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 导论 苏联政治与政治文化中的“隐”与“现”

- 一 关于苏维埃知识分子

- 二 关于苏维埃文化及其终结

- 三 关于本书书名及研究方法

- 第一章 苏联文化管理体制的变迁

- 一 苏联文化管理体制初建

- 二 中央宣传鼓动部：苏联文化管理体制的缩影

- 第二章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演变

- 一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

- 二 赫鲁晓夫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 四 20世纪80年代：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终结

- 第三章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网络的建立

- 一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

- 二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

- 三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

- 第四章 “敌人形象”与苏联政治动员

- 一 苏联政治文化中的“敌人形象”与政治动员

- 二 苏联对美宣传机构与宣传路线

- 三 苏联妇女的政治动员及其意义

- 第五章 从以赛亚·伯林到米洛凡·吉拉斯：来自两个阵营的苏联观察

- 一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政治文化

- 二 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和对苏联的批判

- 第六章 异议者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共空间

- 一 苏共对意识形态的管理

- 二 苏联对青年的思想教育

-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及其社会反应

- 四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 第七章 再寻路标：《巨石之下》的知识分子思考

- 一 《巨石之下》文集的政治主张

- 二 索尔仁尼琴与《巨石之下》

- 三 “路标”主题的再现

- 代结语 “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

- 一 从《第一圈》看苏联社会

- 二 索尔仁尼琴的回归

- 三 “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

- 参考文献

- 附录一 外国人名对照表

- 附录二 专有名词对照表

- 后记

导论 苏联政治与政治文化中的“隐”与“现”

一 关于苏维埃知识分子

在俄国社会思想史上，“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或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1]概念的生成和流变有一个较复杂的过程。俄国知识分子形成于19世纪三四十年代，[2]然而“知识分子”概念的成熟却是较为晚近的事。[3]“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来源于拉丁语“intelligen”，含义为“理解的”（понимающий）、“思考的”（мыслящий）和“理智的”（разумный），其动词“intelligo”的含义相应为“理解”、“思考”和“感知”。古罗马时代著名思想家西塞罗（Cicero）在翻译亚里士多德（Aristotle）的著作时，将“intelligen”的含义扩展为“intelligentsia”，意思为“理解能力”。随后“intelligentsia”的含义在后人使用时再度加以扩展，包括：（1）作为名词使用，即“解释力”、“理解力”、“认识力”和“认知力”等；（2）包含动词意义，即“理解”、“思想”和“辨别”等；（3）外延指特殊技能，即“能力”、“技术”和“方法”等。18世纪俄国著名诗人兼学者特列基亚科夫斯基（В.К.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й）将拉丁语“intelligentsia”以音译的形式翻译为俄语的“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把该词的含义解释为“理性”（разумность）。

文学家、出版家和政论家博博雷金（П.Д.Боборыкин）在1866年第一次使用了“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概念，并且在1875年用这个词来界定掌握“高尚的智力和伦理文化”与从事“智力”活动的俄国社会阶层。他推断知识分子是俄国“道德和伦理现象”（морально-этический феномен），认为这是其与其他阶层包括“智力劳动者”（работники умственного труда）的最大区别，而“智力劳动者”仅仅是“受教育阶层”（образованный класс）的同义词。[4]

十月革命后，在社会主义改造和“文化革命”的背景下，新政权力争在最短时间内建立起政治上忠诚、专业上精专的“苏维埃知识分子”（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队伍。这一支特殊队伍的建设是沿着两条道路进行的。

其一是通过政权约制和思想规训的方式，吸引和改造旧俄知识分子，使其在政治目标和人生理想以及专业研究和创作方向上发生巨变，最终在思想和行动上忠于苏维埃政权，从而完成由旧知识分子向新知识分子——苏维埃知识分子的彻底转变。列宁认为，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阶层”，他们“不是剥削者的仆役，而是有文化的工作者”。他们既然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推进了科学文化事业，能为资产阶级服务，那么在社会主义社会也会为无产阶级服务。[5]在1918年12月25日的全俄国民经济委员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列宁发表了关于留用旧专家的讲话，指出：“……至于在国民经济方面，所有的农艺师、工程师和教师，所有这些人都出身于有产阶级，他们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资本主义把文化只给予少数人。而我们必须用这个文化来建设社会主义。我们没有别的材料。”[6]

其二是通过行政措施和政权培育的方式，直接从工人和农民出身的干部和群众中培养自己的知识分子，力争使这部分知识分子不仅具备政治上可靠的特质，而且具备业务上过硬的能力，最终取代旧知识分子以及旧知识分子中被成功改造的知识分子。他们被苏维埃政权视为最有前途和最有希望的知识分子，被称为“苏维埃知识分子”、“社会主义知识分子”（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народная，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苏维埃国家知识分子”（советска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知识分子”（народ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无产阶级知识分子”（пролетар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正如苏联学者伊万诺娃（Л.В.Иванова）所强调的，经济的、社会政治的和组织的因素，包括来自知识分子本身和内部的变化因素影响了知识分子的形成。[7]

伴随着十月革命之后俄国剧烈的政治转型与社会变迁，伴随着由“帝俄”时代向“苏联”时代的转换，伴随着政治建构、社会建构和更为深远的“文化革命”，知识分子概念的内涵和外延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新经济政策时期，俄共（布）[8]和苏维埃政权的领袖言论、政令和文献档案中涉及“知识分子”概念时有多种表达，含义不尽相同。

按时代特征指代的有旧知识分子（стар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新知识分子（нов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旧俄知识分子（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人民的社会主义知识分子、苏维埃国家知识分子和苏维埃知识分子等。

按地区特征指代的有首都知识分子（столич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外省知识分子（провинциаль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或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 провинции）和侨民知识分子（эмигран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

按民族特征指代的有俄罗斯知识分子（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民族知识分子（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乌克兰知识分子（украин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等。

按专业特征指代的有艺术知识分子（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科学知识分子（науч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工程技术工作者（инженерно-технические и научные работники）、科学干部（научные кадры）、意识形态干部（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адры）、文学艺术活动家（деятели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法律知识分子（юридиче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教育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и просвещения）、卫生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и здравоохранения）和管理机关工作者（работники аппарата управления）等。

按照职业特征和创作门类又可以将艺术知识分子划分为语言类艺术家，如作家、戏剧作家、初等文学家；艺术家；音乐工作者，如作曲家、演奏家；剧院工作者，如演员、导演和舞蹈家等。

按政治态度指代的有社会主义知识分子、人民知识分子、无产阶级知识分子、资产阶级知识分子（буржуаз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малая буржуазн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和反苏知识分子（анти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9]等。

经过急风暴雨般的政治与社会转型，到1936年，俄国知识分子完成了由“旧俄知识分子”向“苏维埃知识分子”的转型，主要特征如下。

第一，知识分子已不仅限于19世纪以及十月革命前纯思想（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й）和智识（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ый）领域，伴随着社会政治的转型，知识分子在学科领域、职业范围、地区分布、民族属性等方面经历了巨大转折和扩展，并且多元化和职业化了。正如《苏联大百科全书》所言，“由于科学技术革命的发展和向共产主义的过渡，社会主义知识分子的职业技能结构复杂化了。工程技术和科学知识分子、文学和艺术活动家、教育工作者、健康工作者、管理机构工作者加入其行列。可以借助工作生产性质、技能和责任水平区分知识分子的各个团体”。[10]苏联社会学家鲁特凯维奇（М.Н.Рудкевич）主张将知识分子看作“一个很大的从事通常要求受过中等专业或高等教育的高度熟练的脑力劳动的劳动人民阶层”。[11]

第二，上述称呼在一定程度上也反映了知识分子对苏维埃政权的政治态度以及苏维埃政权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取向，反映了苏联社会公众对该时期知识分子的定式印象和政治评价。

据《苏联大百科全书》的统计，到19世纪末，俄国居民中知识分子占2.7%，物质和精神文化领域的工作者占全国人口的1.3%。根据1897年统计，知识分子为87万人。到1917年，知识分子的数量增长了近一倍，达到150万人。1896—1911年，医生数量增加了61%，初级学校中学教师数量增加了70%。1913年，工程师数量达到7800人。[12]

十月革命后，经过10余年的“文化革命”和文化建设，到20世纪20年代末，“苏维埃知识分子在社会结构内部所占比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在战后10年间它不仅在数量飞速增长，而且在质量上发生了巨变”。[13]20世纪初，从事智力劳动的工作者不到100万人，1926年已达到近300万人，1939年达到1300万人，1971年则超过了3000万人。[14]在全国总人口中，知识分子所占比例为16.7%。[15]

著名历史学家、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红色教授学院首任院长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院士在1928年宣布：“我们已经进入需要苏维埃政权所承认的学者的时代……现在我们需要积极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学者。”[16]伴随着经济领域的“大转变”，苏联政治和意识形态方面也开始了急转。1934年8月，苏联第一次作家代表大会召开。大会主席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在闭幕词中宣布：“在这次代表大会上，我们向广大读者和政府许下了许多诺言。当然，现在我们必须以诚实和优异的工作来实践这些诺言。如果我们不忘记我们的读者，其中包括我们的孩子们对我们的提醒，如果我们不忘记我国文学所具有的极其重大的意义，不忘记人们向我们提出如此多样和重大的要求的话，我们必须这样做。”[17]他宣布将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当作文学艺术工作的唯一原则和方法。20世纪20年代社会转型时期文化发展的多元格局结束，代之以苏维埃文化的一元化和集中化的发展。这一时代主题也反映在所有专业和部门的知识分子的思想意识之中，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和群体转型基本完成，以政治忠诚、工农出身、专业全面和业务称职为基本特征的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已经基本形成。这一批知识分子所接受的思想和理念是不同于旧知识分子的，他们接受的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核心的一套全新的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和政府的宣传下，他们中的绝大部分人对社会主义运动具有很高的热情，愿意把自己奉献给党和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严格遵守党和国家制定的政策。

1936年，斯大林在苏联宪法草案报告中提到：“最后，我们就要说到知识界问题，工程技术工作者、文化工作者以及一般职员等等问题。在过去这一时期中，我国知识界也发生了巨大的变更。它已经不是那个企图把自己看作超阶级的，实则大多数都是替地主资本家服务的旧的顽固的知识界了。我们苏联的知识界，是与工人阶级和农民骨肉相连的全新的知识界。第一，知识界的成分变更了。在我们苏联的知识界中，贵族和资产阶级出身的分子，只占很小的百分数。苏联知识界百分之八十至百分之九十，都是工人阶级、农民以及其他劳动阶层出身的分子。最后，知识界的活动性质也变更了。从前，它应服务于富人阶级，因为它当时没有别的出路。现在，它却应服务于人民，因为剥削阶级已不复存在了。正因为如此，它现在是苏维埃社会中享有平等权利的一员，在这里，它与工农携手建设着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新社会。由此可见，这是全新的劳动的知识界，这样的知识界是地球上任何其他国家内都找不到的。”[18]斯大林的上述讲话标志着苏维埃知识分子队伍的最终形成。

需要说明的是，在中文语境中，“苏联知识分子”常与“苏维埃知识分子”混同。但前者涉及范围更大，包括在苏联境内的所有知识分子，而不分其政治态度。后者则仅指主动接受新政权改造和新政权在工农阶层中培育的知识分子。在1936年以前，两者区别极其明显；在1936年以后，两者之内涵和外延基本重合。

二 关于苏维埃文化及其终结

“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这一概念的首创权可以归于美国的杰出政治学家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他在1956年首先提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19]后来，他在《公民文化》（1987）中再度重申：“我们仅仅是使用文化概念许多含义中的一种，即对社会对象的心理取向，当我们说到一个社会的政治文化时，我们所指的是：作为被内化于该系统居民的认知（cognitions）、情感（feelings）和评价（evaluation）之中的政治系统。”[20]他在《公民文化》和《当代比较政治学：世界展望》（1992）中研究了1950年代以来苏联的政治文化，认为苏联政治文化深受俄国历史传统的影响和斯大林主义意识形态的制约，并将苏联政治文化定义为传统型、服从型和行政型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一方面体现为政治体系的成员实施公共政策时的制度性安排的倾向和模式，即选择什么样的政治行动来实现社会所要达到的意图或目标的问题；另一方面体现为公民和社会大众对公共政策的认同态度和程度。政治文化的社会化是指一个社会共同拥有的一种政治文化。尽管族缘、血缘、宗教与信仰不同，但同处于一个国家之中，便有义务接受共同的政治文化，从而赋予国家以文化的凝聚力。

在阿尔蒙德之后，又有不少政治学家对政治文化概念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美国政治学家杰克·普拉诺（Jack Plano）把政治文化界定为：“每一个社会内在由学习和社会传递得来的关于社会内政府和政治的行为聚集。政治文化通常包括政治行为的心理因素，如信念、情感及评价意向等。”[21]

由上述对政治文化概念的界定可以知道，外国专家、学者把政治文化视为决定政治行为的倾向，包括认识、情感、评价倾向，因而把政治文化的使用只限定在“政治体系的心理方面”的范围内。

在日裔美国历史学家入江昭（Akira Iriye）的史学研究中，“文化”同样占据重要位置，他将“文化”作为其分析的核心概念。何谓文化？他认为即“记忆、意识形态、情感、生活方式、学术和艺术作品以及其他符号象征的制造和传播”。入江昭将政治文化理解为公民文化、社会文化和国家形象，认为“还有公众舆论，这指的人们对某些事件做出何种反应，人们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怎么看待自己的国家利益，以及国家在世界上的角色，等等”。“公众意见就是一种文化现象，因为公众意见反映了人们的想法，而人们的想法属于文化的范畴，它受到意识形态、观念、心态和心智的影响。我们认为公众舆论是影响一国对外事务的一种重要因素，它属于文化的维度。”[22]

“意识形态”（ideology/идеология）是政治文化的核心。意识形态一词来源于希腊文，是“观念、形象、概念”一词与“学说”一词的合意。最早在哲学中使用“意识形态”一词的是1797年法国哲学家、经济学家安东尼·德斯蒂·德·特拉西（Antoine Destutt de Tracy），他称之为观念的科学。现在一般指称的是经济基础决定的系统化、理论化了的社会意识。《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将其界定为：“意识形态是具有符号意义的信仰观点的表达形式，它以表现、解释和评价现实世界的方法来形成、动员、指导、组织和证明一定行为模式和方式，并否定其他的一些行为模式和方式。”《苏联百科词典》把它解释为一种“借以认识和衡量人们对现实的关系的政治、法律、道德、宗教、美学以及哲学观点和思想的体系”。[23]上述两种解释，强调的都是“政治化意识形态”。

而与列宁同时代的意大利共产党创始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葛兰西（Antonio Gramsci），也在1920年代提出了自己的“文化领导权”[24]理论，在他的政治学和思想武库中，“文化领导权”占据重要位置。46岁便英年早逝的他称自己的一生与苏联有着“极其密切的关系”。或许正是由于这一点，他在考察曾被他称为“乌托邦”的俄国苏维埃政权建设和苏维埃文化得失时采取了与众不同的视角，得出的结论也发人深省。葛兰西强调文化在新国家和新制度初立时期不可替代的意识形态职能，即统治者借助文化手段影响并塑造大众的世界观，使其服从现存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里的文化意味着什么呢？“它无疑是指彻底的、统一的和在整个民族普及的‘对生活和对人的观念’，是某种‘世俗宗教’，是某种‘哲学’；它应该名符其实地成为‘文化’，即应该产生某种道德、生活方式、个人与社会的行动准则。”[25]就国家有效治理和政权有效运作而言，文化领导权实际上就是掌握国家或民族的政治文化的主动权和影响权，以全新形式出现的苏维埃文化既是达到上述目的的手段，更是目的之本身。

毫无疑问，苏联国家是典型的以政治社会和意识形态为导引的国家，苏维埃文化是典型的政治文化，是苏联政府和苏联共产党自上而下的制度层面和管理层面的意识形态安排，是苏联社会大众自下而上对苏联政治系统的认识取向、情感取向和评价取向的总和，即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Jurgen Habermas）所说的：“政治系统需要尽可能投入各种不同的大众忠诚，所产出的则是由权力机构贯彻和履行从经济系统那里获得的控制命令。”[26]

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Soviet Culture）在苏联时代是居于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和意识形态，发源于十月革命的隆隆炮声之中，随即成为苏联的主流文化，在苏联社会长期居于支配地位。在它存在的70余年中，包含了丰富的内涵和象征意义。在军事共产主义和新经济政策时代，它的象征符号是“红色政权”“红军”“红陆军”“红海军”“星期六义务劳动”和“列宁”；在集体化和工业化运动高涨时代，它的象征符号是“斯达汉诺夫运动”“整乡、整村、整个专区加入集体农庄”；在卫国战争时期，它的象征符号是“爱国主义”“俄罗斯性格”“潘菲洛夫战士”“为了斯大林！”。1950—1980年代，苏维埃文化仍居绝对支配地位，它的象征符号更为丰富，不仅反映在精神层面，如苏联公民的公共优秀品德、社会主义理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族际主义等，而且更多地反映在物质层面，如苏联公民的日常生活、以核武器为代表的苏联军事实力、苏联在空间技术的领先水平等。

苏维埃文化是俄罗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俄罗斯文化在新时代的继承和再生；苏维埃文化是政治型的国家文化，而非历史型的民族文化，因为“苏维埃人”、“苏维埃社会”和“苏维埃国家”本身就是政治概念，而非历史通用的民族概念；苏维埃文化是主观的动员型文化而非客观的进化型文化，它是在苏维埃政权自上而下的行政动员和苏联人民自下而上的主动响应与主动创造的互动中形成的；苏维埃文化是大众型文化而非精英型文化，因为此种文化的创造者是广大的苏联人民，而不仅限于少数政治精英和知识精英；苏维埃文化是通俗型文化而非经典（精致）型文化，苏联人民是此种文化真正的和最有发言权的体验者和享受者，因此苏维埃文化必须反映人民大众的物质生活和精神世界。

在国内学术著述中，“苏联政治文化”（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СССР/ USSR’s Political Culture）与“苏维埃文化”（совет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Soviet Culture）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其实两者间存在相当大的区别。“苏联”（СССР/USSR）通常指代的是国家概念；“苏维埃”（советский/Soviet）的指代则包括强烈的政治含义。因此，较为准确的理解是，“苏维埃文化”的概念无论就内涵还是外延都相对狭窄得多，专指长期居于主流地位和合法地位的政治文化。而“苏联政治文化”泛指苏联境内各种政治文化，既包括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也包括居于非主流地位的其他类型的政治文化，如20世纪20年代被列宁斥为“资产阶级制度以前的糟糕至极的文化，即官僚或农奴制等等的文化”；[27]又如20世纪70年代蔚为大观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及其运动以及20世纪80年代中期兴起的“回归文学”“回归史学”“回归哲学”文化。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联的政治文化就始终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部分。主流文化是苏共提倡的文化取向，即对内建立在共产主义目标和族际主义基础之上的“苏维埃文化”，对外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和世界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非主流文化是指20世纪20年代至40年代的反共反苏势力、20世纪60年代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20世纪80年代的“民主派”提倡的政治文化，其政治取向或是君主主义的，或是民族主义的，或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或是西方资本主义的。在苏联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的作用，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同。20世纪20—50年代，苏维埃文化为主流文化并居主导地位，20世纪5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和“非斯大林化”后，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加大，20世纪70年代中期后影响尤甚，20世纪80年代中期后直至苏联解体前，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实际上完成了位移，并且对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

苏联学者大多对西方学界颇为时髦的“政治文化”概念和理论没有太多论述，而当代俄罗斯学者却较为关注这一概念和理论。当代俄罗斯学界活跃的社会学家别达（А.А.Беда）将“政治文化”引入自己对苏联政治的研究之中，他在《苏联政治文化：以1946—1958年的内务部为对象》一书中揭示了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周期规律（见表1）。

表1 俄罗斯历史发展的周期

按别达的统计和分析，从1899年到2006年这108年间，每12年为一个发展周期，共12个发展周期。其中从帝俄到苏联再到当代俄罗斯共经历了9个历史周期。每个周期都有自己的历史主题，每一周期的第7年是高潮与转折年，这一年前后会发生重大历史事件，如1905年革命、1917年十月革命、1953年斯大林逝世等。以1923—1934年为例，别达在其论述中将1923—1934年这12年间的历史发展主题用“劳动”来概括，因为在这一时期苏联开展了农业集体化和高速工业化，进行了一系列工农业劳动竞赛、斯达汉诺夫运动等活动，在第7个年头即1929年以“劳动”为主题的活动到达高潮后开始衰落，到1934年结束。随后苏联国内活动的主题开始转向“体育竞赛”并在1941年达到顶点。而1947—1958年苏联国内的历史主题便是通过历史题材“宣扬爱国主义，展开以切断国内外交往和联系为目的的反‘卑躬屈膝者’运动，反‘无爱国心的资产阶级世界主义’”运动，并借“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案件与“医生阴谋”案件来震慑苏联国内的犹太人，这些被统称为战后意识形态批判的运动在1953年斯大林逝世前夕达到了顶点。随着斯大林1953年3月5日去世，这一意识形态批判运动迅速降温，并随后出现了苏联历史上著名的“解冻”时期。[28]

从别达的研究中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时期，的确存在政治文化这一特殊的意识形态现象，并且其政治影响和社会效果极其明显。

别达在其论著中将政治文化划分为主流政治文化（общая культура）、非主流政治亚文化（субкультура）和反政治文化（контркультура）三种。[29]主流政治文化是指在社会政治生活中占统治地位的官方政治文化，即苏联政治文化的主流。不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但服从行政当局的政治文化类型，被别达称为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别达认为，与主流政治文化截然相对的是反政治文化，在这种政治文化中，公民积极反对官方主流的政治文化，并形成一股政治潜流，正是这种政治文化的发展导致了苏联主流政治文化的溃败。

另一位当代俄罗斯文化史学家格奥尔基耶娃（Г.С.Георгиева）也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是一个复杂而辩证的整体，文化的发展从来都不是统一的，也是不平衡的，整体体系及其各个要素都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充满活力的全人类的特点与极权主义莫名其妙地并存共依。”[30]她提出的观点也包含了苏联不同历史时期文化中的主流与非主流的因素。

在苏联，制定政策与法令的权力全部集中在党政机关手中，尽管宪法规定苏联公民可以公开表达意见与政治诉求，但公民公开表达意见的实际权利和民意的送达程度是受限制的。实际上普通公民在当局设置的各种羁绊与政治高压之下，对政治往往有一种抵触抗拒与恐惧感，不敢公开对党政机关的行政作为妄加评论，因而漠不关心政治或者顺从当局的一切决定，或者采取反政府和反主流政治文化的行动，建立或传播非主流政治亚文化，成为苏联公民的个人选择。

苏联政治文化谱系下主流政治文化与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博弈并非一成不变，也就是说主流并非永远居支配地位，非主流并非永远无足轻重。两者的关系和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并随历史形势的变化而不断变化和位移。在苏联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作用，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同。20世纪20—30年代是主流文化酝酿时期，50年代初是主流文化形成时期。20世纪70年代中期前，主流政治文化占据绝对统治地位，苏联政治和社会基本平稳发展。70年代中期，非主流政治亚文化影响加大，至80年代中期成为苏联社会占据支配地位的主流政治文化，而原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降级为非主流的政治亚文化。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现了“回归文学”、“回归史学”和“回归哲学”热，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流亡欧美的俄国作家以及70年代后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得以在苏联公开出版。俄罗斯宗教哲学热席卷苏联社会，短时间内出版了大量俄罗斯宗教哲学家的著作，开展了广泛的学术讨论，也出版了研究专著，发表了不少论文，出现了别尔嘉耶夫热和宗教哲学热。20世纪80年代，历史学和哲学成为变化最为急剧的两个人文社会学科。在“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苏维埃政权早期被封禁的帝俄时代历史学家的著作被大量出版，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学著作成为出版社的热门选题，被封禁多年的历史影片得以公映。不仅是历史学家在重新反省70余年苏联的历史，而且政治学家、档案学家、经济学家、诗人、作家、戏剧家等都投身到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浪潮中。报纸、电视、电影等媒体大量发表和公布历史档案及历史评论，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甚至是列宁时期的苏维埃政权的僵化和异化。正如俄罗斯历史学家后来评价的：“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作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开始更多地从“人性”而不是“歌颂”的角度进行创作和研究。在“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口号的影响下，思想文化界出现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一些学者通过作品和研究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20世纪80年代后苏联政治制度的合法性危机首先表现为苏联社会的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的合法性危机，而在苏维埃文化的合法性危机中，首先反映出来的就是苏联知识分子对长期居于领导和主流地位的政治文化的认同危机。

正如德国著名哲学家哈贝马斯所言：“一场合法性危机就是一场认同危机。它是一场动力危机，现行政治体制在危机中未能实现人民的愿望而使其认同这一制度”；“系统整合的失调只有在使社会整合岌岌可危时，即在规范机构的共识基础受到严重破坏，社会变得失范时，危机才会继续生存。危机状态表现为社会制度的瓦解”。[31]随着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与非主流政治亚文化的奇异位移，苏联大厦倾倒为时不远了。

三 关于本书书名及研究方法

本书可视为笔者2012年出版的《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延续或曰姊妹篇。

《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为国内第一部研究苏联早期（1917—1936年）政治思想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的著作，原为2010年度教育部人文社科规划基金项目，后入选2011年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该书的基本观点是：十月革命既是伟大的政治革命，同时也是深刻的“思想革命”以及更为艰巨的“文化革命”。20世纪20—30年代中期既是苏维埃政权政治和经济领域政策的重大调整期，同时也是文化政策和意识形态的重大变化时期，以及知识分子分化和形成时期。知识分子作为社会价值文化体系与意识形态的创新者与传播者，在转型中的苏维埃社会扮演了重要的角色。他们在精神和肉体上经历了“政治革命”和“文化革命”的双重冲击，不仅是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主体，更是被社会主义文化改造的客体。

本书是笔者在《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的基础上，在相关时间上对1936—1991年的苏联政治思想史，在具体内容上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政治文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之作。因此，两本书具有一定的连续性，内容上亦有相通之处，为便于读者的阅读和理解，笔者也将在本书中简单介绍或引用《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的部分内容和观点。

1936年是苏联国家进程和政治进程的重要时刻。在经历了凯歌行进式的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和全民普及识字率的风暴，经历了更为急风暴雨式的党内路线斗争和主要领导人之间的权力斗争之后，苏联在这一年颁布了被时人和后人称为“斯大林宪法”的第二版《苏联宪法》［Конституция（Основной Закон）СССР］，斯大林以胜利者的姿态宣布苏联已建成社会主义。

苏联政治进入了以“斯大林模式”为特殊印迹的时期（1936—1953），随后是赫鲁晓夫执政时期（1953—1964）、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执政时期（1982—1985），以及苏共中央末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1985—1991）。苏联知识分子群体经历了苏联国家由盛转衰和苏联政治的云谲波诡，其体验、感受、认识和批判是极为独特和极具价值的，对于认识苏联社会主义道路的失败和苏维埃联邦制国家解体的原因更是极有意义的。苏联知识分子不仅是苏联政治变迁的观察者，更是映照其多面特质的“棱镜”，因此本书定名为《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

为使研究和结论更具有科学性，本书使用了大量20世纪80年代以来俄罗斯（苏联）公布的相关档案资料，在研究方法上亦有较大的创新，如试图从新政治史和政治学视角出发，探究苏联政权与知识分子之间的疏离关系；从新社会史和社会学视角出发，勾画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维度与政治表达方式；从形象学和阐释学视角出发，分析苏联知识分子的“群体形象”和“个体形象”以及苏联的“国家形象”和“政治形象”，冷战和对抗背景下苏联与西方相互间的“敌人形象”和“形象体验”；从新文化史和思想史视角出发，以个案研究方式，分析波克罗夫斯基、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以赛亚·伯林（Isaiah Berlin）、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等不同政治倾向和不同个人命运的知识分子的思想历程。

[1] 中国学界通常把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译为知识阶层，以强调其共同使命，强调它是一个由知识人组成的共同体；将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译为知识分子，强调其职业特征和教育特征。

[2] 当代俄罗斯学者（如利哈乔夫、康达科夫、谢缅尼科娃等）、西方学者（如伯林、派普斯、拉伊夫等）和中国学者（如姚海、朱达秋、李小桃和笔者等）均持此观点。相关详细介绍参见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第76—78页。

[3]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和интеллектуал在俄国最古老的、成书于19世纪60年代中期的达里所编《大俄罗斯活语详解辞典》（Даль В.И. Толковый словарь живого велико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网络版中未见词条和解释。值得注意的是，在当代俄罗斯历史学中出现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知识分子学（интеллигентоведение），其重要标志是从20世纪90年代召开了一系列相关的大型的国际学术会议，公布了大量相关档案，出版了大量相关论文和著作，高等学校和科学院以苏联知识分子为题的学位论文数量也大大增加。参见Какоурова Н.А.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 в 20-е-начале 1930-х гг.：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 2003.№2。

[4] 博博雷金自称是“知识分子”概念的“教父”（крестный отец）。参见Боборыкин П.Д.Рус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Русская мысль. М.，1904.№12.С.80.Боборыкин П.Д. Подгнившие “Вехи”//В защит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статей.М.，1909.С.29。然而，俄罗斯科学院院士施密特（С.О.Шмидт）在20世纪90年代中期提出了新的说法，认为著名诗人普希金的老师茹科夫斯基（В.А.Жуковский）早在1836年就写下了“优秀的彼得堡贵族代表了整个俄国欧化的知识分子”的句子。参见Кондаков И.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М.，2003.C.247。

[5] 《列宁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第768页。

[6] 《列宁全集》第36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0，第47—48页。

[7] Иванова Л.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1917-1927 гг.）.М.，1980. С.2.

[8] 包括联共（布）时期（1925年12月起）。

[9] 当时还没有使用“持不同政见者”（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диссидент）这一概念，而是较为政治化的“反苏维埃知识分子”。

[10] http：//www.cultinfo.ru/fulltext/1/001/008/055/456.htm.

[11] 山东大学外文系俄语教研室编《苏联社会问题》，山东大学出版社，1986，第109页。

[12] http：//enc-dic.com/enc_sovet/Intelligencija-20317.html，2015年5月23日访问。

[13] http：//enc-dic.com/enc_sovet/Intelligencija-20317.html，2015年5月23日访问。

[14] Симчера В.М.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циклы. М.，2006.C.268.

[15] Быкова С.Н.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М.，1986.С.3.

[16] Вестник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aкадемии.1932.№4-5.С.47.

[17]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刘逢祺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39页。

[18] 《斯大林论苏联宪法草案的报告：苏联宪法（根本法）》，莫斯科外国文书籍出版局，中文版，1950，第14页。

[19] 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第29页。

[20] 阿尔蒙德等：《公民文化》，徐湘林译，华夏出版社，1989，第16页。

[21] 普拉诺：《政治学分析辞典》，胡杰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第58页。

[22] 入江昭：《从民族国家历史到跨国史：历史研究的新取向》，《世界近现代史研究》第4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第4页。

[23] 《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1527页。

[24] 英文为Cultural Hegemony，又译为文化霸权。

[25] 安东尼奥·葛兰西：《论文学》，吕同六译，人民出版社，1983，第2页。

[26]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陈学明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第65页。

[27] 《列宁选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第789页。

[28] Беда А.А.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МВД（1946-1958）. М.，2002.С.2-8.

[29] Беда А.А.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МВД（1946-1958）. C.12-13.

[30]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董茉莉译，商务印书馆，2006，第541页。

[31] 哈贝马斯：《合法性危机》，第65、5页。

第一章 苏联文化管理体制的变迁

苏联的思想、文化和艺术管理体系分为国家的和党的两个系统，首先表现为完备的和独立的国家系统，但最终权力仍归结于党的手中。当代俄罗斯学者日德科夫（В.С.Жидков）认为：“苏联的文化政策的目的在于促成关于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规范在意识形态之上的文化（艺术）生活的一系列概念以及确定相关的党和国家机构的活动范围。确定优先目的和文化倾向，实施限制与禁止措施，或者相反，以不同的方式和表现（思想的、道德的、物质的和财政的等等）支持某种倾向、某个创作集体、某些文化代表人物、某种文化活动和创作，使其与官方的指示相协调一致。”[1]苏联文化管理体制一方面是行之有效的，引导着意识形态、思想文化和艺术创作的方向，繁荣了文化、艺术、教育和科学事业，并发挥了维护国家安全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这一体制是苏联模式内在的需求，是以高度集中为核心本质的，因而制约了苏联思想文化领域的长远发展，也制约了苏联人民精神世界的健康发展。

一 苏联文化管理体制初建

（一）苏联知识分子的公共空间

“公共空间”（英语public sphere/德语Offentlichkeit）是德国著名社会学家和哲学家哈贝马斯在20世纪60年代初提出的概念。他强调“公共空间”是公民社会的一种特殊的历史形态，17、18世纪初出现于英国和法国，19世纪盛行于欧美。最早是市民间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的公共交流场所，后转型为中产阶级和知识分子议政和参政的民主渠道。它“首先可以理解为一个由私人集合而成的公众的领域；但私人随即就要求这一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反对公共权力机关自身，以便就基本上已经属于私人，但仍然具有公共性质的商品交换和社会劳动领域中的一般交换规则等问题同公共权力机关展开讨论”。[2]所谓公共领域（公共空间）的结构转换，即由文化公共领域转向政治公共领域。“参与讨论的公众占有受上层控制的公共领域并将它建成一个公共权力的批判领域，这样一个过程表现为已经具备公众和论坛的文学公共领域的功能转换。以文学公共领域为中介，与公众相关的私人性的经验关系也进入了政治公共领域。”[3]

几乎与哈贝马斯同时，美国社会学家刘易斯·科塞（Lewis Coser）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知识分子生活的场所”（settings for intellectual life）的概念。他认为：“知识分子的职业在社会中成为可能并得到承认，有两个必要条件。首先，知识分子需要听众，需要有一批人听他们宣讲自己的思想，并对他们表示认可。……第二，知识分子需要经常与自己的同行接触，因为只有通过这种交流，他们才能建立起有关方法和优劣的共同标准，以及指导他们行为的共同规范。”他还详细地描画了18世纪以来欧洲社会中常见的八种制度化的环境：沙龙和咖啡馆，如著名的巴黎的左岸咖啡馆；科学协会或月刊、季刊；文学市场和出版界；政治派别；波希米亚式的场所和小型文艺杂志。“这八种制度有一种共同特点，虽然不同类型的知识分子利用程度不同，它们都对西方世界的知识分子职业的形成起到了孵化器的作用。”[4]

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关心社会、批判现实、监督政府。1896—1906年围绕德雷福斯案件（Affaire Dreyfus）而引发的法国知识界的群体政治表达，即是哈贝马斯断言知识分子公共空间由文学公共领域转向政治公共领域的典型例证。在法国著名作家左拉（Emile Zola）发表致法国总统福尔（Francois Félix Faure）公开信《我控诉》（J’accuse）之后，这场由法国知识分子发动的抗议活动随即演变成广泛的社会运动，并迫使法国最高法院于事发10年后宣布德雷福斯无罪释放并为其恢复名誉。

苏联知识分子的合法的公共空间包括以下几方面。

出版社和书刊出版物。新经济政策时期，苏维埃政权一度放松了对新闻出版业的控制。1921年12月颁布《关于私人出版社的法令》（О част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ах），允许开设私人出版社，由此引发私人出版社及社会政治、文学批评杂志的数量急剧上升。仅1921年头7个月，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就分别开办了200家和99家私人出版社。这一政策到1925年被废止，所有的出版社、印刷厂以及图书杂志发行均由国家控制和经营。

苏联早期杂志《红色处女地》（Красный новь）、《在岗位上》（На посту）、《在文学岗位上》（На литературном посту）、《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等在社会上产生了重大影响。50年代中期后，随着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的“解冻”，公开报刊数量大大增加。较有影响的杂志包括文学艺术类的《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十月》（Октябрь）、《星火》（Огонек）、《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旗帜》（Знамя）、《外国文学》（Иностра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苏联艺术》（Советское искусство）；时事政治类的《科学和宗教》（Наука и религия）、《社会科学和现代》（Общест венные науки и современность）、《国际生活》（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жизнь）、《劳动报》（Труд）、《女工》（Работница）、《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消息报》（Известие）、《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红星报》（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讽刺类的《鳄鱼》（Крокодил）等。还包括大量的学术类杂志：《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自然科学和技术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祖国档案》（Отечественные архивы）、《民族学评论》（Этнографическое обозрение）、《国家与法》（Государствои право）、《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Мировая эконом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经济问题》（Вопросы экономики）、《心理学问题》（Вопросы психологии）、《社会学研究》（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报刊是知识分子发表自己的作品、著述和研究心得的重要场所，从苏联报刊史中也能感受到知识分子的政治情绪和社会风潮。

爱伦堡因一本书而代表一个时代的作品《解冻》（Оттепель）1954年5月恰逢其时地发表在《旗帜》杂志上，并引起国内外强烈反响。索尔仁尼琴第一部“集中营文学”《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Один день Ивана Денисовича）在赫鲁晓夫和《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А.Т. Твардовский）的支持下，首发于《新世界》1962年第11期。

社会团体、文艺团体和学术组织。十月革命胜利后，旧俄的大部分社会团体被解散、关闭或停止活动，以彼得格勒为例，1918—1920年500个革命前的社会组织仅留存50个。[5]十月革命前成立的科学、文化教育、艺术、社会互助、工会和合作社领域等60多个著名的组织还在继续活动。至1928年1月，合法的社会组织共有4577个，参加者近143万人。[6]在苏联的社会团体中，有相当一部分是学术、科学和艺术组织，如早期的“无产阶级文化协会”（拉普，РАПП）、文学团体“谢拉皮翁兄弟”（Се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拥有特殊政治和社会地位的“苏联作家协会”、始建于1845年的“苏联地理协会”（原名“俄国地理协会”）、[7]“苏联记者协会”、“苏联哲学协会”、“苏联教师协会”、“苏联历史学家协会”、“苏联作曲家协会”、“列宁格勒作曲家协会”、“普希金之家”等。到20世纪90年代初，苏联有各种社会团体9万个。[8]

上述团体每年定期召开会议，苏联作家协会、苏联历史学家协会、苏联哲学协会的全国代表大会盛况空前，每次都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并做重要讲话，往往还邀请东欧社会主义国家或欧美国家进步人士参会。以至于爱伦堡在准备参加1934年召开的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即苏联作家协会成立大会时，感到“我像第一次去参加舞会的姑娘那么激动，所有的作家都将欢聚一堂，并将开始一场关于艺术的坦率而严肃的谈话，这准是一桩大事”。[9]代表大会一连开了半个月，“每天清晨，当我们匆匆赶到圆柱大厅的时候，入口处总是簇拥着一群以一睹作家们的风采为快的莫斯科市民”。并且代表大会最终“变成了一次声势浩大的政治示威”。[10]1964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为此遭到苏联政府的迫害。由此可见，苏联作家的社会地位以及苏联作家代表大会的政治影响力。

此外，大量的文艺团体遍及苏联各地。在较大城市，如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高尔基、基辅、明斯克、斯维尔德洛夫斯克等一般都设有芭蕾舞剧院、讽刺剧院、歌剧院、青年模范剧院、儿童剧院、滑稽歌舞剧院、大马戏团和犹太国家剧院。在哈萨克、乌克兰、吉尔吉斯、立陶宛、拉脱维亚、爱沙尼亚等民族加盟共和国还设有民族语言剧院、舞剧院等文艺团体。这是表演艺术家们进行艺术交流和政治信息交流以及政治情绪表达的公共空间。

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戈尔巴乔夫改革时期，各种政治性极强的学术团体和社会组织纷纷建立。正如俄罗斯社会学家斯克沃尔采夫所指出的：“第一批真正的非营利组织（即不是根据上级的命令而是根据公民倡议建立的组织）早在1988—1989年间就出现了。”[11]而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负责人大都是知识分子，他们在苏联危机的关键时刻发挥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高等学校和科研机构。苏联是世界上高等教育和研究最为发达的国家之一，许多大学在国际上享有盛誉，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有高等学校883所（其中综合大学66所），学生500多万人。至1991年解体前，苏联高等院校有教学和研究人员3.3172万人，占全国科研人员总数的6.8%；有科学博士1.686万人，占全国科学博士总数的8.6%；有科学副博士1.1747万人，占全国副博士总数的12.6%。[12]

苏联科学院是苏联最高科研机构，有着学科分工和科学领域极其完备的机构设置。1959年，苏联科学院设有9大学部，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学的学部有5个，即物理和数学部、化学部、地质学和地理学部、生物学部、工艺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有4个，即历史学部、经济学部、哲学和法学部、文学和语言学部。1963年调整为16个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仍然为4个。到70年代，苏联科学院共有70多个各类科学机构。截至1975年1月，苏联科学院各机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5万人，其中科学家约39000人。至1981年1月，苏联科学院有院士234人，通讯院士498人，外籍院士80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院士37人，通讯院士73人，外籍院士7人。

仅历史学部就设有以下研究所：考古学研究所、世界历史研究所、物质文化史研究所、苏联史研究所、斯拉夫和巴尔干学研究所、米克卢霍-马克来民族学和人类学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苏联科学院档案馆。同时下设数个学术委员会：历史研究理论和方法论问题委员会，伟大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史学术委员会，社会学问题学术委员会，东方学学术委员会，斯拉夫学学术委员会，苏联外交学术委员会，科学史学术委员会，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史学术委员会，历史地理学和制图学学术委员会，考古学学术委员会，国民经济历史科学数据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民族一般发展史和特殊发展史学术委员会，宗教在历史中的作用学术委员会，世界历史过程中的学术委员会，苏联与世界经济史问题学术委员会，历史编纂学和史科学学术委员会，历史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学术委员会，古文献学、档案学和历史-语文相关学科委员会，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应用委员会，纹章学委员会，苏联历史学家全国委员会，斯拉夫文化研究与普及学术委员会等。

除苏联科学院外，还有苏联农业科学院、苏联医学科学院、苏联艺术科学院和苏联建筑科学院等科研机构。苏联很多党政部门和国家职能机构也下设有科研院所，如苏联国防部下设军事历史研究所，苏联外贸部下设对外贸易研究所，苏联教育部下设教育科学研究院等。

1980年，全苏各类各级科学院、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工作者有近140万人，其中科学博士近4万名；副博士近40万名，其中有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及资深专家27000人。

值得一提的是，有相当多的学者同时身兼科学院研究人员和大学教师。如国际逻辑学界著名的“莫斯科方法论小组”创始人、后来成为著名持不同政见者代表的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既是莫斯科大学哲学系逻辑学教研室主任和教授，又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这种工作形式实际上既有利于学术交流，也利于知识分子交流政治思想。

上述科学机构、高等学校、学术团体以及书刊出版物是苏联知识分子展现自己智慧和创造力并以此获得生活来源的工作空间，也是具有知识分子特点的合法的公共空间。这里既是知识分子之间交流科研和创作经验的场所，也是其合法表达政治愿望和传播政治信息与社会情绪的重要场所。

《新世界》是苏联作家协会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十月》是俄罗斯联邦作协的机关刊物，主编是著名作家柯切托夫（В.А.Кочетов）。60年代中后期，持自由立场的《新世界》杂志与持保守立场的《十月》杂志之间就文学创作问题和如何评价斯大林问题展开了持续近五年的争论。两家刊物不仅发表倾向不同的作品，而且还不断刊载理论文章，在一系列文学问题上展开争论。如《新世界》反对“粉饰现实”，要求“忠于生活”，真正体现大众的感受，多写“小人物”和“普通人的生活”；《十月》则反对“战壕真实派”，坚持源于生活又高于生活的传统创作理念，批评“自我表现”是资产阶级颓废的文艺情调，强调“时代英雄”的教育作用。因为《新世界》代表了新的文学思潮，因而在论战中受到文学界乃至全社会的关注和支持。这场争论最后在苏共中央意识形态部的干预和压制下结束。

恰尔马耶夫（В.Чермаев）在《青年近卫军》1968年第9期上发表了《伟大的探索》和《不可避免性》两文，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文化持强烈的否定态度，由反西方的立场引申出对“俄罗斯民族的文化传统”的充分肯定。随后《青年近卫军》、《我们同时代人》（Наши современники）等杂志发表了大量持赞同或反对观点的文章，最终的论战结果远远超出了学术范围，在社会各界引起强烈反响，先后有政府要员、工人代表、劳动英雄等参与论战。论战的焦点是如何理解“爱国主义”、“俄罗斯民族性格”和“俄罗斯传统”。杰明捷耶夫（Ф.Дементьев）在《新世界》杂志1969年第4期上发表了《论传统和人民性》，围绕对“爱国主义”概念的理解发表意见，认为“爱国主义”在表现形式上多种多样，有“争取解放斗争的爱国主义”，也有“护国主义的爱国主义，民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爱国主义”。他提出应该“把保卫祖国独立的正义战争与沙皇的掠夺性非正义战争区别开来”，称恰尔马耶夫的语言是不折不扣的“斯拉夫优秀人种论的语言”。然而杰明捷耶夫的文章在一片沙文主义欢呼声中成为“不和谐的”声音，其观点受到了众多学者和群众的批评。《社会主义工业报》（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индустрия）1969年7月31日刊登了苏联劳动英雄扎哈罗夫（А.Захаров）给《新世界》杂志的公开信，以俄罗斯工人的名义要求杰明捷耶夫对自己的言论做出“党性的回答”，在社会的强大压力下，因发表杰明捷耶夫的文章而受牵连的《新世界》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被迫辞职。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第一副部长、历史学博士雅科夫列夫（А.Яковлев）1972年11月15日在《文学报》上发表题为《驳反历史主义》的长篇文章，批评了索尔仁尼琴和恰尔马耶夫等人宣扬的民族沙文主义思想，谴责他们的思想是“用民族主义的狂妄自大代替民族自豪感，将爱国主义变成了沙文主义”。认为他们“美化专制制度下俄罗斯的生活、风尚和习惯”，是“公开敌视革命和社会主义理想的表现”。但是他也因此而得罪了思想文化界的巨头，违背了苏共中央的有关指示，最终被免去意识形态部门的重要职务。

苏联时期，尤其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出现了特殊的“公共空间”和特殊的“政治表达”方式，即遍及全苏并且与外国政府或团体保持密切联系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13]

秘密集会和公开示威既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共空间，也是他们特殊的政治表达方式。秘密集会大多以诗歌朗诵和文学阅读、近郊或长途旅游的方式进行。公开示威则往往以飞行集会的突然方式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等大城市中心区域举行。

1965年12月5日是苏联宪法日，200多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要求公开审判被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秘密逮捕的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1968年8月25日，持不同政见者在莫斯科红场举行活动，抗议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1975年10月17—19日，由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А.Д.Сахаров）和国际人权组织提议，在丹麦国会大厦举行了有关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萨哈罗夫听证会”，会上有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等10余个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言。1987年6月14日由人权组织“赫尔辛基-60”领导，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组织了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活动，要求苏联政府履行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结束官方的俄罗斯政策，释放拉脱维亚人权活动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上述活动往往由一地扩展至全苏，其影响亦由国内扩展至国外。

苏联时期涉及地下出版物常见两词：самиздат和тамиздат。самиздат可直译为“自我出版物”，指的是知识分子或其他阶层人士在民间不合法地使用简陋的印刷机器刊印和复印的出版物或与之相关的印刷品。тамиздат可直译为“那边出版物”，指在国外出版发行后运回国内的苏联地下出版物或与之有关的印刷品。但一般情况下两者混用，统称“地下出版物”，国内学界将二者分别音译为“萨密兹达”和“塔密兹达”。

地下出版物实际上包括一个庞大的、非法的地下编辑、印刷、发行和流通体系，它拥有固定的作者、编辑人员、印制人员、苏联各地及国外的发行人员以及印刷、出版和发行资金的提供者。20世纪70年代后，地下出版物在苏联非主流政治亚文化中扮演了极其重要的角色。作家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诗人布罗茨基，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阿夫托尔哈诺夫，著名持不同政见者、“苏联氢弹之父”萨哈罗夫等人的作品和著作都是通过地下出版物体系在国内秘密传播的。甚至赫鲁晓夫口述完成的《赫鲁晓夫回忆录》也通过这个渠道辗转流传到国外出版，因此受到苏联政府的批评，他被迫发表声明，宣布回忆录是假的。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出版物体系充分占据了“第二种文化”——非官方文化，即非主流的政治亚文化，与主流政治文化——苏维埃文化维持着一种对抗状态。

历史上的莫斯科（1918年苏俄政治中心回迁莫斯科）和彼得格勒（1924年后更名列宁格勒）即是俄国的两大都城和文化中心，十月革命之后仍然扮演着苏联政治中心和文化首都的角色，这里聚集着苏联科学院（Академиянаук СССР）、莫斯科大学（МГУ）、列宁格勒大学（ЛГУ）等高等教育和科学研究机构，莫斯科大剧院（Московский большая театра）、马林斯基剧院（Марианская театра）、俄罗斯博物馆（Русский музей）、莫斯科音乐学院等艺术创作、教育、研究和展览机构以及国立列宁图书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ена В.И.Ленина）[14]、《真理报》社、苏联通讯社（Тасс）[15]等众多的文化机构。因此，在这两座城市中生活和工作的知识分子在全苏知识分子中占有绝对的比例。

（二）苏联文化管理体制的初立

1919年3月5日是苏联党的机构建立的重要日子。俄共（布）中央选举出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被列宁视为党和其他所有领域生活——政治、经济和文化的核心。为了开展工作又建立了组织部（Оргбюро）和书记处（Секретариат）。在上述会议上讨论和通过重要决议以及干部任命和机构改组决定。1920年在中央委员会组成中建立了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进行社会政治和文化生活的策略和政策的制定。宣传鼓动部由于其作用不同，经历了如下调整时期：1920—1924年、1924—1928年、1929—1933年、1934—1935年、1935—1939年、1939—1947年等。1935—1939年的宣传鼓动部分支机构最多，当时其职能分别由5个独立机构履行：党的宣传鼓动部、出版物与出版社部、文化教育工作部、科学部、学校部。联共（布）中央机构调整到1939年基本完成，意识形态职能完全集中于中央宣传鼓动部。

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пропа）作为苏共最重要的机构建立于1920年4月。新的管理宣传鼓动体系被称为“宣传鼓动机”（агитпроп），中央委员会宣传鼓动部成为其大脑和核心。[16]

对艺术生活和创作过程的监督和管理方式等问题在早期苏共党内曾经引发激烈争论。1927年，来自苏共高层方面的批评意见指责教育人民委员部在艺术领域缺乏清晰的政策，而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剧院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主任布留姆（В.Блюм）则举例说明莫斯科模范剧院受到了来自党的官员的折磨。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予以回应：“艺术领域的国家政策应该宽松，因为苛严的政策将使艺术走向反面，使人民不再喜欢艺术。”他认为当前艺术政策的特点是“处于教育人民委员部之外的特殊性和分散性状态，文学脱离了教育人民委员部并处于其他机构的管理之下”。[17]

苏联学者柯日辛娜（Т.П.Коржихина）认为20世纪20年代初经济发展道路的选择和政治斗争背景下的错误决定是行政管理体制产生的原因，因此政权最初是被一部分人，而后是被一个人即斯大林在下层的社会政治背景下独占了。[18]

1925年苏共在有关文学的决议中强调，存在“来自小资产阶级的艺术家经营的反对派艺术”，因而提请全党注意。[19]

1928年3月16日，电影导演亚历山大（Г.Александр）、柯津采夫（Г.Козинцев）、特拉别格（Л.Трауберг）、波波夫（А.Попов）、普多夫金（В.Пудовкин）、罗姆（М.Ромм）、爱森斯坦（С.Эйзенштейн）和尤特克维奇（С.Юткевич）给联共（布）党的电影事务会议写信，提出在电影领域建立制订电影工作生产计划的权威机构，必须强化党对意识形态的领导。[20]而“无产阶级文化协会”领导人阿维尔巴赫（Л.Авербах）高度评价了电影导演们的行动，认为它表明导演群体主动将自己的思想和创作与艺术领域的无产阶级路线紧密结合在一起。[21]

1921年国家保卫总局（ГПУ）特别全权代表阿格拉诺夫（Я.С. Агранов）给国家保卫总局主席捷尔任斯基（Ф.Э.Дзержинский）的报告《关于知识分子中的反苏维埃团体》中强调了该机构在与国内思想界敌人斗争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报告中谈到了新经济政策实施条件下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力量联合的危险性，即“反苏知识分子广泛地利用其公开建立组织和联合自己力量的时机，对苏维埃政权发起和平攻势并且削弱镇压机关的工作”。他认为，建立学术、经济和宗教领域的自由团体和组织是危险的，它“事实上将进行反革命活动，而高等学校、各种协会、出版物、各种地方代表会议、剧院、合作社、托拉斯、贸易机构和教会将成为它们活动的场所”。他认为在高等学校存在两大基本的“反苏”倾向：其一是争取高等学校“自治”，其二是争取改善教授和大学生经济状况。尤其是争取“自治”活动是明显的反对党执行在高等学校的路线和阶级原则的表现。[22]

1922年8月3日，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人民委员部通过了决议《关于非营利协会和联盟建立和登记程序和监督程序》，规定准备登记的材料由内务人民委员部和国家保卫总局共同审查。[23]

1922年10月13日，由中央宣传鼓动部领导的反宗教宣传委员会（коммисия по антирелигиоз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成立，其成员有来自国家保卫总局的明仁斯基（В.Р.Менжинский）和宗派事务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сектантским делам）主席斯米多维奇（П.Г.Смидович），该组织的职能是全权“执行宗教政策（与教会团体联系），制定出版、口头宣传和鼓动指示”。[24]该委员会与国家保卫总局、中央宣传鼓动部保持经常性的密切的联系，委托教育人民委员部和俄罗斯联邦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领导“共产主义的国家宣传”。[25]

这样从苏联初建始，在管理和控制思想文化和意识形态方面，党的权力就高于政府权力，或者说党政权力合二为一了。1920年，根据国家保卫总局的建议，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立常设委员会负责对不同文化部门的意识形态管理。1924年，在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立专门委员会对电影团体实行政治监督，委员会成员包括希佐夫（Сырцов）、梅希梁科夫（Мещеряков）、雅科夫列娃（Яковлева）和谢纽什金（Сенюшкин）。[26]

1922年10月23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国家学术委员会会议上首次提出建立“艺术事业委员会”（Главискусство）作为“对俄罗斯联邦艺术生活全面思想领导和管理”的机构。这个问题在俄共（布）党内和教育人民委员部数次会议上引起了较大分歧。卢那察尔斯基的文章《我们需要艺术事业委员会吗？》引发了辩论，卡冈（П.И.Коган）、斯维杰尔斯基（А.И.Свидерский）和马勒（Н.Я.Марр）参与了辩论，值得一提的是克鲁普斯卡娅在这个问题上站到了反对派一边。最终，1928年4月14日俄罗斯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建立“专门的专门领导文学和艺术的机构”——艺术事业委员会。但是围绕该委员会的职能和工作方式问题的争论直到1938年始终没有停止，斯维杰尔斯基、拉斯柯里尼科夫（Ф.Ф.Раскольников）、孔恩（Ф.Я.Кон）和阿卡杰夫（М.П.Аркадьев）先后主持该委员会工作。

到1928年，形成了具有平行管理职能特点的国家管理体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各职能局（包括造型艺术局、博物馆艺术局、技术艺术局等）是这个体制的基本机构，此外还有文学艺术事业管理总局（Главлит）、艺术事业委员会、剧目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和国家出版社管理总局（Госиздата）。如此庞大的专门机构的设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权力重叠、效率低下的现象，尤其是在行使监督职能的三大机构——文学艺术事业管理总局、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与艺术事业委员会之间。1926年11月23日，中央委员会不得不通过专门决议《确认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不作为部门间机构而作为教育人民委员部的机构》，并通过决议将电影审查权力集中到剧目监督总委员会，停止艺术事业委员会的相关职能。1929年1月10日，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专门会议上讨论了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与艺术事业委员会剧院和电影院分会之间的职能和界限问题。1月28日教育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调整对演出团体和剧目的监督方案，这个问题同时上报中央委员会组织部，组织部通过专门决议《关于管理出版问题的政府机构（出版事业委员会、文学艺术事业管理局和书籍协会等）管辖事务及其与联共（布）中央出版部的组织联系和职能划分》。

1933年，苏联教育人民委员部被改组，艺术剧院和艺术生活管理最终从其管理职能中脱离。从原教育人民委员部艺术和文学局中划分出“剧院和演出团体管理局”，领导剧院艺术和戏剧院校。新建立了审查音乐和造型艺术作品的机构，包括国家音乐爱好者协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филармония）、音乐学院和俄罗斯艺术科学院（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художеств）。将剧目监督总委员会更名为“剧目和演出监督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репертуаром и зрелищами）。苏联人民委员部新设立“电影-摄影工业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кино-фотопромышленности при СНК СССР）取代原来的“电影联盟”（Союзкино）。教育人民委员部只能通过“国家出版联合会”（ОГИЗ）、“剧目和演出监督总局”和“剧院和演出企业管理局”行使对艺术事业的领导职能。1936年1月17日，苏联人民委员部通过决议，建立附属于人民委员部的“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决议中强调：“由于劳动群众文化水平提高和更好地满足居民对于艺术的需求，为了协调所有的管理苏联艺术发展的机构”而设立“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НКП РСФСР）向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移交艺术企业管理和自治共和国艺术管理职能，剧目监督总委员会也纳入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管辖范围之内。有经验的宣传家、《星》（Звезда）和《真理报》的老编辑、俄罗斯通讯社（РОСТА）创始人克仁采夫（П.М.Керженцев）担任该委员会首任主席。

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管理领域包括所有艺术门类、电影-摄影工业、音乐、绘画、雕塑、建筑艺术以及艺术团体和组织、各类艺术院校、各类与艺术相关的工厂企业。该委员会还负责对所有剧院的演出剧目、电影、马戏、音乐会、小型文艺演出、录音实施国家审查。此外，它还负责制定奖惩性的政策，授予各种荣誉称号，组织展览会、奥运会、竞赛活动，领导出版业，购买艺术作品，制定艺术演出票价，组织苏联艺术的国外展出。

随着党和政府强化对艺术事业的管理，一些具有私人性质的剧院、出版社、协会、联合会被取消，作家、导演、画家、演员变成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未经允许无权转换工作单位。著名的“缅依耶霍里达国家剧院”（ГОСТИМ）和“室内乐剧院”（Камерный театр）被撤销。与此同时，教育人民委员部的主要工作就剩下教育管理了。

俄国侨民文学史家斯徒卢威（Г.П.Струве）[27]的《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文学：1917—1953》一书将苏联文学史分为7个时期：1917—1921年是转变时期；1921—1924年是革命浪漫主义时期；1924—1929年是新文学出现时期；1929—1932年是文学“穿上制服”时期；1932—1941年是文学消沉时期；1941—1946年是文学为战争服务时期；1946—1953年是文学执行党的路线的时期。[28]当代俄罗斯学者戈梁耶娃评价说：“借助建立的庞大的文化和思想管理体系，国家的文化政策得以实行，而这种文化政策是极权主义类型国家在其确立和运作阶段中的社会政治体系的组成部分。”[29]

二 中央宣传鼓动部：苏联文化管理体制的缩影

（一）中央宣传鼓动部结构和职能的演变

《苏联大百科全书》（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对“宣传”（пропаганда）这一词条的解释可译为：“宣传一词来源于拉丁语单词propaganda，意思是将政治、哲学、科学艺术等观点和思想有目的地贯彻到社会意识中去，并使其进行大规模的实践活动。宣传过程的基本因素是：主体（宣传反映了其利益的社会小组）、内容、形式与方法、宣传的工具与途径（广播、电视、印刷品、讲座等）、客体（受众或者社会一致性）。对于理解宣传过程最重要的是宣传主体的社会利益，它们与社会的利益在整体上是有所区分的。这些决定了它的内容，在选择宣传的形式、方法和工具上有着根本的影响。”[30]而“鼓动”（aгитация）这一词条的解释为：“鼓动，来自拉丁语agitatio，它是影响民众的一种政治手段，是阶级及其政党进行斗争的武器。鼓动体现在某种激起民众进行积极行动的思想或口号中。政治鼓动总是带有阶级属性。鼓动的目标通过座谈、报告、集会与会议上的演讲、报刊、广播、电视、造型艺术（招贴画、漫画、图表、绘画、雕塑）、电影、戏剧来实现。党利用鼓动来对劳动群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提高其政治思想水平，阐释当下发生的事件的意义，激励和组织他们去实现党、工人阶级和全国人民所面临的任务。鼓动的效果由党、阶级和群众的正确关系和它的科学基础所决定。与鼓动紧密相连的是宣传。俄国早期革命家普列汉诺夫说它们的区别在于，宣传员提供给宣传对象多种思想选择，而鼓动员则用一种思想来统一被鼓动对象的思想。党实施鼓动的思想，在群众中获得认同和支持的原因在于，它代表了人民的根本利益。共产主义鼓动有高度的思想性。列宁指出，如果没有清楚的、深思熟虑的思想内容，鼓动很容易退化成空谈。共产主义鼓动最重要的原则是高度的思想性和正确性。鼓动有不同的形式。口头鼓动（устная агитация）不仅是争取群众的工具，也是与群众交往的手段，是紧密联系党、工人阶级和所有劳动群众的方法。口头鼓动最重要的形式是集会与会议。印刷品鼓动（печатная агитация）和口头鼓动相比有自己的特点和某些优势。报纸杂志能渗透到国家最遥远的角落，使读者可在其任何时间和地点汲取信息、集中注意力于他感兴趣的材料上并保存它。[31]

宣传鼓动即政治动员，它既包括国家行为，也包括政府行为，更包括全社会行为，宣传鼓动的对象即是苏联全体公民。列宁在其论著中曾明确指出，“宣传员的活动主要是动笔，鼓动员的活动则主要是动口”，[32]“杂志主要是宣传，报纸主要是鼓动”[33]。

戈梁耶娃评价说：“中央宣传鼓动部直到1991年不仅是苏联共产党结构的主轴，而且是多民族的苏联国家的主轴。可以从狭义和广义两方面理解这一点。从狭义方面看，它是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的分支机构。宣传鼓动部本身是中央委员会的分部，名称曾经变更为‘宣传、鼓动和出版部’（АППО）、‘文化和宣传部’（Культпроп）、‘文化-教育工作部’（Культпросвет）、宣传鼓动局、宣传部等。它有时是灵活的，有时是庞大的和运转不灵的，但永远是看不见的和隐匿于社会的组织。然而它的最终产品又是有目共睹的，即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苏维埃文化和形式上是多民族的、内容上是社会主义的艺术。遗憾的是，在多次的调整和合并的表面的背后，变来变去的宣传鼓动部不总是能被看清其现实的逻辑性。……国家历史中的每一次重大运动（工业化、集体化和1937年的‘大清洗’、卫国战争、‘解冻’）都与中央宣传鼓动部传记的每一章相关联。”[34]

20世纪20年代初，中央宣传鼓动部职能调整和归属的变化与斯大林密切相关。1921年8月22日，中央委员会组织部通过决议：“由斯大林监督和广泛领导宣传鼓动部。”[35]9月13日，政治局再次强调：“责成斯大林将自己3/4的时间分给党务工作，将不少于一个半小时的时间分给宣传鼓动部。”[36]在斯大林正式被选为总书记前，他不仅实际主持党的工作，而且监督宣传鼓动部的活动。1935年3月10日政治局决议中特别强调：“监督中央委员会其他部的工作，特别是文化和宣传部门委托给斯大林同志。”[37]

戈梁耶娃评价：“中央宣传鼓动部作为宣传部门逐渐变成了庞大的机构，数百个党的官员在其中工作。它提出相关领域的关键性的政策问题，监督党的文化政策的实施，充当艺术家与政权之间复杂关系的仲裁者。该机构对日益扩展的大众传播媒介（有声电影而后是电视）、学术、文化和艺术领域进行极权主义的监督，最终使其在党和国家机关、社会和创作组织活动之外拥有了无限的权力。”[38]

1924年4月24日，俄共（布）委任普列奥布拉仁斯基（Е.А.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领导中央宣传鼓动部。同年4月30日，中央委员会决议撤销“农村、妇女工作部”（Отдел по работе в деревне и по работе стреди женщин），其职能转交中央宣传鼓动部。同年6月25日，中央委员会决定设立“少数民族分部”（Отдел нацменьшинств），“作为进行当前宣传鼓动的分部”。中央书记处为领导党的所有宣传鼓动活动，决定“由内行的党的同志，即女工部主任和农村部主任、中央委员会青年联合会（ЦК Союза молодежи）的同志重新组合，建立宣传鼓动委员会。该委员会置于中央委员会书记主席领导之下”。[39]

中央宣传鼓动部基本沿革如下。

俄共（布）中央第九次和第十次党的代表大会期间，宣传鼓动部的组织汇报中说明：“宣传鼓动部从1920年8月设立。内分为：1.鼓动分部（подотдел пропаганды）；2.宣传分部（подотдел агитации）；3.编辑出版分部（подотдел редакционно-издательский）；4.少数民族分部；5.党的文献分配分部。……在中央委员会之下有11个民族局，其中有两个大的局：从少数民族分部分出来的‘突厥民族宣传鼓动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пропаганды и агитации тюркских народов）和‘犹太组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еврейской секции）。除此之外有波兰局（Польбюро）、德国组、南斯拉夫组、匈牙利组、拉脱维亚组、立陶宛组、爱沙尼亚组中央委员会（ЦКНемецкой секции、Юго-Славянских секций Венгерских секций Латсекции Литесекции Эсетсекции）、捷克斯洛伐克局（Чехословацкое бюро）和马累共产党员中央局（Центральное бюро коммунистов Мари）。”[40]

1921年5月30日，俄共（布）中央组织部下令建立附属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宣传鼓动委员会，人员构成包括宣传鼓动部主席卡塔扬（Р.П.Катанян）、索斯诺夫斯基（Л.С.Сосновский）、索洛维约夫（В.И.Соловьев）以及各分部主任。

1921年11月18日，俄共（布）中央组织部再次听取关于“宣传鼓动部构成”问题的报告，通过决议建立附属于宣传鼓动部的委员会，其人员构成包括斯大林、宣传鼓动部主任和副主任、宣传鼓动部各分部主任、俄罗斯通讯社专职领导人和宣传鼓动部专职指导员。

1921年11月27日的会议确立了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地位，即“俄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是俄共（布）中央书记处的组成部分，负责俄共（布）中央组织、联合和领导俄共所有的口头的和书面的宣传鼓动工作”。其分部为：宣传分部、鼓动分部、出版分部和少数民族分部。

鼓动分部的任务是“广泛地领导党的地方机构的政治和生产宣传工作，行使党对相关的苏维埃的职业的机关的宣传工作的监督，研究地方党组织的宣传方法、方式和样式，探究宣传技术问题”。

宣传分部的任务是从事俄共（布）内部所有的宣传工作的组织和领导问题的研究，从事党在地方宣传工作经验的考核和分类，研究党对宣传部门工作的监督。

出版分部的任务是管理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后是列宁格勒）及外省的出版事务，行使党对俄罗斯通讯社活动的监督，深入研究宣传鼓动领域的新闻任务，并且使新闻工作适应党的广泛的政治和经济工作。

少数民族分部的任务是“协调和领导党对居住在本民族自治州或加盟共和国之外或者国外的少数民族语言的宣传鼓动工作”。[41]

1921年11月28日，中央委员会组织部决定确认宣传鼓动部的人员数为106人，其中包括《宣传鼓动通报》（Вестник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ы）和《俄共（布）中央消息报》〔Известия ЦК РКП（б）〕编辑部以及民族组（包括波兰局）的工作人员。[42]

1922年7月28日，中央委员会党的文献分配部从宣传鼓动部出版分部中划分出独立的“图书馆和文献供应分部”（подотдел библиотек и снабже ния литературой）。

1923年6月8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人员增加7人，总数达到113人。

1924年2月4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出版分部被调整为俄共（布）中央直属的独立机构“出版部”〔отдел печати ЦК РКП（б）〕。

由于频繁的机构调整，到1924年3月，中央宣传鼓动部人员只剩下86人。1924年4月11日，中央委员会书记处继续压缩宣传鼓动部的24个在编单位。[43]1925年1月9日，宣传鼓动部的编制确定为78人（45名专职工作人员和33名技术工作人员）。[44]到1926年9月，宣传鼓动部的编制为77人（43名责任工作人员和34名技术工作人员），下设宣传分部、鼓动分部、地方经验整理分部（подотдел учета местного опыта）、文献分配分部、少数民族分部（马累、楚瓦什、马尔多瓦、波兰、犹太、鞑靼-巴什基尔、拉脱维亚、日耳曼、爱沙尼亚组）。[45]

1941年卫国战争开始以后，苏联集中全部精力进行反法西斯战争，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稍有放松，亚历山大洛夫（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领导的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主要活动就是根据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组织反法西斯宣传工作。1943年起，苏共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又变得严苛，中央宣传鼓动部加强了对意识形态领域的清理。到苏美冷战拉开序幕以后，苏联国内掀起了由斯大林亲自发动、日丹诺夫（А.А.Жданов）操刀的针对西方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在斯大林去世前达到顶峰。这是二战期间到二战后苏联意识形态政策发展的总体脉络，这一时期联共（布）中央统筹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这一重任的，除斯大林本人外，先后有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等人。

（二）中央宣传鼓动部职能的强化

卫国战争结束后，斯大林授意日丹诺夫掀起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反映了斯大林本人对战后国内和国际形势的判断以及由此产生的忧虑。斯大林等人认为这一时期人民的思想状况堪忧。战时和战后苏联国内外有大量人员流动，国内严厉的意识形态控制与西欧宽松自由的文化氛围之间的反差，使这些人心中迸发出思变的火花，这些走出过国门或受其感染的人心中或多或少都有些许主张对西方文化实行开放政策的愿望，尤其是在知识分子群体中产生了自由化的倾向。斯大林认为，只有通过掀起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才能将自由化倾向扼杀在萌芽之中，才能从思想根基上巩固业已形成的社会主义体制。

正是出于此目的，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46年4月13日通过决议，批评中央宣传鼓动部的工作严重不足，未能发现各个领域落后的意识形态工作，并下令宣传鼓动部建立自己的机关报《文化与生活》（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用以通报和揭露各个领域意识形态工作的落后状况。[46]5天之后，即4月18日，日丹诺夫亲临宣传鼓动部并召开会议，他在讲话中说，“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存在严重不足和巨大失败……要加强党在意识形态工作中的领导地位……”，为此他要求宣传鼓动部迅速改正错误并改进工作，加强宣传鼓动机关的人员配备。[47]

（三）战后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和反美宣传

从1946年到斯大林去世前，中央宣传鼓动部组织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包括如下内容。

（1）借历史题材进行苏联爱国主义宣传。为此，宣传鼓动部进行了精心策划和准备，出台了在苏联民众中宣传爱国主义思想的计划。[48]该项计划的目的是将包括蒸汽机和无线电在内的许多科学技术成果的发明权和首创权揽到俄国科学家身上，借此来增强苏联人民的科学自豪感。为此联共（布）中央责成国立技术理论书籍出版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е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технико-теоретиче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出版了《俄罗斯科学巨人》（Люди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一书，列出了80多位在人类科技发展历程中有突出贡献的俄国（苏联）科学家。[49]对此做法，马龙闪先生认为：“由于宣传爱国主义而夸大俄国科学文化在世界历史上的地位，以致出现某种大俄罗斯民族主义，甚至让这种思想浸染了官方的意识形态。”[50]为了贯彻中央的这一措施，中央宣传鼓动部专门组织了对教材和科学著作的清查工作，将不符合这一爱国主旨的书籍斥为含有“严重的错误”，要么删改，要么整本封存或销毁。[51]

（2）在所有领域持续进行反“卑躬屈膝”（раболепство）和“世界主义”等运动，这是意识形态批判的重头戏。宣传鼓动部根据斯大林和日丹诺夫的指令，指出在文学、音乐、戏剧、哲学、历史学等各个领域都隐藏着一大批崇拜资产阶级文化与伪科学的“卑躬屈膝者”和“世界主义者”。左琴科（М.М.Зощенко）和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就是以在西方文化和外国人面前“卑躬屈膝”的罪名被打倒的。对以穆拉杰里（В.Мурадели）的作品《伟大的友谊》（Великая дружба）为代表的“形式主义音乐”（форм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музыка）也遭到了“穷追猛打”式的批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认为这部献礼十月革命30周年的歌剧，“不论是在音乐上还是情节上都是错误的”，[52]并因此连累了一批形式主义音乐家不得不接受“荣誉法庭”（суд чести）的审判。[53]就连宣传鼓动部部长亚历山大洛夫本人也在这场批判大潮中因其《西欧哲学史》（История западноевроп ейской философии）一书遭斯大林亲自点名批判而被撤销部长职务。[54]

（3）在国内外进行反美反帝宣传。这是冷战背景下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重要工作内容之一。“马歇尔计划”的出台使苏美连形式上的战时同盟都难以维持，两国关系两大阵营最终走向对抗。这一时期中央宣传鼓动部有目的地出台了一系列计划和措施，组织各级党政机关和各类组织加强反美反帝宣传。为此，1949年3月1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出台了有关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的措施计划的文件，要求“组织一系列报刊有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55]1949年4月1日，苏联作家协会（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根据宣传鼓动部的要求，专门拟定了反美宣传的措施草案，其内容就是作家协会组织人员以戏剧、小说、诗歌等艺术形式为载体，丰富反美反帝宣传的形式与内容。作家协会列出了一系列反美题材的作品名单，这些文学作品随后相继问世。[56]这便是战后苏联文艺创作中的“国际题材热”，它的着眼点正是反美反帝宣传。同年10月6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关于1949年10月境外广播内容选题的报告，指出一方面要在境外宣传苏联的巨大建设成就，另一方面要加强反美反帝宣传力度。[57]

关于这一时期的中央宣传鼓动部的活动特点，粗略可归结为如下两点。

其一，带有强烈的个人色彩。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是在斯大林的授意下发动的，带有强烈的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色彩自不待言，另一个最为明显的现象就是日丹诺夫主义。自1934年起，在联共（布）中央主持意识形态工作的就是日丹诺夫，他主张自然科学的阶级性，要求将学术问题和艺术问题当成政治问题对待。自日丹诺夫掌管意识形态工作起，除二战期间稍有松缓外，意识形态控制的缰绳一直牢牢地拴紧整个苏联，用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理论来规训文艺创作，将学术问题政治化，用政治打压和棍棒政策来处理学术争鸣，这类事例屡见不鲜，因此而失去工作乃至政治生命的知识分子更不在少数。粗暴干涉与行政制裁这种极其粗陋和简单的方式，被联共（布）中央奉为解决意识形态问题的灵丹妙药。日丹诺夫去世之后，执掌意识形态工作权柄的苏斯洛夫墨守成规，继续维持这种毫无生气的意识形态控制与批判，直到赫鲁晓夫实行“解冻”的文艺政策后才有所改观。

其二，奉行文化上的孤立主义与教条主义保守政策。1925年6月18日俄共（布）中央出台《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决议》，规定了党在1920年代的文化总路线和总政策，其中包含“领导文学要靠马克思主义的文学批评，应当‘根除’对文学事业专横的和外行的行政干涉”。[58]但是这一不干预文艺生活的政策，随着它的主要制定者卢那察尔斯基和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相继被打倒，取而代之的是带有强烈的斯大林和日丹诺夫个人色彩的文化专制政策。这种政策尽最大可能斩断国内与国外的俄国侨民之间的文化交流，不管是官方层面的还是个体形式的思想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能到苏联进行文化交流的，大都是对苏联持有好感的左翼作家，如法国作家罗曼·罗兰和安德烈·纪德，侨居意大利的著名作家高尔基在斯大林亲自组织的强大公关下最终回国出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在这种孤立主义和教条主义文化政策下，强制性地只允许有一种文艺创作理论和方法，即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了文艺创作只能解释联共（布）中央关于政治、经济和文艺等诸多领域的政策，换言之只能粉饰太平，绝不可表达任何对苏联的不满，也不能揭露斯大林政治经济体制的任何弊病和缺陷，就连自然科学研究也一定要证明苏联的科学研究和科技政策优越于西方。

[1] Жидков В.С. Культурная политика и театр. М.，1995.С.4-15.

[2]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曹卫东等译，学林出版社，1999，第32页。

[3] 哈贝马斯：《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第55页。

[4]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一项社会学的考察》，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3—4页。

[5] Купайгородская А.П.，Лебина Н.Б. Добровольные общества в Петрограде-Лениграде в 1917-1937гг. Лениград，1989.C.8.

[6] Ильина 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 М.，2000.С.101，104.

[7] 1991年苏联解体以后，苏联地理协会更名为“俄罗斯地理协会”。

[8] 黄立茀：《苏联社会阶层与苏联剧变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464页。

[9]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冯南江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第7页。

[10]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第27、29页。

[11] 俞可平主编《市场经济与公民社会——中国与俄罗斯》，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164页。

[12] 张建华主编《俄罗斯人文社会科学现状与趋势》，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铅印稿，2002，第112页。

[13] 俄文表述“持不同政见者”一般有两个词диссидент和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前者直译为“异教徒”，后者直译为“异议思想者”，苏联政府指称该群体习惯用前者，而持不同政见者人士则喜用后者。

[14] 原为1862年建立的鲁缅采夫公共图书馆，1925年改此名。

[15] 原为1917年11月18日成立的俄国彼得格勒通讯社，1918年与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所属的新闻局合并，命名为俄罗斯通讯社，简称罗斯塔。1925年7月10日改名苏联通讯社，简称塔斯社，总社设在莫斯科。

[16] Горяева Т.М.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 М.，2004.С.19.

[17] ГА РФ.Ф.А-2306.Оп.69.Д.843.Л.4-57.

[18] КоржихинаТ.П.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ноябрь 1917 г.—декабрь 1991 г. М.，1994.С.17-28.

[19] ГА РФ.Ф.А-2306.Оп.69.Д.843.Л.4-57.

[20] ГА РФ.Р-5446.Оп.31.Д.80.Л.23-24.

[21] ГА РФ.Р-5446.Оп.31.Д.80.Л.26.

[22] РГАСПИ.Ф.17.Оп.86.Д.17.Л.55-58об.

[23] Горяева Т.М.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 С.9.

[24]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378.Л.3.

[25] ГА РФ.Ф.А-2306.Оп.1.Д.2945.Л.151-152.

[26]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567.Л.2-3.

[27] 著名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编辑出版家斯徒卢威的长子。

[28] 斯徒卢威：《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俄国文学：1917—1953》，薛君智主编《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26页。

[29] Горяева Т.М.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С.13.

[30] http：//enc-dic.com/enc_soviet/Intelligencija-20317.html，2015年5月23日访问。

[31] http：//enc-dic.com/enc_soviet/Intelligencija-20317.html，2015年5月23日访问。

[32] 《列宁全集》第6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0，第64页。

[33] 《列宁全集》第4卷，第287页。

[34] Горяева Т.М.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 С.19.

[35] РГАСПИ.Ф.7.Оп.112.Д.200.Л.28.

[36] РГАСПИ.Ф.7.Оп.3.Д.201.Л.3.

[37]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ы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1995.С.143.

[38] Горяева Т.М.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1917-1930-е гг. 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 С.21.

[39]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43.Л.2，3.

[40] Десятый съезд РКП（б）.Март 1921 года.Стер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отчет. М.，1963.С.810.

[41]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250.Л.8.

[42]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251.Л.2об.，25-28.

[43]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530.Л.8，131.

[44] РГАСПИ.Ф.17.Оп.112.Д.627.Л.12.

[45] РГАСПИ.Ф.17.Оп.113.Д.210.Л.139-145﹔РГАСПИ.Ф.17.Оп.113.Д.62.

[4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Из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вопросы оргбюро и секретариата ЦК ВКП（б）"：об учреждении газеты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6-04-13，Документ №12.

[47]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Из стенограммы выступления секретаря ЦК ВКП（б）А.А.Жданова на совещании в агитпропе ЦК 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паганды，1946-04-18，Документ №13.

[4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пропаганде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ид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7-04-18，Документ №38.

[4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писка К.Е.Ворошилова Н.А.Вознесенском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Люди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1947-08-30，Документ №47.

[50]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第208—209页。

[51] 详情参见Архивы：«Сталин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гитпроп ЦК о "серьезных ошибках" в книге Ф.Л.Вейткова "Летопись электричества"1947-12-01，Документ №54等档案内容。

[52]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об опере "Великая Дружба"В.Мурадели"，1948-02-10，Документ №61.

[53]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писка представителя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И.Лебедева А.А.Жданову с предложением организовать "суд чести" над "музыковедами-формалистами"，1948-03-12，Документ №63.

[54]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об изменениях в руководстве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7-09-17，Документ №49.

[55]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9-03-01，Документ №128.

[5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роект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 союзу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Документ ССП СССР，1949-04-01，Документ №138.

[57]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 тематическом плане радиопередач на зарубежные страны на октябрь 1949 г.1949-10-06，Документ №204.

[5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о журналах"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с правкой И.В.Сталина，1946-08-14，Документ №19.

第二章 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演变

英文和俄文的“书报检查制度”（censorship[1]/цензура）皆是从拉丁语census和censere发展而来的。censere也就是英文中的censor，意即古罗马专司公民户口调查、公众道德行为监督和指导的行政官。[2]《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给书报检查下的定义是：“进行书报检查，就是进行判断和批评，做出评价和估计，以及实行禁止和压制。”[3]

苏联官方历来不承认苏联存在书报检查制度，但是根据现在已解密的一些史料，在苏联尤其是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党和国家拥有一整套规章制度非常完备的书报检查体制。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在经历了早期政出多门、管理混乱和斯大林时期党指挥一切之后，曾经由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高层的意见分歧在表面上看似被削弱了（其实是这些高层分歧使一些原本难以出版的作品趁“解冻”之机得以面世）。在经历了赫鲁晓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混乱之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并没能找到一条既能保证政权稳定又能促进体制改革的成功之路，其结果便是为了稳定徒恃蛮横打压，在国内普遍施行非常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

一 列宁和斯大林时期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

（一）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建立

十月革命刚刚胜利，作为人民委员会主席的列宁便颁布了《人民委员会关于出版的法令》（1917年10月27日）。这一法令对出版的管制非常严厉，遭到了一些文人的强烈抗议，如持反布尔什维克立场的女作家基皮乌斯（З.Н.Гиппиус）便激烈批评说：“该法令禁止资产阶级的报纸，其实等于禁止和废除布尔什维克以外其他的所有报纸。”[4]在革命中大声疾呼言论自由的布尔什维克党为何会在夺取政权之后便严格控制出版呢？联系当时的事态情势，原因便一目了然了。布尔什维克取得政权之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尚未结束。在战争状态下，不论是沙俄政府还是二月革命胜利后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都采取了对出版业的严厉管制（恢复了出版前检查）。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政权，它所面对的敌对势力是无比强大的，因此在当时那种状态下，暂时采取对出版加强管制的措施是非常有必要的。正如法令中所言：“当此重要和决定性的转折以及之后的一段时期，临时革命委员会被迫采取一系列措施以抵抗各种各样的反革命出版物。……众所周知，资产阶级的报刊是资产阶级最强大的武器之一……只要新社会的秩序巩固之后，便将撤销对出版物的一切行政管制，并将按照最宽容和最进步的规章，在担负法律责任的范围内予以出版物的充分自由……”[5]

这个法令引起了资产阶级和孟什维克等社会主义派别的不满，他们煽动印刷工人罢工。为了对付这种罢工，苏维埃政权对印刷工业实行了集中管理。为此，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立了国有印刷企业技术管理委员会。而且，很快便把原属旧俄机构、有书报检查职能的书籍文化厅转交教育人民委员部管辖，这样就赋予了它书报检查的职能。

1918年，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开始，面对险恶的战争环境，苏维埃政权采取果断措施将整个国家生活转入战时轨道，苏俄进入了“军事共产主义”时期。军事共产主义在书报检查方面的反映是非常明显的，即对出版事务的军事化管理，如成立了审判出版事务案件的军事法庭（1918年1月28日）；1918年6月底，建立了隶属于军事人民委员部作战部的战时书报检查局，实施对出版书报的军事检查；而且，开始尝试对出版物进行全面总体的出版前预审[6]，此一经验为后来的出版总局所继承和发展。进入1919年，苏俄的书报检查逐渐正规化，在国家出版社下建立了政治部。政治部在书报检查事务上拥有极大的权力，甚至几乎可以说是书报检查事务的最高机构，当时苏俄所有的出版物发行都要经过它的许可，它也是出版总局的前身。在出版总局成立之后，政治部的工作便只限于检查本社（即国家出版社）的出版物。

在粉碎了1920年4—11月协约国对苏俄的第三次武装干涉之后，远东地区的日本干涉军至1922年10月才被逐出国土，持续近三年的外国武装干涉和国内战争以苏俄胜利告终。列宁开始实行“新经济政策”，新创办的私人出版社和刊物如雨后春笋，在新闻出版界和高等学校出现了反苏活动，这使刚刚稳固的苏维埃政权难以接受，书报检查的宽容时期就此终止。

1922年6月6日，所有书报检查的职能都转归新成立的专门机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务管理总局（简称出版总局）。自此至1991年11月22日，出版总局存在了将近70年。

在出版总局建立之初，其地方机构并没能同时建立起来，书报检查事务仍由国家出版社下设的政治部主管。但同时，“契卡”——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ВЧК-ОГПУ）对书报检查依旧拥有越乎其上的权力，如所有编辑、出版社负责人、书店负责人、印刷所长等都必须领取国家政治保卫局的许可证。[7]许多秘密事务（可归入宽泛的书报检查范畴）也都属于国家政治保卫总局的职权范围，其中央机构之下设置了政治保卫局（“辅助”出版总局和剧院监督总委员会[8]完成书报检查，进行邮件和电报通函暗查），秘密-政治部第四和第五分局（主管谍报资料、组织文艺和科研领域告密网和收集间谍情报）。政治保卫局的工作人员负责筹备对文艺作品的评价，有权提出建议撤销出版总局和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的决议。[9]除此之外，国家政治保卫总局有时可以国家机密为由越过出版总局对书报检查进行干涉而无须说明理由。[10]

1923年之后，在苏联书报出版中，编辑和书报检查之间的差异逐渐缩小。1925年9月7日，首次颁布了《为保卫苏联政治-经济利益而严禁传播的包含机密的消息目录》（以下简称《目录》），《目录》内容包括可能对政府产生负面影响的几乎所有方面，如失业情况、反革命袭击、民众与政府部门的冲突、监狱卫生条件、关于自杀和神经病的报道、任何对苏联书报检查的提及或暗示等。此后，定期颁布《目录》成为出版总局领导各检查机构的重要方法。有些评论认为，施行《目录》令苏联回到了严酷的尼古拉一世时代的书报检查。[11]另外，值得补充的是，1927年之后，国家出版社独立审核的历史最终结束，自此所有出版社都必须有出版总局的特派全权代表（уполномоченные Главлита）按照出版总局的规程进行预审，所有出版物必须由特派全权代表签署“批准刊行（Разрешаю к выпуску в свет）”[12]之后方能刊印出版。再有，至1927年，苏联政府对俄侨作品的态度也最终确立——禁止由国外引进，同时也禁止在国内印刷出版。

出版总局对图书馆藏书的管制贯穿于整个苏联时期，而苏联早期进行的为以后图书管理打下坚实基础的清理藏书活动值得研究。早在1923年，教育人民委员部下设的政治教育部（политик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便颁发了关于图书馆、阅览室和图书市场“已过时”藏书清理的章程，在地方，实际具体工作由人民教育局和出版总局的地方机构（没有出版总局地方支部的地方由国家政治管理局代替）组成专门小组进行。文件中共列出了需要从大众图书馆清除的图书约1200种，几乎包括了所有革命前的书籍。[13]1926年，开始了第二次清理藏书，鉴于在第一次藏书清理过程中甚至清理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别林斯基、赫尔岑、普希金、托尔斯泰等人的许多著作，政治教育部纠正了1923年清理藏书的过激偏向，许多国内外知名学者的作品被排除在清理之列。但是，到了1929年，第三次清理藏书却变得比第一次更加严格，几乎所有在新经济政策实行期间由私人和合作出版社的出版物都在清理之列，许多极有价值的书都被清理了。

（二）斯大林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1930年5月，苏联人民委员会正式下令改组出版总局，削弱了出版总局的一些职权，如“解除出版总局中央机构从政治思想和军事、经济观点方面对出版物进行事前检查的所有业务（将设党的机构代之）”[14]。改组工作直至1931年6月才正式告终，出台了新的规程条例，关于出版检查的领导和具体工作有一些变动：对出版物的事前检查划入国家出版社协会（объединени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издательств РСФСР-ОГИЗ）系统（此时早已完成了出版行业的国有化），出版总局特派全权代表由出版社负责人担任，其下设一专管政治检查问题的副职负责对该出版社“政治编辑”[15]的实际领导。[16]通过这次改组，党加强了对出版总局的监督，甚至直接参与书报检查的管理，这是与当时“党指挥一切”局面的逐渐形成相伴随的。

1934年12月16日，发生了震惊苏联的基洛夫遇刺事件，并引发了之后持续三年之久的肃反运动，全国所有机关和企业进行了一番“大清洗”。1936—1937年可以说是出版总局“大清洗”的第一次浪潮，主要“清洗”了一些中下层检查员。1938年，前内务人民委员部委员雅哥达[17]被枪决，出版总局的遭遇与此类似：包括出版总局最高领导印古洛夫（С.Б.Ингулов）在内的所有高层领导干部都被逮捕，印古洛夫后被枪决。[18]

根据斯大林的提议，1938年8月3日，原宣传与出版事务部（отдел по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е и печати ЦК ВКП）改组为党主要的意识形态管理部门——中央宣传鼓动部，该部第一任部长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日丹诺夫。中央宣传鼓动部下设五个部：宣传部、干部马列知识培训部、出版事务部、鼓动部、文化与教育设施部。出版事务部所负职责有“对中央、地区、省、共和国的报纸与杂志实行监察……推行党中央关于报纸路线问题的指示……参与报纸与杂志干部人员的择选与检查……审查主要出版社的主题计划……决定报纸的印数……监督塔斯社和出版总局的工作”。原检查员索罗金（В.А.Солодин）在接受采访时曾说：“出版总局虽然建制在人民委员会（之后是部长会议）之下，但实际上直属于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宣传鼓动部监督着出版总局，对其直接下达指令。之后，在级别上出版总局还从属于党中央管理意识形态问题的书记处（通常设有两个书记）……除了宣传鼓动部，出版总局还部分接受中央文化部的领导。”[19]

卫国战争前夜的1941年6月2日，苏共中央下达了加强军事检查的指令《军事总检查员规章》：“为了加强苏联的军事检查，设立直属苏联人民委员会的军事总检查员，所有不同类型的书报检查都从属于军事总检查员……军事总检查员还负责审查所有邮件……”[20]在全民渴望胜利的期盼下，为适应战时需要，书报检查的施行准则、责任追究与惩罚条例愈益清晰，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自我检查”（самоцензура），极大地简化了书报检查的程序和工作。值得一提的是，当苏联转守为攻之后，在其从法西斯手中解放出来的东欧国家也实行了类似的书报检查制度。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法西斯德国及其盟友战败，苏军在其占领区内缴获了大量珍贵的档案和图书，这些档案和图书被装箱分批运回了苏联。为保存这些档案和图书，1946年3月9日，建立了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особый архив）。中央国家特别档案馆隶属苏联内务部档案管理总局，只允许内务部极少数工作人员（如有工作需要，需经过严格的审批）进入。战后，因为苏联已是英美等国的盟友，许多外文书籍作为赠送品进入了苏联。1949年，出版总局对获赠外文书籍进行了检查，清理（通常是烧毁）了其中“有害”的图书。稍早，自1947年开始，对国内藏书进行清查，这次清查较之二三十年代更为严格。需要补充的是，除了特藏书库，这一时期还建立了“限用期刊基藏”。[21]“限用期刊基藏”也是需要特批的，想要进入“限用期刊基藏”，必须持有单位的特殊指令（表明相关人员的科研工作确实需要阅读“限用期刊基藏”内的期刊，而该单位一般要事先向出版总局和国家安全部门申请并获得许可）。

在斯大林逝世之前，在冷战不断加剧的国际背景下，自1946开始，苏联在意识形态领域展开了一系列批判运动。其目的主要是肃清残余的资产阶级观点，反对无批判地宣扬资产阶级文化，反对科学文化和艺术领域中放弃马列主义立场，清除一部分知识分子崇拜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各种表现，宣传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增强爱国主义的自豪感，培养对共产主义事业的信心和忠诚。这场运动由党中央直接发动和领导，时间长，范围广，涉及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各个领域。在对文学杂志《星》、作家左琴科和阿赫马托娃的批判中，在有关哲学、经济学、遗传学的争论中，在打击“列宁格勒反党集团”和“反革命犹太医生恐怖集团”的斗争中，在“反犹太人主义”和“反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中，出版总局坚定不移地执行苏共中央的相关决议，对“有害”作品进行清理和封存。

二 赫鲁晓夫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一）意识形态委员会与书报检查机构的调整

1953—1964年从事书报检查工作的主要机关仍然是国家出版总局，[22]从这一时期出版总局档案来看，参与这项工作的还有内务部、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文化部、意识形态委员会（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等部门。这些机构在不同阶段与出版总局配合，共同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

1953年3月到10月，国家出版总局处于内务部管辖之下，其全称是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ного по охране воен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СССР），原内务部副部长奥麦里琴科（К.К.Омельченко）担任局长，具体任务是防止特殊时期社会动乱的发生。1953年7月，奥麦里琴科接到一份来自苏共中央的通知，对出版总局的工作提出了具体要求：禁止报道工业、交通运输业、国家机关发生的意外事故、火灾或破坏农业生产和森林的自然灾害，发生在苏联领土境内的地震或者其他自然灾害所造成的总体损失及人员伤亡情况，甚至对建筑物毁坏情况等灾难结果进行报道也是违法的，这说明此时该机构与内务部一同肩负国家安全职能。

1953年10月以后，出版总局转由苏联部长会议管辖，其全称为出版业军事与国家安全事务管理局，安全职能逐渐削弱，次年该项职能被国家安全委员会所替代。[23]

1957年，宣传鼓动部副部长罗曼诺夫（П.К.Романов）被任命为出版总局局长，目的在于加强党的领导，之后此人主持国家书报检查事务长达20年。

1958年，出版总局在无论在机构上还是在职能上都发生了一些新的变化。是年2月，出台了新的《出版总局工作条例》，明确指出政治意识形态监控不再由出版总局负责，并且废除兼职编辑-检查员体制，改由各报刊编辑直接负责，并且为避免与地方当局的矛盾，各出版社完全隶属所在地党和政府。[24]同年8月出版总局交给中央委员会一份书面建议，要求加强科学技术和经济领域的管理，此前由于赫鲁晓夫时期科学技术的发展，出版总局也负责科技方面的书报检查，由于过于庞杂，它不得不将一部分职能交给文化部和其他一些行政机关。

文化部是这一时期变化最大的部门。1953年3月，国家各部委进行改组，起初，包括高等教育部、劳动资源部、电影部、艺术事务委员会、无线电情报委员会、广播委员会和国家出版印刷总管理局在内的所有文化方面的管理机构都被并入文化部，后来由于文化事业日渐复杂、专业门类日趋繁多而几经分流，文化部最终变成一个只领导文化艺术事业的部门，负责对戏剧、音乐、文学、图书馆和戏剧学校进行管理。1961年5月出版总局又增加了监督外国记者新闻稿这项新的职能，1963年成为苏联部长会议之下国家出版委员会的一部分，其全称随之改为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业管理局。

1960年，苏共中央主席团和苏联部长会议做出决议，对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组织结构进行一些调整，增强了其在意识形态和政治检查方面的监督作用。国家安全委员会与苏共中央和出版总局及其他相关单位一起进行政治检查，并利用其特殊技术和手段监控文学艺术领域中的个别流派和具有代表性的作家、艺术家。出版总局是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文艺领域实施行动的主要助手，它总是在第一时间通知党中央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出版业中发现的“违规事件”或者反苏言论，而且国家安全委员会也常就有关文学和艺术的评论问题（确定相关作品是否有意识形态误导或反苏倾向）发函咨询出版总局。

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最显著的变化是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成立。1958—1962年苏联意识形态方面的工作主要由这个机构负责主持。

意识形态委员会首创于1958年1月，是一个附属于苏共中央的临时机构。其规定职责是研究国际宣传、国际工人运动的技术问题，监督这些问题在出版物中的反映，监督苏联情报局、国家文化委员会的对外活动以及对外广播节目的政治倾向，监督科学、文学、艺术领域具有政治或意识形态意义的事务，委员会还负责外派和引入专家的一系列具体工作。但是，实际上，委员会几乎不从事理论问题和技术问题的研究工作，而是为具体问题起草和通过决议，当事务超出其职权范围时，则由苏共中央的书记处和主席团做出最终决定。根据传统，所有中央委员会下属机关发布的决议都被概括称为“中央委员会决议”，因此意识形态委员会的决议也与苏共中央的决议具有同等效力，并且一般都是“机密”或“绝密”文件。由于自身活动特点，委员会在运作方式上模仿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第一任主席是苏斯洛夫，其成员全部为苏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的委员或候补委员。

1962年11月以后，意识形态委员会职权范围大为缩小，地位也大大下降，虽然增加了管理教育的职能（包括普通教育和职业教育），但不再负责研究国际问题和工人运动问题，以及对具体机关的工作进行监督，也不能通过任何决议，而只负责讨论草案和提交建议，由苏共主席团和书记处下达决议。最终该委员会于1966年5月根据政治局决议被废除。然而，现代文献保存中心（ЦХСД）的档案资源中只保存着1964年以前的档案，而且这些档案在当时已由秘书处工作人员转入此地保存，这种情况使人们推测，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该委员会实际上可能已经停止运行，但这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委员会地位和职能的变化在其档案中也有所反映。前期的意识形态委员会档案，主要为决议及其草案，以及中央委员会各部门和主管机关的书面报告；1962年10月以后，委员会档案则多为会议或会见文学艺术界人士的速记记录。从其1958—1962年的档案构成可以发现，该机构在此期间处于苏联书报检查体系的核心地位，所有相关部门包括党的机构和政府机构，不论是宣传鼓动部、文化部、国家安全委员会还是出版总局，它们对具体问题的处理意见都要向意识形态委员会报告，在那里汇总，最终由它代表苏共中央做出最终决议。

从运作体系看，通过以上分析可以推断，此时的苏联书报检查制度已经形成了一个操控社会的三角结构——苏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出版总局。书报检查中的事前检查逐渐形成双重循环模式——出版总局-党中央-出版总局，出版总局审查完毕后做出评论，然后提交给党中央的相关部门（如苏共中央宣传部、文化部），党中央部门做出指示发给出版总局，由出版总局依照指示，许可出版、禁止出版或要求作者对作品进行修改。虽然由于机构庞杂、权限不明而时常做出相互矛盾的决定，但是在总体上它们的目标是一致的，那就是对社会意识形态进行控制，因此虽然在解冻之初，出版总局的地位有所下降，书报检查系统看似弱化，但实际上赫鲁晓夫改革所调整的只是控制手段，而没有也不可能放弃书报检查本身，相反还不断调整各机关之间的关系，使这个系统更为健全。

（二）书报检查制度的实施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仍在使用行政手段强行干预书籍出版工作，完全忽视市场和文化产业本身的发展规律，对本国作品的控制仍然主要集中在文学、艺术类作品上，而对待外国作品的态度与前一时期相比则发生较大改变，只是有时这种改变显得很微妙，而且从根本上说仍然是非常谨慎的。

1959年3月的一份档案显示，文化部指责国家文学艺术出版社和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出版社一味再版此前出版的作品，完全不出版苏联作家的新作品，认为不断再版当时仍然健在的苏联作家的旧的作品和重复支付稿酬的办法不会促进苏联文学的发展和长远进步，不能鼓励作家创作新作品，从而导致“很多在过去从事写作并受到读者好评的作家近些年已不再进行创作，他们不再创造新的文艺作品而靠重复出版旧作品为生”，为此要求对现状进行改革。

一些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回忆录的相继发表，可以被看作“解冻”的重要标志，但是这些作品在发表前仍然要经过严格的检查。

1960年，作家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Люди годы жизнь）在波兰的《政治》（Политика）周报与苏联《新世界》杂志同步发表。这部回忆录主要讲述了作者的学生时代和他在莫斯科参加布尔什维克党组织活动以及后来受到监禁直至侨居巴黎的经历。书中谈到了爱伦堡在俄国和侨居岁月中见过的一些人，包括卢那察尔斯基、阿·托尔斯泰等以及他在巴黎“洛东达”（Radonta）咖啡馆里结识的一些法国文学艺术界知名人士。大概是爱伦堡流露出的对巴黎的感情让苏联驻波兰大使感到不满，他指责爱伦堡在书中多处提到生活的阴暗面是片面的、不真实的，尤其是在对待现状的态度上；并指出：“在回忆录中，爱伦堡明显为他青年时代在巴黎与那些文学家的相识感到自我满足，但此后在很大程度上这却成为一个壁垒，使之没能在新的苏维埃俄国找到自己的位置。”[25]

1960年12月，《新世界》杂志编辑部把爱伦堡的回忆录《人·岁月·生活》的第二部送到出版总局进行检查，并准备在1961年第一期上刊登。出版总局由于不赞同爱伦堡对一些不受政府欢迎的文化界人士的评价，责令其进行修改，如帕斯捷尔纳克和女诗人茨维塔耶娃。尽管爱伦堡在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时已经表示自己并不同意他的一些观点，并指责帕斯捷尔纳克的作品总是脱离生活，而只是表达了他个人对诗人及其作品的喜爱之情，称“帕斯捷尔纳克是当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之一”，但这一点就已经让书报检察机关无法容忍了。[26]

1963年，当这部回忆录第五部的第二部分拟在《新世界》杂志进行发表的时候，出版总局的意见是，这部分回忆录涉及1943—1944年的一些事件，不能以公开形式发表。而苏共中央文化部的结论是，“作者把过多的注意力放到了国家社会生活的消极方面和斯大林个人崇拜的后果上”，根据他们的观点，似乎爱伦堡在片面暗示，在个人崇拜的影响下，苏联社会似乎在战争年代已经显露出社会变质的迹象，“堕落到革命前的旧社会”。但是书报检查员认为这部作品最重要的错误还在于谈及战争期间政府对待犹太人的态度问题时不够谨慎。而此前，该书第一部分（1963年1月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出版准备阶段，他已经根据党中央的意思对一些关于政府对犹太人态度的措辞——如谈及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时说很多参加者“八年之后被捕只是因为他们是犹太人”——进行了修改。[27]

另外，书报检察机关对那些关于二三十年代的其他作品也极为关注。1958年《再谈马雅可夫斯基》（Новое о Маяковском）发表在多卷本《文学遗产》（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第65卷上，其中公布了马雅可夫斯基的125封私人信件，这部作品因此遭到了严厉批评。[28]意识形态委员会称书中包含的大量材料歪曲了苏联杰出诗人马雅可夫斯基的形象，公布的很多材料具有个人隐私性质，对诗人的描述“与国外的修正主义者对马雅可夫斯基的污蔑性谣言遥相呼应”。[29]参与筹备出版该刊物的马雅可夫斯基纪念馆工作人员因此被解雇，《再谈马雅可夫斯基》原定要在《文学遗产》上分两期发表（第65、66卷），但实际上，第66卷从来就没有出版，第65卷之后直接就是第67卷。1961年书报检察机关又从完整收录马雅可夫斯基作品的《艺术文学》（Художестве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第13卷中挑出马雅可夫斯基的47封私人信件，最终禁止了它们的发表，原因是违反了关于《再谈马雅可夫斯基》的相关决议。[30]

出版总局1954年12月的一份档案显示，书报检查员就是否公开发表一部爱因斯坦的作品选集征求出版总局的意见，得到的答复是爱因斯坦所有物理学方面的著作都可以公开出版，放在图书馆的公共书架上供读者自由阅读和使用，而另外两本著作则被禁止传播，因为它们不是科学技术方面的，而是爱因斯坦的文章和演讲选集，其中爱因斯坦谈到了对世界和平等问题的看法，有些价值观念与苏共意识形态是相悖的。由此可以看出，与前一时期相比，在赫鲁晓夫时代，在对待外国作品问题上，书报检查有所放松是政策的主流，至少科学技术作品可以不受限制地发表，而在此前，连科学技术都要被分成社会主义的和资本主义的，如上面提到的爱因斯坦的著作，原来连物理学部分也会受到政府的粗暴阻挠，还出现过类似《贝利亚与相对论》（Берия и теорияотносите льности）[31]这样的文章。

除此之外，对于其他方面的国外作品，在放松检查的同时仍然保持着一如既往的谨慎。在出版总局和意识形态委员会的档案材料中，有很多涉及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批评意见。意识形态上异己的作品当然不能公开发表，即使进步的书刊也会因为略微不合乎要求而遭到批判和限制，如法国的《思想》（Mind）杂志，书报检查员认为：“这是一本进步的杂志，以进步观点甚至常常是以马克思主义立场看待哲学问题”，“致力于反对资本主义社会”。但另外一些人则认为它不适合在苏联发行，由此引起双方论战。正是由于“论战中时常伴随着敌对的污蔑性的材料”，[32]书报检察机关“不得不进行干涉”，至于干涉的具体手段以及这本杂志的命运，在档案材料中没能找到下文，尽管如此，苏联政府对外国文学作品的态度已经可见一斑了。

这一时期苏联境内出版的外国作品数量明显增加，随之出现的一些问题引起了政府的不满乃至恐慌，1958年2月的一份文件证明了这一点：

……在外国文学作品的选择和批判上还存在严重错误，这些错误对苏联人民的思想教育和文化水平的提高构成危害，在已出版的外国作品中，单纯追求趣味性和惊险刺激的作品占据了过大的比重，中央尤其是加盟共和国出版社常常选择简单的娱乐性风格，没有严肃的思想艺术价值的作品出版。

……

以上事实说明，在出版外国文学的实践中，缺乏一个严密的原则体系，常常放任自流，并具有随机性。一些出版社和苏联文化部的工作人员对待外国文学翻译问题态度不够严肃，并因此导致了这一工作领域严重的意识形态错误。

宣传鼓动部在大量事实基础上可以断言，很多出版社已经从意识形态立场堕落到商业出发点，实际上已经倒向了商业立场，废纸充塞了图书市场，同时苏联作家的好书却没能出版……[33]

1958年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委员会的一份档案称：

苏共中央发现，一些部门和主管机关对现行外国作品引进规则随意改动，用大量低级趣味的和纯娱乐性的带插图刊物代替那些对国家有价值的科技著作。类似的订书单是有害的政治思想进入国家的通道，是污蔑我国的谣言在人民中间传播的来源，导致本该用于购买有益科技图书的大量外汇被无意义地浪费。[34]

而1959年6月4日苏共中央对外国文学出版社做出的指示则可以被看作这一时期政府对外国作品进行书报检查的总体指导原则。成立于1946年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在翻译和出版外国图书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苏联人民了解国外人文与科学成就做出了巨大贡献。苏共中央在承认以上事实的基础上指出：

外国文学出版社同时在工作中还存在严重不足，在选译外国作品方面犯了严重错误。人民民主国家和亚非拉国家的作品非常少，出版社让人民认识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人民的生活不是通过这些国家的作品，而主要是通过对这些国家怀有偏见的美、英、法等国的作品。选择的作品不足以引起学术界的兴趣，这导致我们经常出版一些意义不大的、没有学术和实际价值的书，这些图书只能对劳动人民的思想政治教育造成危害。一系列资本主义国家作者有关社会经济和军事历史方面的著作在没有一篇深刻、科学、全面指明其优缺点的序言的情况下发表……[35]

苏共中央针对这些“问题”做出如下指示：

（1）责成外国文学出版社社长丘维果夫（П.А.Чувиков）改正出版社工作中的明显不足，在所有必要的情况下给译著加上序言或引言，概括作品内容，指出其优点和不足。

（2）出版社要以选译以下种类图书作为基本任务：

a.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科学、生产技术和文学艺术作品，反映政治经济文化发展、国际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作品以及殖民地半殖民争取民族独立斗争的作品。

b.反映资本主义国家共产党、工人党等兄弟党派成员为劳动者权利和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作品，反映资本主义制度腐朽、揭露帝国主义阵营内部矛盾的作品。

c.致力于反对新一轮世界大战、解决世界和平发展问题、限制武器、促进与苏联的事务交流以及两种社会经济体系和平共处的国外进步组织和部分社会政治活动家的作品。

d.在哲学、历史学、经济学、外交和法律方面的作品。这类图书的出版要限制数量，并删除其中不符合学术和实际意义的部分，还要加上全面的序言和注释。[36]

以上材料说明当时苏联政府对外国作品尤其是文学艺术类作品的审查标准非常严格，既要意识形态绝对可靠，又要非常实用。由此导致的结果是，当时引进苏联的外国书籍的数量和出版方式受到了严格限制。

对苏联政府而言，电影是重要的意识形态宣传手段，此时规范苏联电影创作的是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指导思想，片面重视电影的政治宣传功能，势必减损其本该具有的娱乐功能，其中前者显然必须通过后者来实现。然而苏联政府似乎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它只看到了两种功能之间的矛盾，尤其在受到外来影片冲击的形势下，其所下达的决议常常顾此失彼、不知所云。当然，在矛盾之中，当局最终选择了前者。

以下文字出自1958年12月26日苏共中央的一份档案文件，可以看作这一时期苏联电影及书报检查的总体标准：

在我国银幕上充斥着很多平淡无奇、内容乏味、令观众感到不满的电影。苏联电影没能很好地表现近几年走进我们的生活并标志着国家沿着共产主义道路发展的事物。电影工作者经常回避当代生活中的主要方面和进步，不去讲述苏联人民丰富的精神世界、他们建功立业的精神动力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伟大优越性，很少创作货真价实的讲述工人阶级、农民、苏联知识分子英雄事迹以及共产党在为实现共产主义而斗争中的作用的作品。历史题材的影片没能充分揭示作为真正的历史创造者的人民的作用。对于家庭、婚姻、个人与集体的关系等问题，很多电影作品中出现了与社会主义社会背道而驰的观点，对道德放荡的谴责力度不够。

我们的制片厂很少推出促进青年人精神面貌养成、塑造英雄模范、表达劳动浪漫主义的作品……

上映的电影不是总能考虑到电影对苏联人民尤其是青年审美情趣和行为方式的影响。很少出现好的、内容充实的喜剧电影，尽管这种风格被苏联观众广泛接受。很少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科普片和反映我国工农业伟大成就、科学技术最新成果、苏联经济文化发展前景的纪录片。[37]

以上这段文字表明，所谓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想要的是社会生活的积极方面和高大全式的英雄人物形象，并以此塑造党和政府在人民心目中的伟大形象。苏共中央针对以上“问题”的指示证明了这一点，有关决议中称：

（1）苏联电影事业的主要任务是提高电影的思想艺术水平，对苏联劳动人民具有共产主义思想和道德方面的教育作用，促进全面建设共产主义阶段人民审美品位和精神面貌的形成。纪录片和科普影片应致力于宣传苏联国民经济七年计划，反映那些为共产主义事业奠定物质基础的人民大众的真实创造活动。

（2）“……我们认为必须加强儿童和青年题材影片的制作和推广以培养青年一代对党的事业的忠诚……”[38]

随着1950年代中期开始的“解冻”进程，大量外国影片被引入苏联。1959年9月8日苏共中央文化部的一份档案提到，1955年苏联引进外国影片63部，而到 1958年则增加到113部，该文件报告了文化部接下来的电影引进计划，决定当年从国外引进电影125—130部，而1960年则要达到160部。“根据这一计划，未来一年将有120部国产片和160部进口影片被搬上银幕。这样，苏联观众的注意力很大程度上不可避免地要转向那些思想和题材不符合共产主义建设任务以及苏联人民建设事业的作品。”针对这种情况，苏共中央的主要对策是非常消极的，只是责令“在最短时间内为这项重要的意识形态工作制定标准”，把对资本主义国家影片的引进限制在指定领域；建议文化部缩减外国影片的放映场次和剧场数量；责令艺术领域的中央报纸杂志编辑部刊登外国电影的评论文章以帮助苏联观众对其进行“正确的理解和评价”。[39]应对方法不是积极设法鼓励国内电影事业的发展，这便是前面所说的舍弃电影艺术价值和发展前景，片面追求政治效果的表现。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电视在苏联已经得到比较广泛的普及，并成为人们认识世界的重要窗口。1959年12月12日的一份档案显示，当时苏联已经拥有电视400万台左右，电视中心70多个和足够覆盖7000万人的转播网络。与各类出版物以及电影、广播一样，电视“已经成为党对人民大众进行共产主义教育的重要手段”。但政府认为这项手段还没能充分发挥它的作用，于是苏共中央指示：“我们认为电视节目的主要任务是宣传苏共二十一大、苏联政府的内外政策、共产主义建设在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活方面的成就。对七年计划的完成情况及国内外重大事件的全方位报道，普及工厂、组织的劳动经验和科学技术、文学艺术成就，培养苏联人民的爱国主义、世界主义、共产主义道德、集体主义和对劳动的热爱。”为使电视节目充分用于政治宣传，中央还责令引入党政领导和各报纸、杂志的主编以及科学、文学、艺术类活动家的定期讲话节目，要求定时播放党政领导对群众关心的问题的解答等。[40]

广播是比较传统的政治宣传方式，更是苏联政府对外进行反宣传、与资本主义阵营争夺国际政治话语权的最重要手段。1958年底，美国突然改变了一贯的宣传策略，此前“美国之音”连续十年用俄语和苏联境内其他少数民族语言大范围进行广播，而此时俄语和其他民族语言的节目明显减少，与此同时，位于慕尼黑的美国超大频率远程广播站和位于罗德斯岛的流动广播站也停止了对苏广播，前者此后主要用于广播德语和部分波兰语、英语节目。此前大规模敌对宣传的持续时间也相应缩短，但在某些时段增加了反苏节目数量。这在某种程度上标志着美国宣传对象重点的变化，在此种情况下，苏联政府认为自己的广播对东方国家首先是阿拉伯国家的覆盖面积不够，对德国等西方国家的广播只在晚间进行使得听众数量大为缩小，“为帝国主义宣传创造了条件”，于是于1959年1月16日出如下指示：

（1）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广播电视办公室在敌对广播次数密集的时段增加广播节目数量。

（2）建议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各州委、边疆政府在使用民族语言的敌对宣传次数密集的时段对广播节目进行特别检查；

（3）责成苏联部长会议下属国家对外文化交流办公室完成如下工作：

a.为提高苏联广播机动性、扩大海外听众范围，从1959年1月开始对德国、意大利、美国和其他国家进行日间广播；

b.在两周期限内向苏共中央提出调整对远东广播的同时，调整对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国家广播的建议。[41]

（三）对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评价

通过阅读档案，可以发现赫鲁晓夫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本身最为突出的问题表现为两点，一是官僚主义，二是前面已经提到的双重管理体制。首先，通过阅读所有参与书报检查的党政机关之间的交换材料可以发现，大多数情况下，上级机关最终下达命令时的说法与下级机关在呈送报告时的说法几乎完全一致，甚至连措辞都很少改变，这说明此时书报检察机关弥漫着严重的官僚主义习气。赫鲁晓夫在自己的回忆录中谈到帕斯捷尔纳克时的一段话证实了这一点：

苏斯洛夫向我做了汇报，他主管国家宣传鼓动工作……他汇报说，这部作品不符合苏维埃精神。他提出的具体论据我既不清楚，又不想认真考虑。总之，这是一部不值得重视的作品，不必出版。决定就这样做出了。我认为，在事情发展的那个阶段，除了苏斯洛夫外，没有一个要人读过那部小说。我连苏斯洛夫是否读过都表示怀疑。肯定也是别人给他提供了一份讲作品内容的3个打字页的材料，……我感到遗憾的是，在我有权对是否出版、是否接受汇报人的观点的决定施加影响的时候，我却没有亲自读过这本书。我没有读过就相信了苏斯洛夫的话，就采取了对创作者最有害的行政措施。[42]

由此看来，当时很多关于书报检查的重要决议都是这么做出的。上级机关在接到报告之后，完全不进行调查研究，就直接采取措施。这种做法是极不负责任的，对知识分子也是非常不公平的，他们耗尽心血创作的作品，不但要经过层层检查才能发表，而且这些检查机构还不肯付出哪怕一点劳动就轻率地决定作品乃至作者的命运。在官僚主义严重的情况下，下级呈报的意见基本上也就是上级最终的命令了，那么评论一部作品是否有害，并最终决定其是否能公开发表的任务实际上就落到了那些基层的书报检查员身上，他们能承担起这样的任务吗？具体让我们来看一组数字。1954年出版总局的一份档案显示：中央委员会干部选拔及分配管理机构在中央及其他地方机关共有工作人员6780人，中央机关305人，基本是苏共党员，超过77%。仅在外文部有所不同，47人中只有20名是党员；受教育程度上，编制内书报检查员受过中等教育的170人，中等教育没毕业的57人。在土库曼斯坦出版总局的10个书报检查员中，没有一个受过高等教育。1955年1月，地方上有4273名兼职书报检查员，受过高等教育的（包括毕业和没毕业的）2307人，受过中等教育的1489人，未完成中等教育的477人。

我们很难想象这种教育程度的书报检查员可以胜任对专业作家、艺术家作品的评价工作，尤其是那些理论性很强的外文译著。前面已经提到，根据当时的要求，被获准引进的外文社科类图书主要是此类著作。然而就在1954年，出版总局对其自身及其地方机构允许出版的作品干预33000次左右，其中31000次是翻译作品问题，1600多次是政治意识形态问题，其中超过2759次就是通过这些出版总局机关的书报检查员做出的。[43]

其次，书报检查的双重管理体制带来的重复检查浪费了许多人力、物力和时间，导致工作效率低下，限制了苏联文化产业的发展。在苏联著名文学批评家拉克申1963年4月25日日记的附录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来自当时一名书报检查员的日记：

德缅基耶夫（М.Дементьев）打电话说道：“我们把杂志的第四期交给您检查已经过去很长时间了，但是没能从您那里得到同意哪些或不同意哪些的意见，这确实给我们杂志造成了损害。要知道现在外面有传言说我们的杂志要被关闭了，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也要被撤职，检查员已经停止了行使职责，要知道这个结果的出现——我们把杂志送到书报检察机关却没能从那里得到任何消息，而如果我们想得到的话，只能去党中央，这种情况给人的印象是书报检查是不必要的环节，我们最好把杂志直接送到党中央。”而这名书报检查员的回答是，他们要把政治意识形态问题上报党中央，而在关系文学发展的最重要问题上，出版总局不能做出任何决定。[44]

由此必然导致经过重重检查之后才付诸发表的作品，它所表达的已不是人民眼下最关心的问题。这在外国图书引进方面表现得更为明显。苏共中央曾经指责外国文学出版社没能很好地跟上国际图书市场走向，没有关于图书出版的最新信息，图书从翻译到筹备出版有时长达两至三年，导致一些图书在引入苏联的时候，距其首次在国外发表已经过了五年乃至更长的时间。[45]根据上述情况我们可以推断，类似这种情况在苏联出版界并不鲜见，造成这种结果一方面是出版社本身的责任，另一方面也不得不考虑烦琐的书报检查制度的束缚作用。

首先在制度层面，前面多次提到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特点是从出版总局到党中央再到出版总局的双重管理模式，但这只是形式上的特点，至于实质上，笔者甚至不禁怀疑，此时的书报检查是否确实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从档案来源可以看出，这个时期参与书报检查的不仅是主管文化或政治意识形态控制的机关，有时一个命令需要财政部、国民经济计划部以及其他一些机关协同完成，几乎所有的机关都或多或少参与了这项活动，甚至包括苏联的驻外使馆。如果可以称之为制度的话，这个制度体系未免过于庞大，而且这个庞大的体系没有一个固定的运作规则，导致很多事件的发生很容易受到一些制度外因素的影响，并因此具有随机性。赫鲁晓夫在回忆录里说造成《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和《日瓦戈医生》不同命运的原因在于，他亲自阅读了前者，而没有阅读后者。他在同特瓦尔多夫斯基的一次谈话中说：“这（《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是一部生气勃勃的作品，我甚至可以进一步说——这是党的作品。如果其写作上少一点天才的话，这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像现在这样的形式，它是有益的。”[46]由最高领导人决定文化界一件如此具体的事务，而且他的好恶可以改变主管部门已经做出的决定。

又如，赫鲁晓夫在一次座谈会上点名严厉斥责了爱伦堡之后，又在与其进行的一次单独会面上称这都是“误会”，爱伦堡有权利发表一切，对他来讲不存在检查员，爱伦堡就是自己的检查员。[47]在当时，这样的情况也许并不罕见，特瓦尔多夫斯基关于这种情况的评价是：“领导人关于文学作品这样或者那样的意见常常取决于偶然因素，甚至取决于‘消化不良’。”[48]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这一时期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总体特点是体系庞大、复杂混乱和决策程序的无规则，而这正体现了所有转折时期必然会有的时代特征。

其次，与前一时期相比，此时的书报检查制度确实有所放宽，但是，由于各种原因它又不可能从根本上放宽。可以从主客观两个方面对这些原因进行分析。

主观方面，主要是赫鲁晓夫的个人因素。对于苏联这样一个权力高度集中的国家，领导人的气质偏好等对国家各项政策的影响都至关重要。如1950—1960年代苏联国内对抽象主义、自然主义等现代派艺术的批评和讨论较多，在出版总局的档案中，有很多篇目是书报检查员对这些问题的报告，很多作者和书籍由于具有此类创作风格而遭到申斥，这其中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赫鲁晓夫个人对该艺术流派不认可。赫鲁晓夫出身工人家庭，年轻时自己也做过工人，很早参加革命，受教育水平不高，个性固执，作风粗暴，这都导致他不可能完全具备一个改革者的素质。爱伦堡在回忆录中提到，赫鲁晓夫自称在文化问题上他是个斯大林主义者。1962年他在与文艺界知识分子见面会上的谈话印证了这一点。他说：“情况常常是这样，一位上校和一位将军争论起来，上校说的全对，将军听啊听无言以对，可他感到不耐烦了，于是站起来说向右转，开步走！上校只得转身离去，就是这样，同样，你们就是上校，而我呢，对不起，是将军。”[49]另外，赫鲁晓夫在逐步向上爬升的过程中也不可避免地继承了权力的本质属性，这使他不愿意也不能够彻底改变斯大林在20世纪30年代建立的这套制度体系，这是包括他本人在内的所有当权者权力赖以存在的基础。

赫鲁晓夫很有胆略也喜欢以改革者的身份自居，爱伦堡曾谈到跟赫鲁晓夫会面时的一些细节，在说到他最重要的功绩是结束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时，他会立刻容光焕发、生气勃勃，而在谈话涉及某些问题的时候又突然显得疲惫不堪。[50]特瓦尔多夫斯基向编辑部成员讲述与赫鲁晓夫会面经过时也说，赫鲁晓夫给他留下了很好的印象，他并不想深入干涉文学事业，只是“似乎，他为没有自己的卢那察尔斯基而感到懊恼”。[51]

客观方面，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革命合法性，也就是旧社会的负面合法性是苏联政权合法性的另一重要来源。革命前的俄国工业虽然有了一定程度发展，但是尚未形成完整的工业体系，社会生产力极端落后，经济上对西方帝国主义国家有半殖民地性质的依赖；政治上，沙皇政府不但野蛮专制而且穷兵黩武，接连不断的战争更使国力耗尽，人民早已疲惫不堪。十月革命之所以能够成功，还在于它的“来日合法性”，即为人民描绘了一种美好未来的蓝图，那么日后，当这个蓝图无法实现的时候，意识形态本身就成为政权的唯一支柱。关于这一点，历史早已证明。20世纪90年代，当戈尔巴乔夫改革最终偏离了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时候，曾经显赫一时的苏联也不可避免地在我们面前轰然倒塌。唯其如此，苏联的历任领导人都无一例外地极端重视意识形态的作用并着力于对人们意识形态的塑造，那么，靠什么来实现呢？最重要的手段当然是书报检查，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也因此更为特殊和严苛，而且也不可能从根本上松动或废除。

此外还有斯大林模式的遗产。我们知道，一种制度一旦建立就会具有一定的稳固性，并对人们的思想和行为产生某些塑造作用，在这种情况下，即使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新一代领导集体真想要彻底改变这种制度的现状，恐怕也很难在短期内改变人们的行为方式和思维方式，也就是说，即使通过权力将其根本推翻，这种制度的残余仍然会以某种形式留存下来。

关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书报检查制度的影响，首先是对书报检查制度本身的影响。美国社会学家科塞有过一段非常经典的论述：“审查者在作家和读者之间设置障碍，以此禁止作家在读者中的影响，这一事实使它成为知识生活中一个重要但往往被忽视的决定性力量。审查者试图在读者和具有潜在危险的作家之间建起一道防护墙。当然，在很多情况下，预想中坚固的墙垣不过是一层多孔的隔板。然而审查制度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防止了思想的自然流动。因此，在任何地方审查制度都是自由精神生活的障碍。”[52]确实，一方面，它扼杀了苏联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和创作热情进而影响了苏联文化产业的长远发展，但另一方面就如同法国大革命前的书报检查制度使那些违禁的书籍限制在富有的人群之中一样，苏联的书报检查制度使那些违禁的思想被限制在知识分子上层，他们可能以一本刊物的编辑部、其中某个人的住所或其他一些形式为中心传播这些作品和思想，这实际上有助于他们更加团结一致，成为一股强大的力量。

其次，就该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而言，“解冻”给知识分子带来了希望，20世纪80年代末，很多从那一时期走过来的知识分子在评价赫鲁晓夫时都称他曾是自己的“希望”。就像苏联作家格罗斯曼所说的，一些作品在斯大林时代根本没有发表的希望，苏联知识界呈现出万马齐喑的景象，他们不敢想也没想过要表达任何不同意见，但赫鲁晓夫时代不同了，“解冻”之后书报检查制度的重新收紧势必会扼杀知识分子心中已经开始萌芽的希望，这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在他们中间培养出某种绝望的情绪，此后在苏联日益繁荣的“地下出版物”其实正发端于此时。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书报检查制度

（一）历史概述

1964年10月，赫鲁晓夫被解除一切党政职务，勃列日涅夫被选为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上台伊始，以纠正赫鲁晓夫的政策失误为出发点，采取了一系列调整措施，但同时又表示坚持苏共二十大的基本政治路线。在人事上，勃列日涅夫没有进行大换班，只清除了一批赫鲁晓夫的亲信，基本保持了组织稳定性和政策连续性。同时，勃列日涅夫将政策调整的重点放在加强中央集权、克服地方分散主义、稳定干部队伍上，如将赫鲁晓夫执政后期一度分成工业和农业两个系统的地方党组织和苏维埃组织重新统一起来，恢复工业部门的中央管理体制，废除赫鲁晓夫时期实行的干部定期按比例更新制度。勃列日涅夫的一系列政策迎合了大多数党政干部的愿望，也符合当时人心思定的社会情绪，巩固了政权的社会政治基础。

早在1963年6月的苏共中央全会上，便确定了倾向保守的关于文化监控的决议，强调了之前“文学的党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 литературы）的论点，对“自然主义”（натуралистический）、“阴暗”（серый）、“形式主义”（формалистический）、“反人民”（антинародный）现代派作品进行了批判。以上所列各种文学作品与苏联官方意识形态是相矛盾的，但赫鲁晓夫政府对于这些偏流尚无意直接打压，主要是教育这些作者认识到自己的意识形态错误。但是历史迈入勃列日涅夫时代，赫鲁晓夫时代的宽松气氛消亡殆尽，在“斯大林模式”回归的同时，政府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也逐渐严苛。

国家安全委员会在1965年12月11日呈交苏共中央的报告中，指出了一些刊物的路线错误以及国内许多作家在国外出版社出版著作的问题，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结论很明确——需要采取果断措施，实行公开打压。苏联政府书报检查制度的“预防性检查”和官方的政治宣传运动使苏联知识分子发生了分裂：大多数人拥护党的政策，而少部分人则持反对态度，即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政府对“异端分子”的公开压制不仅引发了长期的持不同政见运动以及之后的人权保障运动，也导致了苏联文化分裂为书报检查下的官方文化和通过“地下出版物”传播的非官方文化。这样，不与政府妥协的知识分子便只能“隐蔽”起来偷偷写作，或者被逮捕、审判、拘禁以至驱逐出境。

苏共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出版总局的三角关系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国家安全委员会逐渐恢复昔日国家保安机构的强势，而党组织机关在文化操控方面的行政指挥功能也愈益膨胀，出版总局在意识形态监控领域却越来越走向非中心的边缘：1963年8月至1966年8月，出版总局与特权机构的关系比较疏远，权力也不复以往，由苏联部长会议的直属单位改为隶属部长会议的国家出版事务委员会。出版总局的一些人士对自己的地位下降非常不满，一直努力恢复昔日的辉煌。当时，国内政治意识形态情势发生了变化，文学艺术界开始着重批判“歪曲社会主义现实”的“创作自由”以及“无党性”、“非政治倾向”。对于一些崇尚言论自由的持不同政见者，也不再仅是帮助其认清错误而已，对其中顽劣不改者实施强硬处置——开除党籍、公职，或审讯判刑，或驱逐出境。随着国内形势的变化，1966年，出版总局终于恢复了以前的地位，在新出台的书报检查工作章程中，强调了意识形态路线限制以及检查员的责任，重新直属苏联部长会议，直至1991年初。出版总局重新开始从事以前在预先监控和调度中的工作，在监控社会意识形态中的分析角色有所增强。出版总局的工作人员同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保安人员一起，为苏共中央准备关于国内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主张和倾向、国外媒体对上述现象的报道等详细情报资料，这种情报侦察和监控交叉的方法使苏共能够在最短时间内最大限度地掌控意识形态。

对于这种“恣意横行”的书报检查制度，最先公开表示反对的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1967年3月16日，索尔仁尼琴寄给第四次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一封信，分析了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历史，批评党、出版总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在文学艺术领域的专横完全扼杀了作家的创作自主性，使他们只会听从上面的通告。索尔仁尼琴呼吁更改苏联作家协会规章，消除一切（公开和秘密的）书报检查。大约80名作家响应索尔仁尼琴的号召，联名给苏共中央去信，要求废除书报检查制度。[53]1967年11月7日十月革命胜利50周年前夕，一些学者、院士、文人、艺术家共100多人向苏联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信息传播与获得法律草案》（Проект закона 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отыскании и получении информации）。[54]该法案有些过于超前，不仅反对任何形式的书报检查，还要求清除与其他国家和其他意识形态之间的人为阻隔。法案力图解决很多不同领域的人权保障问题以及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如信息的传播与获得、限制干涉私人生活、版权保护、以法律手段解决冲突等。

显而易见，对于以上种种要求，不论政府还是社会都还没有准备好。结果与知识分子要求的正好相反，书报检查非但没有被撤除，反而进一步加强。出版总局提议：“对严重违反出版前材料预备制度的人追究严厉的行政责任……如有泄漏禁止出版的信息，增加作者应负的责任。”[55]1968年的布拉格事件[56]使苏联国内外形势发生剧变，书报检查制度亦随之发生了重大变化。“布拉格之春”令保守派对于改革愈加恐惧，保守派与改革派的斗争日益尖锐。同时，勃列日涅夫开始破坏“三驾马车”的领导机制走向个人集权，而苏联的政治斗争又往往是以理论、意识形态批判的形式进行，这必然使得意识形态问题更加突出，也必然要求加强意识形态控制的重要环节——书报检查制度。苏共中央书记处1969年1月7日下达的密令《关于加强出版、广播、电视、电影、文化艺术部门领导对于出版物和剧目思想政治水平的责任》（Секретное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о повышении ответственности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органов печати，радио，телевидения，кинематографии，учреждений куль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за идей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уровень публикуемых материалов и репертуара）表明了苏共高层的立场：“在意识形态斗争极其残酷的形势下……各组织、部门和编辑部集体的领导应对出版物的思想倾向负直接责任……出版社和印刷、广播、电视机关以及文艺部门的某些领导对于主题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没有采取尽职的预先防止措施，与创作者之间的工作进行得非常不好，在思想谬误作品的出版问题上表露出了自身的妥协退让和意识形态无原则。意识形态机关的个别领导试图将这方面的责任推给苏联部长会议下的出版业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57]这种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不仅令创作者难以忍受，同样也使出版社的领导十分头疼，由于责任的威胁，他们经常被推入抉择艰难的境地，在自己的良心同官职之间进行抉择。

自此，苏共中央将所有意识形态监控调节的权力都集中到自己手中（所有出版前检查都由编辑部尤其是编辑部领导对党和国家负责），只把出版后检查留给了出版总局，几乎所有会引发冲突的问题都在出版前检查时解决了，出版总局进行的出版后检查不过是在“捉跳蚤”。这种检查制度虽还不是1970—1980年代的“自我检查”，但已经十分接近。这一阶段，出版总局履行的并不是自己应负的主要职责（出版业国家和军事保密事务），而只是执行党中央意识形态方面的指令。后来，这种书报检查制度便大体成为即将到来的全面渗透政治检查的70年代“停滞时期”的基础组成部分。

对于“异端思想”的蛮横打压和强制没有使知识分子屈服，他们顽固地继续坚持各自的“不同政见”，并且在国内掀起了人权保障运动，他们的有力武器便是“地下出版”，充分占据了“第二种文化”——非官方文化，与官方文化基本维持着一种分裂状态。这种分裂状态令官方检查已无法完成其书报检查的目标，因为“地下出版物”避过了官方检查，以秘密途径在社会上传播，由此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书报检查工作中的地位愈加重要，没有国家安全委员会的辅助，对于非官方文化的地下出版便无法实施检查和控制。正是在这一时期，出版总局的评析鉴定职责开始突出：出版总局的职员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同事一起为党中央准备详细资料情报，以使中央了解国内文化和社会生活、知识分子的意见和情绪及其在国外报刊上的反映。[58]

出版总局1971年6月29日提交给苏共中央的《咨询报告》[59]中，提出苏联主要的反对力量来自知识分子，正是以索尔仁尼琴和萨哈罗夫为首的知识分子发动了所谓“抵抗运动”和“民主运动”。该《咨询报告》预示着1970年代前半期的“政治检查”将进行一系列战略战术改良。这一时期，国家安全委员会在事前检查中所起的作用不容忽视，尤其是它采用侦查手段暗查作家的皮包和抽屉，将所获相关作家意图和计划的情报汇报苏共中央。主要负责“预防性检查”工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是其辖下的第五局。1975年10月31日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公函《国家安全委员会机关的预警行动总结报告》（О некоторых итогах предупредительно-профилактической деятельности органов КГБ）中指出，对苏联公民进行侦查的主要原因便是意识形态监控，1959—1974年约有6万公民曾被“预防警告”，其中近3000人的罪名是从事反苏宣传鼓动活动[60]——典型的即是阅读和传播“地下出版物”和其他“反苏文艺作品”。

这一时期还发生了轰动一时的索尔仁尼琴被逐事件。早在1969年11月，索尔仁尼琴便已被苏联作协开除会籍。1971年，德、法两国同时出版他的长篇小说《1914年8月》。1973年12月，巴黎出版了他的《古拉格群岛》第一卷，书中的反苏维埃和反社会主义倾向令苏联政府无法忍受。因此，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其苏联国籍，将其驱逐出境。此时，苏联作家协会已经成为书报检查系统中的一环，它实施检查的形式包括“审理”、褫夺发表特许权、限制出版以及最终开除作协会籍。索尔仁尼琴就是在经历了这些程序之后被剥夺了苏联公民国籍以及流放国外。在索尔仁尼琴之后，这种强迫性的移民国外便成为政府对“反党叛国”的文人学者的一种温和镇压，陆续有许多文人学者都这样被驱逐出境。[61]

1974年11月19日，苏联部长会议通过了关于出版总局的新《章程》，该《章程》带有明显的示范性特点，不具有任何原则性的变化。1975年12月11日，面对国际社会执行《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62]（Final File of Conference on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的舆论，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Ю.В.Андропов）和外交部长葛罗米柯（А.А.Громыко）的报告，苏共中央政治局批准研讨出版法。[63]出版法草案提出了废除书报检查和维护言论自由。但研讨最后不了了之，反而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和“地下出版物”的抵制力度，继续维持严苛的书报检查体制。出于对潜在威胁的忧虑，党和政府没有进行书报检查的改革，因为“消除任何书报检查”对于当时的苏联来说是不现实的，很可能会导致民心浮动乃至国家大乱。

在书报检查制度的实际操作中，有一个很难攻破的手段，便是在翻译外文作品时进行政治修改，这便是所谓的“通过翻译进行的书报检查”（цензура через перевод）。[64]应该特别指出的是，在苏联，通晓外文并不被认为是必需的和值得称赞的，很少有人能直接阅读外文原书（实际上也不允许），对于大众来说，发现作品被修改的可能性几乎为零。

为了与出版和电子媒体进行交流和推广政治检查，苏共中央还常常召开协商会议，会上不仅对之前意识形态领域所犯过错进行评析，还经常对信息和宣传资料的内容直接下达指令。1977年5月底，苏共中央宣传部便召开了一次出版、广播、电视机关代表协商大会，会上讨论的问题包括继续增强政治警惕性和提升媒体领导对出版材料意识形态-政治水平应负的责任。[65]

这一时期，书报检查比较关注的是回忆录类型的作品，这种作品的数量在“出版整顿”（упорядочение издания）中被缩减了一半多。在“出版整顿”中，国家出版事务委员会专门就回忆录作品的出版问题出台了章程，还为1977—1980年此类书籍的出版制订了计划。在计划中最关键的是对作品进行阅评，阅评之后，作品的印张一定程度上缩减了，但在思想和理论上得到了所谓保证和提高。[66]

勃列日涅夫执政后期，保守势力始终在苏联政治和意识形态中处于主导地位，改革倾向遭到压制，苏共二十四大后，连“改革”这个词也不再出现于正面宣传中，舆论宣传被规限于“完善”既有体制模式——所谓“发达的社会主义”（развитой социализм）。书报检查制度与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大局势基本符合，仍然完全维续严苛的政治检查与粗暴打压，其显著特点在于普遍实行“自我检查”，同时许多相关机关（如作家协会）都被一同熔铸，进而成为官方主流文化铸就的屏障。

（二）1970年代的苏联书报检查

赫鲁晓夫的“解冻”余波为知识分子提供了十余年与政府进行交流对话的机会。勃列日涅夫继任初期，对话基本上还可以被政府接受，然而随着政治局势的发展变化，尤其是在“布拉格事件”之后，知识分子的不冷静导致政府被迫终止了友好对话。苏共和政府调整政策，开始对知识分子的“言论自由”进行打压，但是一些知识分子仍坚持以“地下出版”的形式传播非官方文化，对此国家安全委员会一直保持高度警觉并密切关注。长期担任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的安德罗波夫在1969年2月给苏共中央的一份报告中说：

近些年来，在知识分子和青年中传播散布着一些思想上有害的作品，其中有关于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的文章，有文艺作品，有寄给党政机关、法院和检察院机构的联名信函，有“个人崇拜受害者”的回忆录，凡此种种，被其作者和传播者称为“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внецензур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或“地下出版物”。在这些作品中，共产主义建设的个别缺陷被凸显为典型现象，党和国家的历史被歪曲，对党和政府在民族问题、经济和文化发展事务中所采取的措施持有不同看法，宣扬对苏联社会主义进行“完善”的各种机会主义理论，突出要求废除书报检查、为因进行反苏宣传而获罪者平反、修改苏联宪法。“地下出版物”通常的传播方式是私相传散手稿、打字机直接打印、影印复制或者轮转印刷。在“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的流通中还加入了投机倒把分子，他们广行销售以赚取利润。为了宣传“私下出版物”，有时还由自发创办的俱乐部和文艺团体组织举行各种类型的半公开学术辩论、歌咏比赛、音乐会，甚而一些在政治方面丧失原则的领导在某些情况下带头出席协助了这些活动。“私下出版物”的制作和传播在莫斯科尤为突出，这一现象比较集中的地方还有列宁格勒、基辅、敖德萨、新西伯利亚、高尔基、里加、明斯克、哈尔科夫、斯维尔德洛夫斯克、卡拉干达、南萨哈林斯克、奥波宁斯科以及其他一些城市和地区……鉴于政治有害书籍的流传对苏联公民，尤其是知识分子和青年的教育带来严重的损害，国家安全机关采取了相应措施以压制“私下出版物”的作者与传播者的活动，制止“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对苏联人民的恶劣影响进一步扩大……[67]

对于涉及“地下出版”的违例案件，国家安全委员会经常援引苏联刑法第70条（对于以损害和弱化苏联政府为目的而进行反苏宣传的罪犯判处7年以下徒刑和五年流刑）施行惩治。但是，由于侦查、审讯和法庭很难证明“以损害和弱化苏联政府为目的”，所以经国家安全委员会首先提出补充修改，俄罗斯联邦最高苏维埃于1966年9月16日下达指令批准了在刑法中加入补充的第190-1条款。该条款所规定的当负刑事责任的行为有：以口头和书面的形式传播诽谤、中伤苏联国家和社会体制的谣言；对苏联及其加盟共和国的国旗、国徽进行侮辱；组织和积极参与严重破坏社会秩序的暴动。该条款对于“持不同政见者”所定的惩罚较轻——3年以下的监禁，或者一年以下的劳改，或者缴纳罚金。在审讯定罪过程中，出版总局及其辖下地方分局的主要职责是对疑犯持有或传播的出版物进行鉴定评估，指出其中具体哪些内容“反苏反社”。依据现有资料，被判决违反刑法第70条和第190-1条的罪犯，1967—1976年有1600—1850人，1977—1980年有885人（违反第70条者218人，违反第190-1条者667人）。[68]

如上所述，在监督“地下出版物”方面，国家安全委员会始终处于主导地位，出版总局及其辖下地方分局不过提供咨询而已。“地下出版物”所宣扬的非官方文化对政府危害甚巨，其影响虽然可以被强制弱化，但是这种屡禁不止的现象已经反映出一个更加可怕和更加隐蔽的威胁——资产阶级的自由民主、修正主义的社会主义逐步钻入了大多数知识分子的思想深处。勃列日涅夫执政期间，尤其是进入20世纪70年代之后，随着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想的蔓延，甚至整体上始终与政府一致的官方主流文化也难保安然无恙，某些合法的出版社和编辑部开始频繁发生一些“异端事件”。这一时期，虽然出版前检查普遍实行“自我检查”，编辑和作者都处于“责任”威胁之下，但是仍然有人敢于冲破常规，这也就要求进行必要的出版后检查，而出版总局便主要担负此职责。[69]

出版总局及其地方分局的工作范围相当庞杂，兹仅以列宁格勒分局为例。在列宁格勒分局递交给列宁格勒州党委书记安德列耶夫（Б.С.Андреев）的《所呈版面政治-思想咨评报告》中列有出版分局负责监督的单位，包括25家出版社、150个拥有出版权的组织团体（出版社除外）、36种期刊、14种公报和学报、127家报社、塔斯社列宁格勒分社以及电视、广播、电影戏剧剧本、文娱演出管理委员会等。[70]出版分局检查范围如此庞杂，而其编内编外人员总共却不过200人左右。在枯燥繁重的工作中，检查员一直保持着应有的警惕和细心，上述《咨评报告》中对于某些出版社和杂志社在政治思想上的玩忽职守多有批评，本文仅举艺术家出版社[71]一例。出版分局对该社评述如下：

在俄罗斯联邦艺术家出版社工作中存在一些严重缺陷。在一系列关于我国文艺生活的出版物中，不适当地将过多篇幅给予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俄罗斯文化中一些非主要人物，片面夸大了一些诗人和艺术家的影响力，如古米廖夫（Н.С.Гумилёв）、塔特林（В.Е.Татлин）、玛列维奇（К.С.Малевич）等。艺术家出版社［社长冈察连诺科（Т.Гончаренок），总编辑杰文托夫（Т.Девятов）］已准备出版并提请审查有关艺术家费申（Н.И.Фешин）的一本书。费申自1923年侨居美国直至1955年病故，在该书中，他被描写成为一位在美国的伟大画家……没能做出基于原则的评价的不仅仅是对于费申的创作，而且包括对于费申其人的举动——抛弃自己的祖国，在1936年的一封信中，他曾这样写道：“作为美国人，我可以自由地在全世界旅游，除了自己的祖国……”该书中有许多针对我们祖国的谰言以及对资本主义世界“自由”的歌颂。[72]

到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的20世纪80年代末，书报检查更加强化和细化，兹举1978年与艺术家出版社相关的一个事例，摘自列宁格勒出版分局辖下第二处处长上呈给列宁格勒分局局长的报告公文：

安德烈耶娃同志（Л.А.Андреева）仔细地研查备审材料，能够站在正确的政治思想立场上对其做出评价。在检查波兰的一本书《十月武装起义》（Октябрьское вооружённое восстание）的序言时，安德烈耶娃发现其照片选辑歪曲了1917年彼得格勒十月武装起义准备和进程的真实情况，没有反映出那一时期布尔什维克党的领导作用，过多地宣传临时政府成员以及沙俄将军。经列宁格勒州党委同意，对该书照片选辑进行了修改。……安德烈耶娃同志积极帮助局内年轻同志掌握审查材料的方法。她所审查的出版物总量超过300印张。……如若可能，提请晋升安德烈耶娃同志的工资级别。[73]

相对于图书出版，报刊在政治思想上更加容易“脱离正轨”，现存材料中有许多反映此类“脱轨”问题的文献，本书限于篇幅仅列关于《阿芙乐尔》（Аврора）[74]杂志比较有代表性的几例。列宁格勒分局上呈给出版总局的一份报告《关于1972年前半年〈阿芙乐尔〉杂志社政治-思想方面的一些批评意见》中详细举例评述了《阿芙乐尔》杂志所犯的种种政治思想错误，如：

在《阿芙乐尔》（1972年）5月号中，编辑部原本打算发表鲍勃夫（В.Попов）的短篇小说《狂热者》（Фаны）。检查员认为该小说卑鄙地企图利用幻想题材以讽刺现实……经我部提请，列宁格勒州党委审阅了该小说，建议编辑部不要发表。在《阿芙乐尔》5月号中，《狂热者》没有得到发表，但是在6月号的幽默故事版块“大象”“Слон”中，经过一些对于内容无甚重大影响的删节修改后得以发表。……该社过于频繁地发表那些审美低劣、思想水平低下且完全不能反映我们青年人真实生活的作品。今年早些时候，列宁格勒作家协会第一书记舍斯金斯基（О.Н.Шестинский）在《转折》（Смена）[75]日报发表了一篇名为《国民生命力》（Гражданский тонус）的文章，文中指出：《阿芙乐尔》本被期许负责对青年文艺工作者进行教育，然而它却完全辜负了众望。[76]

《阿芙乐尔》杂志的“脱轨”问题一直很严重，1974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呈给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关于“阿芙乐尔”杂志一些缺陷的咨情报告》[77]中，对于《阿芙乐尔》上交的准备刊发的文稿表示十分不满，指出其中许多作品充斥着消极有害思想以及过分夸大社会阴暗面。报告中例证颇多，仅摘取部分如下：

众所周知，为了利用民族主义毒害青年，资产阶级宣传在反对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破坏活动中主要便是激发民族不和情绪。民族主义——以此为枢纽，我们的意识形态对手将所有诡计串联在一起对苏联人民心理-政治上的团结统一进行“粉碎”和“动摇”。对于资产阶级宣传的这些阴谋诡计，杂志社难道不知道？应当知道。那么，不可理解的是，该社究竟遵循何种原则，居然准备在2月号中发表格雷辛（Г.Горышин）的短篇小说《来自西方的人》（Человек с Запада）。小说的主人公是一名青年兽医，与其所在的阿尔泰边疆区本地主要居民彼此不睦。……在经过一些不太重要的修改之后，小说更换了一个名字得以发表。……我们苏联诗歌非常丰富多样，其特点是紧跟时代的潮流并且与人民大众的世界观相一致……但值得注意的是，《阿芙乐尔》杂志却经常关注这一类诗人，如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按照《阿芙乐尔》杂志社的观点，通常来讲，这些诗人的作品乃是衡量生活意义和创作才能的最完满的标准尺度。[78]

《阿芙乐尔》杂志虽屡遭指责，但仍然没有做根本调整。仅在1975年前半年，经列宁格勒州党委宣传鼓动及文化部门同意，便有7篇作品被禁止出版发表。[79]1977年4月，鉴于《阿芙乐尔》杂志社领导干部对于“应负职责”的“粗心大意”，列宁格勒州党委曾经传召作家协会的领导以及《阿芙乐尔》杂志主编和编辑部成员，向他们展示了近年来他们在政治思想工作中犯下的种种谬误。此后，俄罗斯联邦作协列宁格勒分会书记处受命对《阿芙乐尔》政治思想水平低下的原因进行详细调查，并采取措施改组《阿芙乐尔》杂志社编辑部（主编和副主编皆被免职）。在编辑部领导层变动的同时，该社共产党员的“党员责任”问题由作协党组织进行审理——党委书记和诗艺版块主管都被给予“严重警告”处分。值得注意的是，州党委批准了新任主编，而副主编则由出版分局派员充任。[80]

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书报检查对出版影响的资料（如总共有多少删改纪录）非常缺乏，这主要是因为出版总局在苏联解体之前销毁了大量档案文献，笔者迫不得已，仅以目前找到的资料稍做解释说明。列宁格勒分局上呈出版总局的一份公函中提及的一些数据或许有些参考价值，如：

我局认为，许多案卷材料应当由“业务公函”转为“密函”——尤其是检查员的工作报告（可能暴露检查员的工作方法）和“检查员关于出版干涉的报告”。

列宁格勒分局的工作实践表明，仅最近3年以来，已经进行了大约7000处删改。鉴于通常每次删改都单独填表记录，每月的删改数量经常超过250处，因此三年以来我局应当增加30—40卷宗，而这就需要添置铁箱和安排空房间。基于以上原因，建议授权分局在收获出版总局的回文后销毁检查报告。[81]

在赫鲁晓夫时期“解冻”的大背景下，大量充斥着非社会主义信念和非共产主义理想的书刊得以出版，虽然这些书刊在赫鲁晓夫时期已屡遭禁毁，但还是有许多进入了大众图书馆且可以流通借阅。图书馆一些职员对于出版总局下达的禁令往往粗心大意，而且各地方出版分局由于人手缺乏，也不能进行全面彻底的清查，而只能采取不定期抽查，这也就难以避免存在疏漏，这种情况必然要求进行连续不断的抽查和清理，现有资料中频繁的图书清理指令便反映了这一情况。如1973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上呈列宁格勒市党委书记的咨情报告中所说：

今年5—6月，依据有关清理图书馆普通书库的指令，我局工作人员对列宁格勒市21所图书馆的藏书进行了抽查。调查表明，大多数图书馆没有及时从相关部门接到出版总局清理普通书库的指令，而图书馆的一些职员有时对于完成指令态度粗率，这便导致应当没收的书籍继续存留在普通书库且仍被借阅流通。[82]

在此次抽查过后不久，也就是1973年8月，列宁格勒分局再次进行了一次抽查。在这次抽查中，在果戈理图书馆（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Н.В.Гоголя）查出了涅克里奇（А.М.Некрич）[83]的3本违禁书籍，这3本书自出版总局发布清理指令（1967年8月18日）6年以来一直没被清除。果戈理图书馆馆长的借口是这3本书并没有存放于普通借阅处而是存放于保险书柜，但是依然遭到了批评，因为指令明确规定：应当清理的书籍必须立即上交特藏书库或者依照规定程序销毁。

应当指出的是，从现存材料来看，各地出版分局对图书馆的抽查一直未曾间断，图书馆的违禁书籍也陆续被清理，但图书馆职员对于清理工作却从来也没有认真对待。对于图书馆藏书清理工作的实际执行情况，各出版分局非常不满，兹以1978年列宁格勒出版分局上呈列宁格勒州人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的报告[84]中所述情况为例。在该报告中，列宁格勒分局指出，经过1977年和1978年初对本地区45所图书馆的抽查，结果发现许多图书馆竟然没有收到出版总局关于清理图书馆藏书的指令（许多图书馆领导接受指令乃是经由口头或电话通知），这也就导致他们不可能清楚何种书应当立即没收上交和禁止借阅，而收到出版总局清理指令的图书馆也没有认真执行，许多政治有害书籍依然存留于普通书库和在读者中流通。在报告文末，列宁格勒分局提请由文化部负责完成出版总局的清理指令，对于图书馆藏书实施有效的监控。

反映勃列日涅夫时期图书馆藏书清理整体情况的材料目前尚缺，故而只能如上文一般列举稍可参考的一些资料，如1978年9月26日列宁格勒出版分局上呈列宁格勒州党委的公函：

为了弄清各书库是否及时清理了应当限制流通的书籍以及书籍保藏和借阅规定是否得到遵守，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对于普通图书馆、各部委图书馆、各社会组织的图书馆以及特藏书库进行了抽查。

仅在过去的一年，我局便抽查了435所图书馆，查明了国外作者的13338本政治有害书籍。除此之外，376本书被没收销毁，其作者大多是持不同政见者……

对于那些未能完成监督清理书库政治有害书籍职责的领导干部，各区党委处理得不够严格。在方法上，应当增强政治教育局图书馆的威信。关于清理有害藏书的问题，应当促使图书馆领导干部积极实施有效而及时的监控。[85]

（三）对影像和艺术作品的管理

出版总局在成立后不久（1923年），业务便已迅速扩展至一切精神文化领域。那时对文化领域负主要责任的是剧院监督总委员会，其职责包括：审查所有将要公演的话剧、音乐以及电影作品，检查无线电广播，编制颁布允许或被禁止上演的剧目，监督相关规程条例的施行，同时也负责与剧作家和电影团体相关的工作，组织有关剧本、戏剧和电影的讨论。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一般分为两大部门：话剧-音乐局和电影局。在讨论总体问题时，一般要由党代表、工会和其他相关组织的代表一起组成艺术-政治协商会（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совет）进行咨议协商。

1928年，剧院监督总委员会成为文学艺术事务总局（Главискусство-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的组成部分。1933年，其再次成为独立单位——剧院监督总管理局。1953年撤除了剧院监督总管理局，成立苏联文化部，统一管理文化事业。

直接负责对影视和剧院实施检查管理的是文化部和电影委员会以及他们的下属地方分部，而出版总局及其辖下各地分局的职责乃是对这些单位的工作进行监督并对其工作失误进行校正。但是，出版总局并非握有完全的最终决定权，对于通俗的影视剧作品，往往需要地方党委甚至党中央文化部门最后把关以保证万无一失，如塔尔科夫斯基（А.А.Тарковский）[86]的《安德烈·鲁勃廖夫》（Андрей Рублёв）。

《安德烈·鲁勃廖夫》是塔尔科夫斯基第一部自编自导的作品，一部描写15世纪圣像画家安德烈·鲁勃廖夫一生的传记片，背景是诸罗斯间的战争和蒙古鞑靼人的入侵。该片于1964年9月开拍，1965年11月封镜，1966年8月完成后期，倾注了塔尔科夫斯基数年心血。这部电影遭到了急风暴雨式的批判，随之而来的便是禁映。该片拷贝通过非法渠道运出境外后，在西方立即引起轰动，被戛纳电影节评委评为1969年度评委大奖。对此，苏联国内先是如往常一样冷处理，媒体一言不发，随后，1971年8月24日，苏共中央书记处下达特别指令许可公映《安德烈·鲁勃廖夫》（经苏联电影委员会和莫斯科制片厂的多位可信任的导演删改后的版本），但中央书记处会议记录附文中提出在评价时应注意将该片的积极与消极因素指明。[87]

文化部对各种剧本的审查经常是不负责任的和粗心大意的，使得许多政治思想有害的剧本得以轻松过关，这令负责监督其工作的出版总局及其各地分局非常不满，如列宁格勒分局在其上呈列各格勒党委的一份报告中批评指出：

列宁格勒地方执行委员会辖下的文化厅批准了德鲁蔡（И.Друцэ）的《众善之善》（Святая святых）在科米萨尔日夫斯卡娅剧院上演。……该剧中大量陈述了社会主义所有制下的不合理方面、滥用职权的状况、弄虚作假以及社会蛊惑的问题，并最终将这些绘制成一组社会主义体制惨无人道的尖锐画面……对于这些现实，剧本中唯一的正面主角做出如下论断：仍未被打败的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这些现象现如今“肆无忌惮地盛行于世”……该剧对于民众和领导的相互关系没有做出正确真实的反映和表现，并且使他们在对真理、正义和国家利益的认识上彼此相抗，对于一些缺憾不足做了片面的概括。若不做出重大修改，断不能批准该剧在列宁格勒的剧院上演。

在我部看来，列宁格勒地方文化厅对于剧本思想艺术质量的要求不够严格，也没有进行耐心的审读，匆匆忙忙地便对需要仔细研究的剧本予以认可批准，没能督导剧作家和剧团深入生活、理解现实以达到不低于当今一些最重要的精神问题的层次水平。[88]

从苏维埃政权建立早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物质文明建设一直处于主导地位，博物馆和展览会并不常见，而现有档案资料关于此方面检查的内容极其匮乏。苏联取得了超级大国地位，物质方面不再贫乏，精神文明建设自然亦随之逐渐丰富。因此，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现有档案中开始出现能反映出版总局对于博物馆和展馆会实施管制的资料。

现有资料中有一则比较有特点的档案：1972年，关于一幅巡回画派历史画作公展与否的问题，（列宁格勒州）湖滨区方志博物馆同列宁格勒州出版分局意见不合，博物馆领导不服出版分局检查员的指示，不仅回文辩驳而且扬言将向上级组织呈文上诉（虽然最后亦无果而终）。博物馆领导波将金（Л.И.Потемкин）上呈列宁格勒州出版分局局长马尔科夫的公函如下：

库尼岑（Т.Куницын）同志将您的指示转交给我，我馆不得不执行。关于科克斯果里姆斯基团（Кексгольмский полк）历史的巡回画派画作展览已经暂时撤下，之所以是暂时，因为我们断然难以认同库尼岑同志的看法——这幅画作没有教育意义。科克果里姆斯基团是俄罗斯历史最悠久的军团之一，参与了许多著名战役……该团系彼得一世于1710年创建，如您所知，现今报刊甚至登载纪念彼得一世诞生200周年。

该画作描绘了该团1710—1910年的战斗历史。至于其中提及奥地利皇帝弗朗茨·约瑟夫（Franz Josef Ⅰ），在我们看来，这并不能成为撤销展览的理由。因此，我们保留今后使用该画作的权利并将向上级组织呈请解决该问题。[89]

关于博物馆和展览会的检查方式，现存材料中最能反映这一问题的是1982年3月的一封公函中随附的《博物馆和展览会预定展览物品准备材料与提请出版检查机关监督规程》，兹摘录部分如下：

公共博物馆（社会组织的博物馆除外），不论其所属部门，必须在得到苏共中央或者联盟共和国党中央的批准之后方能向大众开放。

无论处于国内国外，长期、临时和移动博物馆，社会组织的博物馆，工业、建设、农业、科技等其他展览会，历史博物馆，革命历史展览会和博物馆（苏联时期），方志学、科学技术和自然博物馆，其展览材料（包括图表、文字和录音）以及国内所有公开展览会和博物馆参观者的留言案卷皆归属苏联出版总局各检查机关监督。

附注：参观者留言案卷应以未编号活页保存。负责展览准备的组织机构，在准备展览会（博物馆）陈列品时，必须向苏联出版检查机关呈交：

（1）该组织机构的基本资料；

（2）经相关部门机关和组织批准的展览分类计划，一式两份。展览分类计划应当包含所有的文字和图表材料（包括声电展览台的播音文稿、照片、表格、线路图等）。

一份展览分类计划，在加盖“准予参观”印章并经出版检查机关签字后，返还展览会（博物馆）领导；另一份则留存于该检查机关直至展览结束。……违反本规程将按规定追究责任。……[90]

四 20世纪80年代：苏联书报检查制度的终结

斯大林逝世后，上台伊始的赫鲁晓夫宣布释放“医生阴谋案”中被捕以及受此案牵连的犹太人，放宽了对国内犹太人的政策：下令开放犹太会堂，放宽犹太人入学限制，准许出版意第绪语刊物、举办意第绪语音乐会等。但是，社会排犹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鉴于国际事务中的冷战局势，赫鲁晓夫更注重的是阿拉伯盟友，苏联政府并未一如既往地强调谴责反犹主义，犹太人在宗教、文化、教育、就业等方面均受到一定限制，官方意识形态中的“反犹太复国主义”也一直没有松动，这种状况基本延续至整个勃列日涅夫时期。

勃列日涅夫在中东问题上继续发展了赫鲁晓夫支持阿拉伯国家的战略，而且在苏联犹太人移民政策问题上，苏联与以色列多有纠纷。1966年，书报检查中重新遇到了如何处理列宁母系犹太血缘的问题，沙基娘（В.Шагинян）的历史小说《乌里扬诺夫一家》（Семья Ульяновых）中所引用的档案暴露了这个“秘密”。针对此一问题，国家出版委员会上呈给苏共中央一份翔实的报告：

多才多艺的作者……试图引领读者相信乌里扬诺夫家诞生的小男孩是由助产护士私自起名为弗拉基米尔。现如今，据非官方材料，沙基娘搜集了许多关于列宁母系家谱的资料……此一想法无甚创新，西方早已有类似的书籍，资产阶级作家们竭力证明俄罗斯的天才人物列宁乃是俄罗斯-蒙古-德国-犹太-瑞典的混血儿。

应当批评并帮助作家分析研究这一问题。而俄联邦作家协会总书记在大会登台做报告之前应当事先私下阅读该作品，而不是依赖其他同志的鉴赏和评价能力。[91]

进入20世纪70年代，苏联开始与以色列缓和关系，大大放松了对苏联犹太人移民以色列的审批。1967—1972年的5年间，根据相关指令，出版总局曾对苏联国内所有稍涉“犹太问题”的出版物进行了全面审查。全面审查的成果便是1973年出台的新查禁书目，其中与“犹太问题”相关的出版物比1961年查禁书目增加了一倍有余。新查禁书目中所列的许多革命胜利初期出版的犹太书籍早在30年代便已消失殆尽，值得一提的是，书目中加入了国际犹太复国主义所有领袖人物的著作以及20年代出版的所有犹太报刊，甚至许多以纯苏联式的“国际主义”立场批驳“反犹主义”的书籍也被列入其中。俄罗斯学者布留姆对此评价说：“显然，提及‘犹太人’、‘犹太（人）的’一类单词便已成为查禁的理由。”[92]

增长迅速的“地下出版物”中当然包含许多与官方意识形态对立的“犹太地下出版物”。这些绕过书报检查机关的地下出版物只能由国家安全委员会查禁，而当国家安全委员会就缴获的非法出版物向书报检查机关咨询时，对其中许多书，出版总局一时也不能做出评判，因为这些出版物大多缺乏出版信息资料。[93]

在官方合法出版中，犹太问题是一个非常敏感、需要极其小心谨慎的领域，相关著作和文章的发表往往要“费尽周折”，历经多个部门的联合审查。

1981年4月，列宁格勒的《涅瓦》（Нева）杂志准备在该刊5月号上发表科尔涅耶夫（Л.Корнеев）的《谁将得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Кому это выгодно.Психологическая война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сионизма）一文，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在审阅后不敢做出判断，便建议杂志社将该文文稿呈送相关部门——苏联外交部、国家安全委员会和苏联科学院提请审查并要求提供评价鉴定意见。外交部当然不愿多事担责，只是用含糊的公文语言回复：“在现时期，文章就一些基本原则问题所进行的阐述存在某些值得怀疑之处，为了尽可能适宜，建议杂志社咨询相关意识形态机关。”[94]

外交部的回函日期是1981年4月21日，此后杂志社开始等待国家安全委员会以及苏联科学院的回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回函于该年7月23日发还，国家安全委员会下辖的出版部对科尔涅耶夫的《谁将得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进行了仔细审查，并提出了非常细致的修改意见：

从整体上说，按照我们的意见，无论是在叙述方式上还是在内容实质上，该文都必须进行仔细修改。在对犹太复国主义进行批判的时候所用的骂人口吻可能是不适宜的，因为批评需要的是合乎逻辑、冷静以及有科学依据且具有说服力的分析。作者可能没有注意，他有时将犹太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混为一谈（第3页和以后多处），有时又将犹太复国主义者和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混为一谈（第30页），这些很可能会误导读者。文章未必恰当之处还在于，在一篇披露犹太复国主义的文章中援引并在某种假设上采用了一个不著名的俄罗斯人物［乌多多夫（Удодов），一名刑事犯，因性虐待杀人罪而被判驱逐出境］关于资产阶级-犹太复国主义宣传的论点（第1—2页）。[95]

苏联科学院负责审查该文章的是科学批判犹太复国主义协同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координации научной критики сионизма при Президиуме АН СССР），其鉴评回函直至该年11月9日才送达《涅瓦》杂志社：

现实问题文章的写作是应当支持的，但杂志社编辑部和作者必须注意进行一些编辑修改。尤其是在第3页，应当更加清楚地表述在以色列地区形成的犹太民族这一观点，同时还有苏联犹太人的权利也应当表明（相关修改在文稿上）……我们认为可以将题目换为《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结论：参照以上建议进行仔细编辑修改之后，该文可以推荐出版。[96]

经多部门联合审批之后，已经接近1981年底，《涅瓦》杂志最后一期已出版，因此《谁将得利——国际犹太复国主义的心理战争》没能在1981年发表，最后终于得以在《涅瓦》上发表是在1982年5月。[97]

1982年11月10日，苏联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病逝。此后历经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К.У.Черненко）的短暂执政，越来越临近苏联发生巨变的大改革时期，虽然书报检查机制一直努力在新环境下继续保持自己以往的地位，但是随着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ёв）上台执政，一切都不得不改变了。随着以“公开性”、“民主化”和“政治多元化”为基调的政治改革的深入，书报检查机制对出版的限制越来越宽松了。

1990年6月，苏联最高苏维埃经过长期讨论之后，终于批准了苏联出版法案《关于出版和其他大众媒体》（Закон СССР о поечати и друг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该法案以法律的形式结束了早已形同消亡的出版前检查。出版总局经过改组变成了出版业与大众媒体国家保密事务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охран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и других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1991年4月改为隶属苏联信息与出版事务部，1991年6月改名为苏联信息与出版事务部下的大众媒体国家保密事务管理代办处（агентство по защите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секретов в средствах массовой информации пр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информации и печати СССР）。[98]

出版总局在改组过程中也进行了一些粉饰门面的改革，最明显的便是工作人员人数缩减了30%，但领导层基本没有任何变化。与此同时，依据苏联最高苏维埃指令《关于维护社会道德和制止残暴、色情宣传的紧急措施》（Онеотложныхмерахпоохранеобщественнойнра вственностиипресечению-пропагандынасилия，жестокостиипорнографии）和《苏联总统名誉和威严保护法》（ОзащитечестиидостоинстваПрезидент а СССР），仍然有不少人被判有罪和处以刑罚。[99]在不及三日的“八一九”事件中，出版总局再次试图恢复以往的辉煌，虽然事件很快被平息，但事件后它依然不放弃其努力，开始采取更加隐蔽的形式——尤其是以“经济和商贸资讯保密”为由继续进行广泛的书报检查。1991年10月，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通过决议，终止出版总局机构在俄罗斯联邦境内的活动，而出版总局直至苏联解体之后，才正式结束了其近70年的历史。[100]

[1] 有的学者建议用censorship表示出版前检查（pre-publishing censorship），用censure表示出版后检查（post-publishing censorship），本文采用主流说法，以censorship统称书报检查制度。

[2] Lesley Brown ed.，The New Shorter Oxford English Dictionary on Historical Principles，Vol.1，Oxford：Clarendon Press，1993，p.360.

[3] 《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第7册，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第342页。

[4]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М.：РОССПЭН，2004.С.3.

[5] Блюм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3.

[6] 在1922年6月6日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成立之前，没有加盖许可印章Р.В.Ц.（Разрешено Военной Цензурой，指已通过军事书报检查），不可能出版任何出版物。

[7]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Оп.1，Д.24，Л.22.

[8] 剧院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ный комитет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репертуаром -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创建于1923年2月9日，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部之下，1928年5月之前隶属出版总局。剧目检查主管委员会负责审查所有将要公演的话剧、音乐以及电影作品，检查无线电广播，编制颁布经允许和被禁止的剧目，监督相关规程条例的施行；同时也负责与剧作家和电影团体相关的工作，组织有关剧本、戏剧和电影的讨论。1928年，剧院监督总委员会成为文艺事务总局（Главискусство-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художествен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的组成部分。1933年，再次成为独立单位——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контролю за зрелищами и репертуаром-ГУРК）。1953年，苏联文化部成立，撤除了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

[9]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Оп.1，Д.5，Л.12.

[1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1，Оп.2，Д.55，Л.248-253.

[11]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1，Оп.2，Д.31，Л.2-9.

[12]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в Москве，Ф.597，Оп.6，Д.4，Л.16-17.перецит.，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123.

[13]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ГАРФ，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 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Ф.2313，Оп.5，Д.76，Л.58.

[14]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183.

[15] “政治编辑”负责具体的检查工作，要对出版物进行分析和评论。“政治编辑”必须具有绝对可靠的党性，根据不同出版物所属的不同类型和重要性，对“政治编辑”的党龄要求为5—10年。

[16]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281，Оп.1，Д.56，Л.61.

[17] 1936年9月下旬，斯大林下令改组内务人民委员部，雅哥达因“右倾”，不能胜任肃反运动的领导职责而被撤去内务人民委员职务，由叶若夫接任。

[18]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бывший Ленингра дски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Ф.24，Оп.2-в，Д.2862，Л.82-101.

[19]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ГАРФ，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Ф.9425，Оп.2，Д.19，Л.99-136。

[20]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социаль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РГАСПИ，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 Института теории и истории социализма ЦК КПСС，后更名РЦХИД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и изучения документо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Ф.17，Оп.125，Д.65，Л.126.перецит.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314-315.

[21]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ГАРФ，бывший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Октябрьской революции，высших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власти и органов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го управления СССР），Ф.9425，Оп.2，Д.186，Л.10.

[22] 该机构成立于1922年6月，起初是建制在教育人民委员会之下、归人民委员会系统管辖的图书文献和出版事业管理总局（Главн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по делам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简称国家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其后先后隶属数个不同的党政机关，机构、名称和职能范围也随之几经改变，但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前始终承担对文艺作品的书报检查职能。

[23] Herman.Ermolaev，Censorship in soviet literature 1917-1991.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 1997.P.143.

[24]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C.312.

[25] Афиани В.Ю.，Водоньянова З.К.，Домрачева Т.В. АппратЧК КПСС и культуры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М.：РОССПЭН，2005.С.407.

[26] Афиани В.Ю.，Водоньянова З.К.，Домрачева Т.В. АппратЧК КПСС и культуры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420.

[27]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21.

[28]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94.

[29]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41.

[30]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394.

[31]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381.

[32]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376-377.

[33]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33.

[34]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65.

[35]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73.

[36]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73.

[37]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15.

[38]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15.

[39]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89.

[40]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205.

[41]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36.

[42] 赫鲁晓夫：《赫鲁晓夫回忆录》，述弢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第149—150页。

[43]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C.381.

[44] Лакшин 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1991.С.127.

[45]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151.

[46] Лакшин 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127.

[47] Лакшин В.Я."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215-216.

[48] Лакшин 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77.

[49]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05.

[50] Лакшин В.Я."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215-216.

[51] Лакшин 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77.

[52] 刘易斯·科塞：《理念人》，郭方等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第90页。

[53]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33.

[54] АП РФ-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Ф.3，ОП.78，Д.8，Л.46-56.

[55] ГА РФ.Ф.9425，Оп.1，Д.1294.Л.28-42.

[56] 1968年初，捷共中央在杜布切克领导下推行了全面的政治经济体制改革，主张发展“民主的社会主义”“具有充满活力的经济体制的社会主义”，是谓“布拉格之春”。“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在国内外都引起巨大反响，苏联《真理报》多次发表文章，提醒要警惕“修正主义”的危险和“反社会主义分子的活动”。最终，苏联忍无可忍，声言不能坐视捷克斯洛伐克“脱离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危险”，联合波、匈、保、东德几个华约成员国，于8月20日深夜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将捷实际置于苏军监控之下。

[57]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бывший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Ф.4，Оп.19，Д.131，Л.2-6. Перецит. Горяева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39.

[58]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40-341.

[59] ГА РФ.Ф.9425，Оп.1，Д.1396.Л.111-113.Перецит.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47.

[60]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 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第403页。

[61] 关于被驱逐的名单可参见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54。

[62] 1975年8月1日，苏联签署了《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的最后文件》。该文件承认不使用武力或威胁使用武力，承认战后国家边界和领土完整的不可侵犯性，承认人权和一定的政治自由权。

[63] АП РФ-Архив Президента Российской Федерации，Ф.3，ОП.78，Д.8，Л.136-137.Перецит.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51.

[64] Цензур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книг в Российской Империи и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С.82-88.Перецит.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54.

[65]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57.

[66] РГАНИ-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бывший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Ф.5，Оп.24，Д.262，Л.114-118. Перецит.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57.

[67] РГАНИ - 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бывший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Ф.5，Оп.61，Д.668，Л.1-4.Перецит.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52.

[68]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52.

[69] 在“自我检查”的年代，编辑为了消弭自己的“责任”，常常将一些难以抉择的问题提请出版总局负责鉴定评价，而出版总局及其地方分局为了自身安稳又往往将这些难题上呈中央和地方党委，因此这里以及前文所说的出版总局负责出版后检查并不等于说出版总局不能涉足事前检查（其所涉事前检查乃是在“自我检查”之后，只是工作比重不大而已）。试举一例。《星》杂志编辑部在发行1978年2月号时曾提请列宁格勒出版分局对科洛鲍夫（В.Колобов）和阿列克谢耶夫（Г.Алексеев）的随笔《安加拉河的金冠》实行事前检查。阅审后并未能得出最后结论。随笔中提及由于国家管理的失误，导致森林乱砍滥伐现象严重，对周围自然环境和苏联经济都造成了巨大损失，并且列举了一些相关材料，这些都是出版总局明令限制出版的内容。但是，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党委对该随笔曾做出良好评价（1976年），因此列宁格勒分局对此问题感到非常棘手，故而将此问题呈请出版总局批示解决。出版总局在咨询了国家计划委员会辖下自然保护局的意见之后，批示可以发表《安加拉河的金冠》。参见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88-489。

[70]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64.

[71] 艺术家出版社于1958年成立于列宁格勒，主要出版文艺类书籍。

[7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30，Л.28-48.

[73]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49，Л.21-22.

[74] 《阿芙乐尔》为社会政治和文学艺术类月刊，1969年6月起在列宁格勒出版发行，之前曾是苏联作家协会、俄联邦作家协会以及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ВЛСКМ-Всесоюзный ленинский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ий союз молодёжи）的机关刊物。

[75] 《转折》为日报，创刊于1924年，为苏联列宁共产主义青年团列宁格勒州委机关刊物。

[76]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06，Л.80-89.

[77]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30，Л.2-11.

[78]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30，Л.2-11.

[79]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77-479.

[80]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85-486.

[81]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259，Оп.2，Д.153，Л.43.Перецит.по：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508.

[8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13，Л.38-42.Перецит.по：Блюм.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457-458.

[83] 涅克里奇，1920年生于苏联，1941年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1942年参加反法西斯战争，1943年加入苏联共产党，1963年获得历史学博士学位，长期在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工作，研究第二次世界大战史、苏联史和国际关系史。1965年，他发表了《1941年6月22日》一书，尖锐地批评苏联政府在苏德战争前夕奉行的政策。由于坚持自己的观点，1967年被苏共开除党籍。他的《被流放的民族》一书是1975年在苏联写成的，并于同年将书稿寄往国外。1976年，他被迫离开苏联迁居美国，在美国哈佛大学俄国研究中心工作。

[84]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47，Л.2-3.

[85]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731，Оп.26，Д.13，Л.7.

[86] 塔尔科夫斯基生于1932年4月4日。塔尔科夫斯基于1954年考入国立莫斯科电影学院，毕业作品是和同学合作拍摄的《小提琴与压路机》。首部剧情长片《伊凡的童年》获威尼斯电影节金狮奖，其后每部作品均获得众多国际殊荣，很多评论家视《安德烈·鲁勃廖夫》为他最伟大的杰作。1983年，塔尔科夫斯基获准以《潜行者》导演的身份到意大利参加威尼斯电影节，他借此机会脱离苏联国籍，最后于1986年12月28日因肺癌逝于巴黎。塔氏作品以如诗如梦的意境著称，主题宏大，流连于对生命或宗教的沉思和探索。

[87] РГАНИ-Российски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новейшей истории（бывший ЦХСД-Центр хранения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документации），Ф.5，Оп.64，Д.72，Л.27-32.

[88]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30，Л.83-88.

[89]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07，Л.54-55.

[90]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3，Д.186，Л.11-19.

[91] ГАРФ.Ф.9604，Оп.2，Д.626.Л.3.

[92] Эльяшевич Д.А.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д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ой：1917-1991. СПб.，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1996.С.144-146.

[93] Эльяшевич Д.А.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д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ой：1917-1991. С.156.

[94]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90，Л.120.

[95]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90，Л.121-122.

[96]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90，Л.122-123.

[97] Блюм А.В. Цензура 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 1917-1991：Документы. С.514.

[98]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77.

[99] ГА РФ.Ф.9425，Оп.2，Д.1092.Л.183-187；Д.1117.Л.15 и др.

[100] ГА РФ.Ф.9425，Оп.2，Д.1119.Л.40-41.

第三章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体系和知识网络的建立

十月革命后，苏联逐步建立起崭新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研究体系。极强的意识形态色彩和政治使命是这一体系最为突出的特点，因为它与新政权的命运息息相关。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是在批判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学说，充分继承人类文明成果，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直接为巩固苏维埃人民政权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服务，同封建主义的人文社会科学和资产阶级的人文社会科学相比，它表现出鲜明的时代特征和极强的生命力及战斗力，为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开展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积累了宝贵的经验，也提供了借鉴和教训。

一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体系的建立

（一）科学院-大学-党校三位一体

苏维埃政权建立初期，国内的封建保守势力、资产阶级反共势力以及国外的帝国主义势力试图依靠军事和政治的压力迫使新政权瓦解，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苏维埃政权也遇到了反共的资产阶级学者和资产阶级学说的大规模进攻。因此，苏维埃政权迫切地需要建立自己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地，开展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培养自己的专家队伍。

1918年4月，列宁发表《科学技术工作计划草稿》，对新政权如何发展科学事业做了重要的指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维埃人民委员会于1918年6月批准了《共产主义研究院条例》，建立共产主义研究院，由教育人民委员会直接领导，宣布将“研究和教授从科学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观点出发的社会知识以及同上述知识有关的科学”作为该院的主要任务。[1]

彼得格勒科学院得到保留，但由于在帝俄时期发展极其缓慢，到1917年，它只有13个研究机构，包括一个历史考古研究所、5个实验室、5个博物馆、2个观象台。苏维埃政权拨专款发展科学院，1918年将其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到1925年，俄罗斯科学院已经拥有40个研究机构。1925年7月27日，苏共中央执行委员会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俄罗斯科学院为全苏最高科学研究机构和中心，9月，全苏隆重庆祝俄罗斯科学院建院200周年，苏维埃政权宣布将俄罗斯科学院正式更名为苏联科学院（Aкадемия наук CCCP）。[2]

1919年建立俄罗斯物质文明研究院，集中研究考古学和人种学问题。

为了加强人文社会科学事业的发展，加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渗透，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于1936年将苏联科学院和共产主义研究院合并。在科学院系统内设立社会科学部，内分经济学、哲学和法学部，下辖哲学研究所、经济研究所、法律研究所、历史研究所、世界经济和世界政治研究所。

在新政权建设过程中，联共（布）中央特别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及其他文化落后地区的科学研究和教育事业，从俄罗斯、乌克兰等经济、文化和教育较为发达的地区抽调大量有知识的干部和专业人员到西伯利亚、中亚、北高加索等地区建立中学和大学以及科研机构。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1933—1937年），乌克兰和白俄罗斯都建立了科学院，阿塞拜疆、亚美尼亚、格鲁吉亚建立了苏联科学院分院。到20世纪40年代中期，中亚5个加盟共和国均建立了苏联科学院分院。1933年12月，法国著名的政治家埃·赫里欧从苏联旅行回国后写道：“苏联把科学宣布为自己的法律，科学真正成了新俄罗斯的偶像。”[3]

卫国战争期间，由于经费紧张等原因，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发展较慢。1941年7月1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制订了战争时期科学研究工作和选题计划，以适应战争的需要，这个计划得到了联共（布）中央的批准。许多社会科学家，如历史学家潘克拉托娃（А.М.Панкратова）院士、米列尔（А.Ф.Милер）、卡托维奇（Ф.И.Катович）、卡托维奇-鲍爵姆金（Ф.В.Катович-Подемкин）被转移到中亚等地区，在较为艰苦的条件下继续开展科学研究工作。科学家们自觉地把自己的研究课题与战时需要结合起来，从唯物主义的立场出发研究法西斯的历史和思想体系，揭露德国法西斯仇视人类的思想意识，论证法西斯主义最终灭亡的历史规律。另有许多科学家投笔从戎，参加反对德国法西斯的斗争，有的人为此而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许多著名的专家、学者根据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指示，走出书斋，走向民间，组织有关经济学、哲学、历史学的专题讲座，在民众中进行爱国主义的宣传鼓动。

苏联政府克服困难，建立了一批新的社会科学研究机构，如教育科学研究院、苏联科学院吉尔吉斯分院以及加盟共和国一级的科学院。

卫国战争胜利后，苏联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方面仍处于斯大林个人迷信和专断的阴影之下。1953年斯大林的去世和苏共二十大的召开，拉开了苏联历史上重大改革的序幕。随着国家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解冻”，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也迎来了发展的新阶段。

1953年8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把原经济学部和法学部改为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下设经济研究所、哲学研究所、国家与法研究所，10月经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批准生效。1956年，哲学研究所又新增加了无神论、心理学和美学三个研究室。

1968年12月，苏联科学院新设立具体社会学研究所，并在列宁格勒设有一个分所。其主要任务是开展研究工作，培养副博士。科学院院士鲁缅采夫（А.М.Румяцев）任该所所长。1972年该所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所，研究方向也有变化。下设7个研究室，拥有400多名研究人员，是全国社会学的主要科学研究和协调中心，建立了现代化的社会学情报资料储存库和相应的学术交流网。

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极为重视国际问题的研究。从事国际政治、经济、外交、文化等问题研究的研究所大都是在1956—1969年建立的。苏联政府还重视与国外社会科学界的交流，最初是与社会主义阵营的“经济互助委员会”成员国的交流，后来扩大至与英国、法国、意大利、联邦德国、芬兰、瑞典、美国和日本等国的交流。为了协调整个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国际交流活动，1975年成立了由苏联科学院、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等各有关机构组成的社会科学国际合作委员会，作为苏联从事国际学术交流活动的重要中心和协调机构。

1971年，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在哲学和法学学部下建立心理学研究所。首任所长是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洛莫夫（Б.Ф.Ломов）。该所的主要研究方向包括理论心理学、实验心理学、社会心理学、个性心理学、工程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心理生物学以及专门的实用心理学问题。

1975年，苏联科学院社会经济问题研究所在列宁格勒成立，该所为跨学科的研究所，主要研究科学技术进步带来的社会经济问题、社会主义生活方式、劳动集体和工作人员劳动积极性的发挥、制定社会发展规划的方法、应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解决社会经济问题等。

到20世纪60年代初，遍及全苏各个地区和各个专业的科学院科研体系已经建立完备。为了便于领导，苏联科学院按知识领域分成“分部”，“分部”领导“学部”，“学部”下设各种专业研究所。“学部”是苏联科学院科研工作和科研组织工作的主要环节，它不但负责领导其所属的各研究所，而且还负责领导苏联国内的相应学科和研究机构。1959年，苏联科学院设有9大学部，其中自然科学和工程学学部有5个，即物理和数学学部、化学学部、地质学和地理学学部、生物学学部、工艺学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有4个，即历史学学部、经济学学部、哲学和法学学部、文学和语言学学部。1963年调整为16个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仍然为4个。[4]

以往苏联科学院及下属研究机构受苏共中央直接领导，甚至研究任务也由苏共中央直接下达。联共（布）中央委员会曾于1926年建立了学术、教学和出版管理委员会。这种管理体制不利于人文社会科学工作的协调和开展，经苏共中央批准，于1966年成立了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科学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任务是协调科学院各研究所的工作，并与高等教育部和中等职业教育部的各研究机构，以及各种社会团体密切合作。科学院主席团分成3个大部：物理技术和数学科学学部、化学技术和生物科学学部、人文社会科学学部。苏联科学院院士、著名哲学家鲁缅采夫负责主席团的领导工作。

1975年1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社会主义国家科学院副院长会议，苏联科学院副院长费多谢耶夫（П.Н.Федосеев）在会上做了题为《社会科学的迫切问题》的报告，他强调：“苏联社会科学家的主要努力集中于综合研究发达社会主义社会问题。”他在1976年的苏联科学院全体会议上再次表示：“苏联科学院已有250年的历史，它在全苏基本理论研究方面是一个参谋部和中心。目前，全苏科研队伍约150万人。科学院的主要任务是从事基础理论研究。所谓基础理论研究是指具有主导作用的探索性科学研究，其实质在于揭示自然的发展规律。基础研究的成就有助于物质技术基础建设问题的解决，又能加速科学技术的进步，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的文化和福利状况。”到20世纪70年代，苏联科学院共有70多个各类科学机构。截至1975年1月，苏联科学院各机构工作人员总数超过15万人，其中科学家约39000人。科学院有院士245人，通讯院士448人，外籍院士62人。

苏联科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方面的主要研究领域包括哲学、经济学、法学、文学理论、艺术理论、世界经济与地区经济、政治学和政党组织、社会学、苏联历史和世界通史、语言学、文化人类学、考古学等。人文社会科学分部（секция общественных наук）下设的研究所有：东方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斯拉夫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лавяноведения）、苏联历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СССР）、世界通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всеобщей истории）、考古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археологии）、远东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Дальнего Востока）、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экономики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х отношений）、社会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оциологии）、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иров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имени А.М.Горького）、美国和加拿大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ША и Канады）、拉丁美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Америки）、国家与法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государства и права）、哲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го рабочего движения）、非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Африки）、世界社会主义经济体系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 мировой 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центральный экономико-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乌法历史、语言和文学研究所（уфимский 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языка и литературы）、语言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俄罗斯语言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русского языка）、经济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кономики）、自然科学史和技术史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истории естествознания и техники）、米克鲁霍-马克莱民族学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этнографии им.Н.Н.Миклухо-Маклая）等。

此外，为便于研究工作的开展、加强经济落后地区及少数民族地区文化科学事业的发展以及战略的需要，苏联科学院按照各地区和加盟共和国的经济和文化特点建立了若干分院和中心。主要有西伯利亚分院（Сибир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设在新西伯利亚）、远东中心（Дальневосточ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设在海参崴）、乌拉尔中心（Ураль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设在乌拉尔）、西北中心（Северо-западное отделение，设在列宁格勒）、北高加索中心（Северо-кавказ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设在顿河-罗斯托夫）、伏尔加河流域中心（отделение волжского бассейна，设在古比雪夫）。其中西伯利亚分院最具特色，它于1957年由苏联科学院与俄罗斯联邦共同出资建立。该所所址设在苏联的远东科学城——新西伯利亚，在这里工作的各学科科研人员有数十万人之多。西伯利亚分院既是苏联科学研究体系的一个组成部分，在业务上受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同时在行政上又受俄罗斯联邦部长会议领导，其财政预算来自俄罗斯联邦。

与此同时，14个（俄罗斯联邦除外）加盟共和国也全部建立了科学院，这些科学院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建制与苏联科学院基本相同，不同的是一些加盟共和国科学院根据本民族文化特点、经济发展特点和地域特点设立了一些具有自己特色的研究机构。截至1975年，加盟共和国科学院共有400多个科学研究机构，科学工作者42000余人。

按照国际惯例，苏联科学研究的最高荣誉称号为院士，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著名科学家也被授予院士称号。苏联时代的科学院院士分为苏联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院士和通讯院士的名额由苏联部长会议确定。院士和通讯院士的选举一般每两年选举一次，以及时补充空缺或新增的名额。苏联科学院的最高机关是由科学院院士和通讯院士组成的全体大会。全体大会会议每年召开两次，院士拥有表决权，通讯院士拥有建议权。大会休会期间，由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领导科学院的工作，各学部的工作由学部秘书集中管理。[5]

1953年10月19—26日，苏联科学院经济学、哲学和法学学部、历史学学部和文学语言学学部为纪念苏联共产党建立50周年，召开了联席会议，会上选举出了新的院士和通讯院士。当选经济学、哲学和法学学部的院士有奥斯特罗维季扬诺夫（K.B.Островитянов，政治经济学专业）、尤金（П.Ф.Юдин，哲学）；通讯院士有政治经济学专业的谢皮洛夫（Д.Т.Шепилов）、季亚琴科（В.П.Дьяченко）、巴什科夫（А.И.Пашков），哲学专业的康斯坦丁诺夫（Ф.В.Константинов）、科鲁科夫（В.С.Груков）、卡马里（М.Д.Каммари）。经过增补后，经济学部、哲学和法学部有下列院士：亚历山大洛夫（哲学）、瓦尔加（Е.С.Варга，经济学）、维辛斯基（А.Я.Вышинский，法学）、伊万诺夫（Л.Н.Иванов，经济学）、米丁（М.Б.Митин，哲学）、涅姆钦诺夫（В.С.Немчинов，经济学）、奥斯特罗维季诺夫（经济学）、特拉赫坦贝尔格（И.А. Трахтенберг，经济学）、斯特鲁米林（С.Г.Струмилин，经济学）、尤金（哲学）。经济学、哲学和法学学部的通讯院士有约夫楚克（М.Т.Иовчук，哲学）、卡马里（哲学）、康斯坦丁诺夫（哲学）、科鲁科夫（哲学）、马克维尔斯基（А.О.Макверский，哲学）、鲁宾施坦（С.Л.Рубиштейн，心理学）、费多谢耶夫（哲学）、马克西莫夫（А.А.Максимов，哲学），亚历山大洛夫被选为该学部的书记。

至1981年1月，苏联科学院有院士234人，通讯院士498人，外籍院士80人。其中，人文社会科学院士37人，通讯院士73人，外籍院士7人。1981年12月，在苏联科学院全体大会的例行选举中，社会科学领域又增选了院士8人、通讯院士14人。[6]

大学是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同苏联科学院的发展一样，大学的有关系、所和学院也经历了建立、充实、调整和发展的过程。

第一，为改造旧大学，政府向莫斯科大学、彼得堡大学等著名大学委派红色教授学院的学者和毕业生，以充实教学和科研队伍。苏联从1925年起开始培养研究生，设立副博士和博士学位。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全苏培养研究生的科研院所约2000个，为国家培养了大量的专业研究人才。

第二，建立新式大学，培养党和政府的理论干部。1919年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等共产主义大学建立，1921年莫斯科和彼得格勒建立了红色教授学院。

第三，进行人文社会科学课程的调整，增加历史唯物主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科学社会主义等马克思主义理论课程。1934年，联共（布）中央做出决议，在各级各类学校中恢复历史课教学，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恢复了历史学系。

第四，苏维埃政权克服经济困难，逐步增加教育和科研经费。1939年国家预算中教育经费支出是165亿卢布，1940年达到220亿卢布。

第五，大力发展民族高等教育。在第一、第二、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民族共和国的高等教育事业发展非常迅速，初步建立了民族高等教育体系。在中亚的塔什干、阿拉木图、杜尚别等城市和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共和国内建立了一大批综合性大学、工程技术学院、师范和艺术学院。最终达到每个加盟共和国（俄罗斯除外）和自治共和国（部分州）一般都设有一所综合性大学、一所医学院、一所工程技术学院、一所师范学院和一所经济财政学院。

20世纪70年代初，苏联高等和中等专业教育部社会科学教育司司长普图林博士透露，苏联各高等学校从事社会科学教学和研究的教师共有3万多人，其中51%的教师拥有副博士以上的学位。

苏共中央和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所属的科研院所是苏联人文社科研究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后，俄共（布）中央非常重视对十月革命经验和意义的研究，于1920年成立了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同年12月，又成立了十月革命史和俄共（布）史料征集出版研究委员会。从1921年12月1日开始，根据俄共（布）中央委员会的决议，十月革命史及俄共（布）史料征集委员会划归中央委员会，成为一个常设的部门。同时，根据俄共（布）中央的指示，派人在德国、法国、英国征集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翻译并出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列宁去世后，为了纪念和研究列宁的思想，并且应广大党员的要求，俄共（布）中央于1924年5月建立列宁主义研究院，1928年列宁主义研究院与十月革命史及俄共（布）史料征集委员会合并，1931年11月又与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合并，成立了直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主义研究院。

为了培养理论干部和反击资产阶级学者在理论上的进攻，根据列宁的建议，1921年在莫斯科建立红色教授学院，1924年7月，11名首批毕业生被派到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和社会教育科学院等从事教育和研究工作。到1931年，红色教授学院培养了100多位历史学家，其中著名的有明茨（И.И.Минц）、舍斯塔科夫（А.В.Шестаков）、潘克拉托娃等。1931年该学院的专业进行了重大调整，设立了农业、史学、党史、哲学、文学、政治经济学、苏联宪法和法律、世界经济和政治八个专业部门，后来又增加了自然科学和技术部。1938年该学院停办。[7]

根据联共（布）第十八次代表大会决议，1939年在莫斯科建立了中央高级党校，任务是培养党和政府的领导干部及科学工作者。党校设有13个教研室，开设联共（布）党史、苏联史、世界通史、政治学、哲学、国际关系和苏联对外政策、俄语和文学、法律等课程，并且拥有副博士和博士学位授予权。20世纪40年代，全苏开办了直属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高等学校，目的在于培养党的高级理论干部，以推动党史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研究工作，加强对全体苏联人民的思想宣传，以调动全体人民的政治和劳动积极性。1957年1月，《苏共历史问题》（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КПСССР）出版，主办者是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其任务是探讨党史问题，特别是十月革命后的党史问题。

1978年，苏共中央决定将中央高级党校、苏共中央社会科学院（1944年成立）和中央函授高级党校合并为苏联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该院成为苏联党政及意识形态领域的主要教学和科研中心，1981年10月改组为“大规模的教学科研综合体”。除承担教学任务外，还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紧迫问题”、共产主义建设和世界革命进程的理论问题进行了研究，研究院设有苏共党史、政治经济学、工业经济、农业经济、世界经济、哲学、科学共产主义、社会史、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和工人运动史、民族解放运动、新闻学、文艺学和科学无神论等研究方向。另外，还设有党政干部专门进修学院。各专业的教学和科研均由相应的教研室负责，它有权授予副博士和博士学位。作为直属苏共中央的机构，研究院还负责协调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高级党校的科研工作。[8]

此外，各加盟共和国党中央也普遍建立了高级党校或研究院，截至1981年共有15所。到70年代初，一个从中央到加盟共和国的党校和研究体系最终建立。1978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决议，要求各级党校加强对马列主义理论、党和政权建设、领导经济文化等紧迫课题的研究工作，提出在苏共中央社会科学研究院内成立高级党校校长理事会，协调整个党校系统的教学、科研、出版工作。

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开始，世界范围内的科技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苏联历届党政领导都很重视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再强调加速科技进步的重要意义。同时，把积极发展国际科技合作作为苏联科技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苏联政府非常重视引进先进技术，利用世界各国的科技成就来提高生产技术水平和生产效率。

通过经互会不断发展和加深同各国的经济关系和科技合作关系。经济互助委员会成立于1949年1月，当时参加的有保加利亚、匈牙利、波兰、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等国。次年，民主德国也加入了该组织。起初，经互会只限于欧洲国家参加，到1962年，经互会章程做了若干修改，规定世界上任何愿意参加的国家都可加入。之后，蒙古于1962年、古巴于1972年、越南于1978年加入该组织，使经互会成了包括欧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共10个国家、人口4.35亿的多边国际经济合作组织。

1980年，全苏各类各级科学院、大学等研究机构的科学工作者近140万人，科学博士近4万名，副博士近40万名，科研人员中有科学院院士、通讯院士及资深专家27000人。苏联解体后，原苏联科学院的科研机构、设备以及科研人员绝大部分由俄罗斯联邦继承。苏联科学院于1992年改名为俄罗斯科学院（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РАН）。1999年8月，俄罗斯各地隆重庆祝俄罗斯科学院建院275周年。[9]

（二）政府对学术研究工作的管理

苏维埃政权极为重视对科学研究工作的领导，重视发挥政府在科学事业中的协调作用。根据列宁签发的法令，最高国民经济委员会下设一个科学技术研究部，吸收250名教授、300名工程师和240名其他专家参加工作。1919年12月23日，人民委员会通过《关于改善科学家生活状况》的特别决定，在人民委员会领导下成立了全俄科学家生活改善委员会，在当时极端困难的情况下，给著名科学家发放国家特别配给的口粮并提供住房。

1922年俄罗斯联邦人民委员会成立了特别临时科学委员会，1926年建立了全苏科学工作促进委员会、科学院委员会和科学机构局。俄共（布）中央也于1926年成立了学术、教学和出版管理委员会，由俄共（布）的红色理论家、著名文学评论家卢那察尔斯基任主席。该委员会管理共产主义科学院、斯维尔德洛夫共产主义大学、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苏联革命博物馆、东方学联合会等，1930年苏联科学院也划归该委员会领导。这一举动的目的在于加强党中央对科学和教育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加强党对意识形态的控制。

1929年5月27日，联共（布）中央又通过决议《关于加强科学工作的措施》，对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指导性意见，要求由共产主义研究院领导的各马克思列宁科学研究所继续发展，并采取了更完善的组织形式，以便在各专门学术部门转入直接的科学研究工作。决议要求社会科学各研究机构工作的开展必须围绕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的原则，同时警惕资产阶级学术思想的影响，对资产阶级的进攻予以坚决的反击；要求各级研究机构就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及发展前景广泛开展讨论，帮助党中央制定社会科学发展的方针政策。这项决议宣布共产主义科学院为全苏科研的“规划中心”，随后又宣布苏联科学院为全苏的“最高科研中心”。[10]

1929年，全苏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领导中心建立。1931年3月，国家计划委员会召开了第一次科学研究规划会议。从此，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研究由国家计划委员会直接指导，科学研究完全纳入计划经济的轨道。联共（布）中央于1935年8月25日做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研究院工作》的决议，要求该院加强对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总结，加强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经验教训的总结。

为奖励在自然科学和人文社会科学方面做出优异成绩的科学家，苏联政府设立了各种荣誉称号和奖金。1925年6月，苏联人民委员会宣布设立列宁奖金，目的在于“鼓励科学活动朝着最接近列宁的思想的方向，也就是朝着科学和生活紧密结合的方向前进”。此外，还设有列宁勋章、斯大林奖金、红旗勋章、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等。

1953年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的政治经济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苏共领导人赫鲁晓夫的主持下，全苏掀起了政治和经济改革的浪潮。同年10月，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学学部，历史学学部，语言文学学部举行联席学术研讨会，以庆祝苏联共产党成立50周年。苏联科学院院长涅斯米扬诺夫致开幕词。这是斯大林去世后苏联社会科学界召开的第一次学术大会，影响较大。涅斯米扬诺夫在会上强调：“苏联社会科学最重要的任务之一，就是创造性地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根本问题，根除书呆子习气、教条主义和以引文的堆砌代替活生生的科学思想的企图。党要求铲除在我们的科学和宣传工作中占有地位的对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所做的不正确、反马克思主义的阐述，铲除与马克思主义格格不入的个人迷信。”

自1956年开始，苏联政府在经济方面推行了扩大加盟共和国和地方权力的重大改革，在全国设立了105个经济区，将原中央所属工业、农业部门的管理权下放，同时也将苏联科学院的一些科研院所下放到经济区。但经过几年的尝试，赫鲁晓夫的经济改革最后以失败告终，许多改革政策被迫收回，对苏联科学院的管理体制也被迫做重大调整。1961年4月，苏联部长会议通过决议《关于改进全国科研工作的协调工作和改进苏联科学院活动的措施》，宣布在苏联部长会议之下设立国家科学研究工作协调委员会，负责国家级重大科研项目的管理工作，将改革时期下放到专业经济部门的原苏联科学院有关研究所划归科学院，并且宣布苏联科学院今后的研究方向是注重发展理论科学。苏联科学院作为全苏最高科研中心，其方针是领导主导科学领域的科学工作，在规定的领域内开展有发展前景的科学研究，研究、概括世界科学成就，确保在学术和方法论上对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各学科实施有效的领导。其机构设置为：每两年召开一次的科学院全体会议及常设主席团，主席团向全体会议提交报告。苏联科学院分为数学物理分部、生物化学分部和人文社会科学分部，各分部下设学部，学部下辖研究所、委员会、刊物编辑部和学术团体。此外，隶属主席团的机构还有各重大课题学术委员会、图书馆、科学出版社和社会科学学部全苏促进联合会等。

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继任的勃列日涅夫一方面表示继续赫鲁晓夫开始的各方面改革，另一方面也宣布进行“纠偏”。在196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上，勃列日涅夫在总结报告中强调：社会科学，“它们的使命就是要全面地研究这样一些问题，如共产主义社会关系形成过程中的倾向和特点，国家制度的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发展，劳动经营的形式和方法，劳动的科学性的组织安排，共产主义教育的内容和方法以及其他一些迫切的问题”。1967年8月14日，苏共中央发布《关于进一步发展社会科学并提高其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作用的各项措施》。决议对苏联的社会科学研究提出了批评，要求社会科学必须彻底摆脱简单化、概念化、注释性和烦琐性的影响，防止背离历史主义原则和见风使舵的倾向；要求“科学研究机关、党组织和在哲学、经济学、科学共产主义、历史学、法学、美学、教育学、心理学及其他社会科学领域工作的科学家应该注意更加有效地和全面地研究重大的理论问题”。决议提出，有必要编写一些专讲党史的学术著作，深刻地阐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发展历程，研究列宁主义的精髓；同时，必须根据具体史实进行研究，防止对党的活动和国家发展的全盘否定。

20世纪70年代后，世界经济和国际政治的发展出现了新的形势。社会主义阵营内部矛盾尖锐化并最终分裂；在经济危机的沉重打击下，西方国家内部分歧加大，资本主义经济发展陷入“滞胀”的困境。面对这种新形势，苏共中央指出要重视研究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深入研究当代资本主义发展中出现的一些新情况。苏共二十四大在决议中指出：“党一向把依据列宁的思想、方法论去解决共产主义建设中的迫切问题看作自己最重要的任务。”“党应该更注重理论的发展，提高科学机关的工作水平，使社会科学与党和国家的工作实际紧密地联系起来。”

七八十年代，苏联社会科学家在国家决策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如党和政府的重要决议《确定新技术的经济效率的方法》《1990年前苏联生产力布局的总方案》就是苏联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提出的。苏联科学院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为改善国民经济的管理水平，研制了一系列经济信息自动管理系统。同时社会科学家在苏联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也明显提高了。在1981年苏共二十六大上选出的537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中，具有加盟共和国科学院通讯院士以上称号和副博士以上学位者约占1/4，共129人，其中社会科学家75人。

20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逐渐扩大，人文社会科学界的思想得到了进一步解放。在“公开性”和“民主化”浪潮的影响下，一些科学家提出反思苏联70年发展历史，反思70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发展历程，填补因个人迷信、行政命令和有意回避而造成的学术研究上的“历史空白点”。苏共中央对人文社会科学界也提出了新的要求，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曾在全苏社会科学教研室主任会议上提出：“整个来说，社会科学的情况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很遗憾，单调乏味、无聊地一再重复已有的真理、惧怕新的东西、教条主义等在社会科学中十分普遍。”1986年8月，苏共中央做出了《关于〈共产党人〉杂志的决议》，提出哲学界的任务包括：（1）研究社会主义社会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的辩证法；（2）研究科技进步的社会哲学和方法论问题；（3）研究社会发展中人的因素。苏联领导人对社会科学界的批评，推动哲学家们进行自我反思。

从一定程度上讲，这一时期，一些人文社会科学学者的学术活动和积极参与加剧了社会思想的混乱，而苏共中央的错误决定及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人的某些指示在此时则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最终导致对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管理失控。

二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的成就

（一）哲学

20世纪20年代，俄国国内的社会思潮十分活跃，意识形态领域呈现错综复杂的局面，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思潮、保守主义思潮、小资产阶级的激进主义思潮以及保皇复辟主义思潮极为活跃。他们认为十月革命纯粹是一个偶然事件，它打断了俄国刚刚开始的资本主义发展进程，因而是违背历史发展规律的。著名哲学家弗兰科否认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否认各种社会过程之间的相互联系和相互制约。著名宗教哲学家别尔加耶夫从唯心主义立场出发，主张人的意识的变化是社会变化的基础，只有人的精神才能给历史进程带来某种秩序和条理，推动社会历史发展的主要力量是思想斗争。社会学家索罗金（П.А.Сорокин）于1922年在《经济学家》（Экономисты）杂志上发表《论战争的影响》，宣扬社会生物学理论，宣称社会是它的成员的机械组合，引起社会革命的原因是战争和饥饿，攻击布尔什维克党和苏维埃政权，提出所谓的苏维埃社会的动物本能和自发的经济规律。[11]

一些学者认为俄国正在经历“文化危机”和“文化毁灭”，他们称苏维埃政权是“愚昧的、粗野的、无知力量的胜利”。《俄罗斯报》断言：“我们的祖国正在毁灭。我们文化的生存面临严重的威胁。”他们借德国哲学家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大做文章。1922年，别尔加耶夫、弗兰科等哲学家出版了《施本格勒与西方的没落》（Освальд Шпенглер и закат Европы）论文集，书中提出文化源于宗教观念，没有对上帝的敬畏就不可能有文化的发展；而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渎神”的理论，十月革命是一场“渎神”的政治事件，因为它们摧毁了传统的俄罗斯文化的正常发展途径，造成了俄罗斯文化的毁灭，因此这场革命迟早是要失败的。另一位著名的哲学家（同时也是历史学家和经济学家）斯徒卢威认为，革命的起因不在于社会经济矛盾的激化，而在于俄国人的宗教性被俄国知识分子的狂热性和虚无性暂时掩盖了，因此十月革命的成果是不能巩固和持久的，迟早要开始“建立新的人民资本主义的俄罗斯”。斯切彭则主张社会主义的基础是权力意志的无限性扩张，这种理论从根本上扼杀了人的自由天性和创造能力，也阻碍了社会的自然发展。

列宁在自己的文章中批判了索罗金的文章，宣布他们是一群“披着科学民主主义等”外衣的“有学位的僧侣仆役”。列宁号召，必须同这一类现代“‘有学问’的农奴主做斗争”。《共产主义革命》《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布尔什维克》等刊物也陆续发表了一系列的论战文章，批驳资产阶级的思想和学说，揭露他们反人民和反革命的本质。

但是，布尔什维克阵营内部也出现了一些过激的言论。老布尔什维克、彼得格勒共产主义大学校长米宁（С.К.Минин）发表了文章《抛弃哲学》，他根本否定哲学，认为哲学就是为资产阶级服务的一门学科，是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他认为必须将哲学从高等学校中驱逐出去，因为哲学只能“污染大学生的头脑”。他的文章得到了党内一些人的支持，有的人还是老布尔什维克党员。米宁的文章实际上是在鼓吹哲学虚无主义，否定哲学在意识形态斗争中的作用。列宁批评了米宁的极“左”提法，要求全党对政治上的极“左”思潮必须提高警惕。

哲学在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一直拥有极其特殊的地位，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说，哲学即是政治。从1924年开始，苏联哲学界发生了一场大论战。论战的一派是以《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为核心的德波林学派，强调哲学辩证法的意义。德波林学派是由著名哲学家德波林领导的一个哲学流派。另一派被称为机械论派，以老一代革命理论家阿克雪里罗德、布哈林等人为代表，该派强调自然科学（主要是物理学）对于哲学发展的重要意义。他们论战的主要依据都是马克思的《自然辩证法》和列宁的《论战斗唯物主义的意义》。最终获得胜利的是德波林派，这次论战重申了唯物主义辩证法，同时也确立了德波林及其学派的学术地位和政治地位。

1928—1929年可以称为苏联政治、经济、文化和社会大转变的时期，苏联国内的政治气氛日趋紧张，最终开始了政治“大清洗”。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学术界开始了学术思想的清洗活动。苏联原22个社会科学团体有21个停止活动，硕果仅存的是“俄罗斯巴勒斯坦协会”。

在斯大林的支持下，年轻的哲学家米丁（М.Митин）和尤金于1930年向哲学界的著名权威德波林及德波林学派发起进攻。他们指责德波林学派强调哲学的“特殊性”，使哲学脱离了与现实政治和党的需要的关系。他们指责德波林在政治上迷失方向，对托洛茨基及其思想的批判有所保留，忽视列宁主义对哲学发展的重要作用，甚至对德高望重的德波林进行人身攻击，就他早年在政治立场上的问题大做文章。1930年12月，斯大林接见了米丁等人，对他们的行动表示坚决支持。斯大林称德波林是“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1931年1月，联共（布）中央做出《关于〈在马克思主义旗帜下〉杂志的决议》，解散编辑部，撤销德波林的主编职务，由米丁、尤金等人取代。德波林学派也从此销声匿迹，而米丁等人在论战中得以壮大力量和扩大影响，最终形成了米丁学派。在赫鲁晓夫时期和勃列日涅夫时期，米丁和米丁学派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把持苏联的哲学界。

20世纪30年代至50年代初正是斯大林模式确立和运行时期，如其他学科一样，苏联哲学同样也打上了时代印迹。由斯大林亲自撰写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几乎取代了苏联所有的哲学著作，并且列入由斯大林亲自修订的《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第四章，哲学家以斯大林的观点统一思想，把对斯大林著作的注释作为自己的基本任务。

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在40年代出版《西欧哲学史》，在哲学界引起了较大的反响。但是从1947年起，这部《西欧哲学史》遭到了严厉的批判。在这部著作中，作者从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起源出发，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产生以前的西方哲学做了实事求是的评价，因而被指责为对资产阶级哲学“顶礼膜拜”，所运用的方法论是“资产阶级的客观主义”。亚历山大洛夫因此于1947年6月被免去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的职务。

1956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加入国际哲学联合会，乌克兰共和国科学院院士奥美里扬诺夫斯基和哲学博士施士金任苏联科学院哲学所驻国际哲学联合会的常任代表。

苏共二十大后，社会思想全面“解冻”，哲学界开始讨论人道主义问题。1957年9月10日，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费多谢耶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文章指出：“工人阶级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忠实旗手。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由这个运动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真实体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人道主义的新的最高形式”。

主体与客体的存在及关系是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问题，苏联哲学界对主体和客体的研究始于60年代，研究课题包括：（1）对主客体问题做一般的哲学分析；（2）哲学史和现代西方哲学中的主客体问题；（3）各个认识领域中的主体与客体问题，重点是现代科学中的主体与客体问题。

20世纪50年代末，多卷本《哲学史》和《哲学百科全书》出版。

从20世纪60年代开始，苏联哲学界围绕哲学对象展开了一次大讨论，一派观点被称为“本体论主义”，另一派观点被称为“认识论主义”。两派的争论涉及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对象、结构、功能、叙述方法等许多方面，根本分歧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对象的理解。1971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所长科普宁（П.В.Копнин）在《哲学问题》（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上发表《马克思列宁主义认识论与现代科学》一文，将现代科学认识的主要特征总结为：（1）远离直观性的人工语言系统迅速发展；（2）与经验相比，理论思维获得日益重要的意义，成为提出新思想的有利因素；（3）知识分子的数学化、形式化趋势已成事实，与此同时，又存在把直觉因素当作建立新的理论结构的基本手段的趋势；（4）出现由并非指向客体而是指向关于客体的知识的概念和术语所形成的学科结构，建立了元理论和元科学；（5）建立了综合不同科学部门知识的基础理论的趋势，由此产生了具有普遍意义的新的认识方法和概念（信息、结构和反馈）；（6）基于有限经验的“常识”标准崩溃了，愈来愈陷入怪论的领域；（7）结合系统分析把研究对象分解为最简单的结构和关系的趋势；（8）或然性范畴在说明客观世界和建立科学理论时的作用提高了。

1979年，苏联政治书籍出版社出版了《简明哲学辞典》新编第3版，主编是布劳别尔（И.В.Блауберг）和潘京（И.К.Пантин），这本书与20年前由罗森塔尔（М.М.Розенталь）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相比有了很大的变化，一半以上的词条是新增加的，许多条目的释义也做了较大的改动。

20世纪80年代以后，苏联哲学界出现了较为明显的人道主义倾向，哲学家们越来越多地从人的活动、人的作用、人的问题的角度探讨问题，并且出现了一个专门的学科“人学”。一些哲学家呼吁哲学、社会学、历史学、经济学、生物学、人类学、心理学、语言学、文化学等学科联合攻关，对“人的问题”进行综合研究。苏共二十七大以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通过决议，委托苏联科学院心理研究所所长洛莫夫（Б.Ф.Ломов）领导“人的问题”综合研究学术委员会，具体组织和协调各学科对“人学”的综合性研究。[12]

（二）历史学

十月革命胜利后，以波克罗夫斯基为代表的历史学家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历史观从事专业研究。波克罗夫斯基出版了《俄国历史概要》，这部著作得到了列宁的好评，先后再版10余次。

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伴随新式高等学校的建设及课程的调整，开始了历史教科书体系的建设。这一过程到30年代下半期基本完成，出版了一大批关于资本主义发展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殖民主义发展史和联共（布）党史、苏联文化史的历史教科书。

“大清洗”开始之后，历史学界掀起了一场政治运动，重新审查已出版的历史学著作中的资产阶级政治倾向，批判资产阶级的历史学观点。1934年，在斯大林的支持下，苏联史学界展开一场针对波克罗夫斯基史学观点的大批判，攻击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是错误的，甚至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波克罗夫斯基身边甚至活动着一个“史学界的暗杀集团”。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专门出版了文集《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历史观点》（1939）和《反对波克罗夫斯基的反马克思主义观点》（1940）。批评者认为波克罗夫斯基在《俄国历史概要》中夸大了资产阶级在尼古拉一世对内对外政策中的作用，过分强调19世纪30—50年代贵族内部的政治分裂和斗争，忽视了农民革命斗争的作用，并且把大贵族与资产阶级的同盟看成这个时代的主要现象，从而“得出了不正确的、糊涂的结论”。

在斯大林的亲自过问下，一部完全按照斯大林的个人意志和喜好编写而成的著作《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于1938年出版。这本书概述了19世纪资本主义的发展、工人阶级力量的壮大、1905年资产阶级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帝国主义干涉、国内战争、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20世纪20—30年代苏共党内的政治斗争等，线索清楚，可读性强。但是大量歪曲事实，突出斯大林的地位，甚至伪造史实和史料。这部著作在当时的意义已经远远超越了历史学领域，对国际共产主义的发展以及各国共产党产生重大的影响。

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苏联学术界就经济学、语言学和哲学等学科的重大问题展开激烈大辩论。这次大辩论是由斯大林《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和《马克思主义和语言学问题》的出版引发的，这两本书的内容涉及30—50年代苏联学术界激烈讨论的几大学科——语言学、经济学、哲学，对许多问题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在当时产生了极其重要的影响。这实际上是斯大林和苏联共产党介入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干涉正常的学术争论的具体表现。哲学界讨论了唯物辩证法、认识论、逻辑学、社会发展规律等问题。经济学界讨论了社会主义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价值规律、消灭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消灭城乡差别及对现代资本主义的认识等问题。法学界对社会主义国家的组织与职能、政策与法制问题进行了讨论。语言学界对语言是不是上层建筑、语言有无阶级性等问题展开讨论。史学界对基辅罗斯史、俄罗斯中央集权国家的形成、俄国农民战争、彼得一世改革、农奴制度废除等问题展开了研究，出版了大量涉及俄国历史、十月革命史、国内战争史、卫国战争史和苏联共产党历史的著作。

1945年，多卷本的《外交史》出齐，这套书从1941年开始编写，主编是著名史学家波将金（В.П.Потёмкин），作者包括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世界经济与国际关系研究所、世界通史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历史系、列宁格勒大学历史系等研究机构的许多著名学者。苏联政府和苏联科学院对这套著作也非常重视，在资金和组织上给予帮助。从1959年起，该书又出版了增订第2版，共5卷。第2版由佐林（В.А.Зорин）、谢苗诺夫（В.С.Семёнов）、斯卡兹金（С.Д.Сказкин）、赫沃斯托夫（В.М.Хвостов）等人主编。1963—1975年又出版了第3版，主编改由当时的苏联外交部长葛罗米柯等担任。第1卷叙述古代到近代1871年普法战争的世界外交史，第2卷内容涉及普法战争结束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的近代外交（1871—1914），第3卷内容涉及“资本主义体系总危机第一阶段的外交（1918—1939）”，第4卷和第5卷由葛罗米柯、泽姆斯科夫（И.Н.Земсков）、佐林、谢苗诺夫和哈尔拉莫夫（M.A.Харламов）主编，第4卷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39年5月至1945年5月）的外交活动，第5卷涉及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到20世纪60年代初期（1945—1960）的外交。这套书的作者几乎囊括了苏联最著名的历史学家，包括波将金、巴赫鲁申（С.В.Бахрушин）、叶菲莫夫（А.В.Ефимов）、科斯明斯基（Е.А.Косминский）、纳罗奇尼茨基（А.Л.Нарочницкий）、谢尔格耶夫（В.С.Сергеев）、斯卡兹金、塔尔列（Е.В.Тарле）、赫沃斯托夫、佐林、谢苗诺夫、明茨、哈尔拉莫夫、泽姆斯科夫等60余人。这部《外交史》涉及3000多年国际关系的演变，论及世界历史各个阶段的外交和国际关系的所有重大问题，具有极高的学术价值和资料价值。但全书从苏联对外政策的需要出发，在编写过程中过于突出俄国和苏联在世界外交和国际关系史上的地位，而且在谈及苏联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时，大国沙文主义色彩比较明显。

20世纪50年代后，苏联的历史学研究逐渐走上正轨，历史学的研究队伍得到了恢复和补充。1955年，苏联政治学协会和国际史学家协会苏联史学家分会建立。以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和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为中心，开展了几个大型课题的研究工作。

1958年，建立了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领导下的“历史科学史”专题学术委员会，在全国范围内对历史编纂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进行协调。同年，历史研究所成立了以涅奇金娜为首的研究小组，学者们就19世纪俄国社会思想史的一些重要问题进行了研究，包括：俄国革命形势的经济前提；俄国农民运动的特点；俄国革命运动和1863年波兰民族解放运动的关系；革命年代的车尔尼雪夫斯基、杜波罗留波夫、赫尔岑、奥加廖夫的活动；60年代“土地与自由社”的革命活动；民粹派与民粹主义；上层统治危机等。该小组在1961—1978年出版了7部论文集和一些学术专著。1961年，苏联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又成立“改革后俄国社会运动”研究小组。

1957年，苏共中央通过关于《关于〈历史问题〉杂志的决议》，批评该杂志“犯了具有背离列宁主义的科学党性原则倾向的理论错误和方法论错误”，指出《历史问题》上的某些文章美化孟什维克在1905年革命中的作用，贬低布尔什维克的领导作用；有的文章在批评个人迷信的旗号下，力图突出季诺维也夫在1917年十月革命中的作用。6月，《历史问题》主编鲁日阿洛等人被免职，因为他们只揭露“斯大林的错误”，而不谴责“目前的修正主义倾向”。

50年代末，《世界通史》《苏联通史》均已完成编撰并出版。16卷本的《苏联历史百科全书》出版了前12本，12卷本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史》和6卷本的《苏共通史》出版。在纪念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50周年（1967年）、马克思和恩格斯诞辰150周年（1968年和1970年）、列宁诞辰100周年（1970年）和卫国战争胜利25周年（1970年）之际，苏联科学院系统、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等大学出版了一系列有价值的哲学、政治经济学、苏联史和世界通史的研究著作，如《远古以来的苏联史》、《世界各族人民》民族学丛书、6卷本《苏联伟大的卫国战争史（1941—1945）》、《苏联国内战争史》、6卷本《苏联共产党历史》、5卷本《哲学史》。涅奇金娜（М.В.Нечкина）、基姆（М.П.Ким）、达尼洛夫（В.П.Данилов）、萨哈罗夫（А.М.Сахаров）等著名学者在历史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系列论文和回忆文章，重点论述了列宁和列宁主义对于史学研究的重要作用。这些材料收集在《列宁和历史科学》《封建主义时代俄国史的主要问题》《列宁和历史问题》中。这些著作论述了列宁主义的理论遗产，揭示了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历史意义，总结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建设经验，揭示了苏联共产党对苏联人民取得伟大胜利的决定性作用。

1960—1962年在《苏联历史》杂志上进行了关于苏维埃历史科学分期的讨论，这次讨论在苏联历史学发展史上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激发了史学界对这个问题的兴趣，指出了分期的标准和苏联历史科学发展的基本阶段，为进一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材料。1962年出版的论文集《从苏共二十大到二十二大的苏联史学·苏联历史编纂学史》，评价了苏联历史学家在苏联历史重大问题上的研究成果，奠定了对五六十年代苏联历史学进行总结的基础。

进入60年代，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和人们认识水平的提高，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的交叉与融合更加经常化和广泛化。苏联各学科的社会科学家越来越多地在研究方法方面借鉴自然科学。在经济学研究领域中使用了数学方法，通过直观的数学模型和数学模式拓展了经济学的研究领域，使研究成果更具有权威性和可靠性。在历史学研究中，计量方法成为一种重要的研究手段，出现了计量历史学。1963年10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举行扩大会议，讨论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方法论问题。为纪念马克思诞辰150周年，苏联科学院院士、自然科学和技术史研究所所长凯德洛夫于1968年5月发表文章《马克思与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统一》，认为人文科学在研究方法和手段方面，应该更多地向自然科学借鉴。

1964年，一系列由苏联历史学家和数学家合作撰写的专著和论文出版，如数学家乌斯季诺夫和莫斯科大学历史学教授合著的《计算机在历史科学中的运用——旨在分析大数量历史文献资料》，卡尔片科的《论分析历史统计资料时数学方法的运用》《电子计算机在爱沙尼亚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学家研究中的运用》《运用新方法对社会主义时代工业企业史的研究》。1968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历史研究中运用数学方法和电子计算机委员会”，多次召开有关学术研讨会议，研究成果是1972年出版的论文集《历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1977年该委员会又编辑出版了论文集《经济史和文化史研究中的数学方法》。此外，其他人文社会科学领域也出现了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密切结合的趋势，出现了相当多的“边缘学科”，如“社会经济学”“社会历史学”“心理生理学”“哲学心理学”等。

1964年1月，苏联科学院主席团社会科学分组专门召开了讨论史学方法论的会议，历史学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相互关系成为讨论的一个焦点，即历史学研究有没有独立的方法论，历史唯物主义是否就可以统领历史学研究的方法论。传统观点认为历史唯物主义的任务在于最终揭示人类社会的发展规律，解释社会现象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而历史学则是描绘历史实际，研究社会现象的历史，为历史唯物主义提供尽可能多的实际材料。这等于说，历史学本身不进行任何理论概括，只是原材料的“收集者”和“提供者”。这种观点遭到了不少学者的反对。巴尔格（М.А.Барг）认为：“这实际上否定了历史学应当认识它所研究的事件的本质，把它的视野仅仅局限于现象的表现，仅仅赋予它原材料‘收集者’的职能。”他提出历史学必须建立自己的范畴-概念体系，独立发挥历史学回顾历史、认识世界、预见未来的重要作用。1979年，由著名历史学家茹科夫主编的《世界历史进程中的理论问题》出版，书中再次提出，除了历史唯物主义可以作为所有社会科学研究总的方法论外，历史学应该建立自己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

70年代，苏联近代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绩。苏联科学院历史所在70年代初成立了“社会历史发展的规律性和一种社会经济结构向另一种社会经济结构过渡的规律性”课题研究小组，研究俄国工农业生产结构的变化、商品货币关系的发展和封建社会内部资本主义经济的萌芽、经济组织形式的显著变化、封建社会结构的分化等。俄国农业制度中资本主义萌芽的道路问题成为中心问题，科瓦利琴科（И.Д.Ковальченко）在《18—20世纪初全俄农业市场数量分析的总结》（莫斯科，1974）中研究了农奴主庄园和地主农庄中封建关系的瓦解和资本主义关系的发展，他采用了数理统计的方法，使用了电子计算机，从而得以高水平地论证19世纪上半期地主农庄状况的变化，确定俄国主要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的趋势。科瓦利琴科总结性地解决了封建主义向资本主义过渡的一些重要问题。德鲁日宁（Н.М.Дружинин）获得1980年列宁奖金的著作《1860—1880年转折时期的俄国农村》（莫斯科，1978）弥补了俄国农业资本主义研究的空白。这部著作的特点首先体现在她把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规律和线索与提示俄国农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地区特殊性密切结合起来。达维多维奇（А.М.Давидович）出版了《覆灭前的沙皇专制制度》（莫斯科，1975）和《帝国主义时代的专制制度》（莫斯科，1975）。这两部著作研究了沙皇专制制度的演变、“君主立宪制”的实质、专制制度在国内政治危机下的对内政策等问题。埃罗斯金研究了专制制度的官僚机构，指出专制制度下的各个部门已完全不适应历史发展的需要，揭露上层统治阶级本身的思想道德的腐败。达维多维奇阐述了专制制度的第二经济支柱——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资产阶级的政治面貌及社会构成等一系列有争议的问题。

20世纪80年代中期，历史学和哲学成为变化最为剧烈的两个人文社会学科。在“填补历史空白点”的口号下，全国掀起了一股历史热。封建主义时期和苏维埃政权早期被封禁的贵族和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的著作大量出版，持不同政见者的历史学著作成为出版社的热门选题，被封禁多年的历史影片得以公映。不仅是历史学家在反省60余年苏联历史的发展，政治学家、档案学家、经济学家、诗人、作家、戏剧家等也都投身“填补历史空白点”的浪潮。报纸、电视、电影等媒体大量公布历史档案及发表历史评论，批判斯大林、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时期甚至是列宁时期苏维埃政权的僵化和异化。正如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扬（А.О.Чубарьян）评价的：“这是多么令人奇怪的时代。所有的人都成了历史学家。”[13]

莫斯科国立历史档案学院院长、历史学博士阿法纳西耶夫（Ю.Н.Афанасьев）的文章和观点对这个时期历史学的发展产生了较大的影响。他对70年的苏联历史学持完全否定的态度，认为“苏联历史科学（我指的是苏维埃社会的历史）在苏维埃政权的所有岁月里（尽管从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这个短暂时间可算作例外，但它并不能改变全局），主要都是历史知识，只是宣传的变种和意识形态的补充”。[14]

1987年7月，苏共中央马克思列宁主义研究院召开共产国际历史研讨会，与会者指出：共产国际对资本主义的矛盾和发展趋势做了错误的估计和评价，对世界革命的构想充满了教条主义，对民主发展过程的意义估计不足并超越了阶段，常常违背民主原则并干涉一些共产党的内部事务，斯大林对共产国际制定战略和策略的粗暴干涉，也给它的工作带来了消极后果。

1988年10月，苏共中央《苏共简史》编委会召开会议，讨论制定《苏共简史》的编写原则，强调要“绝对坚持历史唯物主义”，以科学态度真实地展现历史事实。

十月革命和早期苏维埃政权的政策问题成为争论的热点。有历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是一个偶然的事件，它的前提条件并不成熟，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充分利用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特殊国际环境和临时政府的软弱无能，列宁是“冒险”并且侥幸地取得了革命的胜利，十月革命是一场“成功的政变”。有历史学家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来说是一个巨大的灾难，它葬送了资产阶级革命的成果，葬送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民主制度，使俄国走上了一条歧路。阿法纳西耶夫等人在1987年3月开设了“人类的社会纪念”讲座，第一讲的题目即是《十月革命和卫国战争的历史——被遗忘的篇章和名字》，主讲人瓦西里·波里卡契尔波夫博士提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空白点”，引起史学界的震动。

由此可见，苏联解体前后有关十月革命史的研究已经被人为地赋予了极其浓厚的政治色彩，在如何对待十月革命这一问题上，当时的苏联学术界和整个社会已经分裂为两个截然对立的派别，这个问题已经远远地超出了学术的范围。某些历史学家为了迎合政治局势，进行所谓的“寻根史学”研究，在广播、电视、报纸和杂志上出现了大量非职业历史学家的历史札记、对话和短评。而真正的历史学著作的出版却非常困难，出版数量微乎其微。俄罗斯科学院世界通史研究所所长丘巴利扬在1998年11月11日出版的《独立报》上认为，“今天所产生的历史学危机感，其主要的和所有的责任不是反映在历史学的个别现象上，而是反映在历史学的本质上”。他认为，“我们应当承认，历史学危机本身是存在的。然而这是旧的思想、观点和方法的危机”。他指出，在历史学危机问题上，历史学家中存在两种对立的态度。一种态度是将自己的根基和观点与过去的时代相联系，不能也不想接受历史学的变化、选择和多事实性。持另一种态度者对苏联时代的历史学研究一概否定，认为必须完全彻底地与所有的旧的观点告别。他们坚持要完全重新评价俄国历史，认为20世纪的俄国历史完全是苏维埃制度的过错。

（三）心理学

十月革命后，苏联的心理学面临重建的任务。在这一时期，巴甫洛夫的高级神经活学说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别赫捷列夫和科尔尼洛夫的著作确定了起主导作用的心理学派——反射学和反应学的界限。反射学和反应学是把人对外界感应的反射和反应作为分析心理过程的主要原则。在1923年召开的全俄第一次精神性神经病学代表大会上，科尔尼洛夫首次提出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心理学研究方面。在科尔尼洛夫的领导下，莫斯科的心理学研究所进行了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学术研究的最初尝试，试图建立一个马克思主义的心理学研究体系，但最终陷入机械唯物主义。

1920年代下半期起，心理学的应用方面——应用心理学、劳动心理学、儿童心理学、教育心理学、法律心理学等被提到首位。心理学家积极参加生产改造、科学劳动组织、社会教育、文化普及等工作。20—30年代，维戈茨基有关高级心理官能的起源、结构和发展的理论形成，并且对苏联心理学原理的发展起了巨大的作用。维戈茨基及其同事的著作形成了对人的心理研究的历史观点，这种观点是同两种假说，即关于心理活动间接性的假说和内在心理过程起源于最初的外在和“心理间”的活动的假说相联系的。

30年代根据列宁主义的反映论原理对心理学进行的改造，把研究认识过程的心理结构提到首位。阿纳尼耶夫（Б.Г.Ананьев）等人开始了对从感觉到思维的过渡的研究以及感觉的精神媒介的研究，克切耶夫（К.Х.Кечеев）和克拉科夫（С.В.Клаков）等人开展了对视觉、感觉和各种感觉器官感应作用的研究，捷普洛夫（П.М.Теплов）等开展了对听觉器官感应作用的研究。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心理学研究积极为战争和前线服务，科学家研究了提高视觉与听觉灵敏度的条件、光与声音伪装的条件、伤员恢复战斗力与劳动能力的条件等课题。战后，继续加强对苏联心理学中的理论与实践问题的深入研究，进行了多次学术争论，出现了各种科学学派和学术流派。1943年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建立，吸收心理学家参加对教学和教育问题的研究工作，促进了苏联心理学的发展。

70—80年代，心理学在苏联出现了若干分支，成了一门多学科的科学，研究教学与智力发展的相互关系、影响教学过程顺利进行和个性形成的因素、发育不正常儿童教育的心理学特点，儿童心理学和教育心理学有了特别迅速的发展，差别心理学、心理生理学、工程心理学、宇宙心理学、管理心理学、干部心理学、社会心理学、病态心理学、神经心理学等获得了较快的发展。[15]

1966年，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改名为苏联教育科学院，新设心理学和年龄心理学分部。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联的心理学研究中心有苏联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苏联教育科学院普通心理学与教育心理学科学研究所、格鲁吉亚共和国科学院心理学研究所、乌克兰共和国教育部心理学研究所、苏联教育科学院学龄前教育科学研究所和残疾儿童教育学科学研究所，此外，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雅罗斯拉夫尔师范大学等大学都设有心理系或有关研究机构。

（四）民族学

帝俄时期，俄国没有形成自己独立的民族学研究体系和理论体系。十月革命后，伴随苏联社会主义文化教育事业的开展，苏联民族学建立起来。苏维埃政权早期，布尔什维克党面临严峻的民族问题，坚持民族平等，反对大俄罗斯主义，促成民族共和国的建立和各民族的最终联合是当务之急。为进行民族甄别，于1917年12月设立了俄国部族构成研究委员会。1930年在此基础上建立了苏联民族研究所。1933年在列宁格勒建立了人类学、考古学和民族学研究所。[16]

20世纪30年代苏联民族学的主要任务是研究宗法关系和封建宗法关系的各种形式。40年代，苏联民族学的研究得到了一定的发展，民族学进一步与历史学相脱离，最终成为独立学科。这个时期主要从事两方面的研究工作：研究原始社会的历史和世界各民族的民族问题，特别注意对改造当代苏联日常生活、改造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研究。通过研究确定了父系氏族的复杂结构，弄清了家庭婚姻关系系统，明确了原始社会的历史分期、氏族与公社的相互关系和原始公社制度的解体过程。1961年出版了《西伯利亚史——民族志地图集》，1967年出版了地图集《俄罗斯人》等。泽列宁（Т.К.Зеленин）、卡加罗夫（Е.Г.Кагаров）、亚历山德罗夫（В.А.Александров）等对苏联大多数民族进行了综合的民族学研究，斯捷别尔马尼斯（М.К.Стеберманис）等对波罗的海各民族进行了研究，别利采尔（В.Н.Белицер）、沃罗比约夫（Н.И.Воробьев）等对伏尔加河流域各民族进行了研究，巴尔达韦利泽（В.В.Бардавелидзе）、加尔达诺夫（В.К.Гарданов）对高加索各民族进行了研究，阿布拉姆宗（С.М.Абрамзон）、安德列耶夫（М.С.Андреев）、日丹科（Д.А.Жданко）等对中亚各民族进行了深入的研究，瓦西列维奇（Г.М.Василевич）、古尔维奇（И.С.Гурвич）、波塔波夫（Л.П.Потапов）等对西伯利亚各民族进行了研究，科兹洛夫（В.И.Козлов）、切博克萨罗夫（Н.Н.Чебоксаров）从理论上对“民族共同体”“民族共性”“民族过程”进行了研究。1954—1966年，18卷本的《世界民族》出版。

（五）经济学

苏联经济学在20世纪20—30年代的发展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对资产阶级经济学的批判和国内战争后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造密切相关。俄罗斯科学院1918年建立的社会主义社会科学院较早地开展了经济研究和规划工作。根据列宁的倡议于1920年制订了俄罗斯国家电气化计划，这是苏联经济学的巨大成就。为了准备这个历史性的计划，曾经成立了以经济学家克日扎诺夫斯基（Г.М.Кржижановский）为首的专门委员会，编制了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综合远景规划。

苏联经济学家认为计划是改变国民经济的比例以保证社会主义成分战胜资本主义成分的指令，这种认识不仅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而且具有巨大的实践意义和政治意义。经济学家详细研究了计划工作理论，所依据的正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论述。经济学家自觉地利用社会主义客观经济规律，建立了计划经济的管理体系，规定了各管理部门的规模、职能和相互关系。在这个基础上，为配合社会主义建设的开展，高等学校设立了“国民经济计划学”课程。1920—1930年，苏联经济学家阐述了马克思主义工业经济理论的原理，阐明了生产力布局，各加盟共和国工业化，北部边疆和乌拉尔自然财富的开采，发展电力、冶金、煤炭与石油工业，采用新技术的经济依据，机器制造业的专业化与联合化等问题。

20年代，苏联面临西方国家的经济封锁和政治压力，列宁和布尔什维克曾寄希望于欧洲发生普遍的无产阶级革命。因此，在这个时期，苏联经济学家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研究资本主义经济问题，揭示资本主义发展的矛盾。苏联经济学家批判了欧洲社会民主党的经济民主和“有组织”的资本主义的理论，批判了为资产阶级辩护的“美国资本主义独特性”的著作，揭示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资本主义周期性经济危机发展的必然性，以及与现代资本主义的垄断性及其总危机相关的新现象。

1936年《苏联宪法》的颁布，标志着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建成，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学的理论体系和基本框架也得以建立。在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形成过程中，联共（布）中央于1936年发布的《关于改变政治经济学大纲、教科书和教学的决议》影响重大。这个决议指出：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一个组成部分，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关系即是它的研究对象。

卫国战争期间，苏联经济学家研究了生产力的发展和内地的生产布局、劳动资源和更加集约化的劳动方法、节约原材料、完成和超额完成国民经济计划的方法等问题，以期从学术上促进战争时期苏联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医治战争创伤。1947年，沃兹涅先斯基（Н.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的《卫国战争的苏联战时经济》一书出版。

1951年11月，经济学界发生了一场影响深远的学术争论，争论的中心是社会主义条件下起客观作用的经济规律、社会主义条件下的商品生产以及社会主义长入共产主义的途径。苏共中央参加并领导了这场争论，使其具有浓厚的政治性。经过争论和党的干预，确定了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教程的结构。在苏共中央的倡议和组织下，新的《政治经济学》教科书于1954年出版，将争论的成果列入“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一章。

20世纪60—70年代，“发达社会主义”是苏联经济学研究的核心课题。经济学研究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生产关系的巨大变化、评判效率和生产最优比例的标准、社会劳动生产率的要求和企业的利润率、向国民经济各部门进行基建投资的结构和提高基建投资效率的途径等问题。完善经济机制、拟制国民经济计划的新形式和新方法、管理社会生产的组织形式的发展、有效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挖掘社会主义经济一体化的潜力是占主导地位的问题。经济学界研究了社会主义农业化问题，即建立和完善能够保证农业稳定发展、将农业过渡到现代化的工业基础，在这一经济领域坚定地加速科技进步，保证农业生产的专业化和集中化，保证跨部门合作和加深农工一体的经济关系体系，以及发展生产的过程中对集体农庄成员实行物质鼓励的问题，从经济上巩固了集体农庄和国营农场，完善了农业生产的组织形式和管理形式。

从60年代起，苏联经济科学研究和国民经济实践中广泛地采用了数学方法。1963年，苏联科学院建立了中央经济数学研究所。著名经济学家阿甘别基扬（А.Г.Аганбегян）、孔托罗维奇（Р.В.Канторович）、卢里耶（А.Л.Лурье）、沙塔林（С.С.Шаталин）等人的著作专门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博亚尔斯基（А.Я.Боярский）、沃洛达尔斯基（Р.М.Володарский）、彼得罗夫（А.И.Петров）、萨维茨基（Д.В. Савинский）等人的著作研究了经济统计学问题。

哈尔科夫工业经济学院经济学教授利别尔曼（Е.Г.Либерман）在1962年9月9日的《真理报》上发表《计划、利润、奖金》一文，提出了以利润为核心的国营企业管理方案，主张让利润在经济机制中起更大的作用，用利润、奖金等刺激生产。他的建议得到了赫鲁晓夫的支持。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利别尔曼的建议继续受到苏共中央的重视。1965年9月，苏中央全会讨论了柯西金所做的《关于改进工业管理、完善计划工作和加强工业生产的经济刺激》报告，决定实施重大经济改革，以产品销售额和利润额为评价企业的标准，以利润、工资基金、奖励和各种福利基金为手段提高劳动者和管理者的积极性，建立“新经济体制”。

但是经济学界对7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经济发展的“停滞”一直采取回避的态度，在学术上故步自封，盲目为苏共领导人的“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做注解。

80年代中期后，经济学界异常活跃。1986年召开的苏共二十七大确定了党现阶段的总路线是加速社会主义经济发展，提出“加速发展战略”的口号，制订了苏联1986—1990年和2000年经济和社会发展基本方针。1991年7月，苏联最高苏维埃通过《私有化法》，促进了经济学界的迅速转变，大量的西方经济学理论被介绍到苏联，许多西方著名的经济学家被请到苏联讲学，有些学者直接成为苏联政府的经济顾问。苏联著名经济学家沙塔林制订了一个“500天计划”，规划在500天内，分四个阶段实现财产非国有化、私有化、放开商品价格，完成向全面的市场经济的过渡。他的计划在学术界引起激烈的争论。1991年春夏之交，围绕年轻的经济学家亚夫林斯基（Г.А.Явлинский）搞的“哈佛计划”又进行了一场大争论。

（六）法学

在苏维埃新政权的建设过程中，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直接领导了社会主义法制体系的建设工作。在列宁的直接参与下，1918年制定了人类社会第一部社会主义宪法《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宪法》，1922年制定了苏俄民法典。

苏联的法学是在批判资产阶级法律观点的基础上建立的。在新经济政策时期，资产阶级学者坚持关于“法的超阶级性”论点，试图把苏联法学与资产阶级法混淆。法学界的“路标转换派”认为苏维埃国家与法不可避免地要蜕化为通常的资产阶级国家与法，他们试图把法学心理学纳入苏维埃法学。在不断批判资产阶级法学思想和观点的过程中，1922—1928年，苏联进行了大规模的法制建设，编纂了民法、婚姻家庭法、刑事法，建立起一整套社会主义的法规体系。20世纪20—30年代，著名法学家斯图奇卡（П.И.Стучка）、帕舒卡尼斯（Е.Б.Пашуканис）、克雷连科（Н.В. Крыленко）等促进了马克思主义法学的确立。斯图奇卡在1921年出版的《法与国家的革命作用》中强调了苏维埃法的革命首创作用，论证了法学研究要同各种社会关系紧密联系起来的的必要性。帕舒卡尼斯把法同法的经济基础和阶级关系联系起来进行了研究。

30年代，苏联的法学建设和法学研究取得了重大成就，完成了一些极为重要的专门法的编纂，出版了一系列法典的科学注释，在宣传社会主义法律和法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编辑完成一系列法学专业的教科书和通俗法学读物。1936年制定了新的苏联宪法，这部宪法在苏联国家建设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苏联法学家总结了国家与法律建设方面的经验，从理论上研究与完善苏联社会主义法律制度方面的经验，编写了国家与法的理论、国家法、苏联国家与法的历史、土地与集体农庄法、国际私法、司法制度、民事诉讼程序和罪行调查学等方面的教科书。

但是也正是在30年代，在斯大林个人专权、个人崇拜以及“大清洗”的政治斗争的特殊环境下，苏联的法学建设与法制建设走上了一条曲折发展的道路。国家法制体系被严重破坏。曾担任苏联最高检察院检察长的维辛斯基的错误理论和思想对苏联法学的发展起到了极其恶劣的影响，在司法实践上成了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根据。他歪曲社会主义国家与法的本质与任务，片面夸大在法律中采用强制手段的作用而贬低了法律的教育作用和预防作用，破坏了法律的公正原则。

1944年出版的苏联法学家特列宁（А.Н.Тренин）的著作《希特勒分子的刑事责任》，论证了追究德国法西斯战犯刑事责任的可能性、必要性和合法性。这些观点成为国际军事法庭章程的根据。在战争年代里苏联法学家们参与制定了一些极为重要的国际法律文件，如《联合国宪章》《国际审判条例》等。

50年代中期开始了全国规模的政治改革和拨乱反正的浪潮。法学界也开始反思30—40年代苏联法学的历程，恢复被破坏的法学体系，发挥其必要的功能。1958—1981年，苏联法学家编纂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各种专门法的立法纲要（民事立法纲要、刑事立法纲要、刑事诉讼程度原则、民事诉讼程序纲要、司法制度原则、婚姻和家庭立法纲要、矿藏立法纲要等）。法学家和法律工作者积极参与苏联1977年宪法的制定工作。苏联学者研究了社会主义国家与法的发展规律、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政治制度的发展规律、全民国家的职能和结构、苏联的民族国家结构、人民代表苏维埃的职能和活动，研究了法律的影响和效果、法律调解制度、法律与经济的相互关系、苏联法律制度的发展等问题。

苏联法学家深入研究了当代西方资产阶级法律的意识形态、基本发展规律和基本职能问题，相关研究成果体现在亚历山德罗夫、阿列克谢耶夫（С.С.Алексеев）、阿尔扎诺夫（М.А.Аржанов）、巴拉巴舍夫（Г.А. Барабашев）、沙赫纳扎罗夫（Г.Х.Шахназаров）、舍巴诺夫（А.Ф. Шебанов）等人的著作中。

国家管理的法律原则、如何完善国家机关的活动、国家管理中国家原则与社会原则的结合、社会主义社会中社会组织的法律地位与作用等问题也得到了深入研究，相关成果体现在拉扎列夫（Б.М.Лазарев）、卢尼奥夫（А.Е.Луньов）、彼得罗夫（Г.И.Петров）、扬波利斯卡娅（Ц.А. Ямпольская）等人的著作中。

巴比（Б.М.Бабий）、尤什科夫（С.В.Юшков）、加兰扎（П.Н. Галанза）、涅尔谢相茨（В.С.Нерсесянц）等人研究了国家与法的历史以及政治学说史。莫基切夫（К.А.Мокичев）主编的《政治学说史》（莫斯科，1971）研究了从古代奴隶制社会到20世纪初世界各国和各民族的政治及法律思想的发展史，不仅重点评述了马克思主义政治学和法学思想的发展历史，而且对各个历史时期封建主义和资产阶级的政治法律思想进行了评述。该书已经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的学者翻译成中文，1979年出版。

20世纪60—80年代较为有影响的著作还有奇希克瓦泽（В.М. Чхиквадзе）主编的《国家与法的一般马克思主义理论》（4卷，1970—1973），莱温（И.Д.Ревин）和图马诺夫（В.А.Туманов）主编的《国际法教程》（6卷，1967—1973）、《苏联刑法教程》（6卷，1970—1971），利夫希茨（Р.З.Лившиц）和奥尔洛夫斯基（Ю.П.Орловский）的《苏联劳动法理论问题》（1978）、《人民代表苏维埃制度》（1981），彼得鲁欣（И.Л.Петрухин）、巴图罗夫（Г.П.Батуров）、莫尔夏科夫（Т.Г.Морщаков）的《审判效率的理论原理》（1979）、《现代国际海洋法》（2卷，1974—1978）、《苏联宪法的理论原理》（1981）等。

（七）文学

用最简短的话来概括70余年苏联文学的发展就是：苏联的主流文学——苏维埃文学一直与政治密切相关，经历了一个不平凡的、曲折的发展历程。

1921年，在列宁的亲自关怀下，大型文学艺术和科学政治刊物《红色处女地》（Красная новь）创刊。该刊由布尔什维克的文艺评论家沃隆斯基（A.К.Воронский）担任主编，高尔基主持该刊的“文学专栏”聚集了一批有名望的作家。1922年，俄共（布）中央提出建议，要求“利用事实上现已存在的属于《红色处女地》的团体”来建立苏维埃政权自己的作家队伍，要求作家用自己的笔歌颂社会主义革命的伟大胜利。[17]

1923年3月，在莫斯科召开了无产阶级作家代表会议，会上成立了“莫斯科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莫普”，其后在此基础上成立了“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简称“拉普”），该协会的机关刊物《在岗位上》也随之创立。“莫普”的成员大多是前线下来的军人或工厂的工人，他们的理论和文化水平不高，但革命热情异常高昂，他们中间的许多人长期从事政治宣传，很自然地倾向文化的政治化，并习惯用政治手段解决文艺理论和文学创作方面的冲突。

从1923年起，《红色处女地》派和“莫普”派之间展开了一场争论，焦点是如何对待古典主义和历史文化遗产。“莫普”派认为无产阶级文学与资产阶级文学是完全对立的，只有无产阶级文学才对社会有益，他们主张对待资产阶级文学“要像在战争中作战一样，声音要粗暴，行动要严厉，战斗要无情，不要吝惜弹药，俘虏是多余的”。他们的主张遭到了《红色处女地》派的批评，高尔基、布哈林、沃隆斯基等人著文论述了党的文艺理论和文艺政策，但被“莫普”派视为“文学孟什维克主义”。1925年6月，联共（布）中央制定了《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对“莫普”派的过激和错误主张进行了批评。但是在30年代的政治斗争中，斯大林转而支持“拉普”，认为“至于领导文学，你们，只有你们和你们的‘拉普’，才有资格”，从而加剧了苏联文学艺术界的分裂和论争。“拉普”的行政化、官僚化和军事化的倾向越来越明显，逐渐失去了社会团体和群众创作组织的应有职能，1932年被宣布解散。[18]

1932年苏联科学院成立了以高尔基命名的世界文学研究所，随后苏联科学院和加盟共和国建立了一系列有关俄罗斯文学、苏联文学和世界文学的研究机构。普希金、莱蒙托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屠格涅夫等俄国作家的创作和思想得到了深入的研究，出版了多卷本《文学遗产》、200多卷的《世界文学丛书》等有较大影响的巨著。

20世纪30—40年代苏联的文学创作获得了巨大的丰收，高尔基的《克里姆·萨姆金》、肖洛霍夫的《静静的顿河》、阿·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出版，这些著作是将革命的现实主义与文学上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代表作。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文学艺术界坚持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在积极进行文学文艺创作的同时，还就反映生活中的矛盾的公式化、反对小主题论展开了争论。在当时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书记日丹诺夫的领导下，文学艺术界进行了一系列错误的批判运动。作家左琴科和诗人阿赫玛托娃被视为资产阶级作家，被称为“下流的市侩作家”“文学流氓”和“古老贵族文化世界的残渣”。

50年代初的思想解放和非斯大林化最早是从文学艺术界开始的，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的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文学艺术界最活跃的思潮。杜金采夫（В.Д.Дудинцев）批判官僚主义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奥维奇金（В.В.Овечкин）的《艰难的春天》、田德里亚科夫（В.Ф. Тендряков）的《死结》、格拉宁（Д.А.Гранин）的《个人意见》、尼林（П.Ф.Нилин）的《冷酷》、亚申（А.Я.Яшин）的《杠杆》陆续得以发表。特别是在赫鲁晓夫的支持下，索尔仁尼琴反映斯大林时期集中营的残酷生活和知识分子命运的《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在1962年11月号的《新世界》上公开发表，在苏联社会引起巨大的反响，推动了政治上的非斯大林化运动。随后，他又发表了小说《克里切托夫卡车站的小事》《玛特辽娜的一家》等。

特瓦尔多夫斯基（А.Т.Твардовский）的《焦尔金游地府》也是这一时期苏联文学创作的代表作。

1957年和1959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展了两次关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争论，批评了卫国战争结束以来影响文学艺术界的“无冲突论”和“粉饰生活”的观点，修正了30年代以来通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拓宽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路，吸收了各种文艺流派和方法。1964年召开了“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问题”讨论会，1966年召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讨论会，1972年召开了“人的新的历史共同体——苏联人民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艺”讨论会，上述讨论会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古代文学流派、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关系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世界艺术发展史合乎规律的新阶段的观点。

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出现了“回归文学”热，20—30年代流亡欧美的俄国作家以及70年代后出现的“持不同政见者”的作品得以在苏联公开出版。作家和文学研究者开始更多地从“人”而不是“歌颂”的角度进行创作和研究，“寻根文学”“反思文学”成为社会关注的热点。但是在戈尔巴乔夫“公开性”“多元化”“民主化”口号的影响下，文学艺术界也存在一种非常强烈的倾向，一些作家和学者通过作品和研究彻底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否定70年苏联历史的发展，批评苏联共产党的领导。

（八）社会学

俄国的社会学研究在19世纪末已经开始，著名学者别尔维-弗列罗夫斯基（В.В.Берви-Флеровский），深入俄国工人中间收集第一手资料，运用社会学和经济学理论撰写了著名的《俄国工人阶级状况》。1916年俄国社会学联合会成立，社会学家索罗金（П.А.Сорокин）担任书记。

20世纪20年代初，社会尚处于急剧的变化之中，社会问题和经济问题比较严重，苏维埃政府对此予以重视，组织了专门机构进行调查和研究。1923年成立苏俄农村经济和社会问题调查委员会，其主要任务是对社会生活中的实际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包括：在革命的影响下劳动和生活的变化，人在劳动组织中的作用，农村社会的结构变化，青年和妇女在生活中的地位，劳动者的个人收入和闲暇时间的活动，婚姻与家庭，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和供应问题，社会管理问题，中小学生问题，居民的精神生活特别是宗教问题，社会卫生问题等。

但是，政治“大清洗”开始之后，社会学被当作“资产阶级的经验主义”打入另册。社会学被哲学取代，社会学家被无所不能的哲学家代替。

斯大林去世和赫鲁晓夫执政后，随着政治和社会环境的“解冻”，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也迎来新的发展。1958年6月，苏联社会学协会成立，为国际社会学协会团体会员，苏联的社会学研究从此恢复。1960年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内建立了社会学研究小组。与此同时，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喀山等地的高等院校也先后建立了有关社会学的教研机构和实验室。1966年苏联科学院建立了直属自己的具体社会研究学术委员会，并由苏共中央委员鲁缅采夫（А.М.Румянцев）院士任主席，同年创办《社会研究》（Социальны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季刊。

1968年5月19日，苏联科学院主席团决定在哲学研究所具体社会学研究室的基础上组建具体社会研究所，从属苏联科学院经济、哲学和法学部。鲁缅采夫院士任该所所长。1972年该所改名为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研究》也更名为《社会学研究》（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е исследования）季刊，哈尔切夫（А.Г.Харчев）任主编。《社会学研究》主要发表社会学理论研究和社会学调查方面的专题文章，探讨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结构的变化、社会本质差别的消除、全面发展的人如何形成等问题。[19]

1968年12月，苏联社会心理学家、列宁格勒社会心理学派的创始人库兹明（Е.С.Кузьмин）在列宁格勒大学组织创建了苏联第一个社会心理学教研室。1985年，同时在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建立了社会学系，以社会学所为基地建立了工厂社会学进修中心、舆论研究中心等教学与研究机构，并与国家劳动委员会协同制定了《关于生产联合体、科学生产联合体、企业、组织的社会学实验室（处、科、组）暂行示范条例》，在此以前，曾制定《社会学企业服务示范条例草案》，以指导与规范日益增多的社会学服务机构的组织与工作。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苏联学术界就“社会学”与“哲学”是否是“同一论”展开了激烈和广泛的讨论，这场学术大讨论一直延续到70年代初。1972年苏共中央全会就此问题做出决议，它借口批判当时具体社会研究的方法论基础“非常经验主义”，从而正式提出要发展“作为普通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折中的结论是历史唯物主义同时担负哲学和社会学的功能，它作为研究社会发展最一般规律的科学，同哲学合二为一。它作为社会学的方法论和世界观的基础，就是普通社会学理论，是社会学的一个组成部分。按此结论，社会学除了作为普通社会学理论的历史唯物主义之外，还包括专门的社会学理论和具体社会学研究。这就著名的社会学“三层次论”，可以说是和当时苏共中央全会决议的精神符合的。它的支持者有鲁缅采夫、格列则尔曼、伊利切夫、费多谢耶夫、格维希安尼、约夫楚克、奥西波夫、科兹洛夫等学术界的头面人物。

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苏联社会学领域已有近万人的专家队伍，每年进行三四百项专题研究工作，召开百余次各种学术会议，出版论著3000多种。社会学本身的结构也得到了较大的调整，应用研究的成果大大超过了哲学研究和普通理论研究的成果，社会学的分支学科发展到50多个。[20]

关于苏联社会结构的研究是70年代后苏联社会学研究的一个重点课题。自斯大林提出苏联社会在道义上、政治上的一致性观点以后，“无冲突论”在苏联哲学社会科学界和文艺界盛极一时。而赫鲁晓夫提出“发达社会主义”和“全民国家”理论后，“无冲突论”实际上得到了巩固。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深入以及隐藏的社会矛盾、经济矛盾、民族矛盾和文化矛盾的全面爆发，“无冲突论”彻底被推翻。

关于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研究是苏联社会学的传统课题，基本观点包括：（1）生活方式是由个人、社会群体、整个社会的性质和社会经济及自然地理条件所决定的，个人、社会群体和整个社会生活活动具有固有的方式和特点；（2）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是指人们的劳动活动和他们对自己工作时间的利用，及其日常生活中的精神文化活动和对业余时间的利用；（3）生活方式是与人们生活条件保持一致的生活活动形式以及改善这些条件、形式的综合体，生活方式与生活活动条件是统一的；（4）生活方式就是人们的日常行为体系，它把所有个别类型的活动综合成一个统一的整体，同时，它也是人类实现和发展其需要和能力的一种稳定的日常生活活动形式。

1984年10月，苏联社会学会在列宁格勒召开大城市生活方式问题学术讨论会，主要讨论研究社会主义生活方式的方法论、大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特点、劳动组织-家庭在完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方面的作用、大城市居民生活方式的预测与规划等问题。

1987年4月，苏联首次历史生态学讨论会在纳尔奇克召开。这是一个跨学科讨论会，有社会学、历史学、哲学和文化人类学专业的专家和学者出席。主要议题是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和方法论看待社会和自然在社会发展不同阶段的相互作用。六个专题讨论会的题目分别是：（1）理论和方法论问题；（2）史学、史料、研究方法；（3）经济学和生态学；（4）人口与生态；（5）人与景观；（6）民族生态学。

苏联社会学研究范围广泛且相关成果较多。1968年，苏联社会学协会主席团首次进行了社会学著作的评选，获一等奖的是格鲁申（Б.А.Грушин）的《关于世界的舆论和舆论的世界》、康恩（И.С.Кон）的《个人社会学》；获二等奖的是阿甘别基扬和奥西波夫（Г.В.Осипов）的《社会学的数量方法》、列瓦达（Ю.А.Левада）的《宗教的社会性质》；获三等奖的有安德列耶娃（Г.М.Андреева）的《现代资产阶级经验社会学》和萨莫什金（Ю.А.Замошкин）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危机与个人》等。1984年，《应用社会学辞典》由明斯克高等学校出版社出版，该辞典是苏联第一部注释社会学术语的辞典，共收集200多条术语，内容包括方法、技术和应用统计，社会学的一般概念，论述各种制度、各个社会领域和社会活动形式的社会学知识。

三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的评价

苏联时期人文社会科学研究的成就是巨大的，苏联人文社会科学家在丰富人类文明财富、发展马克思主义学说和创立社会主义科学体系方面功不可没。他们创立了世界学术史上第一套完整的社会主义的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基本理论、有关学说和研究体系，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历史学、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马克思主义法学、马克思主义民族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马克思主义心理学、马克思主义政治学、马克思主义文艺学等。

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是从传播马克思主义理论开始的，因此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与国家政治和党及政府的政策保持了极其密切的关系，它的发展不可避免地受到苏联共产党各个时期的纲领路线和内外政策的影响。换句话说，苏联的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从机构设置、课题研究到学术思想都具有极其明显的“国家特质”。在国家的统一管理下，机构和组织高度集中，也造成了学术思想的高度集中。如历史学和哲学即是政治，是党的方针和路线的反映，它们参与了苏联的历次政治斗争，并且因此而数次误入歧途。正如中国学者安启念在《苏联哲学70年》中评论的：“70年的历史表明，苏联哲学与苏联政治是共进退、同荣辱的，离开二者的关系，苏联哲学的发展历史就难以解释。”[21]

同苏联政治体制一样，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界存在严重的老龄化、思想僵化和派别纷争的现象。许多著名科学家作为学术权威，享有极高的政治荣誉和经济待遇，占据着苏联科学院的领导职位，长期没有新的科研成果发表，在学术思想上压制和打击年轻一代科学家。苏共二十七大之后，苏联科学院主席团规定了担负科学组织工作职务的年龄限制，规定每年各研究所必须补充不少于该所总人数5%的青年干部，即是为了解决这一严重问题。同时由于历史原因和师承关系，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界门派林立，加上有些学者学风和个人品德方面的问题，一有适当的政治气候，一派就倚重某领导人的批示和支持打击另一派，在学术上进行无情批判，在人身上施以残酷打击，严重地阻碍了学术研究的正常发展。

苏联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存在严重的形式化和概念化的缺陷，学术研究与实际脱节的现象非常严重。翻开苏联学者的著作，几乎处处可以看到大段的领袖讲话和语录，对苏联领导人和一些事件的过分溢美之词，套话、套句、套段连篇，热衷于为领导人的讲话做注解。特别是20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学者和研究机构闭目塞听，热衷于就个别学术概念进行毫无意义的争论，单纯地从学术角度构建某一理论框架，而回避尖锐的社会现实与社会发展矛盾，不能从学术研究的角度及时地指出苏联社会发展的严重隐患。正如苏共中央书记利加乔夫所批评的：“整个说来，社会科学的情况无论如何都适应不了时代的要求。很遗憾，单调乏味、无聊地一再重复已有的真理、惧怕新的东西、教条主义等在社会主义科学中十分普遍。”一些学者缺乏为科学献身的骨气和学术上的道德自律，唯前人、唯上级、唯领导人的指示是从，因循守旧，不思进取。

[1]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 М.，1999.C.124.

[2] Тряскина 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17—1925гг.Л.，：Наука，1986.C.12.

[3] Тряскина 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17—1925гг. C.25-26..

[4] Тряскина 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17—1925гг. C.21，23，27.

[5] Кольцов А.В. Развити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к высшего науч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СССР.1926—1932гг. Л.，：Наука，1982.С.56-58.

[6]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М.，1999.С.232-233.

[7] Директивы ВКП（б）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М.-Л.，：Госиздат，1929.С.98.

[8] Директивы ВКП（б）по вопросам просвещения. C.96.

[9]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C.287.

[10]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C.189.

[11] Сапов В.В. П.А.Сорокин：российский период творчества. М.，1997.Т.2.С.400.

[12]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С.277.

[13] Независимая газета. 1998-11-11.

[14] Советская Россия. 1987-07-19.

[15]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С.298-299.

[16]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С.177.

[17] Красная новь.№3.мая-июня.1922.С.265-268.

[18]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2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287页。

[19]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С.217.

[20]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гг. С.220.

[21] 安启念：《苏联哲学70年》，重庆出版社，1990，第2页。

第四章 “敌人形象”与苏联政治动员

“敌人形象”是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政府对苏联人民进行政治动员的重要资源。在苏维埃政权早期建立、抗击帝国主义武装干涉、加速工业化和全盘农业集体化、党内政治斗争和“大清洗”、卫国战争、20世纪50—80年代苏美冷战等历史时期都能在苏联政治文化中找到“敌人形象”的影子。俄罗斯学者波切普佐夫（Г.Г.Почепцов）认为，“把象征性的敌人形象用于负面宣传，是俄罗斯政治生活中的惯用手段”。[1]

政治动员是指一定的政治主体为凝聚力量，实现某一政治目标，利用拥有的政治资源进行政治宣传、政治鼓动，动员社会力量实现经济、政治和社会发展目标的政治行为过程。它一般遵循的是自上而下的运作机制，是国家或社会处于内忧外患的非常时期之举动。政治动员既是政治学中的术语，也是一种客观的政治现象，更是政治史的重要内容之一。苏联作为意识形态色彩极强的国家，其政治动员不仅在非常时期发挥关键作用，也是苏联政治中行之有效的一种常态行为，对苏联政治体系的运作和维护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构成了苏联政治文化的重要内容。

一 苏联政治文化中的“敌人形象”与政治动员

（一）“敌人形象”的历史起源

“敌人形象”在俄国历史上是与“反俄罗斯阴谋论”相关联的。

自公元10世纪基辅罗斯立国之后，俄罗斯一直处于积贫积弱和内忧外患的紧张环境之中。俄罗斯的四邻，西部的波兰人、日耳曼人，西北部的立陶宛人和瑞典人，南部的土耳其人，东部的蒙古鞑靼人都或长或短地占领或统治过俄罗斯。特别是蒙古鞑靼人的后裔金帐汗国统治俄国两个多世纪。因此，在俄国历史上，异民族、异宗教和异文化祸害俄罗斯是历史事实，更是一个历史神话，各种“反俄罗斯阴谋论”也因此极为流行。如沙皇彼得一世在其遗嘱中强调俄国四邻均是敌人。“朕认为，即将来临的北方对西方和东方各国的入侵是上帝命定和设计的一种周期运动，正如上帝曾以同样方式安排野蛮人的入侵以促使罗马民族获得新生一样。这种由北极向南移民的运动有如尼罗河水的回流，它定期用自己的泥土使埃及西部的土地变得肥沃”，因此要使“俄国长期保持战争状态，使士兵常备不懈，使他不断为增强国家财政和改进陆军做出努力。挑选最有利的时机发动进攻，以战继和，以和继战，达到俄国的利益、扩张和日益繁荣”。[2]

“反俄罗斯阴谋论”是一个历史现象。《意识形态自觉：作为大众并发症和社会文化综合机制的“敌人”》的作者、当代俄罗斯社会学家古德科夫（Л.Гудков）断言，在俄罗斯，“阴谋论既是敌人形象的变体，也是敌人形象的另一种表述”。[3]

俄国历史上的“反俄罗斯阴谋论”主要有两个来源。

其一是“共济会阴谋论”。共济会（Freemasonry/масонство）起源于英国，最初是石匠秘密的同业行会，后传播到欧洲各国。自18世纪初传入俄国以后，直至十月革命前，在俄国社会中，尤其是社会上层获得了长足的发展。为数众多的俄国贵族、政治家、军事家和文学家，包括沙皇家族成员，都加入了俄国共济会。俄国共济会与近现代俄国政治、宫廷政变、社会革命紧密结合在一起，对俄国近现代政治变迁产生了重要影响，构成了俄国近代以来一种新的非官方政治因素及政治变迁的驱动力。共济会还是“俄罗斯第一个自由的自我组织的社会团体，只有它不是政权从上面硬塞给人民的”。[4]

俄国共济会作为秘密组织，有着特殊的入会仪式、等级差别以及联系方式。“世界主义”（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是俄国共济会认同的原则，“宇宙就是自由石匠们的祖国”，[5]共济会员称自己为“胸襟坦荡的世界主义者或世界公民”。[6]俄国共济会追求人类生活及形式方面的统一，不分民族，没有国家，没有阶层的划分，只有一个政府。另外，俄国共济会持自然神论，在他们看来，神是所有生命的唯一来源，无论这个神来自哪种宗教，无论人类的心灵通过哪种宗教仪式与其交流，各种宗教的信奉者都是平等的，所有的宗教都应统一于一种宗教之下。在这种世界主义哲学观和宗教观的影响下，俄国共济会与其他国家的共济会建立了紧密的联系，在18—20世纪成为一种普遍的现象。

正是因为俄国共济会秉承“世界主义”、“自然神论”和“天下一家”的宗旨并且以秘密方式积极介入俄国上层社会，干预俄国政治，因此它被看作俄国社会和文化的异己力量，是败坏俄罗斯文化传统和威胁俄罗斯国家的破坏力量。沙皇政府时常对共济会采取禁毁态度，俄国社会也对其持否定态度。如当代俄罗斯学者索罗金所评价的：“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在其统治俄国期间对共济会员的镇压是完全正确的，因此，共济会的各种活动也被视作某种邪恶……”[7]

其二是“犹太人阴谋论”。有关“犹太人阴谋论”的说法早在12世纪就出现了，它伴随耶路撒冷圣殿骑士的秘密组织而产生。早在中世纪的欧洲，由于犹太教与基督教信仰和教义的分歧，基督教教徒视犹太人为魔鬼，是阴谋颠覆基督教的敌基督。“犹太人阴谋论”是世界历史上各个时期各国政府迫害犹太人的一个主要理由。

犹太人民族群体在14世纪初出现在俄国境内。到20世纪初，世界上的犹太人约半数居住在俄罗斯境内，1897年的俄国人口统计资料表明，俄国境内的犹太居民人数为522万人。[8]历代沙皇政府以及各级统治者对犹太人始终采取限制、压制和迫害的政策。沙皇伊凡四世统治时期（1533—1584年在位）曾发布诏书驱赶犹太人出俄国。沙皇彼得一世曾公开表示他宁愿接受穆斯林等异教徒来俄国居住，也不愿接受他称之为“流氓和骗子”的犹太人来俄国居住。沙皇叶卡捷琳娜二世下令在俄国西部和西南部建立帕累犹太人居住区，犹太人被人为地与其他民族隔离开来。沙皇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4—1855年在位）被称为“对犹太人的无情的30年”，尼古拉一世认为犹太人是“吸血鬼和寄生虫”，是“无法被同化的分子”。[9]沙皇政府宣布收回犹太人的行政自治权，有15万犹太人被驱赶出境。沙皇亚历山大三世从其继位之初就宣布：“你要知道，我必须承认，当犹太人受到虐打时，我是感到快乐的。”[10]俄国最后一任沙皇尼古拉二世是一个疯狂的反犹主义者，他于1895年颁布一系列的反犹法令，缩小犹太人居住区的面积，将居住区限制在沿西部边界划出的50俄里宽的平原上。整个俄罗斯社会也弥漫着浓重的反犹太主义情绪，特别是从19世纪末起，俄国掀起了遍及全国的反犹狂潮，俄罗斯民族主义者、黑色百人团疯狂地迫害犹太人，在俄国犹太人聚居的乌克兰和白俄罗斯制造了数次大屠杀事件。

1903年，由民族主义者克鲁舍万（П.Крушеван）主编的杂志《旗帜》（Знамя）（8月28日至9月7日）发表了《犹太智者议定书》（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的全文。1905年12月9日，《犹太智者议定书》单行本在彼得堡出版。反犹主义者尼鲁思（С.А.Нилус）于1905年12月出版的《小中之大和作为近期政治可能性的敌基督》（Великое в малом и антихрист как близ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возможность）也将该文本收入书中。《犹太智者议定书》整个文本围绕一个主题：犹太人如何控制非犹太民族，将其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如何在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思想领域和宗教领域制造混乱、蛊惑百姓、扰乱经济、发动战争，不择手段地实现建立全球性的“犹太王国”的目的。

《犹太智者议定书》发表于1905年革命最为激烈的时刻，配合了沙皇政府和黑色百人团将俄国政治动乱的原因嫁祸于犹太革命家而镇压革命的行动。十月革命胜利后，反犹分子加大对《犹太智者议定书》的宣传，把犹太智者的阴谋计划与布尔什维克革命和苏维埃政权相提并论。

《犹太智者议定书》已被同时代的历史学家米留科夫（П.Милюков）、捷列夫斯基（Ю.Деревский）、斯瓦季科夫（С.Свазиков）证明纯属伪造。文本是19世纪90年代由沙皇政府警察局国外分部总监拉奇科夫斯基（П.И.Рачковский）指派人员伪造的，目的在于把俄国动乱和革命的起因归结于犹太人、共济会的阴谋。尽管如此，它仍然为大俄罗斯沙文主义者、东正教极端保守派和黑色百人团分子利用，成为20世纪初俄罗斯反犹运动中乃至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的犹太人阴谋论的理论基础，流毒甚广。

（二）对外政治动员中“敌人形象”

“敌人形象”在苏联政治文化中长盛不衰，一方面源自苏维埃政权自其始建就始终处于与西方国家和法西斯势力敌对的环境中；另一方面源自苏联领导人尤其是斯大林对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的错误判断，即所谓“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11]“无产阶级的阶级敌人在重新部署力量，其目的在于保持旧制度，反对新制度。不难了解，这种情况不能不引起阶级斗争的尖锐化”；“我们所处的是新的建设时期，即在社会主义基础上改造整个国民经济的时期。这个时期引起了新的阶级变动，引起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12]

苏联时期的“敌人形象”基本上可以分为国外“敌人形象”和国内“敌人形象”两部分。

当代俄罗斯历史学家法德耶夫在《苏联宣传中的敌人形象（1945—1954）》开篇序言中断言：“如果说1945年至1947年上半年，苏联和美国事实上是盟友的话，那么从这一年下半年开始，他们已变成了不可调和的敌人，于是两者开始了心理战，树立对方的敌人形象是一个重要的手段。”[13]他认为，“‘敌人形象’是作为意识形态象征的‘苏维埃爱国主义’（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的反面，它的政治观点暗含着为自己的国家而自豪，对国家和它的领导人无条件的忠诚，它的经济观点暗含着在平均分配和居民最低需求条件下的高效率劳动。按照苏联领导人的观点，‘有生命力的苏维埃爱国主义’应该是公民政治思维的重要组成部分”。[14]

卫国战争刚一爆发，联共（布）中央就通过了组织宣传和反宣传的决议。1941年6月24日苏联情报局（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组织编写了有关国际事件、国内生活和前线军事行动的印刷品和广播的说明，“建立应对德国和其他敌对反宣传的反宣传机构”，负责人是联共（布）中央书记谢尔巴托夫（А.С.Щербаков），他的副手是罗佐夫斯基（С.А.Лозовский）。6月25日建立了苏联军事政治宣传局（Советское бюр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局长是缅赫里斯（Л.З.Мехлис）、副局长是穆努里斯基（Д.З. Мануильский）。该机构的任务是在敌国的居民和军人中进行政治宣传。在苏联情报局中建立了文学小组，著名作家和出版家维尔塔（Н.Н.Вирта）、波列伏依（Б.Н.Полевой）、斯米尔诺夫（К.М.Симонов）、吉洪诺夫（Н.А.Тихонов）、托尔斯泰（А.Н.Толстой）、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费定（КА.Федин）、列昂诺夫（Л.Леонов）、肖洛霍夫（М.А.Шолохов）、爱伦堡等人为其服务，其中还有德国反法西斯人士勃伦杰尔（В.Бредель）和沃里夫（Ф.Вольф）。通晓欧洲多种语言的爱伦堡、列昂诺夫、斯米尔诺夫、费定等作家的作品和文章在国外很有影响，美联社记者转交给爱伦堡的报纸中称，上千万美国听众借助书信认识了他这个“不知名的美国朋友”。作家维什涅夫斯基（В.Вишневский）断定：“所有的文学是国防的。”[15]苏联情报局对作家们提出了要求：“个别的事实和概括应该反映我国军队的军事特点，反映前线和后方团结一致……尽管有着巨大的困难、巨大的牺牲，我们在不可动摇的道德统一的前提下勇往直前。这意味着真实地反映苏联的强大就在于苏联的力量。”[16]爱伦堡认为战争时期爱国作家的使命是：“应该注视摆在自己面前的希特勒分子的面貌：这是应该准确无误射击的靶子，它是我们厌恶的敌人化身。我们的责任就是燃起对于恶的憎恨和巩固我们美好的、善良的和正义的东西。”[17]

在爱伦堡看来，“法西斯”（фашист）这一术语本身就接近“非人类”（нелюди）或是资本主义的黑暗力量、非人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德国法西斯意识形态培育出来的人类孽种。“法西斯”就是冰冷的“自动步枪”、“专业杀人犯”、“占领者”、“施暴者”和“匪徒”的代名词。第三帝国的元首则是和平生活中“无可救药的失败者”、“性错乱者”、“杀人犯”和“当代的奴隶主”的代名词。[18]

苏联的宣传如此丑化德国法西斯的同盟者：“在顿巴斯意大利人投降成了俘虏，这不是由于苏军的传单所为，而是他们远远地闻到苏军行军厨房的香味就疯了，于是饥饿的蛔虫开始理解什么东西能让它们舒服了。匈牙利人在喋喋不休地抱怨。生满虱子的罗马尼亚人使劲地在搔痒。斯洛伐克人在低声埋怨。其余的人在奴才的下房里因丑闻而吵了起来。”[19]

卫国战争初期，巴甫连科（П.Павленко）和克雷洛夫（П.Крылова）创作了《加斯杰罗大尉》（Капитан Гастелло），爱伦堡创作了《考验》（Испытание），列昂诺夫创作了《你的兄弟瓦洛佳·库里连科》（Твой брат Володя Куриленко），肖洛霍夫创作了《仇恨的科学》（Наука ненависти），多夫仁科（А.Довженко）创作了《胸前一百次暴风》（Сто ураганов в груди）。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被苏联政府视为“垂死世界”的情绪的代言人，长期受到压制和打击，30年代后几乎再未公开发表诗作，但在卫国战争期间她也参加了“苏维埃爱国主义”宣传活动，创作诗篇《起誓》（Клятва，1941）、《勇敢》（Мужество，1942）和《胜利》（Победа，1942—1945）。阿赫玛托娃在自传中谈到这个特殊时期她的感受：“1944年5月之前我生活在塔什干，我急切地搜罗所有与列宁格勒、前线相关的消息。如同其他的诗人，我也常常到军队医院去慰问演出，为受伤的战士们朗读诗歌。在塔什干我第一次知道了什么是酷热、树荫和水声。而且我还懂得了什么是人类的善良。”[20]这些作家和诗人的作品宣传卫国战争是人民的和正义的战争，宣传苏联人的力量和勇敢，将德国法西斯及其同盟者称为人类的罪人。

卫国战争时期，苏联最成功的心理战和敌人形象的例子是向德国军人投放的大量传单：画面上一片皑皑白雪，几具被冻僵的德军士兵的尸体狼藉卧地，背景是一个德国儿童在哭泣，画面上只印了三个德语词：Fater ist tod（爸爸死了）。这张传单极具震撼力，许多德国军人把这张传单当成向苏军投降的护身符和通行证。

作家宣传的苏维埃爱国主义有时与泛斯拉夫主义（панславизм）相关联。如战争初期，法捷耶夫号召“被压迫的斯拉夫兄弟”联合起来，理由是“和我在一起，就是与所有民主国家在一起”。[21]

作家在宣传苏联的盟友美国时使用了一切美好的词汇，向苏联公民展现了爱好和平、热爱生活甚至是行侠仗义的美国人形象。作家西蒙诺夫创作的《美国人》（Американцы）中，美国人是快乐的伙伴、纪念品收集爱好者、与苏联人具有一样的品质的真正的战士。波列伏依在1942年7月告诉投敌分子，“俄罗斯人、英国人和美国人是高山，谁想以身试法，他就是不知死活”。[22]然而，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战时看似牢不可破的苏美盟友关系发生了逆转。

从1947年下半年开始直至20世纪80年代末，苏美两个超级大国和它们的盟友在全球争霸和总体对立的状态即冷战，“心理战”则是冷战重要的组成部分。1948年8月18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20/1号指令《美国对俄关系所要达到的目的》。这项文件宣布：“为了目前已经开始的政治战，政府不得不于当前和平时期就拟定针对俄国的更为明确、更具进攻性的目标，……我国对俄的基本目标实际上可归结为两点：A）使莫斯科的实力和影响降到最低水平。B）彻底改变俄国当权政府奉行的对外政策的理论与实践。……和平年代我们的目的不是推翻苏联政府。当然，我们要努力制造一些苏联领导人不能容忍和不喜欢的情况和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他们很可能就无法维持在俄罗斯的政权。……如果在和平年代真的出现了我们为之努力的而为维持苏联内部统治体制来说又是不可容忍的那种局面，致使苏联政府下台的话，我们也不必为此感到遗憾、承担责任，或认为这是我们的功劳。”[23]与此同时，美国中央情报局也开始策划心理战行动，并将写入美国陆军条例第33款第5条中，即“调动并利用所有手段，包括精神上和肉体上的手段（正规军的军事行动除外，但亦可利用它们造成心理效应），借助它们消除敌人的求胜意志、破坏可使敌人获胜的政治及经济潜力；使敌人丧失来自盟友和中立派的支持、援助及同情，或防止敌人获取这种支持和同情；使我国人民及盟友确立、保持并增强获胜的信念；寻求、保持并扩大支持、援助，以及来自中立派的同情”，[24]从而“揭开了一场本质为新型战争的序幕，信息成了武器，作战的目的在于按一定方向改变社会意识。战争的任务在于使社会意识对周围世界形成虚假的认识，以利于进一步操纵控制该国居民及其管理精英”。[25]

1946年3月5日，下野的英国前首相丘吉尔（Winston L.S.Churchill）在美国总统杜鲁门（Harry S.Truman）的陪同下，在美国密苏里州富尔敦的威斯敏斯特学院发表了著名的“铁幕演说”（Iron Curtain Speech）。在丘吉尔的演说发表8天后，斯大林在1946年3月13日对《真理报》记者发表讲话：“丘吉尔先生现在是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而且丘吉尔在这里并不是孤独的，他不仅在英国有朋友，而且在美国也有朋友。应当指出，丘吉尔先生和他的朋友在这方面非常像希特勒及其伙伴。”[26]

冷战由此而开始了逐步升级的过程。冷战使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形成的苏联行政和军事管理体制得以延续，为保障苏联公民的思想统一，这一体制有效地利用了“敌人形象”和“苏维埃爱国主义”。苏联对外政治动员包含了5个层次的内容：（1）冷战的背景；（2）心理战的实质；（3）信息的现实性、政治宣传和政治神话；（4）敌人形象；（5）苏维埃爱国主义。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苏联作家协会、《文学报》和善于在苏联公民中煽动反犹太主义的东正教会在对外政治动员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1946年6月，苏联记者伊扎科夫（Б.Изаков）和马里尼（哈文松）（М.Маринин /Я.С.Хавинсон）著文《比基尼岛》（Бикини）、《原子弹外交和它的手段》（Атомная дипломатия и ее маневры），直接批评美国的“原子弹外交”是政治讹诈，美国人想搞原子弹垄断。[27]

苏联著名经济学家瓦尔加院士于1946年11月27日在《真理报》发表文章《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即将来临》（Приближение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го кризиса в капиталистическом мире），宣布美国正处在经济危机的前夜，它的“破坏作用”不能将欧洲国家带到“经济繁荣的地带”。

苏联作家继续扮演苏联政治的体现者的角色。1946年11月，作家爱伦堡到美国访问，他在与美国前商业部长威尔斯（George Wells）的对话中谈及美国政府中反苏情绪的增长，对美国政府压制按照已故罗斯福总统的政策与苏联友好相处的人士的事件表示关注，对美国在欧洲的政策表示不理解。爱伦堡说：“不可信的信息快速增加，这就是宣传。”[28]

1947年5月，斯大林还以尊重的态度评论美国的选举制度，然而到了9月，斯大林就宣布美国和英国是苏联的头号敌人。1947年9月18日，苏联外交部副部长维辛斯基在联合国发表演讲《为了和平和各国人民友谊，反对新战争贩子》（За мир и дружбу народов，против поджигателей новой войны），要求美国和英国必须停止使用原子弹武器，杜鲁门政府“准备新的战争，已脱离干巴巴的宣传、心理战和精神战游戏阶段。大量的事实说明，在一些国家里，特别是美国，军事变态狂正准备把实际上是军事战备性质的措施变成现实”。[29]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利用这些国际问题来进行反美宣传与意识形态批判。在这一时期，通过审核其他党政机关上呈给中央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报告，宣传鼓动部向斯大林、日丹诺夫、马林科夫和苏斯洛夫等人上呈了诸多提案，使得中央政治局通过了一系列关于斩断“有害的”对外交往的决议。例如，1946年10月13日宣传鼓动部上呈斯大林《关于〈英国盟友〉》的报告。《英国盟友》（Британский союзник）周报是1942年开始由英国驻苏大使馆用俄语出版的，发行量约为50000份的通告国际局势的报纸。在该报告中，宣传鼓动部指出，根据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В.С.Абакумов）呈给中央的通报，该英国的反动宣传周报在部分读者中产生了极坏的政治影响，《文化与生活》（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报编辑部就收到读者来信，揭露这份反苏宣传报纸的有害政治内容。[30]实际上，分析这份决议出台的过程，可以清晰地感受到它的目的就在于阻断该周报的读者对与苏联宣传口径不一致的外国资讯的获得途径。显然，《英国盟友》所刊载的内容，与此时苏联以反对西方资产阶级文化为目标的意识形态批判方向是相抵触的。如果不对该报进行揭发和批判，便是宣传鼓动部工作的“落后”与“严重错误”，于是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官方权威通报，以及《文化与生活》读者来信的舆情表达，共同构成了该报“反苏”政治危害性的证据。一旦该报被联共（布）中央定位成政治上有害，有读者再敢阅读该报便会被当作向往西方资产阶级反动文化的把柄与证据，在当时人人自危、唯恐与外国有关系的政治氛围下，恐怕没有几个苏联公民还愿意继续订阅该报。果然，此举不但成功消除了该报对战后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的副作用，而且还造成了其发行量和影响力急剧萎缩。三年之后，即1949年12月27日，联共（布）中央通过决议改变了《英国盟友》等国外发行的报刊的出版条款，规定将不会支付1950年1月1日之前未售出的报刊的价款，并将这些报刊退给出版社。[31]

1947年4月18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出台了在苏联公民中宣传苏联爱国主义的计划。这份冗长的秘密文件只有一个目的，就是利用一切宣传方式与手段，发动各级宣传机关，在苏联人民中宣传爱国主义，增强民族自豪感，同时揭露西方资本主义制度的腐朽与没落。[32]同月30日，国家技术理论书籍出版社报告沃兹涅先斯基说准备出版《俄罗斯科学巨人》一书，书中将介绍80多位在自然科学和技术方面做出重大贡献的俄罗斯科学家，同时举证很多科学发现和发明的发现权和首创权实际上是属于俄罗斯和苏联科学家的，而不是公认的外国发明家。例如第一台蒸汽机的发明人不是瓦特，而是俄罗斯人波尔祖诺夫（Ползунов）。该书的策划与问世，正是为了改变长期以来俄罗斯和苏联科学技术落后的形象，这80多位被抬高的俄罗斯和苏联科学家，承载的是苏联人民在科学技术领域的自豪感，并以此衍生出强烈的爱国主义。[33]

随后中央宣传鼓动部采取的种种措施都证明了该书的出版绝非一个偶然事件，而是进行爱国主义宣传的突破口与载体。10月19日，宣传鼓动部上呈报告给沃兹涅先斯基和苏斯洛夫，指出无线电的发明权当之无愧地属于俄罗斯人波波夫（А.С.Попов），而不是意大利人马可尼（Guglielmo Marconi），并因此拒绝出席1947年9月28日在罗马举行的世界无线电工作者代表大会。

在挖掘类似可利用的爱国主义宣传素材的同时，宣传鼓动部也不忘批判贬低苏联人民在历史进程中作用的种种举动。1948年2月7日，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认为“兹瓦维奇教授在阐述现代政治经济地理时，犯有政治错误。他夸大了英美在解放欧洲中的作用，忽视了苏联抗击法西斯、解放欧洲的决定性作用”，请求联共（布）中央采取相关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34]

苏联境内的反美宣传也是中央宣传鼓动机关工作的重要课题之一。苏美逐渐走向冷战对抗后，在国内外进行反美宣传的重要程度逐渐增加，尤其是在国际局势紧张之时，反美浪潮就越高。宣传鼓动部非常善于利用对苏联有利的外力来进行反美宣传，以增加可信度和真实性。例如，1948年1月24日，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说，据苏联情报局获得的消息，美国人斯基尔（Johnannes Steel）的《美元黑幕》（Долларовый занавес）一书未获准在美国国内出版，该书的内容是揭露并批判美国统治集团的政策，若得以出版，对于苏联而言是非常有好处的。宣传鼓动局给出的意见是，先由法国或者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步出版社出版该书，再翻译成俄文更好一些。[35]对《美元黑幕》的具体内容，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单从这个极富煽动性的名称，可以略微明白它的内容大致是符合反美宣传方向的，是有助于揭露美国资产阶级的“反动政策”的。

可以发现，此时的各种反美宣传是一个精心策划的持续运动。1949年3月1日，宣传鼓动部出台了在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的措施计划，计划组织一系列报刊系统地进行反美宣传。[36]3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颁布决议，准许外国语书籍出版社用英语、法语、德语、西班牙语出版《美国外交官的真相》（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一书。这本书揭露了美国人在苏联实行间谍行为和搞反苏阴谋，著者安娜别尔娜·比卡尔（Annabelle Bucar）的身份颇为值得玩味：“一个在美国驻苏联大使馆情报部门工作的，有着斯拉夫血统的年轻女人，因为爱上了莫斯科滑稽歌舞剧院的男高音演员而决定彻底改变自己的生活。”[37]这本由美国叛逃外交人员安娜别尔娜·比卡尔所著的揭露性书籍，达到了展示美国在苏联实施间谍行为、颠覆苏联政权的证据的作用，同时也提高了苏联人民的政治警惕性以反对美国的颠覆与破坏。正如上文提及的，反美宣传的目的之一，便是要极力塑造美国在苏联社会意识中的敌人形象，引起公众对美国的抵触与敌意。这本《美国外交官的真相》随后还被改编为电影，用于反美宣传。[38]

在宣传鼓动部的指导下，作家协会、艺术事务委员会与苏联电影事业部等文艺部门与各种学术机构，也都拟定了相应计划，力求创作各种题材的反美反帝题材优秀作品。1949年3月19日，苏联作家协会主席西蒙诺夫上呈马林科夫报告说，他准备创作戏剧《高尔基在美国》（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借此抨击资本主义美国报刊媒体的腐败与伪善，揭露美国的世界主义与世界主义者的真面目。[39]4月1日，作家协会通过了加强反美宣传措施的决议，决定用戏剧、电影剧本和小说等形式来揭露美国的反动生活并结集出版，还详细规定了一系列创作题材与内容。[40]4月20日，在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对什帕诺夫（Н.Н.Шпанов）的小说《战争贩子》（Поджигатели）一书的出版工作给予了特殊的关注，责成负责该书出版的青年近卫军出版社近期内完成该项工作，因为该小说的创作目的就是揭露美英等国及其间谍机关挑起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并预谋发动第三次世界大战。[41]5月11日，艺术事务委员会也根据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召开会议并采取了相应措施，详细规定了要创作的一系列反美反帝题材的戏剧作品，并在全国范围内演出。[42]在这一时期，还预备出版或出版了《哀伤的大地》（Бедствующая земля）、《美国的劳动与资本主义》（Труд и капитал в США）、《为美帝国主义服务的法西斯地缘政治学》（Фашистская геополитика на служб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империализма）、《发狂的绅士》（Бесноватый галантерейщик）等反美反帝题材的作品。

但是并不是每部反美题材的作品，都能轻易获得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认可并得以顺利问世，在扩大反美宣传广度与范围的同时，宣传鼓动部并没有放松对宣传题材的筛选与对内容的控制。1949年6月23日，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指出米纳耶夫（В.Минаев）的《美国秘密警察》（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гестапо）一书不能出版，原因是未能通过苏联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的审查，理由是该书的大部分内容“建立在作者的猜测和臆造之上，并不能揭露美国侦探机关的犯罪活动……出版该书可能我们的读者在了解当前美国的现实时造成混乱”。[43]作家爱伦堡创作的讽刺美国生活方式的作品《美国之夜》（Ночь Америки）在送交出版社时也遭到严厉的审查。苏联作家出版社认为该书存在“没有看到第二个美国……没有清楚地区分美国普通民众与压迫者的界限……”等诸多问题，宣传鼓动部认可了苏联作家出版社的意见，并建议爱伦堡只有将书稿进行修改后才能出版。[44]

1953年1月8日，《文学报》在讨论第一季度编辑计划时，苏联作家协会副总书记、该报总编西蒙诺夫告诉同事们：“我特别请求大家考虑这些题目：美国佬的傲慢，侮辱其他国家，嘲弄其他民族的道德和风俗习惯，嘲弄民族独立和主权意识”，“这就特别需要进行宣传，如果美国人待在他们自己的家里，这或许没有问题，而当他们到处游走，到处排粪（гадить），到处激怒其他国家的人，那么就应该收拾他们了”。[45]他强调有经验的宣传是抓住敌人的行为特点，即引发任何人反感的“傲慢”“侮辱”行为。这一点由苏共中央在所有宣传者中推广，苏联报纸立即增加关于干涉其他国家事务的报道，如西方的情报机构在保加利亚、波兰的无耻活动，美国在朝鲜发动细菌战、美国国内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歧视、美国青年的堕落和颓废等。[46]法国人皮埃尔·戴克斯（Pierre Dexts）第一次在苏联《文学报》（1953年2月10日）上借用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的剧本《赢得尊敬的畜生》（Тварь，заслуживающая почтения）中的语言——“在美国，暴力方式、私刑和政治清洗成为可怕的统治者”——批判美国，[47]并宣布1953年2月初选举产生的美国新政府以及实际上是由华尔街安插的部长们都是罪人，并且与原德国法西斯体制有着脱不掉的干系。[48]

（三）对内政治动员中的“敌人形象”

在苏联的政治宣传和政治动员之中，国内“敌人形象”主要是指各个时期反对苏维埃制度、反对苏联共产党领导的人员，而犹太人形象则是具体化的苏联“敌人形象”之一，它是和历史上的反犹主义和现实中的大俄罗斯主义相关联的。著名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历史学家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指出，“反对‘世界主义’的斗争具有明显的反犹性质。在当时的日常政治用语中，‘世界主义者’（космополит）、‘犹太复国主义者’（Сионист）、‘犹太佬’（Еврей）几乎就是同义词”。[49]

“世界主义”是在整个苏联时期经常被苏联政府提及的政治关键词，而在知识分子中是一个令人不寒而栗的灾难之词。在由苏联权威哲学家罗森塔尔和尤金主编的《简明哲学辞典》中“世界主义”条目的解释是：“一种宣传漠视自己祖国利益、漠视民族传统、漠视民族文化、放弃民族主权的反动的资产阶级思想体系。这种宣传是在承认整个世界是每一个人的祖国的幌子下进行的……帝国主义者力图用关于世界主义、‘世界政府’等思想宣传来麻痹人民的警惕性，在他们中间培植背叛祖国和出卖民族局外的思想……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与资产阶级世界主义是完全对立的……世界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体系、和苏维埃爱国主义是不能相容的。”[50]

十月革命胜利之初，年轻的苏维埃政权就处于内忧外患的险恶环境之中，“敌人”和“敌人形象”现实地存在于苏联社会和政治之中。

早期的国内“敌人形象”具有可见性和暂时性的特点。这一时期的“敌人形象”一般都与现实生活中的真实存在的“敌人”密切相关，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较频繁更替。

在国内战争时期，以邓尼金（А.И.Деникин）、高尔察克（А.B. Колчак）、弗兰格尔（П.Н.Врангель）、尤登尼奇（Н.Н.Юденич）、克拉斯诺夫（П.Н.Краснов）等旧俄将军为代表的白卫军和白卫分子，以马赫诺（Н.И.Махнò）、彼得留拉（С.В.Петлюра）为代表的乌克兰极端无政府主义者和乌克兰民族主义者，是威胁苏维埃政权的主要国内敌人，因此俄共（布）中央于1919年7月9日发布了列宁起草的公开信《大家都去与邓尼金作斗争！》。

在从军事共产主义向新经济政策过渡的20世纪20年代，随着上述军事领域的“敌人”被消灭，“敌人形象”也随之转换。这一时期的“敌人”大多是暗藏的但仍然现实存在的敌人，他们是新经济政策的副产品——“耐普曼”（НЭПМАН）和富农，是被列宁斥为“‘有教养’的农奴主”并强调“把这类教员和学术团体的成员客客气气地送到资产阶级‘民主’国家里去了”[51]的反苏知识分子，以及社会革命党反对派。在“为高等学校无产阶级化而斗争”的口号之下，高等学校展开对大学生的政治清理运动。1928年列宁格勒大学开除学生712人，其中有75人是因为出身。[52]

20世纪20年代末至40年代初，苏联国内的“敌人形象”开始了外延化和虚拟化的过程。联共（布）党内激烈的路线斗争和权力斗争的失败者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加米涅夫（Л.Б. Каменев）、布哈林等人即是“敌人形象”的预备者。

1928年春，苏联国家政治保卫局宣布在顿涅茨矿区的煤矿破获了一起反革命案件，即沙赫特案件。[53]老布尔什维克、《红星报》副主编柳亭（В.Н.Людин）于1932年3月秘密成立“马克思列宁主义联盟”，起草了《斯大林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危机》和《告联共（布）全体党员呼吁书》，向全党呼吁必须实行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的民主，恢复列宁主义的原则，主张停止强制集体化。呼吁书直称斯大林是“大间谍”、“奸细”、“党的破坏者”和“俄国革命的掘墓人”。斯大林要求苏联法制机关立即判决柳亭等人死刑，这是联共（布）中央总书记第一次直接下令判决普通党员死刑。1937年1月20日，苏联最高法院以“从事针对国家领袖的恐怖主义分子”罪责判处柳亭极刑，当天立即执行枪决。

上述两大案件使斯大林得出结论：“随着我们的进展，资本主义分子的反抗将加强起来，阶级斗争将更加尖锐。”[54]1934年12月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列宁格勒州委书记基洛夫惨遭暗杀是“大清洗”的直接导火索。当晚，根据斯大林的提议，未经政治局讨论，以苏联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通过了一项决定，宣布侦查部门应从快处理被控策划和执行恐怖行动的案件；一俟对犯有上述罪行的罪犯做出死刑判决，内务人民委员部机关应立即执行。托洛茨基等人由此上升为苏维埃“敌人形象”的代言人，“叛徒”“间谍”“人民的敌人”“人民敌人的妻子”“人民敌人的儿子或女儿”都成为被审判处刑的罪名和“敌人”的代名词。

在卫国战争的特殊年代，“敌人”和“敌人形象”发生变化。这一时期，国外的“敌人形象”——德国法西斯及其盟友成为真实可见的苏联主要的“敌人形象”。以叛降德国的苏军将领弗拉索夫（А.А.Власов）为代表的“俄罗斯解放军”以及国内暗藏的“弗拉索夫分子”是国内“敌人形象”的主要代表者。在此期间，苏联政府还以“与敌合作”为名，将日耳曼、鞑靼、印古什、车臣、朝鲜、卡巴尔达、巴尔卡尔等12个民族统统视为“敌人”或“潜在的与敌合作者”，将整个民族强制迁移到中亚或远东，以示惩罚。

卫国战争结束后，苏联国内的“敌人形象”因国外“敌人形象”的转换而转变。在苏美由合作到龃龉，最终走上冷战之路的过程中，苏联国内的“敌人形象”逐渐完成其虚拟化和形象化的塑造过程。

极具讽刺意味的是，在卫国战争期间以自己的文笔、创作、表演等方式积极参与“苏维埃爱国主义”政治宣传，参与反法西斯战争，在一定程度上参与制造苏联外部的“敌人形象”的部分作家、诗人、剧作家和表演艺术家本人，在战后的政治运动中变成了可疑的“敌人”，昔日的“爱国诗人、作家和艺术家形象”变成了“敌人形象”。

战后阿赫玛托娃以前创作的诗集得以再版，1946年在莫斯科举办了阿赫玛托娃的诗歌朗诵晚会，按晚会的参加者、著名作家西蒙诺夫的说法，阿赫玛托娃的诗歌取得了“令人目眩神移的、示威性的辉煌胜利”。[55]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在1946年发表了《猴子奇遇记》（Приключения обезьяны），成了最受欢迎的作家。报纸杂志争先恐后地刊载他的作品，广播播出他的节目，剧院抢着上演他的剧本。

然而，1946年8月9日，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组织局会议上就《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发表讲话，激烈批评了这两份杂志及其发表的具有“资产阶级”和“反苏维埃”性质的文章。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联共（布）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д"）的决议，谴责《星》登载的著名讽刺作家左琴科的作品和《列宁格勒》发表的阿赫玛托娃的作品，认为它们是毫无思想内容的意识形态上有害的作品。[56]决议中明确宣布：“阿赫玛托娃是与我国人民背道而驰、内容空洞、缺乏思想性的典型代表。她的诗歌充满悲观情绪和颓废心理，表现出过时的沙龙诗歌的风格，停留在资产阶级——贵族阶级唯美主义和颓废主义以及为艺术而艺术这一理论的立场上，不愿与本国人民步调一致，对我国的青年教育事业造成危害，因而不能为苏联文学界所容忍”；“左琴科一直专门写那些空洞无物、庸俗无聊的东西，鼓吹腐朽的、无思想内容的、低级趣味的、不问政治的东西，妄图使我们的青年迷失方向，毒害他们的思想。在琴科最近出版的《猴子奇遇记》是对苏联生活方式及苏联公众的下流诽谤。左琴科丑化苏联制度和苏联人，把苏联人说成野蛮落后、文化低下和愚蠢之极的人”。[57]

8月15日，即通过关于《星》和《列宁格勒》杂志决定后的次日，专程到列宁格勒做说明的主管苏共中央意识形态工作的书记日丹诺夫，在该市党的积极分子会上报告说：“这个问题经斯大林同志倡议已在中央委员会做过讨论：他亲自过问了这两个杂志的工作……并建议讨论该两个杂志领导上的缺点，而且他亲自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做过指示；这些指示成为这个决定的基础。”[58]他批评左琴科“惯于嘲弄苏联生活、苏维埃制度、苏联人，用空洞娱乐和无聊幽默的假面具掩盖这种嘲弄”；“左琴科这个市侩和下流家伙给自己所选择的经常主题，便是发掘生活最卑劣的、琐碎的各方面……这是一切下流市侩作家——左琴科也在内——所特有的东西”。[59]日丹诺夫以极其苛刻甚至不文明的语言称有“俄罗斯诗歌月亮”之称的女诗人是“不知是修女还是荡妇，更确切地说，是集淫荡与祷告于一身的荡妇兼修女”（Не то монахиня，не то блудница，а вернее блудница и монахиня，у которой блуд смешан с молитвой），[60]于是苏联爱国女诗人立即变成了“敌人”——“资产阶级”“贵族”“荡妇兼修女”。中央宣传鼓动部为首的宣传机关立即开足马力，动用一切工具和手段来批判两人。阿赫玛托娜与左琴科立即被苏联作家协会开除。

1946年10月1日，中央宣传鼓动部给中央上呈报告称，中学十年级的教材《现代文学》（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存在“严重的政治错误”，将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称为“现代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之一”。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教育部随后删去了关于两人的介绍。[61]实际上，从开始批判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到两人最终消失在文字记载与公众视野中，联共（布）中央和宣传鼓动机关有一套模式化的操作程序与方法，以求最大限度地抵消被批判者造成的所谓“恶劣影响”。在这种凡事都必须与政治挂钩的文化体制下，宣传鼓动局不是去创造促进文化真正繁荣的制度性环境，而是拿着放大镜在知识分子的创作中寻找“反党反社会”的只言片语，并将其上升为政治上的种种不纯洁与背叛。

就连在卫国战争期间极受联共（布）中央和苏联政府重视和重用的著名作家爱伦堡在战后也几乎立即被看作与美国等西方情报机关联系的“世界主义者”，被禁止发表著作和公开言论，主要原因在于他的犹太人身份。

尽管在早期苏维埃政权中，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托洛茨基、卡冈诺维奇（Л.Кагонович）、李维诺夫（М.Литвинов）以及莫洛托夫的夫人、苏共中央委员热姆丘任娜（П.Жемчуна）等高级领导人都是犹太人。斯大林在1931年1月12日给犹太通讯社写的题为《反犹主义：答美国犹太通讯社记者问》的信中也强调了苏联政府反对反犹主义的立场，即“在苏联，反犹主义作为和苏维埃制度为敌的现象，必须受到法律的严惩。按照苏联法律规范，反犹主义者应被判处死刑”。[62]然而，不容置疑的是，反犹主义几乎贯穿整个苏联时代，并且在苏共党内、高层和社会中都极有市场。

从20世纪3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苏联国内政治气氛日渐紧张，犹太人的命运发生了转折。在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斗争中，反犹主义成了斯大林手中的武器。1930年，俄共（布）中央的犹太部被撤销，在随之而来的大清洗运动中，一大批的犹太族干部和知识分子被迫害致死。

苏联政府在1942年2月成立了“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врейский 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担任主席的是苏联莫斯科犹太国立剧院演员兼导演米霍埃尔斯（С.М.Михоэлс）。委员会的任务是与美国等国的犹太人富商联系，以获得对方的资助。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在战时的活动为苏联扭转战局、击败纳粹起到了重要作用。

1947—1948年，苏联在国内掀起一场反对“世界主义”运动，“目的是加强与外界的隔绝并在知识分子中清除任何外来意识形态的影响”，[63]在苏联民众当中“灌输对西方的反感和敌意”，在预期的冲突发生时培养一种好战的精神。苏联犹太人因为和西方联系最广、受西方影响最大，因而沦为重点打击对象。1948年5月以色列建国事件对苏联犹太人和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命运产生了重要影响。苏联政府的反犹政策骤然加剧，斯大林本人的态度也发生巨变，斯大林后来在一次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会议上明确指出，“任何一个犹太人都是民族主义者，都是美国情报机关的间谍”。[64]苏联国家安全部副部长留明（М.Д.Рюмин）指控犹太民族“是一个间谍民族”。[65]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是斯大林心目中“世界主义者”的典型代表，是苏联犹太人的文化精英和精神领袖。大量的事实证明，斯大林在内心深处不仅把苏联犹太人看作一个民族群体，而且把犹委会看作他们的代表，无论是苏联犹太人还是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都是“潜在的危险的‘外国人’，敌视苏联政权和他个人”。[66]

1948年3月26日，国家安全部部长阿巴库莫夫给斯大林、日丹诺夫等人递交了一份长达15页的文件——《苏联国家安全部就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严重问题致苏联部长会议的报告》，指出：“苏联国家安全部通过新采取的契卡工作手段查明：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的领导人是积极的民族主义分子，他们面向美国人，实质上在进行反苏的民族主义活动。”他直接指控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前主席“米霍埃尔斯战前好久就是一个著名的民族主义积极分子，曾经是具有民族主义情绪的犹太人的一面旗帜”。[67]

阿巴库莫夫在斯大林去世后被捕，他供认：“1948年苏联政府领导人约·维·斯大林给了我一项紧急任务——由苏联国家安全部工作人员迅速安排干掉米霍埃尔斯，此事可委派专门人员执行。”[68]1948年1月12日晚6时，国家安全保卫部的汽车绑架了米霍埃尔斯等人，大约在晚上10时，“他们被从车上拖下，并用货运汽车轧死。夜里12时左右，在明斯克市内无人走动时，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走，并抛在市内一条偏僻的大街上”。[69]1月15日，《真理报》刊发了米霍埃尔斯的死讯，[70]苏联国内外为之震惊。《真理报》称赞米霍埃尔斯是“一位杰出的演员、艺术家、导演和一位伟大的社会活动家”，高度评价了他在戏剧创作和表演方面的伟大成就与突出贡献，但是对其死因只字未提。有一处提到他是苏联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主席，但是没有任何相关报道。1月16日，苏联官方为米霍埃尔斯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会和盛大的葬礼。《真理报》报道说，有数万莫斯科人参加了追悼会。而著名作家、犹太人爱伦堡当时就断定“米霍埃尔斯被杀害了”。[71]

随后，在反对“无家可归的世界主义者”和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旗帜下，大批杰出的犹太知识分子被捕。从莫斯科、列宁格勒、明斯克、基辅、敖德萨、哈尔科夫、切尔诺夫策，一直到遥远的比罗比詹，从文艺界到医疗卫生界，从政界到宗教界，仅仅两个月就有数百名犹太人政治和文化精英被捕。1948年11月苏联当局以进行反苏宣传、向国外情报机构提供反苏情报的罪名勒令解散“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不久，其领导人相继被捕入狱，在受尽摧残和折磨之后，于1952年8月被处以极刑，从而酿成了苏联历史上的一大悲剧。1949年2月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通过了解散犹太人作家协会的决议。1949年3月，发布关闭犹太国家剧院的通告。不久，国内所有的犹太国家剧院全部关闭，唯一的意第绪语《真理报》出版社也被查封。

爱伦堡回忆那个年代时说：“对‘世界主义者’的迫害并不是一个孤立现象。逮捕了大批的人，其中有的是曾被法西斯俘虏（这当然不是他们一人之过）的，有的是没有来得及撤退的，有的是自愿从侨居国回来的，有的是在30年代受过惩罚的，有的是在国外有亲属的。”[72]他本人每夜都在等候电铃声或粗暴的敲门声，那意味他将被捕。报刊停止发表他的文章，亲朋好友也不敢登门，只能小心翼翼地用自动电话打来电话，听到爱伦堡回答“是我”时，对方就放心地放下电话。在另一个场合，一位大人物公开宣布：“头号世界主义者、人民公敌伊利亚·爱伦堡被揭发和逮捕了。”[73]爱伦堡在回忆录中将这段时期看作他“一生中最艰难的岁月”。

1940—1942年立陶宛、爱沙尼亚和拉脱维亚被强制并入苏联后，当地反对加入苏联的犹太人被大量逐出苏联国境或者关入各地的集中营。美国学者泽夫·卡茨（Zev Katz）估计有20万人之多。[74]20世纪40年代中期后，在斯大林的默许下，大俄罗斯主义急剧膨胀，反犹主义盛行全国全党。1953年1月，在斯大林去世前两个月，因克里姆林宫医院女医生季玛舒克（Лидия Тимашук）的告密，内务部长贝利亚（Л.Берия）制造了一起莫须有的“医生谋杀案”，即所谓克里姆林宫的保健医生与国际犹太人恐怖组织“犹太联合救济委员会”及美国情报机构联系，以“有害的治疗方法业缩短党和国家领导人的生命”。被捕的9位著名医生中有7名是犹太人。随后，成千上万的犹太专家被从医疗机构、研究所、医院及高等院校中赶走。到斯大林去世时，“甚至在党的区委书记中，恐怕也很难找到一个犹太人”。[75]而季玛舒克本人却因“协助揭发医生杀人犯”而荣获列宁勋章。

1956年4月，华沙的意第绪语报纸《人民之声》（Folk shtimme）公布了一份纳粹大屠杀前后非正常死亡的苏联犹太人名单。世界舆论要求苏联领导人对此做出解释，并开始打听关于当前苏联犹太教育体制和犹太文化的情况。这份名单同样促使世界上一批犹太知名人士公开要求苏联领导人澄清事实。

整个苏联时期，在苏联社会和民间组织中也时隐时现反犹太主义情绪和活动。1956—1958年苏联出现了宣扬民族主义的秘密组织“人民民主党”（Народно-демокра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俄罗斯民族党”（Рус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ная партия）、“俄罗斯民族社会主义党”（Российская националь но-социал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ия）。这些组织的秘密集会上传播《犹太智者议定书》，重建“犹太人阴谋论”。活跃在莫斯科的“祖国”（Родина）和列宁格勒的“俄罗斯”（Россия）俱乐部借宣传俄罗斯文化传统，推荐阅读19世纪俄国反犹主义学者罗赞诺夫（В.Розанов）、列昂季耶夫（К.Леонтьев）、克朗施塔得斯基（И.Кронштадтский）的作品。一些持不同政见者还以《犹太智者议定书》为蓝本，编写了《苏联犹太人教义问答》（Катехизис советских евреев），在地下出版社印刷并在全国传播。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强调：犹太人控制了苏联的党政大权，迫害俄罗斯民族，目的在于毁灭俄罗斯民族和俄罗斯国家。从80年代中期开始，随着以“公开性”和“民主化”为口号的政治改革深入进行，以及苏联政府放松书报检查制度和社团制度，莫斯科、列宁格勒、新西伯利亚、斯维尔德洛夫斯克、明斯克、基辅等地的民族主义团体“纪念”（Память）“祖国”（Родина）开始重新解读《犹太智者议定书》，对其内容做注解，把苏联社会混乱、经济严重下滑的原因归结为“犹太人阴谋”。民间组织和持不同政见者的反犹主义活动在客观上符合或迎合了苏联政府的政治动员。

20世纪50—60年代，随着苏联政治环境的“解冻”以及以色列国家的建立，有大批的苏联犹太人申请移居以色列或赴以色列旅游。苏联政府对此加以严格的限制。70年代初至80年代末，由于苏联政府放松对犹太人移居以色列的控制，出现了一个新的移民浪潮，到1982年，移居以色列的苏联犹太人总数达25万之多。[76]这些犹太人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生活了近70年，他们同苏联其他民族一起为保卫和建设社会主义制度贡献了自己的智慧和力量，毫无疑问，他们对这个国家和这一制度是怀有深厚的感情的。是什么原因导致他们义无反顾地选择离开苏联、移居他国呢？其中恐怕无法排除苏联反犹主义的影响和压力。

（四）对苏联“敌人形象”的评价

“敌人形象”是社会对抗的意识形态反映、敌对国家和公民力量的鲜活象征、社会统治集团的政治工具。从长时段来看，它存在于俄罗斯历史之中，但从20世纪起，苏联政府方开始有计划和系统地在大众意识中宣传“敌人形象”。社会经济、政治、意识形态和国际冲突是苏联式的“敌人形象”的主要来源。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政府也成了苏联塑造的“敌人形象”。苏联政府也积极地推动形成西方“敌人形象”的塑造。1947年9月至1949年8月，苏联的国外“敌人形象”和国内“敌人形象”的前提条件具备了，并在1948—1949年的意识形态批判和反世界主义运动中最终形成了它的具体模式。

主要的国外“敌人形象”即资产阶级人格化了的美国帝国主义（американский империализм）。1949年4月苏联政府制订的《近期反美宣传强化措施计划》（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 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在其中起到了重要作用，它指示宣传者将注意力集中于损害美国政治和日常生活中的威信。具体包括：美国经济大危机的各种征兆、垄断资产阶级统治、美国扶植法西斯主义、美国文化和道德的堕落与腐朽、美国日益严重的种族主义、将科学用于军国主义备战、新闻出版的厚颜无耻、社会犯罪率急速上升、美国政府中存在的危险的反苏阴谋者、美国对外政策的侵略性以及为达到这一目的而建立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NАТО）、作为美国和西方国家思想进攻武器的“世界主义”、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中存在不可调和的矛盾并将最终导致西方阵营的瓦解等。

“世界主义者”和代表这一危险思潮和政治运动的犹太人是主要的国内“敌人形象”。联共（布）中央宣传鼓动部副部长谢皮洛夫、苏联作家协会总书记法捷耶夫、《文学报》总编叶米洛夫（В.В.Ермилов）负责执行联共（布）最高领袖斯大林，联共（布）中央书记苏斯洛夫、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布置的政治任务。1949年反世界主义运动后，世界主义被划分为不同时代的特征：犹太复国主义（сионизм）、泛美主义（панамериканизм）、泛伊朗主义（паниранизм）、泛伊斯兰主义（панисламизм）、泛突厥主义（пантюркизм），在艺术上表现为：颓废主义（декадентство）、形式主义（формализм）、为艺术而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для искусства）；在生物学方面表现为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вейсманизм-морганизм）；在生活方式上表现为流氓式青年前卫行为（молодежный авангард в виде〈стиляжничества〉）。于是，“世界主义”成了苏联政府在不同时期利用来制造“敌人形象”的主要借口，是美国在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第五纵队”（пятая колонна）。

“敌人形象”的重要功能是保障苏联社会和国家制度的稳定以及苏联特权阶层在冷战时期的统治。国外“敌人形象”，首先是德国人和美国人的形象被苏联宣传机构利用，目的在于维护苏联在东欧地区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空间，后者正处在所谓的“德国军国主义”的威胁之下。美国“敌人形象”被系统运用于与意大利、联邦德国、法国和其他国家的心理战中，目的在于瓦解美国与西欧国家的关系。

苏联的国外“敌人形象”与国内“敌人形象”不仅构成了苏联“敌人形象”的全部面貌，而且相互影响、相互作用，为苏联政府所用。国内“敌人形象”可以使掌权者对苏联公民采取“分而治之”的手段，国外“敌人形象”可以增强苏联公民的团结性和政治上的一致性。两者结合，可以培养苏联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阶级意识和政治意识，并将这两种意识上升到“苏维埃爱国主义”的高度。

以“世界主义”为代表的国内“敌人形象”到50年代中期，随着苏联社会的“解冻”逐渐淡出了苏联的政治生活和人们的意识，而以“美国帝国主义”为代表的国外“敌人形象”直到80年代初之前在苏联社会中都没有发生重大改变，由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外交新思维，“美国人”、“美国文化”和“美国政治”才以“正面形象”（активный образ）进入苏联。

二 苏联对美宣传机构与宣传路线

（一）苏联的文化外交机构

苏联对意识形态工作非常重视，并形成了一套与政治、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以高度集中为特色的意识形态管理体制。各种意识形态机构都高度集中，受苏共中央控制和领导。苏联的对外宣传也接受最高决策机构——苏共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政治局的决策通过党中央书记处和苏共中央20多个不同的部门加以贯彻。新闻媒体对外宣传的方针在高层会议上讨论商定；最终的宣传路线必须经过政治局的批准才能实施。[77]1925年，苏联建立了对外文化关系机构——对外文化关系协会（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заграницей ВОКС），对外传播苏联文化。苏联新闻社为非官方通讯社，由社会组织合办，主要从事对外宣传。1929年10月，莫斯科广播电台（Московское радио）建立，是苏联对国外广播的主要广播电台，主要进行对外广播。国际图书进出口公司垄断了外国图书的购买和销售，并发行对外宣传的小册子和杂志。苏联的主要大学、作家协会、作曲家协会、图书管理员协会以及许多与政治机器紧密联系的工会和联合会，都参加对外文化工作。1960年国立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жбы народов имени Патриса Лумумбы）设立于莫斯科市，专门接收来自亚非拉国家的学生，并为他们提供奖学金。[78]

在中央机构中，负责对外宣传指导和执行的部门是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苏共中央情报部（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отдел ЦК）、国家安全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ой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КГБ，即“克格勃”）。苏共中央国际部与东欧各国的对应部门建立经常性联系，指导苏联安全委员会的成员，负责出版《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月刊（ПроблемыМира и Социализма，英文版名为World Marxist Review，《世界马克思主义评论》）。通过这份刊物，苏共中央国际部公开将苏共中央的决定传递给外国共产党和革命组织。其官员从苏联政府所有的涉外机构——国家安全委员会、外交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иностранных дел）以及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институт соединенных штатов Aмерики и Канады）等中挑选。国际部还有权向苏联驻外使馆派出人员以监督对外宣传情况。为了取得较好的宣传效果，苏联注意了灵活性、时效性和趣味性，对外宣传打出国家、民间两块招牌，如塔斯社、莫斯科广播台代表国家，苏联新闻社、“灯塔”广播电台（Радио “Маяк”）、“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Радио “Мир и Прогресс”）代表民间，针对不同的对象选择不同的宣传内容与方式，甚至用表达某些“不满”来间接达到宣传的目的。[79]同国际部紧密合作的是成立于1978年的苏共中央情报部，它负责公开的对外宣传，该部门建立的目的是将自70年代以来日益增加的对外宣传活动加以组织和协调。情报部负责莫斯科电台的国际广播、塔斯社和苏联新闻社，同时还负责《新时代》（Новое время）、《国际事务》（Мировое дело）等一些著名刊物的出版工作。克格勃的对外宣传工作同国际部和情报部的工作密切协调，主要进行所谓的“黑色宣传”，即通过雇用外国代理人，伪造消息、文件，对外国政府文件进行断章取义和重新编排等手段进行对外宣传。

（二）冷战与苏联“意识形态斗争”路线的形成

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苏联与西方同盟的关系日益紧张，双方意识形态的竞争不断加剧。“在这场激烈的对抗中，苏联明显感到自己为守方。1945年苏联情报局年度报告称：‘英美，尤其是美国人已经在世界范围内开展了一场规模宏大、不断针对苏联的活动。’‘英美……强化了他们的宣传机器’，开始新的‘针对苏联的意识形态斗争……’”[80]苏联的对外宣传遇到新的情况。1945年德国投降以后，化名亨利·恩尼斯特（Henry Ernest）的苏联情报局驻伦敦代表罗斯托夫斯基（С.Ростовский）向苏共中央发回报告：“我们必须强化意识形态斗争……此前我们的路线一直是提倡（与外国间的）团结来打败法西斯主义，把强化意识形态斗争撇在一边。如今，到了必须问自己下一条路线是什么的时候了——我们是否该强化反对各色反动分子的斗争，这些反动分子小看了苏联在赢得战争上的作用。”[81]随着苏联越来越强化意识形态的斗争，对外宣传中另外一个主题，即战后继续和西方同盟合作的路线越来越弱。

1946年春，土耳其、东欧以及伊朗危机的不断升级重创了战时同盟关系，而丘吉尔的“铁幕演说”则对苏联的对外宣传起到了转折性的作用。1946年初，丘吉尔应邀前往美国。3月4—5日，丘吉尔由杜鲁门总统亲自陪同，前往杜鲁门的家乡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他呼吁联合国成立维护和平部队，主张西方国家保持“有关原子弹的知识和经验的秘密”，并力促“保持英语国家的特殊关系”。他对“东欧传统的暴政”进行了抨击，并提出了“铁幕”一说：“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边的的里雅斯特，一道横贯欧洲大陆的铁幕已经落下。在铁幕的背后，坐落着所有中欧和东欧古国的首都……几乎在每一处都是警察政府占了上风。到目前为止，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之外，根本没有真正的民主。”[82]“铁幕”演说成为冷战开始的第一个信号。

斯大林对富尔敦演说做出了明确的反应，他在同《真理报》记者的谈话中指出：“我认为这个演说是危险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在盟国中间散播纠纷的种子，使它们难于合作。”他谴责丘吉尔“站在战争挑拨者的立场上”，“号召同苏联进行战争”。[83]之后《真理报》还发表了题为《丘吉尔玩弄刀枪挑起反苏战争》的社论，认为在国际上已经出现了“从事宣传新战争”的“某些政治集团”和“战争挑拨者”。[84]因此，斯大林号召：“在开展和平的社会主义建设时，我们一分钟也不应忘记国际反动派的阴谋诡计，他们在策划新战争。”[85]可见，这时在斯大林的头脑中，与西方的合作已经逐渐地让位于同西方的较量和斗争。

斯大林在接受《真理报》采访时公开回应“铁幕演说”，为苏联新的对外宣传指明了方向。另外，苏共中央对外政策部接到指令，要求将“海外宣传工作上升到彻底摧毁英美反苏阴谋的高度上”。苏联宣传的措辞和基调也出现重大转向。“保守分子”之类的词语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倾向”“集团”等，对苏联与西方未来关系的评价也越来越悲观。“同盟”这样的词已经不再使用。中立的信息日益为对美国和英国非常负面的报道所取代。[86]

与此同时，苏联在国内加快拧紧“意识形态的螺丝帽”，目的是通过政治再社会化（re-political socialization）抑制苏联社会中出现的反主流政治文化的潜流，强化主流政治文化。日丹诺夫于1946年4月主持召开苏共中央宣传工作会议，传达“斯大林同志的指示”，要求大家必须开始严肃“对待意识形态前沿存在的缺陷”。当时苏联的对外宣传分散在很多不同的机构，包括苏联情报局、苏联对外文化协会、塔斯社、广播委员会（Родиокомитет）、国际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нига）等。它们之间分工不明，常常相互重叠，缺乏协调。海外宣传面临缺乏专业性、僵化、不合时宜、分散、不协调等问题。驻外办事处的工作人员竟不懂外语，宣传稿件质量差，甚至有很多错误，大部分宣传作品都不吸引人。对外文化协会在美国发行的书籍大多数都是用俄文出版的，有时还“会出现一本书由两家不同的苏联出版社同时翻译成英文的情况”。其根本原因是苏联政治体制本身注定了现成的意识形态主义、形式主义、缺少灵活性和极端老套。同时，苏联社会的封闭性、信息短缺和分等级传播，使苏联宣传家们同西方的对手比起来处于劣势。[87]

1949年4月，“美国之音”对苏联的俄语广播被苏联以大功率电子波干扰。[88]美国政府认识到“苏联绝对不会放弃对苏联人民百分之百的精神控制和培养”，但想要对苏联人民灌输美国人民对于“真理”的看法变得越来越困难，因此需要用有力的宣传武器来对抗共产主义。美国政府的对外宣传发展成为冷战的工具。尽管杜鲁门政府时期美国的国家安全政策以全面扩军备战为主要特征，不过它还是注意到了东西方对抗的本质——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的冲突，因此把“公开发动心理战，鼓励更多群众背叛苏联”列为国家安全政策的一部分，为史无前例的对抗苏联“宣传攻势”的“信息运动”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基本的战略指导。1948年1月27日，参议员史密斯（H.Alexander Smith）和众议员蒙特（Karl Mundt）联合向国会提交的《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经杜鲁门总统签署生效。该法案旨在促进美国对外文化信息传播与交流，它强调，要使用包括印刷品、无线电广播、电影、交流项目和展览会等在内的各种现代化通信手段，传播美国的信息，以促进全世界人民对美国的了解。它的生效使美国对外信息文化交流有了法律依据，对外信息文化事业从此不难得到国会的拨款。史密斯-蒙特法案的出台为美国对国外尤其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文化外交奠定了基石。

随着美国之音传播能力的加强以及“美国之音”的节目越来越针对苏联和东欧国家，苏联于1948年2月建立发射台开始对美国之音的俄语节目进行干扰。1950年初，美国政府推出“链条计划”（Ring Plan），设立大功率的发射台，在世界范围内连成网络，并特别注意把拥有各种大功率传播信号的联合设备建在能够把信号传送到苏联及其卫星国的地区。[89]1951年4月4日，杜鲁门批准成立了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负责国家的心理战。“它覆盖的范围较广，为了达到NSC68号文件规定的目标，可以进行各种各样的活动。”[90]1952年1月16日，美国国务院发布第4号公告（Announeement No.4），宣布将美国国际新闻处和美国教育交流处合并为一个半独立的机构——美国国际新闻署（Intem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A），管理国务院的国际信息和教育交流计划。[91]

（三）“和平共处”与“和平演变”

1953年3月6日斯大林的去世为苏美关系的转变以及双方的交流提供了条件。从1953年早期到1955年中期，为了改善了苏联的形象，提高苏联的国际声望，缓和国际紧张关系，获得西方先进技术，通过文化交流合作展示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苏联开始主动修复在冷战期间中断的与西方的文化联系。斯大林的继任者、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向美国等西方国家发出了和平呼吁，苏共在二十二大纲领中指出：现代的基本问题是战争与和平问题，战争与和平的问题已成为亿万人的生死存亡的问题。[92]但是，苏联对外宣传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并没有因此减弱。赫鲁晓夫主张：“‘和平共处’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之间的阶级斗争的一种特殊形式，是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斗争，而不是军事斗争”，所以，苏联在对外宣传上仍然延续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以“党性”原则为指导，坚持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斗争”。[93]

随着苏联的对外政策发生变化，对外文化关系政策也出现松动。美国的学生、记者、农民和官员开始小规模地到莫斯科旅行。同时，苏联的学者、音乐表演家也得以访问美国。1955年，赫鲁晓夫在党中央会议上要求扩大谷物产量，美国爱荷华州邀请苏联的农业代表团参观美国的谷物带。苏联农业部的官员接受了邀请，苏美农民进行了相互参观和学习。[94]

50年代初期，美国政府把苏联政府在恢复文化联系上的主动态度看作一种新的威胁。[95]1955年，《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驻莫斯科的记者哈里森·萨里兹伯里（Harrison E.Salisbury）建议美国政府要抓住与苏联进行文化交流的机会。他认为，苏联提出了与西方和平共处，如果美国此时能制订一个与苏联正式进行文化交流的计划，苏联是很难拒绝的。索尔兹伯里认为，东西方文化交流会大可以打破苏联政府对人民的信息垄断，与苏东国家的文化交流项目是赢得人心、激起铁幕背后不满的重要工具。[96]在这种情况下，虽然艾森豪威尔政府仍然把苏联视为最重要的战略打击对象，但是也开始寻求更灵活的外交和国家安全政策。

在1955年7月18日的日内瓦峰会及随后的四国外长会议上，苏美达成了加强东西方交流的共识。但是，在具体的细节问题上，苏美两国存在严重的利益差异和政策分歧。美国要求加强与苏联的人员和信息交流，特别是旅行和政治信息传播活动；苏联则注重有助于加强其经济、军事能力的经济交流，要求大幅度放宽甚至取消西方对东德的出口管制。1955年9月9日，艾森豪威尔政府向苏联政府提出了恢复在苏联发行《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Журнал）杂志的建议，并希望苏联能在美国发行对应的英文刊物。1955年12月6日，苏联政府接受了这个建议。1956年10月9日，美苏进行谈判并达成一份交换期刊的协议，即双方同意美国每年在苏联发行50000册俄语版的《美国画报》杂志，苏联在美国发行同样数量的英语版的《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杂志。[97]

1958年10月29日，苏联代表团在驻美大使扎鲁宾（Г.Зарубин）的带领下，在华盛顿就扩大文化交流的问题与美方进行谈判。经过3个月的讨价还价，1959年1月28日两国正式签署了《美利坚合众国与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关于文化、技术和教育领域交流的协议》（Agreement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Union of Soviet socialist Republics on Exchanges in the Cultural，Technical，and Educational Fields，Соглашение в Области Культуры，Техники и Образования между США и СССР，以下简称“苏美文化交流协定”），双方同意相互交流广播电视节目、新闻报道和纪录片、学者和学生、艺术家、作家、科学家和农业专家等。另外，双方在“原则”上同意建立从纽约到莫斯科的直航联系，但是具体的细节有待以后的谈判决定。同时，双方都在“原则上认为展览是促进相互理解的一种有效方式”，并为相互参观原子能设施做了特别的安排。除了同意在卫生健康、工业等领域相互交流出版物，双方还同意继续《美国画报》和《苏维埃生活》杂志的互惠发行。[98]

1959年的“苏美文化交流协定”对苏美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时任美国参议员、后来成为美国总统的约翰逊（Lyndon Johnson）称之为“开始的开始”。[99]苏联领导人深知美国在苏美文化交流中强调人员交流的用心，赫鲁晓夫在回忆录中说：“美国人希望与苏联进行旅游人员、科学家和学生的交流……他们的许多建议显然意在使我们开放我们的边界，加强来来往往的人员的流动。”[100]这项协定的签订可以说是苏美冷战文化史上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标志着苏美两国政府的冷战宣传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苏美文化交流协定”是苏美两国在冷战对抗中对两国关系有限度和有选择的调整，它打开了冷战时期苏美文化领域的大门，为苏美合法和定期地将自己的思想、符号和文化向对方国家渗透提供了条件。从此，苏美之间开始公开在生活方式、政治制度、经济组织、意识形态基础、文化和艺术成就、科技发展以及种族、阶级关系的优势等方面展开竞争。公开和常规的对外宣传成为冷战中对抗双方竭力摧毁对方统治意志，争取国内外舆论对自身的支持，迫使对方按自己的意愿改变政策行为方式的工具。争夺心灵和思想的斗争越来越成为冷战的主战场之一。

肯尼迪（John F.Kennedy）政府继续积极推行和平演变战略，还提出了对抗苏联“和平共处”的具体宣传主题。肯尼迪政府认为，如果美国在宣传领域中没有对抗苏联所提出的“和平共处”的宣传口号和主题，根本不能打败苏联。最终，美国确定了“自由选择的世界”作为与苏联“和平共处”相对立的宣传主题。“自由选择的世界”包含人类的尊严、政治自由、自助、文化独立等概念，美国认为，这个词会在苏联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引起强烈的反响，既然自由选择是共产党不能容忍的事情，一有机会就要消灭它，那么用它来表达美国对冷战冲突本质的认识，对抗苏联“和平共处”的宣传是最合适的。从1961年中期起，美国新闻署和相关的政府机构开始广泛地宣传“自由选择的世界”这个口号。[101]肯尼迪政府特别强调要在意识形态领域采取攻势，1962年7月1日，肯尼迪政府在美国新闻署内专门成立了苏联东欧办公室（Offi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IAS），负责对苏联东欧国家的宣传工作。[102]

苏联方面，勃列日涅夫执政后，对意识形态工作尤为重视。他表示要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外交政策，称“我们当今几次代表大会的决议和我们党的纲领所确定的苏联对外政策总方针是始终一贯的、不可改变的”。[103]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为适应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形势，强化了意识形态机构，将赫鲁晓夫时期的某些机构进行拆分、合并，并新增了一些新的机构和部门，这使此时期苏联的意识形态机构空前膨胀，仅苏共中央的组成部门就在15年间增加了7个，到1980年，苏共中央部级机构共有27个，意识形态工作的方方面面都有具体的工作部门。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负责人经常更换，1970年斯捷帕科夫被撤职后，这个重要的部门甚至长期没有部长，只是由第一副部长主持工作。各个意识形态机构的自主性相对较弱，真正能够自己做主、说了算的工作非常少，大多数工作都要向苏共中央及其各主管部门请示、汇报。苏共主要领导人甚至还会干涉某些部门的工作。

自1965年起，斯捷帕科夫（В.И.Степаков）取代了赫鲁晓夫的女婿阿朱别依（А.Ачубей）成为《消息报》主编，并担任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部长，他的言论代表了苏联对外宣传方面的最高权威。1967年，斯捷帕科夫的著作《党的宣传的科学性原则》[104]标志着苏联对外宣传的新阶段，他在书中说：“无论是书籍、戏剧、电影还是广播、电视等方式，都必须有助于我们为实现共产主义目标而进行的斗争”；同时必须坚持“真实性”原则：事实必须从“唯一正确的阶级立场”来解释；必须坚持长远目标与当前任务的联系；宣传必须同生活相联系……书中对赫鲁晓夫时代的宣传工作进行了批评：由于“对我国历史的不科学的、片面的看法”破坏了宣传的作用，宣传中意识形态色彩不够；计划多、行动少；政策脱离现实；言行不一致，极大地损害了党的声誉。斯捷帕科夫称赞扬斯大林是一个“宣传家”，认为其讲话无论是在战时还是在和平时代都发挥了巨大的作用。[105]有趣的是，斯捷帕科夫提到了苏联社会中的“不平等”问题。当然，他指出这种现象是注定要消失的，但是，他还是批评苏联作家没有对此做出解释：“我们没有一部站在党的立场上严肃论述这个问题的著作。但是，我们的意识形态敌人，写了多少支持‘统治精英’，‘新阶级’和‘资产阶级复活’概念的书和文章？”[106]

虽然勃列日涅夫时代之初苏联就出现了要求支持社会科学研究以改进宣传技术、增强宣传效果的新特点，但是，西方学者认为苏联的宣传仍然不成熟，因为如果苏联人掌握了西方宣传专家的思想精髓，他们就不会对宣传的作用有过高的期待。[107]

进入20世纪80年代后，苏美关系出现了一系列重大变化。在冷战新形势下，苏联处于被动的应战地位。里根政府推动了对苏联的全面攻击，展开了一场充斥着反苏反共言论的意识形态战。1981年1月29日，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总统在上任后的首次记者招待会上指责，迄今为止，所有苏联领导人的目标始终是“促进社会主义革命，建立一个世界范围的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国家”。[108]1983年，里根在讲话中把苏联描绘为“邪恶帝国”，号召对苏联进行意识形态的“十字军新讨伐”（the New Crusade），并声称要埋葬苏维埃制度。[109]里根政府谋求对苏联的军事优势，并大力扩充军备，提出了战略防御计划。

苏联政府则坚守意识形态这个冷战的重要阵地，对美国政府在意识形态领域的进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击。苏联政府坚决反对美国政府掀起的军备竞赛，反对美国政府的扩军宣传，驳斥美国为扩军制造的舆论。苏联政府在《真理报》、《红星报》和《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США：Экономика，политика，идеология）等杂志上抨击美国推行的是军国主义和战争政策，美国是制造国际紧张局势的根源、新的冷战的发动者。

1983年6月14—15日，苏共中央召开全会，专门讨论了“党的意识形态、群众政治工作的迫切问题”。会上，苏共中央总书记契尔年科指责美国对苏联采取了“越来越凌厉的、规模空前的攻势”，因而“两种意识形态政治正在进行紧张、真正全球性的斗争”。他强调苏联在对外宣传方面要广泛开展进攻性的反宣传。新任苏共中央总书记安德罗波夫非常重视苏联的对外宣传，在此次全会上，他对苏联当前所处的历史时期的特点进行了分析，他指出：“两种截然对立的世界观、社会主义和帝国主义两种政治方针对抗的激烈程度在整个战后时期是空前的。世界上正在进行着争取数以十亿计的人的思想和心灵的斗争。人类的未来在不小的程度上要取决于这场意识形态斗争的结局。”接下来他对苏联的意识形态宣传工作做了指示：“……善于以浅显易懂和令人信服的形式将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及其和平政策的真实情况传播给全世界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同样重要的是要善于揭露帝国主义的造谣和颠覆性宣传。我们需要一个考虑周密的、统一的反宣传系统——能够随机应变的、有效的系统。”[110]“安德罗波夫致力于灵活的对外宣传，他建议苏联发言人更多地出现在美国的电视节目中，用‘我认为……’、‘在我看来……’这样的表达方法掩盖其‘宣传员’身份。主持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苏中央书记利加乔夫（Е.К.Лигачёв）指出，在对外政策的宣传中，‘应该生动地展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和真正价值，揭露资本主义的侵略本质失业，通货膨胀问题，以及对种族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的鼓吹。’”[111]

（四）“超越遏制”与“新思维”

1989年5月12日，美国总统布什（George H.W.Bush）在谈到美国对苏联政策时，首次提出了“超越遏制”（Beyond Containment）的新概念，并把它称为美国“90年代的安全战略”。这项新战略的中心目标是把“苏联融合到国际社会中来”，成为“西方的一员”。为了实现这一目标，美国要求苏联在政治上进一步鼓励公开性、多元化；在经济上深化改革，最终实行“自由经济”；军事上进一步“削减军事力量”，使其达到美国所希望的“合理安全所需要的水平”；意识形态上继续鼓励自由化，逐步实现东西方思想“自由”交流；对外关系上摒弃勃列日涅夫主义，承认“东欧各国的自决”，不干预“地区性争端”，并与美国“合作”解决这些“争端”，此外，还要与西方一道“解决”这些争端。总之，就是以军事实力为后盾，以经济“援助”为诱饵，以“民主、自由、人权”为旗帜，影响苏联的改革进程，最终实现“融合”苏联的战略目标。布什的“超越遏制”战略虽然不放弃“保持强大的军事力量”，但把“主要重点从威慑力量转向经济上”，并要“发起政治攻势”，把西方的“民主原则、民主制度和民主价值”以及“自由社会和自由市场制度”作为对苏竞争的主要手段。这种在手段上从强调大军压境、层次武力包围，配以外交孤立、经济封锁，转变为以政治、经济、外交、意识形态等非军事手段为主的全面竞争，是“超越遏制”战略与“遏制”战略的显著不同之处。[112]

1985年以来，遵照苏共中央关于宣传要服从于改革、服务于改革的指示，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在方针、内容和管理体制有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按照苏共中央新任总书记戈尔巴乔夫提出的公开性原则，苏联的新闻报道已经开始公开触及国家生活中的一些阴暗面，公开讨论一些有争议的问题，公开批评一些党内外的不良现象。在对外宣传方面开始重视全面、客观、真实的原则，停止了对美国的电波干扰。在执政的初期戈尔巴乔夫希望通过改革，争取发展生产力。由于各种原因，经济改革难以推动，戈尔巴乔夫便转向政治改革。他全面彻底地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建设模式，否定几十年来苏联的建设成就，提出苏联的“意识形态”是改革的“敌人”，[113]提出的所谓纠正办法却是非阶级的、非历史的和非意识形态的，属于“全人类共同价值标准”的“民主和人道主义”，即用所谓“全人类标准”来改造社会主义。公开性改革最后3年间出现的媒体自由化现象，改革派也并没有完全掌握宣传的话语权，苏联的媒体出现了多元化的倾向。

在戈尔巴乔夫执政以前，苏联的对外宣传并不成功。“直到1960年前后，苏联领导人才在某种程度上认识到宣传的说服力与社会科学发展之间的关系。1960年1月通过的关于宣传问题的决议和1961年10月的共产党党章两个文件都提到了社会科学研究在促进‘共产主义教育’中的作用。1962年，才有社会学家一次提到社会心理学研究对‘共产主义教育’的作用。1958年才成立苏联社会学学会。在1960年以前从来没有进行过对有争议的政治问题的测验。”[114]对苏联在西方宣传活动的有效性进行综合评价是一个巨大的课题，超出了本书的研究范围，但西方学者普遍认为：由于苏联僵化的管理体制影响了宣传的时效性与客观性，在国际宣传的效果方面反而不如英美等国。[115]戈尔巴乔夫执政后，随着外交新思维、公开性、多元化原则的确立，苏联不但放弃了对美国文化渗透的防御，也在放弃了共产主义信仰的同时，放弃了与美国进行意识形态斗争的阵地。

三 苏联妇女的政治动员及其意义

（一）苏联妇女政治动员的目的

苏联妇女作为构成苏联人口总数一半（有时甚至超过一半）的性别群体，一直是苏共政治动员的重要对象。无论是革命战争的胜利还是战后经济的恢复发展都离不开苏共强有力的妇女动员。目的的多元性、方式的综合性、内容的丰富性和特征的包容性造就了这一时期苏联妇女动员体系的结构立体化和功能多样化。意识形态工作的空前加强与性别文化相互碰撞下的苏联妇女动员，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1964—1982），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已高度成熟，综合国力达到顶峰。随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和性别观念的更新，苏联妇女逐渐打破性别界限，广泛参与社会主义的建设。出于冷战的需要，出于发展苏维埃文化的需要，出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理想的需要，出于解决社会混乱思想的需要，苏共极其重视意识形态和对公民思想的控制引导。在此基础上，围绕执政党和政府的发展任务，苏共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领域广泛开展了具有苏维埃特色的妇女动员工作。现实的复杂性决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目的的多元性。

1.政治目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的根本政治目的是实现党的政治发展目标，巩固苏共的统治地位，扩大苏共执政合法性的社会认同。具体目标有两个：一是促进妇女的政治社会化，使妇女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自觉地参与国家事务管理，正确行使妇女的政治权力，积极履行妇女的政治义务；二是加强苏联政治文化向妇女的渗透，增强妇女对共产主义的政治信仰，增进妇女与党的政治感情，使妇女支持党的政策，认同党的执政合法性，坚信党对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妇女动员的现实政治目的是加强党群关系，激发妇女执行政府各项政策的积极性。

2.经济目的

为了按时完成国家制订的经济发展计划，提高社会生产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所有制，苏共通过精神和物质奖励并用的手段，刺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促使妇女自觉提高生产技术水平，遵守劳动纪律，从而实现产品质量和社会生产效率的整体提高，推进集约化经济发展。

3.社会目的

勃列日涅夫时期存在严重的社会问题，集中体现为酗酒和离婚。为了调适妇女的社会心理，维护健康的社会心态，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苏共对妇女进行了及时有效的社会心理动员。通过稳定妇女的群体心理，以稳定家庭，进而稳定社会，实现安定团结的大好局面。

4.文化目的

意识形态是苏联政治动员的重中之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社会思想暗显多元化潮流。苏共二十四大中央委员会的报告中指出：“党的所有政治教育工作的核心，即在广大劳动群众中形成共产主义世界观，培养他们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116]因此，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的文化目的是树立妇女的共产主义世界观，培养妇女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维护官方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

5.国际目的

勃列日涅夫执政伊始，国际社会出现一系列缓和势头。资本主义世界一改美国的独霸局面，呈现美、日、欧“三足鼎立”之势。第三世界力量的发展也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了巨大影响。苏共根据国际局势的变化适时调整对外策略，提出“和平纲领”和“缓和策略”，采取积极的对外扩张行动。苏联妇女动员的国际目的即在苏共的领导下，将苏联妇女化身为和平与友谊的使者，积极发展与国外妇女的国际交往，对外宣传苏联的和平主张，支持民族独立斗争，从而扩大苏联的国际影响，增强苏联的国际政治认同，推进苏联对外扩张和争霸战略的实施进程。

（二）苏联妇女动员的可行模式

1.四维一体的妇女动员模式

为了扩大执政党地位的社会认同，最大程度动员妇女积极投身社会主义建设，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共从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四个维度搭建了苏联妇女动员的理论结构，以国家和执政党利益为导向，兼顾妇女的自身利益，在实践中逐步发展并形成了多维度、立体化的妇女动员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妇女的政治动员立足于两个基本点：一是妇女的政治社会化，二是苏维埃文化背景下新型妇女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塑造。其中，妇女政治文化的培养和塑造与意识形态干系最大，是妇女政治动员的重中之重。它包括三方面内容，即培养苏联妇女的政治情感、树立苏联妇女的政治观念、建构苏联妇女的政治心态。

苏共的政治动员理论明确指出：“现阶段的政治动员任务是对苏联人民进行政治教育和阶级教育，阐明党的政策，维护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政治基础（即工人阶级和农民阶级联盟）和人民的友谊，加强所有劳动群众政治思想上的统一，使其团结在共产党先锋队周围，保持经济建设的政治性。政治动员的重中之重是提升共产主义的思想性，培养全体苏维埃人民高水平的政治觉悟和政治信仰。”[117]根据这一理论，苏联妇女的政治动员要完成两项基本任务：一是向妇女阐释党的纲领及政府的政策；二是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

苏共的政治主张和理论实践的任务都固定在党纲之中。党纲是劳动群众思想教育的理论基础。因此，妇女政治动员的重要任务是使全体苏联妇女正确理解党的纲领。具体而言，要向妇女阐释党纲和苏共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及代表大会的决议中提出的政策。不仅要阐明党的主要方针的内容，还要阐明政策的基本方向，使广大苏联妇女相信党的政策的科学性和正确性，明确党的政策在共产主义建设中的实践进程。

对妇女进行政治教育的根本落在苏联妇女“党性”的培养上。“党性”（партийность）一词“概括了一个共产党员生活和工作的本质。虽然在20世纪30年代以后早先对于节俭的强调大有放松，特别是在上层圈子里，但对党的绝对忠诚和努力工作的要求一直没有任何变化。尤其是期望共产党员能在他们的一生中不断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能将所学的知识应用于他们的实际行动中，不折不扣地贯彻共产党的指令以及应向他们周围的人”。[118]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政治动员以妇女“党性”的培养为重任，教导妇女如何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并创造性地运用于工作实践中，积极、忘我地参加党的社会主义建设。同时，基层党支部大量发展妇女党员，树立妇女共产党员的先进模范典型，并充分发挥党员的带头作用，在工作和生活中影响周围的群众。

苏联纺织女工巴尔菲诺娃（Л.И.Парфенова）是社会主义劳动英雄，“苏联最好的纺织女工”，在纺织界享有盛名。她撰写的许多文章发表在州报、《宣传员》（Агитатор）杂志以及《党的生活》（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杂志上，并在广播电台中播出。苏联著名的妇女杂志《女工》不止一次刊登巴尔菲诺娃的日记，旨在让世人了解苏联妇女的内心世界，了解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女工。1966年4月20日，巴尔菲诺娃在自己的日记中写道：“我是一名共产党员，我怎能不把工厂的事业当作自己的生命一样关心爱护！”[119]苏共树立和宣传的妇女劳模典型会迅速产生社会效应，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普遍学习，调动身边同事工作和学习的积极性。逢年过节，巴尔菲诺娃通常把自己辅导的青年女工请到家里做客。青年女工们对巴尔菲诺娃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以及技术学院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大学的毕业证书非常感兴趣。巴尔菲诺娃给她们讲述自己所获得的每一枚奖章、每一个证书背后的故事。“我并不是为了炫耀自己。我想让她们明白：我们的车间，我们的工段就是我们命运起飞的发射场。我就是从这里去克里姆林宫参加党的代表大会，去列宁格勒参加国际会议，去古巴培训工人的。”[120]

苏共通过培养妇女的“党性”逐步把苏联妇女培养成坚定的、具有高觉悟的共产主义建设者，使共产主义理想与妇女的个人命运相连，成为每一个苏联妇女的奋斗目标和行动纲领。

经济动员是政治动员的有力辅助手段，特别是针对妻子、母亲和家庭主妇的政治动员。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的国民经济虽然保持高增长率，但增长速度趋缓，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优势减弱。苏共面临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巨大压力和实现国民经济集约化发展的艰巨任务。因此，这一时期妇女经济动员的主要目标即提高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吸引广大妇女积极投身共产主义社会的建设，提高劳动效率、技术水平和产品质量，自觉遵守劳动纪律。围绕这一目标，苏共通过三条途径开展经济动员：一、以政策宣传提高妇女的劳动觉悟；二、以社会主义竞赛运动激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劳动效率；三、以理论创新拓展妇女经济动员深度，提高妇女经济动员的效用。

妇女经济动员首先是对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优越性的宣传。这是妇女经济动员的思想基础。要动员妇女积极参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实现党的经济发展纲领，首先要从思想上说服妇女，将党的经济政策和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优越性转化为妇女的劳动觉悟，使提高社会生产效率、经济集约化、高效利用原材料设备、巩固和加强社会主义所有制等具体经济发展目标深入人心。妇女认识到党的经济发展目标的正确性和必要性，自然会坚定不移地支持党的经济政策，坚持不懈地投身社会主义生产建设。做好妇女动员的思想工作，既为妇女经济动员工作的实际开展提供了必要的政治保障，也为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向执行力转化扫清了思想障碍。

在妇女经济动员的思想工作基础上，苏共进一步从实际出发，根据社会发展需要，组织妇女参加各种形式的社会主义生产运动和劳动竞赛，如：

（1）个人五年计划赶超运动。工会采取以个人生产五年计划带动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经济动员策略，号召和组织各工厂企业的妇女根据国家经济发展的五年计划制订出个人的五年生产计划，并积极完成生产任务。各地、各工厂企业的工会在妇女中开展以个人和班组为单位的社会主义劳动竞赛，激励妇女提前完成个人生产的五年计划。妇女个人五年计划的赶超运动大大加速了国家经济发展五年计划的提前实现。

（2）青年赶超先进生产者劳动效率竞赛。为了提高青年妇女的劳动技术水平，调动青年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工会在青年女工中间开展了赶超先进生产者劳动效率的竞赛。工厂为每一位青年女工制定了业务培训标准，并定期安排工厂的师傅向青年女工传授先进生产经验，提高她们的业务技术水平，充分激发她们的劳动创造力。

（3）职业技能大赛（конкурс профессионального мастерства）。根据1975国际妇女年的计划实施办法，苏联各工会在国民经济各领域的妇女中组织了许多职业技能大赛。在莫斯科，近60万工作在国民经济各条战线的妇女参加了这次职业技能大赛，其中85000多人被授予“优秀工作者”（лучшая по профессии）称号。白俄罗斯的工厂在24个行业中组织了职业技能大赛。各杂志和工会创办的各种刊物都广泛宣传达到最高生产指标的先进妇女的劳动经验。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ВЦСПС）还出版了“五年计划妇女红旗手”（знаменосцы пятилетки）系列宣传画，宣传18位优秀女工的工作经验。[121]

（4）生产合理化和发明创造运动。20世纪70年代中期到80年代中期，苏联工会动员妇女参加生产合理化和发明创造运动，广泛组织竞赛、观摩，举行代表会议和妇女革新者大会，以各种形式吸引妇女进行科技创新，宣传她们的成绩。许多企业的工会还组织专门的“最优合理化建议者”（лучший рационализатор）、“最优妇女创新班组”（лучшая женская творческая бригада）竞赛，以促进妇女多提生产合理化建议。妇女通过参与生产合理化和发明创造运动，在技术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成绩。据统计，勃列日涅夫执政中后期，58名妇女荣获共和国功勋发明家荣誉称号（почетное звание заслуженного изобретателя），166名妇女荣获共和国功勋合理化建议者荣誉称号（почетное звание заслуженного рационализатора）[122]。在妇女科技创新动员之下，妇女发明家和合理化建议者的人数逐年攀升。到1982年，全苏发明家和创新者协会（ВОИР）的基层工业组织有近300万妇女，占该组织总人数的1/4。基层组织妇女代表共10855人，占代表总数的11.5%。[123]

轰轰烈烈的妇女生产运动和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为妇女提供了交流先进生产经验技术的平台，提高了妇女的职业技术水平，充分激发了妇女的劳动创造力和执行力，为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注入了女性的活力。这些妇女经济动员的成就离不开妇女经济动员理论上的创新。实现妇女动员理论与实践科学高效的结合是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经济动员工作的一大亮点。

在妇女对经济建设的参与性有效提高的基础之上，工会进一步将妇女经济动员的方向深入行政管理领域。工会为妇女提供更多学习机会，积极培养各行各业的妇女干部，使妇女广泛而富有成效地参与社会主义生产管理。各车间在自身管理体系的基础上建立基层支部组织，女工可以直接参与生产的制定、劳动标准的制定、干部的安排设置、集体成员间的工作分配、劳动数量和质量的监督。车间委员会根据每一位车间成员的劳动参与率确定工资和奖金数额。这些措施都提高了妇女的劳动主动性，激励她们提高自身业务水平，掌握相关职业技术。妇女参与车间管理不仅促进了妇女劳动生产率和工资的提高，更培养了集体主义感和主人翁精神。某仪表制造厂妇女模锻班组的班组长写道：“起初，我们当中的许多人不能克服个人计件工的心理……是统一的派工单（единый наряд）把我们联合在一起。接受过班组教育之后，大家开始明白：个人成绩就是集体的成绩。工作利益的得失计较消失了。大家都做对班组有益的工作。”[124]

在苏共领导下，各工会采取物质和精神奖励相结合、重精神奖励的双重激励体制，刺激妇女的劳动积极性和创造力，动员妇女高效率、高水平、高质量劳动。这套物质精神的双重激励体制一经提出便引起不少社会非议。争论焦点集中在劳动创造力的刺激因素上。一种观点认为，除了卢布，没有任何能够激发人进行创造性劳动的力量。另一种观点认为，苏联当代人的一切行为只取决于兴趣和热情。对此，苏共的政治动员理论明确否定了劳动的物质利益和精神刺激对立的观点，认为二者在本质和导向上完全相同。“在共产主义建设的条件下，物质利益具有一定的精神导向，而精神激励则建立在客观物质基础之上。”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优越性发挥应“排除影响社会主义经济规律自由发展的一切障碍，在稳固的经济刺激和物质吸引的基础之进行社会主义生产分配”。[125]

1971年8月31日通过的苏共中央《关于继续改进组织竞赛的决议》明确强调了精神刺激对劳动者培养的重要意义。因为发达社会主义条件下，精神刺激体制“越来越成为我们前进动力的主要号召力”。[126]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有一项传统，即先进的纺织女工和轻工业女工在《劳动报》签订竞赛合同。苏联轻工业部、纺织与轻工业工会中央委员会主席团以及《劳动报》编委会三方达成合作协议，评给最优秀的女工“劳动纪念奖”，并为竞赛中获胜的女工颁发荣誉证书。工会在竞赛中充当公正的裁决者，并给予获胜者全部的关注和荣誉，使其成为其他人学习的榜样。社会主义劳动竞赛的优胜者均获得政府的奖励和一系列荣誉称号，如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五年计划突击手、社会主义竞赛优胜者、职业最优者、质量模范工作者、能手师傅，还有奖金、旅行等。截止到1984年，约有20000名忘我工作的妇女劳动者获得了劳动勋章和奖章，占所有获奖劳动者的1/3。约5000名妇女劳动者被授予伟大的“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称号。在全苏社会主义劳动竞赛中获胜并获得苏联国家劳动奖金妇女人数也在逐年增长，1975—1983年，获得苏联国家奖金的妇女人数增长了一倍。[127]

总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经济动员内容丰富、途径多样、方式灵活。妇女的经济动员促进了社会生产力的综合提高，并使广大妇女通过参加竞赛掌握了新技术，从而提高了自身的业务水平。业务水平的提高又进一步带动妇女生产效率的提高，节约了生产成本，提高了社会生产力。如此，经济动员与妇女认同形成了一个良性循环，使广大妇女的个人发展与社会发展达到契合。

文化动员是政治动员的重要组成部分，目的在于培养苏维埃文化下的“苏维埃新女性”。

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苏联在物质生活水平创造了历史新高。但与此同时，社会价值呈现多元化趋势。苏联妇女的世界观、价值观、人生观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面临众多的挑战和诱惑。苏共中央二十四大决议中指出：“劳动人民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世界观、高尚的思想政治品德和共产主义道德规范的形成是今后党组织意识形态工作的核心任务。”[128]因此，妇女文化动员既是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更是传统苏联妇女动员工作面临的新挑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妇女文化动员的重要性不亚于妇女政治动员和经济动员，关系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统治地位，以及苏维埃文化传统的继承和发扬。如何深化妇女对共产主义信仰的忠诚，如何在妇女的头脑中塑造“苏维埃新人”（советские новые человечки）[129]和“苏维埃新女性”的文化意识，成为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工作的中心和重点。

“苏维埃新人”并不是简单地从国籍和历史角度对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人做出定义，它有着深刻的文化内涵。在很大程度上，“苏维埃新人”是苏维埃文化精髓的聚合体和苏维埃精神的时代衍生物。在发达社会主义阶段，“苏维埃新人”“实现了个人和社会的高度统一，发展了个人的劳动态度，提高了社会积极性和觉悟性，扩大了公民的义务。他是道德纯粹的、拥有高素质的、积极的共产主义建设者，是伟大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志士”。[130]因此，集体主义、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共同构成了“苏维埃新人”的基本思想面貌。在培养苏维埃新女性的文化动员中，苏共首先从塑造苏维埃新女性的灵魂入手，从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三方面培养妇女的苏维埃文化意识，锻造妇女的苏维埃精神，塑造新时代苏联妇女的思想面貌。

在具体策略上，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文化动员一方面将资本主义文化糟粕和资产阶级思想作为批判对象，宣传苏维埃社会主义文化的先进性；另一方面将抽象的意识形态理论与妇女的生产生活相结合，开展贴近妇女生活的思想运动，从妇女的劳动观念入手，培养苏联妇女的集体主义劳动观。

1966年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团通过了《关于改进社会主义竞赛组织的决议》。决议指出，工会要采取综合措施开展教育活动，进一步发展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要求政治教育、劳动教育和道德教育与各劳动小组的学习特征紧密结合为一个整体。[131]1979年，苏共十十六大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加强意识形态和政治教育工作决议》。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指出：培养新型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苏维埃人在意识形态工作中，在共产主义意识的形成中占有重要地位。[132]苏共通过在妇女中广泛开展“没有落后者工作运动”（движение за работу без отстающих）、“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竞赛”（соревнование за звание коллектив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等“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движение за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к труду），培养妇女的集体荣誉感和同志互助情，增强妇女劳动的道德鼓励，对于先进的妇女工作者均授予“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称号。

妇女“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具有成熟的集体主义感、同志互助情。她们积极参加生产指导活动，大公无私地向所有落后者和青年传授自己的劳动经验；定期参加生产大会，为生产革新提建议；积极走上人民监督岗位，发挥“共青团探照灯”（комсомольский прожектор）作用；积极从事社会调解机构的相关工作。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职业运动高等院校的科研部门针对机器制造业进行的一项社会调查表明：在妇女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中，有14%参加了合理化建议工作，39%提高了自身业务水平，26%在继续深造学习。[133]苏共中央委员会在全苏竞赛先进和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会议上强调：“这项调动苏维埃人民创造积极性的运动在最短的时间里转化为巨大的经济力量和道德力量，成为群众劳动英雄主义和劳动者受教育的学校。”[134]

相对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妇女动员，社会生活层面的妇女动员更加针对现实中的妇女社会问题。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妇女在工作、生活、感情上面临各种各样的新问题。针对酗酒、离婚等严重的社会问题，苏共将妇女动员的视野从与国家社会利益相关的公共领域转向妇女的私人生活领域。为了对新时期的妇女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和建设，维护健康的社会心态，保障社会的稳定发展，苏共通过报刊等大众传媒与广大妇女展开交流讨论，动员妇女与酗酒做斗争，抵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思想腐蚀，正确对待婚姻和爱情，创建幸福的“苏维埃生活方式”（советски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苏维埃生活方式首先是劳动的生活方式。劳动态度是苏维埃生活方式极其重要的特征。“倘若有人试图找到一种不劳而获的生活方式，那么他反抗的不仅是国家法律，还有社会舆论。”[135]此外，苏维埃生活方式还包括健康的身体、幸福的家庭和高雅的艺术修养。苏联妇女在保持对共产主义信仰忠诚的基础之上，应勤奋工作，提高自身文化艺术素质，丰富精神世界，重视自我修养，自觉培养勇敢、坚毅、可靠的性格，正确对待婚姻和爱情，组建和维护幸福的家庭。

综上所述，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妇女的文化动员既包括妇女群体观念的整体建构，也包括妇女群体心理的具体疏导。妇女群体观念的整体建构属于意识形态层面的妇女动员，集中体现为塑造苏维埃新女性的思想面貌；而妇女群体心理的具体疏导则属于社会生活层面的妇女动员，集中体现为妇女“苏维埃生活方式”的引导和建构。意识形态层面和社会生活层面相结合的妇女动员模式既维护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主导地位，继承和发扬了苏维埃文化传统，同时也有助于妇女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为苏联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有力的心理支持。

此外，在苏联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中，妇女政治动员也是苏共和苏联政府实施其既定方针的重要手段。

勃列日涅夫执政初期，国际政治局势出现缓和。美国深陷越南战争泥潭，经济开始萎缩，国内反战运动愈演愈烈；欧洲和日本面临战后经济危机的困扰。到20世纪60年代末，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格局一改美国独霸局面，呈现“三足鼎立”之势。此外，第三世界力量在争取民族独立、捍卫世界和平、反对战争、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的斗争中异军突起，对国际政治格局产生巨大影响。苏联适时调整对外策略，提出“和平纲领”和“缓和策略”。勃列日涅夫执政的18年，苏联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参与国际事务，国际政治影响力不断扩大。如何发挥性别政治资源的优势，扩大苏联的国际政治影响成为新时期苏联妇女动员的新任务。

和平发展时期，苏联妇女的对外动员主要围绕两个重点展开：一是国际政治意识的培养和国际政治观的建构；二是国际交往的进一步拓展。

培养苏联妇女的国际政治意识，建构妇女的国际政治观是提升妇女国际政治能力的思想基础，直接影响妇女的国际政治行为能力。苏共对妇女国际政治意识的培养和国际政治观的建构主要集中在妇女意识形态斗争观的树立上。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的发展，社会主义国家与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教育、大众传媒、旅游等领域的联系不断加强。这为不同意识形态的国家提供了相互了解的机会，但也使社会主义国家提高了文化渗透、和平演变的警惕性，国际社会弥漫着文化冷战的硝烟。在对外缓和策略的指引下，苏共加强妇女的意识形态工作，宣传社会主义制度和文化的先进性，鼓动妇女自觉抵制资本主义文化，与腐朽落后的资产阶级思想做斗争。苏共从意识形态斗争的需要出发，以和平发展为主题，建构了苏联妇女的国际政治观，使妇女明确国际社会中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立统一关系，以及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的领导地位，并指出苏联妇女的国际政治任务，即：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妇女共同确保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的良好国际环境；发展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兄弟情谊，加强团结友好互助合作；支持民族解放运动，坚决打击帝国主义侵略；倡导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应和平共处。

为了扩大苏联的国际影响，苏共将性别作为一种政治资源，一方面大力发展苏联妇女对国际事务的参与，通过苏联妇女对国际事务的政治参与度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另一方面将苏联妇女化身“和平”与“友谊”的伟大使者，大力拓展苏联与不同国家妇女间的国际交往，传播社会主义文化，建立民间感情，增强苏联在国际社会的合法性认同。

苏联妇女委员会（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ских женщин）领导苏联妇女在社会主义国家间展开维护世界和平，世界妇女平等和儿童幸福等主题交流活动。苏联妇女委员会与120多个国家的250个进步妇女组织建立并保持联系，[136]

组织地区和国家间的代表会议，为社会进步和世界人民的幸福安排国际行动，带领苏联妇女无偿帮助争取民族独立的国家走上独立发展和社会进步道路。苏联妇女委员会在苏联各高等院校和中学设立奖学金，以资助外国的女留学生。在越南独立战争期间，苏联妇女委员会为越南妇女和儿童提供了源源不断的物资援助。苏联妇女委员会积极组织亚非拉国家的妇女代表召开国际会议。苏联妇女采取各种行动积极反对以色列的侵略行为，在国际社会中主张公平解决近东问题，反对各种形式的殖民主义和新殖民主义。苏联妇女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行为受到国际社会的一致好评。1973年苏联妇女委员会被授予象征苏联妇女公共事务最高人道主义宗旨的“人民友谊奖章”。

2.政治化的妇女动员模式

政治、经济、文化、外交四维一体的妇女动员模式建构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的理论模型。灵活多样的妇女动员方式搭建起理论联系实际的桥梁。丰富多彩的妇女动员内容支撑起理论模型的现实运作。从整体上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呈现立体化、综合性特征。就某一项具体的妇女动员运动而言，其目的、性质、特征、意义的界定与评估又具有相对的复杂性。例如：妇女的社会主义劳动态度运动，既跨越了经济领域和思想文化领域，又体现了鲜明的意识形态性。因此，目的的多元性、方式的综合性、内容的丰富性和特征的包容性共同造就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结构的立体化和功能的多样性。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虽然目的多样，途径广泛，方式灵活，种类繁多，但都是以维护国家和执政党利益为宗旨，在苏共的领导下，以党和政府的官方组织为主体而进行的。无论是经济动员还是文化动员、对外动员都是服务于政治目标的妇女动员。扩大妇女的政治参与，培养妇女的政治文化是为了巩固苏共的统治地位，完善苏共的政治统治形式；动员妇女投身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提高劳动效率，参与生产管理，是为了实现党的经济发展目标，为政治纲领的实施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对妇女进行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思想动员和苏维埃文化动员，是为了加强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导，为政治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的思想保障和有利的社会心理环境；动员妇女积极参与国际事务，开展国际交往，是为了服务于对外扩张战略，扩大苏联的国际政治影响。可以说，每一种类型的妇女动员在进行伊始便打上了深刻的政治烙印。因此，从本质上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都是政治动员。“党的任何形式的动员，在保留自身特征的同时都是政治动员。”[137]

在妇女动员的实践中，苏共充分利用妇女中普遍存在的从众心理和分享的性格特质，以运动的方式吸引妇女参与，以竞赛的方式激发妇女的劳动积极性，提高妇女参与的质量。总体上看，这一时期妇女动员的生产运动主要有两类：一是赶超型生产运动；二是优化型生产运动。赶超型生产运动强调数量和速度，而优化型生产运动则强调质量和效益。赶超型生产运动包括个人五年计划完成数量、质量和进度的赶超，先进生产者劳动效率的赶超。优化型生产运动包括生产合理化运动和发明创造运动。除了生产领域的妇女动员运动之外，在社会文化领域也开展了丰富的妇女动员运动。没有落后者工作运动和共产主义劳动集体称号竞赛就是以培养妇女的集体主义劳动观为主旨展开的共产主义劳动态度运动。运动化的妇女动员使苏联妇女社会参与的积极性得到整体提升，同时也是苏共妇女动员效果的有力体现。

3.人性化动员模式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更新了对妇女的角色认知，既重视妇女的政治角色和社会角色，也重视妇女的家庭角色，将妇女动员的政治性与女性特质和母性特质糅合，采取人性化的方式进行妇女动员。为了保护妇女和儿童，帮助妇女解决工作生活中遇到的问题和困难，苏联各机关企业的工会均设有劳动问题和妇女生活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труда и быта женщин）。在组织各种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和生产运动的过程中，工会都尽量考虑妇女劳动的特性以及妇女的生理心理等其他因素。[138]劳动竞赛结束后，工会不但为获奖的妇女先进举行庆祝晚会，而且还邀请她们的家人参加。庆祝晚会尽力展现先进妇女的生产成绩，颂扬她们高尚的道德品质，表现劳动集体在妇女个人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139]这既使妇女明确了自己相对于劳动集体的自我价值，也通过劳动集体对妇女社会功劳的评价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和威信。这种人性化的妇女动员不仅有助于提升妇女动员的效力，使妇女动员效果最优化；同时也有助于妇女自身权益的保护和发展，使苏联的妇女解放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进一步深化和完善。

苏共通过文化层面的妇女动员塑造了苏联妇女的群体人格。在妇女的群体认知方面，苏共首先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在妇女心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在此基础上，围绕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三个重点，强化对妇女的思想教育，树立妇女的集体主义观，培养妇女的爱国主义情怀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意识。在情感方面，苏共领导工会组织在具体的工作生活中培养妇女的集体荣誉感，增进妇女的同志互助情。通过妇女动员工作，加强党与妇女的联系和接触，加深妇女对党的感情，增强了妇女对党执政合法性的认同，扩大了政权合法性的社会认同。在社会心理方面，针对酗酒、离婚等严重的妇女问题进行及时有效的社会心理疏导和建设，动员妇女与酗酒做斗争，抵抗资产阶级拜金主义的思想腐蚀，正确对待婚姻和爱情。倡导妇女勤奋工作，提高自身文化艺术修养，丰富精神世界，重视自我修养，自觉培养勇敢、坚毅、可靠的性格。

这种人格化的妇女动员是苏联意识形态、苏维埃文化传统与复杂的妇女生存现状相结合的历史产物，不仅在心智、性格方面深深影响了一代苏联妇女，更有利于苏联妇女的政治动员入脑入心，使政治信息的传达准确畅通，政治动员的效果立竿见影。

（三）苏联妇女政治动员的社会效果

苏联的妇女动员既是一项大规模的社会性妇女运动，也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政治动员模式，更是一种鲜活的颇具借鉴意义的历史现象。不同的理解定位可以帮助我们深刻理解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妇女动员的多面性和复杂性。

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妇女运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在客观上对苏联妇女的解放产生了深远的影响。首先，妇女动员为实现妇女家庭和工作的双向解放提供了必要条件。苏共重视改善妇女劳动生活条件，在社会生产领域要求实现妇女脱离重体力劳动、夜班和危险作业；在生活领域，要求工会保障妇女劳动者享受医疗保障服务，开展相关公共服务，如建设公共食堂和幼儿园等，帮助妇女减轻家务负担。在家庭和工作双向解放的原则指导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大大提高了苏联妇女的生活质量。有工会帮助分担家务，妇女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集中投入到工作中。工会定期组织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和家庭出行，妇女的业余生活也得到丰富。其次，妇女动员为妇女职业水平和整体文化素质的提高提供了广阔途径，进一步深化了妇女解放。妇女动员使妇女政治意识增强，政治行为向自觉化、理性化方向发展，政治参与的综合能力得到普遍提升；为妇女提供了更多学习机会和职业晋升机会，拓展了苏联妇女的国际视野，开发了妇女的国际交往潜力。

作为一种政治现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是出于维护国家利益、完成执政党发展任务的需要而进行的，客观上有利于苏联政治、经济、社会的发展以及世界的和平发展。从政治发展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推进了苏联妇女的政治社会化进程，凝聚了苏联妇女的向心力，加强了党群关系，有效促进了执政党和政府公共政策的落实，扩大了苏联政治体系的合法性认同，维护了苏联政治体系的稳定。从经济发展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提高了社会生产力，落实了经济集约化发展政策，加快了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实施。从社会发展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有助于妇女社会问题的有效解决，维护良好的社会心态，为苏联社会的稳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心理支持。从国际发展的角度看，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扩大了苏联的国际影响，增强了国际社会对苏联的政治认同，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国际友谊做出了巨大贡献。

作为一种历史现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是苏联政治与政治文化的衍生物，是勃列日涅夫时期空前加强的意识形态工作与性别文化相互碰撞的产物，带有一定的强制性和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

在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体系中，苏共作为政治权力的主体占领导地位，妇女动员的格局呈现高度集权与一体化。妇女动员的核心内容是“政治”二字，动员的具体内容是居主流地位的政治意识形态，主要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共产主义理想以及为人民服务的人生观等。妇女动员的方式带有鲜明的“灌输”和道德教化特征。这种强制性的妇女动员模式有利于迅速整合妇女的社会力量，强有力地贯彻执行苏共的决策，效果往往是立竿见影的。然而，停滞的社会思想观念和强大的意识形态控制表面上虽然营造了社会思想高度统一的假象，实际上却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性的社会发展需求，严重脱离实际，高度教条化，导致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暗显社会认同危机。社会主义劳动模范的自我认同与社会认同出现反差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1974年第8期《女工》杂志刊登的一封读者来信中反映：一些获得“共产主义劳动突击手”称号、拿到证书和胸章的工人自己觉得非常光荣、高兴，却得不到他人的认可，大家觉得这不算什么大事，甚至有人说“证书不就是一张废纸，又没给你涨工资”之类的话。[140]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之所以会遭遇这样的发展困境，原因有二。

首先，强制性的政治动员与严重偏离时代发展要求的意识形态控制，二者共同激发出的社会凝聚力在一定程度上缺乏坚实度和持久度。政治动员是执政党或政府凝聚社会力量，将政治目标转化为政治行为的过程。权力可以强制政策的推行和实施，但不能强制政策的贯彻和落实；权力可以保障政治动员的过程，但不能决定政治动员的结果。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充分考虑到社会思想文化与政治发展的密切关系，从而高度重视对苏联妇女的意识形态控制和引导。但是，意识形态工作承担的却是粉饰现实、为落后辩护的任务，不仅在根本上严重偏离时代发展要求，还在方式上流于形式，严重脱离实际。强制性动员模式可以迅速整合妇女的社会力量，激发妇女的凝聚力，但背离时代发展要求的本质决定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妇女动员效能发挥的有限性和短暂性。

其次，在强制性的妇女动员模式下，苏联妇女集体性的提升是以个体性的压抑为代价的。个体性的压抑直接影响妇女创造力的发挥及其对政治动员的响应程度，从而影响妇女动员的效能优化。妇女人格中善良的本性使其善于分享、同情，甘愿付出。这在一定程度上与共产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及无产阶级国际主义达到一种天然的精神契合与灵魂共鸣。正是这种天然的契合使妇女文化动员成功塑造了苏联妇女的集体主义劳动观，集体主义成为苏联妇女的第一价值观。集体实际上就是妇女的另一个大家庭，与她们的工作、学习和生活息息相关。为集体奉献成为一种义务，为集体争光成为一种荣耀。强制性的苏联妇女动员试图把妇女个人完全融入集体之中。但是，个人融入集体并不意味着个性的丧失。个性发展是人格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个性的发展便成为社会性需求。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妇女动员没有很好地把握妇女集体性提升与个体性发展的动态平衡，造成妇女个体性的压抑甚至扭曲。对意识形态宣传的冷漠甚至抵触导致政治动员与政策落实陷入“两张皮”的困境。

无论是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一种妇女动员模式，还是作为一种过往的历史现象，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妇女动员都对包括中国在内的其他国家有重要的启示意义。只有平衡妇女动员的政治性和社会性，避免妇女动员过度政治化，才能使性别政治资源利用在合理化的基础上达到最优化。

[1] Почепцов Г.Г. Имиджелогия. М.，2001.С.463.

[2] 关于“遗嘱”的真伪，刘祖熙和刘存宽两位先生已有论述，可分别参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79年第4期和《百科知识》1980年第4期；“遗嘱”译文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0年第2期。

[3] Гудков Л.Идеологема врага：Враги как массовый синдром и механизм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Образ врага. М.，2005.С.11.

[4] 别尔嘉耶夫：《俄罗斯思想》，雷永生等译，三联书店，2004，第17页。

[5] Соколовская Т. 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бш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1999.C.26.

[6] Соколовская Т. 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бш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C.26.

[7] Сорокин Ю.А.Павел I и«Вольные каменщики»//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М.，2005，№11.

[8] 泽夫·卡茨等：《苏联民族手册》，费孝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第503页。

[9] 泽夫·卡茨等：《苏联民族手册》，第502页。

[10] 阮西湖：《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第65页。

[11]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人民出版社，1955，第15页。

[12]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16、25—26页。

[13] Фатеев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1945-1954 гг. С.5-6.

[14] Фатеев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1945-1954 гг.С.9-10.

[15]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1941-1945.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Т.2.С.460.

[16]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1941-1945.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 С.470.

[17] Эренбург И. Долг искусства // Литература и искусство. 1943-06-03.

[18] Эренбург И. Близится час！М.，1942.С.28，36，44；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1941-1945.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 М.，1984.Т.1.С.187；Т.2.С.410.

[19] Эренбург И. Близится час！ С.50.

[20] 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98.Т.3.С.26.

[21] Фадеев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71.Т.5.С.362.

[22] От советского информбюро...1941-1945.Публицистика и очерки военных лет.Т.1.С.191.

[23] 利西奇多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第68—69页。

[24] 利西奇多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67页。

[25] 利西奇多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1页。

[26] 《斯大林文选》下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2，第463—464页。

[27] Правда.1946-06-03.1946-06-14；1946-08-26；1946-09-03，1946-09-8；1946-10-03，1946-10-07.

[28] РГАЛИ.Ф.631.Он.14.Д.56.Л.3，14，15，17，17 об.20-26.

[29] Правда.1947-09-19.

[30]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роект докладной записки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И.В.Сталину по вопросу о еженедельнике "Британский союзник"，1946-10-13，Документ №29.

[3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об условиях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я в СССР изданий "Британский союзник"，"Британская хроника" и "Америка"，1949-12-27，Документ №218.

[32]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пропаганде среди населения идей советского патриотизма.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7-04-18，Документ №38.

[33]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писка К.Е.Ворошилова Н.А.Вознесенском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Люди русской науки"，1947-08-30，Документ №47.

[34]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б учебном пособии И.С.Звавича по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географии зарубежных стран，1948-02-07，Документ №60.

[35]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издания в СССР кни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го радиокомментатора И.Стила，1948-01-24，Документ №55.

[3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9-03-01，Документ №128.

[37]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 политбюро ЦК ВКП（б）о выпуске на иностранных языках книги "правда об американских дипломатах，1949-03-11，Документ №120.

[3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И.В.Сталину о создании кинофильмов на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ую тему，1949-07-19，Документ №182.

[3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писка писателя К.М.Симонова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о готовности написать пьесу "Горький в Америке，1949-03-19，Документ №126.

[40]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роект мероприятий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по союзу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Документ ССП СССР，1949-04-01，Документ №138.

[4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по поводу издания книги "поджигатели" Н.Н.Шпанова，1949-04-20，Документ №152.

[42]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писка П.И.Лебедева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о проведении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учреждениями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 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1949-05-11，Документ №156.

[43]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лсову о рукописи книги "Американское гестапо，1949-06-23，Документ №172.

[44]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 рукописи книги И.Г.Эренбурга "Ночь Америки"，1949-09-22，Документ №199.

[45] РГАЛИ.Ф.634.Оп.4.Д.407.Л.6，8.

[46] Правда.1953-01-27，1953-01-28，1953-02-14；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53-01-24.；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1953-01-23；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1953-02-21，1953-02- 24，1953-02-26，1953-02-27；1953-03-05.

[47] Правда.1953-01-13，1953-02-08；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53-01-20；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1953-02-07.

[48] 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1953-02-10.

[49] 麦德维杰夫：《让历史来审判——论斯大林和斯大林主义》，何宏江等译，东方出版社，2005，第966页。斯大林的女儿斯维特兰娜也认为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具有公然反犹太主义性质”。参见阿利卢耶娃《仅仅一年》，刘白岚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编印，1980，第140页。

[50]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中央编译局译，三联书店，1973，第71页。

[51] 《列宁选集》第4卷，第654—655页。

[52] Шинкарук С.А.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21-1941 гг，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СПб.，1995.С.33.

[53] 沙赫特是俄文“矿井”（Шахт）的音译，据称从1922—1923年起，顿涅茨矿区的俄国和外国企业主和一些反动资产阶级专家就与白俄“巴黎中心”组织联系，接受其指示和经费。他们窃取当地的领导权，唆使工人反对党的领导。1928年5月18日至7月6日对此案进行了审理，53名被告（沙赫特分子）中，除4人被宣判无罪外，有11人被处决，其他的人被判处1—10年徒刑。

[54] 《斯大林全集》第12卷，第15页。

[55] Извести，1988-05-20.

[5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роект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ргбюро ЦК ВКП（б）"о журналах" Звезда "и "Ленингра""с правкой И.В.Сталина，1946-08-14，Документ №19.

[57] ЯковлеваА.Н. Документы：ЦК РКП（б）— ВКП（б），ВЧК — ОГПУ — 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 политике.1917-1953. М.，1999.С.589.

[58] Извести，1988-5-20.

[59] 《苏联文学艺术问题》，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第40页。

[60] ТименчикР.Д. Реквием. М.，1989.С.236-238.

[6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секретарю ЦК ВКП（б）Н.С.Патоличеву о "серьезных 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ошибках" в "учебнике "Современная литература""，1946-10-01，Документ №27.

[62] 《斯大林文集》第13卷，莫斯科外语出版社，1955，第30页。

[63] 苏多普拉托夫：《情报机关与克里姆林宫》，魏晓明、陆柏春译，东方出版社，2000，第365页。

[64] 姆列钦：《历届克格勃主席的命运》，李惠生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359页。

[65] Jonathan Brent & Vladimir P.Naumov，Stalin’s Last Crime：The Doctor’s Plot，John Murray（Publishers），2003，p.184.

[66]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Gmb H.，1995，p.162.

[67] Shimon Redlich，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 p.133.

[68]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1996.С.358.

[69]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С.358-359.

[70] 苏联政府对米霍埃尔斯的“死因”和“车祸”做了调查。1948年2月11日，警察总局给苏联内务部副部长伊·亚·谢罗夫呈交了一份经过精心编造的事发现场调查和尸检报告，宣称“没有证据表明米霍埃尔斯和戈卢博夫-波塔波夫死于其他原因。只是死于意外车祸”。参见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 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С.354-356。

[71]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第467页。

[72]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第472页。

[73]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第472页。

[74] 泽夫·卡茨等：《苏联民族手册》，第506页。

[75] 欧文·豪：《父辈的世界东欧犹太人移居美国以及他们发现与创造生活的历程》，王海良、赵立行译，上海三联书店，1995，第750页。

[76] 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第477页。

[77] 多洛：《国际文化关系》，孙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第27页。

[78] 多洛：《国际文化关系》，第89—90页。

[79] 多洛：《国际文化关系》，第27页。

[80]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советс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47//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е войну. М.，1999，С.110.

[81]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советс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47//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е войну. С.109-110.

[82] Ian S.McDonald，Anglo-American Relations since the Second World War，Newton Abbot：David & Charles，1974，p.34.

[83]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2—468页。

[84]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69—470页。

[85] 《斯大林文选》下册，第473—474页。

[86]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советс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47//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е войну. С.113.

[87]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советс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47//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е войну. С.114.

[88] Печатнов В.О. “Стрельба холостыми”：советсская пропаганда на запад в начале холодной войны，1945-1947//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е войну. С.109-110.

[89] NSC66，“Support for theVoice of America in the Fields of Intelligence and of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April 4，1950，FRUS，1950（Washington，D.C.：U.S.Goverment Printing Office，1950），Vol.IV，p.290.

[90] FRUS，1951，V.Ⅱ，p.58.

[91] FRUS，1952-1954，Vol.Ⅱ，Part 2，1984，p.1591.

[92]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第142页。

[93] 《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第331页。

[94] J.D.Parks，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American-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1917-1958，Jefferson，N.C.：McFarland，1983，pp.141-145.

[95] FRUS，1952-1954，Special Estimate（SE-39），March 12，1953，Vol.8，pp.1127-1129，1160-1162，1196-1205.

[96] J.D.Parks，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American-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1917-1958，Jefferson，N.C.：McFarland，1983，p.143.

[97] FRUS，1955-57，Volume 24：the Soviet Union；Eastern Mediterranean，pp.253-254.

[98] Department of State Bulletin，February 17，1958，pp.243-247.

[99] Time，1958-2-10，pp.19-20.

[100] Yale Richmond，Cultural Exchange & the Cold War：Raising the Iron Curtain，University Park，2003，p.8.

[101] National Security Action Memoranuum No.6/1，July 14，1961，FRUS，Vol.XXV.

[102] Memorandum from the Under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olitical Affairs（MeGhee）to the Director of the U.S.Information Ageney（Murrow），May 15，1962，FRUS，Vol.XXV，p.31.

[103]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第321页。

[104] Степаков В.И. Партий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 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М.，1967.C.18.

[105] Степаков В.И. Партий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 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C.25.

[106] Степаков В.И. Партий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 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С.106.

[107] George V.Allen，“Are the Soviets Winning the Propaganda War？”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36（Jul.，1961），p.6.

[108] 里根：《里根回忆录》，何力译，新华出版社，1991，第151页。

[109] 里根：《里根回忆录》，第162页。

[110] 《安德罗波夫言论选集》，苏群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446—447页。

[111] Albert L.Weeks，“Psywar：Persuding the west to lose”，Journal of Defense and Diplomacy，December 1986，P.16.

[112] Aaron B.Wildavsky，Beyond Containment：Alternative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Potomac Associates，New York，1993.

[113] Sylvia Woodby，Gorbachev and the Decline of Ideololgy in Soviet Foreign Policy，San Francisco 1989，P.6.

[114] David Wedgwood Benn，“New Thinking in Soviet Propaganda”，Soviet Studies，Vol.21，No.1（Jul.，1969），p.59.

[115] Albert L.Weeks，“Psywar：Persuding the West to Lose”，Journal of Defense and Diplomacy，December，1986，p.16.

[116] XXIV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30 марта-9 апр.1971 г.：стеногр. отчет： в 1 т.М.，：Политиздат，1971.C.108.

[117] Кузнецов 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и практика. М.，：Мысль，C.149-150.

[118] 尼古拉·梁赞诺夫斯基、马克·斯坦伯格：《俄罗斯史》，杨烨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第546页。

[119] Из дневника ткачихи Любы Парфеновой // Работница.1967.№ 10.C.9.

[120] Я-одна из вас // Работница. 1975.№ 3.C.3.

[121]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М.：Профиздат，1984.С.205.

[122]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9.

[123]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9-210.

[124]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7.

[125] Кузнецов 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и практика. C.158-159.

[126] КПСС.：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партия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в резолюциях и решениях съездов，конференций и пленумов ЦК（1898-1986）. М.，：Политиздат，1986.Т.10.С.493.

[127]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3.

[128] XXIV съезд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30 марта-9 апр.1971 г.：стеногр. отчет：в 2 т. C.234.

[129] “新人”是19世纪俄国思想解放运动和文学艺术作品中的典型形象，它具有与旧制度不调和的品质，如作风勇敢、意志坚定和崇尚光明。如普希金的《叶甫根尼·奥涅金》中的达吉亚娜，车尔尼雪夫斯基的《怎么办》中的拉赫美托夫等。“新人”强调的是俄罗斯民族中的新鲜成分，“苏维埃新人”则更具政治和意识形态色彩。

[130] Кузнецов 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и практика. C.163.

[131] Воронов М.И.，ВЦСПС：Сборник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й ВЦСПС：июль-сентыбрь 1966 г. М.，：Профиздат，1966.C.56.

[132]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C.199.

[133]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1.

[134] Всесоюз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ередовиков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 бригад и ударнико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60.С.7.

[135] Работница.1978.№ 9.C.10.

[136] Янкова З.А. Советская женщина：Социальный портрет. М.，：Политиздат，1978.C.62.

[137] Кузнецов 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и практика. C.149.

[138]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4.

[139]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С.203.

[140] Работница. 1974.№ 8.C.15.

第五章 从以赛亚·伯林到米洛凡·吉拉斯：来自两个阵营的苏联观察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红色麦加”（Red Mecca）——苏联再次成为世界关注的焦点。从40年代中期到苏联解体前，有大量的西方知识界人士和东欧阵营人士访问苏联，包括英国著名思想家以赛亚·伯林和原南斯拉夫主要领导人米洛凡·吉拉斯。[1]他们的目光和评价则主要集中在20世纪50—70年代的苏联社会和苏联文化上。

一 以赛亚·伯林视野下的苏联政治文化

（一）伯林特殊的俄国背景与三次苏联之行

以赛亚·伯林是20世纪著名的思想家、哲学家，在欧美政治哲学界享有大师级的盛誉。他于1958年在“两种自由概念”（Two Concepts of Liberty）的演说中提出了著名的消极自由与积极自由理论，被誉为“一篇货真价实的‘自由主义宣言’”，并被公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自由主义获得‘复兴’的标志之一”。[2]他曾先后三次到苏联，留下了大量的见闻、谈话录及评论，从苏联文学艺术、苏联与西方文化的关系、知识分子和政治文化四个方面对苏维埃文化进行了论述。从自由主义的角度，伯林认为苏联文化处于一种僵化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下，苏联的文学艺术陷入停滞状态，与西方的联系断裂，知识分子受到严密控制，乃至受到迫害。伯林对苏联文化整体上持否定态度，他对苏联文化的认识是对其自由主义观的一个诠释。

伯林于1909年6月出生于拉脱维亚首府里加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家庭，他的祖父母是本分的哈西德[3]信徒，但他的父母不是。他们家于1915年从里加搬到安特卫普，1916年又搬到彼得格勒，在那里他目睹了俄国的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这两场革命让他深感恐惧，但同时也促成了他对于思想史研究的兴趣。《伯林谈话录》的作者拉明·贾汉贝格鲁曾问伯林，牛津的政治经历和哲学经历是不是深刻地影响到他对思想史的兴趣，伯林回答道：“不完全是这样。首先，我不可避免地受苏联存在的影响……尽管我父母没有受过苏维埃政权的迫害，来英国也不是被驱逐的。但是我毕竟有着关于苏维埃政权的不愉快的记忆：我认识的一两个人早在1918年被枪杀，不是因为政治上的缘故。对此没有来自任何渠道的解释。发生过许多强制执行的处决——非常可怕，虽还不像后来斯大林统治时期出现的那种恐怖，但毕竟有许许多多人被处死了，其理由从未公之于众，除非使用一般性的术语——‘苏联的敌人’、‘投机分子’、‘反革命分子’、‘资产阶级的支持者’，诸如此类。”[4]他们全家在1921年迁往英国，次年，当时只有12岁的伯林写了一篇关于真人的虚构故事，讲的是苏维埃北部地区的内政人民委员、彼得格勒肃反委员会主席乌里茨基（М.С.Улицкий）被暗杀的事情。在这篇文章中，伯林表达了对苏联政权的憎恶，初显了他毕生所坚持的自由主义观的端倪。伯林著作的编辑亨利·哈代（Henry Hardy）把这篇文章收录到了《自由论》（《自由四论》扩充版）中，并冠以《目的证明手段合理》的题目，在编者絮语中他提到：“这篇故事是他思想旅途第一步的记录，而这一思想旅途在74年后的《我的思想之路》中得到了概括……这个故事当然生动地反映出他早年经验的力量，也显示出他成熟的自由主义的一个最深刻根源。”[5]

伯林自幼对俄国文学充满了兴趣，在彼得格勒的一段时间里，他整天沉溺于托尔斯泰、屠格涅夫、茹科夫斯基（普希金的教师，著名的宫廷诗人）和普希金的作品中。这种兴趣在他成年之后并没有丝毫减退，在牛津的一段时间里，他对19世纪俄国思想史进行了深入的研究，其成果经亨利·哈代整理，全部收录在《俄国思想家》（Russian Thinkers）一书中。伯林对19世纪俄国思想史的研究是独特的，完全体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艾琳·凯利在《俄国思想家》一书的导论中指出：“这个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看法，有个自由主义的声音强烈且一贯不赞同——而且，这是一种相当卓绝的声音。”这个声音就是伯林的声音。“以赛亚·伯林对俄国知识阶层的研究路数，是注意其人如何‘体行’（live through）观念以解决道德要求。这个题目的研究，大多依据历史上的后见之明来判断政治上的解决，他则反是，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与道德问题、他们所寻求解决的困境。”[6]伯林的这一研究已经得到了国内外学者的认同与关注。

伯林同样关注在苏维埃政权下的俄国文化，并先后三次回到苏联，亲身目睹了苏维埃政权下的文化发展状况和知识分子的社会生活状况。

1945年9月，伯林刚刚结束了在华盛顿的外交部工作后，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飞抵莫斯科，外交部给他的命令是让他准备一份以二战后世界美、苏、英三大国关系为内容的报告。[7]然而，伯林到达苏联之后，当时苏联的文艺状况却使他产生极大兴趣。他会见了当时一些有名的苏联作家，其中与帕斯捷尔纳克、阿赫玛托娃的会谈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他在苏联逗留至1946年4月，虽然时间并不是很长，却成为他人生中最重要的时期，《伯林传》的作者伊格纳季耶夫（Machael Ignatieff）在书中写道：“他始终坚信对阿赫玛托娃的访问是他一生当中最重要的一件事情。他在离开俄国的时候，心中满怀对苏联专制的憎恶之情，这种憎恶几乎在他后来为捍卫西方自由主义和政治自由而写的每一篇文章的字里行间都可以看到。”[8]1956年，伯林偕同其新婚妻子艾琳（Erin）再次造访莫斯科。他们这次是作为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馆大使威廉姆·哈特（William Harte）的客人前往的，在那儿居住了一个多月的时间，并会见了一些老朋友，其中就包括帕斯捷尔纳克。1988年，年近80岁高龄的伯林故地重游，来到列宁格勒和莫斯科，最后一次穿过列宁格勒雨中的街道，经过喷泉屋和阿赫玛托娃的公寓。[9]伯林前两次访苏留下了很多所见所闻以及和苏联作家的谈话录，记录了当时苏联文化的状况及苏联作家的生活状况，而最后一次访问在笔者看来主要是一种“道别式”的访问，笔者也并未发现他留下任何关于此次访问的记录，他只是在1990年写了一篇关于苏联知识阶层的文章，这也是他关于苏联文化的最后论述。

伯林的三次苏联之行不管是有意识的还是无意识的，都正好“选择”了苏联发展中的关键时刻。首次访苏正值1945年，二战刚刚胜利结束，全世界的人们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西方国家和苏联在二战时建立的盟友关系还没有完全破裂。苏联处于全面的重建阶段，对国民的控制要比战前稍微有些放松。伯林在这个恰当的时机到达苏联，接近作家和下层百姓相对比较容易。在与这些人的交谈中，他深切地了解到苏联的政治体制以及这种体制下的苏联文艺状况和作家们的生活。随后不久，斯大林就在各个领域，特别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加强了控制。第二次正值1956年苏共二十大召开，公开批判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苏联文化呈现出一片新景象，“解冻”思潮轰动一时。伯林把1945年和1956年苏联的一些情况进行了比较，认为“解冻”的确引起了一些变化，但这只是表面上的变化而已，是政治统治方式的一种暂时性的策略。[10]而帕斯捷尔纳克因《日瓦戈医生》的出版受到压制也验证了伯林的预言。第三次正值戈尔巴乔夫开始“改革与新思维”的1988年，东欧国家开始剧变，苏联的根基开始动摇，展现在伯林面前的是一个摇摇欲坠的大国。

（二）伯林眼中的苏联社会及其批判

伯林在1945年和1956年的苏联之行中，同苏联人有了近距离的接触，这些人包括官员、作家、艺术家、学生、教师甚至出租车司机等。由于伯林的母语是俄语，在交流上不存在任何问题，而且因为语言的缘故，伯林在与苏联人的交流中，也无形地拉近了与他们的关系。“让这些人大为吃惊的是，现在跟他们交谈的这位英国官员不但讲一口流利的俄语，而且连他的思维方式，泰罗夫充满热情地说，也‘完全是俄国式的’。”[11]在交流过程中，他们这些人自然而然地流露出对苏联政治的认识和看法，伯林也形成了他对苏联政治文化的认识。

苏联公民对当权者持一种恐惧的态度，他们之所以遵守当权者制定的政策，更多是因为如果不遵守就会受到惩处。当党和国家为文艺制定了一条“路线”，并要求所有的文艺创作都要遵守这一“路线”时，所有的文艺家都屈服了。这种屈服是被动的，因为所有不遵守这一“路线”的作家都受到了压制，甚至遭到迫害。

伯林在与苏联人的交流中看到，苏联人在强大的政权下已经习惯于选择顺从，而这种对政治的顺从导致了人们对政治的冷淡。他感到，“苏联人民，特别是一些学生，他们更关注的是获得较高的物质利益，得到一份工作，去旅行，谈恋爱，拥有一份高额的工资，享受自己的生活，而对任何公共事务都没有任何热情、思想，或国家主义观，或者强烈的感受”。[12]伯林在1956年的苏联之行中指出：“年青的一代对其他国家的事情根本不了解。我极少遇到对于政治态度的强烈表达——甚至是在斯大林被批判这一问题上，在一定程度上，在我与之交谈的学生中，也鲜有强烈的反应。他们不相信斯大林比他们当今的统治者更好或者更坏，他们认为他犯了错误，特别是在战争期间，并且认为他是一个粗暴和残忍的暴君，但是他们又认为没有一个政府不是专制的，并且不相信国外民主的真实性，虽然他们确实相信国外的物质文化和公民的满意程度要优于他们。”[13]

1945年的苏联之行中与两个学生的交谈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佩列杰尔基诺，伯林第一次会见了帕斯捷尔纳克之后，在回去的车站上偶遇了两个年轻的大学生。在黑暗中变得大胆的两个学生开始和他攀谈起来。女孩是一名历史系的大学生，她坦承自己无法理解，如果沙皇俄国真的是教科书通常所说的“俄国各民族人民的监狱”的话，为什么极端分子和革命党还能有相对的自由来策划让它倒台。就在火车进站前，他问他们两个，为什么人们仍然觉得没法说出关于社会问题的真实想法。在候车亭的黑暗中，那个年轻人回答道：“如果有人这么做的话，他就会像用扫帚扫掉一样被消灭掉。”[14]到1956年伯林再次访苏时，他发现人们对政治的态度由怀疑转向无奈和漠视。在伯林与一些人交谈时，这些人传达给伯林的是这样一种信息：“他们认为所有的政府都是虚伪的，是欺骗他们的民众的，而且这种态度的散布是很广泛的，并由此导致他们对政治问题非常缺乏兴趣。”[15]

伯林指出，苏联民众对国家的意识形态持一种漠然的态度。伯林不止一次看到意识形态报告的情形，“报告者都抑制不住地打哈欠，而听众出于‘礼貌’，为了使他们的思维已经转向其他地方的事实不表露出来，用他们的笔记本遮住他们的脸。由此看来，西方学者努力地探寻马克思主义在苏联最近20年的发展，区别它的趋势与倾向、原理与次原理（分支），追溯其来源，加以检验、分析与反驳，这是极具有讽刺意味的。”“在苏联，来自高层的意识形态的声明对于表明政治和经济政策具有重要的作用，但是在教科书中和教学上，这一问题已经落入低谷，这是没有人予以否定的。”[16]伯林曾受到哲学学会（Academy of Philosophy）非常友好的接待。他发现，当哲学学会的成员对哲学的兴趣超越了他们所被允许的界限时，是一件非常严重的事情。这些在哲学领域被认为是专家的人对待哲学的态度是一种无法掩饰的厌烦，他们既不相信也不反对他们所论述的命题，而是仅仅当作自己的本分工作去提出这样的论调，并且尽最大的努力去那样做，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很少将自己的思想渗入其中。这主要是因为，马克思主义的官方意识形态已经被认为是确定了的（其主要内容是：阶级结构是重要的；观念是受经济因素影响的；西方资本主义正在堕落；列宁是伟大的天才），更多具体的哲学、经济、社会和历史的论断，这些1920年和1930年早期斗争中的焦点，已经固化为机械主义的形式。[17]

从伯林对苏联政治文化的描述和认识中可以看出，苏联的政治文化总体上是一种政治离异、社会隔离和不信任的模式。苏联人对政治是漠然的，对于参与政治更是毫无兴趣。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集团之间存在巨大的裂痕，且互不信任，甚至有些敌意。大多数的苏联公民认为他们所生活的社会环境充满了威胁，但他们又感到无法去改变现实，而只能逆来顺受。苏联的这种社会结构所维持的既不是忠诚的政治文化，也不是忠诚的政治参与模式。

伯林由此得出结论：苏联社会最深刻的分裂体现在统治者和被统治者两大集团之间。这两大集团的成员具有不同的性格、品质和思维方式。“被统治者是和平的、谦恭的、文雅的、顺从的，具有无穷尽的好奇心和想象力。他们的道德观、美学品位和世界观带有浓厚的维多利亚时期的痕迹，而且他们看待外面的世界带有一定的怀疑和一丝的敌意，甚至是恐惧。他们倾向于认为美国人可能希望对他们发动一场战争，但就我的经验而言，他们的这种看法并没有那么强烈。当向他们指出，很多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例如英国有300万失业人口，或者军火商完全控制了美国的政策——并不符合事实时，他们以一种讽刺的默许态度，把这当作欺骗的一种形式，这些不可避免地充斥在各个公共领域如苏联的报纸上和收音机中，并不比国外少。”[18]统治者看起来是另外一种景象。“在苏联，处于权力体系中的这些人都听命于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和苏共中央委员会的高层领导。他们是粗暴的、鲁莽的，他们憎恨那些可以被广泛地称为‘西方价值观’的东西，或是他们自己的知识分子，他们憎恨优雅、文明的行为，知识阶层等。很自然的，这些党的骨干——他们寻求提升的机会，对于党的路线的变化是敏锐的、敏感的，并不断调整自己以适应这种变化——的话语均来自高层，并且像他们的最高领导者一样，利用和贬低那些具有自由特性的教授，同时又要求这些教授在自己的领域有所发现、发明，以赶上并超过西方。”[19]统治者面对被统治者时，是高高在上的，并且对被统治者持一种蔑视甚至敌视的态度；而被统治者对统治者则是一种不信任的态度。这两大集团间的隔阂对苏联政治决策的推行起到了消极的作用。

伯林三次访苏和思考苏联问题，展现了他的多重身份特性。他首先是一个出生于俄国、熟习俄语并对俄国有感情的人。其次，他又是一个成长在西方国家、接受了西方思想教育的自由主义者。再次，他曾在二战中和二战后，分别在英国驻美国和苏联大使馆担任短暂的外交官，兼有英国官员的身份。这些不同身份对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首先，伯林对苏联政治的认识不可避免地受到感情方面的影响，他出生在俄国，对俄国是有一定的感情的，但是童年时的经历，使他对苏联政权却有着不愉快的记忆。他在感情的支配下，在看待苏联政治时是带着一种先入为主的情绪的，即苏联政治是专制的。其次，伯林接受的是西方自由主义的教育，而且接受了自由主义的理论。当他对苏联政治进行认知的时候，西方自由主义的价值观成了他进行判断和评价的标准。正是基于此，他对苏联的政治体系进行了批判和否定。

此外，伯林对苏联文化的认识完全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性格，从中并可以领悟到他的自由主义观。伯林从其自由主义观出发，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处于一种僵化的模式，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被压制乃至被迫害状态。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他的多元论和自由主义观念，因为他认为，正是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支配之下，苏联的文化、政治才变得单一化而不“自由”。如果说伯林的政治哲学论著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那么他对苏联文化的认识可谓对其自由主义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三）伯林对苏联政治文化的认识

1.论苏联文学艺术

伯林是一个思想家和学问家，尽管三次苏联之行的使命并不都与文学艺术有关，但伯林最关注的仍然是苏联文学艺术和知识界的动向。伯林的有关论述明显将苏联文学艺术发展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1917—1936年，是苏联文学艺术的缓慢发展时期。第二阶段：1936—1945年，是苏联文学艺术的艰难前行时期。第三阶段：从1956年开始，是苏联文学艺术的“解冻”时期。

（1）1917—1936年：苏联文艺的艰难时世

1945年的苏联之行，给伯林留下重要印象的就是同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会谈。但是，直到1980年牛津沃德哈姆学院邀请他做一个讲座，他才着手写这篇推迟已久的访谈录。由于文章太长，而一个多小时的讲座时间又不够，于是伯林将这篇文章进行了删减，缩减后的文章以《与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会谈》（Conversation with Akhmatova and Pasternak）为题发表在1980年11月20日的《纽约书评》上。此时伯林的另一本文集《个人印象》（Personal Impressions）[20]正待出版，于是伯林将没有删减的文章以《在1945年和1956年与俄国作家的会面》（Meetings with Russian Writers in 1945 and 1956）为题收录在其中。后来，亨利·哈代又将这篇文章的删减本先后收录在伯林《对人类的合理认识》（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21]和《苏联的观念》（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这两本文集中。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对俄罗斯文艺产生了强烈的影响，但是并没有抑制俄罗斯文艺的持续发展。十月革命给俄罗斯文艺的发展带来了很大的负面作用。但是，他并没有把这种负面作用归因于“左”的文化思潮，而是归因于国家层面的政府压制，或者说，他认为“左”的文化思潮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政权压制的结果。他认为，“严格的检查制度排斥了所有的作家和观念，除了那些经过仔细挑选出来的之外，并且禁止或者不鼓励与政治无关的艺术形式（特别是一些价值不大的艺术形式，如恋爱、神话和侦探故事，还有各样的小说和拙劣的文学作品），机械地把大众阅读的注意力集中到新的、实验性的作品上”。[22]实际上，苏维埃国家一直同“左”的文化思潮做斗争，强调美学的自由争论。1924年，教育人民委员卢那察尔斯基在一篇带有纲领性标题的文章《苏维埃国家的艺术政策》中指出：“既不能称现实主义流派，也不能称未来主义流派为国家的流派。不能不顾暂时还没有强大到能发表其意见的无产阶级本身的意愿，宣称任何一个流派是真正无产阶级的，无论是包装一新但仍且混乱的结构主义，还是虽说是民粹派的，但同样需要极力照看的现实主义。这是一个最崇高的中立……”[23]1925年的《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为新时期的文化发展确立了正确的路线。其主要制定者布哈林十分强调文化事业和文学艺术的“独特性”，他认为文学艺术团体“应当是完全自发的”“有灵活性的团体”，不应担心这些团体数量众多，形式多样，而应当让它们能成立多少就成立多少，充分展开“自由竞争”。在出版局会议的发言中，布哈林甚至倡导“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原则”，他说：“我认为，拒绝自由的、无政府主义的竞争原则就是毁灭我所拥护的无产阶级文学的最好方法，是毁灭这个文学的强大的手段。”[24]正是由于党和国家不断同错误思想的斗争，使俄罗斯的文学与艺术才得以继续发展。

但是，伯林并没有认识到这一点，他把俄罗斯文艺得以继续发展的原因归结于革命刚刚胜利，国家对政权的控制还较为宽松，各种派别的活跃促进了文艺的持续发展。伯林是一个自由主义者，崇尚的是多元主义价值观，在他的眼中，以马克思主义一元论为指导思想而建立的苏联社会主义国家是一个极为专制的国家，必然要求一切文艺都要服从于政治、经济基础，成为国家的一种宣传工具。

伯林认为十月革命之后，苏联文艺界产生了两大派别，一派是纯粹的艺术派，他们目睹了革命，并且认识到革命在反对资产阶级中表现出来的粗暴态度，因而主张文艺不受政治的限制，走纯艺术的路线；另一派是政治派，他们主张所有的艺术家和知识分子都屈从于十月革命所成就的社会和经济成果（亦即社会主义国家政权），文艺为政治服务。伯林称这一时期的文艺之争，“是在自由主义者或者某种意义上的无政府主义者与狂热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者之间展开的”。[25]在两大文艺派的基础上出现了众多的文艺派别，它们之间相对自由的争论促进了20年代苏联文艺的繁荣。

1928—1929年苏联政治经济的“大转变”，导致思想文化领域里“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的“全面进攻”。联共（布）中央于1932年4月23日通过《关于改组文艺团体》的决议，解散了“拉普”。但“拉普”的解散却牵连了所有文艺派别和组织，结果取消了各文艺派别合法存在的权利，结束了各流派“自由竞争”的局面。接着，1934年召开了第一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这次大会是一次全苏创作力量的大检阅，有利于全苏作家队伍的团结，通过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讨论，也有利于提高文艺界的理论水平。但是，另一方面，它也产生了消极的结果：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被确定为官方准许的唯一创作方法，窒息了文艺创作风格、方法的多样性，从而导致文艺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一些没有按照对文学艺术所提出的要求而明确表达出政治倾向性的作品，常被视为思想上不坚定的作品。艺术创作的严格标准、领导人的权威风格，为文学艺术中的见风使舵和墨守成规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环境。同时，成立全苏统一的作家协会和艺术团体，形成文艺界的大一统局面，使文艺领导体制走向高度集中。文艺界各流派“自由竞争”局面的消失，高度集中的行政命令体制的形成，理论的僵化和教条主义，使苏联文艺从30年代中期开始走下坡路。

伯林把1928—1937年这一阶段苏联文艺的发展看作逐步停滞、僵化的过程。他把1928年对联共（布）领导人之一的托洛茨基的清算作为苏联新的正统思想建立的标志，从这一刻起，国家开始控制政治、经济及文化等所有领域。在文化领域，行政命令体制不断加强，使苏联文艺遭到了严重的破坏，从而结束了20年代的繁荣景象。但同时伯林认为，苏联的文艺仍在缓慢发展，一些优秀的作家仍在不停地创作，传达着一种自由的气息，虽然这种气息是非常微弱的。“有时，非正统的观念——它并非直接反对苏联官方的意识形态——传达了一种自由的气息，这在极度紧张的时期，为苏联日常单调的‘伙食’添加了一些受欢迎的‘调味剂’。当然不能允许它走得太远，或者发生得太频繁，但是这种可能性的确经常出现，而且天才的作家们在一定程度上尽可能发挥了他们的独创性，在不打破正统观念的框架或者不至于招致处罚和判刑的条件下，传达非正统的观念。”[26]这一时期的确出现了一些较为著名的文学作品，如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第一部（1932）、奥斯特洛夫斯基（Н.Островский）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Как закалялась сталь）、阿·托尔斯泰的《彼得大帝》（Петр Великий）第二部（1934）等。在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内部的争论仍是允许的，如唯物主义者派别间的争论等。[27]

伯林认为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是当时政治局面混乱导致的结果。“政治迫害发生了，所有的异端，不论是左翼还是右翼，陆续被‘揭露’，并对这些有罪的异端者进行了恐怖的迫害；但是在非常残忍的意识形态争论中，由于哪一方可能被清算并不确定——这也给知识阶层蒙上了一层阴影——在片面性和夸大性的影响下，导致的结果是创造性和批判性的作品在这一时期十分丰富，继续给苏联的思想和艺术带来骚动与动力。”[28]在各种派别的斗争中，时而这一派别占据上风，时而那一派别占据上风，使知识分子无法摸清政治走向，因而继续坚持自己的观点进行文学与艺术的创作。但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他们在大清洗中的悲剧命运。

（2）1937—1945年：苏联文学艺术的艰难前行

1937—1938年是大清洗的高峰阶段，它彻底改变了苏联文学和艺术的景象。国家全面控制了文艺界。政治对文学和艺术的干预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领导人的好恶成了对文学艺术作品的评价标准。斯大林直接对小说、戏剧、电影做出评判，他喜欢的作品会被提名授予斯大林奖金，而不符合他个人意愿的作品则会被贬，作者被扣上相应的帽子，他们的创作前程也被断送。伯林认为，大清洗是一场巨大的灾难，“这对于每一位苏联的作家和艺术家就像圣巴托洛缪的前夜一样——这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无法全部忘却的”。[29]文学与艺术作品的创作完全遵从官方的要求，成为官方的宣传工具，作家和艺术家对官方的委曲求全也达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这一时期的文艺可以说是一片空白。

1941年卫国战争爆发，再次改变了文学艺术领域的局面。所有的一切，包括文学艺术都服务于卫国战争。一部分艺术家以自己特有的方式参加保卫国家的战斗，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分别举办了诗歌朗诵会。苏共发现这些持不同政见者在道德上的权威性是一笔可供开掘的财富。在爱国性质的呼吁言辞一度降低到简单口号的水准时，这些诗人却知道如何用魔力唤起民族感情最真切的源头，即对俄罗斯民族语言的热爱。连普通士兵也熟读他们的作品，或是把他们的诗歌抄写在小纸条上随身携带。[30]在这一背景下，出现了一些以战争、爱国主义为主题的创造性的作品。伯林认为，这些诗人的创作不同于那些专为宣传而创作的官方作家，他们的作品具有更多的艺术价值。“最好的战争诗人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他们创作的源泉来自丰富的爱国情绪，但是这些艺术作品太具有艺术性而不能被认为是作为具有直接宣传价值的作品，而且他们的作品还因其宣传力度不够而受到党内官方作家轻度的反对。”[31]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的诗歌创作是一种自由的创作，没有完全受国家政策的引导，成为国家宣传的工具。这一点正是伯林所认可与称赞的。在伯林看来，文艺的创作必须是自由的，只有自由的创作才能产生好的艺术作品。

国家对这些作家的态度有所好转，给予了他们一定的自由创作空间，使这些作家的地位和个人的安全得到了提高。但是这种现象不可能持久，如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这一类的作家并不为党和它的文学主管部门所喜爱，因为他们太引人注目了，难逃政府的监视。

伯林感觉到苏联政府对文学的检查制度越来越严厉，一切文艺活动必须遵循党的路线。伯林指出：“当书刊、戏剧或者其他‘文化现象’的评论家偶尔犯了错误，也就是说在某些特殊的地方偏离了党的路线时，对这一错误的纠正不仅是把错误的后果告知评论家，在内部解决，而且还要发表一篇相关的文章来回应这篇错误的评论，指出错误之处，并表明党的路线对此错误的态度。”[32]在这种制度之下，苏联文学艺术陷入了完全沉寂，“纵观整个文学艺术，这儿弥漫着一股奇怪的空气，所有的一切陷入了静止状态，甚至没有一丝风能够搅动这平静的水面。这也可能是下一次大浪潮来临前的寂静，然而在这儿看不到任何在苏联孕育出新的原创性的东西的信号。这儿没有对旧事物的厌腻和对新经验的渴求来刺激早已厌倦的味觉。这种空气对于知识分子或者艺术团体是不利的，而且那些权威人士——热切地欢迎在技术领域的发明和发现者——看起来并没有意识到这与自由的探索是分不开的，这种探索是不可能在限定的框架内实现的。从目前来看，发明成了安全的牺牲品。除非并直到这种情况发生变化，俄罗斯不可能做出任何重大的贡献，至少在人文艺术和探索领域。”[33]关于文学的现状，肖洛霍夫在1954年12月第二届全苏作家代表大会上苦涩地说道：“……一股毫无色彩的翻译式文学的暗淡潮流成了我们的灾难，这股潮流在最近这些年自杂志中涌出，充斥着图书市场。”[34]

当时文学艺术著作的翻译非常流行，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伯林举出了两个理由：一是相比独立创作可能带来的政治风险，翻译“作为一种逃离政治危险的工具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二是“对翻译的重视的原因还在于目前不断强调的重视苏联边远地区的生活，由此产生的后果是那些流行语种如乌克兰、格鲁吉亚、亚美尼亚、乌兹别克和塔吉克语的译著受到了政治上的奖赏”。[35]也就是说，国家文学艺术创作的“路线”是要突出苏联边疆那些尚未被了解的地方，突出少数民族的文化，挖掘地方民歌，结果是大量低俗的甚至是伪劣的民歌得以出版，其目的得到政府的奖赏。但在具体的地区，这种风气是有所区别的。伯林与列宁格勒的作家们交谈时，后者告诉伯林说：“列宁格勒没有受到这种歪风的侵袭，而这在莫斯科已经蔚然成风。对他们而言，他们不会把自己的作品全部改变成乌兹别克或者阿塞拜疆式的诗歌的形式。”[36]伯林所注重的仍然是文学艺术创作的自由性。

歌剧、芭蕾、绘画、音乐等艺术领域也处于同样的境地，极少有创造力的作品出现。伯林1945年访苏期间，经常造访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各大剧院，对这些艺术的现状进行了简单的描述。在戏剧领域，突出的问题就是缺乏创造力，鲜有新的剧目上演，即使上演的一些现代剧也因内容空洞而乏善可陈。“莫斯科大剧院，众所周知它比之黄金时代——当契诃夫和高尔基为其写作时——的卓越已有所衰败，然而仍然保留了个人表演和团体演出的标准，这仍然引来这个世界的羡慕。它的全部剧目，自1937年以来，被限定在一些老的或新的平淡无奇的剧目上，大都是没有鲜明性格的陈腐作品，简单的表演仅仅作为一种工具，天才的表演家可以借此展示他们华丽的、过时的演技；这些东西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表演而非戏剧本身。”[37]主管部门对戏剧的监管达到了事无巨细的程度，每一部戏剧的演出都要经过逐段的讨论，从而限制了戏剧的发展。一些小的剧院仍在上演19世纪的经典作品，“例如莫斯科的埃玛罗娃（Ermolova）剧院和运输剧院（Transport Theatre），还有列宁格勒的一个或者两个剧院。在这些剧院，最卖座的都是经典作品，例如《戈东诺夫》和《苏丹》等”。[38]在伯林看来，这些小剧院上演的一些经典剧目相对于现代剧而言是突出的。那么，现代剧与经典剧目的差距体现在哪儿呢？伯林认为，“现代剧一般较差，并不是因为过时的表演技巧，而是因为内容的空洞无物”。[39]

在歌剧和芭蕾方面，过去的传统仍然存在并具有指导作用，虽然这种作用越来越微弱。歌剧和戏剧面临着同样的问题，即缺乏创造力，“在列宁格勒和莫斯科的两大歌剧院里，没有出现任何新的创造生命力的迹象，它们把自己限定在老套的、人们已经熟知的俄罗斯和意大利剧目中，偶尔会上演一些新的歌剧，例如《卡门》（Carmen）。”[40]而一些小的剧院，为了寻求政治上的安全，则上演巴赫和海顿的一些轻歌剧，这些歌剧的表演虽然并不完美，但可谓是热情的，并受到了群众的喜爱。歌剧发展的另一个特点是地区的不平衡性，“当一些新的东西上演时，例如亚美尼亚的作曲家哈恰图良新编的芭蕾剧《加亚涅》（Gayaneb）今年在列宁格勒上演时，它可以表演得生气勃勃、令人激动不已，舞蹈者在剧中表现出来的趣味和喜悦使得观众得到了满足。但是，特别是在莫斯科，它又可以沦落到舞台格调和作品（还有音乐）极度粗俗的程度，甚至连法兰西第二帝国时的巴黎都无法超越”。[41]

俄国是现代芭蕾舞发源地之一，在柏林的眼中，苏联芭蕾舞的发展相对于戏剧和歌剧要好一些，出现了一些著名的芭蕾舞演员。之所以出现这种现象，伯林认为是芭蕾舞本身的艺术特性所决定的，“芭蕾舞如果没有年轻一代舞蹈演员不断充实，就无法存在”。[42]此外，国家对待不同艺术的态度也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伯林指出，文化主管部门存在这样一种思想，认为芭蕾舞、音乐等艺术形式相对于文学较少具有思想性，因而对它们的控制并没有像对待文学那样严格。

在绘画方面，伯林指出，当今苏联所展现出来的绘画艺术，似乎已经跌落到19世纪俄国自然主义或印象主义的最低标准以下。在音乐方面，状况也是一样，“除了普罗柯菲耶夫和肖斯塔科维奇（对肖斯塔科维奇的政治压力似乎很少能改善他的作品的形式，尽管对此可能也有严重的歧义——而且他仍然年轻）的情况外，它大体上或者是传统的‘斯拉夫’，或者是‘甜蜜的’柴可夫斯基-拉赫马尼诺夫（Tchaikovsky-Rachmaninov）风格在形式上的呆板的复制品，这种形式现在表现得非常空洞……甚至于像舍巴林和卡巴列夫斯基这样有能力的作曲家，也使用这种最无反抗力的五线谱，已经和他们的模仿者一起，变成了单调的产品供应者，供应习惯常见的平庸音乐”。[43]在国家高压的文化政策之下，艺术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禁锢，表现形式趋于平庸。

（3）1956年：苏联文学艺术的“解冻”

对于苏联50年代中后期的“解冻”，伯林有着自己的理解和看法。他首先承认“解冻”思潮的确使苏联社会政治生活发生了一些变化，给苏联的文艺发展带来了一丝新的生机。但是，在伯林看来，这种变化并非本质上的，而只是表面上的，是政治统治方式的一种暂时性策略。[44]他在1956年苏联之行时与一些作家和艺术家的谈话中感受到了这一点。伯林访问了苏联文学历史的主要机构“普希金之家”（Pushkin House）的所长阿列克谢耶夫教授。“阿列克谢耶夫教授说一切要比斯大林时期好多了，他希望斯大林时代永远地结束了。然而，文学研究仍然受到压制，因为政府很明显地偏好于自然科学，特别是物理，但这同1940—1953年相比较来说，已经是天堂了。……我问道，他是否认为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和阿赫玛托娃的名誉可以得到恢复；他凝视了一会儿，看着另外一张桌子，说他不知道。气氛变得有点冷，不久我就离开了。”[45]

1956年是苏联“解冻”刚刚开始的时期，很多人并不完全清楚这一进程能够进行到什么程度，毕竟他们都经历过斯大林黑暗统治的人，高压专制的阴影在他们的脑海里留下了太深的印象。从这一背景来看，阿列克谢耶夫教授的话也就不难理解了。伯林十分关注苏联政府的统治方式，在他看来，如果这种政治统治方式不能从根本上得到改善的话，那么苏联文学艺术的发展就不可能从根本上得到解放。这种政治统治方式是在斯大林时期确立的，伯林把它称为“人造辩证法”（the artificial dialectic），[46]也可以说是斯大林政策中的螺旋上升理论。

伯林认为“人造辩证法”是斯大林思想理论的一个独创，它利用了马克思、黑格尔的辩证法，并把“权力”加入其中，形成了一种有利于自身统治的理论。马克思、黑格尔的辩证法认为，任何事物都是对立统一的，对立双方间的矛盾不断促使事物的上升。这种矛盾是客观存在的，是不受人为控制的。而斯大林在运用辩证法时，强调了人的作用，他认为，当客观事物的发展处于摇摆不定的情况时，就应该依靠人的力量去支配。这个“人”其实就是权力。在革命胜利之后，苏联社会面临着两大矛盾：一方面是革命狂热者之间的内争，派系斗争复杂、激烈，国家陷入混乱；另一方面是革命激情过后的沉寂，人们在激烈的战火生活之后，渴望一种正常的、宽松的生活，而如何不使革命丧失胜利成果又成为一个问题。在这样的矛盾双方之间，斯大林决定用强制的手段——“人”的力量来解决。他选择了继续革命，强调无产阶级专政下的阶级斗争，通过镇压、迫害来安定国内情绪，使人们产生畏惧心理。斯大林还认为，必须把这一政策执行得足够远，革命才能够彻底。然而，这一政策必然带有严重的消极面，它窒息了人们的生活空间，使社会产生强烈不满。当这种消极面慢慢积累，最后变得尖锐时，适当的调整就不可避免了。于是，国家开始放松压制，给人们一些自由呼吸的空间。但是，这种调整仅仅是一种稳固其地位的政治统治方式，最终的目的仍然是强权。当政策放松到一定程度，人们的自由超过国家所允许的限度后，新一轮的压制又开始了。于是，呈现出这样一条路线：压制——引起矛盾——放松——引起混乱——压制，伯林把它称为“迂回路线”（zigzag path）。伯林认为，赫鲁晓夫继承了斯大林的这一理论和路线。赫鲁晓夫的改革正是这一路线的体现，是斯大林高压政策之后的一个缓冲期。

然而，国家对文学的自由创作仍然有所顾忌，旧的领导方法的惯性仍很大。形式和内容上不同寻常的文学艺术作品，很难打通走向读者和观众的道路。帕斯捷尔纳克的长篇小说《日瓦戈医生》在国外出版而受到了严厉的批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这一事件也使伯林更加深信自己的判断。伯林1956年到苏联时，与帕斯捷尔纳克见过几次面，当时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已经基本完成，并把书稿交给了伯林阅读。伯林对这本书有很高的评价，并询问帕斯捷尔纳克打算如何处理这本书。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伯林他已经把这本书交给了一家意大利的出版社，准备在国外出版。帕斯捷尔纳克的妻子担心此书的出版会给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恳请伯林劝诫帕斯捷尔纳克不要在国外出版此书。伯林受人之托曾两次向帕斯捷尔纳克谈起这一事情，但都被后者拒绝。帕斯捷尔纳克告诉伯林，他完全理解伯林这么做是为了他自己以及他家人的安全，但是他清楚自己在做什么，他已经将所有的一切置之度外，去挑战苏联的权威，展露自己的才华。[47]此书在意大利的出版，让帕斯捷尔纳克深陷危机。1958年10月，这位杰出的诗人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

作为一名西方自由主义学者，伯林用自由主义的眼光分析苏联文学和艺术，从而形成了独特的理解和认识。他对苏联的文学和艺术状况总体上持否定的态度，不仅是因为苏联文学和艺术的发展在政府的压制下，在意识形态的禁锢下，陷入了低潮，还因为苏联文艺在种种的限制与压制之下，目的发生了变化。伯林的自由主义艺术观在他对苏联文学和艺术的认识过程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伯林的艺术观可以总结如下：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而不存在其他的目的，但并不是说艺术和艺术家就不负任何责任，艺术应该关注道德和社会问题，但是这种关注并非使其成为它们的工具，或者说沦为道德或社会的“奴隶”，而应该是发自内心的。艺术并不等于道德或其他任何东西，艺术具有一些自身的本质。“为艺术而艺术或许是一种谬论，但如果一件艺术品不是艺术，如果它并没有通过美学的检验，那么，不管有多少在道德上值得称道的情感或者智识上的敏锐都不能挽救它。”[48]

在苏联政权之下，文学艺术的目的发生了怎样的改变呢？伯林认为，在苏联的政治制度之下，文学艺术成了实现最终目标的一种手段，从而失去了其本身的特性。对于造成这一变化的因素，伯林从两个方面进行了阐释。

其一，马克思主义一元论的影响。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与伯林主张的多元论针锋相对。伯林从多元论的角度出发，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而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所追求的是一个终极目标，就是共产主义，人类的一切活动都作为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而存在，文艺活动也不例外。

其二，斯大林的压制。苏联文艺发展的停滞与僵化，在很大程度上要归咎于斯大林对文艺领域的严密控制。在斯大林统治时期，文艺创作完全失去了自由，一切都要遵循国家的“路线”。凡是不遵循“路线”的文艺作品都会遭到压制，其创作者遭到迫害。斯大林以政治干预艺术，并声称文艺的创作应该而且必须为国家服务。伯林认为，在斯大林的压制之下，艺术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改变。艺术本身的审美价值已经变得无足轻重甚至消失殆尽，艺术不再称为艺术，而仅仅成了为国家宣传或者辩护的一种工具。

伯林认为艺术的目的就是艺术，强调艺术本身的特性，而且这种艺术观在他认识苏联文学艺术的过程中是贯彻始终的。苏联文艺目的发生了改变，文艺创作失去了自主性，由此导致了苏联文学艺术的僵化与停滞。在伯林看来，苏联文学艺术要取得发展，必须彻底改变国家的控制，给予文艺创作足够的空间，使艺术能够成为真正的艺术。

2.论苏维埃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

作为享誉国际学界的《俄国思想家》一书的作者，伯林对俄罗斯文化与西方文化的关系问题当然非常熟悉。他认为，俄罗斯文化的发展与其和西方文化间的联系分不开，他非常清楚西方文化特别是德国与法国文化给俄罗斯文化带来的影响。19世纪是俄国思想最为活跃的时期，涌现了众多优秀的思想家和文学家，如赫尔岑（А.Герцен）、别林斯基（В.Белинский）、巴枯宁（А.Бакунин）、托尔斯泰、屠格涅夫（И.С.Тургенев）等，这些人的思想无不受到德国浪漫主义和法国启蒙主义的影响。“研究俄国思想史或文学史的学者，其他方面无论如何分歧，有一件事，则似为一致——或者几乎一致——之见：十九世纪第二个二十五年，对俄国作家产生主导影响的思潮是德国浪漫主义。”[49]在俄国沙皇专制的黑暗统治之下，俄国的知识阶层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而启蒙主义与浪漫主义的出现无疑给他们带来了一丝光明与希望，解放了他们的思想，激发了他们的热情与斗争的信心。“某位伟大的西方解放者——一位德国浪漫主义者、一位法国社会主义者——转变了他们的眼光境界，是他们脱弃了无知与成见、愚妄与怯懦的桎梏。”[50]德国浪漫主义者黑格尔（Georg Wilhelm Friedrich Hegel）、谢林（Friedrich Wilhelm Joseph von Schelling）、赫尔德（Johann Gottfried Herder）、康德（Immanuel Kant）等，法国启蒙主义者伏尔泰（Voltaire）、卢梭（Jean-Jacques Rousseau）、圣西门（Saint-Simon）等都可以被称为俄国知识阶层思想观念上的导师。革命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后来被苏联政府作为最高意识形态的马克思主义同样也是西方文化的产物。在西方文化的作用之下，俄国社会思想运动风起云涌，并一定程度上促成了1905年和1917年的革命。

在伯林看来，十月革命前后，俄罗斯文化仍然同西方保持着紧密的联系。他指出：“20世纪前25年，是战争、革命风暴的年代，这一时期，俄罗斯文化——特别是诗歌（还有戏剧和芭蕾）主要受法国的影响，在一定程度上还有德国的影响。”[51]革命胜利之后，列宁及时提出了正确的文化政策，在对待西方文化方面弃其糟粕，汲其精华，并没有中断同西方国家在文化上的交流。20世纪20年代，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同国外的交往相对比较自由，科学院和其他一些研究中心还先后采取步骤，同国外科学中心建立了直接联系。然而，随着列宁的去世和斯大林专制统治的加强，在文化领域也进行了严密的控制，限制同西方之间的文化交流。1929年之后，政府对国内人员出国增加了很多政治限制和官僚主义的程序限制，从而中断了俄罗斯同西方长达200多年的联系。

伯林在1945年和1956年的苏联之行中，深深地感受到苏联文化同西方文化间的断裂。这种断裂首先反映在对西方观念的批判与排斥上。“西方的‘价值观念’——除非公开反对苏联或者被认为是反动的，在过去一般不被认为是很坏的，而且任其发展，主要掩饰在沉默中——而现在再次处于被攻击之下。”[52]在哲学领域，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思想是不能动摇的，于是发起了对黑格尔哲学的批判与否定，并试图否认黑格尔哲学对俄罗斯思想的影响。“黑格尔——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包括列宁，都是把他作为先驱，怀着虔诚的态度来对待的——现在和其他浪漫主义时代（Romantic period）的德国思想家和历史学家，被指责为暴力的化身、法西斯主义的胚胎和泛德意志主义，从他们身上，俄罗斯没有学到任何东西，而且他们对俄罗斯的影响——这一点是不能被全部埋没的——不仅已经太多了而且是有害的。”[53]然而“法国和英国的思想家却较顺利地逃过了这种指责，一些小心的苏联作家，包括历史学家和文学家仍然可以允许他们自己对英法哲学和科学传统中反教权主义和反神秘主义的经验主义者、唯物主义者和理性主义者，怀有一种谨慎的尊敬。”[54]对于这种区别的原因，伯林并没给出解释。笔者认为，这主要是因为德国哲学对俄罗斯思想的影响要远远大于英法哲学的影响，对德国哲学的批判，目的就是否认这种影响，强调俄罗斯思想自身发展的独立性。另外，这种批判更加突出了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地位，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同德国哲学的联系，导致苏联马克思主义同西方马克思主义分道扬镳。在苏联，马克思主义更多是作为一种纲领、政治意识形态而存在的；而在西方，马克思更多是作为一种思想、学说而存在的。

苏联文化同西方文化的断裂最明显地体现在文学领域。伯林同苏联作家的谈话中，都会谈及西方的作家、侨居国外的苏联作家以及西方文艺的状况，而伯林无不为后者对西方文学的无知而感慨。伯林发现，苏联很少有西方文学著作出版，“所有同我交谈过的作家都向我央求英文书籍，他们说这种书是很难通过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得到的”。[55]在伯林到达苏联后的第一次宴会上，他遇见了苏联儿童文学家科尔涅·茹科夫斯基。在交谈中，茹科夫斯基向伯林表达了他对西方文学的喜爱，并对伯林坦白说，“自己渴望能拥有特罗洛普的自传。他的朋友、前外交部长的妻子埃维·利特维诺夫也同样喜爱特罗洛普，但是她觉得写信到英国去要他的书太冒险了，因为所有与外国的联系都会受到强烈的怀疑”。[56]西方文学在苏联鲜有出版与人们对西方文学的渴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所有的作家都怀着极大的热情向伯林询问国外的作家，迫切希望了解曾经和他们联系密切的西方文学如今的发展情况。在艺术家聚居地佩列杰尔基诺，帕斯捷尔纳克同伯林谈起了西方作家和思想家，并询问了乔伊斯、海明威以及英国艺术哲学家赫伯特·里德的情况。帕斯捷尔纳克对西方文学具有一种认同感，他希望自己的文学创作能够为西方所了解，对他而言，来自西方的每一点关注都是可贵的：这证明自己并没有被活埋。在帕斯捷尔纳克的心目中，俄罗斯文学同西方文学是一脉相连的。他为目前这种人为的割裂而痛心。“他告诉伯林，大概在1928年，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中断的时候，俄国的时钟便停止了走动。帕斯捷尔纳克对当代西方作家几乎一无所知。至于移民国外的俄国作家们——布宁、纳博科夫、霍达谢维奇、贝尔贝罗娃——简直连提也不用提了。在1914年还是浑然一体的俄罗斯文学已经一分为二。”[57]在列宁格勒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中，伯林也强烈地感受到了她对西方文学的热忱。“在她的眼中，以赛亚（伯林）充当了两种俄罗斯文化之间的信徒——一种流亡在外，另一种在国内遭到贬黜——是革命将它们一分为二。”[58]当伯林把自己所知道的关于英国、美国、法国文学的全部东西都告诉这些苏联作家时，他感到，“这就像是同一些因海难而流落到一个荒岛上并同文明隔绝了数十年的遇难者之间的对话——他们对听到的、得知的所有一切都感到那么新奇、兴奋与喜悦”。[59]

苏联作家告诉伯林，他们对英语文学的了解主要是依靠那些可以翻译的著作以及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允许提供给个人的著作。哪些著作可以翻译以及哪些书可以提供给个人，都是由国家文化部门确定的，而国家在进行选择时，首先考虑的是这些书是否同国家的意识形态和政策一致，或者说无害于国家的思想体系。因此，进入苏联的西方文学以及为苏联人所了解的西方作家都是经过苏联政府精挑细选的，可以说都是苏联政府的“友人”。这样的结果是明显的，“就拿列宁格勒来说，弗吉尼亚·伍尔夫（Virginia Woolf）和爱德华·福斯特（Edward Forster）尚未为人所知，但人们都已经听说了沃尔特·格林伍德（Walter Greenwood）。外国书籍的来源在莫斯科，但即使在那儿也很难得到”。[60]正如伯林所说的，“一些国外的经典作家，像杰克·伦敦（Jack London）、厄普顿·辛克莱（Upton Sinclair）和J.B.普里斯特利（J.B.Priestley）进入了苏联的殿堂，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非因为文学上的卓越”。[61]

伯林感到苏联文化同西方的断裂还明显体现在苏联政府对待西方访客的态度上。苏联政府对西方访客持一种排斥的态度，除非属于社会主义阵营或者对社会主义具有同情心的人。伯林在1945年以英国外交官的身份到达苏联，对于苏联政府来说，无疑属于不受欢迎的一类人。他后来曾描写在莫斯科的各国西方人，“就像是住在动物园里，各个笼子里的人可以相互联系，却被一堵高墙与外面的世界隔绝开来”。[62]他很快就发现自己也被跟踪了。

苏联政府对西方访客的态度使苏联作家尽量避免与外国人之间的接触，因为这有可能给他们带来很多的麻烦。当然，“与外国人公开的接触一般不会招致怀疑或者迫害（虽然这经常招致内务部的审问），但是这种情况更加使作家感到畏怯，特别是这些还没有使自己的地位得以安全，成为党的路线的代言人的作家，他们尽量避免可能被发现的个人与外国人的会谈，即使是由苏联主办方邀请、被确认为可靠的参观者——共产主义者和志同道合者”。[63]在莫斯科，伯林参加了众多官方形式的聚会，与会的作家和艺术家在谈话中都很小心仔细，生怕因说错话而遭到迫害。在阿菲诺格娃夫人家举办的一个文学沙龙上，伯林应邀前去与官方的一位诗人伊利亚·谢尔文斯基见面，不久前，他刚刚因为天真地建议应当以社会主义的浪漫主义来补充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而受到了官方的斥责。当被问及当代英国最伟大的作家有哪些人时，伯林没有提及沃尔特·格林伍德的《靠施舍的爱情》以及其他一些官方经典的工人阶级文学，而是暗示“臭名昭著”的“资产阶级分子”、“反动”的弗吉尼亚·伍尔夫或许才是更具有永恒性的作家，他感到一阵寒意充满了房间。这时谢尔文斯基（Шервинский）用激烈的语气大声说，他知道西方谴责俄国作家，说他们总是规规矩矩地遵照指示，但是他们要对这种谴责表示欢迎。“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发现每当我们偏离了党的指导的时候，结果总是党是对的而我们错了。”伯林意识到谢尔文斯基的话是说给麦克风听的。[64]

在列宁格勒，情况要好一些，伯林得以同苏联作家近距离接触。他写道，“列宁格勒的人们看起来要比莫斯科的人贫困，我所看到的作家远没有他们在莫斯科的同伴那么富裕，他们的外表和语气也显得更加悲伤和疲惫。然而另一方面，他们在政治上的生活则要容易得多。我在列宁格勒并没有遭到任何人的追踪，并且与苏联人的接触要比在莫斯科容易得多。长达三个夜晚，我都和作家们待在一起，其中一个最胆小的作家告诉我，他在莫斯科很小心地避免同外国人接触，而在列宁格勒则不需要这么小心”。[65]在那里，伯林认识了当时一些有名的文学家，如左琴科、阿赫玛托娃、奥尔洛夫等，其中收获最大的就是同著名诗人阿赫玛托娃的几次会面。对于莫斯科和列宁格勒的这种区别，伯林归结其原因为：“目前的这种自由的交往，可能是由于没有任何国外的机构设立在这里，从而使监视工作（监视那些从阿斯托里亚饭店[66]封闭的大门出来的人）变得相对简单了，这就使官方放松了警惕。”[67]然而伯林与阿赫玛托娃的会面最终被政府得知，阿赫玛托娃因伯林的拜访而再次受到打击。1946年8月，主管意识形态的苏共中央领导人日丹诺夫把阿赫玛托娃的作品形容为“一位穿梭于闺房与小教堂之间的心情狂乱的小美人所作的画像”；她的诗歌是“哀愁、渴望、死亡、神秘主义和宿命”的反动混合品；她本人是“旧式贵族文化的残余”，是个“半修女、半妓女”式的人物。1946年9月4日，阿赫玛托娃被赶出了作家联盟。[68]1949年，她的儿子再次被抓进监狱，罪名仍然是身为阿赫玛托娃的儿子。这一次次的大难与伯林的拜访有直接的关系。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对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进行了清算，对待西方文化与西方访客的态度也发生了一些变化。

伯林1956年到达苏联之后发现，苏联政府对待西方文化不再像以前那样敌视，并且开始了一定程度的交流。“的确，有不止三位苏联学者告诉我，苏联对外文化关系协会在1955年11月已经向莫斯科不同的学术机构派出代表，提出要重新开始与外国人在文化交流方面的联系；特别是外国的代表团受到热烈欢迎，他们会受到大方的和日常的接待。”[69]但是在伯林看来，这种交流并非自愿的，只是一种策略而已，这样做的目的是使“‘主人’（苏联）避免给人这样一种印象，说他们太过于秘密或者不欢迎国外访客”。[70]

这一时期苏联人同外国人的接触也逐渐增加。但是伯林认为，这一时期的交往同1945年并没有本质的区别。第一，同外国人接触的数量有所增加，但是日常性的、非正式的，并且这种接触在某种程度上还存在或大或小的危险，除非这种接触是政府间官方代表为了特定目的而进行的。官方的接触并没有显著增多，而且同1945年时一样，这类接触都是很乏味的。“我会见了在我上次访问时的老朋友，从他们身上得知，正如我所预见的那样，越来越多的这种接触并不是那么愉悦的、谦恭的，而是过于乏味，全是些不同种类的官方代表机构间的交往。我会见了一些地位相对比较低的人，如在图书馆里撰写论文的学生，我在那儿花费了十天的时间做自己的文章，还有我的一些老相识和他们的朋友，他们都热切地想见我，但是出于种种原因（注：这种会面是非官方的，为避免引来麻烦）而不得不采取小心谨慎的态度，这与我同哲学学会的主管和学术机构的领导会面时受到的‘款待’形成鲜明的对比。”[71]

第二，在被允许的官方接触中，苏联人以及来访的外国人的身份受到了更多的重视。苏联人同外国人之间的接触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其一，来访的外国人的身份必须是明确的；其二，这名苏联人有权同外国人进行交流。因此，这种接触与交流的限制是极为严格的，而“当接触发生在一些身份地位并不明确的外国人——身份不明确的学生、私下的参观者和访问者，而不是官方认可的、确定的代表团的成员——之间时，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除非国外参观者的身份绝对明确，并且属于受政府欢迎的一类，旧有的怀疑和逃避仍然存在”。[72]

苏联政府人为地割裂苏联文化同西方之间的联系，伯林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苏联的意识形态有别于西方。苏联政府为了防止其意识形态受到西方文化的侵蚀，禁止或者限制同西方的联系。作家受到更加严密的限制就是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思想这样危险的东西，也因此被禁止私下里与外国人进行个人接触”。[73]第二，马克思主义一元论本身的特点。一元论的价值观认为人类社会的中心问题原则上都有一种而且只有一种真理性的回答。伯林是主张多元论、反对一元论的，在他看来，一元论具有排他性、走极端的特性。第三，过于突出本民族文化。批评文学在党的路线的指导下，“其重任为全面复兴俄罗斯的东西，特别是在抽象观念领域，使这一领域取得的成就尽可能少地归功于西方”。[74]重视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本来是无可厚非的，但是否认历史事实，抹杀同西方源远流长的文化交流对苏联文化的破坏力是巨大的。

3.伯林论苏联知识分子

伯林对知识分子概念和俄国知识分子思想有绝对的发言权。他认为：“‘知识阶层’为杜撰于19世纪的俄国词，如今已有通行世界的意义。我想，这现象本身，连同其历史后果，以及其名副其实的革命后果，是俄国对世界上的社会变化的最大一项贡献。”[75]而俄国“知识阶层在历史上是指围绕某些社会观念而联合起来的人。他们追求进步，追求理智，反对墨守传统，相信科学方法，相信自由批判，相信个人自由，简单地说，他们反对反动，反动蒙昧主义，反对基督教会和独裁主义的政权，他们视彼此是为共同事业（首先是为人权和正当的社会秩序）而奋斗的战友”。[76]

但是伯林认为，苏联没有知识阶层。“我想我们不能说什么‘苏联知识阶层’，因为他们不是真正的知识阶层。他们只是有文化修养的人，并无特定的道德或政治色彩。然而尽管有着重重阻挠，知识阶层还是在俄罗斯和其他共和国中残留下来了。这真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他们是旧的开化而仁慈的知识阶层的真正传人。萨哈罗夫是知识阶层的典型代表，他的声音就是赫尔岑及其伙伴们的声音，经历了那些可怕的年月而奇迹般地保留了下来。”[77]伯林对于19世纪俄国的知识阶层有很高的评价：“就其善于远非言论的知识阶层视之，他们是有些夸张的十九世纪西方人；他们远非动辄流于不理智、远非以神经质的自我专注为能事之流；相反，他们拥有极端发达的推理能力、拥有极端的逻辑与清明——非但有之，而且可谓过分。”[78]除此之外，这一知识阶层对政治和道德问题的关注尤为令伯林感到敬佩。但是，到苏联时期，这一阶层在政治强权的压制之下，已经趋于沉寂、消亡。

苏联时期，国家对知识分子特别是从事文艺、思想性创作的知识分子，持不欢迎甚至是厌恶和仇恨的态度。伯林指出：“斯大林对待观念、知识分子以及知识分子的自由，表现出了一种复杂的心理，它混合了恐惧、冷嘲蔑视和残忍的脾性。这种奇怪的、令人感到羞辱的姿态使苏联公民以及国外公民感到自身卑下，不自觉地成了畏缩的一群人。”[79]斯大林的这种态度被后来的赫鲁晓夫所继承，并得到辩护，理由是当一个旧的政权被打碎，而一个新的政权刚刚成立时，是没有时间去考虑艺术、文学和观念这类事情的。苏联政府对知识分子的压制，促使了知识分子的分化，大部分知识分子屈从于国家政权，成为国家的宣传工具。这也就是伯林所说的知识阶层在苏联消亡的原因。

伯林在谈论苏联知识分子时，更关注在品质、思想上趋同于知识阶层的那一小部分人。这些人基本上都是旧俄时期的遗留，经受过19世纪俄国思想的洗礼，如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等。他们保留了传统知识阶层的美德，关注社会现实和道德问题，注重艺术创作的独立性和独创性，在高压的苏联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道独特的风景。伯林对他们是认同的，因为这些人身上所具有的自由气息同他自己的自由主义思想是相连的。而伯林对于在新政权下诞生的新一代知识分子（或者说是具有文化修养的人，因为按照伯林对于知识分子的定义，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能归类于这一概念），总体上是持一种否定和悲观的态度。因为，这些知识分子身上浓烈的对国家政权的谄媚气味让他深恶痛绝，这与他的自由主义格格不入。当然，在新一代知识分子中，也出现了一些不畏国家政权，敢于批评时政，秉承传统知识阶层美德的知识分子。伯林对这些人是赞赏的，称他们为传统知识阶层的继承人。伯林对新、老知识分子的区分并不是绝对的，并不是根据他们的年龄，而主要对他们的思想和观念的区分。

伯林对新、旧知识分子的状况进行了充分的描述，并重点分析了两者之间的差别，主要表现为他们对政府的态度、国家对他们的态度以及他们各自进行文艺创作的情况。

伯林认为，苏维埃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之后，政府与旧知识分子之间形成了一种十分微妙的关系：由于苏联刚刚成立，新的知识分子还没有培育出来，不得不利用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知识分子。但同时，正是由于这些知识分子是旧社会的产物，其观念和思想是同社会主义的观念存在差异的，政府害怕这些人对新生的政权产生危害，因而对这一批人是不信任的；而其中的一部分作家和艺术家也对革命和社会主义存在种种的顾虑。针对这种情况，苏联政府采取了积极的措施，尽量把这些人争取到社会主义阵营中，为自己服务。其中当然经历了众多的波折，从开始的错误到1925年中央《关于党在文学方面的政策》正确地对待“同路人”。作家和艺术家努力适应和接受苏联社会主义，与此同时，也对之保持警惕和距离。随着新生知识分子数量和质量的提高，国家依靠的中心转移到了新知识分子身上，同时，旧知识分子基本上都承认了社会主义政权。

斯大林执政时期的“大清洗”与审判，使大量的作家和艺术家遭到清洗。卢那察尔斯基1929年去职、高尔基1936年去世使知识阶层失去了唯一的和有力的保护，从而也切断了与早期相对自由的革命艺术之间的联系。大清洗后的幸存者都沉默不语，并且感到焦虑，他们害怕出现一些有悖于党的路线的错误，创作也随之减少。

战争的爆发使知识分子获得了短暂的春天。但是随着战争的结束，国家对知识分子的控制越来越严格，作家和艺术家做出了不同的选择。“有些人公开宣称忠于国家机构，并有不同程度的认罪，声称他们这种绝对的忠诚不是因为他们必须这么做，而是因为他们是真正的信徒（如阿·托尔斯泰对其早期著名的小说《通往圣难之路》的改写，这部小说最初有一个英国的英雄；还有他的舞台剧《伊凡雷帝》，事实上是为大清洗的辩护）。一部分人计算他们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承担放弃国家宣传的要求，同时又可以保留多少维持个人独立的人格；还有一部分人试图保持对国家的中立态度，既不节外生枝，也不希望自己遭到国家的压制，小心翼翼地不犯错，满足于自己没有报酬和不被承认的生活与创作。”[80]他们的这些选择是无奈的，在国家的严密控制之下要想获得生存空间，他们必须做出一定的让步。

战争刚刚结束，老一辈的作家发现他们处于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在经历了百般的小心，每一步都要避开政府的非难之后，老一辈作家中最突出者仍然发现他们自己处于一种奇怪的状态中，一方面他们成为读者崇拜的对象，另一方面在官方的眼中，他们是半受尊重、半受怀疑的对象；对年青一代的作家而言，他们是被崇拜的对象，但是同时又没有得到这些年轻作家正确的理解。”[81]在战争年代，他们创作了大量既具有艺术性又具有鼓舞性的作品，受到了人们包括前线士兵的喜爱，他们的名字和作品也由此广泛流传。战争结束之后，他们头上的光环还没有消退，仍然是人们追捧的对象。战后，帕斯捷尔纳克举行的朗诵会次数比任何时候都要多得多。他告诉伯林，“当他在公共场所朗诵他的诗歌时，有时偶尔在某个词上有所停顿时，至少有几十个在场的听众立刻就会提醒他，准确地继续下去”。[82]但是政府对他们的控制正在收紧，他们也感受到了这种气氛，对于大众的追捧，他们没有表现出任何的喜悦，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恐惧。阿赫玛托娃在1944年被批准离开塔什干。在回家途中，她在莫斯科稍作停留，在工艺博物馆举行了一次朗诵会。朗诵结束时，观众像对待民族英雄一样，全体起立，对她报以热烈的掌声。她本人被这种敬意吓坏了，害怕这种表达会引起当局的注意。她的恐惧不是多余的，因为帕斯基尔纳克告诉她，斯大林曾经猜疑地问日丹诺夫：“是谁组织了这次鼓掌？”[83]

在行政命令体制的严密控制之下，老一辈作家的创作自然而然地受到政治不确定性和他们所生存环境的影响。伯林认为，在这种环境之下，老一辈作家的创作陷入了被动的低潮，“一些人偶尔会打破完全的静寂，写一篇抒情诗或者一篇批评性的文章，其他的则拿着退休金，胆怯地生活在沉默之中，住在政府提供给他们在城镇或农村的房子里。一些人已经从事对政府来说无破坏性的创作，如儿童诗歌和打油诗；像茹科夫斯基的儿童诗具有很高的才能，可以与爱德华·利尔[84]相比较。普列斯文继续从事着——在我看来——优秀的动画故事。另一种逃亡之路是对艺术作品的翻译，在这一领域目前出现了很多的俄罗斯天才。”[85]在伯林看来，这些老一辈作家创作的没有政治性色彩的作品同样是非常出色的，具有非常高的艺术价值。

文艺创作受到了政治的影响，创作路线必须要同国家的政治路线一致。老一辈作家对当时的政治高压是很不满的，他们继承了传统知识阶层的美德，对现实保持着清醒的认识，具有独立的思想和道德素质，他们的创作必然是对现实的思考与批评，而这无疑是与国家的路线唱反调的。在国家强力政权的压制之下，他们无力对抗，但是并没有妥协，他们的文学创作没有跟着党的政治走，而是选择了沉默，转向了无政治色彩的文艺作品。反观那些在苏联社会主义政权下诞生的新知识分子，他们从小就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对社会主义政权和政治路线更多是一种认同感。在文艺创作上，他们基本上是紧跟国家政治路线的，但就文艺作品的艺术性来说，则远远逊色于老一辈作家和艺术家。

4.伯林论苏联作家

对新一代苏联作家的创作，伯林持一种否定的态度。他认为，新一代作家的文艺创作缺乏独立的思想，紧跟国家的政治路线，失去了文艺创作的多样性和现实批判性，导致大多数作品千篇一律，内容空洞。这些作品的区别仅体现在不同的写作技巧和技艺上。伯林谈到战后出现的一批作家的创作情况时说：“战争为文学创作提供了新的素材。战后涌现了一大批温顺的、天真的、广识的作家，他们把那种粗俗的、僵硬的官方思想融入一种可行的写作技巧中，即比较灵活、生动，一种生动、活泼的报告文学。这种方法可以运用到诗歌、散文、小说和戏剧等创作之中。”[86]伯林列举了一些运用这种写作方法取得成功的实例。“这一类型中最为成功、最具有代表性的人物是记者、剧作家兼诗人康斯坦丁·西蒙诺夫，[87]他创作了大量劣质的但是在政治思想上没有任何错误的作品，歌颂正面的苏联英雄：勇敢、纯洁、直率、高贵、无私，把所有的一切奉献给他的祖国。在西蒙诺夫的背后，还有其他相同类型的作家，在集体农庄、工厂和政治前沿进行探索和创作的小说家，从事爱国主义打油诗和戏剧的作家——他们的作品嘲弄资本主义世界和俄罗斯本身具有的古老的不足信的自由主义文化，相反，歌颂如今这种单一的标准化的文化，歌颂代表粗暴、热心、绝对和唯一的年轻的心灵工程师、政治代表（人类的心灵工程师）或者军事领袖的典型，所有的一切都被强烈的爱国情绪所包围，还有对无畏、纯洁、勇敢的年轻妇女的赞美，因为所有五年计划的成功都是与她们分不开的。”[88]这些年青一代的作家或者说无产阶级作家，所进行的文艺创作都是歌颂社会主义、修饰美好的现实生活的。然而，当时的社会现实并不是一切都是美好的，还存在很多的矛盾。但是这些年青一代的作家只是盲目遵从国家的文化路线，对现实缺少正确的认识，或者说不敢对真正的现实生活有所反映。

伯林对年青一代作家持批判态度的原因除了这些作家的作品在艺术表达上有所欠缺之外，关键在于他们对现实生活的漠视，成为国家进行宣传的工具。伯林在研究俄国传统知识阶层时，最关心该知识阶层所提出的社会和道德问题。在伯林看来，知识分子代表社会的良知，不应该成为任何政权的附属物和一种宣传工具。当新一代的作家为官方宣传乐此不疲地进行创作时，老一辈的作家认为这种形式的创作是可耻的。当帕斯捷尔纳克在试图参与斗争的愿望下写下陈腐的爱国主义诗歌——《在早班列车上》时，他对此感到十分尴尬，当伯林告诉他自己并没有读过那首诗时，他松了一口气。[89]对于新、老作家之间的差异，伯林断言：“没有一位国外的关于俄罗斯文艺现象的观察者不为老一辈作家和新一代作家间的沟壑所震惊。老一辈作家是忠诚但忧郁的，对于稳固的政权没有丝毫的危险；新一代作家的创作要比思想本身更迅速，不知疲倦地练习相同的模式和格式，这些是用不到思考的，他们从来也不会受到任何的怀疑，不管是作为艺术家还是作为一名公民。”[90]

在伯林与老一辈作家交谈时，后者并没有掩饰他们对现代文学的批评与看法。“这些尽责但平庸的现代文学呈现一种批量生产的趋势，文学如同海报那样多，这对艺术而言是很严重的。这种发展并没有受到批评，反而由于国家的要求，还会像蘑菇丛生般地继续下去。”[91]当然，老一辈作家也并非全然否定新一代作家，他们也承认，年轻人（45岁以下）中也有一些有造诣的、具有创造性的作品。

老一辈作家对现代文学的批评主要是从两个方面进行的。第一，文学的艺术性。这种评论和批评是被允许的，可以公开发表的。老一辈作家认为，现代文学，特别是战争文学在艺术表达上过于粗糙。“战争英雄们应当得到更加敏感、更加新颖的分析和描述；战争的经历是一个丰富的国家经历，这种经历只有用更加热情、更加敏感和细心的艺术表达方式才能抒发，然而目前出版的关于战争的小说，大多是粗糙的仿制品和对战士和平民骇人听闻的伤害的描述。”[92]第二，从政治根源上解释这种现象。这种评论是不允许公开发表的，只能是私底下的交谈。老一辈作家认为，造成目前文学现象的原因在于官方意识形态的压制，对文艺的创作规定了僵硬的路线。以对英雄的歌颂为例，官方对英雄的概念简单化，把这些英雄定性为没有任何个人感情，所做的一切都是奉献与牺牲，“这种简单的、标准化的对英雄进行歌颂的正统思想，是无法创作出任何优秀的作品的”。同时，这种压制使知识分子的自由创作成为不可能，“使一名艺术家很容易受到那些人为制定的单调的政治政策所采用的过于简单的方式的压制，只允许毫无疑问的最终目的，并对于他们的方式采取完全一致的态度，或许导致大清洗和对知识分子身体和心灵的伤害，因此也就不能创造出他们自己的艺术”。[93]

伯林认为，在国家强有力政权的压制下，仍然存在一些优秀的俄国知识分子，尽管他们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并呈逐渐减少的趋势。这些知识分子是文明的、敏感的、没有被误导的，保留了未受破坏的评判标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与十月革命前那些世界上最纯洁、最严格的俄罗斯知识分子相媲美。这些人现在处在一些在政治上不是很重要的部门，如大学、出版社等。他们既不受国家的特别欢迎，但也不至于被迅速的清除；他们是忧郁的或者自嘲的，因为他们在下一代中很少看到有他们的后继者，这主要是由于：“那些表露出一丝独立和独创性迹象的年轻小伙子或者姑娘，都被作为国家的不安定因素，被无情地驱赶或者分散到亚洲的北部或者中部地区。”[94]据说，许多表现出独立艺术家和批评家能力迹象的年轻人都在1937—1938年被清除了。然而在大学、在国外文学的翻译者中，或者在芭蕾剧作家中仍可看到他们中的一些残存者，虽然很难估计他们是否可以继续自己的知识分子生活。老一辈的知识分子，他们是公正的，具有社会的良知，但是他们不敢对他们所生活的时代给予评价，仍然属于“受惊吓”者，还没有从大清洗的噩梦中恢复过来。但是也有一些人已经睁开眼睛看待现实，他们指出：“政府控制了艺术和生活的全部，无知的官僚机构对艺术和文学的控制是如此的极端，把有抱负的年轻人中任何新颖的、创造性的东西都转到了非艺术的领域——自然科学或者技术学科——在这些领域，他们是受到鼓励的，而且较少担心遭到迫害。”[95]在年青一代知识分子之中，由于国家政策的鼓励，做出突出成绩的大都在科学技术领域，出现了许多优秀的科学家，这与文艺领域缺乏突出的新一代知识分子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伯林指出，从事不同文艺创作的知识分子所面临的境遇也是有所区别的。政府区别对待不同的文艺家：“作家一般被认为是需要严加看管的人，因为他们从事的是思想这样危险的东西，他们也因此被禁止私下里与外国人进行个人接触，而较少具有思想的艺术家，如演员、舞蹈家和音乐家，被认为较少受到观念力量的感染，在一定程度上能够不受外国的影响。”[96]这种区别对待对不同文艺家的政策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国家对作家的严密控制，使从事作家行业的年青一代数量减少，其自由创作的能力也减退。而从事芭蕾舞等艺术的年轻一代受到的影响相对较弱。伯林曾经指出，在列宁格勒的各大剧场，芭蕾舞的演出是生机勃勃、令人激动的，出现了一些有天赋的芭蕾舞演员。

在苏联高度集中的文化体制之下，新、旧知识分子对国家的态度、对文艺创作理念的不同，也导致了他们的自身命运千差万别。新一代的知识分子总体上是受国家器重和保护的群体，特别是科学与技术领域的知识分子。新一代作家，也可以称为国家的“御用文人”，他们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是相对富足和稳定的。伯林指出：“年轻的作家在经济上得到了丰厚的回报，在政治上没有受到任何批评和责难。而且，他们还收获了各种荣誉，在西方国家，他们被认为是苏联的畅销书作家。”[97]但是，这种荣誉同他们的成就是不相配的。伯林认为，他们的书之所以能够畅销，并不是因为他们的著作本身，即著作多么有思想、艺术表达多么出色，而是因为在此时的苏联，书籍非常稀缺，人们对书籍的渴望度又非常高，因而不论是小说还是诗歌，不论是好的还是差的，一旦上市很快就销售一空——这是公众的渴求和供应的匮乏所造成的结果。

相比较而言，老一辈知识分子的命运要悲惨得多。他们在政治上遭到政府的怀疑和监视，在经济上陷入困顿。伯林在与阿赫玛托娃的对话中深刻地体会到了这一点。在伯林与阿赫玛托娃那次深夜交谈中，阿赫玛托娃向伯林描述了她的儿子和丈夫，她用一种平淡的语气讲到自己在监狱门口的守夜，丈夫和儿子在政府刑训人员那里所受的折磨。她对伯林说：“没用。你是从人的社会里来的，我们在这儿却被人与人之间的高墙所隔绝，而且……”[98]当交谈进行到凌晨三点时，阿赫玛托娃的儿子列夫·古米廖夫（Лев Гумилев）回到家，他走进建在凹室里的厨房，在一个盘子里找到了一点煮土豆。这让阿赫玛托娃感到很尴尬，因为她没有其他什么东西可以招待客人。[99]伯林的造访使阿赫玛托娃本来就不稳定的生活更加艰难。在伯林离开之后不久，内务部人员就趁阿赫玛托娃不在的时候来到她家，在她的天花板上手忙脚乱地安装了麦克风。他们甚至连掉到地板上的一小堆灰泥屑也懒得清理一下。在列宁格勒的安全机构总部，有三卷文件，一共900页，全是告发文件、电话窃听报告、从作品中摘录的词句以及那些和她关系密切的人的口供。这些档案从1939年就有了，名为“隐藏的托洛茨基主义和反苏联姿态”。[100]1946年的夏天，套索慢慢地收紧了。每当阿赫玛托娃出门散步的时候，都能够感觉到有些模糊的身影像影子一样紧跟着她。1946年8月14日，联共（布）中央通过了《关于〈星〉和〈列宁格勒〉两杂志》的决议，对左琴科和阿赫玛托娃做了极其粗暴的斥责和讨伐。9月4日，阿赫玛托娃被开除出作家联盟，她再一次被抛进黑暗和炼狱。1949年，列夫·古米廖夫也再一次被捕，罪名依然是他是阿赫玛托娃的儿子。

伯林三次苏联之行和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维埃文化的认识完全体现了他作为一个西方自由主义者的性格，并从中可以领悟到他的自由主义观。伯林从其自由主义观出发，认为苏联时期的文化处于一种僵化的模式，知识分子处于一种被压制乃至被迫害状态。而这反过来又促使他更加坚定了他的多元论和自由主义观念，因为他认为，正是由于苏联的意识形态处于马克思主义的一元论支配之下，苏联的文化、政治才变得单一化而不“自由”。如果说伯林的政治哲学论著从理论上阐述了他的自由主义观，那么伯林对苏联文化的认识可谓是对他自由主义的一个很好的诠释。

二 米洛凡·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和对苏联的批判

（一）“新阶级”理论的基本主张

米洛凡·吉拉斯于1911年6月12日出生于南斯拉夫黑山省（Mentenegro）。[101]他1932年参加南斯拉夫共产党，此后一直是铁托（Josip Broz Tito）的得力助手和朋友。此后，他又多次代表南斯拉夫共产党同苏联进行会谈。在会谈中，他始终如一地与铁托站在同一立场，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战后取得合法的领导地位做出了贡献。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南斯拉夫人民解放反法西斯会议改名为临时人民议会，吉拉斯参加了议会工作，并兼任黑山省事务部部长。1948年苏联同南斯拉夫的关系出现破裂，他以南斯拉夫的国家利益为出发点，与南斯拉夫共产党其他领导人一起积极地准备经济改革方案，以抵制苏联经济与政治封锁。

1953年初，吉拉斯出任南斯拉夫副总统；同年末，他又出任联邦人民议会主席，成为南斯拉夫政府的最高领导人之一。然而在南斯拉夫的自治改革刚刚起步之时，吉拉斯却提出了激进的改革观点，提出取消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102]的领导作用和实行多党制的观点。他的这些观点遭到了铁托以及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的反对。1953年夏，铁托在布里俄尼岛（Brijuni）[103]自己的避暑地主持召开了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六届二中全会。[104]这次会议引起了吉拉斯的强烈不满，认为这次全会标志铁托结束了争取民主改革的努力。他当时就私下告诉时任联邦执行委员会第一副主席的爱德华·卡德尔[105]：他不能支持中央现在采取的路线。[106]吉拉斯认为党成了统治阶级，并产生了道德、思想退化的现象。他用尖锐的语言对这些现象进行了批评，因而与党以及政府发生了思想上的严重冲突。从1953年10月到1954年1月，吉拉斯在《战斗报》（Borba）以及《新思想》（Nova Misao）上发表了一系列文章阐述他的思想。[107]吉拉斯的这些言论受到南斯拉夫国内部分公众的欢迎，甚至某些中央委员也予以盛赞。他主持的宣传部门在全国大小报纸上刊登了许多表示赞成的读者来信，有些报刊的编辑部直接予以呼应。[108]在国外，许多西方通讯社报道了吉拉斯的言论，就其观点大做文章。这些情况连同吉拉斯的政治观点本身，使南共联盟其他领导人感到了问题的严重性。铁托当时在外地疗养，传话要他停止发表文章，卡德尔则同他进行了面对面的长时间争论。[109]1954年1月16日，南共联盟中央召开三中全会，决定撤销吉拉斯的一切党内职务。铁托在会上讲话时指出：吉拉斯的根本主张是取消南共联盟，如果不与之斗争，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导致南斯拉夫的社会主义迅速丧失。针对吉拉斯关于民主的言论，铁托说他是在宣传“抽象的民主”，“无政府状态的民主”。[110]1月17日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第三次中央特别全会上，通过决定撤销吉拉斯党内外以及政府的一切职务，黑山共和国撤销了吉拉斯党代表大会代表的资格。1954年3月，他被开除出党。1955年1月，他被判处18个月的监禁，后又多次被捕。1966年12月，吉拉斯被释放出狱，但南斯拉夫政府并没有恢复他的公民权。在南斯拉夫国内，吉拉斯既没有公开演讲的权利，文章和作品也不能刊登出版。

退出政坛的吉拉斯习惯于把自己看作学者和作家，专心写作和理论思考。吉拉斯写了许多短篇小说以及自传体的《没有正义的国家》[111]。

1956年，吉拉斯在监狱中完成了《新阶级——对共产主义制度的分析》（The New Class：An Analysis of the Communist System）的书稿。之后，这份书稿被人辗转带到西方，并于次年以英文版的形式面世。[112]该书一出版，便在世界范围内引起关注。

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包含在他的三部著作之中——1956年完成的《新阶级》、1969年完成《不完美的社会——超越新阶级》[113]（The unperfect Society：Beyond the New Class）和《新阶级的衰落——共产主义自我毁灭史》（Fall of the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114]。吉拉斯在这三本书中研究了一个历史阶段内的“新阶级”。这个“新阶级”有特定的空间和时间范围：从空间上讲，“新阶级”出现在苏联、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从时间上讲，“新阶级”存在于十月革命后至20世纪70年代中期。

“新阶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它与其他社会政治阶层的明显区别。

从外部特征来看，“新阶级”是一个掌握权力的集团。“新阶级”来源于官员队伍，因为只有他们才有可能利用权力谋取特权，才有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的条件。但是，还应强调的是，并非所有的官员都属于特权阶层。

受过较高的学历教育是“新阶级”的外部特征之一。这倒不是说凡属特权阶层，文化水平都很高（许多人是在很不正常的情况下取得学历的），而是因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接受过高等教育是登上权力地位的重要阶梯，文化教育水平低的人极少能成为拥有权力地位的人，相应也就很少成为特权阶层成员。此外，某种高等教育的文凭也是特权阶层借以证明自己能力和自己掌权合法性的一种手段，所以他们也利用手中既有的权力来捞取文凭，至于学到了多少文化知识对他们来说那就是次要的了。[115]但无论如何，特权阶层的绝大部分人都接受过不同形式的高等教育，属于苏联社会中的知识阶层。这些人中的“多数人文化程度较高，受过高等教育，有高级专业技术职称，经常去西方国家访问”。[116]他们自上而下地控制着国家权力体系。

从内部特征来看，“新阶级”内存在严格的上下等级之分。因为“新阶级”主要由党政干部组成，等级分明的行政级别同时也成为“新阶级”内部不同等级的标志，“这个阶层有它的生活方式，有它明确规定的社会地位，有‘主子’、‘头目’、有它的语言和思想方式”。[117]按规定，不同等级的官员享有不同的特权，越是高级的官员，享受的特权越多。对“新阶级”来说，他们的级别越高、掌握的权力越大，就越有条件以权谋私，享受不应有的权利。享有特权的科学、文艺等领域的人士也按贡献的大小被赋予不同的特权，形成了上下等级之分。如享受休假疗养和别墅的特权，级别高的人可享受高级别的疗养院和住高级别墅，而级别较低的人只能住一般的疗养院和住一般的别墅。戈尔巴乔夫曾任斯塔夫罗波尔边疆区委书记，那里有许多国家级的疗养院，苏斯洛夫、安德罗波夫等高级领导人常到那里休假，戈尔巴乔夫有机会和他们接触，这为他以后的升迁提供了方便。

“新阶级”——特权阶层的等级特征也适用于他们的家属。戈尔巴乔夫回忆了在1979年3月8日的一次政府招待会上，他的夫人站到了比自己级别高的位置上，受到了毫不客气的指责，当时他的夫人“绝未料到这里严格遵循着等级服从制度”。[118]

按照吉拉斯的理论，他用“新阶级”一词指称共产党官僚阶层有两层意义。第一，“新阶级”是相对于旧阶级而言的。旧阶级是指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提到的各种社会形态中的各种阶级，这些阶级在无产阶级革命胜利之后退出了历史舞台。从这一点来看，吉拉斯的“新阶级”可以理解为“新形成的”“新出现的”阶级，是马克思在论述五种社会形态时从没有提到过的一个阶级。吉拉斯借此把自己划分出来的这个“新阶级”同马克思理论中的阶级区别开来。第二，吉拉斯用“新阶级”一词也是出于该词使用在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里，本身就带有一种讽刺的意味。按照吉拉斯的话来说，毕竟这个“新阶级”诞生于一个“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来讲不应当存在阶级的社会主义国家之中”。[119]

吉拉斯在《新阶级》一书中，给“新阶级”下了定义：“这个新的统治阶级……是从少数职业革命家中慢慢发展出来的……因垄断行政大权而享有种种特权与经济优先权的……共产党官僚统治阶级。”[120]从这段话可以看出，吉拉斯将“新阶级”和共产党官僚画上了等号。而在他看来，判断一个社会是否出现“新阶级”的标准是十分简单的，关键在于两个方面：统治阶级是否利用特权以权谋私，再去追求个人额外的权利。

在吉拉斯看来，苏联“新阶级”的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列宁时期是萌发阶段，因为列宁创立了共产党的官僚体系；斯大林时期是“新阶级”真正确立的阶段，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党变成了一个只会全心全意确保其特权的群众团体；赫鲁晓夫时期是稳固时期，“新阶级”在平庸的领导者的带领之下，实实在在地保证了自己的利益。吉拉斯在分析时引用了苏联工业化进程中出现的两种现象作为自己的论据：一是政治官僚和工人阶级收入的高低悬殊，人民的实际生活水平与工业化的进程不相称；二是苏联的党员人数在短时间内激增，尤其在一五计划期间，苏联的党员人数猛增了一千万。他把这两种现象结合在一起，认为由此可以得出结论：在苏联，以权谋私成为整个社会的通病，“政治成了那些想生活得豪华、食人自肥者的理想职业”；“党籍就表示党员属于一个特权阶级，而党的核心人物就是手握全权的剥削者和大老板”。[121]

吉拉斯同时认为，南斯拉夫的部分政治家利用社会主义自治改革的成果，为自己谋求生活上的安逸，他们已经组成了一个“新阶级”，而这个“新阶级”的核心就是铁托。并且强调一个突出的标志是，1953年南共联盟召开中央委员会并没有按照惯例在贝尔格莱德，而是到“铁托在岛上的家里去举行”。这不能不令人联想到斯大林去世前，苏联党和国家一切重要决策都在其孔策沃别墅的酒席和聊天中决定的相似史实。

吉拉斯认为“新阶级”有着十分明显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示了它与其他社会政治阶层的明显区别。

首先，这个“新阶级”的形成过程同其他社会阶级不同。吉拉斯认为这一点表现在阶级与经济基础的关系上：其他的社会阶级是在自己的经济基础建立之后产生的；而共产主义制度下的“新阶级”则是在取得了控制社会的权力之后，才开始确立自己的经济基础的。吉拉斯认为无论是苏联共产党还是南共联盟，在革命胜利之前都没有自己的经济实力。而在它们取得国家政权之后，用推行国有化的方式，没收私人财产，以工人阶级的名义建立起了对整个社会物质利益的独占。共产党的官僚——“新阶级”在取得政权之后利用、享受并且存储了国有化财产以作为他们的经济基础。

其次，与其他社会阶层相比，“新阶级”享有政权以外的诸多特权。吉拉斯认为像苏联和南斯拉夫这样实行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政治权力的中心在中央，而斯大林、赫鲁晓夫和铁托又在政治斗争中逐渐将所有的权力控制在自己一个人手中。这种金字塔形的国家权力结构决定了上级在处理大小事务中处于决定的地位，各种任务通过自上而下地层层下达的方式来完成。这样，自上而下的决策和执行部门便拥有了绝对权力，在党政部门工作的大小官员在社会中便占了支配地位，成为拥有权势的人，而其中一些人利用手中权力谋取私利、享受不该享受的权利，便成为特权者。因此，吉拉斯认为，在掌权的大小官员转变为特权阶层的同时，社会主义国家中处于领导地位的共产党就转变成了“新阶级”；同时，吉拉斯认为斯大林、赫鲁晓夫和铁托在个人生活作风上日益奢侈，也给党的其他领导人乃至政府的各级官员树立了不良的榜样。

再次，“新阶级”在意识形态上推行垄断，不允许有别于自己的思想出现。吉拉斯认为“从马克思到赫鲁晓夫，共产党的领袖以及领袖们所用的方法已历经更易”。马克思从来没有阻止其他人发表与自己相左的意见，列宁也能够容忍党内的自由讨论，只有到了斯大林时代，一切形式的党内讨论才被废止。“斯大林规定……只有党中央，或者说他自己，才有权规定党的意识形态。”在这种情况下，人民内部的所有思想都被政府压制，自由和民主的风气已经全部丧失。因此，在吉拉斯看来，苏联共产党在列宁时期是“……一尊的意识形态连同某种民主而成的先锋队”，而在斯大林的领导下，则“变成了对意识形态全无兴趣的群众团体”。[122]

（二）对苏联现实的批判

吉拉斯是南共联盟的主要领袖和南斯拉夫政府的主要领导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以及战后担任南斯拉夫政府副总统期间，曾多次赴苏联访问或交流情况。其中最重要的一次是1948年1月应邀赴莫斯科参加会议讨论对阿尔巴尼亚的相关政策。而就在一个月之后的3月27日，苏共中央给铁托写了一封长信。在信中，苏联在指责南斯拉夫国内正在形成一种反苏的敌对氛围的同时，又愤怒地回顾了吉拉斯在1944年说过的有损苏联红军军官名誉的话。而且，信中谈到“吉拉斯的这一反苏声明并没有遭到南共联盟中央其他成员的反对”。[123]这里所说的“有损苏联军官名誉”的讲话，是指吉拉斯曾表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军在解放南斯拉夫之时曾发生大量强奸南斯拉夫妇女的事件。为此，苏联表明了自己的立场：“鉴于南斯拉夫领导人在苏联军事顾问这个问题上，不是争取同苏联政府达成友好协议，而是开始辱骂苏联顾问，败坏苏联军队的名誉”，[124]苏联方面就此决定从南斯拉夫撤回自己所有的军事顾问。在《同斯大林的谈话》（Conversation with Stalin）一书中，吉拉斯也承认，自己在同苏联军事代表团团长谈话的过程中说过，他担心苏联红军的不正当举止会让人不由自主地将其同英国军队相比较。[125]他的这一言论在事后遭到了南共联盟内部一些同事的批评，但是吉拉斯认为他说出的仅是一个没有任何错误的事实。

尽管吉拉斯的身份与20世纪20—30年代访苏的罗曼·罗兰（Romain Rolland）[126]、安德烈·纪德（Andre Gide）[127]，20世纪40—80年代三次访苏的以赛亚·伯林有相当大的区别，但这并不影响他对苏联社会与苏联政治做出自己的评价和判断。

特权阶层[128]是整个苏联时期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执政的20世纪60年代初至20世纪80年代初极为突出的社会现象。然而，在苏联时代，苏联官方不承认苏联社会有特权阶层，只有对苏维埃政权持批判态度的持不同政见者以“地下出版物”方式对此进行研究和揭露。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学者肯定了苏联时期特权阶层的存在，但着重于描述特权阶层所享有的特权，而对其产生及影响则大多追随西方学者的观点。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将苏联视为一个阶级对立的社会，视为一个“新阶级”，[129]这个“新阶级”滥觞于十月革命时期，形成于斯大林时期。西方国家学者早在苏联时期即关注苏联特权阶层问题，并有不少研究成果。但这些成果中许多带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对苏联特权阶层蓄意渲染，不能做到完全客观。与苏联、东欧国家的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相同，大多数西方学者所指的特权阶层是指列入官职名录表的所有官员。吉拉斯是东欧社会主义国家阵营中最早认识并系统研究特权阶层——“新阶级”的学者和政治家。

吉拉斯一生思考了关于社会主义的许多问题，而“新阶级”这一思想一直贯穿他的思想始终。从“新阶级”的出现到其灭亡，吉拉斯花费了大量精力创造了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在他的“新阶级”理论中，许多认识在21世纪的今天看来也是值得回味的。如他认为，在国家建设中，并没有固定的优越的模式。在《不完美的社会》一书中，吉拉斯说：“没有一个诚实的人可以相信苏维埃制度，只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便具有无条件的普遍的优越性，正如没有人可以因为美国的技术和生产领导全世界，就说美国的生活方式举世无双。”[130]他没有畅想过有任何一种社会模式可以解决人类的所有问题。他既讽刺社会主义制度，又拒绝为资本主义辩护。诚如他的一部著作的书名一样，“不完美的社会”就是他对现存的所有社会形态的看法。

吉拉斯细致入微地观察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出现的社会情况、矛盾冲突以及人们的生活状况，以此作为评价改革成功与否的依据。社会中存在的问题与矛盾冲突，即使刚刚显露出苗头也都会被吉拉斯发现。他这种敏锐的社会观察能力并不仅出现过几次，在他的所有著作中，读者都可以体会到他对社会的关注。他关心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现实情况，尤其关心每一种新产生的科学技术在现实中的应用。他认为只有当先进的科学技术不断地补充到理论中时，理论才会进步。同样的道理，起源于科学的社会主义理论在我们今天的改革建设中不断发展也一样离不开科学技术的进步。

然而，吉拉斯在自己的作品中虽然力求摆脱意识形态的控制，做到客观地认识苏南的特权阶层，然而他为阐述自己的观点而选择的字句中仍然有许多带有意识形态斗争的色彩，对苏联（包括南斯拉夫）特权阶层的描述，也没有做到完全客观。例如他在文中用“荒谬绝伦”、[131]“丑怪虚伪”[132]来形容马克思主义理论。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混淆了“阶级”（class）与“阶层”（stratum）的概念，没有辨别这两个词的不同含义，而是直接在它们之间画上了等号。

吉拉斯的“新阶级”理论在影响范围上也存在局限。如前文所述，吉拉斯的多数作品都以英文的形式面世。直到1989年，南斯拉夫政府才允许他在国内出版部分作品和在媒体发表讲话。这种情况极大地限制了吉拉斯作品的影响力。深受其思想影响的人几乎都生活在西方国家，而由于社会主义国家对其作品的抵制，他在这些国家的影响力十分小。他的“新阶级”理论只是在西方国家大受欢迎，而在社会主义国家，却鲜少有人知晓。一些学者在著述中也提到了这种现象，他们认为：“只有在那些他的著作有销量以及在那些反对铁托的南斯拉夫的人群之中，吉拉斯才有他的‘市场’。在那些地方，他的‘预言’才会成为人们争相阅读的东西。从一个狂热的共产主义者发展成为一个同样狂热的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制度的人，吉拉斯的经历是自然而然的：像所有背弃工人阶级与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一样，他缺少最基本的爱国主义精神。”[133]

[1] 中国学界也译为米多万·德热拉斯。

[2] 马斯特罗内：《当代欧洲政治思想》，黄华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第85页。

[3] 哈西德派是犹太教中的神秘主义教派，18世纪上半期产生于反对官方犹太教的派别运动。其特点是极端神秘主义，宗教狂热，崇拜本教的扎迪克（“遵守教规者”“预言家”）。哈西德派最热心的信徒在以色列。

[4] 拉明·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杨祯钦译，译林出版社，2002，第8页。

[5] 伯林：《自由论》，胡传胜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22页。

[6] 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第ii页。

[7]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3，第178页。

[8]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26页。

[9]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394页。

[10]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96页。

[11]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181页。

[1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edited by Henry Hard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p.123.

[1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6.

[14] Isaiah Berlin，Personal Impression，edited by Henry Hardy，London，1980；New York，1981，p.176.

[1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3.

[16]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4.

[17]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4.

[18]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 p.123.

[19]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7.

[20] Isaiah Berlin，Personal Impressions，p.171.

[21] Isaiah Berlin，The Proper Study of Mankind，edited by Henry Hardy and Roger Hausheer，London，1997；New York，1998.

[2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

[23]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политика советского государства//Искусственная жизнь. М.，1924.№.10.

[24]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74页。

[2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

[26]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5.

[27] 在哲学界，主要体现为德波林学派与其他学派之间的论争。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该学派同“机械论者”进行了论争，并逐渐成长壮大起来，于1929年论战结束时达到了全盛时期。30年代初，马·米丁和弗·尤金按照斯大林的口径，向德波林学派发出责难，指责以德波林为首的“哲学界领导”理论脱离实际，背离哲学的党性原则，应对哲学战线理论“落后实际的状况”承担领导责任。对于米丁等人的批判，德波林学派给予了有组织的反击。

[28]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p.5-6.

[29]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6.

[30]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9.

[3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9.

[3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1.

[3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p.15-16.

[34] Шолохов М.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инений. М.，1956-1960.C.346.

[3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4.

[36]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36.

[37]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9.

[38]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9.

[39]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9.

[40]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0.

[4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0.

[4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0.

[4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4.

[44]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96页。

[4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0.

[46]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45.

[47]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68.

[48] 伯林：《现实感》，潘荣荣等译，译林出版社，2004，第235页。

[49] 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63页。

[50] 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53页。

[5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

[5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

[5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3.

[54]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3.

[5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35.

[56] Isaiah Berlin，Personal Impressions，p.167.

[57]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194页。

[58]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09页。

[59] Isaiah Berlin，Personal Impressions，p.187

[60]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38.

[6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

[62]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184页。

[6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p.11-12.

[64] Isaiah Berlin，Personal Impression，p.168.

[6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31.

[66] 阿里斯托亚饭店是列宁格勒最有名的宾馆，在苏联时期专门对外国人开放。

[67]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40.

[68]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23页。

[69]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1.

[70]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1.

[7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2.

[7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2.

[7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1.

[74]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2.

[75] 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44页。

[76] 贾汉贝格鲁：《柏林谈话录》，第166页。

[77] 贾汉贝格鲁：《伯林谈话录》，第168页。

[78] 伯林：《俄国思想家》，第151页。

[79]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44.

[80]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0.

[8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3.

[8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3.

[83]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05页。

[84] 爱德华·利尔（Edward Lear）是19世纪英国著名的画家和儿童诗作家，享有“滑稽诗桂冠”的封号。主要作品有《诙谐诗集》《诙谐歌、故事、植物学和字母表》《诙谐韵诗续集》《笑笑抒情诗》。

[8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4.

[86]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6.

[87] 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于1915年出生于彼得格勒，1934年进入高尔基文学院诗歌创作班学习，并开始发表文章。1946年任作协第一副总书记，不久又兼任《新世界》杂志主编。这位年轻的作家成为苏联文学界一个举足轻重的重要人物。他的作品歌颂苏联社会，受到了当局的肯定，获得了荣誉。他对斯大林充满了崇敬之情，在斯大林去世之后，曾著书对斯大林歌功颂德。1956年批判斯大林之后，他又转变了立场，公开批判斯大林。

[88]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6.

[89]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192页。

[90]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6.

[91]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7.

[92]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7.

[93]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7.

[94]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3.

[95]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23.

[96]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1.

[97] Isaiah Berlin，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p.18.

[98]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11页。

[99]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12页。

[100]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第221页。

[101] 又译“门地内哥罗”。

[102] 南斯拉夫共产党成立于1919年，在1952年11月举行的第六次代表大会上，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以下简称“南共联盟”。

[103] 布里俄尼（Brijuni）位于克罗地亚（Croatia）伊斯特拉（Istra）半岛西海岸南部，是南斯拉夫共产党上层的游憩场所和铁托喜爱的私人疗养地。

[104] 即布里俄尼全会。

[105] 爱德华·卡德尔（Edward Kardelj，1910-1979），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领导人、国务活动家、理论家。

[106] 米洛凡·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柯雄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162页。

[107] 这些文章发表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1959年第一次用英文汇集成册。Anatomy of a Moral：the Political Essays，ed.by Abraham Rothbert，New York：Frederick A.Praeger，Publishers，1959.中译本书名为《德热拉斯政治论文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3。

[108] 霍夫曼、尼尔：《南斯拉夫和新共产主义》下卷，裘辉等译，商务印书馆，1963，第46—47页。

[109] 参见《铁托选集（1952—1960）》，人民出版社，1984，第71页；米洛凡·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第168页；丹尼森·拉西诺《南斯拉夫的实验》，瞿霭堂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第114页。

[110] 达姆扬诺维奇：《铁托自述》，达洲译，新华出版社，1984，第350页。

[111] Milovan Djilas，Land Without Justice，New York：Harcourt Brace & Co.，1958.

[112] 《新阶级》中文版最早于1957年由台湾“中央日报”社编译出版。在此之后，世界知识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由陈逸翻译的《新阶级》；中共中央政法委员会理论室于1981年再次翻译出版《新阶级》。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4年出版的《吉拉斯谈话录》，在附录中也刊录了《新阶级》的全文。

[113] 米洛凡·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时苍译，台湾金枫出版公司，1987。

[114] Milovan Djilas，Fall of the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New York：A.A.Knopf，1998.

[115]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第330页。

[116]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5页。

[117] 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第282页。

[118] 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85页。

[119] 米洛凡·吉拉斯：《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3期。

[120] 米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吉拉斯谈话录》附录，袁东、钟和夷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4，第101页。

[121] 米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吉拉斯谈话录》附录，第110—117页。

[122] 米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吉拉斯谈话录》附录，第111页。

[123]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苏南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河南师范大学外语系英语翻译组译，人民出版社，1980，第354页。有关苏南双方在1948年的书信往来参见该书第113—122、323—357页。

[124] 斯蒂芬·克利索德编《苏南关系（1939—1973）：文件与评注》，第326页。

[125] 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67—68页。

[126] 罗曼·罗兰（1866—1944），法国著名作家，1916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1935年6月，罗曼·罗兰应高尔基的邀请访苏，著有《莫斯科日记》。

[127] 安德烈·纪德（1869—1951），法国著名作家，194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他于1936年5月访问苏联，著有《从苏联归来》。

[128] 俄文为номенклатура，国内学界有人将其音译为“诺门克拉杜拉”，原意指“名录表”，特指那些列入官职名录表的官员。

[129] Джилас М. Новый класс——Анализ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New York，1957.Вослен ский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 —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London 1984；Боффа Д. От СССР к России —История неоконч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4-1994. М.，1995.С.75.

[130] 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第113页。

[131] 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第57页。德文版原词为ungereimtheit（无稽之谈）；德文原文：Man kann in der Geschichte des menschlichen Denkens lange suchen，bis man eine gröβere Ungereimtheit findet als die marxistische Leher von der Dialektik der Natur.（译文：在人类的思想史上，要找到比马克思主义的自然辩证法更荒谬的东西是不容易的）。引自Djilas，Milovan，Die unvollkommene Gesellschaft：Jenseits der “Neuen Klasse”，Wien：Verlag Fritz Molden，1969，S.85。

[132] 米洛凡·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第73页。德文版原词为verzerrte（歪曲变形）、unwirkliche（不真实的）；德文原文：Das verzerrte und unwirkliche Antlitz des dialektischen Materialismus wurde zuerst im Spiegel der Naterwissenschaften，und zwar in erster Linie der theoretischen Physik，sichtbar（译文：辩证法唯物论的虚伪丑恶的面目，首先是由自然科学，主要是理论物理学反映出来的）。引自Djilas，Milovan，Die unvollkommene Gesellschaft：Jenseits der “Neuen Klasse”，Wien：Verlag Fritz Molden，1969，S.106。

[133] Savo Krzavac，Djilas’interviews：the blindness of a renegade，from Reinhartz.Dennis，Milovan Djilas：A Revolutionary as a Writer，New York，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p.77.

第六章 异议者说：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公共空间

意识形态问题在苏联历史上从来都居于首位。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制度、政党政治以及相关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方面。苏联意识形态的演变，也属于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50—80年代，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问题特点鲜明，值得关注。尽管勃列日涅夫政府大大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事与愿违，政治和经济的停滞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停滞，导致了作为主流文化的苏维埃文化的停滞，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停滞。苏联政府大张旗鼓的宣传引起了人们的逆反心理，使意识形态的使命漂浮在空中，即“意识形态漂浮”现象。同时出现了与僵化的意识形态相伴随的“夜间人”（ночники）现象、“六十年代人”（шестидесятники）现象和持不同政见运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苏维埃文化已经受到苏联社会的普遍怀疑，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载体的非主流文化如同深水之潜流一般滋长并汇集成潮流。

一 苏共对意识形态的管理

（一）卫国战争后的意识形态大批判运动

卫国战争时期，苏共对意识形态的管理和控制一度有所放松。战争期间，知识分子以自己的方式参加保卫苏联的事业，并在战争结束后，开始思考战争的残酷和影响，随即出现了大批反思战争与和平的作品。在斯大林和苏共中央看来，这是知识分子和作家在作风上“自由散漫”和政治上与联共（布）离心离德的表现。

以1946年8—9月批判《星》和《列宁格勒》杂志为开端，文学、戏剧和电影界开展了批判；1948年，围绕歌剧《伟大的友谊》，对所谓“形式主义音乐”（формализм в музыке）进行批判；1947年，以对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主编的哲学教科书《西欧哲学史》开展学术争论为名，实际上进行了一场哲学批判；1948年8月，李森科（Т.Д.Лысенко）主持农业科学院会议，对摩尔根遗传学派进行批判；1948年在文学批评界发动声势浩大的反对“资产阶级世界主义”的运动，1950年在语言学领域、1951年在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讨论中又连续展开了批判。

《星》和《列宁格勒》杂志被批判拉开了战后意识形态批判的序幕，这场意识形态批判围剿的对象是“全面腐朽”的资产阶级文化。在批判运动中，若有人对外国文学作品稍有赞许，便会被打上崇尚反动落后的资产阶级文化的标签；在外国人面前表示出些许好感直接就成了对外国奴颜婢膝与卑躬屈节的证据，由此造成了打击面过大的恶劣状况。继《星》和《列宁格勒》这两种大型文艺杂志被整肃后，意识形态批判的下一步是对“形式主义”（формализм）创作方法的批判，重点批判的对象是音乐创作领域的形式主义，即“形式主义音乐”。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规定文艺创作要从社会主义的现实出发并为现实服务，实质上限定了创作的题材与内容，其精髓就是被创作出来的作品只能美化现实，展现社会现实美好的一面与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这种文化上的专制规定了文学和艺术的根本作用是阐释与图解党的政策与决议，对社会现实不公正与黑暗的揭露是创作上的雷区，创作这样的文艺作品对这一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不啻创作生命与肉体上的双重自杀。尽管此时形式主义也战战兢兢地试图以美化现实的题材与内容来赢得官方的首肯，但是形式与内容的比例失调，使得这种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路径背离的创作方法，在斯大林、日丹诺夫等领导人与中央宣传鼓动部的视域中，始终是离经叛道的，始终对其保持着高度的政治警惕性。对穆拉杰里创作的歌剧《伟大的友谊》的批判，正是这种文化专制主义的体现。

上文已有提及，1948年2月18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议批判歌剧《伟大的友谊》，理由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错误的，歌剧苍白没有表现力。3月12日新上任的艺术事务委员会主席列别杰夫（П.Лебедев）迫不及待地向日丹诺夫提议设立荣誉法庭，来审判一些被揪出的犯有各种错误的形式主义音乐家，实际上，设立荣誉法庭的联共（布）中央决议于18日才出台。[1]在卫国战争的艰难岁月中创作出振奋人心的《列宁格勒交响曲》（Ленинградская симфония）的著名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Д.Д. Шостакович）也因穆拉杰里的歌剧《伟大的友谊》受到牵连与批判。4月29日，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局长奥梅利琴科（К.К. Омельченко）上呈宣传鼓动局秘密报告，请求核准将马丁诺夫（И.Мартынов）的小册子《肖斯塔科维奇》（Д.Д.Шостакович）从书籍销售中除去。[2]由此可见中央宣传鼓动机关扮演的这种长袖善舞的角色，最善于对“落水”的知识分子进行穷追猛打。

1948年9月3日，全俄戏剧协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атр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又登上了中央宣传鼓动部的黑名单。宣传鼓动部在给马林科夫的报告中肯定了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部长会议通过的决议《关于对全俄戏剧协会活动检查的结果》，进一步指出全俄戏剧协会仍有“严重的意识形态错误”，持有的是“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立场”。[3]1950年8月5日，全俄戏剧协会再次遭到宣传鼓动部的点名批评。在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宣传鼓动部指出，虽然全俄戏剧协会在上年被批评后所进行的改革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是许多根本上的不足与缺点仍旧存在于全俄戏剧协会的工作中，并以此证明其改革进行得极其缓慢。最后，宣传鼓动部指令俄罗斯联邦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艺术事务委员会针对全俄戏剧协会出台措施，促使其消除缺点并改善工作。[4]

对这一时期被打上形式主义标签的音乐家和音乐评论家来说，这种时乖命蹇的糟糕状况仍在继续。1949年3月6日被批判并解除工作的前莫斯科国立音乐学院教授马泽尔（Л.А.Мазель）给苏联部长会议主席伏罗希洛夫（К.Е.Ворошилов）写信承认自己犯有错误，但是请求允许他继续进行研究和教育工作。宣传鼓动部在审查了这封信之后上呈伏罗希洛夫报告，指出首都音乐界已经批判了马泽尔有害的反党活动，艺术事务委员会也做出决议将其开除公职，他的申诉是毫无道理的，因此伏罗希洛夫可以不用理会这封申诉信。[5]1949年9月26日，作曲家奥戈列维茨（А.Оголевец）和施利夫施坦（С.Шлифштейн）也因为持有形式主义创作方法与世界主义立场而被开除出苏联作曲家协会（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композиторов СССР）。[6]

1948年生物学领域发生李森科领导的米丘林学派对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的批判，是苏联科技史上的一桩冤案，是一起典型的政客化知识分子利用政治权威来打到科学权威的悲剧性事件。[7]宣传鼓动部在这起事件中的作用就是审核苏联高等教育部提交的由反米丘林观点的孟德尔-摩尔根分子所撰写的生物学教材名单。经过审核，宣传鼓动部认可了高等教育部将数种“反动的”生物学教材从图书馆中剔除出去的请求，并要求高等教育部立即安排作者写作新的生物学教材。[8]这起冤案中体现出来的是日丹诺夫强调的自然科学也有阶级性的荒谬理论。李森科领导的米丘林学派明知自己在学术上战胜不了秉承科学精神的孟德尔-摩尔根遗传学派，转而寻求从政治上压制并打倒它，借助斯大林的权威，将其整个学派打上“反动”标签，给持这种观点的科学家扣上“资产阶级”“唯心主义”等帽子，给苏联的生物学、遗传学等科学领域造成莫大的损害。由此可见强权左右科学研究，势必酿成暴力肢解科学的悲剧。

1948年12月8日，《消息报》工作人员别吉切娃（М.Бегичева）给斯大林写了题为《世界主义者敌人占据艺术领域》（Засилие«Врагов-Космополитов» в искусстве）的密告信。作者在信中开门见山地写道：“敌人正在艺术领域中活动，我用生命为这些话担保。”信中指出，在戏剧作家、戏剧评论家和戏剧活动家中间存在大批世界主义者，并列举了诸多世界主义者“反对党的戏剧”和“向人民艺术进攻”的言论。[9]这封信成为战后规模最大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开端的预兆。

1949年1月23日，中央宣传鼓动部向联共（布）中央秘书处提交了名为《在戏剧评论中与世界主义做斗争》的决议草案。[10]该决议草案指出，在戏剧评论界汇聚了一个反党的、资产阶级审美立场的世界主义者派别，该派别垄断了戏剧评论界，它的活动给苏联戏剧艺术的健康发展带来了严重的损害。1月28日，反世界主义运动吹响了战斗的号角，《真理报》刊发了题为《一个反党的戏剧评论家派别》的编辑部文章，指出戏剧评论界存在一个反党的、资产阶级的世界主义者派别。次日，《文学报》刊发《彻底揭发反党的戏剧评论家派别》的编辑部文章，直指“奴颜婢膝地崇拜西方资产阶级文化的世界主义”。[11]1月30日，《文化与生活》报亦刊发《反党戏剧评论家派别的阴谋诡计》的编辑部文章，再次挞伐了世界主义与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们（безродные космополиты），最后倡议“为了扫除这些巨大的障碍和保障苏联戏剧艺术的继续繁荣，必须彻底消灭不爱国的、资产阶级美学观点的戏剧评论”。[12]这三篇精心策划的编辑部文章相继问世，犹如重磅炸弹一枚一枚地投向了莫斯科戏剧评论界，同时批判的对象迅速蔓延到整个知识界，惶惶不可终日的知识分子也不再限于被点名批评的一些著名戏剧评论家——因为随着批判范围与烈度的增加，被打成“世界主义者”的知识分子数量与日俱增。宣传鼓动部在这场批判世界主义的意识形态运动中的轮廓逐渐浮出水面：为联共（布）中央进行有关意识形态问题的决策提供材料和建议，掌控各种机构和组织进行的反世界主义批判运动的内容和动态，处理被认定为世界主义者的知识分子的各种申诉。

1949年2月4日，中央宣传鼓动部上呈斯大林本人关于知识分子对反世界主义运动的反应的报告，指出全俄戏剧协会和其他一些文体机构召开了组织会议，大部分与会者都支持中央决议和《真理报》、《文学报》和《文化与生活》报编辑部文章的观点，但是也听到了不同的声音，一些知识分子对这场完全正确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不理解，甚至持反对立场。[13]这个报告是反对世界主义运动即将升温的风向标，在联共（布）中央的压力下，各级党政党政机关开始逐个明确表态反对世界主义。2月10日，《消息报》刊发《无爱国心的世界主义者们：一个反党戏剧评论家派别》。[14]同日，苏联艺术学院院长格拉西莫夫（А.М.Герасимов）在《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拥护艺术中的苏联爱国主义》，指出“苏联的造型艺术在与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斗争中达到了创作上的胜利。我们现在的任务是，彻底揭露形式主义者和世界主义，彻底揭露他们将西方资产阶级腐朽艺术的畸形现象带到我们现实中去的奴才式附和行为”。[15]2月16日，苏联作家协会党委书记格里巴乔夫（Н.М.Грибачев）在《真理报》上发表署名文章《反对诗歌中的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再次用大量的篇幅极其严厉地批判了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指责他们“阻碍了我们文学的发展”。[16]3月1日，宣传鼓动部出台了在近期内加强反美宣传的文件，拟定了一系列利用中央报刊媒体和无线电广播，发表揭露美帝国主义种种反人民性、虚假繁荣宣传的文章，其中包括公开高尔基的反美讽刺文章和笔记。[17]如此全方位地进行反美宣传的原因，恐怕是在联共（布）中央和宣传鼓动部看来，美帝国主义是与世界主义紧密联系在一起的。4月6日，苏联外交部的下属部门负责人弗兰采夫（Г.П.Францев）在《真理报》上发表了《世界主义——美国反动派的意识形态武器》的长文，指出“在帝国主义反动派的战略武器库中，资产阶级世界主义占据了显著的位置。在世界主义的幌子下，美帝国主义极力试图建立自己在世界上的统治地位”。[18]

如果说这些在报章上发表的文章指向的是整个世界主义和形式主义的话，那么中央宣传鼓动部的一份份报告所打击的就是各文艺团体和知识分子个体了。很快，党政机关，学术机构和文艺团体竞相召开批斗性质的党员大会，讨论学习中央决议与这些报章上的文章。在党员大会上对反世界主义运动表示怀疑的知识分子，被参照其以往的表现与民族属性（主要是犹太族），多被定性为世界主义者，这是数量庞大的世界主义者的主要来源。在笔者所见的档案中，相继有作家协会、国立莫斯科大学、社会科学院、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苏联武装力量总政治部（главное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управление вооруженных Сил СССР）下属的列宁军事政治学院（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им.В.И.Ленина）等一批机构召开的党员大会的结果被宣传鼓动部上报给联共（布）中央。在呈给苏斯洛夫的报告中，中央宣传鼓动部将苏联电影事业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инемаотграфии СССР）的状况描绘为“混乱”。[19]

在各种机关和组织忙不迭地揪出部门内部的世界主义者分子的同时，宣传鼓动部重点关注的对象，是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及其所办的杂志《哲学研究》。1949年3月18日，宣传鼓动部向马林科夫报告哲学研究所召开工作人员大会的结果，认为“亚历山大洛夫同志没有指出，正是背离了党的列宁主义原则，资产阶级客观主义的哲学史观点才导致了他在资产阶级哲学面前磕头，导致他在《西欧哲学史》中犯了一系列世界主义错误”；同时指出，大会虽然揪出了一批世界主义者，但是这场反哲学领域的世界主义的运动是不彻底的、不客观的，同时对哲学研究所改善工作提出了诸多要求。[20]3月21日，哲学研究所党组书记康斯坦丁诺夫（Ф.Константинов）写信给马林科夫，陈述在哲学领域消除世界主义的措施。在这封信中，康斯坦丁诺夫指出，一大批哲学家在思想观点和论著中带有世界主义情绪，犯有世界主义错误，最后提出：“《哲学问题》杂志将在近期刊登一系列重要论文来揭发世界主义并完全恢复俄罗斯科学史和哲学史的历史真相。”[21]4月4日，《哲学研究》杂志总编辑切斯诺科夫（Д.И.Чесноков）向马林科夫报告称，该杂志1948年第3期存在严重缺陷，原因是该期内容与被打倒的前宣传鼓动部部长、著名哲学家亚历山大洛夫的《西欧哲学史》有关，而众所周知《西欧哲学史》刚刚被牢牢贴上了世界主义的标签。[22]7月21日，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经过审查，认定1948年第3期《哲学研究》内容存在严重问题，实际上是认可了切斯诺科夫4月4日的报告，这也标志着切斯诺科夫与著名哲学家米丁之间的争论以前者的胜利告终。[23]其中的原因多半是双方考虑问题的出发点不同，作为《哲学研究》的总编辑切斯诺科夫从政治立场来考虑学术问题，有着极高的政治敏感度，尤其关心这一时期强大的反世界主义运动；而作为哲学家的米丁则单纯从学术立场出发来考虑哲学问题，对反世界主义运动缺少必要的政治敏感度。9月30日，宣传鼓动部向苏斯洛夫报告，指出目前哲学领域的糟糕状况极其严重：“尽管对亚历山大洛夫的书进行哲学讨论已经过去两年了，但是哲学战线的状况仍旧是落后的……《哲学问题》杂志在马列主义和政治教育上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在哲学工作者之间盛行着派别斗争”，最后提出了从根本上改善哲学工作的五点措施。[24]如果宣传鼓动部列举的这些缺点和不足可以作为素材的话，那么这样的素材是无处不在、取之不尽的，选取这些素材的最大意义在于为批判哲学研究所或其他机构组织提供各种各样的“证据”或口实。

如前所述，在反世界主义的同时，中央宣传鼓动部还极其重视爱国主义宣传，凡是与爱国主义相抵触的内容都要从公众视野中消失。1949年7月19日，宣传鼓动部上呈马林科夫报告，指出当年刚出版的单卷本《俄语词典》（Словарь Русский язык）除了收录了一些必要的外国科技词汇外，还含有一些在俄语中根本用不上的词，如花花公子（денди）这样的消极词汇，并建议将其从词典中清除出去。宣传鼓动部的政治神经绷得这样紧，连“花花公子”这样的词都不肯放过，足见此时的反世界主义运动有多么激烈。7月26日，宣传鼓动部上呈苏斯洛夫报告，支持将《卫国战争时期的国际关系》（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в период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一书从图书馆中清除的提案，认为该书“犯有严重的政治错误……千方百计地为英国和美国在二战期间的各种政策辩护，没有揭露英美帝国主义掠夺性的本质……刻意掩饰英美推迟开辟第二战场的现实原因，夸大了英美在反法西斯战争中所取得的成就，贬低了苏联在伟大的卫国战争中的历史作用”。[25]结合二战期间英美与苏联之间的战时同盟关系，与此一时期刚刚拉开序幕的苏美冷战，宣传鼓动部这样做的原因不言自明。

在整个批判世界主义运动期间，中央宣传鼓动部对于受打击的知识分子的申诉，多半采取维持原状的处理办法。对于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工作人员马特列娃（Т.Л.Мотылева）因为世界主义性质错误而被开除党籍和工作后的申诉，宣传鼓动部于1949年4月14日经过审查后认为恢复她的党籍和公职都是不可能的。[26]如同以往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一样，宣传鼓动部的批判对象也并不限于其所监管的对象，也包括其自身下属部门。正如上文所述，1950年4月20日，文艺书籍处的负责人马斯林（B.Маслин）便受到了批判。在这场运动的后期，又添加了对语言学现状的批判和席卷全国的《政治经济学》（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экономика）教科书大审查，直到斯大林逝世前夕，整个反世界主义运动才慢慢停息下来。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逝世，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终于告一段落。纵观这一时期宣传鼓动部的工作，给人们留下的最深刻印象就是此起彼伏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以及受批判的知识分子群体中犹太人所占的比重，这两点几乎构筑了整个意识形态工作的轮廓。宣传鼓动部在苏联党政机关中，服从斯大林、日丹诺夫和马林科夫等最高领导人，对联共（布）中央书记处负责，而所有与意识形态有关的党政机关都在其管辖之下，宣传鼓动部都有权对其进行干涉。这其中体现出来的是苏联党政精英对意识形态的高度关注和敏感，在其眼中，意识形态关系到他们的权力来源以及苏联整个政治经济体制的合法性，而从苏联甫一建立到冷战拉开大幕这几十年间严酷的国际局势以及由此衍生的对自身安全的种种忧虑，都加大了意识形态批判的力度。在斯大林等人眼中，资本主义制度及其文化和价值观与苏联所建立和奉行的一切都是截然相对的，论证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文化和价值观的正确，等同于认定资本主义制度、文化和价值观在根本上是错误的。但是二战期间及以后苏联和西方之间大量的人员来往，造成西方文化和价值观在苏联民众中有蔓延的趋势，这在斯大林看来是在从思想根基上拆毁由他建立的一整套政治经济文化体制，这是绝对无法容忍的，由此在苏联不断掀起净化西方文艺理论和价值观的意识形态批判运动。20世纪30年代建立起来的斯大林文化体制，是这些意识形态批判运动波澜再起的最大推手。在整个文化体制中，苏联建立了严密的出版检查制度，导致新闻事业高度集中、高度封闭，媒介完全工具化、报道完全宣传化、言论完全统一化、领导完全集体化，本应成为党和人民喉舌的社会主义报刊成为执政者的传声筒与发号施令的工具。领导这个文化体制的中央职能部门，便是宣传鼓动部，它按照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指示和决议来发动意识形态批判运动，为这些意识形态批判运动准备各种各样的素材：批判活动的理论依据，组织或个人可以被认定在思想上有问题的行为与言论，从各种下级党政机关的报告与书籍、报章中检录出有问题的部分，如此种种。宣传鼓动部对于被监管对象保持警惕和严格审查的同时，自身具有一种稳定的人员流动机制，营造出一种亲如一家的氛围。

（二）“解冻文学”与“解冻思潮”

斯大林执政晚期，苏联对意识形态的关注与批判不仅达到了斯大林执政时期的顶峰，也是整个苏联历史的巅峰，是整个苏联历史上对于知识分子最为艰苦的岁月。1953年斯大林逝世后，在权力斗争中胜出的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久，便顺应民心实行宽容的“解冻”政策。

1954年5月，《旗帜》杂志发表了作家爱伦堡的中篇小说《解冻》第一部。不久，总部设在莫斯科的世界人民保卫和平委员会在其以英文、法文、德文、阿拉伯文等文种在国外发行的机关刊物《国际展望·和平月刊》上翻译并连载了这部小说。小说发表后，在国内外引起了极大的反响。同年9月25日出版的苏联《文学报》发表了女作家尼古拉耶娃的文章，她指出：“爱伦堡把他的小说命名为《解冻》，这就有意无意地宣告作者要选择一种重大的题材。我们大家分明感觉到生活正在‘解冻’。”时任苏联作协总书记、苏共中央候补委员和苏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的著名作家西蒙诺夫在1954年7月17日和20日出版的《文学报》上连续发表长篇文章《爱伦堡的新中篇小说》，对《解冻》提出尖锐的批评，认为小说对苏联生活特别是文艺界的生活做了歪曲的描写。爱伦堡于同年8月3日在《文学报》上发表了《关于西蒙诺夫的一篇文章》，回应和反驳了对他的批评。1956年苏共二十大后，《解冻》第二部也得以出版。西方评论界十分欣赏这部小说，称它为苏联“解冻文学”的先声。在他们看来，这部小说的发表是苏联文学发展划时代的标志，因此，他们常常用“解冻”来说明赫鲁晓夫执政时期苏联文学中的自由化思潮。

按照苏联文学界的评论，爱伦堡尽管长期从事文学创作，但并非苏联第一流的作家，他广为人知的职业是苏联驻欧洲的记者和政治活动家。《解冻》这部作品也并非艺术水平极高，但它恰逢其时地出版于赫鲁晓夫大改革的年代，并且成为赫鲁晓夫推行改革的一个先声。

小说没有像20世纪40至50年代最常见的作品那样把笔墨集中在如火如荼的工业和农业领域，而是放在个人的道德伦理冲突上，反映了普通人对爱情和幸福的理解。伏尔加流域一座城市的工厂厂长茹拉甫辽夫是一个典型的官僚主义者。他一味追求生产指标，以此取得上级领导的赞赏，对群众的疾苦却漠不关心，长期让工人住在破木棚里。茹拉甫辽夫对有关风暴的天气预报置若罔闻，工棚在暴风袭击下倒塌，他因为这一事故而被撤职。工厂总设计师索科洛夫热爱工作，主持正义，在厂党委会议上批评了茹拉甫辽夫，厂长为此怀恨在心，便在人们中间诬陷他历史上有污点。索科洛夫得知茹拉甫辽夫对他的诬蔑后，病情加重了。当索科洛夫闻悉厂长茹拉甫辽夫因失职被撤，精神顿时感到解放，他第一次推开病房窗户，发现大地解冻了。他欣喜地说：“你看，解冻时节到了。”[27]

这部小说发表后立即受到普遍欢迎，印有小说的杂志《旗帜》马上脱销，随后加急印刷的小说单行本也被销售一空，这一现象表明，《解冻》的内容和它所代表的社会情绪高度融合了。赫鲁晓夫后来在其回忆录中写道：“我们领导核心不能完全同意他用‘解冻’来表示那个时期的特征。因为一方面我们已经容许在一定程度的放松，人民在他们相互之间以及在报上和文学作品中已开始有更多的言论自由。”

爱伦堡的小说《解冻》的出版被认为代表了当时文学艺术界最活跃的思潮。杜金采夫批判官僚主义的小说《不仅仅是为了面包》、奥维奇金的《艰难的春天》、田德里亚科夫的《死结》、格拉宁的《个人意见》、尼林的《冷酷》、亚申的《杠杆》陆续得以发表。

1956年的苏共二十大之后，社会思想领域全面“解冻”，哲学界开始讨论人道主义问题。1957年9月10日，苏联科学院哲学所所长费多谢耶夫在《真理报》上发表《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Социализм и гуманизм），文章指出：“工人阶级是民主和人道主义的忠实旗手。共产主义运动以及由这个运动产生的社会主义社会是人道主义的真实体现”“共产主义思想体系是人道主义的新的最高形式”。[28]

1957年和1959年苏联科学院高尔基世界文学研究所开展了两次关于现实主义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讨论，通过争论，批评了卫国战争结束以来影响文学艺术界的“无冲突论”和“粉饰生活”的观点，修正了30年代以来通行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定义，拓宽了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的思路，吸收了各种文艺流派和方法。1964年召开了“当代现实主义与现代派问题”讨论会，1966年召开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迫切问题”讨论会，探讨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基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古代文学流派、西方现代文学流派的关系问题，确定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世界艺术发展史合乎规律的新阶段的观点。

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来，苏联作家的文学创作日趋繁荣和多样化，其特点是既写英雄业绩、正面人物，也揭示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冲突。电影界也迅速地做出了反应，在继承革命电影优秀传统的前提下，一改过去银幕形象单一，正面人物完美无缺、脸谱化等弊病，创作出了一些优秀影片，同时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电影制作者。他们对于苏联电影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方法，从内容到形式进行了大胆的革新，产生了这一时期电影创作的新变化。除了《静静的顿河》《苦难的历程》《战争与和平》《卡拉马佐夫兄弟》《堂吉诃德》《哈姆雷特》等名著被搬上银幕外，一些反映战士日常生活的电影，如《雁南飞》《这里的黎明静悄悄》《战地浪漫曲》等也登上银幕。苏联著名导演瓦·舒克申在1973年完成的《红莓》引起了苏联文艺界的关注。著名导演梁赞诺夫的《办公室的故事》（1977）、《两个人的火车站》（1982），弗·缅绍夫导演的《莫斯科不相信眼泪》（1979）不仅得到苏联观众的赞扬，而且在许多国际电影节上赢得大奖，在一些国家受到欢迎。

1961年苏共二十二大再次公开批评了斯大林，在制定的《苏共纲领》提出了“一切为了人，为了人的幸福”以及“和平、劳动、自由、平等、博爱和幸福”的口号，后来也成了文艺界的口号。于是人道主义思想在文学中的影响与日俱增，这对于推动作家更深入地把握现实、观察个人在历史和现实中的命运，更多方面地表现人是有作用的。

二 苏联对青年的思想教育

（一）苏联大学生的信仰危机

赫鲁晓夫执政时期，由于对斯大林进行了全盘的否定和批判，进而造成了对党和国家历史的否定，使苏联人民原本统一的思想意识产生了混乱。1964年10月19日，勃列日涅夫在欢迎宇航员大会上发表演说：“我们党的二十大、二十一大和二十二大所制定的总路线是列宁主义的路线，它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苏联共产党和政府整个内外政策的唯一的、不可动摇的路线，为实现这条路线而斗争，是我们的主要任务。”[29]这表明勃列日涅夫时期继续执行赫鲁晓夫的错误路线，且将其称为列宁主义路线。因此，虽然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大力加强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教育，却无法改变一个事实，就是在大学生中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和行为泛滥。

勃列日涅夫时期，大部分苏联大学生不再信仰马列主义，认为它的哲学基本原理没有根据，只不过是教条式僵硬的科学，不能解释和预见实践的过程。一位大学生在《共青团真理报》上号召大家读马克思的《资本论》（Das Kapital），结果引起许多大学生的讥笑，他们认为那是专家应该干的事，而且他们也读不懂这本“天书”。敖德萨的市委图书馆、高校党史或政治经济学资料室由于无人光顾，被大学生当作学习精密科学不受妨碍的最好去处。信仰危机导致一部分大学生在公开场合出于自我保护接受官方的意识形态，表达虚假的思想，在私下聚会中却大讲政治笑话、抨击权贵、发泄对现实的不满。20世纪70年代初一位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说，在大学一年级时班里没有人怀疑马列主义和共产党，团支书和班主任几乎每天都带领大家开展政治活动，但到毕业时，不怀疑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共产党的学生变成了少数，虽然表面上一切正常，看不出有一个异己分子。还有一部分大学生表现出严重的政治冷漠，丧失了参与政治的热情，不关心国家的前途和命运。就连大学生党员也有如此倾向，因为在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下，普通党员的政治权利被剥夺，发挥不了什么作用，党的支部会议和组织生活会不是冷场，就是成为闲谈的场所。很少有大学生对国家大事和社会形势感兴趣。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共已不再是青年一代崇尚和追随的核心，丧失了神圣的地位。党对大学生来说已不是最光明、最先进的化身。大学生不愿入党的理由是：“‘想保持自己个人的信念和个人的意见’、‘入党以后就不得不对自己的良心做出让步’、‘现阶段的党是升官发财的跳板，但绝不是按照思想观点而联合起来的最优秀分子的组织’。”[30]青年一代已不再崇拜战斗英雄，大学生认为学校邀请老布尔什维克宣讲革命斗争故事只不过是作秀，没有人愿意响应珍惜十月革命成果的号召。大学生甚至嘲笑对列宁的虔敬态度，他们会用“不要动老爹，他可能见过列宁”这样的话来讥笑别人。一些党的领导人来学校进行宣讲，照本宣科或结结巴巴地念讲稿，加深了大学生对党的工作者的藐视，对大学生来说，给他们怎样讲比讲什么更重要。另外，大学生把高校党委置于对立的角色，认为它的作用不过是颁布和监督执行各种思想措施，党委成员都是一些不学无术、落后于现代需求的教条主义者和顽固分子，党委书记更是被看作迂腐的化身。在敖德萨工科学院，大学生编了一则寓言来嘲弄校党委书记叶·亚·萨姆科夫：“从前一个老头有三个儿子，两个很聪明，第三个叫萨姆科夫。”[31]在俄罗斯神话故事中，第三个儿子应该叫“傻瓜伊万（Иван-Дурак）”。可见党的干部在大学生眼中是愚蠢的，不应被委以重任。

勃列日涅夫时期，高校共青团的工作也处于尴尬的处境。在大学生的眼中，共青团不过是党委的附属组织，缺乏自身的观点和见解，不能够代表广大青年大学生的思想和话语。因为威信较低，共青团在对培养团员和青年凝聚力方面的作用逐渐减弱。大学生认为共青团永远是个跑腿的，不能像党的工作那样飞黄腾达，所以不愿为其工作，只有想出国时才会求助共青团。“共青团旅行社”的工作是大学生比较愿意做的，因为聪明人可以挣到外快，而且能够开到出国通行证。可见大学生对共青团工作既没感情也不热爱，出于功利心理，有实惠可捞的工作才有人愿意去做。共青团工作中的形式主义也使大学生反感和抵触，很多活动都要借助行政手段要求大学生参加。在高校中，通常一年级的学生会在寒假去集体农庄帮助农民劳动，由于学习任务紧张，他们对农民产生了敌意：“为什么我们要替他们干活？”在农村，大学生第一次发现许多假象，感觉通过在农村参加劳动而使城乡打成一片的说法滑稽可笑。通过与农民谈话他们了解到社会的许多阴暗面。进农村不但没有达到对大学生进行思想教育的目的，反而让大学生亲身体会到了党的宣传的欺骗性，更感觉到共青团组织的这些活动毫无意义，不过是一种形式主义。

大学生的信仰危机引发了自由主义思想，政治冷漠导致了道德滑坡。缺乏信仰支撑、内心空虚的大学生，在畸形的社会政治心理的作用下，发生了缺勤、酗酒、犯罪、离婚等行为，这些行为成为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普遍存在的社会问题。为了回避政治危机，大学生中专心致志搞科学的思想很盛行，但是能够坚持下来的人很少，因为很快他们就会在色情和酗酒的引诱下不再为内心产生的矛盾而纠结。大学生更加向往西方的爱情自由观，他们把家庭看作满足性要求的人的联合体，尽可能晚育，在学校和父母的监控下，很多大学生都有应该设立妓院的想法，精神空虚引发的私生活放纵，导致许多大学生都患上了淋病，而且就医都是非正式的。著名的美国政治家布热津斯基评价：“七十年代末性革命将波及苏联一些中心城市……并产生比较明显的社会和政治的紧张局势。”[32]除了性放纵以外，大学生酗酒问题也非常严重，喝醉后会引发大喊大叫、打架斗殴、破坏公共设施等行为。1967年，最高苏维埃通过法令，规定对酗酒者进行两年“强迫治疗和劳动教养”。1972年6月，苏共中央发布的《加强同酗酒和酒癖做斗争的措施的决定》中指出：“酗酒给生产带来了破坏，导致旷工、违反劳动纪律、事故和人员死亡”。[33]决定要求各级党组织同酗酒行为做坚决斗争。但是由于很多酒鬼都是慢性中毒，戒酒十分困难，而且执行过程中存在官僚主义，认为饮酒纯属私人的事，所以酗酒屡禁不止。西方学者评价指出：“酗酒是目前在苏联议论得最多的严重社会问题之一。这个问题或许是苏维埃大家庭日益动荡不安的最主要原因，酗酒的蔓延已经成为当前在苏联到处滋长的一切衰败和腐朽的象征。”[34]

受到“历史纠错”的影响，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大学生产生了严重的信仰危机，他们不再信仰马列主义，不再敬仰共产党，更不愿意参加共青团的活动，大学生中虚假认同官方意识形态现象和政治冷漠倾向日趋严重，政治冷漠弱化了大学生的现实政治责任感，导致大学生道德滑坡，各种自由主义思想和行为泛滥，引发的一系列社会问题削弱了苏联的社会主义基础。

（二）苏共加强对大学生的思想教育

列宁在十月革命前就曾表示：“把政治鼓动扩大到必要程度的基本条件之一，就是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不进行这样的揭露，就不能培养群众的政治意识和革命积极性。因此，这一类活动是整个国际社会民主党的最重要的职能之一。”[35]因此苏维埃政权始终关注对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对公民思想的管理，将其视为维护苏共执政合法性和建成社会主义的关键。

苏联的意识形态管理机构通过纵向布“点”，穿成一条主线：线的“顶点”为苏共中央委员会、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中间点”是各共和国、州及边疆一级党委会；“第三点”是市、区一级党委会；“第四点”是各基层党组织。各“点”的主要任务分工明确：“顶点”负责在宏观上指导意识形态工作，制定路线、方针和政策；“中间点”根据“顶点”的精神制定实施意见，并对上级的决策享有建议权，起到承上启下的桥梁和纽带作用；“第三点”负责把上级的精神和实施意见变成可以操作的程序，具体布置各项任务；“第四点”是深入到学校、各种单位和集体农庄的党组织，他们负责落实上级的指示和部署，通过开展思想教育工作和组织各项活动把意识形态工作落到实处。

1965年3月3日，在俄罗斯联邦作家协会第二次代表大会上，苏共中央书记基里连科（А.П.Кирененко）代表苏共中央致祝词，提出“对思想动摇现象和资产阶级意识形态、虚无主义情绪、给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抹黑等种种表现，要毫不妥协。坚决反对艺术中的自然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抽象主义等做法。坚决反对在意识形态领域中搞和平共处”。[36]

1966年11月10日，在苏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勃列日涅夫主持与会人员讨论了关于国内意识形态的问题。勃列日涅夫指出：“我们的思想工作存在严重的问题，对此我们不仅要议论，看来还应当对之采取相应的措施……能够真正成为案头必备之书的、有说服力的、论据充分的、能捍卫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能捍卫我们党免遭假马克思主义者和反马克思主义者攻击的，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教科书，至今仍然没有。”[37]此次会议关于编写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教科书的任务就落在了历史学家波诺马廖夫（Б.Н.Пономарев）院士身上，1970年2月，由他主编的《苏联共产党历史》（История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партии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增订本第3版出版。

1973年，苏共中央颁布了《苏联和各加盟共和国国民教育立法纲要》，其中第46条明确规定，苏联高等学校要“培养掌握马列主义理论，在专业和组织群众政治工作以及教育工作方面有高深的理论知识和实际技能的高度熟练的专家”；要“培养大学生具有高尚的道德品质和共产主义觉悟，有文化，有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和苏维埃爱国主义精神，有保卫社会主义祖国的决心”。[38]

1976年2月24日，勃列日涅夫在苏共二十五大的总结报告中谈到党的思想教育工作时指出：“人的思想教育问题、造就当之无愧的共产主义建设者的问题，在我们整个工作中占了很重要的位置。”[39]

苏共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思想教育工作主要依靠一条主线上的“第四点”开展，也就是深入到高校的党组织来领导，并通过横向布控的多个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机构的宣传和教育来实现。这样的一条主线和多个层面，构成了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工作的庞大金字塔，对大学生的意识形态宣传和思想教育几乎做到了全覆盖、无死角。苏共意识到了大学生思想意识形态中存在的严重问题，也想尽办法进行解决，不惜花费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是并没有取得良好的效果，大学生的思想政治状况越发令人担忧，已经导致严重的信仰危机。而苏共进行意识形态管理的手段只停留在铺天盖地的宣传和表面的说教上，理论和实际严重脱节，既不能深入人心，更无法让大学生信服，亡羊补牢的做法没有取得期望的效果，对大学生的思想政治教育面临着严峻的挑战。

三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控制及其社会反应

（一）“夜间人”与“六十年代人”现象

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在苏共执政初期发挥了重要的维护执政合法性的功能。然而，尽管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一种科学的世界观，但它并不因此就自动为当时的俄国广大民众所接受，它要真正为人们所认同和接受，成为人们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工具，还需要一定的条件。所以，在意识形态建设方面，列宁比其他领导人倾注了更大的精力和努力，其中最为突出的就是他提出的“文化革命”思想。在列宁看来，“文化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无产阶级革命创立的“工农政权和苏维埃制度”是“文化革命”的必要前提。[40]列宁所强调的“文化革命”，究其实质，就是要创造“社会主义新文化”，培养和造就拥护社会主义新文化的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苏维埃公民”。因此，列宁在他的一些著作中明确反对国民教育中的“无党性”和“不问政治”的倾向。在他看来，学校应当成为向劳动人民传播共产主义原则和无产阶级思想影响的工具，“以便培养能够最终建成共产主义的一代”。尽管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任务极其艰巨，但在一定程度上还是取得了巨大的成就。1919年，莫斯科-喀山铁路工人首倡开展“共产主义星期六义务劳动”，得到各地工人的广泛响应，便是一例。

意识形态领域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受到高度重视，其受重视的程度，在整个苏联74年的历史上前所未有。和以往的意识形态工作一样，勃列日涅夫时期的意识形态工作分为两个部分，一是宣传鼓动，二是思想斗争。前者是正面的教育和灌输，后者是对各种异己思想的批判和清除。这是苏联意识形态工作的基本任务，早在1963年，苏共中央的有关决议就指出：“目前条件下党的思想教育工作的主要任务是：从思想上保证苏共纲领的实现。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基础，建立共产主义的社会关系，培养新人，提高政治警惕性，对帝国主义的思想和人们思想中的旧残余发动全面进攻。”这两项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得到空前加强。

大学生既是未来掌握思想文化解释权和创作权的知识分子，也是未来苏联各级党组织和政府管理者的主要来源，因此苏共极其重视对大学生思想政治工作的管理。70年代初，大学每个班都配置了班主任，每个系每个年级还有专人负责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从70年代开始，几乎每一所大学都制定了自己的“大学生共产主义教育综合方案”。有的方案对中学生参加大学招生咨询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及大学毕业后的跟踪教育，都有具体安排。在5年的大学生活中，每一周开展什么活动，由谁组织，由谁监督，活动的具体内容等，方案都做了详细明确的规定。外国留学生的思想政治工作也一样列入计划。

勃列日涅夫每次讲话中都要从列宁著作中引经据典，却毫无吸引力和说服力，意识形态日益丧失战斗力和科学性，危机日显。这种主流意识形态自身的教条化、凝固化，丧失了与时俱进的动力和活力，导致社会意识形态日益“空心化”，对人民群众失去亲和力和凝聚力。苏共长期以来思想教育工作的失策，使青年一代理想信念失落，表明主流意识形态已经失去了教育群众和引领社会前进的功能。

勃列日涅夫在1981年的一次讲话中承认：“重要的是，在宣传工作中不应回避尖锐问题，不要害怕涉及所谓的老大难问题。……因为如果我们不回答问题，那么我们的敌人就会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点来诬蔑社会主义。还有一点要说的是，整个思想教育工作应当搞得生动活泼，引人入胜，不要官样文章，生搬硬套。苏联人是有教养有文化的人，如果你对他们说话不慎重、官腔十足，一味用空话来敷衍搪塞，不联系生活实际，未涉及具体事实，他们就会关掉电视机或收音机，把报纸丢到一边去。”事实是，苏联的意识形态工作在勃列日涅夫时期陷入了深刻的危机。

知识分子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群体和思想群体，“知识分子有一个特点，就是他们具有双重意识准则，即对于周围整个社会群体的态度包含了相互矛盾的评价”。[41]苏联知识分子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特性，政治上寻求独立，行动上避免盲从。面对苏联政府的意识形态控制和政治高压，知识分子中出现了“夜间人”现象。“夜间人”是指一些人白天在学校、机关、科学院、工厂或军队里按照勃列日涅夫的报告行事，处处注意与政府和苏共的号召保持一致，以求升职或加薪。而回到家里，或是在朋友之间，则阅读地下出版物，交流政治笑话，议论时政。他们仿佛有着两个完全不同的面孔。这些人实际上是潜在的持不同政见者，是党内和管理层的异见分子。“夜间人”现象出现于70年代，在当时的苏联相当普遍。一位70年代初莫斯科大学哲学系的毕业生声称，入学时他没有发现班上有什么人对马克思主义哲学和苏联共产党抱怀疑态度，当时班里有团支部、班主任，几乎天天有政治活动，但据他观察，到毕业时不抱怀疑态度的倒成了少数。

所谓“六十年代人”指的出生于30年代“大清洗”年代，童年时期曾亲眼看到自己的父辈深受政治运动之扰的一批人。这些人大多毕业于50年代中期的“解冻”年代，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化运动又给他们的思想打上了烙印，在批判斯大林和宣扬人道主义的气氛中思想逐渐成熟，形成了自己的世界观和人生观。他们在变化中、矛盾中成长，身上既有传统观念的痕迹，也有新思潮的烙印。从60年代起，他们中的许多人陆续走上各级领导岗位，到70、80年代，在权力交替中逐渐成为苏联社会生活中的主角。今天，俄罗斯学术界一致公认，正是这些“六十年代人”完成了苏联社会的剧变。他们一方面自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坚持社会主义，另一方面又力主更新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理解，导演了1985年开始的苏联改革。苏联社会思潮人道化的影响主要通过他们得到表现。“六十年代人”的典型代表是戈尔巴乔夫。戈尔巴乔夫是苏联改革的主要领导人，是苏联剧变的直接责任者，而他所用以指导改革的理论思想正是人道化的苏联哲学，或者说是苏联哲学所宣扬的人道主义。有俄罗斯学者指出：对戈尔巴乔夫起了重大不良影响的是知识分子。戈尔巴乔夫对文化、教育、知识分子怀有深刻的敬意，自称对他而言与知识分子的会见比与党务工作者的会见更愉快，每次出国访问都要带一些艺术家和学者。他当政时是知识分子与国家领导人最接近的时期。在这一过程中，他的夫人赖莎起了重要作用。赖莎与戈尔巴乔夫50年代初先后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和法律系。赖莎在哲学系的同学马马尔达什维利（М.К.Мамадашвелин）以及弗罗洛夫（H.T.Флоров）后来成为苏联哲学人道化最具代表性的人物，并一直与赖莎保持着密切关系。赖莎本人对马马尔达什维利的哲学才华推崇备至。任俄罗斯哲学学会会长的弗罗洛夫（И.Т.Вролов）在改革开始以后很快成为戈尔巴乔夫的理论助手，并且先后担任《共产党人》（Коммунисты）与《真理报》的总编辑以及苏共中央书记、政治局委员。上述情况使得苏联哲学的人道主义倾向不可能不对戈尔巴乔夫并通过戈尔巴乔夫对苏联社会生活的发展产生重大影响。

自苏维埃政权建立之初，苏联的政治文化就始终包括主流文化和非主流文化两部分。主流文化是苏共提倡的文化取向，对内即建立在共产主义目标和族际主义基础之上的“苏维埃文化”，对外即建立在国际主义原则和世界革命理想基础之上的政治思想。非主流文化是20世纪20至40年代反共反苏势力、60年代后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和80年代“民主派”提倡的政治文化，其政治取向或者是君主主义的，或者是民族主义的，或者是民主社会主义的，或者是西方资本主义。在苏联历史上，由于国内外政治、经济、社会等因素作用，两种政治文化的影响和作用不尽相同。20世纪20—50年代时期，苏维埃文化为主流文化并居主导地位，50年代中期的政治改革和非斯大林化后，以持不同政见者为代表的非主流文化的社会影响和国际影响加大，70年代中期后尤甚，80年代中期后至苏联解体前，非主流文化与主流文化实际上完成了位移，并且对苏共意识形态的瓦解起到了关键性作用。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基本特征是“停滞”，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是社会生活、政治、思想观念各方面的全面停滞，其中最重要的是思想观念的停滞，勃列日涅夫及其一班人对社会主义的理解基本上停留在30年代的水平，把斯大林模式与社会主义等同起来，不知改革进取，无视变化了的时代要求，其他各方面改革的停滞均由此而来。这种思想观念停滞的最直接后果，就是因循守旧，不思改革，妄自尊大，闭目塞听，从而根本忽视了这样一个现象，20世纪70—80年代，苏联非主流政治文化已经潜流汇集，呈待发之势。

（二）知识分子对书报检查制度的批评

苏联政府实施的严苛的书报检查制度限制知识分子尤其是创作型知识分子的创作自由和创作热情，所以这些人大多对它存有不满，只是在程度上有所不同且表达方式各异而已。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都会在某种程度上形成一种共同的心理特征，这在“解冻”时期知识分子对待书报检查制度的态度上也有所表现，其中作家格罗斯曼（В.Гроссман）1962年写给赫鲁晓夫的信比较有代表性，部分摘录如下：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

1960年十月我把小说《生活与命运》（Жизнь и судьба）送到《旗帜》杂志的编辑部，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新世界》杂志的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知道了这部作品。1961年2月中旬，国家安全委员会工作人员搜查了我的住所，并没收了这部小说的样品和手稿，同时也没收了《新世界》杂志和《旗帜》杂志编辑部的手稿，然后不再把我当作一个有几十年写作经历的作家看待。

手稿被没收之后，我去中央找过波里卡尔波夫（Д.А.Поликарпов）同志，他严厉地谴责了我的作品，责令我仔细思考，认识到这部作品的错误和不足，并向中央提交悔过书。一年过去了，我多次深入思索发生在我的作家生涯中的这场悲剧，关于我的书的悲惨命运，我想跟您交流一下我的想法。我不认为我的这部作品中存在错误，我在书中写了我过去认为、现在仍然认为是真实的事情。写的只是我思考过、感受过和经历过的事。我的书并不是政治著作，我在自己的能力限度内讲述着人们的生活，他们的悲伤、欢乐、误解和死亡。我表达了对人们的爱和同情。在我的书中有关于不久前的过去和战争年代的苦涩艰难，读起来大概是不轻松的。但是请您相信我——我在写作的时候也同样的不轻松，但是我不得不这么做。

我在二十大之前，斯大林还在世的时候开始写作，在那个时期这些书似乎看不到出版的希望，但我一直在写。您在二十大上的报告给了我信心，要知道作家的想法、感受和痛苦也是社会想法和痛苦的一部分。

把手稿交给出版社之后我预料到在作者与编辑之间将会发生一场争论，编辑要求删去的那部分可能正是主要的。《旗帜》杂志的编辑果热尼科夫（Кожевников）以及作家协会的领导马尔科夫（Марков）、萨尔塔科夫（Сартаков）、希帕切夫（Щипачев）阅读之后告诉我，这本书不能出版，它是有害的。但他们并没有指责这部作品的真实性。其中一位同志说这一切都是存在或可能存在的，书中的人物也是存在或可能存在的，另一位说，“然而发表它要等到250年以后”……

您的二十二大报告以新的力度指出了斯大林时代的全部错误，更使我坚定了这样的认识——《生活与命运》跟您所讲述的那个时代的真实情况不相矛盾，真理应该是今天的财富而不应被推迟到250年以后。把作品从我的手中夺走是可怕的。我对这部作品的珍视就像父亲对他们的亲生子女，把作品从我手中夺走犹如从父亲手中夺走他的孩子。距离我的书被没收已经过去了一年，这一年时间我总是想到它的厄运，为已经发生的事情寻找原因。难道因为我的作品是主观片面的吗？但是要知道所有的文学作品只要是由作家完成的，都具有个人主观的痕迹。作家的作品不会是政治或革命领袖观点的直接证明，它们有时跟这些观点重合，有时又是相互矛盾的，作品总是不可避免地要反映作者的内心世界、他的感受和他所熟悉的领域，而不可能是不主观的。所以文学不是回声，它要按照自身的规律讲述生活。

一年已经过去了，我不知道我的书是否还保存完好，是否存在，也许它们早就化成灰烬了吧。如果我的作品是谎言，那么请让那些想要阅读它的人们来证实这一点，让那些我为之写作了30年的苏联人民和读者去讨论我的作品哪里是真相、哪里是谎言，但是读者却被剥夺了像任何一个严肃的法官那样讨论我和我的作品的机会……

此外，《旗帜》编辑部否决了我的书，他们建议我这样回答读者的问题，说我的手稿尚未完成，还要拖很长的时间。换言之，他们让我说谎。更有甚者，当我的手稿被抄走的时候，他们让我承诺，如果对此宣扬，我将负刑事责任。他们对我的书所采取的手段都是不光明正大的，不是与谬误和污蔑进行斗争的手法，这不是在与谎言斗争，而是在反对真理。这到底算什么？根据二十二大精神又该做何解释呢？

亲爱的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现在我们中的很多人都在说我们回到了列宁式的民主形式，在严酷的国内战争时期，在领土沦陷、经济崩溃、饥荒横行的情况下列宁创造了那个在整个斯大林时期看来不可思议的民主形式。您在党的二十二大上又毫无保留地谴责了斯大林血腥、残酷的非法统治，您做这件事的力量和勇气为我们的民主形式像国内战争时期钢铁、煤、电的生产增长形势那样发展提供了思想基础。要知道在新的人民的社会，对民主自由的需要要远胜于对工业产品，如果不能使民主自由的发展不受约束，我认为这个新社会是不可思议的。在我们的时代还存在抢夺作家尚未完成的，以对真理和对人民的爱的名义，用他们的心血写作的手稿的现象，并且如果他们开始讲述自己的悲伤，就要把他们投入监狱。我确信对于我的书最严酷、最不能容忍的检察员也应该改变他的观点，应该承认他们在二十二大召开的半年前对我的作品的一系列主要指控都是错误的。我请求您把我的书还给我，我请求就我的作品与编辑交谈和辩论，而不是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42]

这段文字反映了两个基本问题，一是赫鲁晓夫时期知识分子可能的遭遇。此时的苏联知识分子仍然有可能遭受迫害，甚至是来自国家安全机关的超文化的迫害，他们的创作活动仍然是不自由的。二是他们之中大多数人的心理状态。作者并不反对苏联政府本身，受到“解冻”的鼓舞，他很看好苏联社会民主自由的发展前景，遇到困难的时候给国家最高领导人写信寻求帮助也说明了他对赫鲁晓夫本人的信任。这反映了解冻时期知识分子的创作热情以及当这种热情由于书报检查机关的打压而遭受挫折时心中的痛苦、困惑和愤懑。

《新世界》杂志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曾对这项制度表示强烈的愤怒，对此，时任该杂志编辑的拉克申在他的日记中回忆：

从早晨开始，特瓦尔多夫斯基就非常愤怒地谈论着书报检查，并表示他要为此同赫鲁晓夫会面，劝说他废除对艺术作品的书报检查制度。在座的一个年轻人对特瓦尔多夫斯基表达了不同观点，但要知道他不是杂志的编辑，为什么我们要相信他呢？简直荒谬之极……

亚克斯说书报检查某种程度上是必要的，对飞机场位置的保密，并从自己的保险柜中取出出版总局关于允许和禁止出版的一本手册。当亚科斯坚持要宣读上面那些命令的时候，特瓦尔多夫斯基激动地把那些小册子掀翻在地。

平静片刻之后，他微笑着说起战争时期一个军事报纸的书报检查员对他的评价：“我根本没有阅读，特瓦尔多夫斯基是个守规矩的人，他不会做出出格的事”，而现在作为新世界杂志的主编他却不那么受到信任。[43]

这段文字的最后一段很好地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由于感到自己不被信任而产生的痛苦和悲凉心境，造成这种心境的原因其实正在于他对当局的信任和认同。在事后与赫鲁晓夫的一次会面中，特瓦尔多夫斯基确实提到了他对书报检查制度的上述看法。他说如果中央相信他的杂志，在他之上设置水平不高的书报检查员就是不符合常理的，并以《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曾被书报检察机关否定一事来证明这一点。他表示如果作为编辑不被信任，可以撤他的职。[44]特瓦尔多夫斯基并不是一个激进的人，帕斯捷尔纳克的《日瓦戈医生》就是经他的手被驳回的，爱伦堡的回忆录中谈到作者跟斯大林的唯一一次电话交谈时，作为背景描述了一个狗叫的细节也曾令他感到不满，所以他反对的也只是书报检查本身而已。

从态度强硬的程度看这些知识分子大致上可以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比较温和，他们不满，但最终一定会选择妥协，只是这种妥协有时是有底线的。而另一部分则比较强硬，即使作品最终不能发表，在一些问题上也毫不妥协。前者以老作家爱伦堡为代表，有人对爱伦堡写小说打过一个比方，说：“有个关于年轻母亲的故事：他太爱自己的孩子，想尽快见到他，没等到9个月，6个月便生下来了。爱伦堡写的小说类似这位年轻母亲的孩子。”这句话本来是针对爱伦堡作品的艺术性，但是希望作品尽快发表的想法同样也导致他对书报检查的态度比较温和，以至于很多作品的写作比较隐晦，让后人很难读懂。即使这样，他也不是总能受到当局的欢迎。1963年6月8日，赫鲁晓夫在与文艺界人士见面会上对其点名严厉批评，指责他没有亲身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很明显在以局外人的立场看待问题，如果说爱伦堡同志以那样的立场来评论我们的革命和接下来整个的社会主义建设阶段，真相就不会扭曲”，还批评了爱伦堡关于意识形态和平共处、左派艺术等问题的态度，指责他“把保护这种艺术当成自己的任务，我不禁要问，针对谁呢？很明显是我们马列主义的批评家，为什么这么做？很明显是为了捍卫这些或与之类似的现象在我们当代艺术中存在的可能性，这意味着承认社会主义现实主义与形式主义的并存。爱伦堡同志犯了严重的意识形态错误，我们有义务使他明确这一点”。[45]

后者中比较有代表性的包括前面提到的格罗斯曼以及帕斯捷尔纳克和索尔仁尼琴。索尔仁尼琴在小说《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筹备发表的过程中，他在与《新世界》编辑的一次谈话中说：

大概我想到了读者，但这是一般意义上的，而并非每一类人……然后所有这些人并不从事普通的工作，他们由于自身的专长或过去的地位被安置在警备司令部等部门。而能够了解“伊凡·杰尼索维奇”的只是那些从事普通工作的人……如果我在那个阵营里我就不会写了，如果我没有写也就不会明白拯救是怎样的工作……这是最重要的，那些在集中营中没有变得麻木、丧失感觉的人死了，我就是要拯救这些人。我现在都不敢看那些照片，我那时看上去比现在老15岁，动作缓慢、头脑迟钝，所以需要拯救……[46]

“在他得知编辑用红笔画线的部分将会被删除或修改的时候，他详细用笔记录了所有的意见和建议并把它们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他可以同意甚至认为这是有益的；第二部分他会考虑，接受对他来说很困难；第三部分他表示不可能同意，如果那样他情愿不发表。”[47]

“帕斯捷尔纳克事件”是赫鲁晓夫时期书报检查制度引起的最大一场风波。一开始，帕斯捷尔纳克把小说创作手稿寄给《新世界》杂志，在被拒绝出版并受到谴责之后，他在1956年6月把手稿交给了意大利共产党人、出版商菲尔特里内利，是年11月小说以意大利文在米兰出版，接着又出版了法文本和英文本。这本书在西方国家受到广泛好评，1958年有两位苏联作家同时获得诺贝尔奖提名，一个是帕斯捷尔纳克，另一个就是肖霍洛夫。苏联政府从得知这个消息开始，就试图进行阻挠，苏联作家协会领导马尔科夫为此亲赴瑞典与当地一些作家会谈，意在使更多的人支持肖霍洛夫。就在他回国向苏共中央书面汇报瑞典之行当日，苏联政府给苏联驻瑞典人员发去一封电报，主要内容是表示他们听说一些团体意图推荐帕斯捷尔纳克获得诺贝尔奖，所以希望通过那些亲苏的文化活动家告知瑞典舆论界，苏联对把诺贝尔奖授予肖霍洛夫期待很高，并且肯定肖霍洛夫作为一个杰出的作家、社会活动家的意义，包括他去年的斯堪的纳维亚之行。同样重要的是要告知他们，帕斯捷尔纳克作为一名文学工作者没能得到苏联作家和其他国家进步文学家的认可，将诺贝尔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将被视为对苏联社会不友好的行为。[48]

这一次书报检察机关试图把他们的触角伸向国外，但是他们失败了。1958年10月3日，瑞典科学院最终宣布把1958年度诺贝尔文学奖授予帕斯捷尔纳克。这一事件很快起了国内对帕斯捷尔纳克及其《日瓦戈医生》的讨伐和批判，一些领导和《真理报》公然要求把他驱逐出国。这种形势下，帕斯捷尔纳克曾试图向赫鲁晓夫求助，表示自己并没有意识到这部作品存在他们所指责的问题，最终于12月29日宣布拒绝接受诺贝尔奖奖金并写信给《真理报》表达了对祖国的深厚感情，要求不要将其驱逐。然而即使在面临如此强大压力的情况下，他也从来没试图修改自己的作品，使之符合书报检察机关的标准。

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书报检查力度的加强令经历过“解冻”的知识分子非常不适应。知识分子中的大多数只能选择屈服于严苛的书报检查，在党和政府允许的范围内进行创作，与政府意识形态保持一致。而另一些“异端分子”则表示激烈的反对，认为政府不应干涉文学艺术的创作自由，对意识形态掌控更是深恶痛绝。

最先站出来公开表示反对态度的是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他在1967年5月16日上呈给第四届全苏作家协会一封信，信中分析论证了苏联现行书报检查制度的不合理，号召清除一切书报检查。鉴于此信非常典型地代表了许多文人对书报检查的态度，详录如下：

宪法未曾规定因而不合法律的书报检查从未得以公开宣布，它被冠以“出版总局”这个模糊名称，其威胁笼罩于我们的文学艺术之上，且使一些文艺外行可以横行霸道地对待文人作家。中世纪的余孽——书报检查难道要将自己的玛土撒拉[49]般的时限拖到21世纪吗！它的存在是不可能长久的，它拖延、侵吞了自己的永恒死亡：区分书籍是否适合。

我们文人无权也不能承认有权：抢先评判人与社会的精神生活，自主地阐述社会问题以及我国饱经苦难的历史经验。当作品道出了成熟的人民的思想，适时有益地在精神领域或者对于社会心理发展产生影响——这些作品便被禁止出版，或者被书报检查以其自私自利、斤斤计较但对人民生活来说目光短浅的设想加以丑化。

时下，年轻作家的优秀作品尚未面世，便遭到了编辑部的拒绝，仅仅因为它们“没有通过”。作家协会的许多成员甚至这次代表大会的许多代表都清楚，他们自己在书报检查压制之下是如何无法忍受。他们不得不在自己著作的构思和结构上让步，被迫修改其中的一些章节、段落和语句。他们为了使作品出版，多采用隐晦的名称，而这无可补救地使作品遭到了变相歪曲。就文学的通俗性来说，这些变相歪曲对于优秀作品非常有害，但对于庸劣作品却完全无害。我们文学中最优秀的部分却正是以这种被变相歪曲的面貌问世出版。

实际上，书报检查的标签（“思想有害的”“不道德的”等）是难以长久、经常变动的，且在我们眼前时时变异。甚至，世界文学的骄傲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著作，我们亦曾不予出版（现今完全不再出版），还被从中学大纲中删除，不允许阅读且被痛加指责。不知有多长时间，叶赛宁被指为“反革命”（阅读其书将被判徒刑）？马雅可夫斯基究竟是不是“走向无政府主义的政治流氓”？阿赫玛托娃的不朽诗篇曾数十年被指为“反苏”。光辉夺目的茨维塔耶娃的处女作十年前曾被宣布为“不可宽恕的政治错误”。仅需向前推二三十年，我们便能找回布宁、布尔加科夫、普拉托诺夫，依次站出来的必然还有曼捷施塔姆、沃罗申、古米廖夫、克留耶夫，必获“承认”的还有扎米亚京、列米佐夫。再就是有一个决定性时刻——不合时宜文人的逝世，在其死后不久或过一些时间，在经过“错误解释”之后，这些文人的作品便能回归大众。不久之前，提及帕斯捷尔纳克的名字尚且不许，但在他死后，其书获得出版，甚至在典礼时亦可援引其诗。诚然，此亦应验了普希金的诗句：“他们能喜欢的只有死物！”

但是，推迟出版的书籍以及名称“许可”既不能补偿社会损失，也不能补偿艺术损失，而这些人民遭受的损失乃源于这种谬误的拖延以及对艺术意识的压制。（尤其是20年代的文人——皮里尼亚克、普拉托诺夫、曼捷尔施塔姆，他们很早便开始指摘个人崇拜的产生和斯大林时代的特殊性，但是他们被消灭了，且被压制以防止其被了解。）在“通过——不通过”和“于此则可——于彼则非”的归类下，文学是不可能得到发展的。文学如不能成为与其同时社会的空气，亦不敢于向社会表现自己的痛楚和忧虑以及在必要的时候预警即将到来的精神、社会危机，那么它便不配称为文学，它仅仅是一种美容化妆。此种文学丧失了人民的信任，它出版后的走向不是阅读而是废品利用。

我们的文学丧失了它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所占有的世界主导地位，它在20年代所呈现的异彩也已逝去。相较于其实际水平及其不受限制和封闭时的表现，现如今我国文艺生活向全世界展示的更多的是贫乏、简单和低级。正因为此，我国在世界舆论中惨败，同时深受影响的还有世界文学：它如能拥有我国文学自由发展的成果以及我们的精神文化它将大大地丰富——全世界的艺术发展将是另外一个样子，世界文学将获得新颖的平稳的发展，甚至能达到一个新的艺术高度。

我建议代表大会提出建议，考虑让出版社摆脱对出版业的审查，这种审查甚至包括每一印张都须获得批准，进而消除任何——公开的或者隐蔽的——对于艺术作品的书报检查。……苏联作家协会对于其成员的义务在作协章程中并无明确规定（“著作权保障”和“作家其他权利的保障措施”），同时30年来暴露出的情况是——不仅“其他权利”，甚而遭受刁难的文人作家的著作权，作协皆不予保障。许多作者在有生之年，其出版物和演讲词都曾遭遇侮辱和诋毁，却又无实际可能对此回应，他们甚至被软禁和监视（布尔加科夫、阿赫玛托娃、茨维塔耶娃、帕斯捷尔纳克、左琴科、普拉托诺夫、亚历山大·格林、瓦西里·格罗斯曼）。作协不仅不给他们提供回应和辩解的机会，不仅不赞成保护他们——作协的领导竟然经常是最先的迫害者。这些名字为我们20世纪诗歌创作多有增彩，但它们却被从作协名单中删除或者甚至从未被列入名单！况且，作协领导还胆怯地将一些成员抛入不幸，对于这些人的迫害经常是以流放、集中营和死刑结束（巴维尔·瓦西里耶夫、曼捷尔施塔姆、阿尔捷姆·维效里、皮里亚克、巴别尔、塔彼德杰、扎波罗茨基及其他等等）。这个名单我们被迫以“其他等等”中断：党的二十大后，我们才获悉有600多人——这些作家并没有犯什么罪，作协却顺从地将他们扔进了集中营监狱。然而，这个名单还会更长，它卷起来的部分不可能被获知也永远不可能为我们眼见：这些人中包括那些青年作家和诗人，我们只能在私人会面中认出他们而已，他们的才干在集中营消磨尽失，他们的作品没能进入雅加达-叶若夫-贝里亚-阿巴库莫夫时期的国家安全办公室。

新选出的作协领导不应承担此前作协领导的历史责任。我建议在作协章程第22条中明确规定所有保障，使遭受诋毁和不公迫害的作协成员皆享有受保护权——以保证不会再有不法事件的发生……[50]

大约80名作家响应索尔任尼琴的号召，联名签字给苏共中央写信，要求废除书报检查。但是，亦有例外，如著名诗人、艺术家和1978年苏联国家奖获得者沃兹涅辛斯基（А.А.Вознесенский）便对此种激烈行为表示不赞成，他没有参签联名信，因为他认为完全废除书报检查是不现实的。沃兹涅辛斯基建议废除文艺检查，并不反对经济和军事检查，同时他坚持在禁止文艺作品出版时必须告知作者缘由。但是，对于沃兹涅辛斯基的温和建议，苏联作协依然无法接受，还做出决议取消了他的访美之行，向在莫斯科的国外记者宣布了他患病的消息。被激怒的沃兹涅辛斯基给《真理报》写信表示不满：“作协的行动是愚蠢的……这是对人基本尊严的侮辱……在作协，互相撒谎是非常普通的事情……有时，我们不能收到邮件。有时，给我们回信的是其他陌生人。”[51]《真理报》当然没有公布这封信，但出版总局仔细研究过该信并向苏共中央呈文报告，因此我们可以从档案中获知这封信的内容。

十月革命50周年（1967年）纪念前夕发生的《信息传播与获得法律草案》（проект закон о распространении отыскании и получении информации）事件同样在知识界引发较大反响。一批学者、院士、文人、艺术家共100多人，包括科学院院士列昂托维奇（М.А.Леонтович）、萨哈罗夫、卡皮察（П.Л.Капица）、克努尼亚茨（И.Л.Кнунянц）等，作家科斯捷琳（А.Е.Костерин）、卡维林（В.А.Каверин）、卡别列夫（Л.З.Копелев）等，作曲家别伊卡（Н.И.Пейко）、列捷涅夫（Р.С.Леденев）、卡列特尼科夫（Н.Н.Каретников）等，艺术家布里盖尔（Г.Бригер）、日林斯基（Д.Д.Жилинский）等，向最高苏维埃提交了《信息传播与获得法律草案》。该法案部分重要条文如下：

第1条 每个人都有权以任何形式传播任何信息而无须经过预先检查，但需考虑下述限制。附注：（1）本法案“信息”的概念包含“艺术信息”的概念；（2）本法案“信息传播”的概念包含任何说法，同时也包括传播任何文稿和艺术作品。

禁止：（1）报道间谍情报；（2）泄露军事和国家机密；（3）宣传侵略性战争；（4）引发种族或者民族的仇恨或者纠纷；（5）侮辱；（6）传播引起他人损失的虚假信息；（7）作伪证；（8）诋毁道德；（9）教唆犯罪；（10）发表带有诽谤性质的言论；（11）发表带有帮同犯罪性质的言论；（12）以犯罪行动相威胁；（13）在未得作者或者著作权法定拥有者的同意传播其作品或者发明的信息；（14）借以上所列权利破坏标准法令规定的社会生活规则。

第2条 任何个人、群体、机关和组织或者企业在考虑上条所列限制后皆可不经预先检查而有权：（1）出版任何印数的出版物；（2）演出话剧，制作和放映电影，摄影；（3）举办展览会、音乐会和其他演出；（4）电台广播和电视广播；（5）行使第一条中所列权利，组织讲座、学术辩论以及其他活动。

出版物、电影、艺术作品、电台和电视广播必须包含作者、编者或者制造者的相关信息。

第3条 苏联公民有权以合作社的方式或者合乎法律的方式组建出版社、杂志社、报社、通讯社、剧院、剧团、艺术团、音乐组织、音乐厅和展览厅、电影院、照相馆、制片厂、电台和电视演播室、图书馆、讲演厅及其他机构、组织和企业以行使第一条和第二条中所列权利……

第4条 在考虑第1条所列限制或者法律为预防无关人士干涉私人生活而规定的限制之后，每个人都有权获得信息……[52]

对于书报检查的公开抵制没能使知识分子达成废除书报检查的心愿，反而让政府变得更加恐慌，结果在权衡国内外种种情形之后，为了稳定局势而大大加强了书报检查的力度，尤其是对不驯服的异端分子采取了强制打压的政策。这种对异端思想的强制打压使得公开抵制官方意识形态变得几无可能，却不能阻挡苏联文化分裂为两个界限迥然的部分：书报检查监控之下的官方文化与通过“地下出版”方式传播的非官方文化。这种文化分裂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知识分子与政府的矛盾（但绝非长久稳定之计），“异端知识分子”可以通过“地下方式”发表出版著作，当然这要冒着被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的危险。在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分裂的过程中，知识分子群体里逐渐形成了一个独特的“持不同政见现象”。许多知名学者、作家、艺术家加入了异议思想者的队伍，他们在书报检查制度下以不同方式（多与“地下出版物”密切关联）进行着自己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四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与持不同政见者运动

（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及其政治主张

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国内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一个突出的现象，是出现了无数个“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它们基于不同的政治立场，对斯大林体制和苏联模式和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进行批判，从各个方面对苏联共产党和政府的失误进行揭露，其活动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

俄语中有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和диссидент两个词表示“持不同政见者”。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由инако（不同的）和мыслйщий（思想者）两部分组成，即“异议者”或“异议思想者”。диссидент是外来词，原意是叛教者或异教徒。1965年持不同政见运动开始后，苏联的民主和人权活动分子往往被称为“диссидент”，与英语中的“dissident”一词相对应，这是苏联官方对上述人士的称呼，有一种说法称这是有意将其视为西方国家的走狗，所以用一个与英语或法语相对应的俄语词来称呼他们。[53]持不同政见者在指称自己时基本都使用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以强调自身和该群体的特殊意义。在现有的相关研究著作中，这两个词多混用，但大多数情况下，研究者使用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来指称“持不同政见者”或“异议思想者”较多。

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认为，“所谓持不同政见者是指这样一些人，他们对于任何社会（包括苏联在内）所赖以依存的意识形态、政治、经济或道德基础都多少持有不同的见解。不仅如此，他们还公开表明自己的观点，并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将这些观点表达出来。”[54]另一位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西尼亚夫斯基则认为，“在本质上苏联持不同政见者是精神、心灵和道德上的反对派，反对谁？不是从总体上反对苏联制度，但反对苏联社会中的思想统一化和对思想的扼杀”。[55]按照这两个定义，“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涵盖十分广泛的概念，是一个极其庞杂的社会政治集团。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团体产生于十月革命后的二三十年代，但是成为有组织、遍及全国并具有极大国际影响的运动则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的事了。

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公开揭露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从而掀起了“解冻”的浪潮。赫鲁晓夫把苏联社会一系列问题的原因归结为斯大林的个人品质，而没有进行具体的科学的历史分析。这使得对苏联存在的历史和现实问题认识不清，既影响了真正冲破斯大林模式，也不能从根本上消除人们对斯大林式社会主义的不满。赫鲁晓夫积极为斯大林时期受到迫害的人平反，为成千上万的人恢复了名义，使他们过上了正常的社会生活。这些被平反的人向人们讲述了自己遭受的种种不公待遇，从而打破了原来人们心目中社会主义永远正确的观念，形成了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怀疑。1968年11月，国家安全委员会上呈苏共中央一封反映大学生情绪的信，其中写道：“周围亲近的人（亲戚、朋友）中有敌对思想的人对青年思想有害的影响是很大的。”[56]这明显反映了历史遗留问题对青年思想的影响，由此形成了一种怀疑苏联社会主义的心理。“这种社会心理状态助长了苏联公民中的不同政见，……年青的一代人往往比老年人更倾向于批评，他们的批评也较少顾忌。”[57]这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兴起的一个历史原因。与此同时，20世纪50年代后期到60年代前半期，在“解冻”思潮的影响下，大量揭露和批判斯大林错误的文学艺术作品问世。尤其是在苏共二十二大以后，掀起了揭批斯大林的又一浪潮。在这种环境下成长起来了一大批年轻的知识分子，是“二十大的产儿”，被称为“六十年代人”。这批人的典型思想特征就是怀疑主义，在他们当中“已经形成了另一种价值体系，它完全不同于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头脑中现有的那种价值体系”。[58]虽然他们对斯大林时代很少或根本没有切身的感受，但从书本上和长辈的描述中，他们了解了斯大林时代，尤其形成对“大清洗”等一系列政治迫害事件的深刻印象。“解冻”思潮激发了他们的思想，促进了他们对历史和现实问题的思考，从而对苏联社会问题有较深入的认识，往往能提出一些深刻的思想，对官方的观点持怀疑和批判的态度。

1964年底和1965年初，勃列日涅夫刚刚上台执政，大学生中就出现了对现任领导人政策的非议，同时继续批评斯大林所犯错误。1965年4月12日，苏联高等教育部副部长尼基谢夫（В.Никишев）在高等院校教师讲习班上批评了大学生的行为，同时指责有关高校教师没有进行汇报；4月13日，苏共中央候补委员斯捷潘诺夫（В.П.Степанов）在《共产党人》杂志社党员会议上讲话，强调正面评价斯大林。[59]与此同时，4月，几乎所有的报纸都发表纪念文章，歌颂斯大林在卫国战争中的功绩。1965年底，苏共开始部分地恢复斯大林的名誉。一种说法开始在社会上流传：1966年3月召开的苏共二十三大将正式给斯大林恢复名誉。苏共的动态在社会上引起不安，流传的信息更使这种不安加剧，而作家西尼亚夫斯基（А.Д. Синявский）[60]和达尼埃尔（М.Д.Даниэль）[61]的被捕成为持不同政见运动爆发的导火线。

1965年秋天，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逮捕了作家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同年12月5日（苏联宪法日），200多人在莫斯科普希金广场举行集会，要求公开审判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集会者很快被警察驱散，20人被拘留。这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第一次以联合的方式公开亮相，标志着经久不息的“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开端。1966年1月10日，开始对两名作家进行审判，分别判处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7年和5年徒刑。判决结果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反响，有近200个作家联名抗议这次审判。金兹伯格（Г.Гинзбург）和加斯兰科夫（В.Гаслаков）将揭露此案内幕的文件和文章汇集成册，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秘密印刷并发行。1967年，金兹伯格、加斯兰科夫被捕，1968年1月21日，普希金广场有100余人为此集会，他们的抗议书先后征集了700人签名。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团体表示抗议。8月25日，李维诺夫（М.Литвинов）［即在“大清洗”年代被免去苏联外交人民委员职务的李维诺夫（М.М.Литвинов）的孙子］等7人到莫斯科红场，手举“不许插手捷克斯洛伐克！”“占领者可耻！”的标语牌，以示抗议，后被警察逮捕，并被长期监禁。一些知名作家因抗议苏军入侵捷克斯洛伐克而被开除党籍和苏联作家协会。

1975年10月17—19日，由苏联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国际人权组织提议，在丹麦国会大厦举行了有关苏联国内民族问题的“萨哈罗夫听证会”，会上有乌克兰、白俄罗斯、立陶宛、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等10余个民族的持不同政见者发言。1987年6月14日，由人权组织“赫尔辛基—60”领导，在拉脱维亚首都里加组织了民族主义的示威游行活动，要求苏联政府履行1975年签署的《赫尔辛基协定》，结束官方的俄罗斯政策，释放拉脱维亚人权活动分子和民族主义者。

持不同政见者的这两次活动引起了西方新闻媒介的关注，也引起了苏联政府的重视。70年代后，苏联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了更加严厉的打击措施，将他们或是关进监狱或是长期软禁，与世人隔离，不许发表作品和演讲，或是强迫他们放弃苏联国籍，自动移居国外。如被称为“苏联的氢弹之父”的著名核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在1968年因呼吁苏美合作消除核威胁，被解除苏联国家原子能委员会首席顾问的职务。1975年挪威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授予他诺贝尔和平奖金，但在苏联政府的压力下，他表示愿意保留苏联国籍而宣布放弃领取奖金。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出现是苏联社会矛盾日趋激化和政治发展陷于困境的产物，也是在苏联共产党和政府长期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下的社会情绪的特殊表现形式。这一运动的产生不是偶然现象，它是30年代以来固化的苏联体制陈陈相因、积重难返的结果。赫鲁晓夫推行“非斯大林化”和“解冻”政策激发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情绪，而勃列日涅夫在政治上的保守又从另一方面加剧了持不同政见者的联合。

（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治活动及其影响

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政治活动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为运动开始阶段，从1965年12月到1968年8月苏联出兵镇压“布拉格之春”之前。

这一阶段也可称为抗议逮捕和审判阶段。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与知识阶层中的部分人围绕是否为斯大林恢复名誉问题展开了思想斗争。部分高层领导人和亲斯大林分子主张为斯大林恢复名誉，而大部分知识分子则极力反对。应该说，这些知识分子对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是有深刻认识的，而且他们主要反对的是斯大林背后所隐含的个人崇拜和高度集中的社会主义模式，同时他们也代表了深受斯大林伤害的大批群众的利益。新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没有认真清理斯大林所犯的错误，对斯大林时期的历史没有进行科学的分析和认识，只是出于社会稳定的需要，准备为斯大林恢复名誉。

这一时期，保卫人权分子第一次出现并表明了自己的基本主张，此后由他们构成的保卫人权运动成了持不同政见运动的主流，对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各个流派产生了巨大影响。“开始局限于莫斯科狭小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保卫人权运动越出了它的范围传向全国，感染了其他社会阶层；它的口号被比保卫人权广泛得多的社会和宗教运动接受；它确立了保卫社会经济权利运动发展的性质和形式。”[62]

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表现形式是集会示威、签名请愿和反逮捕、反判决的斗争，而且，在整个运动中，“向苏联政治领导人、审判和镇压部门寄发声明、宣言、公开信，这是持不同政见小组抗议活动的最主要形式”。[63]自1965年的宪法日示威之后，苏联政府对这种从未有过的事件严加追查，又有40余名大学生受到追查，他们因此而被开除学籍。1966年对西尼亚夫斯基和达尼埃尔的判决在苏联知识界引起轩然大波，他们将“这看作是苏共新领导向斯大林时期倒退，恢复个人崇拜传统做法的一个标志”，[64]于是，近200名作家集体签名，抗议这次审判。同时，他们将与这次审判有关的文件汇编在一起，以“地下出版物”的形式散发。政府再次采取严厉措施，1967年初将参与印发这一出版物的人逮捕。政府的行为引起新一轮的抗议浪潮，出现了1967—1968年的“请愿运动”，在新的抗议信和请愿书上签名的达700多人。在这700多人中，45%是研究工作者和科学家，22%是艺术家和作家，13%是工程师和技术人员，9%是出版业的职员以及教员、医生和律师。[65]这也说明知识分子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根据克格勃的材料，在1967年因反苏骚乱和宣传而被追究刑事责任的有96人，而被制止参加这种反苏活动的人数达1.2万。[66]1968年1月21日又有100多人在普希金广场集会示威。政府如法炮制，将集会示威者驱散，一些人被逮捕判刑。

在第一阶段出现了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的小组，它们处在秘密状态，范围很小，人数也很少，基本只是交往密切的几个人的自发联合，很少有小组内的联合行动，小组之间更缺乏联系。

第二阶段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从高潮走向低谷的阶段，从1968年苏联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到1974年苏联政府加强弹压。

1968年8月，苏联出兵镇压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在国内引起了激烈的抗议浪潮。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除了延续前一时期的抗议示威外，还有另外两种形式，一是组织反对团体，试图采取联合行动；二是发行出版物，向公众宣传自己的主张。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发生后，苏联知识界就对这一新事物极为关注。人们经常聚集在一起讨论，欢庆这一社会主义的改革。苏联对“布拉格之春”的镇压激起许多人的激烈反对，抗议活动此伏彼起。苏联政府的一味镇压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声援示威者、抗议出兵捷克斯洛伐克的签名活动得到许多人的响应和支持，从而形成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一个高潮。同时，持不同政见者更注意以多种形式宣传自己的主张，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办“地下出版物”。“地下出版物”早在50年代即已出现，那时数量和影响都较小，主要刊登一些针砭时弊的诗歌。到60年代规模逐渐扩大，出现了像《政治日记》（Политический дневник）、《时事纪要》（Хроника текущих событий）等定期出版的刊物。刊登的内容也越来越广泛，从中长篇小说、回忆录到实事评论等无所不包。持不同政见者在“地下出版物”上撰文宣传自己的主张，揭露社会的阴暗面。这种出版物在社会上广泛流传，扩大了持不同政见者的影响，使他们获得了许多人的同情，不少青年自愿为“持不同政见者”服务，帮助他们打印和散发宣传资料。

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成分比第一阶段更为广泛，也更有组织性。运动的参加者仍以知识分子为主，但也有下至工人等一般大众、上至许多知名人物的广泛阶层，如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格里戈连科将军等。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性的加强，据1970年安德罗波夫反映，持不同政见者“在写作和传播‘地下出版物’的基础上，志同道合者在某种程度上团结起来，明显地看出建立类似反对党的组织的图谋。”[67]事实上，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成立的小组及其参加人数越来越多，根据国家安全委员会的统计，1967年有502个反苏组织，2196名参加者；1968年达625个组织、2870名参加者；1969年这两个数字分别为733个、3130名；1970年为709个和3102名；1971年开始下降，为527个和2304名。[68]1967—1971年出现了3096个“有政治危害性的团体”，参加这些团体的有13602人。[69]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成立了一些公开的组织，典型的是1969年成立的苏联保卫人权倡议小组和1970年萨哈罗夫等人倡议成立的莫斯科人权委员会。通过这些组织，持不同政见者之间的联系也加强了。

这一时期苏联政府加强了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压制，采取的措施也有所变化。除逮捕、判刑等强力手段外，还有解除公职、开除党籍、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或强制送到国外取消国籍等。1969年苏共中央和部长会议还对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安德罗波夫提出的扩大精神病院网来维护苏联国家和社会制度的构想做出了肯定的秘密决议。[70]另外，还用强制签名的办法让知识分子表态支持政府的行为，拒绝签字的人会受到多方面的压力，甚至受到处分直至开除公职。同时，还利用共产党在各研究所、学校、剧院、电影制片厂、报社和出版社的基层组织召开会议，让知识分子表态支持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行动，支持对持不同政见者的处理。为加强对知识分子的监督，1971年4月召开的苏共第二十四次代表大会还正式授予党组织监督各科学研究所行政工作和研究计划的权力。

为了对付当局的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也多方面寻求支持。最为明显的是他们开始寻求国外的支持。麦德维杰夫兄弟都是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1970年5月，当弟弟诺列斯·麦德维杰夫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时，哥哥罗伊·麦德维杰夫展开多方营救活动，他动员了国内外的朋友，设法取得国外媒体和一些团体的支持和帮助。在多方面的压力下，诺利斯·麦德维杰夫在被关押半个多月后获释。同时，持不同政见者谴责镇压行为，他们发表呼吁书，寻求公众对自己的支持。为了声援诺列斯·麦德维杰夫，科学院院士萨哈罗夫和作家索尔仁尼琴都发表了呼吁书，称将人关进疯人院“不仅被认为是对麦德维杰夫个人采取的非法行为，而且被认为是对整个科学自由和整个苏维埃民主的潜在威胁”；把自由思考的健康人抓进疯人院，是“精神谋杀”。[71]从这一时期开始，西方国家也关注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将此看作瓦解苏联制度的有力工具，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声援和提供其他支持。

在第一和第二阶段，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揭露现实的苏联社会主义的缺陷，鼓吹言论和创作自由。对现实的社会主义缺陷的揭露主要集中于对斯大林时期的揭露和批判，发表了许多文学作品。他们强调和争取言论自由和个人权利，认为这是一个健康社会所必需的。“人并不是一台无灵魂的电子计算机，按照一个制定好的计划来生活。人以自己的头脑和感受来考察每一个计划。……没有思想和意志的自由，物质上最大的满足也不能构成共产主义。”[72]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主张中包括了更多的政治内容。1970年12月，安德罗波夫向苏共中央反映“地下出版物”的报告中就说：“‘地下出版物’近几年来发生了质的变化。如果说5年前传阅的主要是一些思想上有毛病的文艺作品，那么现在具有政治纲领性的文件得到了越来越广泛的传播。”[73]尤其到了第二阶段，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转向公开反对苏联共产党的领导、反对苏联社会主义的政治道路，在“地下出版物”中，这样的内容也越来越多。

1973—1974年，苏联政府加强了全国范围内的行动，持不同政见者的组织被破坏，刊物被查封，“当局开始了对‘地下出版物’的进攻，在莫斯科、列宁格勒、维尔纽斯、辛比尔斯克、乌曼、基辅和其他城市进行了多次搜查、逮捕和审讯”。[74]在多方面的压力下，到这一阶段的后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陷入低谷。

第三阶段是从1975年《赫尔辛基协定》开始到80年代初。

1975年8月，美国、苏联等35国在欧洲安全与合作会议上签署了《赫尔辛基协定》，文件写明：“所有欧洲的边界都是不可侵犯的”，使苏联以此获得了欧美国家对战后东欧边界的正式承认。但与此同时，文件中也有保卫政治权利和公民权利的内容，规定所有的签字国都有义务允许东西方之间人民、思想与商业更自由地交换与往来。这为西方国家干预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打开了方便之门。“1975年8月苏联签署《赫尔辛基协定》是苏联领导层在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斗争中犯下的一个‘战略性的错误’，……从此之后，苏联国内和国外的人权批评家都可以义正词严地指责苏联破坏了其自愿签署的国际条约。”[75]所以，第三阶段出现了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国外力量加强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支持；二是持不同政见者纷纷建立公开组织。

《赫尔辛基协定》签署后，西方国家按照协定中“人道主义和其他方面的合作”等条款，以“关注苏联人民的人权状况”为名向苏联施加压力和影响，支持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西方势力的支持下，苏联的一些大城市成立了“监督苏联履行欧安会文件条款公众小组”等组织，这些公开的组织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的庇护所，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规模和影响的扩大提供了条件。[76]此外，持不同政见者还建立了各种组织，诸如“苏联保卫人权自发组织”“人权委员会”“俄国援助政治犯社会基金会”“教徒权利保卫委员会”等。持不同政见者聚集在这些组织周围，宣传与官方不同的观点。这些社会政治组织的出现也成为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发展的重要标志，“社团的出现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质量上的新发展，是从分散的反抗过渡到统一的和有组织的反抗的开始”。[77]在这些组织中，“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最为典型地反映了该时期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特征。该小组在1976年5月由奥尔罗夫（Ю.Орлов）等人组织建立，“小组活动的主要内容是收集和分析他们得到的破坏《赫尔辛基协定》中人道条款的材料，并将它们通报给协定参加国”。[78]这些组织的活动很复杂，甚至和宗教运动及民族运动结合在了一起。1976年底到1977年初，乌克兰、立陶宛、格鲁吉亚、亚美尼亚等地成立了赫尔辛基小组，1977年莫斯科赫尔辛基小组下还设立了将精神病名义用于政治目的的调查小组。

这一时期，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更加完备，他们对政府的批评已不仅限于个人崇拜、不尊重宪法和法律等领域。他们发现，苏联法律中的许多条款都可用来给持不同政见者定罪，法律往往成为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工具。于是，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要思想由对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批判转为为争取新的公民权利而斗争，他们提出完善宪法的主张，以便使他们批评政府的行为合法化。

在这一阶段，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出现了两次小的高潮，一次是在此阶段之初，以人权小组的纷纷建立为标志，它大大促进了人权运动。1975年萨哈罗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对持不同政见者是很大的鼓舞；1977年莫斯科和基辅的赫尔辛基小组领导人奥尔洛夫和鲁坚科（М.Руденк）被逮捕甚至引起了世界性的抗议浪潮。另一次是在1979年苏联出兵阿富汗之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抗议苏联对他国的侵略行为，其中以萨哈罗夫的态度最为典型，“如果对祖国的爱国主义违背了对人类的爱，那么他宁愿放弃爱国主义”。[79]1980年，萨哈罗夫在致勃列日涅夫的公开信中批评说：“在苏联毁灭性的上层军国主义化在加强（在经济困难状况下特别有害），在经济和社会领域里有活力的重要改革没有实施。”[80]1980年7月，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女权运动的代表人物、“地下出版物”《妇女与俄罗斯》（Женщины и Россия）主编玛莫诺娃（Д.Мамонова）还发动了一次颇有影响的反战签名运动。

总的来说，在第三阶段，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是逐渐衰落的。这首先是因为政府灵活多变的策略。在这一阶段，苏联政府对付持不同政见者的办法多种多样，综合使用了逮捕、审判、判刑、驱逐出国、强送精神病院等办法，尤其是更多地使用驱逐出国和放宽定居国外的条件，使许多的运动活跃分子和对当局不满的人移居国外，从而大大削弱了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力量。如1978年，哲学家兼作家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因在国外出版《黑魆魆的高空》（Зияющие высоты）而被迫流亡国外，而“他的本意只限于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和缺点”。[81]在对待强硬的持不同政见者时，政府机关往往使用威胁的手法：“如果你申请出国签证，这对大家来说是最好的解决办法。否则你将到东边去（指被流放到东部的荒凉地带——引者）。”[82]如玛莫诺娃和另两位反战签名运动的领导者就被迫在无期徒刑和驱逐出国之间选择了驱逐出国。这种办法使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越来越弱，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居住在国外的原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数目，远比苏联国内的持不同政见者多”。[83]其次，《赫尔辛基协定》签署后，苏联政府进一步强化了压制这一运动的措施。由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不像以前那么分散，而是集中在人权组织中，这使得政府对付他们相对方便，“克里姆林宫把赫尔辛基会议变成了诱捕苏联国内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陷阱”。[84]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以“进行反苏诽谤”“为美国中央情报局服务”为由被逮捕，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小组被解散。这一时期政府对持不同政见者加重了判刑，大部分判刑都在10—15年，有500名领导人物被捕或被迫移居国外。[85]1978年在国外治病的格里戈连科将军被剥夺了苏联国籍，1980年萨哈罗夫被流放到高尔基市。再次导致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衰落的第三个因素在于持不同政见者自身。到70年代末80年代初，由于许多持不同政见者被捕，运动领导人开始将大部分的精力集中于对被捕者的营救，而忽视了长远的目标。“从整个苏联民主运动的角度来看，这些运动显然已经转向一种狭隘的小集团活动、宗派主义和反叛的知识分子的自卫活动上去了。”[86]这样，本来就规模不大的运动逐渐衰落了。最后，导致持不同政见运动衰落的最根本原因在于该运动本身与苏联实际社会状况和广大民众的脱离。一方面，它的以抽象的自由主义为核心的思想主张在苏联民众中没有多大的号召力，持不同政见者自己对此也不无疑惑地承认，“俄国人不知是由于历史传统，还是由于别的缘故，对于自治的思想，对于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个人自由的思想以及与此相关的责任，几乎是完全不理解的。”[87]另一方面，该运动只局限于少数人的范围，与广大民众的距离很远。持不同政见者未曾得到民众的支持，没有广大的社会阶层为它补充新的力量，“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没有‘适应’苏联社会，没有找到足够的社会支柱”。[88]脱离民众使得该运动缺乏社会基础，不可能形成大的风潮，也不可能维持长久，它最后的衰落也就是不可避免的了。

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包括了各种社会政治思潮和流派，是一个复杂的社会政治现象。这一运动基本上处于松散状况，组织性并不强。

按照政治主张，持不同政见者大致可以划分为三个派别。第一个是传统派（也称新斯拉夫主义派）。他们既反对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反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主张回到俄国去，甚至主张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去。著名作家索尔仁尼琴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他主张“基督教社会主义”。第二个是自由主义派。他们反对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样板，在苏联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著名科学家萨哈罗夫院士即是这一派的主要代表人物。第三是体制内改革派（民主社会主义派）。他们自称是“党内民主派”和“列宁主义派”，西方称他们为“新马克思主义派”。该派批判斯大林式的社会主义，反对个人崇拜和个人集权，主张应该依据马克思和列宁的原理，对苏联的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扩大政治民主和人民参与程度。持不同政见者中这一派的人数最多，被撤职的前苏军少将格里戈连科（П.Григоренко）、雅基尔（П.Якир）［“大清洗”时代被处死的苏军高级将领雅基尔（И.Э.Якир）的儿子］、麦德维杰夫兄弟（罗伊·麦德维杰夫和诺列斯·麦德维杰夫）是该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索尔仁尼琴是苏联“集中营文学”的创始人，他对斯大林的残暴统治深恶痛绝，70年代以后公开反对马列主义和社会主义，但他也不同意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主张的学习西方文明，认为“西方文明许多方面的死胡同”将要来临，[89]由此他反对在苏联建立西方式的议会民主政治，而是主张俄国式的专制制度：这种专制制度“不是建立在无穷尽的‘阶级’仇恨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仁爱的基础之上。”[90]索尔仁尼琴美化十月革命前的俄罗斯社会，将君主制、东正教、村社看作最适合俄罗斯社会的东西，因此，俄罗斯不能效仿西方社会，而是应该恢复它的古老传统。与此相关联，他排斥现代科技革命和现代工业，认为这些将对俄罗斯的古老文化造成毁灭性影响，所以应恢复农业经济，加强东正教的作用。

自由主义派是持不同政见运动中影响最大的派别。在政治思想上，这一派主要表现为崇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自由、民主的思想价值观，它的代表人物萨哈罗夫进入70年代以后逐渐成为美国式自由民主的提倡者和鼓吹者；另一位代表人物安·阿马利里克反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同时也否定十月革命。萨哈罗夫认为苏联并非真正的社会主义社会，而是一个国家资本主义社会，权力的极端集中或者说极端垄断化是这个社会的典型特征。所以他提出“消灭特权”“建立平等社会”的主张。1970年，萨哈罗夫等三人共同上书苏联领导人，指出苏联社会不平等现象的存在，并提出消除这种不平等的具体办法：“废除在身份证和调查表上注明所属民族的规定，对所有城乡居民实行单一的身份证制度，逐步废除身份证登记制度，这应与消除地区之间在经济与文化发展方面的不平等现象同时进行。”[91]1971年，萨哈罗夫在致勃列日涅夫的备忘录中又建议说：“取消与职位和党内地位有关的特权，这种特权对社会和事业来说都是十分有害的。”[92]萨哈罗夫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相互交流和接近的主张，以实现两者的相互趋同：“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有可能长期发展，它们互相汲取有益的特征（在本质上实际上相互接近）。”[93]总的来说，萨哈罗夫主张在苏联建立的是西方资本主义式的社会。

体制改革派的政治思想主要体现在对斯大林极权统治的猛烈批判和对社会主义民主的积极倡导上。他们通过一系列著作对斯大林的恐怖统治、个人崇拜等破坏社会主义民主和法制的行为进行猛烈抨击，呼吁建立社会主义民主政治。1970年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和萨哈罗夫、瓦连京·图尔钦一起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指出，为使苏联社会和国民经济健康发展，必须使国家民主化。他们认为“导致民主化的方针可以弥合党和国家机关同知识分子之间的裂隙”。在这封信中提出的各项具体措施中，第一项就是“关于民主化的问题”：“由高级的党和政府机关发表一项关于有必要进一步实行民主化，以及实行民主化的速度与方法的声明。”值得注意的是，在这封信中，他们提出了逐步使国家民主化的15项措施，并指出可能来自两方面的对民主化进程的威胁：“一方面是个人主义的反社会主义势力；另一方面是那些‘强有力的政府’的信徒，那些善于利用我国的经济困难、知识分子同党和国家机关相互之间的误解和猜疑来达到个人目的的法西斯分子式的煽动家，以及那些存在于某些社会阶层中的市侩的和民族主义的倾向。”[94]他们提醒的这两种威胁在戈尔巴乔夫时期不幸应验，成为导致苏联解体的重要因素。民主社会主义派称赞列宁时期的社会主义民主，罗伊·麦德维杰夫、彼·格里格连科等人都主张恢复列宁时期的民主政治，反对斯大林的极权政治。麦德维杰夫等人还主张政治多元化，在社会主义的第一阶段允许建立其他的政党和组织，实行多党制；给予社会充分的自由，特别是言论的自由。

尽管持不同政见者有某些共同的政治基础，但是他们思想政治主张中的差别也是显而易见的，尤其是自由主义、体制改革派与传统派之间差别巨大，对1973年索尔仁尼琴给苏联领导人的信中表达的思想，萨哈罗夫和罗伊·麦德维杰夫都专门写文章进行了批驳；而许多持不同政见者也不赞同麦德维杰夫兄弟的思想和行为，不将他们看作持不同政见者。

关于实现各自政治思想的途径，持不同政见者的各派别都提出了渐进改革的政治方案。他们始终惧怕剧烈的变化，认为剧变只能带来恐怖和混乱，因此他们将渐进改革作为达到目的的手段，来自上层的、缓进的改革是持不同政见者普遍推崇的，并且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主张之一。萨哈罗夫多次表明了渐进改革的政治主张，他说：“我只能祈求命运，希望在摆脱这种历史绝境时不要产生我们现在还难以想象的巨大激荡。所以我是一个进化论者，一个改良主义者。”“谁也不该设想迅速彻底解决一些重大的问题。”[95]罗伊·麦德维杰夫也认为：“贯彻民主改革的任何重要的纲领都是一个缓慢而渐进的过程，……匆促进行的任何政治变革必然在我国社会内部造成十分激烈的矛盾和纷争。”他还引用列宁对待官僚主义的方法来说明渐进改革方法的可行性：“在这种情况下用外科手术是荒谬的，不可能的；只是慢慢地治疗，——其他一切，不是骗人就是幼稚。”[96]

持不同政见者主张对现实的社会主义进行改革和完善，并将实现渐进改革的希望寄托于苏联党和国家领导人，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19世纪的不同政见者在改革企图失败后往往变成革命者，但苏联的不同政见者却和他们不同，实际上，所有的苏联不同政见者虽然不喜欢现有的政府，却更怕出现另一次革命的前景。在他们看来，除了自上而下推行改革的可能性外，不可能有任何其他有希望的选择。”[97]他们希望上层领导者制定完备的改革计划，以实现民主化、自由化的目标。“看起来，自由化需要有一个有意识的计划为基础，要从上面通过改革或别的措施逐步加以实现，以便我们的制度适应现代条件，发生根本性的革新。”[98]他们也相信，自己的政治主张可以通过改革来实现。进入20世纪70年代以后，随着苏联领导人保守倾向的明朗和对持不同政见者镇压措施的加强，持不同政见者丧失了对现实社会主义和现任领导人的信心，他们的思想也逐渐右转，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彻底否认了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越来越多的人主张全面实行西方式的民主自由。同时，在斗争方式上，他们也更多地与政府对抗，加强了与西方国家的联系，向国外寻求支持和帮助。但从根本上说，这一时期他们依靠上层改革达到目标的思想没有改变。所以，进入70年代后，持不同政见者便越来越处在一种思想的困境之中，一方面他们排斥革命而依赖上层的改革，另一方面他们又不相信现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所以他们的出路只能是寄希望于上层领导人的更新换代。

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方式主要是组织公开或秘密的集会，有人主要从事写作，攻击斯大林体制的弊端，揭露苏联社会的阴暗面。持不同政见者团体在柏林、阿姆斯特丹、慕尼黑、巴黎和美国都有他们的俄文出版社，在国内也有一些地下的印刷厂和秘密发行渠道。持不同政见者中还有一些少数民族知识分子，他们主要是对苏联政府的民族政策和大俄罗斯主义提出批评意见。

持不同政见者队伍的不断扩大与苏联官方文化与非官方文化的分裂过程几乎同时，当知识分子发觉公开的抗议、请愿和建议已经不能取得效果，便开始走向出版总局难以检查的“地下出版物”，而政府的对策则是依赖国家安全委员会加以遏制。据国家安全委员会呈给苏共中央的报告，当时“在知识分子和青年群体中开始流行传播‘意识形态毒害材料’（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вредные материалы），其传播形式有政治、经济和哲学问题的文章、文学作品、上呈党和政府以及法院和检察院机关的联名信、‘个人崇拜受害者’（жертвы култа личность）回忆录、所谓‘书报检查之外的著作’和‘地下出版物’（其传播方式为手写稿、打印稿、影印稿、油印稿）”。[99]当时苏联民间流行散播着许多“地下出版物”，如萨哈罗夫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处和思想自由的思考》（Размышления о прогрессе，мирном сосуществовании и интеллектуальной свободе），罗伊·麦德维杰夫的《让历史来审判：斯大林主义的起源及其后果》（К суду истории.Генезис и последствия сталинизма）等都为当时和未来的持不同政见者们欢迎。鉴于“地下出版物”的巨大危害，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未放松监控以将其危害最小化。但持不同政见者却总能躲过严密监视，将在国内不能出版的手稿转往国外出版，再将出版物运回国内。

除了一些知名学者的著作以地下传播的方式广泛地流传于知识分子之中外，影响亦不容忽视的还有“地下定期出版物”，如被萨哈罗夫称为持不同政见者最大成就的《时事纪要》，该刊于1968年4月30日出版发行了第1期。当时正值维权运动参与者遭受惩罚，故成为报道维权运动的通报，至1983年底在西方共出版了64期。该刊从未注明编辑部地址及成员，而且它获得信息的形式也非常独特，都是依靠读者提供材料。《时事纪要》第5期曾对此进行说明：“《时事纪要》绝对不是什么非法出版物，但是它的工作规程被长期以来在政府某些机关中形成的关于合法性和自由的特殊概念所刁难。因此，《时事纪要》不可能像其他杂志那样，在末页注明自己的地址。虽然如此，任何人若有兴趣让苏联各界了解国内发生的事件，那么他便可以轻松地将自己所获信息转交《时事纪要》使用。请将信息告知交给您《时事纪要》的人，而他将告知交给他《时事纪要》的人，以此类推。只是不要试图独自进行所有环节，以防止别人把你认作告密者。”[100]

由于持不同政见者的许多要求和建议在法理上并不违背苏联宪法，加之国际社会一直以人权问题相责难，因此，国家安全机关在处理持不同政见者案件时尽量利用行政手段和其他措施（如开除党籍、工作和各种协会会员等），以避免国内外的强烈反应。但是，对于有些不屈服于政治压力的知识分子，苏联政府不得不采取比较强硬的措施，如逮捕关押、强制关进精神病院以及流放和驱逐。对于持不同政见者中的一些知名人士，政府（尤其是在70年代中期以后）多采用驱逐出境的惩治方法，以至于生活在国外的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远远多于国内。政府的这种方法是成功的，一方面可以削弱国内持不同政见者的力量，另一方面也可缓解国际社会的舆论批判。阿尔巴托夫（А.Г.Арбатов）曾如此评价：“当局这一手十分有效，因为流亡国外的人实际上好像成为叛徒，不仅他本人的名声败坏了，而且他们的立场、他们的著作甚至支持他们的人的名声也都败坏了。”[101]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前后持续20余年，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影响巨大。尽管运动的参加人数不多，社会基础也相对狭窄，“在一定条件下可以说，主要是莫斯科、列宁格勒、加盟共和国的首都及国家传统的文化中心的科学、艺术知识分子是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社会基础’。”[102]当时该运动在苏联社会的表层造成的影响也不甚广泛，但是，它持续的时间长，其思想主张的影响更是深远，正如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罗伊·麦德维杰夫所说：“虽然目前持不同政见者的积极分子人数不多——事实上越来越少了，但在苏联这样的国家中，运动迟早一定会在许多方面成为决定性因素的。”[103]苏联后来的历史证明了这一点。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组织者和主要参与者都是拥有较高政治分析能力、善于洞察国内外政治和社会环境并且掌握不同话语权的知识分子，他们可以充分运用其社会政治影响，成为苏联政府一大心病，使运动成为苏联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文化现象。

持不同政见运动的影响首先表现在广泛而深远的思想影响上。说它广泛，是因为包含他们思想的“地下出版物”在群众中流行广泛。“如果说，直接参加运动的人数在苏联人口中占的比重极小，但是‘萨米伊兹达特’传播的范围就不是以千计，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104]“虽然苏联国内反对派的积极追随者今天只占居民中的少数，但是，看来地下刊物所达到的人们的范围，所谓消极的同情者，是相当多的。”[105]就连在工人中，阅读“地下出版物”也成了一种时尚，他们对持不同政见者抱同情态度，尽可能保护他们的活动。[106]说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影响深远，是因为它的许多思想成分直接成为后来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指导思想。在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体系中，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占有中心的地位。在历史上，苏联是一个东西摇摆的国家，而思想的摇摆又是每一次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因素。虽然持不同政见者思想的核心只不过是盛行于18、19世纪的西方自由主义，它却对苏联人有着很强的吸引力，尤其是在那些“六十年代人”中，这种思想有很大的市场，它深深地扎根于这些人的思想之中。当这些“六十年代人”成为时代的主流时，这种思想便成为指导他们行动的指针。早在70年代中期，索尔仁尼琴就曾说，持不同政见运动是“俄罗斯知识分子为反对苏联政权所做的精神和意识形态上的准备”。[107]这已被苏联的历史所证实。如今，俄罗斯学者认为：“持不同政见运动是作为一种独特的现象，作为90年代初俄罗斯现代激进自由主义改革的先驱而登上苏联社会政治生活舞台的。”[108]这已为戈尔巴乔夫时期的改革思想所验证。

相对于思想影响而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对勃列日涅夫时期苏联现实政治的影响则是微乎其微。在冷战思维和教条主义思想占绝对统治地位的情况下，持不同政见者的思想只能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思想在苏联的体现，一味地受到苏联领导人的排斥。70年代，苏联领导人抱着发达社会主义的思想体系，根本无视持不同政见者提出的问题，更不可能由此启动改革运动。“由于人数很少，代表的社会面也不广，不同政见者既不能对苏联制度实行改革，也无力迫使实行改革。”[109]如果说持不同政见者对现实政治有什么直接影响的话，一方面就是使政府加强了镇压功能，1967年专门为此成立了克格勃第五局，其任务是“组织反间谍工作，与境内的思想颠覆活动做斗争”。[110]为镇压持不同政见者，克格勃花费了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另一方面，持不同政见运动不仅没能促成改革，反而加强了苏联领导层的保守倾向，他们的思想和活动为那些保守和教条的政治领导人提供了西方国家时刻妄图颠覆苏联政权的口实，从而防卫心理加重，看不到现实的缺陷，只是一味地为现有的理论和政策辩护。当然，当局也不能对持不同政见者所表现出的思想情绪毫无顾忌，勃列日涅夫时期官方一直没有正式肯定斯大林，这与持不同政见者的活动有一定关系。

就对社会各政治阶层的影响而言，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主要是一小部分知识分子的活动，主要集中在首都和列宁格勒、基辅等大城市当中，对边远地区的影响则微乎其微。到80年代初，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几乎销声匿迹了。但是，随着勃列日涅夫的去世和安德罗波夫上台执政，改革思想在苏联重新抬头。受改革形势的影响，小部分持不同政见者重新活跃起来，他们“反对70年代自由主义不同政见者那种丧失信心和面向西方的策略”，恢复了对来自上层的改革的希望，“强调必须设法在党政官僚机构里培养起一批不断壮大的有志于改革的有识之士”。[111]

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在80年代中期之后完全衰落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持不同政见者当年孜孜以求的政治理念和主张已经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中得到反映，一些持不同政见者从“地下”走到“地上”，他们的著作由苏联国家出版社公开出版，并且相当一批持不同政见者积极参与了戈尔巴乔夫倡导的全方位改革。因此，持不同政见者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自然没有存在的必要了。

[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остановлениеполитбюроЦКВКП（б）оборганизации "судовчести"，1947-03-28，Документ №37.

[2]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Служебная записка начальника Главлита К.К. Омельченко в агитпроп ЦК по вопросу изъятия из книготорговой сети брошюры "Д.Д. Шостакович"，1948-04-29，Документ №70.

[3]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о "серьезных ошибках в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й работе"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еатр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1948-09-03，Документ №78.

[4]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 ходе перестройки работы 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го театрального общества，1950-08-05，Документ №234.

[5]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К.Е.Ворошилову о просьбе музыковеда Л.А.Мазеля "дать ему возможность продолжить научно-педагогическую деятельность"，1949-03-26，Документ №133.

[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об исключении из союза советских композиторов СССР А.С.Оголевца и С.И. Шлифштейна，1949-09-26，Документ №200.

[7] 关于“李森科事件”的起源和详细经过可参见沈栖《解读“李森科事件”》，《杂文选刊》2006年第6期（上）以及孙慕天的《“李森科事件”的启示》，《民主与科学》2007年第3期。

[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об изъятии из библиотек "реакционных" учебников по биологии，1948-09-10，Документ №80.

[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исьмо работника газеты "Известия" А.Бегичевой И.В.Сталину о засилье "врагов-космополитов" в искусстве，1948-12-08，Документ №85.

[10]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гитпроп ЦК ВКП（б）-в секретариат ЦК ВКП（б）с проектом постановления о борьбе с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ом в театральной критике，1949-01-23，Документ №67.

[1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 конца разоблачить антипатриотическую группу театра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статья "Литературной газеты"，1949-01-29，Документ №101.

[12]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Ну чуждых позициях.О происках анти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ы театра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статья газеты "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1949-01-30，Документ №102.

[13]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И.В.Сталину о реакции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на начало в открытой печати кампании 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1949-02-04，Документ №103.

[14]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Безродные космополиты.Об антипатриотической группе театральных критиков".Редакционная статья газеты "Известия"，1949-02-10，Документ №108.

[15]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 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в искусстве".Статья в "Правде" президента академии художеств СССР А.М.Герасимова，1949-02-10，Документ №109.

[1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ротив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а и формализма в поэзии". Статья в "Правде" секретаря партбюро ССП СССР Н.М.Грибачева，1949-02-16，Документ №113.

[17]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лан мероприятия по усилению анти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на ближайшее время".Документ агитпропа ЦК，1949-03-01，Документ №128.

[18]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ое оружие американской реакции".Статья в "Правде" заведующего отделом печати МИД СССР Г.П.Францева，1949-04-06，Документ №145.

[19]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 "непорядках" в министерстве кинемаотграфии СССР，1949-05-06，Документ №155.

[20]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о собрании сотрудников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АН СССР，1949-03-18，Документ №125.

[21]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Письмо руководителей института философии АН СССР и журнал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по вопросу борьбы с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ом，1949-03-21，Документ №129.

[22]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Записка главного редактора журнал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Д.И.Чеснокова Г.М.Маленкову о содержании 3-го номера журнала за 1948 г.，1949-04-04，Документ №141.

[23]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 содержании журнала "Воп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 № за 1948 г.，1949-07-21，Документ №183.

[24]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 "тяжелом положении" в области философии，1949-09-30，Документ №201.

[25]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в поддержку предложения об изъятии из библиотек книг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 в годы Велик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войны"，1949-07-26，Документ №187.

[26] Архивы：«Сталин и 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Докладная записка агитпропа ЦК М.А.Суслову об обращении литературоведа Т.Л.Мотылевой с просьбой о помощи，1949-04-14，Документ №151.

[27] 爱伦堡：《解冻》，钱诚译，漓江出版社，1997，第118页。

[28] Правда，1957-09-10.

[29] 曹长盛等：《苏联演变进程中的意识形态研究》，人民出版社，2004，第166页。

[30]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第149、150、152页。

[31]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46页。

[32]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95页。

[33] президиум Верховного Совета РСФСР.указ от 19 июня 1972 года. “Омерах по усилению борьбы против пьянства и алкоголизма”.

[34] 美国革命联盟主编《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第258页。

[35] 《列宁全集》第6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6，第66页。

[36] 沈志华等编《苏联共产党93年》，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第613页。

[37]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16—117页。

[38] Закон СССР от 19.07.1973 N 4536-VIII “Основы законодательства Союза ССР и союзных республик о народном образовании”.

[39] Правда.1976-02-26.

[40] 《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7，第371—372、32页。

[41] 利西奇多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165页。

[42]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231-234.

[43] Лакшин 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68.

[44] Лакшин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77.

[45] Лакшин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108.

[46] Лакшин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67.

[47] Лакшин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С.67.

[48] Афанасьева Е.С.，Афиаин В.Ю.，Величайская Л.А.，Водопьянова З.К. 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ие комиссии 1958-1964：Документы. С.49.

[49] 据《圣经·创世记》第五章第27节：“玛土撒拉共活了969岁，就死了。”玛土撒拉的长寿使其名字成为不少古老事物的代名词。

[50] АПРФ，Ф.3，Оп.80，Д.643，Л.42-47.

[51] РГАНИ，Ф.5，Оп.59，Д.56，Л.189-192.

[52] АПРФ，Ф.3，Оп.78，Д.8，Л.46-56.

[53]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等：《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册，王振西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第490页。

[54] 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译，群众出版社，1984，第1页。

[55] Ушаков А.В. Отечественная история ХХ век. М.，1999.С.437.

[56]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203页。

[57]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陈恕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第141页。

[58] 麦德维杰夫等：《谁是疯子》，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79，第36页。

[59] 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贾连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第295页。

[60] 笔名阿布拉姆·杰尔茨（Абрам Терц）。

[61] 笔名尼古拉·阿热克（Николай Аржак）。

[62] Алексеева Л.М. История инакомыслия в СССР. Вильнюс-Москва.1992.С.192.

[63] Аксютин Ю.В.Бровкни 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1996.Т.2.С.590.

[64] 马龙闪：《苏联文化体制沿革史》，第306页。

[65] Ноткина Т.А. В трясину——анатомия застоя. М.，1991.С.651.

[66] Козлов В.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1953—начало 1980 гг）.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9.С.405.

[67]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1卷，第198页。

[68] Савельев А.В. 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1950-х—1970-х год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4.

[69] 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1998.С.623.

[70] 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第115页。

[71] 麦德维杰夫等：《谁是疯子》，第91—92、109页。

[72] 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石宜译，商务印书馆，1978，第163页。

[73] 沈志华总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第30卷，第197页。

[74] 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624.

[75]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册，王振西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第515页。

[76]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第18页。

[77] 柳巴尔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社会基础和规模》，《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三联书店，1980，第298页。

[78] 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624.

[79] Акопов С.С.，Гуреев Н.Д.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53-1996. М.，1997.С.302.

[80]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емь вождей. М.，1995.Т.2.С.37.

[81] 张捷：《季诺维也夫回到俄罗斯以后》，《作品与争鸣》2002年第5期。

[82] 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下册，上海《外国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第361页。

[83] 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127页。

[84] 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第1页。

[85] 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С.625.

[86] 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139页。

[87] Ноткина Т.А. В трясину —анатомиязастоя. С.658.

[88] Журавлев В.В. На пороге кризиса：нарастание застойных явлений в партии и обществе. М.，1990.С.338.

[89] Коротков А.В.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Солженицыне. М.1994.С.264.

[90] Коротков А.В.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Солженицыне. С.280.

[91] 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第189页。

[92] Ноткина Т.А. В трясину—анатомия застоя. С.569.

[93] Горелик Г. 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Наука и Свобода. М.，2000.С.352.

[94] 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第188—190页。

[95] 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84、294页。

[96] 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1982，第364—365页。

[97] 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第169页。

[98] Ноткина Т.А. В трясину—анатомия застоя. С.657.

[99]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 С.342.

[100] Хроника текущих событий.Вып.5.http：//www.memo.ru/history/diss/chr/index.htm，2015年5月30日访问。

[101]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第200页。

[102] Аксютин Ю.В.，Бровкни В.А.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С.590.

[103] 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第122页。

[104] 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4页。

[105]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第151页。

[106] 瓦吉姆·弗拉基米罗维奇·别洛策尔科夫斯基：《自由、权力和所有权》，林英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第57页。

[107]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瓦西里·米特罗欣：《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册，第533页。

[108] Горшков М.К.，Сорокин А.К. Пробле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М.，1998.С.216.

[109] 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第168—169页。

[110] 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第87页。

[111] 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第170页。

第七章 再寻路标：《巨石之下》的知识分子思考

1974年十月革命胜利57周年庆典刚刚过去一个星期的11月14日，由索尔仁尼琴等7人联袂撰写的《巨石之下》（Из-под глыб）文集在巴黎问世。[1]是日，苏联著名数学家沙法列维奇（И.Р.Шафаревич）院士在莫斯科召开了一个有外国记者参加的小规模新闻发布会，宣布《巨石之下》文集由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YMCA Press）出版。在莫斯科召开记者发布会之时，索尔仁尼琴本人身处苏黎世，对此也进行了积极的回应。两天之后，也就是11月16日在苏黎世为这部索尔仁尼琴被流放前已准备多时的文集再次召开了新闻发布会，向各界详细介绍了该文集的内容。

尽管文集出版之时，索尔仁尼琴早已经被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剥夺苏联国籍，于1974年2月12日被强制驱逐出境；尽管《巨石之下》在当时的社会影响远不及1967年的《致苏联作家协会的公开信》（Письмо съезду Союза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和1973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Письмо вождям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更不及1909年问世并立即引发“石破天惊”效应的《路标》（Вехи）文集，但是作为20世纪70年代苏联知识分子的一次思想集结，该文集本身就是非常重要的一个事件，是研究20世纪俄国政治史和知识分子思想史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

一 《巨石之下》文集的政治主张

（一）《巨石之下》文集的缘起

《巨石之下》文集一共收录了11篇文章：索尔仁尼琴的《认知和呼吸的回归》（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作为国民生活的主要范畴的反省和自我克制》（Раскаяние и 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 как категор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жизни）和《知识小人》（Образованщина），沙法列维奇的《社会主义》（Социализм）、《孤立还是接近？论苏联民族问题》（Обособление или сближ ение 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СССР）和《俄罗斯是否有未来？》（Есть ли у России будущее？），阿古尔斯基（М.С.Агурский）的《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及其前景》（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и их перспективы），波里瓦诺夫（М.К.Поливанов）的《方向转变》（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еремен），斯维托夫（Ф.Г.Светов）的《俄罗斯命运》（Русские судьбы），巴拉班诺夫（Е.В.Барабанов）的《宗教和世界的分裂》（Раскол Церкви и мира），鲍里索夫（В.М.Борисов）的《个性与民族的自我认知》（Лич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

关于文集的几位作者，除索尔仁尼琴作为职业作家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的领袖人物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已经在国内声誉日隆之外，其他作者在个人声望上都略为逊色，并且有几位并非作家或人文学者，而是科学家。

阿古尔斯基，父亲是美国共产党员，20世纪30年代初移居苏联，但随即在1937年被苏联政府镇压。阿古尔斯基毕业于莫斯科大学数学-控制论系，是著名的数学家。《巨石之下》出版后，阿古尔斯基出走以色列，从事对苏联的研究。1976年成为以色列大学教授，著有多部涉及苏联宗教、民族、社会政治问题和历史文化的著作。

沙法列维奇是苏联著名的数学家，苏联科学院院士，在国际数学界享有盛誉，被选为东欧和欧洲一些国家的科学院院士。他从20世纪60年代起开始反对苏联政府对宗教的压迫和对持不同政见的知识分子的迫害。

斯维托夫又名科萨科夫（Ф.Корсаков），毕业于莫斯科大学语言学系，大学毕业后从事文艺理论研究和文学批评。1978年和1985年在巴黎出版长篇小说《打开我的门》（Отверзи мои двери）和《传记体验》（Опыт биограф ии）。1985年因在国外出版罪被苏联政府逮捕，他在劳改集中营中撰写了190余篇文章。1987年，斯维托夫获得释放。1991年，他出版了反映苏联劳改集中营生活的长篇小说《监狱》（Тюрьма），并再版《打开我的门》。

波里瓦诺夫是苏联著名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曾长期担任莫斯科斯杰克洛夫数学研究所所长和《理论物理和数学物理》（Теоретическая и мат-ематическая физика）杂志副主编。波里瓦诺夫是俄国著名哲学家斯贝特（Г.Г.Шпет）的外孙，喜爱文学与哲学，著有数部俄国文学史和俄国哲学史著作，去世前曾担任莫斯科独立大学（независимый москов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校长。

鲍里索夫毕业于莫斯科大学历史学系，在苏联科学俄国历史研究所攻读副博士学位。1973年，因为抗议禁止他关于俄国教会史的副博士学位论文答辩而被捕，从此很长时间无法从事历史学专业研究工作。1988年进入《新世界》杂志编辑部工作，出版过多部关于俄国文学史和社会思想史的著作。

巴拉巴诺夫毕业于莫斯科历史学系历史和艺术理论教研室，曾在《装饰艺术》（Декоративное искусство）杂志社和艺术出版社（Искусство）工作。1973年，他发表了抗议苏联政府粗暴干涉和压迫俄罗斯文化发展的公开信。他著有多部有关美学、文化哲学和俄国思想史的著作。

沙法列维奇在莫斯科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这部文集的理念最初是由索尔仁尼琴提出的，而在索尔仁尼琴被驱逐出境之后，沙法列维奇成为该文集的核心代言人。索尔仁尼琴在文学回忆录《牛犊顶橡树》（Бодался теленок с дубом）中描述了他与沙法列维奇这段友谊：“我们是在1968年初相识的……到了第三次会面时，我们共同的工作才开始进行。……我同沙法列维奇一起讨论我们共同撰写的论文集《巨石之下》及选用的材料，讨论了两年，在苏联的条件下我们必须找到一个地方能够畅所欲言，自由讲话。为此我们长时间地散步，有时在茹科夫卡村附近，有时在罗日杰斯特沃村附近起伏不平的丘陵上。”[2]对于这一场景，沙法列维奇本人在采访中也有所提及，他回忆道：“我们总是在街上商讨我们的事情，因为当时索尔仁尼琴确信他家中暗藏有窃听设备。”[3]虽然两人的初次见面在索尔仁尼琴看来“不甚愉快”（索尔仁尼琴在《牛犊顶橡树》中描述两人第一次见面的印象说，沙法列维奇总喜欢炫耀），但由于共同的目标（《巨石之下》文集），两年间，两人不断交流思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索尔仁尼琴把沙法列维奇看作自己的同路人，对其给予高度的评价：“在当今的苏联知识分子当中我几乎没有遇到可以与他相比拟的人，他决心宁愿留在祖国为了祖国而死，而不愿在西方国家求得生存。这种思想强大无比、坚贞不渝……”[4]在索尔仁尼琴笔下，这样的溢美之词并不多见。两人对彼此的信任以及排除万难实现共同目标的强烈信念，使得《巨石之下》文集得以问世。因此，芬兰学者博格兰德（K.Berglund）称该文集是“沙法列维奇和索尔仁尼琴的共同计划”（Shafarevich’s and Solzhenitsyn’s joint project）。[5]

（二）《巨石之下》文集的主要内容

沙法列维奇在1974年11月1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对该文集的主要内容做了总结：“在当今经济、政治和社会等尖锐性的问题中，首要问题就是要确定我们的未来，……指的是如何回答那些我们正在面对的精神上的问题”。[6]

专门研究沙法列维奇思想的芬兰学者博格兰德在谈及《巨石之下》文集时，对文集的主要内容也做了如下解释：“首先，这部文集是对萨哈罗夫发起的关于苏联未来的辩论的评论；其次，这部文集既是对复兴路标派传统忏悔的延续，也是对这种忏悔的关键回复；再次，这是一次对苏联民族政策造成的损害的分析。”[7]的确，纵观该文集的所有文章，无处不充斥“忏悔”的主题以及对社会上尖锐问题的反思，并伴有对知识分子现状的强烈不满和批判。

因此，“反思苏联的现实”和“思考苏联的未来”是文集的核心内容。

1.反思社会现实

索尔仁尼琴的《认知和呼吸的回归》作为该论文集的第一篇文章，主要内容是对萨哈罗夫于1968年发表的《关于进步，和平共存及精神自由的思考》一书进行的回应，并在社会体制理论层面讨论苏联社会现状。在文章中，索尔仁尼琴表达了与萨哈罗夫的不同见解。对于萨哈罗夫提出的“共产主义在苏联已经没有意义，没有任何力量，现行苏联体系已经不再是共产主义思想（暗指斯大林主义）”[8]这一观点，索尔仁尼琴予以坚决的反对，他认为，根本不存在斯大林主义，不能将社会主义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归结于斯大林主义而不反思共产主义本身。对于现行社会体制的思考，在沙法列维奇《社会主义》一文中也有所体现，社会主义之于沙法列维奇，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消除个体，敌视宗教”，因此从这一根本理念上来说，沙法列维奇对这一体制予以排斥，认为社会主义没有进步性，人们所谓的“进步性”不过是人们原始的本能。他在该文中通过大量事实论证，社会主义将导致人类走向灭亡的道路。此外，《现代社会——经济体系及其前景》一文也从经济层面做出了对社会体制的思考，阿古尔斯基对比了东西方的经济制度，认为从本质上讲，两种制度并非对立，反而有共通之处，而以往任何成功的体制都是占据了道德制高点的体制，而今道德、宗教的基础却被淡化，这也是各种矛盾的根源之一。

《孤立还是接近？论苏联民族问题》《俄罗斯命运》《宗教和世界的分裂》《个人与民族的自我认知》《知识小人》五篇文章则是对现实中亟待解决的问题的反思。关于民族问题，苏联领导层从不认为苏联存在民族问题，对此沙法列维奇反驳道：“在对待其他民族的态度上，俄罗斯民族典型的恶习是，看不到与其他民族的界限，从内心缺乏对其他民族习俗的认知”，[9]因此民族问题在苏联才被如此忽视；鲍里索夫的《个性与民族的自我认知》谈的也是民族问题，这篇文章从对个性的阐释的角度出发，认为人类的历史就是个性的传记，因此所有的民族都是用自己的历史来表达其个性。除民族问题外，在苏联，另外一个被严重忽视的问题则是宗教，“《俄罗斯命运》与其说是一篇政论文章，更像是忏悔：当代苏联知识分子是如何对待教会，他们的动摇、困境和怀疑”。[10]《宗教和世界的分裂》一文从对教会现状的分析入手，表明宗教的重要性。索尔仁尼琴的《知识小人》则是通过对“知识分子”在各个时期的概念的分析，痛批当代知识分子为“知识小人”，认为知识分子的良知早已被大批的“知识小人”所湮没，唯有“不再撒谎”“不再参与谎言”“不再支持谎言”才能摆脱“知识小人”的窘境。

2.思考苏联的未来

《作为国民生活的主要范畴的自省和自我克制》《方向转变》《俄罗斯是否有未来？》三篇则主要集中探讨俄罗斯的未来。这里笔者有必要说明的是，对于未来的探讨，整部文集的每一篇文章几乎都有所涉及，《巨石之下》的作者们似乎已经提前预知了苏联社会变革的来临，抑或是他们坚信变革必将来临，因此不约而同地提示了苏联制度崩溃的可能性。波里瓦诺夫在《方向转变》中感受到了变革逼近的紧迫感，但至于如何转变，作者本人也未能做出解读。沙法列维奇在《俄罗斯是否有未来？》中也提到了俄罗斯正面临转变，他个人认为俄罗斯在经历了死亡之后就可迎接未来。索尔仁尼琴也在《作为国民生活的主要范畴的自省和自我克制》一文的结尾发出警告：“如不开始转变，我们剩下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不足一百年。”[11]整部文集都在预告苏联的体制行将就木，那么，在精神上做好准备之后，俄罗斯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国家体制来继续发展呢？文集的作者们不约而同地将对这一部分的讨论让给索尔仁尼琴，沙法列维奇也只是在《社会主义》一文中探讨了该制度的弊端以及社会主义之于俄罗斯的不和谐。谈及国家体制，似乎问题又回归到了原点——是东方还是西方？

但《巨石之下》的作者们给出的解决方案似乎很难被大众接受，如索尔仁尼琴在《作为国民生活的主要范畴的自省和自我克制》一文中强调“自省”（раскаяние），认为这种忏悔能够挽救俄罗斯人民的危机，甚至拯救世界，他不仅要求个人的忏悔，甚至要求全民族的忏悔。除此之外，还要进行自我限制，并总结俄罗斯的未来在向内发展而非向外扩张，号召马上开始转变，否则“我们剩下的日子也屈指可数——不足一百年”。[12]沙法列维奇的《俄罗斯是否有未来？》作为文集的最后一篇文章，也是对该文集的总结，在他眼中，俄罗斯当然有未来，但是，在迎接未来之前必须经历死亡，“她经历了死亡就可听见上帝的声音”。[13]文集的最后表达了所有作者对未来的共同看法：宗教将拯救俄罗斯。然而事实却不像他们预期的那样，俄罗斯是否得到救赎，答案无从知晓，但至少，他们预料到了变革的来临。

3.批判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

沙法列维奇在《社会主义》一文中从五个方面来诠释他所认识的社会主义，分别是“今日之社会主义”、“以往的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社会主义理想”及“社会主义将向何处去”。对于苏联所实行的社会主义的现状，沙法列维奇写道：“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社会主义至少不仅仅是一种经济体制，或许它首先是一种意识形态，只有从意识形态角度出发才能得出无论从经济上还是从政治上都无法解释的社会主义对国家对宗教的敌视……呈现在我们面前的社会主义并不是纯粹的经济制度，而是一种更为宽泛的观念体系，这个观念体系几乎涵盖人类存在的方方面面。”[14]据此，沙法列维奇总结了社会主义在苏联的现状——消灭私有制、消灭宗教、破坏家庭。而论及社会主义制度本身，沙法列维奇提出，社会主义学说并不是19—20世纪的产物，它自古已有，它经历了柏拉图主义和中世纪的宗教形式。到16世纪，社会主义学说在物质及理性世界观基础上与宗教分离。在19—20世纪的社会主义学说中，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并没有新的东西加入。从社会主义的理论与实践方面来讲，沙法列维奇认为社会主义学说的传播比社会主义国家的实践传播得更为广泛，“一方面是人民运动的思想家和组织者，另一方面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活动家，他们甚至都基于统一的意识形态，强制解决各种问题，在各种环境中工作。对于社会主义学说的建立者或传道者来说，最重要的任务是将自己的理论体系发展到极端并得出合乎逻辑的结论：正是以这种形式，他们的理念才会更浅显易懂和更富有感染力”。[15]因此，“在不同的历史条件下，社会主义获得了各种不同的形式，不得不与其他的观点并存。这并没有什么可吃惊的，同样我们有可能碰上其他的，随便选一种历史现象——比方说，宗教。可以给出一个核心观点，社会主义理想的形成都产生于各种社会环境，都或多或少带有一点杂质。社会主义理论宣告这种理想以更为彻底、极端的形式出现。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展现了尝试靠近和实现某种理想，当这种理想还没有完全实现的时候，其发展前景和目标可能会被改造。社会主义国家这种被改造了的理想恰好与社会主义学说的理想相符合，在其中我们可以看到统一的‘社会主义理想’”。[16]沙法列维奇所说的这个社会主义理想指的是“要求平等，消灭社会中业已形成的等级制度”。[17]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与宗教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在宗教的基础上存在人类平等的认识，但是实现平等是要与上帝为邻，也就是说处于人类存在的更高精神层面……而社会主义的平等的实现，实际上就是消灭人性的高尚层面的结果”。[18]也就是说，社会主义理想的目标是消灭人类自启蒙运动以来形成的“个性”和宗教信仰，将人类拉回到原始本能的冲动上。从这方面来看，沙法列维奇认为，社会主义必将导致人类的灭亡。“社会主义致力于消灭的那些方面，就是组成人类真实存在基础的那些东西……人类的灭亡将是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不可避免的、合乎逻辑的结果，这种可能性是真实存在的，这些特点在每一个社会主义运动和国家中都显露出来——至于有多明显，这取决于它在多大程度上坚持所谓的社会主义理想”。[19]沙法列维奇用了大量篇幅对社会主义进行逻辑上的推理，最终推导出社会主义将导致人类灭亡的结论，同时，作者浓墨重彩地描绘社会主义现象，意在向苏联公众证明，社会主义对苏联人民来说，是一个错误的选择。

二 索尔仁尼琴与《巨石之下》

（一）索尔仁尼琴的思想变迁

索尔仁尼琴于1918年12月11日生于北高加索的基斯洛沃茨克市。父亲在他出生前就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俄德战场战死，他的母亲塔西娅（Таисия Захаровна Щербак）是富有的乌克兰库班农民之女，熟练掌握英语和法语，索尔仁尼琴的童年全靠做速记员的母亲的微薄薪水维持生活。1924年，他随寡母迁居到顿河畔罗斯托夫市。在那里，他读完了中学，考入顿河畔罗斯托夫大学的数学-物理系，1941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与此同时，作为莫斯科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的函授生，[20]他在文学方面取得了优异的成绩。卫国战争期间，索尔仁尼琴应征入伍，1943—1945在炮兵部队就职，因作战有功，获得卫国战争二级红星勋章，后升至大尉军衔。

1945年2月，因为在给一位友人的信中说了对斯大林不敬的话，索尔仁尼琴在前线被苏军侦查机构逮捕并关进卢比扬卡监狱，罪名是“从事反苏宣传和组织反苏组织”，后根据俄罗斯联邦刑法第11款被判处8年监禁，先后在西伯利亚和哈萨克斯坦的多个集中营服刑，其中包括莫斯科附近著名的监狱“沙拉什卡”（Шарашка）。那里有很多被捕的科学家仍然秘密地进行研究工作，他将这段经历写入长篇小说《第一圈》（В круге первом）。1953年2月13日，索尔仁尼琴重获自由，但被通知不允许回到莫斯科或列宁格勒，在梁赞的一所中学里担任数学课教师。

赫鲁晓夫执政后苏联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的“解冻”让远离政治和文化中心的索尔仁尼琴看到了生活和创作的希望。1959年，他用三个星期创作了《854号牢房》（Щ-854）。随后他鼓足勇气，将自己的作品委托曾经的狱友、文学家卡帕列夫（Л.З.Копелев）转交给当时代表思想解放的《新世界》杂志。杂志总编、著名诗人特瓦尔多夫斯基看到这部优秀作品很欣喜，他鼓励索尔仁尼琴认真修改，并建议将书名改为《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然而，公开发表“集中营文学”是同样是需要勇气的。他托赫鲁晓夫的文学顾问列别杰夫将作品送给赫鲁晓夫阅读。赫鲁晓夫读后表示赞赏。两周之后，《新世界》编辑部接到党中央的指示，要他们务必在次日上午交给中央23份《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后决定正式出版这部小说。1962年第1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同期配发了总编特瓦尔多夫斯基的前言，指出“一个新的、独特的并且是完全成熟的巨匠进入了我们的文坛”。1962年12月30日，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吸收为会员。

作品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刊登这部作品的《新世界》杂志在两天之内被抢购一空，而且还有许多人争相订阅。当时杂志只有9400册，后来出了两版单行本，发行达80万册。小说发表仅十余天，《文学报》《消息报》《文化与生活》《星火》等报刊就陆续刊登了一些文艺界名人的文章，对小说表示热情的赞扬。据1963年3月10日的《真理报》报道，赫鲁晓夫在克里姆林宫的一次接见中热情赞扬了《伊凡·杰尼索维奇的一天》，他说，这是“一部从党的立场真实地阐明那些年代苏联实际情况的作品”，还说这是一本“重要的书和需要的书”。[21]1964年，索尔仁尼琴获得了列宁奖章的提名。

1963年第1期《新世界》杂志发表了索尔仁尼琴的新作《马特列尼的院子》（Матренин двор）。索尔仁尼琴在他的自传体小说《牛犊顶橡树》中记录：“直到1966年，赫鲁晓夫还给我寄贺年卡。这让我好不惊讶，因为我处于被捕的边缘。也许他不知此事。”[22]或许赫鲁晓夫知道此时索尔仁尼琴的处境，两人似乎“同病相怜”，需要“惺惺相惜”，但索尔仁尼琴完全不买他的账。

1967年5月第四次苏联作家代表大会前夕，索尔仁尼琴给大会写了一封《致苏联作家协会公开信》，要求“取消对文艺创作的一切公开和秘密的检查制度”，遭到苏联政府的指责。这一年他被开除出苏联作家协会，他的作品被勒令从图书馆中撤出。索尔仁尼琴在事后表示：“我不能用几十万甚至几百万同胞的苦难和生命，仅仅为了换取一顶作家的头衔。”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年索尔仁尼琴被苏联作家协会接受，就是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一句话，而此时被开除也几乎是新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勃列日涅夫的一句话而致。

1968年，长篇小说《癌病房》（Раковый корпус）和《第一圈》在西方出版，自然引起苏联政府的强烈批判。时任苏共中央委员、苏联作家协会书记处书记肖洛霍夫（М.А.Шолохов）攻击索尔仁尼琴说：“这是个疯子，不是作家，是个反苏的诽谤者。”他指责索尔仁尼琴是“吃着苏联面包，为西方资产阶级主子服务，并且通过秘密的途径把作品送到西方的人”，是“苏联作家们要求除掉的典型疫病”。[23]

1970年，瑞典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决定将当年的文学奖颁给索尔仁尼琴，颁奖词中表彰“他对于维护汲取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的巨大贡献。苏联官方认为诺贝尔奖评选委员会此举是“冷战性质的政治挑衅”，索尔仁尼琴担心去领奖而被苏联政府拒绝入境，最终未能成行。直到1975年12月，索尔仁尼琴才前往瑞典领取奖金。1987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俄裔美国籍诗人布罗茨基（И.А.Буродский）在斯德哥尔摩接受诺贝尔文学奖的感言中替索尔仁尼琴说出了当年想说的话，即“从彼得堡到斯德哥尔摩是一段漫长曲折的路程”。正是这位诗人“七年制中学毕业后，他先进工厂，后在锅炉房当锅炉工，看过停尸房，在地质考察队当过保管员。1958年开始写诗”，[24]于1964年2月13日被捕，罪名是“游手好闲的二流子”，随后被关押到劳改营，最后于1974年被驱逐出境。

1973年9月，索尔仁尼琴发出《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正是这封信决定了他被驱逐而背井离乡的命运。

整个20世纪60年代（1964—1970），他专注于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Архипелаг ГУЛАГ）的创作，1974年，《古拉格群岛》第1卷在西方出版了英文版，在西方和苏联之间引发轩然大波。1974年2月14日《真理报》上刊登了塔斯社的一则通讯：“根据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的命令，由于索尔仁尼琴从事了一系列与苏联公民身份不相符的行为，并且这些行为已给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造成损害，兹决定剥夺他的苏联国籍，并于1974年2月13日将其驱逐出苏联国境。索尔仁尼琴的家眷在认为必要时可以出境与他团聚。”[25]索尔仁尼琴被强行遣送出国，由于索尔仁尼琴本人及其作品巨大的国际影响力，这一事件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外国记者争相报道此事，造成了一时轰动。

1974年2月12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剥夺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2月13日把他驱逐出境。同年10月，美国参议院授予他“美国荣誉公民”称号。他先到西德，后移居瑞士苏黎世，并前往斯德哥尔摩领取了补发的诺贝尔文学奖状。1974年，在索尔仁尼琴的倡议下，成立了“俄国帮助被通缉者及其家庭社会基金会”（Русский общественный Фонд помощи преследуемым и их семьям）。

1976年，他迁往美国，著有回忆录性质的作品《在苏联》（В Советском Союзе，1969—1974）和《在西方》（На Западе，1974—1980）。1969—1988年，他完成了8卷本的鸿篇巨著《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该书第1卷《1914年8月》（Август Четырнадцатого）和第2卷《1916年10月》（Октябрь Шестнадцатого）分别于1971年和1984年由巴黎YMCA出版社出版俄文版，第3卷《1917年3月》（Март Семнадцатого）1986年由巴黎YMCA出版社出版。1991年索尔仁尼琴完成了自传体的《牛犊顶橡树》，记录了他1967—1974年在苏联的生活和文学创作。

索尔仁尼琴继承了19世纪斯拉夫派的思想，对西方文明始终采取强烈抵制和批评的态度。他认为：“历史悲剧在于，正是俄罗斯人本身消灭了自己的过去，也就消灭了自己的未来。”[26]

他在1973年《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正在走向“总崩溃”，但它并非由于苏联的成功，而是由于其自身的危机所致。其一是追求“无止境的经济进步”导致灾难，他因此主张“经济增长不仅不必要，而且有害”。其二是城市化，他认为当时苏联城市人口比例占到一半，这已经是“反自然”“反人性”的，上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更是祸害。其三是意识形态化，尤其是马克思主义。与当局强调苏联是马克思主义堡垒的说法相反，他认为这种“反宗教的无神论”在西方信者众多，在俄国其实没人信，只是当局把这种“西方的邪恶”强加于俄国人民。索尔仁尼琴认为如果不改弦更张，苏联将会因为“追随西方文明”而崩溃。

索尔仁尼琴对于在其人生最困难时期收留他的美国的社会政治制度同样持不妥协态度。1976年，索尔仁尼琴刚一踏上美国的土地，就对美国工会发表了演讲。他强烈指责美国资本家“为了赚钱可以完全丧失良心”，他们为了与极权统治者做买卖而不顾道义，与苏联领导人共同制造了慕尼黑式的“缓和”骗局，苏联政府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使用的高端技术手段都是美国资本家提供的。索尔仁尼琴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是大多数欧美民主国家和极权国家苏联合作打败了德、意、日极权国家，其本质是与虎谋皮，不过是“联合一个魔鬼打败另一个魔鬼”罢了。这一切都归结于美国资本家和美国政府没有原则、轻诺寡言，索尔仁尼琴因此号召美国“工人阶级”起来抵制“利欲熏心的资本家”把美国引入歧途。索尔仁尼琴应邀在哈佛大学发表了题为“分裂的世界”的演讲，对西方的拜金主义、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进行了抨击。他说：“真相多数是让人不愉快的，几乎总是逆耳的，而我今天的演讲也将是逆耳的。”他拒绝西方的信仰，并不认为西方民主适用于其他国家，他警告说，西方国家将其他国家的失败归咎于没有实行民主制度，这是一个错误。他称美国陷入了庸俗的物质消费主义的泥潭，谴责美国政府和美国社会在越南问题上“草率”投降，还痛骂美国音乐实在难听。他的演讲立即在美国引起轩然大波，美国媒体称索尔仁尼琴是一个“忘恩负义的老头”。美国总统福特原打算接见索尔仁尼琴，熟悉国际政治和苏联政治的国务卿基辛格劝告福特取消这个危险的举动，因为“索尔仁尼琴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但他的政治观点对其他追随他的持不同政见者是一个打击”。基辛格在一份备忘录里写道：“接见他不仅会冒犯苏联，而且还助长一些人的气焰，他们赞同索尔仁尼琴对美国及其盟友的观点。”后来福特取消了与索尔仁尼琴的会面计划。

（二）“巨石之下”的索尔仁尼琴的声音

毫无疑问，索尔仁尼琴在文学方面的巨大声誉以及他在知识分子（特别是持不同政见者）中的特殊地位，使得他自然而然地与沙法列维奇享有《巨石之下》文集“共同计划”的地位。他是《巨石之下》文集的首议者和第一组织者，同时他又承担了《认知和呼吸的回归》、《忏悔和自我限制作为民族生活的主要范式》和《知识小人》三篇文章的写作，占文集全部11篇文章的1/3。因此，索尔仁尼琴在《巨石之下》中发出了最大的声音。

美国学者佩林·特里（Perlin Terry）评价：“这本书的核心是不寻常的宗教意识，表达了一种回归美德和牺牲、仪式和传统的纯净年代的愿望。索尔仁尼琴宣传两种净化的思想：忏悔和自我限制。”[27]可以说，整部文集所表现出的浓厚的宗教意识正是索尔仁尼琴所提倡的政治变革应该从人的思想变革开始这种观点的集中体现。

批判苏联社会主义，强调“基督教社会主义”道路；批判欧美资本主义制度，呼唤回归俄罗斯传统，是索尔仁尼琴自1967年发表《致苏联作家协会公开信》和1973年发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之后一贯的政治主张，上述主张在《巨石之下》中再次得以申明。

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运动中，索尔仁尼琴始终与萨哈罗夫分属两大派别。索尔仁尼琴代表了传统派（也称新斯拉夫主义派），他们既反对在苏联实行社会主义制度，也反对建立资本主义制度。他们主张回到俄国去，甚至主张回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时代去。萨哈罗夫代表了自由主义派，他们反对在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强调以西方资本主义为样板，在苏联采取西方社会的模式。

1968年，萨哈罗夫发表了《进步、和平共存及知识自由》，在文中萨哈罗夫主张“趋同论”，建议应该将西方的民主制度纳入苏联体制内，组成两党或多党的议会，以避免一党专政的弊端。萨哈罗夫的文章发表之后，在苏联持不同政见者内部引起了强烈反响，而索尔仁尼琴也在1968年写了一篇回应萨哈罗夫观点的文章。但是该文章并未及时发表，而是直至1974年才作为《巨石之下》文集的开篇——《认知和呼吸的回归》而与读者见面。该文的第一部分，索尔仁尼琴首先充分肯定了萨哈罗夫一文的重要意义：“读到萨哈罗夫院士的文章并且关注国际国内对这篇文章的反应。从心脏的跳动我们得知，苏联学者舒适的沉睡终于被打破——他们只关注自己的科研事业，因为这样可以生活富足，而为了这样，甚至思考的高度不超过一支试管。带着解放的喜悦我们得知：不仅仅是西方的原子能专家们被良心所折磨，现在，我们的一位原子能专家的良心也正在苏醒。仅凭这一点，就使萨哈罗夫无畏的公开演说成为俄罗斯现代史中的一个大事件。”[28]毫无疑问，对萨哈罗夫的赞扬是基于作家本人提出的“忏悔”理念。接下来，从文章的第二部分开始，索尔仁尼琴便针对萨哈罗夫提出的观点进行逐一反驳，尤其是针对“自由、议会-多党制”的言论。对这一内容的详细论述是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补充的，也就是文章的第四部分。70年代，苏联社会大众认为苏联体制有必要补充西方的“自由、议会-多党制”，在作家看来，将西方的制度加于苏联，是对西方强势文明的屈服，“这完全就是控诉我们被动地模仿西方的传统：俄罗斯的道路只能是重复的，寻找另外的出路要背负沉重的负担。正如布尔加科夫所说：‘在强势文化面前，西方派在精神上早已投降’”。[29]并且，索尔仁尼琴认为，在体制内强行加入西方的民主制，会阻碍苏联的发展，因为——“要知道西方正被各种各样的自由压得透不过气，这其中就包括知识自由……我们今日所看到的西方正在走下坡路，且意志薄弱，西方正处于对未来的困顿之中，其心灵失衡且被贬低。无限的外部自由本身并不能拯救我们”。[30]对于西方的民主制度，索尔仁尼琴有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民主制度属于政治自由范畴，而这种政治自由，目前并不适合于俄罗斯。在作家的世界观（哲学）中，自由分为外在的自由和内在的自由，内在的自由，在索尔仁尼琴眼中是生来就具备的：“我们生而带有内在的自由，意志的自由，选择的自由，自由的主要部分从我们出生就拥有。外在的自由，社会的自由——为我们正常发展所需，但并不等同于条件、环境等，认为外在自由是我们存在的目的，这完全是无稽之谈。我们甚至可以在外部不自由的环境中坚定地实现内在的自由。在不自由的环境中，我们不能失去努力道德目标发展的信心（有的时候，我们离开这片土地是为了更好地确定我们继承的禀赋）”。[31]而且作家多次强调内在自由的重要性，“一味地将寻求政治自由作为第一位的和主要的任务，这种观点有所欠缺：首先应该好好斟酌，应如何对待这种自由”。[32]此外，作家还以1917年俄国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期间的资产阶级临时政府为例，说明政治自由、民主制度在俄罗斯确实存在过，虽然只有短短8个月，从结果来看，俄罗斯人当时并未好好对待这种自由，正如作家提出的疑问——“我们是否真正理解了这种自由”。[33]在不能够完全驾驭西方政治自由的情况下，照搬西方的多党议会制，显然，在作家看来，这一选择带有危险性。

对于西方，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在很早就荣幸地属于这一文明”，[34]但是目前（指20世纪70年代）的西方正面临绝境。尤其是二战后，西方衰落之势非常明显。从外交上看，苏联取得了俄罗斯帝国以来前所未有的成绩：“西方世界不再作为一个唯一的强大力量而和苏联相抗衡，它甚至不复存在了。它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自己内部寻找团结一致、坚强和勇敢的力量，战后又在残垣断壁中寻找出路，看来，欧洲从此永远地衰落了！而胜利的强国没有任何外部原因就被削弱和衰退了。”[35]究其原因，作家认为是文明的内部困境所致：“西方世界和全部西方文明严重的削弱，远远不是苏联坚强的和成功的外交政策所致，而主要是其文化和世界观体系在历史、心理和道德上的危机所致，这种文化和世界观体系产生于文艺复兴时代，而到18世纪启蒙时期发展到鼎盛时代。”[36]既然俄罗斯文明与西方文明是同源的，那么西方文明的绝境必然也会威胁到俄罗斯，“我们将与世界先进国家分担这种危险”。[37]此时的西方为自救，选择了发展科学技术，期望以工业技术的发展来缓解陷于绝境的危机。这种观点在索尔仁尼琴看来，是更为危险的一种选择，甚至会加速危机的降临，因为“如果地球是有限的，那么土地和资源也是有限的……这种无止境的进步实际上是疯狂的、紧张的、使人类走向绝境的盲目”。[38]对于西方“无止境的进步”，这一观点让索尔仁尼琴本人深恶痛绝，他认为“经济增长不仅是不必要的，而且是有害的”[39]，在索尔仁尼琴看来，现阶段人类的目的不应该停留在继续发展经济、增加人民的财富，而应该转变为保住人民的财富即可，“横在挽救我们自己的道路上、唯一阻挡我们去路的是这个进步的世界观”。[40]索尔仁尼琴在论述“进步”这一观点时，带有浓厚的自然主义精神，反对工业文明所带来的灾难，主要指环境方面；而苏联同时代其他的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则将这种观点称为经济孤立主义。索尔仁尼琴对于西方的失望，除对该文明自身内部的危机之外，对西方的民主制度，他也颇有微词——“西方的民主正处于政治危机和精神信仰的迷失之中”。[41]

在批评了西方政治制度和萨哈罗夫的政治主张之后，索尔仁尼琴对同样来自19世纪欧洲的社会主义思潮进行了批评，他认为十月革命和苏联社会主义的现实表明：“内在的道德要求从未作为社会主义的实质存在于该学说之中”；[42]“马克思主义不仅不准确，不仅不是科学，不仅在数字、数量、速度和地点方面没有成功地预言任何一件事（在这方面，今天的电子计算机在预测社会时那样轻而易举地就计算出来了，然而它依靠的并不是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失败了，因为它试图以粗暴的机械的经济理论来解释最微妙的东西——人以及更加复杂的千百万人的综合体——社会”。[43]索尔仁尼琴认为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缺少内在的道德要求——因为它敌视宗教，并企图消灭宗教信仰。能够拯救苏联和俄罗斯的是俄罗斯传统，即“巨人般的俄国具有许多精神上的特点和生活上的传统，完全可以在人类中寻求自己的道路，整个人类的发展不可能只有这唯一的一条道路”。[44]索尔仁尼琴给出的建议是专制制度。这种选择着实出人意料，但若从作家的世界观哲学出发，似乎又能够理解索尔仁尼琴的提议。毋庸置疑，索尔仁尼琴认为一切变革的基础和出发点是精神上的变革，为了达成精神上的变革，就需要必要的忏悔和自我限制以及说真话，至于国家制度，他写道：“对于人世间的真理，国家制度是次要的。”[45]也就是说，在索尔仁尼琴的理想国中，精神信仰是第一位的、最为重要的，与精神相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所以他选择了自己熟悉的专制制度。“如果俄罗斯几世纪以来适应了专制体制，而又在1917年民主体制经历了8个月的苦难，那么，或许，我并不确定，只是询问，或许必须承认，在进化发展过程中，我们国家从一种专制制度到另一种专制制度对于俄罗斯来说是自然而然的、平稳的和无痛苦的？”[46]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索尔仁尼琴进一步说明了他所提出的专制制度：“专制体制国家的优点在于稳定性、继承性、摆脱政治争斗，自成一体，但也有着极大的危险性和缺陷：伪权威的威胁、统治者随意决策的威胁性、一旦决策而无法修正的困难性、越来越严重暴政的危险性。然而，专制制度并不可怕，真正可怕的是不负责任的体制。不可忍受的不是专制制度，而是专横和目无法纪。专制制度并不完全意味着不需要法律或者让法律成为一纸空文，或者不应反映人民的思想和意志。……立法、行政和司法机关都没有独立性，甚至没什么权利。……让专制制度存在吧，但不是建筑在无尽的‘阶级仇恨’基础上，而是建筑在人类互爱的基础上，不仅对自己周围的人，而且对所有的人民都要真诚相待。”[47]可见，索尔仁尼琴提出的专制制度是以尊重法制为基础的，其中不夹杂强制性的意识形态，更为重要的是，这种专制制度建立在较高的道德水准之上，有信仰力量的支撑。但基于对苏联领导层的考量，“你们是特殊的现实主义者，不会使政权从你们手中失掉”，[48]所以索尔仁尼琴在《致苏联领导人公开信》中建议恢复1918年7月6日之前存在的“苏维埃政权”。

对于索尔仁尼琴所提出的回归俄罗斯传统和专制制度，苏联另外两位持不同政见者萨哈罗夫和麦德维杰夫给予了回应。萨哈罗夫不同意索尔仁尼琴对马克思主义的看法，认为索尔仁尼琴“过高地估计了意识形态在现今苏联社会中的作用，因此他相信用健康的意识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即用他所指的东正教可以拯救俄罗斯人民”。[49]索尔仁尼琴的宗教浪漫主义被萨哈罗夫称为“空想，一种潜在的危险”。而麦德维杰夫则直接指出，索尔仁尼琴不够了解马克思主义，“当我和索尔仁尼琴在上学的年龄时，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实是作为一种信仰教条向我们灌输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不是信仰教条，而是一种科学，它同其他科学一样在不断发展，并且有权出现不精确和错误”。[50]最后，麦德维杰夫总结道：“俄国和其他国家一样有许多伟大的作家，他们有一种顽固的性格，他们坚持落后于时代的意识形态和政治主张。”[51]

三 “路标”主题的再现

（一）《路标》文集与“路标”主题

1905年由彼得堡“一月九日事件”[52]引发的革命在同年12月莫斯科工人赤卫队与沙皇军队的街垒战中达到高潮，随后在有“俄国铁血首相”之称的内务大臣斯托雷平（П.А.Столыпин）镇压之下走向低潮和最终失败。俄国国内出现了两种对立的极端现象，一方面是政治激进主义派别酝酿着对专制政权的大反攻，另一方面是全国各地高悬的“斯托雷平领带”（столыпинный галстук），[53]沙皇政府大肆镇压一切进步力量。

革命失败、改革受挫，在心灵上遭受打击最沉重的莫过于俄国的知识分子阶层，因为他们是这场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和热情参与者，尽管在运动中每个团体的政治理想和实现理想的手段有所不同，但是他们都怀着强烈的愿望期待俄国的政治现代化能够走上正常的轨道。

1909年3月，《路标——俄国知识分子问题文集》（Вехи—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о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正式出版，[54]3月16日首印3000册迅速上市。文集公开出版，在当时被视为“石破天惊”的事件，它犹如巨石投入看似平静的水面，给沉闷和压抑的俄国思想文化界带来了冲击。它的出版被视为俄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发展史的清算，也被视为知识分子反省自己的社会责任、清除自身思想上的污垢、割断与政治激进主义暧昧关系的举动。

《路标》文集的作者大都是当时最有学术成就和政治影响的自由主义立场知识分子，他们是经济学家、历史学家、哲学家和出版家斯徒卢威，宗教哲学家别尔嘉耶夫，宗教哲学家弗兰科，宗教哲学家、经济学家谢尔盖·布尔加科夫，哲学家、政治评论家伊兹高耶夫（А.С. Изгоев），法学家基斯嘉柯夫斯基（Б.А.Кистяковский），法学家、哲学家诺夫哥罗德采夫（П.Т.Новгородцев），历史学家、文学家和哲学家格尔申宗（М.О.Гершензон）。

《路标》文集第一版前言宣称：

不是为了从了解真理的高度学术化地评价俄国知识分子，也不是从高傲地蔑视它的过去的角度来撰写即将编成文集的文章，而是从过去曾经痛苦和热情地向祖国的未来发出警告的角度。1905—1906年革命和在它之后发生的事件是全民族半个世纪的价值观的体验，是我们社会思想积累的最高的精神宝藏。一些聪明人在革命前很早就明确地预见到即将发生的错误，换句话说，社会运动的外部条件是不成熟的，当然，这还不能证明这些思想内部的不可信性。事实上运动中知识分子的失败没有展示出任何新的东西。但是它在别的方面具有重大的意义。第一，它深刻地震动了整个知识分子群体，在知识分子中唤起相信传统的世界观的本质原则的渴望，这些世界观至今仍然被盲目地信奉着。第二，以什么形式实现革命和革命的压力，使持有这种世界观的知识分子可能明确地认识到过去的过错，并以丰富的论证表达自己的思想。这样就产生了拟议中的本书。本书的参加者不能再沉默了，对于他们来说，他们能够感觉得到真理的存在，因此以知识分子的精神和自我批评来迎接社会意识的检验。

在这里为了共同的事业联合在一起的人们，实际上无论是在《路标》的基本问题上，还是在自己实际愿望方面的见解都是不相同的，但是他们在《路标》这项共同的事业上没有分歧。承认社会生活的外部形式之上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是他们共同的立场，个人的内部生活是人类日常生活唯一的创造力量，是政治秩序的独立原则，它对于任何社会的建设来说都是唯一的坚实基础。从这个角度出发，忏悔的俄国知识分子完全地建立在否定的原则之上，在承认社会方式第一位的基础上，将自己思想体系呈现出来，尽管该体系内部是荒谬的和实际上是毫无意义的，即无法引导知识分子本身走向应担负的目的和完成人民的解放。

在上述共同的思想和观点方面，本书的作者之间是没有分歧的。因此，他们以不同的方式研究知识分子的世界观，如果说在一定程度上，例如在关于知识分子的“宗教”属性问题方面，他们之间似乎表现出某些分歧的话，那么这个分歧的产生不是出于上述基本原理上的歧见，而是出于每个作者以不同的角度研究问题。

我们不评判过去，尽管我们清楚它的历史不可回避性。但是我们指出，到现代为止社会走过的道路，已陷入没有出口的绝境。我们的警告不是新的东西：它正是从恰达耶夫、弗拉基米尔·索洛维约夫到列夫·托尔斯泰等我们伟大的思想家所孜孜不倦地坚信的东西。而知识分子根本没有听他们的话。因此，我们想在现在以巨大的震动唤起知识分子，让他们听到我们微弱的声音。[55]

在文集作者看来，只图一时之快的激进知识分子没有及时体察已经迫近的政治危机，及时向人民做解释和教育工作，而是最大限度地把自己和人民体内的原始本能释放出来，“政治上的错误、策略上的失误，以及其它许多现状都归结为：知识分子阶层如此轻率、如此迅速地踏上了这条灾难深重的、民众政治和社会的革命化道路。其中还包括道德的失误。在此基础上存在一种观念，即社会‘进步’可以不是人的自我完善的结果，而理应在呼吁民众奋起时，掷于历史游戏的赌注”；[56]“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许多思想家那里，对政治产生了一种最终被歪曲的、根本矛盾的态度。将政治引向生活的外在建构——从技术观点看，它事实上就是这样。知识分子阶层在政治中，发现了自身和民众完整的存在（在此，我们援用‘政治’，是基于外在社会建构的广义之上的）。因此，有限的手段变成了具有无限内涵的目标”。[57]

别尔嘉耶夫认为：“在俄国知识分子阶层的灵魂中，交织着各种各样的矛盾。如同俄国的全部生活一样，它在自己身上唤起了矛盾、复杂的情感。一方面，不能不钟爱它；而另一方面又不能不摈弃它。”[58]他说：“俄国知识分子阶层旧的特质为俄罗斯历史模式而成，他们的心理结构中显示出我们历史痼疾的弊端，显示出我们历史上的政权、我们永久的反动势力的弊端。根深蒂固的专制制度扭曲了知识分子阶层的心灵；不仅在其外部，而且在其内部对它进行奴役。因为这种专制制度以否定的方式确定了关于知识分子阶层心灵的全部评价。然而，在任何事情上总是归咎于外部的力量，从而为自身的过失开脱，这不是自由的实质。知识分子阶层自身也是有过失的，他们意识中的无神论即是自身意志的过失，他们自行选择人类之路，由此扭曲了自己的心灵，在自己身上消除了真理的潜在意识。”[59]即知识分子继承了俄罗斯文化和俄罗斯民族中消极的和极端主义的东西，因此在政治运动中知识分子并不见得比人民高明多少。弗兰科认为，尽管俄国知识分子历来崇尚集体主义，歌颂俄罗斯人民的团结精神，但是在人民越来越强烈的革命情绪推动下，知识分子内心深处的英雄主义被呼唤出来，“因为在他们身上经常存在英雄自我确认的离散因素。在一定程度上，英雄是超人，在对待自己周围人的态度方面，他们摆出救赎者高不可攀、颐指气使的姿态。在自身对民主主义的全部追求中，知识分子阶层仅仅作为贵族阶层特别的变种，他们总是将自身置于‘平庸之辈’的对立面。谁在知识分子圈子里生活过，谁便十分熟悉诸如傲慢、自负、自主意识、轻视异见……”[60]

《路标》文集的出版是俄国思想文化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立即在俄国思想文化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吸引了知识界各个派别，包括艺术家和作家、从极左到极右的政治团体和个人的广泛讨论。讨论最初集中于对《路标》作者观点的评价，随后迅速地扩大到俄国知识分子道德和品质、使命和责任、地位和影响等方面。在莫斯科、彼得堡等大城市出现了有关的集会，《路标》一下子成为社会性的话题。因此几乎是第一版刚与读者见面，就开始准备第二版的印刷，一个月后已经是第4次印刷，一年中共加印4次，总发行量达到了16000册。

社会民主工党（包括布尔什维克和孟什维克）和自由主义党派的大部分活动家对“路标派”（веховенство）的观点持批评态度。曾经是斯徒卢威、别尔嘉耶夫、弗兰科等人的亲密朋友、政治同道人的立宪民主党领袖米留科夫（П.Н.Милюков）、彼得龙克维奇（И.И.Петрункевич）等人出版了《俄国知识分子》（Россий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文集，激烈地批评了“路标派”，认为他们对俄国近代知识分子的评价是消极的、武断的和不负责的，不能把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指责为反宗教、反国家和世界主义的。列宁也发表《论路标》（О Вехе），批评斯徒卢威、伊兹高耶夫和弗兰科的保守主义，将他们类比为沙皇政府的反动大臣、东正教事务管理局局长波别多诺斯采夫。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也参加了讨论，他认为这个文集的主题思想基本上消极和否定性的，文集没有创造性地回答俄国人民关心的问题——“怎么办？”

《路标》文集是俄国知识分子对自身思想的一次大批判，当代美国历史学家、两卷本《斯徒卢威传》的作者理查德·派普斯（Richard Pipes）称《路标》文集的出版是“俄国知识分子历史上一件巨大的自我出丑的事件”。[61]

《路标》文集及当时围绕文集引发的俄国思想界大讨论集中地反映了20世纪初俄国知识分子多元的政治观点和社会理想，文集被视为俄国知识分子的“思想路标”，它的作者被称为“路标派”，文集中集中讨论的政治、社会、文化、哲学和宗教问题被称为“路标主题”。1918年别尔嘉耶夫等人又联合出版《来自深处》（Из глубины），1921年7月起侨居捷克、法国、德国和中国哈尔滨的俄侨学者相继出版《路标转换》（Смена Вехов）文集，都被称为“路标主题”的再现。

（二）再寻路标：《巨石之下》的使命

意识形态问题在苏联历史上从来都位于首位。这个问题关系到整个国家制度、政党政治以及相关经济、社会、文化等一系列方面。意识形态的演变，也属于苏联演变的深层次原因。20世纪50至80年代，特别是勃列日涅夫时期，意识形态问题特点鲜明，值得关注。尽管勃列日涅夫政府大大加强了对意识形态的控制，然后事与愿违，政治和经济的停滞导致了苏联社会的停滞，导致了作为主流文化的苏维埃文化的停滞，也导致了意识形态的停滞，出现了与僵化的意识形态相伴随的“夜间人”现象和持不同政见者运动。官方的意识形态和苏维埃文化已经受到苏联社会的普遍怀疑，而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载体的非主流文化如同深水之潜流一般滋长并汇集。《巨石之下》文集是苏联持不同政见者的一次思想大集结，目的在于寻找新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苏联历史发展的“新路标”。

在当代俄罗斯学界，多数学者都将《巨石之下》与《路标》文集联系起来。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其专著《索尔仁尼琴与萨哈罗夫》一书中说：“《巨石之下》的编者和主要作者都是索尔仁尼琴本人。……理论及宗教哲学文集《巨石之下》这部文集按照体裁、特点及内容来说延承了俄国社会思想史中著名的《路标》文集，《路标》文集是由莫斯科的一群宗教哲学家和政论家在1909年出版的。”[62]

1993—1994年，以《新世界》杂志为平台，俄罗斯知识阶层曾进行了一场旷日持久的关于“知识分子在俄罗斯历史命运中的角色”论战，参与论战的包括利哈乔夫（Д.С.Лихачов）、施图尔曼（Д.М.Штурман）、施列捷勒（Ю.Шрейдер）、齐瓦（А.В.Кива）、贝斯特里斯基（А.Г.Быстрицкий）、卡格拉曼诺夫（Ю.М.Каграманов）、舒沙林（Д.Шушарин）等著名学者。作为该场论战的延续，对知识分子思想进行再思考，俄罗斯著名历史学家、社会活动家卡列罗夫（М.А.Колеров）1994年发表于《新世界》杂志的文章《作为政治哲学的知识分子的自我分析》（Самоанализ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从俄国自由主义的社会和宗教思想的形成与发展角度，将“路标派”的先驱及其继承者的观点作为研究对象，较为全面地审视“路标派”思想及其继承和发展。《巨石之下》作为“路标派”的遗产出现在该文中，作者从语言、思想等角度全面分析了《巨石之下》对“路标派”思想的继承，并且指出了《巨石之下》无法超越“路标派”的原因。“‘路标派’文人，毫无疑问，他们不仅属于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同时属于专业的社会学家阶层，并且他们的专业程度绝不低于欧洲中等水平”，[63]因此，“‘路标派’对西方主流思想的认识要优于‘巨石派’”。[64]

著名政论家施图尔曼1995年发表于《新世界》的《灾难之后》（После катастрофы）一文中表达的观点与卡列罗夫观点较为相似。《灾难之后》一文的副标题是“逐页对比《来自深处》和《巨石之下》”。她认为，“《路标》、《来自深处》和《巨石之下》是基于历史原因形成的世界观三部曲”，而“在这后两部文集中，延续了路标的传统，公开或者隐秘地说明了当今社会存在的大部分问题。因此对这两部文集的比较是非常有意义的”。[65]施图尔曼着重强调索尔仁尼琴在《巨石之下》作者中无可替代的地位，认为在20世纪70年代索尔仁尼琴已经认识到了言论自由的复兴，这是索尔仁尼琴思想极大进步性的体现。

2005年，俄罗斯学界召开了主题为“俄罗斯文化中的‘路标’”学术研讨会，研讨会上，俄罗斯著名数学家帕尔申（А.Н.Паршин）在其《〈路标〉、〈来自深处〉、〈巨石之下〉——俄罗斯知识分子的宗教宣言》一文中从宗教哲学的角度再一次回顾了三部文集的内容，对这三部文集的思想传承进行了历史性的总结。同时他也对俄罗斯知识分子群体是否进步表达了质疑。“就如同一切都没有改变过，这个永恒的诅咒笼罩着俄罗斯：什么都听不到，什么都不学习，并且我们的知识分子一次又一次地重新投入战斗，就是在《路标》中被全面地描述过的那场战斗”[66]。另一位与会学者艾迪特·克洛斯（Edith W.Clowes）则将《巨石之下》的作者们称为“巨石派”（Глыбовец），认为以索尔仁尼琴为首“巨石派”和另一位著名持不同政见者波墨朗茨（Г.С.Померанц）的思想是“路标派”在苏联时期的两个不同发展流派。1980年在巴黎发行的自由派杂志《句法》（Синтаксис）刊登了波墨朗茨的文章《正义的复仇之梦》（Сон о справедливом возмездии），对《巨石之下》中索尔仁尼琴的文章《知识小人》进行了批评。艾迪特·克洛斯评价了《巨石之下》的历史意义，他写道：“《巨石之下》——这是在经历了自由政治和解冻崩溃之后的一次伟大尝试，试图唤醒批判的思潮，重新回归自由讨论，讨论70年代发生的关键性问题，精神上和智力上清洁着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沮丧的气息”[67]。

事实上，索尔仁尼琴本人也承认他组织编写《巨石之下》文集受到了《路标》文集的影响。在索尔仁尼琴自传体作品《牛犊顶橡树》中的一组记录作家生平的及友人照片中，有一张照片摄于别列杰尔金诺别墅，这也是索尔仁尼琴被苏联政府逮捕的地方，索尔仁尼琴的卧室桌子上摆的正是他在故乡读的最后一本书——《路标》。此外，《巨石之下》文集的《知识小人》一文，也表明他受到了《路标》文集的影响，索尔仁尼琴写道：“今天，当我们读《路标》的时候带有双重感觉：祸害（症结）并不仅仅存在于以往的历史时期，还存在于很多地方——我们当今所处的时代。”[68]作家在这篇文章中将20世纪70年代苏联的知识分子与《路标》文集时代的知识分子进行了比较。因此，美国学者尼尔斯·尼尔森（Niels C.Nielsen）在《索尔仁尼琴的信仰理念》（Solzhenitsyn’s Religion）中认为，“《路标》文集给索尔仁尼琴提供了一个展现政治及宗教情况的背景，以解释他的看法”。[69]

《路标》文集和《巨石之下》文集的思想有共通性，那就是两部文集的作者都“承认社会生活外部形式之上的精神生活的重要性是他们的共同立场，个人的内部生活是人类日常生活唯一的创造力”。[70]谈及知识分子，他们认为其在俄罗斯历史的发展中一直发挥着极特殊的作用。“俄国知识分子一直充当着社会进程的道德批判者、社会危机的预警者和未来发展道路规划者的角色”。[71]这样的描述能更合理地解释为何持不同政见者运动的主力军是知识分子群体，这种结果看似浑然天成，但实际上有着充分的历史积淀——深厚的知识分子传统。

[1] 《巨石之下》的俄文表述Из-подГлыб由前置词“из-под”和名词“глыб”组成，“из-под”本身是不太常用的合成前置词，由“来自何处”（из）和“处于之下”（под）两个常见的俄语前置词组成，与实词“巨石”（глыб）组合的复合含意为“来自于巨石压力之下”，强调摆脱对“巨石”这一带有象征意义的物体的控制，具有较强的文学性和象征性。该文集最初于1974年在巴黎出版俄文版，第二年英文版即在美国出版，其书名的英译为“From under the Rubble”。俄文版在俄罗斯国内首次出版的时间是1992年。同时，俄罗斯著名的学术网站“路标”（http：//www.vehi.net）也将该文集全文刊载，本章直接引用的《巨石之下》文集资料均出自该网站。

[2]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陈淑贤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第217—218页。

[3] Наше наследие.1989，№4.

[4]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第218页。

[5] 引自芬兰学者博格兰德（K.Berglund）的著作《沙法列维奇个案研究：一个俄罗斯政治思想家》（The Vexing Case of Igor Shafarevich，a Russian Political Thinker）第五章的标题，原标题为“《巨石之下》：沙法列维奇和索尔仁尼琴共同计划”（Shafarevich’s and Solzhenitsyn’s Joint Project，From Under the Rubble）。

[6] Шафаревич И.Р. О Сборнике«Из-под глыб»，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Москв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7] K.Berglund，The Vexing Case of Igor Shafarevich，A Russian Political Thinker，Birkhauser，2012，p.89.

[8]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Цюрих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4. 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9] Шафаревич И.Р.Обособление или сближени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4. 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0]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ция в Цюрих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4. 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1]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Раскаяние и 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5. 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2]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Раскаяние и 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5. 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3] Шафаревич И.Р.Есть ли у России будуще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4]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5]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6]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7]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8]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9]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20] 全名为莫斯科车尔尼雪夫斯基哲学、文学和历史学院（Московскийи нститут философии，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тории имениН.Г.Чернышевского），1931年在莫斯科大学哲学和历史学系基础上开设，教师计有教授29人、副教授53人、助教25人。其中著名学者有阿巴托夫（М.В.Алпатов）、巴济列维奇（К.В.Базилевич）、巴赫鲁申（С.В.Бахрушин）、加尔金（И.С.Галкин）、波克罗夫斯基（М.М.Покровский）、普列奥布拉任斯基（П.Ф. Преображенский）等。该校校长是莫斯科大学哲学和历史系原系主任马诺索夫（С.И.Маносов）。1941年该校合并入莫斯科大学。1931—1937年在列宁格勒也开设了一所同名高校（ЛИФЛИ）。这两所高校培养了32名研究生和230名大学生，其中有一大批著名的苏联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家，如著名诗人马奥洛夫（Николай Майоров）、卡冈（Павел Коган）、库里奇茨基（Михаил Кульчицкий）、奥特拉达（Николай Отрада）、纳罗夫恰托夫（Сергей Наровчатов）、乌里金（Павел Улитин），历史学家兼作家涅米罗夫斯基（А.И.Немировский），哲学家和文学家波缅拉茨（Г.С.Померанц），文学家巴赫姆茨基（В.Я.Бахмутский）、加里别林（В.А.Гальперин）、帕别尔内（З.С.Паперный）、阿诺索娃（Н.А.Аносова），外交家谢苗诺夫（В.С.Семенов）。著名哲学家和作家季诺维也夫也曾经在莫斯科文学、哲学和历史学院学习。

[21] Правда.1963-03-10.

[22]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khrushcheva35/Russian，2015年5月30日访问。

[23] http：//ru.wikipedia.org/wiki.2015年5月30日访问。

[24] 利西奇多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第154页。

[25] Правда.1974-02-14.

[26] http：//www.hrono.info/biograf/soljenic.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27] Perlin Terry，“Antioch Review‘From Under the Rubble’”，The Antioch Review，Vol.35，No.1（Winter，1977），p.121.

[28] Солженицын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29]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30]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31]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32]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33]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34]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第203页。

[35]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197—198页。

[36]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198页。

[37]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03页。

[38]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04页。

[39]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05页。

[40]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06页。

[41]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42]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43]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18页。

[44]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04页。

[45]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46]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47]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25—226页。

[48]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22页。

[49] 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39页。

[50] 麦德维杰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42页。

[51] 麦德维杰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第247页。

[52] 1905年1月9日（俄历），彼得堡十余万市民聚集在冬宫广场，手举耶稣圣像和沙皇尼古拉二世及皇后亚历山德拉画像，举行请愿活动，要求沙皇政府立即结束日俄战争，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和实行政治改革。沙皇政府预先在通往冬宫的一些路口、桥头以及冬宫广场布置了大批军警，并对进入冬宫广场的请愿队伍进行了大屠杀，请愿民众中被打死打伤的有4600多人，其中惨遭杀害的有1000余人。因此日为星期日，这一事件也被称为“流血星期日事件”。

[53] 即“绞索”，立宪民主党人以此称呼诅咒镇压革命的大臣会议主席兼内务大臣斯托雷平。

[54] 文集共收7篇文章，即斯徒卢威的《知识分子与革命》、别尔嘉耶夫的《哲学的真理与知识分子的现实》、弗兰科的《虚无主义伦理学》、布尔加科夫的《英雄主义与自我牺牲——关于俄国知识分子阶层宗教特质的思考》、格尔申宗的《创造性的自我意识》、伊兹高耶夫的《关于青年知识分子（关于他们的日常生活和情绪的标记）》、基斯嘉柯夫斯基的《保护权利（知识分子和法制感）》。

[55] Бердяев Н.А. Вехи/Из глубины. М.，1991.C.9-10.

[56]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第153页。

[57]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第154页。

[58]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第63页。

[59]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第20页。

[60]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第37—38页。

[61] Pipes R.Struve，Liberal on the Right（1905-1944），Cambridge，1980，p.106.

[62] Медведев 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 М.，2002，C.17，19.

[63] Колеров М.А.Самоанализ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Новый мир.1994，№.8.

[64] Колеров М.А.Самоанализ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Новый мир.1994，№.8.

[65] Штурман Д.М.После катастрофы//Новый мир.1995，№.2.

[66] Паршин А.Н. “Вехи”，“Из глубины”，“Из-под глыб”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манифесты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Вех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M.，2007，С.272.

[67] Clowes Edith W.Традиция “Вех” в подзнее советское время（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Из-под глыб” А.И.Солженицына и эссе Г.С.Померанца）//Сборник “Вех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М.，2007，С.266.

[68] СолженицынаА.И.Образованщина.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0.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69] 尼尔斯·尼尔森：《索忍尼辛的信仰理念》，江惠莲、魏筱珍译，台北：橄榄基金会出版社，1985，第66页。

[70] 张建华：《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33页。

[71] 张建华：《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第128页。

代结语 “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

在20世纪俄国文学史上，索尔仁尼琴以其鸿篇巨制及其国际影响毫无疑问地占据特殊的地位，乃至生前就被世人称颂为“当代的列夫·托尔斯泰”。然而，或许是因为人们过于关注索尔仁尼琴“伟大作家”的身份和“伟大作品”的影响，以致忽略他的思想家身份。当索尔仁尼琴以90岁高寿于2008年8月3日离世之后，他的知识分子和伟大思想家身份才彰显于世。这位自称“生活在20世纪的俄国知识分子”经历了苏联和新俄罗斯两个时代，他以其曲折艰辛的历史际遇以及深邃致远的历史思考，在20世纪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

一 从《第一圈》看苏联社会

《第一圈》是索尔仁尼琴先于《巨石之下》十年、于1964年发表的文学作品。在这部作品中，索尔仁尼琴同样以文学的方式思考了“苏联的现实”与“苏联的未来”两大问题。

作为索尔仁尼琴的代表作之一，《第一圈》是以斯大林时期为背景而创作的。正如小说的主人公格列勃·涅仁（Греб Нежин）一样，索尔仁尼琴对这一时期的许多现象产生了怀疑。作为一名敏锐的观察者，他对1930年代的政治氛围，一次次的所谓关于“人民公敌”的政治审判和清洗以及日益升级的“阶级斗争”极为反感。更使他无法接受的是人民大众对斯大林“慈父般”的顶礼膜拜。在经历个人流放和劳改营中的折磨等坎坷磨难之后，他用笔揭露了当时许多不为人知的内幕——集中营的生活。这在斯大林极权时期是绝无可能得到公开出版的。但是在赫鲁晓夫上台之后，索尔仁尼琴遇到了契机，那就是出于反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政治需要，他的作品在赫鲁晓夫“解冻”的环境下得以解禁，并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然而，苏联的集权政治体制没有得到根本变革，文化艺术领域内的“解冻”也无法真正实现。赫鲁晓夫虽然对斯大林模式从理论到实践进行了一次冲击，但他的社会主义观并没有超出斯大林模式的范围。从实质上看，他对斯大林的社会主义体制还是延续多于改革。在文艺领域中也还保持着许多过去的条条框框，如基本上保留了过去高度集中的强制命令的文化体制，说明还存在个人崇拜和个人权力体制的种种残余。此外，对知识分子的传统的不信任也继续存在。有着苏联领导人传统的“唯我独尊”特征的赫鲁晓夫，是不可能达成知识分子心中寄予的厚望的。

《第一圈》的书名取自但丁的《神曲》，在这部史诗的《地狱篇》中，诗人将地狱划分为九圈，处于最上层的第一圈是收容基督耶稣诞生以前死去的异教徒灵魂的地方。作者以第一圈地狱影射莫斯科附近玛尔菲诺的一所特种监狱，这里的犯人全是被指控有罪的科技工作者，政府将他们集中起来从事绝密的科研工作。这种研究所与监狱合二为一的特种监狱被犯人们称为“沙拉什卡”，即“乐园群岛”，因为在这里犯人的待遇较好。索尔仁尼琴将苏联境内的劳改营和监狱系统比作地狱，而这种物质条件稍好的特种监狱就是地狱的第一圈。这与索尔仁尼琴于1973年出版的长篇小说《古拉格群岛》所要表达的寓意是一样的。只不过在这部小说中，整个苏联是一片汪洋大海，在这个海洋上遍布着由监狱和集中营组成的岛屿。而“古拉格”正是“劳动改造营管理局”的俄文缩写ГЧЛАГ的读音。

玛尔菲诺这种特种监狱，属于斯大林时期一个不同寻常的产物——所谓内务人民委员部总政治局经济管理局特别设计局体系。[1]20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初期，由于“阶级斗争扩大化”的错误理论影响，一些党政军干部、高级知识分子惨遭厄运，被内务人民委员部以各种莫须有的罪名投入集中营、监狱。小说中塑造的多位囚犯形象正是这些因各种“莫须有”与荒唐罪名而被投入监狱的干部、知识分子和科技人员，他们被迫在内务部严密监管的控制之下研制窃听、监视的机器。而他们个人的命运，却注定要被卷入“这场历史的漩涡”而成为牺牲品。作者善于运用时空压缩的写作技巧。这部庞大的作品被安排在1949年底的四天时间里，大部分场景发生在玛尔菲诺特种监狱里。作者描绘了形形色色的人物的性格特征和命运，虽然有些人物贯穿始终，但任何人都不是引领全书的主角。为了达到讽刺、抨击现实的目的，作者在某些片段中使用了卡夫卡式的荒诞手法，力图将整个苏联社会描绘成一个庞大的集中营，一个真正的地狱。

波塔波夫是一位工程师，曾经为第聂伯河水电站的建立做出巨大贡献，卫国战争期间被德军所俘，在集中营中经历过煎熬。当他在德国集中营中被苏联军队解救时，被要求证明自己是俄国工程师，他画出发电机的图表以证明自己的身份。但在战后的审问中，这个反倒成了他被起诉的理由。波塔波夫的被逮捕正是在战后初期遭受打击的数以万计的军官和科研工作者的缩影，是斯大林主义极权政治的体现。

小说的另一名主人公英诺肯基是位年轻有为的外交部二等官员，他不忍心著名医学教授杜布洛莫夫落入安全机关的圈套，打匿名电话警告教授不要与西方国家的同行分享自己的研究成果，结果电话被监听和录音。国家安全部责成玛尔菲诺的科学家用语音识别系统从几名嫌疑犯中找出这个罪犯，而整个故事也正是从这里开始展开。最终英诺肯基被秘密逮捕，并遭受非人的审查和对待。

正是在这种极其严密而又畸形的猜忌、审查和逮捕之下，很多曾经尽职尽责兢兢业业为国效力的人们，从法西斯的集中营出来后又被投入了苏联的集中营。很多自由鲜活的创作灵感和声音，也在检查、压制和打击下销声匿迹。这种恐怖的暴行，造就了苏联沉重而没有自由的气氛，正如苏联历史学家沃尔科戈诺夫所说：“斯大林只承认权力的自由。他认为，为了权力，为了威力，拒绝精神自由是自然的。他不考虑他会使千百万人牺牲掉个人的自由。”[2]个人独裁专政置于一切之上，科学和文化艺术领域的创作也被纳入专制的计划，这给科教文化事业带来严重的摧残。

小说中的囚犯饱受折磨，他们被剥夺了生活中的各种权利，甚至为了维持最低的生存而遭人践踏自己的尊严。但即使在这种境况下，多数囚犯仍然坚持自己的良知和信念，坚持独立人格和思考。作品中很多角色的对话与讨论都反映出知识分子这种精神上的挣扎状态。

数学家格列勃·涅仁就是这样一位有着坚定信念、维持自我的典型知识分子形象。在狱中，他不断地对历史进行反思，在探索中达到了成熟。他认为，人不能只是为了肉体而活着。“人们成为人民的一员不是凭出身，凭从事的劳动，也不是凭他们学什么。而是凭品格！品格是每个人通过年复一年的不停锻炼，才为自己锤打出来的东西。只有努力锤炼出这样的品格，才能成为一个人，通过这一点，进而成为自己人民中的一粒沙子。”[3]

正是坚持这种信念，格列勃·涅仁不甘在监狱中堕落，而是将在监狱中的生活视为一种磨炼，并维持独立的人格。在小说结尾，他为了自己的选择不惜放弃特种监狱里的生活条件，不顾提前释放的许诺，拒绝调入密码组工作，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的劳改营——真正的地狱，但他无怨无悔，心安理得，体现了一种大无畏的正义精神。

在物理学家格拉西莫维奇的身上，也同样可以看到这种正气。当少将奥斯科卢波夫命令格拉西莫维奇转向另一个研究项目——制作监视他人的相机，并以提前释放为利诱时，格拉西莫维奇拒绝了，他坚定地说：“不！那不是我的专业！把人弄进监狱不是我的专业！我不是捕人的野兽！关在监狱里的人已经够多了——”[4]他对这种制度感到极其憎恶，同时又为自己深陷囹圄感到无奈，但是他依然坚持科学家的良知而拒绝服从，实际是对极权的回击和反抗。

这些鲜活的人物，是特定时空下苏联民众生活状态的生动缩影。实际上，索尔仁尼琴也借助这些角色表达了自己的思想和立场。文章中有多处体现了作者的政治观点。例如，英诺肯基与检察官女儿克拉拉有这样一段对话：

他在地上画了两个相套的圆圈。他首先指着内圈：“这代表每个人都有的祖国！”他又指着外圈：“而它则要宽泛些，代表由一个个国家组成的世界，是全世界，是整个人类！……按理，外圈既包含着内圈，内圈应理所当然地成为与外圈和谐一致的有机组成部分。即是说，单个的国家应融入人类，成为整个世界和整个民族有机的组成部分……然而，内圈已成为偏见的城墙！上面装备着机关枪和带刺的铁丝网！谁敢去碰它，准会头破血流！因此，现实告诉我们，现在只有国家和民族，没有世界和人类！每个人都只属于他的民族和他的国家，这倒成了伟大而崇高的真理啦！……”[5]

英诺肯基与他舅舅的谈话同样令人深思，作为一名明于事理的老知识分子，舅舅说：“赫尔岑曾经这样发出疑问……爱国主义的真义在哪里？为什么对祖国的热爱必须扩及到对她的政府？如果这一政府一味地危害百姓，还值得去爱吗？……战争——就是死亡。但战争的可怕还不在于死亡，也不在于原子弹，而在于对战争机器的强化，在于把所有善于思考的智力和人力都归入了强化政权的轨道。”[6]

这些对话实际反映了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他反对斯大林主义，批判僵化腐败的教条，热情倡导人道主义和自由民主。他认为国家应该融入世界，而不是坚持狭隘的民族主义，对外部盲目封闭排斥；爱国主义并不代表要热爱现有的政权；苏维埃政权将其意识形态置于最高统治地位，并使其变成对民众思想的极度控制，这种僵化的极权体制要求人们对“一体化”的指令绝对无条件地遵从，扼杀了崇高而自由的理想和道德。因此，在这部作品中，索尔仁尼琴从反对极权、反对个人崇拜的角度出发，呼吁重建人道主义和正义道德，在对现实的揭露和鞭挞之时，实际也阐述了自己的政治理念和政治主张。

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反映了对整个苏维埃政权的不满，他不留情面的鞭挞，对民众心理产生了很大的震动。可以说，他的小说是苏联时代人们思想意识转折的开端之一，因此，当代俄罗斯文化史学家格奥尔吉耶娃认为：“这几部作品不仅是通往斯大林集中营地狱的大门，而且还是人民的良心敲响的警钟”。[7]因此，他的作品作为一种强大的力量，对人们开启思想、鼓舞勇气起到很大的作用。在日后，索尔仁尼琴又坚定甚至是固执地站在现有政权的对立面，成为一名孤独的“持不同政见者”。

二 索尔仁尼琴的回归

在戈尔巴乔夫全面改革和新思维的背景之下，“回归文学热”遍及全苏，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大量回归苏联。1989年，苏联作协书记处接受《新世界》杂志社和苏联作家出版社的倡议，撤销作协书记处于1969年11月5日把索尔仁尼琴开除出苏联作协的“不公正的、与社会主义民主原则相抵触的决定”，同时委托当选为苏联人民代表的作家向最高苏维埃提出撤销最高苏维埃主席团1974年2月12日的命令。1990年8月16日，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宣布撤销当年的决定，恢复索尔仁尼琴的苏联国籍。1990年《共青团真理报》和《文学报》第一次发表索尔仁尼琴的文章《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力所能及的思考》（Посильные соображения）。此文的英文版《重建俄罗斯》（Rebuilding Russia）稍后在美国发表。同年，苏联政府决定给索尔仁尼琴颁发列宁奖，他表示拒绝：“我不能因为一本用几百万人的血写成的书而获得个人荣誉。”

1987年后，苏联国内掀起了索尔仁尼琴作品热。因此在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很多俄罗斯民众盼望索尔仁尼琴回国出任政治领袖，当年的一项民调显示，48%的俄国人支持索尔仁尼琴出任俄罗斯总统。

1992年俄罗斯总统叶利钦访问美国，特意从所住宾馆打电话给索尔仁尼琴。在电话长谈中，叶利钦向他请教了千岛群岛（Курильские острова）的历史归属问题，索尔仁尼琴回答说：“作家的意见对于许多冒犯者来说是毫无准备的，我研究了12世纪所有的历史，没有涉及我们谈到的这个岛，鲍里斯·尼古拉耶维奇，当然需要归还，但代价高昂。”[8]

1994年5月27日，索尔仁尼琴结束20年的流亡生活回到祖国。他选择的回国路线是经阿拉斯加飞到西伯利亚，到当年曾关押他的劳改营总部所在地。在飞机进入俄罗斯领空，降落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索尔仁尼琴走下飞机，面对欢迎的人群，他的第一个举动是俯身用双手抚摸俄罗斯的土地，一字一句沉痛地说：“我到这里向这块土地哀思，成千上万的苏联人当年在这儿被杀害，并埋葬在这里。在今天俄罗斯迅速政治变革的时代，人们太容易遗忘过去的几百万受害者。”索尔仁尼琴在演讲中主张，要追究苏共的责任，以达到民族精神净化。“离开精神净化，不会有真正的民族和睦。”“当年的杀人者、迫害者必须承认错误并忏悔。”[9]索尔仁尼琴专用列车停靠的第一站即是西伯利亚马加丹，这里曾经是国家劳改营管理局的总部所在，也是索尔仁尼琴曾经失去自由的地方。随后历时近两个月到达莫斯科，沿途一路宣讲他当年在《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20多年来又不断在长篇巨著《红轮》中强调的那些观点。

在返回莫斯科后不久，索尔仁尼琴于1994年11月7日在俄罗斯杜马发表了人们期待已久的演讲。演讲仍然是索尔仁尼琴式的风格，仍然是“不合时宜的话”。他说：“俄罗斯今天在各方面都处于深重的大灾难中，哀怨之声遍布四野。政府未能履行对公民的责任，国家走向一条虚妄、艰难和曲折的道路……”[10]这番话被与他同属持不同政见者阵营但政治观点和政治理想南辕北辙的罗伊·麦德维杰夫称为索尔仁尼琴唯一一次“掷地有声的致辞”。

索尔仁尼琴在回国之前向《纽约时报》记者说：“我回国后不会谋求任何官方职务。但是，对于使俄罗斯人民从过去沉重的状况中解脱出来，恢复健康的精神生活，我将发挥影响力。”这位崇尚精神价值的作家回到俄罗斯，就对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俄罗斯现实提出很多批评，被称为“俄罗斯的良心”和“当代托尔斯泰”。于是，他的不合时宜的批评引发连锁效应，俄罗斯ОРТ电视台奉命停止对索尔仁尼琴的电视采访。

1998年，在他80岁生日时，拒绝了叶利钦颁发给他的圣安德烈勋章，并称他“不能从一个将俄国带入当今灾难的最高权威那里接受奖赏”。[11]到普京执政之后，索尔仁尼琴与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索尔仁尼琴一改他过去在苏联时代乃至叶利钦时代对执政者的批判态度，对普京给予了高度评价。2007年6月12日，普京高调地为他祝寿，并亲自去索尔仁尼琴的寓所为他授予俄罗斯人文科学最高级别的国家奖章。普京强调要恢复俄国人的道德基础、荣耀以及国际尊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普京试图恢复俄罗斯文化在俄国生活中至高无上的地位，并且将大众媒体置于附和政治的地位。普京把索尔仁尼琴和利哈乔夫视为俄罗斯思想大师，奉为坚持俄罗斯理想的楷模，称索尔仁尼琴是“为人民、祖国以及自由、正义和人道主义理想真心奉献和无私服务的榜样”。[12]从2006年起，俄罗斯开始整理出版索尔仁尼琴全集，在30卷文集出版之际，索尔仁尼琴表示：“文学首先应该对人类负责，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作家是不自由的。作家的自由体现在对创作的探索当中，他时时刻刻都承担着责任。这样的文学在俄罗斯曾经长期存在，将来依旧会存在。”[13]

三 “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

索尔仁尼琴的价值观是传统主义，他是一个生活在20世纪的斯拉夫主义者。正如1970年瑞典文学院颁奖词所说：“他在维护汲取于伟大的俄罗斯文学传统中的道德力量”方面做出了重大的贡献。索尔仁尼琴的文学创作和政治理想的意义，就在于其对俄国文学传统和文化传统的继承，在于其始终坚持的“道德力量”和“俄罗斯思想”。

从索尔仁尼琴创作的小说、政论著作中可以发现，他的世界观是保守主义的，他不仅继承了俄国知识分子的道德批判传统，继承了19世纪俄罗斯思想的集大成者——斯拉夫主义，而且继承了17世纪的俄国分裂教派（сектанты或раскольник）情结。

分裂教派运动（раскольничество）始发于17世纪中期，它是因东正教会大牧首尼康强制推行宗教改革而引发的社会反抗和思想反抗运动。尼康控制的教会和沙皇政府对分裂派进行了残酷的迫害。分裂教派视尼康和沙皇为“敌基督者”（антихристы），认为他们触怒了上帝，“神恩已被收回天堂”，俄罗斯的末日即将来临。分裂教派逃离尘世，退隐山林，以求脱离“现世生活”，洗净罪孽的思想，此为第一次净化行动。最后一次净化行动就是自焚——“用火进行第二次不可亵渎的洗礼”，目的是“使自己的灵魂不再为邪恶所毁灭”。[14]分裂教派运动对俄国社会发展影响巨大而且持久，培育了社会广泛的反教会和反政府的意识，而分裂教派思想对俄国知识阶层的影响更为重大。索尔仁尼琴自20世纪60年代中期受压制后，就开始以长髯、粗衣、忧郁、寡言的形象面世，而这正是18—19世纪分裂教派的典型形象。

索尔仁尼琴在1973年《致苏联领导人的公开信》中提出要靠“还没有被尼康歪曲的、没有被彼得大帝搞成枯燥无味的俄国正教”来建立俄国人的精神家园，主张以“纯净的”西伯利亚为俄国发展之基地。他在《古拉格群岛》第2 卷中重点描述了位于苏联北部的索洛维茨修道院，并配了许多历史照片做了浓墨重彩的描述。历史上索洛维茨修道院正是分裂教派的“圣地”、“北方崇拜”的象征和众多分裂教派的殉难地。

索尔仁尼琴所代表的持不同政见者派别人数甚少，但以极其鲜明的保守主义政治理念独树一帜。70年代索尔仁尼琴曾与代表持不同政见者的“西方派”的萨哈罗夫发生了激烈争论，焦点在于如何看待俄罗斯文化传统和西方文化。萨哈罗夫评价索尔仁尼琴1973年的《致苏联领导人的信》中充满了“反民主的、民族主义和‘危险有害’的内容”。“我必须表示我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不同意索尔仁尼琴的立场。但从另一方面讲，索尔仁尼琴信的公布是一个重要的社会现象，是一个按照原则自由讨论的事实。尽管索尔仁尼琴的一些观点和世界观在我看来是错误的，但他仍然是现代悲剧世界中为争取人类价值斗争的巨人。”[15]

索尔仁尼琴在2001年出版的最后一部著作《二百年在一起》（Двести лет вместе）中也展现了他的保守主义和民族主义的政治理念，书中描写俄国人和犹太人共处的历史，读起来落后于时代，充满说教和保守，明显主张反犹主义。犹太族学者马克·杰奇（Марк Дейч）、伊哈南·彼得罗夫斯基-施杰尔（Йоханан Петровский-Штерн）对此提出了强烈的批评。弗拉基米尔·沃依诺维奇（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评价说：“索尔仁尼琴的书《二百年在一起》又臭又长，而且谎言满篇。”[16]

索尔仁尼琴对俄罗斯的最大邻居中国始终持不信任态度，将中国视为潜在的敌人。1994年刚刚回归祖国的索尔仁尼琴在多次演讲都表达了这样的思想：俄罗斯政府忽略了远东，而听任中国人去占领，如不采取措施，远东乃至整个东西伯利亚都将充满黄种人。

在1999年出版的《坍塌的俄罗斯》（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一书中，他表达了自己对强势的西方文化的进攻与俄罗斯文化软弱无力的回应的担忧：“俄国正在知识精英和西方尤其是美国面前下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扩大是向俄国施压的西方阴谋”，“俄国社会将毁灭；再过一个世纪，字典里俄国这个字眼就可能惨遭删除……”[17]

2006年4月，索尔仁尼琴在接受《莫斯科新闻》采访时表达了对北约大规模东扩以及中亚和乌克兰等国发生的“颜色革命”（цветные революции）的极度担忧。他认为，“北约组织有步骤和持续性地发展着自己的军事机构，在欧洲东部和从南部包围俄罗斯大陆。颜色革命得到公开的物质和精神支持，北大西洋组织在中亚的利益得到离奇的推进，所有这些已经毫无疑问地说明了，正在形成对俄罗斯的全面包围，然而是夺取它的主权”。[18]

索尔仁尼琴极端的斯拉夫主义思想和同样极端的俄罗斯民族主义思想受到了萨哈罗夫等人的批评，也引起国际学术界的普遍关注。美国著名的俄国史专家里查德·派普斯在2008年8月7日索尔仁尼琴去世后，在接受英文版《莫斯科新闻》（The Moscow Times）采访时评价了索尔仁尼琴的政治和历史观点，对他的新斯拉夫主义政治立场提出了严厉的批评：“索尔仁尼琴将苏联共产主义灾难的责任归于西方。他确信地指出马克思主义的欧洲根源，但是他任何时候都没有提出问题，即：为什么在其他的欧洲国家没有走向古拉格，而是走向公民国家。他带着愤怒推测，列宁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根源在于俄国的过去。他的俄国历史知识是肤浅的、充满浪漫主义的伤感。在指责西方是帝国主义之后，他好像一点都不知道他的祖国对于非俄罗斯人居住区域的不可思议的扩张历史，甚至否定了沙皇俄国存在书报检查制度和判处持不同政见者服苦役，当然，这荒唐之极。”这位最有学术资格对俄国历史和现实发表意见的美国历史学家最后的评语是：“索尔仁尼琴是俄罗斯保守传统中的一员，一个现代版的陀思妥耶夫斯基。”[19]

索尔仁尼琴自称是生活在“苏联时代”和俄罗斯当代的“俄国人”，他的思想与俄国历史上的斯拉夫派是一脉相承的。不论是在苏联国内生活时期，还是在侨居美国时期，还是在重返俄罗斯之后的晚年时光里，他始终强调珍惜俄罗斯文化传统，始终没有放弃对俄国独特发展道路的坚持，以及对俄罗斯民族的“精神优越”的鼓吹。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对传统斯拉夫主义的核心进行阐释和发展，索尔仁尼琴无疑需要一种比霍米亚科夫（А.С.Хомяков）、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陀思妥耶夫斯基（Ф.М.Достаевский）、索洛维约夫（С.М.Соловьев）等老“斯拉夫主义者”具有更多的勇气和自信。

在经历了苏联时代的政治风雨、旅欧美时期的政治思考和后苏联时代——新俄罗斯的艰难转型之痛后，索尔仁尼琴在晚年基本上停止了文学创作，而专注于政治思考和写作。索尔仁尼琴认为俄罗斯正处于历史上第三个困难时代，第一个时期是17世纪波兰和土耳其势力干涉俄罗斯和罗曼诺夫王朝的兴起，第二个时期是从1917年的二月革命到十月革命，第三个时期即是90年代初以来的俄罗斯痛苦转型时期。

《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力所能及的考虑》（1990）、《20世纪末的“俄罗斯问题”》（Русский вопрос" к концу XX в，1994）和《坍塌的俄罗斯》（1999）是他的“政论三部曲”。在三部著作中，索尔仁尼琴已经不再仅仅从自己生活的阴影中寻找写作素材，也不满足于通过文学作品体现其思想观点的间接手法，而是干脆直抒胸臆，对俄国历史和现状提出批评，对当政的权贵（包括叶利钦和其他俄罗斯政治家）进行无情批判。他开出的“济世良方”就是回到俄罗斯文化传统中，回到东正教传统中，彻底摆脱已经毫无希望的西方文化和政治模式的诱惑，走俄罗斯自己的道路，较为集中地表达了他的“新斯拉夫主义”思想。

2007年是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90周年纪念日，当年2月，索尔仁尼琴为鸿篇巨著《红轮》第3 卷写的纲要式文章《二月革命反思录》发表。索尔仁尼琴在文章中认为1917年的两场大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都是应该诅咒的“西化式”的革命，二月革命与十月革命同样激进，前者直接导致了后者的结果。他再次主张珍视俄国的文化传统，反对激进式的革命和暴力。他同时激烈地批评了90年代初以来叶利钦政府的激进改革和大西洋主义。这篇文章得到了普京的高度评价，甚至把该文作为文件发给政府官员们学习。

索尔仁尼琴的三部政论著作中有三个贯穿始终的思想，一是对人民的“自我管理”方式的倡导；二是对俄罗斯民族特性的强调；三是对西方文化不妥协的批判。他认为在俄国历史上人民的自我管理已经成为一种极其有效的文化传统，应该加以继承。他甚至重提老“斯拉夫派”的学术观点，强调被人们误解数百年的“самодержавие”不应该理解为“绝对专制制度”（абсолютизм），而是人民“自我”（сам）+“管理”（держать）的特殊方式。俄国的力量、精华和希望，全都积淀在俄国的深处和底部，只有从最基本的民族利益出发，体现最普通人民的愿望，俄国的复兴才有希望，俄国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独特性和发展道路也才能得以彰显。索尔仁尼琴认为历史上的西方世界对俄国一直怀有敌意，不愿意看到俄国的强大，总是千方百计地破坏它的威信并置它于危险境地。当今的西方世界仍然给俄罗斯民族构成了巨大的威胁，持续半个世纪的冷战即是明证，而苏联解体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对俄罗斯的所作所为更是说明了这一点。索尔仁尼琴认为从长远来看，西方文化和西方文明本身已经完全衰败和堕落了，总是在俄罗斯历史发展“路标”不明之时发出诱惑，让俄国的民族性格和文化取向不时地左右摇摆，从而极大地影响了俄罗斯人民族自信心的树立以及俄国自主发展道路的开辟。

2007年7月，德国《明镜周刊》（Der Spiegel）采访88岁的索尔仁尼琴时提出这样的问题：“你害怕死亡吗？”他的回答是：“不，我不再惧怕死亡……年轻的时候我曾经害怕，担心自己死后所有的文字创作计划落空。如今，对我而言，死亡是自然的事情——它不是终结，而是一个人存在的里程碑。”采访结束前记者礼貌地祝他长寿，老人摆摆手，说：“不需要，已经足够了。”这就是索尔尼琴的生死观。

索尔仁尼琴于2008年8月3日在莫斯科去世，享年89岁，3天后在莫斯科顿斯科修道院以东正教仪式厚葬。普京总统提议把索尔仁尼琴的作品列入教学课本。他说，索尔仁尼琴用他的作品和生活反映了国家的历史，“为社会打了一剂防疫针”。2009年8月3日正午12时，在莫斯科顿斯科伊修道院的索尔仁尼琴墓地，鲜花包围着十字架，方蜡烛点燃，作家的遗孀索尔仁尼琴娜（Н.С.Солженицына）[20]以及众多政界要人和文化名流一起肃立默哀，追思逝者，许多普通民众亦前来致敬。随后在俄罗斯科学院礼堂举行了大型的纪念仪式，到会者有前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俄罗斯总理普京、俄罗斯科学院院长奥西波夫、莫斯科大学校长萨多夫尼奇、俄罗斯前总理普里马科夫等人。当天，俄罗斯总统梅德韦杰夫签署了《关于建立索尔仁尼琴永久纪念碑的法令》（Об увековечении памяти А.И.Солженицына）。他致信索尔仁尼琴娜，认为“索尔仁尼琴的道路是一个真战士的路，经受了一切形式的磨砺和艰辛”，他“对祖国和同胞充满了无限的爱”。普京亦向索尔仁尼琴娜发电报，称：“自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去世，忽已一年，在此期间，我们越来越意识到祖国的文学和文化和全俄罗斯遭受了巨大的和无法弥补的损失。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是拥有多方面才华、百科全书般的知识和坚定灵魂的人，是真正的俄国知识分子，是地球上真正的人，他丰富的创作和思想遗产将永远在俄罗斯文学和我国编年史上占据特殊地位。”[21]俄罗斯教育部宣布设立索尔仁尼琴助学金以资助大学生，莫斯科市政府宣布将用索尔仁尼琴的名字命名莫斯科的一条街道。为办好去世周年纪念，普京于2009年7月28日接见来访的索尔仁尼琴娜，表示：“再过几天，我们将迎来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去世一周年。想到这儿，今天我愿意重温一下我们当时和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讨论过的话题——对他作品的‘宣传’（пропаганда）或是‘研究’（изучение）……”索尔仁尼琴娜立即打断了普京的话：“研究更好些，比宣传好。”于是，在俄联邦政府网站（www.government.ru）的记录稿《俄罗斯联邦总理普京会晤索尔仁尼琴娜》中，写明了“研究索尔仁尼琴的文学遗产”。[22]

当年与索尔仁尼琴有着极其特殊关系的原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的孙女、美国纽约新学院大学教授尼娜·赫鲁晓娃（Нина Хрущева）在2008年索尔仁尼琴去世后评价说：“索尔仁尼琴的悲剧在于，尽管他在把俄国从独裁统治中解放出来的过程中发挥了巨大作用，但是在俄国民众获得解放以后，除了责难他们，他就江郎才尽了。但是也许有一天我们俄国人民将会从我们虚假的梦想中解脱出来。那一天到来的时候，英勇的索尔仁尼琴，将会还给我们那个永不投降、永不被腐化的索尔仁尼琴。但是我们现在最为需要这个索尔仁尼琴，用弥尔顿《失乐园》描写地狱的诗句来说就是：索尔仁尼琴——这并非光明，而是看得见的黑暗（Солженицын-это не свет，а，скорее，видимая тьма）”。[23]赫鲁晓娃对索尔仁尼琴的评说显然是一种另类观点。

“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这是索尔仁尼琴在1990年这个俄国（苏联）历史的关键时刻发出的振聋发聩的疑问，但他并没有给出完整的回答。

现在，笔者将其作为本书的结束语：“Как нам обустроить Россию？——How to Rebuilding Russia？——我们怎样重建俄罗斯？”

[1] 沙拉金：《图波列夫囚徒设计所》，崔芝远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第1页。

[2] 沃尔科戈诺夫：《斯大林：胜利与悲剧》，张慕良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2001，第282页。

[3]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下册，景黎明译，群众出版社，2000，第154页。

[4]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下册，第318页。

[5]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下册，第399页。

[6]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下册，第90、91页。

[7]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第615页。

[8] Аргуменмы u факмы. № 32，2008-08-06.

[9] http：//www.hrono.info/biograf/soljenic.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0] http：//www.hrono.info/biograf/soljenic.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1] Екатерина Деготь.Солженицын не принял награды.//Коммерсант-daily，1998-12-15.№ 233.

[12] http：//www.hrono.info/biograf/soljenic.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3] http：//www.hrono.info/biograf/soljenic.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4] 尼科利斯基：《俄国教会史》，丁士超等译，商务印书馆，2000，第196—197页。

[15] http：//ru.wikipedia.org/wiki/.2015年5月30日访问。

[16] Владимир Войнович：Солженицын недостаточно умный человек//Русский базар.2004-03-02.

[17]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 Россия в обвале. М.，1999.С.12，15，69.

[18] http：//www.evreyskaya.de/archive/artikel_238.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19] The Moscow Times，2008-08-07.

[20] 娜塔利娅·斯维特罗娃·索尔仁尼琴娜出生于1937年，1972年成为索尔仁尼琴的第二位妻子，她一直担任他的私人秘书，主管索尔仁尼琴手稿的收藏、编辑和出版，并管理索尔仁尼琴基金会。

[21] http：//www.government.ru/content/governmentactivity/presscenter/soob%5Fpress/archive/2009/08/03/9835322.htm，2015年5月30日访问。

[22] http：//www.government.ru/content/governmentactivity/presscenter/soob%5Fpress/archive/2009/08/03/9835322.htm，2015年5月30日访问。

[23] 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khrushcheva35/Russian，2015年5月30日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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РГАЛИ.Ф.631.Он.14.Д.56.Л.3，14，15，17，17 об.20-26.

РГАЛИ.Ф.634.Оп.4.Д.407.Л.6，8.

РГАНИ，Ф.5，Оп.59，Д.56，Л.189-192.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5.Д.376.Л.2，8.

РЦХИДНИ.Ф.17.Оп.125.Д.376.Л.84，85.

Сивачев Н.В.，Языков Е.Х. Внешняя политика 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ое отношение СССР.документы. М.，1973.

Сталинское политбюро в 30-ые годы：Сборник документов. М.，1995.

Собрание узаконений и распоряжений рабоче-крестьянского правительства. № 19.М.，：Изд-во Народного комиссариата юстиции，1921.

Совершенно секретно：Лубянка—Сталину о положении в стране 1922-1934гг.М.，Т.5.2003.

Тряскина В.А. Документы по истории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1917—1925 гг.Л.，：Наука，1986.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Оп.1，Д.24，Л.2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Оп.1，Д.5，Л.1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281，Оп.1，Д.56，Л.61.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историко-политических документов（бывший Ленинградский партийный архив），Ф.24，Оп.2-в，Д.2862，Л.82-101.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Оп.1，Д.5，Л.1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1，Оп.2，Д.55，Л.248-253.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1，Оп.2，Д.31，Л.2-9.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30，Л.28-48.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архив литературы и искусства в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е，Ф.359，Оп.2，Д.149，Л.21-22.

Центральный архив Федеральной службы безопасности РФ，Д.685；Ф.55，Оп.2，Д.739，852.

Уставы Российской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1724—1999. М.，1999.

ЯковлеваА.Н. Документы ЦК РКП（б）-ВКП（б），ВЧК-ОГПУ-НКВД о культурнойполитике.1917-1953. М.，1999.

（二）中文著作

爱伦堡：《人·岁月·生活》下卷，冯南江等译，海南出版社，2008。

爱伦堡：《解冻》，钱诚译，漓江出版社，1997。

阿夫托尔哈诺夫：《勃列日涅夫的力量和弱点》，杨春华、张道庆译，新华出版社，1981。

阿尔蒙德等：《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曹沛霖、郑世平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阿尔蒙德等：《当代比较政治学》，朱曾汶、林铮译，商务印书馆，1993。

阿尔巴托夫：《苏联政治内幕：知情者的见证》，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1998。

伯林：《俄国思想家》，彭淮栋译，译林出版社，2001。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2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3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4。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6集，上海人民出版社编译室编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2集，复旦大学外文系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79。

《勃列日涅夫言论》第17集，复旦大学外文系编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

陈之骅主编《勃列日涅夫时期的苏联》，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多洛：《国际文化关系》，孙恒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多勃雷宁：《信赖》，肖敏等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7。

达姆扬诺维奇：《铁托自述》，达洲译，新华出版社，1984。

戈尔巴乔夫：《“真相”与自白——戈尔巴乔夫回忆录》，述弢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格奥尔吉耶娃：《俄罗斯文化史——历史与现代》，焦东建等译，商务印书馆，2006。

《赫鲁晓夫言论》第13集，世界知识出版社，1966。

赫德里克·史密斯：《俄国人》下册，上海《外国问题资料》编辑组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77。

基斯嘉柯夫斯基等：《路标集》，彭甄等译，云南人民出版社，1999。

克里斯托弗·安德鲁等：《克格勃绝密档案》下册，王振西等译，当代世界出版社，2002。

《列宁选集》第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

《列宁全集》第6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0。

《列宁全集》第34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5。

《列宁全集》第36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0。

《列宁全集》第38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6。

《列宁全集》第40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6。

《列宁全集》第42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7。

《列宁全集》第43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87。

《列宁选集》第4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95。

罗森塔尔、尤金主编《简明哲学辞典》，中央编译局译，三联书店，1973。

利西奇多等：《第三次世界大战——信息心理战》，徐昌翰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

麦德维杰夫等：《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

麦德维杰夫：《论苏联的持不同政见者》，刘明译，群众出版社，1984。

麦德维杰夫等：《谁是疯子》，钱诚译，群众出版社，1979。

麦德维杰夫：《政治日记》，贾连义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1983。

麦德维杰夫：《人们所不知道的安德罗波夫》，徐葵等译，新华出版社，2001。

麦德维杰夫：《论社会主义民主》，史正苏译，商务印书馆，1982。

美国革命联盟主编《资本主义是怎样在苏联复辟的》，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

米洛凡·吉拉斯：《铁托：内幕故事》，柯雄译，新华出版社，1981。

米洛凡·吉拉斯：《不完美的社会》，时苍译，台湾金枫出版公司，1987。

米洛凡·吉拉斯：《新阶级》，《吉拉斯谈话录》附录，袁东等译，台北远景出版事业公司，1984。

米洛凡·吉拉斯：《同斯大林的谈话》，司徒协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83。

《尼克松1973年对外政策报告》，上海人民出版社，1973。

薛君智主编《欧美学者论苏俄文学》，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

皮霍亚：《苏联政权史 1945—1991》，徐锦栋等译，东方出版社，2006。

丘奇沃德：《苏联的知识分子》，石宜译，商务印书馆，1978。

阮西湖：《苏联民族问题的历史与现状》，三联书店，1979。

斯蒂芬·F.科恩：《苏联经验重探——1917年以来的政治和历史》，陈玮译，东方出版社，1987。

《斯大林全集》第12卷，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55。

《斯大林文选》下册，中央编译局译，人民出版社，1962。

《苏联作家第一次代表大会文献辑要》，刘逢祺译，首都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苏联百科词典》，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

《苏联共产党第二十二次代表大会文件汇编》，人民出版社，1961。

索尔仁尼琴：《第一圈》，景黎明译，群众出版社，2000。

索尔仁尼琴：《牛犊顶橡树》，陈淑贤等译，中国文联出版社，2011。

沃尔夫冈·莱昂哈德：《是一次新革命的前夕吗？——关于苏联共产主义的研究》，陈恕林等译，商务印书馆，1980。

伊格纳季耶夫：《伯林传》，罗妍莉译，译林出版社，2003。

泽夫·卡茨等：《苏联民族手册》，费孝通等译，人民出版社，1982。

张建华：《俄国知识分子思想史导论》，商务印书馆，2008。

张建华：《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2。

（三）外文著作

Ахматова А. Собрание сочетания. М.，Т.3.1998.

Акопов С.С.，ГуреевН.Д.，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1953—1996. М.，1997.

АлексееваЛ.М.，ИсторияинакомыслиявСССР.Вильнюс-Москва.1992.

Аксютин Ю.В. Бровкни В.А.，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я—СССР—Российская Федерация. М.，Т.2.1996.

Быкова С.Н. Социальное развит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М.，1986.

Беда А.А. Советская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культура через призму МВД（1946-1958）.М.，2002.

БердяевН.А. Вехи/Из глубины. М.，1991.

Боффа Д. От СССP к России：История неоконченного кризиса 1964-1994. М.，1995.

Волкогонов Д. Семь вождей. М.，T.2.1995.

Ворожейкин И.Е.，Ким М.П. Наумов В.П.，Советская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стория формирования и роста. 1917-1965. М.，1968.

Всесоюзное совещание передовиков соревнования бригад и ударников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го труда. М.，：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1960.

Восленский М. Номенклатура—Господствующий класс Советского Союза. London，1984.

Горшков М.К.，Сорокин А.К. Проблемы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и экономической истории России. М.，1998.

Горяева Т.М. Иституты управления культурой в период становления. 1917-1930-е гг.Партийное руководство；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ы управления：Схемы. М.，2004.

Горяева Т.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цензура в СССР 1917-1991.М.，：РОССПЭН，2002.

Горелик Г. Андрей Сахаров：Наука и Свобода. М.，2000.

Джилас М. Новый класс—Анализ 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ой системы. New York，1957.

Журавлев В.В.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история России. М.，1998.

ИльинаИ.Н. Общественные организации России в 1920-е годы. М.，2000.

Иванова Л.В. 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советской научн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1917-1927 гг）.М.，1980.

Коротков А.В. Кремлевский самосуд—секретные документы политбюро о писателе А.Солженицыне. М.，1994.

Костырченко Г.В. Еврейский антифашисткий комитет в СССР 1941-1948：Документированная история. М.，：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 отношения，1996.

Кольцов А.В. Развитие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как высшего научно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 СССР. 1926—1932.Л.，：Наука，1982.

Кондаков И.В. Культурология.история культуры России. М.，2003.

Кузнецов Е.М.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агитация：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и практика. М.，：Мысль，1974.

КоржихинаТ.П. Советское государство и его учреждения：ноябрь 1917 г.—декабрь 1991 г. М.，：РГГУ，1994.

КозловВ.А. Массовые беспорядки в СССР при Хрущеве и Брежневе 1953—начало 1980_х гг. Сибирский хронограф Новосибирск.1999.

Лакшин В.Я. "Новый мир" во времена Хрущева. М.，1991.

Луначарский А.В. Об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статей）. М.，：Красная новь，1923.

Медведев Р.А. Солженицын и Сахаров. М.，2002.

Почепцов Г.Г. Имиджелогия. М.，2001.

Новикова Э.Е. Советские женщины и профсоюзы. М.，：Профиздат，1984.

Ноткина Т.А. В трясину—анатомия застоя. М.，1991.

Соколовская Т. 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 и его значение в истории обшественн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М.，1999.

Симчера В.М. Развитие экономики России за 100 лет（1900-2000）：Исторические ряды，вековые тренды，институциональные циклы. М.，2006.

Степаков В.И. Партийн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 — научные основы. М.，1967.

Фатеев А.В. Образ врага в совет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е.1945-1954 гг. М.，19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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Чубарьян А.О. Сталинское десятилетие холодное войну. М.，1999.

ЭльяшевичД.А. Еврейский вопрос под советской цензурой：1917-1991. СПб.，：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еврейски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1996.

Эренбург И. Близится час！ М.，1942.

Янкова З.А. Советская женщина：Социальный портрет. М.，：Политиздат，1978.

American Association for Public Opinion Research：Public opinion quarterly，Chicago：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9.

Aaron，B.，Wildavsky，Beyond Containment：Alternative American Policies toward the Soviet Union，Washington，D.C.：Potomac Associates，New York，1993.

Amalrik，A.，Can the Soviet Union Survive till 1984？ London：Allen Lane，1970.

Berglund，K.，The Vexing Case of Igor Shafarevich，a Russian Political Thinker，Birkhauser，2012.

Berlin，Isaiah，The Soviet Mind：Russian Culture under Communism，edited by Henry Hardy，Washington，D.C.：Brookings Institution Press.2003.

Brent，Jonathan，Vladimir P.Naumov，Stalin’s Last Crime：The Doctor’s Plot，John Murray（Publishers），2003.

Cohen，Stephen F.，Rethinking the Soviet Experience：Politics and History since 1917，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5.

Djilas，Milovan，Land Without Justice，New York：Harcourt，Brace & Co.，1958.

Djilas，Milovan，Fall of the New Class，A History of Communism’s self-destruction，New York：A. A. Knopf，1998.

Herman，Ermolaev，Censorship in Soviet Literature 1917-1991，Lanham：Rowman & Littlefield，1997.

Klose，Kevin，Russia and Russians in the Closed Society，New York：Norton & Company，1984.

Krzavac，Savo，Djilas’ Interviews：The Blindness of a Renegade，from Reinhartz. Dennis，Milovan Djilas，a Revolutionary as a Writer，New York：Distributed b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1981.

Parks，J.D.，Culture，Conflict，and Coexistence：American-Soviet Cultural Relations，1917-1958，Jefferson，N.C.：McFarland，1983.

Raimondo，Justin，An Enemy of The State，Amherst，N.Y.：Prometheus Books，2000.

Redlich，Shimon，War，Holocaust and Stalinism：A Documented Study of the Jewish Anti-Fascist Committee in the USSR，Harwood Academic Publishers GmbH，1995.

Rothbard，Murray N.，The Betrayal of The American Right，Alabama：Ludwig von Mises Institute，2007.

Struve，Pipes R.，Liberal on the Right（1905-1944），Cambridge，1980.

Voren，Robert van，On Dissidents and Madness：From the Soviet Union of Leonid Brezhnev to the “Soviet Union” of Vladimir Putin，Amsterdam-New York：Rodopi，2000.

White，Stephen，Political Culture and Soviet Politics，New York：The Macmillan Press，1979.

（四）中文论文

柳巴尔斯基：《苏联持不同政见运动的社会基础和规模》，《苏联问题译丛》第6辑，三联书店，1980。

麦德维杰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

米洛凡·吉拉斯：《社会主义的现实与未来》，《苏联东欧问题译丛》1991年第3期。

乔治·F.凯南：《1917年至1976年间的美苏关系》，《世界历史译丛》1979年第1期。

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

萨哈罗夫：《评索尔仁尼琴〈致苏联领导人的信〉》，《国外思潮》第4辑《苏联持不同政见者论文选译》，外文出版局《编译参考》编辑部，1980。

张建华：《以〈路标〉为界：俄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思想波澜》，《历史研究》，2003年第5期。

（五）外文期刊文章

Боборыкин П.Д.Подгнившие “Вехи”//В защиту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Сб.статей. М.，1909.

Блох С.，Рэддауэй П.Диагноз：инакомыслие//Карта：Российский неза висимый и право защитный журнал. 1996.№13-14.

Екатерина Деготь.Солженицын не принял награды. //Коммерсант-daily，1998-12-15. № 233

Гудков Л.Идеологема врага：Враги как массовый синдром и механизм социокультурной интеграции.//Образ врага. М.，2005.

Какоурова Н.А.Формирование юридиче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в Сибири в 20-е-начале 1930-х гг.：Проблемы современной отечественной историографии//Сибирский юридический вестник.2003.№2

Колеров М.А. Самоанализ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 как политическая философия//Новый мир. 1994，№.8.

Козлова Л.А.Комплектование Института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1920-е годы //Социологический журнал. 1997.№ 4.

Паршин А.Н. “Вехи” “Из глубины”，“Из-под глыб” как религиозные манифесты русской интеллигенции//Сборник “Вехи” в контексте русск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M.，2007

Савельев А.В.Политическое своеобразие диссидентского движения в СССР 1950-х—1970-х годов.//Вопросы истории. 1998.№4.

Шириня К.К. Идея мировой революции в стратегии Коминтерна //Новая и новейшая история. 1995.№ 5.

Шинкарук С.А.Отражение 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конъюнктуры в повседневной жизни население России//Российская повседневность，1921-1941 гг，новые подходы. СПб.，1995.

Штурман Д.М. После катастрофы//Новый мир.1995

David Wedgwood Benn，New Thinking in Soviet Propaganda，Soviet Studies，Vol.21，No.1（Jul.，1969）.

George V.Allen，Are the Soviets Winning the Propaganda War？，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Vol.336（Jul.，1961）.

Perlin Terry，Antioch Review From Under The Rubble，The Antioch Review，Vol.35，No.1（Winter，1977）.

（六）网络文献

Агурский М.С.，Современные общественно-экономические системы и их перспективы.：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3.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Барабанов Е.В.Раскол Церкви и мира：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8.html.

Барабанов Е.В.Христианская инициатива：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3.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Борисов В.М.Личность 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е самосознание：http：//www. 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9.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Поливанов М.К.Направление перемен：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6.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Светов Ф.Г.Русские судьбы：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7.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На возврате дыхания и сознания：http：//www. 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Раскаяние и самоограничение как категории национальной жизни：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5.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Образованщина：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0.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Солженицын А.И.Пресс-конферения в Цюрих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4.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Шафаревич И.Р.Социализм：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Шафаревич И.Р.Обособление или сближение？Национальный вопрос в СССР：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04.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Шафаревич И.Р.Есть ли у России будущее？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1.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Шафаревич И.Р.О сборнике "Из-под глыб"：http：//www.vehi.net/samizdat/izpodglyb/12.html，2015年5月30日访问。

附录一 外国人名对照表

A

爱伦堡（И.Г.Эренбург）

安德烈·纪德（André Gide）

安德罗波夫（Ю.В.Андропов）

阿尔蒙德（Gabriel Abraham Almond）

阿维尔巴赫（Л.Авербах）

阿格拉诺夫（Я.С.Агранов）

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

B

布哈林（Н.И.Бухарин）

布什（George H.W.Bush）

别达（А.А.Беда）

彼得留拉（С.В.Петлюра）

博博雷金（П.Д.Боборыкин）

勃列日涅夫（Л.И.Брежнев）

波克罗夫斯基（М.Н.Покровский）

布留姆（В.Блюм）

贝利亚（Л.Берия）

C

茨维塔耶娃（М.И.Цветаева）

D

邓尼金（А.И.Деникин）

杜勒斯（Allen Welsh Dulles）

F

弗兰格尔（П.Н.Врангель）

法捷耶夫（А.А.Фадеев）

G

高尔基（М.Горький）

高尔察克（А.B.Колчак）

葛兰西（Antonio Gramsci）

戈尔巴乔夫（М.С.Горбачёв）

H

哈贝马斯（JurgenHabermas）

赫鲁晓夫（Н.С.Хрущев）

J

季诺维也夫（А.А.Зиновьев）

季诺维也夫（Г.Е.Зиновьев）

季玛舒克（Лидия Тимашук）

加米涅夫（Л.Б.Каменев）

基洛夫（С.М.Киров）

基皮乌斯（З.Н.Гиппиус）

捷尔仁斯基（Ф.Э.Дзержинский）

K

克拉斯诺夫（П.Н.Краснов）

L

鲁特凯维奇（М.Н.Рудкевич）

卢那察尔斯基（А.В.Луначарский）

罗森塔尔（М.Розенталь）

柳亭（В.Н.Людин）

里根（Ronald Wilson Reagan）

利加乔夫（Е.К.Лигачёв）

李森科（Т.Д.Лысенко）

M

米洛凡·吉拉斯（Milovan Djilas）

米霍埃尔斯（С.М.Михоэлс）

穆拉杰里（В.Мурадели）

穆瑞·罗斯巴德（Murray N.Rothbard）

汉斯·摩根索（Hans J.Morgenthau）

麦德维杰夫（Рой Медведев）

P

普列汉诺夫（Г.В.Плеханов）

帕斯捷尔纳克（Б.Л.Пастернак）

Q

契尔年科（К.У.Черненко）

R

日丹诺夫（А.А.Жданов）

S

索尔仁尼琴（А.И.Солженицын）

萨哈罗夫（А.Д.Сахаров）

斯徒卢威（Г.П.Струве）

斯大林（И.В.Сталин）

苏斯洛夫（М.А.Суслов）

T

特列基亚科夫斯基（В.К.Третьяковский）

特瓦尔多夫斯基（А.Т.Твардовский）

塔尔科夫斯基（А.А.Тарковский）

托洛茨基（Л.Д.Троцкий）

W

威廉·巴克利（William F.Buckley）

威廉·威廉姆斯（William Appleman Williams）

X

西蒙诺夫（К.М.Симонов）

左琴科（М.М.Зощенко）

谢尔佐夫（Д.И.Сырцов）

谢皮洛夫（Д.Т.Шепилов）

肖斯塔科维奇（Д.Д.Шостакович）

Y

尤金（П.Юдин）

尤登尼奇（Н.Н.Юденич）

亚历山大洛夫（Г.Ф.Александров）

附录二 专有名词对照表

A

《阿芙乐尔》（Аврора）

B

《布尔什维克》（Большевик）

部长会议国家出版事务委员会（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а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попечати）

巴黎基督教青年会出版社（YMCA-Press）

C

出版业军事与国家保密事务全权管理局（управление Уполномочен ного по охране военных и 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х тайн в печати Министерства внутренни х дел СССР）

超越遏制（Beyond Containment）

持不同政见者（инакомыслящий/диссидент/dissident）

D

“党棍苏维埃”（совет партийцев）

对外文化关系协会（всесоюзное общество культурных связей с заграницей-ВОКС）

“灯塔”广播电台（Радио“Маяк”）

《党的生活》（Партийная жизнь）

E

《俄共（布）中央消息报》［Известие ЦКРКП（б）］

俄罗斯社会科学研究所联合会（РАНИОН）

俄罗斯联邦教育人民委员部（НКПРСФСР）

F

发达社会主义（развитой социализм）

泛斯拉夫主义（панславизм）

泛美主义（панамериканизм）

泛伊朗主义（паниранизм）

泛伊斯兰主义（панисламизм）

泛突厥主义（пантюркизм）

G

国家出版社管理总局（Госиздата）

国家出版总局（Главлит）

国家出版社协会（ОГИЗ）

国家政治保卫局（ГПУ）

国家政治保卫总局（ОГПУ）

国家安全委员会（КГБ）

国立卢蒙巴人民友谊大学（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ый университет дру жбы народов имени Патриса Лумумбы）

国际出版社（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 книга）

工人系（рабфаки）

《关于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О работе Наркомпроса）

共产主义科学院（коммунистиче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共产主义大学（комвузы）

共青团探照灯（комсомольский прожектор）

《共青团真理报》（Комсомольская правда）

共济会（Freemasonry，масонство）

广播委员会（Родиокомитет）

盖洛普机构（The Gallup Poll）

H

红色教授学院（институт красной профессуры）

红色的麦加（Red Mecca）

《红星报》（Красная звезда）

“和平与进步”广播电台（Радио“Мир и Прогресс”）

J

教育人民委员部（Наркомпроса）

教育人民委员部剧院监督总委员会（Главрепертком）

剧目与演出检查管理局（ГУРК）

解冻（оттепель）

《巨石之下》（Из-под глыб）

L

列宁格勒大学（ЛГУ）

列宁图书馆（государственная библиотека имениВ.И.Ленина）

《劳动报》（Труд）

劳动问题和妇女生活委员会（комиссия по вопросам труда и быта женщин）

六十年代人（шестидесядники）

《路标》（Вехи）

M

莫斯科大学（МГУ）

莫斯科广播电台（Московское радио）

美国国际新闻署（Intem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SA）

《美国：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США：Экономика，политика，идео логия）

《美国画报》（Америка Иллюстрированный Журнал）

N

内务人民委员会（НКВД）

内务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внутренних дел）

《涅瓦》（Нева）

《纽约时报》（The New York Times）

《女工》（Работница）

Q

《青年近卫军》（Молодая гвардия）

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ВКИ при СНК СССР）

全苏艺术事业委员会（СУ СССР）

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ВЦСПС）

全苏信息管理局（Совинформбюро）

全苏广播协会（Всесоюзный Радиокомитет）

全苏电影事业委员会（Всесоюзный Комитета по делам кинемато графии）

全苏部长会议艺术事务委员会（комитет по делам искусствпри Совете Министров СССР）

全苏肃反委员会（ВЧК）

全苏发明家和创新者协会（ВОИР）

全俄戏剧协会（Всероссийское театральное общество）

R

荣誉法庭（суд чести）

S

苏联科学院（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СССР）

苏联作家协会（союз советских писателей СССР）

苏联电影事业部（министерство кинемаотграфии СССР）

苏联作曲家协会（союзсоветских композиторов СССР）

苏联军事政治宣传局（советское бюро военно-политической пропаганды）

苏联东欧办公室（Office of the Soviet Union and Eastern Europe，IAS）

苏联妇女委员会（комитет советских женщин）

苏共中央宣传鼓动部（агитационно-пропагандистский отдел）

苏共中央国际部（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й отдел ЦК）

苏共中央情报部（информационный отдел ЦК）

苏维埃爱国主义（советский патриотизм）

苏维埃新人（cоветские новые человечки）

苏维埃生活方式（cоветский образ жизни）

《苏维埃生活》（Soviet Life）

《十月》（Октябрь）

书报检查（censorship，цензура）

世界主义（космополитизм）

世界主义者（космополит）

T

托洛茨基分子（Троцкисты）

塔斯社（ТАСС）

“铁幕”演说（Iron Curtain Speech）

W

魏斯曼主义-摩尔根主义（вейсманизм-морганизм）

为艺术而艺术（искусство для искусства）

无产阶级文化协会（ВАПП）

《文学报》（Литературная газета）

《文学遗产》（Литературное наследство）

文化宣传部（Культпроп）

文化部（отдел культурыСССР）

《文化与生活》报（Культура и жизнь）

五年计划女红旗手（знаменосцы пятилетки）

X

谢拉皮翁兄弟（Серапионовы братья）

《新世界》（Новый мир）

《宣传鼓动通报》（Вестник Агитации и пропаганды）

《宣传员》（Агитатор）

形式主义（формализм）

心理战略委员会（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PSB）

《消息报》（Известие）

Y

意识形态委员会（идеологическая комиссия）

《犹太智者议定书》（Протоколы сионских мудрецов）

犹太复国主义者（сионист）

犹太佬（Еврей）

犹太人反法西斯委员会（еврейского антифашистского комитета）

Z

政治教育委员会校外总管理局（Главполитпросвет）

政治管理总局（Политупраление）

政治教育部（Политико-просветительный отдел）

知识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интеллигент，интеллектуал）

《真理报》（Правда）

政治局（Политбюро）

中央国家档案馆（ЦГОА）

后记

又是一季收成时。按照惯例，还要赘述几句，是为后记，以表心志。

俄国思想史是我的专业和兴趣所在。史学大师梁任公曾说：“我是个主张趣味主义的人，倘若用化学化分‘梁启超’这件东西，把里头所含一种原素名叫‘趣味’的抽出来，只怕所剩下的仅有个零了。”俄国（苏联）知识分子即是我之最爱和趣味所在。

自2010年始，我暂别“俄国”，进入“苏联”，苏联知识分子就成为我长期专注的课题。从苏联知识分子跌宕波澜的命运中，不难看到俄国知识分子的幽暗身影；在苏联政治文化和政治变迁的迷踪漩涡里，不忍体验苏联知识分子的喜怒哀乐。

在“上穷碧落下黄泉，动手动脚找东西”的过程中，在“苦心孤诣”和“寻章摘句”的痛并快乐中，在驻足“苏联”，又回溯“俄国”并兼顾“新俄罗斯”的历史空间里，我时常出现时空错乱、神情恍惚之感，甚至感觉自己似当下网络游戏中最时尚的“角色扮演”（cosplay）一样，时常闪现在19世纪30年代“斯拉夫派”与“西方派”通宵达旦的雄辩沙龙里，或置身肩负使命和为民请命的“到民间去”的民粹派中，或出现在1905年革命、1917年二月革命和十月革命中的街头堡垒；时常跻身于大革命后成为新政权主人翁的“苏维埃知识分子”行列，或侧列于政治受难的知识分子的“哲学船”或“哲学列车”之中，或者身现忽而感受“解冻”继而遭受“酷寒”，时而欢呼“薄春”忽而感叹“隆冬”的苏联知识分子之列。我为苏联知识分子的跌宕起伏和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个人世界而着迷，更为他们的政治抱负和精神境界所感动。其实，俄国（苏联）知识分子的“知”与“行”也是我所秉持的人生榜样。

对于我来说，俄国（苏联）知识分子问题是永久课题。本书是我在《苏联知识分子群体转型研究（1917—1936）》的基础上，在相关时间上对1936—1991年的苏联政治思想史，在具体内容上对苏联知识分子和苏联政治文化问题的进一步研究之作。两书前后相续，内容上亦有相通之处。

感谢我的学生们，近十年来，我们教学相长，互补互益，共同成长。他们提供的资料和研究成果为我的研究和本书提供了非常有价值的借鉴。他们是赵丽杰、曾媛媛、曹群、赵玉明、李晓倩、何伟、庄宇、凌霞等。

张建华

2015年5月31日于京北“不求甚解居”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1936—1991/张建华著.--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9

（京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ISBN 978-7-5097-9059-5

Ⅰ.①思… Ⅱ.①张… Ⅲ.①知识分子-关系-政治-研究-苏联-1936-1991 Ⅳ.①D751.2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216543号

京师世界近现代史研究丛书

思想之镜：知识分子与苏联政治变迁（1936—1991）

著者/张建华

出版人/谢寿光

项目统筹/赵薇

责任编辑/赵薇

出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近代史编辑室（010）593672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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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格/开本：787mm×1092mm 1/16

印张：21.25 字数：359千字

版次/2016年9月第1版 2016年9月第1次印刷

书号/ISBN 978-7-5097-9059-5

定价/79.0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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