放进暖房柜子里时，法伦还没有住进南丁格尔大楼。她那个班自从去年春天之后就没住在南丁格尔大楼，吉尔瑞护士长是夏天买的玫瑰花喷雾剂。法伦护士是在搬进大楼的那天夜里生病的，然后直到死的头一晚才回来。你如何解释她为何知道这罐尼古丁在哪里呢？”

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一点也没有显出张皇失措的神色，确实令人吃惊。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咕哝了一些难以捉摸的话。达格利什等着。她以退为守，说道：“我不知道她是如何拿到的，那得由你们去发现。但是显然，她拿到了。”

“你知道尼古丁放在哪里吗？”

“不知道。我从不和园子里或暖房里的事打交道。有空时我喜欢到医院外面去。我通常和总护士长一起打打高尔夫球或开车兜兜风。我们一起安排业余时间。”

她的声音里有一种沾沾自喜的意味，丝毫不掩饰自己的自鸣得意。她要传递什么信息？他思忖着。她这样提到总护士长，是不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在告诉他，她是教师们中的佼佼者，理应受到尊重？

他说：“去年夏天的那个傍晚，当吉尔瑞小姐带着尼古丁回来时，你不是也在暖房里吗？”

“我不记得了。”

“我想你最好再回忆一下，护士长。这应该不是很难的事。其他的人都记得很清楚。”

“如果他们说我在场，那我大概就是在场。”

“吉尔瑞小姐说她把那一整瓶药拿给你们看，还开玩笑地说了一些话，说什么只要几滴就足以毒死整个学校的人。你告诉她不要小孩子气了，得把那瓶东西放好锁紧。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这是梅维斯·吉尔瑞一向会说的傻话，我敢说我的确叫她得小心一些了。遗憾的是她没把我的话当回事。”

“你对这两次死亡事件表现得很平静，护士长。”

“我对每一次死亡都表现得很平静。如果我不这样，就不能把工作做下去了。死亡在医院里随时都会发生。它此刻或许就在我的病房里进行着，今天下午，我的一个病人就会死去。”

她说这番话时突然变得抵触起来，表现得激烈而生硬，仿佛在指责死神那可怕的手指会将病房里她负责的任何一个病人带走。达格利什发现这番突然的情绪变化中透着一点慌乱。看来这副毫无魅力的厚实身板里藏有喜怒无常、易怒、毫无理性的性情。那双毫不起眼的小眼睛躲在厚厚的镜片后，有一瞬间遇到了他的目光，里面满是阴郁的怨恨。那张固执的小嘴里蹦出一串串不满和愤懑的嘟囔声。突然间，她仿佛被施了魔法，发生了突变，她怒目圆睁，脸上因愤慨而怒火燃烧，以至于这张脸变得凶神恶煞。他看见了她对于自己所照料的病人的那种炽热的爱。这个女人的外表毫无奇特之处，她已经将她的生命以一种令人生畏的决心献给了唯一的目的。如果有某种东西或某个人对被她视为更大的善的东西造成了障碍，献身的决心究竟会使她做出什么事来呢？在达格利什看来，她基本上算得上聪明。然而通常谋杀极少可能是蠢人干的。这两起谋杀，就其复杂程度看来，会是一个聪明女人干的吗？消毒剂可以迅速到手，尼古丁又很容易买到。这两起死亡事件不都表明了这是由突然失控的冲动造成的，连想也不想就采用了最容易获得的手段吗？然而在医院里，难道没有更为适当的自杀方式吗？

那双精明的眼睛正用警惕而厌恶的眼神看着他。

整个讯问过程中她都在蛮横逞凶。想要去谋求这样一个目击者的好感毫无希望，他也没有兴趣去尝试。他说：“我想把昨天晚上以及那天早上佩尔斯护士死时你的活动过一遍。”

“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情况如何我已经告诉过贝利警察了，还给你送了一张字条。”

“我知道，谢谢你。现在我要听你自己说。”

她没有再对抗，而是把她的活动和行踪按时间顺序背了一遍，就像在背火车时刻表。

她对希瑟·佩尔斯死的那天早上自己活动的叙述与字条上所写的几乎完全吻合。她只是述说她的活动，没有提出任何推测与见解。在最初那场情感爆发之后，她显然决心要坚守事实了。

1月12日，星期一，她早晨6点30分醒来，和总护士长一起喝早茶。在泰勒小姐的房间里共饮早茶是她们多年来的习惯。她在7点15分离开总护士长寓所，然后去洗澡、换衣服。她在自己的房间里一直待到7点50分，从大厅的搁物架上取下她的报纸，走向餐厅。在楼梯上或大厅里，她没有见到任何人。她与吉尔瑞护士长、罗尔芙护士长一起在餐厅里吃了早餐，吃完后最先离开了餐厅。她不能准确说出离开的时刻，但那应该不会迟于8点30分。接着她又回了她在四楼的起居室，然后步行去了医院，在9点前到达病房。她知道综合护士协会来视察的事，很明显总护士长已经和她说过了。示范教学的事她也知道，因为护士培训计划的细节都贴在大厅的告示牌上。她也知道约瑟芬·法伦生病的事，因为罗尔芙护士长夜里给她打过电话。然而她却不知道佩尔斯护士要顶替法伦。她承认她只要看一眼公告牌就会知道，但她没有费神去看。她没有理由去关心这件事。对普通护士培训计划的兴趣是一回事，费神去核对谁来扮演病人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她不知道那天早上法伦护士回了一趟南丁格尔大楼。如果知道的话，一定会严责她一顿。她到病房时法伦已经回来了，躺在床上。病房里也没人注意到法伦离开过。很显然，当班的护士以为她在浴室或卫生间里，她们没有检查出来，理应受到严责，但是病房里特别忙，没有人料想到病人——尤其是实习护士——行事会像个白痴。法伦护士离开病房的时间大概也只有20分钟。她在黑暗的清晨走到外面，显然也没有给她造成任何伤害。她的流感很快就好了，没有发生任何并发症。她在病房时没有表现出特别的沮丧，如果有什么叫她忧心的事，她也不会向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倾诉。在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看来，那姑娘情况好极了，完全可以出院，回到她那帮住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同学中去。

接着，她用同样阴郁、平淡的声音把昨晚的去向说了一遍。总护士长去阿姆斯特丹参加国际会议了，所以她独自一人在护士长起居室里看了一晚上电视。她22点上床睡觉，大约23点45分时被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电话叫醒。她抄近路穿过树林来到病房，帮助当班的实习护士为做完手术回房的病人准备好床铺。她和她的病人待在一起，一直等到输氧和输液都完成了，病人的情况也如预料中的那样良好，才满意地离开。凌晨2点多，她返回南丁格尔大楼，在回房间的路上看到莫琳·伯特正从卫生间出来。双胞胎中的另一个几乎立刻便出现了。她和她们简短地说了几句话，谢绝了她们要给她冲一杯可可的好意，就径直回房了。是的，她也看到了有一束光线从法伦房间的锁孔里射出来。她没有进法伦的房间，也就无从知道这姑娘是死还是活。她睡得很好，但7点刚过就被叫醒了，罗尔芙护士长冲了进来，带来了法伦的尸体被人发现的消息。自从星期二晚餐后法伦从病房里病愈出院以来，她就再也没有见过法伦。

达格利什听完叙述后沉默了一会儿，问：“你喜欢佩尔斯护士或是法伦护士吗，护士长？”

“不。但她们哪一个我都不讨厌。我认为没有必要和实习护士有什么个人关系，更谈不上喜欢或不喜欢。她们要么是好护士，要么不是。”

“她们是好护士吗？”

“法伦比佩尔斯好些。她更聪明，更有想象力。她不是一个容易相处的同事，但是病人都喜欢她。有些人认为她对人冷淡，但是你找不到一个病人这样说。佩尔斯太努力了。她到处显示自己，似乎自己像一个年轻的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或许是她自以为像。她总是在考虑自己留给了别人什么印象，基本上是一个傻姑娘。但是你可以信赖她。她一向只做正确的事。法伦则是做得好。除了教育之外，还需要天分。等到你快死的时候，亲爱的先生，你就会知道那个差别了。”

看来约瑟芬·法伦既聪明又富有想象力，这一点他能相信。但是他没有料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会赞扬这两个优点。他回想起午饭时的谈话，她坚持认为护士必须绝对服从命令。他小心地说：“我很吃惊，你竟然会把富有想象力列入一个护士的美德之中。我以为你会把绝对服从命令看得比一切都重要。很难把想象力与一个听话的下级对权威的服从协调在一起，因为富有想象力的人绝对是个性化的、与传统观念相冲突的。如果我说得太冒昧，请原谅。我知道这与我在这里的工作没有太大的关系，但很好奇。”

这与他在这里的工作有很大的关系，他的好奇心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但她没看出来，生硬地说：“首先得服从正确的权威。你在一个讲究纪律的行当里工作，我就不必对你说这个了。只有当服从出于自愿，纪律受人理解，甚至受人欢迎，人们才会明白当时机到来时，智慧和勇气可以安全地游走于规则之外。想象力和聪明如果不建立在纪律的基础上，对护理工作就是危险的。”

如此看来，她并不像她外表所表现的那样，也不像她有意在同事们面前显露的那样，是一个简单、固执、墨守成规的人，她也有想象力。他心里疑惑，这就是玛丽·泰勒了解并看重的那个布鲁姆费特吗？然而他还是相信自己的第一印象没有错。她基本上不是一个聪明的女人。即便是现在，她或许也是在用这些话表达另一个意思。“智慧和勇气可以安全地游走于规则之外。”看来，在南丁格尔大楼里，有人并不缺乏勇气，已经游走于它们之外了。他们互相看着。他开始疑惑，南丁格尔大楼是否对他施加了某种符咒，是否大楼那可怕的气氛开始对他的判断力产生影响了。因为在这厚厚的镜片后面，他似乎看到了那双眼睛在变化，似乎探测到了某种急于要传达的、渴望被了解的需求，甚至是求助的愿望。片刻后，幻象又过去了。他面对的又是所有嫌疑人中最为普通、最不妥协、最单纯的那个人了。这次全面的谈话结束了。

5

已经过了晚上21点，达格利什和马斯特森仍然在办公室里。他们去睡觉之前至少还要工作两个小时，将谈话记录进行检查和对比，寻找口述中矛盾的地方，计划明天活动的安排。达格利什决定让马斯特森继续工作，自己则拨通了总护士长寓所的内部电话，问她是否能给他20分钟时间。礼貌和工作程序都要求他只能等待她的通知，然后才能见面谈话，但是他在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之前另有一件事情要办，他需要见她。

当达格利什通过走廊走到起居室时，总护士长已经将寓所的门打开等他了。他敲了门走进去，立刻置身于一片平和、宁静和光明之中，也是一片寒冷之中。房间里出人意料的冷。壁炉里的火虽然烧得很旺，但暖气很难到达远处的角落。他向她走过去时，发现她穿着很得体，长腿被包裹在一条褐色天鹅绒便裤里，上身套着一件浅褐色的高领羊绒套头衫，袖管从易受损伤的腕部往上推了回去。一条鲜绿色的丝巾在喉部打了个结。

他们一起在沙发上坐下。达格利什看出她一直在忙。一只皮箱打开靠在咖啡桌的腿旁，表面覆盖着一层报纸。一把咖啡壶立在壁炉中，木头和咖啡好闻的温暖气味弥漫在房间里。她问他是要咖啡还是威士忌，只有这两样东西。他要了咖啡。她起身取了第二个杯子，转身回来时已经倒上了咖啡。

达格利什说：“我想有人已经告诉你了，我们找到了毒药。”

“是的，吉尔瑞和罗尔芙在你和她们谈过话之后，都来见过我了。我想，这就意味着是谋杀，不是吗？”

“我想是这样，除非法伦护士自己把那个罐子藏起来了。但那似乎不可能。只有好出风头者或精神病患者才会为了引起最大的轰动，精心掩饰自杀的秘密。在我看来，这个姑娘两者都不是，但我想听听你的见解。”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认为法伦基本是一个明事理的人。如果她要自杀的话，一定是为了某种她认为十分充足的理由。而且我料想她也一定会留下一个简短但清楚的字条，给出解释。有大量的自杀者为了给其他人制造麻烦而自杀，而法伦不会。”

“我估计也是这样，但是我想要问一问真正了解她的人。”

她问道：“玛德琳·戈达尔说了些什么？”

“玛德琳·戈达尔认为她的朋友是自杀，但那是在我们发现尼古丁之前说的。”

他没有说在哪里找到的尼古丁，她也不问。达格利什不打算告诉南丁格尔大楼里任何一人那个尼古丁罐子是在哪里找到的。但是有一个人知道它藏在哪儿，碰巧会出于无心泄露出他犯罪的秘密。

他继续说：“还有一件事。吉尔瑞小姐告诉我昨天晚上她在她房中招待了一个朋友。她说是让他穿过你的房间走出去的。这没有让你感到奇怪吗？”

“没有，我不在家的时候会把寓所的门开着，这样护士长们就可以使用后楼梯了。这至少让她们觉得自己不受干扰。”

“却以你自己的隐私为代价，不是吗？”

“啊，我想这是因为我知道她们不会走进我的房间，我相信我的同事。即使不是这样，这里也没有什么会让她们感兴趣的东西。我把所有的公事文件都放在医院的办公室里了。”

她当然是对的。除了他以外，没有人会对这里的任何东西感兴趣。这间起居室极富个性，几乎和他自己那间坐落于奎因希哲、俯瞰泰晤士河的寓所一样简单、朴素。或许那就是他在这里总感到像是在自己家一样的原因。这里没有挂任何能让人产生遐想的照片，抽屉里只有些零碎的东西，没有积累多年的秘密；没有显示个人趣味的绘画作品；没有能显示出社交圈的邀请函，甚至连她是否有社会生活都无法证明。达格利什主张个人寓所不受侵犯，在他看来，他人在自己的房间里任意进出是不能容忍的。然而这里却有着一个更能保住自己隐私的人。这个过于自信的女人把自己的隐私保护到这样的地步，甚至让周围的个人环境里都没有任何可以泄露隐私的东西存在。

他说：“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告诉我，约瑟芬·法伦曾有段时间是他的情人，那是在她上一年级的时候。你知道这件事吗？”

“知道。正如我几乎可以肯定梅维斯·吉尔瑞昨天的访客是伦纳德·莫里斯一样。在医院里，流言蜚语是通过渗透的方式传播的。一个人总是不记得已经听过了最新的丑闻，只是贪婪地想再打听更多。”

“会有这么多要打听的事吗？”

“或许只是一些不那么具有轰动效应的人或事罢了。这很出人意料吗？这里的男人和女人每日里看惯了病人遭受痛苦和衰竭的折磨，对于他们来说，不可能会想那么多，只会利用打听绯闻来安慰自己。”

什么时候，在谁那里，她找到了自己的安慰？他心里思忖着。是在她的工作中吗？是在她的工作带给她的权力中吗？是在天文学上，在漫漫长夜里追踪星球的移动轨迹中吗？或是和布鲁姆费特一起？当然不是和布鲁姆费特一起，看在上帝的份上！

她说：“如果你怀疑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为了保住自己的名声而杀了人，那么，我不相信。这件事连我都知道了，无疑早已传遍了半个医院。科特里-布里格斯不是一个做事周全的人。此外，这种动机只适于一个易受公共舆论攻击的男人。”

“每个男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易于受到公共舆论攻击。”

她那双非同凡响的凸眼睛突然向他射出尖利的一瞥。

“当然。无疑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像我们每个人一样，为了阻止个人的灾难或公众的羞辱也会去杀人。但是我认为，他不会去阻止人们知道一个年轻而有魅力的女人自愿和他上床，或者阻止人们知道尽管他已人到中年，仍然有能力找到并满足他的性快感。他不会为此杀人。”

她的声音中似乎有一丝轻蔑，或者几乎可以说是不满。有那么一刻，他在她的语调中捕捉到了一种罗尔芙护士长的回声。

“那么希尔达·罗尔芙和朱丽亚·帕多的友谊呢？你知道这件事吗？”

她苦笑了一下：“友谊？是的，我知道，我想我了解她们，但我不能确定你也了解。按照正统的观念来看，如果这件事传开，人们会认为是罗尔芙腐蚀了帕多。但如果说那个年轻女人被腐蚀了，我怀疑那是在来约翰·卡朋达医院之前的事。我不打算去干涉。这件事会过去的。几个月后，朱丽亚·帕多就会取得国家注册护士资格证。我碰巧知道她对于自己的未来有好几个打算，但肯定不包括留在这里。恐怕罗尔芙护士长会面临巨大的不幸。但是当不幸到来时，我们必须面对。”

她的声音告诉达格利什，她知道并正在关注此事，事情的发展也在她的掌握之中。这不是一件值得进一步讨论的事。

他默默地喝完了咖啡，起身准备离开。此刻他已没有什么事需要再问了。他发觉自己对于她声音里的每一个细微变化都敏感得令人厌恶，每一次沉默都似乎暗示着达格利什的存在不受欢迎。他知道自己的来访很难谈得上受欢迎。他已经习惯充当消息通报者的角色了，仅仅是通报坏消息已经是最好的情况，最糟糕时就得通报灾难了。但至少，他可以不再强迫自己和她一起再多待一分钟了。

当她起身送他到门边时，他随意地提到了这幢大楼的建筑，问起它属于医院多久了。她说：“这是一场相当可怕的悲剧。这个地方是由一个叫托马斯·南丁格尔的人于1880年建造的。他是当地一位制造绳索的商人，在地方上有了点名气，想要盖一幢大楼来显示他新树立的地位和尊严。他的姓其实与佛洛伦丝·南丁格尔或夜莺毫无关系，只是巧合罢了。南丁格尔和他的妻子在这里一直住到了1886年，他们没有孩子。那年一月，人们发现一个女仆的尸体吊在院子里的一棵树上。她名叫南希·戈林治，是个19岁的女孩，是南丁格尔太太从一家孤儿院收养的孤儿。当尸体从树上取下时，人们很明显地看出她受到过长达数月的故意摧残、鞭打，甚至是折磨。那是一种蓄意的性虐待。这个案件最令人发指的特征便是大楼内的其他人员必定都知道这件事，但是他们什么都没做。他们显然领受了很好的待遇。南丁格尔受到审讯时，他们给他唱了动人的颂歌，称赞他是一个正直、体贴人的主人。这必定和一些现代的儿童受虐案相似，在这些家庭里只有一个成员被挑出来受到忽视和暴力虐待，而其他人则对这种虐待表示默许。我想他们也许是与虐待狂有着共同的爱好和感受，也或许只是希望拼死保住自身的安全，然而还是有点怪。他们中没有一个人转而反对南丁格尔，甚至案件开审后的几个星期里，当地的舆论达到高潮时，他们中也没有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南丁格尔和他的妻子都被判有罪，在监狱里关了好几年。我想他们死在了里面。不管怎样，他们再也没有回到南丁格尔大楼。它被卖给了一个退休的皮靴制造商。他在这里只住了两年，便断定自己不喜欢这个地方，于是转而卖给了这家医院的一个董事。他在这里度过了余生的最后12年，把它遗赠给了约翰·卡朋达医院。如何使用它一直是这家医院最棘手的事情，没有人知道该拿它怎么办。它的确不适合办护士培训学校，但是很难看出它到底适合用来做什么。有一个传说，每年这个时候，天黑之后在院子里能听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在哭泣。我从未听到过，也尽量不让学生们知道这个故事。只是这绝不是一幢快乐的房子。”

达格利什在走回办公室的路上想，原来它过去比现在更不快乐。现在，在暴力和仇恨的历史中又加上了两桩谋杀。

他告诉马斯特森现在可以下班休息了，便坐下来独自研究文件。警官刚要离开时，屋外的电话铃响了。是法医学实验室主任打来的，化验已经做好了。约瑟芬·法伦死于尼古丁中毒，尼古丁来源于那罐玫瑰花喷雾剂。

6

当他最终锁上南丁格尔大楼的边门，动身步行返回猎鹰者武器旅馆时，已经是两个小时之后了。

老式的街灯照射着道路，但是它们的间距很远，灯光又昏暗，所以大多数时候他是走在黑暗中的。他没遇见一个人，并且完全相信这条本来就人迹罕至的路在夜幕降临后便更少有学生光顾。雨已经停息，风却又起了，摇落了交错的榆树枝上的雨水。他能感觉到它们纷纷落到脸上，滑进他的外衣衣领。他忽然有点后悔早晨没有把车开来。树栽得很靠近路边，中间只隔着一条狭窄、湿润的草皮。尽管起了风，今天夜里却还算暖和，一层薄雾在树木间飘动，环绕在街灯旁。路大约有10英尺宽。这里从前一定是进入南丁格尔大楼的主车道，但是它在榆树丛和桦树丛中间不合情理地绕弯，似乎大楼最初的主人想要延长他的车道长度，以增加他对自我重要性的感受。

他一边走着，一边想起了克里斯汀·达克尔斯。他在15点45分时见过她了。单人病房在那时十分安静，即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在那周围转，她也小心避开不与他照面。当班的护士接待了他，把他带进了达克尔斯的房间。那个姑娘已经靠着枕头坐起来了，红光满面，喜气洋洋，仿佛一个刚刚分娩了的母亲。她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在期待着有人送上祝贺的话语和鲜花。有人已经给她送了一瓶黄水仙，床头柜上的茶盘旁边还有两盆菊花，被子上扔着几本杂志。

她讲述故事时努力表现出漠不关心和后悔的样子，但难以令人信服。她因为放下了思想上的包袱而快乐、而容光焕发。为什么不呢？总护士长来看过她了。她已经忏悔过了，也得到了原谅。现在她得到了赦免，心里充满了一种异常甜蜜的欢快情绪。他想，说得更中肯一点，是因为两个本可以对她造成威胁的女孩已经永远地走了。戴安娜·哈泼已经离开了医院，希瑟·佩尔斯则死了。

达克尔斯护士到底忏悔了些什么呢？为什么精神上获得了如此非同寻常的解放？他但愿自己能知道。从她的病房里出来时，达格利什并没有比进去时了解得更多，但至少证实了玛德琳·戈达尔关于她们一起在图书室学习的证词。她们互相证明了对方早餐前的不在场证据，除非她们事先串通好了，但看来不可能。早餐后她端着她的最后一杯咖啡走进了暖房，在那里坐下看《护理宝鉴》，直到去参加示范课。帕多护士、哈泼护士和她在一起。这三个女孩同时离开暖房，去了一下三楼的浴室和洗手间，然后便直接去了示范室。因此克里斯订·达克尔斯很难找到机会在喂食里下毒。

达格利什走了将近50码远，他的脚步在半空中停住了，像被什么东西冻住了一般，有那么令人难以置信的一秒钟，他认为自己听到了女人的哭泣声。他站着一动不动，尽力辨别那个极端奇怪的声音。可是什么声音都没有了，甚至连风声都停息了。然后他又听见了，这一次绝不会搞错。这不是夜间动物的叫声，也不是头脑由于过度疲倦而产生的幻听。在他左边那簇树林中的某个地方，一个女人在凄惨地悲号。

他并不迷信，但是个富有想象力的男人，对周围的气氛有着男人的敏感。独自一人站在黑暗之中，听到人的声音和渐起的风声在恸哭，他有些畏惧，不由得感到一阵战栗。那个恐怖又无助的19世纪女仆仿佛用她冰凉的手指在他身上触了一下。在那可怕的一秒钟里，他走进了她的悲惨和无助之中。过去和现在混杂在了一起。恐怖是永恒的。那令人绝望的最后一幕现在就在这里上演。接着，这一刹那一闪而过。这是一个真实的声音，一个活着的女人的声音。他打开手电筒，离开大路，转进树林里那一片彻底的黑暗中。

离开草皮边缘大约20码，他看见了一栋12英尺见方的木棚，昏暗灯光从一扇窗户中透出，在雾中凝成一道光束，照在最近的榆树干上。他大踏步向它走去，脚步声被潮湿的土地吞没。他推开门，飘过来迎接他的是一股温暖、浓厚的木头和煤油气味，还有一些其他的东西——这是人类生活的气息。一个女人蜷缩成一团，坐在破旧的柳条椅上，身旁倒放的箱子上搁着一盏风雨灯。

她立即让人产生一种错觉：这是一头被困在窝里的野兽。他们俩互相无声地对视着。尽管一看到达格利什，她那粗野的号叫立刻戛然而止，仿佛这号叫是假装的一样，那双热切凝视着他的眼睛虽然流露出恐吓的眼神，却是明亮的，没有阴云。这头野兽也许在痛苦之中，但它是在自己的领地，所有的感官都是警觉的。当她开口说话时，声音听起来有些忧郁，有些挑战的意味，但没有一丝好奇或恐惧。

“你是谁？”

“我叫亚当·达格利什。你叫什么？”

“摩拉格·史密斯。”

“我听说过你，摩拉格。今天晚上你去过医院。”

“没错。柯林斯小姐让我向常住职工宿舍打个报告。如果不能待在南丁格尔大楼，我要求回到医务人员宿舍。啊，不！不是该死的害怕！我只是和大夫相处得太好了，所以他们把我赶到职工宿舍。他们在这儿不停地咒骂，真的。我要见总护士长，但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不能去打扰她。”

她停止叙述自己的悲苦，无意识地用手不停去拨弄风雨灯的灯芯。灯亮了些，她鼓起眼睛看着他。

“亚当·达格利什，这个名字挺好玩。你是新来的，对吗？”

“我今天早晨才到这里。我猜他们已经告诉你法伦护士的事了。我是一个警探。我到这里来，就是要找出她和佩尔斯护士的死因。”

一开始，他以为这个消息会激起她的另一轮号叫。她把嘴巴张得大大的，然后想了好一会儿，喘了一小口气，又突然合上了。她生硬地说：“我没有杀她。”

“佩尔斯护士？当然不是。为什么会是你呢？”

“那个人可不是这么想的。”

“那个人是谁？”

“那个警察，那个该死的警察比尔·贝利。我看得出他是怎么想的。他问我们所有人问题，在你悲痛的时候，他的眼睛却一直盯着你。什么‘你起床后做了什么’，他认为我能干什么？干活呗！那就是我做的。还有什么‘你喜欢佩尔斯护士吗？’‘她曾经对你有不友善的举动吗？’。我倒真想让她试一试。不管怎么说，我连认都不认识她。还有，我调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最多也不过一个多星期。但是我看得出他的目的。他和别人一样，想要怪罪我这个可怜得要命的女仆。”

达格利什走进木棚，在靠墙的一张长凳上坐下。他本就打算要找摩拉格·史密斯问问，看来这是一个好时机。他说：“我想你弄错了。贝利警察没有怀疑你，他是这样对我说的。”

她嘲弄地在鼻子里哼了一声：“警察告诉你的话，你一句也不要相信。哎呀，你爸爸没有告诉过你吗？他真的在怀疑我。该死的贝利！我的上帝，我爸爸可以告诉你许多关于警察的事。”

达格利什想，无疑警察也能说出大量关于爸爸的事，但是他却掐断了这条谈话的轨迹，认为从它里面找不出什么东西来。她有可能把警察比尔·贝利的名字用作了押头韵的游戏，津津有味地玩弄着它。达格利什赶紧捍卫他的同事。

“贝利警察只是在尽他的本分。他没有要打扰你的意思。我也是一名警察，也会问人问题。我们大家都会这样做。没有你的帮助，我会寸步难行。如果法伦护士和佩尔斯护士被人谋杀了，我就要找出来是谁干的。你知道，她们还年轻。佩尔斯护士也只有你这么大，我想她们也不想死。”

这是个关于正义和情感的吁求，有理有据，他不知道摩拉格会有何反应，但昏暗中，他看见她那尖锐的小眼睛在看过来。

“帮你！”她的声音里充满了轻蔑，“别骗我了，你们这种人不需要帮助。你们连如何把牛奶灌进椰子壳都知道。”

达格利什心里忖度着这个令人吃惊的比喻，他决定把它当作一句表达敬意的话，反正没有人反对。他把手电筒稳稳地立在长凳上，这样手电筒便能在屋顶上投下明亮的光圈。他移动大腿，使它们更紧地靠在墙上，又把头靠在墙上挂的一大束酒椰秆上，感到格外的舒服，便摆出谈话的架势问道：“你时常来这里吗？”

“只有心烦的时候才来。”她的声音里透露出来的意思是，心烦是任何一个有头脑的女人都会有的事，所以她们得早作防备。

“这里很僻静，”她又充满戒心地加上一句，“总之，这里以前一直都是很僻静的。”

达格利什感觉受到了指责：“对不起，我不会再来这里了。”

“啊，我不是说你，只要你喜欢，可以再来。”她的声音虽然听起来很粗野，但显然充满了敬意。他们在令人意外的友好气氛中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木棚结实的墙包围着他们，将他们与咆哮的风声隔离开，留在这一片不自然的沉寂之中。屋内空气很冷，带着一股发霉的气息，还有刺鼻的木头味、煤油味和腐烂树叶味。达格利什看了看周围，这地方也很难说不舒适。墙角有一大捆草，有一把破旧的藤椅——式样和摩拉格蜷缩在上面的那张椅子相似——有一个倒放的包装箱，上面盖了一张油布，权当作桌子用。他勉强辨认出箱子上一个汽化油炉子的形状来。墙上的木架上放着一个白色铝制茶壶和两个大酒杯。他猜想园丁曾经把这个地方用作他辛勤劳动后舒适的休息所，同时也用作盆栽植物储藏室。在春夏之季，树林一片寂静，周遭有鸟儿在歌唱，达格利什想，那时，这里一定是一个舒适宜人的隐身之处。但现在是隆冬。他说：“原谅我的问题，在你自己的房间休息不是比这里更舒服、更隐秘吗？”

“南丁格尔大楼那边不舒适、暖和，常住职工宿舍里也一样，我喜欢这里。这里有一股我父亲份地【8】上茅屋的气味。天黑之后没人到这里来。他们都怕鬼。”

“你不怕吗？”

“我不信这些。”

达格利什想，这是一种绝对自信、坚定的怀疑主义。你不相信一个东西，因此它便不存在，你便不会受到幻想的折磨，享受到自信的报偿，即使这个报偿只是当你感到心烦时，对一所园中小屋无可争辩的占有。他发现这值得赞赏。他犹疑着是否应该盘问她苦恼的原因，或许还可以建议她去向总护士长倾诉。那狂野的哭号真的只是由比尔·贝利暴躁、愤慨的盘查引起的吗？贝利是一个好侦探，但在待人方面不够细腻。人是经不起批评的。每一个侦探，不管他如何老练、成熟，都知道与证人对抗极不明智。一旦发生了这种事，就很难从证人——通常情况下是一个女人——那里掏出任何有用的信息，即使这种反感的情绪部分来自潜意识。对于一桩谋杀案的调查是否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是否愿意帮助你、愿意开口说话。比尔·贝利在对待摩拉格·史密斯时完全失败了，亚当·达格利什在这期间也失败了。

他回想起从贝利警察手中接过这桩案子时，贝利在那短短一小时中说过的话——关于那两个女仆的情况。

“她们俩都没有嫌疑。老的那一个，玛莎·柯林斯小姐已经在医院里干了40年，如果她有杀人的倾向，之前就该显露出来了。她主要关心的是卫生间消毒剂被人偷拿的事。她似乎把这看成是她自己的失职。大概她认为卫生间是她的责任范围，而杀人事件不是。年轻的那一个，摩拉格·史密斯，在我看来是半个白痴，固执起来就像一头行军中的骡子。我想，这样的事她干得出来，但即使要我的命，我也看不出她为什么要这么干。就我所知，希瑟·佩尔斯并没有去惹她。无论如何，她也没有这样干的时间。摩拉格在佩尔斯死的头一天才从大夫住处调到南丁格尔大楼。我推测她对这种调动不太高兴，但那也很难成为杀掉护士学生的动机。此外，这个姑娘是不怕吓的。她很固执，但不怕吓。如果是她干的，你怕是无法证明了。”

他们一语不发地坐着，达格利什不急于探听她的痛苦，怀疑她只怕遇事就要痛快地哭一场，对这种毫无理性的需求已经上瘾了。为了哭，她挑选了这个秘密的处所，即使物质上的隐私已经受到了侵犯，她却给予了自己保有情感上隐私的权利。他为人过于沉默寡言，对于打听他人情感没有兴趣。哭泣给了那么多好打听的人“安慰别人”的借口。他很少关心这种事。人类在他看来永远是有趣的，他们身上从来没有什么东西会让他感到意外，但他从不让自己卷入其中。他一点也不奇怪摩拉格为何喜欢这间茅屋，因为这间小屋有家的气息。

他渐渐能够听懂她咕哝声中混乱的意思了。她又回到述说她的悲苦上来了。

“他就那么一直盯着我。反复问同一件事儿，盯住了就不放。你看他那副样子，以为自己是个什么东西似的。”

她突然转过身对着达格利什：“你现在会感到性冲动吗？”

达格利什立即对这个问题给予了认真的关注。

“不，我岁数大了，当我又冷又疲倦时体会不到那种事。到了我这个年纪，如果你要独自，或是和你的伴侣享乐，需要的大多是物质方面的满足。”

她看了他一眼，眼神中透着一股难以置信的神情，还混杂着一种怜悯。

“你也不是那么老。不管怎样，还是得谢谢你的手帕。”在把它交回去之前，她抽噎了最后一下。达格利什迅速把它塞入自己的口袋，极力控制住自己不要把它偷偷地丢到长凳后面去。他伸长双腿准备动身离开，以至于只听到了半句她接下去说的话。

“你说什么？”他问，小心地使自己的声音保持平稳，不显出好打听的样子。

她生气地回答：“我说他没看出来我喝了那牛奶，不管怎么说，让他去死吧，我决不告诉他。”

“是示范室里用来做喂食的牛奶吗？你什么时候喝了它？”

他努力使自己显出就事论事的样子，假装只是稍微有点感兴趣。但他感受到了木棚中的沉默，还有那两只锐利的眼睛正在注视着他。她真的不知道自己正在告诉他什么吗？

“那时是8点钟，也许还差一分钟，我走进示范室，看我是不是把清洗工具落在那里了。我看见了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就喝了一些。只是喝了上面的一小层。”

“直接从瓶子里喝的吗？”

“嗯，那里又没有杯子，不是吗？我口渴了，看见了牛奶，想喝些，所以就喝了一大口。”

他问到了那个至关紧要的问题：“你只是喝掉了上层浮着的乳脂，是吗？”

“没有什么乳脂。它不是那种好牛奶。”

他的心跳了起来。

“接着你又做了什么？”

“我什么都没干。”

“但是你不怕护士长导师会注意到牛奶瓶不是满的吗？”

“瓶子是满的。我从水龙头接了些水来灌满了它。不管怎样，我只喝了两大口。”

“替换了瓶口上面的封印？”

“没错，我做得很仔细，所以他们没看出来。”

“你没和任何人说？”

“没人问过我。警察问我去没去过示范室，我说7点前去做了一些打扫工作。我不想告诉他废话。无论如何，那又不是该死的他的牛奶，他又没出钱。”

“摩拉格，你对当时的时间有把握吗？”

“8点钟。示范室的钟显示的是8点。我看了它一眼，因为人家吩咐过我，得去帮忙准备早餐，餐厅的女仆得了流感，休假了。某些人认为你能够同时在三个地方工作。不管怎样，我走进餐厅时护士长和学生们都在吃早餐了。那时柯林斯小姐瞧了我一眼说，又迟到了，摩拉格！所以那时肯定已经是8点了。学生们总是在8点开始吃饭。”

“她们都在吗？”

“当然都在！我告诉你！她们都在吃早餐。”

但他知道她们都在。从8点到8点25分的这25分钟是所有的女性嫌疑人都在一起的唯一一个时间段，她们在柯林斯小姐和其他人员的注视下共进早餐。如果摩拉格没弄错的话——对此他一点也不怀疑——那么讯问的范围就大大地缩小了。对于从8点到8点40分全班集合间的时间，只有六个人提不出确实的不在场证据。他当然还得去查一查谈话记录，但他知道他会发现什么。他曾受过训练，能随时随地回想起这类关键信息，那些名字一一在脑海中浮现：罗尔芙护士长、吉尔瑞护士长、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戈达尔护士、伦纳德·莫里斯和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

他轻轻拉着姑娘站起来：“来吧，摩拉格，我送你回宿舍。你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证人。在我有机会记下你的谈话之前，我可不想让你得肺炎。”

“我可不要写下什么废话，我又不是有学问的人。”

“有人为你写下来，你只要签个名就行。”

“我不在乎干那个。我可不是傻瓜，我想我能签我自己的名字。”

他得在场亲眼看她签字。他有一种感觉，马斯特森警官在对待摩拉格上不会比贝利警察做得更好。他要亲自记下她的口述，这样更保险一些，即使这意味着他明天动身去伦敦的旅行要比原计划迟一些。

但是这些时间花得值。当他转身去推开他们身后紧闭的棚屋门时——它没有上锁——他感到了自从找到尼古丁以来从未有过的快乐。现在案件的侦破有些起色了。总的来说，这一天还不算太糟。

第七章    死亡之舞【9】

1

第二天早上6点55分，马斯特森警官和格里森刑警在南丁格尔大楼的厨房里，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柯林斯小姐、曼西太太。天又黑又冷，在马斯特森看来就像午夜一般。厨房里散发出新烤面包的好闻香气，一股家乡的气味，让人不由产生思乡之情，感到安慰。可是柯林斯小姐却绝不温和，是一个不受人欢迎的厨娘。她在一旁看着，嘴唇紧闭，双手叉腰，格里森正将一整瓶牛奶放进冰箱中层的前段。她说：“她们该拿哪一瓶？”

“顺手拿到的第一瓶。她们以前就是这样做的，不是吗？”

“她们是这样说的。我最好得有点事情做，不能坐在这里看着她们。”

“对我们都一样，开始吧。”

四分钟后，伯特双胞胎一言不发地走了进来。雪莉打开冰箱门，莫琳拿出够到的第一瓶牛奶。双胞胎穿过沉寂而有回声的大厅，径直朝示范室走去，马斯特森和格里森一路跟随她们。室内是空的，窗帘也拉开了。两盏日光灯照在排列成半圆形的空椅子和一张又高又窄的床上。一个奇形怪状的示范用模特枕着枕头，靠在示范床上，嘴巴张成圆形，鼻孔是两个黑色的小洞。双胞胎默默地着手她们的准备工作。莫琳把奶瓶放在手推车上，然后拖出喂食的器械放在床边。雪莉则从各式柜子里取出工具和碗，摆放在手推车上。两个警察看着。20分钟后莫琳说：“我们早餐前就做了这么多，然后就像现在这样离开了房间。”

马斯特森说：“那好，现在我们把时间往后拨到8点40分你们又回到这里的时候，没必要真的闲荡这么久。现在我们去把其余的学生都叫进来。”

双胞胎听话地把她们的表调整了，而格里森则往图书室打电话，其余的学生正等在那里。她们立即就来了，并按照原来的顺序进屋。玛德琳·戈达尔第一个，接着是朱丽亚·帕多和克里斯汀·达克尔斯，她们两个一起进来。没有一个人说话，默默地在排成半圆形的椅子中找到了自己的位子。他们微微有点发抖，似乎屋子里有点冷。马斯特森注意到她们都把眼睛从床上古怪的模特身上移开。当她们都坐下后，他说：“好啦，护士，现在你们可以开始示范了，先从加热牛奶开始。”

莫琳望着他，有点困惑。“牛奶？但是还没有人有机会……”她的声音小了下去。

马斯特森说：“没有人有机会下毒药吗？没关系，开始干吧。我要你准确地按照上次那样做。”

她用一个大瓶子从水龙头里接了一大瓶热水，然后将未打开瓶盖的牛奶瓶放在热水里加热了几分钟。看到了马斯特森不耐烦地点头示意往下做时，她打开瓶盖，将牛奶倒入一个玻璃量瓶内。然后从装仪器的手推车上拿出玻璃温度计，检查牛奶的温度。全班人都入迷似的看着，没有任何声音。莫琳望向马斯特森，没有得到他任何指示，她拿出喂食管，插入模特僵硬的口中，双手十分平稳。最后她举起玻璃漏斗，在模特的头上停住了。马斯特森说：“接着做，护士。弄湿一点不会伤着模特的。它就是为这个而制造的。一点热牛奶不会腐蚀它的内脏。”

莫琳没动。这次可以看到液体，所有人的眼睛都盯在那盘旋的白色蒸汽上。突然，那女孩又停下了，手臂仍然悬得高高的，一动不动，像一个笨拙地摆着姿势的模特。

“喂，”马斯特森说，“对还是不对？”

莫琳把量瓶放到鼻前，然后一声不吭地将它交给她的双胞胎姐妹。雪莉嗅了嗅，看着马斯特森。

“这不是牛奶，是吗？它是消毒剂。你想要检验一下我们是否真的能辨别出来！”

莫琳说：“你是要告诉我们上次它就是消毒剂，牛奶在我们从冰箱里拿出来以前就被下了毒？”

“不，上次的牛奶从冰箱里取出来时没有一点问题。你把牛奶倒进量瓶之后，便把牛奶瓶怎么了？”

雪莉说：“我把它拿到墙角的洗涤池那里，冲洗干净。对不起，我忘了。我本应早一点做这件事。”

“没关系，现在做吧。”

莫琳把奶瓶放在洗涤池旁的桌子上，它那被扭歪了的瓶盖放在旁边。雪莉把瓶盖拿起来，然后她不动了。马斯特森非常平静地说：“怎么了？”

女孩转向他，茫然无措。

“有什么东西不同，有点不对劲，它不是这样的。”

“不是怎样？想想看。别怕，放松，放松，再想。”

房间里令人不可思议的静默。然后雪莉转过身来对她的双胞胎姐妹说：“我明白了，莫琳！是瓶盖。上次我们从冰箱里拿的是一瓶脱脂牛乳，是带银盖的那种。但是当我们吃完早餐回到示范室，它却不同了。你不记得了吗？瓶盖是金色的，那是海岛牛奶。”

戈达尔护士坐在椅子里安静地说：“是的，我也记起来了。我看见的盖子是金色的。”

莫琳向马斯特森看过来，目光里充满茫然的询问神色。

“看来是有人换了瓶盖？”

还没等到他回答，她们就听见了玛德琳·戈达尔平静的声音：“不必追究瓶盖了，是有人换了整瓶牛奶。”

马斯特森没有答话。看来老头子是对的！消毒剂调配得小心仔细，从容不迫，那个致命的瓶子取代了原来的一瓶，摩拉格·史密斯还从原来那瓶里面喝了两口。原来那瓶又去了哪里？几乎可以肯定是被放在护士长们的小厨房里了。吉尔瑞护士长不是曾经对柯林斯小姐抱怨说牛奶里掺了水吗？

2

达格利什在苏格兰场的公事很快便办完了，11点钟时他就到了北肯辛顿。

米林顿广场49号是一幢很大的、快要坍塌的意式房子，房子正面用的粉饰灰泥斑驳龟裂。它没有什么独特之处，伦敦这个区里几百幢房子都是这样。很显然它被划分成了一间间的卧室兼起居室，因为每扇窗都挂上了不同的窗帘，有些则根本没有，散发出一种遮遮掩掩的孤寂和由于人口居住过多所造成的奇特气氛，在整个区经久不散。达格利什看到门廊里没有电铃按钮板，也没有清晰的住户名单。前门是敞开的。他穿过镶了玻璃的门进入大厅，迎面扑来一股烹调味、地板光亮剂味和没有洗的衣服发出的酸味。大厅的墙上曾经贴过墙纸，是那种厚厚的、有镶饰的墙纸，现在则刷上了暗褐色的油漆，闪闪发亮，仿佛正在分泌出油脂和汗。地板和楼梯上铺了一层仿亚麻油毡，打补丁的地方显得更鲜艳一些、更新一些。破了的地方如若不补是很危险的，它们会越扯越大，最终无法修补。地板上涂的油漆是常见的绿色。在一天里的这个时候，这里甚至没有一点生命的迹象，他一路不受干扰地走到上面一层时，感觉到生命就存在于无数扇紧闭的门后。

14号房在顶楼走廊的尽头。当他走到门边时，听到了断断续续的、清脆的打字声。他大声地敲门，那声音停止了。等了一分多钟以后，房门才开了条缝，他发现自己面对的是一双多疑而不友好的眼睛。

“你是谁？我在工作。我的朋友们都知道不能在早晨拜访我。”

“但我不是你的朋友。我可以进来吗？”

“那好吧，但是我不能为你挤出太多的时间。我想你不值得在这里耽搁时间。我不要参加什么组织，我没有时间。我也不想买任何东西，因为我没有钱。不管怎样，凡是需要的东西，我样样都有。”

达格利什拿出名片给他看。

“我不买东西，也不卖，甚至不提供什么信息。得到信息才是我来这里的目的，我想知道关于约瑟芬·法伦的事。我是一个警官，我正在调查她的死亡事件。我猜你就是阿诺德·道森吧？”

门开得更大了些。

“你最好进来。”灰色的眼睛里没有害怕的表示，却有某种警惕。

这里不同于一般的房间，是一间带有坡形屋顶和老虎窗的小阁楼，里面全部的家具几乎都是粗糙的、未上漆的木头箱子，有些还用模板刷印着原来的杂货商或酒类商人的名字。它们被精心摆放在一起，使得房间的四面——从地板到屋顶——都被这种浅色的木头垒成了蜂窝状。这些包装箱大小、形状不一，里面放满了各种日常用品。有些里面堆满了硬皮书，另一些放的则是橘黄色软皮书。有一个箱子框着一台小型的双管电热炉，足够加热这么小的一个房间。另一个箱子里面是一堆整齐、干净，但未经熨过的衣服。一个箱子里装着镶了蓝边的大杯子和其他一些陶器，另一个里陈列着一组随手捡来的小玩意：贝壳、一只斯特福郡的小瓷狗、一个插着几片羽毛的小果酱瓶子。一张单人床摆在窗户底下，上面盖着毯子。一个翻过来放的箱子充当饭桌和书桌。仅有的两张椅子是那种别人野餐时用的可折叠帆布椅。达格利什想起在一份五彩缤纷的周日副刊上看过的一篇文章，谈论如何装饰卧室兼起居室，费用可以不超过50英镑。阿诺德·道森装修自己房间的花费不超过这个数目的一半。但这个房间也并不令人讨厌。每一样东西都很实用、很简单。从趣味来看，或许它容易造成幽闭、恐怖的气氛，有些东西像着了魔似的过于整洁，还有它那种充分利用每一寸空间的方式，使它没有任何空闲。这是一个自给自足、井井有条的男人的房间，正如他自己告诉达格利什的那样：需要的东西他样样都有。

房客和房间很相配。他几乎显得过于整洁。他是一个年轻人，20多岁，达格利什想。他的浅黄色翻领套衫很整洁，袖口整整齐齐地卷上去，两只袖口卷得一样高，从脖颈处可以看到一圈雪白的衬衣领。他的蓝色牛仔裤虽然褪了色，却没有一点污渍，而且经过了仔细的洗熨。每一条裤腿中央都有一条折缝，裤脚边往上翻着，用针仔细地缝到了位，给这一非正式的套装带来了一种奇怪的不协调感。他没穿袜子，皮凉鞋是那种儿童们常穿的扣带款。他的头发漂亮而浓密，围住了他的脸，使他看起来像一个中世纪的侍从。头发以下光滑的脸很具骨感，使他看起来有些敏感，鼻子线条蜿蜒，有些过大，嘴巴不太大，嘴形很好，透出一点容易生气的痕迹。但他最为突出的特征是耳朵。它们是达格利什看到过的男人脸上长得最小的耳朵，在耳尖处几乎没有了颜色，看起来像是用蜡做的。他坐在一个翻过来的橙子箱上，双手随意地搁在膝盖上，一双警惕的眼睛看着达格利什。他仿佛坐在一张超现实主义油画的中央，在抽象复杂背景的映衬下，显得那么奇特、刻板。达格利什拖出一个箱子，在年轻人对面坐下。他说：“你当然知道她死了。”

“知道，我在今早的报纸上看到了。”

“你知道她怀孕了吗？”

这句话至少使他发生了一些情绪变化。年轻人紧张的脸变白了。他的头猛地往上一动，默默看着达格利什，过了一会儿才回答：“不，我不知道，她没告诉我。”

“她怀孕将近三个月了，是你的孩子吗？”

道森低头看着双手：“我想有可能。我没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如果那就是你的意思。她告诉我不用担心，她会有办法的。毕竟她是个护士。我想她知道该怎么照料自己。”

“那正是我担心的，她根本就不知道。你不觉得最好把这件事告诉我吗？”

“我必须说吗？”

“不，你可以什么都不说，可以要求见一个律师，把事情弄得一团糟，惹出很多麻烦，无期限地拖延下去。但是这有什么意义呢？没人指控你杀了她。但是有人杀了她。你了解她，大概还喜欢过她。不管怎样，喜欢过一段时间。如果你想得到帮助，最好是把你知道的关于她的每件事都告诉我。”

道森慢慢地站起身来，像老人那样笨拙而缓慢地移动。他四下看着，好像被弄得晕头转向了，然后说道：“我来沏点茶。”

他拖着脚步走到一个双头灶前，煤气灶就安在粗制的未曾用过的壁炉右边。他举起水壶掂掂重量，仿佛在看里面的水够不够，然后打开煤气灶。他从一个箱子里拿出两个水瓶，把它们放在远处另一个箱子上，然后将箱子拖到他和达格利什中间。箱子里放着几张整整齐齐叠好的报纸，似乎还没有看过。他在箱子上铺了一张报纸，摆出带蓝边的大水杯和一瓶牛奶，那副郑重其事的样子仿佛他们要用有王冠标记的德比瓷器喝茶一样。他一直到茶沏好才开口：“我不是她唯一的情人。”

“她和你说起过其他的情人吗？”

“没有，但是我想其中有一个是大夫，或许还不止一个。在那种环境，这不足为奇。我们曾经谈到过性，她说当一个男人做爱的时候，他的本性和人格总是会完全暴露。不管他穿上衣服会如何表现自己，在床上什么都不可能掩藏，无论他是自私、迟钝或是残忍。然后她说她有一次和一个外科大夫睡觉，很显然他接触过的大多数身体都先被麻醉过了，当时他只顾夸耀自己的技术，绝没有想到和他一起上床的是一个头脑清醒的女人。她嘲笑这件事。我想她不怎么在乎，许多事情她都会拿来取笑。”

“但是你认为她并不快乐，是吗？”

他仿佛在考虑。达格利什心想：看在上帝的份上，不要回答“谁又会快乐呢”。

“是的，并不真正快乐。她大多数时候闷闷不乐。但她的确知道如何快乐。这是最重要的。”

“你和她是怎么认识的？”

“我正学着当一个作家，这是我的梦想，我从来没想过要干别的。在我把第一本小说写完并出版之前，先得挣钱来养活自己，所以夜里我去做欧陆电话接线员。我懂一点法语，有能力干这件工作。工资还可以。我没有太多的朋友，因为我没有时间，在遇到约瑟芬之前我从未和任何女人上过床。女人们似乎不喜欢我。去年夏天我在圣詹姆斯公园遇见了她。她那天休假，便去了那里。我是为了观察鸭子和公园。我要把我书中的一个场景安排在七月的圣詹姆斯公园里，要去那里做一些笔记。她独自躺在草地上，注视着天空。我笔记本中的一页纸散了开来，拍在她的脸上，又被吹远了。我去追那张纸，向她道歉。我们一起去追它。”

他举着大茶杯朝里看，好像又一次看到了夏天的湖面。

“那一天真怪，非常热，没有太阳，狂风大作。热风一阵一阵吹过来。湖面就像是铺了厚厚的一层油。”

他停了一会儿，见达格利什不作声，又继续说：“于是我们相遇了，说起话来。我请她来家里喝茶。我不知道自己想要做什么。喝完茶，我们谈了很多，然后她就和我做爱。几个星期后她告诉我说，当她来这里时并没有想到那件事，但我不知道。我甚至都不知道她为什么回来，或许她感到无聊。”

“你有那种想法吗？”

“我也不知道，或许有。我只知道要和一个女人做爱。我想要知道做爱是怎么回事。这种经验你不去体会是写不出来的。”

“有时候不完全是这样的。她继续和你来往了多久？”

年轻人仿佛没有听出话里的讽刺意味。他说：“她一般每两周来一次，都是她休假的日子。我们从不一起外出，只是偶尔去一家小酒店。她会带一些食物来，做一顿饭，饭后我们就聊天、上床。”

“你们谈些什么？”

“大多数情况下是我在说。关于自己她谈得很少，只说起儿时父母就死了，她在坎伯兰被一位年长的姑母带大，姑母也已经死了。我想约瑟芬的童年过得不快乐。她一直想当一名护士，但她17岁时得了结核病。她病得不算太重，在瑞士的一家疗养院过了18个月，病治好了。然而大夫劝她不要当护士，于是她做了些其他工作。她当过大约三年的演员，但是不太成功，后来又做了一段时间的招待员和商店的售货员。然后她便订了婚，但是没有结果，婚约解除了。”

“她说过为什么吗？”

“没有，只说过她发现了那个男人的一些事，她不能嫁给他。”

“她说过是什么事或那个男人是谁吗？”

“没有，我没问。但是我猜他可能是那类性反常者。”

看着达格利什的脸，他又赶紧补充道：“我真的不知道，她从没告诉过我。我知道的大多数她的事情都是她在我们聊天时偶尔泄露的。她从未过多谈起自己的事。她说到她的婚约时，神情里流露出一种痛苦的绝望，但这只不过是我的个人观点。”

“在那之后呢？”

“嗯，很显然她还是决定坚持原来的想法，去当一名护士。她认为她能够凭运气通过医学考试。她选择约翰·卡朋达医院，是因为她想离伦敦近一些，但又不在伦敦市内。她以为在一家小医院工作不会那么累。我想她不愿意让她的健康受到损害。”

“她说过医院的事吗？”

“不太多，她在那里好像过得挺开心。不过她省去了一些隐秘的细节，比如她在那里和一些男人的交往关系就没告诉我。”

“你知道她是否有敌人吗？”

“如果她是被谋杀的，肯定有，不是吗？但她从未提起。或许她都不知道。”

“你看这些名字对你有什么意义吗？”

他把所有人的名字看了一遍，包括学生、护士长、外科大夫、药剂师，都是约瑟芬·法伦死的那天夜里到过南丁格尔大楼的人。

“我想她对我提起过玛德琳·戈达尔。我感觉她们是朋友。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名字也很熟。但我想不起什么细节。”

“你最后一次见到她是什么时候？”

“大约三周以前。她夜里不上班，就过来了，在这里做了饭。”

“她那时看起来怎么样？”

“她焦虑不安，她想要做爱，想得要命。走之前，她说她不会再见我了。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信。信里只是说：‘我说到做到。请不要设法和我联系。你做过的事别放在心上，那不算什么。再见，谢谢。约瑟芬。’”

达格利什问他那封信是否还保留着。

“没有，我只保留重要的文件。我的意思是，这里没有地方收藏信件。”

“你尝试过和她联系吗？”

“没有，她要我别联系，我这样做也没有太大的意义。我想如果我知道孩子的事，也许会去找她，但也不能肯定。我也毫无办法。我这里不能养孩子，你也看得出。我怎么能呢？她没想过要嫁给我，我也肯定不会考虑娶她，我不想娶任何人。但我不认为她是因为那个孩子而自杀的，约瑟芬不会。”

“很好，你不认为她是自杀的，告诉我原因。”

“她不是那种类型的人。”

“哦，又来了！你就不能说点实在的吗？”

年轻人挑战似的说道：“这已经够实在的了。我一生中认识两个自杀的人。一个是个男孩，那是我在学校最后一年的事，我们俩都在为普通教育证书而努力。另外一个是一家干洗店的经理，我在那里工作，开送货车。这两起自杀，人人说起细节来都说是如何的可怕、如何的想不到，但我一点都不感到意外。不是说我料想到了或是其他什么，我只是一点都不意外。每当我一想到这两起死亡，我都相信他们的确是自杀的。”

“你的举例说服力完全不足。”

“约瑟芬不会自杀，她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可以想出一些理由来。迄今为止她的生活中没有太大的成功，没有什么亲属关心她，也没有几个朋友。她夜里很难入睡，并不真正快乐。她终于可以在几个月后通过最后的考试，可以成功地完成学业，成为一名护士了，结果她却发现自己怀孕了。她知道她的情人不想要这个孩子，要想得到他的安慰和支持毫无指望。”

道森激烈地叫喊起来，以示抗议：“她从来都不指望任何人的安慰或支持！那就是我一直想要告诉你的！她和我睡觉，是因为她自己想要这样做。我对她没有责任。我对任何人都没有责任。任何人！我只对我自己负责。她知道自己在干什么。她又不是一个年轻的、没有经验的女孩，需要体谅和呵护。”

“如果你认为只有年轻的、没有经验的人才需要安慰和保护，你的思想就太古板了。如果你按老一套来想问题，你写出的东西也会是老一套。”

年轻人闷闷地说：“也许是吧，我也是这样想的。”

他突然站起来，向墙边走去，再回到房间中央的箱子前时，达格利什看到他手里拿了一个光滑的大石头。它呈完美的蛋形，灰白色，像一个有斑点的蛋，正好可以放进他窝起来的手掌中。道森让它滑到桌上，它轻轻地摇晃着，最后停了下来。然后他又坐下，双手抱头，屈身向前。他们一起看着这块石头。达格利什没说话。年轻人突然说：“这是她给我的。去年十月，我们俩一起在怀特岛的文特诺海滩上找到了它。你当然知道这一点。那也就是你会找我的原因。把它举起来，它出人意料的重。”

达格利什用双手拿起石头。它摸起来很舒适、光滑、冰凉。海水的冲刷使它完美成形，它那光滑的弧度又使得它握在掌心里如此柔和。他颇有兴味地看着它。

“我还是个孩子时，从未在海边度过假。六岁时我父亲就死了，那个老女人又没有钱。所以我从未去过海边。约瑟芬认为我们一起去海边一定会很好玩。去年十月份时天气很暖和，还记得吗？我们从朴次茅斯登上轮渡，船上除了我们俩只有五六个人。岛上也很空。我们从文特诺一直走到圣凯瑟琳的灯塔，路上没遇着一个人。天气很暖和，又没有人，完全可以裸浴。约瑟芬发现了这块石头，认为可以用来做镇纸。我不想带着那么重的东西回家，它会把我的口袋撑破的，但是她带了。回到这里时，她把它作为纪念品送给了我。我要她自己留着，但是她说我会在她之前就把这次度假忘了。你看不出来吗？她知道如何寻找快乐。我不能肯定我是否也能，但约瑟芬可以。如果你知道活着会是多么美好，就不会自杀。科莱特知道这个。她写道：‘对于土地以及从它的胸怀中迸涌而出的每一样东西，都有着一种不可抑制的亲密情怀，强烈而神秘。’”他看着达格利什，“科莱特是一个法国作家。”

“我知道。你相信约瑟芬·法伦有这样的感觉吗？”

“我知道她能。不是很长久，不是很经常。但是当她快乐时，整个人显得无比奇妙。一旦体会过那种幸福，就不会去自杀。当生活中有过一次希望时，它还会再次发生。所以为什么把自己与希望永远分割开呢？”

达格利什说：“自杀同时也会把自己与痛苦分割开来，这似乎更重要一些。但是我想你是对的。我不相信约瑟芬·法伦会自杀。我相信她是被谋杀的。那就是我要问你是否有信息可以告诉我的原因。”

“没有。她死的那晚我在交换台上班呢。我最好把地址给你。我想你会去核实一下。”

“其实因为某些原因，一个不熟悉南丁格尔大楼的人极不可能有嫌疑，但我们会去核实的。”

“我给你写地址。”他从盖在桌上的报纸上撕下一角，又从裤袋里掏出一支铅笔，写下了地址，字迹很难辨认。写的时候，他的头几乎触到了纸面。他把纸片折好，仿佛这是一个秘密，接着从桌上推了过去。

“把石头也拿走吧。我想让你留着它。不，拿着吧，请拿着。你以为我没良心，不为她悲痛。其实我很悲痛。我要你找出杀人凶手。这对于她或是凶手都没好处，但我还是要你找出真相。对不起，我只是不能让自己过于激动。我不能让自己陷入悲伤。你明白吗？”

达格利什把石头握在手中，站起来。“是的，”他说，“我明白。”

3

厄克特、温布什及波特威律师事务所的亨利·厄克特先生是约瑟芬·法伦的私人律师。达格利什与他的见面定在午后12点25分。他觉得这个时间选得有点不近人情，这只表明了这位律师的每一分钟都是宝贵的，他准备为警察挤出的时间不会多于午饭前的半小时。达格利什立即接受了，因为他怀疑一个当侦探的警官是否会立即得到接见。他喜欢亲自过问每件事，在办公室操纵调查工作的整体进展。他有一支由刑警、犯罪现场处理人员、摄影师、指纹专家和科技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协助他。这种安排的一个小小好处便是能有效地使他只需和犯罪案件的主要角色打交道，而无须和其他人员接触。他知道，他以破案迅速名声在外，但他决不吝惜把时间花费在某些工作上，虽然他的同事认为这些工作更适合一个刑警来干。他能从这些工作中得到某些缺少经验的讯问警察往往会错过的信息。对于能否从亨利·厄克特先生这里获得什么意外惊喜，他几乎不抱什么希望。这次会见很可能只是形式上的，只是拘泥于细节的情报共享。但无论如何，他必须去苏格兰场办一些事情，恰好可以利用这次回伦敦的机会见见这位律师。再说，步行去拜访，穿过伦敦僻静的街巷，漫步在冬日早晨和煦的阳光中，总归是一件惬意的事。

厄克特、温布什及波特威公司是伦敦市最为成功、最有声望的律师事务所之一。达格利什猜想，厄克特先生的客户中只怕很少有人会牵涉到一桩谋杀调查案。他们也许会时不时地有些小麻烦要找女王的代理人；他们也许会不顾一切劝告，痴迷于轻率地打官司，或是顽固地图谋愚蠢的遗嘱；他们也许需要律师来设计应对饮酒的法律和交通法的辩护技巧；也许的确需要将他们从愚蠢和轻率的行为中解救出来，但是他们的死总是会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他被人带进去的这个房间，足可以称作一家成功的律师事务所的台面。壁炉里的煤火烧得高高的。事务所创建人的画像从高高的炉台上往下俯瞰着，对他的后辈们表示默许。后辈们使用的书桌和画像是同一时代的产品，显示着相同的品质，那就是经久耐用、适合办业务，但由于缺少张扬和铺张，便没有了一种蓬勃、兴旺、繁盛的气象。另一面墙上挂着一小幅油画。达格利什认为它非常像杨·斯特恩的作品。它向世界显示了这家事务所有能力识得一幅好画，看中了便能买得起它，把它挂在墙上展示。

厄克特先生身材高大，一脸苦行僧的模样，两边的太阳穴上是一片不显眼的灰色，显出一种牧师的沉默寡言，看起来天生就是一个成功的律师。他身穿一套剪裁得极为得体的西装，却是那种棕绿色的花呢质地，好像嫌弃更加正统的细条子衣服让人像讽刺漫画的角色一样。他接待达格利什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吃惊或在意，但令警司感到有趣的是，法伦小姐的文件夹已经放在律师面前的桌上了。达格利什简单解释了他此行的目的之后，说：“你能把她的一些情况告诉我吗？在一桩谋杀案的调查中，了解受害人过去的生活和她的个性会很有帮助。”

“你们确信这是一桩谋杀吗？”

“她是在喝完夜里的最后一杯威士忌时，被里面的尼古丁毒死的。就我们迄今所知，她并不知道那罐玫瑰喷雾剂藏在暖房的柜子里。如果她知道，并想到了服用它，我想她事后不会把罐子藏起来。”

“我明白了，那是否也意味着对第一个受害人——她是不是叫希瑟·佩尔斯——对她下的毒药，原本是针对我的当事人的？”

厄克特先生微微低着头，双手合十，坐了一会儿，好像在请教他自己的潜意识——一种更高等的能力，或是在泄漏情况之前先请教他的前当事人的鬼魂。达格利什想，他本可以省去这段时间的。厄克特无论在职业上还是在其他方面都是一个十分清楚自己准备要走多远的人。这幕哑剧令人难以置信。他开始讲述的故事根本不能将约瑟芬·法伦生活的干枯骨架充实起来。事实摆在那里，他参照着面前的文件，有条有理、不带任何情感、清楚地一一讲述起来：她出生的时间和地点；父母的死亡；被一位年长的姑母带大；直到她达到法定年龄，这位姑母和他都是法伦小姐的委托管理人；那位姑母死于子宫癌的日期和详情；留给约瑟芬·法伦的钱以及她把这笔钱用于投资的方式。他冷冷地指出，这位姑娘在过完21岁生日之后，还不嫌麻烦地把自己的行为一一告诉他。

达格利什说：“她怀孕了，你知道吗？”

这个消息还不至于叫律师张皇失措起来，但他皱起了脸，模模糊糊地显出一个男人痛苦的表情，仿佛他决不与这个肮脏的世界同流合污。

“不，她没有告诉我。我也不指望她会告诉我，当然，除非她想到了要申请非婚生子女确认令【10】。我猜那很容易。”

“她告诉了她的朋友玛德林·戈达尔，她打算堕胎。”

“尽管有新近的立法，那在我看来还是一种既费钱又令人生疑的行当。当然从道德上来讲，那是不合法的。新近的立法……”

达格利什说：“我知道新近的立法。你就没有别的什么可以告诉我吗？”

律师的声音里带着一丝责备：“我已经就我所知告诉了你许多关于她出身背景和经济状况的情况。我恐怕不能提供给你任何更新的或更私密的信息了。法伦小姐很少找我商量。她也确实没有理由这么做。她最后一次找我是关于她的遗嘱问题，我相信你已获悉遗嘱的条款。玛德琳·戈达尔小姐是她唯一的遗产继承人，遗产总计将近两万英镑。”

“先前她有没有立过遗嘱？”

也许那只是达格利什的想象，如果不是，他就的确窥探到了律师脸部肌肉的一丝僵硬，以及几乎无法觉察的皱眉，那是对一个不受欢迎的问题的反应吗？

“有过两份，但是第二份从未签字。第一份是在她刚到法定年龄时立的，把一切东西都留给医疗慈善机构，包括癌症研究机构。第二份她提议在她结婚时生效。我这里有这份文件。”

他把它递给达格利什看。它的寄出地址是位于威斯敏斯特的一处公寓，信上的字体很硬，充满自信，毫无女性气质。

亲爱的厄克特先生，特此通知您，我将于3月14日在圣梅利本区登记处与彼得·科特里结婚。他是一个演员，想必您听说过他。请你为我立下一份遗嘱，于结婚日签署。我将把一切都留给我的丈夫。顺便说及，他的全名是：彼得·阿尔伯特·科特里·布里格斯。中间没有连字符。我想您会需要知道这个，以便起草遗嘱。我们居住的地方就是信封上的地址。

我还需要一些钱。请您安排瓦伦德斯于月底为我准备两千英镑。谢谢。祝您和瑟蒂斯先生身体健康。

约瑟芬·法伦谨上

达格利什想，这是一封冷冰冰的信，没有解释，没有说明正当的理由，没有幸福或希望的表示，末了，也没有邀请收信人去参加婚礼。

亨利·厄克特说：“瓦伦德斯是她的证券经纪人。她总是通过我们和他们打交道，我们保留着她所有的正式文件。她宁愿让我们这样做，她喜欢不受打扰地旅行。”

他又重复了这句话一次，自得地微笑着，好像觉得它有某种特别之处，并看了达格利什一眼，似乎指望他发表看法。

然后，律师继续说下去：“瑟蒂斯是我的职员，她总是要问候瑟蒂斯。”

他好像发现这个事实比信的内容本身更叫人迷惑不解。

达格利什说：“彼得·科特里紧接着便上吊自杀了。”

“是这样，是在结婚前三天。他给验尸官留了一张字条。我得很欣慰地说，这张字条没有应要求宣读出来。它说得十分清楚。科特里说他原计划通过婚姻将自己从某种经济和个人的麻烦中解脱出来，但在最后的时刻发现自己无法面对婚姻。很显然，他是一个患有强迫症的赌徒。我听说无法控制的赌瘾事实上就是一种类似于酗酒的病症。我对综合病症了解甚少，但是也明白它的后果是悲剧性的，对一个演员来说尤为如此。他的收入虽然高，但是不稳定。彼得·科特里负债累累，完全无法从对赌博的沉迷中解脱出来，这使得他的债务日渐加重。”

“他有什么个人的麻烦？我猜他是一个同性恋者。当时关于这件事有些流言蜚语。你的当事人是否知道这件事？”

“我不清楚她是否知道。既然她已经走到了订婚的地步，似乎不可能不知道。当然，她也许太自信或是太不明智，以为自己能帮助他治好病。如果她找我商量的话，我会劝她取消婚约，但是正如我所说，她没来找我商量。”

达格利什想，在那之后不久——只有几个月——她就开始在约翰·卡朋达医院学习，并且和彼得·科特里的哥哥睡到了一起。这是为了什么？孤独？心烦？迫切需要忘却？或是因为个人需要所做的交易？什么需要？简单地说只是性的吸引。如果只是为了满足肉体上的需要，她会和这个男人上床吗？他只是她失去的未婚夫的粗劣仿制品。或许，她是要确信自己还具有对异性的吸引力？科特里-布里格斯本人就曾表示是她主动的。结束这件风流事的倒肯定是她。外科大夫对于这个女人痛恨得咬牙切齿，因为她竟敢在他决定放弃她之前擅自放弃他。这一点绝不会错。

达格利什起身要走时说道：“彼得·科特里的哥哥是约翰·卡朋达医院的一个会诊大夫，这一点或许你知道吧？”

亨利·厄克特微微笑了起来，他微笑时肌肉紧绷，使人看了不舒服。

“啊，是的，我知道。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也是我的一位客户。他和他的兄弟不同，名字中间需要加一个连字符，他是一个更为稳定的成功人士。”接着他又加上一句明显不相干的话，“他兄弟死时，他正在地中海上乘坐朋友的游艇度假。他立刻赶回了家。这件事让他十分震惊，也使他相当难堪。”

达格利什心想，当然如此。但是死了的彼得肯定比活着的彼得更不会叫人难堪。家族中有一个著名的演员，这无疑很合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心意，这样一个年轻的兄弟，又不会在他自己的领域中与他竞争，只会在他自己成功的王冠上增光添彩，给了科特里-布里格斯一张进入这个极端自私自利的大舞台的入场券。但如今，这个贵人成了负担，昔日的英雄成了笑柄，或者至少也是怜悯的对象。这是一个失败，一个他哥哥很难原谅的失败。

五分钟后，达格利什和厄克特握了手便离开了。当他穿过前厅时，电话交换台的女接线员听到他的脚步声，便转过头来愣住了，脸变得通红，手上还拿着插头，一时显得手足无措。她受过很好的训练，但还不十分老到。达格利什不愿意再使她难堪，便微微笑了笑，迅速地走出这幢大楼。他毫不怀疑接线员接到了亨利·厄克特的指示，正在给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打电话。

4

塞维勒公寓大楼是一幢维多利亚晚期风格的建筑，紧靠着梅利本路。房子显出一派富足的样子，令人起敬，但它既不豪华也不繁盛。马斯特森在找空地停车时遇到了预料中的麻烦，直到19点30分，他才走进这幢大楼。门厅里占突出位置的是一架装饰华丽、包有铁丝网的电梯。接待桌旁坐着一个穿制服的门房，马斯特森不想向他说明自己的身份，于是只漫不经心地向他点点头，便轻快地跑上楼。23号房在三楼。他按响了门铃，做好了稍等一会儿的准备。

但是门立刻打开了，他几乎和一个鬼怪撞了个满怀。那女人打扮得就像舞台上夸张的妓女，身穿一件短短的火红色薄绸晚礼服，这件衣服哪怕穿在一个只有她一半年纪的女人身上也不合适。紧身衣的领口开得很低，能窥见两个托在胸罩内的、下垂的乳房挤出的乳沟，还能看见在干枯的黄色皮肤的沟纹中扑粉结成的块。眼睫毛受到睫毛油的重压；干枯的头发染成了奇怪的淡金色，围绕着那张浓妆艳抹的脸梳成了一行行、一缕缕，光亮如漆；她那涂成血红色的嘴大张着，嘴角下悬，表示出怀疑的惊愕。惊讶是相互的，他们俩都互相望着，好像都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她的表情从惊讶转为失望，变化几乎可以说是戏剧性的。

马斯特森先回过神来，宣布了自己的身份：“你还记得我今天早上给你打过电话，约了和你见面吗？”

“我现在不能见你，我要出门了。我还以为你是我的舞伴呢，你说过你会在傍晚早些来的。”

她那爱唠叨的尖锐声音由于失望而变得更尖了。看样子她会当着他的面把门关上。他飞快地把一只脚从门槛上伸过去，抵在门底下。

“我不得已被耽搁了，对不起。”

不得已被耽搁了。没错，的确是这样。发生在车厢后部的狂乱小插曲几乎占去了整个黄昏，这是他原先未曾预料的。即使在这样一个漆黑的冬日傍晚，为了找一个足够僻静的地点也花了好大一番工夫。吉尔福德路上有少数几个这样的转弯处，可以看到一片开阔的空地，有着大片的草坪以及行人稀少的小巷。朱丽亚·帕多过于挑剔，每当他找到一个理想的地点，减缓车速，都会听到她平静地说：“不是这里。”他找到朱丽亚·帕多时，她刚要下人行道，走上通向希瑟林菲尔德车站入口处的人行横道线。他放慢车速等着她，但没有向她招手，只是俯过身来打开了车门。她只停顿了一秒钟便向他走来，大衣在齐膝高的长靴上摇摆着。她一头钻进了车，在副驾驶座上坐下，没有说一句话，也没有看他一眼。

他说：“进城？”

她点点头，遮遮掩掩地微笑着，盯着挡风玻璃。这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了。一路上她总共也没说五六个字。马斯特森认为的一场游戏所需要的开场白，不管是试探性的还是更为露骨的他都说过了，可是没得到任何回应。他本以为他的小兄弟没能得到她的回应，这次白给她当了一回司机，被愤怒和屈辱刺痛，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搞错了。但是她表现出一种聚精会神的宁静，她的眼睛有好几分钟都强烈、忧郁地注视着他那双轻抚方向盘或忙于换挡的手，这些又给了他鼓励。其实她想要，她和他一样想要，只是这首叙事诗节奏缓慢。她说了一件令他吃惊的事。她是去见希尔达·罗尔芙的，她们准备早早吃过晚饭一起去看戏。现在，她们要么不吃饭就去看戏，要么就得错过第一场戏了。随便哪种选择她都无所谓。

他感到有趣，也感到一丝无足轻重的好奇，问她：“你打算怎么向罗尔芙护士长解释你的迟到呢？或者你根本就没打算露面？”她耸耸肩：“我会对她说实话。这对她也许是好事。”看见他突然皱起了眉，她轻蔑地补充道：“啊，别担心！她不会向达格利什先生告发你的，希尔达不是那种人。”

马斯特森但愿如此，达格利什是不会原谅这种事的。

“那她会怎么做？”他问。

“如果我告诉她吗？我猜她会扔掉工作，离开约翰·卡朋达。她已经对这个地方厌恶透顶了。她待在这里只是为了我。”

一个毫不留情的声音猛地把他的心思从回忆的高潮中拉了回来，进入现在的情境中。马斯特森对现在这个横在他面前的、截然不同的女人强作笑容，用讨好的语气说：“你知道交通很拥堵。我得从汉普郡赶过来。可是我不会耽搁你太久的。”

他拿出授权证，带着一种鬼鬼祟祟的神气，再加上必不可少的手势，挤进了门里。她也没有试图阻止他进来。她双眼茫然，明显心不在焉。她关上门时，电话铃响了。她没有打一声招呼就把他丢在客厅里站着，几乎是冲进了左边的房间。他能听见她的声音高了起来，在抗议着什么，又似乎是在劝说着什么，然后变成了恳求，最后是沉默。他静静地走过客厅，仔细倾听。他觉得自己听见了拨号码的声音，然后女人又开始说了起来，但听不清在说什么。这次谈话只进行了几秒钟。然后又是拨电话的声音，又是一阵悲泣，她反复打了四次电话才重新回到客厅。

“出了什么事吗？”他问，“我能帮什么忙吗？”

她眯起双眼，全神贯注地看了他一秒钟，就像一个家庭主妇在打量一块牛排，估算它的质量和价格。她给出的回答令人吃惊，那声音是命令式的：“你会跳舞吗？”

“我连续三年获全市警察跳舞冠军。”他在撒谎。警察从未举行过什么舞蹈比赛，这一点并不令人奇怪，但他认为她不会知道，这个谎言就像他的大多数谎言一样，来得那么容易、那么自然。女人又是一阵专注的打量。

“你需要一件无尾晚礼服。我这里还有马丁的东西。我打算卖了它们。我的舞伴还没有来。他本来答应今天下午来的，但没来。如今什么人都信不过。你看起来尺寸也对。他生病之前身板比你要宽一些。”

马斯特森努力克制着自己不要笑出声来。他一本正经地说：“如果你有困难，我会帮你解决的。可我是一个警察，来这里是为了调查情况，而不是来跳舞的。”

“又不是跳整整一个晚上，舞会到晚上11点30分结束。那是在河对岸的雅典娜神殿舞厅举行的德拉诺克斯舞蹈大奖赛。我们可以在那里谈。”

“在这里谈会方便一些。”

她不悦地板着脸，就像一个哀泣的孩子一样固执，用倔强的声音说道：“我不要在这里谈。”然后她的声音硬了起来，发出最后通告：“要么在舞会里谈，要么就什么都不谈。”

他们默默对峙着。马斯特森心中打量，这个主意虽然古怪，但除非他同意，否则今晚休想从她这里有所收获。达格利什打发他到伦敦来探查信息，他的骄傲不允许他两手空空地回到南丁格尔大楼。但是他的骄傲又会允许他护送这个涂脂抹粉的女巫，在众目睽睽之下和她度过这个夜晚吗？跳舞没有什么困难。那只是西尔维娅教过他的许多技巧中的一种，不是最重要的。西尔维娅是一位放荡的金发美女，比他大十来岁，有着一个做银行经理的迟钝丈夫，戴绿帽子是他不可避免的职责。西尔维娅痴迷于在舞厅跳舞，在那个丈夫成为令人烦恼的威胁之前，他们俩一起通过了一系列铜牌、银牌、金牌大奖赛，取得了很大的进展。西尔维娅已经隐约提到离婚的事，马斯特森经过慎重考虑，认为连这段关系本身都已经变得麻烦而无用，更别说跳舞了。警察对于一个雄心勃勃的男人来说是无比合适的职业，更何况他打算过一段比较严肃的生活，正在寻找一个借口。现在他对女人和跳舞的兴趣已经发生了变化，不论哪一样他都没有时间去干。但是西尔维娅起到了作用。正如在侦探培训学校学到的那样，任何技艺对于警察工作都不是多余的。

不，跳舞没有任何困难。她是不是跳舞高手是另一回事。晚会或许会是一次惨败，不管他是不是和她一起去，到时她都得开口说话。但是在什么时候说呢？达格利什喜欢高效工作。像其他这类案件一样，这次的嫌疑人已经减少到只有少数几个关系密切的人了，正常情况下，达格利什不希望在他们身上花费多于一周的时间。对于他的下级又浪费了一个晚上的时间，他不会表示谢意，而且无论如何还得瞒过汽车里那段额外的时间消耗。如果两手空空地回去，那可不会是一个美妙的夜晚。真是该死！对于男孩子们来说本可以有一段绝妙的故事。如果晚上眼看着会没有什么收获，他可以扔下她就走。他最好记住，万一他需要快速逃脱的话，得把自己的衣服放在汽车里。

“好吧，”他说，“但是我不能白过这一晚上。”

“不会的。”

马丁·德廷格的无尾晚礼服倒是比他预料的要好，还挺合身。穿上另一个男人的衣服，这个仪式有点怪。他发现自己在口袋里摸索，好像里面装有什么线索一般。但他什么都没找到。鞋子太小，他不想费劲去试它们。幸好他穿了一双带皮底的黑鞋。它们太重，不适合跳舞，与无尾晚礼服也不相配，但也只能穿这双了。他把自己的衣服包起来，放进好不容易向德廷格太太要来的纸盒，然后便出发了。

他知道这个时候在泰晤士河岸或附近很难找到停车的地方，所以把车开到南岸，停在郡政府大厅旁。然后他们一起走到滑铁卢车站，雇了一辆出租车。晚上的这段时间天气还不是太坏，她把自己裹在一件宽大的老式皮大衣里。它发出一股浓烈的酸臭味，仿佛有一只猫曾在上面躺过，但至少还能够把德廷格太太裹住，整个旅途中他们俩都没说一句话。

他们到达时20点刚过，舞会已经开始了，巨大的舞厅里已是人山人海，令人极其不适。他们在楼梯下面找着了一张为数不多的空桌子。马斯特森注意到每一位男教练都惹人注目地戴着一朵红色的康乃馨，而女人戴的则是白色的。人们东倒西歪地、放肆地接吻，在肩上、手臂上爱抚、轻拍。一个男人向德廷格太太小步走来，用羊叫般的细碎声音表示欢迎和问候。

“你看起来真是妙极了，德廷格太太。听说托尼病了，真遗憾，但是我很高兴你又找到了一个舞伴。”

他朝着马斯特森马马虎虎地一瞥，眼光中带点好奇。德廷格太太对这个欢迎急促而笨拙地一抬头，送去一个浅浅的秋波以示喜悦。她没打算向人介绍马斯特森。

他们坐下来等着，看人们跳完了接下来的两支舞。马斯特森忙于朝大厅里四处观看。大厅整体的气氛显得沉闷而体面。一大束氢气球从天花板上悬挂下来，无疑是准备在今晚的欢庆达到某个高潮时用来放飞的。乐队人员都穿了带金色肩章的红色上衣，脸上一副阴郁、顺从的表情，因为这种场面他们早已司空见惯。马斯特森盘算着整晚都以玩世不恭的态度袖手旁观，只满足于观察他人的愚蠢活动和令人厌恶的行为，暗中取乐。他记得一个法国外交官是这样形容英国人跳舞的：“如果悲伤，就把脸贴在一起；如果快活，就把屁股贴在一起。”在舞厅，“屁股”一词的用意绝对庄重，但是假装快乐的露齿笑容堆在人们脸上如此的不自然，使他怀疑学校里是否教过怎样的舞步要配上怎样的面部表情才值得称许。离开舞池站着的所有女人都显得很焦虑，表情从微微担心到发狂似的着急都有。她们在人数上远远超过男人，有些人便独自跳起舞来。她们中大多数是中年或更老一些，衣服式样一律都是老派的，紧身收腰，领口开得很低，巨大的环形短裙上点缀着金属小圆片。

第三支舞蹈是快步舞。德廷格太太突然转过身来对马斯特森说：“我们来跳这支。”他没有表示反对，领着她走下舞池，用左臂抱紧她僵硬的身体。这会是一个折磨人的漫长夜晚，他只好听天由命了。如果这个老巫婆有什么有用的东西——老头子似乎认为她有——那么，上帝作证，哪怕让他领着她围着这个该死的舞池疯狂不休地跳舞，直至她倒下，她也一定得讲出来。这想法真是令人高兴，他不停地在心里品味着。他能够想象得出她的样子——跳得关节脱臼，就像一个断了线的木偶，脆弱的双腿可怕地在地上爬着，双臂挥舞着，耗尽了最后的力气。除非他会先倒下。他和朱丽亚·帕多一起度过了半小时，没有为舞池里这一夜做足准备，而这个老巫婆有充足的活力。他感觉到汗珠把他的嘴角弄得痒痒的，但是她却心不慌、气不喘，双手冰凉、干燥。那张贴近他的脸上是专心致志的表情，眼睛是呆滞的，下嘴唇张开着，垂了下来。这就像是与一口袋生气勃勃的骨架共舞。

音乐轰的一声停止了。领舞者飞旋一周，向全舞池的人露出做作的微笑。跳舞的人都松懈下来，露出短暂的微笑。像万花筒一样的彩色灯光在舞池中央聚合之后又变幻出新式样，随即，跳舞的人一起放松下来，扭扭捏捏地走回到各自的桌旁去。一个侍者在人群中穿梭着让人们订饮料。马斯特森勾了勾手指。

“你要什么？”

他就像一个被迫轮流买单的小气鬼那样，说起话来声音令人不舒服。她要了一杯杜松子酒，酒送来时她没有说一声谢谢，也没有明显地表示满意。他自己要了两杯威士忌。这将是他要走的第一步。她沿着坐椅铺开火红色的短裙，用极不高兴的目光巡视前厅一圈，他明白她的心思了。他也许不曾去过那里。他心想，要小心一些，不要不耐烦。她想把马斯特森留在这里，那好吧。

“和我说说你的儿子吧。”他平静地说，尽量使声音显得平稳而没有起伏。

“现在不说，另找一个晚上吧，不急。”

他顿时气愤得要高声喊出来。难道她真的以为他还打算再见她吗？难道她还指望他再和她跳一次舞，只是为了打听一则消息？她做出的许诺不算数？他看着舞池里这些人，他们怪异地跳跃着，是一群超现实主义字谜游戏的参与者。

他把玻璃杯往桌上一顿：“没有什么下一次了。除非你能帮助我，没有下一次了。警司是不会热衷于把公众的钱花在一无所获上的。我也得对我花去的每一分钟做出合理的交待。”

他使自己的声音尽量保持在正确表达气愤和自我正义的尺度上。自从他们落座之后，她第一次注视着他。

“也许会有些东西对你们有帮助，我没说过没有。饮料怎么办？”

“饮料？”他顿时迷惑不解。

“谁来付账？”

“哦，一般可以算作业务费用。但如果是招待朋友的话，例如今晚，自然是由我来付。”

马斯特森顺口便撒了个谎。这是他的才能之一，他自认为这对自己的工作极有帮助。她点点头，好像很满意，但没说话。他正在思忖着是不是再试一次，这时乐队轰的一声奏起了恰恰舞乐曲。她一声不吭地站起来，转过身对着他。两人又下了舞池。

恰恰舞、曼博舞、华尔兹，最后是慢狐步。可他还是一无所获。接着，节目发生了变化，灯光突然暗了下来，一个从头到脚闪闪发亮、好像在洗发水里洗过一样的时髦男人出现在麦克风前，把话筒调到适合的高度。一个倦怠的金发美人跟在他身边，她精心梳出的发型已经落后时代五年了。聚光灯打在他们身上。女人在右手上漫不经心地挂上一条薄绸围巾，用主人的神情把空空的舞池扫视了一遍。有人预先发出嘘声，提醒人们安静。那个男人看着手中的一张名单。

“女士们，先生们，我们一直等待的时刻终于来了。表演赛开幕！我们的年度奖章获得者将即兴表演他们的获奖舞蹈。德廷格太太跳的是……”他看了看节目单，“是探戈。”

他抬起一只肥胖的手，向舞池挥舞了一圈。乐队倏地响起了嘹亮而不协调的喇叭声。德廷格太太站起身，拖着马斯特森一起上台。她的爪子就像老虎钳一样卡在他的手腕上。聚光灯又摇晃起来，罩在他们身上。一小阵掌声响起了。时髦男人继续说道：“德廷格太太将要和……可否告诉我们你的新舞伴的名字，德廷格太太？”

马斯特森高声地喊出来：“爱德华·希斯先生。”

时髦男人停顿了片刻，然后决定采用这个看不出有什么价值的姓名。他让自己的声音努力迸发出热情，宣布：“银奖获得者德廷格太太和爱德华·希斯先生将表演探戈。”铙钹当当地响了起来，又响起一阵稀稀落落的掌声。马斯特森用夸张的姿态将他的舞伴领进舞池。他明白自己有点醉了，但他很高兴，打算自我陶醉一回。

他用手抱紧她的腰背部，做出一副放荡而有所期待的表情，立即招来了最近一张桌前人们的咯咯笑声。她皱起眉毛，他越发神魂颠倒地看着她，一朵极不相称的红云在她的脸上和颈子上铺展开来。他高兴地看出她相当激动了，他动人的、几乎没有掩饰的故作姿态已经令她沉醉。就是为了这个时刻，她才那么精心地梳洗打扮，涂脂抹粉——就是为了这次德拉诺克斯跳舞大奖赛，这次探戈表演。而她的舞伴失约没能来，或许他勇气全失，只剩下了可怜的活力。但是命运给她送来了这么一个风度翩翩、足以胜任的替代品。这一定是奇迹。就是为了这一刻，他才被诱骗到雅典娜神殿舞厅来跳舞，在这里不厌其烦地跳了一个小时又一个小时。上帝啊，他现在已经把她抓住了。这将是她最重要的时刻。他明白她再忙也不会忘记那件事的，真是令人兴奋。

慢旋律的音乐又开始了。他注意到又是那支调子，他们今天晚上跳的舞绝大多数时候都配着这同一支舞曲，他未免生起气来，在她耳边低声告诉她这件事，她也低语道：“人家都以为我们是在跳德拉诺克斯探戈呢。”

“我们是在跳查尔斯·马斯特森探戈呢，亲爱的。”

他把她紧紧抱住，领着她挑战般的横过舞池，昂首阔步地摆出嘲弄这支舞的样子来，带着她疯狂地旋转，使她那光亮如漆的头发几乎扫到了地板上，他听到她的骨头在嘎嘎作响。当他向最近一桌的人送去自得得使人惊讶的微笑时，他把她抓住摆了一个造型。此刻又响起了咯咯的笑声，比先前更持久。他猛地把她拉直，等待着下一个节拍响起，这时她用嘶哑的声音说道：“你想要知道什么？”

“他认出来了一个人，对不对？你的儿子。当他在约翰·卡朋达医院时，他看见了一个他认识的人，是吗？”

“你能不能做出正常跳舞的样子来？”

“我想可以。”

他们现在又按照传统的探戈步伐移动了起来。他能感觉到她在他的臂弯里放松了些，但仍紧紧地抓住她。

“是一个护士长。他以前看见过她。”

“哪个护士长？”

“我不知道，他没说。”

“他告诉了你什么？”

“跳完舞再告诉你。”

“如果你不想在舞池中停下来，现在就告诉我。他以前在哪里见过她？”

“在德国，她在刑事法庭的被告席上。那是一次战争审判。她被放过了，但人人都知道她有罪。”

“在德国哪里？”他从嘴唇边挤出这几个字，伴随着一个职业伴舞者的蠢笑。

“费尔森海姆，那是一个叫作费尔森海姆的地方。”

“再说一遍，把那个名字再说一遍！”

“费尔森海姆。”

这个名字对他毫无意义，但他知道自己会记住它。他过一会儿能凭运气获知细节，但最重要的事实必须趁她还在自己的掌握中立即挖出来。当然，这些事实也许不是真实的，或许没有一件是真实的。如果是真的，也有可能没有什么重大意义。但是他就是为了这些信息才被派到这里来的。他感到一种信任油然而生，又有些幽默，甚至于不惜冒险想要在跳舞中陶醉一回。他决定该做点出格的事了。他领着她开始一套复杂的固定舞步，起初是挽臂前行，最后是侧行并步，使得他们成对角线地穿过舞厅。这一系列的舞步无可挑剔地完成了，掌声很热烈，经久不息。他问：“她叫什么名字？”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当然，她当时还是一个年轻姑娘。马丁说那就是她获释的原因。他毫不怀疑她是有罪的。”

“你能确定他不曾告诉你那是哪位护士长吗？”

“没有，他病得很重。他从欧洲回家时和我谈起这次审判，所以我才知道了它。他住院时大多数时间是没有意识的。即使恢复意识时，也常常神志不清。”

马斯特森心想，所以他也可能搞错了。这完全是不可能发生的。的确，除非他在整个审判过程中对那张特别的脸庞保持着痴迷的关注，在过了25年之后很难再认出她来。她必定给一个年轻，大概也是敏感的男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或许这足以使他在神志不清中重新复活那张脸，在他恢复意识和清醒的片刻把俯身看向他的许多脸中的一张错认成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脸了。但是假定——只是假定——他是对的呢？如果他曾告诉过他的母亲，也可能告诉过他的特别陪护，或是在谵妄中脱口而出。希瑟·佩尔斯知道了，对她又有什么用处呢？

他温和地在她身边低语道：“你还告诉过谁？”

“没有，我没告诉过任何人。我为什么要说？”

又是一阵旋转，接着是反过来旋转，跳得漂亮极了，响起了更热烈的掌声。他把她抱紧，用沙哑的声音从紧咬的牙齿里迸出威吓的话来：“还有谁？你一定告诉了其他人。”

“我为什么要告诉别人？”

“因为你是一个女人。”这是一个歪打正着的回答。她脸上像骡子似的顽固劲儿开始化解。她朝他晃眼一瞧，然后眨动涂着厚厚一层睫毛膏的稀疏睫毛，做出滑稽的调情模样来。啊，上帝！他想，她居然害羞了。

“嗯，好吧。或许我真的只告诉了另外一个人。”

“该死的，我就知道你会说，你告诉谁了？”

伴随着不以为然的一瞥，她微微地噘起嘴表示服从。她决定要喜欢上这个专横的男人了。因为某种理由，或许是杜松子酒的力量，又或许是跳舞之后的欢快，她的抵抗情绪开始瓦解。从现在开始情况一下子好转了。

“我告诉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他是马丁的外科大夫。我只是去讨个公道。”

“什么时候？”

“星期三。我是说上周的星期三。我在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位于温普尔街的诊室里将消息告诉了他。他星期五刚刚离开医院，那时马丁刚去世，所以我不能更早一些去见他。他只有在星期一、四、五才在约翰·卡朋达医院。”

“是他要见你吗？”

“啊，不！替护士长传话的值班护士说，如果我认为这会对我有所帮助的话，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会很高兴和我谈谈，我可以打电话到温普尔街去预约。我当时没打电话。有什么用呢？马丁死了。我还得付他的账单。这么快就收到了账单，我心想，马丁刚走不远，这真是不妙。两百英镑！我认为这笔费用太多了。毕竟又没把他救活过来。于是我想我得到温普尔街去见见他，把我知道的事提一提。医院雇用那样的一个女人是错误的行为。她是真正的凶手。他们还收这么多的钱。医院又送来了他生活费的第二张账单，但它和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的那两百英镑完全不是一回事。”

这几句话是断断续续说出来的，一有机会她便贴着他的耳朵说上几个字。但她既不气喘也没有语无伦次。她精神足得很，能一边跳舞一边谈话。倒是马斯特森感觉有点紧张。又是一次手挽手向前进，伴随着多雷的旋律，以侧行并步为结束。她一步都没有走错。这个老女人即便在学校里没有学会优雅或热忱，但他们还是使她受到了很好的教育。

“所以你便过去把你知道的事告诉了他，要他从自己利润中削去一点？”

“他不相信。他说是马丁神志不清，搞错了，他可以为所有的护士长做出个人的担保，但他还是从账单上减去了50英镑。”

她满意地笑了，那种笑令人讨厌。马斯特森很吃惊。即便科特里-布里格斯相信了这个故事，他也没有理由从账单中减去这么一笔不容小觑的款项。他并不负责征召或安排护士的事宜，没有什么可担忧的。马斯特森不知道他是否相信这个故事。很显然，不管是对医院管理委员会还是对护士长，他什么都没有说。或许这也是真的，他能为所有护士长做出个人担保，那50英镑的减免仅仅是叫一个令人厌烦的女人闭嘴而做出的姿态。但是科特里-布里格斯给马斯特森的印象是，他并不是那类屈服于敲诈的男人，绝不会放弃自己应得的每一个便士。

正在此时，音乐戛然而止。马斯特森对德廷格太太善意地笑着，把她领回座位。掌声持续响着，直到他们回到自己的桌旁才突然停下，那个时髦男人宣读了下一个舞蹈。马斯特森四处寻找侍者，把他叫过来。

“那么，现在看来，”他对他的舞伴说，“那不算坏，是吗？今晚剩下的时间里，只要你好好表现，我甚至会送你回家。”

他真的把她送回了家。他们离开得比较早，但在他最终离开贝克街公寓楼时也已是午夜之后很久了。那时，他确信自己已经把她知道的所有故事都掏出来了。他们回来后，她借着酒劲开始变得伤感起来，他觉得那是今晚取得的胜利以及杜松子酒的作用。舞蹈后的时间里，他一直为她叫杜松子酒，把握着不让她醉到不能控制的地步，却又能使她滔滔不绝、有问必答。可是一路回家却像做噩梦一样，首先是出租车司机把他们俩从舞厅送到南岸停车场时不断地打量他们，目光里混杂着好奇和轻蔑，再就是当他们到达赛维勒公寓大楼时，大厅里的门房那种表示厌恶的傲慢态度，二者都让他觉得不自在。一进入公寓，他便又是哄劝、又是抚慰、又是恐吓地叫她安静下来，又在那个脏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厨房里为他们两人沏了黑咖啡。他心想，这真是一个懒婆娘的厨房，并很高兴又找到了一条瞧不起她的理由。他把咖啡端给她，答应说自己当然不会离开她，下个星期六还会来，他们俩要做长期舞伴。到深夜时，他把所有想知道的有关马丁·德廷格的情报，包括他的职业生涯，以及他在约翰·卡朋达医院住院的过程都搞到手了。有关医院的情况并不是太多。马丁住院的一个星期里，他母亲去看他的次数不是很多。去了又有什么用呢？她又不能为他做什么事。他大多数时间都不省人事，即便醒来了也没有真的认出她来。当然，只除了一次。她当时希望听到一点安慰和感激的话，但是她听到的只是古怪的笑声和关于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话。多年以前他就把那个故事告诉过她了。她一听到这件事就烦。一个男人在临死时应该想到的是他的母亲。坐在那里看着他真是一件可怕的苦差事。她是一个敏感的人，医院令她不安。已故的老德廷格先生一直没弄明白她是多么的敏感。

显然有很多事情老德廷格先生没弄明白，这中间就包括他妻子的性需求。马斯特森毫无兴致地听着她的婚姻故事。这通常是一个没有得到满足的妻子，一个受气包的丈夫和一个不幸的、敏感的孩子的故事。马斯特森对此毫无怜悯。他对人并无特别的兴趣，通常将他们划分为两大类：一类遵纪守法；一类是坏人、恶棍。他和后一类人展开着永无休止的战争，如他所知，这是他的某种不能言说的天性所需。他只对事实感兴趣。他知道，任何一个人来过犯罪现场，就会留下某种证据或是把什么东西拿走。找到那个证据便是侦探的事。他知道指纹从不会说谎，他还知道人们行事经常是非理性的，不管他们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他还知道事实在法庭一经摆出，就会把你打垮。他还知道动机是无法预言的，虽然他常常有足够的诚意去认识他自己的动机。在他进入朱丽亚·帕多身体的那个非常时刻，便产生一个想法：他的行为，以及其中的激动和兴奋，在某种方式上是与达格利什直接对抗的。他也从未想过要问一下自己为什么。那只会是无益的思考。他从未想过这是否是一种恶行、是否会遭到报应，那个姑娘也是一样。

“你会明白，一个男人在临死时应该想见他的母亲。坐在那里听着那种可怕的呼吸声真是太恐怖了。那种声音先是软的，然后又可怕地高起来了。当然，他有一间单独的病房，那就是医院收费那么高的原因。他没有国家医疗保险。整个病区里其他的病人必定都听到了那种声音。”

“那是薛尼-斯托克斯呼吸，”马斯特森说，“在它之后便是临死前的嘶叫声了。”

“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吧。它使我非常不安。他的特护也总该想点办法吧，那个长相平平的人。我想她还是尽责的，但她从未替我着想。毕竟，活着的人更需要关注。她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为马丁做了。”

“那是佩尔斯护士，死了的那个。”

“是的，我记得你告诉过我，看来她也死了。我耳朵里听到的尽是死人的事，我身旁全是。你把那个呼吸叫作什么来着？”

“薛尼-斯托克斯。它意味着你就要死了。”

“他们总得做点什么吧，那个女孩总该想个法子。她死之前也是那么呼吸吧？”

“不，她是尖叫。有人把消毒剂灌进她的胃里去了，把胃烧坏了。”

“我不要听这个！我再也不要听了！和我讲舞会的事。下个星期六你还会来吧？是吗？”

对话就这样一直进行下去，令人心烦意乱、筋疲力尽，末了，几乎令人恐怖起来。午夜之前，得到了他想要的东西的胜利光辉已经消淡了，他心里开始产生出一种恨意和厌恶来。他倾听着她的唠叨时，在想象中玩起了暴力游戏。很容易看到那种场面。那张愚蠢的脸被一把顺手就可拿到的火钳打个稀烂。一击，一击，又是一击。骨头被打成了碎片，一股鲜血直喷出来。马斯特森的恨意达到顶点。他一边想象着，一边发现自己甚至呼吸急促起来。他轻轻地拿起她的手。

“是的，”他说，“是的，我会再来的，一定，一定。”

她手上的肌肉又干又热，也许她在发烧。涂了指甲油的指甲已经起皱了。手背上突起的血管像一根根紫红色的绳索。他用手指爱抚那些褐色的老年斑。

午夜一过，她的声音便嘟嘟囔囔地不连贯起来，头也往前直垂，他看见她睡着了，等了一会儿，然后松开手，踮起脚尖走进卧室。只花了两分钟，他便换上了自己的衣服，然后踮起脚尖走进浴室洗脸、洗手，洗和她接触过的一切部位，一遍又一遍。最后他离开了公寓，在身后轻轻地关上门，仿佛怕惊醒她，而后走进了黑夜中。

5

15分钟后，马斯特森的汽车经过了比勒小姐和伯罗斯小姐的公寓。她们俩正穿着睡衣坐在将要熄灭的炉火前，暖和而舒适地呷着深夜里的最后一杯可可。在断断续续的车流声中，她们听见了那辆汽车的渐强音。那声音打断了她们的闲谈，她们满怀兴致、漫无目的地开始地推测是什么使得人们在午夜出来奔波。她们这个时候还坐着没去睡觉显然不常见。明天是星期六，她们可以尽情享受一下深夜长谈的乐趣。一想到明天早上可以睡个懒觉，她们便觉得舒服极了。

她们一直在谈论下午达格利什警司的来访，一致同意谈话很成功，几乎可以说很快乐。达格利什似乎对茶很欣赏。他就坐在那里，深深跌入她们最为舒适的扶手椅中，他们三人一起谈着，好像他是一个地方牧师，毫无恶意，为人亲切。

他对比勒小姐说：“我想知道你所看到的佩尔斯护士的死亡过程。告诉我吧，把你从开车穿过医院大门后所看到的、所感受到的一切都告诉我吧。”

比勒小姐便把她那天仔细观察到的，以及她能清楚地描述出来的一切都告诉了他。对于在这半个小时中她所体会到的自己的重要性，以及他明显表示出来的感激，她觉得有点不好意思，但很高兴。她们都承认他是一个善于倾听的人。当然，那是他工作的一部分。他也很聪明，善于叫人们开口说话。甚至连伯罗斯——在大部分谈话过程中，她一直在旁边观察着，保持沉默——也忍不住提到她最近在威斯敏斯特图书馆遇到罗尔芙护士长一事，她也不知道究竟为什么自己也被他吸引了。他的眼睛因为感兴趣而发亮了，而当她把日期告诉他后，他的兴致便变成了失望。比勒小姐也说她们不可能弄错。他失望了，罗尔芙护士长被人看到在图书馆里的日期不对。

6

达格利什从他的书桌抽屉上取下钥匙，锁上办公室的门，从南丁格尔大楼的边门出来，准备走路回到猎鹰者武器旅馆，这时已经过了深夜11点。在转弯处，小路开始变得狭窄，慢慢消失在了树林的漆黑阴影之中。他回头看着这幢荒凉的建筑，它是那么庞大，充满了不祥之兆。那四个角塔映衬在深夜的天空之下，黑漆漆的。整个大楼几乎一片黑暗，只有一扇窗子亮着灯，他花了一分钟去辨认那个房间。看来玛丽·泰勒在她的卧室里，还没有睡。那灯光只是微弱的一线，或许是床头灯发出的，当他这样注视着屋中的光线时，它熄灭了。

他往温彻斯特路大门走去。这里的树紧靠路边。那些黑色的树枝覆盖在他的头顶，连最近的路灯发出的昏暗灯光也被它们阻断了。他在一片漆黑中走了大约50码，脚步快速地踏在枯树叶上，没有发出一点声响。他的身体处在一种疲倦的状态中，仿佛精神和肉体分离了开来，肉体已经习惯于现实，在这熟悉的物质世界里半睡半醒地移动着，而解放了的心灵则飞进了一个不受控制的轨道，在那里，幻想和现实各自不分高下地露出一张模棱两可的脸。达格利什对自己这么疲倦感到无法理解。这回的工作并不比以往任何一次更艰苦。他一直是每天长时间地工作，在案件侦破中每天工作16个小时对于他已是家常便饭了。这次他却觉得格外疲倦，不是因为受到挫折或失败导致元气大伤。这个案子明天上午就会破。今天晚上再晚些时候，马斯特森就会带回拼板游戏中互相交错拼接的另一块，整个拼图就将拼接起来。至多还有两天，他就会离开南丁格尔大楼。两天以后他就要和大楼西南角的角楼里那间金白二色的房间见最后一面了。

他像一台机器一样走着，突然听见身后传来闷闷的脚步声，可是已经迟了。出于本能，他转过身来，试图面对他的敌人，却感到一次猛烈的重击从他的左太阳穴擦过，一直打到他的肩膀上。没有疼痛，只听得咔嚓一声，好像整个头盖骨都裂开了，左臂也陷入了一阵麻木，一秒钟——它就像永恒那么长久——之后，一股温暖的血涌了出来，几乎使人感到了一种安慰。他喘息一声，向前弯下身去，但他仍然是清醒的。鲜血模糊了他的双眼，他极力克制着恶心，试着站起身。他用双手摸索着地面，双脚在潮湿的地上拼命摩擦，想站起来迎敌，可是一切都是徒劳，他的双臂已毫无力气。他的眼睛被自己的血糊住了。潮湿的腐叶散发着令人窒息的气味堵塞了他的鼻子和嘴，刺鼻得就像是某种麻醉剂。他躺在那里，无助地干呕着，每痉挛一下便痛得一惊。他在愤怒中无力地等待着那致命的最后一击。

但是什么都没有发生。他倒下了，没有了反抗之力，失去了知觉。几秒钟之后，一只手轻轻地摇了摇他的肩膀，使他又回到现实。有人俯身对着他。他听见一个女人的声音。

“是我，发生什么事了？有人用棍棒打你吗？”

是摩拉格·史密斯。他挣扎着想警告她赶快离开。对于一个起了杀心的凶手，他们俩都不是对手。但是他的嘴巴似乎无力说出话来。他意识到近处某个地方有个人正在哼哼着，然后又痛又好笑地意识到那声音就是他自己发出的。看来他还没能克制住伤痛。他感觉有一双手在他头上摸。然后她像个孩子般尖叫起来：“哎呀！你全身都是血！”

他又一次试图说话。她把头低得更近了。他能看到一缕缕的黑头发和白色的脸在他眼前转。他挣扎着用膝盖跪了起来。

“你看见他了吗？”

“没看清。他听见我走近，便向着南丁格尔大楼逃跑了。哎呀！你都成了一个血人了。来吧，靠在我身上。”

“不，别管我，你去找人来。他也许还会回来。”

“别管他。无论如何，我们最好在一起。我不敢独自一个人去。杀人凶手跟鬼可不同，我害怕。来吧，我来扶你一把。”

在她瘦弱的肩膀上，他能感觉到凸出的骨头，但是这么瘦弱的身体却出奇的坚韧，负担起了他身体的全部重量。他极力把重量压到自己的脚上，站在那里直摇晃。他问：“是男人还是女人？”

“没看见。都有可能。现在别去想那个了。想一想你能不能走到南丁格尔大楼，那里离这里最近。”

达格利什让重量支撑在自己的脚上，感觉好多了。他无法看清前面的路，但尝试着向前走了几步，他的一只手扶在她的肩上。

“我想也是这样。后门是最近的，不到50码远。按总护士长房门的铃，我知道她在那里。”

他们俩拖着脚一起慢慢地沿着路走去。达格利什想到这样会把任何脚印都给抹了，不免心痛起来，要不然明天早上也许还有望找到。这些潮湿的树叶提供不了多少线索。他奇怪自己怎么就没有拿出武器，但推测这一点已经没有意义了。在开枪之前，他毫无办法。对于这个坚韧的小人儿，他心里生出一阵感激和温情来，她用一只虚弱的手臂像一个孩子似的搂住了他的臀部，好像毫不费力。他想，这真是奇怪的一对，便说道：“你救了我一命，摩拉格。他是听到你来了才跑了的。”

他，或者是她？要是摩拉格来得及看到那人是男是女就好了。他几乎很难听清她的回答。

“不要说那该死的傻话了。”

他听到她在哭泣，他毫不奇怪。她没有试图压抑或克制自己的抽泣，哭也不妨碍他们走路。或许对摩拉格来说，哭泣几乎和走路一样自然。他没有努力去劝慰她，只是把手在她的肩上压了压。她以为这是要她更用力些，便更紧地搂住了他的臀部，紧紧靠住他，带着他一路走下去。就这样，他们两人极不协调地从树下的阴影中穿过。

7

示范室的灯光很亮，太亮了，甚至都刺进了他那被粘住的眼睑中，他的头不安地从一边转向另一边，以躲避光的刺痛。这时，它被一双冰凉的手扶住了，那是玛丽·泰勒的手。他听见她在说话，告诉他科特里-布里格斯就在医院里，她已经叫过他了。接着这双手取下他的领带，解开他衬衣上的纽扣，用熟练的技巧把上衣从他的双臂上脱下。

“发生什么事了？”

这是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声音，粗犷而充满男子气概。看来外科大夫到了。他一直在医院里干什么？又是一次紧急手术吗？科特里-布里格斯的病人似乎总是旧病复发，令人奇怪。刚过去的半小时里，他有不在场证据吗？

达格利什说：“有人伏击我。我得检查一下有什么人在南丁格尔大楼里。”

他的手臂被紧紧地抓住了，科特里-布里格斯把他按回他的坐椅里。两团飞舞着的灰糊糊的东西在他眼前盘旋。又是总护士长的声音。

“现在不行。你站都站不起来，我们两个人去一个吧。”

“马上去。”

“等一会儿。所有的门我们都已锁上了。如果有人回来，我们会知道的。相信我们。你只要放松一下。”

说得这么合情合理，相信我们，放松。他握紧椅子的金属扶手，感到终于抓住了现实。

“我要亲自去检查一下。”

他的眼睛被血液粘住了，所以他不是看见而是感觉到他们关切地交换了一下眼神。他知道自己这话说得像个使性子的儿童，不依不饶地反抗着大人不许胡闹的命令。挫折几乎使他发疯，他试着从椅子上站起来。只见地板倾斜起来，从一阵令人震惊的彩色螺旋纹中穿过，然后又竖起，向他扑来，他禁不住要呕吐。没有用，他站不起来。

“我的眼睛。”他说。

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声音又响了起来，听来合理得令人生气：“等一会儿，我得先看看你的头。”

“但是我要先看见东西！”

看不见东西使得他万分气恼。他们是有意让他看不见吗？他抬起一只手，开始去揭他黏住的眼睑。他能听见他们在说话，压低了声音，用他们的行业术语轻声交流着，目的就是要避开他这个病人。他听见了新的声音，一台消毒器的咝咝声、器械的叮咚声以及合上金属盖子的声音。然后消毒剂的气味加重了。现在玛丽·泰勒在清洗他的眼睛。他的每一只眼睛都经过了纱布的擦洗，凉凉的，很舒服。他睁开眼睛，眨了眨，更加清楚地看到了她睡袍的光泽和她垂过左肩的长辫。他直直地看着她说：“我必须知道南丁格尔大楼里有些什么人。能否请你现在就去检查一下？”

她没有再说一句话，也没有向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看一眼，便从房间里走了出去。门关上以后，达格利什说道：“你没有告诉我你的弟弟曾和约瑟芬·法伦订过婚。”

“你又没有问过我。”

外科大夫回答的声音显得那样不慌不忙、毫不在意，仿佛是一个一心专注于工作的男人的回答。剪子挥动，头颅上立刻便有了一种金属凉飕飕的感觉。外科大夫正在修剪达格利什伤口周围的头发。

“你应该知道我会感兴趣的。”

“啊，感兴趣！你总是感兴趣。你们这种人对别人的事情永远感兴趣。但是我只能在那两个女孩的死亡事件上满足你们的好奇心。你不能抱怨我隐瞒了一些事情。彼得的死与这无关，它纯粹只是一桩个人悲剧。”

达格利什心想，与其说是一桩个人悲剧，不如说是一件令大家难堪的事。彼得·科特里违反了他哥哥的第一原则，那就是要成功。达格利什说道：“他上吊死了。”

“你说得对，他是上吊死了。他走的方式尊严丧尽，一点也不愉快，这可怜的孩子没有我的应变能力。等到他们为我作最后诊断的那一天，我会有更合适的方法，而不是用一条绳索来结束我的生命。”

达格利什心想，他这种自我中心真是令人震惊。甚至连他兄弟的死也是从自己的角度去看待。他无忧无虑，怡然自得地站在他个人的宇宙中央，而其他人，他的兄弟、情妇、病人，都围绕着这个处于中心位置的太阳旋转，依赖着它的温暖和阳光而生存，服从于它的向心力的牵引。但是大多数人不就是这样看待自己的吗？玛丽·泰勒在这方面会好一些吗？那么他自己呢？又或许只是因为她和自己更为巧妙地引导了他们的这种自我中心主义的滋长？

外科大夫转向黑色的器械柜，取出一面安装在金属圈上的镜子，在他病人对面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们面对面坐着，额头几乎相触。达格利什能感觉到器械的金属部分在碰触他的右眼。科特里-布里格斯命令道：“看前面。”

达格利什顺从地注视着针孔里的光线。他说：“你午夜时分离开医院主楼，又在凌晨0点38分和大门的门房说过话。在这段时间里你去了什么地方？”

“我告诉过你了。在回去的路上有一棵榆树倒下了，拦住了路。我花了几分钟察看现场，不让其他人撞上它伤了自己。”

“有一个人倒确实撞上了，那是在0点17分。当时树枝上没有什么警示的围巾。”

检眼镜移到了另一只眼睛上。外科大夫的呼吸完全正常。

“是他弄错了。”

“他不这样认为。”

“所以你就由此推论出我是在0点17分以后才到达那个倒树的地方的。也许是这样吧。因为我编造不出一个不在场证据，我没有每隔两分钟便去查对一下时间。”

“但是你总不至于说你开车从主楼出来到达那个特定的地方，会花超过17分钟的时间吧。”

“啊，我想我可以对于自己的耽搁做出一个很好的说明，这个你不知道。我可以宣布我需要服从……按你们可悲可叹的警察的行话来说——服从生理天性的召唤，把我的汽车停在树林中去‘反思’了。”

“真的是这样吗？”

“我就要弄好了。等我处理完你的头之后，我会想一想这件事情。顺便说一句，它大约需要缝十几针。我现在要把注意力放在工作上，请你原谅。”

总护士长静静地回来了。她站在科特里-布里格斯身旁，就像一个助手在等待着他下命令。她的脸十分苍白。没有等她开口说话，外科大夫把检眼镜交到她手中。她说：“每一个应该待在南丁格尔大楼的人都在自己的房间里。”

科特里-布里格斯用他的双手摆弄着达格利什的左肩，每当他用强壮的手指戳一下，检查情况时，都会引起一阵疼痛。他说：“锁骨看来没事，只是擦伤得很厉害，没有骨头碎裂。你的攻击者必定是一个很高的女人。你自己的身高就超过了六英尺呢。”

“如果是一个女人的话。或者她有一件长武器，也许是一根高尔夫球杆。”

“一根高尔夫球杆，总护士长，你的球杆呢？你把它们放在哪里了？”

她冷冷地回答：“在大厅里，我的楼梯底下。那个袋子总是放在柜子里。”

“那你最好现在就去看一看。”

她出去了不到两分钟，他们俩都默默地等着。她回来时，径直对达格利什说：“有一根铁杆不见了。”

这个消息似乎鼓起了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劲。他几近快活地说道：“瞧，那就是对付你的武器！但是今天晚上去找它没有太大的意义。它一定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躺着。明天你们的人会找到它，并对它做必要的处理，检查指纹，寻找血迹和头发之类，用尽一切惯用的技巧。你今天晚上的状态不适合亲自出手。我们得把伤口缝上。我要把你带到门诊病人手术室去。你需要接受麻醉。”

“我不要麻醉。”

“那么我可以给你做一个局部麻醉。不过是沿着伤口打几针。总护士长，我们可以在这里做。”

“我不要任何形式的麻醉，只要把它缝上就行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就像对一个孩子那样耐心地解释着：“伤口很深，它必须缝上。如果你不接受麻醉会很疼的。”

“我告诉你我不要麻醉。我也不要打青霉素或是抗破伤风针。我只要把它缝上就行了。”

他感觉到他们在互相对视。他知道自己顽固得有点不讲道理，但他不在乎。为什么他们就不能把它缝上？这时科特里-布里格斯说话了，相当谨慎：“你可能想换一个外科大夫。”

“不，我就要你给我缝上。”

沉默了一会儿，外科大夫又开口了：“好吧，我会尽快完成。”

他知道玛丽·泰勒移到了自己身后。她扳着他的头，抵在自己胸口，用一双又冷又坚定的手扶住它。他像一个孩子似的闭上眼，感觉那根针像铁棍一样巨大、冰冷，同时又像一根烧红了的热铁，时不时地刺进他的头颅。疼痛真是令人憎恶，只有凭借愤怒和不想屈服于软弱的坚强决心才能忍受。他板起脸，使它变成了一张生硬的面具。当感觉到眼泪不自觉地流下眼睑时，他真是怒火万丈。

经过了好像永恒那么长的时间，他知道终于缝完了。他听见自己的声音在说：“谢谢你。现在我要回我的办公室去了，马斯特森警官已经得到指示，如果我不在旅馆里，他便会到这里来，他可以开车送我回家。”

玛丽·泰勒正在往他的头上绕绉纱绷带。她没开口说话。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倒宁可你现在就直接上床。我们可以在医务人员的宿舍里为你安排一个房间过夜。我明天早上第一件事就是为你安排做X光检查。然后我会再来看你。”

“明天你想怎么安排就怎么安排吧。只是现在我要一个人留在这里。”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她将手放在他的手臂上，想要帮忙。但达格利什一定是做了某种手势，她放下了手臂。自己站立起来后，他觉得身体格外轻。真是奇怪，这样一副似乎不存在的身体居然能支撑住这样重的一个头颅。他伸出一只手去摸索，摸到了包在伤处的绷带。它好像离他的头颅很远。然后，他小心地对好眼睛的焦距，毫无阻碍地穿过房间，向门走去。当他走到门边时，听见科特里-布里格斯的声音：“你一定想知道你遭袭击时我在哪里。我在医务人员宿舍，在我自己的房间里。今晚我待在那里，为明天一早的手术做准备。我很遗憾不能给你提供不在场证据。我只能希望你明白，如果我想把某人从我的路上清除出去，我会有更阴险的办法，而不是使用一根高尔夫球杆。”

达格利什没作回答。他没有回头看，也没有再说一句话，离开了他们，在背后静静地关上了示范室的门。他想爬上楼去，楼梯却显得那么可怕。一开始他害怕自己无法上楼，但他坚定地抓紧栏杆，小心翼翼地一步步走回了办公室，在那里坐下，等候马斯特森。

第八章    一圈焦土

1

大门的门房挥手让马斯特森通过医院的正门进入时，已经是凌晨2点了。此时风声正起，他驾车沿着通向南丁格尔大楼的Z字形小路前行。路两旁的黑色树木哗哗作响。整座大楼处于一片黑暗之中，只有一扇窗户还亮着灯，那是达格利什还在工作。马斯特森注视着这盏灯，意识到达格利什还在南丁格尔大楼，不免既生气又窘迫。他知道必须向他报告白天的活动——由于今晚的成功，汇报应该会比较愉快——可经过这漫长的一天之后，他不希望警司还让他开会讨论，再熬上一夜。

马斯特森从边门进来，然后把门上了两道锁。巨大的前厅里迎接他的是一片寂静、怪异和不祥。整座大楼好像屏住了呼吸。他又闻到了那种曾经觉得异样，现在却又令他熟悉的消毒剂和地板光亮油混合的气味。这种气味令人讨厌，又有点诡异。他似乎怕惊醒沉睡中的大楼。现在它已经空了一半。马斯特森没有开灯，只借助手电筒的光走过大厅。墙上布告牌上贴的通知发出白光，让他想起一些外国教堂门厅里的讣告。“请你献出善心为约瑟芬·法伦的灵魂祈祷吧。”他发觉自己正踮起了脚轻轻走上楼梯，仿佛害怕惊醒死者。

二楼办公室里，达格利什坐在办公桌前，面前放着一份摊开的文件。马斯特森站在门口一动也不动，掩藏起自己的吃惊。警司的头包在一个巨大的白色绉纱绷带做成的茧状物里，他的脸拉长了，有些苍白。他正襟危坐，前臂搁在书桌上，手掌摊开，轻轻地放在文件的两边。这个姿势他非常熟悉。马斯特森想——他也不是第一次这样想了——警司有一双与众不同的手，他知道如何展示和利用它们。他很早以前就断定达格利什是他所认识的人中最为骄傲的。这种本质的自负被过于小心地捍卫着，一般人都不太容易感觉得到。但是现在，马斯特森发现他也会有那么无用的时候，这真是叫人有点心满意足。达格利什面无笑意地抬起头来。

“你两个小时前就该回来了，警官。你干什么去了？”

“用非正统的方式获取情报，先生。”

“你看起来倒像是被用非正统的方式玩了一把。”

马斯特森对这明显的反击采取了反咬一口的手段。如果这老家伙选择了对他受的伤避之不提的态度，那他也不打算露出自己的吃惊来使他满意。

“我跳舞一直跳到深夜，先生。”

“在你这个年纪，倒也不至于会跳得筋疲力尽。告诉我那位女士的事。看来她已经给你留下了某种印象。你晚上过得愉快吗？”

马斯特森可以有理由反击他，说这一晚简直如同地狱。他还是心满意足地讲述了他所获知的一切。跳探戈露一手的事他很谨慎地略过不提。本能警告他，达格利什也许会认为这件事做得既不有趣也不机灵。他用另一种方式把晚会做了一番精确的讲述。他尽力讲得合乎实际，又不带情绪，但是感到自己在讲一些事时未免有点得意。他对德廷格太太的描述非常简洁，但语气中充满了挖苦。说到最后，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她的轻视和厌恶。他认为这件事自己干得真是太妙了。

达格利什默默地听着。他那茧子般的脑袋仍然俯向文件，马斯特森摸不清他心里在想什么。他讲述完之后达格利什抬起头来。

“对你自己的工作很欣赏，是吗，警官？”

“是的，先生，今晚大多数时间我都做得很出色。”

“我想你可以这样说。”

“你是打算责备我吗，先生？”

马斯特森知道他进入了一个危险的地带，但他无法抗拒迈出尝试性第一步的诱惑。

达格利什没回答他的问题，反而说：“我认为要求一个侦探事事与人为善是不可能的，但是如果你发觉残酷本身变得越来越有趣，那么你大概就到了不能再当侦探的时候了。”

马斯特森脸红了，不再吭声。这就是达格利什说出的话！达格利什从不关心他下属的私生活，仿佛他从来就不知道他们还会有个人生活一样。他挖苦人的才能就像一根棒子，能将一切东西摧毁。仁慈！他自己又是怎样仁慈的呢？他那些著名的胜利又有多少是凭着仁慈之心而赢得的呢？当然，他绝不残忍。他过于骄傲，过于挑剔，过于有节制，事实上他对待一些可以接受但有点残忍的事情的态度，从人性角度来说也是过于残忍的。他对待邪恶的反应就是皱一皱鼻子，而不是跺一跺脚。但是仁慈！对小屁孩去说吧，马斯特森心想。

达格利什继续说下去，仿佛之前他并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一样。

“我们当然还得见见德廷格太太，要她做一个供述。你认为她的话可信吗？”

“很难说。我认为她没必要撒谎。但她是一个奇怪的女人，和我在一起时她并没有感觉不愉快。误导我们也许能给她带来某种反常的满足。例如，她也许用格罗贝尔这个名字代替了被告中的另一个人的名字。”

“如此看来，她儿子在病房里认出的那个人可能是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的任何一个人，那些仍然活着、下落不明的人。她儿子到底和她说了些什么？”

“问题就在这里，先生。他明显故意叫她明白这个德国女人——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就受雇于约翰·卡朋达医院，但她想不起他的原话了。她认为他大约是这样说的：‘这家医院真是逗，妈妈，他们居然把格罗贝尔招来，在这里当护士长。’”

达格利什说：“所以她可能不是护理他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否则他会指名道姓地说出来。当然，也许他大多数时间里意识不清，因此之前没看见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或者不对她负责病房的工作心存感激。他分不清医院等级制度的细微差别。按照他的病历，他大多数时候要么是昏迷要么是神志不清，即便他没死，没有给我们带来任何不便，他的证词也是可疑的。至少他的母亲一开始就很明显不把他说的话当回事。她没有对医院的任何人提起过吗？例如对佩尔斯护士？”

“她说没有。我想当时德廷格太太主要关心的是去收拾她儿子的遗物和死亡证明书，以及索要保险。”

“她对生活有抱怨吗，警官？”

“有，她一年学习跳舞的费用就将近两千英镑，已经濒临破产了。德拉诺克斯舞会上的人都喜欢预付费用。在送她回家时我了解了她的财务状况。德廷格太太原来没打算要找麻烦，但当时她收到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来的账单，碰巧想起她可以利用儿子的故事来获得一次减免。她得到了想要的，有50英镑。”

“这说明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要么比我们原来设想的更仁慈，要么是他认为这条信息值这么多钱。他立刻付了吗？”

“她说没有。她先是在1月21日星期三傍晚去他在温普尔街的诊所找过他。那一次她很不愉快，所以上个星期六她打电话给他。接线员告诉她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出国了。她打算在这个星期一再给他打电话，但是那天第一班邮差送来了50英镑的支票。没有信，也没有附言，只有一张表示敬意的纸条。但她收到这个纸条就满足了。”

“看来上个星期六他出国了。去哪里？我想是去德国吧。无论如何，这得查查。”

马斯特森说：“这听起来完全不可能，先生。它与我们掌握的情况一点也对不上。”

“不，我们完全可以肯定是谁杀死了这两个姑娘。从逻辑上来说，所有的事实都指向一个人。正如你所说，这个新的证据与情况完全不符。当你在泥地里到处爬着寻找拼图游戏中丢失了的那一块时，却找到了另一个字谜游戏中的一块，这会使你左右为难。”

“所以你认为这件事是无关紧要的，先生？我费尽千辛万苦和德廷格太太周旋了一晚，都是白费工夫，一想到这点我就气愤。”

“啊，有关系。太有关系了。我们已经找到了一些确凿的证据。我们已经追踪到了那本丢失的图书馆藏书。威斯敏斯特图书馆给了我们很大帮助。1月8日，星期四下午，正值佩尔斯小姐休息，她去了梅利本区分馆，去问他们是否有一本有关德国战争审判的书。她说她对1945年11月在费尔森海姆举行的一次审判感兴趣。图书馆的库存里没有这本书，但他们说会询问伦敦其他图书馆，建议她一两天后再来或是给他们打电话。她是星期六上午打的电话。他们告诉她已经找到一本书，其中就有那次费尔森海姆审判的内容。那天下午她便去借了它。每次去借书她都使用约瑟芬·法伦的名字，并使用法伦的读者证和蓝色的借书证。当然他们通常不会去注意那上面的姓名和地址。但是因为这本书不一样，它是从另一家图书馆拿来的，因此他们这么做了。”

“这本书还了吗，先生？”

“还了，不过是匿名还的，他们也说不出准确的时间。可能是在星期三佩尔斯死后。有人把它放在非小说类的推车上。一个管理员助理将刚还来的书送去堆放在小推车上时，发现了它，便把它送回柜台登记，随后将它放在一边，以便归还给它原来所在的图书馆。没人看到是谁还的。图书馆特别忙，人们随意进出，来的人并不是都来还书或是到柜台前办事的。把一本书放在篮子里或口袋里带进来，偷偷地放在小推车上和其他书混在一起，这太容易做到了。发现这本书的助理那天大多数时间都在柜台值班，由一个较低级别的职员把书往推车上装。这个女孩有点忙不过来，她的上级便过来帮了一把，立刻便看到了这本书。当时将近16点30分，但它可能在之前任何时候被放回了那里。”

“留下任何指纹了吗，先生？”

“没留下有用的指纹，只有一些污迹。它已经被图书馆里许多职员的手摸过了，天知道有多少人。为什么要小心呢？他们又不知道它是一宗谋杀案的证据。但是它里面有些有趣的东西。你看一下。”

他打开书桌的一个抽屉，取出一本深蓝布面的厚书，书脊上压印着一个图书馆的序号。马斯特森接过书放在桌上。他坐下，从容不迫地小心翻开。这是一本陈述从1945年以来在德国进行的各种各样战争审判案件的书，很明显，它详细提供了大量的文件证明，处理这些材料和写作的方法不以追求轰动为目的。作者是一个英国王室法律顾问，他曾经是军法署的一名成员。书里只有几张整版插图，其中有两张涉及费尔森海姆审判。一张展开了法庭的全貌，可以模糊地看到被告席上的那个大夫，另一张是集中营指挥官的照片。达格利什说：“上面提到了马丁·德廷格，但是只有简短的几句。战争期间他在皇家威尔特郡轻步兵团服役。1945年11月，他被任命为西德某军事法庭成员，负责审判四个男人和一个女人，他们被指控犯有战争罪。法庭是按照1945年6月的一个特别军队建议建立的。这个法庭由一个掷弹兵卫队的旅长担任庭长，手下四个军官，德廷格就是其中的一员。法官是由军法署任命的。正如我所说，他们的工作就是审判这五个人，他们据说‘曾共同参与和贯彻一个计划，以及代表当时的德国，于1944年9月3日故意地、自愿地、违法地执行、帮助、支持和参与了对31个波兰人和俄罗斯人的谋杀’。你可以在第127页找到起诉书。”

马斯特森毫不惊讶于达格利什竟然能一字不漏地引述起诉书。这种记忆力和准确提出事实的能力是一个行政官员做事的基本能力。达格利什能够比大多数人做得更好一些。如果他存心想露一手本事，手下就很难打断他。他一声不吭。马斯特森注意到警司拿起了一块很大的灰色石头，那是一块完美的蛋形石，在他的手指间慢慢地滚动。这可能是他在院子里偶然看到，捡来做镇纸的。这天早上它肯定不在办公室的书桌上。那个疲倦的、嘶哑的声音继续说下去。

“这31个男人、妇女和儿童都是在德国的犹太劳工，据说一直患有肺结核。他们被送往西德的一家医院，那里原来是用来治疗精神病人的，但从1944年夏天起，它的使命便改变了，不再用于治疗，而是用于从事杀人的勾当。没有证据表明有多少德国精神病人在那里被处死。那里的工作人员都被迫发誓对发生的事保密，但是有大量的流言在附近地区传播开来。1944年9月3日，一批波兰人和俄罗斯人被告知要为他们治疗肺结核，被送到了这里。那天夜里，他们被进行了致命的注射，男人、妇女和儿童，一个都不放过，到早上他们就都死了，被埋了。就是因为这桩罪行，而不是因为杀了德国人，这五个嫌疑人要接受审判。为首的是马克斯·克雷恩大夫，另外的人中，有年轻的药剂师恩斯特·古姆布马恩、男护士长阿道夫·斯特尔奥布、未受过训练的18岁年轻女护士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为首的大夫和男护士长被判定有罪。大夫被判处死刑，男护士长被判处23年监禁。药剂师和这个女人被宣判无罪。你可以在140页上找到她的律师的辩护词。你最好把它念出来。”

马斯特森感到很吃惊，一声不吭地拿起书，翻到140页。他开始念，声音很高，有点不自然。

“本法庭并非就参与杀害德国人一事对被告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进行审判。我方现已知晓于施泰因霍夫医院发生的事件，也了解那是按照由阿道夫·希特勒一人宣称的德国法律而执行的。按照从最高权威下达的命令，从1944年以来有成千上万的德国精神病人被完全合法地处死。从道德的立场出发，可以判断这个行动出于自愿。问题不是施泰因霍夫的工作人员是否认为这个行动是错误的，或者他们是否认为它是仁慈的，而是他们是否认为它是合法的。刚才已有人证明了有此法律存在。如果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牵涉进了这些人的死亡事件中，她的行动也合乎这项法律。

“但是我们现在要谈的不是精神病人的事。从1944年7月起，这项法律的范围扩展到了患不可治愈的结核病的外籍工人。也许会有人争论说，被告看到德国人为了国家的利益承担了他们的不幸，会对这种杀戮的合法性毫不怀疑，但那不是我的论点。我们没有站在适当的立场来判断被告的想法。她不曾牵连进本庭所关注的该项杀人事件中。这批俄国人和波兰人于1944年9月3日晚上18点30分到达施泰因霍夫。当天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正休假归来。法庭已获悉她于19点30分走进护士房间，换上制服。她21点开始上班。在走进医院后，到达E区的护士值班室前，她只和另外两个护士说过话，那就是证人维林和罗赫德。这两名女性已经证实她们不曾将这批人的到达告知格罗贝尔。于是格罗贝尔走进值班室。她一路回来，舟车劳顿，因此又疲倦又不舒服，正犹豫是否要请假休息。就在这时电话铃响了，克雷恩大夫和她通电话。关于这次通话，本法庭已经听过了证人的证词。克雷恩要她到药房去看看库存还有多少伊维派和苯酚。你们已经听说过伊维派是怎样用纸盒运送的，每盒25支注射剂，每支注射剂由一粒伊维派粉剂胶囊和一管无菌水组成。伊维派和苯酚与其他的危险药品都存放在护士值班室里。格罗贝尔查过数量后，向克雷恩报告说总共有两盒伊维派和大约150毫升的液态苯酚。克雷恩当即命令把所有可获得的伊维派和苯酚准备好，说男护士长斯特尔奥布会来拿。他还命令她交给斯特尔奥布12支10毫升的注射器和一些大号针头。克雷恩声称他根本没有时间说明准备这些药物的目的，你们也已经听到被告斯特尔奥布说他也没有向她说明。

“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一直不曾离开值班室，直到当晚21点20分她才被带回住处。法庭已经知晓罗赫德护士上班迟到了，发现被告昏倒在地上。五天以来，她一直躺在床上发高烧，剧烈呕吐。她不曾看见俄国人和波兰人进入E区，也不曾于9月4日一早看见他们的尸体被抬出。当她又回去上班时，尸体已经被掩埋。

“庭长先生，本法庭已经听过证人作证，说明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是如何仁慈，对她的儿童病人是如何温柔，她作为一个护士的技术是如何好。我要提醒法庭的是她还很年轻，她自己还几乎是一个孩子。但是我并不是以她的年轻，也不是以她的性别为理由来要求无罪宣判，而是只有她是被告中唯一的明显无辜的。她没插手这31个俄国人和波兰人被害一事，甚至都不知道他们的存在。本辩护人没有更进一步的话要说了。”

达格利什突然打破沉默，厉声说道：“你注意到没有，警官，这是德国人常见的合法托词。他们杀起人来倒是没有费太多的时间，不是吗？18点30分进去，21点过后不久就打了针。为什么用伊维派？除非他们大剂量注射，否则就无法确定死亡是否会瞬间发生。我怀疑不到20毫升的药是否会立即致死。他们倒不会担心这个。使格罗贝尔得救的是她当时的离去，直到那天晚上都不在。辩护人声称她从未被告知外国囚犯到来一事，一直到4日早上之前都不知道。同一托词也使得药剂师获得了自由。理论上来说，他们俩都是无辜的，如果你能把那个词用到任何一个在施泰因霍夫工作的人身上的话。”

马斯特森一声不吭。这是多么久远的事了，当时格罗贝尔还是一个女孩，比他现在还年轻十岁。这场战争已成为古老的历史。在他的生活中，这场战争与他的关系不会超过玫瑰战争【11】对他的影响，因为在他少年时代学过的历史中，玫瑰战争还曾激发过他一点有关骑士的浪漫联想。他对德国人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确切地说，对任何其他种族都是如此，只除了几个他认为在文化上和智力上处于劣势的种族。德国人不在此列。德国对他来说就意味着干净的旅馆和优良的道路，以及在阿普费尔·维内·兹图本旅馆就着当地的酒吃猪排——莱茵河在下面蜿蜒流淌，就像一条银色的缎带——还有他在科布伦茨的露营地的美妙时光。

如果费尔森海姆的被告中有人活了下来，那现在也已经步入中年了。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本人也有43岁了。这是多么古老的历史啊！之所以被提起，只是因为它与目前这个案子有关。他说：“这是很久以前的事了。那样一个秘密值得费尽心机铭记在心吗？现在还会有谁在乎它呢？官方的政策不是说要原谅和忘记吗？”

“我们英国人善于原谅我们的敌人，这就使得我们从必须喜欢我们的朋友的义务中解放出来。看看这本书，马斯特森，你注意到什么了吗？”

马斯特森轻轻地抖开书页，把书举起来和眼睛平齐，仔细察看它的装帧，然后重新把书放在桌上，翻开中间的几页，在折页里，他发现深深嵌入的几粒沙子。

达格利什说：“我们已经送了一个样品到实验室去分析，结果不出我们所料，几乎可以肯定沙子是出自南丁格尔大楼里的某个消防桶。”

“所以这本书就一直藏在那里，直到他或她能够归还给图书馆为止。这同一个人既藏了这本书，又藏了那罐玫瑰喷雾剂。一切都严丝合缝地联系上了，先生。”

“有点过于巧合了，你不这样认为吗？”达格利什说。

然而马斯特森警官想起了另外一件事。

“那本小册子，我们在佩尔斯房间里发现的那本！那部作品不就是关于萨福克郡的一个反法西斯战争幸存者避难所的吗？如果佩尔斯去拿的就是它呢？这是不是又一例对错误做出的惩罚？”

“我想是这样。我们早晨要到那个地方去一下，看看她答应了些什么，如果有的话。我们还得和科特里-布里格斯谈谈。法伦死时他就在南丁格尔大楼。等我们弄清楚他来看谁、为了什么，我们就离破这个案子不远了。但一切都要等到明天。”

马斯特森强忍住一个哈欠，说道：“已经是明天了，先生，快3点啦。”

2

猎鹰者武器旅店的夜间看门人凌晨看到这两位客人——一位显然是受伤了，头上的绷带大得有点夸张——归来，并没有流露出心中的惊讶，因为他是受过训练的。他虽然询问了有什么可以为先生们效劳的，但态度很敷衍，马斯特森的回答也只能勉强算得上客气。因为老式电梯常常出问题，噪声又大，他们爬上了四楼。达格利什决心不让他的弱点落在下属眼里，便固执地不去抓栏杆，一步一步走上去。他知道这是愚蠢的虚荣心在作怪，等到他回到房间，已经筋疲力尽，非常虚弱。关上门后，他只能斜靠在上面，过了一分钟才摇晃着身体，跌跌撞撞地走到洗手池边。他抓紧水龙头，支撑着身体，把前额搁在前臂上，痛苦而毫无作用地干呕了一阵。他没有抬起头便拧开了右手的龙头，立刻流出了一股清凉的冷水。他把水龙头对着自己的脸冲洗，又用手掌捧起水喝了几口，立刻便感觉好些了。

他躺在床上时睡时醒。因为头上的绷带，他不能很舒适地把头搁在枕上，又由于失血，他的头脑格外清醒，思维活跃，让他更难入睡，当他真的打起瞌睡后，却很快进入了梦乡。他梦见自己正和梅维斯·吉尔瑞走在医院的院子里。她像个小姑娘似的在树林间蹦蹦跳跳，手中挥舞着园艺剪，开玩笑地说道：“在一年之中这个万物沉寂的时候，你能找到这个东西给我们看，真是太妙了。”

看到她从枯树枝上剪下盛开的红玫瑰，他一点都没有觉得有什么不协调的地方。他们两个都没有看到玛丽·泰勒的尸体，那雪白的脖子被刽子手的绳索套住了，正在一棵树枝上微微摆动。

到早晨，他睡得更沉了。即便如此，响个不停的刺耳的电话铃声还是立刻把他惊醒。他旅行钟上的夜光表盘指示现在是早晨5点49分。他艰难地从凹陷的枕头上抬起头，用手去摸电话听筒，立刻辨别出了那声音。此刻他明白，他能够将它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女人的声音分辨开来。

“达格利什先生吗？我是玛丽·泰勒。很抱歉打扰你了，但我想你会愿意接这个电话的。我们这里起火了。没有什么危险，只是院子里起了火。好像是从那个废弃了的园丁小屋烧起来的，离南丁格尔大楼大约有50码远。大楼本身没有什么危险，但火势在树木间蔓延得很快。”

对于他能如此清楚地进行思考，他自己都感到吃惊。他的伤口也不再痛了。他确确实实地感到头变轻了，觉得有必要用手摸一摸用粗纱布做成的绷带包头，让自己相信它还在那里。他说：“摩拉格·史密斯，她没事吧？她常常到那小屋里去。”

“我知道。今天晚上她把你送来之后告诉过我了。我给她在这里找了个地方过夜。摩拉格很安全。我检查的第一件事就是这个。”

“大楼里其他的人呢？”

一阵沉默。然后她开口了，声音比刚才变得尖了一些。

“我现在就去检查。我绝没有想到……”

“当然没有想到。怎么会这样？我马上过去。”

“有必要吗？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坚持说你应该休息。消防队已经把火势控制住了。一开始他们还担心南丁格尔大楼受到威胁，但是他们砍倒了最靠近的一些树。火半小时后就会熄灭。你不能等到早晨吗？”

“我现在就过去。”他说。

马斯特森正仰面躺着，因为疲倦睡得很沉，面容因为熟睡而变得呆板起来，嘴半张着。花了将近一分钟才把他叫醒。达格利什本想把他一个人留下，让他自己在那里恍恍惚惚地发呆。但是他知道，自己目前这种虚弱的状态无法安全驾驶。马斯特森终于被摇醒了，听到他的上司发布指令，他没有发表议论，只是愤愤地穿上衣服。他多了一个心眼，没有问达格利什为什么决定返回南丁格尔大楼，但从他那阴沉的态度可以明显地看出他认为这次返回完全没有必要，因此去医院的路上两人都沉默不语。

在看见医院之前，火光映红的夜空便映入了他们的眼帘。当他们开车穿过温彻斯特路大门时，就听到了燃烧的树木发出的断断续续的噼啪声，闻见了能令人产生丰富联想的树木燃烧的气味，在寒冷的空气中，它是那么的浓烈和香甜，打破了马斯特森愤愤不平的郁闷心境。他用力呼吸，声音很响地表示满意，快乐而坦率地说：“我就喜欢闻这种气味，先生，它让我想起小时候，想起夏令营当童子军的日子，我们裹着一床毯子，围着营火坐着，看火花冲上夜空。13岁时的日子真是太美妙了，我当上了一个巡逻兵小头目，有了一点权力，那真是无上的光荣，简直无法想象。你知道的，先生。”

达格利什不知道。他在孤独而寂寞的童年里，被剥夺了玩这些部落游戏的乐趣。但是窥见马斯特森的性格，也是一件有趣而令人惊异的事。在童子军里当巡逻兵头目！好啊！为什么不呢？假设给他一个完全相同的经历，一个不同的命运转折，他就会轻易地当上一个街头小团伙的领袖，他最本质的勃勃雄心和冷酷就会得到发展，他就会走上另一条道路，而不是现在这墨守成规的一套。

马斯特森把车停在一棵处于安全距离的树下，和达格利什一起向起火的地点走去。他们突然很默契地停下脚步，站在一棵树的阴影下默默地观望起来。似乎没有人注意到他们，也没有人走近。消防员正忙于他们的工作。只来了一部消防车，他们显然正从南丁格尔大楼接出消防软管。火势已经被控制住了，但它造成的后果仍然是惊人的。小屋已灰飞烟灭，只留下一圈焦土，标明它曾经所在的位置，周围的树变成了黑色的绞刑架，仿佛受着燃烧的伤痛而扭曲着收缩。在树林边缘有一些幼树仍在熊熊燃烧，在消防水管中水枪的冲击下发出爆裂声。一阵猛烈的风吹起一股火苗，它们扭曲、翻滚着，从一棵树尖跳到另一棵树尖，立刻燃烧了起来，就像点亮了一支蜡烛一样发出白热的光，然后被一支准确无误地瞄准它的消防水管扑灭。当他们驻足观望时，一棵高大的针叶树突然着了火，一阵金针般的火花雨落了下来，引起一阵轻微的惊叹。达格利什看见几个身披黑斗篷的学生，她们一直远远地看着，然后悄悄地走进火光之中。火光瞬间照亮了她们的脸，他想自己认出了玛德琳·戈达尔和朱丽亚·帕多，然后看见了总护士长那叫人绝不会认错的高大身影正向她们移动过去。她说了几句话，那几个学生转过身，极不情愿地走进林子里去了。就在此时，总护士长看见了达格利什，站着停顿了一会儿。她裹在一袭长长的黑斗篷里，帽兜向后拉下，靠着一棵幼树站着，就像一个钉在柱子上的受难者，火光在她身后跳跃着，照亮了她白皙的皮肤，然后慢慢地向他走来。这时，他发现她的脸十分苍白。她说：“你是对的，她不在房间里，给我留下了一封信。”

达格利什没有回答。他的心里很清楚，有一句话仿佛在他自己的意志掌控之外要讲出来：不要太快地探查出犯罪的所有线索，要站在一个很高的高度俯视它。一幅没有阴影的风景画在他眼前铺展开，他一看就心领神会，再清楚明确不过了。现在他全明白了。不只了解了那两个女孩是如何被杀、何时被杀的和为什么被杀，也不只明白了凶手是谁。他明白了整个犯罪的基本真实情况，因为它是一桩犯罪。他也许永远无法证实它，但他完全明白。

半小时后，火熄灭了。用过了的水管蠕动着，砰的一声落在焦黑的土地上，卷起尘土，喷出小股辛辣的烟雾。最后的旁观者也都已经散了，火与风的不谐和声音被一种轻微的咝咝背景声代替，又时不时被消防官员的命令声和他手下模糊不清的声音打断。风也小了一些，它从冒着蒸气的地面吹过来，触在达格利什的脸上，温柔、暖和。到处充满着木头烧焦的烟味。消防车的车头灯转过来照在了那一圈冒烟的土地上，那里曾经是那小屋的所在地。达格利什向它走过去，马斯特森在他左边，玛丽·泰勒在他右边。热气穿过他鞋子上的洞，让他的脚很不舒服。什么重要的东西都没有留下。一块扭曲成奇怪形状的金属板，那也许是炉子的一部分；一把烧焦得走了形的金属茶壶，轻轻一踢，就使它彻底分解，几乎认不出来。还有一样东西，只留下形状，可即便以最为亵渎神圣的死法来看，那也仍然是一具可怕的人体。他们默默地站着朝下看，花了几分钟才辨认出一些细节来。骨盆在失去肌肉的包裹之后，样子十分可笑地缩小了；头颅向上翻过来，清白得就像一个圣餐杯；大脑烧没了之后，在颅骨上留下了许多污迹。

达格利什说：“弄个屏障把这里圈起来，派人来看守，然后给迈尔斯·赫里曼先生打个电话。”

马斯特森说：“他这次来做鉴定，工作量可就大了！”

“不错，”达格利什回答，“如果我们还不知道这是谁的话。”

3

他们心照不宣地一起向总护士长的寓所走去，穿过宁静的大楼时，谁也没说一句话。没有人跟着他们。当他们走进起居室时，放在壁炉台上的小闹钟正报时6点30分。天仍然很暗，与刚才在院子里被火烤热过的空气相比，房间里冷得要命。窗帘已经拉开，那扇竖铰链的窗子也是开着的。总护士长快步走过去把它关上，用她的双臂防备似的快速拉下窗帘，又转过身来镇静地、同情地看着达格利什，好像是第一次见到他一样。

“你看起来疲乏至极，冷得要命，到壁炉旁边来吧，坐下来。”

他走过去，靠在壁炉上，担心自己一坐下就不能再站起来了。但是壁炉台靠上去感觉不稳固，大理石像冰一样滑。他在扶手椅中坐下，看着她跪在炉边地毯上，往昨夜烧过的热灰中添加干引火棒。引火棒着了火，她又添上几块煤，伸出双手到火焰上去取暖。然后她并未起身，而是直接从斗篷的衣袋中掏出一封信，交给了达格利什。

这是一个未封口的浅蓝色信封，上面是一种孩子气的圆体字，笔画却很坚定。在收信人一栏里写着“有关人员收”。他取出信，这是一种廉价的蓝色信纸，极其普通，没有画格子，但每一行字都写得笔直，看来她必定是用有格子的信纸比着写的。

是我杀了希瑟·佩尔斯和约瑟芬·法伦。她们发现了我过去的某些事情，这些事本来与她们毫无关系，但她们威胁并讹诈我。吉尔瑞护士长打电话告诉我法伦生病住院了时，我便知道了佩尔斯护士将代替她扮演病人。那天清晨我便寻来了一瓶消毒剂，把它灌进一个从护士长杂物间里拿来的空牛奶瓶里。我小心地重新盖上瓶盖，把它放进我随身携带的织锦手提袋，带着它一起去吃早餐。我要做的只是在早餐后溜进示范室，用这瓶毒药替换手推车上的那瓶牛奶。如果屋内有人，我会找个借口，另找方法再试一次。但是屋子里没人。我把那瓶牛奶带上楼，送到护士长的杂物间里，把消毒剂的空瓶从浴室的窗子里扔了出去。

吉尔瑞护士长弄她的那罐尼古丁玫瑰喷雾剂时，我在暖房里，到了该杀法伦时我便想起了它。我知道暖房的钥匙放在哪里。我戴上了外科医生手套，这样可以不留下指纹。趁法伦还在洗澡时，我很容易便把毒药放进了她临睡前要喝的那杯加了柠檬汁的威士忌里，因为那杯饮料就放在她的床头柜上。她每晚的生活习惯从不改变。我原打算把罐子留着，等到深夜之后再把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那样便显得好像是她自杀了。我知道要把她的指纹留在罐子上，这点很重要，也不难做到。但我不得不改变计划，因为0点刚过，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打电话让我回到病房去。我不能带着那个罐子，因为在病房里我不能总是提着袋子，又觉得把它留在房间里不安全。于是我把它藏在法伦护士房间对面的沙桶里，打算返回南丁格尔大楼时再拿走它，放到她的床头柜上。这个计划后来也不能实行。当我走上楼梯时，恰巧遇到伯特双胞胎从房间里出来。从法伦护士房间的锁孔里射出了灯光，她们说要给她送点可可进去。我想尸体在那晚就会被发现，束手无策，只能上楼去睡觉。我躺在床上等着，每一分钟都在设想会听到惊叫声响起。我不知道是否是双胞胎改变了主意，或是法伦在喝威士忌加柠檬汁之前就睡着了。但我不敢下楼去看。如果我能把那个装尼古丁的罐子放回法伦的床边，就没有人会怀疑她是被谋杀的了，我也会成功地完成两宗命案。

没有人知道我想干什么，也没有人帮助我。除此之外我没什么可说的了。

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玛丽·泰勒说：“这当然是她的字迹。我给你打过电话后去检查每一人是否安全，在她的壁炉架上发现了它。但是这是真的吗？”

“啊，是的，是真的。她杀死了她们两个。只有凶手才知道尼古丁罐子藏的地方。很显然，第二宗命案是有意做得像是自杀的。那么罐子为什么没有留在床头柜上呢？只可能是因为凶手的计划被打乱了。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是那晚南丁格尔大楼里唯一被叫出去的人，她返回时想进入法伦的房间，但没有成功。她一直是最先被怀疑的对象。那瓶毒药必须从容准备，这个人要能够拿到牛奶和消毒剂，而且还得随身带着那个致命的瓶子，不被人察觉地到处走。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无论走到哪里都带着一个硕大的编织手提袋。不幸的是她碰巧拿的那个牛奶瓶的盖子颜色不对。我不知道她是否注意到了这点。即便她发现，也没有时间换了。全盘计划的关键就在于替换必须在一秒钟内完成。她希望无人注意到，事实上的确如此。只有一点使她在所有怀疑对象中显得很突出。她是唯一一个不曾在现场亲眼见证过这两宗死亡事件的人。当法伦是她的病人时，她不会动她一个手指头。那是她不可能去做的事。两宗杀人事件她都不愿意去看。只有心理变态的杀手或职业杀手才会愿意亲眼看着他的受害者死去。”

玛丽·泰勒说：“我们知道希瑟·佩尔斯是一个隐藏的讹诈者。我不知道她为了满足自己的乐趣，从可怜的布鲁姆费特那阴郁的过去里搜索到了什么悲哀的事件。”

“我想你是知道的，正如同我知道一样。希瑟·佩尔斯发现了关于费尔森海姆的事。”

她目瞪口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她正蜷缩在他脚前的一张安乐椅内，把脸转过去不看他。一会儿之后她又把脸转过来。

“她没有罪，你知道。布鲁姆费特是遵纪守法的人，崇拜权威，她受过的训练使她认为绝对服从命令是护士的第一职责。但她没有杀过病人。费尔森海姆法庭的判决书是公正的。即便不是，那也是一个合乎程序的合法法庭做出的判决。在法律上来说她是无罪的。”

达格利什说：“我来这里不是为了过问费尔森海姆的判决。”

仿佛他这句话没有说一样，她仍然急切地讲下去，仿佛极力要使他相信。

“当我们一起在内瑟卡斯尔皇家医院当学生时，她就告诉过我这件事。她儿童时代大多数时间生活在德国，但她的祖母是英国人。在那次审判之后她自然是获释了，后来嫁给了一个英国外科大夫，欧内斯特·布鲁姆费特。他很有钱，那只是结婚的一个有利条件，一种离开德国进入英国的方式。如今她的祖母已经死了，她在这个国家也还有关系。她定期去内瑟卡斯尔当看护，在那里干得很成功。18个月之后，她毫不费力地让那里的护士长收她做了学生。选择那家医院真是一个明智的做法。他们那里不喜欢过于仔细地去探究任何人的过去，特别是对于一个已经证实了她的价值的女人。那家医院是一处庞大的维多利亚式建筑，总是很忙，长期人手不够。布鲁姆费特和我一起在那里结束了学业，又一起去当地的妇产医院学习当助产士，又一起往南来到约翰·卡朋达医院。我认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将近二十年了。我眼见着她为在施泰因霍夫发生的事一次又一次地付出代价。她当时还只是一个小女孩。我们不能把她孩提时代在德国发生的那些事展示出来。我们仅仅知道这个成年了的女人为这家医院做了什么、为她的病人做了什么。过去与现在是没有关系的。”

达格利什说：“直到她担心的事终于发生了，直到有来自过去的人认出了她。”

她说：“于是多年来的工作和努力奋斗都化为乌有。我能够理解，她感觉到有必要去杀死佩尔斯。但是为什么要杀法伦呢？”

“有四个理由。佩尔斯护士在开口对布鲁姆费特说之前，得证实马丁·德廷格说的故事。要做到这点，最明显的办法就是去查那次审判的记录。于是她向法伦借了一张借书证。她星期四去了威斯敏斯特图书馆，星期六又去了一次，那次书借到了。在她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这件事时，必定把书给她看了，提到了她在哪里得到了借书证。法伦迟早会要回那张借书证的。要紧的是不能让人发现佩尔斯护士借那本书的原因，或是她从图书馆里借的那本书的书名。这是布鲁姆费特在她的信里有意略去不提而意义重大的几件事实之一。她用那瓶毒药替换了牛奶之后便上了楼，从佩尔斯的房间里拿走了从图书馆借来的书，藏在了消防桶里，直到她有机会把它匿名交回图书馆。她心里明白佩尔斯绝不会活着走出示范室。她选择了同一个藏东西的地点，后来又藏了尼古丁罐，这是她做事的特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不是一个富有想象力的女人。

“但图书馆的那本书并不是她杀害法伦护士的主要原因。还有其他三个原因。她要把动机搞混乱，使别人认为法伦是原定的受害者。如果法伦死了，即佩尔斯是被错杀的可能性就永远会有。那张排班表上正是法伦要在视察的那天上午扮演病人。法伦更有可能是受害者。她怀孕了，光这件事就可以变成一个自杀的动机。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护理过她，可能知道或看出了怀孕的事。我认为病人的任何迹象或征候都逃不过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眼睛。于是就有了这种可能性，在布鲁姆费特的剧本中，法伦应对佩尔斯的死负责。毕竟她曾经承认在谋杀的当天早上回过南丁格尔大楼，并且拒绝做出解释。她有可能把毒药放进了喂食，事毕之后，便受着悔恨的煎熬自杀了。这个解释可以把两个秘密都处理得干干净净。从医院的观点来看，这是一个吸引人的说法，有相当多的人宁愿相信它。”

“最后一个理由呢？你说有四个。她要避免人家追问借书证；她想示意法伦就是原定的受害者；她想暗示法伦就是佩尔斯的死因。那么第四个动机呢？”

“她想保护你。她一直要那样做。干第一件谋杀不容易做到这点，因为你在南丁格尔大楼，你和其他人一样有同样多的机会去替换滴管喂食。但至少她能够确保法伦死时你有不在场证据。你安全地待在阿姆斯特丹，不可能杀死第二个受害者。因此，你也没有会杀害第一个受害者的嫌疑了。调查一开始，我便断定这两宗谋杀案是有关联的。在同一幢大楼内，同一段时间，假定有两个凶手，那就太过巧合了。于是我便自然而然地把你从嫌疑人名单里排除了。”

“但是为什么竟有人怀疑我杀了这两个女孩呢？”

“因为我们认为埃塞尔·布鲁姆费特的动机不合理。想想看，一个垂死的人忽然从意识不清的状态中醒过来，看见一张脸向他俯过来。他睁开双眼，从痛苦和模糊的意识中认出了这个女人。如果那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25年之后他还认得出吗？长得不好看，那么平庸、那么不起眼的布鲁姆费特？在一百万个人中只有一个女人有如此美丽而又有个性的脸，能让人穿过25年之久的记忆，一眼就认出来。那就是你的脸，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是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而是你。”

她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他继续说下去，好像不曾听见她说了什么。

“佩尔斯从未怀疑过格罗贝尔可能是你，这一点并不叫人惊奇。你是总护士长，受到一种准宗教式的敬畏和保护，这种保护来自人类的弱点，甚至是人类的罪恶。从心理上说她根本不可能想到你是一个凶手。然后还有马丁·德廷格说过的话。他说那人是一位护士长。我想我知道他是怎样误会的。你每天要去所有的病房探望一次，几乎要和所有的病人说话。他所看见的俯身向着他的不仅仅是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那张清清楚楚的脸，还看见了一个女人穿着在他看来是护士常穿的制服和短披肩，戴着那种军队中服役的护士戴的三角形宽帽子。在他那被药物弄得糊里糊涂的脑子想来，那套制服就意味着一位护士长。今天，对于任何一个曾经在军队医院受到过护理的人来说，那仍然意味着一位护士长，而他又曾经在军队医院度过好几个月的时光。”

她再一次平静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于是他把对他母亲说过的话又一五一十地告诉了佩尔斯护士。德廷格太太对此不是特别感兴趣。她为什么要感兴趣呢？后来她收到了一张医院的账单，心想也许有办法为自己省下几个钱。如果不是科特里-布里格斯先生贪婪的话，我都怀疑她是不是会把这件事闹得更大。但是她这样做了，科特里-布里格斯得到了一条可以策划出阴谋的信息，认为值得花点时间和精力去查证一下。我们可以猜测出希瑟·佩尔斯心里是怎么想的。当她看到达克尔斯护士弯腰捡起那几张飘落在她面前的钞票时，她必定体验过同样的成功感和权力感。只是这一次和她的同学比起来，却是一个更加重要和有趣的人物落在她手中了。只是她没有想到这个病人指的是另一个女人，而不是照料他的那位护士长。但是她知道她必须得到证据，或者至少要让自己相信德廷格没有欺骗她或是说胡话，毕竟他是一个垂死的人了。因此她在星期四花了半天的工夫去威斯敏斯特图书馆，向他们借一本关于费尔森海姆审判的书。他们不得不为她从别的分支图书馆借来，于是她在星期六才拿到书。我想她从书中获得了足够的信息，相信马丁·德廷格完全清楚他说的是什么。我认为她在星期六夜里对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说了，护士长也没有否认这个指控。我不知道佩尔斯开的价是多少，我想她要的绝不是普通的或合理的东西，或只是一笔封口费，这样会受到指责的。佩尔斯喜欢体验权力的滋味，但她更喜欢陶醉于道德正确的自我欣赏之中。她必定是在星期天的上午写了信给法西斯战争受难者救助团体的秘书。布鲁姆费特护士长必须出钱，但是这钱要分期付款，定期寄给这个团体。佩尔斯是一个量罪而罚的行家。”

这一次她沉默了，坐在那里，双手交叉，轻轻地放在衣裙上，毫无表情地看着某个不为人知的过去。他轻轻地说：“这都可以检查出来，你知道。她的身体没残留下太多的部分给我们，但我们不需要，我们有了你这张脸，有审判的记录、照片，以及你和一个名叫泰勒的外科大夫的结婚档案。”

她说话的声音是那么轻，他不得不低下头倾听：“他的眼睛睁得大大的，看着我。他不说话，目光中有一种疯狂、一种绝望。我以为他变得神志不清了，或许他只是害怕。我想那个时刻他知道自己就要死了，和他说了几句话，他的眼睛就闭上了。我没有认出他来，我为什么会认出他呢？

“我不是那个在施泰因霍夫的孩子。我的意思并不是说想起施泰因霍夫，我会觉得那件事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它真的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我现在甚至都不能清楚地记起在费尔森海姆法庭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我连一张脸都想不起来了。”

但她必定要告诉某个人，把施泰因霍夫从她的思想中清除出去必定成了她要变成另一个人的计划的一部分，因此她告诉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她们俩都曾经是内瑟卡斯尔的年轻护士学生，达格利什假定布鲁姆费特对于她来说象征着仁慈、可靠、忠诚。不然为什么是布鲁姆费特呢？究竟为什么要选她作为知己呢？他必定把心中所想的说出了口，因为她急切地说起来，仿佛要他明白这件事很重要。

“我告诉她是因为她太平凡了。她的平凡是一种保障。我觉得如果布鲁姆费特在倾听后仍然相信我、喜欢我，过去发生的事就根本没有那么可怕。你不会懂的。”

但是他懂。在他读预备学校时，也有那么一个男孩，也是那么的平凡、那么的安全，就像具有辟邪能力一样，一切死亡和灾难都与他无关。达格利什还记得那个男孩。真是有趣，他已经有三十多年没有想起过他了。他叫斯普诺特·迈罗，长着一张愉快的圆脸，戴着眼镜，有着平凡的传统的家庭，毫无特色的背景，令人羡慕的生活。斯普诺特·迈罗受着平庸和感觉迟钝的保护，免于遭受这个世界带给他的恐怖。生活里有了一个叫斯普诺特·迈罗的人，它就不再只有可怕了。达格利什甚至有一刻想不起自己现在在什么地方。

他说：“从那以后布鲁姆费特就和你交好了。你到这里来时她也跟着来了。是那种信任的冲动，以及对至少有一个朋友能完全了解你的需要——是这两个原因让你处于她的掌握之中。布鲁姆费特成了你的保护者、诤友、知己。你看戏时带上布鲁姆费特，早上打高尔夫球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度假时带上布鲁姆费特，喝早茶以及晚上临睡前喝上一杯酒时也要和布鲁姆费特在一起。她的忠诚一定是真心实意的，毕竟她愿意为了你去杀人。但这仍然是讹诈。她是一个更为纯粹的讹诈者，一个仅仅要求一份定期免税收入的人，也会比过分忠诚的布鲁姆费特更为可取。”

她伤心地说：“是这样的，的确是这样。你究竟是怎么知道的呢？”

“因为从本质上来说她是一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而你不是。”

他还可以加上一句：“因为我了解我自己。”

她哭起来，感情激动地抗议着：“我是谁？竟然蔑视愚蠢和迟钝？我有什么权利如此特别？啊，她的确不聪明，甚至为我杀人时也把事情弄得一团糟。她脑子不够机灵，骗不过亚当·达格利什，但是什么时候这成了衡量智力的标准了呢？你见过她工作时的样子吗？你看见过她和一个垂死病人或者和一个患病的孩子在一起吗？你观察过这个愚蠢而迟钝的女人吗？她的忠诚和友谊显然天生令我瞧不起，但你见过她整夜不合眼来挽救一个生命吗？”

“我见过一个她的受害者的尸体，也看到了另一个受害者的尸检报告。我相信你的话，相信她对孩子们的仁慈。”

“那些不是她的受害者，她们是我的受害者。”

“啊，不，”他说，“在南丁格尔大楼，你的受害者只有一个，她就是埃塞尔·布鲁姆费特。”

她迅速站起来，望着他，那双正在思索的绿眼睛吃惊地怒视着他，毫不动摇。他心里的某个地方在告诉他，有些话他应该说出来。

那些不再表示是熟人之间的讲话，而是照章办事的警告，那些职业化的、夸张的、滔滔不绝的话，那些在四目相对的一瞬间几乎自动来到了嘴边的话，那都是些什么？它们溜走了，变得毫不相干，溜到他脑海中遗忘的河流里去了。他知道自己是一个病人，因为失血还很虚弱，应该停止工作去睡觉，把调查的事移交给马斯特森。他，这个最为谨慎的侦探，刚才说起话来仿佛没有把那些规则一一列举出来，好像他面对的是他私人的对手。但他得继续下去。即使他无法证实，也必须听见她承认那个他已经知道的事实。

他平静地提问，就像这是世界上最自然不过的问题：“你把她推进火里时她死了吗？”

4

就在这个时刻，有人按响了寓所的门铃。玛丽·泰勒一言不发，将斗篷往肩后一掠，就走过去开了门。在门口短短地咕噜了几句之后，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跟着她走进了起居室。达格利什看了一眼钟，现在是7点24分。忙碌的一天就要开始了。

科特里-布里格斯已经穿戴整齐，看见达格利什在场，一点也没有显出吃惊的样子，对他先前的病情也没有显出特别的关心。他朝他们俩不偏不倚地说道：“我听说夜里失了火，可是没听见救火车的声音。”

玛丽·泰勒脸色煞白，达格利什以为她会昏倒，她却平静地说：“他们是从温彻斯特路大门进来的，为了不吵醒病人，他们没有响铃。”

“听谣言说他们在花园小屋里发现了一具烧成了灰的尸体，到底是怎么回事？谁的尸体？”

达格利什说：“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她留下一张字条，承认她杀了佩尔斯护士和法伦护士。”

“布鲁姆费特杀了她们！布鲁姆费特！”

科特里-布里格斯挑衅般的看着达格利什，他那宽阔的俊朗的面容似乎显出愤怒的疑虑来。

“她说了为什么吗？这个女人疯了吗？”

玛丽·泰勒说：“布鲁姆费特没疯，无疑她相信自己有这样做的理由。”

“但是今天我的病房怎么办呢？我9点钟就要开始做手术。你是知道的，总护士长。我的病人名单长得很呢。病房里两个护士都因得流感而休了病假。我可不能把重症病人交给那些二年级的学生。”

总护士长平静地说：“我马上去办。大多数白班的护士马上就该到了。事情办起来不会很容易，但如果有必要，我们将不得不从学校抽调人来。”

她转向达格利什：“我想到护士长起居室去打电话。别担心，我明白我们两人谈话的重要性，打完电话我就回来。”

两个男人都看着她走出门去，把她身后的门轻轻关上。科特里-布里格斯似乎这时才第一次注意到达格利什。他粗鲁地说：“别忘了去放射室给头部拍个X光片子。你没有权利不躺在床上。等我把今天上午的病人看过后，就会来给你做个检查。”他这话听起来仿佛在表示他对要抽时间去做这件事十分厌烦。

达格利什问道：“约瑟芬·法伦被谋杀的那天夜里，你到南丁格尔大楼来找谁？”

“我告诉过你，没找谁。我没有进南丁格尔大楼。”

“你至少有十分钟时间解释不清，那时通向总护士长寓所的后门还没有上锁。吉尔瑞护士长让她的男朋友从那里出去，又和他一起在院子里散步。所以尽管屋子里没有灯光，你仍然以为总护士长在家，径直上楼去了她的寓所，必定还在那里待了一会儿。为什么？我感到奇怪。是出于好奇心吗？还是你正在搜寻什么东西？”

“我为什么要去看总护士长？她又不在。玛丽·泰勒那晚在阿姆斯特丹。”

“但你那时候并不知道，不是吗？泰勒小姐不习惯去参加国际性会议，其原因我们能够猜想，她不想让自己的脸被太多的人认识。这种不愿意承担公众责任的个性体现在一个如此能干、如此聪明的女人身上，被合适地认为是谦虚。她一直拖到星期二，才被电话召去阿姆斯特丹代表地区护士培训委员会的主席出席会议。你来医院上班的时间是星期一、星期四和星期五。星期三晚上你被叫去为一个自费病人做手术。我认为手术室的工作人员都在忙于抢救，不会想到提起总护士长不在医院的事，是吧？”他停下来。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以为我会在什么时候计划着午夜去拜访总护士长？你总不至于以为我会是一个受欢迎的访客吧？是不是以为她在等着我？”

“你来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

一阵沉默。然后科特里-布里格斯说：“你是怎么知道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的？”

“告诉你的那个人告诉我的，德廷格太太。”

又一阵沉默。他知道达格利什再也不相信他说的话了，到了这个地步，他便固执地说：“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死了。”

“是吗？”达格利什说，“你不是希望在总护士长的寓所里找到她吗？这是不是你第一次有机会拿你所知道的事去和她对峙？你必定已盼望着这样做很久了。权力的体验永远是使人快乐的，不是吗？”

科特里-布里格斯平静地说：“这个你应该知道。”

他们静静地站着，对视着。达格利什问：“你当时在想什么？”

“没想什么。我没有把格罗贝尔与佩尔斯或法伦的死联想到一起。即便我想到了，也不确定是否应该讲出去。这家医院需要玛丽·泰勒。就我而言，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不存在。她曾经受过审判，被判定无罪。这对我就足够了。我是一个外科大夫，不是一个道德专家。我应该为她保守秘密。”

达格利什想，他当然会。一旦这件事的真相公之于众，对他便失去了价值。这是一条非常特别、非常重要的信息，为了得到它，他付出了一些代价。因此，他要用自己的方式利用它。它想将玛丽·泰勒永远置于自己的掌握之中。总护士长常常反对他，使他大为恼火。她的权力正在增长，就要被任命为整个业界所有医院的护理工作的总长了，她利用对医院管理委员会的主席马库斯·柯恩先生的影响反对过他。一旦主席先生知道了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她还会对这个虔诚的犹太人保有多大的影响呢？忘记这些事如今已经成了一种风尚，但是马库斯·柯恩先生会原谅她吗？

他想起了玛丽·泰勒的话。讹诈的方式不止一种。希瑟·佩尔斯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两人都知道这件事。也许讹诈最为微妙的乐趣就是并不提出金钱上的要求，只在宽宏大量、仁慈、两人同谋或道德优越感的外衣下品味掌握秘密的滋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毕竟没有提出太多的要求，只是要了一间紧邻她偶像的房间，享有大家公认的、作为总护士长的朋友的特权，以及在工作之余与她相伴的快乐。可怜的、愚蠢的佩尔斯只要求每周几先令的付出和一首诗或一两份手迹。但她们必定是多么津津有味地品尝过她们的权力啊！科特里-布里格斯也一定更为得意地得到了满足。难怪他曾决心独自守住这个秘密，反对苏格兰场的人来南丁格尔大楼。

达格利什说：“我们能够证明你在上周五晚上坐飞机去过德国。我想我能猜出原因。要获得你所要的信息，比起去麻烦军法署，那会是一个更快捷有效的办法。你或许也查过报纸档案和那次审判记录。换做我也会那样做。无疑你的努力有所收获。不过我们能够查出你去了哪里、干了些什么。你无法匿名穿过国境线，这你是知道的。”

科特里-布里格斯说：“我承认我知道。我也承认我在法伦死的那天夜里来南丁格尔大楼是为了见玛丽·泰勒。但我没做什么违法的事，你们无法把我送上被告席。”

“这个我能相信。”

“即使我早些说出来，也无法挽救佩尔斯。她在德廷格太太来见我之前就死了。我没必要责备自己。”

他开始像一个学童般笨拙地为自己辩护起来。这时他们听见轻轻的脚步声，都转过头。玛丽·泰勒回来了。她直接对外科大夫说：“我可以把伯特双胞胎给你。恐怕这就意味着这个学期结束了，但是别无选择。她们会被派到病房里去。”

科特里-布里格斯勉强地说：“就是她们了。她们是两个明事理的女孩。那么单人病房护士长呢？”

“我本想让罗尔芙护士长临时接管一下，但是恐怕这不可能了。她要离开约翰·卡朋达。”

“离开！她不能那样做！”

“我不知道怎样才能阻止她。我想我连试一下的机会都没有了。”

“可是她为什么要离开？发生什么事了？”

“她不说。我想是警察的调查引起了她的不安。”

科特里-布里格斯飞快地转过身来对着达格利什。

“你看！达格利什，我知道你是在尽你的职责，你被派到这里来只是要搞清楚两个女孩的死因。但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没有想过你把我们目前的处境弄得一团糟吗？”

“是的，”达格利什说，“那么你的工作呢？你有没有想过？”

5

她将科特里-布里格斯送到前门，没作任何逗留。不到一分钟她便回来了，轻快地走到壁炉边，让她的斗篷从肩上溜下来，又将它整整齐齐地盖在沙发背上。然后她跪下来，拿出一把铜火钳，开始把火弄旺，仔细地将煤块一块块垒起来，让每一块发光的煤都生出火舌。她没有抬头看达格利什，开口说道：“我们刚才的谈话被打断了，警司先生。你刚才指控我杀了人。我曾经面对过杀人的指控，但至少费尔森海姆的法庭还能拿出证据来。你有什么证据？”

“什么也没有。”

“你也找不到任何证据。”她说话的语气里既没有怒气也没有得意，但是有一种强硬，一种静静的斩钉截铁的味道，只是它与清白无辜相隔十万八千里。她的头因为炉火的照射而闪闪发光，达格利什朝下看着她，说道：“但是你并没有否认这个指控。你还没有对我撒过谎，我也不认为你从现在起就会费神这样做。布鲁姆费特为什么会以那种方式自杀？她喜欢生活得舒适，为什么要死得那样难受？自杀很少那样，除非精神不太正常，不在乎疼痛。她可以拿到大量的止痛药。为什么不使用其中一种？为什么要劳神费力溜进寒冷、黑暗的花园小屋里去摧残自己，独自一人忍受痛苦的折磨？她甚至不能当众表演，满足观众的好奇心，用欢呼给自己增加勇气。”

“有过先例。”

“在这个国家还不多。”

“或许她精神太不正常，不在乎死的方式。”

“当然会有人这样说。”

“她也许明白如果她要使你相信她就是格罗贝尔，不留下一副可辨认的身体是关键。面前摆着一份亲笔供状和一堆烧焦的骨头，为什么你还要不辞辛苦地追究下去？如果你能毫不费事地验明她的正身，那么她以自杀来保护我便没有意义了。”

“一个聪明而目光长远的女人也许会像你说的这样。但她不是这样的女人，而你是。由此看来，这就值得我们分析下。即使我们绝不会发现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费尔森海姆的事情，摆脱布鲁姆费特也已经成了你的当务之急。正如你所说，她连杀人也搞得一团糟。她对我下手时就很匆忙，也许还轻易地慌了神。她多年来就是一个累赘，现在又成了一项危险的义务。你不曾叫她为你杀人。那根本就不是一个理智的摆脱困境的办法。只要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稳住自己，把这件事向你报告，佩尔斯的威胁本可以处理得很好。但是她却以这种她自以为最为独特的方式来表明忠心，用杀人的方式来保护你。那两次死人事件把她和你的人生牢不可破地绑在一起了。布鲁姆费特不死，你又怎么能再获自由和安全呢？”

“你不打算说出我是怎样做到的吧？”

达格利什觉得他们就像是在一起讨论一个案子的两个同事。尽管现在身体很虚弱，他还是明白这次超乎寻常的谈话是多么危险、多么反常，明白跪在他面前的这个女人是一个敌人，也明白和他针锋相对的这种聪明才智是不可侵犯的。她现在已经没有了挽救她名誉的希望，但她现在是在为自由而斗争，或许甚至是为她的生命而斗争。他说：“我可以告诉你我怎样发现你杀了她。这不难。她的卧室最靠近你的寓所。我想是她自己要那个房间的，布鲁姆费特护士长要的东西没有一样得不到。这是因为她知道关于施泰因霍夫医院的事吗？还是因为她把你握在她的手掌之中？或者只是因为她把她的忠心紧紧地压在你的身上，而你又不忍心摆脱？所以她选择近近地睡在你的身旁。

“我不知道她是怎么死的。也许是一片药片、一针注射剂，或是你给她的什么东西，谎称可以使她睡得好。她已经在你的要求下写了那封信。我只是想知道你是怎样说服她写下来的。我认为她当时完全没想到它会派上用场。那封信不是写给我的，也不是写给任何一个特定的人的。我能想象得出，你告诉她，应该写下些什么，记载、证明事件的真相，以免她或你发生意外，到时候能够保护你。于是她就写下了那简洁明了的纸条，那应该是由你口授的。行文坦率清晰，我想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绝对写不出这样的信。

“她就这样死了。你只要把她的尸体移动两码远，弄到你的房间里，就安全了。即便如此，这也是你计划中最冒险的一部分。吉尔瑞护士长或是罗尔芙护士长万一出现怎么办？所以你让布鲁姆费特护士长的房门和你寓所的门都开着，仔细倾听，以确信走廊里没有人。然后你把尸体扛在肩上，迅速地搬进你的寓所内。你把尸体放在床上，回去锁上她卧室的门和你自己的前门。她是一个矮小的女人。而你又高又壮实，还受过搬运不能动弹的病人的训练。这部分工作不是太难。

“但是你得把她搬到你的汽车里去。从你的私人楼梯和楼下大厅进入你的车库也很方便。把寓所里外的门一锁，你就不必担心受到打扰了。尸体被扛到你的车子后备箱里，盖上了一块旅行用的毯子。然后你开车穿过院子，在树下倒车，尽可能地靠近那间小屋。你没有让车子熄火。最重要的是在火被人看见之前要快速地离开现场，回到你的寓所。计划的这一部分有一点风险，但通向温彻斯特路大门的小路在天黑之后很少有人走。南希·戈林治的鬼魂为你作着担保呢。如果你被人看见会有点不方便，但绝不会引起灾难性后果。毕竟你是总护士长，没有什么能阻止你夜间开车。如果有人经过，你会不得不继续开车另选地方或另找时间。但没有人经过。汽车深藏在树丛中，车灯关上了。你把尸体扛到小屋里，还跑了第二趟去运汽油壶。然后就没有什么可干的了，只要把尸体和周围的家具以及木头堆淋上汽油，从打开的门口扔进一根点燃的火柴就行了。

“只要一会儿工夫，你便可坐进汽车一直开进车库。一旦关上车库的门，你就安全了。你肯定知道那火会烧得很厉害，几乎立刻会被人看见。但那时你躲在你自己的寓所内，准备接听电话获悉消防车已经上路了，然后便着手给我打电话。接下去，只消上交她自杀前留下的字条就好，那张纸条由你保管着，或许布鲁姆费特从未想过会用到它。”

她平静地问：“你如何证明？”

“也许无法证明，但我知道事情就是这样发生的。”

她说：“但是你会设法去证明它，不是吗？毕竟失败对于亚当·达格利什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你会设法去证明，不管这会让你自己或是别人付出何种代价，毕竟机会是有的。当然几乎不可能在树底下找到轮胎印。由于大火灼烧、消防车轮胎的碾压以及人们的胡乱踩踏，地上的线索会被全部擦去。于是你自然会去检查汽车里面，特别是那床毯子，不要忽略了汽车里的毯子，警司先生。也许上面会留下一些衣服的纤维，甚至几根头发。但那也没有什么可奇怪的。布鲁姆费特小姐经常和我一起开车出去，那床毯子原本就是她的，曾经就盖过她的头发。在我的寓所里又有什么线索？如果我确实扛着她的尸体走下狭窄的后楼梯，她脚上的鞋子会在墙上留下擦印，是吧？当然，除非杀死布鲁姆费特的这个女人有足够的理智脱下受害人的鞋子，分别把它们带下去，或许就用带子把它们绕在自己的脖子上。鞋子是绝不可能留在寓所里的。你可以去核对一下布鲁姆费特所拥有的鞋子数量。毕竟，在南丁格尔大楼会有人告诉你。我们这里相互之间是没有隐私的。没有一个女人会光着脚穿过树丛走向死亡。

“寓所里其他的线索呢？如果我杀了她，总该有一支注射器、一瓶药丸或是表明我杀了人的其他物品吧？可是她的药柜和我的药柜里都找得到阿司匹林和安眠药。我给了她这些东西，还是干脆直接把她打晕或闷死了？任何一种办法都和其他办法一样好，只要不把它搞砸就行。你们能用来做尸检的全部样本不过是几根烧焦的骨头，怎么能够证明她是如何死的？而且她自杀前还留下了遗书，笔迹是她的，上面写的事实也只有杀害佩尔斯和法伦的人才能知道。不管你选择相信什么，警司先生，难道你打算告诉我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在自焚前有意把那份遗书当作一份供状，验尸官却不会认为这足以下定论吗？”

达格利什明白他再也无法站立了。他在与自己的伤痛及虚弱做斗争。抓住壁炉台以支撑身体的手比大理石还冷，因为出汗而打滑，大理石本身变得像油灰一样光滑。他的伤口开始抽搐般疼痛起来，他那头部的钝痛之前只不过造成了点模糊的不适罢了，现在却变成了刺痛，像是针扎在他的左眼后。要是在她的脚边晕倒，那会是他永生难忘的耻辱。他伸出手臂，摸到了最近一张椅子的靠背，轻轻地坐了上去。她说话的声音听起来像是来自很远的地方，但至少他能听见她的话，而且知道自己的声音依然平稳。

她说：“假设我告诉你我能应付斯蒂芬·科特里-布里格斯，除了我们三个人之外，不必让其他人知道费尔森海姆的事，你看怎样？你愿意从你的报告中抽去关于我过去的部分吗？这样，那两个女孩至少不至于白白送命。我留下来当总护士长对这家医院事关重大。我不是在恳求你的慈悲，我自己无所谓。你无法证明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如果你要试一下的话——但你不打算把自己弄得很难堪吧？忘掉刚才的这场谈话，接受布鲁姆费特的供状，承认它说的是事实，把这个案子结了，这不是最有胆量、有见识的做法吗？”

他说：“那不可能。你的过去是证据的一部分。我不能在我的报告中扣下一些证据不报，或是省略相关的事实。我不会选择那样做。如果这样做了，我就应该放弃我的工作。不只是这件案子，还有我的职业，而且是永远。”

“你当然不能那样做。像你这样一个男人没有工作会是什么样呢？而且是这种特殊的工作。你会像我们其他人一样容易受伤，甚至会不得不开始像个普通人那样生活和思考。”

“你无法用这个说动我。为什么一定要说这种羞辱你自己的话呢？我们有法规，有制度，还有誓言。没有这些，任何人都不能安全地做好警察工作。没有它们，埃塞尔·布鲁姆费特就不会安全，你也不会安全，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也不会安全。”

“这就是你不愿帮助我的原因？”

“不完全是，我不能选择那样做。”

她伤心地说：“不管怎样，你这话说得很诚实。你就没有过疑惑吗？”

“当然有。我并不是那么傲慢的人。疑惑是不会消失的。”他的确有疑惑，但那是理智上的、哲学上的疑惑，它们并不折磨人，并不会紧紧抓住你不放，曾使他彻夜沉思多年。

“但是有法规，不是吗？还有制度，甚至还有誓言。它们是最为便利的盾牌，如果疑惑变成了麻烦，就可以藏身其后。我知道，我自己也曾经藏身其后。你和我毕竟不是完全不同的人，亚当·达格利什。”

她拿起椅背上的斗篷，系在肩膀上，然后微笑着站在他面前。看到他虚弱的样子，她伸出双手抓住他的手，扶着他站起来。他们面对面站在那里。突然，前门的门铃响了，几乎同时，嗡嗡作响的电话铃声也响了起来。对于他们两人来说，这一天又开始了。

第九章    夏天的尾声

1

9点刚过，电话便打过来了，达格利什走出伦敦警察厅，穿过维多利亚街，行走在清晨的一片雾霾之中，这雾的确兆示着今天又是一个炎热的八月天。他毫不困难地找到了那个地方。这是一幢高大的红砖建筑，位于维多利亚街和赫斯费利路之间，虽然不是特别破旧，但看起来使人很压抑、很沉闷。它是一幢实用的长方形大楼，正面凹陷进一列不成比例的窗户。没有电梯，他毫不犹豫地走上三段铺着亚麻油毡布的楼梯到达顶层。

楼梯平台处发出一股汗酸味。房间外面，一位身体臃肿的中年胖女人，系着一条花围裙，正在劝说一个值勤的警察。她的声音就像那种患腺体肿大的病人特有的哀鸣声。达格利什走近时，她转身向着他，滔滔不绝地夸张地发出一连串的抗议和声诉。哥尔德斯特恩先生要说什么？她真的不能分租出一间房子来。只有经过房东太太的同意她才能这样做。现在这间房，想都不要想。

他从她身旁走过，一声不吭地走进房间。这是一间正方形的屋子，里面非常闷热，散发出家具抛光油的气味，室内刻意的装饰还是十多年前流行的样式，满眼是当年厚重韵味的象征品。窗户开着，带花边的窗帘也拉开了，但是空气还是不流通。警务医官和随从警察，两人都是高个子，似乎已经把这里所有的东西都用过了。

又是一具尸体呈现在眼前，只是这一具不在他的职责范围内了。他只需要看一看，仿佛在核实一个记忆。看着躺在床上那具已经僵硬的尸体，他以一种置身事外的兴趣注意到那只左臂松松地悬在身体的一侧，长长的手指屈曲着，一个皮下注射器还插在衣袖内侧，就像一只金属制的昆虫用它的尖牙深深地刺进了柔软的肌肉中。死神一点不曾把她的个性消除掉，至少目前还没有。不久之后这具躯体也会腐烂，死神会在上面尽情侮辱，使它尊严丧尽。

警务医官未穿外衣，只穿了衬衫，满头大汗，不断地解释着，仿佛担心自己做错了什么事。他从床边转过身来，达格利什才明白他是在跟自己讲话：“因为苏格兰场离这里很近，第二封信又是写给你个人的……”他犹豫地停住了。

“她给自己注射了伊维派。第一封信上讲得很清楚。这是一件明明白白的自杀案。这就是为什么警察不想给你打电话。他认为不必麻烦你过来。这里真的没有什么有趣的东西。”

达格利什说：“我很高兴你还是打了电话。这算不上麻烦。”

有两个白色的信封，一个封了口，是写给他的，另一个没封口，上面写的是：“有关人员收。”他不知道她写下这句话时是否笑了。当着警务医官和警察的面，达格利什打开了信封，字写得坚定有力，墨迹很浓，笔画长而尖。他很吃惊地想到这还是他第一次看到她的笔迹。

他们不相信你，但你是对的，是我杀了埃塞尔·布鲁姆费特。这还是我第一次杀人；你应该知道这点，这很重要。我给她注射了伊维派，等一会儿我也要对自己这样做。她以为我给她注射的是镇静剂，可怜的、轻信的布鲁姆费特！如果我给她尼古丁，她也会毫不犹豫地接受，它的效果也是一样的。

我以为我能为自己开创一种有益的生活，但是不能，我的性情不容许我生活在失败之中。我不后悔我做过的事。这对医院、对她、对我都是最好的解决办法。我是不会因为亚当·达格利什把他的工作看作道德法则的化身而被吓住的。

她错了，他心想。他们没有不相信他，他们只要求他找出证据来，这也是合情合理的。虽然他继续调查这个案子不松手，仿佛它是他个人的一件深仇大恨——恨他自己，也恨她——但他当时和后来还是没有找到任何证据。她什么都没有承认，而且任何时候都没有一丝一毫的惊慌。

希瑟·佩尔斯、约瑟芬·法伦和埃塞尔·布鲁姆费特案件的重新调查也几乎没留下什么不清楚的地方。或许验尸官感觉有太多的流言和猜测。庭审时他和陪审团坐在一起。陪审团中有人向证人提出质问，他没有试图阻止，甚至也没有企图控制整个进程。伊尔姆盖德·格罗贝尔和施泰因霍夫的事终于公之于众，马库斯·柯恩先生和达格利什坐在法庭后排一起听着，他的脸因痛苦而变得铁青。庭审过后，玛丽·泰勒走过房间来到他面前，向他递交了辞职信，没说一句话就转身走了。就在那一天她离开了医院。那件事对于约翰·卡朋达来说就算是结束了。再没有什么消息传出来。玛丽·泰勒自由地走了，自由地找到这个房间，找到了她的死亡。

达格利什向壁炉走去。这个小小的火炉用胆汁一样的绿色瓷砖砌成，里面放了一台沾满了灰尘的风扇和一个果酱瓶，装了干树叶。他小心翼翼地将它们拿出来，他知道警务医官和那个穿制服的警察正面无表情地看着他。他们对他的举动有何想法呢？把证据毁灭？他们为什么要操心呢？他们还要给案件做出摘要，纸已经准备好了，这将作为证据，存入档案以作备忘。这封信只与他有关系。

他把信抖开，放在烟道的凹进处，擦着一根火柴，在信纸的一角点了火。但是由于通风不够，纸张又硬，他不得不举起信纸，轻轻抖动，直到他的指尖都快熏黄了，发黑的纸张才从他手中飘起，在烟道凹进处的黑暗中消失不见，它被吹起来，飘进这夏季的天空中去了。

2

就在同一天的十分钟之后，比勒小组驾车开进约翰·卡朋达医院的正门，车子一路来到门房的小屋前。迎接她的是一张不熟悉的面孔，一个新来的年轻门房。他穿着夏季制服，没穿外衣，只穿了件衬衫。

“你是综合护士协会的视察员吗？早上好，小姐。恐怕从这扇大门进去到达新建的护士学校不太方便。它目前只是一幢临时性建筑，小姐，就建立在起过火的那块空地上，我们已经把那个地方清理出来了。它靠近原来的护士学校。如果你在第一个转弯处……”

“我知道了，谢谢你，”比勒小姐说，“我认识这条路。”

急诊室的门口停着一辆救护车。比勒小姐开车慢慢经过时，达克尔斯护士戴着镶花边的帽子，系着正式护士的蓝色皮带，从医院里走出来。她简短地和护送人员商量了几句，就站在那里监督着病人的转运。在比勒小姐看来，她不仅身材长高了，职位也升高了，从这张自信的脸上再也看不出那个胆小的护士学生的痕迹来。看来达克尔斯已经成为一个合格的护士了。好吧，这是人们希望看到的事。伯特双胞胎大约也已得到提升，在这家医院的某个部门工作。但是也有一些变化，戈达尔护士结婚了，比勒小姐在国内的报纸上看到了结婚公告。听伯罗斯说，希尔达·罗尔芙在中非某地当护士。会有一个新来的首席导师主持今天的这次会议。也有一个新来的总护士长。比勒小姐想起了玛丽·泰勒，心想如果她不在护理行业，大约也会在某个地方挣得一份好生活吧。这个世界上的玛丽·泰勒们生来就是幸存者。

她沿着熟悉的小路开过去，路两边是夏季干枯的草坪，花床上玫瑰花的花期已过，因此花床显得不甚整洁。她的汽车转进绿树掩映的小路。空气宁静而温暖，窄窄的小路被早晨第一缕灿烂的阳光映出许多方格形的亮点。上次记忆中的最后一角，南丁格尔大楼，或者可说是它的残骸，出现在她面前。

她再次停下车来注视，整座大楼仿佛被一把巨大的劈刀笨拙地劈成了两半，它好像一个嬉闹的生灵被截了肢，裸着身体，带着羞耻，暴露在人们的注视之下。一段没有了栏杆的楼梯，被残忍地截断了，向着虚空旋转上去；在第二个楼梯平台上，一根精细的灯丝被一根电线吊在一块破裂的门板上；楼下那列半圆形窗户的玻璃都没有了，成了一列用石头雕成的优美的连拱廊，从中可以看到里面褪了色的墙纸，上面有一些颜色鲜艳的方块，那是曾经挂过画幅和镜子的地方。裸露的电线从残存的天花板上发芽抽枝，就像一把刷子上的粗毛。大楼前的一棵树下堆满了各种颜色的壁炉，壁炉台和弯曲了的门板残片，很显然是经过挑选，准备留下来的。在剩下的后墙顶上最高处，一个人影映衬在天空下，他正在随意地捡拾松散了的砖头。砖头一块接一块地跌落进大楼里面的破砖烂瓦堆里，扬起一小股一小股的灰尘。

大楼前面另有一个工人，赤裸着上身，露出古铜色的皮肤，正在操作一台牵引车。牵引车上连着一台起重机，上面吊下一个巨大的铁球和链索。比勒小姐注视着，双手紧拉着方向盘，仿佛要把她自己支撑住，以防发生本能的反弹。那铁球在链索上向前摆去，砸在剩下的正面墙上，一时间万籁俱寂，只有那可怕的噪声在回响。接着墙面轻微地凹凸起来，向里面倒了下去，砖块和灰浆如瀑布般哗哗落下，腾起一股黄色的烟云，透过烟云可模糊地看到天幕上那个孤独的身影，它就像一个正在监督的守护神。

比勒小姐停了一会儿，然后轻轻地踩下离合器，驱车右转，从树丛中间可以看到那几排低矮实用、外表整洁的房子，那里是学校新建的临时性建筑。这里才是她所认知的那个心智健全的正常世界。刚刚见证了南丁格尔大楼那激烈的毁灭，不由得产生出一种令人生疑的惋惜之情，可是说到底，还真是有点可笑。她决然地驱散心头的阴云，这是一幢恐怖的大楼，是一个罪恶之地。50年以前它就该拆毁了。它根本不适合办一所护士学校。

【1】 丘园（Kew Gardens）：英国的皇家植物园。（若无特殊说明，本书注释均为译注。）

【2】 这是济慈的《夜莺颂》中的诗句。To cease in the midnight with no pain.在午夜不带悲伤地悄然离世（编者注）。

【3】 基尼：英国旧金币，值一英镑一先令。

【4】 此处原文为法语，出自帕斯卡的《沉思录》。

【5】 容貌拼图：由一整套画有各种类型的眼、鼻、口等透明画组成的容貌拼具，警方可根据证人的描述用以拼制逃犯的面部像。

【6】 切斯特顿（G.K.Chesterton，1874—1936）：英国作家，以写布朗神父的探案系列小说最为著名。

【7】 吗哪：基督教《圣经》中所说以色列人经过旷野时获得的神赐食物。

【8】 份地：指租借或分配给个人的小块园地。

【9】 死亡之舞：中世纪绘画题材，表现的是象征死亡的骷髅带领众人跳着走向死亡的舞蹈。

【10】 非婚生子女确认令：按法律程序把非婚生子女的父亲指认出来的程序。

【11】 玫瑰战争(1455—1487)：或称蔷薇战争，通常指英国兰开斯特王朝和约克王朝的支持者之间为了英格兰王位发生的内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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