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Date: 2017-08-31T16:00:00+00:00
Publisher: 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

巨大的鸿沟

The Great Divide：Unequal Societies and What We Can Do about Them

（美）约瑟夫·斯蒂格利茨（Joseph E. Stiglitz）　著

蔡笑　译

ISBN：978-7-111-57909-0

本书纸版由机械工业出版社于2015年出版，电子版由华章分社（北京华章图文信息有限公司，北京奥维博世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不包括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及台湾地区）制作与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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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引言
致谢
序幕　裂痕初现
布什时代的经济结局
资本主义的傻瓜
谋杀的解剖：是谁杀死了美国经济
如何走出金融危机
第1章　大思想
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
百分之一的人的问题

缓慢增长和不平等都是政治的选择，我们还有另一个选项

不平等蔓延全球
不平等是政治的选择题
21世纪的民主制度
虚假的资本主义
第2章　个人回想
马丁·路德·金博士如何引导我的经济学研究方向
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
第3章　不平等的维度
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
学生贷款和美国梦的破碎
部分人的公正
住房解决措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
不平等和美国儿童
埃博拉病毒和不平等
第4章　美国不平等现象恶化的成因
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
不利于99%的人的税收制度
全球化：不仅关乎收益，也关乎税收
罗姆尼逻辑的谬误
第5章　不平等的后果
底特律破产的教训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
第6章　政策
政治如何扩大经济的鸿沟

为什么应该由珍妮特·耶伦而非拉里·萨默斯领导美联储

疯狂的食物政策
掉入全球化错误的一端
自由贸易的伪善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加强不平等
印度的明智决定
排除极端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
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
第7章　区域视角
毛里求斯的奇迹
新加坡给不平等的美国的经验教训
日本应该保持警惕

日本的发展之路是一个经济范式，而不是一个警世故事

中国的发展路线
中国市场与政府间平衡的改革
麦德林：一道射向城市的光芒
澳大利亚的美国幻想
苏格兰的独立
西班牙的衰退
第8章　让美国重新运转
如何让美国重新运转
经济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
就业之书
在富足时代的贫困
为经济增长左倾
创新之谜
后记
鸣谢

引言

一条巨大的鸿沟，横亘在当代美国社会中间，将那些被称为“百分之一”的巨富们和其他人隔绝开来——这是谁都无法否认的。他们的生活和我们完全不同，不论忧愁烦恼还是心愿抱负，甚至点滴的生活细节，都和我们判若云泥。

普通的美国人担心的是孩子上大学的高昂费用、家庭成员的大病医疗和他们退休之后的生活安排。在以往如潮汐般汹涌的经济大萧条中，深陷其中的成百上千万美国人所想的只是能否保住自己的房子，然而即便如此，数百万人已然失去了居所。

而那些“百分之一”的富人们，谈论的却是其他的问题。诸如应当买什么样式的喷气式飞机，如何更好地避税（试想如果美国叫停瑞士银行的信息保密协定会怎样？开曼群岛还安全吗？安道尔呢？），等等。在南安普顿的沙滩上，这些人相互抱怨着邻居家的噪声，而自己却坐着直升机在纽约进出自如。他们同样也担忧自己若是身家破败会怎样，只是这必定是一个很长的过程，且很少会发生。

不久以前，我参加了一位为人爽朗又热心公益的亿万富翁举办的晚宴。被这条巨大的鸿沟持续困扰着的他将一些商界巨擘和前沿学者，连同其他一些为经济不平等担忧的人召集在了一起。在晚宴前的闲谈时间，我碰巧听到一位通过继承一大笔财富而晋升的亿万富翁在谈论一部分懒惰的美国人搭便车的问题。而此后不久，他们就开始大言不惭地谈论避税话题。席间，绝代艳后和断头台的故事被这些富豪们数次引用，以相互提醒不能让不平等发展到不可控制的程度。“勿忘断头台”为晚宴定下了基调。这次宴会中这些富翁阐释的观点，正是本书的核心观点——在美国，社会阶层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它不是无情的经济规律的产物，而是政府的政策和施政手段造成的。他们想要表达的是，应当由政府来改善这种不平等的状况。

越来越多的富翁们意识到，假使社会大众的收入停滞不前，他们的财富赖以增长的宏观经济也难以持续增长。这就是为什么这百分之一的人越来越多地开始迫切关注社会经济的不平等。

乐施会从精英云集的2014年达沃斯经济论坛年会中带来了证明世界经济不平等的有力证据：假设有一辆载有85位世界级的亿万富翁的客车，它所承载的财富相当于世界人口中较为贫穷的50%，即30亿人所拥有财富的总和。[1]一年之后，这辆客车需要的乘客数变少了——80位亿万富翁就足够让这个天平平衡。同样惊人的是，乐施会得知世界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这个世界将近一半的财富；并且在2016年的时候，他们就将拥有能与余下的99%人口总和相等的财富。

然而，这条巨大的鸿沟存在的时间并不长。犹记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美国的经济发展势头强劲，社会作为一个整体齐步前行，大众分享着繁荣的果实。底层贫穷的人们财富的增长速度比上层富有的人们更快。

那正是美国的一个黄金年代，但即便是那时年幼的我，也能看出日渐显露的颓势。在密歇根湖南岸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城——这个国家的标志性工业重镇长大的我，已然被贫困、不平等、种族歧视和一波又一波的失业浪潮的景象所包围了。劳动纠纷在那时十分普遍，因为工人们都想从国家备受称赞的繁荣时代中分到属于自己的那块蛋糕。媒体用华丽的辞藻表示美国已然进入中产阶级社会，但我能看见的只是那些低于中产阶级的人们，在这社会的变革中寂然无声。

我的家庭并不富裕，但是我的父母按照自己的收入规划好了生活方式，而这也是对鸿沟宣战的重要部分。那时的我身上穿的是哥哥穿过的衣服，这些衣服都是母亲在店铺促销的时候买来的，价格虽然稍高，但结实耐用。“可不能捡了芝麻丢西瓜”母亲这样说。母亲在大萧条时期毕业于芝加哥大学，在我长大的过程中，她一直帮着父亲管理保险业务。在她工作的时候，我们兄弟姐妹就由我们的“帮忙阿姨”照看。“帮忙阿姨”名叫米妮·法耶·埃利斯，是一位阳光可爱又勤劳能干的阿姨。即便那时我只有10岁，我心中还是有些许疑惑：为什么在这个本应所有人都富有，本应给所有人提供机会的国家里，这位阿姨却只读过6年书？为什么她要来照看我们而不是她自己的孩子们呢？

在我高中毕业之后，我的母亲终于有机会去追求她自己的人生理想——重回学校学习并考取教师资格证，去小学教书。她在加里城公立小学教书。白人身份让她免试进入了学校，于是她在这所事实上的种族隔离学校中成为少数白人教师中的一员。在她67岁被强制退休的时候，她开始在印第安纳州西北的普渡大学教书，为了能让尽可能多的学生接受到大学教育而努力工作。在她跨入耄耋之年的时候，她终于退休了。

就像和我同时代的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变革的到来总是缺乏耐心。我们被告知社会的变革是很难的，是需要耗费大量时间的。尽管我并没有像我的同龄人一样在加里城经受苦难（除了一点点的歧视之外），我却和他们感同身受。在我研究国民收入的相关数据几十年之前，我凭借直觉感受到美国并不像它所宣称的那样是一个机遇之地。一些人或许有很好的机会，但另一些人却几乎没有。小霍雷肖·阿尔杰像是一个神话，但是他的经历是很多勤奋工作的美国人所无法复制的。我很幸运地获得了国家提供的机会：因为得到一份国家奖学金而进入艾姆赫斯特学院读书。这份机遇让我得以在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能够把握更多的机遇。

就像我在《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一书中提到的，在我就读于艾姆赫斯特学院的第三年，我从物理专业转到了经济学专业。我想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是像现在这样运转的。我选择做一个经济学家的目的不仅仅是为了理解不平等、歧视和失业，我更希望它能教会我如何防止这些弊病危害国民。在罗伯特·索洛和保罗·萨缪尔森（两人后来都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两位导师的指导下，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博士论文中最重要的一章里集中探讨了收入和财富分配的决定性因素。这篇文章于1966年在计量经济学会（由关注数学和统计应用经济学的经济学家组成的国际性协会）中展示，并于1969年发表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中。尽管半个世纪过去了，它依然为研究这一问题提供了框架。

对有关经济不平等问题分析的读者不多。大众中如此，经济学家中亦然。人们对这个话题并不关心。在经济学专业领域内，有的人甚至对此抱有极大的敌意。自里根成为总统开始，美国的社会不平等程度极大的深化了，但人们对于不平等的态度依旧是无视。芝加哥大学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知名经济学家罗伯特·卢卡斯教授坚称：所有对基本的经济学理论有害无益的研究方向中，最诱惑而毒害最大的就是对于资源分配问题的研究。[2]

和很多保守的经济学家一样，卢卡斯教授所倡导的帮助穷人的最好方法就是把国家经济的蛋糕做大。他相信，假使我们过于关注那块分给穷人的蛋糕，就会减少对如何把蛋糕做大的研究，而后者才是更为基础的问题。经济学长久以来的传统认为这两个问题（关于效率和分配的问题，即关于蛋糕的大小和蛋糕的分配）是可以分开考虑的；经济学家的目标是找出把蛋糕做到最大的方法，这个任务是艰深但又重要的。至于如何分蛋糕那是政治上的事情，与经济学家们并无关联。

诸如卢卡斯教授的一类观点在经济学专业领域中十分盛行，也就无怪乎经济学家几乎对国家中日渐扩大的经济不平等视若无睹了。他们不会关注在GDP不断增长的时候，大部分美国人的收入却停滞不前的现实。这种忽视说明他们是无法对当前经济中出现的情况做出合理解释的，他们不能明白这样增长的不平等中蕴含着什么，更不能制定出能让国家走上一条不同道路的策略。

这就是我在2011年《名利场》杂志中将这个问题分享给更多人时大受欢迎的原因。最终刊登的文章《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也确实比我几十年前在《计量经济学》杂志上刊登的文章有了更多的读者。我在《名利场》的文章中谈及99%的美国人都在一条停滞的船上的社会现实，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我们是那99%”。那篇文章中谈到的理论在下文中会反复出现：如果不平等状况有所缓解，那么我们这99%的人和那1%中的很多人都能从中受益。那1%中的人若是为了自身利益着想，就更应当帮助建立一个分化更少的社会。我这样说并不是想引起一场新的阶级间的斗争，而只是想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凝聚力，以弥合这个由来已久的巨大鸿沟。

本文同样针对“我们为什么要关注不平等的增长”这一问题进行探讨，这不仅仅是有关价值观与道德的问题，更是一个有关经济的问题，关于社会性质的问题，关乎我们的国家认知的问题。在这之中还有更大的战略性利益。尽管我们维持着庞大的军费开支——近乎是世界军费开支总和的一半，但我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结果显示出了武力的局限性：即使在那些比美国弱小很多的国家中，我们也不能牢牢掌控哪怕是很小一块土地。美国真正的力量在于它的“软实力”，在于道德层面和经济层面的影响力，在于它为其他国家做出的示范，和它在经济和政治体制上的构想。

不幸的是，由于这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美国经济已经不再为大部分美国人民服务——修正通货膨胀的影响后，普通美国家庭的生活水平甚至不如25年前，而贫困线以下的人口比例反而增加了。相比之下，快速发展的中国经济却是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陷入停滞时，中国已然让5亿人口脱离贫困。一个不能为大多数国民服务的经济模型显然是不可能被其他国家效仿的。

《名利场》杂志中的文章思路在我的《不平等的代价》[3]一书中得以延续。在那本书中我对一些话题做了深入探讨，也正因为此，我在2013年受到《纽约时报》邀请，写下了一系列关于社会不平等的文章，我将之称为“巨大的鸿沟”。我希望通过这个系列文章，能够进一步警醒国民正视这个问题：我们的国家不再是我们信任的那片充满机遇的土地。我们已经变成了发达国家当中社会不平等程度最高的国家，我们在个人机会上是极不平等的。我们的不平等体现在各个方面。但这些并非不可避免，它们不是经济学定律的必然结果。恰恰相反，它们只是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的产物。若是现在的政策有所改变，那么我们必定能够得到更好的结果，那将是更好的经济发展（无论怎么测量）和更少的不平等。

我最初为《名利场》杂志写的那篇文章，以及我为“巨大的鸿沟”系列栏目写下的文章构成了本书的核心。在这15年间，我还每个月为世界报业辛迪加撰写专栏。最初我是想为东欧剧变之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国家提供新兴的经济学观点，但在这期间世界报业辛迪加大获成功，以至于全世界包括大多数发达国家都在转载它的文章。当然，我为世界报业辛迪加写下的很多文章都是有关不平等的。这本书中包括了这些文章中的一部分和在其他一些报纸和期刊上发表的文章。

尽管这些文章的主体是不平等，我依然决定加入几篇有关大衰退的文章。这些文章写于2007～2008年经济危机时和危机后，美国与世界经济陷入“大颓靡”的时候。我把这些文章加进本书当中，是因为经济危机和不平等是密不可分的——不平等导向经济危机，而危机会扩大现有的不平等，不平等的深化使得经济严重下滑，让经济复苏变得更加艰难。当然，就不平等本身而言，其对经济危机的深度和时长并没有不可避免的影响。但事实上，经济危机并不是上帝的意旨，不像是百年一遇的洪水或是地震。它是我们给自己埋下的祸根，过度的不平等是我们自身政治和经济政策的后果。

这本书大部分是关于不平等的经济学原理的。但是就像我刚才所说的那样，政治与经济是不能被严格划分开来的。在这本书的很多文章，包括我之前《不平等的代价》一书当中，我这样描述了政治和经济的关系：经济不平等容易演变为政治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进而增长了经济的不平等，在美国这个给金钱赋予无上权力的政治体系中更是如此，最终形成了恶性循环。但这个过程却在近几年加深了，这要归咎于2008年经济危机后成百上千亿的资金被用来保护银行而不是用来保护房屋持有者，因为大部分的美国人都被这样的政治进程迷惑了。在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和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劳伦斯·萨默斯（他一手操纵放松管制政策，经济危机由此滋生）等人的影响下，奥巴马政府最初不但不支持，甚至还反对重建房屋信贷，以免除美国人遭受掠夺性和歧视性的银行贷款。难怪这之后很多民众对上下两院均表示不满。

我一向反对增删之前写下的文章，或是修改它们。我也不会把删去的东西加上来以满足所谓的字数要求，重要的观点和想法是必然要保留的。[4]用新闻体写作有很多优点，字斟句酌，言简意赅，突出时效，又没有学术写作的诸多繁文缛节。在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总是会引入一些时新的讨论，而又谨记除此之外要将更深层次的信息传达出去。我希望这本书能在这些宏阔的主题上表达得体。

作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和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很少写专栏。而直到世界报业辛迪加在2000年邀请我的时候，我才开始每月按时为他们写作专栏。这项任务让我极大地增加了对那些每周写一到两篇专栏的人的尊敬。相比而言，每个月写一篇专栏则是有很大选择空间的。在每个月中世界发生的诸多经济大事里，总有一个是最值得关注并能够传达更多信息的。

在过去的几十年里，有4项社会的核心元素造成了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当中日益严重的社会不平等现象，即这条巨大的鸿沟：一是管理不善，二是经济全球化，三是州政府的角色问题，四是市场的问题。就像这本书中所展示的那样，这4个元素互相关联。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与宏观经济的问题、2008年经济危机，以及随之而来的大衰退之间，前者既是后三者的原因，又是它们的结果。不论全球化带来了多么迅速的增长，它仍旧加剧了不平等，而正是如此，我们对全球化的管理开始产生了不妥之处。对我们自身经济和全球化进程的管理不善反过来又和我们政治体系中的特殊利益群体产生了关联。我们的政治体制越发代表那1%的群体。但是当政治成为我们当前问题的部分原因时，我们只能通过政治来寻找这些问题的解决之道，因为市场自身是不能解决这些问题的。不受约束的市场只能带来更多的垄断、更多的金融行业违规和更不稳定的贸易关系。只有通过民主机制的改革，即让政府对全体人民负责，更多地反映全体人民的利益，我们才能弥合这条巨大的鸿沟，让国民共享、国家繁荣。

本书中的论文分为8个部分，每部分有一篇小的介绍性文章导入，以介绍该部分写作的背景，或是谈论一些在这些文章中未能详谈的问题。

我将以“序幕：裂痕初现”开始。在经济危机前的几年，我们国家经济的领导者（包括前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夸口说新的经济模式能够使我们避免先前危害我们经济的经济波动，这所谓的伟大的改进能够让我们进入低通胀率和“高”增长率的新时代。但稍稍靠近一点看，就能发现这堂皇宣言的背后是大规模的经济管理不善和政治腐败（其中的一部分在安然丑闻中暴露出来）。更坏的是，经济的增长成果并没有由大多数美国人分享，巨大的鸿沟只是日渐加深。这一章中将描述经济危机的产生以及它的后果。

在第1章将介绍一些关于不平等的关键问题（包括《名利场》杂志中刊登的《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和《纽约时报》中“巨大的鸿沟”系列的开篇文章），之后我将在第2章用两篇文章回忆我早期是如何对这些问题产生了兴趣。第3、4、5章将会阐述不平等的测度、原因及结果3方面的问题。第6章中我将集中讨论对于一些核心政策的看法。第7章中我主要关注的是其他国家的不平等情况以及针对这一问题的政策设计。最后，第8章我将探讨当今美国社会不平等的根源——劳动力市场的积弱。我在这一章中提出了我们如何能最好地解决劳动力与市场的问题，以及如何让他们在体面的工作岗位上拿着合适的工资。后记包括了和《名利场》编辑卡伦·墨菲的一篇访谈，其中谈到了一些在不平等的讨论中被反复提到的问题，比如：美国在哪一步走错了？那1%的人不是创造就业的人吗？如果社会更加平等最终是否还是会伤害到那99%呢？

[1] Oxfam,“Working for the Few:Political Capture and Inequality,”Briefing Paper 178,January 20,2014

[2] Robert Lucas,“The Industrial Revolution:Past and Present,”2003 Annual Report Essay,Federal Reserve Bank of Minneapolis,May 1,2014.他继续说道：“在工业革命至今的200年间的每一次使成百上千万人福祉的增长的事件中，没有一个是由富人向穷人的财富再分配导致的。通过不同的方式调节分配来改善穷人的生活和增加生产力的无穷潜力相比不值分文。”

[3]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4] 在极个别的案例中，标题的作者不经意地选择了过于相似的标题。我改动了文章的标题。但这同时意味着不同论文中所讨论的主题不可避免地会有重复。我做了一些小的修正以防止这种重复。

致谢

这本书收录了前几年我为期刊和报纸写作作品的选集。这些作品集中探讨了社会不平等，其中着重于在美国社会尤为显著的巨大鸿沟，这种不平等在世界上的其他国家是不那么明显的。这不是一本标准的学术书籍，但是每篇文章都是基于长时间的学术研究而写就的。这段学术研究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做研究生以及20世纪60年代中叶在英国剑桥大学做富布赖特访问学者时开始的。从那时至今，经济学学术领域一直很少关注这方面的问题。也正是因此，我对我论文的两位导师，两位20世纪最伟大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他的论文就是以此为主题）和保罗·萨缪尔森致以崇高的敬意。他们鼓励我进行这个方向的研究，并用他们深远的洞察力指导着我。[1]同时我也对我的第一位合著者，乔治·阿尔克洛夫表达特别的谢意，我们在2001年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在剑桥，我们经常讨论收入分配的决定因素，而在这段时间中，我从与弗兰克·哈恩、詹姆斯·米德、尼古拉斯·卡尔多、詹姆斯·米尔利斯、帕萨·达斯古普塔、大卫·钱博瑙恩和迈克尔·法雷尔的对话中受益匪浅。我在那里通过辅导开始了和安东尼·阿特金森的合作，他是前半个世纪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顶尖学者。拉维·堪布、阿琼·贾亚德夫、卡尔拉·霍夫和罗伯·约翰逊是给予我很多教导与启发的同学和同事。

罗伯·约翰逊现在是新经济思维研究所（INET）的领军人物，这个研究所在大衰退之后建立。在经济衰退的危机当中，它逐渐发现标准经济模型并没有很好地服务于国家或是世界的经济增长，而我们必须形成一种更多关注于不平等和市场局限性的新经济思维。我十分感谢INET对下面一些论文的研究做出的帮助。[2]

虽然我一直在我的理论研究和政策制定中关注不平等和宏观经济表现的联系，但这种联系的重要性也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此我想感谢哥伦比亚大学的同事布鲁斯·格林瓦和何塞·安东尼奥·奥卡姆波，以及由联合国大会主席指定成立的，由我做主席的国际货币与金融体制专家委员会的辛勤工作。[3]

今天在不平等研究领域的每个人都应当感谢伊曼纽尔·赛斯和托马斯·皮凯蒂。他们用不辞辛劳的工作收集和计算了大量的数据以揭示美国和其他很多发达国家的不平等。其他在此领域有所建树的学者还有弗朗索瓦·布吉尼翁、布兰科·米拉诺维奇、保罗·克鲁格曼、和詹姆斯·加尔布雷斯。[4]

当科伦·墨菲在《大西洋月刊》做编辑时，他劝我写一篇关于我在白宫工作经历的文章（收录于《咆哮的九十年代》，并最终让我写出了我的第二本受欢迎的书），[5]这不仅给了我一个说出我沉思多年的想法的机会，更给我提出了一个新的挑战：我能否用简洁的语言陈述一些复杂的观点而让它们更易于被读者接受呢？我的学术论文中有很多是和合著者一起写的，这与编辑和作者之间的紧密关系在某种情况是相似的，但是在其他情况下则全然不同。我们每个人都有不同的工作。编辑们了解读者，但我却对此知之甚少。我开始欣赏一个优秀的编辑在修改文章之中的作用了。伟大的编辑让作者的声音传递给读者，他们让作品脉络更为清晰，在某些时候甚至让它更吸引人。

在《咆哮的九十年代》之后，我为《大西洋月刊》写了几篇文章。而等到科伦·墨菲到《名利场》工作的时候，他继续向我约稿。在这些文章之中，写于大衰退前后的《资本主义的傻瓜》（包含于本书之中）赢得了著名的杰拉尔德·勒伯优秀新闻奖。很明显，在科伦的帮助下，我的写作水平突飞猛进。

我为《名利场》写的每一篇文章科伦都与我有密切的合作，这之中有4篇文章收录于本书之中。他向我约稿并在我写作《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的过程中勤奋地工作。而这些文章在我写作《不平等的代价》和本书的过程中对我帮助极大。“我们是那99%”成为“占领华尔街运动”的口号，直接展现着美国社会中的巨大鸿沟。

我和世界报业辛迪加、《名利场》和《纽约时报》以及其他多家媒体的合作都在本书中收录的文章里有所反映。这些合作给了我机会以表达我对世界上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也让我得以成为一个权威，让我能表现得更为睿智，因为我能够选择我的话题并思考我的答案，而不至于像周日早间档节目里那些要对很多话题侃侃而谈的人那么被动。

这本书中每篇文章的编辑都对这些收录于此的文章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我尤其想要感谢塞维尔·陈和亚伦·雷提卡，他们编辑了《纽约时报》“巨大的鸿沟”栏目（我也以此为书名）。在这之前，我们还曾在2012年年底共同策划如何将美国社会不断增大的不平等全景式地展现在美国民众面前。塞维尔也和我一同编辑了本书中的一篇文章（马克·赞迪亦有贡献），《住房问题的唯一解决办法——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亚伦和塞维尔同样在编辑《纽约时报》的16篇文章时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些文章同样被收录于本书中。我写文章常常冗长，一个人的作品被删减很多的时候心中自然难受，但用750个词或者1500个词表达自己的想法才是新闻工作者真正的挑战。亚伦和塞维尔经常用他们惊人的洞察力简化我的措辞。

我十分感谢的编辑还有安杰·拉伯茨斯基、凯文·墨菲和其他世界报业辛迪加的工作人员，埃利森·希尔弗（现在工作于汤森路透）、美国政治新闻网的迈克尔·赫什，《时代周刊》的拉纳·佛罗哈尔，《卫报》的菲利普·奥尔特曼，《时尚芭莎》的克里斯托弗·贝阿，《纽约日报》的乔舒亚·格林曼，《进入美国》的格林·西村，《华盛顿邮报》的弗莱德·西雅特，《华盛顿月刊》的艾德·帕斯雷。我同样应该感谢《经济学家之声》的亚伦·艾尔丁，世界报业辛迪加的罗曼·弗莱德曼，他们给予我鼓励和支持，还有罗斯福研究所的菲利希亚·王、凯茜·哈尔丁、麦克·孔科扎尔和内尔·亚波纳西，他们帮助我写出了一份政策简报，在我的论文《虚假的资本主义》中有所描述。

罗斯福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为我提供了无可比拟的机构支持。罗斯福研究所，前身是罗斯福总统图书馆，现今已经成为国家领先的智库，延续着罗斯福总统推崇的社会和经济公正的理念。福特和麦克阿瑟基金会和伯纳德·施瓦茨为我在罗斯福研究所和哥伦比亚大学对不平等进行的研究项目给予了慷慨的支持。

在过去的15年间，哥伦比亚大学是我的学术研究之家。它给了我进行研究的自由，这里汇集了热心探讨问题的学生，云集了让我受教良多的才华横溢的同事。哥伦比亚大学给了我发展的土壤，让我得以做我想做的事情：学术研究，教书育人和提出能够让世界变得更为美好的想法。

我再次感谢诺顿出版公司总裁德雷克·麦克菲利和编辑此书的我的老朋友布兰登·库里，以及帮助过我的索菲·迪维努瓦。我同样感谢诺顿出版社的伊丽莎白·科尔和瑞秋·萨尔兹曼，他们不仅在这本书的出版上帮助了我，也在这些年一直支持我。我也十分感谢企鹅出版公司的编辑斯图亚特·普劳菲特。

没有一个舒适的办公室，我是无法写成这本书的。汉娜·阿萨蒂和朱莉亚·库尼克帮助管理我的办公室，我还应当感谢萨拉·托马斯和鞠佳明。

埃蒙·基歇尔·艾伦不仅帮助我管理出版了这本书，也在这其中担任了编辑。我应当给他双倍的感谢：在本书中收录的文章最初发表的时候，他同样担任了编辑工作。

如同往常一样，我应当向我的妻子安雅表达最高的谢意。她坚定地相信我在书中讨论的话题，也一如继往地支持我将这些话题公之于众，并一直鼓励和帮助我完成这些工作，她同样和我一同探讨每本书中的想法和观点，并帮助我完善它们。

[1] 在这之后我和索罗共同撰写了一篇论文，从宏观经济和需求的角度探讨了不平等。见R.M.Solow and J.E.Stiglitz,“Output,Employment,and Wages in the Short Run,”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82(November 1968):537–560。

[2] 尤其要说的是，发表在《名利场》上的文章“The Book of Jobs”，是基于布鲁斯·格林瓦和其他合著者所做的调查，并由INET支持的。如D.Delli Gatti,M.Gallegati,B.C.Greenwald,A.Russo，和J.E.Stiglitz,“Sectoral Imbalances and Long Run Crises，”自F.Allen,M.Aoki,J.-P.Fitoussi,N.Kiyotaki,R.Gordon，和J.E.Stiglitz,eds.,The Global Macro Economy and Finance,IEA Conference Volume No.150-III(Houndmills,UK,and New York:Palgrave,2012),pp.61–97;和D.Delli Gatti,M.Gallegati,B.C.Greenwald,A.Russo,and J.E.Stiglitz,“Mobility Constraints,Productivity Trends,and Extended Crises,”Journal of Economic Behavior&Organization,83(3):375–393。

[3] 委员会的成员包括Jose Antonio Ocampo、Rob Johnson和Jean Paul Fitoussi委员会报告可以在《斯蒂格利茨报告》中查找：Reforming the International Monetary and Financial Systems in the Wake of the Global Crisis(New York:The New Press,2010)我和Jean Paul Fitouss、Amartya Sen一同担任了国际经济表现和社会进步测量委员会的主席一职，该委员会强调从GDP外的多角度衡量人民幸福程度。委员会的很多想法在本书收录的论文中有所反映。该委员会工作现在由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继续承担。委员会报告详见J.E.Stiglitz,J.Fitoussi,and A.Sen,Mismeasuring Our Lives:Why GDP Doesn’t Add Up(New York:The New Press,2010)。

[4] 更完整的鸣谢单见平装版的《不平等的代价》。

[5] “The Roaring Nineties,”Atlantic Monthly,1992年10月，帮助了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New York:W.W.Norton,2003)的撰写。

序幕　裂痕初现

这本书以《大衰退的开始》作为第一篇。这篇文章完成于《纽约时报》“巨大的鸿沟”系列之前几年，在2007年12月发表于《名利场》。那正是美国经济开始下滑的时候，而这次下滑却逐渐演变为自大萧条之后最糟糕的一段时间。

在那之前的3年，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一直在发出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警告。其实人人都能看到危机到来的预兆，但是人们都在忙着赚钱，于是对此只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就像一场马上要到来的盛大酒会，虽然只有一小部分人是被邀请过去的，但是余下的我们这些人却都要买单。然而不幸的是，那些本应当维持经济稳定的人却和那些满心欢喜办着酒会（赚着钱）的人打成一片。这就是为什么我要把这部分作为一个章节，作为本书的序幕。大衰退和美国社会巨大的鸿沟之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

首先让我们为这个序幕布景：在20世纪90年代，在互联网技术泡沫的推动下，高科技股价格飙升，国民经济爆炸式增长。但在泡沫破裂之后的2001年，经济开始衰退。乔治W.布什政府实行的全方位补救措施就是减少税收，尤其是减少那些针对富人们的税收。

对于那些在克林顿政府中孜孜不倦地工作以减少财政赤字的人来说，布什政府的施政方针中的很多措施都为人诟病。减少税收，把财政赤字重新拉高——这本身就让前8年的政府工作成果毁于一旦。克林顿政府以削减政府赤字的名义推迟了在基础设施、教育和帮助贫困人口项目上的投资，我当时对此并不认同。我认为借钱进行投资对于国家的未来更能产生作用，而我更担心的是下一任政府可能会为一些不那么高尚的目的而恣意挥霍这些艰辛奋斗的成果。

当2001年经济陷入衰退的时候，政策制定者们一致认为需要通过刺激经济的手段促进经济复苏。相比布什政府的为富人减税来说，把先前推迟的投资计划付诸实施才是更好的手段。[1]我那时已经十分关注国家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了，而这些不公平的减税政策只会让这种不平等变得更为严重。在这个时候我开始为《纽约书评》撰文，这之中《布什的税收政策——危险之举》（2003年3月13日）一文中有如下观点：很少能有人让少数人从多数人身上得到这么多。

更糟糕的是，我认为这样的减税效果甚微，而之后的事情验证了我的判断。这也是我在本书中时常会提及的主题，不平等现象会减少总需求并危害经济。美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现象正在把金字塔底层的金钱转移到顶层上来，然而金字塔顶层所花出去的钱要比金字塔底层花出去的金钱总和少，所以总需求会减少。在20世纪90年代，我们通过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疯狂投资掩盖了我们经济体运行效率低下的事实。但在互联网技术泡沫破裂之后，经济开始陷入衰退。布什政府以一项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作为对策。对于担心国家经济未来发展的消费者们来说，国家经济能够从布什政府的减税中获得的刺激并不充足。在克林顿政府前几年出台的减税政策上再次减税只会鼓励更多的投机行为。由于这项政策只能让收入极高的少数人获益，所以这项政策在成效甚微的同时又滋长了社会不平等。

拉动需求并促进社会平等最有效的办法莫过于财政政策，即由国会和政府共同决定税收和财政支出政策。财政政策力度不足会使得美联储负责的货币政策负担加重。诚然，美联储能够（有时）通过降低利率和放宽管制来刺激经济，但这些货币政策犹如双刃剑，每一项货币政策的出台都应当万分小心，并且在出台后也要由能够完全理解货币政策危险性的人来进行监督。不幸的是，那些负责制定货币政策的人并没有这份小心谨慎，他们只是幼稚的市场万能论主义者——相信市场永远是最优效率和最高稳定性的结合体。他们不但低估了货币政策给国家经济和政府预算带来的危险，也没能考虑到社会日益增加的不平等。而这种行为的后果现在得以显现出来，他们吹起了一个新的泡沫，与此同时把美国社会中的鸿沟变得前所未有的深。

让经济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保持着低利率和放松管制的政策，而这只是创造了一个新的房地产泡沫。房地产泡沫和它带来的消费热明明就是一个治标不治本的方法。泡沫总会破裂的，而消费热潮只是在让我们国家下层80%的人们消费他们110%的收入。2005年全美国总计每天从外国借入超过20亿美元，这绝非长久之计。就如同我的前辈、国家经济建议委员会主席所说，也是我在我的演讲和文稿中一次又一次强调的：“不长久的长不了。”

当美联储在2004～2005年开始加息的时候，我预期房地产泡沫将会破裂。它虽然没在那时候破裂，也只是缓期执行了而已，因为长期利率未能实现协同增长。2006年1月，我预测我们马上要面对房地产泡沫破裂了。[2]泡沫的确没过多久就破裂了，但它的恶果还要等一年半到两年才能完全显露出来。我在这之后写道：“就如同房地产泡沫的破裂可以预测一样，它的后果也是可以预知的。”[3]以及“稍作推算就能知道，过去6年来超过2/3的产出增长和就业岗位增加都是和房地产相关的，这显示新建房屋和房屋净值贷款促成了这次消费热。”毫无疑问，即将到来的经济衰退将是旷日持久和影响深远的。[4]

这篇收录在第1章的文章描述了大衰退发生的政策原因：我们做错了什么吗？谁应当受到指责？那些金融行业人士、美联储官员和财政部官员，当他们想要表示发生的危机就像百年一遇的洪水一样不可避免的时候，我却更加坚定地相信这次危机是人为的。这是那些属于1%的人（事实上是1%中的一小部分）给我们造成的。这种事情能够发生，本身就是这巨大的鸿沟存在的表现。

危机的产生

诚然，大衰退有它的受害者，但又是谁犯下了这桩“罪行”呢？如果我们相信司法部的判断，认为各大银行的领导者并没有在这场危机中犯下罪行，那么这桩罪行就没有罪犯了。而我却不这么想，大多数美国人也不这么想。通过以下收录的3篇文章，我试图找出这个危害美国经济的凶手，看看它的所作所为是如何导致了今天的现实。[5]针对证券业给出的简单回复——“只是银行借出了太多钱而房屋所有者借入了太多钱而已”，我还想更深入地发掘它背后的故事。

是什么导致了今天的灾难？这之中必定有政府的无能和错误的决策。那场耗资万亿美元却以拙劣开始，又以狼狈结束的伊拉克战争就是最好的说明。[6]但最应受到指责的是受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影响结合的群体，也正是这个群体使得我们国家的不平等不断增大。这之中尤其应当指责的是那些认为不受约束的市场是最有效率也是最稳定的人。我们应当知道的是：从资本主义开始诞生起，市场波动就形影不离。有些人认为只要政府保持宏观稳定性就足够了，就好像市场只会因为宏观因素而失效一样。我的观点恰恰与他们的相反：我认为宏观经济危机只是冰山一角，隐藏在它背后的是低效运行的市场。危机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证据：危机的产生是不当风险管理和资本分配的产物，是由抵押贷款的提供者、投资银行、信用评级机构——事实上就是成百上千金融领域和其他经济领域的人的失误导致的。[7]

但我同样认为那些鼓吹自由市场的人目的并不单纯，这次大衰退也是一个例证：那些看起来赞成自由市场经济的人恰恰最希望得到包括大规模救市这样的政府救助。这样的政策必然会损害市场，使得经济增长减缓。其中和本书主题相关的危害表现是：这样的危机会让金钱继续流向那些在金字塔上层的人，而下层的人却要为他们的失误埋单。

在我看来，危害经济的头号罪犯就是那时的总统。《布什时代的经济结局》详细介绍了这位总统在位时的经济发展状况。尽管保守派抱怨财政赤字过高，他们自己创造赤字却别有一套。从里根总统上台开始，大规模的政府赤字成为美国经济的标志之一，直到克林顿总统上台，赤字才开始减少。但布什总统的一个小小的政策就扭转了这个局面，这条回头路（走向错误的方向）是预支了两场战争费用的结果，是为富人减税的结果，也是布什政府慷慨解囊刺激公司发展并提升公共福利的结果——布什政府不断地给不同领域的大公司“派发红包”，其中一些通过减税的方式进行，另一些则是明目张胆的赠予。而上述这些资金是即使削减贫困人口的安全保障支出也偿付不起的。

就像我不断强调的一样：[8]赤字不一定是件坏事，假使金钱都用来投资，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严峻时期的投资，那便不坏。但布什政府的赤字却是问题不断的——这些赤字出现在看似繁荣的时代，尽管这种繁荣只是被少数人分享的。政府投资也没有被用来振兴经济，而是被放在了某些企业的保险箱里，放在那1%的钱包里。而更让人担忧的是我预见到即将到来的风暴，但是我们会有钱去解决这场风暴吗？因为在这个时候保守派们会强烈要求财政谨慎支出，在这个经济迫切地需要宽松政策的时候实行了紧缩。

对于这本书更为重要的是，布什总统在任的几年里，美国社会的不平等不断扩大。而布什总统却对此视而不见，甚至加剧了情况的恶化。这只是一篇短小的文章，我无法全面地陈述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在克林顿总统执政期间，我并没有注意到不平等有何增长，但在布什执政的几年中，典型的美国人收入（中等收入）在经过通货膨胀修正之后甚至有所下降，这甚至只是大衰退让经济形势一团糟之前的数据。缺乏医疗保障的美国人数量变多了，并且他们必须面对更多的不安全感——他们有更大的可能性会丢掉工作。[9]

但或许布什总统执政时代最大的失败就是为大衰退的形成创造了空间，对于这一点我将在下两章中用更多的篇幅进行介绍。我之前介绍的布什政府针对富人的减税政策在这次衰退之中扮演了主要角色，他们不仅没有提供足够的经济刺激政策，还使得国家原有的鸿沟变得更深。他们还引入了另一个主题，我在之后会说到，这种观点正在被从未采取任何“激进”立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他们认为不平等和不稳定是相关的。[10]2008年的危机验证了这一观点：中央银行针对恶化的经济形势开始创造泡沫，这些泡沫加剧了不平等，而泡沫破裂的时候造成了经济动荡。（当然，美联储应当对这种风险加以重视，但是很明显美联储的人对市场盲目信任，并且他们像指定艾伦·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后来指定本·伯南克——布什的主要经济顾问为主席一样，美联储并不关注国家日益增长的不平等。）

与此同时，第三个主题是政治的角色问题。政策和政治影响巨大。美国政府本可以通过本国投资和发布减少不平等的政策来促进经济复苏。这两种方法都能够让经济更为健康，社会更为公平。经济的不平等不可避免地会导致政治的不平等。美国正在形成一个由分裂了的社会组成的政体：本应是增加投资的政策变成了富人减税和公司福利政策；本该为了稳定经济保护普通公民出台的管制政策变成了导致不稳定、让其他美国人民向银行家俯首的放松管制。

放松管制

想要理解大衰退的原因，我们必须先回首里根政府大规模放松管制的时代。在《资本主义的傻瓜》一文中，我指明了5个致命问题，这些问题既表明了社会的宏观走向，也互相影响，最终使得国家经济遭遇了3/4个世纪以来的最大下滑。这几个问题中，有的是关于金融的新兴力量的——指定格林斯潘为美联储主席就是因为他支持放松管制，放松管制本身是从里根时代开始的，在克林顿时代得到延续，这之中就包括打破投资银行和商业银行的界线。[11]

管理人员并没有恪尽职守，反而是他们犯下了损害经济发展的罪行。在我写这些文章的时候，我们只能见微知著地看到事情的发展有多么糟糕。我们知道银行在风险管理和资本分配上犯了错误——他们给银行的领导巨额分红以表彰他们的工作。我们知道分红体系本身就容易导致冒险和短视行为，而且信用评级系统在捕捉风险工作上表现得非常糟糕。证券化纵使自称能够控制风险，却也使得抵押贷款发行人降低了贷款发放标准（所谓的道德风险问题）。我们知道银行也是这种掠夺性贷款的参与者。

但我们不知道的却是银行道德败坏的全部，不知道它们以多么大的胃口进行剥削，不知道它们有多么无情。举例而言，它们有多少歧视性贷款？我们不知道。它们如何操纵外汇和其他市场？我们不知道。它们保存的记录有多么潦草？有多少不良贷款在记录中？我们不知道。它们究竟有多少欺诈行为？我们也不知道。这些不仅是银行的行为，还包括信用评级机构和其他市场参与者的行为。信用评级机构之间为了提供较高的评级而产生的竞争（这些机构只有在投资银行使用它们的评级时才能赚钱）让它们甚至故意忽视那些或许会降低评级的信息。

这一章的主要内容是描述金融业究竟在哪里出了问题。

金融市场和不断增长的不平等

在这章中，我将详细谈论金融领域，这是有原因的。正如得克萨斯大学的杰米·加尔布雷斯所展示的，[12]世界经济的金融化和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之间有诸多联系。通过金融业，我们能看到我们的经济出了什么问题，因为正是金融促成了不平等——同时这是我们经济不稳定的主要因素，也是我们的经济在过去30年中表现得很差的原因。

这当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样。金融市场的自由（放松管制）本来的目的是让金融专家们更好地配置稀缺资源并控制风险；其结果本应是更快、更稳定的增长。支持金融系统发展的人是有一定道理的，没有一个很好的金融系统，经济同样难以发展。但是就像我们一次又一次看到的那样，金融系统自己没有出色的表现，它需要强有力且能有效实行的管制。这两者能够防止它对社会的其他部分造成危害，也能确保它发挥应有的作用。但不幸的是，最近关于金融业改革的问题都着眼于这项任务的前一半——即如何防止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损害社会的其他部分，防止过度冒险的投资和其他形式的剥削，但对于后一半却鲜有提及。

就像之前所说的一样，美国和全世界在2008年所面临的问题，是一场人为的灾难。我看过这样一部电影，假使一系列有力（但错误）的想法和巨大的利益结合起来，那必然会有恐怖的灾难。作为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我观察过在殖民主义结束后，西方是如何把自由市场主义（这些带着华尔街的影子，承载着它们利益的东西）推广到发展中国家的。当然，发展中国家并没有什么选择，殖民统治已经把它们的资源榨干，剥削殆尽，让国家奄奄一息，却并没有帮助它们发展经济。它们需要发达国家的帮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官员就以这种帮助的名义，让发展中国家实行金融市场自由化，并打开当地市场让发达国家的商品涌入，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却不对这些发展中国家开放它们的农产品市场。

这种政策最终失败了，非洲国家发现了它们的人均收入不升反降，拉美国家经历了经济停滞，只有上层社会获得了有限的增长。而与此同时，东亚国家经历了不同的发展过程，它们由政府领导发展进程（它们称之为“发展型国家”），与此同时，它们的人均收入迅速翻了2倍、3倍并最终到了8倍。在20世纪的第三个1/4，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而中国却开始变成一个繁荣富强的国家，从一个人均纯收入不到美国1%和GDP不到美国5%的国家变成了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以经济学中的购买力平价指数为衡量标准）。

但意识形态却比事实更有影响力，自由市场经济学家很少关注东亚调控下的市场经济。他们更愿意探讨苏联，因为这个国家完全避开了市场的使用。柏林墙的倒塌和东欧剧变，自由市场似乎大获全胜。尽管这之中并无太多可取之处，美国靠它的手腕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维持了自己的经济利益，或者说是那些大公司的经济利益。在这些公司之中，影响力最大的恐怕就是那些金融业公司了。美国迫使其他国家自由化自己的金融市场，结果是一个又一个国家遇到了金融危机，包括那些在自由化市场之前经济发展已十分良好的几个国家。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们对自己并没有比对那些国家好多少。在克林顿和布什执政时期，我们在国内国外都推行金融业需要的政策。在《谋杀的解剖》一文中我谈到了这些政策是如何导致一场经济危机的（在我的《自由市场的坠落》[13]一书中我更深入地谈了这些问题）。

而现在我要关注的是金融业如何使得不平等日益增长。金融化通过几个不同的渠道对我们产生影响。金融业在寻租和财富分配上有很大的优势。想要变得富有有两种方法：一是做大国家经济的蛋糕；二是获得现有蛋糕中更大的一块。而在后一个过程中，蛋糕的尺寸可能实际上是缩小了的。金融业的收入在这两种方法中和后一种关系更为紧密。与此同时金融业的收入一部分来自另一些富人的支出，包括他们操纵市场获得的收入，但更多地还是汲取位于金字塔底层人们的金钱。的确，滥用信用卡的行为和掠夺性与歧视性贷款为他们带来了数十亿美元的收入。但更为真实的是他们滥用在信用卡和借记卡领域内的垄断，他们对商业行为的收费就像是对每笔交易收税一样，而这个税费只是被用来填满银行的保险箱，而不是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在竞争性市场，这样的收费理所应当地通过更高费用的形式转嫁给了普通公民。

至少在经济危机之前，那些金融从业者都自称是经济增长的发动机，他们的创新让国家的经济有了飞速增长。

但衡量国家经济水平的真正指标是普通家庭的生活水平，这样算来在过去的25年间没有任何增长。但即便是用GDP作为衡量尺度，经济增长依然堪忧——相比金融自由化和经济金融化之前的几十年来说，这些增长又很难归功于金融领域。虽然我们很难看见经济增长，我们却很容易将诡计和经济不稳定与金融业联系起来，2008年经济危机就是最好的佐证。

GDP和利润的相关数据很容易说明金融业如何将我们的经济带入歧途。在危机前一年，金融业在宏观经济中的占比越发扩大——占到了GDP的8%、公司利润总额的40%。当然，这之中有信用泡沫的存在，但相比增加真实的投资并提升工资和带来经济的持续增长，这些钱却被用到了投机和提升房价上。法国里维埃拉或是曼哈顿的富翁公寓并不代表着有更高产出的经济。而这恰恰说明了为什么财富收入比增长的同时，平均工资却停滞不前，资本回报也并不下降。（基本经济规律中的边际报酬递减定律说明：资本回报应当随之而下降，平均工资也应当提升。技术的进步会带来平均工资的提升，尽管某些工种的工资会下降。）

金融业的过度投机和管制的放宽让一切变得可以预测并且注定会实现，这必将导致一次75年以来最严重的经济危机。一如既往，在这些危机中穷人总是受难最多的，他们会失去自己的工作并且经历持久的失业。2007～2013年，银行对超过1400万套房屋实行了房屋止赎，政府开支进一步削减，这其中包括教育开支。在这种情况下，经济危机对普通美国民众的影响是巨大的。激进的货币政策（所谓的量化宽松）更多地关注恢复股票市场股价，而不是向中小企业放款，由此带来的后果就是富人们的财富迅速恢复，而普通民众却不能得到更多的就业机会。这就是为什么在前三年的所谓恢复当中，约95%的收入增长进入了那1%人的腰包，这也是为什么在危机开始6年后，中等收入家庭的收入相较危机之前降低了40%。

在加剧美国和社会的不平等（和恶化的经济水平）上，金融业还扮演了另一个角色。我先前关注到美国社会巨大的不平等是由其推行的政策导致的。这些政策的主要服务对象都来自金融领域。这些金融公司推动了加剧不平等的政策的颁布，并且发展出一种意识形态来支持这些政策。当然，金融市场中的一部分人也发出了反对的声音。有很多人倡导“开明的自利”，但是在大多数人的鼓动下，金融业最终发出了“市场就是效率，市场就是稳定”的声音，在这种声音的指示下，政府自由化并私有化了金融市场，金融业声称累进税制应该受到限制，因为它对刺激政策起反作用；金融业表示货币政策应当更多关注通胀而不是创造就业。在这些政策带来了大衰退之后，不断增加的财政赤字让政府不得不以伤害普通民众的代价削减财政支出，由此进一步加剧了经济下滑。

透明度

人们普遍认为只有市场透明，经济才最有效率，因为有了公平的信息资源才能合理配置。但是在市场（尤其是金融市场）向他人传播透明的好处，他们自己却尽可能地限制自身的透明。毕竟在透明的竞争性市场中，总的利润是趋于零的。不论是哪个商人都不愿意待在这样的市场当中。每个人都要努力奋斗才能生存，进步潜力很小。这就是为什么这些商人在商业机密问题上如此一致。这些都是人的天性，我们很容易理解。但政府应当对此加以权衡，以抵消这些倾向，让市场更具有竞争性，也更透明。但这些在政府受制于商业的时候就行不通了，尤其是受制于金融市场的时候。这就是我对克林顿政府感到特别失望的原因。人民总是希望政府能站在对的一边，而不是自称“把人民放在第一位”。在《资本主义的傻瓜》一文中，我对克林顿和布什政府如何通过刺激政策“数字造假”做出解释。不幸的是，奥巴马政府也没能通过2008年经济危机来实现更多的透明，继续允许买卖非透明衍生品（这次危机中祸患无穷的源头，虽然稍加限制）。

经济学家的角色

在谁应当受指责的名单中，多了一个新的类别——经济学家。那些认为市场能够自我管制的经济学家，那些为去管制化运动提供学术解释的经济学家，不管缺少管制或是管制不足的金融市场有过多少失败，不管有多么重要的经济理论解释了为什么金融市场需要并且应当被管制，他们还是说出了这些话。那些重要而前沿的经济理论探讨了信息不对称的重要性和竞争的缺陷，这对经济的每个领域都十分重要，金融领域尤其如此。除此之外，当一个公司破产的时候，它的拥有者及其家庭会承担相应的后果，但这并不是对整个经济而言的。我们的政府领导不会让任何一家大银行倒闭。但如果是这样的话，他们就必须接受管制。如果那些大企业大而不倒，而他们又知道如此，那么过度的风险投资就是只占便宜不吃亏，这岂非赢了就有丰厚的利润，输了，还有纳税人替他们付账。

《多德-弗兰克法案》对于大而不倒公司的问题全无帮助。事实上，我们处理危机的方式让问题变得更加棘手：我们鼓励银行强制整合，因而今天市场力量的中心化比危机前更严重。这种中心化只会带来更深层次的结果——政治权力的中心化，而现在为了通过有效的银行管制法案过程中需要付出的诸多努力就是证据。但是《多德-弗兰克法案》有所改进的一点就是限制联邦担保的金融机构出售衍生品，这些危险的产品使得美国国际集团倒闭，并引发了全球最大的政府救市行为。尽管在金融产品是赌博还是保险这一问题上尚有争论，但并无任何证据表明它们必须由借贷机构，尤其是那些政府保证的借贷机构发行。但在2014年国会却废除了这个由花旗银行呈交的提案，甚至连听证都没有举行。

著名纪录片《监守自盗》让人们知晓了在经济领域内可能发生的事情。经济学家习惯性地认为刺激是必要的，的确，这是经济学家的一致观点。金融业为那些同意这一观点的人准备了丰厚的奖励：报酬丰厚的咨询职位、研究拨款等。但这部纪录片却提出了一个问题：这是否会影响经济学家的判断呢？

对危机的回应

就像《危机的产生》一文说明了这本书的几个主题一样，这篇我撰写于2008～2009年的对危机的回应也起到了同样的作用。其中《如何走出金融危机》一文在雷曼兄弟公司倒闭一个月之后发表在《时代周刊》上，这篇文章同样收录于此书之中。当时我们需要什么和政府做了什么，两者的区别很容易说明这巨大的鸿沟的存在。

尽管经济危机形成的时间很长，在这期间也有很多警告的声音，但那些在美联储和政府机构任职的人依旧看起来对危机感到吃惊。而这让我十分相信人们对那些让自己不高兴的和与自己看法矛盾的信息是有多么忽视了。房地产泡沫在2006年破裂，2007年经济陷入衰退，而2007年和2008年两年间，美联储向银行注入了史无前例的大量资金，2008年3月美联储又用大量资金挽救了贝尔斯登公司。实际上，任何一个经济学家，假使他不盲目相信自由无约束的市场，不相信它的效率和稳定，都会在这之中看见凶兆。但即便在此时，本·伯南克也轻率地宣称风险已经得到了控制。[14]

这次突如其来的事件把这个自2007年12月陷入衰退（而布什总统于2008年2月推出为富人减税的法案作用极其微小）的国家拉入了更大程度的萧条中，这是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最严重的危机。2008年9月15日，雷曼兄弟公司倒闭。而与此同时美联储和财政部刚刚断言让雷曼兄弟公司倒闭对经济只有微小影响，但却能给其他公司一个很大的教训。随后它们马上做了180度的大转弯，挽救美国国际集团。这是人类历史上最昂贵的政府救市行为。涌入一个公司的资金量远超过用于救助成百上千万美国穷人的资金量。在这之后，我们才知道原因，却又更想问问为什么政府竭尽全力对美国人民掩盖事实：这些资金从美国国际集团迅速流向了高盛和其他银行。事实是这些银行有了危险，美联储和财政部就开始了救援行动。

在我为《时代周刊》撰写的文章中，我列出了一个简单的应对危机的方法及步骤。令人遗憾的是，政府所做的事仅仅反映了银行和那1%的人的观点，而与我的方法却大相径庭——这正是我所惧怕的。同之前一样，经济复苏十分疲软乏力。奥巴马政府可以说阻止了经济进入另一段大萧条。无论这是否正确，不过很明显，政府没有开展一段有效的经济复苏工作。在7年之后这本书即将出版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水平还依旧低于危机之前。中产阶级的财富甚至缩水到了1992年的水平，有的甚至回到了20多年前。[15]这次经济复苏是由那1%的人设计的，也是围绕着那1%的人设计的。诚然，奥巴马总统可以在2015年1月20日宣读的国情咨文时宣称危机已经结束，但他并不能说一切已经恢复了正常，因为若是没有经济危机，GDP应当比现在再高15%，人们的生活水平还要更高一截。由于那1%的人的主张，成千上万亿美元白白损失了。

我的方案有5项内容。第一项是实行银行业的资本重组，以保证它们回归借贷业务，为美国的纳税人承担风险。我们的确对银行实行了资本重组，然而政府救市并不意味着救助股东、债权人和银行家，但是我们做的正是后者。

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或是美国政府向其他国家贷款的时候，我们为贷款附加条件，即资金必须在特定用途下使用。美国财政部正是坚持附带如此条款的机构之一。但讽刺的是，当我们想要对自己的银行提出附加条件的时候，财政部却表示反对。

这种意图非常明确，救助银行的目的在于保证银行能够继续提供保证经济运行的资金。但由于政府并没有附带任何条件，这些资金被用来支付银行家们的巨额分红——但他们显然不值得这些分红。在危机之后的一年，银行对中小企业的贷款额仍旧远低于危机前的水平。

政府宣称他们得到了偿还，但这显然是一个骗局。从一个口袋里偿还的钱跑到了另一个口袋里。美联储以零利率借给银行钱，而银行以高利息向政府和大型企业贷款。（即便是12岁的小孩都能这样赚钱；他不必是一个金融天才，但是银行家们却因为他们好像是金融天才而得到了高额红利。）政府悄悄地把不良贷款挪出银行的账本，放进政府的资产负债表。即便如此，政府损失的不过是投资者的一小部分钱，比如沃伦·巴菲特这类把钱在危机时存入银行的人。

更糟糕的是，普通的美国人都受到了欺骗。政府为银行提供的资金不论是利率还是期限都比给别人的优厚很多，这就像是送了银行一份大礼。这样一来资金就从普通民众手中再次被分配到富有的银行家手中。假使银行需要付应有的利息，我们的国家债务将大大减少，政府也能有钱在教育、科技、基础设施上进行投资，这必然能够让我们的国家变得更加繁荣，人民生活水平也能大大提高。

就像是诸多由那1%的人设计的，也是为他们设计的经济政策一样，它依据的是涓滴效应：即把足够多的钱放到银行里，然后每个人就会从中受益。这个理论并不能够实现，而这是可以预见的。[16]我认为与此相反，我们应当尝试的是上滴经济学，帮助那些收入在中层和下层的居民，整个经济体都会因此收益。

这次危机自房地产市场开始，因而我们很容易认为经济复苏需要停止剥夺人们的抵押品赎回权。即便是在奥巴马成为总统前，我也警告过他单纯救助银行是不够的。他必须帮助美国的房屋所有者。但他的财政部长蒂姆·盖特纳，这位前纽约联储主席，更多的是为银行着想。这种行为导致了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而成百上千万亿美元的资金都流入了银行，只有一小部分被分配给了房屋所有者。即便在这个时候也只有100亿美元的资金被实际用在上面——财政部的报告并没有给出支持资金的总额——当时政府制定的项目数目众多却难有作为。在银行上浪费钱或许对挽救经济是必要的，但其他精雕细琢的银行救助项目则是我们的国家无力承担的。而在对待房屋所有者和普通美国民众一事上，政府的态度却截然相反，他们认为必须小心谨慎地对他们进行救助，以免有任何错误发生。诸如“道德危险”之类的词汇层出不穷，他们认为救济房屋所有者会引来无限制的借贷，但真正的道德危险却存在于银行，它们已经一次又一次地被救助了。

经济学家在经济学的标准教材中写道：在经济疲软的时候需要财政政策加以刺激。但是在2008年布什政府出台的富人减税法案中我们看到的是：设计拙劣的刺激方式几乎是无效的。奥巴马政府中的人，包括一些由于支持去管制化和未能很好地监督银行行为而对危机负有重大责任的人，却坚称我们只需要温和的改革：银行是脆弱的，它们很明显需要大量的输血，暂时只要稍加治疗，它们和我们的经济就能够恢复。然而我们需要的只是银行还很脆弱时短时的刺激，而由于恢复必将很快，因而刺激计划的规模、时长和设计并不需要审慎考虑。

而我的观点恰恰相反：国家经济在危机之前已然危如累卵，只能通过人为制造的泡沫加以维持，若是没有出台合适的政策（然而我们并没有），这场危机的影响又将更深远、持久。更糟糕的是，我们的政治运作十分难堪，任谁都难掌大权。如果经济没有恢复，保守派们就会得出刺激计划没有效果的结论，于是第二份刺激计划就很难出台。所以我认为，我们需要的是一份较大的刺激计划，[17]比当前政府提出并得到国会通过的这份大得多的刺激计划。这份计划必须要设计得当，而不是像布什政府那份拙劣的富人减税法案一样。而当前的这份法案中，有1/3的刺激措施都以减税为手段。而政府又不能完全理解这次下滑的严重性，他们声称在刺激计划下失业率将至多维持在7%～8%，但当这个数字达到10%的时候，批评家们就又有事做了。他们应当说的是这份刺激计划和其他计划相比能相对减少2%～3%的失业率，这样刺激计划才能继续有效地进行。

《时代周刊》日程上的最后一项是国内监管制度改革和国家领导下的多机构联合监管。在我完成这篇文章的时候，金融危机已经演变成了一场全球危机。恶劣的银行行为（不仅仅在美国，也包括欧洲的几个国家）将在其他地方产生巨大的影响。我们自己的不良贷款（那些最终未能收回的贷款导致了全球性的危机）对国际金融市场带来了不良影响。

银行行为和不良贷款已经引起了巨大的不满情绪。即便是2010年——危机过去两年的时候，监管改革法案《多德-弗兰克法案》发挥的作用也被认为是杯水车薪。但还未等这项法案被通过，银行就开始极力打压这项法案。它们拒绝受到监管。它们在国会中进行游说，争取能够废除核心条款。而最终在2014年12月，它们成功废除了核心条款之一的衍生品监管，这一条款将限制国有银行发行这类危险的金融产品。

国际上还没有建立与此相关的国际机构。国际金融稳定委员会（取代了在20世纪90年代末东亚金融危机后建立的国际金融稳定论坛，这个论坛并无成效）建立。至于《多德-弗兰克法案》，只能说是比上不足比下有余，它使得情况相比危机之前有所改善，但金融领域以外的人很难认为它真正消除了另一场经济危机的风险。

然而更让人震惊的是，所有的讨论都是关于如何防范银行对社会的其他组成部分造成伤害的，而如何能让银行在经济体系中扮演让经济正常运行的关键角色则鲜有提及。对于这本书来说，银行能够扮演正确角色的关键性因素至少有两个。在危机到来的时候，受害的总是普通人，工人失业、房屋所有者失去房子、退休基金缩水、子女上大学成为难题、人生梦想更难实现、中小企业陆续破产。

相比而言，大公司不仅能够生存下来，有的甚至因为工资削减且海外业务不变而更加富有。那些造成危机的银行家们同样有自己的手段，这真是讽刺。他们可能不会有泡沫继续增长的时候过得那么好，但只不过是把去瑞士滑雪的计划改到去科罗拉多，从里维埃拉的房子搬到汉普顿的房子罢了。[18]

很明显，银行和其他金融机构需要监管，因为它们一向希望剥削——占别人的便宜，不管是通过操纵市场也好，内幕交易也好，抑或是滥用信用卡、垄断竞争、歧视性或掠夺性的贷款等方法也好，方法总是无穷无尽的。似乎用这些手段挣钱比向中小企业贷款这种能够创造就业的诚实劳动更赚钱。当银行专注剥削的时候，它们就滋长了社会不平等。若是它们关注的是创造就业，它们就通过降低失业率和提升工资减少了不平等。

因而，限制银行不良行为的监管作用显著。这样银行家们就不能去剥削，而会去想他们应当做什么。而我们需要做的只是限制他们赚钱方法的几种而已。

奥巴马和布什政府危机处理的失败

简而言之，就像过去几年危机本身和经济政策的结果都可以预测一样，危机后几年的变化和出台政策的效果也都可以预测。

在衰退开始的8年，泡沫破裂的9年之后我们能说什么呢？谁的预言是正确的？政府和美联储都喜欢说它们把我们从另一场大萧条中拯救了出来。这或许是对的，但它们没能把我们的经济恢复到繁荣的状态。

银行系统已经基本恢复了，官方表示衰退已经结束了，但国民经济很明显还没有恢复过来。尽管增长率已经恢复到正常水平，但衰退带来的创伤需要很长时间来复原，大多数人民的收入水平也要很久才能达到没有危机的时候。事实上，这场危机的影响是旷日持久的。

[1] 布什总统出台了两部为富人减税的法案。第一部出台于经济开始下滑的2001年。当这一法案没有成效之后，他于2003年决定为富人减少更多的税金。

[2] 写于“Global Malaise in 2006”，世界报业辛迪加，2006年1月1日。

[3] 写于“America’s Day of Reckoning”，世界报业辛迪加，2007年8月6日。

[4] 我在2007年10月9日发表于世界报业辛迪加的文章“America’s Houses of Cards”中对这个话题进行了深入探讨。

[5] “The Anatomy of a Murder:Who Killed America’s Economy？”一文重印于由罗伊斯·弗利芬编辑的《美国最好的政治文库》（公共事务出版社，2009年）。

[6] 详见Joseph E.Stiglitz和Linda J.Bilmes的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Iraq Conf?lict(New York:W.W.Norton,2008)。尽管当时有些人质疑我们得出的数据，但是我们在估计时已经非常保守，而且历史证明我们是正确的。这些数字事实上更为糟糕。20世纪中叶伤残付款和医疗保障的支出约为数万亿美元，是因为近半数的士兵声称自己落下残疾，而通常都是多处残疾。（战争的开销详见网站http://www.costsofwar.org/article/caring-us-veteran）

[7] 我和我的合著者布鲁斯·格林瓦尔德在30年前就得出了这一观点，详见Keynesian,New Keynesian and New Classical Economics,Oxford Economic Papers 39(March 1987):119–33。

[8] 详见我的文章“Why I Didn’t Sign Deficit Letter,”Politico,March 28,2011;“The Dangers of Deficit Reduction,”Project Syndicate,March 5,2010和“Obama Must Resist‘Deficit Fetish,’”Politico,February 10,2010。

[9] 这些他犯下的错误在第一任期结束时比他第二任期结束时更为明显。在我的文章“Bush’s Four Years of Failure,”Project Syndicate,October 4,2004，中有所提及。“中产阶级的真实收入减少了1?500美元”那些经济增长的数字只让收入分配的上层人群分享到了成果，这些人在布什的减税法案之下过得最好。

[10] Andrew G.Berg and Jonathan D.Ostry,“Inequality and Unsustainable Growth:Two Sides of the Same Coin？”,IMF Staff Discussion Note 11/08,April 8,2011.

[11] 对于克林顿政府的角色的讨论以及他们的所作所为如何催生了本不该有的问题，详见Joseph E.Stiglitz,The Roaring Nineties:A New History of the World’s Most Prosperous Decade(New York:W.W.Norton,2003)。

[12] James Galbraith,Inequality and Instability:A Study of the World Economy Just before the Great Crisi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

[13] 本书已由机械工业出版社出版。

[14] 在2007年3月28日，美联储理事会主席本S.伯南克在美国国会联合经济委员会前宣称“次级市场的问题对于宏观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影响似乎已经得到了控制。”

[15] 2013年美国家庭收入中位数为81?400美元，大约回到了1992年的水平——80?800美元。而美国的贫困人口——即家庭收入低于中值67%的家庭更为艰难，他们的中值收入从1983年的11?400美元跌到2013年的9?300美元。详见“America’s Wealth Gap between Middle-Income and Upper-Income Families Is Widest on Record,”Pew Research Center，网址：http://www.pewresearch.org/fact-tank/2014/12/17/wealth-gap-upper-middle-income/。

[16] 我在这篇短文中详细解释了这个问题：“Bail-out Blues,”Guardian,September 30,2008。

[17] 在我写在《时代周刊》上的文章发表后不久，我在《纽约时报》的专栏中就需要更大规模的优秀设计的刺激措施这一问题进行了更多的说明，“A Trillion Dollar Answer,”New York Times,November 30,2008。我在另一篇文章中提及了奥巴马政府的刺激政策的不充分性，“Stimulate or Die,”Project Syndicate,August 6,2009。

[18] 我就东亚金融危机写了一篇文章——《全球化之弊》（诺顿出版社，2002年）。杰森·福尔曼（我在经济建议委员会主席一职的继任者）和我证明收入不平等这件事有规律可循：在我们1998年的文章“Income Inequality:Issues and Policy Options(Proceedings of a Symposium at Jackson Hole,Wyoming)(Kansas City,MO:Federal Reserve Bank of Kansas City,1998),pp.221–63.中可以查询。

布什时代的经济结局[1]

当我们回想布什总统执政期间的灾难性事件时，有很多事件会涌入我们的脑海：悲剧性的伊拉克战争、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监狱的耻辱、对公民自由的抹杀。它们对美国经济造成的损害不会登上每日头条，但是影响却是长久存在的。

我依旧能听到愤怒的反驳。他们说着布什总统没有在他7年的执政期里把美国带入衰退，而且失业率只有4.6%。确实如此。但是账本的另一面却是不住的抱怨：税收法案为富人谋着福利，国家债务大约增长了70%，抵押贷款违约不断增多，贸易逆差将近8500亿美元，油价史无前例地高涨，美元价格的脆弱让美国人在伦敦或是巴黎，甚至是育空（加拿大西北地区）买一杯咖啡都变成了一项风险投资。

而事情正在变得更糟。在这位总统在任7年之后，美国对于未来的准备越发不充分。我们的教育体系没有培养出足够的工程师和科学家，我们培养出来的人要和中国人和印度人开始竞争。我们没能在基础研究上投入足够的资金，因而无力再成为像20世纪末那样的世界技术引擎。尽管我们的总统现在明白了，或者他说他明白了。我们必须切断对于石油和煤炭进口的依赖，我们在他任期内对这两者的依赖却有增无减。

直到现在传统观点还认为那位使得大萧条扩大了的总统胡佛是在美国经济问题上“最坏的总统”。直到富兰克林·罗斯福上任，扭转了胡佛的政策而使得经济复苏。但布什的经济政策比胡佛的更为有害、更难改变而且似乎危害更久远。美国的确不会从世界最大经济体的位置上走下来，但我们的子孙可能都要为布什总统的经济政策付出代价。

记得预算盈余吗

从经济学的角度来讲，在乔治·布什总统于2001年1月上任的时候，世界处于一个非常特殊的时期。在咆哮的20世纪90年代，很多人相信互联网将会改变一切。生产力因而进步，增长率自1970～1990年的1.5%增长到目前已经接近3%。在克林顿的第二个任期内，制造业的生产总值增速一度超过了6%。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提出了以持续增长为特征的新经济，都是依仗着互联网废除了旧的生产方式。有些人声称过去的商业周期将不再有效，格林斯潘甚至宣称他担心假使国家债务全部被偿还，他应当如何设计货币政策。

人们膨胀的信心把道琼斯指数拉得越来越高。富人们在市场上获得了很好的表现，但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甚至是穷人也都能够获得收益。克林顿年代并不是一个经济的天堂，我在这段时间中曾做过总统的经济建议委员会主席，我十分清楚这段时间内我们犯下的错误和失去的机会。美国主导的国际贸易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太不公平。我们应当在基础设施上投入更多的资金，对证券市场加以监管，并在节能上更进一步。我们的经济由于政治问题和资金缺乏而有过短暂的下滑，但很明显，这更多的是由特殊利益群体修改了办事日程表而导致的。但这些大发展的年份是自吉米·卡特总统控制住赤字以来的第一次。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底层人群的收入增长的比顶层人群还要快的一次，这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而在乔治W.布什宣誓就任总统之后，这美好的光景就渐渐开始消退。互联网技术的热潮黯淡了下去。纳斯达克仅在2000年4月单月跌幅就达到15%，并且没有人真正知道互联网技术泡沫的破裂会给实体经济带来怎样的影响。对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家们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这些美国迫切需要的领域投资以振兴经济的好时机。这些投资也是因为克林顿总统削减财政赤字的目的而推迟的，克林顿总统留给了布什总统一个很好的推行这些政策的时机。还记得2000年那场阿尔·戈尔和乔治·布什之间的辩论吗？还记得这两个人是怎样就美国如何支配22000亿美元预算盈余进行辩论的吗？国家能够在这些关键领域的国内投资中担负起重任。事实上这样做会在短期走出衰退，在长期促进经济增长。

但是布什政府却有自己的想法。他们施行的第一个经济刺激政策就是针对富人的减税法案，2001年6月通过了这部法案。那些收入超过百万美元的人获得了18000美元的减税，这是普通美国人得到的减税额度的30倍。2003年，不平等被第二个减税法案进一步扩大，这项法案甚至比前一个更加优待富人。这些减税法案若都永远地实行下去，就意味着在2012年位于美国底层20%的人将减少45美元的税费，而收入超过100万美元的人们将会少上缴162000美元的税费。

布什政府自以为在执政的前6年间经济增长了16%，但这些增长的受益者是那些根本不需要任何帮助的人群，而没能惠及那些需要更多帮助的人。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已经扩大到了相当程度，并以75年以来从未有过的速度继续增长。一个30岁的年轻男性如今的收入在修正了通货膨胀率后比他父亲30年前赚的少了12%。布什上台后，美国的贫困人口数量增加了530万。美国的阶级结构已然开始向巴西和墨西哥的情况发展了。

破产大潮

布什政府把基本的财政原理抛之脑后，即便面对大量的政府支出计划和需要财政巨额支出的伊拉克战争，政府仍旧坚持实行减税政策。仅仅4年间，布什总统将就职前占GDP 2.4%的预算盈余变成了占GDP 3.6%的财政赤字。美国经济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从未经历如此大的转折。

2002～2005年，农业补贴翻了一番。隐藏于税收补贴、优先偿还和免税之中的税收支出增长了25%。总统在油气行业的朋友们获得了成百上千亿美元的减税。在“9·11”恐怖袭击之后的5年间，国防支出大幅上升（约70%），但这些支出却对反恐毫无裨益，只是挥霍在伊拉克一次又一次失败的任务上。与此同时，其他的资金在各种高科技的摆设（那些对敌人没有什么作用的武器）上如流水般花去。总的说来，钱都花到了不需要的地方。在这过去的7年，除了国防和医疗外，其他领域用于科研的资金占GDP比重无一例外下滑了。而对于我们老化的基础设施，不管是新奥尔良的防洪堤还是明尼阿波利斯的大桥，布什政府都毫无作为，而是把这些任务都推给了下一任政府。

尽管布什政府一向反对为贫困人口争取权利，但它还是开展了一项为期40年的计划——设计拙劣的处方药优惠医疗保险作为选举期的噱头和给制药行业的优惠。后来公开的内部文件显示，这项计划的真实开销没有如实上报国会。与此同时，制药公司得到了特别照顾。为了保证这些公司能够获得这些优惠，年老的病人被迫放弃来自加拿大或是其他国家的便宜药物。因为法律又禁止政府（这一最大的处方药品采购者）和制药公司议价以降低成本的行为。这样做的结果就是，美国的消费者在医药上的开销远比世界上其他发达国家高得多。

你还能听到一些总统本人大声疾呼的诸如减税是为了刺激经济的话，但这都是不属实的。刺激计划能带来的资金和赤字的相比小得可怜。因此刺激经济的任务就交给了美联储理事会，这让他们把经济发动机开到史上最大马力，把利率降到1%。事实上如果算上通货膨胀率，实际利率下跌到-2%。由此可以预见，消费者们开始了购买狂潮。从另一个角度说，布什政府在财政支出上的不负责任使得所有人放下了责任的担子。信用被一脚踢开，次级贷款随处可见。信用卡债务在2007年夏天飙升至9000亿美元。“我们算是投对了胎”成为布什时代大家沉醉其中的口号。美国家庭受低利率的鼓舞，签下一个又一个“小菜一碟”的抵押贷款，然后马不停蹄地去享受这份收益。

这样疯狂的消费让经济之热一时无二，于是总统就能（他也确实这样做了）大吹特吹经济数据。但这给很多家庭带来的结果将在几年之后显露出来。利率一旦升高，人们将无力偿还抵押贷款。总统当然希望这个时刻在2008年之后到来，但它却提前了18个月。当170万美国人将在下个月失去自己的房子的时候，踏向贫困的旅途刚刚跨出了第一步。

在2006年3月到2007年3月间，个人破产率升到60%。在家庭走向破产之后，他们终于意识到在布什总统2005年颁布的破产法案中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这项法案让个人更难以免除自己的债务。那些推动改革的借款人大获全胜，他们获得的是更多的杠杆和保护，而陷入金融困境的人得到的只有落魄潦倒。

伊拉克战争登场

伊拉克战争（和相关性稍弱的阿富汗战争）让美国付出了鲜血与财富的代价。牺牲的生命是无法用金钱衡量的；而付出的财富则是我们急于攻打伊拉克的政府不敢估算的（那位宣称最多花费2000亿美元的白宫官员是多么可笑）。当人们强制政府提供这个数字时，美国政府表示大约花费了500亿美元——但这其实只够几个月的开销罢了。今天，官方承认用于“战斗”中的数字超过5000亿美元。但实际上战争总的花销大概4倍于此，这是我和哈佛大学的琳达·布莱姆斯研究得出的结果。即便是国会预算办公室现在也认同总支出大约是军事行动支出的2倍。官方给出的数字中不会包括诸如其他相关的隐藏在军费预算中的支出，如征兵费用之中的延长服役期奖金就高达每人10万美元。官方数字中也不会计入数万伤残老兵的终身伤残和医疗保障费用，这些老兵中的20%都患有严重的脊椎和大脑疾病。令人震惊的是这个数字中竟然也没有计入战争使用的装备和将要替换的装备费用。如果把战争中上涨的原油价格和战争的连带影响（诸如战争使得投资风险增加以及美国公司由于国家形象恶化导致的海外投资成本增加）也算进来的话，伊拉克战争的花费即便是保守估计也要20000亿美元。这还只是目前为止的数字而已。

我们很自然地能够想到，这些钱如果用在其他地方能够得到什么呢？美国对非洲的援助保持在每年50亿美元左右，这只相当于伊拉克战争两周的开销。我们的总统在金融危机的压力下提出了社会保障计划的方案，但光是战争的开销就足够我们让这个方案运转100年。假使这20000亿美元中的一部分被用于教育科技投资，或是基础设施建设，我们的国家在面对不确定的未来和可能存在的外国威胁时，也能变得游刃有余了。因为这20000亿美元中的一点点也足够所有美国人接受高等教育了。

伊拉克战争也是石油价格不断升高的罪魁祸首。这根本不是一个应不应当为此而指责这场战争的问题，战争难辞其咎，只能说应该在多么深的程度指责它。布什政府的官员在伊拉克战争之前声称：打赢了战争，伊拉克的石油收入要全部用来支付战争费用，而且这场战争是最好的降低油价的方式——我们还没在1991年的海湾战争中吃够苦头吗？现在回想这些话是多么可笑。事实上，这场战争的最大赢家只是那些石油公司、国防行业和基地组织。在战争开始之前，石油市场预计20～25美元一桶的石油价格能够再持续3年或者更长。他们期望其他国家的石油需求能够进一步上涨。但他们期望最多的还是中东地区的石油产出能够和日益扩大的需求一道上涨。这场战争却打乱了市场的预期，不仅伊拉克的石油产量降低，整个中东地区都为此感到不安，因而各方对该地区的投资意愿受到了抑制。

不论油价如何，对石油的依赖体现出我们的政府没能让美国的能源多元化。减少二氧化碳排放的环境问题不足挂齿，我们的总统其实也对此从未在乎，经济和国家安全的问题就已经足够了。我们的政府在石油上采取的政策是“优先使用美国能源”，也就是说不顾忌其对环境的损害，先从美国本土尽快、尽可能多地开采出原油，这将造成我们的国家未来要更多地依赖外国原油，并且得期待核聚变技术或其他的奇迹来拯救我们。在2003年出台的那部被约翰·麦卡恩称作“人人有份”的能源法案中，布什总统也为石油行业提供了诸多优惠。

轻视全世界

在布什总统执政时期，美国的预算和贸易逆差已经达到了历史最高点。当然，赤字本身并不可怕。假如一个企业借钱购买设备，这是一件好事，而不是坏事。在过去的6年间，美国政府、家庭和整个国家都在借钱来维持消费。而与此同时，对于固定资产——工厂和设备这类能够增加我们财富的东西的投资却一直在下降。

这样下去会有什么后果呢？以美国的生活标准来看，经济增长速度就会显得十分缓慢，甚至还会下滑。就算美国经济能够经历风浪，大海里也没有不沉的船只，而我们这艘船的弱点又是如此的明显。同美国经济的信心一同下滑的还有美元的价格——与2001年相比，美元兑欧元汇率已经下降了40%。

我们国内经济政策和对外的经济策略一样混乱。布什总统因为我们的贸易逆差而指责中国，但由他一手推高的人民币只会让我们把布料和衣服的卖家从中国变成孟加拉国和柬埔寨；贸易逆差却还是没有变化。布什总统自称是自由贸易的信徒，却又推出了一个又一个政策保护美国的钢铁工业。美国推动了很多双边贸易协定的签署，却只是在一次又一次地强迫小国接受我们诸如扩大抗艾滋病药品的专利保护之类的苛刻条款。我们强迫世界上的其他国家开放市场，却又阻止中国收购优尼科这样一个大部分资产都在国外的小小的美国石油公司。

在摩洛哥和泰国等地经常爆发针对美国贸易行为的抗议，这毫不令人惊奇。但美国却拒绝妥协，拒绝撤销巨额农产品补贴——这只会破坏国际市场公平，欺压发展中国家贫困的农民。这种不妥协使得开放国际市场的谈判遭受失败。在其他很多方面，布什总统的所作所为损害的是多边贸易主义，即让全球各个国家团结合作，他鼓吹美国至上主义。最终他既没使得美国至上，反倒损害了其与外国的合作关系。

布什政府对国际机构采取的蔑视态度在2005年任命一手炮制伊拉克战争的前国防部部长保罗·沃尔福威茨为世界银行行长的时候暴露无遗。这位新行长在最开始就不受信任，又很快卷入个人争端。沃尔福威茨变成了一个国际玩笑并最终就任不到两年就被迫辞职。

全球化时代下的美国经济和世界的其他部分联系越发紧密，想一想那些不良贷款吧，一个家庭违约的时候那些票据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纸片。而制造这些票据的人早就把这些问题贷款暗中打包，以不透明的方式与其他资产混合出售。这些问题暴露之日，全球金融市场为之震惊。成百上千亿美元的次级抵押贷款被藏匿在出售给欧洲、中国、澳大利亚甚至是高盛、贝尔斯登这样的顶级投行的资产组合里。即使是印尼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这些无辜的旁观者，也在国际风险溢价飙升和投资者从新兴市场撤资的浪潮中无法脱身。目前看来，它们想从这场混乱中走出来要花费些时日。

与此同时，美国由于自身的债务开始依赖其他国家。今天，单是中国就持有超过10000亿美元的债务。在布什执政的6年间，我们向国外借债的总额高达50000亿美元。这些债权人最好不要收回他们的金钱，否则那将演变成一场全球金融危机。但一个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居然自己都生活不下去，这难道不显得有些奇怪和恼人吗？就像关塔那摩监狱和阿布格莱布监狱损害了美国的道德权威形象一样，布什政府的财政政策也损害了我们的经济权威。

前路漫漫

不论是谁在2009年入主白宫，他都不得不面对一团乱麻的经济形势。把国家从伊拉克战争中解放出来是一件难事，但把美国经济形势理顺更是难上加难。

当务之急是要把美国经济运行拉回正轨。这意味着把储蓄利率从0拉回到一个更为合理的数字上，比如4%。这样的改变有利于美国经济长期增长，代价是短期的阵痛。钱存下来了就不会被消费，消费减少了，经济发展的动力就显得不足。如果家庭很快地削减开支——就像抵押贷款市场的崩溃让他们不得不做的那样——衰退将接踵而至。如果放缓这个节奏，那么经济衰退的时间将会延长。由过度的房贷引发的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和破产的问题在经济转好之前会进一步恶化。财政政策的快速重建只会使得这两个问题进一步加深，这正是联邦政府所处的两难困境。

而不论选择哪种方案，要做的事情都很多。需要做的事情说起来很简单——只是停止当前的所作所为并反其道而行，但做起来又是另一回事。这意味着不再借钱消费，对富人增税并减少企业福利，增强贫困人口的安全保障并在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上加大投资力度。

在税费上，我们应当试着把税收负担从劳动、储蓄这些我们认为好的东西上转嫁到污染这类我们认为不好的东西上。在安全保障的问题上，我们应当牢记：政府为工人在技术培训和医疗保障上做得越多，我们就越能让美国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抢占先机。假使我们能够和其他国家合作，建立公平有效的国际贸易和金融体系，我们自身就能生活得更好。我们待人越真诚，我们就越有机会获得其他国家开放的市场。这意味着，我们要把我们的市场对它们开放，并停止为农业发放补贴。

布什政府的一部分错误能够很快得到纠正，但更多的错误则需要几十年来弥补，这还是在假设白宫和国会始终愿意这样做的前提下。想想我们每年为那4万多亿美元的债务所付出的利息（那是5%的利息）就有2000亿美元。想想政府未来将要偿还这些债务要增加的税收，再想想美国社会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这可是超越经济问题而直接影响美国梦的事！

总而言之，以上记录了需要整整一代人来改变的事情。数十年后，当我们再回顾历史时，赫伯特·胡佛会继续戴着他不光彩的帽子吗？或者这顶帽子就要传到乔治W.布什头上了呢？

[1] Vanity Fair, December 2007. Anya Schiffrin and lzzet Yildiz assisted with research for this ar ticle.

资本主义的傻瓜[1]

终将有一天，信用危机的影响将被消除，我们的首要任务变成为经济选择一个前行的方向。这将是一个极度危险的时刻。对未来政策的辩论其实就是对历史的辩论，对促成现状的原因的辩论。过去的斗争影响着现在的斗争，所以我们十分有必要把历史理清。

导致危机的最重要的决定是什么？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我们面临的危机是所谓的“系统性崩溃”，这不是由单一的决定造成的，而是一系列决定导致的。首先我们要关注的是5个关键点。

1.解雇前美联储主席

1987年，里根政府决定解除保罗·沃克尔的美联储理事会主席一职，而指定艾伦·格林斯潘接替他的位置。沃克尔的所作所为正是那些大银行家们想做的事情。在他履职期间，通胀率从11%降低到4%。在中央银行的世界里，这一成就值得他得到满分并继续连任。但是沃克尔同样支持的是金融市场管制，而里根总统想要的是不信奉这个观点的人。里根发现格林斯潘正是他想要的客观主义哲学家和自由市场的狂热信徒。

格林斯潘在这之中起了双重作用。美联储掌管着印钞机，而在这个10年的早些时候，他把它开足了马力。但美联储又同时是一个监管机构。如果一个反对监管的人成了监管的执行者，监管会是怎样的就不言自明了。过高的流动性和监管的缺失果然一如洪水，一如猛兽。

格林斯潘一手炮制了两个金融泡沫。在2000～2001年间互联网技术泡沫破裂之后，他又推动了房地产泡沫的产生。中央银行的首要职责应当是维持金融系统的稳定。格林斯潘应当知道如果银行自己抬高资产价格，那么必然会引发经济体系的崩溃——这我们都已经见到了。他本应有很多种手段来应对危机。对互联网泡沫，他本可以提升股票市场准入门槛（人们进入股票市场需要的最低资金量）来应对。对房地产泡沫，他也可以遏制对低收入家庭进行掠夺性贷款，并禁止其他危险行为（无记录贷款或是骗子贷款以及无本金贷款）。这些方法能够在很大程度上保护我们。如果他没有这些手段，他也能在国会申请到这些手段。

当然现在我们的金融系统中存在的问题不单纯是由不良贷款造成的。银行之间通过衍生品、信用违约交换这类危险的产品来豪赌。在这种模式下，假使诸如贝尔斯登破产或是美元飙升这类事情发生，一方就要向另一方付钱。这些工具诞生之初是以控制风险为目的的，但它们也可以被用来赌博。如果你对美元下跌十分笃定，你就可以就此而豪赌一番。而假使美元确实大跌，你就可以狠捞一笔。但问题是，在这样复杂交错的大笔赌博之中，没有人能知道其他公司，或是自己在金融市场中所处的位置是怎样的。因而，信用市场崩溃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上述问题中，格林斯潘也有戏份。当我还是克林顿政府经济建议委员会主席的时候，这个委员会里包含了主要的金融监管者，如格林斯潘和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即便是在那个时候，衍生品已然显露出了它危险的特性。但面对这份风险，金融系统的监管者们——美联储、证券交易委员会和其他人却都对此熟视无睹，只把不能干涉金融创新挂在嘴边。但这样的创新确实没有任何内在价值。它（如骗子贷款）只能说是利弊参半。

2.打破围墙

去管制化的做法在接下来的几年大分其利。1999年11月，由参议院菲尔·格拉姆带头国会废除了《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让银行和金融服务机构付出了将近30000亿美元游说费。《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长久以来把商业银行（借贷机构）和投资银行（发行债券和股票的机构）分开，该法案在大萧条之后颁布，意在遏制过剩，缓解利益冲突。在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还没有分家的时候，如果由一家投资银行支持发行的股票遇到了问题，那么这家银行的商业银行会不会不明智地拉他一把呢？这之后带来的误判就显而易见了。我一向反对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但支持废除法案的人说，我们会用保护手段防止这类事情再度发生。作为一个经济学家，我当然对此抱有怀疑，经济利益一向是能够让大脑为之屈服的，这里说的是短期利益，而不是那些“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

该法案废除会引发的最重要的结果是间接的——它改变了整个环境。商业银行本不应当从事高风险投资活动，它们应当用保守的策略管理储户的存款。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才能在商业银行发生危机时出手救援。而投资银行则恰恰相反，它们管理的是富人的财富，这些人为了得到更多的回报能够承担更大的风险。当《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被废除之后，商业银行和投资银行合并在一起，必定是投资银行的策略占上风。这就意味着两种银行都会通过高杠杆率和高风险赢取高回报。

在这之后，它们又在去管制化的道路上前进了十分危险的几步。一是2004年4月证券交易委员会在一场并不为多数人所知的会议上允许投资银行增加债务/资产比（从12∶1增加到30∶1或更多），这样它们就能购买更多凭借抵押贷款发行的证券了，而这同时也让房地产泡沫进一步扩大。为了做出这一决定，证券交易委员会为银行做出辩护，称银行能够进行有效的自我管理和自我约束。这一番言论当然荒谬至极。艾伦·格林斯潘现在也承认银行做不到这一点，它们无法防范系统性风险，而在这些银行使用的模型让它们同时卖掉资产组合中一些股票时引发这种风险尤其如此。

在以往的管制体制下，我们是不会对21世纪的市场造成任何损害的。我们面临的最大挑战来自金融衍生品。1998年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主席布鲁克斯里·伯恩就曾呼吁对衍生品实行管制。当时他看到的是长期资产管理公司，这家对冲基金数万亿美元的流失威胁到国际金融市场的时候，美联储介入进行救市。这让他不得不发此言论。但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他的副手拉里·萨默斯和格林斯潘却毫无所动，坚决反对这一做法，因而管制就被扼杀在了摇篮中。

3.水蛭除病

在这之后，布什总统的减税法案在2001年6月7日生效了，其中附带了一条两年后生效的条款。总统和他的顾问们似乎十分相信针对高收入的美国人和大型公司的减税可以解决经济中的全部问题——就像是现代社会的水蛭一样。在金融危机形成过程中，减税法案起到了关键性作用。由于布什政府刺激经济的力度不够，真正刺激经济的举措就必须由美联储完成，而美联储就开始了史无前例的低利率高流动性政策。伊拉克战争带来的油价飙升使得情况恶化。当时美国对于石油进口已经十分依赖，我们购买原油要比之前多花费数百万美元，而这些钱原本是能够花到本土生产的其他商品来刺激经济的。通常说来这会使得经济下滑，就像1970年石油危机一样。但美联储却用我们能想到的最为短视的方法应对这种情况。资金汹涌的流动性在抵押贷款市场上一触即发，那些之前贷不到钱的人也可以轻松获得贷款。当然，这种方法在一段时间内可以阻止经济下滑。美国家庭的储蓄率降低至零。但那时我们心中就应当明确：我们现在已经是借钱度日，提前享乐了。

针对资本所得的税费削减在另一个方面也推动了危机的产生。而这起到的效果是：那些投机（或者说是赌博）人赢来的钱所收的税比辛勤工作的人赚来的钱收的税费少很多。不仅如此，减税还鼓励了杠杆的使用，因为借款的利息是可以抵税的。例如，人们贷款100万美元买一所房子或是用一份10万美元的房屋净值贷款购买股票，每年的贷款利息是可以完全免除的。任何资产性收入的税费都十分低廉，并且还是在很长时间后才需上缴。布什政府一直在鼓励人民过度借款——但这并不是美国消费所需要的。

4.数字造假

与此同时，2002年7月30日，谣言闻风而起，诸如世界通信和安然等公司就要倒闭等消息屡见不鲜。国会在这个时候出台了《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这些谣言涉及美国主要的会计师公司、大多数银行和数家大型企业，这也显示出我们会计系统中存在的诸多问题。会计对大多数人来说是一项无聊的话题，但如果一家公司的数据可以造假，那这家公司就声名扫地，不可相信了。不幸的是，在关于《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的讨论中，很多重要的问题却没能被涉及，其中包括被前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阿瑟·莱维特质疑的股票期权问题。股票期权被认为是一种促进企业经营管理的奖励方式，但这只是在名字上说说而已。如果一家企业运作良好，CEO本人就能以股票期权的形式得到巨额奖励。但若这家企业运行不良，CEO也没有什么实质性的惩罚。这就十分不合理。但股票期权还会连带出会计上的问题：为了拿到奖励，管理层不惜提供扭曲的数据以提高股价。

信用评级机构的激励制度同样没有道理。像穆迪和标准普尔这样的公司是由它们为之评级的公司支付费用的。这样做的结果就是，评级公司会尽可能地给予用户更高评级，这就是学术界所说的评级膨胀。这些评级机构就像那些付钱给它们的投资银行一样相信金融炼金术的存在，F级的不良贷款能够通过改变评级成为商业银行和退休基金持有的优良产品。这与我们在20世纪90年代的东南亚金融危机中见到的景象类似，高评级让热钱迅速涌入这一区域，而评级一旦恶化，资金就迅速撤离。但金融监管者对这种现象却未加重视。

5.就让它继续流血

最后一个转折点是2008年10月3日的救市方案，这是政府对危机做出的回应。在接下来的几年，我们会逐渐感受到它的影响力。政府和美联储都被迷梦蒙住了双眼，希望坏消息只会维持一时，而经济很快就会回到正轨。在美国的银行面临危机的时候，政府显得手足无措。一些机构（贝尔斯登、美国国际集团、房利美、房地美）得到了救助，而雷曼兄弟公司却没有。一些股份持有者拿回了一些钱而另一些人则两手空空。

由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提出的第一个救市方案有3页长，方案中提到了一笔由他自己决定，不受监管和司法审查干预而分配的资金——7000亿美元。这个方案明显是天方夜谭。他自认为这个方案能够很快提升市场信心，但他却忘了信心是怎么失去的。银行制造了太多的不良贷款，它们的资产负债表上有太多的漏洞。没有人知道它们的言论哪些是真哪些是假。救市方案就像给一个大出血的人大规模输血，但出血的问题却无人解决，就比如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问题。保尔森推行自己想法的时候浪费了太多宝贵的时间，用纳税人的钱收购不良资产无异于“花钱买垃圾”。当他最终放弃自己的想法，向银行提供它们需要的资金的时候，他却用一种不仅欺骗了美国纳税人，也没能保证银行重新开始借贷业务的手段。在纳税人把钱投进银行的时候，保尔森甚至允许银行把这些钱交给那些银行股票的持有者。

另一个没有提到的问题包括经济中隐藏的问题。我们的经济体一直靠大肆借钱维持，而现在这种行为是时候结束了。消费紧缩，出口维持着经济增长，但美元的升值和欧洲以及世界其他地区的衰退使得这种情况也难以维持。与此同时，我们面临着税收的大幅下降，于是政府支出就要相应减少。政府如果不对此尽快做出反应，经济必然面临下滑。而且即便银行借款的时候没有那么昏头（它们事实上是的），经济的下行也必然使得坏账增多，金融业依旧难逃劫难。

政府在市场信心重建上谈了很多，但它们所说的实际上只是关于信心的小打小闹。政府如果真的想重建金融系统的信心，就必须着手解决当下的问题——不当的激励政策和不充分的市场监管。

历史真的会因为一个决策而改写吗？每一个政府做的决策，包括那些没有多大效用的决策和不当的经济决策都是先前决策的结果，它们从过去到现在交织成一张繁复的网络。像社会再投资法案这类决策，要求银行向低收入社区提供抵押贷款（社会在投资法案借款的违约率实际上比其他种类的贷款低得多）就是政府在对的时间做出的正确决策。而对于房利美和房地美这两个原属于政府的抵押贷款提供商，就有很多人加以指责。但事实上这两者已经在次级市场的游戏中迟到了，它们和那些私有企业的问题一样，都是CEO想要获取高额奖励而去参与的高风险行为。

人们所犯的错误归结起来只有一点，那就是太过相信市场的自我调节能力，而认为政府应该尽量少的干预。想想我们2008年秋天在总统山上听到的话，艾伦·格林斯潘大声说出：“我发现了一个问题”。国会议员亨利·沃克斯说：“你的意思是你发现你的世界观、你的意识形态是不正确的，不管用是吗？”“简而言之，是的。”格林斯潘回答说。美国连同世界其他地方对这个有瑕疵的经济哲学的信奉，使得他们必然走到今天这一步。

[1] Vanity Fair, January 2009.

谋杀的解剖：是谁杀死了美国经济[1]

对于是谁造成了这次全球经济危机的调查已经开始了。这不仅仅是应当向谁问罪的问题，而且我们还需要研究是什么造成了危机、如何避免下一次危机，以及如何让我们从这次危机中恢复过来的问题。

原因很复杂，假设有罪的人当时采取了另一种行为的话，那么危机就不会发生了。但这些人能否改变他们的做法取决于其他人的做法，那么或许其他人的做法也能改变了。

我们以一场谋杀做类比。我们能鉴定出是谁扣下了扳机，但那必定是有人卖给了这个人一把枪，有人付钱给杀手，也一定有人向杀手透露了受害者的行踪，这些人都是帮助犯罪的人。假如付钱给杀手的人决意要把受害人杀死，那么即便是这个杀手拒绝了这份工作，受害者还是会被杀死——付钱的人还是会找来另外一个杀手杀了他。

在经济危机这场犯罪中有很多个群体，包括个人和机构。而在这个“谁是凶手”的名单上可能有诸如罗伯特·鲁宾这样的人，他策划了减少监管法令，而且是美国政府两个主要注入资金的金融机构的领导者。然后就是艾伦·格林斯潘，他推动了去管制化的哲学，并没能很好地使用他具有的管制权，他还鼓励房屋所有者参与高风险抵押贷款，并且支持布什总统对富人的减税政策[2]——这导致了低利率，增大泡沫以刺激经济。但如果没有这些人，其他人也会出现在他们的职位上，或许做着相似的事情，其他人也会犯下相似的罪过。不仅如此，在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事情发生，每个国家都有各自的主角，演出这场经济大戏。

在谋杀名单上的机构包括投资银行和投资商、信用评级机构，同时包括证券交易委员会和美联储在内的监管者，抵押贷款提供商和一系列政府机构，他们从里根时代到小布什时代都推动着金融行业的去管制化。这些机构中有的甚至还在这场危机中扮演了多个角色，比如美联储既没有履行监管者的职能，又在控制利率和信贷可获得量上存在操作失误。这些加在一起，与下面即将讨论的那些角色一同承担罪过。

大主角

但我还是要先说说银行（泛指投资银行）和投资商身上的罪责。

银行本应当在风险管理上是一把好手，但它们在这场危机中不仅没有管理风险，反而创造了风险。它们过度使用杠杆，在30∶1的杠杆比率上，仅仅3%的下跌就能吞掉一个人的净财富总值。（具体地说房地产价值目前跌幅达20%，预计到2009年3月将继续下跌10%～15%。）银行的投资行为就是短视的高风险投资。它们支付给高管的股票期权更给了它们做假账的充分理由，这之中包括了大量的表外业务。

银行家们似乎不懂得证券化所带来的风险，包括信息的不对称性（抵押贷款的发起人没能充分进行调查，因而也无法承担其后果）。而银行家们也错误估计了国家不同地区违约率的相关性，他们没有意识到利率的增加或是失业率的增加都会与违约率有所关联。他们也没能确定这些包含了很少个人信息审查或无审查贷款的最新金融产品的准确风险。

这些银行家们唯一能够为自己辩护的地方（这只是一个小小的辩护点）是他们的投资人让他们这样做的。他们的投资人不懂得风险。他们把“聪明的”投资和用超高杠杆带来的超高风险混淆在一起。那些没有使用这些超高杠杆的银行，收益相比之下少了很多，受到了股价下跌的“惩罚”。但事实上，那些银行是利用投资人的无知，以极高的风险作为代价来抬高股价获得高额短期回报的。

从犯

如果说银行是这宗罪行的主犯，那么它们还有很多从犯。信用评级机构扮演了一个很重要的角色，它们相信金融炼金术，把F级次级贷款变成了能够让退休基金持有的安全的A级债券。这个行为十分关键，它使得持续不断的现金流入了房地产市场，这最终导致了房地产泡沫的形成。评级机构的行为或许是受那些为它们提供不正当收入的被评级机构的影响，但我认为即便没有不正当奖金这个问题，评级机构的模型也存在重大问题。在这种情况下进行的竞争是不正当的，竞争演变成了谁最先冲破底线，谁就能最大限度地讨好那些它们评级的机构。

抵押贷款发起人在这之中也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他们并不在意发行多少优质的抵押贷款，毕竟他们也不会长期持有这些抵押贷款，他们在意的是发行更多的贷款。有的抵押贷款商甚至发明了新的抵押贷款形式——较少个人信息审查或者无审查贷款，他们将之称为骗子贷款，而我认为这无异于欺诈。这成为一项“金融创新”，一项以前从未出现过的“创新”。

其他的新兴抵押贷款产品，如低摊销或无摊销贷款、可变利率贷款让很多粗心的借贷者掉进了陷阱。房屋净值贷款同样鼓励美国人以房屋净值做抵押进行贷款，以增加（总的）贷款-价值比，并让抵押贷款风险进一步上升。

抵押贷款发起人关注的不是风险而是交易成本。但他们也不是想最小化交易成本，而是将之最大化，这样他们的收入也能随之增加。需要再融资的短期贷款（能否融资成功的风险被弃之不顾）是最合他们胃口的。

通过发行贷款而产生的交易成本为他们压榨无知且没有经验的借款人提供了机会。比如鼓励借款人进行更多的短期借贷，使得他们必须不断地进行贷款重构，而在这之中，高额交易成本就流入了他们的腰包。

监管部门也是这宗罪行的从犯。它们本应认识到新产品中的潜在风险，本应对风险进行评估，而不是期待这些公司的自律或是通过信用评级机构做出判断。它们本应意识到高杠杆率、衍生品直接交易的风险，更应当意识到这些东西放在一起时风险将会有多么巨大。

监管部门自欺欺人地以为只要它们让银行学会自己管理风险（他们认为这是银行必定会做的），整个经济系统就能正常运转。令人惊奇的是，尽管管理系统性风险应当是监管系统的头等大事，它们似乎对此毫不在意。即便银行都很稳定，它们也可能由于大量相似的交易行为而对整个经济体产生危害。

在某些情况下，监管部门为自己辩护称：它们即便发现了问题，也没有可供利用的法律武器。它们似乎没有得到监管衍生品的权力，但这样的辩护却显得如此不诚恳，因为监管部门的人（尤其是格林斯潘）为去监管化付出了多少努力啊。

《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的废除尤为关键，不仅仅因为利益的纷争由此而起（它在安然和世界通信丑闻事件中作用巨大），还因为它让投资银行的高风险特性传播到商业银行体系中，而后者的投资行为应该处处谨慎。

不仅是金融监管部门和监管者有错误，反垄断法也应当有更有力的执行方式，否则银行就会变得大而不倒，或者变得尾大不掉。它们追求的都是不正当的利益，赢了钱归我，输了你埋单，这种情形下银行自然会做那些高风险的事情。

公司管理法也应当在一定程度上受到指责。监管者和投资人本应对这类不正常的公司激励结构带来的风险有所察觉。这种激励制度根本不是为股东服务的。在安然和世界通信风波过后，关于改革的讨论应声而起，而《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就是一个开始，但它并没有触及最根本的问题，那就是股票期权。

布什和克林顿针对资本收益的减税法案，连同利息率的下跌，也成为杠杆的推手，这促使房屋所有者尽可能多地去贷款。

经济学家帮凶

在名单上还应当有一系列的帮凶，他们由一些经济学家组成，专门为金融市场提供自圆其说的理论基础。这些经济学家基于不切实际的完全信息假设和完全竞争市场假设提出模型，而在假设之中市场是不需要政府监管的。

现代经济学理论，尤其是那些关注信息不对称、不完全和系统性非理性情况下的经济学理论，以及其在风险评估上的应用，都解释了那些新古典主义模型有多么大的错误。他们表明了这些理论模型是多么的脆弱，任何一点和极端假设相悖的微小偏差就会让结论大相径庭。但这些观点并没有受到重视。

近代经济理论的一个重要部分是鼓励中央银行只关注对抗通胀。他们似乎认为低通胀率是必需的，也是稳定增长的必要条件。结果就是中央银行（包括美联储）对金融结构完全不重视。

总而言之，正是那些最为流行的微观和宏观经济学理论帮助和教唆了监管者、投资者、银行家和政策制定者，它们为这些人的政策和行为提供理论基础，它们让银行家相信追求自我利益的过程就是提升社会福利的过程，它们让监管者相信善意的旁观是让私有财产繁荣，让社会大众受益的最佳方式。

对辩护的反驳

艾伦·格林斯潘尝试过把低利率的罪责归咎于中国，因为中国的储蓄率太高。[3]很明显，格林斯潘的辩护是没有说服力的。美联储至少在短期内对这些问题有足够的控制力，即便中国想以低利率向美国贷款，美联储也能自如地抬高利率。事实上，美联储在2005年前后就这样做过一次，而这也自然而然地推动了房地产市场泡沫的增大。

低利率的确助长了泡沫，但泡沫并不是低利率的必然结果。很多国家很希望降低利率以促进投资，并使得资金流入更有生产性的行业。但是我们的金融市场却没有实行这个职能。我们的监管部门允许金融市场（包括银行）在那些不那么具有生产力的领域使用大量的资金。他们允许低利率催生房地产泡沫，尽管他们具备阻止泡沫扩大的能力，监管者却没有这样做。

如果我们为狂热的市场批判低利率，那么我们也应当问一问是什么让美联储追求低利率的。从某种程度上说，美联储的这种行为是为了提振经济，从而将经济从互联网泡沫破裂后需求不足的泥潭中解脱出来。

从这种角度来说，布什为富人制定的减税政策或许是十分关键的一步。这个法案的出台本就不是为了刺激经济，只在刺激经济上发挥了有限的作用。布什总统在伊拉克发动的战争在这之中也是重要的一环。战争开始之后，油价从20美元/桶上升至140美元/桶。（在这里我就不再说明战争如何使得油价上升了，但毫无疑问战争是一个重要的原因。）[4]美国人现在不得不在石油进口上每年多付出成百上千亿美元，这些钱是再也不能在本土用于消费了。

在20世纪70年代油价飙升的时候，很多国家由于将外汇储备用来购买石油而使得经济陷入衰退，在这之中只有拉丁美洲幸免于难。它们采用借债的方式使消费不受影响。但这样的发展方式并不长久，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就在走了拉丁美洲的老路。为了抵消在石油上花费的资金，美联储把利率下调到前所未有的程度，来把房地产泡沫增大到前所未有的程度。美国就像20世纪70年代拉丁美洲的经济一样：看起来似乎运转良好，但这却都是由房地产泡沫带来的消费支撑，而与此同时，家庭储蓄却降到了0。

在战争和节节攀升的石油价格的背景下，布什又推出了减税法案，因而维持经济增长的重任就落到了美联储头上。美联储本可以使用它监管者的职权，尽可能地让资源流向生产力高的领域，但如今美联储和美联储主席却负有双重罪责。他们不仅没能做好监管人员，反而让泡沫越变越大并最终破裂——这让美国陷入泥潭。当被问及是否存在泡沫的时候，格林斯潘称没有泡沫，只有一点点沫沫而已，这当然是错误的。美联储声称在泡沫破裂之前无法判断那是一个泡沫，这当然也不完全对。我们的确不能在泡沫破裂之前称其为泡沫，但我们至少能做出自己的预测。

所有的政策都是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出的。虽然房价，尤其是低端房屋的价格飙升，但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停滞不前。这是一个很明显的问题。而当利率上涨的时候，这个问题必然会恶化。格林斯潘鼓励人们在利率达到历史最低点的时候多使用可变利率贷款，他还允许他们尽可能多的借，就好像利率会一直维持在那个水平一样。但由于利率过低，真实利率为负值，利率很难长时间维持在这个水平。当利率升高的时候，很多美国人就难以抽身了，而那些贷款给他们的人将遭受同样境遇。

为美联储行为辩护的人有时候会为这个不负责任且短视的政策辩护，称他们没有选择。升高利率会让泡沫破裂，经济也会因此而走下坡路。但除了利率之外，美联储显然拥有更多手段，比如监管行为就能够抑制泡沫。但美联储没有使用这些工具，它本能减少贷款价值比，或是减少房屋费用/收入比的最大值来抑制泡沫，可它并没有采取这些措施。如果它认为自己没有需要的工具，它还可以向国会要求得到这些权力。

这些都不能给出一个满意的对现实情况的辩解。或许市场可以把钱投入到生产力更高的地方去，比如更多的创新项目，或是某些发展中国家的重要项目中等。但市场同样可能把钱投给不负责任的借贷行为当中，比如新的信用卡潮。

为不知情者辩护

就像从犯之间的罪恶不尽相同，某些嫌疑人也应当得到无罪释放。

在可能的罪犯当中，有两个共和党人经常提及的名字。他们很难接受市场不是万能的，也不敢相信市场参与者可以如此不负责任，更不能认同金融界的魔术师们不理解风险，资本主义本身有严重的漏洞。他们认为政府才是应当受到指责的人。

我认为政府的确应当受到指责，但原因却不是它们做得太少了。保守派批评家认为政府做得太多，因而应当受到批评。他们批评社会再投资法案给银行带来的强制措施，使得他们必须将资产总额中的一部分用于情形不好的少数地区。他们还批评房利美和房地美两家政府赞助的公司，尽管这两家公司在1968年完成了私有化，但还是在抵押贷款市场起着关键的作用。在保守派口中，房利美和房地美都受到国会和总统的压力，不得不提高住房所有权拥有率。（布什总统经常提及“所有权社会”。）

这明显是顾左右而言他的行为。一项新的美联储研究表明社会再投资法案的受益者贷款违约率明显低于其他贷款。[5]美国抵押贷款的问题始于次级贷款市场，而“两房”则集中为主要的抵押贷款市场服务。

在这场危机中罪魁祸首的不良行为都是在那些完全私有化的金融市场中产生的。当政府鼓励居民拥有房屋，政府所指的是房屋的永久所有权，而不是让人们购买超过自己支付能力的房子，那是一日之得、千日之失。穷人们没有了房子就近乎一无所有了。

讽刺的是由于房地产泡沫的存在，很多人住进了他们在借贷政策十分谨慎时住不上的大房子。谨慎的政策无疑是会抑制泡沫的。不得不承认的是，房地美和房利美确实在高风险、高杠杆的私人市场中赌过几手，但它们来得比较晚，手法也不十分高明。在这之中我们能看出监管漏洞，政府背景的企业本应由特殊的监管者加以限制，但很明显，在去管制化思想指导下的布什政府没有设置这种监管。当“两房”进入了这场赌博中，它们天然地就带有一定的优势，因为它们的政府担保能让它们以更低廉的价格借贷。它们相比那些私有企业中同等地位的公司，能够利用政府担保赚到更多的钱。

政治和经济

我们还要提及一位更重要的凶手，它在这个故事的不同部分分别起到了关键的幕后作用，它就是依靠政治献金运作的美国政治制度。政治献金的存在让华尔街能够对政府产生更大的影响力，以摆脱监管，并参与任命那些相信自由市场的人为监管者——这样做的结果不言自明。[6]即便是今天，这种影响力在怎样处理金融危机方面还发挥着作用。

任何一个经济体都需要有规则和裁判，我们的规则和裁判都是由特殊利益群体制定及选出的。讽刺的是，我们现在都不知道那些规则和裁判是否能让特殊利益群体满意，但它们很明显没有让我们的国家得到利益。

最后要说的是，这场危机是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每一个角色很大程度上都在做着他们以为自己应该做的事。银行家们在不违反规则的前提下尽可能最大化自己的利益。游戏规则说他们应当运用自己的政治影响力让监管者允许他们和他们领导的企业在规则下尽可能地攫取更多的利益。政治家们对游戏规则说：我们需要钱来帮助我们竞选，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必须讨好那些有钱有势的选民。经济学家们为政治家、银行家和监管者们提供了与其意愿相匹配的理论，在这种理论下政治家的政策就会成为惠及人民的行为。

还有些人想在2008年重塑这个政治系统。他们想要推动监管制度改革，但这种改革必定是浮于表面的。银行大而不倒，因而必定不动分文。“监督会有的”，不管这到底意味着什么，但银行必定会继续之前的行径，也依旧屹立不倒，因为会计标准会被放松，以给他们更多的空间。公司激励制度和高风险行为一样难以改变。但若是这一切都继续下去，另一场危机必定再次到来。

[1] Critical Review, July 2009.

[2] 尽管格林斯潘知道2001年减税法案将导致他深恶痛绝的赤字，他还是支持这一法案。他认为我们除非现在行动，否则克林顿谨慎的财政政策所带来的财政盈余将很快以短期国债把国家财富榨干，使得货币政策的实行越发困难。这是我从一个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口中听到过的最拙劣的言论。或许在他的想象中，国家债务一夜蒸发的景象马上就要到来，但是国会当然有办法能够很快纠正这个问题。

[3] Alan Greenspan.“The Fed Didn’t Cause the Housing Bubble,”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11,2009.

[4] Joseph E.Stiglitz and Linda Bilmes.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s of the Iraq Conf?lict(New York:W.W.Norton,2008).

[5] Randall S.Kroszner.“The Community Reinvestment Act and the Recent Mortgage Crisis,”,Washington,D.C.,December 3,2008，美联储委员会在集中贫困政策论坛做的演讲。

[6] Joseph E.Stiglitz.The Roaring Nineties(New York:W.W.Norton,2003).

如何走出金融危机[1]

过去几周的坏消息真是多得惊人。证券市场崩溃，银行相互之间停止贷款，中央银行和财政部长每天都愁眉苦脸地出现在电视上。很多经济学家表示我们正在遭受自1929年大萧条以来世界上最大的一次经济危机。唯一的好消息是，油价终于开始下跌了。

当这些恐怖的景象困扰着美国人的时候，很多其他国家的人也感同身受。亚洲在20世纪90年代同样经历了这样一场危机，而其他很多国家（包括阿根廷、土耳其、墨西哥、挪威、瑞典、印尼和韩国）都经历过银行危机、股票市场崩盘和信用体系破裂。

资本主义或许是人类有史以来最好的经济体系，但它从来就不是稳定的来源。事实上，在过去的30年间，市场经济经历了大大小小100多次危机。这就是为什么我和其他很多经济学家都认为政府监管对于市场经济的有效运行是至关重要的。没有这些监管，像这样频繁而严重的经济危机会继续发生在世界的各个角落。依靠市场自己是不够的，政府必须参与到它的运转当中。

好消息是财政部长亨利·保尔森似乎终于认识到美国政府需要将我们的银行进行资产重组，并且在银行当中持有股份。但为了防止危机蔓延全球，还有以下几件事情要做。

我们是怎么走到今天的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大都是由于去管制化和低利率造成的。在互联网技术泡沫破裂之后，我们的经济需要刺激方案，但布什总统的减税计划并没能提振经济，相反，它把促进经济增长的包袱甩给了美联储，而美联储给经济注入了极强的流动性。在正常情况下，经济体系中有很多资金在流动是很好的，因为这会帮助我们的经济体不断发展。但我们的经济体中投资已然过度，这些多出来的钱没有被用到生产上去。低利率和极易获得的资金鼓励人们大胆借贷。这就是臭名昭著的“只要利息，不要首付，无个人信息审查”的（骗子）次级贷款市场。很明显如果泡沫稍有破裂，很多抵押贷款就无法如约偿还，因为房子的价格已经低于贷款总额了。这件事情已经变成了现实，截至目前已有1200万美元的贷款无法偿还，而这个数字每天都在变大。穷人们不仅失去了自己的房子，而且连自己一生的积蓄都所剩无几。

去管制化的浪潮在布什及格林斯潘时期指导建立了很多新的银行模型。它的核心就是证券化：抵押贷款商创造了各种抵押贷款出售给人民。借钱的人被告知不用担心如何偿付这不断累积的债务，因为持续上涨的房价能够帮助他们继续融到钱，与此同时还能从中获利，用来买辆车或是出门度假。当然，这和经济学第一定律——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相悖。房价持续上涨的假设尽管能在一段时间内不可思议地保持下去，但美国人的真实收入却在不断下降。

抵押贷款商们把这款新产品视作掌上明珠，因为这将给他们带来无穷的财富。他们不断再融资，并通过发行尽可能多的贷款最大化自己的利润。他们在投资银行的同伴们会买下这些抵押贷款，然后尽可能多地转手。我们的银行家们忘记了他们的工作应当是谨慎地控制风险并分配资本。他们变成了一个个赌徒，用别人的钱一掷千金，他们知道一旦他们输得太多，会有纳税人的钱为他们埋单。他们错误地分配了资本，大量的现金涌入了房地产市场，而使得它最后负担不起。宽松的货币政策和匮乏的管制手段贻害无穷。最终，一切都完了。

世界性的危机

美国判断失误真正危险的地方在于，美国把这些危险传递到了全球各地。几个月前，有些人提到了双引擎——美国就算经济面临下滑，欧洲也能扛起大旗继续前进。我一向认为这种想法只是一个幻想，而事实证明了我的观点。由于全球化，华尔街能够把这些不良贷款售卖到全球，数据显示大约半数的不良贷款被出口到国外。如果不是这样，美国将处于更悲惨的境地。除此之外，即便我们的经济陷入下滑，出口还是能让国家维持下去。但美国国力的衰退让美元变得脆弱，从而使欧元升值，导致欧洲难以将商品销售到海外。孱弱的出口贸易意味着孱弱的经济，由此美国就把我们的衰退像先前的不良贷款一样出口到了全球。

但现在，问题又卷土重来了。不良贷款使得很多欧洲银行陷入破产。（我们出口的不仅仅是不良贷款，还有不良的借贷和监管行为，欧洲银行也以欧洲人民为对象发放了很多不良贷款。）当市场参与者意识到大火已经从美国蔓延到欧洲的时候，恐慌像病毒一样开始滋生。这些恐慌大多是心理上的。但由于我们的经济金融系统紧密相连，全世界的银行之间都互有借贷行为，它们互相买卖复杂的金融工具，而这也是一个国家疏于监管导致的不良贷款能够影响全球的原因。

如何弥补这个问题

我们现在面临的问题包括流动性问题、偿付能力的问题和宏观经济的问题。我们经济下行的旅途才刚刚开始。当然这是调整过程中不可避免的过程，我们要将房价下调至均衡价格并且要去除先前经济华而不实的发动机——过高的杠杆率。

即使有了政府提供的资金，银行也不能再像先前那样肆无忌惮地放贷了。房屋所有者们也不会想要贷款了。先前近乎为0的储蓄率也将增高——这从长期来看对我们的经济体有利，但却不利于我们走出衰退。大公司拥有大量的现金，而小公司还要依靠贷款来进行投资，或是让现有的资本继续运行下去。未来的日子对它们来说会变得更加艰难。在过去的6年带动我们经济发展的房地产投资，目前已经跌至20年间的最低点。

政府对解决危机的方式总是犹疑不决。白宫和华尔街一样陷入恐慌，这恐怕让白宫更难找到前行的方向。保尔森和布什一起花在保尔森最初不得人心的救市方案上的时间应当用来解决这些问题。我们现在需要的是一种综合的手段。若是再度出台无效的救助手段，另一场危机必然会接踵而至，而以下就是五步综合方案。

1.银行业资本重组　银行业的惨痛损失使得它们的权益资本大幅缩水。在现有的情况下它们必定很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政府需要为它们提供这些。而作为回报，政府应当在帮助的银行中获得一定的股权。但政府资金的注入也会帮助银行债券持有人。现在市场对这些债券的估值正在降低，市场认为这些银行债券有很高的风险会违约。所以政府在注入资金前应与银行达成约定，如果约定能够达成，政府所要提供的其他帮助就会大大减少。

好消息是财政部长保尔森似乎终于意识到他提出的购买所谓的不良资产的提议是有问题的。保尔森花了这么长时间才意识到自己的问题，这不得不令人担忧。他对于自由市场的解决办法太过依赖，以至于他不能接受各类经济学家不断提醒他的事实：他需要进行银行业资本重组，为他们提供新的资金以弥补他们在不良贷款上的损失。

政府现在就在这样做，但随之而来的还有3个问题。第一，这样的做法对纳税人来说合适吗？很明显，这对纳税人来说并不公平。这从沃伦·巴菲特对高盛注入的50亿美元和政府注入的资本相比较就能看出来；第二，我们为避免银行再次出现不良行为设置足够的监管了吗？与英国和美国财政部的要求相比，我们在这方面做得仍然不够。例如，当我们的政府把钱注入银行，它们依旧可以把钱付给它们的股东；第三，政府给的钱够吗？这些银行的内部监管太不透明以至于我们无法回答这个问题。但我们知道的是银行资产负债表上的缺口正在扩大，这是因为它们还有太多问题需要解决。

2.阻止丧失抵押贷款赎回权　保尔森的计划就像是在给一个体内大出血的病人输血。如果我们不对丧失抵押贷款赎回权做些什么，我们无论如何也救不了这个病人。尽管在国会决议后，政府并无所动。我们要帮助这些人留住自己的房子，可以通过把贷款利息和财产税减免变成可兑现的税收减免，并修改破产法以加快改革，在房价低于贷款价值时使贷款价值下降，或是通过政府贷款，以政府低成本的资金把存款转移到穷人和中等收入人群当中。

3.发布有效的刺激方案　帮助华尔街和丧失抵押贷款丧失赎回权只是权宜之计。美国经济正在走向一个严重下滑，此时需要一个极大的刺激方案。我们需要增加失业保险，如果州政府和地方政府不能这样做，它们也必然会由于税收的减少削减开支，从而损害经济。但为了给经济发展猛踩油门，美国政府必须对将来进行投资。卡特里娜飓风和明尼阿波利斯大桥的垮塌表明了我们的基础设施已经是多么的陈旧。对基础设施和技术的投资能够在短时间内刺激经济并推动经济长期发展。

4.通过监管制度改革使市场恢复信心　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是银行的错误决策和政府的失败监管。如果我们想恢复市场信心，这些问题必须得到解决。不良激励制度产生的公司管理结构只能让高管获利，这种制度应当得到改善。这不仅仅是对他们的错误行为做出的补偿，更是对不透明的股票期权制度，以及其衍生的会计问题所做的调整。

5.建立有效的国际监管机构　在国际经济联系变得日益紧密的今天，我们需要更好的国际监管。仅依赖50个分散的政府监管人员监督整个美国的金融市场是不可能保证其顺利运转的。因此我们应当在全球层面建立这样的监管机制。

这场危机为全球性的危险做出了有力的例证，在某些外国政府无法对自己的存款做出保证的时候，资金就开始向那些看起来是安全的地方流动。而其他国家就不免要对此做出回应。在这一点上几个欧洲国家的政府考虑得比美国更为周全。在危机蔓延到全球之前，法国前总统尼古拉斯·萨科齐在他之前在联合国大会上的讲话中也呼吁建立一个全球峰会实行监管以取代当前自由放任的手段。我们是时候来一次“新布雷顿森林会议”了。在世界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恢复过来的时候，它意识到应当建立一个新的全球经济秩序。这个秩序持续了60多年。但很明显，它没能对新出现的全球化做出很好的调整。如今，在世界从冷战和金融危机走出来的时刻，我们应当为21世纪建立一个新的国际经济秩序，而这必将包含一个新的国际监管机构。

这次危机教会我们：不加约束的市场是危险的。我们还应当从中总结出单边主义在世界经济互利共赢的年代是不适用的。

迈步前行

下一任美国总统必定有一段苦日子要过。即便是最佳的解决方案也不能一蹴而就地把问题解决。但我相信以我提出的观点为核心的综合性改革方案——包括遏制丧失抵押贷款赎回权、银行资产重组、刺激经济、保护失业、支撑国家财政、必要时提供国家担保、监管制度和体系的改革、把关注国家利益而不是华尔街利益的人选为监管人员等，不仅能够恢复市场信心，也能在一段时间里让美国以最快的速度前进。那些不完善的方案只能继续给市场带来失望，并最终会失败。

在这个金钱受到尊重的国度，华尔街的领导者们在过去受人尊敬。我们信任他们，我们相信在经济问题上他们是智慧的化身，但时代不同了。随时间逝去的是我们对他们的信任和尊敬。我们并不为此幸灾乐祸，但金融市场对于运转良好的经济体来说至关重要。而在大多数美国人心中华尔街总是把自己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的，还不断地用花言巧语粉饰它。如果下任总统继续在华尔街的影响下制定并执行政策，那他的执政蜜月期就会很短。因为那祸害的不仅仅是自己，还有这个国家，以及这个世界。

[1] Time, October 17, 2008.

第1章　大思想

这一部分将以我为《名利场》写的文章《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开篇，这篇文章是在林肯总统的葛底斯堡演讲的启发下写就的。他说南北战争是为了确保“由人民建立，服务人民并最终属于人民的政府，永远存在。”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民主不过是周期性的选举。有的国家，这种选举只是一种确保专制政权合法，并剥夺大部分公民基本权益的手段之一。

或许不平等最重要的方面就是政治权利的不平等，美国独立宣言中说到的“人人生而平等”说的不是我们每个人都有相等的能力，这句话指的是每个人在他们的政治权利上都应当是平等的。[1]但即便是“政治权利”的定义也不甚明了，近年来美国进行的一系列辩论让其意思逐渐明白起来。尽管每个公民都有权投票，[2]游戏的规则也对行使权利的能力和可能性有着限制。对于一些特殊群体（比如没有驾照的人，驾照是美国主要的身份证明，美国没有身份证）来说，投票本身或是注册投票都很困难，这大大限制了他们投票的意愿。投票税（一种给投票的人设置的税）也影响了投票的“经济学”。这种税事实上剥夺了穷人的投票权。这是在美国南部的政治实践中非常有效的手段。有的国家试着让有工作的贫困人口更方便地投票，比如把投票日设在周日，其他国家（如澳大利亚）则积极地确保每一位公民能投出自己的一票。澳大利亚实行强制性投票——即对没有在投票站出现的人处以罚款，这种投票经济的运转方式与投票税完全不同。

公民的声音更为重要，这代表着他们有通过投票或直接对关键政治人物施压以影响政治运作的能力。如果富人能够用金钱控制新闻界或是影响（更准确的说是“买通”）政客，那么他们的声音就比其他人更有效。富人总是不可避免地比其他人更有影响力，但是游戏规则却对他们的影响力加以标注。这就是为什么美国针对法案和监管措施的游说集团、政治献金和旋转门如此恶名远扬。其他的西方民主制度对政治平等的要求更为严格，它们禁止了这种权力的滥用；有些国家甚至尤其注意倾听每个人的声音（比如通过媒体的政治保障栏目或是保证每个选民能够与媒体进行联系）。这就是为什么很多美国人认为：高级法院关于公民联合会的决定是为允许企业无限制花费国家资金铺路，而对公民的平等有着极为恶劣的影响，也成为美国独有的顽疾——“按美国路子来”。这已经不是递红包的腐败，而是让每个人都能暗中用政治献金购买“政策”以让财富流到少数人手中。

这些主题在很多篇文章中都有涉及：经济不平等（尤其是美国这种现象尤其严重）导致了政治不平等（当美国政治博弈的规则极大地促进这种情况时尤其如此）。经济不平等不是由经济学定律导致的，而是由我们的政治和政策导致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陷入了一种恶性循环——经济不平等导致政治不平等，而政治不平等又反过来加强了经济不平等。

我同样认为不平等（美国这种极端形式的不平等）不仅仅事关那1%人的利益。《百分之一人的问题》这篇文章中深入揭示了不平等对经济产生的不良影响。如果那些1%的人追求真正的自我利益，那么他们就应当担心不平等的不断扩大，并为此付出努力。就像我在《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一文中说到的，在世界的某些地方，这种事情正在发生。

保守派的回答

自从这些文章发表之后，有一部分批评家就表示不平等没有数据显示得那么严重；税法的改变意味着人们不会再像之前那样热衷于逃税。当然，即便这些批评家的话是正确的，他们的说法也只能证明当前的不平等程度之大（大到那1%的人拿着国家20%～25%的收入）已经持续了比我们想象得要长的时间。这同样反映出美国经济的状况甚至比我们想象中还要差，因为只有那些处在顶层的美国人才过得比较好。保守派的批评家们认为那些顶层的人的收入增长也只存在于报表上而不是手头上。但伊曼纽尔·萨伊兹和他合著者的工作证明了税制改革带来的影响。[3]不论如何，即便税收再有什么变动，这也会增加人们逃税的倾向，顶层的人收入都是不断增长的。

很多人强调产出的不平等并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机会的不平等。然而在第3章（《平等的机会——我们国家的神话》）中指出，美国不再是我们过去想象的那块机遇之地了。从更大程度上说，美国梦本身就是一个神话。当然，有很多有才能的移民的确成为上层人士，但当社会学家对机会的平等做出考察的时候，他们研究的是底层人来到顶层的可能性。对于现在的美国人年轻，美国能给他们提供的机会比其他发达国家少了太多。

开明的自利

《百分之一的问题》一文（同样发表在《名利场》）在一定程度上向那1%的人解释美国社会标志性的不平等为什么不能算作他们开明的自我利益中的一部分。

我将用几页的篇幅总结为什么不平等对于经济发展如此不利。这或许是近几十年来我们对不平等观念最大的一次转变。以往的观点认为，有人反对不平等，可是改变不平等需要付出的代价对于整个国家的经济来说实在是太大了。大多数关于不平等的讨论都集中于再分配问题，或要求那些处于顶层的人为国防一类的公共领域提供支持，他们提供公共物品的价值不应当基于一个绝对的数值，而应以他们收入的百分比来衡量。再分配就像是一个竹篮，竹篮下的漏洞让上层人们给出的100美元到中层或是底层的人群手中就只剩下一半了。但在我的这篇文章中，我认为这种交易是不存在的。我们既能维持较高程度的社会公平，又能保持GDP快速增长；通过政策调节，我们就能增加税前收入和转移性收入，这些在政策和再分配领域都能实现，而且这样做同样能提升经济的整体状况。事实上，某些对富人的资本有利的税收政策能够带来更多生产性的投资（而不是房地产投机活动）并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限制金融业的巨额收入或许能让更多人才流向那些能够提升生产力的活动中去。提升经济总体表现水平，社会不仅能在整体上受益，而且那些1%的人也能获利。这使得整个社会团结一心，也能让经济体运转良好。

不平等是一道政治选择题

下一章讲的是这一章没有讲到的东西。在我观察到的社会不平等的原因中，部分是我们的经济发展过于缓慢，我认为缓慢的发展速度和不平等是我们政治选择题中的两个选项。《虚假的资本主义》一文描写的是关于不平等的辩论，这个话题始于我在《名利场》的第一篇文章。《华盛顿月刊》编辑了一期特刊以描述美国社会不平等对人们生活造成的影响。这之中着重强调的是教育的不平等，因为特权阶级正通过这种方式将特权传递给自己的子女。我简要讨论了美国的医疗不平等——这甚至使得不同人群的寿命有所差异。考虑到我们社会不平等的程度、昂贵的私人健康保险及医疗系统，这种结果毫不惊人。美国在诸多发达国家中是十分独特的，医疗保障在这里没有被归为基本权利之一。

我反对保守派中的流行观点，他们认为国家无法负担提升更多的公民平等和机会平等。与此相反，我们的经济体为我们没能这样做已经付出了惨痛的代价。我们在如何使用钱上做出了政治的选择——是该为富人减税还是为美国公民提供教育？是花在对敌人不起作用的武器上还是花在对穷人的医保上？是该对富有的棉农继续补贴还是给穷人发食品券减少饥荒呢？我们应该要求通用电气和苹果那样的大公司支付它们本来应付的税款来提升税收。为污染制定税法，这样能获得清洁的环境和大笔的税款，从而既能减少社会不平等又能促进经济增长。

国际视角

美国比其他发达国家的不平等情况都要严重，但是各个国家（但不是全部）的不平等都或多或少地增长了。有些时候这些不平等甚至成为政治事件的导火索。

在那决定性的一天，2011年1月14日，我身处埃及。这一天突尼斯独裁者本·阿里的政权被推翻了。在开罗的美国大学的晚宴上，这条轰动整个北非的消息瞬间在这里散播开来。我记得有人告诉我，埃及就是下一个突尼斯。不到两周的时间那晚的预言成了现实。

在我访问埃及的旅途中，我深刻感受到了预言产生的原因：在埃及，国家发展的成果没有被大众分享。很显然人民不满于这种现实。突尼斯后来的中央银行主管穆斯塔法·纳卜利向我解释了动荡背后的原因，高失业率只是原因之一，社会系统的不公平，即我们所讨论的不平等才是主要原因。社会中都是那些有政治背景的人和那些想和这个社会系统一同腐败的人过得好，而不是那些踏实肯干、成绩优异、按照规则行事的人获利。

我后来又去了几次埃及和突尼斯，一次次的旅途让我得以接近这些年轻的革命者和那些年老的欢迎革命的人。我欣赏他们的热情和理想，却深深地为他们的天真而担心。他们单纯地相信正义在他们一边，他们一定会胜利。而埃及的情况更加糟糕。但在这本书付印的时候，至少在突尼斯，阿拉伯之春的种子似乎已经生根发芽。

我越发意识到不平等在阿拉伯之春中所起到的作用，而在世界的尺度上，不平等的问题正在从幕后来到台前。“不平等正在全球化”[4]的标语在2013年瑞士达沃斯的世界经济论坛中出现。这是世界精英（包括了一些学者、政要和商界领袖）每年聚集起来召开的会议。这种会议是了解世界经济状况，或至少是这些精英状况的极佳平台。在这场危机之前，人们还对全球化和技术进步充满期望，但这种热切随着经济的衰退迅速消失了。但就是在这缓慢且不平等的经济复苏过程中，人们的目光才会望向长久以来存在的问题。在2013年瑞士达沃斯会议上值得注意的就是不平等已经成为与会者心中的一件大事了。

“不平等只是选项之一”在《纽约时报国际版》（只是《国际先驱论坛报》换了个名字）的发刊词中出现。我开始关注全球范围不平等现象中一个十分惊人的方面——尽管在大多数国家不平等状况都在增长，但在某些国家却没有这种增长，有些国家的不平等程度相比美国要低得多。一个国家不平等的程度不是由经济决定的，而是由我反复提到的政治和政策决定的。

全球化对全球不平等的影响是很复杂的。印度和中国这两个占有全世界45%人口国家的GDP占全球比重曾一度跌落至不足10%，但现在已经开始了复兴。他们的GDP增长率比发达国家高得多，因而和发达国家的差距尽管还要很长时间才能追平，但也在逐步缩小。中国现在已经成为世界上第二大的经济体——虽然这只能说明中国5倍于美国的人口使得他们的人均GDP只有美国的1/5（基于购买力平价数据，该指标为衡量国家间的收入水平而制定）。然而中国相比25年前已经大为进步，那时中国的购买力平价指数还不到美国的5%。尽管印度的经济增长没有中国的时间长，也不那么迅速，但也达到了9%的年增长率。但印度脱离贫困的人口少得可怜，而百万富翁和亿万富翁数量的增幅却相当可观。与此同时，非洲国家终于开始了崛起的步伐，非洲中产阶级的数量不断增多，但贫困人口依旧数目庞大，有4.15亿人每天收入不到1.25美元。当我们把这些都考虑进来时，结果令人十分失望，用传统观点（基尼系数，一个在代表完全平等的0到完全不平等的1之间摆动的指标）衡量的世界不平等水平毫无改观。

皮凯蒂现象

这一章的最后两篇文章是对伟大的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一书的回应。这本书的成功之处在于显示出社会的不平等，这种观点在达沃斯论坛中也有所提及，也和我自己写作的“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的主旨吻合。奥巴马总统于2013年宣布在他余下的3年任期中他将致力于改善不平等的状况。他说：“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危害着我们的社会，上升动力的缺失损害了美国中产阶级家庭的信条——奋斗能改变一生。”

皮凯蒂引用的一系列数据能够支持我和其他研究人员指出的自1980年开始的社会不平等，尤其是在那些上层人群中。皮凯蒂的杰出贡献在于他从历史的角度审视这一问题，并发现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我们成长的年代里，社会结构是畸形的。而这一阶段通常被认为是美国国民收入大发展的时期，但那些底层的人群比上层人群收入增长得还快。整个国家一同进步，并且比其他任何一个时期进步得都要快。皮凯蒂证明了这个情况，并且将这个结论扩大到其他国家。更重要的是，他证明了这在历史上是一种反常现象。

于是我们开始思考一种新的“中产阶级资本主义”，是把社会分成“阶级”——劳动者和资本家似乎已经过时了，现在我们都是中产阶级。

我那篇关于“百分之一”的文章中讲述了一种新的分级方式：那1%的人和余下的人分别乘坐两艘不同的船，而这两艘船的状况却完全不同。我们这99%的人坐的船正在下沉，至少开得并不顺畅；而另外一条船却高歌猛进。皮凯蒂的书中指出这种现象不仅在美国存在，在很多其他国家同样存在。经济学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发生的状况存在误读。西蒙·库兹涅茨这位国民核算账户（我们以此衡量国家经济体量）的创建者，这位1971年诺贝尔奖获得者认为在最初经济和不平等一同增长的时段过后，国家经济再进一步繁荣的时候就会变得平等。但自1980年以来的事实证明了这种假设是不正确的。相比之下皮凯蒂得出的结论或许是符合事实的：资本主义本身就以高度不平等为标志。而更让人担忧的是，皮凯蒂认为当资本家将财富再度进行投资的时候，他们的财富就会以一定的速率增长——而假使这个速度比经济增长的速度更快，他们的财富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就会无限增大下去。

我十分欣赏皮凯蒂的工作和他让不平等现象所受到的关注。我们都想改变世界的走向，又都能认识到不平等问题带来的严重性，这让我们成为战友。但他的研究结果让我困扰的是：他给出的政策建议是在全球范围内对资本所得征税，这似乎在未来的几十年（或是很久）都难以实现。这是否意味着我们只能接受这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了呢？我在这一章中写了两篇文章以强调我对前一问题的回答。不平等，至少是在美国社会和其他国家正在经历的不平等，并非不可避免。

我在1966年于麻省理工学院撰写的博士论文中提到过：是否会有一种不平等不断增加的趋势，这也是我一直在担心的问题。我认为经济发展存在一种状态使财富和收入的不平等达到均衡，而此时不平等不会产生增减。当然经济体发生大的变动则会达到另一种均衡——在这个过程中不平等程度可能会增加。

在我的后续研究中，我定义了很多不平等的离心力和向心力——那些使得社会不平等或更平等的力量。我认为在长期尺度上这两种力能够达到平衡。比如富人的子女和孙辈难以继承祖上的家业，他们会把家庭的财富败光，这就限制了不平等进一步发展（就像老话说的：富不过三代）。

此外，有钱人会比穷人在教育上进行更大的投入——这就是一个典型的不平等离心力，富人通过教育将经济优势转嫁到子女身上。目前来看，在美国已经有越来越多的方法使这样的离心力进一步增强，这意味着未来的财富分配将比今天更为不平等（除非有其他事情发生）。

皮凯蒂的书中提出了标准经济学理论无法解决的难题。财富（或“资本”）收入比劳动收入增长得更快。通常情况下，财富越多的人们期盼的资本回报率是不断递减的——这是经济学中长期存在的理论，每个学习经济学的学生都知道这个边际收益递减理论。但皮凯蒂似乎悄悄地把这个理论废除了。如果边际报酬递减的理论有效（就像假设的那样），资本增加的时候（这和劳动供给相关）收益率会不断下降，直到资本增长的速度和劳动收入增速相同的时候这种下降才会停止。那么在这种假设下永远增长的财富不平等就不会出现了。皮凯蒂是一位经验主义者。他观察到资本的边际回报没有递减，并就此推测将来它同样不会减小。

在我十分迷惑的时候，我渐渐发现我们两个都没有充分强调不平等程度扩大的一个关键方面以及这种财富/收入比和资本边际回报率的异动。传统观点认为财富随着家庭和公司的储蓄而年复一年的扩大，但这样扩大的财富比单纯储蓄能够获得的财富增加多得多。仔细观察一下数据我们就能发现，财富增长的大部分都来自资本利得。

经济学家将土地带来的收入称作租金，租金是固定资产带来的收益，因而不需要有任何劳动。租金的增加会使得资产价格上涨，但土地这种资产租金的上涨并不会导致市场中出现更多的土地供应。经济学家们把“租金”这一概念应用到了更加广泛的地方，不仅仅土地收益算作租金，对于一个垄断者而言垄断带来的收入也算作一种租金。假如租金（不仅包括土地租金，还包括那些垄断带来的回报和其他形式的市场资源）有了提升，那么相应的就会有更多的资本所得。很多财富收入不平等的扩大都和租金及资本所得的增加有关。房地产增值和经济不同领域的市场力量增强都与此相关。但这就意味着“财富”和“资本”（传统意义上的资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事实上在财富增加的时候，资本可能是下降的。在皮凯蒂的家乡法国，里维埃拉的土地价格不断上升，但这并不意味着土地增加了。里维埃拉的土地和50年前一样多，只是土地的价格增长了而已。

宽松的货币条件（比如美联储通过购买大量的中长期债务，在短期内增加了20000亿美元的量化宽松政策）使得大量货币涌入市场。经济学教科书上认为这会增加借款数量并降低借款成本，而这两者都会刺激美国经济。但在全球化的世界中，美联储创造出来的钱却不一定要待在美国，它可以去世界上的任何地方，而它自然要选择那些经济正在飞速发展的地方——那里却不是美国。资金流入了那些也许并不需要它们的地方，而不是它们本应当去的地方。但即使资金留在了美国，它也没能刺激经济。

金钱可以用来购买两种东西：一种是生产性产品，一种是固定资产（如土地）。当资金流向前者的时候，这些产品的需求增加，产出也就随之增加（除非在生产中暂时遇到了瓶颈）。但当资金流入后者的时候，只能对价格产生影响，资产价格提升但数量却没有变化。货币机构近些年来在引导资金上一直不得要领。急需资金的中小型企业没有得到分配，股市却迎来资金的洪流，这在国内使股价提高，在国际上使得资产价格上升。这样做的结果就是，大量货币政策创造的本该应用于刺激经济的资金却使得固定资产价格出现了泡沫，地价上涨就是一个有力佐证。因而哪怕资金的增多使得人们更富有，我们的国家仍没有变得更富庶，因为资产的总量没有任何变化。

固定资产价格上升（房地产泡沫）带来的虚假繁荣对真实资本——即对工厂和设备这类能让经济繁荣的实体投资不断减少。土地这个例子能让我们对之前提出的问题做出解答：真实资本总量的下降或不显著的上升（和劳动供给相关）能够解释资本回报率没有下降而平均工资没有上升的事实。尽管最终泡沫会破裂并使得价格下降，但固定资产价值的泡沫可能持续很长时间。即便固定资产的价格稍有下降，它们也一定是在很高的价位上浮动，而这很容易就会产生一个新的泡沫。这些年我们的世界事实上是从一个资产价值泡沫走向另一个资产价值泡沫，即从互联网技术泡沫到房地产泡沫。

当然即便是泡沫也会在一定时间内有好的一面——那些自我感觉富有的人们或许会在他们先前不会消费的物品上花钱，而这能够促进经济增长。但泡沫总有破裂的一天，政策制定者若是想要用一个新的泡沫来使得经济从下滑中解脱，那无疑是非常愚蠢的——这恰好是艾伦·格林斯潘自1987年上任之后一次又一次做的事情。[5]

下面我要说的是我们如何从皮凯蒂所讲的这个循环中走上正轨：我们如果能避免泡沫产生，资本的回报率最终会降低到足以使得不平等不再增长的程度。但经济体达到不平等均衡的状态时，不平等的程度或许已经比当下更为剧烈，这是我们不能容忍的。而我提出的一系列政策都具有很强的操作性，能够由各国独立实行，不需要国际援助，并且能够使达到均衡时不平等程度相对较小。这些政策不仅能帮助减少不平等，也能促进经济增长，因为它们能够把投资引向真实资本。

地租在我们经济体系中不单纯是指租金。据我观察，很多上层人群的财富都是通过财富分配和其他形式的寻租行为积累而来的。

当寻租行为增加的时候，经济体的财富似乎有所增长，即便事实上经济体的生产力是下降的。诸如垄断租金一类的租金都是可以买卖的。它们已经被“资本化”了。这些租金在股票市场会不断增值，但通过这种途径增加的财富不会让社会更富有，而只会让它更贫穷。因为垄断力量中暗含的是效率低下。从消费者向市场力量进行的再分配中不断进行。事实上，由于市场力量的扭曲，尽管账面上的财富在增长，但经济体的生产力却是不断下降的。

我们当下经济中财富的增长，很大一部分只是固定资产价格（而不是数量）的增长，譬如土地；另外一部分是垄断力量资本化带来的影响。我们经济体中的变革使得垄断力量有多种新的实践形式。在19世纪末，垄断的机会很多，几家大公司主导着钢铁等几个关键行业。但这样的主导，比如石油业和烟草业的主导，对经济体实际的进步和增长没有作用，只局限于几个市场垄断力量自身罢了。西奥多·罗斯福总统开了打破垄断的先河，他对经济力量中心化的忧虑和对政治中心化一样深刻。这是我们今天要铭记的例子。

在这之后的几年，我们在很多工业产品的市场上无法达到完全竞争市场的状态，不过我们也已经在与垄断资本主义的抗争中走了很远。[6]在20世纪末新的市场力量和网络外部性一同出现了。当人人都使用微软操作系统时，生活将更加便捷，因而微软也就此成为个人电脑系统的垄断企业。它利用这种垄断优势击败其他领域的竞争者，并最终在Word、Excel这类商务办公产品上获得优势，尽管它并不是这些产品的发明者。

1982年，美国打破了AT&T公司的电话业务垄断，将该公司一分为七。但垄断一个市场——或者至少是强大到能够控制一个市场的诱惑若是没有了政府的遏制是会永远存在的。而在这个人人都信奉不受约束的市场经济的时代，这七个公司都没有较好的表现。结果就是现在两家电信公司占据了美国2/3的市场份额。如果康卡斯特和时代华纳合并，那么电信领域一家独大的景象又将重演。

作为一名经济学家，我能理解获得市场垄断力量的驱动力。完全竞争市场是颇为无情的，任何公司都很难存活下来。标准的经济理论依旧认为完全竞争市场利润是趋于0的，这对企业家们来说可不是闹着玩的，但在竞争性不那么激烈的市场当中，公司则可以长久地获得利润。

还有很多例证可以证明，在数字财富增长的同时，经济体实际却在走下坡路。银行就是一个例子。如果我们削弱对银行的监管（就像是里根总统上台之后做的那样），银行预期的收益值就会上升，这个收益值中包括了它们能够得到的政府救市金。但这种收益值的增长是以花费纳税人的钱作为代价的。这就又一次演变为总值为负的博弈：金融行业的恶化使得经济进一步下滑。不仅如此，市场显示银行的价值不断增加，但纳税人的损失却难以从数字上体现，而且在银行又一次需要救市的时候，这些负担将要由纳税人承担。去管制化使得财富增长仅仅是金玉其外，而经济状况却败絮其中。

我们不能再把财富和资本两者混淆，它们是两种不同的概念。它们的变化是迥然不同的。如果我们还记得离心力和向心力，它们能够把我们的经济和社会撕成两半，让鸿沟变得更大，但同时也能让鸿沟消失。那么我们可以开始下一个步骤——找出我们能够施加影响的力量，增加向心力、减少离心力以缩小不平等。

事实上我们资本所得税的税率极低，这也是富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的原因之一。他们能够在离岸金融中心开设企业账户，从而使得他们的资产像是在个人退休账户里一样不受税费的限制而不断增长，毕竟他们也没有要把钱带回美国的后顾之忧。而这些都是十分容易修改的政策，而且也必定能够在长期减少不平等。所以既然如此多的财富增长以及不平等都和土地价值的上升有关，提升土地税或许能够帮助减少不平等。但由于土地供给量（相对）不变，因而这对国内的土地总量不会产生影响。

就像这些文章所指出的一样，我们今天看到的大多数不平等都不是真正的市场力量导致的，而是“伪资本主义”，或者我说的“虚假的资本主义”导致的。市场和真实市场越相似，效率和经济产出就越高。我同样提出了很多能让经济体更有效率并更平等的政策。很多社会性或经济性的政策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对如何建立一个平等的社会，我们心知肚明。

20世纪时，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主题，不平等的问题还没浮出水面，但我们的“伪资本主义”却让少数人得利，大众受害，民主也演变为金钱政治。这不得不让我们从经济和政治两个角度深思这个问题。

[1] Danielle Allen,Our Declaration:A Reading of the Declaration of Independence in Defense of Equality(New York:Liveright,2014).

[2] 这并不确切。美国的罪犯会失去投票权，这是民主制度中是很不寻常的条款。

[3] 参见托马斯·皮凯蒂作品“Income Inequality in the United States,1913-1998,”with Thomas Piketty,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 118,no.1(2003):1-39。在A.B.阿特金森和T.皮凯蒂合著的“Top Incomes over the Twentieth Century”(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中有更详细的版本。表格和数字已经于2013年9月以Excel表格形式更新至2012年版本。相关材料见http://eml.berkeley.edu/～saez/。

[4] 原著为“Complacency in a Leaderless World,”Project Syndicate,February 6,2013。

[5] 关于此问题的讨论见George Soros,The New Paradigm for Financial Markets:The Credit Crisis of 2008 and What It Means(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

[6] 参见Joan Robinson,The Economics of Imperfect Competition(London:Macmillan,1933);and Paul Sweezy,The Theory of Capitalist Development(London:D.Dobson,1946)。

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1]

若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我们已经知道美国上层社会的1%的人正在拿走美国年收入的25%。若是从财富而不是从收入的角度说，这1%的人控制着美国40%的财富，他们的生活不断地变好。25年前，这两个数字还只有12%和33%。这些人把这归功于他们自己的聪明才智，并且认为是社会的进步让他们的财富有所增长。这种说法完全是自欺欺人。在这顶层的1%的人享受着过去10年18%的收入增长的时候，中产阶级看见的只有收入的下跌。那些只拥有高中学历的人，收入下跌幅度巨大，以至于25年间减少了12%之多。近几十年或甚至更多年份的增长都流进了这1%人的腰包。从收入平等上来说，美国已经被布什总统嘲笑为老古董的欧洲甩得很远。在不平等上和我们接近的已经只有我们的老对手，寡头林立的俄罗斯和中东的伊朗。而拉丁美洲那些曾经遍布不平等的巴西等国，近年来经济稳步提升的同时，也成功地让穷人摆脱困境并缩小了收入差距。但我们却放任不平等不管不顾。

很久之前，经济学家试图证明，19世纪中叶普遍的不平等现象和美国当代社会的不平等有本质上的差别。这种证明基于一种“边际生产力理论”。简而言之，这套理论把高收入和高生产率联系在一起，将之称为促进社会进步的动力。这个理论经常被富人们引用，但它的真实性却有待证实。那些3年前让衰退上演的就是这些公司高管们，而衰退就是他们给社会和公司做出的“贡献”，而他们却吃着分红高枕无忧。从某种角度上说，公司都很难把这种分红称为“绩效奖金”，以至于他们把名字改成了“保留奖金”（即使保留下来的只有恶劣的业绩）。那些遗传学研究的学者和互联网技术的先锋所得无多，而这些发明了贻害无穷的金融产品，把世界经济拖入泥潭的人却还能拿着奖金。

有些人关注着收入不平等，但只能耸肩表示无能为力。他们认为有些人多得，有些人少得又能怎样呢？他们关注的不是蛋糕应该怎么分，而是如何能把蛋糕做大。他们的立论就是错误的。一个公民年收入不断下降的经济体，一个像美国一样的经济体，是不可能在长期有良好表现的！以下是我列举的原因。

首先，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仅是表层现象。其深层原因是不断减少的社会机会。当我们在机会分配上失去公平的时候，我们就是在最珍贵的资产——人才上没能有效地利用。其次，诸如垄断和对特殊利益群体的照顾这样的劣行会导致不平等，并损害经济运行的效率。这种新的不平等又会犯下新的劣迹从而更进一步导致效率降低。举例来说，我们最优秀的年轻人为利所诱，进入金融行业而放弃了其他能帮助建立更高效、更健康经济体的行业。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现代经济需要“集体行动”——即需要政府在基础设施、教育和科技上进行投资。不论美国还是世界其他地方，都从政府资助的互联网、公共医疗等研究中受益匪浅。但长时间以来，美国却没能在基础设施上进行足够的投资（看看我们的高速公路和桥梁，年久失修的铁路和飞机场）。基础科学研究的投资少之又少，各层次的教育上无一不急需政府投入，但迎接它们的只是又一轮的财政支出削减。

我们对此不应当感到意外，因为这就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均的时候会出现的景象。在财富上社会分化程度越高，有钱人就越不想在公共需求上进行投入。富人们不需要依赖政府修建的公园，公立大学不是他们子女的目标，他们的医疗保障和个人安全完全都能用钱安排妥当。在这个过程中，他们和大众走得越来越远，因而渐渐失去了他们本应有的同情心。他们同样担心过于强势的政府——这样的政府可能会用强权改变这种平衡，将他们的一部分财富收缴国家，并将之投资于公共物品当中。位于顶层的1%的人对这样的政府会怨声载道，但其实心中又是满心欢喜：因为再分配最终经常陷入僵局，最后政府所做的只有降低税费。

经济学家们不知道如何才能很好地解释美国日益增长的不平等。供求关系在这之中的确发挥了作用：节约劳动力的科技让人们对“优良”中产阶级和蓝领工作的需求减少。全球化创造的世界市场让美国这些工资高而又缺乏训练的工人们被海外的廉价劳动力所取代。社会变革同样对此深有影响，曾经代表1/3美国工人的公会在数量上大幅减少，以至于现在只能代表12%的工人。

但更重要的一个原因是，位于顶层的1%的人希望这种事情发生。减税政策就是最明显的例子。对资本所得（这是富人的主要收入）降低税率实际上是给富人增加了收入，让他们几乎是免费地享受国家带来的一切。垄断和近乎垄断的行为成为经济力量的源泉，从20世纪初的约翰D.洛克菲勒到20世纪末的比尔·盖茨都是如此。反垄断法从未有力地实行，在共和党统治时期尤其如此。这对顶层这1%的人来说无疑是天赐之财。今天的不平等都是由金融系统一手炮制的，他们改变人们已经接受的规则，用自己写下的规则来替换，这真是他们做得最成功的一笔投资。政府以近乎为零的利率向金融机构贷款，又在他们遇到危机时为他们救市。监管者对透明度的缺失和利益冲突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当你知道了顶层的1%的人所拥有的财富时，你一定还想看看美国在不平等的道路上到底走了多远吧。我们在起步十分落后的情况下奋勇争先，在不平等程度上跻身世界前列。而且向远处望去我们还会在这一项目上继续争先，因为我们自身还在继续强化着这一现象。财富带来权力，而权力能攫取更多的财富。在20世纪80年代发生的存贷款丑闻，今天看来简直不可理喻——银行家查尔斯·基丁在被国会委员问及他在几位要员上花的150万美元能不能帮助他获得一定影响力时，他回答道：我当然希望是这样。而在今天，最高法院通过公民联合会案，使企业用金钱购买政策的行为正式合法化，并去除了政治献金的最大金额限制。富人们和政府正式在舞台上联袂登场。事实上美国的每一位参议员和绝大多数的众议员都是那1%人口中的一员，也一直通过那1%的人的钱保住自己在办公室的位置，而如果他们为这1%的人做好工作，在他卸任的时候还能得到他们的奖励。大体上说，政府的主要经贸政策制定者也都来自那1%。当政府这家最大的药品购买商被立法禁止和制药公司讲价的时候，制药公司因而获利上万亿美元。但这已然不足为奇。国会中出现的征税单才应当令你震惊，他们早已给富人减掉大笔税款。当权力属于那1%的人时，这就是现实。

美国的不平等正在从各个方面损害我们的社会。举例来说，上层1%的人的生活方式正在被其他人极力模仿。涓滴经济学或许是假的，但涓滴行为学则千真万确。社会不平等还极大地损害了我们的外交政策。这1%的人很少服兵役，事实上志愿服兵役的政策很难吸引这1%的人家里的孩子，爱国主义对他们来说更是遥不可及。此外，最富有的这些人对于国家开战时的高税收毫不在意，因为政府从他们那借去的钱最终会把这些税收还回来。从定义上看对外政策是为了平衡国家利益和国家资源而设定的，当这1%的人毫无代价地成为掌权者的时候，平衡和节制的思想早就被抛到脑后，似乎我们的国家没有不能承担的风险，企业和商人只赚不赔。经济全球化的规则就像是为这些富人设计的一样：国家间的商业竞争被一再鼓励，而这带来的只是国家对企业税收的减少，是对环境和个人健康保护的忽视，更是对劳动者核心权益的损害，这之中就包括了劳资谈判。想象一下假如这个世界鼓励的是国际间的劳动力竞争会怎样。政府将会竞相保护国家经济安全，对普通劳动者减少税收，增加教育投入，整治环境——这都是普通工人希望得到的东西。但那1%的人却不必对此在意。

或者更准确地说，他们对此根本毫不关心。他们给社会发展带来的代价之中，最大的一个就是改变了我们的自我认知，这之中包含了公平竞争、机会平等和社区责任感。美国人一向为社会公平感到骄傲，那时我们每个人都有前进的机会，但现在的数据显示的结果却与此恰恰相反。贫困的公民，甚至是中产阶级公民想要进入美国上层的机会远远小于欧洲的一些国家。他们面对的是无数艰难险阻。这种缺乏机会且不公平的社会制度已经在中东引发了一场动荡：不断上升的食物价格和青年失业率就是这场动荡的导火索。而当美国的青年失业率达到了20%的时候（在某些地方的某些群体中这个数字还要翻一番），每6个期待一份工作的美国青年中就有1个没有工作，每7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要依赖食品券过活（同样多的人正在食物安全问题中饱受折磨），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有充足的理由相信原本应当由上层社会滴下来的露水被拦腰截断。这些情况正在造成阶级分化。上一次选举中20岁的投票者占到了21%，这个数字和失业率十分接近。

最近几周我们看到几百万人走上街头为生活在受压迫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境中抗议。突尼斯和埃及的政府被推翻，利比亚、也门和巴林同时爆发叛乱。统治这些地区的家族在空调房中神色慌张。该慌张的就应该是他们。他们只是国家人口中的一小部分——不到1%，但却控制了大部分的财富，而财富决定了权力，于是腐败成为他们的生活方式，用尽手段剥削民众成为了他们全部的想法。

当我们看着街上狂热的群众，我们应当扪心自问的是：这种情况什么时候会在美国发生呢？我们的国家是不是也开始和这些遥远的战乱中的国家日渐相似了呢？

亚历克西斯·托克维尔曾经把美国社会的精英们描述成“正确理解个人利益”的人。这句话真是一语中的。每个人都拥有狭义上的个人利益：我现在马上想要得到这个东西。但被“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不同的。它意味着关注每个人的自我利益——换句话说就是公共福利才是个人利益的终极形式。托克维尔所说的并不是圣贤之行，他恰恰是站在凡人的角度说出这番话的。这就是美国实用主义思想的标志。美国开国的功臣们明白，为他人着想不仅仅是灵魂享乐的事情，更能让生意谈成。

而现在，那1%的人拥有漂亮的大房子，接受着最好的教育，享受着优质的医疗和舒适的生活方式。但有一件事情是他们的金钱不能改变的，那就是他们和那另外99%的人同呼吸，共命运。从古至今，这都是富人们想起来时为时已晚的真理。

[1] Vanity Fair, May 2014.

百分之一的人的问题[1]

首先，我们的头脑中要时刻铭记着这样一个大前提：美国的不平等在近几十年来不断增长。我们对此都心知肚明。的确，有的右翼分子试图否认这一事实。那些严肃的政治观察家们却早已接受了这个事实。限于篇幅，我不会把所有的证据一一列出，但我可以负责任地说，那1%的上层人群和另外99%的人之间的差距非常巨大。这种差异体现在年收入上，更体现在财富总和，即积累的资本和资产数量上。想想六代以来传承沃尔玛王朝的沃尔顿家族，他们总计拥有900亿美元的财富，这与美国底层30%的人的财富总和相当。（很多底层的人们资产为零甚至为负，尤其是在房地产泡沫破裂之后。）沃伦·巴菲特直言：“在前20年阶级战争的号角已经吹响，而我所在的阶级赢得了胜利。”

尽管对于当前不断扩大的社会不平等少有讨论，但这种状况不容忽视。对这个问题的研究意义深远。你可能会听到某些人说不平等是一件好事，富人们财富增长的同时普通民众也能得利。这种说法纯属无稽之谈：当富人们变得越来越富有的时候，美国人（不仅仅是那些在底层的人）甚至很难维持他们的生活水平，更不用说和富人们一道增长了。典型的全职男性工人现在能拿到的薪水仅和30多年前一样多。

然而对于某些人，这种不平等引发的是对单纯的公平的期望：为什么少数人拥有这么多，而数量如此庞大的人群所拥有的却少得可怜呢？原因有目共睹，在这个市场主导的年代，公平本身就是一件可以买卖的商品，而对有的人来说，这种信念只是一种个人的情感罢了。

把感情因素放到一边，我们有很多理由可以解释为什么富人无论如何都应当重视不平等的现象——即便他们考虑的只是个人利益。这些人的富有不是空中楼阁，他们需要一个正常运转的社会体系来维持他们的地位。而极度不平等的社会效率低下，既不稳定又难以持续发展。历史已经证明：当不平等使得整个社会的经济都难以正常运转的时候，富人们也将为此付出惨痛的代价。

下面我来详细地介绍为什么是这样。

消费问题

当一个利益群体执掌了过多的权力时，它就会制定那些能够让自己短期得利的政策，而不是那些长期帮助社会进步的政策。这就是在美国的税收政策、监管政策和公共投资上正在发生的事情。能够引导收入和财富增加的是美国家庭消费——这也是美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

毫无疑问，在美国净收入快速增长的时期，由于累进税率，这段时间的不平等现象是在减少的，而且这段时间美国经济以最迅猛的速度不断增长。同样，当下的经济衰退就像是大萧条一样，都是由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导致的。当过多的钱集中在社会顶层的时候，美国普通民众的消费相对就减少了，或者至少消费者少了一些。当钱从底层流动至顶层时消费会减少，因为顶层人群的消费占收入的比例远小于底层的人民。

在我们的想象中，事情似乎不是这样，因为富人们的开销总是十分巨大。华尔街日报尾页上五颜六色的售楼照片总是让人眼花缭乱。但仔细计算一下你就明白了。以米特·罗姆尼这位在2010年收入2170万美元的人为例，每年他和他妻子的开销总量是很小的，但若是把这些钱分给500个人，则意味着500份年收入为43400美元的工作，你就会发现这些钱会被花得一干二净。

事实是十分明确的，当更多的钱集中在顶层人群中时，总需求就开始下滑。除非有其他因素的影响，否则这种情况下的总需求将少于总供给——而这意味着失业率增加，从而进一步减少总需求。在20世纪90年代的确有这种“其他因素”的出现，这就是互联网技术泡沫。在21世纪的前10年，这个因素是房地产泡沫。而当我们深陷衰退的时候，政府支出成为了支柱，而这正是那些位于顶层的人不想看见的。

寻租问题

在这里我要用一些经济学术语来说明问题。“租金”最初和现在都是用于形容一个人从土地中获得的收入，这种收入源于他对土地的所有权而不是他劳动或生产了什么。租金的概念和“工资”相对，举例来说，这两者之中的后者代表着对工人劳动付出的报酬。而“租金”这一概念后来被拓展，包括了垄断收入，即凭借垄断获得的收入。最终，租金的概念延展到其他形式所有权带来的收入上。比如政府给予一家公司进口某种商品的专有权，比如糖，那么这家公司所得到的额外收入就被称为配额租金。开矿和钻探权的获得也成为租金的一种形式，对特殊工商业集团实行的优惠税政策与此同理。广义上的“寻租行为”定义了很多以其他人利益为代价帮助富人的政治行为，包括政府的转让行为和补贴、降低市场竞争的法案、允许CEO获取很大一部分企业收入的法案（尽管《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要求和其他股东为此至少3年进行一次投票，才使得这种情况有所好转），以及那些允许企业以破坏环境为代价获得利润的法案。

我们经济体中寻租行为的总量虽然难以计算，但的确数额庞大。那些能够出色地完成寻租行为的个人和企业能够获得优厚的报酬。而如今专注于投机市场而非提升经济产出的金融业，就是寻租行为的大师。寻租行为超出了监管，金融业同样从付款方式的垄断中获得租金，他们设定了极高的借记卡和信用卡费用，并对那些商人收取不知名的费用，而这些费用最终会转嫁给消费者。他们从美国的穷人和中产阶级那里用掠夺性贷款汲取财富——这也是租金的一种。近几年，金融领域机构在所有企业收入中占比高达40%，这并不意味着它有多么高的社会贡献，事实与此恰恰相反，金融危机显示出金融业如何给我们的经济带来混乱。在我们这样一个以寻租为主的经济体中，私人回报和公共得利完全不成比例。

简单地说，租金就是一种从社会的一部分到寻租者的再分配行为。很多经济中的不平等都是由寻租行为导致的，因为寻租行为将财富从低层转移到了顶层人群手中。

但同时这也给经济带来了严重的后果。寻租是一种零和游戏，它并不能带来增长，人们都朝着分到更大一块蛋糕而不是做大一块蛋糕努力。但事情还不止如此，寻租行为破坏了资源配置，并让经济体更加脆弱。当寻租可以获得额外收入的时候，人们甚至不惜代价地去进行寻租行为，而这就形成了一种不平等的离心力。自然资源丰富的国家常常会为寻租行为困扰。在这些地方只要能够获得开采资源的权限，则赚钱的速度远高于生产产品或提供服务这些能够惠及人民并提升生产力的事情。而现在的我们只能自嘲：我们不是尼日利亚也不是刚果，但我们的寻租行为却和他们一样多。

公平的问题

人不是机器，他们需要在工作过程中得到激励。如果他们觉得自己受到了不公平对待，那么再想激励他们就很难了。效率——工资理论是现代劳动经济学的基本原理之一。这个理论解释了公司对待自己工人的态度（诸如给他们多少工资）是如何影响产出的。事实上这是近一个世纪前伟大的经济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歇尔提出的，这位经济学家观察到：“高工资劳动力通常工作得更有效率，而低工资的人则与他们相反。”事实上，这一看法不仅仅是一个理论，也由无数个经济学实验进行了证明。

当人们在“公平”这一问题上看法不一的时候，美国人民逐渐开始认为当前的收入不平等和不当的财富分配方式是不公平的。他们针对的不是那些改变了我们经济的富人——比如电脑发明者、生物技术的先驱之类——尽管这些人常常不是位于我们社会金字塔顶端的人。霸占塔顶的却是那些在寻租上有一套的人。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这是不公平的。

由琼·柯尔金领导的MF Global公司去年突然倒闭，留下成千上万的人为之受苦。但就华尔街近几年的状况来说，我想人们对于MF Global的高管们继续拿着高额奖金的行为应该并不吃惊。当企业CEO们宣称应当削减工资或是裁员以加强竞争力，但却在背后增加着自己的工资时，工人们有理由认为这是不公平的。这反过来影响了这些工人们的积极性，也削弱了他们对公司的忠诚度，让他们不想再在这里浪费青春。这种情绪和苏联工人对自己待遇的看法是相似的——他们都觉得自己受到了那些高高在上的领导者的剥削，而正是这种情绪使得苏联经济崩溃，并迅速解体。就像是苏联工人所说的那样：“尔与我虞，我与尔诈。”

在这样一个不平等不断扩大的社会，公平不仅仅是关于工资、收入或是财富的。公平是一种更为抽象的概念。我们会思考我是不是在社会前行的走向上有所影响？我是不是在集体的行为中获得了利益呢？如果这些问题的答案都是“不”，那么这些人低落的情绪最终会反映到经济和生活的方方面面。

对于美国人来说，公平十分重要的一方面就是机会：每个人都应当有机会实现自己的美国梦。小霍雷肖·阿尔杰的故事是很多人心中的神话，但数据却描绘出了另外一番图景：在美国，一个人想从底层进入上流社会，或者甚至是进入中产阶级的机会比欧洲或是其他发达国家低很多。那些上层的人们也知道自己在美国下滑到底层的机会远比在其他地方小得多，他们因此而悠然自得。

这种机会的缺失耗费了很多资源。在这样的状态下大多数的美国人无法发挥所长，我们把那些最为宝贵的财富——人才，浪费掉了。就在我们逐渐明白过来这个道理的时候，我们的自我意识已经被腐蚀掉了，所以我们的国家看起来像是一个公平的国家。这对我们的经济会造成严重的直接影响，同时也有很多间接影响，比如那个将国家各个部分联系起来的精神纽带土崩瓦解了。

问题在于不信任

现代政治经济学的一大问题就是为什么人们会不厌其烦地去投票。选举的备选者通常不只是一个，因而投票的花费十分巨大，美国没有任何州对不参加选举处以罚金，而且到投票点投票需要花费时间和精力，而这些时间和精力看起来似乎没有任何回报。现代政治经济学理论假设了人们都是理性的经济人。在这种基础上，人们为什么会去投票确实是个谜题。

这个问题的答案是因为我们一直被灌输一个叫作“公民美德”的概念。我们的责任促使我们去投票。但公民美德是十分脆弱的。假如我们认为政治经济系统有很大问题，人们就会从公民义务中自我解脱。当社会契约终止，政府和公民间的信任消失的时候，人民会醒悟过来并和政府解约，甚至会有更坏的事情发生。不论是今天的美国还是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很多民主国家，对政府的不信任与日俱增。

这种不信任是有人一手制造出来的。高盛公司首席执行官劳埃德·布兰科菲恩表示：工于心计的投资人从不，或至少不应当依靠信任行事。那些购买了他们银行产品的人都是有独立行为能力的成年人，他们应当意识到这些。他们应当知道高盛有办法也有动机设计出一些有可能会失败的产品，他们也应当知道高盛有手段也有理由制造信息不对称——公司比用户更了解产品，而他们使用的手段和动机都要依靠这种信息不对称。那些成为投资银行受害者的人大多数都是精明的投资者。但欺骗性的信用卡行为和掠夺性贷款让更多的美国人认为银行是不值得信任的。

经济学家总是低估信誉对经济运转的作用。如果每一个合同都需要一方拿到法庭来强制另一方实行，那么我们的经济只能原地踏步。纵观历史，经济繁荣的年代都是信用牢不可破的时候。没有了信任，那些合同上写着的复杂条款很难实现。没有了信任，每一个经济的参与者都要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不断增长的不平等正在蚕食我们的信任，它能够让任何形式的经济分崩离析。它让经济社会人人自危。每一笔交易，每一次和商人、老板和官员的谈话都让人犹疑不决。

对于政治和社会来说，信任永远是最重要的东西。在信任上我们必须达成一致。只有当我们能坐在同一条船上，或是在几条船体相近、船只相连的船上时，我们才能互相信任。但这不断增长的不平等让我们的船看起来天差地别——我们坐的是独木舟而他们坐在高级游轮上。这也是我们对于政府该如何做，有着完全不同观点的原因。

今天，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几乎蔓延到所有事情上。警察保护、路段维护、医疗保障和教育资源都有了区别对待。在高等教育不论是对个人还是国家都越发重要的时候，那些顶层的人却一边迫使大学削减预算并推动学费上涨，另一边削减了学生贷款限额。在学生贷款这件事上，他们又借机开展寻租行为：为营利性学校设计没有限制的贷款，即破产也必须还清的贷款，助学贷款就变成了顶层人对于那些想要脱离底层的人的又一种剥削方式。

“自私”的解决方式

大多数美国人对于我们社会中的不平等现象的理解是非常局限的。人们只知道有些东西出了问题，他们低估了不平等对社会危害的同时也高估了采取行动对抗不平等的成本。这些错误的看法不断地被理想化的言语强化，并且正在对我们的政治和经济政策造成严重的损害。

那些1%的人既然已经受了很好的教育，有很多智囊为他们出谋划策，又有着极为自负的商业洞察力，又怎么会在这些问题上被人误导呢？上一代的那1%显然对这些问题有着更好的理解。他们知道没有根深蒂固就没有草木繁茂，如果社会不稳定，他们自己的地位也难以维持。亨利·福特这位因睿智闻名的人清楚，他能为自己和公司所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给工人一份体面的工资。因为他希望工人们努力工作，也希望工人们能够消费自家的汽车。富兰克林D.罗斯福这位纯正的贵族，心中却知道保住美国资本主义制度的唯一方式并非通过税收制度和社会工程大散其财，而是给资本主义加上政府管制的紧箍咒。罗斯福和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尽管备受资本家厌恶，却最终成功地从资本家手中挽救了资本主义。理查德·尼克松这位手腕灵活而不拘常理的人认为社会和平和经济稳定只能通过投资来实现，而他在医疗保障、社会保障和环境治理上所做的投资无一不成果显著。他甚至提出了政府保障的最低年收入计划。

所以我能为那些1%的人给出的建议就是：下定决心，开始行动。当你们开始考虑通过增加税收，投资教育、公共事业医疗和科技等手段减少不平等的时候，这不是在让你们帮助他人，这完全出于你们纯粹的个人利益。实行这些计划的原因不是因为它们能帮助他人，而是这和你们自己的利益息息相关。

[1] Vanity Fair, May 31,2012.

缓慢增长和不平等都是政治的选择，我们还有另一个选项[1]

一个富有的国家，却有成百上千万的贫困人口。一个以机遇之地自称的国家，却不能像其他发达国家那样让孩子脱离父母的地位生活；一个相信公平的国家，富人缴的税却比穷人更少；一个孩子们为司法公正向国旗致敬的国家，却只给有钱的人提供正义。这就是美国所面临的矛盾，是明显高于其他发达国家且不断扩大的不平等造成的。

有的人不去正视这个问题也表明了这就是“嫉妒的政治”，有的人认为这是在制造阶级间的战争。但当我们理解了不平等的前因后果，我们才能明白这绝非嫉妒。不平等达到这样严重的程度，已然威胁到了经济的发展。财富阶梯顶端的人们靠剥削前行，他们利用垄断和法律的漏洞赚钱，不管企业表现如何都把大笔奖金交到CEO手上。他们用操纵市场、掠夺性和歧视性的贷款、滥用信用卡等手段牟利。那些底层的民众却饱受经济歧视、教育缺乏的痛苦，将近1/5的孩子就医困难，整个阶层看不见希望。

最近兴起的关于美国社会不平等的讨论大都集中于我们社会建立时奉行的观念，集中于我们对国家的自我认知和其他国家眼中的美国。我们以往自认为处在中产阶级社会中，每一代人都比上一代人生活得更好。中产阶级构成了我们民主制度的基石——就像托马斯·杰斐逊认为拥有一定财富的农民是美国建国之初时的基石一样。我们认为发展的最佳方式就是从中产阶级开始发展，而不是从顶层向下的垂滴。这种说法现在得到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证明，他们的研究证明更平等的国家表现得更好，即有更高的增长率和稳定性——这也是我在《不平等的代价》一书中提到过的。但由于我们对不平等的容忍，即便是我们引以为豪的美国梦也变得遥不可及。美国已经不再是充满机会的土地，这顶桂冠已经被“老古董欧洲”拿了过去。

在《华盛顿月刊》特别版中写下的这一系列文章旨在描述美国社会的不平等对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造成了怎样的影响。有几篇文章着重谈论了美国的教育。我们都知道从孩子们进入幼儿园开始，不平等已经产生了。这种不同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拉越大。富人们的孩子含着金钥匙出生，受到的教育比那些在贫困地区上学的孩子们好得多。经济上的差异已成常态。这种巨大的差别使得即便是那几所富有而善良的大学，想要推行多招收经济贫困地区的学生这样的政策也难上加难。那些穷人家的孩子既不能获得那些对就业日益重要的高等学位，也难以获得好公司的实习资格。

相似的事情在美国社会中每时每刻都在发生，比如在医疗保障方面。美国不将医疗保障视作基本人权，这在发达国家中独一无二。这就意味着如果你是一个贫困的美国人，你想要获得足够的——而不是好的医疗保障要比在其他发达国家难上很多。即便在美国平价医疗法案（ACA）出台之后，超过半数的州都拒绝执行这份法案，因此超过4000万美国人依旧在2014年年初没有医疗保险。这些令人难堪的数据都表明美国的医疗保障体系“投的钱越多（不管是在人均GDP占比上还是国民生产总值占比上），出的活越差”。举个例子：澳大利亚的人均医疗保障支出只有美国的2/3，而他们的国民健康水准却更高，单就平均寿命而言就比美国高出了3年之多。

我们的医疗保障数据之所以如此之差，是因为我们社会顶层和底层之间存在着巨大的不平等。垄断带来的利益装进了制药公司、医疗设备公司和保险商的口袋里。高度集中的供应商拉高价格的同时也使得不平等加剧。穷人们难以接受定期体检，也很少有机会使用预防药物，这让人口健康水平下降，而医疗费用却大大上升。新出台的《国民平等医疗法案》在这两点上都有帮助。医疗保险交易是为了提升市场竞争而设立的。整个法案是为了帮助穷人更好地获得医疗服务的。医疗数据显示这份法案行之有效。至于这份法案给政府带来的成本，广为流传的奥巴马医保法案将使得健康保险价格大幅上升的说法已经被证实是错误的。而医疗保险的价格在过去的7年维持在相对稳定的水平。这再次表明奥巴马政府的公平没有用牺牲效率为代价。医疗法案实行的第一年，其覆盖率就大大提升——实行法案的州的数量就比不实行法案的州多得多。但ACA毕竟只是妥协的成果，这份法案之中并未包括牙病医疗和长期医疗保险。

医疗保障中的不平等一直在我们身边，甚至我们还没出生这种不平等就已经出现了。贫困人口更易暴露在危险的环境中，而贫困人家的母亲又很难得到良好的产前照顾。这样的结果就是，我们的婴儿出生时体重相比其他发达国家更轻（这主要是与贫困家庭的生活情况相关），而且我们的婴儿死亡率甚至已经和某些发展中国家相差无几。20%的美国贫困儿童难以获得医疗保障，同时也难以获得充足的营养，这让他们更难在学校获得好成绩。便宜的食物中常常含有不健康的碳水化合物，穷人家的孩子因而更容易面临儿童肥胖和糖尿病等问题。这种不平等将伴随他们一生，他们的平均寿命也相对更短。

你可能认为如果我们能给所有人免费医疗，免费的大学教育就好了。想要达到这样的目标，我们的面前还有千难万险，要付出无数的艰辛。我们的国家已然赤字累累，而建立更公平的社会只能让它雪上加霜。美国毕竟还要在维护世界和平和安全上花一大笔钱呢！

但那些安全支出的意义又在哪里呢？哪有什么意义！

美国的真实实力源于我们的“软实力”而非军事实力。但日渐增长的不平等使我们在世界中的力量日渐下降。一个机会不平等、家庭经济收入的中值（计算了通货膨胀的影响）比25年前还低的国家能够成为其他国家效仿的典范吗？我们就算有1%的人能够生活富足又有什么用呢？

不仅如此，我们除了医疗保障之外还有更多的事情要做。在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能够为所有人提供医疗保险、免费的大学教育、优良的公共交通，他们在这些事上样样出色。我们在经济状况上，以人均收入和增长率计算至少大致相当，却交不出这么好的答卷。甚至那些比美国贫困很多的国家（比如非洲以东，印度洋上的岛国毛里求斯）也能给所有公民以免费的大学教育和医疗保障。一个国家必须在这种问题上做出选择，而这些国家的选择和我们不同，他们在军费上减少了开支，在监狱建设与维护上减少了开支，他们选择提高税收，扩大公共福利。

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分配制度上的问题，这和我们花了多少钱无关，而和我们在谁身上花钱相关。如果我们把税收系统中“税收支出”一项计算在内，我们在富人们的房子上所花的钱比想象中多得多。一栋大别墅的可扣除利息每年约为25000美元。而相比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在富人家的孩子们就读的学校上投入的资金比在穷人就读的学校中多得多。这就是美国以税费为基础划分学区并进行投资带来的后果。有趣的是，依据某些计算成果，我们全部的赤字和运转不良、缺乏公平的医疗保障系统带来的损失大致相当，那么假使我们改善了医疗保障系统，像欧洲国家提供的低成本、高平等的医疗保障系统那样，那么我们就能有效地减少政府赤字了。

或者从这个角度想：如果我们给穷人更多的机会，为他们提供更好的教育和能够获得更多体面收入的职业的经济系统，那么我们或许就不需要在监狱上花费那么多钱了。某些州在监狱上花的钱比投资大学的数目还大得多。当穷人们也能更好地获得就业机会时，我们的经济体产出就会增长；如果我们有更好的公共交通系统，我们的工薪阶层就能每天通勤上班，这样我们就能有更多的人工作交税；如果我们像斯堪的纳维亚半岛上的国家一样为孩子提供更好的保障，为工人提供帮助他们改变职业的劳动力市场政策，我们就能有更高的就业率，而这些都能提高经济增长率，也就能带来更多的税收，这些税收最终能够用来投资于民众。

这就是我想说的最后一点：我们可以实行一个更公平的税收系统，收缴更多的税费以提升社会公平，促进经济增长。改善税收系统还能帮助我们改善经济和社会中的问题。（2014年我在罗斯福研究院白皮书中最主要的观点就以“改革税制以提升经济发展与社会公平”为题。）比如我们对资产性收入和劳动所得按同样的比例的征税，我们在10年中就能增加20000亿美元的税款。我们国家税收制度的问题已经不能单纯用“漏洞”而要用“缺陷”来形容了。改善我们的缺陷能够让富人们再难说出他们的税率只是收入较少的人税率的一半这样的鬼话，他们也不能在开曼群岛这样安全的地方存放他们的金子了。我们当然无法相信这些小岛屿上的人能比华尔街的金融巨头们更好地管理财富，但似乎金子在那些海滩的阳光下能长成摇钱树呢！

由于顶层的1%的人把25%的国民收入放在他们的口袋里，只要我们把对他们的税率稍稍上调，大笔的金钱就流入了国库。而由于这些钱本就是他们通过剥削（或者像经济学家们惯称的“寻租行为”，即在国家经济中分到更大的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的行为）得来的，那么对他们的高税收似乎也不会对国家经济状况产生什么恶劣影响。

第二个要改变的就是我们的企业税率。如果我们让企业付出他们应付的税费，把已有的漏洞堵上，我们就能获得成百上千万美元。如果设计得当，我们甚至能为美国创造出更多的就业岗位和投资。美国的企业在名义上承担着发达国家中较高的税费，但事实却不是这样。我们的企业税收仅占全球企业税收总额的13%，我们的企业付出的真实税收以利润的百分比计算并没有比其他发达国家高。苹果、谷歌和通用电气等以创新闻名的企业能制造出全球艳羡的产品，但它们在缴税上的“创新”也让它们避开了很多应当上缴的税款。这些公司和其他美国公司一样，在美国政府的帮助下依托互联网生产创新产品。它们雇用第一流大学培养的人才，它们甚至还在要求政府向它们的贸易伙伴要求更好的贸易待遇。

这些企业自称若是税率再低一点，它们绝不会涉足这种卑劣的避税手段。但对这样的问题我们还有更好的解决办法，美国各州的政府发现，让企业依据其在美国经济活动中的表现、销售额、生产额和研发活动费用对其进行收税是可行的。同时可以实行的是对那些在本土投资的公司给予税费减免，而那些没有在本土投资的公司则无法享受这种优惠。这样我们就能增加投资、促进就业——这正是我们所急需的。但美国事实上却在用税收政策把这些美国公司的生产部门赶到国外去。（即便美国的税率不那么高，也还是有像爱尔兰那样的避税天堂，它们大幅降低税收以吸引国际公司落户成为其税收来源。）这样的改革能够让企业的反常行为停下来，不再为了避税而把税收主体的公司设立在其他地方。这样一来，它们税收主体设立在哪里对他们上缴税额影响甚微，而它们在哪里开展商业活动才是裁定税收的标准。

开发新的税源能够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受益。收税的两个基本原则中，一是对坏的东西征税比对好的东西征税来得好，二是对经济学家称为“非弹性供给”——对那些生产和销售的数量不会因税费产生影响的产品收税。如果我们对包括碳排放这类的各种形式的污染进行收税，我们既能增加税收，又能整治环境污染。相似的是，为金融业精心设计的税制不仅仅能增加很大一笔税费，还能让这些银行降低对经济体带来的污染——就像次级贷款给全球经济带来的风险一样。

总计7000万美元的银行救市计划和银行的无能给经济体和社会带来的损害相比简直是九牛一毛，我们的GDP损失了上万亿美元，数百万美国人失去了房子和工作。而金融业却少有人为此承担责任。

如果我们要求银行为它们对他人造成的损失赔付哪怕一小部分，我们都能有更多的资金来处理它们掠夺性和歧视性贷款造成的损失，这些损失中包括把金字塔底层人们的钱送到了顶层人们的腰包里。而假使对华尔街的金融交易税中添加投机活动税，那么我们就能为获取税收并减少投机活动（并促进经济稳定）而且可以优化稀缺资源的配置，这其中最重要的稀缺资源就是美国优秀的人才。

同样，对土地、原油和矿物课税，强制那些在属于人民的公共土地上开采资源的人为资源付费，我们也能有更多的钱用于教育、技术和基础设施这类的公共投资，而且不必担心土地、原油和矿物在数量上有任何减少。（即便税收增加，这些资源也不能长出脚离开国家，更不会罢工）而这带来的结果是更多的长期投资，不断增长的经济产出和不断前进的经济体。如果这些钱都用在了对的地方上，我们就能把国家的发展成果分享给每一个国民。我们当下面临的问题不是我们有没有钱改变不平等，而是我们能不能承担得起不行动的后果。我们在这里辩论不单是为了消除不平等，更是为了重现那久违的美国梦！

[1] Washington Monthly, December 2014.

不平等蔓延全球[1]

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上的风头已经没有经济危机前那么耀目了。至少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这些世界金融和工业的巨头们还能吹嘘全球化、技术进步和金融自由化的成果，在他们看来这将世界经济带入了无限增长的新时代。的确所有人能从中受益，但前提是他们执行了正确的政策。

虽然他们已经风光不再，但达沃斯论坛还是一个可以获知全球信息的平台。

我还忘了说，发展中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不再用以往的眼光看待发达国家了。但论坛中只有一位发展中国家煤矿公司的老板抓住了事情的要旨。当一位发展问题专家提到不公正的贸易协定和未实现的物资援助使得发达国家的道德形象蒙羞时，这位老板反驳道：“西方发达国家从未有过什么道德。”殖民主义、奴隶制让非洲分裂成一个个小国，即便西方长时间的资源掠夺已成旧事，但那些受到剥削的人却还生活在苦难之中。

如果说有一个话题能让所有与会的领导者们都抬起头来，那这个问题就是经济不平等。一年前这个话题还显得如此突兀：现在没有人再提起涓滴经济学，也很少有人再认为私人所得和社会贡献能够相提并论了。

当人们意识到美国不再是它长久以来宣称的机遇之地时，不论是美国还是其他国家都感到十分不安。全球范围内的机会不平等甚至比美国国内的状况还要严重。当一个非洲人以几百美元出卖了自己的人力资本，而富有的美国人却从他们的父母和社会中得到500万美元的礼物时，没有人还会说世界是“平的”。

会议的高潮是克里斯汀·拉加德的演讲，这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常务董事强调了她任职的机构中发生的巨大变化：组织的高管们开始关注妇女权益，把重点放在了不平等和不稳定上，并认识到劳资谈判和最低工资能够在减少不平等上发挥很大的作用。但不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希腊和其他地方的项目才能反映出这些事实啊。

美联社发表了一篇关于科技和失业率的文章：在现代科技用机器人和其他机器替代人力做了所有能够程序化的工作之后，国家（尤其是发展中国家）能再为民众创造出好的工作吗？

总的来说，欧美国家的私有企业在21世纪初就已经难以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了。即便是在中国和世界其他地方，制造业蓬勃发展，生产力不断进步（这常常是减少就业机会的过程）也都让这些国家经济的进步。而这最终危害的是国家的年轻一代，他们的生活将被不断增长的失业率伤害。

但达沃斯论坛中的大部分人却忽视了这些问题而为欧元的存留而庆祝。论坛的主基调是自我满足，或是乐观的。“德拉吉讲话”认为欧洲中央银行在大量货币支撑下会不惜一切代价挽救欧元和危机国家，这个观点似乎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十分奏效。市场暂时的平静为那些宣称需要恢复市场信心的人提供了支持。人们都希望德拉吉的承诺是一剂免费的提振市场信心的良药，因为这样人们就无须验证他说的话了。

批评家们反复指出尚未解决的基本矛盾，即欧元如果在长期能够存留下来，欧洲就将成为一个财政和银行业联合的实体，而这将导致欧洲人普遍反对的政治一体化。但在会议中谈到的大多数话题反映出的普遍问题是人们难以团结一致。在被一位同伴问及有些西班牙人正在垃圾箱里翻东西吃时，那位来自北欧国家的政府高官甚至连自己的叉子都没有放下。这位高官一边吃着牛排一边回答：他们早就应当改革了。

在达沃斯论坛强调世界经济将要如何分裂的时候，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增速发展预测出炉了：其中显示发达国家今年的GDP增速约为1.4%，而发展中国家的GDP增速依旧保持在5.5%左右的强劲势头。

当西方国家领导人谈到经济增长和就业率的问题时，他们并没有对此给出具体的政策支持。在欧洲，人们依旧强调紧缩，并为截至目前所取得的进步而欢呼，也反复提醒自己要在那些已经使欧洲陷入衰退，让英国经历第三次经济下滑的政策上保持信心。

或许最乐观的声音来自那些新兴市场：全球化的风险强化了互相依赖的趋势，经济政策毫无成效的美国和欧洲能够把发展中国家一同卷进来。而那些成功的新兴市场却已经对此有足够的应对策略，它们能够在西方陷入危机的时候继续保持增长。

当美国由于共和党人的幼稚而在政治上停滞不前时，欧洲专注于维持失败的欧元计划，达沃斯论坛上出现最多的抱怨就是全球经济失去了领导者。在过去的25年间我们从两极格局转变到了美国单极的世界，而现在又变成没有领导的多极世界。当我们讨论G7、G8、G20这些全球峰会的时候，实际上讨论的是G0。我们将不得不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蹒跚学步，学习如何在这个全新的世界中生存。

[1] Priject Syndicate, February 6,2013.

不平等是政治的选择题[1]

现如今我们知道，富有国家中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尤其是美国的不平等，在近几十年来日渐增大，而且在大衰退之后更显恶化。但在世界的其他地方呢？在中国和印度把数百万人拉到贫困线上之后，国家的不平等是增大了还是减小了？在贫困和中等收入的国家中，不平等的状况是有所减小还是变得更严重呢？我们的前方是光芒闪耀的公平世界还是充满了黯淡的不公呢？

这都是些很复杂的问题，而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布兰科·米拉诺维奇和其他的学者一起做出了一份最新的报告，这份报告给了我们一些答案。

自18世纪起，工业革命就为欧洲和北美带来了源源不断的财富。当然，在这个时候这些国家的贫富差距是十分巨大的。想一想19世纪20年代英国利物浦和曼彻斯特的纺织工厂以及19世纪90年代的曼哈顿下东区和芝加哥南部你就能大致知道了。但富人和其他人之间的差距作为一个全球现象来说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变得越发巨大。直到今天，国家间的差距已经比任何一个国家内部不平等的差距还要巨大很多了。

但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经济全球化不断加速，国家间的差距开始减小。1988～2008年的20年“或许见证了工业革命以来国家间不平等的第一次下滑”。米拉诺维奇先生出生于南斯拉夫[2]，写作了《得与失：全球不平等的简短与特殊的历史》一书，并于2012年11月发表。当很多地区——如亚洲和西方发达的经济体之间的差距显著缩小的时候，这种差距依然很大。以国家为基础测量的全球平均收入已经在前几十年越发上涨。但总体的不平等，即细化到每个人的不平等却鲜有改变。（基尼系数是一种衡量不平等状况的标准，在2002～2008年仅提高了1.4%。）

所以在亚洲、中东、拉丁美洲对西方世界奋起直追的时候，所有的穷人却都被抛在了后面，即便是让生活水平提升惠及大众的国家也不能免除这种现象。

米拉诺维奇先生发现，1998～2008年，那些位于世界前1%的人们收入增加了60%，而那些最底层的5%的人的收入没有任何变化。在近几十年收入中值显著增长的时候，不平等的状况已经很严重。8%的人口拿着全球50%的收入，而顶层1%的人就独占了15%。包含发达国家金融人才和企业高管的精英群体以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巴西的“新兴中产阶级”在内的人群收入增长最快。是谁被甩在后面了呢？这之中包括非洲、拉丁美洲的一部分，社会主义东欧国家和苏联[3]。这些都是米拉诺维奇先生研究发现的。

由于美国为世界其他国家打下了一个样板，而且在不同方面美国都“领先世界”，因而假使其他国家跟着美国的步调走，那么它们的未来也并不明朗。

另一方面，美国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似乎是席卷西方世界的浪潮。一份经济发展合作组织的报告指出收入不平等自20世纪70年代末和80年代初在美国和英国（以及以色列）兴起。这股浪潮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不断扩大。在最近的10年里，收入不平等让德国、瑞典、丹麦等老牌的资本主义国家无一幸免。除了法国、日本和西班牙这几个例外，其他发达国家前10%的人在收入上把后10%的人甩了十万八千里。

但这种趋势却不是全球性的，也不是不可避免的。在这几年中，智利、墨西哥、希腊、土耳其和匈牙利这几个国家就极大地减少（有几个国家不平等程度相当之高）了收入不平等，这意味着不平等只是政治的产物而非宏观经济的选择。不平等不是全球化不可避免的副产品，劳动力、资本、商品、服务和技术的自由流动改变了老板只喜爱熟练且受过教育的雇员的形势。

在发达国家中，美国在收入和机会分配上与其他国家大相径庭。我们的宏观经济表现同样糟糕。国民生产总值在过去的40年间增长了4倍，在过去的25年间几乎翻了一番。但历史我们已经熟稔于心，这些发展的成果都流进了顶层人们的腰包，并且终点现在越来越高。

去年，美国前1%的人拿走了全国人收入的22%，而那顶层0.1%的人拿走了11%。自2009年来95%的收入增长全都是来自那1%的人。近期公布的数据显示美国的收入中值25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变动。普通的美国人相比于45年前的美国人收入下降（在计算了通货膨胀后）；高中学历的人比40年前的这类人收入少了40%。

美国的不平等在30年前开始加速，和这一起改变的是富人们不断减少的税收和金融业不断放宽的管制。这可不是巧合。在我们减少了对基础设施、教育、医疗保障系统和社会安全保护的投资时，这种情况更加恶化。不断增长的不平等甚至在日复一日地通过腐蚀政治系统和民主制度来巩固这种不平等。

欧洲看起来正要步美国的后尘。从英国到德国的紧缩政策正在使得失业率增高、工资降低，不平等程度增大。像连任的德国总理安吉拉·默克尔、欧洲央行主席马里奥·德拉吉都认为欧洲的问题是增多的福利开支导致的。但这种思维方式只是把欧洲带入了衰退（甚至萧条）。我们看见的或许是表面上官方宣称的衰退终结，但实际上欧盟还有2700万失业者。在大西洋两岸，支持紧缩的人坚定地前行，他们认为这些都是通向繁荣的苦口良药，但是最后达到的繁荣又是谁呢？

过度的金融化同样能够解释为什么不平等不断增加——这也是为什么英国成为发达国家中仅次于美国的第二不平等的国家。在很多国家，企业管理的失败和社会凝聚力的缺失使得管理人员和普通工人工资差距越来越大——当然还没有达到美国大公司那500∶1的程度（由国际劳工组织估算得出），但增长却从未停止。（日本限制管理人员工资，这是一个例外）。美国人不通过经济增长而通过让自己在蛋糕中分到更大的份额来谋求财富——我们在寻租上的发明创新已经被全球各地的人采用了。

不对称的全球化还在让全球各地的人们为之付出代价。流动资本要求工人在工资上做出让步，要求当地政府提供减税政策。这就像是争着向底层奔跑的赛跑。工人们的工资和工作环境都不断受到威胁。诸如苹果这样的创新公司，所有的工作都要依靠科技和技术的优势进行，这些技术都是由政府支持研发的，但苹果公司依旧是逃税的一把好手。它们只知索取而不知回报。

不平等和贫困对儿童的影响尤其让我们在道德上难堪。那些右翼分子恬不知耻地认为贫困只是懒惰和疏于选择的后果，但孩子们却不能选择他们的父母啊。在美国，几乎有1/4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在西班牙和希腊这个数字是1/6，而在澳大利亚、英国和加拿大，这个数字还不到1/10。这些现实都不是不可避免的。有的国家选择建立更加公平的经济制度：韩国在半个世纪之前只有10%的人能够拿到大学学位，而今却是世界上大学教育普及率最高的国家。

看看这些现实，我们正在走向一个不仅在得和失上分成两半的世界。有的国家不仅差距很大，而且对此不以为意。有的国家努力把繁荣与国民共享，这才是最长久的发展方式。那些放任不平等增长的国家，富人们的地盘和穷人们的截然不同，双方的生活和对方毫无关系。我曾亲眼见过那些走上这条路的国家，那不是我们想要生活的地方，不管是华丽的皇宫还是鄙陋的棚屋。

[1] New York Times, October 13,2013.

[2] 2003年取消“南斯拉夫”这一名称。

[3] 1989年前后东欧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制度发生根本性改变。1991年苏联解体。

21世纪的民主制度[1]

在美国和其他发达国家收到托马斯·皮凯蒂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之后，对于不平等的关注与日俱增。他的这本书进一步证明了最上层的人在收入和财富的蛋糕中占比越来越大。

不仅如此，皮凯蒂的新书还为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30年提出了新的研究视角。他把这段时间看作历史的异象，而让我们走向这段异象的就是灾难事件之后空前的社会团结。在这段经济迅猛增长的时期，繁荣的果实被分发到了每个人手中，每一个社会团体都在稳步前进，而那些底层的人收入增长甚至比顶层的人们更快。

皮凯蒂同样对罗纳德·里根总统和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20世纪80年代的“改革”提出了新的看法，这些“改革”只是让人们认为这是能让所有人获利的社会进步。这两个人的改革带来的是缓慢的经济增长和动荡的世界秩序，而这正是只有顶层的人们受益的改革。

皮凯蒂的书同样探讨了经济学关注的基本问题和资本主义的未来。他记录了财富/产出比的巨大增长。在标准经济理论中，这种增长只能伴随着资本回报率的下滑和工资的增长。但现在资本回报率并没有下降，工资也没能像我们期待的那样上涨。（比如美国的基本工资在过去的40年间几乎陷入停滞。）

对于这种现象最为明显的解释就是我们测量到的财富增长并不能代表生产性资本的增长，而他的数据和这个解释也十分吻合。财富的增长大都源于房地产价值的增长。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前，房地产泡沫在很多国家都十分显著；即便是现在，这种状况也没有得到“修正”。这种价值的上升代表了富人们对于好地段的商品（如沙滩边的房子或是纽约第五大道边的公寓）争夺得更为激烈。

在某些时候，我们能看到的金融性财产的增长只是代表了那些难以量化的财产转化为可用度量财产的过程，这种转变实际上意味着总体经济状况的恶化。如果垄断力量增强了，或者公司（如银行）有更好的办法从普通消费者身上获利了，那么当这种收益被资本化的时候，就演变成了金融性财产的增长。

但这种事情发生的时候，即便财富的数字增加了，社会的福利程度和经济体运行的效率实际上是下降了的。我们只是没有把人力资本（即工人们的福利）的减少算入其中而已。

不仅如此，假如银行成功地对政府施加影响力，将自己的损失分摊到全社会而保留着越来越多的非法所得，那么对金融业来说财富总额同样是增加了的。但是我们却无法测算与之相对的纳税人财富减少的总额。在这种情况下，如果企业成功地让政府加价购买他们的产品（就像大的药品生产公司做的那样），或是获得了低于市场价的公共资源授权（就像矿业公司做的那样），那么报告中现实的金融性资产同样增多了，但是普通民众的财富却相应减少了。

我们观察到了财富增长下，工资的停滞不前和社会不平等的不断增加，这不是正常市场经济作用下的情况，而是我称为“伪资本主义”的东西。问题并不出现在市场运行的方式上，而是我们的政治体制无法保证市场的竞争性，并一手设计了使得市场陷入不当竞争的规则，而在这种环境下，企业和富人们就能肆无忌惮地（而他们正是这样做的）剥削其他人。

市场本身当然不是凭空存在的。它也有它的游戏规则，这些规则大都是通过政治进程不断建立的。在美国这样的国家，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必定导致政治不平等；而那些依照美国模式发展的国家随之也必定会重蹈美国的覆辙。在这样的系统下，经济发展的机会也变得不平等了，这会进一步使得社会流动性有所降低。

因此，皮凯蒂预测即将出现更高程度不平等的理论基础并非传统经济学定律。但哪怕有一点小的改革措施出现，比如增加资本所得税和财产继承税、增加教育投资、强力实行反垄断法、针对管理层人员的收入进行企业管理制度改革和加大限制银行剥削的监管力度都能够减少不平等，显著增加机会的平等。

如果我们能够正确地设定游戏规则，我们甚至能够重回20世纪中叶那段经济飞速发展、全民获利的中产阶级社会。我们面对的主要问题不是21世纪的资本主义，而是21世纪的民主制度。

[1] Project Syndicate, September 1,2014.

虚假的资本主义[1]

美国人最终开始正视社会中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最近几年，这种意识已经在几个意外来源的帮助下不断觉醒，这之中包括法国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他的《21世纪资本论》是当年的畅销书。皮凯蒂搜集了过去40年间关于不平等不断增长的大量证据和这段时间富人们继承的财产数量。皮凯蒂对于问题的严重性认识十分清晰，但对于问题产生的原因却不甚明了，更不用说问题的解决方式了。如果美国人以他的书为模板发展，我们将丧失解决不平等问题的最佳时机。

皮凯蒂认为不平等是资本主义的自然产物。从他的观点看来，美国20世纪中叶中产阶级社会的迅猛增长和人民共享的繁荣不过是历史的异象，而我们现在的时代和所谓的“镀金时代”才是正常发展的结果。但美国现在实行的制度最恰当的名称是“伪资本主义”，而这种制度的目的就是制造不平等。这在金融危机过程中表现得十分清楚。整个社会在均摊损失而银行家们却能将利润私有化，政府慷慨地将钱送给制造危机的人却不去帮助失去了房子和工作的人们。

当然，没有什么是纯粹的资本主义制度。我们总是在实行一种混合的经济制度。政府负责在教育、科技和基础设施上投资。而美国经济中最具创新性也最成功的行业（如高科技和生物科技）都是由政府提供科技支持的。一个运转良好的经济需要公共部门和私有部门密切合作，而重要的公共投资和社会保障系统的运转都有成本，这些都需要税收来支持。

一个设计良好的税收系统能做的事情不仅仅是为政府筹钱。它可以提升经济效率，降低不平等。我们现行的税收系统做的事情却恰恰相反。皮凯蒂认为可以通过税收解决不平等，他提出全球财产税，而这在政治上是不太可能实现的，更不用说它能有什么好处了。其实即便是在不平等程度最高的美国也有办法独立解决这个问题。通过改革国家税收制度，我们既能筹到足够的钱，又能提升经济运行的效率，并解决某些社会问题——这不仅包括社会不平等，还包括失业和环境恶化。

评价一种税收制度首先是评价它在收入分配上的影响。我们应当遵循三个大的原则。首先，对坏的东西征税好过对好的东西征税，应当对污染和投机活动征税而不是对工作收入和储蓄征税。第二，对土地、原油和自然资源收税，即便税收增加这类东西也不会消失（经济学家口中的非弹性供给）。这两个原则反映了第三条同时也是更为抽象的准则，即激励很重要。税收应当鼓励那些能够带来广泛效益的东西，并遏制那些对社会损害巨大的东西。遵循这三条原则进行的税制改革能够增强社会的平等。

首先，企业税收制度应当以鼓励公司在美国投资并创造就业为目的，进行本土投资的企业应当得到税费减免而不这样做的企业要面临更高的税率。对跨国公司的全球收入收税可能会掉进所谓的“苹果-谷歌”陷阱。全球化让这些公司能够宣称它们的收入并非基于美国的研究成果，也没有利用美国的消费者市场，而是依托那些从低税费国家雇用来的人完成，比如爱尔兰。而假如我们依据本地的产量和销量对它们进行征税，我们就能够获得一大笔可以用来创造就业岗位并刺激经济发展的税款。

除此之外，还应当对金融业设定一系列特殊的税费标准。国家在经济危机中遭受的种种困难足以让他们用更多的税款来弥补过错。设计完善的金融业税收能够使得该领域在产出和效率上不断提升，也能引导他们做应该做的事情。

当皮凯蒂告诉我们资本主义市场天然创造不平等的时候，我心中却认为我们的问题不在于此，而在于我们的市场不是一个完全竞争性市场。我们从基础的经济学课程中就能学到，竞争性市场能够提升效率，促进创新并使得利润下降。财富之所以能在几个巨富手中越积越多，就是因为我们的没有一个真正的竞争性市场。那些成功的“企业家”找到了建立竞争壁垒的方式，在这堵高墙后面他们能够赚取高额利润。无怪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比尔·盖茨的微软公司在欧洲、美国和亚洲都卷入了反垄断纷争。而世界第二富有的人，卡洛斯·斯利姆也利用了墨西哥的私有化进程，在墨西哥的电信领域实行垄断，把价格抬升至竞争性市场中的几倍之高。

谈及我们没能让市场变成竞争性市场，我们就应当对垄断所得征税。这种垄断所得就是经济学家口中的租金。就像对土地的税收不会导致土地减少一样，其他形式的资源也不会随着税收增加而减少。而像油气和矿产资源公司并不实际上拥有这些自然资源，他们只是在公共拥有的土地上采集这些资源，但他们付出的价格却只是采集出来的矿藏价值的一小部分。对此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公正高效的税收。这能够保证公共资产的损失得到应有的补偿。当上述问题出现时，我们就应当从他们的最终利润中征收税费以弥补失去的那部分价值。

把目光从企业挪到个人税收上，我们必须设立一个公平的收入税以保证那些为了谋生而工作的人比那些通过继承遗产享受美食或是管理私募基金的人交税的比例更少。当大多数美国人认为富人应当把收入更大的一部分上缴为税费的时候，我们的税收体系却和这个原则背道而驰。那些最富有的人所缴的税在他们上报收入中所占的比例反而比穷人们更小。

很多我们通常讨论的个人税收改革方案都围绕着削减中产阶级利益进行，大都是以抵押贷款利息削减和对雇主提供的医疗保险为对象征税。这样的条款实际上减少了税基，并使得经济运行的效率低下。所以我们有必要小心翼翼地消除这种税收。在实际操作中，抵押贷款的利息减免为富有的房屋所有者带来的好处远比中产阶级家庭多。事实上根据估算，政府通过税收制度为富人提供的优惠远比为穷人提供的多。这种减免措施鼓励了过度的房屋消费和过度借款。（想想银行的政治影响力我们也就毫不吃惊了）。但我们的房地产行业仍在泡沫破裂之后苦苦挣扎，而无数美国人却失去了他们很大一部分财产。取消对贷款利息的补贴无疑会让问题更难解决，对于这种利息减免的废除应当是渐进的，而我们应当首先使用一部分存款来鼓励房屋购买上的平等，比如为首次购房者提供额外的优惠。

中产阶级的收入在考虑了通货膨胀调整后在近几十年来几乎没有任何增长，在知道他们生活不易之后，对于利息减免制度的改革就不应当被视为提升税收的方式了。相反，政府得到的税收应当通过减少边际收入税率返还给中产阶级。有些人认为单纯从富人身上收税不能有效地减少赤字，他们的钱还没有多到那种程度。这种说法在过去是对的，但现在不对了。不断增长的不平等使得我们能从这些人身上获得巨额税费，而影响范围仅仅只涉及那些最上层的人们。

对碳排放收费是我们能够收到大量税费的另一种方法，同时我们还能借此提振经济。经济学中最基本的原则之一就是企业应当为生产过程对公共资源带来的成本付费，这就是通过费用的形式引导经济用更高的效率发展。当我们的产品得到补贴的时候，市场的平衡就受到了损坏。环境是我们最为稀缺的资源之一，那些在生产过程中破坏环境的行为实际上造成了大量的成本。强制高碳排放的企业为这些成本付费能够让经济运行得更有效率，同时也能增加政府税收。

总的来说，这些提议都能够减少不平等，让经济像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年一样突飞猛进。那正是美国成为长久以来向往的中产阶级社会的时候，我们的经济增长迅速，成果由人民共享，底层人群收入增长得比顶层的人还快。这段时间在皮凯蒂眼中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历史的反常时期，但想让经济回到那些年的状态并不意味着消除资本主义，我们需要的只是消除现代市场中那些伪资本主义的成分。与其说这是一个经济问题，不如说这是政治问题。我们不必在资本主义和公平之中做出选择，我们是可以同时拥有这些的。

[1] Harper’s Magazine, September2014.

第2章　个人回想

本章是关于我回首少年时光的内容。第一篇写于1963年8月28日的“为了工作和自由向华盛顿进军”运动的50周年纪念日。在华盛顿商城前马丁·路德·金发表了他流芳百世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我有幸在现场聆听。当然这不仅仅是运气的成分，我切身参与了为种族平等的斗争。歧视是我们政治体制上的伤疤，在我长大的过程中，我亲眼看到了身边的人是如何被歧视摧毁了身心的。这种歧视和美国奉行的原则毫无关联，甚至在美国建国之前这个毒瘤就已经存在了。

在这之后，我（和其他一些经济学家们）一道发问，歧视能在市场经济中存留下来吗？这个答案当然是肯定的——不然又能怎么样呢，歧视已经在世界各地的市场经济中存留许久了。而今很多经济学家试图反驳这一观点，在《马丁·路德·金博士如何引导我的经济学研究方向》一文中，我对这种现象有所提及，这种现象（就像是很多说明危机不会产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一样）正是经济学模型和社会现实差距的缩影。[1]

作为对比，我在阅读了托马斯·皮凯蒂的《21世纪资本论》后写下了《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一文回忆我的少年时光。皮凯蒂将我长大的这段时光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这是资本主义还没有面临不平等的时候。但是我的记忆和他的描述却截然不同。在我长大的年代，美国肮脏不堪、工厂林立，社会中存在的是高度的歧视、不平等、罢工和不断的失业。这在我眼里哪里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

肯尼迪总统说“潮涨诸船升”，在他在任的20世纪60年代这的确是现实，[2]但半个世纪后的光景却大为不同。

让我最感到失望的是奥巴马政府对经济危机的回应，他们似乎还是想依赖涓滴经济学将大笔的钱扔给银行，然后让经济自然恢复。但我却希望见到相反的手段：把钱直接交给数以百万在危机中失去房屋的房屋所有者们。这甚至还能帮助银行，因为房地产市场的复苏能够给整个经济带来积极效应，抵押贷款违约率降低，经济整体形势会转暖。

《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同样写于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的新书《压力测试》出版之后的不久。在这本书中，前财政部长自豪地为他和他们在危机时期制定的政策辩护，而在我看来他的策略并不成功。他们担心的是帮助那些房屋所有者们对那些无须帮助就偿还了贷款的房屋所有者不公平。在此基础上，这会削减房屋购买者的谨慎程度，这就是经济学中十分著名的“道德困境”。

我不能理解他是如何（就像很多银行界的人一样）恬不知耻地以双重标准行事。按他的说法，政府救助一部分银行对其他银行同样不公平，对因为银行的失误而承受危机的成百上千万的美国人更不公平。他帮助的是制造危机的人，却把危机的受害者们弃之不顾。如果真的需要验证道德风险的相关性的话，那些银行家们已经提供了证明：存贷款危机时的救市行为和墨西哥、韩国、泰国和印尼等政府的救市都是很好的西方经济制度下救市的例证。但我们看到的却是银行的错误一犯再犯。而与此相对的是，大多数超出自己偿还能力的贷款房屋所有者，都是受到了金融业的误导。他们从中吸取教训并不再愿意在同一个地方跌倒第二次。除此之外，盖特纳针对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实行的政策中，有一部分用来为银行进行债务重组，但这就要求房屋所有者放弃他们房屋的大部分产权。这就是政府给银行的免费通行证！

[1] 在这一领域的我还有更多的理论性研究，见“Approaches to the Economics of Discrimin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62,no.2(May 1973):287-95以及“Theories of Discrimination and Economic Policy,”in Patterns of Racial Discrimination,ed.G.von Furstenberg et al.(Lexington,MA:Lexington Books,1974),pp.5-26。我和安迪·维斯的工作为红线标示和银行对某些区域的人拒绝提供贷款的行为建立了理论基础，见J.E.Stiglitz and A.Weiss,“Credit Rationing in Markets with Imperfect Information,”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71,no.3(June 1981):393-410。我们的基础研究为接下来的研究提供了可选择的视角，其中包括了市场力量能够影响歧视行为的研究，这是后来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加里·贝克在《歧视经济学》（芝加哥大学出版社，1971年）一书中提到的。他对我先于他写下的论文感到抱歉，并发来邮件说明此事。

[2] 肯尼迪总统实际上在不止一个场合说出过这番话，包括他在1960年赞扬圣劳伦斯海道时。

马丁·路德·金博士如何引导我的经济学研究方向[1]

我有幸在1963年8月28日华盛顿的人群中聆听马丁·路德·金博士激动人心的《我有一个梦想》演讲。那时我20岁，刚刚大学毕业。那时是我在麻省理工学院进行经济学的研究生学习开始之前的几周。

在“为了工作和自由进军华盛顿”运动开始的前一晚，我在一位大学同学的家中过夜。这位同学的父亲阿瑟J.古德伯格是高级法院的一位助理法官，那时在做经济司法的研究。就是这个人在50年后，亲眼见证了一个本可以更加公平包容的美国，变成了一个不平等的一分为二的美国：那场庭审正式让企业为政治活动提供资金以影响选举的行为合法化，这个结果假装那些选举歧视从来不存在，也限制了工人和那些被不良公司的雇主剥削的受害者们抗争的权利。

聆听马丁·路德·金博士的演讲让我百感交集，我虽然是一个被庇护长大的年轻人，但我同样是那些见证了过去遗留下来的不平等的一代人，我也决心要改正这些错误。出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我，亲眼看着这些微小却不容忽视的细节正在让美国社会天翻地覆。

作为艾姆赫斯特学院的学生会主席，我曾经带领我的同学们南下帮助推翻种族隔离。我们丝毫不能理解那些想要维持旧的种族隔离制的人。但当我们拜访非裔美国人大学的时候，我深切理解了教育于我们和他们有多么不同，因而感叹教育机会的不公。我们的竞技场地已然不同，公平又能从何谈起呢？我们从小听到大的美国梦，在这里却连影子都没有一个。

我衷心地希望能为解决这些问题献出一份力。生长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的我，眼睁睁地看着贫困、失业和种族歧视在我身边发生，我于是由此放弃了理论物理梦，用经济学改变社会现实。我很快发现我进入了一个奇特的群体。很少有经济学家（包括我的几位老师）关注这些把我引向经济学的问题，他们大都对不平等无动于衷。学者们把（被误解的）亚当·斯密奉为圭臬，把市场经济当作效率的化身。我想如果这就是世界上最好的制度，我倒更想去另一个世界生活。

在这个奇特的经济学世界中，失业（如果有的话）是工人的过错。一位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后来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小罗伯特E.卢卡斯后来写道：所有对坚实的经济学理论有害无益的研究方向中，最诱惑且毒害最大的就是对于分配问题的研究。另一位芝加哥学派的诺贝尔奖获得者加里S.贝克想要证明的是在完全竞争市场中歧视是不可能存在的。而我和其他人写的几篇论文将这种说法斥为诡辩，这只是说给那些想听的人听的。

就像对过去的50年回首的文章一样，我也不得不对那时我们的期望和我们的成就之间的差异感到震惊。

的确，玻璃天花板被打破了，我们有了一位非洲裔美国总统。

但马丁·路德·金博士意识到争取社会公正的道路还要大步流星地走下去，这不仅仅是一场反对种族分裂和歧视的战争，更是为所有美国人争取平等和公正的战争。我们要的绝非“为了工作和自由进军华盛顿”运动的领袖贝纳德·鲁斯汀和A.菲利普·兰多夫在运动中所提出的那些东西。

从很多角度可以证明，不断扩大的经济鸿沟使得种族关系的进步被损害了甚至被逆转了。

对歧视的全面宣战还远未结束，在进军运动50年后的今天和公平住房法案颁布的45年后，美国的主要银行，例如富国银行依旧进行着种族为基础的歧视，用它们掠夺性的贷款损害我们公民的利益。劳动力市场上的歧视更为广泛和深刻。研究表明那些带有非裔美国人特征名字的申请者得到电话面试的机会更少。歧视以新的形式出现，依据种族形象判断个人行为在很多美国城市仍会出现，这之中就包括执行拦截搜身政策的纽约。我们的监禁率是世界最高的，尽管最终那些财政吃紧的州开始认识到这种行为的愚蠢之处——大量的人力资本在监禁中被浪费了。囚犯中40%都是黑人，这样的悲剧在米歇尔·亚历山大和其他法律学者的著作中都有所体现。

原始数据本身就能说明问题，非裔美国人（或美籍西班牙人）和与美国白人之间的收入差距在过去的30年间并无缩小。在2011年，非裔美国人家庭的收入中值只有40495美元，这个数字只有白人家庭中值的58%。

我们把视角从收入转到财富，我们依旧能看见一条巨大的鸿沟。截至2009年，白人家庭财产的中值大约是黑人的20倍。2007年到2009年大衰退期间，非裔美国人尤为难熬。（他们本就多处于社会经济底层）他们的财富中值在2005～2009年的4年间缩水了53%，这是白人下降水平的4倍，这还只是记录到的数字。但所谓的恢复却不过是无稽之谈——几乎全部的所得依旧流到了顶层那1%人的钱包中，在他们之中，自然不会有很多非裔美国人的身影。

谁能知道马丁·路德·金博士的生命若是没有被刺杀者终结，他又将有哪些惊人的创举呢？他死的那年只有39岁，如果他活到今天就是84岁。他将对奥巴马改革医疗保障体系以及保护老年人、穷人和残疾人士的保障计划做何评论呢？很难想象这样一位道德上的伟人看见美国今天的状况会怎样。我想他必然会感到失望吧。

不论对这个机遇之地有怎样花哨的描述，在当下的美国社会，一个年轻人的前途更多的还是依赖于他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因此，在教育缺失和工作机会上的这些歧视，还是危害着一代又一代人。

在这种低社会流动性的状况下，即便是今天，65%的非裔美国孩子还是生活在低收入家庭，这是他们的不幸，也是国家的不幸。

只有高中学历的人在过去的20年间经历了真实收入的严重下滑，而这样的下滑不可避免地影响到非裔美国人。

当学校的种族隔离被废止之后，教育上的隔离事实上有所减弱，这是加里·奥尔菲尔德和其他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

这种情况发生的原因一部分是我们的国家在经济上分裂的程度不断扩大了，贫穷的非裔美国孩子们更有可能生活在贫困率极高的社区中——大约为45%，而白人的这个数字只有12%，这是来自经济政策研究中心的数据。

今年的早些时候，我已至古稀之年。这几十年来，我的所有研究和社会工作，包括我于克林顿时期在国家经济建议委员会工作，再到之后的世界银行的这些时候，都无一不致力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我衷心希望能响应半个世纪之前马丁·路德·金博士的号召。

他正确地认识到了社会不平等是我们社会的痼疾，会损害我们的民主制度并削弱我们的经济。他告诉我们过去的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但他同样知道，光有梦想没有行动是远远不够的。

[1] New York Times, August 27,2013.

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1]

当我在密歇根湖南岸的美国工业重镇，印第安纳州的加里市长大的时候，我的家乡正在被歧视、贫困和高失业率所困扰，我从未意识到我长大的年代是什么资本主义的黄金年代。我住的地方是一个企业生活区，这里以美国钢铁业协会的主席命名。这里有世界上最大的炼钢炉，也有为了把加里市变成欧洲移民大熔炉设计出的渐进式学校体系。但在我出生的1943年，熔炉已然显露出了破裂的迹象。为了镇压罢工（保证工人们不能享受现代科技带来的生产力进步），钢铁公司把非裔美国人从国家南部的贫困、隔离社区带到这里。

烟囱向空气中排放着废气，周期性的停工使得很多家庭只能勉强果腹。即便是一个孩子，我心中也十分明白我们知道的自由市场很难支撑起一个繁荣幸福且健康的社会。

所以当我进入大学学习的时候，我对我看到的东西十分震惊。那时标准经济学教科书上写着的东西和我在加里市亲眼看见的事实完全不符。它们说失业根本不应该存在，因为市场是完美的，但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我倒想生活在一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而另外一派的经济学家则整日赞颂市场经济。在我的研究中更多关注的是市场为什么会失灵，我在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论文中，写下了我对不平等产生的原因的理解。

半个世纪后，不平等的问题成为危机的一部分。约翰F.肯尼迪在那时盛行的乐观主义氛围中曾经宣称“潮涨诸船升”，那时我还只是个大学生。而现在事实证明我们大家大都在一条船上，这艘船承载了位于金字塔下层的99%的人口。船底以贫困粉饰，船中间是空荡荡的中产阶级，这条船不同于那顶层1%的人所乘坐的船。

在我意识到那个宣扬我们生活在机遇之地的美国梦不过是个神话的时候，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和其他所有发达国家（包括“老古董欧洲”）相比，美国儿童的未来更多依靠的是他的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水平。

现在我们要提到托马斯·皮凯蒂，他在他的新书《21世纪资本论》中警告我们，事情只会变得越来越坏。首先，他认为资本主义的常态之一就是巨大的不平等。在我还是一名研究生的时候，老师教授我们的是完全相反的结论。西蒙·库兹涅茨这位经济学家乐观地认为在最初的一段发展期过去之后，不平等水平就会开始下降。尽管那时的数据十分稀少，在他写下这段话的时候他的结论或许还是有效的，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的时候，不平等水平的确不断下降。这个结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到1980年间同样有效，那时富人和中产阶级的财富齐头并进。

但20世纪的后1/3的情况却迥然不同。这段时间，社会在战后空前团结，政府保持着社会公平。退伍士兵权利法案和后来的公民权利的提升都是向美国梦迈出的坚定步伐。而今天，不平等又一次肆虐开来。过去的30年证明了涓滴经济学的荒谬，这个理论认为政府无须干预，富人变富有的时候自然会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创造就业，而就此每个人都能受益。这种理论完全不奏效，历史已经证明了它的失败。

但我们的国家理解这种危机的过程花费了太长的时间，收入和财富分配制度的改革十分缓慢，这也是为什么我们需要从皮凯蒂提供的历史角度来理解社会正在发生的事情。

十分讽刺的是，揭穿共和党人涓滴经济学谬论事实的却是一个民主党政府。奥巴马总统的银行最大政策倾向是把国家从另一场大萧条中挽救回来，方法就是给银行大笔的钱（而不是给那些祈求银行的房屋所有者们）然后期待经济恢复。政府向银行中注入了数十万亿美元，而最终把经济拉到了崩溃的边缘，这些对解决危机没有产生任何帮助。当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进行经济救援的时候，它们事实上只是限定了人们使用资金的目的。但我们的政府仅仅要求银行保持信用，维持这个经济的血液正常流动。但后来发生的却是银行开始减少借贷，把大笔的奖金付给高管，尽管正是这些人让经济陷入这个境地。我们知道银行的大部分利润并不是通过促进经济增长而是靠剥削——通过掠夺性贷款、信用卡滥用行为和垄断定价得来的。它们最大的恶行就是非法操纵关键利率和汇率，影响规模达数万亿的抵押证券和衍生品市场，而这还只是冰山一角。

奥巴马承诺阻止这些资金滥用的行为，但到现在为止只有一位银行高管进了监狱（和很少的几个中底层员工）。奥巴马总统的前财政部长蒂莫西·盖特纳在他的新书《压力测试》中为政府的行为做了大胆但无用的辩护，他说政府没有其他选择。但盖特纳明显对“道德困境”深有顾虑，他害怕帮助那些房屋所有者会鼓励这种恣意借贷的行为。但当对象换成银行的时候，他的顾虑就奇迹般地消失了，一并消失的还有其他顾虑：比如是否会有银行鼓励借贷和抵押贷款这类严重损害中产阶级和贫困人群的行为。

事实上，盖特纳想要为政府的做法正名的行为印证了我的想法，即我们的系统存在缺陷，如果那些做出关键决策的当权者都是由那1%的人构成，由那些银行家构成，那么他们能看见的选择只有给造成数千亿美元损失的银行继续拨款，而账单却要由工人和那些困窘的房屋所有者们来付。这就是个不公平的系统。

这种行为同样使得国家最为紧迫的问题恶化，那就是不断增长的不平等。只有中产阶级恢复了获利，我们的经济体才能完全恢复，并继续增长。不平等程度越是加深，经济增长速度就越发缓慢——这是IMF的研究结论。因为那些不那么富有的人将收入的更大一部分用于消费，而相比之下富人消费占收入比重更小。因而中产阶级能够在收入提升的时候把更多的钱用于消费，这样需求就提升了。而需求提升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就业。普通美国民众才是就业岗位的创造者。所以不平等的代价是极其高昂的。我们的经济为之孱弱不堪，增长率水平低下，不稳定程度加剧。这些都不是那么难以理解。

但这些都不是由绝对的经济学定律导致的，这只是我们政治制度和政策带来的结果，是我们所做和未做到事情导致的。如果我们的政治给资本所得减免税款；给富人家的孩子上学的学校进行投资，而穷人家的孩子只能进入普通的学校；如果它让富人们拥有税务律师并能在离岸金融中心存钱以逃避税收，那么我们有这样高水平的不平等和如此之匮乏的社会机会就不足为奇了。这些政策若是继续下去，情况只会江河日下。

现在我们已经明白，高水平的经济不平等已经造成了政治不平等，因而我们的政治制度使得我们越发靠近金钱政治的范畴。高等法院在2010年1月公民联合会案上的决定使得企业通过政治献金影响政治的途径正式合法化。企业的影响力日渐增加，但担负的责任却丝毫不变。而2014年在“麦卡琴案”上的判决，进一步消除了个人为参选人和党派提供资金的数额上限。所以在今天的美国，你越富有，就越能够影响政治进程和衍生的经济决策，这使得那1%的人可谓好处占尽。对于富人更富我们还有什么疑问吗？

6年过后，奥巴马政府对大衰退的看法终于小心翼翼地显露出来了。即便是盖特纳本人也在他的书中认同政府还应当为此付出更多的努力。但是别忘了，资源是有限的，而人们在决定它的用途时就像是在赌骰子大小一样。而他当时的选择是倒向银行家一边。即便是在奥巴马总统上台之前，我也极力建议多帮扶房屋所有者，我们至少应当把涓滴经济学和上滴经济学结合着使用。但是我却没办法详细说明我的建议，因为政府官员更倾向于倾听金融业的答案。

奥巴马政府在看到人们并没有为政府避免了另一场大衰退而更加感谢他们时感到手足无措。他们挽救了银行，也把经济从百年一遇的风暴中解救了出来。他们骄傲地宣称借给金融业的钱无一不得到了偿还。但在他们侃侃而谈的时候，他们却忽视了很多关键性的事情。危机不是刚刚发生的事情，这是一系列失误造成的结果。去管制化的结果显而易见，而管制的力度却迟迟没有加强。为此那些1%的人，那些银行家（盖特纳和他的老师，前白宫经济顾问拉里·萨默斯）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就好比酒驾被抓，而刚刚请他喝酒的就是抓他的警官，于是司机回到座位上，一路狂飙到了修车厂，事故受害者却在案发现场渐渐死去。

银行业的偿付本身，或者至少一部分是能让反对派骄傲的成果。政府在银行业的要求下以接近0的利率向银行借钱。银行之后以2%～3%的利率向政府贷款。而这之间的“获利”则以偿付政府“投资”的形式返还给政府。与此同时银行的官员们还能从银行借来的这笔巨款中获得分红，即便是12岁的小孩也能这样赚到钱。这就是资本主义吗？在法治社会里，酒驾司机不仅要付自己的修车费，也要为他造成的伤害付出代价，但在这个案件中，GDP的累计损失，现在算来超过80000亿美元，并且以20000亿美元的速度每年增长。银行业是恢复了，但普通美国民众的收入却降低到了20年前的水平。那么民众对政治体制如此愤怒的状况也就不难理解了。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是官员口中的沟通失误。问题在于美国人知道政府和银行间如何勾结，而国家正在对救市前、中、后可能的其他方案进行有益的讨论。像希拉·贝尔、伊丽莎白·沃伦、内尔·巴罗夫斯基、西蒙·约翰逊、保罗·克鲁格曼和其他的左中右翼批评家们在辩论中获胜（至少在智力辩论和战争民意的环节）并不是他们有更好的沟通能力，而是他们的信息更有说服力：我们有其他方法能够让我们的经济体更强大、更公平。而我们的政治和经济体制现在却陷入了恶性循环：经济不平等导致了政治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反哺了经济不平等，并最终改写了游戏规则。那么这样做的后果呢？那必然是我们这个民主制度更大的觉醒。

事情还可能变得更糟。近期的研究表明更多的恶性循环正在出现。贫困陷阱意味着那些处于底层的人们难以脱身。贫困的父母养育出的孩子即便在学校中表现优异，前景也依旧不能和那些富人家的差学生相比。美国大学中来自贫困家庭的新生有1/4在24岁前完成大学学业，而富有人家中的这个比例是90%。那些只有高中学历的人们的收入只有大学毕业生的62%，而这个比例在1965年却是81%。这些数字意味着下一代可能要比他们的父母更加贫困。

与此同时，资本所得税税率和遗产继承税的降低使得财富不断积累，这将最终导致美国进入财阀政治。就像我很久之前在博士论文中写下的，皮凯蒂也在书中强调的那样，财富会在少数人手中越发集中，国民共同分享发展成果的景象和底层民众收入增长速度领先社会的景象将一去不复返。

而今我依然天真地认为资本主义本身是没有错误的，只不过是我们的政治制度实行稍有不畅，任何想法和辩论都不能动摇政府是罪魁祸首的事实。我作为一名经济学家用毕生的精力来唤醒人们对市场的防范，证明市场本身存在的不足。但市场还是一个能够改善所有人生活水平的强有力工具。我们需要的只是我们在20世纪中叶达到的那种平衡。那时候政府在经济中扮演的是积极的角色。如果不是这样，我担心这个已然造成诸多不公的经济政治系统的伤疤将永难愈合。

当我还在加里市度过那段烟囱林立的“黄金年代”时，我还不知道这个城市的走向将会如何。我们不知道，也不会提及美国的去工业化——即便那很快就将发生。换句话说，我没能意识到在我进入大学时，身后这些残酷的社会现实将会和加里市一样延续下去。

我害怕美国最终也变成这副残酷的模样。

[1] Politico, July/August 2014.

第3章　不平等的维度

不平等现象，在美国和其他国家一样都有众多维度。它们互不相同。有些国家在某些维度上很糟糕，但是在其他维度上却比别的国家好。不平等存在于经济社会上层，那些占人口1%或者0.1%的超级富豪紧紧握在手上的钱的分配也是不平均的；同样，不平等也存在于社会底层，贫困人口的数量和贫困的程度也不均衡。不光如此，健康医疗、受教育权、政治言论权、安全保障等方面也有着诸多不平等。其中性别不平等、儿童贫困问题这些不平等的情况也十分严重，而最为严重的不平等是机会的不平等。

毫无疑问，各方面的不平等是紧密相连的：儿童贫困，不平等的受教育权和医疗卫生保障的缺失就注定了机会均等是几乎不可能实现的。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对于各个国家和地区而言，收入越不平等则人们的机会越不平等。这也说明了为什么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收入最不平等的国家，人们最没有机会享受平等的机会。相比于其他发达国家，一个年轻美国人一生的前途更依赖于其父母的收入和文化程度。

本部分的文章将以《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开始，有选择地探索这些不平等现象的某些关键部分。不平等问题的其他部分也会在后面的文章中做进一步探讨。我们会提到，比如说，儿童贫困问题在道德上似乎存在错误，仅仅是因为孩子们完全没法为自己现有的困境负责。然而，面对机会的不平等我们什么都做不了，除非我们解决儿童贫困问题。就像我在庆祝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成立25周年及有关于儿童权利的文章中所述，美国有超过1/5的儿童出生于贫穷家庭。

《学生贷款和美国梦的破碎》一文说明了接受高等教育不平等的问题成为美国诸多不平等问题中的一个。接受教育的不平等也是导致美国不能位列机遇之国的原因之一。尽管，美国曾经拥有最大比例的大学毕业人口，但是如今它的水平也仅仅处于平均水平之列。更致命的是，对于20世纪80年代出生的那批人来说，他们的教育持续率十分糟糕，贫困人口中能一直坚持到大学毕业的仅有9%，而他们的收入占贫困人口总收入的1/4。

这种现象存在的重要原因之一是高昂的高等教育费用。其他国家会提供免费教育或者为学生提供大额资助。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前，美国的这种现象就很严重了，金融危机的到来更是雪上加霜。人们的收入情况更糟糕了，州政府也开始减少支持，大学也迫不得已纷纷提高学费。美国人过去靠过度放债来购房，如今都不能选择过度负债以援助教育事业。而学生们毕业后负担的债务已经接近人均3万美元。有分析人士解析此次宏观经济浪潮，称已经影响了年轻人买车或者买房的决定，甚至结婚。而从微观上这种危害在四处蔓延，年轻人难以在夹缝中生存，若是他们放弃接受高等教育，则前景黯淡，但是如果他们选择贷款，毕业后又必将负债累累。在本文里，我不会问这种不言自明的问题——我们是否还有其他出路？尤其是在本国预算被严重限制的情况下。事实上，我们还有两种方案。第一种是对于比我们更穷的国家，首先要考虑的是要将教育普及到每个人，并且提供免费大学教育或者是大量的教育津贴。奥巴马总统在2015年提到了要让那些有资质的学生享受免费的社区教育就是很好的实例。这个问题，也是2014年苏格兰全民公投是否独立的焦点问题，因为在英格兰一味效仿美国模式，而不断在过去15年里大幅提高学费时，苏格兰一直都在为年轻人提供免费教育。我们的另一种方案是向澳大利亚学习，政府以低利息借钱给学生，之后基于他们收入水平来收回这些钱，那些收入高的学生需要还更多的钱。这种做法不仅能避免由于私人放贷的剥削，而给美国年轻人带来高压，也让年轻人有机会选择与自己的兴趣和能力相符的职业。他们可以去行政部门工作或者教书育人，无须担忧贷款问题。法学院的学生也可以选择公共利益法律，而不是一味投入商业法。这些做法对于整个社会的好处是显而易见的。

《部分人的公正》一文讨论了美国不平等且让人十分讨厌的一方面，那就是缺失平等得到公正的途径。美国年轻人新的一天是从国旗下宣誓开始的。这些誓言里就有这样关键的一部分，“公正人人共享”。然而，美国却越来越倾向于“把公正留给那些支付得起的人”。任何地方都没有我们的刑事司法系统更为明显。占世界人口不到5%的美国关押了世界上25%的犯人，这个比例远大于其他国家，包括中国。这些犯人中，更大一部分人是穷人和非裔美国人，这些人很可能在监狱里度过他们十几岁或者20出头的年纪，而不是在学校。[1]

本文在美国住房危机，尤其是“机器盖章”危机的背景下进行讨论。人们纷纷去发行不良贷款，银行也不注意信用记录。当住房危机不可避免地到来时，由于几年前银行十分积极地贷款，导致很多人无家可归，而银行的还款记录也是一团糟。许多州都建立了相关体制，银行可以轻易保证它们已经检查贷款人的信用记录，并宣布丧失抵押品回赎权的个人确实欠钱。受到指控的穷人可以通过花钱来为自己辩护，但这正是症结所在，对于穷人而言，获得公正的费用太过高昂。银行往往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欺骗法庭。最终，没有欠钱的人也会被扫地出门。

本文还引出了一个十分烦人的问题：美国人相信他们的国家力量在于法律的执行，但是事实真是如此吗？法律本该用来保护弱者免受强者欺凌，应该得到公正、强制的实行。我们的法律里有反对欺骗的，也有防止私人财产受到非法侵占的。然而，我们却无法将我们的法律用于银行家。他们中没有一个人由于大量的审判不公入狱。只要我们能更加严格执行已经明明白白写在法律书上的律法，即使面对掠夺性和歧视性的借款，只要联邦储备局当初能够在实行借贷市场的标准时忠于职守，我们就可以预防此次危机。

穆迪公司的首席经济学家马克·祖迪在“仅存的一个住房解决方案”中说，在住房危机刚出现时，存在着不止一条出路。他借用了在经济大萧条时起作用的，而且不会花费政府一分钱的方案。俄勒冈州的参议院杰夫·莫克理当时也提出了重建美国住房权的议案，可以完全解决住房危机问题。当时，甚至还存在着一个不会受到政治约束影响的解决策略。尽管如此，我们依然无法得到奥巴马政府的支持。

不久之后，奥巴马政府意识到由于政治上和经济上的严重错误，已经无力拯救住房危机。政府将钱全部投往银行，而失去房子的普通美国市民却什么都没有得到。最终，只有为数不多的，包含着几十个亿美元的项目在吹嘘其作用，但结果却不尽如人意。几乎没有私有房主得到拯救。而政府也从未充分解释为什么他们不支持这个十分划算的提议，或者我和别人提出的其他提议。[2]也许政府从来没有真正了解正在出现的经济危机的影响力的深度；也许他们认为除了把钱花在一直聚焦的银行上，花在别的地方都是错误的；也许他们听了太多银行家的话，这些人更倾向于把责任归咎在借款人身上，而不是他们自身的借款行为；也许因为除此之外的许多提议都要求银行承认损失；也许因为这个提案限制了银行家继续剥削房主，反而提供了一种筹集资金的途径。

本部分的最后两篇文章谈及了美国不平等最让人讨厌的另两个方面：儿童贫困问题和卫生保障问题。美国儿童贫困问题在发达国家中是最严重的，并且对儿童造成了终生影响。这是因为大量的美国人未能充分发挥自身的潜能，从而导致了经济不景气。国内成年人之间日益恶化的不平等问题和公共项目无法为普通人提供赖以生存的安全网使孩子们深受其害。事实上，仅从数据上看，问题就已经十分严重了。假设一个没出生的小孩，不知道自己在哪出生，是在富人家还是在穷人家，是在水管工家庭还是在亿万富翁家庭或者是在学校教师家庭里。当这个孩子被问及出生在哪里会拥有最好的机会时，答案一定不会是美国。当然除非他知道自己会出生在富裕并且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里，同时自己能跻身于上层社会。但是假设并不存在。

这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是关于肆虐在西非大地上的埃博拉病毒，即将传入美国时引起的恐慌。文章中有两个关键点：埃博拉病毒始于贫穷程度高且健康设施有限的地区。鉴于此种情形，我们求助于政府而不是私营机构来对付这样的危机。然而，国内外这种公共机构的资金不足大大影响了他们本可以发挥的作用。文章最后的结论是，无论是美国还是整个世界，都在为保证我们意识形态的同时，私下支持和供给资金给卫生保健系统，但却无法减少卫生保障问题上的不平等，从而付出了惨痛的代价。

在结束此话题前，我必须强调我只是讨论了美国大鸿沟的几个方面。性别歧视或者种族歧视问题我都没有写到。尽管如今性别歧视问题正在好转，但是鸿沟依旧存在，而社会在种族歧视方面的改进也令人失望。

确实，我们有一些标志性的成功榜样，比如说少数的CEO和奥巴马总统本人，但是美国白人和非裔美国人间的收入差别事实上比之前更糟，而财富差异也在增加，尤其是受到大萧条余波影响后。也就是说美国的中产阶级已经大打折扣。

最后，这部分文章将为下部分分析不平等日益增长的深层危机做铺垫。

[1] 有证据表明这并不是意外，而是美国长期肆虐的歧视政策的延续，详见Michelle Alexander,The New Jim Crow:Mass Incarceration in the Age of Colorblindness,rev.ed.(New York:New Press,2012).

[2] 详见Joseph E.Stiglitz,Freefall:America,Free Markets,and the Sinking of the World Economy(New York:W.W.Norton,2010).

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1]

奥巴马总统在其第二任就职演说时激情澎湃地畅想和重申了机会平等的美国梦：“我们忠诚于我们的事业，让一个即使是出生于最贫穷环境中的小女孩都知道，她有同其他所有人一样的成功机会。因为她是一个美国人，她是自由的、平等的。她的自由平等不仅由上帝来见证，更由我们亲手保护。”

然而现实和理想的差距十分巨大。今天，美国的机会不平等性比任何先进工业国都要严重。一次又一次的研究表明，美国成为机遇之地只是神话。甚至，这是具有悲剧性的，或许美国对于平等的愿望和其他国家有所不同，但是近乎普世的原则表明机会不平等的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皮尤研究中心发现，大约90%的美国人相信政府应该尽一切可能来保证机会平等。

或许100年前，美国说自己是机遇之地还是对的，至少当时它比其他地方有更多机会。但是在至少近25年来，这种说法就不成立了。小霍雷肖·阿尔杰这样的白手起家成为富人的故事即使不是精心策划的骗局，也已经将我们催眠，让我们沾沾自喜，那么最好他们只是个骗局。

并不是说社会阶层的流动是不可能的现象，而是美国人向上层流动的概率已经成了统计学上的异象。布鲁金斯学会的研究表明，只有58%出生在收入底层的美国人离开那个阶层，而只有6%移动到最顶层。在美国，经济上的移动性远低于欧洲的大部分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沿岸的所有国家。

还可以用另一种方式来看待机会平等，就是去了解孩子一生的机会多大程度上依赖于父母的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是否那些父母文化程度很差或是那些父母几乎没文化的孩子可以像那些出生在中产阶级家庭、父母有大学文凭的孩子那样得到好的教育并且成为中产阶级呢？即使在更为平等的社会里，答案也是否定的。然而根据数据显示，美国孩子的人生前景对其父母的收入和教育程度的依赖远远超过其他发达国家。

我们该如何解释这种现象呢？这跟长期以来的歧视有关。拉丁裔和非裔美国人仍然比白人得到更少的报酬，更有甚者，即使近期女性获得高等教育的数量超过男性，她们的报酬还是比男性低。尽管在工作场所，性别歧视不会像以前一样严重，天花板还是存在的：这表现为女性在公司高层中的代表名额不足，以及在CEO中占的比例不足。

然而，歧视只是其中一个很小的部分。或许教育数量和质量上的分配不均，导致了受教育机会平等的缺失。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努力普及大众教育。我们也效仿此种做法，颁布了退伍军人法，并将高等教育发展到社会各个阶层。

然而，之后我们在许多方面改变了。种族隔离减少了，但是经济隔离增加了。1980年后，穷人更穷，中产阶级发展停滞而富人却越来越富。穷人们和住在富裕郊区，或有能力将孩子送到私立学校的富人们的区别越来越大。这样最后的结果是在拉大教育成果上的缺口。斯坦福大学的社会学家肖恩F.里尔登发现：相比25年前出生的富人和穷人的孩子，2001年出生的孩子学习成绩的差距拉大了30%～40%。

当然了，还有其他一些力量在起作用，有一些甚至在孩子出生前就有影响了。富裕家庭的孩子能读更多的书，受到更少的环境危害。他们的家庭有钱让他们去丰富阅历，比如说上音乐课和参加夏令营。他们得到了更好的营养和卫生保障，这些都直接或间接地促进他们去学习。

如果当下的教育情况没有大逆转，这种现象会变得更加严重。政府提供的支持州立学校的政策在过去几十年，尤其是近几年实际上反而减少了穷人孩子的机会。同时，学生也快被几乎还不起，甚至会让自己破产的助学贷款债务压垮。与此同时，高等教育对于学生找到好的工作日益重要。

一般家庭的年轻人正面临第二十二条军规这样不合逻辑的问题：如果没有大学文凭，他们一生的前途注定一片黯淡；如果有大学文凭，他们有可能一生处于崩溃的边缘。而且，仅仅有大学文凭也不够了：学生需要有研究生学历或者诸多通常是无偿的实习经历。那些处于社会顶端的人有着社会关系和资本来得到这些机会。而中产阶级和底层的人们则很难找到这些机会。这说明了没有人单靠自己就能成功。社会上层的人比底层的人得到更多家庭的帮助，而不是只靠自己的努力。政府应该帮助使这个竞技场更加均衡。

美国人逐渐意识到他们魂牵梦萦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流动只是个神话。整个国家已经经历了几十年的自我欺骗，这样巨大的欺骗很难继续长期持续。如果没有大量实质性的政策变化，我们的自我形象和我们保卫世界的形象将会被摧毁，我们的经济持续性和稳定性也必然是朝不保夕。正如普林斯顿大学的经济学家和白宫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阿兰·克鲁格所说：结果的不平等和机会的不平等相互催化并且最终导致了经济疲软。谈论美国梦的意义不仅是精神上的，也是经济上的。

推动机会不平等的政策一定要以年轻美国人为核心，首先，我们应该确保母亲们不受到环境的危害并且得到充分的产前医疗保障。同时，我们得扭转破坏性削减对学前教育影响的现状，这也是奥巴马总统再三强调的。我们要确保所有的孩子得到足够的营养和卫生保障。我们不仅要提供给他们资源，如果有必要的话我们还应该通过提供教育和培训或者奖励的方式激励父母成为合格的看护人。右翼人士说钱不是解决之道。他们一直追寻某种改革方式：比如说在特许学校或私立学校建立教育券制度，但大多数的结果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依然表现得模棱两可。而拨款给贫穷的学校，或者举办课外活动来提高低收入家庭学生的技能也许会有所帮助。

最后，像美国这样一个富有的国家，却不能让位于底端或者中间阶层的人民接受高等教育是极为不合理的。无论是澳大利亚的按收入比例的还款计划还是欧洲接近免费的普及高等教育体制，都告诉我们有许多方式可以普及高等教育。人民受教育程度越高则他们的创新能力也会相应提高，进而带来更有活力的经济和更高的收入，这些最终也会带来更高的税收收入。这些好处正是我们一直以来致力于12年级前免费公共教育的原因。12年的教育在100年前也许是足够的，但是在现在却远远达不到要求。我们一直以来都没有让我们的体制与时俱进。

我列出的这些具体措施并不是负担不起，相反它们很有必要得到落实。更重要的是，我们不能让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偏离大多数美国人共享的信念。我们将会永远无法完全实现奥巴马总统关于一个穷人家和富人家的小女孩能享受完全相同机会的愿景。但是我们可以做的比现在更多，更好，并且一直为之努力，直到我们实现这个愿望。

[1] New York Times, February 16,2013.

学生贷款和美国梦的破碎[1]

一场毫无悬念的、熟悉的戏剧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先进工业国家展开了：银行家鼓励人们去借超出偿还能力的贷款，他们捕猎的对象往往针对那些没有财务知识的人。他们通过政治影响力来得到某些形式上的优惠待遇。人民债台高筑。记者们报道人员伤亡。之后困惑产生：我们怎么能让这再一次发生呢？官员们承诺会解决问题。他们采取一些措施针对最严重的权利滥用。人们继续向前走，相信危机已经有所缓解，但是心里仍然惴惴不安，担心不久后它将再次席卷而来。

即将爆发的危机也牵扯到学生贷款和我们支持高等教育的方式。就像此前的住房危机，此次危机同美国迅速增长的不平等，以及处于社会底层或者起点更低的人们失去向上爬的梯子密切相关。

上次危机仍未解决，这次危机就出现了，两者相互缠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几十年间，拥有房产和高等教育文凭成了美国式成功的标志。

2007年住房泡沫破灭之前，银行劝说低收入和中等收入房产主将自己的房子或者公寓转化为钱后存入贪婪银行的储蓄罐。他们引诱人们进行房屋净值贷款。最后的结果是，成千上万的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在其他一些例子里，银行、抵押经纪人和房产经纪人鼓励房产主超额贷款。以风险管理沾沾自喜的金融术士卖出了最终会爆发的毒药式贷款。他们将可疑的贷款捆绑到复杂的金融工具里，卖给没有疑心的投资者。

所有人都知道教育是唯一的出路。然而，当大学教育对于一个处于21世纪的人来说越来越重要时，那些出生平凡的人却把教育当成了怎么也负担不起的奢侈品。高年级的学生毕业时的贷款已经超过了26000美元，如果没有调整通胀率的话，这个数字相比于7年前增加了40%。然而，一个“平均数”却掩盖了巨大的变化。

据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表示，各个年龄段的学生贷款中有大约13%超过了5万美元，而接近4%的学生贷款超过了10万美元。这些债务已经超过了学生的偿还能力，尤其是在就业机会极少的经济恢复期。飙升的犯罪率和违约率也证明了这一点。2012年年末大约17%的学生贷款者逾期还款达90天甚至更久。换句话说，如果只算那些最后还款的，不包括那些延期或者暂缓的，超过30%的人还款超过90天甚至更长时间。联邦在2009年财政年度贷出的款项中，三年期的违约率超过了13%。

美国在发达工业国中对学生和其父母在大学教育融资方面施加的压力是独有的。美国和其他实力相当的国家相比，在大学教育，包括公立大学上的高昂花费也是十分与众不同的。1980～1981学年，4年大学下来，平均每年的学费、食宿费少则9000美元，多则22000美元（通货膨胀调整后）。

相比于学费上超过两倍的增长，普通家庭的收入上的增长却几近停滞。在1980年通货膨胀调整后他们的收入为46000美元，现在是50000美元。

像许多其他问题一样，学生贷款的问题在经济大衰退中更为严重：公立大学的学费在过去的5年里增加了27%，部分原因是政府支持的削减，同时中产阶级收入骤减。在加利福尼亚州，两年的公立社区大学（往往是美国穷人向上流动的关键）通货膨胀调整后的学费增加了不止一倍，从2007～2008学年到2012～2013学年，四年制的公立大学的学费增长了超过70%。

费用飙升的同时，收入却停滞不前，政府的支持也更少，学生的贷款总额超过去年的信用卡贷款总额，这个数额达到了惊人的1万亿美元。有责任心的美国人已经学会要如何限制自己的信用卡债务，许多人将信用卡转为借记卡或者通过自己的发卡银行认识到高额的利率、费用和罚款。然而，控制学生贷款的挑战巨大，令人十分不安。

限制学生贷款无疑等同于限制社会和经济的机会。高校毕业生每年挣的钱比那些没有大学学位的多了不止12000美元，这种差距相比于1980年翻了不止三番。我们的经济越来越依赖于知识性的经济。不管货币战争或者贸易平衡发生了什么，美国不可能回到纺织产业。大学毕业生的失业率远远低于那些只有高中毕业证书的学生。

美国，有着政府捐赠土地来创办大学的传统，然而《退伍军人法案》和从加利福尼亚到密歇根再到得克萨斯州的那些世界级的公立大学在大学教育方面已经辉煌不再。紧紧扼住我们喉咙的大额学生贷款让我们有可能摔得更惨。经济学家所谓的“人力资本”，指的是投资人才是长期发展的动力。要想在21世纪更具竞争力，大学本科甚至更高学历的劳动力是必须存在的。相反，我们就是在放弃我们的未来。

学生贷款也拖累了2009年起缓慢复苏的经济。它抑制了消费，也阻碍了经济增长。这也妨碍了此次危机的起源——房地产业的恢复。

房价看似确实在高涨，但房屋建造率却远远低于2007年经济泡沫还未破裂时的水平。

在给家庭增加新的债务前，有着大额贷款的人更倾向于更加谨慎地做决策。但是即使他们真的想要买房，也会发现贷款更难了，而最终房地产业将更加疲软。（近期美国罗格斯大学研究生的一项研究表明，大约40%的人推迟购房，而大约1/4的人表示高水平的债务将影响家庭组织或者进一步接受教育。另一个研究显示，曾经有过学生贷款历史的30岁左右的私有房屋主，在经济衰退和危机余波期中减少了超过10%。）

这是个恶性循环：房子需求的减少将导致就业岗位下降，这些也导致了虚弱的家庭结构，转而又影响了住房的需求。

事态很严重，且有可能会变得更糟。预算上的压力增高，同时伴随着削减“自由生活计划”的需求（请阅读：K-12教育补助，供贫穷孩子上大学的佩尔奖学金，调查基金），学生和家庭不得不自食其力。大学费用仍然会比收入增长得更快。如同一直以来都在说的，自从经济大衰退以来所有的经济收益都流向了那1%的人。考虑到另一个说不清的问题：在一些破产事项中，学生贷款几乎是不可能收回的。

我们离查尔斯·狄更斯描述的债务人监禁还很远。我们不会将他们放在殖民的流放地，或让他们偿债劳动。尽管私人破产法律变得越来越严格，但是破产的个人应该拥有全新的开始和解除过量的债务这种理念是始终不变的。这也帮助债务市场更好的运行，同时刺激了债权人将钱借给信誉更好的借款人。

然而教育贷款在破产中是无法一笔勾销的。在法庭和所谓的盈利性学校，是不会履行承诺的，也不会给贷款人提供相应的教育，即使这种教育能够使得贷款人找到一份足以偿还贷款的工作。

当营利性学校的学生因没有找到工作而未能偿还贷款时，联邦政府应该减少对这些营利性学校的支持。

在信用问题上，奥巴马政府努力限制那些通过不负责任的承诺来蒙骗学生，以掠夺般的方式挣钱的学校。这些新法规要求学校必须满足3个测试标准之一，否则就会失去联邦救助学生的资格。这3个标准分别是：至少35%的学生能偿还贷款；大多数毕业生预计每年贷款还款率不应该超过其收入的12%；偿还的贷款不超过可支配收入的30%。但是在2012年，一名联邦法官强制驳回了这些法规。如今，这些法规正处于不明确的状态。

贪婪无度的营利性学校和掠夺性的放贷人想吸光美国穷人的血。这些学校在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退伍老兵消失后也不存在了。总是有一些让人心痛的故事，只有孩子们在意外中丧生，或者死于癌症和其他疾病时，父母才能共同签署学生贷款，但是就像学生贷款一样，这些贷款也不能轻易消除。

联邦斯坦福贷款的利率在7月翻了一倍，增加到6.8%。不过，周五传来了好消息：经过共和党的同意，贷款的人们终于可以得到一点喘息。但是这种情况只是短暂的，也无法解决一个更为本质上的问题：如果美联储同意仅以0.75%的利率借款给引发危机的银行，难道它就不应该以一个相对更低的利率贷款给对我们长期恢复起到举足轻重作用的学生吗？政府不应该劫贫济富。这是马萨诸塞州民主党人士、参议员伊丽莎白·沃伦的提案，她认为更低的学生贷款利率是我们往正确方向行走的关键一步。

在更严格地监管营利性学校和与之狼狈为奸的银行时，实行更为人性化的破产法很有必要，除此之外，我们也一定要给予中产阶级家庭更多的支持，努力将他们的孩子送往大学，以保证他们至少以后能过上与自己父母差不多的生活。

除此之外，我们还需要反思如何援助高等教育，以制定一个更为长期的解决方案。

澳大利亚已经公开推行一个所有学生们都可以受惠的方式，即以收入为基础进行还款的贷款，还款金额取决于个人毕业后的工资。这样激励了教育者，也刺激了受教育的人。

两者信心十足，相信学生可以做得很好。

这种措施也保证了当有不幸事件发生时，比如说疾病或者意外，还款压力会自动削减。

这让债务负担永远和个体的还款能力相均衡。同时，这些还款通过税收的方式收取，减少了行政费用。

有些人对机会平等的美国理想毁了那么多人感到十分吃惊。事实上，我们在高等教育上的投资已经回答了一部分。学生贷款已经变成美国不平等故事的一部分。发达的高等教育和健康的公共保障曾经承诺会竭尽所能保证勤奋敬业的学生得到平等的机会。但是，我们现在却奉行金钱至上、赢者通吃的游戏信条，在这个游戏里最富有的人注定会赢而其余人不得不以巨额贷款为赌注，并且得不到任何关于报酬的保障。

即使同情心不能作为一个回答，即使我们现在聚焦于经济恢复和增长及未来的创新，我们也应该为学生贷款做些什么。担忧美国日益扩大的鸿沟影响我们的理想和我们道德品质的人们，应该将学生贷款放在改革议程的首位。

[1] New York Times, May 12,2013.

部分人的公正[1]

“法治”被认为是发达、文明社会的标识。美国抵押贷款危机引发了大众对此的质疑。法治本应保护弱者，并且确保人人得到公平对待。受美国次贷危机余波影响，它没有实现任何这样的功能。

法治的内涵之一是私有财产的安全，比如说如果用房子抵押贷款，那么银行不可以不遵循规定的法律程序就立刻收回它。近几个月来，美国人却共同见证了许多人没有欠钱，房子却被夺走的事实。

有些银行认为这只是附带损害，除了2008～2009年估计的400万人外，还有数百万人被扫地出门。事实上，如果没有政府干预，银行取消商品抵押赎回权的节奏还会更快。程序简化、不充分的文件和猖獗的欺诈使房地产泡沫已经十分严重时，银行仍争相贷出大量的不良贷款。

许多银行家低估了一些细节。大多数人因为没有还款而被驱逐出家园。在大多数案例里，将他们赶出去的人都有充足的理由。但是，普通美国人大都不相信司法。我们并不是说大多数被终身监禁的人不应该得到这种惩罚，我们只是认为美国司法系统还需要更多的改进，我们也完善了法律程序保护。

但是银行试图阻止这些法律保护程序。不能允许他们这么做。

我们可能会联想到俄罗斯的特定破产法，即让一批所有权人取代另一批所有权人的法律机制。他们收买了法官，伪造了文件，使得整个过程进行得十分顺利。

在美国，唯利是图的现象很严重，并不是某些特定的法官会被收买，而是法律自身存在问题。选举筹资和游说都是有力的证据，这也是“美国风格的腐败”。

众所皆知，银行和抵押贷款公司借款时都是掠夺性的行为，它们占尽一切受教育程度低和经济上无知的人们的便宜，将它们能得到的贷款费用最大化。而银行，也尽力用高盛集团设计的有价证券（最终都会失败的）来占尽稍微精明一些的人的便宜。不过，银行能发挥自己的一切政治影响力，阻止州政府立法来削减掠夺性贷款。

人们很明显无法还债时，游戏的规则就改变了。破产法修正案引进了“部分劳役”机制。一个普通人的欠款刚好等于他的收入，而银行可以每年在其债务的基础上加30%的利息，因此他不得不在接下来的岁月里向银行交付自己总税收收入的25%。最终，即使债务人一生实际上有1/4的时间在为银行劳作，他所欠的钱也会远超银行实际收到的。

新的破产法通过时，没有人抱怨当借款人发生债务时，如果债务过于繁重，一个更人性化和经济合理的破产法给他们重新开始的机会，这干涉了合同的神圣性。

这种认识刺激了放款人将钱借给还得起的人。但是放款人可能也知道，共和党治理政府时，他们能够发放不良贷款，然后通过改变法律来充分压榨穷人。

在美国，1/4的贷款是暗中进行的，许多人欠的钱比房子的价值还要多。而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解决混乱唯一的方案是消除委托人的债务。美国公司破产的程序很特殊，叫作十一号法案。该法案允许通过注销坏账和将部分坏账转为股权来迅速重组。

为了保持就业量和经济增长，也为家庭及社区稳定，让企业保持盈利是十分重要的。因此美国需要一个“房产主的十一号法案”。

放款人抱怨这样的法律会侵犯其私有财产方面的权利。但实际上，法律法规上所有的变化都是以牺牲其他人的利益为代价的。2005年破产法通过时，放款人是受益者，当时他们并不为此法律会如何危害到借款人的权利而担心。

不平等的增长和政治献金制度正在把美国的司法体制变成一个歪曲的法律系统。有些人将这个称为“法治”，但实际上它并不是一部保护弱者免受强者侵害的法律。相反，这部法律会使强者更有利地剥削弱者。

今日的美国，“法治人人共享”这样骄傲的言论已经被更加客观的言论“负担得起的人的法治”所代替。而能负担得起的人的数量正在迅速减少。

[1] 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4,2010.

住房解决措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1]

自房地产泡沫6年前破碎以来，400多万美国人已经失去了他们的住房。还有350万的房产主正处于丧失抵押品赎回权阶段或者拖欠即将到期的借款。1350万房产主已经彻底绝望了，他们的欠款超过了自己的房子现值。很有可能还要有数以百万的人会流离失所。

房地产业仍然是经济复苏的最大阻碍，然而华盛顿方面却完全没有作为。奥巴马政府的政策不符合要求时，米特·罗姆尼并未提供任何有实际意义的新措施来救助痛苦不堪和已经彻底无望的房产主。

7月底，最高监管机构监督房利美和房地美阻止了一项由奥巴马政府支持的让抵押贷款公司减免困苦不堪的房产主一些贷款的提案。有50万的房产主本可以被减记本金，监管者爱德华J.德马科称（我们认为这是错误的）帮助一些房产主可能会导致另一些正在还款的人为了得到还款减少，而停止当前还款。

当本金减记不再可行，政府需要寻找新的方式来刺激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以低利率融资降低房产主月还款额，这样它们可以有更多的钱用于其他地方。大规模融资项目会像大幅减税那样起作用。

融资也将有效地减少资不抵债房产主违约的概率。由于他们资产负债表中过去贷款损失的减少，放款人就可以把钱再贷给别的人，大规模取消抵押品赎回权给社会带来的阴霾也可以从这次的光明中看到一些希望。

超过一半的有抵押贷款的美国房产主都在为支持自己的优秀获选人而支付利率。他们当中的许多人，即使房产净值不高，也有着稳定的工作和良好的信用。他们贷款30年，利率大约是自1950年来最低的3.5%。但是，还有数量众多的人无法再融资，因为房价崩溃已经摧毁了其房产净值。

参议院议员杰夫·默克里提出了一个补救方案。这个方案里有一个《重建美国房产所有权》的提议。提议称现在还在还款且满足要求的资不抵债的房产主能够选择再融资，以此来减少每月还款额并达到还清债务、重建资产的目的。

用政府投资的信托资金购买以历史最低的2%左右的利率再融资的房产主的贷款，这也会形成大量的利息收入，并且弥补所有违约成本、信托的行政开支和其他费用。各个家庭可以用3年来融资。3年后，信托机构停止购买债务并且最后在房产主还款后消除这笔债务。

房产主将付更少的贷款并且更快地重建资产。纳税人也将连本带利拿回自己的钱，并从税收收入提高的更强健的经济中进一步受益。银行和其他的抵押贷款投资者有可能从账本里抹除不良贷款。有些银行不希望失去他们从当今贷款获得的大量利息收入，但是如果融资市场合理运行的话，这些贷款早就应该得到再融资。

如果该项目十分成功，我们设想200万优质贷款能让重建美国住房所有权信托发展到顶峰。如果平均的贷款均衡是15万美元，那么高峰期时将会有3000亿美元的未偿还的贷款。

联邦政府本来可以直接支持该计划，或者间接地通过联邦住房贷款银行提供政府支持的信用。美联储也可以为该计划承保。中央银行主席伯南克最近说美联储目前的行为和针对贷款项目的英国新年金项目相似。英国的项目刺激银行增加对家庭和非金融企业放款。

额外借款和联邦贷款的对手会说像这样的贷款是无法接受的冒险。但实际上，更大的冒险是什么都不做，让房地产市场继续阻碍经济前进。

默克里的提案同奥巴马政府的以帮助住房可偿付调整计划相似。此计划的使命是在房利美和房地美支持下，帮助资不抵债的房产主为贷款再融资。它至今已有140万美元的融资规模，远低于2009年设定的300万～400万美元的目标。政府对此做出了一些改进并且有一些新的提议。但是，默克里的提案会有更好的未来，惠及2000万得不到房利美或房地美支持的家庭。

默克里的计划在1993年建立的房产贷款公司有很好的先例。他让100万的美国人摆脱丧失抵押贷款赎回权，拥有在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可以称作中产阶级标志的长期稳定的贷款。是时候重新复兴这个观点了。

自从5年前经济大衰退开始，房地产是我们经济困境的核心一环。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这个问题最终会自己消融，但是将会以巨大的创伤和长期的等待为代价。默克里的计划将会加快伤口的愈合。

[1] New York Times, August 12,2012.

不平等和美国儿童[1]

长期以来，孩子都被认为是特殊群体。他们无法选择父母，更不要说选择他们出生的大环境。他们没有像成年人一样保护和照顾自己的能力。这也是国际联盟通过1924年《日内瓦公约：儿童权利宣言》，国际社会遵循1989年《儿童权利公约》的原因。

遗憾的是，美国未能履行义务。事实上，它都没有批准该公约。美国作为一个以机遇之地为荣的国家应该是一个在公正对待儿童方面有好的方法和观点的形象。相反，它是一个失败的灯塔，使得国际竞技场上对儿童的关注少之又少。

尽管如此，普通美国儿童不是世界上最糟糕的，尽管国家财富和它提供给儿童的条件是完全不匹配的。大约14.5%的美国人是穷人，而19.9%的儿童，即约1500万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在发达国家中，只有罗马尼亚的儿童贫困率超过美国。美国的儿童贫困率比英国高出2/3，是北欧国家的4倍之多。对于某些群体，这种情况更加糟糕：超过38%的非裔美国和30%的西班牙裔儿童处于贫困中。

这并非因为美国人不关心自己的孩子。这是因为美国近几十年的政策议程使经济极度不公平，让社会最脆弱的一环越来越差。由于对财富越来越多的关注和大量的减税导致更少的钱用于为教育和儿童保护这样的公共利益投资。

最终，美国儿童的情况越来越糟。他们的悲惨命运印证了不平等是如何削弱经济发展和稳定的，这一点是经济学家和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的组织最后才认识到的。同时，这也说明了不平等是如何违背我们关于平等社会的定义的。

收入不平等与健康、受教育机会和受环境危害程度密切相关。而这些对于儿童的负担超过了其他年龄的群体。事实上，接近20%的美国贫困儿童被诊断患有哮喘。年收入少于3.5万美元的家庭的儿童学习障碍发生率大约是收入高于10万美元的家庭的两倍。美国国会的一些人想要减少大约为2300万美国家庭赖以生存的食品救济券的数量。如果这样的话，将会让最贫穷的儿童挨饿。

结果的不平等也和机会的不平等密不可分。儿童营养不足、健康和教育资源缺乏、受到环境危害的国家不可避免地会和富裕国家的生活前景截然不同。同时，可能因为相较于其他发达国家，美国儿童的生活前景更为依赖其父母的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美国现在的平等机会也是这些国家中最少的。比如说，美国最著名的高校里只有9%的学生来自占一半人口的社会底层，而有74%来自上层社会。

大多数的社会都有支持保证年轻人能充分发挥潜力的道德责任。有些国家甚至为平等的教育机会施行宪法训令。

然而在美国，更多的精力用于富裕学生的教育而不是穷困学生。因此，美国正在浪费掉一些最珍贵的资产。有些年轻人没有什么可以糊口的技术，转而从事于功能性失调的活动。美国一些州，比如说加利福尼亚州在监狱上的花费和高等教育上一样多，有时候甚至更多。

如果没有像学前教育这样从小孩很小时就开始的补偿措施，不平等的机会最终会转化为不平等的一生。因此现在急需政策措施来改变现状。

不平等的危害十分广泛并且会让我们的经济和社会为此付出巨大代价。其实它们是可以避免的。某些国家的极端不平等并非是经济力量和法律的无情结果。正确的政策，更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累进税制和更好的监管（尤其是金融产业）都将逆转这种毁灭性的趋势。

要形成这样的改革需要政治意愿，还必须克服政策制定者的惯性思维及其对不平等事件的冷漠态度和对儿童的灾难性后果的迟钝反应。我们可以减少儿童贫困和增加机会平等，从而为一个更公正和繁荣，更能反映我们价值的未来奠定基础。那么，为什么我们不这么做呢？

不平等给我们经济、政治和社会造成打击，而对儿童的危害需要特别关切。不管穷困的成年人可能因没有努力工作、没有存足够的钱或者没有做出好的决定，而应该为自己的命运承担什么样的责任，孩子们的境况依然依赖于父母，没有选择。孩子们或许比任何人都需要得到应有权利的保护。美国，应该以一个光辉的形象，向世界展示这真正的含义。

[1] Project Syndicate, December 11,2014.

埃博拉病毒和不平等[1]

埃博拉病毒危机让我们再一次想起全球化的负面影响。它带来的不仅仅是类似社会公正和前所未有的性别平等的理念和交流这些积极作用，它也有许多有害影响，比如说环境问题和疾病。

这次危机也提醒了我们政府和文明社会的重要性。在面对埃博拉病毒这样的疾病时，我们不会依赖于私人机构去控制疾病的传播。相反的，我们求助于各个政府机构，比如说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世界卫生组织和有着卓越的医生和护士的无国界医生组织。他们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去拯救世界上贫穷国家的人民。

即使狂热的右翼分子在面对埃博拉这类由病毒引起的危机时，努力干涉政府组织介入。而各政府在应对这样的危机时也没有做到十全十美，但是它们没有达到目标的原因之一是我们对于国内和国际上的相关组织的资金援助不足。

埃博拉这个插曲给了我们一些教训。因为病毒传播极快的利比亚和塞拉利昂都是饱受战争蹂躏的国家。那里的大部分人民都遭受着营养不良的折磨，而医疗卫生系统早已被摧毁殆尽。

此外，有些私有机构在疫苗研发上扮演着重要角色，但是它们没有足够的动力将这些疫苗奉献给遭受疾病折磨的穷人和贫困的国家。只有当发达国家也遭到威胁时，它们才会有充足的动力来研发疫苗，对抗像埃博拉这样的病毒。

这并不是在谴责私有机构，毕竟药品公司行善已经超过了做生意本身的范畴，而且在预防和治疗这些穷人时它们并没有钱拿。进而由埃博拉病毒引发了我们对于私有机构的质疑，并相信政府能做得最好。事实上，如果之前能有更多的公共资金支持，埃博拉疫苗几年前就能研制出来了。

美国在这方面的失败引发了诸多关注，以至于非洲一些国家对美国来的访客采取了特别预防措施。但这也反复凸显了一个更为根本性的问题：美国大部分的私有卫生体制正在堕落。

确实，在尖端科技方面，美国有一些世界领先的医院、研究性大学和先进的医疗中心。尽管美国GDP中医疗保障的花费比例远远超过别的国家，但其卫生状况却让人大失所望。

美国男性在出生时的预期寿命是17个高收入国家中最糟糕的，大约比瑞士、澳大利亚和日本低4年。而女性的状况是第二糟糕的，比日本女人的寿命低5年以上。

美国的其他医疗制度在监测穷人一生健康结果方面也同样令人失望。此外，至少30年的时间里，这个问题变得越来越糟。

美国健康状况滞后的因素有很多。这些经验教训其他国家也有。第一点因素是如何获取医疗物资。美国和另外几个发达国家并没有意识到这是基本人权之一。并且美国对私人医疗机构的依赖远超其他国家。因此，许多美国人没法得到需要的药物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奥巴马提出的《患者保护与平价医疗法案》使局面有所改善，但是法案覆盖范围仍然有限。美国50个州中仍然有将近一半拒绝扩大这项扶助美国穷人的医疗保障补助计划。

此外，美国的儿童贫困率在发达国家中更是居高不下（在欧洲一些国家因为财政紧缩而导致贫困率急剧上升之前，这个数据是特别准确的）。儿童营养及医疗保障资源的不足将对儿童造成终身的影响。同时，美国枪支法案更推动了美国的暴力犯罪死亡发生率居于发达国家的首位。美国对机动车的依赖也让其高速公路死亡率遥遥领先。

美国严重的不平等现象再和上述其他因素结合，是造成其健康状况落后的一个重要因素。贫困越严重，儿童贫困越糟糕，则越多的人得不到卫生保障、良好的住房和教育，越多的人面临粮食不安全（他们经常吃会引发肥胖的便宜食物），因此美国总体的健康状况令人担忧。

美国的健康状况也比那些高收入和医保覆盖较全面的国家差。也许，这和压力有关。努力向上爬、争取成功的那些人知道失败的后果。在美国，上升的阶梯比其他地方都要疏松，这个梯子的底部同上层的距离也大了许多。这意味着，人们会产生更多焦虑，并最后导致了更差的健康状况。

拥有好的健康，是人之幸事，但是国家和社会如何构建卫生保障体制会对健康状况造成巨大影响。由于过度依赖于市场力量，忽视更广阔的价值，美国和世界在平等和社会公平等方面付出了的巨大代价。

[1] Project Syndicate, November 10,2014.

第4章　美国不平等现象恶化的成因

过去，不平等一直存在，也将一直存在。这些文章将探讨的问题是不平等和它的各个维度在过去35年加剧的原因。经济大衰退当然对不平等造成巨大影响（尽管我们在下一章会讨论到某种程度上它也是不平等的结果）。但是，很显然这种趋势在此之前就出现了。

不平等的每一个方面：位于最顶层的人切蛋糕的比例越来越大，贫穷的增长和中产阶级的衰落都有着一定的解释。很大一部分原因是，上层社会的资本占比和资本收益都在提高。他们拥有着不成比例的资本并且获得了绝大部分的资本收益。这也让我们疑惑，为什么这已经发生了？此前，我们已经解释过了寻租的概念，就是说有两种方式变富，一种是把整个国内经济这个蛋糕做大，或者相比其他人，自己分的蛋糕比例更大（在争抢更大比例的蛋糕过程中，整个蛋糕的尺寸有可能变小）。处于顶端的人财富的增加和寻租的增加密不可分。高官们在公司这块大蛋糕中分得更大一块并不是因为公司突然更有生产力了。在经济中，金融化对于金融产业越来越重要。大衰退证明了它不仅在提高经济稳定性，也在增加不平等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拥有全球市场影响力的公司（例如谷歌、苹果和微软）的发展和更多依托当地市场力量的企业（例如，沃尔玛和亚马逊）的发展使垄断势力进一步扩大。

在前面部分，我们指出了美国不平等的几个方面：卫生保障和受教育权的不平等及儿童贫困。这些不平等造成的后果是不平等现象将会代代相传：家庭条件有优势的孩子人生开端将处于领先地位。机会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诱因也是其结果。美国的经济隔离越来越严重，当富人的孩子去师资力量更好的学校，而穷人的孩子去运营差的学校时，不平等的发展就在预料之中了。

在美国，尽管税前收入和转移性收入方面的不平等已经逐年增加并发展严重，但是比某些发达国家还是好一些。而美国与其他国家的不平等发展的区别在于我们很少为此做些什么，而其他国家却努力去改善。

此书的前面几章，我们强调不平等是关乎选择的问题：经济法在各个国家都一样，但是他们起的作用却截然不同。所有的法律法规、政府开支和政策都影响着不平等。下一章，我们会列举几个美国一直热情参与的一些炙手可热的政策辩论。之前的章节也有以下举例，我们选择与其他国家不同的方式去援助高等教育，最终使穷人甚至是中产阶级更难得到高等教育。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我也讨论了破产法将会怎样惠及金融产业的相关规定，它详细规定了公司或个人无法付清欠款时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策，穷人可以借款来得到教育，努力寻找自己的出路。

这部分的文章只涉及部分内容，并没有谈及获得和完成教育的不平等是如何成为我们前所未有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结果和原因，对于穷人来说（情况越来越严重，甚至也开始波及中产阶级）营养不足、医疗保障不健全也同样会导致不平等现象的持续发生。同样的，贫困儿童是如何受到环境的危害也并未涉及，他们也没有考虑到在获取公平的过程中也存在不平等的制约。

这部分文章会着重于两个方面——公司的福利政策和我们的税收体制。第一篇文章《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写于美国紧急救助银行之后。显然，“社会主义”这个词就像“福利”一样在美国不那么得体。其他人该如何形容美国提供给银行大额的紧急救助。我们并没有按照资本主义的规则出牌，让银行股东和债券持有者为自己的错误埋单。一些批评家认为我们不得不救助银行。确实如此。但是我们没有必要援助银行家、股东和债券持有者。

本文不仅例证了税收体制的不公平，也展示了它扰乱我们经济的形式。它导致了高水平的税后不平等，也造成了税前不平等。若投机者的缴税率比那些以工作谋生的人们低，那么等于政府在鼓励投机。2014年4月，我向议会证明了美国不平等正在加剧。一名议员问他应该如何向他的同僚解释为什么水管工比从长期投机获得可观收入的人的税率还高。这个问题确实有些夸张，但是那些政治立场不同的共和党人、民主党人或者独立党人士，没有一个人能回答这个问题。

之前的章节已经更为广泛地探讨了高收入人群的不平等同剥削和寻租的关系。在此，我将讨论我们的税收体制是如何鼓励这些活动，并削弱我们的经济和加强不平等的。

每年的4月15日，在美国人快要填完纳税申报单时，就会出现一些有关我们税制的轻率文章。“不利于99%人的税收制度”反映了我们的税收制度的极度不公平，它不利于99%的人。由于那处于金字塔顶端的人并没有公平地交税，其余人的税负就增加了。这意味着富人能保持或者再投资自己的利润，并在这个过程里越来越富有。沃伦·巴菲特曾经有过很著名的论调，他指出自己比秘书的税率低是不公平的。他没有表明的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他针对的是自己的税收和已实现收益的比值。每年，他的工资相对于他的总收入来说很低，他得到一些分红和利息并且实现某些资本收益。只要他没有卖出自己的股票或其他控股，他无须缴税且他的资产一直在增值。因此，若富人持有资产，他们都能年复一年地增值。他们之后可以将财产留给孩子。只要没有卖掉资产，他们无须支付任何的所得税。如果他们卖掉了，那么他们的子孙也只需要为自己继承后增值的那部分收入交税。前几代获得的所有资本利益都可以成功避税。（确实，这里存在房地产遗产税，但是聪明地管理这些房地产经常可以避免或者减少这些遗产税。）

这些文章是在世界范围的避税丑闻后写的。当时，美国通用电气公司高层努力避开自己理应缴纳的税负成为一个光鲜例子。但不久后，苹果公司和谷歌这些长期以科技创新为特色的硅谷公司先后曝出丑闻。在避税方面，它们同样体现了匠心独运的创新力。它们充分利用全球化，让钱在全球流动。苹果公司声称其利润主要得益于在爱尔兰工作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诚实地说，更不必说公平竞争的意识似乎比创造性更像一个稀缺商品。这些公司只想要索取而不是回馈：毕竟，它们的成功取决于政府投资创建的互联网。如果我们不再支持那些能够使这些公司获益的基础研究，那么创新之流将不可持续。但是这些支持需要钱和税收。谷歌和苹果公司都表现出他们自私、目光短浅的一面。这种美国金融产业的不良之风，在硅谷有很好的体现。

《罗姆尼逻辑的谬误》是在米特·罗姆尼发布演讲视频（他试图让评论不公开）引发骚动后写的。他说47%的美国人没有交所得税，并说他们是搭便车的人。讽刺的是，罗姆尼本人就在设法避税，充分利用税法允许私有企业员工税率比收入有限的水管工低的漏洞。（这是我过去在文章里没有机会提出的问题。）他承认将大多数的钱存在开曼群岛。人们认为美国应该是全世界最好的金融市场，至少是为了富人利益服务的。当然了，他把大部分钱放在开曼群岛并不是因为他们提供的服务有多好，而是因为那里提供了一种特殊的服务——透明度低下，这是华尔街根本无法做到的，而罗姆尼也从未向美国人做出解释。这篇文章更加集中于罗姆尼逻辑的错误，说明了他说的“47%”完全是错误的。

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1]

听到有关“经济复苏苗头”的言论，美国的银行又重新努力调节经济。政治家们谈到他们通过监管改革来预防危机再次重来时，邪恶体现在细节中的每一个方面。同时，银行将用他们剩下的力量来确保自己能和以前一样有充足的发展空间。

旧的体制对银行家（如果他们不是持股人）来说特别好，那么他们为什么又要接受改变呢？实际上，拯救银行的努力很少考虑到危机后的金融体系。这样一来，大银行将大而不倒甚至变得更大，我们的银行体制将竞争力不足。

长期以来，人们认为美国的银行大而不倒的同时也大得无法管理。这也是有些大银行一直以来如此低迷的原因。由于政府提供存款保险，大银行（不像其他模块）对经济重建作用很大。名义上说，如果银行倒闭了，政府会引导财政体制改革。但是如果政府向银行投钱，则未来会获得巨大收益。官员们知道如果他们等太久，银行的资产净值几乎就会变成零，此时银行如同行尸走肉，但却被视为颇具生命力，此时银行可能“同复活打赌”。如果它们赢了，那么它们就能获利而归，如果输了，则政府会收拾残局。

这些不仅仅是理论，也是我们在经历20世纪80年代的存贷危机时，以巨大代价学到的经验教训。自助取款机显示“余额不足”时，比起个人账户，政府更不希望这发生在银行的账户。所以，政府会在抽屉的钱空了之前出手干预。因此，财政体制改革时股民被掏空，而债券持有者成为新的股票持有者。有时政府必须提供一些额外资金，有时政府要照顾那些接管失败了的银行的新投资者。

然而，奥巴马政府提出了新的概念：太大以至于难以体制改革。政府称只要我们这些大银行一起按规矩合作，那么我们会摆脱现在的困境。市场令人恐慌。即便大多数股份存在的意义只是反映了一个压在政府救助上的赌注，我们也无法影响债券持有者，也没法触动股东的地位。

我认为这种判断是错的。奥巴马政府迫于政治压力和大银行散布的谣言，已经混淆了位于困境中的银行家和负债银行的股东。重组给了银行重新开始的机会：新的潜在投资者（无论是权益工具还是债务工具）都会更有信心，其他的银行也更乐意借钱给他们。假如资产价值能比市场更高，外部分析人士相信这最终会帮助累积收益，并使债券持有者从有序的重组中获益。

无疑，奥巴马的策略无论在现今还是未来都会付出高昂代价。到目前为止，该策略还未能实现十分有限的重新贷款目标。纳税人不得不交出数十亿元美元并付出远超数十亿美元的金钱，未来才能如期得到保证金。

重新建立市场经济的规则会使给全球经济带来巨大创伤的那些人受惠，其后果会比经济上的损失更糟。大多数美国人觉得这很不公平，尤其在他们知道银行转移数十亿元美元，将本应用以重振经济的贷款资金拿去变成巨额奖金和红利之后。撕毁同社会的合同不应该是如此轻而易举的事。

然而这种备用资本主义的新形式由于将损失社会化和社会利润化，所以注定会失败。这扭曲了激励机制，完全不遵循市场规律。太大以至于不能被重组的银行知道它们可以用美联储提供的接近零利率的资金肆意地赌博，因为美联储有着充足的钱。

有人将这种新的经济体制称为“美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但是，社会主义关心普通人，而美国却几乎没有提供帮助给成千上万失去家园的美国人。失业的美国人只能拿到为期39周的、有限的失业福利，之后只能靠自己。如果他们失去了工作，大多数人也会失去健康保险。

从商业银行到投资银行再到保险业，现在又覆盖了机动车业，美国已经空前地扩大了全民安全网，但是事业的实现仍然遥遥无期。事实上，这并不是社会主义，而是长期存在的全体福利的延伸。富人和有权者每时每刻都在向政府寻求保护，而有需求的普通人却得到极少的社会保护。

我们需要将大而不倒的银行分解，因为并没有证据说明这些巨鳄给社会带来的益处比给他人造成的损失大。如果我们不将他们分解，那么我们几乎不能限制他们的行为。他们不应该拥有和以前一样的权力——以牺牲他人为代价去赌博。

这也引发了另一个问题，美国大而不倒的、大而无法重组的银行政治权力过大。他们的游说十分成功，刚开始是解除管制，然后又是纳税人为其善后。他们希望这回能再次发挥作用，让他们随心所欲、为所欲为，无须考虑对纳税人和经济的风险，还可以任意而为。我们已经无法承受这再一次发生。

[1] Project Syndicate, June 8,2009.

不利于99%的人的税收制度[1]

据报道，因1989年偷税漏税和其他事情臭名昭著的连锁酒店总经理、勒昂娜·赫尔姆斯利曾说过：“只有很少的一部分人交税。”

这句引言或许已经成为2007年去世的吝啬女王赫尔姆斯利的信条。同时，或许赫尔姆斯利夫人是具有先见之明的，她的这句话也已成为对美国税收政策公平性的预言。

如今，申报个人收入的截止期能很好地反映我们当前的税收体制和由此创造的世界。没有人喜欢交税，但是除极端自由主义者外，所有人都认同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说的：税收是我们为文明社会付出的代价。但是，近几十年来，承担这种代价的压力已经导致不公平性在各个方面的快速增长。

大约3/5的人认为税收体制是不公平且右派的，因为很简单地说，极为富裕的那些人不需要缴纳自己应缴的税。最富裕的400名纳税人的平均收入超过了2亿，但是他们缴纳的所得税率不足20%，这远远低于那些收入为20万～50万美元的人，他们的税率已经超过25%。2009年时，这400名大富翁中，有大约占了总数1/3的116名富翁的所得税率低于15%。

保守党老爱说最富的美国人缴纳的税款构成了总税收的极大一部分。确实如此，而这在任何一个有活力的税收体制里都该如此。而这样的一个体制对富人的税率应该远高于穷人。那些最富裕的美国人近年来的收入增长直冲云霄，他们的总纳税额很自然地也增加了。即使所有人的所得税率都一样，情况也会是如此。

我们应该真正感到吃惊和愤怒的是，那1%的人已经富得流油，而针对他们的实际税率却急剧下降。现今我们的税收体制与20世纪时那个为了众多人的利益服务的体制相比，已经失去了许多竞争力。边际税率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达到顶峰期，为94%，并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持在70%的水平，而现在它只有39.6%。税收公平从20世纪80年代里根的“革命”后，在近30年里变得越来越糟。

纳税正义联盟是个支持加强累进税制的机构，根据估算，将所有联邦、州和地方税收一同计算，在2010年，那1%的富豪所缴纳的税额大约只有美国总税收的20%。这和他们的所得份额相当。这样的结果丝毫没有进步。

有如此低的实际税率和低达20%的资本所得税率，也就不惊诧于自1979年后，根据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和伊曼纽尔·赛斯的观点，1%的富豪的收入翻倍，0.1%的超级富豪的财富翻了接近三番。有人说1%的美国人拥有整个国家财富的40%，但实际情况可能更令人不安。

若这些数据还不能唤醒你对“不公平”的认知意识，那就把这些数据和其他富裕国家进行比较。

由于极低的边际收入税率，美国在富裕国家俱乐部——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表现得十分杰出。这样低的税率并不是发展的必需品。德国说明了这一点，即使其高收入群体的边际税率远超美国，但是仍然以先进的制造业核心技术保持着在世界经济上的地位。通常而言，税率保证了高收入。以丹麦为例，它的税率高达60%，但是只针对收入超过54900美元的人。而美国在个人收入超过400000美元或夫妻共同收入超过450000美元时，征收39.6%的最高所得税。只有3个世界经合组织成员：韩国、加拿大和西班牙的临界值高于美国。

大多数西方国家的不平等现象在近几十年内，虽然没有像美国一样严重，但是都有不同程度的恶化。大多数经济学家都认同，极度不平等的国家无法良好运行。许多国家使用“免税代码”来帮助“纠正”市场对财富和收入的分配。美国并不这样做，至少可以说做得很少。富人低税确实很大程度地加剧并延续了不平等，使美国如今成为发达工业国中收入不平等最严重且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这也颠覆了长期以来，我们的领导人一直公开宣扬的美国传统的经营管理思想。

多年来，有些富人十分成功地得到特殊待遇，将占有国家空前税负压力的国家防御、教育和其他社会项目转移给其他人，这可谓史上空前之举。更讽刺的是，有些跨国公司的行径更为明显，他们号召联邦政府协商优惠贸易协定以便自己能轻易进入外国市场、捍卫全球商业利益并通过海外公司成功避税。

通用电气是跨国公司的典范之一。它的总部在美国但是却不用缴税。2002～2012年，它的平均税率低于2%。2012年的共和党总统候选人米特·罗姆尼成为富人不需要公平纳税标志，他承认自己2011年的收入税为14%，甚至恶名昭彰地说47%的美国人是搭便车的人。据我所知，通用电气和罗姆尼都没有违反税法，但是他们的纳税如此少，已经违背了美国关于公平的基本共识。

当我们看到这样的数据时，我们必须更谨慎些。因为这些特别典型地反映了税收是作为申报收入的一部分，而税法不需要申报所有收入。富人隐藏这些资产的行为已经变得像一场精英运动。许多人在开曼群岛或其他海外地区以合理手段实现避税。（或者你也完全可以假设，由于那里天气太好了，他们甚至可以直接逃税。）除他们被遣回美国之外，他们不需要申报收入。同样地，除非实现收入，他们无须申报资本收益。

如果资产在富人死后，代代相传，富人们无须缴一分钱的税。这是被称为“死亡时，在成本基础上极速累积”的漏洞。确实，美国富人的税收特惠持续到了他们死后。

美国人注意到政府给度假村、赛马场、啤酒厂、炼油厂、对冲基金、电影院和其他受优待资产提供免税代码时，不由得对漏洞百出的税收体制感到心灰意冷。当然，许多政策颁布的目的是为了寻求或者应对影响力巨大的竞选捐款。据估计，每年这些特殊的税收条款减免的金额大约为1230亿美元。而离岸税收漏洞的金额远不止如此。财政保守党担心公共债务规模过大，号召减少赤字，但是如果仅仅消除了这些条款，那么反而与这些实现目标背道而驰。

不公平的另一个来源是称作附股权益的税收政策。一些华尔街的金融家管理私募股权基金或对冲基金获得的收入可以用来缴纳比资本收益税率低的税款。但是为什么金融资产管理会和人力管理、研究发明存在对待上的差别呢？处于金融产业的人当然会说因为这些十分重要。但是医生、律师、教师和其他致力于我们社会上各行各业的人也会这么回答。金融家说他们对就业机会的创造至关重要。但是事实上，许多私人投资公司在充分利用破坏工作机会的附股权益方面的漏洞上做得尤为出色。他们擅长于重组公司，往往通过向国外转移工作来“节约”劳务成本。

经济学家经常避开“公平”这个词。公平，就像美，只有观者眼中出美景。而美国税收制度的不公平是如此严重，给它贴上任何其他标签都是自欺欺人。

传统意义上讲，相对于不平等问题，经济学家更重视发展、效率这样世俗的问题。但在这一方面，我们的税收体制的得分再一次很低。我们的增长速度在高边际税率时期要高于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数据。经济学家，甚至是像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样一向传统、保守的国际研究机构都逐渐意识到极度不平等会危害发展和稳定。税收体制在调节不平等的程度上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然而，我们为之做的却少得可怜。

我们经济不景气的原因之一在于税收体制严重干扰了我们的经济。经济学家一致认为刺激因素十分重要：如果你碰运气，去降低税收，那么会有更多的投机行为。我们让越来越多的优秀年轻人陷入金融骗局，而不是让他们参与创造实体经济，做出真正有意义的发现和为其他人提供真正的服务。越来越多的人参与“寻租”，努力分得国家经济更大的一块蛋糕，而不是致力于把蛋糕做得更大。

近年来的研究说明了税率同萧条的经济和日益增长的不平等的关系。请记住，富人低税本应该刺激储蓄和鼓励勤勉工作，从而推动经济发展。但是事实上，他们没有做到。在2001～2003年，总统布什将股息税和资本累积税缩减两轮后，家庭储蓄率跌至历史最低点，接近为零。低税率真正起的作用是增加了寻租的收益。它真正繁荣的是放缓的增长和不平等现象的恶化。这也是通过世界各国可以观察到的模式。有些想要保留自己特权的人发出了种种警告，国家提高了国内富人的纳税等级，经济发展却没有放缓。国内也有另一个证据可以表明这个道理：如果顶级富豪的努力拉动了我们的经济引擎，那么本该人人受益。如果他们致力于收入增加时，进行寻租，我们可以预测到其他人的收入会减少。而这正是一直以来都在发生的事情。中间阶层甚至是底层的收入一直处于停滞或者下降状态。

除此之外，一个出于强烈直觉的例子也佐证了税率鼓励寻租，并以全社会的财富创造为代价的观点。开创新事业、开阔知识的视野和帮助他人时我们都能得到天然的满足感。相反，像2007年8月前，金融行业的常态一样，通过欺诈和不诚实行为，榨取穷人的血汗钱并过上精致的生活，这并不让人觉得十分愉快。我相信大多数坚信众生平等的美国人会选择前者，而不是后者。但是，我们的税收体制使两者不再平衡。它增加了参与本质上令人十分厌恶的这些活动的净收益并推动我们的社会成为一个寻租社会。

它本不必如此。我们本可以拥有一个没有那么多干扰的、更为简单的税收体制和一个这样的社会：那些靠每天使用折扣券过活的人和在工厂劳动的人、为公司节省开支的人、救死扶伤的医生、进行金融创新的人、能改变我们经济和社会且努力做研究的人都缴纳一样的税。我们可以建立这样一套税收体制：鼓励像辛勤工作、节俭这样优秀的行为，反对寻租、赌博、金融投机和污染环境这样危害社会的行为。这样的税收体制可以比当前的体制带来更多的经济效益。我们不需要再像以前一样无止无休地争吵，经历以前的隔离、财政悬崖、中止医疗保障和社会安保的运行。至少在未来25年里，我们将处于稳定的财政状态。

我们破碎不堪的税收体制不仅仅是不经济的，它的运行还过度依赖于自愿原则。如果我们的公民们认为这样的体制是不公平的，那么自愿原则永远也无法向前发展。从更广层面上看，政府不仅在社会保护方面，也在基础设施投资、科技、教育和健康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失去这样的投资，我们的经济将会更加疲软，我们的经济发展也会更为迟缓。

如果没有丝毫的民族团结和一致的观念，则整个社会无法良好地运行。而这样一致的观念和共同的目标也紧紧依赖于公平的税收制度。若美国人认为政府是不公平的，认为我们的政府是1%人所有、1%所享、1%所治的，那么我们民主制度的信念也将消亡。

[1] New York Times, April 14,2013.

全球化：不仅关乎收益，也关乎税收[1]

全世界都兴趣盎然地看着苹果公司的CEO蒂姆·库克说公司已经交了所有欠的税，就好像在说公司已经交了所有应该交的税一样。当然这两者区别很大。像苹果这样资源丰富，具有独创力的公司会在法律范围内尽量避税是很正常的。联邦最高法院的公民联盟案例中似乎说过公司也是公民，具有所有公民附属的权利。但是这个虚拟条款并没有赋予公司道德责任感的意识，并且它们具有塑料人的能力，可以同时或有形或无形地出现在不同地方。当它们卖商品时，便是有形的；当它们申报销售利润时，它们又可以悄无声息地进行。

苹果公司和谷歌一样极大地受益于美国和其他西方国家的政府提供的条件——大学培训，也就是说它们应该直接或间接地（通过慈善事业减税）输出为政府服务的高学历工作人员。它们产品的基础调查也依赖于依靠纳税人支持而发展的因特网。如果没有因特网，它们也不可能诞生。它们的繁荣也取决于我们强制执行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制；有时，这些公司以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人民的生活和发展为代价，强迫世界其他国家采取我们的标准。的确，它们在创造力和组织技巧方面得到的荣誉乃实至名归。但是，即使是牛顿都很谦虚地说自己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而这些产业大亨却从没有为免费搭便车而内疚，更不愿意相应地给予回报。如果没有公共支持，那么未来创新和发展的源泉将会干涸，而我们分化日益严重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更是无法想象的。

更高的公司税率并不一定会大量减少投资。苹果公司的例子说明，它可以利用贷款来为任何事物融资，其中包括支付股息、再次策划避开本应公平缴纳的税金。但是利息支付是可以减免课税的，这意味着某种程度上借债理财的可能性，资本成本和收益是相称的，这些并不会对投资有副作用。而如果实行资本收益的低税率，权益资本则被视为更具回报率。仍有许多利润源于免税条款的一些细则，比如说加速折旧和研究开发开支的税务处理。

国际社会应该面对现实了：我们有着难以管制、不公平和歧视性的全球税制。这套税制在引发并加剧以美国为首、英国为辅的发达国家的不平等中起了核心作用。它也使公共部门失去了活力，使曾经以机遇之地为标志的美国沦为一个个人前景比任何其他国家都要依赖于父母收入和受教育程度的国家。

全球化也加大了我们对彼此间的依赖程度。这些跨国公司是全球化的极大受益者。普通美国工人和许多其他国家的工人都处于全球化的压力下，他们都看到自己的收入因为通货膨胀而被调整。全球化带来的价格下降，让他们的收入逐年下降。美国一位全职男性工人的收入比40年前还要低。我们的跨国公司已经学会了如何挖掘税收漏洞，以逃避自己应尽的全球范围的社会责任，充分地从各个方面利用全球化。

如果我们选举出来的政党通过了转让价格的税收体制（在这个体制里，公司“编造”从其他地方买来的部分产品和服务，并可以将利润登记在一个国家或者多个国家），美国则无法在国内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公司所得税体制。美国的体制已经演化出一个公式化的体制：全球化的利润按就业量、销量和生产资料分配。实际上，我们还有许多可以完善的空间，我们应该调整制度，应对真正的“附加值”以及收入来源是知识产权的产品利润可以轻易四处转移的现象。

有些人表示特别难识别有附加值的产品来源，且更难识别其销售目的地（通过转载，可能实际情况更为模糊）。他们建议可以建立目的地为基础的体制，但是这样的体制却不一定公平，这将导致负担了产品生产成本的国家得不到税收。但是，这套体制起码比当前的体制好。

即使美国不因公开支持以本国为基础发展的科学贡献和知识产权而受到赞誉，那么至少美国也应该因其大肆推行的消费者主义给这些创新提供的刺激而被记一功。如果能达成公司利润征税的国际协定，那是特别好的。如果缺少这样的协定，那么任何威胁到以生产为公平的公司征税的国家都会受到惩罚，因为生产和就业将会转向其他国家。在一些实例中，有些国家有能力虚张声势，而其他的国家可能觉得这样做的风险太高了。但是，只有消费者不能逃避缴税。

光靠美国自己，就能极大地推动改革：任何销售商品的公司都有义务根据其全球利润交税，以其综合资产负债表为基础，税率大概为30%，但是在其他行政区能得到公司利润率的税收减免（有一定的最高限制）。换言之，美国将自己设为全球最低税率区。某些国家可能不会与美国为伍，但是我相信大多数国家还是会支持美国的。

跨国公司避税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国家需要对帮助避税者和便利洗钱的免税区做出更为深入的改革。谷歌和苹果公司雇佣最有才华的律师。这些人了解如何在法律安全边界成功避税。但是对于避税上各层面串通一气的国家来说，已经没有足够的发展空间了。为什么德国的纳税人要保释生活在有着依靠避税和向下竞争的商业模式的国家居民？为什么所有国家的居民都允许国内的公司利用这些掠夺式的国家获利？

如果说苹果和谷歌只是充分利用现有的体制，那也对它们太宽容了：体制不会自己形成。它的形成是由于充当了通用电气这样的大跨国公司的说客，一直在游说和争取可以让它们更大限度避税的条款。它们游说并得到特赦条款。它们承诺会把钱用于本国投资，然后以低利率将收益带回国，只需要缴极少的税金。之后，它们绞尽脑汁思考如何避开精神和意图上要求的同时还能让自己的行为合乎法律要求。如果苹果和谷歌代表了全球化所带来的机遇，那么它们对于避税的态度则象征了税收体制将可以走向何方、正在走向何处以及其错误所在。

[1] The Guardian, May 27 2013.

罗姆尼逻辑的谬误[1]

米特·罗姆尼辛辣地攻击了47%的美国人，称他们没有缴所得税并且依赖于政府的言论已经引起了一场暴风雨。这种言论意味着大多数美国人，也就是巴拉克·奥巴马的支持者是搭便车的人。

讽刺的是，真正不劳而获的人是像罗姆尼这样的一群人：他说自己一直以来缴的税（他申报收入的一部分）远远少于那些收入比他少得多的人的税金。大多数人都相信，没有人能光靠自己就成功。即使他们没有继承财富，那么成功的经营也需要法律、高学历的劳动力、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所有由政府提供的条件。

即使像谷歌这样的“发明者”的成就都需要以他人的工作为基石——必须有人创造因特网，而这正是政府创建的，谷歌只有基于此才能创造出最受欢迎的搜索引擎。

拨开迷雾

罗姆尼逻辑的谬论越来越根深蒂固。

第一，即使有些人不缴所得税，但是他们缴了工资税、营业税、特许权税和财产税。许多人通过社会保障和联邦医疗保险交费的形式，获得这些“好处”。他们并不是搭便车的人。政府在提供这些福利时做得比私有机构更好。让我们记住这些项目为何开始：私营部门让老年人失去支持，养老金市场不存在，同时老人无法得到医疗保险。

即使在今天，私营部门也无法提供像社会保障那样的，包括了应对市场波动和通胀的安全保障。当然了，社会保障部门的交易费用比私营部门低许多，因为私营部门的目标就是使这些成本最大化。交易费用正好是他们的利润来源。

第二，许多得到这些福利的人都是年轻人。我们给他们提供教育和卫生保障（即使他们的父母不缴税），这是我们对未来的投资。数据证明，美国是发达国家中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尽管美国梦的实现几乎是个神话，但是我们还可以做些什么来改变，让孩子们不需要必须依靠他们父母的财富来获得对自己潜能发挥十分关键的受教育权和卫生保障服务。

第三，社会保障的有效机制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对于使得个人能承担一定风险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市场在提供足够的保险方面再一次失败了，例如失业和残疾。这也是政府进入该领域的原因。那些获得这些福利的人都直接或间接地，通过出资或者他们老板代表他们对这些保险基金做出的贡献来埋单。给这些人提供社会保护，抵抗类似风险有利于建设一个更有生产力的社会。如果人们知道即使失败了，也会有安全网在保护自己，那么他们可以更多地从事一些高回报和高风险的活动。这也是一些提供更好的社会保障的经济体一直以来，即使在近期的经济衰退期，都能比美国发展得更快的原因之一。

政府失灵

最后，位于底层的许多人一直都十分依赖于政府，他们的状况不曾改变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在某些方面未能起到作用。政府未能给这些人提供技术培训，让他们更有生产力，从而自己能养活自己。政府也未能阻止银行通过掠夺性贷款和滥发信用卡的行为剥削这群人。政府也无法停止盈利性学校利用他们通过教育改变命运的愿望。我们是一个共同体，所有国家理应帮助那些更贫穷的人和国家。如果我们的经济体制导致这么多的人没有工作，需要依靠政府获得食物，那么政府就应该干涉。我们的经济体制没有按照它应有的方式运行：它没有为所有有工作意愿的人提供工作。许多创造出来的工作的工资都低得无法维持生存需求。

我们的社会确实是有分歧的。有些人纳税了，有些人没有公平地交税，还有些人在投机取巧，但它却不是像罗姆尼说的那样只分为搭便车的人和其他人。反之，它的分歧在于有些人将美国视为一个共同体，拥有持续繁荣的方式是共享繁荣，而有些人却不这么想。

[1] USA Today, September 20,2012.

第5章　不平等的后果

我的书《不平等的代价》的理论基础是不平等破坏了我们的民主制，分裂了我们的社会，而“巨大的鸿沟”系列则从多个方面对此进行了详细说明。在这重新出版的文章中只涉及几个话题。前言（和本部分的序言）提及的一些文章讨论了不平等是如何削弱经济表现、降低需求和增加不稳定的。在本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平等阻碍着经济恢复》）中，我解释了国家日益加剧的不平等不仅是2008年经济危机的影响因素之一，更在此后导致了经济恢复的极度缓慢。

之前，我提到了在美国，机会不平等现象特别严重。大量不够幸运、出生在贫穷家庭的美国人很少有机会充分发挥潜能。这不仅是一场个人灾难，也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无法充分利用我们最重要的资源——我们的国民。

作为由1%所有、1%所享和1%所治的政府积极努力地颁布公司福利政策和税赋优惠，使这1%的人更加富裕。因而，较少的资源被投资在对保持经济强健和稳定增长至关重要的基础设施、教育、科技方面。

然而，就像我在之前的章节（“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中所提到的，不平等真正损害的是我们的民主制和社会。我们国家信奉的基本价值观——机会平等、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对公平体制的追求都遭到侵蚀。我们所谓的“自愿”入伍中，穷人和富人的数量并不成比例。当那些穷人的工作前景黯淡时，我们并没有根据《士兵福利法案》，像对待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服役的军人一样对待他们，而是强迫他们一次又一次地回到战场，直到他们中近一半的人身患残疾。在战争时期，各方共同牺牲缔结盟约来团结我们的国家。但是当富人得到减税，穷人却迫不得已“被自愿”时，纽带被破坏了。更糟糕的是，我们（或者更精确地说，布什政府）减少了对医治老兵的医院的资金支持。[1]

公平竞争的观念消亡时，我们的社会开始出现各种不稳定。就像我在《不利于99%人的税收制度》中说到的那样，我们这样的税收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自愿原则，但是如今的证据表明并非如此，那些位于经济顶层的人得到的交易机会远远好过中间阶层。

此处再版的两篇文章给出了两个对于不平等长期关注度不足造成的后果。第一篇文章着重讲述了拥有许多穷人的城市发生了什么——底特律的破产是具有象征性的。诸多美国家庭听从建议，购买了被沃伦·巴菲特称为金融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高风险衍生产品而受到损害。在底特律的案例中，这武器确实爆炸了。同其他实例一样，问题出现后，金融行业最先归还了投资款，而将普通百姓的利益置之度外，其中不乏有被合同承诺了退休金的工人。

本部分的另一篇文章《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中讨论了被美国加剧的不平等的进一步恶果——社会运行不可或缺的信任的缺失。尽管经济学家一般都不使用像“信任”这样的词，但是我们的经济缺失了信任后则无法运行。我会解释不平等是如何损害了“信任”这样最为珍贵的事物，以及为什么信任一旦被损害再难重建。

[1] 详见Linda J.Bilmes and Joseph E.Stiglitz,The Three Trillion Dollar War:The True Cost of the War in Iraq(New York:W.W.Norton,2008),Linda J.Bilmes and Joseph E.Stiglitz,“Estimating the Costs of War:Methodological Issues,with Applications to Iraq and Afghanistan,”in Oxford Handbook of the Economicsof Peace and Conf?lict,ed.Michelle R.Garfinkel and StergiosSkaperdas(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275-317and Witness testimony to the House Committee on Veterans’Affairs,September 30,2010.

底特律破产的教训[1]

我在印第安纳州加里市长大，那里大约有1/4的美国人从事制造业。当时，普通人有足够的工作机会养家糊口。他们上一份班，就能让家里4个人实现美国梦。他通过干体力活挣到的钱，足以负担得起小孩上大学的费用，甚至能让他们再上一些职业课程。

底特律和加里这样依靠工业兴起的城市，不仅创造了巨大的财富，也诞生了强大的社区、良好的税收基础和优秀的基础设施。进步革命家约翰·杜威在加里市建立了有深厚历史的优秀公立学校，我从那里起步，在艾姆赫斯特学院完成了本科教育并继续到麻省理工学院读研究生。

今天，只有不足8%的美国工人还在从事制造业工作。与此同时，许多工业城市都只剩铁锈。在底特律，这样令人心酸的事实不计其数。截止到2013年春天，40%的路灯已不能再继续使用，成千上万的房子被遗弃，学校也纷纷倒闭。而仅在10年间，当地人口就已经下降了25%。2012年，底特律的犯罪率比其他大城市都高。1950年时，底特律的人口是185万，城市的制造业提供了29.6万的工作岗位。而在2011年，当地人口只有70万，但是相应的工作机会还不足2.7万。

底特律戏剧性的落败还包含了更多东西——美国历史上最大的市政府破产。这值得我们停下脚步思考是什么改变了我们的经济与社会和这又意味着怎样的未来。

现如今，我们都已知道导致国家和地方政策失效的原因是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投资不足。地理上的隔绝使得在铁锈地带的穷人和非裔美国人社区边缘化。两代人的贫穷不仅妨碍了机会的平等，也让金融势力的特权（就像那些公司高管们和金融服务公司）高于工人。

在某种程度上，人们可能认为：每天都有公司在消失，又有新的诞生。这就是资本主义的动力之一，对于城市也是如此。或许像底特律这样的城市对于注重商品和服务的21世纪的美国来说并不适合，但我认为这样的判断是错误的——我们应当认识到底特律的死亡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发展不可避免的结果。

上述原因并不是造成这个问题的全部：底特律最严重的问题是受到城市的限制。在其他的大城市，经济活动多样化。例如密歇根州布隆菲尔德山地区，中产家庭的收入超过了12.5万美元。作为各项著名研究和知识的产地，密歇根大学所在的安阿伯市到底特律只有45分钟的车程。

美国独具特色的经济隔离和社会也是底特律悲剧产生的原因之一。社会学家肖恩F.里尔登和肯德拉·比肖夫曾指出，相比于种族隔离，我们的国家经济隔离可能更为严重。富人（大多数是白人）选择底特律郊区的飞地作为隐退之地就是一个很好的示例——未雨绸缪是具有合理性的。富人要保证他们不需要和他们的一些穷邻居共同分享当地公共产品和服务，同时他们的孩子也不需要和经济社会地位较低的人打交道。

自我强化的不平等趋向在对向社会上层流动至关重要的教育上表现得尤为明显。贫穷地区的学校越来越糟，有条件的父母都搬到了更富裕的地区。这些都固化了富人与穷人的分布，而且在下一代上使得两者的差距变得越来越大。

经济线这种经济隔离也在扩大成年人间的不平等。穷人不得不设法从他们的邻居那里讨来距离远、工资低、还越来越稀少的临时工作机会。城市扩张了，这些地方的公共交通系统却没有更完善。你心里绘制着这样一张蓝图：工人阶级的社区逐渐演化成人数不断减少的聚集地。

底特律市区被分为独立的政治行政区，而这样的设计给新的城市群带来了更多糟糕且不可避免的问题。至此，穷人不仅在地理上被孤立，政治上也成为少数派。像这样孤立、更为贫穷且资源不足的内城，提供核心的纳税基数的工业厂房的关闭，使得情况变得更糟。

破产法的第九章中提到的政府破产保护的决定文件是由应急管理员凯文·奥尔起草的，他是被底特律的财务市长里克·斯奈德任命的而不是选举产生的。现任市长——戴夫·宾是民主党人士，他已经决定不再争取连任。这一点都不奇怪，因为他和其他当地官员对城市的未来无能为力，尽管城市的累计债务已经被法庭免除。

历史学家托马斯·撒格鲁证明底特律的整合把矛盾集中到了社会福利项目和种族关系（包括1967年暴动），一下就把时光带回到战后10年。限制工业化、种族歧视和代理隔离正是在当时生根的，而我们现在正饱尝恶果。

由于政策的不统一，所以底特律并没有形成一个能改善贫穷内城和富裕郊区的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的整体结构。因此，穷人也只能寄希望于自己所拥有的、这些并不好的条件。老化的汽车不可避免地抛锚了，公车也姗姗来迟，这些都让工人看起来“不够可靠”。但是真正不可靠的是城市设计的不公。也难怪美国已经成为工业发达国家中机会最不平等的国家。

相互呼应的国家政策和底特律当地法律都被不公的优先顺序彻底摧毁。所有的国家和社会都有一些地区和产业正如朝阳般冉冉升起，而有些却似夕阳，处于衰退期。大约100年前，硅谷曾一度和中西部上层地区一样是美国的明日之星。经过科技变革和全球化，这个地区作为全球制造中心的地位已经衰落，至于原因，由于太过熟悉，在此已不值一提。市场的自我恢复能力往往不那么好。

我们的政府没有采取有效的政策去鼓励其他产业的发展，有目的性地应对变革的经济状况，而是允许金融产业胡作非为，创造“经济发展”泡沫，以粉饰日益严重的缺陷。过去的我们，不让经济按照自身规律运行，而只重视短期利益和大范围的无效率。

我们对美国制造业不再是我们经济的中心这种经济结构变动无计可施。但是对于变动给城市里的人们带来的浪费、痛苦和绝望，我们确实可以做些什么。有些可选择政策可以保存财富和推动平等，从而减少这种转变带来的冲击。距底特律仅4个小时车程的匹兹堡也在努力应对白人大迁徙。但是匹兹堡从依赖于煤铁的经济转变为注重教育、卫生保健、法律和金融服务的经济转型更快。曼彻斯特曾是英国100多年的纺织中心，如今已经转变成教育、文化和音乐中心。美国也有都市更新项目，但是重心在下层建筑的重建和高档化，而非修缮和维护社区。即使这样，美国工人也被赢者补偿输者的“免费”贸易政策出卖了——失败的人依然在等待。

次贷危机及其引起的衰退和与之对应的政策使得情况变得和其他许多事物一样更为糟糕。抵押银行家冲入我们的一些城市进行捕猎，猎物便是这些需要他们掠夺性和歧视性借款的美国工人。泡沫一旦破灭，这些城市便被除了收债人和丧失抵押品赎回权的行政长官外的所有人遗弃。政治家更关注如何拯救银行家、持股人和债权人，而不是如何拯救我们的社区。

这种情况可能很残忍，但对底特律和其他面临相似问题的城市并不是如此。底特律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管理破产。

我们也应该提防富人利益的“智慧”施加的影响。近年来，我们私有银行的金融“术士”——那些被认为有管理风险能力的人，却卖给了底特律一些外表光鲜的金融产品（衍生产品），让它们损失了数万亿美元，恶化了当地的金融环境。

在传统的破产中，债权人衍生品的优先权会先于现任及退休的市政工人。幸运的是破产法第9章的指导原则，重点放在了公共产品上。公共机构进入破产环节后，总会有一些资产和负债的不透明。它的义务也包括了一条不成文的“社会契约”，即为当地居民提供社会服务。它不会明显增加收入，因为高税率会加速死亡旋涡，驱赶更多的企业和房产主。

银行当然会喜欢这些优先权。大约有3亿美元未偿付的衍生品危如累卵，这些可能会被默许优先偿还。第9章中为银行排在后位提供了机会。用于迷惑和欺骗投资者的不透明金融工具危害特别大。奖励银行只会给这种情况雪上加霜。破产程序的优先顺序也会受到干扰。我们要做的不仅是让底特律偿清债务，还要让这个城市重新焕发活力。破产法第11章的基本原则（重点是公司）是破产应该带来全新的开始：这样对于保留工作机会和维持经济稳定十分重要。假如城市破产，保留我们的社区则显得更为重要。

银行和债券持有者可能会争辩说支付给城市工人的退休金是个巨大的负担，并且这个量应该得到限制或者取消以帮助银行减少损失。工人受偿的优先权的丧失竟在银行破产时被合理化了。这样看来，他们将得到的款项基于他们的服务，养老金变成了“递延酬劳”。工人没有像投资者那样大量参与风险评估，也不可以真正通过投资多样化的产品来分散风险。所以对工人说：“对不起，我们无法为你的工作支付许诺过的报酬”是丧失良心的。与此同时，他们的养老金不像商业巨头那样丰厚——大多数退休的城市企业员工每个月只有1600美元。

这意味着破产的负担会大部分落在底特律的债权人和担保人肩上。事实也是如此。这些人收到的回报就反映了他们对风险的客观估计。他们也想得到高收益的同时承担低风险，但是市场不是这么运行的。

底特律提高警惕，确保破产进程运行良好，这仅仅是经济恢复的第一步。长远来看，我们需要改变都市圈的运行方式。我们要提供更好的公共交通体系，教育体制要实现机会平等，是为了所有人有效地“治理”都市而不仅仅为了那1%或者20%的美国人。

在国家层面上，我们需要颁布政策来增加在教育、培训和基础设施方面的投资，从而让就业机会依赖于制造业的美国经济体制得到平缓过渡。如果我们不这样，那么像亚拉巴马州的杰弗逊郡、加利福尼亚州的瓦尼霍、中央瀑布流域和罗德岛这样的地区都会发生大衰退后的银行破产，底特律现象会频繁出现。

底特律破产使我们认识到社会是如何分裂的，也让我们了解为了愈合伤口还有很多事情需要去做。这也给今天住在新兴小镇的人敲响警钟——它也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1] New York Times, August 11,2013.

我们不相信任何人[1]

今天的美国，我们不时会感觉将信任置于首位的想法很天真。音乐、电视节目以及各类关于经济丑闻的报道都在时时提醒我们不要被银行家再次愚弄。

最后一个观点也许是对的，我们对我们的社会和经济失去了信心。信任是合同、计划和每日交易的基础，它促进了民主进步，从选举到立法，并且维持着社会的稳定。可以说，信任是我们生活真正的基础，比金钱更重要，使世事得以运行。

我们不用收入账户来度量信任，但投资时信任同人力资本和机器一样重要。

然而，不幸的是美国令人惊愕的不平等还引发了信任危机：贫富差距扩大，团结社会的纽带也岌岌可危。因此，当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个无情地危害他们利益的制度失去信任时，1%的人变得更为遥不可及，也侵蚀着我们的制度基础和生活方式。

我们的经济传统就一直在低估信任。亚当·斯密的观点“我们更应该去相信那些追求个人私利的人而不是追求集体利益的善心”很有说服力。如果每个人都只关注自己的利益，那么我们将达到优质生活和高生产力的平衡，此时经济也是最具效率的。在那些没有主见的人看来，这确实特别吸引人：自私是无私的终极形式。（在之后的《道德情操论》中，他提出了一个更为和谐的观点，尽管随后又被推翻。）

但是过去30多年的历史事件和经济研究不仅说明私利不可靠，还证明了包括像美国这样的现代市场经济在内的所有经济形式，都不可能在信任缺失下良好运行。与此同时，完全利己行为不可避免地会导致信任缺失。

以银行业为例，信任危机引发的经济危机让我们付出了巨大的代价。

长期以来，银行业尤以信任为基础。你把钱存进银行，相信未来你可以在需要时随时取出钱而不会丢失。这并不是说银行家从未欺骗他人或客户，只是说，他们大部分的业务都是在公开透明和责任意识上进行的。在银行最好的时期，他们曾是坚定的社会机构，理智地把钱贷给有前景的小企业和房产主。

危机发生前的几年间，传统银行家转型，雄心勃勃地参与其他经济活动，甚至是投行业务。突然间，信任尽失。商业贷款人给出虚假承诺，强行推销贷款给无力承担贷款的家庭。他们安慰自己，不管他们剥削了客户多少钱，承担了多少风险，新兴的“保险”产品，即那些衍生品和欺诈性的产品都可以让他们绝缘于任何不良后果。即便他们想到自己掠夺性借款、滥发信用卡或者操纵市场的行为可能造成的社会影响，他们也会用亚当·斯密的格言安慰自己，他们自认为自己腰包鼓起的同时也一定在为社会谋福利。

现在，我们发现那只是海市蜃楼。我们的经济和社会都没有变得更好。数百万人在危机后无家可归，而财富中值在3年间下降了近40%。如果没有布什和奥巴马政府的巨额救市，银行业会遭受灭顶之灾。

信任缺失趋势势不可挡。原因之一是在2007年经济泡沫破裂时，银行间的相互信任出现巨大危机。每个银行都清楚它们曾经参与表外融资、负债和不顾后果的借贷骗局，因此它们互不相信。同业拆借冻结，金融体制也岌岌可危，只有信任被滥用的公众坚决行动能挽救这种局面。

金融业初现不信任状况时就预示着之后会有大危机。其中最著名的是1929年的经济崩溃，这次危机催生了禁止欺诈和操控市场等滥用信任行为的新法出台。我们相信监管人能有效执行法律，我们也相信银行会遵纪守法：政府不是无处不在的，但是至少可以让银行因担心这些恶性后果而不敢越过红线。

但是几十年后，银行家用政治影响力去逃避监管。政府官员和学者们向立法者和公众保证银行可以自我监管。

然而事实证明这只是一个骗局。我们建立了一个鼓励短视行为和过度冒险的体制。事实上，我们已经进入一个道德观缺失，信任感也大打折扣的纪元。

银行业并不是一些右翼政客和理论家提倡轻视经济中信任作用的孤例。这项运动提倡政策制定时要相信信任从来不该是任何行为和任何情况的基石之一。这项计划中，唯一重要的是刺激因素。

因此，CEO们一定要有优先认股权，这样能激励他们努力工作。我发现这十分莫名其妙：如果公司给某人1000万美元，让他治理公司，那么他就应该奉献全部，保证公司的成功。事实上，除非他得到保证，公司的股值会增长，即便这种增长是由联邦低利率带来的经济泡沫造成的，否则他就不该努力工作。

同样地，教师一定要有激励他们充分发挥自己作用的因素。但是事实上，教师工资很低，但他们一直努力工作，致力于改善学生的生活。我们真的认为如果多给他们50美元或者500美元的奖金，就会刺激他们更努力地工作吗？我们需要做的是全面提高教师工资，因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贡献的价值并且相信他们的专业性。尽管按照激励为基础的文化倡导的观点看，这等同于不劳而获的利益。

事实上，右翼狭隘地只重视激励因素，已经危害了长期的思考，而因为提倡不信任，也给贪婪带来了无数机遇。银行经理和公司高层绞尽脑汁地伪造账目，粉饰短期企业运营情况，甚至编造长期发展前景。

激励因素，确实是人类行为的重要因素，但是当激励运动成为宗教一般的存在，人们便忽略了社会关系、道德刺激和同情心等其他影响我们行为的因素。

人类社会不仅是无情的，还难以置信，每次需要信任时都为此埋单几乎不可能。没了信任，生活成本变得极高，我们几乎不会从新闻中听到好消息，骗子会更加猖獗，交易和诉讼成本也会高得难以承受。我们的社会将会像银行也一样举步维艰，直到像2007年不诚信引爆大危机那样。

美国想要重塑信任之风，还需面对另一个巨大的障碍——我们失去控制的不平等现象。银行家和政府政策活动不仅受到了右翼（忽视信任）的影响，也受到了不平等现象的作用。

那些占人口1%的富人拥有超过22%的国民收入，危机恢复时期增加的95%的收入进入了他们的腰包——有一些特别基础的事情已经岌岌可危。理性的人们和即使那些导致现状的糊涂不公政策，都能在看到这荒唐的收入分配时相信这场游戏是被非法操纵的。

我们的经济和社会得以良好运行的基础是参与者都相信这个体制是公平合理的。个体之间的信任往往是相互的。如果我觉得你在骗我，那么我很有可能会报复，于是我也欺骗你（这样的概念在经济学分支——“重复博弈”中已经得到很好的定义和发展了）。普通美国人看到税收制度对富人的征税比率比他们纳的税还要少时，会觉得自己像傻瓜一样被耍得团团转。而知道富人可以将利润移至海外时，他们更会这么觉得了。事实上使得这些都合法的原因是，美国的金融和法律体制都是由富人设计且为富人服务的。

随着信任缺失的蔓延，美国这棵大树更深的内部也开始腐烂：没有人可以信任时，观点和标准开始变化。公平自身的概念都开始被侵蚀。2012年美国国家科学院发布的一项研究结果表明上层社会更可能参与传统上人们认为的不道德行为。或许，这是让他们的世界观和他们通过不道德的行动实现金融成功之间相协调的唯一方式。

我们很难知道，到底我们已经在信任完全崩溃的路上走了多远，但是结果却不让人乐观。经济不平等、政治不平等和法律不平等这些因素会相互强化。我们的法律体制给有钱人和有权人以特权。很少有人会因为个人恶行遭到惩罚（我想到了伯纳德L.麦道夫）。没有人说我们强大的银行要为此负责。

一直以来，穷人和与重复欺诈他人无关的人承受了最重的惩罚。丧失抵押品赎回权危机最清楚不过地说明了这一点。次贷抵押小贩佯称自己是金融领域的专家，向不合格的借款人保证还款绝对没有问题。不久后，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房子。银行拿出了由成千上万屋主签名的法律宣誓书（这被称作机器签名），证明已经检查了屋主们的信用制度，并将那些欠钱的人赶出家门。银行的欺骗可不是小规模的，但是他们不会被自己的制度抓到，还可以堂而皇之地卷走大额利润，他们的高管也能腰包里装满了奖金。如果他们被抓了，也是由他们的股民为此埋单。普通的房产主完全没有能力和银行对抗。这还只是危机过后，银行不受法律约束的一个小例子。

前文阐述我们的社会不平等的许多方面——财富、收入、教育机会、医疗健康和获得机会途径的不平等。但是与机会平等相比，美国人更加看重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是，在这方面的不平等再一次动摇了我们的理想。

我觉得只有一个方法能找回信任——通过强有力的监管措施，制定具体良好的行为标准并且任命英勇无畏的监管人去强制执行这些措施。我们在20世纪20年代大崩溃时，也曾这么做。但从2007年起，我们的努力一直都是分散的，也不够完整。公司需要做得更好，而不是一味地钻空子。我们需要规定可接受行为的条款以提高标准，比如《联合国企业和人权指导原则》。我们也需要新的验证原则，并通过相关条例来执行这些标准。所有的规则都不能杜绝一切滥用现象，但是强有力的规则能阻止这种现象的恶化。

强大的价值观能让我们和他人和谐相处。如果没有信任，则不会有和谐，更不会有强健的经济。美国的不平等正在减少我们的信任。为了我们自己，也为了未来的子子孙孙，我们该重建这个体制了。这甚至也指明了我们还有多远的路要走。

[1] New York Times, December 21,2013.

第6章　政策

本书的核心信息是：事实上，不平等受到了政府每一个政策的影响。经济学家从不谈论政策是如何影响效率的，激励因素又如何被曲解。但是在我们这个分裂的社会，政策会扩大分裂这件事应该得到谨慎的关注。我写这些文章以回应我们的国家在不同时期出现的政治辩论和受到忽视的政策争辩。

《政策如何导致经济大鸿沟》一文综述了政策，尤其是决定国内生产力和就业的宏观经济政策是如何扩大了经济鸿沟。

《为什么应该由珍妮特·耶伦而非拉里·萨默斯领导美联储》是我写来强调货币政策和不平等关系的文章之一。（我也在《不平等的代价》的第9章中详细论述了这一点。）这是最为突出的一点。2013年的夏天，美国国内关于本·伯南克任满后，谁应该继任而分成多派的局面结束了。伯南克经历丰富，他在危机前对联邦储备局的多项政策起了推动作用。2006年，他担任美联储主席后，也包括在2002～2005年任联邦储备委员期间，帮助美联储应对危机演化，提出的创造性的解决措施都起了巨大作用。他的功绩可以说是拯救经济于大衰退中。但是，美联储显然更有兴趣去救助华尔街的大银行，而不是贷款给当地的中小型企业或是地区性的银行。它们也更喜欢对银行家、股东和债权持有者施以援手，而不是帮助普通房产主拯救他们的家园。事实证明，它们没有兴趣实现民主透明化。比如说，它们注资美国国际集团，而该钱最后流向高盛集团和其他大银行。由于一些再明显不过的原因，美联储不希望美国公民知道钱流向了哪里。

这场主席夺位大战比通常的抉择要复杂得多，牵涉也更广。两名主要候选人是拉里·萨默斯和珍妮特·耶伦。我很了解他们。在白宫时，我曾经和拉里一起共事。而珍妮特是我在耶鲁大学带过的第一批博士生。他们都很聪明且经验丰富。大多数与他们有过密切工作合作的人都强烈认为耶伦更适合应对有挑战的任务，更适合在世界上最重要的金融机构工作。我在早前的文章[1]中解释过这份工作需要的潜质，并暗示耶伦是最适合的。很多参议员也这么想，他们也在写给奥巴马总统的一封信中力荐耶伦。没有人希望这变成一场私人争夺战。但是，奥巴马总统有些没弄明白这种暗示。他似乎觉得选择“老男孩俱乐部”的方法更舒服，所以他任命他熟知且曾为他工作过的人作为白宫国家经济委员会主任。无声的战争慢慢平息，而这篇文章想要再掀起一些浪花。[2]大量的参议院银行业委员会的参议员（不得不通过这样的任命）明确表示他们不会支持这项任命，因此这场战斗结束了。

处于争论的还有一部分是关于玻璃天花板的问题。这是美国不平等的另一方面，反映了不同性别之间收入和机会的差别。耶伦通过管理旧金山联储和担任美联储副主席，还通过做出比其他人更精确的预测证明了自己。（前任长官萨默斯在位时，判断经济复苏的苗头已现，但实际上他严重低估了经济的衰退，经济恢复至少还要几年时间。这样的判断力使得他声名狼藉。）耶伦的公正和聪明已经为她赢得了华尔街极大的尊重。

但是更深层次的争斗是经济哲学观和价值观的较量。萨默斯已经成为金融自由化的代名词。他吹嘘自己在直接导致金融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立法中起到重要作用，并对不受监管的价值1800亿美元的美国国际集团的救助负责。在政府救市的策略中，重点都放在了拯救银行上，给房产主提供的帮助很少。这些策略设计得太差，真正起到的作用太小、时间也太短。

我认为耶伦也许可以给美国甚至是其他地区的中央银行带来一些实质上的变化。中央银行的官员长期以来都太相信即便没有货币政策，一切也可以自然而然地变得更好。当格林斯潘把金融行业搞得一团糟时，他还能自如地给财政政策提供建议（以一个特别的立场作支撑来支持给富人减税的观点——如果不采取减税措施，则美国可能无法偿清全部的国债并会导致财政政策的推行更为困难。）欧洲央行主席对欧元区的金融体制也管理不善，但是他给劳动市场政策提出建议时说工资应当更为灵活，这句话的暗语就是工资应该削减，这也增加了欧洲的经济隔离。

中央银行一心一意地盯着通货膨胀。即使在美国，中央银行也应该关注一下失业和发展问题（现在还有后续金融稳定的问题），但是它们实际上只关注通货膨胀。耶伦改变了这种现象。近年来，美联储宣布，劳动市场好转前，都不会提高利息。

2014年10月17日，耶伦在波士顿联邦储备银行的一次会议中，发表的关于不平等现象和机会不平等的演讲十分激动人心。《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中[3]，有些人表示这些超过了美联储的职责。即使中央银行官员只关注其他方面的经济政策，也不该给这样的批评。我坚信耶伦对不平等的说法是正确的，因为美联储的影响力十分巨大。如果它实行过度紧缩的财政政策，把利率提得过高，严重限制信用可获得性，则失业率会变得更高，也会刺激工资下降，而直接或间接地损害工人的利益。如果美联储在通货膨胀初期，过早地实施通货紧缩政策，则有可能导致经济下行，工人情况恶化且只能自担损失，因此工人工资会遭到严重压缩。

美联储制定政策的目的一直以来都是恢复经济和实现充分就业，这个政策会给工人带来巨大福利，但是有些政策可能也促进了不平等的加剧。量化宽松政策是指政府购买长期债券来降低长期利率。其主要影响一直被用于支持股票市场，但是有些政策的实施也不成比例地给富人带来更多利益。同时，如果政策失灵，无法实现它本可以也本应该做的：确保充分竞争；限制信用卡和借记卡的过度收费，因为最后都是由消费者埋单的；恢复中小企业借贷市场，创造服务于普通美国人而不是为银行利益服务的抵押信贷市场；让金融市场更利于普通美国人，则最终会在损害中层和下层民众的同时，充实银行的小金库。

耶伦指出货币政策的局限性，这也是正确的（就像我在本书中所做的）。依靠市场本身重振经济，恢复充分就业太难了。确实，它有可能像我们经历的一样，失业现象好转（尽管危机开始以来，就业率轻微回弹，部分劳动适龄人口找到了工作，但是这个比率却比自1984年的任何时期都低）。低利率鼓励了公司多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这样机器就能取代没有技术的工人，这在有这么多无任何技能的工人正努力找工作的时期，没有丝毫意义。

政策的某些方面对穷人的影响十分明显。“疯狂的食物政策”讨论了其中的一方面，即超过1/7的美国人所依赖的食物项目。当时，国会一直在为大量减少这些项目辩论。但是众议院的共和党人论证了削减这些项目的同时，还应持续给富裕的农民提供大量的农业补贴。很少有人能这样完全地了解这个1%所有、1%所享和1%所建的政府所面临的矛盾。共和党控制的众议院为这些富人支撑了安全网，给农业贸易公司大量福利，但还是与给穷人提供的安全网大相径庭。

工人们经常将他们的财富减少归咎于全球化。在之前的几个章节中，我也说明了全球化管理不当是如何增加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的。[4]贸易协定都是在他们能创造就业机会的基础上制定的——如果这曾是真的，那么工人们就应该是最高声支持这些协定的人。事实往往与之相反。事实是，我们的政治领导（不仅是共和党也包括克林顿和奥巴马）都努力歪曲这些协定，暗中破坏人们对它的信心，这也再一次提醒了我们，政府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富人的利益。

贸易协定创造就业机会的逻辑中至少有3个核心漏洞。有史以来，所有政府都说增加出口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但是贸易平衡需要出口和进口大致相当。我们的贸易伙伴不会同意我们增加出口但不增加进口（他们的出口）这样不平衡的贸易协定。但是如果出口创造了工作机会，进口会破坏这些机会。做一个更谨慎和复杂的计算：工作机会究竟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由于我们的进口往往是劳动力密集型的产业（这样的产业，许多工人都一起生产一个价值固定的产品）而我们的出口（例如飞机）都是高科技产业，按净值计算，相对地需要更少劳动力和增加高素质的人才，最后我们似乎得出的结论是平衡贸易协定会减少工作机会。

上述分析是基于市场运行良好的前提。但是近年来，美国的经济并不好，其公开或隐蔽的失业率都居高不下。所以，全球化更容易破坏就业机会，而不是带来新的就业。出口带来的竞争也会在一夜间破坏许多工作机会。扩大出口需要扩张现有的公司并创建新的公司。但是当金融市场运行不佳时，这样的扩张根本拿不到投资。想要开始新事业的企业家也没法得到需要的资金。

一个很重要的观点是保持经济稳定的责任不在于贸易，而在于美联储和政府这样的货币和财政机构。必须承认，它们没有尽职尽责。但是贸易不可能纠正它们的失败。如果美联储过去能一直出色地完成职责，那么当时的经济就能实现充分就业，而如果政府能做出正确决策，那么就能制定创造新就业机会的贸易协定，然后美联储就可以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所谓的贸易协定创造的就业机会带来的好处。

欺诈从来不是最好的手段，而欺骗性的贸易协定是公共政策中最拙劣不堪的。

《掉入全球化错误的一端》和《自由贸易的伪善》是在奥巴马总统为推动太平洋和大西洋沿岸的自由贸易协定签订时所写的。即使贸易协定无法创造就业机会，甚至可能破坏它们，但是它们在别的方面有积极作用。但是这些方面加剧了美国已经存在的程度严重的不平等。这可能早就为人所知了，但是政客们避而不谈。更为讽刺的是，有一些政客甚至睁眼说瞎话，成为自由贸易的最强有力的支持者，并对那些有意阻止这种危害发生的人表示反对。

自由贸易协定增加了不平等的原因很简单。在许多心里有着完美市场的世界全球化倡导者眼中，这些因素显然易见。即在这样的世界里，商品、资本甚至也包括劳动力能打破国界间的自由流动。非技术工（或其他生产要素）在世界各地的价格都一致。这样一来，美国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就和中国的或者印度的一样。这样的工资水平绝对会更接近中国或者印度，而非美国。现代经济的实质是商品和服务有效地代替了劳动力和资本的自由流动：中国向美国销售劳动力密集型产品时，也增加了中国的劳动力需求并降低了美国相应的需求。与此同时，中国的工资提高，美国的工资下降。贸易自由化让两个国家的非技术工人的工资水平接近。而美国工人工资的下降可能性远高于中国工人工资上升的可能性。

经济学家一直为这个作用的重要性辩论，与其他增加收入不平等的因素对比后，越来越多的人认同，今天的贸易对工资和不平等的影响十分显著。曾经生产产品而现在从中国进口的地区，就业率和工资都有明显的下降。

不幸的是，我们的贸易协定是不平衡的，它使不平等现象更为严重。这些协定的支持者提倡除商品和服务外，资本也应自由流动。但是这也从根本上改变了工人的谈判地位。如果他们想要合理的工资，那么雇主可以威胁他们要将工厂迁至国外。因为雇主们都知道公司迁址，然后把东西回销，并不会有任何壁垒。无疑，这会大幅度减少工人工资。

许多全球化提倡者不仅不想帮助那些因此受害的人们，他们还说工人应该接受削减对工作的保护和对公共服务的投入，因为如果我们还想继续保持竞争力，那么全球化就要求我们这样做。事实上，他们承认工人不得不承受全球化的打击。如果全球化有利于整个国家，那么如果其中工人部分的情况恶化了，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它意味着全球化和其他更多相应的事情带来的所有好处都流向了富人、公司和企业主。

这两篇文章却反驳说，（假如这是这些协定秘密制定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提议的新自由贸易协定甚至更有害，尽管关税已经十分低了，但是如果新的贸易协定的内容真正是关于加强知识产权保护的，那么当新协定努力让非专利药处于更劣势的竞争地位时，药品价格也会被拉高——这也会削弱那些保护环境、工人、消费者甚至是经济的法律。

最令人厌恶的是那些委婉地贴着“投资条款”标签，看似为了保护知识产权设计的条款。谁能反对这些呢？美国向欧洲和其他大西洋沿岸国家提出本质上一样的协议时，人们都大吃一惊。很明显，有些其他的事情正在发生。欧洲的知识产权保护做得很好，水平和美国差不多。如果欧洲的知识产权保护出了什么问题，那么为什么有人要为了国外的公司而不是国内的公司去修改它呢？欧洲也有很好的监管和司法体制。为什么有人要为了裁定争端（公司和国家间争端的案例）而去努力取代一个本来都已经十分完善、条款清晰合理的体制呢？（依照强有力的成案，采取透明的诉讼程序，足以很好地保护处于冲突中的双方利益。）在这个体制里，有秘密举行仲裁程序的，也有在其他案例中有利益冲突，但因为条件不足而无法提出上诉和司法审查的仲裁人。如果这些协定号召的特定的司法程序确实十分优秀，那么为什么我们不更广泛地应用他们呢？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为什么国会不举行首席检察官和司法委员会领导辩论？为什么美国贸易委员会和国会委员会参与贸易呢？

主张新贸易协定的文章只是争取公司利益的迂回战术，目的是通过他们的自由贸易协定这样的管理制度——明知在公开民主讨论时是绝不会通过的。协定旨在破坏过去50年好不容易安好的安全网，甚至包括了近年来限制金融产业的弄权行为而建立的保障措施。这些协定似乎有能力限制我们和我们的贸易伙伴在调节金融市场上的才能。

这些贸易条款的设定也侵害了知识产权。知识产权十分重要，但是在克林顿政府讨论乌拉圭贸易谈判期间，我才第一次接触这些问题，当时我就很清楚我们的贸易协定里的条款不是为了推动科学进步。它的目的是充实制药业和娱乐业公司的金库。确实，现在这些条款对科学进步的阻碍让人十分担忧。

新贸易协定的知识产权条款尤其反对非专利药物。奥巴马曾长期奋斗于创建更有效的卫生保障行业，以减少卫生保障的费用，现在却通过签订势必会使药价飞涨的条约，破坏了自己的努力，这真是极具讽刺性。

在《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强化不平等》一文中，我继续讨论了知识产权对大分歧的恶化作用。此文中，我聚焦于一个很有戏剧性的例子：一家私营公司努力为发现一系列和乳腺癌联系紧密的基因取得专利权。于是，它们强迫所有想要了解自己是否正处于这种危险中的人，都要使用该公司的试剂（这个测试并没有其他公司的好）并付出高昂的费用。也许，最严重的不平等是被剥夺了生命权，而这正是我们一味保护知识产权的结果。幸运的是在这个案例中，法院裁决专利无效。值得一提的是，即使裁决通过后，许多公司依然提供价格较实惠的，有关这些基因的测试。

知识产权保护法并不是上帝赐予的，而是人造的。它是一项假设设计后能鼓励创新和散播知识的社会建设。但是后来，法律上又增添了许多细节。如果有人没有正确理解这些细节，那么知识产权法可能会阻碍创新。比如，大家认为，有一个人应该因为新的想法得到专利，而这也是为什么知识产权法包括了一些新奇的标准。它不得不是一部记录十分翔实的小说。同理，专利的有效年限是20年。药品公司努力小范围调整药物，以延长掌握垄断权的时间。这被称为“亘古长青”。对此，印度采取了强硬的态度，拒绝为一个明显的小改动，就能延长专利权的药物授予专利权。《印度明智的专利决策》一文说明了为什么印度这么做是正确的。自那以后，美国政府一直对印度施压，让它们改变该政策，希望新总理纳伦德拉·英迪领导的支持商业的新政府能更容易接受这个交易。

美国的不平等害处多多，其态势也是发达国家中最为严峻的（在征税和转移性支出调整后）。而在一些发展中国家和新兴经济体中，情况更加不容乐观。（我将在本书的下一部分介绍这些国家。）而且由于不平等的形式很多（财富、收入、医疗健康和机会的不平等），有一些给社会带来的不良影响远高于其他因素。《消除极端不平等》是我和在哥伦比亚大学研究政治学的同事、前任联合国助理秘书长，迈克尔·柯南道尔共同撰写的。文章旨在提倡将减少极端不平等的度量标准纳入联合国当时正在讨论的可持续发展目标中。21世纪初，联合国形成了一系列的《千年发展目标》，让世界关注包括接下来15年可以实现的目标，包括到2015年，让贫穷人口减少一半。这些目标最后比预期实现得更好，不仅在于引起世界对减少贫穷的重要性的关注，也在于实现这些目标方面。

随着2015年越来越近，形成一系列一致的新目标是十分有必要的。但是对于宗旨应该包括的目标存在了广泛的争议。我相信不平等，尤其是在许多国家发现的极端不平等对社会和经济的危害极大，所以很自然地，我会提倡为此做些什么。我和柯南道尔教授合作，因为我希望强调的不仅是不平等的经济影响，更是它带来政治和更广阔范围的严重后果。我们注意到不平等的其中一个方面是不同族群间的不平等。发展中国家里，这种不平等理论上和民族冲突相关。而美国的这种不平等现象也很严重，非裔、西班牙裔和其他族群美国人的差别巨大。更恼人的是，由于那些十分富裕的人一直在进步，这种差距的改善十分有限。确实，经济大衰退恶化了财富差异。

写这部分的倒数第二篇文章《后危机时代的危机》的动机是，我担心过去太多的焦点都放在经济大衰退和其余波上，我们一直很少关注那些长期看会产生严重后果的问题。如果我们不开始重视这些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不可避免地面对一系列其他的危机，比如说气候变化。

在有些例子中，危机代表着错失的机遇。我们能够也应该利用这些危机，多做一些能帮助我们面对气候变化的挑战的投资。如果当时我们这样做了，那么我们的经济下行本可以不那么严重，经济增长和就业率也会高一些，而且我们也会从危机中崛起，站在应对全球变暖更高的位置上。

而在其他例子里，危机让事态恶化，比如说不平等问题在过去30多年里，尤其是进入新千禧年以来变得更加严重。因为美联储和美国政府只关注于帮助银行和股市复兴，很少为住房市场做些什么，这使财富不平等进一步扩大。[5]

本章的最后一篇文章《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作为《纽约时报》“巨大的鸿沟”系列的最后一篇文章，让我想起了我先前的文章《不平等是一种选择》。此文概述了我所写的系列文章的中心信息和思想。美国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不仅是由经济因素导致，还包括我们如何利用政策、法律、监管、货币政策、税收制度和财政支出政策才形成这种影响。确实，有一些国家税前收入的不平等程度与美国接近，但是那些允许市场自行调控的国家，之后也通过税收和转移支付以及给公共服务提供补助，改善了不平等现象。然而，还有许多国家已经努力实现了市场收入不平等的下调。而且，像我已经提及的一些其他国家，它们的整体经济表现不亚于美国。因此，不平等不是必然的，而且我们也能采取一些有利于我们共同繁荣的政策。是的，如果分享得更多，我们就能更繁荣。

[1] 另一篇是“The Changing of the Monetary Guard,”Project Syndicate,August 5,2013。

[2] 了解该争议更为广泛的讨论，请见Nicholas Lemann,“The Hand on the Lever,”New Yorker,July 21,2014。

[3] 我也参与撰写的“Room for Debate”出版于2014年10月28日，提出了“是否中央银行的政策应该试图消除经济中的不平等或者应该独立于政治过程之外？”的疑问。

[4] 详见Joseph E.Stiglitz,Globalization and Its Discontents(New York:W.W.Norton,2002),Joseph E.Stiglitz,Making Globalization Work(New York:W.W.Norton,2006),和Andrew Charlton and Joseph E.Stiglitz,Fair Trade for All(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5)。

[5] 详见美联储2014年10月的《消费者财富调查》，概述了自经济危机来，财富不平等的扩大。财富中值自危机开始来下降了40%，从2007年的135?400美元降至2013年的81?200美元（已做通货膨胀调整）。

政治如何扩大经济的鸿沟[1]

美国正处于不平等和衰退的恶性循环：不平等延长了衰退期，而衰退加剧了不平等。不幸的是，保守派提出的财政紧缩方案会让这两个问题都更严峻。

本月美联储发布的数据突出了美国日益恶化的不平等问题的严重性。数据显示了经济衰退对处于底层和中层的人们带来的财富和收入上的致命损害，在近3年，资产阶级财富下降了近40%，掏空了大多数美国人20年的财富积累。如果普通美国人真的在过去20年里分享了国家的繁荣，那么他们的财富就不应该停滞，而是应该增加大约75%。

即使这个数据证明了一些已知的问题，这个数据仍然令人震惊。我们知道大多数美国人将主要收入用来投资买房。而房价急剧下降，数万亿美元的房屋净值已经被掏空了。但是除非我们了解不平等和经济表现的联系，否则我们将会冒险地追求一些会危害两者的政策。

至少从21世纪初，美国的不平等已经“超越”其他国家。这里的不平等比其他国家都严重。这个数据也警示我们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监管政策如何结合，会导致这样的后果。市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角色，但是在其他国家情况也是这样。政治因素和这样的结果关系更紧密。

经济大衰退也导致不平等更加严重，因为它有可能延长衰退期。高收入人群的所得税税率远远低于那些每天为了度日不得不挣多少花多少的中产阶级和穷人。从下到上的收入重新分配一直存在并且降低了社会总需求。美国经济的疲软正源自总需求的不足。乔治·布什总统2001～2003年通过的减税政策旨在服务富人，这样对于填补不平等的裂缝是毫无作用的。他们将实现充分就业的巨大压力置于美联储，导致其实行放松管制和宽松的货币政策，通过制造泡沫来填补穷人和富人之间的鸿沟。这个泡沫也引诱80%的美国人超支消费。政策起了作用，但只是暂时且不可持续的。

美联储一直未能理解不平等和宏观经济发展的联系。危机前，它们很少关注不平等问题和就业问题，而是更关注通货膨胀。许多宏观经济的流行模型都认为收入的分配并不重要。美联储官员信赖完全自由的市场，这也让他们面对银行的胡作非为时无所作为。2007年，前美联储官员埃德·格拉姆利克在一本极具说服力的书中论述到，我们本来应该做些什么，但是最后什么都没有做。美联储拒绝运用1994年国会授予的调节抵押贷款市场的权力。危机过后，尽管有预言说降低利率无法刺激投资，但是美联储依然坚持这么做。它忽视了这些利率对于行为谨慎、投资政府短期债券的普通美国老百姓会造成的致命伤害和因此引起的消费减少对宏观经济的影响。美联储的官员们希望低利率能使股价提高，从而诱导富裕的持股人进行更多的消费。今天，持续性的低利率鼓励公司投资资本密集型产业，比如说用机器取代技术含量低的收银员。这样说来，美联储其实是在我们努力改变现状时，进一步恶化了就业问题。

这个问题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一些共和党提倡的财政紧缩政策会引发更高的失业率，从而使工人们为工作机会降低工资要求。缓慢的经济发展意味着更少的国家和地方税收收入，这会减少对大多数美国人都十分重要的社会服务（包括教师、警察和消防人员的人数），同时会强制提高学费——本月发布的数据显示平均一名就读于公立大学的四年制大学生，学费在2008～2010年攀升了近15%，而当时大多数美国人的收入和财富值都在下降。这会带来更多的学生贷款，也会给银行家带来更多的利益——但是带给位于下层和中层的普通民众的只有更多的痛苦。有些学生知道自己父母当年贷款造成的后果，不愿意为了他们想要的大学教育而负担巨额贷款，然后一生只能拿低工资。即使是位于社会中层的人，他们的收入也十分惨淡，比如说男性工人，通胀调整后的收入中位数比1968年时的还要低。美国已经成为世界发达国家中机会最不平等的，在这里，孩子们未来生活的前景甚至比已经僵化的欧洲更要依赖于其父母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这种情况还会进一步恶化。

如果想要有所恢复，除了依赖于财政政策，我们别无选择。幸运的是，精心设计的政府支出能刺激更多的就业，得到更好的经济增长和更多的平等。从学前教育到佩尔助学金，增加教育方面的投资，尤其是针对穷人和中产阶级的项目，以此刺激经济，改善机会不平等并且增加发展。把联邦政府投给银行的钱的一小部分拿来帮助资不抵债的房产主或为那些找了很久工作却一直没有结果的人提供失业救济，都会减轻那些受到经济衰退冲击的普通人的压力，也能使衰退走向结束。更好的经济增长转而带来更多的税收收入，改善我们的财政现状。许多投资也能自己埋单。

相反的，如果采取财政紧缩政策，那么我们会有陷入二次衰退的风险。如果欧债危机进一步恶化，那么这种风险还会加大。至少，我们的经济衰退期会更长，而不会在2011年结束。我们经济未来的发展也会更为疲软。但是或许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国家也会因此分割开来，我们将会为日益扩大的不平等和日益减少的平等机会而付出惨痛的经济代价。而这对我们这个充满机遇和公平竞争的国家甚至是我们的民主制度也会造成冲击。

[1] Washington Post, June 22,2012.

为什么应该由珍妮特·耶伦而非拉里·萨默斯领导美联储[1]

选择谁作为美联储下任主席的争论已经达到空前白热化。美国很幸运有这样一个十分合适的候选人：美联储现任副主席——珍妮特·耶伦。有人担心，总统可能会选择另一名候选人——拉里·萨默斯。我曾经在政府内外和这两名候选人一起成为紧密的工作伙伴，时间长达30年。我的角度可能会特别不一样。

有人可能会问为什么，这和专栏里经常试图说明的美国和全世界正在日益扩大的不平等问题有关吗？原因很简单，实际上，和其他因素相比，美联储和不平等的扩大确实有极大的关系。好消息是，这两位领先的候选人都显得很关心不平等问题。坏消息是候选人之一，萨默斯一直以来奉行的政策和中层及底层面临的困境有重大关系。

美联储承担监管经济和管理宏观经济的职责。监管失败是美国经济危机的核心原因。克林顿政府期间的一名财政部官员——萨默斯先生支持银行去管制化。他呼吁废除《格拉斯-斯蒂格尔法案》，这对美国经济危机起了重要作用。1999～2001年，作为财政部大臣，他的伟大“成就”是为衍生产品不受管制铺平了道路。这个决定增加了金融市场的泡沫。（沃伦·巴菲特把这些金融衍生品称为“大规模杀伤性金融武器。”有些应为这些影响深远的核心政策失误承担责任的人，已经承认他们分析的实质性“缺陷”。而据我所知，萨默斯先生并没有。）

监管失败也是上一次经济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20世纪90年代，萨默斯在财政部的时候，鼓励（实际上是坚持）让各国加快推动其资本市场自由化，允许资本自由地在国内外流进流出，而这违背了白宫经济委员会提供的建议（我在1995～1997年领导该机构），这对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超过了其他所有因素。相较于其他政策和行动，萨默斯的去管制化政策更应该为亚洲危机和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负责。

萨默斯的支持者争辩说他尤其能在经济危机时胜任。我们期待在接下来4年不会有新的危机出现，但谨慎起见，我们也需要善于在这种关键时刻应对自如的人。坦白地说，萨默斯先生曾多次卷入经济危机。但是，更关键的不是危机发生时“在那里”，而是在应对时给出正确的判断。我们更需要的是一个会采取行动的承诺，以减少危机发生的可能性，而不是去度量另一场危机发生的必然性。

萨默斯在危机时的行为和判断是有缺陷的，就像他会忽视许多问题一样。在亚洲和美国的经济危机中，我认为他低估了经济发展的严峻性，并且预测它们会消失。难怪他推动的政策都是不恰当的。这些在财政部负责应对亚洲危机的人可以说让很多人都失望了，他们没能阻止经济低迷发展为衰退，由衰退进入萧条。银行业得救时也是这样，美国避过了另一场经济萧条，但很难说，那些负责应对2008年危机的官员创造了一个强有力、可兼容的经济恢复体系。抵押贷款市场的重建，他们搞砸了；为中小企业重建信用，他们也未能做到；他们在预测经济崩溃的严重性时估计错误，导致紧急救助时违反运行规则，这也是有相应记录的。

这些问题对那些关心不平等问题的人来说是极为重要的，原因有四。第一，危机本身和他们的应对方式是创造贫穷和不平等的罪魁祸首。只要看一下是什么造就了这次经济危机的大浩劫就明白了：财富中位数下降了40%，那些收入处于中层的人仍未恢复到危机前的收入水平，而那1%的人享受着所有经济恢复的成果（又享受了之后的部分成果）。普通工人深受其害：他们面临高失业率，看着自己的工资削减并且在财政紧缩带来的公共服务减少中首当其冲。他们中的数百万人失去了自己的家园。奥巴马政府本来可以做更多来帮助房产主和地区保留公共服务（比如说，通过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一起分享财政收入，这也是我在危机前就强烈建议的）。

第二，放松管制有利于金融业的观点扭曲了我们的经济体制。这也给那些为了私利、操纵游戏规则的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环顾世界，詹姆斯K.加尔布雷斯已经有力地证明了自我膨胀且管制宽松的金融行业和更严重的不平等有着不可逃脱的联系。有些像英国一样十分努力地模仿美国放松管制的国家，它们的不平等也猛增。

第三，放松管制引发的不平等中最令人厌恶的一点是它和金融行业利用掠夺性借款、操纵市场、滥发信用卡、利用自身在支付体系的垄断权以牺牲普通美国人来成全自我的胡作非为相关。美联储有巨大的能力减少这些滥用现象。况且，这种力量在2010年《多德-弗兰克法案》通过后还得到了进一步加强。但是中央银行仍然一次又一次地在这方面失败了，它们仍然有条不紊地以牺牲普通美国人的利益为代价，修复银行的资产负债表。

第四，美国金融行业不仅没有杜绝自己被禁止的行为，而且它们还没有尽到职责要求。即使是在现在，为中小企业提供的贷款仍然不足。好的管制机制能防止银行投机行为和市场操纵行为，促进它们回到自己的核心业务——放款。

不管是谁接替本·伯南克成为美联储的领导，他都应该不断重复地讨论、更新关于什么时候利用货币政策杠杆来调高或调低利率的判断。

有两个因素会影响这些判断。第一个是预测。错误的预测会带来错误的政策。如果没有对现有经济态势的良好意识，那么则无法使用适当的政策。据《华尔街日报》对美联储所有官员的统计，耶伦在预测经济走势方面的记录极佳。就像我之前说的，萨默斯先生存在许多需要进一步改进的问题。

耶伦卓越的表现其实并不让人感到吃惊。（当时在耶鲁大学的时候，珍妮特·耶伦是我最好的学生之一。我在哥伦比亚、普林斯顿、斯坦福、耶鲁、麻省理工和牛津大学先后任教，长达47年。）她是一名有着伟大智慧的经济学家，有强大的能力来促进共识达成。无论是她在担任总统的经济委员会议员时（她继任我承担此职责），还是在2004～2010年任旧金山的美联储银行主席期间和如今作为美联储2号人物，都充分地显示了自己的勇气。

耶伦让人们不仅更好地理解了金融市场和货币政策，也了解了劳动力市场。而劳动力市场在失业和工资停滞是主要问题时，能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美联储政策的第二要素是风险度量：如果刹车太难，那么人们只能承担高失业率，并且可能经历通货膨胀的风险。耶伦展露了自己在预测和平衡经济方面的非凡才能。这引发了一个合理性问题：萨默斯和华尔街联系紧密，那么是否会导致他更担忧危机对债券价格而不是普通美国人的影响呢？过去，央行过度重视通胀问题，而这样的专心致志导致其很少关注金融稳定问题，这不仅推动了此次危机，也像我在《自由落体》一书中提到的一样，它也使普通工人的总收入更少。

积极地采取预防危机的手段，在危机时做出准确的判断，这些都是在选择下一任美联储主席时十分重要的考虑因素。当然，还有一些其他的很重要的因素。美联储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需要被管理。耶伦在旧金山联储时已经证明了她的管理能力。有些人担心通货膨胀，有些人忧心失业问题，在这些极为有主见的个体中，作为主席必须能在这样多样化的群体中使意见达成一致。我们需要有一个知道如何听取和尊重他人意见并建立共识的人，而不是一个善于恃强凌弱的人。我担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经济政策委员会主席时，亲眼见证了耶伦是如何有效地代表了美国的利益和她显示出的尊重。第二年，她的精神高度就有了很大的进步。而现在，她获得了全世界中央银行官员的极大尊重。她有判断力、智慧和庄重的举止，她担任美联储主席是众望所归。

最后一点，美联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机构，但是遗憾的是，在耶伦来到华盛顿任职前，该机构在应对经济泡沫和危机后某些方面的行为（比如说缺乏透明度）都削弱了人们对它的信心。奥巴马总统的任命远比看起来的重要，这是迎合金融市场所需做出的选择。这个人不应该是有污点的人，更不能是有利益冲突嫌疑的人，因为这些往往和该行业监管的“旋转门”现象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这也不应该是一个被华尔街“认知俘获”的人。同时，这个人也应该对金融市场有信心并且对市场有着深入理解。耶伦一直在努力，而她运用自己的权力实现的成就也使人难以忘怀。

有人可能会说美国真幸运有两名这样的候选人。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肯尼斯S.罗格夫曾写到，他们都是“在公共服务领域有着丰富经验且才华横溢的学者”。但是才华并不是决定他们表现的唯一因素，价值观、判断力和个人问题也非常关键。

该如何选择，风险有多大，很少像这次这样再清楚不过。难怪美联储主席的选择会激起这样的情绪。在耶伦的每一项工作中，她都给人留下深刻印象。一位候选人曾是那个让我们至今还在努力克服经济问题的重要推手，另一位候选人则有着很高的地位、丰富的经验和很好的判断力。

[1] New York Times, September 6,2013.

疯狂的食物政策[1]

长期以来，许多美国的食物政策都很不合逻辑，让人摸不着头脑。我们每年花费几十亿美元来提供农产品补贴，但是这些钱很大部分被用于商业运作，导致每年我们都种植了超过我们需要的作物。供过于求使世界粮食价格下降，危害了发展中国家农民的利益。同时，数百万的美国人精打细算，但也快饿肚子了。他们中大多数人拿着每日4美元多的食品券，勉强支撑生活。

因此，众议院的共和党呼吁通过会让所有的问题更加糟糕的农业法案，这真是让人觉得荒谬得难以置信。这些措施的目的是使国家的账面看起来更平衡。国会试图通过一个长期的、范围更广的农业法案时，众议院共和党党团会议极力要求和参议院进行磋商。继续拨款会减少我们国内最为脆弱的农民本就十分微薄的救助金并且养肥数目不多的富裕的美国农民。

众议院提议在10年内，减少400亿美元的食物券福利。除此以外，本月已经生效50亿美元的削减，这也会终止2009年的激励法案中增加食品券项目的内容。同时，众议院共和党对于能让2012年总额大约为149亿美元的农产品补贴继续大幅增加似乎很满意。共和党的提议会使政府每年固定向农民支付一定比率的政府补助，以支持其继续种植特定的作物，免受市场波动的影响。但是这其实不能帮助政府省钱。还有，和直接补助不同，这种农业保险补助对接受这样慷慨赠予的农民没有收入限制。

此提议是不平等如何被经济学家所谓的“寻租”养肥的好例子。极少数的美国人变得极度富裕，他们的政治权利也随之激增，达到了完全不成比例的规模。在这个例子中，少数得到巨大利益的人，也就是这里富裕的商业化农民们，努力创造出一些市场化、只有自己受益的公共政策，他们也因此分得了国家经济中更大比例的蛋糕。当整个蛋糕没有变大时，他们得到了更大的一块则意味着其他人只能拿到更小的一块。寻租者常不为人知地从普通民众身上揩油。尽管他们从每个美国人的口袋里拿走的钱很少，但是总数额巨大。同理，这也加剧了不平等。

众议院共和党的农业法案提出了非常荒谬的安排，这也是不平等发展的一个骇人听闻的版本。它拿走了实实在在的钱，把它给了那些没有资格获得这些钱的少数人，目的是能拿到他们的政治献金和政治支持。而这些钱对于最贫穷的美国人来说，则是生活基础。这是没有经济合理性的：这个法案实际上通过促进那些我们不需要且使低收入者减少消费的生产方式，扰乱我们的经济秩序。这也是没有道德合理性的：它实际上增加了成千上万普通美国民众日常生活里的痛苦和不稳定因素。

农业补助在80年前，即1933年刚开始实行时要比现在合理多了。当时，超过40%的美国人住在乡村，而农业收入在经济大萧条的第一个3年里就下降了近一半。在那样的背景下，农业补助是反贫困计划的一部分。

现在，农产品补助的目的大为不同。据环境工作小组称，1995～2012年，1%的农场都收到了150万美元的补助，这部分资金就占据了所有补助的1/4以上。而大概1/3的补助提供给了10%的农场。这些农场每年收到的补助超过3万美元，这个数目大概是去年普通人从联邦营养补充援助计划实行的食品券项目获得的平均福利的20倍。

今天，食品券成为我们反贫困计划的主要支撑。2011年的反贫困计划中，450万普通美国人中大约有80%参与其中。而据美国农业局的综合数据显示，这些人的家庭年收入位于贫困线以下。（自那时起，总参与者迅速增加，已经达到近480万人。）即使有这样的扶贫支持，许多人还是面临食物不安全的问题，也就是说，他们有的时候桌上空空。

在历史上，食品券计划和农业补助两者相辅相成。它们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但是实际上其共存是很合理的：重视食品经济的生产和消费这两个方面是很有必要的。国内供给充足并不能保证国家的公民都能得到充足的食物。提供给富人的农业补助和给最需要的人的营养支持是极度不平衡的。这种不平衡也是农业法案的提议直接推动的。这也是一种现有的经济现实造成人民痛苦的力证。

诺贝尔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提醒我们饥荒不一定是由供给不足引起的，也有可能是因为未能把拥有的食物送到需要的人手上。1943年的孟加拉饥荒和一个多世纪前的爱尔兰大饥荒都是如此：当时，爱尔兰被大不列颠控制，即使市民死于饥饿时，国家仍在出口食物。

美国也呈现了相似的经济动态。美国农民被誉为世界上最有效率的农民。光说我们生产最多的两种作物——玉米和大豆，我们的国家都是世界上最大的生产国和出口国。但是仍然有数百万美国人处于饥饿中，而且如果不是政府实时防止饥饿和营养不良的计划，还有数百万人会面临这种局面。而共和党人呢，现在却努力地削减这些计划。

美国食物政策的蓝图也特别讽刺：它们鼓励过度生产，却很少关注我们的农场主种植作物的质量和多样性。比如说，它们给玉米提供了大量补助，这意味着许多不健康食品会相对便宜。因此，预算紧张的杂货店往往会选择一些没有营养的商品。美国成为世界上肥胖率最高的国家，有人数最多的二型糖尿病患者。更令人惊讶的是，贫穷的美国人患肥胖的风险更高。

几年前，我在印度这个有12亿人口的国家时，1亿多人每天都面临着饥饿，而这时头版头条正大肆宣扬美国1/7的人买不起生活必需品，正处于食品不安全状态。那天和后来连续几周，我见到的印度朋友都对这则新闻感到困惑：世界上最富裕的国家怎么可能还有饥饿呢？

他们的困惑是可以理解的：饥饿在这个富裕的国家是不存在的。我的印度朋友不理解的是15%的美国人和22%的美国儿童处于贫困中。他们当中有人全天工作（每年大约2080个小时），领着最低时薪7.25美元，即大约一年挣15000美元。这个数字远低于一个四口之家的贫困临界值（2012年是23492美元），这甚至也低于三口之家的贫困线。

这样冷酷的事实是华盛顿做出的政治决定导致的。这些决策已经建立了这样的一个经济体制：一个未受良好教育的人为了勉强挣够贫困线水平的钱，必须十分努力地工作。

美国不应该这样。在富兰克林·罗斯福1941年著名的《四大自由》演讲中，他阐明了所有美国人都应该享有包括“免于匮乏的自由”在内的绝对的基本经济权。后来，这些观念也被国际社会纳入《世界人权宣言》中，体现了人类拥有充足食物的权利。尽管美国在国际上推动了这些经济方面的人权，使它们得到各国采纳，但是美国国内的表现却一直都不尽如人意。

当然了，美国的贫困状况十分严重，这也自然而然地让数百万美国人不得不向政府寻求帮助来满足基本的生活需要。这个数字在经济大衰退后迅速增长。2007～2013年，领取食品券的人数增加了超过80%。

从理论上，大多数人的贫穷是他们的深层需要造成的。2012年，40%的美国补充营养协助计划的受助人的总收入比贫困线少了一半。通过这个计划获得的钱很少，仅为每人每天4.39美元。这些钱不足以维持生计，但是可以给拿到钱的人的生活带来巨大改变：在2010年，预算与政策优先中心预计补充营养协助计划让400万人走出贫困。

考虑到现有对抗饥饿和营养不良的项目数量不足，大衰退之后贫困程度十分严重，人们可能认为我们的政治领袖的自然反应是扩大食物安全项目的数量。但众议院核心代表大会中的共和党人却不这样看。他们似乎想要指责受害者，指责那些一直没有得到充足的公立教育和市场经验不足，但是一直在努力寻找工作却因为现有的经济体制无法找到工作的穷人。共和党人的提议根本不能缓解这些问题带来的恶劣影响，相反地还会加强贫困和不平等。

最终，共和党的提议带来的影响可能会到了我们无法控制的地步。

从更广的角度看，农产品补贴和食品券减少相结合会带来全球性的贫困和饥饿。因为，美国的消费减少而生产增加，会使出口显著增加。更多的出口将使全球粮食价格降低，因此也损害了全世界贫穷的农民的利益。农业是世界上70%居住在农村的穷人主要的谋生之道。他们中，绝大多数人都居住在发展中国家。

采纳众议院共和党的计划将会在几个方面使我们的经济震荡。其中之一是资源减少会使贫困家庭的境况恶化。更致命的是，这个农业补贴法案会使富人受益的同时剥削穷人，因此加剧了不平等。无论是因为饥饿还是由于饮食不良导致疾病的孩子也不可能和那些好吃好喝的孩子学得一样好。

我们减少了食品券也就等同于确保了不平等永存。而其中最严重的一个表现是机会的不平等。说到机会，就像我在之前的本系列文章中提到的，美国现在的做法特别让人担忧。我们正在危害我们的未来，因为在未来，处于底层的人中会有一大部分人无法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我们也无法享受他们本可以为我们这个国家的繁荣做出的贡献。

共和党反对现有食物政策的言论显示了他们的不诚实和极度的愤世嫉俗。而这些食物政策最终都会成为我们未来的隐患，尤其会给我们的孩子带来大额国债的负担。不仅债务至上这样的知识基础被打破（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卡门·莱因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的揭露性著作说明了缓慢增长和高达90%的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的比例的联系），无疑，共和党的农业补贴法案也从多个角度危害了美国和世界儿童的利益。

这样的提议写入法律是这个国家道德和经济的双重失败。

[1] New York Times, November 16,2013.

掉入全球化错误的一端[1]

贸易协定很容易让人的目光呆滞，但是我们应该保持全神贯注。现在，有些正在准备阶段的贸易提议会让大多数美国人陷入全球化的错误一端。

对于这些协定，有很多冲突激烈的观点，尽管你不能从奥巴马总统的巧妙言辞中发现，但是事实上他们正在使民主党内部四分五裂。在奥巴马的国情咨文中，他频繁地提到“新贸易伙伴”能“创造更多就业机会”。现在最受热议的是简称为TPP的跨太平洋贸易伙伴关系协议。它使太平洋沿岸的12个国家紧密相连，成为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贸易区。

据美国贸易代表说，TPP从2010年开始进行磋商，旨在通过降低成员国之间的关税和贸易壁垒来增加贸易和投资。但是该协议一直都在秘密进行中，这让我们只能从一些泄露的草案中猜测可能涉及的条款。同时，国会今年通过一项议案，授予白宫冗长发言的绿色通道，国会只是单纯地批准或反对一切贸易协定而不需要修订或者修正议案。

大量的争议爆发也是不可避免的。根据泄露的信息和过去通过的贸易协定，很容易推测出该协定并不让人乐观的全貌。这确实存在牺牲其他人，造福最富有的美国人和全球精英的风险。事实上，这样一个仍在商讨中的议案也是不平等如何因为我们的经济政策一次次反弹的有力证明。

不幸的是，像这样的协定只是我们面对的巨大问题——我们对全球化管理不善的冰山一角。

先让我们一起研究一下历史。总体上看，今天的贸易协定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几十年内制定的协定差别很大。各方面的关税降低了，贸易随之扩大，每个国家也可以努力加强自己的优势产业的发展。最终，人们的生活水平会提高。有些工作会不复存在，而一些新的就业机会却会产生。

今天的贸易协定的目的却不是这样的。全世界的关税已经很低了。重点变成“零关税壁垒”。而这些公司利益驱动的协定中，最重要的是规则。跨国公司巨头抱怨前后不一致的规定让他们做生意的成本变得很高。但是在大多数的规定中，即使它们不够完美，它们也都有存在的理由：为了保护工人、消费者、经济和环境。

此外，这些规定也经常是政府在为了满足他们公民的民主要求时颁布的。新贸易协定支持者委婉地说，他们只不过是追求标准和谐统一。这真是个干净利落又很安全的词，暗示了实行天真的、推动效率的计划。当然，人们可以通过全方位地把标准提到最高，来得到统一和谐的规定，但是公司们号召和谐的真正含义是向下竞争。

TPP这样统治全球贸易的协定通过和所有国家都同意采取类似的最小化管制时，跨国公司可以回到《清洁空气法》和《洁净水法案》颁布前（它们先后在1970年和1972年颁布）或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前。全世界的公司都会赞同去除这些规定从而有利于公司利益。贸易协商参与者可能会被说服，相信贸易协定有利于贸易和公司利益。但是这会对一些人不公平，即我们这些人。

这样的大赌注也是贸易协商秘密进行十分冒险的原因。全世界的贸易部门都被公司和金融利益俘获。协商一旦成为秘密，那么民主过程就没法通过利用政府部门之间的相互制衡机制，来限制这些协定带来的消极影响。

这样的秘密可能会给TPP带来巨大争议。知道它的详情，只会引起我们更大的不快。它最糟糕的一点是允许公司可以不仅仅为了不公正待遇，也可以为了他们所声称的规定影响了他们潜在的利润而申请国际裁决并获得赔偿。这不仅仅是理论上的问题。菲利普·莫里斯公司已经使用这种策略来对抗乌拉圭。它控告乌拉圭颁布的曾获得世界卫生组织赞誉的《禁烟法》，十分不公地损害了其利益，违背了瑞士和乌拉圭的双边贸易协定。从这个层面上说，近来的贸易协定让人想起鸦片战争。西方列强成功地要求中国开放鸦片市场，因为他们认为这对调节贸易平衡至关重要。如果不这样做的话，贸易逆差会进一步扩大。

减少环境和其他方面规范的条款已经并入了其他贸易条款，并为很多地方采用。发展中国家为签订这样的条款付出了巨大代价，但却没有充分的证据表明它们得到了更多投资。尽管这些国家是最明显的受害者，但是相同的问题也在美国出现。美国公司能在一些太平洋沿岸国家建立子公司，并通过这些公司向美国投资，再采取一些措施反对美国政府——以“外国”公司的身份得到他们作为美国公司无法得到的权利。这也不只是理论上可行的，现有证据已经说明，有些公司正在考虑将钱转移到其他一些能使得他们地位更高的国家。

除此之外，还有另外一些十分有害的条款。美国长期致力于降低卫生保障的成本，但是TPP会让引进非处方药变得更难并且药价也会相应提高。对那些不发达国家而言，这还不仅仅是让钱流入公司腰包的问题，而是成千上万的人会因此没有必要地死去。那些进行研究的人需要了解我们实行专利制度的原因，但是专利制度应该谨慎地平衡知识保护的利益，坚持另一个十分有价值的目标——让知识获取变得更为容易。我在之前说过我们这项制度是如何被那些发现乳腺癌基因的公司滥用的，它们积极为该发现获得专利。最高法院最好取消这些专利，但是在这之前已经有许多女性受到了不必要的伤害。贸易协定给这样的专利滥用提供了更多机会。

人们的忧虑激增。这些泄露的磋商文件说明TPP会让美国银行更容易向全球销售金融衍生品，有可能让我们再一次陷入经济大萧条一样的危机。

尽管如此，还是有包括经济学家在内的许多人积极地支持TPP和一些类似的协议。通过这些协议宣传一些经济理论，而这些理论仍然在流传的最大原因是他们为最富有的人的利益服务。

自由贸易是经济学科初创时的中心原则。是的，按照理论有赢家也就有输者，但是赢家可以一直补偿输家，所以自由贸易（或者给予自己的贸易）是双赢的。不幸的是，这个结论得出时，有许多假设本身并不恰当。

比如说，旧理论忽视了风险并且假设工人可以在工作中瞬间移动。它假设经济能实现充分就业，因此由于全球化而失业的工人也能迅速地离开生产率较低的行业。（这些行业很容易就兴起了，因为国外的竞争受到关税和其他贸易限制而停留在一定水平。）但是如果失业率较高时，尤其是大部分失业人口都已经长期失去工作时（就像现在一样），那么就无法如此了。

今天，大概有2000万美国人无法找到一份全职工作。数百万的人已经不再找工作了。因此如果人们离开受保护的生产率低的行业，那么最终大多数失业人口就会成为零生产力人群。这样也会伤害到那些仍然还有工作的人，因为高失业率也会给工资带来压力。

我们可以争辩说，为什么我们的经济没有按照应有的方式运行，可能是因为总需求不足，也可能是因为我们的银行更愿意投机和操纵市场而不是给中小企业提供充足的贷款。但是无论原因如何，这些贸易协定最终都会增加失业率提高的风险。

我们处于这么糟糕的情境的一个原因是我们对全球化管理不善。我们的经济政策鼓励工作外包：利用国外便宜劳动力生产的产品，最终也能以更低的价格卖回美国。因此，美国工人们认为他们不得不和国外工人竞争，他们的价格谈判能力也变弱了。这也是男性全职工人的工资中位数比40年前低的原因。

现在美国政治混合着这些问题。即使在环境最好时，老的自由贸易理论也说只有赢者能补偿输家，这并不是说他们会这么做。而且，他们确实没有这么做。自由贸易的提倡者经常说如果美国想更有竞争力，就要削减工资、税收和支出，尤其是那些有利于普通百姓的项目。他们说，我们应该承担短期的痛苦，因为从长期来看，这些都会让我们受益。但是很少有证据能表明贸易协定会带来更快和更意义深远的增长，或者大多数工人能长期受益。

对TPP的批评声音很多，因为不管从过程还是理论上看，它都会带来更多破产。这样的反对声已经四处开花了，不仅是在美国，也在言论不十分自由的亚洲。

参议院多数党领袖哈里·瑞德领导党内人士反对运用“快车道”权力来通过TPP，这似乎让我们所有人都松了一口气。总的来说，那些认为贸易协定是以牺牲99%的人为代价，使1%的人受惠的人，似乎在这次的小冲突中获胜了。但是还有一场范围更大的战争——确保贸易政策和全球化能更具普遍性，更有利于大多数美国人的生活。战争的结果仍是未知的。

在本系列中，我重复在说两点：第一是美国今天严重的不平等和其在过去30年迅速的增长是一系列政策、计划和法律带来的累积结果。如果总统自己也强调不平等问题应该成为国家工作的重心，那么在每个政策、计划和法律出台前，都应该度量其对不平等的影响。像TPP这样的协定已经从许多重要方面加剧了不平等。公司可能因此受益，甚至按照传统方法计量的国内生产总值也会增加，但是普通百姓的富裕生活可能因此受到打击。

这也让我想起我一直重复的：涓滴经济学是个神话。TPP这样使公司致富的项目不曾也未必能帮助社会中层，更别提在底层的人了。

[1] New York Times, March 15,2014.

自由贸易的伪善[1]

世界贸易组织12年前举办的多哈谈判没有什么实质性谈判结果，而新一轮谈判已经在筹办。但是此时，谈判不会在全球、多边的基础上进行，而是以两个大型地区性协议进行，一个环太平洋，另一个则是环大西洋，它们都即将进行协商。那么，这即将到来的谈判还有可能比之前成功吗？

美国拒绝取消农业补贴使多哈谈判破产。因为70%的发展中国家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农业，导致所有真正发展论坛必然涉及于此。世贸组织已经裁决美国支付给不到25000名富裕农民的棉花补助是不合法的，因此美国的立场十分惊人。美国做出的回应是贿赂巴西，让他停止申诉，不要进一步追究该问题。这让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区和印度的数百万贫穷的种植棉花的农民陷入了困境，因为美国对富裕农民的慷慨解囊抑制了棉花的价格。

回想这段历史，现在看来似乎只是在磋商建立美国和欧洲及太平洋沿岸国家（除了中国）间的自由贸易区，而不是建立一个真正的自由贸易制度。相反，它的目的是掌握贸易利率杠杆，也就是说，为了服务长期以来在西方起主导作用的贸易政策。

有人希望那些参与讨论的人能认真关注一些基本的原则。第一，任何的贸易协定都是对称的。作为环太平洋伙伴关系的一分子，美国要求日本取消大米补贴，那么美国也应相应地取消它对大米以外（联系不是那么紧密的）其他农业商品产量（和水）的补贴。

第二，所有的贸易协定都应该让国家利益优先于商业利益，尤其是像处于危险中的金融监管和知识产权保护这样与贸易无关的问题。尽管国家货币基金组织现在已经意识到资本管制是谨慎的宏观政策的重要工具，美国和智利的贸易协定依然阻碍智利实行资本管制。

尽管2008年经济危机已经教会我们缺少合理的管制会危害经济繁荣，但是其他的贸易协定也依然坚持贸易自由化和放松管制。美国制药工业在美国贸易代表委员会有着巨大的影响力。贸易委员会成功地蒙骗其他国家采取不平衡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这个制度是用来打击非处方药的，它将利益置于救人性命之前。尽管美国最高法院现在说美国专利局在基因专利授权上做得太过分了。

第三，承诺透明。那些谈判代表应该被预先警告：美国对信息公开十分坚持。美国贸易代表署一直在揭示自己的谈判立场上犹豫不决，即使对美国国会也是这样。通过已经泄露的信息，我们都能知道为什么这样。美国贸易代表署正在办公室根据原则来回踱步——比如说，仿制药品的使用问题——国会已经将其加入了之前和秘鲁等国的贸易协定。

在TPP案例中，还有一个更深层次令人担忧的问题。亚洲已经发展了高效的供应链，加工链上的产品能迅速由一个国家流入另一个国家。但是如果中国不加入TPP的话，则该协议会干涉这种产品流动。

之前的关税已经很低了，所有磋商者都把焦点集中在了零关税壁垒上，比如说贸易规则的壁垒。但是代表了公司利益的美国贸易代表署绝对会推动实行最低的标准——调低而非调高水准。比如说，许多国家有不利于大汽车制造商的税收和监管条款，这并非因为它们想要歧视美国商品而是因为它们担心污染和能源效率问题。

之前暗指的更普通的一点是贸易协定显然将商业利益置于其他利益（简单列举两个，环境保护和人类健康）之前。比如说，法国希望在贸易协定中“文化例外”，这样能让它继续支持本国公司，因此全世界也能受益。这种利益和其他更广泛的利益是不可谈判的。

讽刺的是，这些补助会给社会带来巨大的好处，但是成本却是微不足道的。真的有人会认为法国艺术片会给好莱坞暑期大片造成威胁吗？然而好莱坞的贪婪岂会有下限？美国谈判代表也是不择手段的。这也完全说明了为什么这样的款项不在讨论范围内。否则，代表们可能会大打出手，还会有很大可能达成一个为了商业利益牺牲基本价值的协议。

如果谈判代表真的创建了一个真诚的自由贸易管理制度，能将公共利益放在首位，至少用对待公司游说者一样的重视程度去关注普通百姓，我才有可能对谈判结果会加强经济发展和改善社会福利有些乐观想法。然而现实是我们贸易管理体制已经将公司利益放在了首位，而且磋商的过程是不民主、不透明的。这个即将到来的讨论产生的结果能为普通美国人服务的概率很低。其他国家普通百姓的前景甚至会更加黯淡。

[1] Project Syndicate, July 4,2013.

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加强不平等[1]

我们已经习惯从抵御不平等的战争中听到坏消息，如果有什么好事发生时我们反倒会大吃一惊。最高法院确认富人和公司都享有购买选举的法定权利，那还有谁能期待会有好消息？但是刚结束的一项决议会使美国普通百姓失去的不仅仅是钱，还有比这更珍贵的东西——生命权。

刚看到分子病理学协会时，会觉得它就像科学奥秘：法院全体裁决即使合成基因有可能在实验室中创造出来，但人类基因不应该被授予专利。但是真正会带来的风险和这个问题的普遍性，会比通常理解的高很多。这个例子是那些主张让健康私人化、成为富人独享特权的人和相信这是人人共享权利的人，也是公平社会和运行良好的经济的核心构成要素的人之间的战斗。此外，它也关乎不平等如何影响我们的政治、法律体制和我们公民的健康。

在三星和苹果的恶战中，裁判员（美国法庭）虽然吹嘘会站在公平的立场上，但它们似乎一直更喜欢国内的队伍。我们反对不平等的战争已不只是类似这样两个公司巨头的对决。我们看到了战胜自私自利的公司行为会是怎样的？我们也知道我们还有多大的风险，会在这样的对决中失败？这些都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镜头，让我们可以看到不平等带来的致命和深远的影响。

法庭和各党派当然不会在他们争论和做决定时谈到这样的事件。美国犹他州的一家公司，利亚德基因公司分离了两个人类基因——BRCA1和BRCA2。这两个基因能使女性基因突变，并进一步演化为乳腺癌。这也为早期检测和预防乳腺癌提供了重要基础。这家公司成功获得这两个基因的专利权。“拥有”这些基因，能帮助该公司禁止其他人继续测试这两个基因。这个案例的核心问题看起来似乎是技术问题：被分离的自然发生的基因也能获得专利吗？

这些专利意在破坏现实世界，因为这些专利让诊断费用人为地保持高价。实际上，基因测试的执行成本很低，一个人只需要花费1000美元左右，就能对他的20000个基因进行测序。这比各种详细的病理学测试便宜得多。然而，利亚德公司仅仅全面测试两个基因就要收费4000美元。许多科学家认为，利亚德公司的方法没有什么特别的，它只是简单地测试了它们声称拥有的基因，而它们能这样做的原因是依赖于专利权保护下其他人没法获取的数据。

最高法院做出支持原告（即一些大学、研究人员和来自美国民权同盟及公共利益委员会的为病人伸张权益的代表）的裁决。仅在几个小时后，其他实验室立即宣布它们会开始测试乳腺癌基因并强调利亚德的“创新”是识别了这些存在的基因，而不是推动了与之相关的测试。（虽然，利亚德没有对此做出任何反抗，但是也在近两周发起两个新的诉讼，阻止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公司测试BRCA基因。它们申诉理由是这两家公司侵犯了利亚德持有的其他专利。）

面对竞争，利亚德竭尽一切手段防止测试带来的收入流失的举动并不令人惊讶。事实上，在法院裁决后，该公司股价下降了30%。尽管现在已经有所恢复，但是仍然比之前低了近20%。该公司拥有基因，也不想任何人侵犯其财产。利亚德持有该项专利时，做法和大多数公司一样。它看似更多地受到利益最大化的激励，而不是拯救生命。如果它确实更关心后者，那么它本可以做得更好。它可以给患者提供价格更低、更好的测试，也可以鼓励其他人发展更好、更准确和更实惠的测试。它争辩说自己的专利带来的垄断价格和排他行为对于刺激未来的测试很重要，这并不让人觉得吃惊。但是，当它的专利权的灾难性后果十分显而易见时，它依然坚定不移地使用自己的垄断权。在面临本可以做善行却没有这么做时，给出这样的借口，实在很没有说服力也令人觉得悲哀。

制药业一直强调说如果没有知识产权保护，那就不能刺激研究并且最后所有人都会深受其害。我曾向法院提供了一份专家声明（支持奖金）。该声明解释了为什么制药产业的言论是错误的及为什么该基因专利和其他相似的专利，实际上阻碍而并非激励了创新。像AARP这样的组织在非当事人发表陈述时表示，利亚德的专利权阻碍了病人得到新的诊断意见和证实实验。最近，利亚德公司提出上诉，称这会影响类似的测试。即使是在控诉Ambry Genetics和Gene by Gene时，它也这么信誓旦旦地说。

利亚德否认其在给两位妇女提供测试时，由于报销金额过低而拒绝她们通过医疗保险付款的行为。另一名妇女说，她在利亚德做完一轮测试后，信息严重不充分，但是她不得不痛苦地选择治疗手段——切除一个或两个乳房或者移除卵巢。因为利亚德对BRCA突变的测试费用是她无法负担的。（国家法规中规定由于专利保护，利亚德公司向病人提供信息时可以额外收费700美元）。由于利亚德的专利权，该病人无法获得第二种诊断意见。

从最高法院传来的好消息是，在美国，基因无法被授予专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法院归还了妇女一些她们认为她们已经拥有的东西。这带来两个好的结果，其中一个是现在有了竞争，我们能研发更好、更精确、更便宜的基因测试。我们可以再一次拥有推动创新的竞争性市场。另外一个好处是贫穷的妇女能拥有更平等的生命权——在这个案例中，指的是战胜乳腺癌。

尽管我们已经获得了这样一个胜利，但这也不过是冰山一角。美国一直试图利用世界贸易组织和双边及多边的贸易体制，把其知识产权保护制度强加给他人。事实上，美国贸易代表署说服他人公司利益高于生命的行为暗中破坏了美国的国际立场：如果有什么区别的话，他加强了美国人粗鲁的形象。

经济权往往比道德价值的影响大。美国公司的利益在知识产权中占了上风的例子里，我们的政策推动了国外的不平等。对于大多数国家，他们的不平等现象和美国一样严重：穷人的利益牺牲在了公司利益的圣坛上。但是，这些国家的政府都会为了所有人，给类似于利亚德这样的测试定个合理的价格。这样做也会带来一定的成本：政府如果为这样的医疗测试支付垄断价格，那么则会减少部分本可以用来拯救生命和提供健康的开支。

利亚德案件体现了我《不平等的代价》一书的3个核心信息。第一，社会的不平等不仅是经济法，也是我们如何通过包括法律体制在内的各个方面，来使政治影响经济造成的。而在此案中，正是我们的知识产权体制促进了不平等。生命权不应该与支付能力挂钩。

第二，我们经济体制中的一些最为不公的不平等是“寻租”造成的：一部分人通过操控社会或经济条件以分得更大的一块蛋糕，而不是把蛋糕做大。因此利益和不平等都进一步累积。而其中最为不公的方面是通过财富挪用的方式使财富流向富人并挖空底层民众。利亚德的行为符合了这些条件：公司的获利来自没有给经济规模和活力带来任何贡献的检测收费。

第三，这还减少了那些无力承担费用的人的财富。

这些因素提高了利亚德的利润：要抵消费用，保险金就不得不提高。而数百万美国未投保的中间收入阶层面对利亚德的垄断价格时，如果他们想要得到测试，不得不被套牢，自己为此埋单。而位于底层且未投保的民众，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价格。由于无力负担测试，他们不得不承担早逝的风险。

知识产权保护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称这只不过是我们需要为革新付出的代价而已，从长期看，这会拯救更多生命。这只是个权衡问题：今天一些相对穷的妇女的生命与未来更多的妇女的生命。但实际上，这个说法有很多方面的漏洞。在这个特例中，它就更大错特错了，因为人类基因组计划的一部分项目里，两个基因不久后可能就会被分离。（用利亚德的术语来说，是“发现”。）除此之外，此说法在其他很多方面来说也错了。基因研究者说该专利实际上阻碍了更好的测试发展，也因此阻碍了科学的进步。这些知识都是基于先验知识。利亚德让这些先验知识成为自己的特权，这也阻碍了科学创新。利亚德自己的发现，就像科学的其他发现一样，都是利用他人发展了的科学技术和思想。如果这样的先验知识也不是公开、可利用的，那么利亚德也不可能有相应的发现。

这也体现了我的第三个主题。我在书名中强调了不平等不仅仅是不符合道德的，也会造成原料成本。如果知识产权保护的法律体制设计得很糟糕，就会促进寻租。虽然最高法院最近的相关规定以及体制有所改善，但是该体制仍很不完善，这将带来更少的创新和更大的不平等。

已经去世的诺贝尔奖获得者、经济历史学家罗伯特W.福格尔最深刻的见解之一是健康状况的改善和科学技术的协同作用，这是19世纪以来爆炸式经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也说明了为垄断寻租提供土壤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的危害。它阻碍了人们获得健康之路，同时也创造了不平等并阻碍了经济更广泛地发展。

我们还有其他可选方案。知识产权保护支持者夸大了其在推动创新方面的作用。从为计算机奠定基础的基本概念到晶体管、激光和DNA的发现，绝大多数关键创新并不是因为受到金钱收益的激励。他们的动机是对知识的探索。当然了，研究的资源是必需的条件，但是专利制度只是获得这些资源的途径之一，而且往往不是最佳的方式。政府资助的研究、基金会和奖金制度（利用市场力量获益，给发明发现和推动知识推广的人颁奖）也是有利的选择。这样不会像现有的弊端越来越多的知识产权保护体制一样，带来更多的不平等现象。

利亚德公司努力让DNA获得专利的行为很有力地证明了人们获得健康的不平等性。而这种不平等也是国内经济不平等的糟糕表现之一。法院的决定支持了我们珍视的权利和价值，这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但这只是争取更平等的社会和经济体制的漫长斗争中极小的一步。

[1] New York Times, July 14,2013.

印度的明智决定[1]

印度最高法院拒绝支持格列卫的专利，打破了抗癌药物开发的阻碍，这对瑞士制药巨头诺华公司和那些患了癌症的印度人来说是个好消息。如果其他发展中国家都像印度一样，它将是一个好消息：钱可以用于其他需求，无论是抗击艾滋病，提供教育或是进行投资，都会使经济增长，贫困减少。

但印度法院的决定对大型跨国制药公司来说意味着更少的利润。不出意外的话，这会导致它们和它们的说客回应裁决时表现过度：它们会宣扬这个判决破坏创新激励制度，从而将对全球公众的健康产生严重打击。

这些说法过于夸张了。在经济和社会政策这两个方面，印度法院的裁决很有意义。此外，只有努力再平衡全球知识产权制度，才能改变对药品严重倾斜的社会福利支出。事实上，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已达成共识，当前的知识产权制度扼杀了创新。

强有力的知识产权保护对社会福利的影响被认为是模棱两可的。承诺垄断权利的确可以刺激创新（虽然最重要的发现，比如像DNA，通常发生在大学和政府支持的研究实验室，很少依赖于其他激励措施），因为这种方式有着高昂的成本：如果价格上涨，将会抑制进一步创新。如果是拯救生命的药物，那些无法承担高昂创新价格的人只能面对死亡。

所有这些因素的权重取决于环境和优先级，并且和不同的国家、时间有关。在早期发展中的国家，先进的工业化受益于明确的经济增速，而现在，则受益于通过弱化发展中国家对知识产权保护的要求，并以更好的社会福利为代价。即使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担心所谓的障碍专利、仿造专利和灌木丛专利，任何创新都有可能成为侵犯别人知识产权的行为，稀缺的研究资源不能得到最有效的使用。

印度仅占全球1%～2%的制药市场份额，但是它一直是制药公司扩张全球知识产权战争中的一个导火索，这是因为它的制药行业极其愿意挑战国内和外国司法管辖区的专利规定。

1972年撤销药品的专利保护扩大了基本药物种类，并促进了通常被称为“发展中国家的药房”的国内产业的国际竞争。举个例子，生产抗逆转录病毒药物的印度制药公司，如席丕拉公司，减少了能拯救撒哈拉沙漠以南地区患有艾滋病的人生命的药物成本，达到非洲10年前的1%。

全球大部分有价值的能力都是建立在薄弱的事实政权上，而不是虚无的制药专利保护上。但是印度现在是受世界贸易组织的TRIPS协议，包括相应修订案的约束的，这导致发展中国家开始担心基础药物的全球供应。

事实上，格列卫决定只针对一小部分西药。在过去的20年里，说客致力于协调和加强更严格的和全球可执行的知识产权制度。因此，现在有很多备受保护的制药公司，这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很难抗衡，而且他们经常用国际义务来对抗他们的国内义务，即保护本国公民的生命和健康。

根据印度最高法院，专利法在该国的社会地位比美国和其他地方要高：获得一个专利很难，有很多隐形的要求和一些特别的需要（尤其是药物专利），没有“风靡一时”的专利而且保护后续创新是被允许的。法院因此重申，印度主要致力于保护公民的生命和健康。

这个决定还强调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尽管它有着严重的局限性，TRIPS协议的确为一些发展中国家提供了一定程度（很少）的灵活性保障以限制专利保护。这就是为什么制药行业、美国和一些人都希望通过附加协议来制定更广泛和更强的标准。

这样的协议将限制反对专利应用程序：比如说，禁止国家监管部门批准仿制药，直到专利过期；维护数据排他性，从而延缓生物仿制药的批准，而且需要新形式的保护，比如防伪措施。

有一个奇怪的说法称印度的决定削弱了产权。一个独立的司法执行系统是可以用来加强产权机构的良好运转的。印度最高法院已经表明，它是独立的，忠实地解释法律，不轻易屈服于全球企业利益。现在印度政府使用了TRIPS协议的保障措施，以确保该国知识产权制度的创新和公共卫生的进步。

在全球，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需要一个更加平衡的知识产权制度。但制药行业试图巩固它的收益，而一直在推动一个更加强大且更具不平衡性的知识产权体制。国家考虑诸如跨太平洋伙伴关系或双边“伙伴关系”协议，美国和欧洲需要意识到这是其中一个隐藏的目标。什么是销售“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的知识产权条款可能会扼杀人民获得负担得起的药物，这可能对经济增长产生重大影响。

[1]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8, 2013.

排除极端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1]

在2000年9月的联合国千禧年峰会上，联合国成员国在把人民而不是国家作为议程中心上迈出了一大步。[2]在千禧年会议声明中，与会的各国领导人达成共识，设立了一个伟大的长远目标——涉及和平发展、环境、人权、保护弱势群体、关爱非洲和联合国机构的改革。声明包含有特殊影响力的发展目标，从2001年夏天开始到2015年，预计实现我们熟悉的8个千禧年发展目标（MDGs）。[3]

1.消除极端贫困和饥饿。[4]减少每天生活费不足1美元和遭受饥饿人数比例的一半。

2.实现普及初等教育。确保所有男孩和女孩都接受完整的小学教育。

3.促进性别平等和赋予妇女权力。到2005年在初级和中级教育中消除性别歧视，至2015年在各级教育中实现该目标。

4.降低儿童死亡率。5岁以下儿童死亡率减少2/3。

5.改善孕产妇健康。妇女在分娩时死亡率减少3/4。

6.抗击艾滋病毒/艾滋病、疟疾和其他疾病。制止并开始扭转艾滋病毒/艾滋病的传播和疟疾等重大疾病的发病率。

7.确保环境的可持续性。

·把可持续发展原则纳入国家政策和程序，扭转环境资源的损失。

·到2015年，减少没有获得安全饮用水的人口比例的一半。

·到2020年，显著改善至少1亿贫民窟居民的生活质量。

8.制定一项全球发展伙伴关系。

·进一步发展开放的贸易和金融系统，包括承诺良好治理、发展、减少国内和国际的贫穷问题。

·解决最不发达国家、内陆和小岛屿发展中国家的特殊需要。

·全面应对发展中国家的债务问题。

·为青年提供体面的和生产性的工作。

·与制药公司合作，为发展中国家提供负担得起的基本药物。

·与私营部门合作，为新科技，特别是信息和通信技术提供便利。

联合国前秘书长安南后来描述说，国际协调目标是一个了不起的努力。它们建立了竞争发展机构之间的共同点，由国际组织和各国政府采取协调一致的行动，为市民提供了一个机会坚持和关注那些声称代表“我们人民”的政府。简而言之，他们改变了世界各国领导人的议程。[5]

14年后，让我们再来审视那些目标。一些目标，如生活在极度贫困的人口比例减半，已在全球层面达成，但是却不是所有国家都完成了。其他的，如普及小学教育，也不太可能在2015年实现。[6]

然而，尽管这些目标的完成将是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成就，但把它们放在一起并不代表一个完整的或全面的人类发展的愿景。它们在2000年时在成员国间可以达成一致，特别是，它们缺乏一个公平发展的愿景。[7]国际社会认为设定的目标应该遵循8大目标，是时候通过添加“消除极端不平等”的目标来弥补不足了。

为什么不平等是一个大问题

每个国家都有其独特的政治经济情况，形成着不同程度和效果的不平等，每个都需要单独评估。不平等的程度和性质之间的显著区别在于，各国不平等的形成原因不仅仅是经济因素，还由政治和政策决定。

完全平等并不是目标。一些经济不平等可能有利于经济增长，而其他的不平等可能不值得解决，因为这样做侵犯了宝贵的自由。然而，从某个角度来说，不平等可能对国家不利，一旦不平等变得极端，就会损害经济增长、政治平等和社会稳定。因为不平等现象会对经济、社会和政治产生影响，这些因素需要单独和共同地关注。我们将从减少极端不平等的经济论点，转到政治和社会的争论。

经济争论[8]

有着广泛不同的哲学观点的经济学家们一致认为，收入和资产的不平等对经济不利。不平等的增加，头重脚轻的收入分布，总需求减少（富人倾向于花费较小的收入而穷人较高），都会使得经济增长速度减慢。当局尝试新的货币政策以抵消这些可能导致信贷泡沫的影响，而这些泡沫反过来导致了经济的不稳定。这就是为什么不平等通常与经济不稳定有关。从这个角度看，它并不是一个意外，2008年大衰退之前的不平等水平比20世纪30年代的大萧条前的程度更高。[9]最近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的研究表明，高度的不平等与缩短的经济增长周期有关。[10]

世界各地对不平等的观察发现其与寻租有关（例如行使垄断权力），这样的不平等显然削弱了经济效率。但更糟的是机会不平等，这与不平等互为因果，因为不平等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大量个体无法实现他们的潜能。[11]不平等水平高的国家倾向于较少投资于公共物品，如基础设施、技术和教育，而这些有助于长期的经济繁荣和经济增长。

减少不平等，从另一方面来看，有明显的经济和社会效益。它可以加强人们的社会公平意识，提高社会凝聚力和流动性，使更多的公民发挥他们的潜力，并能扩大支持增长的计划。追求经济增长但忽略不平等的政策最终可能会弄巧成拙，而减少不平等的政策，例如，增加就业和教育对人力资本会产生有利影响，这是现代经济体越来越需要的。[12]

政治和社会争论

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差距在一定程度上是经济力量的结果，但同样，甚至更多，是公共政策选择的结果，如税收、最低工资的水平，对卫生保障和教育的投资。这就是为什么经济环境类似的国家可以有程度明显不同的不平等。这些不平等反过来影响决策，因为即使是民选官员，也会更用心地回应他们的富裕选民而非穷人的观点。[13]在资助选举中，更多的财富意味着更无限制的角色，更有可能的是，经济上的不平等终将转化为政治上的不平等。

如上所述，极端不平等不仅破坏经济稳定，还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但是经济不平等和社会稳定之间的因果关系不只暴力或民事犯罪那么简单。没有一种形式的暴力与基尼指数和帕尔马比率（国民总收入（GNI）前10%的人口所占的份额除以最贫穷的40%的人口在国民总收入中的份额）成正比。[14]然而，有大量的暴力和“水平的不平等”之间有联系时，其中包括通过种族、宗教或地区的经济分层。当一个穷人跨越种族、宗教或地区和一个富人有联系时，常常会出现不稳定的动态。

通过123个国家的调查机构在61个发展中国家的调查结果发现，种族之间的不平等影响资产。对于一个典型的国家在包括暴力、内战等所有变量处于平均值时，冲突概率为2.3%。如果水平资产种族之间的不平等的水平上升到第95百分位（并且其他变量保持在他们的平均值），冲突的概率增加到6.1%——超过了原本的两倍。采用类似的比较方法发现宗教团体之间收入的差异使结果从2.9%增加到7.2%，再次超过了两倍。[15]另一项研究使用类似的方法发现了区域性差异在财富与风险特别高而且冲突发生频繁的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区尤为明显。[16]

使用不同的方法，侧重于研究地理与民族分化导致的收入之间的差距，而不是通过调查衡量不平等，其他作者也承认水平的不平等有很大的危险性。关注后冷战时期（1991～2005年），拉尔斯·赛德曼、尼尔斯·魏德曼、克里斯蒂安·格莱蒂奇划分经济生产的总额在给定的少数民族居住区群体的人口规模得到少数民族的人均经济生产与具体措施，他们发现相对贫穷和相对富裕的民族有更高的可能性经历内战。这不仅证明民族因素在起作用，他们也表明，富有的民族（或贫穷的民族），比起其他民族群体，越是极端的组织越有可能经历内战。[17]

许多维度的不平等

就像贫穷和减贫的讨论，从单纯关注收入扩大到其他从维度消除不平等——包括健康和环境也是他们在不平等方面的进步。[18]在大多数国家看来，不平等在财富上的表现要高于收入。尤其是在没有足够的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帕尔马比率对健康状况的反映比帕尔马比率对收入显示出更大的不平等。基于暴露环境危害的帕尔马比率可能会展示出类似的趋势。

其中最有害的不平等形式是机会的不平等，体现在社会缺乏经济流动性，这对于那些出生在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肯定仍然存在。前美国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艾伦·克鲁格指出这种不平等和机会之间的关系。[19]不平等的收入往往是因为经济流动性差、机会很难在不同年龄层间流动。那些出生在经济金字塔底部的人，在极度不平等和长期的经济增长缓慢的形势下，注定永远不会得到他们想要的。[20]

这些不平等的维度是相关的，表明一次专注于一个方面可能会低估社会的不平等并且无法为政策提供充足的依据。例如，健康不平等是收入不平等的原因和结果。教育不平等是收入和机会不平等的一个主要决定因素。反过来，正如我们所强调的，当有不同的社会模式的多个不平等（例如那些与种族相关的）存在时，对社会造成的影响（包括社会动荡）将会增加。

测量目标

我们建议将以下目标——叫作“目标9”——添加到原来的8个目标中：每个国家在国家层面消除极端不平等。对于这一目标，我们提出了以下小目标。

·到2030年，减少所有国家的极端不平等的税后收入，收入前10%的人的税后收入不得超过位于的底部40%的人转移收入后的收入。

·到2020年，在每个国家建立一个公共委员会，评估并报告不平等的影响。

越来越多的人达成共识，这些目标的最佳指标是帕尔马比率，它能有效地关注到极端的不平等——采用收入顶端与底端的收入比。[21]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国家，这些极端的变化是最明显和最不公平的，虽然中间收入的比例相对稳定。[22]所有国家都应该专注于自己“极端”的不平等，也就是说，不平等最伤害公平和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破坏社会和政治稳定的部分。帕尔马比率为1的只有少数几个国家。例如，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它的帕尔马比率位于1甚至低于1，[23]似乎并不与极端不平等相关。的确，在某些账户他们似乎受益于积极的“平等乘数”，在整个社会经济发展的各个方面，公平和稳定也增加了其有效性和灵活度。[24]

但国家间的差异不仅体现在不平等上，还体现在它们的文化中对各种不平等的宽容以及社会变革的能力上。因此，第二个更重要的目标是到2020年的全国对话，应该做些什么去解决特定国家的不平等。这样的对话将关注每个国家在加剧不平等方面的政策（例如，教育体系的缺陷，法律体系，或是税收和传输系统）；同时还有那些扭曲了经济与政治，导致社会不稳定，可能最容易被改变的政策。[25]

支持减少极端不平等的人是普遍存在的。[26]给霍米·卡拉思博士的一封信中，给作者和秘书处执行秘书支持的发展议程上的显赫人士，90位经济学家、学者和发展专家，敦促减少不平等在2015年后的开发框架优先权，并建议使用帕尔马比率衡量不平等。[27]他们称，经过分析，不平等威胁了消除贫困的进程、可持续发展、民主进程和社会凝聚力。[28]

不平等的负面影响已经不仅是在学者和社会活动家的意识中了。2013年7月，美国总统奥巴马的演讲概述了不平等在创建信贷泡沫（导致大衰退的主要原因）中扮演的角色，它剥夺了人民的机会，进而导致经济效率低下和人才的不流动。[29]2013年世界青年日，教皇弗朗西斯在里约热内卢的贫民窟娃吉尼亚，强调我们需要团结，促进社会公正，特别是关注青年的情况。同时，他宣布和平无法维持在不平等的社会和边缘化的社区。[30]

有很多维度的不平等，有些有更多的不良后果，有许多方法来衡量这些不平等。然而，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忽略极端差异则无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因此后MDG议程必须关注不平等。

[1] Ethics and International Affairs, March 20, 2014. The author s have benefited from the research assistance of Alicia Evangelades, Eamon Kircher-Allen, and Laurence Wilse-Samson.

[2] 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55/2,“United Nations Millennium Declaration,”UN document A/RES/55/2,September 8,2000,www.un.org/millennium/declaration/ares552e.pdf.

[3] 附录中的“Roadmap Report,”UN document A/56/326 of September 6,2001。联合国成员国负责与联合国秘书长准备一个“路线图”，制定和监测结果和基准（“Follow-up to the Outcome of the Millennium Summit,”UN document A/RES/55/162,December 18,2000）。MDG的起源和意义的分析，详见Michael Doyle,“Dialectics of a Global Constitution:The Struggle over the UN Charter,”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8,no.4(2012),pp.601-24。

[4] 最初的指标是1美元一天，现在已经被提高到1.25美元，以反映通货膨胀。

[5] Kofi Annan,with Nader Mousavizadeh,Interventions:A Life in War and Peace(New York:Penguin,2012),pp.244-50.

[6] United Nations,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 Report 2013,pp.4-5.For more information on the status of the 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s,see the full 2013 report:www.un.org/millenniumgoals/pdf/report-2013/mdg-report-2013-english.pdf.

[7] 最初的目标不包括生育权，于2005年得到修正。详见General Assembly Resolution 60/1,“2005 World Summit Outcome,”UN document A/RES/60/1,paragraphs 57(g)and 58(c):mdgs.un.org/unsd/mdg/Resources/Attach/Indicators/ares60_1_2005summit_eng.pdf。这些目标今天还被认为是缺乏治理的目标。详见报告High-Level Panel of Eminent Persons on the Post-2015 Development Agenda,A New Global Partnership:Eradicate Poverty and Transform Economies through Sustainable Development,Annex II,p.50:www.un.org/sg/management/pdf/HLP_P2015_Report.pdf。

[8] 关于更深入的不平等的负面经济后果的讨论，详见Joseph 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New York:W.W.Norton,2012),pp.83-117和参考引用。

[9] 同前。

[10] A.Berg,J.Ostry,and J.Zettelmeyer,“What Makes Growth Sustained？”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98,no.2(2012)更多关于不平等与不稳定和人类发展之间的联系的理论方法，详见Stiglitz,“Macroeconomic Fluctuations,Inequality,and Human Development,”Journal of Human Development and Capabilities 13,no.1(2012),pp.31-58。重印于Deepak Nayyar,ed.,Macroeconomics and Human Development(London:Routledge,Taylor&Francis Group,2013)。

[11] William Easterly,“Inequality Does Cause Underdevelopment:Insights from a New Instrument,”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84,no.2(2007).今年对外关系委员会报道，美国学生成就的巨大差距在于他们的社会经济背景不同，而美国父母的财富对其成就的巨大影响比几乎任何其他发达国家都要大。详见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Remedial Education:Federal Education Policy,June 2013,www.cfr.org/united-states/remedial-education-federal-education-policy/p30141。

[12] Easterly,“Inequality Does Cause Underdevelopment.”

[13] Larry Bartels,Unequal Democracy(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08).

[14] 我们倾向于采用税后收入和转移支付之后的收入（在住房、儿童保障、社会保障和其他补贴之后）的方法，但这一方法没有被广泛使用。非官方的帕尔马比率由国家提供。如果想要获得这个非官方数据，请发邮件给AliciaEvangelides，邮箱为ame2148@columbia.edu。

[15] Gudrun?stby,“Inequalities,the Political Environment and Civil Conf?lict:Evidence from 55 Developing Countries,”in Frances Stewart,ed.,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Conf?lict:Understanding Group Violence in Multiethnic Societies(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8),pp.136-57,p.149.

[16] Gudrun?stby and H?vard Strand,“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Internal Conf?lict:The Impact of Regime Type and Political Leadership Regulation,”in K.Kalu,U.O.Uzodike,D.Kraybill,and J.Moolakkattu,eds.,Territoriality,Citizenship,and Peacebuilding:Perspectives on Challenges to Peace in Africa(Pietermaritzburg,South Africa:Adonis&Abbey,2013).

[17] Lars-Erik Cederman,Nils B.Weidmann,and Kristian SkredeGleditsch,“Horizontal Inequalities and Ethnonationalist Civil War:A Global Comparison,”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105,no.3(2011),pp.487-89.

[18] 世界银行在其经典研究“Voices of the Poor”中强调，穷人们正在遭受缺乏收入和缺乏话语权的不安全感中。这后来反映在10年一度的世界银行“Development Report on Poverty”2000年的报告中。国际计量委员会在其报告中的经济绩效和社会福利部分（2010）强调，性能指标（包括输出和不平等）必须扩展，而不仅仅是使用传统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收入作为指标。经合组织在更好的生活计划中进行着这项工作，包括建设更好的生活指数。经合组织的议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由高水平的专家小组构建衡量经济表现和社会不平等的方法和指标。

[19] Alan B.Krueger,“Land of Hope and Dreams:Rock and Roll,Economics,and Rebuilding the Middle Class”(remarks,Rock and Roll Hall of Fame and Museum,Cleveland,Ohio,June 12,2013),www.whitehouse.gov/blog/2013/06/12/rock-and-roll-economics-and-rebuilding-middle-class#fulltext.

[20] Miles Corak,“Income Inequality,Equality of Opportunity,and Intergenerational Mobility,”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7,no.3(2013),pp.79-102.

[21] Alex Cobham and Andy Sumner,“Putting the Gini Back in the Bottle？‘The Palma’as a Policy-Relevant Measure of Inequality,”King’s College London,March 15,2013,www.kcl.ac.uk/aboutkings/worldwide/initiatives/global/intdev/people/Sumner/Cobham-Sumner-15March2013.pdf.

[22] 然而对所有国家来说这不是真实的。在美国有着中产阶级的空心化，人口的比重在持续下降，也就是说，这个团体的收入和人数都在下降。长期以来人们一直认为，一个民主国家的稳定取决于欣欣向荣的中产阶级。如果是这样，中产阶级的衰落应该被特别关注。（想要了解更多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详见Stiglitz,The Price of Inequality）。关于国家不平等对话，我们建议将关注点放在各国不平等的本质上。

[23] JoséGabriel Palma,“Homogenous Middles vs.Heterogeneous Tails,and the End of the‘Inverted-U’:The Share of the Rich Is What It’s All About,”Cambridge Working Papers in Economics(CWPE)1111,January 2011,www.econ.cam.ac.uk/dae/repec/cam/pdf/cwpe1111.pdf.

[24] Karl Ove Moene,“Scandinavian Equality:A Prime Example of Protection without Protectionism,”in Joseph E.Stiglitz and Mary Kaldor,eds.,The Quest for Security:Protection without Protectionism and the Challenge of Global Governance(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13),pp.48-74.

[25] 例如在美国，这样的对话将会被注意到——在获得教育和医疗方面的不平等，破产法衍生品的首要任务是使学生贷款难以解除，即使是在破产时；富人的税收制度，税收比率竟然比工资收入的税率低得多；最低工资经通货膨胀因素调整后，半个世纪以来并没有增加；我们的社会保障制度在“纠正”不平等问题上比其他先进的工业国家差得多。有分析表明收入差距的程度是由于生产力的差异决定的，生产力的差异反过来部分解释了获得素质教育的差距，收入差距的程度与寻租存在着很大的联系，而这些差异也在一定程度上与继承相关。

[26] Alex Cobham and Andy Sumner,“Is It All About the Tails？The Palma Measure of Income Inequality,”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Working Paper 343,September 2013,www.cgdev.org/sites/default/files/it-all-about-tails-palmameasure-income-inequality.pdf.

[27] 详见拥有90位经济学家的Brookings Institution给HomiKharas博士的信，学者和发展专家们支持采用帕尔马比率来衡量不平等情况，详见www.post2015hlp.org/wp-content/uploads/2013/03/Dr-Homi-Kharas.pdf.

[28] 同前。

[29] Michael Shear and Peter Baker,“Obama Focuses on Economy,Vowing to Help Middle Class,”New York Times,July 24,2013,www.nytimes.com/2013/07/25/us/politics/obama-to-restate-economic-vision-at-knox-college.html？_r=0.

[30] Pope Francis,“WYD 2013:Full text of Pope Francis’s address in Rio slum,”Catholic Herald,July 25,2013,www.catholicherald.co.uk/news/2013/07/25/wyd-2013-full-text-of-pope-franciss-address-in-rio-slum/.

后危机时代的危机[1]

在欧元危机和美国财政悬崖的阴影中，全球危机的长期问题很容易被忽略。但是，当我们聚焦那些迫在眉睫的问题时，这些问题就已经深入骨髓，而且我们会忽略它们的危险性。

最严重的问题就是全球变暖。全球经济的疲软导致我们无法有效地控制碳排放量的增长，只有一个短暂的喘息。因为我们对于气候变化的反应很慢，要达到控制全球温度上升2℃的目标需要在未来急剧减少碳排放量。

与此同时，科技进步的步伐和全球化需求的结构性变化在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是相似的。这些变化可能有创伤性，而且市场通常无法控制。

就像大衰退中出现的困难从乡村转向城市、从农业转向制造业的情况一样，现在的困难一部分源于需求从制造业转向服务业。新公司必须有创造力，现代的金融市场相较于提供资金给新企业（特别是中小型企业），更擅长投机和剥削。

此外，转型需要投资于人力资本，个人往往负担不起。在所有的服务中，人民需要的是医疗和教育服务，很自然地，政府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归因于这部分市场固有的缺陷和对公平的担忧）。

在2008年经济危机之前，我们谈论了太多全球经济失衡和贸易顺差国家（比如德国）需要去刺激消费的话题。这些问题并没有消失，确实，德国未能解决其长期的外部盈余是欧元危机的一部分。

美国的总体贸易逆差在国内储蓄没有增加和全球货币安排发生根本变化前不会消失。在此之前则会加剧国家经济增速放缓。中国的消费在增加，但是它不一定会从美国购买更多的商品。事实上，它更有可能增加非贸易的消费商品，比如医疗保健和教育，从而对全球供应链造成影响，尤其是那些已经向中国制造业出口商提供输入的国家。

最后，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不平等这个全球性危机。问题已经不仅仅是高收入群体正在分享经济蛋糕中更大的那块，而且还关系着中等收入群体并没有分享经济增长的益处，与此同时很多国家的贫困率正在上升。在美国，机会平等俨然已经成为一个神话了。

虽然大衰退加剧了这些趋势，但他们显然早已开始着手准备。确实，我（和其他人）认为，不断扩大的不平等的背后原因之一是经济放缓，全球经济的深度和持续的结构性变化是产生不平等的部分原因。

一个不能为大部分市民履行职责的经济政治体系是很难进行长期可持续发展的。最终，民主精神的信念和市场经济将被腐蚀，现有机构的合法性将被质疑。

好消息是，新兴市场和发达国家之间的差距在过去30年中已经大大缩小。尽管如此，仍有数亿人挣扎在贫困线上，而且在减小最不发达国家和其他国家之间差距上只有很小的进步。

在这里，不公平的贸易协定已经发挥作用，包括不合理的农业补贴的持久性是以许多最贫困者的收入来压低价格。发达国家没有完成他们于2001年11月在多哈创建一个有利于发展的贸易体制的承诺，而且他们在八国集团峰会上承诺2005年在格伦伊格尔斯向最贫穷国家提供更多援助，但他们也没有实现这个承诺。

市场就本身而言不会解决这些问题。全球变暖是一个典型的“公共物品”的问题。世界需要结构性转变，我们需要我们的政府扮演一个更加积极的角色——当欧洲和美国削减经费的情形增加的时候。

当我们与现在的危机做斗争时，我们应该扪心自问是否我们所采取的方式加剧了我们的长期问题。赤字鹰派和紧缩的拥护者引领我们走的这条路实际上削弱了当今的经济和未来的前景。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总需求不足是现在全球经济疲软的主要原因，但是我们还有另一种选择：投资我们的未来就是帮助我们解决全球变暖、全球不平等和贫困问题，因此进行结构性改革是我们必须要做的。

[1] Project Syndicate, January 7,2013.

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1]

一个潜在的趋势已经在过去一个世纪1/3的时间里发展壮大。一个对于共享增长有经验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开始撕裂，以至于当大衰退在2007年年末袭来的时候，一个再也无法忽视的鸿沟开始定义美国的经济格局。这个“山巅上的光辉之城”是如何成为发达国家中不平等程度最大的国家的呢？

一个引发讨论热潮的观点出现在托马斯·皮凯蒂《21世纪资本论》一书中，认为极端的财富和收入差距是资本主义固有的想法。在这个构想中，我们应该看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几十年里的异常现象——在这段时间里不平等程度是迅速下降的。

这实际上是对皮凯蒂先生书的肤浅理解，提供了一个制度背景下理解不平等加剧的角度。不幸的是，他的分析更少受到外界的关注宿命论方面的影响。

在过去的一年半，“巨大的鸿沟”系列还提供了一些广泛的例子，提出这些并不是真正资本主义的基本法则。19世纪的帝国资本主义的动态不必适用于21世纪的民主国家。我们在美国不需要这么多的不平等。

我们目前的资本主义是一个伪资本主义。对于证明这个主义需要回看我们对大衰退的回应，尽管我们的私有化有所收益，但社会却遭受了巨大的损失。至少从理论上讲，完全竞争应该驱使利润为零，但我们的垄断和寡头垄断利润居高不下。首席执行官们的平均收入是普通工人收入的295倍，这个比例远高于过去，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生产率在相应地提高。

如果导致美国大鸿沟的不是经济学必然的规律，那么是什么？简而言之，是我们的政策和政治。人民厌倦听到斯堪的纳维亚的成功故事，但事实是，瑞典、芬兰和挪威都成功地拥有尽可能多的人均收入的增长，甚至拥有比美国更快的增长和更大的平等。

那么美国为什么选择这些加强不平等的政策呢？一部分原因是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在记忆中逐渐淡去，所以团结也不断消逝。美国在冷战中胜利，我们的生态-经济模型似乎没有一个可比的对手。如果没有这种国际竞争，我们不再需要向大部分民众展示我们系统的优越性。

意识形态和利益穷凶极恶地相结合，企业利益主张摆脱法规，即使这些规章制度可以为我们在保护和改善环境，维护我们的安全、健康和经济上做很多事情。

但这种意识形态是虚伪的。主张自由放任经济学的银行家也只愿意接受数千亿美元的政府救助，自撒切尔——里根时代以来的“免费”市场和放松管制导致了全球经济的循环特性黯淡了下去。

美国的政治体系经费已经远超限额。经济上的不平等转换为政治上的不平等，政治上的不平等反而又增加了经济上的不平等。事实上，他承认了皮凯蒂先生关于财富所有者能力的观点，使其税后回报率高于相对的经济增长。他们会采取什么措施呢？通过设计游戏规则来确保结果，也就是说利用政治手段。

所以当公司福利增加时我们缩减了对穷人的福利；当国会保持富裕农民的补助时我们削减了对穷人的营养支持；当制药公司提供数千亿美元时我们限制医疗补助计划。引起全球金融危机的银行获得了几十亿美元的救助，而银行的掠夺性贷款实践只提供给房主和受害者微薄的补助。最后的决定是非常愚蠢的，我们的方法是将钱扔在银行，希望通过增加贷款来使经济循环流通。其实我们可以帮助潜在的私有房主和掠夺性贷款行为的直接受害者。这不仅对经济有所助益，还会使我们走上强劲的复苏之路。

我们的分歧很大。经济和地理的隔离已经免疫了所出现的问题。就像昔日的国王，他们已经察觉到自己的特权地位基本上是一种自然权利。不然如何解释风险资本家帕金斯最近的评论，他认为批评1%的人，或那些私人股本巨头，例如史蒂夫·施瓦茨曼。

我们的经济、民主、社会已经为这些严重不平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经济的真正考验不是财富的多少，国家的“贵族”们可以聚集在避税天堂，但是普通的公民如何是好？特别是在美国，我们的自我形象根植于我们自称是伟大的中产阶级社会，但现在的中等收入甚至低于25年前。位于收入顶层的人民的增长份额已经相当可观，自1980年以来几乎翻了两番。钱若是能流淌下来，就会在开曼群岛宜人的气候中蒸发。

美国几乎1/4的小于5岁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并且美国为穷人做的简直少得可怜，上一代被剥夺的利益将会传递给下一代。当然，没有哪个国家能提供完全平等的机会，但为什么在美国这样一个发达国家的年轻人的生活前景会受其父母收入和教育水平的直接影响呢？

在大鸿沟的凄美故事中，年轻人遭受挫折并渴望进入我们日渐萎缩的中产阶级。飞涨的学费和收入的下降导致了他们更大的债务负担。那些只有高中文凭的人的收入在过去35年中下降了13%。

在正义的地方，也有一个巨大的鸿沟。在世界其他地方和人口占比较大的国家的眼中，可以用大规模监禁来定义美国这个国家，我要再次强调的是，占世界人口5%的国家却拥有世界犯人人口的1/4。

正义成了一种商品，买得起的人却寥寥无几。而华尔街的高管们请他们高薪聘请的律师来保证其不必为违法行为负责，通过2008年的危机生动地将这一点显示出来，银行滥用我们的法律制度，取消贷款抵押人赎回抵押品的权利，这其中有些人甚至没有负债。

超过半个世纪以前，美国率先倡导《世界人权宣言》，这个宣言在1948年由联合国通过。今天，获得卫生保障是最普遍被接受的权利，至少在发达国家如此。美国尽管在实施《平价医保法》，也没能做到保障卫生保健权。美国已成为一个在获得卫生保障、较长的预期寿命和良好健康状况上有着巨大鸿沟的国家。

在许多人认为，最高法院并没有推翻人民负担得起的医疗法的救济，对医疗补助的决定的影响并没有得到充分的肯定。医改的目的是确保所有美国人获得医疗保障，然而它被阻碍推行：有24个州没有实现扩大医疗补助计划，而这是奥巴马应该向最应该向贫穷的人民兑现承诺的一个法案。

我们不仅需要向贫困宣战，还需要保护中产阶级。这些问题的解决方案并不新奇。市场应该表现为一个很好的起点。我们必须结束寻租社会和那个富人可以用其获得的利润去操纵社会的系统。

不平等的问题与其说是经济学的技术问题，不如说是一个现实的政治问题。我们要确保那些顶层的人缴纳其应缴的税，这意味着结束投机者、公司和富人的特权。如果我们可以扭转政治贪婪，我们就不用接受一个邪恶的政治。平等不仅仅是最高边际税率，而且能让我们的孩子获得食物和正义。如果我们投资更多在教育、健康和基础设施上，我们将加强我们的经济，不管是现在还是在将来。仅仅因为你听说过并不意味着我们不应该再试一次。

我们已经找到问题的潜在根源：政治不平等和商品化，这些正在损害着我们的民主政策。公民应该参与到为了更公平的美国而战的斗争中，他们只能这样做，并且需要他们理解深度和广度的挑战。现在还为时不晚，来恢复我们在世界上的地位，重塑我们的国家意识。扩大和加深不平等不是由不可改变的经济法则造成的，而是由我们自己书写的法则造成的。

[1] New York Times, June 27,2014.

第7章　区域视角

区域经济发展不平等已经演变成了一个国际性的问题。现在形成了这样一种一般模式：那些模仿美国经济模式，同时形成了高度经济金融化的国家，都因此而形成了相似的问题。英国由于和美国经济有着高度的相似性（在某些情形下其实是英国政府自身的想法：因为撒切尔和里根在政策及政治观点上有很高的相似性），其在发达国家中有着较高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水平也就不那么令人惊讶了。而美国在这一方面仅次于英国。许多国家都为这样的不平等而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这种不平等现象不仅仅体现在收入方面，更多的还表现为机会的不平等。

在过去的25年中，我很幸运可以游历各国，和不同国家的政府、学生、经济学家、工人群体、社区和商人群体进行交流。我对于不同国家的经济和政治如何互相影响有着浓厚的兴趣。同时我也非常关注某些国家如何使社会达到更高的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水平。

本章中的文章展现了世界上不同国家的发展状况。我将从《毛里求斯的奇迹》谈起。虽然没有人可以预知究竟哪一篇文章会引起人们的共鸣，但是这一篇文章做到了。毛里求斯是一个位于印度洋东岸的非洲小国，它一直都被视为一个真正发展成功的例子，其经济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我去那里访问的原因之一就是想要更加深入地了解究竟是什么带来了这一经济上的腾飞。毛里求斯总统，同时也是之前经济发展时期的总理，告诉了我一个意料之中的答案，那就是他们受到了东亚经济发展的启发，学习了东亚政府在促进经济发展的过程中起主导作用的经济运行模式（这也形成了一个新的术语“发展型国家”）。[1]

但真正激发起我对毛里求斯研究兴趣的是这样一个相对贫困的国家究竟是如何做到对所有居民免费提供医疗和大学教育的？因为像美国这样富有的国家都无法负担这些公共服务。毛里求斯甚至为青少年和老年人提供免费的交通服务，因为它们认为前者是国家的未来，而后者已经为这个社会做出了贡献。而我的观点也非常简单：我们应该也能负担得起对所有美国人都提供这样的免费公共服务。这种对于我们国家年轻人的投资会使得国家更加富强。大多数国家都将基本医疗的获取视为基本人权，而我们国家不这么做是一个“选择”，这也是一些特权的反映。这些特权也都是通过一种对社会上层的利益和观点赋予更高投票权重的政治过程而设立的。

没什么能比最近金融危机中所发生的种种事件更清楚地反映这一问题了。在金融危机发生的前夕，布什总统否决了为贫穷的孩子提供医疗保障的法案，他否决这一法案的理由是我们政府负担不起这一支出。然而，我们的政府却莫名其妙地忽然找到了7000亿美元来帮助银行摆脱困境，并且还找到了1500多亿美元来拯救一个任性的公司。也就是说，我们政府有钱来为富人提供安全网，却没钱来给穷人花。而我们的政府这么做的原因是他们认为这么做将会拯救经济，并且使每个人都获益。当然，这就是经济学中利益扩散理论在现实生活版。尽管国家政府做得非常好，但是这一政策并没有获得预想中的效果，因为任何一个普通的美国人都比25年前生活得要差。

根据毛里求斯的发展经验，我们发现对人民的投资反而会得到回报。

像我之前提及的东亚，是一个在世界各国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一片区域，其单位资本收入在过去的30年间成为原来的8倍。事实上，即使是当时最乐观的经济学家都没有预见到世界上会存在这么快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也就不难理解在这之后，在这些国家所发生的一切都成为经济研究中极受欢迎的研究主题。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些国家都没有遵循市场模型的基本原理。即使市场在他们的经济发展中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是它是受到管制的市场，这些管理条例使得市场为全体社会服务，而不仅仅是为了少数持股人或者经理来服务。在这些市场模式中，政府扮演着一个类似于交响乐指挥的角色。这一经济模式推动了经济发展，并且国家在科技、教育和公共设施中进行大量投资。

这些国家的核心特点是共同富裕，按照一般的衡量标准，它们的经济不平等水平是非常低的，同时它们在女性教育上的投资是很高的。它们建设了一个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认为自己所处的中产阶级主导的社会。

在这些东亚国家中，经济发展最成功的便是新加坡，它是一个现在有着550万人口的小岛国。但是其在1969年从当时的马来西亚中独立出来时，是一个非常贫穷的国家，当时它们的失业率甚至达到了25%。它们的总理李光耀，曾一度因为国家黯淡的未来在电视广播中泣不成声。但是这种发展型国家的发展模式在新加坡有了很好的效果，以至于现在它们的单位资本回报可以达到55000美元。这一回报率可以在世界最高收入国家中排到第九位，并且有着相对较低的经济不平等水平（排除掉一些为在现在动荡的世界经济中寻找安全避难处而移民新加坡的富人之后）。

这篇关于新加坡的文章产生了巨大的反响，这和我当初发表关于毛里求斯的文章时是一样的。许多美国人明显不愿意看到他们的国家被曝光在这样不好的灯光下。在某些方面其他国家做得比美国更好（尤其是在这些国家有着有限的资源时），在它们眼中是一种诅咒。在新加坡的例子中还有另外一个问题，即新加坡在民主方面的缺陷一直为人们所诟病，关于这一问题我在文章中也进行了详细的评述。然而，那些其他国家的人也逐渐在对美国的民主缺陷提出质疑，他们认为美国的民主给予了金钱太大的权力。

接下来的两篇文章是关于日本的经济发展。20世纪8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日本的经济发展奇迹恰好在我研究东亚经济发展奇迹的时候结束。[2]日本现在正在经历着超过25年的经济停滞期——这也经常被称作日本的经济疾患。但是不知为什么，即使日本经历着这么艰难的一段时间，其仍然保持着很低的失业率（大约在5%左右，仅仅是美国经济衰退期的一半）。同时它们的经济不平等水平比美国要低，而金融安全网也比美国的要好（日本还会提供免费医疗），因此经济衰退对居民的影响应该并没有我们认为的那么大。[3]在过去的25年间，日本的经济发展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并且其还在进行“市场改革”的压力之下，然而这些“市场改革”或多或少地都造成了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不平等。日本开始出现一些经济发展不平等的迹象，这些问题可能将会朝着不好的方向进行发展。

但是总的来说，我仍然认为“日本的发展之路是一个经济范式，而不是一个警世故事”。日本劳动力（适龄工作人口）的减少使人们误认为日本经济发展乏力。由于人们现在对日本有着诸多的批评，很多人难以相信，如果经过对劳动力供给的调整，在过去的近10年间，日本可以排在发达国家经济发展中的前列。并且，我之前也有所提及，日本可以比美国更好地实现包容性增长。

这篇关于日本的文章写于安倍晋三当选首相之后的不久。我曾在安倍集团刚任职的前几个月去过东京两次，前去和他以及他的顾问们对后来被称为“安倍经济”的政策进行讨论。我对他们的一些政策见解的印象非常深刻，他们认为一个国家不能仅仅依赖于货币政策，同时还需要一些财政政策（比如政府购买和税收的增减变化）和增长支持的结构化政策来推动经济发展。这三方面是“安倍经济学”的三支利箭。事实证明，他们的货币政策是非常成功的（由我的好友黑田东彦进行主持）。不幸的是，其财政政策效果一直摇摆不定。最初的扩张性政策被增加税收所替代，然后税收增加产生了预想中的效果：经济增长从原有的增长轨道中脱离了。其他的政策都有着非常好的效果，比如碳排放税聚敛了很多资本并且使得很多公司进行了节能减排的投资，从而很好地助力于宏观经济的发展。但是从政治观点上似乎并不允许这一情形的发生。

相较于其余的政策，结构化政策见效就要慢的多了。结构化政策中的许多具体政策可能更多地具有一种象征意义而非现实意义。（或许他们会在某些特定产业中有一些实际意义。）例如，首相安倍晋三参与了关于泛太平洋伙伴关系建立的共同讨论，这一协定是由美国为促进太平洋沿岸国家发展而建立的。而安倍这么做的原因是出于他改革日本当前高农业补贴的意愿。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本身也有着高额的农业补贴——其实也很好理解，如果没有这些补贴，谁能够在一片荒漠中种出水稻呢？另外，即使安倍可以很好地改革当前的农业体系，农业部门在经济份额中的占比也过小，因此无法对经济发展产生太大的影响。

有趣的是，最有发展前景的结构化改革之一恰恰是可以同时促进公平的改革。我们之前提到了由于人口减少和拒绝移民而导致了日本的劳动力日渐减少。安倍晋三提议引入一个之前在国家劳动力中未被充分利用的重要部分，那就是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

再接下来的两章中，我介绍了中国的经济发展之路。在中国转向市场经济的前期过程中，我一直都积极参与中国经济发展政策的研究。我第一次前往中国的访问是1981年，第二次是因为关于东亚经济奇迹的研究项目。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我有了每年一次甚至更多的机会造访中国。最初我是以美国政府一员的身份参加他们的年会，其间因他们的政府要员参加，接着是以世界银行首席经济学家的身份访问中国。后来我作为每年中国经济发展论坛的参与者，还经常会被问及关于他们新经济发展政策的意见。

《中国的发展路线》一文写于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宣布之后，中国于2006年确立了其发展路线（每过五年，中国就会规划出一个“发展路线”来为下一阶段的发展进行指导）。我在文中也会提到，这一规划的核心就是建设和谐社会，尽量避免那些在美国社会中出现的两极分化。在中国，这一问题不仅仅是关于贫富的两极分化，同时还要避免城乡两极分化以及在改革开放开始时走在经济发展前线的沿海城市和西部地区之间的两极分化。

《调节中国政府和市场间平衡》一文写于大约8年之后，当时中国刚刚选举了新的领导人，并且准备着手构筑中国未来10年的经济发展策略。人们对于中国为确保居民共享经济发展成果的这一做法褒贬不一。中国成功地帮助大约5亿人民脱离了贫困，这也是世界史上最成功的扶贫项目。

但是我们应该充分理解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同。在发展的初期阶段，国家的某些城市或者省份会比其他地区发展得快。而历史总是相似的，所有的发展都是关于工业化和城市化的，这就伴随着城市居民收入相较于农村居民收入要高出很多，这也就使得经济不平等相伴而生。但是随着农村在发展中的地位和重要性越来越高，这种发展的不平等也就会逐步消失。这也是西蒙·库兹涅茨之所以会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阶段在许多国家中都可以观测到出现的不平等将会被反转的原因之一。到目前为止，中国也正在经历着这一发展模式。但是美国（以及越来越多的其他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却已经不在这一发展模型所讨论的范围内了。在20世纪前3/4的时间里，美国的贫富差距确实在缩小，但是自从里根出任总统之后，这一趋势开始出现了反转。

然而，通过本文我想传递给中国的信息是要时刻对市场化保持警惕，尤其是关于其国家领导人如何认识现在市场化的过程。是的，在许多职能部门，市场化是十分重要的。但是中国经济也面临着由私人部门不断发展而导致的许多紧迫问题，包括贫富差距和环境污染等。同时市场化的过程还需要许多积极的政策来改变其会导致的令人不悦的贫富分化的问题。

随着我不断地游历世界，每次我都会经历一些完全意料之外的事情，以及一些带来希望和灵感的事情。之前我前往毛里求斯的那一次访问就为我带来了这样的一次经历，而另一次为我带来这样经历的是去往哥伦比亚的麦德林。我去那里是为了参加每三年都会举办一次的世界城市论坛大会。在麦德林举办的这一次大会是有史以来最盛大的一次，大约有22000人参加了会议，其中有7000多人听了我激情的演讲。在《射向城市的一缕光》的演讲中，我描述了这座城市的转变，这座城市曾一度因为毒品团体而恶名远扬。而麦德林成功的核心恰恰是其和贫富差距之间的斗争。尽管我们都认为，这种努力创造一个更加平等和均等的，能够和居民共享繁荣并且所有人都生活得有些许尊严的社会，一定要在国家层面上有所表现，但是麦德林呈现给我的却颠覆了这一想法。麦德林展现了这一中坚力量也可以积聚在地方层面上，尤其是在许多诸如住房、公交、公园之类的居民设施，教育这样和居民生活休戚相关的公共服务大都是由地方政府提供时，这种地方层面的努力和斗争就更加重要。这其中传达出的信息对于美国来说非常重要，因为美国的政治僵局会导致这种追求平等的过程在国家层面上进展得十分缓慢。事实上，我们都很担心国家政治甚至将会导致近几年贫富差距的进一步恶化。如果一定要发生一些关于贫富差距的改变，那一定要先在地方层面上进行改变。

关于努力建设更加平等社会的群体和反对这一变化的群体之间的战争在世界各国都从未停止过。甚至在我更为学术一些的巡讲中，我也经常会卷入这些战争。这一问题发生在我2011～2014年访问澳大利亚期间。《澳大利亚的美国幻想》是我2014年7月月初从澳大利亚回来后写的一篇文章。[4]托尼·阿博特在同年9月担任了首相，并且决定改变由前领导团体贯彻执行的一系列为澳大利亚带来巨大成功和繁荣的政策。当时的澳大利亚盛极一时，其单位资本收入甚至达到了大约67000美元（是当时世界上最高的水平，远超于美国）。当时的政策同时为澳大利亚民众带来了共同富裕：其最低工资额是美国最低工资额的两倍，失业率极低（在当时那个年代），国家负债额仅仅是美国国家负债额的一小部分，有着可以为所有居民提供高等教育机会的贷款机制（贷款的偿付额会根据每个人的收入不同进行调整），以及使得居民平均寿命更长的医疗体系，并且只需比在美国更少的花费，就可以获得更好的医疗服务。不顾这一切的繁荣，阿博特不知为什么一定要竭尽全力推动澳大利亚追随美国模式，这就是一个盲目的意识追随战胜了一切的例子。

同年我也被卷入了关于苏格兰独立的辩论中。我（和我的好朋友以及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莫里斯一起）曾在苏格兰政府的顾问委员会供职过一段时间。苏格兰一直都很热衷于对我所提出的关于更好地测量国家发展指标的探索。我曾担任经济发展及社会进程衡量国际委员会的主席，并且我们都一致认为GDP是一个不充分，甚至有时是有误的经济衡量指标。[5]我对于那些有兴趣实施我们的想法的国家都充满热情，而苏格兰便是其中之一。同时苏格兰也提出了许多创新性的政策想法，比如关于促进生态环境更好地发展的政策以及增加就业和培养创新的积极产业政策。

2014年9月，苏格兰开始对独立进行投票。于是便出现了许多来自反对者散播的谣言，他们描述了在独立之后可能导致的种种灾难性的后果。尽管我很关注世界越来越碎片化为各个国家的这一问题，但我也很难被这些散播谣言者所说服，并且我对独立支持者的论调印象十分深刻。他们认为独立是一件好事，因为这样苏格兰会更加开放，这种观念和许多出于狭隘的国家主义的独立运动区别很大。这一小片区域曾是启蒙运动的发源地，我们都亏欠了这个地区很多，因为它为我们带来了我们的民主价值观，以及在这里出现的先进的科学和技术。《苏格兰独立》一书最重要的目的，便是告诉大家在英国追随着美国的经济模式并一步步深化着其贫富分化的沟壑的同时，苏格兰认为自己应该追随斯堪的纳维亚模式，追求更均等的机会。《苏格兰独立》一书将于苏格兰独立投票前几日在苏格兰出版。

尽管高达45%的投票者都认为苏格兰应该独立，但是仍因为在公投中人数没有过半数而被否决。有趣的是，在独立风波之后，出现了大批支持苏格兰独立的党派，并且逐步权力下放的承诺也几乎意味着苏格兰将会推行更为平等的政策。

当苏格兰为这个越来越不平等的世界带来乐观的前景时，西班牙恰恰做着反方向的努力。我经常会访问西班牙。在2011年春季出现的诸多抗议中，那些在西班牙出现的抗议都尤为盛大，考虑到西班牙正在经历的苦难，就不难理解这些行为了。我曾和一些年轻的抗议者在马德里丽池公园进行过交流。我同意他们认为现在经济和政治系统中存在问题的观点。国家中到处都是失业者和无家可归的人们，但是到处都有大量未满足的需求和空置的房屋；当所有普通居民经历着痛苦时，带来这些灾难的始作俑者——那些银行家和他们的狐朋狗友却都过得非常好。

《西班牙经济萧条》写于西班牙版本的《不平等的代价》的序言部分。西班牙在大衰退来临之前事实上是一个追求减少贫富差距的国家，恰恰与当时美国的发展趋势相反。但是这一切在大衰退之后都变了。当时大多数欧洲国家（尤其是他们的领导人）都很犹豫究竟将西班牙在大衰退中经历的这些叫作什么，然而这就是他们所经历的一切——收入的大幅度锐减以及超过50%的年轻人失业。我认为这些问题恰恰是欧元区结构以及在西班牙推行的经济紧缩政策导致的，而并不是西班牙的政策或者它经济结构的问题。

[1] 19世纪80年代末到19世纪90年代初，我曾为世界银行做过关于东亚成功崛起的原因的研究，并出版为“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3)以及一个短一些的期刊论文，“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no.2(August 1996):151-77。

[2] 详见J.E.Stiglitz,“Some Lessons from the East Asian Miracle,”World Bank Research Observer 11,no.2(August 1996):151-77;J.E.Stiglitz和M.Uy,“Financial Markets,Public Policy,and the East Asian Miracle,”ibid.,249-76;and World Bank,The East Asian Miracle:Economic Growth and Public Policy(Washington,DC:World Bank,1993)。

[3] 于日语版《不平等代价》序言部分中重印。

[4] 我也为《悉尼先驱晨报》写过文章“Australia,You Don’t Know How Good You’ve Got It”，出版于2013年9月。

[5] 委员会报告可在“Mismeasuring Our Lives:Why GDP Doesn’t Add Up”一书中查阅，该书由Jean-Paul Fitoussi和Amartya Sen合著（New York:New Press,2010）。

毛里求斯的奇迹[1]

我们设想这样一种情形，有人告诉你一个小国家可以为他们的所有居民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免费的医疗服务，甚至连心脏外科手术都可以免费实施，并为上学的孩子们提供免费的交通。你或许会质疑，这个国家要么十分富有，要么就在快速走向财政危机。

毕竟就连欧洲的富有国家都逐渐发现他们负担不起免费的高等教育，并正在将高等教育变为自费。在这方面，美国从来都没有想过要为所有居民提供免费的高等教育，甚至是为了保障美国贫困人民的基础医疗条件都经过了一番艰苦卓绝的战争。而现在共和党声称国家已经无力负担免费的医疗，并想方设法废除提供免费医疗的承诺。

但是毛里求斯却不同，这样一个坐落于非洲大陆东海岸的小岛国并不是特别富有，也没有因为提供免费的公共服务而走向财政危机。与美国不同的是，在过去的10年间，毛里求斯成功地建立了多元的经济体系、民主的政治体系以及强有力的社会安全网。不仅仅是美国，世界上的许多国家都可以从毛里求斯的发展之路中学到很多有意义的经验。

在最近几次前往这个有着130万人口的热带岛屿的旅行中，我终于有机会可以了解毛里求斯在经济发展上的飞跃。从美国及其他各地所发生的关于这一现象的激烈辩论来看，毛里求斯的成功对于许多国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就拿住房所有权来说，当美国保守党正在将政府所推行的为70%的居民普及住房这一政策作为金融风暴的始作俑者时，毛里求斯却有着87%的住房覆盖率，而且没有产生所谓的房地产泡沫。

现在再来看这样一组令人吃惊的数据：毛里求斯在近30年都保持着5%以上的GDP增速。当然，肯定会有人认为这里面一定有蹊跷，这么快的GDP增速一定是因为毛里求斯储藏着大量钻石、石油或者其他稀有的资源。但事实上，毛里求斯并没有可开发的自然资源。的确，在毛里求斯1968年从英国独立时，其发展前景是十分黯淡的。就连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詹姆斯·米德也于1961年写道：“毛里求斯独立后只要能做到在不降低人民现在生活水平的同时保障人口就业率就已经很成功了……毛里求斯和平发展的前景是十分渺茫的。”

就像是为了证明米德是错误的一样，毛里求斯已经将50年前基于蔗糖的单一种植经济转型为包含旅游业、金融业、纺织业以及已经成果颇丰的先进科技在内的多元经济体系，得益于此，毛里求斯的单位资本收入也已经从独立时的400美元提高到了现在的6700美元。

在我访问期间，我一直努力想要了解是什么缔造了所谓的“毛里求斯奇迹”以及我们可以从中学到什么。事实上，我的确发现了很多现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政客们应该铭记于心的经验教训。

首先，这并不是一个关于我们能否负担得起为所有居民提供免费教育和免费医疗的问题，也不是能否保障每个人都有住房的问题。因为像毛里求斯这样的小国都可以负担得起这样的财政支出，那比它富有若干倍的美国和欧洲各国肯定都负担得起。问题的实质是应该如何组织安排。毛里求斯选择了一条通往更强社会凝聚力、更高的社会福利水平、更快经济增长以及更小的贫富差距水平的道路。

其次，毛里求斯并没有像其他小国一样有着大量的军备开支，因为他们认为这是一种对资源的浪费。美国并不需要像它一样削减全部的军备开支，我们只需要拿出一小部分用于制造针对那些并不存在的敌人的军备武器的花费就足以建设一个更加人道的社会，也就可以为那些穷人们提供免费的医疗和高等教育。

最后，由于毛里求斯并没有丰富的自然资源，所以他们意识到他的人民是其唯一的财产。或许这种对人力资源的重视使得毛里求斯意识到普及教育对于社会群体来说是至关重要的，尤其是在毛里求斯有着潜在的宗教、人种和政见的不统一，有些人甚至借此大做文章来使其仍然作为英国的殖民地。同时，毛里求斯也认为对民主机构以及工人、政府和雇主之间的协作的承诺也是十分重要的，而这恰恰与美国保守派所不断引起的政府和人民间的纠纷以及分化相反。

这并不是说毛里求斯的发展就没有任何问题。和许多成功的新兴市场国家一样，毛里求斯也正在面对着汇率优势的丧失。并且随着美国量化宽松政策的推行，许多国家都在降低利率来着手应对，毛里求斯的这一问题就更加凸显。几乎可以确定，毛里求斯也得进一步做出汇率调整。

另外，就像世界上其他国家一样，毛里求斯也很担忧现在的食物进口和通胀的问题。如果通过提高利率来应对通胀问题，将会导致物价提高、失业率攀升以及竞争力极弱的汇率水平等问题的同时发生。国家的直接干预、短期资金流入的限制、资本利得税以及银行行为规范都是毛里求斯可能要考虑采取的应对手段。

毛里求斯奇迹可以回溯到其独立时期，但是毛里求斯仍然在为包括土地和财富的不平等，及其殖民遗留问题而不断斗争。美国占领了毛里求斯的迪戈加西亚岛作为自己的海军基地，并且没有给毛里求斯任何补偿，其声称是向英国租借的该岛屿。而英国不仅仅违背联合国和国际法占领了查戈斯群岛，并且驱逐了岛上的居民，永远不让他们再回来。

美国现在应该纠正自己对这个和平民主的小国所做的一切，包括承认毛里求斯对于迪戈加西亚岛的所有权，重新协商租赁协议并且通过向毛里求斯支付合理的费用，为其非法侵占该岛数十年的罪行赎罪。

[1]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7,2011.

新加坡给不平等的美国的经验教训[1]

经济发展不平等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都有所体现，但是其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有着不同的表现。我们可以逐渐发现，尽管英国、日本、加拿大、德国的收入水平差距日益拉大，但相对而言，美国正走向一个可悲的方向，那就是成为最不平等的发达国家。当然，虽然拉丁美洲和非洲的一些发展中国家的不平等水平会比美国还要严重许多，但是成为这个团体的一员毕竟不值得我们自豪。

一些大国，比如巴西、印度尼西亚以及阿根廷，都在近几年中越来越平等，而像诸如西班牙之类的国家也在2007～2008年经济危机前向着平等社会稳步发展。

新加坡在过去30年达到非常高的经济增速的同时，也一直优先解决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问题。这是一个标准的实例，向我们展示出不平等不仅仅是一个社会公平的问题而且关乎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经济分化越低的国家，他们的经济生活水平往往越好，不仅仅是对于底层人民或者是中产阶级，即使对于上流阶层而言，他们的生活也提升了不少。

我们很难相信新加坡在1963年从英国独立出来之后（其独立之后曾短暂地依附于马来西亚，并于1965年从马来西亚中独立）这半个世纪的时间里究竟做了多少努力。在其刚独立的那段时间，1/4的劳动力都处在失业或者未充分就业的状态，而单位资本收益（经通货膨胀调整后）甚至比现在其单位资本收益的1/10还要少。

为了成为亚洲经济“四小龙”之一，新加坡做了许多努力，其中之一便是控制经济发展不平等。新加坡政府确保了最低工资不至于被他们本可以成为的剥削阶级所打压。

新加坡政府强制居民在“公积金”账户中进行储蓄，年轻工人要将其薪水的36%存入该账户，来保障他们的医疗、住房以及退休金的支付。新加坡还提供了覆盖面极广的教育服务，他们会将非常优秀的学生送至国外进修并确保他们会回国来为国家做出贡献。（我所教授的一些非常聪明的学生就来自新加坡。）

新加坡经济发展模型中至少有4个不同的方面，并且其中可供美国学习和应用的方面超出一些对此颇为质疑的美国学者的想象。

首先，新加坡政府要求每个人都要为他们自己的需求承担相应的责任。比如说，通过公积金储蓄，90%的新加坡居民都有自己的房屋可住，而美国在2007年房地产泡沫破灭之后，仅有65%的住房占有率。

其次，新加坡领导人意识到他们必须打破这种有害的、自身可持续的不平等经济的循环，而这一特点在西方各国中都有所表现。政府项目覆盖面都很广，同时也有很强的先进性。当所有人都为国家经济发展做出自己的努力时，那些更富有一些的人们会更多地去帮助在底层的人们，新加坡通过这一方式，来确保每个人都能过上体面的生活，并且这种体面的生活的定义是随着新加坡社会发展而不断变化的。那些在社会顶层的人们不仅仅在公共服务投资中要尽自己的一份力，并且还要去帮助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

再次，国家政府会干预税前收入的分配，这种再分配是为了帮助那些底层的人们而不是像美国社会那样帮助社会顶层的人们。国家政府会略微干预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工资议价，并且向经济弱势群体有所倾斜。在这一点上，美国和新加坡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为在美国，这种关于劳动力和资本之间的规则协商往往是偏向于资本的，这种趋势在过去30年间表现得尤为严重。

最后，新加坡意识到通往成功的关键是对教育的大力投资，它们在最近更意识到科学研究也是重要的一方面。因此，国家要想进步发展，就意味着要保证所有有资格接受高等教育的居民都能接受优质教育，而不仅仅是富家子弟享有的特权。

任期长达30年的新加坡首任总理李光耀，以及其继承者都对一个成功的经济体有着比较开阔的认知，而不仅仅关注GDP的增速。当然，即使是通过这种不完美的国家发展衡量指标，新加坡也做得非常好。自1980年起，新加坡的GDP增速就比美国GDP增速快5.5倍。

最近，新加坡政府的重点开始转向环境发展，为了让这个有着530万人口的国家仍然保持着它该有的绿色空间，这一环境发展目标可能意味着许多人将要在高楼大厦里生活。

在这个城市化和现代化逐步弱化家庭联系的年代，新加坡意识到保持家庭之间的联系，尤其是隔代亲属之间的联系尤为重要。因此，新加坡推行了房屋计划来帮助其逐步老龄化的人口。

新加坡政府认识到一个国家经济的发展离不开大多数居民的参与，同时也离不开对居民住房、医疗和退休的相应保障。通过居民个人对其社会福利账户控制管理的政策方式，新加坡避免了成为一个保姆式国家。但是由于其认识到对不同个体满足自身需求能力的不同，新加坡建立了一个社会凝聚力较强的社会。并且，新加坡政府深知孩子们并不能选择他们的父母，所以所有的孩子都应该有机会去发展他们的天赋能力，于是新加坡建立了一个更有活力的社会。

新加坡的成功发展还反映在其他的指标上。相较于美国平均寿命的78岁，新加坡居民的平均寿命高达82岁。同时，他们的学生在数学、科学和阅读测试中的成绩也是世界上最高的。其成绩水平远高出经合组织——世界富有国家俱乐部的平均水平，同时也远远领先于美国。

但是新加坡也并不完美，在过去的10年间，如同世界各国，收入增长的不平等给新加坡带来了新的挑战。但是新加坡人民接受了这一问题的出现，并且针对减缓这一全球性趋势在新加坡的蔓延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一些人认为，新加坡的经济腾飞是因为1990年离任的李光耀先生没有坚持落实民主化进程。确实，新加坡是一个中央集权的国家，并且由李光耀领导的新加坡人民行动党已经执政了数十年。世界上也有许多针对李光耀先生独裁的批评，其中包括对居民自由的限制、严酷的犯罪刑罚、多党竞争的不足以及司法部的独立性不足等的批评。但是我们也可以看到，新加坡政府是世界上贪腐最少、最公开透明的政府，同时，新加坡的领导人也在逐步推进民主化进程。

另外，还有许多其他国家，既做到了开放、民主，同时也在建立活跃且公平的经济上取得了卓绝的成就。他们有着远低于美国的经济不平等，并且有着远高于美国的机会平等。

虽然每个北欧国家在发展路径上都有着略微的不同，但是几乎每个国家在平等发展上都取得了令人震惊的成就。由联合国发展计划署提出的，经过不平等水平调整的衡量一国经济表现的指标——人文发展指数，在一定程度上减少了对一个国经济产出的权重，而加大了对人民生活质量的衡量。这一指标衡量了每个国家居民的收入情况、教育水平、医疗状况，并且针对这些公共服务如何在所有居民中分配进行了调整。经由该指标的评价，北欧各国（瑞典、丹麦、芬兰以及挪威）都排在世界前列。相较而言，在不平等水平调整之前位列第3的美国，在调整之后排在了靠后的位置，仅仅是第16名。并且，当单独考察其他生活指标之后，美国的排名就更加惨不忍睹了：在联合国发展计划署的不平等调整寿命指标中，美国排名仅仅是第33位，甚至排在了智利之后。

经济实力是一种全面的测评。事实上，这些结果（在不平等水平和机会水平两个方面）的不同，意味着真正重要的是地方力量（尤其是其中的政治力量）如何形成这种经济实力。新加坡和斯堪的纳维亚都展现了他们可以在保证公平的情况下实现经济的增长。

我们现在可以认识到，民主并不仅仅意味着周期性的投票。高度经济不平等的社会必然会无法避免地存在着高度的政治不平等：精英们为他们的个人利益经营着政治体系，追求着经济学家们所说的寻租行为，却并不为公众利益做出一点考虑。这种结果便是最不完美的民主。而北欧的民主，在这一意义上，达到了大多数美国人所希望的目标，他们的政治系统可以顺畅地反映普通居民的政治诉求，他们的政治传统强化了政治体系的公开与透明，他们的政治决定并不会受到金钱的主导，他们的政府行为也是透明的。

我相信，北欧的经济成就在大体上反映了他们社会中强大的民主性质的最终结果。这种积极的联系不仅仅反映在经济增长和经济平等之间，更反映在这两者与民主之间。（相对的便是巨大的不平等水平不仅弱化了我们的经济发展，同时也削弱了我们的民主化进程。）

一个衡量社会公平公正性的方法便是看这个社会对待青少年的态度。许多美国民主党或自由党的党员坚称成年穷人应该为他们自己的困境负责，他们认为这些穷人之所以会落到如此地步就是因为他们自己工作不努力。（当然，有工作给他们去做这一假设已经越来越被人们所怀疑。）

但是孩子们的生活境遇显然并不应由孩子们自己所负责。在瑞典只有7.3%的孩子是穷人，而在美国穷孩子的比率却高达23.1%。这不仅仅是违背社会基本正义的问题，而且还预示着国家并不明朗的未来，因为这些孩子必然无法也不会去为这个国家的未来做出贡献。

关于这些可以为更多的居民带来更好福利的可选经济模式的讨论，总会被反对者的言论或者“我们应该因地制宜”“他们的经济模式并不适合美国学习”之类的言论所终结。所有的这些反应都是可以理解的。我们都不喜欢听到关于我们国家或者我们经济体系有问题的一些言论，我们希望相信我们的经济体系是世界上最好的经济运行模式。

这些部分的自我满足产生于我们无法认清美国当今的现实。当美国人民被问及究竟什么样的收入分配制度才是理想的时候，他们意识到资本主义制度总会产生一些不平等，但是如果没有这一制度，可能就没有节俭、创新和产业发展的激励。并且，他们意识到我们并没有做到他们眼中的“理想情形”。现实其实是我们有着比我们所知更严重的经济不平等，而且我们的民众所希望获得的“理想情形”和北欧国家设法达到的情况没有什么不同。

许多美国的精英阶层总是在合理化这一现象，并不断为这些不平等找着借口，这些美国的精英沉迷于自20世纪70年代中叶起美国在资本财富积累中所获得的历史成就，即使大多数美国人民的实际收入并没有发生变化。例如，他们认为前述的各种国家是同质的，他们并没有什么移民负担，因此才能取得这样的成功。但是，瑞典其实有着大量的移民人口（瑞典有大约14%的人口是外国人，而这一比例在英国和美国分别是11%和13%）。新加坡也是一个有着多种族人口的国家，他们都有着不同的信仰、不同的语言。那从体量上来说呢？尽管美国约有3.14亿人口，但是有着8200万人口的德国有着比美国更高水平的机会平等。（尽管德国也开始出现不平等，但却没有美国严重。）

确实，历史遗留下来的歧视问题使得我们国家实现更高经济平等和机会平等水平时显得更加困难，尤其是与那些世界上做得非常好的国家相比起来。这些历史歧视包含很多历史事件，比如当年的奴隶制度、美国的历史原罪。但是对于这些历史遗留问题的认知并不应该消除我们解决这些问题的动力，而应促使我们努力去解决这一问题并始终坚守我们实现平等世界的理想。

[1] New York Times, March 18, 2013.

日本应该保持警惕[1]

经济发展不平等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每个大洲的国家，无论是贫穷还是富有都会深受其害。经济发展不平等在社会结构的多个维度都有所表现：穷奢极欲的上流阶层，深受剥削的中产阶层以及穷困潦倒的底层人民。本书想要告诉读者的问题之一就是任何一个社会都会为这种不平等付出巨大的代价，这些不平等社会会相继出现一些包括经济增长乏力、民主缺失，以及法律制度等基础价值的妥协在内的社会问题。事实上，建设一个更加平等的社会和控制经济发展的不平等之间是有巨大区别的，前者不仅意味着会为我们带来经济的复苏，还会提升社会的公正与公平，这一点对于世界各国而言都是至关重要的。而本书就为读者论证了这种公平社会的可实现性并且概述了可以提升社会及经济公平性的经济政策。

尽管这种不平等在各个国家之间的表现有相似之处，但是其在不同国情下还是有着一些重要的区别。在标准贫富差距衡量标准（即第1章介绍过的基尼系数）下，很少有国家的贫富差距水平是没有拉大的。美国是我在本书中做出详尽分析的对象，它就有着世界上发达国家中最高的不平等水平。并且出乎所有人意料，当然也包括所有美国人自己意料的是美国有着世界各国中最低水平的机会平等。当然，美国社会中也不乏一些通过个人努力从社会底层升至上流社会的著名个例。但这些也仅仅只是规律中的例外，因为根据统计数据我们得到了关于“那些出生于低教育水平和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孩子的生活和发展前景究竟如何”的问题的答案，那就是美国孩子的生活和发展前景和家庭文化、收入水平之间的相关度是世界各国中最高的。

虽然社会中不同人的机遇和前景存在些许不平等是难以避免的，但是我想表达的是，不是所有的不平等都一定要像美国社会中的不平等这么不可调和。其他国家的确比美国做得好很多。其他国家关于不平等问题的良好处理，以及控制经济不平等恶化的情况为我们带来了希望，我们可以相信现在社会中所出现的不平等并不是市场不可抗力所带来的。市场也并不是存在于真空中的，它也是由政策形成的。其他国家在缓和贫富差距上所获得的成功，以及建设共享繁荣社会的成就都说明了我所描述的这一系列政策是切实可行的，并且可以有效遏制经济发展不平等，推动一个更加公正的经济体系的建成。

在过去的40年间，发展最快的国家大都是位于东亚的一些国家，这些国家在国民收入增长上所达到的成就是远超于半世纪以前人们的想象的。东亚国家经济发展的成功可以归结于许多要素，比如较高的储蓄率。但其中有一点是得到我和其他经济学家共同肯定的，那就是中央集权。至少在大多数国家，这种中央集权带来了社会中高度的公平性，尤其是加大了对教育的投资，这也使得机会平等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扩展。从历史上来看，曾经存在这样一种社会契约来限制上流社会穷奢极欲的生活，比如说，在这些国家中CEO的薪酬和支付给普通工人的薪水差距不像美国这么大。但这些社会契约也不是总会存在的。日本在二战前的一段时间内，企业和劳动力之间的矛盾是十分尖锐的。但这一问题的改观让我们看到了这些社会冲突可以被改善的希望。

许多美国人都担心，美国现在所处的经济不断增长和政治不平等相伴的状态是不可逆转的。但是在过去，美国曾经历了从镀金时代到后来的进步时代，从咆哮的20世纪20年代中前所未有的不平等到里程碑式的20世纪30年代社会立法，这些都让我们看到美国可以及时悬崖勒马并且反转不平等的社会发展趋势。日本、巴西、美国都在其不同的历史时期不断对国家发展路径做出调整，通过采取加强居民凝聚力的政策来平衡其在国家中不断蔓延的绝望气息。

但如果美国不改变它现在所处的发展路径，它将会为其不断恶化的不平等付出惨痛的代价。本书解释了为什么更加平等的社会更有可能实现更好的经济发展。不幸的是，不平等的社会也存在一种恶性循环与平等社会的良性循环相对应，因为高度的经济不平等将会导致社会契约的弱化，从而使得政治权力越发不平衡，这就会推动一些恶化经济不平等的政策或法律法规的实行。

美国社会所经历的种种应该是对世界各国的重要警告，其中也包括日本。当日本经济增速正在放缓时，美国正在极力避免走向最近公布的美国经济统计数据所展现的另一个极端。例如，2008～2010年，美国中产阶级几乎损失了他们40%的财富，典型的美国家庭也损失了他们近20年的资本积累，但在复苏的2010年，复苏期间的社会产出有93%都累积到美国社会前1%的资本家手中。美国劳动力市场日渐乏力，当时几乎每6个美国人中就有1个会非自愿失业，但是日本在经济下滑中却仍能保持着较低的失业率。随着税收收入的不断减少，美国本不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变得更加无力。税收收入的减少直接导致了对普通美国居民非常重要的公共服务设施的大幅削减。因此，经济下滑不可避免地会导致贫困的增加。

在美国社会，还存在着另外一种恶性循环，那就是高度的不平等导致经济发展放缓，而缓慢的经济发展会进而导致更加严重的不平等。就拿高失业率来说，它带来了薪水的下行压力，从而损害了中产阶级的利益。我在本书中也介绍了，高度不平等会降低社会总需求，而恰恰是这种总需求的降低会进一步抑制美国和许多其他国家的经济发展。

尽管其他国家都可以从在这一方面比美国更好而感到满足，但是这种沾沾自喜是有着巨大风险的。因为一时的成功并不能保证未来不走美国的老路。

日本现在的不平等水平仍然远低于美国，但是已经开始有了扩大的趋势，就和曾经美国所经历的不平等恶化一样。我们不禁开始质疑，日本是否会重回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劳动力关系紧张的时期。

因此，本书为日本的经济发展提供了一系列警告和教训，日本不应该认为过去所建立的平等和公正的社会及经济体系是自然而然的，并且应该时刻关注日益恶化的不平等水平、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以及政治和社会在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日本面临着一个更甚于美国的债务危机和老龄化社会，并且其经济增速还要慢于美国。这些现象都会使日本面临着通过减少公共物品投资或者牺牲社会保障体系来推动经济发展的诱惑。但是这样的政策会为社会基础价值和未来经济发展前景带来风险。

事实上，现在存在着可以同时实现经济增长和社会平等的政策来建立一个共同富裕的社会。对于日本而言，就像和对于美国一样，这一不平等问题主要是政治问题而不是一个经济问题。日本能否控制它们的寻租者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因为这些寻租者为了追逐他们的个人利益，必然会造成社会利益的损失。同时日本能否保证其能够构建一个21世纪的社会合约来确保其经济利益能够被社会所共享也是一个问题。

这些问题的答案对于日本社会和经济未来的发展都是十分重要的。

[1] Preface to the Japanese edition of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日本的发展之路是一个经济范式，而不是一个警世故事[1]

在经济危机肆虐美国经济后的5年中，那些强力建议美国政府采取相关决策的专家们，包括我，都警告美国正在步入长期“日本化衰退”的阶段。日本在1989年遭受经济冲击后20年来经济增长疲软，为我们很好地展现了在经历金融危机之后一个国家不应该怎么做。

然而现在，日本却为我们指引了一条国家经济发展的道路。最近选举出的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开始着手推行一系列量化宽松政策，包括公共设施建设以及刺激企业发展和国外投资的政策来改变他所谓的“日本信心迷失”的境况。这些新政看起来是日本的主要福利。日本作为世界第三大经济体以及曾经的美国最强有力的竞争对手，其现在的所作所为正对美国及其他世界各国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当然，并不是所有人都相信这一言论，尽管根据日本在今年第一季度报告中称，其GDP年增长率为3.5%，但是股票市场从5年来的最高点步步下滑，使得人们开始怀疑“安倍经济学”是否真的好用。但我们不应该过度解读短期股票市场的波动。毫无疑问，安倍经济学是日本向正确方向迈出的巨大一步。

为了更好地了解为什么日本的经济运行看起来这么好，我们不仅需要详尽了解安倍先生的经济政策施政纲领，更需要重新审视现在最流行的关于日本经济停滞的解读。过去20年的失败不仅仅是单方面的。从表面上看，日本确实是经历了经济萧条。在21世纪最初的10年，日本经济增长率极低，相较于美国在2000～2011年的1.8%，日本的增长率仅有0.78%。

但是日本缓慢的经济发展在仔细观察下并没有那么坏。任何研究一国经济表现的学者都不能仅仅靠观察一国经济的绝对发展情况得出结论，还要结合该国的劳动力人口来看。日本的劳动力人口（年龄为15～64岁）从2001～2010年缩减了5.5%，而美国的劳动力人口却增加了9.2%，因此日本GDP增速放缓也是情理之中的。但是其实在安倍经济学之前，日本的单位劳动力实际经济产出增速在21世纪前10年也已经要快于美国、德国、英国和澳大利亚。

尽管如此，在1989年，日本的经济增长速度远比它在经历危机之前慢了许多。根据我们自己从美国最近发展的经验得知，尽管经济衰退的时间可能是非常短暂（但影响深远）的，但其仍会带来毁灭性的影响，其中包括经济不平等的快速恶化，失业率的不断上升，以及中产阶级与上层社会的差距越来越大。然而幸运的是，日本政府采取了多种措施来确保这些在美国发生的极端不平等现象不出现在日本，并且日本现在的确有了一些经济发展的前瞻性。

另外，当我们从更广的标准来考虑时可以发现，尽管日本经历了20年的“衰退”，日本经济发展情况仍远优于美国。

基尼系数是标准的衡量一国贫富差距的指标，其中0代表完全平等，1代表完全不平等。根据经合组织的评测，日本现在的基尼系数水平为0.33，而美国为0.38。（根据其他机构评测的美国不平等水平甚至会更高一些。）在美国，收入最高的10%的人的收入是收入最低的10%的人的15.9倍，而在日本仅为10.7倍。

产生这些差别的原因是关乎于政治选择而不是经济上不可避免的问题，因为同样是根据经合组织的数据，在税收及转移支付之前，美日两国的基尼系数分别是0.499和0.488。但是显然，美国在调整这些收入不平等上没有付出很多努力，因为美国只将其降低到0.38，而日本却将其降至0.33。

不过，可以确定的是，日本也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日本需要更多地关注那些75岁以上的“较老的老年人”。这一部分群体正在世界老龄化人口中占到越来越大的比例。在2008年，经过经合组织评测，日本25.4%的75岁以上老年人都生活在相对贫穷的环境中，这种相对贫穷意味着他们的收入比全国收入中位数的一半还要少。这一数据仅仅比美国的27.4%要好，并且远高于经合组织得出的16.1%这一平均水平。尽管我们和日本都没有我们一度认为的那么富有，但是我们也都没有意识到竟然有这么多的老年人生活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中。

但是，虽然日本在对于老年人生活贫困问题的处理上不尽如人意，但是在另一方面做得要好很多，即关乎这个国家未来的方面。相较于美国有着令人难过的23.1%的穷困儿童，日本仅有14.9%的儿童生活在贫困中。

从其他的一些衡量指标来看，其结果也和基尼系数的指向相同。日本的居民出生时预期寿命（出生时预期寿命是对一国经济健康程度的很好衡量）为世界领先的83.6岁，而美国仅为78.7岁。但甚至这一数据都没有完全反映美国预期寿命的不平等。我们曾统计过美国最长寿的10个人，基本上也就是美国最富有的10个人了，他们的平均寿命和日本人的平均寿命是一样的。但生活在美国底层的10个人的平均寿命差不多和墨西哥或者阿根廷的居民平均寿命一样长。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估计美国这种平均寿命不平等所造成的影响几乎是日本的两倍。

另外一些衡量指标也展现了日本的优势。在大学教育可得性方面，日本位列世界第二，远超于美国。而且即使是在其经济发展十分缓慢的时期，日本也是在控制一定水平失业率的情况下进行经济运营的。在世界金融危机时期，日本的失业率峰值为5.5%，而在其衰退的20年中，其峰值也从未超过5.8%。这种低失业率也是日本经济进展好于美国的原因之一。

这些失业率的数据是让我们十分嫉妒的。美国的工人失业率和整体劳动力市场疲软通过以下4种途径对其中产阶级和底层阶级造成影响。

首先，失业的人显然是十分痛苦的，如果他是一个美国人，那这种痛苦更甚。因为在奥巴马医改前，他们的医疗保障很大程度上都依赖于他们的雇主。因此，许多美国人如果同时遭遇失业和疾病，那就意味着他们面临着破产，并且很快就真正破产了。其次，疲软的劳动力市场意味着那些在岗的工人很可能也会面临工时削减的问题。美国官方通过纳入兼职工作的方式掩盖了真实的工人失业率的数据，但实际上，这些人之所以有兼职并不是因为他们想去做兼职工作，而是他们只有这一份兼职工作可干。而且即使是那些全职工作的人，也因为他们的工时削减而使得他们的收入有了大幅下降。再次，由于劳动力市场中有这么多应聘者，雇主们都没有提升薪水的压力，这就使得薪水的增幅甚至还没有通货膨胀增速快，从而导致工人实际工资的下降，这也就是现在正在大多数美国中产阶级家庭中发生的事情。最后，各种对于社会中产和底层人民十分重要的公共服务支出都会被削减。

2012年12月任职的安倍晋三通过包括结构化政策、货币政策和财政政策在内的三位一体政策手段，做到了美国早在多年前就该做的事。尽管结构化政策并没有完全落实，但是其很有可能采取多种方式来提高劳动的参与率，尤其是促进妇女和那些健康的老年人就业。美国曾经在这些领域做得非常好，并且日本对于这些问题的处理也都会推动其经济发展和公平社会的构建。

日本一直很重视女性能平等地接受教育这一问题，这使得日本女孩在科学课程中比男孩的分数高，在数学方面也不像美国女孩那样远低于男孩。即便如此，日本女性的就业率仍相对较低。（根据世界银行的调查，相比于美国的58%，日本仅有49%的女性参加工作）更令人吃惊的是，根据一项调查，在日本大约仅有7%的女性位于公司高管的职位。

当然，实现日本高学历女性的就业不仅仅在于一个政府的政策，同时也关乎于一个社会的传统和风俗。虽然政府在改变社会传统中的作用非常有限，但他们可以在就业竞争中对女性进行一定的政策倾斜。日本政府通过一些家庭协助类的政策（比如产假、托儿设施建设）的推进和反歧视法的执行，来帮助这些高学历女性在劳动力市场有更加活跃的表现。全国性统计可以评估不同家庭间的不平等，但他们并不了解家庭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尽管不同家庭之间的不平等可以进行评估，但是各国之间的差异是非常显著的。

其他可能的改革阐明了这样一个事实，像其他发达工业国家一样，日本需要进行一些主要的结构化转型，即从以第二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转向以第三产业为主的经济体系，并且还要适应全球比较优势的不断变化，全球气候的不断变化以及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尽管日本强大的制造业在长期有着很高的生产增长率，但其他生产部门却拖累了整体的增长率。但是日本是有着将其创新精神延伸到其他生产部门的能力的。

随着老龄化人口的日益增加，医疗部门的效率提高就显得更加重要，因此日本将其制造业和高新技术相结合生产的诊疗设备就是其能为全世界带来技术突破的实例证明。同时，日本对研究和高等教育的投资将会确保日本的青少年可以在未来的全球化竞争中准备好知识和技能来取得成功。但这些单靠市场是无法完成的，因此如果此时政府进行支出削减将是十分愚蠢的行为。

事实上，这也是安倍经济学第二大支柱——财政刺激之所以十分重要的原因之一。就像我们所熟知的，我们需要财政刺激来推动总需求的上涨、但其实在完成经济结构转型的过程中，财政政策刺激也是十分重要的。在基础设施、科研和教育中的投资都预示着更加巨大的贫富差距。就像“赤字鹰派阻碍了美国经济发展”的论调一样，在日本的负债达到其GDP两倍时，日本也受到了一些批评和指责。这些批评都认为日本并不适合采取这样的新政，并且他们认为日本的债务危机导致了经济长期处于停滞水平。但在这里我们发现，数据告诉了我们一个更加微妙的事实。其实，并不是这些债务导致了经济的增速放缓，而是这种缓慢的经济增长导致了赤字的产生。如果政府不采取这种刺激经济的政策，经济增长可能会增加得更加缓慢。

另外，紧缩政策的拥护者认为，在世界各地，较高的负债水平总是会导致经济增长放缓，但是事实上这一理论逻辑已经被证明有误了。欧洲提供了许多关于紧缩政策只会导致进一步紧缩的证据，而这些紧缩政策会进一步带来经济衰退和萧条。

安倍经济的最后一方面是其推行的货币政策，这一政策通过对货币的刺激来巩固之前一系列的经济刺激政策。尽管现在有着空前强大的量化宽松政策，但是我们仍然应该明白，货币政策的作用效果是比较有限的。我一直都认为关注通货膨胀的缓解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其是资源未充分利用的表现。虽然通过降低日元汇率可以增加日本出口商品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从而推动日本经济增长，但这实际上是国际货币政策相互依存的表现。这一观点对于美联储通过“量化宽松”来降低美元汇率是一样成立的。我们希望有一天国际合作可以使汇率变动的作用方式有所改善。

随着对安倍经济的理论依据的逐渐理解，现在紧迫的问题不是安倍经济是不是一个优秀的政策方案，而是美国要怎样来构建一个类似的整体政策方案，以及如果我们没有构建出这样一套方案会遭受怎样的结果。和我之前所说的一样，阻碍这一方案提出的并不是经济科学的无能，而是美国政治斗争的狂热。拿之前激进的财政政策来说，虽然财政紧缩政策拥护者们一直在质疑增加财政支出的理论基础，但我们已经允许了公共支出渗入包括建设共同富裕社会所必需的基础建设领域在内的各个领域。因此，尽管部分州已经逐步走出金融困境，但其公众就业人数仍然比金融危机前大约少50万人，这种岗位锐减的现象在国家和地方两个层面广泛出现。重获衰退前的就业水平和公共服务是一个非常浩大的工程，更不用说使两者彻底脱离经济衰退有多么困难了。（如果我们的经济能够按常规的方式进行发展，公众就业应该会稳步增长。）随着经济不平等持续处于高位，其为民众带来的负担会不匹配地落在我们国家最脆弱的人的肩上。

我研究的主题就是任何国家都要为其经济不平等付出巨大的代价。每个社会都可以同时实现高水平的经济增长率和公平的社会环境，这两者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安倍经济学就已经提出了一套针对两者同时实现的政策体系，并且日本希望通过将这一政策细节的不断展开，未来会有更多的政策来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性别平等，并且能够实现目前未被充分利用资源的充分利用。这一政策将会有效提高经济增速、经济效率以及社会平等。同时，安倍的政策也反映出了单单一项货币政策并不能有很好的政策效果。一套政策体系应该是货币政策、财政政策和结构化政策的结合。

那些将过去10年日本经济表现视为全然失败的人们，对于经济发展上取得成功的理解未免有些狭隘了。在许多方面，如收入的平等化，预期寿命的增加，失业率的减少，对青少年教育和全民医疗保障的投资以及结合劳动力人口的产出增长，都说明了日本在经济发展上要比美国强许多。从日本的发展历程上我们可以学到很多，即使安倍经济学只有该政策拥护者所希望的一半成功，我们仍然能从中吸取一些经验教训。

[1] New York Times, June 9,2013.

中国的发展路线[1]

中国正要进入其第十一个五年规划[2]，这一计划为世界上有史以来可能是最令人叹服的经济转型设定了下一阶段的发展目标，并且其在经济转型的同时，提升了世界上几乎1/4人口的生活质量。在此之前，没有任何人相信世界上能有这样的可持续增长，也没有人相信，世界上会有这样大幅度的贫困削减。

中国能够长期成功的部分原因是其对于梦想和国家实际的巧妙结合。当所有其余发展中国家都追随“华盛顿共识”的步伐而狂热地追求着GDP的增长时，中国一再清晰地认识到，它应该追求一种可持续的和更加平等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经济增长模式。

中国开始意识到，其发展阶段已经步入了对自然资源有着极其巨大且不可持续需求的阶段。除非中国改变其发展路线，否则它们的生活水平会因此而大打折扣。这也是为什么中国在新的五年计划中特别强调了对环境的保护。

中国在许多原本落后的方面都有着令人惊叹的增长速度，同时在其他一些方面增长得更快。当其努力减少贫困人口的同时，不平等也悄然而生，这种不平等出现在城市和乡村之间，以及沿海城市和内陆城市之间。今年世界银行的世界发展报告说明了为什么不仅仅是贫困，经济不平等也应该受到国家的充分重视，同时中国第十一个五年计划也在致力于解决这一问题。中国政府近几年一直在强调和谐社会，而这次的五年计划也表现出其实现这一目标的强烈决心。

中国也意识到，区别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不仅仅是两者资源之间的差异，而且还有两者文化水平的差异。因此，中国推行了大胆的计划，不仅仅要弥补这一差异而且还为其独立创新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中国在世界舞台和世界经济发展中的角色日渐改变，并且其五年计划也反映了这一现象。这要求中国未来的经济发展要更多地以国内需求为基础而不能仅仅依靠出口。事实上，中国有着一个少见的难题：过度的储蓄。人们之所以进行这么多的储蓄，就是因为政府提供的社会保障方式还不够完善。因此，加强社会保障（养老金）以及公共医疗和教育的提供，可以在减少社会不平等的同时提高居民的生活质量并增加目前的消费水平。

如果中国可以成功地实现这些调整（截至目前，中国的表现已经远超于它自己的预期），那么，受美国财政政策和贸易不平衡影响的本已动荡的世界经济体系将进一步受到巨大的压力。因为，如果中国真的像其官方宣布的那样减少储蓄，那美国每日超过20亿美元的交易赤字向谁融资呢？这一问题是我们日后再讨论的，但这一天应该并不会太遥远。

由于对未来有着这么清晰的认知，发展的挑战也会逐渐地显现。中国是一个广袤的国家，想要实现其经济的成功发展，就必须进行权力下放，但是这种权力下放也有其自己的问题。

就拿温室效应气体这一世界性问题来说。当美国坚称它们对此毫无办法的时候，中国高层采取了更有责任感的回应。在中国决定减少温室效应气体排放的一个月以来，其在汽车、汽油以及木材生产方面征收了大量的税；中国政府通过市场机制来实现其承诺，并且开始逐步解决世界性的环境问题。但是，这一政策给地方政府带来了巨大的经济和就业压力。地方政府都不禁发问：如果连美国都无法负担得起这一环境保护措施，我们能怎么做呢？为了将环境保护的愿景落实下去，中国政府必须要进一步采取一些强有力的政策，比如他们已经采取的环境税。

中国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有一些荼毒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问题也在中国渐渐显现，比如在市场体系中所潜藏的谋求私利的特殊利益集团。

一些赞成涓滴效应的经济学家说：不用担心那些穷人，社会的经济发展最终会使每个阶层的人民受益。另外还有一些人反对竞争政策以及强力的共同政府法规：就让达尔文生存法则发挥它的作用。并且，还有人说，经济增长不应该受到强力的社会和环境政策的阻碍：就拿高额的汽油税来说，这一汽油税将会扼杀我们萌芽中的汽车工业。

这种所谓的重增长政策不仅不能带来经济增长，而且会威胁到中国未来全景的构想。解决这一问题只有一种方法，公开讨论其经济政策来发现其政策漏洞并且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来为中国面临的诸多挑战提供一些具有建设性的意见。乔治W.布什已经为我们展现了过度保密和只听从奉承者的意见会带来的风险和恶果。

市场经济并不是自我约束。当然，市场经济也不能简单地自我运行，尤其是当这个国家希望实现他们的利益能够被本国居民广泛分享时。但运营市场经济并不是一项简单的工作，它需要我们根据经济变换而不断采取一些平衡性决策。中国的第十一个五年计划就是这样一种决策。整个世界都充满希望和敬畏地看着这13亿人如何改变他们的生活。

[1] Project Syndicate, April 6,2006.

[2] 中国目前已进入第十三个五年规划（2016—2020年）。——译者注

中国市场与政府间平衡的改革

世界历史上从没有哪个国家有像中国过去30年一样快的经济发展速度，并且帮助这么多人摆脱贫困。而中国成功的特质是他们的国家领导人可以在他们需要时，不顾既得利益者的反对而修正国家经济的发展模式。但是现在，在中国准备实施另一系列的基础改革，既得利益者已经准备开始反抗了。中国的改革者可以再一次取得胜利吗？

回答这一问题，我们需要时刻记住的关键一点就是，像以往一样，这一轮的改革不仅仅是重新构建经济体系，同时也是对于既得利益者的改革，这一方面的改革正在塑造这个国家的未来（这甚至决定了这项改革能否成功）。现在，即使中国高调的积极改革受到了广泛关注，比如其政府现在广泛的反腐运动，其反映了中国面临的更深层次问题，那就是中国政府和市场之间的关系。

当中国在30年前开始进行改革时，其改革方向是十分明确的，市场需要在资源分配中起到一个更为重要的作用，而现在中国私有企业的确远比以前更加重要。另外，中国高层也达成共识，应该让市场在国有企业为主的部门中起到决定性作用。但是，在其他部门，市场究竟应该如何定位？或者说，在整体经济中，市场应该如何定位？

其实现在有一个更好的政策策略。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国家，如果能将更多的资源分配在其匮乏的医疗保障和教育方面，其生活标准将能够得到提高。在这一方面，国家政府有着充分的理由，像在市场经济体中一样扮演指导角色。

美国私人提供的医疗服务非常昂贵、低效并且比那些花费较少的欧洲国家的医疗效果差很多。更为市场化的经济系统并不是中国应该追寻的方向。中国近几年的医疗保障发展已经有了大步的飞跃，并且一些人认为中国的处理方法和英国类似，而英国的私人医疗服务是基于其公共基础的。这种医疗模式是否比法国那种政府主导的医疗提供方式要好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但是，如果一个国家要采用英国这种经济发展模式，那其国家基础是非常重要的。英国的私人部门所提供的医疗服务是相对较少的，而其真正重要的部分其实是由国家提供的。

类似的，尽管中国在从制造业主导转向服务业主导的经济模式中取得了重大的成功（在2013年，中国服务业的GDP份额第一次超越了制造业所占的GDP份额），中国要做的其实还有很多。目前中国的很多产业正在遭受产能过剩的痛苦，因此如果没有政府的帮助，高效和平缓的经济改革是较难实现的。

中国另外一个改革路线是快速的城市化。为确保城市的宜居性和环境的可持续性，政府必须要采取一些强力措施来提供充足的交通、公立学校、公共医疗、公园以及其他一些公共服务的有效区域。

中国在2008年经济危机中要学到的重要一课应该是市场并不能进行自我约束。市场倾向于形成资产和信用泡沫，而这种泡沫在跨界资本突然撤资时，必然会面临破灭，这就会进而造成大量的社会损失。

美国对放松管制的迷恋是导致这次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这一问题不仅仅是放松管制的方式和过程中的问题，就像很多人说的那样：自由化的结果也是非常重要的。20世纪80年代的储蓄利率自由化导致了美国储蓄贷款危机；而贷款利率的自由化也推动了银行家对底层消费者的进一步剥削。银行的自由化不仅仅带来了更快的经济增长速度，同时也带来了更大的风险。

这些都要求政府能够筹集到更多的资金。地方政府应该通过施加环境税（包括碳排放税）、更全面的所得税（包括资本所得税）以及财产税的方式来增加财政收入。

真正重要的问题是，中国在控制信用扩张（这一行为可能会导致资产价格的逆向崩溃），面临着全球总需求弱化，以及打击贪腐问题的同时能否保证经济的快速增长。

经济发展成功的评价标准是十分显而易见的：以税收额增加为基础在城市化、医疗服务和教育上的高投入，很容易同时为我们带来经济的可持续增长，环境质量的提升以及贫富差距的减少。

麦德林：一道射向城市的光芒[1]

2014年4月，在哥伦比亚的麦德林发生了一次重要的集会，大约有22000人前往麦德林并出席了世界城市论坛，共同讨论了城市发展的未来。讨论的话题重点围绕建设一个“宜居的城市”，也就是要促进城市的平等发展。因为城市是现在大多数世界居民所居住的场所，并且到2050年大约会有2/3的居民会居住在城市。

曾经的麦德林是一个因毒品团伙聚集而恶名远扬的城市，但现在是作为最富创新精神的城市而闻名世界。这座城市的神话给世界各地的城市上了极具意义的一课。

在20世纪80到90年代，像巴勃罗·埃斯科瓦尔这样臭名昭著的垄断毒枭曾一度统治着麦德林的大街小巷并且还把持着朝政。埃斯科瓦尔的力量不仅仅源于其毒品交易所带来的巨大利润（其主要需求方是美国），同时也归咎于哥伦比亚和麦德林的极端发展不平等。在陡峭的安第斯山脉的峡谷中，孕育了已经彻底被政府抛弃的贫民窟，而这也为这些大毒枭提供了招募团队成员的沃土。由于麦德林缺少各种公共服务，埃斯科瓦尔通过对这些麦德林最穷困人民的慷慨解囊，得到了他们的拥戴，尽管他使得整个城市充满了恐怖的氛围。

今天，几乎没有人能认出那些贫民窟了。在他们的贫穷社区圣托明哥，新的缆索运输系统由三条空中缆车构成，服务位于几百英尺垂直高度山腰上的居民，从此这些居民和城市中心隔绝的生活结束了。现在山上和城市之间的通勤只需要几分钟，并且彼此在社会和经济上的阻碍也已经被打破了。

麦德林的贫困小区的问题并没有完全消除，但是基础设施的完善带来的益处在完好的住房、墙壁以及位于缆车站周围的足球场都有所展现。麦德林采取的极具标志性的缆车工程在2013年赢得了哈佛大学的Veronica Rudge绿色城市设计奖，这一奖项在城市设计界是最有名望的。

自塞尔西奥·法哈多（现在是安德奥吉拉省麦德林市的主要长官）于2004年担任麦德林市市长起，他就为麦德林转移贫民窟、提高教育水平、促进经济发展做出一系列规划。（其现任市长，阿尼瓦尔·加维里亚，在就职时宣称他一定会坚持这条政策并在发展的道路上走下去的。）

麦德林为一些最破败的地区建立了一些前卫的公共建筑，为居住在穷苦片区的居民提供住房，同时清洁街道并提高周围街道的环境质量。麦德林政府相信，只要你尊重你的市民，他们也一定会珍视他们的社区并且以他们自己的社区为傲。而这一理念被证明的确是正确的。

纵观全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城市是一个社会主要讨论的重点。当人们集中居住时，他们不可避免地会遭遇一些社会性问题：比如逐渐凸显的经济不平等、环境的恶化以及不充分的公共投资。

城市论坛提示了众多与会者，宜居城市的建设要求良好的规划，这一观点和现在世界上流行的观点存在着一定的冲突。但是如果没有规划和政府在一些包括基础设施、公共交通、公园、饮用水净化以及环境卫生等在内的基础领域的投资，城市将会变得不宜生存。并且，恰恰是最底层的穷人会受到这些公共服务缺失的影响。

麦德林同样也有着许多能够给美国吸取的经验教训。事实上，最近的研究解释了不充分的规划如何造成了美国的经济分化，同时也探讨了在岗位不足的情况下，城市是如何落入贫困陷阱的。

本次大会探讨了一些超出宜居城市之外的话题，同时也强调了一个城市仅仅追求宜居是远远不够的。我们需要建立一个可以有助于个体发展和创新的城市领域。因此，在人类历史上最快速且最大幅度提高居民生活质量的启蒙运动会在这一城市拉开帷幕也就不是偶然的了。只要条件适宜，高度的人口集中必然会导致新的想法出现。这种条件包括了人们可以交流、文化可以繁盛的公共空间，以及欢迎并鼓励公众参与的民主思潮。

本次论坛的核心主题是人们对环境、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一致需求。所有这些方面的可持续性都是互相交织且相互弥补的，并且城市最明了地提供了这一环境。

我们提出的持续发展的最大障碍之一是不平等。我们的经济、民主以及社会都为不断拉大的贫富差距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且，在许多国家中，最大限度扩大这种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问题就是不断恶化的机会不平等。

有一些城市已经证明了这种广泛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并不是经济法则的原因。甚至是在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美国，有一些城市（如旧金山和圣何塞），都在机会平等方面有着非常优秀的表现。

由于世界多国都受到政治僵局的限制，一些有着长远目光的城市就成了我们希望的灯塔。贫富差异巨大的美国似乎并不能够处理其越发严重的不平等。但是在纽约城，其新市长比尔·白思豪正因为承诺要着手解决这一问题而当选。

尽管地方层面上，对于这一问题的解决帮助十分有限，就拿国家税收来说，其远比市政税收来得重要得多。但是，在地方层面上，他们可以在保障居民住房的问题上给予帮助。并且，他们有着为不同收入阶层提供同样高质量公共教育和公共便利设施的特殊责任。

麦德林和世界城市论坛都向我们展示了平等社会并不是一个不切实际的梦想。一个平等的世界是可能的，我们所需要的只是追求它的政治意愿。

[1] Project Syndicate, May 7,2014.

澳大利亚的美国幻想[1]

无论好坏，美国的经济政策讨论总能激起在世界各地的回响，无论这些国家是否和美国有关联。最近当选澳大利亚首相的托尼·阿博特所采取的一系列政策，就反映了这一观点。

在其他许多国家，政府的保守党派都坚称需要减少政府开支，因为他们认为政府的财政赤字将会影响国家未来的经济发展。然而，在澳大利亚，这一观点尤其乏力，因为它并没有阻止阿博特政府停止这一行为。

即使人们认同哈佛经济学家卡门·雷哈特和肯尼斯·罗格夫所提出的较高的公共负债水平将会导致较低的经济增长率，虽然这一观点从未被真正证明，因而可信度较低，澳大利亚也远没有到达这一所谓的较高的负债水平。它的负债与GDP比率仅仅是美国的几分之一，并且也是经合组织国家中有着最低负债/GDP水平的国家之一。

对于国家长期发展而言，最需要考虑的是对国家未来的投资，即包括教育、科技以及基础设施等在内的重要公共投资。这种公共投资确保了所有居民都可以充分挖掘他们自身的潜能，而不被自己父母及家庭的贫困与否所约束。

真正讽刺的是，当阿博特用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来论证其政府“改革”的合理性时，美国的经济模型其实并没有很好地提高大多数美国居民想要的生活质量。现今的美国中产阶级收入其实比25年前要低一些，但这并不是因为美国生产的停滞，而是因为工资增长的停滞。

澳大利亚的经济发展模式曾比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好很多。事实上，澳大利亚是少数以商品经济为基础的国家，因此其可以免遭自然资源的诅咒。其国家的发展成果也曾被其居民广泛共享。在过去的10年，澳大利亚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年均收入增长率一直维持在3%左右，这一数据几乎是经合组织国家平均数值的两倍。

可以确定的是，由于其自然资源相当丰富，澳大利亚应该能实现比现在更高的平等水平。毕竟，一个国家的自然资源是属于其所有人民的，并且由这些自然资源所产生的“租金”应该可以作为一项重要收入来削减本国的经济不平等水平。因为自然资源使用租金的高税率并不会产生类似于储蓄和个人所得高税率的不良后果（毕竟天然气和铁矿的储备量并不能去其他国家进行避税）。但令人奇怪的是，挪威也是一个自然资源储备非常丰富的国家，澳大利亚的基尼系数却比挪威的基尼系数要高出1/3，这就说明挪威在经营国家自然资源和实现财富共享方面有着出色的表现。

我一直都在思索，阿博特及其政府究竟是否了解美国真正发生了什么。他有没有意识到，自从20世纪70年代的金融管制放松和经济自由化实施开始，美国的GDP增速就变得尤其缓慢，并且这些GDP的增长额大部分都流向了美国精英阶层的口袋。他是否知道，在这些所谓的“改革”之前，美国已经半个多世纪都没有产生过金融危机，而现在却在世界各国定期发生，并且对金融行业的管制放松使得美国的金融部门越发膨胀。大批的青年才俊本可以在其他的行业创造更多的价值，但现在却在金融部门的非实体经济中发光发热。或许金融创新使得这些金融从业人员变得异常富有，但却将美国经济甚至是全球经济推向了毁灭的边缘。

澳大利亚有着为世界各国所嫉妒的公共服务体系。其医疗保障体系仅用美国医疗体系的一部分成本，就收到了比美国医疗体系好得多的效果。在教育方面，澳大利亚提供助学教育贷款，其特点是允许借款者在必要时可以逾期偿付，并且，如果他们的收入特别低（或许是因为他们在从事那些对社会而言十分重要但收入较低的行业，比如教育和宗教行业），那政府可以免去他们一部分债务。

与之形成强烈对比的便是美国的教育服务体系。在美国，学生贷款总额已经超过了1.2万亿美元（比所有信用卡账户贷款额都高），这一贷款已经成为毕业生和美国国家经济的负担。美国失败的高等教育金融服务模式的成因之一是美国有着所有发达国家中最低水平的机会平等。这也就意味着，一个美国孩子未来的生活前景很大程度上要和其父母的教育背景及收入相关，而在其他发达国家中并不是这样。

阿博特对于高等教育的观念也明显说明他并不明白美国顶尖大学成功的原因。造就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或者斯坦福大学成功的原因不是价格竞争或者利润导向。美国所有的知名大学都不是营利性机构，它们要么是公立大学，要么是通过校友和创立者的捐款而进行日常的运行。

这些名校之间有着不同于价格竞争的另一种竞争。它们不断为大学的包容性和多元化而不断努力，同时它们也为政府研究名额进行竞争。而美国监管下的营利性大学只在两件事情上非常优秀，一是通过对孩子们收取高额费用而不传输他们任何价值来剥削那些穷苦背景的孩子，二是违规游说政府拨款作为它们剥削这些孩子的物质保障。

澳大利亚应该为其所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而其余的世界各国都可以从其发展中学到不少。但如果其领导人误解了美国正在发生的一切并且结合了某种强大的意识形态而改变其本来完好的一切，那将是非常得不偿失的。

[1] Project Syndicate, July 9,2014.

苏格兰的独立[1]

当苏格兰正在考虑独立时，一些像保尔·克鲁格曼之类的经济学家质疑其“经济发展”如何实现。

那么苏格兰到底要不要冒着降低居民生活水平或者GDP骤降的风险来取得独立呢？可以肯定的是，无论怎么选择，对苏格兰而言都是存在风险的。如果苏格兰选择留在英国并且英国离开欧盟，无论怎么想，苏格兰经济下行的风险都是非常大的。如果苏格兰继续选择留在英国，并且英国决定继续执行其导致经济发展不平等的政策，那么即使苏格兰的GDP会有小幅提高，其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也可能会降低。

即使苏格兰对于其财政支出有着相当大的自我裁定权，英国关于教育和医疗的公共支出削减也必然会使得苏格兰面临一系列令人不快的选择。

但事实上，此前的许多散播恐惧性的言论并没有什么事实上的依据。就拿克鲁格曼提出的规模经济问题来说，他认为由于规模经济对于国家发展是十分重要的，一个小国很难将其经济运营得很好。但是即使苏格兰从英国中取得独立，其也仍然是欧盟的成员国，而欧盟足以作为一个巨大经济区域来供苏格兰实现规模经济了。

另外，包括瑞典、新加坡以及中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在内的小的政治体，都已取得了许多大国没有取得的成就。如果要按照重要性来排序的话，对于正确政策的探寻其实是更为重要的。

另外一个不应担心的问题是关于货币的使用。许多货币体系都可以在苏格兰使用。其实无论英格兰是否允许，苏格兰都可以继续使用英镑作为货币。

由于英格兰和苏格兰的经济极具相似性，即使两者不采取相同的财政政策，共同货币应该会比采用欧元要有更好的效果。但许多小国都准备采取他们自己的货币体系——包括浮动汇率制、盯住某种强力货币的浮动汇率制以及固定汇率制。

苏格兰所面临的基本问题是不一样的。在苏格兰境内，明显有着更为统一的观念和价值观——共同的观念包括其对国家、社会、政治以及地方政府角色的理解；共同的价值观包括对公平、公正以及机会的认知。相对的，并不是每个苏格兰人都认同现行的精准的政策。

但尽管如此，苏格兰和位居南方的国家主导者英格兰之间的观念和价值却更加不同。在苏格兰提供着免费的大学教育的同时，英格兰正不断加收学生的学费，这就逼着走投无路的学生家长开始要去寻求贷款的帮助。

另外，当苏格兰正不断承诺将推动国家医疗保障体系的完善的同时，英格兰正不断将其医疗体系进行私有化。某些不同已存在许久了，早在200年前，苏格兰的男性文化水平就要比英格兰高出50%，并且苏格兰的大学只收取剑桥大学、牛津大学之类英国大学费用的10%。

随着国家的不断发展，这些教育、医疗及其他相关政策之间的不同，不仅会导致显著不同的国家经济增长率，并会引起单位资本GDP水平的差异，更会导致收入和财富分配之间的差异。如果英国仍不断坚持其现在所处的道路，并不断学习美国的经济发展模式，那英国的情形将很有可能会越来越像美国。而普通的美国家庭已经面临近25年的收入停滞了，但是富人却越来越富有。

尽管苏格兰独立所需要承担的成本还未被明确确认，但其独立也是会让苏格兰获益的。

苏格兰在独立后可以对潮汐能研究或者年轻人教育方面进行投资，同时也可以致力于增加女性劳动参与率，或者提供幼儿教育，这些都对增进社会平等大有帮助。当苏格兰人民意识到其面临的赋税将会使其获益更多时，那么苏格兰便会有更多的税收收入来实现这些投资。

但在目前的情况下，即使苏格兰承担了这些额外的社会投资成本，并从这些额外投资中得到了额外税收，这些额外税收大部分都会流向南方的英格兰。

苏格兰面临的难题其实并不是关于货币政策或者范围经济的问题，也不是关于短期得失之类细枝末节的问题，而是苏格兰自己的未来。其所达成的关于观念和价值观的共识都因为被南方的英格兰所主导而逐渐偏离轨道，而这一切都将在其获得独立之后改观不少。

[1] Herald (Glasgow), September 13,2014.

西班牙的衰退[1]

西班牙正在经历一次大衰退，现在西班牙的经济情况只能用这个词来描述了。（在本书付梓之际）西班牙几乎有1/4的工人处在失业的状态，而年轻人的失业率更是高达50%。可以预见的是，在近期的一段时间内，西班牙的未来都会和现在一样甚至更糟一点。尽管西班牙政府和国际官员都承诺通过紧缩性政策，西班牙的经济一定会有所好转。但事实上，他们一再低估了由于他们的政策所带来的这次大衰退的强度，从而一再高估了他们财政政策的效果。而这一次的经济下滑必然会导致失业和社会项目的费用支出增加以及收入的减少。虽然他们想要将此次衰退的原因归结于其财政目标的偏误，但实际上真正应该为这次萧条负主要责任的是其政府对于此次衰退原因的分析失误以及因此而推行的错误的政策决定。

本书阐释了一套具有缺陷的政策将从哪些方面恶化一个国家的不平等水平的同时降低本国的经济增长速度，并且西班牙和欧洲采取的政策为这一问题的阐明提供了一个完美的例子。在经济危机之前（特别是在1985～2000年），西班牙在减少净劳动所得和降低居民可支配收入不平等水平方面有着非比寻常的表现。[2]当时虽然他们的税前收入不平等已经大幅降低了，他们的政府还是通过以提高公共医疗服务为宗旨的社会政策和方案来进一步公平化其收入再分配，并且他们在刚遭遇经济危机的前几年仍继续保持着这些政策的推行。[3]但是如今漫长的经济衰退已经导致了经济不平等的突然增加。[4]

但就和我们在本书第一章中介绍的一样，经济衰退，尤其像是西班牙正在经历的这种大衰退，会进一步恶化经济的不平等。对于那些在衰退中失业的人，特别是其中的长期失业者而言，他们是很有可能陷入贫困的。过高的失业率为工资率下行带来压力，而其中底层人民的工资又是对这一变动非常敏感的。并且，随着紧缩性政策的实施，那些对于中产阶级和社会底层人民而言十分重要的社会服务项目会大幅削减。以上种种现象在美国就复合成了对中产阶层和底层人民而言最重要的资产——不动产价格的下降。

由正在加剧的不平等以及严重的经济衰退所带来的影响，应该引起西班牙政府充分的重视。不仅仅是各种资源正在被白白浪费，西班牙的人力资源也正在一步步流失。那些在西班牙找不到工作的技术型人才都选择了移民，因为这些人才除了选择国内市场外，还拥有着全球劳动力市场。而这些技术人才是否会重回西班牙以及国家经济是否以及何时能够复苏都部分取决于这次的经济衰退将要持续多久。

西班牙现在面临的经济问题很大程度上是由其意识形态和特殊利益集团（我在本书中也有所提及）所共同倡导的金融市场自由化和放松管制以及其他一些美国的“以市场为基础”的一系列自由化政策导致的。这些政策在美国导致了高度的经济发展不平等和不稳定，并且这些都导致了相较于过去10年低得多的经济发展速度。（这些“基于市场”的政策也被称为“新自由主义”。我也解释过，这些经济政策并没有深入地了解现代经济学理论，他们对于经济的解读都十分天真，这些分析往往都基于完全竞争和完美市场的假设。）

在某些情形下，这些意识形态并没有什么作用，他们仅仅是为那些既得利益者敛收更多财富提供掩护。西班牙的银行家、房地产开发商以及一些官员勾结在了一起，环境保护法规或者区域性法规被房地产开发商置之不理并且也没有人来进行有效的监管；而银行不仅没有被充分约束，甚至就连这些约束法规的基础都没有被严格落实。这简直就是一场银行家、官员和商人之间的聚会，到处都是利益的输送。一些默许这一切发生的官员也因此而赚得盆满钵满，他们要么通过政治献金来获得这些不法收入，要么通过在任期内批准一些有利可图的项目填满荷包。而随着税收收入的不断提升，这些政客也可以标榜自己通过不断增加房地产泡沫而带来经济增长和国家财政余额的增加。但这一切都是幻觉，这种经济发展模式的基础是不牢固且不可持续的。

在欧洲，人们认为，新自由主义——这一市场主义者的理论思想，是构成欧盟，尤其是欧元区的基本经济结构。他们认为这些市场运行准则可以提高我们的社会经济效率及稳定性，并且可以通过经济的整体发展使得每个人都有所收益，也因此并没有人关注这一新的经济准则将会为我们带来经济的不平等。

事实上，这些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恰恰起到了相反的作用，他们带来了逐步放缓的经济增长率以及经济的不稳定性。另外，在欧盟的大多数国家，社会中产阶级以及底层人民在经济危机前生活得并不好，在经济危机后尤甚。本书列出了市场主义者的理论缺陷，并解释了为什么基于这一理论的政策一再的失败。但是，这些经济问题在欧洲是怎样出现的是值得我们进一步思考的。

就拿劳动力自由流动理论来说，自由主义者认为该理论会使得劳动力进行有效率的分配，并且在一些情形下该理论确实适用。在这一理论条件下，我们可以假设这样一种情形，许多国家都有着很高的债务额，然而，年轻一代可以通过移民来逃避对这一债务的支付；因此，支付政府债务的税收会带来无效率的移民。同时，这将会形成一种恶性循环，随着年轻人不断地移民出去，政府税率就会相应提高，因此其他人的税收负担就会变重，这就进而激励人们更多地倾向于这种无效率移民。

或者拿商品自由流动法则和税收协调的失败来说，由于企业（以及个人）在欧盟的任意国家都可以向其他国家随意邮寄商品，他们就倾向于移向低税收的区域。这样一来，企业的选址就不再基于在哪里生产最为有效率，而是基于哪里的税收最低。这就引起了底层人民的竞赛：这种企业流动行为不仅带来了资本税和企业所得税的下行压力，而且也为工资和就业形势带来了压力。这种税收的负担就转向了工人阶层。并且随着资本和企业利润的不平等而来的不平等水平加深，必然会使得收入（转移支付及税后）不平等水平提高。

还有所谓的“单一市场原则”，这或许是所有新自由主义政策中最差劲的理论原则了，该理论认为任何一个欧洲国家的银行都可以通过资本的自由流动性在欧盟的任意一个国家进行运营。在经济危机来临的前几年，我们看到了这一理论不合理的一方面：那些监管不力的国家的金融产品和储蓄造成了其他国家的灾难；这些金融产品和储蓄的发起国并没有履行他们保护经济和人民的职责。同样地，市场有效理论，即政府不应该干预市场的言论，导致了爱尔兰、西班牙以及美国在面临房地产泡沫形成时，其国家政府并没有采取有关的政策措施。但实际上，市场不断地遭受着非理性乐观和悲观的轮换攻击：人们在欧盟刚刚推行欧元时，对欧元极为乐观，因此，大量热钱流向西班牙和爱尔兰的房地产；而现在由于人们对欧元的态度转向悲观，这些热钱又流回了其所属国家。这种资本的交替流动弱化了一国的经济发展，并且这一单一市场原则恶化了这样一个问题：单一市场原则使得希腊、西班牙或者葡萄牙人可以相对容易地将他们的欧元存入德国银行账户。

就像欧元区经济的其他方面一样，欧洲的银行系统也渐渐地被扭曲了。各个国家之间的银行系统水平并不相同。人们对银行的信心来源于当银行运营出现问题时，政府救助该银行存款者的能力，尤其当现在的银行体系变得越来越大，并且现在有这么多复杂的、不透明的且难以估值的金融产品在进行交易时，这一能力就显得越发重要。这就使得某些国家存在一些隐形补贴，由于德国显然比西班牙更有能力去拯救他们的银行，因此德国的银行是要优于西班牙银行的。不过这就又产生了一种恶性循环：由于本国储蓄外流，本国经济就会进一步弱化，这就会使得人们对于该国政府救助银行的信心削减，从而就会进一步使得本国储蓄外流。

现在欧洲经济架构的其他方面也都对其经济发展造成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欧洲中央银行只关注通货膨胀问题（这就与美国不同了，美国同时关注着经济增长、就业率和金融稳定）。在《不平等的代价》的第9章解释了为什么如果国家经济政策只关注通货膨胀率会导致经济不平等的恶化。并且，这些政策的不一致对于现在的欧洲经济发展是十分不利的。随着美国利率趋向于零而欧洲并没有出现这一状况，欧元的走势就更为强劲，这就进而使得欧洲出口走弱而进口走强，从而进一步导致失业。

欧元的本质问题是它丧失了两个面临重大冲击时的重要调节手段，即利率和汇率机制，并且没有找到很好的替代手段。欧元区并不是经济学家们所说的由一系列共同货币国家所构成的“最优货币区”。当国家面临经济冲击时，他们调节经济的一种途径就是调节汇率。即使在相似的国家，这一点也是十分重要的。就拿加拿大和美国来说，两国的汇率变化也是十分不同的。但欧元恰恰限制了这一调节手段。

有些人建议通过降低国家工资和物价来调整实际汇率，并称其为内部贬值。但如果这种内部贬值很好实施的话，那金本位制度就不会是大萧条时期调节政策的阻碍了。其实德国提升实际汇率要比其他国家降低实际汇率容易得多。实际汇率可以通过提高通货膨胀率来完成，因为适度的通货膨胀比相应的通货紧缩要容易实现。但德国拒绝这么做。

德国实际汇率过低所导致的结果和当时中国汇率过低导致的结果是很相似的：因为德国有着贸易盈余（像中国一样），而其交易对手（比如西班牙）有着贸易赤字。当这种贸易不平衡出现时，盈余国应该和赤字国承担一样的责任，并且对这一不平衡状态的调节应该由最容易调节的国家来进行。这一原则是当时世界各国和中国进行磋商时所达成的，而中国以自2005年进行的实际汇率大调整作为回应。但是这一必要的调节措施并没有出现在欧洲。

并不是每个国家都可以保持贸易盈余，因此德国某些关于其他国家应该模仿德国政策并获得贸易盈余的观点是不切实际的。因为每个国家盈余的出现必然对应着另外一个国家的赤字。尤其是现在，贸易盈余的国家正在提高其他国家的成本。现在的一个国际性问题是全球总需求的疲软，而这一问题正是由国家盈余所导致的。

比较欧洲和美国的货币体系状况是非常有指导性的。美国的50个州使用美元作为共同的货币。美国共同货币体系的有效与欧盟共同货币体系的无效的对比将极具指导意义。在美国2/3的公共支出都是在联邦层面上的。联邦政府首要应对福利支出、失业保险、道路建设以及研究与开发的资本投资。而一些反周期政策也是由联邦政府决定实施的。联邦政府通过联邦存款保险公司（FDIC）来为银行，甚至是国家银行进行担保。在美国有着这种免费的流动性，但并没有人关注是否有一些州，比如北达科他州，由于大量州间移民而出现的人口不足。不过，这倒是降低了州议员的雇佣成本。

欧元区的规划是一个政治性工程，但一个政治上并没有强大到足以完成这一工程的国家加入欧元区来形成这一货币区域，导致了欧元区成了一个多元的国家组织。他们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欧元可以将这些国家联系在一起并且完成这一政治工程。但事实上，欧元所起的作用恰恰相反，它不仅揭开了欧元区旧的伤疤，同时还形成了新的利益集团。

没有人会在一切运行无误的时候发现任何问题。我很希望在2010年1月爆发的希腊债务危机会为欧元区带来更多的关于基础性改革的动力。但是，并没有相关的政策予以实施。在本书即将出版时，西班牙面临着不可持续的利率水平，并且近期也没有经济复苏的迹象。

由德国刺激的欧洲所做出的决定出现了一些失误，因为他们将像西班牙这样的边缘国家面临的一些问题归因于其对国家财政的肆意挥霍。但是，虽然希腊在其债务危机来临前一直都有着较高的财政赤字水平，但西班牙和爱尔兰都有着财政盈余和较低的债务水平（相对于其GDP来说）。因此，紧缩性政策并不能够避免这类危机再次发生，更别说去解决欧洲所面临的危机了。

之前我阐述过高水平的失业率如何恶化经济不平等水平。由于低收入人口必须要将其所有收入用于消费，因此高收入者的消费比例在收入中的占比是非常低的，从而收入不平等会导致经济发展的乏力。这就存在一种不断下行的恶性循环，而紧缩性政策会恶化这一切。现在，欧洲所面临的问题是总需求不足。随着萧条的不断继续，银行的贷款倾向就会不足，进而导致住房价格下降，而其所有者就会越来越贫穷，而由于未来不确定性不断增加，消费就会更加不足。

从没有一个大型经济体能通过实施紧缩性政策来度过经济危机，而欧洲恰恰是一个大型经济体。不可避免地，紧缩性政策总是使得问题变得更加棘手。财政紧缩政策只是在一些小国家的少数情形下能发挥作用。当一些小国有着浮动汇率政策并且其交易对手经济增长强劲时，出口的增加可以弥补政府消费的减少。但是这一方法对于现在的西班牙而言是不可持续的：因为他的主要交易对手已经陷入了经济衰退，同时它还没有控制自己的汇率水平。

欧洲的领导层意识到如果其经济增长问题不解决的话，那么他们的经济危机也无法得到解决，但他们并没有解释如何通过紧缩性政策来促进经济增长。另外，他们也认为真正需要的是对信心的恢复。但紧缩性政策并不能带来经济或是信心的增长。过去两年，欧洲不断推出一系列政策，但是并没有对症下药，因此不断地侵蚀着公众的信心。由于紧缩性政策将不断阻断经济增长并且毁坏公众信心，而欧洲仍将继续延续其政策，因此无论其进行多少关于信心和增长重要性的演说都是无济于事的。

这种紧缩性政策是尤为低效的，因为市场认为紧缩性政策将会带来经济衰退、政局动荡以及一些诸如税收收入减少在内的令人沮丧的财政政策。评级机构会对推行紧缩性政策的国家进行降级，我认为这么做是正确的。西班牙在通过其第一次紧缩性政策时，就被降级了；评级机构认为西班牙将会执行其经济政策，而这一经济政策意味着较低的经济增速并为其带来经济发展的问题。

就像欧洲用紧缩性政策来解决“国家主权债务危机”一样，欧洲所采取的救助国家银行系统的政策也同样是十分低效且暂时的。在过去的几年，欧洲采取了一系列高成本、低产出的救助政策，其为银行系统提供了许多资金来购买主权债券从而来拯救政府，同时还为政府提供资金来帮助银行。但这仅仅是一种巫术经济，这是银行拥有的千百亿美元的隐藏天赋，但这是无法经过市场检验的。这些所有政策都不过是短期的缓冲剂，这些政策效果比专家学者们所预测的要弱很多。由于这些低效率政策的充分实施，这些经历经济危机之后的国家的金融系统都面临着风险。最终，在经济危机开始的两年半之后，欧洲各国才意识到这一系列政策的荒唐。但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没有设计出一套有效的政策体系。

欧洲政策体系中（除了重整他们的财政部之外）的另一方面是通过结构化改革使他们现在疲软的经济变得更有竞争力。结构化改革是十分重要的，但这一改革需要时间同时也是一种从供给方入手的政策手段；但是现在限制生产的是总需求不足。这些所谓的供给方政策是错误的，它可能在导致现在低收入的同时，拉低本已不足的总需求。因此，如果生产产品的厂商对劳动力没有需求，那么促进劳动力市场的政策就并不能够增加就业。这么一来，无力的工会和就业保障就会在很大程度上导致较低的收入、不足的需求以及较高的失业。新自由主义者认为，将工人从高补贴部门移向更高产的部门将会促进经济增长并提升经济效率。但是像西班牙这样的国家所面临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他们已经面临着很高的失业率，并且金融部门非常脆弱。现在西班牙正在发生的是工人不断从低产、高补贴的部门中流动出来，再进一步变为失业人员。这一情况导致的消费需求疲软加速了经济走向脆弱的步伐。

最近几年，欧洲一直在不断地和这一危机进行抗争，但直到本书付梓之际，其所得到的唯一结果就是这些面临危机的国家和整个欧洲正一起落入衰退的深渊。但现在存在另外一种政策可能会起作用，最起码可以结束这一次的衰退，结束这种不断恶化的贫困和经济不平等，并且甚至有可能会恢复增长。

一条广受认可的经济准则是税收和支出的平衡增加可以刺激经济的发展，并且如果相应的项目设计得比较完善（对上流阶层征税，同时增加教育支出）的话，GDP和就业都可以在很大程度上有所增加。

但是西班牙可以做的事情是十分有限的，如果想要欧元能够继续使用，欧洲必须要采取一些行动了。从整体上来看，欧洲的财政形势并不是非常差劲，其债务/GDP水平相较于美国来说还是比较低的。如果美国的每个州都为其各自的财政自负盈亏，同时为所有的失业负责，那美国也将陷入财政危机。我们可以得到一个明显的结论：一个经济体整体是要比各个部分加总更加强大的。除了欧洲所采取的一些措施之外，欧洲整体能采取的措施还有很多。

欧洲已经有了一些像欧洲投资银行这样的机构，他们在钱荒时期可以为经济提供投资帮助。其应该进一步扩大贷款量。在一些大企业可以向资本银行寻求帮助的同时，帮助中小企业的贷款资金也应该有所提升。银行的信用紧缩对这些中小企业打击尤为猛烈，而在所有经济体中，这些中小企业都是创造就业的主力军。而这些方法都显然已经在台面上了，但是并没有人打算实施它。

欧洲更需要一个类似于公共基金库的部门：一个从规模上来说更大些的稳定化的欧洲团结基金或者欧洲债券基金。这样的话，当欧洲（尤其是欧洲中央银行）想要借款并且借出其收益时，这种服务欧洲债务的成本就会降低，并为促进经济增长及就业提供资金。

但现在讨论的种种一般性政策都仅仅是一些自杀性政策——比如现在在衰退经济中，在没有经济强国对弱国进行帮助的时候，仍然对政府收入的消费进行限制。克林顿政府的成功之处就是成功反对了共和党在宪法修正案提出的和现在欧洲类似的，强制实行财政预算收支平衡的政策。但同时，我们也并不希望像布什政府这样对财政预算进行挥霍，其不负责任地放松管制的政策，不充分的监管都导致了联邦债务的激增。但即使我们有过像布什这样的政府，我相信我们仍然能得出同样的结论，那就是不使用国家调控政策是不对的，因为现代经济的首要准则就是要保证充分就业，而仅靠货币政策来实现这一目标是远远不够的。

一些德国人说欧洲并不是一个转移支付联盟，而更类似于自由贸易区，许多经济关系都不是转移支付联盟。但是一个单一货币运营体系必须要力图超越这种经济关系。欧洲和德国都必须面对这样一种现实，那就是如果他们都不愿意改变财政紧缩这种政策，欧元是永远无法起到欧洲所希望的作用的。或许在这种政策下，欧元区还能存活一段时间，但这会进一步导致欧元区承受无法言说的痛苦。最终，欧元区还是会破裂。

因此，现在只有一种方式能解决银行危机——通过形成一种常规的由整个欧洲作为金融保障的银行系统来完成。意料之中的是，现在通过政府补贴而运营得很好的银行并不希望这一切发生。他们很享受这种竞争优势。并且，这些银行家们一定会游说他们的政府来拒绝这一解决方案的实施。

而这一系列的结果将产生十分深远的影响。年轻人由于长期失业而逐渐变得手艺生疏。当他们总算得到一份工作时，却发现他们的工资低得可怜。常规来说，年轻时期是人们得以锻炼自己技能的时期，但现在反而成为了他们技能萎缩的时期。这样一来，社会最有价值的资产，即人民的劳动力和创造力正在被白白浪费甚至被渐渐毁灭。

现在世界中已经有了这么多的天灾，比如地震、洪水、台风、龙卷风以及海啸，再去制造一些人祸显然是很不合适的。但欧洲却正在进行这样的勾当。事实上，对历史的忘却是一种犯罪。欧洲穷人和年轻人正在经历的痛苦其实是完全可以避免的。

我已经说过，有别的政策选择可以解决这一问题。但仅是西班牙一个国家是无法解决问题的。我们所需的政策是欧洲的整体性政策。不把握好这一政策机会将会造成大量的额外成本。

不幸的是，现在能使欧元发挥其作用的改革并没有被提上议程，至少没有被公开提上议程。我之前已经说了许多遍，我们所需要的是财政责任、恢复经济增长以及居民的经济信心。然而，一些学者已经开始悄然讨论另外一种方案：如果减少建立一种使得统一货币体系可以正常运转的体制结构的政治意愿将会如何，但显然这一政治意愿是构成统一货币政策的基础。但就像许多比喻所说的，枯木再荣，一春已逝。但是维持现在不完善的政策体系也是很困难的。不完善的货币政策之前已经崩溃过一次了，并且我们正在准备为其付出代价。但经历了偿还债务和货币贬值之后，生活还得继续。而且这种生活完全可以过得比现在面临着经济衰退的许多欧洲国家要好。如果这漫长的衰退的尽头有着希望的光芒，也便罢了。但是，紧缩性的政策在我们可预见的未来中并不能为我们带来更美好的世界。历史和经验已经足够多了，欧洲没有必要再确认一次了。

并且，如果这次的衰退继续下去，受到伤害最严重的还是那些中产阶级和底层人民。

[1] Foreword to the Spanish edition of The Price of Inequality.

[2] JosepPijoan-Mas和Virginia Sanchez-Marcos将其归因于由高等教育以及失业率下降所共同带来的社会费用减少，详见“Spain Is Different:Falling Trends of Inequality,”Review of Economic Dynamics 13,no.1(January 2010),pp.154-78。

[3] 这些具体数据详见OECD Perspectives:Spain Policies for a Sustainable Recovery,October 2011，也可以于2012年7月30日后通过http://www.oecd.org/dataoecd/45/46/44686629.pdf，进行查询。

[4] 我们在第一章讨论过，标准的刻画经济不平等水平的系数是基尼系数。在这一衡量标准下，完全平等的基尼系数值为0，完全不平等的值为1。一般而言，相对较好的国家基尼系数大约为0.3。美国作为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有着0.47的基尼系数值，而许多高度不平等国家大约有着0.5以上的基尼系数。一国的基尼系数通常都增长得十分缓慢，但是西班牙的基尼系数从2005年的0.326上升至2010年的0.347。详见IMF,“Income Inequality and Fiscal Policy,”June 2012，或者可以于2012年7月30日后通过http://www.imf.org/external/pubs/ft/sdn/2012/sdn1208,pdf进行查询。

第8章　让美国重新运转

在本书的开篇，我介绍了大衰退的成因，着重阐释了衰退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联系，同时介绍了两者的成因及结果。现在我也准备重回这些话题来为本书画上一个句号。

在2009年年底，我们可以清晰地发现，我们已经拯救了我们的银行系统并且避免了另一个“大萧条”。但是，我也很清楚我们并没有将我们的经济引上一条快速复苏的道路。我在序言以及“如何走出金融危机”中介绍过，我们需要一套强大的、精心设计的、覆盖范围广以及长期的刺激政策；同时我们需要一套救助方案，即通过这一方案可以让中小企业从银行中获得贷款。适当的规制改革可以约束银行参与投机行为以及操纵市场，使其有充足的资金可以借给中小企业。同时，我们还需要一些能解决那些在金融危机中失去住房的美国居民住房问题的住房政策。但这些事情我们一件都还没有做。尽管我们救助了银行系统，但仍有大量的美国居民失去了他们的住房及工作。关于美国经济即将转向复苏这件事，奥巴马政府和美联储显然都比我更有信心。2011年中旬，美联储和奥巴马开始有所醒悟。他们意识到我们显然需要一些政策来帮助这些大量失业的美国人重新就业。我为《政治家》所写的《如何让美国重新运转》一文提供了一个可行的方案。

直至2013年，经济发展持续疲软，接着便产生了新一轮的议会辩论。这会不会是一种新常态？我们是否应该接受这一较高水平的失业率？这些都是当时热议的话题。我一直都坚信我国经济发展乏力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总需求，而缺乏总需求的主要原因是经济发展不平等，这种不平等在衰退开始之后就在不断加深。在《经济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一文中，我相当详细地解释了为什么经济不平等不利于经济发展，我们应该怎样减少经济不平等以及基于对前两个问题的认识，我们怎么在保证经济发展的同时降低经济不平等水平。

由于经济复苏步伐缓慢，问题开始集中于对经济问题的判断是否正确上。是不是经济发展中存在一些更本质的问题？在经历金融危机时，各界人士对此的一般判断都是银行贷款过于随意，进而导致了银行的破产，而经济体的运营在没有银行助力之后，便无法正常发展。由银行提供的资金就像是身体中的血液一样重要。因此，当时的政府领导层都认为救助银行是最为重要的。并不是说我们多么喜欢银行和银行家，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是因为我们经济的运行不能没有他们。奥巴马、布什的救市政策都是根据这样的原因来确定的，他们将银行推入急救室，为其大量输血（或者更确切地说是注入大笔流动资金），相信在一两年内一切都会恢复如常。同时，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坚信经济复苏是需要这种短期刺激的，但这仅仅是银行需要救助时所采取的一种暂时性措施，所以并不需要充分研究这些政策的细节。因此，我们便采取了这样一套规模过小，持续时间较短，并且没有怎么设计的政策来应对金融危机。

（当然，就像我在《自由市场的坠落》和本书前些章节所说的，我们可以通过不救助银行家和银行持股人的方式来救助银行。讽刺的是，我们正在用纳税人的钱做着既没必要又低效的事情。）

在雷曼兄弟破产的两年后，大多数银行都重新运营了起来。但面向中小企业的贷款仍然远低于经历危机前，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们主要关注救助大银行，这就使得主要为中小企业提供贷款的地方性或区域性小银行面临着关门停业。美国的经济发展仍然不怎么令人满意，而居民的平均生活水平更是如此。事实上，在本书即将出版之际，在房地产泡沫破灭及经济大衰退发生的8年后，在雷曼兄弟破产的7年后，中产阶级的收入仍然低于25年前的收入水平。

《就业之书》一文解释了国家经济究竟发生了什么变化。这一节从历史视角展开描述，并从多个角度探讨了过去发生了什么和现在正在发生什么。农业生产力的大幅发展使得农业收入大幅下降，下降了50%左右。因此这些农民无力去购买城市生产的产品，从而导致了城市居民收入的下降。这些遭遇收入下降的农民被迫只能待在农场里，因为他们没有钱搬去其他的地方。有趣的是，那些在城市中无法就业的人搬回了农场；而由于许多富裕农场的机械化水平都非常高，他们就只能搬到一些比较贫穷的地方。

我们真正需要的是经济的结构化改革，即从农业经济转向制造业经济，但这一过程无法通过市场自身来完成。那些在金融危机中遭遇房价骤降的家庭，根本没钱移向城市。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到来，政府终于有所行动了。当时我国需要军备力量和其他物资来赢得战争的胜利。并且，在战争之后，我们为参加战争的每个人，基本上覆盖到了所有年轻人，提供了免费的大学教育，帮助他们为即将来临的“新经济时代”做好准备。

本文说明了，构成现在经济衰退的基础和以前是相似的：制造业的生产力增长过剩与相应的需求不足，导致制造业的就业率大幅下降。这就使得在我们所推动的比较优势和全球化的发展变化中，美国所占的份额会相对减少。和那时的人们一样，我们是我们自身经济成功的受害者，并且市场仍然不能在结构化改革中独立完成。与当时不同的是，现在的情形更为残酷，因为现在需要发展的新部门是医疗服务和教育，在这些部门中，政府的角色就更为重要，但美国政府不仅没在这一转型过程中做出努力，反而在一步步的退缩。

如果这种分析是正确的，那就意味着未来是十分黯淡的。在我写这篇文章的这几年，这些预测都一步步地被证实。尽管美国的经济表现十分平庸，其仍然是世界所期待的带领世界走向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美国的高科技部门一直为世界各国所嫉妒，并且页岩中发现的石油和天然气很可能为全球油价创造新低。在本书即将出版时，也就是2007年经济衰退的8年后，我们迎来了经济复苏的最后机会，然而美国经济仍然没有恢复到足以为新的劳动力提供就业机会的程度。尽管现在的失业率正在降低，但这主要是因为劳动力参与率的下降。在过去的40年从未出现过这么高水平的失业，数百万美国人退出了劳动力市场。

但就像我在本书和其他文章中介绍的，美国经历的这种长时间的（或者有时被称作长期的）经济停滞，并不是经济法则的原因而是政策的影响。这种经济停滞其实就是由政府刺激结构转型不利造成的，并且它没有为削减这种经济不平等做出任何努力。

这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深入阐述了科技变化及其带来的一些问题。前两节写在大萧条发生之前，但当时我已经清楚地发现了我们经济运营上所存在的一些问题。在《在富足时代的贫困》一文中，我提出了一个疑问，在这个富足的时代，为什么在美国及其他的国家有这么多艰难的时刻，毕竟我们总能听到各种关于科技不断进步的言论。这一问题的答案，部分是因为不断加深的社会经济不平等水平；科技进步的成果并没有平等地进行分配，美国的中产阶级实际上的生活水平越来越差。

从世界层面来看，还有两个问题需要面对。美国的一些政策正不断帮助世界上最富有国家的富人来剥削世界上贫困国家的穷人们。以农业补贴为例，美国农民正不断收到国家补贴，但这些钱本可以用于一些更需要资金的部门，比如对基础设施、科技或者教育的投资。这些对美国富裕农民的补贴推动了世界粮食价格的下降，从而使得发展中国家穷苦农民的生活更加艰难。

另外，一些企业福利政策正不断使得一些煤矿和石油企业不断获益，并且牺牲了我们子孙后代的利益。我们正不断补贴这些环境污染者，他们因此可以不停地污染环境来满足自己的私利，同时补贴他们的资金其实本可以用于一些更有意义的地方。但更为惨痛的是，这些福利政策还扭曲着我们的创新。我们现在的创新正在不断缩减企业对劳动力的需求，这就使得整个世界富余出许多劳动力，却没有什么创新能用来保护我们的环境。

要想提高我们长期的生活水平，我们必须将目光集中在经济增长上，而我所说的正确的经济增长方式就是指环境友好型的共同富裕增长方式。在《为经济增长左倾》一文中，我解释了如何实现这种经济增长方式，以及政府应该在这一过程中起到什么作用。另一方面，2007年的金融危机为我们展示了市场并不效率也不稳定。即使是在利率十分低的时期，资金和创新都没有创造出收入可观的岗位，也没有为经济体中的核心部门增加生产力。这些资金都流向了内华达沙漠的一些劣质住房建设项目以及其他一些投机项目。而所谓的创新精神都不断地被用于创造新的金融产品，这些产品并没有降低金融风险反而使其越来越扩大。本文介绍了一个综合性经济增长路线的框架，这一方案远比我们10多年所经历的经济不稳定以及经济停滞更有前途。

在《创新之谜》一文中，我也提出了一个问题，那就是为什么我们所不断提倡的经济创新并没有在一些诸如单位资本GDP等宏观数据中有所表现。我认为，这其中的部分原因是我们GDP的相关数据并不能很好地反映我们的经济发展（这一问题也是我任主席的国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衡量标准协会所一直强调的主题）。[1]但同时，其中还有部分原因是我们所见到的创新中有着大量的宣传成分。像Google和Facebook所做的那些广告那样，能够实现准确有效的广告营销是十分重要的。但是现在的这些创新真的能和以前电、电脑、激光或者晶体管的发明相提并论吗？

另外，创新的负面影响的确是存在的。如果生产力增长要比需求增长快，那么岗位和收入就会降低，大萧条时期就是这样一种情况。过去大约有70%的劳动力在生产我们生存所需要的各种食物，而现在只用比3%还少的劳动力甚至就可以生产我们现在“肥胖的”社会所需要的所有食物消费。而那些失业的人并不必然能在其他地方找到工作。那些乐观的科技支持者引用了当时汽车生产者所说的话：那些生产马鞭的职工虽然在失业，但修车和制造汽车的厂商创造了更多的岗位。但这一经济创新模式并不是不可打破的。并且在总需求十分疲软的现在，这些创新并没有办法创造出就业。

[1] 相关数据可以查阅报告：Mismeasuring Our Lives:Why GDP Doesn’t Add Up,with Jean-Paul Fitoussi and Amartya Sen(New York:New Press,2010)。对这一问题的简单评述可以查阅我的专栏文章“Towards a Better Measure of Well-Being,”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3,2009。

如何让美国重新运转[1]

美国正在，或者说应该关注就业。大约有2500万美国人面临着非自愿失业。而年轻人的失业率现在更是已经达到了令人难以接受的水平，是国家平均失业率水平的两倍。

美国人总认为自己的国家是一片充满机会的沃土，但是在这么黯淡的前景面前，我们国家的年轻人的机会究竟在哪里？以前，那些失业的人很快就能重新找到一份工作，但现在已经有大约40%的失业者失业6个月以上。

巴拉克·奥巴马总统将于周四发表关于政府将采取的方案的演讲，而政府部门也应该考虑一下他们都可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现在举国上下都是一片悲观的氛围，政府有一些望梅止渴的行为也无可厚非，但现在国家面临的高额债务和赤字，让我们不禁发问：到底有没有什么方法能解决我们所面临的窘境？

从经济的角度来回答的话，我们创造就业和促进增长的方法其实有很多。

从短期到长期，我们都有相应的政策来解决这些问题并且可以降低债务/GDP比例。并且，如果我们可以牺牲一部分创造就业的效率，我们甚至可以在短期保护政府免受财政赤字带来的不良影响。

但是政治家究竟是否允许我们采取我所说的这一切政策就是另一回事了。

这种悲观的情绪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认为调控宏观经济的主要手段之一的货币政策已经被证明是低效的，并且这种状况有可能进一步持续。因此，我们不应该妄想通过货币政策来解决其所创造的混乱情形。我们应该及早弄清楚这一点。

同时，政府在最近声称，高额的财政赤字以及国家债务明显阻碍了财政政策发挥其作用。并且，关于究竟什么样的财政政策可能有效这一问题大家并没有一致的结论。

是不是我们已经注定了要在一段长期的日式衰退中走向经济衰亡，直到过度杠杆和真实经济负载力之间的矛盾爆发使得这一问题最终得以自发解决？我认为，答案是否定的。或者更准确地说，这一结果并不是不可避免的。

首先，我们必须否定两个错误的认知。一是降低财政赤字可以使经济走向复苏。因为我们无法通过解雇员工和减少支出来创造就业和促进经济增长。拥有大量资本的企业之所以不进行投资和生产，就是因为社会对其产品的需求不足。而紧缩性政策所带来的需求疲软只会打击投资和生产的积极性。

就像保罗·克鲁格曼强调的，没有“信心神话”可以奇迹般地说服看到国家财政赤字减少的投资者进行投资。这一试验我们已经做过成千上万次了。赫伯特·胡佛总统通过紧缩性政策将股票市场冲击成了“大萧条”。我也曾亲眼见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如何通过紧缩性政策，一步步将东亚国家的经济下滑变成经济衰退，又一步步将经济衰退变成经济萧条。

我无法理解为什么有这么多有力的证据，还有国家政府要对自己国家施加紧缩性政策。就连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现在也意识到我们的国家需要财政支持。

另一个错误的认知是刺激性政策是无效的。支撑这一说法的证据是十分简单的：失业率的峰值大概是10%，并且现在仍超过9%。（现在更为准确的衡量方法使得这一数值更高。）然而，政府宣称，通过采取刺激性政策，失业率也只是降到了8%。

我曾在《自由市场的坠落》一书中指出，政府这一想法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因为他们远没有意识到，这一次的经济危机带来的影响其实已经“积怨已久”。

同时，如果没有这些刺激性政策，失业率或许会冲破12%这一水平。毫无疑问，这些刺激性经济政策可以进一步得到完善。但是与不采取刺激性政策相比，确实在很大程度上降低了失业率水平。这种刺激性政策实际上是有效的。这种政策只是规模不够大，持续时间不够长而已。我们的政府不仅低估了这次危机影响的深远性而且低估了这次危机的持久性。

关于如何认知财政赤字这一问题，我们应该回顾过去的10年，当时我国有着大量的财政盈余，并且有着2%的GDP增速。当时美联储主席甚至担心我们会很快还清国家债务，从而使得我们的货币政策难以实施。因此，弄清我们是如何从10年前的情形变成现在这样子的对于解决赤字问题是非常有帮助的。

在这10年中主要有4方面发生了变化：第一，税收减免超过了国家可以负担的水平；第二，我们经历了两场成本高昂的战争，从而使得军备支出一路飞涨，其为我们带来了2.5万亿美元的债务；第三，医疗保险处方药计划的一些条款限制了最大药品采购者——我们的政府，和制药企业进行价格协商，从而导致了10年内千百万美元的额外成本；第四，经济衰退。

改变这4项政策很快就会让我们的国家财政政策重新起效。然而，目前唯一重要的事情是让美国居民能够重新就业：因为居民的高收入就意味着国家的高税收。

但现在如何让美国居民重新就业呢？答案可能是通过利用目前极低的利率来进行一些美国急需的关于基础设施、技术以及教育的长期投资。

我们应该重点关注一些同时具有高收益以及劳动密集两个特点的公共投资项目。这些可以和私人投资形成互补，在增加私人投资收益的同时带动私人部门发展。

帮助各个州支付教育费用可以很快实现几千人的就业。对于意识到教育重要性的发达国家来说，在现在国际竞争如此激烈的今天，解雇教师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且，教育和职业培训对于在21世纪重塑我们的经济结构来说是有着战略意义的。

而我国公共部门经历了这么久的投资不足的时期，也在一定程度上是有好处的，因为其蕴含了许多高收益的机会。在短期内产出的增加以及长期中经济的增长完全可以创造出足够的税收收入来偿还这些低利率的贷款。这么一来，我们的债务就会减少，GDP就会增加，从而债务/GDP比例就会降低。

没有任何一个分析师会只关注一个公司的债务，他肯定是同时关注资产负债表的两方面——资产和负债。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对于美国政府的负债也应该抱有同样的态度，不要再一心关注财政赤字了。

如果无法采取上述政策，我们可以采取一些不如这些政策强有力但仍然十分高效的方法来创造岗位。经济学家们一直都认为同时平衡地增加政府支出与税收可以平稳地推动GDP上涨。这种每一美元税收和支出所对应的GDP增加额被称为“平衡预算乘数”。

据统计，通过包括对顶层美国居民、不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高额征税以及完善税收漏洞等在内的完备的税收增加政策与注重投资的前瞻性支出项目的结合，我们可以将这种乘数保持在2和3之间。

这就意味着聚敛着全美收入25%的我们国家前1%的精英要多付一点税收，或者说这些其实仅仅是他们应付的公平税额。对这笔资金的投资将刺激我们国家的产出和就业，并且随着经济在未来的走强，我国的负债/GDP比例仍然会降低。

如果我们可以正确地衡量我们国家的产出，我们会发现我国产出会有所提高，进而会产生出更多的税收，这些税收可以提高我们的经济运行效率以及居民的生活质量。我曾任国际经济发展和社会进程衡量标准协会的主席，发现我国现行经济衡量指标存在着重大的缺陷。

经济学中有一条基本的准则，对产生负外部性的商品征税要比对产生正外部性商品征税要有利。这就意味着，我们应该对污染环境的企业以及扰乱金融稳定秩序的交易进行征税。同时我们还可以通过对我国自然资源进行拍卖等方式来提高我们的政府收入。

尽管我认为从经济上考虑没有什么太好的理由否决上述政策，但是如果这些政策真的被否决了，我们仍然有进行调整的空间。在现行的预算规划下，政府可以通过改变税收和支出项目的计划来调整财政收支。

通过增加社会顶层的富人的税率，降低社会底层的穷人的税率可以很明显地提高消费。同时，增加那些不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税率，降低那些在美国投资的企业的税率将促进我国投资项目的增加。另外，现在军备支出乘数——即反映每一美元支出所带来的GDP增长额，远低于教育支出乘数，因此将一部分支出投向教育将会刺激我们经济的增长。

除了控制预算之外，我们还可以采取很多其他措施。政府应该对银行施加一定的压力，毕竟由于救助这些银行，他们已经欠了我们大笔债务。软硬兼施的政策将使得这些银行为中小企业进行贷款并且重组更多的住房抵押贷款。我们的政府应该致力于保障住房所有者的利益，因为只要居民持续不断地丧失住房的抵押赎回权，房地产市场就没有办法走向复苏。

银行垄断的信用卡服务也同样为每次交易征收了一定的税额，但是这些“税收收入”也都流进了银行家的口袋，并没有为任何公共服务做出贡献，当然也不会降低国家负债。同时关于银行的强力反垄断法的实施对于一些小企业来说也是希望的曙光。

总之，我们还是有办法来应对现在的情况。我们现在的窘境并不是经济学理论的问题。理论和经验都告诉我们，我们能做的还有很多。当然，财政赤字和国家债务确实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我们的政策实施。但是即使有这些限制，我们仍然是可以实现增加就业、刺激经济同时降低负债/GDP比率的。

究竟能否实现我所说的一切，实际上是由我们的政客们是否采取我们所需要采取的恢复经济的政策所决定的。

[1] Politico, September 7,2011.

经济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1]

奥巴马总统的再次竞选就像是一次罗夏克测试，其不断地被各界人士进行评论和解读。在这次竞选中，他们所讨论的问题也都是些令我彻夜难寐的问题。比如经济似乎陷入了长期停滞，以及社会顶层1%的人口和其他人之间的两极分化，这不仅会导致分配结果的不平等，同时也会造成机会的不平等。对我而言，这些问题是同一个硬币的两面：在从衰退之前到现在的一段时间内，我们的经济不平等水平是最高的，这就使得短期内想要得到收效明显的经济复苏是非常困难的，同时以努力工作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为口号的美国梦正在慢慢走向破灭。

政治家们总认为日益加剧的经济不平等和缓慢的经济复苏是两个独立的经济现象，但实际上这两者是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的。这种经济不平等扼制着、限制着并拖累着我们的经济增长。当倡导自由市场的经济学杂志《经济学人》在其10月特刊中提到，美国经济不平等的范围之广以及性质之恶劣，是美国经济发展的巨大威胁时，我们就应该意识到我们国家的经济发展已经出现了一些严重的问题。并且，在经历了经济不平等不断恶化的40年以及大萧条以来最大规模的经济下滑之后，我们仍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解决这一问题。

经济不平等拖累我国经济复苏的主要原因有4点：最直接的原因就是我国中产阶级现在过于脆弱，无法像以前那样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推动力。在2010年，社会前1%的高收入者拿走了国家收入增长的93%，这就使得中产阶级的收入经通胀调整之后还低于其1996年的水平。而中产阶级相较于储蓄而言，其更有可能进行的是消费，也就是说在一定意义上中产阶级才是创造真正就业的阶层。而经济危机前10年的经济增长模式是不可持续的，毕竟当时的经济发展依赖于经济收入位于底层的80%的人通过信用贷款消费他们收入的110%。

其次，中产阶级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日渐乏力，这意味着中产阶级无法为他们的未来进行投资，即他们不能自我教育，也不能教育自己的孩子，同时也无法创业或者提升自己的工作前景。这种现象在20世纪90年代只会偶尔出现。

另外，现在高收入阶层一方面想方设法进行避税；另一方面向政府部门要求减税，而中产阶级乏力进一步降低了政府的税收收入。最近推出的适度税率协议想要重新回复到克林顿时期的税率水平，其对个人收入超过40万美元、家庭收入超过45万美元进行收税，但这一切并没法改变现在中产阶级的窘境。华尔街投资的收益远比其他类型收入的税率低。而低税收就意味着政府不能够进行重要的基础设施、教育、科研以及医疗投资，而这一切对于恢复长期经济实力来说是十分重要的。

最后，经济不平等经常伴随着更为频繁和严重的繁荣与萧条的循环，而这就使得我们的经济更加不稳定，也更加脆弱。尽管经济不平等并不会直接导致经济危机，但是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冲击和大萧条的出现，就是伴随着上一次像现在这么高的收入和财富不平等水平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经提出了关于经济不稳定和经济不平等之间的系统性联系，但是美国领导人并没有吸取其中的经验。

这种经济中的极端不平等导致了我国的孩子们在很大程度上要受到其父母水平的限制，而且他们几乎无法依靠自己的潜能谋求生活。这与我们国家所设想的，美国是一个任何人都可以凭借自己的努力和才能来实现自我价值的机遇之地的想法完全相反。生活在像加拿大、法国、德国及瑞典等发达国家的孩子相较于美国的孩子而言更有机会过得比他们的父母要好。美国有超过1/5的孩子生活在贫困中，这使得美国在关于年轻人的未来排名中排名倒数第二，甚至排在保加利亚、拉脱维亚以及希腊这样国家的后面。

我们的社会正在浪费其最有价值的资源：我们的年轻人。对更好生活的梦想吸引了大批移民来到美国，但这一梦想逐渐被美国日渐拉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拍得粉碎。在19世纪30年代发现平均主义是美国的核心特色的托克维尔看到现在这一幕估计要从坟墓里爬出来了。

即使我们可以忽略解决我们经济上不平等问题的必要性，我们也应该考虑这一不平等对我们的社会结构和政治生活带来的破坏。经济不平等带来了政治不平等以及一系列有缺陷的决策机制。

尽管奥巴马总统承诺要帮助所有美国人摆脱这一经济危机，衰退和其延迟影响使得经济危机的解决更加棘手。尽管2009年有大笔的救市资金投向了银行，当年10月的失业率水平仍然冲向了10%。现在的失业率水平（7.8%）虽然比以前要好很多，但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有许多人已经退出了劳动力市场，或许他们再也不会重回这一市场，或者他们接受了一些兼职，但这完全是因为他们找不到一份全职工作。

这种高失业率必然会导致工资水平的下降。经过通货膨胀调整之后，我国工人的实际工资水平停滞或者已经有所下降；一个典型美国男性工人在2011年的收入（为32986美元）低于1968年美国男性工人收入（为33880美元）。税收基础的降低使得对那些社会底层和中产阶级极为重要的公共服务大量缩减。

大多数美国人最重要的财产是他们的住房，并且随着房价的直线下滑，房屋所有者的财富就大幅缩水，他们中还有许多人是贷款买房，这就使得他们的财富水平更加受到影响。居民净资产开始出现大规模的负值，而中产阶级住房者的财富几乎降低了40%，从2007年的126400美元降至2010年77300美元，并且在这几年中，房价只经历了小幅的反弹。在大萧条之后，大多数国家的财富增长都流向了社会顶层的一些名流。

同时，随着实际收入持续停滞甚至降低，学费却在不断走高。现在，美国的孩子接受教育的资金主要来源是贷款，而教育恰恰是使得孩子们跻身上流社会的唯一确定途径。在2010年，学生债务已经凭借1万亿美元左右的数额超越了信用卡债务，并位列居民负债首位。

而学生债务几乎是无法被消除的，即使银行破产。由于父母和其子女合签了贷款合约，那么即使其子女在死亡之后，其父母也无法免去债务。即使有些由金融家运营的以盈利为目的的学校以一些误导性就业承诺诱使学生签了该贷款后，这些学校违约没有给这些学生提供工作，这些学生也必须要履行还款义务。

相较于向银行注资以提供帮助的方法，我们本可以通过对底层人民给予帮助来重建我们的经济体系。我们可以通过和银行订立一些合约，比如在房价恢复后给银行一定份额的补偿，来免去这些房价已经贴水的房屋所有者的债务，所谓贴水就是说这些房屋所有者的房屋价值已经要低于房屋所有者的抵押贷款额。

我们本应该意识到当年轻人失业时，他们的工作技能就会相应萎缩。我们也本可以保证年轻人要么在上学，要么在进行一些技能培训，要么在工作。但是，我们并没有，我们反而让年轻人的失业率是全国平均失业率的两倍。富人可以不用通过大笔贷款，让他们的孩子接受本科或者硕士教育，或者通过免费的实习机会来增强他们简历的竞争力。但是这些对于中产阶级或者位处底层的孩子们而言是不能奢求的。实际上这为未来更多的不平等埋下了罪恶的种子。

当然，我们不仅仅应该归咎于奥巴马政府。乔治W.布什总统2001～2003年的税收减免以及其对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的几万亿美元的投入都挖空了我们本就贪心的银行，同时还恶化了我国本已十分剧烈的两极分化。其政党建立的财政规则已经达到了伪善的高度，他减免富人税收的同时减少对穷人提供的公共服务。

现在有着各种各样关于不平等的借口。一些人说我们根本不能控制这种经济不平等，因为这是一种市场力量，这些都是因为全球化、自由贸易、科技变革以及其他一些新兴事物的发展而造成的。还有一些人坚称，我们如果妄图减弱这种经济不平等，就会使我们本已生锈的经济引擎面临进一步熄火。但实际上这都是一些自私的、无知的谬论。

市场力量并不存在于真空中，我们是可以塑造它的。在其他国家，比如经济飞速发展的巴西，通过对市场力量的塑造，不仅保证了经济发展和发展机会的增长，同时保持着较低的不平等水平。比我们国家贫穷得多的国家都决定为所有年轻人普及教育、提供食物和必要的医疗设施，来为其未来发展保驾护航。

我们的法律体系以及其执行方式为我们的金融部门提供了便利；为首席执行官的不正当收益提供了保障；为垄断部门通过其垄断力量所获的不公平收益提供了保护。

是的，市场的确更注重某些技能，并且拥有这些技能的人会有更好的市场表现。是的，全球化和科技进步导致了许多优质制造业从业人员的失业，并且这些失业的人或许永远都不能再回到这些职业。世界制造业市场在萎缩，这的确只是因为生产力的大幅增加，并且美国从这些不断萎缩的市场份额中能得到的新岗位更少了。但如果我们要成功地“保住”这些岗位，我们只能降低一些高收入工作的薪水，而这一策略明显不是一个长期的方案。

对于全球化的不平衡追求使得工人的议价能力逐渐降低，当面临工资水平提高的要求时，企业可以以搬到其他地区作为威胁，而现在税收规则对于跨国投资十分有利，这一情形就更为严峻，进而就会弱化工会的能力，尽管有时这些工会是一些难以处理的问题，但在金融危机中最能有效处理这种危机的国家，如德国、瑞典等，都有着很强的工会以及社会保障系统。

随着奥巴马总统第二个任期的来临，我们必须意识到如果没有政策来直接解决不平等问题，我们的国家不可能快速地实现经济的实质性复苏。我们所需要的是，至少要囊括教育投资、更为先进的税收体系以及金融投机税收的全面社会政策。

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的想法正在进行转变，过去我们不断地提出这样的问题：如果我们牺牲一点平等和机会就能够取得多大的经济增长。现在我们意识到我们正在为我们的经济不平等付出高昂的代价，并且降低经济不平等水平和促进经济发展两个目标是相互交织的互补性目标。而这一目标的实现，将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当然也包括我们国家的领导者，我们需要集中我们所有的勇气和智慧来解决这个问题。

[1] New York Times, January 19,2013.

就业之书[1]

现在距离房地产泡沫破裂已经过去了5年，而距离经济衰退开始也已经过去了4年。现在美国就业岗位比4年前少了660万，大约有230万美国居民正在面临非自愿性失业。在这些失业的人中几乎有一半都是长期失业的人。居民收入正在下降，现在的实际收入和1997年的收入相比要低许多。

我们看到了金融危机在2008年卷土重来，并且我们自认为我们已经找到了造成这一经济衰退的原因，我国大银行的随意贷款以及鲁莽的赌博行为将美国经济带到了毁灭的边缘。奥巴马和布什政府都认为我们必须要让银行无限制、无条件地使用资金，不然经济无法走向复苏。也就是说，我们做这一切并不是因为我们喜欢银行，而是因为（至少我们是这样被告知的）我们无法离开它们为我们提供的贷款。许多人都坚称，只要用强力的、果断的以及慷慨的救市政策救助现在困难的银行以及银行家、银行持股人以及他们的债权人，我们就可以将经济恢复到经历危机之前的状态。同时，采取一些规模适当、短期的刺激性政策就足以满足银行恢复正常前的所有经济需求。

银行最终还是得到了它们的救助款。但这笔救助款大部分都变成了银行系统内部的奖金，只有一少部分被用作贷款资金。同时，经济并没有完全恢复，现在经济产出几乎并不比经历经济危机之前要高，而且就业形式也十分黯淡。对我们经济形势的判断以及据此采用的经济政策都是不正确的。首先，我们不应该相信银行家会改变他们以往的行事风格，即使我们对待这些银行家已经十分善良了，我们也不该妄图相信他们会向社会进行放贷。事实上，一直有人告诉我们：“不要和银行谈条件，不要要求他们重组房贷或者在他们取消抵押赎回权时更为坦诚，也不要要求他们一定要将资金用于借贷。这些条件和要求将会干扰我们微妙的市场运营。”最终，这些银行经理就开始为己谋利，并做一些它们已经形成习惯的勾当。

即使我们最终完全弥补了银行体系的漏洞，我们会发现我们仍处于问题当中，因为我们已经深陷问题之中了。那个看起来像黄金时代的2007年，其实也不像天堂那么遥远。当时，信息技术领域的公司是经济改革中的先锋。但是大多数工薪阶层的美国人收入水平仍没有回到经历衰退之前的水平。当时美国人的生活水平都是靠持续借贷来维持的，这种债务水平非常高，以至于美国的存款利率已经几乎降至零利率的水平。而零利率的背后意义是非常复杂的。因为富人们经常能够储蓄他们收入中的一大部分，而他们的收益必然是正的，而平均利率趋向于零就意味着其他人面临的利率就是负的。（事实是这样的：在经济衰退开始之前的几年，根据我的哥伦比亚大学同事格林·沃尔德的调查研究，当时美国人口的后80%进行了其收入110%的消费。）而这一贷款水平之所以可以实现就是因为房地产泡沫。美联储的两位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和本·伯南克帮助设计了这一低利率和自由化经济政策，他们甚至完全没有使用他们所拥有的管制工具。众所周知，这种自由化政策使得银行可以大肆贷款，而房屋所有者也可以根据房屋价格来进行借款，但是我们都知道房屋价格在一定程度上都是由大众的臆想所决定的。

事实上，我国经济在经历经济危机的前几年其实是十分疲软的，但是一直将这些泡沫以及不可持续的消费模式作为维持经济增长的重要支持。如果没有这些泡沫的支撑，我们的失业率将会非常高。但是，如果我们认为对银行系统的完善可以恢复经济增长，那就十分荒谬了。同时，将经济带回到其以前的状态对解决潜在的问题没有任何帮助。

我们现在所经历的经济问题和80年前所出现的经济问题是非常相似的。在80年前的大萧条中，所有的经济情形都和现在是相似的。当时和现在一样，我们都面临着银行系统崩溃的问题。但是当时的银行系统崩溃有一些更深层次的原因。即使我们可以完美地解决银行系统失败的这类“经济皮外伤”，经济的完全恢复也需要花费10多年的时间。最乐观的结果也是我们知道要经历一段长期的经济低迷。如果我们对这类“皮外伤”的应对不那么尽如人意——就像我们现在所处的这样，那么长期的低迷就会持续更长的时间，并且和大萧条并行发生，这样又会展现经济大萧条悲剧的另一面。

到目前为止，这一次经济衰退的失业率之高使得大萧条期间超过8%的失业率不再是新高。并且，在过去的60年间没有什么时候的经济产出比这次经济衰退开始之前的经济产出要高。现在居民就业人口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经济衰期的就业人口数下降了两倍。意料之中的是，经济学家们开始思考此次长期的经济低迷和大萧条之间的相似性和不同点。但是从中吸取教训是一件不容易的事情。

许多人都认为导致当年大萧条的主要原因是美联储货币供给的过度紧缩。本·伯南克作为一名大萧条研究学者公开发表言论称这也是他在对大萧条的研究中学到的一课，因此在他出任美联储主席之后，他打开了货币资金的供给阀，并且使资金供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从2008年开始，美联储资产负债表总额是之前的两倍，紧接着成为了之前的3倍。现在其总额为2.8万亿美元。通过这种措施，美联储或许可以成功地救助银行体系，但是却无法拯救经济。

经济情况并没有因为这些政策有所好转，这就使得美联储的公信力降低，并且这一情况也让人们逐渐对这一主流的大萧条成因的解释有所质疑。之前主流的言论都是说，之前美联储紧缩银根，所以才导致了大萧条的出现，只要我们能让美联储重新提供资金——就像美联储之前做的那样，就可以解决这一全面爆发的大萧条。在经济学领域，我们很难像在自然科学研究中那样通过控制变量来进行试验。但是，货币扩张政策在扭转经济衰退形势中的乏力应该让我们能够看清造成20世纪30年代大萧条的罪魁祸首并不是货币政策。现在和当时的情形一样，造成这些问题的是另外一些因素。现在经济所面临的问题是所谓的实体经济问题。这一问题扎根于我们所拥有的岗位、我们所需要的岗位以及那些我们所失去的岗位中，同时这些问题也出现在我们的某些劳动力需求无法满足以及某些劳动力需求过度供给的情形中。我们的实体经济已经处在痛苦的转型中几十年的时间了，但我们从没有直面过实体经济混乱的问题。在长期低迷的背后隐藏着实体经济的危机，就像当年大萧条背后的危机一样。

在过去的几年中，布鲁斯·格林沃尔德和我致力于研究另外一种对大萧条的解释，同时也在进行拖累现在经济发展的原因分析。我们所研究的观点认为，20世纪30年代的金融危机实际上是经济疲软的潜在问题的表现，而不是金融部门的内部崩溃。在大萧条开始以及失业率激增之后，银行体系在1933年才全面崩溃。1931年美国失业率已经高达16%，而到了1932年，失业率已经上涨到了23%。当时的棚户区，也被戏称为“胡佛村”随处可见。造成这些问题的潜在原因是实体经济的结构转型：由于当时被视为“技术进步”的机械化带来了生产力上涨，农产品的价格大面积下跌，同时农民的收入开始逐步下降。

在大萧条来临前夕，有超过1/5的美国人从事农业劳动。在1929～1932年，经济危机的爆发加之之前积累的许多问题，这些农民发现他们的收入减少了1/3到2/3。农业成为其自身成功的受害者。在1900年，美国有一大部分的人口都在为提供全国的粮食供给而服务。接着便迎来了农业生产水平在一个世纪间的快速进步，人们发现了更优质的种子、效果更好的化肥、更高效的农业生产技术以及采取当时广泛普及的机械化生产。现在，2%的美国人所生产的食物就已经足够我们全社会进行消费了。

但这一转变或者说农业进步意味着关于农民的就业和生活将会被破坏。由于生产力的进步，产出的增长速度超过了需求，这就使得农产品价格急剧下降。不是别的，恰恰就是这一点大幅削减了农民的收入。为了维持生计和生产，农民（类似于现在的工人）不得不去大量借债。然而，由于农民和银行家们都没有意料到农产品价格的下降会如此之快，信贷危机随之而来。这就直接导致农民无法还清他们的贷款。金融部门就这样陷入了农产品收入下降的旋涡中。

城市也没能幸免。随着农村收入的下降，农民越来越无法去购买工厂生产的产品。因此，制造商就必须裁员，这就进一步降低了农产品需求，使得农产品价格进一步下降。长此以往，这一恶性循环就影响了整个国家的经济走向。

资产（比如房屋）的价格一般也会随着收入的减少而下降。农民就这样被困在了他们越来越不景气的农业部门，同时他们也无法离开这个让他们深深绝望的农场。收入和财富的缩水使得农民向城市的移民越来越困难；而城市极高的失业率使得向城市移民也越来越没有吸引力。在整个20世纪30年代，尽管农民收入出现了大幅下降，但农村整体的迁出率并不高。同时，农民还在不断地进行生产，甚至有时为了弥补价格上的劣势会生产得更多。从个体而言，这种行为是可以弥补收入不足的；但是从总体上讲，这种行为是没有意义的。因为任何总产量的增加都会进一步带来价格下行的压力。

考虑到那一次的农民收入降低幅度之大，我们也不难理解为什么罗斯福新政并不能解决全国所面临的经济危机。这些项目大都规模较小，而且许多项目很快就被放弃了。直至1937年，罗斯福最终屈服于赤字鹰派，犯了一个毁灭性的错误，削减了刺激政策的资金额。与此同时，高压下的国家和地方政府不得不进行裁员，这与现在的情形如出一辙。而银行的危机毫无疑问地复杂化了所有的问题，并且进一步广泛化并深化了这一经济衰退。但是所有对金融崩溃的分析都必须从这一次连锁反应的起点开始。

罗斯福的农业政策——美国农业调整法案通过约束农产品产量来提升农产品价格，这或许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当时的农民收入窘境，因为其毕竟提高了农业的利润。但是真正开始帮助美国脱离大萧条的行为是政府为了准备世界大战而产生的大量农产品支出。我们需要洞悉这其中最简单的逻辑：正是政府的大量支出为我们带来了经济的复苏。这也就是说为我们带来经济复苏的是凯恩斯理论的刺激性政策而不是对货币政策的修正或者对银行系统的帮扶。当然，如果我们将这笔支出投向了教育、科技或者基础设施建设而不是军事的话，这对于我们经济的长远发展是更有利的。但即便如此，我们也可以发现积极的公共支出政策是可以抵消私人部门支出疲软带来的影响的。

政府支出无意间解决了经济发展中潜在的问题，这笔支出帮助美国完成了必要的结构转型，从而使得美国，尤其是美国南部，直接从农业主导的经济模式转向了制造业主导的经济模式。美国人对诸如“产业政策”这样的词汇非常敏感，但这正是这笔战争支出的性质，这些政策可以永久地改变一国经济的性质。自此以后，城市区域的手工业创造出了大量的就业岗位，成功地将农村人口转向了城市。食品的市场供求又一次走向平衡：农产品价格开始稳步提升。从农村移向城市的移民经过培训之后可以很好地适应城市的生活并且有了必要的工厂生产技能，在战后推出的退伍军人法确保了回归的老兵可以在现代工业社会中拥有必要的生存技能。与此同时，大量困在农村的劳动力大多找到了工作。这一过程十分漫长且痛苦，但是经济压力之源已经被解决了。

大萧条的起源和现在的经济长期低迷之间是有着很大相似性的。那时候我们是从农业向制造业进行转型，现在则是从制造业向服务业进行转型。制造业的失业量是极具戏剧性的——之前手工业的就业量是60年前的就业量的1/3，而现在仅有60年前就业量的1/10。而造成这一衰退的原因主要有两点。其一是生产力的增加，这就和当时农业进步导致的大量美国农民失业是一个变化过程；另一个就是全球化。全球化使得美国企业将几百万的就业岗位送到海外，因为海外国家有着更低的劳动力报酬或者那些国家有着更好的基建设施和科技。（就像格林沃尔德指出的，20世纪90年代的失业基本上是由劳动力的发展而导致的，和全球化没有什么关系。）但无论究竟是哪一点导致了这一问题，都会产生和80年前一样不可避免的结果：那就是收入和就业的减少。之前在扬斯敦、伯明翰、加里或者底特律就业的职工，现在就像是大萧条时期被现代化机械取代的农民一样手足无措。

虽然我们可以暂时性地忽略这一危机，但它给消费支出及经济稳定的基础带来的影响是十分显著的，更不用说其带来巨大的人力资源耗费了。短期房地产泡沫和贷款市场通过为金融部门和建筑行业带来就业的方式创造了需求，从而掩盖了当时需求不足的问题。这种房地产泡沫甚至使得工人忘记了他们的实际收入正在减少。通过股票市场的投资，房价和退休金一路飙升，当时的人们享受着已经远超自己所梦想的财富。但是这些就业都是暂时性的，一切繁荣景象都不过是空中楼阁。

主流宏观经济学家认为在经济衰退中最可怕的并不是工资降低，而是工资刚性。他们认为哪怕工资有一点弹性（也就是说，可以下降），那经济衰退都会进行自我校正。但这一点在大萧条时期是不正确的，同样在现在也是不正确的。相反，降低工资及收入会直接降低需求，从而使我们的经济进一步衰退。

在4大服务部门中（金融、房地产、医疗以及教育）前两者在这次危机来临前就已经膨胀了。另外两个，医疗和教育一直都高度依靠政府帮助。但是在各个层面上的财政预算缩减，对教育的打击尤为严重，同时也打击了政府部门的整体发展。在过去4年中，国家和地方政府职员大约有70万人面临失业，这和大萧条时期发生的一切一模一样。就像1937年出现的那样，赤字鹰派现在也仍然要求平衡政府预算，进一步缩减财政支出。政府并没有采取一些推进结构化转型的措施，他们本应该投资正确的人力资本、科学技术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以使我们的经济回归正轨，但他们恰恰做着一些相反的工作。现在的政府政策只会有一个结果，他们使得经济长期低迷持续得更久、影响更加深远。

我们从这个简短的历史中可以得到两个结论。第一点是经济并不会自己进行反弹回调，至少在普通人可以接受的时间范围内是不可以的。是的，所有这些被取消抵押赎回权的房屋都会找到买家，或者最终被拆毁。房屋价格也总会在某些时刻趋于稳定甚至开始上涨。美国人也可以适应低水平的生活，他们不仅仅可以在其收入水平限制内生活，甚至可以接受由繁重的债务导致的收入水平下的生活。但是这一切将会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美国认为自己是机会沃土的这一想法将会最终破灭。由于失业的年轻人手艺会越来越生疏，他们中许多人也越来越难回到生产线上。他们最终会因为现在所发生的一切而在生活中处处碰壁。如果你开车穿过美国中西部州的工业带或者普莱恩斯的一些小城市抑或一些美国南部的工业中心，你就会看到一片不可逆转的衰败景象。

货币政策无法帮助我们走出这一危机。本·伯南克后来也承认了这一点。美联储促进了能带来不可持续消费的泡沫的产生，可以说其在促成本次萧条中“功不可没”，但是如果要解决这一经济萧条，美联储的确没有什么收效明显的方法。我可以理解，美联储的部分成员对此感到十分愧疚。但是，那些坚信货币政策会带来经济复苏的人们可能会非常失望。这种想法是十分谬误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

我们现在所需要做的是推行大量的投资项目，就像我们80年前无意间做的那样。通过这种方法，我们可以为未来几年带来生产力的提升，并且会增加就业量。这种公共投资，以及由此可以带来的GDP恢复，可以提升私人部门的收益。公共投资可以直接作用于提高生活质量和实际生产力，而在私人部门投资的金融创新似乎更像是一种会带来更大破坏的金融武器。

那在现在没有世界大战的情况下，我们究竟能否实现这些大规模投资呢？可能是不行的。但是好消息（在一定意义上）是美国的基础设施建设、科技以及教育在数十年都处在未充分投资的状态，因此其额外投资回报率非常高，并且此时资本的成本也前所未有的低。如果我们现在借款来为这些高收益投资项目进行融资，我们的负债/GDP比率将会大幅下降，从而使得我们的偿债能力有所提高。如果我们再同时提高对社会前1%住房所有者的税收，我们的偿债能力还能进一步提升。

但即使在美联储承诺未来几年维持零利率的情况下，私人部门不会也不能实现这么大规模的结构转型。实现这一转型的唯一方式就是通过政府来推行刺激性政策从而建立一套新的经济模式而不是保护原来落后的经济模式。我们必须要实现从制造业到居民所需的服务业的转型，所谓居民所需的服务业是指能够提升居民生活质量的服务业，而不是那些加剧经济风险和不平等的服务业。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我们能投资的高收益项目还有很多。教育是其中的一个重点，因为受过高等教育的人口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基础动力。同样，基本的科学研究也需要政府的支持。就拿几十年前的政府投资来说，其投向了互联网和生物科技，这都带动了经济的增长。如果没有这种投资，我们用什么来助力下一轮的创新浪潮的来临呢？同时，各地方政府还可以通过联邦帮助来缩小预算差额。在我们现在这种资源消耗性发展模式下实现经济的长期可持续增长是不可能的，因此基金科研、熟练的技术工人以及对清洁能源和更高效的能源的探求不仅可以帮我们走出经济衰退，同时可以保障我们的经济发展在未来数十年更为强劲。最后，我们的道路、铁路以及防洪堤、能源工厂等老旧公共服务设施，是我们高收益投资的首要目标。

另外一个结论是这样的：如果我们想要我们的经济恢复到以前“正常的”样子，我们就必须要修复金融系统。就如同之前所说的，金融部门的破裂并不是我们目前危机的成因，但是金融系统的漏洞确实助长了这一危机的发生，并且其对于经济长期恢复是一个阻碍。中小企业，尤其是新兴的中小企业，为经济体的就业岗位的创造做出了巨大贡献，并且在经济危机中也遭到了重创。我们所需要做的是让银行推出高风险的投机项目并且回归到“无聊的”借贷业务中去。但我们还没有修复好金融系统，相反，我们只是为银行提供了大笔资金，但是并没有约束其使用途径，没有约束其使用条件，并且我们自己也不清楚我们究竟想要并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银行体系。简而言之，我们混淆了方法和结果。银行系统应该用来服务社会，而不是另做他用。

这种对方法和结果的混淆的确让我们迷失了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方向。但美国人大体上已经逐渐明白了发生了什么。至少被占领华尔街运动所刺激的国家各地的抗议游行者们已经明白了。

[1] Vanity Fair, January 2012.

在富足时代的贫困[1]

反对食物和油价上涨的呼声在世界各地此起彼伏。穷人们开始意识到他们的收入随着世界经济不景气开始逐步受到挤压，而这一问题甚至也开始逐步在中产阶级有所显现。政治家们想要回应他们选民的合法需求，但是他们却没有任何办法。

在美国，希拉里·克林顿和约翰·麦凯恩找到了一种回应的方式，他们支持了汽油税的减免，不一定是永远减免，但至少这个夏天不收税了。只有奥巴马仍然坚守他的立场并反对了这一提议，他认为这一政策只能增加对汽油的需求，而这一减免额会因为消费量的上升而抵消。

但是如果克林顿和麦凯恩是错的，那我们究竟应该做什么？我们不能直接无视那些饱受经济危机折磨的人们的诉求。美国中产阶级的实际收入甚至还没有恢复到上次经济危机前的水平，也就是还不到1991年的居民收入水平。

当乔治·布什当选总统时，他宣称会减少富人的税收，这样可以恢复经济增长。他认为这种减税带来的收益可以通过涓滴效应最终使所有人共同受益，这一政策理论当时风靡了欧洲及世界各地，但最终被证明是无效的。他们本来认为税收减免会刺激储蓄，但是事实上住房所有者的储蓄忽然就降至为零。他们认为这些政策应该会刺激就业，但事实上劳动力参与率降得比20世纪90年代还低。最终经济增长也只是使得社会中的一少部分顶层人士获益不少。当时生产力确实增长了一段时间，但是这和华尔街的金融创新毫无关系。这些设计精妙的金融产品并没有真正起到风险管理的作用，反而加大了金融风险。这些金融工具已经非常复杂且不透明，以至于最终无论是华尔街还是评级机构都无法合理地对其进行风险评级。同时，金融部门创造的产品并没有成功地帮助普通人管理他们的风险，包括他们的住房风险。数以百万计的美国人都面临着失去他们房屋的风险，并且随之一同逝去的还有他们的积蓄。

美国成功的核心是科技，其标志便是硅谷。讽刺的是，随着房地产泡沫的膨胀，科学家所不断实现的科技进步并没有使得以科技为基础的企业和资助其科研的风险投资公司成为经济发展中最大的赢家。这些实际投资的硕果被金融市场众多参与者所投资的地产游戏所遮蔽。

世界需要重新考量经济增长的源泉究竟是什么。如果我们经济的基础是依赖于科技的进步而不是在房地产市场或金融市场的投机，那我们就应该重新调整我们的税收体系。为什么那些通过在“华尔街赌场”赌博获得收益的赌徒面对的税率要比通过其他途径赚钱的人面对的税率要低呢？资本利得税至少应该和普通所得税税率相同。（无论如何，这样的收益都可以得到持续的利润，因为在利得实现之前，这些所得都是不征税的。）另外，对于石油和天然气公司等自然资源企业的偶然利得也应该进行征税。

由于现在大多数国家都面临着经济不平等恶化的趋势，我们应该提高那些高收入者的税收，以此来帮助那些在全球化和科技化中处于劣势地位的人们，并且通过这一方法还可以缓解由于食物和能源价格上涨所带来的经济压力。像美国这样有着食品券社保项目的国家明显需要增加这些补贴的价值，以此来保证居民营养水平不会进一步下降。而那些没有这类保障项目的国家应该考虑开始实行这样的政策。

引发当今经济危机的因素有两个：伊拉克战争扰乱了中东的稳定从而推动了油价的迅猛增长，而中东曾是低价油的主要供给者，随着生物燃料的发明，食物和能源市场就会越来越集中。尽管我们都希望可再生能源能够全面普及，但是已经扭曲了的食物供给政策并不希望它发生。美国对以玉米为基础的酒精生产业的补贴很大程度上都进了酒精生产商的口袋，而并没有用于优化工艺以减少温室气体的排放。在美国和欧盟的大规模农业补贴削弱了发展中国家的农业发展的同时，这些发展中国家农业发展收到的提升农业生产力的国际援助也越来越少。农业发展的救助额从总救助额的17%降低至现在总救助额的3%，并且一些国际捐助国消除化肥补贴的要求会使这些发展中国家穷苦的农民生活得更加艰辛。

如果不能消除这种扭曲的农业和能源补贴政策，至少也得减少这些补贴额，并且要去帮助那些最穷困的国家提高他们的生产力。但这仅仅只是个开始，尽管洁净的空气和水资源是免费的财富，我们也应该尽最大的可能去珍视这一宝贵财富。只有新型的消费模式和保护措施——即一种新的经济发展模式可以解决这一基础的能源问题。

[1] Project Syndicate, June 6,2008.

为经济增长左倾[1]

左派和右派是指两种经济增长方式。因此，选民是否应该简单地将其视为选择一个政府管理团队的问题呢？

如果问题真是这样就好了，这个问题是有运气的成分在里面的。在20世纪90年代，美国的经济是受到庇佑的，当时的能源价格很低，我国创新步伐飞速向前，并且当时中国不断向我们提供一些物美价廉的商品，这所有的一切造就了较低的通货膨胀率以及经济的快速发展。

克林顿总统和当时的美联储主席艾伦·格林斯潘其实只有很小的一部分功劳，但是我们可以确定的是，错误的政策会毁掉这美好的经济发展步伐。与当时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现在高昂的能源和食物价格以及破碎的金融系统，这些在很大程度上都是由政策的失误带来的。

事实上，许多不同的经济增长政策都会直接带来不同的经济结果。第一个不同就是我们怎么去认知经济增长这一问题。经济增长绝不仅仅是GDP的增长，还有着对可持续性的要求：基于环境破坏的经济增长、债务融资的消费狂潮或者大肆开采稀缺的自然资源而不进行后续的再投资，这些都是不可持续的。

经济增长应该是覆盖面广；至少大多数居民都可以从经济增长中获益。以涓滴效应为基础的经济模式实际上没有很好的经济效果：其带来的GDP增长只会使得大多数居民的生活水平不断下降。而美国最近的经济增长既不是经济可持续的，也不是覆盖面广的。大多数美国人现在的生活都比他们7年前的生活水平差。

但是我们还不用在经济不平等和经济发展之间进行权衡。政府可以通过降低经济不平等水平来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这种经济平等对本国居民来说是最为宝贵的。因此确保每个居民都可以凭借其自身的能力生活是非常重要的，这也同时要求政府能为所有居民提供教育机会。

现代经济同时还强调承担风险。如果有个社会安全网，社会的各个成员将更愿意承担风险。如果我们不这么做，我们的居民可能会从外国竞争中寻求保护。因此社会保障制度远比贸易保护制度来得有效率得多。

社会的两极分化还会导致一些其他的成本，其中社会和私人对财产保护和社会治安的需求所导致的成本是非常高的。据估计，在最近几年内，美国从事治安行业的人员将比从事教育的人员多。而在监狱中关押一个人的成本比在哈佛教育一个人的成本要高得多。而关押大约200万美国人（这一犯罪率在全球单位资本犯罪率排名中是最高的）应该将其视为GDP的减少。

另外一个左派和右派的主要区别是关于其对于国家政府应在促进经济发展中扮演的角色这一问题的观点上。左派认为政府在提供基础设施建设、教育、发展科技甚至是作为一个大企业这些方面有着十分重要的作用。政府为网络发展和现代生物科技进步提供了基础。在19世纪，在美国政府支持的大学为农业改革提供了基础。紧接着政府便将这些科技进步所取得的经济成果带向数百万的美国农民。小企业贷款不仅仅对于新成立的公司非常关键，对于一些新兴产业而言也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一个不同看起来可能很奇怪，那就是左派的人们现在比较了解市场并且非常清楚市场在经济发展中能够并且应该起到一个什么样的作用。而右派，尤其是美国的右派，并不了解。新的右派，其中以布什-切尼政府为代表，实际上是新的伪装下的旧社团主义。

他们并不是自由主义者。他们坚信国家应该有很强的权力，当时他们就是用这一原因来为固定利率进行辩护的，而且他们也不怎么关注市场规则。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其中包括政府对大型合作农场的保护，对钢铁工业所收取的进口关税，以及最近其进行的大规模救助，包括对贝尔斯登、房利美以及房地美的注资援助。而且美国政府倡导自由市场的面孔和他所做的种种行为之间的差异已经存在了很久了：在里根时期，保护主义就已经有了扩张的迹象，当时美国就对日本车采取了所谓“自愿性出口配额”的政策。

与之相反，新的左派一直在尽力想让市场有效。我们早就通过一次又一次的金融崩溃得到了一个确定的结论：自由市场并不能够凭借自身运营良好。市场理论的拥护者有时会承认他们的错误，甚至是痛心疾首，但是他们仍然认为市场是可以进行“自我矫正”的。在大萧条时期，我们也听到过类似的言论：政府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因为长远来说，市场会自发地调整到充分就业的水平。但是，就像约翰·梅纳德·凯恩斯说过的至理名言那样，在长期中我们都已经死了。

在相当一段的时间框架内，市场都不具有自我矫正性。没有国家的政府可以在自己的国家进入经济衰落或者萧条时袖手旁观，即使这种经济萧条是由银行家无休止的贪婪或者股票市场和评级机构对风险的错误评估所导致的。但如果政府要为经济的恢复埋单，那政府部门就要装作经济并不怎么需要救助的样子。现实已经证明了右翼放松管制的咒语是错误的，并且我们现在正在为之付出代价。而这一代价是十分高昂的，就拿损失的经济产出来衡量，仅考虑美国一个国家就损失了超过1.5万亿美元。

右翼经常将其理论依据归结到亚当·斯密的发现，但是在亚当·斯密发现市场的力量时，他也意识到了市场的局限性。甚至在亚当·斯密的那个年代，商人们发现他们通过共谋能比产品创新更轻易地实现利润增长。所以就需要一部强有力的反垄断法。

支持一个党派是非常简单的，每个人都会暂时性的感觉良好，但实现经济的持续增长是较为困难的。相对于右翼，左翼有着更具一致性的政策路线，其不仅可以为我们带来高速的经济增长，同时还可以带来社会正义。对于投票者来说，通过这种比较他们应该可以很轻易地做出选择。

[1] Project Syndicate, August 6,2008.

创新之谜[1]

在这世界上，硅谷就象征着投身科学创新的巨大激情。在此观点下，美国的独创性变成了其他国家竞相模仿的巨大优势。但是仍有一些疑惑：创新的利益很难直接体现在GDP数据库中。

现如今的发展情况与个人电脑出现前的几十年的情况有很多相似之处，在1987年，获得诺贝尔先驱工作进步奖的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遗憾地表示，“你可以看得到遍布世界各地的计算机时代，但是却看不到生产力的数据。”对于此观点，这里有几个可能的解释。

或许GDP不能真实体现出生活水平的提高，计算机时代的创新正在走向萎靡。又或许这种创新比起热衷者的信念来影响甚微。事实是，这两种观点都有可取之处。

回想起雷曼兄弟垮台的前几年，财政行业的创新是如何让他们自豪的。财政机构已经吸引了世界上最好的、最光明的投资人，他们中的一些可能并不期望回报。但是通过仔细的检查，我们发现大部分的创新都涉及用更好的方式欺骗他人，被揭穿前操控市场（至少已经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以及利用市场权利。

在这个时期，当资源流向“创新”行业时，GDP的增幅明显低于之前的数值。甚至在这个时期的最佳状态，还是难以提高生活标准（银行家除外），最终导致危机从我们刚恢复的行业中爆发。由网络社会贡献出的所有的“创新”都是消极的。

无独有偶，创新显著影响了这段时间开始前的互联网泡沫——通过互联网任何人都可以在线订购狗粮和软饮料。至少这个时代留下的是高效的搜索引擎和光纤基础设施。但它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通过评估如何通过网上购物节省时间或通过竞争而使得成本降低（归因于在线价格比较简单易行），来影响我们的生活水平。

有两件事应该清楚。第一，创新的盈利能力可能不是衡量生活标准净贡献的好方法。在“赢者通吃”的经济里，一个发展在线狗粮买卖交付网站的创新者可能吸引了世界上所有使用互联网预定狗粮的顾客，并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可观的收益。但是如果没有配送服务，大量的收益就会轻易流向其他人。这种网站的净贡献对于经济增长实际上是相当小的。

另外，如果一项创新项目，例如银行的ATM机，导致了失业率上升，公司的盈利能力不会影响社会成本——既不是失业员工的苦楚，也不是增加失业救济金的财政成本。同样的，我们的GDP指标不能反映出成本增加的风险，失业人员可能会感觉到上升的风险。创新通常不能准确地反映出社会福利的优化。

在更简单的世界中，创新仅仅意味着降低生产成本，所以说汽车可以很轻易地符合创新的价值。但是当创新影响了汽车的品质时，这个任务就变得异常艰难，并且在其他领域会表现得更明显：如何准确地评估这一事实呢？因为医学进步，心脏外科手术比起过去有更高的成功率，进而在很大程度上延长了寿命，提高了生活质量。

然而，一个人不可能避免不稳定的情绪，当所有人都说过并做到时，相较于爱好者的断言，最近的科技创新贡献对于生活标准的长足进步而言就微不足道了。很多脑力创新已经为最大化广告和目标顾客的市场预算贡献出最好的设计，特别是那些可能实际上会购买商品的富豪。但是生活标准可能已经提高了，甚至可以假设所有的创新都用于基础研究，或者将更多的研究用于研发新产品。

是的，彼此之间更好地交流是很有价值的，例如Facebook和Twitter。但是我们应该如何比较这些创新呢，是像激光、晶体管、图灵机、人类基因组的映射那样，都导致了大量的产品吗？

当然，我们有理由松一口气了。尽管我们不知道最新的科技创新会为我们的福利带来多少益处，至少我们知道，不同于全球金融危机前的金融创新浪潮，这些创新带来了积极的影响。

[1] Project Syndicate, March 9,2014.

后记

后记和其他章节有所不同。这部分记录了《名利场》编辑卡伦·墨菲对我的采访。在采访中我对守旧派一直坚称的富人才是就业的创造者的言论做出了评论。守旧派认为，拿走富人的财富，或者使富人支付他们应付的公平税收，是反生产的，普通美国居民的生活水平会因此下降。这种言论不过是21世纪的新版涓滴理论，守旧派这么做就是想要继续维持社会的不平等。

我认为涓滴理论是完全错误的。只要社会中有充足的需求（诸如资本的易得性以及充足的基建设施等其他特定的先决条件要先被满足），我们的世界中就不会缺乏创造力也不会缺乏企业家精神。我认为，真正的岗位创造者是消费者，并且美国和欧洲经济中就业不足就是因为收入停滞导致的需求停滞。事实上，在本书出版之际，欧洲国家居民的收入水平还低于其经济危机之前的水平；并且我已经重复指出，普通美国家庭的收入都比25年前要低。这也不奇怪为什么总需求会面临停滞了。

《名利场》的编辑还问了我另外一些问题，我们不平等水平的增加应该追溯到什么时候，以及我们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经济不平等。这些问题在我访问世界各国时经常会被问及。我对第一个问题的回答是根据其他学者的一些调查研究：这一经济不平等水平大约出现在里根政府时期。里根所采取的某些政策基本可以确定导致了不平等现象加剧，其中包括对富人极为有利的税收政策的推行。当然，我们也应该有一个更广阔的视角，就像托马斯·皮凯蒂在他的书中提到的，发达国家的经济不平等基本上是同时出现的。在20世纪80年代，“改革”几乎是当时的时代精神，各个国家相继受到了改革的影响。这些改革不仅包括降低高收入人群的税收，同时还有金融市场自由化。

因此，我将用开启本书的主题作为本书的结尾：我们的经济不平等（包括现在已经处在的高度和出现的各种形式）都不是不可避免的，这些问题的出现并不是经济法则或物理原则的必然。导致这些问题不断出现的原因是选择，这关系到我们的政策选择，也就是说经济不平等实际上是一个政治问题。我们已经为经济不平等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我们在过去的10年可以强烈地感受到这一代价的存在，它伴随着经济危机以及后续的恶果不断出现在我们的身旁。但是，如果我们不改变产生这一切的政策，我们在未来将会为其继续付出更大的代价。

卡采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收入前百分之一的人引领了创新以及为什么里根政府是经济不平等的拐点等观点的评论[1]

卡伦·墨菲：您的新书《不平等的代价》从时间和空间上来说跨度都非常大。那么在您看来，美国历史上哪一段时间有着和我们现在一样的缺乏对逐步扩大的经济不平等的关注？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我认为有两个时间段：一个是19世纪末的镀金时代；另一个是20世纪20年代的经济繁荣期。这两个时间段都以高水平的经济不平等、腐败以及政治程序不公正而著称（比如20世纪20年代初臭名昭著的茶壶顶丑闻）。事实上，过去10年的中间那段时间，收入不平等一直没达到20世纪20年代的水平。当然，在这两个时间段发了大财的人也对社会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强盗贵族们通过建设铁路连通了整个国家，或者詹姆斯·布坎南·杜克对美国部分地区供电也有所贡献。但是，这两个时间段更以投机、不稳定和奢侈浪费著称。

卡卡伦·墨菲：现在有一些像爱德华·康纳德在其书《统一的结果》中所提及的论调，他们认为极端的经济不平等不仅不是社会问题的征兆而且是一件好事。您应该对其颇有意见，您觉得这种观点的主要问题是什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康纳德之所以认为经济不平等是有利的是因为随着富人积聚了越来越多的财富，他们可以将其用于投资，并且提高经济发展水平。另外，其认为他们积累的财富是他们创新贡献的证明。就像你说的，他的观点是有很多问题的，我不知从哪里开始谈起。所以，我主要说3个问题。

第一，这种观点的基础就是“涓滴理论”，这种观点认为只要顶层收入人群生活得好，其余的社会各界人士的生活质量也都有所保证。但是，事实中的铁证和这种理论观点完全相反：现在美国人的实际收入（经过通胀调整的收入）比1997年要低。

第二，其观点建立在经济不平等对经济有益的谬论上，同样的，事实也与这一观点完全相反。事实上，这种经济不平等拖累了增长的同时加剧了经济的不稳定性。这些事实发现都是基于一些主流研究。甚至是有着激进的经济立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逐渐意识到经济不平等对经济发展有不良影响。

第三，特别富有的这些阶层是不可能用他们的资金来承担创新项目风险的。我们清楚地看到，这些富人的大多数资金用途是通过“寻租行为”来获益。当一小部分人掌握着大部分财富时，他们将用他们的财富寻求一些政府的特别对待。一些极富有的人（过去和现在都是）通过垄断提高门槛，防止其他人和他们进行竞争，从而使他们的财富增值。这样的寻租行为对于资源的使用是非常低效的：因为寻租者并不产生价值。另外，他们用他们的特权占据着越来越多已经创造出的价值。他们扭曲着经济，降低了经济效率和经济增长速度。

实际上，真正拉动经济增长和创新的是一些新兴企业和中小企业，在高新技术领域尤为如此，他们都以政府财政支持作为资金来源。美国现在的经济问题的部分成因是一些顶层收入者不想为这些“公共物品”缴税，因此这些政府税收大部分都是由生活不那么好的居民来支付的。因此由一些富人为所有人勾画出大家共同富裕的经济幻景也不足为奇。

在2009～2010年的经济恢复期，美国收入前1%的美国人攫取了93%的经济增长财富。我不认为康纳德可以说服非自愿性失业的2300万美国居民在这种经济不平等中找到乐趣。

卡卡伦·墨菲：如果让您选择一个我国开始走向经济发展不平衡的时间点，您觉得应该是什么时候？另外，您觉得加速这一不平等进程的标志性事件是什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找出一个独立的关键时间点是比较困难的，但是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出罗纳德·里根的当选是我国经济发展的转折点。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几十年，我们曾有过大多数人所共享的经济繁荣，当时大多数社会底层的人比那些社会顶层人士做得要好。（当时也是国家经济增长最快的一个阶段。）而进一步加速这一不平等进程的标志事件分别是对金融部门管制的放松和对累进税制体系的税率减少。金融部门放松管制使得经济出现了过度的金融化，这就导致了在经济危机之前，大约有40%的企业利润流向了金融部门。而这些金融部门大都通过掠夺性借贷以及过度的信用卡贷款夺取中低收入阶层的财富并且转移到高收入者的口袋。不幸的是，里根的继任者继续推行了这一自由化经济政策。他们将降低高收入者的税率政策推广到了现在美国最富有的1%的人身上，他们只用缴纳收入15%的税，这一税率水平远低于那些中等水平收入者。

人们经常认为里根时期航空调度员的罢工是工会实力弱化的时间点，这也可以解释最近几十年工人生活境况为什么这么差。里根促进了交易的自由化，并且经济不平等在某种程度上是由于全球化和对半熟练岗位的机械化替代及外包导致的。欧洲和美国的经济不平等水平的增加可以部分归因于此。但是不同的是，美国有相当一部分人的收入增长都流向了上层人的口袋，尤其是流向了社会前0.1%的人的口袋。这一收入从数量上说可比大多数欧洲国家要多许多，并且导致这一现象出现的一部分原因是里根对于自由化的狂热，还有一部分原因是因为反垄断法执行力不足，同时也因为美国政府想从不完善的公司治理结构中获利。

贯穿整个美国历史，美国一直都在和经济不平等斗争。但是随着战后税收政策和经济政策的改革，我们已经站在了削弱经济不平等的轨道上了。但是里根时代的税收减免和自由化又扭转了这一趋势。税前和转移支付前（一些对穷人的生活帮助措施，比如食物券等）收入的不一致水平现在比较高，而由于政府为穷人而推行的政策越来越少，并且总是支持富人，这就使得税后和转移支付后的税收不平等水平增加了。

卡伦·墨菲：您在书的最后批判了“寻租行为”，那您在摩根大通的惨败中看到寻租行为发生了吗？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摩根大通最近报告所显示出的巨大损失说明我们还没有控制银行的过度借贷行为；我们还没有解决导致经济危机产生的问题。现在银行中仍然存在着银行系统不透明、掠夺性借贷以及肆意行动等会导致纳税人资产风险的鲁莽行为的问题。金融部门改革的失败明显是一种寻租行为的表现。我们仍处在私人盈利而社会承担损失的经济体系中。事实上，银行收取了大量的（通常是隐形的）补贴。

金融产业通常使用其与政府的特殊关系来弱化约束他们的规定。尽管所有人现在都能看出目前国家对金融产业的管制明显不足，他们也可以通过这种特殊关系来防止强力约束政策的执行。由于寻租行为的存在，我们的规则体系可以说漏洞百出。银行动用他们自身的力量来获得特殊的政策对待，其中包括政府对银行的救助金。当金融部门发现一些会导致自己破产的损失时，他们就会向美国纳税人寻求成本低廉的融资帮助（在零利率下的政府直接注资支撑了房地产贷款市场，还清了美国国际集团的债务，直接为这些金融部门提供了融资服务）。通过这一方式，他们从我们身上赚回来寻租的成本。这些租金以持股者红利和管理层“奖金”的形式返还给了金融企业的管理层。而真正使这么多美国人失望的是这些将他们的公司或者生活带向毁灭边缘的企业竟然还能得到奖金。而且在美联储以几乎为零的利率水平向银行融资时，这些银行可以通过使用这笔资金购买长期政府债券取得收益，并且银行家还要从中获取红利，好像这些利润是通过他们的辛勤工作和聪明才智创造出来的一样。

卡伦·墨菲：您在书中提到了一系列可以纠正经济不平等现象的政策。如果您仅可以通过并实现其中的一项，您会选择哪一项政策？原因又是什么？如果您还可以再选择一项政策，那第二项政策是什么？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事实上并没有一项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万能政策，因为美国所面临的不平等是多方面的：收入的两极分化以及社会顶层财富积聚，中产阶级越发乏力并且社会底层日渐贫穷。这每一方面都有它独特的产生原因，并且每一个都需要相应的对策来进行解决。

最让我难过的是，由于底层人民通过自身努力成为中产或跻身名流越来越困难，这个可能性甚至比旧欧洲时代还低，美国不再是一个充满机会的沃土。事实上，从数据来看，其现在的发展机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发达工业国家都要少。在几年的时间中，这种机会不平等逐渐变成了经济的不平等，并且导致了继承性的富豪统治集团的形成。因此，对于我而言，最重要的政策应该是确保每个人教育质量实现的政策。同时，美国人教育水平的提高还可以提高其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力。

我在《不平等的代价》中所提出的政策建议都是根据我对经济不平等原因的判断提出的。社会顶层存在的问题包括过度的金融化，为企业CEO带来大量利润的公司职权的滥用以及寻租行为；社会中层存在的问题是工会力量的削弱；社会底层存在的问题是犯罪以及剥削。建设良好的金融秩序，设置合理的公司治理政策以及对犯罪行为和侵略性贷款行为的法律约束都会缓解经济不平等的现象。与此同时，金融运动或其他的政治性改革也可以控制社会顶层的寻租行为。

这些政策都可以减少税前收入的不平等。但同样重要的是对税后收入不平等水平的控制。对税收本身的改进是一个简单的开始，目前对资本利得征的税要远低于个人工资所得税，但是资本利得是可以通过投机获得的。这一税收机制不仅从理论上说不通，而且这样的税收体系会扭曲我们的经济体系并且增加经济的不稳定性。另外，富人们的缴税额占其收入的比重也不应该低于中产阶级相应的税收比例水平。因为目前这种不合理的政策会加剧经济不平等，进一步扭曲我们的政治体系并且使得我们将财政收支恢复到健康运营的水平越来越困难。另外，通过这一改进带来的税收收入可以用来对公共设施、教育以及科研等公共服务进行投资，这将使得我们的经济重回平稳运行的轨道。并且，如果税收体系和投资方式设计得当，我们在降低经济不平等水平的同时还会提升我国的机会平等水平。

卡伦·墨菲：在您所说的1%的人中肯定也有人和您一样对经济不平等问题有着同样的看法，并且也认为富人不应该占用应属于社会中每个人的福利。他们都是谁？

约瑟夫·斯蒂格利茨：这样的人有很多，包括乔治·索罗斯、沃伦·巴菲特等。爱国百万富翁协会中的几百人都在请愿书上签了字，他们在请愿书中提出要求对富人增税，这一请愿书可以在partioticmillionaires.org网站上找到。他们知道一个被分成两部分的房子是没法伫立的；他们也明白他们以及他们孩子长期的生活质量提高，都依赖于美国社会的凝聚力，这就要求美国社会在教育、基础设施和科研技术上提供足够的投资。这其中的许多人都实现了美国梦所描述的生活，也都是自己打拼出了其所有的财富，并且他们也都希望社会中其他所有人有着和他们一样曾有过的机会。总之，我觉得他们都和巴菲特一样，一直有着自己特定的价值观，并且他们也担心，随着社会两极分化的日益严重，他们所坚守的这种价值观会越来越稀少。就像爱国百万富翁协会在他们请愿书中所写的那样，他们都支持巴菲特准则，那就是“我们的国家对我们是非常好的。她为我们提供了我们得以成功的基石。现在，我们想尽我们自己的努力来保持这一基础的稳固，这样才可以让其他的人和我们一样成功。”

[1] Vanity Fair, June 5,2012.

鸣谢

向《纽约时报》允许以下文章出现在本书中表示感谢：《不平等是政治的选择题》《马丁·路德·金博士如何引导我的经济学研究方向》《机会平等，我们国家的神话》《学生贷款和美国梦的破碎》《住房解决措施的唯一手段——大规模抵押贷款再融资》《不利于99%人的税收制度》《底特律破产的教训》《我们不相信任何人》《为什么应该由珍妮特·耶伦而非拉里·萨默斯领导美联储》《疯狂的食物政策》《掉入全球化错误的一端》《知识产权保护如何加强不平等》《不平等不是不可避免的》《新加坡给不平等的美国的经验教训》《日本的发展之路是一个经济范式，而不是一个警世故事》《经济不平等拖累了经济复苏》。

向世界报业辛迪加允许以下文章出现在本书中表示感谢：《不平等蔓延全球》（最初发表时名字为《在群龙无首的世界》）《21世纪的民主制度》《部分人的公正》《不平等和美国儿童》《埃博拉病毒和不平等》《美国富人的社会主义》《自由贸易的伪善》《印度的明智决定》《后危机时代的危机》《毛里求斯的奇迹》《中国的发展路线》《中国市场与政府间平衡的改革》《麦德林：一道射向城市的光芒》《澳大利亚的美国幻想》《在富足时代的贫困》《为经济增长左倾》《创新之谜》。

向《名利场》允许以下文章出现在本书中表示感谢：《布什时代的经济结局》《资本主义的傻瓜》《百分之一——其人、其行、其利》《百分之一人的问题》《就业之书》《采访：约瑟夫·斯蒂格利茨对收入前百分之一的人引领了创新以及为什么里根政府是经济不平等的拐点等观点的评论》。

经过进一步的严格审查，为允许以下文章出现在本书中表示感谢：《谋杀的解剖：是谁杀死了美国经济》，《如何走出金融危机》（《时代周刊》），《缓慢增长和不平等都是政治的选择，我们还有另一个选项》（《华盛顿月刊》），《虚假的资本主义》（《哈泼氏》），《美国黄金年代的神话》《如何让美国重新运转》（美国政治新闻网），《全球化：不仅关乎收益，也关乎税收》（《卫报》），《罗姆尼逻辑的谬误》（《今日美国》），《政治如何扩大经济的鸿沟》（《华盛顿邮报》），《排除极端的不平等：可持续发展目标2015～2030年》（《伦理与国际事务》），《日本应该保持警惕》德间书店，《苏格兰的独立》（《先驱报》），《西班牙的衰退》Taurus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