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
Author: 约翰·基根
Date: 2018-10-31T16:00:00+00:00

战争的面目

——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

[英]约翰·基根 著

马百亮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第1章 遥远的不幸
第2章 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10月25日）
第3章 滑铁卢战役（1815年6月18日）
第4章 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
第5章 战争的未来
致谢
参考书目

本书谨纪念
我的父亲和我的岳父

第1章
遥远的不幸[1]

Old, Unhappy, Far-Off Things

[1] “谁能告诉我，她唱的是什么？忧伤的音符不断流淌，是在把遥远的不幸诉说，还是在把代的战争吟唱？”——华兹华斯：《孤独的割麦女》（The Solitary Reaper）。

一知半解

我没有参加过战争，没有近距离接触过，没有远距离听到过，也没有目睹过战争所造成的伤害。我曾经问过那些打过仗的人，其中包括我的父亲和岳父。我曾经漫步于战场，在英国、比利时、法国和美国。在此过程中，我常常会发现一些战争的遗迹：比利时的伊珀尔波勒岗森林（Polygon Wood at Ypres）路边德国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留下的炮弹碎片；诺曼底的加夫吕（Gavrus in Normandy）果园树篱旁锈迹斑斑的反坦克炮弹，这是1944年6月第二阿盖尔郡（the 2nd Argyll）和萨瑟兰郡（Sutherlands）高地人团留下的。有时我会把能够携带的带回家，在我家客厅壁炉台上一个盒子里，有一颗来自美国夏伊洛（Shiloh）的米尼子弹和一块来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60号高地的弹片。当然，我读过有关战争的书籍，讲过战争，也听人讲过战争。在过去的四五年里，我也在电视上观看过正在进行或者似乎正在进行的战争。通过新闻短片，我看过20世纪早期很多其他战役，其中有些栩栩如生，看起来非常真实；也看过很多戏剧化的战争片和反映战争的无数静态形象：照片、各种写实主义的绘画和雕塑。但是，我一场战役也没有参加过。我越来越意识到自己对战争所知甚少。

无论是这两个声明，还是这些经历，都毫无惊人之处。我生于1934年，我们这一代欧洲人很少有人对战争有直接的了解，而我们的父辈和祖父辈有几百万人对战争有切身体验。实际上，据我所知，除了四五千法国人和人数稍多的英国人之外，年龄在40岁之下的欧洲人中没有其他人作为战士经历过任何战斗。前者和由德国人、西班牙人和斯拉夫人组成的外籍兵团一起，参加过奠边府（Dien Bien Phu）战役，而后者则参加过1950年至1951年发生在朝鲜中部的战役。从我对“战役”和“战士”这两个词的谨慎使用可以看出，这一概括是有例外的，这方面最明显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还是小孩的那些欧洲大陆人，从1939年到1945年，战火曾经多次烧到他们的家园；还有就是在非殖民化时代曾经在非洲和东南亚打过仗的几千名英国兵和法国兵，以及依然在莫桑比克和安哥拉打仗的葡萄牙士兵，还有在阿尔斯特（Ulster）的城市和农村维护治安的英国正规军。

第一组被我列为例外，是因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都还太小，不可能有作战经历；第二组是因为他们参加的战斗虽然常常很危险，有时也很激烈，尤其是对于那些在阿尔及利亚服役的法国士兵来说，但这并不是参加某一战役的经历。那种零星的、小规模的战斗和我们所谓的战役之间有本质上的不同。战役必须遵循戏剧上的三个统一，即时间统一，地点统一，行动统一。虽然随着指挥官可以支配的人数和手段越来越多，现代战争中的战役越来越不严格遵循前两个统一，时间越拖越长，空间越拉越广，但是战役的行动一直没有发生变化，那就是利用这些手段，在十分严格的时间范围之内，在战场上做出决定。当然，在欧洲的去殖民化战争中，“另一方”的目标就是避免在某一个特定的时间和地点做出决定，因为他们正确地预料到在这种情况下，失败的可能性更大。“另一方”或是有意识地回避战斗或打一场拖延战，就像马来亚的共产党游击队员和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或是仅仅进行突袭和颠覆活动，因为他们暗中承认自己不能冒任何风险，所以回避战斗，就像肯尼亚的茅茅党人（Mau Mau）那样。因此，对于20世纪50年代我在牛津大学的同学来说，如果我说虽然他们当过兵，打过仗，在十八九岁的时候，在柔佛（Johore）或肯尼亚山坡的丛林中摸爬滚打过，而我没有，但是对于战争的真实情况，他们依然和我一样无知，我想他们是不会责怪我的。

现在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我再次强调自己对战争无知有什么意义呢？在几乎长达30年的时间里，欧洲一直沉浸在无知是福之中。在美国，人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年轻人在越南波来古（Pleiku）战役和溪山（Khe San）战役中受到的教训是多么重要。我最好坦白，这样做是出于个人原因，但是并没有到不可告人的程度，而是这些年来，它已经成为某种罪恶的秘密。在过去的14年里（几乎是我的整个工作生涯），我一直在从事对战争的描述和分析，而听众就是桑德赫斯特（Sandhurst）皇家军事学院的军官学员们。一个班又一个班的年轻人都比我有更好的机会，去发现我所讲述的内容是否真实。我的角色本身就很虚妄，这应该很明显，我也一直很清楚这一点，但是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英国彬彬有礼的绅士之风几乎被发挥到了极致，我所教过的学员总是把我尊为师长，他们则甘做弟子。其实，我心里知道，他们也一定能够猜到，我们对于战争的理解都处在幼儿班阶段。为了不让他们失望，通常情况下，我会避免对战争做深入的战术分析，因为如果这样做的话，就要对我未曾接触过的情境中的人的行为做出判断。我把教学的重点放在了如战略理论、国防政策、经济动员、军事社会学之类的问题上，要想理解近现代战争，以上问题至关重要，但是对于一个要成为职业军人的年轻人来说，这些问题回避了一个核心的问题，那就是：亲身参与战斗时会是怎样一种情形。

这个问题——或者是其主观性的附加问题，即“我在战斗中会怎样行动？”——的确是一个核心问题，每当一群军官学员聚到一起讨论时，这个问题的重要性就会以很多种形式显现出来：感情明显升温，嗓门明显抬高，社会学家所称的“军官学员之间交流的速度和内容”会明显增加；他们的坐姿和手势会明显地表现出更加紧张，除非他们故意摆出一副漠不关心的态度；他们所谈论的混合了下面所有内容：有点缺乏说服力的夸夸其谈，坦白承认自己的疑虑和焦虑，虚假怯懦的大胆声明，友好或不那么友好的嘲弄，频繁提起父辈对“战争真实情况”的经历，围绕杀人方式和动机而展开的激烈争论，其范围涵盖了道德的方方面面，从“只有为战而死才是好样的”这样的观点，到十分文明地表示根本就不愿意参与杀戮。总之，这种谈论有集体心理治疗的很多特征。我知道，很多职业军人不会喜欢这样的类比，但是我觉得这恰如其分。参与讨论者的情绪和情感虽然与遥远的、也许永远不会实现的未来有关，而不是与让人不安的当下有关，但是很真实，在每一个人身上都表现得很强烈，即使处于一种蛰伏状态，即使在人为刺激的情况下，也很可能会打破新兵内心的宁静，甚至到了异常而夸张的程度。毕竟，这些情感是人们内心最深处的恐惧的产物：对受伤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还有就是害怕将身边的人置于危及生命的境地。谈论还触及了一个人最狂暴的情感，即仇恨、愤怒和杀戮的冲动。作为一名军官学员，如果有朝一日他要克服这些恐惧，支配这些情感，就必须接受这一事实，即这些情感是与生俱来的。这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在说起战争及其种种真相时，他们会变得如此躁动不安；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我那些军人同事会把他们的“领导力”课程视为军训课中最费力的任务，因为这样的课程会明确地探讨在战斗中控制自我和部下的心理问题。我知道，他们没人会认为自己可以完满地解决这一问题。我想大部分人会认同这样一点，即只有非凡的人物才可以做到。

当然，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氛围和环境并不利于以一种现实主义的方式探讨战争，可能每一所军事学院都是如此，但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军事化色彩被有意淡化。这里像一个安静的公园，绿草如茵，风景秀丽。这里的建筑物就像英国公爵府邸，前面是近一平方英里（约2.6平方千米）大小的运动场，修剪得整整齐齐，在这样的场地，很难想到有什么会比一场激烈的曲棍球比赛更接近于战争。学生们的举止和外表有助于强化乡间别墅的假象，他们穿便装的时间和穿制服的时间一样多，因为他们从一开始就被鼓励要遵循英国军人的传统，即放学之后马上恢复平民身份。他们整齐的发型和软呢外套总是让我想起1953年我到牛津大学读本科时的情景。对于现在执教于大学的人来说，更会产生一种恍若隔世之感。我从牛津大学请来做报告的一位教授惊呼：“他们看起来和战前我读大学时的同学一模一样。”

这里的“战前”一语双关，既可以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也可以指作战之前，毕竟这就是军事学院学生的精神状态。无论他们对军队的生活多么向往，斗志多么昂扬，无论他们中有多少是军人的后代，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法国的圣西尔军校（St-Cyr）一样，这部分人所占比例很高，他们对战争的了解是理论上的、猜想的、二手的。此外，无论是我自己和同事，还是我认识和不认识的人，无论是铁石心肠的，还是心肠软的，人们达成了一种默契，那就是要维护军官学员的这种无知状态，不让他们知道战争最糟糕的一面。这种默契部分上源自审美反应，对于让人震惊或厌恶的话题，人们有一种文明的反感；部分上也反映了一种道德上的抑制，不愿意玷污无辜的心灵。此外，这可能也表明了英国人特有的缄默。法国的军官则更愿意回忆在印度支那或阿尔及利亚发生的战争，谈论他们的队伍牺牲了多少人，打死了对方多少人；当然谈论最多的通常是后者，而我曾看到这让英国老兵的脸上浮现出本能的厌恶，这并不能完全用法国人比英国人更加凶猛来解释。

之所以要对战争进行脱敏处理，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这方面，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和圣西尔军校是一致的。在实践中，两所军校的教导都是如此，而我所知道的其他军校也是如此，那就是如果有意识地对已经高度情感化的话题继续注入情感，就会严重阻碍甚至会挫败军事训练的目标。在长达200年的正规军事教育历史上，西方的军队在这方面一直很成功，即将战争简化为一套规则和程序，以此使本质上混乱的本能活动变得有序和理性。这个目标和医学院的目标相类似，虽然我不愿意将这个类比推得太远，即培养学生对病人的痛苦和不幸持一种超然的态度，尤其是对事故的受害者战争所需要的这种程式化最明显的表现就是军事训练中死记硬背操典和标准化地反复练习，不仅包括自古以来勇士们为了提高个人技能所练习的操作方法，还包括范围更加广泛的程序，其目标在于把军官的几乎所有专业活动纳入一个共同的标准和一种共同的形式。于是，他要学习“军事写作”和“通信程序”，学会利用很快可以辨识的、普遍可以理解的词语来描述事件和情况，以高度形式化的“观察”“结论”和“意图”序列来组织他要说的内容。他要学会用和其他所有的军官一模一样的方式来解读地图。军校会花很大力气培养学生对地理上的偶然因素的反射式反应，下面这个著名的故事虽然有所夸大，但是可以很好地说明这一点：施里芬（Schlieffen）的副官让他注意远处的普雷格尔河（River Pregel），他的答复是：“一个无足轻重的障碍，上尉。”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是书本上教的，根据简化的军事手册和国际法，他学到对待囚犯时哪些可以做，哪些不可以做，无论这些囚犯是己方的违反军规者，还是敌方俘虏。为了确保可以做出正确的决定，他观看并最终参与一系列“短剧”，模拟常见的违规和投降行为。当然，还要在教室里和操练场上模拟作战过程中最常见的问题，让他进行分析，并根据自己的分析解决问题，通常只是理论上的，但有时会让他指挥一队军官同学，偶尔甚至会借用真正的士兵参与演习。然后，依据《军校解决方案》对他的分析、解决方案和错误进行评判，只有这时他才能看到这一方案，但是不能争辩。

在训练军官的过程中，对模拟法的使用要远多于其他所有的专业。把如此多的时间、精力和心思用到这些不太有趣的常规之中，这不是没有道理的，因为只有这样，才可以确保军队在压力极大的情况下顺利而准确地运作。但是，除了要实现这一功能性的共同目标之外，军事训练中的死记硬背、重复性、类别化和简单化还要发挥重要的心理作用，虽然这一作用可能是从属性的。反战主义者会称其为非人格化，甚至是非人化。但是，考虑到战争总是会发生（虽然他们不愿意承认这一点），这样做是很有好处的。军事学院通过教育年轻的军官对所接收到的刺激进行组织，把战争中的事件简化到尽可能少、尽可能容易辨识的一系列因素，把战场上干扰他的因素（如噪声、爆炸、炮弹的飞行和人员的混乱移动）分成可以把握的几类，这样他就可以将其描述为“敌方火力”“我方火力”“空袭”和“一连兵力的攻击”，无论是对部下，还是对上司，甚至对他本人，我们实际上是在帮助他避免恐惧，甚至惊慌，让他看到战争的真实面目，虽然不熟悉，肯定也不友好，但不至于让人完全不知所措。

军事史的用处

历史也可以被用来帮助年轻的军官熟悉未知。这里的历史不是神话的历史，不是卡玫农（Camerone）战役中法国外籍兵团的历史，也不是阿尔布埃拉（Albuera）战役中德国燧发枪营的历史。虽然19世纪德国伟大的总参谋长（他本人也是一位杰出的历史学家）老毛奇（Moltke）认为不能破坏某些传统的讲述，这是虔诚和爱国主义的职责所在，因为这些讲述可以鼓舞人心，事实的确如此。这里所说的历史是人们常说的“官方的”或“总参谋部的”历史，在其发展过程中，老毛奇曾经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官方历史有好有坏，在最好的方面，近现代英国的官方史研究堪称表率，认真细致，富有灵感，而美国在这方面有过之而无不及。但是，官方史中的总参谋部史常常干瘪而迂腐，过去如此，以后也会如此，有时会以牺牲事实为代价，硬是要把所有的战役都归入七八个类别之下，如遭遇战、消耗战、包围战、突破战等。在现实中，这种分类方式无疑有些生搬硬套，而另外一种分类方式则有点敷衍塞责，后一种分类从第一种分类中总结出七至九个“恒定不变的、基本的”战争原则，其中包括“集中兵力”“发起攻势”“维系目标”等。军事学院曾经将这些教给学生，有些以前的殖民地国家使用的是过时的训练手册，现在依然在教这些。

但是，即使是大学里教育出来的历史学家，也无法指望他能提供一个可靠的军事史基本原则。毕竟，他所接受的教育就是要去发现事件、个体和机构的独特性，以及三者之间的关系。因此，他们不能轻易地相信典型的军事概况教材《从汉尼拔到希特勒的军事史》（Military History from Hannibal to Hitler）上的内容，认为公元前216年的坎尼（Cannae）战役、1706年的拉米伊（Ramillies）战役，甚至还有1944年的法莱斯缺口（Falaise Gap）战役都属于同一种战役，因为这三场战役的高潮都是一方包围另一方。他可能会很欣赏那些教材上精心重构、绘制精美的地图，通常配有整齐划一的北约军用地图标准战术符号，比如步兵师的符号相当于一个罗马军团，装甲旅的符号相当于法兰西王国国王卫队（Maison du Roi）的骑兵。但是他不能因为年代相差2 000年的战役可以用同样的简化地图来描述，就认为在这些战役中获胜的一方都服从（即使是在无意之中）某种共同的高级战争逻辑规则。对于很多事情，诸如武器、设备、后勤、士气、组织、当时的战略思想，他应该知道的和想要知道的远多于总参谋部的课本告诉他的，只有这样，他才能够像作者一样自信地对任何事物做出概括。

毫无疑问，他会采用总参谋部的方法，利用总参谋部的材料——我就经常这样做。但是，他在这样做时，思想上会有所准备，即一旦度过练习阶段，他就要让学生接触实实在在的东西。他可能会对自己说：“让他们掌握战略和战术之间的差异（这个差异是人为的，也是难以捉摸的），然后我们就开始十分认真地讨论施里芬计划，翻看资料，仔细分析列车时刻表和动员计划，读一读尼采，谈一谈社会达尔文主义……”但是，与此同时，“各位，我希望你们思考一下投影幕上这两幅地图，这是德国在1914年和1940年两次入侵法国时的地图，请注意它们之间的相似之处……”像很多或者在心里或者大声地咒骂世界文明课程但是照样教这门课的美国教授一样，他们会这样为自己的生搬硬套辩解：没有经济史学家会给不理解供需规律的学生探讨市场出现之前的经济，没有社会人类学家会给不知道曾经有一个没有等级结构的社会的学生分析主奴关系。他这样做是对的，我们总要有个出发点。

在和学生一起完成从练习阶段到实战阶段这一心智上的过渡时，军事史学家会遇到一大一小两个障碍，而经济史学家和社会人类学家总是可以期待完成这一过渡，即使他们并不会走到这一步。这个小的障碍就是军官学员，我们谈论的就是他们，因为除了他们，几乎没有其他人会系统学习军事史，并同时接受两种目标不同的教育，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一种是高度职业化的教育，其目标如果不是让学习者对非正统的或难懂的概念置若罔闻，至少是要限制其注意力的范围，将与其专业职能无关的所有事物排除在其视域之外，并以高度形式化的方式定义他应该关注的一切。他以后要做的就是领导一小队职业军人，因此，他应该关注的是领导力和队伍的士气。他以后有可能会成为将军，因此就要学习战略和后勤管理之类的用兵之道。在这两个过程中，他学习的原材料可以来自十字军东征，也可以来自克里米亚战争。在一定意义上，过去的战争和现在的战争之间的差异并不重要，因为他的任务是要让敌人跟着自己的节奏走，而不是被敌人牵着鼻子走。

军官学员所接受的另外一种教育是通常意义上的“学术”教育，其目的在于给学生提供多个而不是一个视角，让他们在学习战争的过程中不仅采用军官的视角，还要采用普通士兵的视角、非战斗人员的视角、中立观察者的视角、伤亡人员的视角，或者政治家的视角、公务员的视角、企业家的视角、外交官的视角、救助者的视角、专职和平主义者的视角，所有这些视角都是正当的，有据可查的。虽然中小学生或本科生可以轻松采纳这些视角中的任何一个，但对于军官学员来说，很难将这些视角和他要掌握的严厉而单纯的专业军人的视角相调和。

虽然如此，这并不意味着所有的或者很多普通军官无法从非专业军人的视角来谈论和思考战争。我们大部分人的思维都有分门别类的能力，否则根本就无法生活下去。我们会远离那些不能或者不愿意这样做的人，如狂热分子、偏执狂、疑病症患者、保险推销员、害相思病的人、喜欢争执的人。和军人相处的一个好处就是你肯定很少甚至不会遇到上述这些人。军事狂热分子尤其少见，至少在英国的军官中间。对于既光荣又辛苦的军队生活，他们有意识地养成了一种轻松而温和的态度。他们为人直率，一点也不虚伪，他们的职业选择已经表明了他们对暴力和武力的态度，因此，对这些问题的谈论要远比在俱乐部酒吧和大学公共休息室里更加深刻、直接和透彻。

我记得一位头发花白的步兵军官，在解释他怎样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三次获得军功十字勋章时，曾这样说过：“当然，我从不为杀人而感到不安。”在书面上看起来，这句话很恐怖，但是在当时听起来，他的语气中有这样一些暗示，即杀人这一行为不仅应该让其他人感到不安，还应该让他本人感到不安；由于他的内心没有马上受到震动，也没有产生长期的心理创伤，他不得不承认自己性格中有某种缺陷，否则，很遗憾，只能说明人性本身有缺陷。这两个话题都是他想要探讨的，我们当时就是这样做的，后来又就此交流了很多次。他也许是一个不同寻常之人，但是像他这样的人并不少见。当然，小说中经常会出现这种人物，很多浪漫主义文学作品的主题就是暴力之人，也是有自知之明之人，有自制力之人，悲悯之人。这样的人在现实生活中也一定存在，在军队中和在其他地方一样多，就像很多专业军人（虽然其中很少是成功的将军）的回忆录所表明的那样。我的个人印象是，这是典型的法国人或英国人的形象，而不是德国人或美国人，因为撒哈拉沙漠和西北前线可以开阔人的眼界，而忍受寂寞驻守在亚利桑那或洛林的美国少尉或德国上尉则没有这样的机会。虽然德国也有反映军事生活的“文学”作品，但更多反映的是领导能力或者是对暴力的颂扬，前者如沃尔特·布隆（Walter Bloem）的《进军》（Vormarsch），后者如恩斯特·荣格（Ernst Jünger）的《作为内在经历的斗争》（Kampf als innere Erlebnis）。而无论是欧内斯特·普西亚凯瑞（Ernest Psiachari）和叶芝-布朗（F. Yeats-Brown）的小说，还是利奥泰（Lyautey）、伊恩·汉密尔顿（Ian Hamilton）、伯哈芬勋爵（Lord Belhaven）和梅纳茨哈根（Meinertzhagen）的回忆录，其主题都是冒险、探索、民族志、社会成就，有时甚至是思想上的修炼，在19、20世纪，他们与其他众多或重要或次要的人物一起，或者通过精心设计，或者是命运的巧合，选择了军旅生涯，为英国或法国的帝国主义服务，并因此开阔了眼界。

在我个人看来，在军人心里，既没有心理上的障碍，也没有制度上的禁忌，不让人们自由谈论军人这一职业及其道德、意义、报偿和缺点。如果上述的后一种文学像我所认为的那样可以强化我的这一观点，如果像我所发现的那样，军人圈子的开放程度远比其敌人所愿意承认的要高，那么在对战争——尤其是作为其核心的战役——进行研究时，在心智完成从肤浅到深刻这一过渡的过程中，上文提到过的另一个更为重要的障碍是什么呢？在军训过程中，他们所接受的关于战争的认识是高度两极化的，要么是不共戴天的“敌人”，要么是根据军衔和命令或领导或服从或支持的“战友”，要么是要撤离的“伤员”，要么是要审讯并押送到后方的“战俘”，要么是尽可能保护、实在不行就置之不理的“非战斗人员”，要么是如果时间允许就将其掩埋的“阵亡者”。如果军官学员可以将这些任意进行分门别类，如果他可以摆脱这种僵化的、非此即彼的观点，像文科生、专业历史学家、战略学家和军事史的普通读者（在过去的20年里，这个读者群日益庞大）一样来看待战争，还有什么困难可以阻止他们看到想要看到的、学到应该学到的呢？

军事史之不足

简而言之，这个困难就是“军事史”本身。军事史可以包括很多内容。对于古往今来的很多作家而言，它不过是对将领和用兵之道的研究，这种方法有时可以产生杰出的研究成果，如美国历史学家杰克·维勒（Jac Weller）的《惠灵顿在印度》（Wellington in India）、《惠灵顿在西班牙半岛》（Wellington in the Peninsula）和《惠灵顿在滑铁卢》（Wellington at Waterloo），这三部近现代作品对19世纪早期战争的描写充满了深刻的人性关怀，无论是将军还是普通士兵，人物形象都栩栩如生。但是，由于其焦点的选择，观点自然会有所歪曲，常常沦为曲意逢迎或英雄崇拜，最终作者与其主题之间产生了一种奇怪的认同，在文艺性的传记中，这种情况很常见，也可以理解，但是当一方是一位铁血将军、另外一方是一位温柔敦厚的学者时，这种认同就不免有点缺少品位，甚至有点让人担忧。

同时，军事史也研究武器和武器系统、骑兵、炮兵、城堡和防御工事、火枪、长弓、披甲骑士、铁甲舰和战略轰炸机。当今，军事史领域最杰出的一些人物致力于对德战略轰炸的成本、效用及其是非的研究，在知识分子中间形成了这一领域为数不多的真正对抗之一，无论是在对抗的强度方面，还是在学术严谨性方面，都不亚于17世纪历史学家围绕绅士阶层的兴起与衰落而展开的争论。和那个漫长的争论一样，争论者不断扩大他们之间冲突的范围，参与者的队伍也不断扩大，以至于各种“路人”被卷入其中，其中包括战略理论家和人口学家，还有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国民生产总值指数的经济史学家，他们不得不就区域轰炸的道德性或精确打击的可行性表明立场。虽然这种帮派之争可能有点无聊，但是自有其存在的意义，除了所涉及的重要道德问题之外，还有就是学术研究的高水平，以及其参与者和范围更广的历史研究（主要是经济史）之间的关系网络，这和很多其他种类的军事史学家是不同的。

海军史领域的研究很多，也有很强的经济色彩，因为这方面的研究必须围绕对武器系统的研究而展开，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重型火炮战舰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航空母舰。这可以成为非常精确的历史研究，从专业观点来看，也可以让人很有满足感。借用英国第八集团军（the Eighth Army）的战地记者在报道沙漠战役时常用的一个表达，近现代海战几乎是非常“纯粹”的战争，基本上没有平民，普通的水兵无法像普通士兵那样，通过逃跑或按兵不动就可以轻松打乱指挥官的计划。大家都在一条船上，通常都会服从船长的指令，直到一起沉没；而舰队也是如此，在被打败之前，会一直服从舰队司令的命令。由于海军命令必须机械地传送，来往的指令都有记录，海军的文件会积累下来，其内容成为珍贵的历史宝藏：精确记录的航程变化，训练有素的气象员的天气预报，专业工程师的损害控制报告，看到友舰或敌舰的准确时间，关于可见度、伤亡人数、沉船情况、炮弹和海况的如实记录，其密度之大，数量之巨，足以压垮一个人的精神和想象力，除非他是一位极其优秀而认真的学者。由于某些无法解释的原因，在写作海军史的长距离比赛中，是美国历史学家获胜，而不是英国历史学家，虽然由于历史事件绝大多数属于英国皇家海军，而不是美国海军，吸引历史学家注意力的是前者。例如，美国历史学家亚瑟·马德尔（Arthur Marder）教授对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海军的研究，在档案研究和对材料的组织方面已经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此外，军事史还研究制度、军团、总参谋部、参谋学院、陆军和海军，以及指导他们作战的战略理论和精神面貌。在最高级的层面之上，通过对战略理论史的研究，逐渐进入更为广泛的思想史领域。在另外一个方向，通过对军政关系的研究，则进入政治科学领域。当然，对这里的“高级”应该从相对意义上来理解，因为虽然对军政关系的学术兴趣已经产生了大量优秀的、有时也很激动人心的作品，尤其是在德国军队和国家之间的关系方面，但是在其他方面，常常会披上极具内省色彩的社会学的单调外衣，而战略思想史除了几个显著的例外之外，如杰伊·鲁瓦斯（Jay Luvaas）的《美国内战的军事遗产》（Military Legacy of the Civil War）就是一个很精彩的例子，绝大多数显然有思想研究的普遍缺陷，即不能表明思想和行为之间的关系。

这一缺陷并非军事史研究的这一分支所特有。在本质上，遭遇战对所有的制度研究都是破坏性的，它会有损理论的纯洁性，它也会破坏结构的完整性，打破各种关系之间的平衡，扰乱通信网络。研究制度的历史学家努力要确定的就是这个网络，一旦确定之后，他会将其具体化。对于优秀的军需官来说，战争就是机遇，对于糟糕的军需官来说，战争就是灾难，而对于研究制度的军事史学家来说，战争是一个刺激因素。他的本能是去概括和分解，而战争则迫使他去限定和具体化，最重要的是要把分析和叙事相结合，而对于每一位历史学家来说，这都是最为艰巨的任务。于是就有了这样一个似乎有点矛盾的现象，他们更喜欢研究和平时期的军队，并且在这方面出现了很多优秀的作品。在一篇煞费苦心、总体上持肯定态度的长篇评论结尾处，迈克尔·霍华德（Michael Howard）曾得出这样的结论：“这类书的问题就在于它们忽视了军队存在的目的。”他的言外之意是，军队就是用来打仗的。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推论，即归根结底，军事史应该是关于战争的历史。

这当然反映了克劳塞维茨（Clausewitz）的观点。在和经济有关的一个类比中，他指出：“战斗之于战争，正如现金交易之于商贸，无论它实际上发生的频率多么低，一切都是指向它而展开的。它最终一定要发生，并且一定是决定性的。”恩格斯很喜欢这个比喻，于是在马克思主义的万神殿中，这位普鲁士将军（诚然，他有点受黑格尔思想的影响）有了并不突兀的一席之地。与此类似，在军事史学的所有分支中，战役史或者战斗史应该占据首位。实际上，它是历史最为悠久的史学门类，其主题也最为重要，对其处理需要极其谨慎，因为改变国家和个体命运的不是军队是什么，而是军队做什么。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驱动变化的力量都是一样的，那就是通过暴力给人造成苦难。造成苦难的权利总是必须通过战斗来获得，或者冒着发生战斗的危险而获得，并且归根结底是近身作战。

人们当然无法指责历史学家或者其他任何种类的作家忽视近身作战。作为一种历史建构的“战争纪事”在希罗多德（Herodotus）时代就出现了，而作为神话和英雄传奇，其历史更加久远。它也是现代新闻报道中极为常见的题材。在文学上，它是一个挑战，一些大师级的人物已经接受了这一挑战。司汤达（Stendhal）、萨克雷（Thackeray）和雨果（Hugo）都描述过滑铁卢战役，他们分别采用了患炮弹休克症的幸存者、心神不宁的旁观者和严厉无情的共和派神的视角。在历史重要性方面，博罗底诺（Borodino）战役之于19世纪的俄罗斯人，相当于滑铁卢战役之于同时代的西欧人。通过对这一战役的重构，托尔斯泰（Tolstoy）不仅创作了小说形式发展史上最精彩的作品之一，还开了现代反驳历史解释中的伟人论之先河。

想象和情感可以很好地定义小说家的创作，但是如果利用它们来处理战争题材，则很危险。实际上，在被吉莲·弗里曼（Gilian Freeman）称为“文学灌木丛”（undergrowth of literature）的那个想象类文学的分支里，一味沉溺于想象和情感之中已经产生了一些非常糟糕的作品，对于其中那些充斥着血腥和暴力的，完全可以用那句老生常谈的“对暴力的色情描写”来形容，遗憾的是，这样的作品还在继续出现。

传统上，人们期望历史学家能够比文学家更好地控制自己的情感，这是有道理的。在详尽讲述世界最大的悲剧之一时完全不动声色，至少有一派历史学家很好地做到了这一点，他们就是《英国官方一战史》（British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First World Wa）的编著者。从中摘录简短的一段就足以说明这一点，这段话描绘的是1916年8月8日[索姆河（Somme）战役的第二个月]发生在基耶蒙（Guillemont）的一场小规模堑壕战，这场战争由步兵发起进攻，炮兵负责支援。文中是这么写的：

队伍左前方出现了一些混乱，格林·威尔金森（L. F. Green Wilkinson）旅长率领的第166旅正在接替第164旅，这次接替很艰难。虽然第1/10国王兵团（利物浦）在火力掩护之下接近了德军的铁丝网，但是两次拼命尝试靠近敌人，均以失败告终，伤亡惨重，几乎所有的军官都被击中，戴维森（J. R. Davidson）中校也不例外。同样在左翼，第1/5北兰开夏皇家兵团（Loyal North Lancashire，即第155旅）因客观原因而姗姗来迟，由于进攻时弹幕已经消散，根本不可能成功。此后，第1/7国王兵团从第165旅前日攻占的位置发起攻击，但是毫无进展。

必须承认这是专业的历史写作，其目的是对军事活动按时间顺序进行记录，以便为参谋学院的授课提供素材，并为其他的历史学家提供权威性的参考。但是，这种毫无特色、索然寡味的风格适合描述多年之前那个早晨发生的一切吗？[1]可以猜想，对于当时的3 000名英国士兵尤其是第1/10国王兵团来说，那一定是一场十分惨烈的战斗，其惨烈程度可以从一个脚注中看出：“维多利亚十字勋章被授予第1/10国王兵团的军医查维斯（N. C. Chavasse）上尉，以表彰他在重重火力之下奋不顾身，救护伤员。”我们大部分人即使对英国军队其他方面一无所知，也一定知道维多利亚十字勋章颁发得很少，只有在冒着生命危险，甚至是牺牲生命的情况下做出了英勇壮举，才能获得。如果我们知道只有三个人曾经两次获得该勋章，查维斯就是其中之一，并且第二次是在他牺牲之后；如果我们知道他所在的连队是由热情很高但是训练不足的志愿兵组成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猜测，上述引文中的“毫无进展”和“根本不可能成功”意味着附近的连队仓促返回到他们的战壕，或者是没有离开——那么我们就能以小见大，从1916年8月8日发生在无人区的这一幕，了解到对那些被迫参战的人来说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糟糕的情形。

如果我们可以由此得出这样的结论，即官方历史学家解决军事史学中情感问题的方法是完全避免情感的表露，这个方法并不让人满意，并且要想写作真实的军事史，必须要对战士们的情感进行探讨（这并不意味着要放纵我们自己的情感），那么还剩下一个问题，那就是怎样做到这一点。让战士们直抒胸臆不仅是允许的，在时间和地点可能的情况下，也是战争叙事和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可是，在19世纪之前，几乎所有的普通士兵都不识字，因此很难使用这一方法。克里斯托弗·达菲（Christopher Duffy）博士以惊人的毅力爬梳剔抉鲜为人知的普鲁士和奥地利档案，将这一方法的使用向后推到18世纪，但是直到法国大革命，才有了大量军官的记录，普通士兵的声音要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才能听到（虽然在美国内战期间，也有步兵留下一些雪泥鸿爪）。探讨写作军事史的技术难题的历史学家为数不多，罗伯特·罗德斯·詹姆斯（Robert Rhodes James）就是其中之一，他坚信战争最好并且也应该通过其参与者的话来描述。在《加里波利》（Gallipoli）中，他展示了一位大师是怎样做到这一点的。

但是，也有人反对依赖这一方法，他们并非全部担心材料的缺乏。有一个原因在学者中众所周知，那就是完全或者主要依据战争参与者提供的证据对事件进行重构是危险的，因为他们的声誉取决于他们所做的陈述。即使在他感到勇士的自尊受到威胁时，他也可能会夸大自己的成就，我们不妨称其为一种喜欢自吹自擂的“牛蛙效应”。老战士更是如此，尤其是在有老战友在旁边附和时，因为这是一种建立在互惠关系之上的互相捧场。同时代人的信件，尤其是真正意义上的私人日记（如果有的话），要比这可靠得多，但是必须要适当使用，而实际上被滥用的情况很多。在最糟糕的情况下，这些材料被用来满足“猎奇”之心，汇集“目击者的陈述”，形成像《每个人的战争》（Everyman at War）这样的系列作品，坦白说来，称其为《作为副本打字员的历史学家》（The Historian as Copytypist）更为合适。在最好的情况下，这些材料也只能作为逸事史的原材料，很刺激，表面看起来也很精彩，但是缺乏史学大作所具有的概括性。

当然，历史学家不应该对逸事嗤之以鼻，更不能对其置之不理，但是这只是他能利用的资源之一，其他还有报告、陈述、统计数字、地图、图画和照片，以及众多其他的非个人性的材料，这些都可以利用起来。此外，他还要离开书面材料，到实地考察一番。作为军事史学的伟大先驱，德国的汉斯·德尔布吕克（Hans Delbrück）表明只要实地考察一下战场的地形，就可以证明很多关于军事行动的传统叙述是一派胡言。他在英国的追随者伯恩（A. H. Burne）中尉提出了“军事内在可能性”原则，并将其应用于英国的每一个主要战场。他指出只要谨慎使用，这个概念很有用，也很有趣。[2]我认为军事史学家应该尽可能多地和士兵共处，这并不是因为“军队在本质上总是保持不变”，想要在专业上幸存下来的历史学家马上会摒弃这观点，而是因为对琐碎细节的偶然观察可能会启发他对过去各种问题的理解，否则的话，这些问题几乎一定无法解决。

为了协助电影《战争与和平》（War and Peace）的拍摄，克里斯托弗·达菲有幸在南斯拉夫上过几周课，讲解拿破仑当年是怎进行军事训练的。他发现排成横队根本无法让队伍在乡间行进，但是如果排成纵队，是可以相对简单地做到这一点的，这就可以令人满意地解释拿破仑为什么选择了后者，并非像传统的解释那样，这样可以更有效地利用队伍的革命热情，而是因为任何更加复杂的方法都行不通。他曾向我说起得到这一发现时的激动之情，而我本人也产生过与此类似的思古之幽情。在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训练场上，学员们正在学习慢步走，随着他们的前进，训练他们的中士步步后退，毫不理睬后退道路上的任何障碍，他的面部表情，他伸出胳膊和举起指挥棒的角度，所有这些都很好地反映了罗兰森（Rowlandson）笔下的情景，170年前，骑兵卫队阅兵也是这样训练的。这让我忽然理解了军训在长期服役的队伍中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军训是一种舞蹈，是一种仪式，甚至是一种审美，而绝非仅仅是战术上的用途。通过和这些战士的近距离接触，在利用无生命的档案和遗迹进行研究时，历史学家可以更加胸有成竹。我想这会让他对很多所谓的军事史失去耐心，会降低他对战争的“高级”研究的很多兴趣，其中包括战略理论、用兵之道、宏大的战略辩论和由空军与海军执行的机器战争。这也许有点遗憾，但是如果能够让他像我一样开始质疑传统的描写战争的方法，并意识到在读过幸存者信件和日记、将领的回忆录和参谋们的急件之后，还有几个因素不能忽视，那么在了解战争的真正面目方面，他就已经迈出了极为重要的第一步，这些因素包括对他所认识的战士的感情，对建立在战友情谊基础之上的敌意和忠诚的理解，对领导和服从之极限的把握，对勇气和即使最勇敢的士兵也会有的自保意识的认识，对血肉之躯可以承受对战争的恐惧的怀疑。简而言之，在把握战争的真相时，他所依据的应该是所有战争参与者对其处境的感受，而不仅仅是一部分人的感受。

如果历史学家的最高使命是促进对过去的理解，而不仅仅是传播关于过去的知识，那么要想做到这一点，一个重要的前提就是能够形成自己的观点。无论对什么，要坚持自己的观点都很困难，并且常常会很痛苦，更不要说对于大量复杂的材料了。很多军事史学家对此似乎完全持回避态度。逸事历史学家会这样，因为他已经确定了自己唯一的职责就是娱乐读者，所以可以抛弃任何与此无关的材料。作为材料汇集者的历史学家也会这样，因为他选择让读者自己拿定主意。“参谋部”历史学家也会逃避这一责任，因为盛行的参谋理论已经决定了他对于正当性战争行为的认识，所以他会相应地选择那些与这种认识相一致的事实，而对那些不一致的事实进行窜改。技术史学家、经济史学家、战略史学家和传记史学家也都会带着自己的先入之见对战争进行探讨，但是他们通常训练有素，会在一开始就将自己的偏见告知读者。根据我的个人经验，即使是最全面的军事史学家也难免会把自己的想法掺进他对战争的描述中，无论他是多么直截了当，多么富有真知灼见和创新精神，无论他在讨论参谋工作、领导能力和战略决策之类的问题时，多么缺少敬意。当然，这并不是说他有意为之，也不是说他的战争纪事不是仔细研究和精心组织的结果。这里的问题恰恰在于大多数军事史学家对战争的描写就是真正的“战争纪事”，其形式十分传统，只要历史学家接受这一传统，并在其范围之内写作，无论他费多大努力填充新的信息，也无法从根本上做出改变。说大部分历史学家接受这些传统并不是批评他们犯了新手的错误，即重复传统的如“缺了一枚铁钉，丢了一个王国”之类的叙述，也不是指责他们不假思索地接受过去某一位大历史学家的思维方式，而是要说明一点，即和过去其他所有种类的历史相比，“战争史的修辞”——历史学家研究往事时所采用的各种假设和惯例——更加强大，更加死板，最重要的是它历史悠久，神圣不可侵犯，几乎支配着军事史学家的思想。

“战争纪事”

我所说的“战争史的修辞”是指什么呢？其假设和惯例又是什么呢？这些都在一段话中以极端的形式表现出来，虽然这段话已经被我作为“神话史”而摒弃，但是作为“战争纪事”的例子，它是如此著名和突出，我禁不住还是在此引用。这段话就是威廉·纳皮尔（William Napier）将军对1811年5月16日阿尔布埃拉战役中燧发枪营的描述，这个营由第7皇家燧发枪团和第23皇家韦尔奇燧发枪团组成，而这次进攻通常被认为是这一战役的关键时刻。纳皮尔并非此次行动的目击者，因为他两周之前在弗温特斯德奥尼奥罗（Fuentes d’Onoro）战役中受伤。这段话是这样写的：

一队勇敢的士兵从烟雾之中冲了出来，他们很快就和慌乱的人群分开，这让敌人大吃一惊。在得到增援之后，他们开始以志在必得之势向敌人发起冲击。敌人开始动摇，犹豫不决，匆忙喷射出一阵炮火，试图扩大其前沿阵地。他们的炮弹呼啸而过，英军伤亡惨重。麦尔斯（Myers）身亡，科尔（Cole）和三位上校受伤，他们是埃利斯（Ellis）、布雷克尼（Blakeney）和霍克肖（Hawkshawe）。在暴风雨般的炮火之下，燧发枪营像正在下沉的小船一样摇摇欲坠。可是，突然之间，他们以顽强的意志重整旗鼓，向可怕的敌人逼近，接下来的战斗充分显示了英国士兵的力量和伟大。苏尔特（Soult）一边大声喊，一边挥舞胳膊，试图鼓舞法军士气，但是于事无补。为了赢得时间，让拥挤的阵列分散开来，最顽强的老兵冲在前面，牺牲生命，但依然于事无补。整个队伍奋力抵抗，不分敌我，一阵炮火猛轰，而在侧翼徘徊的骑兵则跃跃欲试，试图对进攻的英军发起冲击，但也是于事无补。什么也阻挡不了英国步兵的前进。没有不守纪律的勇气迸发，也没有内心紧张的热情高涨，他们稳步前进，眼睛注视着前方黑压压的人群，坚定的脚步令大地震颤。他们枪炮齐发，敌人应声而倒，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压倒了混乱的人群中传来的刺耳呼号。随着他们缓慢地稳步推进，所到之处血流成河，惨不忍睹。法军后备部队和垂死挣扎的人群混合到一起，试图恢复抵抗，却反而让失控的局面更加混乱。整个队伍像崩塌的悬崖一样，跌入谷底。雨水过处，溪流尽染。6 000名不可战胜的英国士兵，骄傲地站到了浴血奋战过的山头之上。

就浪漫主义风格的散文而言，这一段显然很精彩，形象丰满，读起来铿锵有力，在情感上也很能打动人心，力透纸背，至高潮处几乎让读者悚然释卷。因此，在描述英军半岛战争的所有作品中，这本书引用率最高，同时也是军事史学文集编纂者的最爱，但是对于这里的“描述”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毕竟，关于燧发枪营的进攻，它告诉我们什么呢？还有，它所讲的可信吗？

也许我们都可以接受如下几点，即：“坚定的脚步令大地震颤”，仅仅是一种夸张表达；英国士兵“震耳欲聋的呐喊声”和法国士兵的“刺耳呼号”，都是文学上的声音效果，正如“溪流尽染”是视觉上的效果；“像正在下沉的小船一样摇摇欲坠”，是对传统隐喻的一种变体，和“喷射出一阵炮火”一样，不能仅从字面上理解。但是，即使考虑到这些夸张之处，即使把语言因素抛到一边，我们依然难以相信所描述事件的真实性。即使是训练有素的士兵，在其中三分之二已经或伤或亡的情况下，依然冒着炮火向山上发起冲击，一点也不紧张，军纪严明，勇敢无畏，稳定而有序地向前推进，这可信吗？在另外一方面，法军是怎样“像崩塌的悬崖一样”跌入谷底的呢？是因为英军人数上的优势？是通过肉搏？是利用刺刀？还是其队伍内部忽然出现恐慌？除了这些之外，还有其他很多无法确定的问题，纳皮尔并没有做出解答。也许这一事件的确像他所描述的那样不同寻常，无论是就人们的日常行为而言，还是就军事常规而言，但即便如此，他作为一位老兵，也应该向读者表明这一点。“接下来的战斗充分显示了英国士兵的力量和伟大”，一个旅的步兵，在旅长和三位上校都已经伤残的情况下，竟然能够以牺牲超过半数的代价，战胜比其强大很多的对手，一支由步兵、骑兵和炮兵共同组成的队伍，而其领导者又是当时最伟大的将领之一，即已经成为元帅的苏尔特。在纳皮尔看来，这没有丝毫的异常。

人们也许会认为以如此夸大其词的例子来反对“战争纪事”，似乎有失公允。除了语言铺张之外，纳皮尔对燧发枪手的叙述还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因素，在有些比他更加理智、更加“科学”的历史学家的作品里，这些因素反复出现。第一，他所描绘的人类行为的高度一致性：英国士兵全都在发起进攻，并且连强度都一模一样，“没有不守纪律的勇气迸发，也没有内心紧张的热情高涨……”而法国士兵则全都在抵抗，虽然“最顽强的老兵冲在前面，牺牲生命”；没有人转身逃跑，没有人倒地佯亡，也没有人被这一切无法形容的可怕场面吓得呆若木鸡。第二，叙述的事件有点突然，缺少连贯性：先是英军发起进攻，接着和法军交火，然后是相互残杀，再然后突然之间，法军就到了悬崖边。第三，人物描写高度层次化：英国士兵要么是燧发枪手，要么是五位提到名字的人物之一，都是高级军官，而法国士兵除了苏尔特和“最顽强的老兵”（作为老兵，他们的短命让人吃惊）之外，要么是“拥挤的阵列”“混乱的人群”和“垂死挣扎的人群”，要么是“崩塌的悬崖”。这种集体形象的塑造，对英军一方大肆褒扬，如“一队勇敢的士兵”，对法军一方则极力贬低，如“黑压压的人群”，显示出纳皮尔的写作风格。第四也是最重要的因素，那就是对战场上人物行为过于简单化的描写。所有的人都被明确划分为“领导者”和“被领导者”，他们的行为也与其身份相一致，这一点是暗含的，没有明说，但是一目了然。整段内容都是要说明法国士兵没有战胜英国的燧发枪手，虽然前者有苏尔特的督促，有“最顽强的老兵”敢于牺牲的模范带头作用，而后者却在失去了高级指挥官的情况下依然英勇战斗，直到最终获胜。虽然这一段中重要的因素还有不少，但我们这里最后再列举一条，那就是没有说明在阵亡者和受伤者身上发生了什么。提出这一点并不是为了哗众取宠。在有限的空间之内，他们以紧密阵形向敌人发起冲击，并且不断交火，必然会先是践踏到阵亡和受伤的战友，然后是阵亡和受伤的敌人。如果吹毛求疵的话，难道这不会打乱他们“稳步前进”的步伐吗？在周围陷入鏖战之际，那些伤员在做什么呢？虽然他们失去了战斗能力，但是依然是有知觉的，甚至会因受伤而更加敏感。在纳皮尔的叙述中，伤员和阵亡者仿佛一倒地马上就化为乌有。这和挪威神话里的说法截然相反，在挪威神话里，阵亡的勇士会马上复活，继续投入战斗，但两者同样令人费解。

用这么长的篇幅批判纳皮尔，可能会被认为有失公允，毕竟他仅仅是要在有限的空间之内，描述无论从哪一个方面而言都是英国对拿破仑战争的关键事件之一，而当时的读者还不习惯即使普通士兵也应该被提到名字这一想法。对于和纳皮尔同时代同阶级的英国人来说，这一战争和五代人之后他们的后辈推翻纳粹的斗争一样，具有民族史诗的性质。显然，这种评判忽视了他作品的开创性。在他之前的英国军事史学作品没有一部如此鲜活和全面，在信息量和阐释性方面，也没有其他作品可以与其媲美。即使在其出版一个世纪之后，英国一位资深的学术史家依然称纳皮尔的这部《半岛战争史》为“用英语写作的最优秀的军事史，可能是所有语言中最优秀的军事史”。此外，这种批评并不新颖，纳皮尔本人也承认，他在心理上是一位英雄崇拜者，在艺术上，则是一位大手笔的作家。“历史学家所要做的就是让英雄人物的丰功伟绩昭然于天下……必须告诉人们何处应该停下来。想一想，而要让他们这样做，历史学家必须充分发挥语言的威力。”同时代一位极具洞察力的评论者称他“为了总体的宏大效果，放弃了所有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

总之，我不够公正。由于近现代历史学家长期所接受的教导就是，要想在专业上有所成就，首先就必须要放弃“总体的宏大效果”，我似乎还在重复同一个论点。真的是这样吗？对于“看似无足轻重的细节”，近现代的军事史学家的确已经表现出很大的热情，至少在非战争性方面是如此，如罗伯特·昆比（Robert Quimby）的《拿破仑战争的背景》（Background to Napoleonic Warfare），对法国大革命之前的军训规定进行了条分缕析，还有沃德（S. P. G. Ward）的《惠灵顿的总部》（Wellington’s Headquarters），在开明的管理学院甚至可以作为教科书来使用。不仅如此，它还可以让人意识到自己在学术上的缺陷，并由此产生一种谦卑之感。但是，当我们把目光从操练和后勤转移到对战争的描写时，即使在最为训练有素的现代历史学家身上也可以看到纳皮尔的影子，也许听起来不那么铿锵有力，肯定没有那么仇外，但是对于极端压力之下人类行为的假设和论断依然和他一样。下面有三段话都出自杰出的英国历史学家的作品，作者都属于现代史学中的牛津学派。

第一段出自《1642年至1970年之间的英国军队》（The British Army 1642-1970），作者为曾获得杰出服务勋章的彼得·扬（Peter Young）准将，他描绘的是1854年10月25日，在巴拉克拉瓦（Balaclava）英国重骑兵和俄国军队之间的战役。这一成功的军事行动之后不久就是灾难性的轻装骑兵的冲刺。他是这样写的：

在皇家骑兵卫队经过葡萄园时，他们看到前方的皇家苏格兰灰骑兵（the Greys，英格兰第二龙骑兵）正在和俄国主力部队奋力拼杀，而其他的俄军骑兵中队正在对其形成包围之势。由于皇家苏格兰灰骑兵和皇家骑兵卫队之间有一种传统的友谊，只听到皇家骑兵卫队中有人大喊：“天哪！苏格兰灰骑兵被敌人包围起来了。快冲！快冲！”队伍中马上传来一阵欢呼声，冲锋的号角响起，不等队形排列好就向俄军侧翼和后部发起冲锋，大败正在转身应战的俄军骑兵。皇家骑兵卫队继续向前推进，即将冲入敌军内部，但是约克（Yorke）上校约束了他的人马，在他们冲出去追击敌人之前，拦住了他们，重组队形……第四龙骑卫队也在对俄军施加压力，此时正在撤退的俄军已经溃不成军，一团混乱，一些重骑兵和皇家骡马炮兵则在后面追击。在这次精彩的冲锋中，10支骑兵中队以只有80人左右的伤亡为代价，击溃了敌军近3 000人。

下面一段选自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的《拿破仑战史》（The Campaigns of Napoleon），描写的是1807年2月8日，法国后备骑兵在埃劳（Eylau）对俄军作战的情形：

以良好的精神面貌，80支装备精良的骑兵中队掠过2 500码（约2 286米）的距离，向敌人席卷而去。这是史上最壮观的骑兵冲锋之一。在最前方率领6支骑兵中队发起冲刺的是达尔曼（Dahlmann），后面是缪拉（Murat）率领的后备骑兵，贝西埃尔（Bessière）率领近卫骑兵在适当时机予以援助。格鲁希（Grouchy）、奥普尔（Hautpoul）、克莱恩（Klein）和米豪德（Milhaud）的队伍轮流发起攻击。首先，缪拉的人马横扫从埃劳撤退的俄军残部，然后兵分两路，一路奋力推进到正在围攻圣希莱（St Hilaire）部的俄军骑兵侧翼，一路杀入正在围攻伤亡惨重、背水一战的第14团的俄军。这次精彩的冲锋并没有就此松懈，而是继续全力向前，两路人马冲破撒肯（Sacken）部参差不齐的中路，在插入俄军后方之后，重新编队，合二为一，然后原路返回，再次冲入混乱的俄军，击杀曾经重创奥热罗（Augereau）部的俄军炮兵。惊魂未定的俄军企图重整队形，此时拿破仑已经腾出手来，下令近卫骑兵发起冲刺，给俄军造成更大的混乱，以帮助缪拉队伍安全撤退，他们虽然极其疲惫，但是内心则欢欣鼓舞……以损失1 500人的代价，缪拉为拿破仑争取到了至关重要的缓冲时间。

第三段选自迈克尔·霍华德的《普法战争》（Franco-Prussian War），描述的是1870年8月18日普鲁士步兵攻击法军阵地的圣普里瓦（St Privat）战役：

普鲁士近卫军的散兵线排列在圣普里瓦下面光秃秃的田野上，身后是长长的纵队，开始迎着法军的炮火，沿着斜坡向上挺进……结果是一场大屠杀。最早伤亡的是骑马的陆军校官，步兵迎着像冰雹一样密集的夏斯珀特步枪的火力奋力前进，他们耸着肩膀，低下头来，只能循着指挥官的叫声与不和谐的鼓声和号角声前进。所有的阵形都被打乱，纵队分散成一排凌乱的散兵线，沿着光秃秃的斜坡一点一点地向前移动，直到在距离圣普里瓦不到600码（约549米）处停了下来。无论怎样催促，也无法让剩下的士兵再前进半步。他们只能蹲在射击位置，等着萨克森军从左翼发起进攻。伤亡统计显示，超过8 000名官兵或伤或亡，大部分是在20分钟之内伤亡的，伤亡人数占整个部队人数的四分之一还要多。如果还需要什么来解释法国人对夏斯珀特步枪的信心，只要看看圣普里瓦的田野里遍地的普鲁士贵族尸体就知道了。

当然，这三段文字风格迥异。彼得·扬准将所描绘的场景轻松快活，如果说他笔下的暴力和荷兰画家笔下发生在下层社会酒吧里的打斗一样无大碍，那么大卫·钱德勒则属于第二帝国沙龙画派，一张巨大的画布，色彩鲜艳，看似动感十足，但并没有传达出真正意义上的动作，而迈克尔·霍华德则属于新古典主义画派，气氛严肃，色彩暗淡，充满命运无情的悲剧感。

它们对读者的信任度也有不同的要求。对于重骑兵与俄军之间所发生的实际情况，彼得·扬持一种含糊的态度，这也许是因为他本人参与的战役太多了，认为和其他的战役一样，对这场战役也可以用三言两语加以解释。但是，他认为比较重要的因素，如“传统的友谊”、队伍里的声音、英军发起冲锋时俄军正在转身，并不能充分说明为什么英军能够以如此小的代价以少胜多。

大卫·钱德勒提供的信息要多很多：参与冲锋的骑兵中队的准确数量，他们行进的距离，冲破了几道防线，等等。对于法军在此次战役中是怎样调遣的，他也非常具体：在最初的冲锋之后，他们兵分两路，各自进行运动战，然后共同突破俄军的严密阵形，接着合并成一个纵队，转过身来，给俄军杀了个回马枪，然后又对第四支敌人发起攻击，然后才退出战斗。这一切听起来复杂得难以置信。实际上，读起来有点像《爱经》（Kama Sutra）的军事版，很刺激，也很吸引人，但是纸上谈兵容易，操作起来难度很大。这一切是否像文中所讲的那样顺利呢？俄军的存在让人们不得不产生这样的疑惑。在和平时期的演习场上，这样的调遣完全可以被看作一个精彩力作，但是在实战中，几千俄军在做什么呢？文章似乎暗示他们坚守住了阵地，既没有阵亡，也没有逃跑，但是他们必须要么阵亡，要么逃跑，否则法军骑兵不可能从他们前方到达他们后方。如果是阵亡，难道他们不会让法国的人马倒地吗？要么是作为绊脚石，要么是导致碰撞，因为马匹会为了躲避而突然转向。在越野障碍赛马时，这些情况都肯定会发生，因为即使在受到刺激或惊吓时，马匹也不会喜欢踩在活物上或者和活物相撞。另一方面，逃跑可以把路让出来吗？人肯定是跑不过马的，当然，除非让他领先很多。可是，如果俄军领先很多，不会给法军骑兵造成障碍，那么像“两路人马冲破撒肯部参差不齐的中路”这样的话就没有什么意义。总之，整个事件让人非常费解，这样说并不是怀疑事件是否发生过，也不是怀疑它是否像描述的那样发生，而仅仅是说看不懂是怎样发生的。

迈克尔·霍华德对于普鲁士近卫军的描述没有留下那么多的“怎么样”。就像他所表明的那样，他要直截了当地描述一个不折不扣的大屠杀。优美的文风让他的作品在同时代的军事史学著作中出类拔萃，但是他留下了一个大大的问号：在可怕的炮火面前，为什么普鲁士士兵没有转身逃跑？作者本人曾率领队伍和敌人作战，并因为英勇作战而被授勋，而他的敌人可能就是圣普里瓦战役牺牲者的后代。因此，他可能会认为没有必要问自己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对读者回答这一问题，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存在。此外还有一些补充性的问题，如这些士兵是否全都蜷缩在开放的山坡上原地未动呢？难道纪律的约束和对集体的忠诚如此强大，他们中没有一个人匆忙后退，或以战友们的尸体作为掩护？通过其他很多讲述，我们知道在长达几个小时的猛烈炮火之下，大部队会表现得像绵羊一样驯服。据说在波罗底诺战役中，奥斯特曼-托尔斯泰（Ostermann-Tolstoi）的步兵在近距离炮火之下坚持了两个小时，在此期间，队伍中唯一的动作就是战士阵亡倒地，但是这种行为所暗示的求生本能暂时失灵并非普通读者所能理解。除非作者直接面对这一问题，并试图对其展开探讨，读者会觉得“为了总体的宏大效果”，放弃的不仅仅是“无足轻重的细节”，无论这种认识是否公正。

三位作者可能都会承认这些段落放弃了什么东西，因为对于历史学家来说，学会放弃是一种必要的修炼，如果他试图把他所了解到的过去某一事件的所有情况都记下来，就会迷惑自己和读者。也许他们还会从其他的特殊角度来为此辩护，如对于彼得·扬来说，是因为篇幅有限，他只能描述重骑兵冲刺的大致情况；对于大卫·钱德勒来说，他写作的是拿破仑的军事生涯，因此他要描写的是主帅的思维过程，而不是其部下的行为；对于迈克尔·霍华德来说，要写作的是1870年战争的政治和战略史，因此，他要描述的是这一战争对欧洲未来政治和军事的影响，而不是战士们的生活。总之，所有这些理由似乎都认为对于一场战役而言，事件和人物的重要性要低于其结果，也就是说，为了发展英国军队，为了实现拿破仑的战略，为了解决普法之间围绕欧洲支配权而展开的较量，重要的是巴拉克拉瓦战役、埃劳战役和格拉韦洛特-圣普里瓦战役（Gravelotte-St-Privat）的结果，而不是其参与者的经历，这些经历是无足轻重的。从这个历史层面和这些角度来考虑，可能的确难以找出一个合乎情理的反对理由。

“杀敌非谋杀”

然而，我们可以通过问为什么，提出一个反对理由：如果历史学家只对战争的结果感兴趣，为什么还要不辞辛劳地提供种种叙事呢？在一个层面，可以这样回答：战争是深思熟虑的结果，而不是偶然事件；指挥官要对其进行策划，为了取得胜利，战争双方要斗智斗勇。因此，要想理解战场上的胜负，就要理解在战场上有限的空间之内，他们是怎样调遣人马的，是怎样在时间有限、耐力有限、可得资源有限的情况下展开角逐的。在另外一个层面上，这个回答是行不通的，因为如果根据“结果”来研究军事史，就会和通史研究中历史悠久但是已经过时的“因果”方法一样，对叙事方式进行预设，而指挥官和编年史家眼中的胜负与亲身参与战争的战士是不会一样的。和所有身处极端危险的人一样，后者的观点会更加简单：一切都以个人生存为中心，而指挥官对胜负的看法可能与此无关或者直接冲突。

可是，士兵的观点也会比指挥官的更加复杂。指挥官是在总部相对稳定的环境中参与战争的，并且有参谋辅助，为了追求效率，他们必须保持理性和平静。同样也是为了追求效率，他必须以抽象的方式对参战各方的情况进行设想，是“攻击”还是“反击”，是“重骑兵”还是“近卫军”，队伍的行动和位置，他都要了然于胸。而士兵则没有如此有序而明晰的视野，对他来说，战争的物理环境很不稳定，情绪也很不稳定。如果机缘巧合，他可以在相对不那么危险的位置，内心有点惶恐地观看其他人的战斗；他也有可能匍匐在那里，不知要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除了身下的土地，他什么也看不到；他可能会感到厌倦、狂喜、惊慌、愤怒、悔恨和茫然，甚至还有被我们称为勇气的那种高尚情感。他与战友之间的团队意识也同样会大起大落。对于圣普里瓦战役的德国总指挥来说，像“近卫军”这样的概念很重要，无论是否能够看到，但是对于战场上的普通士兵来说，这样的概念没有多大意义，但是，他依然可能会对所在的连队产生某种归属感，直到遭遇某种巨大的个人威胁，这时他只会和身边最近的战友之间产生认同感，只有他们才生死与共，休戚相关。

总之，在面临极端个人威胁的情况下，指挥官的愿望对士兵个人行为的影响微乎其微，指挥官的胜负概念和他的个人安危没有什么关系。他们所理解的只是最简单意义上的“前进！”“形成方队！”或者“任意开火！”虽然这些指令和上级关于胜负的方案是相一致的。对于普通士兵来说，战争是一种小规模事件，将会产生自己的指挥员，并会按自己的法则战斗，也会形成自己的道德观。

当然，就像我在一开始就提到的那样，我没有参与过战斗，因此这些论断并非源自我的亲身经历。在大量阅读战争纪事的过程中，我所看到的很多事例似乎都证明了上述的观点。下面引用的这些段落都和我所熟知的英国军队有关，因此，我可以利用其行为规范来判断这些事件是否合乎道义，是否有效。

第一段引自叙事直白的《澳大利亚官方一战史》（Australian Official History of the Great Wa），描述的是第三次伊珀尔（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战役中间阶段的一个事件。此时的战斗是为了攻占德国的一排碉堡，这些碉堡几乎完全控制着周围的荒野。目击者是澳大利亚的乔恩特（W. P. Joynt）中尉，后来曾获得维多利亚十字勋章。时间是1917年9月20日：

一队澳大利亚士兵正在围攻一座两层的碉堡，并朝上层的一个发射孔里射击，而与此同时，德国人也在从里面向外射击。一名士兵不动声色地站在下方向里面发射，但是中弹身亡。此后不久，下层的德军投降。澳大利亚士兵马上轻松下来，可是在战俘从碉堡里出来时，枪声再次响起，又一名澳大利亚士兵中弹身亡。子弹是从上层发射出的，里面的人不知道下面已经投降，但是包围的士兵过于激动，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他们看来，这是最为恶劣的背叛行为。他们马上用刺刀把战俘刺死。一名澳大利亚士兵在动手时，发现步枪上还没有装刺刀，于是装上刺刀，不顾可怜的战俘的乞求，冷酷地将其刺死。

官方史学家接着老生常谈地说：“这些被杀的德国士兵完全是无辜的，但是在战斗进入白热化时，此类事件是不可避免的，要怪只能怪那些挑起战争的人，而不是这些打仗的人。”

第二个事件的讲述者是盖伊·查普曼（Guy Chapman）教授，当时他还是一位年轻的军官，刚刚参加过1916年索姆河战役的一场战斗：

布莱克面容枯槁，但不是因为疲劳。他忧郁地给我打了个招呼，然后一声不响地坐在那里，神情恍惚。“你怎么了？”我问道。

“我也不知道。至少没事。瞧，我们昨天早上在那些战壕里抓了很多俘虏。在我们靠近时，一位军官从战壕里爬了出来，他一只手举在头顶，另一只手里拿着一副战地望远镜。他伸出手来，要把望远镜交给S，你认识的，他以前做过水手，获得过墨西拿（Messina）地震英雄勋章。那位军官说：‘中士，给你望远镜，我投降。’S一边说‘谢谢’，一边用左手接过望远镜。与此同时，他把枪托夹在胳膊下面，扣动扳机，击穿那位军官的头。面对这一切，我该做什么呢？”……我慢慢回答说：“我想你什么也做不了。你能做什么呀？再说了，我并不认为应该怪罪S。他一定处于一种近乎疯狂的状态。我觉得他甚至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一旦让一个人大开杀戒，你是无法像关掉机器一样让他停下来的。毕竟，他是一个好人。他可能已经快要疯狂了。”

“这样做的不仅他一人，还有一人做了一模一样的事情。”

“无论如何，事已至此，说什么都晚了。也许你应该当场就把他们毙掉。现在最好就当这事没有发生过。”

第三个例子出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爱尔兰近卫军》（History of the Irish Guards in the Second World War），战斗的地点是意大利的山区，时间是1943年，一名尉官是这样讲述他的经历的：

我们直接冲入一大群德国人中间，经过一阵布伦式轻机枪和汤米冲锋枪射击之后，大约40名德国兵高举双手跑了出来。大家都很高兴，赶紧过去把他们接收过来。转过一个弯之后，代理中士威尔（Weir）率领队伍对另一群德国兵发起冲击。这些德国兵有所准备，火力很猛……威尔肩部中弹，但是他只是踉跄了一下，马上就恢复了平衡。接着，他率部冲入德国兵中间，把那些没有及时投降的人杀掉，一边还说着那句经典的话：“太晚了，伙计。”

从这三个事例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呢？这些都是“不适当的暴力”，那些澳大利亚士兵的行为是完全不适当的，那位曾获得墨西拿地震英雄勋章的中士的行为，视其情况可以谅解，而对于爱尔兰近卫军的行为，如果根据草率的正义法则，勉强算是合法的。无论如何，这些都是不带感情的读者可能会做出的合乎情理的判断。如果依据军规，这些都会被视为违规行为，应该受到相应的惩罚。实际上，虽然盖伊·查普曼的对话是经过加工的，但是作者的威望完全可以确保其真实性，完全可以直接用到前面描述过的军训“短剧”中。通过将其戏剧化处理，军官学员可以接着围绕该行为的对错展开讨论。我们甚至可以精确预测“教官解决方案”的结论：“如果军官能够对士兵严格管教，此类事件就不会发生。如果士兵违规杀害俘虏，应该马上将其扣押，并送去进行心理测试，如果发现具备申辩能力，就要依据相关法规对其进行处置。”军队和法庭一样，难处理的案件会引出坏的法律。军队需要的是值得信赖、遵纪守法的军官，他们不能像伊珀尔战役中的澳大利亚士兵那样公报私仇，任意行事，不能像盖伊·查普曼和他的战友那样，去谅解违背《日内瓦公约》的士兵的行为，也不能像爱尔兰近卫军那样，只要被击败的敌人稍不合作，就像过去的雇佣军那样将其残忍杀害。

英国军队之所以会持这种观点，是出于人道主义，这一点让人欣慰。在我看来，这样的确可以培养一种令人肃然起敬的对武力的人性化态度，尤其是通过倡导“最低必要武力”的原则，虽然它十分严格地适用于军队对国内动乱的镇压，但也渗入对战场行为的态度。更符合现实的认识是军队之所以努力向其领导者灌输这样一种态度，是因为经验表明在压力之下，要想发挥指挥控制系统的作用，军官必须严格遵守程序规定。这些规定赋予战场上所有个体和群体以固定的价值观，如“友军”“敌军”“战俘”和“伤亡”，并严格规定对哪些可以使用暴力，在什么情况之下可以使用暴力。因此，无论是从军事的角度，还是从人道主义的角度，这三个事例中的杀戮行为都是不适当的。

然而，军事史学家并不关心这些行为是否适当，至少在专业层面如此。他判断的是事件的重要性，而不是其道德性，甚至不是严格意义上的效用。但是，这些事件的重要性在哪里呢？这是一个难以回答的问题。从胜负的角度来看，三者都是完全没有意义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被杀的德国士兵要么已经投降，要么正要投降。在此意义上，我们可以说这三个事件都是胜局已定。因此，历史学家应该怎样处理呢？毫无疑问，他会发现无论从哪一个角度来考虑，最方便的办法就是置之不理。就像一个人在把一块表装好并使其“工作”之后却发现还有些零件被剩下，他可以安慰自己说，这些显然不是关键的零件，并直接将其收纳到杂物盒里。他对阵亡人员和战俘的总结会掩盖一种重合，也就是说有些阵亡者曾经是战俘，而这一事实不必提到，或者可以借助“一小群士兵不文明的行为”这一说法而搪塞过去。

“一小群士兵”这一概念的引入对于胜负观背后的假设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一旦承认应该根据他们的团体情绪或当时的具体情况，而不是他们履行职责、纪律和命令的愿望，来理解战场上任何一部分士兵的行为，那么这样一种观点就瓦解了，即战斗的结果是由指挥官比其对手更加灵活地调遣队伍来决定的。学习统军之术者会反对说这有点夸大其词，当然，事实的确如此。但是，虽然指挥官的决定和行动显然会比任何下属组成的群体更能影响战斗的结果，这并不意味着他的所作所为比他所有的下属更加重要，也不意味着他的行为比后者更值得研究。与此相反，关于他们哪一方更加重要，这依然是一个没有解答的问题。由于我们对将领的了解似乎要比对士兵的了解多很多，似乎我们早就应该把历史研究的重点从后方转移到前线。考虑到我们对士兵所说的“最危险处”的情况了解之少，就更应该这样做。在这方面，我们所掌握的大部分信息都来自美国军队战史研究机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机构首次系统性地研究了战争中的人类行为，并取得了惊人的成果。

其中最突出的一个成果就是发现在生死攸关的情况下，普通士兵并不认为自己是任何官方军事组织的附属成员，而是作为一个很小的群体中的平等成员，这个群体可能也就由六七个人组成。当然，成员之间并非完全平等，因为他们中间至少有一位有军衔，如果他又有坚强的个性的话，就会很自然地成为群体的领导者。但是，群体成员之所以会开始战斗并继续战斗下去，并不是因为他或其他任何人的领导，而是一方面为了个人的生存，因为他们意识到个人的生存和群体的生存之间密不可分，另一方面是因为担心怯懦的行为会招致群体的鄙视。美国军队和后来的英国军队都把这些发现铭记于心，尽最大可能对战斗部队的内部组织进行了调整，以充分发挥现在人们所谓的“小群体动力学”的优势。结果，对于人在战争中的行为，英军和美军都倾向于以两种声音说话：一种是新发现的个人声音，它承认一切最终都取决于普通士兵的“战斗动力”；另外一种是传统的公共声音，这是军事学院领导力课程上的声音，它继续强调纪律和指挥的主要作用。这种态度上的双重性并没有真正意义上的矛盾之处，而仅仅意味着军队接受了这样一种认识，即战斗和其他任何种类的人类活动一样复杂多样，如果考虑到它生死攸关，比其他大部分活动都更加如此。

可是人们会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士兵本人已经认识到在战场上，他们所希望发生的和真正发生的完全不是一回事，为什么那么多军事史学家还在著书立说，好像将领和大部队是他们特有的探讨对象呢？如果军事史学得到了应有的发展，那么这个问题就会容易回答得多。考虑到自古以来历史学家对战争的重视，我们可能也期望这一学科得到充分发展，实际情况却事与愿违。虽然通史学家早已意识到历史学家对其所选择领域重要问题的确定，以及他如何写作这些问题，几乎总是受到其他历史学家观点的很大影响，虽然对历史著作稍有涉猎就可以意识到历史学家是有流派的，如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可能还有弗洛伊德主义历史学家和辉格派历史学家，但是还没有军事史学家为自己的研究领域划定界限。因此，任何对军事史学所进行的概述都带有某种猜测的性质，而这种概述正是我要尝试做的。

军事史学

我们似乎可以把普鲁士的汉斯·德尔布吕克视为19世纪最伟大的军事史学家，他是兰克弟子的弟子，是兰克学派第一位致力于军事史的史学家，因此成为现代“科学”军事通史的开拓者。毫无疑问，他和其他的德国历史学家一样，很有影响力。在极具军国主义色彩的德意志第二帝国，任何和战争有关的事物都和国家政策与民族神话密不可分，因此，对其所进行的任何研究都不可能拥有学术上的自主权，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文学上的审美自由。军事史这个学科所承载的东西太多，它关乎国家的统一、民族的生存和王朝的荣光，没有一位德国人可以完全超然于其外。当然，没有一定程度的超脱思想，历史学家注定要么成为反启蒙主义者，要么成为宣传家。德尔布吕克属于后者，并在这方面获得了极高的声望，先是作为皇帝孙子的老师，最后成为整个德意志民族的战略导师。最终没有人会羡慕他的差事，因为在连续四年告诉国人德国会怎样获胜之后，到了1918年，他发现自己有责任向国会解释为什么德国会失败。不可避免的，他名声扫地，虽然这不太公平，因为他所讲的几乎总是很有道理。虽然如此，他依然是一位十分重要的人物，如果不是作为历史学家，至少是作为一位学术上的战略家。从德尔布吕克到赫尔曼·卡恩（Herman Kahn），他们是一脉相承的。

19世纪法国的历史学派同样没有产生有重要影响的人物。在这个常打败仗的国家，如果真正客观地研究军事史，总是会招致诋毁，被说成长敌人士气，整个国家无所不在的拿破仑崇拜更加阻碍了这一学科的发展。虽然也有一两个突出的人物，如帕拉特（Palat）和科林（Colin），但是他们都是士兵出身，因此在那个分裂的社会，他们的思想水平广泛受到怀疑，在专业的和“爱国主义”的圈子之外，他们的真正才能没有什么影响，也没有得到认可。

只有在英语国家，军事史才获得了人文学科的地位，并且在开明人士中间拥有广泛的读者群，原因很明显：除了美国内战之外，这些国家的陆上战争都没有发生在其国土之上，失败从来没有威胁到民族的生存，进而战争从来没有造成国家的严重分化。越南战争可能会是一个例外，但也有可能不是。因此，我们从来就不需要替罪羊，如1780年被扣上“叛徒”帽子的巴赞（Bazaine），也不需要像兴登堡（Hindenburg）这样的巨人。在英语世界，唯一一位偶像级将军罗伯特·李（Robert E. Lee）所代表的南方邦联却遭受了军事上的惨败，这一点意味深长。在过去150年的陆地战争中，这些国家里幸运的大多数人担当的都是观众的角色，而150年也是现代历史研究兴起的时期。因此，他们需要好的评论作品，也以读这样的作品为乐；也因此，他们对于军事史上的争议认识有限，仅限于讨论这样的问题，例如在阿拉曼（Alamein）战役之后，蒙哥马利（Montgomery）是不是出于疏忽才让隆美尔（Rommel）成功逃脱；再如巴顿（Patton）将军是不是应该掌掴那位患上炮弹休克症的士兵。他们不理解这样的问题，例如对于德国而言，如果军事上的判断更加明智，是否可以依然从其首都实行统治；对于法国而言，四年的外国占领是否可以避免；对于苏联而言，是否可以使2 000万国人免于牺牲。如果我们必须要面对这样的问题，如果对我们来说军事史不是一部胜利史，我们的军事史学无疑也会有法国、德国和苏联作家的毛病，即过于专业化，文风拙劣，夸夸其谈，充斥着个人中伤和狭隘的排外主义。

在军事史这一学科的发展过程中，以德尔布吕克为代表的欧陆学者没能产生像在英语世界那样的影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可以解释这一现象。这不是因为德尔布吕克的作品还没有被翻译，不是因为他独特的“经验判断”让盎格鲁-撒克逊人对他的其他作品产生怀疑，甚至也不是因为他的“历史哲学”对于西方自由主义者的胃口来说普鲁士的味道过于浓厚。除了年代上的因素之外，实际上最后一个因素本来最可能影响他的思想和方法的传播，因为虽然和特赖奇克（Treitschke）不同，他并不颂扬战争和暴力，但是视其为常态，而美国和英国的学者很少会这样。毕竟，他写作的一个主要目的就是要证明一点，即所有的政治制度如果不是由其军事组织形式所决定，就是与其有一种共生关系；对于总是在政治上严格控制军队的国家的公民来说，仅这一观点就足以认定他是一位糟糕而危险的思想家。虽然如此，德尔布吕克之所以没能影响英美军事史学的形成，最关键的因素不是这些，而是年代上的原因，因为在德尔布吕克开始发表其作品50年之前，英国已经产生了自己的战争思想家。

他的职业是律师，最后成为锡兰（Ceylon）的首席法官，历史研究只是其业余爱好，在发表成名作时，他只是暂时中断了自己的律师工作，到伦敦大学担任教职。坦白来说，现代的很多历史学家未必能够说出这本书的名字，他们的阅读书目上也通常不会有这本书，但是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人生中的某个时刻翻阅过或者在书架上看到过这本书。爱德华·克里西（Edward Creasy）爵士的《15场世界经典战役》（Fifteen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是维多利亚时代最畅销的图书之一，其再版的频率和达尔文的《物种起源》（Origin of Species）不相上下，从1851年至1894年，在43年的时间里重印了38次。它从父母和老师那里得到的好评可以和塞缪尔·斯迈尔斯（Samuel Smiles）的《论自救》（Self-Help）相媲美。其成功很容易解释，因为他解决了维多利亚时代的一大困境，其性质和达尔文与斯迈尔斯所解决的困境一样，并且解决的方法也一样。不管达尔文向思想的笼子里放了一只什么样的猫，他至少让那个时代的很多人相信，横扫社会的竞争潮流只不过是自然法则的表征；而斯迈尔斯则通过倡导自助理论，进一步表明虽然竞争对个体的生活有残酷的影响，却可能会在道德和社会上产生好的结果，因为它可以刺激那些即使是很穷的人去努力奋斗，厉行节约。巧合的是，这两本书都是1859年出版的，克里西的书比它们早出版了8年。一边是基督徒的怜悯之心和对进步的信念，一边是以贪婪和挥霍为特征的残酷现实，克里西和那个时代的所有人一样将两者巧妙调和。斯迈尔斯主要是通过阶级斗争来看待这一冲突，而克里西针对的是一种更加极端的冲突，即战争本身。

在该书的前言，他写道：“这个时代的精神有一个可敬的特征，那就是在文明国家，人们越来越厌恶暴力和战争。”这是一种完美的维多利亚时代的情感，特别是它暗含了这样一个事实，即这种事情无疑还在继续，很多人对其很感兴趣，虽然这种兴趣可能是秘密的。他接着赶紧解释说，把这种事情公之于众，并非要迎合低级本能。他说：“如果现代的作家选择战争作为写作的对象，仅仅是因为在这些战争中成百上千的人互相残杀”，这就表明他们“思想的缺陷或堕落”。与战争有关的人类勇气和指挥才能的展示并不能作为借口，因为这样的“品质不仅最高尚的人身上有，最低劣的人身上也会有”。并非如此，我们之所以要研究战争——他论证的逻辑暗示我们可以阅读的只是一部分战争——是因为有些战争“独立于作战者的道德价值”，“帮助我们成为我们今天的样子……因为几个国家的冲突常常会涉及很多国家的利益……这些冲突的影响并不仅限于一个时代，而是会导致一种可以改变人类命运的动力”。

他并没有声称这些思想为自己所原创，而是将其归于与其同时代的亨利·哈兰（Henry Hallam），但是他似乎是第一个将其系统化的。他的方法只能用“辉格派对鲜血谱写的历史的解析”来形容，他的主要论点是，维多利亚时代的世界所有可贵的东西，都是通过某个伟大的军事功绩才得以保存，其中包括希腊人的智慧、罗马人的品德、撒克逊人的勇敢、诺曼人的中央集权、新教形式的基督教、英国的自由和法国的民主；对这个世界的威胁依然存在，尤其突出的是俄国的专制，而如果命运之神眷顾了战场上好的一方的话，这些威胁本来也是可以被消除的。

无论怎样考虑，这种历史哲学都不太复杂。作为作家的克里西才华出众，他本人很可能并没有将其当回事，在写作本书的过程中，他显然主要致力于让这本书读起来更有趣。直到现在，这该书读起来依然很有趣。但是，无论他的哲学思想和文学成就如何，通过吸引人眼球的题目和惊人的商业上的成功，这本书已经把一个十分强大的概念引入英语史学词汇。从此，这个概念一直没有丧失其活力。克里西刚一去世，在1883年，以研究印度兵变著称的历史学家马礼逊（Malleson）就出版了他的《印度的决定性战役》（Decisive Battles of India）。4年之后，美国的托马斯·诺克斯（Thomas Knox）出版了《滑铁卢以来的决定性战役》（Decisive Battles since Waterloo，滑铁卢战役是克里西15场战役中的最后一场），其“目标是要从主要军事事件的角度，展示19世纪历史的概貌”，这实际上重述了克里西的方法，虽然语气没有克里西那么强，但依然是一种重述，尤其是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假设，即19世纪是人类历史的一个关键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产生了一系列新的决定性战役。1922年，威顿（Whitton）上校出版了《近现代决定性战役》（Decisive Battles of Modern Times）；1929年，里德尔·哈特出版了《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Decisive Wars of History）；1939年，富勒（J. F. C. Fuller）初次尝试对克里西的概念进行改编，出版了《世界上的决定性战役》（Decisive Battles of the World）；战前出版的两卷本副标题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到马德里战役”（From Salamis to Madrid）；1945年后出版的三卷本副标题是“从萨拉米斯海战到莱特湾海战”（From Salamis to Leyte Gulf）。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美国官方史学家的研究方法占据上风，1960年出版的《指挥部的决策》（Command Decisions）是多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浓缩，也是该系列中最畅销的一本。有点嘲讽意味的是，德国人也对自己的失败进行了分析和总结，这方面有两部最著名的作品：一部是1956年出版的《命运攸关的决策》（The Fatal Decisions）[3]，另外一部是1965年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决定性战役》（The Decisive Battles of the Second World War）。没过多久，在德语军事词汇里，“决定性战役”就取代了“大战役”一词，用来表达关键性的战斗。

围绕这一主题写作的畅销著作有很多，甚至还有不少丛书，但是真正表明其重要性的是严肃的军事史学家的关注，如里德尔·哈特和富勒。无论克里西做出怎样相反的否定声明，这种重要性在于，它赋予这些在西方传统中长大并工作的历史学家行动的道德自由。基督教的道德伦理为这一传统提供了动力，无论历史学家个人是否接受基督教道德伦理，基督教对战争的反感让这方面任何人性化的知识探讨变得极其困难。在基督教神学里，战争是一种罪恶的活动，除非它发生在规定的框架之内，而在实践中，很少有指挥官可以遵守这些规定，特别是要求必须有一个正义的目标和对胜利的合理期望。但是，通过客观研究，很快就可以发现大部分战争发生的原因和正义没有任何关系，并且即使在有明确结果的情况下，其结果也和所声称的目标大相径庭，还会给无辜者造成很大的苦难。无论是修道院中的编年史家，还是像爱德华·吉本（Edward Gibbon）那样的怀疑论者，西方的历史学家一直倾向于把战争描绘成灾祸、苦难和愚蠢之举，除非可以为其披上“圣战”的外衣，因为在基督徒看来，圣战总是正义的，或者是可以被用来展示伟大人物的生平和丰功伟绩。像滑铁卢战役这样的民族大胜利总是会有人歌功颂德的，但是严肃的历史学家虽然不得不描写战争，通常会异口同声地反对其必要性。19世纪的思想运动突出反映了战争的作用和道德伦理在学术上的不确定性。一方面，兰克学派提出的历史观寻求对历史变化更深层、更复杂的解释，而不是像军事上的输赢这样的表面事件所能提供的解释。另一方面，经济学派认为资本和劳动之间的动态关系可以解释人类的行为，而军队及其活动与此无关。与这些观点相类似，并且和两者都并行不悖的是进步这一观念本身，这是19世纪产生的最强大的观念之一，虽然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但是今天依然存在。对进步的信念实际上已经有望取代对上帝的信仰。战争这一现象对前者的打击要大于后者，因为基督教一直承认一点，即无论是作为个体还是集体，人类都可以并且也会做出不好的、残忍的、暴力的举动，而进步的观念所展示的美好未来需要人们对人性更加乐观。在这样的思想和道德背景之下，学者在探讨战争时，如果不直接谴责其为人类历史上的异常现象，应该怎样给自己或读者一个解释呢？

克里西提供了一个解答。战争是有目的性的，战争造就了19世纪。此外，研究战争就是研究人的自由意志。他是这样说的：

我意识到对宿命论的批评是某些人咎由自取，他们和邻国某个学派的作家一样，在历史中看到的只是一连串必然现象，而这些现象之间必然会有某种先后关系。可是，在本书中，当我提到可能性时，我说的仅仅是人的可能性。过去战争的发生绝对无法决定未来战争的发生。在结束对本书最后一个决定性战役的探讨之时，抚今追昔，让人深感欣慰。没有了战争带来的刺激（希望这种情况一直延续下去），不见了我们的军队凯旋的宏大场面，但是我们看到了比这些都更加让人自豪的景象，我们看到了每一面文明国家的旗帜在竞技场上随风飘扬，看到了技术被用来改善人们的生活，而不是被用来制造苦难和破坏。“和平之利，岂逊于兵戈之威。”现在，女王领导下的英国正在教给世界各个民族战胜自私的偏见和国际宿怨，争取普遍促进人类的产业和福利这一伟大事业的胜利，任何战场上的胜利都不如这种胜利高尚。

克里西的解答有一种高明的伪善，为想描写战斗的历史学家提供了他所需要的借口。战争很重要，它们决定事物的发展，它们可以改进事物。至于究竟是什么事物，怎样决定和改进，克里西将这些问题留给历史学家个人去做出道德上的判断。现代的很多军事史学家抓住这一点，为他们对战争无休无止的重复性考查辩护，而这毫无益处，只能让这个世界更加糟糕。他们这样为毫无战略意义的大屠杀辩护说，既然是“决定性的”，就一定可以决定某些事物，至于究竟是什么事物，他们并没有说明。他们沉溺于为战争而战争，主张必须就事论事，那就是战争的决策、结果和胜败，从而规避了对战争本质的探讨。这一主张简单而有力，在争取公众视听方面，其他的主张都无法与其竞争，例如德尔布吕克所倡导的战争是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的理论。也有少数人追随德尔布吕克，例如迈克尔·霍华德很精彩地将外交和军事事件交织在一起，还有阿利斯泰尔·霍恩（Alistair Horne），虽然他和前者大异其趣。此外还有美国的官方历史学家，虽然他们所从事的事业之宏大掩盖了其主导思想，但是大多数人所接受的是决定性战役的概念，因为无论是对于读者还是对于作者来说，这样都更加具有戏剧色彩，更加清晰简明。因此，几乎所有的现代战争作品都是采用的这一形式。

战争叙事传统

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目标并不能解释为什么大部分战争作品会采用这种独特的叙事风格：士兵沦为棋盘上的棋子，叙事节奏缺乏连续性，传统的形象塑造，对事件的精心选择，对领导层的过度关注。要解释这一点，就不能局限于克里西，因为在纳皮尔的作品中，这种风格已经得到了高度发展。和现代战争一样，现代史学也是从文艺复兴开始的。文艺复兴以来所有的近现代历史都是以古代的作品为范本，显然，军事史肯定也是如此。是哪些古典作家的作品呢？围绕古典作家对文艺复兴时期战争的影响，有很多争议。人们知道罗马后期维吉提乌（Vegetius）的作品被广为阅读，但是《1494年至1529年之间的意大利战术》（The Art of Warfare in Italy 1494-1529）的作者、历史学家泰勒（F. L. Taylor）回顾了雇佣兵队长可能研究过的作家后，得出这样的结论：“古典时期历史和文学的影响主要是在学术上。我们对文艺复兴时期战争的了解，是通过当代历史学家和老师这样的学术渠道而获得的。因此，往往会夸大理论作品对军事活动的影响。”迈克尔·马勒特（Michael Mallet）是现代杰出的专家，对雇佣兵战争进行了全面而深入的研究，他也认同这一观点。他说：

15世纪的军官是从雇佣兵那里学会打仗的，而不是从书本上。与其同行的人文主义者也许会告诉他，他的战术和恺撒在高卢作战时一样，他也许会很得意，但是他不大可能会有意为之。让人们再次对步兵产生兴趣的，不是对罗马共和时期的军队的研究，而是15世纪战争的实际需要。

对我们来说，士兵有没有读过这方面的书并不重要。正如战士并非从书本上学会打仗，军事史学家很可能也并不是通过观察战争而学会写作的。战争的场面极其混乱，为了弄明白自己并不理解的事物，即使是最为聪明的人也会意识到他需要一种文体和隐喻，这时他就会求助于那些已经描述过类似事件的人，以指导自己的写作。他们可能会求助于谁呢？刚刚我们已经提到过恺撒，虽然《恺撒纪事》（Commentaries）[4]在前不久才被重新发现，但是在15世纪的意大利已经广为流传，到了16世纪初，已经被翻译成欧洲其他语言：1488年被翻译成法语，1507年被翻译成德语，1530年被翻译成英语。目录学家一定可以表明他的思想和方法是以什么路径渗透到欧洲史学的，而据我所知，在军事史学领域，还没有人这样做过。通常认为，16世纪后期和17世纪初期两位最重要的军事改革家，拿骚的莫里斯（Maurice of Nassau）和瑞典的古斯塔夫二世（Gustavus Adolphus），在组建军队时，有意识地仿效了恺撒的《高卢战记》（Gallic War）中的罗马军团。多亏了他的作品，对于这次战争，“我们所了解的比古代的其他任何战争都要多”。显然，总体看来，从17世纪开始，在欧洲军人的世界里，占据支配地位的是罗马的军事实践和理念，前者包括训练、纪律和统一着装，后者包括智力上的领导、自发的勇气、无条件的服从、自我牺牲、对所在队伍的忠诚等。到了18世纪末，随着新古典主义的复兴，罗马时代的标志风靡一时，而这表达了一种已经被内化了的态度。在阿尔布埃拉战役中，法国人被德国燧发枪手从山上驱赶下来，而他们所携带的旗帜就仿照了恺撒军团的鹰旗；在巴拉克拉瓦战役中发起冲刺的苏格兰灰骑兵和皇家骑兵卫队，制服上也有这样的鹰的图案；在圣普里瓦战役中牺牲的普鲁士近卫军战士的头盔也仿照了罗马军团。现在，我们对当时的将领所读的书籍有了足够的了解，可以充分证明罗马的军事作家（尤其是恺撒）对他们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读书时代的拿破仑曾将恺撒的作品列入已读书目，德军总参谋长施里芬曾痴迷于罗马在坎尼战役中失败的案例，而这促使他发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

但是，我们没有必要通过推理得出这样的结论：既然罗马人（尤其是恺撒）对文艺复兴之后的军队有如此重大的影响，对文艺复兴之后军事史写作影响最大的人可能就是恺撒。我们可以通过一个“归纳的飞跃”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战争纪事”的所有典型特征都可以在恺撒对自己胜利的讲述中找到，如他对公元57年在桑布尔河（River Sambre）击败内尔维人（Nervii）的描述：

在对第十军团发表鼓动性讲话之后，恺撒接着来到右翼，看到自己的士兵压力很大。士兵们拥挤在一起，妨碍了战斗，因为第十二军团的旗帜集中到了一个地方。第四营的百夫长已经全部阵亡，旗手也已经阵亡，军旗已经找不到了。其余各营的百夫长也非伤即亡，勇敢的首席百夫长塞克斯提乌斯·巴库鲁斯（Sextius Baculus）多处受重伤，已经无法站立。恺撒还注意到剩下的士兵已经放弃战斗，有些后退到后面的队列，而后面的队列中有些人已经离开战场。另外一边，敌人虽然是从低处向高处发起进攻，却依然对正面部队造成很大的压力，同时还在向两边侧翼发起猛攻。恺撒意识到形势危急。他没有可以动用的后备力量，于是从后面一名士兵手中抢过一面盾，因为他自己来时没有带，然后赶到了队伍的最前列，一面叫着百夫长的名字，一面为其他士兵加油，吩咐把军团旗移到前方，连队之间拉开距离，以方便挥剑作战。他的到来使士兵看到了希望，他们重新振作起来。由于他亲自督战，士兵们都奋力拼杀，敌人的攻势被遏制。

这段话包括了“战争纪事”的所有特征。第一，行动缺少连贯性：先是军团受到很大压力，有些士兵开始退缩，然后恺撒到达，命令将军团旗移到前方，最后敌人的攻势减弱。第二，行为的统一性：敌人都在进攻，军团的士兵要么勉强抵抗，要么正在退缩，直到恺撒到达，他们才重拾勇气，奋力杀敌。第三，简单化的人物塑造：只提到两个人的名字，并且其中只有一个被赋予重要角色，即作者本人。第四，简单化的动机：士卒已经失去斗志，直到将领以简单的命令和鼓动性的语言让他们重新振作起来。

现在我们知道恺撒之所以写作《恺撒纪事》，是有其精心谋划的政治目的。无论是否意识到这一点，聪明的读者可能会意识到恺撒对自己军功的描写有所夸大。让人惊奇的是，军事史学家从来没有真正质疑过他所描写的战争场面的真实性。作为报告文学，军事史学家普遍把他对其军团战斗情况的描写视为圭臬，并依据这个来调整他们对自己所处时代的战争的了解。有些人这样做情有可原。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在探索史学的批判标准时，由于对军团式部队缺乏了解，很容易接受恺撒对于军团适应性和机械性的讲述，并在自己的战争叙事中加以重复，按照他们认为应该的方式进行讲述。但是，后来的历史学家有已经确定下来的标准可以遵循，且他们所在国家由纪律严明并领薪酬的军队来保卫，应该不致如此。尤其是古时已经形成了军事史学的另一个传统，更加丰富，更加微妙，更加偏重心理，最重要的是在处理人在战斗中的行为时更加直率。这一传统虽然比罗马传统更晚进入现代欧洲学术，但是一旦出现，就促使他们重新评估应该如何从事研究。这一传统就是公元前5世纪初希罗多德所开创的希腊传统，到了这个世纪末，修昔底德已经将这一传统提高到了科学和艺术的高度，而欧洲的历史学家直到两个世纪之前才再次达到这一水平。

下面这段话出自修昔底德对公元前418年曼提尼亚（Mantinea）战役的讲述，一方是拉西第梦人（Lacedaemonians，即斯巴达人）及其同盟，另一方是阿吉斯人（Argives）及其同盟。

拉西第梦人的军队看起来规模最大，至于双方军队的总人数，我无法精确说出来。……人们往往会夸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因此对其对手人数的估计是不可信的。可是，根据下面的计算方法，可以估算出军队的人数。双方军队即将交战，指挥官们对各自的队伍发表了鼓动性的演讲。曼提尼亚的将军告诫曼提尼亚人，他们是在为自己的祖国而战，这次战役将决定他们是保卫主权还是再次被奴役。……阿吉斯人的将军说要为惩罚敌人和邻国对他们犯下的许多暴行而战。……拉西第梦人的将军则激励每一位勇敢的战士铭记历史，他们深知长期的训练比任何简短的口头鼓动都更加有效。

演讲过后，双方军队开始交战。阿吉斯人及其同盟军快速挺进，气势汹汹。拉西第梦人则按照常规，在许多笛手演奏的军乐声中缓慢推进，这种音乐和宗教无关，只是为了确保军队行进时的速度和节奏，保证阵容整齐，因为大部队在交战时很容易被冲乱。

就在开战之前，拉西第梦人的国王阿吉斯（Agis）决定对军队做出如下调遣，在这方面，所有军队都是如此：在交战时，总是队伍的右翼被挤出去，一方的右翼和另一方的左翼相重叠。由于担心受到伤害，每名士兵都会尽量利用其右侧士兵的盾牌保护自己没有武装保护的那一侧，认为相互间盾牌靠得越近，保护也就越好。第一个应该对此负责的是右翼的第一名士兵，因为他总是力图将身体没有受到保护的一侧避开敌人，出于同样的顾虑，其他的士兵也会纷纷仿效他。[由于作战双方各自包抄对方的左翼，阿吉斯拥有人数上的优势，于是命令一些士兵向左翼转移。但是他们不肯服从命令，两位负责的司令官是希波诺伊达斯（Hipponoidas）和阿里斯托克利斯（Aristocles），“后来他们以临阵胆怯罪被逐出斯巴达”，就在阿吉斯忙于应对这种不服从时，阿吉斯人突然发起进攻。]在战术方面，拉西第梦人完全失败了，但是他们表现出无与伦比的勇敢。两军刚一交手，他们就打败了敌人。

实际上对后来事件的讲述相当复杂，有很多双方次要同盟的名字，此外还有那句致命的、不能说明任何问题的话——“一举将他们击溃”，这很像恺撒的风格。但是，在其他几乎每一个方面，修昔底德的叙事风格都远在恺撒之上。恺撒的士兵像机器人一样，而修昔底德的笔下是活生生的人；前者的行动依赖于恺撒是否在场，后者则要么受到自私自利思想的驱使，比如右翼的第一名士兵，要么古板保守，比如希波诺伊达斯和阿里斯托克利斯；恺撒只考虑到军团旗的位置对士兵行为的外在影响，而修昔底德则提到了音乐（可能还有宗教）、爱国主义、排外情绪和职业自豪感；恺撒笔下的从属人物像纸板做成的，比如关于塞克斯提乌斯·巴库鲁斯，恺撒只告诉我们他很勇敢，作为百夫长，他做了什么呢？而修昔底德笔下是一个个有自己想法的个体，并且他们要为自己错误的想法付出代价，比如被逐出斯巴达；在恺撒的战役中，指挥官的干预起到了扭转乾坤的作用，而在修昔底德描写的战役中，国王阿吉斯对作战方案的变动实际上让形势对己方更加不利。此外，这两段话给人的总体感觉也很不一样：恺撒没有告诉我们任何有关其军队的情况，只提到他们服从他的命令，依据他的讲述，这支军队最有趣的一点就是他是其领导者。而修昔底德笔下的军队本身就很有趣，其行为模式虽然众所周知，但是又绝不千篇一律。例如，他说“大部队在交战时很容易被冲乱”，言外之意就是小规模的队伍可能未必如此；他说“在这方面，所有军队都是如此”，意思是在其他方面未必如此。这些模式是人性在各个层面的产物。简而言之，恺撒写作的是专门史，而修昔底德写作的是通史，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后者都更加有用，更加困难，也更加富有启发性。

有人反对贬低恺撒的历史写作技能，认为他是一位严肃的军人，他对问题和动机的简单化处理源自他面对军事上具体困难时的坚决和果敢。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修昔底德本人也是一名战士，他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History of the Peloponnesian War）所依据的就是他的亲身经历、亲眼所见和他搜集的第一手材料。更好的反对观点是恺撒所描述的军队和希腊城邦的军队大相径庭，后者是由自由公民组成的民兵，而前者是长期服役的专业雇佣兵，虽然是自由入伍，但是受到军纪的严格约束。如果他们在战场上的行为像机器人，这是因为他们所接受的训练使然。这个反对观点很好，也很有说服力，但是并不是决定性的。拿骚的莫里斯和古斯塔夫二世可能会这样认为，如果有足够的时间、金钱和努力，他们可以按照恺撒的描述组建一支同样的军队。现代的古典学者越来越不满于古典作家对军团士兵的内心世界缺乏真正的了解，怀疑他们的行为要比恺撒所描述的更加复杂多变，更加具有个人色彩。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么莫里斯和古斯塔夫二世所追逐的不过是一个幻影。古典作家传统上赋予罗马军团的那种高度一致性，在我们所探讨的军事制度中是不存在的。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这样认为，即这实际上是一种传统，祭司和庙宇之所以神圣，老人之所以智慧，都是由于这样一种传统。

用迈克尔·格兰特（Michael Grant）教授的话说，罗马史学和希腊史学之间的差异就在于前者“始于政治和国家”，而后者“源自地理和人类行为”。因此，当对“地理和人类行为”的兴趣（在知识和艺术领域的表现就是浪漫主义）开始取代枯燥乏味的对“政治和国家”的关注成为历史研究的驱动力时，欧洲史学界开始对希腊史感兴趣，这一兴趣不仅恰逢其时，很可能还是上面那种取代的结果，因为新史学最著名的实践者利奥波德·冯·兰克（Leopold von Ranke，1795—1886）坚持认为修昔底德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当然，兰克的新史学或“通史”并非从希腊承传下来的，而是在他漫长的一生中独立形成的。但是，由于他的倡导，通过他的作品，希腊人那种务实的、现实主义的、热爱探索、充满智慧和人性化的精神影响了其他的历史学家，这些历史学家不那么重要，常常并非专业学者，毫无疑问，其中有些根本没有意识到兰克对自己的影响。对于德国学派的烦琐和艰涩，这些希腊精神中的每一条都是一剂良药。

阿当·杜皮克（Ardant du Picq）就是其中之一，在19世纪中期，他开创了一种新方法，那就是通过研究人类行为来研究战争。杜皮克是法国的一位步兵军官，参加过克里米亚战争和阿尔及利亚战争，1870年8月在梅茨（Metz）附近阵亡。实事求是地讲，他的军事生涯并不精彩，现在看来，或者说一个世纪的战争实践表明，他对于军队和战争的很多观点似乎有意要惊世骇俗，例如他认为有必要培养军官贵族。虽然如此，他的军事史学方法独树一帜，为了弄明白战斗的“真相”，他在军官同僚中间散发调查问卷，让他们精确回答很多很详细的问题，涉及军官和士兵在和敌人短兵相接时的方方面面。这次问卷调查并不成功，大部分被调查者发现其语气很无礼，或回答起来非常枯燥。但是这些问题设计得很巧妙，也很新颖，同僚们的冷淡并没有熄灭他的好奇心，他利用这些问题获得了有趣的回答。他主要专注于古代作家，尤其是修昔底德的追随者波里比阿（Polybius），因为在他看来，对于战争中的灾难，即士兵为什么会逃跑，逃跑后会发生什么，这些古人比现代人更加坦诚。他所得出的结论并非完全都是创新，因为德萨克森元帅（Marshal de Saxe）和吉伯特（Guibert）早在一个世纪之前就已经否定了士兵因为“冲撞”而逃跑。但是，他对这一否定进行了详细阐述，并对战场上的死亡和“战斗意志”发表了很多看法。

杜皮克并不相信两兵相接时的“冲撞”之说，他给了两个解释，一个很好，一个不那么好。通过书面证据，他表明两支大军相遇时，并不会冲撞到一起，要么是因为一方在关键时刻退却，要么是因为发起攻击的一方在冲击过程中会流失胆小的士兵，到了两军交兵时，和他们所要攻击的队伍相比，在人数上会占劣势。无论是哪一种情况，转身而逃的一方不是因为实力上的削弱，而是因为精神上的崩溃。这是好的解释，不太好的解释更加复杂：纪律严明的“文明”军队总是会打败缺少纪律的蛮族军队，但是，在一对一作战时，蛮族士兵比文明士兵要更加勇猛。因此，文明军队和被其所击败的蛮族军队之间并没有发生过直接交锋，因为如果发生交锋的话，被打败的可能是文明军队。

这一解释不那么好，因为他没能表明在肉搏战时，蛮族士兵整体上要优于文明士兵。但是，在否定了“冲撞”说之后，他接着令人信服地揭示了一个更加深刻的战争真相：在逃跑时，军队伤亡最为惨重，因为当他们转身而逃时，自我防御能力最差。文明士兵之所以如此强大，正是因为他们理智地意识到了逃跑的危险，还有就是纪律的约束。他所说的纪律不是一套抽象的原则，而是队伍中军官身先士卒的模范作用和处罚权力。总之，士兵是出于畏惧而战斗，首先是畏惧不作战的后果，即惩罚，其次是畏惧作战不力的后果，即被杀。

在杜皮克去世之后，法国军队接受了他的思想，但是已经被夸大和误读。在美国，他的影响最为持久，他的关于恐惧在战斗中起支配作用的观点深受欢迎，这不仅仅是因为事实显然如此，还因为其开诚布公的精神让人耳目一新。恐惧是每个人都可以理解的，在美国内战中，成千上万的美国士兵对此有深切的感受，有时这对于其指挥官构成了很大的不便。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围绕美国内战已经出现了一大批军人写作的文学作品。这些作品通过普通士兵的视角来描写战争，而不是通过将军的视角，很多作者并没有掩饰自己在战场上的恐惧。随着美国加入第二次世界大战，美国军方决定详细记录这场战争，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没有做的。他们集中了一些历史学家，其中有的是军人，有的不是。从一开始，他们就决定用杜皮克的方法来记录战斗本身的历史，而不是大战略或后勤。那个时代的美国人热爱祖国，富有平民主义精神，自信而乐观，他们认为军队的精神决定国家的成败，而美国精神保证了军队的成功。因此，他们写作历史的指导思想应该是考察美国士兵怎样才能克服恐惧，履行职责。

美国军队战史研究机构得出的结论现在已经广为人知，这些结论建立在对刚刚参加过战斗的士兵个体和团体进行大量采访的基础之上。这些构成了宏伟的美国战争史的基础，欧洲战区首席历史学家马歇尔（S. L. A. Marshall）将军以简明而深刻的方式使其得以普及。在某种意义上，他就是美国的杜皮克。他的理论基础来自杜皮克，即战场是一个可怕的地方，但是在士兵应该如何克服恐惧的问题上，他的观点和杜皮克的大相径庭。虽然如此，他和杜皮克都认为军队是真正意义上的社会有机体，受制于自己的社会规范，在促使士兵作战方面，自上而下强加的纪律作用很有限。杜皮克认为士兵之间必须“互相熟悉，以培养一种自豪感”。毫无疑问，他的这一说法引发了马歇尔的兴趣，但是杜皮克认为压制恐惧主要是军官的责任，而马歇尔则以一种典型的美国式思维，认为这是战斗前线每一个人的责任。在其名作《浴火战士》（Men Against Fire）中，马歇尔写道：“在战场上，每一名士兵都会感到恐惧，但是他们通常不愿意将这种恐惧表现出来，因为战友会认为这是一种怯懦。大部分人不愿意冒死做英雄，但是他们同样也不愿意被周围的人瞧不起。”因此，在马歇尔看来，军队应该让士兵之间尽可能地互相熟悉，以那些“天生的”领导者为中心结成战友，正是因为他们之间“互相熟悉”，才不会有人退缩或逃避。“当士兵被周围的人所熟知时，他就会害怕失去对他来说可能比生命还要宝贵的东西，那就是作为一个男子汉的荣誉。”

是判决还是真相？

马歇尔的史学方法并不仅仅是认为战场之上人人都会恐惧。通过对刚刚从战场上下来的士兵的采访，他们中有的是在太平洋诸岛和日本人作战，有的是在诺曼底和德国人作战，他得出一个惊人的发现：即使在“斗志昂扬”的连队里，即使在遭受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也只有不到四分之一的“作战”士兵会对敌人发起攻击，“军队无法改变西方人”，他在《浴火战士》中这样写道：

一个必须面对的事实是他来自一个文明社会，在这个社会里，侵犯他人生命安全的行为是不可接受的，是被禁止的。这个社会的教导和理想反对杀戮，反对乘人之危。他从小就接受了对侵犯的恐惧，这种恐惧根深蒂固，深入人心，是正常人情感的一部分。在加入战斗之后，这会成为他最大的障碍，会阻止他扣动扳机，虽然他几乎意识不到这种约束作用。

在战场上每一个人都会害怕；大部分人虽然害怕，却依然是其文化和价值体系的产物。马歇尔的这两个基本假设使他的战争叙事别具一格，我们可以开始称其为独具特色的美国风格，因为他对美国的军事史学家的影响变得日益突出，尤其是那些在军队历史小组接受过训练的人。这之所以是典型的美国风格，还因为其关注焦点是普通士兵，而不是指挥官，是大多数人的行动，而不是少数人的决定。这和美国精神水乳交融，也和美国历史研究的传统一脉相承。

但是，无论是在实用性方面，还是在适用性方面，马歇尔的方法都有其局限性。因为他写作的最终目的不仅仅是描述和分析，虽然这两者他都做得很好，而且还要说服美国军方其作战的方法是错误的。他坚信战场上的输赢取决于军队的结构是否合理。他倡导的是一种新式的小组结构，即以“天生的战士”为中心的“火线小组”。毫无疑问，他有点过分强调和强词夺理。他的论点非常有力，因此作为一位历史学家，他的经历也与众不同，那就是在有生之年看到自己的观点不但被接受，而且还被付诸实践。可是，几乎正是因为这个原因，对于那些接受训练不要将问题简单化而是要充分描述事件复杂性的学术史家而言，应该提防这些论点。马歇尔的有些理论可以用来纠正军事史之偏差，但并不是能够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

要想纠正那些决定性战役论者的“输赢”方法，以及恺撒所开创的聚焦于将领的叙事传统，这也不是一剂灵丹妙药。无论是围绕什么而写作，显然都要做出某种判断，对于战役也不例外，忽视甚至淡化其对事件影响的做法是有悖常理的。关键是应该怎样做出判断，应该怎样来看待核心人物。不可能有什么固定不变的铁律，但是我们可以做一些有用的类比。在我看来，最有用的类比就是英法两国在司法体系方面的差异。在英国（还有美国），法庭对刑事案件的职责由陪审团代理，根据诉讼双方律师提供的证据做出有罪或无罪的判决。审判就是冲突，判决就是决定，双方或输或赢。在法国和其他遵循罗马法的国家，法庭在刑事案件中的职责就是尽可能找到事情的真相，而确定真相的任务并未落在陪审团的头上，而是落在预审法官的头上，陪审团只负责做出判决。在英美法系中，预审法官这一职务是不存在的，但是在大陆法系中，预审法官拥有广泛的权力，可以对嫌疑人、其家人和同事进行讯问，可以对犯罪现场进行调查，并且在此过程中，嫌疑人常常被要求对现场进行重构。只有在预审法官确认犯罪事实的确发生过，嫌疑人应该负责任时，他才会允许案件进入起诉环节。

这两种不同的诉讼制度通常分别被定义为“控诉制”（英国）和“纠问式”（法国）。英国以及后来美国的军事史学很可能受到了这一因素的影响。毕竟，克里西本人就是一名律师。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英国的大部分军事史学家总是会隐晦地把某一将领或军队放到被告席上，并收集证据，证明其罪，如果是自己一方，其罪过就是失败，如果是敌方，其罪过就是胜利。的确，鉴于这一方法的本质，历史学家所能做的只能是这些，而纠问式的方法却能赋予历史学家更多的行动自由。

例如，利用这种方法，历史学家就可以把战役作为不受价值判断影响的事件来探讨，而不必做非黑即白的判断，因为对于很多参与者和大部分不参与作战的旁观者而言，战役就是事件，如果从中立的立场来看，往往会对战役的真正意义有更加清楚的认识。利用这一方法，历史学家还可以探讨某一战役是在什么意义上发生的。例如，有人已经指出，在马恩河战役发生时，德国人并没有意识到他们在打这一战役。根据泰尔福德·泰勒（Telford Taylor）的研究，虽然早在1940年6月丘吉尔就怀疑不列颠战役“即将发生”，但是对希特勒而言，它并没有正式开始。接着以诉讼制度作为类比，纠问式的方法可以让历史学家像侦探一样追根溯源，从信息的源头追溯到其接收者，将信息发送和到达的时间与战场上的事件经过联系起来，以此客观判断指挥官对战斗结果的影响。在这方面，优秀的海军史学家成就斐然。在美军指挥与参谋学院常规的军事演习中，这一方法也被用于对阿登高地（Ardennes）战役的研究。虽然在《战争与和平》中，托尔斯泰挑衅性地否认了将领对战斗结果的任何影响，但是使用这一方法的军事史学家并不多，即使有，也很粗略。

虽然纠问式的方法会造成沉重的负担，但是它也可以提供更大的自由。例如，像对待其他剧烈的突发事件一样，历史学家可以思考主要战役对一个民族和文化所产生的深远影响。据说里斯本的地震适时地刺激了18世纪欧洲人的宗教虔诚，同样，在民主德国的教育体系中，斯大林格勒战役也常常被认为是最为重要的一课。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是如此呢？毫无疑问，1871年对巴黎公社的镇压给巴黎工人阶级的心灵留下了创伤，至今尚未愈合。但是，1940年的法兰西战役究竟给法兰西民族的内心留下了什么呢？这个问题很大，但是并不能让历史学家望而却步，他们中有几位已经尝试对此进行探讨。阿利斯泰尔·霍恩试图表明1916年凡尔登战役的经历让法国人建立了马其诺防线，后来又建立了奠边府的堡垒，而奠边府战役的失败导致了其殖民帝国的瓦解。但是，要想真正探究这一问题，仅仅像霍恩一样在他有关凡尔登战役的著作结尾处加以讨论是不够的，而是需要专门的历史考查，与其一头钻进文献档案堆里，不如浏览一下这个民族的文艺作品，从萨特（Sartre）的《痛心疾首》（La mort dans l’Ame），到《被禁止的游戏》（Les Jeux Interdits），再到《悲哀和怜悯》（Le Chagrin et la Pitie）。

文学评论家很少触及虚构作品中对战役的描写，但是借助其在探求真相与可能性方面的专业所长，军事史学家不妨一试身手。他还可以把战役与其所发生时的时代背景更加密切地联系起来。例如，惠灵顿将军的那些参与半岛战役的士兵是从什么样的社会阶层招募的呢？1914年，多达几十位将领在他们自己指挥的战斗中失去儿子或女婿，但他们依然忠于职守，毫不动摇，在当时的欧洲，这是一种什么样的牺牲精神呢？当一个地方因为战争伤亡而突然失去大量人口时，会对当地人的情感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呢？诸如1914年8月莫朗日（Morhange）战役之后的北部（Nord）和加来海峡省（Pas de Calais），索姆河战役之后的贝尔法斯特（Belfast）。这种人口损失会对当地产生多么久远的影响呢？从积极的方面来说，对于战役的幸存者而言，因并肩作战的经历而形成的情感纽带会持续多久呢对于他们此后的生活，这种情感纽带有多重要呢？在独立后的爱尔兰，要想从政，有一个条件必须满足，那就是参加过1916年的起义。另外一个不那么显著的例子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法国，要想在戴高乐政府谋得职位，最好在诺曼底战役中参加过自由法国第二装甲师。在那些一起出生入死的军人之间，有一种微妙的互相关照，即使不去为对方谋取利益，至少会保护对方。这方面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英国，对于经历过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那一代人来说，没有参加过战斗的人是不可能领导保守党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知道这一点，一定会深受启发。

这些只是研究战役的几个方向，我认为对战役的研究可以朝这些方向拓展。我被其中很多事情吸引，但是同时也意识到由于其范围之广和我的个人局限，其中大部分是我所不能及的。本书所要探讨的问题要小很多，但是在我看来很重要，那就是重新思考“战争纪事”的概念，提出使其可以摆脱窠臼的方法。由于传统和草率的模仿，它落入这样的窠臼已经很久。我无意探讨将领和领兵打仗之术，除非要讨论指挥官在战场上的出现对其部下的战斗意志有什么样的影响。我无意探讨后勤或战略，对于严格意义上的战术，我只会涉及一点点。我也无意对战役的双方进行描述，因为对于我所描述的战役，发生在一方的事情就足以表现我所认为的突出特征。但是，我想探讨一下受伤和治疗的情况，沦为俘虏的情况，基层领导的情况，在让士兵坚守阵地的过程中强迫所起的作用，战争中的事故性伤亡，尤其是战场上各种武器对士兵所构成的危险。战场上的武器可以分为三种，分别是：单手武器，如剑和矛；单发武器，如火枪和步枪；多发武器，如机枪和毒气发射器。这种划分虽然粗略，但是我认为很有意义。我选择了三场战役进行详细探讨，分别是阿金库尔（Agincourt）战役、滑铁卢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我如此选择所依据的是可得证据的多少，目的在于尽可能准确地表明使用单手武器、单发武器和多发武器的战争分别是什么样子，并表明那些不得不面对这些武器的战士为什么以及怎样控制自己的恐惧，止住伤口的鲜血，勇敢赴死。这是我个人想要了解战争面目的一个尝试。

[1] 比较一下官方历史学家的拐弯抹角和安东尼·斯托尔（Anthony Storr）博士对学术语言的评论，很能说明问题。他是这样说的：“我们用来描述思维过程的词语总是攻击性十足，例如，我们对一个问题发起攻击，或者是全力攻克一个问题。经过一番攻坚克难，我们掌握一个问题。我们磨砺自己的智慧，希望我们的思维能够更加敏锐，以便可以更好地把一个问题分割成几部分。”（《人类的攻击性》，Allen Lane，The Penguin Press，London，1968）至于军事史学家为什么习惯性地不愿意直言不讳，斯托尔博士可能比我更有发言权。

[2] 通过揣测训练有素的士兵在某种情况之下会如何行事来解决疑难问题。

[3] 该书已有中文版，中文名为《纳粹将领的自述》。——译者注

[4] 《高卢战记》和《内战记》是恺撒仅存的两部著作。他将这两部著作均以“Commentaries”为题，即“随记”“手记”之意，自谦地表示这只是平实、客观地记录并陈述事实。——译者注

第2章
阿金库尔战役
（1415年10月25日）

Agincourt, October 25th, 1415

说起英国历史上的史诗般的事件，人们马上会想到阿金库尔战役，当年发生的一切至今仍栩栩如生，历历在目，而想起这场战役，英国人总是充满自豪感。这是一次以弱胜强的战役，是普通士兵对贵族骑士的胜利，是坚毅对浮夸的胜利，是远离家乡、背水一战者对胜券在握的主场作战者的胜利。在视觉上，这是一幅前拉斐尔派（pre-Raphaelite）的画面，也许更像美第奇画廊（Medici Gallery）里的战争版画：厚重的线条纵横交错；在鱼鳞灰和北极蓝的背景上，饱满的暗红色和林肯绿相碰撞。对于对历史课兴味索然的学生来说，这是一次到老维克剧院（Old Vic）的校外旅行，欣赏以莎士比亚为主题的很有趣的声光晚会、无韵诗，以及身披甲胄的劳伦斯·奥利弗（Laurence Olivier）。这是一个小插曲，可以燃起他们对历史的兴趣。这是一堂示范课，以展示英国人在道德上的优越感。这是一个正在衰落的民族神话中备受珍惜的一部分。同时，这也是一场赤裸裸的暴行或屠杀。

事件经过

对于军事史学家来说，阿金库尔战役的经过讲起来直截了当。因为就中世纪的战役而言，这一战役得到了很好的记录：可以相当精准地确定事件发生的时间顺序，对于决定性战斗的准确地点也从来没有什么争议。在500多年的时间里，那里的地形基本上没有发生什么变化，对于作战双方的人数也不像通常那样无法确定。

1415年夏末，亨利五世（Henry V）27岁，即位英格兰王位刚两年，他开始了对法国的入侵。他想通过武力收复其家族在此前一个世纪里得而复失的土地，我们现在称这一时期为“百年战争”（Hundred Years War）时期。当然，英格兰并没有丧失所有在法国的土地，而是继续持有加来及其附近地区、波尔多（Bordeaux）及其附近一大片飞地，并且沿海一直向南，包括今天的朗德省（Landes）、下比利牛斯省（Basses-Pyrenees）、吉伦特省（Gironde）、多尔多涅省（Dordogne）、夏朗德省（Charente）和滨海夏朗德省（Charente-Maritime）的全部或部分。但是，根据1360年结束爱德华三世（Edward III）征服战争的《布列塔尼条约》（Treaty of Bretigny），其家族应得的土地比这要多很多，包括波尔多向北和向东的普瓦图（Poitou）和阿基坦（Aquitaine），几乎占法国领土的三分之一。亨利五世一心想要重新获得的就是这些地区，虽然他似乎还打算恢复英国对诺曼底公国的所有权，因为早在1204年，这块土地就被从英格兰国王约翰（King John）那里剥夺出去了。

对于这场战役，亨利五世究竟有什么样的战略，我们只能进行臆测。从他和几支军事主力的领导者签订的协议可以看出，他想在法国的南部和北部同时开战，但是一开始他似乎无意深入法国的心脏地带。在此前一个世纪的最后30年里，英国的军队已经数次尝到苦头，长途跋涉让士兵身心疲惫，而法军却实行费边战术，故意回避大规模战役，一点一点地蚕食英国所持有的大量城镇和城堡，而这些是英国对其在法国的领地进行统治的据点，我们现在称这段战争为杜盖克兰（Duguesclin）之战（得名于当时的法军骑兵统帅）。亨利五世的计划似乎和冈特的约翰（John of Gaunt）与黑王子（Black Prince）的恰恰相反，他要在拥有一个稳定据点之后才进行机动作战，并且要在最短的航行路线末端建立这个据点。这一决定意味着他的登陆地点只能在诺曼底、皮卡第（Picardy）、阿图瓦（Artois）和佛兰德斯（Flanders）之间进行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盟军将领决定在诺曼底登陆，也基本上是出于同样的考虑。亨利五世选择了塞纳河湾（Bay of the Seine）和阿夫勒尔港（Port of Hairfleu）。

在8月的第二周，部队在朴次茅斯（Portsmouth）登船，11日，扬帆起航。队伍从4月开始集结，而与此同时，亨利五世有意和查理六世（Charles VI）进行毫无结果的谈判。军队的总人数为1万，其中弓箭手8 000，重骑兵2 000，此外还有随军商贩。船队由1 500艘船只组成，辎重和马匹占用了船上的大量空间，除了每名重骑兵至少要配备一匹马，还要由马匹拖拉辎重。渡海花了两天多一点的时间，到了8月14日，队伍开始登陆，地点是阿夫勒尔港向西3英里（约5千米）处的海滩，并没有遭遇法军抵抗。安营扎寨用了三天时间，8月18日开始围城。这里驻兵并不多，但是人工防御和天然防御都很强大，南部、北部和东部分别受到塞纳河（Seine River）、莱扎尔德河（River Lezarde）和一片沼泽地的护卫。英军企图从西侧战壕下方挖掘地道进入城内，受到法军的阻挡。于是，就利用至少三台重型大炮对这段城墙进行轰击。炮轰持续了将近一个月，直到一个重要的城门被攻破。驻城法军发起数次突击，但是都未能成功，再加上援兵迟迟未至，法军意识到他们只有投降一途。经过谈判，在9月22日（星期日），他们为亨利五世打开了城门。

现在他有了据点，但是既没有时间也没有能力在这一年发起像样的进攻，至少三分之一的士兵或死亡或伤残，主要是由于疾病，并且雨季即将来临。在9月初，他已经白纸黑字表达了自己的意图，即一旦攻下阿夫勒尔，马上渡过塞纳河向巴黎进军，然后再到波尔多。显然，这一方案已经行不通，但是为了维护自己的面子，他不能就此罢休，就这样离开法国。在10月5日的军事会议上，他说服自己的人马，可以一边做出要和正在集结的法军交战的样子，一边向加来撤退，和法军保持安全距离。10月8日，他率军出发。

他的直接路线大约有120英里（约193千米），其间有多条河流阻隔，但只有索姆河可以构成真正的障碍。他沿着海岸一路北上，在10月11日渡过贝蒂讷河（Bethune），并在阿尔克（Arques）进行补给。次日，他渡过伊乌镇（Eu）附近的布雷勒河（Bresle）。在5天的时间里，他已经行军80英里（约130千米）。10月13日，他转向内陆，在索姆河入海口上游渡河。在快要到达索姆河时，他第一次接到关于敌军的情报，形势很严峻。最近的渡河地点被堵，由6 000名法军把守。经过商议，他否决了后退的方案，而是沿河流方向朝东南行进，直到找到没有防御的渡河地点。在此后的5天里，一方面英军越来越饥肠辘辘，另一方面法军在对岸紧追不舍。直到第六天，英军强行穿过桑特勒（Santerre）平原（1918年8月8日，英国在这里发起大规模的坦克战），赶到了法军的前方，在贝滕库尔（Bethencourt）和福洋（Voyennes）发现了两条堤道，虽然已被破坏，但是无人防守。经过一番匆忙的修整，使其可以通行。19日当晚，队伍在对岸过夜。亨利五世下令20日休息，这正是士兵所急需的，在12天的时间里，他们已经行军200多英里（约320千米）。但是，法国传令官送来的挑战书提醒他们此地不可久留。21日，他们行军18英里（约29千米），和法军大部队的行军路线发生交会。在此后的3天里，他们接着行军53英里（约85千米）。现在，只要再有两三天的行军，他们就可以到达安全地点。但是，大家都很清楚，法军已经追了上来，在其右翼并驾齐驱。24日傍晚，侦察兵来报，敌人已经赶到前方，正在部署战斗。亨利五世命令人马做好战斗准备，但是由于夜色将至，法军最终放弃了战斗，向北撤退了一点，就在通往加来的路上扎营。

英军在迈松塞勒村（Maisoncelles）及其周围就地取材，安顿下来。接着，他们草草吃了点东西，做了忏悔和弥撒，然后披上铠甲，准备战斗。天刚一蒙蒙亮，骑士和弓箭手就在两片树林之间各就各位。1 000码（约914米）之外，法军也已经严阵以待，几乎全部由骑马的重骑兵和徒步的重骑兵组成。两军对峙达4个小时之久，各自按兵不动。显然，亨利五世希望法军先发起攻击，而法军知道亨利五世早晚要有所行动，要么进攻，正中他们下怀，要么后退，更合他们心意。他们或坐或站，一边吃早餐，一边欢快地大声喧闹。最后，亨利五世决定拔营向法军行进。这是真正意义上的“拔营”，因为在过去的一周里，他的弓箭手一直携带防守用的尖桩，即拒马桩。到了距离敌人300码（约274米，弓箭的有效射程）之处，英国弓箭手重新把拒马桩立起来，开始了第一轮射击。正如亨利五世所料，受此挑衅，法军开始发起进攻，由重骑兵从侧翼发起冲锋，全副武装的徒步重骑兵紧随其后。法国的骑兵没能突破英军的防线，反而在英军的乱箭之下遭受损失，于是就转身而逃，结果正好冲进正在前进中的徒步重骑兵队伍。他们虽然有所动摇，但是依然继续前进，朝英军发起进攻。英军兵分三路，弓箭手位于两翼。虽然法军在弓箭手那里遭受了损失，但是他们显然不屑于和弓箭手作战。在距离英军还有几码远的地方，他们加快步伐，直冲英军中路而来。有一阵子，英军开始退却，但是法军互相靠得太近，无法利用手中的武器扩大缺口。英军很快站稳脚跟，开始反攻，此时大量的弓箭手加入进来，他们丢下弓箭，手里拿着斧子、锤子和剑，或者是从地上捡起法国士兵丢弃的武器。接着是短暂但是极其血腥的肉搏战，英军几乎完全掌握了主动权。很多法国士兵摔倒在泥沼之中，并就地被杀，其他站立着的也无法自保，要么被刺死，要么被锤杀。法军第二阵列赶上前来，投入战斗。法军本来就在人数上占优势，这样一来，人数上的优势更加明显，但是依然没能扭转形势。最终，得以从混战中脱身的法国士兵回到了剩下的队伍那里，即一直处于观战状态的第三阵列的骑兵。参战的英国士兵也返回到自己的队伍。战场之上，血流成河，法国士兵伤亡惨重，根据一位编年史家的说法，尸体堆积得有一人多高。有些英国士兵把解除武装或受轻伤的法国士兵集中起来，带到后方，由专人看守。

阿金库尔战役（1415年10月25日）

与此同时，因为参加一个洗礼仪式而姗姗来迟的法国贵族布拉班特公爵（Duke of Brabant）率领人马草率发起冲击，但是没能打破英军阵列。亨利五世很谨慎，没有让队伍卸下武装，因为法军第三阵列的骑兵并没有解散。他担心如果英军全都去抓战俘或抢夺战利品，这些骑兵会乘机发起进攻。到了下午，有迹象表明法军准备再次发起进攻，几乎是在同一时间，在三位骑士的率领之下，一群武装起来的法国农民突然出现在英军存放辎重的地方，虽然他们最后被赶跑，但是也杀死了几名士兵，偷走了一些有价值的物品，其中包括亨利五世的一顶王冠。

要么是因为这一事件，要么是由于法军骑兵的威胁，亨利五世命令将所有的法军俘虏马上处死。这一命令没有马上得以执行，原因不难理解。即使不考虑执行者在道德上的顾虑和心理上的反感，也不考虑对这一命令背后原因的误解，即如果法国骑兵突然对前线发起攻击，这些俘虏会拿起武器从后方呼应，对于那些家境穷困的英国士兵来说（也许不仅仅是那些家境穷困的），杀掉俘虏意味着丧失赎金，而这是他们不愿意发生的。但是亨利五世非常坚决，命令一位骑士和200名弓箭手着手办理此事，直到看到法军的骑兵很显然正在准备从战场撤离才阻止了他们，而此时很多法国士兵已经被杀，有些英国士兵甚至把受伤的俘虏关在屋子里活活烧死。

那些出身最高贵的、最富有的俘虏不但免于一死，还在迈松塞勒和亨利五世共进晚餐。在前一天晚上，这里曾经是亨利五世的根据地，现在他又回到了这里。路上，他召集两军的传令官，他们在有利位置一起观看了战斗的过程。和法军的首席传令官一起，他为这一战役定了一个名称，即阿金库尔战役，因阿金库尔是距此最近的要塞而得名。次日清晨，他召集队伍，将战俘集中起来，将伤员和大量的战利品进行了分配，然后，队伍穿过战场，朝加来进发。不少法国伤兵已经在夜间死掉或者被杀死，那些活下来的，此时也被杀死。29日，英军带着2 000名俘虏到达加来。国王没有在此停留，而是马上去了英格兰，在人们的欢呼声中回到伦敦。

这些就是战役的梗概，有七八个人对此进行了记录，在事件的顺序、性质或重要性方面，他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当然，虽然其中三人身在现场，但是没有一个人目击了整个甚至是大部分过程。虽然如此，刚从战场上下来的队伍，尤其是像参加阿金库尔战役的英军这样小的队伍，必然是一个相当高效的信息交换所，任何勤于打探的人都会对事件的经过有一个大致精确的看法，虽然对于事件背后的原因未必如此，而一个众所接受的、与其相类似的版本会很快在队伍内外流传开来。因此，我们有理由相信他们对于这一战役的叙述是可信的。不管怎样，试图寻找更好的叙述将会徒劳无功。

战斗过程

对于战斗的种种具体细节，对于士兵的感受和技术，我们都几乎一无所知，而这些本来都是编年史家兼目击者所观察到的。阿金库尔战场上箭雨看起来是什么样子，听起来又是什么声音；两军在第一次接触时是什么情况；法国骑兵是以什么速度和密度发起冲刺的；在置身事外的旁观者看来，比如法军的第三阵列，近身肉搏战是怎样一种混乱场面；战场上的噪声有多大，指挥官怎样让手下听到自己的指令。对于所有这些问题，目击者一目了然，而我们却无法想象。这些问题导向不那么具体的问题：战斗开始之后，领导层是怎样指挥的呢？是大力督促，还是身先士卒？行动上的一致性是取决于演练过的战术，还是仅仅取决于集体意识？或者根本就没有领导层，每一名士兵或者说每一名勇敢的士兵尽力而为。还有更加抽象的问题，诸如在中世纪战争中，“勇敢”究竟意味着什么？作为和我们一样的人，他们是怎样评估自己所面对的危险的呢？步兵是更害怕马，还是更害怕马上的人？重甲士兵是更害怕箭矢，还是更害怕同样身着重甲、短兵相接的对手？寡不敌众之时，背水一战和缴械投降哪个更加安全？转身而逃是不是比奋力一搏更加危险？

对上述有些问题的回答必定会有很多臆测的成分，虽然这种臆测很有趣，但是对其他一些问题，我们肯定可以做出可能性很大的回答，因为这些是技术上的问题。在行军速度、阵列密度和武器的威力等方面，我们可以根据铠甲的强硬度、箭矢的穿透力、人的体能、战马的体力和速度等已知因素，对我们的揣测进行验证。根据军事技术上的这些可能性，我们可以更好地了解战场本身的动态变化以及参战队伍的士气。

首先让我们人为地将战争分为一系列事件。如上文所述，事情始于黎明时分的排兵布阵，至于究竟是天刚蒙蒙亮，还是在较晚的大约6点40分日出时刻，在这种细节的精确性方面，我们不能指望编年史家达到参谋学院所制定的标准，他们本人也并不期望做到这一点。在人数方面，他们更加不求精确，尤其是涉及法军时。亨利五世的队伍由五六千名弓箭手和1 000名重骑兵组成，对此基本上已经形成一致看法，并且还有其他证据可以表明，而对于法军的人数，分歧较大，少则1万，多则20万。伯恩上校（Colonel Burne）让人信服地调和了这一差异，他提出的数字是2.5万，其中很大一部分是重骑兵，而他们中有1 000人带来了马匹，剩下的是徒步。

起初，两军在距离大约1 000码（约910米）的地方各自布阵，他们中间是一长条开阔而平坦的耕地，两边都是树林。在法军的一边，耕地的宽度大约有2 000码（约1 830米），田里刚种下冬小麦。在英军一方，两片树林之间的距离稍微缩小。在两军最终交战的地方，树林之间的距离为900码至1 000码（约823米至914米）。这些测量假设这些树林的轮廓基本上没有发生大的变化，这似乎是合理的，因为在长达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地界保持了高度稳定。

英国重骑兵主要是徒步，兵分三路：右路由约克公爵（Duke of York）指挥，中路是国王，左路是卡莫伊斯男爵（Lord Camoys）。在他们之间和两翼是弓箭手。整个阵列由四五排组成。两翼的弓箭手可能有点靠前，中间的两队弓箭手可能呈楔形分布。这样一来，似乎重骑兵位于弓箭手的稍后方。在他们对面，法军形成三个阵列，其中第三阵列由骑兵组成。两翼也是骑兵，各有500人马。前面的两个阵列是步兵，各有8 000人，排成8排，阵列之间有弩手，侧翼有一些没有发挥作用的大炮。在两侧，各个分队的领导者（贵族、方旗骑士和普通骑士）举起了带有他们各自纹章的旗子。在部署期间，他们之间发生了争夺，因为他们争相把自己的旗子摆到前列。

部署已毕，两军准备战斗。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战斗可以分解为12个阶段：等待；英军前进；英军弓箭手发起射击；法军骑兵冲刺；法军步兵前进；英法重骑兵之间的混战；英国弓箭手加入混战；法军幸存者逃离混战现场；第二次等待，在此期间，法军第阵列构成威胁，其中一小队人马再次发起冲刺；法军对英军停放辎重的地方发起突袭；屠杀法军俘虏；最后，双方撤离战场。每个阶段是什么情况？它们又是怎样推动整个事件发展的呢？

等待阶段持续了三四个小时，大概从上午7点到11点，这一阶段肯定十分难熬。两位编年史家提到法军前排的士兵坐了下来，一边大吃大喝，一边大肆喧闹，互相开玩笑，修复他们之间的关系。这是安定下来之后的事情，此前他们你推我攘，互不相让，争夺前排的位置。虽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争执，但是这样一来，那些身份更加高贵、更加勇敢的就到了那些地位更低、更加胆小的人前面。编年史家没有提到英国士兵模仿法军，但是考虑到前者所处的艰难境地，加上他们的阵列要比法军薄弱很多，他们之间应该不会如此争先恐后。同样，他们也不大可能会大吃大喝，因为军队缺粮已经9天，据说弓箭手们最后只能靠坚果和浆果维持。对于英军来说，等待意味着饥寒交迫，痛苦不堪。刚刚下过雨，土地是新犁过的，温度大概在40至50华氏度（约4至10摄氏度），军中很多士兵患上了痢疾。队伍处于作战待命状态，任何人都不准擅自离开，因此，他们可能只好就地解决问题。对于穿着护腿甲的士兵来说，连这一点都无法做到。

由于预料到法军不会首先发起进攻，国王命令队伍前进，这一命令受到大家的真心欢迎，至少运动可以产生热量。从黎明到现在，身着铠甲的骑士已经耗费了大量的热量。但是，时机未到，他们的行动并不快。由于士兵们的装备和负担并不一样，要想维持行军秩序，前进的速度必须放慢。此外，这一行动只是要改变一下位置，而不是要发起冲击。国王及其部下可能已经意识到一旦队伍发生混乱，敌人有可能会乘机发起进攻。有几位编年史家都提到一点，即应国王的命令，在行进之前，有一位骑士对弓箭手的着装进行了检查，用现代军训教官的话说是“仪容检查”，并且确保他们给弓上好弦。重骑兵随着其领主旗子的移动而移动，而领主们则追随国王。

队伍要走过大约700码（约640米）泥泞的田地，慢步前进，中间几次停下来整理着装，可能用了10分钟左右的时间到达新位置。中世纪的军队行军步伐并不一致，在当时那样的地面上，即使是现代的军队也不会这样做，“步调一致”的行军是路面平整情况下的事情。随着他们距离法军越来越近，领导者开始对形势进行评估，行进的步伐慢下来很多。据推测，亨利五世打算在弓箭最远射程处停下来，通常认为是距离法军300码（约270米）的地方，但这一射程是很难达到的，250码（约230米）应该是更加符合事实的判断。如果侧翼的弓箭手稍微靠前，则中间的队伍距离法军更远一点。如果就像一位编年史家暗示的那样，他还派遣弓箭手埋伏在树林中，这表明两军之间的距离可能还要大，因此应该在250码至300码之间。

此后一定还有短暂的停顿，因为从行军的第十天开始，弓箭手就每人携带一根结实的、两头尖的拒马桩，现在他们要利用锤子把这些拒马桩插到地上，并让其角度正好瞄准敌军战马的胸部。拒马桩插好之后，还要赶紧将其再次削尖。起初，亨利五世命令准备这些拒马桩的目的是要防备在行军过程中受到敌军骑兵的突袭。在两军对峙时，将其插在地面上，这是一个很明智的临场发挥，虽然这一做法并非完全独创。班诺克本（Bannockburn）战役中的苏格兰人、克雷西战役中的英国人和科特赖克（Courtrai）战役中的佛兰德斯人都曾经在战场上挖坑，让敌军马匹失足断腿，其原理和阿金库尔战役中弓箭手所用的防御拒马桩是一样的。实际上我们无从知道他们是否建起一道防线。如果他们把拒马桩插成一排，就要有一段时间背对敌人，只有这样才能把拒马桩安置好。是不是更有可能这样呢？他们每个人就地把拒马桩插在地上，形成一片拒马桩丛，敌人的马匹不敢冲过来，而防御者却可以在其间穿行自如。这样就可以解释一位编年史家令人不解的陈述，即“每名弓箭手在自己前方放了一根拒马桩”。这样还可以更好地理解其中涉及的数学问题。伯恩中尉的估计还没有被质疑过，他认为英军整个阵列的宽度为950码（约870米）。假如作战队形由1 000名士兵组成，他们并肩排列，排成四层，每人占据一码的空间，队伍会延伸到250码（约230米）。如果占据剩下的700码（约640米）的5 000名士兵将拒马桩并排插好，会形成一个间隔为5英寸（约13厘米）的围栏。这不仅让法军无法穿越，对英军弓箭手的行动自由也会形成障碍，实际上在他们把拒马桩插在地上之后，会无法回到拒马桩后面，而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英国之所以能够赢得这场战役，行动自由是一个十分关键的因素。因此，关于弓箭手采用的阵形，最接近事实的推测是他们之间大约有一码（约0.9米）的间隔，有六或七排，排与排之间也有一码的间隔，纵横交错排列，以方便后面的弓箭手瞄准射击，这样他们就形成了一条松散的带状，深度为20英尺（约6米）或30英尺（约9米），中间是斜插着的拒马桩。

我们所不知道的是弓箭手是怎样指挥的，在我们了解这一战役的过程中，这是一个严重的缺失。士兵们追随他们的领导者，后者把他们集合起来并带上战场。像萨福克伯爵这样的大贵族所率领的人马比较多，其中也有骑士，而这些骑士一定是队伍中的小头目。因此，就这些相对紧凑的小群体而言，并不难想象命令是怎样得以传达的。当然，我们要原谅那些在现代的军官看来有违军纪的行为，例如企图进行一对一的搏斗，或者是爱出风头，搞个人英雄主义。在中世纪的军事背景之下，“军官阶层”这个表达意义很模糊，但是如果他们全都专注于指挥军队的一部分人马，剩下的人马谁来领导呢？在弓箭手中间，一定有某种支配和约束关系，这种认识并不幼稚，而是恰恰相反。14世纪初，即爱德华一世统治期间，军队的建制是20人组成一小队，由一位领双份军饷的军官指挥，这些小队又组成百人大队，由一位披甲的骑士领导。这一建制是否一直延续到15世纪呢？这是有可能的，但是我们不知道百人大队的领导者直接对谁负责，也不知道指挥系统是怎样一直延伸到国王那里的，我们只是可以肯定事实的确如此。

弓箭手对步兵和骑兵

现在弓箭手已经各就各位，准备开火（这一表达不大合适，因为火药时代此时刚刚起步）。他们每人24支箭，有的是一束，有的是两束，箭头朝下插在旁边的地上。前两排视野很好，可以清楚地看到敌人，后面的人视线被遮挡，只能偶尔看到前方，因此，一定有口口相传的命令，让他们保持距离。在开战之初，弓箭手的任务就是挑衅法国人发起攻击，因此，他们发射的箭应该尽可能集中于目标。用现代炮兵的话说，他们的目的是要形成一种同时发炮、集束射击的效果，即所有的炮弹必须集中同时到达攻击目标。

揣测他们此时的感受没有意义。他们都是久经沙场、身陷绝地的士兵，此外，他们的“火力”是“间接的”，也就是说他们的箭不是直接射向敌人，而是要有很陡的角度。因此，他们射击的目的不是杀戮，而可能是战术上的需要，是即将到来的、真刀真枪的战斗的前奏。

他们一定至少收到两个命令，第一个是拉弓，第二个是射箭。各个小队的弓箭手之间是怎样协同一致的呢？这是一个无法回答的问题。喊声响起，旗子放下，英军队伍中升起四片箭云，到了100英尺（约30米）的高度之后，以更加陡峭的角度飞落到对面的法军重骑兵队伍中。鉴于强弩之末的速度和角度，这些箭不可能对法国重骑兵造成太大的伤害，因为到了15世纪早期，铠甲几乎全部由钢板制成，取代了距此半个世纪之前只能覆盖肩膀和腰部活动部位的铁质铠甲。此外，这种铠甲的表面很光滑，精心设计的带有活动面罩的宽边头盔可以让箭偏离，不至于对头部和肩部造成严重的伤害。我们可以认为在战斗的开始铠甲有效发挥了作用，但是也不能忽视箭雨对队伍士气的影响。法军重骑兵弓着身子，箭雨落在他们的头上和背上，叮当作响，这种声音一定十分刺耳。虽然距离如此遥远，但是如果侧翼骑兵的马匹被击中，也很可能会受伤，因为它们只有面部和胸部有护甲。锋利的箭头可以很容易穿透覆盖它们身体的保护垫。马匹中箭后和因为恐惧而发出的嘶鸣声甚至可以压倒金属撞击的声音。

骑兵对步兵

我们还可以想象来自法军的叫骂声和威胁。乱箭射击的目的实现了，至于用了多长时间，编年史家并没有说明。但是，因为训练有素的弓箭手可以每十秒发起一次射击，我们可以猜测最多只要几分钟就引起了法军的攻击。前面提到过，法军自以为胜券在握。他们所等待的就是一个战术上的借口：要么是英国人转身而逃，要么是对他们表示蔑视。一两轮齐射已经足够侮辱人的了。在第一轮射击之后，两翼的骑兵就已经跑出阵列，开始发起冲锋。

冲锋的对象是什么呢？专门提到这一点的两位编年史家明确指出，两队骑兵的攻击目标是英军侧翼的弓箭手。两队骑兵各有五六百人，分别由两位贵族率领。毫无疑问，他们的目的是要将对他们构成直接威胁的敌军主力从战场上驱赶出去，让法军步兵对付英军中间的重骑兵和小队的弓箭手，因为他们在人数上占劣势。这是一个奇怪和危险的决定，除非我们可以认为英军弓箭手将拒马桩立在了队伍中间，法国人看不到这一障碍。这样，我们就可以想象法军骑兵是在不知道有拒马桩的情况下冲向英军弓箭手的，而英军也是在两兵相会之际才向后撤退，拒马桩这才暴露出来。

如果不是如此的话，这里就有一个十分关键的问题。冲刺开始时的情景不难想象：骑兵列队并肩策马向前，他们也许有两三排，两三百支长矛指向敌人。在宽度上，和对面的弓箭手大致相当，约为300码（约274米）。我们可以想象他们骑在高背、加垫的马鞍上，双腿向前伸直，双脚踩在重重的马镫里，右手执矛，腾出左手控制缰绳。由于身披重甲，他们不再需要携带盾牌。一共两三百码（约183~366米）的距离，在40秒左右的时间里，只剩下最后50码（约46米），然后，他们开始朝着英军以时速12英里或15英里（约19千米或24千米）的速度奋力冲刺。[1]

到现在为止，一切都好。骑兵和弓箭手之间的距离正在缩短。弓箭手已经对弓身前行的敌人发起了三四次齐射，有的马匹已经中箭倒地，或者惨叫着开始后退。弓箭手又发起一次齐射，更多的马匹摔倒在地，并把旁边的马匹给绊倒了，但是骑兵主力继续向前冲。此时此刻，我们必须要对战斗中所发生的事件和暴力意外做出区分。通常情况下，如果前面的障碍无法越过去或穿过去，它们就不会冲上去。前面如果密不透风站着一排人，它们是无法越过去或穿过去的。对于明显危险的障碍物，如弓箭手插在地上的拒马桩，它们更不会冲上去。同样，人也不会站在奔跑的马前面，他要么会跑开，要么会寻求庇护，只有极其大胆、对马十分熟悉的人才会原地不动。但是，意外总是会发生。人有错误估计或者手脚不麻利的时候，而马匹也会有迷惑或发疯的时候，而一旦发生碰撞，结果几乎总是对人不利。因此，无论人马相撞的情况是多么异常，多么少见，我们都不能说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这种事情不会发生在英军弓箭手和法军骑兵身上。训练弓箭手本来就是用来对付骑兵的，马匹就是用来冲锋陷阵的，而骑兵的主要职能就是坚持让马匹做与其本性相悖的事情。此外，根据两位目击者的记录，部分法国骑兵的确冲到了弓箭手中间。

军事理论家的两个相对立的“武器原则”都没有发挥作用：一个是“投射物”原则，体现在弓箭手身上，他们没能成功阻止或驱散骑兵；而骑兵所体现的是“休克”原则，也没能压倒步兵，或者让他们逃之夭夭，因为骑兵所要引起的“休克”在本质上针对的是士气，而不是敌人的兵力。造成这一结果的肯定是拒马桩。法军由于速度太快，人数太多，能冲刺的距离很短，没有全部被乱箭射杀或摔下马来，而英军由于有拒马桩的保护，变得无所畏惧，只是向后撤退了一点点。此时，骑兵已经冲到拒马桩跟前，欲罢不能。于是，双方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撞到了一起。

还有些重骑兵的马匹绕过弓箭手侧翼，“冲进”了树林。后面的骑兵让马匹回过头来或者马匹自行回过头来，开始往回跑，但是至少三名骑士的马匹被钉在拒马桩上，其中包括纪尧姆·德·萨乌斯，他们被摔在地上，当场死于锤子或刀剑之下。有一段时间，对英军弓箭手来说，法军重骑兵骑在全身披甲的高头大马之上，以每小时10英里至15英里（约12千米至24千米）的速度向他们冲来，直到距他们面前几英尺的地方才停下来，这一幕非常可怕，但是对于法军来说，这是一场灾难。在他们仓皇奔逃之际，从迎面而来的危险中解脱出来的英军弓箭手以满腔怒火再次发起射击，更多的马匹应声倒地，剩下的也开始失控狂奔。

步兵对步兵

这次惨败所影响的不仅仅是幸存者的士气，因为就在马匹往奔逃的过程中，迎面撞上了前来攻击英军中路的第一支徒步重骑兵分队。这支队伍大约有8 000人，分布在林间空地上，排成8到10排，他们很难快速分开队列，让仓皇逃命的重骑兵通过。对于此后所发生的一切，我们可以通过一部电影纪录片一目了然，这部纪录片反映的是1968年在伦敦格罗夫纳广场（Grosvenor Square）反越战示威游行的情景：警察骑的一匹马受到惊吓，从示威者队伍中跑开，冲进正在步行的警察队伍。那些首当其冲的警察匆忙向两边或后面躲闪以让出一道空隙，警察手拉手，形成了一道奇怪的波浪线，向两边扩散，一直延伸到距离很远的警察。他们站得很密，互相抓紧对方，笨拙地先是后仰，然后是前俯，以维持平衡。凡是置身于过于密集、喧闹而移动的人群的人都可以体会到这种被波浪冲刷的感觉，面对迎面而来的失控的骑兵队伍，法国步兵的感受就是如此，当然其来势更加迅猛。和遭遇英军弓箭手时所发生的情况一样，很多马匹可能躲开了，但是就像部分编年史家所证实的那样，也有些冲进了步兵队伍，打乱了其行进的步伐，把一些士兵撞倒在地。考虑到地面泥泞，他们又身披六七十磅（约27~36公斤）的铠甲，这可是一个很不愉快的经历。

本来最多再有三四分钟这支队伍就可以和英军短兵相接，由于有了这一中断，亨利五世的队伍获得了足够的时间为战斗做好准备，而两翼和中间的弓箭手也可以继续对法军发射。随着法军的前进，两军之间的距离不断缩小，每10秒钟5 000发的箭矢直射过来，肯定开始给法军步兵造成伤亡。虽然他们低头弓背，头盔、胸甲、护腰和护腿形成了一个连续的光滑表面，大部分箭矢滑落下来，但一定有部分箭矢从面盔和肩甲的薄弱部位射进去，并且随着距离越来越近，甚至可以直接穿透铠甲。“锥形箭”就是为了这一目的而专门设计的，它的终端速度足以近距离穿透一英寸（约2.5厘米）厚的橡木板，如果角度合适，也可以穿透薄钢板。

虽然如此，弓箭手并没能阻止法军的前进，但是成功引导法军缩短了战线。因为法军的步兵和骑兵不同，其攻击目标显然不是弓箭手所在的位置。在前进的过程中，大部队的前列“要么是因为害怕弓箭……要么是为了能够更快地深入我军内部，到（国王、约克公爵和卡莫伊斯男爵的）旗帜所在之处……兵分三路……冲着旗帜所在的三个地方发起进攻”。我们也可以认为从两翼返回的法军骑兵也将步兵向中间挤压，可能还有另外一种因素加强了这一趋势（我们的确无从判断），据说当有机会和其他的重骑兵作战并赢得荣耀和俘虏时，重骑兵是不愿意和社会地位低于自己的人作战的。在法军第一次发起进攻时，无论哪些因素在起作用，几位讲述者都证明了同样的结果。队伍的前排分成三支攻击纵队，长驱直入，进入伯恩上校所说的英军阵列的三个“凹陷处”，在这里，英军重骑兵集中在弓箭手用拒马桩围起来的空地后面。

法军的冲刺取得了最初的成功，英军的重骑兵后退了“一杆长矛的距离”。这个传统的表达方式究竟代表多长的距离，我们无法判断，由于法军预料后面会有地面战斗，已经把他们的长矛截短，让我们更加无从判断。这可能意味着“刚好足以对法军的冲击形成缓冲”，因为可以想象，你推我搡地步行穿过了300码（约274米）泥泞的土地，法军肯定已经气喘吁吁，但是在最后几英尺的距离，他们将矛头对准敌人的胸口和腹部，加速奔跑起来。他们的目标也许是尽可能多地撞倒几名英军，以便打开缺口，先将其驱散，再逐个歼灭，或者迫使他们后退，撞到战友的武器上。简而言之，其目标是“制造混乱”。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英军如果人数更多的话，可能会在法军形成冲击力之前就主动先前迎战，但是由于敌众我寡，面对法军的矛头，首当其冲的英军士兵选择了后退几步，对于个人而言，这是谨慎的，从战术的角度来看，这也是合理的，既可以打乱敌人的步伐（长矛手在冲刺时会左脚向前），又可以引起法军前线的动荡，对其冲击力形成暂时的缓冲。与此同时，英军也可以把矛头刺向法军。随着两军停止移动，我们可以想象他们相距10英尺到15英尺（约3米至4.6米），中间隔着挥舞的长矛，互相刺杀，嘈杂的声音像曲棍球比赛中开球的声音被放大几百倍。

英法重骑兵之间的战斗本可以就这样逐渐结束，就像中世纪很多战场上所发生的那样，双方都不会再遭受更多的伤害，虽然英军的弓箭手可能会继续给法军造成伤亡，只要他们在射程之内，并且英军手里还有箭（证据显示所剩无多）。根据我们的猜测，三个因素让作战双方都不敢撤出战斗：首先是英军害怕失去树林之间和弓箭手立起的拒马桩后面的安全位置，而开阔的地方更加危险；其次是法军胜券在握；最后是法军在人数上的巨大优势。如果法军已经分成三列纵队，每一列纵队前排的宽度和对面的英军相当，比如说80码（约73米），并且纵队之间的间隔差不多也这么大，如果从空中鸟瞰，我们可以想象一个三叉戟形状的阵形，每个叉子上有20排法军，共有约5 000人，而在叉子基部是混乱的队伍，大约有3 000人。在这些人中，除了最前排的七八百人之外，都看不到也听不到前方发生了什么，但是都很确定英军必败，只等着下手打扫残局。

此外，法军中没有一个人能指挥全局，也没有指挥系统可以将命令传达下去。下面结局是不可避免的：后面的士兵对战斗前线的士兵形成很大的压力，把他们不断逼向英军的武器，或者至少是剥夺了个体的回旋空间，而要想有效防御或进攻，这样的回旋空间至关重要。这是灾难性的，因为要想理解阿金库尔战役，我们必须意识到，即使是在队形十分密集的情况下，所有的步兵战斗归根结底都并非发生在群体之间，而是众多个体打斗的集合，可能是一对一，也可能是一对二，或者是三对五。必须是这种情况，道理很简单，士兵个体使用的武器无论是范围还是效果都十分有限，即使在步兵普遍配备了枪支之后也依然如此。在阿金库尔战役中，重骑兵的武器是长矛、长剑、短剑、狼牙棒或战斧（包括大刀、钩镰和类似的武器），他的杀伤力仅限于自己周围，在此所及范围之内，他可以尽情砍杀。但是如果后面被人群堵住，面对英军的打击和砍杀，无法躲闪、侧步或后退，作为个体的法军重骑兵一定很快就被打败，被击中头部和四肢，虽然隔着铠甲，依然足以造成伤害，让他们丢掉武器，或者失去平衡，失足跌倒。交手之后刚刚几分钟甚至是几秒钟，他们中有些就已经倒下，尸体就躺在战友的脚下，进一步阻碍了个体的行动自由，对整个队伍的前进构成障碍。

在战斗过程中，这是一个关键性的因素。假如法军第一排的大部分士兵能够站稳脚跟，人数上的巨大优势所形成的压力通过端平的长矛很快就可以迫使英军后退。但是，一旦开始有人倒下，可能还因为法军截短了他们的长矛，而英军却没有，后面一排的法军发现，一旦跨过阵亡者的尸体或者踩在尸体上，就进入了英军的杀伤范围之内。但是，由于后面在不断施加压力，他们可能别无选择，只好如此。可是这样一来，就比那些已经倒下的战友更容易摔倒，因为尸体作为战斗平台很不稳定，可是对于努力躲避前方攻击的人来说却是十分有效的绊脚石。总之，一旦法军停止前进，前面受到尸体的阻碍，后面受到巨大的压力，其翻滚效应是累积式的。

虽然压力不断积累，但也很突然，持续的时间很短，因为人数上的压力和绝望最终一定让部分法军离开纵队，朝着英军弓箭手发起进攻，而此时弓箭手的箭似乎已经所剩无几。几乎可以肯定，他们无法抵挡身着铠甲的法军重骑兵，会溃败而逃，而这会让英军的重骑兵被包围和屠杀。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编年史家对此非常明确，恰恰相反，反而是弓箭手掌握了攻势。看到法军前线的士兵倒地，侧翼的士兵还在躲避最后射来的箭矢，弓箭手抓住混乱提供的机会，拔出长剑，挥舞着沉重的武器，如斧头、钩镰或者用来敲桩的大锤，离开拒马桩后面的位置，开始对法军重骑兵发起攻击。

这是一段很难让人信服的情节。他们不可能去攻打法军的前线，因为那里有英军重骑兵，没有增援兵力的位置。而在侧翼，法军的伤亡可能还不大，战场上阻碍也很少，如果没有佩戴盔甲的人胆敢进入他们武器所及范围之内，他们应该可以轻松解决。有两位编年史家提到他们站得过于紧密，根本无法举起武器，对于阵列中间的士兵来说，很可能就是如此，但是这并不适用阵列边缘的士兵。如果弓箭手的确给法军重骑兵造成了伤害（这方面的证据是一致的），肯定不是对密集的法军纵队发起直接攻击的结果，而是另有其他的方式。

最有可能的解释是小队的弓箭手开始攻击单个的重骑兵、被法军骑兵“掉头冲锋”驱散的前排步兵，或者在此过程中落马的骑兵。这种冲锋在两翼都有发生，因此在骑兵掉头之后两三分钟之内，在弓箭手队伍的主力前方距离50码到200码（约46米到183米）的地方，一定能看到很多法国士兵，有的趴在地上，有的躺在地上，有的弓着身子，有的踉踉跄跄，显然无法一致抵抗，个体也几乎不能自保。脚下是滑溜溜的泥沼，身上有六七十磅（约27~36公斤）重的铠甲，一旦倒下，要想爬起来的确很难，即使能够站起来或者没有倒下，也很难回到密集的队伍寻求保护。我们可以推测，并且就像参战者圣雷米（St Remy）所表明的那样，如果有些弓箭手冒险从拒马桩后面跑出来对他们发起攻击，他们肯定跑不掉。[2]

“对他们发起攻击”可能是两三个对一个，一名弓箭手从前方刺向法军重骑兵，另外一名躲开重骑兵的长剑，用锤子砸向其后脑勺，或者用斧子砍向其膝盖，无论是哪一种情况，都会将其击倒在地，而一旦倒下，他就无可奈何了。如果他戴着中头盔，就刺向他脸部，如果他戴着封闭式的头盔，就刺向面盔上的缝隙，或者刺穿肩部或下身的盔甲，都会直接将其杀死或者让其失血而亡。这一杀戮过程只需要几秒钟的时间：一阵乱刺，笨拙地躲闪，倒地，两三个人把一个人压在地上，几次致命的击打，临终的叫喊。“10个卢比干掉了2 000镑的教育。”[吉卜林（Kipling）：《边疆的算术》（Arithmetic on the Frontier）]在两片树林和法军主力部队之间的两个狭窄空间，在主要的战斗开始之后的几分钟之内，这种场面肯定随处可见。身陷困境的法军士兵如果不想就这样死在英军弓箭手的手里，唯一的办法就是恳求饶命，而在战役的这一阶段，他们未必愿意答应，虽然有赎金的诱惑。对因为丧失战斗能力而投降的敌人，必须送离战场，对于此时仍然处于明显劣势的英军来说，这是时间和人力上的浪费。

但是，前线对法军的抑制和侧翼的屠杀似乎很快就扭转形势。按照圣雷米的说法，法军骑兵的“反向冲刺”导致部分法军仓皇撤退，在前线和侧翼的法军可能也恐慌起来。[3]如果情况的确如此（否则就无法理解后面所发生的事件），我们完全可以想象法军内部再次发生移动：后面的人看不到发生了什么，继续对前面施加压力；侧翼的士兵清楚地看到了英军弓箭手的屠杀，开始向后退却；前排的重骑兵也在向后施加压力，如果不是为了逃跑，至少是为了得到更大的作战空间，可以不用担心被倒下的尸体绊倒或者被迫从尸体上踩过去。这些移动可能改变了法军的阵形，其侧翼和树林之间的距离增加，而这给弓箭手提供了足够的空间发起“包抄式”攻击。我们可以想象，剩下的弓箭手看到战友可以如此轻松地干掉敌人，也变得胆大起来，可能是接到了国王的命令，也可能是自发决定，从拒马桩后面冲出来，排成阵列对法军侧翼发起攻击。

当然，“侧翼”这个军事用语，意思是“侧面”。英语里的“flan”一词源自法语，而在法语里，两个意思是同一个单词。侧翼攻击的优势和从侧面打一个人是一模一样的，而对于英军弓箭手来说，此时法军侧翼的状态是又一个很大的优势。位于阵列边缘的重骑兵开始向后面撤退，或走或跑，在此过程中，如果看到追过来的英军，他们肯定会加快速度，这样就让本来位于队伍里面的法军暴露在外。而在此之前，他们根本就没有看到英军弓箭手，实际上还没有想到要使用武器，因为他们的注意力完全集中在前面的武器碰撞声和喊叫声上，因为他们以为前面才是他们要作战的地方。突然受到来自左侧或右侧的攻击，他们中有些还没有来得及转过身来，并把武器也转过来，就已经像那些被英军重骑兵杀掉的人一样，被击倒在身旁战友的脚下。

如果弓箭手此时能够在法军侧翼造成和前排一样的翻滚效应，法军肯定大限将至。战役中大部分伤亡都发生在一个界限明确的狭窄“杀伤区域”之内，堑壕战中的“无人区”就是这方面最著名、最容易理解的例子。杀伤区域的深度是由最通用武器的有效范围所决定的，在步兵战役中，杀伤区域总是相对较浅，而在白刃战中则很短，只有几英尺。在此情况下，获胜一方的杀伤区域越大，造成的伤害就越大。如果英军此时能够将杀伤区域从前方延伸到法军侧翼（“包抄式”攻击），的确可以给法军造成重大伤亡。

对于法军来说，形势十分险恶，此时肯定全军都感到了恐惧，他们应该分散逃跑才对，但是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其原因依然是法军在人数上的优势。到此时为止，参加战斗的仅仅是第一批法军，第二批和第三批按兵未动，但是随着第一批开始败退，侧翼的逃命者预示了第一批的崩溃，第二批法军穿过泥泞的地面，前去支援，但这恰恰不是当时所需要的支援。如果第三批的骑兵上前再次对英军弓箭手发起冲刺，他们很可能会成功救援，因为此时的弓箭手已经没有了拒马桩的保护，并且箭矢也已经用光了。但是不知道因为何种原因[4]，法军骑兵却原地未动。第二批步兵走上前来，堵住了疲劳而绝望的同胞的后路，让他们无路可逃，继续遭受屠杀。

根据编年史家的说法，我们可以认为此时第一批法军大部分或伤或亡，没能逃脱的士兵有的沦为战俘，有的准备投降。投降的人很多，一位牧师有点刻薄地说：“那天有些人投降了十次以上，甚至包括出身高贵的人。”有些人的投降并没有被接受：阿朗松公爵冲过去攻击格洛斯特公爵，却陷入英军的包围，于是他就对前来解救其弟弟的亨利五世大喊投降，但是还没等亨利五世下令就被杀死。虽然如此，从英军意识到形势对自己有利那一刻开始，就有很多法军士兵沦为俘虏，答应支付赎金。这部分人离开了战场，还有一部分已经死亡，剩下的那部分士气低落，并且肯定已经开始疲惫不堪，这给英军留下了足够的空间，可以放弃密集的队形，深入敌人内部。

这样一来，他们就和第二批法军产生接触，此时距离战斗的开始可能只有半个小时。英军肯定也累了，身穿铠甲，手拿沉重的武器和敌人展开白刃战，作战时的兴奋、恐惧和体力支出很快就耗尽了他们的能量，虽然腺体在压力之下的活动可以释放大量的能量。虽然如此，法军第二轮的进攻并没能击退他们。实际上，第二批法军的干预似乎并没有对战斗产生明显的影响。现代军事上有一句老生常谈的话，即“不要增援失败”，大意是说进攻受挫的士兵会觉得自己已经被打败，会努力逃跑，如果把援兵送到这些人中间，让他们和这样的人群相对抗，他们可能也会被绝望的情绪所感染，只会是浪费。第二批法军在迎战英军时，似乎的确挤成一团，充满绝望。编年史家并没有明确说明究竟发生了什么，可能是因为情况和第一批的失败十分类似。但是，我们可以猜测第二批的大部分人在意识到灾难之后，马上掉头逃跑，有的被他们的随从或仆人拖走。

这里是白刃战阶段的高潮，编年史家所提供的有关事实很难统一。英军似乎有了相当大的行动自由，因为他们有成百上千的俘虏，据说国王及其随从已经打入法军的第一批。可能就是在这一阶段他被击中，头盔上留下了凹痕，在威斯敏斯特教堂他的坟墓上，依然可以看到这副头盔。但根据前面提到的牧师的讲述，在法军纵队最初对英军重骑兵发动冲刺的至少三个地方，法军的尸体堆积得“比一人还要高”。实际上，据说英军曾爬到上面，“用长剑、斧头和其他武器屠杀下方的敌人”。

这种“尸体堆成的墙”也许是关于这场战役最为人所知的一点。但是，假如事实的确如此，我们就不能接受这样的说法，即认为在后来的阶段，国王和他身着盔甲的随从能够在战场上自由行动，因为堆积的尸体会将他们局限在自己的阵地。此外，稍加思索就可以意识到，尸体“堆得比一人还要高”是编年史家的夸张说法。即使利用推土机，尸体也不会堆积成墙，而是会成为杂乱无序、不成形状的一堆。在观看贝尔森集中营里万人坑的影像时，如果你没有闭上眼睛，就可以看到这一点。尸体僵硬之后，是可以一层一层地堆起来的。1915年9月的第二次香槟战役（the Second Battle of Champagne）之后，法国负责掩埋尸体的士兵用手推车把战友的遗体从战场上拉走，从反映这一幕的影像中可以看到这一点。但是对于那些在前线战死的人来说，尸体最多能够叠压两三层。要想继续向上堆积，后面的受害者必须爬到上面去。要形成阿金库尔战役中“6英尺（约1.8米）高的尸体堆”，两边的士兵必须愿意并且也能够站在二三十具尸体上面交手。这样的一幕会很荒唐，而不是恐怖。

毫无疑问，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一定尸横遍野，在战斗最激烈的三处，尸体可能会互相枕藉。但是，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些地点所发生的，是英军重骑兵和弓箭手包抄了法军阵营的前排，并且可能将小队的法军完全包围起来，用长矛刺杀他们，导致他们枕藉而亡。这样的尸体堆积起来，令人惊骇，足以解释夸大之词，却并不足以否定英军攻入法军阵地这一事实。

屠杀俘虏

实际上，中午过后不久，英军就已经“占有了战场”，此时士兵已经意识到他们可以在原来由法军占领的阵地上自由行动，因为法军要么伤亡，要么逃跑。那些跑得慢的，还没能到达安全的树林里，或者还没有加入战斗的第三批骑兵中间，就被英军中的赏金猎人追上并俘虏。还有的英军急于得到赎金，在躺着的尸体中翻找，“找出还活着的，将其从死人堆里拉出来，留着作为等待赎买的奴隶”。在战场后方，最有价值的俘虏被集中起来，统一看守。他们还穿着铠甲，但是已经把右手的长手套交给了俘虏他们的人，既作为投降的象征，又可以方便以后识别身份，他们还把头盔取下来，没有了头盔，也就无法战斗。

亨利五世不能允许俘虏者个人把俘虏隔离开来分别看守，因为只要第三批法军还有可能会发起攻击，他就要保持队伍的集中。虽然小队的英军为了自己和依然在阵列中的其他人而收获战果，重骑兵和弓箭手的主力一直在坚守阵地，此时的位置从接受英军冲击的位置向前移动了两三百码（约183~366米）。亨利五世的谨慎是有道理的。中午过后不久，姗姗来迟、准备不足的布拉班特公爵带领少数人马，冲入英军阵列。虽然他被打败并被带到后方，但是他的英勇举动至少激发了第三批法军中的两位伯爵，他们集结了近600人的兵力，准备共同发起冲击。在距离英军阵线两三百码的地方，他们集合兵力，用心昭然。与此同时，从后方传来的喊叫声让英军意识到存放辎重的地方受到了敌人的偷袭，那里几乎没有什么防守。

正是这些事件促使亨利五世发出了臭名昭著的屠杀战俘的命令。后来英军才发现法军并没有发起冲击，并且所谓的偷袭不过是阿金库尔的领主带领当地农民的一次乱闯。但是这些迹象足以让亨利五世认为他的胜利即将被抢走，因为他本来就对自己的胜利尚存疑惑。如果第三批法军对此时的英军发起进攻，可能会很轻松地将其击溃，因为弓箭手已经没有了箭矢和拒马桩，经过一上午全副武装地奋力砍杀，重骑兵也累坏了，并且大家都饥寒交迫，经历了战斗所带来的恐惧和兴奋，此时的他们情绪低落。如果同时后方也受到攻击，他们肯定承受不了，因为这里有那么多法军俘虏，对他们的看管并不严格，而地面上到处都是散落的武器，这部分人也有可能会再次发起攻击。在此情况之下，他的命令是可以理解的。

按照严酷的战术逻辑，这是可以理解的，但是如果从道德、人性和现实的角度来看，就很难理解了。亨利五世是一位基督徒国王，也是经验丰富的士兵；对于有关俘虏及其俘虏者之间关系的国际法，他很熟悉。其中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保障战俘的生命，毕竟，成为赎金交易的对象是一件代价高昂而且耻辱的事情，而对他来说，唯一的回报就是能够活命。虽然其背叛行为会打破这一豁免权，但不能仅仅因为怀疑他即将背信弃义而将其杀死，即使这种怀疑很有根据。此外，在更加根本的层面上，基督教禁止杀戮的戒条也有助于保障战俘的生命安全，虽然在15世纪对这一戒条的解释已经十分宽松。亨利五世能够发出这样的命令，后来又能够逃脱同时代人、教会和编年史家的指责，我们必须假定这是因为战场本身依然被视为某种道德上的“无人区”，而在战斗过程中道德法庭处于一种休庭状态。

但是，他的部下拒绝执行这一命令。这是因为他们的良心更加敏感吗？中世纪专家通常否定这一点，他们认为俘虏者们所反对的是国王对个人关系的干涉，即战俘不属于国王或军队，而是属于那些接受投降者。往坏里说就是他们不愿意放弃大量的赎金，当时要想快速发财，除了上战场，几乎没有其他的办法。但是，国王的命令最终还是被服从，执行者是一位骑士指挥下的200名弓箭手。这一点意味深长，表明在俘虏者中，重骑兵之所以会拒绝执行命令，可能并不仅仅是考虑到金钱。毕竟，以致命武器进行战斗和残忍的屠杀之间有重大差异，即使前者也会以屠杀而告终。在中世纪，战斗行为是被美化的，因此可以想象这种差异更加明显。装甲士兵从青年时代就开始天天训练，就是为了迎战一位类似装备的对手。能够战胜这样的对手是一个很大的成就，是中世纪贵族生活方式自我表达的最高形式。阿金库尔战役后半上午的野蛮厮杀，在我们看来奇怪而又可怕，但是对他们来说却是一种神圣的过程，让他们的存在有了意义，可能还让他们确信死后能够得到人们的纪念，因为大部分编年史家主要赞颂的就是个体的战功。在一个社会地位与自己相当的人投降并缴械之后将其杀害，这肯定不是光荣的事情，反而可能会是一种耻辱，仅此一点就足以阻止重骑兵们执行亨利五世的命令。

弓箭手在骑士系统之外，他们身上也没有多少扈从的美德。亨利五世军队里的弓箭手不仅包括顽强的职业化军人，证据表明也有很多人为了逃避暴力犯罪的惩罚而加入其中，其中包括杀人犯。编年史家表明，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以及第二批法军被击败之后抓俘虏的阶段，那些贫穷的或者伤势比较严重而没有俘虏价值的人已经有很多被屠杀，其中大部分丧命于弓箭手。因此，我们不需要探讨他们是否愿意执行国王命令的问题。

但是，我们有必要探讨一下处死战俘的细节问题。战役结束之后，随亨利五世回到英国的战俘有一两千人，其中大部分肯定是在他发出屠杀战俘命令之前被俘的。根据编年史家的记录，行刑者留下了那些最有价值的俘虏，并且在亨利五世确定第三批法军不会发起攻击之后屠杀行为马上被中止。因此，我们可以认为弓箭手的人数要远少于他们要处决的战俘，其比例可能约为一比十。处死他们的原因是，如果两边再次打起来，他们可能会捡起战场上丢弃的武器，重新武装起来。那么，在知道自己马上被屠杀时，他们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呢？国王的命令是“通过军号”发出的，加上俘虏者拒绝执行这一命令，他们应该对自己的命运很清楚。如果他们反抗，弓箭手怎么能够以一当十呢？可能他们被草草绑了起来，在同时代关于这一战役的绘画上，战俘双手捆绑着被带离战场。但是如果这样的话，他们就不会对英军后方构成威胁，即使有，其威胁性也大大下降，而这样一来，亨利五世的命令就显得更加不合情理。即使他们被捆绑，实际的屠杀过程也难以想象。投降之后，投降者会充满懈怠和自责，但是想象一下，这些男人高傲而好斗，又对英军弓箭手有着十比一的优势，会像牛群一样消极地等着一群社会地位更低的人用斧头将自己砍杀吗？

这种可能性似乎不大，根据我们对20世纪大规模杀戮的了解，即使在配备机枪的情况下，即使是对手无寸铁的受害者，少数人也很难在短时间内将大量的人杀死，更不要说身穿铠甲的骑士了。因此，更大的可能是亨利五世的命令不是为了大肆屠杀战俘，而是以此相威胁，让俘虏俯首听命，不敢轻举妄动。这和纳粹集中营中专门负责处死囚犯的特遣队差不多：俘虏者大声拒绝执行命令，也许还告诉俘虏他们不会受到伤害。他们会和行刑队之间发生争执，甚至是扭打。然后身穿铠甲的法军战俘像牛群一样被喧闹而血腥地赶到后方，在两翼的弓箭手的攻击之下，他们跌跌撞撞，离开战场，到停放辎重的地方附近，在这里他们无法构成任何威胁。在此过程中，可能有人被蓄意杀害，但是其人数不可能上千，甚至连几百也没有。

此外，这种杀戮是有明确期限的，看到第三批法军放弃进攻阵形，开始离开战场，亨利五世命令结束屠杀，此时是下午3点前后，距离天黑还有两个小时左右。英军马上开始分散到战场各处，寻找俘虏和战利品。国王对战场进行了巡视，在前往迈松塞勒的住处之前，召集双方的信使。

伤员

两边的信使一直在一起观战，虽然法军离开了，但他们的信使并没有随之离开，因为信使不属于军队，而是属于负责协调文明战争的国际性专家团体。亨利五世很想听听他们对于当天战斗的判断，并且想给这次战役确定一个名称，以方便编年史家记录战役的结果和英军的功绩。法军的主要信使蒙茹瓦（Montjoie）证实了英军的胜利，并告诉他最近的城堡叫阿金库尔，这一战役就此得名。

作为一个军事和历史事件，阿金库尔战役就此结束。英军把战俘和自己的伤员带到迈松塞勒过夜，20位军医马上忙碌起来。英军的伤亡很少，约克公爵的尸体被从一堆尸体下面拉出来，他要么窒息而死，要么死于心脏病。阵亡的英军贵族只有他和萨福克伯爵，伤员也只有几百人，这部分人的状况总的来说可能还不错。英军没有受到乱箭射击，因此大部分伤口都在表面，而不是穿透性的，即使伤口较深，里面也没有异物，如果包扎起来，很快就可以愈合。还有些是骨折，颅骨凹陷性骨折是无法治疗的，当时还没有掌握颅骨穿孔的技术，但是胳膊和小腿的骨折都可以接好并用夹板固定。法军一方的伤势要严重得多，很多都是穿透性的伤口，要么是箭伤，要么是矛头从铠甲的薄弱处刺入。这些都会刺破肠胃，一旦里面的东西进入腹腔，就会是致命的，因为必然会造成腹膜炎。如果刺入的是胸腔，很可能会把脏衣服的碎片带进去，几乎肯定会造成败血症。法军很多人发生颅骨凹陷性骨折，还有的穿着铠甲从快速奔跑的马上掉下来，造成腰椎骨折。几乎所有这些伤势都是致命的，因为当时的医生还无法治疗。当然，有许多法军伤员被留在战场上，即使不失血而亡，也会在夜里冻死，因为气温可能会下降到35华氏度（约2摄氏度）左右。次日清晨，英军杀掉了那些依然活着的法军伤员，这并非出于任性的残忍，因为无论怎样，他们都难逃一死。在阿拉斯主教（Bishop of Arras）的监督之下，当地农民就地挖坑将他们掩埋。据说他们一共埋葬了近6 000具尸体。

战斗意志

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无论是失败，还是技艺不精或者不够敏捷，其惩罚都是不愉快的，甚至是致命的。在这样的战役中支撑战士的是什么呢？有几个因素相对比较容易识别出来，其中有的是一般性的，战斗所共有的，有的或多或少是阿金库尔战役所特有的。在一般性的因素中，最明显的就是饮酒。英军由于供应不足，可能没有法军喝得多，但是在等待作战期间，两边的队伍的确都喝酒了。两军很多士兵即使不是醉酒作战，可能也是在不太清醒的状态下加入战斗的。在英军这边，国王的在场可能提供了现在的士兵所说的十分重要的“士气”。要想解释战场上发生了什么，没有发生什么，归根结底取决于领导者和追随者之间的个人纽带。在军事化社会里，这种纽带总是最强的。15世纪的英国就属于这样一种社会，而武士化的印度土邦属于另外一种，英国曾经成功利用这些土邦为帝国的利益服务。这种纽带的本质比现代的行为研究者希望我们认为的更加复杂，尽管物质利益是更为重要的基础，但个人纽带的重要性不容低估。虽然中世纪后期的士兵直接忠诚于其指挥官，但是指挥官的神圣国王和他同在一个战场，大家都可以看到，国王冒着生命危险，位于混战的中心位置，这一定大大坚定了他的决心。此外，让他更加坚定的是宗教的认可。职业化的士兵通常很少去考虑杀戮是否符合道德，但是基督教的勇士会受到这一意识的影响，无论是战争记录者眼中理想的勇士，还是至少我们所知道的一些历史人物。对于战时哪些是不合法的杀戮有明确的界定，并且会依据民事、军事和宗教法规受到惩罚。另一方面，在正义战争范围之内的合法杀戮却是宗教明确支持的行为。对于普通士兵或者轻率的骑士，无论宗教教条对他们意识的影响多么模糊或者微不足道，在阿金库尔战役之前，所有英军都进行了宗教上的准备，而这必须被看作影响其士气的最重要的因素之一。在战役开始之前，亨利五世本人连续做了三次弥撒，还举行了圣餐仪式，他的大部分追随者一定也这样做了。在远征军中有一小队牧师。在加入战斗之前，士兵会仪式性地请求祝福，他们跪倒在地，在胸前画十字，把泥土放进嘴里，这一动作象征着死亡和埋葬，他们以此表明愿意接受这样的命运。

但是，对于中世纪战士（虽然就像我们后面会看到的那样，不仅仅他们）的战斗意志来说，饮酒和祈祷只能被看作最后关头的短期强化。还有一个因素比这要重要得多——考虑到士兵之间地位悬殊和重骑兵相比，对于普通士兵来说，这个因素更加重要——那就是发家致富的愿景。和所有时代的战争一样，中世纪战争涉及很多方面，但是在个人的层面，中世纪的战争只关系到三点：当然，胜利是第一位的，因为失败会给个人带来极其不快的后果；其次是在一对一搏斗中所获得的个人荣誉，和弓箭手相比，重骑兵更加看重这一点；但是，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赎金和战利品。阿金库尔战役是非典型的中世纪战争，因为它在赋予胜利者意外之财之后又将其夺回去；但是，在试图理解中世纪战争时，我们首先应该记住其淘金的性质。

与此同时，我们还应该考虑另外两个因素：第一个因素是强制的压力。身体上的强制或者不可回避的外力让人加入战斗，并且常常在整个战争期间都要经受折磨，而长期以来，几乎所有的军事史学家都忽视了这一点，或者是对此轻描淡写。但是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在阿金库尔战役的战场上，不可避免的外力是最强大的战斗驱动力量之一。从始于阿夫勒尔的长途行军开始，英军就尽一切可能避免发生战斗。10月25日，为了避免投降和终身为囚的命运，他们别无选择，只好接受战斗的事实，最后在饥寒交迫的情况下发起进攻。法国人本来也希望能够避免他们和英军的对抗发展成战斗。我们可以令人信服地推测，那些倒在英军刀剑或锤子之下的士兵很多是被强拖进战斗的，他们根本就没有意志上的自由，就像在运动的电梯上发现自己走错了方向一样。

第二个因素让刚刚考察的第一个因素更加复杂。它涉及中世纪生活中暴力的司空见惯。阿金库尔战役中所发生的一切会让现代人感到惊骇不已，因为现代人只是间接地接触到暴力的概念，在现实生活中很少直接遭遇，如果遇到，就会变得愤怒万分。毫无疑问，500年前暴力的受害者个人也会十分愤怒，但是在当时的世界里，无论是领主权利的实现，还是邻里纠纷的解决，都理所当然地诉诸刀剑，因此，在暴力发生时，其受害者很可能不会像现代人这样感到震惊。英国的法律来自中世纪，其中就有这样的表达：“恐吓”（putting in fear）、“寻衅滋事”（making an affray）和“维护女王的和平”（keeping the Queen’s peace）。从中可以看出，在中世纪，虽然私斗、内战和对外战争之间的区别得到人们的承认，但是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执行。因此，虽然战争是人类体验的一个极端，却并不是不可想象的，并非完全超出热爱和平的人的理解范围。在战争中，士兵所面对的危险是集中的，但是他的成长经历已经让他部分上习惯了这种危险。

[1] 他们的马匹可能是狩猎时所骑的那种高头大马，而不是通常人们认为的那种拉马车的马，它们所要驮的重量为250磅（约110公斤）左右，其中人大概有150磅（约68公斤），甲胄60磅（约27公斤），马鞍和其他马具40磅（约18公斤）。

[2] “英军弓箭手很快就觉察到了法军前锋的混乱……赶紧冲上前去，杀伤了很多法军。”尼古拉斯（Nicolas）：《阿金库尔战役史》（The History ofthe Battle of Agincourt，1833），第268页。

[3] 看到弓箭手屠杀重骑兵，侧翼的法军可能发起了反攻，并让士兵个人意识到千万不能丧生于阿金库尔战役，因为和弓箭手作战，是无法赢得声誉的。

[4] 可能有两个原因：一个是法军缺乏有效的全局指挥；另一个是第三批很难看清前方发生了什么，因为他们距离杀伤区域约有500码（约457米）。

第3章
滑铁卢战役
（1815年6月18日）

Waterloo, June 18th, 1815

对于任何要将滑铁卢战役变成文学或历史的企图，惠灵顿公爵都激烈反对。在官方的文书中，他本人对此事的叙述几乎有点不屑一顾。一位记者要写作这一事件，向他求助，他的建议是：“随它去吧！”公爵的这种态度部分上源自他对煽情主义的蔑视，部分上是因为一种很有根据的怀疑，即通过确立一连串的因果关系来解释滑铁卢战役的结果是否可行。他解释说：“这次战役的历史和一场舞会的历史不无相似之处。有的人可能会记得造成战役胜败这一重大结果的所有细小事件，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记得这些事件发生的顺序，或者精确的时刻，而对于事件的意义或者重要性来说，这一点至关重要。”

公爵的愿望被置之不理，这是从一开始就注定的。在同时代人看来，滑铁卢战役似乎逆转了欧洲历史的潮流。凡是参加过这一战役的人，只要还能够握得住笔，总是可以找到如饥似渴的读者。此外，官方的感恩之情决定了作者采用的写作风格从一开始就应该是英雄主义的、慷慨激昂的。参加过这场战役的每一位老兵都被授予一枚纪念勋章，这在英国军队的历史上是史无前例的。他们被称为“滑铁卢战士”（Waterloo Man）。在领取津贴时，1815年6月18日这一天相当于服役两年。仅此一点，就足以让即使是最缺乏想象力的列兵意识到他经历了一场非比寻常的事件；而军官阶层则从战役刚一结束就对此毫无疑问。在为了缓解亲人对其安全的焦虑而写作的战地家书中，有很多带有一种凯旋的语气，以滑铁卢战役为主题的作者几乎全都沿袭了这种语气。通过某种奇怪的翻译过程，就连法国人也将自己的失败当成了史诗。滑铁卢战役激发了文学家的想象，拜伦（Byron）和雨果是其中最杰出的两位，他们将自己的感情转化成了诗歌。

由此产生的《恰尔德·哈罗德》（Childe Harold）和《惩罚集》（Les Chatiments）今日读来依然荡气回肠，这是很了不起的。但是如果把战役当作戏剧来处理，就像战斗正酣的参与者所看到和感受到的那样，其累积效应就是浪漫主义的浓墨重彩掩盖了人的体验和军事事实。西伯恩处理战役的方法是无懈可击的，然而就连他也不得不用一连串的形容词来结束他沉闷的历史著作：

这场彪炳史册的战役就这样结束了。这是一场杰出的、波澜壮阔的战役。一方面是最为高贵的勇气，无所畏惧；是消极的忍耐，多么平静而庄严，让人肃然起敬；是最为坚定不移的爱国忠诚。另一方面是不计后果的英勇攻击；是对统帅的忠心耿耿；最后是近现代战争史上前所未有的肉体和心理上的毁灭。这是一场完美的胜利，其发展过程精彩绝伦，其行动最具决定性，其结果极为彻底。对于受苦受难、义愤填膺的欧洲国家来说，这是长期以来热切期盼的结果。

对于后来的一代代作家来说，推翻拿破仑并没有多少像对西伯恩及其同时代的人那样的道德和政治意义，但是他们依然追随西伯恩，认为这次胜利将人们从暴政中拯救出来。与此同时，作者和读者的直观想象受到大量色彩鲜艳的油画的滋养，这些是众多成功的沙龙画家的作品，其中包括戴顿（Dighton）、菲利柏图（Philipoteaux）、拉菲（Raffet）、贝朗格（Bellangé）和卡顿·伍德维尔（Caton Woodville）。这些画作既有对细节一丝不苟的观察，也有对物理法则的公然违背，预示了超现实主义作品的风格。滑铁卢战役的故事被一再地重述，意象单调，诸如闪亮的军刀、瓦解的方阵、血肉横飞的马匹，这些都可以从艺术家的画作中找到对应，常常让人怀疑它们就源自这些艺术家，而他们至多仅仅是作为游客参观过战场。近来，一些作家已经表现出对这种仪式性、戏剧化描写方式的不满。在《滑铁卢：千钧一发》（Waterloo: A Near Run Thing）中，大卫·豪沃斯（David Howarth）主要通过士兵和目击者的回忆讲述了战役的过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杰克·维勒是一位目光独到的专家，他尝试了一个雄心勃勃的工程，并且在很大程度上获得了成功，那就是“仅仅从惠灵顿在任何一个时间所能掌握的信息”来讲述这一战役。他是武器方面的专家，他的著作提供了一个很有价值的标准，可以用来判断军队之间互相造成伤害的程度，以及战场上个人所能承受的伤害。但是两本书都有不尽如人意之处。豪沃斯笔下的个体仅仅是个体，让读者无法确定他本人以及他当天的经历是否具有代表性。杰克·维勒充分发挥其想象力，试图加以概括，但是由于他的书被命名为《惠灵顿在滑铁卢》，最终不可避免地将自己局限在传记体之内。

滑铁卢战役中“人的体验”和“军事事实”要求历史学家所做的，是对豪沃斯和维勒的方法进行某种结合，是前者的心灵和后者的头脑的共同努力。奇怪的是，至今还没有人尝试过这样做。就像维勒所表明的那样，1815年的军训系统，武器的种类、射程和效果，以及指挥系统和越野行军的速度，所有这些因素都只是在历史的表层土下方，等待着军事考古学家的发现。在一个多世纪里，个人回忆就像一个储量丰富的矿藏，对勘探者开放。实际上，从价值上看，这些矿藏的价值超过了除20世纪之外的其他所有战役。不仅有英国、法国、德国、荷兰和比利时的众多老兵在悠闲时刻所撰写的回忆录，还有战争幸存者在此后那一天或者那一周匆忙写就的书信。外，还有英军关于这一战役的官方记录，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马歇尔将军在美国军队中发起“行动后报告”之前，英军的这一档案可以说无出其右者。其质量是上乘的，其缘起也绝对算是很奇怪的。收集者西伯恩上尉在19世纪30年代产生了一个念头，要构建一个滑铁卢战役“关键时刻”的巨大模型。军队的总司令准许他从幸存的军官那里收集信息。这样做的结果本来可能会成为一个大烩，但是西伯恩是一个很有条理的人，他要求每一位受访者回答一系列精确的问题。当然，并非所有的人都遵守了他的规定，还有的执行得过于严格，然而总体的结果是提供了英军一方对滑铁卢战役的某种全方位描述。这份档案成为后来所有关于该战役的叙述和加工的主要信息来源。西伯恩本人据此写作了一本卷帙浩繁、难以卒读的历史著作。大部分兵团史关于滑铁卢战役的章节不过是其军官写给西伯恩的信件的简写版。史书的编者像寒鸦一样，为西伯恩作品中唾手可得的材料所吸引，在他们的书中大肆引用他的作品，动辄几十页，有时甚至不提其出处。

毫无疑问，当时这一材料是作为人的历史而存在的，而它同时也是滑铁卢战役的军事史。奇怪的是，这些材料中还有很多未曾被触及，鉴于这一事实，情况更是如此。因为和其他战役相比，滑铁卢战役是最一以贯之地从胜负的角度来探讨的。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克里西的《15场世界经典战役》中，滑铁卢战役被放到最后压轴。大部分作家要么追随他，要么预示了他的做法，即把自己的主要任务看成解释，说明惠灵顿是怎样获胜的，拿破仑是怎样失败的，或者是怎样因为上当而丧失胜利的，或者是如果怎样，他本来是可以胜利的。维勒曾这样写道：“遍读有关滑铁卢战役的作品之后，只要我看到以‘假如’或‘如果’开头的句子，我就本能地退缩。”此外，战役的参与者也在很大的程度上将有关自己行动的小故事从属于拿破仑的垮台这一大故事。西伯恩的作品中有丰富的有关人类在战场之上行为的信息，而这些信息是在追求一个更加狭窄却绝对至关重要的目标时附带收集到的。这个目标就是确定事件的精确时间和地点，使其按照因果关系，环环相扣。然而正是因为有如此之多偶然得到的关于人的信息，我们才对其如此高度重视。因为和我们对阿金库尔战役的了解相比，关于滑铁卢战役的信息非常丰富，我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真实地重构参与者所经历的滑铁卢战役。

战役的过程

从战役开始到战斗打响，中间的间隔并不长。1814年，拿破仑被英国、奥地利、普鲁士和俄国的联军打败，被流放到厄尔巴岛（Elba）上。1815年3月1日，他回到法国。借助欧洲同盟之力得以复辟的路易十八（Louis XVIII）很快就意识到军队并不忠诚于他。3月20日，他离开巴黎，逃到了比利时的根特（Ghent）。同日，拿破仑进入巴黎。他希望反法同盟能够默认他恢复权力，但是早在一周之前，各国已经达成一致，决定发起战争，它们要坚持这一决定。拿破仑开始着手重建他的大军，因为在复辟期间，他们大部分被遣散。与此同时，反法同盟积极筹划，在法国的东部和东北部边境集结了4支大军。奥地利的20万大军即将经由阿尔萨斯-洛林（Alsace-Lorraine）进入法国，俄国的15万大军于夏天紧随其后，普鲁士的10万大军即将进入比利时南部，以已经在低地国家的英国人为核心组成的英荷联军即将在北部集结。各就各位之后，4支大军将同时向法国进军。

拿破仑无法奢望能够凑齐这样的人数，回国之后，他只找到20万名士兵。意识到路易十八取消征兵制的政策深得民心，无法将其废除，他只好通过劝勉和不正当的手段扩充兵力。力量上的劣势让他只能在两个战略之间做出选择：一个是费边式的防御和拖延，如果拖得足够长久，或许能够让反法同盟出于沮丧而与其议和；另外一个是对正在比利时集结的英普军队发起破坏性的进攻，如果成功的话，或许可以对奥军和俄军形成震慑，让他们不敢亲自冒险。由于拿破仑生性喜欢进攻，并且无论是英军还是普军在人数上都没有多少优势，他决定采用第二个战略。和第一个战略相比，这一战略还有另外一个好处，那就是可以避免在18个月内国土再次遭受外敌入侵。

但是如果英普两国的军队联合起来，他就会无能为力。因此，他必须要在其中一方到达之前和另一方发生战斗。这样一来，没有参战的那支军队就无法对其同盟实施增援，而等他们到达时，为时已晚。困难在于决定先对哪一支队伍发起攻击。经过研究他们的通信路线，拿破仑找到了答案。英军的基地位于比利时的港口，而普鲁士的基地位于莱茵兰（Rhineland）。无论是哪一方受到攻击，都往往会退回到基地，也就会远离另外一方，而两方的通信路线互相成直角。如果攻击英军，普军会前来援助，但是拿破仑认为惠灵顿不大可能会援助布吕歇尔（Blücher），因为这样做会威胁到他与港口之间的联络。这种推理方式决定了他应该先对普军发起攻击。

无论是对于英国人，还是对于惠灵顿本人，拿破仑对个人和民族性格的判断都是不公平的，因为公爵已经下定决心，要决一雌雄。但是，战役的最初阶段似乎证实了拿破仑的观点。他成功地在比利时边境集合队伍，反法同盟竟然没能确定其准确位置。6月16日，他集中大部分兵力，对林尼村（Ligny）孤立无援的普军发起进攻，并将其击败。这天晚些时候，英军在位于战场最西侧的四臂村（Quatre Bras）出现，这是不祥之兆，但是法军的一支分遣队牵制了这些英军并将其击退。就像拿破仑所预测和希望的那样，他们向北部撤退。与此同时，普军也显然在向东部逃跑。到现在为止，形势一片大好。从战略上讲，拿破仑已经胜利。现在只要击败英军，完成战术上的扫尾工作就可以了。和他在西班牙所面对的英军相比，现在这些英军要好对付很多：其中只有不到一半是英国人，剩下的有德国人、荷兰人和比利时人，并且英军很多个兵团是由缺乏作战经验的士兵组成的。

虽然如此，在6月17日这天，英军骑兵依然有效掩护了队伍的撤退。次日天刚亮，拿破仑就发现英军正在苏瓦涅森林（Forest of Soignes）南边一个坚固的位置布阵，就在通往布鲁塞尔的大道对面。其前线的长度约为6 000码（约5 486米），两翼都有建筑物，可以得到很好的保护，东侧是帕佩洛特村（Papelotte）、弗里齐蒙村（Frichermont）和拉艾村（La Haye），西侧是布赖恩拉勒村（Braine l’Alleud）。阵地的中心位置有两座牢固的城堡，分别是拉海圣（La Haye Sainte）和乌古蒙（Hougoumont）。英军占据这两座城堡，很难从前方进行正面攻击。但是如果从边上绕过去，考虑到普鲁士的军队还在右侧某个无法确定的位置，也许会更加危险，当然也会更加费时。于是，拿破仑决定发起正面攻击。

英军是不可能对他发起攻击的。虽然两军在人数上几乎旗鼓相当，各有7万人左右，但是在政治上或军事上，惠灵顿手下的德国、荷兰和比利时士兵并不可靠，他只能让他们发挥静态防守的作用。英王德意志军团（King’s German Legion）是由来自汉诺威（Hanoverian）的正规军组成的外籍兵团，此前已经参加过半岛战役，他们非常勇敢，无论部署到哪里，都很让人放心。英国的军官和士兵心甘情愿地对他们平等相待。但是汉诺威兵团里很多士兵没有接受过充分的训练，战斗经验不足。就荷兰和比利时的士兵而言，有充分的理由怀疑他们喜欢拿破仑胜过刚刚复辟的奥兰治亲王（Prince of Orange）。因此，惠灵顿把他们安置在最不容易制造麻烦的地方，把大部分荷兰和比利时的士兵部署在阵线的两端，一端是布赖恩拉勒村，另一端是拉艾村和帕佩洛特村。其中必须有一部分人用来充实阵线的中心位置，他把他们安插在值得信赖的英国和德国士兵之间。在平缓的山坡上如此部署完毕，他等着看拿破仑会从何处怎样发起攻击。

11点前后，拿破仑选择对乌古蒙城堡发起攻击，驻守这里的是近卫步兵。历史学家传统上将滑铁卢战役分为五个阶段，这就是其中的第一个，这一阶段的目的在于转移敌人的注意力，把惠灵顿的后备力量从阵线中心引开，以便对这里发起主攻。但是，城堡极其坚固，近卫步兵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守住了这座城堡，而被派来攻打城堡的法军指挥却像是忘了自己的目的是分散敌人，反而投入越来越多的兵力，企图将其一举拿下。就这样，就像在阵地争夺战中经常会发生的那样，乌古蒙之战成为战役中的战役，一直延续到法国进攻者不得不停止攻击，因为法军总体上在撤离战场。

因此，在战役的第二个阶段，戴尔隆（d’Erlon）的步兵对英军中路发起攻击时，这里丝毫也没有被削弱，因为并没有士兵被抽走。但是，这里受到了80门大炮的猛烈轰炸，时间长达半个多小时。下午1点45分左右，法军4支分队开始越过两军之间的浅谷。英军两个重要的外垒很快失守，分别是帕佩洛特村和“沙坑”（The Sandpit），这里曾被英军的火枪手用作小规模战斗的场所。拉海圣虽然也受到了攻击，但是并没有陷落。随着法军长长的纵队靠近山坡顶部，由荷兰人和比利时人组成的一个旅因受到炮火攻击而伤亡最为惨重，他们竟然逃之夭夭。英军步兵在皮克顿将军（General Picton）的领导下发起反攻，恢复了阵形。英军两个重骑兵旅发起冲击，法军大乱而逃。

第三个阶段开始于下午4点左右，法军骑兵对没有遭受戴尔隆军团攻击的英军中路发起一系列的冲击。这一决定是由拿破仑的战场指挥内伊（Ney）将军做出的，他误判了英军阵线后方的移动，以为英军正在撤退。实际上法军骑兵攻击的这部分英军已经做好了充分的迎战准备。他们组成方阵，击退了一次又一次的进攻。一个小时之后，幸存下来的法军骑兵最终撤退，英军骑兵从后面追赶，军发生了追击战。拿破仑意识到前面消失无踪的普鲁士军队此时正在靠近战场，匆忙派出近卫军的装甲骑兵和其他两个师的胸甲骑兵支援内伊，可是他们也被英国人和汉诺威兵团的方阵击败。傍晚6点左右，法军又增派出一些步兵加入战斗，同样也被击败。

在第二和第三阶段，两支军队的炮兵都起到了很重要的消耗对方的作用，但是第四阶段几乎全部是步兵战斗。这一阶段时间很短，相当于一个独立的事件，因为这一阶段完全是法军的胜利，这种情况在当天都是第一次出现。守卫拉海圣的国王德意志军团火药已经消耗殆尽，不得不弃之而去，拉海圣就这样落到了法军手中。这一损失让后方的英军陷入危险境地，内伊再次发起步兵攻击，几乎成功突破。但是现在兵力开始出现短缺，因为后备力量正在全力应对普鲁士军队。在用兵方面，惠灵顿更加注意节省，因此还有足够的兵力用来增援受到威胁的前线。傍晚6点半之后不久，英军中路的形势得以恢复。

现在危机转移到了法军一方。拿破仑同时在两条战线陷入激战，并且面临被正在赶来的普鲁士军队包围的威胁。他只剩下一队士兵，可以用来突破包围，重新掌握优势，他们就是近卫军步兵。傍晚7点左右，这支队伍离开战场后方的阵地，登上乌古蒙城堡东侧的斜坡。坡顶上的英军向其前方和侧翼开炮。来自英军第52轻步兵团的火力不仅强烈，而且出人意料，让他们惊奇的是，近卫军掉头逃跑，消失在浓烟之中。惠灵顿公爵示意英军全线追击，剩余的英军骑兵在前方开路。滑铁卢战役就这样结束了，应该说是几乎结束了，因为在东侧，普鲁士军队还在和法军打得不可开交。就这样，拿破仑被击败了。

个人视角

当时没有一位战士意识到战役的这“五个阶段”，虽然惠灵顿和拿破仑拥有观察点上的优势，能够直接对事件进行干预，但是就连他们也没有，这样的说明也许会有点多余。当然，“五个阶段”的划分是为了叙事的方便。但是，在从前线士兵的视角来考察这一战役之前，有必要强调一点，那就是他们大部分人对战役的了解的确是十分不完整的。在这方面，第27步兵团[恩尼斯基林团（Inniskillingds）]就是一个极端的例子。在6月17日夜晚，他们被部署在撤退路线之上，直到战役那天上午11点才到达营地。在距离前线四分之三英里（约1. 2千米）的圣让山（Mont St-Jean）附近，他们躺下休息。在下午3点左右，他们接到命令，要向拉海圣十字路口进发，此时战役已经进行了4个小时，而他们很多人还在睡梦中。他们当场组成纵队，就地待命，偶尔不得不组成方阵，直到4个多小时后才接到全体前进的命令。在这4个小时中，这个团的750名官兵中已经有超过450名或伤或亡，几乎全部为几百码之外的炮火或者隐蔽的法军散兵的火枪所致。军官的伤亡非常惨重，18名军官中只有一名没有受伤。因此，这4个小时究竟发生了什么，相关的记录很少。恩尼斯基林团的士兵似乎没有看到什么，除了吞噬自己和战友的恐怖之外，他们的思想似乎也是一片空白。在组成方阵时，背面的士兵可能不会直接受到炮火的伤害，因为在他们背后40英尺（约12米）的地方还有4排正面的士兵。但是，他们可能只能看到没有发生战斗的那部分战场，这时他们一定高度紧张，时刻担心炮弹会在背后爆炸。因此，如果要问第27步兵团的幸存对于这场战役还记得什么，很可能什么也得不到。

西伯恩的很多受访者在回答问题之前，都会先警告说对于当天事件他们看到的是多么不完整，或者是多么不全面。桑希尔（Thornhill）是骑兵指挥阿克斯布里吉（Uxbridge）的副官，他写到，自己一直忙着“迅速而直接地传递他的命令”，“没有时间思考与此无关的其他事件”。第7骠骑兵团的罗宾斯（Robbins）提到，直到他当天结束时被击中那一刻，“我们几乎没有看到一个敌人”，虽然队伍三次改换阵地，并且一直在受到攻击。在一次和法国骑兵正面遭遇时，他“只顾着自己人，根本没有注意周围发生的一切”。第4步兵团和恩尼斯基林团紧挨着，但是不像恩尼斯基林团那样暴露于敌人的火力之中。该团的布朗（Browne）中尉明确表达了这样的观点：“滚滚浓烟，手忙脚乱，在靠近敌人时，这些恐怕是不可避免的。尤其是军官，要关注手下的士兵。这些因素使他不可能正确讲述他们所经历的战役。”普拉特（Pratt）中尉是恩尼斯基林团轻步兵连的指挥，在战斗过程中，该连打到了恩尼斯基林团的前方，因此逃脱了一动不动站在那里被炮火轰炸的可怕命运。他以更加形象的方式表达了同样的观点：

经过两天的行军和战斗，年轻的军官饥肠辘辘，他不大可能去注意地面的情况。除了可能会对他本人和身边的几名战友产生影响的情况，其他的情况他不大可能去关注。这一点我想你一定会赞同的。

除了全神贯注于战斗职责之外，还有其他的原因，让官兵对周围的情况无法形成清晰而全面的了解。很多士兵大部分时间都趴在地上，常常是阵地的山坡上，这让他们看不到其他地方的战斗。墨瑟（Mercer）在其日记中对战场进行了精心描述，在有关滑铁卢战役的作品中，这些是最扣人心弦的段落之一。他写给西伯恩的回忆虽然更加平淡，但是更加让人信服，其中一段描述了当天午后他所在炮位的情况：

我们看不到前方的战场上发生着什么，因为第一道防线所在的山丘比我们所在的地方高许多。对于这道防线本身，我们只能看到紧挨着我们的几个步兵方阵，中间相隔几个炮位。时不时地可以看到骑兵分队越过方阵之间的山脊，在阵地对面分散开来，然后不知怎么就不见了踪影。

可见，只需要几英尺的高度，就可以决定是鸟瞰还是仰视。事实上，指挥第52轻步兵团的约翰·科尔伯恩（John Colborne）爵士“相信除了骑马的军官之外，谁也无法对这一战役做出正确的讲述”。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骑兵的经历并不支持他的这一观点。即使在阵地的最高处，士兵的视野依然会受到物理障碍的很大限制。在很多地方，至少在战役刚一开始的时候，小麦和黑麦还处于直立状态，这让敌人可以偷偷靠近到可以开枪的距离而不被发现。第28步兵团的卢埃林（Llewellyn）回忆说，在四臂村，“田里的黑麦很高，甚至敌人在攻击我们的方阵时，也不得不冒着极大的危险，骑到我们的刺刀前方插一根旗子作为标记”。在滑铁卢，战斗持续的时间更长，庄稼最终被踏平，用第14步兵团的阿尔伯马尔（Albemarle）的话说，“像印度地毯一样平整”。但是在这天早晨，位于阵地最西侧的第51团的轻步兵连受到法军步兵的射击。在站立的庄稼的掩护下，法军步兵竟然毫发无伤地到了距离他们40英尺（约12米）不到的地方。在“战役关键时刻”，博尔顿（Bolton）炮兵连的夏平（Sharpin）中尉最早发觉近卫军在靠近，因为他“在距离我们的枪口四五十码（约37~55米）的地方，在高高的庄稼上方，隐约看到了法国士兵的帽子”。此外，近卫军在前进时是密集的纵队，位于纵队后方和内部的士兵除了距离自己只有几英寸远的帽子、脖子和背部，可能看不到别的东西，即使在前方的战友和敌人交火时也是如此。无论观察位置多么有利，几乎每一个人都曾被火药的浓烟包围过，时间或长或短。

烟雾不仅影响可见度（虽然这是其主要影响，后面会详细讨论），还会让人出现幻觉。凯斯卡特（Cathcart）是惠灵顿的副官之一，他记忆中的近卫军像是“黑色的纵队”，“在烟雾中若隐若现”。对英国的第1近卫军来说，“戴着高帽”的帝国近卫军，“在烟雾之中，看起来像一队巨人”。皮克顿手下的一位军官从远处观看了两支精英部队的战斗，他回忆说：“落日的余晖穿透枪炮的硝烟，斜照到我们身上，让整个战场看起来像一个巨大的暗箱。”其中每一个人的身影都被放大，黑黝黝的。

虽然有距离、烟雾和不方便的地形等因素阻碍视线，很多战士依然很自信地详细记录了或长或短的事件，甚至精确地认出一些人物。在炮击发生之前，第14步兵团的阿尔伯马尔看到了热罗姆·波拿巴（Jérôme Bonaparte）及其随从从前方骑过。此后不久，指挥骠骑兵旅的维维安（Vivian）坚信他看到了拿破仑，“带着一大队军官，出现在英军左翼前方正在组成纵队中间”。很多英国军官和士兵看到了惠灵顿，常常距离很近，听到了他说话，甚至和他进行了交谈。早晨6点过后，恩尼斯基林团的德鲁（Drewe）中尉曾从惠灵顿在滑铁卢住处的露台下经过，当时公爵正在观看他的队伍行军。到了10点左右，他出现在乌古蒙城堡的西边。在这里，几名惊慌失措的拿骚团（Nassauers）士兵在被他命令归位之后，竟然向他射击。他一直待在这附近，直到法军对城堡发起攻击。在午后戴尔隆军团发起一系列攻击时，他位于阵地的中心，有时在拉海圣十字路口附近山顶上的一棵榆树旁边，有时在某一个方阵的内部。在击退戴尔隆军团的进攻之后，他随着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步兵营，到了位于拉海圣东边的“沙坑”，守卫在这里的是第95来复枪团，而第1步兵营是他派来援助的。下午晚些时候，他大部分时间在右翼中间的后方，这里正在遭受法军骑兵的攻击。劳埃德（Lloyd）炮兵连的拉迪亚德（Rudyard）多次在第33轻步兵团和第69步兵团的方阵附近看到他。在拉海圣受到攻击期间，第32步兵团的卡尔弗特（Calvert）少校在十字路口东边看到了公爵。据他估计，当时的时间为下午5点，但是应该更晚。在城堡的防守崩溃时，惠灵顿就在附近，这让他的副官凯斯卡特“焦急万分”。在最后一个阶段，即近卫军发起攻击的阶段，很多士兵回忆说看到过他，也许是因为他的随从非死即伤，他有时单枪匹马，有时只有一名随从。第52轻步兵团的高勒（Gawler）看到他独自骑马向乌古蒙东部而去。第3旅的副旅长亨特·布莱尔（Hunter Blair）和当时追随公爵的唯一一位参谋交谈了几句，而这位参谋是一位来自撒丁岛（Sardinian）的联络官，根本不会说英语。在战役的最后，公爵变得更加突出，因为正是在这一阶段，他主要是作为指挥官直接参与。虽然像“近卫军，冲呀！”这样的话是虚构出来的，他肯定直接对指挥近卫旅的梅特兰（Maitland）发出过命令，后来也对第52轻步兵团发出过命令。在拿破仑的近卫军撤退之后，他和全线士兵一起骑马向东行进，所到之处，士兵们欢呼致意。在后来的总攻中，他随着前头的纵队来到佳姻庄（La Belle Alliance），并在这里和布吕歇尔会面，时间为晚上9点到10点之间。此后不久，他骑马回到了位于滑铁卢的总部，在一块铺在地上的垫子上睡去，因为他的床被一位垂死的参谋占用。

通过惠灵顿公爵在滑铁卢战役这天的行动记录，不仅可以看出某一时间战役的激烈程度（因为他总是出现在战斗最激烈的地方），还能推测出哪些是他没有看到的，并在某种意义上判断相对于那些不能像他那样自由行动的官兵，他对事件的看法是否歪曲。因此，我们完全可以认为他并没有看到乌古蒙城堡内部发生了什么，虽然他根据里面火焰的蔓延，发出了十分适当的命令。对于帕佩洛特村附近发生了什么，他可能也不甚了了，因为他基本上没有到达战场的东部。他没能看到联合旅（Union Brigade）冲锋的最高潮，因为这一幕发生在敌军阵地的后方。他也没能看到恩尼斯基林团在十字路口所遭受的磨难，因为他正在别的地方忙碌。但是，说他没有亲身体验近距离的步兵战斗，就像守卫乌古蒙城堡的近卫步兵所经历的那样，或者说他没有亲身体验骑兵冲刺，就像内伊在下午所领导的那一种，或者是说他没有亲身经历长时间的炮击，就像恩尼斯基林团所经历的那一种，并不是说他所看到的战役没有那些经历过这些的人那么“真实”。他所看到的一切是冒着极大的人身危险才换来的，他身边至少有两位军官受到致命伤，他们是高登（Gordon）和德兰西（de Lanccy）。几乎每一位有资格佩戴滑铁卢勋章的官兵都付出了这样的代价，因此这是很典型的。他的视野比大部分人都要长远，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恩尼斯基林团错过了战役的前4个小时，而他在战役开始之前很久就已经开始忙碌。他的视野也比大多数人更加多样，例如第95轻步兵团第1营所有的行动都发生在“沙坑”或者附近，而他却不断穿梭于乌古蒙与拉海圣之间的1 000码（约914米）。从这方面而言，他的视野和他在战场上的角色一样，是独一无二的。在回忆这一天时，低级军官和普通士兵很自然地会利用他的行踪作为参照点，而他本人对战役的叙述可能会围绕与此大相径庭的事件展开。对于究竟是哪些事件，我们无从猜测，虽然他后来在回答一位询问者时，回忆说他曾有“50次”披上又脱下自己的披风。这个事例很有趣，表明即使在注意力受到极大分散的情况下，依然会记住一些无关紧要的细节。只有通过尝试比较他的视野和官兵有何差异，官兵之间的视野有何差异，骑兵和炮兵之间有何差异，方阵后排的士兵和前方的散兵之间有何差异，伤员和未受伤士兵之间的差异，我们才能最好地理解整个战役的特征。

战士们的身心状态

在考虑个人对于战役的体验之前，我们应该先探讨几个共同的因素，因为这些因素决定了战役的人性维度。第一个因素是疲劳。我们可以大胆做出这样的概括，即至少在机械运输出现之前，大部分军队的士兵是在疲劳的状态下加入战斗的，即使仅仅是由于他们不得不背着沉重的武器和装备赶到战场。在阿金库尔战役中，英军在加入战斗时肯定疲惫不堪，饥寒交迫。在滑铁卢战役那天早上，两边的军队也是如此，因为在此前的一天，他们都在行军，每人背负着50~60磅（约23~27公斤）的重量，而在行军之前的那天，他们刚刚参加过战斗，而在整个过程中他们的口粮还是战斗之前那天发放的。6月17日夜晚，他们睡在泥泞的田地里，因为此前刚刚下过大雨。醒来之后，天色阴暗，他们早餐也没有顾上吃。对于英国的很多个团，我们几乎可以精确地估计出他们的疲劳和饥寒状态。第30团第2营在6月16日深夜2点离开苏瓦涅森林，行军22英里（约35千米），于下午5点到达四臂村。次日，在40人伤亡的情况下，他们撤回到位于滑铁卢的阵地。比较而言，这样的伤亡已经算是轻的了，因为有7个团在四臂村的损失比在滑铁卢还要大，有8个团（包括这7个）的损失在100至300人之间，而平均下来，每个团的总兵力才600人。他们没有吃晚饭，也没有吃早饭，因此“在15日的午饭和19日的早餐之间，战士们收到了超过两天的面包配给（4磅，约1.8公斤）和两天的肉类配给（1磅，约0.5公斤），但是肉根本没有加工过。在布赖讷勒孔特（Braine le Comte）短暂停留期间，他们试图把肉煮了，但是还没有煮熟，就要恢复行军，只好连肉带汤一起倒在路边”。和这个团相比，第40步兵团第1营的士兵可能没有这么饥饿，但是他们更加疲劳。6月16日一大早，他们提前半个小时接到命令，于是马上从根特出发，当天行军30英里（约48千米），次日又行军22英里（约35千米），于6月18日上午11点到达滑铁卢。因此，在两天两夜多一点的时间里，他们共行军51英里（约82千米），中间只有几个小时的停留。

这个旅的另外两支队伍也是如此，其中一个就是恩尼斯基林团，这让人们不由产生这样的猜测，即极端疲劳是否起到了某种半麻醉作用，让他们更好地忍受“他们的”战役的恐怖。

这种极端的忍耐并非孤立事件。亚当（Adam）少将的第3旅有近两天的时间在路上。这个旅的第71轻步兵团在6月16日一早离开勒兹（Leuze），在空腹状态下行军36小时，中间的停留没有超过30分钟的，及时赶到滑铁卢参加战役。他们坐在行李上度过了17日的夜晚。日出之后他们得到的早餐是两天里所吃的第一顿饭。在18日早晨，第4团的士兵疲惫不堪，几乎无法保持清醒。他们和恩尼斯基林团属于同一个旅，也有过同样的行军。在火线后方大约1 000码（约914米）的野外，他们也在睡梦中度过了战役的最初4个小时。

和在四臂村战斗之后在夜幕降临之前进入滑铁卢营地的那些团相比，他们的睡眠可能好很多，因为17日夜晚的大雨和寒冷让这些团的士兵几乎无法入睡。第69团的科特（Cotter）上尉“夜里宁愿站着来回走动，也不愿意躺在脚踝深的泥泞里”。第14步兵团第3营的阿尔伯马尔提到，日落时分，大雨停了有一个小时，但是天黑之后，雨下得更大了，电闪雷鸣。站了很久之后，他最终躺倒在“山坡上……就像躺在山洪中一样”。虽然如此，他依然睡得很香，直到深夜两点被士兵仆从叫醒。西蒙斯（Simmons）是第95来复枪团第1营的中尉，他“在一张旧毯子上抹上厚厚的黏土”，将其盖在身上，下面铺了一些稻草。他睡得相当温暖。但是，次日清早，在麦克雷迪（Macready）所在的团，“我们几乎被冻僵了，很多人冻得站都站不住，有的已经冻得精神恍惚”。第92步兵团是高地团，是参加过半岛战役的老兵。在“连接起来的毯子”下面，他们4个人睡在一起，但是到了半夜，被假警报惊醒，有一段时间处于准备战斗状态。苏格兰灰骑兵不停地被他们的坐骑吵醒。由于受到雷声的惊吓，它们总是会踩到躺在前面的主人身上。第10骠骑兵团的伍德（Wood）上尉记得“每个人都浑身湿透了，倾盆大雨像一堵墙一样压倒在我们身上。马匹没见过这阵势，吓得来回走动，脚下的烂泥淹没了它们的蹄子”。

和那些长途行军的团相比，在食物方面，四臂村几个团的情况好不了多少。洛克（Locke）是第52轻步兵团的少尉，他早饭只吃了“半口稀饭和一块饼干”，而在战役结束之前他没有再吃其他任何东西。第32步兵团的5位军官从6月15日傍晚开始就没有再吃东西，在17日傍晚，他们分享了一只鸡和一把饼干，次日似乎没有吃早饭。墨瑟也是在6月17日这天和他的军官们分享了一只鸡，作为晚饭。到了次日早晨，他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没有吃炮兵用新送来的燕麦片做的“稀饭”，而是要等着把肉做熟。和两天前发生在第30团的情况一样，当准备战斗的号角响起时，他们只好放弃，因此他们只好在饥肠辘辘的情况下加入战斗。

除了饥饿和疲惫之外，滑铁卢的战士还浑身湿透。夜晚行军的几个团穿着湿漉漉的衣服躺下睡觉，醒来战斗时可能依然十分潮湿。那些在田野过夜的人虽然睡得更糟糕，或者根本就没有睡觉，却一般都能在日出之后找到办法把衣服弄干。第32步兵团的一位年轻军官醒来后浑身湿透，他找到一个棚子，不仅里面有火在燃烧，士兵们还在外面生起了更大的火。第3近卫步兵团的轻步兵挤坐在乌古蒙城堡南边湿漉漉的战壕里，生起了一堆火，“用来烘干衣服和装备”。第52轻步兵团的利克（Leeke）找到一堆烧得很旺的火，在旁边睡了一会儿。第10骠骑兵团的伍德关于滑铁卢的信件充满了真正的骑兵精神，“我们进入营地附近的一个小屋……大部分人赤裸着身体，在火堆旁把衣物烘干……老昆汀（Old Quentin）把靴子烤煳了，穿不上了”。其他骑兵的衣物也被雨水弄得一塌糊涂。一夜之间，苏格兰灰骑兵夹克上的猩红色已经渗透到了白色的腰带上。第18骠骑兵团的科兰（Coglan）中士试图把衣服挂在树枝上吹干，可是衣服还没有干，就响起了集合号，他只好一边骑在马上穿衣服，“一边大喊着让手下士兵赶紧上马”。滑铁卢战役开始这天是阴天，而不是晴天，因此直到午后，可能那些像科兰一样没有机会靠近火堆的官兵身上都是潮湿的。就像赫赛（Houssaye）所描绘的那样，“五颜六色，闪闪发光，就像万花筒一样”，“翠绿色的夹克……威严的蓝色衣领……白色的马裤……黄金胸甲……前面是猩红色的蓝外套……蓝色的胸饰……绣有黄色穗带的绿色土耳其式长袍，镶有毛领的红色皮质披风”，而在这些衣物里面，贴身的衣服一定是黏糊糊、湿漉漉的。

和身体相比，这些士兵在精神上和心理上是否有更好的准备呢？对于阿金库尔战役中的英军来说，宗教仪式是很重要的一部分，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英军中的宗教仪式似乎很少，甚至根本就没有。在中世纪法国和英国的军队里有大量的随军牧师，到了19世纪，他们几乎消失了，直到更加虔诚的维多利亚和拿破仑三世统治时期，才又重新出现。拿破仑的大军中似乎一位牧师也没有。这些士兵是最后一批炫耀革命高潮时期那种不敬行为的法国人。惠灵顿的军队对宗教的态度并非敌意，而是冷漠，每个师只有一位牧师，但是作为一个群体，牧师既没有受到重视，影响也不大。他的确指定了随军牧师，其目的主要是抵制卫理公会（Methodism）的蔓延，因为他认为这一教派会破坏军队的组织。但即使是卫理公会尤其劝告其信徒去做的非正式的个人祈祷，在有关滑铁卢战役的回忆中也几乎没有人提到。利克是一位非常有宗教情怀的人，后来成为英国国教的牧师，他在战役后期回忆道：“我最早想到一旦阵亡了，我的灵魂怎么办？”布尔（Bull）是皇家骑炮兵某连的指挥官，在半岛战役中，他已经养成了和自己的炮手一起举行祈祷仪式的习惯，在滑铁卢战役之前，他可能也这样做了，但是并没有人提到这一点。军团史也没有记录战役之前举行祈祷仪式之事，虽然6月18日是礼拜天，并且其中至少一个团的指挥官因其个人的虔诚而人所共知，他就是第52轻步兵团的科尔伯恩。

作为集体，他们没有信守安息日；作为个人，他们没有从精神上对战役做准备。对此，最有可能的原因是直到上午晚些时候，两支疲惫的大军根本就不确定战役是否会发生。当然，双方的总司令都已经下定决心。拿破仑从一开始就很坚决，惠灵顿是在天亮后不久确信布吕歇尔愿意前来援助时才坚定下来，但是两人都不确定对方的心思。在双方表明其意图之前，他们的部下只能猜测6月18日是战斗还是行军。墨瑟漫步到了在其炮兵连阵地附近露营的士兵中间，他听到了各种声音：“有人认为法国人不敢发起攻击，有人认为他们马上就会发起攻击，还有人认为公爵不会坐等法国人的攻击，也有人认为他会的，因为他肯定不会让法国人去布鲁塞尔。”皮克顿第5步兵师的一位军官回忆说，英国的军官“总体上很欢快，显然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即将到来的战斗”；但是他之所以会这样说，完全是因为后见之明，因为他所描述的那一刻，官兵们依然在等候命令。

吉布尼（Gibney）是第15骠骑兵团的助理军医，对他来说，“等候命令是一件单调乏味的事情”。他写道：“我们都急于要加入战斗，即使仅仅是为了活动活动筋骨。”在阿金库尔战役爆发之前，英军也发现漫长的等待让人身心疲惫。对于士兵来说，最终到来的战斗的决定是一种很好的释放。在6月18日这天，敌对双方的士兵对集结号的反应是相同的。在判断他们是否做好战斗准备之前，务必要记住一点，即队伍中很大一部分是身经百战的老兵。虽然只有极少数的人会越来越喜欢战斗，但是如果夜晚可能会湿漉漉的，并且战斗终究不可避免，大部分老兵可能宁愿当天战斗，而不愿等到明天。第14步兵团的凯佩尔（Keppel）少尉虽然不是一位老兵，却可能代表了很多人的想法，对于漫长的等待，他的感受是“只盼着开战”。

惠灵顿手下的英军队伍只有第14步兵团无一人受伤。因为其他7个没有参加过半岛战役的团刚刚在四臂村战斗过，实际上其中3支队伍（第1近卫步兵团第2营、第69步兵团第2营和第33轻步兵团）伤亡惨重。当然，很多参加过半岛战役的兵团中现在有相当多的年轻士兵，但是大多数军官和军士都有过在西班牙作战的经历。但是，由新兵组成的汉诺威兵团在很大程度上缺乏经验丰富的领导。因此，在做出部署时，惠灵顿尽可能不让缺乏战斗经验的队伍防守太长的阵线。

在这方面，拿破仑则不必像其对手那样绞尽脑汁。他的军队在人员构成上很统一，并且大部分由职业士兵组成。老近卫兵全部由长期服役的老兵组成，即使是普通士兵，大多数也都参加过战斗，和敌人交过火。因此，他们不仅学会了如何忍受长途行军的疲劳，还熟悉战场上其他两个很让人不适的特征，那就是硝烟和噪声。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战场上基本上没有什么硝烟，因为为数不多的几门大炮仅仅发射了一两次。而在滑铁卢战役中，炮兵和所有的步兵所使用的黑火药武器释放出大量灰白色的硝烟。这些硝烟弥漫在战场上，挥之不去，只有大风才能将其驱散。因此，激战中的战士通常看不到前方发生了什么。通过几名战士不经意间所说的一些话，我们可以了解到烟雾对能见度的影响是多么严重。例如，辛克莱（Sinclair）的炮兵连的威尔逊（Wilson）中尉被部署在拉海圣西北部400码（约366米）的阵地上，他发现“在戴尔隆军团发起攻击期间，浓烟滚滚”，他“看不清法军的位置”（这里所说的法军肯定是那些正在和英军交战的法国士兵），“当时我被命令将火力对准前方一些马匹的尸体上方”。炮手英吉尔比（Ingilby）所在的连队位于英军阵线的最左翼，因此可以很好地从侧面了解战场上的情况。在他写给西伯恩的叙述中，散布着这样的警告：“除了大炮产生的硝烟之外，还有来自火枪的一阵阵硝烟，再远处的情况我就看不见了。”“偶尔吹来清爽的凉风，硝烟被部分驱散，这才能够看到两军的冲锋和移动。”最终，他所在的炮兵连做好准备，要将法军赶出战场。“有一段时间，在一步一步缓慢前进的步兵后面，由于来自他们火枪的浓烟，我们什么也看不到。”

从步兵的回忆中可以肯定，和炮兵相比，萦绕在他们周围的硝烟要更加浓厚。虽然炮兵齐射要消耗更多的火药，但是步兵射击更加频繁。几部兵团史中都写道，他们的方阵在当天大部分时间被硝烟所包围。第4步兵团第1营组成的方阵被部署在拉海圣十字路口附近，在法军大肆发起攻击时，他们看不到距离他们不到400码（约366米）的城堡。他们要靠听觉而不是视觉来判断敌人的攻击。在战役结束他们开始前进时，“这才从待了大半天的昏暗中走出来”。第18骠骑兵团的指挥官默里（Murray）回忆说，在战役的最后他们前进时，“我们冲出像伦敦大雾一样的昏暗，进入灿烂的阳光中”。对于法军骑兵攻击英军右翼中部时的硝烟，指挥骠骑兵旅的维维安这样描绘：“浓重得看不到10码（约9米）之外。”此外，硝烟不仅仅会影响视力，还会影响其他的感官。根据格罗诺（Gronow）的描绘，下午4点，在第1近卫步兵团第3营方阵内部，硝烟和灼热的弹药筒的味道让他几乎喘不过气来。利克也提到“一种怪怪的味道，混合了脚下被踏平的小麦的味道和火药的味道”。墨瑟在下午3点加入战斗，“闻到一种陌生的味道，空气灼热得让人窒息，和烤箱里散发出来的味道有点相似。我们被浓烟所包围”。

如果说烟雾让感官感到难受，滑铁卢战役中的噪声则让人浑身不舒服。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噪声主要来自人和马匹，可能还有武器碰撞的声音。在滑铁卢战役中，依然有很多人类的噪声。根据皮克顿手下一位军官的回忆，军队准备战斗时的噪声“低沉而悠远，就像波浪拍打着裹了一层铁皮的海岸”。战斗打响之后，会有喊口号的声音。利克和其他几名士兵说在近卫军发动攻击时，他们听到了“持续不断的‘皇帝万岁！’的呼喊”。还有尖叫声，在法军到了距离他们40码（约37米）之内时，第32步兵团“发出了死一般的号叫声”。还有乱糟糟的喊叫声。第73步兵团的一位军官这样描述法军的进攻：“吵吵闹闹，显然很不情愿。”还有痛苦的惨叫声和伤员的抗议声。但是在这一方面，有互相矛盾的说法。墨瑟说一位炮手的胳膊被粉碎，惨叫声让他“心惊胆战”。利克则坚持说伤员们异常安静。当然还有指挥官的喊叫声。此外，还有音乐声。格罗诺、利克和斯坦登（Standen）都回忆说他们听到了法军冲锋的鼓点。皮克顿的一位军官说他的士兵们在西班牙听到过，他们称其为“旧裤子”（Old Trousers）。在苏格兰兵团的方阵里，还传来吹奏风笛的声音。第71轻步兵团的风笛手反复吹奏《强尼·寇普，你还醒着吗？》（“Hey，Johnnie Cope”）。第79步兵团的风笛手麦凯（McCay）冒着法军的炮火从方阵中走出来，吹奏起《战争还是和平》（“Cogadh na sith”）。

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中，最大也最持久的噪声来自武器。有的声音是偶然的，出人意料。苏格兰灰骑兵团的温德姆（Wyndham）中尉提到“子弹击中军刀时的奇怪方式”，就像我们从18世纪的一部回忆录中所了解的那样，这会形成一种奇特的谐波振动。子弹击中刺刀时也会出现与此类似的现象，而这种情况经常发生，但是有时听起来像是用一根棍子划过金属栏杆时发出的声音。利克提到榴弹击中武器和装备时的声音。按照格罗诺那个经常被人引用的比喻，他手下近卫步兵子弹击中克勒曼（Kellermann）和米豪德（Milhaud）指挥的胸甲骑兵胸甲的声音，就像“猛烈的冰雹击打在窗户玻璃上的声音”。但是，这种声音只有在近距离才能听得到，因为稍微远一点，就会被更大、更加无所不在的枪炮轰鸣声所淹没。虽然如此，依然有几位见证者专门提到在炮火声中，他们听到了飞弹在头顶上呼啸而过的声音。墨瑟的描绘是：“神秘的嗡嗡声，像夏日夜晚很多黑甲虫在鸣叫。”对于皮克顿手下的一位军官来说，这是一种“口哨声”和“熟悉的音乐”。一位16岁的苏格兰灰骑兵军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声音，“嗖嗖作响”，“颇有些壮烈的意味”。对于一个16岁的人来说，这是多么勇敢的话呀！墨瑟的军医也是第一次“听到这种地狱般的音乐，开始疯一样地东张西望，样子十分滑稽。他一边来回扭动身体，一边惊呼：‘天哪！什么东西？这都是什么噪声？真奇怪！太奇怪了！’这时，一枚炮弹呼啸而过，他说：‘那里！那里！这是什么玩意儿？’”在各种噪声中，这些高音调的声音之所以能够被听到，仅仅是因为它们时断时续，是近距离听到的，并且意味着危险。持续不断的声音是炮火的“呼啸声”“隆隆声”“咔嚓声”和“轰鸣声”，那些遭受炮火轰炸的人很少去试图精确描绘其特征。但这并不奇怪，因为虽然附近炮弹的爆炸声和火枪发射时的声音听起来互不相同，并且两者都不同于更远处开炮的声音，但是这些差异往往会被巨大的噪声所淹没。噪声的确很大。默里是一位实事求是的骑兵，他简单地将其描述为“震耳欲聋”。第15骠骑兵团的助理军医吉布尼说，噪声“很大，持续不断，几乎听不到旁边的人说话”（他所说的是一开始的炮击）。到了这天结束时，墨瑟“几乎耳聋”，我们可以认为这并非夸张。大炮每一轮发射大约700发炮弹（这个数字是很惊人的），作为炮兵连的指挥官，他一直处于持续不断的巨大噪声之中，这足以对他的听力形成伤害。很多前排的步兵也是如此，在连续性的火枪发射时，他们的耳朵距离后排士兵的枪口只有几英寸。

除了疲劳、饥饿、硝烟和噪声之外，在战斗中还有其他的环境因素。很多战士提到地面的泥泞，这虽然可以缩短炮弹的弹跳距离，使其埋入地下，因此降低了其杀伤力，但是让脚下十分糟糕。第40步兵团被部署在拉海圣城堡附近的山脊上，到了这天结束时，他们脚下的烂泥已经“几乎深到膝盖”，因为多次在同一个地方从方阵转换成纵队。我们还要记住一点，即由于士兵们无法离开阵列，不得不就地解决大小便的问题。对于很多参加滑铁卢战役的士兵来说，虽然所有这些情况都很糟糕，让他们无法忘怀，但是归根结底，这些并不重要。让幸存者记忆最深刻的还是战斗本身：他们本人和友的行为、敌人的活动和他们所面对的武器的杀伤力。通过他们留下的证据，从这几十名士兵短暂的个人体验中，我们是否能够找到一些人类行为的模式和关于战斗的具体“现实”呢？毕竟，滑铁卢战役是黑火药战争的巅峰。

战斗的分类

要对战斗进行分类，我们首先要分清各种人对人以及人对武器的遭遇类型，正是这些不同类型的遭遇共同组成了战斗的全部内容。和阿金库尔战役相比，在滑铁卢战役中，遭遇的种类更加多样，但是悬殊并不太大。亨利五世的军队由使用箭矢的步兵和装甲骑兵组成，后者大部分是下马骑兵，在马下作战，其中有些在马上，使用长矛作战。此外，战场上也有几门大炮。拿破仑的军队由使用枪炮的步兵以及骑兵组成，后者有些身穿铠甲，有些是长矛手。他也有250门大炮，大致说来，19世纪的军队之所以比15世纪的军队有更强的杀伤力，正是因为这些大炮的出现。人与人以及人与武器之间可能遭遇类型的增多，主要也是因为大炮的存在。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实际上只有3种遭遇类型：一对一的搏斗（个人之间的徒手搏斗，无论是在马上还是马下）；使用弓箭的步兵对骑兵；使用弓箭的步兵对步兵（在此情况下，严格说来应该是下马骑兵）。在滑铁卢战役中，至少有7种遭遇类型：一对一的搏斗；骑兵对骑兵；骑兵对炮兵；骑兵对步兵；步兵对步兵；使用枪炮的步兵对使用枪炮的步兵；炮兵对炮兵基本上是单向的行为，因为惠灵顿禁止其炮手和敌人展开火炮决斗。

一对一的搏斗

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一对一的搏斗主要发生在马下的骑兵之间，并且常常是有意为之，就像那些对亨利五世发起挑战的法国贵族所做的那样。而在滑铁卢战役中，一对一的搏斗全部发生在骑兵之间，是骑兵冲刺失去动力、队形乱掉之后的结果。对此需要马上进行说明。对于马下骑兵之间的一对一搏斗，有几个相关的记录。第52轻步兵团的高勒非常直白地描绘说：他的一名轻步兵在受到一位法国军官的挑战之后，“躲开了敌人的刺刀，靠近到他身旁，将其摔倒在地，一边用脚把他踩在地上，一边双手把火枪翻转过来”，不顾“周围战友表达出来的厌恶之情”，“用刺刀一下子将其杀死”。这一幕发生在战役快要结束时，士兵们已经离开了他们的防守位置，正在以相对松散的队形前进。在真正十分紧急的行军过程中，军纪是不允许步兵个人离开阵列或者在阵列内部自由行动的，而这样的行动自由是一对一搏斗的基础。

在排列紧密的纵队前方作战的散兵拥有这样的独立性，但是他们要想起到应有的作用，就要避免过于接近敌人。在这一点上，第30步兵团的散兵所接到的命令相当明确。有些骑兵被挑选出来，成为狙击手的射击目标，毫无预兆地丧命，根本没有机会自卫。例如，第6龙骑兵团的穆特尔（Muter）中校看到一名“法军士兵跪在地上，正在瞄准他的副官，他一发子弹射穿其头颅”。皮克顿手下的一位军官“可以清楚地看到一名法军士兵瞄准”苏格兰灰骑兵团的一位军官，他“一枪让他满地打滚”。但是，在一对一、面对面、你来我往的徒手搏斗中，双方理所当然地冒着同样的危险，对后果有着同样的预知。一对一的搏斗似乎还预设双方的同意，而骑士精神的光荣就在于此。在滑铁卢战役中，是否总是或者常常能够有这样的同意呢？如果有的话，是自由给予的，还是在你死我活的情况下不得已而为之呢？在写给母亲的信中，灰骑兵科内特·盖奇（Cornet Gage）这样描述他们的第一次冲刺：“这些人奋不顾身，什么也无法阻挡他们，他们都分散开来，各人打各人的。”皇家近卫骑兵下士萧（Shaw）大名鼎鼎，他肯定是挑对手的。他“很显眼，不断对周围的敌人施以致命的打击”。但是灰骑兵团从1794年以后就再也没有打过仗，而萧是一位拳击冠军，当时拳击还是一种十分血腥的运动，并且他可能在发酒疯。在经验丰富的兵团里，实际发生的情况似乎是这样的：如果他们的冲刺没能冲破（即吓退）前面的骑兵部队，而是和敌人混合在一起，士兵个人就会像操典上所教导的那样，向身边对自己构成威胁的敌人发起攻击。灰骑兵团的汉密尔顿（Hamilton）中尉的讲述让人信服，反映的可能是共同的经历：

一名长矛手将长矛刺向我坐骑的头部，我在经过他身边时朝他的胳膊砍了一刀。由于我没有回头看是否击中他或者他的长矛，若不是我在收回军刀时看到有血溅到腰带上，我还不知道已经击中他的胳膊。一检查我的军刀，我才发现自己已经砍伤了那名长矛手，可能也因此保住了自己的性命。在我看到他刺向我坐骑的缰绳时，我还担心他会开枪将我射杀，因为我听说过他们有时会这样做。

危急时刻的自我防卫并非一对一搏斗的唯一动机。看到敌人兵团的军旗，或者看到敌人企图夺取自己的军旗，都会让士兵变得极其凶残。在滑铁卢战役的所有英雄中，灰骑兵团的艾沃特（Ewart）中士可能是最为著名。在戴尔隆军团发起进攻之后的混战之中，他发现法军第45团的鹰旗就在自己附近，于是就对旗手发起攻击，旗手“刺向我的下腹，我躲闪开来，从头部将其一刀劈死……他们的一名长矛手将长矛向我投来，但是被我用军刀挡开……我的军刀从他的下巴一直砍到他的牙齿。接着，我受到一名步兵的攻击，他在朝我开枪之后，又拿着刺刀朝我冲来，但是我躲闪开来，一刀劈开其头颅”。有时形势的突然逆转也会造成致命的对决。在战役接近尾声时，利克看到一名法军胸甲骑兵正在追赶一名轻龙骑兵，“后者正在快速撤离，他低下头来，趴在马脖子上，军刀在自己的脖子上方，等待时机……在靠近战友时，他突然勒马停下，给胸甲骑兵迎面一击。胸甲骑兵转过身来，和轻龙骑兵卷入一对一的搏斗，而后者再次击中他的面部，他侧身倒在地上，被从腋下刺杀”。这一过程中并没有多少骑士精神，维维安少将的经历更是如此。他的右臂挂着吊带，一名胸甲骑兵向他发起进攻。“我很幸运，用左手中了他的脖子……正在此时，我的小传令官赶了过来，把他从马上砍了下来。”

骑兵对骑兵

从这些例子中是否可以看出滑铁卢战役中骑兵集团作战的特征呢？无论是在人们的印象中，还是根据操典（在最初的两次冲刺中，英法两边都是按照操典进行的），骑兵对骑兵的冲刺都被认为是以密集的队形高速相遇。此外，至少两位英军骑兵军官认为实际发生的情况就是如此。第2近卫骑兵团的韦茅斯（Waymouth）告诉西伯恩说：“重骑兵和胸甲骑兵像两堵墙一样撞到一起，界线分明。”在写给朋友的信中，第10骠骑兵团的伍德努力驳斥“英国报纸上的说法，即‘轻龙骑兵未能对法军的胸甲骑兵产生任何影响’。我们的骑兵从胸甲骑兵中间穿了过去。在最后70码（约64米），我们开始以风驰电掣的速度疾驰。到了距离敌人6码（约5米）时，我们同时动用两边的马刺。天哪！如果不从他们中间穿过去，那我就大错特错了”。但是，实际上伍德并没有完成他的冲刺，因为他在冲刺开始之前就已经身受重伤，而韦茅斯的话是在转述一位战友所看到的。常识告诉我们，如果骑兵“像两堵墙一样撞到一起”，并且是“以风驰电掣的速度”，其结果只能是人仰马翻，一片混乱。由于惯性的作用，后排的骑兵会压倒在前排骑兵的身上。无论怎样，稍做了解就可以知道队形并不像通常所说的那样密集，速度也没有那么快，当然也不像沙龙画家所描绘的那样。英军骑兵人数并不多，并不能覆盖那么大的面积。虽然在滑铁卢战役中法军骑兵的阵形相当密集，但是即使在对拉海圣和乌古蒙之间的“漏斗”发起冲刺时，其指挥也努力让骑兵中队之间保持一定的距离，而骑兵团和骑兵中队本身是横队。这意味着骑兵中队的120名骑兵组成两排，一排紧跟在另一排后面，但是后面的中队尽量保持在100码（约91米）之后。在理论上，骑兵中队是可以疾驰的，如速度可以达到每小时20英里（约32千米）以上，但是如果这样做，队形很快就会乱掉，因为强壮的马匹会跑到体弱的马匹前面。不管怎样，考虑到滑铁卢战场的距离和坡度，疾驰的频率似乎并不高。在整个滑铁卢战役中，韦茅斯所描绘的第2近卫骑兵团和法军胸甲骑兵之间的“经典”遭遇最接近于直接碰撞，因为两队人马是在运动中迎头撞到一起的。但是，法军骑兵已经行进了很长一段距离，超过1 500码（约1 372米），并且最后一段是上坡。英军行进的距离虽然没有那么长，但是在和法军相遇之前，要先克服一系列的障碍：首先，山脊上的道路“太宽，跳不过去；田埂太深，不容易通过”（韦茅斯语）；其次是“拉海圣城堡的围墙”。在此情况之下，无论是哪一方，前进的最后阶段都不大可能会加速到“风驰电掣的速度”。的确，韦茅斯透露两军骑兵是以“短暂的军刀战”“相碰撞”，英军正是因为在军刀战中获胜，才冲破法军的阵线。换句话说，两军骑兵在相遇时肯定几乎是突然停止，英军之所以能够穿透法军阵线，是因为他们发现了其中的空隙，或者是制造了空隙。

这一猜测可以从其他人的讲述那里得到证实。对于当天下午法军骑兵发起大规模攻击时的情况，第73步兵团的莫里斯（Morris）中士讲述了他所看到的。他写道：“近卫骑兵团勇敢地从我们后方冲上前来，冲向胸甲骑兵。法军十分冷静地等待着迎接他们，打开阵列，让他们长驱直入。”由此可见，骑兵编队要想发生有效的战斗，似乎同样要满足一对一搏斗中的一个重要前提条件，即同意。当然，他们在这样做的时候，不是以编队的形式发生战斗，而是以个体或小组的形式。莫里斯接着描述了这种“打开阵列”和“长驱直入”之后所发生的战斗：“我注意到有一名近卫骑兵同时受到两名胸甲骑兵的攻击……他一刀刺中其中一个的喉咙，将其杀死。和另外一个的战斗持续了大约5分钟。”可见，我们又回到了一对一搏斗。

的确，除非骑兵的行动分解成一系列的一对一搏斗，对于参与者来说，几乎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对于6月17日傍晚英法轻骑兵在两军之间的阵地上发生的小规模战斗，墨瑟的回忆是这样的：“两军阵线的最前端相距只有几码，他们一边不断前后移动，一边用卡宾枪或手枪射击，然后再边移动边重新装子弹……我没有看到任何一边有人倒下。事情似乎有点可笑，但是若非听到头顶上子弹呼啸而过，真让人以为这是一场战斗演习。”即使在发挥其真正的冲击作用时，敌对骑兵部队之间也可能没有任何伤害，对此，墨瑟有同样不屑一顾的讲述，他提到了遭遇发生在下午的骑兵战斗阶段：“一队骑兵（我想属于英王德意志军团）组成编队，对法军发起攻击……法军立即意识到这一危险，马上左转，排成一列。两支队伍都在向前冲刺，可以说是全速碰撞到一起。冲击力似乎很大，但是两边都没有放慢，而是互相擦肩而过，然后马上会合到一起。”在另外一处，他对于事件的解释更加能够说明问题：

两边都没有任何约束，毫不犹豫。双方似乎都在以一种十分莽撞的方式向前冲，我们完全以为会看到一场可怕的碰撞，但是这样的情况根本就没有发生。双方似乎达成了一致，靠近敌人时马上打开阵列，挥舞着军刀，互相快速通过，就像两手手指互相交叉那样。我们看到很少有人倒地。后来两支队伍恢复队形，转眼之间不见了踪影，我既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消失的，也不知道他们去了哪里。

但是这两个场景中的骑兵都是新兵，并且更加重要的是，他们的坐骑也是新的。他们不仅保持了队形，还保持了头脑的清醒。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出现胆怯，或者是马匹精疲力竭，或者是武器上差距很大，骑兵之间也会造成很大的伤害。法军长矛手的武器比其英国对手长好几英尺，因此常常能够杀伤对手，而自己却毫发无伤。在拉海圣城堡附近，面对近卫骑兵的冲刺，胸甲骑兵溃败，他们沿着下沉的道路仓皇而逃。“第1近卫骑兵团在逃命的胸甲骑兵中间大开杀戒，因为他们堵塞了逃跑的道路。”这个例子很好地表明了阿当·杜皮克的观点，即在战争中最危险的做法就是在和敌人近距离接触时撤退。由此形成的情形和通过双方同意而达成的一对一搏斗恰恰相反，似乎能够在那些看到敌人后背的士兵身上激发一种几乎无法控制的杀戮冲动。正是这样的冲动，让那些冲入敌人内部的骑兵身陷危险的境地，因为他们最终会发现自己孤身一人，骑着精疲力竭的马，身陷敌人阵地内部。苏格兰灰骑兵就是因此而遭受重大伤亡的。他们经验不足，被胜利冲昏了头脑，在击退戴尔隆军团的进攻之后，直接越过两军之间的山谷。在场的一位参谋官这样写道：

我们的士兵失去了控制，在能够听得到的地方，每一位军官都尽最大努力让他们恢复队形，但是对于龙骑兵来说，敌人的无助状态是一个太大的诱惑，我们的努力于事无补。显然，他的骑兵后备力量很快会利用我们的混乱……如果我们能够组成一支100人的编队，本来是可以体面地撤退的，也能够挽救很多人的生命，但是我们根本无法组成编队，面对他们的进攻，就像他们的步兵曾经面对我们的进攻时那样无能为力。大家都看到了不可避免的后果。那些马匹中最强壮或者没有精疲力竭的跑掉了，剩下的大部分落入敌人手中……这个旅的几乎所有伤亡都发生在这次交锋之中。

在这短短的时间之内，灰骑兵实际上损失了近200人和200多匹马，主要丧生于法军的长矛手，他们一个也不肯放过，无论是马上的，还是马下的，甚至还有受伤的。这个旅的指挥庞森比（Ponsonby）也在阵亡者之列，他是因为错误的节俭而丧生的。他把最好的坐骑留在了后方，因为这匹马的价值远远超过政府所能提供的赔偿，而是骑着一匹劣马出阵。法国的长矛手发现他正在难走的地面上逃生，毫不费力地追上了他，用长矛一下子将其刺死。

骑兵对炮兵

如果骑兵对手碰巧伴有骑炮兵，即使两边在其他方面势均力敌，没有骑炮兵的一方会很容易受伤害。在向滑铁卢撤退时，第7骠骑兵团向一队法军轻骑兵发起冲刺，“但是没能对其产生任何影响……我们毫不让步，他们也一动不动。这种状态持续了几分钟，直到他们弄来了一些骑炮兵”。这些火炮击倒了几位英军骑兵，迫使其指挥官马上命令剩余人马撤退。但是，在普通的战场上，移动火炮通常并不会对骑兵构成威胁，它们过于珍贵，不能冒险用于独立行动，因为可能很容易被人抢走。在滑铁卢战役中，和这一时期的大部分其他激烈冲突一样，只要火炮到场，炮兵役用马就被送到后方。然后，炮兵就就地作战，通常在步兵中间或者稍微靠前一点。这种静止状态之下的炮兵虽然看起来很容易受到冲击，但是对于骑兵来说则是最可怕的两个破坏力量之一，另外一个是组成稳固方阵的步兵。在滑铁卢战役中，法军骑兵所遭受的伤亡很大一部分肯定是由英军炮兵造成的。拉迪亚德是使用9磅炮的劳埃德炮兵连的一位军官，在给西伯恩的信中，对于当天下午的战斗，他这样写道：

胸甲骑兵和枪骑兵可能曾六七次冒着炮火穿过炮兵阵地，把我们赶到方阵内部……通常情况下，一两支骑兵中队来到位于我们前方的山坡上，看到我们的骑兵发起冲刺，他们就开始逃跑，我们抓住时机，给他们造成了很大的伤亡。在他们对着我们的炮火跑来时，在霰弹的威力之下，我看到四五匹马像纸牌一样叠压到一起，骑马者甚至还在马鞍之上。

对这段摘录需要加以简单的评论，因为它十分生动地描绘了炮兵在战役中的角色。拉迪亚德告诉我们：炮兵被部署在步兵前方一定距离之外，可能有二三十码（约18.3~36.6米，这在一个世纪之前或者之后都是不可想象的）；他们发射的是多发炮弹，其中包括“一些金属箔片包裹的小铸铁球，从炮筒出来之后会爆炸”（霰弹），作用范围约为100码（约91米）或者更少；那些没在齐射（这样的齐射可能有两三次）中丧生的法军骑兵实际上从炮位中间穿了过去，到了其后方，而炮兵则躲避到了步兵方阵之内；法军骑兵接着受到了火枪方阵的射击，失去了剩余的冲击力，看到方阵后面的英军骑兵，转身而逃，将火炮留在原地，因为他们没有办法将其拉走。而英军炮兵重新赶过来，利用它们从背后对撤退的法军骑兵发起射击。炮兵为什么能够在如此长的时间里站在火炮旁边呢？墨瑟在另外一个地方对此进行了解释。根据他的猜测，掷弹骑兵前进的步伐是小步快跑，“根本就不是你们所说的飞速疾驰”。他提到在受到他的炮兵连在距离60码（约55米）处的第一次齐射之后，他们开始慢步行走。在第二次和其后的齐射之后，“堆积起来的尸体”让幸下来的骑兵要么无法通过，即使通过，也会一个个丧命于炮兵连以及他后面方阵的火力之下。虽然如此，依然有些骑兵快马加鞭从火炮之间穿过，又穿过方阵之间的间隙，逃了回来。有的骑兵还没有到达炮兵的射程之内就死掉了，因为墨瑟的火炮是双发的，一次开炮，霰弹先出来，随后是圆形炮弹，这种炮弹高速冲入法军队伍内部，会连续击中多个马匹或士兵。这也就难怪为什么“幸存者之互相打了起来”，他“实际上看到他们利用军刀柄部的圆头从混乱中杀出一条生路……你推我攘，只顾自己逃命……直到纵队的后方转过身来，打开了一条通路，他们才一起逃之夭夭，其速度比来时快多了”。即便如此，他们依然没有马上摆脱危险。位于第14步兵团前方的炮兵“看到法军骑兵的逼近，本来已经趴倒在前排士兵的脚下寻求庇护，现在已经回到各自的火炮跟前，对逃跑的敌人发起猛烈的榴弹射击……硝烟消散之后，山上到处都是尸体和垂死的士兵。失去主人的马匹疾驰而去，从马上摔下来的胸甲骑兵穿着沉重的盔甲，拼命逃离炮火。”

可见，在滑铁卢战役中，骑兵与炮兵之间的战斗几乎完全是单向的。即使在法军骑兵名义上占据英军火炮之际，他们却无法将其拖走，因为他们既没有携带挽具，也没有绳索。人们一直很纳闷他们为什么没有试图堵塞火炮的点火孔。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这一行动需要下马才能完成，而面对敌人，出于自我保存的考虑，没有一名骑兵愿意这样做，无论是为了以后能够自吹自擂，还是出于愚蠢或自负。

骑兵对步兵

骑兵对步兵有多大的优势？对于这一问题，更难提供明确的回答，因为这种遭遇类型在性质上更加多样。骑兵可以对步兵造成很大的伤害。这里的“伤害”是指军事上的，而不是对人而言的。在炮火之下，戴尔隆军团试图从纵队变成横队，此时联合旅的兵团对其侧翼发起冲击，很快使其像无头苍蝇一般乱成一团。埃文斯（Evans）是这个旅的一位参谋官，他写道：“随着我们不紧不慢地靠近，敌军的前方和侧翼开始向队伍内部退却，纵队的后部已经开始逃跑……下山时，联合旅已经捕获了大约2 000名俘虏，这些人被成功押送到后方……敌人像羊群一样穿过山谷逃跑，处于龙骑兵团的摆布之下。”第28步兵团的军官谢尔顿（Shelton）步行跟在这些龙骑兵的后面，“清楚地看到他们对预备纵队发起冲刺，并将其击溃。被骑兵击溃之后，大部分法军士兵丢下了武器”。后来，第16轻龙骑兵团的汤姆金森（Tomkinson）看到他们的火枪“摆放成两列，像在阅兵中那样整齐”。有些人没有交出武器，第2近卫骑兵团的马尔顿（Marten）回顾说：“很多士兵趴在地上，直到我们过去，然后爬起来开火。”但是，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受伤的步兵并不多。通常情况下，只要卧倒在地，敌人的军刀就够不到他们，但如果是长矛，就不好说了。那些装死的士兵已经安全地位于骑兵的后面，而这些骑兵的注意力正集中于前方的敌人，只顾向前冲刺。那些真心投降的士兵被欣然接受，因为此时尚处于战役的早期，后面还有很多战斗，既没有时间也没有动机肆意杀戮。但是，到了这天结束时，那些孤立无援、无心再战的步兵在试图逃跑甚至投降时，有的受伤，有的被杀掉。杜伯雷（Duperier）是第18骠骑兵团一位出身行伍的军官，他在傍晚遇到“一队法军步兵，他们一直在喊‘国王万岁！’[1]但是为时已晚，再说我们的士兵也不懂法语，因此他们大肆砍杀，直到遇到法军的后备队伍，在相距只有两个军刀的距离时向我们开枪。在回来的路上，我们同样尽情砍杀”。这个兵团的指挥默里进入了一群法军逃兵中间，其中一个用刺刀对他发起攻击。“为了领导的安全，他的勤务兵不得不连续砍倒五六个人。”如果有调查法庭的话，我觉得这样的说法是无法让其信服的。

即使到了这么晚的时候，那些“愿意坚持”的法军步兵依然能够不很费力地击退英军骑兵。第10骠骑兵团的泰勒看到，就在杜伯雷大肆杀戮那些不幸的投降者时，“18骠骑兵团大约30名骑兵勇敢地对山上的步兵方阵发起冲击，但是被击退了，没能起到作用”。实际上，如果滑铁卢战役的故事有一个主题的话，这个主题就是骑兵对方阵发起冲击，但是被击退了。对于试图突破方阵的骑兵来说，失败并非完全不可避免。在四臂村，第69步兵团还没来得及组成方阵，就受到法军骑兵的攻击，三个连损失惨重，并且失去了兵团的军旗。对于这个团来说，这是更大的耻辱，因为在一年前的卑尔根-奥普-佐姆（Bergen-op-Zoom），他们也失去了一面军旗。1812年，在加里萨-赫南德兹（Garcia Hernandez），博克（Bock）率领的英王德意志军团的龙骑兵曾冲进正在射击的法军步兵方阵之中。当时所发生的情况在同时代的战争中极为罕见，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类似的情况为什么在滑铁卢战役中并没有发生。之所以能够发生这种情况，是因为有一名龙骑兵在径直向前冲刺的过程中连人带马被击中，由于惯性的作用，像自动机器一样继续向前冲了几步，直冲到前排士兵的刺刀跟前才轰然倒地。前排的士兵被撞倒，于是方阵被撞开了一个口子，剩下的骑兵乘隙而入。在这个过程中，活生生的血肉无法做到的被这匹死马实现了，那就是作为一个巨大的炮弹，在方阵上打开一个缺口。在滑铁卢战役中，法军骑兵曾多次尝试攻破方阵。在下午的骑兵冲刺阶段，法军发起了大约12次主攻，虽然对横队和纵队中的步兵造成了损失，对方阵却总是无法获得任何成功。在更加弱小的军队身上，他们曾经试验过这种方法，因此他们期望的结果是：面对迎面冲来的骑兵，步兵阵列会出现明显的动摇，而这会让骑兵在最后的50码（约46米）更加勇猛，头顶上参差不齐的炮声意味着敌人的齐射没有掌握好时机，然后就是突然的溃败和混乱，兵团变成了牛群，他们转过身去，缩起头来，在骑兵的驱赶下四散而逃。在理论上，这就是骑兵冲刺应该发挥的威力。在惠灵顿前线的很多地方，这一过程几乎都实现了，而不像最终的骑兵大溃败所表明的那样。一位皇家工程兵军官写道：“一队胸甲骑兵初次靠近第79步兵团的方阵时，士兵们（都是年轻人）似乎有点惊慌失措。他们对着高处射击，没有什么效果。在某一个地方，士兵们的犹豫让我感到很不舒服。”第73步兵团的莫里斯中士证实了这些骑兵冲刺对心理所产生的冲击力：“为数众多的法军胸甲骑兵出现在我们前方的高地上，占有了我们放在那里的火炮，冲着我们疾驰而来。作为敌人，他们的出现肯定足以让人心生畏惧。他们每个人身高都在6英尺（约1.8米）以上，头戴钢盔，身佩胸甲，这些都向外凸起，以方便枪弹滑落。他们看起来让人望而生畏，我以为我们毫无胜算。”但是，每一次都会发生几乎一模一样的情况，骑兵的冲击力会减弱，心理上的优势从攻击者转移到了防御者那里。首先，随着骑兵进入火枪方阵的有效射击范围之内，他们会改变方向，或者减速，甚至会停下来。他们之所以这样做，有时是因为遇到防御火炮的轰炸，或者及时的精准射击将冲在前面的马匹击倒。第52轻步兵团的利克是这样描绘的：“他们排着整齐的队伍，一副无所畏惧的样子，先是慢跑，然后是疾驰，直到距离方阵前部四五十码（约37~55米）的地方，如果有一两匹马倒地，为了绕开障碍，他们的方向会有所改变，朝着方阵的两侧冲来……他们都更喜欢这样，而不是迎面撞到我们的刺刀上。”第95轻步兵团的伊尔斯（Eeles）写道：

不准士兵开火，直到胸甲骑兵靠近到距离方阵三四十码（约27~ 46米）之内，我的连队才发起齐射，加上第71轻步兵团的火力，敌人的很多马匹倒地，以致敌人无法继续前进。我可以肯定，此刻有一半的敌人在地上，有几个士兵和马匹死掉，更多的是受伤，但是绝大多数被绊倒在伤亡者的身上。他们很快爬了起来，向自己的队伍跑去，有的骑马，但是大部分是步行。

有时骑兵停下来是因为其指挥想要欺骗步兵方阵，或者让其心生恐惧，在枪炮能够充分发挥威力之前开火，然后利用敌人重装弹药所需的15秒钟冲进去。惠灵顿公爵本人回忆说，看到步兵方阵“在胸甲骑兵冲刺之前不肯开火，而胸甲骑兵在我们开火之前不肯冲刺”。但是，正如他所知道的那样，对于像英军这样接受过专门训练、总是保留一半火力作为后备的队伍来说，这一招并不管用。有时法军骑兵仅仅因为不敢前进而停下来，常常是在他们已经进入方阵前方狭窄的杀伤区域之后，而此时最安全的做法是继续前进而不是后退。第71步兵团的指挥雷内尔（Reynell）曾说道：“胸甲骑兵多次到来。我之所以不说这是进攻，是因为这些骑兵纵队没有一次试图冲破我们的方阵，而是仅仅到达方阵前方10码到15码（约9米至14米）的地方，然后就在我们的火力之下转身而去，并且在撤退的途中，还要承受附近方阵的火力。”

对于骑兵来说，在掌握着炮火的方阵前方退缩或者逃跑会遭受伤亡，可是如果像印第安人那样，从方阵旁边绕过去，或者为了达到恐吓的目的而在附近徘徊，结果会更加糟糕。因为步兵对骑兵的恐惧似乎会随着第一次发射的硝烟而消散。和第79步兵团在一起的那名皇家工程兵注意到了士气上的优势转移之快：

没有人对我们发起实际的冲刺。不时有个别大胆的骑兵会骑到刺刀跟前，挥舞手中的军刀，虚张声势，但是大部分人都保持距离，在距离我们五六码（约4.6 ~6.4米）时就停了下来，似乎虽然不敢继续向前，但他们也耻于后退。我们的士兵马上意识到优势在自己一方。再后来，当他们听到骑兵靠近的声音时，似乎视其为一种愉快的改变（和受到炮击相比）！

第30步兵团的麦克雷迪回忆说，他的士兵“开始同情其攻击者那劳而无功的坚持，看到他们的进攻，就会大喊：‘那些傻瓜又来了。’”英军的步兵自信能够应付法军的骑兵连，甚至为之兴高采烈。在四臂村，当他们第二次击退法军的冲刺之后，第30步兵团的方阵里“笑声不断，士兵们握手相庆”。只要他们愚蠢到敢于进入英军步兵的射程之内，英军就会给他们造成沉重的伤亡。萨尔托恩（Saltoun）是近卫步兵团轻步兵连的指挥，他命令士兵对一队法军骑兵开火，于是他们就“沿着第52轻步兵团的前方骑行，想要转到他们右侧，结果被这个兵团的火力彻底消灭”。第40步兵团一位经验丰富的军士大声警告：“他们穿着盔甲，瞄准他们的马射击。”结果，胸甲骑兵大片倒地。“看到那些骑兵穿着沉重的盔甲，挣扎着要逃跑，但是又跑不快，很多被我们轻步兵连的散兵抓获，沦为俘虏，这真是十分可笑的一幕。”

前面提到过马匹的伤亡，这应该让我们意识到法军骑兵要面对双重的意志较量：不仅有英军的步兵，还有他们自己的坐骑。格罗诺是近卫步兵方阵中一位非常敏锐的观察者，他描绘说：“在距离方阵大约20码（约18米）的地方，无论第一排的胸甲骑兵怎样努力，他们的坐骑依然止步不前，浑身发抖，满嘴泡沫……无论怎样驱赶，它们也不肯冲向前面密集的刀枪。”在墨瑟的炮兵连前方，也发生了与此相类似的情况。“我们前方一片混乱……骑兵徒劳无益地驱赶他们的坐骑从倒地的马匹身上跨过去。”随着伤亡数量的增加，要想登上斜坡到英军阵地变得更加困难。尸体越堆越多，在方阵的杀伤区域边缘形成一道分界线，要想让马匹面对火力变得越来越困难。不那么坚决的法军队伍撤退到100码或150码（约91米或137米）之外，让他们的散兵对英军步兵发起射击，或者是一边骑马慢跑，一边发射。这种做法完全是徒劳的，几乎有点可怜。实际上，对于骑兵和步兵方阵之间的战斗，现代的读者会面对这样一个问题，即假如同情是一种适当的情感，应该同情的究竟是哪一方？表面上看来，面对着狂风暴雨般的冲击，步兵方阵处境堪忧。对于法军骑兵对惠灵顿棋盘一样的方阵的攻击，墨瑟有这样的比喻：“惊涛骇浪击打着由一块块石头组成的海岸，巨浪如山，涛声震天，汹涌奔腾，排山倒海。”但是，在认真分析方阵的宽度之后，杰克·维勒表明，在骑兵发起攻击时，骑兵的人数总是远远少于他们所要面对的步兵。假如一个营的平均兵力为500人左右，如果排成4排，可以在方阵中形成宽度约为60英尺（约18米）的防线，也就是说有140名士兵直接面对法军骑兵。而对于骑兵来说，由于马匹的块头比较大，在同样的宽度，其前排骑兵的人数不会超过18人，紧随其后的是另外18名骑兵。因此，直接承受方阵火力的正是这36人，在方阵第一次齐射时，他们所遭受的损失最大。一支骑兵中队的总人数只有120人，如果其威力没能将步兵击溃，就像在滑铁卢战役中反复发生的那样，那么在理论上，每名骑兵会成为4名步兵的攻击目标。这样看来，“那些傻瓜又来了”这句话似乎是对战斗性质的正确判断。

炮兵对步兵

实际上，正常情况下即使是最好的骑兵也只能在炮兵的帮助下才能打败优良的步兵，于是就有了“骑炮兵”，其任务是陪骑兵到达对步兵的冲刺范围之内，从火枪射程之外不远处在方阵中打开缺口，让其士兵要么惊慌失措，被动挨打，要么逃之夭夭。但是，至少从对炮兵的利用来看，滑铁卢战役并非一场常规战役。当天下午，在乌古蒙与拉海圣之间的“漏斗”处，“人与空间的比例”（尤其是骑兵对空间的比例）很高，约1万法军骑兵在宽度只有800码（约732米）的前线漫无目的地乱转，根本找不到空间让炮兵伴随骑兵到达冲刺距离，更不要说到达之后为开炮做好准备了。结果是步兵对骑兵的战斗完全就是步兵与骑兵之间的战斗，这让步兵很占优势，也很安全。

此外，随着法军骑兵的靠近，从远处对英军进行轰炸的法军炮兵停下了炮火，因为骑兵在登上英军一方所在的山坡时，挡住了他们的视线，很容易受到自己人炮火的攻击。因此，就像利克所写的那样：“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骑兵的冲刺是一种极大的缓解……至少对我来说是如此。”其他的很多步兵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虽然拿破仑的80多门大炮距离英军阵线有700码（约640米）的距离，不能像近距离发射榴弹或霰弹的“骑炮兵”那样对步兵方阵造成集中的伤害，但是他们的炮弹非常频繁，对人员的伤害非常严重，那些暂时逃过一难的人非常恐惧，对于滑铁卢战役中的英军来说，这些炮轰是对其阵线最具破坏力的因素。无论何时何地，只要有可能，惠灵顿公爵都把队伍部署在山脊的另外一侧，士兵们称这里为“死角”，他们常常可以躺在地上，因此大部分炮弹贴着他们的头皮掠过。但是，这天很多队伍都有一段时间不得不处于炮火的直接轰炸之下。拜兰特（Bylandt）率领的荷兰-比利时第1旅位于拉海圣以东，因为承受不了炮火的打击而逃走。恩尼斯基林团坚守阵地，将伤员拉到方阵内部，把阵亡者丢到方阵外面，把队伍靠拢到一起，最后被消灭。

即使有山脊的保护，有的队伍也有伤亡。根据第71步兵团的里德（Reed）的说法，乌古蒙左侧的法军炮兵“在我们躺在山坡上时，把一枚炮弹丢到了我们中间，给我们造成了一些伤亡，我想有50人死伤”。第95轻步兵团第1营被“在我们后面的小山上滚动”的炮弹“骚扰”，利克想截住一枚“像板球一样滚落下来”的炮弹，被一位军士劝阻，警告他说会伤到脚的。随着法军步兵或骑兵的靠近，他们不得不从地上爬起来，于是成为射击的目标，法军的一枚炮弹就可以造成严重的伤亡。利克像被催眠了一般，眼睁睁地看着几百码之外法军炮兵清理炮筒、装炮并发射，显然直接冲他而来。他甚至看到了炮弹离开炮口时的样子，也看到了两秒钟之后身边4位战友倒地而亡或者身受重伤的情景。在旁边第71轻步兵团的方阵，一枚炮弹造成17人伤亡。第40步兵团虽然是开放的纵队，也受到了一系列的可怕打击。休·雷伊（Hugh Wray）中尉是这样描述的：

我们有三个连几乎被粉碎，一枚炮弹给第4连造成了25人的伤亡。另外一枚同样的炮弹炸死了可怜的费舍尔（Fisher）上尉以及我们连的18名士兵……另外一枚炮弹落在了第8连，有23人伤亡……在可怜的费舍尔被击中时，我正在和他交谈，他的脑浆溅了我一身，头被炸得粉碎。

当一方的炮兵找到和其他兵种“合作”的机会时，也就是说和步兵或骑兵同时对同一个敌人阵地发起攻击时，炮火的威力就会被放大，但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这种合作是很难实现的，因为这样做有可能会击中自己人。近在咫尺的敌兵所构成的威胁会迫使防御一方站起来，原地不动。这样“只能站着等待被炮轰，别的什么也做不了，对于士兵来说，这种情况可能是最让人不愉快的经历了”。皮克顿师里有些士兵曾这样请求他们的军官：“带我们杀出去，难道说我们要这样坐以待毙？让我们去决一死战。”法军把一些大炮随着戴尔隆军团送到了前线，部署在距离第32步兵团不到120码（约110米）的地方，“在其方阵中打开了很大的缺口”。布尔的炮兵连支援苏格兰近卫军对抗乌古蒙附近的法军近卫军，榴弹炮大肆轰炸，“以致在这些优秀的士兵中间，（梅特兰）可以清楚地看到爆炸的硝烟上方的人肉碎片，以及掷弹兵的帽子、火枪和腰带”。在上述的两种情况下，炮兵之所以能够造成如此大肆屠杀，是因为作为其轰炸目标的步兵和其他的步兵距离太近，无法躲避炮火。

步兵对步兵

在滑铁卢战役中，和炮兵对步兵或者骑兵对步兵的战斗相比，几乎每一次步兵对步兵的战斗所持续的时间都要短很多，无论是持续性的，还是间歇性的，但是从“结果”来看，这种战斗是战役中的关键因素。对于14世纪装甲骑兵衰落和20世纪装甲战车兴起之间的几乎每一次战役，这一说法都基本适用。因为骑兵和炮兵对步兵的战斗是辅助和预备；在此期间，如果实在不可避免的话，步兵的角色的确就是“被杀戮”。理所当然，步兵的指挥会尽量避免他们被炮火轰炸或者被骑兵冲刺。但是，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步兵都是唯一能够坚守阵地的力量。占据阵地是战争十点法则之一，而步兵则是其执行者。有些阵地的占有都被认为至关重要，即使仅仅是为了减少人员伤亡，因此永远不能将步兵从这样的阵地上撤离。在一个十分危急的关头，哈克特（Halkett）向惠灵顿请求说：“他的旅已经损失了三分之二的士兵，应该短期从战场上替换下来。”惠灵顿的答复是：“告诉他，他所请求的是不可能的，他和我本人以及战场上的每一个英国人，就是死也要守住现在的阵地。”但是，反过来说，面对敌人骑兵的威胁和炮兵的杀戮，如果步兵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最终也只有步兵才能对其发起攻击。

但是，这里的“最终”未必意味着“其他一切方式皆无效”，还可能意味着“反复的尝试表明最好这样做”。事实上，到了这天快要结束时，拿破仑的近卫军曾尝试发起攻击，因为其他的方式都失败了。但是在战役之初，之所以让步兵对乌古蒙城堡发动攻击，是因为其他的手段被认为于事无补。而在两军战线之间，双方轻步兵之间之所以会发生持续不断的散兵作战，是因为经验表明必须如此。

在此前长达20年的战争中，正是因为法军极其擅长散兵作战，他们才能在不用派出步兵靠近敌人的情况下，给敌人的步兵造成极大的伤亡。最后，他们的敌人意识到必须用散兵来对抗散兵，英军第95来复枪团和英王德意志军团的轻步兵组成特殊编队，已经和法军不相上下。在滑铁卢，这些士兵大部分不得不站在防守山脊的阵列里，但是他们离开连队，到了其前方，为其提供一道屏障。普通步兵团里经过专门训练的轻步兵也加入其中。普拉特中尉是第30步兵团轻步兵连的指挥，他讲述了自己在滑铁卢战役那天的经历，完美地展示了负责散兵作战的轻步兵的职责。他从副官那里接到的命令是：“掩护并保护我们的炮兵连。始终保持谨慎前进的姿态。距离间隔要大一点，面对炮火，这样更加安全。对敌人的轻步兵要坚决抵抗，但是不要挑战骑兵，而是要向我们后方的方阵撤退……击退敌人的冲刺之后，马上回到我们的阵地。”他忠实地执行了这些命令，“顺着山坡向下匍匐前进，几乎到达山脚”，在这里，他和法军轻步兵发生了“断断续续的交火”，其间“频繁地推进或后退”到自己所在的方阵，更多时候是英王德意志军团或汉诺威兵团的方阵。“到了这天快要结束时，我最后一次来到山坡底部附近，身边只有几名幸存的轻步兵。”他们“寡不敌众，正在逐步撤退”。他所讲的这一刻发生在拉海圣失守之后不久，此时他已经受伤，“没能亲眼看到此后发生的情况”。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轻步兵已经基本上完成其使命。战役的“关键时刻”即重步兵与重步兵之间的战斗即将打响。

滑铁卢战役也是以这样的战斗开始的，即近卫步兵和热罗姆所率领的法军之间争夺乌古蒙城堡的战斗。这次是上级命令要求马上进行步兵攻击，而不是用其他的方式，也就是上述“最终”的意义之一。对于拿破仑来说，这是一个必要的决定（虽然就其“结果”而言，可能是一个糟糕的决定），因为城堡的墙壁很坚固，又有射击孔，对于靠近的骑兵来说，是一个很大的威胁，即使是重型野战炮也拿它没办法。但是，如果这样做是必要的，这也是一个铤而走险的决定。乌古蒙城堡及其附属建筑的体积、复杂和坚固程度，以及守军的实力，使其即使对于步兵来说也几乎坚不可摧。法军的确曾经一度攻破通向中央庭院的大门，但是英国守军成功将其关闭，进入其中的少量法军成为瓮中之鳖，被他们赶尽杀绝，只留下一名负责敲军鼓的小男孩。这段战斗极其惨烈，表明了乌古蒙城堡之战的特殊性。这次战斗经常被称为“战役中的战役”，因为它持续了多半天的时间，发生在两支强大的队伍之间，他们几乎没有参与战场的其他战斗，也对其不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讲，这个描述是准确的。研究攻击理论的现代学者可能会对其“领地性”更加感兴趣。虽然在此背景之下，“领地性”的概念似乎有点多余，但是无论是乌古蒙，还是面积更小的拉海圣，在长达几个小时的战斗中，其防守者的行为实际上完全是为了维护一些非常精确的边界的绝对完整：在拉海圣，是农家庭院和花园的边界，在乌古蒙，是城堡、有围墙的花园和果园的边界。但是，考虑到这些人所要争夺的地方是有围墙的，他们是否会防守一个地方基本上是由围墙本身的结构所决定的。此外，根据对动物行为的观察（现代的攻击性理论就是建立在这样的观察之上），同一物种的动物之间争夺领地的斗争是高度“仪式化的”。所有权完全是天然的；其持有者通常只需要佯装要对非法闯入者发起攻击，而闯入者则只要做出约定俗成的投降姿态并撤退，敌对状态马上就会结束。但是在战争中，所有权并非一切。仪式化的攻击、防御和投降当然还是有的，这让我们想起1944年6月27日瑟堡火药库（Cherbourg Arsenal）的德军指挥官，他要求要有一辆坦克对着大门象征性地发射一枚炮弹，这样他才能体面地投降。在滑铁卢战役中，骑兵对步兵方阵的攻击虽然很血腥，我们依然可以看到强烈的仪式性因素，例如“不时有个别大胆的骑兵会骑到刺刀跟前，挥舞手中的军刀，虚张声势”。还有另外一种可能，即人类攻击者承认防御者对其领地拥有某种权利，这种领地可以是一个布满弹坑的小山头，也可以是充满积水的战壕。若不是其含义有点模糊，我们不妨称之为道义上的权利。这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可以用来说明为什么在战争中“防守方”往往会战胜“进攻方”，以及为什么攻击型的指挥官会如此重视突袭，视其为战术上的成就，因为突袭可以激发非法抢夺者的占有欲，而防御者则变得昏昏欲睡。但是，在战场的背景之下，行为的“领地”理论也只能到此为止。在战争中，进攻方的失败通常发生在其真正变得恐惧之后，在遭受真正的挫折和伤亡之后。的确，在战场上所发生的几乎和观察者在自然界所看到的完全相反：所有权是假想的，而战斗才是真正重要的。

虽然如此，动物行为的一个原则似乎的确适用于人类的战斗，这个原则的提出者是动物学家黑迪格（Hediger），他称其为“临界反应”（critical reaction）原则。通过观察动物对威胁的反应，他得出一个结论，即动物对威胁的反应是由威胁的距离所决定的。在一定距离之外，动物会撤退，而在一定距离之内，它就会进攻。至于这一距离究竟是多少，因具体物种而异。他称这两种距离分别为“逃跑距离”和“临界距离”。像所有的沟通者都希望做到的那样，他举了一个让人一下子就可以理解的例子，他说：“舞台上的训狮者在玩一个危险的游戏，他在逃跑距离和临界距离之间的狭窄空间巧妙斡旋，让体型巨大的食肉猛兽对他们俯首帖耳。”除了普通的自我认识之外，有证据表明对于临界距离和逃跑距离的本能判断也会影响人类的行为。例如，人们发现有些有异常暴力倾向的人总是会低估他和其他人之间的距离，因此会把非进攻性的动作视为威胁，并对动作的执行者发起看似无缘无故的攻击。士兵当然也在玩弄临界距离和逃跑距离的游戏。中国古代的军事思想家孙子认为，和敌人交锋时应该先戴上可怕的面具，发出可怕的威胁，只有在这些无法让敌人退却时才应该诉诸武力。这种思想中蕴含着对临界反应的认识。在原始人的战争中，有很多跺脚、挥舞长矛和击鼓的内容，这些显然发生在作战双方的临界距离之外。的确，我们也许可以这样说，参加战争的越原始，他们就越不愿意侵犯临界距离。但是，在某些情况下，当有利于实现自己的目标时，即使是冷酷无情的现代指挥官似乎也愿意尊重临界距离。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对日军占领的岛屿发起进攻之前，美军展示了他们巨大的空军和海军实力。众多的登陆艇在海上穿梭往来，大量的飞机在空中盘旋呼啸。这样的举动虽然可能徒劳无功，但是其目的部分上就是要震慑防御者。滑铁卢战役这天早上拿破仑组织的大阅兵在他的指挥生涯中是史无前例的，虽然在同盟军队的射程之外，却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其目的似乎就是要吓退比利时士兵，也许还有英国士兵。

但是，如果我们真的想要看到临界距离和逃跑距离在滑铁卢战役中的影响，最好去看和两个要塞的防守有关的记录。在拉海圣，当英国守军弹药耗尽时，法军狙击兵闯进了城堡的主要过道。起初，入侵者被用刺刀杀掉，他们的尸体被用来堵住入口，但是他们的战友爬上了屋顶，从上面对里面的防守者发起射击，迫使他们逃跑。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乌古蒙，法军闯入者就没有那么幸了。英国守军依然有火药，因此能够抵挡那些本来要随着突击队冲进来的法军，直到大门被关闭起来，然后对那些关在里面的法军进行屠杀。此前不久，在一个几何形花园的围墙里，刚刚发生了与此相类似的血腥战斗，进入其中的法军没有一个幸免。毫无疑问，于当时在这三处所发生的情况，可以有几种描述方式，但是至少其中一种可以说是法军引发了英军的临界反应，迫使他们本能地去拼杀。如果是这样的话，将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发生在拉海圣和乌古蒙有限空间内的战斗，虽然在某种意义上让人深恶痛绝，在另外一种意义上却非常容易理解和接受。围墙、过道和角落都会让人突然迎面相遇，限制他们的斡旋空间，阻断他们的退路。如果发生在拉海圣和乌古蒙的故事让我们感到很熟悉，或者似乎似曾相识，这未必是因为它们让我们想起了发生在斯大林格勒或顺化（Hue）废墟中的战斗。如果有时光旅行者来自坦克雷德（Tancred）的耶路撒冷或者阿喀琉斯（Achilles）的特洛伊（Troy），一下子就可以把握所有这些地方所发生的战斗的本质。同样，如果你在一个陌生的房子里转过一段黑暗的楼梯，忽然听到咯吱咯吱的声音，你马上会变得十分紧张，由此你也就可以理解当时的紧急状态了。

让现代读者难以理解的是一种与此不同的战斗，虽然也是发生在步兵之间。它是黑火药战争中最具威力的战斗，是重装步兵之间以密集队形、火枪互相对准的近距离迎头相遇。如果不算导致拉海圣陷落的攻击，因为它实际上就是由轻炮兵所支持的大规模散兵战斗，在惠灵顿的前线，只有两种这样的战斗：第一种是戴尔隆军团发起的攻击，第二种是在战役最后的“关键时刻”，拿破仑的近卫军在乌古蒙附近发起的攻击。在这两种情况下，人数众多、队形密集的法军步兵穿过两军之间的整个山谷，来到距离英军阵线只有几码的地方，在很短的时间里与其交火，然后转身而逃。

如果只有想象了才能相信，只有相信了才能理解，对于现代读者来说，让这样的情节难以想象的正是其赤裸裸的面对面的性质。在郊区居民之间友好地交流园艺技术的距离，他们展开了你死我活的战斗。在通常情况下只有在鸡尾酒会或网球联赛上才能见到的人群密集的情况下，他们互相伤害和杀戮。可是，官兵们的描述是明白无误的。第28步兵团的一位军官蒙特史蒂文（Mountsteven）回忆道：“我们隔着树篱，观看法军军官带着其连队进行部署，勇气可嘉。”据他估计：“我们向他们开火，翻过篱笆，发起冲刺。我们还没有靠近，敌人就跑掉了，当然，他们极其混乱。”旁边第92步兵团的一位军官认为当时的距离有20码（约18米），“若非亲眼看到，他会很难相信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可以造成如此彻底的毁灭”。另外一侧击败的是拿破仑的近卫军，来自那里的说法在语气和内容上都与其相类似。道森·凯利（Dawson Kelly）来自第73步兵团，他说：

最后一支前来进攻的纵队从厚重的烟雾（这样的烟雾已经持续了一整天）中出现，他们的前进和往常一样，吵吵闹闹，显然很不情愿，军官走在前面，激励着手下的士兵。他们一直在混乱地射击，我们并没有回击，直到他们前进到和我们处于同一水平线时，我们瞄准齐射，法军大乱，似乎从此一蹶不振，双方火枪交火的时间很短，然后他们就转身而逃。

鲍威尔（Powell）所在的第1近卫步兵团就位于法军主力纵队前进的道路上，他看到：

掷弹兵在前进的道路上一边登上山坡，一边喊着“皇帝万岁”。在前进到距离我们前线不到五六十步的地方，他们被命令站在原地不动。要么是因为突然出人意料地看到一支队伍，并且距离他们如此之近，肯定像从地里突然冒出来的一样，要么是因为我们的猛烈炮火，曾经战无不胜的近卫军突然停了下来。那些在远处侧翼的人可以看到这一切，他们说我们的火力似乎迫使纵队前方的法军集体回头。

另外一名近卫步兵迪罗姆（Dirom）证实了他的说法：“法军纵队似乎有点犹豫和震惊。一部分似乎想要前进，一部分停了下来，开始射击，剩下的那些（尤其是队伍中后部的）似乎正在转身……看到我们在前进，法军集体掉头逃跑。”

可见，这些事实是毫无争议的。法军靠近到了能够和英军对话的距离，受到火力的阻止，他们的反击没能压住英军的火力，于是撤退了。实际上，他们的进攻并不仅限于这些目击者所讲述的内容。在两次进攻之前，都有大量激烈的散兵交火，还有一些近距离的炮轰，因为法军步兵配有大炮。但是就“纯粹的”步兵战斗而言，在拿破仑战争的战场上，基本上就发生了这两次。

在这两次战斗中，法军的溃败既突然又彻底，对此我们应该怎样解释呢？法军在人数上占有优势，并且精神焕发。迪罗姆是这样描绘近卫军的：“看不出他们在前进的过程中遭受损失，队形整齐，仿佛是在体育比赛日。”两个编队都由经验丰富的优秀士兵组成，并且指挥有方。有5位将领行进在近卫军的前方，被称为“勇士中的勇士”的内伊将军从当天阵亡的第5匹坐骑上下来，和他们并肩前行。两次攻击都经过了十分精心的“准备”，也就是说攻击之前有多次骑兵冲刺，或者长时间的炮火轰炸，或者两者都有。两次都不仅仅是简单的“纵队”攻击，因为在受到英军火枪打击之后，编队的指挥都曾试图组成横队，以方便士兵和英军交火。可是，最终却是英军的火力占了上风，并因此造成法军的溃败，这样的溃败不是局部的，而是彻底的。这是为什么呢？

有些因素没有被考虑进来。首先，无论是戴尔隆军团还是近卫军，都受到了英军重型火炮的轰炸，遭受了严重的伤亡。这在他们进入法军步兵的射程之内之前，就已经动摇了他们的军心。其次，英军骑兵曾对戴尔隆军团发起一次强有力的冲刺，加速了其撤退，而另外一次冲刺虽然没有那么猛烈，却同样加速了近卫军的撤退。再次，至少在起初，这两次攻击也取得了一定的胜利。戴尔隆军团把拜兰特领导的荷兰-比利时第1旅从其阵地驱赶出去，而近卫军第3和第4掷弹兵团动摇了英军的第30和第73步兵团，击溃了不伦瑞克军团（Brunswick）和拿骚军团的队伍，是英军骑兵阻止了他们的撤退。虽然如此，这两次进攻基本上可以说是步兵对步兵的战斗，最终是英军彻底战胜法军。在近卫军发动攻击时，其焦点是英军5支队伍对法军5支队伍，前者包括第52步兵团、第33轻步兵团、第69步兵团、第1近卫步兵团第2营和第3营，后者包括第3猎兵团第1营和第2营、第4猎兵团第1营和第2营以及第3掷弹兵团的第2营。在戴尔隆军团发动攻击时，其焦点是7支队伍对抗24支队伍。

仅仅说英军是靠其优越的步兵获胜的，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虽然其结构很容易描述。英军队伍是横队，纵向有时是2人，有时是4人，因此像第52轻步兵团第1营这样的大营，可以形成一个由250人组成的战线，他们身后还有同样的三排。在100码（约91米）之外，他们的火力应该是很有效的，也就是说命中率应该很高，但是和往常一样，指挥官按兵不动，直到敌人更加靠近。发射之后，他们需要二三十秒的时间装弹药，但是在第一次齐射之后，英军习惯上是一排一排分别发射，因此在部分士兵装弹药的时候，另外一部分士兵在发射。总的说来，其结果是一样的，即每分钟向敌人发射大约2 000发铅弹。

法军至少在一开始是纵队，这一事实让我们更容易理解他们为什么会溃败。因为顾名思义，纵队比横队的纵深长很多。近卫军队伍的纵深可能是9人，前后距离很近。戴尔隆军团组成3排阵列，但是距离也很近，这在很大程度上抵消了其优势。因此，无论是像戴尔隆军团那样宽，还是像近卫军那样窄，纵队的命运都是一样的，那就是被英军队伍超过，并从侧翼包围。近卫军的主力受到5支队伍的包抄，前方2支，两翼一边2支，一边1支。戴尔隆已经预见到他的纵队有被火力吞噬的危险，为了回避这一危险，队伍一进入英军步兵射程之内，他马上让长长的纵队排成和惠灵顿的队伍同样宽度的横队。可是英军先发制人，将其击败。近卫军的指挥没有采取这样的预防措施，组成一个狭窄的纵队，甚至被剥夺了与其所面对的英军步兵针锋相对的机会。因为纵队相当于解除了那些被包围在内部的大多数士兵的武装，只有那些最前面和边缘的士兵才能利用他们的武器，那些在队列里面的士兵即使能够看到敌人，也无法举枪射击。

因此，无论是戴尔隆军团的士兵，还是6个小时之后的近卫军，都在“交火中被击败”，因为前面和侧翼的士兵在人数上无法和对面的英军相匹敌，遭受了可怕的伤亡，其比例大大超过英军。即便如此，法军的伤亡远没有像本来可能的那样彻底。在相距50码（约46米）的地方，每名英军本来可以弹无虚发的，而这也就意味着在敌人的齐射之下，近卫军的主力本来会被消灭的。事实远非如此，最前头的许多法军士兵在第一次猛攻中幸存下来。28步兵团的谢尔顿回忆说，在受到他们团的“持续射击”之后，戴尔隆军团的一个纵队“试图向右转移”。第73步兵团的道森·凯利说，他在战役“关键时刻”遇到的法军至少“短时间”对英军进行了还击。从中我们可以看出当时枪法的情况，即使在距离敌人50码（约46米）的地方，依然有很多士兵无法击中目标。同时，这也让我们更加怀疑许多士兵根本就没有瞄准，或者至少没有瞄准某一个人。一位参加过滑铁卢战役的军官的回忆证实了这一点，指挥官常用的表达是“把枪放平”，而不是“瞄准”。位于纵队前头的很多法军似乎在劫难逃，最后却幸免于难，这也让我们注意到另外一个更加意味深的现象。虽然法军遭受英军火力的伤亡最为严重，可是他们并没有采取多少行动来进行有效反击。后面的人什么也没做，或者没有做什么有用的事情。实际上似乎不仅如此，溃败是从纵队的后面开始的，而不是前面，后面的人比前面的人还要先逃跑。

通过收集几个线索，我们可以发现这就是当时发生的情况。指挥第52轻步兵团的科尔伯恩“看到敌人乱成一团，有的在射击，有的扔掉背包，跑到后面”。除非前排的士兵愿意承受后排战友的火力，我们必须假设是他们在射击，是后面的士兵在逃跑。对此，迪罗姆说得非常明白：在英军的近卫步兵发起射击之后，“法军纵队一部分人似乎想要前进，一部分停下来射击，其他的（尤其是纵队中间和后面的）似乎正在转身而逃”。德雷西·埃文斯爵士（Sir de Lacy Evans）在6个小时之前刚刚对戴尔隆军团的纵队发起过冲击，他注意到了同样的现象：“随着我们不紧不慢地靠近，前面和侧翼的士兵开始向里面退缩，纵队的后面已经开始逃跑。”换句话说，这些最不直接受到威胁的人却最早逃跑。正是这样的行为，而不是英军的直接行动，让法军在这天最为关键的攻击徒劳无功，并且导致了拿破仑的失败。怎样才能对此做出解释呢？

我们往往倾向于把“临界距离”和“逃跑距离”的概念应用到这样的情景，但是这样做可能过于机械。“临界反应”解释的是个体行为，而不是群体行为。更加有效的做法是尝试想象法军纵队前面和封闭的内部有何不同。在前面的是军官。在戴尔隆军团发起攻击期间，蒙特史蒂文已经看到并且敬仰法军军官“勇气可嘉”；迪罗姆记得“近卫军先头部队的军官在前面挥舞军刀”；道森·凯利描述说：“军官走在前面，激励着手下的士兵。”如果有军官在纵队中心位置，他们就无法发挥鼓舞人心的榜样作用，实际上士兵会看不到他们，他们会和士兵一样，看不到事件的进展。前面的士兵可以看到他们的军官，可以看到敌人，对于所处的危险以及应该如何应对，他们可以形成某些理性的评价。中间和后面的士兵看不到战斗的情况，只能看到已经失败的进攻留下的残骸，如丢弃的武器、横在地上（可能就在他们脚下）的尸体和伤员。从前面会传来突然的枪响、弥漫的硝烟、模糊的叫喊，最重要、最紧迫的是队伍的骚动，推着他们向后，让他们像拥挤的人群一样互相推搡。群龙无首，信息缺乏，容易听信谣言，在这些方面他们也像是拥挤的人群。只要有一点刺激，就可以让他们从秩序井然的队伍变成只顾逃命的人群，从战场上逃跑。至于到底需要什么样的刺激，我们不得而知。道森·凯利是这样评价他前方的战斗的：“没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卡内提（Canetti）在其尚未完成的古怪著作《人群与权力》（Crowds and Power）中，诗意地描述了后面可能会发生什么以及为什么会这样：

逃跑的人群是由威胁造成的。每个人都会逃跑，每个人都会被拉上。危险威胁到每一个人……他们都会变得兴奋，有些人的活力会增加其他人的活力……只要他们在一起，他们就会觉得危险是均等的……没有人会认为在那么多人之中自己会成为受害者，因为逃跑的唯一目标是为了获得拯救，每个人都相信自己会得救……倒在路上的每一个人都会激发其他人更加努力。命运之神已经赶上了他，而放过了他们。他是献给危险的祭品。作为逃跑过程中的同伴，无论他对于其中一些人多么重要，一旦倒下，他变得对他们每一个人都很重要……逃跑的天然目的是实现这一目标；一旦人群安全了，它就会解散。

这样诉诸非理性的作用有三个方面的原因：首先，就像我们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所看到的那样，在阵列受到打击时，如果后面的人没有让开道路，前排的士兵无法逃跑，这是理所当然的。其次，有目击者的证据表明，无论是戴尔隆军团还是近卫军，在他们发动攻击时，法军纵队后面都出现了人群一样拥挤的行为。多年之后，第52轻步兵团的一位军官这样形容逃跑的近卫军：“当他们受到冲击时，像海德公园（Hyde Park）的一群乌合之众一样逃之夭夭。”再次，军队中蕴含着人群的因素。在每一个队伍里，都有想要逃离的人群，每一位指挥官最大的恐惧（甚于他对失败甚至是兵变的恐惧）就是由于自己的某个错误，他的队伍变成了一个人群。因为人群是军队的对立面，作为人类的集合，推动它的不是纪律，而是情绪，是变化无常、可能会传染的情感，如果蔓延开来，对于队伍的服从关系将是致命的。因此，对军队来说，最大的侮辱就是指责他们人群一样拥挤的行为，说他们像乌合之众、暴民、人渣、贱民等。对军人来说，最值得蔑视的就是那些眼睁睁看着自己的队伍土崩瓦解的指挥，如卡多尔纳（Cadorna）、科伦斯基（Kerensky）、高夫（Gough）、甘莫林（Gamelin）和珀西瓦尔（Perceval）。

许多军队是从人群起家的，如林肯（Lincoln）的那些服役期只有90天的民兵志愿者，或者是1914年的英国新军。能够把这样的人群变成一支军队，这本身就足以让一位军人获得不朽的名声。基奇纳（Kitchener）虽然在其他方面名声扫地，却依然因为1914年至1915年之间成功的队伍建设而受人尊重。作为军队的领导者，卡诺（Carnot）和托洛茨基（Trotsky，和前者相比，后者更算不上是一位将军）都享有身后的盛名，这完全是因为他们为各自的革命事业提供了纪律严明的士兵，而这些人是从打破旧秩序的民众中征募的。

也有很多军队从人群起家，在其存在的整个过程中都一直像是人群。将中世纪的大军联系起来的纽带很脆弱，就是亲属和义务关系。他们之所以强大，仅仅是因为其庞大，因为其个体成员各式各样的军事技能。由于在战术上组织不力，他们根本就不是受过训练、意志坚定、由同类人组成的军队的对手。领导着人数不多的欧洲军队或欧洲式军队，克莱武（Clive）和戈登（Gordon）却总是能够击溃庞大的东方军队，这是因为后者实际上不过是封建式的扈从和追随者组成的乌合之众，他们不仅在人数上超过了队伍核心为数不多的真正的战士，事实上反而对他们构成阻碍。

核心的职业化军队取代了由人群组成的军队，这是欧洲历史十分重要的过程之一。这一过程非常复杂，对其进行考察，可能需要写作一部书，而非一个段落所能胜任，但是这里需要强调一个方面，即这一过程所产生的这一制度的独特性。不管其源头何在，无论是像英国那样，是在内战中从乡村民兵发展而来，还是像俄罗斯那样，是征募的农奴经外国雇佣军军官训练而成，在17世纪大部分欧洲国家所出现的常备军独树一帜，这不仅体现在和其他国家机器组成部分的对比之中，还体现在各自国民的经验和想象之中。针对其他任何由臣民组成的群体，国家权力的实施都没有像对军队一样严格、精细和连续不断。在任何其他群体（除了宗教教团之外，而其中最新也是“最进步”的耶稣会本身就是特意参考军队来组织的），行为和态度都没有像在军队中那样一丝不苟地受到规则和时间表的控制，直到两个世纪之后，工业化和义务教育带来了工厂纪律和课本知识，改变了城市化人口的生活。即便此时，对于平民来说，军队依然是一致性和目的性的楷模。对于运动的领导者来说尤其如此，这些运动是由工业制度产生的，后来却成为工业制度的敌人。1830年后，在和军队的街头冲突中，“他们的”人群接连遭遇失败，而1871年以后，这种失败成为绝对。受此启发，无论是暴力革命者，还是渐进主义者，革命者希望其追随者也能像其阶级敌人（一个表达新概念的新名词）总是用来挫败其目标的军队那样，秩序井然，服从指挥，机动灵活。他们将易变的自发人群变成了纪律严明的群众型政党，就国家的未来而言，这一成就将变得和常备军的建立一样重要。虽然同样重要，却没有那么不同寻常；因为关于卓越军队的概念，莫里斯和古斯塔夫二世所依据的，仅仅是古典作家只言片语的建议和雇佣军团令人讨厌的事例。而在组织他们自己的国民军队时，德国社会民主党（Sozialdemokratische Partei Deutschlands）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ection francaise de l’Internationale ouvriere）的创立者倍倍尔（Bebel）、饶勒斯（Juarès）和盖德（Guesde）有例可循，无论是权力集中的程度，还是管理工作的质量，要想调动无产阶级潜在的力量，这些都是必需的。第二代群众型政党是民粹主义的，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如德国的纳粹党和意大利的法西斯党，他们实际上采用了军队的结构和着装。正如波德莱尔（Baudelaire）所言，在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群众型政党的语言已经被军事化了。至少在德国，军队的职能被要求让渡给穿着制服的政党，这最终造成了根本性的政治危机。如果军队的将领意识到这种思想有受人尊重的社会主义根源，即1914年以前的德国社会民主党和工人国际法国支部的纲领，他们会更加排斥的。

但是，也许其根源更加久远。在革命的法国，大革命灰飞烟灭，这是近现代欧洲史上最让人困惑的不解之谜。为了解开这一谜团，人们已经做了很多研究。在理解1792年那些疯狂的人和疯狂的思想时，也许我们不应该过于强调共和国军队的作用，但是这些军队的存在以及他们在国外持续的胜利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它让那些自由主义者，甚至还有激进分子，接受了1794年后国内革命运动的受阻。因为革命一个没有表达出来的伟大思想就是“军国主义就是偷窃”：常备军的存在本身就剥夺了自由人抗议示威的权利、质问和竞争的权利、威胁和反叛的权利。可想而知，在国王拥有镇压这些权利的军队之前，这些权利都是可以自由行使的。拿破仑把军队据为己有，这标志着他完成了掌权，使他能够开创一个新的政体，这个政体可以比任何国王统治之下的政体都更加有效地实施镇压。但是，拿破仑式的镇压实为背叛，看起来却不像是背叛，因为作为帝国最终的保障者，军队在情绪和精神上都依然是法国革命的产物。自始至终它都反对波旁王朝，反对教会，是平等主义的，对人才是开放的。成千上万的法国年轻人可能会试图逃避在其旗帜之下服役，但是只要其旗帜是三色旗，只要他们宣扬自由、平等和博爱，那些依然在乎的人可以这样自我安慰，即革命依然在继续。在军队这个非凡的有机体里，一百万条腿步调一致。他们服从同一个命令，按时起床，按时吃饭，按时睡觉，严守时间。他们随着鼓点统一行动，他们说的是命令和服从的秘密语言，他们的忠诚不再仅限于家庭和地方。总之，这个有机体和法国广阔蓝天下的其他任何机构都不一样。身着白色上衣，他们曾经既是国王权力的象征，又是国王权力的执行者。身着蓝色军装，他们象征着巴士底监狱（Bastille）、杜伊勒里宫（Tuileries）和战神广场（Champ de Mars）的胜利，代表着人民主权的原则，无论是在多么潜在的层面。

因此，在不止一个方面，1815年6月18日发生在乌古蒙城堡下方山脊斜坡上的战斗至关重要。极度痛苦而又难以置信地喊叫“近卫军在后退”，不仅宣告了拿破仑的失败，虽然事实肯定就是如此。惠灵顿这样命令第52轻步兵团的指挥：“继续，科尔伯恩！继续！他们坚持不了的。不要给他们机会。”这表明他意识到拿破仑最后的储备力量的崩溃确定了他的胜利。但是近卫军沦为一群仓皇逃跑的人群，这也意味着欧洲近现代历史最强大的潮流发生了扭转。1789年7月，巴黎的群众挫败了忠诚于国王的军队的反扑，法国革命由此得以彰显；近卫军蜕变为人群，一蹶不振，队伍涣散，斗志全无，只图自保，只想逃命，这实际上标志着权力又回到了原来的所有者手中。至少路易十八看到了这一点，在他第二次复辟之后，大胆做了他1814年没有冒险去做的一件事，那就是解散了军队里的每一个团，对其进行重新改组。

但是，从严格的军事意义上来看，在战役结束时近卫军人群一样拥挤的行为并没有其对手的行为那么有趣，虽然我们希望对其进行解释而无能为力。在解释人群行为时，社会心理学家喜欢用“失范”（anomie）和“集体性神经官能症”（collective neurosis）的概念，而在考察逃跑的士兵时，这些概念肯定无法适用。近卫军崩溃之突然和彻底意味着此前他们一定经受了漫长的折磨，但是和英军的很多个团相比，他们受的苦实际上并不多。在从佳姻庄附近的庇护所出来之前，很多英军已经受到了5至7个小时不等的攻击。

是什么让这些兵团忍受下来呢？这里需要强调一点，即“忍受”一词的使用是非常精确的。兵团、下级单位和个体是可以躲避的，并且他们也这么做了。在萨尔托恩率领近卫步兵团轻步兵连从乌古蒙果园出来时，惠灵顿公爵拦住了他，命令他“根据恒久不变的传统”卧倒。在戴尔隆军团第二次发动攻击时，皇家苏格兰团“被转移到前面的树篱处……被命令排成横队并卧倒”。在发起大冲刺之前，近卫步兵也卧倒在地。第14步兵团第3营被命令卧倒，组成方阵，战士们“像桶里的鲱鱼一样互相紧挨着”。当天下午，皮克顿师一个团的士兵躺在山脊后面，阅读在戴尔隆军团发起攻击时阵亡法军士兵背包里散落出来的书信。但是，除非被命令这样做，否则，像卧倒甚至是躲避这样的行为，往好里说会被认为是怯懦之举，往坏里说会被认为是玩忽职守。利克的区分很有启发性：第52轻步兵团的一位新军士躲过了一枚炮弹，“当他看到不远处炮弹正朝他飞来时，他弯腰躲避。这是完全允许的，因为他的战友们正轻松地躺在地上”。此后不久，他在独自一人的情况下遇到了同样的困境，他心想：“我能移动吗？不行！我鼓起勇气，一动未动，右手举着旗帜。”（这发炮弹炸死了他身边的4位战友。）再后来，一枚炮弹落在第52轻步兵团的方阵中间，一位军官喊道：“稳住，伙计们！”另外一位军官说：“我这辈子从来没有见过比他们还要沉稳的士兵”，“炮弹爆炸了，7名可怜的战士被弹片击中”。畏缩的士兵受到谴责：当一枚炮弹从第52轻步兵团的一支纵队上方飞过，战士们“马上低头躲避”；指挥官科尔伯恩喊道：“‘不知羞耻，不知羞耻！那肯定是第2营（新兵），我可以肯定。’于是，马上每一个人的头都挺得像箭一样直。”墨瑟也批评他的炮兵：“因为他们在炮弹落到附近时就卧倒，直到爆炸。”过了一段时间，当一枚炮弹落在他脚下时，他不得不“看起来相当镇定”，幸好炸弹没有造成什伤害。

墨瑟对躲避的态度是由士兵的荣誉准则所决定的，从他对一位军医的行为的鄙视，可以看出这一准则的内容：“他觉得一枚炮弹距离他太近了，于是马上趴倒在地……一边像一只大狒狒一样仓皇爬走，一边惊恐万状地回头看，仿佛炮弹正在冲他飞来。而此时，战场上回荡着战士们的喊叫声和大笑声。”但是，步兵同样拥有这样的荣誉准则，他们有更强的动机要原地不动。因为敌人炮火的整个目的就是要打破士兵的阵形。如果他们为了自保，乱了阵形，就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在一个不幸的时刻”，30步兵团和第73步兵团接到命令，被要求借助田埂的掩护，从配合近卫军进行攻击的两门法军大炮的火力下冲出去。他们“出现混乱，因为那些可怜的伤员紧紧跟着他们的战友，担心自己会被抛弃”，还因为他们突然撞上其他的英军士兵。这一次，“幸好敌人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其他的时间和地点，这种突然的混乱会引起骑兵或刺刀的冲锋，而这会造成整个队伍的失败。

因此，即使在像刚才所描绘的混乱和危险关头，是什么让“在压力之下挤成一团”的士兵们努力坚守呢？他们“一边心情愉快地大笑，一边挣扎着从混乱中脱身，或者呼喊着：‘天哪！我想停下来，可是我的腿不听话。’”遗憾的是，无论是作为个人，还是作为集体，这一时期这些列兵的“战斗动机”几乎无法分析，因为我们对他们所知甚少。我们不能不考虑勇气的作用，也不能忽视他们想要在战友眼中树立良好形象的愿望。但是，线列步兵和狙击手或骑兵不同，没有多少机会可以发挥主动性，而正是这种主动性才能让人注意到其勇气。他的职责很普通，那就是站在那里等着被射击。是什么支撑着他呢？

并非所有的人都能坚持。惠灵顿军队里那些非英国籍的士兵，尤其是荷兰-比利时和德国的一些队伍，多少有点明目张胆地逃避。这些国籍的大部分骑兵拒绝发起冲刺，甚至跑掉。很多步兵在战斗过程中脱离队伍，必须要借助强制措施才能让他们坚守岗位。第14步兵团方阵右翼的士兵被一些比利时骑兵的“行为惹火了”，因为他们先是拒绝冲刺，后来又逃跑，“全体一致地来到他们的位置，对他们发起了一阵齐射”。坎伯兰公爵（Duke of Cumberland）骠骑兵团是由汉诺威富家子弟组成的志愿兵队伍，在戴尔隆军团发动攻击时，他们疾驰而去，到了布鲁塞尔，说惠灵顿被击败了。在离开四臂村的路上，不伦瑞克军团已经趁着夜色逃到了听不到墨瑟马蹄声的地方。他们一看到近卫军就开始溃逃，但是后来被惠灵顿公爵重新集合起来，并率领他们回到前线。而此前早些时候，第16轻龙骑兵团的一名骑兵看到一些比利时步兵“朝着空中开枪，想要在混乱中溜走”，他们也被公爵稳定下来。英国人的兵团实际上没有一个逃跑的，但是在戴尔隆军团发动攻击时，有些炮兵惊慌失措，有些兵团有时不那么沉着。有的士兵开小差。第16轻龙骑兵团里的一位鞋匠本来是一名老兵，但是“精神出现错乱”，在6月18日早上消失了，到了傍晚才重新出现。“战士们并没有因为他的离开而对他心怀怨愤，因为他们知道他是什么样的人，也知道他的弱点。”同一支队伍还有一个人，被认为“在前进时跑去趁火打劫，被士兵们举报给我（汤姆金森），在战斗之后的早晨，被他们一阵拳打脚踢”。

他之所以得到这样的待遇，也许并不是因为懈怠。抢夺战利品的行为似乎普遍存在，即使在战斗期间和开战之前也大行其道。因此，战友们之所以会惩罚他，可能是因为他利用了不公平的优势。当然我们应该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即正是对战利品的期待才让士兵们坚守阵地，因为这样才方便获得战果。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皮克顿手下的一位军官“看到（必须实话实说）很多士兵都在忙着翻找阵亡者，可能还有受伤者的口袋，其人数比我想象的要多……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把他们抓了起来。对于其中来自我们自己兵团的那些，由上校用他的刀面去惩罚，一直打到他没有力气为止。这些家伙知道自己罪有应得，但是他们说别人很快就会做同样的事情，既然别人可以，他们为什么不可以？”阿克斯布里吉的一位副官从马上掉下来，而在他旁边，正在抵抗戴尔隆军团进攻的皮克顿就在此时阵亡。他看到“第28步兵团的一名掷弹兵正在从他（皮克顿）的裤子口袋里掏他的眼镜和钱包”。此后不久，当法军一位落伍者从后方对第44步兵团发起冲刺时，一名列兵一枪把他打下马来，然后跑上前去将其杀掉，很快将他身上的东西掏空，然后才归队。

士兵总是会劫掠的。事实上，能够对敌人（尤其是在一对一搏斗中阵亡的敌人）进行劫掠一直是战斗的重要动机之一。最好是因为其内在价值或者象征意义而值得展示的物品，例如被征服者的饰品或武器。但是，还有一个经济动机在起作用。对中世纪的勇士来说，突发横财的机会并不多，能够抓到一名可以换来赎金的俘虏就是其中之一。赎买战俘的做法早已成为历史，作为其制度化的替代物，赏金所能提供的远不如赎金，虽然赏金的增长依据的是权利，而不是危险。在滑铁卢战役中，列兵的赏金是2英镑11先令4便士，这相当于40天的军饷，但是在死伤者的身上能够得到的往往比这多得多，因为在没有银行家的军队里，值钱的东西只能贴身携带。军官很清楚一旦他们被击中，他们的金钱和贵重物品会发生什么。于是就有了被维多利亚时期读者所喜爱和误解的很多故事，受伤的军官叫来最好的朋友，将自己的金银饰品交给他们。威廉·庞森比爵士正在把他的盒式挂链交给他的副官，这时法军长矛手冲了过来，将两人刺死。“身受重伤、奄奄一息”的弗隆（Furlong）“多次让人找来”他的朋友，第33轻步兵团的霍华德。当找不到时，他“说自己不行了，让人把表交给他”。弗隆活了过来，因此能够把纪念品收回。皮克顿手下一位军官写道，那天傍晚，“大量的战利品被出售，主要是金银制成的表和戒指之类的。表很多，也很便宜，但是我认为没有哪位军官购买……可能他们和我一样，知道过不了几天，我们会像那些法国人一样，口袋被人很快掏空”。

战利品被以远低于其价值的价格出售，这一事实似乎推翻了这样一种观点，即认为普通士兵之所以能够坚定不移，是为了获得战利品。那么，还有没有其他因素呢？

饮酒肯定是其中之一。我前面提到过，疲劳让士兵能够更好地应对恐惧，而大部分士兵都很疲劳。但是，很多士兵在战斗之前喝酒了，并且在战斗打响之后，依然在喝。近卫骑兵萧杀气腾腾，势不可挡，莫里斯中士认为他在被法军胸甲骑兵砍倒时喝醉了，正在发酒疯，因为他看到萧在中午时分狂饮杜松子酒。莫里斯本人也拿了满满三罐“给伤员的”杜松子酒，但是和一位朋友分了一些。在战斗期间，第40步兵团的军官总是跑到劳伦斯中士这里，拿起他的酒壶畅饮。第3师负责物资供应的达拉斯（Dallas）被将军叫过去，质问道：“我的勇士们都渴坏了，你承诺要送给他们的酒在哪里？”他送了一车过去，把一桶酒滚到方阵中间，酒桶被打开之后，在战斗的最后阶段，大家把酒分掉了。

几乎每一个兵团的回忆录中都提到了分酒的事情，但是在维持队伍的完整方面，也许酒的作用仅仅是间接的。对于那些想要或者试图逃跑的士兵来说，简单的强迫机制更加有效。我们所拥有的大部分讲述都是英军士兵的，尤其是骑兵，他们的作用就是阻止非英国人组成的队伍离开。在法军骑兵攻击期间，第10骠骑兵团就在不伦瑞克士兵的后面，“把他们的队伍封闭起来”，不让他们离开战场。第11骠骑兵团也是如此，还有第16轻龙骑兵团。维维安把他的骠骑兵部署在“距离正在逃跑的步兵后面10码（约9米）的地方，他们恢复了横队，我们的骑兵为他们欢呼，他们继续开枪射击”。前面提到过第18骠骑兵团一位出身行伍的军官杜伯雷，他经过了“比利时人组成的队伍，我亲眼看见军官在后面用皮带驱赶着士兵，就像西班牙的牲畜贩子驱赶牛群一样，让他们老老实实地打仗”。后来，在近卫军进攻期间，“我们在步兵附近排成横队”（这些可能是英国人），“紧紧跟在他们后面，而他们则和法军距离很近……为了消磨时间，我也像比利时的军官那样，只要有人转身，我就把军刀架在他的肩膀上，告诉他如果不回去，我就一刀砍下去，这一招很有效，他们都坚持了下来”。

除了比利时人的军官之外，其他的军官对他们的士兵也会很残暴。墨瑟注意到不伦瑞克的队伍中间“有几个几列宽的间隙，军官和军士正忙着填补这些间隙，他们推搡着，甚至拳打脚踢，让士兵凑到一起。士兵们站在那里呆若木鸡，不知所措”。（是不是喝醉了？）“我要补充一点，这些人还都是孩子。这些列兵可能没有一个超过18岁的。”法国人对待他们的士兵也很粗暴。利克看到“一位法军军官用刀面击打一名正在朝队伍后方跑的散兵”。在联合旅冲进法军第45团时，法军的一位军官“把一名士兵推到了前面”。

虽然只有最间接的证据可以表明英军军官强迫他们的士兵，我们也不能认为他们没有这样做。方阵本身虽然看似仅仅是战术上的安排，实际上隐含着很强的强制性。步兵横队对骑兵的火力和方阵几乎是一样的，尤其是在排成四队时。但是，如果排成横队，军官对“受攻击长度”的比例要低于方阵，因为在方阵中，所有的军官都位于中心，可以迅速转向方阵受到攻击的任何一面。此外，军官和军士所携带的武器是军刀和长戟，虽然在攻击时没有多大价值，却正是阻止士兵个体或者群体逃跑所需要的。在一幅关于他参加过的拿破仑战役的画作中，勒热纳（Lejeune）将军实际上描绘了一位法军军士推着一名法军士兵的背部，两手水平握着长戟，让士兵们坚守岗位。在滑铁卢战役中，英军军士很可能也做了同样的事情。

但是，如果把方阵仅仅看作严明军纪的一个手段，就低估了其总体上的重要性，也忽视了对于英军的“战斗意志”来说可能最为重要的两个因素，即集体的团结和个体的领导。要想理解在滑铁卢战役的压力之下，集体对于个体来说是多么重要，最好的例子就是阿尔伯马尔所讲述的一个悲惨的小事件：第51步兵团的号手参加散兵作战回来，错把第14步兵团的方阵当成了自己所在的兵团。只听到他喊了一声：“我回来了，安然无恙。”正在这一似乎是回到家的关头，一枚炮弹炸掉了他的头。当然，关键是如果他在外面散兵作战，可能会更加安全，因为法军不会把炮弹浪费到散兵身上。事实上，在炸死他的炮弹之后，又来了两枚炮弹，炸死了6名士兵，一位军士身受致命伤。虽然客观上看来，在方阵里比出去散兵作战要安全（至少大部分情况下是如此），方阵却让人更有安全感。实际上，对于伤员来说，方阵的确更加安全，因为伤员会被拉到方阵的中间，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再被抬到后方，而对于散兵来说，这是不可能的。在第30步兵团的方阵移动时，伤员之所以会恐慌，就是因为他们担心会被抛弃。但即使在方阵受到攻击、士兵大量伤亡的情况下，那些幸存者似乎能够从和战友的近距离接触中汲取力量坚持下来。他们从方阵的切实存在中汲取力量，左右移动，填补身边的空隙，虽然这样做增加了他们被击中的危险。据说在攻打拉海圣时，亚历山大·卡多根（Alexander Cadogan）爵士曾经问道：“前面趴着的方阵是哪支队伍？”他得到的回答是：“第30步兵团和第73步兵团刚刚从那里转移。”在他们曾经的阵地上，留下了300具尸体和众多伤员。

旗帜象征着方阵和组成方阵的兵团的完整性。每个兵团都有两面旗帜：一面是米字旗，作为王旗；另外一面旗帜的颜色和各个兵团军装贴边的颜色（蓝、黄、绿、白）相同，作为团旗。现代的旗帜比以前小多了。滑铁卢战役中使用的是边长为6英尺（约1.8米）的方形旗帜，无论遇到什么风，都需要很大的力气才能拿得动。旗手是队伍中级别最低的两位军官，每位旗手有两位高级军士负责护卫。在战斗中，这些都是最危险的岗位。当天下午4点，第40步兵团的劳伦斯中士被命令护旗，他回忆了当时的不情愿：“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一工作，但是我还是硬着头皮去了。在我之前，已经有14位军士在护旗时伤亡，伤亡的军官与此成比例，旗杆和旗帜几乎被切成碎片。”1973年10月，一位作者给《新政治家》（New Statesman）投稿，假装相信“所有关于守护军旗的英勇事迹都不过是在创造神话”。滑铁卢战役的记录当然不支持这一说法。要想理解方阵为什么能够岿然不动，今天看来似乎更加可行（肯定也更加时髦）的解释就是：它们是依据某一地标或边界而部署的。战场上（尤其是在中心位置）的确有这样的地形特征：树篱和筑堤的道路横跨阵地。值得注意的是，回忆录中很少提到这些特征，或者即使提到，也没有予以重视。但是，旗帜被多次提到，作为集结点和号召力的源头，其重要性被明确强调。有许多围绕旗帜的保护和争夺而表现出来的非凡的英雄主义的陈述，这些更能表明其重要性。几名法国士兵几乎做出了自杀性的努力，仅仅是为了无望而无谓地将英军步兵的旗帜带到自己的队伍。第32步兵团的旗手贝尔彻（Belcher）发现附近有一位法军军官，他是在戴尔隆军团攻击时落马的。他不是和正在撤退的法军一起逃走，而是“突然到我面前，抓住了旗杆，而旗帜依然在我手里。就在他试图拔出军刀时，被一位名叫斯维泽（Switzer）的掌旗军士用长矛刺中胸膛，一名名叫莱西（Lacy）的普通士兵朝他开了一枪，他倒在我的脚下毙命了”。

关于英国军官英勇护旗的事迹，还有更令人毛骨悚然的故事。第44步兵团的克里斯蒂（Christie）少尉受到一名法军士兵的攻击，后者的长矛“从他的左眼进入，一直刺到下巴……克里斯蒂忍住剧痛，扑倒在旗帜上”，将其从法军士兵手里夺过来，接着倒在旗帜上。他从这次可怕的受伤中幸存下来1833年在牙买加死于热病。志愿兵克拉克（Clarke）携带的是第69步兵团的新旗帜，原来的旗帜已经在一年前的卑尔根-奥普-佐姆丢失。在四臂村，他勇敢顽强，几乎是冒着生命危险守住了旗帜，让这个团免遭耻辱。这个团还没有组成方阵就受到法军的攻击，他和队伍分离开来，身受22处刀伤，但是他抓住旗帜不放，用自己的军刀杀死了3名法军骑兵。在混战之际，王旗丢失了，因此在滑铁卢，第69步兵团勉强逃脱在没有军旗的情况下战斗的命运。当时克拉克只有16岁，还是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的学员，他是志愿参加战斗的。

在滑铁卢，无论是对于英军的耐力，还是对于法军的锐气，集体的团结和象征的力量都发挥了很重要的作用，但是如果试图从中寻找他们的动力之源，将是徒劳的，因为集体的团结和象征的力量并不是内在的或者是自生的，而是来自领导者和操纵者的影响力。对于军队而言，就来自军官。如果说他们的榜样作用和领导能力在滑铁卢战役中至关重要，这似乎有点老生常谈，可是事实似乎证实了这一点。不然我们还能怎样解释第40步兵团的经历呢？在到达滑铁卢时，他们已经在48小时里行军51英里（约82千米），疲惫不堪。而3周之前，他们刚刚从美洲回来，在海上已经漂流了6周。在滑铁卢战役这天，在全团共700名士兵中，他们伤亡了近200人，而39位军官伤亡了14位。劳伦斯中士写道：“到了下午，士兵们累得开始绝望，但是军官们不断给他们鼓劲加油。”当法军骑兵将他们包围，“指手画脚，怒目而视，咬牙切齿”，军官会大声喊：“伙计们，做鬼脸给他们看看！”到了这天快要结束时，战士们“担心敌人会再次发起冲刺”，军官们会重复他们喊了一下午的那句话：“守住战地，伙计们！”然后再补充一条承诺：“援兵马上就来。”

这听起来可能没有什么新鲜的，虽然“让他们看看我们的脸色”很有独创性，但是劳伦斯的干巴巴的陈述隐含着一点，即战士们依靠的是军官们的行为。遗憾的是，我们不理解在惠灵顿的军队里，军官和士兵之间的关系究竟建立在什么基础之上。前者对后者进行体罚的权力肯定使其不同于现代英国的军队。也许他们之间一直有一种深层的情感纽带，对此我们无法解析。但是，我们可以从回忆录写作者谈论其士兵的方式来进行这样的推理，即他们之间并非现代的英国军队里所鼓励的那种亲密的个人关系。在这些军官的回忆中，他们所领导的士兵总是简单的姓氏，如“我的勤务兵，一个名叫德威尔（Dwyer）的人”；“一名年轻的士兵……他的名字佩恩（Penn）现在忘记了”；“已故的奥尔德里奇（Aldridge）下士的陈述”；“一名名叫彭福尔德（Penfold）的列兵，我忘了他的教名了”；等等。无论是他们的事迹，还是他们所遭受的痛苦，似乎都不值得专门去回忆。在回忆其手下一名士兵的死亡时，第30步兵团的麦克雷迪的确提到他“发出一种充满责备的呻吟”，他听到后“不由自主地发出了一声：‘天哪！我也没有办法。’”但是，19世纪后期英国军官身上典型的、作为个人对手下士兵的那种强烈责任心是缺乏的。考虑到当时不同阶级之间的社会距离，以及军官和士兵之间极大的等级差异，要想找到这样的情感也许是愚蠢的。但是，如果领导关系并非建立在个人情感的基础之上，又是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

现代关于军事领导的理论很强调一点，即军官要用自己的“专业”和“技能”让手下心服口服。几位滑铁卢战役的军官的确提到了他们本人或其他人对军事技术的恰当运用。梅特兰回忆说，他让近卫旅等到法军靠近到20码（约18米）之内时才开火。皇家苏格兰团的麦克唐纳（Macdonald）转述了他和指挥官之间的对话：“你认为你能射中那里的那些家伙吗？”“不能，他们右侧的我想我能射中。”墨瑟提到，他对法军骑兵冲刺的速度进行判断，以便让齐射发挥最大的威力。军官同样也很乐意承认军事技术上的失误或者不当之处。在讲述战役“关键时刻”对第1近卫步兵团的指挥时，萨尔托恩说：“发出的命令是‘停下，面对前方，列队’，当时能做的只能是这样。”虽然这不是操典上的命令。同一个团的戴维斯得意地描绘了下午危急关头从方阵变成横队的做法。第28步兵团的蒙特史蒂文讲述了他们怎样应对戴尔隆军团的攻击，他写道：“至于‘右翼分批转到左翼’之类的情况，我敢向你保证，我根本没有看到如此规则的事情。”现代的很多军事史学家也许可以思考一下这句话，一定会受益匪浅，他们的战争叙事读起来就像舞蹈编排一样可见，在军官的价值体系之中，和其他的素质相比，简单的技术能力无疑地位较低。那么，这些素质是什么呢？当然，勇气要排在第一位。但是我们要注意判断，在与其同时代的军官心中，怎样做才是勇敢的。对于中世纪的勇士来说，参加一对一的搏斗是最大的成就，此时似乎已经基本丧失了其光芒。可是，我们还不能指望他认为杀戮有损他的身份，就像100年后的军官那样。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是，他已经开始携带杀伤性很小的武器。至少步兵军官似乎已经将自己视为暴力的指挥者，而不是执行者。在乌古蒙城堡内，温德姆上尉看到一名法军掷弹兵正在往大门上爬，“此时格雷厄姆中士（Sergeant Graham）的火枪在他的手中，因为格雷厄姆去取另外一根木头，他马上命令中士放下木头，接过火枪，将入侵者射杀”。实际上，滑铁卢战役的一些军官坦率表达了他们对死亡的厌恶或悔恨。查尔斯·弗雷泽（Charles Fraser）少尉“说话做事都是一位优雅的绅士”，当第51步兵团那位不幸的号手被法军炮弹把头炸掉时“脑浆溅得到处都是，士兵身上，军旗上，负责的少尉身上，也未能幸免”，他“拖着腔调说：‘太恶心了！’”实在让人忍俊不禁但是这有点装腔作势的意味。相对而言，同一个营的阿尔伯马尔讲述了一个与此相类似的事件，其中的内心披露读起来像是现代的精神病病案簿：

就在我从地上爬起来时，一发子弹击中我们连一个名叫奥弗曼（Overman）的人……他仰面倒地，包括装备和行囊，全身的重量压在我的身上，我被再次撞倒在地。我吃力地从他下面爬了出来。他似乎是当场毙命，没有任何挣扎。在我努力要回到队伍时，踩到了他的尸体。这一行为虽然是不自觉的，却让我每次想起来都脊梁骨发凉。

利克的回忆更加传统，但依然是真情表露，他说在6月18日这天，自己因为看到第52轻步兵团最早阵亡的两名士兵而落泪。在军官们战役过后所写的书信里，最常见的内容就是满怀关爱地列举士兵所受的伤害。第40步兵团的雷伊写道：

可怜的海兰德（Heyland）少校（指挥官）被击中心脏，可怜的福特（Ford）脊柱被击穿，在被抬走之后过了一段时间才死掉。可怜的克拉克失去了左臂，而我担心布朗会失去他的腿，因为他大腿上部被击中，骨头严重粉碎。此外还有8位军官受伤，但是他们的情况都还可以，除了年轻的桑希尔之外，他是头部受伤。安东尼（Anthony）已经是第8次受伤，但状态不错。

这样我们就基本上找到了军官的核心动力。彰显军官勇气的不是他能造成多大的伤害，而是他能承受多大的伤害。如果受伤之后拒绝离开阵地，或者包扎好伤口之后马上坚持重返阵地，这就更加彰显了他的勇气。如果是因为在执行命令时一丝不苟而不可避免地受伤或者阵亡，一位军官的荣誉就完美了。简而言之，军官最关注的是自己在军官同僚心目中的形象。荣誉至上，对普通士兵的领导是通过确立自己在同僚中的荣誉而间接实现的。阿尔伯马尔写道：“我们有两位军官关系不和，其中一位看到了另外一位的英勇行为，他走上前去，喊道：‘握个手，原谅过去的一切吧。你是个汉子！’”在第10骠骑兵团的霍华德少校和第23轻龙骑兵团的博塔林顿（Portarlington）勋爵身上，荣誉的标准得到了最佳的阐释。在这天快要结束时，霍华德接到命令，要对法军一个团发起冲刺。他问另外一位军官他有多大的胜算，“这位军官说，没有步兵的合作，他最好不要采取行动，因为法军的方阵很稳固……霍华德少校说，既然被命令发动攻击，如果不这样做的话，他会感到内心不安，于是发出了攻击的命令”。第23轻龙骑兵团的格鲁夫（Grove）看到他冲到前方，“我们点头致意……他是一位很帅气的小伙子，但是看起来显然有一种大限将至之感”。过了一会儿，“他发出命令，并且进行了有效的冲刺，虽然没有撼动敌人。英军军官在法军的刺刀下受伤，霍华德少校倒在地上，一名法军士兵从队伍中走上前来，用枪托砸他（实际上把他的脑子都砸出来了）”。对于滑铁卢战役的大部分军官来说，霍华德眼睁睁地“走向死亡”，这集中体现了什么是光荣的行为。因此，他比当时在场的其他任何英国士兵都被更多提到。他的同胞拜伦专门拜访了他的墓地，为其写了一首颂诗。与其相比，博塔林顿则受尽了人们的谩骂，虽然其中很多是他自己想象出来的。作为第23步兵团的指挥官，他在战役之前那天夜晚离开队伍，去了布鲁塞尔，可能是去寻欢作乐了，直到战斗打响还没有回来。等他很晚才来到战场时，发现自己的队伍已经加入鏖战。羞愧难当的他加入了第18骠骑兵团的冲刺，并在此过程中失去了坐骑。人们为他找了很多借口，说他“发生痉挛，又有严重的腹泻，危在旦夕”，说他是“因故没能及时加入队伍进行指挥”，但是流言无法止息。1815年9月，他被迫辞掉上校职务。他满怀哀伤地出钱重新买了一个少尉的职务，但军队是不会忘掉他的过去的。他郁郁寡欢，穷困潦倒，一直没有成家，1845年在伦敦的一个贫民窟里离世。

和下面这些人物相比，博塔林顿的任何借口又算是什么呢？皮克顿在四臂村受伤，疼痛难忍，但是他一直在隐瞒自己的伤痛，最后身为师长的他在拉海圣附近阵亡。用杜伯雷的话说，阿克斯布里吉“腿部中弹，严重骨折，他不得不离开我们，但是他掩饰得很好，以至于没有一个人看出来，我是从他的缓慢步伐和他与维维安勋爵握手时的样子才心生怀疑的”。皮克顿师有些无名军官“在16日就已经受伤，但是拒绝撤离”，直到17日傍晚才被劝离。炮兵军官布尔“非常疼痛，流了很多血……到后方把胳膊包扎好”，不到半个小时就返回战场。第5师一个团的6位军官，“受伤后，到后方进行了止血和包扎，及时回来参加最后的冲锋”。根据一位军官的回忆，他遇到第10骠骑兵团的受伤军官在暮色中从后方骑出来，他们头上缠着绷带，手臂用夹板固定，重新回到自己的岗位。和这些人表现出来的坚定不移和奋不顾身相比，博塔林顿轻率的布鲁塞尔之行，以及为了挽回名声而不顾军纪的鲁莽行径看起来的确很低级。其他人证明了他们是真正的勇士，而他没有。

从其严酷性来看，滑铁卢战役的军官所实践的荣誉观很像是我们心目中古典式的英雄主义。如果运用芬利（Finley）教授的测试方法，其中并不包含“社会责任的概念”，从这个意义上讲，更是如此。80或100年之后，英国军官的主要动力可以从“对兵团的责任”来定义，他们中很多生来就属于这个兵团，在整个服役期间，他们都会附属于这个兵团。但是在滑铁卢战役发生时，现代的兵团制度还没有被发明出来。军官依然是独立的绅士，他们的军衔是通过购买获得的（由此大致可以看出其家庭地位），并且几乎可以任意更换兵团。当然，无论是什么军衔，他们要想证明自己能够胜任，就要在战斗中好好表现。但是，他们的行为，无论好坏，影响的都是他们的形象，而不是他们所属的兵团。滑铁卢战役中军官的荣誉观和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有两点重要的不同。正如芬利教授所解释的那样，对于荷马史诗中的英雄来说，“没有公开宣布，就不可能有荣誉，而如果没有战利品作为证据，就不可能有公开宣布”。有价值的战利品只有在一对一搏斗中才能获得，而一对一搏斗只能以暴力死亡告终，而这样的死亡会让胜利者欢欣鼓舞。在滑铁卢战役中，这种情况很少或者根本就没有。在那些目击者甚至是执行者的陈述中，在战斗中死亡的事实被赋予了某种浪漫主义的感伤色彩，至于这种感伤距离《少年维特的烦恼》（The Sorrows of Young Werther）和席勒（Schiller）的诗究竟有多远，谁也无从知晓。关于死者个人财物意义上的战利品的获得，这有点接近于禁忌。在荷马史诗中，荣誉绝对是具体的，但是对于1815年的英军军官来说，荣誉几乎完全是一个抽象的理念，是一个人的行为举止，是对危险的直接面对，是对死亡的坦然接受，是在履行一个不成文的准则之后的个人满足感。

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关于滑铁卢战役最深刻的评论也最著名，看似最老生常谈，即滑铁卢战役的胜利是“伊顿公学（Eton）操场上的胜利”。惠灵顿公爵毕业于伊顿公学，他很清楚他的军官中校友并不多，并且足球和战争没有多大关系。但是，他不仅仅是在谈论他自己，也不是在暗示滑铁卢战役是一场游戏。他提出的观点要微妙得多，即法军之所以被击败，不是因为英军有英明的指挥或更好的战术，也不是因为英军更加爱国，而是因为英军的沉着冷静和坚忍不拔，是因为他们为了追求卓越而追求卓越，为了追求抽象的目标而追求抽象的目标，而这些是在游戏中学会的，而游戏当时已经成为英国绅士生活中最为重要的活动。拿破仑轮流派出他的队伍，他们领导有方，很多英国官兵满怀敬意地谈到法军军官的英勇，但是他们没能让他们的士兵追随他们到最后。每支队伍都转过身来，逃下山去。当最后没有队伍可以派出时，英军依然坚守在惠灵顿公爵为他们指定的阵线上，军官不仅能够有效地自我掌控，还能牢牢掌控着手下的士兵。在一种非常特殊的意义上，荣誉胜利了。

崩溃

在近卫军逃跑之后的最后时刻，战斗的紧张气氛对作战双方的约束瓦解了，于是开始出现混乱。在反法同盟的军队里，这种混乱表现为大量的意外伤害，因为随着夜色渐浓，队伍在相遇时无法互相识别。在法军中间，混乱表现为惊慌失措或怯懦的投降，因为士兵发现他们逃离战场的道路受阻或者受到威胁。

意外伤害是战役中的主要危险之一，职业化的士兵痴迷于训练，并为此而备受嘲弄，其背后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想要避免这类伤害。在配备有枪炮的密集人群中间，身边战友的武器所构成的人身威胁比敌人要直接得多。在从四臂村撤退时，第73步兵团的斯特拉坎（Strachan）中尉就丧命于自己队伍里的火枪。若不严格遵循“装弹、准备、放平、发射”这样的顺序，还会有其他很多人在战场上遭遇同样的命运。实际上，第16轻龙骑兵团的海伊（Hay）上校在击退戴尔隆军团的进攻时被英军步兵射杀。英军一名炮兵连给第10骠骑兵团造成好几人的伤亡，当时骠骑兵团正在追击几名法军骑兵，而这些法军才是他们的真正目标。在近卫军被击退之后，第52轻步兵团错误地对第23轻龙骑兵团发起射击（他们竟然把自己上校的坐骑射杀）。安德森中尉无意中听到了第23轻龙骑兵团上校的埋怨，看到自己的骑兵在第52轻步兵团周围，要么伤亡，要么落马，“人数相当多”，他说：“总是这样，我们在自己人手中失去的士兵比在敌人那里还要多。”这有点夸大其词，但是在滑铁卢战役中，对于“友军”火力甚至是刀剑造成的伤害，有很多真实的叙述。墨瑟详细描绘了他是怎样受到一个普鲁士炮兵连的攻击的，后者把他的士兵误认为法军了，结果对他们造成的伤亡比他们全天的战斗伤亡还要多。直到最后一个比利时炮兵连的到来才让他们停火，这些比利时炮兵“烂醉如泥……根本就不太在意朝哪个方向射击”，他们竟然把普鲁士炮兵当成了敌人。在骑兵中间，第11骠骑兵团差点没有对英王德意志军团第1骠骑兵团发起冲刺，而当时后者正在组织队形，准备对他们发起冲刺（直到他们“根据他们的口号声认出了他们”）。第10和第18骠骑兵团的确和一个普鲁士骑兵团“发生过交战”，造成多人伤亡。第16轻龙骑兵团的汤姆金森指出，即使是互相熟悉的人之间也会发生意外伤害。据他透露，一名法军士兵假装投降，然后开枪射击。“贝克威斯（Beckwith）中尉站在那里一动不动，试图用军刀将其刺死；他没有击中，却差点刺穿我的身体，我当时正慢跑跟在这个人的后面。”

这一事件发生在一群法国士兵中间，其中大部分都在争取投降，或者已经完全惊慌失措。他们的行为非常值得注意，汤姆金森对此进行了详细的描绘，从中可以更好地理解战场上最难以理解的事件之一，即士兵怎样让敌人接受其投降的。利克的话很精辟，他说：“被打败的士兵永远不能确定他们遇到的任何敌人会饶自己一命。”当然，到了这个时候，在战场的另一边，普鲁士人正在大肆用刺刀杀戮他们遇到的法军伤员。在战役早期，当还有很多法军在附近全力战斗时，如果不得不投降，还是很容易被接受的，只要放下武器或者喊一声“投降！”就够了。如果有机会，他可以重新逃回到自己的队伍，虽然这样做有可能会被杀掉，如下午2点，一些逃跑的法军胸甲骑兵被第51步兵团的一个连杀死。但是，到了战役接近尾声时，汤姆金森和其他军官发现无论是个人还是群体，孤立的法军为了能够成为战俘，把军人的风度全部抛到九霄云外，也许是因为他们知道从自己一方不可能得到任何支援。第18骠骑兵团的默里是这样描绘近卫军步兵的：“他们趴倒在地，只有两个方阵还在坚持，但是也快坚持不住了。我们抓获的战俘高呼‘国王万岁！’……面对冲刺，不仅步兵趴倒在地，骑兵也从马上跳下来，大喊‘饶命！’其中很多跪在地上。”第16轻龙骑兵团的汤姆金森也发现“很多步兵马上丢下武器，为了安全而拥挤在一起……我们朝每个方向追赶正在试图逃跑的队伍”。他接着描绘了一个现象，可能有助于解释阿金库尔战役中“堆积的尸体”：“为了寻求安全，敌人挤压在一起，形成几码高的一堆，里面传来阵阵惨叫，有的是因为被压伤，有的是因为被马踩到了腿。”是不是有这种可能：出于极度的恐慌，人们不仅会挤在一起寻求保护，实际上还会成堆躺在地上？我们是否还记得童年时，面对父母的佯怒，我们会紧紧依偎在一起，以获得安全感，那些在最中间的也感到最安全？据说在生死关头，人常常会呼喊自己的母亲，既然如此，他们的行为是否会和他们的呼喊一样，回到童年时期呢？

后果

集中战俘的行动发生在夜幕降临前的最后几分钟。对拿破仑军队残部的追击主要由普鲁士骑兵负责，这一工作一直延续到深夜。英国人几乎没有参与，就像一位军官所说的那样：“已经近12个小时处于战斗状态，其中10个小时都在遭到攻击，可能有8个小时处于某种形式的激战状态。”这是他们共同的经历，惠灵顿的大部分士兵都已经疲惫不堪，这既是因为体力上的劳累，也是因为精神上的紧张，他们瘫倒在地，沉沉睡去。很多列兵溜出去抢夺战利品，如基尔万（Keowan）中尉的仆人。有几位受伤的英国军官提到他们遭到劫掠，如果劫掠者没有杀掉其中一些受害者的话，会有更多这方面的讲述。但是幸存者此时最需要的就是睡眠，常常甚于对食物需求。基尔万用稻草为自己和另外一位军官铺了一张床，这样他们“就不会被劫掠者误认为阵亡者”。在此之前，他找到“不知什么动物的后腿”，就着唯一能够找到的、“染有血色的水”，“这就是我们‘食人族盛宴’的红酒”，吃了下去。大部分人都是就地倒头就睡，能找到什么就盖什么。第52轻步兵团的一位军官派他的仆人回到乌古蒙附近，从近卫军丢弃的一个背包中取来一床毯子。皮克顿手下的一位军官停战的号角一响，马上就睡着了，直到深夜才想起食物，于是起来用一名死去的胸甲骑兵的胸甲煮了些排骨充饥。在滑铁卢战役中，利用胸甲煮肉曾风靡一时，就像1871年普法战争时期穿在刺刀上的老鼠肉，或者是1914年从城堡花园出土的香槟。

他接着说：“到了4点左右，我们坐起来聊天。我们谈到了这场战役，我们的心中越来越好奇国内他们会怎样谈论我们，别的什么都不那么重要。我们并没有欢欣鼓舞！一点也没有！我们中很多人早在半岛战役中就已经领略了法军士兵的勇气。我们的结论是，战役才刚刚开始，一两天之内还会有一场你死我活的战斗，因此我们决定要等到真正脱离险境再欢呼。”旁边的其他人也在回顾这场战役。基尔万睡在一名阵亡的法军龙骑兵血迹斑斑的大衣下面，他睡得并不安宁，“垂死者的尖叫声，我们内心的不安，因为在风暴停止之后，波浪会翻滚得更高，只要我一睡着，梦中都是战斗的场景”。勒内·库特弗斯（René Cutforth）描绘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一个挤满了新战俘的小屋里度过的夜晚，其中也有这种受到战斗惊吓的表现：连续几周，夜里总是能够听到士兵在梦到最近的战斗经历时所发出的尖叫声和呓语。汉密尔顿中尉讲述了他是怎样度过夜晚的，从中可以看到另外一种形式的战斗惊吓：

进入滑铁卢的一个房子之后，我们发现每一个房间都挤满了死伤的士兵。我很高兴找到了一把椅子，在一个大房间的桌子旁坐下来，这个房间的每一个角落都有可怜的士兵发出呻吟。房子的主人给我们拿来一块面包和一瓶红酒，我们开始讨论白天所发生的事件。因为他曾经在波拿巴本人手下服役多年，我们有很多可以谈论的内容……我们非常享受面包和红酒，虽然房子里到处都是可怜的伤员。此后，我们到一个干草棚过夜，美美地睡了一觉。

他对于周围众多伤员的痛苦无动于衷，这只能归因于某种心理防御机制的作用。也许几乎全军都马上进入睡眠状态，这本身就是一种集体的防御机制。虽然军队已经十分疲惫，但也不至于累得不能给伤员提供即使是一点点的急救。可是，在幸存者的讲述中，乎全部都坚持一点，即在天亮之前，甚至是直到天亮后过了一段时间，他们什么都没有做。这听起来似乎无情无义，但是符合我们对灾难处境中很多人类行为的了解。在此情况下，破坏的规模越大，人员的伤亡越多，幸存者的无助感和挫折感就越强烈，他们试图无所作为来摆脱这种感受。对于或多或少的士兵而言，在某种程度上，所有的战斗都是灾难，而滑铁卢战役是一个很大的灾难。大约2平方英里（约5平方千米）的开阔乡村，这里没有水，没有树，几乎无人居住，早上还为站立的庄稼所覆盖，到了夜幕降临时，这里却躺着4万人和1万匹马，其中很多还活着，承受着可怕的痛苦。本来可以帮助他们减缓痛苦的法军已经逃之夭夭；很多普鲁士士兵在他们后面紧追不舍；那些剩下的英军士兵思考着发生的一切，闭上了他们的眼睛。他们知道，兵团在加入战斗时只有3位军医，此时已经失去了三分之一的人马，又没有带轮子的交通工具把重伤者送出去，因此，要想减轻他们的痛苦，实在无能为力。直到次日早上，他们才准备在条件不足的情况下尽力而为。

伤员

在四臂村受伤不太严重的士兵已经用第7龙骑兵团的马匹转移到布鲁塞尔，在公爵的命令之下，这个团已经被分离出来，承担救护的职责。那些承受不了马上颠簸的士兵最后被用马车接走。从次日清晨开始，滑铁卢的伤员由各自的兵团负责，轻伤者由兵团的军医治疗，伤势严重的被送到布鲁塞尔的医院。各个兵团处理不了的，再从当地募集人手，把伤员撤离。总的说来，英军伤员最早被撤离。有一些法军伤员也和英军一样被迅速撤离，但是直到所有的英军伤员被撤离完毕，依然有些法军伤员被留在战场上。有的在那里等了两天三夜，直到6月21日才被接走，而此时大部分伤势严重的已经因为休克和失血过多而亡。在找不到水的地方，甚至轻伤的人也会死于脱水。

有些伤员在战斗进行期间已经被撤离。第33轻步兵团的霍华德在家书中写道：“我们受到猛烈的攻击，几乎无法将受伤的军官送到后方，更不要说士兵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当时军事医学的实践和等级分化的情况。伤员被兵团乐队的成员送走，这些人不是战士，在战场上没有其他的职责；他们是臭名昭著的劫掠者。伤势不那么严重的士兵要自己走回去，严重的可能会用门板抬走，就像第15骠骑兵团的上校那样。骑马的军官自己骑回去，就像被火枪击中胸部的第23步兵团指挥埃利斯那样。他让方阵的后排让开道路，骑了过去，在翻越一道沟壑时从马上摔下来，被扶了起来，安置在一个小屋里，而小屋又着火了。“受不了这一连串的惊吓，他很快就死掉了。”

伤员或早或晚被送到医生那里，他们看到的伤势大同小异。有些病人仅仅是受到了惊吓。利克讲了这样一件事：“我们团一位小伙子被炮弹击中，摔倒在地，一动不动，面如死灰。我们认为他死定了。两三天后，当我看到他走进营地时，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原来炮弹仅仅把他的背包撞飞了。”让他失去知觉的是惊吓。但是利克也证实了炮弹的真正威力：“伍兹被一枚炮弹正好击中膝盖。他被转移到方阵的中间。我看到膝盖上方很快肿了起来，变得和身体一样粗。”利克本人的受伤很离奇，他前面的一名士兵被炸死，一片头盖骨击中了他的左手拇指，当时他的左手正扶在兵团的旗杆上。次日早上，这个拇指就“又黑又疼”。他还见证了另外一起离奇的伤害：两名士兵正在朝后方走，忽然被一枚炮弹击中，炮弹从他们中间通过，“他们被击中同一个部位，都在肩膀下方大约4英寸（约10厘米），受伤的胳膊只有一点皮肉和上部连接在一起，他们的另外一只手托着胳膊受伤的那只手”。还有不少是军刀和长矛造成的伤口，有的是刺刀伤口，而这些通常是在士兵已经受伤之后才遭到的伤害，因为没有证据可以表明在滑铁卢战役中两军发生过刺刀战（在其他任何战役中也都没有过）。受到军刀和长矛伤害的主要是骑兵，虽然并非所有的骑兵伤害都是尖利武器造成的。第13骠骑兵团22位军官所受的伤害可以证明这一点：其中两位是火枪子弹造成的致命伤；一位丧命于炮弹；一位被弹片击中大腿部；两位被火枪子弹伤到头部，其中一位的腹股沟被霰弹伤到，并且这枚霰弹还毁掉了他的表；一位被火枪子弹伤到胳膊，手也受伤了（原因不明），身体一侧受了刀伤（他并没有离开战场）；一位从马上摔下来并晕倒；一位被强弩之末的炮弹击中下巴；两位手上有刀伤，可能是在和敌人交手时受伤的。

在步兵团，大部分伤害是枪炮造成的。炮弹造成的伤害要严重很多，几名士兵的头被炸掉，阵线中的几名士兵非死即伤，一名骑兵和他的坐骑被炸死。一旦被炮弹击中，除非击中的是四肢，否则几乎必死无疑。在致命性方面，霰弹仅次于炮弹，但是未必能够致命。多尔蒂（Doherty）中尉“被一枚霰弹击中腹部，后来马上又被火枪子弹击中头部”，但是他幸存下来，因此得以1834年讲述这段经历。火枪子弹虽然重量最轻，却很容易致命。惠灵顿公爵的副官坎宁（Canning）“被火枪击中腹部中间位置，虽然他依然十分镇定，却疼得几乎说不出话来……士兵把背包放在他周围，让他保持坐着的姿势……没过几分钟他就死掉了”。因为火枪子弹的速度很慢，士兵可能会在没有被击倒的情况下身受重伤。于是就有了这样的说法，讲述者谈话或观察的对象身上突然出现了伤口。道森·凯利正在和哈克特将军说话时，后者“脸上受伤，子弹从他嘴里射了进去”。苏格兰灰骑兵团的汉密尔顿看到一名皇家轻龙骑兵“就在我看他的时候，脸颊突然裂开了，而我感到一枚子弹从我的唇边掠过”。

受到上述任何一种伤害都很可怕。让伤员的境遇更加可怜的是，除非他能够被快速撤离，一旦受伤，后面就会更容易再次受伤。在滑铁卢战役中，有很多伤害伤员的事件发生，其中很多是致命的，并且常常是有意为之。杰克逊是惠灵顿的一位参谋官，当天傍晚，在罗索姆（Rossomme）附近，他发现普鲁士士兵正在用刺刀杀死法军伤员。他救了一名英军轻龙骑兵的性命，“他们正在犹豫是否要下手……喊道：‘是英国人吗？’”法军枪骑兵的武器让他们可以很容易刺中躺在地上的人，他们一下又一下地刺向落马的联合旅幸存者。很多救回来的人身上多达十几处伤口，有一位被刺了18下，却活了下来。英军骑兵也对法军伤员下了手。皮克顿师的一位军官讲述了在最后的冲刺阶段他所看到的：“虽然士兵们变得自私而残忍……在回头看我们的骑兵造成的伤害时，我们依然感到很遗憾。由于胜利者的放纵，毫无防御能力的士兵被砍杀。一名可怜的法军士兵用手托着几乎被刀割下来脸颊，试图将其粘上去。他身上还有其他的伤，已经伤残。”

这些伤害很多是由马上的步兵或者马下的骑兵造成的，这让我们不由得思考不同兵种这一因素是否发挥了作用，即马背上的人是否会感到优越于、不同于地面上的人，因此对于任意杀害他们不会感到那么内疚。在滑铁卢战役中，很少有证据表明步兵会杀害毫无防御能力的步兵。步兵对骑兵的反感由来已久，广为人知，这部分上是因为骑兵常常被用来镇压步兵兵团的叛乱，可能也因为骑兵这种藐视弱势者的习惯。

在思考伤害伤残者的行为原因时，也会提出另外一个问题，即“残忍”这一概念是否能够适用于战斗过程中的行为。对此，答案是肯定的。虽然战斗会让人承受极大的压力，虽然很多军事程序强迫士兵去杀戮，如“装弹、发射”这样的程序，但无论是压力，还是战斗的情形，都不能完全消灭自由意志，也不能消灭这样一种认识：即使在敌人之间，也有共同的人性。迪金森（Dickson）下士坦率地描述了自己在联合旅冲刺期间的行为，虽然非常诚实，但是也很残忍：“接着我们到了大炮中间……那是怎样的屠杀呀！在我对法军发起攻击时，我能听到他们的咒骂声。在被我的刀击中时，他们从牙缝中发出长长的嘘声……随着我们的靠近，负责运输火炮的骑兵坐在他们的马上大声哭起来；他们还都是小男孩。”要想证明在战斗期间，士兵可以做得更好，可以表现出真正的、自愿的宽宏大度，可以读一下第18骠骑兵团指挥默里的事迹。在与上述情况极其类似的情况下，他命令手下不要伤害一些法军炮兵。还有第30步兵团的副官休斯（Hughes），他从士兵们的刺刀下把法军第6胸甲骑兵团一位落马的军官救了出来，为了保护他的安全，把他送到了方阵的中间。还有第14步兵团的一位中士，他的士兵正要对一名法军骑兵开火，这名骑兵刚刚折回来，借给一位落马的战友一个马镫。他喊道：“不！不要开火！让他走吧，他是一个高尚的人。”还有一名法军胸甲骑兵，当他发现近卫步兵的号手还是一个小男孩时，放下了已经举起来的军刀。还有另外一名胸甲骑兵，当英王德意志军团的一位少校向他示意自己右侧的袖筒空空如也时，以军刀致意并直接走开。滑铁卢战役的故事的确有很多这样的例子，碰巧穿上了不同军装的人之间发生中立的、正常的人际接触，如英军步兵在刚刚的攻击中受伤的法军士兵中间躲避，问他们怎么看战役的结局，如不同阵营的士兵互相做鬼脸，互使眼色。虽然战斗的局势让队伍有节奏地或聚或散，他们却能够互相将对方作为个人来看待。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既能有中立和慷慨的举动，也能有极其残忍的行为。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悖论，在滑铁卢战役的所有苦难中，有些比其他的更加能够引起我们的怜悯。

当白天的惊吓已经消退，战场上的景象开始深深地影响每一个幸存者。天亮之后，马匹所遭受的痛苦更加让人难受。在战斗期间当人的苦难还没有对士兵产生影响时，它们的苦难就已经让士兵们伤心了。阿尔伯马尔这样描述了第14步兵团的士兵：“看到一些受伤的马似乎在寻求他们方阵的庇护，他们非常激动。”马匹所受的伤和士兵们是一样的，但是它们大部分得不到任何救助，只有被杀掉，但这也要等到伤员被接走之后。6月19日这天让人沮丧，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在有些兵团，这天死掉的人数和前一天一样多，而凶手就是伤员在这一阶段的主要敌人：休克、腹膜炎、脱水和失血过多（很多是因为人为放血）。第32步兵团在战斗中已经损失了28人，在19日这天，又死了18人；在6月27日至7月28日之间，还有23人死去；后来又死了7人，其中最后一个死于1816年1月16日。其他的受害者死得还要晚；近卫步兵的一位军官在战斗中失去了下巴和舌头，两年后死于营养不良。

关于对伤员的护理，流传下来的详细事例很少（如果有的话）。查尔斯·贝尔（Charles Bell）爵士和其他的英国医生一起赶到了布鲁塞尔，在临时医院里忘我工作。他留下了一些了不起的水彩素描，对他不得不治疗的伤势进行了描绘。这方面最好的例子来自一位伤员，他就是来复枪团的乔治·西蒙斯中尉。正在他庆幸自己似乎枪不入的时候，背部中弹。他被抬到后方，医生把嵌入他右侧乳头下方的子弹取出来，然后为他放了1夸脱（约0.95升）的血。他忍着剧痛，骑着一匹备用马，被转移到布鲁塞尔，住在朋友的家中。在此后的三周里，他每天被放几次血，直到他让仆人杀死用来放血的水蛭。在此过程中，他曾连续多日高烧昏迷，醒来后又连续多日极其痛苦。最后到了7月14日这天，他的伤口破裂，流出大量的脓液，从此开始迅速康复。根据所描述的症状，现代医生对他的诊断是“伴有潮热的膈下脓肿”；他所接受的治疗几乎和今天的疗法完全背道而驰，他应该被输血，而不是被放血，此外还要服用抗生素，为下一步清理脓液的手术做好准备。贝尔医生从法军战俘的医院回去后写道：“第二个星期日（即6月25日），很多伤口还没有被包扎。”从他的经历来看，这似乎可能并没有那么不幸。

此时，军队都已经走远。在战役当天的傍晚，像麦克雷迪这样的年轻军官就好奇，这天的战斗是被简单地视为一次“行动”，还是被冠冕堂皇地称为一场“战役”？现在，他们可以安心了；那些本来以为在一两天之内还要再打一仗的士兵也可以安心了。6月18日这天的胜利显然是彻底的，战斗的领导者已经在谈论应该如何为这次胜利命名。维维安将军已经写信回去，表达了这样一种愿望，即每一名参战的英军士兵都应该授予一枚上面刻有圣让山的奖章。布吕歇尔提出用佳姻庄这个地名来命名这次战役很合适，而惠灵顿已经决定采用滑铁卢来命名，因为对于英国人来说，这个名字更加顺口。7月3日，第33轻步兵团的霍华德少尉在从巴黎写来的家书中宣告：“我过去常常表达要看一场大会战的愿望，我看到了，我心满意足了。”

[1] 根据上下文推理，这里的国王应该是指英国国王。——译者注

第4章
索姆河战役
（1916年7月1日）

The Somme, July 1st, 1916

战场

索姆：法国的一个省，由皮卡第大区的一部分组成；省会城市：亚眠（Amiens）；副省会城市：阿布维尔（Abbeville）、蒙蒂迪耶（Montdidier）、皮隆尼（Peronne）；4个行政区，41个县，835个市镇；上诉法院和主教教堂所在地位于亚眠；该省得名于流经此地的索姆河。

我们禁不住想要在这一定义后面加上“懒洋洋地”四个字。因为索姆河蜿蜒曲折，缓慢地从以泥炭为底的山谷中流过，河道里长满了水草，河岸上是山毛榉树林和光秃秃的白垩丘陵。罗马时期修建的漫长道路从亚眠向东北、东部和东南辐射。游客如果沿着这些道路旅行，会发现这里的乡村生活节奏也很缓慢。低矮的高原和山脊被索姆河支流[艾尔河（Aire）、昂克尔河（Ancre）、努瓦河（Noye）、阿夫尔河（Avre）、布切河（Buce）等]的低浅河谷分开，单调地一个挨着一个，没有树篱，也几乎没有树林。这里人口密集，精耕细作。努瓦河和索姆河中间的桑泰尔（Santerre）平原一马平川，是该省最具代表性的农作物甜菜的产地，这种作物看起来很普通，种起来很费力，却很高产。每到9月份，沾满泥土的甜菜被运到小型加工厂，桑泰尔平原的道路会变得泥泞难走（“当心！甜菜”），而加工厂高高的烟囱成为这里乡村的标志物。到了10月份，加工厂的主人会叫上邻居们到田里去打松鸡和野兔。傍晚，大家坐在一起享用当天的收获，有时多达百人。到了11月份，巨大的犁子被从农具棚里取出来，用拖拉机拖着在广阔的田野里缓慢行进。这里人们的生活节奏和索姆河一样缓慢，和这里的自然特征一样有规律。

在犁地的过程中，路边会出现一些小块的外来物体，锈迹斑斑，形状怪异，沾满泥土。如果仔细观察，会发现这些圆锥形或球形的物体不是农业的果实，而是战争的遗迹：迫击炮弹、榴弹炮弹、8英寸空投鱼雷、75毫米火炮、77毫米火炮、18磅火炮、210毫米火炮、重型炮弹、黑烟炮弹、飞砰弹。老兵可以用60年前的语言准确识别它们，如数家珍。对这些物体，他们既满怀敬意，也小心翼翼。到了犁地的季节结束时，法国军队会派来专门负责处理未爆弹的军官，把这些遗迹集中起来安全地引爆，但是偶尔也会有军官被炸死。即使在60年后，这些“哑弹”的引信依然有活性，里面的火药依然会爆炸。

在比利时伊瑟河（Yser）两岸和伊珀尔东部的新月形高地，在法国索姆河地区以南香槟的葡萄园和洛林的麦田里，也都有处理未爆弹的军官被炸死。但是，和其他地方相比，索姆河地区累积的未爆弹有两点不同：首先，这里堆积的未爆弹更多。索姆河并非西线战场受炮轰最严重的地方。就每平方码（约0.8平方米）所落炮弹的数量而言，第一名的头衔应该属于凡尔登。就炮击的持续时间而言，这一头衔应该属于埃纳河（Aisne）和贵妇小径（Chemin des Dames）周围的高地。就残酷性而言，这一头衔应该属于伊珀尔的突出部（Ypres Salient）。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在其他战场上重新露面的哑弹没有在索姆河地区这么多。凡尔登周围和阿尔贡（Argonne）地区也曾受到猛烈的炮火轰炸，但是这里的土地很少被耕作。孚日山（Vosges）的山坡在战争之前就为森林所覆盖，战争之后被重新栽上了树。香槟区在历史上就是法国军队的主要训练场地，这里的大片土地一直被用来进行炮兵演习。第一次世界大战时遗留下来的哑弹不过是增加了既有的危险，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在阿图瓦丘陵的斜坡上，先是法军，后来是英军和加拿大军队，都曾艰难地朝着维米（Vimy）和洛雷特圣母院（Notre Dame de Lorette）推进，现在这里已经重新成为牧场。在佛兰德斯，黏土吞噬了当年的废弃物，就像它也吞噬了当年的混凝土碉堡，兴登堡曾经企图利用这样的碉堡，把英国和比利时军队包围在伊珀尔突出部和充满积水的利斯河（Lys）和伊瑟河谷地。因此，只有在索姆河地区，由于其繁忙的农业和松散的轻质土壤，这些大进攻时期遗留下来的危险废弃物大量出现。

这些废弃物大部分是英国的，这是索姆河地区的未爆弹和其北部或南部的第二点不同。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其他任何一个战场都不同，索姆河战场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是英国的海外领土。当然，在战争期间伊珀尔几乎成为英国本土的一个角落，而今天依然如此，这里有英国的教堂、说英语的酒吧（“巴斯扎啤”）、给英联邦战争公墓（Commonwealth War Graves）园丁的子女开设的英语学校，以及众多的兵团纪念馆。但是这里一直是个很小的战场，即使在黑格（Haig）最痴迷于进攻时，也发现很难向这里塞进6个师的兵力发起进攻。此外，除了耐人寻味的精神上的胜利之外，英军在伊珀尔并没有赢得胜利。半个多世纪之后，这种精神依然把突出部战役的幸存者拉回来，默默地站在蒙宁门（Menin Gate）墓穴一样的拱门下，聆听傍晚的军人葬礼号典《最后一岗》（“Last Post”），或者是坐在壁垒公墓（Ramparts Cemetery）的柳树下，在这里，草丛已经覆盖了里尔门（Lille Gate）急救站的屋顶，从这里抬出去的尸体就埋葬在草皮下方。与其相比，索姆河战场提供了一个很长的攻击前线，20个师可以并排发起攻击。英军在这里遭受了巨大的痛苦，也在这里获得了胜利。在这条战线，在已经沦为废墟的弗莱尔村（Flers），1916年9月15日，英军的第一辆坦克加入了战斗。在两年后的亚眠战役中，他们组织了现代战争中第一次伟大的装甲突破。在1918年年初，在他们的一支军队遭到可怕的几乎是全面崩溃之后，他们已经在亚眠附近阻止了兴登堡“赢得战争”的最大攻势。正是这些战役和其间长期的驻守，让索姆河战场成为英军的战场，而不是法军、比利时军或美军的。美军最终会把一片荒芜、山林被毁坏、溪流被堵塞的阿尔贡作为“他们的”战场，而比利时军也把伊瑟河作为他们的战场，他们要在这里打一场近4年之久的半水上战争。在纽波特（Nieuport）和瑞士之间长达500英里（约805千米）的战线上，到处都洒有法军的鲜血。他们把西线上的几个地点看作他们的“荣誉之地”（champs d’honneur），其中当然包括他们自己的凡尔登，此外还有贵妇小径（为了方便女儿们欣赏埃纳河的风景，路易十五命人修建了这条小路，该山脊也由此得名）、香槟的塔胡利村（Tahure）和马西热手形山（Main de Massiges）、圣米耶勒突出部（St Mihiel salient）的勒埃帕尔热（Les Eparges，后来美军也曾在此发起攻势）、孚日山上的圣玛丽欧米讷（Sainte Marie aux Mines）和哈特曼斯维勒科普夫山（Hartmanns-willerkopf）。哈特曼斯维勒科普夫山又名维耶阿芒（le vieil Armand），1915年，法军的阿尔卑斯猎兵（Chasseurs alpins）和德军的山地猎兵（Jäger）曾在此大肆施展他们特殊的山地作战技能。莫尔翁（Mort-Homme）、304高地、纳维尔圣瓦斯特（Neuville St-Vaast）、索姆-皮伊（Somme-Puy）、玛尔梅松（Malmaison）、拉福磨坊（Moulin de Laffaux），正是对这些不受注意的角落的争夺，让这些地方比以前任何时候都真正成为“法国的”。同样，正是因为1916年和1918年发生在下面这些地方的战役：巴藏丹（Bazentin）、波济耶尔（Pozières）、莫瓦尔（Morval）、蒂耶普瓦勒（Thiepval）、特朗斯卢瓦（Transloy）和维莱布勒托讷（Villers Bretonneux），让索姆河地区成为“英国的”。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第一场战斗，即阿尔伯特之战，是这一战役的第一天，即1916年7月1日。

1916年，对于大部分英军来说，索姆河地区还是一片陌生的土地。1915年年中，刚刚成立的第3集团军已经占领了索姆河北部的一小块地区，这是协约国之间达成的协议的一部分，就是要减少法军防守的前线的长度，英国远征军的主力依然在佛兰德斯。随着队伍的扩大，其前线已经向南延伸，但也仅仅是过了利斯河到里尔东部荒凉的煤田。1915年，第3集团军打了一系列惨烈的小规模堑壕战，其中包括新沙佩勒（Neuve Chapelle）战役、欧贝岭（Aubers Ridge）战役、费斯蒂贝尔（Festubert）战役和纪梵希（Givenchy）战役。此外，还在洛斯（Loos）发起了一场大规模的攻势，但是遭遇失败。所有这些战役都极其惨烈，地形让物质条件非常糟糕。在伊珀尔和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之间，地表到处都是水，很多阵线必须用沙袋来构筑，而不是开挖战壕。几乎在每一处，仅有的制高点都被德军占领，例如在伊珀尔，是帕斯尚尔（Passchendaele）和梅西讷山山脊（Messines ridges）；在煤田里，是大部分的矿渣堆，在矿渣堆被破坏之后，是矿井的坑口塔。为了抢占更高、更干燥的阵地，英军在很多地方已经将战线推进到了几乎能够和德军对话的距离。在伊珀尔南部的斯班布鲁克莫伦（Spanbroekmolen），两军战壕之间只隔着一道“国际”铁丝网，在夜幕的掩护下，守卫的部队各自从自己的一边对铁丝网进行修补。这种近距离接触和不断的攻击，致使英军连续伤亡惨重，每天大约有300人阵亡。虽然如此，对于英国远征军来说，佛兰德斯已经成为某种意义上的家园。在战线后方，士兵们会相当频繁地定期离开战壕去“休息”，这里的村庄为他们提供了住处、啤酒、炸薯条和足球场。随着农民学会了投机倒把，军队和教堂也开办了餐厅，这里的啤酒更加便宜，酒精度也更高。当地人从来没有掌握烹茶的技巧，而这些餐厅的茶可以随时取用。再往后方，在佛兰德斯的小集镇上，如波佩林格（Poperinghe）、巴约勒（Bailleul）和贝蒂讷（Béthune），咖啡馆和餐馆生意很红火。年轻的军官会结队骑马过来，坐在舒服的椅子上，在精心布置的餐桌旁庆祝离开前线的时光。他们经常光临的其他一些小地方已经名声在外：有些俱乐部会有音乐会，有的来自英国国内，有的是队伍自己组织的；喝酒的好去处如波佩林格著名的“塔尔伯特之家”（Talbot House，按照军队的习惯，被简称为Toc H），在这里，所有的客人都卸下了自己的军衔；还有一些军官偷偷去过的世俗场所。因此，到了1915年年底，英国远征军已经对西佛兰德省（West Flanders）、诺尔省和加来海峡省非常熟悉。这里的道路网络已经深深印在士兵们的脑海里，包括每一处拐弯，每一个交叉口（已经被大大改进）。英军士兵给这里的很多地方都重新取了名字，不仅包括一些在英国国内已经广为人知的大一点的地方，如阿尔芒蒂耶尔被称为“阿门提尔斯”（Armenteers），伊珀尔被称为“维珀斯”（Wipers，意为“雨刷”），乌拉姆廷格村（Vlamertinghe）被称为“乌拉姆”（Vlam），埃塔普勒（Etaples）被称为“伊塔普斯”（Eetaps），还有很多仅仅具有局部战略意义的小地方，其中有些曾广为流传，如普卢赫斯泰尔特（Ploegsteert）树林被称为“普拉格斯崔特”（Plugstreet，意为“塞子大街”）树林，瓦显蒂（Wytschaete）被称为“怀特希特”（White-sheet，意为“白纸”），但是其中大部分成为一种暗语，如“有轨电车村”（Tram Car Cottage）、“巴特西农庄”（Battersea Farm）、“格兰科斯树林”（Glencorse Wood）、“乞丐休息地”（Beggar’s Rest）、“苹果别墅”（Apple Villa）、“白马地下室”（White Horse Cellars）、“堪萨斯十字架”（Kansas Cross）和“玩偶之家”（Doll’s House）。这些称呼是英国远征军在1914年10月和11月的重大历史时刻所使用的，到了次年的夏天，其起源已经大部分被忘却。到了1917年年底，它们所代表的地方本身也已经被毁灭，但是在矿渣堆中间，或者沿着溪谷，或者在已经消失的树林里，随着新的队伍接替以前的队伍，这些名称将口口相传。

因此，对于1916年3月南下到达索姆河地区的几个师来说，这里是一个让人怀疑的地方。对于新的第4集团军来说，从去年夏天就被第3集团军控制的那些小块地区看起来很熟悉：战壕得到了适当的维护，布局符合规定，前面是连接起来的带状铁丝网，有胸墙、背墙和横墙（traverse）。战壕每隔一段距离就有一个弯曲，这样即使攻击者占领了一段战壕，也无法长驱直入，顺着战壕直线射杀。在前线战壕后方200码（约183米）处，有一道战壕，距离辅助战壕后方400码（约366米）处，有一道备用战壕。这些战壕之间由通信战壕进行连接。如此安排妥当，第4集团军的各支队伍就可以组织轮班，以16天为一个循环，分别驻守在前线、作为后备或者休息。但是第3集团军的队伍有点不知所措，通过向两侧移动，他们从法军那里接过了一部分前线。所有的证据表明这些法军根本就不是在打堑壕战，至少不像英国远征军那样理解堑壕战的规则。战壕的胸墙上已经长满了花草，第4牛津郡和白金汉郡轻步兵团第1营从法军手里接过了一段“玛格丽特战壕”（Marguerite Trench），很多地方都没有真正连接起来，而是作为独立的“阵地”，战壕壁上有一些小的刮痕，横墙的角落有些由柳条编成的遮盖物，至少对于小队守军来说，很容易占据，但是不方便突袭或坚守。

实际上，法军此前并没有在索姆河地区打堑壕战。对他们来说，这部分战线是“不活跃的”，只要用尽可能少的步兵在前线防守即可。如果德军胆敢发起攻击，可以利用大量兵力和75毫米口径的大炮将其击退，然而对面的俄军并没有找他们的麻烦。因为德军的最高指挥部也满足于保持索姆河地区的安静，将其留给预备部队，只要他们能够对前线有所改进，如开挖战壕，布置铁丝网，不要让法军越过无人区，就可以轻松度日。因此，有些队伍从1914年9月开始驻守于此，但除了在英法联军攻打佛兰德斯或香槟偶尔派出的小分队之外，几乎没有任何伤亡。

作战方案

所有这些即将发生变化。从1915年12月开始，法军和英军已经计划在西线发动一场大攻势，他们选择的地点“横跨索姆河”。这并非西线的第一场攻势。实际上，S形的西线本身就是一系列攻势的结果。其中最早的一次是法军对洛林的进攻，这次进攻确定了S形的下半部分，沿着孚日山脉和默尔特河（River Meurthe）。第二次是德军根据已逝的战略大师施里芬的计划所发动的攻势，这次攻势以凡尔登为枢纽，将S形的中心点置于埃纳河上，虽然有一周马恩河曾作为其中心。第三次是法军和德军之间被称为“奔向海洋的赛跑”的运动战，主要沿着法国东北部平行的铁路干线展开，横跨了瓦兹省（Oise）、索姆省、加来海峡省和诺尔省，最终将S形的上半部分置于伊瑟河上。10月和11月，在西部所剩下的唯一开放的前线，法军、英军、比利时军和德军都迫切希望能够快速获胜。从此，他们要想一决胜负，就只有在战壕更远的一侧，然而战壕穿越的大部分地形不适宜发生决战。在伊珀尔北部，作战双方都为洪水所困；在凡尔登南部，附近都是河流、森林或山脉，即使能够发起进攻，也会很快就受到阻挡。在瓦兹河和埃纳河之间的中心位置，陡峭的河谷同样很难突破。其他的不利地形还有伊珀尔南部的利斯河河谷和凡尔登西部的阿尔贡森林。减去这些地段之后，合适的攻击前线已经非常狭窄，但是对于德军来说，这没有多大关系。他们已经充分意识到“赢得战争的”施里芬计划的失败，因此满足于在西线的防御姿态，而与此同时，他们正在取得对俄军的胜利。然而，对于法军来说，这事关重大，因为其民族荣誉和很多国民财富都掌握在德军手中。对于英军来说，也很重要，因为随着队伍的扩大，他们需要一个战场能够施展其力量，并表现出对共同事业的投入。

无论怎样进行理智的战略思考，只有三个地方的地形和铁路的方向有利于英法联军的进攻，分别是索姆河地区、阿图瓦和香槟。1915年，他们把兵力集中在了后面两个地区，这里地势高，是干燥的白垩土，有利于行军，并且有纵深的后方，如果能够突破战壕，就可以快速向前推进。然而，让法军最高指挥部选中这些战场的，与其说是这里的地形，不如说是它们之间的关系。在1914年的决定性战役中，霞飞（Joffre）将军曾上当受骗，他对此记忆犹新，因此坚持将西部前线视为“战区”，而不是实事求是地将其视为防御阵地，将其中部视为“主要突出部”。凡尔登和伊珀尔之间的前线大致成半圆形，组成了整个S形的上半部分，这就是一个突出部，其最北端位于阿图瓦，最南端位于香槟。在1915年的情况下，对于主要突出部的攻击被认为是正确的战略，对付突出部的传统方法，即同时从两端发起进攻，被认为是可行的。然而，实际情况很快就会表明这是一种错觉，这方面的原因有很多，有些从1915年春法军发动的攻势就可以看出，这次攻势被称为第二次阿图瓦战役，并没能攻占维米岭（Vimy Ridge）。在11月份的战役中，更多的原因马上就会得到更充分的暴露，这是一次真正意义上的联合攻势，法军对香槟发起攻击，英法联军并肩对阿图瓦发动攻击。这一次法军依然没能占据维米的阵地，而英军本来希望能够为骑兵突破创造条件，仅仅攻占了洛斯村。在香槟的塔胡利村和马西热手形山的斜坡上，法军的主要攻势以鲜血和悲剧告终，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在军旗和军乐队之后发起攻势。

因此，1916年，英法联军需要制订一个新的进攻方案。此外，霞飞将军还认为联军需要一条新的前线。这部分上是因为他日益认识到一个受到过攻击的前线会在此过程中“变厚”，旧战壕和新战壕会像伤疤一样纵横交错，要想在同一地点再次发起攻势，胜算越来越小。但是，更主要的原因是他希望让英军在1916年参与一场主要攻势。他怀疑英军不愿意参与，这对英军是不公平的。他认为他们对于攻击地点的选择可能会无助于他的“大战略”，这会产生重大的结果。黑格因为1914年后期对伊珀尔的防御而名声大震。1915年12月，他刚一成为英国远征军的总指挥，马上就让参谋制订下一次英军大规模进攻的方案，地点依然在伊珀尔。选择英法军队阵地交界处的索姆河前线作为1916年联合行动的中心，霞飞将军至少要确保这些行动的共同目标是在法国的土地上、在他的指挥下击败德军，即使就像他私下所接受的那样，是消耗战，而不是依然被英军寄予厚望的突破战。

消耗战是一种两方可以玩的游戏。很长时间以来，无论是英军还是法军，都已经想当然地认为德军在西线采取的是防御的姿态。因此，到了1916年2月中旬，当德军在位于西线北半部的凡尔登出人意料地发起主要攻势时，这无论在军事上还是在心理上几乎都是一个很大的打击。从一开始法军就正确地意识到其目标是迫使他们要么屈辱后退，要么忍受长期的屠杀。法军选择了后者，但是从攻势爆发那天起，他们和英军的探讨失去了其学术性，几乎是思辨性的节奏，而是变得越来越迫切，随着法军在凡尔登伤亡人数的增加，最后变成了绝望。到了3月底，距离攻势开始仅仅6周的时间，而法军已经伤亡了9万人。5月，霞飞到黑格的指挥部拜访，据估计，到这月月底，伤亡人数会上升到20万人。黑格承认需要早日发动索姆河攻势，他提议在7月1日至8月15日之间发动攻势。听到后面一个日期，已经十分焦虑的霞飞脱口说出这样一句话：如果不在此之前采取行动，“法军将不复存在”。于是，两位将军当场敲定了7月1日。英军十来个师在索姆河北部发动进攻，法军以20个师的兵力在索姆河以南响应。

准备工作

黑格的参谋们马上开始确定最后的细节。在这一年的整个上半年，他们一直都在索姆河前线的后方从事基础设施的建设，如道路、铁路支线、营地、医院、抽水站、补给站和停车场。在工业时代，没有这些基础设施，就无法从容地发起进攻。这方面的努力最重要的结果是大量炮弹的积累，多达296万发。与此相比，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大约有2万发炮弹。因此，攻击计划中最重要的因素是火炮轰炸，被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对德军前线为期一周的轰炸，集中轰炸有驻军防守的战壕，但是也会轰炸通向这些战壕的路线，以达到“阻断”德军的效果。第二个阶段是“弹幕”。这个词的英文原文是“barrage”，丰富的历史含义已经掩盖了其本来的意义。在1916年，对于英国人来说，这还是一个新词语，是从法国人那里借来的。在法语里，这个词既可以指收费高速公路的拦车杆，也可以指拦河坝（这个意义经过另一途径进入了英语），其字面意义就是“阻止行动”，而这正是弹幕所要实现的效果。弹幕是指由爆炸的炮弹所形成的一道屏障，通常出现在步兵冲锋之前，其目的是阻止敌人步兵从其躲避位置移动到防御位置，让他们无法及时对抗进攻者的冲锋。按照严格的炮兵理论，如果弹幕被“打开”的时间恰到好处，可以让它所保护的步兵队伍安全抵达敌人阵地，敌人步兵的火力不会对他们造成一兵一卒的伤亡。

对于弹幕所能提供的保护，理论上唯一的局限就是火炮的射程，也就是说，在距离炮轴线大约6 000码（约5 486米）之外的位置，例如在距离前线战壕5 000码（约4 572米）处，步兵就不能指望炮火能够到达他们想要穿越的地方。在实践中，“有效”射程被认为要比这短很多。从滑铁卢战役开始，“有效”一词的意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当时的意思是“对敌人产生影响”，在远距离的情况下，炮火是做不到这一点的，因为它会很快失去其杀伤速度和准确性。到了1916年，更好的技术将速度和准确性提高了10倍，爆裂火药让炮弹即使在射程最远处也依然能够致命。在此情况下，“有效”火力意味着“能够看得到的”火力，即落在观察官视野之内的火力，他可以和炮位进行交流，纠正火炮的偏差。他要紧紧跟在发起冲锋的步兵后面，还要能够确保和炮位之间的电话线的完整，这一点要难以保证得多。因此，限制火力有效性的是他能否精确看到炮弹的降落。如果我们假设他的有效视野为1 000码（约914米），距离前排步兵的距离也是1 000码，就可以知道弹幕的“有效”范围距离前排战壕大约4 000码（约3 658米）。

这几乎正是7月1日这天每支步兵编队冲锋的最远距离，并不让人意外，因为“目标”就是这样计算出来的。在有些师的前线，如果距离德军的前线阵地更近，最终的目标距离英军前线也会更近。然而，在不到一半的前线，目标落在德军的第二道防线。当然，这一位置也是德军计算的结果，其方式和英军在计划攻击时对火炮射程的计算是一样的。因此，英军步兵所要发起的攻势即使完全成功，德军最后依然基本上掌握着第二道完全独立的防御工事体系，攻击不会对其产生任何影响。要想攻占这一体系，就要把所有轰炸要用到的辎重向前移动，另择时间再次发动攻击。这种可能并没有让他们气馁，从参谋部给军官、军官给士兵的作战命令中可以看出部分原因：在行动开始之前，对敌人防御工事和人员的真正破坏就已经由炮兵来完成；敌人的铁丝网已经被夷平，炮位已经被轰炸得一片寂静，战壕的守军已经躲到他们的地下掩体之中，步兵的主要任务仅仅是前进到军官在地图上标注出来的目标那里，根据前方弹幕移动的速度调节自己的速度；最后，一旦到达，要想百分之百的安全，他们只需要进入德军的备用战壕。如果当时已经有人发明了“炮兵征服，步兵占领”这一口号，可能每个人都会将其挂在嘴边。会是这样吗？关于英军的乐观精神，更好的解释是这是一支轻信的军队，他们相信了参谋部的保证，公平地说，参谋们自己也是这样认为的。他们相信自己的武器优于德军，他们相信军官的忠诚和英勇，他们这样想并没有错，然而他们最相信的还是他们自己。

军队

1916年的英国远征军是战场上最了不起、最让人敬佩的队伍之一，通过即将对索姆河发起攻击的第3和第4集团军，我们可以对其组成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在13个发动攻击的师中，有4个是常备军，也就是说全部或大部分由长期服役的志愿兵组成。从第4师可以看出其构成情况。这个师12个营的作战步兵全部是老兵，其中2个营来自爱尔兰，1个营来自苏格兰，5个营来自英格兰中部或北部地区，2个营来自英格兰西部，1个营来自英格兰东部，1个营来自伦敦。虽然从1914年8月的蒙斯（Mons）战役开始，这个师一直处于作战状态，其中很多经验丰富的军官和军士依然幸存下来第7师和第8师中的常备军比例没有这么高，每个师都有一个战时临时征募的“基奇纳”旅，但是在士气上完全像是常备军。第29师也是如此，其中包括两支临时征募的队伍，即所谓的公立学校营（Public Schools Battalion）和纽芬兰团（Newfoundland Regiment），但是其他的队伍皆由最顽强的老兵组成，他们曾在1914年8月被派往国外执行驻守任务。有三个基奇纳师也包括常备军，分别是第21师、第30师和第32师，每个旅有一个常备军组成的营。剩下的步兵全部是基奇纳兵或新军（New Army），如第18师、第31师、第34师和第36师。在这143个营中，有97个注定要发起进攻，是什么让他们如此值得关注呢？首先，他们由志愿兵组成。常备军组成的队伍也是通过自愿应募形成的，但是在大部分情况下，战前的平民之所以会加入七年现役、五年预备役，就是迫于贫苦。威廉·罗伯森（William Robertson）出身行伍，后来成为陆军元帅，他的母亲在听到他入伍的消息时说了一句话：“我宁愿将你埋掉也不愿意看到你穿军装。”由此可见一个体面的维多利亚工人阶级家庭是怎样看待儿子参军这件事的。其他几乎任何职业都被认为比参军要好，因为当兵意味着流放，意味着要和下流之人为伍，意味着酗酒或者其危险，意味着这辈子不可能结婚。总之，当兵意味着要远离绅士之风，远离一切积极的影响，而对于维多利亚时期的穷人来说，这些十分重要。在回顾1914年秋不列颠群岛男性人口参军的极大热情时，我们必须把这一背景考虑进来。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这就为军队提供了近200万志愿兵。为了方便管理，这些志愿兵以10万为单位，被分成很多批。在最早的10万志愿兵中，很多是失业者，例如在1914年夏，建筑行业出现了严重的衰退，因此，有些人是迫于无奈才参军的，还有的可能是以国家危难为借口，来掩盖个人的困境，为打破禁忌寻找借口。但是，从一开始就有很多人放弃了报酬丰厚的稳定工作而参军。报名入伍的人数如此之多，让军队有点应接不暇，甚至无法为他们全部提供军装、武器和训练。匆忙上任的陆军大臣基奇纳本来只要征募10万人，以扩充常备军的兵力。到了1915年春，他发现自己已经有了6批“10万人”，他从中组建了5支“新军”，每支由6个师组成。最初的两批“10万人”各提供6个师，互相对应，代表了英国的区域划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和这种区域划分相照应：第9和第15师被称为苏格兰师，第10师和第16师被称为爱尔兰师，第11师和第17师是北部师，第12师和第18师是东部师，第13师和第19师是西部师，第14师和第20师是轻步兵师（由来自伦敦和南部其他地方的来复枪团和轻步兵团组成）。但是，陆军部所设定的这种脆弱结构很快就被征兵潮的巨大威力冲垮。此外，人口统计学的事实也对他们的方案不利，因为不列颠群岛的人口并不能按照6个区域进行整齐划分。人力的主要储备库在北部和中部的城市以及伦敦。到了第三批、第四批和后来的“10万人”时这种情况开始凸显出来。这几批入伍的士兵自己确定队伍的番号，有时自己选择军官，并且几乎总是自己选择战友。正是这些人组成了“伙伴营”（Pals’Battalions）。

这些伙伴营的故事也许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感人的了，这是一场自发的、真正’受欢迎的民众运动，在现代英语世界绝无仅有，在当时的时间和地点之外，可能也绝无仅有。这是一个强烈的、几乎有点神秘的爱国主义时代，一个帝国工人阶级不善表达的精英主义时代；这是一个有着丰富多样、生机勃勃的城市生活的地方，人们对于工作场所、工厂、工会、教堂、慈善组织、互助俱乐部、童子军、少年大队（Boys’Brigades）、主日学校、板球俱乐部、足球俱乐部、橄榄球俱乐部、九柱游戏俱乐部、联谊会、市政厅和各种行会有很强的归属感。这样的机构成百上千，爱德华时代的英国人从这种归属感中获得安全感和认同感。这种关系网络影响着英国男性的情感反应，征兵委员会很快就对其加以操纵，但可能并没有意识到其威力。这些自我任命的征兵者多为中年人，对战争满怀热情。其中最早的是德比伯爵（Earl of Derby），作为商业化的东北部地区的领袖，他于1914年8月召集利物浦办公室里的年轻人，要为新军征募一个团的兵力。他承诺说基奇纳已经向他保证，“一起参军的将一起服役”。在第一次征兵集会上就凑够了一个营的人数，蜂拥而来的应征者又组成另外两个营。白星（White Star）航运公司的职员组成了一个排，丘纳德（Cunard）航运公司的职员组成另外一个排。棉花交易所、银行、保险公司和货栈都各自形成了小分队。就这样，从8月28日（周五）到9月3日（周二）之间，已经募集了由4个步兵营组成的整整一个旅的兵力，共计4 000名年轻人。他们分别自称为第1、第2、第3和第4利物浦营；后来陆军部给了他们更加正式的番号，分别是国王（利物浦）兵团第17、第18、第19和第20营，就这样将他们纳入和平时期军队传统的兵团结构之内，将他们定名为第30师第89旅。但是，他们将继续自认为是利物浦伙伴营。

伙伴营的概念马上唤起了比利物浦更小的社团的想象力，这些社团不如利物浦那么自信，商业化程度也没有利物浦那么高。阿克林顿（Accrington）是东兰开夏郡的一个产棉小镇，格里姆斯比（Grimsby）是北海的一个渔港，这两地也很快产生了自己的伙伴营。威尔士度假胜地兰迪德诺（Llandudno）和布莱奈·费斯蒂尼奥格（Blaenaw Festiniog）产生了另外一个伙伴营。伦敦的贫民区肖尔迪奇（Shoreditch）、伊斯灵顿（Islington）、西汉姆（West Ham）和伯蒙德西（Bermondsey）也产生了属于他们的伙伴营。炮兵旅的士兵来自坎伯维尔（Camberwell）、维尔塞德（Wearside）、伯恩利（Burnley）、李格林（Lee Green）、莱萨姆圣安纳斯（Lytham St Anne’s）。皇家工兵野战连来自托特纳姆（Tottenham）、剑桥、巴恩斯利（Barnsley）和里彭（Ripon）。有些队伍的番号中带有这样的字眼：东北铁路、第一足球、教堂小伙（Church Lads）、第一公共工程、帝国、工艺美术、迪恩森林先锋（Forest of Dean Pioneers）、银行业者、大英帝国联盟（British Empire League）和矿工等。1914年，矿工的人数为120万，约占就业总人口的6%，并且他们的工作地点几乎全部集中在英格兰中部、南威尔士、东北部和低地苏格兰，来自这些地方的新兵人数和最终组成的队伍都很多，与这些地方的面积很不成比例。很多人身材矮小，起初他们无法满足军队的身高要求，但是他们在其他方面都很强健，于是就组成了一个专门的“矮脚鸡”连队，身高要求降低到了5英尺（约1.52米）和5英尺3英寸（约1.60米）之间。看到这些身穿军装的侏儒接受训练的场景，那些仇恨德国人的记者感慨万千，而这些新兵中很多除了身材矮小之外，和矿工毫无共同之处，事实表明他们并非当兵的材料。但是，这些只是例外。虽然当时的宣传正确地称其为“公民士兵”，在体质、服从、士气和牺牲精神方面，基奇纳军的士兵是非常卓越的。可以与他们相提并论的，只有白人领地提供的志愿兵和德军的“暂编军”（Ersatz Corps）。后者由德国的大学生和中学生组成，他们没有接受训练就走上战场。在1914年10月和11月的伊珀尔战役“对无辜者的大屠杀”（Kindermord）中，他们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如果基奇纳军的士兵把握了其意义，“对无辜者的大屠杀”应该给他们敲响了可怕的警钟，因为在1914年，暂编军虽然在人数上超过了英国远征军，但是被经验丰富的英军卓越的军事技术打败。在组建之时以及其后的好几个月里，基奇纳营对军事技术一窍不通。实际上，他们甚至称不上是营，因为营是指不可以再削减的军事组织，而其中有些“营”的军事存在开始于一个乡间的火车站台，1 000名志愿者从火车上鱼贯而出，在他们面前有一位军官，被指定为他们的指挥。除了最早的两批“10万人”，超过3名军官和军士的营很少，并且他们也常常是名不见经传的人物，例如从英属印度陆军退役的老兵、民兵上校和领伤残津贴者。偶尔选择的是更加有前途的军官（虽然“选择”肯定是很有限的，因为需要让每一位能干的军官留在法国），有些更加明智的临时指挥官会让士兵们以小组的形式离开几分钟，选出他们自己的下级领导者，或者呼吁那些有管理经验的人试着担任领导。虽然基奇纳军的氛围是平等主义的，这种呼吁通常能够产生一些人选，而他们的权威常常也会为大家所接受，并最终得以确认。

但是，虽然这种方式可以产生军士，却无法解决新军军官不足的问题。除非想要担任军官者能够证明自己适合任职，陆军部是不愿意颁发委任状的。虽然陆军部将裁定的权力下放给了当地的征兵者，他们判断什么是“适合”的标准是一样的：军官必须是绅士。但是就像人力的分布并不和英军的兵团组织相一致，这个国家的社会地理和人文地理也并不一致。1914年的英国和70年前一样，有截然不同的“两个民族”。[1]在整个工业化的北部、英格兰中部、南威尔士和低地苏格兰，人口稠密，生产率很高，几乎完全没有专业人才，因此没有军官阶层。有必要的资格证书的年轻人主要集中在南部、西部和五六个大城市，如通常要求拥有军官训练队颁发的A级或B级证书，而在实践中，在有军官训练队的公立学校或好一点的文法学校所接受的教育也可以。[2]因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两年，这是英国历史上最奇怪的社会冲突之一，从其长远的政治影响来看，也是最重要的冲突之一。这几乎总是陌生人的相遇，有时几乎是异邦人的相遇。约翰·马斯特斯（John Masters）描绘了他在20世纪30年代加入英属印度陆军第4廓尔喀步枪队（4th Gurkha Rifle）时的情景，精彩地呈现了一个排的士兵和他们的新军官之间在初次见面时的互不理解，这种不理解虽然是愉快的，但也是绝对的。1914年冬天的基奇纳军队里也发生了与此十分类似的情形，一边是来自西部教区或南部沿海、出身良好的年轻人，一边是40位达勒姆郡的矿工、约克郡的锅炉工、克莱德赛德（Clydeside）的铆工，双方发现几乎无法理解对方在说什么。他们之间的交流之所以成为可能，仅仅是因为一方很想去教导和鼓励并得到接受，而另外一方很想学习和得到领导。在这一互相发现并共同发现军队生活的过程中，很多业余军官对弱势群体产生了感情和关切，而这最终促成了中产阶级对穷人态度的转变，这是20世纪英国最重大的社会趋势。[3]从他们的军官所表现出来的袍泽之谊中，基奇纳军的很多士兵看到了一种真诚，而正是这种真诚让上述的转变可以忍受。但是，这种感情得以传递的方式是多么奇怪啊！西格夫里·萨松（Siegfried Sassoon）提到在行军之后，他给士兵检查双脚，他们两腿交叉，蹲在地上，脸上表现出完全的信任和托付，而这改变了他自己的人生。

在常备军的各种仪式之中，基奇纳军的军官最早接触的就是检查溃疡的脚。这部分上是因为这和他们在日常生活中所知道的有很大不同，因此他们的上级相信这是下级军官应该做的事情，在当时非机械化战争的情况下，事实的确如此，因为战术上的机动性取决于行军时的耐力，而如果对水疱不管不问，整个队伍会丧失行动能力。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在组建之后的前几个月，行军几乎是基奇纳军唯一可以尽情的训练形式。在好几个月的时间里，步枪甚至军装都出现短缺，因此伙伴营既不能学会当兵的技巧，也不能模仿他们的外表。成千上万名没有上过战场的志愿兵身穿平民花呢服装，此后不久穿上了邮递员的哔叽服装，1915年，这种服装出现了奇怪的过剩。只有通过无休无止的军训和编队行军，他们才能提醒路边的旁观者，有时甚至是他们自己，他们在为国献身。很多个师直到1915年秋在奔赴法国之前的几周里，才弄到足够步枪发给每一名士兵。炮兵装备的管理要更加复杂，配备得更加缓慢。在1916年7月1日要发起进攻的队伍中，至少有3个师在训练相当不足的情况下来到西线。第30师、第32师和第34师（都属于第四批“10万人”，按照当时的说法，是K4）是在1914年12月才组建的，被分配的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很少，并且直到1915年秋才得到合适的武器，却在1915年11月和1916年1月之间全部被送到海外。等待这些身穿军服的无辜者的将是悲剧，而这种悲剧因为他们的来源地比较集中而变得更加惨痛。他们都是伙伴或好朋友，都来自同一个密切的关系网络，来自同一个小城市的街巷或紧密排列的一排排矿工小屋，这虽然可以缓解他们的离乡之痛，但是随着和敌人真正遭遇的到来，给他们的家乡带来的将是令人心碎的灾难。第30师的情况已经很严重，有3个利物浦旅和曼彻斯特旅。对于第34师来说，威胁更加严重，其中不仅有所谓的泰恩塞德（Tyneside）爱尔兰旅和泰恩塞德苏格兰旅，8 000名年轻人都来自泰恩河畔的纽卡斯尔（Newcastle）或者其周围，还有一个先锋营，即第18诺森伯兰燧发枪团（18th Northumberland Fusiliers），是由纽卡斯尔和盖茨海德（Gateshead）商会从这个城市的店员中征募的：一支由吉普斯（Kipps）和波利先生（Mr Pollys）[4]这样的小人物组成的部队，这让伙伴营的概念更加感人。

还有一个师的组成没有提到，即第36师，由此可能有人会料到其悲剧性的命运。在所有的基奇纳部队中，他们之间的关系最为密切，因为其步兵全部来自阿尔斯特，这个师的番号就是第36阿尔斯特师。但是，其存在本身就证明了这个地区的新教徒极其好战，军事传统悠久。虽然阿尔斯特的9个郡有一半人是天主教徒，但是在第36师中并没有天主教徒。实际上，其前身阿尔斯特志愿军（Ulster Volunteer Force）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很久就已经组建，作为新教徒反对爱尔兰自治运动的武器。1914年秋，其领导者给英国政府提供了最强壮的士兵，这让英国议会如释重负，因为除了国外的战争之外，王国似乎还受到爱尔兰内战的威胁。

在索姆河发动攻击的队伍中，还有几支队伍在1914年之前就奠定了基础，其历史要远早于阿尔斯特志愿军。这些就是本土防卫军（Territorial Force）的几个师，其中包括第46中部北方师（46th North Midland）、第48中部南方师（48th South Midland）、第49西区师（49th West Riding）、第56伦敦师。这些队伍的存在让人想起此前在维多利亚时代中期对业余从军的狂热，引发这种狂热的是路易·拿破仑的海军威胁所带来的恐慌，而支撑这一狂热的是一种简单的资产阶级对军装的热爱和对军衔的显摆。这些志愿军（阿尔斯特志愿军已经窃取了这个情绪化的番号）最终被接受，成为维多利亚社会结构一个有点滑稽的特征。为体面的阶层接受的是这种志愿军，而不是常备军，因为前者追求的是军人之善，却不需要从事军人之恶，这之所以有点滑稽，是因为他们的抱负通常难以充分实现。虽然如此，有些本土防卫军（尤其是伦敦的）后来变得非常精良，有很多受过良好教育并且热爱运动的年轻人加入其中。在柯南·道尔（Conan Doyle）笔下，夏洛克·福尔摩斯（Sherlock Holmes）这样描绘他案件中的一位证券经纪人的职员，说他“是更好的伦敦志愿军队伍中的代表人物”，这里说的可能就是伦敦来复枪旅或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Queen Victoria’s Rifle）。1916年，这两支队伍都是第56师的一部分，参与了对戈默库尔（Gommecourt）的攻击。1908年重组之后，就连更加粗糙的志愿军队伍也达到了和常备军一样的训练标准。实际上，此时经过改头换面，志愿军的名号换成了本土防卫军，他们已经失去了原有的番号，挂靠到一系列常备军兵团。结果，例如第46（中部北方）师的各个营在点名时听起来就像常备军的一部分，其中包括：南斯塔福德郡团的第5和第6营，北斯塔福德郡团的第5和第6营，林肯郡团的第4和第5营，莱斯特郡团第4和第5营，舍伍德森林团（诺丁汉郡和德比郡团）的第5、第6、第7和第8营。但是，从个人的角度而言，这些团都分别代表了中部各个城镇在和平时期的业余时间志愿参军的努力，无论是农业城镇，还是工业城镇，其中包括：沃尔索尔（Walsall）、伍尔夫汉普顿（Wolverhampton）、伯顿（Burton）、汉利（Hanley）、莱塞特、拉夫堡（Loughborough）、林肯、格里姆斯比、纽瓦克（Newark）、诺丁汉、德比和切斯特菲尔德。实际上他们的老乡关系更加密切，其中很多连队就来自郊区或周围的某个城镇。在这些地方，训练厅和不信奉国教者的小教堂一样，也是社会结构的一部分，并且也几乎同样严肃。有些派的士兵全部来自一个村庄。这个师的炮兵、工兵和辅助人员的构成也是如此。炮兵连来自林肯郡波士顿区的集镇劳斯（Louth）、特伦特河河畔的斯托克[Stoke-on-Trent，作家阿诺德·本涅特（Arnold Bennett）小说的背景]、伯明翰比较沉闷的郊区之一西布罗姆维奇（West Bromwich），以及利克（1910年，温斯顿·丘吉尔并没有像工会传说的那样派兵镇压这里的矿工）。其野战工兵连来自斯梅西克（Smethwick），也位于伯明翰索然寡味的郊区，以及坎诺克（Canhock），一个四周为煤矿所包围的乡间小镇，位于蔡斯（Chase）美丽乡村的边缘。

这些本土防卫军比基奇纳军更加分散，更加传统，但是也是他们各自来源地在军事上的代表。但是，到了1916年，原来的本土防卫军部队伤亡惨重，因为，由常备军组成的英国远征军在1914年的几场战役中遭受重创之后，防守阵地的是于1915年初到达法国的本土防卫军，直到基奇纳军到达。到了1916年春，常备军队伍已经损失惨重。以第2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为例，在来到法国的18个月后，仅剩下250名士兵，相当于每周损失约10名士兵，当然有时会多一点，有时会少一点。这个团盛产诗人，西格夫里·萨松和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都出自这个团。本土防卫军虽然出战的时间没有那么长，但是总损失与其相类似，因为他们实力更弱，不得不把士兵分到“第二线”作为军官，组建新的队伍。因此，在那些被指定在7月1日发动攻击的队伍中，无论在哪一个级别，没有一个有超过四分之一的士兵有和平时期从军的经历。有些常备军队伍把他们的预备役军人和特殊预备役军人拉了进来，因此可以做到基本上都是长期服役的士兵。但是，在剩下的队伍中，就集体的军事经验而言，在最先入伍者和最后入伍者之间，并没有多大区别。

战术

对于这种经验上的不足，陆军总司令部和第4集团军指挥部都很清楚。因此，参谋部为步兵制订的作战方案非常简单。第4集团军在前线的11个师中有6个师此前没有参加过战斗，他们要在炮火准备停止之后离开战壕，跟在弹幕后面，在长达15英里（约24千米）的前线上，前进1.5英里（约2.4千米）。在前线的中心位置，不需要前进这么远就可以占据德军的第二道防御工事。在北部前线，要想到达德军的第二道工事，则需要前进2英里（约3.2千米）。在南部前线，德军的第二道工事被认为过于靠后，一天时间无法占领，目标是向其靠近。在南部前线的英军旁边是法军的一支队伍，由于要不断派人去参加凡尔登战役，到了7月1日这天还剩下13个师。这支队伍要在猛烈的炮火后面对索姆河两岸发动攻击。在两年多艰苦卓绝的战斗过程中，法军已经完善了其小部队作战的战术，这种战术强调小组突击，小组之间互相掩护，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种战术将变得司空见惯。对于这种对传统的“开火与移动”（fire and movement）战术的改进，英军是知道的，但是参谋部认为过于复杂，基奇纳军难以掌握。这种判断很可能是正确的，但是他们所指定的战术顺序过于简单：各个师对长约1英里的战线发起攻击，通常是两个旅“向前”，一个旅作为后备。对于战场上的士兵来说，这意味着两个由千人组成的营组成一个旅，作为先锋，离开战壕，利用梯子爬上胸墙，形成四排，每排一个连的兵力，左右士兵之间保持两三码（约1.8至3.7米）的距离，每排之间的距离在50码至100码（约46米至91米）之间，然后以这种队形向德军的铁丝网前进。此时铁丝网应该已经被炸倒在地，或者至少被炸开了很大的缺口，经过铁丝网之后，他们跳进德军的战壕，将反抗者射死、炸死或刺死，将其占领。接着，后备兵力会冲上前来，以类似的方法占领德军的第二道防线。

整个过程要缓慢而谨慎，因为士兵们背着重达60磅（约27公斤）的装备，因为参谋部不能保障战斗期间食物和火药的供应。在此情况之下，胜败似乎的确取决于炮兵能够给步兵提供什么样的支援，无论是在冲锋之前，还是在冲锋的过程中。

炮火轰炸

和步兵的战术方案一样，炮兵的火力方案也很简单。炮兵现在有种类繁多的武器，使用的是不同种类的弹药，其中野战炮重量最轻，品种也最丰富，由18磅炮（约8公斤）和4.5英寸（约114毫米）榴弹炮组成，发射的是小弹片或高爆炸药或（更为少见）毒气弹，其射程约为6 000码（约5 486米）；中型火炮包括60磅（约27公斤）炮和4.7英寸（约119毫米）或6英寸（约152毫米）口径的大炮，发射的是高爆弹，其射程可以达到10 000码（约9 144米）；以及各种重型榴弹炮，其口径多样，有6英寸、8英寸（约203毫米）、9.2英寸（约234毫米）、12英寸（约305毫米）和15英寸（约127毫米），炮弹的重量从100磅到1 400磅（约45公斤到635公斤）不等，高角度发射的射程在5 000码至11 000码（约4 572米至10 058米）之间。此外，步兵旅还有属于自己的“迫击炮”，简单的滑膛炮管可以发射直径为2英寸（约51毫米）、3英寸（约76毫米）或4英寸（约102毫米）的炮弹，弹道非常陡峭，能够以不同的抛物线飞过无人区。

射程、炮弹的重量和弹道决定了这些武器的不同用途。迫击炮射程最短，发射的炮弹没有任何穿透力，被用来打击附近的地面目标，即破坏敌人的战壕和铁丝网。实际上，炮兵最根本的任务就是切断铁丝网，因为如果在发动攻击那天早上德军的铁丝网依然完好无损，步兵冲锋将止步于无人区的另一边。铁丝网很厚，因此野战炮兵的18磅炮几乎全部被用来破坏铁丝网，但是由于当时使用的是榴霰弹，并且引信很迟缓，往往会被浪费在铁丝网下方的地面上，而不会对铁丝网造成破坏。然而，也有一些18磅炮被用来“反炮兵”，也就是对敌人炮兵可能的位置进行轰炸，这样他们就无法在英军的胸墙和无人区形成弹幕，而步兵也就无须再冒险穿越弹幕。为数不多的毒气弹被留到最后一刻，主要被用来反抗敌人的炮火，因为英军炮兵知道对于德军炮兵来说，戴着防毒面具操作大炮是多么困难。

榴弹炮和重型炮的任务是造成物资破坏，包括通信战壕、引道、铁路支线，以及有助于人员和供应转移到被攻击战壕的任何事物，但最重要的是战略要点和机枪发射点。这些是不同的种类。有几个地方的工事很坚固，尤其是德军前线穿过以前村庄的地方，比在开阔的田野里要坚固很多。虽然德军沿着整个前线每隔一段距离都挖掘了30英尺（约9米）深的地下掩体，可以避免受到任何形式的炮弹直接轰炸，因此即使在英军的持续轰炸之后，战壕里的守军依然可以活命，但是这些田野里的阵地不能像有人居住过的地方那样迷惑攻击者，除非额外付出大量的劳动。在有些地方，例如蒂耶普瓦勒和波济耶尔这两个被破坏的村庄之间莱比锡突出部（Leipzig Salient），零星的局部攻击和反攻形成了迷宫一样的战壕，就像难以通行的废墟。在其他地方，如施瓦本堡垒（Schwaben Redoubt），德军在这里费了很大的功夫，建立了一个人工要塞。但是，在德军的阵线上，村庄是最重要的保护墙。在这些战略要地，德军防御方案中最重要的因素就是机枪的火力。在长达6天的“准备”时间里，英军重型火炮轰炸的目的是要破坏德军的发射点，或者是将德军掩埋在其藏身的地下掩体里。

富勒少将是这场战争所产生的理论的“愤激派”（enrages）之一，他将机枪描述为“步兵浓缩的精华”，他这样的说法是想让读者理解这样一点：机枪的发明让一人的火力相当于以前的40人。考虑到一名优秀的步枪兵每分钟只能发射15次，而机枪手却能每分钟发射600次，他的这一说法还是很准确的。但是，一支机枪队并不能简单地相当于这么多步兵的浓缩，富勒无疑也会承认这一点。无论多么训练有素，多么装备精良，多么意志坚决，多么斗志昂扬，步兵的杀伤力总是不稳定的。除非统一指挥，他们会糟糕地自行选择射击目标；会自行开火或停火；遇到敌人的回击，他们会放弃目标；会被身边受伤的战友所干扰；会屈服于恐惧或兴奋；他们的射击会偏离目标。正是为了克服这些影响和倾向，同时也是为了避免密集阵列里发生意外伤害的危险，17世纪和18世纪的军队才花很大力气改进方阵、线列或纵队的齐射。其结果就是，和19世纪后期布尔战争时相比，19世纪早期滑铁卢战役中的步兵可能要更加危险。这是因为虽然前者的武器更加先进，射程更远，但是这些技术上的优势肯定会被士兵的分散所抵消，而这种分散正是武器的改进本身所禁止的，因为分散意味着缺乏控制，而这会导致射不准。因此，当马克沁（Maxim）最早让机枪成为可用的战争武器时，人们惊呆了。因为它似乎让指挥官能够一声令下，就可以同时造成多处伤害。当然，机枪的出现绝不仅仅是返回到以前，因为机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是一部机器，一部相当先进的机器，它在有些方面类似于一台高精度机床，在其他的方面类似于一台自动印刷机。和机床一样，它需要设定，这样才能在期望的、预定的范围内工作。马克沁机枪就是如此，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所有军队使用的都是这种机枪，可以调适枪管相对于固定的射击平台的角度，拧紧或放松其方向螺丝。和自动印刷机一样，只要简单的触发，它就开始不断地执行其功能，只需要很少的注意力。它会自动提供动力，只需要持续不断地供应原材料和一点常规的维护，它就能够在整个工作时间高效运转。总之，最好将机枪手看作一种照看机器的人，其主要任务就是：为机枪喂弹，而这是可以在机枪火力全开时进行的；为水冷套筒加水；在射击平台设定的范围之内左右来回移动机枪。方向的调整是通过在英军中常说的“两英寸敲打”来实现的；经过不断的练习，机枪手学会了用手掌敲打后膛的一侧，在方向螺丝的阻力之下，其力量正好将枪口移动两英寸（约5厘米）。先是在一侧连续多次“两英寸敲打”，直到停止，然后是另外一侧，这样就可以在空中形成浓密的子弹流，每个直立走过机枪手阵地前方的人都会被击中，当然，前提是枪手把机枪设定在低位发射，并且地面上没有掩护。因此，机枪的出现与其说对杀戮行为进行了管理（这是17世纪的训练所做的），不如说使其变得机械化或者工业化。

正是由于机枪这种自动而残忍的致命性，在6月25日至30日重型火炮轰炸中，机枪所在的位置肯定是主要打击目标。对于英军步兵来说很不幸的是，和机枪相比1916年重型榴弹炮的技术还远不能将其潜力发挥出来。除了功能上的效率之外，机枪的理想特征还包括便于携带、便于隐藏和结构紧凑。第一点马克沁机枪基本上做到了，后面两点它做得很好。重型榴弹炮的理想特征是高度精准和强大的冲击力。无论是6英寸和8英寸榴弹炮，还是9.2英寸榴弹炮都没能做到（更大口径的榴弹炮太少，影响不大）。炮弹的瞄准误差至少有25码（约23米），其爆炸力根本不足以摧毁很深的地下掩体，英军称这些掩体为“采矿”掩体，因为它们是用采矿技术在地表之下30英尺（约9米）处开挖出来的。在英军炮火轰炸时，机枪手携带武器，藏身其中。这样一来，英军就无法对准德军战略要点的核心，最多只能指望倒塌战壕的泥土堵住掩体的入口，将德军困在地下。但是，要想击中入口，除非碰运气，还需要比皇家飞行团所提供的更加清晰的航拍照片，或者以很大的伤亡代价冲进无人区，确定掩体入口的准确位置。

因此，如果我们把7月1日进攻前的准备工作视为不同技术之间的竞争，英军炮火的外在威力和德军机枪的潜在威力之间的竞争，就会很清楚地意识到这种竞争对于英军来说是不公平的。虽然他们在表面上对德军造成了可怕的破坏，却没能扭转这种不利形势。轰炸是从6月24日开始的，本来要持续5天，但是由于发起攻击的时间被推迟，轰炸也被延长到了7天。在此期间，约发射了150万发炮弹，其中6月24日有13.8万发，6月3日有37.5万发。其中绝大多数是18磅榴霰弹，约有100万发；6英寸榴弹炮约8万发，8英寸和9.2英寸榴弹炮各5万发。这些都是惊人的数字，为了发射这些炮弹，炮兵们不得不长时间埋头苦干，不仅白天全天，晚上也要工作很长的时间，扛炮弹或者重新调整笨重的武器（8英寸的榴弹炮重达13吨）。对于受到炮轰的那一方来说，噪声、冲击波和破坏性的影响都让人难以忍受。起初，躲在对面战壕里的德军认为炮轰预示着攻击即将开始，在地下掩体中时刻处于准备作战状态。后来，随着炮轰时起时歇地持续着，他们意识到等待自己的是一场漫长的煎熬，只能耐着性子尽最大努力去忍受。

在6月25日这天，英军的火力更加激烈，前一天十分之九的炮火都是榴霰弹或小口径的炮弹（榴霰弹之所以被漠视，是因为其杀伤性的弹片并不能对防御工事造成影响），现在似乎大部分都是重炮。炮弹冲入德军的战壕，地动山摇，掩体摇摇欲坠。很多地方的战壕出现塌陷，将其完全埋住。泥土落入地下掩体，很多掩体的入口全部被堵住（当然，这些入口并不面对炮火的方向）。到了傍晚，德军的部分前线已经面目全非，地面千疮百孔。

接着，英军开始将毒气和炮轰结合起来，利用原始的投射方法，借助风向，让毒气飘过无人区。

[6月26日]凌晨时分，阵阵氯气飘到了[弗里库尔（Fricourt）附近的]德军阵地。由于氯气比空气要重，填满了地上的每一个缝隙。浓烟像生物一样沿着地下掩体的台阶爬下去，将里面充满毒气，直到其作用被中和……这天下午，英军前线开始使用重型迫击炮发射空投鱼雷。它们从高空垂直落下，这些怪物深深地钻入地下，然后才爆炸[几乎可以肯定，这里提到的并非迫击炮弹，而是超重型榴弹炮的炮弹，对于德军来说，幸好这种炮弹并不多]。几吨重的泥土和大块的白垩岩被抛到空中，地面上形成一个个弹坑，有的深达12英尺（约4米），直径达15英尺（约4.6米）。只有十分坚固的地下掩体才能承受得住这样的冲击力……在此之前，德军一直无动于衷地顽强忍受着地狱般的炮轰，这时他们开始感到害怕。他们坐在那里，每一根神经都紧绷着，听着魔鬼般的噪声，等着下一个鱼雷砰的一声钻入地面，然后毁灭性地爆炸。[1914年8月，420毫米克虏伯攻城炮击中目标的声音与此相类似，让列日要塞内的守军几近疯狂。]即使在最深的地下掩体里，蜡烛和乙炔灯也被震波熄灭。掩体像惊涛骇浪中的船一样摇摆，黑暗中充满了浓烟和毒气……6月27日和28日也是类似的持续性的破坏……炮轰依然在继续，似乎毫无章法，一会儿是疯狂的猛烈轰炸，一会儿是某个炮兵连精心安排的重型火力，一会儿是迫击炮弹和空投鱼雷或者是毒气弹，一会儿是狂风暴雨的突然轰炸，偶尔也会有彻底的宁静。

6月30日是对前面6天的重复，德军前线的防御工事已经面目全非……[但是]虽然表面看起来毁坏严重，一团混乱，那些地下掩体里的守军却并未受损伤，大多数经受住了煎熬。连续7天7夜，在地下20多英尺、臭烘烘的掩体里，他们坐在长木凳或钢丝床上。由于无休无止的噪声，加上始终要处于警惕状态，他们睡眠很少。此外，他们还要始终提心吊胆，因为随时都有可能被活生生地埋在掩体之内，不可能逃出去。他们很少能够吃到热饭，不得不靠[应急干粮]充饥。

无论怎样，他们还活着。

但是，到了[ 7月1日] 6点半，整个前线都突然遭到了轰炸，其强度是前所未有的。起初，蒂耶普瓦勒和博蒙特（Beaumont）附近的中间部分最为猛烈，但是很快就蔓延到从昂克尔河北部至索姆河南部的整条战线。在后面的一个小时里，泥土、石块、烟雾和碎片不断升到空中……在不绝于耳的轰鸣声中，唯一能够辨识出来的噪声就是最重的炮弹发出的巨大爆炸声，而中间定期的短暂间隔赋予其某种节奏感。此时，前线的战壕系统已经被破坏，除了很少的例外，将其与后方连接起来的电话线也已经被破坏，虽然这些线路被埋在地下6英尺（约1.8米）。透过伸出掩体的长潜望镜，可以看到英军胸墙上方士兵们的钢盔……掩体里的德军每人腰带上都挂满了手榴弹，他们手里端着步枪，只等着炮轰从前面的战壕转移到后面的防御工事。在英军步兵到达掩体的入口之前，一定要以最快的速度从掩体中出来，这一点至关重要。

战斗即将开始。第一个行动很关键，那就是“奔向胸墙的赛跑”，对于英军来说，就是要从自己前面的战壕跑到无人区的另外一边，对于德军来说，就是要沿着地下掩体的台阶，从底部爬到顶部。谁先到达德军的胸墙，谁就可以活下来。这场赛跑中的失败者将会死掉，要么是在战壕里被炸死，要么是在战壕前方的地面上被射杀。英军的一切努力都是为了能够让德军在这场赛跑中失败，实际上是要让他们没有赛跑者参加竞赛。但是，就像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在那天发动进攻的时刻，德军战壕里的守军大部分还活着。英军炮兵付出那么多的努力，为什么却收效甚微呢？

如果将英军炮轰过程中的有效因素分离出来，就基本上可以揭晓这一问题的答案。这里所说的有效因素就是投掷到德军占领区域的炸药。提供给英军炮兵的弹药重量约为2.1万吨，发射火药（发射时负责将炮弹推进炮筒里的火药）没有算在其中。大约5万名炮兵（几乎相当于滑铁卢战役中惠灵顿公爵的全部兵力）花了7天时间，才将这些炮弹装进火炮，投向敌人，或者更精确地说，是投向英国步兵要攻击的、长2.5万码（约2.3万米）宽2 000码（约1 829米）的区域。大致说来，这相当于每2 500平方码（约2 090平方米）的地方受到了1吨炮弹的轰炸，或者如果用炮弹的数量来计算的话，共有150万发炮弹，相当于每1 000平方码（约836平方米）受到了30发炮弹的轰炸。但是，大约有100万发炮弹是由18磅野战炮发射的榴霰弹，而这些对于土方工事的破坏很小，因为这些炮弹里面仅仅是轻型钢珠，对于铁丝网的破坏只是稍微大一点，虽然大量发射这种炮弹的原因就是据说它们有这方面的能力。实际上，之所以用18磅野战炮发射榴霰弹，是因为英国的弹药工厂还不能大量生产高爆弹，虽然从总司令部的军官到普通的炮兵，英国远征军几乎每一个人都已经意识到只有高爆炸药才能对战壕里的敌人造成严重的伤害。

因此，除了榴霰弹之外，我们还剩下榴弹炮和重型炮发射的炮弹，大约有50万发炮弹，总量为1.2万吨。重量最轻、使用最多的是4.5英寸野战炮的炮弹，其重量为35磅（约16公斤）；最重的是15英寸榴弹炮的炮弹，重达1 400磅（约635公斤），但是这种炮弹的供应有严格的限制，因为战场上只有6门这样的巨型大炮。虽然如此，在轰炸过程中，这重达1 000吨的1 500发炮弹所发挥的作用还是很大的，如果我们还记得在滑铁卢战役中，拿破仑一共只有大约100吨的炮弹，就更是如此了。但是，对1815年和1916年的炮兵进行比较并没有多大意义，因为拿破仑的炮手任务很简单，那就是近距离对密集的、静止的人群发射实心炮弹，在此情况下，每一次击中都是致命的。与其相比，黑格的炮兵看不到他们的目标，即使击中也无法确定其火力是否致命。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炮弹里面炸药的比例很低。以15英寸榴弹炮的炮弹为例，重达1 400磅的炮弹中只有200磅（约90公斤）的炸药（阿马图炸药，TNT和硝酸铵的混合物）；而4.5英寸榴弹炮的35磅炮弹中只有4磅10盎司（约2.1公斤）的炸药。炮弹总重量和里面炸药的重量之间之所以如此不成比例，原因有两个：首先，炮弹在发射时会受到很大的压力，如果不想让它在炮筒里爆炸并造成灾难性的后果，其外壳就必须要足够坚硬，而这也就意味着外壳会很重。其次，炮弹设计者希望在炮弹爆炸时，能够产生大量致命的金属碎片。因此，大部分炮弹的设计都是在受到撞击后爆炸，它们的爆炸会造成泥土飞溅，浓烟滚滚，而这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的主要特征。

正是这些泥土和烟雾泄露了秘密。在落在德占区的1.2万吨炮弹中，只有大约900吨是高爆炸药，并且这些炸药很大一部分都被浪费在空中。当然，其表层材料可以在视觉上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爆炸产生的金属碎片可以在听觉上让人心惊胆战，但是对于德军战壕守军的藏身之所来说，其向下的冲击力显得微不足道。每10平方码（约8.4平方米）只受到1磅高爆炸药的轰炸，或者说每平方英里（约2.6平方千米）约有30吨高爆炸药。28年之后，在几分钟而不是几天的时间里，盟军向诺曼底的德军每平方英里的阵地上投掷了大约800吨炸弹，其中大部分是高爆炸药，因为自由降落的炸弹不会受到太大的压力，其外壳可以做到最薄、最轻。今天，北约的战术准则会将索姆河阵地作为几个小型核弹头适合的目标，因为在这1平方英里的阵地上，每个核弹头的威力相当于几千吨TNT炸药。即便如此，如果能够挖好掩体，依然有守军会幸存下来。例如，1944年7月的古德伍德行动（Operations Goodwood）和眼镜蛇行动（Operations Cobra）的空中轰炸阶段，很多德军士兵躲藏起来逃过一劫，他们拿起武器对从轰炸的烟尘中出现的英美坦克纵队发起射击。

因此，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索姆河战役中大轰炸虽然充满喧嚣和躁动，却并没有完成其既定的任务。和一个月前在日德兰（Jutland）海战中在德军战舰的装甲上爆炸的炮弹一样，英军大炮向德军战壕所发射的炮弹用错了地方，并且常常质量低劣。此外，英国海军的炮兵能够看到目标，知道如何击中目标，而野战炮兵和驻守炮兵中很多并非职业军人，很大程度上要靠猜测来确定德军的机枪兵藏身的位置，并且常常无法让炮弹落到所期望的位置。因此，虽然火力方案非常精密，但是索姆河前线的每一位观察者都会提到这样一点，即索姆河战场上的弹坑毫无章法，有时落在德军战壕里和铁丝网上，有时从其上方飞了过去，有时则没有到达。

最后的准备工作

幸好，步兵在很大程度上并没有意识到炮轰不尽如人意的结果虽然在过去的一周中，无论是白天全天，还是晚上的很多时间，爆炸声不绝于耳。很多士兵表现出恐惧。第18师的历史学家写道：“这是第18师的第一场战役，严肃的氛围影响了每一个人。”第1巴恩斯利伙伴营（第13约克和兰卡斯特团）的二等兵吉尔伯特·霍尔（Gilbert Hall）感到很不舒服，炮轰让他头疼。第11皇家燧发枪团的机枪军官E. C. T. 米内特（Minet）上尉“在行动开始之前，浑身出汗，但我想这是因为兴奋”。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的二等兵弗兰克·霍金斯（Frank Hawkings）发现，从6月29日开始，“那种悬念非常折磨人，每个人都很不安”。但是，每一位参与战斗者很早就已经接到通知，这是战争的一个新发展，是复杂的准备工作的一个功能，是工业时代的战斗所需要的。这让士兵有机会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适应恐惧。大部分已经给家里写了信，写了遗嘱，和伙伴们握手道别。很多人已经做过了礼拜。在这个虔诚的时代，英国人也是一个虔诚的民族，英国远征军的每个营都有与其教派相应的牧师。他们提前一两天就已经在前线后方主持礼拜仪式。第16伦敦团的约翰·恩格尔（John Engall）少尉在家书中写道：“在我人生中最重要的那天之前……昨天，我和几十位明天要参战的战友举行了圣餐仪式，我还从来没有参加过如此感人的仪式。我将身体交付给上帝，我将念着他的名字走上战场，满怀信心，对上帝满怀信任。”和伦敦师的很多其他下级军官一样，恩格尔在戈默库尔村外阵亡。他的虔诚是很显然的，对于惠灵顿公爵的军官而言，这种虔诚会很不协调，但是对他来说很自然，就像惠灵顿公爵的军官身上那种流行的冷漠一样自然。但是他们未必会对这种虔诚感到吃惊，但是对于几十名普通士兵参加英国国教圣餐仪式的行为，他们肯定会感到吃惊的。惠灵顿的普通士兵很不虔诚，这让他们比1914年即使是最久经沙场的老兵还要顽强。

在行动开始前的最后几个小时里，大部分步兵都在忙于精心安排的活动，这也有助于缓解他们的恐惧。即将发起攻击的队伍要从其营房所在的村庄行军到战壕，先是沿着道路，在最后一英里则要沿着通信战壕。一路之上，他们的装备越来越重。起初是200磅（约91公斤）的弹药和两天的口粮，后来他们要先后背上新沙袋（用来加固阵地）、铁丝网杆子（为了同样的目的）、手榴弹、铁锹、信号弹，有时还有鸽笼。在前线战壕的电线没有到达的地方，信号弹和信鸽可以帮助军官和后方沟通。所有这些都需要很多时间，此外，在战壕里前进并非畅通无阻，而是要躲避从前线撤下来的队伍。当他们到达后，士兵们会高兴地一起挤在毯子或大衣下面，在战壕里就地睡觉。

大部分很早就醒来了，会发现白色的晨雾中正在下着小雨。在有些地方，直到早上6点25分例行的轰炸开始之后雾气还没有散尽。在对前线进行空中巡逻时，切特温德-斯特普尔顿（Chetwyn-Stapleton）中尉看到“低云缭绕”，在其上方，“可以看到下方猛烈轰炸所形成的涟漪，看起来像一片大雾组成的湖泊，有成千上万块石头被扔到里面”。但是，在更加宽广的前线上方，雾很快就散了，取而代之的是灿烂的阳光和万里无云的蓝天。从英军前线升起几缕青烟，士兵们正在偷偷做早饭。士兵们曾接到命令，只能吃后方送来的食物。在组织得最好的队伍里，食物来得很及时，还是热乎乎的。第9皇家爱尔兰来复枪团（阿尔斯特志愿军的西贝尔法斯特营）的指挥克洛泽（Crozier）中校表扬了他的厨师，因为他不仅为士兵们准备了熏肉薄片、油炸面包、果酱和茶，还把冷茶和柠檬汁混在一起，让士兵们装在瓶子里，在穿越无人区时喝。给军官们送来了热水，用来刮胡子。他们很注意自己的着装，军官的军装和士兵的差异还是很明显的，除非在他们所在的队伍，军官穿普通士兵的哔叽服装不会被认为不妥。杰克上校是第2苏格兰步兵团一个连的指挥，他专门戴上自己的银马刺，他的勤务兵正在为他做“最后的修饰”。佩剑的军官很少（虽然临时的军官在获得任命时依然会买一把剑），但是每一位军官都会携带一根手杖，在爱尔兰兵团里，是光滑的黑李手杖，上面套着一个银环，在其他的兵团里，是有弯曲把手的马六甲白藤手杖或梣木手杖，就像海边的香烟贩子所卖的那一种。有的什么也不带，甚至连手枪也没有，认为军官的职责就是领导，而不是杀戮，并且他们还认为炮火轰炸已经让杀戮变得不再必要。

在6点半和7点半之间，轰炸的噪声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因为各个口径的各种武器都把最后的炮弹投掷到德军前线的战壕里。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的霍金斯正在观看一只云雀从对面的戈默库尔飞上天空，他发现，此前火炮还是间歇性发射，现在突然发起齐射，响声震耳欲聋。在距离前线更近的18磅炮和4.7英寸炮尖厉而持续不断的呼啸声中，勉强可以听见后方重型炮沉闷的轰隆声。在士兵们冲向敌人阵地的路上，头顶上是持续不断的炮弹的隆隆声和呼啸声，一个接一个地爆炸让本来就很吵闹的战场更加嘈杂。15英寸和9.2英寸榴弹炮落在戈默库尔树林里，树木被连根拔起，飞到空中，最终整个树林一片火海。整个地区似乎都被滚滚浓烟所遮盖，但是由于我们的方案部分上是建立一个烟幕，我们开始投掷烟幕弹。

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发动进攻时英军和德军的位置）

在这种炮轰的压力之下，德军蜷缩在地下掩体里不见踪迹，他们在等着弹幕停下来之后马上从掩体的出口爬上来。而与此同时，第1萨默塞特轻步兵团的士兵坐在他们对面战壕的胸墙上，看着爆炸的景象，一片欢声笑语。其他兵团的士兵也已经爬出战壕，几乎每一个人最后收到的都是少量的烈性朗姆酒，即海军朗姆酒，酒精度极高。在第11萨福克团，有两名士兵把不喝酒的战友的那一份也给喝掉了，结果喝得酩酊大醉，再也爬不起来。J. F. C. 富勒询问舍伍德森林团为什么会乱成一团，被告知第一拨队伍全部都喝醉了。他认为这一说法是夸大其词，这几乎是可以肯定的，但是由于他知道“在战斗之前，有不少士兵故意不吃东西，因为担心吃饱之后肚子中弹”，并且发现“由于某种错误”，第一拨士兵把本来要分给第二拨士兵的那一份也给喝掉了，他得出这样的结论：“前线的很多士兵可能在发起行动之前很早就喝醉了。”在发起行动之前，在其指挥官的命令之下，第8师、第36师、第46师、第56师和第32师的一部分士兵走出战壕，卧倒在无人区。对于他们来说，少量的烈性朗姆酒一定起到了很大的抚慰作用，无论其最终效果如何。

当军官们调好时间的表上显示7点半的时候，他们吹响了尖厉的口哨声，对这些士兵来说，这是一个信号，他们要站起来，开始前进，而对于战壕里的士兵来说，这也是一个信号，他们要用梯子爬上来，翻过胸墙，进入无人区。但是，在四个地方——马梅斯（Marnetz，第7师前线）、弗里库尔（第21师）、拉布瓦塞勒（La Boiselle，第34师）、博蒙特-哈梅尔（Beaumont-Hamel，第29师）——这个信号意味着要引爆埋在德军战壕下方并填满炸药的8枚巨大的地雷。

战斗

自1815年以来，虽然西方军队的武器和战争本身都变得更加复杂，但是在很多方面，索姆河战役比滑铁卢战役更加简单，当然这并不是说指挥官和参谋们在管理方面的压力，而是说不同兵种之间地面遭遇的范围和本质。在滑铁卢战役中，我们看到了7种不同类型的遭遇战，即炮兵分别对炮兵、步兵和骑兵，骑兵分别对骑兵和步兵，步兵对步兵，以及一对一的搏斗。在索姆河战役中，其中几种不可能发生或者没有发生。例如骑兵已经退出战场，虽然这让几乎每一名士兵都深感遗憾。说起他们的坐骑，即使是步兵军官也会温情脉脉。步兵部队里负责运输的临时性工作深受士兵们欢迎，通过照料马匹，他们似乎为其温柔的情感找到了一个释放渠道，而在战友中间，这种情感是无法表现出来的。黑格把3个骑兵师送到了索姆河前线，但是在7月1日那天，或者是1916年的任何一天，并不指望他们发挥任何作用，实际上他们也没有发挥任何作用。一对一的搏斗也已经不再可能，因为在子弹乱飞的战场上，即使敌对的士兵偶然相遇，他们也不能采取一对一搏斗的形式，或者是冒着被击中的危险来交手。在堑壕战（不算“敌死我活”的刺刀拼杀）中，最接近于一对一搏斗的可能就是“炸掉横墙”的游戏，其最突出的特征也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典型特征，即看不到敌人。因此在索姆河战场上，只有三种可能的遭遇战，即炮兵对炮兵，炮兵对步兵，步兵对步兵。如果我们把机枪单独算作一个范畴，就还会有步兵对机枪手和炮兵对机枪手，我们已经看到炮兵在攻击步兵、机枪手和其他炮兵时所取得的成功或失败。在进攻之前的炮火轰炸过程中，德军很多炮兵连的大炮被摧毁，炮兵被炸死，但是在英军发起进攻时，他们依然有足够的炮兵对英军前排战壕发起破坏性的轰炸。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的一个连挤进了他们的集合战壕，在早上7点左右突然遭到一阵炮火，在短短几分钟的时间里，致使40人非死即伤。当德军得到英军已经离开战壕的信号时，他们马上在无人区立起一道弹幕。除了这几种类型之外，在英军离开战壕发起冲锋之后，双方步兵的遭遇如何呢？

步兵对机枪手

几个幸存者讲述了攻击最初时刻的情形。在7军对德军第4集团军北翼发动的牵制性进攻中，第56伦敦师重要的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要穿越大约500码（约460米）的无人区；皇家工兵连发射烟幕弹，为其冲锋提供掩护。7点之后过了一段时间，德军“开始用机枪扫射我们的胸墙，但是就在行动开始那一刻（对于这个师来说，是7点25分），我们立起梯子，爬出战壕。炮弹在四周爆炸，透过前方萦绕的烟雾，我们可以看到敌人的前排战壕，以及从中出来的灰色的身影……我们以长长的一排向前移动，经过遍地的弹坑、铁丝网和各种残骸，在我们后面还有几拨士兵出现”。在向第4集团军前线的中部前进时，第36阿尔斯特师第9皇家恩尼斯基林燧发枪团是在最前面的一拨。他们的指挥官里卡多（Ricardo）

站在两个主要出口之间的胸墙上，祝他们好运……他们立即行动起来，没有忙乱，没有到处乱跑，没有大声喊叫，一切都稳扎稳打，和这些士兵本人的风格一样[他们是来自泰隆郡的农民]。在我通过扩音器大声祝他们好运时，时不时会有小伙子对我挥手致意。他们都很开心，大部分都背着装备。想一想，肩上扛着一大卷带刺铁丝网冒着猛烈的炮火前进！

第1巴恩斯利伙伴营（第31师第13约克和兰卡斯特团）的吉尔伯特·霍尔描述了第二轮攻击的情景，其讲述也适用于第一轮。他听到军官吹响了口哨，“C连翻过胸墙，开始前进，前面是长长的一个草坡，坡度并不大，通向前方600码（约550米）处一连串低矮的山脊。德军战壕清晰可见，三道防御工事，都有用沙袋构成的胸墙。地面的坡度让德军可以前后同时对前进的英军步兵发起射击。敌人阵线前方是厚厚的铁丝网，并没有被切断，只有几个狭窄的缺口”。在行动开始时，和前线其他位置的6万名步兵一样，巴恩斯利伙伴营朝着铁丝网进发。有些队伍的士兵可以直立行走，武器扛在肩上，或者握在手中，就像他们所期望的那样。有些队伍的士兵很快就弯下腰来，就像在迎着疾风暴雨行走。他们装上了刺刀，让步枪保持水平。钱多斯（Chandos）勋爵写下了他所注意到的情况：“根据我的经验，在迎着猛烈的炮火前进时，队伍会无意识地采用这种蜷缩的姿势。”

大部分士兵刚离开战壕几秒钟就遭遇了猛烈的炮火。第10西约克团（10th West Yorks）对昂克尔河谷里荒废的弗里库尔村发起进攻。在开阔的地面上，它的两个后续连队受到德军机枪手的射击。第一拨英军已经从他们头顶上过去，这些机枪手这才从地下掩体里爬了出来。两支队伍“被动挨打，几乎全军覆没”。其旁边是第34师第15和第16皇家苏格兰团（15th and 16th Royal Scots），这两个是爱丁堡伙伴营，其中包括很大比例的曼彻斯特人。他们侧翼受到来自拉布瓦塞勒废墟的射击，在几分钟的时间里，伤亡了几百名士兵，但是幸存者继续向前推进，进入了德军的防线。他们旁边的10林肯郡团和第11萨福克团（格里姆斯比伙伴营和剑桥营）侧翼遭到了同样的火力。引用官方的历史记录，那些推进到了德军战壕里的士兵，有的“在到达德军的胸墙时被火焰喷射器喷出的大火烧死”，有的在进入德军阵地时再次遭到机枪的射击。一位炮兵军官后来从战场上走过，他看到“一排排阵亡的士兵躺在他们倒下的地方”。在爱丁堡伙伴营的后面，第103旅的4个泰恩塞德爱尔兰营遭受了一场奇怪而无谓的屠杀。第34师的指挥决定同时让他的12个营全部向德军前线靠近，第101旅和第102旅从前面的战壕，第103旅从辅助战壕。这个辅助战壕被称为塔拉-乌斯纳（Tara-Usna）战壕，位于一个小凹角，这个旅称其为阿沃卡山谷(Avoca Valley)，这三个名字都是叶芝（Yeats）和爱尔兰民族主义者所歌颂的爱尔兰风景胜地。这个决定意味着最后面的一个旅要在开阔的地面上行进1英里（约1.6千米），才能到达自己的前线。如果敌人的机枪已经被摧毁，这段路程还是安全的，否则将是一段死亡之旅。第3泰恩塞德爱尔兰营（第36诺森伯兰燧发枪团）的一位中士描述了当时的情景：“我能看到在我的左右两侧长长的队伍。然后，我听到远处‘哒哒哒’的机枪声。等我向前行进了10码（约9米）以后，发现周围似乎只剩下几个人了。等我行进了20码（约18米）的时候，发现似乎只剩下我一个了。接着，我自己也中弹了。”并非所有的人都这么快就倒下了，有几位勇士推进到了英军前线，穿过了无人区，进入了德军的战壕。但是这个旅被摧毁了，其中一个营伤亡600人，还有一个营伤亡500人；旅长和两位营长都被击中，还有一位营长阵亡。[5]从军事上看，这次推进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大部分阵亡者在战斗正式开始之前就倒在了英军的地盘上。

在旁边的第32师第16诺森伯兰燧发枪团（纽卡斯尔商会团）和第15兰开夏燧发枪团（第1索尔福德伙伴营）在从战壕里出来时，也受到了来自蒂耶普瓦勒的机枪射击。纽卡斯尔商会团跟在一个足球的后面，而踢球者是英格兰北部的一位著名球员。几拨队伍马上停了下来，指挥官命令没有受到攻击的连队待在他们的战壕里。在多沼泽的昂克尔河河谷里，阿尔斯特师的几个营在穿越无人区时遭到德军机枪的纵向射击，这里的无人区宽度为400码（约366米）。第9皇家爱尔兰燧发枪团（阿尔斯特志愿军的阿尔马、莫纳汉和卡凡营）所遭受的伤亡最为严重，一次又一次朝着铁丝网发起的冲锋（4年前在爱尔兰山坡上的军事演练中掌握的正统战术）被敌人的子弹所阻止，有532名官兵阵亡。其他两个师的伤亡几乎同样惨重。在阿尔斯特师左侧的常备军第29师的几个营遭受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糟糕的经历：冒着猛烈的炮火冲过无人区，却发现敌人的铁丝网没有被切断（其他好几处也都没有被切断），他们在想办法怎样穿过去的时候受到了机枪的扫射。其中包括第1皇家恩尼斯基林燧发枪团，而在101年前的滑铁卢战役中，同一个恩尼斯基林团排成方阵，在十字路口附近被炮轰了整整一下午。在博蒙特-哈梅尔对面，德军机枪手从Y形峡谷的凹陷处出现并开始射击，在几分钟的时间里，恩尼斯基林团的568名官兵中弹，其中246名阵亡。在炮火轰炸阶段，这个师的业余炮手曾试图对这里进行轰炸，但是没能成功。第1纽芬兰团是参加索姆河战役的唯一一支帝国部队，全部是从纽芬兰本地人中征募的。此后不久，在恩尼斯基林团没有找到出口的地方，他们也试图寻找一条出路，但是在此过程中损失的官兵比7月1日这天其他任何一支队伍都要多（虽然在弗里库尔对面第21师的前线，第10西约克团刚刚损失了同样数量的官兵），有的阵亡，有的受伤，有的失踪，共计710人，其中包括所有的军官。第1/6北斯塔福德郡团和第1/6南斯塔福德郡团是来自伍尔夫汉普顿和汉利的本土防卫军。最后，在战场最北端第46（中部北方）师的前线，在未被切断的铁丝网跟前，两支队伍最重要的连队受到来自对面的火力扫射，大部分到达那里的士兵被防御者射杀或炸死。

步兵对步兵

就这样，在第一轮发起进攻的60个营中，可能有20个在无人区被机枪的火力摧毁，他们无法做出反击，因为根本无法确定敌人的位置。还有一些受到了德军弹幕的伤害，这是真正意义上的弹幕，因为炮弹在无人区按照一条预定的线路连续落下来，而火炮则或者是没有被英军破坏的，或者“隐蔽”起来的，也就是说一直都在，但是没有发射，所以无法被发现；或者是在炮轰快要结束时到达索姆河前线的。英军的炮轰让德军最高指挥部意识到必须增援。在第8军的前线，弹幕造成的压力最大，可能是因为在这个训练不足的军队里炮兵接受的训练尤其不足。在这里，没有被切断的铁丝网最多，这再次表明了其炮兵是多么不称职。

除了已经穿过无人区的士兵之外，对于整个军队来说，最糟糕的部分此时已经结束，因为进入德军阵地意味着德军的炮兵不能对他们进行弹幕射击，而这是因为他们自己的士兵和攻击者混到了一起，而攻击者则可以利用德军自己的战壕躲避来自德军的炮弹和子弹。然而，在实践中，事情并非这么简单，比这种简单的分析所表明的要危险得多，因为英军到达德军阵地之后，不能待在德军的战壕里，而是还要向更加深入德军战壕的其他目标推进，但是要想在推进过程中不会受到来自后面的攻击，他们不得不停下来战斗一阵子。此外，德军还有足够的电话线没有被摧毁，有时能够通知炮兵连哪些战壕落到了英军手中，因此能够对他们开火。而英军和他们的炮兵之间没有这样的联系，他们扯过无人区的电话线几乎全部被切断，这并不出人意料。结果，对于那些进入德军前排战壕的英军来说，活动模式变得更加复杂，攻击者不得不既要巩固战果，即清除所占领战壕里负隅顽抗的德军，还要“追随弹幕”，即跟随德军第二道和第三道战壕或其间“弹坑阵地”上的下一个弹幕。有的炮兵可以六次“抬起”弹幕。

虽然非常混乱，在炮兵准确射击的情况下，追随榴霰弹的弹幕这件事本身并不危险。因为榴霰弹是向前运动的，只是偶尔会有弹片向后飞，并对后面的步兵造成伤害。到了1917年年底，英军步兵已经学会了跟在狂风暴雨般的炸药和灰尘后面25码（约23米）左右的地方，并且也喜欢这样做，因为他们意识到如果落在后面，那些在炮轰中幸存下来并且没有被及时干掉的德军可能会从掩体里出来，将自己射杀。与此相比，冒险跟在弹幕后面会更加安全。但是，在1916年7月，很少有炮兵知道怎样让弹幕以普通步行的速度“爬”过一块被敌人占领的区域。出于谨慎，很少有步兵会冒险过于靠近弹幕，除非他们看到弹幕停下来，移动到了下一个目标。因此，即使按照方案进行，进攻依然会是一系列不连续的、气喘吁吁的向前猛冲。对于等待的步兵来说，弹幕移动到下一个目标是一个标志，意味着他们要离开躲避之处，冲过两三百码（约183~366米）的距离，重新获得弹幕的保护。对于战场最南端法军侧翼的第18师和第30师来说，这一方案很管用，两个师都在预定时间之内实现了所有的既定目标，虽然每个师都伤亡了大约3 000人。但是，他们因为距离法军比较近而受益匪浅，因为经过了两年战争的磨炼，法军的炮兵比皇家炮兵要好很多，而这里的法军步兵属于第20军，是西线最好的部队之一。因此，用当时的话说，英军第3军的进攻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同情的”进攻。

再往北，英军不得不自力更生，大部分队伍即使能够进入德军战壕，迟早也会“丢失”弹幕，眼睁睁看着弹幕根据预定的时间安排冷酷地离开他们越来越远。弹幕重新回到他们要攻占的目标的情况很少发生，即使有，也极其困难。无论何处，“丢失”弹幕的原因都是一样的，即步兵到达德军前排战壕时，要么是因为损兵折将而溃不成军，无法在既定的时间向前推进；要么是受到了德军防御者的抵抗，长时间无法脱身，结果弹幕离开了，他们却没能跟上；要么是由于疲劳和压力而精疲力竭，不得不停下来休息，而这比参谋部所预计的要来得早。

第21师北部前线的士兵就是因为疲惫而停止前进的。第64旅两个主要的队伍非常勇敢，奋力向前，很快就推进到了德军阵地的内部。第9和第10国王嫡系约克郡轻步兵团（King’s Own Yorkshire Light Infantry）因敌人的机枪火力而损失惨重，但还是穿过了无人区，在德军铁丝网上找到了很大的缺口，将顽抗的德军防御者射死或炸死，占领了前排战壕。在这里负责支援的第15达勒姆轻步兵团和第1东约克郡团加入了他们，一起跟随弹幕到了德军的第二道战壕，从这里他们抓获了大约200名德军俘虏，并将其送回后方。所有这些用时10分钟左右，在此期间，半数的士兵和大部分军官或伤或亡。此时弹幕继续向前移动，战士们依然能够跟上，但是现在遇到的德军越来越多，他们藏在弹坑或者战壕里，向外扔炸弹或者开枪射击。行动开始半个小时之后，约克郡团已经从自己的前线位置前进了1英里（约1.6千米），到达了一条下沉的古老道路。在这里，大部分士兵停了下来，官方历史学家的委婉说法是“接到了集体停止前进的命令”，但是每个营都有部分士兵继续前进了一点，到达了这个旅的第一个目标，即十字架战壕（Crucifix Trenc）。在前方500码（约457米）的地方，德军已经从隐蔽在树林里的位置开始机枪扫射，而此时“弹幕已经走开了”。第9和第10国王嫡系约克郡轻步兵团当天的进攻到此结束，因为惊吓和疲惫，士兵们自己已经不能继续前进，本来可以领导他们的军官已经阵亡或受伤。经过了漫长的延迟，这里的情况传到了那些“没有参加战斗者”（LOOB，Left out of Battle）那里，他们之所以没有参加战斗，就是为了在队伍伤亡极其严重的情况下能够作为骨干。一位名叫贝希尔·里德尔·哈特（Basil Liddell Hart）的年轻军官穿过德军的机枪火力，前来担任指挥。他整个下午都和幸存者们在一起，而在此间，在一连串的攻击和反攻击的过程中，又有不少士兵伤亡。直到夜幕降临，他们才撤退。

在第8师的前线，是混乱的状态导致英军没能跟上弹幕。对面的德军炮兵没有被摧毁，英军步兵刚刚到达距离铁丝网80码（约73米）的地方，他们马上对无人区发起猛烈的炮轰。在此之前，步兵们翻越胸墙，穿过铁丝网之间的缺口，排成几队（每个营排成间隔为50步的四队），穿过无人区。在这里，有些地方的无人区宽度达800码（约732米）。在此过程中，远程机枪已经给他们造成了伤亡。在德军弹幕的打击之下，英军步兵打破队形，冲向铁丝网。有几个地方，幸存者进入了德军前排战壕，甚至更加深入。但是部分军官已经倒下，攻击者人数不多，并且非常分散。猜到了他们的处境，第2林肯郡团的指挥官巴斯塔德（Bastard）中校独自一人从英军一方穿过无人区，将自己手下和旁边一个营分散的士兵集中起来，利用占领的一段战壕进行防御。英军的弹幕本来可以对其形成支援的，但是此时已经远远跑到了前头，而那里的阵地他们根本不可能到达，更不要说占领了。直到9点15分，行动开始近两个小时之后，师部指挥官和旅长们才开始讨论召回士兵的事情。他们告诉他说，以他们支离破碎的队伍再次发起攻击是不可能的，如果再次在德军前线发射弹幕，伤害更多的是友军，而不是敌人。情况就是如此，巴斯塔德和他手下为数不多的一些士兵最终撤退了。

有些队伍在基本上没有伤亡的情况下进入德军战壕，却遇到非常坚决的抵抗，致使他们无法按时朝着下一个目标前进，这样丢失弹幕最让人沮丧。在7月1日这天，这样的情况并不多见，但伦敦苏格兰团的经历很具有代表性。第56伦敦师的任务是攻打德军第4集团军前线北部的戈默库尔突出部，以起到牵制作用。作为该师的一部分，伦敦苏格兰团是最著名的本土防卫军之一，是整个英国远征军中最好的队伍。作为第一支登陆法国的本土防卫军步兵，他们参加了1914年的第一次伊珀尔战役、1915年的纪梵希战役、费斯蒂贝尔和洛斯战役。从5月初开始，他们就在戈默库尔突出部对面做好了准备。戈默库尔的战壕非常坚固，这里的地形对防守者很有利，几年来，德军已经大大加强了这里的工事。驻守此处的是德军一支精英部队，即第2近卫预备军。德军炮兵众多，一个师的炮兵受到攻击，北部的炮兵可以对其进行支援，因为英军的攻势没有延伸到那里。虽然如此，伦敦苏格兰团和其他几支伦敦本土防卫军队伍满怀信心，认为自己有能力进入并夺取德军阵地。这些队伍包括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女王威斯敏斯特来复枪团、突击兵团（Rangers）和伦敦来复枪旅。

他们有信心是有道理的。弹幕方案给他们分配了半个小时的时间拿下目标，然后和第46中部北方师联合起来，对同一个目标发起集中攻击。7点30分，伦敦苏格兰团在烟幕的掩护下离开战壕，马上遇到无人区的弹幕，但是他们继续向前推进，虽然有几位军官在烟雾之中迷失了方向，把士兵带到了错误的战壕，但几乎全部进入了德军的前排战壕。随着苏格兰团的靠近，德军已经放弃了几处战壕，也许是有意为之，在这些以及其他地方，他们很快推进到了德军第二道战壕。在右翼，一个连队能够到达并越过了目标，发现错误之后又退了回来。在左翼，D连遇到的抵抗一直更加顽强，无法到达最终目标，即第四道战壕，虽然他们已经占领了第三道。此时已经是8点，按照既定安排，该师的炮兵将其火力转移到了和第46师预定接头地点，在伦敦苏格兰团左翼很远的地方。这让他们只好自行其是。更糟糕的是，他们现在处于一种孤立状态，因为德军的弹幕没有转移，整个上午和下午一直在向无人区发射炮弹，这让英军无法把基本用品送到已经占领的德军战壕里。对于苏格兰团来说，子弹和炮弹的供应很快就变得十分必要，尤其是炮弹，因为在孤立无援的情况下，他们受到了德军一连串的反攻，三面已经被包围。这些反攻是很好的例子，从中可见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堑壕战的样子，并且可以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头顶上方野战炮和机枪的火力让攻击者和防御者都不得不待在战壕里，但是战壕能够让他们互相接触，因为战壕是一个连续的系统或网格结构，火力战壕一个方向，通信战壕另外一个方向，横跨火力战壕。虽然如此，敌我双方很少会看到对方，因为两种战壕中都有横墙，有很多弯曲，这让攻击者无法沿着战壕直接扫射，并且如果有炮弹落入战壕，可以使其影响仅限于局部。在此情况之下，敌我之间可能会靠得很近，虽然可以意识到对方的存在，却不能按照传统的方式互相造成伤害。于是就会形成一种僵持状态，为了打破这种状态，有时一方的个人或群体会决定“到顶部”或者“到地面之上”。在最初的冲锋阶段，D连的格尼（Gurney）中士就是这样被射杀的。他跳上战壕的边缘，想要干掉几名在拐角处阻挡进攻的德军。但是，解决这种僵持的常用方法是“轰炸”，从横墙上方把手榴弹扔过去，在爆炸之后马上过来。如果认真执行的话，这会是一个十分危险的游戏，因为人会被自己的手榴弹炸到，或者遇到没有受伤的敌军的火力，或者撞上从下一个横墙上方扔过来的手榴弹。同样，也有可能变得像一场虚假的战斗，双方谨慎地守住自己的横墙，手榴弹落在他们中间的位置，不会造成任何伤害。在伦敦苏格兰团所攻占的战壕里，则出现了另外一种情况：一种静态的消耗战。利用和他们一起的皇家工兵带来的炸药，苏格兰团已经炸掉了他们周围的几段战壕，在四周围起了土垒。在土垒内部，他们应该是安全的，通过新的挖掘，本可以最后把他们占领的这段战壕和无人区另一边的英军战壕连接起来。但是，几个因素妨碍了这一结果的出现：他们三面被围；战壕已经被英军的轰炸严重破坏，里面的人在很多地方暴露于火力之中；德军有火炮近距离对他们发起轰炸，并且有新来的步兵发起反攻；无人区的弹幕让物资供应和增援力量无法进来。在远方的另外一侧，伦敦苏格兰团的指挥官“没有参加战斗”，开始意识到自己连队的困境，组建了一支救援队。在9点至10点之间，他们分三组出动，每个人都背着子弹带和成箱的炮弹。59个人中只有3人成功通过，虽然这并不意味着其他所有人都中弹了，有的可能决定在弹坑里躲避，但是这个数字的确可以表明德军对伦敦苏格兰团阵地的火力是多么猛烈。此时，4位连队指挥已经有2位失去作战能力，下午2点后不久，又有一位阵亡。指挥防守的重担全部落在了第四位连长斯巴克斯（Sparks）上尉肩上。“让他指挥战斗更好，常常看到他站在或走在战壕之间未被轰炸过的地面上。”在滑铁卢战役中，这样的行为会引起人们的钦佩之情，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这种行为让人不知道该怎样去赞扬。他手下的士兵虽然没有这么暴露，也不断有人被炸弹或狙击枪伤亡。位于他左翼的队伍处境更加艰难，其中包括突击兵团、肯辛顿团、维多利亚女王团，其逃亡者偶尔会加入他的连队，但是兵力依然在削弱。剩下的士兵也很快就要用光弹药，像帝国在草原上或边境上小堡垒的防御者一样，他们从伤亡者那里拿来子弹，整个炎热的下午一直在发射。到了下午4点，斯巴克斯上尉认识到自己势单力薄，面对来自德军3个团13个步兵连队的攻击，马上招架不住。他向无人区对面发送了这样的信息：“我的处境如下：我已经从伤亡者那里拿来了所有的炸弹和弹药，每一个都被用掉了。我面临三个选择：第一，和幸存的士兵待在这里，坐待毙；第二，向敌人投降；第三，组织尽可能多的人撤离。对我来说，前面两个选择很不愉快，我决定采用第三个。”利用丢弃的德军步枪和子弹，他和4位军士在德军前排战壕里做了最后一搏，而其他的幸存者则趁机逃到了无人区。在这里，大部分人，包括斯克斯，一直躲到夜幕降临，才回到英军阵列。在这一天里，黎明时分还有856名士兵的伦敦苏格兰团已经伤亡过半，现在只剩下266名士兵了。

无人区对面的景象

相信当时炮火的力量能够摧毁敌人的阵地，并在其废墟上“对步兵发起扫射”，上述的就是这种认识的结果，在7月1日傍晚索姆河前线的三四十个地点，这样的结果不断再现。上文考察的四种失败并非灾难的全部。阿尔斯特师虽然很快推进到了第一个目标，却没能实现其最后的目标，因为实际上是受到了英军弹幕的阻碍，让德军有时间从后方阵地派人增援，否则阿尔斯特师会如入无人之境。因此，阿尔斯特师认为7月1日的战斗是一场胜利，这是可以理解的，而这一天碰巧也是博因河战役（Battle of the Boyne）的纪念日（旧历）。对于这个省的新教徒来说，这是他们神圣的日子之一。还有的队伍之所以进攻失败，是因为他们的辅助队伍不能或不愿意跟随他们杀出的血路进入德军阵地，结果让他们陷入敌人阵线内部，孤立无援。这似乎是第12约克和兰卡斯特团部分士兵的命运，他们的坟墓直到11月13日战役即将结束时才被发现。塞尔村（Serre）是第一天没有被占领的目标之一，直到这一天才最终落入英军手中。第二轮的很多队伍攻击没能成功，因为在到达德军战壕之后，他们和前一批队伍的幸存者混在一起，失去了凝聚力，变得散乱起来但是，我们不能忘记，有些队伍成功了。第7师攻占了第一批目标的一部分，第18师攻占了大部分，而第30师则全部拿下。第21师和第34师占领了他们对面的很长一段德军战壕。法军更加训练有素，经验更加丰富，重型火炮也更多，第一天的攻占目标全部实现，如果作战方案考虑到了出乎意料的成功，本来还可以再接再厉。因此，在军事上，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并没有彻底失败。

但是，从人性的角度来看，这是一个悲剧。德军在索姆河前线大约有60个营的兵力，有大约40个参加了战斗，大约有3.5万名士兵，伤亡了约6 000人。这够糟糕的，但是悲剧性就在于英军的伤亡人数和德军之间的巨大差距：在7月1日这天，德军第180团的3 000人损失了280人；而对其发起攻击的1.2万名英军损失了5 121人。英军一共损失了6万人，其中2.1万人阵亡，大部分是在发起攻击后的第一个小时，可能是最初的几分钟。50年后，罗伯特·基（Robert Kee）写道：“战壕就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集中营。”虽然学术评论者可能会认为这种类比不符合历史，但是对于7月1日这天的所有讲述都有点特雷布林卡（Treblinka）灭绝营的色彩，那些温顺的年轻人排着长长的队伍，穿着粗制滥造的军服，背着沉重的负担，脖子上挂着身份牌，拖着沉重的步伐，穿过毫无特色的地形，走进铁丝网内部，走向自己的灭亡。对于读者和听众来说，对索姆河战役的讲述所引发的情感和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描述差不多，有内疚，有着迷，有难以置信，有惊恐，有厌恶，还有怜悯和愤怒，不仅性情温和者和慈悲心肠者如此，军事史学家也如此。在讲述一个个英勇事迹时，史学家会感到十分倦怠，他沉闷地敲击着打字机，就像无法攻占目标的基奇纳士兵一样举步维艰，越是到页脚，就越是缓慢。职业军人也会产生同样的感受，对于索姆河战役的故事，他们最常见的反应就是愤怒。指挥官为什么没有采取行动？他们为什么要让攻击继续下去？当一拨又一拨士兵走向死亡，他们为什么没有阻止？

有的队伍被停了下来。在戈默库尔突出部的北面，第46中部北方师早上的攻击彻底失败，伤亡惨重。H. B. 威廉斯（Williams）准将担任一个旅的旅长，看到第1/6北斯塔福德郡团和第1/6南斯塔福德郡团在发起行动之后不久就被屠杀，到了傍晚时分，他拒绝派出他们的兄弟队伍第1/5北斯塔福德郡团和第1/5南斯塔福德郡团。大约在同一时间，第4师第10旅和第12旅本来要对博蒙特-哈梅尔北部发起无谓的新一轮攻击，但全部被阻止。傍晚，指挥第29师的德利尔将军（General de Lisle）撤回了对第1/4和第1/5国王嫡系约克郡轻步兵团的命令，他们已经被从第10军的预备军中派到前线，要对蒂耶普瓦勒尸横遍野的山坡再次发起进攻。还有其他的队伍得以解救，但是大多数被安排发动攻击的队伍都这样做了，不管前面的队伍发生了什么。对于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有几种不同的解释：第一个原因是通常军事意义上对作战方案的投入。第二个原因是当时的将领们所接受的教育让他们相信重大伤亡不可避免。第三个原因是基奇纳士兵中强大的自我牺牲精神。但是，最重要的原因很简单，那就是不知道在发生什么。在这一天中的大部分时间，无人区英军一侧几乎到处都不知道在发生什么。

对于7月1日这天第4集团军很多士兵的命运，即便是60年后，依然很难有准确、详细而人性化的了解。伦敦本土防卫军的很多兵团有强烈的、由来已久的身份意识，有中产阶级特色，并且和大都市的新闻出版界有个人联系，他们在战后写作了优秀的兵团历史。有文化、有文采的幸存者记下了大量的个人回忆，对官方的史起到了补充和说明作用。近卫军常备部队和职业兵团也大大补充了已有的历史。但是，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参加索姆河战役的主要是出身更加卑微的临时军人，常备军只是暂时给他们披上了其身份的外衣，到了和平时期，他们很快就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和他们的组建一样迅速。这种湮灭无闻并非有意为之。提供最多“服役”部队的常备兵团常常是最不富裕的，因此也最没有能力整理出版自己的详尽历史。（判断英军某个兵团社会地位的大致标准就是其驻地和伦敦的距离，距离越远，地位就越低，军官就越没有钱。）此外，还有来源困难的问题。兵团历史的主要来源是作战日志，情报官员应该每天都要做记录，但是如果他是业余的，记录的内容往往会过于简略。如果战斗非常激烈，伤亡惨重，可能会拖延好多天，即使后来补上，也是敷衍塞责，仅凭个人对事件的记忆，有时甚至是别人的记忆。所有这些说明都适用于7月1日的作战日志。由此导致的对于某个基奇纳部队经历的不确定性让他们的故事更加让人唏嘘。这种不确定性本来可能会永远无法解决，但是在最后时刻，出现了一位名叫马丁·米德尔布鲁克（Martin Middlebrook）的林肯郡农民。20世纪60年代后期，他偶然拜访了索姆省的战争公墓，这激发了他对于基奇纳军队的本质和命运的着迷一样的好奇心，于是他开始寻找7月1日这天的幸存者。通过历史田野调查中真正的不懈努力他发现并采访了其中的546人，除了少数当时未到年龄就应征入伍的人之外，他们都已经年过古稀。

他根据这些采访所写的书是一个非凡的成就，可以和西伯恩关于滑铁卢战役的历史相媲美，两者建立在同样的基础之上，当然可以相提并论，并且其可读性要强很多。[6]但是，西伯恩询问的是所有幸存的军官，从他们的答复中可以拼凑出这一战役有意义的述，而米德尔布鲁克的答复仅仅来自低级军衔的人，他们的视野是非常局部的，放到一起后会非常混乱，几乎无法理解。我们已经看到西伯恩的通信者提到战斗的情况会影响对事件的把握，而米德尔布鲁克的证据所强调的是，100年的技术革新在多大程度上缩小了战场上有效视野的范围，对于那些不熟悉战争现实的人来说尤其如此。第1/8皇家沃里克团的一名二等兵这样描述进攻开始时的场景：“在我的左侧，我能够看到西约克团前进时大型炮弹的爆炸，看到很多人向前倒下。我起初认为他们在寻找枪口帽（最受欢迎的纪念品），过了一阵子我才意识到他们中弹了。”第4泰恩塞德苏格兰团的一名二等兵写道：在无人区远处的另外一侧，“我发现德军的铁丝网被切断，但是我们连只有三人到达那里，分别是我的中尉、一位中士和我本人，其他的似乎都在无人区中弹了……这位军官说：‘天哪！天哪！剩下的人在哪里呢？’”在第1/7舍伍德森林团的二等兵汤姆林森（Tomlinson）陪着指挥官穿过无人区，因为指挥官要亲自弄明白他的部队发生了什么情况。“当我们到达德军的铁丝网时，我完全惊呆了，铁丝网完整无缺，而这可不是我们被告知的样子。上校和我隐蔽在一个土堆后面，但是过了一会儿，上校爬起来，想看得更清楚些，但是马上有一枚子弹击中他的额头。”

距离敌人如此之近，想要看清楚发生了什么依然如此困难和危险，理所当然，在英军阵线里，更难拼凑出战斗的全貌。罗兰·菲尔丁（Rowland Feilding）是冷溪近卫队的成员（Coldstream Guardsman），他跑到马梅斯对面的一个地点观察战斗，在写给妻子的信中，他说：“场面宏伟，振奋人心。从右到左，尤其是在法军对面，整个地平线似乎都着火了，炮弹爆炸时的浓烟和燃烧的村庄的烟雾混合在一起……这里适合远眺，从来没有过如此适合观看军事行动的地点。”但是，菲尔丁是一位旁观者，他寻求的是刺激，而不是准确的信息。富勒也是一位旁观者，但是其动机是更加专业的好奇。到达之后，他发现“猛烈的炮轰正在如火如荼，戈默库尔突出部上方笼罩着很多烟尘，什么也看不清。距离进攻还有5分钟时，形成了有点分散的烟幕，接着就是穿过无人区的攻击。我不能说我看到了，我唯一能够确定的就是过了一会儿，透过我的眼镜，我的确看到了几组士兵朝着鸽子树林（Pigeon Wood）移动，他们可能属于第139旅”。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的狄更斯上校（Colonel Dickens）是戈默库尔部分的指挥官，几乎就在富勒的眼皮底下，他看到的情况更少：“在行动开始之后的两个小时，没有收到前线（距离只有大约1 000码，约914米）的任何消息，所有的通信都被中断，无论是可视通信，还是电话通信。除了回应该旅的情报（从下一个指挥部送上来的）要求，我们还有时间观察战况。”但是，他什么也没有看到，直到9点，“两名勇敢的通信兵穿过弹幕回到了我们的前线”。

他为什么要依靠通信兵呢？原因很简单。第4集团军的通信系统很全面，基本上和整个西线无人区两侧所安装的通信系统相似，建立在电话和电报的基础之上，在放大率难以保证的地方，后者会取代前者，并且有极其复杂的“地线”和“空线”网络。空线从主要的指挥中心——位于蒙特勒伊（Montreuil）的总指挥部和位于凯里约（Querrieux）的第4集团军指挥部——延伸15英里（约24千米），到前线的各个军部和师部。为了方便和侧翼的通信，还会向两侧延伸。从师部再向前，到旅部和团部，线路会离开电线杆，落到地上，成为“地线”。到了战争的这一阶段，线路已经不再是挂靠在通信战壕的墙上，因为这样很容易被破坏，而是埋在遮泥板下面。越是靠近前排战壕，就埋得越深，到了进攻区域，深度达到了6英尺（约1.8米）。这种“6英尺深埋”是这次进攻中最耗时的准备活动之一，但是这样做是有道理的，即使在敌人炮火最猛烈的情况下，通信依然可以得到保障。但是，有一个缺点可以使整个系统瘫痪，那就是它只延伸到无人区边缘。一旦队伍离开战壕，就像7月1日7点30分所发生的那样，他们就会走出信号系统所能到达的范围，进入未知之境。军队为他们提供了一些临时用来标示位置的东西：信号弹、缝到背包上作为空中识别标志的镀锡三角形、信号灯和旗帜，还有一些单向发送信号的权宜之计，如莫尔斯电码发射器、手旗和信鸽，但是在7月1日这天，所有这些都没有派上真正的用场。实际上，这些物品似乎不过是更加妨碍了本来已经背负重担的士兵，让他们看起来更像正要出发的探险者，而不是即将加入战斗的士兵。在战争前夕，《司格特最后的远征》（Scott’s Last Expedition）中的故事曾经让整个英语世界着迷。对于第4集团军喜欢沉思的士兵来说，6月30日傍晚，他正弓着身子，背着口粮和防护服，准备离开营地奔向最后一个目标，此时回顾起来，这个故事尤其意味深长。第12约克和兰卡斯特团一队消失的士兵的命运与其相类似，5个月后，在攻打德军阵地中心位置时才发现他们的尸体。

一队士兵竟然会消失得无影无踪，不是在荒芜一片的南极，而是几乎在战友们的可视距离之内，在今天看来这似乎不可思议，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于无线电话在战场上提供即时通信。但是，对于当时的将领来说，关键时刻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上所笼罩的未知之云是危险之一。从19世纪中叶开始，战场的宽度一直在快速延伸，没有一位将领敢奢望能够像惠灵顿那样，出现在每一个关键时刻。自19世纪末以来，小型武器的射程和数量一直在增加，没有一位将领敢奢望能够像惠灵顿那样，在最前线视察队伍。此时，将领的主要工作可以在战役开始之前，在他的办公室里完成，这一点已经被人们所接受。实际上，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在英军中最广为流传的军事文学之一是爱德华·斯温顿（Edward Swinton）将军的《均衡感》（A Sense of Proportion），其核心人物是一位将军，显然其原型是老毛奇，在战斗之前做好相关部署之后，他就气定神闲地去钓鳟鱼了，因为他确定自己已经尽力而为了，而故事的结尾也证明了这一点。

当然，7月1日这天，没有一位英军将领去钓鱼。但是，第4集团军制订的作战方案所体现的精神在本质上和故事的寓意是一样的，无论是针对第8军（其兵力和滑铁卢战役中惠灵顿的军队旗鼓相当）的31页（在滑铁卢战役中，惠灵顿并没有成文的作战方案），还是针对像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这样不到1 000人的队伍的20个段落。这种精神不是要以防万一，而是要试图预先决定未来。从命令的语言就可以看出这种精神：“步兵和机枪会同时推进”；“攻城炮和重型炮会前进”；“占领最后目标之后，第30师会被第9师接替下来”。人类预先决定未来的企图总是很冒险的，要想成功，最起码需要各方的合作。英军当然不能指望德军会合作。因此，只要未来可能要和预定方案相抵触时，黑格和罗林森（Rawlinson）都会努力争取，通过延长炮轰的时间，增加所要摧毁的目标，增加士兵对空间的比例。

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使作战方案更加复杂。对于需要众多互相依赖的因素密切互动才能成功的方案来说，复杂化往往会导致失败。用富勒喜欢用来模糊军事真理的话来说，互动需要清晰的表达，也就是说要想在敌人的顽抗之下发起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指挥官必须随时能够和他们的队伍对话，而队伍要能够和支援他们的炮兵对话，诸如此类。当大家都位于无人区一侧时，这种对话很容易安排，但是一旦步兵开始冲锋，对话就会停止，要想继续下去，只有借助通信兵，例如狄更斯上校就只有从他们那里才能知道作战连队的进展情况，而此时的消息已经是两小时以前的了。

由于信息（尤其是有关困难或失败的信息）接收上的这种断裂，指挥官不可能像惠灵顿在滑铁卢战役中那样，对战斗进行直接而即时的指挥，指挥官不能发现士兵的位置：“由于烟尘的遮蔽，对部队的观察变得极其困难，虽然两架通信巡逻飞机展示出惊人的勇气，冒着轻武器的猛烈火力，沿着前线在队伍上方飞行，有时飞行高度只有50英尺（约15米），依然无法得到（上午第4师）确定的信息。”处境艰难的队伍不能向支援炮兵寻求炮火支援：8点45分，第14旅被来自蒂耶普瓦勒的机枪火力所钳制，直到12点5分才得到炮火的支援。战况需要改变作战方案，但是一旦方案有变，认真演练过的士兵就无法合作：“一队士兵（第56师）被命令携带蛇腹形铁丝网，有一段时间他们无法理解必须放下负担，帮忙形成一道攻击波。”在整个上午和下午，无论是凯里约的罗林森，还是北边10英里（约16千米）的博凯讷庄园（Chateau de Beauquesne）高级指挥部的黑格，都要根据零碎而不准确并且落后几个小时的信息对战况进行跟踪。两人都无法真正了解情况，并且两者都非常明智地没有对作战方案做出重大改变。很多炮兵，如果指挥得当，本来可以拯救很多英军士兵的生命，但是虽然近在咫尺，却一直作为旁观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兰开夏本土防卫军野战旅的尼尔·弗雷泽·泰特勒（Neil Fraser Tytler）写道：“总体说来，我们这一天过得非常愉快，除了向指挥部传递很多报告和观察眼前惊人的一幕之外，没有什么可以做。在指挥炮兵连的火力方面，无事可做，因为弹幕的命令都是提前准备好的。”在整个这一阶段，只有通信兵可以提供有关他们连队位置和情况的准确信息。希特勒曾制定政策，结束了很多受过高级训练的德国总参谋部军官的服役。做过第16巴伐利亚预备役团（16th Bavarian Reserve Regiment）通信兵的他是这样奚落这些军官的，说他对于战胜真相的了解比他们还要多，话虽然很粗糙，但还是有点道理的，这实在很有嘲讽意味。

伤员

考虑到最高指挥部在7月1日这天大部分时间对第4集团军战况的无知，其消极性是可以原谅的；考虑到其沉默，低级指挥部坚持原来的作战方案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他们的惰性在军事上的结果并不是灾难性的，最少在短期内是如此，因为索姆河战场上的德军在兵力、火炮和辅助设施方面过于弱小，根本没有想过要乘英军混乱之际发起快速反攻。因此，从这些方面来看，持续一天的攻击并没有加剧军事上的错误，可是的确加剧了战斗所造成的苦难的程度，并且使其持续的时间更久，这虽然难以量化，但是肯定很巨大。它让更多的士兵无谓地受伤，让那些早期受伤的士兵在无人区痛苦了一整天。

滑铁卢战役留下的伤口虽然不会马上致命，但是在很多情况下会造成极其不愉快的后果，其中最明显的是致命的败血症和腹膜炎。但是，总体说来，滑铁卢战役的伤口（除了炮火伤口之后）很单一，只有长矛或低速子弹造成的穿透伤和刀剑造成的切割伤。如果它们造成的出血不太严重，如果泥土没有进入伤口，没有伤害到内脏，伤员的生存概率比我们想象的要高。索姆河战役留下的伤口更加多样得多，也更加严重得多，是滑铁卢战役中的医生所没有见过的。尖利武器造成的伤口已经几乎消失，因为虽然在一些尸体上发现了刺刀留下的痕迹，通常被认为是在受害者死亡之后留下的。现有的最佳数据显示尖利武器留下的伤口占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有伤口的1%。子弹伤口要多很多，占所有新伤口的30%左右，但是在索姆河战役的第一天其比例可能更高，因为士兵们成为机枪手的活靶子。因为同样的原因，炮弹和炸弹所造成的伤口的比例可能被降低，但是通常占到所有伤口的70%左右。炮弹导致的伤口最可怕，因为炮弹爆炸会对人体造成多种伤害。最糟糕的情况是将人炸得粉身碎骨，什么都无法辨别出来，有时什么都不会留下。第2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的军医这样回忆后来的一场战斗：“一名信号兵刚刚走出来，一枚炮弹在他身上炸开，人马上被炸没了，附近什么也没有留下。”此前不久，他刚刚见证了炮弹的另外一个致命结果，同样恐怖：“在前方150码（约140米）处，两个人突然和喷发的泥土一起垂直飞到空中，可能有15英尺（约4.6米）的高度。他们飞上去，又落下来，像杂技演员一样轻松而优雅。一杆步枪缓慢盘旋着，比他们飞得更高，然后又盘旋着落到地上。即使在当时的情况下，这一幕依然唤起了我童年的记忆，那是在圣安德鲁斯，一个巡回马戏团的腾空表演让我兴奋不已。”炮弹的爆炸还可以在人体内部形成超压或真空，造成肺部破裂或大脑和脊椎内出血。这虽然不是那么壮观，但有时同样致命。威尔士燧发枪团的3名士兵就是这样死的，他们“蹲在弹坑里，除了衣服上有烧焦的痕迹之外，看不到任何伤口”。然而，炮弹造成的最常见的伤害是由弹片或弹丸造成的。这样的射弹行进速度很慢，很快就会失去动力，在此意义上，它们没有子弹的伤口那么可怕，但是它们常常集束行进，可以在同一个人身上造成几个大伤口或多个小伤口。弹片的形状很不规则，会造成很粗糙的伤口和大量组织损伤。它们常常会把衣服或其他异物带到体内，让感染几乎不可避免。和滑铁卢战役中的炮弹一样，巨大的弹片能够炸掉四肢和头颅，把人体切开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毁伤人体。

无论是远程还是近程，子弹都是杀伤物中的冠军。滑膛枪的子弹运动速度缓慢，也不旋转，仅仅是直接穿透软组织。锥形子弹就不同了，其速度很快，沿着长轴快速旋转，可以在人体内部造成很不愉快的后果。在最好的情况下，它会留下一条整齐的通道，出口和入口同样大小。但是如果它因为击中骨头或某种弹道原因在人体内“翻滚”，翻滚之后的行进道路会扩大很多，其出口看起来会是“爆炸性的”，常常被业余人士认为是入口。击中骨头之后，如果骨头被击碎，翻滚的伤害性会更大，因为骨头的碎片会成为继发射弹，对周围的组织造成巨大的伤害。有的子弹也会形成液压效应，它们会以周围组织无法承受的压力驱动体液离开伤道。医学数据中子弹伤口之所以发生率较低，可能是由于子弹最初的致命性更强，因为医生看到的是带来给他们治疗的伤口，而不是所有士兵身体上的伤口。例如，在发生激烈战斗的一年，在一个主要的死伤救护站，胸部子弹伤口只占所有枪伤的3%，这是很值得怀疑的。

对于医生来说，堑壕战的武器所造成的很多伤口都是没有见过的，更不要说其数量了。所有的军队都做出了非常成功的努力来应对战争带来的医疗问题，英军尤其如此。在索姆河战役期间以及此前的一段时间，每一名从战场上撤退下来的伤员都有床位。麻醉药、抗菌剂、外科敷料和医疗器械都可以免费获得。每名士兵都带着一个无菌的战地应急止血包，缝在他们的军服上。兰德斯坦纳（Landsteiner）在战前不久刚刚对血型进行了分类，此时可以安全输血了，从1917年开始，输血已经很常见。外科技术已经很发达，被十分灵活地应用于战争所造成的各种伤口。“清创术”或者说是将损伤组织（“异物”）从伤口处去除的原则确立于1915年，从很早就作为通则使用，非常有效地预防了气性坏疽（在伤员倒地时，土壤生物进入伤口，引发感染）发作，而这是主要肌肉损伤最可怕的后果之一。但是很多手术必然将是根治性的，截肢常常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更加常见，而接骨和其他重建技术已经得到改进。如果是严重的腹部、胸部和头部伤口，并且从一开始就有感染，手术也无能为力。在1943年年底抗生素被发现之前，找不到一个办法。

虽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处境更加危险，医疗的发展所能提供的护理与其齐头并进。医疗服务基础设施的范围很广。复杂的供应和通信网络可以将士兵运到战场，并且为他们提供在此期间的必需品。这个网络包括埋在地下的有线系统、铁道和路端卸载点、电车路线、军和师的储备物资堆放处、车间和战地军械停放点等。与此相平行的是一个同样复杂的系统，一旦士兵受伤，可以将其从战场上撤离，为其治愈伤口，使其恢复健康（以便能够回到最前线）。这个系统中的第一点是团级救护站（Regimental Aid Post），军医在这里对伤势进行分类，把垂死者分离出来，把他不能治疗的（除了轻伤员之外的所有人）送下前线，为他们注射镇静剂，包扎伤口。他们的目的地是伤员急救站（Casualty Clearing Station），经过绷扎站（Dressing Station）和收容所（Collecting Post），他们被火车运送到基地医院，要么在法国，要么在英国。战争初期的做法是等到伤员被送到后方综合设施较好的医院之后再动手术，但是很显然有几种伤口“蔓延”得很快，尤其是胸口和腹部的伤口，于是大手术被越来越提前。到了1916年，伤员急救站已经成为紧急手术的主要场所，但是在敌人中程炮射程之内，高级绷扎站（Advanced Dressing Stations）专门的流动医疗组也会动手术。

虽然如此，军事外科依然有一种残忍的选择性，从业者尽量不让病人知道，但是无法瞒过他们自己。这被称为“伤员鉴别分类法”（triage），或者是“三分法”，这个词源自法军，是他们最早开始这样做的，即面对战斗期间伤员不断涌入的压力，要求医生把那些能够经受得住旅途颠簸的送走，从剩下的伤员中选出哪些是值得认真动手术的，哪些必须任其自生自灭的。伤员涌入的压力越大，后者的比例就越高。伤员急救站通常有一个专门的帐篷，被默认为是濒死病区，不幸的第三类伤员就集中在这里。

然而，在这种情况之下，“不幸”是一个相对的说法。濒死病的伤员被注射镇静剂，有人给他们清洗和喂食喂水，还有女护士的安慰，不让他们知道濒死的事实。对于伤员来说，能够来到濒死病区，就已经逃脱了战斗所带来的最糟糕的命运，即孤零零地在战场上痛苦地死去。不仅这次战争如此，所有的战争都是如此。在7月1日这天，索姆河战役的几千名伤员就是这样死掉的，因为在第4集团军所提供的复杂的医疗安排中，有一环很薄弱，甚至可能是缺乏的。在高级绷扎站后方，交通很方便。在团级救护站前方，交通非常稀疏。撤离营里伤员的任务落在32位担架员的身上，他们每次能够运送16位伤员，但是每一趟需要一个多小时。可是，在7月1日这天，很多营里有超过300人受伤，或者说是作为伤员来到救护站，其中包括大部分轻伤员，他们可以自行撤离，还有那些在无人区英军一侧依然活着的重伤员。可是，那些更远处的伤员怎么办呢？

有些士兵在英军前线附近受伤，被射穿头部、胸部或主要血管，无论担架员多么迅速地将他们抬走，他们都会死掉。在德军前线附近同样受伤的士兵也是如此。然而，有一种中度伤势，伤员会存活一段时间，如果能够得到及时的治疗，最终可以康复。这种伤势包括肺部被刺穿（“吸气性创伤”），会导致血液中致命的缺氧，以及腹部被刺穿，会导致内出血，有可能会造成腹膜炎。这两种伤势以及其他不那么严重的伤势都伴有一种被称为“休克”的现象，即血容量下降，只能借助外力才能恢复。很难估计7月1日这天受这种伤的人占到多大比例，但是在站立状态之下，胸部和腹部占面对敌人投射物的身体表面的50%左右，而覆盖脊柱和大血管（心脏和主要动脉）的皮肤表面还不到其一半。因此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大约四分之一并不直接致命的伤口在胸部和腹部。在严重伤势的范畴之内我们还应该加上大腿的骨折，这几乎总是伴有严重休克和大出血，以及颅骨被击穿，如果没有抗生素，如果手术拖延超过12个小时，常常会导致致命的脑部脓肿。因此，7月1日这天，可能三分之一的伤口属于“严重但是并不直接致命”的范畴。

在无人区错误的一侧或者是在德军阵地内部（尤其是在英军攻击失败或者遭到顽强抵抗的地方）受这种伤，生存希望非常渺茫。出人意料的是，在很多地方，在战斗初期，德军就单方面非正式地为英军提供停火：在下午2点左右，在第56伦敦师的前线，“一位德军军医拿着一面白旗走出来，说他们不反对英军把铁丝网英军一侧的伤员抬走，只要不开火”。在中午至下午4点之间，在第8军的前线，德军让担架员在无人区自由行动。但是，在其他地方，伤员只能躺在那里，一直到夜幕降临或者到次日早晨德军再次在几处提供人道主义停火，实际上还有的甚至更晚。在第3军的前线，直到7月3日所有的伤员才被抬离战场。在第10军的前线，则要等到7月4日中午，并且是在征募了大量工程兵和炮兵作为担架员的情况下。三周之后，杰拉尔德·布雷南（Gerald Brenan）穿过战场去拜访朋友拉尔夫·帕特里奇（Ralph Partridge），意外发现了这种延误的后果：“那些无法被抬回来的伤员爬进了弹坑，把防水布裹在身上，掏出《圣经》，就这样死去。”因此，在7月1日这天阵亡或失踪的2.1万名士兵中，多达三分之一的人如果在受伤后几个小时之内被送到即使是团级救护站，也本可以有生还机会的。

战斗意志

20世纪后期的士兵不用担心会在战场上孤零零地死于伤势，因为从1918年开始，把伤员从受伤地点转移到急救地点的时间已经大大缩短，而这显然是现代军事医学所取得的最重要的进展之一。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西方的军队里，从受伤到送达救护站的时间被缩短到一个小时之内。在越南战争期间，负责运送伤员的直升机飞行员受过专门训练，能够在火力之下在战斗区域着陆，平均时间只需要15分钟，比在交通事故中受伤者被救护车送到医院所需要的时间还要短。此外，现在的伤员可以在直升机里直接输血，到了医院里更是有完备的急救设施和各个专业的专家医生。现在的伤员如果没有直接毙命，却因为伤势而死亡，那真是太不幸了。

20世纪早期的士兵已经意识到，一旦受伤，凭借精湛的手术技巧，辅之以麻醉和无菌技术，是可以生还的。可是，这样的意识并没有他对危险的意识那么直接，自从滑铁卢战役开始，这种危险被极大地放大；也没有他对于战场的意识那么直接，因为他必须要在战场上移动；也没有对于他在战场上可能会受到的伤害的意识那么直接，因为这种伤害的严重性同样被放大。考虑到这些意识，是什么让他离开掩护，发起冲锋并加入战斗的呢？

并非每一个人都愿意这样做，即使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刻。在索姆河战役（很典型的激烈时刻）前夕，许多士兵为了逃避“翻过胸墙”，不惜自残。[7]在战斗不太激烈时，第三次伊珀尔战役（“帕斯尚尔战役”）后期有很多这样的阶段，一些英军队伍很现实地接受了一个事实，即有的人不愿或者不能承受战斗的压力，免除了他们的责任。1917年10月5日，第2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一位硬心肠的军医写道：“为了满足多愁善感的人道主义，每当有危险时，二三十个差劲的人都被允许溜走，因此越来越多的普通人学会了不受惩罚地逃避，攻击失败了，成千上万的人伤亡，因为我们最忠于职守的士兵没有得到支援。”如果从宏观的视角来看这场战争，每一个军队都出现过这样一个阶段，即要么是大多数人，要么是足以影响行动的少数人，拒绝继续战斗下去。法军的这一阶段出现于1917年5月，当时在西线的100个师中有54个“集体不遵守纪律”。俄军的这一阶段出现于1917年7月，在“科伦斯基攻势”（Kerensky Offensive）失利之后，他们没能抵制住德军的反攻。意大利军队的这一阶段是在1917年11月的卡波雷托（Caporetto）战役，在德奥联军的攻击之下，第2集团军溃不成军。1918年3月，英军第5军崩溃，不仅在兵力上，而且在士气上。同年10月，西线的德军向军官表示不愿意继续战斗。除了德军之外，所有上述这些情况，如果我们把1915年9月的洛斯战役作为英军遭受惨重损失的开端，崩溃时刻都发生在此后的2年6个月至2年11个月之间。但是，重要的可能并非时间的流逝，而是总伤亡人数和参战部队总人数之间的关系。对此我们只能进行粗略的计算，因为对于如此像伤亡人数这样的数据，其不可靠性是众所周知的。计算结果表明，当阵亡总人数等同于作战步兵人数时，距离队伍的崩溃也就不远了。如果一个师作战步兵的人数为1万人，英、法、意、俄四国投入战斗的师分别有60个、110个、45个和120个，则与其相对应的人数分别为60万、110万、45万和120万，这差不多就是各个参战军队在发生崩溃或危机时已经阵亡的总人数。德军在崩溃之前阵亡的士兵肯定还要多很多，因此有别于这一模式，但有一点非常重要，即几乎直到战争结束，都有一连串的胜利支撑着它，其中包括：1914年的坦能堡（Tannenberg）战役，1915年的戈尔利采-塔尔诺（Gorlice-Tarnow）战役，1916年击败了罗马尼亚，1917年的卡波雷托战役和俄国签署的停战协议，1918年在英法两军前线的一连串突破。

对于是什么驱动（或阻碍）战士投身于堑壕战的某一场战斗，从这种概览中我们依然一无所获。我们已经看到，在7月1日的索姆河战场，还有一些特殊的因素在发挥作用，这些从第4集团军的构成和经验（或缺乏经验）就可以看出来。但是，除了凝聚力、使命感、自我牺牲精神、地方性以及全国性的爱国主义精神之外，还有其他的因素在起作用。自信和轻信当然是存在的，并且非常有效地说服伙伴营的士兵们翻过胸墙。可是，如果强调基奇纳军平民主义的本质，就意味着轻视领导层在率领其加入战斗的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我们可以找到证据表明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领导层很清醒，原则性很强，发挥了模范带头作用，和此前或此后的领导层相比，其质量更高，在军事上的作用也更大，至少在英军中是如此。

“迷惘的一代”（Lost Generation）和“公立学校的军官”（Public School Office）这样的说法都已经是老生常谈，在此背景之下，似乎不值得重复或重新审视。当然，到了战争快要结束时，英国远征军的军官已经不再是一个排外的社会群体，实际上其来源可能比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还要广泛。因为1939年至1945年之间的英军对军官的选拔建立在科学的基础之上，所有申请者都要接受测试，考查他们的智商、稳定性、性格和领导潜力之类的，这些方面的考虑对于出身中产阶级的候选人更加有利，而不是工人阶级。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即使想到了这样做，军官的伤亡比例也会让这样的系统无法操作。随着西线的战事越拖越久，实践中的做法是根据指挥官的推荐直接从普通士兵中选拔军官。因此，要想担任军官，只需要满足一个条件，那就是已经证明自己是名优秀的士兵。在和平年代，这样的人可能会没有机会或者根本不会想到要成为军官，却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中尉，接着是上尉，少校，甚至是中校。长远来看，这种大批量授予低层中产阶级和上层工人阶级年轻人军官职务的做法，将对英国的等级系统产生非常好的影响。德军则没有这样做，而是诉诸像设立“副军官”（deputy officer）和“副军士长”（sergeant-major-lieutenants）职务这样的权宜之计。然而，直接的问题依然存在，这是每一位新任军官都必须面对的问题，那就是要找到并采用一种个人风格，以适应机遇赋予他的军衔。

常备军官的举止应该为临时军官（“临时绅士”是战时刻薄的嘲讽）提供示范作用。可是常备军官不喜欢在基奇纳队伍里服役。“视察在继续，将军发现其中很多人是在1914年8月入伍的。他对这些人很了解，因为他刚刚视察过第20皇家燧发枪团[一个基奇纳营]。他和他们闲聊，一起开玩笑，扭他们的胳膊，拧他们的耳朵，问他们有几个孩子，有没有打算请假回去再生一个。他从一名1914年入伍的士兵身边走到另外一名同年入伍的士兵身边，突然用胳膊肘抵住一位指挥官的肋骨，大喊道：‘你这个幸运的家伙！’后，他说：‘给他开个玩笑，我们30年来一直都是如此。’”[8]基奇纳营所认识的大部分常备军官是上校和副官。以一种非凡的方式确保新军官仿效老军官的是这样一个决定，即就像R. C. 谢里夫（R. C.Sherriff）根据痛苦的经历所回忆的那样，最早的临时军官是从公立学校的毕业生中选拔的，因为当时英国的常备军官是公立学校类型，而不是典型的军校类型。这可能有点无谓重复的嫌疑，因为1914年以前公立学校的批评者通常谴责其军国主义色彩。在一定意义上，它们的确如此。可是，和德国的军校不同，从小就把未来的军官分离出来，按照严格的军事化方式将其养大成人，英国的公立学校负责整个英国上层中产阶级的教育，让其接受各种影响，不仅包括运动、学术、道德和宗教，还有军事。18岁进入皇家军事学院的年轻人被认为人格和态度都已经形成，只需要战术方面的训练就能在队伍里担任职务。

因此，新军的业余军官从一开始就知道自己被期望做什么。他们也知道自己加入的原始形式的兵团应该变成什么样子。因为英军的兵团有复杂的、高度个性化的传统积累、地方归属感、一年一度的仪式、连队内部的竞争、强烈的自治和与众不同的名称，如国王什罗普郡轻步兵团（King’s Shropshire Light Infantry）、忠诚北兰开夏郡团（Loyal North Lancashire）、惠灵顿公爵团、皇家燧发枪团。这些都是维多利亚时期公立学校系统的衍生，实际上是其产物。因此，只要做他们自己，最早的业余军官就可以为他们没有接受过训练的士兵们既提供一个环境，又提供一种领导方式，两者都和在和平时期的常备军队里几乎一模一样。他们为士兵们组织运动会，他们本人也参与，因为这是公立学校的秘诀，可以让闲暇时的年轻人从事有意义的活动。他们组织不同的排和连之间进行比赛，如越野跑、步枪射击、挖掘战壕，因为竞争是公立学校生活的活力所在。他们关心士兵的饮食、健康和卫生，因为作为较年长者，他们受到的教育是按照以前别人对待自己的方式来对待年轻人。他们自然而然地执行军事上的奖惩标准，因为这反映了他们从小所接触的系统。他们把士兵带到教堂，因为星期日公立学校会全体去那里。

但是，不能夸大新军里公立学校军官的虔诚，这一点很重要。他们中有的在大学里就已经成为思想上的不可知论者，例如其中最著名的鲁伯特·布鲁克（Rupert Brooke）。有的对宗教漠不关心或者不置可否，这让他们一定会很快适应惠灵顿的军队。格雷厄姆·格林维尔（Graham Greenwell）是一位18岁的温切斯特公学（Wykehamist）毕业生，对于有关“迷惘的一代”的神话，他的日记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矫正。他似乎健康地度过了4年的异教徒生活，和常备军官朱利安·格伦费尔（Julian Grenfell）持同样的观点，即“战争就像一场盛大的野餐，却没有晚餐的无目的性”。在战争到来之前，他“从来没有如此健康，如此开心”。但是，格伦费尔和格林维尔不同，他实际上似乎很享受杀德国人，为此他专门定制了一杆狙击步枪。至少在早期阶段，很多业余军官和一些常备军官会回避杀人。格林维尔讲述了他一次担任瞭望员的情景：能够看到德军的情况很少，最后总算能看到一名德军进入狙击距离之内，他却把枪交给了一位军士，让他来做这件事。常备军官汉伯里-斯派罗（Hanbury-Sparrow）更加明确地表达了他良心上对杀戮的抗拒：“你不想被杀，也不想杀人。你会觉得军官不应该加入混战，这是士兵要做的事情，你要做的是动脑子的那部分。”因此，在严格意义上讲，他的抗拒并不是道义上的；可是他的确对军官应该具有的品质有很高的看法：

他们是否更加勇敢呢？这才是你的判断标准……因为勇敢之举必须要动用一个人身上全部的道德力量……每个部队都有属于自己的由军官组成的小核心，整个队伍都团结在其周围。他们可能会受伤或生病，但是他们肯定会回来的……围绕这一核心，军官会不断地更换。很多士兵阵亡，但是在幸存者中，只有优秀的才会向中心靠拢。剩下的无法坚持下来，其中几乎总是会有酗酒者和好色之徒，实际上这些人的行为表明他们缺乏内在的纪律性。在战壕里，人的缺点暴露无遗。

像他这样把勇气等同于道德是一种英雄主义的清教思想，至少在早期阶段，这是公立学校看待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有方式，虽然斯派罗并非正统的基督徒，而是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9]的弟子。基督徒唐纳德·汉基（Donald Hankey）清楚地表达了这一方式，并且似乎表达了很多新军军官的想法，他于1916年10月在索姆河战场上阵亡。他为那一代人代言的文章是写给《旁观者》（Spectator）杂志的，署名为“武装起来的学生”（A Student in Arms）。对于现代读者来说，其中最重要的一篇文章可能是《受人爱戴的上尉》（“The Beloved Captain”），他在这篇文章中描绘了一位理想的领导者：

他在早期就来了……身材高大挺拔，面带微笑……有一段日子，他只是观察，然后就开始行动。他选出一些最笨拙的士兵，让他们自己练习齐步走……他的信任富有感染力……他简洁了当，很容易理解……很快笨拙的小队发现自己不再笨拙……实际上他已经赢得了大家的爱戴。我们都很喜欢他……如果有人脚部溃疡，他会跪下来进行检查。如果有水疱必须要刺破，他很可能会亲自动手……他对我们脚的关心几乎有点神圣的意味，而在他身上似乎有基督的影子。

通过全面列举军官的品德（其方式比这些摘录方式更加巧妙），汉基想让读者明白受人爱戴的上尉就是基督本人。“我们知道我们会失去他……但是没有了他，连队该怎么办呢？看到他我们就忘掉了个人的焦虑，一心想着部队和荣誉。”上尉阵亡了，“但是他依然活在我们心里……我们这些认识他的人不会忘记他。我认为那些逝者已经见到了他。当他们到了那一边，我想他们会团聚的……当他们跪在那个优雅地被钉在十字架上的形象面前，我想他们能够看到不远处上尉的微笑。无论如何，如果死亡不可避免，就让我心怀这样的信念死去吧”。

很多军官似乎并不会完全接受汉基关于理想军官的看法，但是在战争初期，这似乎表明了他们努力的方向。如果这样的话，我们就更容易理解在7月1日这天，成千上万的新军为什么会如此义无反顾地爬进无人区，跟在连队领导者的后面艰难地向前推进。可是，到达那里之后，又是什么让他们继续前进并和敌人争夺阵地呢？这需要一个不同的解释，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滑铁卢战役中那种密集队形的领导方式是不可能的。士兵们是以“散漫队形”部署的，因此很多距离军官很远，无法受他本人的直接控制。在索姆河战场上，不可能通过推搡和拳打来维持队形。此外，噪声比在滑铁卢战役中还要大，几英尺之外就无法听到说话的声音。

获得战利品的愿望可能已经不再是作战的一个动机。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士兵可以把他们的金钱作为贷款留在军需官那里，而金银饰品的相对价值已经下跌，因此没有什么值得他们冒着生命危险穿过无人区。另一方面，和以前一样，强迫依然是迫使士兵加入战斗的重要手段。在阿尔斯特师争夺施瓦本堡垒的那个下午，克洛泽所在的部队出现了一些逃兵，他这样描述了对他们的处理：

一大群疲惫而饥渴的乌合之众从东边过来……我问道：“你们要去哪里？”他们一个说这，另外一个说那。给了他们点喝的，把他们赶回去继续战斗。又过来另外一群，人数更多……他们才不要待在战场上呢……一位年轻的副官快步追上前来，拦住了他们，却被他们推到一边。他拔出枪来，他们毫不理睬。他开枪射击，一名英军士兵倒在他脚下。这一下马上就产生了效果，他们都乖乖地回来了。

此外，每个营都专门指派人员作为“督战队”，在维多利亚女王来复枪团，他们的职责是“确保没有落伍的士兵留在战壕里”，“如果发现，就把他们送回其连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战场的地形让督战队的任务相对简单，因为急于逃避死亡的人会很自然地选择留在战壕里，而这里和学校的走廊一样，逃避者很容易被发现。

然而，强迫并非答案的全部，甚至连一部分都算不上。要想寻找答案，也许最好考查一下是什么让防御者（在这里是德军）坚持战斗的。对他们的作战动机来说，战场的地形可能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因为就像英军的作战方案所强调的那样，虽然没人告知，但是德军知道对前排战壕胸墙的占领很关键，它决定着生死成败（作战方案并没有这么说）。如果英军先到达，他们就会将手榴弹从地下掩体的通道扔下去，炸死防御者，而自己不会有任何危险。当然，德军可以主动投降，不让他们扔手榴弹。然而，除了荣誉和战斗精神的问题之外，在堑壕战中，投降也是一件棘手的事情。战俘本身没有任何价值，因此士兵并不太想抓战俘。这样一来，责任就落在可能的战俘身上，他们要让自己的投降被敌人所接受，而这是很难做到的，因为在敌我双方很少见面的情况下，面对面的遭遇往往会引起一触即发的反应。此外，从黑暗的掩体里用外语发出和平的呼喊，很可能会被误解。即使成为战俘，其安全依然无法得到保障。为了谨慎起见，他们要被马上送到无人区对面，在此过程中，可能会撞到己方炮兵的弹幕，或者被等在对面前线的第二拨步兵误认为是攻击者。7月1日这天，德军俘虏这两种情况都遇到了。9点30分，在被送回到第56伦敦师对面的戈默库尔的路上，300名没有受伤的德军战俘中有大约80名被德军的炮火炸死。后来，指挥第9皇家爱尔兰来复枪团的克洛泽意识到，他前线的预备兵力正在朝他的一些伤员从远处护送来的战俘开火。在他的命令之下，他们停了下来，但是很不情愿，“我听到一位年轻人说：‘他们不过是德国人而已。’”

不需要更多的说明，这些例子就可以解释在7月1日零时的决战时刻，德军为什么会如此凶猛地对前进中的英军发起扫射。在某种意义上，其中并没有什么个人恩怨。投降是可耻的，并且可能是危险的。逃跑是不可能的，因为在战壕更远处，德军当然也有他们的督战队。因此，杀死英军是必需的，虽然大部分人可能会称其为职责所在，在射杀铁丝网错误一侧的英军时，他们似乎从中找到了乐趣。当然，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轻松的杀戮似乎的确能够让人产生愉悦感。某些掠食动物在遇到成群的无法逃脱的猎物时，会出现强迫动作，动物学家汉斯·克鲁克（Hans Kruuk）曾试图将这两个现象联系起来。后来在很多地方，德军将枪口瞄准了躺在他们战壕外面的英军伤员，只要他们一动，就马上开枪。这其中可能并没有什么恶毒的成分。对于德军来说，可怕的炮轰刚刚结束，敌众我寡，又刚刚幸免于在地下被手榴弹炸死的命运。此时他们一定高紧张，如果有人即使是做出可能会再次对他们阵地发起进攻的姿势，他们就会进行射击。

如果这有助于解释德军的“战斗意志”，也同样有助于解释是什么激励着英军和他们争夺前排的战壕。但是，这是否可以解释是什么促使已经进入战壕的步兵离开其掩护，继续向下一个目标推进呢？兴奋、责任心、对作战方案的了解和先前对任务的演练，这些因素可能都起到了作用。对战壕的占领，让英军可以恢复对士兵的领导，这可能也发挥了作用。很多人讲述了军官怎样在占领的战壕里穿行，和士兵们交流，让混乱的地方恢复秩序，对士兵们或激励，或祝贺，或告诫。但是对德军的情况一样，机械和地形的因素也发挥了作用。敌人的前排战壕是一个危险的地方，其防御是颠倒过来的，极其危险的无人区在其后面。万一在前排战壕受到反攻，就意味着可能会被驱赶到刚刚逃离的危险区域，即敌人弹幕的行进路线或其机枪的射杀区域。在很多方面，继续向前推进会更加安全，尤其是在己方的弹幕还在到达范围之内时，可以提供一道安全屏障，可以安全到达敌人的下一个战壕。一旦到达那里，如果后来迫于形势不得不后退时，后方也就有了斡旋的空间。此外，这样还可以为后面的支援力量腾出空间，一旦敌人发起反攻，他们可以前来援助。这样一系列相对复杂的认识会迫使步兵向敌占区推进，至于能够坚持多久，这很难估计。这些实际上是军官的认识，但是大部分士兵可能都很清楚在敌人前排战壕里的生命危险。一旦能够说服他们由此向前推进，似乎就能够让他们不断前进，直到遭遇敌人的抵抗或者由于自身的疲惫而不得不停下来。至于此后会发生什么情况，则会由前面考察过的堑壕战的规则所决定。

纪念

7月1日并不是索姆河战役的结束。到了夏天、秋天和初冬，还要发起几次新的攻击。正式结束要等到11月18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官方历史把7月1日之后的战役分为8个“阶段”。战后，战役命名委员会（Battle Nomenclature Committee）正式将第一阶段命名为“阿尔伯特战役”（得名于前线后方的一个小镇），现在没有人使用这个名字。

到战役结束时，已经有419 654名英军士兵在索姆河战场上伤亡，法军也伤亡了近20万人。关于德军伤亡的具体数字，从那时到现在一直存在争议，官方的历史学家试图表明他们的伤亡超过了协约国，他们的反对者则持相反的观点。

但是，在某种意义上，索姆河战役依然没有结束。截至20世纪20年代中期，战场上的村庄和城镇都已经被重建，用的是一种让人讨厌的红砖。此时在索姆河战场上阵亡的协约国士兵的尸体也已经从仓促挖掘的坟墓中被挖了出来，重新埋葬。在所有从1914年起有英军士兵阵亡的国家，帝国战争墓地委员会（Imperial War Graves Commission）已经建立了50处美丽的花园墓地。然而，索姆河战役留给英国的主要纪念物不是墓碑和碑文，而是思想和文学。它建立在这样一种启示之上，即战争会给整个国家的年轻人带来死亡的威胁，而在此之前，由于英国拥有强大的海军，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认识将会发挥重要的政治影响：“有一次，[美国的]马歇尔将军在英国，他滔滔不绝、雄辩有力地竭力说服英国早日入侵大陆……彻韦尔勋爵（Lord Cherwell）对他说：‘没用的，你要说服的是索姆河战役的伤亡者。’”无论是在官方，还是在学术界，对于应该打什么样的战争，英国的战略思想中也渗透着同样的意识。因为索姆河战役第一天失败的原因不需要分析，任何人都可以理解。战斗刚一开始，参与攻击的士兵就几乎大部分非死即伤，剩下的那些人会因为惊骇不已，不知所措，根本无法坚持下去。

在经历过这场战争的那代人身上，西线战场的经历催生了在广度和强度方面都极富有想象力的文学，而索姆河战役标志着这一关键阶段的开始。若没有这些文学作品，所有这些认识本来可能已经被遗忘。其中很多是诗歌，最早出版的也是诗歌，很多是在战争进行的过程中问世的。正是因为最早的抗议呼声是诗歌，其影响是短暂的，因为作为一种文学形式，读者往往会看不到隐藏在诗歌中的文献价值。或者最好这样说，要想延续其影响，需要通过散文进行某种形式的核实，以普通的语言来确认萨松、格雷夫斯、布伦登（Blunden）所吐露的不是个人的主观情感，而是整整一代人的情感表达。当然，“整整一代人”的说法有点走极端，因为其中包括了很多这样的人，他们受教育和情感所限无法看诗人所看，感诗人所感；也包括了很多虽然和诗人们一样接受过良好的教育，情感也很丰富，但是要么默许了这场战争，要么实际上很享受这场战争。然而，从他们的诗歌中，战时一代沉默的大多数人可能看到了一种他们可以认可的真实。战争结束10年之后，在1928年至1932年之间的这段时期，对诗人来自战壕里的呼声进行背书的散文突然找到了表达渠道和读者。雷马克（Remarque）的《西线无战事》（All Quiet on the Western Front）、布伦登的《烽火低吟》（Undertones of War）和格雷夫斯的《告别往事》（Goodbye to All That）出版于1928年；奥尔丁顿（Aldington）的《英雄之死》（Death of a Hero）、海明威的《战地春梦》（Farewell to Arms）出版于1929年；萨松的《步兵军官回忆录》（Memoirs of an Infantry Office）发表于1930年。以自传体或虚构-记录体的方式，这些作品分别讲述了德军、英军和意军前线的情况，其中4部作品的作者已经获得了“战争诗人”的名声。

作家可以最快地感知到文学市场的趋势，有时比出版商还要快。因此，在利用心理学的语言来解释20世纪20年代末战争文学的突然涌现时，我们必须小心，这样的表达如“集体失忆症的康复”或“群体压抑的解脱”。近现代每一次大战都曾引起文学上的反应，但总是在战事结束之后过一段时间。布隆的《进军》是被忽视的有关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典作品之一。在1914年以前，他就已经以一系列讲述普法战争的小说确立了自己在文学上的名声。普法战争爆发时，他还太小，所以无缘参加。美国小说家克莱恩（Crane）的《红色英勇勋章》（The Red Badge of Courage）则讲述了美国内战。两人都意识到公众开始乐意听他们的讲述。在吸引公众注意力的同时，他们也把一批模仿者吸引到了这一主题。

索姆河战役（1916年7月1日）

但是，如果1928年至1932年之间战争著作的大量涌现仅仅是一次文学上的“哄抬股市”，对于印刷出来只为维持读者群的作品，我们不会有太大的期望。在对其进行重新审视时，现代评论家也许会很现实地预料一本好书和一批平庸的模仿之作。事实当然并非这样。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雷马克的作品有点使人腻烦，奥尔丁顿的作品则有点似乎被夸大的苦涩，但是布伦登、格雷夫斯、海明威和萨松的作品不仅很好地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关于它们的一切表明它们将继续被读下去，不是作为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背景资料，或者是作为书面证据，而是作为关于人类如何面对死亡必然性的真理的感人表达。

让索姆河战役的经历依然如此重要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最好的文学作品中所包含的永恒品质（很多非一流作家的作品也很值得赞扬）。第二次世界大战所激发的文学作品没有一部能够与其媲美，虽然有几部很有深度却被不公平地忽视了的小说问世，如英国大卫·霍尔布鲁克（David Holbrook）的《肉体创伤》（Flesh Wounds）、美国的詹姆斯·琼斯（James Jones）的《红色警戒线》（The Thin Red Line）。事实上，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英国所确立的唯一一类重要的文学范畴是战俘故事。这种故事盛极一时，让人猜测非作战人员对于战争的认知是通过什么渠道形成的。如果把这句话作为一个公理，即公众的兴趣点在于最危险的时候发生了什么，也就马上可以理解为什么反映战壕生活的文学作品会如此成功了。公众对第三战俘营（Stalagluft III）[10]或科尔迪茨城堡（Colditz）[11]带刺铁丝网后面所发生的一切非常着迷，这是否意味着他们已经在无意识之中认识到这样一点了呢？即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真正危险的是作为敌人的奴隶，是在集中营、灭绝营、劳改营和战俘营（它们之间的区别很容易模糊），而不是作为其对手；相对来说，作为参加战斗的士兵更加安全。或者说公众是否已经意识到下面这些呢？即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学和索姆河战役的故事中，他们对现代战争对士兵的影响有了比任何时候都要多的了解，认识到人类最终已经达到了某种极限，即在战场上能够承受什么，不能够承受什么；认识到自1918年以来，科学对军事技术和武器的改进，实际上并没有恶化身陷杀伤区域的士兵的困境；认识到战壕里的声音代表了工业时代的每一名士兵。如果这样的话，格雷夫斯和布伦登的读者就已经掌握了很重要的一部分现实。[12]

[1] 19世纪中期英国首相迪斯累利在其著作《西比尔》这样描绘他所处的时代：“（他们好像）两个民族，互不往来，没有同感；它们好像不同地带的居住者或不同行星上的居民，不了解彼此的习惯、思想和感情，他们有不同的教养，吃不同的食物，受制于不同的礼仪和法律。”——译者注

[2] 在《旅途尽头》（Journey’s End）中，作者R. C. 谢里夫（R. C. Sherriff）这样描绘了他于1914年8月初次尝试成为军官时的一幕：“副官问道：‘学校？’我告诉他了，他的脸拉了下来。他在一份打印的名单上找了一下，说：‘对不起，恐怕这不是一所公立学校。’我很不解，告诉他说我们学校虽然不大，但是历史悠久，品质一流，是由伊丽莎白女王于1567年创办的。这并没有打动副官，他已经对我失去了任何兴趣。‘对不起，’他重复说，‘但是我们的规定是所有申请担任军官者必须从获得认可的公立学校中选拔，你的学校不在其中。’仅此而已，就此结束。在经过很长时间的艰苦努力之后，我才最终被接受，成为一名军官，这还是因为大批军官在法国伤亡，当局不得不降低门槛，接受限制严格的圈子之外的年轻人。”

[3] 沃里克郡团（唐塞德学校和牛津贝利奥尔学院）的斯蒂芬·豪伊特（Stephen Howett）中尉在审查完士兵家书之后所写的信中写道：“虽然和我相比，这些人的生活条件要更艰难和肮脏，但是他们的思想常常和我们这些在出身和教育上享有更多优势的人一样优雅，一样敏感，这是怎样的一个教训呀！”

[4] 都是H.G.威尔斯社会小说中的人物，前者出自《吉普斯：一个简单人的故事》（Kipps: The Story of a Simple Soul），后者出自《波利先生的历史》（The History of Mr. Polly）。——译者注

[5] 在7月1日这天，泰恩塞德苏格兰旅4个营的指挥全部阵亡。

[6] 马丁·米德尔布鲁克：《索姆河第一天》（The First Day on the Somme），艾伦·莱恩出版社（Allen Lane），1971年。

[7] 由于医学的最新发展，虽然自残会带来法律上的惩罚，但依然有人铤而走险。自残现象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才产生的吗？19世纪的俄国农奴为了逃避兵役，会将自己的门牙敲掉，因为没有了门牙，他们就无法咬开旧式步枪的弹药筒。然而，在抗菌药物出现之前的自残现象，我还没有发现。可是，现代医学的发展让敌人或真正的意外（在1914年至1918年之间，意外事故造成的伤害至少占5%）造成的伤害成为离开战场的理想借口。莫里斯·鲍勒（Maurice Bowra）写道：“一处恰到好处的伤口是颇受欢迎的上帝之举。”汉伯里-斯派罗（Hanbury-Sparrow）说他的士兵：“无论多么轻微的伤势都可以终结他们在道义上继续向前的责任。”F. W. A. 特纳（Turner）这样回忆他于7月1日这天跳出战壕的情景：“当口哨吹响时，第一个爬上梯子的是美国二等兵马丁。他刚爬到顶，就被击中手腕。他马上回来，说：‘我受伤了，我下来了。’”

[8] 《步兵所了解的一战》（The War the Infantry Knew），皇家威尔士燧发枪团（P. S. King，1938年）。

[9] 鲁道夫·斯坦纳（1861—1925），奥地利哲学家、社会改革家和建筑师，人智学的创始人，他主张用人的本性、心灵感觉和独立于感官的纯思维与理论解释生活。——译者注

[10]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俘营，位于德国的下西里西亚省，里面关押的主要是被俘的盟军空军成员，其选址是因为这里不容易通过挖地道逃跑，而使其出名的却正是两次这样的逃跑。——译者注

[11] 位于德国萨克森州，曾在一百余年的时间内被用作囚犯工厂和精神病院。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党卫军将其改造成为当时德国境内唯一的高安全战俘营。——译者注

[12] 本书完成于保罗·福塞尔（Paul Fussell）的《一战和现代记忆》（The Great War and Modern Memory，牛津大学出版社，1975年），该书专门探讨“英军在西线的经历……以及它被记忆、传统化和神化的一些文学手段”，很有启发意义。

第5章
战争的未来

The Future of Battle

移动的战场

索姆河战役将作为人类的体验和苦难的战役被带到了我们的时代，这是工业经济的时代，全体选民的时代，征兵制的时代。虽然按照20世纪后期的思维方式，索姆河战役似乎可能是一种旧式的战役，和葛底斯堡战役更为接近，而不是库尔斯克（Kursk）战役、阿拉曼战役、阿登高地战役或西奈（Sinai）战役。这主要是因为其战场上没有任何战车，上空也没有地面攻击机。但是，如果纠结于这些缺少的因素，就是在采用一种狭窄的西方视角。的确，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兰西战役和沙漠战役中，坦克和飞机被大量使用，相对于作战步兵的数量，其比例很高，但是对于在其他地方作战的绝大多数战士来说，大部分时间和过去两百年的情况差不多，是行动缓慢、赤膊上阵的地面战斗。和我们在索姆河战役和滑铁卢战役中看到的“赤裸的战士”一样，站在开阔的战场上，时刻有生命危险。发生在太平洋群岛和缅甸的战役几乎完全没有用到装甲部队，在丛林的遮挡之下，飞机几乎没有任何干预。德军在意大利的长期作战没有空军掩护，坦克也很少。发生在苏联的最早几场大战役，除了战线的中路之外，也主要是大量的步兵参与，虽然中间有像库尔斯克战役这样的中断，但是直到战争的最后一年苏军集结了庞大的坦克部队，条件一直很艰苦，人们不得不吃马肉，甚至煮皮鞋为食，在斯大林格勒，战士们把皮带都煮着吃了。还有的被战争的形势所驱使，在无边无垠的大草原上东奔西突。斯大林格勒被嘲讽地称为“伏尔加河上的凡尔登”，在双方炮火轰炸而形成的废墟中，这一战役几乎完全发生在步兵之间。将德军先头部队运到那里去的坦克在城内根本就派不上用场，而最后包围德国进攻者的苏军坦克部队则被部署在距城很远的地方。

人们通常认为坦克战就是坦克对坦克，但是如果对任何一场伟大的坦克战进行分析的话，你会很吃惊地发现只有很少的部分是如此。在库尔斯克战役的关键阶段，即7月11日至13日，的确有大规模的坦克部队在比较有限的空间之内近距离作战，几乎没有步兵的支持。在卡昂（Caen）东部的古德伍德战役的最后阶段，在布尔盖比山脊（Borguebus Ridge）下集结的英军坦克被武装党卫军第1装甲师摧毁，因为它们速度太快，把同行的步兵远远地落在后面。在沙漠战场上，德军曾多次利用自己不太先进的三号中型坦克为诱饵，诱使英军派出他们脆弱的十字军坦克和斯图亚特坦克，在没有步兵护卫的情况下，面对他们口径为88毫米的反坦克炮。实际上，重要的甚至是关键性的坦克战的例子还有很多，如阿夫朗什（Avranches）反攻、1942年冬天的莫斯科战役、1943年冬天的基辅战役等等。但是，由于作战队伍的构成，实际上装甲师之间的战斗大部分并非发生在坦克与坦克之间，而是步兵和步兵之间，并且战争持续的时间越长，情况就越是如此。

这听起来有点矛盾，但是只要看一下装甲师的构成，马上就会恍然大悟。当然，装甲师里会有坦克团，但是此外还有炮兵团和工兵团，有的还有步兵营。战时习惯于称他们为“装甲步兵”，如果他们和德军最早的装甲掷弹兵（Panzergrenadiere）一样，配有轻装甲的半履带车，以便在战场上移动，这种叫法没有错，很少有军队能够给装甲师中的步兵营配备如此昂贵的专门装备，俄罗斯人从来没有这样做过，英国人也很少这样做。此外，随着战争的进展，坦克对步兵反坦克武器的脆弱性开始凸显出来，各国的军队都不得不增加坦克部队里步兵所占的比例。因此，在战争早期，德军的装甲师里有4个坦克团，有超过500辆坦克，只有3个步兵营，到了战争结束时，这个比例已经颠倒过来，有4个步兵营为2个坦克团提供支持，坦克的数量还不到150辆。这种转变部分是因为他们生产坦克的速度赶不上其敌人，同样是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只能为4个装甲步兵营中的1个提供装甲运输车。虽然德国的这种情况有点夸张，但是同一时期更加富有的国家在军队的组织方式上也表现出同样的倾向。英国在刚参战时有1个装甲师，包括6个坦克团和1个步兵营，但是到了战争结束时，同样是1个装甲师，却包括4个坦克团和5个步兵营。美国在整个战争期间装甲师里步兵营的数量并没有发生变化，一直都是3个，但是坦克团的数量从原来的8个减少到6个，最后又减少到了3个。

因此，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参战的装甲师并不太像闪电战的倡导者心目中的陆上装甲舰队，移动迅速，联合行动，统一发射。当然，坦克进攻偶尔也会变得像海上追逐一样，如1940年隆美尔从马斯河（Meuse）所向披靡，一路打到阿拉斯，再如1944年英军第30兵团从塞纳河一直推进到布鲁塞尔。但是只要众多坦克相遇，其速度必然会放慢到和步行一样，并且中间还会有长时间的静止。由于失去了船舰作战的单纯性，坦克战中会掺杂很多步兵战斗的混乱因素，这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士兵在不少大战役中所经历的情况差不多。美国人、德国人和英国人分别称其坦克部队中的步兵为装甲步兵、装甲掷弹兵和机动步兵。虽然他们可以遵照司令官的命令，驱车到任何地方作战，但即使仅仅是为了谨慎起见，他们会在距离敌人很远的地方下车，然后再向其靠近。一旦到了地面上，他们就和任何时代和地点的步兵一样容易受到炮火的伤害。在1943年10月的第聂伯河会战中，苏军坦克部队对德军第19装甲师发动了进攻，冯·梅伦廷将军（General von Mellenthin）对这次进攻的描述很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在炮兵轰炸期间……一动也不能动，因为290门各种口径的大炮都集中在1 000码（约914米）的前线。……火力范围一直延伸到装甲师的指挥中心。负责前线的两个师受到了如此猛烈的轰炸，甚至无法判断攻击的重点在哪里。……经过两个小时的狂轰滥炸，我们的战壕体系看起来像新犁过的田地，重型武器和反坦克炮虽然被很仔细地埋了起来，但很多还是被炸了出来。

突然，苏军步兵以密集的阵列从弹幕之后对狭窄的前线发动一轮又一轮进攻，并有坦克作为支援。很多低空飞行的飞机对仍在射击的据点发起攻击。苏军步兵发动攻击时，场面很壮观，一道长长的灰色波浪滚滚而来，发出尖厉的呼啸声，防守的部队需要钢铁般的意志。[1]面对这样的攻势，射击纪律至关重要。

苏军的攻击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是到了下午，我们保留的装甲部队消灭了那些进入我们防御体系的苏军士兵。我们仅仅失去了一英里（约1.6公里）左右的地盘。

这三段话的有趣之处在于几个层面。和很多专业军人的作品一样，它是用某种秘密的语言写出来的，至于是故意为之，还是无意而为，我们很难判断。关键的一句话是“射击纪律至关重要”，普通的读者可能无法理解这句话的含意，它是说德军步兵必须暂缓开火，直到苏军距离他们所在的战壕非常近的时候，才能同时瞄准，连续发射，能杀死多少敌人就杀死多少敌人，直到他们也找到躲避之处，能够歇一口气，重拾勇气。如果发射过晚（这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是一种自然反应，而是恰恰相反）就会被敌人杀掉。如果发射过早，苏军就会赶快寻找庇护，这样很多人就会幸免于难，他们毫不动摇，一边继续进攻，一边让苏军像前面两个小时那样继续进行可怕的炮火准备。

这三段话在另一个层面上的趣味是历史和文学上的：这三段话所描绘的情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战壕里的士兵所熟悉的十分相似。事实上，几乎在每一个方面，冯·梅伦廷所描绘的都像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情景，坦克和飞机的出现几乎无关紧要，部队的名称则完全无关紧要，无论是炮兵团，还是机动步兵营，无论是进攻的，还是防御的，士兵所面临的艰难处境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处于类似情景中的前辈一模一样，他们的命运也是同样的。“我们仅仅失去了一英里左右的地盘”，必须承认，对于1916年的西方战线而言，这已经是很多了，但是就与此同时的东方前线而言，又在正常范围之内。在描述的两场战争中，都意味着有很多士兵伤亡。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坦克的数量还不到1万辆，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有大约25万辆坦克被生产出来。从1939年到1945年，在各个战场上都有它们的身影：谢尔曼坦克、T-34坦克、丘吉尔坦克、虎式坦克、豹式坦克、四号坦克、克伦威尔坦克、玛蒂尔达坦克、瓦伦丁坦克、斯图亚特坦克和JS3重型坦克。它们隆隆作响，穿过沙漠和草原，跋涉在雪地和河滩。如果说在人类体验的层面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多战役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相类似，那么这几万辆坦克的功能和作用体现在哪里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要想回答这个问题，最好认识到此处的“功能”和“作用”可能是大相径庭的事物，事实上，在实践中就是如此。上面列举的大部分坦克有严格的专门化功能。例如，丘吉尔坦克就和玛蒂尔达坦克与瓦伦丁坦克一样，是“步兵”坦克，直接源自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可以翻过战壕、破坏铁丝网的一号坦克，在设计上与其一样，目的是要利用火力震慑或击破敌人步兵据点的抵抗。而虎式坦克归根结底是反坦克的坦克，是装甲部队战场上的超级无畏舰，能够在火力上压倒任何对手，能够承受或偏转其火力。但是，在这两种情况下，由于功能如此专门化，其作用也只能是有限的、局部的。丘吉尔坦克可以帮助步兵越过密集的铁丝网和碉堡区域，强行发起进攻，而如果没有其协助，就会被阻止或被击退。而此时，如果有虎式坦克，就可以破坏丘吉尔坦克，“恢复前线”。但是，两者在发挥其各自功能的时候，速度都很缓慢，比步行快不了多少，并且行进的距离也很短。由于重量非常大，就牺牲了速度，履带很快就会被磨损，和现代的推土机一样，要有专门的运输车将其从一个地方运到另一个地方，而这种运输车很不适合战场。

虽然在火力和装甲方面，谢尔曼坦克、T-34坦克或三号坦克都比不上这些专门化的重型坦克，但是一旦有难得的机会，它们就可以转变整场战斗的性质。这种情况并不经常发生，也不能凭指示发生，因为这需要同时具备多个条件，而不是简单的装甲上的优势。但是，一旦发生了这种转变，战斗的焦点就可以在一周的时间里转移100英里（约161千米），就像1940年5月在法国和1944年6月在波兰所发生的情况，而参战各方的常规日程就会被彻底打乱。这种转变的发生凭借的不是坦克的速度，也不是其克服前方道路上敌军抵制的能力。仅仅负责突破敌军阵线的坦克生命周期很短。坦克先天注定很容易发生机械故障，其数量会很快减少。由于油耗很高，一次携带的燃料只够用几个小时，很快就会让其余的部队停下来。可见，从1939年9月开始，所有的司令官都梦想过或有过噩梦的“装甲突破”是需要精心谋划的。

很多是纯粹行政上的事务，如部队、武器和供应在所选突破地点的集中。这种行政上的准备至关重要，有些战略评论家视其为指挥才能的全部。但是，在军事的背景下，“准备”一词还有另外一个更加重要的意义，如在“炮火准备”这个表达中，其意义大有不同，指的是给敌人造成一定损失，让他们为即将到来的真正的打击做好心理准备。对于装甲突破来说，关键性的就是这种准备。在很少的情况下，这一步也可以避免或省略，要么是为了实现突袭的效果，如1944年12月的阿登高地战役，要么是因为敌人很不了解装甲部队的潜力，仅仅主攻本身所带来的震慑就足以让受攻击一方丧失抵抗能力，如1940年5月马斯河战役中的法军。但是这种情况很少发生，通常仅仅发生在战争初期，或者发生在长期“安静”的战线。更多的情况下，必须要经过长期的战斗，损耗防御者的抵抗能力，就是我们今天所谓的“消耗战”，然后将军才会做出安全判断，派出装甲部队发起突破。

但是，要想通过消耗战让敌军心甘情愿地屈服，这个过程过于痛苦。有时，不管敌军愿意与否，都必须要屈服，如1944年诺曼底战役中的德国国防军，此后的战斗会按部就班，从“定位”，到“消耗”，再到“突破”。敌军受到警告，以及还有斡旋空间，这两种情况会产生不同的举动。如果受到警告，他们就会开挖战壕，架起铁丝网，埋下地雷，就像库尔斯克战役中的苏军那样，会处于十分安全的位置，结果，攻击者的消耗战只会消耗自己的力量。如果有斡旋空间，他们就会一遇到攻击就脱离接触，赶紧撤退，就像1943年2月曼施坦因（Manstein）在哈尔科夫（Kharkov）反击战中那样，将战场“打开”，让战场成为“流动的”，迫使敌人在他们不熟悉的地方作战，而防御者却对地形很熟悉，作战的方式和时间都由防御者来决定，而不是攻击者。因此，攻击者要想实现突破，必须要让敌人坚守阵地，也就是说要坚守在被攻击时所处的位置，并不断从后备队伍中派人补充防御过程中消耗的力量，直到最后无人可派。此时，如果攻击者指挥得当，人数还有剩余，并且其中还有很多装甲力量，就可以实现装甲突破。

但是，突破并不会自动随之而来。即使坦克在远方敌军战线的突破口有所进展，突破依然不会自动发生。这还不够，坦克必须让后续部队跟上，但是他们并不会自动和自发地一看到机会就马上前进。实际上，在现代所有的军队里，都有一股强大的抵制移动的力量，这部分上是物质上的，部分上是心理上的，这种力量如此强大，其影响甚至可以和敌人的相比。心理上的抵制可能更容易理解。在家中温暖的火炉边上，庇护之所、娱乐和各种食物都被视为理所当然，但是我们知道，在战场上，这些很难得到，因此我们可以这样猜想，一旦得到，就会倍加珍惜，不愿意放弃。实际上，除了极其勇敢的人，每一名有经验的士兵都会寻求一间舒适的营房，一片安静的区域，一个更好的藏身之所，将其作为家的临时替代物。要想让战斗继续下去，指挥官必须努力克服这种诱惑。即使是一个很普通的住处，甚至是一个很糟糕的藏身之所，也会对士兵很有吸引力。有一次，我在研究一张大比例尺的西线战场战壕分布图时，问父亲他们6英寸炮的炮兵连是否就驻扎在地图上标注的位置，他回答说是的，并且马上开始在地图上指出其突出特征。虽然50年已经过去，但他对当时的地形记得清清楚楚，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所有幸者似乎都有这种能力。这让我深刻意识到这种诱惑是多么强大。他指出这里是炮兵连的作战位置，那里是发射炮火的位置。这里是运河上的水闸，天气晴好的下午，他曾经在河里游泳。对他来说，这里显然更加重要。这里是田野，他们曾在此踢球；那里是库瓦西耶（Courvisier）家的农舍，他们煎蛋饼给士兵们吃。他们家有一个儿子也在远方的战场上，因此对士兵们很有好感，尤其是当他们会说一点法语的时候。那里有一座耶稣受难像，傍晚，他曾经在雕像下面等着哥哥从附近的炮兵连过来，带来家乡的消息，然后再在危险的夜色中，听着哥哥的脚步声越来越远。显然，他在那里的几个月里，皮卡第这片方圆一英里的地方，虽然有各种破坏和恐惧，却已经变得如此熟悉，甚至给了一种和故乡斯塔福德郡农村那样的安全感。并不只有他在法国找到了心目中的斯塔福德郡。就像莫特拉姆（Mottram）在《西班牙农场》（Spanish Farm）中所要表达的那样，在整个战区，无论是个人还是朋友群体，大家都尽可能地将战争关在门外，在他们创造的小世界中临时扎下根来，抵制变化。

但是，无论是英军，还是其他任何一支现代军队，他们扎下的最强壮的根是物质上的，过去如此，今天依然如此。他们面对的是挡在前方的敌人，但是真正阻止他们前进甚至拖他们后退的是参谋所说的后方连接网络，包括临时仓库、饮水站、电话亭、铁路终点站、火药库和军械库，其职能是要延伸军队所能到达的范围，但是其结果是离心的，而不是向心的，是一种朝着后方吸引的力量。这些连接在理论上是弹性的，但是只要遇到前进的压力，就会显得十分僵硬。它们所固着的场所几乎是无法移动的，如军队的根据地、指挥部、物资和火药的存放处，以及医院。在1918年至1919年间，要用几个月的时间才能将它们转移。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军队的组织本来是机动灵活的，但是实践证明在紧急情况下并不那么灵活。虽然卡车的使用让军队显得行动快速，实际上它们只适用于短程运输。要让军队长距离快速行进，就需要利用铁路，而这些铁路肯定已经被敌人或同盟军或自己的空军所炸毁。

无论怎样，对铁路的使用并不能确保行动的快速，就像1914年8月法军从铁路终点站进入洛林时的缓慢速度所表明的那样。要想让一支队伍快速行进，需要的并不仅仅是运输方式，虽然它比对进攻威力的坚定信念更为重要，比如1914年的法军就是如此。要想激发队伍贸然前进，就需要有一个愿望，一个梦想，一个噩梦，或者是三者的某种混合物。1914年，德军一路向南，日复一日，连续步行20英里（约32千米），因为他们有一个愿望，那就是要在6周之内获得完全的胜利，打败法军，进入“光明之城”巴黎，并骄傲地走在香榭丽舍大街（Champs Elysees）上。但是，这样的愿望很少出现，将领无论尽多大努力想要唤起这种愿望，也常常很难成功，或者用过去时更加准确地说就是，常常很不成功。因为也可以这样认为，虽然军队的机械化已经带来了战争上的一场革命，它真正的结果，即实际上的影响，不是物质上的，而是心理上的。简而言之，与其将坦克看作一种武器，不如将其看作一种像“机械降神”一样的舞台设备。利用它，将领可以通过设定更高的目标，不仅仅是要守住阵地，还要迫使敌人后退，甚至是取代无可争辩的胜利，以操纵人的情感，激发队伍的反应，让士兵克服对行动的抵制情绪，战胜自我保护的本能，打破正常作战的节奏。

空降部队的使用让将军能够以更加势在必行的形式设定这一目标。例如，在阿纳姆战役中，蒙哥马利利用已经降落到敌占区内部的第6空降师所处的困境，刺激近卫装甲师前进，再利用近卫装甲师坦克从盟军阵线在暴露状态下向北行进的艰难之旅，激发陆军第30军紧随其后。在印度支那半岛和洛林战役有点相似的战役中，法军将士兵空降到越盟要塞的中心，以此激励路面纵队去接应他们，将这一方法上升到了战略原则的高度。但是，就像阿纳姆战役的结果所表明的那样，这一方法过于冒险，不能经常使用。另一方面，装甲部队的推进让将领有机会既能激发战士对身处险境的战友的团队意识，又能控制他们所面对的危险的程度。当然，在此过程中，也可能会出现误判，就像1941年十字军行动中的隆美尔那样。这时，装甲部队如果不想坐以待毙，就必须撤退。但是，如果做出正确的预测，就像1940年5月的希特勒，或者1941年夏天俄罗斯战场上的霍特和古德里安（Guderian）那样，步兵会因为不愿意看到坦克部队在孤立无援的状态下牺牲，而奋力前行，穿越他们的出发地点和坦克部队前进地点之间的漫长距离，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段距离是不可跨越的。这对他们的要求既有斗志上的，也有体力上的。经过一两周的超常努力，以他们的进军，彻底改变整个战役的方向。

战争的本质

可见，要想实现一次突破，不但要有物质上的准备和理性的控制，还要巧妙运用人的心理。当然，如果没有高昂斗志的作用，任何突破都是不可能的，它利用的是战士对孤立无援的战友的团队意识和急于前去救援的迫切心理。但是，要想实现突破，还要有一个更加重要的心理技巧，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这需要攻守双方的合作来完成，那就是要让战士坚守阵地。除非士兵坚守阵地，坚决面对敌人，发生交火，并遭受沉重的创伤，突破实际上不会有持久的影响，和其他的小伎俩一样。在势均力敌的对手之间，轻而易举的胜利几乎从来就不会持久。失败的一方会舔舐伤口，心怀怨恨，等待时机，进行报复。1870年德国轻易获胜，结果，在此后40年的时间里，法国一直怀恨在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场上，要得到变本加厉的偿还。1941年6月至8月希特勒轻松获胜，换来的是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苦果。以同样的方式，并且因为同样的原因，珍珠港事件导致了日本在莱特湾战役中的失败。在最近的10年里，我们看到阿拉伯人的军队坚决拒绝接受以色列1967年闪电战的胜利，拒绝以此来判断双方的实力，而是坚持要回到战场上，重新一决雌雄。正是这个原因，我们可以说坦克虽然改变了现代战争的节奏和形式，却并没有改变战争的本质。装甲部队的挺进可以让战斗的焦点在一天之内转移20英里（约32千米），但是无论它在何处停下来，那里必定会发生人与人之间的战斗，而这和军队出现以来所有的战斗一模一样。

因此，战争在本质上是意志的较量，对这一观点我们不必推到极端，就像福煦（Foch）和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法国战略家中的“进攻学派”所做的那样。战争的发生需要对立双方互相的、持续性的意志行为。要想产生一个结果，就需要其中一方的意志崩溃。至于这种意志行为必须持续多久，这种意志崩溃要多么彻底，我们并不能明确。在“理想的”战争中，意志行为会持续到足够久，让意志彻底崩溃。在实践中，这种理想的情况在滑铁卢战役中几乎得以完美地实现。虽然可以说“战役是发生在两军之间并导致其中一方在意志上或物理上崩溃的过程”，关于战役，这是我们可以得到的最佳定义了，但是很少有战役的参加者在意志上做出如此持久、如此彻底的努力，或者进行到如此地步。军队实际上可能会下定决心要摧毁对方，却完全不能做到，虽然带来了惊人的伤亡，就像索姆河战役所发生的那样。军队也有可能会心情轻松地走上战场，却遭受毁灭性的挫败，就像阿金库尔战役中的法军。在这些不那么“理想”的情况下，虽然结果是负面的，或者说是“错误的”，但是并不意味着这些战役可以避开关于战役的定义，或者使其无效。僵持状态或者没能发生的战役对一些幸存者意志的影响，和完全符合这一义的战役中胜利者或失败者的感受是同样的。一旦他们下定决心要坚守阵地，无论这样做的动机是什么（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就已经在心理上享受到了其奖赏或者受到了其惩罚。

因此，在《谈论过去的人》（Man on His Past）一书中，赫尔伯特·巴特菲尔德（Herbert Butterfiel）爵士提出：“世界历史上的每一次战役都可能与众不同，但是既然我们可以将它们归于‘战役’这个词下面，它们必定有一些共同之处。”但是他并没有说明这个共同之处可能是什么，我们现在可以做一个尝试。它不是“战略”上的，也不是“战术”上的；不是物质上的，也不是技术上；不是一些彩色地图可以揭示的，也不是通过收集关于兵力和伤亡的比较数据就可以表明的，甚至也不是通过对军事经典作品的平行阅读就可以理解的，虽然在理解之后，这些经典会很好地阐明我们的理解。这个共同之处就是人性，一方面是自我保护的本能，一方面是荣誉感和某一个目标的实现，他们要努力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因此，对战争的研究总是对恐惧的研究，通常是对勇气的研究；总是对领导艺术的研究，通常是对服从的研究；总是对强迫的研究，有时是对反抗的研究；总是对焦虑的研究，有时是对欢欣或宣泄的研究；总是对动摇和怀疑、误报和误解的研究，通常是对信仰的研究，有时是对远见的研究；总是对暴力的研究，有时是对残忍、自我牺牲和仁慈的研究；最重要的是，它总是对团结一致的研究，通常也是对分崩离析的研究，因为战争的目标就是使团体瓦解。它必然是一种社会的或者是心理的研究，但又不仅仅是社会学家或心理学家的研究，实际上也许不应该是他们的研究领域。因为战争中的人群，他们所遭受的压力的本质和来源，会被社会科学家的实验方法抽去生命和意义。对于募集军队参加战争的社会而言，对于这些社会所支撑的经济和技术而言，战争属于历史上有限的时刻。战争是一个历史的话题，只有采取长期的历史视角，才能理解其本质和发展趋势。

战争的趋势

战争今后的发展趋势是怎样的呢？这个问题太大，如果不加以限定，就会无法处理，虽然我起初只打算探讨同一气候和地理区间的战役，即西北欧，同一群体内部的战役，即欧洲人[2]，同一价值体系框架之内的战役，即西方的基督教，但是我并不确定这些限定是否足够。除了气候、地形和种族之外，还有很多其他因素的影响，其中最明显的就是技术和经济。幸好，如果我们所谈论的战役是特定时间和空间之内的一种情境，包括了个体和他所在的群体，大部分因素都可以排除在外。虽然工业的兴起已经极大地提高了各个国家的战争能力，武器的改进计划无限延伸了将领的影响范围，但是战场之上个人的困境依然要在某一个相当小的范围之内进行考虑，无论我们选择考察哪一个时刻，那都是他本人和群体的身体和心理所能承受的范围。无论是什么，人都有一个承受的极限。无论是死于乱箭之下，还是死于烈性炸药，死了就是死了。因此，就我们的宗旨而言，要确定的因素不是战争的机械化怎样大大增加了参战国的花费，而是它在怎样的程度上增加了战争参与者的压力。

我们应该怎样在比例尺上标记出这些不同的程度呢？登山运动可以为我们提供一个有用的参照。对于个体而言，山峰和战场一样，本身就很危机四伏。当然，在山上，如果采取明智的预防措施，不像在战场上那么容易丧命，但是对于登山运动员来说，死亡的危险总是难以摆脱，毕竟，吸引他来到山上的就是这种危险。每年，在每座主要的山峰都会有不少人毙命。每位登山运动员所面对的危险的程度有很大的不同，是由很多因素决定的，其中包括他要征服的山峰的高度、所攀登岩壁的陡峭程度、天气状况和可预见性，还有构成岩壁的物质的稳定性。峰顶越高就越寒冷，需要的时间就越长，就会增加另外一个危险，即疲劳，至少在攀登阿尔卑斯山时是如此。天气越是难以预测，被困在岩壁上的危险就越大。坡度越大，岩壁的构成就越不稳定，“客观危险”就越大，如雪崩、碎冰和落石。德国的登山者有时意味深长地称落石为“山炮”，它们可能是所有危险中最致命的了，因为它们常常突然而至，是最不受登山者支配的因素。

在20世纪初，登山者开始广泛游历，寻找新的登山地点，并根据攀登的难度，对其进行分类，这样初次攀登者就可以知道自己是否力所能及。虽然英国人、法国人、瑞士人和意大利人对他们的山脉有不同的分类系统，这些系统大致认同六个难度等级，从“容易”到“极其困难”。如果警告说某一岩壁的级别较高，就足以让登山新手望而却步，而大部分登山者仅仅选择那些中等难度的。

就这样，这些系统发挥了其作用。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一种新精神俘获了欧洲顶尖登山者的心，他们尝试并成功的攀登难度越来越大，也越来越难分级。这种精神就是“极限”攀登，挑战“体力和心理所能承受的极限”，在找不到“自然”扶手或立足点的岩壁上，利用“人造”方法，比如用锤子把金属岩钉打进去。这些方法引起了传统的阿尔卑斯山登山者的强烈反对，他们对登山运动有一种浪漫主义的观点，强调山脉通过产生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而看重人类的精神价值。他们称极限登山者的举动为“反常”“堕落”和“邪恶的证明”。1935年和1936年，先后有6位极限登山者试图登顶“不可攀登的”艾格峰（Eiger）北壁，结果全部遇难，这证明他们的反对是正确的，仿佛真的有山神，有些冒犯行为是他们所不愿意忍受的。

但是，到了1938年，艾格峰北壁被极限登山者所征服，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已经被多次登顶。到了20世纪60年代，登顶已经没有什么了不起。为了寻求刺激和耸人听闻的效果，增加了攀登的危险性，如在寒冬进行攀登，或者沿着“一滴水从峰顶直线落下”的路线进行“直线”攀登，最后则是在严冬进行“直线”攀登，先是低一点的山峰，比如多洛米蒂山脉（Dolomites）三峰山中的大峰（Cima Grande），最后是艾格峰。到了这一阶段，传统的分类系统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意义。很多攀登是标准的五级或六级，但是和客观的危险相比，技术上的难度相形见绌：落石以致命的速度从岩壁上掉下来，此外还有碎冰、雪崩和闪电。挂在金属装备之上的极限登山者实际上会把闪电引上身。虽然如此，和“主观的危险”（这是我们的叫法，登山者自己并不用这种表达）相比，“客观的危险”本身又算不了什么。因为直线攀登需要几天的时间，而在岩壁之上的几天足以耗尽一个人的体力，体力没有了，他们的意志和勇气也没有了，而极限攀登中的其他一切所依靠的就是意志和勇气。为了寻求更多的“直线”攀登的路线，他们使用电钻和膨胀螺丝，还有一种看起来像脚手架的东西。登山运动一直是对胆量和体能的考验，但是极限登山者的疯狂已经将其变成一种消耗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意志力和耐力。在此过程中的伤亡人数也能和消耗战相提并论，从1935年至1958年，共有70位登山者挑战艾格峰，其中17人遇难，有的坠崖，有的死于外来伤害。这些数字提供了很好的比较材料。遇难者中一位是安迪·英特施托瑟（Andi Hinterstoisser），艾格峰北壁最难攀登的一段就是用他的名字命名的。另外一位是托尼·库尔茨（Tony Kurz），他临死前所表现出的英雄主义已经成为阿尔卑斯山攀登历史上的一个传奇。两人都是从德国军队请假过来登山的。后来，在1941年5月德军空降部队入侵克里特（Crete）时，他们原来所在的第100山地猎兵团冒着负责防御的新西兰士兵的炮火，强行在马利姆（Maleme）机场着陆，这也许是这次战争中最鲁莽的军事行动，虽然它将战役从灾难扭转为胜利。在此过程中，800名士兵伤亡了150人，伤亡率为18%，而对艾格峰最早的13次挑战中，伤亡率为24%。可见，实际上，即使是最为“极端的”的军事行动，也没有队伍里最勇敢的人所选择的消遣活动那么危险。

那么，“在过去的那个世纪里，登山运动是不是变得更加危险了呢？”如果有人问这样的问题，答案是：“在最高级的层面上，是的。”最初，登山运动是一天就可以完成的活动，无论是什么山，选择一条最容易的路线，攀登到山顶，以引起友人的青睐，要么是因为这座山比较出名，要么是因为以后可以到山上享受愉快的一天，锻炼一下筋骨，考验一下勇气，培养团队精神，享受上帝的户外恩赐。但是，到了我们这个时代，这一活动已经成为一种军事行动，运动模仿战争，并且是最枯燥、最致命也是最漫长的一种战争。实际上，对于那些尝试“直线”登顶艾格峰的硬汉登山者来说，他们日复一日地蜷缩在费九牛二虎之力在岩壁上开凿的狭小、肮脏而难闻的雪洞里，瑟瑟发抖，饥肠辘辘，一边为遇难的队友感到难过，一边时刻担心着自己会葬身于雪崩。此情此景，让人想起鲍鲁斯（Paulus）第6军团的士兵，在斯大林格勒的废墟中，他们也是在与此类似的雪洞里被活活冻死的。

当然，我们想问的问题是，能否将阿金库尔战役、滑铁卢战役和索姆河战役放在一个可以比较的难度等级上，信心满满地说确定了各自的级别，“二级”“四级”“六级”？我们是否可以根据“技术难度”“外来伤害”“时间跨度”和“客观危险”对其进行分级？即使可以进行分级，这是否会让我们得出如下结论：在我们所探讨的时期，战场上一线士兵所面临的危险一直在增大？

时间跨度

我们完全可以做出这样的陈述，即战役变得越来越长，事实上这已经是老生常谈。阿金库尔战役可以用小时和分钟来计算。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虽然对几个兵团来说，滑铁卢战役的磨难长达三天之久，但是对有些兵团来说，仅仅是一天的事情。因此，惠灵顿认为滑铁卢战役没有塔拉维拉（Talavera）战役那么严重，因为后者延续了两天一夜。但是，50年之后，美国内战中最血腥的葛底斯堡战役延续了三天，从第一天的上午10点左右到第三天的傍晚。到了20世纪初，大军之间的战役可以延续两周之久，比如俄军和日军在满洲里的辽阳战役。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期，战役的时间跨度已经长达数月：索姆河战役的持续时间是四个半月，从1916年7月1日到11月18日；帕斯尚尔（Paschendaele）战役是三个月多一点，从1917年7月31日到11月10日；凡尔登战役是十个月，从1916年2月21日到12月20日。事实上，从1918年起，如果没有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8月23日到1943年1月31日）和诺曼底战役（1944年6月6日到8月25日），我们甚至可以说战役缩短了，但是这样一来，就可能会跑题到对“战役”定义的讨论，因为，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很多战斗并非通常理解意义上的“战役”，而是“围困”，其目标更加有限，也更加具体，并且延续的时间也几乎总是更长，这一说法是完全站得住脚的。实际上，如果我们比较一下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战役和美国内战期间对彼得斯堡（Petersburg）长达十个月的围困，或者是克里米亚战争期间长达一年的塞瓦斯托波尔（Sebastopol）战役，就会发现这种时间上的延长更多的是表面上的，而不是实质上的。

但是，正如没有一名战士参与了索姆河战役的整个过程，在彼得斯堡战役和塞瓦斯托波尔战役中，战士们也并非每天都在硝烟和战壕中度过。就像罗杰·芬顿（Roger Fenton）和马修·布雷迪（Mathew Brady）的摄影作品所表现的那样，围困期间也有平静的时刻。甚至在索姆河战役期间也有平静的时刻。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场战役，它所遵循的是一种严格的轮流系统。发起攻击的士兵在次日几乎完全被撤下，而击退进攻的大部分德国士兵在一周之内被替换。因此，表明战役在延长，未必能够表明战士个体面临的危险增加了。虽然如此，更大、更久的战役要求将领有源源不断的兵团供应，并且常常要在同一个战场上反复使用。有时，由于战斗过于激烈，根本无法替换人员。有些队伍在组织方式上就是要让士兵长期作战，要么没有任何中断，要么就只有很短的间歇。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红军自始至终都没有给士兵放探亲假，这必须被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对苏联人民最潜在的残忍行为之一。士兵要一直待在部队里，直到阵亡或伤残。在他们活着期间，很多人已经在心理上放弃了自己的家庭，从女战友中寻找“战地妻子”。奇怪的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军队也有类似的做法，只要士兵被分配到一个作战部队，要想从危险中解脱，就只有两条路可以走，那就是阵亡和受伤，因为美国的政策就是让作战部队长期待在前线，通过替换战士个体来弥补损失。这样一来，一种“遥遥无期”和“绝望”的感觉开始在士兵中间蔓延，让他们深感沮丧，这最终促使最高指挥部规定了作战任务的期限，有争议性的“越南服役年”就是最著名的结果。

在越南为期一年的服役期间，甚至最不情愿的士兵也会日复一日地参与战斗，就像在围困溪山（Khe San）时那样，战役的性质本身使他无法被替换下来。在诺曼底战役期间，情况更是如此，其激烈程度要求英军士兵一周又一周地守在登陆后被派遣的地点，而通常情况下，他们在前线期间是能定期休假的。作为一支突击部队，在装备上，第3突击队本来是要和敌人短期接触的，却在诺曼底桥头堡最左侧的巴旺森林（Bois de Bavent）驻守了两个月，在此期间，损失了大部分军官和超过半数的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士兵常常会经历各种极其糟糕的磨难，激烈交火之后被从一场战役中撤下来了，后来又被送回去，直到人员损失超过原有人数。就这样，在凡尔登战役期间，在短短的几周里，德军第3猎兵营和第87步兵团的伤亡人数超过了最初加入战役的士兵人数。

客观危险

可见，虽然和格兰特和惠灵顿的士兵相比，战役持续时间的延长未必意味着现代的士兵一次作战的时间要更长，虽然在实践中常常的确如此，但是士兵个人所面临的危险肯定增加了，因为在同一场战役中，他被要求参与战斗的次数增加了。无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或第三次到达战场，他会遭遇什么样的危险呢？这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它涉及战场的规模、使用的武器的种类，还有士兵在战场上可以得到的保护。显然，“杀伤区域”一直就很危险，无论它的宽度是200码（约183米），就像在阿金库尔战役中那样，还是半英里，就像在滑铁卢战役中那样，或者是超过5英里（约8千米），就像在索姆河战役中那样。杀伤区域的扩大不仅增加了身处险境的人员的人数，可能还增加了其危险的程度，尤其是在战区前沿。这一点我们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无论是在滑铁卢战役，还是在索姆河战役，虽然时代相差悬殊，但伤亡人数的比例差别不大，可是这些伤亡发生的速度大相径庭。在两场战役中，第1营和恩尼斯基伦燧发枪团分别有698人和801人参战，伤亡人数分别是427人和568人，伤亡比例分别是61%和70%。但是，就像我们前面看到的那样，在滑铁卢战役中，伤亡发生在3个小时里，而在索姆河战役中，伤亡可能发生在最初的30分钟。两支军队都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但是在索姆河战役中，这一过程所用的时间仅仅是滑铁卢战役的六分之一。

不仅如此，虽然对伤员的救护有所改进，即使考虑到索姆河战役中将伤员送到后方的安排失败，这两场战役中士兵受到从致命到非致命伤害的比例大相径庭。在滑铁卢战役中，117名士兵阵亡或死于受伤，在索姆河战役中有245人伤亡，伤亡比例分别是27%和43%。当然，这里所取的样本太少，不足以支撑任何论断，但是它们并非作为可疑案例的证据，而是为了能够阐明一个实际上并不需要证明的观点，即在过去的两个世纪里，武器的杀伤力和军火的供应数量都一直在增加，并且其结果是可以预料的。无论是阿金库尔战役中弓箭手的长弓，还是滑铁卢战役中步兵的火枪，都曾经十分有效地在短时间内将不太大的空间范围变得十分致命。这里的“在短时间内”和“不太大的”是重要的限定。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士兵已经拥有足够的手段，可以在更长的时间和在更广大的空间里维持一种致命的环境。于是就有了这样标题的战争小说：亨利·巴比塞（Henri Barbusse）的《炮火》（Le Feu），福特·马多克斯·福特（Ford Madox Ford）的《男人能挺住》（A Man Could Stand Up），恩斯特·荣格的《钢铁暴风雨》（In Stahlgewittern）。通过这样的标题，这些战士作者希望用一个词语让读者明白这种新型的战争和此前其他所有战争之间的区别何在，即这种新型战争将人们放逐到一个从未被发现的大陆之上。在这里，他们赖以存活的空气中充满了致命的金属颗粒；在这里，他们被迫以一种凄惨的姿势生活在地下；在这里，由于一种乌有之乡的逻辑的奇怪变体，健康被当作一种负担，伤残成为一种值得追求和享受的福分。似乎武器制造商已经成功地向大气中释放了一种由火和钢铁组成的新元素，从而使战场变得不适宜人类停留。战场上有一种奇怪的空旷之感，对于20世纪经验丰富的士兵来说，是危机四伏的最佳暗示。在1915年的伊珀尔战役中，德军最早使用毒气。毒气的使用当然改变了战场大气的化学构成，在很长的时间里，直到20世纪40年代，它被认为是最致命的。但是，随着后来冶金技术和投射性武器设计的发展，加上烈性炸药变得更加低廉，更容易得到，机械杀伤物的致命性被再次提升。今天，大量的地雷（最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广泛应用）、克莱莫人员杀伤地雷（Claymore mine，又译为“阔刀地雷”或“阔剑地雷”）、高杀伤手榴弹和炮弹[3]，还有步兵普遍携带的自动武器的次口径弹药，这些只需很小的队伍就可以让前方的空气中充满金属碎片，让没有装甲保护的人根本无法靠近。这些大量的杀伤物已经改变了很多军队武器训练的潜在目的，更不要说那些从更大、更远的武器或者从空中发射的杀伤物了。传统的教导是让士兵击中所选择的目标，现在的教导是让士兵创造一个不可穿透的区域，在本质上类似于深层太空里会对太空旅行者构成很大危险的陨石带。法军步兵排的士兵被教导只要发射到200米远的距离就可以了，如果需要枪法的话，也仅仅是几位精英射手。意大利的步兵排几乎只配备冲锋枪，仅仅适用于对附近区域进行扫射，不需要多少技术，就像家庭主妇拿着喷雾罐在厨房里喷洒除虫剂一样。如果认为这些例子有点偶然，苏联、德国和美国的步兵连队都是只配备自动武器，使用的是现代的轻型弹药，步兵可以携带的弹药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步兵的两三倍。在长达几十年的时间里，“浪费弹药”都被认为是军事上的主要罪过，现在却变成了美德。在几个世纪的时间里，“击中目标”一直是主要的军事技能，从此被留给了均衡法则。英国的士兵传统上就是优秀射手，也许只有在这里，在20世纪70年代，在北爱尔兰的冲突中，士兵要对持枪的恐怖分子发起还击，又不能伤害到被恐怖分子用作掩护的旁观者，好枪法依然受到赞扬和传授。

危险

危险埋藏在战场的泥土之下，被微风吹起，以固体形态弥漫于空气中。地雷、毒气和炮弹，这些“客观危险”有的是新的，有的和战争一样古老。在20世纪，由于供应过多，对于士兵来说，杀伤区域变得比以前任何时候都更加危险。实际上，杀伤物的过剩已经带来了一种传统的战略学家谁也没有遇见过的新情况：战场上的环境几乎完全变得对人不利，并且是不加选择的。此外还有一个可能更加重要的新发展，至少从个体的角度来看是如此，那就是这种不利的环境所涵盖的区域不断扩大，但是在这一区域内部，情况变得越来越僵化。从登山运动可以看出这对士兵个人意味着什么。现代登山方式将“极限”技术和长时间攀登相结合，几乎将“危险”的程度增加到无法忍受的地步，其中包括坠崖和落石，同时也让从危险情况下的撤退变得越来越困难。塞德梅耶尔（Sedlmayer）和梅林格（Mehringer）是最早尝试登顶艾格峰的登山运动员，他们的命运很好地阐明了这一发展趋势的危险性。在岩壁上度过了五个白天和四个夜晚之后，在此期间，下方的观看者大部分时间看不到他们，当他们再次进入视线时，依然在向上攀登。游客们很乐观，但是山上的导游和经验丰富的登山者保持沉默，因为他们意识到两位登山者的后路已经被下方山坡上的雪崩和落石切断，他们“此时唯一的希望就是奋力攀登到山顶”。

两人还没有找到出路就死于严寒，地点在艾格峰北壁的中间位置，救援队无论是从峰顶还是从旁边都无法到达他们所在的位置。可见，毁灭他们的是艾格峰北壁的巨大面积和极其不利的条件。同样，现代战场的规模和“客观危险”使其对士兵个体充满威胁。现在，要想从战场上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理性的军队会逃跑。”孟德斯鸠曾这样说过，表明在他所处的时代，士兵还是有选择的。在实践中，他们的领导者会做出很大努力，禁止他们采取这一选择。腓特烈大帝曾说过：“必须要让普通士兵害怕他的军官，甚于害怕他的敌人。”但是，当更小的恐惧征服更大的恐惧时，他们还是会逃跑。就像杜皮克令人信服地表明的那样，对于任何士兵而言，逃跑最初的时刻可能是他在战场上最危险的时刻，因为此时的他最容易受到敌人的攻击，但是如果他能够逃离杀伤区域，没有背后中弹，也没有被追赶的骑兵砍倒，就很有可能会安全逃脱。在阿金库尔战役中，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在英军弓箭手乱箭之下，法军骑兵中有很多人突然改变方向，跑进了附近的树林里，只用几秒钟的时间，就完全摆脱了危险。在滑铁卢战役中，有很多比利时士兵同样躲藏在树林中，在做饭的火堆旁一直等到夜幕降临，危险排除。当然，将领不愿意承认这种“逃跑的权利”，但是在过去，战争之所以可以忍受，这也是原因之一，因为它让士兵相信上战场最终是一种自愿的行为。所有国家的士兵都常常会行使这一权利，无论是对于士兵个人，还是对于更大的事业，都并非总是致命的。逃跑的士兵总有一天还是要上战场的，这句话半真半假，第一次布尔河（Bull Run）战役、第二次索姆河战役和卡塞林山口（Kasserine）战役都是这方面最明显的现代例证。

实际上，如果一支军队逃跑，可能会严重打乱敌军的计划。施里芬之所以会形成臭名昭著的以闪电战征服法国的计划，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担心俄军会拒绝坚守阵地，但是1914年法军撤到了马恩河，让他这一计划落空。1940年的闪电战之前，毫发无损的法军快速朝马恩河撤退，促使希特勒放过敦刻尔克（Dunkirk）的英军，因为他对1914年的教训记忆犹新，担心在和英军作战时坦克部队会遭受损失，他还需要这支部队来重新书写历史。当士兵在战场上想要逃跑时，他所考虑的不是要挫败敌人的计划，而是为了保命，但是证据有力地表明逃跑越来越不能实现他的目的。现代战场规模庞大，宽度可能长达100英里（约161千米），纵深长达20英里（约32千米），甚至更多，是18世纪战场的30至50倍，步行的士兵根本就走不到战场的边界。即使走到了边界，也可能会走不出去，因为现代的战场和过去不同，后方比前线人数更多。现在军队里作战的士兵只占少数，参谋们一直在为这一事实感到痛苦。士兵如果不想继续作战，他会发现向后方撤退的道路被越来越密集的各种行政人员阻断，更不要说那些专门负责防止士兵逃离战场的军警了。如果士兵想要借助交通工具离开战场，这种拥堵的情况会造成更大的困难，因为后方部队的主要任务就是控制道路和桥梁。敌机虽然可能会忽视甚至会看不到地面上的步兵，但是移动的车辆一定会吸引其注意力。

但是，从空中看时，这名犯错误的步兵也有可能和在地面上看时一样明显，因为经过一段时间的战斗，现代的战场会很快变得光秃秃的。乔木和灌木丛消失，建筑物被夷为平地，甚至大地的轮廓也会被改变。要想白天在地面上移动是不可能的，人工照明让夜间的行动也很危险，尤其是现在的红外线监控。这些情况所造成的夜间和地下生活模式通常被认为仅仅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征，在此期间，落叶行动的技术和战略优势是偶然被发现的。但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很多战场上，占主导地位的也是这种模式，尤其是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在越南与以色列的很多地方。在光秃秃的现代战场上，想做逃兵的人别无选择，就像塞德梅耶尔和梅林格那样，只有背水一战，希望通过击败敌人得以脱身，因为他知道后退是无法解决问题的。

但是，还有另外一个选择，研究围困战争的人都知道，他们称其为“内部脱逃”。在一个组织良好的堡垒里，这是行不通的，但是当指挥官无法将所有的食物集中起来时，这种情况就会盛行。由于现代的战场很难逃离，士兵中间会形成一种受困心态，但是因为现代军事供应非常充足，战场上常常会散落一些罐装食品。士兵如果不想继续作战，又不愿意投敌，只要能够找到藏身之处，如果战斗在较长的时间里保持稳定，他有时就可以坐等战斗结束。1917年，在方圆几英里到处都是防空洞和战壕的索姆河战场上，生活着一群靠抢劫军需站为生的澳大利亚士兵，在很长的时间里，他们逃过了军警的搜索，有人说直到战争结束。更加令人注目的是在奠边府战役中，大量非法国驻军选择这种方式，他们在河岸上挖洞，穿过城郭，偷窃每天夜里空降到城防之内的供应品，有时会和士兵们发生争抢。到围困结束时，据说其人数已经超过了作战的驻军。

事故

内部脱逃的另外一个好处就是它排除了当兵过程中的意外危险。当然，这仅仅是理论上的，因为这种行为很少见，可能是因为必要的条件并不经常出现。战斗中的伤亡总有一部分是事故所造成的，但是在早期的战役中，这一比例究竟是多少，很难估计。在阿金库尔战役中，法国士兵有的被压在尸体下窒息而死，有的被返回的骑兵所伤害。伤亡人数肯定很多，但是在尖利兵器时代，绝大多数伤亡是由致命的事故造成的。随着火器的出现，事故变得更加常见。我前面描述过滑铁卢战役中发生的几次事故，大部分是因为枪炮“走火”。不仅仅小型武器会对其使用者及其朋友构成危险，大炮也会造成伤害。默瑟尔描述了他的一位炮手在大炮发炮时在炮口旁边绊倒，“就像人摔倒时自然会做的那样，他向前伸出两只胳膊，结果肘关节以下的部分被炸飞”，可能是因为爆炸时的气流，而不是炮弹本身。默瑟尔后来听说他在去找医生的路上因为失血过多而死。随着军队的器械越来越多，越来越笨重，火药的爆炸性越来越强，事故伤亡人数大幅增加。对于和坦克一起出战的步兵来说，坦克的危险性臭名昭著，因为驾驶者的视线受到很大的限制，装甲车对自己人十分危险，在崎岖不平的道路上快速行驶时很容易侧翻。事实上，第2皇家骑兵团在训练事故中的伤亡要高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敌人造成的伤亡。现代的炮兵也是一把双刃剑，“间接”发射或者根据地图进行发射，而不是对着可见目标进行发射，结果炮弹有时（英国步兵认为总是如此）会落在自己人一边，而不是落到敌军那里。大炮本身对炮兵的危险也比默瑟尔时期更大。一旦炮弹在炮筒中而不是炮筒外面过早爆炸，这种情况虽然少见，但万一发生，肯定会将操作人员炸死。对于工兵来说，布雷和扫雷的过程更是十分危险。军事工程伤害军工人员的形式还有很多，例如，1917年6月，引爆斯潘布鲁克莫伦（Spanbroek-moelen）下面地雷的战士就死于来自触发装置的电击。

但是，事故数量增加的原因可能主要还是军队的机械化。在保险公司看来，年轻人的风险最大，战争让成千上万的年轻人在充满危险、没有监督的道路上驾驶大马力的车辆。碰撞、打滑、着火、侧翻，或者把车子开到沟里，这些都是操作过程中常见的事故。在真实的战争中，这些情况更加常见。在越战期间相对平静的时间里，死于交通事故的美国士兵比死于越共之手的还要多。

有人尝试过计算战争中事故伤亡人数占总伤亡人数的比例，虽然仅仅是尝试，但是证据无可争议地表明战争中事故伤亡的比例很高，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这个比例是五分之一，在布尔战争中是七分之一。这些事故中很多是发生在战役过程中，或者是由战役所导致的，并且其比例呈上升趋势。

技术上的困难

战争的机械化不仅导致事故率不断上升，还有另外一个间接的结果，那就是让士兵的职责变得更加复杂。如果继续借用登山运动这个比喻，这个领域的发展也会让我们得出同样的结论，因为极限登山者不仅要精通传统的结绳术、平衡和抓握技术，还要学会使用冰爪、岩钉、岩石栓、螺丝冰锥、普鲁士结和小绳梯。但是到了这里，这个比喻就行不通了，因为登山者必须是一位多面手，而现代的士兵越来越成为某一领域的专家。事实上，为了奉承军衔最低的士兵，美军已经用“专家”一词取代了“列兵”这个称呼，但是这个名称并没有多少实质意义，因为虽然它意味着其持有者拥有精细的专业知识，但这种知识常常仅仅足以执行十分简单的功能。随着军队里劳动分工不断细化，他只要执行这一功能，如给机枪上子弹，操作无线电收发机，拉动自动武器的扳机。如果认为现代前线的士兵在技术上不如滑铁卢战役中的火枪手或炮手，这也是不合常理的，因为训练的目的就是要让后者像机器人一样，而现代的士兵则不是。“专家”一词的背后是军械官、无线电技工、枪炮电脑操作员和直升机飞行员，他们所操作的技术在难度上肯定是20世纪之前的大部分士兵所无法理解的。虽然如此，无论是在技术的广度还是在深度上，我们完全可以说阿金库尔战役中的弓箭手是现代的步枪兵所不能及的，马上的重骑兵更是如此。剑术、箭术和马术都是运动专长，需要有平衡感、对时间的把握和判断能力，而现代的军事职能很少需要这些能力。因此，现代的士兵很少可以赶上尖利武器时代的士兵，虽然他们中的大部分肯定更加强壮和健康。

战争非人性的一面

尖利武器时代的战争还需要另外一种已经消失的军事品质，即和对手的一种共情，就军事技能而言，它也许比灵活性或反应能力更加重要，因为它让士兵可以预见对手的行动，进而先发制人。还有就是一种心狠手辣，让士兵可以一边正视陌生人，一边无缘无故地将其击倒，并且不会有任何内疚之情。职业拳击手当然拥有这种品质，无论是后天习得的，还是与生俱来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普通人对他们充满好奇，就像对动物园里的动物那样。在其日常生活中，现代中产阶级的西方人很少遭遇直接的、面对面的殊死搏斗。虽然民众对职业拳击很有热情，虽然盛行对“暴力的社会价值”的颂扬，暴力的消失是否在西方人的欲望模式中留下痛苦的空虚感，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杀人活动本身似乎并没有受到广泛的认同。行刑者这一职业在印度遭人鄙视和嫌弃，在大革命之前的法国，这一职业已经成为世袭，桑森（Sanson）家族前后有七代人操此业。那些没有家庭的行刑者“住在肮脏的小破屋里，不敢进入城市，除非是要去行刑，即便如此，也必须要有人保护其安全”。在20世纪的英国，直到死刑被废除，这一职业一直被皮埃尔帕恩特（Pierrepoint）家族所垄断。按照其中一位的说法，对这一职业的竞争非常激烈，虽然就像他本人所承认的那样，这些竞争都是来自那些最低级的人。

当然，在绞刑架上杀人和在战场上杀人是大相径庭的行为。但是，虽然文明社会利用各种巧妙的解释来帮助在战场上杀人的士兵开脱，让他们不会自己感到内疚，也不会引起社会的非难，说他们和对手一样，也面临同样的死亡威胁，说他们杀人是为了避免比杀人更大的邪恶。值得注意的是，在我们所探讨的整个时期，那些可以选择是否杀人的前线军官一直避免从事这一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从军官所携带的、越来越成为一种象征的武器就可以看出来。在18世纪初，当长矛在战场上派不上用场时，他们携带的是某种小型的长矛。在19世纪初，当剑正在失去其用武之地时，他们携带的是装饰性的佩剑。到了19世纪末，当机枪已经确立其优势，他们携带的是手枪，并且通常是装在枪套里面的。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携带的常常根本就不是什么致命的武器，而是一根手杖。这不免让人产生这样一种印象，即军官在努力和杀人行为保持距离。再读一下授予高级英雄勋章时的颁奖词，你会发现那些写给士兵的，会突出其在杀人上的成功：“一等兵勇敢地绕到阻碍队伍前进的机枪的一侧，马上掏出卡宾枪对其发起射击，解决了六个敌人。”那些写作颁奖词的人避免使用“杀掉”一词，大部分情况下使用“解决”“处理”“打发”等表达。另一方面，那些写给军官的颁奖词则尽可能减少他们对杀戮的直接责任，强调他们在周围的人抛头颅、洒热血时的号召能力和组织能力。（当然，这只是一种比喻，在颁奖词中是永远不会出现掉头颅这样可怕的事情的。）“在战役的艰难时刻，上尉接过了指挥权，很快将部下集合起来，不顾自身安危，率领他们回到先前被迫离开的位置。”这里要为写作颁奖词的人说句公道话，在某种程度上，他们的主题是事先确定好的，因为总体而言，士兵受到表彰是因为其擅长杀人，而军官则是因为别的。但是，这样做仅仅是将表彰受嘉奖行为的责任后推一步，从颁奖词的写作者推到了奖章的授予者那里。毫无疑问，我们可以继续向后推，最终推到军事价值体系这一不可移动的障碍之上，其中一个主要的信条似乎就是“军官不从事杀戮”，或者“杀戮不是绅士做的事情”。

虽然如此，杀人在过去曾是和军官身份非常相符的行为，但是要在地位平等的人之间，并且要严格遵守规范。卫兵格罗诺就是一位著名的决斗者，他对滑铁卢战役的回忆对我们很有启发。惠灵顿本人也参与过决斗。英国土地上最后一次大决斗发生在1852年，其中一方是罗米利（Romilly）上校。实际上，在为了荣誉而需要决斗时，如果拒绝，就意味着其职业要走上绝路，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19世纪。如果回到更早的阿金库尔战役的时代，杀人或者说战斗是绅士唯一要做的事情。就像我们看到的那样，几个世纪以来，战场上杀戮的数量在不断增加，战争领导阶层为什么要不断贬低战争的核心活动呢？又是怎样做到的呢？

几乎可以肯定，答案已经包含在问题之中了。绅士的杀人行为必须发生在绅士之间。实际上，决斗的规则对此非常明确。骑士精神的法则虽然没有这么严苛和排外，同样坚持认为名副其实的战功应该发生在绅士之间，无论是一对一的决斗，还是人数大致相当（理想的情况是人数完全相同）的群体之间的决斗。但是，在中世纪末期之后的战争中，要想在战场上安排同等社会地位之间的人进行决斗变得越来越困难。作为16世纪最重要的军事革新，军事训练要求士兵留在被分配的地方，而不是到处寻找与其身份相当的对手。此外，枪炮释放出来的烟雾让这种寻找变得不可能。并且，即便这种遭遇成为可能，也越来越算不上是公平决斗，因为“公平决斗”要求技术上的平等，但是枪炮的使用让技术变得无足轻重。骑士之所以谴责枪炮，主要就是因为这一点。无论剑术多么精湛，多么准确无误，一旦遇到火枪，也是枉然。在军事上，火枪手一点也不比重骑兵差，甚至更好，如果训练有素，指挥有方，可以完胜骑兵。由于这一事实，在15世纪和16世纪，绅士们开始很不情愿地（南欧没有北欧那么不情愿）放弃了一对一搏斗的刺激，致力于军事训练和统军之术。他们意识到，如果不这样做，就有可能会失去其社会和军事地位，被已经完全掌握这一新型作战方式的雇佣兵首领取而代之。

当然，在这样做的过程中，他们也加速了这一让他们讨厌的趋势。到了阿金库尔战役之时，骑士战争可能已经过时近一个世纪。克雷西战役已经在几乎每一个方面预示了这一过程及其结果。但是，对一对一决斗的热爱使其延续下来，并在此过程中遏制了很多军事革新和发明，如果任其发展，会让文艺复兴及其后的战役比骑士战争更加代价高昂。因此，在道德方面，中世纪后期绅士对军事变革的抵制起到了有益的约束作用。今天，透过火药时代战役的轰鸣声，依然可以听到他们进行的后卫战斗的回响。

但是对我们来说，这一回响对西欧的军官阶层所传达的对简单杀戮的厌恶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这些受过良好教育的职业军人所回避的事实。对于少数参与者来说，战役总是不愉快的，现在已经变成让大多数人无法忍受的经历。也许最好将所发生的这一切描述为一种夸大的对社会和文化常规的偏离。战役总是不合常规的，但是和文明的、技术上比较发达的国家相比，在暴力的、技术上比较原始的社会里，对于初次面对战役的人来说，战役的事实并不那么让人震惊，可能也不会留下那么大的伤痕。这并不是说中世纪的士兵可以比当代人更好地适应现代战场。这样说是没有意义的，因为现代战争的噪声是他所从未经历过的，仅此一点就足以让他晕头转向，丧失作战能力，而是说由于在农村环境中长大，无论是平民还是贵族，争执是常见的，并且通常是以暴力方式来解决。即使他们用的不是真正的武器，也是和武器很相似的日常工具。此外，由于经常和马匹共处，他们对马的脾性非常熟悉。因此，对于他们那个时代的战役，至少在杀戮开始之前，他们是不会过于吃惊的，除非是对于战争编年史家乐于描绘的各种色彩和装束。总之，中世纪的战争和日常生活之间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在战场上，虽然两者之间还是有差异的，但是差异并不大。

在20世纪晚期，军用技术和民用技术之间也有很大程度的一致性。和装甲车相对应的是农业和运土用的机械；卡车还是卡车，无论是运送洗涤剂到超市，还是运送士兵到前线；无线电让我们时刻知晓外界的情况，无论是在浴缸里，还是在散兵坑里。民用飞机和军用飞机一样噪声很大，通过观看战争片，人们对战场上的噪声也熟悉了，虽然音量没有战场上那么大，但性质是一样的。这些还仅仅是普通民众日常生活中所熟悉的人工产物及其伴随影响。受雇于工业生产的男男女女还可以间接地熟悉更多的现代战场上的现象，他们在很大程度上习惯了持续性的高分贝噪声和强烈的光线，他们近距离接触危险的机器和化学物品，包括毒气，他们参与到高速的自动化过程，如冲压、车削、钻孔、切割、铸造和倾倒熔化的金属或塑料，这些活动都需要完美协调的人际合作，在很多方面都是对现代武器系统的模仿，如自动火炮、自装式坦克炮、机枪、火焰喷射器和火箭发射器之类的。

此外，现代工业还教会工人养成有秩序、服从和统一行动的习惯，当然，几乎所有的公民都要接受同样的教育，先是在学校里，然后是作为国家官僚机构的管理对象。在16世纪军队新招募的愚笨士兵身上，这些习惯一个也找不到，虽然他们也正确地认识到这些习惯对于新式战争来说至关重要，并且花费很多时间和努力去灌输这些习惯。除了对战争的这些准备之外，还有民族主义和意识形态情感毋庸置疑的力量，可以压倒寻求自保的人类本能，因此我们应该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和以前任何时代的人相比，20世纪的人更加具备成为好士兵的潜力。

可是在我看来，这是不可能的。首先，虽然我们对军事上的美德满怀敬意，在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浩劫之后，家庭、学校和文化生活的氛围充满了对暴力和冲突的深恶痛绝。这方面最突出的例子就是几乎所有的西方国家都已经废除了死刑，其他的例子如在教育中体罚被逐渐废除；甚至在法国这样曾经谴责拒服兵役为反社会行为的国家，这一权利也得到承认；为了国际经济和政治方面的合作，宁可牺牲部分主权；越来越多的人相信不需要经过阶级斗争的烈火考验就可以让全人类的幸福时代来临。当然，我们不能过于重这一氛围。情绪总是对立的，既然有拒服兵役者的清静无为主义，也就会有空谈革命者的叛乱思想。情绪也是易变的，社会和平主义很多荒谬的精心宣传是为了加速形势的转变。因此，对于从博爱主义到不惜一切代价自立和自卫（以色列人和巴勒斯坦人都是这方面的例子）的转变，我们应该有思想准备。一旦发生了这样的摇摆，西方年轻人的观点也会发生变化，我很怀疑他们是否还能够到未来的战场上服役。虽然现代世界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民用和军用技术之间很强的一致性，机动车辆模仿导弹，机器模仿机枪，就像未来主义的幻想得以实现，但是日常生活和战场现实之间的分歧不但比以前任何时代都更大，而且还在逐渐扩大。

从哪里可以看出这些分歧呢？首先是我们所说的战役的“非人格化”，这个词不好听，但是我们必须这么说。这一过程并不难追溯。中世纪的士兵不仅可以近距离看到对手，而且面对面作战。他们中间的贵族常常互相认识。战斗的节奏和持续时间受制于人类的局限性：一位士兵逼近对手，给对手一击，感到握剑的手有点累，他知道自己必须在五分钟之内获胜，否则就会被击倒，同样的道理，他的对手也要受制于同样的节奏。中世纪的军队规模不大，战斗时双方都不会有后备士兵，这些节奏就决定了战斗时间的长短。因为武器的威力并不比其使用者的肌肉力量大多少，所造成的伤口也和日常生活中如在田地里或在工厂里受伤的伤口差不多，一眼就可以判断其严重程度，或者微不足道，或者足以致残，或者是致命的。简而言之，战役的恐怖和残忍程度可以在人性的时标上以人性的方式来理解。当地的平民可以有机会参与其中，这一事实突出了战争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紧密联系，就像在阿金库尔战役中那样，当地的农民在其领主的领导下，劫掠了英军的辎重，正是这一举动激怒了国王亨利五世，命令屠杀俘虏。他的士兵很不情愿执行这一命令，无论其动机多么混杂，都进一步证明中世纪战役的残忍程度是有所调和的：给战俘留一条活命，哪怕只给俘获的富有的骑士而不是贫穷的弓箭手一条活命，也可以大大降低战争的可怕程度，为战争双方着想，往往会制定规矩。

火药时代战俘的命运受益于赎买原则的普遍化。一旦军队被正规化，对战俘的待遇和交换有了明确的规定，任何级别的士兵都可以安全投降，就像在滑铁卢战役中看到的那样。因为他们知道投降会被对方所接受，自己不会受到伤害或侮辱。我们还看到向和自己一样的兵种投降可能会更加安全，如步兵对步兵，而“跨兵种”的投降似乎偶尔会引起跨兵种的残暴行为，如步兵对骑兵。虽然武器的攻击范围扩大了，但战斗依然是以面对面为主，这也有助于缓和暴力程度。有趣的是，虽然看到同类所遭受的种种痛苦，他们可能会硬起心肠，士兵却往往会不忍心看到马匹遭受痛苦，不愿意杀害它们，即使是为了让它们早点解脱。

但是，和尖利武器时代相比，火药时代的战役明显更加非人格化。军装无论怎样千变万化，多么华丽，都会削弱士兵的个体特征，而中世纪的全副盔甲所要强调的也正是这种个体特征。僵化的指挥系统也是如此，它剥夺了下属的独立，而中世纪任性的贵族却十分看重这种独立。对操练的强调让士兵个体沦为战争机器上的一个零件。在整个火药时代的发展过程中，战役本身因这些内在的机制逐渐获得了属于自己的机械动力，火炮对着几百码之外的人群有条不紊地射击，对于炮手来说，这些人仅仅是不同颜色的物体。无论队伍是否处于直接对抗状态，火炮射击本身就足以让战役持续下去。

虽然如此，火药时代的战役在白天进行，其范围往往仅占用几块田地，当地的农民可能会从附近的山顶或树林里安全地观看这场屠杀，计算多少庄稼会被毁坏，战争会给他们留下多少意外之财，如在滑铁卢战役期间，索尼娅森林（Forest of Soignes）里挤满了滑铁卢地区的农民。显然，这是属于人类世界的事件，但是对于20世纪的战役来说，如果对战士的感受予以应有的重视，我们越来越难以这样认为。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几乎所有的士兵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很多士兵的说法，即使获胜一方的士兵，也感到十分渺小，几乎到了虚无的程度，就像被抛到一片为巨大的非人格化的力量所支配的荒野之中，在这里，甚至连时间的流逝这样的常态也被消除。战场上已经完全没有了平民的踪迹[4]，其范围远远超出了个体感知所能到达的界限，还有战场上所发生的事件，无休无止的炮火轰炸，突然而猛烈的空中轰炸，装甲车的大规模增加。所有这些都使他的个人角色沦为受害者，虽然在客观上这种角色很重要。即使他决定或者被迫决定停止战斗，举手投降，也有成为受害者的危险。因为战场上敌对双方的士兵很少面对面看到对方，即使看到了，也仅仅是身穿单调军服的模糊身影，通常无法互相沟通。黑暗的掩体中发出的要求投降的声音常常会引来一枚手榴弹，从损毁的坦克里向外挥手会招来一阵自动射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看到敌人从停止或燃烧的坦克里出来时，步兵通常的做法是将他们射杀。让强壮而勇敢的士兵对自我产生一种无足轻重的感觉，而这种感觉让他们认为缴械或战败对手同样无足轻重，这必须被算作现代战争的一种残忍。

在另外一个层面，对蓄意残忍的培养和施加是20世纪日常生活和战场之间的第二个主要分歧。武器对人从来就不友善，但是其设计背后的指导原则通常不是尽可能增加所能造成的痛苦和破坏。在火药被发明出来之前，肌肉力量的局限性本身就限制了其伤害性，但即使在火药被发明出来之后的一段时间，道德上的顾虑和公平意识也对蓄意的残忍产生了抑制作用，因为当时的人认为借用机械和化学的力量来伤害同类是不公平的。针对毒气和爆破弹之类武器的约束被以法律形式确定下来，并赋予国际效力，这就是1899年通过的《海牙公约》。但是随着“破坏性”武器而不是“杀伤性”武器的出现，比如重型火炮，其伴随的影响会造成严重的痛苦和伤害，让这些约束形同虚设。结果这些约束被抛到一边，现在很多杀伤性武器的预期效果就是造成尽可能可怕的伤害。例如，克莱莫人员杀伤地雷里面装满了金属块，这让我们想起托马斯·巴克尔（Thomas Puckle）笔下那支著名的枪，它能够对基督徒发射圆形子弹，对异教徒发射方形子弹。此外还有装满了锯齿状金属片的集束炸弹。两者的共同之处在于其投射物的形状可以造成比圆形投射物更大面积的伤害。反坦克炮发射的破甲弹和碎甲弹是为了向装甲车内部发射金属碎片或金属熔液，通过杀伤车内人员来摧毁坦克。凝固汽油弹中有一种成分，可以让燃烧的汽油附着在人的皮肤表面。出于道德上的考虑，很多意志坚强的职业军人也对其深恶痛绝。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军医可以成功救活受伤的士兵，治愈伤口的能力也越来越强，现在他们要面对新的挑战，而这种杀伤物就是专门用来挫败他们的医术的。

这些蓄意为之的残忍似乎值得注意，因为在战场之外，那些鼓励这些残忍之举的社会对其成员非常关心，甚至可以说是到了仁慈的程度，而这是我们所了解的其他任何社会都没有做到的。现代西方国家不但承担了保护个人生命和财产的责任，还承担了教育和医疗的责任，以及养老和失业保障，以确保其个人幸福。现代的应入伍者在初次接触国家塞到他手中的武器时，可能会认为人道主义公约所表明的要么是一种让人恶心的虚伪，要么是一种心理上的无能，即无法将行动及其结果联系起来。

战场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第三个也许是最让人不安的分歧在于为了让士兵留在杀伤区域而采用的强制手段。“强制”一词在民主的词汇表里是很难找到位置的。自由国家更愿意认为其运行所依靠的是同意和说服，只有低级形态的政体才会诉诸强制手段来对待其公民。当然，事实上所有的军队都要依靠强制手段，无论是民主政体，还是专制政体，大部分军队都有属于自己的法规和惩罚，独立于民事法规。对于战役的运作来说，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因素，现代战争的性质决定了强制手段所发挥的作用更大，而不是更小。在滑铁卢战役中，对强制手段的直接使用包括：将骑兵部署在不情愿的步兵连队的后排，这样一来，他们就无法离队逃跑；军官拿着鞭子驱赶士兵前进；步兵因为厌恶骑兵的怯懦行为而对己方的骑兵开枪。最后这一点似乎难以自圆其说。但是，在火药时代的战场上，强制手段是直接的、个人化的，如果军官对士兵过于严苛，在他不注意时就会成为他们的射杀对象，这种事情就发生在布莱曼（Breyman）上校身上，因为在萨拉托加（Saratoga）战役中，他用手杖打了手下的一名榴弹兵。如果飞扬跋扈的骑兵逼迫得太急，步兵就会把刺刀转向他们。这样的事实对强制手段起到某种限制作用。当然，士兵有时可以确定强制他们的人，但是更多的情况下，强制他们的是一种巨大的、无法确定的力量，这种强制持续性更强，也更加严苛，他可以咒骂，却无法对其发起还击，最终必须服从，这是现代战争的非人格化所发挥的作用。这种力量包括让他匍匐在地不敢抬头的火力，他与安全之间的巨大距离，不管他愿意与否都挟裹着他一起进退的装甲车队。现代战争的强制力量比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所能想象出的任何处罚都更加有效。

战争的废除

非人格化、强制和蓄意的残忍，所有这些都越来越严重，让人们越来越怀疑现代人已经无法承受战争的压力。虽然“现代人”的概念过于含糊，无法围绕它做出如此宽泛的论断，但是在我看来，事实的确如此。毋庸置疑，任何时代都有人愿意甚至很享受极端的危险和任意的残暴，我们必须将这一点考虑进来。例如，要想成为角斗士，就要宣誓服从，表示愿意经受“烈火、锁链、殴打和死亡”，即便如此，角斗士队伍中也并不仅仅有奴隶，还有自愿者，并且他们并非全部是社会流亡者，比如马克·安东尼的弟弟卢基乌斯（Lucius）就曾在小亚细亚做角斗士。在我们这个时代，几乎所有的职业军人都遇到过似乎对战争的恐怖无动于衷的人。邓福德·斯雷特（Durnford Slater）准将提到他的突击队中有一位名叫洛夫提·金（Lofty King）的下士，说他“高大威猛，在很多方面都很强硬，对手下也很强硬，把人打倒在地也毫不在乎。有时我说他过于粗暴，他说：‘上校，这是为他们好，对他们没有任何坏处。’这是真心话，他就是这么认为的。他真心喜欢打仗，在战役中看起来最开心，实际上也最有精神。在战场上，他对手下更加友善，似乎对他来说战争是一种释放”。像他这样的人物很重要，在很多战场上打斗最激烈的地方都可以看到他们，在乌古蒙城堡大门被攻破时的勒格罗（Legros）就属于这类人。他们能够把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战友，这让我们不得不怀疑战争终究是属于硬汉的。如果没有像他们这样的人物，也许在第一阵齐射之后，大部分战场上就空无一人了。也许在军队里，最微妙的强制方式是军队高层的大人物对下层那些恃强凌弱者的支持。战争也是属于年轻人的，种种不适、无法睡觉、忍饥挨饿和沉重的负担，这些折磨只有30岁以下的人才能受得了，对于战争所带来的恐怖、焦虑、分离和剥夺来说，也是如此。此外，年轻人比年长者更容易被战争带来的道德抚慰所打动，虽然战争有种种残忍，但是否认其补偿会是愚蠢的，其中包括让人陶醉的战友情谊、追逐敌人时的刺激、突袭和欺骗性战术所带来的兴奋、胜利的喜悦和不负责任的恶作剧带来的狂喜。在著名经济学家罗宾斯（Robbins）爵士的自传中，他回顾了自己作为年轻的炮兵军官在西线运动战中的几天经历。在从严酷的战壕生活中解脱出来之后，他十分意外地意识到了战斗的趣味和吸引力，意识到了为什么过去的战争可以让欧洲的上层阶级释放精力，发挥想象，而这是其他几乎任何事物都做不到的。

可能除了战争中的首场战役或者新兵部队第一次参战之外，想到即将到来的战役，似乎总会让人产生一种焦虑，而不是一种期待，无论士兵多么年轻，多么精力充沛。因此，喝酒成为战争准备阶段和战斗过程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我们知道，酒精可以抑制自我保护的本能，从而造成一种勇敢的表象和感觉。其他的药物也能产生这种效果，尤其是大麻。在越南战争期间，美军士兵很多对其上瘾，这虽然让美国人的良心深感不安，但如果不将其视为士兵对战争焦虑的自然反应，肯定也是一种由来已久的反应。不仅如此，这支军队的做法在当地也是有先例的，在中国南海的海盗攻击欧洲船只之前，传统上会吸大麻。

这里我们可以看到在战斗之前对士兵鼓劲加油的愿望的出现或者复苏。在原始社会的战争中，在任何有计划的战斗之前，都会举行部落仪式；在中世纪盛期，信奉基督教的军队会举行弥撒和忏悔仪式。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接连参加了三场弥撒。虽然这些圣事肯定是由牧师严格执行的，目的是为了重获圣宠，而不是为了鼓舞士气，但似乎也可以这样来看。实际上，只要军队里的宗教之光还没有完全熄灭，士兵似乎都渴望在战斗之前寻求慰藉。1916年7月1日，在战斗开始之前，基奇纳的队伍已经写好了家书和遗嘱，也和朋友握过了手，但是对于很多人来说，这些是不够的，去教堂是必需的准备工作。随着战斗的到来，为了抑制恐慌情绪，朗姆酒也很受欢迎，但是面对即将到来的战斗，朗姆酒被认为是不够的，而对于惠灵顿手下不虔诚的大多数士兵来说，似乎只要有朗姆酒就够了。在进入战斗之前，无论是举行宗教仪式或某种庄严的军事仪式，比如拿破仑在滑铁卢战役那天早上检阅士兵，还是宣告当天的命令或其他什么仪式，对于士兵来说，要想以最大无畏的精神投入到战斗中去，除了纯粹的物质和行政上的安排，似乎还要加上点什么，可以是一个停顿，一段回忆时刻，也可以是一种力量的召唤，一种奉献活动，或者是求告神灵。战役中如果一方对另一方发起突袭，在理论上应该可以获胜，但事实上未必如此，也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除非军队在心理上已经对突袭有所准备，否则士兵们是不会被轻易击败的。

无论这种心理准备的过程怎样，令人震惊的消息都会粉碎一些人的意志。遗憾的是，我们无法通过比较来表达这种崩溃，因为仅仅是从20世纪开始，军队才学会接受“勇敢和怯懦并非每个人的自由选择，能够压倒一切的情绪压力；一个人无法简单地做出选择……勇敢是因为他被告知必须如此”。[5]逃跑、拒绝战斗、浑身发抖或反应迟钝，在距今不到70年之前，所有这些都会受到指责，被认为是怯懦行为。即使在相对比较人性化的英国军队里，也是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让人们改变观点。我们今天认为这些是精神崩溃的症状，但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两年，如果表现出来这些症状，会被以开小差的罪名枪决。对死刑的恐惧导致了很多“歇斯底里式转换症状”，即人会丧失四肢行动能力、语言能力或视力，而不是直接表现出焦虑。如此众多的士兵精神崩溃，军队最终接受了这一无可逃避的事实，发明了“炮弹休克症”这一概念，暗示只有一个物理上的原因，将出现这种症状的士兵送到所谓的NYDN医院（Not Yet Diagnosed，Nervous的首字母，意为尚未诊断，紧张）接受治疗。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精神病伤亡人数占战斗总伤亡人数的比例依然不得而知。但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国的精神病专家和医疗队坚持对精神病病例进行正确的认识和治疗，并成功教会军队怎样从新兵中识别出哪些人适合从事专门化的军事任务，哪些人根本不适宜参军。美国人在这方面做得更好。因此，我们现在有了一些可靠的数据，这些数据表明虽然精神病专家制定了淘汰机制，但是在战争的每一个阶段，精神病伤亡人数都占战斗总伤亡人数的很大一部分，其中程度较轻的被诊断为“疲劳”，程度较严重的被诊断为“神经精神病”。英国军队一位高级精神病专家写道：“精神病伤亡人数占伤亡总人数的比例在2%至30%之间，比例大小取决于战斗的类型。”他提供的证据表明，在1940年法兰西战役的“活跃”阶段，有10%至15%的伤亡属于精神病伤亡；在诺曼底战役的前10天，有10%至20%的伤亡属于精神病伤亡；在这一战役的最后两个月里，这一比例为20%；在1942年年中的中东战役，其比例是7%至10%；在意大利战役的前两个月，其比例是11%。其中很多、可能多达90%的人最终回到了战场上，从事不同要求的工作，但即使那些被认为可以很快回到连队的人“[比例在70%至56%之间]……有5%的人在同一场战役中再次崩溃”。此外，随着战斗的继续，几乎所有参与连续或半连续的战斗的人都崩溃了。美国官方报告《战斗疲劳》（Combat Exhaustion）的作者们解释说：

根本就没有“习惯于战斗”这样的事情……战斗时刻会给人施加很大的压力，士兵会精神崩溃，而这和参战的强度和时间有直接关系……在战争中，精神病伤亡和枪伤与炮弹伤亡一样不可避免……180天甚至是140天之后，大部分人不再发挥作用。一般的共识是在战斗的前90天士兵的效率达到峰值，此后就开始下滑，变得越来越没有价值，直到最后一点用处也没有……参加战斗200天至240天之后依然执行任务的人很少，即使有，他对连队的价值也可以忽略不计。

总之，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步兵就会精神崩溃。这一后果的间接影响有很多，但其中最有趣的是那些军事领导者所感受到并表现出来的。作战方案制订者和执行者所承担的风险是不同的，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将领们已经更加明显地意识到这一点。在早期的战场上，这一差异即使存在也不太大。实际上，在滑铁卢战役中，可以说惠灵顿比他的很多部下面对的危险更大。虽然“将才”和“作战方案”这样的概念未必适用于中世纪的战争，但是在阿金库尔战役中，亨利五世在整个战役的过程中以身试险。另一方面，兴登堡、黑格和霞飞却连火药味都没有闻到。黑格甚至不去看望伤员，并且很擅长为此做出辩解。公平说来，这种“城堡指挥”的方式并非他们所创，而是从前人那里继承来的。那一代的军官阶层对此深感不满，即使没有表达出来，在1914年，他们还是副官，到了1940年，他们已经成为高级指挥官。在此触动之下，他们形成了一种共担风险的领导风格，公开的说法是，为了更加密切地控制战役，虽然此时无线电收发机的普及已经让城堡指挥成为可能。我们怀疑他们内心想要这样做，因为这样能够减轻间接体验到的、可能会出现的内疚感。

隆美尔的风格是在领头的坦克里进行指挥，古德里安则是乘坐装甲卡车在战场上巡视，蒙哥马利则是在能够听到炮火声的“战术总部”里进行指挥。一反长期以来军官和杀戮保持距离的做法，将领开始携带武器：巴顿习惯于随身携带一把象牙手柄的左轮手枪，李奇微（Ridgway）则是一对手榴弹，博克也是佩带一把左轮手枪，温盖特则携带一支来复枪。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像格兰特当年那样一身列兵打扮。身穿军服的蒙哥马利、布雷德利（Bradley）和史迪威（Stilwell）和他们手下的普通士兵几乎看不出差异。也许是因为和部下产生认同感的这些努力，很多将领似乎无法像以前的军事指挥那样有效抵制压力。即使在军事领导者中间，也只有很少的人不会感到悲哀和焦虑。滑铁卢战役之后，惠灵顿时常哭泣。为了缓解战役中自己的紧张情绪，腓特烈大帝让医生给他放血。可怜的亨利六世被朝臣拉上战场，在所有的战役中，他一直在唱着刺耳的歌曲。但是，传统的军人行为准则要求即使在个人十分悲痛的时候也要保持镇定自若，并且这种悲痛应该让人更加泰然：在1914年的边境之战中，加斯泰尔诺（Castelnau）和福煦都失去了他们的儿子，但是他们在得知噩耗之后，继续指挥战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高潮时期，鲁登道夫（Ludendorff）所喜爱的两个继子丧生，但仍继续坚守岗位。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这一行为准则似乎无法支撑其信奉者。无能的将领总是会成为受害者，就连能干的将领也会崩溃。

隆美尔虽然非常大胆，也要遭受胃病的折磨，曾经两次在危急关头因为胃病而离开前线。古德里安离开苏联之后心脏出了问题。赖歇瑙（Reichenau）在作战期间中风。1945年9月，李奇微出现了一次严重昏厥，被建议退役。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继续，朱可夫（Zhukov）和莫德尔（Model）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种顽强性格越来越成为主要的军事美德，而不是某种战略或战术上的才能。其他的指挥官似乎经受住了压力，但他们仅仅是通过让自己对战役持一种超然的态度。英军、美军和德军最景仰的三位将领分别是亚历山大、艾森豪威尔和龙德施泰特（Rundstedt），他们各有各的方式，根本就不是真正的将领，甚至几乎是将领的反面教材。亚历山大虽然作为一位年轻的军官喜欢捣乱，却坚持将权力下放给手下，自己专门致力于在多民族的军队里搞好关系。在这方面，艾森豪威尔有过之而无不及，最后他身上的光环变得像教皇一样，而不是军事上的。龙德施泰特受到德军所有军官阶层的敬仰，被认为是普鲁士精神的最后一位代表，他拒绝处理细节，拒绝看小比例尺的地图，仿佛对战斗本身充满厌恶，而是整天阅读侦探故事，并且三次放弃指挥权。

说起将领对现代战役的压力的反应，最有趣、最著名也最被滥用的例子发生在巴顿身上。在西西里一家医院里，他对一名患有“神经精神病”的士兵进行了惩罚。这个被大肆宣传的事件其实是两个事件中的第二个；在每一个事件中，对于“懦夫”竟然和光荣的、身体受伤的士兵在同样的地方受到同样的待遇，他都表达了自己的愤怒之情。我们不妨这样理解这位佩带手枪、敢于冒险的将军：他的情绪爆发间接表达了他的厌恶，自己和战士们同甘共苦，在前线专门表扬他们的勇敢，并且时刻准备着和他们一样牺牲自己的生命，自己和队伍打成一片，他们竟然以这样的行为来回报他，这种行为对他的真诚是一种怀疑，是在无声地谴责他不了解他让战士们去经受折磨的终极现实，因此对他扮演英雄的行为是一种嘲弄。亚历山大之所以奇怪地对具体的指挥保持距离，似乎就是不愿意被这样的虚伪所束缚，不愿意下达自己不会直接承受其具体后果的命令。

当代将领热衷于直升机，就是为了能够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直接对战场的最前沿进行干预。以巴顿肯定会很羡慕的方式，直升机的确把将领带到了惠灵顿进行指挥的位置，让他重新能够进行观察、管理和鼓励士兵，操纵并直面战斗。在直升机里，将领会给人这样的印象：他在对战斗进行控制，使其为自己的目的服务，将其变成有用的、决定性的行使权力的工具。但是，这是一种有效的印象，还是仅仅是一种错觉？因为直升机并不仅仅把将领带到战场上，它还会把“空中机动”士兵带到战场上，而他们体验到的是巨大的偏差，一边是舒服的营房的常规生活，一边是恐怖的战场，而两者之间的转换发生在半个小时之内。这种经历和作战空勤人员相似，会产生一种高强度的压力，因此必须限制他们的飞行任务，否则肯定会崩溃。“空中机动”士兵是新式军队的一个组成部分，这种新式军队的机械化、履带化和装甲化程度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任何一支装甲编队所无可比拟的。德国中部前线（Central Front）边界两侧所有作战单位的一切都是机械化的，包括供应、维护和架桥设备，并且其中大部分包括炮兵，都已经装甲化和履带化。装甲化、履带化的步兵，能容纳10名步兵的装甲运兵车，这就是20世纪70年代和40年代军队之间的革命性差异。无论是进攻还是防御，行进中的军队训练有素，要能够以每小时30英里（约48千米）的速度行军，只有接到命令或者遇到抵抗时才能停下，并且要利用炮火和步兵的武器击溃抵抗。

我们无从知道现实中两支这样的军队遭遇会是什么样子，幸如此，因为这样的遭遇可能会导致核武器的使用。叙利亚人、埃及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赎罪日战争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线索。首先，战斗会和第一次世界大战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样充满噪声，此外还要加上间接射击武器，比如：野战炮和火箭发射器所发出的呼啸声；地雷的爆炸声，未来的战场上会有大量的地雷；空降集束炸弹的连续爆炸声；大量的机械碰撞声和高能量炮弹撞击坦克时发出的间歇性咣当声。一大块钨击中装甲时的声音与众不同，是一种尖厉的咣当声，虽然这种声音不会主导未来的战场，却会成为装甲车辆内的士兵所听到的主要声音，会毁掉装甲车，消灭里面的人员。也许不会将里面的人员全部消灭，但是由于几乎只能凭借听力才能了解外面的情况，坦克和装甲运兵车里的人员可能会倾向于这样认为。

这些人的精神状态让现代军队的领导层非常忧虑。人们已经意识到将人长时间关闭在一个没有窗户的装甲盒子里会使其晕头转向，当然还会有其他影响。因此，在制造新型的装甲运兵车时，要给里面的每一个人提供一个石英窥视孔，这样他就能够了解自己正在被带到什么地方，但是这种了解也是不完整的。人们还意识到，如果士兵长时间挤在狭小的空间内，就会变得效率低下。步兵运输车的内部应该和坦克一样铺上垫子，安上空调，并且要有加热食物和让饮料降温的地方。但是我们怀疑这些措施能否保证预期的作战效率，毕竟这些只是稍微缓解了战争进一步的非人格化，士兵更加疏离了战场上所有人性的或自然的因素，他们进一步沦为机器的零件和系统的软件。毫无疑问，精心挑选出来的一些人可以短时间承受封闭装甲战争所强加的那种条件，在过去的50多年里，坦克兵和空军机组人员一直都在这样做；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海军炮手也是这样做的。但是我们必须记住一点：对未来战争的描绘假设所有的战士（无论是否经过了挑选）都能够忍受类似于机组人员那样的环境，并且不是几个小时，而是很多个日夜。它提出了在欧洲的装甲战争中进行“连续作战”的概念，并且为军队提供了十分复杂的夜间作战设备，比如红外探照灯、图像增强器、地面监视雷达和运动传感器，这些需要士兵连续作战100或150个小时。甚至据说要让他们连续80个小时不睡觉，如果需要，可以借助一种安非他命。一边谴责士兵个人在战斗过程中使用致幻剂和镇静剂，一边是官方让士兵服用兴奋剂，这实在很有嘲讽意味。在实践中，1973年10月以色列人和阿拉伯人之间的战斗曾经大量使用夜间作战设备，但是在一天的战斗结束后，他们已经疲惫不堪，夜幕刚一降临，就马上舒适地睡着了。可是，北约各国不能像巴勒斯坦问题中的各方那样，每当面临失败，就可以借助外界干预停止战争。因此，北约各国的军队必须认真训练，为“中欧陆战”做好准备，必须学会连续几天戴着让人窒息的防毒面具，穿着又湿又黏的防辐射服（即使在常规战争中也必须穿，作为预防措施），被封闭在装甲车之内，看不到外界的样子，闻不到外界的味道，仅仅通过无线电收发器所接收的机械声音和外面的世界保持联系，只能根据上层提供的事实碎片来形成关于外界的印象。

考虑到这些情况，需要对“认真训练”加以限定；“以一种高度的奉献精神进行训练”肯定是正确的；“以一种坚信他们演习的战役会发生”似乎更加可以。虽然信奉共产主义的军队起初享有人数上的优势，但是在生理方面，他们的士兵和其他的士兵并无区别。我们现在面临的将是这样一种战役：由于身体和精神上的紧张，战士要承受“多重压力模式”，无论他们是否直接接触敌人，都有可能会崩溃。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盟军的精神病专家已经认识到，在战斗最初的几个小时就会有10%的士兵丧失战斗能力。如果造成这些人崩溃的压力继续加剧，比如持续几天的“连续作战”，可能会让大部分人崩溃。因此，战役的“决定性”不是靠直接造成伤亡带来的，而是通过让军队陷入一种在心理上无法忍受的形势。

就像我一开始所说的那样，军事史学家对“决定性”这一概念的使用是模棱两可的。“决定性战役”可以仅仅指战役有一个结果，以一方明确战胜另一方告终；也可以指战役的结果造成远离战场的事件发生了方向性的变化，或者造成原来的主导力量的倒台，或者抑制了本来不可抵挡的帝国扩张，或者推翻了一种政治制度，或者中断了某一位英雄人物的征服大业。由于一种奇怪的“专业使然”，军事史学家对结果的探寻几乎总是指向两个层面中的某一个，要么是战役对军队实力和指挥官思想的直接影响，要么是对作战国士气和资源的影响。打仗的是军队，在任何社会里，只有军队里有人能够打仗，愿意打仗，知道怎样打仗。战役（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战败）的决定性是直接的，因为它会造成有些人丧生，会让剩下的人在或长或短的时间里无心再战。至于战役的长期影响，如果大部分士兵来自统治阶层，比如在封建社会的军队或者由贵族组成的队伍，要想寻找战役的影响，我们应该首先看死亡、怯懦或英勇的展示所造成的人物地位的重组，然后是看军队返乡时的情绪和志向。如果勇士构成一个独特而昂贵的专家群体，比如王朝时代和其后的欧洲军队，要想寻找战役的影响，我们应该将目光转向别的地方，看看这个国家在对城市居民或农民进行改造，并让他们代替被打败的军队时在经济上的代价，还要看政治上的代价，即纳税阶级因为资助军队的重建而要求得到的让步，以及军人对于保障其特权的要求。如果军队是通过全民征兵制直接从全国年轻人中征募的，比如在20世纪或自由或不那么自由的欧美国家，我们要到更远更深处去寻找战争的影响。两次世界大战的规模决定了我们还不能将所有这些结果进行分类，或者对其范围进行描绘，虽然看起来似乎可以这样做。但是下面这些事实不容否认：战争给很多、可能是大多数家庭带来了突然的暴力死亡；战争给人类社会带来几乎是无所不在的对痛苦的巨大恐惧，既有偶然性的，也有蓄意而为的；未来战争的作用广受质疑。

年轻的一代已经做出决定。他们越来越不愿意在他们认为是装饰性的军队中服役。好斗的年轻人更进一步，他们愿意为之战斗的事业不是国家机器及其军队所代表的，而是在必要时利用秘密的、游击战的方法与其作对。未来的战争将会发生在十分偏远的地方，军队还没有承认这一点。当两支装甲大军隔着东西两边的界线互相对峙时，两边不会有一名士兵承认他怀疑自己为之安排和训练的用途。只要国家将武器放到他们手中，他们就会互相展示战争铁硬的面孔，但是人们越来越怀疑战争已经将自己废除。

[1] 在另外一个地方，冯·梅伦廷将军写道：“苏军给他们的突袭部队供应伏特加，在这次进攻的前一天晚上，我们能够听到他们在鬼哭狼嚎。”

[2]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太平洋战场的研究表明，不同群体之间的战斗会比同一群体内部的战斗更加凶残。在那些看到日本战俘的美国士兵中，大多数人说他们感到“更想杀掉他们”，而在那些看到德国战俘的美国士兵中，超过一半的人感到“他们是和我们一样的人，我们却不得不和他们作战，实在是太糟糕了”。

[3] 有时这些金属碎片很小，致命的伤口几乎看不出来。在1944年的诺曼底战役中，牛津诗人基思·道格拉斯（Keith Douglas）就死于来自迫击炮的这种碎片。

[4] 也没有了动物。1944年秋冬季节，法国东部边境的持久战引起了当地大部分主要动物群西迁。例如，从19世纪起，野猪就从塞纳河流域绝迹了，到了20世纪50年代又开始大量出现。

[5] 引自马歇尔（S. L. A. Marshal）：《面对敌火》（Men Against Fire），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出版社，1947年。

致谢

本书的写作主要参考了已出版的材料，其中有些被列举在参考书目中。但是，我还从同事、学生和朋友（在皇家军事学院的好处就是这些角色经常会重叠）那里获得了很多信息和想法，尤其是下面这些在役的或退伍的士兵：皇家医疗部队的优秀军人勋章（DSO）获得者彼得·扬（Peter Young）准将，优秀军人勋章获得者奥弗莱厄蒂（D. W. V. P. O’Flaherty）准将，皇家医疗部队的优秀军人勋章和员佐勋章（MBE）获得者法拉尔-霍克利（A. H. Farrar-Hockley）少将、哈代（E. M. P. Hardy）上校，皇家苏格兰龙骑兵团的迈克尔·巴克利（Michael Barclay）中校，皇家燧发枪团的优秀军人勋章获得者杰里米·赖利（Jeremy Reilly）中校，皇家坦克兵团的查尔斯·梅辛杰（Charles Messenger）少校，皇家绿夹克兵团的迈克尔·杜瓦（Michael Dewar）少校、休·威林（Hugh Willing）中尉，冷溪卫队的泰伦斯·约翰逊（Terence Johnson）上尉，轻步兵团的提摩西·威克斯（Timothy Weeks）中尉；皇家军事学院的下列教职工：克里斯多夫·达菲（Christopher Duffy）博士、理查德·霍尔姆斯（Richard Holmes）博士、格温·戴尔（Gwynne Dyer）博士、约翰·斯威特曼（John Sweetman）博士、大卫·钱德勒（David Chandler）先生、彼得·威格尔（Peter Vigor）先生、威廉·迈克尔威（William McElwee）先生；来自圣西尔军事专科学校的同行：法国外籍兵团的米歇尔·加缪（Michel Camus）中校、轻步兵团的马克·纽维尔（Marc Neuville）少校；皇家军医学院的官佐勋章（OBE）获得者阿拉斯泰尔·麦克伦南（Alastair Maclennan）少将，皇家外科医师学会（FRCS）会员、联合牛津医院（United Oxford Hospitals）的A. S.提尔（A. S. Till）先生、约翰·库勒（John Cule）博士，奥斯纳布吕克（Osnabruck）的H.布莱克温（H. Bleckwenn）博士，我的岳父T. F.埃弗里特（T. F. Everett）博士，他在本书完成之前就去世了；陆军人员研究所（Army Personnel Research Establishment）的M.海斯曼（M. Haisman）博士和M.艾尔纳特（M. Allnut）博士；迈克尔·霍华德（Micheal Howard）先生、理查德·科布（Richard Cobb）教授、杰弗里·贝斯特（Geoffrey Best）教授、哈尔穆特·波格·冯·斯特兰德曼（Harmut Pogge von Strandmann）先生和谢尔福德·比德威尔（Shelford Bidwell）准将。此外，我还从和伯纳德·博尔贡齐（Bernard Bergonzi）教授和C. T.奥尔曼德（C. T. Allmand）博士的通信中受益匪浅。彼得·扬准将、霍华德先生和钱德勒先生都满怀善意地允许我从他们的书中摘录，用于并不能如实反映原书品质的目的。我尤其感谢巴瑞·皮特（Barrie Pitt）先生和德里克·安晏（Derek Anyan）先生。安东尼·希拉（Anthony Sheil）先生、艾伦·威廉姆斯（Alan Williams）先生和大卫·梅钦（David Machin）先生都一直在鼓励着我，我希望自己没有让他们失望。我还要感谢皇家军事学院中心图书馆的创办者、员佐勋章获得者艾伦·谢泼德（Alan Shepperd）中校，还有他的友好、高效、乐于助人的员工，谢谢他们所有的帮助，尤其是通过馆际互借服务帮我借书的R. W.梅多斯（R. W. Meadows）先生。对参谋学院图书馆的肯尼斯·怀特（Kenneth White）先生和伦敦图书馆的员工，我同样满怀感激。我还要感谢瓦莱丽·霍斯菲尔德（Valerie Horsfiel）夫人，手稿很多是她打出来的。若不是我坚持，我的妻子苏珊娜（Susanne）本来要全部打出来的；她自己也要写作，还有四个孩子要照顾，这些已经让她忙不过来了。考虑到她所做的一切，要不是本书的标题和内容不太合适，我本来是要将本书题献给她的。

约翰·基根
于桑德赫斯特皇家军事学院
1974年12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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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战争的面目 : 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英）约翰·基根著；马百亮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8. 12

（约翰·基根战争史系列）

书名原文：The Face of Battle: A Study of Agincourt, Waterloo and the Somme

ISBN 978–7–5086–8523–6

Ⅰ. ① 战… Ⅱ. ① 约… ② 马… Ⅲ. ① 战役－研究－世界 Ⅳ. ① E1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07774号

The Face of Battle: A Study of Agincourt, Waterloo and the Somme by John Keegan

Copyright © The Estate of John Keegan 1976

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AITKEN ALEXANDER ASSOCIATES through Big Apple Agency, Inc., Labuan, Malaysia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8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ALL RIGHTS RESERVED

战争的面目：阿金库尔、滑铁卢与索姆河战役
著者：[ 英] 约翰·基根
译者：马百亮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271千字
版次：2018年12月第1版
京权图字：01–2014–4000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 –7–5086–852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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