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为什么离开高盛——华尔街的故事（震惊世界的专栏文章作者告诉你顶级投行的秘密)
Author: 【美】格雷格·史密斯
Date: 2015-01-31T16:00:00+00:00
Publisher: 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

目录

版权信息

第一章 “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答案”

第二章 盛与哀

第三章 跳羚初长成

第四章 尘埃落定

第五章 欢迎来到赌城

第六章 狩猎大象

第七章 眺望深渊

第八章 四种客户

第九章 “巨怪”

第十章 伦敦的召唤

第十一章 狂野的西部

后记

作者声明

致谢

金融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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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为什么离开高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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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答案”

时间是2000年6月12日，我正坐在布洛德街125号曼哈顿下城一座大楼30层的一间会议室里。当时我21岁，这天是我在高盛（Goldman Sachs）暑期实习的第一天。一个名叫乔希的实习生正站在会议室的前面接受拷问。他满脸通红，正挣扎着试图解释“风险套利”是什么。我当时不知道他父亲是个亿万富翁，而且是世界上最牛的金融家之一。但是，这里是高盛，你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你必须和其他人一样，证明自己的能力。

欢迎来到“开放会议”（Open Meeting），这是高盛的销售和交易计划中75个暑期实习生的新兵训练营，也是该公司一个令人尊敬的传统。一位合伙人会站在会议室前面，手持名单点名提问有关公司的传奇文化、公司的历史，以及有关股票市场的问题，宛如把人放在炭火上烘烤。每个人都必须活跃、清醒，并且对答案知道得一清二楚。那年夏天，在这种拷问下，有两个人当场痛哭。但是，这种拷问根本躲不开：如果你想在高盛得到一份全职工作（这些学生中只有不到40%的能做到），就必须通过这一测试，一次、一次、再一次。

实习生在开放会议上的表现是公司用来确定谁将收到录用通知，在毕业后能来到这家世界上最负盛名的投资银行工作的三个标准之一。在这10周的实习中，你也需要找到并培养出愿意雇用你的导师，或称你的“拉比”。你必须在会议上大放异彩，在展示自己的竞争力和好人缘的同时，选择好自己的拉比。合伙人会一直尝试去看一个实习生是否具备某种“文化载体”的气质——“文化载体”是高盛内部的说法，指的是那种能处理好客户与同事关系并保持公司声誉的人。这种人是参议员、财政部长和央行行长的未来人选。

这组精心选定的人会经常受到拷问和羞辱。我周围的人，都是在常春藤盟校的食堂里人们指指戳戳并低声谈论的那类成就非凡的人。这些人的学术能力测试（SAT）成绩非常优异，15岁就高中毕业，参加过奥运会的游泳比赛，国际象棋也是专业水平，下棋对他们只是休闲放松的方式，而且，对了，还有马克·马尔罗尼，他父亲是加拿大总理。但是，即使是这些成就非凡的人，这间会议室也是个难熬的地方。在这里表现好了，你就走上了通往高盛的职业生涯之路，在这里，即使是中层管理人员，平均年薪也有25万美元，而且具有相当的实力和影响力。

我来自南非约翰内斯堡，父亲是一个药剂师。在我得到斯坦福大学的奖学金来到美国上学之前，我从未听说过“投资银行”这回事儿。

白板的旁边，还有另一个实习生跟乔希一起进行演示，他叫亚当。后来，他成了我最好的朋友之一，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但是此刻，华尔街的互联网泡沫正处于最严重的时候，这两个实习生面对的是非常严厉的拷问。亚当也被折腾得不轻，不过也许此刻他很兴奋。他学的是应用数学专业，计算精准。他对这一切了如指掌。而乔希是英语专业的，这个问题完全超过了他的能力。

每周有两次开放会议，安排在交易大厅一天的工作结束后举行，通常是在星期二和星期四。90分钟的会议通常是由合伙人、总经理，外加3个气势汹汹的副总裁中的某个人（按职位排序）主持。主持人傲慢地坐在会议室前面的一张桌子旁。会议有可能非常残酷无情，这取决于主持人的个人风格。至少会议总是很深入很激烈。

开放会议在下午6：00准时开始——绝不是6：01或6：02。总是有三四个实习生会在6：03或6：05赶到会议室；他们几乎总是被勒令在外面等着。如果迟到的人太多，我们就必须全体在第二天早上5：00来补开会议；合伙人也会在早上5：00准时到场。如果你再一次迟到，比如在5：05到达，仍会被勒令在外面等候。这个规则执行得很严格。不过总是有人无法准时到场，长此以往，人们对他的印象也会非常不好。

在会议室里，实习生都坐在一排一排的长条桌后面。每个人的桌子上都放着准备好的笔记。会议室前面的主持人手里拿着所有实习生的名单，语气生硬地开始点名，这就是开会了。点名都是随机的。坐在座位上的一排排的实习生，个个都在祈祷：求求你，不要点到我。

我也很紧张，但却是有备而来。我的策略是：只要知道问题的答案，就主动回答——这样一来，主持会议的人就不太可能再次挑我回答一个我不知道答案的问题。有些人似乎完全不担心被提问到；但是也有几个人，既有男性也有女性，似乎完全被打垮了：

VP（副总，指着与会者）：好的，第三行第二座的。请站起来，告诉我们你的名字。

实习生（慢慢站起来）：布赖林·托马斯，布朗大学。

VP（坚定地说）：跟我说说有关微软股票的情况。我们银行持什么观点？我们的研究分析员如何看？

实习生（猝不及防）：嗯，我想我们喜欢它。唔……

VP（已经面露生气的样子）：快点，你应该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微软是世界上最大，也是最重要的公司之一，你怎么能不知道这些东西呢？

实习生（拿不准且恐惧万分）：对不起。我想……我们有一个“买入”评级？

VP（声音提高了）：我们的目标价是多少？有何即将出现的催化因素？该股票交易情况如何？快点说。

[实习生受不了煎熬，一个词儿也说不出来。她开始哭泣，跑出了房间。]

开放会议是一个审讯室，会议主席会试图把你逼到极限，从多个方面来测试你的知识。首先，最根本的是你的市场知识。你可能会被问道：“S&P 500交易进行得如何了？”或“为什么今天原油价格下降三成？”或“为什么艾伦·格林斯潘（Alan Greenspan）降低了利率？”没有任何预先安排好的方式，能让大家来准备好他们要问什么。

第二类问题有关高盛的历史。他们要是问这样的问题我就放心了：“高盛公司是什么时候成立的？谁是创始人？从1960年到今天，所有的资深合伙人都有谁？目前公司的首席财务官（CFO）是谁？”这一切我都知道。我知道，高盛有一些标志性的领袖人物，比如西德尼·温伯格（Sidney Weinberg），他为福特汽车公司操刀设计了首次公开募股（lPO）；还有约翰·怀特黑德（John Whitehead），他作为资深合伙人退休后，曾在美国国务院工作，并且担任过纽约联邦储备银行主席。我也知道关于他的许多令人钦佩的政策。例如，多年来，该公司从来不建议客户进行恶意收购，因为它认为，这不是一种好的业务，会严重影响客户对公司的信任。

开放会议上的第三类问题是要测试我们对公司目前管理情况的了解和对业务的理解。会议主持人会一股脑地抛出许多问题：“交易者如何对风险进行量化？金融衍生品的销售人员需要做什么？负责信用衍生产品交易组的两名总经理是谁？纳斯达克和纽约证券交易所对市场开拓有什么不同的方式？哪位合伙人运营全球新兴市场（Emerging Markets）小组？”

我们逐渐发现，开会是为了教会我们在跟一个难缠的客户打着电话备受煎熬的时候，应该如何应对——高盛有很多非常难对付的客户。在开放会议上一个人所能犯的最大错误，就是先给出一个模棱两可的答案，然后试图临场发挥。这样做的人往往会哭到最后。

这里最让人心惊胆战的会议主持人是一个名叫瓦伦蒂诺·卡洛蒂（Valentino Carlotti）的资深副总。瓦伦蒂诺是个充满矛盾的人。他在开放会议上非常苛刻——有些开放会议主持人会跟大家开开玩笑，但是他不——可是，一旦是私底下跟他在一起的时候，他却是一个很不错的家伙。夏天，有时候他甚至会跟实习生一起出去聚会。有一天晚上，他跟我们一起去了一家夜总会。这件事表明，他的冷酷，并非因为本性如此。他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管理层认为，要对实习生强硬冷酷，才能把他们训练成为诚实、足智多谋、善于协作的人。所有这些素质都是他们希望我们能够具备的，目的是使我们晋级，成为初级分析员。这些也是客户所赞赏的素质——其中真诚位列首位。客户不喜欢信口胡诌瞎编乱造的人，他们想知道事情的真相。

瓦伦蒂诺在开放会议上最讨厌任何形式的捏造。如果你不知道答案，最好就说：“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答案。”这里的关键是要教导我们，当我们在跟生气的客户通电话的时候，对方不希望我们编造答案——他希望我们知道如何才能得到答案，并在5分钟之内给他回电话。如果你在开放会议上不知道答案，你就必须赶快冲出房间，乘电梯下楼，穿过布洛德街，冲到交易大厅，在会议结束前找到答案赶回来。实习工作主要是在交易大厅的不同柜台上进行，这是测验我们建立关系技能的地方。所以你需要盟友，就是在紧要关头你可以依靠的人，也就是我前面提到的“拉比”。你可不能在某位高级副总裁忙着别的事情的时候随意地打断他。如果那样的话，“离我远点！”可能是你听到的最礼貌的回答。

每一次开放会议结束时，主持人都会评估会议的进展情况。他是否听到了一些好的回答？在那些不得不跑出去寻找答案的人那里，有没有看到什么好的创意？那年夏天，有几次，会议主持人认为会议开得不好，也有些时候是太多的人都迟到了，在这种时候，他们会让我们第二天早上5点整再来开会，要不就是在晚上，逼迫我们取消社交活动，这一切都是为了给我们一定的教训。

开这些会议很痛苦，但里面也有一些我喜欢的元素。高盛公司对自己的文化非常认真，我喜欢这一点；我也喜欢我们每个人都要学会严谨地为客户提供正确的信息。这些就是开放会议教给我们的：不要捏造事实，也不要夸大其词，只要坦然面对。如果你不知道某件事情，那就学会熟练地去寻找答案，这样就很好。如果你犯了错误，那就承认——立即承认。（高盛一直告诉分析员说：如果你犯了一个错误，尤其是在交易之中，你所能做的最糟糕的事情就是不承认错误。不承认错误总是会带来更大的金钱损失，而且也会毁了你在客户那里的信誉。）

每次开放会议两天之前，所有的实习生都会聚在一起学习。每个人都会处理市场的不同领域；然后我们就相互协助做准备，提出各种可能出现的问题。每周2次，连续10周这样煎熬过来，我们所有人就成了一个团队。高盛非常看重团队的合作精神。

我知道我们这样像是被洗脑，但是我觉得这没什么。我在踏进这家公司之前，就已经是它的企业文化的忠实信徒了。我可能不那么合适，但我觉得自己跟其他人一样拥有同样的权利，可以竞争高盛的职位。

2000年的夏天，如果你问我布鲁克斯兄弟是谁，我会回答：“这条街上的一对丑孩子。”在斯坦福大学大三结束前一天，我去了帕洛阿尔托的梅西百货公司，买了一堆新衣服：八件衬衣、三条裤子，还有一件带金纽扣的蓝夹克。我还留着去年夏天在潘恩·韦伯经纪公司的芝加哥办公室实习时穿的几套西装。其中我最喜欢的是一件浅灰色的《迈阿密风云》风格的西装，面料有点像鲨鱼皮，光滑闪亮。在芝加哥穿这身衣服没问题，但是我明显感觉到，在高盛穿这身衣服不合适。

直到现在我还觉得那天买的衬衫不错：两件深棕色的，一件黑色的，一件深绿色的，几乎都带着不同色调的条纹，不完全是高盛的风格。跟我来到美国之后所经历的一样，华尔街完全是一个新的世界。1997年8月我从南非的约翰内斯堡来到斯坦福大学，对美国充满了热爱，这主要是由美国的电影和电视节目引发的。托尼·丹扎（Tony DanZa）主演的《谁是老板》在20世纪80年代流传到了南非，让我对美国有了更多的了解。

我在伊登维尔长大，这是约翰内斯堡郊区一个中产阶级聚居的区。在家里我是老大，下面有一个弟弟和一个妹妹。弟弟马克比我小1岁半；妹妹卡莉比我小9岁。妈妈是个家庭主妇，爸爸要长时间工作养活我们。家里钱很紧，尤其是家里的三个孩子上的都是私立学校——大卫王学校，这是一家昂贵的犹太人走读学校，所有学生（其中许多来自富裕家庭）都要穿制服：男生在夏季要穿卡其色的猎装，在冬季要穿西服上衣，蓝色领带和灰色法兰绒裤子。

八年级时，我跟最要好的朋友莱克斯·拜耳约定，日后要去美国上大学。我们从来没去过美国，但是对那里充满了向往。不幸的是，当时南非货币兰特对美元的汇率是5：1，因此我俩的父母（莱克斯的家境跟我的差不多）都无力供我们去美国上大学。莱克斯的姐姐凯利特别优秀，她4年前获得了斯坦福大学的全额奖学金。跟她一样，我们也需要某种实实在在的金融援助，但是这看起来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我们朝着这个目标努力奋斗了5年。我们借来凯利的已经卷了角的SAT考试练习教程，相互帮助，同时准备美国的标准化测试和南非的州级考试。莱克斯和我高中毕业的时候同时被选为全校的代表做毕业告别演说，而且在全世界3000多个申请美国斯坦福大学全额奖学金的学生中，我俩竟然双双成了32个最终获得批准的幸运儿中的一员。

我的第一个想法是上医学预科，但是跟很多想当医生的学生一样，我根本学不来有机化学。不过，在第一个学期，我选修了“经济学1”，授课的是一个了不起的教授，叫约翰·泰勒。我爱上了这门课。泰勒是经济学的大腕。他提出了“泰勒原则”，该原则规定了央行应如何设定利率；他撰写的教科书成为美国所有大学的标准的“经济学101”课程的教材；他一定每年都在斯坦福大学举行一次讲座，这让他成了一位传奇人物。

该讲座是关于一个叫作“比较优势”的经济学概念。当时所讲的案例是为什么加利福尼亚州比威斯康星州生产的葡萄酒更好。每年泰勒来做这个演讲，偌大的大厅里会坐满700余人。他会打扮成一个巨大的加州葡萄做这个讲座。走进大厅的时候，音响里面一般是在播放《没有不透风的葡萄藤》这首歌，歌声震耳欲聋。然后，泰勒会开始演讲。他解释说，比起威斯康星州，加州的优势是有酿制葡萄酒的天时与地利，或许还有上天的帮助。这就是加州的比较优势。比较优势表明，即使所有外部条件都相同，并不是所有人都能取得成功，因为成功还取决于气候和环境等因素。在他解释这一切的同时，你还可以偷眼看看他身上的“葡萄服装”。

我很快就领悟了这些概念，而且对它们非常感兴趣。我们所讨论的不是化学上所讨论的两个分子的键合。相反，我们所讨论的内容，就像是“通用销售汽车，丰田也销售汽车。它们卖出了多少辆汽车，为什么会出现差异，哪家公司更有效呢？”

最重要的是，我在这门课上名列前茅；我觉得它很容易。这是我在斯坦福大学的第一学期。我在这门课上的表现让我信心大增。在选修该课程的700余名学生中，我最后的成绩好像是在前五名。这种感觉太棒了，但这也是我学习生涯的巅峰之作，此后即使是在班级内部，我也再没有拿到这么好的名次。随着学习内容变得越来越专业，周围的同学也变得更聪明；而这只是一个入门的课程，也许因此我才能表现如此优异。不管怎样，我喜欢经济学，最终选了这个专业。

我非常渴望把从书本上学习的知识用到实践中，于是在大二的时候就申请了一个暑假实习的机会，而通常很少有人这么做。对于这些宝贵的实习位置，银行通常只要大三的学生，因为他们更成熟，也更有可能在一年后通过招聘正式工作。不过，我却设法通过直接打电话给银行和经纪公司，获得了一个这样的实习机会。我打电话联系了三四十人。（“嗨，我是格雷格·史密斯。我是斯坦福大学的大二学生，我希望获得一些工作经验。您那里今年夏天是否提供实习机会呢？”）我最终联系上潘恩·韦伯公司的时候，我告诉他们我愿意接受最低的工资——这一招奏效了。我在芝加哥办公室的私人财富管理部门实习。指导我的有两个经纪人，他们管理着某家总部设在中西部地区的大型家电公司的一些管理人员的财产。我觉得这两个人非常棒：他们为客户规划了长期的（3～5年）利润前景。他们的业务缓慢而稳定：他们不会为了多拿佣金而对客户的账户频繁进行交易。他们经常与客户联系，提供咨询意见；还会上门拜访客户。他们了解客户的一切；他们甚至知道客户的孩子和孙子的名字。更重要的是，他们也知道自己的生意该如何做。他们对股票了如指掌。这是旧世界那种“我认识你15年了，你可以信任我”的模范。这也是经典的信托模式：相互激励。如果为客户做得好，他们自己的业绩也就好。他们有义务给客户提供他们觉得正确的意见。

这两个经纪人给了我一些研究项目，教我如何对股票估值，判断哪种投资比较好。他们会说：“这里有20只股票，写一份介绍报告，针对每只股票写一页纸的建议。其市值有多少？有何即将出现的催化因素？你喜欢该公司的哪些方面？”我喜欢这份工作。我会坐在办公室里，身着《迈阿密风云》风格的鲨鱼皮西装埋头研究股票，像唐·约翰逊（《迈阿密风云》里的主角）一样乐滋滋的。心里禁不住想，要是我没有剪掉大二时留的马尾辫，恐怕就没有机会坐在那里了。那年夏天结束的时候，那两位经纪人说我干得非常好，他们希望我大三的时候再回这里来实习。我决定奔着更高的目标努力——内心一方面带着遗憾，但同时也充满了期待。

在高盛，任何类型工作的选人过程都非常严格。平均而言，申请暑期实习或全职工作的人，每45人中只有1个（2.2%）能得到机会。公司要求你给他们发送一份简历，但是发简历的人太多了，你的那一份很容易泥牛入海，杳无音讯。但是有一个办法可以解决这样的困境：有一个鲜为人知的事实，那就是，有两个面试点，如果你在特定的日期，第一个在网上提出申请，就能得到面试机会。所以在2000年春天这一天的午夜，我去了斯坦福大学计算机中心，登录到该网站，一遍又一遍点击“刷新”键，直到出现了那个神奇的按钮。我立即点击，并得到了面试的机会。面试是在校园里的就业指导中心进行。

我的面试进行得非常顺利，原因有两个。首先，我对于面试我的那个女士立即就有了好感。当时，我对金融所知甚少，但是这次面试几乎完全是有关个人的，面试官并不是要拷问我，我俩可以说是非常投缘。另一个原因是，我已经做了非常仔细的准备。我读过了有关高盛公司历史的《成功的文化》（The Cutture of Success）这本书，作者是前高盛副总裁丽莎·埃德里奇。我还跟几个去年夏天参加过面试的朋友交流过。

因此，当面试官问起我那个重大问题的时候，我准备得非常充分：我为什么想在高盛工作？“因为它是世界上最好的、最负盛名的公司，而且我为自己设立了很高的目标，另外我也热爱金融。我爱金融市场。”我说。我还告诉了她我在潘恩·韦伯（Paine Webber）芝加哥分部的实习经历，但同时我说我需要一些在华尔街工作的真正经验：而我要做到这一点，高盛就是最好的地方。我跟她所说的一切都是100%的实话。即便如此，我也不知道我能否进入下一轮，因为在面试的15个人中，只有少数会被选中进入下一轮。

事实证明，我是继续往前走的其中之一。第二天，我接到一个语音邮件说：“你成功晋级。你将在旧金山有一个超级日。”——这意味着，我捞不着在渔人码头那儿一边喝啤酒一边望着海面出神了，而是接下来还要参加在旧金山高盛的办公室里举行的六轮面试，每一轮30分钟。原来，华尔街将高盛公司的这种“火的洗礼”称为“超级日”。

那时我还没有汽车，但我是“驻点顾问”，负责60名新生，同时我还有5个同事。我们的关系特好，其中有个人经常把他的车借给我。那是一辆已经开了15年的红色马自达，饱经风霜，而且还是手动挡的。

那天开车去旧金山城里确实有点挑战性。首先，在那些“前GPS”的日子里，我用的是一张地图，不停地被从敞开的窗户吹进来的风给刮得稀里哗啦的（车子没有空调）。另一个原因是，我开车经验不多，有点紧张——也许还不止一点。我穿着海军服，在车里汗流浃背。那天是2000年3月10日，正值纳斯达克指数达到5408.62，创下历史新高，同时也是互联网泡沫最高的时候。

尽管紧张得要命，我还是安全准时到达了位于旧金山市中心加利福尼亚街555号的高盛办事处。高盛公司的大楼是城里第二高楼。整个四十五层的大楼，窗户都是从地板到天花板的落地窗。透过窗户，整个旧金山和海湾尽收眼底。这个地方真是既让人心驰神往，又让人胆战心惊。

我见到的第一人令人印象深刻，但不让人畏惧：她是一个了不起的女人，也是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是一名高级经理；后来我知道，她的父亲是前高盛合伙人，也是斯坦福大学的董事会受托人。我们之间的谈话友好而轻松。她刚刚去了南非度蜜月，我们于是聊起了南非。那一天我见到的人都特别真诚友好，真是让我吃惊。我也参加过其他公司和银行的面试，比如德意志银行（Deutsche Bank）、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等，那里的人看上去光鲜靓丽，似乎更关心如何用刁钻的金融问题难倒你。高盛的人根本就不是这样的。

我遇到的第二个人是在交易大厅，坐在他的办公桌前。他交易太忙了，无法离身，所以他说：“在我旁边找个凳子坐下吧。”这可是一个棘手的情况。首先，小凳子是一种贬低性的座位。坐在小凳上，你几乎像是蹲在那人身旁，乞求般地说：“我可以聆听您非常重要的电话吗？”第二，我希望这家伙能对我全神贯注，这样他才能对我做出公正的判断。可是，这个人的注意力需要分散到不同的事情上：他在吃三明治，同时进行交易，而且，他的电话几乎被打爆了。

“好吧，”他说，“给我一只股票。”

幸运的是，我预计到了这一点，甚至还为此作了一篇论文。于是，我开始给他讲新闻集团（NewsCorp）的股票；当时有些关于鲁珀特·默多克的传闻（当然了，默多克总是少不了传闻）。

此时那家伙的电话又响了。他伸出一只手指示意让我等一下，然后接起了电话。他跟客户闲聊了一会儿，甚至还聊到了篮球队的得分，然后敲定了一笔交易。终于，他挂断了电话。

“抱歉，”他说，“你接着说。”

在我讨论这只股票的时候，这样的情况发生了好几次。我原本可能会不知所措，或是心生怨气，但我没有。我知道这个交易员不是随便打发我玩。他的工作性质就是这样的。如果我足够幸运，有一天，我也会跟他一样做的。

另外还有四个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跟我一样通过了“超级日”的面试，可以在高盛实习了。由于斯坦福大学的学制是一学年分为四个学期，而不是普通的学期制，我们几个来到纽约的时候，比其他实习生晚了一个星期。大多数非斯坦福大学的实习生那个夏天都住在纽约大学的宿舍里，可是因为我到得晚，没有得到宿舍。于是，我租了一间屋子（网上办的，没看见实际的房子）。我从来没见过这家人。他们的房子在哥伦布和阿姆斯特丹街之间的96街，我的房间在这座棕色石头房子的三层。租金是每月1000美元，不包括膳食在内。那个夏天我的工资是税后5000美元——这对于实习生来说很不错了，但我很快发现，钱在纽约市蒸发得很快。在2000年，1000美元一个月的租金显得有点多，但是由于时间紧迫，能租到这样的地方就已经是最好的了。对于跟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一家人住在一起，我心里有些忐忑。但是，我想，不管怎么说也不会太糟吧？

我的航班从旧金山出发，结果起飞推迟了，而且推迟了很长时间。我本来是要在晚上10点降落在肯尼迪机场，结果到的时候已经是凌晨1：30了。而我需要在上午7：00开始实习。更要命的是，那天很热。纽约已经是盛夏时节，气温32摄氏度，潮湿异常，即使在深夜也一样闷热。我打了一辆出租车来到曼哈顿的公寓前，按响了门铃，但没人开门。我又拨打了那人的家庭电话，无人接听。再按门铃——没有动静。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只得在外面等了半个多小时。最后，已经是凌晨3点了，我又按响了门铃，男主人终于通过对讲机应答了。

他从楼上的房间里下来，让我进去；他身穿睡袍，有些昏昏沉沉的样子，还为我这么晚才到有一点恼火。我们走进房子，他打开门，我们走进厅里。里面非常安静，也非常热。他打开一扇门，说：“这就是你的房间。”

房间很小，一张绿色的沙发就快把它填满了。我问：“床在哪儿？”他说：“沙发可以变成床。”我试着拉出折叠的床垫，结果还没有完全展开，沙发就碰到了里面的墙。男主人和我调了调沙发的角度，才把它展开。他忙活完了去睡觉了，我打开了房间的空调。空调机看起来像是一件古董，工作起来更像是古董。它运行起来太吵了，最后，我决定关上它，打开窗户。

这家人有一些奇怪的规矩。只要打电话就得记录下来。他们还说：“如果你要用冰箱或需要喝橙汁的话，就得记下来。”我告诉他们：“别担心。我不打算喝什么橙汁。事实上，你们可能整个夏天都不会看到我。我要很努力地工作。”

高盛股票交易大厅位于纽约广场一期的50层。这是一个巨大的开放空间，有足球场大小，从这里可以把曼哈顿下城的全景一览无余。透过落地长窗，你可以看到纽约港的自由女神像、世界贸易中心双塔，以及哈得逊河。但是身处其中，你无心欣赏远处壮观的景色，因为在这个巨大的大厅里，有五六百个交易员站在那里大喊，使劲地打着手势，紧张地坐在椅子上打电话，还有来回穿梭奔跑的，跳跃的，打着各种奇怪的手势。一切都在这里交易，从最新的炙手可热的互联网公司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到通用汽车公司和花旗集团这样的旧经济时代的股票，无所不包。这些交易也不是个人之间进行的，而是为了世界上最大的一些资产管理公司、养老基金、政府基金和对冲基金等进行的。交易员不走动的时候，就会全神贯注地盯着自己的电脑屏幕：在2000年的夏天，交易大厅里每个人都有三四个电脑屏幕，外加专门显示市场数据的彭博终端。（现在，“彭博市场数据”不再是硬件了，变成了安装在电脑上的软件，作为一个窗口显示在交易员的屏幕上。）

我只睡了3个小时，就又站在了高盛的交易大厅里。我的眼睛觉得好像是从里面被用砂纸打磨过，涩得睁不开。我从地铁站走到纽约广场一期。这里位于曼哈顿南端的沃特和布洛德街的拐角处，距离世界贸易中心仅半英里（0.8千米）。我手里抓着一杯超大杯咖啡，抬头看了看高盛的股票交易总部所在的高楼。靠，我想。我在华尔街找到了工作，这里从来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这么好。

我跟其他晚了一个星期的实习生一起被带到了一个房间，由人力资源部的人给我们开一个介绍会议。我记得走进去的时候看到了一些我认识的斯坦福大学的学生。这个房间里充满了活力——这是大家对华尔街的最初的经验，我们都激动地相互打着招呼。人力资源部的人给了我们一堆表格去填，还给了我们高盛公司开设的电邮地址，以及我们的实习生身份牌。这个身份牌是一个压膜的卡片，带着明亮的橙色边框，用一个明亮的橙色挂绳挂着，上面用黑色大字母印着我们的名字和所在的大学。我们被明确地告知，只要在公司大楼里，每时每刻都要把身份牌戴在脖子上，要是不这样做，就会有大大的麻烦。高盛公司希望，在交易大厅里要一眼看出哪些是实习生。

高盛的每个部门都有暑期实习项目：股票部、固定收入部、货币及商品（FlCC）部、投资管理部、研发部等。当初我通过面试之后，我可以在两个实习机会中选择：一个是股票部，地点在纽约，另一个是投资管理部，地点在芝加哥。去年夏天我已经学到了一些私人财富管理的内容，这是一种较慢的业务，接触的东西也很少，面对的都是个人。对我来说，华尔街令人兴奋的东西就是大买卖、大机构，所以，我选择了股票部。我希望获得真实的交易大厅里的体验，身处那种狂热的环境中，在交易大厅里大喊。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会实现我的心愿。

对一个实习生来说，走进交易大厅既心惊胆战，又有点不知所措。交易大厅不是每个人都能适应的，但我立即就喜欢上了这里。环顾四周，我发现我热爱这里充满能量的感觉。我热爱这种混乱、叫喊，还有紧张的情绪。我喜欢这里的一切，经由世界上最大、最聪明的投资者，产生数十亿美元的交易。我拼命地想了解这一切，并成为它的一部分。我并没有被吓倒。也许我本来应该感到害怕的。可是，我觉得自己在这里很适应。

第一次开放会议后的第二天，“速配”就开始了。交易大厅里一共有30个组，或称“柜台”。每个组里有大约15个人：一个合伙人，两三个总经理，五六个副总经理，三个经理，还有三位分析员。75个实习生被分为四五人的小组，整个夏天，我们这些小组需要轮转到尽可能多的柜台，而且我们每个人都要自己背着一个黑色小折叠凳。这被称为“影子练习”，意思就是学徒。我们花两三天在每张桌子旁做这种练习，试图了解这里的业务，也要尝试帮忙，尽量避免让自己成为绊脚石。

说说折叠凳吧。实际上，任何时候你都要带着它，因为交易柜台旁没有额外的椅子。但是这种折叠凳，还有胸前挂的带着明亮橙色挂绳的橙色身份牌，也是一种身份标志：它表明，你是一个新手，还嫩得很。它天生具有贬低的意味。折叠凳展开之后，大约有18英寸高。所以当你坐在交易柜台前，面对高高在上的交易员，你看起来只不过像个擦皮鞋的男孩，而真正的交易员却在执行庄严而神秘的任务。

而且让情况愈发复杂的是，交易大厅里的凳子总是不够用。这是否是管理层有意为之，是不是他们设计的达尔文主义的“音乐椅”，通过弱肉强食的竞争分辨出能力的强弱，这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每天一开始，实习生们就会赶紧去抢所有可用的折叠凳，而且总有几个实习生抢不到。这场面有时候会很尴尬，特别是如果你没有凳子的时候，因为一些交易员会跟你说：“来坐到我身边。”你这时就得说抱歉，然后疯狂四下乞求，借把凳子用，要不就只好去偷一个。（交易大厅里有几个地方藏着凳子，尤其是其中的一个储藏室里，在那里偶尔可能会找到闲着的凳子）。

实习工作极其苛刻。你得在早上5：45或6：00或6：30来上班，具体时间取决于你所在的交易柜台的负责人。整个白天，你得使出浑身解数让自己显得有用。你如何打发时间，以及你是否能有任何实际的用处，取决于你是否有创造性。因为我们还没有通过我们的系列7考试（在华尔街工作所必须通过的监管考试），所以我们还不能进行交易。我们不能跟客户谈话，也不能接电话。但是我们却身处交易大厅里，周围都是忙忙碌碌的人。对夏季实习生来说，判断自己是不是个累赘非常不容易。

即使是想搞清楚自己该去哪里有时候都不容易。交易柜台上没有标记；没有任何标签写着“新兴市场销售交易台”或“拉丁美洲销售交易台”或“美国股权交易台”。你必须到处打听才能摸明白；你需要为自己画一份地图，才能在交易柜台的丛林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你必须具有很强烈的创业精神以及创造精神。要想让作为一名实习生的自己显得有用，往往需要从每天为交易柜台旁的人取咖啡开始，另外，实习生也经常帮忙买早餐和午餐。你需要拿出笔和便条纸，一个一个记下交易柜台周围的10～15人都要点什么。这种想法有些奇怪，但是华尔街真的是很关注细节，通过这些小事来判断一个人以后会如何工作。如果一个毛头小子连午餐都搞不定，那么他可能还会把别的东西搞砸。

我在这里工作几年后，认识了一个总经理，他对午餐订单非常的挑剔。他不吃洋葱，还有好几样其他东西他也不吃。有一天，他让一个实习生去买切达奶酪三明治，结果这个孩子买回来的是切达奶酪沙拉。这个孩子满带自豪地递给他：“这是你要的切达奶酪沙拉。”我当时就坐在这位总经理旁边，所以我清楚地记得那件事。他打开饭盒，看了看里面的沙拉，然后抬头看了看那个实习生，盖上饭盒，然后扔进了垃圾桶。这么做有点苛刻，但这样能让年轻人得到教训。事后，这位总经理还跟那个实习生开玩笑说起这事儿，那个实习生觉得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得到了应得的教训。

实习生可以做各种小事儿来表现自己的价值：帮人买饭、复印等都可以，特别是可以借此发现现实中需要做的工作。如果一个实习生听到一个销售人员或交易员说：“我的客户对生物技术领域的股票感兴趣。”这个实习生如果有充足的干劲，脑袋灵光，就会说：“我可以帮你去研究一下生物技术股。你觉得这有帮助吗？”高盛的一些员工非常喜欢这种主动性，这对实习生也往往是好事——他可以借此表现出自己的能力。而如果你只是一天天在交易柜台前闲谈，那就很危险，很可能被视为仅仅是一个讨厌的跟屁虫。然而，也有一些人在这方面可以算得上是天才。有些实习生，比如说我的朋友马克·马尔罗尼，之所以能得到工作，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天生懂得察言观色——具有主动找活干的能力。

实习生的凳子都是折叠凳，这是有原因的：你得不断地拿起凳子，去另外一个地方。你不能一天到晚只是坐在某个交易员的身边。整个夏天，每天都有发言和小组讨论，所有的实习生都必须出席。一位发言者可能站起来谈什么是金融衍生品，另一个则可能会讨论股票交易中不同人的角色：销售人员和交易员之间的差异是什么？你怎样熟悉每个角色的工作呢？

这些会谈的目的是教育我们，同时也帮助我们在头脑里缩小目标，找到我们想要的工作领域。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交易员。不是每个人都适合做销售人员。不是每个人都喜欢债券。有些人更喜欢股票而非债券。数学怪才往往成为交易员或“量化分析师”（quants，也被称为“strats”，即“战略家”的意思，中文也称作“宽客”）。运动型的人往往成为积极的交易员或外向型的销售人员。其余的人则介于两者之间，必须做出抉择。但是，不管怎样，每个人都必须喜欢辛苦的工作。

每一天，一成不变的是，我们都得玩一次速配，找到自己的交易柜台，然后是必须参加的例行讨论会。讨论会开始前，你必须跟总经理或副总裁进行一场棘手的谈判。你得说：“我很抱歉，但我得离开一会儿。”往往在这样的时刻，你正在做的那件事恰恰是那个人急需的，比如做一个电子表格。但是，你必须参加这些讨论活动。讨论会上是要点名的，而且你的问题和回答都会得到评估。这是另外一些你需要过的急流险滩，然而，这其中又不存在一套确保通过的规则，而你在其中的表现总会得到评估。

我们白天的活动非常多，排得满满的，此外，我们还经常得加班做一些大项目——比如针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优缺点，写一篇21页的报告什么的。白天根本没有这样的时间去做这类事情，谁都不可能偷偷溜号，躲开5个小时的时间把这样的报告写出来。大家只能是回家后再做，通常都到了晚上7点以后了，此外还经常搭上周末。平日工作到午夜是家常便饭，此外星期六或星期日来办公室也很常见。[我们那个夏天干活很卖力，但是玩起来也很疯。实习生们在宝贵的闲暇时间里会相约去城里逛，有时全体出动，有时是几个人一伙。周末的时候，我们很多人都会去泡吧。7月4日，我们一大伙人徒步走到了东河（East River）去观赏烟花。浪漫也接踵而至。实习生里面成就了两对鸳鸯，几年后他们结婚了。]

每个星期，你都必须列出5个要速配的人；那些人将会评估你的表现。这些每周的评估都会收集、编目，到了中期的时候，你就得跟负责实习计划的人一起坐下来，进行绩效考核。（2006年的夏天，轮到我负责实习项目时，我就对其他人进行了绩效考核。）实习生经理会说：“大家觉得这些事你做得很好；这些还应改进；这些方面你要改变态度；这些是你的弱点。”我中期得到的评价非常一般化。（我后来才知道，这正是实习生想要的结果。）有人告诉我，“你很聪明，但是在获得任务的时候应该更积极”——其含义是，我需要更主动，需要去到某个人面前，直接自我介绍，跟着更多的交易员和销售人员去当学徒。

要是有个实习生过于积极了，疏远了交易柜台上的其他人，让人在背后说：“这家伙以为自己是谁呀？”这种人就可能得到相反的意见。这里有个很有名的故事，是关于一个毕业于哈佛商学院的夏季实习助理的。他走到一个合伙人面前，那人是政府债券交易部的头头，是个瘦小的华裔，而且是一个尽人皆知的最厉害的交易员。这位助理走到她面前，说：“我想跟您实习，您不介意吧？”这位实习生肯定还没听说过这位合伙人的名声，而且只凭相貌，根本看不出她会那么剽悍，但实际上每个人都害怕她。他当然也不知道，他选择上前询问的那一刻，恰好是7月一个特殊星期五的上午8：30，就在这个时刻，月度非农就业人数（经济数据）会发布，这对于这位交易员来说，是这个月里最重大的一天。她当即就拒绝了他。“你他妈的以为自己是谁？难道你不知道经济数据马上就要出来了？离我远点！”这家伙最后还挨了一顿批。根据华尔街人的数学观念，会认为：嗯，这伙计判断力不好。他早该知道市场数据的事儿的。另一方面，也许他吸取了教训，也许他的判断原本就没问题。不管怎样，他没有获得高盛的全职工作。

我的教训是，在高盛，要想在实习计划之中和之后取得成功，更多的要依靠判断，而非知识。这里你会看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他们可能在SAT考试里获得了1600分的高分，可能是哈佛毕业的头号学生。然而这些人来到高盛，却可能完完全全是个失败，在第一年就遭到解雇。这种事每天都在发生。这是因为，简单的判断能力是教不会的。

那年夏天，有好几个人被投票驱出了曼哈顿。实习进行了五六个星期后，一个普林斯顿的学生就因为不听话给解雇了。他曾在多个场合背后嘀嘀咕咕说经理们的风凉话。后来又有一个实习生，这次是个哈佛大学的，他后来成了一个专业的网上扑克玩家——他当时的表现真的是缺乏判断力，不懂得审时度势。

事情发生在夏末时节，实习团队那时候去纽约市北边约50英里的熊山州立公园郊游。当时是7月下旬的一个星期五，每个人都兴高采烈的。夏天开始的时候，我们每个人都发了一个高盛运动包，里面还有高盛品牌的各种用具：钱包、T恤、防晒液、太阳镜、拖鞋等。到了郊游的这天，我们就该带上这个包，显示出高盛的形象。

郊游中，我们分成十几个组，每组六人，参加各种活动，互相竞争：划船、三条腿走、脑筋急转弯等。那天的最后一项活动是编一首搞笑的歌。歌词要既好笑又俗气，反映出我们今年夏天学到了什么。不知何故，哈佛先生说服了他的团队，想出了一个阿姆[1]风格的说唱。

十足的坏主意。

歌曲中有两段歌词会得罪人。一段是针对可怕的副总裁卡洛蒂的，他主持过好几次开放会议，而且手握我们命运的生杀予夺的大权。歌词大意是：“咚、咚，我要拿鸟枪干掉卡洛蒂。”所有人惊讶得张大了嘴巴。

然后，还嫌不够似的，哈佛小子跟他的团队还唱道想跟人力资源部的所有小妞睡觉，而且还指名道姓提到了两个长得最有姿色的员工。

在场的每个人都感觉像是五雷轰顶。首先，这个哈佛小子为什么要这样做呢？其次，他是怎么说服他的团队中的其他人一起唱的？

哈佛大学的就业前景一下子急转直下。

《华尔街日报》亿万富翁的儿子乔希也犯过一系列让人瞠目结舌的判断失误。实习生在41楼有一个房间，绰号叫“沼泽地”。要去那里，你必须先下到一楼，换乘单独的电梯才行。这是专门留给实习生的。因为在交易大厅里通常没有空余的桌子，他们在“沼泽地”里给摆了大约10排电脑，我们可以在这里查看电子邮件，上网冲浪等。一天下午，乔希用三把椅子拼在一起，躺下去睡起来了，就在大白天。也是他的运气糟糕到了极点，恰恰此时，一位副总裁来到了“沼泽地”……

紧接着，乔希的表现更是“锦上添花”。他的一个失态的表现，导致时至今日，所有高盛的暑期实习生都必须遵守一条规则：在电梯里的时候，啥都不要说。不管你有什么话要说，一个笑话也好，甚至只是讨论一下天气也好，最好全都不要说，而是要三缄其口。你根本不可能知道，与你同乘电梯的人可能是谁。乔希是通过实际碰壁学会的这一点。有一天，他上电梯的时候，里面挤满了人。那天恰好芝加哥办事处的负责人要过来对所有的实习生发表讲话。电梯里忽然有人提起这件事，乔希插话说：“芝加哥办事处的负责人？谁他妈的会鸟他！”大家猜对了：在拥挤的电梯里，恰好站着芝加哥办事处的负责人。

乔希是个了不起的家伙，他身边的人都喜欢他，而且他从来都不利用他老子是大金融家的权势。他最终没能留在高盛。后来他成了一名律师，事业很成功。

夏季实习一开始，我们就被告知，最终只有一半的人能通过实习计划，获得一份工作。事实上，能通过的只是40%多一点。大部分的交易柜台最终只会聘用一个人，少数两三个会聘用两个。这就意味着，夏季结束的时候，在我们75个人中，大约有35个会接到面试通知。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管理层非常小心，从不给出确切的统计数据，但他们确定无疑地给我们留下了一种印象，那就是只有不到一半的人会得到工作。他们想保持压力，但是不希望搞得大家相互构陷，进行恶意的竞争，因此管理层不断强调团队合作的重要性。

同时，所有的实习生也都是聪明人。我们都知道，不是每个人都会获得这里的工作。所以，你必须小心按规矩行事：要有团队精神，不要当坏人，但同时要拓展自己的兴趣领域，并试图获取一份工作，因为这确实是一场比赛。那年春天，《幸存者》这个真人秀节目刚刚首演，它往往让我们觉得，我们也处于一个现实版的真人秀当中。

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没有人站出来说：你是在跟其余人竞争。随着夏天一天天过去，你渐渐就感觉到其他人感兴趣的是什么，大家都想靠近的交易柜台是哪个，然后你就得估计一下形势。比如说有20人喜欢某个柜台，但是这里只招聘一个人，你的胜算有多少呢？你是否该换一个不太理想的柜台，从而有更大的几率将获得工作？我想起了一个斯坦福女生是如何失利的：她希望获得的位置一共有9个人在争夺。尽管她很自信一定能得到这里的职位，可是从统计数字上看，这个地方不适合去尝试。最后，归结到个性，那里的负责人更喜欢另外两个人。这其中也有运气的因素。说不准，这个实习生去见总经理的时候，他还没来得及喝咖啡呢。

要想得到一个令人垂涎的位置的机会，就要找到一个拉比——要有人喜欢你，器重你，希望留下你，指导你。没有人会站出来说想当你的导师，但是整个实习计划为的就是导师和学生的互选。起初，这有些让人摸不着头脑。你真的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在跑持续10周之久的马拉松呢，还是一场百米冲刺。你的长期目标是什么？获得聘用。如何获得？短期目标是，你必须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你永远不知道谁最终会举手说：“我们需要聘请格雷格·史密斯。”你需要有人为你使劲儿。

很多实习生都有许多的误解，以为如果自己在夏天好好工作，就能被雇佣。一个人之所以被雇佣，是因为他能找到有想雇用他的人：事实就是这么简单而残忍。你可能是最特别的人，你可能在开放会议上给每个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你做的事可能很了不起，但是如果到第10个星期还没有一个总经理愿意说服某个合伙人雇用你，你的运气就玩完了。一些实习生直到夏天结束时才明白这一点，可这时候为时已晚。

然而，高盛公司在毫不留情地折腾我们的同时，也在拉拢我们。2000年的时候，华尔街与硅谷争人才，高盛需要把候选人招待好。因此，虽然我们每周都要花两三个晚上准备开放会议或是将要轮换到的交易柜台，在其余的晚上，我们就会出去参加公司的社交活动。每个人都需要出席。其中一些场合是为了建立社交网络，大家聚在一所大屋子里，跟所有交易柜台的人都能见面，一起随便聊聊，喝喝啤酒。关键是主动接触一下自己感兴趣领域里的人。

此外，还有纯粹为了消遣的活动，为的是给实习生留下好印象。我们都去参加过一些典型美国人的活动。他们带我们去看百老汇演出。我记得看到了《大河之舞》，要不就是《王者之舞》，我记不太清楚到底是哪个了。而且，我们整个夏天都吃得很好。白天去开会的时候，即使它是在下午3点举行，会议室外也摆满了各种食物——不但有饼干和茶点，而且有大盘的三明治，加上饮料和甜点。那年夏天，我体重增加了约15磅。很多人都在嘀咕，这是不是太过分了。我们往往是刚刚吃过午饭，下午开会的时候又摆上了这么多三明治。这似乎非常浪费钱。

还有水果。那些日子里，高盛总是不缺新鲜水果，交易大厅里水果无处不在。水果简直太多了，不可能全都被吃掉。我记得看见过一堆堆腐烂的水果，围满了苍蝇。有人说，高盛每月单纯在水果上花的钱就有数十万美元。科技股泡沫破灭之后，水果是首当其冲最先消失的。

但在2000年的夏天，泡沫还没有破，技术股仍然红红火火，网络公司风靡一时。那个时候，一家公司只需在名字后面加上.com这个神奇的后缀，或是在前面加上e（电子）这个前缀，其价值会立刻飙升，直冲云霄，一直上升到荒谬的程度。那年夏天在高盛的交易大厅里，你可以看到很多的“交易玩具”（纪念高科技交易的有机玻璃块）摆在很多人的交易柜台上，能看到很多印有高科技公司名称的棒球帽；也能看到很多人高兴地击掌庆祝。

在这种非理性繁荣之中，我找到了最重要的东西：我的拉比。

夏天刚开始的时候，我们在会议上以及跟其他实习生之间谈了很多自己立志要在公司内部承担的角色。我在这个问题上花了很多心思。我已经做出决定，销售和交易这两个真正的、纯粹的资本主义的最后堡垒，比资产管理更让我感兴趣（后者是一种较慢的业务，为大型机构和富有的个人进行投资），也比投资银行吸引我（投资银行帮助企业筹集资金或重新配置企业资源）。销售和交易本身包含了三重角色：销售员、交易员和定量分析员（又名战略分析员）。最后一个角色立刻就被我（还有实习生里的几乎所有其他人）排除了：我擅长数学，但我不是这方面的天才；我也没有拿到博士学位。于是剩下的选择就是做销售员或交易员。你需要在前两个或三个星期做出决定，而答案却不会立即变得那么明显。当你走入交易大厅，你看不出那里的人都是干什么的。只能看见一排排的人。最初几个星期过后，我开始明白，一个人选择了什么专业，为什么有此选择。

销售人员所面对的当然是客户。这种客户可能是波士顿的一家共同基金，或是纽约的一个宏观对冲基金，或是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这些客户管理着数千万亿美元的资产，与高盛的交易非常频繁，它们支付给高盛的佣金从每年数千美元到几千万美元不等。销售人员要每天联系他们的客户，给他们提供意见，听取他们的问题，努力为他们设计投资理念。建立与客户的信任关系非常重要，因为你的价值将由客户与高盛公司业务多少来衡量。典型的销售人员应该善于交友，性格外向，做事不急不缓，在紧张的情况下能够保持冷静，善于同时应付多个复杂场面。他必须乐于整天与人交谈。

交易员则比较内敛。他们坐在自己的交易柜台前管理风险。股指是上涨还是下跌？他们需要买进还是卖出？他们试图保护公司的资金，确保不会发生不负责任的事，不要因为一场愚蠢的交易一下子损失上千万美元。交易员的工作也更加注重量：你必须行动迅速、有决断力、积极主动。

我很快就意识到，我不喜欢老是坐在交易柜台前而没有机会跟客户交谈。我感兴趣的是跟世界上最聪明的投资者建立关系。我还了解到，到了夏季，销售人员和交易员之间的关系就会变得紧张。交易员试图保护公司的资本，而销售人员试图保护自己与客户的关系。这两者相互矛盾。有时，帮助客户也就等于帮助了公司，这一点并不总是那么显而易见的。而且实际上，在很多的时候，情况也的确并非如此。很多时候，保护客户意味着要使其规避有风险的交易，而放弃这一交易对于公司来说也可能是放弃了一个短期的利益，这样做只是有利于公司与客户的长期合作关系。高盛的老领导西德尼·温伯格所说的“长期贪婪”就是这个意思。

至于是成为一名销售人员还是交易员，实习生中通常会对半分：夏季最初的几个星期里，大约有一半的实习生会到交易柜台前学习，其余的则去销售柜台。

刚开始，我跟一个以色列实习生成了朋友，他告诉我公司里有一个不太引人注目的新兴市场销售小组，就称作“新兴市场销售部”。新兴市场销售部向美国机构投资者（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养老基金等）销售来自发展中国家（拉丁美洲、东南亚、以色列、南非、俄罗斯，以及波兰和土耳其等）的股票。新兴市场销售部好像天生就适合我：我想到新兴市场就兴奋，而且我来自南非；另外我的希伯来语也说得不错。

到了第五周，我交了好运。我的小组到新兴市场销售柜台实习了三天。

聪明的实习生——这里的“聪明”，实际上等同于“坚持不懈”——会不断回到自己喜欢的领域。所以，我一有空儿就会回来，看看新兴市场销售部这里的情况。我尝试帮他们做一些工作，向他们展示我有这样的能力。我帮他们做电子表格，做股票报告。我认识了一个高级副总裁，她负责这个柜台。她很酷，做事一丝不苟。另外我还认识了她的副手，他叫鲁迪·格洛克。

鲁迪身材魁梧。他曾在宾夕法尼亚的乔伊帕特诺橄榄球队打折边锋和中后卫。他的绰号是“野兽”。这是公司的一些老员工给他起的绰号，不仅因为他体型魁梧，还因为鲁迪工作总是特上心：所有的人里面，就数他最经常在上午6点之前给客户打电话。他30岁出头，当一名经理显得年龄大了点，这是因为他此前做过好多别的事：大学毕业后，他曾去苏联卖过体育用品，当过橄榄球教练，还去哈佛商学院学习了一阵。

鲁迪有些老派，他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乡村，不论是在政治上还是在金融上，他的价值观都趋于保守。他认真而刻板。他每星期四晚上都去打篮球。他喜欢按部就班。对鲁迪来说，客户总是第一位的。

然而，鲁迪也会表现出桀骜不驯的一面。他说话可能会比较尖刻，而且他不在乎面前听他说话的人是谁。讲一个鲁迪和一个研究分析师的故事吧。那人是个合伙人，要去波士顿办事处，鲁迪则稍后从纽约过去。鲁迪需要带这个合伙人见他的几个客户，讨论高盛的研究意见。那个合伙人提着一个装满书的重重的包过来，把包放到地上，说：“鲁迪，今天你不介意帮我提这个包吧？”“没问题，”鲁迪说道，然后加上一句，“你的鞋也可以脱下来，我来给你擦一擦。”鲁迪的老板就站在旁边，这时他说：“鲁迪，到我的办公室来一下，马上。”

鲁迪的主要工作之一是首次公开发行（lPO）股票的销售。首次公开招股，是此前完全私有的公司第一次向公众出售股份，这些股份开始在某个交易所上市交易，比如纽约证券交易所（NYSE）。首次公开招股的公司跟高盛这样的公司存在内在的利益冲突。私人公司上市的时候，负责给他们做交易的银行会撰写一份备忘录，列出了客户应该喜欢这项协议的所有原因。问题是，在这个问题上，银行的利益跟双方都有关：私下了解该公司要上市的做法可能不是那么好，但还要试图向客户力推不久将要上市的公司的股票，同时还要表现出完全客观的立场。

鲁迪会亲自做分析，说：“是的，这家公司有三个很棒的方面，但也有三个不好的方面，我们也应该把不好的方面告诉客户。”通常情况下，客户会打电话来，问：“你认为这笔交易怎么样？”鲁迪会说：“今天下午我请你去喝咖啡吧。”然后，喝咖啡的时候他会说：“我跟你说实话，这个交易不是很好。我认为你不应该在这家公司投资。”鲁迪的直率让他很受客户的欢迎，但最终也会证明，这会让公司垮台。鲁迪也会垮台。而且垮台的不只是鲁迪：这种类型的富有诚信精神的销售人员，有一天会在高盛成为濒临灭绝的物种。

夏天结束的时候，有三四个实习生都觊觎新兴市场销售部的职位，而且每个人的素质都很高。在我跟着鲁迪和他的部门干活之前和之后的那段时间，大家似乎都在进行一场奇怪的舞蹈。这有点像动物的交配仪式，或是一场实习生的战术游戏。你和你谋求工作的部门必须相互感兴趣——但是又不能表现出过于强烈的兴趣。他们不想告诉你说（因为他们没这个能力）他们肯定会雇用你。你也不想告诉他们，如果他们发出邀请，你肯定会接受，因为你总是被鼓励设计一个B计划。不幸的是，我对新兴市场销售部太感兴趣了，我甚至觉得我根本没有什么B计划。

舞蹈继续。我不断找机会为鲁迪和他手下干点活。最后，到了第八周，新兴市场部的副总裁告诉鲁迪：“带上格雷格出去吃晚饭。”——这个提议我认为是一种混合的信息，一方面是“最后一次考核他一下”，另一方面是“让他意识到，我们有意让他来工作”。

舞蹈开始热烈起来。我知道事情的进展情况，对此很兴奋。这正是我想要的。这有关南非，有关以色列。对我的职业生涯来说，这个柜台似乎是一个伟大的起点：这个部门只有五个人，让人觉得非常好管理。我知道我会跟整个部门的人处得很好，因为他们彼此就相处得很好。此外，我跟鲁迪很投脾气。我对该业务越是了解，就越是意识到这一切都跟一个人的性格有关系，鲁迪和我的性格正好合拍。

那天晚上我和他一起出去吃饭时，我惊讶地发现，整个程序非常随意。我不知道我所期待的应该是什么样的。首先，我们半路停下来取鲁迪干洗的衣服。然后他把衣服放到他在第62街和雷克斯街的住处。然后他说：“咱们去吃寿司吧。”

12年后的今天，寿司成了我最喜欢的食物。可是，当时我却根本没有胆量尝试生鱼片。我有点犹豫。“试试吧，”鲁迪说，“你一定会喜欢它的。”吃了几片黄尾鲱鱼生鱼片后，我开始喜欢起这种食品来了。

我也有一点点紧张，但这是一种很好的感觉。鲁迪问了我一些关于我的背景方面的情况——这显然是最后决策所需的——但主要的还是一场谈话随意的休闲晚餐，我们吃了点寿司，喝的是札幌啤酒。我们谈到了鲁迪团队的其他成员，然后我觉得该我主动出击了。这种求职之舞的另一种复杂的情形是：实习生早在今年夏天开始的时候就已经得到警告说，永远不要假设你想为其工作的某人知道你的想法。我们得到建议说，如果你真的想要某样东西，就要说出来，而且要明白无误地说出来。何时说是问题的关键。现在是时候了。我决定不再憋着。我说，我真的很想在新兴市场部工作。鲁迪露出了微笑。

夏季实习的最后一晚，约有15名实习生，包括几个女孩，去了纽约著名的脱衣舞俱乐部“Scores”。由于霍华德·斯特恩曾在他的广播节目中提到过这个俱乐部，这使它名声大噪。我们都喝得很爽，欣赏着表演，这时我看见了一个认识的实习生，他是亚洲人，名叫乔恩。他坐在VlP区朝我招手。（乔恩的个人品位很高，整个夏天他经常去勒贝尔内黛恩和丹尼尔等纽约最好的餐厅吃饭。他和亚当一样，后来也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一个伊朗实习生，也是我朋友，跟我一起走到了挡住VlP区入口的绳子前，乔恩挥着手示意我们两个从保镖身边绕过去。这真是令人兴奋。几个金发碧眼的跳了大约5分钟的舞蹈之后，我的伊朗朋友和我被告知，我们每个人都欠舞厅750美元。750啊！我当然没那么多钱挥霍，那可是我总资产净值的一大块。保镖面色沉郁，话语中带着威胁，把我们俩从后门送了出去。我记得我当时想，我们没有在俱乐部后面的人行道上给打个鼻青脸肿，真是无比的幸运。

尽管有小小的不走运，整个夏天就要结束了。我知道我想在高盛工作，但是高盛会要我吗？当你离开的时候，跟公司有一个协议：公司并不能向你保证任何东西。你得等上几个星期，才能知道自己的命运。我觉得我大约有85%的机会可以得到工作机会。我去上班的最后一天，跟大家说了再见，并且跟所有遇见的人表示感谢。我还特地去跟我的实习经理，名叫迈克的副总裁说再见。他很可能是将来会打电话告诉我最终是否会得到这里的一份工作的人。

“迈克，谢谢你为我所做的一切。”我说。

他跟我说：“格雷格，你干得不错。我们会通知你的。”

我转过身的时候，感觉自己有希望。

“哦，还有一件事，”迈克说，“下一次去城里享乐的时候，一定要带上足够的现金。”他脸上挤出一丝笑。

华尔街上消息传播的速度真是快。

第二章　盛与哀

在高盛，头一次参加就得通过系列7考试，你别无选择，必须做到。系列7考试是来到华尔街的第一个大考，相当于华尔街的成年礼，通过后你才能给客户打电话，成为有用的人。考试时间长达6小时，复习材料的厚度大约相当于两大本百科全书，需要记忆的信息量真是太大了。9月份的一个星期二，一大清早，我在屋子外面钱伯斯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上城区，试试我的运气。这是一个美丽的早晨，清新明媚，万里无云。但是我周围的美景跟我的心情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我感觉很紧张，觉得根本就没有准备好。

坐在黄色出租车后面，我觉得胃里不断地翻腾。我要去的是宾夕法尼亚广场一号大厦的考试中心。清晨的阳光太明亮了，像一个巨大的探照灯，照着曼哈顿的每个街区。我忍不住听了出租车收音机里正在播的一个故事，讲的是迈克尔·乔丹可能返回篮坛，加入华盛顿奇才队。为什么呢？我想。他从公牛队退役的时候正处在巅峰状态。是整个篮球运动的巅峰。他已经无处可去，只有退步。

我的路才刚刚开始。我的暑期实习结束大约两个星期后，在2000年8月下旬，我接到了高盛神奇的电话。那时，我已经回到了南非。我要在大四开始前，探望家人，在家住两个星期。高盛会慷慨地为实习生付回家的路费，不论你的家在世界的哪个地方。这对实习生来说真是一笔很不错的津贴。由于纽约和约翰内斯堡有6个小时的时差，那段时间我一直不分昼夜，焦急地等待着高盛的电话。但令人沮丧的是，我不知道电话何时会打来。如果我没有接到电话，那是否意味着我就得不到工作机会了呢？

一个星期四的下午，大约是约翰内斯堡时间5点左右，电话铃响了，而且传来了好消息。“我们很高兴为您提供一份高盛的全职工作。”人力资源部的一位女性热情地说。她还跟我道歉说项目经理迈克暂时没法跟我通话，但是他很期待我加入。但他不可能像我一样兴奋。这是一张金船票，是任何想要在华尔街开始职业生涯的人梦寐以求的工作。高盛是优中之优，用我在约翰内斯堡的一个朋友的话说，是“投资银行中的劳斯莱斯”。他当时这么说的时候，我还表示了一下谦虚，但我知道这是真的。我感到无比自豪，因为我跟世界上一些最难对付、最聪明的人，在世界上最大的舞台之一同台竞技，并获得了成功。

“你是否愿意在本次通话期间就接受做新兴市场销售部的分析员职位？”人力资源部的女士问我。所谓“在本次通话期间”，她的意思是“立即”。但我做决定却没法这么快：我做事一直谨慎有余。在学校里，考试的时候如果我提前20分钟左右做完了卷子，我会在剩下的时间里反复检查我的答案。现在我决定，我要利用公司为我提供的3～4个星期，充分考虑我的决定，即使我一开始就几乎可以肯定自己最终会接受这份工作。后来我才知道，很多人在这件事上都搞错了。华尔街喜欢你立即表示出满足和感激之情。他们想立即就知道，而且他们希望你感激不尽。

这么早就知道我毕业后会做什么，这种感觉太好了。此时此刻，我的许多同龄人还在苦苦思索自己要找什么样的工作。这是在高盛实习的一个很大的好处。它让你能体会一下自己是否喜欢华尔街，是否喜欢这家公司。它给你提供机会，在超过10周的时间里展示你的优点，而不是仅仅依靠30分钟的访谈说服别人雇用你。

从大学毕业的感觉是苦乐参半。我热爱在斯坦福大学的四年学习生活，对于所获得的奖学金深感荣幸，现在要离开了，不免有些伤感。在这里，我的眼界开阔了，所获得的见识在约翰内斯堡我绝不会想到。我在这里认识了一批朋友，有的会是我毕生的朋友，现在我们就要天各一方了。

我学习非常刻苦，但苦中有乐。毕业那年，我是卡萨意大利的社团主席。从理论上讲，这是为意大利语专业，或是辅修意大利语的学生建立的社团，让他们有条件沉浸在意大利语言和文化中。但是实际上，由于这个社团的位置非常好，处于校园的中心，因而是开派对的好地方，而且这里还有斯坦福大学最好的厨师。我每个季度有2000美元的预算，可以面向全校师生举办派对。我还真搞了不少场。我们搞过爵士之夜、清酒之夜、卡拉OK之夜……

整个大四，中午之前我都没有任何课。我常常想，这太有趣了，再过短短的几个月，我的闹钟就要每天早上5点开始响了。到时候我怎么可能醒？我已经适应了大学里的时间表，每天熬夜，有时一觉睡到正午以后。这种时间表要是能维持下去也是不错的。

毕业的那个周末是一个特殊的时刻。我妈妈从约翰内斯堡飞过来，我的表兄弟们则从芝加哥来，我的姨妈也从佛罗里达赶来了。我妈妈到的那天，我们正在搞一个小型的毕业烧烤晚会。突然，一个由三辆黑色越野车组成的车队在旁边停下来，切尔西·克林顿（大一时她经常从我宿舍前走过去，我因此认识她）从车上下来了。她的爸爸比尔·克林顿（刚从总统职位卸任几个月）以及希拉里也下来了。我们跟一大堆妈妈和爸爸一起，跑过去跟克林顿夫妇聊天，跟他们握手、合影。其他同学的父母似乎没有意识到克林顿夫妇此刻也是来参加女儿毕业典礼的家长。比尔和希拉里脸上洋溢着幸福的笑容，他们为切尔西高兴。切尔西总是为人谦和，举止得体，即便是大一的时候，白宫闹出那场沸沸扬扬的肥皂剧期间，她也是如此。这让我深有感触。

发表斯坦福大学2001届毕业演说的是卡莉·菲奥莉娜（Carly Fio-rina），她也是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惠普公司的CEO。她是第一个领导一家财富20强企业的女性，几年前被《财富》杂志评为“商界最强女性”。那天她的讲话非常尖锐，把自己的生活与一本小说比较。那本小说她一页一页地编辑，直到提炼到只剩下一页纸的精华内容。她建议我们大家在自己的生活之中都要经历一个类似的过程。她的演讲对我产生了强大的冲击力，自那以后多年来，这份演讲稿我重读了很多次。毕业演讲前，我跟几个朋友占到了前排的座位。结果我们被拍到了照片上，印在2001年的毕业生年鉴上。我们五个人，不论生活在世界上的任何地方，每人都保存有一份这张照片，还加上了框子。在照片上，我的眼睛乐观地目视远方。这确实是我当时的感受。我好像是刚刚打开大学之书的封面，现在要把书合上了，这让我感到伤心。但是同时，我为自己能迈入下一个环节而感到兴奋。想到要住在纽约，独立生活，挣钱养活自己，我就神往不已。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时候，我的银行账户的存款只有不到3000美元。

高盛还掏钱让新员工提前去纽约找房子——公司甚至连房地产经纪人的佣金都支付——因此，我5月份就飞到了纽约，跟我的朋友亚当和他的一个朋友一起到处找房子。我尝试努力说服他们两个人，最好住在上西城，因为这里有很好的犹太人社区。我觉得在这里比较容易遇到犹太女孩，此外这里还有几十个犹太教堂，当然还有86街的阿姆斯特丹的巴尼·格林格拉斯（所谓的“鲟鱼王”），这里有全纽约最好的熏鲑鱼和马铃薯。

但是，亚当和他的朋友想住在联合广场（Union Square），因为那里有市中心的时尚感觉。我们不停地来来回回，找不到任何合意的地方。最后，我双手空空回到了帕洛阿尔托，白白浪费了高盛给我的找房的旅行资助。亚当最终在美利山给自己找到了一个公寓。6月下旬我再次回到纽约参加高盛的培训项目，去年夏天跟我一起实习的一个孟加拉朋友[他最后应聘到了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欣然同意，让我在他租的62街和第一大道附近的公寓里，睡在充气床垫上，直到我找到地方住为止。

培训项目的第一天，我遇到了JF，他是加拿大人，来自蒙特利尔，说法语，曾是前国家水球队球员。他很有女人缘，但几乎一个英语词也不会。尽管语言不通，高盛还是坚决地聘用了他，因为他的决心和他的快速学习的能力给公司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的赌博日后会获得回报：他在挑选股票方面非常在行（事实上，他在这方面做得非常好，JF才刚来高盛工作几个星期，一些高级副总裁就开始为自己的客户使用他的建议了）。JF特别喜欢分析资产负债表和损益表，并为他的客户尽可能提供最好的建议。当我们大多数人才刚刚撕下系列7考试学习手册的塑料包装的时候，JF已经开始在做自下而上的分析，看K线图，以确定他选的股是否会有突出的表现了。他有两个弱点，一是非常的不耐烦，二是脾气暴躁，有时在工作中控制不好。JF有一个从蒙特利尔来的哥们儿，他是毕马威会计师事务所的会计师，我们三个人决定一起租一个地方住。

可不能是随便什么地方。一位房地产经纪人跟我们提起了翠贝卡皇居（Tribeca Pointe），这是一个很新的公寓，是金融区最高的公寓大楼之一。它有43层，位于钱伯斯街和西城公路的拐角处，在哈得逊河（Hudson River）畔，可以俯瞰河岸与曼哈顿的美景。那个经纪人告诉我们，公寓的40层有个两居室的公寓空着。房子的租金是一个月3750美元，这对于刚开始在高盛供职的分析员来说非常昂贵——我们的基础年薪开始是55000美元（大约相当于税后每周750美元）——但是要是我们三个人合租，还是负担得起的。

可是这个地方只有两间卧室。

我们越是考虑这里，生活在这座宏伟建筑的40层的想法就越吸引我们。我们觉得，住在这里，面对朋友和来宾来说太有面子了；另外我们也希望这里的壮丽景色可以迷住女孩子。这位经纪人又告诉我们，只需要花1000美元，他曾经雇佣的一个俄罗斯承包商就能在公寓的开放式厨房和客厅及餐厅之间建一个临时的墙，隔出另一个小卧室（我们日后发现，华尔街年轻的金融家在昂贵的曼哈顿地区租用门面的时候经常这么做），我们三个人决定冒险尝试一下，掏钱住进去。于是乎，2001年8月1日，我们就搬入了利弗·特里斯（River Terrace）41号的4004号公寓。星期天，我和室友带着饮料和雪茄来到了43层的楼顶平台上，尽情欣赏辉煌的海港和附近的世界贸易中心双塔的美景。为此我们花费不菲，但是我们觉得所花的每一分钱都值得。（我们有很多朋友：我们很快就会发现，利弗·特里斯周围的高层建筑里住的几乎都是华尔街的雇员。）

与此同时，在高盛的辛勤工作也开始了。

然而，此时的高盛公司，和我实习结束离开时相比，已经是一个非常不同的高盛了。现在没有水果拼盘了，没有高盛的T恤、拖鞋，以及其他用品了。去年夏天让每个人都乐得合不拢嘴的高科技泡沫，在2001年年初破了，曾经估值数十亿美元的公司，此时已经极大地缩水了。经济进入了21世纪的首次衰退。新兴市场销售部已经有三个员工被裁掉了。

鲁迪身边只有一个人留下了，那人是个作风咄咄逼人的斯洛伐克人，跟我一样，也是初级分析员，不过比我年长一岁。她的英语不怎么样，但是她说话非常快，也非常大声，也许她以为这样说话能让人更好地理解她。鲁迪还没有雇用她，但他暂时跟她关系挺紧密的。而且她已经通过了系列7考试。在某些方面，她试图指导我；但在其他方面，她想甩开我，比如，如果我早上5：30开始工作了，她就会5：29开始。但是因为现在还不允许我接电话，所以她没有什么可担心的。

鲁迪需要我旗开得胜。然而，要想在法律上被允许跟客户谈话，更不要说进行交易，我必须通过系列7考试，还有系列63考试。后者考起来看似时间较短，但实际上是更难的监管测试。我得学很多东西，而且测试全都是考死记硬背的东西。

我的团队希望我老老实实待在办公桌前，可是公司却希望我去上课学习与系列7考试相关的债券监管规则。此外，人们还期望你第一次考试就通过。测试结果一出来，就会立即变成全公司公开的信息。交易大厅里甚至还有一些人就学员的表现进行半认真的打赌投注。因此考试失利是很大的羞辱。对于新来到华尔街的孩子来说，这些压力实在是太大了。

系列7考试的准备课程要求我们一整个星期老老实实坐在一间会议室里，从上午9点到下午5点，去听一些让人昏昏欲睡的内容：关于向养老基金销售企业债券的相关法规是什么？为共同基金开设交易账户的要求是什么？1940年投资公司法的内容是什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是何时成立的？这些材料里也有几个实际的问题，比如对冲成本的计算方法等。但是华尔街有关这一点的笑话是，这样的信息在大多数情况下，在考试之后，你永远不会再用到，甚至是无须想起这样的信息。你必须通过该考试，所以你必须学习记住，这样才知道在哪个选择框里画勾。这非常残酷，你得喝上好几加仑的咖啡才能保持清醒。12年后，我坐在屋里写这些事情的时候，已经几乎记不起考试任何特定的内容了。

下班后以及周末，我会带着我的索尼CD随身听到公寓大楼43层的楼顶平台，在一个俱乐部小屋里坐在一张桌子边，有时候一坐就是五六个小时，听着sinatra RePrise：The Very Good Years这张CD，学习证券监管的内容。我会把CD放在重复播放状态，反反复复听它——我一直觉得，这样做很有助于找到学习的节奏感。《夏风》、《这是一个好年景》等歌曲我听了上千次。直到现在我还喜欢这些歌。我总是把这些歌和系列7考试以及我在纽约的早年岁月联系在一起。

那是一段艰难的时期。我不时地进行系列7考试的模拟测试，但做得不是特别好，这让我很担心。正式参加考试的时候，你希望自己的分数尽可能无限接近最低的及格分数：70。这关乎个人荣誉。如果你的分数过高，就意味着你学习太刻苦了。分数在70这一段比较低的一档才好。另一方面，如果得了69，也就是不及格的最高分数，那简直是糗死了。

在此期间，整个7月份、8月份，大家纷纷在交易大厅里投注打赌。

交易大厅一直有这种博彩文化。交易员喜欢为任何事情打赌：温布尔登网球公开赛、美国名人赛、第一年的分析员可以吃多少“白色城堡”汉堡等。即使是高科技泡沫破裂也没有影响大家打赌的热情。我记得有一个名叫汤米的交易员，他骨瘦如柴，大家都爱取笑他。有一次，交易员们为他能躺着举多少次杠铃打赌。这场赌局变得非常引人瞩目，因为有人开始通过楼层的对讲系统宣布他们的赌注。这个系统通常是用于发布业务公告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最让人难过的场面是，虽然汤米看起来骨瘦如柴，身高不到1.8米，体重145磅，却很有力气——他平躺着举起的杠铃数比大家想的都要多。此外，也有很多人从相反的方向让人大跌眼镜。这成了一个巨大的市场，每个人都为此来来回回忙前忙后，也许是为了给现实生活中的市场的平静添加一些佐料。于是乎，有一天，上午的交易平静期中，一位总经理说：“伙计们，咱们赌一局吧。汤米要去健身房了。”随后，大家争论需要多少个证人。最后大家派了三个证人下去，当然，汤米所举起的杠铃数大大超过了任何人的预料。那一天有大量的“银子”转手。数年后，汤米也成了总经理。

2001年夏天，交易大厅里的投注行动，集中在新的分析员在系列7考试中表现如何这个问题上。

博彩跟交易一样。在交易的一个平静期，通常是在11：00～11：30，有人会站到他的办公桌上，并且大声跟下一排的人打招呼：“哎，考试快到了，你有什么感想？你对系列7考试市场的看法是什么？”他说话的时候会扯开嗓门，让所有人听到。“你觉得格雷格会表现如何？马尔罗尼呢？JF呢？”

然后，跟在交易中一样，有一个人会说：“嗯，我对格雷格的市场估计是72～77。”他的“市场”的意思是他的差额范围（spread）：他的出价和他的提议。这意味着赌注在72的时候他会买进（他认为格雷格的分数会比这更好），但是在77时他会卖出（这意味着他觉得我的得分要比这更差）。

然后，跟他对赌的人可以选择买入还是卖出。假设对方那个人认为我的出价会低于72。他会说：“我赌你的出价在72。”意思就是，72是分界线。所以，如果我的得分高于72，赌买入的人就赢了。如果我的得分低于72，赌卖出的人就赢了。

他们会赌多少钱呢？通常最低赌注是100美元（他们都用华尔街的行话，管100美元叫“hundo”）。但是，钱不是问题的实质。问题的关键是借此对参加考试的分析员发出恐吓和挑衅，是给他们施加压力，是对这些人说：“你可不能搞砸。”

我觉得自己就处在搞砸的边缘。系列7考试的前一天晚上，我没有再去纽约大学图书馆（我用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卡就能进去借书），而是休息了一下，给一个分析员同行克里斯·埃克隆打了个电话，他是个瑞典人。电话里我说：“哥们，我做模拟题的时候，得分只有70、72，你觉得这是不是不大好啊？”这样的分数太接近及格线了，这让我惴惴不安。

“不用担心，”克里斯说，“我们没事的。我们考70分就够了。”

我打车来到宾夕法尼亚广场一号大厦（One Penn Plaza），我看见班里所有的分析员都在外面紧张地转悠。有几个人还坐在水泥长凳上临阵磨枪。我走进星巴克，买了一瓶水——我太紧张了，不能再喝咖啡。不要考砸，不要砸锅……

然而，此时已经太晚了，来不及搞任何恶补了，所以我只是站在那里跟周围认识的人聊天，尝试用这种办法舒缓一下我的神经。我甚至觉得胃有些不舒服。最终，我们开始成群结队前往第17层。

上午7：45，在Prometric考试中心的等候室凭窗眺望，眼前是34街林立的办公大楼，一直延伸到曼哈顿下城，在朝阳下熠熠发光。有很多人坐在桌前检查我们的身份证件。测试者对身份验证非常严格，你必须带上两种身份证明——我带的是南非护照和我的加州驾驶执照——此外我还得签署一份宣誓书，承诺是自己本人。签署了这个文件后，他们就会给你一个带编号的锁和钥匙。然后，你需要把口袋清空，把所有东西都存放到分配给你的更衣室。不准戴手表进入考场，甚至连笔都不行。这些事一点也不利于平复我紧张的神经。

考试中心的人随后会陪着每个考生来到无窗的考试间里，坐在电脑前。系列7考试的时间总共是6个小时，有250个多项选择题，分为上下两场，每场3小时，中间有一个短暂的午餐休息时间。没有试题册，考试题都显示在计算机上。这样做的好处——也是坏处——是，考试一结束，你几乎瞬间就能知道结果。（电脑需要痛苦的5秒钟来计算你的分数。）考试间里提供耳塞，需要的话我们可以戴上（我没有戴），两支2B铅笔，还有演算用的草稿纸。我们被告知，不允许跟任何人说话；如果我们需要去休息室休息，就必须退出系统，并在回来时重新登录……

然后，点击几下鼠标，“通用证券事务代表资格考试”（系列7考试）就开始了。

大约1个小时后，我们都深深陷在选择题中的时候，听到了考试室广播系统传来一个声音。讲话的是一个男子的声音，非常的平静：“请每个人留在原地。我们不会从大楼撤离。”

这是怎么回事？防火演习吗？可是没有下文了。奇怪，我对自己说。我继续做试题。

10分钟后，那名男子又在广播系统上播送通知，这一次稍微详细了一点：“请不要离开大楼。我们正等待市长办公室的消息。”我再次想着是不是某种演习，但是这一次，也没有下文了。

10分钟后，同样的声音在广播系统里传来：“我们正在等待来自纽约市警察局和市长办公室的指示。请保持冷静。”大家都互相看了一眼，百思不得其解。然后，非常令人吃惊的是，一个女人哭着冲进考试的房间。她尖叫着在前面大喊：“所有的人都需要出去，出去，快出去！马上！”

这个女士是坐在考试房间外负责给我们签到的那个监考人员。所有的人都惊呆了；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的脑子仍然处在考试的思维定势中：我们的考试会怎样？他们会暂停考试的计时吗？在一片混乱中，我的另外一个反应是轻微的释然感。我觉得这次考试我做得不好。

我们都走到了17楼的等候区，在那里，考试中心的工作人员挥手示意大家乘电梯离开。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然后，我看见一群人在落地窗前围得水泄不通，一边指指戳戳，一边喃喃自语。我也走过去往外看去。

在阳光下，南边晴朗的天空下，世界贸易中心右边的北塔正冒出滚滚浓烟。没有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这是一个令人困惑的，不可思议的景象。

我们一群人挤在一个电梯里下楼去了。

来到第33街，阳光依然明媚，我们感到很温暖。车流依然穿过这个城市，整个城市似乎仍在运作，但是有什么地方让人觉得不对了。人们驻足在人行道上，彼此相互交谈着。有一伙人站在一辆停着的汽车旁，听着收音机。收音机的声音开得很大。播音员在说有一架飞机撞上了世界贸易中心大楼。似乎没有人知道任何的确切消息；人们都在发表自己的看法。这是意外吗？还是恐怖袭击？

有一件事我知道，那就是我可能不应该回到我的公寓，因为那里距离世贸双塔只有几个街区的距离。于是，克里斯·艾克隆和我，还有另外几个高盛的分析员，一起蜷缩在第33街的人行道上。我们认为，如果这是恐怖袭击，那么躲开市中心可能是最安全的。我们需要远离所有的高楼大厦，前往格林威治村（Greenwich Village），克里斯就住在那里。

于是我们在第七大道向右转，开始向南走。当然，这时候根本不可能找到出租车了。在23街我们朝东走上第六大道，然后转身朝格林威治村走。在第六大道，可以一直看到曼哈顿下城方向。因此，我们此时可以清楚地看到巨大的烟柱从世贸双塔升起。在我们前进的每个街区的道路上，都有人群站在当街，盯着眼前令人难以置信的景象。我们只是不停地往前走，去往格林威治村安全的低矮的建筑物之中。现在回想起来，我们其实应该一直往北走，而不是往南。但是，我们当时很难想清楚周围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走过了一个又一个街区，交替猜测着到底发生了什么，也不时驻足，呆呆地凝视世贸双塔。

然后，在上午10点之前，我们四个人看到了一件似乎不真实的事情发生了：世贸中心南塔伴随着一阵巨大的轰鸣声和一阵慢动作般的烟尘，轰然倒下。

时间似乎在那几秒钟凝固了。然后就有人开始尖叫奔跑。世界上从未有人见过任何类似这样的情况。没有人知道如何做出反应。我当然也不知道。我站立了1秒钟，并试图保持冷静。这是一个超现实的几分钟，将永远铭刻进我的大脑，永远那么清晰。站在我们旁边的两个高大的非洲裔男子盯着倒塌的塔楼，眼泪顺着他们的脸颊流淌下来。我的朋友克里斯也哭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多的成年男子，会同时痛哭失声。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也不知道该做什么，我觉得自己一下子垮了。我的头脑中很多思绪在奔突：成千上万人失去了生命；美国正遭到攻击，这让我感到愤怒；但同时，我庆幸自己还活着。

“咱们得尽快赶到我住的地方，”克里斯说，“那里会很挤，但是只要有必要，你们住多久都可以。”此刻，这个城市的每个人都在共同应对劫难。

我试着打电话给我的家人，想让他们知道我平安无事。他们可是在一百万英里之外的南非啊。我不知道他们知道了多少，或者是还不知道，我希望他们没有实时了解到这场灾难。但是手机的通讯已经中断了，看来会持续一段时间。等我们终于走到克里斯住的地方之后，我用固定电话给在约翰内斯堡的妈妈打电话，可是她不在家，那时她也没有手机。我联系上的第一个人是我的弟弟马克，他当时在开普敦大学上学。我清楚地记得这一刻。我的弟弟不是一个情绪化的人，但是他刚听到我的声音，就开始哭了。然后我也哭了。他后来告诉我，他以为我可能是在世界贸易中心工作。

到了南非时间的晚上，我终于给妈妈打通了电话：原来，她直到当天很晚才知道有关攻击的事，所以她不必担心很长时间，就接到了我弟弟的电话，知道我平安无事。她后来一直对我说，她没有一整天都为我担惊受怕，真是太好了。

过了下午到了晚上，我们几个人围坐在克里斯家里，思绪恍惚地看CNN电视台的亚伦布朗和保拉·赞恩进行直播。最终，我彻底累垮了，蜷缩在沙发上睡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我很超现实地走到第二大街的熟食店，这是我最喜欢的纽约的犹太熟食店，位于第二大道和第十街路口，发现它竟然在营业。我头一天晚上没有吃晚饭，来到这里突然感到饥饿难耐。我要了一份咸牛肉三明治。在我等餐的时候，一个非洲裔美国人和一个犹太老人大声争论着为什么这种事会发生在美国。更超现实的是，我自己成了格林威治街道上的一景：这里像科幻电影中世界末日的景象一样，四周空空如也。纽约给人的感觉就像一座鬼城，被一阵风吹走了所有的东西。

同一天上午，我接到了一个让我无比惊讶，但内心非常欢迎的电话，是高盛驻伦敦办事处的人力资源部打来的。那个人说：“我们知道你的公寓距离世贸中心只有几个街区。我们已经为你做了一套完整的安排。首先，我们会给你2000美元现金供你买衣服和所需的任何东西。第二，公司已经在全市预订了酒店，马上就会准备好提供给您，但是我们还需要一两天才能做好这件事。第三，我们将会跟您保持联系，随时让您知道，市场何时会开放。”

这个电话让我大感宽慰。因为我不能回我的公寓，我的现金已经所剩无几，我不知道怎么才能找到上班穿的衣服。我随身没有多余的衬衫或内衣，甚至连牙刷也没有。现在，我可以开始再次感到我属于人类了。这是一个小小的，但很好的东西。

我挂上电话的时候，禁不住地摇摇头，带着惊异和感激之情。在恐怖袭击发生几个小时之内，伦敦办事处就采取了措施，找到了我住的地方，找到了我，并伸出了援助之手。这是高盛公司最好的方面。我记得当时我想，谈及效率、执行力，以及协调行动的能力，高盛公司的标准无人能敌。它有世界上最聪明、最足智多谋的人；在这方面华尔街上的其他银行难以望其项背。

当所有的人所想的，都是生命和死亡的时刻，很难让人能想到市场重开这个机械的话题。但这一点很重要。纽约市市长鲁迪·朱利安尼（Rudy Giuliani）意识到了这一点。本·拉登袭击了美国的金融中心，距离资本主义在世界上最伟大的象征——纽约证券交易所——仅一个街区。迅速、高效、有序地重开市场将是一个有力的反击，这可以让纽约和美国人民重新站起来，展示我们集体的活力。

我记得我跟朋友克里斯说：“此刻，世界已经永远地改变了。我希望我们回到前天上午那种生活中去。”这就好像我们一直在做一个甜美的梦，现在我们醒来却发现自己进入了另外一场噩梦，而且我们无法改变它。我记得自己曾经想：我希望时间赶快过去，世界何时能再次回到正常的轨道？

这需要很长的时间。

我回去工作的第一天是9月17日，一个星期一。因为我还没有办法回我的公寓，我已经在克里斯那里对付了好几个晚上，在高盛提供的酒店（第一大道和第49街路口的比克曼酒店）住了一晚，然后转移到另一个朋友的住处，他住在哈得逊河对岸的泽西城。我也可以住在比克曼酒店更长的时间，但是如果我不住酒店，高盛给我提供了进一步的现金津贴，而当时我的银行账户上的钱还不到7500美元。我知道，此后的日子会更艰难，所以我决定不住酒店而接受津贴。

住在泽西市，我很早就要去乘火车来上班，早上5：30前就要赶车。我用高盛给的钱买了全身的衣服，但我本人却仍然胡子拉碴，昏昏沉沉的。在发生了这么多大事之后，重新回去上班让人感到很奇怪。我一到高盛的大楼，就打电话给我的朋友马克·马尔罗尼，问他能否帮我从我的抽屉里拿出我的电动剃须刀，到我们下面的一个楼层等我（当时我喜欢用电动剃须刀）。我回来上班的第一天，我想让自己利利索索的。

9月17日，市场表现是有记录以来最糟糕的一日——标准普尔500（华尔街投资者最常用的基准）下降了5%，道指下跌了7%。奇怪的是，这一天人们没有感觉到恐慌或崩溃。投资者实际上对市场能如此有序感到非常满意。纽约证券交易所和纳斯达克高效地开放了；债券市场运转起来，芝加哥和纽约商品交易所也运行起来。这是很好的一天。人们曾预测，恐怖袭击导致的混乱和恐慌比实际情况要严重得多，但是美国表明，它的商业是开放的。我为此感到无比骄傲。

那段时间，高盛必须夜以继日地工作，才能确保我们的技术和运营都卓有成效，让我们的客户可以顺利交易，对此我也感到无比自豪。在美国国土上发生了有史以来最严重的恐怖袭击事件不到一个星期后，纽约证券交易所就迅速重开了，对此高盛也发挥了重要作用。

两个星期后，当我跟室友终于搬回到我们的公寓，南边离我们仅4个街区的世界贸易中心的废墟仍然在冒烟。空气中弥漫着永远无法消退的燃烧气味。这是我从来没有闻到过的气味——烧熔的钢、塑料，还有烧焦的尸体——这种气味太糟糕了。开着起重机和推土机的工人日夜不停地清理废墟，把垃圾运到停靠在附近的哈得逊河码头上的驳船上。那个码头就在我们的大楼底下。他们一直干了几个月，昼夜不停，噪声从来没有停歇过。

住在那里真的是很难。我们曾想过搬家。直到现在，我还问自己，我们当时为什么没有立即离开那里。但是，当时我们的世界已经颠倒了个个儿，我们刚在华尔街开始我们的职业生涯，我们只是奋力地向前推进。

回去工作后的第一个星期在多个层面都是具有挑战性的。一方面，人们明显的仍处在震惊中，没有恢复原样。另一方面，“9.11”之前高科技泡沫后糟糕的经济在经历了“9.11”后变得更糟糕了。市场开始受到重挫，客户忧心忡忡。新兴市场（我所在的部门）更是一派混乱。市场在惩罚我们。对我们所在的领域，每个人都担心会进入衰退。

除了所有这一切意外，我们这些新手还要在一个月后重新参加系列7考试。

“9.11”让我看清楚了什么事情重要，什么不重要。其中一部分我认为，这只是一个愚蠢的测试。可是，在现实中，通过这场考试，对于开始我的职业生涯，实际上是异常重要的。只有这样，你才有机会给人跑腿买咖啡，或是帮别人复印文件。同时，重新开始埋头读书非常之难。在恐怖袭击之后，整个城市以及我们的公司，都弥漫着焦虑的气息。另一只鞋会不会掉下来？我们祈祷不要。我的一个同事在“9.11”后就再也没有回来上班。她甚至从来没有再踏足她的办公室。我们真是太靠近燃烧的瓦砾和创伤了。这对她来说太难以忍受了。

上班的人其实都被吓坏了，但是，大家仍然齐心合力，相互支持，并支持我们的客户，这让我很感动。这其中，最重要的信息是：“此刻，正是我们脱颖而出的时机。这是高盛之所以是高盛之所在。让我们想客户之所想；让我们帮助他们重新站起来，即使在短期这对我们并没有明显的利益。因为客户会永远记着这一点。”

这一信息是高盛所发出的经典信息，而它之所以能发出如此强烈的信息，原因是老朋友仍然存在。许多首次公开招股前的合作人仍然存在。这是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成为唯一的CEO之前；他最近刚迫使乔恩·科尔津离开。（科尔津一直主张公司上市。他后来成了新泽西州的州长和参议员，然后任MF Global的首席执行官，这是一家期货经纪公司。该公司后来由于使用客户的资金来弥补交易损失而破产。）保尔森在2001年年报中的致股东的信中（发布于“9.11”后不久），再次强调了公司的核心价值观，即对客户的诚信和承诺。公司还建立了救助基金，提供给受恐怖袭击影响的个人和组织；高盛的员工捐出了550万美元，公司也拿出了同等数额的匹配资金。

这是大的方面。而在个人的战壕里，我得在那个疯狂的时期尽快熟悉我的工作。每天早上5：30，我们这批第一年的分析员就聚集到复印室，进行我们一天中的第一个交互活动；我们都争着头一个使用复印机，因为我们必须复印出大量的资料，在6点我们团队的资深人士到达的时候交给他们。我们复印的材料有高盛的分析员对股票的研究报告；我们还要总结《华尔街日报》和彭博社跟当天交易有关的报道。之所以要把这些数据转换成摘要的形式，其背后的想法是让资深人士的工作更容易一点，让他们无须再亲自整理材料。

作为一个初级分析员，我来到公司不久就小有名气了。任何时候，当一个公司发布了盈利的报告，交易柜台上的每个人都希望马上拿到数据——盈利的数据是好是坏？我到了高盛后注意到，每个人都在争先恐后地寻找相关的报告，想看到盈利数字是什么。所以，我有了这样的一个想法：写一份简单的只有五行字的电子邮件，把它发给第49层的所有的销售人员和交易员。邮件的内容大概是：“今天早上，苹果发布了它的盈利报告。我们所期望的如何如何；上一季度它的盈利情况如何如何；它共销售了多少多少iMac电脑；我们预计它将售出的是多少多少。”这就像一份“小抄”，所有的交易员都会在第一时间看到。

这就是一个初级分析员在通过系列7考试之前可以做的事情。它可能看起来非常愚蠢，非常渺小，但是当人们看到你这么做了，他们会想：这家伙有点头脑，他在想方设法帮助我们。

我一天的另一部分包括学习如何为客户留下不错的语音邮件。这是我的学徒工作，我要学会如何谈论股票。每一天，我都要练习去做这个工作：语音邮件不超过90秒，而且必须涵盖一天的四或五个关键点。市场走势的大事件是什么？我们的客户需要知道什么？我们的观点是什么？我通过倾听这门手艺的大师来学习，这人就是鲁迪。我的导师之所以外号叫作“野兽”，是因为他能一鼓作气让更多的客户听他的语音邮件，而且他始终能在语音邮件里灌注饱满的热情和深入的市场知识。

“野兽”之所以通过语音邮件而不是文字型的电子邮件提供这些报告是有原因的：他觉得他的声音可以准确地传达他的语气，强调所需强调的任何要点。坦率地说，后来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开始觉得语音邮件其实挺愚蠢的。当一个客户一个早晨收到上百份这种邮件，他倾听你的邮件的概率有多少？在任何情况下，一旦我开始去了解我的客户，我与他们的关系就会变得足够好，他们看见来电显示是我的电话号码，就会拿起电话。

“9·11”之后，我们这些新手对待系列7考试更加严肃认真了。在交易大厅里，没有人表现出特别争强好胜的心情。我也免不了。我已经感受到了考试有多难，因此，这一次我更加沉着应战，更刻苦地学习，在模拟考试中经常得到八十二三分。但是在这个时期寻找学习的动机却非常困难。

在“9·11”袭击发生一个月之后，系列7考试的考生又回到了宾夕法尼亚广场一号大厦。同一部电梯。同一个17楼的候考室。同样的监考人员。同样的落地窗。我曾透过这里的窗子看到世贸中心的北塔楼起火燃烧。这是一个超现实的体验。但是这一次，我对考试准备得比上一次充分得多。从某种意义上说，我当时想，而且现在仍然认为，高盛让我们仅仅在一个月后就再次参加考试，真是有点不通情理。但实际上，对此我们也没有什么办法。通过考试是一种实际需要。

当我点击完最后的答案，点击了考试结果键，我得到了一个好消息：我的得分是86。我已经准备好成为交易员了。

现在我所需要的就是客户。

渐渐地，随着鲁迪对我越来越有信心，他开始给我一些客户。在华尔街，他们被称为“实习客户”——跟这些客户交流，对公司没有太大的利益空间，但也没有太大的缺点。理想的情况是，如果客户和交易员都是新手，那么两边的人都会尝试去学习。

在此期间，我的斯洛伐克的对手好像是在刻意突出自己。每当电话铃响了——接电话是头一年的分析员典型的工作——她总是会尝试先接。如果我给客户留了10个语音邮件，她就会留12个。这一切都让我觉得很奇怪：我们都在同一条线上，而且，在任何方面，我都不是她的威胁。

或者，也许我是。

去年夏天，我们公司帮助一家土耳其电信公司上市，当时鲁迪需要有人陪着该公司的CEO拜访我们的客户中的一些大型对冲基金和共同基金。他打量了一下我，说：“‘跳羚’，你负责这事儿。”在高盛，外号是很重要的。“野兽”给了我一个很好的外号，因为跳羚几乎算得上是南非的国家象征，是南非国家橄榄球队的吉祥物。

所以，我刚从大学毕业，就陪着一个10亿美元的公司的CEO，就我们两个人，前往加利福尼亚和得克萨斯旅行，我背着他的包。他是一个油光粉面的家伙，你一眼就能看出来，在他的祖国土耳其，他是一个大人物。他可以拿出很大的派头，让高盛派一个初级分析员替他忙前忙后。但是我觉得，他在美国有点被吓到了。其中有一点是，他几乎不会说英语（我会说的土耳其语就更少了）。他从未到过旧金山、圣迭戈或圣安东尼奥，这是我们的行程安排中的三个城市。奇怪的是，虽然我在美国只有四年，我对于周围的事情却知道得比他多得多。

起初，在客户会议上我不知道应该说多少。我应该保持沉默吗？每次有关这家土耳其公司的会议上，我该先说几句开场的话吗？但我很快就发现，土耳其的CEO对我所给他的帮助感激不尽，而且我所学到的东西也与日俱增。

这次旅行还带来了另一种形式的小小的胜利：在旧金山开了一天的会议后，我回到了斯坦福大学，见到了老朋友——不只是作为校友，而是作为高盛的员工。我很自豪地告诉大家，我是来出差的。最巧的是，这个周末有重要的橄榄球赛，我们学校的球队击败了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队。我们是老对手了，这次是我们连续第7次赢得比赛，比分是35：28。（这种连胜的势头在未来的岁月里被可怕地逆转了。）鲁迪知道，他让我去出差是给了我一个大大的好处，我也的确很感激他。

那年秋天，我还出了好几趟差。鲁迪开玩笑说，他之所以让我去这些没有特色的地方，比如圣安东尼奥和达拉斯，是因为他不想去了。但是，我却很高兴能去。他说：“跳羚，你这次要去俄亥俄州的哥伦布市。”这是让我了解更多有关我的第二祖国的一个机会。（大家知道吗，《温迪秀》和《维多利亚的秘密》的总部都设在哥伦布。我还有机会参加了第一场《温迪秀》。）每次出差，哪怕是在我驻伦敦期间，公司派我到迪拜、法兰克福或巴黎，我都会想办法在晚上抽出几个小时的时间，找一家不错的餐厅，品尝一些当地的美味，即使这样做让我第二天觉得更累。

我喜欢出差，并且代表高盛。这是在一个小团队工作的一个很大的好处。我的加拿大的说法语的室友是在加拿大股票销售团队，里面有15个人。他可没在这么早的阶段得到出差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很幸运。我出差的道路里程，让我走在了初级分析员的前面，也让我接触了很多的客户。这些额外的经验让我更接近一个重要的里程碑。

你在华尔街的第一个交易是一件大事，我的则是一个令我自己非常自豪的时刻，虽然这场交易只给公司带来了600美元——大概比高盛每天花在自动皂液机上的钱还少。一个共同基金的客户，我一直在跟他通话，这样持续了约六个星期后，他终于决定为我的努力给出回报，买了南非啤酒（SAB）的500份小股。（当你在股份数量中使用“小”这个词的时候，是要表明你实际上意味着只有500个，而不是50万个，不然的话，没有这样的特别说明，交易员一般会以为是后者呢。）但是鲁迪认识到这一时刻的意义，并决定使劲地宣传一下。

鲁迪是个“文化载体”，对公司的文化了如指掌。他对这样的场合的重要性印象非常深刻，决定要用传统的华尔街方式来纪念它：把交易员的领带剪断，并把剪下来的一半挂在天花板上。

唯一的问题是，我那天没有戴领带。

这里交代一点背景：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高盛的销售人员和交易员都是要穿西装打领带的。但是在科技股泡沫期间，高盛开始与硅谷的公司竞争招募最好最聪明的新兵，一些在新经济中兴起的风尚开始进入华尔街。（高盛在这方面是遥遥领先的。一些银行，如雷曼兄弟等，他们的西服领带的着装政策保持了更长的时间。）

到我的暑期实习开始的时候，高盛公司的着装要求已经从“正式”变成了“商务休闲”，而且一些实习生开始休闲得有点过分了，比如有女生穿短裙，男生穿休闲衬衫就来交易大厅上班了。为此，人力资源部甚至要被迫给所有的实习生发了一份电子邮件，内容是：“这是高盛银行，不是高盛俱乐部。”

第二年，当我加盟该公司，成为全职工作人员之后，一个工作到第二年的分析员带领我们几个新手开一个小会。“我给大家一条有用的建议，”他说，“两个词：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2]。这是华尔街的制服。”我们都听进去了。我们这些新手会出去买5条布鲁克斯兄弟牌的卡其色裤子，也许，你要是大胆一些，会买一两条“香蕉共和国”牌的；或许不全是卡其色，而是有一两条棕色的。另外再买10件蓝色的但深浅不同的衬衫。现在，在华尔街的一些交易大厅里，90%的男性仍然选择标准的正装。

然而，几乎所有的合伙人和董事总经理，穿的都是昂贵但低调的西装，品牌有布里俄尼（Brioni）等，要不就是萨维尔街或在香港的商店定做的。男性和女性的领带、丝巾等的标准品牌是爱马仕和菲拉格慕等。高盛的总经理的着装的不成文规则是：必须低调，以中性色调为主，不要太光鲜亮丽，但也要确保，人们一看便知，衣服是非常昂贵的。

一套这样的衣服要花掉我超过3个月的房租，所以我一直穿着我刚正式加入公司的时候买的两条布鲁克斯兄弟的裤子。只要是会见客户，我就会穿它们，通常是每周一次。

但是由于命运的安排，在这个历史性的一天，在我执行了我的第一笔交易之后，那天按照华尔街的礼仪原本该剪断我的领带悬挂在天花板上，而我却穿着商务休闲装。

像一个优秀的管理者那样，鲁迪善于即兴发挥。他从他的座位旁站起来，向几个在旁边看的人宣布：“为了纪念这一时刻，我现在要剪掉你的纽扣。”他朝我示意。“过来。”他说。他揪过我的衬衫（刚好是我暑期实习时买的深蓝色的）衣领，剪掉了最上面的纽扣，在围观者的掌声中，把它放在我的电脑屏幕上方。我紧紧握住鲁迪的手。

然后，鲁迪做了一件我意想不到的事。他冒昧地给国际股票的交易大厅里的约25人发送了电子邮件，几乎包括了所有最高职位的人员。邮件上写着：“今天是个大日子，是‘跳羚’职业生涯的一个重要里程碑。他做了第一笔交易，是南非啤酒厂的。这单交易给公司挣了600美元。请和我一起祝贺他，并祝愿他在华尔街拥有一个长期而成功的职业生涯。为了纪念这个特殊的日子，我没有剪他的领带，而是剪掉了他衬衫上的一颗纽扣。”邮件发出去不久后，一些人，包括一些总经理，开始络绎不绝来到我的桌前，很庄重地跟我握手。我被欢迎进入了这个俱乐部。这是一个让我感到骄傲和幸福的时刻。

但是，鲁迪·格洛克对我的要求不会松懈。此后我上班的头几个星期，他给了我一份克里斯·马修斯（Chris Matthews）的《动真格的》（Hardbatt），里面有关于如何在残酷的政治环境中取得成功的实际的建议。鲁迪作风硬朗，喜欢准时、完美。他讨厌粗俗的语言，他的办公桌上，放了一个“诅咒罐”：每次爆粗口，他都要往里面放一枚25分的硬币。最重要的是，他讨厌迟到。一开始，我遇到一些情况，需要带领我们的研究分析师见客户。因为客户经常有额外的问题，会议就会推迟了，这就会把整个时间表往后推。鲁迪对此很恼火，而且他不用爆粗口，就能明确地表达他的愤怒。我学会了如何确保会议如期进行。

正因为如此，才使得他发出祝贺的电子邮件倍感意外，也倍有意义。他原本可以只是把我的纽扣剪下来，把它放在屏幕上，简单地说一句“干得好”，而不是在整个交易大厅宣传我的成功。他的传统主义的特质让他很高兴进行这场颁奖典礼，但他的某些部分更乐于让一个从未尝试过的孩子获得良好的感觉。

第三章　跳羚初长成

2002年年初的一个清晨，鲁迪对我说：“今天将会是可怕的一天。有人会拿到逐客令。”

2002年一整年，高盛举步维艰。“9·11”事件过后，市场严重萎缩，许多人都丢了工作。也有人担心高盛的实力无法与摩根大通、花旗集团和美国银行这样的大型银行抗衡，它们通常拥有庞大的资产负债表，在竞争中可以为公司提供巨额贷款。办公室士气低迷，气氛愈发紧张。你可以看到，老板们都在为自己的饭碗提心吊胆，而许多担心也确实很有必要。

逐客令，我想，多么有趣的一个表达。我之前从来没有听过，却能立刻明白它的意思。

“不过不用担心，”鲁迪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至少现在我们这个三人团队还是安全的。随后，我看到人们陆续被叫进合伙人办公室。

49楼所有的办公室和会议室都是玻璃墙：不管里面发生了什么，外面的人都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事实上，这也是高盛董事会的要求：根据公司政策，世界各地的高盛交易大厅都必须配置全透明玻璃墙。

所以，我可以清楚地看到49楼的合伙人坐在办公室里，对面坐着即将被开除的可怜虫。合伙人必须亲自完成这份不讨好的任务，看着对方的眼睛说：“对不起，你被辞退了。”值得庆幸的是，我还从来没有听到过这句话。不过“9.11”之后的几年里，大家的日子都不好过。

即使是合伙人也无法完全置身事外。正是在2002年的这个时期，公司决定重新洗牌，许多拥有几十年资历的上市前合伙人被新人取代。新一代的合伙人和总经理带来了新的做派：少几分低调，多几分张扬；少一些卡西欧塑料表，多几款劳力士金表。虽然人们对身价百万的人难动恻隐之心，但骨子里的传统主义却使我不免为公司损失了元老级的人物而感伤。我还注意到另一件事情：2002年年初，高盛雇了另一家公司的高管来负责销售。1999年高盛上市之前，从外部招聘管理人员会被看作对公司的亵渎。高层管理者理应从内部培养。

熊市时期的一次裁员也让我记忆犹新。被裁员的是一个刚刚从商学院毕业的小伙子，名副其实的后起之秀，刚刚得到了自己分管的客户。所有人都感到讶异，怎么会开除他。但在团队中，他确实是图腾柱最低端的成员，因此最容易被替换。（华尔街一直遵循后进先出的政策，高盛也不例外。）我清楚地记得，这家伙离开时怒气冲冲，满面通红。他在一位总经理的办公桌前停了下来，做了一个奇怪的手势——手指从脑门前一弹。那手势我从未见过，但肯定不是什么友好的再见。

2002年，我们尽一切可能地留住客户，我还曾为公司做了点特殊贡献。

决定做销售后，我便需要接待自己的客户了，运气不赖，其中一位竟然是我在斯坦福的同学加好哥们儿，一个名叫普拉卡什的印度伙计。世界真小！普拉卡什当时在波士顿的一家基金巨头公司工作，担任技术领域的专家；作为研究分析员，他的工作就是将自己的股票评估提供给公司的其他人，帮助他们为资产投资做出更为客观的评价，不要完全受制于华尔街的意见（比如高盛，摩根士丹利等）。

[和普拉卡什的雇主一样，许多客户喜欢做自己的股票研究，因为各大投资银行之间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利益冲突，正是这种冲突最终导致了2003年美国政府与十大银行之间14亿美元的和解费。时任纽约总检察长的艾略特·斯皮策（Eliot SpitZer）负责为这场利益之争寻求解决方案，他要求完全分开投资研究和投资银行两大业务。在此之前，研究分析师原本应该为客户提供客观建议，现在却开始在报告中刻意提高没有明显盈利的网络公司的估值，由此吸引投资银行业务，获取丰厚利润。结果如何呢？巨大的网络泡沫最终破灭。]

普拉卡什向公司的投资组合经理（PM）报告，经理们根据普拉卡什的研究和意见，决定是否为某种基金购入他所推荐的科技股。

当时许多热门且具有前瞻性的技术公司都来自以色列，而以色列是我们的销售团队负责的地区之一，我的工作就是向普拉卡什推荐以色列的科技股。那段时间，我几乎每天都会给他打电话。我们曾是一起买醉，一起看斯坦福篮球赛的哥们儿，现在却在电话中讨论Check Point软件公司和康维科技（Comverse Technology）等科技类股票，这总让人觉得有些恍如隔世般的不真实。

普拉卡什确实是个难搞的客户。当时，科技股泡沫依旧在以色列膨胀，引来无数投资者一掷千金，而他却能一直持怀疑态度。这使得他成为那个时期（也包括现在）一名非常称职的分析员。

艾略特·斯皮策并不是唯一对投资银行满心怀疑的人。普拉卡什就曾经对我发难，质疑高盛在整个网络泡沫事件中的角色。那时我们还在读大四，各自的金融职业生涯还尚未真正开始。我已经习惯了普拉卡什充满质疑又略带玩世不恭的世界观：这并不仅仅局限于股票市场，也包括泰隆·威林汉（Tyrone Willingham）作为斯坦福足球队教练是否称职这样的问题。普拉卡什几乎可以称得上华尔街的“永久熊”，在这种投资者眼中，看见半杯水，他总要想杯子是“半空”，而不是“半满”。尽管如此，普拉卡什的许多观点往往可以引发我的思考。

在承保网络货车（webvan）和电子玩具（eToys）等公司时，如果高盛决定为他们盖上批准的大金印，是否有责任告知投资大众入市的安全性？高盛的研究分析师是否真的相信这些公司即使lPO失利也依然价值数十亿美元？高盛助长市场泡沫不断膨胀，将投资者引入表现欠佳的公司，从中收取7%的投资银行手续费，等到公司上市还能再捞上一大笔。这样的做法是否算不负责任的表现？普拉卡什自己就是研究分析员，只喜欢冷冰冰的客观事实。在他看来，高盛面对投资大众时没能保持客观公正的态度。

我知道鲁迪在跟客户接洽前，会对银行内部员工提出各种刁钻的问题，但我不确定其他人是否也会这样做。即使普拉卡什说的有些道理，难道投资者的跟风投资就一点过错也没有吗？此外，美林证券（Merrill Lynch）、所罗门美邦（Salomon Smith Barney）和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这些公司提出的投资建议才真是令人瞠目结舌。这就是高盛，我想，我们可能出现过一些失误，但标准一直领先同业。

普拉卡什所在的公司是资产管理界的800磅大猩猩级别，是能让所有华尔街人士趋之若鹜的重量级客户，由于它规模庞大，市场影响力深厚，且有能力支付每年上百万美元的佣金，可以算得上是我们最大、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因此，对我来讲，在这样的公司中有熟人——一个能够及时分享他的公司对某些股票是看涨还是看跌的哥们儿——实在非常幸运且很有价值。鲁迪自然也非常重视这层关系。有一次，我和他飞到波士顿参加高盛与客户的篮球联谊赛——尽管站在6.5英尺高的鲁迪和6.2英尺高的普拉卡什身旁，我很难相信自己是要和他们打篮球。每次普拉卡什来纽约，鲁迪总让我带他去高级餐厅，并把账记在高盛名下。通常普拉卡什会迁就我，让我选地方；于是我们就经常去纽约西村的寿司桑巴餐馆。

有一天，鲁迪不小心说漏了嘴，高盛的一名波士顿销售员泰德·辛普森，多年来一直为当地的客户举办乒乓球联赛。“哦，”我说，“我以前打乒乓球可是专业级别的。”

“有多专业？”鲁迪认真地问。

“我曾代表南非国家队参加过马加比厄运动会，”我说，“还赢得了一枚铜牌。”

鲁迪的眼睛一下子亮了起来。

我知道，我当过乒乓球运动员的经历，并不像在PGA（美国职业高尔夫球协会）少年赛击败老虎伍兹，或者在温布尔登少年网球公开赛打败费德勒那样令人敬佩，但似乎仍给鲁迪留下了深刻的印象。10岁起，我便和父亲在约翰内斯堡家中的车库里支起一张折叠桌，打起了乒乓球。一开始我们还只是偶尔打打，但很快就发展成我和父亲在他下班后的必修课。我父亲自认为是相当不错的球员。尽管仅仅过了三个月的时间，他便成了我的手下败将。

我喜欢乒乓球这项运动，而且进步神速。之前打过一阵子网球，对乒乓球多少有些帮助。我喜欢那种用力击球的感觉，但性情还算温和。大卫国王学校过去还有专门的乒乓球队，我便是其中的一员。五年级时，我赢得了校际联赛，在总决赛中，三局两胜击败了一名七年级学生。比赛过程紧张刺激，我拿下五个赛点，最终在五十多名老师和同学的欢呼声中获胜。然后，我的老师送我到俱乐部打乒乓球联赛，开始接受专业训练。13岁时，我被选入国家队参加全国锦标赛，14岁时参加了1993年的马加比厄运动会。

马加比厄运动会（类似于犹太人的奥运会）是全世界五大运动赛事之一，每四年一届，来自5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5000多名犹太运动员齐聚以色列。1993年，南非首次被允许参赛。之前由于种族隔离，一直遭到国际单项体育联合会的抵制。那一年，我们率领着浩浩荡荡的队伍来到了特拉维夫：总共好几百名运动员。这一切对于当时的我来说可谓绝无仅有的人生经验。我那时刚刚完成了成年仪式，又从来没出过国。

我们的队伍有三个男孩，一起参加少年组比赛（我在单打中获得第一），共同击败了阿根廷，巴西，加拿大，丹麦，德国，英国，墨西哥和美国的队伍。以色列大获全胜，拿了金牌；澳大利亚夺得银牌。我最好的朋友莱克斯，作为足球守门员，也参加了马加比厄运动会。等我们回到了大卫国王学校，都得到了一件特制的镶金边的蓝色运动衣。

听完了我的光辉战绩后，鲁迪立即给泰德·辛普森发了一封电子邮件：“跳羚将代表纽约参加乒乓球比赛。”

辛普森回信问：“谁是跳羚？”

于是鲁迪又电邮了他一张跳羚的照片——一只真正的跳羚。你可能要身临其境才会觉得搞笑，至少我觉得很幽默。

因此，高盛又掏钱把我送到了波士顿，理由是在那里我既可以见到普拉卡什，聊一聊科技股，也可以顺便见一下泰德·辛普森。

泰德是一位35岁左右的副总裁，有着鲁迪的做事风格，两个人连外形都十分相似，都顶着圆圆的光头，不过他没有鲁迪那么高。和鲁迪一样，泰德既勤奋又思虑周全，总能为客户做出正确的选择。他已经与波士顿的投资社区建立了深厚的客户关系，这一区域的大客户一直没有太大变化，主要包括富达投资（Fidelity）、普特南投资公司（Putnam Investments）、惠灵顿管理公司（wellington Management）、道富银行（State Street）和波士顿公司（The Boston Company）等。这些共同基金的巨头公司管理着美国各大退休储蓄基金。波士顿地区更多关注长期的共同基金（手中掌管零售业资金），而不是高盈利的对冲基金。辛普森悠然自得的个性和冷幽默感，与整个波士顿的环境和他所负责的客户相得益彰。

泰德还透露给我一个高盛年度乒乓球比赛的背景故事：比赛的冠军连续5年都是同一个人，一位印度籍普特南投资组合经理，赢得这场比赛已然成了这家伙全年期盼的亮点。但是当我走进吉莉安俱乐部（Jillian’s）——这家俱乐部简直就是一个游乐宫，随处可见美酒佳酿、香辣鸡翅、保龄球道、等离子电视、桌上足球、台球和乒乓球桌等各种娱乐设施——看到了他们所谓的练习赛，我就已经确定这家伙不可能打赢我。

我并不是想要炫耀，但与所有运动一样，竞技性乒乓球选手也分级别。任何一名拥有国际排名的选手，不管是过去还是现在，都可以让我输得体无完肤，但这个普特南投资组合经理（让我们称他为PPM）和我绝对不是一个级别。我很自信，他无法接到我的发球；而且如果我认真比赛，他也根本不能招架我大力度的弧圈球。看得出来，他是一位很有潜力的业余选手，但仅此而已。我闭着眼都能打败这家伙。

比赛的抽签结果出来了：32人参赛，PPM是头号种子选手；由于主办方知道我的实力，我被列为二号种子选手。比赛开始了。

那时候我的身体都快生锈了，每天在高盛长时间的工作让我鲜有机会再拿起球拍。但是，我很快便找回了状态。没人是我的对手。PPM和我分别打败了各自的对手，进入到不可避免的决战。我观看了几场他的比赛。PPM的对手都是菜鸟级别：穿着牛仔裤和马球衬衫，玩票成分居多。他自己则穿着专业运动鞋、短裤、T恤和头带，看起来与专业选手无异，把他的对手打得片甲不留。当然了，他带着自己的球拍——一名认真的球员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专用球拍。我自然也带来了自己的多尼克球拍，贴着一面红一面黑的Vario专业胶皮。

泰德·辛普森和我正在看PPM如何打赢另一只菜鸟。“现在的计划是什么？”我问泰德。“我会和这家伙对战决赛，只要正常发挥，我就能以21：2打败他。行动方案是什么呢？”

泰德若有所思。“好吧，”他想了片刻说道，“这家伙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他对待比赛又非常认真。”正在此时，PPM正手回球，小球刚好擦过桌边，没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只见他举起双臂，以示胜利。“我们需要一场势均力敌的比赛，”泰德说，“要打几个你来我往的精彩回合。”

我告诉泰德，我和他想法一致。我肯定能打赢PPM，他显然不是我的对手，但我必须有所保留，不能让他下不来台。“我知道该怎么做”，我说，“只要留心做几次失误就行了。”

“嗯……”泰德有些犹豫。

“你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吗？”我问。

“这家伙是我们最大的客户之一，”他又重复了一遍，投给我一个严肃的眼神。

“所以，你是想说……”

“有可能。”他说，接着又说：“见机行事。”

我看了泰德一眼——他面带微笑——然后取出了我的多尼克球拍。

比赛开始了。一群人围在旁边观战。大家都抱着轻松愉快的心情，只有我的对手除外——他高度重视这场比赛。比赛刚刚开始，我先发制人赢了几个球，便察觉他有点生气了。

于是我决定慢慢来。我完全有能力发起猛攻，疯狂地打上几拍，让小球从他的耳边“嗖”一声飞过，但我并没有这样做。我的计划是打一场好看的比赛。为了让众人看一出好戏，在PPM扣球给我时，我并没有直接把球切死，而是将球吊起来回传给他，让他得以再次扣杀。扣杀，吊球。扣杀，吊球。观众中不断发出惊呼声。如此三四个回合过后，我要么直接发球不过网，要么把球喂给PPM，让他能自然地杀球得分。我让他有机会在其他客户面前稍稍炫耀了一番。这一招让他很受用。

21：17，他赢得了第一场比赛。

比赛三局两胜，我计划以微弱优势打赢第二场，然后第三场再多赢一点点。但是，当我在第二场以15：12领先时，泰德·辛普森冲我使了个眼色。他轻轻摇了摇头，左手挡在前面，右手拇指迅速向下指了指。我敢肯定，除了泰德和我，在场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点了点头。毕竟，约翰·怀特黑德的14条商业原则之一不就是把客户放在第一位吗？

结果，普特南投资组合经理取得了完美的胜利，而我失败了。

乒乓球比赛成为那个昏暗夏天中的一个亮点。全球经济持续衰退，新兴市场这个原本处在最好时期的特殊领域也开始四分五裂。那年夏天，小组里作风强硬的斯洛伐克分析员被调去了高盛伦敦办公室，成了那里的欧洲股市交易员。现在只剩下鲁迪和我，管理层的裁员大斧似乎直奔我们的方向：新兴市场销售团队显然就是下一个目标。我知道如果想在公司继续生存，我需要为自己找到一条救生索：一份新工作。

显然，鲁迪也有同样的感觉。随着夏天接近尾声，他一反常态，行踪神出鬼没，经常打着“私人内部”会议的旗号离开自己的办公桌，打起电话来也越发轻言细语。虽然表面看来我们依然是并肩作战的战友，但他的所作所为显然已经不把我当作搭档了。我当时已经能够预料到一些事情，后来鲁迪也亲自证实了我的猜测，他转过身来对我说：“跳羚，下星期一我就搬到50层了，加入美国股票销售团队。股票销售，星期一。我知道这听上去挺可怕，但你一定能渡过难关。我会尽我所能来帮助你。”

那天，同一楼层的另外一个同事把我拉到一边，给了我一些不请自来的建议，却让我久久不能忘记。“变化虽然可怕，”他说，“但通常利大于弊，往往能带来有趣的新经验。放宽心，昂起头，勇敢向前吧。”

现在慢慢回想，我才逐渐看清了鲁迪的意图：稳固与美国股票销售组的关系，以便将资金转移到股票销售组。与新兴市场相比，这个板块更加稳定，波动比较少，专注于向美国投资者销售数额更大、流动性更强的美国股票。但这里的交易规模也更大了，销售团队有几十名成员：鲁迪成了大池塘中的一条小鱼。

不过，他此时此刻寻找的正是稳定性。过去一段时间里，他为了谋求新职位而参加各种面试，却并未向我透露只言片语。我在一定程度上觉得，他应该设法同时拯救我们两个人，跟美国的股票销售柜台谈判达成某种“一揽子交易”，毕竟，一个副总裁级的人物跟一个自己信任的分析师同时改旗易帜的情况并非罕见。也许我这样的期待对他并不公平，而且鲁迪很可能也做过这样的尝试，这一点我无处考证。但裁员持续进行，整个公司都十分紧张，如果他选择了先保全自己也无可厚非。

2002年9月，鲁迪去了第50层，国际组分崩离析。几年来，它一直占据了整个49层，而现在剩下的人实在无法再独占这么大的空间了。不久，我们都搬去了50层，高盛的所有股票交易都合并到了那里。我是团队中留守的最后一人，需要自己给客户打电话，与他们沟通最新的市场动态和信息，组织各种会议。但裁员的压力还是步步紧逼。

我也不得不面对一个事实：我与公司只有两年的合同。7月，我就工作满一年了，而高盛只有一半的分析师能够续约第三年——这个市场的比例可能更低。

然而我却出奇地乐观，相信自己能在最后时限之前在公司找到新位置。高盛有一套360度全方位年审系统，你需要在公司挑选10名同事（既有资深的也有新晋的），对你的技术能力、团队合作、商业能力、符合规范以及招聘新人等各个方面进行打分，分数从1～5。人力资源部会把你的得分做成表格，再由经理将得分和排名，连同一些定性评语反馈给你。我的评语和得分向来不错，一直是分析员行列中最好的25%。

所以我相信只要努力，我还是有希望留在公司的。这与我在斯坦福读大二时的感觉差不多，当时想要在金融界获得一份暑期实习机会的可能性微乎其微，但我始终相信只要不放弃，总会有人给我一个机会。

我为自己设计过很多出路，但大多走不通——因为大环境太糟糕了，人们不愿再雇佣新人。就在这时，我收到了人力资源部一位女性朋友的电子邮件：“科里·史蒂文斯的期货小组需要一名分析员。你可以去参加他们的面试。”

对于期货，我在大学里学过些皮毛，但这方面的实践经验几乎为零。

同一时期，我决定申请罗兹奖学金。你可能认为，对于一个投身投资银行业务，尤其已经在投资银行工作的人而言，这样的决定有些奇怪。我仍然持有对高盛的信念，也相信自己能够在公司内部找到新的岗位。令我担忧的是市场本身。如果市场进一步恶化，必然会牵连银行的高层：没有人真正安全。

但更重要的一点是，我当时只有二十三岁。人生才刚刚开始，还存在着各种可能。我认为获得罗兹奖学金是一件了不起的成就，也会成为很不错的人生经历。我甚至可能去牛津大学待上两年，再以硕士毕业生的身份重返高盛，直接成为经理。几年前，我读过戴维·马拉尼斯的比尔·克林顿传记。克林顿如何在严峻的罗兹奖学金面试中脱颖而出令我印象深刻，而他在牛津的求学经历也令我着迷。在牛津，克林顿结识了斯特罗布·塔尔博特，此人后来成为《时代》杂志的美苏关系特约编辑以及克林顿的副国务卿；他还在那里认识了经济学家罗伯特·莱克，也就是日后的劳工部长。

还是在此期间，我见到了科里·史蒂文斯。

史蒂文斯是一位自视甚高的经理：衣着打扮自成一派，略带神秘，却不会拒人于千里之外。他的个人风格十分鲜明。任何时候都把自己打理得无懈可击，喜欢高级定制的西服和衬衫，商务休闲装对他没有任何吸引力。

史蒂文斯这次招聘的是他在高盛衍生工具销售组期货执行小组的左膀右臂，候选人共有七名。让我完全没想到的是，面试的前一晚科里会去咨询一位非常特殊、非常有名气的顾问：一位NFL超级巨星正好是科里同父异母的兄弟和最亲密的知己。

科里后来告诉我，他的这位明星兄弟莫名对我的简历充满好感，把它从七份简历中挑了出来。当他看到我会说祖鲁语时，也吃了一惊。

我确实会说那么一点点。在简历的“语言”栏中，我填写了：“英语，南非荷兰语，希伯来语，祖鲁语（三年）。”没有半点虚构，我曾在约翰内斯堡的大卫国王学校学习了三年祖鲁语，会说“你好”，“最近怎么样？”和“长颈鹿跑得快”。

“对于金融衍生工具，你了解多少？”科里就这样开始了对我的面试。

金融衍生工具是一种价值来自于其他基础资产的证券。衍生品的结构可能非常复杂，长期以来因为其潜在的巨大破坏力而饱受争议。但如果使用得当，衍生工具其实可以帮助投资者对冲（或投机）一些非常具体的风险。衍生工具这个词实际上是期权、掉期、期货等许多产品的统称。任何资产类别都可以创造出衍生产品，包括股票、外汇、商品或者固定收益债券。高盛的衍生产品团队按照资产类别进行分类。科里的期货执行小组就是整个衍生品销售团队的一个分支。

我深吸了一口气，对科里交了底。“我在大学里学过一点，”我说，“我在斯坦福选修了经济学140，其中涉及期权，期货和其他衍生产品的基础知识。暑期实习后，我又在商学院选修了另一门类似的课程。但都是纯粹的理论研究，加入高盛以来，我从未接触过衍生产品。我的记忆深处似乎还存有一些相关的理论，但我怀疑实际交易与理论完全是两码事。”我就这样实话实说了。

科里微微一笑。他虽谈不上高大英俊，但看上去确实很有威严。发型和山羊胡都修整得干净利落，穿着笔挺的大领衬衫，领带像是爱马仕的。“其实，”他说，“我在刚刚加入这个小组时，也对衍生品知之甚少。但只要你够聪明，很快就能学得游刃有余。”

谈话虽然简短，却让人感觉很有希望。第二天早上，人力资源部给我发了邮件：“三人晋级——您是其中之一。科里想与大家再见一面，你也有机会见到小组的其他成员。”

那一天，我见到了科里的团队。他为我安排了六位不同的衍生品销售人员做面试——大多是副总裁和经理，并没有什么大人物。但这依然让我回想起了两年前，在旧金山参加暑期实习时的超级面试日。幸运的是，我表现出色。我诚实地说出了自己的不足，也表达了对产品的热情和强烈的学习意愿。我喜欢金融衍生品的销售团队，没有人故意刁难我：大家都比较关注我的性格，我们可以相处得非常融洽。

之后，我又收到了人力资源部的邮件：“你晋级了。只剩最后一关——科里的老板。”

第四章　尘埃落定

科里的老板是迈克尔·达菲。

三十几岁的达菲在高盛算得上一位冉冉上升的明星。他是澳大利亚人，从另一家银行跳槽到高盛，20世纪90年代末开始在亚洲分公司工作。2000年夏天，我还是实习生的时候，他已是纽约总部的副总裁了；同年年底，他升为总经理。2002年，他又再次晋升为合伙人——两年之内连续升级在高盛几乎闻所未闻。

达菲约六英尺二英寸，略微有些秃顶，体格像个运动员，友善而坦诚。我的一个朋友叫他“奇怪的大高个”，因为他总是懒散地窝在办公椅上，猛然一站，实际的身高能吓人一跳。他可能是整个交易大厅最有魅力的家伙，广受人们喜爱和尊敬。

达菲的故事：在加里·科恩还是全球证券部门的联合总管——即后来的高盛总裁——的时候，有一次在高盛的交易大厅里走，达菲当时坐在电脑终端前，正在跟一个叫文奇的天才战略分析师说话。这个分析师25岁，毕业于传奇般的印度技术学院（IIT）。他和文奇讨论的主题是文奇所发明的疯狂的电子表格，它能实时跟踪那年高尔夫大师赛上每一个球员详尽的数据。达菲很喜欢在大师身上下赌注，他那时正沉浸在高尔夫的极乐世界里。“加里，快来这里！”他冲科恩喊道。

大厅里一片死寂。那情景就像在西方有人在酒吧中央喊出一个大腕的名字一样。很少有人会熟到直接冲着加里·科恩嚷嚷，也很少有人有胆量这么做。不过，加里听到招呼就过去了。

“加里，这是文奇。文奇，来认识一下加里。”达菲给两人做了简单的介绍。加里弯弯腰，与面前身材矮小的战略分析师文奇握了握手。“文奇比咱俩加起来都聪明。”达菲对加里说。

文奇听了达菲的话立马来劲儿了，因为当时达菲刚升迁。文奇随后向加里演示了他电子表格的运算法则。加里对此很感兴趣。“传给我一份。”他说。（此后几年，文奇一直是改造芝加哥期权交易所波动指数的主要人物。波动指数作为市场恐慌指标而得到广泛认可。）

达菲大部分的名望源自高级管理层对其客户质量的崇高敬畏。他掌握了包括全球最大、最精明的宏观对冲基金在内的高质量客户。对冲基金是一种可以采取广泛的战略的投资基金，既可长线操作（认为它会升值便买入资产）又可短线操作（猜想它将来会贬值，不持有便卖出）。由于这种基金不受严格监管，它们通常对养老基金、大学捐款基金以及高净值个人投资者等大额投资者开放。

宏观对冲基金倾向将赌注押在利率和汇率的波动等宏观事件上，而不是押在单一股票的价格上，因此特别受人重视。达菲手中的客户就好比NBA里的牛仔队、巨人队、49人队和爱国者等明星球队。他认识所有的重量级客户：

都铎投资公司（Tudor Investment Corporation），由南方投资界的传奇人物保罗·都铎·琼斯运营，管理着超过100亿美元的资产。都铎·琼斯凭自己的本事发家致富，成为亿万富翁，经常在世界前一百名富豪榜中名列前茅，起初他以在商品贸易方面的非凡能力闻名，后来他能为投资者们年年提供稳定的回报。他创办了叫作罗宾汉基金会的慈善机构，该机构已成为纽约市扶贫最重要的创新先锋。过去20年里，它已捐助了10亿多美元，并通过每年举办的“星光熠熠慈善晚会”集资数百万美元。

摩尔资本管理（Moore Capital），由路易斯·培根建立，他是一位亿万富翁和环保事业的重要捐助者，管理着数十亿美元的资产。培根的投资生涯始于他对1987年股灾和随后经济复苏的正确预测。摩尔在世界各地设有办事处，包括纽约、伦敦、日内瓦、香港等地。

杜肯资本（Duquesne Capital），建立者是匹兹堡的斯坦利·德鲁肯米勒（Stanley Druckenmiller）。德鲁肯米勒曾经是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量子基金的首席证券投资经理，两人曾在1992年凭借卖空英镑而赚得10亿美元，并因此声名鹊起。德鲁肯米勒后来独自创立了杜肯资本，并成为有史以来最为成功的对冲基金经理之一，平均年回报率为30%，在2010年他主动关闭基金前从未亏损。他曾尝试收购匹兹堡钢人队，还一直是主要的慈善家，为支持医疗科研、教育和扶贫捐助基金数百万美元，其中包括哈莱姆儿童中心和纽约大学医学院。

堡垒投资集团（Fortress Investment Group）是一个兼具私人股权投资管理及对冲基金的混合型投资管理公司。迈克尔·诺沃格拉茨（Michael Novogratz）是前普林斯顿大学的摔跤手和美国陆军直升机飞行员，也是达菲的朋友。诺沃格拉茨（或者“诺沃”，大家都这么叫他）是高盛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前的合伙人。堡垒投资公司最终在2007年上市，上市时管理着30亿美元的资产。

达菲与这四家客户都建立了十分融洽的关系，他不仅与他们成了好友——他与他们长期共同拥有一个高风险、梦幻般的足球队，收益都捐给了慈善机构——实际上，也成了这四位竞争对手之间的共同纽带。

因为这些客户知道达菲精明强干，也知道他处在高动力信息流的中心位置，他可以轻而易举地说服客户们跟着他投资——而且数额极为可观。有时他办到这一点连2分钟都用不了。他把劝说客户变成了一门艺术。

达菲说：“哥们儿，隐含的相关性很高。市场越来越规范。你需要获得短期的相关性。”

因为他太有名了，所以说话只能点到为止，这已经算是说得够详尽的了。这个虚拟贸易的本质是，所有股票价格因为世界范围内的恐惧而波动。达菲打赌说，这种相关性会瓦解掉，个股将分散。使用衍生产品进行投注，有很多种复杂的方式。但达菲甚至无须费力去解释。客户（带有浓浓的南方口音）：“你也这么认为吗，迈克尔？”

达菲说：“我是这样认为。每个人都在往这种产品里投注。这是我们目前的最高信念。”

客户说：“好吧。我会投5亿美元。”

就是这样的。我亲眼看见了这种情况多次发生，涉及的交易种类各有不同。当你的交谈对象是操纵着数十亿美元对冲基金的亿万富翁时，对方总是能迅速做出决定。达菲不需要经过五级投资组合经理，而是直接去找大人物。这给他带上了光环，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他是一颗冉冉升起的新星，后来成为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和加里·科恩很喜欢他的这一能力。

客户和同事都很尊重达菲，因为他是一个罕见的集合体：一个能深刻了解他人又极具魅力的家伙，又恰好是世界上最聪明的人。通常情况下，在高盛的人要么很聪明但不太适应社会，要么就是政客或是善于谈话的人。达菲是所有这些品质的完美结合，因此他的职位升得很快。我稍后会听到更多关于他的传说。当时，我知道的全部信息是，他是一个澳大利亚人，一个新崛起的合伙人、美国衍生品销售业的领头人物。

当我第一次去见达菲时，我原本以为会见到一个大人物，他会一边扫视他的手表，一边心不在焉地问我几个尖锐但明显是为了敷衍的问题。我经常发现高盛的资深人物是这样的：最好的时候，他们只是会短时集中注意力；最坏时，他们根本不会专心。相反，达菲似乎把世界上所有的时间都留给我了，他像朋友一样专心致志地与我聊天——他从来没有看过自己的黑莓手机或转移过注意力。我后来才知道，他是社交天才，他可以和任何人舒服地相处。几年后我才知道他通过了高盛的领导力课程中称为松树街（Pine Street）的测试，这是一种台上与台下真实性的检测，能测验出一个人对公司首席执行官的言行与他对邮差或保安的言行的一致程度。“台上与台下真实性”是真正令人钦佩的领导者显示出的特征。我的职位比迈克尔·达菲低10个等级，但他似乎并没有在意这些。

他问我斯坦福大学篮球队怎么样，开玩笑似地嘲讽澳大利亚在英式橄榄球和板球两项运动上比南非都要好——这两项运动的竞赛既古老又激烈。当气氛越来越好，时机恰当时，我也会打趣他，我会说：“你们得了上届板球世界杯的冠军，真是幸运。”

“不是靠运气，伙计，是技能。”他告诉我。然后他说：“哥们，告诉我，你为什么想要这份工作？”

我觉得我不需要编造什么，便说：“这让我感到兴奋。我喜欢衍生工具。我在寻找一些和数字有关的快节奏工作。”我一直对新兴市场销售很感兴趣，但是，有时候一连几天，我们谈论的都是同样的股票。然而衍生工具却瞬息即变。

“那么你来对地方了。”达菲面带微笑地说。

令我欣慰的是我能与科里一起工作。但是当时我还面临着悬而未决的罗兹奖学金问题。

9月份我提交了书面申请，没多久科里和达菲就与我进行了面谈。然后我就发现我进入了奖学金面试的第二轮。为此，我需要在11月飞到约翰内斯堡进行为期两天的评估，同时还可以趁春假回家。（我在美国已经住太久了，所以我得刻意提醒自己才能想起来美国11月的时候南非正值春天。）罗兹正式小组面试时我坐在椭圆桌子的一端，其他八名评委坐在另一端，虽然有审讯的气氛，但我很平静，后来我得到通知我是三名约翰内斯堡候选人之一，进入了最后一轮。

在2002年12月初，我飞往开普敦（自费）参加最后的面试，给我面试的都是南非的杰出人物：最高法院的法官及许多公司的老总。这次面试一开始，我就觉得仿佛我说什么都不对——空气中弥漫着明显的不赞成我的气息，他们都把矛头指向我与美国的关系。

这时正值美国入侵伊拉克，我能立即感受到所有的罗兹评委都对美国“9.11”事件后的反应抱有微词，尤其是那名法官。他们都认为美国正在磨刀霍霍，更糟糕的是，美国想拔出军刀试试它的威力。它是一个基于古罗马秩序的帝国主义强权，一贯施行殖民主义的外交政策。居然有人这样对我说。

我强烈地表示了我的不同意见。我告诉评委们我亲身经历了“9.11”，并深切地体会到了它带来的恐怖和心碎的感觉。美国不得不追捕和惩罚肇事者。评委们怎么能把一种对正义的可理解的期望，判断为对帝国主义的渴望？我说，我爱美国。虽然它远远不够完美，但与世界上其他国家不同的是，这是一块充满乐观和可能性的土地。我的学业和工作在那里得到蓬勃发展，我很感激。

评委们眯起眼睛，面面相觑。最后（我在评审团中发现了我的高中校长），我已经让很多评委生气了。10名南非候选人中四位被选为罗兹学者，我不在其列。

这让我很失望。同时——也许是因为我的犹太血统——我一般会认为任何事情的发生都是有原因的。我有一项重要的新工作要做，我也做好准备了。2002年12月16日，我过完24岁生日后的第五天，我去了位于纽约广场一期50层的科里·史蒂文斯（Corey Stevens）那里。

从第49层到第50层有点像从三A棒球队被叫到大联盟。如果第49层像是优山美地公园的露营之旅，第50层就像是被扔进亚马孙丛林中，只穿着衣服而没有生存指南。在第49层做新兴市场销售时，我大部分时间都是给机构客户打电话，谈论一下股票——工作稳定但是节奏缓慢，因为这项工作不是特别强调交易额。在新兴市场销售柜台，我有两个电脑屏幕；而在我的新工作期货办公桌上，科里就在我旁边，我有四个屏幕。我本来就想要快节奏的工作，我会得到我想要的东西。

除了有多个电脑屏幕，纽约广场一期的50层与你可能看到过的好莱坞版本的交易大厅不同。它没有闪闪发光、清洁无菌的环境。事实上，21世纪初，高盛的交易大厅有些破旧：人们的桌子上堆着皱巴巴的纸团、饭盒、空饮料瓶，磨损的灰色地毯污迹斑斑。无菌简直不可能。五六百人像罐头里的沙丁鱼一样挤在大厅里，人与人之间距离很近，桌子挨着桌子。你就在别人的家庭照片、体育纪念品、私人电话交谈和午餐的气味中工作。你没有隐私，所以你最好喜欢坐在你旁边的人。

期货台在28名一条线排开的衍生产品销售人员的正中间。科里和我并排坐在一排的一端，都位于中心位置，以方便在我们周围的销售人员向我们喊出交易时，我们能够执行。14名销售人员分成两竖排在我们面前，另外两行的销售人员坐在我们后面，他们是呈十字交叉的，所以他们直接看着我们的后脑勺。这个混乱布局的优点是从我的办公桌到男洗手间只有十步。我喜欢能这么方便地去大小便。

每行都有一个不同的衍生产品销售夹，夹子是根据它们所涉及的不同客户类型划分的。各个小组分别负责宏观对冲基金、长/短仓对冲基金、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及总部设在加拿大的客户。每个团队有不同的复杂情况和特点，科里和我处理所有客户的期货业务。

我上班的第一天是星期二，科里做的第一件事是把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工作的高盛员工帕特里克·汉尼根和鲍勃·约翰逊叫过来说：“我想把格雷格·史密斯介绍给你们，他将是我的得力助手。他会越来越优秀的，请大家善待他。”

芝加哥这座城市在高盛历史中具有重要地位。该公司一些最成功的领导人——这一数量多得超出了正常比例——都是从芝加哥分公司调来的。仅举几例：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曾任高盛首席执行官和美国财政部长；鲍勃·斯迪尔（Bob Steel），曾任高盛副董事长和美联银行首席执行官；拜伦·特罗特（Byron Trott），被称为“沃伦·巴菲特最喜欢的银行家”。另外，约翰·塞恩（John Thain）在芝加哥附近出生，乔恩·科尔津（Jon Corzine）曾在那里学习过。想了解后二人更多信息，可以去谷歌分别搜索“68000美元古董书柜”（＄ 68000 antique credenza）和“MF环球公司惨败”（MF Global deba-cle）。那么我和芝加哥的关系呢？我的大部分家人现在住在这里，我认为这是一个伟大的城市。

21世纪初，在期货电子交易变得更为主流之前，我们大多数客户的期货业务都在芝交所（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昵称）进行，所以我们依靠帕特里克和鲍勃的准确的市场信息，以及快速无缝的执行力，这一切都让我们在客户面前赢得了不少面子。这两个家伙是业务中最安全的操盘手。

科里告诉我，汉尼根和约翰逊是高盛的终身员工，我把他们看作衍生工具柜台的道德中心。两人都很热情、幽默、可靠，也都已成家。帕特里克40多岁，剃了光头，很是聪明，脾气有些古怪，酷爱读书。鲍勃因其在柜台上的领导力而被称为“队长”，他的年纪稍大一点，头发花白，富有魅力，性格坚忍，为人诚实，做事精确。

我很快凭直觉发现，把初级分析员送到芝加哥看老式交易所最后的遗迹是一个传统。在世界金融市场里，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仍然严格按照自古以来形成的交易所操作方式，使用公开喊价系统：用眼神交流，打手势和喊话，而不用电脑键盘和终端。

这是一种完全透明的交易，帕特里克和鲍勃作为推动交易人也完全透明，他们只想要客户满意。他们的工作方式容不得半点暗箱操作。他们的声誉基于一个简单的要求：没人能比高盛更好地处理客户订单，更好地在交易所中代表客户。帕特里克和鲍勃会为你艰苦打拼，会为你得到最优惠的价格，而且会因代表你而十分自豪。

同样重要的是，一旦帕特里克和鲍勃把你收入他们的翼下，一旦他们喜欢上你，他们会采取重大举措来照顾你，让你看上去光鲜照人。他们一直以来就喜欢为所有与他们打交道的纽约衍生工具销售人员起昵称。我曾是“跳羚”，但在汉尼根和约翰逊测试了我的勇气后“跳羚”就遭到了“捕杀”，然后和他们一起时，我的名字就成了用苏格兰粗粗的口音说出来的“格里戈尔·麦克格雷戈尔”。为什么呢？这除了是拿我的名字搞的文字游戏以外，他们可能只是喜欢这个名字的发音方式。

他们用类似的逻辑赋予他人绰号。一位名为尼廷的印度销售员——身高6英尺2英寸，看起来很粗暴，喜近女色——成了“尼廷小猫”。还有一个6英尺3英寸红头发的人，看不出帕特里克和鲍勃有什么明显的原因可以叫他“可可”——是因为他做了一些可可期货吗？也许是，也许不是。无论如何，那家伙很不喜欢他的外号。另一个高大的伙伴，他有6英尺5英寸高，因他头顶一大蓬乱糟糟的头发而被称为“鲻鱼”。

他们叫隔着我几个座位的一个家伙为“犹太约翰·肯尼迪”（Jew-ish John Kennedy），因为这个名字的缩写跟小约翰·费兹杰拉德·肯尼迪（JFK Jr）是一样的。鲍比·施瓦茨（Bobby Schwartz）这家伙比我年长1岁，有些笨拙，经常造成交易错误，但是很能读书，有非凡的图像记忆能力。鲍比有一种不可思议的（又令人生气的）能力，就是他不用和女孩们搭讪，她们就能径直冲他走过来并自我介绍。我原本一直不相信，直到亲眼看见这一切之后才信的。

不过，一个人要是一直都没有昵称，才是更糟的。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没有接受他们的洗礼是个不好的兆头。通常情况下，没有得到绰号的人都是汉尼根和约翰逊早就预测到不会成功的初级分析员，是到处犯下巨额错误的人，到处给人带来灾难的人。正如我很快看到的，衍生工具是受杠杆作用影响很大的产品：你是在借钱下注，所以收益或亏损都会翻倍。如果把“买入”误说成“卖出”，或把数量弄错了，你就能积累巨大的误差。做分析员的头两年经常纯粹出于疏忽而犯这样的错误。所以，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家伙开始跟你开玩笑，或给你昵称之前，你必须证明你能做到准确。准确性意味着生存。

我又重新开始学习了。（因为我将做衍生工具交易，另一条监管方面的规定要求我必须通过金融衍生品系列3考试。）科里给我们的第一课就大大超出了我的基础，他以为我懂得所有的交易术语。“请假设我什么都不会。”我告诉他，“从零开始。”

因此，在上午7：00交易开始之前，或在下午6：00交易结束后，科里会全面地教我相关知识。他告诉我，最重要的事是使用正确的术语，不要敷衍，不要说只有80%正确性的东西，任何时候都要100%的正确。他的口头禅是“没有歧义就没有错误”。他一遍又一遍地说：“你需要客观对待这件事情。”

我一开始学习的方式是听科里与客户的通话。

这是学徒常见的做法。交易柜上的每个人都有叫做交易塔的东西，它是一个大的矩形电话，上面有几排按钮和一个可以接听、呼叫及给顾客及交易所通话设置次序的小屏幕。一些按钮能直接连通到罗氏价格、富达或惠灵顿等主要客户；一些是销售人员的专用线路，有的接到如汉尼根和约翰逊等在商品交易所的经纪人那里。（他们的线路是一个大家很喜欢听的线路。从这里，你不仅可以听到正在进行的巨额交易，也可以赶上最新的八卦：谁在节日派对上玩得最高兴、管理层将有什么变化、奖金会有多少，等等。芝加哥的伙计们好像知道得很多。）

每个销售人员有两个电话：一个是电话听筒，一个是头戴式耳机。每次科里与客户通话，他会指给我线路，我会按我电话上的静音键，然后接通线路。我会听他和客户谈话，在一天的工作结束后，我会问他我不明白的地方，并马上意识到华尔街的行话从来不是直截了当从字面上就能轻易理解的。“命中您的出价了吗”？“提高您的要价”？我要科里给我上进修课程。

他提醒我，出价是某人为某物愿意支付的价格，要价是某人愿意达到什么价格才能卖出他的东西。他说，市场运作的方式是每一个证券都有一个出价和要价。假设我想每股50美元购买，55美元出售。当一个客户问：“你们的行情如何？”正确的回答是：“我的行情是出价50美元，要价55美元。”或简单说：“50买，55卖。”那么客户就会考虑。比方说，他想卖，他会说：“我同意你的出价。”这意味着他以每股50美元的价格卖给我。或者说他决定要购买了，他会说：“我同意你的要价。”这意味着他从我这里以每股55美元买入。

然后是手势。

虽然我到高盛时交易大厅已经完全电脑化，那儿（以及华尔街上）的销售人员和交易员仍然本能地使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交易员所使用的手势：表示“我同意你的报价”（买方张开手掌朝着自己收回，最后手握成拳）或者“我同意你的出价”（卖方张开手向身体两边伸开，然后手握成拳）。科里说，你第一次走进芝加哥商品交易所可能会感觉很混乱，但实际上这里井井有条，人们会用眼神交流和手语买卖期货。

因为我在高盛的头一年半只是交易普通股票，所以要想使我快速熟悉新产品，科里有很多工作要做。他把期货置于语境中为我解释，期货是衍生工具的原始形式，可以追溯到数百年前，那时农民需要保护他们的作物不受干旱、暴雨、需求不确定的影响。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农民会与购买者谈好条件。为了规避他们价值每蒲式耳100美元的小麦，在销售时价格可能涨到每蒲式耳200美元或跌到每蒲式耳20美元的风险，他们将锁定一个价格，也就是说，基于本协议，未来交易时的价格是每蒲式耳120美元。他们赌了一把，尽管现在的价格可能太低，但却规避了未来可能所有作物无法卖出的风险。

因此各类商品都开始使用期货合约，在那里你可能真的需要交割小麦、牛奶、橙汁、猪肚、金、银、铁矿石等实体的东西。于是人们开始考虑到：“好了，任何东西都可以使用期货合约。让我们把它运用到股票上。”所以出现了股指期货：你可以把你的观点运用到标普500指数、德国的达克斯指数、英国富时（FTSE）指数，或法国巴黎指数的未来指数上。也有利率期货和外汇期货。在其他资产类别引进期货导致了更多投机，但也为投资者提供了更多对冲风险的途径。

在任何衍生工具市场（或就此而言，几乎所有的市场），投资者分为两大类：套期保值者（真正使用产品的人，或寻找保护的人）和投机者（换句话说是，试图将他们的观点货币化的赌徒）。科里问，如果投机者不存在，谁负责套期保值者的交易？他说，套期保值者和投机者的存在能保持市场平稳、高效和流畅。他们的关系类似买家与卖家。

科里解释说，我们的桌子上一半的业务是股票指数期货，如标普500或纳斯达克合约。另外一半是商品期货，如谷物、橙汁和猪肉，其余的是货币和利率期货：人们在政府债券、美元、日元或欧元的未来价格上投注。

作为一种早期在职培训，科里让我开始发送我们在市场中关注的其他衍生工具柜台有关流量（每日客户的买入及卖出量）和我们在邮件中看到的趋势信息。这是一个很好的训练方法，因为它迫使我从处理的信息流中提取不同的主题。这也让我在被允许进行交易前见到了交易柜上其他的人。有时候，面对面地获取简单而可靠的资料非常有效。如果某天技术股股票买入、原油卖出和德国股指期货的双向流动都很活跃时，一封典型的电子邮件可能会这样写：

今天，技术股活跃——2：1纳斯达克3月期货买入大好（股票代码：NQH3），商品方面，我们是5：1。最好3月卖掉原油期货。在整个欧洲，我们看到达克斯3月期货双向流动活跃。我们看到热钱[对冲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机构投资者]资金流动都很快。若有任何疑问，请致电咨询。

科里一开始总是要先审核我的电子邮件再让我发送，但后来他完全相信了我对细节的关注。接下来是学着执行我自己的订单。

这是2003年1月中旬，上午6：30分。电话已经响起来了：客户想要交易。欧洲的股市已经开盘了几个小时了，而亚洲股市仍是关闭的。到现在为止，我已经开始接顾客的电话、写订单并执行客户交易了。起初，科里会站在我身后，观看和聆听我在叫作“蜘蛛”的交易系统中执行订单的情况。他检查了我的订单，以确保我没出错。

订单一式三份，和星巴克餐巾纸的大小相当，每个单子中间都有复写纸：原单是白色的，中间是粉红色的副本，底部是蓝色的副本。每张订单中间都有一条线：左边部分标记为“买入”，右边部分标记为“卖出”。每次客户打来电话，你就得马上掏出一张单子，等待顾客下订单。顾客一旦下完订单，你则根据是买入还是卖出把期货（或期权）的名称及交易量大小写到订单的左栏或右栏。然后，你快速把订单插入时间戳机器中，这个机器和工厂工人用的打卡器差不多。

立刻打上时间至关重要：你需要准确记录你接到客户订单的时间。然后，你执行交易时也要打上时间。这样一来，如果市场不稳定——如果它很符合客户的心意，或者与客户的想法背道而驰——你就有文件记录显示，你很好地代理了客户并恰当地进行了操作。如果一个客户下午3：15下了订单，而你到3：45才执行，而在这30分钟里，市场已经移动了100点（一点是期货合约可以移动的最小增量），你就造成了巨大的过失。

整个交易日会攒下很多订单。每天交易结束后，你给所有订单都打上时间戳记后——你获得交易金额以后也得写在订单上——抽出中间一联做记录，把原单及最后一联送到稽核部，他们会放在储藏室里储存5年以备客户纠纷或监管调查时核查。

第二天一早，另一个交易日将开始。这是一种受控的混乱。客户的电话一天响个不停；同时，第50层的衍生产品销售人员会站在大厅里，冲科里和我一边喊订单，一边本能地用恰当的手势做“买入”或“卖出”。而且忙活的不只是交易人员：迈克尔·达菲——他喜欢出演和士兵们一起进入战壕这一剧幕（新员工们看到老板不仅在做实际的工作，还干得有模有样，因此对他十分尊敬）——可能会喊：“格雷格·史密斯，我买2000手标普6月的期货！”2000手合约的订单可能看上去不是特别大，但它代表了约5亿美元的股权，这表明期货市场风险极大，并受杠杆影响严重。每个人都知道，如果达菲亲自下订单，那客户肯定是都铎琼斯、德鲁肯米勒、索罗斯、诺沃格拉茨、培根或一些其他对冲基金大亨。达菲喜欢这一过程，比其他人叫得更大声。

接到订单时，我会拿起电话打给在交易大厅的帕特里克·汉尼根或鲍勃·约翰逊，并与他保持通话。我说：“好吧，标普6月的期货在哪交易？我总共要买2000手，但我需要仔细想一下。”然后，我会指望着帕特里克或鲍勃描述交易厅人们的情况。他们要进攻了吗？我们应该减速还是加速？我会给他相应的指令：“给我买100股。给我另外买100股，每股最高9.5。等一下。”你不会想一次购买2000手，否则你会向众人透露你的意向——此般巨额交易会惊吓到市场，制造恐慌，或者会导致交易厅内所有交易员都开始对付你。与此同时，另外两条电话线有电话打入……

如果你正在和一位客户通话时，另一位更重要的客户打了另一条电话线，我们的规定是打手势让另一个人帮你接起来。如果富达打过来了，你希望他们能够继续保持通话，而你会快速结束现在的通话：正确手势是举起一根食指，意思是“等一等”。如果你不能迅速结束，想给他们打回去，手势是捻手指。上月初的一天，我一次接了两个电话，已经感觉有点手忙脚乱了，第三个电话打来了，我给出了回电话的手势——不过，我甩动的是胳膊而不是手指。对一帮发现这一热闹场面的更资深些的同事来说，尤其是对“鲻鱼”来说，我那种夸张的动作出了名，被人称作“直升机”。

然后，有一天早上，我犯了一个真正的错误。

早上6：30，我正忙着喝我的咖啡，但事实上仍半睡半醒，一个养老基金客户用微弱的声音打来电话，客户说：“请买入7手达克斯下月期货。”但是，我错误地卖出了7手期货。犯这个错误很简单：你只需点击“卖出”按钮，而不是“购买”按钮。我立刻知道我做了什么，然后我很快采取了行动。当一名分析员，所学的最重要的一课是，不知道何时寻求帮助是招致训斥最快捷的方式。你需要收起自己的骄傲，说：“你看，我遇到麻烦了。我需要紧急帮助。”

因此我去找在我旁边打电话的科里，他十分平静并坚定地示意我需要立即找他。他挂了电话。“我卖出了，而顾客需要买入，”我说，“现在我该怎么办？”

科里如往常那样平静。科里和我相互了解的第一件事情是，虽然我们的背景差异很大，但我们都能在高压力的情况下保持镇定。他站起来，走到我的身后，把胳膊放在我的肩膀上。然后，他指着屏幕，非常冷静地说：“好吧，让我们摆脱这个。让我们把这些买回来。”我们一起做了。我们对每一项流程检查了三遍。我们纠正了错误，撤销了交易，并进行了正确的交易。这么长的时间——似乎是10分钟，但实际上可能只有1分钟——市场却只走了一小步。

这个错误带给了高盛80美元的损失。

如果行情变化是1%，这个代价就可能是8000美元。若大于1%可能就是80000美元了。但是，错误就是错误，我道了歉。我想让科里为我感到骄傲，我的道歉是真诚的。他善良但很坚定。“没关系，”他说，“一切会好起来的。我们从中学到了教训。现在，你需要写错误备忘录。”

“我需要告诉达菲吗？”我问。

科里点点头，“去他的柜台前告诉他。”

我照做了。我严肃并抱歉地复述了80美元错误的故事，达菲听得很认真。“谢谢你告诉我，伙计，”他最后说，“不要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我感谢他时，我看到他几乎是强忍着笑意的。“不要担心。”他说。

但我没有笑。我下定决心永远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了。

有些分析员不得不在很不愉快的情况下与达菲进行如上的对话。我记得一次涉及100万美元的错误。这比80美元要糟得多了。

这个错误的发生，简直是任何衍生产品销售人员最可怕的噩梦——直到第二天才意识犯错了。比方说，一个总部设在堪萨斯的养老基金管理公司经理告诉你：“明天在法国市场交易开始时，我要你买10手CAC期货。”你执行该订单，然后在第二天发现不是买了10手而是1000手。华尔街把这称为“胖手指”。你摁了三次零而不是一次零。

这位分析员在第二天发现他犯了错误，把小数点搞错了两位。而一夜之间，欧洲央行上调利率，行情也上涨了5%。对客户方来说就是卖出了100亿美元。客户永远不会接受这样的事实，很明显，最终结局是高盛给客户开出一张100万美元的支票。因为那不是客户的错，而是高盛的错。

不过话说回来，犯错的分析师不会就此被辞退。事实上，几乎所有分析师在工作最初某个时候都会犯一些重大的错误。如果他接二连三重复犯错，那就是另一种说法了。

我的80美元的错误竟然是我职业生涯中最后一个错误。

我一向对细节挑剔，而科里也教我成为一个偏执狂。“最好把事情做对，宁愿多花10秒钟也不要太仓促，”他告诉我，“如果客户因为你花的时间太长而恼火，只需告诉他们你正在花时间保证事情能做对。务必再三检查，确保正确。”

科里教我像一个商人一样思考和行动：麻利，但仔细。例如，至关重要的是要了解用于计算期货合约估计价值（总财务风险）的乘数。科里把“再三与客户核对乘数”的要求深深地印入我的脑海。他们知道他们试图购买或出售的东西价值100亿美元吗？他们对合同进行了正确的乘法计算了吗？必须让人知道你再三核对了。

科里把我介绍给了我们打交道的所有代理——他们在不同的期货交易所工作，除了芝加哥商品交易所，还有在芝加哥期货交易所、芝加哥期权交易所、美国证券交易所（AMEX）、西海岸的太平洋交易所，以及衍生工具柜台上我会接触的人以及纽约广场一期我们自己交易大厅里的所有人。这里有很多东西要学。

工作几个星期后，我的电脑屏幕周围几乎贴满了绿色便贴条，上面记满了我需要记住的事和名称：欧洲和亚洲各市场的关闭时间，每种期货及期权合约的乘数，还有我们每一个外汇交易所经纪人的电话号码。详细的信息非常重要，为了做好这份工作，我需要把它们放在我伸手可得的地方。

不久，我的屏幕上盖满了便贴条，几乎看不到屏幕了：我告诉自己，我不得不想出一套系统记住所有这些细节。但最终没有系统；一天又一天，我学会了听、观察和记忆。我把便贴条一个接一个的揭掉了。

80美元的失误刚过去不久，我就可以开始为我的可靠性和准确性而感到骄傲了。以从不犯错误著称的科里开始称我为他的“特许挑选”——一个那时我不太了解，但越来越了解的足球术语。我们两个在交易大厅出名的原因是，如果有人在临门一脚的时候把球交到我们手里，我们不会因为压力大而把它搞砸了。

用运动来打比方比较容易。科里曾在他的大学篮球队当控球后卫。我和他每时每刻都有很大的交易量，就像不断有很多球在空中悬着。你必须不断排列优先次序。比如，在执行这个交易，给客户提供价格，或回复业务部门的电子邮件以预订交易这些选项中，最重要的是什么？电话响个不停，只有我们两个要不断地给订单印时间戳。每天交易结束后，订单能有一英尺高。

使用期货及期权订单是很古老而可笑的事，就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在华尔街看到的东西，但股票行业要用它们才能保证稽核程序。我们就很精通处理这些事物了。有些人费很大劲才能撕下中间的副本，我们引以为傲的是我们能完美地把它撕下来，甚至不用思考。还有一些人把三联单插到很狭窄的插槽中盖时间戳时会弄得一团糟；有时，工作节奏慢些了，科里和我会尝试进行实现时间标记高境界的竞赛，目标是插入交易单，在刚打完时间戳之际就立即拔出来！——速度要快，动作要无缝。

但总有人给我们泼冷水。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在2003年年初是负责监管FlCC（固定收入、货币与商品）和股票部门的监管副会长，经常喜欢到衍生工具销售台溜达，和达菲打个招呼，打听他的好朋友琼斯、培根、德鲁肯米勒的最新动态。劳埃德想知道，“这些聪明的大公司都在干吗呢？”

有一天，他在我的办公桌旁停下了，吃了一惊。“你们用这些单据干什么？”他问，“我们部门早就不用单据了。”

是真的——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部门几年前就已经电子化了。科里和我告诉他，这只是股票以前的交易方式。

我在柜台上待了一个半月后，科里看着我的眼睛说：“你做得很好——是时候把你放进火里炼炼了。”

他的意思是说，他已经决定放自己一天假，让我独自处理全部的交易账目。他教了我很多，但他知道独自面对混乱场面学得最快。他认为我已经跨过了一道门槛，已经做好了准备，即使事情有可能变得一团糟，我也能够应付。单打独斗能考验我的耐力和专注力，如果我能顺利通过这次考验，会给我极大的信心。

能得到这个机会，我既紧张又兴奋。科里和我，我们两个人，一天做150笔交易。他休一天班不会减少交易量。但我的对手——就是我自己——已经做好迎接挑战的准备。

我真的不知道我会遇到什么情况。

早上，我5：30起床，比往常提前一个小时处理亚洲分部的订单，此时恰好是亚洲交易结束时间。我的收件箱里至少有20封来自东京、香港、悉尼同事的电子邮件，很多邮件的内容都类似于这种：“悉尼教师退休基金，我需要你在结束时购买250手纳斯达克期货。”

我摇摇头。在哪个交易所关闭时？美国的？亚洲？期货？现货市场？科里和我曾试图培养这些人具体阐明他们的意图，但他们都没做到。他教过我，如果那些人能迫使你承担一个错误，他们肯定就会这么做，因为他们希望你承担所有的风险。必要的话，我会半夜里把这些家伙叫醒，然后问清楚他们的指示。做正确的事情比事后给别人道歉好得多。

上午7：00，我们部门在交易厅的所有员工要开会讨论今天的行情。催化剂是什么？我们需要关注的是什么？我们给客户提供什么建议呢？每个人快速轮一遍，都要谈谈自己的想法。

当股市早上8：20开盘时，所有水手都到甲板上集合了，不过，这次我是甲板上唯一的水手。

在几秒钟之内，三个电话一起响了起来。电话铃声一天都没停下来。2003年1月底的那天，从上午8：20到下午4：30我滴水未进。我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我几乎没有注意到，我在超高速工作，我的全身都参与进来，精力100%集中。可能我想象中的禅定的状态就是这样：三部电话同时响，交易厅里有人冲我喊：“我需要购买200万美元的国债期货！”另一个客户还在等我回答价格，帕特里克·汉尼根正想打电话给我报价。

不要出错，不要出错，不要搞砸任何事情。

我必须集中精力，确保我把所有的都记下来了，我什么都没忘记。最糟糕的事情是忘了执行交易。这和“胖手指”一样，很快就能导致100万美元的错误。

我不得不仔细听，因为每个人都在赶时间。科里使我铭记，若顾客很匆忙，你需要让他们慢下来，因为如果他们仓促地给了你一个错误指令，他们会试图将其归咎于你。如果有人说“给我买入1000手微软6月30日的认购期权”，我说“好的，你想要买1000手微软6月30日的认购期权，是这样吗？”然后，他们会说“是的，正确”，稍后我就会执行交易。

上午8：20到下午4：30之间，时间消失了。我一生中从来没有做过如此激发我的潜能的事情。

在一天工作结束时，我没出一个差错。我欣喜若狂，好像我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冲过了马拉松终点线。

就在2003年8月14日下午4：10，在纽约市的一个酷暑天，高盛交易大厅的天花板灯闪烁起来。片刻后，灯又闪了——这是覆盖美国东北部大部分地区一次大规模停电在交易大厅里的唯一证据。在我们的终端从来没断电，高盛的备用发电机为交易厅提供了无缝供电。一两分钟后，我们可以通过消费者信息与商业频道（在交易大厅四周的显示器上不断地播放）和彭博（在我们的终端上）了解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两个新闻媒体立即打断了他们一贯的红色标题式滚动新闻，插入了“东北部各地停电……等待联邦应急管理局提交报告……”。

这是一个令人毛骨悚然的时刻，2001年9月11日离现在还不到两年；那年春天美国刚刚入侵伊拉克；我们在曼哈顿市中心一座高层建筑的50层上。奇怪的是，这是暑期实习计划的最后一天：我在办公桌旁指导一群实习生，他们看上去很害怕。我告诉他们离开这里，人们纷纷冲向电梯。有的人错误地走到了楼梯那儿，因为他们很担心可能发生的事情。

事件发生的时间怪得不能再怪了。其一，那正好是科里很少走出办公室的日子之一：我是唯一对整个600人的交易大厅负责交易期货合约的人。其二，为了商品交易所记账，期货市场像他们每天早上4：15和下午4：30之间做的一样要暂时关闭。人们想在市场上迅速做出反应，他们没有交易个人股票或债券——他们买入或卖出了期货合约，因为这些是你可以交易的最易转换成现款、最透明的东西。从早上4：15到下午4：30，投资者被迫暂停交易。市场被关闭。

这时，人们开始迅速反应。即使到了下午4：10至4：15，我可以看到我的屏幕上，期货指数不断下跌，投资者都在抛售。在华尔街，交易商通过期货衡量人们是如何感知某一重大事件的。如果期货重挫，这意味着：人们真的恐惧了，市场被吓坏了。电话开始响起来：客户打电话来了。“4：30市场重新开盘时，如果我们有需要，你们能在吗？”他们问。“我们真的很需要你们留下来。”他们说。

有线广播系统一遍又一遍地高声播放通告：“请有秩序撤离本楼……”但几乎所有人都已经离开了。这时候必须有人留下来。下午4：30，只剩下我和迈克尔·达菲还有少数几个人仍留在50层，交易大厅已成为一座空城。

期货交易关闭时我跟几个客户通过话，他们都想在交易重开后进行高额交易——交易额真的很高。所有人都在抛售：做空市场，都猜停电是恐怖袭击造成的。一位对冲基金客户想进行一笔巨额交易：20亿美元的标普期货。然而，他想使用一种不是很容易变现的产品卖出——“高额期货合约”而不是“电子迷你期货合约”。高额合约要求的资金规模是每个合约25万美元，而电子迷你合约是每个合约5万美元。高额合约的资金是电子迷你合约的5倍，操作过程也更加繁琐。电子迷你合约的创设目的是使投资者更灵活及以较小的增量交易，他们能随时使用电子设备进行交易。这就像客户在破旧的丰田和新雷克萨斯之间选一辆开着出逃。实际上，客户说：“我想开这辆老丰田，因为我们已经习惯了。”然而作为专家，我们知道，他开雷克萨斯会更好些。他能更灵活地在车流中穿行，可以更快到达目的地，雷克萨斯的安全机制也要好得多。这就是差别。客户想使用他已经习惯了的产品，但这个产品不是很实用。这次交易会将所有的破坏带到市场上，最终也会对他不利。我需要一个伙伴帮忙。

我走到离我20码远的达菲办公桌前，说：“交易快开始了，这个客户想卖出20亿美元的标普期货，但他想要做错误的合同。我一直坚持劝他。我告诉他，这会对他们不利，使用小合同比使用大合同对市场的影响要小。”

达菲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我们再给这家伙打个电话。”他说。

达菲不了解这个客户，所以我们一起给他打了电话。达菲跟他说：“我是迈克尔·达菲。我是交易衍生工具工作人员，交易大额期货对你不利——你这样会让市场崩盘。你必须用电子迷你合约。”

这家伙很紧张，但他听到了权威的声音，所以他没有反抗。“好吧。”他说。

但达菲想让这个人正式确认要交易。“你知道要用电子迷你合约卖出20亿美元的期货吗？”

“我确认。”客户说。

达菲和我本可以在4：30与其他人一起离开大楼。我们也可以让客户用他一开始想要使用的交易方式执行交易。作为期货交易员，我们是经纪人（严格按照被交付的任务工作），而不是委托人（用公司的钱帮客户交易），所以，不管怎样，我们就可以提出一个类似（不是很大）的委任。我们留下的原因是我们想证明给客户，如果他们需要我们，我们就会在那里。我们认为这是应该做的事情。我们说服这位特殊客户改变了他的合同，因为这对他有利，而不是对我们有利。

4：30市场重新开盘，交易结束前不久，我执行了交易，但对市场影响并不大。客户觉得他做了件正确的事情，我们也是。

接下来的半小时里我做了10笔交易，都是些紧张不安的客户想要卖空，交易额都相对较小：估值在5000万美元到5亿美元之间。在下午5点左右，电话不响了。达菲在我办公桌前停下。“我要走了，”他说，“你也真该走了。”仍没人知道停电的原因。但是50层的空调已经停了。屋里越来越热。

我身体的每一个部位都告诉我得离开了，但我的心告诉我应该留下来。科里曾让我深深地记住，每天交易结束后，我们必须为每天做的150次交易逐个再三检查一遍，以确保不会让隐含的错误等到第二天才浮出水面，再累也要这样做。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第二天你发现漏写了1个零或者多写了1个零，那你就会犯下一个百万美元级的错误。

下午5：30我完成了工作。在我离开之前，我打电话给最大的两三个客户说：“我要走了，你还有什么需要吗？”他们说：“没了，我们也离开了。”我是留在50层的最后一个人，现在楼里面非常热。我想，是时候离开这儿了。

我给迈克尔·达菲发了一封电子邮件，确认了下午4：30以后我做的所有事情。“客户卖出了20亿美元；进展顺利；这些是其他交易。”我写了概括所有工作的总结：“我要走了。”

他给我回了电子邮件。“干得好，伙计，你加倍努力了。”他说，“你来我家吧，在查诺街南边的三角区，有几个朋友也要来。”

但那时，我一点都不想和同事聚会。我只是想离开这个鬼地方回家。

电梯停了，所以我是走楼梯下的50层楼。楼梯间很闷热，应急灯怪异地亮着。到楼下时，我的卡其裤和蓝色布鲁克斯兄弟礼服衬衫都湿透了。

街上满是汗流浃背、筋疲力尽的人，有些还坐在楼外的台阶上。我立刻认出了在我们柜台我曾指导过的暑期实习生。我突然想起来，明天是他们10周实习期的最后一天。他们正在紧张地等待着，看能否得到一份工作。

他们期待地看着我。“您知道发生什么事了吗？”其中一人说。我不知道他是在谈论停电还是公司是否聘用他。

我能做的一切就是摇摇头。“哇，伙计们，这真是结束夏天的一种疯狂方法。”我说。

当我走进曼哈顿下城的“沥青窑”，我突然想起来，虽然5分钟前感觉就像我还在暑假实习，其实，已经过去3年了。我刚刚在停电中执行了20多亿美元的期货交易，这感觉像坐到了成人席上。

第五章　欢迎来到赌城

我当时正坐在拉斯维加斯的一个热水浴缸中，身旁是高盛的三位副总裁、一位总经理、一位上市前合伙人，还有一位赤裸上身的女子。不，我没有说笑，事实的确如此。我得说，眼前的这位女郎，在水中愉悦得有些夸张做作，正如身处浴缸中的几个人的心情。我的新老板蒂姆·康纳斯（Tim Connors）一度被人们称为“鲻鱼”，他就是其中的一位副总裁，我们都乘飞机来此参加他的单身派对。他头戴一顶棒球帽，上面标有“趋势观察”（Trendwatch）公司的商标。“趋势观察”是一种股票图表产品，用于预测市场走势。从这一点来看，趋势观察的工作就变得非常简单了。因为市场走势只有一个选项：上升趋势。

欢迎来到华尔街的高峰时代。

那是2006年4月，“9·11”事件引发的严重经济衰退总算渐渐退去，经济萧条最终不可避免地被新的市场泡沫所取代。这要多亏了低标准的抵押贷款，以及美联储向金融体系投放的大量货币，就好比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为无戒备之心的赌徒们不断灌入氧气一样。

市场泡沫的唯一问题就在于，在它破裂之前你无法确定自己是否身在其中。如今看来，科技股泡沫已然成了一段遥远而又古老的回忆。华尔街的银行家们纷纷为彼此的智慧举杯庆祝，正如业主们看着自己不断升值的房产也笑意盈盈一样，日益看涨的大势让每个人都觉得自己很聪明。

我偶尔也会自鸣得意一下。我经受住了高盛从2002年到2004年三番五次残酷的裁员，从分析员晋升到了经理这一级也仅大约40%的分析师能做到。这在外人看来可能毫无意义，但是对我个人而言意义重大，因为身为经理的我，现在已经是公司的全职雇员了，不再只有两三年合同在身，也不必一直担心公司不再续约。担任经理四年后，下一个特有的晋升级别就是副总裁，但在销售和交易业务中，大多数人都能获得这一职位。再下一个级别是总经理，等级最高的是合伙人——能达到这个层级的人自然少之又少。（在高盛最值得骄傲的职位是上市前合伙人，他们当中许多人在1999年公司上市时，赚入了数千万甚至数亿美元。）

如果你初来乍到，还分不清公司里到底谁是合伙人，我倒是有几个小窍门。其中一种方法就是去听所谓的合伙人笑声。交易大厅鸦雀无声，突然间，你听到一些马屁精副总裁拍着膝盖放声大笑，回应办公桌旁正在讲笑话的人。从他笑声的长度和高音调就可以帮你判断出，他办公桌旁的人就是合伙人。（与合伙人笑声类似的一种笑声叫作客户笑声。这种笑声听起来同样很做作，但它是为讨好你最大的客户所保留的，通常声音更为响亮，较合伙人笑声而言节奏也更为缓慢，只有训练有素的耳朵才可以分辨出来。）另一种方法是通过肤色来识别合伙人：他们的皮肤永远都是健康的小麦色——冬季也不例外。

我到底是怎么来到拉斯维加斯泡热水浴的呢？当市场泡沫略微减少时，我的情况发生了变化。我和科里已经配合得十分默契，在股票、商品、定息债券和货币等不同市场经营着高达数十亿美元的期货交易。我们扩大了产品供应范围，将期权交易（另一种金融衍生产品，它赋予买方权利而非义务，在未来指定日期按照指定价格购买或售出相关资产）包括在内。在所有的交易中，我们只是充当了经纪人（代表客户），如果客户决定通过我们交易，则需要支付固定的佣金。我们正同世界上最大的共同基金、对冲基金和养老基金的交易部门对话，他们相信我们是稳定可靠的人。

到2004年中期，在令人惊惧的熊市笼罩下，我们的业务蒸蒸日上，部分原因是因为我们的起步较低，但也因为期货是一个宏观工具，在严峻的市场环境下投资者依赖它们。在一年半的时间里，我们的业务佣金已经翻了一倍，增长速度非常之快，我们也得以为团队纳入了一位新人。

但就像之前的鲁迪一样，科里认为现在是他迈出下一步的时候了：达菲希望他去帮忙管理宏观对冲基金市场。科里如今即将成为一名纯粹的金融衍生品销售者，他将需要花更多的时间与顾客讨论期权、期货和互惠信贷交易等投资理念，直接交易时间则会相应减少。当他需要执行交易时，就会打电话给他的老伙计：我。科里的离去对我来说喜忧参半。他既慷慨又善良，也一直要求我做到高度的诚实正直。但我知道这样的调动对他有益，而且我有一种感觉，科里会继续关照我。

身为他的得力助手，科里的离去也就意味着我将成为主要的期货交易商。这也有益于我日后登上第50层管理者的位置。不管是合伙人还是分析员，只要有人需要交易期货就需要来找我和我的同事。这些变动还有另一个好处：我会越来越有信心地去敏锐判断市场的走势。

科里一走，我手上的资源也多了起来——我们可以聘用一些新人，然后由我亲自培训。然而高盛以及整条华尔街的危机并没有完全过去：裁员依然在继续；各部门的人数在减少，也有部门被合并。股票部门开始与商品部门（FlCC）合并，日后发展成为一个巨大的、无所不能的（有时甚至是无所不知的）证券部门。不仅如此，我小小的股票期货团队也与商品期货团队合并了。

2005年1月的一天，达菲给我发了封电子邮件：“哥们儿，我这儿有个好点子给你。来我办公室一趟。”于是我下楼，去了49层。

“我需要你帮忙。”他见我走进来便说道。

随后他开始滔滔不绝地谈论一位叫劳拉·梅塔（Laura Mehta）的女士，她是他最近从摩根士丹利公司（Morgan Stanley）那里聘请的一个衍生品销售总经理（MD），也是他的二号得力助手。许多客户都向达菲推荐过此人——她是普林斯顿大学的优秀毕业生，华尔街许多规模巨大的主权财富基金、对冲基金和资产经理人都对她评价颇高。我对她最初的印象是，她是一个出类拔萃的人。此外，她还散发着一种交易大厅中非常罕见的气质：一种由内而外的愉悦。在她到来之后，达菲需要为她找一名搭档，于是便指定了蒂姆·康纳斯为对应的副总裁。

我认识康纳斯——不过和达菲一样，没人敢对他直呼其名——顺便提一下，自2000年夏天开始，我们曾一起在高盛实习：我是本科毕业生，而他是工商管理学硕士（MBA）。他大学时是个运动员（划船运动），身高六英尺五英寸，有一头浓密的长头发，他曾经的绰号“鲻鱼”就是由此得名的（不过事实上，他的头发看起来一点也不像鲻鱼），有些情况下也是相当有魅力的。他能够待在外面整晚抽烟喝酒，然后第二天照常上班。

早前我在期货部门工作时也注意到，一旦遭遇挫折，他也可能会变得急躁、易怒和尖刻。随着逐渐掌握业务，并能游刃有余地适应自己的角色，他就会变得稳健一些。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建立了牢固、融洽的关系；我们也同样都缺乏幽默感。

康纳斯在高盛的起步并非一帆风顺，他为几个讲求实际的经理人工作，与他们的关系并不融洽。他们完全不受其魅力的影响，提醒他绝对不要犯这些细节性错误：混淆收益增值率，在该卖出时买进。康纳斯的弱点在于，虽然他是一个很棒的推销员，但他并未完全理解衍生产品的理论原理。（这种现象比你想象的要普遍得多，即使是金融界的精英人物也未必就能对此信手拈来。衍生产品的原理非常复杂。）

我清晰地记得发生在康纳斯身上的一件事，那是在2002年12月，当时我刚刚加入科里的团队。他犯了一个客户端错误，出现了量的误差，买入或卖出一些期货合约的金额错了。这是一个金额高达几十万美元的大错误，而他直到几小时后才通知达菲，加剧了错误的严重性。从不轻易动怒的达菲当时就发火了。他把头埋在电脑屏幕前，喊道：“康纳斯，给我接通一号线！”

达菲这样一喊，现在每个人就都可以迅速接通一号线，并默不作声地偷听谈话。科里立马让我接听电话。他已经了解了事情的原委，认为这对我是一个很好的学习机会。但呵斥几乎是没有必要的。达菲很愤怒，他尖叫的声音也很大，像对待一个初级分析员那样痛斥康纳斯——他虽入行比另一些人晚一点，但30出头的他当时已任经理一职了。

“这让人完全无法接受！”达菲喊道，“你不是不成熟的小孩子了，应该清楚出现这种错误必须马上承认！我们担负的风险很大，如果这种事情再次发生，就真有大麻烦了！”

曾经有一段时间，康纳斯看似面临着遭解雇的危险，但所幸他挺了过来。达菲能够看到他身上的闪光点，于是现在又给了他一个机会，让他协助刚刚来公司的劳拉·梅塔。达菲告诉我，在劳拉出现之前，康纳斯已经“在风中飘荡”许久了。达菲还说他已经帮康纳斯指出了重点和结构，但对细节的关注度和组织能力仍不是他的强项。公平地讲，华尔街的许多人都对宏观掌控比较在行，但对细节的把握却并不擅长。对于康纳斯而言，这正是他需要我的地方。劳拉身居高位，需要参加各种管理会议，并不适合帮他处理细节。因此达菲需要找个人辅助康纳斯建立业务。我会是这个人吗？

我立刻兴奋起来了。我认为，如果负责衍生产品销售的合伙人提供给你一个这样的机会，那绝对不能错过。我把握住了这个机会。这份新工作让我有机会学习更广泛的衍生产品知识，也使我的客户群更加多元化，囊括至主权财富基金、定量对冲基金和国家养老金计划等。而且我认为这工作也会比较有趣。

事实证明，我干这个工作卓有成效。市场在2005年开始回暖，我们的衍生产品销售小团队——劳拉、康纳斯和我——开始卯足气力，全面进攻。科里当年培养起的我对细节的狂热，今天能够帮助我们的团队巩固胜利的果实。康纳斯和我配合得相当默契。我负责本职工作，要留意具体细节，并与人闲谈。他负责战略，要与人多多交流。

之后，达菲本人接受了工作调动。

当时是2005年春天，正值华尔街的一个转折点。经济衰退期即将结束，房地产市场开始活跃起来。金融市场也开始恢复元气。在高盛投资公司交易大厅里，领头的是达菲的老板马特·里奇（Matt Ricci），他是前耶鲁大学篮球运动员，也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合伙人。每周星期五早上，里奇总会站在交易大厅一边的讲台上，面对各个团队，说些有时激人斗志、有时略显蹩脚的鼓舞士气的话。在讲台上有个麦克风，可以将他的叫喊声广播出去，所以如果你处在巨大的交易大厅以外的某个地方，即使看不到里奇，也会不可避免地听到他的声音。他很喜欢朗朗上口的缩写：他最喜欢的一个就是从大卫·马梅（David Mamet）的《拜金一族》中借来的“ABC”，这是“时刻朝着成交方向努力（Always Be Closing）”的缩写（我不认为他完全意识到了，马梅的剧作是对不道德商业行为的暗讽）。他还喜欢“GTB”，或“得到生意（Get the Business）”。然后还有与运动有关的比喻：“让我们给它来个全场紧逼。”“让我们把这个跨过线去。”“让我们把本节比赛打完。”“让我们一直坚持到底直到终场哨声响起。”

他也杜撰了一些术语，在专营权领域得到了广泛使用。大象交易就是其中之一，是指那些使公司收益超过100万美元的贸易。里奇仪表堂堂、身材高大，永远是西装革履，即使是在星期五的便装日也是如此，他以前很喜欢站在讲台上，说：“今天，让我们出去找一些大象交易！让我们在到达重点线前将最大的生意弄到手！”大家对这家伙褒贬不一。有些人觉得他的发言鼓舞人心，有些人则不以为然。

里奇也提出了总分（GCs）的概念。在高盛，多年来经理人评测员工表现的指标有许多——有些是客观的，有些是主观的。而最重要的是：他能为公司赚钱吗？他为公司带来业务了吗？这一项大概可以占去50%的比重，而这对于任何一个以盈利为主要目的的机构而言，都是一项至关重要的指标。但占另外一半比重的指标则更为主观，这也是高盛长期以来的与众不同之处：他是能为新晋员工树立榜样的领导者吗？他能否作为企业文化的载体，促进协作、团队合作精神和公司价值观？这个人关心公司的长远利益吗？他是否有先见之明，放弃糟糕的生意，避免损害公司长期的声誉？

马特·里奇创立起了一种文化，让评估更加科学和具体：“他名字后面的数字是多少？”员工的全年累计总分就是他的“年度贡献”。之后许多年，总分和年度贡献成了人们开始担心、谈论和争夺的东西，甚至超过了对股票市场和客户的关注程度。这是人类的本性：一旦你被一种数字衡量，你就一定会竭尽所能，让自己的数字最大化。这种改变最终会对高盛的文化和士气极为不利，即使在10年后也是如此。

马特·里奇还决定将迈克尔·达菲这位交易大厅的灵魂人物，调派至伦敦。

这次调派虽然让大家都非常失望，却并非全无道理。这是投资银行业务的一个公理，办公室离公司总部越远，公司文化就会更为淡化。作为一家与欧洲银行竞争的美国银行，伦敦高盛投资公司需要一针强心剂。管理层的想法是，如果我们能将体现公司文化的重要人物派出，也许他会提升伦敦的业务水平。成功人士往往也会由于类似的原因，被突然调派至东京或香港。

里奇当时把所有股票衍生品销售人员都叫进了一个房间，说道：“我知道很多人对这个决定不满。你们应该怪的人是我。决定是我做的。”他看着每个人的眼睛。气氛略有点奇怪，但他不说废话的行事作风却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然而，这也是一个悲伤的时刻，人们很少会像喜欢达菲这样喜欢自己的老板。

6月，衍生产品团队（包括销售和交易）在米特帕肯区（Meat-packing District）的苏荷馆（Soho House）为他举办了告别派对。有点奇怪的是，我们所在的叫作“图书馆”的房间里，有完备的立体音响系统，却没有音乐播放。我是当时唯一一个带着iPod的人，无奈之下只好填补空缺，做起了业余DJ。我播放了几首合伙人点名的歌曲，但大多数还是我自己喜欢的音乐。那晚我播放了尼力（Nelly）的《和我一起骑车》、杰斯（Jay-Z）和林肯公园（Linkin Park）的《麻木/安可曲》和U2的《美丽的日子》等歌曲给大家听。

那晚来了许多高层管理者，每个人都喝了不少酒，我也不例外。这会儿不妨来说几句高盛对于毒品、吸烟和喝酒的态度。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任何一个同事在工作中或社交场合携带非法药物。毒品在高盛是一大禁忌，甚至略带恐怖色彩。沉迷毒品会被看作是行事鲁莽、不负责任的表现——而这种人通常无法在高盛久留。遵守纪律的人才能留下来。吸食毒品一旦被发现，就会被立即解雇。

吸烟：在纽约办公室有一个吸烟小组，每隔两三个小时就要去楼外吸烟。通常，这个小组的成员要么是欧洲的外派人员或定量分析家，要么是两者的组合。伦敦办公室的吸烟小组成员包括伦敦办公室的全体员工。

酒是高盛文化中非常重要的一部分，也是华尔街文化很重要的一部分。和客户大醉一场的事情时有发生。关键要能把握住度。在达菲的派对上，一个经理喝得酩酊大醉，不停地告诉大家他认为那个新来的女分析员有多火辣，而女分析员本人就站在几英尺远处。虽然我也喝了很多，但记得自己当时在想，哇靠！这家伙将自己陷入了也许已经无可挽回的尴尬境地。

跟同事喝酒有时很麻烦，但高级管理者在这方面的标准却似乎有别于我们。如果你是一个新人，不希望被人看作是老古板，那么你就需要向人们展示，你可以把持好自己。与此同时，你还得注意把握平衡。高层人士显然拥有更多的通行证。我曾见过一些高层领导喝得大醉，口齿不清、胡言乱语，第二天却可以装作什么都没有发生。他们可以不在乎这些，毕竟人家是老板。

而达菲是那种让人嫉妒的澳大利亚人，酒精的作用只会让他更加容光焕发、富有魅力。在他的告别派对上，他把人们一个一个地叫到身旁，每人用1分钟道别。轮到我的时候，他先拿南非橄榄球开了个玩笑，然后变得严肃起来。“哥们儿，坚持下去，”他说，“我认为你可以在高盛做任何你想做的工作，不管是交易还是销售，我绝对信任你。”说完这句他就有些思路不清了，并叫来了下一个人。第二天早上，他打电话给我，感谢我的DJ服务。

然后，他便动身去了伦敦。

康纳斯渡过了自己艰难的早期岁月后，他所独有的一些重要技能也日益显现。在认识客户、奉献客户和了解他们的问题并帮助找到解决方案等方面，康纳斯不比任何人逊色。客户们都爱他。有时他找到的解决方案对公司而言也是有利可图的，但康纳斯也不得不长期努力工作。这些绝非轻而易举之事。对冲基金可以进行“线上”（立即）交易，对你提供给他们的一个想法做出回应。但根据一般规则，像养老金计划（包括企业和国家）、主权财富基金（如阿布扎比、中国、香港、挪威、卡塔尔、沙特阿拉伯和新加坡）、保险公司和共同基金（例如富达、惠灵顿、T·罗和先锋集团）这些金融机构则需要更长的时间执行解决方案或投资理念。有时候，这是因为他们的深思熟虑，用长远的眼光看待问题。有时候，他们的缓慢也可能是由于官僚作风和他们组织的大小所导致的；在最坏的情况下，可能是因为他们的机构不成熟。

康纳斯在为客户提供服务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功，而这些客户在公司内许多人看来都已经无力回天了。特别是全国各地沉寂的国家退休金计划，没人想过可以用它跟华尔街做成任何业务，这些基金的经理人都非常感谢他的耐心和专注。

从根本上讲，康纳斯是个粗线条的家伙：他的工作习惯有些古怪。他经常在非常奇怪的时间段玩失踪。作为他的助手，我的工作就是为他打掩护——给那些要找他的人提供帮助，让问题不至于扩大。但我从来都不会问他去哪儿了。在高盛的规矩是，永远别去询问级别比你高的人为什么不在办公室。如果内部人员或客户找他，我只会说：“康纳斯现在不在，我能帮您吗？”即使是星期五下午4：30，他很显然已经去过周末了，我也还是会用同样的方式作答。

虽然无法确定，但我觉得康纳斯有时喜欢补个觉；或许有时他喜欢做个晨练。他有时迟到，但说句公道话，他的下班时间要比其他人晚——有时甚至要到半夜11点——为客户研究各种方案。他做事慢条斯理，但最终总能达到预期效果。考虑到项目的回报，这样的工作时限似乎就能够让人接受了。涨潮时，很多事情都变得容易接受了。

涨潮速度很快：对于我们的股票衍生品销售小组而言，2006年第一季度是有史以来最好的季度。我们为公司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几乎比前一年的总额翻了一番。

正是这个时候，蒂姆·康纳斯邀请我参加他在拉斯维加斯的单身派对。

他能邀请我，我很感激。这实际上是对我辛勤工作的一种嘉奖；同时，这也许说明了大家心知肚明：我所做的已经超过了本职工作。但是，我并没有马上答应他的邀请。首先，我不确定自己能否负担得起这样一个拉斯维加斯的周末之行。因为高盛的大人物们在拉斯维加斯的花销，完全不同于和大学的三五个好友一起去度周末的花费。

算上机票、酒店、赌博和杂费，我估计这场单身派对可能会花掉我两三千美元。这个数目对于一个副总裁或总经理而言，可能只是九牛一毛，但对于我来说可都是真金白银啊。这样做值得吗？

虽然我资历比别人深，但仍然只是一个经理。2005年，我的总收入（包括分红）虽然超过了20万美元，但这些钱需要纳税，需要寄给南非的家人，每月还需要支付2500美元我在上西区的650平方英尺公寓的房租（2004年，我从利弗·特里斯41号搬到了我现在的家），还得算上在纽约市打车和吃饭的费用。这样一来，一个周末花去3000美元，对我来说似乎不是明智之选。

而对于活动本身，我也有所顾虑。我一开始就知道，自己是派对中资历最浅的人。我真的想目睹我的老板和其他上司在拉斯维加斯的疯狂放纵吗？达菲欢送会的场景不停地在我的脑海中回放。我已经知道在喝酒和其他玩乐场合，管理层与下属之间是有双重标准的。一直试图紧跟别人步伐的我，想约束住自己吗？要么越区与你的哥们儿喝一轮凯尔弗（Cuervo），要么会不小心吐脏你老板的约翰·洛布斯（John Lobbs）定制的鞋子。

另外，虽然可能是我想太多了，但我确实希望在工作上以实力取胜。你可能会喜欢阿谀奉承，但我不希望老板因为我能喝多少龙舌兰而对我有好印象。通常，我很少在周末与同事们应酬，不愿意为了参加他们周末的活动，刻意讨好高层。我不提倡将私人生活和工作混为一谈，但这个派对恰恰威胁到了我的这个原则。然而，我喜欢康纳斯，想去那里和他一起庆祝。如果我可以放松心态，这个周末应该充满乐趣。

我决定去问问菲尔的意见。菲尔比我大两岁，他的父亲是乘五月花号来北美的盎格鲁撒克逊裔的白人新教徒，母亲是智利人，曾经是（现在依然是）我的一位重要的导师。我进入公司的第一天就认识了他，并且很快和他成了亲密的朋友；他曾是拉丁美洲新兴市场的销售员，但在2003年，高盛做出了撤出新兴市场的决定。（他后来转型成一个成功的财富管理人，在一家私人合伙的领先专业服务公司工作，负责拉丁美洲的超高净值客户，这是他理想的工作。）

菲尔不仅知道西餐的各种叉子要怎样用，还知道很多其他的事情。受母亲的影响，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西班牙语。他在派克大街上长大，夏天一直在他父母位于南安普顿的房子度过，他的双打搭档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菲尔称他为“大乔治”——和他的家庭成员都是辛纳科克俱乐部（Shinnecock Hills）的会员，这是一家高级高尔夫俱乐部，像达菲和里奇这样的高盛合伙人，听到它的名字也不免垂涎三尺。（有一次，当整个衍生品团队在汉普顿斯参加一个为了团队建设的室外宴会时，我正在辛纳科克俱乐部打球。这是一个真正的牛市事件，因为当我提到这一点时，所有的合伙人都大吃一惊。）尽管菲尔在高盛资历尚浅，但过去所有资深的人都想拉拢他，或许是希望收到辛纳科克的邀请，也或许是想从他身上沾上一点高富帅的范儿。

有这样的背景，菲尔原本很容易成为一个纨绔子弟。然而事实是，他工作积极，并不把自己太当回事，另外为人体贴，幽默，注意力集中。他似乎看穿世事，既不高估大事，也不低估细节。于是，不管大事小事，私事还是工作，我都喜欢问问他的意见：我和室友们在利弗·特里斯41号43层的派对应该邀请高盛的哪些总经理？应该穿什么出席中央公园的正式订婚宴会？当滕博阿瑟（Turnbull&Asser）要控股出售时，应该询问哪个销售人员，等等。

刚到高盛的那段时期，菲尔曾把我和其他几个初级分析员拉到一旁，给出了一些让我永生难忘的意见。“这里的每个人都是推销员，”他说，“无论他们是交易人、定量分析家、分析师还是销售人员，都无一例外。每个人都是在卖东西。”他的观点是：永远不要假设别人是大公无私、不图私利的。他让我学会了对事情抱有怀疑的态度（但绝不要愤世嫉俗），用一种强硬（但无须过于严苛）的眼光去审视任何请求和赞扬背后的东西。面对那些讨好我的人，他劝我要持有戒心，即使对我的上级也应如此。你永远无法真正看透他们的心思，菲尔说。

当我询问菲尔自己是否应该接受康纳斯的邀请时，我不无羡慕地看着他的战术计算机在高速处理先进的算法。他并没有考虑太久。“我认为你应该去。”他告诉我。

“你真这样想？”

他点点头。“你需要向那些家伙证明，你懂得如何享受生活，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他说，“即使你还年轻，和他们在一起时也不要过度拘谨。”

于是，我去了拉斯维加斯。

与康纳斯和其他15位受邀的高层（9位来自高盛）不同，我并没有为此申请任何休假。我的职位太低，这样做并不妥当。（康纳斯星期三下班后便离开了，直到下星期二才回来。）在一个星期五的晚上，我飞往拉斯维加斯。接近午夜时分，飞机着陆了。我把行李放在下榻的（新开业的）永利酒店房间后，就依照指示前往郊区的路亚非常酒吧（Ultra-Lounge）去见康纳斯和其他人了，这个酒吧处在主要赌城的郊区位置，接下来这些人就要在城里一直喝上两天。

灯光呈紫红色，音乐发出重击声。尽管事实上，康纳斯已经在座位上坐不稳了，但他问我的第一个问题——他为了让我听到，不得不大声吼出来——是关于我们在当天早些时候已经完成的一个回报巨大的互换衍生品交易，这个交易是我们同一个大型养老金计划进行的。他能做到这一点的确难能可贵。一切都很顺利，我对他说。他有些昏昏沉沉地微笑着。

我们十来个人里有六个是高盛的——包括鲍比·施瓦茨，又名犹太版的约翰·肯尼迪——加上一些康纳斯的大学、商学院和其他地方的老朋友，围坐在一张桌子边上大声笑着，声音大得都可以和播放的音乐抗衡了。人们拍打着准新郎的肩膀，他是很酷的家伙，也极富魅力，这也是每个人来此的原因。女服务员是个百分百的绝色美人，不断端上来酒水。一个区域总经理——每个人都称他为比尔·乔（Bill-JO）；他是到目前为止，高盛里资历很深的员工——正在为我们整晚在喝的伏特加苏打水付账。我喝了两杯，觉得头晕晕的，还不错。于是我喝了第三杯，接着是第四杯。等我们离开时已经半夜两点了，我每一步都走得小心翼翼，仿佛走在公海里行驶的一艘帆船的潮湿甲板上。我拍了比尔·乔的后背一下（若不是几杯伏特加下肚，这种动作我根本做不出来），感谢他为我喝的酒买单。

“让我告诉你一件事，”说这话时他忽然严肃起来，虽然他自己也已经喝了不少，“一起出去时，我从来没有让任何职位比我低的人买过单。以前我的上司就是这样对我的，所以现在我照单全收。”这一条原则我一直铭记在心。

我们都走出了非常酒吧，经过一个大酒杯桌，在那里气氛很热烈喧闹。我怀着敬畏的心情看着一个戴着饰扣式领带的豪赌者，将一摞500美元的筹码放到一只手里。

“我不知道用那么多钱赌博是什么感觉。”我随口说道。

比尔·乔看了看我，使劲儿地集中精力地看了看，他比我多喝了两三杯。“跟我来，”他说，“我来告诉你那是什么感觉。”

我们走到一张有一个空位的桌子旁，他从口袋里拿出一个500美元的筹码，把它放在桌子上，发牌者就让他加入了。比尔·乔给我看了他的下一张牌：方片。发牌者又发给他一张黑桃4。

“赢了！”比尔·乔说。

他抽到了一张梅花7。发牌者将两个500美元的筹码推回到比尔·乔跟前。比尔·乔把这两个筹码都放到了我的手里。“就是这种感觉，”他说，“好好享受周末吧！”

第二天中午，我们七个高盛的勇士带着宿醉，在酷热的拉斯维加斯阳光下，和西利科恩女士浮在曼德勒海湾度假酒店冒着泡的热水浴缸里。

喝着冰冷的红斑纹啤酒使我稍微缓和了一点，但不管怎样我的脑子还在嗡嗡作响，反复想着社交、公司、伦理、不适等词汇。这一切与那个赤裸上身的女孩毫不相干：这是我所喜欢的部分。除了宿醉，让我反胃的是与那些几乎能掌控我命运的人处在这种境地的尴尬。我的老板康纳斯戴着他那顶破旧的趋势观察公司的帽子。令人惊讶的是，还有首次公开招股前的合伙人戴夫·海勒（Dave Heller），他是贸易部门的负责人之一，比比尔·乔高两级，比康纳斯和其他两个在浴缸里的副总裁高两级，至于我，则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角色。

坦率地说，海勒是高盛的巨星。他在交易商那里信誉很好，因为他为人相当不错。人们说，即使他管理着世界各地成千上万的人，他也可以站在交易商的位置，在几秒钟内分析出对方的风险，并可能比交易商本人做得还要好。这种类型的技能赢得了许多华尔街金融市场的信誉。

他知道自己的身份，尽管自信却绝不招摇，也十分有幽默感，从来不会举止傲慢。在20世纪90年代初，作为在东京的一个年轻的衍生品交易员，他的所作所为已然在高盛内部成了传奇：他在尼克·李森（Nick Leeson）用欺诈性的衍生品交易搞垮巴林银行后，赚了很多钱。请记住：对于任何一场交易的失败者而言，都有相对应的最终赢家。从来没有人向我证实过此事，但据说海勒的才华帮助公司赚了数百万美元，为了感谢和表彰他的才能，高盛在他28岁时提升他为合伙人，让他成了公司史上最年轻的合伙人。

我以前曾遇到戴夫·海勒许多次。早在2003年，当时我还是一个年轻的期货销售交易人，他有时会来我们部门，更多的时候会给科里和我打电话，让我们执行他的业主账户的交易或对冲公司的风险。关于海勒，我注意到他总是对的。如果他卖出期货，市场价格第二天就会下跌。如果他买进期货，市场价格第二天就会上涨。然而，我最近遇到戴夫却与业务无关，并且也有些许尴尬：在苏荷馆的达菲告别派对一夜狂欢后，第二天早上，海勒在第50层男厕所的小便池站着的时候，看了我一眼，说了一句“不朽”的话：“昨天晚上玩得不错。”

海勒刚刚跟我在洗手间闲聊。但现在，不到一年的时间过去了，还是和我这个下属，我们又一起出现在了一个单身派对里。

海勒来是因为他喜欢拉斯维加斯，也因为康纳斯是一个很酷的家伙，与他做朋友挺有意思。但他来的最直接原因就是康纳斯26岁的未婚妻与自己年轻的妻子是朋友。她们的友谊是自然而然建立起来的，从政治角度而言，尽管是无意而为，但对于康纳斯在高盛的发展前景绝对是有益无害。

但我的情况不同，海勒认识我会跟我打招呼，但我依然还是一个无名小卒，依然是他的下属，尽管我的脑海里已经留下了他在拉斯维加斯与23岁赤裸上身的女郎共浴的场景。这又将如何影响我在高盛的前途呢？

还有一个小问题，比尔·乔昨晚喝大了以后塞给我的1000美元筹码要怎么处理。我是不是应该把筹码还给他，然后说“比尔，我真的不能接受这个”？也许吧。但我没有。那我现在是不是应该对他说些什么呢？

我也没有那样做。当我的同事与那个大胸女孩闲聊时，我默不作声地喝着啤酒，想知道（也疑惑是否其他人也想知道）：在拉斯维加斯发生的事情会真的留在拉斯维加斯吗？

星期一回到办公室后，我打电话给菲尔这个专家，问问他对比尔·乔这件事有什么明智的建议。他是否认为我没有立即把筹码还给比尔·乔不太符合伦理，或者至少应该使劲尝试还给他？现在为时已晚。还是我应该假设一下，1000美元这点钱对于一个总经理来讲实在不算什么，充其量只是一个舍入误差？又或者说（比较偏执的观点），这其实是他用来试探我的陷阱？如果我什么都没有说，比尔·乔会因为此事而对我抱有看法吗？

菲尔说我这1000美元可以以后找个机会，用比较随意的方式提一下——比如说晚些时候给他买上一打高尔夫球——但就现在而言，我只需要说：“谢谢款待！”我确实向他表达了谢意，但他似乎根本就没搞清楚我指的到底是什么事。

哦，是的，在我回来一两天后，在公司的洗手间里，戴夫·海勒再次站在了我边上的小便池前。他给了我一个快速而又有些令人费解的微笑。“上周末过得真不赖。”他说。真是轻描淡写的冠军。

2006年对高盛而言至关重要。市场不断蓬勃发展，衍生品团队的销售业绩也不断刷新纪录。客户有信心：他们愿意交易，也愿意承担风险。我帮他们赚钱，业务也越来越多，因为他们知道我会照顾好他们的利益。我的客户包括一些全球最大的资产管理公司、定量对冲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委托贸易蒸蒸日上，像期货、交易所交易基金和期权这样的交易订单会收取定额、透明的费用。收银机响个不停。

但变化也即将到来。在5月底，我们的首席执行官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被任命为美国财政部长，劳埃德·布兰克费恩（Lloyd Blankfein）成为高盛的首席执行官兼董事长。公司里许多人都对此感到震惊，保尔森竟然会在公司一切都进行得非常顺利的时候离开。请记住：这个时期是非常好的。汉克本可以留在高盛再享受几年数百万美元的薪酬待遇。他也为银行家和贸易商所喜爱和尊重。但他接受了乔治·W·布什总统的召唤，循着一系列前高盛领导人的步履，在其职业生涯达到巅峰之际进入政府部门工作。我钦佩他的决定。

回想起来，我意识到这也是汉克·保尔森的世纪贸易。为了避免在政府任职后发生利益冲突，他有义务于暴跌之前在高端市场卖掉他所有的高盛股票（价值5亿美元）。此外，由于一个税收漏洞，接受政府服务，他就可以免缴资本收益税。

但是，尽管此事很令人难以置信，但保尔森去财政部任职，对美国人民而言最终会是个更好的交易。

然而，公司的一群人认为，保尔森离开是因为写在高盛墙壁上的那些话：保尔森是个银行家，而布兰克费恩是一个交易者。布兰克费恩的贸易部门（商品部门和股票部门）带来了巨额收益，是任何其他部门的2～3倍，有时甚至超过公司收益的一半。这是自20世纪90年代末和21世纪初以来的一个巨大转变，投资银行业务（诸如兼并、收购和企业融资）已然成为高盛的利润引擎。在华尔街，权力往往是属于那些带来最大利润的人。

劳埃德已成为高盛的“金童”。在公司内部，他顶着“有先见之明的天才”的光环，一步都不能出错。人们钦佩他、敬畏他。他令人望而生畏，喜欢自嘲，但他给人的印象却是一个普通人，有着良好而敏锐的幽默感。你一遇到他，就会被他征服。

另一方面，汉克是一个老派的银行家：有点粗暴、坦率且保守，有时甚至有些粗鲁。（鲁迪曾经在高盛假日聚会的恶作剧视频中扮演过汉克；他们在身高和外貌上都非常相似。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有着截然不同的个性。）在公司聚会上，汉克从不会失态。他是一个绝对禁酒者，也是一个野鸟观察者、热心的环保人士和运动狂人。我是在公司的健身房知道这一点的，我在他旁边看着他往斜坡胸压机上加了好些重量，让我过目不忘。（我与高盛的CEO在健身房的另一个经历，就是我看到劳埃德的“空气干燥法”，洗完澡之后，他赤身裸体在更衣室附近走来走去，把自己弄干。但是，这种情况对于比我年龄稍大的一代来说并不稀奇。我不认为这是一种展示权力的方式。）

在2003年公司的困难时期，汉克陷入了困境，在所罗门美邦公司的投资者会议上，他引用了所谓的80/20规则，即在任何企业中，20%的人会创造80%的利润。这话与高盛的团队合作文化是背道而驰的，在公司内部立即引起了强烈反对。为了自己的声望，保尔森之后发出了一封很长的语音邮件，他说自己对此事很后悔，不会为此找任何借口。他说：“这是一个油腔滑调、不必要的言辞，我为此感到抱歉。”人们原谅了他。

但现在倒转过来了。银行界已成为交易的世界，这是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世界。高盛正处在将商品部门和股票部门合并的进程中，后者现在处于劳埃德的同行（两人同为上市前合伙人）加里·科恩（Gary Cohn）的领导下。此举将对公司和整个金融世界产生巨大的影响。

劳埃德和加里是老相识。他们第一次见面是在1990年，当时加里从纽约商品交易所的金属交易部门加入了J·阿隆和高盛的商品部门。劳埃德当时是一个冉冉升起的新星，一个金牌销售员。每一个优秀的销售员都需要一个御用交易人，加里就成了劳埃德的伙伴。

加里是一个有着有趣背景的出色交易人，传说他以一己之力垄断了铝市场。他有严重的诵读困难症，在孩提时代有人就不断告诉他，有些大门会对他关闭，但他通过自己的生意打开了所有的门。身高六英尺三英寸，体重220磅的他看起来气势逼人、意志坚定。在美国大学中，他发现对金融市场的喜爱远远超过对学习的喜欢。他谈及自己通过与一位大宗商品交易商共乘一辆出租车去机场，说服了那个交易商雇用他，从而得到了第一份在商品交易所的工作。机智、直觉和情商是他成功的原因。交易是一种人与人的生意。当你陷入困境时，会在人们的眼里看到恐惧。（加里开始买断铝时，就看到了这些。）到达顶端的人不是那些高才生，而是那些对人们的动力有着天生直觉的人。加里·科恩在这方面是个天才。

科恩接受减薪，去了高盛工作，但以他的智慧和对商品本能的直觉，他很快就得到了晋升，几乎与布兰克费恩平起平坐，但始终低一两个级别。劳埃德也很关照加里。他们成了亲密的朋友，一起带家人度假。

加里的技能，既使他成了一个伟大的交易人，也帮助他成了一个成功的经理人。当年长加里五六岁的劳埃德在高盛成为仅次于汉克·保尔森的二把手时，他任命加里为证券部门主管，特别侧重于股票。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举动：加里是一个跟商品打交道的家伙。劳埃德说：“你知道吗，如果他能把铝弄明白，那他也能把股票弄明白。”在高盛有很多这样的情况：人们认为伟大的经理人和有天赋的交易人，能够足够灵活地把他们的技能转移到任何区域、资产类别或工作职能中。

第一次遇到加里时，我还在期货部门工作，科里·史蒂文斯被调任到了迈克尔·达菲手下工作，当时正值与商品部门合并之时。来到商品部门的一个家伙，曾经是加里·科恩在商品部门的经纪人。由于加里也是新来的，不认识股票部门的其他人，所以经常过来跟他说话。

加里有一个非常独特的招牌动作，他也因为这个动作在公司里闻名。我都亲眼见过10次或15次。无论与他谈话的是男性还是女性，都无所谓。他会朝男女销售员走过去，抬起一条腿，把脚踩在对方的办公桌上，把大腿紧靠着雇员的脸，问市场状况如何。加里用身体指挥，此举可能被理解为一个非常原始、雄性的姿势。我认为他这么做只是因为很舒服。加里嘴里说出的话绝非你想象的那样。

他很友好，也很低调。他说：“你好吗？今天过得怎么样？”都是用非常柔和的语调说的。我开始注意到，他在办公桌前止步时几乎从来没有谈过业务。相反，他只是闲聊“那些洋基队员怎么样？”之类的事情。在以后的岁月里，当我听到加里谈论松树街的领导阶层、高盛领导层的发展计划时，他会一直强调“既要瞻前，又要顾后”的重要性，以便让你的人知道你是谁。他还谈到了情绪的一致性，需要让自己的人知道你性情平和，控制得住自己，不会每两分钟就失控一次。

我认为加里和劳埃德就是这样的人：总是乐观，从不消极或令人望而生畏。他们非常擅长人际交往。他们懂得如何争取人心，如何使人不畏惧，以及必要时如何施加压力。这使他们成为伟大的领袖。如今，汉克已经去了财政部，未来掌握在劳埃德和加里手中。

交易，而非银行业务，已成为高盛的主要业务。2006年，几乎每一本商业杂志的封面故事都在说高盛位居华尔街之首，交易额是其他投资银行的2倍甚至3倍。我一直保存着2006年4月27日的《经济学家》杂志，那一期的封面故事说高盛处在“世界之巅”。封面图片是一位登山者，已经爬到了云端。看到这幅图时，我倍感自豪。这与高盛2001年的黑暗时期大不相同，当时人们都在说，高盛已经失去了往日的辉煌，那些规模较大、资产负债表充裕的银行会把高盛活活吞噬掉。

高盛是如何获得这些惊人的利润的呢？一些文章曾指出过，高盛不通过投资银行，不通过传统方法为公司筹集资金，而是通过利用自有资金参与交易，也就是自行交易。这就是所谓的自营交易。这些杂志（和一些投资者）说，高盛正成为一个对冲基金，在转型的过程中，该银行也会不可避免地卷入新的利益冲突。这个新方向已明显背离高盛一直以来的主线。

高盛从最初期到1999年首次公开募股（长达130年），一直因担任受托客户责任的顾问引以为豪。受托人处在特殊位置，担负着跟客户有关的信任和责任。受托人是为公司的客户服务的，需要考虑是劝客户做出最好的投资，还是劝客户做出收费最高的投资。在投资银行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即公司告诉客户是否应该与另一家公司合并。这种“做对客户而非公司有利的事”的理想，在20世纪70年代前高级合伙人约翰·怀特黑德的14项原则里有所规定。当这些原则被灌输给还是暑期实习生的我们时，我对这一切还是很理想化的。我一度还在办公桌旁边钉了一个副本。摘录了受托责任的一些原则如下：

1.客户的利益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们的经验表明，只要为客户提供良好的服务，公司的成功就会随之而来。

5.我们所做的一切都强调创造力和想象力。

虽然认识到旧的方式仍可能是最好的方式，但我们始终坚持为客户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我们高盛非常自豪地引领了当前很多业内的操作和技术标准。

12.我们经常接触机密信息，并将其作为正常客户关系的一部分。

绝不违反保密原则或是不正当或轻率地使用机密信息。

14.正直和诚实是我们的业务核心。

我们希望我们的员工始终保持高度的道德标准，无论是在他们的公司工作中，还是在个人生活中。

另外还有下面这些，统统都是白纸黑字写下来的：客户的利益为先；始终坚持为客户的问题寻求更好的解决方案；绝不不正当地使用客户的机密信息；无论做什么，都要保持最高的道德标准。因此，自营交易到底是如何与这些理想保持一致的？

作为高盛从投资银行向交易银行转变的权力基础——由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在公司崛起体现的，这同与银行收入相对的交易收入是一致的——客户越来越多地被视为一个交易对手，而不是被建议者。另一个对手比较独立，其目标可能会也可能不会与促进交易的投资银行（另一个交易对手）匹配。被建议者更像是孩子，你有责任照顾他们，并维护他们免受自己糟糕本能的影响。然而，对立方则是成年人，在赤裸裸的资本主义下，什么都是成人之间的较量。

高盛有另一个模糊的新角色，即共同投资者。在过去，该公司会建议客户做出一些方面的投资；而现在，该公司可以将自有资金同样投入到这些方面。当这种自营交易的做法在道德上变得模棱两可时，公司改变了主意（或掩盖了其意图），从客户入手，在其他方面投注。

早在2005年，汉克·保尔森还是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的顶头上司时，他们两人在年度致股东的信中，提出了在全新的银行投资业解决利益冲突的主题。这封信标志着高盛在对待客户的态度上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们认为，银行和客户之间的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而且，这种冲突将被接受。企业要想大幅度提升业务，就一定会产生冲突。

“认为我们可以在没有冲突的情况下经营未免太过天真。这些冲突嵌入在了我们这些作为有价值的中介的角色里，存在于资本提供者和使用者之间，也存在于那些想摆脱风险与那些愿意承担风险的人中间。”汉克和劳埃德写道。

不久之后，高盛代理了一个客户金额为900亿美元的合并，然后秘密地对纽约证券交易所和一个更小的、公开交易的名为“群岛”（Archipelago）的公司控股。在外界看来，已是“群岛”第二大股东的高盛，处在合并交易两方，所以无论结果如何，公司都会净赚约1亿美元。此外，当时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长约翰·塞恩（John Thain），是高盛前董事长兼首席运营官。高盛想通过管理冲突促进金融市场的稳定，导致了交易的暴跌，而高盛完全是不动声色地面对这一切的。针对这些冲突问题，当时高盛的发言人卢卡斯·范·普拉赫（Lucas van Praag）先生回应说：“生活中充满着冲突，有些是真实存在的，有些是虚构的。”

当时，我也进入了这种状态。当我和许多其他高盛人读到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有关接受冲突的那些极具说服力的论据时，我们甚至感到了某种自豪感：公司正绘制新的版图。我们已经找到了独出心裁的方式，可以一如既往地帮助客户。在很长一段时间，我的直觉是：让我们暂且对公司做出无罪推定吧。

2006年的夏天对我来说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业务风生水起，市场表现强劲，我自己的工作也做得不错。我热爱纽约市的生活。有时，你会在自己幸福的时候遇到一个女孩。那年春天，在动身去参加康纳斯的单身派对之前，我在一次相亲时遇见了内黛恩（Nadine），之后我就一直非常渴望回到纽约再次见到她。喝得醉醺醺的我，甚至还在赌桌边上将此事告诉了比尔·乔。她是一位营养师，既聪明又有魅力，我们也同样都成长在犹太人家庭中。我们都喜爱葡萄酒和各类餐厅，尤其钟爱寿司。我们最初的几次约会，去了上西区的加里寿司、下东区的63立方和米特帕肯区一家新开的融合了亚洲风格的布达坎（Buddakan）夜总会。

也同样是那年夏天，公司让我共同参与暑期实习生计划。这对我而言，是一个特别值得骄傲的地方。公司视我为一个文化的载体，一个接受和拥护高盛卓越之处的人。能用这一身份代表公司，我感到很荣幸。我高兴地指导新来的分析员，也主管着斯坦福大学的招聘。每年两次，我都会和一行五六人的团队飞往帕洛阿尔托（Palo Alto），在斯坦福大学的人才招聘会上发言，并对那些有兴趣进高盛工作的孩子们进行面试。

在采访中，我总是寻找一些相同的东西。我对他们对金融行业的了解程度和平均成绩不感兴趣。我更感兴趣的是他们对商业的判断力和积极性。在华尔街，要传授给对方金融方面的理论轻而易举。可是，要教给人良好的判断力和认知力却几乎是不可能的。他会知道什么时候该寻求帮助吗？她会承认自己犯了一个交易过失吗？即使所做的工作并不总是充满着智力方面的挑战，但仍需要完成时，他还会愿意尽职尽责地工作吗？他有能力同时兼顾几个任务吗？他是否对市场有兴趣，并渴望了解更多？

因为我总觉得，仅仅与人聊5分钟，就会比提出尖锐的金融问题能给我一个更好的认识。最重要的问题还是：这个人讨人喜欢吗？我们喜欢他吗？他会与人相处融洽吗？刚刚崭露头角却很傲慢的金融大师，往往都不会通过高盛的面试。

一旦我们在校园里挑选出了这些孩子，我总是尽我所能来帮助他们进入高盛。诚然，这有失偏颇，但我感觉斯坦福大学的孩子们比常青藤盟校的孩子有更多的历练，也更随和——后者可能会更严肃和冷酷一点。当我还是暑期实习生时，就清楚地看到了东西海岸之间的这种差异。

在2006年的夏天结束时，我所带的25岁团里的孩子们，有一半以上受邀成为公司的全职雇员，这是所有实习经理里比例最高的，我对此感到很自豪。

那年夏天，高盛挑选十名员工拍摄了一部纪录片风格的招聘视频，而我就是其中之一。公司带来了一个制片公司，拍摄了我在交易大厅与其他员工互动的场景，然后用摄影机对我进行了采访。

对我来说，那个夏天的“圣代冰激凌上的樱桃”，是一个意想不到的馈赠。我们部门的总经理劳拉·梅塔在长岛的诺斯福克有一所房子，这只是一个两居室，但它就像是直接从《建筑精华》的页面里走出来的一样。洁白的房子建在了悬崖边上，可以俯瞰海面，这个地方也配备了所有令人满意的东西：完美的大厨级的厨房、深度冷冻功能的冰箱和环绕立体音响。劳拉给我和康纳斯发了电子邮件，说她不在的周末，我们可以去那里小住。“你们工作很努力，”她说，“欢迎你们使用它。”我和内黛恩刚刚开始约会，还有什么会比带新女友去总经理的房子免费小住，俯瞰长岛海峡更浪漫的呢？劳拉又特地推荐了城里所有最好的地方，于是我们去了“活泼牡蛎”（Friskyoyster）吃晚饭，又按照她的建议从街边农贸市场买了鸡蛋、奶酪、羊角面包。我那时已经27岁了，感觉好多事情都如我所愿了。

而且是彻底如我所愿了。在11月底，劳拉叫我去她办公室，面带着微笑说：“你干得不错，格雷格！”

我也笑了。我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

“我们正推荐你当副总裁。”她告诉我。

我感到非常自豪，但与此同时，我也必须正确看待这一晋升。那一天晚些时候，劳埃德·布兰克费恩给全公司发了一封邮件，说：“这些是新任的副总裁，我们向大家表示祝贺！”名单上有超过1000人。

为了加深大家的认识，这里需要说一下：在指定年份，高盛可能会根据市场情况，解雇大约相同数量的员工，即1000～2000人。因此，被晋升为副总裁充其量只是对你生存技能的赞扬。我的分析员阶层的同伙很多都被甩在了一边，更多的人还会继续下坠。

成为高盛的副总裁并不意味着总薪酬的暴涨。从理论上讲，如果公司这一年不景气，那么新晋副总裁的薪水就可能会比他（或她）当经理的时候还要少。高盛副总裁也不是少数的精英，在公司30000多人里，就有12000人是副总裁。他们处在第一线，大部分的实际工作都是他们做的。而且在我眼里，比起那些待在带玻璃墙的办公室角落里的人，他们更能了解公司真正的文化是什么。

但是，我仍然为此感到非常自豪。每个人都开始向我祝贺。我收到了75封或许80封电子邮件，发邮件的人里有我的上司和下级，有客户，甚至还有金融圈外的朋友，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得知这个消息的，在邮件里说了些“你是当之无愧的”、“希望你再接再励”之类的话。

随着2006年这个“奇迹之年”逐渐平静下来，我是否也对高盛发生的一些事情感到不安了呢？比如说像群岛交易和自营交易这样的事情，更不必提我已经开始见到的那些新型结构化产品，衍生产品极其复杂，是不是只有公司里最聪明的量化分析师和战略分析师（或许他们也无能为力）才能真正理解它们？

或许吧。但是，许多类似的事情发生在与万里长城本身同样高大坚固的围墙上，在一个我从未参与过的领域里。从执行的角度来看，高盛是所有投资银行里最严格遵守法律的。不断有人提醒我们应该如何小心，应该如何彻底检查各个事情；如果我们对某些东西不确定，应该如何咨询律师。每隔几个星期，我们都会接受有关证券法和判决先例的培训。当然，我（和许多其他人）认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一定都是正确的。

这一年奇怪地画上了句号。12月上旬，证券部门（这是股票部门与商品部门合并后产生的新实体）在切尔西码头附近的一个大礼堂里举办年会。这样的年会奢华得令人难以置信，充分展示公司财大气粗的一面。有3000人出席年会，会场几乎还有同样数量的冰雕。巨大的礼堂里挤满了来回走动或光顾餐点架的人们，餐点是由城市里一些最好的餐馆提供的，比如蓝烟（Blue Smoke）和兰德马克（Landmarc）等。巨大的扬声器发出了震耳欲聋的摇滚音乐，因为有现场乐队的演奏，所以想要谈话根本没有可能，基本上说，你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吃吃喝喝，听着激烈的音乐，并目瞪口呆地盯着各种壮观的场面。

最令人目瞪口呆的是加里·科恩的到来。我们的这位新董事长那一年赚了大约5000万美元，今年，他那崭新的姿态无疑已经将其带入了一个光怪陆离的世界，因为他走进大厅时，四周围着一些戴着耳机的壮汉。这是一个内部聚会，友好的加里·科恩带着一圈保镖来了，他和那些大块头一样壮硕。准确说来，他们在保护他吗？如果一个身份卑微的经理或副总裁试图走上前来闲聊，这些放肆的下属会将那个冒失鬼干掉吗？幸运的是，并没有发生这种事。被禁卫军包围着的加里，在餐点架间来回走动，面带着微笑选取美食。

几天后，我又去了劳拉的办公室，讨论了一下我的薪酬。

这是高盛每年必有的仪式。12月中旬，公司的每一个员工，不论职位高低，都会被叫到经理的办公室，开一个10分钟的小会，经理会告知他或她的PATC（“年度总薪资”）额度。这个额度包括基本工资和奖金，奖金从不会单独讨论。你得自己在脑子里算清这笔账。

然而，这种会议却被称为奖金会议，这一天也被称为“奖金日”，因为对所有高于分析员等级的人来说，奖金是“主要赛事”，非常重要，占你薪水的大部分。长时间以来一直在华尔街的很多人开始习惯于每年领到一定数额的奖金，并将其纳入家庭生活计划里，如孩子的私立学校、避暑别墅、保姆和度假等。因此，如果实际数额低于预期，可能意味着他们回家后和家人会有不愉快的争吵，而那些让他们争吵的事情对于其他人来讲都是想也不敢想的极端奢侈品。人们一整年都在等待这天的会议。那一天，每个人都会提前15分钟，在6：30就早早地来到公司，而不是6：45。

如果你研究的是人类本性，这一天会是非常有趣的。奖金会议跟解雇会议有点像。解雇时人们会被叫到合伙人那玻璃墙的办公室里，外面的人都能看到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与分红日不同的是，解雇会议通常是从级别最高的人开始，到级别最低的人结束。负责本小组的合伙人会坐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然后从上午6：45左右开始，办公室外的电话就会逐个响起。级别最高的人电话会先响。他走入合伙人房间，然后过10分钟就会面无表情地走出来。然后下一个人进去，10分钟后，同样面无表情地走出来。按照级别高低，依次进行。

人们对于奖金会议的关注度高得荒唐。对许多人来说，这种会议甚至决定了他们的整个自我价值。在许多情况下，这种会议会使已经过度夸大的自我意识更加膨胀。但是，无论合伙人开出的数目如何武断，奖金会议本身也有其真正令人心酸之处。很多人一周工作85小时，把自己的一切都奉献给了公司，他们期望有所回报。

因此，你可以想象，分红日对于几乎所有人而言都是百感交集的一天，但并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做到面无表情。你会看到很多滑稽的动作：有的人走出办公室，“砰”的一声把门关上了；也有人怒气冲冲地出来，早上7点就下了班。一年中也只有这一天，这样的行为可以为人所接受。分红的结果必然会是几家欢喜几家忧。在我们部门里，鲍比·施瓦茨是出了名的臭脾气，在独断的奖金会议后总是无法掩饰自己的情绪。有好几次，科里·史蒂文斯对我发誓说，他曾亲眼看见鲍比“咔嗒他的脚后跟”。

有一条硬性规定是，每个人只有10分钟的时间，1分钟也不多。如果你对自己的分红不满，可以自由发表意见，但10分钟一过，合伙人就会对你说：“谢谢你，时间到了。接受它。”

我满含期待地进入了劳拉的办公室。但期待很快就破碎了。或者更确切一点，应该说，期待被压低了。

她告诉我，2006年我的年度总薪资大约为50万美元。我所做工作的主要益处是保持全球资本市场的稳健，对人类有益的方面仅限于那些养老金领取者和我所服务的外国政府的养老金和主权财富基金。根据外界的逻辑，我领这些钱已经多得有些离谱了。不管以何种标准衡量，我都应该感到格外庆幸和感激。

但高盛和华尔街扭曲的逻辑却告诉我，这对我不公平。我们部门在这一年赚入了上千万美元，而且我也清楚地知道公司的副总裁或总经理本可以拿到这笔钱的5%～7%，鉴于公司今年效益不错，就更加不应该吝啬了。没错，我是刚刚从经理晋升到副总裁，但是，我告诉劳拉，我不认为这会对我领取薪水有干扰。因为她清楚地知道，我和康纳斯干了本部门50%的工作。我都能想象得到他的薪水有多高。当他走出劳拉的办公室时，没有咔嗒他的脚后跟，但可能也咔嗒了。

劳拉苦笑。“对不起，格雷格，”她说，“目前你的资历太浅，我们无法给你那么高的薪水。但如果我们明年的业绩依然这么好，那就另当别论了。”

会议结束了。我没有立即下班走人，而是坚持做完了当天的工作。

第六章　狩猎大象

世人2008年开始意识到金融危机的存在时，我的客户已是煤矿中的金丝雀，早察觉到了异常。在交易柜台前，我们从2007年就看到了危机。不被更多人所知的是，从2007年夏天开始，我的一部分重要客户开始发脾气，这演变成了一场巨大的“宽客危机”，另外还出现了仅一年后所发生的一切不祥征兆。

在华尔街，“宽客”（量化分析师或金融工程师）通常指在某个领域，如物理、应用数学、电子工程或经济学，拥有博士学位的极客（geek）。在投资银行，金融工程师负责做所有脑力繁重的工作：建立财务模型来管理风险，测试复杂的公式为衍生工具定价，有时设计出非常复杂且不透明的结构性产品。虽然设计这些产品是用来满足特定客户需要的，但是它们真正的价值却是客户无法评估的。与此同时，这些结构性产品能为华尔街公司带来数百万美元的收入。这不是最富魅力的工作，但请不要搞错：量化分析师的身价能值相当于他们体重的黄金，其中最优秀的能拿到几百万美元的年薪。可悲的是，金融界高出其他行业数十倍的薪水的诱惑就是一些火箭科学家和工程师离开本行投身金融业的原因。

一些量化分析师会主动离职，开始搞些定量对冲基金，依靠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建好的模型为自身和投资者带来高额利润。（你听到某些人在华尔街谈论“黑匣子”时，其实他们指的并不是飞机上的黑匣子。它指的是某位量化分析师建成的计算机模型。）我的工作涉及华尔街最大的一些定量基金，特别是高盛的旗舰基金，由马克·卡哈特（Mark Carhart）和雷·伊万诺夫斯基（Ray Iwanowski）管理的“环球阿尔法”（Global Alpha），由克利夫·阿斯尼斯（Cliff Asness）管理的AQR资本，以及由雷·戴利奥（Ray Dalio）管理的Bridgewater Associates资本。我主要在这些对冲基金的交易柜台办业务。2007年，这三位基金经理各持有接近1000亿美元的资产，要说2007年夏天他们遇到了“小麻烦”，那真是太轻描淡写了。

“环球阿尔法”这个名称特别有高盛的色彩。研究灵长类的动物学家用“阿尔法”来指处于支配地位的猴子。在金融术语中，“阿尔法”表示相对于基准产生超额收益的投资。

克利夫·阿斯尼斯在20世纪90年代创建了环球阿尔法基金。超凡的智慧在他身上形成了一个光环，有人说他盯着一把勺子就能使它弯曲。他师从自由主义经济学家尤金·法玛（Eugene Fama），并拥有芝加哥大学金融学博士学位。阿斯尼斯开发了一种黑匣子计算机模型，把价值投资策略（当股票、债券、货币和商品低于其内在价值时买入并持有，直到价格上涨）、惯性投资策略（Momentum Investing，也称动能投资策略，根据其在一段时间内的动态购买或卖出证券）的理念结合了起来。设计该模型的目的是抓住异常（定价错误的证券）。该模型产生了令人瞩目的结果，1997年，在网络公司金融泡沫膨胀期间，阿斯尼斯离开了高盛，创立了自己的对冲基金——AQR资本。

他离开之后，管理环球阿尔法的责任落到他的两名副手的头上——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的手中。他们基本保留了阿斯尼斯的定量分析模型，并尝试日渐完善它。对于计算应在何时买入或卖出，该计算机程序比任何人都能更快地做出决定。接下来的10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即便是在2002年到2005年的经济衰退期，卡哈特和伊万诺夫斯基的黑匣子都在日复一日为公司盈利。媒体推测，马克和雷的年收入在2000万美元左右。环球阿尔法成为公司巨大自豪感和收入的来源，甚至让诋毁者嫉妒地将高盛的一切比作一个巨大的对冲基金。

在这个世界中，我位居前沿：定量对冲基金客户占了我在衍生工具销售中的客户群中的很大一部分，其中我最重要的客户之一就是环球阿尔法。这可能让人感到奇怪——我怎么能与高盛帝国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存在客户关系？然而，高盛要求各部门之间严格使用城墙隔开，因此这种情况成为可能。我代表环球阿尔法，可以执行“代理”业务，即一种透明的委托期货交易、期权、CME或纽约证券交易所的股票交易。但是，由于合规性方面的原因，我不允许执行“主营”业务，即高盛必须动用自身的资金并作为环球阿尔法对手进行的贸易。主要交易附带嵌入费用（embedded fee），被称为“买卖差价”（bid-offer spread），而不是代理收取的统一佣金。

尽管这样，有很长一段时间，因基金规模和交易量非常大，环球阿尔法产生的佣金达到几百万美元。这对我及我负责的柜台都是大业务。可是，2007年夏天，我目睹了卡哈特、伊万诺夫斯基和阿斯尼斯的天才的黑匣子模型突然持续一天、两天、三天，接着是整整一周，无法正常工作了。

在证券买卖业务上，计算机模型最根本的问题是无法有效地将外部世界的因素纳入进来。它们不具备人的思想，所以它们的计算完全不会考虑心理因素。与交易大厅里的加里·科恩不同，计算机模型无法察言观色，看不见人的恐惧。加里成功地发现，很大一部分交易都是基于对其他交易者的情绪的了解。他们害怕吗？他们惊慌吗？

2007年夏天，恐惧已经开始蔓延到市场，计算机模型却无法察觉这一点。看到基金的一些关键特征发生了微妙变化，我和同事们开始担心环球阿尔法和AQR。过去，我们会采用标准普尔500指数作为基准检测这些基金（标准普尔500是以500只股票的表现来作为整个股市的表现的基准）。通常情况下，定量基金的交易指数在标准普尔的10～50个基点以内。（基点，简称为“bip”，是一种单位，等于一个百分点的1%，所以100 bips等于1%。）2007年夏天，AQR和环球阿尔法与标准普尔500指数对比，差值大于250基点。这十分反常。

我们需要弄清发生了什么，而要了解定量崩溃中到底出了什么事，就需要跟一名量化分析师进行交流。很幸运，我们的团队有一名优秀的量化分析师。这个人叫埃尔加，她和阿斯尼斯一样，拥有芝加哥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学位。她跟其他银行和对冲基金的自己的一些天才伙伴进行讨论，得出结论说，定量基金似乎变成了它们自身成功的牺牲品：这些基金中有太多的都使用了完全相同的模型。

使用这一模型不只是AQR和环球阿尔法，还有其他的大型基金，也由一些博士们管理，也采用了克利夫特模型的某种变化的形式：比如詹姆斯·西蒙斯的复兴科技公司（Renaissance Technilogies），还有像D.E.肖等众多的较小的仿效者。由于这些公司全部使用类似的模型，高度资本化的主流公司投资机会变得越来越拥挤，导致计算机模型不断寻找更多非流动性的，并不被广泛持有的投资。某个证券越是鲜为人知，买家和卖家就越少，因此这样的投资就会更难释放。虽然量化分析师也确实在时时考虑流动性不足的危险，但这次他们的失误是，没有想到每个人都会在同一时间试图抽身。他们被接踵而至的成功严重催眠，于是乎不停地按照计算机模型指出的路子去做事。

如果计算机说“购买卢克石油公司10000股”，基金的交易员就会去买入这家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股票。如果电脑说“卖出5月小麦期货”，交易员就开始卖出。这个程序不停地找计算模型所寻找的异常情况，寻找奇怪偏僻的证券，而基金经理则不停地交易。对此从未有人提出足够的质疑。

可是突然间，每个人的模型都给出了“卖出”的指令。讽刺的是，市场上的这种恐惧实际上完全是另外一种东西推动的——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新动荡。这跟计算没什么关系，一切都只和情绪有关。

但计算机无动于衷。它们之前知道如何行事，现在也知道。对计算机模型来说，卖出是合情合理的，而量化分析师也极少修改计算机模型的推演结果。这个问题有两个方面，二者都挺严重。首先，计算机模型所选择的“偏僻”证券的流动性很差。其次，由于每个人的模型都输出了同样的内容，买家很少。

就像在拥挤的剧院里，有人大喊“着火了！”，人们争相逃命，出口却被堵住了。

2007年8月，定量对冲基金计算机模型突然开始崩溃。同一时间，每人都试图脱手同样的证券。随着价格越来越低，基金开始大量流失。此外，这些基金的投资者感到恐慌，并要求兑现。黑匣子在这一套组合拳的双重打击下失控，投资者大规模赎回，使我的好几位最大的客户都血本无归。AQR之所以幸存下来，是因为该公司推出的其他非定量基金吸引了散户投资者。但高盛自己的定量基金就没这么幸运了。那个夏天环球阿尔法损失了30%以上，也从未真正地恢复。2009年，合营经理辞职。2011年，该公司关闭。

2007年夏天非常令人不安。这里发生了什么事？每个人都在猜测。这个市场真是不讲道理。很多同事纷纷取消休假，在波动平息前不敢离开。华尔街喜欢可预测性，可是突然间可预测性消失得无影无踪。信心烟消云散，客户停止交易。环球阿尔法的订单量缓缓地，但是毫无疑问在显著地减少。其中一些定量基金的年度佣金从几百万美元暴跌到几千美元，华尔街最大佣金支付者沦落为最小的佣金支付者。2007年夏天之后的商业环境很艰难，我们都在寻找办法维持下去。

依据管理技巧，一个解决办法就是去狩猎大象（寻找大企业）。由部门负责人进行的季度内部“市政厅”会议中常有一个完整的环节，专门用来表扬猎取到大象的销售人员。

行情好的时候，透明、费用固定的业务非常稳定，可以定期带来收入，这种生意的量很大。但是，如果行情不好，就像现在这种情况，必须找到新的业务类型。

怎么才能最快地弥补收入损失？那就是要找能快速成为畅销品，并且有非常高的利润率的产品。华尔街的一般规则是越不透明的产品，越能给公司盈利。场外交易市场衍生品（即OTC，指不在交易所上市）和结构性产品（指各种复杂的、不透明的衍生品）是贸易的方向。

我提到过，我老板的上司马特·里奇，创造了“大象交易”（ele-phanttrades）这个术语。高盛在这些交易中获得了100万美元或者更多的可自由支配的利润。你进行其中一项交易时，收入将会以总收入（GC，这也是里奇喜欢的术语）的形式计入，旁边还会注上你的名字。（马特·里奇2007年年初就离开公司去了另一家银行，但他的许多用词仍为大家所沿用。）

大象交易的其中一个客户是利比亚政府，它支付给高盛13亿美元，以流动性股票（如花旗集团，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桑坦德，安联）看涨期权的形式投资在赌注与货币捆绑的产品上。这个赌注是金融危机前做出的，利比亚日后将会为之感到后悔。这13亿美元在很短的时间就蒸发殆尽。我不得不猜测为什么高盛想和卡扎菲及他的国库往来。要是搁在几年前，公司或许会拒绝这项交易，因为美国政府曾正式宣布利比亚为恐怖主义国家，与它做生意可能会影响公司的声誉。然而现在利润太大了，令人难以拒绝。

不管和谁做生意，高盛和华尔街在利用客户的恐惧和贪婪方面真的是相当精明。推销行话大概是这样的：“世界正在分崩离析。您需要一个奇迹般的解决方法保护自己并超越同行。您应该试试我们特别为您量身定制的这种结构性衍生产品。”

问题是，不存在奇迹般的解决方法。当然，这些客户竟然会接受这些产品，进行交易，的确很愚蠢，但我认为，他们没有得到充分的指导，无法理解这些产品，而且，我认为没有人客观地给他们讲述相关的风险和回报。

正是这种恐惧的气氛，让我的老同事鲍比·施瓦茨在高盛白手起家，成了英雄人物。

2002年年底，我和科里·史蒂文斯刚开始在期货交易柜台工作，还只是个仅有两年资历的分析员。那时，我第一次见到了鲍比。这位“犹太约翰·肯尼迪”是一位有三年资历的分析员，比我年长一岁，有点奇怪。他体格健壮，头上满是厚厚的深色头发（他的绰号由此得来），但社交方面有点不大行，他的许多话听起来像是不折不扣的傻瓜。他有一项惊人的才能，可以做出复杂的心算。同时，他也经常心不在焉。他就像运动员体内有个书呆子：是古怪教授两部分的结合。

刚开始的时候，鲍比在高盛处处碰壁：上班迟到，偶尔犯些交易错误，如有时忘记下订单，有时该卖出时买入了，有时算错了数量。那时如果你见到他，你会认为：这家伙肯定会被炒鱿鱼。我也这么认为的。然而，不知怎么，他坚持了下来，慢慢地学到了社交艺术，得到了一些高层人士的欣赏。

2007年夏天客户开始恐慌的时候，鲍比成了他们的好伙计。他的定量分析能力使他能轻易说服那些聪明但心怀恐惧的人，让他们做一些事情，一头扎入极复杂的结构化产品交易之中，给公司带来巨额收益。如果客户说：“你能给我解释一下这个吗？”鲍比会说：“没问题，这就是相关的数学公式。”然后，他会一步步地演示它，但他经常会跳过一些步骤，因为他的大脑工作得太快了。

随着市场下跌，鲍比的财富增长了。他不需要绞尽脑汁打电话给客户。客户们紧张地给他打电话，由于客户获得了跟我们进行交易的特权，他们需要缴纳内含利差（这对客户来说并不总是透明的）。他的业务扩大了，脑瓜也开始膨胀了。

公司里每个人都是早上6：45到，他却上午9点才过来。下午4：16美国股票期货市场关闭后1分钟，他准时离开。衍生品柜台上有两个年轻小伙子给他做助手，他们常抱怨他擅离职守。此外，他俩需要做所有繁重的工作，可是所有的荣耀和收入都归鲍比。

但是，有钱就有发言权。一旦鲍比开始给公司带来收益，他就能随心所欲，爱来就来，爱走就走。没人知道他在哪里。如果有人问他为什么中午才来上班，他会面不改色地说，他在进行理疗呢。他曾经是个马拉松选手，所以这话也可能是真的。但是，这也成了一个内部的笑话：“鲍比在哪儿呢？”“理疗呢。”说话者会挤眉弄眼。他想怎么做就怎么做，公司对此也不说什么。因为担心如果他离开了，他带来的收益也就没了。

就这样，鲍比从一个笨口拙舌的家伙变成了一个酷仔。他一会儿给曼哈顿的慈善事业进行巡讲，一会儿又到了汉普顿。他还和很多模特约会。为了参加蒂姆·康纳斯的婚礼，他约了一位靓妞从伦敦飞到玛莎葡萄园。我一听她的口音，就知道她来自南非，接着发现她是奥本海默家族（世界上最富有的家族之一）的一个女儿。鲍比开着黄蜂牌摩托上班，买了名为冲浪小屋俱乐部的一份股，当时那是蒙托克的一个新热点。他的合伙人吞掉了这些股份。鲍比出去时（他一周几乎每个晚上都出去玩乐），其中几个人就跟着他下单，因为他们想借他的判断挣钱。而他则相信自己的消息。当金融市场开始崩溃，他成了宇宙的主宰，风暴中呼风唤雨的大师。

2008年3月16日，我正在看网络电视上的“与媒体见面”（Meet；the Press）[3]节目时，从我的黑莓手机上看到摩根大通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收购了贝尔斯登公司（The Bear Stearns Companies,lnc．）。起初我还以为这个价格是输入错误。在2007年1月的时候，贝尔斯登的交易价格还是每股172美元；仅仅1个月前，在2008年2月，每股还有93美元。该公司最近在塔麦迪逊大道上刚建造了一座全新的高楼。这座大楼本身就值5美元每股。

但这个价格并不是输入错误。这个交易的背景是，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给了摩根大通[以贝尔斯登的无负担资产（unencumbered assets）做抵押]300亿美元的贷款，以每股2美元的价格购买贝尔斯登，这个价格仅相当于当时那个周末之前公司市值的7%。

人们把这两件事放到一起考虑，立即意识到了这场跳楼甩卖背后的原因：贝尔斯登的资产负债表上的资产非常“有毒”，导致摩根大通由于这场交易实际上直接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但是该交易表面上看还是挺美好的，于是乎金融界很快就开始指责美联储把贝尔斯登廉价地卖给了摩根大通，因为后者的资产负债表看上去非常坚实稳固。最后，摩根大通的戴蒙（Jamie Dimon）将收购价格提到了每股10美元——这个价格看上去还算不错。

此时，次级抵押贷款市场已经开始摇摇欲坠，即使到了这时候，官方的观点仍然认为贝尔斯登的毁灭还只是个小意外。

接下来的星期一，在高盛的交易大厅里，人们普遍认为，贝尔斯登是在滑雪板上没有站稳。当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克里斯托弗·考克斯说，贝尔斯登倒闭的原因是投资者的信心危机，而不是缺乏资金，也就是说银行遭到了挤兑。这样说也有一定的道理，但说实话，我们认为贝尔斯登冥顽不化，不负责任地热衷冒险，它身上所发生的一切不可能发生在高盛身上。我们更聪明也更好。

但是，贝尔斯登的衰落让恐惧在市场蔓延，大家担心同样的事情也可能发生在其他公司身上。大家都需要现金，但没人愿意借出。对剩下的纯投资银行来说，长期、安全的借贷成本突然变得无比昂贵。这些银行包括雷曼兄弟（Lehman Brothers）、美林证券、摩根士丹利（Morgan Stanley）和高盛。投资银行也没有存款人，不给老百姓开立活期账户，而且它们也不能通过美联储借贷窗口获取便宜的融资。

因此，高盛设计了融资手段（funding trade）来获得现金，利用这个办法作为安全储备以稳定资产负债表，或是将其进行“再抵押”（再分配），用于公司的任何商业目的。

该办法具体来说是这样的：一位客户（比方说，一家德国、荷兰或美国的资产经理或养老基金，或是亚洲或中东的主权财富基金）每年支付公司一大笔现金（比如5亿美元）。作为回报，公司将按照客户所选择的任何基准（例如标准普尔500指数，或是罗素2000小型股指数）保证支付客户相应的盈利，外加额外的、数额巨大的（例如2%）“奖金”，用这笔奖励拴住客户，让他们不会去找别家投资银行。实际上，高盛会以2%的利息借到大量的钱，而不是实际借贷成本的4%。

这对高盛来说是有利的方面。对于客户来说，他们接受了所谓的对手风险。对于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所说的“我们都是大人”的投资银行界来说，这是完全公平的，但仍然充满风险。这里的风险就是：如果高盛破产，客户的资金就可能蒸发掉。

高盛——记住，是高盛——破产的可能性有多高呢？这是不会发生的。贝尔斯登把大量的业务与次级抵押贷款捆绑的做法非常愚蠢。（真正愚蠢的做法是，他们把赌注押在次级抵押贷款上，而不是其反面……）

我告诉我的客户：“你必须做出决定。你认为高盛会破产吗？如果你的答案是肯定的，你就不该做这笔融资交易。不过，如果你认为在一年内高盛将依然存在，你就应该做这个交易，因为你的收益将比基准高2%，那2%会让你大赚一笔。”对我来说，在2008年冬天，做这种交易的时候我们还能面不改色。尽管已经发生了贝尔斯登倒闭的事件，我仍然觉得高盛垮掉的概率就和天塌下来一样的不大可能。其他的多米诺骨牌可能会倒掉，但我们将屹立到最后。

许多进行了融资交易的客户，到了那年年底，都后悔了。那年秋天，金融危机日益加深，每周都会新冒出一家资金即将耗尽的金融机构，许多客户把资金提出来。于是乎，一些银行审慎地跟客户说：“此时我们只能每一美元兑现75～80美分——我们抽这些钱是因为世界经济动荡不安，但我们不会把你们的眼珠子挖出来。”高盛开出的条件则更苛刻，让客户很难甚至是不可能拿回自己的钱。高盛在资金交易合同“终止条款”上有非常严格的解释，客户要是提前兑现，所获得的现金远低于其他银行。这种做法等于是烧毁了与大量重要机构的客户之间的桥梁。即便到了现在，在欧洲、美国和亚洲还有一些大客户由于高盛当时的行为而对我们心存不满。

“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员工、资本和声誉。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消失了，‘声誉’将是最难恢复的。”这是高盛的第二个经营原则。但金融危机期间一个欧洲合伙人的评论总结了后来高盛经营原则的演变。许多销售部的同事因为我们的交易员不愿意在危机期间给想撤资的客户定一个合理的价格而变得沮丧，他们甚至直接找到了一个负责的合伙人进行理论。该合伙人答复说：“如果我必须在名誉和利润损失之间选择，我会选择对利润损失方面的考量，因为最终，我能恢复声誉，但如果损失了大笔资金，我却无法找回。”

2008年4月，贝尔斯登垮掉后几周，我坐上飞机，到太平洋对岸去拜访几位亚洲的重要客户。与我同行的还有另一位高盛副总裁，以及一位名为布雷特·西尔弗曼（Brett Silverman）的合伙人。布雷特在商学院毕业后加入高盛，在互联网泡沫的高峰期通过蓝筹科技股（如微软）的交易而声名鹊起。他这个人有很多的“道道儿”，37岁就成了合伙人。

惯常的正式问候之后，我们在首批客户的办公室见到了他们。办公室在东京的一座高楼上，四周的景色令人惊叹。像往常一样，客户都坐在办公桌的一侧，一共有五个人，分别是投资组合管理和风险管理的负责人。我们三个人则在另一侧。我们一直在等他们坐下后才就座。

基金的高管似乎神色不确定。他问西尔弗曼：“高盛的意见是什么？我们走出困境了吗？最坏的时候结束了吗？”

布雷特看着客户的眼睛，说：“我非常乐观，我觉得这是一段反常时期。我认为事情会变得更好。如果我是你，我会选择入手。”

这意味着他会买入股票。我坐在那里，听到这话吃了一惊，思量着布雷特奇怪的说法，因为就我所看到和听到的，可没有那么多这种乐观的依据。

他是不是太天真了？这个词用在一个比我高十级，每年（据猜测）至少赚500万美元的高盛合伙人身上很奇怪，但当时我的感觉就是这样的。美国最大的五家投资银行中的一个刚刚破产，这时候你竟然跟客户说一切乐观？对我来说，这完全讲不通。

如果他的确是真诚的，我认为他也可能真是这样，那他就错得离谱了，尤其是考虑到那年秋天即将要发生的事。

我与西尔弗曼出差在路上一起待了两天，他似乎真的（如果不是奇怪地）很平静。那天晚上，他带我和另一位副总裁，以及几个亚洲客户出去吃晚饭，地点是东京的一间传统风格的餐厅。我们坐在地垫上，面前是一张矮桌。客户到来之前，布雷特拿出了自己的苹果手机。（此时离苹果手机刚上市不久，用手机看视频仍然很新奇。）他有些特别的东西要给我们展示。每年，他制作的恶作剧视频——这些都是精心制作的骗局——都会被选中在12月份的高盛的假期派对上播放。他给我们展示的，是我看过的最有趣的东西，在需要消磨时间的时候，这样的视频绝对值得一看。

出于恶作剧的目的，布雷特在公司的一间会议室装了隐形摄像机，并请来一位专业演员，扮演一个求职的人，与几个合伙人（包括马特·里奇）面谈。这里设计的场景是，“求职者”刚为另一家银行赚了1亿美元，我们试图劝他加入我们。布雷特告诉所有的合作伙伴，这个人很了不起，我们真的需要雇佣他。可是合伙人进来后，“候选者”的表现像个十足的混蛋，他把脚跷在桌子上，面试期间不停地打断考官，问能否要些吃的。他得到了一个三明治时，甚至把餐巾塞进衬衫里开吃。这些都是资深合伙人，他们开始变得心烦意乱，怒不可遏。

其中一人问他：“你的目标是什么？”

“我理想的生活方式是有两架直升机，”这个家伙面无表情地说，“我希望有一架放在山底下，让它带我去山顶的滑雪场，等我滑下来后，另一架再把我送上去。”

最后面试要结束了。其中一位合伙人问：“你有什么问题问我们吗？”

那个伙计说：“我有很多精神健康问题。公司的保险是否覆盖精神病？”

客户来到餐厅的时候，我们三个人正乐得在地上打滚。我们享受了美好而又轻松愉快的一餐，没怎么讨论业务。也许确实没什么事儿。

2008年夏天，市场进入了一个奇怪的平静期。每个人都在等下一个鞋子掉下来，没人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就连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和纽约联邦储备银行总裁蒂姆·盖特纳都不知道。事后看，保尔森和盖特纳本应做些更深入的应变计划。华尔街的研究分析师们预测，市场追随各个银行的连锁反应，会接踵而至，由最小最弱到最大最强。有些人甚至开始预计，下一个倒下的多米诺骨牌会是谁。

2008年9月12日，星期五，每个人都知道这是雷曼兄弟遭清算的日子，它要么破产，要么获得拯救。内心深处，我认为它不会被允许破产，但我也有点觉得破产可能是件正确的事。应该允许奄奄一息的动物死亡。那一天，我离开了办公室，知道那个周末的事将至关重要。但是，我和其他数十万华尔街人什么都做不了，只能紧盯着电视和我们的黑莓手机。我们等待着纽约联邦储备银行的消息。在那里，美国最强大的金融机构的负责人，以及保尔森及盖特纳聚集在一起，正在试图解决他们一生中最棘手的问题。

9月13日，星期六晚上，内黛恩同我与另一对夫妇共进晚餐，地点是东城我最喜欢的一家意大利饭馆。从上西城到那里很费劲，但这个周末，我就是想吃美味质朴的意大利美食。那对夫妇也在金融部门工作，男方在私人股本，女方在一家对冲基金。大家的心情不是恐慌，而是惊讶。我们没完没了地说自己所处的世界已变得多么怪诞，感觉就像在电影里一样。我记得那晚我说，如果几年前有人跟我说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可能会在月内垮掉，我会说那人疯了。这是我们当中的任何人在最古怪的科幻电影里才能想到的东西。

事情将变得更奇怪。

9月13日和14日的周末，美林（Merrill Lynch）和雷曼兄弟就像贝尔斯登一样，双双遭到了次级抵押贷款市场的拖累，倒闭了。上周日，美林被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收购。星期一凌晨，雷曼兄弟公司申请破产保护。这在当时是（现在仍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破产案。两家投资银行倒下了，剩下的这些倒下只是个时间问题。

打击接踵而至。15号星期一道琼斯指数下跌超过500点，这是自9月11日以来的最大单日跌幅。货币市场基金——身边最安全的、投资的回报率微不足道——此时也变成了负收益。把资金投入货币市场，还不如放在床垫下获取得更多。这个术语叫作减值（breaking the buck）。没有人想到会发生这样的情况。可是它发生了。

9月15日，星期一，有三家投资银行倒闭，而我们和摩根士丹利的股票都接连遭到重创。星期二，世界上最大的保险公司AlG的股票曾连续52周位于70.13美元后，可是如今在下跌了95%以上的基础上，再次下跌了60%。AlG是一个保险机构，影响到几乎世界每个国家和数百万人的生命，可是由于贷款违约交换上一些不计后果的赌博，它处在了崩溃的边缘。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伸出援助之手，首先给AlG提供了850亿美元的救助。救助金还将继续增加。人们看到AlG所遭遇的一切，他们的反应是：我靠！华尔街喜欢可预测性，政府在帮助公司脱困和让公司破产两者之间摇摆不定，标准不一反而是给市场帮倒忙。

一反常态，我们全力支持实力最接近的竞争对手摩根士丹利，对方也一样。我们在共同面对危局。

当时有关合并的讨论甚嚣尘上。政府最高层的人称高盛需要找个伙伴——一家有大量存款的银行，这样才能使我们更加稳定。谁是这样的合适的伙伴呢？美联银行？华盛顿互惠银行？还是花旗银行？

交易大厅的每个人所考虑的都是：让合并见鬼去。我们将渡过这个难关。我们是高盛。外人可能会说我们傲慢，但是每个人都觉得如果合并了，高盛与众不同的东西就会消失。

这是残酷的一周。雷曼兄弟、美林、AlG纷纷倒下，——让人感觉好像在这个环境下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似乎没什么事情会超出可能的范围。9月21日，星期日，晚上的时候，因为整个周末发布了很多新闻，另外纽约时间星期日下午6：30美国期货市场开盘（就像亚洲市场在星期一早晨开盘一样），我们有几个人去了办公室。2003年的金融风暴之后，人们总是先看看期货市场，来感知一下市场是否恐慌蔓延。如果那个周末有任何大消息，期货市场将像金融界的温度计一样反映出来。

星期天晚上我和同事给能联系上的客户打了电话，或发送了电子邮件，告诉他们最新的信息，试图让他们安心，保证如果有需要，我们随时都会为他们服务。但同时，我们也替自己担心。空气里弥漫着不确定性。我们只是想弄清楚世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中的大多数人一直等到很晚，想看看亚洲市场的交易情况如何。

到了晚上9：15，没有发生什么大事，我就跟一位年轻的同事一起离开了。我们进了50层的电梯，门正要关闭，一只大手伸了进来，门再次打开了。叫停电梯的是加里·科恩——他和我们一起上了电梯。

星期天晚上9：15，交易大厅里只有很少几个人，能碰上科恩真是怪事一桩。交易大厅的门都关着。科恩显得很疲惫很邋遢。他身着牛仔裤和毛衣，已经好几天没刮脸了。他向我点了点头，我觉得他认出我是谁了。他应该在股票和FlCC最初合并到期货柜台的时候见过我，而且过去他在芝加哥交易所的时候，他常过来拜访朋友，应该也见过我。“我们所在的，真是一个疯狂的世界。”我尽可能用自己最平淡的语气说道。这是一个敏感时期。我这么说只是想试着显示一下友好。

“还用你说。整个周末我都在这里待着，而且最近也很少回家。”科恩说。他看起来好像头天晚上是在办公室沙发上睡的。

我确信，而且我敢肯定我的同事也察觉出了，我们的谈话到此也就结束了。我们知道世界正处于动荡之中。科恩耗在办公室里，如果没有特殊的原因的话，那他就可能是在想策略。我们将很快了解真相。

在第一纽约广场外，我打了一辆出租车前往上西城，在车上我查看了一下黑莓手机。一份新的工作电子邮件引起了我的注意。“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批准了高盛和摩根士丹利成立银行控股公司的申请。”我靠！怪不得加里·科恩整个周末一直夜以继日地在办公室加班了。这可是一件大事。

在一周之内，所谓的投资银行的概念，正如它当年形成那样，永远地消失了。西德尼·温伯格、格斯·利维和约翰·怀特黑德的高盛消失了。通过一些处于绝望之人（其中有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加里·科恩、摩根士丹利公司当时的首席执行官约翰·麦克）最后一刻的努力，巧妙地转换成了以零利息从政府借钱，再把这笔钱投资于政府债券，实质上不需成本就盈利的机构。现在事实上高盛和摩根士丹利只需保持业务就可以从政府得到报酬。

第七章　眺望深渊

我通过眼角的余光看到公司的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克费恩朝我所在的衍生工具销售部走来，还有一大群人跟着他。他们此刻正在足球场大小的交易大厅的另一侧。跟他们一同走来的还有几个摄影师，还有一个扛着摄像机的人。这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交易大厅里从来没见过摄影师，尤其是在感觉就像金融末日的日子里。市场正在消融，但是劳埃德却笑容可掬，人群中的每个人都笑容可掬。然后，我看到朝我的柜台走来的都是集团的大佬：有证券业务部的全球负责人哈维·施瓦茨，还有北美销售部的主管恩里科·盖格里奥蒂（Enrico Gaglioti）。里面至少还有七八个合伙人，但是所有这些大佬的地位都比不上正和他们一起走来的那个人。

那个人就是沃伦·巴菲特。他是他生活的时代——甚至是所有时代——无可争议的最了不起的投资家。他的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Berkshire Hathaway）已经成为能够预见价值，并年复一年为投资者带来回报的传奇。

这是高盛在惊涛骇浪般的金融风暴中的美好一天：沃伦·巴菲特前来拯救这家濒临破产的公司。我们感到这完全是个意外，在我们把自己从投资银行转换成了银行控股公司仅两天后，巴菲特就进一步扩大了我们的生命线，给我们提供了50亿美元的注资。对他来说这是一个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吸引力的交易，他无法拒绝。他将获得高盛年度股息的10%——高盛每年还将在他的投资之外支付他额外的500多万美元——此外，他还有权利通过公司授予他的认股权证（类似于看涨期权），在未来以折扣价格购买高盛50亿美元的额外股票。对高盛来说这是一笔代价高昂的交易，但是沃伦·巴菲特的支持却像金子一样宝贵。这也立即给我们带来了良好的势头，使我们从客户那里（都是世界上一些大的机构投资者）筹集到了额外的50亿美元资金。比巴菲特50亿美元的注资更重要的是，这一做法给我们带来了强大的信心，它向市场发出了这样的信号：这笔资金和这种姿态使我们更加稳定。

这伙人走过长长的一排柜台，走到交易大厅正中，沃伦环顾四周，微笑着。劳埃德正指点给他看周围的东西。然后，他们决定停下来，就在我的办公桌前。

“劳埃德，让我讲几句话。”巴菲特说。

一个经理迅速地从我旁边的桌子上拿起一个听筒，递给了巴菲特，让他能够通过大厅里的广播系统讲话。

巴菲特刚开始说话的那一刻，大厅里立即爆发出掌声。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只有一次听过这样的掌声：那是“9·11”一周年纪念日的时候，大家为纽约所表现出的韧性而欢呼鼓掌。交易大厅里此刻每个人都站立起来，面带欢喜，掌声持续了好几分钟。

巴菲特手持听筒，凑近左耳，让麦克风靠近他的嘴，说：“我想让大家知道，我一直钦佩高盛。我10岁的时候，父亲带我来纽约，我们就曾来高盛参观。我见到了西德尼·温伯格。从那时至今，我一直钦佩这家公司。”

这样的话现编是编不出来的。

“高盛拥有最优秀的人，你们是最优秀的公司，我对自己的投资永远无法比这一次更让我骄傲，更让我快乐。”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热烈的掌声。直到劳埃德和沃伦离开了交易大厅，掌声都没有停下。

我会永远记得这一时刻。我此时仍然保存着一张当时的照片，是一个同事用他的苹果手机给我拍的。我穿着白衬衫，打着亮蓝色的领带，站在巴菲特的右边，劳埃德在他的左边，周围还有几十个同事，大家都面露喜色，也浮现出一些希望。在一个短暂的瞬间，世界上的一切似乎都“对头”了。

在巴菲特来访之前几天，美国财政部长汉克·保尔森带着一份3页的建议报告去找众议院议长南希·佩洛西。保尔森刻意把报告写得较短，以促使其能快速获得国会通过——该报告称作《问题资产救助计划》（TARP），这是一个为了拯救银行而提出的7000亿美元的计划。保尔森的大胆把人们都惊呆了：用这么短的一个报告，请求这么一笔大到前所未有的资金。TARP提出了让联邦政府从银行购买有毒的、流动性差的资产的一种方式，希望借助此举——这是金融历史上最大的救市计划——能够振兴已经患上了紧张性精神分裂症的资本市场。国会对此进行了多轮辩论，有人要求提供更全面的报告，该计划最终被提交表决，此时，犹太人的神圣节日也接近了。

我不是特别信宗教，但是我一直很传统，犹太节日对我很重要。每逢犹太新年和赎罪日，我都会请假，而我的经理从来不会为此提出异议。我女朋友的家人住在达拉斯，今年邀请我们两个前去那里一起庆祝犹太新年。内黛恩和我确定关系已经两年了，我俩每逢节假日，不是去芝加哥的我表兄弟家，就是去达拉斯和她的家人一起过。那个周末内黛恩已经先回去了，但是我改签了机票，这样我就可以等到最后一刻再离开。然而，现在地面都开始摇晃了。这是2008年9月29日，星期一。犹太新年是在日落时分开始，而美国国会在当天下午将对保尔森的救市计划进行投票。

我到交易大厅找到一个细心的犹太总经理寻求一些意见。当我已经感觉到我所在的船似乎是在下沉的时候，我应该离开吗？

我跟他说：“伙计，我需要你的意见，我现在该搭上飞机飞往达拉斯去过犹太新年。可是，我感觉整个金融体系可以在任何时刻崩溃，把我们都捎带上。我以前从来没有在‘好日子’里工作过，但这算不算特殊情况？我是否该留下来？”

他毫不犹豫地说：“这根本不算一种选择，我不在乎此刻高盛会否破产，你和我都不会改变既定的结果。犹太新年是犹太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天。去吧。”

他一下子就让我从正确的角度看清了世界。我打上一辆出租车，赶往机场。

此刻我有点晚了，一路上，我都在跟我的同事通电话，问她对国会投票的结果怎么看。她说：“看上去还可以。市场预期TARP会通过。”

我到了机场，匆匆通过安检的时候还一直担心会误飞机。我及时赶上了。跑向登机口的时候，我再次打电话给我的同事。此刻，TARP是市场唯一的支柱，依靠它市场才能获得一定的稳定性，并由它提供前进的道路。“最新情况如何？”我问。

“你绝不会相信。”她说。然后她又重复了一遍：“你绝不会相信。”

“怎么了？怎么了？”我问。

她的声音里透露出震惊：“他们没有通过这个法案。”

这的确很让人意外。每个人都以为，国会已经意识到，眼前这个病人行将就木，而TARP是挽救他所必不可少的。但是众议院中的共和党人发起了反抗，在最后一分钟改变了主意，并否决了该法案。

“靠，”我说，“市场反应怎么样？”“坠落，坠落，坠落。”我的同事说。她指的是标准普尔500指数——在我俩两次通话之间，这一指数下降了大约6%。在华尔街，糟糕的一天中，该指数会下降1%或2%，而这并不经常发生。可怕的一天会下降3%，这也许一年只有几次。在五分钟的通话期间，市场不可能下降6%的。这是恐慌。截至收盘，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当日下跌了777.68点，是历史上单日最大的下跌。

我跑到登机口的时候不得不关掉手机。从某一方面讲，这是一件好事，因为我现在可以在3个半小时的时间里跟焦虑的通话断开，但另一个方面，这又是一件坏事，因为我此刻根本无法想任何别的事情。当我在达拉斯降落后，我查了一下市场行情，那时已经闭市了。市场上简直是尸横遍野。

我坐上城铁赶往达拉斯郊区内黛恩的父母家。当我凝视着窗外陌生的风景的时候，我的手机响了起来。我吓了一跳，然后笑了，因为我听到电话另一端传来的声音是我最好的朋友莱克斯的。

斯坦福大学毕业后，我俩选择的职业道路分开了。我去了高盛，莱克斯则选择留在帕罗奥图，先是给新创立的公司打工，然后自己创业，成了一个很成功的企业家。尽管他是一个无神论者，可是每逢犹太新年，他总是给我打电话，祝我新年快乐。虽然这个犹太新年没什么让人高兴的事儿，但听到他的声音我还是很欣慰。

世界金融市场开始出现分崩离析的迹象以来，我收到了很多朋友的短信和电子邮件，希望我没事。“我希望你还活着。”前一天一个朋友发短信给我说。大家都知道我处在风暴的中心，而且坐在最前排。知道我请了假之后，莱克斯问了跟其他人同样的问题。我告诉他，我的情况是悬而未决。

之后，我俩的对话转了个弯。

他说的不再是我想听的——按说，在这么短暂的聊天中，他应该说一些“我希望高盛一切都会好起来，一切会平静下来”之类的话——莱克斯开始连珠炮一般问了我很多的问题。

“你觉得TARP合理吗？”他问，“毕竟，冒这种不负责任的风险，并让我们大家一起陷入这个烂摊子的，不正是银行吗？”

“是的，莱克斯，但不是我们。高盛的账目上没有那样的有毒资产。我们做出了更明智的决策。”

我原本是希望有人站在我的立场上，而不是诘问我。

“那些401（k）计划锐减的人怎么办？他们的救助从哪里来？”

“莱克斯，这我不知道。我也深陷其中。”

必须说，莱克斯是我认识的最体面的、最有道德的人，但他又是一个很善于分析的家伙——也因此是无神论者。因此，在那一刻，莱克斯就是莱克斯。他总是喜欢尝试为每一个讨论的话题找到相反的论调。后来，他承认，在一定程度上，他是在扮演魔鬼代言人。他的问题是不错，但是在那一刻，却不一定是来自最好的朋友的最好的问题。

“雷曼兄弟又当如何解释？”他说，“他们究竟是什么原因？”

“雷曼兄弟之所以破产了，是因为存在政治迫害，”我告诉他，“人们猜测，雷曼兄弟缺乏现金，因此这个观点就成了现实。人们开始纷纷提自己的钱，最终造成了挤兑。这就是实情。”

“嗯，到底是挤兑还是过于冒险搞垮了雷曼兄弟？我从报纸上看到说他们的账目上有一些非常不好的内容。”

我也知道这些，但我觉得整个灾难才刚刚开始，此时作出判断太过匆忙了。“莱克斯，我现在正处在这个漩涡中，”我重复道，“我的压力真的是太大了。我不能相信我看到的一些东西。我很担心。”

我是认真的。我的整个职业生涯都命悬一线，有赖于银行的资产负债表，我的未来系于这样的资产负债表。而且不只是我的未来。今年夏天，我会帮我妹妹在伊利诺伊州开始大学一年级的生活——我原本为能够支付她的教育费用感到非常自豪。我也在努力说服我的母亲从约翰内斯堡移居到美国，因为那边的犯罪率似乎每天都在上升。（我父亲早已经准备过来了，要在这里参加药剂师考试，然后在这里工作。）这些事情都需要钱——暂时，我很高兴能有这些额外的钱。如果高盛完蛋了，我所有的计划也得完蛋。我与内黛恩怎么办？我热爱美国，并希望留在这儿。我能拿到签证，到其他地方工作吗？我会回到南非吗？

虽然，这也许是老生常谈，但我得说，我真的为高盛担心。我为高盛感到自豪，不希望它破产。在我的印象中，那将是一个可怕的、不可想象的事情。尽管我知道，这场金融危机并不关乎个人的生死存亡，但是那感觉就好像我们真的在打一场战争。

我说：“莱克斯，我只有五分钟的通话时间，请不要审讯我。我需要你做我的朋友。”

他跟我道了歉。我想，如果我一无所有了，我仍然需要朋友和家人。

10月中旬，汉克·保尔森把九大银行的负责人召集到华盛顿，并告诉他们说，不管他们喜不喜欢，政府都会给他们很多钱：仅仅那一天，就会给他们超过1000亿美元。这些银行，就如同一个说法那样，“大到不能倒”，这话真是一语中的，弄得尽人皆知。这些银行当中有几家的代表——包括高盛，当时过去参加会面的是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告诉保尔森说他们并不需要这笔现金。保尔森告诉劳埃德和其他人，不管他们认为自己是否需要这笔现金，都必须接受。

而且他们确实接受了——所有的九家银行。其理由是，如果一些银行接受了，而其他的没有，那么接受了问题资产救助计划资金的银行就会认为这是一种耻辱。全世界就会想：这家银行深陷麻烦，它需要救助。财政部想好了，保持公平的竞争环境的最好方式，就是让每家银行都接受这笔资金。（到了这年12月，这些银行中的大多数也为他们的高管支付了大量的奖金，这让很多纳税人感到，他们拿的是纳税人的钱。）而且世人想知道的是，事实难道不是因为有些银行已经做出了很多不好的投资，而政府又被迫给这些银行数十亿美元，结果把不好的投资不仅变成了坏事，而且是一件非常非常坏的事情吗？

在整个的混乱之中，交易大厅里仍然弥漫着一种自豪感，就是高盛的一个成员被任命为财政部长。由于汉克·保尔森在高盛作为掌舵人的背景，我觉得对付当前的财政难题，世界上很少能有人可以做出更好的实时决策。有几次我都想到如果让保尔森的两位前任，像约翰·斯诺或是保罗·奥尼尔，在金融危机的高峰期去执掌财政部会是怎样的情形，我甚至为自己有这样的想法打了一个寒战。我想历史最终会做出判断，认为汉克做得很好。

这年秋天和冬天市场继续处在火山口上，人们继续觉得整个金融体系可能会在任何时刻崩溃。交易大厅里笼罩着一种挥之不去的厄运感觉，基本上没什么交易。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和加里·科恩都很积极主动，试图在金融危机期间鼓舞起大家的士气。他们经常出现在交易大厅，也表现出了很强的领导力。但是真正的领导力只是来自公司高层。我们的直接领导，就是那些合伙人，表现却完全不同。许多人似乎都躲藏在掩体里。

我记得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我的一个老板，保罗·孔蒂——此人的头衔反正表明他是个领导者——似乎并没有给客户打电话，也不跟他的员工交流，没有做出任何事情去尝试鼓舞大家的士气。金融危机期间我看见他所做的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事情，就是学高盛那些时髦的资深人士那年夏天和秋天喜欢做的一件事，即所谓的果蔬排毒疗法。

大多数人这样做是为了减肥。孔蒂是一名举重运动员，每天去健身房，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表现出最高的自律。我记得当他决定开始实施自己的饮食方案的时候，我坐在他的身后。这是9月14日星期天的晚上，我们都在办公室里等着，看雷曼是否会破产。我想，什么样的狼心狗肺的硬心肠会在大萧条以来最大的金融危机期间，让自己玩这一套？

连续一个星期，每一天孔蒂都会收到从BluePrintCleanse公司订的六瓶100%有机蔬菜汁和果汁，他每天都尽职尽责地喝掉这六瓶。这期间雷曼兄弟、美林、AlG的股票都跌破了面值。连续七天，他没有吃一口固体食物。这并没有帮助他改善心情。

排毒疗法先生在布鲁克林出生和长大，曾经是大学橄榄球队的运动员，体内的主动性和被动性基本相当。不幸的是，在这场危机中，后一种特性浮出了水面。回想起来，我可以理解他内心的恐惧，但是他是否认为，合伙人的唯一责任就是在年成好的时候收取高额奖金？团队中的每个人连续几周都在谈论，交易大厅里合伙人在2008年最黑暗的日子里的表现多么令人失望。现在是时候该告诉这些合伙人他们为何能挣大笔的钱，为什么他们被任命为领导者了。相反，排毒疗法先生整天坐在他的电脑前一动不动，焦虑地跟踪高盛的股票价格，因为对于交易大厅里的合伙人来说，这一价格跟他们的净资产是相关的。他的被动和无所作为尤其令初级分析员意志消沉，这些孩子刚在高盛工作3个月，此刻他们真的很害怕。有一天，来自另一楼层的一个合伙人做得很好，他力所能及地说了一些鼓励的话。

他微笑着说：“伙计们，打起精神来。我知道局面很可怕。但是，这是高盛挺身而出的时候。我们现在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不是退缩，而是继续留在我们的客户面前。”魔法——这是大家所需要的一切。

这种合伙人所展示出的领导力真是太罕见了，在过去了几天之后人们还在谈论这一孤立事件。

交易大厅里缺乏领导力的局面让我极其失望。我曾仰望机构的合伙人，我也曾渴望自己能成为合伙人。我只能希望，在这样的时刻如果换成我，我会以不同的方式采取行动的。

随着交易越来越少，高盛开始了另一轮的裁员。每隔几个星期，都会有更多的人被裁掉。有一个星期，人们在交易大厅里传，每一个组都会有一个人被裁掉。排毒疗法先生选择裁掉了一个最近加入我们组的经理。这位经理三十岁出头，工作非常努力，可是在这个时刻，他现成的客户关系最少，因此跟别人比，在商业收益方面，他没那么有价值。对此，谁都无可奈何。当他离开的时候，交易大厅的中间位置有一位经理哭了起来。

在这个环境里，这个景象不太常见。在交易大厅里，你该收敛自己的情绪，如果真的需要哭，也该去洗手间，这是不成文的规定。但是，身处这种艰难的时世，看着你喜欢的人在你的眼前被解雇，拿起自己的东西离开大楼，真是太刺伤人了。

排毒疗法先生走到她跟前说：“贝基，你在维拉诺瓦主修的是什么？是情绪化表现吗？别哭了。”就这样，这句话的冲击力阻止了她。这句话后来还有人经常谈到。讨论的人一致认为，排毒疗法先生的表现就像一个清洁袋。为了改善自己的形象，他稍后帮助那个经理另谋了一份职业，这个行为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三个地铁故事：

一、10月份的一个下午，一个叫道格·米勒的总经理和我跟一个客户约好在市中心会面。那个客户是一个大型资产管理公司的经理，持有约2000亿美元。这个客户非常保守，因此其投资的基金相对健康，我们会谈的主题也非常直截了当。该客户有点不明白我们的一个贸易产品的基本知识：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

交易所交易基金是几十年前发展起来的一种金融产品，其本质上是一种经过扩展的、具有高度针对性的投资基金，可以像股票一样交易。例如，如果你想要跟银行广泛地接触，就可以买单个的银行股（如美国银行、花旗集团、富国银行、摩根大通等），或者还可以购买ETF的股票，股票代码为XLF，这个股票包含所有这些银行的股份，它反映了银行业的整体复合表现。虽然ETF也不是没有受到应得的批评，因为它们的市场影响非常广泛，而且有时它们的回报相对于基准令人失望；可是，在由一堆超级复杂的金融衍生品造成的危机中，讨论这个相对简单的投资策略多少显得有些滑稽。也许这感觉更像是黑色喜剧。时世艰难，道格和我很担心，我们客户的心情可能很不好。有一会儿我们甚至考虑要取消会议。

但后来我们决定去。一方面，我们觉得好像这次会面可以让我们分心想想别的事。此外，身处风暴中心，我们此刻也没有太多能做的。为什么不去拜访一下客户，留在他们面前，告诉他们我们并没有龟缩在曼哈顿下城区的掩体内呢？

我们决定坐地铁前往市中心。坐地铁去开会是非常不寻常的，尤其是对于总经理级别的人来说，通常这样的人都是打电话租车。但此刻是上下班高峰期，那个客户的办公室就在地铁4号线车站附近，而且道格这个人很随和，不觉得有必要摆架子。

会议定在下午5点举行，我们等到4：15闭市后才开始往那里赶。一起走出办公室的时候，我们都有点麻木了。那年秋季的每一天，不断有已经存在了一百年的金融机构在几秒钟内消失。市场是非理性的。这是一个可怕的时间。

我们挤上地铁，上面的人满满的，我俩都抓着铁杆站着。我问道格：“你对现状怎么看？”他年龄比我大十岁，经验更丰富，我一直想找个更聪明的人问问他对这场危机的看法——尤其是领导我们组的合伙人排毒疗法先生近来根本不跟人说话。我也觉得，道格可能对公司的情况有一些深入的见解。

可是我没有得到我一直在寻找的答案。

相反，道格盯着地铁车厢的另一头，在列车的轰鸣声中说：“我花了几乎一整天跟妻子打电话，把我们的钱移来移去。”我立即明白了他在说什么——FDlC会为最高25万美元的银行存款提供担保，这家伙是在开设新的银行账户，这里存25万美元，那里存25万美元，以确保他的存款不会被周围市场的狂风给吹走。这是老百姓所做的囤积弹药、饮用水、燕麦棒、充气筏等行为的银行业版本。

道格说：“我只是想知道如果我们的大船沉了，会发生什么事情。”他的眼睛还在盯着远方，麻木地说着话，精神恍惚。“所有那些一年挣200万美元的人，他们今后打算去干什么呢？我们对社会的价值是什么？我们锻炼出了什么样的技能？”他摇摇头。“社会并不需要我们，”他说，“到那时如果我们能找到一年挣八万块的工作，就谢天谢地了。我要告诉我的孩子以后要学理科。”

这真是超现实。一方面，我们在拥挤的地铁上，必须对所说的话格外小心。我敢肯定，道格跟我一样觉察到了，我们身边的一些人似听非听地在听我们谈话，我们绝不能说出“高盛”的名字。另一方面，他讲的是在华尔街你永远不会听到的一种未经过滤的真相。这真的感觉就像一个清算的时刻，仿佛整个行业和经济即将死亡。我们在地铁上的谈话让我觉得像是电影中的场景，在这样的场景中，两个人在一架即将坠落的飞机上，此刻，他们终于可以说——也不得不说——脑子里真正所想的。

二、那之后没多久，内黛恩和我进行了一场谈话。我们已经确定恋爱关系很长一段时间了，平心而论，现在我们该考虑一下是否该一起生活了，如果我们准备要相伴一生的话。

谈话是由她开始的。内黛恩一贯喜欢直截了当。金融危机中的一个晚上，我们准备睡觉的时候，她开门见山开启了话题。我觉得，这场谈话的背景，是她的一些闺蜜跟她说，如果你认真考虑结婚，就需要有一个清单，列出财政前景，比如有什么计划，有什么目标。这是她话题的开端。但她进展得很快，非常的快。

“你将如何打扮我们的孩子？”她问我。

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因为我脑子里满是白天看见的市场上的混乱景象。

“我不知道，”我说，“我，嗯——”

“你是不是想让孩子上私立学校？”内黛恩问。

“内黛恩，咱们现在怎么谈论起这事儿来了？”

“你觉得我们结婚后我还要工作吗？”她问。

这样的盘问让我很不舒服。但是，平心而论，背景就是她对于我打算到底在财政上要多大程度地支持我的家人比较敏感：供我妹妹在美国上大学，还寄钱给我的父母。我觉得她是拿不准，如果我们结婚以后，这是否会改变。她这样想也很正常。我的重点会不会是支持我们两人的小家？她显然是想确保我是这样想的。我跟她说的总是：“求你了，我会挣到足够的钱，不论是支持哪边，这都不会是一个问题。我两边都可以支持好的。”但是内黛恩很坚决，她不想生了孩子之后还工作。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同意她的意见。我一直认为，无论谁是我孩子的母亲，无论如何都应该专职来照顾孩子。我希望我能为我的妻子和我的家人提供足够的财政上的支持。我认为这是一件非常特别的事。但是她希望有一个明确的承诺，毫不含糊，甚至是以书面的形式。

我觉得自己没有退路了。所以，我再一次说了一直在说的话：“嗯，这将取决于我们的财务状况是否允许一个人不工作。”

她看着我的神态似乎是说：答错了。

我试图恢复过来，阐明我的立场——我跟内黛恩一样，要尽可能地诚实。“我只想要一个队友能以正确的方式支持我，我也会以正确的方式支持她，”我说，“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两个人都必须工作。这只是意味着我们两个都会为我们的关系做出应做的。”

她又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她想要的答案显然是和她的问题一样的具体。但是我们的谈话继续下去了，我们最后（很自然地）得到了结论，在非理性的市场中，在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金融危机中，说起钱我们都心惊肉跳的——更不用说下周我是否还能有工作。

我们决定削减去餐厅和打出租车的支出（很多在华尔街工作的人每年仅在的士上就可以花1万美元）。我们决定不再一星期有两三个晚上都下馆子，而是改为每星期一次，而且尝试更多地自己下厨。而且内黛恩是营养师，厨艺很不错。我们开始想各种办法来省钱。有时候，我们还做过头了，正所谓小处精明，大事糊涂。

11月，一个寒冷的星期六晚上，我的好友亚当在东城一间酒吧举办了个生日宴会。我们第一次认识是暑期一起实习的时候。东城不是在下东区，而是在阿尔法伯特（Alphabet）城区，从最近的地铁站步行过去至少也要10到15分钟。（我总是跟亚当说，他的脑子对数字很敏感，但对于选择派对地点却很糟糕。）派对开始得很晚，大约是晚上11点才开始。内黛恩觉得太累了，不去了。我住的位置是在上西城，在81街和西区（west End）。走出公寓楼，拦住一辆出租车，这本来是世界上最容易的事情，可是到第一街大道和Z大街（我也说不准是到哪儿）却需要30块钱。聚会结束后，肯定是凌晨两三点了，那时候谁还愿意乘地铁呢？这样一来，还得再花30块钱。

我决定开始我们的财政紧缩计划，乘坐地铁：1号线到时代广场（Times Square）、公交车去大中央（Grand Central）、6号线去布里克街，然后F东线去第二大道。中间三次换乘。三次漫长的等候。还要步行15分钟到达餐厅。整个过程到了凌晨2点，还要完全倒回来重新来一遍，而且是在11月寒冷的夜晚。

我省了60块钱。

而我的年薪是40万到50万美元之间。

但是，谁知道来年一月份我是否仍然能挣到这笔钱呢？每一秒钟，它都可能结束。

三、我的父母要从南非来了。我的父亲要来参加美国的药剂师考试，我的母亲则是来看看。我已经说服了58岁的父亲重新学习准备这场考试，我轻轻地但是稳步地试图施加压力，让父母都到美国来定居，好逃离犯罪率不断上升的约翰内斯堡。此时是12月了。他们在一个星期天下午降落在肯尼迪机场，我和内黛恩准备去接他们。此时我俩都认为应该坚持节约型的理性的经济计划，于是决定坐地铁去飞机场。

这是一趟前往下东城的非短途旅游。首先要坐1号线到哥伦布圆环（Columbus Circle），然后转A列车，经过很长很长的车程穿过布鲁克林，进入皇后区，超过霍华德海滩很远，到达约翰·肯尼迪国际机场。整个车程是一个半小时。我们觉得坐地铁是一种美德。接到了我的父母后，我俩有点小矛盾。他们俩刚刚经历了21个小时的飞行，从约翰内斯堡来到纽约。我的父亲拖着两个巨大的行李箱，里面填满了沉重的教科书，是为准备他的考试学习用的。我们当然可以坐出租车从肯尼迪机场前往药店连锁机构要求考生居住的假日酒店吧？

我的母亲总是担心我为家里花了太多的钱，根本就不答应。内黛恩同意她的意见。我被多数票否决。因此，我们拖着他们的行李来到地铁站，穿过布鲁克林的荒野——在那里我们还要换乘两次，拖着行李箱上下地铁站的台阶。这真是惨无人道，但是我们那一天节省了120块。

高盛没有沉没，可是风暴仍在继续肆虐，想要生存下去的人必须彻底改造自己。如果你足够幸运，作为销售人员身边还是有一些很大的客户留下来，那么做到这一点的一种方法，就是进入超速状态，比任何人执行更多的挣到面包和奶油的业务。这非常艰难，因为客户不愿意承担风险。他们缩手缩脚，呆立不动，只知道坐以待毙。另一种方法是设法说服客户购买结构性衍生产品（又称“黑匣子”），这可能会暂时给他们一些希望：“你看，市场真的是惊慌失措了，但是如果你买了我们的GoldDust2000产品，就不会损失10%，而是只损失2%。”由于这些结构性产品是由卖给他们的银行创造的，并没有广泛地进行交易，它们带着人们期望从任何定制的产品身上看到的印记。这些隐晦的承诺在法律上是没有问题的，因为在20页的免责声明上，在这个文件上的某个地方会有一行写着：“这可能会或可能不会准确；我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相信我们在告诉你；我们可能会或可能不会有相反的观点……”

整个21世纪头十年里，华尔街创造了复杂的金融衍生品以帮助如希腊和意大利等欧洲国家的政府掩饰自己的债务，使它们的预算比实际看起来更健康。这些交易为银行产生了上亿美元的佣金，但最终却帮助这些国家以及他们的财政问题走上了下坡路。这些问题无法解决，最终导致了欧洲主权债务危机，目前全世界正试图合力应对。

但是这种金融产品并不只是卖给国家政府，许多城市也陷了进来。高盛曾出售给奥克兰市一种衍生工具，被称为“交换”，以帮助该市保护自己免受利率上升的影响。该产品最终事与愿违，现在奥克兰市每年要花费数以百万计的钱来补窟窿。2009年，摩根大通被迫向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支付7亿美元，以解决其向亚拉巴马州人口最多的杰斐逊县销售结构性衍生金融工具，结果将后者推到了破产的边缘上的问题。

结构性衍生产品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带来短期的利润，当然它也有巨大的潜力可以带来短期的损失。但是，当客户都惊慌失措的时候，你不会告诉他们可能存在的不利方面。这些都隐藏在合同末尾用小字印刷的10页的免责声明里。大多数客户对这些小字的关注程度，跟大家从iTunes下载音乐的时候按下有关版权保护条款页面下方的“接受”按钮时的关注程度是一样的。

购买这些结构性衍生产品之一，有点像走进一家商店，买了盒金枪鱼罐头。罐头盒上清楚地写着“大黄蜂金枪鱼”，还印着一个可爱的小标志。你回到家，大多数时候能够享用到美味的金枪鱼。可是，假设你回到家，打开罐头，却发现里面是狗食。怎么会这样呢？你大惑不解。他们明明告诉我是金枪鱼啊。然后你再看看罐头盒背面。在那里，用几乎分辨不清的小字印着一段话，似乎是“内含物可能不是金枪鱼。可能含有狗粮”。希腊、意大利，利比亚投资局、奥克兰市政府、亚拉巴马州等，以及其他无数的捐赠基金和基金会，在打开他们的罐头盒之后，都发现里面是狗食。

在这条道路上的某一个地点，高盛不再是以前那样的市场创建者的角色。以前在面临危机的时候，不管环境多么混乱，高盛也会为了帮助客户挺身而出，承担风险。现在它已经不会这么做了。该公司对于想做什么样的，不想做什么样的业务，不再挑剔了。只要它能保证利润和损失平衡，甚至可以不惜牺牲声誉。这是自从“9·11”之后开始迈上的一条很长的路。那时，公司的主要任务是为客户提供方便，巩固他们的位置，让市场重新启动和运行起来。当时，还不是利用我们的客户和竞争对手的弱点的时候；现在，则是不应该这么做。

那时，我们说：“到我们这里来吧。我们准备好了伸手帮助大家，因此我们才会在这里。”现在，有客户打电话来寻求帮助（“能告诉我10000份沃达丰看跌期权的价格吗？”这个战略是用来保护他们持有的沃达丰股的）。我们说：“对不起。市场太残酷了。目前充满了风险。”我们已经撤回吊桥，抛下我们的客户让他们自谋生计。（记得危机期间，我认识的一个销售代表说：“有客户打电话过来，我们要是表现得不愿帮助他们做业务，其实就是等于跟他们说，去你的吧。”）

最后，高盛真的已经变得越来越像一个对冲基金，它更多关心自己而不去帮助客户，只做那些看来会给自己赚很多钱并能保证生存的交易，一个完美的例子是鲍比·施瓦茨（Bobby Schwartz）利润丰厚的势力范围。

在雷曼兄弟破产前，有一大块的对冲基金进行了错误的交易。这些资金几乎都是“做空波动性”的操作。换句话说，他们打赌，一般而言，市场将基本保持平静，即使这个过程中可能有些短暂的小动荡。学术研究表明这一策略在较长的历史时期内是有效的。问题是，这些对冲基金并没有预感到会出现“黑天鹅”事件。“黑天鹅”是纳西姆·尼古拉斯·塔勒布（Nassim Nicholas Taleb）创造的一个术语，以此来解释千年才会出现一次的，人们不希望发生，而且模型无法预测的事件。

2008年和2009年我们看到一系列“黑天鹅”事件，统计模型依据历史会告诉你这不可能发生。标准普尔500指数正常情况下，平均每天的波动在1%上下，然而，现在已经有很长一段时间，市场的来回摆动每天都超过5%，是正常范围的五倍。没有任何电脑模型能预测到这一点。

市场在动荡中崩溃，基金也遭到破坏。因为账面上的数字太差，他们基本上就已经无法交易了。于是突然间他们需要放开一切，需要将手头所有的衍生品出手。恰在此时，鲍比乘虚而入。

客户打电话给他，惊慌失措地说：“我要立刻摆脱这一切。你给的价格是多少？”鲍比会报一个很高的价。高盛在这些客户身上收取很多佣金。在危机中的一个阶段，施瓦茨每天通过他的交易会给公司带来200万美元的收入。在一定意义上（一个非常愤世嫉俗的人会说），高盛因为收取客户的佣金太多，加快了客户破产的速率。但那时市场处于动荡之中，我们当然必须收取高额佣金，因为为交易提供便利，也是要冒很大的风险的。然而，这样的事情总会有一个中间地带。

它就像场火灾后受损物资的大甩卖。而且公司还因为鲍比的这些交易奖励他。2008年很少有人升职，这一年的经理培训班的规模也是多年来最小的。但是到2008年年底，鲍比的名字出现在了新任经理的名单上。人们没理由嫉妒他在金钱上的成功，毕竟，他只是在干自己的本职工作，并且他确实擅长这项工作。但我记得自己是这样想的：欢迎来到高盛领导层这个风云变幻的世界。

企业文化和道德似乎成了过时的价值观。这里可以借用伟大的吹牛老爹的热门说唱歌曲名加以解释：“这完全关乎本杰明。”如果你在正确的时间处在正确的地点，如果你是销售代表，手头正好有正朝着出口跑去的客户，而且你的直觉告诉你如何利用这些大赚一笔，那么你就会有大大的发展。公司会让你晋升，给你优厚的待遇，不出多久，你就会是公司的领导者之一。这是从2008年开始高盛采取的管理其领导职务的新模式。

那年12月，鲍比拿到奖金后装模作样做了一个立正的姿势。2004年发生了这么一件事，我们的衍生品团队在汉普顿的野餐会上，达菲看到鲍比整个下午都在玩橄榄球，就开玩笑说：“老兄，你要是投球跟个娘们似的，我就扣你今年1万美元的薪水。”这样说之所以好笑，是因为达菲有权决定每个员工的奖金，他可以在年终时轻易扣掉任何人1万美元。不过从那时往后差不多4年，1万块对于鲍比来说，只是一个零头罢了。他现在玩的都是大的了。他用2008年的部分奖金在公园大道上买了一套公寓。

那年秋天，我和其他人一样感到忧惧。我的应对方案是着手进行自我重塑计划。在交易间歇期间（交易中有很多间歇），我开始尝试进行市场评论。

我的构思是记下自己关于市场的看法——我认为投资者对某条新闻会做出何种反应，我看到了什么样的模式，是否有复苏的迹象——然后以电子邮件的形式将我的短篇发出去。我想采取的路子是，我必须保持不偏不倚，不被高盛的观点左右。我决定毫无顾虑地完全依照自己所想的去写。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情况，是人们不同意我的想法。

我的榜样是衍生工具销售部的两位经理，他俩多年来都在写类似的报告。我认为这两个人就是我最好的标准，我赞赏他们陈述内容时所表现出的客观公正。他们总是用一些图表来说明他们的观念，引用公开的信息，而不是高盛的内部信息来保证客观性。他们还不时幽上一默，使像衍生品这种原本神秘枯燥的东西听起来很有趣。

10月和11月，我初次尝试写一些东西。每篇都要花去三四天时间，有时候在这些间歇的时候写，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在下班后的晚上写。写完后经过删减，再拿给合规部门，得到他们的签字认可。虽然我的本意是只把这些评论发给高盛内部的人看，但是关于这样的评论可以给哪些客户看，却没有相关的规定。写这类东西，最糟糕的就是泄露了机密的客户名称或某个特定交易，所以我努力使我写的一切都更客观，使用公开的信息，并写成论文的形式。

然后，我把这些文章拿给了我的经理导师看，请他们提意见。我问：“你觉得我的论述怎么样？有没有办法来加强论述的力度？”或者是：“你能帮我润色润色吗？”我就依照自己的风格写，但我也希望从他们身上尽可能多学一些东西。

他们从一开始就信任我，并且把我的评论发给他们最大的客户，这让我感到很欣慰。其中的一个经理把我的一篇文章发给了保罗·都铎·琼斯和他的团队，并说：“这是我团队里的‘真金白银’的权威写的，你会喜欢的。”（他所说的“真金白银”，指的是我所涉及的长期面向机构投资者类别的资金，这些投资者有资产管理公司、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等。有些人也把它称为“慢钱”——这跟“快钱”相对，后者指的是对冲基金，它涉及更多的杠杆工具，钱的进出都更快。）都铎·琼斯竟然回了信，虽然只说了一句“谢谢”，但这说明他确实读了我写的东西。收到对冲基金方面的偶像的回信，这种感觉特棒。更棒的是，那位经理对我这个评论员有足够的信心，于是大力支持我的评论，并转发给他最重要的客户。

我的志向是成为现金交易人员，成为现金客户的发言人，这就像我的导师一样，他是以写宏观对冲基金的动态和趋势而出名的。我试图建立起一个利基市场，成为了解资金流动的一个内部专家，这也是众人所关注的问题。谁在买入，谁在卖出？散户投资者是否对共同基金进行了投资？养老基金权是否将他们的资产类别分布从固定收益调整到了股票上面？对冲基金是否增加了在E-mini期货上的投机性做空立场？一天中特定时间的交易量或趋势，能否告诉我们市场可能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我找到了办法，将这些东西整合成一篇关于它们对资本市场可能带来的影响的论文。

从本质上讲，宏观对冲基金对实际货币的动态很有兴趣——即使对冲基金做了很多的交易，它们通常也仅代表了美国股市约5%的所有权。市场上真正的鲸鱼是管理动辄万亿美元以上的资产的共同基金、养老基金和主权财富基金。这才是真金白银。当实际货币在一段时间里开始流动，整个市场也开始随之而动。同样，因为对冲基金有能力每时每刻影响市场，我的客户对对冲基金的动态十分感兴趣。

很快我就遇到了金矿。世界各地的写作者都会说，他们写的东西忽然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这让他们感到很惊讶。对于我这样的初学者来说，自己写的东西能引起重视就已经让我感到惊讶了。2008年12月11日，我30岁生日那天，我发出了自己的第三篇市场评论，它在高盛内外引起的关注，超出了我的想象。

那时是奥巴马当选一个月之后，尽管他承诺给公众带来希望和改变，而且他与重要的华尔街人物很亲密，如摩根大通CEO杰米·戴蒙，美国瑞银集团的董事长罗伯特·沃尔夫，但是市场上仍然弥漫着浓厚的末日的气氛。我自己也在寻找希望，而对于在哪里能找到希望，我有坚定的想法。

我的作品所关注的东西，很多人都有所察觉，但又没有充分认识——这是有关“干燥火药”的概念。金融危机期间，所有的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开始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卖出，而他们不停地卖出更深化了这场危机。结果，各家基金积累起了一个巨大的资金池，这就是“干燥火药”。（这是个古时候的军事术语，指的是要注意保持火药干燥，不要受潮。）上千亿美元的资金都只是作壁上观。

我的那篇文章中的观点是，虽然大家仍在卖出，但是最终现金供应会变得非常之大，所以它一定会回到市场上寻求回报，无论世界那时变得多么好或多么坏——这将产生重要影响。所以，我想出了一个框架，说明了如何跟踪干燥火药的分配，并说明这些分配动向预示着怎样的市场方向。

高盛内部的反应令人激动。那天，交易大厅一侧的会议室里，内部晨会上我跟大家讨论了这篇论文。当时所有合作人和经理都参与了。整个交易大厅里，一位最受尊敬的销售人员立刻插话进来：“伙计们，大家今天都得读读这篇文章，华尔街每个人都将谈论起它。我已经把它发给了我三个最大的客户，而且他们很喜欢。我想让大家把这篇文章发给自己所有的客户。”

每个人都照做了，这篇文章被发给了数百个，甚至上千个客户那里。在接下来的几天中，有好几个合伙人来到我的柜台前，拍着我的背说：“这东西棒极了。继续努力啊。”他们似乎都赞同这一点：写下并发出这样的评论，是表示与客户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种方式，可以向他们表明，我们在为他们的利益着想。

我认为，我的文章受欢迎的另一个原因是，人们被吓坏了，他们努力寻找市场可能恢复的希望；恰在此时，我的客观的，有关干燥火药的文章提供了一些这样的希望。

我给那位在众人面前出乎意料地支持我的那个销售人员发了一份电子邮件，说：“谢谢你，你的支持对我来说意义非凡。”

他回复道：“你当之无愧。在我们生活的新世界里，首要的是我们与众不同的办法。继续努力吧。”

第八章　四种客户

2009年4月的逾越节前后，经历过金融危机的狂野之后，高盛公司发生了永久的改变。从简单的结构上看，我们现在是对公司控股的银行，而不仅仅是一家投资银行，但是思维定势也在发生变化，其中变化最显著的一部分业务是公司如何处理与客户的关系。

希伯来学校里每个孩子，但凡他是半醒着，都至少知道几件有关逾越节的事，它是犹太人的感恩节大餐。这些是我们从一本叫做《哈加达》（Haggadah）的书上了解的，该书讲述了以色列人从埃及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的事。逾越节大餐有无酵饼（matzah）、纪念艰苦岁月的苦草药、4杯葡萄酒和一些好喝的汤。但每年4月，我在表姐芝加哥的房子里为25个吵闹的成人和20个尖叫的孩子筹办宴会时，我特别喜欢讨论逾越节“四个儿子”的反应：一个人聪明、一个人邪恶、一个人头脑很简单、一个人不知如何提问。

正像古埃及传说中的四个儿子，华尔街也有四种类型的客户：有聪明的，有邪恶的，有头脑简单的，有不知道如何提问的。几年来我见识了所有这四种类型的人的行为，但是市场崩溃后，我开始了解每种客户被期望发挥的新的作用。

“聪明的客户”是大型的对冲基金和机构，它们有机会获取银行家和交易员提供的所有资源。这包括调查；与正在寻找投资（或短期投资）的公司在经营方面进行交流；首次观察上市交易如lPO或资本增长；以自己的公正衍生品定价模型来估计不透明产品值不值，但最重要的一点是，人力资源——要找到真正聪明的人为自己工作。一个客户若想表现精明，它的管理人员必须充分了解到，华尔街在首次公开招股、结构性产品、自营交易上的利益冲突很普遍。因此，公司里许多以精明客户身份掌舵的人以前都曾在华尔街的银行工作过，并了解交易中所有的诀窍。

高盛现在越来越像一家对冲基金，此时精明的客户是重要的盟友。他们早就是高盛喜欢的各种贸易的业内人士了，这样他们就能与公司一起投资，并用自己的权力推动公司的投资理念融入自我实现的预言中去。高盛从来没有尝试过向精明的客户推动一些高利润的金融产品。在这些公司工作的人真是太聪明了。当交易者试图玩花招的时候，他们有相应的工具发现其中的猫腻。新组建的高盛对待这些价值数十亿美元的对冲基金和机构都是小心翼翼的。

接下来是“邪恶的客户”。他们通常也非常精明，几乎是绝顶聪明。一些资金会参与造谣，压低他们准备做空的公司的股价。另一些基金则“满街造谣”，他们试图操纵华尔街的银行，使它们相互为敌，从而渔翁得利。虽然这不是非法的，但华尔街的公司不喜欢被愚弄——它们喜欢愚弄别人。最坏的情况是有些客户，就像拉贾拉特南（Raj Rajaratnam）——他是价值70亿美元的盖伦基金（Galleon Fund）创始人，而且对待个人财产非常大方——他就常常表现出很糟糕的判断力，而且依赖内部消息做交易。2011年10月，他被判处11年徒刑。

除这些之外，还有“头脑简单的客户”。这是些大型资产管理公司和养老基金，有的经营手段之糟糕，简直是令人震惊。尽管在外行看来，高手和新手可能有同样的规模，表现也差不多，但实际上他们之间有很大不同。经营不善的公司一般规模庞大，官僚气很浓，体制过时，并且还在用传真机确认交易。它们一般都行动迟缓，有时真是太慢了。它们是华尔街完美的猎物，往往是刚尝到一点甜头，紧接着就开始品尝自酿的苦酒。头脑简单客户的代表是被高盛的交易大厅的一位资深销售人员称为“华尔街王后”的一个人。她善变、古怪、说话乖张、爱发脾气。她喜欢起用新手，一名新手叫做乔纳，一次，当这名战战兢兢的仅一年资历的分析员为她做事时，她尖叫道：“乔纳，我要是能通过电话线钻过去，我就过去咬掉你他妈的脑袋！”可怜的乔纳事后好久都没恢复过来。

虽然华尔街女王负责几十亿美元的期货、期权及其他衍生品，但奇怪的是她对业务根本不在行。她爱瞎猜忌，老是担心期货合同交易的数量不对。她会说些疯言疯语，比如“我不在乎价格是多少，我只是不希望过度交易”，意思是她不想因为意外有太多交易合同，那样如果是她的过错，老板就会找她的麻烦。华尔街的任何人听到这话都会觉得这样说完全没有道理，因为达成适当数量的合同是最基本的计算。对新手来说，每次都要计算正确。最重要的是，你的行事原则是什么？你是不是低买高卖？价格是多少？女王的古怪之处，更由于成千上万的人的退休金与她的决策过程息息相关，而更显得怪异得离谱。

我们过去总是握着华尔街女王的手，把她真的当作女王一样看待。我们觉得，如果她做错了事，或是要做出糟糕的决定时，我们有责任告诉她。但可悲的是，华尔街女王是华尔街上很多人想要猎获的客户类型。

第四种类型呢？这种客户不知道如何提出问题。这是最可怜的地方，因为这些客户不仅头脑简单，还容易轻信他人。他们往往是一些投资经理，责任是管理警察、消防员和教师的养老金等，他们也可能经营慈善机构或基金。在全新的华尔街，在市场动荡期间，兼并行为此起彼伏，这些人就成了大象交易的目标对象。

举个例子，假设一个客户住在俄勒冈州的山区，管理着几十亿美元的国家养老基金。在他的圈子里，他是牛人，觉得自己是个有经验的投资者，但他从没在一家华尔街公司里工作过。他缺乏足够的基本手段以弄清他买入的是什么，而且在2008年的危机后，他承受着收益减少的压力，必须想办法弥补。他这种人就是推销“奇异衍生品”的完美目标。这种金融产品非常复杂，但是它们却可以被包装得像结构性产品，让客户看起来觉得简单多了。希腊，以及美国奥克兰市、亚拉巴马州杰斐逊县所购买的金融产品都和这些类似。

这些产品被称为“奇异衍生品”是有充分的理由的——这些产品非常复杂，让客户弄不明白自己给了银行多少钱。“奇异衍生品”需要非常复杂的金融模型来准确定价，并且银行经常是派最精明的金融分析师制定模型并对其定价。

高盛的威望遇到不知如何提问的客户会很有效力。客户觉得，他是在与华尔街上最聪明的人做交易，自己干吗还去做那些数学题呢？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加里·科恩和首席财务官大卫·维尼亚等人真的是华尔街上最聪明的人，他们真正理解衍生品，知道它的固有风险，也了解它的理论基础。另一方面，美林、贝尔斯登和雷曼兄弟之所以陷入绝境，就在于没有搞清楚其账目中的风险。

这些不知道如何提问的客户，在2009年没有注意到高盛对客户的责任意识已经削弱了。每年，这类客户中的某一个就可能出现在高盛前25名客户名单上——它们之所以上榜，是因为他们交给高盛的佣金多，而不是管理的资产或投资回报多。看到一个全球性的慈善机构，或教师养老基金排到了这种名单的前25名，真的是令人非常不安。

逾越节后，我回去上班，笼罩交易大厅的阴霾似乎已经略微散了。3月的时候（节前），市场创下新低，包括我们在内的银行股票仍然不断遭受重击。即使政府为最大的银行注入了数千亿美元，人们仍然非常担忧有毒资产还在资产负债表中徘徊。多亏高盛具有出类拔萃的风险管理能力才度过了危机。市场波动时，衍生工具柜台赚的钱最多，于是在2008年和2009年年初，高盛所有的衍生工具柜台都是赚钱最多的。这笔意外之财不是因为我们替客户挡了子弹而获得的，而是很大程度来自客户的惊慌失措，他们即使交易失败，也必须付给我们大量的佣金。

一旦最后的危机行业也摆脱出来，华尔街又拿出了自己的看家本领——它看到了市场的巨大错位，开始盘算着如何采取行动。18世纪英国著名的金融家罗斯柴尔德男爵（Baron de Rothschild），就曾预见了这一点（高盛和华尔街的其他银行不久后就开始这样做了）：“市场上血流成河之时便是买入之际。”

用外行话说，就是高盛认为市场将迅速平静下来，并准备下注于这一预测。在2009年年中之前，市场复苏的迹象尚不明显，在衍生产品市场高盛的一些最聪明的交易员就开始注意到一个异常现象：衍生工具的价格暗示着未来十年的趋势，即我们将继续看到类似雷曼兄弟倒闭后9个月里所经历的那种前所未有的波动。可是这种混乱和不可预测性能否持续十年，并且不减弱？当然，情况会平静下来——也许不是马上，但肯定在不久之后。自从大萧条以来，资本市场从没有过长达十年的动荡时期。而且现在政府已经表明，将通过为银行注资，并施行8000亿美元的经济刺激计划以帮助经济复苏。谁也没有想到，被动的赫伯特·胡佛的错误会再犯一次。

因此，高盛和华尔街的其他银行，加上一些精明的客户，开始按照行情看涨来下赌运作，认为市场将开始回温，动荡将开始减弱。很多投资者通过一个名为“十年S&P500指数变化交换”（ten year S&P 500 variance swap）的衍生工具进行贸易，这是种场外交易产品，流动性非常小，不透明。

引人注目的是，另一个精明的投资者也想出了类似的想法。大神沃伦·巴菲特以前将衍生工具称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他也注意到了这一点错位，并做出了类似的下注（尽管使用不同的策略）。

从2009年年中至2010年年中，随着市场恢复和波动减少，华尔街的银行和客户挣了好几亿美元。从许多方面说，下注认为市场将平静下来是个非常高明的做法。当然，这也是个勇敢的做法。2008年年初贝尔斯登破产后，很多人认为它的破产只是一种反常现象，最严峻的时候已经过去了。许多对冲基金认为此时市场开始企稳，结果大错特错，许多家基金破产了。有正确的投资理论只成功了一半，知道什么时候把想法付诸实践，可以说是更重要的。最漂亮的一部分是高盛旗下选择做空的精明客户越多，长期的波动性就会减弱得越多。

但是2010年夏天，这一策略却遭遇了意外，由于很多人听到了采用此种立场的消息，于是同时开始买入，以致出现了一个巨大的短期拥挤。在2010年7月20日，高盛第二季度盈利电话会议的首席财务官大卫·维尼亚将陈述一个自己的责任：“由于需要满足特许客户和更广市场的需求，本季度我们面临一个短期的股票波动。由于本季度价格波动剧烈，股本衍生工具的季度业绩不佳。”

但是，真正的问题是：是否如维尼亚说的那样，设计这项交易主要是为客户服务的？还是由高盛和其他华尔街银行的欲望驱动，为了进行某场赌注？我认为是后者。

我在琢磨这类问题（公司是把顾客当作客户还是对手）的时候参加了被称为“松树街”的独家高盛领导课程。以杰克·韦尔奇在通用电气开创的克罗顿维尔管理发展中心（Crotonville Management Develop-ment Center）为基础，松树街在汉克·保尔森在任时期开始进行这种培训，以确保公司的领导和文化不会因为高盛上市而被冲淡。最开始的时候，这种系列的研讨会只有总经理才能参加，但是后来副总裁，甚至经过筛选的客户也可以参加。我选择了我最大的客户的总裁来参加。

在培训班上，一些富有领导思想的领导人，其中包括比尔·乔治和高盛的董事会成员等，谈到了公司领导人应该如何行为处事。乔治是美敦力公司（Medtronic）前CEO，后成为哈佛商学院的教授，他撰写了《真诚领导》（Authentic Leadership）一书。一位科学家给我们讲了斯坦福大学的棉花糖实验，该实验让一些孩子独自留在放有棉花糖的房间里，测试人员告诉孩子如果能等到他回来再吃棉花糖，会得到额外的奖励。有些孩子等不及，狼吞虎咽地吃了棉花糖，其他一些孩子等了等然后也吃了，还有些孩子一直等到测试员回到房间才吃。接下来的40年里，研究人员对受试者进行了追踪研究并发现，能够把吃糖的欲望推后时间最长的人最终成了领导者，而“小馋猪”则没那么大成就。我突然想到，与传统高盛典型的“长期贪婪”相比，在我们的交易大厅里，我看到的是更多的“小馋猪”和对“即时满足”的需求。

就在这个时候，我的个人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动。2009年3月15日，股市跌至谷底，是危机以来的最低点。恰巧也是在这一天，我和交往三年的内黛恩的关系也跌入谷底。我们分手了。一段时间以来我就有预感，而且越来越感觉，从长远来看，我们可能不适合在一起。我们在一起很开心，各自也喜欢对方的陪伴，而且我们都是犹太人，看起来我俩像是天作之合。但事实并非如此。一直以来，在很多重要的事情上我们都存在分歧，却从未找到过折中的办法。这让我们各自都很疲惫。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没有沟通。随着金融危机加深，我们各自对未来也都有着深深的担忧。我很担心我的事业，我的生计，以及我们的感情如何维持下去。而内黛恩担心我是否适合做她的丈夫。她已经30岁了，因此觉得是安定下来的时候了。在今年的前几个月，金融气候非常不好的时候，她越来越经常地问到我，想知道我和她想的是否一致。

在我内心自私的一角，我需要有人对我不离不弃，尤其是当世界分崩离析的时候，更希望我们可以像原来一样继续下去。但她一直在追问我们俩的关系将来会如何——她当然有理由这样做。终于，我告诉她，我觉得我们无法走入婚姻的殿堂——就是这样。生活就是这样的不公平，有一些事情，它们是那么美好，那么有趣，却不属于你，你必须学会释怀。

我俩这时分手，时机可能是最糟糕的，至少当时来说是的。在我的事业和感情生活上，很多事情都一团糟。我暴饮暴食，变胖了不少，一整年都没有去过健身房。在随后的几个月中，健康计划对我帮助颇多。我开始几乎每天都锻炼（跑步，不是跳尊巴健身舞），连续数周戒酒，不再吃熏牛肉三明治。而在危机期间，我整天埋头在办公桌上，三明治是我的主食。前几年，一个老销售员给我们团队提出了一些很好的建议：清淡饮食，身心愉悦。慢慢地，我开始感觉好了起来。

高盛的首席财政官大卫·维尼亚总是给人深刻的印象，每个季度高盛发布其盈利报告时，他都是公司的公众形象代表。他又高又瘦，生在纽约布朗克斯区，上过联合学院和哈佛商学院，在公司已经工作了32年。他会定期与所有的商业记者和研究分析师进行电话会议，让自己接受询问。他必须能够回答出任何问题，必须记住所有的数字，信手拈来，但也必须小心，保证自己不会祸从口出，不自证其罪，不说任何蠢话。

你可以想象，如果你不是维尼亚，那么在这种类似审讯的过程中，你很有可能大错特错。雷曼兄弟曾有个名为艾琳·卡兰的CEO，他富有魅力，人长得也帅。但是在电话会议上的表现却非常差，跟一位对冲基金经理大卫·艾因霍恩（David Einhorn）话不投机，结果更加坚定了艾因霍恩做空雷曼兄弟股票的决心，并使该公司遇到麻烦的传闻传播得尽人皆知。

2009年3月19日，大卫·维尼亚与记者和研究分析师举行了两个小时的电话会议，解释公司在政府救助AlG上的参与情况。高盛每个人都仔细倾听。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他的表现非常之成熟。面对专家的刁钻问题，他成功地让人接受了一个从根本上说来自相矛盾的说法：高盛被拖欠数十亿美元，与AlG的信用违约掉期，对冲到这种程度，如果AlG已经破产，我们也没什么；但是另外一方面，高盛完全有理由全额接受129亿美元的AlG的救助资金。AlG给高盛的抵押贷款证券提供了保险，当抵押贷款市场崩溃时，高盛希望拿回保险金——即使我们是做空市场。该公司的崩溃加倍了，像任何保单持有人一样，我们希望拿到钱。

公司内部和华尔街的从业者都说，维尼亚是最好的CEO。我常想，如果是由我来决定派一个人到竞技场，维尼亚将在首选之列。他有一个出了名的策略。当一些研究分析师问他一个很难的问题：“大卫，你认为这些数字和那些数字相当于40亿美元吗？”维尼亚会毫不犹豫地用一个词来回答：“不。”或者是“是。”如果他想说得更精确些，则会说：“其实，是38亿美元。”没有进一步的阐述。

接着是深深的沉默。接下来，同样的事情会反复发生：提问的可怜的分析师因为紧接着的沉默而十分慌乱，并缺乏具体的回应，所以最终他只能谢谢维尼亚。对此，维尼亚总是给出相同的答复：“不客气。”高盛中很多人认为这是“去他妈的”的官方说法。也就是说，维尼亚什么也没透露给这家伙，而现在他让对方滚蛋。无论维尼亚何时进行电话会议，我都会聆听。这家伙像是一个角斗士。

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都会满怀兴致地收听他的特殊的电话会议——高盛还在为生存而挣扎，这个人就是我们派出去为我们而战的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聆听温斯顿·丘吉尔的讲话时，一定会有非常相似的感受。维尼亚有能力镇定而且中肯地解决这些极其复杂的问题，在这一点上，我敢肯定每个人都和我一样体验到了胜利的感觉。在这危机最严重的时刻，每个高盛员工的本能仍然是保护公司。

但有趣的事情发生了。随着时间的推移，维尼亚的争辩开始散发出一定的气味，不是玫瑰的芬芳，或新鲜出炉的面包的香味，或清脆的百元大钞的气息。这是明显的利益冲突的气味。他的论点是，如果高盛在AlG美元的债务上没有全额收纳，纳税人的利益肯定会受到损害。但是他的话听起来与2009年杰出的成绩相比越来越不让人信服。

3月15日（对我个人来说也称为与内黛恩的分手日）从最低点起，到当年年底之前，市场会稳步上升，中间很少出现挫折，这简直是疯了。我几个月前写的关于市场重新有了活力的评论被证明是正确的。回想起来，我应该直接去亚特兰大城，因为我清楚地发现，我非常善于预测。

起初，没有人预见到这一点，各种情况看起来仍然很暗淡。但是每天都有一点好转的迹象，并且很快，情况就明朗起来，真的是有变化了。这令很多人感到意外。而且这不是散户返回所推动的。春去夏来，夏去秋来，大量资金积累起来的庞大现金储备慢慢地，一周周地进入市场。

我没有去亚特兰大城。我的最大的客户之一的经理告诉我，他们实际上早就根据我的预测采取了行动，而且已经通过一些大的、时机绝佳的交易获利颇丰。一位资深的合伙人，也是交易的全球负责人之一，来到我的办公桌前告诉我，在他最近一次演讲中，面对全公司范围的风险管理委员会，他引用了我的评论。这让我的自尊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我本该呼吸得更轻松。（毕竟，我近来衣带渐宽，体重减了不少。）问题是，中高层管理者中我的粉丝，以及我的客户，对我现在的工作，比离我几席位置的直属领导有更多的认识。

早春的时候，经济还未显著复苏，我的一位老板贝丝·霍万叫我去开会，她是我们团队中的联席主管（另外的一个主管是保罗·孔蒂）。贝丝有一头黑发，很有魅力，很聪明，并且像多数和她一样升至管理地位的人一样，非常强势。而在她身上，这种强势中还透露出一些无情。（一次她对我说：“坦率地讲，我们在这儿的目的都是挣大钱。”）在我眼中，她还是个走上层路线的人，这意味着她往往不太了解她底下发生的事情。我走进她的办公室，发现她看上去有些不安。她问我：“你觉得情况怎么样？我发现客户付给公司的钱并不是很多。”

我承认业务一直在下降，这是因为客户的心理比较恐慌也比较冷酷。我说：“但是，我一直在努力为客户创造更多价值，也通过写些东西让更多人能了解其中的知识。”她似乎对我说的话不太理解。她含糊地说：“哦，对了，你写的那些东西我听说过一点。你转发几篇给我看看吧。”可是她的口气听起来好像是，对她来说，我是否把这些文章发给她，对她来说其实都无所谓。为客户增加价值似乎是她最不关心的事情。

2009年秋天，高盛建成了一座宏伟的丰碑：高盛总部。它闪闪发光，耗资20亿美元，有43层钢化玻璃，位于西街200号，世贸中心西北方向几十米远的地方。这个建筑与我住过的利弗·特里斯41号只有一路之隔。当年我还是个年轻的分析员的时候，我和室友常去西街电影院看电影，当时旁边有一个很小的停车场。高盛竟然见缝插针，在这个不大的停车场上，建起了这座高楼。手头有几十亿美元，真的是能做成一点惊人的事。

工程始于2005年，那时大萧条结束了，重新繁荣起来。为率先复兴这片区域，高盛公司发行了十亿美元的自由公债，这是一种免税的债券，提供低于市场平均水平的利息，这是高盛从美国政府得到的一笔财政奖励。高盛在世界贸易中心旧址的对面，建起一座商业楼，的确是勇敢之举。

该建筑在许多方面具有重要意义。首先，高盛以前从来没有建过或拥有过一座建筑，在此之前，公司都是租用写字楼。新总部，与旧高盛的朴素低调的风气完全不同，更不用说它在人们眼中有多辉煌庞大。（唯一保留的低调传统是公司没把名字挂在大门上。上面只是写着：“西街200号”。）为了与其外观上的辉煌气度相配，Pei Cobb Freed&Partners（原贝聿铭建筑师事务所）设计了一座非常前卫的塔楼，秉承了环保“绿色”的原则，此外还具有很多特色，如在地板下碎冰冷却的空气循环系统。但为了强调排场，高盛花了500万美元，请抽象艺术家朱莉·梅雷图（Julsie Mehretu）为大堂绘制了一幅80英尺宽，23英尺高的壁画。这幅巨大的壁画上俯冲的线条和拉伸的几何形状，意在以抽象的方式表明金融资本主义的历史。壁画的宏伟壮观暗示高盛拥有巨大的财富。

该建筑的一至七层全部是巨大的交易大厅，每一层都比足球场大，并明显大于纽约广场一号的50层大厦。（衍生工具柜台以及容纳600人的股票销售部和交易部在四层）再往上是高盛的行政办公室、研究部门和投资银行部。在十层和十一层美不胜收的玻璃天花板下面，有一个54000平方英尺的健身房和一个巨大的新餐厅。整个公司洋溢着对新总部的兴奋和自豪。

关于我们何时入驻新大楼，获得最新信息的地方是位于纽约广场地下的萨尔托尔理发店。我们交易大厅里的很多人常下来做个快速的头发造型，并且下班后来做个热敷。很多大佬和有实力的人也去那里，包括汉克·保尔森以及前高盛合伙人，后成为纽约证券交易所首席执行官的邓肯·尼德奥尔。有次我在这理发，旁边是当时的纽约州检察长安德鲁·库默（Andrew Cuomo）。日子由10月转入了11月，我的理发师迈克不停地打探公司迁入的日子。“昨天科恩先生来我这里了，他说两个星期后。”他告诉我。要不就说：“哈维·施瓦茨[环球证券的联席主管]表示，不迟于感恩节。”

人们谈论起新总部大楼，话题更多地集中在新餐厅上。纽约广场一号四十三层的自助餐厅，说得客气一点，简直是太平常了。而要实话实说，那里简直是败坏食欲。相比之下，有着高高的绚丽的天花板，以及熠熠生辉的新餐厅，看起来就像个宏伟的大教堂。

然而，从我们刚入驻起——这一次股票部门做了小白鼠，他们在感恩节后就入驻了——我们就意识到，新餐厅里有些东西很不对劲。也许是管理不善，也许是风水不好，不管怎么说，这里是一派混乱。在设计或布局上，存在着一些大家难以言说的缺陷。人们不断地撞在一起，简直要撞倒对方。沙拉、三明治、煎蛋卷、烤架前常常有好几排人，总是有人要排起长队。这真是太奇怪了。显而易见的是，里面的设施不惜工本，空间也巨大无比。然而人们仍然觉得很拥挤。事情变得很糟糕，以致人力资源部发邮件称，任何人若在上午11：00至11：30或下午2：00至2：30来用餐，将获得25%的折扣。（信不信由你，还真有几个年薪百万以上的总经理，总是非常热衷于享受这种折扣。）同样的，邮件也鼓励人们去世界金融中心，采用“外部”选择（也就是外卖啦），以便减少高盛餐厅的拥挤和混乱。公司似乎无法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一些员工似乎喜欢这种早一点的特价餐。我真的有一个同事，形成每天上午11：15吃午饭的习惯，不过话说回来，他平常也这样。比如带客户滑雪时，他哪怕是在山脚下买了一个润唇膏，他也会提交一份一美元的报销单，来报销这项花费。我们老板看到这个一美元的报销申请后，没有忽视这种吝啬的行为，把这个家伙训了一顿。

“你他妈的在开玩笑吧？一个一美元的唇膏吗？你去年赚了多少钱？”我们的老板大声问道。

“是。是。是……”这位可怜的总经理嘟囔着，似乎还想替自己辩护一下。

新健身房是不一样的。与旧餐厅情况一样，老高盛的健身房位于汉诺威10号，基本上处于闲置状态，那是个没窗户的地下场所，很少有人喜欢它。新的健身馆被冠名为“GS健康会所”，蔚为壮观。从跑步机上和举重室里就可以看到纽约港和哈德逊河上壮观的景色。事实上，从我们刚搬进来，就意识到这是一个很棒的健身房！人们每天都尽早地去锻炼，基本上是金融市场一关闭就涌进去。资历浅的人很难捞着这样的机会（尽管有些人会去碰运气），但是对于副总裁、总经理和合伙人来说，傍晚是锻炼的最佳时间。“排毒疗法先生”通常在下午4点到5点之间去那里锻炼。

这里面还有一个故事。有一天，衍生品团队全体人员都收到一封电子邮件（显然四层的每个人都得到了类似的消息），邮件里写道：“任何有四手的人不能待在健身房里。”这里需要一点解释。金融领域的从业人员往往喜欢在日常生活中也使用贸易术语交谈。“手”这个术语是指正在交易的特定的指数或资产类别：例如，如果谷歌的股价是634，有人可能会说，“GooG是6手的交易。”所以，电子邮件说的是：下午4：00至5：00不得进入健身房。

其实，交易大厅里人们都传说，“排毒疗法先生”是导致这条禁令出现的原因。

传说（从来没有得到证实），“排毒疗法先生”的老板哈维·施瓦茨先生下午4点到5点之间总是在健身房。在这期间，他不想见到“排毒疗法先生”。因此，在这段时间，健身馆也不对外开放。有时候，华尔街有点像高盛一样，等级森严。

2009年获得的总报酬，包括奖金有50万美元以上。这是非常艰难的一年，能够挣到这些钱，我感到很骄傲也很幸运。在这次危机中，裁员非常残酷，在此情景下，我能有一份工作，真的是感到很幸运。

50万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但是，应该指出，合伙人所获得的报酬跟我完全不在同一个层面。在2009年高盛支付的全部16亿美元报酬中（超出了上一年47%），一个不成比例的巨大份额都给了占人员总数百分之一的合伙人。关于合伙人，情况是这样的：有了合伙人的身份，不管你干什么，你都旱涝保收，而且动辄就拿到几百万美元。风险是，如果你的老板最终发现你一事无成，他们会开除你。但是，在他们发现这一点之前的至少一到两年里，你的日子可以过得很不错。

去年12月我30岁生日的时候，是我生命中一段非常关键的日子。内黛恩和我在“自由人”一起搞了个两个人的生日派对，因为她的30岁生日只比我的晚两个礼拜。“自由人”坐落在东区的一条小巷的尽头，是一家年代久远的地下酒吧。我们租了包房，并邀请了我们的30个朋友：一半是她的，一半是我的。

在宴会接近尾声的时候，内黛恩的蛋糕让我着实惊喜。他们把蛋糕拿进来时，大家开始鼓动我做个演讲。于是我站起来说了一通。我喝了点酒，借着酒劲，说话好像有点哲理。我好像说了句这样的话：“我知道，世界处在混乱之中，现在生活对于你们中的大多数人来说似乎很艰难。但是，让我们花一些时间去客观看待事物，热爱彼此的公司，而不是让世界的纷扰影响我们太多。让我们尝试一下在12月休息休息，让我们为有个更好的2009年干杯，让我们重新焕发活力，带着更加积极的面貌迈入新的一年。”

派对结束时，我决定替所有人买单。账单超过了3000美元，但我很高兴这样做，我喜欢款待朋友们。这是内黛恩和我的里程碑，我们也是和最亲密的朋友在一起。我不希望这一切有任何的变化。

时间飞逝，我31岁的生日到了。此时内黛恩和我已经分手了，世界也变了——变了很多很多。2009年比我以前想象的更加复杂。我31岁生日的时候，正好有一个去年参加过我们的生日派对的朋友，也是我在斯坦福大学一年级结交的朋友，从底特律飞来，庆祝这个并不非常特别的日子。分手后，我很孤独，但是现在我觉得自己的状态更好一些了：更健康，也更强壮。工作很顺利，市场仍然蒸蒸日上。一个安静的晚上，我和朋友去外面玩。我们遇到了几个女孩，其中一人我很喜欢……

圣诞节和新年之间这段时间，我们仍然营业，不过没多少事做。几乎所有的合伙人都已休假了，最初级的合伙人抽中了下下签，只能留下上班，无所事事。柜台上的等级制度也是一样的：高级副总裁休假，初级副总裁留下；高级经理离开，初级经理留下。这些年来，我已经在这段时间值了好多次班。这次轮到我休假了，可以舒舒服服地休上一个星期。

我飞到开普敦去看望母亲和弟弟。那儿景色很美，夏季才刚刚开始。即将到来的世界杯足球赛令整个城市洋溢着兴奋之情。这里为此次世界杯新建了一个大型体育场，刚刚开放。我跟母亲和弟弟一起去了位于斯坦林布什的（Stellenbosch）的葡萄酒之乡。能在暖暖的阳光下和他们一起度过一段悠闲的时光，脑子里想着刚认识的那个女孩，让我感到身心愉快。生活中有这么多的东西值得期待。虽然我没有理由认为世界已经变得不那么复杂了，但我仍然禁不住地认为，2010年将是一个好年景。

第九章　“巨怪”

2010年4月16日，我去了在曼哈顿中城的南非领事馆更新我的护照。几天后我需要飞越太平洋，拜访一些亚洲的客户。我跟领事馆的人谈了一会儿，希望他们能给我加急办理。办完手续后，我走出来，那时正是清新的早春时节。这样的季节会让人爱上在纽约的生活。我不急不忙，招了一辆出租车回到办公室。我享受了几分钟的阳光，开始提前考虑我的旅程。似乎这个世界正在慢慢地痊愈，虽然过程是那样痛苦。

我期待着拜访我的一些客户，我们好几个月没见了。我们将讨论市场上的最新发展，但我们也将出去吃吃喝喝，找些乐子。这种业务的很大一部分是面对面的互动，需要懂得人情世故。我之所以喜欢销售业务，可能也是因为这一点。从事投资银行业的人会觉得在世界各地奔波几万英里去开几个会是件苦差。但我从不觉得乏味。你可以坐上商务舱，在30000英尺上空飞行的时候享受葡萄酒和生鱼片。是住利兹卡尔顿酒店还是四季酒店？与客户用餐时享受的是三星级晚餐，每人消费至少150美元。如果我有时间，还可以找一个亚洲裁缝，定做一些优质西装。（价格甚至比布鲁克斯兄弟的成衣都便宜。）此外，我会乘坐短途渡轮到澳门永利酒店（那里的景象真是让人为之发狂——澳门几乎是拉斯维加斯的翻版，只是规模小一些）。这一切哪一项是苦差事？我一直都乐于体味和享受这些事情。

但是瞥了一眼我的黑莓手机后，我的亚洲白日梦立即就结束了。

我瞪大了眼睛。市场非常不景气。事实上，高盛的股价下跌了10%多，交易量则是正常情况的10倍。这有些不对头。很不对头。我开始查阅我的电子邮件。屏幕上的每封电子邮件的标题中都出现了同样的字眼：SEC、SEC、SEC。SEC是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这是一家联邦机构，负责执行证券法律和监管金融业。

我跳上了一辆出租车，匆匆赶回在西街200号的办公室。

在回市区的路上，我开始阅读这些电子邮件。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是你读过的最糟糕的东西。

即时发布

SEC指控高盛在设计与行销跟次级抵押贷款捆绑的CDO中存在欺诈行为

我继续读下去……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称，高盛设计行销了一种综合抵押债务债券（CDO），跟次级住宅抵押贷款证券（RMBS）的业绩挂钩。高盛没有向投资者披露有关CDO的重要信息，特别是其中一家大型对冲基金在资产组合选择过程中所担当的角色，以及该对冲基金对CDO做空这一事实。

我的第一反应是：这肯定是一个政治迫害。过去的两年里，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一直在沉睡，现在它却要站出来，向公众表明它有所作为吗？它为什么不去追究那些坏人？是那些人造成了这个烂摊子，他们不负责任地冒险，搞垮了自己的公司，并使整个全球经济遭殃。

我直接的感觉是：愤怒。

出租车终于停在高盛大楼前面。我付了司机车钱，走进大堂，扫描我的ID，乘电梯到四楼。当我走出电梯来到交易楼层，我发现广阔、闪亮的空间中原本熟悉的嗡嗡的活动静止了。我看到的每一张苍白的脸上都印着惊讶的神色。人们张着嘴盯着屏幕。我扫了附近的一个电脑屏幕，立刻看见屏幕底部的滚动条上显示高盛的股价下跌了接近13%。（这是自2008年年底和2009年年初的黑暗日子以来我们的股票跌幅最大、最剧烈的一次。）在如今这种趋于平静的环境中，股价下跌13%意味着两件事：恐慌和灾难。

我赶紧跑回到我的办公桌旁，打开我的显示彭博信息的屏幕。每当彭博新闻社报道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新闻，该新闻稿会以红色字体满屏显示。这种情况不常出现。此刻整个屏幕都是红色的。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所指控的是哪种欺诈？我开始与同事们谈论，每个人都在试图搞清楚。整个楼层上人们喋喋不休讨论着我们的一项建立在CDO之上的产品（债务抵押债券，基本上是一款塞满了次级抵押贷款的“香肠”）。为什么是现在？为什么选择了我们？每个人，包括我在内，都为此感到义愤填膺。自从联邦政府通过TARP（不良资产救助计划）挽救了银行，世人就怨言四起，称有人需要对危机承担责任。数个月来“暴民意识”日益积聚。《滚石》、《纽约》杂志和《时代》周刊，以及其他报刊上都刊登了一系列长篇报道，痛骂华尔街尤其是高盛银行。痛骂它们榨取美国纳税人的血汗钱实现了自己的生存和繁荣，骂它们使用救助资金下大注，然后用赢得的钱奖励高管，让他们得到可耻的高额奖金。《滚石》杂志的马特·泰比将金融高管形容为吸血鬼乌贼，对此我感到反感。我把这看作是宣传口号。这激怒了我。他们为什么不提我们公司在帮助一万名妇女，或是一万家小企业，为什么不提我们公司正在帮助培养下一代企业家，或任何其他我们资助并传授专业知识的慈善事业？

包括我自己在内，交易大厅里的每个人对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做法，不论其实质是什么，都持同样的反应：这些家伙到底在搞什么？他们为什么不追究搞垮了雷曼兄弟的迪克·富尔德（Dick Fuld），或是搞垮美林（Merrill Lynch）的斯坦·奥尼尔（Stan o’Neal），或是搞垮贝尔斯登（Bear Stearns）的吉米·凯恩？这些人当中有些人的公司经营秘籍就是在高尔夫球场上或是牌桌上打理公司事务。他们只想整我们，因为我们是唯一做得像样的银行……

客户开始打电话进来，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

管理层已很快预见到这一点。我们被告知不要说任何实质性的东西，也不要处处为自己辩解。就说，“我们不确定，我们正在关注事件进展。”当天晚些时候，我们会有一份谈话要点清单。

在一两个小时内，我们收到一个内部的电子邮件，给了我们一些大体的谈话要点，并让我们对指控提供了一个稍微清晰一些的解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指控高盛在其设计的一份综合CDO产品的信息披露文件中有重大虚报和漏报现象。该产品被称为ABACUS 2007－AC1。

ABACUS 2007－AC1。我从来没有听说过它。坐在我身边的人也没有听说过。我的任何客户也没有听说过。这听起来就像是从另一个星球来的东西。这些在衍生产品领域的CDO交易和其他定制的产品总是被赋予神秘的、听上去很重要的名称。这是营销策略。结果，Aba-cus是高盛自2004年以来就已开始营销的一整类CDO。这一次，这个产品回过头来变成了我们的噩梦。产品的编号是发行日期。

高盛迅速做出反应，并且毫不含糊：

“在法律上和事实上，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都是完全没有根据的，我们将积极抗辩，并维护公司及其声誉。”

公司雇用了著名律师格雷格·克雷格——美国总统奥巴马的前白宫法律顾问——作为首席辩护律师。这很好，我想，虽然我直到此刻也不知道Abacus或是指控的内容是什么。让我们回击，狠狠回击。

在应付客户电话和内部电子邮件的混乱与忙乱中，科林斯先生在我们中间来回走着。“我们希望听到客户说什么。”他强调说。你无须推敲字里行间的意思就能看到高管们吓坏了，因为客户开始出现恐慌，并抽回资金。

那时我正要预订我的亚洲之旅。“我还去吗？”我问科林斯。“当然，”他说，“现在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你需要在这个时候出去。我们需要让客户看到我们，我们要面对他们。我们需要用完全正确的方法捍卫自己。”

我决定前往亚洲，为高盛的形象而战。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申诉非常简单粗暴。它说，2007年在总部工作的高盛副总裁法布里·图尔（Fabrice Tourre）将ABACUS 2007－AC1与约翰·保尔森（不要与汉克·保尔森混淆）勾结在一起。约翰·保尔森是对冲基金经理，他自2006年年初通过做空抵押贷款市场攫取巨额钱财。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起诉（同时针对高盛和图尔），产品中的按揭证券是保尔森亲自挑选的，他在挑选的时候使用了一个单一的标准：他选的是最有可能失败的按揭证券。而Abacus的失败则使保尔森狠赚了10亿美元。

投诉使图尔处境艰难，他的一些更无情的电子邮件被公之于众。由于他是法国人，这让伦敦和纽约的小报欣喜若狂。2007年1月，就Abacus即将垮台他给女友写了一封电子邮件：“现在整个建筑随时就要崩溃……了不起的法布里斯是唯一潜在的幸存者，他站在这些复杂的、高融资的、奇异的交易之间，不必了解所有这些巨怪的影响！”

概括地说，这就合理地描述了大部分结构复杂的产品市场，这样的产品通常不为其创造者或客户完全理解，它们是“巨怪”。

有意思的是，当我看到法布里斯·图尔的名字时，我依稀记得大约十年前我见过这个家伙。那是高盛为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设立的团队建设晚宴。那时我是第一年当分析员，甚至是暑期实习期间。晚宴的意图是让一些高年级的校友见见并指导低年级的同行们。那晚图尔坐在离我几个座位外的地方。他和我的一个在固定收入部（Fixed In-come）工作的朋友共事，所以我和他谈了大概半分钟。

在斯坦福上学时我不认识也不记得他，他不是斯坦福大学的本科生，我们这些本科生一般也不跟研究生说话，他们都被认为是大书呆子。法布里斯的本科是在法国念的，又在斯坦福念了为期一年的硕士，他学的是管理科学与工程——那是彻底的需要定量分析的东西。

在短短的交谈中图尔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是个典型的量化分析师，有些傻，与人交往时有些笨拙。他被雇佣显然不是因为他的个人魅力。我意识到这么说不公平。量化分析师，根据其定义，就不善于待人接物。克利夫·阿斯尼斯（CLiff Asness）不是用魅力征服世界的。量化分析师的工作是设计出复杂的数学模型，这些模型又称作“黑盒子”，这些黑盒子能使客户相信，破抹布都能变成嘎嘎新的百元大钞。

在理想的世界中，量化分析师需要保持客观，既要代表客户，又要代表公司工作。但是，量化分析师通常为交易商工作，他们靠快速交易和大笔收入赚钱，不像销售人员那样，必须维护好与客户的关系。因此，量化分析师往往把重点放在设计推进公司的发展方式上，让它对客户表现得有吸引力，但最终受益的只有一方：公司。在这方面了不起的法布里斯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与约翰·保尔森结成了绝佳的盟友，确立了ABNAMRO、IKB等绝佳的客户。ABNAMRO、IKB是欧洲的两大银行，它们损失的10亿美元被保尔森赚走了。

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发出控告后几天，世界上满是关于高盛的报道。《纽约时报》的评论员同时也是教授和前管理员迈克尔·格林伯格（MichaeL Greenberger）说，如果把2008年9月雷曼兄弟的破产比作珍珠港事件，那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采取的执法行动就像中途岛战役。在这场战役中美国海军打败了日本舰队，重新树立了自己的形象。这篇文章可够狠的。作者说，最后的问责终于到来了。美国纳税人长久以来的疑问终于将要得到答案。

他们很快会得到答案。我飞往亚洲时，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大卫·温尼亚尔、布里托尔雷以及高盛的其他代表往华盛顿赶，要赶在参议院常设小组委员会之前以“强烈应对美国证券交易委员的指控，并捍卫高盛公司及其声誉”。

我在这一时刻远离主办公室的确有些奇怪，尤其是跑到了一万英里之外。

我到达东京的时候，天气十分闷热。我特意在会议前一天赶到，好稍微适应一下时差和炎热。那里的气温绝对有38摄氏度，空气感觉像是微波炉里的海绵。即使是短时间离开空调房间走一下也是一种折磨。幸运的是，我的一个客户佐藤回来了。他是本地人，但现在在他所效力的基金的纽约办事处工作。他回来一部分是为工作，一部分是顺便拜访家人。我们通过电子邮件约好那天晚上一起吃晚饭。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听到一个熟人的声音我很高兴。

我喜欢佐藤。我们都从海外到美国上大学，并且都爱上了接纳我们的国家。他是那种我可以与之交谈的人。我们聊了几分钟SEC与高盛的风暴，对于参议院将如何对待劳埃德等人以及高盛如何为自己辩护我们都表示出极大的兴趣。C－SPAN将在东京于当地时间当天晚上对听证会进行现场直播。突然，我们同时想到：我们为什么不取消晚餐，去观看听证会？

“你来我妈家吧？”佐藤说，“我们可以边看电视边吃零食。”

我在酒店收拾好，睡了个午觉，冲了澡，然后前往佐藤母亲那里。我知道他们家相当富裕，但我并未想到到底有多富。原来，他们在城里一个非常漂亮的地段拥有一座8层的公寓楼，多位家庭成员住在不同的楼层上。这是一款外观时尚、坚固的建筑——不像纽约那里的建筑那样华丽得近乎疯狂，而是优雅且低调。公寓空间很大，有开阔的房间和高高的天花板。佐藤在那里等着迎接我。我很惊讶地看到有一男一女两个仆人站在旁边，两人一言不发，但是非常警惕。佐藤笑了。“来，请坐。”他说。

听证会还没有开始，大屏幕上播的是C－SPAN的节目。一个仆人开始端来零食：一盘新鲜的水果，一碟异国情调的开胃小菜。他还不断端来食物。所有东西都很好吃，但也许那是时差和38摄氏度高温的影响。然后佐藤的母亲走了进来，她是一个文静的淑女，非常注重礼仪。那天她穿着传统服饰。我礼貌地握了握她的手。我觉得这一切都突然间变得相当的超现实，感觉像是在拜访一位朋友而非一位最重要的客户。我们即将观看高盛接受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主席参议员卡尔·莱文（Senator Carl Levin）的质询。我同时感觉既舒服又有点不自在：身处充满异国情调、舒适奢华的地方看电视直播我很高兴——而且竟然是在我客户的母亲的房间里！——但从公司方面考虑我又充满警惕，觉得还是小心为妙。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真的是奇怪至极。佐藤和我认真观看时，他的妈妈不停地插话，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既不能失礼，同时又得集中精力观看。

我：是，旅途不错，佐藤夫人。对了，您的家棒极了……

电视上莱文（冲着我的一位同事大声说）：你没有遗憾？你应该有很多的遗憾……

莱文准备开始咕哝。拿着话筒的其他议员中，有些人咄咄逼人，对于金融了如指掌，而另一些只是很生气，情绪化，同时对金融知之甚少，专业知识少得令人难以置信。高盛的证人有大卫·维尼亚、前按揭部门的负责人丹·斯帕克斯和他的三个前下属，包括了不起的法布里斯本人。他们看起来从容不迫，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听证会上真是极少有人能这么从容。莱文诘难斯帕克斯的那一段后来非常出名。他逐字引用高盛内部来自斯帕克斯老板的电子邮件，那是有关Timber-wolf的CDO：“天啊，那个Timberwolf是个臭不可闻的交易。”莱文接着问斯帕克斯，“2007年6月22日后你把那项臭不可闻的交易以多少钱卖给了你的客户？”莱文似乎揪着“臭不可闻”这个词不放，他又说了五次，就在国际现场直播电视上，在美国的诉讼过程中。臭不可闻的交易。臭不可闻。臭不可闻。一遍一遍又一遍。

在深夜，在一个安静的客厅里，一万英里之外，那效果既是滑稽又是可悲。佐藤和我都笑了，但我的笑声很紧张。虽然我们可以取笑一些参议员，指出他们对金融一无所知，但对我而言，高盛在听证会上接受质询这一事实可不是玩笑。这对一个以保持良好声誉而引以为傲的公司来说是有可能出现的最坏的事情。

在必要的时候，我觉得需要在佐藤面前为自己和我的公司辩护。但这无济于事。佐藤的反应很冷淡。他觉得听证会无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嗯。坐在你的客户的母亲的房间里看自己的公司接受质询，还是在异国他乡，而且房间里的每个人都睡着了——这种离奇的怪事真是让我难以预料。但我静静地观看着。

最后，劳埃德出场了。在莱文一番连珠炮似的发问后，维尼亚看上去有些疲于应对了。劳埃德也同样处境维艰。高盛并不擅长这个：面对公众，成为众矢之的，经受质询，这不是我们的强项。我们从来没有练习过这些本领。人们有这么一种感觉：劳埃德和那天经受诘难的高盛其他人员都没有赢的希望。这个审判就是做给人看的。最好的结果就是，他们没说出什么太糟糕的话；最坏的情景则是，他们没说什么显示高盛有罪的话，活着从法院出来。能看出来，劳埃德在里面很恼火，但他仍在尽力反击。劳埃德一直强调的一点在我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在销售和交易业务中没有信托责任；我们没有责任按客户的最佳利益做事；我们不是在给客户“建议”；我们只是给大佬们（即大机构投资者）的交易提供便利。我当时想到的两点是：从来没有人跟我这么说。我每天都建议我的客户，告诉他们我认为对他们是正确的事。如果我们只是匹配买家和卖家的“交易猴子”，那我们干吗还要销售人员？第二，他在辩词中提到“我们这里都是大佬”，说市场是一个平等的竞技场，这话非常的空洞。很明显的，在任何情况下，高盛知道的都是最多的，因为它可以看到买家和卖家都在做什么。

我看了看佐藤，他还在睡觉。我轻轻地用胳膊肘碰了他一下，说：“哎，我得走了。非常感谢你们邀请我。”我打了辆出租车，回到酒店，继续看接下来的听证会，直到凌晨时分。虽然我很疲惫，可我一直看到最后，直到旭日东升。

第二天的会议是正式坐下来与佐藤的老板的老板的老板开会，那是该基金的负责人。在几年间我与这个人见过几次面。他是个中年人，很威严，待人彬彬有礼——而且透着日本文化中的那种拘谨保守的劲头。

这是一个重要的会议，所以在高盛当地办公室里我花了一上午与当地一位合伙人检查谈话要点。他是土生土长的本地人。他在高盛工作很长一段时间了，但令我费解以及令我很多同事也困惑的是，这个家伙并不是特别熟悉基金或其工作人员。很多人都疑惑，这家伙怎么能成为合伙人呢？但事实证明他是一个交易合伙人。而正如我已经说过的那样，交易人员往往有点内向，他们进行风险管理但不像销售人员那样多地与客户打交道。他恰好是办公室里级别最高的人（对他来说有点尴尬），而现在需要我这个住在纽约的南非犹太男性要把他第一次介绍给高盛的客户、基金的头目，虽然他们两人的工作地点只隔了十个街区。

我们步入了会议室。在我们的准备中，我和当地的合伙人设想了几种可能的情形——显然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调查会被提及——但我们并不清楚事情会变得有多糟。握手寒暄之后，基金的头目立刻提起了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的指控。他开门见山，没有废话。

这位通常极其优雅谨慎的数十亿美元的基金的头目说起话来并不装腔作势。他打量了一下我的合伙人，然后打量了一下我，说：“我想开诚布公地跟你们说。你们不必担心。我们不会中止和你们的生意。事实是，我们很长时间不信任你们，因为我们认为高盛是一家对冲基金；我们知道你们只把自己的利益放在心里。然而，我们也认识到，你们是华尔街最聪明的人，有的时候我们需要与你们进行交易。”

我努力控制自己不要露出惊讶的表情。他继续说下去。他不是没有同情心，他说。他认为听证会有点像政治迫害，这一点上他和我们想到了一块儿。他和一些媒体人一样开始就有这种想法——高盛当然要顾及自己的利益。谁也不应该对此感到吃惊。我们知道这一点。这没有什么违法的。公司只是匹配买家和卖家，而通常，公司本身也可能就是其中的卖家或者是买家。但是，他说，我们不会天真地认为高盛对我们总是会做正确的事情。

会议继续进行。我们谈了谈市场问题。这时，当地的合伙人终于找到一个他能插话的话题，于是针对劳埃德此前就此方面所说的发表了一下自己的观点。高级客户很礼貌很婉转地说，考虑到他与高盛的长期建立的关系，他对于没有直接从劳埃德那里听到这些观点略感惊讶。我大为不快。然后，握手告别后，我们就离开了。我感到非常泄气。我讨厌不被信任。我本能地想，我们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怎样才能让客户再次信任我们？

但当地的合伙人的反应是松了一口气。“感谢上帝，他们不会削减他们的业务，”他说，“这是一个很好的结果！我原以为会更糟呢。”

我摇摇头。

在接下来的日子里，我不停地摇头，努力适应新的现实。尽管高级客户不信任我们会为他做正确的事情，但业务却仍将继续。我们竟然还有一位高盛合伙人为此感到大松了一口气。过去，合伙人会把自己当成公司的一名管家，但这位合伙人的所作所为却一点不像是个管家。看到如此高级别的人处事那么完全的以自我利益为中心，并且缺乏远见，真是令我丧气。他实际上等于在说：“我会一直有钱赚，这样就好了。如果在5年后这位客户不再跟我们做生意了，那时候我可能早就不在这儿了。”也许这是一个孤立的例子，但这不是我期望在一位合伙人身上看到的。

我们有14个信条——尤其是第2条指出：“我们的资产就是我们的员工、资本和声誉。如果其中的任何一项消失了，“声誉”将是最难恢复的。”这些人把我们的信条抛到哪儿去了？我们似乎已经进入了一些奇怪的“未来区”，在那里，资产中最后一项“声誉”不仅黯然失色，而且已经消失殆尽了。看来，高盛的员工现在不得不接受我们不再被信任这一事实。这可不是一件好事。我希望公司领导层能竭力扭转这一局面。但他们会吗？

自从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见诸媒体，高盛就开始失去自2009年3月就稳步建立起来的势头。当投资者看到监管者盯上了华尔街最赚钱的银行，他们禁不住想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呢？下一击何时到来？当2010年5月6日来临时，世界金融市场已经受到了不止一次的震动。

我记得很清楚。因对希腊债务危机的担心，市场一整天都处于跌势。中午刚过，我离开办公桌去洗手间。方便的时候我跟旁边的我们公司的一个期货战略分析师聊天，之后我回到办公桌前，发现市场剧烈震荡：道指下跌了9%然后很快反弹。上下1000点的摆动是道琼斯历史上震荡幅度最大的之一。每个人都呆呆地看着屏幕。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人们注意到的另一件事是，埃森哲（Accenture）、CenterPoint能源和Exelon等的股票，在很短的一段时间内几乎失去了全部价值，以每股1美分的低价交易。这是不可能的。股票怎么会在一秒钟不到的瞬间里失去其全部股值？这至少是前所未有的。

这是闪电崩盘。

在下午2：42到2：47，道琼斯指数下跌600点，超过之前下跌的300点，全天跌幅近1000点。到下午3时07分，下跌的600点的大部分又反弹。

每当市场有一个非常急剧的下跌，而且任何一个新闻标题都无法解释这一下跌，投资者几乎总是这样猜测：“哦，那肯定是在交易E-mini S&P期货时有个胖手指（按错了键）”，这是说有些笨拙的交易者不小心卖掉了大量的期货，远远超过了他打算的数量，在这一过程中引起了恐慌。在21世纪初，当E-mini接管已在场内进行的大型期货交易时，有几项著名的按错键案例。我们在会议时开玩笑，那个“粗手指头”的家伙是一个叫“E-mini大盗”的神秘人物。

但是，股市的闪电崩盘是E-mini大盗干的吗？

究竟发生了什么，我从来不清楚，我想其他任何人也不清楚。人们提出了各种各样的理论，但是有一件事是大家比较集中提起的：股票市场闪电崩盘是由大量销售E-miniS&P500期货引发的。该期货几年前我与科里在期货办公桌上交易过，那是世界上最富流动性的期货合约。在这奇怪的25分钟里，一些记得我对这些期货有经验的资深人士，找我来让我分析这是怎么回事。我告诉他们，我觉得这不是由E-mini引起的。它的交易量不足以造成如此疯狂的股市动荡。

让我以及让全国各地数以百万计的投资人担忧的是，闪电崩盘揭露出，业已变得无比复杂的股市也极为脆弱。一些环环相扣的技术和备份系统，当遇到错误时它们中没有一个系统能与其他的进行通讯。高频交易——电脑每秒进行数百万次交易——已占据每天贸易额中一个巨大的比例。最终，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媒体达成了由共同基金公司waddell and Reed制定的交易，以此作为催化剂。无论谁也无法让我相信，一个共同基金的经理，出售了价值20亿美元的E-mini期货，就造成了5月份那个下午发生的事情。当我坐在科里的桌前时，我自己经常就会进行30亿美元的交易。我从来没有引起过闪电崩盘。在一个局外人看来，这场小灾难的诱因可能讲得通：一个大甩卖引发了抛售。对我来说，它看起来很可怕——这是另一个迹象，表明全球资本市场完全失去了平衡。

投资者有同样的感觉。继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后，股市又出现闪电崩盘，这让客户异常紧张。而慌乱使他们停止了交易。他们吓呆了。买卖再一次陷入停顿，裁员重新开始。高盛交易大厅的气氛非常恐怖。

7月份，高盛同意以5.5亿美元就SEC的诉讼达成和解：3亿美元交给政府，2.5亿美元给投资者。和解协议没有提及法布里斯·托尔雷，这进一步表明了，公司已经将他晾在一边。对于证券交易委员会的指控，高盛既不承认也不否认有任何不当行为。很多人觉得这很奇怪。拿出5.5亿美元进行和解，这不等于是默认存在过失吗？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幕僚们洋洋自得地夸口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是有史以来最大的金融和解。华尔街的怀疑主义者表示：“对高盛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胜利，他们毫发无损地躲过了一劫。”对于美国任何人来说，5.5亿美元都是一笔大得令人难以想象的资金。但是，对于一个单纯是证券部门每一季度就能带来50亿美元收入的公司来说，5.5亿美元就相当于违规停车吃了一张罚单一样。

达成和解协议之后，高盛的很多人都松了一口气。他们认为，或许当所有这一切解决后，我们就可以继续前进了。然而，业务并没有太大改善，因为在一些客户看来，公司的声誉已经受损，很多客户在与高盛进行对手风险（counterparty risk）交易时不再那么放心了。他们只愿意通过票据交换所交易上市的、透明的产品。这样，不论与他们交易的银行发生了什么事，客户的钱及市场风险都将是安全的。场外衍生工具（OTC derivatives）或结构性产品则不一样，对于这种产品，你将与同你做了交易的银行同命运。

随着收入压力增加，高盛内部各种不良行为也开始增加。员工面临更多的压力，他们会偷走同事的客户，或试图说服比较外行的客户去做并不符合他们最佳利益的事情。在金融危机期间上升到领导职务的人是因有能力带来现金而不是借出现金而获得晋升的，现在他们的权力得到了巩固。对与错已经成为过去的事情，新的口号是“GC或不GC？”（GC=总分）人们张口闭口都是GC，并以之衡量自己，由此获得报酬。公司里越来越多的人打出这面旗帜，而这些人现在是管理人员，为他们的团队树立了榜样。

这一队伍中更聪明的人肯定知道这种理念如何发挥作用。参议院听证会过后，科林斯先生禁止在办公室的电子邮件中提到总分（Gross credits），因为他担心这样的消息，像“了不起的法布里斯”那样有一天会变得尽人皆知。或者同样糟糕的是，客户可能一看到这样的电子邮件，就会了解自己在支付何种隐藏费用。

通用电气（General Electric）偶像般的前CEO杰克·韦尔奇曾在书中写道，一个组织一旦开始因创造利润而奖励不好的人，那么善良的人就变得意志消沉，公司文化就会被糟蹋，而处于中间的人（所谓的“骑在围栏上的人”）就会被诱惑，认为自己也应该像那些坏人一样做事。而这种情况发生得越多，就越可能继续下去，直到成为常规。这种道德的侵蚀迅速成为高盛的常规。

韦尔奇（路透社）对企业文化的论述如下：

这是最恒久不变的一条商业规则。软文化和硬生生的数字一样重要。如果公司的文化是一切，那么你就必须当众绞死你们中间那些可能会毁坏公司文化的人。我们知道，这会给外界留下严酷的形象。但事实是，创造一个健康的、高度团结的组织文化不是和风细雨充满美好的。然而，由于某些原因，太多的领导人认为一个公司的价值可以被转移到人力资源主管和一名新员工五分钟的谈话中。或者，他们认为文化就是选择哪些词刻在大厅的牌匾上——我们是以客户“为荣”呢，还是“尊重”他们？这真是一派胡言。

一个组织的文化根本与词语无关。它与行为和结果有关。组织文化是每一个管理者都应知道他或她的角色是首席价值官，有着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般的执法事权相匹配。组织文化是在每一个绩效考核时，员工们是根据他们的业绩与价值得到评估……

随着压迫感积聚，那种老式的业务（在透明的交易所贸易中赚取单调的佣金）越来越被视为盈利性不强。在与SEC达成和解期间，高盛的一位金融分析师设计了一种性感的新的黑盒子，只是名字非常不性感。名字叫Clorox。真正的标签甚至更加通用——在Abacus事件之后，公司非常在意将新的结构性产品的命名尽可能的温和，我想这是为了避免引来不必要的关注。

Clorox被称为“多资产类的动能产品”，这是个花哨的术语，实际就是“把你的钱给我们，我们会根据历史模型重新分配您的资金（并在每一次重新分配中赚取高额利润）”。该产品有点像基本组合管理的重装升级版。就像是拿着上面摆了两片香肠的面包片当做海鲜披萨卖给客户一样，纯属糊弄。

一些客户去买了，特别是我前面提到的那种客户：头脑简单，也不知道如何提问题。有一些捐赠基金、基金会、慈善机构上钩了，买了Clorox。

我的老板强迫我努力向我的一些大客户销售Clorox，可我马上就知道，那些人是不会接受的。事实上，如果我真的跟他们讨论这款产品，他们会生气，因为他们自己可以做资产配置和组合管理。他们究竟为什么需要这个名为Clorox的黑盒子——既复杂又要支付给华尔街超额费用？他们使用在交易所上市的股票、期货和期权也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我把高层要将Clorox强加给我的客户的做法顶了回去。这不符合客户的最佳利益。

当销售队伍出去将Clorox推销给慈善事业、国家教师的退休计划，还有刚刚起步运转的小型对冲基金时，我想，这是否反映出我们从参议院听证会或危机中得到了教训？我不禁想到，不，这并不反映任何新的方向。事实上，围绕GC的争论也在不断增加。

接着公司开始了其“业务实践研究”。高盛擅自决定说：“好吧，我们什么也没有做对，让我们开始调查一下。”公司所有的上层人士都进入了业务实践委员会。负责人叫麦克·埃文斯，他是一位长期合伙人，人们觉得他有些老派，为人坦率，是接管公司的热门人选。

我对这项研究抱有希望，我希望高盛可以开始修复它与客户的这种信任赤字。我有一个梦想：有朝一日我回到我的亚洲客户那里，说：“你看，我们已经研究过这些东西。我们知道解决这个问题要花些时间。但我们有决心能解决它。”

但随着研究的进行，我开始怀疑这一切是否只是作秀。我原本也愿意为这项研究建言献策，但没人找过我。我也不知道有谁被征求过意见。这项研究是在某个密室里进行的吗？

我已建立了一个真正的赚钱的小环境。当我发出我的市场评论时，我的发送列表上有成千上万的客户和高盛内部人员。我已经建立了一个内容周到的追踪记录，我在市场预测方面的正确率大于错误率。这一部分是运气，但自从我与鲁迪接着与科瑞共事的初期开始，我对市场的直觉得到了改善。我的直觉变得更清晰。我能感觉出在不同情况下市场会如何反应。毕竟，到目前为止我已从业十年之久，我看到了无数的泡沫和萧条，也看到了市场周期是如何运转的。我的小文章正在变成人们的谈资。人们会说：“你有没有看‘真金白银’这一篇？”或“你有没有看格雷格·史密斯的最新作品？”他们还把我的文章转发给他们的客户。我很自豪我能写出这些原创内容。除了我和我的两个执行经理朋友，很少有销售人员定期这样做。

我也很自豪我能一直保持公正。我怎么想的就怎么说，而不是为了推销公司的主张而人云亦云。但这样做并不总是能带来好处。在2010年夏季末的一天，我的老板贝丝把我叫到她的办公室。那又是一次忧心忡忡的会议，讨论商业进展有多么的迟缓，以及对此她想让我做些什么。当我提到我最近写的一篇文章时，她脸上露出诡异的表情。

我的建议可能是不明智的，但我不得不为自己辩解。“我不想小题大做，”我说，“但一些部门里的一些最大的客户会阅读并回应我的作品，在这个艰难的环境下我与他们分享这些东西，会让他们注意到我们。”

她有点遗憾地摇摇头，就像我是一个特别愚笨的学生。“格雷格，内容和想法都不会使高盛成功，”她说，“唯一重要的是数字。”

自2002年9月11日以来，华尔街都用三次静默来纪念世界贸易中心的攻击：一次是在上午8：46，那时北塔被击中；一次是在上午9：03，南塔被击中；另一次是在上午9：30，纽约证券交易所的开盘钟声敲响。

在2002年后的最初几年，有人会提前在办公楼的广播系统里说：“伙计们，静默时刻要来了，大家都安静下来。”随后交易大厅里就会陷入沉寂。在2006年，5周年纪念日过后，我开始注意到，人们已不再关注此事。

静默成了背景活动——在监视器上，你可以看到CNBC上的纪念活动，而其他人继续忙业务：致电客户，检查他们的彭博社财经信息。我不认为他们是故意表现出不尊重，我认为他们只是还年轻。

2000年代的中后期，高盛3万员工的平均任期大约为五年。所以，当每年的9月11日到来时，人们根本没有历史感。“9.11”事件发生时，他们并不在场；他们还在上大学，甚至上高中。除了短暂的一年一度的纪念会，高盛的机构记忆已封闭，创伤已被隔开，这样我们就可以继续照常营业。

到2010年9月11日，我们所在的公司成了一个新的世界。这让我觉得自己老了，并且很伤心。但我也觉得自豪——我已在此盘亘了这么久。

此外，在2010年9月，具有特殊纪念意义的事情发生了。

我的绿卡。我得到了绿卡！14年前，我来到美国，那时我是带着浓重南非口音的大一新生；现在我是美利坚合众国的永久居民了。我打开那个信封，看到绿卡，是什么感受啊。各种美好的情感涌上心头：我可以自由地留在美国，舒心惬意，幸福自由。在美国出生和长大的人不知道得到这张魔法卡是多么困难，需要多长时间。我兴奋不已。接纳我的土地一直对我很好，我为它感到无比自豪。莱克斯和我现在都成了这个伟大国家的正式的永久居民。莱克斯是我在约翰内斯堡以及在斯坦福大学的死党，他在帕洛阿尔托时我飞到纽约工作。几周后，我们再次见面，为了彼此的成就开怀畅饮。我们走过了这么远的路，终于在美国立足，这让我们感到很自豪。约翰内斯堡现在似乎离我们很远。

我一直在寻求导师。我所写的市场分析开始获得关注后，我与一位资深的2006年的合伙人建立了关系，他对于我的事业似乎真的很感兴趣。他喜欢我的文章，这意味着他喜欢我的想法。作为一个上层梯队的合伙人，他知道公司内部发生了什么，他觉得我即将更上一步，担任某个总经理的职位。他还跟我说我下一步该怎么做。“我听说过很有用的东西，”他会说，“这就是你该如何定位自己。”

到12月份我就要满32岁了，我已当了4年副总经理。大多数新的总经理都是在35岁后才提拔上来的。也有像戴夫·海勒等人，不到30就得到提拔。因此，我现在得到晋升也不是前所未闻的，但这肯定会被认为够快的。我的合伙人导师也说：“这里的好人总是最先完成工作，但是晋职通常却需要更长时间。”这意味着那些坏家伙混得好，升得快，但从长远来看，还是好人最终得好报。

说实话，我一直不是很擅长政治游戏。我总是想通过工作表现自己——也许这样想有点愚蠢。但是我能看出，在我现在待的高盛世界里，我为了自己着想很重要，我应该寻找支持者，并大声说出我想要的。这就是为什么我找到了一位高级合伙人做我的导师我很高兴。

几个星期后，他让我顺道过来参加一个后续会议。“怎么样？”他问，“今年的进展如何？”他提到了我过去的市场评论，并再一次说：“你写的这些作品很棒，的确是好东西。”

我谢过他。“但我不得不说——”我犹豫了一下。

“什么？”他问。

“听到我的老板说这些东西跟工作毫无关系，我有些难受。”我说，然后我跟他说了我与贝丝不愉快的讨论。

他听到这个很不安。实际上，应该说他很生气。“加里非常关注这样的东西。”他说。他告诉我，加里·科恩跟多位合伙人说过，组织中的一些好人，也就是说组织文化的承担者并不像在撒哈拉大沙漠卖冰的人那样成功——比方说，为恐慌的客户解除苦恼，并借此取得了巨额费用。我的导师说，加里意识到，在整个抵押贷款的繁荣和随后的危机中，高盛所提拔的人中，很多都是那种卖冰者，把很多不适合的人放在了领导岗位上。“加里是很担心这个问题，并且正想办法解决它，”他告诉我，“我要和别人谈谈这事儿。”

两天后，上午7：45，贝丝问我能否再去她的办公室里谈谈。

我必须说，我当时不是特别担心。在贝丝讨厌和喜欢的人中，我大概是处在中间的某个地方，我从未感到我们之间关系不好。我首先想到的是我对导师的抱怨传到了她耳朵中，她想稍稍惩戒我一下。既然她知道他一直在指导我，帮我朝总经理的位置奔，所以我也想她是不是想用老板的力量压我，控制对话。当我走进她的办公室，我想象她会说“看，你的导师对我说过你背后说过我什么了；另外，首先，你讲话的时候必须要当心。但也让我们谈谈总经理的事儿。我们认为，你也许还要等两年。你需要做这些这些，不需要做这些这些。”

但她没有说这些话。相反，她笑了（我感到很意外），她说：“你觉得搬到伦敦怎么样？”

她显得特别高兴，就好像她给了我一个很好的礼物。而我的心一下子掉到了井底。我不想换地方，我爱纽约，我爱美国，我认为我在这里做的工作不错。当前的环境很艰苦，但我觉得我能成功。

我的面部表情肯定已经显出了我的不快。“我从来没有真正想过这个问题。”我说。

“我们将要在欧洲开始美国股票衍生工具业务，”她激动地说，“我们认为你可能是开启这项业务的正确人选。我们觉得你的工作做得很好。你有责任心，有很多衍生工具方面的经验，我们认为你已经成长，可以前往欧洲大陆和中东，为我们搞好这个业务。”

我不像她那样兴奋。贝丝现在发觉自己处在不受待见的位置，就好像她在试图把奖品强加给一个忘恩负义的人。她的笑容有些僵了。“这个职位我们本可以选择任何人来做的。”她说。

就在这时，科林斯先生走了进来。作为本集团的一个合伙领导者，他和贝丝共用一个大办公室。我记得他以前曾驻伦敦工作，于是说：“孔蒂，你在伦敦待了6年。你怎么看这件事？”

贝丝马上变得更不高兴了。我突然想起她是与我单独会面，而不是与科林斯一道，因为她是想告诉我让我担当此任的人是她，将我往前推一步的人是她，她想我对她感恩戴德，她想我能为她所用，而她却没有得到这些。

科林斯先生坐了下来。“伙计，这可是天赐良机。”他说。他是一名销售人员，他现在正起劲儿地推销我。“我知道你喜欢在这里，但是去伦敦对你的职业来说可能是一件好事。”

但是他越说我越觉得难于应付。贝丝说的是我一去就要在那里待三年。我脑海里的第一件事是我的希望和计划——让我的母亲从南非移民美国，因为约翰内斯堡充斥着犯罪行为，非常危险。该计划我已实行了几年了。我已经帮助妹妹移民到了美国，我的爸爸现在已通过了他的药剂师考试，移了过来。但是我的母亲还在犹豫。而我去伦敦工作可能会使这一努力更加艰苦。

“你看，我的大多数家人都住在这里。”我说。

“但你还是单身，”科林斯说，“能有多难呢？伦敦离这里只有七个小时的路程。”

我摇摇头。“我不知道，”我说，“我真的需要时间想想——我不确定这是否合我的心意。”

贝丝皱起了眉头。“你必须告诉我，你是不是认真的，”她说，“如果你不愿意，我就不会把你派过去见达菲（他现在负责伦敦办公室证券部门，并且是全球股票销售主管）。很多人都想得到这份工作——事实上，他们为了这份工作甚至不惜相互撕破脸皮。”

由于命运的安排，我的一位熟人乔吉特那周在纽约，她是伦敦办公室的一位总经理。我请她吃午饭，问她对此事的想法。

我跟乔吉特从我俩还是初级分析员的时候就相互认识了，我们一起成为期货交易员，几乎每天都打电话交谈。通常，她一年来美国两次，所以我们在这期间也见过几次面。她一头黑发，非常漂亮，衣着总是非常考究。科林斯曾在伦敦指导过她，有传闻说，她比科林斯更像科林斯。传闻还横渡大西洋，说她成为一个恶毒的老板，无情地渴求权力，试图让同事被解雇或调走——一个总经理戏称为她为黑寡妇。我觉得这些传闻都很奇怪：乔吉特和我一直相互尊重，处得很好。

当我在午餐时提到贝丝的提议，乔吉特似乎吃了一惊。我以为她知道这个提议，甚至有可能参与决定谁应该得到这份工作，但现在很清楚，她级别还不够高，对此并不了解。她显然不喜欢从我这里第一次听到这个消息，于是试图挽回面子：“嗯，我听到了一些传言。”她说。我也很快发现，一想到有人要进入她的领地，她就觉得受到了威胁。

但是在那一刻，我足够相信她，跟她说的都是实话。我告诉她我家的情况，以及对于调动我所持的保留意见。我说，我担心自己对于贝丝的提议的反应太不好了。

乔吉特表现得十分平静和理智，很难想象她的恶名是怎么得的。“嗯，换做我也应对不好，”她说，“如果对类似的事你感到震惊，你会怎么做？”

当我第二天早上去上班，科里·史蒂文斯来到我的办公桌前，说：“我得马上见你。”他把我拉进了一个房间，关上了门。“你真的、真的与贝丝搞砸了。”他说。

“我知道她不高兴了，”我说，“但我不知道她会有这么不高兴。”

“这很严重，”科里说，“你给她的印象是你不知感恩，这是对她的羞辱。这可是大麻烦。你千万不要上了她的黑名单，因为她可不是轻易原谅别人的人。你需要迅速想出解决办法。你需要做的是快速办好这件事，说：‘对不起，由于家庭问题，我做不了，’或者，你快速、巧妙、真诚地向她道歉，说你真的要认真考虑考虑，告诉她对于她力排众议推荐你，你非常的感激。”

后来我发现，科里也是考虑对象，并且他本人也希望得到这项工作。但现在他是总经理，被视为职位略高，不能离开他在纽约的岗位。现在，他找到了我。

第十章　伦敦的召唤

后来我开始卑躬屈膝了。

此刻把家庭担忧暂且一放，我决定认真考虑这个机会——至少要装作在认真考虑——还有，我要忍辱含垢。

问题是，贝丝不会让我这么做。她很记仇，而很明显我这次惹毛了她。每次我问她有没有十分钟时间，她就看着我，好像我是一只停在她食物上的苍蝇。“去问我的助手布里吉塔，”她说，“看看我能不能省出点时间给你。”

最终，她认为已经把我折腾够了，弄得我大汗淋漓了，她才动摇了——她看得很清楚，因为她位于交易大厅里的办公桌离我只有4个座位。一天，她刚离开桌子，我就收到了她的一封邮件。邮件里她说：“我现在有几分钟。”我当时在与客户通话。我立即挂了电话。走进她的办公室，我发现她正心不在焉地盯着她的显示器。“坐。”她说。我坐了。然后，她板着脸看着我。“你有啥事儿？”她问。

该我回答了。我没有办法，只有卑躬屈膝地说实话。我说：“我意识到我的举动没有显示出我对你的感激。但是，科里刚跟我解释说，你推荐我是冒了那么大的险，我就开始知道这有多么重要。”我是有意提到科里的。她知道他是我的导师，而我知道，她和他关系密切。我告诉她的是事实。科里清楚地告诉我，她对我真的是尽心尽力。据他说，她确实还跟达菲说过：“格雷格就是我们想派过去的人。”

我跟她承认说，离开纽约的想法刚开始似乎让我感到震惊。我告诉她，我是多么爱这个城市。我告诉她，我确实有一些家庭问题，我又说到我的大多数家人都住在美国，但我并没有说得太详细。“但是，”我说，“现在，我已经想过了，我很兴奋，我只是想请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很想去那边，与驻伦敦的同事们见面。我会非常认真地考虑，把它看做是一个潜在的巨大的机会。”

我觉得我的讲话可以说是推心置腹，能够打动人，但贝丝还是摆着她那张不苟言笑的扑克脸。她暂时还不想就这么放过我。“你看，我不得不说，你当时的反应让我很诧异。”她告诉我。

“对不起，”我说，“想到要移居到另一个国家，我感到特别震惊。这是一个人的正常反应。我知道我没有正确传达出我的感激之情。”

但是，她还是不为所动。不过，她点点头，表示她在听我说。“让我跟孔蒂说说，”她说。她指的是排毒疗法先生。“让我再多想想，然后我再跟你说。”就在数天前，我还是她的红人。现在，在我看来，她已放弃了我。

那天晚上，我与来自海外的客户吃晚饭，奇怪的是，排毒疗法先生也一起来了。只有我们四人：客户纽约的总裁、客户的贸易主管、排毒疗法先生，还有我。我们在中城一家名为奥拓的三星级意大利餐厅用餐。排毒疗法先生温和地开我的玩笑，他提起我打乒乓球的历史。原来，客户交易者是一个很好的乒乓球员。令人感到奇怪的是，我们谈话很投机，谈论了半天的乒乓球，排毒疗法先生还觉得不够。我们整个晚上过得很舒适，谈话内容主要是相互之间的闲聊，很少涉及工作。为了给大家留下深刻印象，排毒疗法先生点了一瓶价值400美元的葡萄酒——这明显超过了高盛允许报销的限额。（最终他确实是自掏腰包。）晚餐结束后，他给我发电子邮件说：“晚餐很棒，表现不错，组织得很好。”可是邮件中根本没谈到去伦敦的机会。

但是两天后，贝丝说：“好吧，去办你的签证。我们将派你过去见一些人。”这次她没有再说“我们认为你是正确的人选”之类的话，言下之意很明显，我得自己争取去伦敦的机会。对此我倒不在乎。贝丝想给我施压，进一步地报复，当然还要借此挽回面子。我毕恭毕敬。我甚至还咨询了她驻伦敦的同事们性格如何。我能感觉到她对我的态度开始一点点变得温和。

在我离开之前，我与科里又谈了一次。“好了，你几乎把事情搞砸了，”他说，“现在你又把局面拉回到了一种中间状态。贝丝对你不热情，达菲也不热情。你得去那边表现给他们看。你要向他们展示为什么你是最佳人选，还有你被他们认识的机会。”

对此我有些怀疑。科里怎么知道达菲对我不热情？贝丝让他这么说的吗？但是很明显，他试图激发我的工作热情。

“还有，”科里看着我说，“你应该想知道这些。”他提到了一个家伙，那家伙向ChapStick收取费用，他在纽约做的工作与我在伦敦要做的一样。科里说：“你看ChapStick下场如何，他本来啥也不是，结果他选了这份工作，现在他都快成为合伙人了。同样的事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这不仅仅会把你送上总经理的道路。如果你做得对，你就会成为合伙人。达菲以及所有合伙人都关注此事，这可不是闹着玩的。”

于是乎，我坐上了飞机前往伦敦。有一件事我没有告诉任何人：我从来没有去过那儿。我不想看上去像个菜鸟什么的。

美国航空公司，商务舱，长途夜行航班。我上午一早抵达伦敦，那是典型灰蒙蒙雨蒙蒙的一天。天空黯淡，乌云低垂，能见度很低。我走到外面，站在蒙蒙细雨中，等待出租车。我早去了一天，所以我可以去看看我的弟弟，他是一名律师，已经来伦敦几个月了——这可真是一个愉快的巧合。我也想休息一下，第二天我需要把我的计划带到办公室。

“去哪里，先生？”出租车司机用他的伦敦口音问。

“我要去奥德乌奇酒店。”我用南非口音回答。

“就那奥德乌奇，是吗？好嘞，先生。”

我觉得我恍若置身在电影中。一个多小时的车程花了120镑，相当于近190美元。我很高兴车费是高盛付。（我后来了解到，坐出租车是一个菜鸟犯的错误：坐希思罗特快列车15分钟就能到伦敦市区。）

他们想让我担任的职位是美国在欧洲、中东和非洲的衍生工具销售部门的负责人，这意味着我会将期权、掉期交易、衍生工具和其他产品卖给海外对冲基金、共同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资产管理公司。起初，我必须建立业务，但贝丝和排毒疗法先生告诉我，在一年之内，如果我在那里建立了我所设想的业务，那么我可以聘请其他人。我的头衔是执行经理，相当于纽约公司的副总裁。

我安排好了在两天内与19个人见面，主要都是些总经理及合伙人，我的任务是一个接一个地说服他们我是这项工作的最佳人选。如果我能做得到——并且只有我做到了——那么我就能参加最后第20个会议——与迈克尔·达菲见面。

会议可能会很奇怪。

外面的天气阴冷，下着雨，但在舰队街上高盛的交易大厅里人们仍忙得火热：就在你面前，忙得团团转，忙得很戏剧化。办公室位于两个相邻的建筑物——彼得堡法院和河流法院之中，中间由人行天桥连接。这两个建筑物原本都是报馆的，历史可追溯至20世纪初。这里的交易大厅明显小于纽约的，天花板明显低得多，交易员和销售人员挤得更紧。因此，这个地方具有一种压缩的能量，一种你能立刻感觉到的紧张——感觉更像是潜艇而不是航母。相比之下，纽约西街200号的交易大厅很大，放眼望去全是人。当他们交往时，他们通常遵循社交细节。高盛在伦敦的办公室有不同的细节。

比方说，着装。在伦敦的办公室，达菲和其他合伙人喜欢到处说那句历史悠久的话“像英国人那样着装，像犹太人那样思考”，后一句体现了公司的犹太根源，前一句准确描述了舰队街120号的着装风格。在高盛的伦敦办公室里，西服独领风骚。每个人都穿着西服，每个人似乎都有许多西服。大人物在萨维尔街定制西服（一套接近5000英镑）；较小的人物（像我）要么从亚洲裁缝那里，要么从意大利裁缝詹尼那里订，詹尼每月来两次。伦敦那里的员工典型的装扮是全定制的西服，不打领带，穿衬衫（品牌有特恩布尔和阿瑟，托马斯品克，或查尔斯蒂里特等），衬衫总是敞着上面的两个扣子，所以至少也要露出一点胸毛。

西服的花纹很醒目。人们穿着格子花纹的，条纹的，窗棂纹的西服。颜色很深。当人们戴领带时，就会强烈地感到：绿色和紫色很流行。基本上，什么颜色的都行，只要是时尚。纽约办公室里人们穿的不那么看重时尚，这里的这些装束在纽约是没法穿的，尤其是不能穿西装不打领带。在纽约，“休闲星期五”意味着卡其裤和Polo衬衫。在伦敦，“休闲星期五”意味着你可以穿着前一天晚上去夜总会穿的任何衣服到办公室。有几次，我看到有的人一宿没睡直接去了办公室，他们整晚都在外边玩乐：女的穿着低胸连衣裙，男的穿着牛仔裤和敞开的T恤。伦敦有伦敦的规矩。

那里不同的桌子根据国籍摆放。有意大利组、法国组、德国组、斯堪的纳维亚组，更不用提还有几个以英国为中心的组。其结果是，交易大厅就像欧洲本身的一个缩影，每个区域都有自己独特的感觉。在不同组之间，语言上的困难、跨国境间的争论，还有频繁的误解，往往用高声音表达出来，并且不断发生。

鼓励我初次尝试写市场评论的一位总经理是我在伦敦的好友。他带我去勒琴斯餐厅地下室的私人俱乐部吃早餐，就在高盛办公室街道对面。他要跟我说说伦敦的情况。吃煎蛋时，他看了看我的日程安排，帮我准备好每一次会议，并跟我说谁最难对付，谁最会给予支持。这对我非常有帮助。虽然我已经做了功课，认识所有这些名字，但他面对面地和所有的人共事，有时还直接与他们打交道，甚至是发生冲突。

就我的职位，他给了我一些更多的背景资料。他证实，这是一个高级的角色，至少两个总经理，包括科里在内，都曾是人选。但我的南非背景对我有利，他说，管理层认为我的背景潜在地有助于我与海外客户交流。还有，因为他们并不完全知道整个商机如何，他们认为派一名总经理过来太冒险了。他告诉我，他们认为我的水平（副总裁）和经验很理想。

关于搬到一个新的办公室他还告诫了我一点。他已经搬了三次：从纽约到东京，从东京到香港，又从香港到伦敦。“你一定要好好想想，”他说，“这有优点也有缺点。每次你去到一个新办公室，都要从头开始结识同事。你要他们对你留下深刻的印象，不能依赖自己以往的名声。”他不是要打击我，这不是他的本意。他与科里关系很近，在某种程度上，我认为他觉得自己有点义务亲自照顾我。

我问他，我是否应该给公司施一下压，让他们知道我为此做了多少牺牲。也许我可以从他们那里得到某种形式的财务担保？

“他们不会那样做，”他说，“充其量，他们会给你一个外派人员的薪酬。”我之前听说过这个，但我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他解释说，外派人员的薪酬是额外的工资，用以补偿英国更高的所得税和美元与英镑之间的汇率。但外派人员的薪酬由管理层严格地全权管理，并且只有在极少数情况下才会发放。我知道管理层是怎么想的——他们不必给我任何东西，让我去伦敦就是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的好处就是可能成为合伙人。他们说，“这个世界商机无限。去拿吧。”

而我相信那里有商机。关于这个机会我感到越来越兴奋。从我抵达的那一刻起，我看到那里的优先事项与纽约不一样，在那里能创造出很高的效率并找到新的业务。当时，高盛欧洲部几乎全部集中在结构性产品上。高盛永远不会向客户承认这一点，但在内部，他们认为销售人员应该只追求大的、高利润的业务——大宗业务。销售团队过去一直忽视日常的流动业务，即高盛欧洲部所称的“低利润的业务”。有时，他们甚至把客户拒之门外。在我面前，是一个开阔的领域，充满了机遇。我要做的就是去那里，并开始向高盛欧洲部很少拜访的客户销售普通期权、掉期、衍生工具，我估计这一新业务的营业额将很快达到2000万美元以上，超过我们在那里已有的业务。

两天内，我迅速地见了很多人，他们大多数是销售和交易领域的头目，来自英国、荷兰、瑞士、比利时等世界各国。每场20到30分钟的会议都有自身的阴阳面：我必须使每一个经理相信我是这一职位的正确人选，而他必须让我相信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不过有一点一直没有人说出口，那就是，作为一个新人，我对大家是一种威胁。看不同的人对此如何反应很有意思。一位荷兰总经理操着带有浓厚口音的英语告诉我，“这根本不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真的认为这里没有太多的业务。”不过接着有人说：“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我们并没有在这项业务上花太多时间。”我回纽约后，在伦敦会面的一个人给我发了一封电子邮件，上面写着：“哥们，你什么时候过来？我们要一起征服整个世界。”

再就是乔吉特。我走之前很多与我谈话的人都曾告诫我要“谨慎行事”。我在伦敦的第一天中午，我走到她的办公桌前，说：“嘿，乔吉特，还好吧？”她正在看着她的彭博社的显示屏，输入着什么东西。

“哦，嗨。”她说，没有抬头，也没有眼神接触。

“我只是想跟你说我参加的一些会议的情况。”我说，还提到了与我交谈的几个人。她依然没有看我。“你现在方便吗？”我问。

“哦，我现在不太方便，”她说，“你一会发邮件告诉我事情的进展吧。”

她拒绝与我有眼神接触表明她有些不愉快以及隐约的害怕。我可是从纽约一路飞到了这里，我想。如果我做这项工作，那么咱们就要非常亲密地共事。另外，我已经认识你九年了。你就不能抽出15分钟跟我喝杯咖啡吗？但在她的地盘上与她见面，与在我的地盘上与她见面明显不是一回事。

第二天上午，协调我日程的女助理跟我说，我的日程里现在插入了与迈克尔·达菲最后的会面。这真是好消息。这件事传达的信息就是，我做得很好，大多数人都愿意支持我。达菲是最后的仲裁者。

在伦敦与达菲见面与在纽约的苏荷馆与腰带下手机嗡嗡响的他见面完全不是一回事。现在他是股票销售业务的全球负责人，也是伦敦证券销售部的负责人，这意味着他既管理固定收入货币及商品（FlCC），又管理股票。有上千个人最终要向他汇报。他现在是一个正式的重要的合伙人，很难见到他，仅仅去他的办公室，就要通过三个级别的安检，更不用提还有一位严肃的英国女士坐在他门口的桌子外守卫着。

在约定的时间，那位英国女士领着我来到达菲宽敞优雅的办公室。首先映入我眼帘的，除了面带微笑伸出手准备迎接我的达菲外，还有墙上一个大的框架版画，白色背景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黑颜色的词，这个词是：人（People）。达菲还是原来那个达菲。我松了一口气。“哥们儿，见到你太好了。”他说。助理关上了门，达菲跟我谈话时全神贯注。“你为什么想要做这份工作？”他问。

我告诉他真相：我来之前就将这看成一个潜在的令人兴奋的机会，我在这里跟一些人的会面也证实了这一想法。我说，我认为我是做这份工作的正确人选，这项业务我十分熟悉，我真的很希望他能给我机会，让我施展自己的能力。

他点点头，表示赞同。然后，他问了我自己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对于来这里工作你有什么担忧？有什么问题吗？”

我讲了我的心里话，开诚布公地告诉了他我对于家人的担忧。我和他彼此认识很长一段时间了，虽然他现在是顶层人物，但我对他的信任比对谁都多。但是，因为他是老板，我也想让他知道，我为调到伦敦需要做出很大的牺牲。

同时，我想告诉他，想到能再一次为他工作我真的感到高兴。我回忆起我们2002年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我说：“我一直认为你是这里最正直的人之一。再次为你工作，让你为我而骄傲，这对我来说是件特别的事。”

达菲认认真真地听着。“伙计，你一直在为我工作。”他说。然后，在我品味这句话时，他笑了。“老兄，你完事了。”

在外界看来，“你完事了”这个说法可没有好的含义。但是在华尔街，它却表示好的意思。这意味着交易完成了，我们正式开始业务了。达菲等于是跟我说，这份工作是我的了。他说：“来，我跟你一起去交易大厅。”

这可不得了。达菲可不经常去交易大厅。当我们走进去时，交易大厅突然安静下来，人群就像海水被分开了一点点一样——然而，这可是数百号人的人海。达菲一边走一边跟我说着笑话，这是最强大的一种支持。这就等于是在说：“格雷格是我的伙计。”

尽管被接受我很高兴，但我仍有怀疑。高盛的箴言说，当企业轻拍你的肩膀让你走向海外，你只可以说一次或两次“不”。在另一面，箴言也表示，接受任务能让你以最快速度提升到另一个水平，比任何其他的方式都快。公司里几乎每一个重要的领导者都在亚洲或欧洲待过。我被这种企业文化折腾得不轻。

然而，我还记得，当我第一次被邀请加入高盛时，我等了三个星期才接受，这大大得罪了一些人。所以，我知道，如果我要接受这份工作，我需要做的就是要快点接受。

我降落在肯尼迪机场，乘车回城，坐出租车时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和军师菲尔。我跟他简要地说了这份工作的背景以及潜在的机会。“咱俩见面聊吧。”他说。

那时是星期天晚上的11点。菲尔和我在第六十二大街和公园的一角见面。那晚他住在他父母那里，他不想打扰他们，所以我们就站在室外11月清新的空气中，聊了足足45分钟，我的行李就放在旁边的人行道上。

他极力劝我接受这份工作。“这可是欧洲，”他说，“你还年轻。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经验。你必须这么做。”

当第二天上午我去上班时，我问交易大厅的一位高级总经理，我能否跟他谈十分钟。他是个忙人，但是当他看到我是认真的，他说好。我想与他交谈，因为他的级别在纽约我的老板们——排毒疗法先生和贝丝之下，并且他和达菲很熟。他认识与我要谈的所有有关的人，我信任他。而且他与此事没有直接关系，可以置身事外，给我客观的意见。寻求一些分析性的，而且不是那么急着要办的事的建议，找他就对了。我们走进了一个玻璃墙的会议室。我关上了门，然后检查了电话听筒——这是高盛的习惯，只要你去这类会议室进行私人会谈，就要按几次电话听筒的挂断键，确保你听到拨号音，然后再挂断。如是三遍。如果房里有视频会议机，那么你就要再三确保这些是关闭的。

这位总经理问我出了什么事。“我需要你的建议，伙计。”我说，我跟他说了去伦敦工作的机会。“这是一个好的调动吗？”我问，“这不是我让他们给我调的，是他们要调我过去。我所有的朋友都在这里。我不想等到把家搬过去，却发现不值得这么做。那样我就白瞎了。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亏待我？”

他看着我。“好吧，我说的话绝对不能对别人说。”他说。

我点点头。

“格雷格，”他说，“作为朋友我告诉你——这话绝对绝对不能对别人说。你应该立即出去，再谋一份工作，这样你就可以给他们施压，确保你在市场上能正确定位自己。因为这是一个大的调动，大的牺牲。你要重新安排你的整个生活，移居到另一个国家。”

我很认真地听着。从实用的角度来看，他说得很有道理。我在高盛任职时，曾收到过其他公司的许多电话。电话打来的方式各不相同：有时银行与我直接联系（如摩根大通这样打来一次）；每隔一段时间，某个客户也会努力劝我换个工作。我一位客户的交易主管努力给我牵线——他已有些厌倦高盛，恰好他认识摩根士丹利的高管。时不时的，也有猎头公司跟我联系。有时，他们会通过交换机打电话来，说他们是“你的朋友”或“表妹”，有时他们会编个假名，例如“约翰·斯宾塞”。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会纳闷：“谁是约翰·斯宾塞？”然后，等我拿起电话，猎头公司就会说：“你能不能把我的电话转到私人线路上？”我立即就会明白这是怎么回事。

我一按“隐私”按钮，猎头公司会说类似的话“嗨，我叫鲍勃·西蒙斯。我是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猎头。我们有一个职位空缺。我想和你谈谈”。然后，他通常会说：“能给我你的手机号码吗？我在晚上或周末会打电话给你。”

我从来没有给过他们。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我从来没有与另一家公司见过面或接受面试。现在回想起来，我想，我对高盛非常的忠诚。我把忠诚看得很重，我不希望别人对我有别的看法。

另一方面，在高盛里，我所认识的人几乎都曾经到过其他公司进行面试。给我建议的总经理是个很理智的人，他只是承认了一个事实：公司不会因为忠诚回报员工，他们会随时解雇任何人。这正日益变成一个数字游戏。如果你干了十年、十五年、二十五年，唯一确保他们正确评价你的方式就是在市场上四处转转，通过推销自己展示自己的价值。

有时候，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这么执著。我可以很随便地告诉我的老板：“跟你说吧，我出去一看，我的价值是90万美元年薪，而不是70万美元——要么接受我的条件，要么就放弃。”

但我从来没有想过这样做，因为我要的不只是钱，虽然这听上去很蠢。我想在华尔街上最棒的公司里取得成功。我不想四处推销自己，在一家相比更逊色的公司里赚更多的钱。也许我应该那么做，就算不为别人，也应该为了我的家人那么做。但是因为我没有，我得到的报酬几乎肯定低于我本应得到的。有时我在想：我所忠于的对方是否只是个幻影？

上午晚些时候我碰到了科里·史蒂文斯。他像菲尔那样极力劝我接受在伦敦的工作，他再次强调去伦敦会让我成为高层管理人员。然后，我听贝丝说，高盛可能会提供我外派人员的薪酬，也就是伦敦的总经理提到的额外工资。我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其实是朝我使个眼色。“可能”其实意味着“肯定”。

我打电话给我的家人。

我的妹妹非常支持，她认为我应该这么做。我的母亲也这么说。“我真的不希望这影响到你们来美国的事儿。”我告诉她。她跟我保证说不会的。我弟弟也鼓励我。我爸爸有点犹豫，但只是有一点点。他问我从长远看是不是仍然打算待在美国。我告诉他当然是这样。

星期三，我跟高盛说：好。

虽然在10月初我接受了这份工作，但过了近两个月才正式宣布。有很多的繁文缛节要处理：伦敦的税收负担使美国国税局（lRS）看上去很仁慈。我得找人在各种各样的文件上签名，甚至要找全球各处的头目和公司的总法律顾问签。这些手续拖了一周又一周，而在此期间又不准我告诉任何人，不管是同事还是客户。

然而，每个人其实都知道是怎么回事。这就是高盛的小道消息传播的方式：慢慢泄露。管理层似乎更喜欢这种方式。我的秘密是一个半开放式的。11月，我回到伦敦，在高盛欧洲的拉美会议上发言，会议由衡平法院酒店主办。我的一部分任务包括负责帮助欧洲客户，除了美国的以外，还有拉丁美洲的衍生产品。

在暑假实习过了10年3个月后，能在会议上再次见到瓦尔·卡洛蒂真的是一个惊喜。我来公司的第一天就像是上辈子的事。瓦尔在开放会议上折磨暑期实习生也是很长时间以前的事了，他教我们了解高盛文化，晚上跟我们一起去夜总会。他现在是一个合伙人——2006年他就成了合伙人，现在他是高盛在巴西的总裁。他从圣保罗飞抵伦敦做主题演讲，他欢迎所有的投资者，谈论我们在巴西所拓展的职能。这是一个来自过去的惊喜，他和我聊了几分钟，我们一起回忆了一下往事。

会议后，我和第一批给我面试的人在伦敦办公室又待了两天。到了这个阶段，他们已经知道我要过来，所以他们很兴奋——至少，大多数人都很高兴，另外有一些人是假装高兴。但文件仍没有通过，所以什么事也没有公布。我还去看望了在纽约的老上司劳拉·梅塔，她曾把她在诺斯福克的避暑别墅借给我住。她现在是伦敦的要人，知道我接受了职位要调过来，她很高兴。旋风式的3天行程后，星期五晚上我跟我的弟弟一起在名为客家山（Hakkasan）的时尚亚洲风格餐厅吃饭，对于我很快就要来伦敦工作他兴奋不已。

感恩节时我回到了纽约。几天后，我的调动方面的文件终于都完成了。贝丝把整个团队的人叫到一间会议室，有点调侃地说：“我相信你们很多人可能已经听说过了，我们要派格雷格·史密斯去伦敦。他会在那里建立我们的美国衍生品业务。让我们一起祝福他。毫无疑问，我们会跟他有很多要交流的。”人群中有零星的掌声，说不准大家的反应是不是算得上惊讶。贝丝在微笑——一部分是真的为我高兴；一部分，我想，是因为她很高兴自己促成了这件事。

我也露出了微笑。终于，我确信我的生活即将改变。

我的告别晚会于12月初的一个星期四晚上在旋转纽约（SPiN New York）举行，那是东23街地下乒乓球俱乐部。多亏了俱乐部的主人苏珊·萨兰登的个人魅力，她把乒乓球变得具有吸引力了。这里有模特端上饮料，DJ在播放最新的音乐。

我发现高盛的欢送会往往要么很好要么不靠谱，这得看参与者的人气。而在高盛，人气始终与你在公司的价值相当。当人们认为专业上或人缘上不怎么好（但主要是专业上）的人要离开纽约前往东京，或是去干其他工作，很少有人，特别是高层管理人员会到场。这可能会让人相当尴尬。

幸运的是，我并没有感到尴尬。来的人很多，我很感动。我办公室和其他办公室的20多位同事都来了。我的顶头合伙人老板——排毒疗法先生和贝丝都到了；康纳斯也来了，他搞完了自己的单身派对，搬到了波士顿，成了总经理，现在又回到纽约；鲍比·施瓦茨和其他两个办公室的总经理也来了。我环顾四周想要在人群中找科里，但没有看见他，我并不感到惊奇。在欢送会方面，他往往太酷而不按常理出牌。这是他难以捉摸的神秘感的一部分，我也能接受这一点。每个人都接受。即使告别会是为非常高级别的人召开的，他也会出席某个更高规格的活动，比如某个电影的首映礼，而且总是有名模在怀。

派对欢声鼎沸，持续时间很长，人们很开心。大家喝了很多酒，打了很多场乒乓球。晚上早些时候，我与康纳斯打了一会儿，他是一个相当不错的球员。我得炫耀一下，我站在离球桌15英尺的地方，把他的杀球都挡了回去。

然后科里走了进来。

他的出场真的是太有范儿了。没有人预计到他能来，但是他竟然来了，站在那里，似乎比他本人更高大，更酷。他还没走过来时，有几个人走过来对我说，他能来可真是了不得。“哇，科里来了，”我的一位团队成员对我说，“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支持。”连排毒疗法先生也很震惊，我想这是因为它表明，科里更尊敬我，因为有几个更高级别的人的派对他都没有想过要来参加。

科里拍了拍我的后背，用胸脯撞了撞我。他握着我的手时明显地面带微笑。对于他身后人群中的骚动他看上去也不惊讶。人群之所以骚动，是因为科里传奇性的同父异母的弟弟，美国橄榄球联盟的名人堂成员也已经进了房间。

每个人都围着他，对这位橄榄球巨星和大名人的出现表示惊叹。但对我来说，科里的举动——让他弟弟来参加我的派对——比这位传奇本人现身意义更大。这是给我的一个礼物，一个强大的认可。在我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他都没有亏待我，今晚也一样。排毒疗法先生是个橄榄球迷，他也曾经是科里的老板，可是他都从来没有见过科里的弟弟。再有就是一个记忆中很清晰的事实——许多年以前，是这位传奇名人捡起了我的简历，一个说祖鲁语的人的简历。

过了一会儿，我跟科里和他的弟弟站在一起，他弟弟问：“对于去伦敦你兴奋吗？”排毒疗法先生就站在我旁边，侧耳听着。

“格雷格是去那边做一项重要工作，”科里跟他弟弟说，“他要管理美国的衍生工具。”

“听起来不错，”他弟弟说，“达菲也在那吧？”

“是啊，他在。”科里说。

“我肯定达菲会照顾你，”科里的弟弟说，“你在那会干得很好。”然后，他冲我眨眨眼，跟我击拳庆祝，然后消失在夜色里。

之后，科里走了，派对开始平静下来，我跟排毒疗法先生站在一起，他仍因见到了传奇名人而高兴，更别说他还与他喝了几杯。“那么，”我说，“谁是伦敦的重要人物？”

他看着我，目不转睛。“在伦敦，你是重要的人。”他说。

我笑了。“谢谢你。”

但他没有说完。“让我告诉你两件事情，”他说，“第一，我知道乔恩喜欢你。”他说的是一位澳大利亚的总经理，全名为乔恩·克拉克，是澳洲黑手党的一员，他个头大，冷静，很有前途。“他是一个重要的人。一定要和他走得近点。”排毒疗法先生说。他搅了一下伏特加苏打水。“其实，乔吉特也很喜欢你。”

我在考虑这些话时，与我年龄相仿的另一位总经理来了。“你认为在伦敦我应该怎么为人处世，杰西？”我问他。

杰西也已是几杯酒下肚。“我来告诉你应该怎么做，”他说，“你应该戴着牛仔帽穿着牛仔靴出场。你应该径直走进交易大厅，走到乔恩面前，并在他脸上狠狠打上一拳。把他打倒。不要跟其他任何人说一个字。然后再走到你的办公桌前坐下。”

第十一章　狂野的西部

我真应该听从建议穿牛仔靴去。伦敦真的是狂野的西部。

那儿有很多开放的领域可以让我大显身手。当然，高盛团队是否想参与就另当别论了。当我准备第一次路演去拜访在哥本哈根、巴黎、米兰、法兰克福、慕尼黑的客户时，我体会到了我的处境。我给纽约的手下打电话，他们是量化分析师和战略家，他们的工作就是协助进行客户演示。我需要一些材料，向客户说明为什么他们应该与高盛进行美国衍生品交易业务。

“并不是我想当坏蛋，”一位战略分析师对我说，“但管理层告诉我们只关注能为公司带来100万美元利润的行业。很抱歉，伙计。”

咔嗒，挂电话了。

纽约那伙人也许只是脾气暴躁，我想。让我试试这里的战略分析师。有几个友好的法国人可能会对我有所帮助。

“现在，我们主要关注那些有高GC的业务，”法国战略分析师说，“任何低GC的业务都不值得我们花时间。”

咔嗒，挂电话了。

我刚到伦敦的几个星期里，人们多次告诉我有些事情不值得花时间，这真是让我无法相信。我能理解许多公司的CEO们或是英国女王认为他们的时间很宝贵，但让我感到震惊的是，我们从事的可是向客户提供服务的业务啊。如果客户要与我们做生意——即便要做的生意不是价值100万美元的那样诱惑人的生意——但我们拒绝做生意的话又会传达出什么样的信息？在Abacus一事尘埃落定之后，公司的关系和信誉都受到了损害，需要修复。所以我的观点是，为什么不向欧洲和中东的一些最大的机构表明，我们对那种老式的、普通的行业感兴趣，我们在调整以专注于结构性产品？

2011年1月10日，我走进利佛柯特（River Court，位于舰队街120号），开始了我在高盛伦敦办公室的第一天工作。我听了我的朋友菲尔的意见，穿了海军蓝的巴伯外套，那是件有光亮外层的棉布外套，“金融城”的外国人都这么穿。伦敦的金融城就相当于纽约的华尔街。

前一天晚上我熬到凌晨3点，写了一篇市场评论。我想向欧洲办公室大声宣布：我来了。我想早一点让人们意识到我的存在，但我也想让人们知道我是来帮忙的。我来到这里是要建立业务，而不是偷走他们的业务。上午7点我去上班的时候，眼睛还感到干涩刺痛。我系着爱马仕幸运领带，鲜橙色的领带上是小黑鱼。

7：30时，早晨的会议开始。在纽约，这种介绍一天活动的例会大多通过室内的广播系统完成；在伦敦，所有的人都聚集在交易大厅一边的一个合伙人的办公室里开会。伦敦交易大厅的天花板比较低，并且人们脾气暴躁，会议的语气也有攻击性，那是我在纽约闻所未闻的。在伦敦，主要问题似乎是：我们怎样才能说服客户，让他们做一些交易，使我们的交易员获利最大？

我的头几个星期是一片模糊。因为我是要建立一种新的业务，所以不得不从头开始学习相关的体系、基础，以及相关的问题等。德国与法国、与迪拜的税收管理相比，有哪些差异？对于如何利用时间我必须极具战略性。信息量太大了，我就感觉自己像是对着消防水龙头在喝水一样。要专注于重要的事情，把握大局，我心里想。

然而让我无比痛苦的是，我还得准备FSA法规考试。我简直不敢相信，在参加过系列7考试十年半之后，我不得不再一次倾尽全力，背诵晦涩的欧洲法规，而这些法规，在考试过后我很可能再也不会碰到。经理们不停地缠着我问：“你什么时候参加这个考试？”不过他们这么做是对的——我需要通过这一考试，这样我才能在欧洲合法地开始与客户交谈。

到了星期天，我还得忙不迭地到处找公寓，有时工作日也得出去找。我看的头10间房子——请原谅我说脏话——简直就是狗屎。比纽约贵一倍的价格，得到的条件却差得多。不过我去看的第11个住处让我觉得自己挖到了金子，这是一座维多利亚风格楼房顶层的有800平方英尺的复式公寓，位于贝尔萨斯公园，在汉普斯特德希思区南边。这个区如今非常受追捧，因为（酷玩乐队的）温妮丝·帕特洛和克里斯·马丁搬到了那里住。

我喜欢这个房子，它最近刚改造过，一切都是白色的，有现代气息，有着明亮的大窗，楼上还有天窗。更重要的是，房东和他的妻子想出了一个绝棒的想法：为什么不把起居室里12英尺宽的后墙用作电影屏幕呢？因此，他们没有在客厅里摆放电视机，而是安装了一台高清投影机。我住在那里的时候曾请人晚上来看电影，看橄榄球、板球，看国家橄榄球联盟和斯坦福大学的足球比赛。每天回家都是一种享受。

在伦敦的第一个星期里，我收到一封标记为“重要”的邮件，里面说：“所有的副总裁需要到7楼会议室报到。”

那是一个强制性的培训会议，达菲会过来讲话。主题是2011年1月刚刚发表的高盛长达一年的业务实践研究结果。这是公司进行的董事会级别的研究，该研究认真审视了危机中以及自危机以来公司声誉受损的原因。该研究是要为利益冲突、对待客户的问题，结构性产品和透明度等领域提供补救措施。

我们有1000多人坐在房间里等达菲开始讲话。我敢肯定，会议室里大多数人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但我心里实际上挺期待这次会议。首先，如果要选择亲自给手下发表讲话鼓舞士气的人，那么达菲就是最佳的人选，很少有人能像他那样魅力超凡，受人尊敬。另外，他阅历深，饱经历练。第二，我认为这是一项重要的研究，十分有必要去做。自我反省是必需的，我想看看这次是不是来真的。

随之发生的情况却极其让人失望。达菲说了一下意图，读了一个长长的改革清单。他举止平淡，不带情感，也没有鼓舞人心的话。他没有说：“来吧，伙计们。我们的声誉受到了损害，但是让我们以身作则，做正确的事。让我们用行动向客户展示我们是如何改变我们做生意的方式。”他没有说这些。他只是用近乎单调的语气读了长长的一串清单。我在想，公司已经下滑，现在我们以命相搏来修复声誉，达菲是不是也失望了。或者，他内心深处是否知道，这只是一个公关噱头，旨在让媒体不再抓着我们不放，他知道这次会议意义不大。我并不需要山顶布道或是“戈尔巴乔夫先生，推倒这堵墙！”这样的豪言壮语，但我确实想在他给我们的演讲背后看到一些信念。那个在2003年纽约大停电时与我协作进行交易的达菲怎么了？

会议结束后，他在走廊里往回走的时候，我叫了他一声。

他转过身来。“嘿，哥们儿，欢迎。”他说。他的心情变了，现在变得有活力了。他握着我的手，面带微笑。由于一位美国总经理还站在那里，我们三个人谈论了几分钟美国大学生篮球联赛的赛事。达菲走了，回到了他的密室。

我来伦敦的第一个星期，一位二十四五岁的初级经理向我讲述他刚刚做的一项业务。我一分钟前才刚刚认识这家伙。

“我的木偶客户没有对比我们刚刚公布的业务。我们从他那里多赚了150万美元。”他的意思是，客户信任他，没有和任何其他经纪人对比价格。因此，营业员狠狠地敲了他一笔。他不是个私下行动的无赖经理。其实说这话的时候，他的老板就坐在他旁边，还点头微笑。

时代已经变了。我做经理那会，人们会因为这种冷漠被叫进某个合伙人的办公室，受到严厉批评，甚至可能被解雇。这将被视为违反公司长期持有的原则，即如果你不将客户的长远利益放在心中，那么客户就不会长期与你做生意。

对于我来说，“木偶”这个词唤起了我童年的回忆，让我想起如青蛙柯密特那样可爱的木偶。但在伦敦的办公室这个词的用法却一点不可爱。木偶的意思是白痴、傻瓜，被别人操纵。我刚到伦敦没几天，就为自己的所见所闻感到震惊。我多次听到人们——既有非常资深的人，也有非常初级的人——将他们的客户称为木偶。我在想，这种对抗性的观点是从哪来的——认为你的客户不如你聪明，认为你可以利用他们？

在最初的几个月，我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客户被叫做木偶。一个客户因为他没有花钱购买彭博实时市场数据而被看作是一个木偶。因此，当该客户的高盛业务代理在执行交易时，他会给客户报15分钟以前的价格，也就是该客户在陈旧的数据流上看到的价格。当然，业务员在执行交易时看到的是彭博的实时数据。自然，实时价格和客户看到的价格之间的差额对于公司非常有利，有时一个交易会给公司增加100多万美元收入。

另一位客户因为买期货时不清楚需要设定一个保证金而被看作是一个木偶。

另一位客户对期权合约错误地给出了行使价（客户在未来可以买卖潜在股票的约定价格）。客户问营业员，如果高盛能调整价格，并使客户付的钱与价格一样，那么老板是不是就不会找他麻烦。因为不明白期权定价理论，这位客户没有弄明白，其实这个错误对他是有利的。销售人员说当然可以。这个“木偶”并没有意识到，他的衍生工具的价格不应该明显提高，他因结构多付了约100万美元。

还有一个根本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的木偶，他在危机前将一大笔资金放到短期波动的位置，结果损失殆尽。还有很多这种木偶。

让我感到震惊的是，人们竟然如此公开地讨论这一问题。这与我所认为的公司曾代表的理念相抵触。这也给我带来了问题，因为为了建立业务，我需要与客户而不是木偶建立关系。

我想创设的基本收入来源刚开始需要花力气去开创，但一旦我们能说服那些只做大宗贸易的客户选择高盛进行期权、掉期和普通衍生工具贸易，那么他们就能提供给我们源源不断的利润。并且在说服他们时我们无须多费口舌。这是低悬着的伸手就能够得到的果实。可是为什么会有阻力呢？

我把我维持生计的业务首先告诉了一位合伙人，他是欧洲销售负责人之一。我说：“我与你的交易员见过面，他们都认为我要在这里创立的业务不赚钱。但与我交谈的客户却不这么想。如果我们拒绝与他们做业务，那么我们是在向他们传达怎样的信息？”

他严肃地拒绝了我，现在我意识到那就是高盛的欧式风格。至少，他用了一个比较有特色的（也是敌对的）方式来表达。“我们只有一定数量的子弹可以用于客户，”他告诉我，“我们必须确保我们将子弹用在大宗贸易上，用在高利润的贸易上。”

我眨了眨眼，心想，他是从哪来的？最后一次能自由地做猎取大象的交易是在2008年，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大象了。他仍念念不忘那些100万美元和200万美元的结构性产品交易，但那些交易正在衰退，他却认为这些产品仍可以卖给头脑简单的客户或是那些不知道怎样问问题的客户。

我盘算的业务将给伦敦和纽约各带来5万美元的佣金，到年末我们就会像我计划的那样赚2000万美元。可是如果告诉客户说“我们不做小型的美国衍生工具业务”，就等于是疏远了客户，更糟的是，我们把客户拱手让给了他人。如果我们告诉他们，他们的小型业务不够好，那么我们还怎么指望他们与我们进行大型业务交易？

2月12日，我参加了FSA考试并最终通过了。我终于可以开始做业务了。而就在同一天，我跟老板和同事一起出差，去拜访米兰的客户。我是第一次去意大利，感到很兴奋，另外考试的事儿结束了，让我也松了一口气。

米兰跟我想的一样，但也有所不同。老板住在宝格丽，那是一间超豪华酒店，只剩下了一间房。我和我的同事住在不那么豪华的帕悦酒店。我住的是标准间，不过是一间很“壮观”的标准间：这间房就像是位于典雅的意大利别墅中，与米兰大教堂一路之隔，那里是拿破仑加冕的地方。第一天晚上，我们与一位最大的意大利客户一起出去吃晚餐，我们在Antico Ristorante Boeucc吃了豪华的四道大餐，这是城里历史最悠久最好的餐厅之一。这就是美好的生活。

第二天，我们见了5位米兰客户：有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和一家保险公司。他们每个人都打理着10亿多美元。与他们交谈使我感到乐观，而且放心了，因为我发现，高盛欧洲公司的人根本没有意识到我心里所想的这种业务，它轻易就能创立。

从2月中旬到5月，我几乎一直在路上奔波。我去了巴黎、法兰克福、慕尼黑、哥本哈根、苏黎世、日内瓦，还又去了一次米兰。在4月的一次旅行中，星期四晚上我飞往巴黎，星期五有会要开；星期日晚上飞往香港，星期一在那里开了两次会（还顺便拜访了高盛香港的分部）。那天晚上，我飞到新加坡，在丽思卡尔顿自助酒店和两位高盛总经理吃晚餐，去了滨海湾金沙酒店，水边有一家极好的新开的赌场，还有未来主义风格的空中花园，楼顶还有巨大的泳池，可以俯瞰整个城市。在星期二，我拜访了新加坡5个不同的客户。那天晚上，我飞赴迪拜参加中东高净值个人会议，会议的档次很高，连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也去了。第二天早上，我飞回伦敦。

这么紧张的旅程很折腾人，但也令人振奋。伦敦办公室里那腐蚀性的气氛慢慢地使我厌倦。

这些出差教给我很多东西。各个地区的客户群都不一样，国家民族的特点经常以固定的方式起作用。例如，德国的客户都非常有礼貌并特别注意规避风险。在会议上，他们只是静静地坐着，点头。在伦敦的一个量化分析师告诉我，他最糟糕的一次会议是与一位德国大客户开的。房间里有20人，这位量化分析师用了两个小时介绍衍生品，客户都礼貌地坐着，点头，甚至有时还微笑。结束时，他问道：“有没有人有任何疑问或反馈？”沉默。然后，一直坐在桌子前端的高级客户跟量化分析师说：“忘了告诉你，我们这里不能进行衍生品交易。”

而法国人正如你从了不起的法布里斯的历险经历中看出的那样，是另一番风貌。他们的规矩是炫耀和自夸：法国客户喜欢谈论他们有多聪明，多世故，多精明。一个典型的例子是我曾在巴黎参观过法国兴业银行的大院。它就像一个巨大的金融工程纪念碑，就像一个蜂箱，里面有量化分析师，喝浓缩咖啡的人，还有抽烟的人。法国市场用金融术语来说是非常的“过度经纪化”：如果有10家不同的银行去拉某个客户，那个客户就会把业务拆分成10份。市场趋于饱和，各家银行都只分到一小杯羹。

我从纽约引来高级合伙人，有时会结识新的客户。我们的会议既使我充满希望又使我沮丧：充满希望是因为那里有生意可做；沮丧是因为客户自己感到沮丧。我从瑞士、法国、德国的客户那里一次又一次地听到同样的话：“高盛对客户不友好。在顺境中，你会为盈利性的业务竞争，但在危机中，当我们需要你的时候，你却不在。而现在，当我们想要做流动性业务时，你却给我们制造困难，让我们非常难做。难道你不认为这有足够的利润吗？”客户说的“流动业务”是普通的衍生工具，如期权、期货、掉期等需要每天进行交易的产品。

高盛现在的一大障碍就是折腾人的法律程序。即使我们想做简单的股票期权交易，我们会说：“您必须填写这份58页长的文件，”而其他银行会说：“在这张表格上签字即可。”这就会使客户选择其他银行。

我把这个特殊的问题作为一个重大工程，在纽约方面的帮助下最终解决了它。到那年夏天，我把58页的文件变成了一个单页的文件，我已经签了几十个新客户。要想让客户能够跟高盛交易的时候更愉快，只需以新眼光审视多年来从未有人真正看过的业务一角。公司里的一些人对此印象深刻：“哇，我不相信十几年过去了，我们却从来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当然）还有另一些人说，“这很好，但这些都不是大宗贸易，这些都是小打小闹，而不是本垒打。”固定费用的佣金不会让你变成骨干或摇滚明星。（公司里许多人把做成大宗贸易的人称做骨干或摇滚明星。）你会看到人们在电子邮件中就用这样的术语。你也会在交易大厅听到人们用这样的术语。

“干得好，骨干。”

“你是个摇滚明星，伙计。”

“X在击碎它。”

“Y在杀死它。”

“Z在进行大贸易。她是一个印钞机。”

由于主权债务危机和由此产生的欧洲市场的动荡，那里的投资者正在寻找相对更稳定的投资领域。他们关注的地方，就是我的业务区域，即美国。我看到在欧洲有大批的资金等待投出去。被结构性产品灼伤的客户现在想投资于透明的、在交易所上市的业务，这些业务不会撼动任何人的世界，但在未来十年将会是稳定和坚实的。

但是，为了做那项业务，我不得不说服合伙人，让他们认识到驻伦敦的同事的思维方式需要改变。我在伦敦那一年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奔走呼吁，传递一个消息：“这是非常重要的业务，会有所回报的。但更重要的，就是我们需要为客户做的服务。”

有时人们听我的，但是大多数时候不听。

我从一次特别长以及富有成效的旅行回来之后，我给乔吉特发邮件说，我想讨论一下我开的一些会议。令我惊讶的是，她来到我的办公桌前，看着我的脸。她没有笑。“通常我与员工谈话每月不超过一次，”她严肃地说，“我只想以电子邮件的方式听你说贸易有多大，GC是多少。”

我来伦敦的前半年很快过去了。我一直在出差和努力工作，但生活也有一些乐趣。我很幸运，能在巴黎现场观看拉斐尔·纳达尔打败罗杰·费德勒赢得第六个法网冠军，在温布尔顿吃着草莓冰淇淋观看诺瓦克·德约科维奇获得了他的第一次冠军。我也在一些非常高档的地方吃过饭，比如布卢姆斯伯里的Pied à Terre，法林顿的圣约翰，伦敦西区的常春藤。我很感谢这些经历，我努力记得要经常闻闻玫瑰花香，享受生活。下一次如果你去伦敦，我这里有一个建议：无论你点什么菜，都要往里再加点盐和胡椒。相信我，真的需要加。

2011年6月，我飞回纽约和几位合伙人交谈，并告诉他们我对伦敦的评价。他们都渴望听一听伦敦的消息。

“那里的文化是什么样的？”5位合伙人中我首先见到的那位问我。

我支支吾吾。我说，那是一种交易文化，那里的人们，首先关心的是为公司赚钱。那位合伙人在伦敦待过很久，同意我的说法。

我在纽约的时候还见了2004年认识的一个合伙人。他没有从我的话里听出弦外之音，继续问道：“那么，那里的文化到底有多不好？”我跟他说了我的评价，他微微笑了笑。“伦敦的领导人总体上不像我们纽约的领导人那样关注客户，”他说，“他们专注于让客户做事情，而不问客户需要什么。”然后他补充说，欧洲的联合首席执行官迈克尔·舍伍德（即伍迪）和加里·科恩真的相处不来。

我坐下来跟他们汇报伦敦分部的文化出了什么问题，同时我在想，其实那里的业务组合和纽约一模一样。两个办公室之间的差异，在我看来，主要是在语气上。当然，伦敦这里的人们夸耀大宗贸易，这种方式对于公司文化的侵蚀更严重，更容易带坏年轻人，但在纽约，大宗贸易也同样受到奖赏。

当你在纽约的交易大厅或在总部，与高层管理人员在一起，你必须一直保持扑克脸，做事的时候就好像一切都蒸蒸日上。但事实并非如此。与伦敦一样，在纽约，那些头脑简单的客户以及不知道如何提问题的客户被游说去做那些能给高盛带来高利润的结构性产品交易，他们并不完全明白自己付出的代价。只不过在西街200号，人们谈论这些交易时更谨慎，更小心。他们知道，如果他们吹嘘过了头，可能会惹上麻烦。

我不时与我的合伙人导师谈论这一点。在我和他看来，内部的争权夺势正蚕食着高盛的文化和士气。合伙人更关心的是保护自己的GC而不是照顾客户的需求，这就给从总经理到副总裁到经理到分析员整个指挥链起了很坏的示范。公司里是不是有些人赚了太多的钱，使得他们已经无法做出合乎道德的决定？

在华尔街的说法中，“杀”一个人，或“射杀”他们，是指把他们解雇、降职，或是将他们调到另一处通常更远的办公室。当双方有冲突，其中一方找到上级说，“我们两个合不来，这会影响业务。另外，这个人所做的事情全都是错的。”这时，就会发生“杀”掉一个人的现象。等到有人说出这样的话时，气氛已变得很糟糕，管理层意识到他们必须将其中一人——通常是更脆弱或是可以牺牲的那位——调往他处。

这种做法在金融领域有浓厚的甚至是声名狼藉的传统，而且这么做多多少少有些无耻。当然，汉克·保尔森和劳埃德·布兰克费恩也费尽心机才爬到今天这个位置。他们是强硬的有事业心的男人，另外高盛也不是慈善基金会。但高盛以及华尔街曾经有这么一段时间，如果人们在努力往上爬时跨越了道德底线，他们会被解雇、降职，或受到谴责。而现在的情形是，你可以随心所欲地往上爬，只要你有权，上面的人不会干涉。但即使在今天这个混乱的世界，有一些手段也是不道德的，会极大地破坏道德，给初来的人树立坏榜样。这样做会向第一年的分析员和新的经理表明不良行为能得到奖励。

乔吉特就是企业中的一个高级暗杀者。我的一位导师告诉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她决定不去杀掉你，这是一个好消息。话虽如此，她还是要在你的路上不断设置障碍。她会试着阻止你进步，而不是彻底干掉你。”他说，在她设立规则的游戏中，整层楼只有一个人曾打败过她。我在伦敦的首次面试后正是他给我发的邮件，说：“我们要一起征服整个世界。”他比乔吉特职位低两三年，他的绰号是“赌徒”。有传言说，他从别人那里接手了一个很大的客户后，她就用她一贯的伎俩盯上了他：15%的税。

情况是这样的：任何时候，当一个销售人员与客户做了一笔交易，1000美元的佣金——或者更普遍的是，包含了佣金的总共10万美元的费用——将写在销售人员的名字旁。在年底，管理层看每个人名字旁总的数额，以决定他或她的奖金。同时，乔吉特会将她团队里每个人总额的15%挪到自己的账户下，从而提高自己的奖金。她会联系贸易管理层，非常公开地说，“去，请把劳伦特与X,Y和Z客户贸易收入的15%转到我的账户。”这纯粹就是明抢。人们对此都有质疑，但大家都太怕她了，不敢跟她当面理论。

只有“赌徒”除外。

当乔吉特来找他，想从他不菲的新收入中挪走一部分的时候，他只是简单地说：“他妈的没门儿。”虽然她比他级别高，他仍直截了当地告诉她闪一边去。这手段起作用了。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赌徒”是合法地弄来了这块腊肉，而如果乔吉特说：“我无论如何都要拿走”，那她就会在众人面前成为坏人。所以她闪到了一边，再也没去碰他。

这一例外证明了这个规则。显然，乔吉特曾厚着脸皮去达菲的办公室，在整个交易大厅众目睽睽下，在达菲的玻璃墙办公室里，跺着脚喊着她的要求，而达菲则温顺地坐在那里。“达菲也无计可施，”我的导师告诉我，“他们太害怕她会起身离开公司，所以他们对她的话言听计从。”

占有下属的GC是我在努力争取同伙的时候了解到的特殊方法之一。还有其他方法。大厅里有另一位经理，他完全地不折不扣地只关注利润。据说就在危机前他与欧洲一家大基金做了一笔多方位、跨资产的结构性贸易，使公司赚了1亿美元。有传闻说那年该经理赚了1200万美元。而那位客户花了好几年才退出交易，这对他来说简直就是噩梦。

对于任何有关客户交易的邮件，这个家伙的标志性回复都是：“GC？”没有其他的话，也不问客户为什么做交易，做了什么交易，或是其他事情。他只问交易能赚多少钱。奇怪的是，一旦谈话超出交易的范畴，他看起来还是一个相当不错的家伙，极具幽默感。

然而，有时他对于GC的关注太过分了。2011年夏末的一周，欧洲主权债务危机严峻，穆迪公司和标准普尔将美国政府的信用等级下调，大厅里五六位总经理却给交易大厅600多人发了一封邮件，庆贺他们的团队在危机中获得了很多GC。在电子邮件中，总经理精确区分了收入的数百万美元的费用——有超过100万美元的大宗贸易；有的是以客户区分（出于相关的规定，此处省略客户的名字）；有的靠交易类型区分——这等于是拍拍每个人的后背，说“工作做得很好”——但主要是拍彼此的。不到两分钟，达菲向600多人发了一个“回复所有”的邮件，说：“这时为胜利而欢呼还为时尚早。市场是开放的——投身进来吧。”

我记得我当时脑子里想，这一切真是太离奇了。欧洲经济在下滑，感觉好像希腊、西班牙、意大利、葡萄牙都濒临崩溃，而与此同时，我们却在这里大肆吹嘘从客户那里赚了多少钱。那些客户或是因危机而惊慌失措，或者更糟的是，他们直接参与其中，损失了数百万美元。这不免让我想起在2008年金融危机期间的惊慌失措的客户。

达菲对业务实践研究结果开过总结会几个月后，公司搞了一系列的后续研讨会，不过规模小得多，参加者主要是副总裁和总经理。我参加的那次会议只有25位副总裁参加，由布雷特·西尔弗曼主持，他是一位合伙人，2008年春天贝尔斯登垮掉后他陪我到亚洲，他是那个欢闹的假日聚会恶作剧视频背后的创造性的天才。他比我早三个月调到伦敦，有人说他过来的一部分原因是为了修复这里的公司文化。

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会议。西尔弗曼说：“当我们调查客户时，有一个清晰的模式出现了。他们相信高盛的个人销售代表。但他们不相信高盛这个组织。我们需要改变这种观念。”

会议结束后，几乎每个人都已经离开了房间，我走到西尔弗曼面前说，我认为我们给副总裁开这些会很好，但团队领导、总经理需要树立正确的榜样来把这些想法付诸实践。“但我没有看到他们这么做，”我告诉他，“年轻人如果看到总经理表现得不好，那么他们的表现也不会好。总经理们需要更负责任。”

他茫然地看着我，无言地点了点头，几乎如机器人一般。

在商业行为研讨会后，我看到不同产品组的销售负责人做起事来根本就把会议当成了耳边风。他们仍然按照老样子和自己的团队见面，所说的话还是老一套：“这个星期我们做成了多少大宗贸易？哪个地区做得最多？我们可以专注于哪些结构性产品以增加高利润的业务？我们需要把哪些项目从账目上挥动斧子砍掉？”

斧子这个说法困扰着我。所谓的“斧子”，其实是指公司想要摆脱的一个位置，或是想巩固的一个处于危险境地的位置。公司从其内心深处认为一个结果会发生，但它却建议客户做相反的事，这样公司就能反其道而行之，赢得赌注。

要理解这一点，可以想想卖甜甜圈的情况。假设你拥有一个甜甜圈店，起名叫“脆脆甜”，店里有很多甜甜圈，要在变坏前把它们卖完。为了推销，你可以说：“我们的甜甜圈现在不含脂肪！”从技术上说，这是骗人的话，但这样做不会把你送进监狱。它可能会使你惹上官司，但仅仅是有这种可能而已——又有谁真正想要去法院？人们会冲进来买这些美味的“脆脆甜”甜甜圈，并且相信如果一个像“脆脆甜”这样有信誉的品牌说它的甜甜圈是不含脂肪的，那么其产品就肯定不含脂肪。“斧子”对于高盛来说就像是多余的甜甜圈。高盛想清除其库存，就会营造一个引人注目，但并不总是完全准确的情况，让客户去购买。

我在伦敦参加每天上午的会议时印象最深的就是我们对世界的看法经常改变。看法的改变太过频繁，失去了真正的意义。每天对世界的看法建立在交易者的账本上，以及他们想摆脱（卖出）什么，或是想增持（买入）什么。他们经常派战略分析师或是量化分析师到各个办公室，劝销售人员去说服客户填补这些“斧子”。若成功的话有时会奖励双份的GC。在理论上，无论战略分析师怎么说都可能与我们想的相反，因为我们想让客户进行相反的贸易。

Abacus就是2007年的特色“斧子”。2011年当我到伦敦时的特色“斧子”是让客户在兴业银行、法国巴黎银行、意大利联合信贷银行、联合商业银行等欧洲最大的银行买入或卖出期权。我们对这些机构的看法从正面变成负面再变回到正面，这样来回变化了至少十次。我记得我当时想过：我们怎么能做到，不露声色地这么做？但凡动脑子的客户都不会相信情况会如此善变。这很明显是误导和虚伪。

在欧洲银行的一些案例中，出现了比平时还要多的客户进行这些业务，包括一些传统上行事更保守的共同基金。高盛和其他银行看到了机会，发现能在这一领域赚很多钱，因为希腊、葡萄牙和西班牙等国家正经历动荡的债务危机，美国的政治家们陷入僵局，不知是应提高联邦借款限制还是应采取一个长期的计划以减少政府债务。其结果是，标准普尔似乎要将美国信用评级降级——这将导致进一步动荡。情况越动荡，期权就越不稳定，银行的利润就越大。当然，此时风险也更多，但也更有可能赚取巨额利润。

除了根据客户需要向客户不断变换建议显得不诚实以外，困扰我的还有欧洲银行期权“斧子”，因为它对于市场的影响较大。（有些欧洲银行的股票一天波动能超过5%。）

这些都不是抽象的资产，这是主权国家的国家银行，这些国家内部有数以百万计的公民指望着他们的政府能把一切安排得井井有条。把他们银行的命运玩弄于股掌之中让我觉得极不负责。

更糟更隐晦的是，高盛一位著名的战略分析师抖出了一份半机密的报告，原本只有少数客户能看到这份报告。《华尔街日报》对此进行了报道。在他的评论中，该战略分析师描绘了一幅很可怕的图景，认为欧洲银行可能需要筹集10亿美元的资金。他建议，一些衍生品应该充分利用（或应对）这次动荡。在同一时期内，高盛的战略分析师预测欧洲银行体系会发生“内爆”，有很长一段时间，我们的交易柜台都需要让客户相信应该立即买进。

这些都太过分了。很多年前我们就建议希腊通过交易衍生品来掩盖其债务。现在，我们却转而告诉对冲基金可以从希腊的混乱中获利；而在长城的另一边，我们的投资银行家正努力从欧洲政府那里赢得合同，向他们建议如何收拾这个烂摊子。

这种复杂和矛盾的情况使交易大厅里的很多人感到沮丧，对此我与同事谈了很多次。人们看到了这其中的虚伪，但没有人采取行动。奖金文化同样根深蒂固。数字本身妨碍着变革的发生。

在高盛的历史上曾经有一段时间，奖金额度的确定基于非常主观的标准。在每年的年底，经理根据你带来的业务以及你在团队中的表现来评估你。这两个因素结合在一起表明你在公司的真实经济价值。

但是，从2005年直到今天，评估系统很大程度上已成为数学计算：你的奖金会按照你名字旁边记录的收入金额的百分比支付。在某些年份，这会是收入的5%，年景好一些时是7%。所以，年景好时如果你为公司赚了5000万美元，而且你级别够高（副总裁及以上），有资格按照这种公式获得报酬，那么在理论上，你能获得350万美元的报酬。

新系统的问题是，为了把自己名字旁的数字提高，人们现在会为所欲为。甚至很年轻的交易员和销售人员都学习领导们树立的坏榜样。看着年轻人的心灵受到荼毒让我忧心忡忡。

我曾连续11年负责高盛在斯坦福的招聘，我遇见过成千上万的最优秀、最聪明的大学生，他们会成为公司的未来。对我而言，招聘过程总是非常特殊，我要把新鲜的血液带到我十分在意并且深切信任的地方。某个人当年录取了我，那时我对金融一无所知，但是他们看到了我的潜能，并帮我发掘了出来。现在我也欣然地对我相信的人给予同样的信任。在这种关系里，付出的一方其实得到的最多。

经验丰富的投资银行家们经常会说，年轻人——尤其是暑期实习生和刚刚毕业的大学生——刚来时会给交易大厅带来新鲜感和活力，向华尔街老手们传达出一种理想主义的新鲜精神。我觉得现在情况已经不是这样了。

现在，第一年的经理们看到他们的老板、总经理和合伙人为了GC争个不停。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腐蚀性的行为已渗透到整个系统中。助理们开始认为他们也应该这样做，因为他们的领导人也是这么做的。助理们都想增加自己的GC，我至少已经裁决过他们之间的至少10起争端。当我还是个助理时，我甚至没有资格拿GC，因为这不是公司的重点。而现在助理们将GC视为年终奖金多少的绝对尺度。助理之间典型的争斗是这样的：

助理1：“我真的认为我应该得到X、Y、Z客户GC的75%。我做得一直比你多，而且客户喜欢我。”

助理2：“不，我是客户进行衍生品交易的中间人。我认为我才应该得到75%。你靠边站。”

高盛的团队精神已被抛到了脑后。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会鼓励每个人得到50%，然后一些合伙人会做出最后的决定——他们的决定通常考虑的是哪位经理更讨合伙人喜欢。然后，经理们仍会彼此怨恨。

彼时彼刻，达菲就坐在他的在三层安检之后的办公室里，墙上还挂着“人民”的标语。

另一件让我担忧的事是我已经不想招聘学生进公司了。在我离开之前的一年内，在某些时候，我开始避免招聘。这给我的内在信号比什么都响亮，让我意识到事情的恶化是多么的严重。

此时的高盛已不再是我加入时让年轻人为之兴奋的那个高盛。温伯格、利维和怀特黑德的形象已暗淡。高盛仍是世界上卓越的银行，但现在这仅仅是因为高盛在业务上是做得最聪明的（也因为我们所谓的竞争已经变得很弱）。凭良心说，我再也不能建议年轻人来这里工作。

在每季度末，高盛都会召开一场面向全体员工的会议，交流内部业务进展，在会上每一个地区的负责人都要回顾本季度的业绩并讨论竞争格局。在伦敦办公室，从初级分析员到合伙人共1000人聚集在利佛柯特7楼的会议室，所有欧洲办公室的人员都参与到视频会议中，总共有几千人参加。会议通常持续一小时，会议结束时总是会安排大约15分钟的简单提问环节，如“公司的重点是什么？”或“我们如何理解竞争？”

我走之前几个月，参加这种高层面向全体员工的会议的有联合首席执行官迈克尔·“伍迪”·舍伍德和南非的投资银行业务主管理查德·格诺德（Richard Gnodde）。他们每一位都站在大舞台一侧的讲台上。当提问阶段接近尾声时，一个女听众站了起来，问道：“公司文化正在消亡，我们的声誉日益恶化，公司有何对策？”讲话者们陷入深思，现场一片死寂。

伍迪和格诺德完全惊呆了，因为并不是任何人都有胆气问这个问题，更因为他们当时肯定是绞尽脑汁地在想该如何应对这个问题。长达半分钟里，他们俩看看观众，再看看对方，面面相觑。最后，伍迪说：“理查德，你想回答这个问题吗？”

当时的场面让人感觉相当的超现实，紧张的窃笑传遍了礼堂。

格诺德块头大，面孔看上去很友好，意志坚定，他说：“没问题，伍迪。我想我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低头看了一秒钟，然后面对观众。“我们刚完成了一份长达63页的业务实践研究——”他开口道。他说，公司文化很强健，一如既往。高盛在公司各处召开会议，以确保员工们理解这项研究的结果并付诸实践。他讲了一两分钟，然后微笑地看着这个鲁莽的令人难以置信的女人，就像是他揭示了一个简单的道理。

但她并不满足于这种照本宣科式的回答，她要的是真正承认这一问题，并对其进行反省。这位女士又说：“但管理层具体做了哪些事情来解决很多人都在想的问题？”

又一阵沉默。这时，伍迪接过了这一棒。他说了一通务虚的话。他说：“在高盛我们都是一家人。我们都有家人，我们都是好人。我们只要记住，在做业务时我们要像在日常生活中一样做出好的合乎道德的决定。”

会场上稀稀拉拉响了一阵不由衷的掌声，然后会议就宣告结束了。每个人都沮丧地散了场。

是该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了。

我从心底知道，高盛的人做事的方式，以及他们不关心反馈，并且将客户看成对手的做法，这些都是极为错误的。我个人的反应是，这对公司的未来不好。我为这个公司付出了很多心血，年轻人的不满告诉我，客户的不信任也告诉我：是该我离开这里的时候了。但公司对于到底发生了什么情况并不真正关心，这一点让我感触最深。于是，我开始继续写作。我用写作的方式将我认为不对的东西准确地提炼成简单的术语。我记得十多年前，卡莉·菲奥莉娜曾建议斯坦福大学的毕业生不断地尝试提炼东西，直到我们得到其真实的本质，得到我们真正相信的东西。

在飞机上，在机场候机室，在酒店房间，还有深夜在我的公寓里，我都会努力静下心来写下许多正在荼毒我所热爱的这个机构的一些东西。起初我的想法漫无边际，纷乱芜杂。我一遍又一遍地审视这些想法，努力找到其核心意义。

刚开始的两三个月，我写作的目的是帮助我准确理解自己头脑中的感觉。然后，渐渐地，我有了一个想法——我可以默默地离开，什么也不说，让这个体系溃烂。或者，我可以尝试更改这个体系——因为我能清楚地看出与我交谈的合伙人不会为拯救这个体系做任何事。我想，如果从内部无法改变公司文化，也许可以从外部改变它。我决定尝试写一篇专栏或社论，这篇文章也许能警示人们金融世界正发生什么，也许能改变一些人的想法。一些话自然就涌了出来……我想我在这里工作了足够长时间，能够理解其文化发展轨迹，理解其员工和身份。说实话，现在的环境是我见过的最有毒和最有破坏性的。

我的文章——或不管它是什么——迅速膨胀到三千词，然后又到了五千词。我知道我必须写出我想说的本质——这是什么来着？本质就是高盛和华尔街已经忘记了自己的使命：为客户服务。问题的本质就是公司文化在腐烂，这给公司和行业提出了一个可怕的威胁。当客户不再信任银行时，灾难就随之而来。董事会以及劳埃德、盖瑞、伍迪和格诺德等人，如果继续对眼前发生的一切视而不见，他们也就无法挣到钱了。他们把追求短期利润置于声誉之上——这些声誉花好几十年才能建立起来，却在瞬间被摧毁。他们没有充分认识到，只是说自己与众不同，并且口头说把客户放在首位是不够的，你必须真真切切地做到。如果你不这样做，那么虚伪的气味就会很快让你的员工和客户窒息。

我跟莱克斯讨论了我要离开高盛这一想法。我没有明确地告诉他我在写东西，但我想知道，我公开地宣布我为什么离开，以及我认为这个体系哪里不对，在他看来这样做有没有道德价值。从理想上说，我想我可以带来一些改变。我想知道他是否同意我的想法。

莱克斯是我唯一相信能保守秘密的人。他不怎么喝酒，也不怎么合群，这样就不会说漏嘴。我们的交情很久了，我们总是互相帮扶。在我的职业生涯中莱克斯知道我的思想是怎样演变的。在过去的一年中，我多次告诉他我对公司越来越不抱希望。

作为朋友，莱克斯竭力劝我不要公开说任何事。“听着，”他说，“你说的、谈论的都有道理，但是你将面对的是一个庞然大物。我担心的是你的人身安全，以及你个人的合法的福利。我担心它所带来的后果。你要为自己想想。这不值得你冒险。”

他让我想了一会儿。那是一个星期天，我在伦敦附近士美菲路的一间餐厅里，通过苹果手机尽可能私密地和他交谈。

莱克斯接着说：“你一定要为自己想想。你写的东西可能被人忽视，而那时你已经离开了你的职业，你会失去尚未得到的股票，遭受财务上的损失。”莱克斯的意思是我会失去所有的未来收入：工资、奖金，再加上高盛已答应我未来几年会给我的股票，作为我一直与公司共进退的奖励。

我把球踢回去，开始摆架子。我跟莱克斯说，我认为道德意义大于风险。对此我的态度令人难以置信的坚决。

“好吧，”莱克斯说，“我告诉你，这件事情太危险了。我不会这么做。”

我们的对话就到此为止。直到我的作品出版我才再次与莱克斯通话。

在接下来的一个月，我坚持每天上班，尽最大的努力做我一直做的工作。我也写并修改我的文章直到深夜——我跟谁也没说。2月初，我终于将我写的精简成1500词，题为《我为什么离开高盛》。我觉得最有影响力的专栏是《纽约时报》，但我不认识那里的人，不知道该投给谁。专栏页只列出一个法定的电子邮件地址，所有的稿件都应发送到oped@nytimes.com。我决定把我的命运托付给报纸之神，我感觉做了一个不可撤销的但完全正确的决定，我摁了“发送”按钮。

过了一个月都没有回应。无线电静默。我的作品石沉大海，但我还是决定再试一次。

不管有没有协议，我想如果我把作品发给一个特定的人而不是一个专栏会更有把握。所以，我查找了一下编辑的邮箱地址。2012年3月7日的晚上，我把作品发给其中四位编辑。

到第二天早晨，我收到了回信。

《纽约时报》想把它刊登在专栏上。我与编辑讨论说，我强烈感觉应该以我所写的原有形式刊登——我花了5个月将5000词精简成我真正想说的，我全身心地相信我的文章，我不想看到它刊登时受到删改或美化。我担了太大的风险，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纽约时报》同意刊登时，我丝毫未犹豫。

我继续每天工作，还在伦敦的高盛办公室做衍生品销售员，我的文章的最终编辑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状态下进行的。然后，《纽约时报》的一位编辑提出一个不同寻常的请求。

“我们需要百分之百地确定你的身份是真实的。我们想派一名记者去伦敦办公室与你见面，以绝对证明你的身份是真实的。”

“那怎么能行？”我说，“我很乐意为你提供任何你需要的证据，但《纽约时报》的记者出现在高盛伦敦总部的前台找我，那真是疯了。”

这就像是间谍小说的情节似的。

“不要担心。我的人会谨慎行事的。”

《纽约时报》派了他们在伦敦的商业记者兰登·托马斯来核实我的身份，并确定我身上没有绯闻，没有什么不良记录。托马斯已为《纽约时报》负责报道高盛十年了。他来到了舰队街120号接待处。

我们安排他3月12日（星期一）上午9点30分到接待处找我。接待员打来电话后，我会下来到大厅见他。我们没有讨论他是否会用自己的真实姓名，但出乎我的意料，上午9时30分整，前台打来电话：“兰登·托马斯想见你。”

“我马上下来。”我说。

我到我办公桌附近的盥洗室快速用水冲了把脸。这将很有趣，我想。有趣吗？这是前所未有的。我走了下来，非常镇静。我看到一个高个子，背着双肩包，他就是兰登。我径直走到他身边，在高盛的大厅里握手寒暄。他笑着说：“我很高兴见到你。”

“想去喝杯咖啡吗？”他接着问。

我们沿着舰队街，离开了圣保罗大教堂。我提议不要去离高盛最近的星巴克，而是去两三个店以外找一家。我们走了大概十分钟，最后，我们在皇家法院马路对面的星巴克坐了下来。在伦敦，大多数咖啡馆的地下室都有一个休息区，所以我们拿着咖啡下了楼，那里安静些。我再次感觉这一切就像是间谍的活动。

兰登看得出我是真诚的，于是审核变成了日常的闲谈。我当面告诉他我们的谈话不能录音。

他问的问题都在我的预料之中。首先，我为什么要这么做？

因为我认为在道义上应该这么做，我想做出些改变，我说。要是不做些什么我会觉得不对劲。

我有什么不满吗？

没有。但是我感到非常难过，我为之付出了这么多的公司已经迷失了方向。

我是要被解雇吗？

不是的，我说。事实上，我来伦敦第一年就建立了35%的业务，我清除了十年之久的法律障碍，与我们经常交易的客户增加了80%。年终总结回顾时我一直在受到称赞。

我对于奖金不满或是没有得到提拔吗？

我告诉他，我的奖金比同龄人高10%，所以没错，我想得到提拔。但从副总裁干到总经理的平均年龄为35岁或36岁，而我才33岁。多个合伙人告诉我还有两年我就能得到晋升。

我是太过天真吗？托马斯问。难道华尔街不是一直都这么行事的吗？我一直都不知情吗？

不是，我说。我对他说，首先，姑且说这就是华尔街一直的行事方式。可这就是借口吗？其次，事情发生了变化。自2008年经济崩溃三年来，我看到了银行的受托责任在受到侵蚀，现在银行在拼命利用客户。这种情况遍布华尔街，但是高盛理应成为其他银行的表率。我说，到2012年，该公司已完全失去了长期的动力，而是不惜一切代价地牟利。公司从危机中没有吸取任何教训。

这些情况我为什么不跟上司谈？

过去一年里，我曾与九位合伙人谈论公司的文化和道德，关上门时，他们中有一半的人都同意，认为公司有问题，但我看得出他们没有一个会针对此问题做任何事。他们只是赚了太多的钱。

我们聊了大约四十五分钟，然后开始往回走。

“你对此有什么感觉？”托马斯问我，“这一切真的要发生了？”

在清新的晚冬空气中，稀罕的阳光使圣保罗大教堂更漂亮，我告诉他，我感觉棒极了。事实上，那是一种幸福的感觉。我乐观地认为，无论我的力量多么渺小，我都可以使这个体系做出改变。但我告诉他，我不知道会有什么反响。我们俩谁都不知道。

兰登祝福我。我们握了手，他朝反方向走去。我又回到舰队街120号交易大厅里我的办公室。

专栏最终确定3月14日（星期三）刊登。我直到最后一分钟还在编辑它。我彻底核对了事实，对于将刊登的内容我感到自豪。

在3月10号星期六，我晚上8点左右到办公室清理我的办公桌。我特意选了星期六的晚上，因为我知道那时周围不会有很多人。我整个职业生涯都是在这个公司度过的，我不想急匆匆地离开。我想慢慢地收拾东西，回忆一下我的职业生涯。交易大厅空荡荡的，只有我和一名保安。为了节约能源大多数灯都关了，空调也关了。里面又闷又热。我坐在办公室里，卷起衣袖，摘下手表。我拿起在街角买的麦当劳鱼柳堡吃了几口。然后，我开始清理我的东西。我看到土耳其通信公司的纪念品，还有我第一次达成交易后鲁迪从我衬衣上剪下的纽扣。我想起我与科里在一起的日子，还有他教我业务的情景，教我如何做一个正直的人。我发现了暑期实习时的图画书，上面蒙了一层土：2000年夏天72位在公司实习的人中只有我们7个人留了下来。我收拾旧跳羚橄榄球和板球，以前我跟达菲在纽约的交易大厅里常用它来练习抛球。我又一次感到从我第一天参加开放会议开始到现在的十二年间，这里的基调和文化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在接下来的4小时内，我坐在那里，一个人，很平静，坐在安静得有些诡异的交易大厅里——没有交易员的呼喊，没有电话铃声——我认真地记下我需要做的每一件事，这样我星期二中午离开时就能尽可能地快，而且不那么引人注目。我打算飞回纽约，开始我的新生活——不管这种新生活是什么样的。当我走出门时，我希望这次告别能做得干净利落。我希望我的桌子上不留下个人的印迹。我不想在办公室里留下任何我的痕迹。

最后，午夜刚过，在星期天的凌晨，我注销了电脑，背上双肩包，拿上一个装着我十年回忆的小盒子，离开了。高盛公司后来告诉我，他们的监控录像录到了我背着包，拿着盒子走出前厅的过程。他们以为我在行窃呢，但其实我带走的只是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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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的文章发表那天接近午夜的时候，我降落在纽约肯尼迪国际机场。我的照片已经到处都传遍了，我也不知道是否有人会认出我，因此——也许这样做很愚蠢——我临时伪装了一下自己，戴上深褐色的草帽，没有刮胡子。我直奔菲尔位于第七十九街和第三大道的家。菲尔给我准备了一个充气床垫让我过夜，并且让我下飞机后立即去他那里。

我不知道那一天会发生什么，也没有花很多的时间仔细计划一下。我坚信我文章里的观点，并且认为把它发表出来是一件正确的事。我会等它发表出来之后再去处理它所带来的反应。一旦真的来了，我才发现回应让我难以招架，那么多的普通人给我发来数以万计的消息：从得克萨斯的乡村，到俄罗斯、印度和中国。我也接到了数十名前同事和客户的电话。

这些信息都有一个相同的主题：支持。尝试改革一个已经迷失了自己道路的体系，人们喜欢这样的想法。他们喜欢有人面对一个强大的机构说出真相。他们喜欢冒险做自己认为正确的事的想法，即使这会让个人付出代价。这么多的鼓励，让我非常感动。但是，当媒体展开攻势之后，我很高兴，我的第一反应是不作回应。我的弟弟，以及我最好的朋友莱克斯和丹在这方面跟我的本能反应一样。原因如下：

专栏文章花了我近5个月的时间，其内容正是我想说的话。我反复提炼了我的论点，直达本质。那些都是我深思熟虑后的东西。而在文章发表的当天，不论我说什么，都会偏离专栏文章的内容。让我很自豪和兴奋的是，对于辩论金融业中不负责任的行为，以及其中的利益冲突的辩论，我做出了一点点贡献。我相信这一辩论是至关重要的。在所有媒体的关注下，在纽约降落后能够直接去好朋友的地方，让我感到非常欣慰。

我下了出租车，开始收拾我的行李，菲尔的看门人走出来帮我。突然，他双眼放光，向我露出我所见过的最灿烂、最热情的笑容。

“你是格雷格·史密斯，对不对？”他兴奋地问。他认出我来让我吓了一跳。一整天大部分时间我都在从伦敦飞来的飞机上，并没有意识到新闻报道达到了什么样的程度。

“欢迎来到纽约，”我刚一到他就对我热情地说，“我只是想让你知道，在这里有很多人支持你。像我这样的普通人站在你身后——我们因为你为我们仗义执言而深表感激。”我十分感动，也因为他说的而感到自己很渺小。在菲尔的楼下等电梯的时候，我花了一点时间去思考这件事所蕴含的酸甜苦辣。当我进门后，我很兴奋看见老朋友在等待我。

开门的是看门人开尔文，他是一个年轻的非洲裔美国人，二十出头，他希望有一天能进入金融界闯一闯。他在菲尔住的公寓楼上班，好支付他上夜校的学费以及家人的生活用度。他非常喜欢金融，也非常乐观且理想化。他迷上了股市，想知道哪些因素让股市有涨有跌，如何评估公司，如何理解资产负债表等。

我睡在菲尔家的充气床垫上的三个星期里，每天出入公寓楼我都会跟开尔文聊天。我们谈论的话题包括他应该读哪些金融教科书，最好的市场期刊有哪些，以及要想进入金融业他应该做些什么。

开尔文让我想起来我当初为什么要进入这个行业，以及人们为什么该做他所在做的任何事情——因为他们热爱这样的事。我希望他能进入金融业。我希望金融业不会让他失望。因为它需要像开尔文这样的人。

谈及金融业，人们有一个重大的误解，以为华尔街只跟精英、活该赔钱的阔佬打交道，而老爹老妈那样的人不会直接受到这个行业的各种乖张行为的影响。这简直是错得不能再错了。

即使是在华尔街的CEO们被揪到国会面前进行听证之前——如劳埃德·布兰克费恩受到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对高盛的欺诈指控，以及杰米·戴蒙在摩根大通因为违规交易损失60亿美元之后，他们也试图这样说。“我们都是大孩子了。”“我们都是成熟的机构投资者了，确切地知道我们正在做什么。”可是等一下，让我们来思考一下这个问题。我们使用的是谁的钱？

看看最近的丑闻吧：当亚拉巴马州的一个县与摩根大通进行结构性衍生工具交易，结果这场交易使全县财政濒临破产，谁受到影响了呢？当希腊或意大利等国的政府向高盛或摩根买卖衍生工具，以掩盖其债务问题，把问题尽量往后推的时候，受到影响的是谁？当摩根士丹利给Facebook的首次公开发行股票错误定价，以及共同基金损失了数十亿美元的退休和401（k）储蓄，最终遭受损失的又是谁？是老爸和老妈们。

当一个主权实体，比如利比亚，拿老百姓的钱投注到衍生工具上，转眼就损失了数十亿美元之后，谁的生活会受到影响？当巴克莱银行和其他主要银行操纵伦敦银行同业拆息率（LlBOR）（这是支撑着数万亿美元的学生贷款和抵押贷款的利率），受损失的又是谁？当摩根大通的经纪人出售了表现不佳的共同基金给他们的客户以产生更多的费用，谁的储蓄被蒸发掉了？

这样的例子不胜枚举。所有这一切都最终会影响到普通的公民、教师、退休人员等。他们的命运都和这些组织所管理的自己的钱绑在一起。老爹老妈更容易受到华尔街的不良行为的影响，因为华尔街操纵的是他们的钱。

但是，华尔街为何能赚到这么多钱呢？按说，他们有的时候也得赔钱吧？不要指望这件事。想想这一点：

华尔街的银行，在一些季度的每一天都会盈利。没错：连续90天。它们百分之一百会产生利润。美国银行（Bank of America）最近打破了这个惊人的壮举。这就像一千次连续成功击球一样。一个完美的纪录。这怎么可能？

答案很简单：信息不对称。比赛场根本就不是平的。银行可以看到每一个客户在市场上做什么，因此知道得比任何人都多。如果赌场的老板总是能看到你手里的牌，有时甚至能决定发给你什么牌，你觉得他会输吗？

这就是事情的内幕：由于华尔街为最聪明的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全世界的公司打理买卖，它了解一场交易中的每一方。它可以有效地看到每个人手里的牌。因此，它拿自己的钱下注的时候会表现得更聪明。

更糟糕的是，如果华尔街说服你做一个交易，购买按公司的需求定制的结构性衍生工具，这就好像你手里的牌已经提前确定了。在这样的赌局中，赌场方面当然不大可能会输。

现在再考虑一下赌局的发生地。在真正的赌场里，头顶上布满了监控摄像头。即使你不喜欢拉斯维加斯的赌场，但这是规定。

但是在华尔街，赌局可以转移到一间漆黑的房间里进行，没有记录、观察或跟踪。对不透明的场外衍生工具交易的时候，没有摄像头监控。在这个黑暗的、烟雾缭绕的房间里，参加赌局的人会面临极大的诱惑，尝试利用客户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正是这种诱惑和透明度的缺乏，导致了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

最后，再想想销售人员。你的销售人员或交易员似乎是客观的——就像一个友好的赌场销售员，在你身边跟你说说笑笑——但是有时候，他可能会试图引导你进行对赌场最有利可图的交易。如果你是玩21点或19点，你能指望赌场的人会告诉你什么时候出牌吗？有时，在华尔街，他们会敦促你再摸一张牌。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真正的赌场实际上可能比华尔街的银行更加规范。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CFTC）无法阻止导致危机的因素的作用，而且仍在奋力地拿出适当的补救措施，限制我在前面所描述的冲突。有了这些优势，华尔街怎么可能输呢？就连真正的赌场也不是每一天都赚钱。

下面这一点也可以证明这种信息优势：为什么根据晨星公司（Morningstar）的测算，高盛和摩根大通的共同基金——在“长城”（指的是同公司内部代表不同利益的人或者团队之间的信息屏蔽措施。）的另一边的其各自的资产管理部门——跟同行的相比表现不佳？为什么高盛、摩根士丹利和摩根大通的一些炙手可热的交易员，在选择了自立门户，建立自己的对冲基金之后就变得步履维艰？因为他们不再有优势，无法再看到每个人手里的牌。当你独自一人，没了优势之后，就没有了信息不对称，也就不会有连续一千次的成功击球了。

华尔街对于改革反对最激烈的，就是它所认识到的最有利可图的领域：不透明的衍生工具及自营交易。但这些也恰巧是威胁金融体系稳定的最危险的领域。华尔街的游说人员已经花费了超过3亿美元，试图否决规范衍生工具、使其变得更透明的相应措施（否则它们就会被带到光天化日之下，成为透明的交易）。这些措施原本还计划使银行不再能利用按照沃尔克规则（Volcker Rule）所具有的信息优势跟客户对赌。华尔街讨厌透明度，并会尽可能努力防止相关监管的实施。

我是一个资本运营者。我致力于让所有的人致富，并为企业赚到尽可能多的钱。这是保持经济发展的燃料，财富应该是激励世界各地的企业家的一种美好的愿望。但是我希望它是公平的交易。我不认为要想发展资本主义，我们就可以尽量地把道德的界限往后推，也不认为要想获得最大的回报，就必须欺骗客户。

我相信有长远观点的商业模式，其中应该有我们对客户的内在的信托责任，这样他们才会成为回头客。这不仅是正确的事，而且这对企业也更好。这样你挣的钱会一样多——但是挣得更慢、更稳定，也更透明。这对股东也更好，因为他们喜欢可预见的收入流和稳定的业务记录。如今这种赚了钱就跑的模式太不负责任，也不可持续。

在经济危机发生四年后，我们却对此无动于衷，什么也没有做，这怎么可能？我们难道不是生活在世界上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吗？对于这一伤害所有人使极少部分人致富的问题，我们的社会竟然缺乏政治意愿来解决，对此人们应该感到愤怒。这个问题也会在几年之后威胁到全世界。

人们都知道，这个系统中存在严重的问题，但很少有人能指出问题到底是什么。1929年金融市场动荡后，美国参议院举行了佩科拉听证会调查造成问题的原因。此项调查导致了真正的改革，使银行负起应有的责任，并消除了造成股市暴跌的做法。这之后金融体系出现了几十年的平静。如果我的这本书只能做到一件事，我希望它可以使有些人对金融界有足够的了解，打电话给他们所在州的众议员和参议员，并向他提出这个问题：你为什么没有勇气和我做同样的事情？

作者声明

本书中我讨论的所有内容，均根据我在高盛的12年职业生涯的记忆而写。我的目标，是借我在高盛的职业和经历，讲述一个体系和一个产业的故事。这个体系充满了冲突和利益，鼓舞着——有时是激励着——个人为了获取胜利而去调整道德边界，丧失原则。

因为我的目标是揭示这个体系而不是其中的个人，因此我没有使用一些人的真名，对他们的描述也有些调整。

我所讲述的故事完全依据我的记忆，我也尽可能贴近事实，准确地重现一些对话，并尽量还原对话发生时的情景。如有任何错误，比如遗漏或疏忽，责任全部在我。

我在发表专栏文章前，犹豫再三，但并非是因为我文章中的论点——我对我的观点深信不疑——而是由于针对一个机构、一个产业做出一种广泛的陈述所涉及的道德问题。这个机构有着成千上万的诚实的从业者，他们每天都会来到这里上班，干自己的工作，为自己的家人辛勤努力。这些年来，其中的许多人，不论是在工作内还是工作外，对我都极其友好。

但是在我离开前的一年之中，经过与同事的十多次谈话，我注意到很多人都与我有同感，他们对这个体系充满了深深的失望，因为这个体系越来越要求人们做出在道德上模糊的决策。有时候，你看着一些人做一些事，做了之后也无须承担后果，而且还大把赚钱，你的大脑会告诉你这样一定是行得通的。但是有时候并非如此。

这帮助我做出了自己的决定。如果我写作这篇评论，而且它在某种很小的程度上有助于建立更有道德的体系，那么从长远看，所有那些人都有希望过得更好。我之所以写那篇评论以及这本书，是为了建设而非破坏，希望通过引入透明性和责任感，试图改善这个体系。

致谢

首先，感谢Grand Central给我提供机会写作这本书。我的出版人Jamie Raab博学多思，自我们初次相见便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感谢Grand Central的团队（尤其要感谢Kallie Shimek和Meredith Haggerty）为此书所做的辛勤努力及贡献的才智。

此前我从未写过书，也从未跟编辑打过交道——但是我认为，John Brodie是这一行业最优秀的人员。他兼具善良、睿智、智识。对他的指导我特别感激，同时感谢他从一开始就耐心倾听我的想法。整本书的写作过程中，我感到特别有幸能得到他的帮助。

我还要感谢以下所有人给予我的帮助和指导：Jonathan Leibner, Paul Fedorko, Jen Rohrer, Tess Dmitrovsky, Sammy Bina, Fred New-man, Sheryl Galler，以及Mark Levine。

感谢James Kaplan在这一过程中提供的真知灼见以及帮助。

《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刊登之后几分钟，就有家人和好友陪伴在我身边，让我尤其感激。这包括我的弟弟马克（他亲自在场），还有好友LexBayer和DanceLipkin（通过Skype和我连线）。他们谁都不知道会有这篇文章，但是有他们的陪伴支持，让我倍感欣慰。他们的建议和友情，也让我万分珍惜。

我身边的密友，在文章发表后立即聚到了我身边，支持并鼓励我，他们是：Jackie, Phil, Adam, Amitav, Ariel, Shimrit, Michael, Al-exandra, Dov, Gavin, Sean, Jody, Sentheel, Brian, Ralph, Rowan, Hayley, Kevin, Alon, Gopal, John和Kris。感谢你们，你们是我所能遇到的最好的知心朋友。

我有着优秀的家人，我无比依赖并深爱他们。谢谢Pat姨妈；还有我的兄弟马克，你教会我很多东西；我最好的朋友Carly，你总是给我启发；我的父亲，他年过半百仍努力学习考试移居美国，给了我极大的勇气；还有我的妈妈，感谢她把我从小抚养长大所做的一切。

最后我要感谢Elliot Wolf先生、Digby Ricci先生、Jim Montoya，还有Jon Reider给我的建议和友情。

金融业术语

经纪人（Agent）：在交易所代表客户执行交易的人或机构，在进行交易的时候不使用银行自己的资本以促进贸易。另请参阅：委托人（Principal）。

分析员（Analyst）：一个新近毕业的大学生，是华尔街最初级的职位。

资产管理（Asset management）：对证券的专业管理，如股票、债券、商品和衍生品，以满足特定的投资目标，为投资者获利。这些投资者包括养老基金、捐赠基金、主权财富基金和个人等。

经理（Associate）：典型情况下，指在公司工作了三年或三年以上的MBA毕业生或分析员。是华尔街第二初级的职称。

归属（Attribution）：一位销售人员的名字旁边记录的总分（GCs），也就是说他能从客户业务中给家里挣多少培根。另请参阅：GC（Gross credit）。

斧子（Axe）：华尔街行话，指的是一家公司说服客户进行投资，从而试图摆脱的股票或其他产品，因为认为它没有很多潜在利润。

买卖差价（Bid-offer spread）：有人愿意出售（报价）的最低价格和他人愿意买入所付的最高价格之间的差额。市场庄家往往能够捕捉到这一差价的一部分作为利润。

大家伙（Bigs）：俚语，指在芝加哥商品交易所的公开交易的最初的标准普尔500指数中的大额期货合约。“大家伙”后来被E-mini期货合约取代，它是最初名义份额的五分之一，而且通过电子交易，几乎二十四小时不间断交易。

基准点（Bip）：华尔街俚语，意为基本点（basis point），这个单位等于一个百分点的百分之一。一份资产如果有1%的变化，你可能会说，它移动了100个基准点（100 Bips）。

Blocking and tackling：指在销售和交易大厅每天为客户提供的日常基本服务：拿起电话，接单，给交易单据盖戳，执行交易，以及与客户确定价格。

彭博终端（Bloomberg Terminal）：一种计算机系统，是行业标准的信息和市场数据服务，在华尔街，人们用它来获得实时信息，并且与客户进行沟通。彭博资讯（Bloomberg LP）是由纽约市市长迈克尔·布隆伯格创办的公司。

彭博信息（Bloomie）：俚语，指通过彭博终端给客户传递的一则消息。通过Bloomies和Bloomie聊天室或即时通信软件进行交流，在金融行业已经变得无处不在，甚至比通过电话通话还要普遍。

搞砸（Blown up）：指某个交易员因为一个时机不当的交易丢掉了业务或损失了大笔钱。

块（Buck）：在华尔街，这个俚语指100万美元（而不是一块钱）。比如这段对话：“对冲基金眼睛都不眨地就交易了500块的白银期货（5亿美元）。”“他在翠贝卡的阁楼值8块钱（800万美元）。”

看涨期权（Call option）：一种衍生工具，使买方有权在未来以约定的价格购买某个证券。

CDO（担保债务凭证）：一种证券类型，对于助长房地产泡沫以及随后的2008年金融危机，还有贝尔斯登、雷曼兄弟、美林证券、瓦乔维亚银行和华盛顿互惠银行的垮台起到了重要作用。担保债务凭证把抵押贷款打包在一起，把投资者的资本和美国住房市场联系在一起。费用累加在了抵押贷款供应链上的投资银行和大众身上。

CDS（信用违约掉期）：一个不透明的衍生工具，作为一种类型的保险政策，投资者可以购买以防止某家公司、某一份抵押贷款，甚至是一个主权国家的违约或破产。卖方收取保险买方的保费，但是如果发生违约，会向买家返还一定的费用。AlG最终采纳了一项1700亿美元的不良资产救助计划，部分原因是因为它过度依赖在房地产市场上销售的信用违约掉期。

便宜得像薯片（cheap as chips, mate！），伙计：英国同事的说法，指某个交易非常的便宜。

长城（Chinese wall）：指一种信息屏障，将某个交易的公众一方（销售及交易、资产管理、研究等）与私人一方隔开，后者可以获取一些尚未公开的信息（投资银行、企业融资、兼并与收购等）。这种屏障旨在限制投资银行之间的利益冲突。

商业杀手（Commercial killer）：特别善于引进业务的人。这种人在公司里通常上升最快。

佣金（Commission）：客户为交易支付给公司的双方商定好的费用（例如，每股2美分，或每份期货合约50美分）。

文化载体（Culture carrier）：特别善于展现并传播公司的文化价值观的人。

客户（Custy）：华尔街俚语，意为“顾客”或“委托人”。

金融衍生产品（Derivative）：一个包罗万象的术语，包括期权、掉期、期货、特殊的证券以及结构性产品。在一般情况下，金融衍生产品从一些基本的证券（如股票、债券、商品或指数等）中衍生出其价值。

D/K：英语“不知道”（don’t know）的缩写形式。当某个客户声称不了解一个贸易或是它的细节，并试图让你为此负责的时候，会使用这个说法。华尔街也用它表示对任何事物的拒绝，如：“好家伙，里克约那个女孩的时候，得到了残酷的D/K。”

不要锚铣必较（Don’t be a dick for a tick）：当一个客户为蝇头小利讨价还价的时候，可以对他这么说。

不要抱怨，继续买入（Dont’t get sore, buy some more）：当客户的交易对自己不利，或是在赔钱的时候，交易者对客户说的话。

穿着打扮像英国人，思维像犹太人：（Dressin’ British, thinkin’ Yiddish）伦敦定制西服及公司的创始人的说法。

大象贸易：（Elephant trade）一次能为公司带来超过100万美元收益的交易。

E-mini：世界上最具流动性和最流行的期货合约，每天的交易额都在成百上千亿美元。这是对冲基金的首选，因为其具有最高的流动性，而且是电子交易，几乎二十四小时都能进行交易。

交易所交易基金（ETFs）：一种投资基金，交易类似股票，被设计为模仿股票指数（如标准普尔500）或是商品（比如黄金）的表现。不通过这种形式，散户投资者很难接触这类商品。

交易所交易（Exchange-traded）：在透明的公开市场上市的。另请参阅：场外交易（OTC）。

异国情调（Exotic）：一种舞者。另外：一种类型的衍生工具，比普通的衍生工具更复杂，并且需要复杂的模型才能对其准确定价。是华尔街的一种非常有利可图的高利润的产品。另请参阅：结构性产品，不透明。

快市（速动市场，Fast market）：最初是一个股票交易术语，表示波动极大，但现在是交易员使用的一个借口，表示他无暇去帮助某个人：“我面对的是快市。别打扰我。”另请参阅：Shit show。

快钱（Fast money）：指交易频繁的对冲基金。

胖手指（Fat-finger）：因为手指笨拙，按错按钮或按了太多按钮导致交易失误。例如，如果你给订单后面加上了3个额外的零，那么最终导致的就是数十亿美元巨额失误。

填单或销单（Fill or kill）：客户给经纪人的一个交易订单的指令，意思是“立即和完全执行，或根本不执行”。

期货合约（Futures contract）：一种在卖方和买方之间的衍生合约，在当前定下价格及数量，但是交货和付款在未来发生。这个词起源于早期农民的一种做法。他们通过预先签订销售合约，试图对冲干旱、暴雨对农作物的不良影响而导致的需求的不确定性。

G：华尔街俚语，表示1000美元。例如：“兰迪的前往巴哈马的牛市之旅让他损失了8个G。”

总分（GC）：用来表示每个销售人员从每个客户那里为公司赢得的收入的术语。另请参阅：归属（Attribution）。

手（Handle）：一个描述某个证券的总体交易水平的术语。如果谷歌的交易价格是634美元，你会说这个交易是6手。或者，也可以用在日常生活中，比如：“吉姆体重增加了不少，他现在是3手了”（即超过300磅）。

对冲基金（Hedge fund）：对冲基金是一种可以采取广泛的战略的投资基金，包括采用杠杆和金融衍生品，既可长线操作（认为它会升值便买入资产）又可短线操作（猜想它将来会贬值，不持有便卖出）。由于这种基金不受严格监管，它们通常对养老基金、大学捐款基金以及高净值个人投资者等大额投资者开放。

高净值个人（High-net-worth individuals）：描述某人超级富有的一个礼貌用语。

命中出价（Hit a bid）：以市场庄家愿意支付（即买入价）的价格出售某物。

提交打孔纸带（Hit the tape）：完成交易或公布一些消息。这个说法源于从1870年以来用于传输股票价格信息的打孔纸带。华尔街一直都在使用这个说法：“我新来的小子提交了打孔纸带。”（即，我们有了一个新的婴儿）“本和凯利约会了？这事儿是什么时候提交的打孔纸带？”（什么时候传出来的）

内部广播（Hoot）：每个人办公桌上的小型对讲系统，用于向整个交易大厅发布公告。

100块（Hundo, hunge）：华尔街俚语，表示100美元。例如：“我的爱马仕领带花了我两hundo。”“晚餐呢？最少8个hundo。”

我明白了（I see）：公司里的说法，真正的意思是“去你妈的”，如：“嗯，彼得，我们需要你继续干，星期六来办公室上班。”“我明白了。”

非流动（Illiquid）：由于缺乏买家和卖家而非常难于进行交易。交易非流动的证券会对市场产生很大的影响。

投资银行业务（Investment banking business）：通过承销证券发行，帮助企业、政府和个人筹集资金的投资银行的私人部分；也为企业的并购或收购提供建议。另请参阅：首次公开募股（lPO）。

lPO（首次公开募股）：股份公司的股票第一次在证券交易市场向公众出售。在这个过程中，一个私人公司就转变为了公开上市公司。

杠杆（Leverage）：通过借钱或买卖衍生工具使收益或损失倍增的工具。金融危机之前，银行的杠杆率达到了30：1，即，他们每借一美元下的注是30美元。

杠杆资金（Levered money）：对冲基金所使用的一个术语，他们经常使用杠杆率来倍增可能的回报。

提出报价（Lift an offer）：以市场庄家同意出售的价格（即卖出价）购买。

流动性（Liquid）：很容易交易，影响有限（市场上有很多买家和卖家）。

做市（Make a market）：给客户看到其准备交易的证券的主要风险价格——包括买入和卖出价。公司会使自己的资本承担风险，但却可以通过交易赚取差价或佣金。另请参阅：买卖差价，委托人。

总经理（Managing director）：第二高的等级。通常是一个团队的领导者，但并非总是如此。年薪超过100万美元。

市场定位（Markto market）：一个会计术语，通常的意思是在每个交易日结束时准确定位自己，而不是等到月底再做。

市场颜色（Market color）：提供给客户的关于市场趋势的评论；给客户的关于如何通过买卖证券顺应这些趋势的建议。

布偶（Muppet）：毛茸茸的、可爱的木偶。另外：英国俚语，意为“白痴”。

共同基金（Mutual fund）：一种受监管，并专业管理的集体投资计划，把许多投资者的资金集中起来（包括一般公众）购买如股票和债券等类型的证券。

了然（Noted）：公司内部行话，实际意思是“见鬼、糟糕”，如：“嘿，彼得，你得继续努力，提交这份TPS报告。”“了然。”

名义价值（Notional value）：通过杠杆率交易的资产的总价值。经常用在期权、期货和衍生产品市场，因为非常少的投资资金就可以控制很大的资产（并给交易者带来很明显的后果）。

起跳（On the hop）：华尔街术语，表示“立即”，如：“我需要你立即接管这个客户。他有一个交易需要执行。”

在线（On the wire）：华尔街术语，意思是“立即通过电话（联系）”或实时。当一个客户询问价格的时候，有时销售人员需要咨询交易员，然后给客户打回去。比较强势的客户会不挂电话，要求“在线”听到他们想知道的价格，然后作出决定。

不透明（Opaque）：很难理解或无法正确估值的。通常指复杂的衍生产品。另请参阅：Exotic, OTC（场外交易），结构性产品。

公开叫价（Open outcry）：老派的交易方法，比如芝加哥商品交易所使用的方法，那里的人会站在交易大厅里，来回喊出订单内容，并用手势沟通，在混乱中进行交易。在过去的十年中，大部分证券商都从公开喊价转成了电子交易。另请参阅：E-mini。

期权（Option）：一种衍生工具，使买方有权在未来以约定的价格买入或卖出相关证券。另请参阅：认购期权，认沽期权。

场外交易（OTC）：买方和卖方之间直接谈判，不透露给外界的场外衍生品交易。银行通常将场外交易的买卖差价的一部分作为交易费。另请参阅：Exotic，结构性产品。

合伙人（Partner）：投资银行里的最高级别。合伙人的年收入通常在数百万美元。

每年总薪酬（PATC）：雇员的年度总薪酬，包括工资和奖金。

养老基金（Pension fund）：一种旨在提供退休后的收入的基金。有私人和公共养老基金两种。他们是世界上最大的一类投资者，代表的资产有数万亿美元。

交易大厅（Pit）：交易所里所有的交易员站立并来回喊价的大厅，用手势交流表示买卖、数量等。另请参阅：公开叫价（Open outcry）。

纯香草（Plain-vanilla）：大家最喜欢的冰激凌的口味。另外：指简单的金融衍生品投资，如认沽期权、认购期权或期货。通常是非常透明的，并在交易所上市。与此相反：Exotic，结构性产品。另请参阅：认购期权，认沽期权，期货合约。

基金经理（Portfolio manager）：资产管理公司内对证券投资拥有最终决定权，或“最终的触发拉动能力的人”。PM会雇用研究人员帮助他做出决定。

首次公开募股前的合伙人（Pre-IPO partner）：高盛公司1999年上市之前的合伙人。身价可能高达上亿美元。有一点是肯定的：即使是在冬天，这些人的肤色也几乎总是棕褐色的。

委托人（Principal）：客户交易的另一边的人或实体，即，使用公司的自有资金以促进交易。另请参阅：代理人。

自营交易（Proprietary trading）：作为一家投资银行，使用自己的账户和自己的资金买卖证券，而且像一个对冲基金那样盈利。这跟促进客户的交易是相对的。《多德弗兰克法案》中的沃尔克条款旨在取缔自营交易，因为它对导致2008年金融危机有直接的影响，并且它与客户交易存在固有的利益冲突。

认沽期权（Put Option）：一种衍生工具，使买方有权在未来以约定的价格卖出相关证券。

定量分析员（Quant）：在销售和交易业务中负责进行繁重的数学计算的人。他们为衍生工具定价，为交易员进行风险分析，给销售人员设计复杂的结构性产品。许多量化分析师都拥有物理、数学和电气工程等领域的博士学位。他们放弃自己的研究领域从事这个职业，是因为华尔街更高薪水的吸引。一些量化分析师会建立自己的模型，并经营对冲基金。又称作“宽客”或“金融工程师”。

真钱（真金白银，Real money）：像共同基金和养老基金这样的机构，跟对冲基金相比，它们拥有长期的投资视野，很少或根本不使用杠杆（即，只使用真正的钱投资）。

研究分析师（Research analyst）：在投资银行的研究部门工作的人，其主要任务是分析研究某一特定领域的一些股票，然后撰写研究报告，告诉客户是应该购买、出售还是持有。

撕掉某人的脸皮（Rip someone’s face off）：在他人（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赚走他的钱。引申用法：The art of the client ripping you off without your knowing it.

搞砸（Run over）：搞砸交易。跟在客户不知情的情况下赚钱差不多，但是手段不那么惊人。通常情况下，如果你“搞砸了”，你还能坚持再战。如果某个客户把订单在多个银行之间分割交易，交易员就会抱怨这个客户给自己“搞砸了”，另外还有术语管这个叫“当街喷涂”。

销售和交易业务（Sales and trading business）：在投资银行内，代表诸如对冲基金、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以及主权财富基金，专注于购买和出售股权、债券、外汇、商品、证券及衍生产品的业务。银行的角色既是代理人也是委托人，随时准备在必要的时候使用自己的资金促进客户交易。在销售和交易业务中的三个角色分别是销售员、交易员和定量分析员。另请参阅：做市（Make a market）。

销售人员（Salesperson）：通常与交易员是同义词。

交易员（Sales trader）：在销售和交易业务中，交易员的任务是跟客户交流有关市场的观点，提供自己的观点，并尝试赢得这个业务。然后，销售人员会与交易员共同执行客户的订单。

系列7考试（Series7）：一种长达6个小时的金融监管规程考试，令人头脑麻木。每一个新的大学毕业生在可以合法地跟客户沟通并执行交易之前，必须通过这个考试。

一团狗屎（Shit show）：华尔街俚语，意为噩梦、混乱。例如：“市场一泻千里，每个客户的电话线都在振铃，到处是交易票据。这是一团狗屎。”

逼空（Short squeeze）：当很多人都做空一支证券，突然间每个人都开始买入的情景。逼空可能会导致很多的痛苦和交易损失。

聪明的资金（Smart money）：俚语，表示对冲基金和其他精明的投资者。

主权财富基金（Sovereign wealth fund）：政府全资拥有的投资基金，投资于股票、债券、商品、房地产、私人股本和对冲基金。

棒（Stick）：在华尔街这个俚语指100万美元。例如：“出乎所有人的意料，比利去年拿到的工资是3棒（300万美元）。”

战略分析员（Strat）：请参见：定量分析员（Quant）。

结构性产品（Structured product）：由银行提供给客户的预包装的投资策略，通常嵌入了衍生工具，如期权、期货、掉期。这种策略是设计用来实现特定的投资理论的，它不是“纯香草”的产品，很容易复制。当有银行打电话向你推销结构性产品的时候，你脑子中应该立即浮现出来的策略是：“快跑！马上就跑！”

掉期（Swap）：一种场外交易的衍生工具，双方会用一方的金融工具的现金流交换另一方金融工具的现金流；可以对任何资产类别进行掉期。另请参阅：CDS（信用违约掉期）。

表达观点（Take a view）：通过在市场上执行交易表达意见，如果你是对的，你将会获利。

自我宣传（Talking your book）：华尔街俚语，意思是为促进自己的投资获益进行宣传。如果你是做多黄金期货，你在电视上表示，黄金价格会有大的反弹，你就是在“自我宣传”（Talking your book）。

蝉虫（Tick）：一种小型的节肢动物，会吸人血。另外：在华尔街，指使一支证券发生变化的最小的增量。

交易员（Trader）：在销售和交易业务中，做市场并执行交易以方便客户进行业务活动的人。交易员会与销售交易员紧密合作，后者直接跟客户沟通。

副总裁/执行董事（Vice president/executive director）：在公司或在行业中通常工作七八年后获得的职位，这是一个中层的头衔。国内一般称VP，高级副总裁。

正在处理订单（Working your order）：正在执行客户的交易。是交易大厅里经常使用的俚语，表示你正在照看一个人的交易。比如：“不要担心，伙计。我正在处理您的订单。你会对自己的奖金感到满意的。”

码（Yard）：华尔街俚语，表示10亿美元。例如：“大停电后，投资组合经理惊慌失措，卖出了两码（即20亿美元）的股票。”

你好了/你填充好了（You’re done/you’re filled）：你的交易已经执行了；价格将在短期内跟进。

[1]一种硬核说唱（Hardcore Rap），打破以往说唱及舞曲的形式，具有更强的破坏力和煽动力，其背景总是伴以不断弱化的鼓点，而歌词也大都反映与社会背道而驰或与一般人相异的思维方式。——译者注

[2]美国标志性的男装零售商“布鲁克斯兄弟”（Brooks Brothers）。——译者注

[3]美国的一个新闻访谈节目。——译者注

Table of Contents

版权信息

第一章 “我不知道，但我会找到答案”

第二章 盛与哀

第三章 跳羚初长成

第四章 尘埃落定

第五章 欢迎来到赌城

第六章 狩猎大象

第七章 眺望深渊

第八章 四种客户

第九章 “巨怪”

第十章 伦敦的召唤

第十一章 狂野的西部

后记

作者声明

致谢

金融业术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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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有生之年，你一定要看的20部中国现当代名著

6、 美国亚马逊编辑推荐的一生必读书单100本

7、 30个领域30本不容错过的入门书

8、 这20本书，是各领域的巅峰之作

9、 这7本书，教你如何高效读书

10、 80万书虫力荐的“给五星都不够”的30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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