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 卷 书 坊

鲲西

上海辞书出版社

开 卷 书 坊

开卷闲话六编·（子聪）

我的歌台文坛·（宋词）

纸醉书迷·（张国功）

书林物语·（沈津）

条畅小集·（严晓星）

书虫日记二集·（彭国梁）

劫后书忆·（躲斋）

寻我旧梦·（鲲西）

目　录

序

自　序

哀　方　言

惟陈言之务去

新年试笔

悲剧不写残忍

大师风范

评价新文学，谁主浮沉？

一天中最静的时刻

书缘：一个外国作家的书房

斯大林之死

今人不识王仁堪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一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二

陈寅恪先生手稿存放之谜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一文读后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三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补文

怀冯友兰先生

含泪怀周雁

记翻译家主万

记徐梵澄

怀　元　化

读《清园谈话录》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李尔王》与《长生殿》

清华园感旧录

西南联大五十载记梦

前　言

卢沟桥炮声

北方三校合并

南下入滇

蒙自小城

西南联大精魂何在？

余响： 踏在石板路上的文林街

我听过张佛泉的课

海藏楼日记拾零（一）

闽人呼叔为家

张园吟咏

晴清士大夫狭邪巷陌

陈三立辫发

康有为、王静安先后殁

吴清源二三事

闽乡邦人识小录

海藏楼日记拾零（二）

心史史笔

吴清源故居

燕京旧事

沪渎杂事

严复故居

林旭之死

郑氏《日记》中戊戌变法

“杀士之朝迹已陈”

鸿雁迟迟——记上世纪初一个英国妇女在中国的经历

象洋乡王家的英国媳妇

英国媳妇在福建的生活

美丽竟然不容于生命

福州繁胜录

Tally 咖啡馆

泰利的罗宋汤当时最有名气

一个农民出身的咖啡馆老板

上海咖啡馆今昔

像读宋词那样喝咖啡

咖啡馆一角

我所知道的南京电影院

关于胡适

破解之破解

序

躲　斋

鲲西老嘱我为他的《寻我旧梦》作序，我不知如何是好。严格地说，我是他的晚辈，忘年之交。五十年前，我们相识于一场惊天地的“阳谋”之后，在一个堪称“炼狱”的场所，但作为“鬼神”，却未曾“泣”，反成了庄子笔下的涸辙之鲋，相濡以沫。惜不久即分手，到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始得重逢。那时，鲲西已值古稀，而我也已过了知天命之年。从此常相往来，谈古论今，海阔天空。然这近三十年的交往，虽颇密切，却很少言及个人，所谈大抵是学术，文史之外，兼及书画、音乐。如涉及往事，鲲西谈得最多的是“清华—西南联大”诸位大师，如陈寅恪、潘光旦、冯友兰、吴雨僧；此外是一些闽籍人氏，如郑孝胥、严复、林旭等。

这是有缘故的：因为清华是鲲西的母校，他对母校有深厚的感情，是他挥不去的“旧梦”。所以他笔下的“清华感旧”，不仅为后人留下一份珍贵的史料，而且时时流露出深沉的感喟，如在怀冯友兰先生的文中，云，“今日还有几人怀思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即其一例。所以，这不仅仅是追寻旧梦而已。

鲲西是福建长乐人，对郑孝胥的关注，或许是一种故乡情结，但更重要的是：郑在中国近代史上是个不可忽略的人物。郑孝胥唆使溥仪出任伪满洲国的“皇帝”，并以伪满洲国国务总理兼军政部总长的身份与日本签订出卖中国东北主权的《日满议定书》，在中国近代史上都是大事。鲲西老之所以潜心于《海藏楼日记》的研读，既缘于海藏系闽人，更缘于史事之辨明。虽云“拾零”，并不系统，然足以启人思考。

关于《红楼梦》，这也是我们常谈的话题。鲲西老说：“这是我的杂学。”所谓“杂学”，是指非其本业。原来他在清华大学时，读的是社会学系，师从潘光旦先生。然而他爱好文学，明清的《金瓶梅》、《红楼梦》，英国的莎士比亚、劳伦斯的作品，是他一读再读，乃至百读千读的“典籍”。于“红学”，他很赞赏俞平伯的某些见解，推崇俞的贡献，自己亦有深切的体验，发而为文，皆中肯綮，这在此集中可以窥见。

其实，鲲西老的“杂学”并不止于文学，他于明清的史事、人物，如袁中郎、吴梅村；于西欧的音乐，如贝多芬、勃拉姆斯，以至指挥家克劳迪奥·阿巴多，都有甚深的研究，精辟的见解，著有《吴伟业》、《听音小札》。只是本集中没有涉及，这里就从略了。如果读者有兴趣，不妨找来一读，自当不以我这话为虚夸。

拉杂写来，实在不像“序”。然浅学如我，在前辈的书前，能说什么呢？

二〇一〇年十一月二十五日于上海九亭

自　序

高阮匆促离去，他原是寅恪先生指定的助教。大约两三天后忽来一短简，只说何不取《歌德对话录》一读。于是我立即去河南路商务印书馆，请老师傅立即取出。商务印书馆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是近邻。反右时房屋尚存，不知今天这建筑还保存否。歌德的一句重话是“在哲学以外也有一个立场，就是健全的常识立场”。正是靠这一句话，我度过无数的风风雨雨。当你看见一个老师被学生打倒在地时，师道至此，你不必引经据典，正是常识告诉你这是不正常的。歌德又说要想做些事：“最后要限制自己”，“使自己孤立是最大的技术”。这就是说要想做些什么自己想做的事，要避免心有旁骛。于是歌德又说：“人可能达到的最高的东西，便是惊异。”我不知道别人怎样，在我很幼小时听我的舅父讲《鲁滨逊漂流记》的故事，在我幼小心灵中便感受一种惊异的感觉。同样你还会遭遇到露出惊奇眼睛的小孩。假设一个人喜爱音乐而且专心致志，贝多芬的交响曲的某一句乐句会使他不自然地感受到心灵的触动，这便是在听音乐中常会感受的“惊异”。我喜欢露出无限惊奇的眼睛，特别是女孩子的眼睛。

歌德还特别注意前人的影响，就我而言这是有许多方面可说的，纪德的转向无疑是最受震动的，其后他又有回答。译文似出于戴望舒之手，但蒋君茀华却是从日文看到的。其次对我有影响的是英国作家 E.M.福斯特，我想说的除了小说以外的散文，尤其是晚期的《为德谟克拉西两呼万岁》意是不能三欢呼。这里纪德的转向似乎被福斯特的更为深入细致的分析所掩盖。在哈佛开的音乐讨论会上，福斯特享受殊荣，作为非专业者应邀参加。他在会上作了《批评存在的理由》的专业讲演。在这篇冗长的讲演中，作者中心的一句话就是作家在创作中往往是下意识的。当完成时如梦初醒，甚至连奥斯丁对她自己的杰作《爱玛》也会惊呼：“我怎么会写出这部杰作？”这就是歌德所谓的“惊异”。在奥斯丁《傲慢与偏见》这部屡屡搬上银幕的小说中，我最欣赏 Darcy 致信这一句话“Madam！”，因为所有细节尽在不言中。

在我，写书评是一种冲动，但结果文却变成了就是我平素所写的这种文章，集内不少文章正是这样。这里还特别要提《古拉格群岛》的作者索尔仁尼琴给我怎样一种震惊。并非要求惩戒。人们常说文章是从往昔记忆中来的，你的所见所感不正是这里形成各种不同风格的文章吗？我希望在“我的杂学”这一栏里会讲得更清楚。毫无疑问，我在河南路商务旧馆买的《歌德对话录》也未能幸免灭顶之灾。如今我用的正是台北商务的繁体字本。时间的颠倒正形成这本寻梦集的文章的多样化。是为序。

哀　方　言

客从故乡来，说故乡事，对于我这个离乡数十载的人，听故乡事心中的喜悦可想而知。我的家在福建东南福州市，旧属闽侯县治，如今是福建省省会。地处亚热带，适宜于种榕树，所以在福州城内外多能见到合抱十数围的老榕树，盘根结枝，是这里的一个景观。生于斯，长于斯，虽然早早出外读书，但从没有忘记自己说的一口纯粹的福州话，乡音无改，自古而然。可是在来客欢悦的谈话中，却被告知福州话亦即福州方言正濒临灭绝的危险了。我感到惶惑，心不由得往下沉。

在我十五六岁时，一位也在外省任职的长者这样对我说：“我们福州方言包含有最多古音古义，譬如炊具炒锅，惟独福州话叫鼎，鼎是古代的食器，如今出土陈列在博物馆的鼎，其中有一部分就是古代作为食具的鼎。”风雨数十载过去了，长者也久已作古，但言犹在耳，我从没有忘记。难道我所熟悉的极富有表现力的家乡话真要消亡了吗？

这或许是历史的进展使然，如今我们是一个统一完整的国度，人际的交往没有比现在这时代更频繁的了。这就需要一个为全国人民都易接受的共同的语种，而不具有地方色彩的普通话自然是首选。所以普通话成为全国人民的共同语言，甚至是一种代表中国的官方语言，是历史演变的结果亦即历史大势所趋。

反之，地方语言被淡化以致消失，除了历史因素以外，另一原因是它遭受人为的扼杀。这种扼杀所呈现的方式是以行政手段实行干预，从而使地方语言边缘化。譬如禁止在学校使用方言，这就是至少在福州这一地区压缩方言最严厉的举措。以致最后在家庭之内的成员也讲普通话，方言失去了它的活力以及最后这块阵地。人们并不低估普通话所占有的优势，但方言的灭绝意味着我们将失去我们文化遗产中最宝贵的一份。

但是，同样在福建地区并不全是这样，闽南话在漳泉地区是通行无阻的，而且也不妨碍人们用普通话与外省人进行商业交易。福州方言是极端的案例，因为它承受了太重的行政干预，造成濒临灭亡的危险。在其他方言与普通话并存的省份，也出现了不同程度的问题，即年青一代已不能说纯正的地方语言了，上海即其中之一。方言正面临着灭绝，这是世界性的问题，此处不能详论，但人们应当具有这样的预见。多年前我从近人黄氏《花随人圣庵摭忆》中读到章太炎《新方言》的片段，其中说福州话“一”读石音云云，文太深奥，这里不具引。很幸运地，我从上海《新民晚报》“夜光杯”搜辑到许多则有关福州话和与其相关的习俗的小文，正因为多为外省人所写，所以弥觉珍贵。其中署名立励的《闽东的特色食品鼎边》尤隽永可读，作者是在福州邻县连江吃到这种大众化的美食，时代变化，鼎边糊已非昔日可比，其实做法很简单，鼎烧热放汤，加入廉价的海产品，已制好的米浆从鼎边浇入，入汤即熟，是地道的大众化的点心。此作者云，或称鼎边为锅边即失去原意，“因为闽东称大锅为鼎，这是方言保存古义的一个实例”。话说得极好（文见二〇〇八年五月七日《新民晚报》）。又是这位有心的作者，也是在连江，看到他所不解的一件器物，文云：“见到不少商店门口摞着口径约二十厘米、用杉木制作未加油漆的小木桶。”经问当地人始知是蒸饭的木桶。其实这种蒸饭的步骤很简单，米先下锅，煮滚后捞起，米汤其实极富营养，但却作泔水不用。木桶铺纱布，米铺在上，关键在锅底铺竹制隔层，木桶即放在上面，以此蒸出的饭特别好吃。这是极古老的炊饭。《世说新语》卷四夙惠第十二节引如下：“宾客诣陈太丘宿，太丘使元方、季方炊，客与太丘论议，二人进火……炊忘著?，饭落釜中……饭今成糜。”云云。按?，竹制，使木桶与釜中水隔开，不加?，饭自然入水变成粥，糜即是粥。引此一则，是说明方言与习俗的密切关系。至今闽东仍有部分人家保存有这样一种古老的煮饭方式，而方言也是和生活方式密切关联的。

福州方言形容女子妩媚弄姿，读音如诸侯的侯，字实无贬义，因为即使小女子过分活泼的亦可称侯。我久久不明其字，后读明人笔记始知实是鲎（音侯）字，鲎属水族，雌体大雄体小，雌常负雄，因此雌雄不分离，以是人称之为鲎媚。《文选》左太冲《吴都赋》并见此字，注云雌负雄行，渔者取必得其双。这就是福州方言所以形容女子弄姿为鲎的由来了。现代科学发现鲎到地球的时间比恐龙还早，约在四亿年前。恐龙灭绝了，而鲎却神奇地留存下来了。往时每到夏天福州都以鲎炒蛋佐餐，却不明白常常说的形容女子的侯（媚态）实是鲎字。

每一地区都有该地区的民歌，而民歌实际上是方言的派生物，方言消失了，民歌也同样不再存在了。民歌是历史和文化的沉积物。无数的生活在海外的游子正是以背诵幼时学唱的民歌寄托他们的乡思。我至今仍能读唱幼小时学的民歌，如“月光光照池塘，骑竹马过横塘”，以及“真鸟仔啄菠菠，三岁孩儿会唱歌”（此处“真鸟仔”实指男孩的器官），等等。当海外游子重返家园时天真地以为还可再为家乡创作一种新的民歌，但如果福州方言已不再通行，他们会感到失望。用一位海外作者的话说，民歌是“蕴藏着极其丰富的人文潜在力，是巨大的精神财富和无形的文化资产”。在福州，当今天的儿童已不能讲纯粹的本地方言时，又怎能期望他们喜爱如我们小时唱的那些悦耳的民歌呢？民歌的生命是方言赋予的，方言式微了，皮之不存，毛将焉附，这是福州方言今天的遭际所显示的又一悲哀。

语言不只作为人类之间交流的工具，这是卢梭和人类学家们早已指出的了，语言还包含着记忆的特性，这是它的独特的文化内涵。事物的称谓是这种内涵之一。两年前我又是在《新民晚报》“圆台面”这一栏目读到一篇令我欣喜若狂的小文章《爱上拌面》（二〇〇六年九月二十日）。作者署名李建珍。拌面到处都有，但福州的拌面不同，因为是用切面晒干，吃时下锅，由这种切面下的拌面特别有吃口，因为有筋头。这位女性作者以她生花的笔写她如何爱在家中吃这种拌面。在福州都有一种各家相同的口头语，大众都管爱吃米粉面或切面的小辈叫面傻。小文勾起我的无限感慨，当然也有欢悦，因为正如作者说的，“也许，爱吃的不仅是拌面，还有对儿时生活的美好的回忆”。这些都要归功于从语言传递下来的讯息，方言是我们的记忆，维系我们的情感。当然，它更保存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我们能让它消失吗？

我从家乡寄来的文史刊物上看到有识之士已在讨论如何挽救方言的消亡，这是全国性的问题，也是专家和学者所思考和探讨的问题。对于福州方言这样一个极端的处境，当务之急就是去除人为干预的因素，像全国多数省份一样让普通话与方言并存，在历史的长河中发扬和光大中国的古远的文化遗产。这就是我的殷忧，《诗》不云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而我在怀乡情中，尤不能不感谢《爱上拌面》小文的作者，因它勾起了我自己对于儿时欢乐的无限回忆。而维系这一情感的正是方言，所以方言是不能让它消亡的。它是我们可以骄傲地向世人展示的数千年中华文明所遗留的灿烂文化遗产。

惟陈言之务去

“惟陈言之务去”是中国历来诗人遵奉的信条，诗人择字务求不流于俗滥。诗是心声的自然流露，所以诗人并不全然强求这信条，然而也有些诗人却强求至于极端，晚清同光派名诗人陈三立即此中最显著者。评诗者无不说伯严（陈字）于诗最恶俗恶熟，它已成评陈诗者的公论。

诗是这样，反观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用语和成语，用之又用，已到烂熟的地步，何以人们无所感觉呢？

譬如“拼搏”，就是我们几乎天天在用的。用得太多了，也就容易失去它应有的信息量。又如，不久前我更在节目主持人的口中听到这样的话：“我们将会看到一场原汁原味的贝多芬交响曲的演出。”如果有人感到毛骨悚然，这一点也不奇怪，更不用说那些知音者了，因为“原汁原味”只应加在老字号名饭店的诸如八宝辣酱或大汤黄鱼之上。以此形容贝多芬的交响曲，至少我以为，是对乐圣的亵渎。这也显示了我们词语的贫乏。

在今天这个信息技术飞速发展的时代，新名词、新字眼正不断加入进来，报纸报导奥运的新闻中有这样一则：“田径赛进入收官阶段，美国终于挽回面子。”我们有许多十来岁开始下围棋的儿童，他们一定知道当中盘胜负已完之后，收官是结束阶段的扫尾，其详我也不清楚，对多数人自然也会是陌生的，但像无数词语一样，谁能说出它原始生动的出典呢？所以语言和成语在流通过程中，日久就如一枚磨光的硬币，面值不变，谁也不在意那上面刻的是总统还是女皇。

这次北京奥运的转播我看得不多，令我神往的是那位俄罗斯跳撑竿跳的姑娘，她起步进入加速的刹那真是美极了。她顺利跳过并且打破了世界纪录，此时能恰当形容这位姑娘的，除了精力、魄力和意志之外，还能有什么更合适的赞美词？———这是歌德在一次谈话中说的，并非我的杜撰。我没有看国外电台怎样报导，但肯定不会是用“拼搏”这样的字眼。

这样说来，诗人是幸运的，陈衍在《石遗室诗话》里说：“余旧论伯严诗，避俗避熟，力求生涩，而佳语仍在文从字顺处。”所谓文从字顺，岂不是人人能赏能喜他的诗的精妙？此所以对于陈诗所知甚浅的我却喜读他写的有关张园的那几首诗，这些诗使人想见诗人面对名园拨茗悠然自得的意态，譬如这样的佳句：“微晴草树骋油车，颤影池台仕女哗。”这是诗人的眼中之景，是他的远观。也就是说，他虽到名园，却远离那喧哗的游客和名媛，这恰恰吻合诗人的索然的身份。不足以论陈诗的我于此只有说“余也无间言”。

新年试笔

悲剧不写残忍

报纸上刊登了一则发生在最高学府内的新闻：一只极小极小的猫溜进实验室，多半是饥饿或者冻冷，正在实验室工作的总还是高材生吧，看见猫溜进，拧起猫往地下摔，可以想见脑浆迸裂，小小的生命顿时呜呼。既然上了报，必然有谴责的意味，料想网上也会有反应。这是一桩残暴的行为，一幅惨不忍睹的情景。日子过去，随后人们也淡忘了。但我一直在震惊并且纳闷，这位最高学府肯定以高分录取的大学生，在他此后一生中，会有良心上的自我谴责吗？我很怀疑。因为从见到小猫到摔死它，这中间连半秒钟的思考都不存在，他的头脑可以说是空白的。但这并不是人性的表现，人并不是天生恶的，对于这位年轻人，从离开家庭来到社会，他没有受过爱心和同情这一类教育，行为的残暴是隐存于内心深处的一个魔鬼。我不知道他在校园散步时，是坦然的，还是曾有一闪而过的思索。多年前我为纪德的一本书写书评时，曾引述一位批评家的话说：纪德最不可及处是对大部分人漠视的事物怀有特别专注的心灵，换言之，冷漠是人类最大的悲哀。如今从这一则新闻中，我又感悟到，冷漠不单单是缺乏同情心或其他什么，冷漠的含义应引申为与残忍相等同。所以，谴责这样一个年轻人是无用的，我们应反思的是我们的整体究竟少了一些什么。

这就让人想到了悲剧。死在悲剧中是不可少的，所有的悲剧主角都是在死亡中结束。悲剧中有暴力、杀戮，但没有残忍。《奥赛罗》最后一个场景，奥赛罗把依阿高刺伤了，此时依阿高说：“我流血了，先生，但是没有死。”奥赛罗回答说：“我要你留着活命，因为在我看来，死倒是一桩幸福。”毫无疑问，奥赛罗的话有双重的含义，说此话时他显然已下决心，以死结束自己的生命，另外的含义是外在的，即依阿高必须活着受折磨，如果他被刺死了，就会冲淡了悲剧结局所具有的崇高性。这里，尼采说得最好：“谁若以为莎士比亚戏剧有道德作用，看了《马克白斯》就会不可抵抗地放弃野心的恶，他就错了。倘若他还相信莎士比亚本人与他有此同感，他就更错了。……从犯滔天大罪那一刻起，他的这位野心家何等帝王气派地走上他的舞台，绝无一副流氓相！”（节引自周国平译文）这样的悲剧尽管充满了野心、篡夺、纵欲、意志的犹疑等等，主角总是在尊严中死去的，在悲剧进入结局时，无一例外地会从远方传来新生的福音。而这是我们在小猫被摔死的惨不忍睹的场景中所看不到的。残忍是人性中最卑劣的表现。悲剧有杀伤、死亡，但没有残忍。

大师风范

当代钢琴大师丹尼尔·巴伦博依姆，对中国大众来说不会太生疏。二〇〇四年巴伦博依姆和英国名指挥西蒙·拉图爵士在雅典露天剧场演奏布拉姆斯作品的盛况，曾在荧屏上放映，中国观众是不会忘记的。而我们年轻一代的钢琴家也与有荣焉：在同一场景，在同一大师执棒下，演出了柴可夫斯基的协奏曲，堪称精彩绝伦。这里说的大师的风范，就为针对这两代艺术家之间的精神融洽而言。

巴伦博依姆是钢琴家兼指挥家，幼时学钢琴和学指挥几乎是同步开始的，这有点不同寻常。他生于上世纪四十年代的二战期间，在一次观看乐队排练时，极富有戏剧色彩的柏林爱乐乐团指挥威尔海姆·富特文格勒（Wilhelm Furtwängler）忽然发现他，喻他为神童，那时巴伦博依姆才五岁。在他漫长的音乐生涯中，他既是钢琴大师又是杰出的指挥家。

前不久出任纽约爱乐乐团指挥的罗林·马泽尔于电话中告诉巴伦博依姆，他自己在二〇〇八年任期满后，这一席位将由巴伦博依姆接替。这无疑是无上的荣耀，因为纽约爱乐乐团曾受过像托斯卡尼尼这样的大师调教，接过这个乐团的指挥棒决不是寻常的事。与此同时又有一事使巴伦博依姆惊喜不已，纽约卡耐基音乐厅主管告诉他，一九五七年他首次和指挥大师斯托科夫斯基合作的演奏会，至今恰恰满五十周年，音乐厅有意邀请他重上这同一个演奏厅的舞台，这一殊荣只有他的前辈钢琴大师霍洛维兹有过。

有着如此辉煌业绩的巴伦博依姆并不甘心只做象牙塔内的艺术家。音乐无疑是他终生为之献身的，但他也同样关心这象牙塔之外的世界。他出身于阿根廷俄裔犹太家庭，一九五二年迁往以色列，成为以色列公民，以色列的艺术使者。与众不同的是，他公开反对以色列占领不属于它自己的土地，他呼吁归还占领区，这多少惹恼了以色列的当权者和某些犹太人。他还试图用音乐作为沟通的手段，因为音乐是没有国界的。因此他组织由各个中东国家年轻人参加的乐队，他抽选了一个以色列青年和一个黎巴嫩青年当第一小提琴手。由音乐而引发的心灵沟通能熄灭战争和仇恨之火吗？这或许只是巴伦博依姆的梦想，但这梦想显示了他作为艺术家的良知。他将继续演奏和指挥，但他决不会让他的身影和他的触摸琴键的姿势出现在商业性的荧屏上，那是玛蒙（Mammon）的世界而不是艺术。这就是我想说大师的风范对于我们年青一代艺术家或有可供借鉴的地方。

评价新文学，谁主浮沉？

一直想写篇文章，谈谈夏志清著《中国现代小说史》。

此书的中译本在此间印行后，我仅见一位留美学人与著者的谈话录发表，没有很多其他的评论，这显然和出版者与读者界所预期的反响有相当的距离。作为一部严肃的学术著作，尽管在见解上可以有分歧或不同，但受冷落是不正常的。原著以西方文字撰写，因此他所设想的读者对象，无疑是西方的读者。由此对于作品内容及其作者的介绍也特别详尽，超乎一般文学史评论引文所需要的篇幅。此外，著者还不时地引述西方作品作为一种对比或借喻，意在使不熟悉中国情事的西方读者，增进他们的理解。这种比喻对于多数中国读者是没有多大意义的。著者的一些引证，譬如以十七世纪英国玄学派诗人约翰·多恩的诗句来比拟张爱玲的小说，则无宁说是著者的自我欣赏，即使对西文读者也无多大意义。依我看这本论著的一个中心问题，是它的撰作时间、地点比任何其他文学史的写作都具有特定的色彩。出生在上世纪廿年代之前的一代人，他们没有能赶上轰轰烈烈的五四运动和文学革命，如果他们是喜爱新文学作品的，那也是在他们成长之后补受新文学洗礼的。同样，更多后起的年轻作者也是在这种氛围中走上他们各自的创作道路的。相反，《中国现代小说史》的著者是在接受了完整的西方文学教育和饱读西文经典之后，才转过来从事中国现代小说研究，这对他是一种学术课题。换言之，《中国现代小说史》是一部不曾受过新文学洗礼的作者写的书，我并不认为这无关紧要。

本书撰作的时间背景和著者自身的文学历程，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作者的视角。公正地说，著者对于新文学的论述，自鲁迅以下应当说还是客观的，而且不乏独到的见解。有些论点，比如提出小说家应具有追求“完美的企图”（见该书页一百六十八），这是说艺术比主题更具重要性。或者人们会卑之无甚高论，但著者能如此认真地对待这些小说，应该说胆识同样也是评论家所应具备的品德。

著者把近代中国小说的发展，划出两个所谓共产主义阶段，面对西方读者，这样的标题是具有挑拨性的。当然左翼文学理论对于一些创作具有制约性影响，但正因为著者是从远距离的视角观察，这当然和生活在中国这块土壤的读者所感受的气氛有着巨大的差异。实际上，从事小说写作者总是游离于特定的意识形态之外，卅年代相对繁荣的中国文坛掩盖了并非主流的角落。对于文学创作与其说左右两翼在理论上有怎样的碰撞，无宁说左翼内部的理论分歧更其剧烈。由于著者以他远距离的俯视的角度进行观察与陈述，显然没有意识到这一时期新文学文坛是最富有生气的阶段。被翻译过来的西方作家的作品，在数量上也最多，这必然对中国读者鉴赏力和辨别力起极大的作用。而高等学府在传播西方文学，包括西方的当代思潮上，也起着不可忽视的作用。这是说它的影响超出于校园之外。卅年代英国诗人 T.S.艾略特的《荒原》被译成中文出版，具有一种象征的意义，因为它预示着新文学中的新诗将要揭开它新的一页。著者在这些方面的论述，显然过低地估计中国读者的鉴赏力。

新文学在经历挫折之后，有了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开放，当时的读书界尤其在青年群体中，出现了对知识，对心灵抚慰的渴求，同样也有并非不重要的感官上的需求。有三位作家，即写《围城》的钱锺书，张爱玲和沈从文，一时成为热门的中心。此时《中国现代小说史》尚未引进，但它对这一特殊阶段文学的评价，已在读书界中广为流传。著者高度的赞扬，促成了读者对于三位作者的狂热，至少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自来中国文论都富有情感，《中国现代小说史》对新文学的评述应当说保持着相当的客观性，评判一般比较冷静，但只有论述至上世纪四十年代这一阶段时，著者明显地表露出喜不自胜的态度，溢美之词有如发现绿洲一样，大有新文学的精华尽在是矣的气概。因此评析精当与否并不重要，重要的是它向人们显示这部论著的创意，自始就是从一个世界看另一个世界，一个在作者眼下游离出去的陌生的世界。

这也就是为什么我们看到著者与一位留美学人的谈话，会觉得实质上是这部论著的延续。谈话涉及层面广泛，但可以聚焦到两个要点：一是中国现代文学不如西洋，二是中国古代文学也不如西洋。（后来又在《南方周末》上看到著者的一篇答记者问，所谈也含这两点。）所谓新文学是指一次不及百年的、包括文字改革在内的文学变革，前人曾有《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文试图解答，但也未得到学界的共识。但一个现代的新文学家，在他身上既有传统，同时也有他自己的现在。这就是针对这个问题，著者所忽略的历史意识。以新文学与西方相比，是拟于不伦。正确的做法应从中国自身求答案。再来看所谓中国古代文学也不如西洋这多少有些惊世骇俗的言论。熟悉张爱玲文集的著者，大概不会不看到张的这一陈述：“陈世骧教授有一次对我说：‘中国文学的好处在诗，不在小说。’”所以一个读者如果只读《围城》而不同时也读《谈艺录》或者读而不感兴趣，那他顶多只是一个年轻的爱看小说者而不是做学问者。诗是中国文学的精华，不读诗，看不懂《谈艺录》，才有如是的对中国历史、文化、文学的妄自菲薄的言论。问题全在于这部论著是自外于中国者所写的书。人们并不抹煞论著的系统性，但不能容忍它的自外于中国。王元化先生的《清园谈话录》所以不屑于此书，其故亦在斯欤？

一天中最静的时刻

老了总要时时提醒自己要按顺序做事，免得出差错，所以我清早起身就是这样做生活中每一桩事。眼镜摘下最容易遗忘放在什么地方，不得不到处用手去摸着找。即使在方桌边写文章，精神应当是最贯注的了，但也不是我一天中最安静时。最近终于在生活的调整中感受了异常的心情平静的时刻。大约夜里十点钟左右，已有人先睡，卧室的灯全熄灭。我也到了晚间洗身和准备上床的时候。于是端一只椅子放在浴室，开了保暖的灯具，洗好澡，再热一杯散发着香味的牛奶，随手备好一本书，坐着一边啜已放了糖的热牛奶，一边看书，自由自在极了。这就是我一天中最静的时刻。这一夜我随手抓的书恰是英国诗人 W.H.奥登的散文书评集。我翻到第二百九十四面评《梵高书简集》的那篇评论。梵高，据奥登说是艺术家中最清苦的一个。许多文艺复兴之后的画家没有找到保护人，生前过得非常清苦，身后因其留下的作品却身价百倍。相比之下作曲家有宫廷有保护人，生活并不拮据。读《梵高的书简集》（现代中国读者对此已不生疏），奥登说它不是辞藻漂亮的文章，而更像是写信者的内心的坦言和倾诉。

十九世纪有这样不成文的信条：艺术家是英雄，他为艺术牺牲一切物质的享受，从而他也豁免了作为公民的义务。梵高初看起来更像是这样一个艺术家，他穿着不整，他靠别人的资助生活作起画来像着了魔似的，最后他还疯了。可是，奥登说细读他的书信会得出相反的印象，这就是他并不是一般所说着了魔的艺术家，梵高很清楚他是神经质的，他一点也不觉得具有艺术家的优越感，相反他认为他的某些气质恰似心脏有病的人一样。梵高私下祈求未来的画家会像以往的大师一样健康和精神充沛。梵高在信札中这样说：我所谓未来的画家可不是终日沉湎于咖啡馆中或者像我一样有时也光顾妓寮。在他看来他所生活的这一时代只不过是过渡性的，而不是伟大辉煌的时代。

梵高对于他个人的成就极为谦卑，说起乔托（Gioto）和凡·代克（Van Dyck）这些大师，他以为他们才是如磐石一般坚固，彼此相互依靠。而他自己的时代则是散漫松懈的。而且他也不敢自信绘画真的就这么有价值。他深信前人说的话：对于艺术的爱是真的爱。可是他又说画家是太过于集中于视觉之内，而忽略了生活中其他的事情。在生活上梵高确实依赖他兄弟的赞助，但当我们把他对待金钱的态度和诸如瓦格纳或者诗人波特莱尔相比，梵高就显得无比的高尚和自尊。他甚至在绘画用料这些方面也力求节约。梵高的兄弟是他生活最主要资助者，可是在书简中梵高有时流露出并不是钱给他太少了，而是他埋怨兄弟没有给他更多的温情。

梵高是一个有广泛读书兴趣的人。在那时的众多画家中极为少见。但梵高是矛盾的，一幅画的价值只能是画与画之间的比较，这一点梵高当然很清楚，但他又是赋予画意义的人。他和学院派既有歧异又有相同。他会这样猛烈质问：画一个女人能无视女人的形体吗？可是在另一面，他是这样尊奉画《拾穗者》的米勒为崇敬的大师。梵高与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相同处，具有宗教理想。不过奥登说他观察到，比较之下，梵高的信条是更纯洁的。托尔斯泰对于农民具有怜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情下层的犯罪者。梵高同情穷困者是一种他所面向的现实，而不是空洞的理论。他更像是一个有宗教精神的现实主义艺术家。奥登说梵高或可以说是一个画宗教题材而画面却不含有圣像的画家，只是借视觉上感受的隐喻。换言之，梵高是纯粹的画家。崇奉米勒，并不忘记作为画家的本色。

梵高一生没有享受过欢乐奢华，不知肉味，不近女色，死于非命。但他并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在死后发现的致他兄弟的遗札中有这样一句话：“在我的构思中我的画布中有你的一份灵意在内，即使在灾难中也不会失去光辉。”

奥登说对于伟大艺术品的赞誉，没有比这最后一句话“（艺术品）即使在灾难中也不会失去光辉”更恰当的了。

书缘：一个外国作家的书房

所谓外国作家是指英国作家 E.M.福斯特。根据福斯特小说《印度之行》和《一间看得见风景的房间》拍成的影片已在中国上映过了，读者应不生疏，只是读过福斯特的书和文章的人不多。二战结束时，英国尚处于萧条时期，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节目还是相当丰富多彩，并且注重有文化内容的讲话之类，福斯特就是常被邀请在电台上发表闲谈的作家之一。BBC 有自编的刊物《听众》（The Listener），广播过的稿件常在上面刊登，其中还有写得不错、可当散文读的好文章。这刊物我每期必买，必须指出的是，时间是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中。福斯特的一篇名为《我的书房》的讲稿我就是在《听众》上读到的。后来该文收入他的第二部文集中。话要上溯到抗战初期，北方三校南迁，文法学院一度在云南蒙自上课，由于耽爱英国文学，作为法学院学生的我，却去旁听叶公超先生讲十八世纪文学。叶先生在讲堂上的风采，我在旧文中已曾说过，那一堂课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写《罗马兴亡史》的吉本，许多年后我终于得到一本牛津世界古典系列小开本但有硬皮的《吉本自传》和一部《罗马兴亡史》节本。我向老友戴君子钦推荐翻译是书，戴君慨然承诺，书成由北京三联出版。这是一本译文忠实、文字优雅的译本，近年三联重新出版，列入一套向青年读者推荐的读物中，三联具有如此卓识，令我钦佩。

我又向戴君推荐?译福斯特的散文选，戴君仅只译成《我的书斋》一文，留在我的旧箧中，久久没有发表。福斯特是爱书者，但他自认不是藏书家。在他书房里有上代包括他的一个姑母遗留下来的一批旧书，其中有牛皮装的卷帙，可能称得上珍本。但他只是珍存着，并不在乎这些，他说他喜爱的是书籍内部的东西，书中的文字，一本未曾裁开的毛边书就如一瓶已打开瓶塞的酒一样令人陶醉。尽管他也欣赏好印刷、好装帧和古老的卷帙，但这些总是附属于文字，因为文字才是生命的酒浆呀。福斯特承认他不善于安排他的存书，他形容他拥有的那些书是不成队伍的。但他却有他自己独特的坐拥书城的方式，这就是当夜幕已临，灯光已灭，窗帘拉上之后，炉火熠熠闪光，独坐一室，与藏书共处，不读不想，却神奇地意识到这些卷帙的存在，那里面蕴含着无限的智慧与魅力，等待后人去继承。我不知道有哪位藏书家有福氏这样对于书的神妙的感觉。

福斯特所拥有的书房面积相当大，而且除书房之外，他在卧房的每个能放得上书的角落都放上了书。他喜欢想看什么书时能随手取到。福斯特说问一个人最心爱的书，好比问他什么是他最爱吃的甜点，很难说得准确。不过他说肯定有三位作家，是他要备上两套放在不同的地方，这三位作家是莎士比亚、吉本和简·奥斯丁。莎士比亚以致吉本我们都易理解，而对于简·奥斯丁表现出如此深情，不知者或许会觉得迷惘。奥斯丁是深植于福斯特心中他所心爱的作家，使他心折和愉悦的是奥斯丁的小说艺术。从艺术这一点来衡量，把奥斯丁比并莎士比亚未为不可。福斯特爱书，但在爱书中更显示他的个性，他的敏锐感知能力和极富感染力的他个人的兴趣。

福斯特是我深爱的作家，书架上摆着他的文集和小说，莎士比亚也是我爱读的，我有ARDEN 版的莎集，几经迁徙与沧桑，这廿年又积聚了两三架图书，虽然没有一本称得上珍本，但它们是属于我的，是我的爱好所在。福斯特说得好，与书相处是一种境界，在无言中书给你精神的力量和慰藉。我相信我那些爱书和积存了远比我多得多藏书的朋友，也会有这样一种与书相处的时刻，特别是当他独处书房一角时。

斯大林之死

我总是每天一早上康平路八十号新成立未久的公私合营的新文艺出版社上班。办公室在二楼正面，其中包括所有编辑及作为编委的我，惟一一位党员是翟永湖同志，他似乎来自北方。忽然元化同志从左面他的办公室推门进来，神情凝重地说：“斯大林同志逝世了。”全办公室肃然无声。斯大林是一九五三年三月五日去世的。莫斯科时间当晚九时五十分。我听到这消息应当是次日，即三月六日。元化的消息大半来自华东局或市委宣传部。总之我听到这消息应早于一般人。接着是戴黑纱，要全日戴。这对我倒有点为难，因为要上岳母家吃饭，家有老祖母，黑纱是不吉利的，万万使不得，于是我想一个办法，把黑纱取下放进裤袋。

三月六日中央发了唁电和关于悼念的若干规定。唁电是以毛泽东的名义发的。三月九日有毛泽东署名的《最伟大的友谊》一文。两文行文无大区别，仅后者稍详而已。斯大林在西方也有其应得的评价。作为历史人物必有其详尽的内容。毛泽东是写文的能手，但两文都缺少属于个人的那种情感。文章可能出于其他人之手，其详不得而知。

但在斯大林生前还有一事即关于语言学问题学界争论不休，最后由斯大林一言定音，当时中国学术界有何反应，已不记得，但至少我个人觉得这说明苏联是没有学术自由的。

从苏联作曲家肖斯塔科维奇回忆里得知俄罗斯天才作曲家、那个写《古典交响曲》的普罗科菲耶夫是和斯大林同日去世的，无疑在全国为斯大林举哀中，普罗科菲耶夫的死显得格外凄凉了。

肖和许多知名的作曲家还有小说家在日丹诺夫压制下依然创造出像《古拉格群岛》这样一批作品，这说明苏联的文学传统没有中断，一个国家把传统断绝了，就不可能产生能反映它的时代的如《古拉格群岛》这样的作品，这不值得我们反思吗？

在后来执政者的讲话中有关于典型的简单阐释，于是当时社长刘雪苇在大会上大放厥辞，我向来不信这一套，因为我说过莎士比亚创造了无数悲剧人物，可不懂得“典型”这二字。接着李立三的译文出来了，李的俄文自非报社一二秀才可比。结果发现前次关于典型的界定译错了，于是刘雪苇又重新发挥，对他这无所谓错或不错。刘不久离去，在反胡风斗争中他也是被林默涵点名揪出的。而且下场最惨。

在另一次听报告会中，我又是在老式尿坑边，一位熟人告诉说贝利亚这个臭名昭著的特务头子被处决了，正是斯大林尸骨未寒已起了内部斗争。

对于斯大林的死，元化的凝重的面孔本来只是我难忘的记忆，现在在这许多背景下，我好像一下子跌入历史的范畴中，元化的凝重面孔使我成为历史目击者之一，正如歌德说的那样，而这是我始料不及，也是我所不愿的。

我只愿那天早上元化告诉这消息是使我永远震惊的一个回忆。

今人不识王仁堪

王世襄去世后，关于他的逸事举不胜举，包括后来入燕大诸事。惟独于他的上世语焉不详。因为他们不知他的上世即光绪三年一甲一名进士（也就是这一科的状元）王仁堪。王仁堪字可庄，福建闽县人，尚书庆云孙。王仁堪的夫人陈氏是陈宝琛的胞姊。王仁堪为著名的四谏之一，所谓清流人物，为西后所不喜。有拟重建颐和园，王仁堪直言切谏。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当时保存此款也未必能挽救晚清的颓势，用了倒可完成一座称为避暑山庄的颐和园。如今在清华园就读的世字辈有王世成、王世真、王还，王世真尤出色。王世成亲告我其祖之死是被害。光绪十七年王仁堪出为镇江知府，大概正是此时鲁迅祖父涉及与科场有关的案件，这对于鲁迅一家自是重大打击，虽然其祖父在拘禁期间生活相当宽松，但从周氏兄弟的回忆中败落的打击是巨大的，人们不会忘记鲁迅到典当行这一情景。王仁堪大约于光绪十八年秋调苏州，清理积案，不及三月，以猝病卒。世成亲告我他的祖上死于毒手。而此时陈宝琛也以微病卒。

西后最恶清流，史书记载，清流亦由她而于政坛消失。后起者则周某之流。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一

上海古籍出版社于一九八〇年出版陈寅恪先生文集计共七卷，二〇〇一年转归北京三联书店发行，陈先生女公子陈延美女士实主其事，而新辑遗著亦有所增补，故较上海古籍出版社初刊为完备。有关初版情况，文汇报学林版曾先后刊出拙文《初刊本〈柳如是别传〉出版纪实》（二〇〇六年十一月五日）及高克勤君《〈陈寅恪文集〉出版述略》（二〇〇七年六月三日），两文各有所陈述，但侧重点不尽相同，其间并有须澄清校正者，兹择要补充如下，用昭信史，以供将来缕述者参考。

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其前身实为古典文学出版社，成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初，中经运动遂告停顿，一九五八年并入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以下简称“中华上编”），同时上海多家出版社俱有相似体制及名称调整。

二、中华上编一二领导于陈先生著作视为学术经典，因此合并未久即拟重印陈先生已刊稿，其首选为《元白诗笺证稿》（有中华书局印本可据），当时惯例卷首附内容提要说明，时此提要即本人草拟，经函陈先生，复示无异议。（按本人一九五九年五月离开，此后情况自不知情。）

三、克勤君《述略》一文据上海古籍出版社原始档案于一九五八年至一九六三年间中华上编与陈先生往还约稿情况，所示材料至为详尽，其时所订约者有《金明馆丛稿初编》及《钱柳因缘诗笺证稿》（按即《柳如是别传》）二种，而对于钱柳因缘一稿之预约尤具有识见。中华上编并有负责人携合同南下洽谈，可惜合约内附加条款，为陈先生严词拒绝。因此在此六年约稿过程中唯一交稿的仅《金明馆丛稿初编》一种。抑有进者，凡中华上编约稿皆属单书性质，不属于文章所示陈寅恪文集范畴之内，此点尤应更正，以符信史。中华上编与陈先生约稿信函往返，殷勤备至，初无出版整套文集之意，有之惟后来之上海古籍也。中华上编与上海古籍先后继承关系，《金明馆丛稿初编》之由中华上编转来即其明证之一，只是不能与陈寅恪文集相混淆。

四、上海古籍出版社在原古典文学出版社基础上于一九七八年正式成立，李俊民同志任社长，此时始着手筹划出版《陈寅恪文集》，此计划得到罗竹风同志大力支持，此时所掌握陈先生著作除中华上编已刊一种及《金明馆丛稿初编》以外，其他均付阙如。为集中力量，在李俊民同志领导下，由魏同贤同志专门负责具体事务。陈先生及门复旦大学蒋天枢先生原存有陈先生文稿俱在“文革”中散佚，魏同贤同志数次访问蒋先生，蒋先生慨然承诺以全力赴之。此时所缺者为《寒柳堂集》、《金明馆丛稿二编》及《柳如是别传》三种。今观三联版《寒柳堂集》有陈先生女公子所撰后记对三稿最后之获得记云：“‘文革’结束后，我的妹妹将历经曲折于一九七八年五月追回的父亲文稿送交蒋天枢先生。蒋天枢先生没有辜负父亲的嘱托，付出艰巨劳动，于一九八年主持出版了《陈寅恪文集》，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刊行，这只是父亲文字的一部分。”虽有叙述，但仍语焉不详，唯一可断言者有二：一、所谓追回必非无方向无目标；二、三稿之获得必来自南方，亦即陈先生晚年执教、著述以及蒙难之处。所幸此数种文稿终得刊布于神州大地，此实作者之心愿，亦中国文化之大事。俞平老于文集题辞中“名山事业，流水人琴”，正谓此也。古籍及三联刊本俱标题文集，不冠全集称号，至昭慎重。此外尚有一补遗，据魏同贤同志回忆，在编文集之际有一银行家通知，曾得寅恪先生委托代为保管《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及《唐代政治史述论稿》两书之手稿本，时间当在陈先生由沪去港之时，同贤同志据通知亲往愚园路寓所取件，当时古籍如何处理，同贤同志已不复记忆。经核查，上海古籍出版社已于一九八八年十一月影印出版陈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手写本）》。故附此以供参考。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二

陈寅恪先生手稿存放之谜

陈寅恪先生《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手写本）》近经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出版，上海古籍社高克勤君特为撰文推介。惟是其间经过尚待揭示。兹就本人所知补叙如次。手稿封面有陈先生亲书“请交上海浙江兴业银行王兼士先生收存弟寅恪敬托”字样，按此处有错讹，王兼士实是金城银行经理，惟不任实职，其主要职务为闸北水电公司总经理。友人陈君伯流与王同为金城高层人物，解放后任金城银行香港分行总经理，以是本人与王有一面之雅。王兼士解放后任政协委员，其夫人出无锡顾家，亦即原清华大学工学院院长顾毓琇先生之胞妹，王兼士为其妹婿，上世纪卅年代顾毓琇先生与陈寅恪先生为同事，彼此相识自不待言，顾氏中间南下一度从政，并在多所院校执教，上海解放前夕去美。陈先生手稿存王兼士保管，一般说银行家俱有保险箱，稿存其中万无一失。读者至是应悟使陈先生手稿得以安全保存者，顾毓琇先生实为关键人物，至其间细节自无由知悉。改革开放之后，顾多次返回母校，特别对原物理系提重要意见，意在恢复原清华物理系之面目。一九八〇年始有陶菊隐先生转达王兼士书信转告上海古籍往取渠所保存之手稿，鄙意窃疑此亦出于顾氏旨意，即认为一九八〇年应是此希世文献公诸于世人之适当时期也。由是观之，顾毓琇先生既为系铃又为解铃之人。另稿中有陈先生对蒋天枢云初稿经邵循正拼凑成书，按邵循正当时为历史系学生，师蒋廷黻教授治中法外交史，后经清华资助赴法留学，为闽之世家，兄弟四人全部卒业于清华。上世纪卅年代北方院校之事以及一时名流，今人自无法知悉，是在情理之内，因就所知补叙如上。

《陈寅恪一九四九年去留问题及其他》一文读后

该文见《东方早报》二〇〇九年五月二十四日书评版，内容分别标题“陈寅恪有赴港意图的新证据”、“陈寅恪与进口药物”以及“陈寅恪晚年言行片断”三部分。所征引皆有出处。按蒋天枢先生撰陈氏事辑一书云解放初期政府固不知有陈先生其人，后经李一平为解释并提出若干要求。蒋书初举陈先生对于学习苏联一事深有疑虑，按此点实代表当时多数受西方教育之知识分子相同观点。以今观之，并不足以构成重大疑虑。此际陈先生居广州岭南大学校园，深受广东党政领导陶铸优礼款待，而作为岭南大学当事人之陈序经教授又从而加意维护之，所以陈先生自以为岭南大学校园实从事著述之理想居处，当中央数度邀请北上皆婉拒，陈先生之不能北上有多方面的因素。当抗战胜利，清华复校，陈先生重返旧园已有“桃观已非前度树”，“老父东城有独忧”之叹，何况经院校调整后之故园乎。若处此时居故都，则日思故园之梦将何以堪。所以，《早报》刊登一文虽言之有征，仍不足以诠释陈先生最后之遭际。凡此蒋著事辑中所记录者已撕裂人心，不能卒读。总而言之，一代宗师，于史无所不读，历代兴亡尽在其默识中，抑且殷鉴不远，是则晚年之遭际，其失在一念、仅仅一念之差也。明乎此，报章所论虽言之有征，实琐屑不足道也。

陈寅恪先生诸事之三

《陈寅恪先生编年事辑》的补文

页二十一：“他所经历的世变很长。在戊戌政变期间，他赞扬光绪皇帝；入民国后，他称道孙中山之人。在科研方面，他认为不能硬抄苏联，要知苏联科学来自西欧及美国，一切不能盲从，要头脑清醒。”（按：此吴雨僧先生语。）

页七十六：“又，此诗第一首下案语云寅恪案韩公意谓朱友恭、氏叔琮被朱全忠所诛，诚难测，其右袒朱梁则真负恩矣。丹笔定罪，莫怨哀帝，神孙目哀帝，盖天元年十月甲午诛朱彦威、氏叔琮也。”（谨按：此史事极有深意。）

页一百一十七：“似这篇短短的诗，一讲竟讲了两个月，可见他的博精深处。”又：“此诗一九四一年作，第六句似指某大国也。”

页一百二十一：“又按吴抄此诗于四句下，五句下，六句下，八句下，均有注。”

页一百二十五：“末并附吴宓按语云公逸为张遵骝字。南皮张文襄公之曾孙。听水斋韵即陈宝琛太傅己未感春及落花诗。夜话内容不详。”

页一百四十：“韩愈辟佛，所辟者即印度佛教之出家过活，至其保卫中国社会之固有制度，所不辟也。”

又：“寄瞿兑之。”（按：诗见页六十八。）

页一百四十二：“字字皆是泪之作也。”

页一百四十七：“寅恪兄精神极好，撮要谈述十二年来近况，始知党国初不知有寅恪，且疑其已居港。而李一平君有接洽龙云投依人民政府，和平收复云南之功，询其所欲得，以二事告：（甲）请迁移吴梅（瞿安）之柩归苏州，立即照办。（乙）请迎著名学者陈寅恪先生居庐山自由研究讲学。政府亦允行。”

页一百四十七：第一次交代底稿下※：“毫不聚于苏联学者之间也。”

页一百四十八：第二行关于论《再生缘》，原稿删略，今复刊出，疑校对时补入。

页一百五十八吴雨僧日记下：“而认为当前已遭遇甚大之困难。中国应走第三条路线，独立自主，自体（现）其民族道德、精神文化，而不应一边倒，为人附庸。今中国之经济日困，而国际之风云愈急，瞻望世界前途，而大阵营之孰胜孰负正难预卜。未来趋势如何，今尚难预言。”

又同页下端承日记“决不从时俗为转移”下：“则仍确信中国孔子儒家之正大，有裨于全世界，而佛老亦纯正。我辈本此信仰，故虽危行言称，但屹立不动。”

页一百五十九第二行下：“寅恪述十二年来身居此校能始终不入民主党派，不参加政治学习，而自由研究，纵有攻诋之者，莫能撼动。然寅恪自处与发言亦极审慎，即不谈政治，不论时事，不臧否人物，不接见任何外国客人。尤以病盲，得免与一切周旋。安居自守，乐其所乐，不降志，不辱身，斯诚为人所难及。”（录自一九八一年八月二十一日吴宓日记。）

又：“寅恪谈及玄奘骨灰及印度赠我国象二事。实寅恪首发之，众莫敢言。政府率行之，而莫详所出。”

又：“坚信并力持，必须保有中华民族之独立与自由而后可言政治与文化，若印度埃及之所行，不失为计之得者，反是则他人之奴仆耳。”（录自一九六一年九月一日吴宓日记。）

页一百六十一第二行“被学生拿去”：“地理系贺海晏。”

页一百六十三倒数第五行下：“忆上机时已有人注意及之。”（此蒋记。）

页一百六十七：“连大门外、校园中树上都挂大字报。”

又：“黄萱到家中看望师母时，师母对黄萱讲人还没死，已先开吊了。”

页一百六十八首行：“因那时医生也和我们作对。”

页一百六十九下端：“据王健全信，系金某所唆使。”

页一百七十第六行下：“捞不到什么稻草。”

页一百七十倒数第三行下：“我所以敢于鼓起勇气，答应您为寅师写回忆录，也是为了要赎此前愆。”

页一百七十二：“曾告小彭我将来死后，一本书也不送给中大。及先生逝世后，形势所迫，师母让学校将书全部拿去。即先生借我的抄本有《学外集》十二册，亦被拿走。我曾数次函索，均云查无。”（此蒋语。）

页一百七十三：“其他在广州书籍，一律送交中山大学（母亲意见）。中大图书馆还想要存在复旦的书，想和复旦联系，由他们去搞好了。（中大好似以孤哀女继承人自居似的。国家高等教育机构竟贪婪至此！）以上信可见师和师母逝世时及逝世后一些情况。师母于十一月二十一日（换算阴历十月十二日庚子）逝世时情况既如上述，足见两位老人经历四年折磨。终于不能支，相继逝世。两位老人逝世时，仅小女美延和及门刘节在旁。助教黄萱来时师母已不省人事。”

又同页“《寒柳堂记梦未定稿》终于佚失”下：“尤其可伤矣。”

页一百七十四倒数第二行“先生一生操持峻洁，自少至老始终如一”眉端“大节巍然”下：“有非视衣食若父母者所能喻。”

页一百七十五第四行“中西体用资循诱”下：“此宗旨终生不变。不但题玉清教授修史图第二诗已见解，而‘迂叟当年感慨深，贞元醉汉托微吟。而今举国皆沉醉，何当千秋翰墨林’，尤为感慨言之。”

又同页第六行“‘文革’期间”下：“经红卫兵之威虐。”末倒数第三行“于元史于通史，惜俱未竟其志”下：“俞氏文已深惜之。”又汪著传中：“持论甚正。”

怀冯友兰先生

上世纪卅年代，已故冯芝 生友兰先生无疑已是近代以来中国最享盛名的哲学家。冯先生自云卒业于北大，然后出国深造，回国以后长期担任清华大学文学院院长。俗称清华十二级，人才辈出，被吴有训教授誉为状元的是钟开莱，其次则是冯宝麟。在班上冯先生最器重冯宝麟，每有疑问必询他看法。一九三一年、一九三四年冯先生的《中国哲学史》上、下册先后完成，而任审查的是陈寅恪先生，一时艺林传为佳话。其结语是“取材精审，持论正确”，文长不具引，全文收入《金明馆丛稿二编》。其间，冯先生曾出国，辗转由苏联归国，于苏联颇有溢美之辞，先后作了两次演讲，引起国民党特务注意，由是冯先生被捕，并被押送南下保定。一时舆论哗然，而此时学界的声音也颇有力量，迫于形势冯先生被释放，出来时冯先生自嘲说：“天上方一日，人间已百年。”

战起，我曾见在蒙自小城，冯先生看《新华日报》。寅恪先生有诗咏蒙自南湖：“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南渡自应思往事，老归端恐待来生。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哲学系在衡山只有短短几月，冯先生说精神上深受激励，因为这是历史上最大的灾难时期，同时这也是朱子会友论学之处。然而他转而说我们正遭受与晋人南渡、宋人南渡相似的命运。可是他看到有这么多哲学家、著作家和学者都住在一栋楼里，所谓遭逢世变，投止名山，他也好像微微感到宽慰。接着他说在这短短几月里，他和汤用彤教授、金岳霖教授把此前的著作完成了。这就是汤先生的《中国佛教史》，金先生的《论道》及冯先生自己的《新理学》。他和金先生之间的区别在于，后者是独立研究形上学的成果。今天年轻人对这些上一世纪的大师无疑太生疏了。

在战时昆明冯先生再次应邀出国讲学，其成果就是我手边的《中国哲学简史》。正是在这期间开的评议会上（依清华传统），有人提出刘文典先生多次旷课应予辞退，很显然这是出于报复，提议者由于在一次课间休息时读错音，被刘当场指出。对于弄旧学的学者这是难以消除的耻辱。而这一切正是趁冯先生出国期间。当时吴雨僧先生最抱不平。几十年过去，除了这部《中国哲学简史》，今日还有几人怀思这些令人肃然起敬的大师？

在一度卷入实际上是“四人帮”搬演的所谓儒法之争这节丑闻后，四凶覆灭，冯先生又恢复了自我，以下是师生的对话：

师：怎么样？

生：说你想说的话。

这个生就是冯契，即当年的冯宝麟。

于此我想起但丁《神曲》的开场的话：在人生的中途我们面临歧路。

含泪怀周雁

我虽始识周雁不算太晚，记得只在《寻根》上写过一文，以后《寻根》每期都见赠。周雁南下来信云调杭州，以后或有更多晤面机会，以前她曾两次来过寒舍。此次我稍一迟延竟意外得知她因癌症离世的噩耗。在友人将要离世时没有一表慰情，我为此自恨，泪如泉涌。从本期《寻根》中江君《南腔北调集》一文才晓得周雁有如此渊博的知识和不凡的经验。在我先前还以为她仅是文静和善良的。现在把这张照附载于此，作为所有爱雁者永久的怀思。对于我尤其不能自已，为失去最后一次见面机会而泪涔涔下。

记翻译家主万

和主万相识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初，距今已有六十余年了。中间又因为我远离城市廿年之久，所以与主万相交相知虽至深，而相交的时间却相对的稀少。大约三年多前，主万偕夫人枉过，并以葱奇丈诗集见贻，是晚晤谈至欢快。当时全然未意识到后来的事态即人世之无常。今年小说《洛丽塔》全译本面世，心窃为主万喜，想撰文评价，在与出版社联系中才惊悉主万已于二〇〇四年归道山，本来怀着与故人畅叙的心情，此际大出意外，因为主万年事并不算高，何遽归去，悲恸之情难以言表。

主万是笔名，原名叶治，字世将，祖籍安徽桐城，祖父叶玉麟先生是桐城派嫡传文家，又工绘事，早年与同光派诗人郑太夷（孝胥）相交，极称赏海藏楼诗，于是后来有两家联姻之事，主万母夫人即出于郑氏。有一次葱奇丈（主万父亲叶葱奇先生）相告早年耽喜玉?生诗，一日被郑太夷瞥见急止之，显然这和郑太夷自身学诗的过程有异，郑于诗独推柳宗元，自是改变了葱奇丈学诗的途径，而诗艺也由是大进。但晚年依然完成《李商隐诗集疏证》一稿，不变早年耽喜李诗之心。

主万正是在这种极浓厚的文学氛围中生长的，后来又入圣约翰大学，奠定了西洋文学的基础。海藏楼郑氏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一月十九日有这样一则记载：“得统万信，维夏已在圣约翰上学。”（页二千六百九十）说的正是主万入圣约翰事，维夏应当是主万幼年时的小名，这一则记载洋溢着祖、父两代对他的真情关注，而此日所记距郑氏去世才三数月。这些琐屑的往事，显示了主万是在怎样的环境中生长的，而其中文学的熏陶无疑是最重要的。

主万留下了内容纷繁的译著数十种，但他主要的成就是在英美文学的翻译，中年多译美国德莱塞小说，主万自言喜欢现实主义的作品，在那个时代作这样的表白是很自然的事，主万深喜的劳伦斯的《菊花的幽香》被译界认为是传神的译作。译劳伦斯不易，从某种意义上说，他的文本是不规范的，纯粹出于直觉的感受，能完美传译就是不容易的事，但主万做到了，这说明他具有一手华赡的文笔。我曾期望他译亨利·詹姆斯的小说，因为他是少数能译詹姆斯小说的译者之一，很遗憾的是他只留下一部詹姆斯中篇《阿斯彭文稿》。詹姆斯的隐晦曲折，难度更在劳伦斯之上。

百年前《天演论》译者严复首揭译事三难：信、达、雅。这三者其实信是首要，这意味着对于所传译的西方语言有着完全的把握，其中尤其是对语言中的歧义的了解，最能考验译者对于原文理解的程度。因此名家翻译也偶有似是而非的误译。对此，在我与主万交往和他的译著中，我以为主万是一个忠实的译者，他的译著是可信赖的，仅此一点已足为后人的典范。

主万过早地离开我们，一些能反映他幼年和早年生活的家庭照片都在乱中散失，我曾看见他小时候和海藏楼主人合拍的一张照片，如果尚在是极珍贵的。我所以强调这一点是因为悠久的文化传统是通过家世和上一代人的传授注入的，对于能敏感地感受的幼小的心灵，这是促使日后文采焕发的主要因素。主万受过严格的外语训练，特别是从少年开始学习，有利于打下扎实基础。但仅有这两点还不够，主万对于译事极端认真的精神，这是他留给后人最大的遗产。

没有一个译者是万能的，严复说“一名之立，旬月踟躇”，我们只要看《洛丽塔》译本中的注释就可以看出译者是花了多少心血解决其中的疑难，所以我以为小说译文固佳，它的详尽注释更是它的一大特色。

作者作古三年之后，我才被告知，挂剑莫为，有恨而已。唯一可安慰的是，主万将作为译界的典范流传后代。他的极端认真的精神，是后人可以追随的。

记徐梵澄

近日友朋中有记述与徐君交往事，丽雅（扬之水）《日记中的梵澄先生》连篇揭载，所记尤详。其间谈笑言论使人如历其境，是此中最珍贵的资料。

我之识徐君有两个阶段，先是上世纪三十年代，《申报》主人史量才大事改革，其一就是改组副刊《自由谈》，邀请留法归来的黎烈文任主编，一时在上海文坛颇引起轰动，因为这原是鸳鸯蝴蝶派的阵地。此时鲁迅以各种笔名发表杂文最多，那时我虽尚在中学，却也能辨别出哪些是鲁迅写的，国民党检查老爷却茫然不知。这些短文后来都收入《伪自由书》等杂文集中。也正是此时我始知徐君游学回来住鲁迅家中，并也写小文，而且由鲁迅夫人许广平代为誊抄。大约我没有怎样注意，所以徐君所写那些内容没有留下印象。其实《自由谈》上有些文章至今尚有印象，如林语堂为开明书店印《辞通》用文言文写的序等等。我之真正得识徐君，是在抗战军兴，流亡西南昆明之时，所以无论初知徐君以及后来得识，在时间上应都是在后人若丽雅者出生之前。

抗战八年在昆明，我已卒业并在广播电台工作，但和联大的师生保持密切关系。而我怎样得识冯君培先生（诗人冯至）已不记得了，这时冯先生的《十四行集》由陈与元任主编的明日社从桂林运来，书是用土报纸印的，我得了一册并写书评在电台播出。自此我以晚辈的身份成为冯先生家中的常客。和我社会学系师长若吴景超师、潘光旦师不一样，冯先生给予我的启迪是在文学与艺术这些领域，听他讲歌德、里尔克，尤使眼界大开的是为我展示德加（Degas）的画册。这是我首次领略西方美术的纷繁的美。正是此时在冯宅我首见徐梵澄先生，浓浓的乡音是徐先生予人最深刻的感觉，后来冯先生告知同在德国游学期间，徐先生的一表仪容，令德国姑娘纷纷问冯先生徐君可是贵族，欧洲一些已是共和制的国家依然有封爵这样的事，正因此徐君被误为贵族。在昆明时的徐君在什么地方任职，我也不太清楚。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我匆匆离滇辗转由贵阳去渝，并经景超师的推介进入救济总署。办公的地方在重庆潘家湾。一日午间信步至近处像公园似的地方，无意中见到执着旱烟管的徐先生，依然一口浓浓的乡音，对于我无疑是极大的意外和惊喜。他问起我在哪里工作。我深深地意识到面前是一位不寻常的人，我虽不知其所学，但直觉地知道这是一位有着丰富学养的学者，这就是我两度得识徐梵澄先生的经过。

其后徐先生长期游学海外，无疑其所学又进入新的境界，而当时我对此茫然无所知。而且历史嬗迁，其中经漫漫长夜，徐君后来之返国必在改革开放之后。也正是在一九七九年前后我开始投稿北京《读书》杂志，前后总共有十来篇吧，可是我却没注意徐君回国后的学术活动，至今才从丽雅日记中略知一二。在这之前元化兄主编“学术集林”丛书，并以徐著《陆王学述》见赠，这本书不知怎样总是放在书架前小几上，偶尔翻阅一二段，说实话我对于道学之类的书，正如启明老人一直没有多大兴趣。陆难解，若王阳明是一位难得的文武全才，其一生极富戏剧性，但我总觉得冯友兰先生的《中国哲学简史》和徐先生的论释有所不同，冯是从认识论这样的论点阐释，而徐先生参以现代科学的分析，所以尤明晰易懂。因此《陆王学述》可说是教现代人如何以科学的观点研治古学，其中必有可供提炼的有用的属于真理范畴的东西。很可惋惜，我虽知徐君甚早，却未能如今之友人一样对他了解如是之详。

怀　元　化

我是在清晨绝早被电话铃惊醒，被告知元化去世的噩耗的。相信与我同辈的人，元化的无数知交，还有更多相识或不相识的读者，此际同感悲痛。今年春初知道元化住院，还特意去看他，他的精神极佳，要不是医生阻止，他极想讲话。但我还是看到了烫金的《读莎士比亚》的精装本。时隔几时，元化终于走了，我深为生命的脆弱而悲伤。元化的化去是我们时代的损失，我们失去了一个能于高处瞻望未来的学者与思想家。

六十年交谊起于一九五二年公私合营新文艺出版社成立之际。六十载的岁月并不缺少惊涛骇浪，然而终于在改革开放之后带来了和煦的春风，这就是这三十年我又能读他的书，一聆謦咳。当我带着乡间的容色重回城市时，第一个访问的就是王元化，他倍加慰藉。正是这一次我借了他书架上的周学普译《歌德对话录》，以后写了《还书记》，成为我与元化的一段文事交往。

当知识界在感受和缓的心情时，不少人开始写反思的文章，甚或冠以“思痛”这样沉重的字眼。与此相反，元化在他那本《九十年代反思录》中显示了全不相同的境界。一些老一辈知识分子或学者在他们解除束缚之后就重拾旧绪，惟恐时光不再，而另一些稍年轻者虽然感受沉痛，但也仅仅揭示而已，并没有做到真正思想上的升华。相反，元化却是在无形的禁锢尚在时，就开始了他的自我反省。这并不是他走在时间的超前点上，而正如他自己所说：“我为什么在这几年进行了反思呢？这不是从书本得出或从别人那里学来的，而是完全出于个人的自觉。可能是由于思想受到生活的冲击，才引起痛定思痛的要求吧。”

这里不容忽视的一点就是元化利用受审查中的间隙耽读黑格尔的著述，黑格尔的书给他的不是文学上的启示，而是前所未见的思辨能力。这一巨大的知识力量，对于他此后在各个学术领域取得成就是不可或缺的。

元化从青年时代的激进思潮进入后期所从事的著述，显示了他极高的颖悟天资。元化并非没有师承，但以他对中国典籍的理解，可以看出读古籍之难实不在于获取知识，而在于是否善于辨别。所以，当他与海外学者进行学术交流时，他从不会失去自己的主见，可以认同，也可以坚持己见，这在当今中外交往上是一个卓越的范例。

我极欣赏元化写的《贺麟〈文化与人生〉》一文，以前仅知贺麟教授是开《黑格尔哲学》这一课程的，于此文中所涉及的事例如卢梭的“契约论”之类皆不甚了了，惟独对于末段最为动心：“贺文的特点，重在蕴藉，而不事雕饰，深意往往出于微言，书中各篇，率多此类。”我建议读者读此文的深意也在于此，这正可以显示元化自己文章中常常呈现的观察入微的分析，那许多谈剧谈戏的小文无不如此。

从反思到后来广泛的、古典的、历史的课题的探讨，甚至还写出如《郭嵩焘与湖南新政》这样属于近代史研究的文章，这说明他以反思为基础进而走上了由知识引导的路，而并非只受炽情的驱使；也因此，他在后来能更进一步以思辨的能力来探讨更为广泛或艰深的课题。我认为这是评价元化的成就时所不应忽略的一点。

最后让我引一段我自己读《清园谈话录》中关于果戈理短篇小说《旧式地主》这一篇的读后感。作者先是引别林斯基评莎士比亚笔下的罗密欧与朱丽叶这对恋人，让他们在年轻时双双死去，别林斯基以为这样的处理是值得称许的，因为难以想象罗密欧与朱丽叶都活到老，那时还有什么幸福爱情可言。元化于是讲述他旧时读果戈理《旧式地主》时觉得沉闷、枯燥、庸俗。此次重读，却发现小说中部出现了转折点：一个年轻人在恋人死亡未久重又再婚，全然忘记了痛苦，这恰恰与果戈理写的那对老年夫妇的老而爱情弥笃形成强烈对比。更有甚者果戈理以第一人称于数年后再访已丧偶的老人，发现老人全然失去灵活的躯体，却依然一如既往想念着亡故的妻子。《谈话录》写重读此一情景时就像有巨大的情感揪住了他的心。如此剧烈的情感的震动，可以说是凡读作者的文集者所从未见过的。学者、读书人思维的运作是坦然无保留的，惟独感情多内敛，像这样一种情感的大爆发应该是精诚所至而坦然吐露了内心的世界。这是我所看到的文章中的元化令人感动的真情流露的一面，无疑也正如评论家所说，《读莎士比亚》是他和夫人张可的欢悦而忠贞不渝的感情的象征。读《清园谈话录》者无妨特别读一下关于《旧式地主》的这篇最感动人的短文。

康德说：“崇高感的特性就是它们有着心灵的运动。”元化的所有遗著都是这一种心灵运动的结晶，他把他的一生都献给了这样的运动，这或许就是我们对他永远怀思与缅想的原因吧。

在哀伤的时刻，我愿所有的人都能铭记智者斯宾诺莎的那句名言：“人最应沉思的是生而不是死。”

读《清园谈话录》

王元化《清园谈话录》在《新民晚报》上陆续发表已有许多时候，虽然每期必读，但有些论题非我所熟悉，当时没有引起怎样的思考。近时已见刊的十来篇谈话，显然风格上有很大变化，这不仅如作者自己所说只是删略了标题而已。作者也已进入了所谓老年阶段，近刊谈话令我十分注意也极爱读，谈话显得比往日更为亲切平易了，人老了会发出饱含睿智的语言，读过历史上名家晚年谈话录便知这些如缕不绝的话语，既是老年人的自语，更是为年青一代人而发的。今日的《清园谈话录》便是如此。

关于《约翰·克利斯朵夫》

罗曼·罗兰的巨著《约翰·克利斯朵夫》，我错过了通读全书的机会。只是惊异地留下小说开篇那段以乐圣贝多芬为模型的描写，这已经成为文学史中的经典篇章。我深知《谈话录》的作者爱读这部小说，未料其在近期与友人谈论此书时，不仅对小说情节记忆如此纯熟，而且又有异于昔年初读时的新的感想，这后一点正是我所期待的，故深以为喜。人们都知道对于经典，不论是文学或哲学的大师不惟有赞美，同时也还有阅读者读后的认同和相异的看法。《谈话录》的作者说：“这次重读，我发现罗兰用了一种特殊的笔法来写这部书。有些地方我不太喜欢，因为太理论化了。”我从英国作家E.M.福斯特文集中看到论罗曼·罗兰有相似的看法，福斯特以为《约翰·克利斯朵夫》的开篇写得最好，而后半部则平凡沉闷，风格也松散。甚至罗兰自以为警策的语言实际上却近似于新闻报道式的文体。罗兰是一个近于狂热的崇拜者，他写的贝多芬是神化了的贝多芬，所以他不能欣赏勃拉姆斯的音乐。可是罗兰所显示的才华和对于理想的追求，谁认同他就会成为他的崇拜者。这就是《谈话录》所说《约翰·克利斯朵夫》这部书在中国青年中曾发生巨大影响的原因。这并不意味着罗兰的文学地位高于巴尔扎克甚或普鲁斯特，巴尔扎克的书是被翻译过来最多的，一个原因是罗兰所具有的感召力是巴尔扎克所不具备的，而我们两个时代的年轻人所渴求的正是罗曼·罗兰书中所能给予的：远见、勇气和对理想的追求。

时光流逝，曾被人们视为经典的书今天已被另类书取代了。不知《谈话录》作者旧事重提亦有见于此否。经典难道不再是永恒的经典了？柏拉图、但丁、莎士比亚，还有那许多中国的和西洋的经典宝藏，与我们一起面临着一个动荡的世界，新兴的事物在不断涌现，若果连经典都会被唾弃，那就必然会让人想起罗曼·罗兰，因为他正是一个理想和崇高精神的捍卫者。

《李尔王》与《长生殿》

《谈话录》作者与朋友谈话时说，莎士比亚的《李尔王》与洪癉的《长生殿》就其帝王在丧失权力之后所经历的蜕变过程，有其可对比性。作者有专文论此，但《谈话录》语焉未详。《李尔王》故事来源多种，有形之于诗歌，更有已编成上演的剧本，严格意义上说它不是历史剧。而《长生殿》是十足的以真实历史为背景的戏剧。《长生殿》既有白氏《长恨歌》以及陈鸿《长恨歌传》在前，它的艺术框架应当说是已定型了的。就此说《长生殿》是一部歌颂爱情剧并无不当。《李尔王》取材来源虽有历史因素，但剧情演变至最后，即悲剧达到其顶点时，此时的李尔王，他已不再是帝王，而是蜕变为赤条条的一个人了。此中还需详细诠释。反之李隆基从皇权丧失至其被尊为太上皇一直感受着沉重的政治压力。这是洪癉所没有触及的题材。肃宗于天宝十五年七月于灵武即位，八月使至，始得知即位事，这即使不是政变，至少在政治合法性上也是有问题的。乱平，李隆基回长安后，再度移居西内甘露殿，进一步处于幽禁状态，左右亲信也贬逐殆尽。所以李隆基在这个所谓蜕变过程中不止只是想念贵妃而已，他所受的政治压力是《长生殿》剧本中遮掩了的。过不在洪氏，因为前人诗歌所已完成了的虚无飘渺的神仙境界是后来作者必须承受的。此外《长生殿》只能写爱情剧而不能成为悲剧，原因也在于悲剧对于作为艺术载体的昆曲，也是它所无法承受的。所以称《长生殿》是爱情剧是不错的，唐人诗歌咏先世及当时略无隐避，以至涉及宫闱者也直言不讳，就这一点说《长生殿》尚不及唐人诗歌做到婉而微讽。这样，以我的浅见，《长生殿》宜于演折子戏，演全出并未能显示作为一部伟大歌剧所应有的气派。《李尔王》的情况全然不同。批评家说老李尔王是在暴风雨中退出舞台的。李尔王获得新生是在和 Cordelia 会合时。他的疯狂标志着作为王者的独裁专横的结束。最后他是作为一个自然的人而获得再生。但批评家说这一再生就像一次痛楚的阵痛过程。所有这些可供对比的蜕变迹象，在《长生殿》中都无法找到。作为一个艺术家，洪癉只是无法超越他的时代。没有读到元化所说已写成的长文，而且我也更多地就《李尔王》这方面着想，此外我也怀有偏见地认为昆曲的文体过于柔弱，不适宜于搬演巨大的题材。这些都待读作者长文后再思考。

清华园感旧录

蒋弗华是一个才情横溢者，在报端发表《自由宣言》，由此引起左翼学生一连串反应，后来由王芸生结集成书。

徐高阮的《山涛论》是周一良由美携回，称利用史料极精，虽然论点并不完全同意。据我所知徐还译过一本英国迭更斯少为人知的小说。徐本是寅恪先生指定的助教。

王逊，山东人，有集子由其侄辈编。在清华时师承邓以蜇先生。南迁至昆常以王孙、黎茁里等笔名写小文，无不精致。两入研究院口试又不获通过。在昆明时与钟开莱同屋，与余紧邻。“文革”中备受摧折。

开莱已矣，于去年六月辞世，生前曾以企鹅袖珍本《论罗马兴亡史》赠予，于内页眉端题“送给王勉兄作五十多年纪念”，时间为一九九九年五月二十日。诚然朋辈中惟余与开莱通信最多，积一厚册。有责予，亦有意见相同，而于初恋念念不忘亦其性情真挚之处也。“五十多年纪念”一语诚不胜人往之叹。

薛观涛，浙之温州人，举家在旧京，与王逊君同毕业于北师大附中，改革开放后常来余家，今之硕彦善讯尝云外文系看不起中文系，中文系看不起社会系，置社会系为最下系。不意今人于清华园图书馆地下室发现薛君毕业论文《论考》所论引经据典广为诠释，见者叹为观止矣。薛君又有其他考据文章亦极专业。然君迟迟未婚，晚婚后亦处境不尽如意，来余家必善谈，在昆明亦尝同居一室。一日来电话云即来看余，不意渺然无音讯是已至迷路失所矣。当翁君同文长年留法至沪，余尚去薛君居处，今已不忆其在何处。总之与薛君交往一段是余最美好一段回忆，薛君善谈，有时亦善谑。在清华园与王逊既同卒业于北师大附中又同属九级，由是感情亦最挚。清华园所谓九级堪称人才辈出。

周荣德在清华与蒋弗华同室，其间下乡从事调查。去美后师从Sowon教授。有著述，时作适余探亲在美，屡来电话邀余，谢不能。夫周君貌似笨拙，以其所学终有成就，当年与蒋君弗华同室，几乎每日必往视，而蒋君终于死于非命，不亦令人叹惜乎。

丁君则良闽之望族，移家居京，治宋史积有成就，后留英又学俄语，归国转而治俄史，与余交数十年，其间互有误解或过在余，一日居周一良君家，见报上指名为右派，竟以自沉轻生。丁君家学渊源，旧学根底甚厚，书法亦精，有罗君者（罗振玉之后）与丁一要同事述其为人甚详，大抵丁君之失由于情感超于理智，患得患失之心重，若居今日，其所成就不亦大乎！

赵俪生执教于兰州大学，多次来沪，某晚送其回旅舍，遇魏同贤君，赵云彼我之学生也，何以为你之上司，答彼是党员。俪生旧学所习方面极广，所作闻一多先生成就评价一文，窃以为最得体。一日俪生、陈洛及余同饮谈，言次俪生极激动，意或有感于韦君宜之书。俪生几乎推案。其实陈洛君当时清华地下党书记，以微事怏怏不乐。

李树青社会系考取留美学生，自云受业于潘光旦师，形同父子，多次来华，坚欲向潘师神龛致敬，由潘师女公子导之，痛哭失声。某次李欲返美，吴晗适在座，力阻之，君不听。

清华十一级外文系，此为近期清华人才辈出之系。钱氏尝云王佐良英文胜于南方之某前辈。许君国璋适在沪与高阮善，因是余常向其借书。其他如李赋宁等各以各种因缘相识。时刘西渭主编《文艺复兴》。查良铮即穆旦在其上发表一组组诗，写远征军英灵，余最喜之。穆旦一度在沪，后以所译普希金诗见惠。然晚年遭际亦最惨。佐良治英诗，惜亦不永年。

陈体强，闽之外交世家，清华十一级，一度与余同住昆师北院宿舍，与开莱、王逊为邻，开莱颇讽之，谓为中流，族兄陈体诚亦闽人中有名者。余一日偶看陈君所写英文极佳，胜于朋辈。君完成《行政法》后即北上，时罗孝超（闽之外交世家）已在外交部。陈亦入部，不一年以优异成绩擢升科长，旋参加留英考试赴英入剑桥，回国后任清华大学教授，南下招生。某夜余适于昏暗中诚君步伐，遂约次陈君伯流茶叙，并为介绍对象。女入，陈君之我见王君摇头，即知不成。闻其论文，答国际中承认问题，当时并不以为意。后始知此论文被列为国际法中经典作品，于是名声大噪。是开莱讥其中流，实失公允。按昔年有某前辈论文为拉斯基教授亦引以为荣，比之陈君成就之大不可同日而语矣。然陈君成亲，居恒郁郁不乐，亦当时环境造成。与陈同室数年，知君早逝，诚不胜人往之叹。按清华教国际法为王化成，尝以问陈君颇鄙视之。惟前辈王铁崖是晓斋主人之后，亦国际法名家；列席国际法庭亦极一时之荣。国际法名家多闽籍，倘亦由闽为进口通商之一，亦风气造成之乎。吾两家为通家之好，晓斋主人殁，先祖有诗哭之。

铁崖留学回国，余与刘君广秋，邵君禇怡同宴于重庆之卢作孚花园中。

西南联大五十载记梦

时间将坚固的、有棱角的事实，化为闪耀的精气，这就是历史。而历史是存在于每一个人的经验中，所以历史更像是一部传记。

——摘引自爱默生的书

前　言

建立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至今已过了五十个年头，也就是半个世纪之久，在人们众声怀念和赞颂这个临时大学的时候，无疑忽略了一个事实，这就是在那个苦难的时代，不仅北京三校合并南迁，还有更多的著名学府也纷纷不顾战火迁移，所以使弦歌不断的不止是一个西南联大。南京中央大学迁重庆的沙坪坝，浙江大学迁贵州省革命圣地遵义，复旦大学迁重庆北碚，当时的燕京大学和辅仁大学以教会关系得以幸存，太平洋战起，燕大才迁四川成都，金陵女子大学则早已迁渝，上海交通大学这个当时最负重名的工科大学则由于地处徐家汇属租界范围所以没有迁徙，一些规模不是最大的大学如福建的协和大学也迁至武夷山下，这些决不是完全的统计说明了一个历史事实：在中国浴血抗战、神州大地遭受敌寇蹂躏的年代，有识者不忘百年育人的大计，不忘保存民族文化传统不断，这是在今天怀思联大的成就时，不应忽视的一个更广阔的历史背景。

卢沟桥炮声

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日军寻衅，在卢沟桥开火，在华北特殊化后，日军的挑衅最初并未引起严重的关注。这就是说从卢沟桥炮声到正式对日宣战有过一段谋求和平解决的短暂的过程，或者说朝野都不认为这就是战争的开始。谋求苟安的蒋政权是如此，一部分人士在这关头也谋求避免战争真正发生。当时全国名流都在庐山参加讨论会，所以北方名流如梅贻琦校长和胡适之先生都在南方，他们都没有听到卢沟桥的炮声。胡适日记一九三七年这一部分很真实地反映了那时部分人谋求和平解决的一些细节。上海爆发的“八一三”战事或者还不能算对日正式开战，对日正式宣战史书应有明确的记载。

北方三校合并

卢沟桥的炮声我是在清华大学图书馆底层阅报处听到的，隐隐的并不很大，同时在看报纸的有叶公超先生，本来在下一学期开始时，叶先生就要接受北大聘约，离开清华。但战争和三校的合并使他又留下成为三校南迁许多事务中最活跃的人。当北方的师生相继南下时，我和几位同学同去成贤街那时教育部所在地，很容易地见到梅校长和忙着办出国手续的胡适之先生，我们被告知学校即将南迁长沙。现在有不少人只知联大，而不知联大成立之前先有长沙临时大学，校址即设在长沙圣经学校。那时法学院和历史系在长沙，文学院哲学系和外国文学系在岳阳衡山，冯友兰先生和北大新聘的英国教授燕卜荪也都在衡山。长沙临时大学从香港进了一批外文书，我第一次读劳伦斯小说就在这里的图书室。前线战事日益紧张，武汉、南京相继失守，忧国的学生邀请教授讲解形势，我记得只有北大的张佛泉教授讲话。他把希望寄托于美国的军援。未久长沙就遭受空袭。在这形势下，南迁是必然的选择了。这其间当学生初到时，还集中听国民党将领张自忠的训话。在我们离去之后，后来发生了长沙大火这桩事，也是这位将军指挥作战之时。而我们初到长沙时并没有校舍，学生分别赁屋而居，那时与我同屋而居的不少是学校的精英，今健在的还有一位气象学家叶笃正院士。我们所住的旧址韭菜园在长沙大火时也见诸报端。

南下入滇

长沙临时大学里都是原已在校的学生，人数不及后来的联大。当时分两路，一路步行，有着严格的组织纪律，闻一多先生也同行，并沿途写生，今日倘有当时步行而健在的写下一些哪怕简短记事也将是极珍贵的史料。经海路入滇的是先由铁路到达广州，一群学生皆寄住岭南大学附中宿舍，时届暑期，所以宿舍都空着，在短暂的逗留中，我同南来的同学一样初睹南国的风光和岭南大学优美的校园风景，树上有红豆坠落，暮晚蝙蝠乱飞，尝着南国的风味，应该说这样的流亡生活有愧于在前方浴血的战士。未久由广州乘渡轮去香港，在青年会席地过夜。叶公超先生已先时到港，召集学生介绍香港风光。许多同学都在香港买了西洋书籍。我买了一册兰姆的散文集和一本英诗选。离港再搭法国海船去越南海防，也是当地华侨招待。南国酷热，海防白天店铺皆不营业，然而我们终于看到披着白纱长衣的越南女子，远看极美。我还买了一本法文原版有插图的 Flaubert（福楼拜）的 Madame Bovary（《包法利夫人》）。我们终于由滇越铁路，穿越无数的山洞到达地处云南的边境小城蒙自。

蒙自小城

从滇越边界进入蒙自已是夜晚，先期到达的高本乐君招待我们在一家小铺吃饭，尝到美味的宣威火腿。蒙自往昔是滇越边界的海关驻地，又是贸易的中心，因此多西式的高楼大厦。但蒙自却是一座美丽的小城，有南湖，有小的山坡。市镇更是带着浓重的地方色彩的闹市，过桥米线是蒙自的一大特色。南渡师生在这里留下了流亡生活中最美好的记忆。寅恪先生更有诗多首咏蒙自，其一是：

景物居然似旧京，荷花海子忆升平。

桥头鬓影还明灭，楼外笙歌杂醉酲。

南渡自应思往事，北归端恐待来生。

黄河难塞黄金尽，日暮人间几万程。

这一首诗应和后来抵达昆明后所作《昆明翠湖书所见》一首并读，这就是眼前景物混合着家国兴亡的慨叹，其深意显然。在蒙自我终于完成了卒业的最后的课程，特别是修了陈通夫（达）先生的《人口论》。此外还听了钱宾四先生的《历史》，浦狄生教授的《政治学》，而我因酷爱外国文学，所以又旁听了叶公超先生的《十八世纪文学》，对于吉本的认识也正是在这时候。蒙自接近越南，有不少越南妇女开咖啡店和小食店。流亡和同处小城，师生之间不似往昔，无形中拉近了，我曾在咖啡店中听陈岱孙先生讲他如何由围城中南下，在小食店看见张荫麟教授（那时尚未去浙大）大吃猪排。那时社会系教授在蒙自的只有陈通夫和李景汉两位，李景汉师还曾率领少数学生去个旧锡矿作社会调查。这里附载的小照即是在海关大楼拍的。蒙自小城对于每一个小住者都是流亡生活中最难忘的记忆。我怀念着同在这个小城度过美好时光惜已作古的同窗好友，他们中更有不少是清华的精英，如王逊、徐高阮、丁则良、许国璋等等。离开蒙自就进入了将要成立的地处昆明的西南联合大学。

西南联大精魂何在？

我没有目睹西南联大的建校。一九三八年卒业后由昆明经贵阳北上重庆，找到我的第一个职业岗位。三年后重回昆明，联大已是校园完整的大学，我也因此没有赶上听钱锺书先生的讲课。但我却看到了联大录取的第一届学生。五十载过去，当日的学生大都已白发苍苍，而那些作出卓越贡献的精英，存者无几。应该指出联大所以造就人才如此之多，其原因之一是一九四五年胜利后，在一九四六、一九四七年之间大批卒业者以自费留学的名义凭官价外汇（比市价低许多）出国深造，这是中国教育史上最大的一次留学潮。建国之后正是这批回国的英才为国家顶尖工程作出他们的贡献。众所周知的大名我这里就不列举了。

西南联大作为当时著名的学府，它留给后世的遗产是它的学风。中国近代的高等学府是依西方模式传承过来的，清华作为庚款建立的学校在它完成预备班阶段后正式立校时更是以美国的大学为模式。清华维持着浓厚的求知学风，水木清华和先进的设备并不是它的优点的全部。师生同处于不懈的渴求知识的努力中，这才是它最值得称誉的学风。无疑三校不同的良好学风在带到联大时，是联大成功育才的主要原因。这里我作为一九三七年之际的目击者，必须补充说明这种学风的转移是经过曲折的过程的。一九三七年战火未起前的暑假我是一些准备留校过暑假的学生之一，学校当局为了节约开支，准备让留校的学生集中到一个宿舍，但经过年前的运动之后，师生的关系已出现裂痕，这一天身为教务长的潘光旦师与拒不执行的同学在二院门前形成对立的态势，一时气氛异常紧张，任何一个人冲动都会造成不堪的后果。此时潘先生脸色铁青，但他终于离开了。这一让步意味着往昔的校风已经发生变化。但联大后来相对保持着平静的学习环境，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而联大也非世外桃源，国家依然在艰难对日作战中，物质的匮乏更非言语所能形容。只是校园不再有运动，学生间的争论仅只表现在墙报上。

三校联合，文、法、理同在一个校园内，只有工学院设在市区拓东路。战时师生之间不再如昔日界限分明，战时的艰难生活以至如空袭这样的危险当头，师生无形中更为接近，这样整个的校园展示出对追求智能与探索知识价值的和平气氛，说这就是战争年代的弦歌不断也不为过吧。

所以联大不只是造就了多少英才和杰出的卒业者，更是传承了中华民族的文化传统，闻一多先生正是为捍卫民主和我们的中华文化而倒在血泊里。联大昭示后人传统是不可割断的，唯有我们具有我们的传统，我们才可以立足于这个世界上，对世界文明作出我们的贡献。

余响： 踏在石板路上的文林街

文林街是昆明市内最普通的一条街，街东西向，西面通往联大校园，东面更远处是云南大学。街的北面为旧昆师的楼房，南面是联大女生宿舍。街上有英国文林教堂，整条街上有茶馆、甜食小店和吃鳝鱼米线的小食铺。脚下踏的是不整齐的石板铺的路，由于密迩校园，南渡师生无不踏破了这条街，在街上往来皆非白丁，而是随时能见到的教授名流的身影。初到昆明我和几个同窗租赁一间民房，号称光宗巷，在那里度过了虽然贫困但也并非无欢悦的日子。终于有一天日寇空袭，文林街也中弹，居处主屋顶被洞穿了，我们住的是靠天井的一间，逃空袭回来一看；一只放在桌上的茶杯被炸飞了。若空袭时没有逃离，躲在桌下还不致丧命。这样我终于迁出光宗巷了。人世几度沧桑，如今文林街已不见石板路了，两旁尽是高楼大厦。有着西南之行的故人之子俞海琪君为我拍下了如今的文林街街景和尚残存着光宗巷牌号的残影。去者已矣，若有尚健在者是否也系念着旧石板路的文林街呀！纪念西南联大，文林街是不能少的留在记忆中的一角。

我听过张佛泉的课

《万象》第四卷九期（二〇〇二年九月号）有读者询及张佛泉其人其事，凑巧六十五年前我曾听过张先生政治学一课，料当时此班上同听课的应有健在者，但决不会很多。一九三七年卢沟桥变起，北方三校南迁，首先在长沙设临时大学，正是在这里我认识了几位北大同学，有极力向我推荐张先生的政治学一课，我抱着好奇心随班旁听。张先生所讲并非政治学概论，而是政治哲学，上课时据事先准备好的讲稿逐条讲解。在清华时我选修陈之迈先生的近代政治制度一课，而张先生所讲授对当时的我似更新颖。而此班除我一个旁听生以外，余皆原北大同学。张先生出身于燕大，后去美入约翰霍浦金斯大学，归国后执教于北京大学，又时常在胡适之先生主编的《独立评论》上撰稿，所以他也是胡圈子中一员。我记得他主张民主应从基层推动做起，譬如乡镇。

抗战未久，南京陷落，其后武汉吃紧，在长沙读书的学生惶惶忧虑，于是开一次座谈会，特请张先生分析形势。他似乎是从国际形势背景上来看待，有点寄希望于美国军力增长上的意思，这或者正反映了那时普遍存在的沮丧心情。

一九四九年之际北方校园再起波澜，在少数南逃教授中张先生是其中之一。在机场登机时有一小小麻烦，即张先生携带了一些古董，事在报上披露，也是数十年前一则小小的社会新闻，不知人世尚有能记得此事的人否。张与清华的陈之迈同去台，同与胡适之先生交往密切，或者陈更接近一些，因为张先生正闭门著书。胡颂平编《胡适之先生年谱长编》第九册有胡致张先生信一通（页三三九七），信是回复张先生同日（即一二·九学生运动纪念日）信，文长不具引，但由此可见二人情谊至厚。

关于浦逖生（薛凤）先生亦有一二事可说，浦先生在清华授政治学概论一课，三校迁学之时我亦上过他的课。三十年代中浦休假出国，过柏林正当国社党上台，留心政治的他带回一张国社党宣传招贴，此物竟亦南迁时随带，我是在课上看见他向学生展示的。此殆是美国式的教学方法吧。朱自清先生《为犹贤博弈斋诗钞》中有与浦先生唱和诗，七言一首《逖生来书，眷怀清华园旧迹，有五年前事浑如一梦语，因成长句，寄逖生、化成》。按南迁后朱自清先生一度入川，题中化成即王化成，清华政治系国际法教授，解放后最负盛名的两位国际法专家王铁崖与陈体强（俱闽籍）都是他的学生。朱先生诗有句云：“群居休沐偶佳抱，叶子四色盈手轻……浦子此中賙轮手，寝馈甘苦精权衡。”这是说浦先生是打桥牌的能手。朱先生是新文学家而兼中文系教授，之所以与多位法学院同事交谊密切，原因他也是桥牌的爱好者。据此知浦先生亦能诗，前两年尚闻他在美尚与旧时学生玩牌不倦。《为犹贤博弈斋诗钞》存诗不多，但此中多有关当时清华园胜流，惜今知此者鲜矣。

清华政治系教授阵容强大，有张奚若、钱端升、萧公权、浦薛凤、王化成、陈之迈等等，张佛泉在旧北平学界亦是名教授且也甚自负，但清华自有它的一套机制，这即是学风，出身和规章，在这样运转下能出好成绩、好学生，但亦把非清华出身者拒于之外。这就是老清华的传统。

海藏楼日记拾零（一）

海藏楼是郑孝胥的楼名。郑孝胥字苏戡，又字太夷，号海藏。福建闽侯县人。光绪八年乡试第一名。与陈三立同为同光派代表诗人。九一八后任伪满洲国总理，沦为汉奸。所遗留日记由中华书局整理于一九九三年出版。现选择有代表性的人物以及旧闻轶事，以供读者观赏。

——作者

海藏楼郑氏《日记》一九九二年中华书局刊印，整理工作前后达十年之久，任其职的是劳祖德君，劳君又有笔名谷林，是我极敬佩的当代文家，今日仍时时于湖北十堰新华书店发行的《书友》上读到谷林君的书札，文字淡雅，而情意甚浓，当代作者有此一如古人恬淡的风格，实在难得之致。郑氏《日记》绵延时间由晚清至民国，时间长，反映的历史背景以及人物尤为丰富，其中人物只要与历史有关的今人都易寻绎，《日记》作者为闽人，因此所记闽事、闽俗，以及闽籍人士尤多，仆闽人乡居约廿年，自幼闻诸父老及今尚能记忆的约十之八九，这些都将附于篇末，以便使这属于地方性的人物亦不至湮没无闻。

闽人呼叔为家

《日记》卷一，二月卅日（旧历，以下同）作者自沪归记云家人皆喜，“炳侄已能行，姑娘抱之出瞰，指余问为谁，曰胥家也”（页二，又按妾称姑娘）。又《日记》页三七五行四“四家”、页一〇二〇倒数行三“九家”。此数处家都是指叔父，而这是由本来语言中对人自称“家叔”，一如“家兄”之类，在口语长期演变中“家”成为“叔父”的代称。如果以文字方式表达仍称叔，《日记》页九行四“坐中惟何卓尔及思泉十一叔而已”。家叔本来是一种称谓，但原来的辞意逐渐被取代。在口语中这样使用，于词义上是不通的。郑氏《日记》在记载习俗、名物这些方面多依从生活习惯书写，不甚讲究措词之纯正与否。不知劳君在整理原稿至此有不可解感觉否。

张园吟咏

沪西张园始建于光绪八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主人张叔和，一个富商。这是一处水陆俱备，兼有亭台楼阁之胜的游乐场所，为当时文人墨客、富贾以及裙屐毕集之处，近时记述张园的文章已有多起，都说张园在沪西。然而要寻找张园旧址所在莫过于小说《海上花列传》第卅八回“史公馆痴心成好事　山家园雅集庆良辰”中写：“赵二宝盛妆艳服，……接得催请条子，……经大马路，过泥城桥，抵山家园齐公馆大门首，……又穿过一条街，即到花园正门。门楣横额刻着‘一笠园’三个篆家。”这不止因为是当时人写的，与今人但凭文献记载所写者不同，最能得其真实性的是它所指示的路径从大马路出发过泥城桥而到达张园。大马路与四马路相近，后者又是长三堂子聚集的地方，当时的上海繁华集中于外滩及大马路一带，现在的南京西路尚未开发，所以当时的游客以及妓女游园必由东徂西，写过大马路正是当时的真实写照，这是现在人据文献写张园所在的文章所万万写不出的。张园旧址已荡然无存，今南京路泰兴路南端尚有一处张家花园旧名，一九四六年抗战胜利后南来的我一度寄住在这里的一座小楼，不知这地名是否与张园有关。乾隆时江都汪容甫尚能访明秦淮名妓马湘兰的故居，写成那篇精美绝伦的《经旧苑吊马守真》的文字。其时间的间隔应远过于张园之于今天吧。但张园旧址已荡然无存，很幸运地它保留在当时许多人的诗篇里。《日记》中有诗也有记事。但我以为以张园为题的诗写的最好是《散原精舍诗集》中若干首。其时间跨度颇大，光绪卅一年至卅四年间有二首，录其一：

晚至张园游人散尽啜茗虚廊悄然成咏

日沈车马散归鸦，独踞风廊拨拣芽。

密树成帷宿星斗，疏灯罗石伏龟蛇。

道心欲合无穷世，夜气余扶解语花。

携手胜流今略尽，闲看佣保数年华。

至宣统初年，陈氏复有以下二首：

同涛园癷叔酒罢至张园茗坐

旋旋腹内百十事，兀兀车中三两人。

酒渴此生忘一割，落园围话碧螺春。

微晴草树骋游车，颤影池台仕女哗。

剩客日斜吾与尔，忍看飞尽故巢鸦。

按当时代步有马车，亦时髦之一种。陈氏以诗人的襟怀，又饱含着沧桑的情结写张园，啜茗拨芽显示着悠然的意态。不惟张园已近衰落，昔日的朋辈也凋零大半，但诗中依然写出远处仕女喧哗的声势，诗人不事玩赏，但也不厌弃，只是抱着有距离的叹赏。我想写张园的诗，《散原精舍诗集》中这几首要算写得最好的了。张园终于过了它繁盛的时代，郑氏《日记》民国二年九月廿五：“与稚辛同至张园，游人甚少。有茶博士，面颇熟，余语之曰若在园中久乎？喟然微应曰久矣，十七八年矣。园南隅有池，桧数十株，荒芜尚可散步。十年前，车马填咽，仕女如云，今则风气尽变，淡然无竞艳逞豪之意，惟夏夜乘凉者稍多耳。”（页一四八八）至民国十年十二月十四日复有作《张园》诗：“籍甚张园二十年，销磨人物作云烟。繁华世换空余恨，儿女情移莫问天。词客有才应赋此，老夫无梦亦凄然。后村至清真丽，为汝伤怀到酒边。”（页一八五六）其他同时人留下张园的诗应不止此，但在郑氏集中这应当是对这个曾经裙屐毕集繁华至极的张园所作最后的凭吊了。

晴清士大夫狭邪巷陌

清禁官吏狎妓，所以召伶挟妓，前者指北方，后者指在租界庇护下的南方上海。北方士大夫宴集召伶佐饮，郑氏《日记》页八五、九二、九三、九五、九六及一百以下数页所记最多，所谓名素云、怡云、顺林、笛云、丽云者皆是，这就是鲁迅所说的男扮女，其中多人名字并见小说《孽海花》。上海长三堂子集中于四马路，士人出入无顾忌。有这样一种历史背景，造就了以北方为背景的《孽海花》和以南方为背景的小说《海上花列传》。读郑氏《日记》有时有像读小说那样的感觉，举一例：“过赵竹君。至虹桥路，遂赴半淞园一元会，元素、叔用、古微、聘三、容民皆至，杏花始开，游人渐多。过商务馆，晤拔可、剑丞。至新世界，古微亦来，钟姑娘唱《捎书》，听者甚众。”（页一八二一）按此不啻小说《海上花列传》的写法，长三堂子客来客去，妓者出局，故事情节总是在这样匆匆来去中演绎。这是其他章回小说所没有的，也就是说小说情景决定了它的艺术手法。无限精致的故事正是在这种穿插中勾勒出来。陈衍《石遗室诗话》说“暾谷颇事冶游”，按暾谷即林旭，林绮年才华横溢，婚于高门（沈文肃之后），然亦如是倾情于欢场。有《与石遗丈大兴里饮罢过宿有叹》一诗，陈极称赏，中联“高楼罢酒天初雨，短榻挑灯夜向阑。流落倾城同一叹，忖量终岁得多欢”。陈谓这是夜座中所述，所谓倾城者指林所眷恋的赛金花，《诗话》称是孟德后人，按赛原名曹梦兰。郑氏《日记》记冶游事多不胜纪，最使我惊讶的是这一则，宣统元年三月初四“晚，应严又陵之约，晤弢庵、伯严等，弢庵以余劝不赴妓院。是夕召妓身云小榭、金媛媛、赵香玉等，皆弢庵所尝诣也。柯贞贤呼缥缈楼，遂转局”（页一一八八），转局即另去一处妓家。作者既劝陈宝琛不去妓院，下文又历数多名妓者都是陈所常过的，可知陈也是花丛中常客。使我惊讶的无论是在家乡福州或晚年陈居北京，在我心目中他曾是号称为光绪初年的四谏之一，又是与张之洞等号为清流，这样一个职位尊贵的前朝遗老是不能与严又陵、郑太夷相比的，他的孙辈昔年也曾在清华园中相识，出乎意外的是一个状貌恂恂的老者竟也是此中的常客。陈三立是陈宝琛于光绪初年典试江右时所取士，试题为“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也”，师弟情谊弥笃，陈三立八十岁生日，陈寄一诗首句“平生相许后凋松，投老匡山第几峰”，即关合此典，由是可知古代中国士人重的是节义，在多妻制度下，士大夫涉足花丛并不影响他的品德，读《日记》这一段使我惊讶是我的无知。

陈三立辫发

郑氏《日记》民国元年五月十二记云：“陈伯严来谈。陈犹辫发，尝至张园，有革党欲强剪之；伯严叱曰必致若于捕房，囚半年乃释！其人逡巡逸去。”（页一四一七）按王静安亦如是，或者时间更长。乙酉清兵南下下令剃发，士人不屈有死者。顺康以后这种形势改变了。陈氏以其家世忠于清室不足怪，然而有着家难隐痛而犹然不忘清室这是很难理解的。不过陈氏究与众多遗老不同，《日记》民国十三年六月廿四：“入内，奏请召见陈三立，上许之。”（页二〇〇八）按此指在天津的溥仪小朝廷，七月十三日又记：“入内，召见，奏陈三立俟秋凉来京。”（页二〇一一）终于在《日记》内不见有陈三立有入见的记载。一九三七年卢沟桥变起，陈忧愤不食而死。陈氏后人在其总集后识语有“宣统初年迭征不出”语，所以入民国初年犹辫发的陈氏是和那些遗老不可同日而语的，这就是作为诗人的陈三立，他的本色。

康有为、王静安先后殁

《日记》民国十六年二月廿九日：“张园（指在天津溥仪所在地）电话云弢庵已来，即诣园，召见陈宝琛、郑孝胥。报言康有为以廿八日卒于青岛，上欲赐恤，陈宝琛谏，谓康宗旨不纯，且有保中国、不保大清之说。郑孝胥奏曰德宗赍志抑郁以终，实受康有为之害。戊戌之狱，他日当付朝议宣之。上然之。”（页二一三九）五月初五日记：“诣行在，罢行礼。王国维自沉于昆明湖。”初六日又记：“诣行在，罗振玉来，为王国维递遗折，奉旨：予谥忠悫，赏银二千元，派溥碨致祭。见王静安遗嘱。清华学校诸生罢课一日。北京各报并记其自沉之状，众论颇为感动。梁启超亦为清华教授，哭王静安甚痛。”（页二一三九、二一四七）康、王殁先后只隔一月，有意思的是这两则日记清晰地记载了这个到民国还存在的小朝廷，溥仪及其身旁的遗老对于这两个历史人物微妙的不同点和相同点。这个乳臭未干的小皇帝对于戊戌变法以及政变那历史的一幕所知多少很难说，但或许正因为他的稚嫩的年龄，他似乎吸收了一些时代的气息，因此才会起意要给康有为赐恤，至于陈、郑二人他们的进言也全然符合他们自认为的他们的身份。记王静安之死，吴雨僧先生所记最详，其他的文献也足供后人稽考。郑氏作为当时的目击者，所记虽简略，然而依然有其价值。

吴清源二三事

围棋圣手吴清源，《日记》有记载者二则，民国十七年八月初六日：“桥本为东京棋第四段选手，与福州吴清源（《日记》源误作泉）试弈。吴年十五，号神童，胜桥本二局：桥本遂约赴日本留学，会中助以学费，且使其母、兄随之。”（页二一九八）民国廿三年五月卅日又记：“吴清源，福州人，乃吴维允之族孙，十七岁赴日本，号黑子无敌，今廿一岁矣。牧野内大臣尝与余言及，叹为天才。牧野乃棋院之总裁也。吴自言，四岁入北京，母、兄皆同东渡，犹谙闽语而不能言。”（页二五三四）前则记吴十五岁东渡，此处记十七岁，前则近实。又按郑氏民国十七年尚在溥仪在天津之小朝廷，所谓行在，桥本和他同舟赴日，因此桥本所称吴清源事是追述，至第二则日记时郑氏已在所谓满洲国者任伪职，这一次他是亲见到了吴清源，换言之吴东渡首次回来不是这块神州大地，而是已沦陷的国土。十余年文化浸润，今之吴清源已不是当年只会说福州话的吴清源了。吴氏近年虽回国，沧海桑田变化之大非复旧观，记事者大多抹去吴氏祖籍福州，其实我十三四岁时倒曾随家人去过吴氏家园名半野轩者，虽然渐现败落但规模尚在，这大概就是郑氏所说吴维允其人的家园吧。惜吴维允的生平不详。

闽乡邦人识小录

魏季渚（页八一四）即魏瀚，卒业于福州马尾船政学堂，留学法、比、德，早期中国船政制造业的巨子，即促成王寿昌、林琴南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者。子魏京（外交界）、魏肫（页八二二，字子肫，开滦煤矿总经理）、魏良、魏龙。魏龙子近撰《我的祖父魏瀚》（美国版），魏子杞（页一五五四）即魏怀，魏瀚侄，留法，国民政府文官长。林惠亭（页一〇二一）即林炳章，林则徐曾孙。沈昆山（页一四三一），沈瑜庆子，沈葆桢孙，留英，英美烟公司任职，与胡适善。林敦明（页八一八）（《日记》敦误作东），光绪间杭州名知府林启子，林《清史稿》有传，留法，外交部交际科长，娶魏瀚女。方声涛（页一七四五），早期同盟会会员，袁世凯称帝，偕李烈钧讨袁，后任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雨亭（页七七一），方声涛尊人，与林琴南同年中举，官桐乡知县。方石三（页二〇〇三），方声涛从兄弟，留日，长期在北京行医。卓芝南（页一〇六六）即卓孝复，光绪乙未进士，官湖南按察使。陈篆（页一五二〇），字应先，留法，外交界，七七事变后在沪被刺死。林实（页一六二二），字季良，曾任驻巴黎总领事、上海邮政储汇局局长。林壁予（页一七〇七），司法界，疑即林同济、林同炎尊人。林知渊（页一七四五），林之夏弟（早期同盟会会员），参加辛亥革命，随方声涛，任闽军政府的参谋部及军务部厅长，有子某为上海大桥设计总工程师。萧奇斌（页一七四五），号叔萱，日本陆军学生，汪伪时任职，日本投降后拒捕死。陈培锟（页一九三二），号韵山，前清进士，出任福建财政厅长。刘健庵（页一五六五）即刘魁魁（页一七五〇），刘姓为福州大族，福州电气公司创办人。吴承祺（页八四九），福州士绅，交接宾客，五十年代初被镇压。黄占鳌（页二〇二〇），先佣于人后成巨商。杨树庄（页二〇四一），海军界前辈，曾任福建省主席。“长乐三高”（页六四六）高啸桐（凤岐）、子益（而谦）、梦旦（凤谦）。子益，外交界；梦旦，《日记》中屡见，有三女君远适洪观涛（铁路工程师、局长），君箴适郑西谛，君珊为留美教授，与宋美龄、胡适善。陈徵宇（页一〇二一），名陈懋鼎，陈宝琛犹子，驻英使馆参赞，余先外祖林弓公妹丈。

海藏楼日记拾零（二）

心史史笔

明清史家孟心史早年投效广西龙州郑海藏幕下，二人交谊弥笃。一九三七年七七事变起，未久故都沦陷，孟氏仍滞留北方未南下。在这之前（一九三七年五月二十七日）郑氏《日记》有此记载：“得五丁书，寄来孟莼孙所作《海藏楼诗序》及钰甥妇三百元收条。”（第二千六百七十一页）据此可知孟与在关外之郑氏仍不时有书信往还，而此处所云三百元收条即是诗序润笔资。今刊本《海藏楼诗集》自不载孟氏序，近人陈兼与《兼于阁诗话》“心史史笔”一则云此在孟氏为最难着笔之文字，缘郑氏政治操守使然也。陈氏约略摘录序文数语，其文曰：“所作皆负气之事，所作皆负气之诗，负气之事之果为是非，将付之难齐之物论，而诗则当世无异辞矣。”孟氏不愧为史家，所谓负气之事齐之以庄生之论，实皮里阳秋，未掩其过也。末句归美其诗是回到本题，亦极得体。旧都沦陷后，敌伪纷纷登场，其中不乏郑氏旧识，是年十一月八日过塘沽，经天津抵达北平，自言从辛未（一九三一年）出关至此已六年多。《日记》十一月十日：“访孟莼孙，已入协和住院。”（第二千六百九十三页）十三日再记：“与稚辛同至协和医院视查莼孙，赠二百元：莼孙气色甚好，病榻中尤作七言古诗，题曰《有赠》，即赠余也。”（第二千六百九十三页）此赠诗《诗话》有抄录，计二首，其一：“诗人拥节事专征，仰视飞鸢瘴海行。三十年前旧宾客，微吟亲见塞尘清。”其二：“羁"勤劳得鬓霜，萧然无改旧行藏。旁人若讶今殊昔，惟有诗篇老更苍。”不忘旧谊，措辞温雅，其间虽有“旁人若讶今殊昔”句，仍从诗人一路许来者。《诗话》于第二首释有误，可参看该书第一百零九页。孟心史一九三八年一月卒，时郑氏已回关外。《日记》中尚有郑未出关前与孟频繁来往记载，此从略。

吴清源故居

前集曾记吴清源旧事一二，兹从福建美术出版社新刊《福州名园史影》中又获得有关吴氏家世更翔实资料。前篇曾记吴氏旧居为福州名园半野轩，此园历史由来至久，特影印园中一景附载于此。《史影》关于吴氏家世有如下记载：“吴家世代书香，祖吴蔭，字青溪，生三子，次子仲翔，沈葆桢妹夫，曾任福建船政提调、天津水师学堂总办；四子继，字小铿，号捷皋，自署菊禅，半野轩园林主人，能诗，擅书法；五子吴毅，字劭龙，其子吴泉，字清源，当代著名棋圣。”据此半野轩主人实其伯父吴捷皋。吴清源去日时以字行，吴泉应是他的本名。今人有文记吴氏谓因加入日本籍改名吴泉，实误。因入日籍用本名容或有之，但并非改名。又吴去日时母兄随去，《日记》一九三七年十二月二十四日：“满人之能棋者以宫内府职员吴某某为最，吴清源之兄也。”（第一千六百九十九页）此处郑氏有意讳其名，吴氏之兄后任职伪满，应无疑。此亦今人说吴氏身世者所不知。

燕京旧事

此处所称燕京旧时琐闻，在时间上跨度颇大，大约起光绪末年中至民国初年北洋政府时代以及其后改称北平的上世纪三十年代。叙记不依时间顺序，随想随写。

一、来今雨轩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三十日：“庵言多竹山卒于吉林，旧雨轩无主矣，可悲！”（第二千二百一十一页）多竹山不详为何许人，《日记》内或有出现，此处旧雨轩当指北京中山公园内来今雨轩，其义今人多不知识，陈寅恪先生《柳如是别传》下第五章第一千零二十九页释钱牧斋《感叹勺园再作》诗中“今旧人情都论雨，暮朝天意总如霞”，句谓钱遵王于上句引杜工部《秋述》“旧雨来，今雨不来”，所释甚是，于是陈先生曰：“惟今日游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者，恐未必尽知耳。”来今雨轩，旅京者必游之地，其义知者盖鲜，故特为标出。

二、德医司克礼　民国初年在北京行医的德国人司克礼极有名，但一般或呼作克礼，忆林琴南笔记中亦尝提及。一九二一年一月十九日记司克礼南来：“会元东、司克礼同来。司偕其妇前日到沪，德国人来者五十余人。”（第一千八百五十五页）此行何事无法考证，按上世纪三十年代旧北平应无其人。日前观曹禺《雷雨》舞台剧即有称克礼医生者，舞台剧当必据原作，而《雷雨》作者亦必得于传闻或亲见，由是可知民国初年司克礼知名度之大。

三、西车站西餐　民初旧京西车站盛于东站，东站在平沪通车后始取代西车站。在先西车站附设西餐极有名，先慈南归后屡道及之。《日记》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六日：“某某等来，同至西车站晚饭。”（第二千零一页）上世纪三十年代之后旧北平数家西餐馆，已不见有西车站西餐。

四、宣南巷陌　光绪十七年，西历一八九一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亲友中渐即零落，不知谁当有成。世运生事，奄奄不振，宣南巷陌，岂堪复到耶。”（第二百五十二页）按宣南指宣武门之南，市肆林立，繁华之至，当时京官文人聚集之处，今人选清诗别有注解（古籍版），似与晚清文人诗歌中屡及宣南怅惜旧情者有异。

五、评点严文　海藏楼与严又陵交至厚，然评点严文并而比之职业外交家罗丰禄颇见高下，光绪十一年，西历一八八五年六月二十八日：“观严又陵文，天资绝高，而粗服未饰。”又四日，七月二日：“阅稷臣文一首。其人好深思，可与诣古，视严又陵气不如而思路过之。”（第六十页）按罗丰禄字稷臣，亦闽籍。罗氏本不长于此道，只是久司外事，自不能无所见，出发点与严不同，其务实处或与郑氏相近，严所识者非郑所及，以是但以文字之是否文从字顺苛责之。其后严以列名筹安会身名受累，今人有引海藏楼《答几道》二绝中“侯官严叟颓唐甚，可是遗山一辈人”，谓元遗山金亡不仕，颇有气节，负一时重望，郑诗实责严愧对元遗山一流洁身自好之士云云。按所释全失诗意，此末句是贬语，辞意甚明，此诗实作于一九一六年（民国五年）七月二日，“作杂诗二首，用全谢山论元遗山求修史事”（第一千六百十七页）。全祖望《鲒亭集》外编卷三十一《跋遗山集》谓遗山求修史之故，委蛇于元之贵臣，（中略）是遗山之志节有亏世有定论，非只全氏此文。

六、宛平县长　一九三四年四月二十二日：“王冷斋来，为人求书。”（第二千三百二十三页）按王闽籍，七七事变时抗战甚力，惜经历不详。

七、迈达　此名姓日记中屡见，光绪二十八年，西历一九〇二年四月七日：“邀季渚、子益、王子沅及船政教习迈达在盟鸥榭饭。”（第八百二十六页）按季渚即魏瀚，福建船政最早主持人，亦是世称传述林王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经过者；子益即高而谦，长期任职外交界，与高啸桐、高梦旦世称“长乐三高”（见黄氏《摭忆》），时先君（讳沅字子沅）亦在座，迈达实是先君为郑氏推介的。一九二四年先君因病南下归闽，其间与郑氏多次接触当另记，十月九日：“过王子沅，同访迈达。”（第二千零一十八页）此距初见迈达已二十余年，或所见者是迈达之女，久居中国，详情皆不明，特记此留待他日后人稽考。

沪渎杂事

一、老半斋刀鱼面　一九一七年四月十日：“旭庄约至老半斋吃刀鱼面。”（第一千六百五十六页）老半斋百年老店，刀鱼面至今有名，此日记所载是老店信而有征。

二、先施公司开张　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大马路先施公司开张，购物者数千人。”次日又记：“至先施公司，登楼四层，仅全部五六分之一。”（第一千六百八十八页）此可确定四大公司之一的先施公司开业在一九一七年十月二十一日。

三、屈臣氏（WATSON）　中国自开埠以来，西方公司及舶来品纷纷侵入，屈臣氏在南方闽粤尤普遍，然最早见屈臣氏记载的竟在光绪十六年，西历一八九〇年，而地在北京，《日记》：“与爱苍同至琉璃厂，复至屈臣氏买药水。”（第一百七十三页）

四、水果盐（第一千六百九十八页）、帕勒托（第一千八百九十页）、洋芍药（第一千六百八十九页）　按水果盐西名 Enno Fruit Salt，冲时发气泡，利于大解；帕勒托西名 Palatol，瓶装，一种温和补品，味甘香，略如酒类；洋芍药，《日记》云：“上海谓之大梨花，余名之曰西菊，与菊无少异，而色加艳，各色皆备。”此实是Carnation，今名康乃馨者。

五、最早航空邮寄　一九二一年七月一日：“今日为西历七月一号，开办北京至济南航空邮政之第一日。作书寄小七，自至静安寺邮局，询之云须至总局。即坐电车至总局，方八点五分。注限八点半前，即买航空票粘寄，先贴挂号邮票九分，加航空票一角五分。上海局封发日系一、三、五，下次拟寄双日明信片，今日一号，正是星期五。”（第一千八百七十二页）按此为邮局主办之航邮，郑氏凡属于民国者必峻拒之，梁鸿志请其书民国大学即拒不应允。此段记事所以如此从容，实由当时中国邮政由于不平等条约归英国人掌管，今日六十岁以上人犹及见在英人管理下之旧时中国邮政。

六、西清明节　一九一五年三月三十一日：“小乙、五丁均放假七日，俗称西清明节。”（第一千五百五十六页）按此实西方耶教复活节（Easter）。

七、女高音比八股文　光绪十七年十月（西历一八九一年十二月十二日）郑氏驻日任上参看慈善义演，中云：“有西妇登场度曲，其音颇浏亮，节奏极似华人口哦八股文者，以洋琴和之。”（第二百四十九页）按比八股文于音乐，周作人《论八股文》于八股文之音乐性论之极痛切，归纳谓中国人特别喜爱节奏，读八股文犹如麻醉于音乐中。周氏所论多痛斥八股文之无意义，殆如麻醉品。此意钱锺书《谈艺录》溯源更远，该书“诗乐离合”下附说四八股文云“复如明人八股，句法本之骈文，作意胎于戏曲”云云。所论尤透彻，非仅凭直觉感觉八股文中之音乐性。其详可参看《谈艺录》“诗乐离合”。

严复故居

侯官严又陵先生生于清咸丰四年（公元一八五四年），二〇〇三年适值先生诞辰一百五十周年，福建北大同学会为此举行多项纪念活动，按严先生是北京大学前身京师大学堂的首任总监督。

福建美术出版社刊印的《严复墨迹》一巨册是这次纪念活动的出版物之一。墨册收录的严氏手迹大都系首次发表，其中尤以书札部分为前此文集所未收入，因此极为珍贵。此外墨册另附严氏生前照相、故居及归葬墓地等照片多幅。

严复祖屋在距省城若干里的阳崎乡，不过他的出生地则是省城滨江的苍霞洲，此外城内郎官巷另有故居一处。这些遗迹今并见附图。百数十年历尽世变，依然留下这些遗迹供后人瞻仰是很难得的。

书札多致当时名流的梁启超、张元济等，严氏与张元济交往尤密，一度共事，戊戌变法失败，张受牵连，严则幸免。一九〇四年严为开平矿务局交涉矿权等再度赴英，此期间有多封信札致张元济。今录其一封，在此信结尾处附带说及在英所见中国穷学生，信云留学生中有甚佳者，恨中文大抵不通云云。这是很典型的反映严氏的思想，身为向西方学习的先驱者，但仍力主中国的民族中国的文化不可忘，所谓中文不通自非仅指文字而已。严氏更有遗言谓：“须知中国必不灭，旧法可损益，必不可叛。”对于所见中国留学生感到的失望，反照自己早年亦以相同的年龄留学英国，但能留心英国议会政治，留心西方学术，与驻英使节郭嵩焘畅论国事，这其间不是有天壤之别吗？

此信末附严氏用中国毛笔写的英文地址，其清晰遒劲一如出诸于西洋的鹅毛笔，严氏非书法家，但他的书法堪称儒雅劲秀，足供观赏。

《天演论》的迻译在甲午战事中国惨遭失败之后，耻辱与忧愤使他决然从事这一工作，寄期望于警醒国人。当年有知觉的一代读书人何人不读此书，鲁迅先生是其一，他于文中写看《天演论》吃花生米是人们熟知的。严氏的译书生涯属于他经历的中期，在这之前他卒业回国曾以在役军人的身份随舰游弋，其后才从事教学涉足政坛，受李鸿章的赏识，但思入张之洞幕中却未如愿，所以当时人有诗云“严书满天下，身世尚交弃”（郑太夷）。

严氏先世唐末由河南迁闽，黄巢之乱造成中原大量人口迁移。严先生与先祖又点公（讳允#，有《碧栖诗词》行世）交谊最深，而一个原因也在于福州三槐堂王姓同是河南迁来，并自称为唐闽王王审知的后代。墨册中有严致先祖信札三，便笺一。一九二〇年严因病离京经上海回闽，是年五月病加剧，由城内部官巷住宅回阳崎，而此时却忙于为修复阳崎尚书庙筹款及诗人撰楹联，致先祖三信俱与此有关。按阳崎尚书庙为南宋孤臣陈宜中而建。宜中《宋史》有传（列传一七七）。南宋景定中陈宜中一度以显文阁待制知福州，在官得民心。宋亡，益王$在福州即位，陈宜中复出为相，逾年元兵入福建，宜中奉帝$南走。这一段历史与南明在福州的遭际正相似。所以严氏在致先祖第一封信中申言尚书公为南明所崇拜，修建后所需楹联已分清陈宝琛太傅及郑太夷等分撰，惟戏台一联谓非先祖莫属，这是因为民初在京先祖曾与李释戡氏（近代诗人，闽籍，著有《详评京剧诗稿》）因为梅兰芳《天女散花》谱词（详见许姬传《舞台生活四十年》一书）。

信札第二封今全录，见附图。很有意思的是先祖为戏台所撰联上下各七字，严氏复函谓七字微嫌太短，颇似佛头着粪各增七字，足成十四字。这样便成为以下的定稿：

更何分苍鹘参军，粉墨千场尽假面；莫但看乌纱牙笏，衣冠一代几完人。

看来足成十四字之后，辞意更见完满。十数年前先从兄劭曾以此事相告。可知闽中久有知闻者，现在见诸于遗札真迹，不惟足资谈助，而且可入艺林佳话之中。

今人有讥讪王（静安）、严诗词篇什无足称，这是把他们当作诗人看待了，其实王氏作为近代中国最后一个大师是无疑问的，诗词其余事而已。所谓大师和启蒙思想家是指其开风气之先，影响一代人，这是历史赋予的地位。对于前贤，我以为俞平伯先生以一个散文家的身份，而不是作为大学问家，他的评语平易近情同时又不乏真情的流露，原话见于《暮年上娱》一书：

几道藉赫氏之书，成一家之言，因中有创，自是名隽。其译例标举三难，斯无憾于达雅，信则犹未也，与林（琴南）译小说正相似。清季闽是得斯两贤，堪称双璧矣。（页一七三）

或许正因为我是闽人，所谓蛮舌者，亦为李越缦屡指称的福建子，正是这样我才如此欣赏俞平老客观公正含意深切的评语。

最后本文附图均选自《严复墨迹》，承福建美术出版社卢为峰先生热诚提供，并此致谢。

林旭之死

光绪廿四年戊戌变法事败，六君子被杀，六君子中四章京谭嗣同、林旭、杨锐、刘光第，林年最幼，死难时才廿四岁。历史早成陈迹，但公私记载若《清史稿》等都留下不少材料。梁启超作为主要当事人之一，撰有《戊戌政变记》及为林旭等撰传。这些都是事后撰述，严格的说是属于历史文献范畴。近人海藏楼郑氏《日记》刊行，卷帙浩繁，其中于始识林旭至其构难，记载条贯，堪称为事件目击者的闻见记录，因此有优于历史文献之处，百年之后的读者或可由此更能感受到当年参与变法诸人在朝局突变下无所适从的恐怖情状。林、郑俱闽籍，郑于林为长者，但林少年即以诗名，因此二人又似同辈一样交往。以下只就郑氏《日记》中变法前后有关林旭记载撮要引述，这一悲剧人物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刻或者能在这些记述中得到更真实的再现。

郑氏《日记》中戊戌变法

《日记》第一册光绪十八年二月十五（西历一八九二年三月十三日）：“夜，过爱苍饮，晤梅湾及爱苍之婿林暾谷，畴久年伯之孙也。”时在南京，爱苍即沈瑜庆，沈文肃（葆桢）子，暾谷为林旭字。按林旭祖林福祚曾任皖东流知县，《日记》所称畴久年伯或即是其人。同年四月十六（西历五月十二）《日记》：“林暾谷来，赠诗二首，次首甚工，少年中不易得也。”光绪十九年九月廿三（西历一八九三年十一月一日）《日记》：“阅《申报》闽榜，家人皆落第，解元林旭，不记得是爱苍之婿否。”时郑在日本神户领事任上。同年十月初八（西历十一月十四日）《日记》：“闽中元，果爱苍之婿暾谷也。”按林旭光绪十九年癸巳乡试第一名时年仅十九岁。光绪廿、廿一两年林北上参加会试落第，《日记》中无记载。直至光绪廿一年四月廿四（西历五月十八日）《日记》始载：“暾俗叔侄返自京，言稚星同二吴往山海关矣。”时在南京。光绪廿三、廿四年是这一历史事件的关键年份，林旭即此中的一个悲剧人物。

光绪廿三年《日记》中仅数见林旭名字，六月十七日（西历七月十六日）《日记》：“林暾谷来。”十八日：“暾谷来，出诗示余。甫去，爱苍亦以诗来。”十九日：“暾谷来，爱苍来。为暾谷题其《晚翠轩诗集》一首。”又：“暾谷复来。”时郑在上海。后人有谓林旭年廿余即自刊其晚翠轩诗，所以郑氏题诗中有“试迥刻意功，一极才与思”，既嘉许又惜其成家太早（转引自《清诗纪事》光宣卷）。时郑在盛宣怀幕中。同月廿二日、七月初十并有林来访记载。这一时期重要的记事是郑与新派人物梁启超、黄公度诸人的交往，并评“梁卓如之为人似伍昭?，谈吐有洒落之致”。戊戌变法的人物及其他事态渐次见于《日记》记事。

这样到了光绪廿四年戊戌变法这一年。历史有时总是表现着奇特的形态，在重大风暴之前却显示着平静甚至升平繁华的气象。这年三、四月间一批福建文士聚集于上海，他们当中有林琴南、高啸桐、李拔可等，当然还有林旭。张园游宴极一时之盛。三月廿七（西历五月十七日）《日记》：“林暾谷、李拔可来。”又四月廿一日（西历六月九日）《日记》：“琴南、暾谷来。”廿二日：“暾谷来约，夜至一品香，在坐者汪穰卿……”过此即未见林名字，实际上此时关于变法的议论朝野俱有，林必先期北上。

《日记》四月廿八日（西历六月十六日）：“闻朝局大变，常熟（翁同龢）被逐回籍，王夔石内召入枢府，荣仲华权直督。”又：“徐致靖保荐人才：康有为、张元济皆召见，黄遵宪、谭嗣同皆送部引见，梁启超着总理衙门察看。”

这一时期郑氏本在盛宣怀幕中，由于张之洞的保荐，郑以江苏候补同知身份北上备召见。郑于七月初十抵京，十一日（西历八月二十七日）《日记》：“傍晚归寓，林暾谷来。”郑到京次日，林即来访，可知二人交谊之深。是时刘光第、谭嗣同、杨说、林旭四人俱赏四品卿衔，在军机处章京行走。郑于林既有爱惜之心，又有讥刺劝诫言论。七月廿一日（西历九月六日）《日记》：“林暾谷昨谓余曰仲弢咎我，谓礼部堂官之去，实我于上前讦之。岂有是乎！暾谷退，余乃哂曰阴若辩解，意实招摇，此之谓矣。”按此指礼部尚书许应%阻遏言路被免事。这就是说因变法新进人士不惟触及旧官僚利益，而且在本来交谊不薄的友人间也引起猜疑。《日记》有关于严复一则，七月廿三（西历九月八日）：“夜与又陵谈，观所为《上皇帝书》，文词深隽，诚雅才也。”此处郑氏但赞赏其文词，不及内容，显然对于各方面变法主张抱有保留意见。同时可证明事迹后严几乎被牵连原因。同日《日记》：“暾谷来，余戒以慎口勿泄枢廷事。”不惟如此，郑对于林亦怀有戒心，前此《日记》七月十五（西历八月十三日）：“夜，暾谷来，颇探招商、电报、铁路诸事。”

康梁变法主要发生在朝廷中枢，尚未扩散及南方，正如庚子拳乱之役，南方自保晏安无事。但这一重大事迹，南方的封疆大吏不能不密切注视。七月廿八日（西历九月十三日）《日记》：“盛督办来电云圣恩擢用，为国庆幸。近事乞密函示。宣。”前句指郑获补江苏候补同知事，末句所谓近事自指变法新政后朝局。

光绪廿四年八月事势急转直下，一批求维新变法的中国知识分子求中国自强的意图终于朝着逆反的方向倾覆。八月初五（西历九月二十日）的《日记》记下了郑氏作为目击者所得到的最初讯号：“返馆，幼陵、暾谷皆来，暾谷言，上势甚危，太后命新章京所签诸件，自今日悉呈太后览之。又言，杨崇伊纠合数人请太后再亲政，且以‘清君侧’说合肥，又以说荣禄。余惊曰此事急矣，康有为已去，张荫桓尚在，惟有逐之以息众谤，则或可免祸耳。”

从八月初七至廿一这十五天日记，留下了当时事变发生最真实的记录，一百多年前的血腥事件好像又从漫漫黑夜中重新呈现在我们的面前。《日记》并非传记作家有意撰作的历史，但作为目击者的记载是更为惊心触目的。

初七日：严又陵赴津。

初八日：既寝，暾谷忽至，复起，谈良久，自言不得以康党相待。爱苍之仆刘贵忽来，云来视暾谷。以沈宅托买之件交刘贵带去。

初九日：闻街市传言，有缇骑逮七人，即四军机章京，其三人未详。怡书来，言有官员至其宅，言礼王传林旭面话，不及待车，步行而去。且云，宫中终夜扰动，发三电促荣禄来京矣。闻收张荫桓、徐致靖、杨深秀等。

十一日：阅上谕，罢官报，复通政使、詹事府等各衙门。又上谕张荫桓非康党，著暂行看管。徐致靖等著军机、刑部会审。余为康所摇惑者，概不深究。

十三日：日斜，闻柴市杀六人。长班来言，于宣武门大街逢囚车，其第三车即暾谷也，衣冠，反接，目犹左右视，其仆奔随且哭。惨矣哉！

十四日：奏上谕（上略）康有为之弟康广仁及御史杨秀清，军机章京谭嗣同、林旭、刘光第等等实系与康有为结党，隐图煽惑。（中略）前传将各该犯革职，拿交刑部讯究。旋有人奏“若稽时日，恐有中变”，朕熟思审处（中略）于昨日谕令将该犯等即行正法。

十六日：午夜，张菊生来，自言已备就逮，今特漏网耳。十七日：席散，步至清慈寺哭暾谷、叔峤而返。

廿一日：奉上谕：湖南巡抚陈宝箴，著即行革职，永不录用。伊子吏部主事陈三立，著一并革职。

这就是郑氏《日记》留下的目击者的纪实记录。于此作者又发为议论说：“今日人尚以被累为耻，将来恐将有以不被累为耻者，则士君子尽矣。”这带有乡愿式的议论并不适用于全部人，但却适合今古一部分人。这也就是西方哲学犬儒学派中最不好的部分对于世事的冷漠。

“杀士之朝迹已陈”

陈三立《散原精舍诗文集》有关于林旭诗一首见于诗别集（页七一七），题为“拔可寄示晚翠轩遗墨展诵黯然缀一绝归之”诗如下：

杀士之朝迹已陈，

凤姿曾列眼中人。

此才颇系兴亡史，

魂气留痕泣送春。

（自注：卷中有效韩致光《送春》二律）

陈三立是戊戌政变中受牵连的人，而且更有难言的家庭隐痛，历史对于他是背负着双重包袱的，陈迹一词在他诗中不只一见，杀士的事已成过去，而清王朝也已倾覆，所以首句含着对于逝去历史的痛楚感伤。林旭是早慧的诗人，年华方廿便列入当代名家之中，怀着忧愤北上，当章京不及十日被杀。在政局突变时，辩解不属于康党，话是实在的，因为他并没有完整的对于国事的主张。当时目击者留下的记事，使后人一如亲睹了柴市杀人这一惨绝人寰的一幕。历史学家说要重现过去的历史中重大事件，后人除了须具备敏锐的眼光、同情心和想象力，同时还决不能缺少的是历史事件在现代叙述里重新获得生命的艺术。英国作家卡莱尔做到了这一点，他也是辜鸿铭在叙述中国近代史（义和团之役）所仿效的一个作者。在卡莱尔所著《法国大革命史》其中“中夜里教学的高塔”一章就是能使读者亲切了解法国大革命前夜情景的堪称经典式的叙事。因为他使那久已消逝的历史从黑暗中重又呈现在我们面前。上面对于戊戌政变的记载在一定程度上做到了这一点。“杀士之朝迹已陈！”这是诗人对于这一段历史最深情而又悲惋的一瞥。林旭由是留在人们的怀思里。

鸿雁迟迟——记上世纪初一个英国妇女在中国的经历

从福建省城福州的南台出发，沿着闽江下游一路有许多临江的乡镇，最先到的是驰名中外的马尾，那是近代中国最早训练海军人才和制造炮舰的基地，过马尾有亭头、琯头，琯头以酱油酿造闻名，而亭头却是一些缙绅人家择居的地方，离省城近，往返便捷，当地渔民一早出海，晌午回来，天天有鲜鱼鲜货供应。

象洋乡王家的英国媳妇

亭头象洋乡住着一户王姓的书香人家，虽然他们的原籍是长乐县，但他们坚持说他们是从河南迁徙来的，唐末黄巢之乱，中原大批人民南下，他们是其中的一支。而他们祖先则是唐闽王王审知，他们至今保持着向王审知祠堂祭拜的习惯。虽然他们早已没有北方的人那种气概，千余年之后的王姓这一族也早已变成十足的南蛮舌的闽人了。

王家较近的人上代是道光年间成进士的王有树，他当过一任夔州的知府，卸任后回乡在这里置田产房屋。数代的子孙袭他的余荫过着优裕的生活。王有树的孙子是一位举人，几次考进士失败，此后过着悠闲的田间生活。在近代他是一位有名的诗人。举人有三个儿子，王学澧居二，三个儿子全都出洋，长子去法国学数学，学澧入英国格拉斯哥大学，最小儿子是日本士官学校的学员。

王学澧聪慧不及他的长兄，但三个兄弟中他是最具有外向型性格的，初到英国是他二十岁上下的风华最盛的年代，一个有着东方儒雅同时又能迅速融入西方社会的东方翩翩佳君子。在格拉斯哥大学读土木工程，与当地人交往中，他认识了一位英国姑娘，并且很快赢得了她的芳心。两个不同文化背景的年轻人无拘无束地相互爱恋着。格拉斯哥的本地风光无疑使这一对恋人忘记了他们之间的距离，但终于在论婚嫁的时候遇到了阻力。姑娘家姓 Drysdale，父亲是一位演员，她是三个儿女中的第二个，上有长姊下有小弟。他们的结合理应受到家人的反对，在那年代中国对于英国人还是不可理解的东方古国，或许更甚的还是屡屡战败的已然灭亡的帝国。但两个异域的年轻人终于结成了连理，起决定作用的是姑娘的父亲，他点了头，Janet 和她的父亲就像奥斯丁小说写的那样，她是她父亲最钟爱的小女儿，在全家中父女有着心灵上的默契。半个多世纪以后发现的 Janet 寄给她父亲的两封家书中证明了这一点。

一九一八年他们在格拉斯哥结婚，当地保留有作者堂弟犘犪狌犾结婚注册记载。第二年第一个孩子Paul出世了，再二年即一九二一年，他们有了第二个儿子 Kenneth。当隔年最小的 baby 出生时，他们也将离开英国远行去中国，到中国的南方学澧家乡所在的福州了。可能此时学澧已完成了他在格拉斯哥大学的学业，而且他也将不再有官费供应，他必须带着妻小回到自己的国家谋生。

一九二三年这一对夫妇带着三个幼小的孩子，穿过英吉利海峡，经过巴黎南下马赛乘船，离别的情景没有留下记载。但从Janet的家书中看出，她似乎在旅程中心情平静。船到香港稍作逗留便再搭上开往福州的轮船。这最后一个航程大约三四天。那时轮船只能停靠在马尾港，需要再由小汽轮驶达福州城外南台，当时城内的交通工具有人力车、轿和马车。他们多半是乘马车。狭窄而平静的道路，沿途的人家、店铺、过往行人，这一切全然陌生的景物必使这位英国女郎无限惊奇。王家住在叫作北衙前的街上，一幢两排房屋，正厅旁还有洋式楼房，此外还有马厩，学澧的季弟是日本士官学员，当时是海军陆战队的军官，养两匹马。这一天学澧的母亲和弟媳都穿红裙——那是有庆典或祭祀时作为主妇的穿着，头上依福州的风俗戴四季花，红色的纸制的花象征着喜气。全家洋溢的欢乐的气氛并不下于小说上写的省亲的场面。媳妇拜见公婆行拥抱礼，没有下跪。学澧的侄儿、侄女都只有八九岁，有的更小，他们拜见外国来的婶娘时，每人都分到一把牛奶糖，童年的记忆模糊了，但他们说再也不能忘记那浓浓的奶香的英国牛奶糖，是他们童年最好的回忆。

英国媳妇在福建的生活

学澧和他的英国妻子在福州的最初一段生活，变成了无数破碎的印象留在家人的记忆中，时光流逝，当时的情景就像褪了色的旧照片一样失去了光泽。是近两年从格拉斯哥老家找回 Janet 的两封家书才弥补了这一记忆的空隙。Janet 的两封家书都是写给她父亲的。

这是第一封信（本文所引的三封信原信均为英文，由笔者翻译）：

亲爱的 Dada：

我们到达福州差不多有一个月了，我早想给你写信却没有写成，我希望你安抵英国没有遇上那场风暴。我们也正值大风时离开巴黎去马赛，后来听说大风把巴黎一座大桥也揪翻了。过英吉利海峡时，我有点晕船，其他人都还好。这趟旅途极不寻常——船一度几乎触礁，我们在香港过了四天，然后再乘船四天到达福州，至此身上所余只有一英镑多了，所以到中国后身无分文，现在全靠学澧的家人，等他找到工作再说。不过时下局势不稳，找事做也不是很容易，学澧家人全对我很好，他们无微不至地照顾我。Paul 尤其是学澧父亲最宠爱的孙子，我还应邀赴福建省主席的宴请，他的夫人和家人不会说福州话，但他的女婿能说，他当翻译。那天英国领事和夫人还有他们的女儿也被邀请。一个下午过得极愉快，我真希望会说中国话，能跟学澧的父母讲话，他们都极慈爱。

我真恨离开前没有能再来看您，那好像是命运，只希望哪一天我们会再见面。请照前次说的地址给我写信，你们的信都会收到，通过学澧的姐夫，他能说英语。请告诉我家中事，还有您近来做什么。

祝全家好

您的爱女 Baba

看来 Janet 在这东方古国心情相当平静，对于王家的英国媳妇她来说很能适应完全陌生的生活、风俗和礼教。信中说的福建省主席从历史推测那时在这任上的是海军上将萨镇冰。王家为当地缙绅，与当地长官都有交往。一个从英国来的媳妇在小城必然引起轰动。这就是为什么 Janet 受如此优渥的款待。信中说的学澧的姐夫名方声铣，是黄花岗七十二烈士之一的方声洞的从兄弟，他在海关做事，所以能说英语。

Janet 的第二封信有更多他们初到中国的情况：

亲爱的 Dada：

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到中国后一直没有收到您的信。我从福州寄给您的信也已过了好几个月了，我一直耐心地等待接到您的信。目前我们离开福州到泉州，学澧在这里找到了一个工程工作，不过他不忙，工作不是很多。我们有一间很不错的房子，而且很新式，有电灯，屋里没有自来水，不过很容易弄到，因此要洗澡也方便。这里天气炎热，据说过两个月会凉快些。为此我很放心，因为好几个月我都因天气过热不舒适，等天凉后一切都会好了。小孩都好，特别是最小的 Baby，自从我离开苏格兰以后，他都很好，希望一切照常。

这里住家不比英国便宜，甚至比英国还要贵，特别是在城里。福州也还便宜，比方说那里一个佣人每月只需三元，在泉州至少要六元，差别很大。现在我们有一个厨子，三个佣人，确实是太多了些。目前我的身体还不好，不能亲理家务，以后我会自己做，不必用那许多佣人，至少我能自己看小孩，所以开销会省些。

我不知道您都过得好吗？我多么渴望收到您的信，听到从世界那一边来的声音，还有您能否寄些报纸和一些小说给我看，这里找不到，我们也没带来。有听到 Langsiche 一家的事吗？我想知道他们家的情况。您如晓得请务必告诉我，还有您自己，我多么牵挂您，多么想知道您是否都好，以及您的一切啊，请务必多多告诉我。

无限的爱　您的爱女 Baba

这是仅有的遗存下来的 Janet 的两封信，多少留给她的后代一点安慰，平常而全无激情的家书显示这位年轻的英国女子怎样试图适应全新的生活环境。它背后的力量应是年轻夫妇的坚牢的恩爱。不知什么时候学澧离开了他在泉州的工作重又回到福州，他没有就找到工作，而是带着妻子和孩子到他在亭头的祖屋小住。这是他和他的兄弟姊妹出生的地方，是系着他童年回忆的地方。

他们的祖屋离亭头码头约十华里，轮船从福州开出，约一小时多到达，但须再由小舢板驳到岸边。秋天的江水依然这样澎湃不安，城里来的妇人会很害怕，未登岸前正面可以看到岸上一座红色墙的庙宇，所有嫁到王家的媳妇她们得来的最先的印象便是这一堵红色的墙。她们的欢乐、梦想甚至夭亡好像都和这红墙有着某种联系。

从码头到他们的家一路上是平铺的石板路，据说这是他们的祖上王有树归田后铺的路，在昔日这是一种为桑梓做的公德事。不寻常的是在当今改革开放，城市经济文化进入乡村的时候，这条石板路和新辟的公路却并存不废，说是为纪念王有树在道光年间曾经带领过抗英的战事。

老屋旁原有园圃，有修竹长林，辛亥以后已全然荒废，只剩下残石秃榭。但是老屋正面却极宽旷，一例石板铺的地坪，原是为收成时晒谷用的，正前面看去是一望无际的稻田，学澧和媳妇是在这里下轿的，她首先感到的必是乡间的稻草香，浓烈的牛粪味，和远处看到的农家的炊烟。苏格兰的田间景色或者与此不同，但也不至相差太远。老屋一共三进，连带最后一座有池沼的楼房。他们住在第二进的厢房，学澧的母亲也住在靠近天井的更大的厢房。这时乡下还没电灯，每天将近黄昏，家里的长工——他的名字叫星星——把几十盏各种各式颜色的洋油灯擦亮，加满油，然后送到各间卧室。

美丽竟然不容于生命

住在亭头祖屋一段短暂的生活是 Janet 会感到欣快的时光，尽管周围中国田舍风光与苏格兰有异，但她爱学澧，爱学澧的家人，也爱学澧所生长的这块土地，她不久就因病离开这里。她得的是疔疮也叫作丹毒，不相信中国土法能治愈这种病毒，学澧匆忙把她送往福州南台英国人办的柴井医院。在盘尼西林还没有发明的时代，用手术治丹毒很容易因感染而导致死亡。她死了，死讯是半夜传到城内的家。据说临终她要求学澧给她买一双长筒丝袜，学澧一下子昏厥过去。

早逝，尤其是美丽妇人的早逝，似乎成了文学的永恒主题。爱伦·坡尤其倾心于这一主题。亨利·詹姆士的小说《鸽翼》主人公 Milly，死时芳龄才廿四，而 Janet 的死恰好也正是这年龄。早逝是一种遗恨，因为美丽竟然不容于生命，生命被剥夺，没有得到应有的满足。可是 Janet 的死却这样的平静，她对于学澧的深情尤其表现在弥留之际无限的温存，安慰他，抚摸他，恰如初识他时那样，把她的一切，她的爱交付给他。

八十个寒暑过去了， Janet 所留下的三个孩子，最小的也因失去母爱而夭折，另两个成长了， Janet 也有了第三代，可是芳魂渺渺不知归于何处。幸而是从格拉斯哥找回的信中有一封是学澧在一九二三年 Janet 死后数月写给她父亲的信，这是封悲痛欲绝、深情真挚的信：

我亲爱的 Dada：

数月以来我疾病缠身，未能起床，因而没有能写信给您。您永远在我的想念中，现在我极痛苦、悲哀。我要您认识人生只是一场梦，我不知如何下笔把这发生的一切告诉你，而不使你震惊。今天我依然泣不成声，因为这一切太可怕了，不能以言语形容，而这个悲痛在我独自忍受时，总让我泪下如雨。要不是为了她所痛爱的两个孩子，我宁愿随她而去，她是这样突然地离开我们而去，那是在去年十一月廿二日下午五时，啊，我还能说什么，Dada！现在我写不下去了，我要大哭一场再写。

Baba 因丹毒不到一星期死于福州英国人办的柴井医院，病中虽然得到福州最有名的医生 Moortead 的诊治，仍未能得救。您如果需要了解详情，可以问英国驻福州领事馆或者 M 医生。

在十一月十五夜里，先是她说觉得有点发冷，同时鼻子也有点红肿，后来呷了几口白兰地就去睡了。第二天也没有起床，大概一天以后她说鼻子肿痛，她自己说大概是感冒，后来我看她的脸左面有点肿，同时也有热度，当时我的母亲和我的大姐都在旁。我母亲拉她的手，安慰她时，她还微笑说不要紧的，可是我意识到这不像是感冒，因此我们坚持送她到英国人办的医院，那是福州最有名的医院。我们到医院后，我问那里的 Moorthead 大夫她的鼻子怎么回事，大夫说是丹毒，可是他没有说要不要紧。医院里允许我和英国护士一起留在病房，头三天没什么，可是她自己说怕好不了，接着她开始昏迷呓语，喊 Baby 和 Paul、Kenneth 的名字，不过她有时神志还清醒。只有一次她看见我伏在她床边哭泣，她用手抚我的头安慰说：“学澧，不要难过，我会好的。”这就是她说的最后的话！以后她一直昏迷不醒。她死前二天，M 医生特意叫我出来说他已尽了力了，怕她挺不下去。此时在旁的亲人全都泣不成声，我的母亲尤其悲痛，因为她和 Baba 相处甚好，她说她是她最好的媳妇。全家上下还有我们的亲戚全都疼爱她。英国领事曾建议把遗体安葬在福州英侨坟地，我们家里人太爱她不忍她葬在另处，因此依然暂停在我们祖上的丁厝，以后再葬在我们家的坟地。我们最小的 Baby 也因失去母爱而夭折，这又是我的一个沉重的惨痛。

我方从乡下回到城里，此信必给您带来巨大震惊，令我万分痛心，望您务必珍重您自己，啊，还有就是不要忘记我，如今我已是世界上最孤单的可怜的人了。爱您和全家。

爱澧

附：医院看护长信一封

Janet 的两封遗札和学澧的这封信都是尘封八十年之后才又重新回到中国，这就像迟来或失群的鸿雁一样令人无限感慨。想要寻根的事是 Janet 的第二个儿子 Keeneth 进行的，由于姓氏拼法的差异几经周折才在前年联系上，这还有赖英国方面保存完好的档案，使生卒、结婚等都有准确的记录。死者已矣，对于后代， Janet 的子和孙，这三封遗留下来的信无疑是异常珍贵的，由此他们将知道他们的母亲、祖母是怎样一个勇敢、善良和情感真挚的英国妇女，在那年代她远渡重洋来到中国，做一个中国故家的媳妇，更证明她的性质有多么的坚强。学澧和 Janet 的姻缘只是太过于短促，或者是美好的东西总要受天公的嫉妒。不过他们的结合在中外交往特别是中英交往上无疑具有文化上的涵义，这应当是社会学者所感兴趣的课题。

福州繁胜录

大城市都有一条象征它的繁华的大街，最易想起的是旧北京的王府井大街，这条街民国初年还曾以一个外国人姓命名为莫里循大街（Morrison Road）。其实王府井大街并不怎么热闹，我记忆中进城没有在这条街上散步，只是望着橱窗内的洋货望梅止渴。在南方上海如今改名的淮海路，要算是名副其实的最繁华的大街了。租界时代的旧霞飞路充满着西方异国特别是法兰西风光，黄昏时刻仕女如云，能看到她们轻盈的步态。现在的淮海路两旁依然保存着不少旧的建筑，只是比租界时代更繁忙了。对于我记忆中不见了的只是一个徐重道药店，店门前一个铜板一杯凉茶。

俱往矣，如今贮存在我记忆中是家乡福州的南街，那也是福州的一条繁华街，但它是已消失了的街。比不上罗马的庞贝古城，因为南街是被推土机推成一片瓦砾沉埋地下。但旧时的南街却永存于我的心中，比巴尔扎克以他天才的一瞥写下的一景一物，南街都更牢牢地留在我的心中。时间让记忆绵延，记忆又伴随着情感，这就是我在下面要再现的我梦中的旧时南街。

对照今天的地图依然可以找到从津太路（旧名军门前）转入的一条马路，这就是南街，而一眼看到的就是正对面的德康南货店，那是城内有名的老字号，相等于上海的邵万生和三阳。进入南街的左首有一条水路，水上有桥名安泰桥，这桥下面有大块石板，常有妇人在此捣衣。这里我要插进一则逸闻，多年前多位客人从故乡来，应邀饮于镇江饭店，说家乡话讲家乡事，四座无人能听懂，因此倍感欢悦。其中卢君年最少，留心故乡事极富见闻。席次他对我说不知当讲否，我知话中有话，答他说无妨。卢君说令祖又点公晚年居乡里，乡人皆尊称点伯。平生又以词名天下，因喜南宋王沂孙（号碧山），因亦自号碧栖。这一天正在安泰桥上的安泰酒楼小饮，恰对着对面桥下石板有中年妇人发髻乌黑、素足，方在石板上捣衣，卢君云令祖于酒楼上注视者良久。这是我前所未闻，卢君闻诸于乡父老，我想这应归于爱美之一端吧。因此席次更显欢悦。

南街左右两面店铺我大略都能记忆，当然年久凭记忆不能没有差错，我期望着与我年岁相若的乡前辈为我增补。这是我所念念不忘的我梦中的南街：左面过德康南货店，这一排有邮局、广东人开的马玉山（西饼西点）、青年会（内有小电影院）、南轩酒家（后改名河上酒家）；中间有况壶天药房，医生郑植英，香港大学医学院毕业；再过宫巷口有尤姓富户经营的五云楼，专售高级化妆品及洋货，这里近处一小巷内有专售白煮肉的小铺，约略与北京的六必居相等，吃白煮肉须有大气概，可谓大快朵颐。商务印书馆也在黄巷口这一排。有一家上下两层，楼上是一家名家尔登的西菜馆，初次用女侍者，在小城福州引起轰动。楼下则是一家西药房，又是乡人请先祖为补撰一联：维他保命维他命，爱尔才登爱尔登。姑记此，就作为拊掌录中记闻看待吧。

南街的右首一侧的店铺更是我记忆最深的，因为转入的第一家小门面的店名左海书店，专售上海新文化书籍，还有我年轻时爱读的《中学生》杂志。这书店很会经营，上海新书一出即运到，几乎每次去南街，总要到店里看看有什么新书。过此就是利亚药房，主人兼医师，是我的三姑丈方声渖，日本千叶习医归来，与国民党早期党人方声涛同辈分。再过是一家名方洪藩的绸布店。福州的几家殷实钱庄如泉裕、祥康也都在这一带。应该还有其他店铺，惜已不在我的记忆中了。南街进入东街（今名东大街）口时应该说已是到了它的精华尽头了。过此就是昔日的鼓楼区。在东街与南街交界处，其斜对面巷内有万丰饼店，那是绍兴人经营的有名的糕饼店，蛋卷仔、红纸包、珍酥糕，是我儿时难忘的，不知今日健在的乡老人同此记忆否。

进入鼓楼区不可不提一家小摊头号名苏苏鸭翅膀，几乎所有中产家庭无不尝过，据故乡来人说今天依然有这一字号，但应当不是小摊。近鼓楼区聚春园即在其侧，聚春园与南轩同是当时南街最有名的菜馆，但聚春园菜和点心更精美。聚春园的字号今天或仍沿用。过此有陆经茶庄亦是方家经营。

我们到了南街的尽头，但还有更难忘的是大年夜的南街，要记此须从福州岁时节序风俗说起。年三十夜入暮之后，街上只见提着小灯笼的人，来去匆匆，他们是讨债者，有一等还不起债的人就躲到温泉浴室。福州是多温泉区，正如日本许多地方一样，据说过了三十夜到大年初一就不兴讨债了。街上提小灯笼人是我童年爱看的一景。还有这一夜当铺门大开，点着福州旧式水月灯，通亮，又有三五警察持长枪交叉立着，以防抢劫。在福州最穷的人大年夜也不兴吃粥，至少要吃米粉煮的面，福州叫粉干。

大年夜吃过年夜饭之后，必不可少的是上南街去，那才是南街最繁华最热闹的夜晚，所有的店铺全都开着，灯光格外光亮。仕女如云，大家只是缓缓走着，也不买什么。唯一热闹的是买彩票的钱庄店前。年三十夜的南街是纯粹的游街，就如小说中写的元宵夜的游街一样。一次我与母亲同行，走到半路母亲忽然遇到昔年在北京认识的父亲朋友的眷属，我听见母亲意外欢悦地呼：“英姊！”英姊是魏季渚老人的女儿，嫁与外交世家罗姓。季渚老人即是促成晓斋主人（王寿昌）与林琴南合译《巴黎茶花女遗事》者，魏也是中国最早的造船前辈。在母亲与旧识叙旧中，我听到她爽朗热情的笑声，在我将次从童年进入青年，我特别为她感到骄傲。这是我最难忘的大年夜的南街。来客是从城外老远的洋人高等住宅区的苍前山徒步进城的，由此可见年三十夜的南街有多大的魅力。

这是一张百年前的旧照，拍摄于民国三年，西历一九一四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烽火已起之年。照片下清楚地写着“福州南街二妙轩”，并有最早的罗马字拼音（用闽音拼的 Ne Mew Hiong）。要不是有着珍存的这一张照片，以上对于南街的追忆将无以证明其真实性。这张珍贵的照片，应当不是逃过那些年动乱一劫的，多半是改革开放后从海外回归的。南街已消失了，福州另一历史遗迹三坊七巷幸从港地大富豪贪婪的爪下幸存下来。南街的食事店铺，其所有的一切都属于历史文化的范畴，不是出于怀旧，也非如孟元老《梦华录》那样出于沧桑之感。对于南街的记叙是要保存它的文化价值，人类学家给了我们这一种精神的满足，即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历史的沉淀物是和我们的亲历相结合的。我爱我的家乡，我喜欢回忆南街的昔日繁华，但不全是怀旧，而是作为历史的精神遗产让它留在世代人的心里。最后我也不怕鹦鹉学舌地说一句前人说过的话：“家乡的粥真好吃！”

Tally 咖啡馆

泰利的罗宋汤当时最有名气

如果你没有达到八十岁这样的年龄，你多半对这个曾经风光一时的泰利咖啡馆不会有什么记忆。泰利咖啡馆坐落在南京西路，正对江宁路口，江宁路旧称戈登路。这家咖啡馆的位置准确地说就在今南京路一〇七一号这地方，原来的路牌是一〇六九号。咖啡馆后门正对弄堂内的重华新村，这一片楼房如今已破旧不堪，但它的右边却是南京路上有名气的梅龙镇酒家总店。倘使还有怀着旧情的当年顾客，经过此地，目睹旧迹已无，代之却是一家时式服装店，无疑他会无限感喟，叹自己的年华，也惋惜时光的无情流逝。

泰利咖啡馆开业的时间约摸在上世纪三十年代中期，中日战事爆发以后，江宁路上第一家由中国建筑师设计的“美琪戏院”未久落成，美琪戏院的南面是大都会舞厅，在江宁路西侧靠路口又有一家等级更高的新仙林舞厅。这三处娱乐场所，电影散场，晚舞散场，人群自然地流淌到南京路上，泰利咖啡店正好处于这人群汇流的当口，所以它招来了更多的顾客，虽然这一带还有三四家同样有名气的咖啡馆和西餐厅。

喝咖啡是一种情调，享受的是那种从容闲适，同时人们对于咖啡特有的芬芳浓郁所具有习惯的依赖性，正如其他的刺激性物品一样。美食对于布尔乔亚阶层的人，吃也不为果腹，同样意在情调。泰利的吸引力正是在迎合这种讲究精致吃的地方下功夫。因此它的西餐和糕点都是有特色的。泰利的罗宋汤在当时是最有名气的了。首先汤不是盛在平常的西餐汤盆里，而是盛在铜制的汤盆内，盆形带圆形稍高，上面有盖，当侍者端上盆，揭开盖，此时看到的是略带粉红色的浓汤，汤上面还淋一小撮鲜奶油。这是别出心裁的烹调艺术上的一点小小改进。罗宋汤这道菜，原是一些山东人从哈尔滨引进过来的，这些山东人能讲一口流利的俄国话，本是价廉物美的简易西餐，但在泰利经过包装之后成了可以上高贵餐桌的美食了。这是它的成功一例。

巴尔扎克说巴黎是一个女人。所以你要捕捉数十年前南京路上高雅的风光，你得费一番心思。下午当太阳懒洋洋地快要落照时，一些衣冠楚楚者、仕女们才从街的东头往西走去，而且永远是自东而西的，因为这是繁华高雅汇集的地方。正如巴尔扎克笔下的巴黎一样。同样，你如果没有在“绿屋夫人”（Madam Green House）时装店前留下你的脚印，换句话说你不曾在那大橱窗展览的新款时装前驻足片刻，那也是一件憾事。沧桑并没有洗尽这大城市的所有痕迹，“绿屋夫人”店址就在如今德义大楼底层临街处，和上海有名气的南京理发厅相邻。

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由于中国是盟国之一，一时大批美军涌到上海，在虚假的一度繁荣中，泰利的生意受益不少。本来咖啡馆和餐馆的早市是相对清淡的。但厌倦了 Mess Hall（部队士兵食堂）饭菜的美军一大早慕名前来吃泰利地道的美国式牛排，这种牛排肉割开来还带血丝，肉入口而化，这样，几乎天天清早座上客满，精明的老板早就弄到美军宪兵队颁发的用餐特约标记（In Bound）贴在店门口。倘有人还记得街头的 In Bound 这个招贴，我佩服他的记忆。

咖啡馆的活力全在下午和晚间这两个时间。尤其下午你总能碰上也许你并不认识的文艺界、电影界的名流。吃下午茶，泰利的奶油泡芙是必不可少，皮是自制的，软松，鲜奶只当顾客要时现装现吃。这样比已经做好的口感更好。上海滩上的小报不下数十家，其中有名的有《罗宾汉》。坐办公室的花一点小钱，能买来一大叠，随看随扔。小报以登娱乐场所的花絮为主，泰利也上了报，说要上泰利吃饭得排队。那时写花絮未必都是有偿的。在泰利还能碰上当红的交际花。她们的身份跟纯欢场中女子有别。一般说来她们很少一个人来，总是伴有相好者。她们又是小报花絮写得最多的人物。其中有些记载堪助谈资。有两个人物，一个外号“洋囡囡”李珍，你如果读过清初余怀《板桥杂记》，李珍可入丽品，所谓“颀而白，如玉肪，人见之，如近水晶也”。另一位是王文兰，其品稍下，因为她交友滥。她被加上“至尊宝”这个外号。至尊宝是赌场中术语，意思是庄家揭开牌底通吃。不要看小报弄笔者没有文化没有品德，但有时亦能谑而不虐。又有一次记者问王文兰究竟有多少朋友？答：“一铅桶。”这能写进新的笑林广记或拊掌录中。能作如此巧妙的隐喻，可知其人不仅有应付生存之道，而且也显示出她过人的慧黠。隐喻含义的微妙怕比之于莎翁剧中的 Metaphore 也不逊色吧。

一个农民出身的咖啡馆老板

泰利老板赵祺泰原籍福州吴山乡。吴山乡离省城约十数里，是赵姓族居的地方，以务农和种植果园为主。福州为五口通商之一的城市，因此也是最早设有英、法领事馆的省份。外侨由是逐渐增多，除了领事馆的眷属，还有不断来的商人、传教士，以及在马尾船政学堂当教习的英人、法人。城外的苍前山景色葱郁，是外侨聚居的地方，教会办的鹤龄英华学堂就设在这里。赵祺泰的父亲是外侨俱乐部的西餐师傅。他的手艺应当是通过传授得来的。生活因此也比务农强许多。看看儿子渐渐长大，他准备传授手艺，继承他的厨师职业。一桩意外的事打乱了他的计划。赵祺泰被人诬陷携带鸦片，于是他只身逃到上海。又是一个意外的机缘改变了他的人生历程。据说一个美国钢铁大王找人在上海觅一个随身侍候的年轻人，赵祺泰决定接受下来，那时出洋还是件冒险的事，但这个目不识丁的青年却飘然渡洋到美国去。或许正是这种传奇性的冒险决定了他此后的命运。由于他为人极勤劳和诚实，赢得了主人的信任。而他也逐渐融入了西方的社会，和美国人一样过他们的节日，复活节，圣诞节。

大约到一九二二年，已经三年过去，他面临着归化的问题，而他在十六岁时便已订了黄姓的亲事，终于决定离开美国，回到上海，带了主人给他的一封推荐信，去见那时已在上海开业的沙利文面包厂老板，开始做的是低微的职务，随后由于他做事勤快认真，更因为他在语言上能与洋人沟通，所以没有多久便被提拔当仓库主管。这意味着他已经是属于写字间阶层的高级员工了。一九二五年他的妻子生下了他们的第一个女儿。此时他的生活已达到中下水平。当他再被提升为买办时，他决心离开沙利文，去开创自己的事业。在沙利文的数年，他已掌握了西式面包、糕点和餐饮的运作过程。他开泰利糖果厂，和蛋品出口商潘友声（也是闽籍，后娶影后胡蝶）合资开圣爱娜夜花园，成功与失败交叠，而他最后的成功就是泰利咖啡馆。赵祺泰成功的秘诀只有一个：勤劳与诚实。这个农民出身没有多少文化的商人认识到生意的成功是靠诚实和信誉的。所以泰利的罗宋汤每天煮好，他都要亲口试味。在美国的三年生活或许对他并非全无意义，他一生事业中所需要的奋斗精神与进取心正是在这段经历中萌生的。由于他过早地去世，泰利咖啡馆很快就败落了，也没有经过五十年代以后的变革从此消失。现在留下的是一些老人还对它怀着不尽的记忆，那些曾有过的欢快的时光。

上海咖啡馆今昔

旧上海咖啡馆尽管五十年代初还支撑着，而终于全部消失则是注定的。今天惟一能寻到的旧迹就是南京东路四川路口的东海，旧名 MARS，也是洋人经营的。它专做周围写字间高级员工的午间生意，我年轻时乘英商双层公共汽车——那是那时的时髦——车过店前，我总是带着羡慕的眼光往店里看，显然，那时的我还踏不进这样的餐厅。

现在的上海只要是繁华的地段都开有咖啡馆，比以前更新型，更超前，全球驰名的星巴克（Starbucks）也已进驻上海，并且有连锁店。今昔相隔不过是半个世纪之遥，不同的是今天的座上客已不是昔日那些人了。他们是年轻一代，是新起的白领阶层，还有就是上海小女人爱说的赚得动、立升大的男人。这里的区别不是财富上的，而是文化背景上的。人们生活在社会中，不曾意识到正发生着的变化，变化的核心是社会阶梯的变换。领导一个时代风尚的必是它的上层，服装、饮食、娱乐无不如此，当然这种领导是通过为它服务的群体。所以领导旧上海女子服装款式的舞女、长三堂子，这是一例，其他可以类推。当我们今天在餐桌上看到五花八门、南北帮混杂的宴席，我们应当认识到领导这一吃的潮流正是上升的富有者，他们与往昔的区别是文化背景的差异。

上海今昔咖啡馆的不同也应作如是观。纽约华文报《世界日报》二〇〇二年四月十三日刊作者周芬娜《海派西菜的前世今生》一文，对于上海从民国初年起的各帮各派的西菜馆叙述极为详细，虽然有遗漏是难免的（如不知有泰利），但凡提到至今仍为人们耳熟能详的名菜馆都写得很真。难得是作者又亲见了今天上海一片繁荣的咖啡馆行业，她登上高楼中的 Mon the Bund 西餐厅俯瞰外滩美景，或许是历史与现实的巨大反差，使她在文章的末尾，不无感慨地说：我不禁想着，难道上海竟是一个永远的租界？动乱烧不尽，西风吹又生，以前是被迫的，如今是自愿的。依附洋人而生的海派西菜，真由前世走向今生？云云。

显然作者没有意识到当今的中国是开放的，尤其是经济领域，星巴克之类咖啡馆的出现并不为奇，也无关于上海人对旧日租界下生活怀有什么情结。问题是人们未曾看到社会发生的变化，昔日幽幽地坐在咖啡馆一角自得其乐的顾客早已不存在了，代替的是新人，是新一代的弄潮儿。法国作家普鲁斯特说，当小说的欣赏趣味丧失之后，小说作为历史文献的生命就开始了。同样的道理，上海旧咖啡馆成为陈迹之后，它也归入历史文献的范畴了。依然怀着不尽旧情的老人们，也仅有一丝情感维系着他们的回忆。而那些非过来者如若萌生仰慕是无可厚非的，但要想再现当时的风光，在温煦阳光下的南京路上走向泰利咖啡馆的情景，试问谁是这样具有神工鬼斧的艺术巨匠？

所以上海咖啡馆，无论今昔都不是只供怀旧者叹赏的课题，它应该从社会学角度来探讨的。譬如以社会学家索罗金氏著名的社会变迁的理论来看待，那么咖啡馆所提供的不只是供优雅消费的地方，而是反映出我们这个社会已经和还在发生的社会变迁。

像读宋词那样喝咖啡

咖啡馆一角

吃咖啡最好上专营咖啡的咖啡馆，找一个角落独自幽幽地坐着。咖啡浓浓的香味是久已熟悉了的，难得的是一人独坐，无所事事或者心里想着什么，这就是坐咖啡馆的情趣和快乐。但在旧上海，这样的咖啡馆也不多见，多数供应咖啡的场所是附属于餐饮店的。当然主要是西餐馆。在旧称亚尔培路今改名陕西南路的食品二店近旁有一家立德尔咖啡店（Little Coffee Shop），楼上的小小开间，只有一位多半是旧俄的女侍者。我印象中人不多，虽说不上幽静，但光线明亮，很安闲。DD'S在南京西路和淮海路各有一家，这是适宜二三个朋友吃咖啡闲谈的地方。经营面包、西点和西菜的沙利文，因为经营范围广，因此在旧时名气最大，总店在南京东路约摸现在的电力公司这地方，分店在南京西路，上这两处吃咖啡最好是下午吃下午茶时光，因为中午主要供当时的公司白领用餐。

淮海路茂名南路拐角有一家原是法国人经营的老大昌，法国人走后由一个高个胖子管店，那也是我常去的地方，那里的鲜奶蛋糕最有名，吃时从冰箱取出，若要冰淇淋，必定同时送来一杯冰水，因为吃过冰淇淋口感腻，冰水可以解腻。这样周到的服务，今天已不可得。

南京路靠近外滩的两处可吃咖啡的饭店，一家旧名 MARS，现改称东海，不过那也是主要供四周公司高级职员用午餐，吃咖啡最好在下午。一九五〇年 MARS 尚未改名，正好我在附近大楼上班，清早过该店买了两只小面包，看看新煮浓浓的咖啡，随即坐下要了一杯。此时一个侍者看着我用福州话说此人门槛精，因为那里用餐是要附加小账（Service Tax）的，我买面包已付了钱，就不计在附加小账之内了。临走，我同样用福州话对经理说：“这里福州人多？”经理大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期至整个四十年代，可以说南京路上东西向有无数的西餐馆和咖啡馆，其中半数以上的侍者都是福州籍，这是因为泰利咖啡店的老板赵祺泰是福州人，由家乡出来谋生的年轻人经他推荐都当上了侍者。侍者的工资很薄，主要收入靠小账。

南京路靠外滩的汇中饭店，那里一排玻璃窗稍微高出人行道，这里能看到过往行人的茶座是我常去的地方。一般利用午间约一小时的空当，在那里吃咖啡。汇中的咖啡是一小壶，比通常咖啡多半杯。悠闲地坐这里看过往行人是一种视觉的享受。此外还有小车推出大蛋糕也可以要一小块，所值不多。汇中对面是别发西书店，有时吃好咖啡，踱过马路买我常买的书刊。

最后还有一家咖啡馆值得一提，那就是南京西路铜仁路口的上海咖啡馆，它的咖啡是玻璃小球现煮的，香味自然不同。我也和朋友去过。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期，社会变化逐渐显露，昔日的中上阶层的人物开始没落了，曾听说有个熟人的太太上上海咖啡馆买咖啡渣回来煮着吃。昔日的风光已成陈迹，眼下的上海咖啡店，无论设备技艺都远远高出旧上海，但变化最大的还是人，你再也找不到当年坐在角落里细细品味咖啡那样的老顾客了。

旧上海部分咖啡馆一览

特卡琴科（Tkachenko）

霞飞路（今淮海路）643号

文艺复兴（Cafe Renaissance）

霞飞路（今淮海路）791-793号

DD'S咖啡馆

霞飞路（今淮海路）813号

Macha咖啡馆

霞飞路（今淮海路）825号

伟多利咖啡馆

霞飞路（今淮海路）1002号

君士坦丁堡（Constantinople）

霞飞路（今淮海路）1011号

赛维纳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16号

Domino Cafe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30号

立德尔咖啡馆（Little Coffee Shop）

亚尔培路（今陕西南路）376号

DD'S Cafe

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70号

皇家咖啡馆

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878号

CPC

静安寺路（今南京西路）

公啡咖啡馆

北四川路（今四川北路）998号

上海咖啡

北四川路（虬江路口）

我所知道的南京电影院

旧上海租界时代遗留下的南京电影院现在已改建成一流的音乐厅了。但人们仍然不能忘记那时候最具有西洋建筑风格的南京电影院。今天经过地基移位并作了大量改建和装饰的音乐厅，惟一能引起如睹旧居一样感觉的，必是未进入口大厅的地方，两旁蜿蜒而上的楼梯和屋顶及四周极典雅的装饰，这是旧南京电影院在视觉上予人最富丽的感觉。电影院已成历史陈迹，这是它给昔日的观众留下的惟一的记忆。

南京电影院所在的延安路旧称爱多亚路。这是一条很长的路，它是一条商业街，有货栈、二流旅馆、大舞台等，主要不是供人漫步的马路。当年选择这个地址原因之一是适应外侨的需要，因为来看电影者多半是有自备车的外侨。南京电影院是当时一流电影院中的佼佼者，当时还有一个光陆电影院的等级也极高，但现在的人大都不知道。大光明和美琪都是后起，只有国泰有位置上的优势，因为这是中上阶层人口密集的地方。论建筑，南京电影院才是无与伦比的。

上世纪三十年代初和四十年代中的南京电影院都是我旧游的地方。三十年代我在那里看过电影，一个或许与今天很不相同的地方，这就是当时买票进入大厅找到方位，厅内即使已接近满座，却静悄悄无声，更不用说大声喧哗了。穿着制服的贩卖食品的小童来回走着，当时常吃的是纸盒冰淇淋，大约大洋两角，吃好后把盒子放在椅下，那时没有广告，但在放映正片前有新闻短片（NEWS REEL），还有预告片。有一件有趣的事该有七十余年了吧，至今仍记忆不爽。那天我坐在正厅稍靠前的位子，一位约摸三十岁的西洋女子飘然入座。引起人们注视的是她穿着露背衣。这下子可把坐前后排的英国老太婆忙坏了，交头接耳，只差点没有直指其人，露背引起小小一阵骚动。在上世纪三十年代，露背或许只能出现在晚会上，在街头依然是禁忌。

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抗战胜利，日本投降，我才再有机会上南京电影院。沦陷期间，梅兰芳先生蓄须闭门不出，抗战胜利后他立即与俞振飞合作第一场戏《奇双会》，地点却是在美琪电影院。那时我尚滞留重庆没有东下，消息是从《大公报》上看到的。好像有某巨公夫妇也在场。大约是一九四七年，梅先生在南京电影院演《贵妃醉酒》，我邀朋友往观。我想说的是梅先生演的贵妃出台那一瞬间，雍容的步伐，随着展开合扇，把一个宫廷贵妇人的意态演得出神入化，这是一个艺术家非有数十年的涵养不能达到的境界。后人的模拟或者教授，都难望其项背。

改革开放之后，我曾多次往听音乐，不能忘记的有两次，一次是美籍华裔小提琴家林昭亮的独奏音乐会，节目中有我最喜爱的法国赛撒·弗朗克的奏鸣曲；另一次是那时年轻的汤沐海初出执棒，节目中有理查德·施特劳斯的《死与升华》。当最后音符消失时，我如梦初醒，好像真正感受到了精神上的升华。如今汤沐海已是活跃在海外乐坛的名指挥了，我想我没有错过他初展才华的那一次音乐会。

全新的上海音乐厅就要与上海人民见面了，如果我重临入口处的大厅，会不会有旧时堂上燕重又衔泥归来的感觉？

关于胡适

邵燕祥先生的文章，我是素所钦佩的。异乎时人，即他的文章的结尾处，必有卓见，这是他的文章最大的吸引人之处，也是我喜读他的文章的原因。惜乎未有一面之雅，这在我是引为憾事的。发表于二〇〇九年十一月十八日“笔会”的《关于胡适之死》一文，作者所引台地诸多文字，皆不在我泛览之列。邵君说是在胡氏写出《四十自述》的时候，才注意及此人，可见时间上是稍晚了。我生于一九一六年，当然没有赶上“五四”新文学运动。但从青少年开始即对新文学抱极大的兴趣与热忱，甚至到旧书铺借阅那时的书刊。凡是胡适的文与鲁迅的书我都读，并无间隔之感。连尚是中等学校学生的我，鲁迅以各种化名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的短文我亦能一读便知，国民党检查老爷的鼻觉之不灵敏由此可见。至于胡，他的《胡适文存》及《四十自述》皆是我所爱读的，文如《论不朽》中引尼采的话在我也是很新鲜的。《四十自述》中述胡氏因放浪在工部局捕房关了一夜，因古人“天生我才必有用”一语才幡然醒悟，自是走上求学的正路。这说明只因我比邵君痴长若干岁，所以知道胡适的事比他稍早。

邵君文中引述台地的诸多材料因未泛览，不能置一辞，但邵文对于胡死的陈述却是可商的。按一九六二年“台湾中央研究院”选举院士，下午五时开茶会，胡氏正是于此时由于过分兴奋的发言猝然晕倒在地，旁人已救助不及。当时正在场的有女物理学家吴健雄，吴曾就读于中国公学（胡任校长），后入中大物理系，去美后吴破例地加入美国为制造原子弹的所谓 Manhattan Project 中。吴与胡情谊至厚，所以在胡去世现场，吴哀痛至极。唐德刚出身于重庆中大，是他首先揭露胡在美实未得到授予的博士学位，这就是说称为胡适博士乃是虚假，后来事实澄清，对于胡亦无大碍。但唐又于一处指胡某一英文的重音（Accent）读错，事诚渺小，但于此亦可见若作为及门弟子，唐之德行殊有缺失。相比之下，胡晚年一度在美与杨联癉交谊近于师友之间，而杨事胡惟谨，或者正因杨出于清华，所以犹保存清华师生之间相互尊重的风范。

最后应说一下雷震失去自由一事，此事形成蒋系对整个自由主义者一批人严重的对立，自然对于胡氏压力尤重，胡之所以未去探看雷，《年谱长编》上说得很清楚，即惟恐反而加重对雷的不利处境。在这同时有一事值得重提，即吴国桢撰作事。在国民党政府流亡之前及其后，吴都是显赫的人物。出身于清华留美，历任武汉、上海、重庆市长，赴台后任台湾省省长。吴以英文撰写揭露国民党高端腐化贪污误国内幕。胡适闻此极力劝阻，惟恐影响美国对台的军援。这里显示胡作为自由主义者的双重人格，在某种场合下他背弃了他一生所信奉的自由主义。吴著据知已在海外出版。

寅恪先生曾云胡先生好标榜。此言可从正面反映其人的性格。胡之广交游，且不拘对方地位大小，这使他成为学者中最活跃的人物，从某种意义上亦显示其影响力。但若作为治学谨严的学者看待，这就是说纯粹的学者，一如乾嘉大师那样，那好标榜就是贬义了。窃以为，胡适非死于某种人力所不及的事故，此事可参阅《年谱长编》及胡颂平著《胡适之先生晚年谈话录》等书。我不揣冒昧补缀如上，当否，还求指正。

破解之破解

《俞平老暮年生涯》一文共分三段，一、有关于《红楼梦》；二、诗《遥夜闺思引》；三、吴梅村题虎丘剑池诗。这看似不相关联，实际是有其内在的相关处，即有着相似的历史时势背景。本文试图解诠，而略嫌隐晦不明，所以再写这为破解而破解的解读。庶几读者可比照参读。本文题暮年一语，应从七七事变后俞先生留滞北京说起，他这一时期思想的形成，包括两个因素，一是当前民族家国处于存亡时刻，二是他所谓的余之学童蒙之学也。因此此一时期思想所凝聚的即是家国兴亡这一点。《红楼梦》所以纳入这一时期思想之内，一是因为对于《红楼梦》最终的感悟，它的思路实际上犹如体现在《遥夜闺思引》一样，读者但看他对《好了歌》的诠释大异于一般读者便知这一背景的指陈和《遥夜闺思引》中实无大异。这一首长诗无疑最晦涩难读，但有一把打开它的钥匙，这就是孟子这一句话：“吾闻用夏变夷者，未闻变于夷者也。”（《孟子·滕文公上》）而文中屡引夏夷之分，这样可以说这是打开这首长诗之谜的一把钥匙。所有近世从西方输入的思想皆可包纳在内，即如严译《天演论》是那时人的启蒙读物，为当时有志向的青年如当时的鲁迅所钦仰，然亦难逾出俞先生所谓夷夏之分这一范畴。其锋镝或尤在于随之而入如惊涛骇浪的激进思想体系。这样的病痛就以其焦点集聚于吴梅村题虎丘那首诗中。我在草拟有关俞先生此文时，尚未注意陈寅恪先生《寒柳堂集》中《俞曲园先生呓语跋》（原刊《清华周刊》一九三一年）一文，所谓呓语实是示儿辈，陈先生跋语中关键在考定此诗写作之年，其文曰：“此诗之作，在旧朝德宗景皇帝庚子辛丑之岁，盖今日神州之世局，三十年前已或定而不可变易。当时中智之士莫不惴惴然睹大祸之将届，况先生为一代儒林宗硕，湛思而通识之人，值其气机触会，探演微隐以示来者，宜所言多中，复何奇之有焉！”所谓庚子辛丑之岁，盖泛指变法失败之后，义和团运动又起，八国联军入侵，清之政局不可矣。陈三立《拔可寄示晚翠轩遗墨展诵黯然》诗：“杀士之朝迹已陈，凤姿曾列眼中人。此才颇系兴亡史，魂气留痕泣送春。”《石遗室诗话》谓变法死者能系兴亡史。此意可旁证陈先生文中语。惟此中幽隐在于有心人揭示。又，“送春”典出韩翭诗，谓唐亡于朱三，似诗意又明白易晓，为了解读姑增记如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