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阶级结构(增订版)（图文版）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Author: 王曾瑜
Date: 2010-01-01
Publisher: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目　录

第一编　宋朝阶级结构综述

第一章　唐宋阶级状况变动概述

第二章　宋朝户口分类制度

第二编　宋朝农民阶级——乡村下户和客户

第三章　乡村客户的阶级状况

第四章　乡村下户的阶级状况

第五章　乡村下户和客户在宋朝户口统计中的比重

第六章　乡村雇佣制

第七章　农民与商品经济

第八章　农民与地主

第一节　地租

第二节　高利贷

第三节　土地兼并

第四节　主客的身份差别和依附关系

第九章　农民与国家

第十章　农民的生活状况

第三编　宋朝地主阶级

第十一章　皇室

第十二章　官户

第一节　官户的范围和数量

第二节　官户的特权与禁约

第三节　官户的田地所有状况

第四节　官户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第十三章　吏户

第一节　户口分类制度中的吏户

第二节　宋朝吏制概述

第三节　吏户的社会地位

第十四章　乡村上户

第一节　乡村上户的阶级状况

第二节　乡村上户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第十五章　僧道户

第一节　宋朝寺观和僧道数额

第二节　寺观田产及其他营运

第三节　僧道户与国家

第十六章　幹人

第一节　幹人作为“仆”的身份

第二节　幹人的职掌及其与农民的关系

第四编　宋朝非主体阶级

第十七章　坊郭户的阶级结构

第十八章　商人

第一节　大商人

第二节　中等商人

第三节　小商贩

第四节　商人的性质和作用

第十九章　手工业者

第一节　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

第二节　私营手工业者

第二十章　国家与坊郭户及工商业者

第二十一章　奴婢和人力、女使

第一节　奴婢的来源

第二节　人力和女使

第三节　奴婢、人力和女使的社会地位

后论

宋朝阶级结构

王曾瑜　著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宋朝阶级结构／王曾瑜著．增订版．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ISBN 978-7-300-11520-7

Ⅰ．①宋…

Ⅱ．①王…

Ⅲ．①阶级-结构-研究-中国-两宋时代

Ⅳ．①D691.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9）第220591号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宋朝阶级结构

王曾瑜　著

出版发行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中关村大街31号　　　　　邮政编码　1000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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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联兴盛业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开　　本　155mm×235mm　16开本

版　　次　2010年1月第1版

印　　张　27.25插页2

印　　次　2010年1月第1次印刷

字　　数　415000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
出版说明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变革波澜壮阔，学术研究的发展自成一景。对当代学术成就加以梳理，对已出版的学术著作做一番披沙拣金、择优再版的工作，出版界责无旁贷。很多著作或因出版时日已久，学界无从寻觅；或在今天看来也许在主题、范式或研究方法上略显陈旧，但在学术发展史上不可或缺；或历时既久，在学界赢得口碑，渐显经典之相。它们至今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有再版的价值。因此，把有价值的学术著作作为一个大的学术系列集中再版，让几代学者凝聚心血的研究成果得以再现，无论对于学术、学者还是学生，都是很有意义的事。

披沙拣金，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俗话说，“文无第一，武无第二”。人文学科的学术著作没有绝对的评价标准，我们只能根据专家推荐意见、引用率等因素综合考量。我们不敢说，入选的著作都堪称经典，未入选的著作就价值不大。因为，不仅书目的推荐者见仁见智，更主要的是，为数不少公认一流的学术著作因无法获得版权而无缘纳入本系列。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分文学、史学、哲学等子系列。每个系列所选著作不求数量上相等，在体例上则尽可能一致。由于所选著作都是“旧作”，为全面呈现作者的研究成果和思想变化，我们一般要求作者提供若干篇后来发表过的相关论文作为附录，或提供一篇概述学术历程的“学术自述”，以便读者比较全面地了解作者的相关研究成果。至于有的作者希望出版修订后的作品，自然为我们所期盼。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是一套开放性的丛书，殷切期望新出现的或可获得版权的佳作加入。弘扬学术是一项崇高而艰辛的事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在学术出版园地上辛勤耕耘，收获颇丰，不仅得到读者的认可和褒扬，也得到作者的肯定和信任。我们将坚守自己的文化理念和出版使命，为中国的学术进展和文明传承继续做出贡献。

“当代中国人文大系”的策划和出版，得到了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师范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等学术机构的学人的热情支持和帮助，谨此致谢！我们同样热切期待得到广大读者的支持与厚爱！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再版前言

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盛情和美意，要将十二年前的旧作再版，谨表衷心谢意。十二年后的今天，拙作能再版，也许有特殊意义。

笔者屡次强调，本人治史，根底浅薄，先天不足，又兼之后天失调，与前辈优秀学者间确实存在着不可弥补的学问差距。但也有幸运之处，接触和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确实对史识大有裨益。十二年前，在大师兄漆侠先生的帮助下，出版了《宋朝阶级结构》一书，但从未想过，要对拙作写什么通论性的前言。因为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众所周知，何须我这个对马克思主义学习和了解不深者作专门的介绍。然而十二年后，我却深感不写通论性的前言不行，其理由有二。一是大多数治史者对马克思主义愈来愈陌生。一位先生对我说，《宋朝兵制初探》易读，而《宋朝阶级结构》难懂。这与我们学生时代正好相反。当年强调以马克思主义治史，尽管某种程度上带有片面性、歪曲性、排他性和强制性，但我们这一代人，在治史之初，肯定觉得阶级结构之类易懂，而军制、官制之类难学。二是一些所谓的马克思主义史学家或理论家，愈来愈讳言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而阶级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在前言中，就个人的理解，作一点介绍，相当程度上是述而不作。

“社会结构”一词只怕难以有确切的科学定义。自从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人们总是在不断地寻求社会总人口的各种分类。例如可以按性别分男女，按年龄分老幼。北朝时，出现了按男子年龄分丁、中、老、小四等的划分〔1〕，此后的一些朝代又作了变更。但此类划分显然与今人的社会结构的概念有别。《汉书》卷24《食货志上》提出“四民”的概念：“士、农、工、商，四民有业，学以居位曰士，辟土殖谷曰农，作巧成器曰工，通财鬻货曰商。”四民的概念在中国古代长期流行，大体上可说是职业的划分。其中的士，后世或称“士大夫”。士大夫一词出现较早，但各个时代的词义又有差别。在传世的《唐律疏议》中，则对唐朝的社会总人口规定了身份差别，其中主要有两类：一是“良贱”之别，良是指良人，即平民，贱则有部曲和奴婢两等。二是“官”和“庶人”之别〔2〕，但对官员拥有的各种特权，在《唐律疏议》中也并未作全面而完整的规定〔3〕。

近代西方思潮冲击中国，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众所周知，阶级论不是马克思的首创。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又有其鲜明的特色，恩格斯在《卡尔·马克思》一文中说：“这种新的历史观，对于社会主义的观点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它证明了：至今的全部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和阶级斗争中发展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是一直存在的。”〔4〕马克思和恩格斯表述的阶级，既有政治上的统治和被统治，又有经济上的剥削和被剥削，他们虽然广泛地使用阶级一词，却从未对阶级一词下过定义。应当承认，将社会总人口划分为阶级，是人类对自身社会认识的一次飞跃。阶级区分虽不能说将纷繁复杂的社会结构包举无遗，却是抓住了人类文明社会结构的根本和核心问题。

按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阶级以及阶级压迫和剥削是生产力不发达的产物，只要生产力发展没有达到相当的水平，阶级是不可能用各种人为的、行政的手段加以消灭，而只能改换阶级压迫和剥削的方式。马克思主义绝不是绝对地、无条件地反对剥削。在现今中国以至全世界的生产力水平下，阶级和剥削的存在是不可避免的。在阶级社会，即文明社会中，劳动转化为文明大都只能通过剥削这个中介。我们不应笼统地批评剥削，要理直气壮地承认和肯定适度剥削；而对过度剥削却应大张挞伐，通过舆论、法律、经济等各种手段，严加限制，甚至严加打击；应当高举孙中山先生“节制资本”的旗帜，支持和扶植资本主义经济对国计民生有利的发展，而坚决限制和打击其危害国计民生的恶性发展。

列宁在《伟大的创举》一文中则从经济范畴的角度对阶级下了定义：“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大的集团，这些集团在历史上一定的社会生产体系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同生产资料的关系（这种关系大部分是在法律上明文规定了的）不同，在社会劳动组织中所起的作用不同，因而取得归自己支配的那份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寡也不同。所谓阶级，就是这样一些集团，由于它们在一定社会经济结构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其中一个集团能够占有另一个集团的劳动。”〔5〕

列宁对阶级所下的定义应当说是粗线条的、大致的，而又是纯经济的，主要着眼于对生产资料是否占有或占有的多少和主次，以及由此产生的在劳动组织中的地位和作用，取得社会财富的方式和多少。在某种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本身是政治、经济、文化等多种因素的复合体，而经济是基础，社会总人口的阶级区分首先从经济的角度出发，这是无可非议的。但是，列宁这种纯经济的定义，却又难以对各民族的各个历史发展阶段的阶级区分，作出完备的概括。例如有些人利用政治权力和等级制，即使没有直接占有生产资料，照样也可巧取豪夺，支配和享受超额的社会财富，这当然是一种剥削行为，他们不能不纳入社会的剥削阶级的范畴，却无法用列宁上述的定义加以归纳。如果要较为科学地考察中国古代历朝的阶级结构，除了经济因素外，是不可能完全置政治因素于不顾的。至于文化因素，依笔者个人之见，只怕难以作为区分阶级的依据。

按照过去一般的惯例，是在阶级（class）大分类之下再区分阶层（stratum）的小分类。但近年来，不少人就只谈阶层，讳言阶级，企图以阶层论取代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阶级或阶层本是外来词的译名，人们似不必作无谓的字眼上的争论。但马克思主义阶级论最根本的实质的问题，是强调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这是对人类文明史的科学提炼和总结。此种提炼和总结，势必将剥削和统治阶级置于理性审判的被告席上，因而招致他们的忌恨和恐惧。国家是统治阶级镇压被统治阶级的工具，法律是体现统治阶级的意志，其实都是阶级论的派生。如果蓄意掩盖和抹杀阶级之间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就只能违背人类文明社会的根本事实，只能是违背马克思主义的伪科学和歪理邪说。

十年河东，十年河西。新中国成立后的一段时间内，中国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观念大加歪曲，并用以名正言顺地、狂暴地滥整无辜，对所谓的阶级异己分子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正如马克思在《资本论》第二版跋中尖锐地指出：“现在的问题不再是这个或那个原理是否正确，而是它对资本有利还是有害，方便还是不方便，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6〕然而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毕竟不是那些曲学阿世者所能随意抹杀的。真理的光辉终将烛照中华民族的漫漫征程。

我想，此书的重要观点有四条。

第一，不再使用“封建社会”一词。英文feudal和feudality是指类似西周分封土地，以建诸侯的情况，与中国“封建”一词的原意相合，故被译成中文“封建”，是十分贴切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作为一种社会形态的feudality，其实并无统一的称呼，或称中世纪，或称农奴制。斯大林时才统称为封建社会，中国也如此沿用。因此，现代“封建社会”的概念与“封建”的原意相悖，自秦汉以降，中国正好是公认的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皇帝等实行世袭制，而官吏实行等级授职制。所谓封建社会是否是人类社会发展的一个普遍经历的阶段，尚存在不少疑点。中国古代当然是农业社会，工商业只算次要的经济部门。自秦汉以下，大工商业的经营似明显而缓慢地由奴隶制转变到雇佣制。至于主要经济部门农业中的大田产，有奴隶制、租佃制和雇佣制三种经营方式。由于史料的不足，大致只有宋、明、清三代有丰富的记录，说明当时的农业以租佃制为主，而以雇佣制为辅。至于秦汉时代，仅有简单的记载，就难以判明是否以租佃制为主。我对宋代社会使用“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之说的论述，看来比较啰唆，但也似较为确切。

第二，不赞成使用所谓资本主义萌芽的观念。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作为主要产业，是适合个体经营的，有很长时期的稳定的租佃制。中国古代也有作为次要产业的手工业和商业，而大工商业是不适合个体经营的。从史料上看，大工商业大致有三种经营方式，一是使用奴隶，这在秦汉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二是使用雇工，这在明清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三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经营。中国古代大工商业经营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雇佣制取代奴隶制，唐宋之际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

某些促使西欧封建制和农奴制社会解体的因素，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例如土地买卖的兴盛，货币地租的发展，工商业中雇佣制的发展之类，但即使晚至清朝，似乎仍看不出此类因素会使中国这个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解体。宋代工商业中的雇佣制当然与中国近代工业社会的雇佣制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似不必以资本主义萌芽命名。这是因为：第一，宋代工商业中的雇佣制还并未成为使这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解体或走向没落的因素。第二，即使以西欧而论，促使其中世纪社会的解体，也有很多复杂因素。若从宋代社会中抽出手工业中的雇佣制，将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就更值得商榷了。

第三，在我的心目中，宋代社会各阶级中占第一位的，是处于最底层的农民，他们是灿烂宋文明的基石。这应是易于理解的。在一次古今农民问题的讨论会上，我提出，宋代农民所面对的五大公害是地租、高利贷、耕地兼并、官府的苛重税役以及司法腐败。本书对前三项论述较为充分，苛重的税役，限于篇幅，介绍较为简单。好在漆侠、梁太济、汪圣铎、包伟民等先生的论著，还有拙作《锱铢编》中的论文，论述较为详细。但我过去对宋代司法腐败问题重视不够，在本书一些章节中虽有所涉及，却并未深入。好在郭东旭等先生已有研究宋朝司法腐败的成果，还有我的研究生贾芳芳，其关于宋朝地方政治的研究也有较为详细而深入的成果。司法腐败应是中华法律史的研究中心。既然存在着阶级剥削和压迫，存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司法腐败必然成为司法实践的主流。唯有将司法腐败置于中心地位，方可将可能是死板板的法律史写活。

第四，一些治宋史者的关注中心，是宋朝的士大夫。就宋人观念而言，士大夫大体上是指科举出身的文官。目前经常可以在论著中见到所谓“精英”一词，这在西方史学界被用得烂熟，而中国史学界却以为新鲜。究其含义，无非是指社会的上层人士。按照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论，他们是统治和剥削阶级，我有一句诗，“冠盖炎凉少义丘”，这是符合史实的概括。在中国古代儒家思想的教育和影响下，统治和剥削阶级中确实也有少量真正意义上的社会精英。然而其大多数无非是国家和民族的蠹虫。就士大夫而言，也是如此。我称官户为寄生的腐朽的阶层，是客观的、科学的定性。一些学者强调宋代的士风如何好，至少是片面的。评价宋朝的士风，不仅有多元化的问题，根本不存在统一的士风，更有士风的主流颇为糟糕的史实。这在当时的阶级社会以及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等级授职制下，是必然的。

关于中国历朝的阶级结构，对宋之前的研究，有著名汉唐史专家张泽咸先生的《唐代阶级结构研究》；对宋之后的，拙作有《金朝户口分类制度和阶级结构》（载《历史研究》，1993（6），经过修订，又收入论文集《涓埃编》中，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金朝史料少，但若能对辽、金、元三代作贯通的研究，兼顾户口分类制度和民族关系、民族等级，就可能写出有特色的专著。限于个人的学力和精力，显然无力将历朝阶级结构作贯通的、详尽的研究和介绍。期望有志者能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完成历朝，特别是明、清两朝阶级结构的繁难的研究；也希望将来条件成熟，能出版一套中国历朝阶级结构研究的丛书。

王曾瑜

2008年7月25日

注　释

〔1〕参见《通典》卷7；《册府元龟》卷486，《户籍》。

〔2〕参见《唐律疏议》卷2、21、22。

〔3〕参见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第三章贵族官僚地主（下），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

〔4〕《马克思恩格斯选集》，2版，第3卷，33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5〕《列宁选集》，3版，第4卷，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

〔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中文1版，第23卷，1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第一编
宋朝阶级结构综述

第一章
唐宋阶级状况变动概述

纵观中华四千余年古文明史，夏代应是中华文明的开创期，可惜夏史研究目前仍处于朦胧状态，要建立科学的夏史体系，完全有赖于考古发掘的进展。夏、商、西周与秦汉至明清，显然是两种不同的社会形态，而春秋、战国的五百五十年无疑是两种社会形态的转变期，是中国古代史中唯一一次社会大变革、大进步的时期。人们对此转变期，提出各种论述，莫衷一是。一方面固然是因史料的欠缺，难于得出较圆满的结论；另一方面，生搬硬套若干理论模式，也妨碍人们做出实事求是的结论。

自秦汉至明清，社会也有不少变动，例如自唐迄宋，日本学者称之为唐宋变革期，他们围绕这个命题，提出各种不同的见解。的确，人们可以对唐宋时代，从阶级状况到政治制度、军事制度、文化等，列举出不少变化的史实。然而若与春秋、战国时期相比，则至多只能算是一个小变革期。

围绕着唐宋变革期阶级状况的变动，中、日等国学者已经发表了许多研究成果。然而由于史料的欠缺，要准确地勾勒一个大致的轮廓，难度颇大。

唐朝和宋朝都是以租佃关系为基础的农业社会。在唐初制定的《唐律疏议》中，社会成员的基本身份差别，一是“良贱”之别，良是指良人，即平民；贱是指部曲和奴婢；二是“官”和“庶人”之别。〔1〕法律一般滞后，即滞于社会发展变化之后，《唐律疏议》来源于北朝，可认为是反映了鲜卑族进入阶级社会后的状况。应当承认，法律上规定的唐代社会等级差别，与实际的经济地位和阶级差别，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因为“庶人”的范畴，主要包括佃农、自耕农和地主等阶级差别。自秦汉以下的历代皇朝，对中央集权专制政体下的“庶人”，即编户齐民，一般不在法律上规定各种身份差别。然而我们却必须透过齐民的表象，去研究其中的不齐，即实际的阶级差别。

宋初制定的《宋刑统》，大致照抄《唐律疏议》，其中关于社会成员的身份差别，特别保留了《唐律疏议》中有关奴婢和部曲作为贱人的规定，这显然已同宋代社会脱节。事实上，对唐宋阶级状况变动予以总结的，主要还是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乡村户与坊郭户、主户与客户、上户与下户等一系列法定户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人户法定身份或大或小的差别，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宋朝阶级结构相对稳定的格局。

在农业社会中，田地无疑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唐朝大田产的记录并不太少，而其经营方式的记录则比较稀缺。然而按今存记载推想，农业中的租佃关系似应占主导地位，当然，唐朝各代的自耕农数量或多或少，不会保持同一比例。唐以后的宋、明、清三代，则有相当充分的史料表明，农业中的租佃关系确实占着主导地位。

自唐迄宋，作为主体的阶级成分是地主和农民，似很难证明发生什么实质性的变化，但从法律上看，也确实出现了一些不应忽略的小变动。

在统治阶级方面，魏晋南北朝时显赫一时的门阀士族阶层，在隋唐时代逐步消亡，退出历史舞台。〔2〕但门阀士族其实只是官僚贵族的一部分。此外，唐宋之际的很多政治变故，导致一批又一批统治阶级人物的勃兴和骤亡，这大致上并不涉及阶层性的变动。即使如藩镇集团的出现、发展和灭亡，依个人之浅见，也同样不能算是阶层性的变动。杜甫的《秋兴》诗感叹安史之乱以后：“王侯第宅皆新主，文武衣冠异昔时。”〔3〕其实，官僚贵族不断吐故纳新，恰好成为唐宋社会的常态。宋朝中高级官员荫补子弟之滥，是一种倒退，却并未导致门阀士族的复活。相反，由于科举制的盛行，士大夫们“家不尚谱牒，身不重乡贯”〔4〕的风尚，已牢不可破。这与门阀士族极盛期“世重高门，人轻寒族，竞以姓望所出，邑里相矜”〔5〕的景况，适成鲜明对照。

《唐律疏议》仅对官员的个人特权，例如触犯刑法时的议、请、减、赎之类，作了某些规定。唐玄宗开元时的户令规定“流内九品以上官”“为不课户”〔6〕。杜甫自称“生常免租税，名不隶征伐”〔7〕，即是属不课户。直到唐武宗会昌五年（公元845年）诏中，才出现了“衣冠户”一词。〔8〕此诏反映当时社会上已存在不少假冒衣冠户的情况，可见衣冠户作为法定户名的行用，尚在会昌以前。衣冠户一词的出现，适应了门阀士族阶层消亡的社会现实。

宋朝正式将官户作为法定户名，并且确定了比官户范围更大、包括富裕吏户在内的形势户的法定户名，宋朝的官户和唐朝衣冠户在范围、特权与禁约方面虽然有一些细节上的差别，而从今存的史料来看，宋朝的规定要比唐朝的具体细致得多。但总的说来，恰好都反映了以科举入仕为核心的新的官僚地主阶层处于某种稳定状态。至于非官僚地主，唐朝尚无正式的法定名称，而仅仅包括在庶人之内，宋朝则大致以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为名。总的看来，在唐宋之际，地主阶级内部似未出现重要的阶层性变动。

在农民阶级方面，唐初均田制下的自耕农，应在承担国家赋役的课户中占多数。随着土地兼并的发展，很多失去耕地的农民，“依托强豪，以为私属，贷其种食，赁其田庐”〔9〕。唐朝以各种手段和方式，使此类“私属”成为国家的编户齐民。自五代至宋，正式确定了乡村主客户的分类，佃农在原则上须以乡村客户的身份，实际上也时或以乡村下户的身份，列入国家的户籍登记。这是禁止佃农脱离国家的管辖而成为地主“私属”的根本规定和措施。宋朝又在《宋刑统》之外，制定一些有关主佃关系的法令，这是租佃关系发达和成熟的反映。

显然，上述从官户、形势户到乡村客户的法定身份的变动，主要是通过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予以确定的。

除农民和地主两大主体阶级外，唐宋时代其他非主体阶级发生了较为显著的变化。

第一，唐宋时代出现了乡村户和坊郭户的区分。坊郭户作为城市居民，包括了比乡村户更为复杂的阶级成分。中国自秦汉以来，只有所谓“市籍”，汉时“有市籍不得宦”〔10〕。市籍大致限于商人和手工业者，并不包括全体城市居民。唐宪宗时，已有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区分。〔11〕宋朝更将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区分，作为基本的户口分类之一。坊郭户作为法定户名的出现，是城市人口增加，城市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是中国古代城市史的一件大事。坊郭户一般不包括农民，却包括了一部分城居的官僚和地主，而其主体则是各种成分的工商业者。故坊郭户作为法定户名的确立，在相当程度上标志着工商业者队伍的壮大。宋时产生和发达的话本、戏曲、词之类文艺形式，在很大程度上可说是坊郭户文艺。

第二，《唐律疏议》中的贱民有部曲、客女和奴婢两等。部曲和客女的地位比奴婢略高，原则上作为奴婢被放免后的一种贱民身份。〔12〕“部曲者，谓本是贱品，赐姓从良，而未离本主”〔13〕。“妇女阿刘氏先是蒋恭家婢，被放为客女”〔14〕。唐朝中期，雇佣奴婢的情况已逐渐发展，并已将女使作为女婢之别名，有时也称男劳力为人力。〔15〕宋时除官府的罪犯奴婢外，私家奴婢大部分雇佣化，人力和女使成为法定名称，其社会地位有所提高。

在这种情势下，《唐律疏议》中原先规定的奴婢和部曲、客女两等贱民都趋向消亡。

除宋初还有个别部曲的记载外〔16〕，部曲作为一种特殊的贱民，在宋朝已不复存在。宋代的部曲一般已恢复汉时的原始含义，意为将领的部属。〔17〕

宋朝奴婢一词，在很多场合下可与人力、女使通用，然而究其内涵，却与《唐律疏议》中的奴婢有异。北宋初期后，宋人认为，《宋刑统》照抄《唐律疏议》有关奴婢的条文，已不适用。费衮说：“律文有官户（按：指唐朝官府奴婢，非宋朝品官之家）、杂户、良人之名，今固无此色人，谳议者已不用此律。”〔18〕赵彦卫说：“《刑统》皆汉唐旧文，法家之五经也。当国初，尝修之，颇存南北朝之法及五代一时旨挥，如奴婢不得与齐民伍，有奴婢贱人，类同畜产之语，及五代私酒犯者处死之类，不可为训，皆当删去。”〔19〕宋真宗也说：“今之僮使，本佣雇良民。”〔20〕宋人抛弃了奴婢“类同畜产”的观念，反映了唐宋之际在阶级结构方面一个较重要的进步和变动。

第三，随着商人势力的发展，中国古代传统的轻商观念开始有所动摇。例如宋朝思想家叶適说：“春秋通商惠工，皆以国家之力扶持商贾，流通货币。……汉高祖始行困辱商人之策，至武帝乃有算船告缗之令，盐铁榷酤之入，极于平准，取天下百货自居之。夫四民交致其用，而后治化兴，抑末厚本，非正论也。”〔21〕应当指出，“困辱商人之策”，当然并非始于汉高祖，例如早在商鞅变法时，已实行重农抑商的政策。郑至道也说：“古有四民，曰士，曰农，曰工，曰商。士勤于学业，则可以取爵禄；农勤于田亩，则可以聚稼穑；工勤于技巧，则可以易衣食；商勤于贸易，则可以积财货。此四者，皆百姓之本业，自生民以来，未有能易之者也。”〔22〕他比叶適更进一步，干脆更改将工商视为末业的旧观念，认为工商同样是本业。

唐朝，特别是宋朝的大商人，以至中等商人，在商业经营中广泛采用雇佣制，雇募幹人、人力〔23〕，这是值得重视的社会现象。

第四，唐宋时期的官营手工业民匠，大体上由官府轮番差役发展到普遍地实行纳赀代役，又发展到普遍地实行差雇与和雇匠役。这个过程实际上是私人手工业中雇佣关系有所发展的反映，或者也可说两者是同步发展的。宋朝私人手工业除个体工匠外，也有手工业主雇佣工匠。

总的看来，唐宋时期农业、商业、手工业以至家内劳动中雇佣制的发展，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秦汉时期，尽管在作为主要产业部门的农业中有奴隶制和雇佣制，但租佃制至少不能忽略不计，董仲舒和王莽“或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五”〔24〕等说，是作为全国性的问题提出来的。降及宋、明、清三代，农业中的租佃制占主导地位，而又辅之以相当比例的雇佣制。但是，在作为次要产业部门的工商业中，以至家内劳动中，秦汉时代的奴隶制却逐步转变为后来的雇佣制。唐宋之际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尽管中国的农业社会有自己发展的特点，但雇佣制的发展仍显示了这个社会长远的演变方向。

第二章
宋朝户口分类制度

宋朝同秦汉以下的其他历朝一样，十分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和控制，因为户口是赋役的源泉，而赋役则是庞大官僚军事机构赖以生存的基本条件。对天下的编户齐民，千方百计地实施尽可能严密的管理和控制，乃是中国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体的重要属性和特征。自中唐以后，财产税虽在乡村赋税中占据重要地位，但财产税的征收对象依然是编户齐民。故两税法的实施，并不意味着控制户口的重要性有所减弱。

本章不是介绍宋朝户口制度的全部情况，而只是主要介绍与阶级结构相关的户口分类制度。

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是唐五代户口分类制度的延续和发展，但也有所变革和创新，有一个逐步演变的过程。从某种意义上说，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的确立，标志着隋唐以来阶级结构变化的终结。

宋朝户名甚多，但在社会生活中最重要、最常见、最普遍的，并与当时阶级结构有关的，主要有以下四类。

一、按人户身份区分，有官户与民户、形势户与平户之别。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25〕与官户相对称的民户，是指官户以外的广大编户。

宋朝官户和民户的区分，并非沿袭唐五代的旧制。唐朝官户是奴隶户的一种。宋太祖乾德元年（公元963年）颁行了《重定刑统》，即传世之《宋刑统》〔26〕，其中依然保留了《唐律疏议》有关官户的条文和精神。“杂户者，谓前代以来配隶诸司，职掌课役，不同百姓”；“官户者，亦谓前代以来配隶相生，或有今朝配没，州县无贯，惟属本司”。“官户隶属司农，州县元无户贯”，“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27〕。可知宋初将官户作为官府奴隶户，没有“户贯”，即不列入州县户口登记。甚至最近发现的宋仁宗初《天圣令》中，依然照抄唐令，将“官户”当作奴婢。〔28〕

从今存记载看，至晚在宋仁宗时，官户的概念已发生实质性的变化。天圣时，在兴化军莆田县，陈清“与官户、形势计会”霸占当地陂塘，“百姓争讼，州县一向抑迫，不与申理”〔29〕。余靖也提到，“邑豪入粟得爵者，准官户”〔30〕。在皇祐前，四川荣州“有盐井，籍民煎输，多至破产，惟有禄之家得免。（王）伯琪请于州，均之官户，而仕者诬诉之，赍恨以殁”〔31〕。可知在北宋开国六十年后，宋朝事实上已取消了《宋刑统》有关官户的旧法律概念，而代之以官户作为品官之家的新法律概念。值得注意者，是后来的金朝仍然将官户作为奴婢户〔32〕，这自然与女真族社会奴隶制的兴盛有关。

自宋仁宗以后，官户与民户并称的记录屡见不鲜，民户又被称编户、编民或庶户。〔33〕民户改作官户，需办理严格的手续。户部左曹户口案的管理项目之一，即是“改立官户”〔34〕。“诸被受省曹誊降到圣旨若朝旨或直承处分，以民户改作官户，或依官户例减免差役、科配之类，并行讫，限当日实封申审尚书户部”，如“应申尚书户部而违限，杖一百”〔35〕。宋宁宗时进行保甲登记，其中专列官户一项：“某人系官户，是何官品，曾不系析户。”〔36〕实际上也反映了对官户进行户口登记的部分情况。

形势一词，在唐五代已经出现。如唐高宗时，道士朱钦遂“假称中宫驱使，依倚形势”〔37〕。唐武宗诏说，“畿内诸县百姓租佃百官职田地”，“被形势庄园将瘠薄田地回换，令人户虚头纳子”〔38〕。后唐清泰三年（公元936年）诏：“乡村士庶有马者，无问形势，马不以牝牡，尽皆抄借。”〔39〕后周广顺敕说，“京兆府、耀州庄宅，三白渠使所管庄宅，宜并属州县”，“如已有庄田自来被本务或形势影占，令出课利者，并勒见佃人为主，依例纳租”〔40〕。可知唐五代逐渐形成的“形势”概念，似尚无正式的法定户名和范围。

宋太祖时有“形势门内户”的记载，并规定诸州府并置“形势版簿”〔41〕。宋太宗时，寇準谈到蠲免“东畿夏苗”的问题时说“形势户虑或侥倖”〔42〕。宋真宗时也有“衣冠形势户”〔43〕的记录。宋徽宗宣和时，仍重申“形势人户，令诸县置簿，专一拘催科校，仍前期榜示”〔44〕。宋朝关于形势户的法定概念，见于南宋中期的《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税租簿》，卷48《税租帐》，“谓见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诸县税租夏秋造簿，其形势户每名朱书‘形势’字以别之”。

形势户的范围显然比官户宽，其中还包括了“非贫户弱者”的吏户。不论单独设置形势版簿，还是在税租簿上用朱笔标明“形势”两字，都说明官户和富有的吏户有特别的户口登记。与形势户相对称的是“平户”〔45〕，此词不常见，其范围比民户窄，但占了民户的大部分。〔46〕

二、按人户居住地区分，有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别，前者居住乡村，后者居住城市。

如前一章所述，中国古代的“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分，始见于唐朝。后周世宗废除大量寺院时规定：“其在军镇及偏镇坊郭户及二百户以上者，亦依诸县例指挥。”〔47〕宋朝继承前代制度，宋太宗雍熙四年（公元987年）诏说，“沿边州军管属地分坊郭、乡村诸色人户”，如向辽朝走私粮食，“不计多少”，“勘罪”“处斩”〔48〕。宋神宗时，两浙路“初诏坊郭户不及二百千，乡村户不及五十千，并免输役钱”〔49〕。又霍翔奏请“诸路乡村户不拘等第高下，如愿养马，并许经官投状”〔50〕。司马光在宋哲宗初上奏，建议“召募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弓手”，“若尚召募不足，即且于乡村户上依旧雇人，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51〕。宋孝宗时，嘉兴知县黄度变通差役法，“坊郭户充役于某都，而别都增产者，不许辄改。乡村户自狭徙宽者，役于新处，则狭乡常有役户，不偏聚于宽乡”〔52〕。以上记载中的“乡村户”，有的其实是指乡村主户。总之，宋朝实行乡村户和坊郭户的区分，无疑是当时社会经济生活中引人注目的史实。

三、按有无田地等重要生产资料，有无房产等重要生活资料，则有主户和客户之别。主户或称税户，“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53〕。

中唐实行两税法时，规定“户无主、客，以见居为簿；人无丁、中，以贫富为差”〔54〕。“户无主、客”，或作“户无土、客”〔55〕。当时主、客户的区别，主要是土著和侨寓之别，与宋代情况有异。五代后唐长兴元年（公元930年），阶州刺史王弘挚上奏，“一州主、客户才及千数，并无县局，臣今检括得新旧主、客已及三千二百”，请求设县，得到批准。〔56〕后晋时，赵在礼在宋州“所为不法”，“命吏籍管内户口，不论主、客，每岁率钱一千，纳之于家，号曰拔钉钱”〔57〕。可知在北方户籍中，已正式有主户和客户的区分。在南唐，“于客户内有三丁者抽一卒，谓之围军，后改为拔山军，使物力户为帅以统之”〔58〕。这说明南唐不仅户籍中有客户，而且客户与物力户之间存在着某种隶属关系，似可推断客户即是物力户之佃户。

宋承五代遗制，宋太祖建隆元年（公元960年）即规定“据诸州见管主户”重新确定州的等级。〔59〕开宝九年（公元976年），“天下主、客户三百九万五百四”〔60〕。此后主、客户记载很多。宋太宗时《太平寰宇记》的记录表明，各州军的户口统计基本上都有主户和客户的区分。

宋时乡村户与坊郭户、主户与客户是互相交错重叠的。乡村户有乡村主、客户之别，坊郭户也有坊郭主、客户之别。《庆元条法事类》卷48《税租帐》中规定，在各县的“税租帐”中，须开列“坊郭、乡村主户丁各若干，客户丁各若干，及各开丁、中、小、老、疾病人数”。可知宋朝主、客户统计既包括乡村户，也包括坊郭户。以下不妨举一些实例。《弘治徽州府志》卷2载：

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见管户一十二万四千九百四十一，口二十三万一千七百六十四。

主户：坊郭三千九十八，口一万四千一百七十五；乡村户一十二万一千六百四十九，口一十九万二千九百七十五。

客户：坊郭七百八十九，口三千五百二十七；乡村户九千四百六，口二万一千八十七。

《永乐大典》卷7890《临汀志》载汀州户口统计，在其“祖帐”和“见管”的户口中，都分列“主户”和“客户”，而在“主户”和“客户”之下又分列“坊市”和“乡村”的户数，以及“丁”数、“老、小、单丁、残疾不成丁”数。又如《光绪抚州府志》卷14引《景定志》：

主户：十七万一千三十。坊郭户一万七千五百四十，乡村户十五万三千四百九十。

客户：七万六千二百九十。乡村户六万三千二百四十三，坊郭户一万三千四十八。

尽管在宋朝的主、客户统计中，都包括了坊郭和乡村两个部分，但今存绝大部分的主、客户统计已省略了坊郭和乡村的分类数。宋朝既是农业社会，乡村户占了户口的大多数，故全国或大多数地区的主、客户统计，基本上也可说是反映了乡村主、客户的比例。但就少量坊郭户密集的大城市而论，其所在州府的主、客户统计，自然不可能反映乡村的主、客户比例。

四、乡村主户和坊郭主户又按财产分为五等和十等。司马光说“今时坊郭十等、乡村五等户”〔61〕，代表了宋时的定制。关于宋朝户口分类制度中的户等制，情况比较复杂，以下分三方面予以介绍。

（一）户等制沿革。按人户财产划分户等，早在秦汉时已见端倪。大致在魏晋时设九品户制，“书为公赋，九品相通，皆输入于官”〔62〕。北齐时，“始立九等之户，富者税其钱，贫者役其力”〔63〕。唐朝九等户有上上户、上中户、上下户、中上户、中中户、中下户、下上户、下中户、下下户，以上上户至中上户四等为“上户”，中中户至下上户三等为“次户”，下中户和下下户二等为“下户”。〔64〕这种上户、次户和下户的区分，打破了前代户等制三等九品的传统。

五代后晋天福时，“令州郡配征人户食盐钱，上户千文，下户二百，分为五等”〔65〕。这应理解为依业已存在的五等户制摊派盐钱，而不是为摊派盐钱新设五等户制。后周显德三年（公元956年），“课民种植，每县定民籍为五等，第一种杂木百，每等减二十为差，桑、枣半之”〔66〕。这也同样应以业已存在的五等户制为依据。

宋朝乡村五等户制和坊郭十等户制的建立和完善，显然有一个过程。

宋太祖建隆二年（公元961年），“申明周显德三年之令”，规定五等户分等植树的数目。〔67〕开宝五年（公元972年）诏令“沿黄、汴、清、御河州县人户”种柳树等，“量户力高低分五等，第一等种五十株，第二等四十株，第三等三十株，第四等二十株，第五等十株”〔68〕，也与前一规定相类。最近发现的《天圣令》说：“诸每年课种桑枣树本，以五等分户，第一等一百根，第二等八十根，第三等六十根，第四等四十根，第五等二十根。”〔69〕其实也是复述后周令。

北宋前期实行五等户制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摊派职役。“建隆初，里正、户长掌课输，里正于第一等差，户长于第二等差。乡书手隶里正，于第四等差。又有耆长，掌盗贼烟火，于第一等、第二等差。其属有壮丁，于第四、第五等差”〔70〕。宋太宗淳化五年（公元994年）诏各县，“每岁以人丁、物力定差，第一等户充里正，第二等户充户长”。至宋仁宗天圣时，仍“循其制”〔71〕。宋真宗大中祥符时，乞伏矩奏，“川界弓手役户多贫乏，困于久役”，“况第一、第二等户充耆长、里正”，“弓手系第三等户”〔72〕。宋仁宗乾兴元年（公元1022年）继位时，“上封者言”，“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73〕。明道二年（公元1033年）诏：“天下闰年造五等版簿，自今先录户产、丁，推及所更色役。”〔74〕由此可见，自北宋初至宋仁宗时，以五等户制摊派职役，大体沿袭不变。

但是，北宋前期的户等制也有歧异记载。如宋太祖开宝九年（公元976年），曾“于开封府〔管内〕诸县〔均〕定三等人户税额”〔75〕。当然，这也不能排除在五等户制基础上简分上、中、下三等的可能性。又宋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京西转运使程能奏：“诸道州府民事徭役者未尝分等，虑有不均，欲望下诸路转运司，差官定为九等，上四等户令充役，下五等户并与免。”宋太宗“诏令转运使躬亲详定”〔76〕。此处称摊派职役“未尝分等”，与前引记载抵牾。估计宋太祖时的五等户制只行于北方，且不包括河东等地，未形成定制，故程能又提议设九等户制。但从太平兴国后摊派职役的记载看，九等户的建议大概未曾实施。

自宋仁宗后，乡村五等户制迄南宋末不变。宋理宗时，魏了翁说：“财非出于官，而使不责之税产户，不责之四、五等，得乎？”〔77〕宋度宗咸淳四年（公元1268年），建康府“代输五县下五等户夏税钱”〔78〕。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临安尹潜说友决定：“所有咸淳七年四、五等户夏税畸零，更与预行代输一次。”〔79〕这些都是五等户制沿用至南宋末的实例。

宋朝虽实行乡村五等户制，但有时也在五等户的基础上进一步细分户等。宋神宗时，开封府摊派役钱，“以乡村第一等人户分为甲、乙、丙、丁、戊五等，第二、第三等人户分为上、中、下三等，第四、第五等人户分为上、下二等”〔80〕。两浙路一度“以七十五等定家业，均役钱”〔81〕。广南东路潮州以“七等敷盐”，“系以下县土色高下，产钱轻重分为等第”，“如潮阳以三贯文为第一等，而揭阳则以四贯，海阳则以五贯”，“官司见行盐价每斤七十三文，第七等户潮阳则四斤半，揭阳四斤，海阳则三斤半”〔82〕。当地按七等户强敷食盐，征收盐钱，可能也是在上等户中再细分户等，并非取消五等户制。

乡村主户分为五等户，乡村客户是否也分五等户呢？宋神宗时，各路摊派役钱，京西南路规定“乡村客户物力及主户第三等已上者依主户例”，河北东、西路规定“客户有物力者，比附主户所在等第出钱”〔83〕。后两路的客户应包括乡村客户和坊郭客户两部分。乡村客户的主体是贫苦佃农，故一般无划分户等之必要。这三路的规定，看来是兼顾乡村客户中少量拥有较多浮财物力者。

关于坊郭户等，北宋初不见记载。宋真宗时，京西转运使郑文宝等人“请于部内州军等第分配坊郭之民籴买刍粟”〔84〕，苗稹和薛田在西京河南府“均定本府坊郭居民等”〔85〕，但都未说明坊郭户分为几等。宋仁宗时，欧阳修奏：“往时因为臣僚起请，将天下州县城郭人户分为十等差科。当定户之时，系其官吏能否。有只将堪任差配人户定为十等者，有将城邑之民不问贫穷孤老尽充十等者，有只将主户为十等者，有并客户亦定十等者。”〔86〕可知各地划分坊郭十等户，可谓五花八门，或仅将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或将坊郭主、客户混通分为十等，这与乡村客户一般不计户等有异。

（二）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宋时划分户等，完全依据人户财产多少，而与人丁的有无或多少无关。由于人户的贫富经常处于变动状态，“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87〕，故需定期登记。如前所述，宋仁宗时，明确规定每逢闰年重造五等版簿，其正式名称是“五等丁产簿”〔88〕，同时也必须登记各户人丁。造簿工作由各县令、佐委派乡里基层政权头目负责。最初，“诸州军县每五年一造坊郭等第簿”，庆历时，因范仲淹之建议，改为“及三年便造簿，重定等第”〔89〕。此后，“依法三年一造，坊郭十等，乡村五等，以农隙时当官供通，自相推排，对旧簿批注升降”〔90〕。此项规定在实际执行时，自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种种流弊。

关于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吕陶说：“天下郡县所〔定〕版籍，随其风俗，各有不同。或以税钱贯百，或以地之顷亩，或以家之积财，或以田之受种，立为五等。就其五等而言，颇有不均，盖有〔以〕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其为等虽同，而贫富甚相远。”〔91〕其实，乡村四、五等户财产差别不大，财产差别甚大主要是在乡村一等户内，尽管乡村一等户一般都是富户。

除了上述四种划分乡村户等的财产标准外，有的地方也以某种税物作为财产标准。如《永乐大典》卷11907《湟川志》载广南东路连州的情况说，“今江、浙、福建内郡多以产钱纽税，此郡独以田亩等第纽夏布为准”。“且以负郭言之，家有田一亩，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则减布六寸”。“分五等，应人户管布十匹以上至三匹五〔尺〕为一等、二等、三等人户”，“自三匹四尺五〔寸〕至一匹四尺，为四等人户”，“一匹三尺至一尺，为五等人户”。连州是按田地的肥瘠，一律折成税布，再按乡村主户拥有田亩的税布丈尺，划分户等。

福建路往往以人户田地的产钱额划分乡村户等。在泉州安溪县，“以土田高下定出产钱，而第五等”，“田以种子论，上等斗或一十文，中等斗或七文、五文，下等斗三文。自第四等、第三等并与诸县同，自二贯二百文至三贯八百八十九文为第二等，三贯八百九十文以上并与一等”〔92〕。安溪县不单纯以田地顷亩或下种多少划分户等，而是以下种折算产钱划分户等。《嘉靖惠安县志》卷6记载惠安县的情况更详：

宋因陈洪进纳土，诏均闽中赋额，以土田高下定出产钱，其夏秋二税及折变粮料，俱以产钱为母，而第人户九（应作“五”）等以权之。

吾邑田分九等，地分五等。田上三等每亩自十六至十四文，中三等自十文至十一文，下三等自九文至三文。地一等每亩十二文，二等十一文，三等八文，四等五文一分八厘，五等二文四分。

其田地产钱，自一文至一百九十九文为第五等，二百文至四百四（应作“九”）十九文为第四等，五百文至一贯一百九十九文为第三等，自一贯二百文至三贯八百八十八文为第二等，三贯八百八十九文以上为第一等。

上引文字中田“中三等自十文”，“十”之后疑脱漏一“三”字。如以四等田作每宋亩产钱十三文，六等田作每宋亩产钱十一文，可将惠安县乡村五等主户拥有的田地额列成下表（此表一宋亩以下小数一概不计）。

吕陶所谓“家之积财”，宋时一般称为家业钱、物力等，即是将各户的田亩和浮财折算成钱，然后再依照规定的五等家业钱额划分户等。如在处州丽水县，“以壹亩而论，极高者为钱伍贯玖百文，极下者为钱伍百或肆百文”，另有“所谓浮财物力者，不问田亩之有无，凡行商坐贾、负贩营生之家，视其财利之丰约，以为物力之多寡”，浮财物力之计算，也包括“乡村浮财之数”〔93〕。可知家业钱因估算人户的浮财物力，就不单纯以各户田地的多少肥瘠为基础，这与其他几种划分乡村户等的财产标准有别。区分乡村主户和客户，主要依据田地的有无，这固然不错，但也不能绝对化。因为以家业钱划分户等，也可能将没有田产而有若干浮财的乡村户，列入五等主户之户籍。

关于以家业钱划分户等的情况，仅存零星记载，却仍反映了地区差别。如宋神宗时，定州安喜县“第四等之家乃逾五千，每家之产仅能直二十四缗”〔94〕。南宋时，四川忠州“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95〕。绍兴府“物力及三十八贯五百文者，为第四等，三十八贯四百九十九文者，为第五等”〔96〕。

事实上，宋朝比较流行的划分乡村户等的财产标准，主要有家业钱和税钱（福建路称产钱）两种。北宋时，北方各州县一般用家业钱划分乡村户等，南方则多数州县用税钱划分乡村户等。南宋时，南方大部分州县改用家业钱划分乡村户等。〔97〕

关于划分坊郭户等的财产标准，宋徽宗时的《崇宁方田令》说：“诸州、县、寨、镇内屋税，据紧慢十等均定，并作见钱。”官员解释说，这是“旧来坊郭十等之法”。如开德府等地，“每间赁钱有一百至二百文足，多是上等有力之家。其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98〕。可知屋税的多少，是划分坊郭主户户等的财产标准，其基础则是房屋的好坏。坊郭户之有无房产，又成为区分主、客户的依据。“河北诸州当榷盐之初，以官盐散坊郭主、客户，令纳见钱。及盐法通行，其盐钱遂为半额而不除。主户则尚能随屋税纳官，客户则逃移，莫知其处，但名挂簿书而已”〔99〕。坊郭主户有屋税，即是有房产；坊郭客户无屋税，即是无房产。

但是，光用屋税多少划分坊郭户等，是有缺陷的，因为城居的富户不一定有自己的房产。宋仁宗时，河东“岢岚、保德军、岚、忻等州亦有浮客充等第者，缘彼处浮客当屯兵之地，经营物力过于主户”〔100〕。这是指一些外地商人城居而无房产，故为“浮客”。《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记载各路坊郭户出役钱的情况，其中开德府（澶州）所在的河北路，“坊郭亦依等第均出”，实际上大约是按屋税分摊；而多数路却以“家业贯百”、“物力”、“家业”、“家业钱”、“活业钱”、“物力房店钱”等分摊。例如梓州路“坊郭并以家业”，成都府路“坊郭以物力出钱”，实际上就是“别定坊郭十等人户出营运钱”〔101〕。依此类推，这说明多数路实际上是以家业钱划分户等，不分主、客户，混通分十等。

综上所述，自北宋至南宋，家业钱愈来愈成为城乡划分户等的通用财产标准，却并未成为唯一或统一的财产标准。

（三）上、中、下户的区分。乡村五等户如何区分上、中、下户，大体有以下四种情况。

第一，乡村第一、二、三等主户称上户，第四、五等主户称下户。宋仁宗时，尹洙上奏，建议向官府捐献粟五百斛或百斛者赐爵，三司使郑戬等反对说：“若三等之上户皆受爵号，即牙前、弓手、散从官、手力之类，悉出孤贫、浮客。”〔102〕在宋神宗以前，乡村上三等户须轮流服差充职役，而乡村第四、五等户不服差役或服壮丁等役。宋神宗实行免役法后，吕公著说：“然上户昔以役多破家，今则饱食安居，诚幸矣；下户昔无役，今率钱则苦矣。”〔103〕司马光也说，“旧日差役之时，上户虽差充役次”，“下户元不充役”〔104〕。《新安志》卷2说：“绸绢者上三等所有，而布与麦者第四等以下小户所产。”朱熹奏，信州玉山县“上三等户随分减放外，下二等户尽行蠲免”〔105〕。宋廷处理纳税、蠲免、赈贷等事务，往往以上三等户作为一种类型，下二等户作为另一种类型。

第二，乡村第一、二等主户称上户，第三等主户称中户，第四、五等主户称下户。王琪说，“自第一至第二等兼并之家，占田常广”，“自第三至第四等中下之家，占田常狭”〔106〕，此处实际上是将第三等户作为中户。宋哲宗时，苏轼讨论役法，也将乡村“自第二等以上人户”作为“上户”，“第四等已下”作为“下户”，“独有第三等人户”则称“中等户”。〔107〕李常也称“第三、第四等”为“中下人户”〔108〕，其意与王琪相同。

第三，乡村第一等主户称上户，第二、三等主户称中户，第四、五等主户称下户。如前所述，宋神宗时开封府摊派役钱，以乡村第一等户分甲至戊五等，第二、三等户分上、中、下三等，第四、五等户分上、下两等。邓绾和曾布解释说：“畿内乡户计产业若家赀之贫富，上户分甲、乙五等，中户上、中、下三等，下户二等。”〔109〕这是将第二、三等乡村主户称为中户的例证。

第四，乡村第一、二等主户称上户，第三、四等主户称中户，第五等主户称下户。宋孝宗时，潘景珪说：“今之和买，所在为害，盖缘官户及中产之家惮于物力之多，遂乃诡名挟户。于是第四等以上之民，和买益繁，役次益频，诡名挟户尽作第五等之家，非真第五等之户也。”〔110〕此处“中产之家”应包括乡村第四等户。宋光宗时，四川一些地区旱灾，“将税米与第五等人户尽行放免，上、中等人户减半催理”〔111〕。此处上等户应为乡村第一、二等主户，中等户应为乡村第三、四等户。

综上所述，乡村主户中除第一等户和第五等户外，其他三等户列入上、中、下户的概念并不统一和固定。这与唐朝九等户制中的上户、次户和下户有统一规定，显然有异。《数书九章》卷10《均科绵税》的算题，将“五等户”分为“上等”、“副等”、“中等”、“次等”和“下等”，此类称谓未见于其他记载。

关于坊郭十等户的上、下户区分，情况更为复杂，留待以后再作介绍。

以上介绍了宋朝四大类户名的区分情况，必须指出，这四大类户名是互相交错重叠的。除前述乡村户与坊郭户、主户与客户互相交错的实例外，官户也同样须编入乡村户和坊郭户户籍，并划分户等。宋哲宗时诏：“诸路坊郭第五等以上及单丁、女户、官户、寺观第三等以上旧纳免役钱，并予减放五分。”〔112〕宋高宗时规定：“应命官于陀（佗）州县寄居已及七年，虽未及七年，而有田产物力及三等户以上，并不许注授本处差遣。”〔113〕宋孝宗时改变役法，曾一度令“官户与民户一概通选物力第二等以上轮差，二年一替”〔114〕。这些都是官户依乡村主户划分户等的实例。当然，官户一般是不可能列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户籍。

总的说来，宋朝的乡村客户、乡村下户、乡村上户、官户、形势户（包括服职役的乡村上户）、坊郭户等，作为户口分类制度下的法定户名，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宋朝社会的阶级结构。但是，户口分类制度所反映的阶级结构只是近似的，不能将户口分类等同于阶级的划分和阶级结构的分析。

第一，由于人户贫富状况的经常变动，农民的逃亡和反抗，地主的作弊等各种因素，尽管宋朝官府很重视对户口的管理和控制，而户籍的登记和统计必然是漏洞百出，无准确性可言。北宋蔡襄说：“天下生齿脱漏，亦有不输一钱以助官者。”〔115〕宋徽宗政和时，四川合州赤水县的户口登记中，乡村上三等户仅258户，经知县查核，增至373户。〔116〕南宋章谊说：“富家巨室，阡陌相望，而多无税之田；贫民下户，破家竭产，以偿不割之税。田无税，则科敛之数寡；税不割，则户籍之等高。”〔117〕袁说友说，“在法，每三年一推排，此正祖宗欲以革产去税存之弊”，“今县道例皆前后避免，或以灾伤为辞，有经十年、二十年而不一推排者”〔118〕。即使三年一次推排，重新进行户口分类，也不可能使户籍准确地反映实际状况，更何况有一、二十年不推排者。“户之贫富，口之多寡，虽有籍而不足凭”〔119〕。

第二，宋朝有些户名也并不能反映阶级结构。例如乡村第三等户，即中户，作为乡村的中间等级，阶级状况比较复杂。坊郭户只是城市居民的统称，其阶级结构也须另作具体分析。即使如乡村下户和客户，其基本成分是农民，但也掺杂一些复杂的成分。

第三，宋朝某些阶级成分，例如幹人、奴婢等，也在当时的户口分类体制中得不到反映。

中国自秦汉以下的历代皇朝，各种人户的法定身份和其实际经济地位，有一致之处，也有不一致之处。具体到宋朝，则主要表现为户口分类体制下的各种法定户名与人户实际经济地位的异同。了解各种人户的法定身份与其实际经济地位的异同，对研究任何断代的社会史，都是十分重要的，在某种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一个关键问题。就宋史而论，研究和了解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无疑是研究和了解宋朝阶级结构的入口或突破口。因为要研究和了解宋朝的阶级结构，须以今存史籍为据，事实上就无法撇开当时的户口分类制度。本书往后的论述，大体上就是结合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以分析和介绍当时的阶级结构。

讨论宋朝阶级结构，人们使用的名词并不一致。例如有的学者就采用农民，大、中、小地主，民庶地主、品官地主之类名称。按笔者个人之习惯，还是比较愿意采用诸如官户、乡村上户、乡村下户、乡村客户之类名称，因为此类户口分类体制下的户名，更易于反映宋朝的历史特点。研究历史，最好尽量使用一些历史上的名词。既然在宋以前，学者们已广泛采用诸如门阀士族、部曲之类历史上的名词，则本书使用官户一类名词，似亦未尝不可。

注　释

〔1〕参见《唐律疏议》卷2、21、22。

〔2〕据《安阳集》卷46《家夫人崔氏事迹与崔殿丞请为行状》，卷50《故尚书工部侍郎致仕赠工部尚书崔公行状》，韩琦妻崔氏本家，“自唐以来，为衣冠甲族，与卢、李、郑数家相为婚烟，它族不得预”，崔氏的“曾祖母、祖母犹皆卢、李二姓，故世高其门风”。但到宋时，已不可能维持只与卢、李、郑家通婚的旧规。崔氏的祖父只得了个左班殿直的小武官，“以家世儒者，耻从武弁之列，遂弃官归鄢陵”。其子崔立中进士，官至工部侍郎致仕。这是一条门阀士族阶层式微的记录。

〔3〕《全唐诗》卷230。

〔4〕《止斋先生文集》卷35，《答林宗简》。

〔5〕《史通通释》卷5，《邑里》。

〔6〕《通典》卷7，《丁中》。

〔7〕《全唐诗》卷216，《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

〔8〕参见《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9〕《唐陆宣公翰苑集》卷22，《均节赋税恤百姓六条·其六论兼并之家私敛重于公税》。

〔10〕《汉书》卷5，《景帝纪》。参见《汉书》卷24，《食货志上》；卷49，《晁错传》。

〔11〕参见《唐会要》卷58，《户部尚书》。

〔12〕关于部曲的性质，人们有各种不同见解。我个人大致同意张泽咸《唐代的部曲》（载《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4期）的观点。另参见日本高桥芳郎《从部曲、客女到人力、女使》（见《变革期亚细亚的法和经济》，1986年3月）。

〔13〕《大正新修大藏经》卷45，初唐僧人道宣《量处轻重仪本》。

〔14〕《文苑英华》卷531，《婢判》。

〔15〕参见《文苑英华》卷531，《婢判》；《敦煌资料》，第1辑，333～348页；《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

〔16〕参见《宋史》卷264，《卢多逊传》。

〔17〕参见《宋史》卷259，《张琼传》；《续资治通鉴长编》（以下简称《长编》）卷4乾德元年八月壬午载史珪、石汉卿诬殿前都虞候张琼“养部曲百余人，自作威福，禁旅畏惧”，此处的部曲即私兵之意。

〔18〕《梁溪漫志》卷9，《官户杂户》。

〔19〕《云麓漫钞》卷4。

〔20〕《长编》卷54，咸平六年四月癸酉。

〔21〕《习学记言序目》卷19，《史记·书》。

〔22〕《嘉定赤城志》卷37。

〔23〕参见《梦粱录》卷19，《顾觅人力》。

〔24〕《汉书》卷24，《食货志上》。

〔25〕参见《筠溪集》卷3，《缴刘光世免差科状》引《绍圣常平免役令》；《庆元条法事类》卷48，《支移折变》、《科敷》。

〔26〕参见《长编》卷4，乾德元年七月己卯。《宋史》卷1《太祖纪》作“《重定刑统》”，《宋史》卷204《艺文志三》作“《重详定刑统》”。

〔27〕《宋刑统》卷2、6、12。

〔28〕参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杂令》卷30，北京，中华书局，2006。

〔29〕《蔡忠惠公集》卷22，《乞复五塘札子》。

〔30〕《武溪集》卷20，《宋故大理寺丞前知白州孙公墓表》。

〔31〕《宋史》卷377，《王庠传》。

〔32〕《金史》卷46《食货志一》：“凡没入官良人，隶宫籍监，为监户；没入官奴婢，隶太府监，为官户。”

〔33〕参见《宋会要》食货14之42，38之19，40之15。

〔34〕《宋会要》食货56之40。

〔35〕《庆元条法事类》卷16，《诏敕条制》；卷48，《科敷》。

〔36〕《宋会要》食货66之29。

〔37〕《唐会要》卷67，《留守》。参见《新唐书》卷100，《韦弘机传》；《旧唐书》卷185因避宋宣祖赵弘殷讳，改作《韦机传》。

〔38〕《文苑英华》卷429，《会昌五年正月三日南郊赦文》。

〔39〕《五代会要》卷12，《马》。

〔40〕《五代会要》卷15，《户部》。

〔41〕《宋会要》食货70之2；《长编》卷12，开宝四年正月辛亥。

〔42〕《长编》卷39，至道二年五月辛丑。

〔43〕《长编》卷95，天禧四年正月辛未。

〔44〕《宋会要》食货70之27～28。

〔45〕《宋会要》食货14之24：“以形势户催形势户，平户催平户。”

〔46〕关于宋代官户和形势户的起源，还可参见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3）。

〔47〕《五代会要》卷12，《寺》。

〔48〕《宋会要》兵27之2。

〔49〕《宋会要》食货66之42。

〔50〕《宋会要》兵24之21～22。

〔5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7，《乞罢保甲札子》。

〔52〕《絜斋集》卷13，《龙图阁学士通奉大夫尚书黄公行状》。

〔53〕《宋会要》食货12之19～20。

〔54〕《旧唐书》卷48，《食货志上》。

〔55〕《唐会要》卷83，《租税》。

〔56〕参见《旧五代史》卷41，《唐明宗纪》。

〔57〕《五代史补》卷3，《赵在礼拔钉钱》。

〔58〕马令：《南唐书》卷5。参见陆游：《南唐书》卷3。“围军”，《说郛》卷54《江南野录》作“团军”，《说郛》卷3《江南野录》作“国军”。

〔59〕参见《宋会要》食货69之77。

〔60〕《宋会要》食货69之70。

〔61〕《资治通鉴考异》卷19。

〔62〕《初学记》卷27，《宝器部·绢》引《晋故事》。

〔63〕《隋书》卷24，《食货志》。

〔64〕参见《唐六典》卷3，《户部》；《唐会要》卷83，《租税》。

〔65〕《旧五代史》卷81，《晋少帝纪》；《旧五代史》卷146，《食货志》；《五代会要》卷26，《盐》。

〔66〕《长编》卷2，建隆二年春。

〔67〕参见《长编》卷2，建隆二年春。

〔68〕《宋会要》方域14之1。

〔69〕《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田令》卷21。

〔70〕《嘉定赤城志》卷17。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4；《云麓漫钞》卷12。

〔71〕《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戊辰。

〔72〕《宋会要》职官48之61；《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四月戊寅。

〔73〕《宋会要》食货63之168～169。

〔74〕《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十月庚子。

〔75〕《长编》卷17，开宝九年正月丙申；见《宋会要》食货70之4。

〔76〕《长编》卷21，太平兴国五年二月丙午。《文献通考》卷12载程能上奏时为太平兴国三年，文字稍异。南宋《开庆四明续志》卷7：“差役法肇于唐武德，本朝因之，以九等定役，上四等则充，下五等则免。”当是依据程能上奏。

〔77〕《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103，《御策一道》。

〔78〕《景定建康志》卷14。

〔79〕《咸淳临安志》卷59。

〔80〕《止斋先生文集》卷21，《转对论役法札子》。

〔81〕《鸡肋集》卷67，《朝奉郎致仕陈君墓志铭》。

〔82〕《宋会要》食货28之52～53。参见《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图志》。

〔83〕《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

〔84〕《宋会要》食货39之4～5。

〔85〕《宋会要》食货69之79。

〔86〕《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87〕《袁氏世范》卷3，《富家置产当存仁心》。

〔88〕《宋会要》食货11之13。

〔89〕《范文正公年谱补遗》。

〔90〕《宋会要》食货69之23。

〔91〕《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宋会要》食货13之24。

〔92〕《嘉靖安溪县志》卷1。

〔93〕《两浙金石志》卷11，《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

〔94〕《长编》卷364，元祐元年正月戊戌。

〔95〕《宋会要》食货14之38。

〔96〕《梅溪先生后集》卷25，《定夺馀姚县和买》。参见《宋会要》食货70之75～76。

〔97〕关于划分乡村户等，可参拙作《宋朝划分乡村五等户的财产标准》（载《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宋史研究论文集》）、《宋朝的产钱》（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3））。两文均编入论文集《涓埃编》。

〔98〕《宋会要》食货4之11。

〔99〕《韩魏公集》卷13，《家传》。

〔100〕《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101〕《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

〔102〕《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六月甲申朔。

〔103〕《涑水记闻》卷14。

〔10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9，《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

〔105〕《朱文公文集》卷13，《辛丑延和奏札四》。

〔106〕《宋会要》食货62之19。

〔107〕参见《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6，《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

〔108〕《长编》卷424，元祐四年三月。

〔109〕《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110〕《宋会要》食货70之76。

〔111〕《宋会要》食货68之92。

〔112〕《宋会要》食货70之176。

〔113〕《宋会要》职官61之50～51。

〔114〕《宋会要》食货6之5。

〔115〕《蔡忠惠公集》卷18，《国论要目·安民》。

〔116〕参见《金石苑》卷3，《宋知县程公政事记》。

〔117〕《历代名臣奏议》卷258。

〔118〕《东塘集》卷10，《推排札子》。

〔119〕《宋会要》食货68之106～107。

第二编
宋朝农民阶级——乡村下户和客户

第三章
乡村客户的阶级状况

乡村客户是宋朝法定户名，由于乡村客户的基本成分是佃农，故在不少宋人记载中，乡村客户又成为佃农的代名词。但是，从另一方面看，乡村下户中也有相当比例的佃农，而乡村客户中又存在少量不属佃农的复杂成分。故宋代的佃农还不能完全等同于乡村客户。乡村客户是法定身份，而佃农则是大多数乡村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两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在宋朝户口分类制度的法定户名之下，乡村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和阶级状况如何，这是本章论述的基本问题，为此又不得不涉及对宋时很多历史名词的分析。

乡村客户的基本成分是佃农，这是中外学者做了大量研究工作后得出的结论。北宋石介说：“乡墅有不占田之民，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谓之客户。”〔1〕苏轼任定州知州时，当地发生灾荒，他上奏说，“客户乃主户之本，若客户阙食流散，主户亦须荒废田土矣”，请求将“陈损白米”，“借贷与乡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户吃用。令上件两等人户据客户人数，不限石斗，依此保借”〔2〕。南宋朱熹在南康军讨论荒政，也提出“劝谕上户”，“约定所荫客户所粜米谷数目”〔3〕。以上记载清楚地表明了乡村上户和客户之间，事实上存在着借牛和租田的经济关系，古代或谓之“荫”。

由于此类经济关系的普遍性，故宋时常用“主客”关系代表今人所谓地主和佃农的实际经济关系。熊克《劝农》诗说：“凡农主客两相依，以富资贫政所宜。要彼力耕吾有望，借粮借种莫迟迟。”〔4〕“客户耕田主户收”〔5〕，乡村上户与其所“荫”客户分配出租田地的农产品时，实行对分租，可称“主、客分”〔6〕，也有所谓“主客四六无偏颇”〔7〕。

由法定的户名称谓转化为民间约定俗成的“主客”经济关系，也适用于官田的租佃。早在宋太宗时，陈尧叟等建议“公田之未垦者，募民垦之，岁登所取，其数如民间主客之例”，即“公私各取其半”〔8〕。官员的职田可“招置客户”，或规定“每顷占客不得过三户”〔9〕。宋廷规定职田“并须遵守元制，无扰客户，遇灾沴，且蠲省之”〔10〕。北宋末至南宋初，宋廷没收蔡京等奸臣田产，“仍租与客户”〔11〕。

但是，除客户之外，宋人对佃农之类尚有很多习惯性的称谓，这些称谓往往涉及法定的乡村客户的阶级状况。一些中外学者又以某些称谓论证宋代佃农的阶层划分〔12〕，故有必要就此类称谓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浮客。宋人记载中有称“无土浮客”〔13〕，有称“浮客户”〔14〕，有称“浮居客户”〔15〕，其意大致相同。宋末胡三省对五代时的“乡村浮户”作如下解释：“浮户，谓未有土著定籍者，言其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若浮泛于水上然。”〔16〕这应是浮客一词之原意。

但是，很多浮客“蓬转萍流”的结果，往往仍须被纳入农业社会的租佃关系之中。宋朝的职田可“依条召浮居客户”〔17〕承佃。李觏说，贫民之“不能者，乃依人庄宅，为浮客耳”〔18〕。欧阳修说：“出产租而侨居者，曰浮客，而有畬田。”〔19〕元丰时，雄州报告说，与辽接壤的两输户逃移，“逃移人多客户”，“欲往他处营田作力，以为岁计”，宋神宗批示说：“今逃者既多客户，则浮寓之民，纵使散之他所，亦无深害。”〔20〕上述记载表明很多浮客的归宿，是为他人“营田作力”，故浮客一词，在某些场合下也就转化为佃农的代名词。浮客、浮居客户和客户实有相通之处。

浮客的“蓬转萍流，不常厥居”，自然不是一种自由谋生的乐趣。王炎在诗中描写道：“丁男负荷力已疲，弱妻稚子颜色悲。亲戚坟墓谁忍弃，嗟尔岂愿为流移。春蚕成茧谷成穗，输入豪家无孑遗。丰年凛凛不自保，凶年菜色将何如？但忧衔恨委沟壑，岂暇怀土安室庐。故乡既已不可居，他乡为客将谁依？”〔21〕实为宋时浮客痛苦生活的写照。

二、家客。《洛阳搢绅旧闻记》卷5《焦生见亡妻》载，焦生“于洛城西宫南里有同人庄居，积囷食且多，村民之豪者也”，“一日，自城中醉归，行及柿园店，以鞭乱殴其家客，家客怒，先驰归”。此处的家客似亦为佃农之代名词。

三、分田客。宋仁宗天圣诏说，在南方四川以东地区的“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今后改为“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22〕。分田客应是指向“主人”分田租佃之意，可与客户一词通用。

四、牛客。宋太祖时，诏令河南府、大名府等几十个府州军，“所抄丁口”，“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23〕。此处的牛客和小客自然有别。宋时佃农或为拥有耕牛的“私牛之客”〔24〕，或如前述“借人之牛”者，牛客似乎是专指后一类佃农。

五、小客。宋太祖诏中将“小客”和“牛客”作了区分。据宋仁宗初的臣僚奏，“两川远地，所产虽富，般运实多”，“押纲衙前，虽有酬奖；户下小客，最受辛勤”〔25〕。充当衙前的乡村上户或可得官府的“酬奖”，而充当“般运”的苦力则是其“户下小客”。此处的小客应是泛指四川豪富之家的佃农，而不论其是否“借人之牛”，与前引宋太祖诏有异。

六、旁户。宋太宗时记载，“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使之如奴隶，家或数十（千？）户，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26〕。“巴〔蜀〕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小民岁输租庸”，“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27〕。宋仁宗皇祐敕说：“施、黔州诸县主户壮丁、寨将子弟等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差人，计会所属州县追回，令著旧业。”〔28〕可知旁户应是旁下客户之简称，也可与“佃客”、上述的“户下小客”通用，实际上是指四川一带对主人依附关系颇强的佃农。

七、僮客。北宋李觏之母郑氏，“其先盖乡大姓”，她“有计算，募僮客，烧薙耕耨，与同其利。昼阅农事，夜治女功”〔29〕。僮客应是指雇农，而非佃农。南宋叶適在诗中说：“我病不暇耕，行复观我田”。“僮客四面集，畦疃相勾连。敢云岁晏休，翻犁趁晴暄”〔30〕。在租佃制下，地主将田地分租给各个佃农家庭后，一般无须劳心农事，只等收获时分取地租。然而在雇佣制下，主人往往须筹划、指挥和监督雇农们的劳动。〔31〕上述郑氏和叶適“募僮客”，“阅农事”，以及在田间“僮客四面集”的情景，都反映了农业雇佣制的特点。

八、佣客。薛季宣在信中说：“齐安二十二区，合肥复三十六圩之旧，各不过三百四五十户。其余土人，招为客户，无虑数千人。情不欲闻官，所籍止三千五百户。”他在另一信中叙述同一事实，则说：“大姓以佣客〔招徕〕，余三千五百户。”〔32〕将两信对照，则佣客和客户即是指佃农，宋时的“佣”字，未必就是指雇佣。

九、佃客。宋时“佃客”一词相当流行。北宋张方平说：“今天下浮户，依强家而为佃客者，取分末之利，输大半之率，由无以自业也。”〔33〕佃客就是佃农，他们向“强家”租地后，须“输大半之率”。宋高宗时推行经界法，规定田亩“画图”，须“关集田主及佃客逐坵计亩角押字”〔34〕。这说明当时“田主及佃客”之间租佃关系的普遍性。宋光宗时，“淮西诸县有旱伤去处，小民不能存济”，纷纷流亡到信阳军，当地官府“遂劝谕税户，令招集流民，以为佃客，假借种粮、屋宇，使之安存”〔35〕。在某些少数民族聚居区，也同样有佃客。宋神宗时下诏，“邵州芙蓉、石驿、浮城等洞”，“其归明户及元省地百姓，如省地法，应婚姻、出入、典卖田、招佃客，并听从便”〔36〕。在广南西路，“归明官、故承信郎田承宽妻王氏遣家丁、佃客自备粮饷，助官军〔讨〕贼有功”〔37〕。这表明上述地区也存在租佃关系。

十、佃户。佃户在多数场合下，应为佃客之同义词。宋徽宗诏令各地县令“以十二事劝课农桑”，“十有一曰恤佃户，谓佃客多是贫民，方在耕时，主家有催旧债不已”〔38〕。《作邑自箴》卷6《劝谕民庶榜》：“佃户勤强，便足衣食，全藉主家照顾，不得偷瞒地利。”宋理宗时，胡太初说：“盖田主资贷佃户，此理当然，不为科扰，且亦免费官司区处。”〔39〕此类都是佃户即佃客的实例。

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佃户只是指田地的承租者，而非佃农。宋高宗时，庐州知州吴逵建议：“土豪大姓就耕淮南荒田者，欲除种子外，九分归佃户，一分归官。”〔40〕宋时各种官田的“佃户”，有“豪猾士人、仕宦子弟”、“形势之家”，“或以假儒，或以势族，或正官户，或宗室伪名”，他们往往“横行于乡”，“迁延不输”，或“计较减落田租”，“号为佃户，实是奸民”。一方面，他们确是官田的“佃户”；另一方面，他们一般也不会自己耕作，“广行包占”官田的结果，无非是转租于穷苦的佃农。〔41〕

十一、佃人。佃人与佃户一样，对其含义须作具体分析。袁采说，“然人家耕种，出于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为重”，“不可因其仇者告语，增其岁入之租”，“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4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争墓木致死》载，“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欲邀田主退减苗租”。田主和佃人之间的经济关系，就是宋代普遍存在的租佃关系，“佃人”就是指“力田之农”〔43〕。

但是在某些场合下，佃人也是指田地的承租者，而非佃农。宋高宗时，“两浙东、西，江南东、西，福建、广南东、西路所管乡村户绝并没官及贼徒田舍与江涨沙田、海退泥田，昨为兼并之家作弊，计嘱人吏，小立租额佃赁”，这些“兼并之家”也被称为“佃人”〔44〕。他们承租官田后，自然也需转租给佃农。

十二、佃氓。宋徽宗时，杨天惠的《正法院常住田记》说：“夏秋佃氓输租于寺廪者，故事斗有升龠之耗，号曰斗面，积微而衍，可余五百斛。”〔45〕南宋彭龟年《劝输租》诗说：“佃氓输课稍逡巡，排日呼来不厌频。认取私家催米意，莫憎门外督租人。”〔46〕

十三、佃丁。宋宁宗嘉定时，“兴元卒叛”，安姓官员“亦纠合宗族、佃丁数百人，往运军粮，且躬临贼垒”〔47〕。

十四、田丁。宋理宗时，汀州宁化县发生暴动，寡妇曾晏“召其田丁谕曰：‘汝曹衣食我家，贼求妇女，意实在我。汝念主母，各当用命，不胜，即杀我。’因解首饰，悉与田丁。田丁感激思奋，晏自捶鼓，使诸婢鸣金，以作其勇，贼复退败”〔48〕。

十五、客丁。宋高宗绍兴五年（公元1135年）德音说，潭州等二十多郡“人户附种营田并主户下客丁，宫中科种，收课数多，缘此流移，未肯归业”〔49〕。又南宋夔州路曾规定：“般诱客丁，只还本身，而拘其父、母、妻、男者，比附和诱他人部曲法。”〔50〕客丁与田丁、佃丁等一样，都是指佃田的壮丁。

十六、佃火。《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争墓木致死》载，“买官人胡小七田地”与余细三十“祖墓林”相接，胡小七“差诸悍仆率群佃百余人”，“将田畔余家墓木恣行斫伐”，“危辛一者，特胡小七一佃火耳”，在与余家械斗中不幸身亡。“佃火”，另一刊本作“佃人”。宋时，“火”与“伙”字相通，佃火就是佃农的别名。宋宁宗嘉定时，臣僚上奏说，在福建路建宁府、南剑州、汀州和邵武军，“社仓之米，不贷于贫民下户，而土人仓官乃得专之，以为谋利丰殖之具。所贷者非其亲戚，即其家佃火与附近形势豪民之家”〔51〕。此处的佃火也是指“土人仓官”的佃农而言。此外，朱熹在《劝谕救荒》文中，“劝上户有力之家，切须存恤接济本家地客”，而在另一处又称“接济佃火”〔52〕，可知佃火与地客也可通用。

十七、火佃。吕午说：“火佃出力，以得其半，而可赡其妻孥；主人端坐，以收其半，而可足其用度。”〔53〕可知火佃与佃火含义相同，也是指租佃“主人”田地，“以得其半”的佃农。史浩曾向宋孝宗建议，“取山水寨总首，出作州官，各有所辖火佃、仆隶，皆是用命防托之人”，“彼火佃、仆隶不须国家钱粮供赡，止于春秋大阅，稍加犒赏”〔54〕。宋金交界的山水寨总首一般都是当地的地主大族，其“所辖火佃”就是佃农。史浩建议由山水寨总首“出作州官”，抵御金人，可节省财政开支。宋度宗时，抚州发生灾荒，“乐安县康十六官人、周九十官人两宅米最多，而独不粜，为其邻甲、火佃者多饿死”〔55〕。这是康、周两家大地主不肯接济其佃农之故。

十八、火客。宋高宗时，两浙路转运副使赵子“被旨措置镇江府沙田”，由于沙田被“形势之家”所“占吝”，赵子建议将沙田没收，“各随田地肥瘠高下，轻立租课。就令见租火客耕种”〔56〕。此处的“见租火客”一词，另一记载则作“见佃人”〔57〕。又朱熹在《约束粜米及劫掠榜》中说：“州县火客、佃户耕作主家田土，用力为多，全仰主家借贷应副。今来旱损，其田主自当优恤，周给存养，无令失所。访闻多有坐视火客、佃户狼狈失业，恬不介意，切恐因而失所，却致无人布种，荒废田亩。”他在注文中又将“火客、佃户”改称“田客”〔5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载有“火客陈五”，另一刊本则作“夥客”。“陈五与邓楫自有主仆之分”，“陈五犹是邓楫地客”。由此可见，佃火、火佃和火客词义大体相同，与地客、田客等词亦可通用。既然镇江府沙田也有“火客”，可知或将火客理解为火田，即畬田之客〔59〕，就未必妥当了。

十九、地客。由于地客一词涉及宋代佃农的阶层区分，此处不得不多作一些分析。前引《名公书判清明集》称火客即地客，与地主“有主仆之分”。同书卷8《无证据》载，“李三，饶操之仆也”，“李三本是饶操地客”，“必严主仆之分”。刘克庄也在一份判书中说，“李八者，见住（程）本中之屋，为本中之仆”，是其“地客”〔60〕。此外，朱熹在公文中令各都保开列“富家”及“中产”的“佃客、地客姓名”及缺粮之数。〔61〕黄榦也说：“佃户、地客少欠租课，主家不可不需索；人家奴仆或有小过，主家不可不惩戒。”〔62〕上引记载似可理解为佃客和地客是两个阶层，而地客与地主的关系是“主仆之分”。

但是，宋时“仆”的含义有宽有窄，如前引黄榦之说，就是将“地客”和“奴仆”予以区分的。事实上，从另外一些记载看，地客与佃客也并无分别。北宋时，渝州“南川、巴县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间以威势诱胁汉户，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后官府派兵剿捕，宋神宗在批示中说：“承秀佃客投降，亦厚抚存之。”〔63〕可知佃客、客户与地客仍可通用。又如《元典章》卷57刑部19《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载，当元灭南宋之初，“江南富户止靠田土，因买田土，方有地客。所谓地客，即系良民。主家科派，其害甚于官司差发。若地客生男，便供奴役；若有女子，便为婢使，或为妻妾”。峡州路一带“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在这条史料中，也很难看出江南地客与峡州路佃客有何身份性的差异。

一些学者倾向于认为地客社会地位较佃客为低，其实也不尽然。朱熹曾上奏说，“近年以来，或以妻杀夫，或以族子杀族父，或以地客杀地主，而有司议刑，卒从流宥之法”，主张“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64〕。这表明当时的量刑并不单纯使用“以卑凌尊”的原则。宋孝宗淳熙时，“诏江西漕司行下旱伤州县守令，约束上户，存恤地客，毋令失所逃移”〔65〕。这又表明当地“上户”与“地客”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并不太强。黄榦在公文中说，“至于富厚有力之家，有强梁地客，百十为群”，“网取他人之鱼利”〔66〕。

依据上引的史料分析，似难于确定有一个区别于佃客的地客阶层的存在。佃客和地客从词义上和事实上，一般是可以通用的。

二十、庄客。宋时的“庄”字有多种词义，就农田而论，“夫田畴庐舍之富，则曰庄”〔67〕。故不少官僚、地主以庄作为大片田地的占有单位。晏殊“与兄手帖”，说“庄客至，知大事礼毕”，“果置得一两好庄及第宅，免于茫然，此最良图”〔68〕。范仲淹在家书中说：“所置田如何？若置得一庄，须是高田，则久远易为照管。若在木渎侧近，则只典买田段亦得。”〔69〕所谓“易为照管”，主要是便于收租。宋时官府营田、屯田等垦殖，往往以庄为单位。皇帝有御庄〔70〕，权臣韩侂胄有“万亩庄”〔71〕。由于当时土地所有权转移频繁，号称“千年田换八百主”〔72〕，故田地分散成各个“田段”，并不连片成庄的情况颇为常见。据《江苏金石志》卷17《平江府贡士庄田籍记》，其庄田虽零星分散于各县各乡都，却仍有“贡士庄”之名。当地学田也实行分散租佃，却无“庄”之名。

宋时田产常称庄田、庄土、庄产之类〔73〕，庄客等名词也屡见不鲜。在某些记载中，庄客是作为仆役使唤的，除上引晏殊书信外，如黄庭坚在给人送礼的书简中说：“二庄客自此搭船至贵部，告勿久留。”〔74〕《宜州乙酉家乘》载，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七月十四日，“幸子宜家，庄客还南丰，附元明己巳书”。

庄客虽时或当仆役使唤，但其身份应与专门从事家内劳动的仆役有别。宋徽宗宣和诏说：“应归朝官差随行〔仆〕使，庄客之类往诸处勾当，并令所在州县给公据。”〔75〕南宋初，抗金义兵首领“刘纲所领，皆其父部曲，往往尽是庄客、家僮”〔76〕。将庄客与仆使、家僮等区分，正说明两者无法通用。

南宋名将岳飞青年时代当佃农，各书记载或称“庄客”，或称“佃客”，或称“佃户”〔77〕。《涑水记闻》卷11载，宋仁宗时，侬智高兵锋直指广州，官员王罕至惠州，“召耆老问之，对曰：‘某家客户十余人，今皆亡为贼矣。’请各集兵卫其家。罕曰：‘贼者多，以庄客何以御之？’”《宋史》卷312《王罕传》载：“罕择父老可语者问以策，曰：‘吾属皆有田客，欲给以兵，使相保聚。’罕曰：‘有田客者，如是得矣，无者奈何？’”两相对照，可知田客、客户、庄客等可以通用。此外，又如宋孝宗乾道时，大将杨存中“以楚州宝应县田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亩，并牛具、船、屋、庄客等献纳”〔78〕朝廷。

综上所述，庄客无疑是宋代佃农之别名。但在租佃制下，庄客也可为地主服某些劳役，除上述以庄客送信的实例外，如苏轼在梦中“见庄客数人方运土，塞小池”〔79〕。

二十一、庄户。南宋初曾规定，营田“初年官收四分，庄户六分，次年官与庄户各收五分”〔80〕。可知庄户也是宋代佃户的别名。

二十二、庄夫。北宋李之仪在文章中说，“今夏未涉秋，多暴雨”，“会庄夫以收成告，既来，复值雨，寸步不能施”〔81〕。南宋李纲给李光的公文说：“至夏末秋初，方借寺观庄夫，以助工役，日给钱米，月有犒设。”〔82〕庄夫一般即是指佃农之夫力。

二十三、庄佃。《金石苑》卷4《刘寔启》：“近方取得部符一纸，就令庄佃魏童赍呈，可视至。”这是命庄佃向僧人送书信和公文的记载。《袁氏世范》卷3《山居须置庄佃》说：“居止或在山谷村野僻静之地，须于周围要害去处，置立庄屋，招诱丁多之人居之，或有火烛窃盗，可以即相救应。”庄佃又是宋代一种佃农的别名。

二十四、庄家。宋宁宗嘉定时，濠州知州应纯之等奏，将一批荒田“开垦作营田官庄”，“今已招到庄客三百一十九丁，开垦水陆田一万六千一百一十八亩。于澧州收买到水牛一百五十三头，又于本州自买到黄、水牛共二十头，并已给付庄家，见今耕作”。宋廷诏令本州“招收客户耕垦，务要种遍顷亩，毋得荒废”〔83〕。可知庄家与庄客、客户词义相通。

二十五、庄丁。北宋陶穀“偶以农干至庄墅，适秋社，庄丁皆献社零星，盖用猪、羊、鸡、鸭、粉、面、蔬、米为羹”〔84〕。宋孝宗乾道时，“措置庐州屯田”，“耕田合用庄丁四千人，军兵一千人”〔85〕。庄丁应与前述客丁、田丁、佃丁、庄夫等同义。

二十六、租户。《江苏金石志》卷14《吴学续置田记》等有不少“租户”租佃学田的记录，可知租户就是佃户。宋时还有一些反映“田主”和“租户”之间经济关系的记录，例如宋神宗时，郏亶“上治田利害”说：“或因田主只收租课，而不修堤岸；或因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86〕陈亮为何大猷所写墓志铭说，“世为义乌著姓”，“视租户如家人，而恤其轻重有无”〔87〕。朱熹说，婺州“依乡俗体例”，“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88〕。范仲淹子孙在宋宁宗时补拟其义庄规矩说：“旧规：诸房不得租种义庄田土，诡名者同。近来有恃强公然于租户名下夺种者。”〔89〕如此之类，都说明租户亦为宋时佃农之别名。

二十七、租客。宋高宗时，郑刚中诗说，“硗田能几何，旱穗正容摘。岂便得收敛，半属租种客”，“佃客腰镰痴不割，长官受状远难通”。绍兴十八年（公元1148年）八月，他在数亩瘠田中收获“旱穗”，“与租客分取之”〔90〕。可知租客与租种客、佃客词义相通。宋宁宗时，为措置淮西和州一带对金防御，淮西总领曾建议，“为今之计，莫若令张庄租客自结保伍，择幹、甲为总首，如民兵之法”〔91〕。此处的“张庄租客”也是指佃农。

二十八、种户。南宋后期，贾似道行公田法，强买浙西地主的部分田产。元军下江南时，宋廷急令将公田“尽给付原佃主，仰率租户义兵会合防拓”。后又令平江府、嘉兴府、安吉州“权籴公田今年租，每石以钱十贯给佃主，十贯给种户”〔92〕。在实行公田法的后期，形成官府、佃主和种户（租户）三级租佃关系。种户，即租户，就是直接从事生产的佃农。

二十九、种家。据《倪石陵书》附倪朴传，其“祖子从性好施，田旱及半，悉捐与种家”，则种家也是宋代佃农之别名。

三十、田客。田客与庄客相通，已如前述。朱熹说：“如云‘周、郑交质’，而曰‘信不由中，质无益也’。正如田客论主，而责其不请吃茶。”〔93〕他将“田客”与“主”的关系，比喻为周代的君臣关系，认为尊卑不可不讲。

三十一、田夫。田夫泛指耕夫，但有的场合也可指佃农。如胡铨的《安人陈氏墓志》说，其夫“府君仁恕，田夫输租米多湿，收者难之，府君曰：‘米虽湿，犹可食。’”〔94〕可知田夫有时也成为宋代佃农的别名。

三十二、田仆。宋仁宗时，朱寿隆任京东转运使，“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举贷立息，官为置籍索之，贫富交利”〔95〕。《夷坚志补》卷16《鬼小娘》载，“刘监税之子四九秀才”纳“婢”为妻，“区理家事，而检校庄租簿书尤力”。“其父盖田仆也，尝来视女，女不复待以父礼，呼骂之曰：‘汝去年负谷若干斛，何为不肯偿？’令他仆执而挞之”。这是田仆即佃农的实例。又《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叙述卢姓助教“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置杵臼中，捣碎其躯为肉泥”，后田仆父子遇赦释放，“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也同样表明田仆是须向地主缴纳租谷的佃农。宋时另有一些田仆为其主服役的记载，但无以证明田仆还有另外的身份。〔96〕

三十三、庄仆。《夷坚志补》卷5《王大夫庄仆》载：“有王大夫者，寓居扬州邵伯埭，尝自城中还，令田仆王大前行。”可知庄仆与田仆可以通用。

三十四、庄奴。晁补之诗说，“我庄当水穷，乃比石田瘦”，“东皋五十亩，力薄荆杞填”，“庄奴不入租，报我田久荒”〔97〕。此处的庄奴也是宋代佃农的别名。

三十五、耕仆。《夷坚支景》卷10《商德正羊》载商德正有“耕仆丁氏”。估计耕仆也与田仆等相类。

三十六、佃仆。《袁氏世范》卷3《佃仆不宜私假借》说：“佃仆妇女等有于人家妇女、小儿处，称莫令家长知，而欲重息以生借钱谷，及欲借质物以济急者，皆是有心脱漏，必无还意。”此段记载尚无以说明佃仆的身份。据《夷坚三志壬》卷1《邓生畏萝卜》，邓椿年“甚畏萝卜”，“田园亘阡陌，每出巡庄，好精意检校。佃仆桀黠者阳遗一二于地，若打并不能尽者。才望见，怒骂而去”。《夷坚支庚》卷1《黄解元田仆》载：“蕲春县大同乡人黄元功，富室也，佃仆张甲受田于七十里外查梨山下。”可知佃仆和田仆可以通用，同为宋代佃农之别名。他们在经济困难时，自然需向地主“生借钱谷”。

有的学者将田仆、佃仆、庄仆等归并为同类名称，这是不错的。但是，若将佃仆等视为佃农中身份最低、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阶层，似缺乏足够的根据。如前引卢助教与田仆、邓椿年与佃仆的史料，都不足以证明佃仆之类与其他佃农有何身份性差别。《夷坚支庚》卷7《向生驴》也提供了类似的实例。“乐平人向生有陆圃在怀义乡，戒其佃仆曰：‘此地正好种菉豆。’仆以为不然，改植山禾。一日，向乘驴至彼按视，怒之，悉加芟荡。仆方冀其收成而弗获，大失望，即入室，取利斧出，剚刃已及。向急跨驴而走，因伤堕地，驴举两足牴仆。”在这个故事中，也看不出佃仆的身份比其他佃农更为低下。

三十七、仆佃。宋宁宗庆元时，刘德秀奏，“往者浙东水旱，朝廷颁降赈济钱米”，“间有支给，则又奸弊百端，或尽已与私家之仆佃，而不及他人”〔98〕。

三十八、隶农。宋高宗时，林勳著《本政书》。他建议，“今宜立之法，使一夫占田五十亩以上者为良农，不足五十亩者为次农，其无田而为闲民，与非工商在官而为游惰末作者，皆为驱之使为隶农”。“次农、隶农之未能买田者，皆使之分耕良农之羡田”，“而岁入其租于良农”〔99〕。此处的隶农为宋代佃农之别名而无疑。

三十九、种田人。种田人与田夫一样，有时也可指为佃农。宋孝宗时，在楚州一带措办屯田，“每种田人二名，给借耕牛一头，犁、杷各一副，锄、锹、、镰刀各一件”，“每种田人一名，借种粮钱一十贯文省”〔100〕。

四十、佃奴。《佛祖统纪》卷9《智者旁出世家》载一故事，禅师行简以佛法制服强盗后，“贼皆惊异，遂还其牛，誓终身为奴，以求谢过。今庄中佃奴，有姓向者，是其后”。

四十一、奴佃。南宋末，黄震在江西路抚州发劝粜榜，劝说当地豪富，“凡仰籴之人，非其宗族，则其亲戚，非其亲戚，则其故旧，非其故旧，则其奴佃，非其奴佃，则其乡邻”〔101〕。

以上列举的名目可能有疏漏，但不至于疏漏很多。宋代佃农的别名如此之多，也反映了当时农业租佃关系发达的一个侧面。

宋时“客”与“僮”、“奴”、“仆”等名称，有时确实有所区别，有时却又互相混淆。如若一定要从现代经济学的角度去严格区分此类名词的含义，有时会适得其反。苏洵在《衡论·田制》中说，“富民之家，地大业广，阡陌连接，募召浮客，分耕其中，鞭笞驱役，视以奴仆”，“而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102〕。此处肯定是说浮客的租佃制，然而也使用“募召”两字，却不应理解为雇佣制；使用“视以奴仆”一句，也不应理解为奴隶制。

类似的实例，再如南宋曹彦约在都昌县的“湖庄有田百亩”，“取秫稻于下隰，课粟麦于坡阜，有仆十余家，可以供役使”〔103〕。此处虽有“仆”，有“役使”，其实并非奴隶制，也同样是指有十多户佃农租种他的湖庄。又如南宋薛季宣“出守湖州”，“土俗小民悍强，甚者数十人为朋，私为约，无得输主户租”，薛季宣“取其首恶，黥窜远方，民始知有奴主之分”〔104〕。此处的“奴主”关系同样是佃农与地主的关系，而非奴隶与主人的关系。

宋时所以出现“客”、“僮”、“奴”、“仆”等名称混淆的情况，一方面固然反映了佃客社会地位的低下，尽管佃客一般也属国家的编户齐民，至少具有乡村客户的法定身份；另一方面，其实也反映了宋代奴仆等社会地位较前朝有所提高。

综上所述，宋代佃农别名甚多，佃客、地客、浮客、田仆、佃仆、庄仆等可以互相通用，并无严格区别。主客关系、主佃关系与主仆关系、主奴关系也同样没有严格区别。因此，单单依据上述名称之异，而对宋代佃农进行阶层区分，似并无足够的证据。

在户口分类制度下的乡村客户，其主体成分固然是佃农，但也包括其他的非主体成分。以下对其他非主体成分也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僮客。僮客就是雇农，这在前面已作交代。僮客是并无田产，又不租种田地，以出卖劳动力维生的长工和短工。宋仁宗诏说：“乃者调民治黄河堤，如闻疫死者众，其蠲田税一年；若雇佣并客户无税可蠲者，人给其家钱三千”〔105〕。疫死的乡村主户可蠲田税一年，而“雇佣并客户”因无田产，无税可蠲免，故另给抚恤金每户三千文。此处的“客户”应是佃农，而“雇佣”应是僮客之类。但是，从宋代户口分类制度着眼，僮客作为编户齐民，其户籍登记也只能列入乡村客户之中，“僮客”的“客”字，似应表明其在户籍登记中的客户身份。

唐朝大田产中的农业劳动者包括佃农和雇农，也包括法律上作为贱民的部曲和奴隶〔106〕，而宋代大田产中的农业劳动者大致只有佃农和雇农两类，这是唐宋之际阶级结构的一个重要变化。

二、浮客。如前所述，浮客一词，宋时或可指佃农，或可指无业游民。此处自然是指后者。事实上，因天灾人祸等多种原因，宋代社会必然维持着一支相当数量的无业游民队伍。他们是佃农的后备军，是募兵制下的重要兵源，他们也可以从事其他劳作和苦力。

曾布说：“近世之民，离乡轻家，东西南北转徙而之四方，固不以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107〕在某地“居作一年”的浮客，即可编入客户户籍，但其中未必全部都成为佃客或僮客。沈辽所写的《张司勋墓志铭》说，“为怀宁令”，“侨户出丁钱，其去来不常，十年间吏不时省籍而无除，遂至万数”〔108〕。“侨户”之“去来不常”，也反映了部分作为无业游民的浮客，虽已编入客户户籍，却不能在某地长期“居作”。宋高宗时，洪适说：“今荆门两县之民，其客户往来不常外，主户才及三千，坊郭不满五百家。”〔109〕宋人记述中不乏对客户“往来不常”的形容，实际上应是指部分无业游民处于迁徙不定的状态，尽管他们已被编入了乡村客户的户籍。宋朝规定灾年须对人户进行赈贷，但“客户旧无贷法，盖防迁徙”〔110〕，也反映了同样的情况。

此外，当然也有一部分无业游民甚至未被编入乡村客户的户籍。宋真宗命周文质提举陕西贼盗事，说：“关右之民游惰者众，虑乘间窃发，侵扰闾里。”〔111〕宋神宗时，刘挚抨击免役法说：“恐斯人无悦而愿为农者，天下户口日当耗失，小则去为商贾，为客户，为游惰。”〔112〕此处将“客户”和“游惰”并提，是因为无业游民或在某地“居作”不满一年，或是其他原因，而并未登记入户籍。

三、佃主和幹人。南宋末实行公田法，形成官府、佃主和种户（租户）三级租佃关系。当时浙西公田的所谓佃主，有相当数量是“元卖田主”〔113〕。他们一般都是另有良田的地主，属乡村上户，甚至是官户之列。但宋时确实也存在没有田产而转租田地的佃主。北宋时，“有一李诚庄，方圆十里，河贯其中，尤为膏腴，有佃户百家，岁纳租课，亦皆奥族矣”。他们“本皆下户，因佃李庄之利，今皆建大第高廪，更为豪民”。这些人户原是酒务专知官李诚的佃户，李诚田地没官，他们又转当官田的佃户，最后又帮李诚之孙“买其田”，“常为佃户，不失居业”〔114〕。此类“佃户”在户籍上可能仍属乡村客户。

此外，为富户管理田庄，收取地租，甚至自己也转租田地的幹人，也当有一部分被编入乡村客户的户籍。

四、诡名挟佃。宋时有的地主为规避官府税役，“诡名挟佃，寄托官户”〔115〕。宋真宗时的农田敕说：“应乡村有庄田物力者，多苟免差徭，虚报逃移，与形势户同情启倖，却于名下作客〔户〕，影庇差徭，全种自己田产。”〔116〕“诡名挟佃”即是冒充乡村客户，以规避乡村主户应当承担的税役。“应役之户困于繁数，伪为券，售田于形势之家，假佃户之名，以避徭役”〔117〕。由于“诡名挟佃”者假冒乡村客户，也使国家的乡村客户户籍掺杂了复杂的成分。

宋朝虽然设置了乡村客户的法定户名，但乡村客户的法定身份绝不是终身的、世袭的、不可更变的，其他的法定身份也相类似。

吕大钧说，“为国之计，莫急于保民。保民之要，在于存恤主户，又招诱客户，使之置田，以为主户。主户苟众，而邦本自固”，“客虽多而转徙不定，终不为官府之用”〔118〕。这大体上可说是宋朝的基本政策，从保证国家赋役之用的角度看，希望尽可能多的客户“置田，以为主户”，改变其原有的户籍。

在农业社会，既然田地是最重要的社会财富，很多佃农自然渴求田地，希望争取到自耕农的地位。事实上，宋代乡村客户置田而成为乡村主户的事也并不少见。宋仁宗天圣时下诏处置和出卖户绝庄田说：“所有今日已前见估卖庄田无人买者，勘会如已有人租佃者，并给见佃人，更不纳租课，只依元税供输，出户为主。如无，即许无田产户全分请射。”〔119〕此道诏令是通过行政手段，将“见佃人”承租的“庄田”改为本户所有，使一批乡村客户从佃农转变为自耕农，“出户为主”，改入乡村主户户籍。他们不再缴纳地租，却须向官府输纳田税。这就是吕大钧所谓的“保民”政策。

当然，在更多的情况下，乡村客户还是通过自己的辛苦经营，购置田产而“出户为主”者。南宋吴泳在《神泉县劝农文》中说：“汝农之为生，亦厚于他邦矣。家有糇粮，户有盖藏，田有鸡、豚、狗、彘之畜。向也，物贱引（四川纸币钱引）贵，不免称贷而为之息，今则斗米千钱，生计颇优裕也。向也，僦屋赁田，不免以身佣于人，今则竞相求问，而世业可长有也。”〔120〕其中也反映了部分“僦屋赁田”的乡村客户，已转变为拥有“世业”，“生计颇优裕”的乡村主户了。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载，“火客陈五”的祖父陈世荣，在绍兴年间将田产出卖给邓家，后“多系陈五赎回”，其田产失而复得，“但因邓楫一分未曾退赎。见得陈五犹是邓楫地客”。可知陈五从佃农转变为半自耕农，估计其户籍也应自乡村客户改为乡村主户。

尽管土地买卖相当流行，但乡村客户购置田产，“出户为主”，在不少场合下也必然遭到地主的反对和阻挠。宋仁宗时，饶州鄱阳县“佃户吴智等经县请射崇德乡逃户田产”，“主人有状经县，不许请射逃田”，这场官司居然打到了朝廷。宋廷为此下令：“应管逃田，许不问户下有无田业，并令全户除坟茔外请射，充屯田佃种，依例纳夏、秋租课，永不起税。”〔121〕此例尚非乡村客户购买田产，而是“请射”官田，大约因官田地租额较低之故，但也反映了官田和私田争夺佃农的斗争，以及吴智等为改善自己经济地位的努力。

南宋初，胡宏给刘锜信中认为，“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他主张“主户讼于官，当为之痛治，不可听其从便也”〔122〕。《袁氏世范》卷3《存恤佃客》却说：“不可见其自有田园，辄起贪图之意。”围绕着乡村客户“出立”主户的“户名”，尽管存在两种不同看法，而前一种看法和做法毕竟占主导地位，因为为富不仁者毕竟居多数。当然，胡宏的主张与前述吕大钧的“保民”政策是互相抵触的。事实上，这两种互相抵触的倾向，在乡村客户“出户为主”的问题上都会起程度不同的作用。

此外，宋代也有比例很小的佃农甚至发家致富。除前面所介绍的李诚庄的佃户外，《夷坚支景》卷5《郑四客》说：“郑四客，台州仙居人，为林通判家佃户。后稍有储羡，或出入贩贸纱帛、海物。淳熙二年，偕其仆陈二负担至摘星岭。”已成为有仆役的商人。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主佃争墓地》载，“卓清夫先世儒者，佃人求葬，割地与之”，“子孙衰弱，主佃易势”，“吴春之祖有吴四五、吴念七者，乃本家佃人”，后来则成为富户。故判词有“世降俗薄，名分倒置，礼义凌迟，徒以区区贫富为强弱”之语。

中国自秦汉以降的农业经济关系，既有凝固性的一面，又有流动性的一面，例如地主大田产和农民小田产的并存，租佃关系愈来愈占主导地位，地租以实物地租为主体，大体上可说是凝固的。但是，就人户的经济地位和社会身份而言，却是流动的。宋时常说“富儿更替做”〔123〕，“富民”“骤盛忽衰，亦不可常”〔124〕，“贫富随时高下”〔125〕，“贫富久必易位”〔126〕，此类言论即反映了这种流动性。事实上，宋代人户的经济地位与法定身份的流动，恰好与整个阶级结构的稳固，互为因果，互相补充。

第四章
乡村下户的阶级状况

宋朝户口分类制度下的乡村下户，作为法定户名，其基本成分则是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但也包括一定比例的其他成分。今分别介绍于后。

一、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从户口分类制度的角度看，乡村下户自然是指有少量田产的乡村主户。

然而要分析乡村下户的实际经济地位，必然涉及双重的计量标准。第一是宋代官府规定的作为划分户等的乡村下户标准田产额。第二是在宋代生产力水平下，每个农业劳动力的可耕地面积和每个农户的可供养的面积。这双重计量标准涉及相当复杂的因素，其中也包括地区差别。

从第一种计量标准看，宋朝也留下不少乡村下户的田产记录，但可惜都比较零碎。宋仁宗时记载说：“蜀民岁增，旷土尽辟，下户才有田三五十亩，或五七亩，而赡一家十数口，一不熟即转死沟壑。”〔127〕这是指四川的情况。宋真宗曾对宰相说：“京中蝗蝻颇多，闻城西隅有田家，粟止数亩，睹蝗至，相顾而泣。”〔128〕这当然是开封府一个乡村下户的田产。南宋方逢辰说，在严州淳安县一带，“大家有田仅百亩，三二十亩十八九”，“小民有田不满十”〔129〕。看来当地有田三十宋亩，还未必一定属乡村下户。真德秀谈及荆湖南路一带，“若五等下户，才有寸土”，“长沙县诸乡有社仓二十八所，凡二十亩以下之户，皆预贷谷，赖此得充粮种”〔130〕。朱熹则说：“下户只有田一二亩者。”〔131〕宋宁宗嘉定时，江东路发生灾荒，转运判官陈宗仁上奏，“田既荒废，税何从出”，“其第四等以上人户犹可勉强，至于下五等人户所仰数亩之田”，“困不聊生”〔132〕。此类零星记载反映了部分乡村下户的田产大致在几十宋亩到一二宋亩之间。

然而光从田地的多少着眼是不够的，尚需考虑田地肥瘠、亩产量的地区差别。事实上，“挑买膏腴者有力之家，而多存瘠薄者例皆下户”〔133〕。宋高宗时，张守说：“窃谓土地不同，或相殊绝。如山阪、斥卤与夫鱼鳖之地，有捐以与人，人莫肯售者。贫民下户坐纳税租者，盖不少也。比之良田，百不当一。”〔134〕北宋孙觉讨论青苗法时说：“下户所有之田，不能百亩，所出几何？”〔135〕李常说：“今中下之户，有田不过二顷。二顷之收，不过百斛。”〔136〕两条记载居然说下户拥有一百宋亩田产，应是指瘠地。

如前一编介绍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时所述，宋朝划分乡村主户户等，一般是考虑田地多少和肥瘠两种因素，故往往以家业钱和税钱作为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如第二章介绍泉州惠安县以产钱划分户等的情况，第四等户可拥有一等田12宋亩至31宋亩，九等田66宋亩至166宋亩；第五等户可拥有一等田12宋亩以下，九等田66宋亩以下。可知当地乡村下户拥有的九等田甚至可以超过160宋亩。

又如会稽县家业钱自38贯499文以下为第五等户〔137〕，袁说友称“越民真下户十五贯〔者〕绝少”，大抵在家业钱十五贯以下。〔138〕按当地雷门东管第一乡的田亩物力标准，“第一等田每亩计物力钱二贯七百文，第二等二贯五百〔文〕，第三等二贯文，第四等一贯五百文，第五等一贯一百文，第六等九百文”〔139〕。据上引数字折算，则第五等户所拥有的田额，第一等田最多约14宋亩，第二等田约15宋亩，第三等田约19宋亩，第四等田约26宋亩，第五等田约35宋亩，第六等田约43宋亩。按第五等户家业钱一般在十五贯以下折算，其六等田的最高额分别为5.5、6、7.5、10、14、17宋亩。由于当地划分户等尚需估算人户的浮财物力，故第五等户的实际田产额，应低于上述估算数。

以下再看徽州以税钱额划分户等的情况。方回说，“徽州但云税钱”，“一百贯、五十贯已是好税户。旧法，不满一贯文为四、五等户”〔140〕。按徽州沿袭五代重征，五个县的上田园每宋亩税钱200文，中田园150文，下田园100文；唯有婺源县上田42文，中田40文，下田38文。〔141〕南宋前期，洪适说，婺源县轮差职役，“有差及一贯税钱者”，“谓如一〔都〕之内”，“下等户并税钱五贯以下系是白脚”〔142〕。看来方回所说“不满一贯文为四、五等户”，似专指婺源县而言，其田产最高者折合上田约24宋亩，中田25宋亩，下田26宋亩多。其他五县若按洪适五贯税钱之说，分别折计上田园25宋亩，中田园约33宋亩，下田园50宋亩。当地“大率上田产米二石者”〔143〕，则每年有50宋石米的收入，可算是当地乡村下户之最宽裕者。

由于各地规定的划分户等的家业钱和税钱的数额各不相同，故对乡村下户的田产状况须作具体分析。除上述徽州五县与婺源县的差别外，再以福建路为例。泉州产钱在499文以下为乡村第四、五等户。〔144〕在建州一带，“每亩产钱十文为率”，十文是个平均数。〔145〕朱熹说：“第五等是五百文以下，其间极有得过之人。”〔146〕他所拟定的《社仓事目》说，“产钱六百文以上”，“不得请贷”〔147〕。可知当地乡村下户拥有田产最多的约有50宋亩至60宋亩。然而福州“中田亩产钱四文四分”，“下田亩三文七分”。宋仁宗时，当地“产钱五百者”折合中田约114宋亩，已属乡村上户，而应轮差职役。可知同为产钱500文的乡村主户，在泉州和建州属下户，而在福州属上户，因为福州“每产钱一当余州之十”。〔148〕

再从第二种计量标准看，宋时每个农业劳动力可耕地面积，也有南北差异。北宋“国朝之法，一夫之田为四十亩”，这应是指北方使用牛耕，耕作比较粗放的情况而言。〔149〕南宋时，两淮等地营田或屯田，或称“营田之卒，一人垦地约二十亩，岁得谷六十硕”〔150〕，或称屯田“每人当二十五亩”〔151〕。稍晚的元代在汀州屯田，“每军三名，耕田四十五亩”〔152〕，平均每人仅15宋亩。方回却说：“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153〕他所指的又是浙西一带水田的情况。

尽管上引记载互有出入，但北方旱田和南方水田的劳动条件存在差异，故一个农业劳动力的可耕地面积，也就有多有少，则是肯定无疑者。宋代一个农户拥有的耕地面积，如若超出，甚至大大超出本户劳动力的可耕地面积，其出路无非有二，一是出租，二是雇工。从前引记载看，乡村下户的耕地面积大致是在可耕地面积之内，这是我们判断乡村下户为自耕农的依据。

宋时农户的平均家口数，前引记载说四川一带“一家十数口”，看来偏高。一般说来，“大率户为五口”〔154〕，“一家五七口”〔155〕。按“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156〕，但农家一年消费不可能以此18宋石为限。“人日食一升”，也是一个不甚准确的平均数。宋代壮夫的口粮标准是“人食日二升”〔157〕。官府赈饥的口粮标准为“壮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或“人日二升”〔158〕，不分老幼，但也有“大人日壹升，小儿半升”〔159〕者。即使按五口农户一年消费为20宋石的低标准估算，也相当于北方20宋亩旱田或东南一带约7宋亩稻麦两熟的水田产量。

其实，宋代也有与近代贫困线相近的概念。宋太宗诏称，“欲惠贫下之民”，“自今诸州民诉水旱二十亩以下者，仍令检勘”〔160〕。此种以20宋亩以下农户作为“贫下之民”的标准，往后也仍见沿用。〔161〕当然，这无疑是以北方旱田为基准的。宋哲宗时，陈次升上奏建议保甲田地不及20宋亩者免除冬季军训，他说，“其下等人户地土既少，不免效力为生”，“缘贫下之人，其田不及二十亩，效力以求日给，若令上教，则废为生之道。官中虽给口食，不足以偿所费，其家无以养”〔162〕。此奏两次提到“效力以求日给”，就是指除耕种本户田地外，必须另外寻求谋生之道，因为光凭本户的田地出产，实不足以维生。吕陶也有类似议论，他说：“夫有田二十亩之家，终年所收不过二十石，赋税、伏腊之外，又令供赡一丁，则力亦难给。”〔163〕

以上所说大致是北方旱田地区的有田20宋亩之家。在南方，陈傅良说在荆湖南路桂阳军一带，“有田十亩，岁收不过十石，供输之外，赡养良难”〔164〕。在这个南方的落后地区，亩产量也与北方相近，不过是每宋亩产一宋石。在以税钱划分户等的江南西路，吕南公说：“百钱、十钱之家，名为主户，而其实则不及客户。何者？所占之地非能给其衣食，而所养常倚于营求，又有两税之徭，此其所以不如客户。”〔165〕此说并不全面，但也有某种道理，因为当地的乡村客户大概没有两税负担，而占田“百钱、十钱之家”却须承担两税。

由于很多乡村下户“所占之地非能给其衣食”，必须另有“效力”和“营求”的门径。在宋代的社会条件下，一个重要的“效力”和“营求”的门径，便是另租田地，而成为半自耕农。

按宋朝规定，“诸职田县召客户或第四等以下人户租佃，已租佃而升及第三等以上，愿依旧租佃者听，或分收，每顷至十户止”〔166〕。乡村下户租佃官田，并不限于职田一种。宋光宗时下令：“所有第四、第五等民户元佃官田官地，为豪强刬买者，并依旧给元佃人为业。”〔167〕当时官田的租佃关系，往往与民田租佃关系相似或相通。大批仅有少量田产的乡村下户，往往需另租官田和民田，因而成为半自耕农。

北宋沈括介绍颍昌府阳翟县“有一杜生者”，“昔时居邑之南，有田五十亩，与兄同耕。后兄之子娶妇，度所耕不足赡，乃以田与兄。携妻、子至此，偶有乡人借此屋，遂居之。唯与人择日，又卖一药，以具粥，亦有时不继。后子能耕，乡人见怜，与田三十亩，令子耕之，尚有余力，又为人佣耕，自此食足”〔168〕。他从自耕农沦为无田的乡村客户，后有田30宋亩，尚需“为人佣耕”。宋时的“佣耕”可能是指另租田地〔169〕，也可能是指在别人田地上当佣工。这大致上可算作一个半自耕农的实例。

此外，前一章引《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陈五诉邓楫白夺南原田不还钱》所载的陈五，也是一个半自耕农。

应当指出，乡村下户是否另租田地，大体上取决于各户人口平均拥有的田地数量和质量。家口多者，即使其田地达到乡村第四等户的最高数额，也可能需要另外租佃田地。家口少者，即使其田产仅能列入乡村第五等户，也可能不需要另外租佃田地。此外，除租佃田地外，田地不足的乡村下户也可能有其他谋生手段。

按前引租佃职田和官田的记录，我们可笼统地说乡村第四、五等户中既有自耕农，也有半自耕农。反之，若将乡村第四等户大致等同于自耕农，第五等户大致等同于半自耕农，则未必妥当。

总的看来，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的实际经济地位是相似的，同处于宋代社会的底层。“凡第四、第五等之家，田业垄亩之多寡无甚相远，粗粝不充，布褐不备，均未免冻馁之忧”〔170〕。富弼描写“河北流民到京西”的情景，说他们“多是镇、赵、邢、〔洺〕、磁、相等州下等人户”，“十中约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济户与无土浮客，即绝无第三等已上之家”〔171〕。这同样是乡村下户经济地位的写照。南宋真德秀也说：“若四等而下，大抵皆贫困之民。”〔172〕

在宋朝的历史条件下，乡村下户中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经济的两极分化，是势不可免的。少量乡村下户的经济地位，如前引记载所说，并非无“升及第三等以上”之可能。宋哲宗时，孔武仲说，在荆湖南路潭州一带，“所谓下户者，虽号为贫乏”，“又有勤力之民，开耕荒地，布种杂子，法当免税，等第未升，而家已饶足者比比有之”〔173〕。这是指在某些尚未很好开发的地区，乡村下户也可能通过垦荒而致“饶足”。当然，在两浙、福建等人口稠密地区，乡村下户开荒致富的可能性不大。

但是，就乡村下户中的大多数自耕农和半自耕农而言，其脆弱的小农经济，不足以抵御天灾人祸，又随时有丧失田地、沦为赤贫之可能。司马光说，农民“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田产，欲浮游作客”〔174〕。前引富弼叙述河北流民，就是一个实例。

南宋的韦骧对乡村下户经济地位的下降，则有更具体的描述。他说，“一农夫挟数口，其能耕者，不过百亩”，“所收不满廪庾，所畜不实囷窌，其间父母之供，妻子之养，死丧、疾病之费，婚姻、祷祀之用，皆给于此。用之不足，必称贷而益之。春取一斗，秋倍偿之，经岁不能偿，则又倍之。不幸连年水旱，无所纳贡，则一斗之粟，俄而为一石矣；一石之粟，俄而为数十石矣。自一至百，自百至千，计其生业，不足酬其息利，则俄而其田见夺矣。以至举族嗷嗷，老稚转死，其少壮幸生者，则就食为佣夫矣。彼富人者，殊无不忍人之心，既取其粟，夺其田，不顾其家之孤苦，而又役其人”〔175〕。

总之，在宋朝的经济技术水平下，拥有少量田产的乡村下户，不论是自耕农或半自耕农，其经济地位上升是困难的，而下降却是容易的。

二、佃农。宋朝在开国之初，土地兼并问题已相当突出，换言之，即租佃制相当发达，自耕农在农民中的比例不大。自北宋迄南宋，很多宋人的言论都肯定了这个事实。

宋太宗时，李觉说：“富者有弥望之田，贫者无卓锥之地；有力者无田可种，有田者无力可耕。”〔176〕自北宋中期到后期，陈舜俞说：“十室之夫，耕人之田，食人之食者九。”〔177〕吕陶也说，“天下之自耕而食，为天子之农者十无二三；耕而食于富人，而为之农者盖七八矣”。“今农人之弊，盖贫者无田以耕，与其有田而寡少者，皆不足以自养，而仰给于人。是以富强独专其利，而己受其病”〔178〕。按两人之说，佃农和半自耕农大约占农人总数的十分之七八以至十分之九。苏辙就否认了自耕农的存在，他说，“至于末世，天子之地转而归于豪民”，“民之有田者，非皆躬耕之也，而无田者为之耕”，“故夫今之农者，举非天子之农，而富人之农也”〔179〕。

南宋也有类似的说法。陆九渊说，在江南西路抚州金谿县，“所谓农民者，非佃客庄，则佃官庄，其为下户自有田者亦无几。所谓客庄，亦多侨寄官户，平时不能赡恤其农者也”〔180〕。叶適说：“大抵得以税与役自通于官者，不能三之一。有田者不自垦，而能垦者非其田。”〔181〕此说称对官府承担税役的自耕农和半自耕农总计还不及农人总数的三分之一。至于其他一些类似的言论〔182〕，在此不赘举。看来南宋的佃农和半自耕农所占的比例似比北宋更大，而自耕农所占的比例似比北宋更小。

在北宋历代的主、客户统计中，客户平均约占三分之一强，主户平均约占三分之二弱。这固然是包括坊郭主、客户在内的。即使姑且忽略坊郭户的次要因素，上述主、客户比例显然仍不能代表或反映宋代佃农与自耕农、半自耕农的实际比例。

宋仁宗时，江南西路建昌军南城县人李觏说：“今之浮客佃人之田，居人之地者，盖多于主户矣。”〔183〕宋神宗时，南城县人吕南公说：“大约今之居民，客户多而主户少。”〔184〕然而据《元丰九域志》卷6和《文献通考》卷11，江南西路客户约占总户数的35.1％和36.1％；建昌军主户为89582户，客户为25626户，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22.2％。这是户口统计中的客户数，与吕南公等所说事实上的客户，即佃农数互不相同的一例。

再以四川为例。北宋吕陶说：“成都府界四境之土，相距皆百二三十里之远，昔为十县，县之主户各二三万家，而客户数倍焉。”〔185〕有的学者认为，若按此说，则成都一带人口过于稠密，已超过现在的人口密度，这是不可能的〔186〕，故此处“二三万”之“万”，可能是“千”之误。但宋时“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一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187〕，故吕陶“客户数倍”之说，还是可信的。然而据《元丰九域志》卷7，成都府主户为119388户，客户为49710户，客户仅约占总户数的29.4％。宋神宗时在夔州推行保甲法，因“本州自来多兼并之家，至有数百客户者，以此编排不成”，官员建议“将主户下所管客户依法编排，就令主户充都、副保正等提辖”〔188〕。但据《元丰九域志》卷8，夔州主户7497户，客户为3716户，客户仅约占总户数的33.1％。南宋李石说成都府路沿边的黎州“居民多为客户”〔189〕，按《元丰九域志》卷7，当地主户1797户，客户915户，客户也只约占总户数的33.7％。除黎州尚可认为是南宋与北宋的差异外，成都府和夔州的实例，也都反映了户口统计中的客户数与事实上的客户即佃农数出入颇大。

南宋时，戴栩称庆元府定海县“客户猥众”〔190〕，而《宝庆四明志》卷19载该县客户登记数尚不及总户数的9％。

当然，中国古代历朝的户口统计，很难有准确性可言。但宋代客户统计中的巨大偏差却仍值得作些探究。依笔者之见，大致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部分佃农未列入户籍统计；二是很多没有田地、本应算作乡村客户的佃农，却列入了乡村主户户籍，换言之，官方的乡村下户户籍中，不仅有自耕农和半自耕农，也包括了佃农。

按宋朝法律规定，浮客在一个地区“居作一年，即听附籍”〔191〕。反之，若在某地“居作”不满一年，即不需编入乡村客户户籍。因此，就势必有部分浮客，因“转徙不定”〔192〕，而并未列入户口统计。

此外，又如宋孝宗时，薛季宣说，“安丰之境，主户常苦无客，今岁流移至者，争欲得之”，但“主户不欲以增客户闻官，极难根刷”，此类“上户”力图将新招佃客作为私属，不愿他们有独立的乡村客户户籍。〔193〕

凡此种种原因，致有部分佃农未列入乡村客户户籍，因而减少了官方统计的客户数。从另一方面看，宋朝也确实将很多无田无地的佃农，列入了乡村主户的户籍。朱熹在南康军规定各都保上报缺粮清单式样如下：

下户合要籴米者几家：

作田几家，各开户名，大人几口，小人几口（别经营甚业次）。

不作田几家，各开户名，大人几口，小人几口（经营甚业次）。

作他人田几家，各开户名，系作某人家田，大人几口，小人几口（兼经营甚业次）。〔194〕

在此清单式样中，撇开“不作田”户外，“作田”户为自耕农，而“作他人田”户为佃农。宋宁宗时，有人建议加强保甲组织，并规定开具每甲登记清单式样如下：

某人系下户，作何营运或租种是何人田亩，人丁若干。

某人系客户，元系何处人氏，移来本乡几年，租种是何人田亩，人丁若干。〔195〕

在此清单式样中，撇开“营运”即做小生意者外，“下户”与“客户”都租种他人田地，其差别仅在于是本地人和外乡人。

乡村下户中佃农占多大比例，可能有时代差别，但肯定有地区差别。但从前引记载看来，北宋和南宋的乡村下户中都有佃农，应是无可置疑者。

宋朝所以有大量佃农被列入乡村主户户籍，看来是由多方面的因素造成的。今据笔者所见，分别介绍于下。

（一）地方官为增加俸禄，将乡村客户改为乡村主户。宋真宗时，至少两次下诏说，“旧制，县吏能招增户口者，县即升等，仍加其俸缗。至有析客户为主，虽登于籍，而赋税无所增入”。宋真宗为此令各州县“无得以客户增数”，“诸路所供升降户口”，不得“虚计”“新收不纳税浮居客户”〔196〕。宋时俸禄制度，县官依万户以上、七千户以上、五千户以上、三千户以上和三千户以下，分为五等，各州司法参军、司户参军等曹官也依五万户以上、三万户以上、万户以上、五千户以上和五千户以下分为五等。〔197〕故有地方官“虚计”客户为主户，以求“加其俸缗”。宋仁宗天圣诏再次申明，各地如以“客户虚作主户，即令吏部格式具事闻奏”〔198〕，说明此种舞弊行为不可能做到令行而禁止。

（二）乡村下户的土地被兼并，沦为佃农，却“产去税存”，依然名列乡村主户户籍。宋朝对民间田宅的买卖和典当，规定了严格的契约登记和赋税移割手续，“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199〕。“应典卖田宅，并赍元租契赴官，随产割税，对立新契，其旧契便行批凿除豁，官为印押。本县户口等第簿亦仰随时销注，以绝产去税存之弊”〔200〕。此类规定的目的，是旨在确保官府的税源，然而在事实上，自北宋迄南宋，“产去税存”的记录却史不绝书。

宋太宗太平兴国诏说：“民以田宅物业倚当与人，多不割税。”〔201〕“倚当”即是典质，尚不属于完全丧失土地所有权，但也需“随业割税”，而事实上却是“多不割税”。宋仁宗天圣时，有“泾阳县民刘显等五户诉，先于二十年前，以田竭产鬻于豪户，其时割税不尽，自后无田抱税，相继输纳，累经披诉，未蒙蠲改”。这可谓是一个很典型的事例。京兆府上奏时也承认：“当府诸县似此贫户田尽税在者甚多。”〔202〕南宋初，李椿年推行经界法，理由之一就是要解决“产去税存”的问题。〔203〕南宋中期，如袁说友、曹彦约等人都强调说，“贫民之产已入富豪之室，而产之征赋则犹挂籍于贫民之下”，“豪民得产而不肯收正”，结果造成了“产出税存者满天下”的局面。〔204〕

当然，“产去税存”本身有很多复杂的情况，如有丧失全部田产而税存者，有丧失部分田产而未割税者，有“未曾割税”者，有“割税不尽”〔205〕者，如此等等。但乡村下户虽丧失田产，仍名列乡村主户户籍者，无疑在终宋一代占有一个不小的比例。

（三）宋时划分乡村主、客户的界限，主要依据是否拥有田地。但在某些地区，或将稍有浮财物力的佃农划为主户，或将拥有墓地之类的佃农划为主户。

《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载北方京西、河北等路，也估算“乡村客户物力”，却未将“客户有物力者”划为主户。但有的地区却并非如此。南宋薛季宣说：“湖右之民，况又非浙、江比，一钱粒粟即名税户。”〔206〕这是指当地稍有一些浮财物力，即列入乡村主户户籍。其实，两浙路也有类似情况。吕祖谦说，严州“六县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万七百一十八丁。〔其〕第五等有产税户共管七万一千四百七十九丁，虽名为有产，大率所纳不过尺寸分厘、升合抄勺，虽有若无，不能自给。其无产税户共管四万一百九十〔六〕丁，并无寸土尺椽，饥寒转徙，朝不谋夕”〔207〕。户籍上明文记载的“无产税户”尚“无寸土尺椽”，却列入乡村主户的户籍，这与“产去税存”的情况显然有异。

无产税户的记载并非限于严州一地。例如尤袤任台州知州，免除“有丁无产者输二年丁税，凡万有三千家”〔208〕。宋孝宗淳熙末在楚州赈贷，也将“无田产人户及贫乏客户”〔209〕列为两类户名。宋宁宗时，绍兴府会稽县“第五等户元不应科和买者计五万二千五百五十八户”，“又有三千三百五十三丁系有丁无产者”，“既是无产，与今来亩头均敷和买即无干涉”〔210〕。以上三例，也都是将无田产人户列为乡村主户。

上述实例大致都是因为在划分乡村主户户等时结算浮财物力，从而将佃农等编入了乡村主户户籍。如在绍兴府一带，“乃若深山穷谷之民，一器用之资，一豚彘之畜，则必籍其直以为物力，至于农氓耕具、水车皆所不免”〔211〕。将此类无田产的佃农等编入乡村主户户籍，无非是为了便于横征暴敛。

此外，又如宋孝宗时，常州宜兴县“无税产人户每丁纳丁身盐钱二百文足”，所谓“无税产人户”是指“第四、〔第〕五等人户有墓地”的“墓户”，官府还在其墓地上“均纽正税”〔212〕，即两税。此类乡村第四、五等户的墓户，很多应是佃农。南宋末，黄震提及“无田而有屋基，有坟山，挂名县道，略有税产者”〔213〕，也是指类似情况。北宋神宗时，在以税钱划分户等的广南东路南雄州，“民有无田产而有税钱者”〔214〕，也应是指将某些有墓地、屋基地之类的佃农列入乡村主户户籍。

宋时明确使用“无产税户”一词的记载很少。事实上，无论是北宋还是南宋，在某些地区都存在着此种乡村主户，却又不一定使用“无产税户”的名称。

（四）宋时乡村主、客户的区分，除原则上依据有无田产外，在某些地区也存在着土著与“侨寓”之别。前引宋宁宗时的保甲清单式样中，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差别，在于后者“元系何处人氏，移来本乡几年”。所谓“税户者有常产之人也，客户则无产而侨寓者也”〔215〕，外地移居者须列入乡村客户户籍，而本地佃农仍可列入乡村主户户籍。

宋代也另有一些仅将外地移民作为客户的记载。南宋时，“淮民多为客户所侵，地讼难决”〔216〕。淮南一带的“客户”，例如“浙民每于秋熟，以小舟载其家之淮上，为淮民获。田主仅收十五，它皆为浙人得之，以舟载所得而归”〔217〕。又如广南东路梅州有“土、客户”之分〔218〕，广州南海县“主、客户杂居，讼健而刑繁”〔219〕，也是类似情况。

由此看来，乡村下户中也存在大量佃农，应是无可置疑的史实。故乡村下户与乡村客户之间，事实上不存在很分明的界限，更无不可逾越之鸿沟。在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之中，半自耕农和佃农占了大多数，而自耕农的比例不大。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大体上构成了宋朝的农民阶级。

三、其他成分。农业是宋朝乡村下户的主要产业，却非唯一产业，故乡村下户中也包括一些其他职业的贫民下户。

宋孝宗时，李大正上奏：“绍兴府诸县自旧以来，将小民百工技艺、师巫、渔猎、短趁杂作，琐细〔估〕纽家业，以凭科敷官物，差募充役。官户全无，上户绝〔少〕，下户小民被此科敛。”他建议“乞截自四等以下至五等民户，除存留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六色外，其余琐细名目一切除去”，宋廷为此下诏，规定各地将“似此琐细害民”，“悉与蠲除”〔220〕。此奏涉及乡村下户各种各样的浮财物力估算，有不少是农民兼营者，但也不能排除单纯以质库、店铺之类维生的情况。前引朱熹制定的缺粮清单中，下户有“不作田”者“经营甚业次”，即可互相印证。

《夷坚志》中有一些故事，如“盐城民周六居射阳湖之阴，地名朦胧，左右前后皆沮洳薮泽，无田可耕”，“唯芟刈芦苇，织席以生”〔221〕。“南剑州顺昌县石溪村民李甲年四十，不娶，但食宿于弟妇家。常伐木烧炭，鬻于市，得钱则日籴二升米，以自给，有余则贮留，以为雨雪不可出之用”〔222〕。“惠州淡水盐场，场在海滨，左近居民数百户，皆渔人也”，“捕取海物至艰苦”〔223〕。此类居民在户籍上大约可属乡村下户，而又不是从事农耕者。

四、诡名子户。诡名子户是指乡村上户等为规避某些税役，将一户财产分立若干户，以降低户等，冒充乡村下户。

宋代诡名子户，即“豪民多分立小户”〔224〕，花样繁多。如“官户将阶官及职官及名分为数户者”〔225〕。袁说友说：“夫以一人平日所历之官，为一家十余户。如某之人自通直推而上之，至正议而止，则其户之立也，必曰通直，又曰奉议，复曰承议，等而升之，至正议而后止，则是一人之官，可以立十余之户。”〔226〕自通直郎、奉议郎、承议郎到正议大夫都是文阶官名。陆子遹说：“名、字、行第、小字、称谓裂为数户者有之，若祖、若父、若兄弟、若子侄、若姻党剖为数十户者又有之，大抵岁月浸久，则上户皆入于下。”〔227〕这些说法看来也只是反映了诡名子户的部分情况。

宋代一户分立诡名子户的数额，或说“一家不下析为三二十户者”〔228〕，或说“大姓猾民避免赋役，与人吏、乡司通同作弊，将一家之产，析为诡名女户五七十户”〔229〕，甚至“尽以本户之田，析以占籍五等，分立砧基，多至百本”〔230〕。按照规定，每户只能“置造砧基簿一面”〔231〕，登记本户田产。砧基簿“多至百本”，即分立乡村第五等诡名子户竟达一百户。

乡村上户、官户等分立诡名子户的结果，正如杨万里所说：“蜀之大家，多伪占名数，以逭征徭，至有一户析为四五十者，中产下农，实受其弊。”〔232〕官府的很多赋役转嫁到了“中产下农”身上。从另一方面看，也使乡村下户中掺杂了复杂的成分。在宋朝的户口登记和统计之中，乡村下户中确有一定比例的诡名子户，这是必须注意的。

第五章
乡村下户和客户在宋朝户口统计中的比重

明了乡村下户和客户的阶级状况后，我们有必要对乡村下户和客户在宋朝户口统计中的比重，作一些近似的估计。

乡村下户在乡村主户中占了大多数，这应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乡村下户在乡村主户中究竟占多大比例，存在着不同的估计。一种是高比例的估计，认为“上户居其一，下户居其十”〔233〕。刘安世攻击免役法，说“损九分之贫民，以益一分之上户”〔234〕。按此说，则乡村下户约占乡村主户总数的90％或更多。另一种是低比例的估计，如宋仁宗即位之初，“上封者言”称，“且以三千户之邑五等分算，中等已上可任差遣者约千户”〔235〕。宋哲宗时，孙谔说：“假一县有万户焉，为三分而率之，则民占四等、五等者常居其二。”〔236〕按此说，则乡村下户占乡村主户总数的66％以上。

以下尚可举一些地区性的实例。宋神宗时，两浙路主户数约140万户，而“第五等户约百万”〔237〕。“苏州五县之民，自五等已上至一等，不下十五万户”，“自三等已上至一等，不下五千户”〔238〕。陕西京兆府主户约15万户，“诸县第四等以下阙食人户约及十余万户”〔239〕。宋高宗时，四川遂宁府小溪县主、客“户万七千有畸”，而乡村上三等户“才九百”〔240〕。宋孝宗时，严州“通计六县第一等至第四等户止有一万七百一十八丁”，“而第五等有产税户、无产税户共管一十一万一千六百七十五丁”〔241〕。朱熹在绍兴府处置荒政，“统计六县之贫民约须一百三十万口，并上户当不下百四十万”〔242〕。宋宁宗时，四川蓬州“合伍县户口不满三万余，而下户居三之二”〔243〕。各代各地乡村上户与下户的比例各不相同，自然是很正常的现象。从上述实例看，乡村下户在乡村主户数中所占比例大约在三分之二至十分之九以上，与前引的宋人之说大致相合。

《太平寰宇记》、《元丰九域志》、《宋会要辑稿》、《续资治通鉴长编》、《文献通考》等书记载了宋朝全国和各地的主、客户统计数，如前所述，这自然是包括坊郭主、客户在内的。但我们不妨仍按乡村户占全国户口大多数，乡村下户占乡村主户数三分之二至十分之九作前提条件，姑且撇开坊郭主、客户的因素，按户口总数粗略估计一下乡村客户和下户在宋朝户口总数中所占的比重，列成下表：

若以北宋历代主、客户统计数平均计算，客户数约占总户数的34.5％，则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43.7％～59％，估计客户和乡村下户约占总户数的78.2％～93.5％。〔244〕

宋朝户口统计数本来就无准确性可言，以上的估计数和百分比当然只能是“模糊数学”。尽管如此，在乡村下户和乡村客户的法定户名之下，其所包括的宋代农民，即自耕农、半自耕农和佃农，约占总户数的四分之三至十分之九，这多少还是反映接近了宋朝阶级结构的实际情况。

以上只是估计户数，而未估计人口数，按宋朝官方统计，平均每户一般只有两口，这引起学者们很多议论和推测，众说纷纭，却莫衷一是。按一般情理说来，处于社会上层的官户、乡村上户等家口要多些，处于社会下层的乡村下户、乡村客户等家口要少些。故乡村下户和客户在总人口数中所占比率应低于在总户数中所占比率。

不少学者认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拥有大田产的地主能够组成大家庭；而仅有小田产或无田产的农民，则往往组成男耕女织式的小家庭。这是有一定道理的。

从宋朝的法律看，宋律继承唐律，规定“诸祖父母、父母在，而子孙别籍异财者，徒三年。若祖父母、父母令别籍，及以子孙妄继人后者，徒二年”〔245〕。宋朝为维护孝道，经常强调“别籍异财之禁”〔246〕，甚至还规定：“祖父母、父母未葬者，不得析居。”〔247〕这对农民组织男耕女织的小家庭，自然是一种限制。

但是，由于这项法令事实上不可能执行得很严格，加之人均寿命短等各种因素，广大的乡村下户和客户中的单丁户显然占了相当比例。

宋神宗时，全国推行保甲法，规定“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但二丁以上皆充”，单丁户、女户等及“两丁以上更有余人身力少壮者，并令附保”〔248〕。北宋时，“男夫二十为丁，六十为老”〔249〕，南宋时改为“民年二十一为丁，六十为老”〔250〕。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朝主、客户总数计15684129户；而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全国保丁数计6930491人，义勇数计247537人。〔251〕既然拥有保丁的户为两丁以上户，而每户又仅有一丁充保丁，可知在当时的户口统计中，两丁以上户为693万余户，三丁以上充义勇为24万余户，而单丁户、女户等为850万余户。又广南西路“桂州九县籍定保丁止八千五百，附保及单丁客户共九万一千二百有畸”〔252〕。

总的说来，尽管有诡名子户等因素，但男耕女织式的单丁户无疑在乡村下户和客户中占有相当的比例。

第六章
乡村雇佣制

中国自春秋战国以下，雇佣制在农业经济中一直占有一定比例。最有名的实例是秦末揭竿而起的陈涉，“少时尝与人佣耕”，“佣耕”即是“役力而受雇直也”。他对一起从事田间劳动的“庸者”们说：“苟富贵，无相忘。”〔253〕这显然不是一家独户经营小块租地的佃农。中国历史上长期存在的乡村雇佣制，自然与近代工业文明下的雇佣制有重大差别，在农业经营中从未占主导地位。乡村雇佣制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作为租佃制的补充和附属，虽在量的方面有所发展，而在质的方面却变化不大。若从量的变化角度着眼，宋朝乡村雇佣制无疑较唐代更为普遍，更加发达。以下就乡村雇佣制的几个方面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被雇者。宋时“佣（庸）”字的含义相当广泛。如前介绍乡村客户的阶级状况时所述，“佣客”就是佃农。岳飞当过佃客，李心传称他“尝为人庸耕”〔254〕。陆游诗有“陂塘移稻客相呼”之句，他自注云：“乡中谓佣耕者为客。”〔255〕看来同样是指佃农。“湖州乌程县浔溪村民徐三者”，“至秀州魏塘，为方氏佣耕，又七年，以负租谷，不能偿，泛舟遁归其乡。过太湖，全家溺死”〔256〕。这当然也是采用租佃方式的佃农。南宋后期刘克庄诗说：“岁晚佣耕者，人人诉涝干。吾宁减私量，汝莫待租瘢。”〔257〕以上四例的“佣耕”或“庸耕”虽使用“佣（庸）”字，其实都是租佃制，与秦代陈涉的“佣耕”颇有差别。

当然，宋代的“佣（庸）”字有时也作为雇佣之意。赵叔问说：“今人指佣工之人为客作，三国时已有此语，焦光（先）饥，则出为人家客作，饱食而已。”〔258〕北宋时，吕陶“调铜梁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庸奴于人”，吕陶为之审理。〔259〕以上两例的“佣”或“庸”，都是指雇佣制。

由此可知，宋人使用“佣”字，未必都是指雇佣，须作具体分析。宋时“佣”字的含义颇广，在某种角度上也反映了宋人并不认为租佃制与雇佣制有多么大的差异。

宋代乡村的被雇者大致有以下三类。

（一）乡村下户和客户以佣工作为辅助性收入。张守说，家业钱“二十千之家，必庸、贩以自资，然后能糊口”〔260〕，这是指乡村下户而言。陈淳说，漳州一带“客户则全无立锥，惟藉佣雇，朝夕奔波，不能营三餐之饱，有镇日只一饭，或达暮不粒食者”〔261〕，这是指乡村客户而言。北宋李廌《田舍女》诗写道：

田家女儿不识羞，草花竹叶插满头，红眉紫襜青绢袄，领颈粗糙流黑油。日午担禾上场晒，也喜年丰欲还债，佣工出力当一男，长大过笄不会拜，有者四十犹余家，东村定昏来送茶，翁妪吃茶不肯嫁，今年种稻留踏车。〔262〕

此诗形象地描绘了一个健壮的田舍女，为了“还债”而“佣工出力”，但她自家也仍有“种稻踏车”等农务。

宋时广大的乡村下户和客户，由于有小块田地耕作，故他们或是临时性短工，或是某个家庭成员出外佣工。如“乐平新进乡农民陈五为翟氏田仆，每以暇时，受他人庸雇，负担远适”〔263〕。这是农闲时的短工。“荆门军长林县民蹇大居郭北七八十里间，有一女，纳同里邹亚刘为赘婿”；邹亚刘“常为人佣，跋涉远道”，“蹇据其屋，耕其田”。“城人员一贩牛往襄阳，邹辅行”，“员生跨马，邹负担在其后”〔264〕。这是本人出外佣工，而由岳父耕田。又“弋阳丫头巖农夫何一自小受顾于漆公镇作奴，伏事颜二郎名邦直者。凡三岁，辞归父家”〔265〕。这是农家子出外受雇为仆，三年为期，以弥补家计之不足。宋高宗时，泉州永春县“尝有寡妇，负租而逃”，县令黄瑀“宽其期以召之，来则使之佣织于人，以渐偿所负”〔266〕。这是以“佣织”抵偿所欠地租。

总之，宋代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以佣工补贴经济收入，具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正如王柏所说：“今之农与古之农异，秋成之时，百逋丛身，解偿之余，储积无几，往往负贩、佣工，以谋朝夕之〔赢〕者，比比皆是也。”〔267〕

（二）流佣。宋朝文献中常见“流佣”或“流庸”一词，用以指农民因天灾人祸，背井离乡，为人佣作以谋生。〔268〕宋神宗时，司马光上奏，说关中一带百姓“就食”西京等地，“或庸赁客作，或烧炭采薪，或乞丐剽窃，以度朝夕”〔269〕。郑州管城县孙张村“旧七十余户”，后减至“二十八家而已”。“自保甲起教后来”，“人人急于逃避，其家薄产或委而不顾，听任官收，或贱以与人，自甘佣作”〔270〕。这是为逃避保甲军训而沦为流佣者。

“流佣”是宋代乡村雇佣制一种常见的方式。但农民被迫流落他乡，“有雇鬻妻、子及遗弃幼稚”，“其佣雇者自从私券”，即卖身契，甚至“流民以男女佣于富室者，遇岁丰，欲赎之，不可得”，这自然是十分痛苦的事。〔271〕《过庭录》载：

有陕民值凶荒，母、妻之别地受佣，民居家，耕种自给，逾月一往省母。外日省母，少俟，其妻出，让其夫曰：“我与尔母在此，乃不为意，略不相顾乎？”民与妻相诟责不已，民曰：“尔拙于为生，受佣于人，乃复怨我！”妻曰：“谁不为佣耶？”民意妻讥其母，怒，以犁柄击妻，一中而死。

在这个悲惨的故事中，不论在家“耕种自给”的丈夫，还是出外“受佣”的母、妻，都是备受磨难的无辜者，而议狱者却认为：“其妻既受人佣，义当暂绝。”足见农民充当“流佣”的处境，往往比在本地兼作“佣工”更加悲惨。

（三）僮客。僮客作为雇农，在介绍宋代乡村客户阶级状况时已作了一些分析。叶適称“无地以自业”者“且为浮客，为佣力”〔272〕，表明专门从事雇佣劳动的雇农，在乡村人口中也占一定比例。北宋宋祁诗说：“贫士无良畴，安能得稼穑。工佣输富家，日落长叹息。为供豪者粮，役尽匹夫力。”〔273〕就是僮客之类雇农的生活写照。

北宋时，鄂州崇阳县“王明与其同母兄李通争产累岁，明不能自理，至贫，为人赁舂”〔274〕。舂米是古代农村较为流行的一种佣工。范寥因“纵酒，遂殴杀人，因亡命，改姓名”，“遂匿傍郡为园丁”〔275〕。宋孝宗时，隆兴府进贤县“有妇人，佣身纺绩、舂簸，以养其姑”，“其子为人牧牛，亦干饭以饷祖母”〔276〕。此类情况都属乡村雇工。

《夷坚志》关于乡村雇工，也有一些零星记述。例如“弋阳县结竹村吴庆长遣仆夜守田中稻，有操镰窃刈之者，持梃逐之，不获，明夜复然”〔277〕。此处的“仆”，一般应是指雇工。又“南城邓礼生子，雇田佣周仆妻高氏为乳母”〔278〕。这是夫妻都被雇佣。“吴生本阳步村民，长过五尺，满身雕青，狠愎不逊。淳熙间，弃其父母，而来城下寄食。于学前菜园家受庸作，雅善操舟，专捕鱼取给。且复健走，尝为斋仆，凡科举及堂补试揭榜，必为报捷先锋”。他后对人谋财害命，“它园丁见吴乍有钱，稍知其故，以利害不关，亦弗问”〔279〕。吴六的主要职业，还是“受庸作”，充当园丁。

二、雇主。宋代乡村雇佣制中的雇主，其身份、社会地位等差别颇大，而雇工又有临时性或长期性的差别。

（一）农民的雇工。宋代一些农民因农作之需，也要临时雇工。南宋初有臣僚奏说：“田家夏耘秋收，人各自力，不给则多方召〔顾〕，鲜有应者。”〔280〕农忙时节，劳力紧缺，甚至召雇不到短工，是有某种普遍性的。宋孝宗时，台州临海县“长乐乡人户沈三四、王细九、张四八”等，“逐人薄有家产”，“为天旱，雇觅人工车水”，“有些少白酒吃用”，“当用工车戽田亩之时，须有造下酒货”〔281〕。又“金谿民吴廿九将种稻，从其母假所著皂绨袍，曰：‘明日插秧，要典钱，与雇夫工食费。’”引起家庭纠纷，将其母逐出家门。“时方阴翳，忽开晴，吴甚喜，即与三农夫同之田间”〔282〕。农民临时雇工，不仅要支付“雇夫工食费”，甚至须以酒食好好招待。王必达的《田家翁姥行》诗说：

大儿领佣夫，去作家后田。小儿专牧牛，牛背歌且眠。大儿有妇谨烹爨，翁姥得闲唯饱饭。翁时挈榼劳苦儿，姥亦追随筋力健。儿方辍耕吼饥肠，顾见翁姥喜莫量。尖泥剥落清酒美，桑叶裹缠新饼香。〔283〕

这个五口之家，壮男耕作，幼儿牧牛，又另雇“佣夫”，但佣夫究竟有多少，是长工抑或短工，已不得而知。估计这家农户家境是比较宽裕的。虽然雇佣夫，但农民自身仍须从事田间劳动，这大致上应是农民雇工的特点。

（二）官户、乡村上户等的雇工。宋时此类记录甚多，但也有各种不同的情况，须作具体分析。

北宋有名隐士种放是个大地主，“于长安广置良田，岁利甚溥”〔284〕。王禹偁《酬种放徵君》诗说：“米呼村婢舂，樵雇山僮斫。”〔285〕可知其家舂米、斫柴等劳动，是实行雇工的。王安石罢相闲居，“随分筑园囿”，“沟西雇丁壮，担土为培。扶疏三百株，莳栋最高茂”〔286〕。这个修筑园囿的小工程，是临时“雇丁壮”完成的。宋时兴修水利，或可由“食利人户顾工兴役”〔287〕。如宋孝宗时，福建路建宁府崇安县“募到上户兴修水利，开成星王陂堰，灌溉民田四千余亩，皆是众户乐然雇夫，不曾费用分文官钱，及强有敷敛”〔288〕。袁采说：“佣工植木，则一二十年之间，所谓材木不可胜用也。”〔289〕上引记载大抵是临时性的雇工，至于种放的雇工，也属非田间劳动。

自北宋至南宋，农田经营采用雇佣制，虽然不是主要的经营方式，却也有某种程度的普遍性。“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吴六“货蔬，隐其直多”，“受佣累岁，绍熙辛亥，力辞去，留之不可”〔290〕。王明雇吴六经营一个看来是不大的菜园，却并不采用租佃制，是引人注目的。

至于某些大田产的经营，宋代也留下了雇佣制的记录。北宋前期，王姓富户有“僮奴数百指，奔走供事，树桑垦土，衣食以丰，马牛豚羊蕃息蔽野”〔291〕。司马光的族父司马沂并未出仕，“累世兄弟，未尝异居，故家之食口甚众，而生业素薄，无以赡之”，“于是治田畴，缮园圃，修阑笠，完圂仓，虽有佣保，必以身先之，使莫敢不尽力者。夜则侧板而枕之，寐不熟，辄寤。当是时，田不加广而家用饶，又未尝为商贾奇邪之业，一出于田畜而已”〔292〕。宋代虽也沿用汉代“僮奴数百指”之类用词，如“僮奴”、“佣保”等，其实都是雇农。司马大家族是世代书香门第，却完全依靠司马沂躬亲农事，督领“佣保”，而致“家用饶”。宋英宗时，汝州王暕家族“有田在其郭东，虽稍治，而未尽其地力”，其父“久宦不遂，欲归汝，而郭东田一岁之入，不足以赡一岁之用”，王暕“因募人剪伐其荆棘，垦除其芜秽，粪治力耕，期年为上田，岁入十倍”〔293〕。这是一个以雇农精耕细作，而“岁入十倍”的大田产经营典型。

南宋曹勋诗说，“隔岁种成麦，起麦秧稻田。晚禾亦云竟，冬菜碧相连。收割不闲手，垄亩无空阡。家蓄千指客，始知长有年”，“长瓶泻黄汤，且饷田畯茶”〔294〕。“田峻”原意为劝农之官，后泛指一般农民。诗中的“田峻”、“千指客”，都属僮客之类。他们在田间劳作，主人曹勋以茶慰劳。林悦“善治生”，“一日佣者数十辈，立门请所使”，“于是夜为条处而旦授之，日力半而功倍”，“童仆、鸡犬，养之各得其欲。树木、蔬蓏，艺之各遂其宜。亭榭、门巷、藩溷、井堰，治之皆中绳墨也”。在温州瑞安县一带，“言生理者归焉”〔295〕，成为当时善于使用雇佣劳动经营农业的典型。又曹“屡试场屋，辄不偶有司”，“乃诛茅结屋，率僮仆，治田事，日积岁累，厨不乏供”〔296〕。此类“以力田课僮仆”〔297〕的记载，证明宋代以雇佣制经营大田产，尚非罕见之事。

此外，也有一些士人雇佣园丁经营小块园圃的记录。如北宋末，官员刘安上“治第筑圃”，“或携杖课园丁，畦蔬莳果以自娱”〔298〕。范濬诗说：“连筒隔竹度流泉，约束畦丁灌小园。拔薤自须还种白，刈葵辄莫苦伤根。瓜畴准拟狸头大，草径堤防马齿繁。努力荷锄当给酒，无令菜把乏朝昏。”〔299〕描写了他“约束畦丁”，资以酒食，经营菜园的情景。特别在陆游诗中，对园丁的描写更是屡见不鲜，如“园丁来报竹行鞭”，“硗瘠才三亩，勤劬赖两奴”，“自课园丁补槿篱”，“蔬畦蹑屐惬幽情，检校园丁日有程”。在他垂尽之年的诗中说：“灶婢工烹粥，园丁习写方。”园丁即是“山仆，本不识字，因久合药，遂能写药方数大篇”〔300〕。可知他家雇佣的园丁，既从事蔬圃农作，也从事其他家内劳动。

宋时粮食生产以租佃制为主要经营方式，而某些经济作物的生产却并非如此。宋真宗说，茶业“园户采撷用功，须更得人手”，“佣力者众，皆是贫民”〔301〕。吕陶对四川茶园生产介绍较为详细，“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准备粮米，雇召夫工”。“每年春冬雇召人工薅刬，至立夏并小满时节，又雇召人工，趁时采造茶货”。“投场破卖，得钱填还债利，并送纳诸般税赋”〔302〕。由此可知，产茶多至三五万宋斤的大茶园主，一般都须“雇召人工”。茶园生产的商品性很强，商人往往预支本钱。至少部分园户还须向市场购买粮食，以供本户和雇工消费。

在福建路建州（建宁府）制造御茶的北苑，“采夫日役二百二十五人”，“大抵采茶亦须习熟，募夫之际，必择土著及谙晓之人”〔303〕。韩元吉《建宁府劝农文》说，“每岁茶夫既散，富家大屋宜有以招之，俾其耕种于无用之山，荒墟之地”，“假之种粮”，“收养无田之民，使不至于游手盗贼也”〔304〕。可知当地茶夫往往是“无田之民”，在茶园出卖劳动力为生。但有些茶园主为了保证自己有足够的劳动力，也可能向他们出租小块粮田，实行租佃制和雇佣制相结合。

三、雇佣制下的身份差别。宋时乡村的僮客之类，也与乡村下户、以租佃土地为生的乡村客户一样，大致处于社会生活的底层。但是，他们与雇主的身份性差别或大或小，其人身依附关系有强有弱，很难一概而论。如达官贵人雇佣的园丁畦夫，与主人自然身份相差悬殊。至于王必达诗中的“大儿领佣夫，去作家后田”，吴廿九雇人插秧，则与主人身份差别不大。灾年的“流佣”很多有“私券”，“欲赎之，不可得”，与雇主人身依附关系甚强。但如福建的茶夫，农忙则聚，农闲则散。吴六被王明所雇，一旦辞去，“留之不可”，人身依附关系较弱。

北宋著名的流放地沙门岛，“每年约收罪人二三百人，并无衣粮，只在岛户八十余家佣作”〔305〕。尽管沙门岛居民社会地位并不高，然而为他们“佣作”的刑徒，自然是最低贱、最廉价的劳动力。《默记》卷下记载一个故事，“光州有村民毕姓兄弟二人，养母佣力，又雇二人担粪土，得钱以养母，尽孝道。一日，至食时，雇者不至。兄弟惶惑，夜无母饭，不知所为，遂各担箩，遍村求售担物，无有也”。后有道士赠两担金器，“二人变其业，尽以置田，遂为富人”。毕姓兄弟是无田的贫困的“佣力”者，却“又雇两人”，这反映农村雇佣关系的错综复杂，他们与被雇者之间实无身份差别可言。

宋代的乡村雇佣制自然是不发达的、较为原始的，但仍显示了雇佣制的某些特点。雇工，特别是临时性雇工身份比较自由，与一般身份的雇主也较为平等。沈作喆记载说，“予行信州丰城”，“小休于道旁民居，会其家饮客方起。须臾，有一耕夫来就主人饭，袯襫荷田具，主人悯其劳且饥，谓曰：‘饭未及炊也，有饭客所余肉饼，尔姑啖之。’农夫欣然怀之而出，主人问何往，则曰：‘我老母年七十，啖粗饭尔，此盛馔，我作苦，虽馁甚，不忍尝也，将以馈吾母，故不待饭而往耳。’”〔306〕此段记载中的“耕夫”应属雇农，但与主人关系较为融洽，彼此身份差别也并不悬殊。陆游诗说：“佣耕食于我，客主同爨炊。瓦盎设大杓，菹苋羹园葵。一饱荷锄出，作劳非所辞。”〔307〕也反映了类似情况。乡村雇农往往在雇主家就食，此种习俗延续到后世。

四、劳动力市场与雇值。劳动力市场是雇佣制发达的产物。宋代的雇佣制，包括乡村雇佣制虽有所发展，却尚未达到出现普遍的劳动力市场的水平。但是，宋代也与唐代一样，局部的劳动力市场还是存在的。《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2《幻术为盗》载：“邛州村民日趋成都府小东郭桥上卖工，凡有钱者，皆可雇其充使令担负也。忽有杨秀才善夫来雇十人，议工钱每人二百。”这大致应是宋时或元时的情形。邛州农民远至成都府出卖劳力，至少有一段时间须暂时脱离农作。这是农民投身城市的劳动力市场，至于农村是否有类似的“卖工”市场，尚不见记载。

宋代乡村雇值支付货币的情况颇不少见。如北宋四川茶园“雇召人工，每日雇钱六十文，并口食在外。其茶破人四工，只作得茶一袋，计一十八斤”〔308〕。产茶十八宋斤，须支铁钱二百四十文，这还不包括“口食”。南宋初，建州北苑茶场的“采茶工匠”，“日支钱七十足”〔309〕，这是指铜钱，其币值大大高于铁钱。北宋福建路兴化军仙遊县人蔡襄说：“南方地狭谷鲜，又浮海通商，钱散不聚，丁男日佣，不过四五十文。”〔310〕吕南公说，某一“淮西达佣”，“力能以所工日致百钱”〔311〕。此“达佣”不知身居农村还是城市，但“日致百钱”，是颇高的雇值。江南东路鄱阳人洪迈说：“吾乡里昔有小民，朴钝无它技，唯与人佣力受直。族祖家日以三十钱顾之舂谷，凡岁余，得钱十四千。”〔312〕其雇值又低于福建路。

宋时官府营田往往“抑勒”民户耕种，“俵散和雇栽种人工钱，夺其工力，益见困乏”，宋廷曾屡次下令禁止“预俵工钱”〔313〕。这实际上也反映了民间雇人耕田的情况。如前述吴廿九雇三个农民插秧，要支付“雇夫工食费”。

限于宋时商品经济的发展水平，也必然有以实物充雇值者。如“蔡州褒信县有文秀才者”，“去邑城十数里，有田百余亩，岁自耕耘，力不懈”。“岁取所得，常募里中尤贫乏者辇负，就寄其家，约日与之粥之费，以充佣直”〔314〕。南宋初，规定官府营田“劝诱军兵耕作”，“依仿锄田客户则例，亦合分给斛斗”〔315〕。所谓“锄田客户”并非佃农，而是参加一段农作的短工。北宋有记载说，河东路岚州和石州“流民昨为久雨，全损秋田，故暂来（岢岚军）就贱，锄一夏苗麦”〔316〕，可作民间较为普遍的锄田客户的一例。南宋时，“浙民每于秋熟，以小舟载其家之淮上，为淮民获。田主仅收十五，他皆为浙人得之”〔317〕。这也类似于锄田客户，以实物支付雇值。又宋宁宗时《庆元条法事类》卷47《阁免税租》也规定，“诸税租户逃亡”，“应收地利以时拘纳”，“须顾人收治者，以所收物依乡原例准价充直”。显然，各地“顾人收治”的“乡原例”是各不相同的，但“以所收物”“准价充直”，又有其普遍性和共同性。如前述两浙农民到淮南收获粮食，则以十分之五“充直”。

总之，本章介绍宋朝普遍存在的乡村雇佣制以及乡村客户中一定比例的雇农，这对于研究和了解宋朝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社会经济地位，自然是不容忽视的。

第七章
农民与商品经济

宋代农民，即乡村下户与客户同商品经济的关系，也是研究和了解乡村下户和客户社会经济地位的一个方面。

中国传统的农业社会中，农民长期维持着男耕女织式的个体生产，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实行自给自足，乡村以自然经济为主，商品经济不发达。这种状况在宋代未见有根本性的质变。北宋邓绾说：“夫田野山谷之氓，止知蚕而衣，耕而食，生梗畏怯，有自少至老，足不履市门，目不识官府者。”〔318〕南宋后期方大琮描写福州永福县一带，“农家力穑以足食，妇女缉麻以衣被其家”〔319〕。这大体上都是农民自给自足经济的写照。由于同商品市场关系不大，“钱非农夫所常有者”，甚至“亦有未尝识钱者”〔320〕。

但从另一方面看，农民也不可能与商品经济完全绝缘。随着社会分工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农民与商品市场的联系，也有增多和加强的趋向。从现存的史料看来，宋代农民同商品经济的关系，也发展到一个前所未有的水平。

李觏说，农民“小则具服器，大则营昏丧，公有赋役之令，私有称贷之责。故一谷始熟，腰镰未解，而日输于市焉”。“农人仓廪既不盈，窦窖既不实，多或数月，少或旬时，而用度竭矣。土将生而或无种也，耒将执而或无食也，于是乎日取于市焉”〔321〕。此说固然有文学描写的语言，但若撇开单个农户的经济活动，就宋代农民的整体而言，则“日输于市”，“日取于市”的情况无疑是存在的。以下分四个方面就农民与商品经济的关系作一些介绍和分析。

一、农民因生产和生活之需，而进行必要的商品交换。在男耕女织式的个体经济结构下，农民事实上也不可能做到绝对的自给自足。北宋张方平说：“彼穷乡荒野下户细民，冬正节腊，荷薪刍入城市，往来数十里，得五七十钱，买葱茹盐醯，老稚以为甘美，平日何尝识一钱。”〔322〕但是，农民进入城市购买物品，看来尚不算很普遍。因为很多穷乡僻壤的农民，并非“往来数十里”就能入城市。“村落细民，间日而集，有无相易，苟营朝晡之费”〔323〕，只怕还是更为常见。宋元之交的方回，描写发达地区的秀州一带农村，“见佃户携米，或一斗，或五、七、三、四升，至其肆，易香烛、纸马、油、盐、酱、醯、浆粉、麸、面、椒、姜、药饵之属不一，皆以米准之”。如“五口之家，人日食一升，一年食十八石，有十二石之余”〔324〕，便用以购买上述生活用品。可见宋代的乡村市场更多地还处于“有无相易”，以物易物，不用金钱的水平。

农民生活用品虽然简单，却也因人因地而异。从史料上看，宋代农民对盐、酒、茶的消费，具有某种普遍性。宋真宗时规定，开封府“村坊百姓买供家食茶末五斤已下出门者免税”〔325〕。尽管开封一带并不产茶，但乡村居民显然已有饮茶习惯。杨时谈到盐的消费时说：“深山穷谷，有经年不食盐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无也。”〔326〕如在荆湖北路復州，“富商岁首以鹾茗贷民，秋取民米，大艑捆载而去”〔327〕。秦观诗说：“倒筒备青钱，盐茗恐垂橐。明日输绢租，邻儿入城郭。”〔328〕也反映了部分农民准备钱币，用于购买茶盐的事实。至于酒的消费，则更多地用于“凶吉之礼”〔329〕，包括婚丧、节日等，但酒往往可以私酿，不一定与市场发生关系。由于茶盐酒消费的普遍性，故官府视为利源，实行禁榷，以高价劣质的茶盐酒抑配农民，某些富户也借此对农民进行盘剥。

农民对耕牛、农具等的购置，也是不容忽视的。宋太宗时，“宋、亳民市牛江、淮间”〔330〕。欧阳修说：“今湖南之牛，岁贾于北者，皆出京西。”〔331〕宋神宗时记载说，海南岛须从高州和化州进口“牛、米之类”〔332〕。当时贩卖耕牛者，须缴纳商税，包括过税和住税。宋真宗对辽议和后，“以河北经寇，乏耕牛，免河南商人卖牛税”。此后也屡有特免税钱的记录。〔333〕凡购买耕牛，也须与田、宅、船、车等物一样，订立契约，并由买者“经官投纳税钱”，这与商税的住税不同。〔334〕宋高宗绍兴后期，令“京西、淮南客贩及人户自买耕牛，与免投纳牙税钱，并住税免三年”〔335〕。此类买卖耕牛免税的特例，能否认真执行当然是另一回事，但也反映农民购买耕牛的情况相当普遍。当然，也有很多贫民下户，是无力购买和饲养耕牛的。

农民使用的农具，至少有一部分需向市场购买，出售农具也需纳商税。宋真宗诏“自今诸路州军农器并免收税”〔336〕，但此令显然并未认真贯彻。宋徽宗诏说：“应兴贩及买蚕织、农具及耕牛往两浙、江东路者，仰经所属自陈，给公凭，照会沿路免税一年。”〔337〕南宋时也有免农具税的诏令。〔338〕婺州一带一个“铁工之家”对人说，北宋末年，“适岁荐饥，农不得利，率逋亩去为末业，耕者日益落，吾为犁、铫、镈、锄，穷一日力，仅得一器，辄一月、十五日不售”〔339〕。这个铁匠工作的忙闲，销售农具的多少，不见得有普遍意义。但总的说来，好几百万到一千几百万乡村下户和客户，对农具的消费量和需求量，不能不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此外，因农民生活艰窘，如前引李觏所述，甚至部分种子和口粮也需依赖市场。宋真宗诏说：“河北、京东民以车乘籴种粮者，江河津渡勿收其算。”〔340〕在作为发达地区的湖州，“遭蝗旱之患，百姓绝粮”，“六县之民近市井者或买糟粕，近碓坊者或买糠秕”〔341〕。严州淳安县遭水灾后，“买秧已费半百钱”〔342〕。宋宁宗嘉定时，真德秀上奏，说在江南东路一带，“下等农民之家赁耕牛，买谷种，一切出于举债”〔343〕。这些事例自然是在非常贫窘的条件下，为维持再生产，而不得不进行市场交换。

农民要进行市场交换，就需出售本户的部分农产品和手工业品。北宋苏辙描写四川农村的情况：“枯桑舒芽叶渐青，新蚕可浴日晴明。前年器用随手败，今冬衣着及春营。倾囷计口卖余粟，买箔还家待种生。不唯箱篚供妇女，亦有锄镈资男耕。”〔344〕这是指出售“余粟”而购置蚕具和农具。有的农民“出持旧粟买桑叶”，却因“桑贵粟贱不相直”，“满斗才换几十钱”〔345〕。有的农民则出售丝、丝织品或麻布，“缫得成丝却卖丝”，“西家卖丝籴新谷”〔346〕。宋诗中描写乡间市场，“或携布与楮，或驱鸡与豚”，“包茶裹盐作小市”，“卖薪博米鱼换酒”〔347〕，也反映了农民用于市场交换产品的多样性。

总的看来，农民用于市场交换的农产品或手工业产品，有的是其剩余物品，如叶適称荆湖南路一带，“民计每岁种食之外，余米尽以贸易”〔348〕；有的甚至还不是剩余物品，如陆九渊说，在抚州金谿县一带，“农民皆贫，当收获时，多不复能藏，急须粜易，以给他用，以解逋责”〔349〕。尽管如此，市场交换大体上仍是农民自给自足经济的补充手段。

二、农民兼营手工业或商业。宋代“耕织之民以力不足，或入于工商”，“往往负贩、佣工”，“庸、贩以自资”〔350〕的情况，是相当普遍的。正如戴栩所说：“既有数亩之田，则不得不谓之田产；既为工，为匠，为刀镊，为负贩，不得不谓之艺业。”〔351〕有的地区，例如“闽中诸郡”，“大率地狭人稠，大半他业”〔352〕。

农民兼营商业，如宋神宗时，河北路“滨、棣、沧三州第四等以下被水灾民零贩竹、木、鱼、果、炭、箔等物”〔353〕。宋高宗绍兴时记载，岳州“农民自来兼作商旅，太平（半）在外”〔354〕。宋孝宗时，绍兴府估算下户家业钱，有将“百工技艺”也作为物力，“四等以下至五等民户”，“存留质库、房廊、停塌、店铺、租牛、赁船等六色”〔355〕，估算浮财物力。农民兼营“停塌”，即寄存货物，也与商品流通有关，更不论兼“百工技艺”和“店铺”了。江南西路“赣、吉之民每遇农毕，即相约入南贩牛，谓之作冬。初亦将些小土布前去博买”〔356〕。除贩牛外，“赣民遇农隙，率贩鹾于闽、粤之境，名曰盐子，各挟兵械，所过剽掠”〔357〕。与赣州邻接的福建路汀州，农民也“多于农隙聚众私贩”〔358〕。两浙路湖州德清县永宁乡“居民多以舟船，远出商贩”〔359〕。以上一些农民经商的零星记录，自然是不完整的，但也反映了很多地区差别。

农民兼营手工业的特点，是手工业产品依赖市场。徐积《织女》诗说：“此身非不爱罗衣，月晓霜寒不下机。织得罗成还不著，卖钱买得素丝归。”〔360〕这显然有别于男耕女织式家庭自给经济，因为其原料和销售都仰赖市场。

农民兼营的手工业自然是品类繁多，并且也有地区特点。北宋遂州小溪县程君友“家数口，垦耕力作，常于乡里佣力，织草履自给”〔361〕。“温州瑞安县木匠王俊，自少为艺，工制精巧如老成”，“有田三十亩”，“后数岁，田至六十亩，又被县帖为都匠，所入甚厚”〔362〕。这是一个兼营木匠致富的典型。陆九渊说，抚州金谿县“陶户大抵皆农民于农隙时为之”，“今时农民率多穷困，农业利薄，其来久矣。当其隙时，藉他业以相补助者，殆不止此”〔363〕。也有不少农民，则是“贩山烧炭过残冬”〔364〕。王炎说：“锻炼工匠未必不耕种水田。纵不耕种水田，春日必务蚕桑，必种园圃。”〔365〕在四川潼川府铜山县有铜冶，“匠户近二百家”，郪县出产铜器的“于打铜村铸造之家亦百余户”，“多以耕种为业，间遇农隙，一二十户相纠入窟，或有所赢，或至折阅，系其幸不幸。其间大半往别路州军铜坑盛处趁作工役”〔366〕。兼营手工业的结果，是有的农民显然已转为以手工业为主，而以农业为辅。

农民兼营工商业，为出卖而生产，无疑是一种历史进步。但因史料所限，已无法对宋代农民兼营工商业的程度和范围，作出较为准确的估计。

三、因官府摊派赋税之需索，农民被迫进行市场交换。宋朝赋税盛行折变等制度，“朝廷百用之物，多求于不产，责于非时”〔367〕，或强迫农民折纳钱、银之类，这是横征暴敛的一种方式。宋光宗时，臣僚上奏说：“今之为绢者，一倍折而为钱，再倍折而为银，银愈贵，钱愈艰得，谷愈不可售，使民贱粜而贵折，则大熟之岁，反为民害。”〔368〕宋宁宗时，也有臣僚上奏说：“窃惟钱出于官，而责之民输，粟帛出于民，而官或无取，则农之余粟、女之余布将何所用？平地无铜山，私家无钱炉，钱又何从而得哉？”〔369〕农民“贱粜而贵折”，当然增加了农民和市场的联系，其结果却主要是加剧了农民的贫困化。

农民被迫进行市场交换，也并非限于官府的赋税折变等制度。北宋文同《织妇怨》诗描写一个织妇辛苦劳作，“三日不住织，一匹才可剪”，“皆言边幅好，自爱经纬密。昨朝持入库，何事监官怒，大字雕印文，浓和油墨污。父母抱归舍，抛向中门下。相看各无语，泪迸若倾泻。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不敢辄下机，连宵停火烛。当须了租赋，岂暇恤襦裤。前知寒切骨，甘心肩骭露”〔370〕。这个农户因官吏刁难，而被迫解衣质钱，买丝另织的悲惨遭遇，说明赋税的需索迫使农民进行市场交换，这是终宋一代的一个严重的社会问题。

四、宋时乡村出现一批专业户，从事渔业、茶叶、蔬菜、瓜果、甘蔗生产等，这是引人注目的史实。

（一）渔业。海上捕鱼，如广南东路“惠州淡水盐场，场在海滨，左近居民数百户，皆渔人也”〔371〕。广南有“濒海蜑户数万，生理至微”〔372〕，“常业捕鱼，生皆居海艇中”〔373〕，张镃诗说：“遐陬编户居海滨，不但生涯仰虾蟹。鬻盐成雪雪成堆，渍曝群鱼趋市卖。其间石首最得名，随潮百万鼙鼓声。长舻巨艑斗截取，急逐风便来王城。”〔374〕这是两浙沿海渔民捕鱼输送临安的情景。

在淡水渔业方面，南方多水，渔业尤为发达。江西路建昌军有“南城田夫周三，当农隙时，专以捕鱼、鳖、鳅、鳝为事，而杀蛙甚多”〔375〕。这尚可说是农民兼渔业。虔州雩都县廖氏兄弟“所居有两塘，各广袤二十亩，田畴素薄，只仰鱼利以资生”，“每岁获直不下数百缗”〔376〕。这大致已算专业渔户了。江东路饶州馀干县“湖中称某家池者，取鱼处也，随一家占为名”〔377〕。宋诗中也有一些描写渔户生活的诗句，如“江、淮水为田，舟楫为室居。鱼虾以为粮，不耕自有余”〔378〕。“湖滨江浒疏疏村，村村渔家人子孙。为鱼不管波浪恶，出未天明归黄昏”〔379〕。“江上提鱼妇，朝朝入市。守船留稚子，换酒醉良人”〔380〕。《万柳溪边旧话》载，兵部侍郎尤棐“性爱蟹”，“湖中渔舟百十，皆仰尤氏为衣食者”。总的说来，专业渔户的生产几乎完全仰赖市场。宋代甚至在江州等地出现专业化的鱼苗生产，其鱼苗远销绍兴府、徽州等地。〔381〕陆游诗说：“柳姑庙前鱼作市，道士庄畔菱为租。”〔382〕就是反映其家乡山阴县有专门的鱼市场。

黄榦记述荆湖北路的渔业说，“湖北诸州湖地有系民户祖业者；有系官地，民户请佃多年者；有产业之家或自为主，或立年限租扑与人，而租扑之人为主者。每岁冬月采鱼，湖主不得自采，皆是荆襄、淮西、江东、湖南诸处客人，驾船载网前来湖主家，结立文约，采取鱼利，而与湖主均分之”，“湖主岁收湖鱼之利，多或数千缗，少亦数百缗”。这说明当时渔业租佃关系的复杂情况，有直接出租湖面的湖主，有向官府“请佃”湖面的湖主，有向私人“租扑”湖面的湖主，但“采鱼之人”显然从事商品生产，他们以捕鱼和卖鱼的收入，“结立文约”，“与湖主均分之”〔383〕。

（二）茶业。茶是宋代一项重要经济作物，种茶户一般称园户，园户有贫富之分。王安石说，茶“始从小户，次输主人，方纳官场，复支商旅”〔384〕。所谓“小户”，含义不明，大约是指茶园雇工或佃农。吕陶说，四川一带“茶园人户多者岁出三五万斤，少者只及一二百斤。自来隔年留下客放定钱，或指当茶苗，举取债负”〔385〕。商人们预支本钱，以保证茶货的来源。产茶一二百斤的茶农，自然是小商品生产者。

（三）瓜菜业。宋时瓜农和菜农也有一定数量。五代末至北宋初，有个纪姓老圃，“一锄庇三十口。病笃，呼子孙戒曰：‘此土十亩地，便是青铜海也。’”〔386〕南宋舒岳祥诗说：“卖菜深村妇，休嗟所获微。芜菁胜乳滑，莱菔似羔肥。橐里腰钱去，街头买肉归。种蔬胜种稻，得米不忧饥。”〔387〕这无疑是专业菜农，依靠卖菜收入“买肉”和“得米”。“种蔬胜种稻”，则是出现专业菜农的基本原因。《夷坚支景》卷4《宝积行者》载，“园人陈甲常种蔬菜”，出售给“台州仙居县宝积寺”僧，这同样也是一个专业菜农。当然，菜农的生产有时也受到官府的限制和盘剥。〔388〕

《夷坚志补》卷9《胡乞买》载，金朝统治下的寿州下蔡县，有一“村民”，“其家瓜园五亩，瓜且成熟，昨夜被人锄坏根藤”，“左右居民七八家，亦种瓜者也”，其中一家“园财三亩”。后查实此家因忌妒“彼瓜先五日熟，乘新入市，必获上价，心实愤之，是以为此”。

当然，上述实例尚难确认为专业瓜农。事实上，在商品经济尚不发达的时代，总不免有粮农兼茶农、菜农、瓜农等情况，如在抚州金谿县一带，“蔬圃莳茶为用，余者以易所乏，农家往往有之”〔389〕。

（四）果业。据传世史料，宋代水果生产较为突出的是柑橘和荔枝。

陈舜俞诗说，“善生惟计亩（种橘大姓不复计树若干，但云有几亩），视价旋论赀（每一百斤为一笼，或得价，笼一千五百钱，下价或六七百，不可常也）”，“争晒已残皮，趁市商船急”〔390〕，反映了柑橘生产的商品性很强。在“万顷湖光里，千家橘熟时”的太湖洞庭山，“多种柑橘、桑、麻，糊口之物，尽仰商贩”，大致都是专业橘农。〔391〕又如“广南可耕之地少，民多种柑橘以图利”〔392〕。“凡橘一亩比田一亩利数倍”〔393〕，这是出现专业橘农的基本原因。

宋代荔枝产于四川、广南、福建等路，尤以福建最为著称。“闽、粤官舍、民庐与僧道士所居，自阶庭场圃至于山谷，无不列植，岁取其实，不可胜计”〔394〕。荔枝生产商品性很强，鲜荔枝还被加工成荔枝干、荔枝煎等，远销外地以至海外。“一家之有至于万株”，“比初著花时，商人计林断之，以立券，若后丰寡，商人知之”〔395〕。荔枝生产除经营“万株”的大荔枝园外，也应有专业荔枝农。

其他水果，如福州产梅，“怀安、侯官乡户园林种至千万株，盐〔晒〕者为白梅，焙干者为乌梅，行至江、浙”〔396〕。

（五）甘蔗业。甘蔗为制糖原料，“甘蔗所在皆植，独福唐、四明、番禺、广汉、遂宁有糖冰，而遂宁为冠”。四川遂宁府小溪县山“前后为蔗田者十之四，糖霜户十之三”。“山下曰礼佛坝，五里曰乾滩坝，十里曰石溪坝，江（涪江）西与山对望曰凤台镇，大率近三百余家”，“山左曰张村，曰巷口，山后曰池，曰吴村，江西与山对望曰法宝院，曰马鞍山，亦近百家”，“凡蔗最〔困〕地力”，“今年为蔗田者，明年改种五谷，以休地力”〔397〕。此类糖霜户虽是专业蔗农，却仍兼种粮食。在福建路兴化军仙遊县，“田耗于蔗糖，岁运入浙、淮者，不知其几万坛”〔398〕。陈藻诗有“种麻卖布皆贫妇，伐蔗炊糖无末游”〔399〕之句，也反映了宋时确有一批专业蔗农。

宋代乡村中从事商品生产的专业户，自然不限于上述几种行业。如徽州休宁县“山中宜杉，土人稀作田，多以种杉为业”〔400〕。“祁门水入于鄱，民以茗、漆、纸、木行江西，仰其米自给”〔401〕。宋末谢翱“性耿介，不以贫累人，所居产薪若炭，率秋暮载至杭易米，卒岁少裕”〔402〕。此类属生产木材、漆、薪炭的专业户。四川绵州彰明县有赤水、廉水、会昌、昌明四乡“宜附子。总四乡之地，为田五百二十顷有奇，然粳稻之田五，菽粟之田三，而附子之田止居其二焉”〔403〕。当地有生产中药附子的专业药农。陆游说，自洛阳牡丹传入四川彭州后，“花户始盛，皆以接花为业”〔404〕。绍兴府山阴县“梅市之鸡头（芡实）最盛，有一户种及十八里者”〔405〕。即使是粮农，如方大琮所说，“兴化县田耗于秫糯，岁肩入城者不知其几千担”〔406〕，以供酿酒之用，也同样是商品生产者。〔407〕

此外，也有部分专业农户，其实是由官府指派，生产某些土特产，以供统治者的特殊消费。如《说郛》卷107《蟹谱》下篇说：“钱氏（五代吴越）间置鱼户、蟹户，专掌捕鱼、蟹，若今台之药户、畦户，睦之漆户比也。”统治者的压榨，不可能不阻碍此类专业户商品生产的正常发展。

总的看来，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宋朝确实存在一批数量不大的从事商品生产的农户。这批农户固然谈不上瓦解和破坏了广大农村的自然经济结构，却代表了经济发展的长远方向。

五、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关于农民与商人的关系，传世记载并不多，这正好反映了在以自然经济为主的前提下，农民与商人的关系并不密切。在大多数场合下，商人不可能控制农民的经济命脉。

宋代商业资本的重要流向，就是投资于田地，这在古代农业社会是屡见不鲜的，因为田地无疑是最基本、也是最稳定的财源。北宋平南唐时，“曹翰屠江州，民无噍类。其田宅悉为江北贾人所占。有诏州长吏访寻其民之乡里疏远亲属，给还之。知州张霁受贾人赂，为隐蔽，不尽与民”，宋太宗初，将张霁“决杖流海岛”〔408〕。这当然还是较为特殊的事例。《夷坚乙志》卷7《布张家》记述一个死囚从“作贾客贩卖”，成为大布商。有一次到邢州，“从徒赍布五千匹入市”，“于晋、绛间有田宅”。又《夷坚乙志》卷1《侠妇人》载，胶水县主簿董国庆于南宋初流落北方，“买一妾”，“以治生为己任，罄家所有，买磨驴七八头，麦数十斛，每得面，自骑驴，入城鬻之，至晚负钱以归”，“如是三年，获利愈益多，有田宅矣”。以上都是商人投资田产的实例，这是宋代社会很多商业资本的归宿，大批商人也因此兼有地主身份，同农民确立了租佃关系。

商人为获利，自然尽量对农民贱买而贵卖。李觏说，谷“贱则伤农，贵亦伤农”，“农之粜也，或阖顷而收，连车而出，不能以足用。及其籴也，或倍称贱卖，毁室伐树，不能以足食。而坐贾常规人之余，幸人之不足，所为甚逸，而所得甚饶。此农所以困穷，而末所以兼恣也”〔409〕。如在广南西路，“田家自给之外，余悉粜去，曾无久远之积。富商以下价籴之，而舳舻衔尾，远去番禺，以罔市利。名曰谷贱，其实无积贮尔”〔410〕。宋宁宗时，蕲州一带“岁收才能自给，而巨商率先以他货来售，禾始登场，厚取其赢”〔411〕。至于某些经济作物生产，自然对商人的依赖性更强，如前所述，在茶业、荔枝业中，商人们预支本钱，或“立券”，以保证货源。

由于农民往往与市场有一定联系，他们不同程度地受商人盘剥，应是相当普遍的事实。但是，宋代农业社会既然以自然经济为主，与农民关系更深的，自然是地主，而非商人。

第八章
农民与地主

宋代农民和地主的关系，大体上相当于乡村客户、下户与乡村上户、官户等的关系，乃是这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最基本的阶级关系。本章侧重于经济关系的论述。

第一节　地　租

在宋朝的农业社会里，农田最基本的经营方式，是富有田产的官户、乡村上户等向乡村下户和客户出租田地，并收取地租。

在农业这个经济部门中，自古迄今，最有效的经营方式是个体生产。当然，古代手工劳动的个体生产与现代机械化的个体生产不可同日而语。古代农业个体经济十分脆弱，不可能抗御天灾人祸，势必两极分化，结果一方面是田产的积累，另一方面却是贫困的积累。有多余田产，不能自力耕种者，特别是大田产的拥有者大致有三种经营方式，一是奴隶制，二是租佃制，三是雇佣制。中国自秦汉而下，农业中的奴隶制逐渐淘汰，租佃制愈来愈稳居主导地位，雇佣制虽有发展，却并未，也不可能取代租佃制，而居主导地位。

在租佃制下，农民与地主最重要的经济关系就是缴纳和收取地租。宋代的地租主要是实物地租，也辅之以货币地租。以下就宋代地租形态作一些分析。当然，地租的缴纳和收取只能以大田产为前提，但关于宋代大田产的情况，却只能留待后面第三编再作介绍。

一、宋代是否存在劳役地租的分析。马克思将西欧封建社会的地租发展，划分为劳役地租、实物地租和货币地租三个阶段。劳役地租的基本特点，是农奴在领主土地和自己份地上的劳动时间有严格的区分，在领主土地上的劳作直接为领主生产粮食，在自己份地上的劳作则为自己家庭生产粮食。他们在领主土地上的劳作就是劳役地租。

从传世史料来看，自秦汉至宋，尚找不到类似西欧劳役地租的典型资料。

宋代有一些地主向佃农摊派劳役、兴修水利的记载。如宋孝宗时，金华县兴修水利，官府“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谷以食之”〔412〕。宋廷也曾规定“有田之家各依乡原亩步出钱米，与租田之人，更相修筑”〔413〕水利。除官府摊派外，袁采说：“池塘、陂湖、河埭，有众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当相与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时修筑，令多蓄水。”〔414〕毛珝的《吴门田家十咏》诗说：“主家文榜又围田，田甲科丁各备船。下得桩深笆土稳，更迁垂柳护围边。”〔415〕这是地主组织农民围田劳役的写照。

此外，地主也向佃农摊派其他杂役，例如派庄客和田仆送信〔416〕。宋宁宗时，“兴元卒叛”，安姓官员“纠合宗族、佃丁数百人，往运军粮”〔417〕。苏辙诗说，“借功田家并锨”，“并遣浮客从丁男”〔418〕，为他修造房屋。官员王典孙“奉送其属，多用其力田之客”〔419〕。地主向佃农摊派各种生产性或非生产性的劳役，是相当普遍的。故袁采主张对“佃客”“不可有非时之役”〔420〕。但是，此类劳役是在佃农承租地主田地，缴纳实物地租之外的，这与西欧的劳役地租显然有别。

北宋时，“川峡豪民多旁户，以小民役属者为佃客”，“凡租调庸敛，悉佃客承之”。此处的“租调庸”，即是借用唐代名词，表示旁户直接承担国家赋役之意〔421〕，似难理解为劳役地租。事实上，不仅在成都平原有“佃氓输租”〔422〕的记载，即使在落后的夔州路渝州南川县和巴县，“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地客即是“佃客”〔423〕，也同样表明其租佃关系。南宋任渊说，绍兴末年，他在双流县“护新开之役”，“盖凡执役之夫，日费米人二升，薪菜之钱二十，皆取给于田主。而奸民豪姓往往靳啬，侥幸苟免，不肯供役，或曰：‘汝负吾租，当为我出力。’则徒手役之”〔424〕。这与前引东南一带以佃农兴修水利的史料相似，证明四川一带佃农同样缴纳实物租。

宋朝官府强迫农民耕种各种官田，也留下一些记载。宋真宗时，“扬州守职田岁常得千斛，然遣吏督贫民耕，民苦之”〔425〕。京西路襄州和唐州营田务“每岁于属县差借人户、牛具，至夏又差耨耘人夫六百人，秋又差刈获人夫千五百人，岁获利倍多”〔426〕。在河北路棣州商河县，“县有职分田，而牛与种皆假于民”〔427〕。宋神宗时，河东经略司“差借民牛，耕种葭芦诸寨田”，除派遣官兵外，还“役耕民千五百，雇牛千具，皆非民之愿”〔428〕。宋时官田一般实行租佃制。农民在某些官田上无偿服劳役，却并未另外耕种官府分配的份地。这实际上是国家征调夫役的一种形式，与西欧的劳役地租不同。

二、实物地租。宋代实物地租的史料甚多，大致可分定额租和分成租两类，此外还有牛租。南方水田实行稻麦复种，便产生了是否有麦租的问题，在此都须分别予以介绍。

（一）定额地租。以下对定额地租的记录分别作介绍。

（1）河北。宋仁宗时，广平牧马监出租“草地七千五百余顷”，“其佃户共九千三百四十余户，每年共约出粟八万七千五百余石，小麦三万一千二百余石，秆草五十五万六千余束，绢八百余匹”〔429〕。平均每宋亩租粟约1宋斗1宋升7宋合，租麦约4宋升2宋合，秆草如以每束13宋斤计〔430〕，平均每宋亩约9.6宋斤。租绢数额甚少，在此不作计算。

嘉祐时，河北路“召人耕佃牧马地土”，“凡得剩田三千三百五十余顷，岁课一十〔一〕万七千八百二硕，绢万三千二百五十一匹，草十〔六〕万一千二百三十束”〔431〕。平均每宋亩租粟3宋斗5宋升；绢每匹以42宋尺计〔432〕，平均每宋亩绢1.66宋尺；草如以每束13宋斤计，平均每宋亩6.26宋斤。佃户纳租草和租绢，在宋时并不普遍。按北方每宋亩产粮1宋石计，则上述牧地的租粟额是较低的。

宋哲宗时，对河北沿边塘泊之地的“冒佃”耕田“立定租课”，有“四五十余顷，每岁所入止有三千四百五十余石”〔433〕。平均每宋亩约6宋斗9宋升至8宋斗6宋升，其租额高于牧地，大约与民田相近。

（2）河东。河东与西夏接壤的弓箭手田地，“视山坡、川原均给，人二顷，其租秋一输，川地亩五升，坂原地亩三升，毋折变科徭”。弓箭手“所出租课只比佃户五分之一”，可知当地“官庄地土逐年出纳租课”应为每宋亩1宋斗5宋升至2宋斗5宋升。但因“上件地土多是膏腴，尽被有力之家量出些小租课佃种，其石斗不及弓箭手合纳租课十分之一二”〔434〕。可知官府所定租额与实际征收额大有出入。

（3）陕西。宋仁宗时，“自来人户租佃官庄地土，每亩出课不过一二斗”，后“兴置营田”，“每亩须收数斗”〔435〕。宋神宗时，在德顺军、仪州一带“募三千九百九十三余户，请佃四千一百七十三顷，岁输租计万三千一百余石”〔436〕。平均每宋亩为3宋升有余。宋徽宗政和时记载说，熙河兰湟路弓箭手田“依条每亩三斗五升，草二束”〔437〕。这条规定估计应通行于陕西沿边各路，而与河东路的规定颇异。

（4）京西。宋真宗咸平时，汝州“募民二百余户，自备耕牛，就置团长”，“垦六百顷，导汝水浇溉，岁收二万三千石”〔438〕稻，平均每宋亩3宋斗8宋升3宋合。当时一个农户一般不可能平均耕种3宋顷稻田，故200余户中肯定有地主租佃官田，再转租于农民者。宋仁宗时，许州职田往往于“所佃内拣地土肥沃，苗稼最盛之处，每亩制定分收一石至八九斗者”〔439〕，这应是京西一带最高的地租额。宋神宗时，“并废原武（位于京西郑州）、淇水（位于河北卫州）两监”，“民佃牧地四千五百余顷，得租六万斛”〔440〕，平均每宋亩为1宋斗3宋升3宋合。

宋孝宗淳熙时，襄阳府检括民户包占田，因当地“开耕卤莽，计一岁一亩所收，以高下相乘除，不过六七斗”，规定“所收租视古什一之法”，“每一亩夏收麦租三升，秋收粳、粟三升，每亩岁收六升”〔441〕，作为屯田。又襄阳府“鹿门寺有田千顷，牛千头”，官员俞“分其田半为官田，岁收租万斛”〔442〕，为每宋亩2宋斗。

（5）淮南。南宋绍兴初，“淮南营田司募民耕荒，顷收十五斛”，后宋高宗“诏损岁输三之二”，则每宋亩分别为1宋斗5宋升和5宋升。高邮知县钟离濬招“归业之民”，“约耕田六百顷”，“每亩收一斗五升”〔443〕。宋孝宗诏说，淮南原“有先佃逃绝、职田等人，不问已未耕垦，逃田上等每亩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绝田每亩七升或一斗至二斗”，可“特与减半”〔444〕。大约在宋宁宗时，曹彦约建议淮南屯田，“每亩有租课，上田四斗，中田三斗，下田二斗，又明年递增一斗而止”〔445〕。嘉定时，和州“军庄退下屯田，通计四百余顷，召人耕佃”，“递年官收租米五千石”〔446〕，平均每宋亩收租1宋斗2宋升5宋合。又通州“学田原额四十一顷四十五亩四厘九毫，岁纳夏秋税粮五百五十五石七斗六合二匀”〔447〕，平均每宋亩收租1宋斗3宋升4宋合。

（6）两浙。

平江府（苏州）：北宋郏亶说：“苏州租米，上田每亩一石，下田只五六斗，又论纳苗税，借使年年遇熟，每亩不过剩得三五斗。”〔448〕他介绍苏州民田的地租额以及地主纳税后的纯收入。范仲淹“买负郭常稔之田千亩，号曰义田”，“岁入粳稻八百斛”〔449〕，平均每宋亩8宋斗。吕惠卿对宋神宗说：“苏州臣等皆有田在彼，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然常有拖欠。”〔450〕

南宋初统计，“平江府省田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每亩纳上供省苗〔二〕斗三升六合，计米三万九千〔三百〕四十七石”，这不算是“私田”〔451〕。宋孝宗时，“平江一府已根括到田产一十二万四千二百三亩一角九步，岁收官租二万一千二百三十三石一斗二升九合”〔452〕，平均每宋亩1宋斗7宋升。

《江苏金石志》卷13、14、16、17、20诸篇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地租史料，在此不必赘引，当时的地租以每宋亩5宋斗至1宋石者居多。如崑山县“全吴乡第伍保学田下脚泛涨滩涂伍亩贰角”，“管纳糙米壹石壹斗，陈四二佃”〔453〕，平均每宋亩糙米2宋斗，这是相当低的地租额。长洲县“一坵戎字陆拾贰号田贰亩壹角三步”，“租户顾三四，上租米伍石贰斗”〔454〕，平均每宋亩2宋石2宋斗9宋升8宋合，这又是很高的地租额。

据《玉峰志》卷中说，崑山县的“官租”，“旧例围田每亩二斗”，“投买常平田、营田每亩六升五合”，淳祐时增租，“围田每亩四斗，营田、沙田、投买常平田每亩三斗，沙涂田每亩二斗”。常熟县义役“约可买田八百余亩，可得租米六百余石”〔455〕，平均每宋亩约合7宋斗5宋升。宋度宗时，嘉定县“田多租薄”的学田，“得田壹千叁佰陆拾贰亩贰步，租叁佰玖拾壹石肆斗捌升捌合”，平均每宋亩2宋斗8宋升7宋合，又拨田“共计柒佰柒拾叁亩肆拾伍步，租贰佰肆拾肆石贰斗柒升”〔456〕，平均每宋亩3宋斗1宋升6宋合。

江阴军：南宋晚期实行公田法时，“镇江、江阴及常州之晋陵、武进皆是沿江一带高岗硗土，所种多系荞麦、豆、粟”，而公田“被差之官”，“欺罔捻合，虚张多数，以高地而为良田，以豆、麦而为租米，以所产三斗、五斗而为八斗、一石”〔457〕。这自然加重了公田佃农的经济负担。

常州：除前引记载外，宋高宗时，孙觌在武进县黄林祖墓一带，“买田百五十余亩，岁入可得米八十余石”〔458〕，平均每宋亩租米约5宋斗3宋升3宋合。南宋末实行公田法时，“毗陵、澄江一时迎合，止欲买数之多，凡收六七斗者，皆作一石。及收租之际，元额有亏，则取足于田主”。元灭南宋后，“元无底籍田主又将止收四五斗者抵换元卖田数”〔459〕。《江苏金石志》卷17《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有不少地租史料，其地租额一般在每宋亩5宋斗至1宋石之间。如“一段私中田贰亩贰角”，“共榷白米壹石伍斗，佃户并系刘万十”，平均每宋亩6宋斗；“一段省高田叁亩”，“元榷白米叁石，今减作贰石肆斗，佃户刘千六”，平均每宋亩由1宋石减至8宋斗。此处的省田（官田）和私田应是指养士田原有的所有制而言。

镇江府（润州）：陈氏义庄“拨田以亩计凡一百四十，岁收米以石计凡一百二十”〔460〕，平均每宋亩8宋斗5宋升7宋合。当地常平沙田在宋理宗嘉熙时，由“安边所拘收，听就本学承佃”，“每亩添作三斗起租”，后改为“每亩只纳四斗”〔461〕。关于南宋末公田法下的地租额，除前引记载外，“如常、润渐北，则地渐高，而土渐硗，所收亩多止五六斗或四三斗”，而公田地租“乃例拘八斗”〔462〕。

嘉兴府（秀州）：宋仁宗嘉祐时，“秀州松杨泾有民讼田，连年不决者”，遂转充湖州学田，“计七顷一十九亩有奇”，“得租米三百二石”〔463〕，平均每宋亩4宋斗2宋升。南宋末黄震说：“颇闻湖、秀等田，元租亩收一石者，已十不能五六。”〔464〕当地精严寺“为水田二千余亩，岁得米一千余石，为芦场二千余亩，岁得薪五万余束”〔465〕，平均每宋亩水田租米约5宋斗，每宋亩芦场租薪25束。当地小学学田“得肆百陆拾陆亩有奇，拨没官田柒亩叁角，岁敛租米石共一百六十六余”，平均每宋亩3宋斗5宋升；又“拨三十三亩有奇田以助，米石二十七有余”〔466〕，平均每宋亩8宋斗1宋升8宋合。

湖州：除前引记载外，宋宁宗庆元时，利济院赡养孤贫老病者，“置田六十四亩有奇，岁收租米三十三石足”〔467〕，平均每宋亩5宋斗1宋升6宋合。嘉定时，湖州“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亩收三石”，租户“亩纳一石”〔468〕。岳珂说：“今苏、湖间上田每岁收主租一石，折糙而计，亦止得八斗。如江乡田上色可收谷四石，却可得主租二石，舂而为米，亦止一石，而四石之田固不多见也。”〔469〕他说谷的折米率为50％，似乎过低，谷的折米率一般为70％。

临安府（杭州）：宋高宗时，崇先显孝禅院“敕拨田三十余顷，岁可收米二千一百余斛”〔470〕，平均每宋亩7宋斗。又宋理宗时，报恩光孝观“买仁和、德清（属湖州）间田五十余亩，岁收粟五十余石”〔471〕，平均每宋亩约1宋石，此处的粟实际上是指稻。

绍兴府（越州）：当地著名的鉴湖湖田租额，其说不一。如王十朋说：“今占湖为田盖二千三百余顷，岁得租米六万余石。”〔472〕平均每宋亩约2宋斗6宋升。然而周必大说湖田“凡收米八万石，每亩三斗”〔473〕，这可能是后来增加了地租额。宋孝宗时，薛纯一“愿以家所有山阴田千一百亩，岁为米千三百石有奇，入大能仁禅寺”〔474〕，平均每宋亩达1宋石1宋斗8宋升2宋合。绍兴府学“学租元管田肆阡肆佰余亩，每岁所收仅贰阡石”〔475〕，平均每宋亩为4宋斗5宋升5宋合。《两浙金石志》卷13《宋绍兴府建小学田记》记录了很多地租史料，如“止字捌百叁拾陆号湖田贰亩贰角壹拾肆步”，“佃户李九四，上米贰石叁斗”，平均每宋亩为8宋斗9宋升9宋合，这是较高的地租额。“入字壹百贰拾肆号水田叁亩贰角叁拾贰步”，“佃户陈曾三，上米壹石伍斗”，平均每宋亩4宋斗1宋升3宋合，这是较低的地租额。《越中金石记》卷4绍兴年间的《嵊县学田记》则记录了当地颇高的地租额，如“水田壹坵，伍亩”，“系邵厅佃种，年立租米柒石贰斗”，平均每宋亩为1宋石4宋斗4宋升。

庆元府（明州）：宋徽宗时，明州知州楼异在广德湖“治湖田七百二十顷，岁得谷三万六千”〔476〕，平均每宋亩租谷5宋斗。另一说为“得租米一万九千余石”〔477〕，平均每宋亩租米2宋斗6宋升4宋合。又据南宋初的记载，“广德湖田元分三等，计管五百七十五顷九十九亩，每亩纳租米三斗二升，通计一万八千四百三十一石六斗八升”，后上田“每亩量增八升”，“上田税每亩增租为四斗”〔478〕。

《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也有两条地租记录。一为嘉定时“置到田四十亩三角二十九步半，上白粳谷一百一十四石一斗五升”，平均每宋亩租谷2宋石7宋斗9宋升。二为嘉熙时“水田二十九亩三角二十五步”，“每年上租米共二十一石一斗”，平均每宋亩租米7宋斗7宋合。

《开庆四明续志》卷4《广惠院》也有不少地租记录，其中不少租额在每宋亩1宋石以上。例如定海县“王珏田六亩二角，租米一十石七斗五升”，平均每宋亩1宋石6宋斗5宋升4宋合。慈溪县“张氏儿田二亩一角三十五步，租米四石四斗二升”，平均每宋亩1宋石8宋斗4宋升5宋合。昌国县“陈合田六亩八步，租米六石五斗”，平均每宋亩1宋石7宋升7宋合；“地九亩三十五步，租小麦五石百合斗”，平均每宋亩5宋斗4宋升7宋合。

台州：当地有一部分学田，“亩计者百有四”，“斛计者二百三十有七”〔479〕，平均每宋亩达2宋石2宋斗7宋升9宋合，估计应是指租谷。另一部分学田，“得黄巖黄氏田五十亩，宁海士人陈公辅田二十亩，临海将仕郎朱凤田十五亩，为谷二百石有奇”〔480〕，平均每宋亩租谷2宋石3宋斗5宋升3宋合。南宋末，黄巖县太平乡义役田“亩租二石”〔481〕，估计也可能是指租谷。

除以上各州府的具体记载外，宋高宗绍兴时，两浙营田“上等田合纳租课二斗”〔482〕。绍兴末，“两浙转运司营田九十二万六千余亩，岁收稻、麦、杂豆等十六万七千余斛；官庄田四万二千余亩，收稻、麦等四万八千余斛”〔483〕。营田平均每宋亩1宋斗8宋升，官庄平均每宋亩1宋石1宋斗4宋升3宋合。宋孝宗乾道时，“浙西诸县营田除秀州嘉兴县未报外”，其中未佃、未开耕及“逃移事故田”，“总计七十六万三千余亩。若召人承佃，可收稻、麦一十二万石”〔484〕，平均每宋亩约1宋斗5宋升7宋合。淳熙末，官府出卖常平没官田产，“其间未尽田尚有二万一千余亩，岁收官租二千五百余石”〔485〕，平均每宋亩1宋斗1宋升9宋合。南宋末年，在浙西平江府、镇江府、江阴军、常州、嘉兴府、安吉州六郡实行公田法，“亩起租满石者偿二百贯，九斗者偿一百八十贯，八斗者偿一百六十贯，七斗者偿一百四十贯，六斗者偿一百二十贯”，以会子、度牒、官告之类支付，“元租六七斗者，皆作一石”〔486〕。自每宋亩6宋斗至1宋石，都反映了当时民田一般性的地租额。

（7）江南。

建康府（江宁府、昇州）：著名的永丰圩田“计田九百六十顷”，但另一说为“七百顷”，“岁收米三万斛”〔487〕，平均每宋亩为3宋斗1宋升2宋合，或4宋斗2宋升9宋合。《景定建康志》卷23《慈幼庄》记录了一分较为典型的定额租史料，“本庄田地立为上、中、下三等收租”，“各系租户自出耕具、种粮，净纳租数，立为定额”。今列成下表〔488〕：

慈幼庄地租分夏、秋两次缴纳，反映了当地冬麦和晚稻等实行复种。此外，又如《景定建康志》卷28《立义庄》载，“回买到制司后湖田七千二百七十八亩三角二十八步，岁收四千三百余石市斗，米、麦相半”，平均每宋亩约5宋斗9宋升，当地“市斗”的容量有多少，已难稽考。同书卷41《沙租》载，宋理宗淳祐时，上元县改为“沙田每亩纳米一斗五升”。同书卷43《覆舟山下义冢》载，“得钟山乡娄立中户绝，且在制司收租，计壹佰伍拾捌亩一角肆拾步伍分”，“岁收小麦二十八斛二斗一升，米三十四斛五斗六升六合”，平均每宋亩麦1宋斗7宋升8宋合，米2宋斗1宋升8宋合。看来建康府一带的惯例，地租往往是米、麦、豆等混合缴纳。

太平州：芜湖县有著名的万春圩，“圩中为田千二百七十顷”，“岁出租二十而三，总为粟三万六千斛”〔489〕，平均每宋亩2宋斗8宋升3宋合。另一说为每年纳米四万斛〔490〕，平均每宋亩近3宋斗1宋升5宋合。

宁国府（宣州）：“宣州化城圩水陆地八百八十余顷，岁纳租米二万四千余石”〔491〕，平均每宋亩2宋斗7宋升3宋合，但水田与旱田的租额显然有异。

隆兴府（洪州）：南宋时，奉新县营田“亩赋米斗五升，钱六十”，水田纳粮，旱田纳钱，“民咸利其薄征，始竞耕焉”〔492〕，可知属低额地租。江南西路转运司所设养济院，“为田千有一百十一亩，岁入租为谷九百八十三斛有奇”，平均每宋亩租谷8宋斗8宋升5宋合。又“并得故僧田六顷，又市钟陵、灌城两墅之田七十亩，岁收谷三百余斛，钱五万有奇”〔493〕，平均每宋亩租谷4宋斗4宋升8宋合，租钱74文6分。

抚州：宋度宗时，李沂向平粜仓“别捐良田余二百亩，计租凡四百石”〔494〕，平均每宋亩为2宋石。

吉州：庐陵县学学田“益以禅居院诡户田一顷，为租六十斛”〔495〕，平均每宋亩地租6宋斗。

除上述各州府具体实例外，宋真宗时，盛梁上奏，建议还在江南、两浙一带开荒，“悉作租田”，“每亩秋、夏之中，都收二斗租利，更免诸般配率，〔旧〕例差徭”〔496〕。宋高宗绍兴三年（公元1133年）规定，“江东、西路应干闲田立三等租课，上等每亩令纳米一斗五升，中等一斗，下等七升”，“更不别纳二税”〔497〕。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又规定“江南东、西路州县并镇江府管下县分”，“有不成片段闲田”，“比民间体例，只立租课，上等立租二斗，中等一斗八升，下等一斗五升”〔498〕。此类低额地租旨在鼓励垦荒。

（8）福建。北宋前期，“福建八州皆〔有〕官庄，七州各纳租课，惟福州只依私产纳税，复免差徭”。“福州官庄与人户私产田一例止纳二税，中田亩钱四文，米八升，下田亩钱三文七分，米七升四勺”〔499〕。但另有“伪闽时官庄田地一千一百一十顷八十二亩，配纳人户租米八万一千二百四十八石有奇”，平均每宋亩租米为7宋斗3宋升1宋合。南宋时，福州“民间定租，亩米一石”。在漳州和泉州，官田“例课一色斛斗，上田亩九斗，中田、上园亩六斗，下田、中园亩四斗五升”〔500〕。南宋时，兴化军“官田一亩，所收仅及一石，而输租重者至七斗，比之他郡，最为偏重”〔501〕。当地学田拨“永宁废刹田一十顷，岁入租谷千斛”〔502〕，平均每宋亩租谷1宋石。兴化县为林光朝立艾轩祠，“核其田，凡八亩三角三十一步，岁时谷十七斛有奇，钱千”〔503〕，平均每宋亩租谷1宋石9宋斗1宋升5宋合，租钱112文6分。

（9）荆湖。宋高宗初年，规定德安府、復州、汉阳军一带营田和屯田，“〔水〕田每亩秋纳粳米一斗，陆田每亩夏纳小麦五升，秋纳豆五升”〔504〕。宋孝宗时，湖北路营田“一顷岁收谷八十余石”〔505〕，平均每宋亩收租谷8宋斗多。衡州石鼓书院学田，因“湖南地瘠，率一亩为米不过二三斗”，“凡田以亩计二千二百四十有奇，合为米六百二十七斛有奇”〔506〕，平均每宋亩约2宋斗8宋升。

（10）四川。宋孝宗时，“关外营田凡万四千顷，亩仅输七升”〔507〕。宋宁宗时，对关外营田“仰民户自陈增垦之数，山田亩收二升，陆田四升，水田六升而止”〔508〕。这自然是相当低的地租额，南宋时的四川“关外”包括原京西路和陕西的部分州军，关外营田的地租额自然与四川腹地的地租额有别。

综上所述，宋朝传世的定额地租史料已相当丰富，但也有欠缺之处。一是大部分记载集中于两浙路，如广南等路史料甚欠缺。二是官田的记载大大超过了民田的记载。当然，官田地租和民田地租在本质上并无差异，完全可以将官府作为若干户地主对待，但两者毕竟不能等同。一部分官田来源于官府以各种方式所没收的民田，如两浙路学田、公田等，其地租额大致与民田相近。另一部分官田，如营田、屯田之类，地租额偏低。南宋初，张守说：“入官之租，虽至膏腴，亩率一二斗，多不过三四斗，或冒占，或荒闲，或欠负，或水旱检放，或官吏侵渔，所入官者又无几矣。”〔509〕这应是指后一类官田而言。

农业社会地租额的多少，归根结底，是受农业劳动生产率的高低、田地的肥瘠、亩产量的多少等因素所制约。在中国历史上，定额租记录的出现晚于分成租，是由分成租演化而来的。宋时民间的定额租实际上多半是以亩产量实行对分制为基准的。在中国古代农业一般属简单再生产的条件下，尽管也存在着地租额不断增长的总趋势，但在两宋三百余年间，依据今存零星史料，难以作出确切的判断。

宋代定额租比较明显地存在着南北差别。北方的粟、麦一般每宋亩产一宋石，南方的稻一般每宋亩产米二三宋石。宋代粮食地租的品种或以麦，或以粟，或以稻，或以豆，即使用稻，又有稻谷、糙米、白米等区分。地租的粮食品种固然有南北之别，地租额也有南北之别。北方一般大约每宋亩几宋斗，最高额或至八宋斗以上，而南方地租额很多是在每宋亩五宋斗至一宋石之间，有的高达二宋石以上。

定额租占亩产量的比重，多半在50％上下，即以对分制为基准。但如前引福建路兴化军的记载，其官田地租额甚至占总产量的70％。

（二）分成地租。中国自秦汉而下沿用的对分制，仍然是宋朝分成租最基本的形态，不论民田或官田，对分制是遍布各地的。宋人称官田“公、私各取其半”，“如民间主、客之例”〔510〕，或称“田之所入，己得其半，耕者得其半”〔511〕，或称“岁田之入，与中分之”〔512〕，或称“中分其利”，“中分田租”〔513〕，或称“十分之中，以五输本田主”，“目为主、客分”〔514〕，或称“半租以佣之”〔515〕，或称“五分租”〔516〕，如此之类，都是指对分制。对分制的品种不仅包括“收到二麦、谷、豆等”〔517〕粮食作物，而且如职田中的“桑、果、菜、茹、薪、刍及陂池所产，悉以均分”〔518〕。

宋末方回说，“今民贫，耕主家田，田、佃户率中分，亩或一石，或八斗、七斗、五斗，或十二秤勺，大、小谷，麻，粟，豆不等”，“一农可耕今田三十亩，假如亩收米三石或二石，姑以二石为中，亩以一石还主家”，“纳主三十石，佃户自得三十石”〔519〕。他所说的，大致是浙西平原一带的情况，但并非完全指对分租。这证明定额租与对分租有某种类似，定额租多半以对分租为基准，或可说是脱胎于分成租的对分制。宋末元初的熊禾说：“南北风气虽殊，大抵农户之食主租，己居其力之半。”〔520〕此说也同样是包括对分租和定额租在内的。

对分制在不少场合下并非指将田地的收获物对半分。欧阳修说，富户“养客数十家”，“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521〕。宋高宗诏规定，营田和官庄“除桩出种子外，且令官收四分，客户收六分，次年已后，即中停均分”〔522〕。这是因为营田无税，故只是扣除种子后“均分”。宋孝宗时，在屯田、营田、官庄等耕垦中，也屡次重申此项规定，“其所收子利，除桩出借贷种粮外，以十分为率，官与力耕人中分”，“所收花利，主、客中半分受”〔523〕。此处的“子利”是指田地的全部收入，而“花利”则是指扣除种子后的纯收入。

此外，在南宋初的战乱中，宋高宗还下诏规定，“见今业主未归并田户死亡，无人耕佃者”，“招人承佃”，“以十分为率，五分给与佃户，二分半纳官，二分半官中权行拘收，后业主归，即给还”〔524〕。此种对分制自然是权宜措置，却又是依民间惯例略加变通而已。

除对分制外，宋朝另有一些主、客四六分至三七分的记录。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赦说，“河北、陕西、京东路应被虏人户抛下田产等”，“其田土并屋舍仍许亲邻、诸色人住佃，才候归业，画时交付。内田土已耕种成稼苗者，本县量给牛、粮、种子，及功力依乡原体例，或以四六，或以三七均分”〔525〕。可知地主和佃农依四六或三七分成的实物租，是民间的“乡原体例”。南宋营田有四六分成租者，在前已作交代，又如宋孝宗乾道时，“营田系是四六分”，“除种子外”，“官得四分，客得六分”〔526〕。章甫诗说：“今年惭愧好天色，飏稻得风尤省力。分时往往只论，主客四六无偏颇。”〔527〕此诗描写地主和农民四六分成时，以量粮的情景。据王炎说，在荆湖北路一带，“膏腴之田一亩收谷三斛，下等之田一亩二斛。若有田不能自耕，佃客税而耕之者，每亩所得一斛一斗而已。有牛具、种粮者，主客以四六分，得一斛一斗；无牛具、种粮者，则又减一分也”〔528〕。对无牛具和种子的佃农则改为对分制。由此可知，不论官田或私田，以牛具和种子为代价，对分制和四六分制或可互相通融。

佃农多得，地主和官府少得的分成租，姑且称之为低分成租，至少部分适用于亩产量低的情况。宋高宗时，李纲建议营田，“初年租课，尽畀佃户，方耕种时，仍以钱粮给之，秋成之后，官为籴买。次年始收其三分之一，二年之后，乃收其半”〔529〕。庐州知州吴逵建议，“土豪大姓、诸色人就耕淮南”，“欲除种子外，九分归佃户，一分归官，三年后，岁加一分，至五分止”〔530〕。“土豪大姓”自然是在承佃官田后，再转租佃农，但“诸色人”中也应包括佃农。蔡戡在讨论淮西屯田时建议：“欲将第一年所收物斛，除存留种子外，尽行给与力耕官兵；第二年除种子外，以十分为率，官收二分，其余八分给与力耕官兵；第三年除种子外，以十分为率，官收三分，其余七分给与力耕官兵；第四年所收物斛除种子外，以十分为率，官收四分，其余六分给与力耕官兵。已后年分并止以四六分收给，庶几官兵乐于劝耕，不致废堕。”〔531〕

由此看来，各种低分成租虽最低可达一九分或二八分，但在不少场合下，又是实行四六分或对分制的过渡形式。一旦田地由瘠薄变为肥腴，低分成租也必然水涨而船高。

佃农少得，地主多得的分成租，姑且谓之高分成租。如饶州鄱阳人洪迈说：“予观今吾乡之俗，募人耕田，十取其五，而用主牛者取其六，谓之牛米。”〔532〕在江东徽州，“大率上田产米二石者，田主之收十六七”〔533〕。北宋陈舜俞说：“千夫之乡，耕人之田者九百夫。犁、牛、稼器无所不赁于人，匹夫匹妇，男女耦耕，力不百亩。以乐岁之收五之，田者取其二，牛者取其一，稼器者取其一，而仅食其一。”〔534〕可知当时的高分成租有六四分、七三分以至八二分，但高至八二分者，只怕也少见。

（三）分成租和定额租的比较。中国历史上定额租大致出现于唐朝，比分成租约晚七八百年。宋朝定额租的记录多于唐朝，无疑在地租中占有相当比例。但是，要确切地判断宋代地租以定额租为主，还是以分成租为主，是不可能的。

定额租出现，并部分地取代了分成租，可能与地主为对付农民抗租斗争，简化收租手续有关。田地的产量不容易核实，农民为自己的经济利益有隐瞒的可能。前引章甫诗说，“分时往往只论”，分成租往往须地主和农民对每块田地的收获物用竹器分量，这是相当麻烦的事，特别是在地主的田产很多，而佃农承佃的地块颇为分散的情况下，地主难于核实每块田地的收成和掌握分成。宋时南方水田的地租额，则是“上租郎主坵坵定”〔535〕，按每块面积不大，四围有田塍的稻田确定租额，如前引《江苏金石志》等所载。租额确定后，纳租手续较为简单，对地主的地租收入更有保证。由于定额租外的产品归佃农所有，在不少场合下，定额租有利于增加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刺激他们提高亩产量。

然而定额租的某些优越性也只是相对的，不见得在所有场合都优于分成租。即使在宋时农业生产最发达的东南地区，定额租也未取代分成租。

（四）实物地租的品种。宋代实物地租自然以粮食为主，北方主要是粟和麦，南方主要是稻，某些文献中称粟，其实仍是指稻，稻之中又有稻谷、糙米、白米等差别，已如前述。在粮食之外，品类更为繁夥。

例如在职田中就有“桑、果、菜、茹、薪、刍及陂池所产”〔536〕。宋神宗时，成都府路职田“逐年所收子利，稻、麦、桑、丝、麻、竹等物，逐处不同，遂计实直都纽作稻谷一色，每斗中价一百二十文省”〔537〕。当地使用铁钱，其价值大大低于铜钱。宋高宗时，有一个“诸路”职田的地租收入清单，今摘录于下：

租米，大、小麦，杂豆共二十二万九百二石六斗九升四合六勺六抄三撮四圭三粟。

租钱并花利、柴叶等钱共一万三千八百二十四贯一百二十文。

绢一百一匹一丈一尺。

丝一万一千五百八十五两五钱三分。

布三匹。

油麻一百七十石七斗一升八合八勺。

麻皮四百一十六秤四斤半。

租稻二千四十四钧七斤。

楮皮一十秤九斤八两。

白皮一十二斤半。

茶一十七团二百三十九斤八两。

桑叶三百四十九秤一斤八两。

柴四十七束、二十担并半隔禾草六百六十七斤一十四两半。

麦秆、豆杂色草三千三百五十五束一斤七两八分九厘。

茅二十斤。

漆六百七十三斤十（一）十二两。

青麻一百九斤二两。

芋一斗。

苎麻皮三百四十四斤一十一两半。

枝子十一（一十）五斤。

油条五两。〔538〕

以上统计除钱币外，共计实物二十余项，反映了实物租品种多样性的某个侧面，而尚不包括果、菜、水产品等。民田地租大约也有类似情况。

（五）南方的麦租。宋朝，特别是在南宋，江、淮以南的粮食作物较多地实行晚稻和冬麦两熟制。承佃两熟制农田的佃农是否缴纳麦租，存在着不同记载。

南宋初的庄绰说：“建炎之后，江、浙、湖湘、闽、广，西北流寓之人遍满。绍兴初，麦一斛至万二千钱，农获其利，倍于种稻。而佃户输租，只有秋课，而种麦之利，独归客户。于是竞种，春稼极目，不减淮北。”〔539〕在开垦淮南官庄时，宋廷也规定：“如稻田又种麦，仍只理稻，其麦佃户得收。”〔540〕此类记录延续到南宋末年，“禾则主佃均之，而麦则农专其利”，因“种麦不用还租，种得一石是一石，种得十石是十石”〔541〕。在某些场合，不收租的范围甚至扩大到其他杂粮。南宋中期，宋宁宗因黄序上奏而下诏说：“两浙、江、淮路谕民杂种粟、麦、麻、豆，有司毋收其赋，田主毋责其租。”〔542〕

上述不收麦租的记录大体限于南宋的东半部，而四川的情况不明。即使就东半部而言，也同样有收麦租记录。

南宋时官田和私田的麦租，需区别不同的情况。首先，南方的旱地也往往种麦。绍兴后期，“诸路诸州军营田、官庄夏、秋二料所收斛斗内，除年例科拨应副马料外，其余并系变粜价钱，起赴行在送纳”〔543〕。马料是指大麦，夏料主要是指大麦和小麦，但不一定是两熟制田所收麦租。如在庆元府广惠院田中，“地三十四亩二十六步（内连田一亩一角三十九步），收租麻皮四百一十二斤九两足秤”，“地一十四亩二十三步一尺五寸，收租麦七石百合斗”〔544〕。此处麻皮和麦租为旱地实物租，平均每宋亩收麦4宋斗9宋升7宋合。又如建康府溧水、溧阳县“营田地”租中也有小麦、马料（大麦）。〔545〕官员孙觌信中说，“有沙田数顷”，“今夏纳大麦二十九石”〔546〕估计沙田也可能不种稻。

水田纳麦租，最明显的实例是在建康府，在前介绍定额租时已作交代，其中钟山乡娄立中户绝田兼收米租和麦租，更足以反映民田的情况。又叶梦得所写府学记说：“核其田之在属邑，募民耕者千九百一十五亩，岁入其赋，为米若豆与麦五百四十斛。”〔547〕也是麦租记录。

在平江府，“严法曹没官田肆佰贰拾陆亩肆拾陆步，史绍丹田捌拾亩，管纳糙米壹佰肆拾贰石，麦伍石贰斗肆升足”〔548〕。在常州无锡县，尤梓“断配”时的“抄籍没官田”，“案内元索到尤梓家契书计伍拾壹纸，共榷米叁佰伍石柒升伍勺，租钱贰拾肆贯柒佰贰拾伍文足，大麦陆升，小麦伍斗陆升伍合”。在当地养士田中，杨名乡“一段私高田，元贰坵，叁亩贰角”，“榷白米壹石陆斗，大麦陆升，小麦壹斗肆升”，“佃户陆万九”。兴道乡“一段私高田，壹亩叁角”，“每亩榷白米九斗，麦贰斗”，“佃户诸廿二”〔549〕。

在镇江府，当地屯田、营田、军田、职田等都有收麦租的记录，但不一定是水田。军田东、西两庄，地租分夏料和秋料，夏料有大、小麦田，秋料有稻、大豆和荞麦田，其中有可能是稻田兼收麦租。〔550〕当地学田也有少量麦租，计“租麦三石九斗有奇”〔551〕。

在京西襄阳府，如前介绍定额租时交代，宋孝宗时规定当地屯田租每宋亩麦3宋升，粳、粟3宋升。淮西无为军屯田、营田等地租，“内大麦、稻谷充马料，小麦、杂豆等变转价钱，赴左藏库送纳”〔552〕。

《数书九章》卷10《宽减屯租》是一道颇有史料价值的算题：

问屯租欲议宽减，仍听以夏麦折纳分数。官牛种者与减二分，私牛种者与减四分，每岁租谷以三分之一许夏折二麦，内四分大，六分小。折色每大麦三石折小麦二石，小麦二石折谷三石五斗。屯租旧额官种一石，纳租五石，私种一石，纳租三石。今某州屯田去年计官、私种共九千七百八十二石，共合收租谷三万九千五百八十六石。欲知官、私种各数目元额，今减，合催成年夏麦、秋租谷各几何？

此算题反映的地租特点，第一，地租不计田亩，而以下种为准，答案中“请官种五千一百二十石，私出种四千六百六十二石”，官种和私种的地租额相差五分之二。第二，算题中的农田为稻、麦两熟制，原来地租只收稻谷，后改为三分之一折麦。答案是地租“成年共计收夏折谷大麦三千二百九十九石六斗一升七分升之一，小麦三千二百九十九石六斗一升七分升之一，秋正谷一万九千二百四十七石七斗三升三分升之一”。此道算题自然反映了实际的社会经济生活，值得我们重视。

总的说来，南宋东部地区稻、麦两熟制水田不收麦租，确有相当程度的普遍性，但也不应绝对化。事实上，不少州县或多或少地存在水田兼收麦租的情况。

三、牛租。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耕牛是一种重要的生产资料，牛租事实上是地租的一种派生形态。牛租最早的记录，是魏晋时屯田，“兵持官牛者，官得六分，士得四分；自持私牛者，与官中分”〔553〕。

宋代很多农民相当贫穷，或“借人之牛，受人之土，佣而耕者”〔554〕。欧阳修也说，佃客有“用主牛而出己力者，用己牛而事主田以分利者”〔555〕。南宋初年，在江南东路一带，“其牛疫之家，无力下户多是于无死损有余之家通那租赁，或于客贩处连合财本，就近收买。其有力上户即于两浙温、台、明、越等州兴贩，归乡耕种，或租赁与人”〔556〕。看来贫民下户为解决耕牛，或是“租赁”，或是几户“连合财本”共买耕牛。宋孝宗时，李焘说：“京湖之民结茅而庐，筑土而坊，佣牛而犁，籴种而殖。”〔557〕在南宋与金接壤的淮南、京西、湖北等路，因耕地荒芜，人口稀少，耕牛和劳动力的重要性更超过了耕地。

宋时牛租主要有两种形式。

第一，牛租作为地租的附加租额。如前介绍分成租时，陈舜俞说牛租占亩产量十分之二，洪迈说饶州一带牛米占亩产量十分之一，王炎说荆湖北路一带牛具、种粮占亩产量十分之一，与地租一并缴纳。

第二，耕牛单独出租。陆游诗说：“今年液水满西畴，父老人人卜有秋。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558〕毛珝《吴门田家十咏》诗说：“去年一涝失冬收，逋债于今尚未酬。偶为灼龟逢吉兆，再供租约赁耕牛。”〔559〕宋宁宗时，刘宰任淮南东路扬州泰兴县令，“邻邑有租牛县境者，租户于主有连姻，因丧会，窃券而逃”，在“无券可质”，“牛失十载”的情况下，刘宰设计，使“盗券者”“为归牛与租”〔560〕。可知当时民间立契租牛，是相当常见的，甚至可隔县租牛。

宋朝传世史料中，更多的还是官牛出租记录。宋太宗时，“密州管内官牛百二十六头”，“岁输租麦四百二十石，牛已死而租未免”〔561〕，平均每头牛租麦3宋石3宋斗3宋升3宋合。宋真宗时，潭州“营田户给牛，岁输米四斛，牛死犹输，谓之枯骨税”〔562〕。宋高宗诏说：“诸路营田司官给种粮者，每一耕牛，岁课毋得过十石。”〔563〕但当时淮南“有旨”规定，“收撮牛租，不得过两石”〔564〕，仅为前者的五分之一。

除租粮外，也有租绢，在江南广德军“管内祠山庙”，“民施牛二百头，并僦与民户，每岁一牛输绢一匹，或经三十年，牛毙而犹纳绢”，这是五代南唐的旧例，直到宋真宗时，才改为“历十五年已上者并除之”〔565〕。

牛租与地租不同，存在着耕牛服役年限、繁殖、死亡等问题。“兴化军、两浙伪命日，以官牛赋于民，岁输租米，牛或死损，则令买偿”，宋太宗下诏“除之，仍以官牛给租牛户”〔566〕。租牛死亡，租户须赔偿，这大约是民间租牛的一种惯例。

南宋初，张浚都督行府奏，“诸路州县将寄养牛权那一半，许阙牛人户租赁，依本处乡原例，合纳牛租，以十分为率，量减二分”，“以二年为约，未满五年，不得辄取”，也有一部分耕牛“借给归业人户耕种，免纳租课，候收成日，与作五年还纳，每牛一头止令纳钱一百贯省”〔567〕。100贯省相当于77贯足，平均每年牛租15贯400文足。这是牛租用货币支付的一例。由此可知，宋时民间租牛因耕牛死亡、服役年限等因素，应较多地实行短期租赁，或以五年为期。

宋代官府出租耕牛，弊端自然不少，最常见的如“牛死，租不得蠲”〔568〕，“牛十年之后，则不堪耕”，而官府“勒令依旧虚纳租课”，有“收牛之家逋亡，而责邻里代输”〔569〕，甚至“多鬻己牛，以养官牛”〔570〕，如此之类，不一而足。这应与民间以契约租牛，有所差异。

宋代牛租有时也有相当复杂的租赁关系。陆游诗说，“乌犍租得及时耕”，“苍头租犊待冬耕”，“租犊耕荞地”，反映他家有时也需短期租牛。但他另有诗称“园丁上牛米，村婢博蚕盐”，则又反映他家也出租耕牛，而收取“牛米”〔571〕。又如宋仁宗时，“信州官庄四百顷，以衙前四十人假官牛以耕，牛死，输课不已，人至破产”〔572〕。衙前一般以富户轮差，每名衙前平均承佃官田十宋顷，非本户所能耕作，这里实际上存在着官府—衙前—佃农的双重租佃关系。

四、货币地租。中国传统农业社会很早即已出现货币地租，然而直到宋朝，才有较多的史料传世。为叙述方便，以下仍作分路介绍。

（一）河北。北宋宰相李昉户贯为深州饶阳县，但“李氏居京城北崇庆里，凡七世不异爨”〔573〕。李昉在深州安平县有“膏腴上产，岁租入簿。深守按乡原租例，索主者质剂，岁愿附益二十万钱”，其孙李昭述说：“租乃大门所定，脱有遗利，义不敢受。”〔574〕李家在安平县的地租，“主者”，即幹人，每年愿增200贯钱，可能是将实物租变卖后得钱，也可能就是货币租。陈师道《谈丛》说，李氏“有田于莘（大名府莘县），过之，及门，息于厩，置壁下有钱二千，以二百为陌，有榜曰：‘巡辖马递铺。’问之，乃田者所纳课也”〔575〕。

北方的牧监，“在外之监十有四，大名曰大名，洺州曰广平，卫州曰淇水，并分第一、第二，河南曰洛阳，郑州曰原武，同州曰沙苑，相州曰安阳，澶州曰镇宁，邢州曰安国，中牟曰淳泽，许州曰单镇”〔576〕。除沙苑监外，其他牧监主要分布于河北路和京西路。此外，尚有京西滑州白马县灵昌监、京东郓州东平监、河东太原府交城县太原监等。各牧监前后或置或废。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诏河南、北见管九监内，沙苑监令属群牧司，余八监并废，后尽以牧地募民租佃”〔577〕。前面介绍河北与京西实物定额租时已经交代，牧地出租，本是缴纳实物，但后却“估高价折纳见钱”〔578〕。至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初统计，“收废监租课等钱共一百一十六万缗有奇”〔579〕。宋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牧租见存者七百万，岁额一百七万”〔580〕。可知将实物折钱，已成长期性货币地租。

此外，宋徽宗时，深州官廨“有菜圃千六百余畦，岁得钱逾二百万”〔581〕，计2000贯，可能也是货币地租。

（二）河东。除太原监牧地出租外，宋哲宗时，晋州知州李君卿将职田“违法增额”，仅襄陵县“知州职田所得比旧增五七倍”，增收“所入约八百贯”〔582〕，这是职田行用货币租的一例。

（三）陕西。宋神宗时，“募民于沙苑牧羊”，“拨牧羊地十顷，召人耕佃，每亩纳租钱百”〔583〕。

（四）开封府界。宋神宗时，将“畿内牧地”出租，“得租十万缗有奇”〔584〕。

（五）京东。除郓州东平监牧地出租外，宋哲宗时，郓州州学“得田二千五百亩有奇，与民耕□（原文此处为□，下同），岁输钱百万”〔585〕，平均每宋亩400文。宋徽宗时，宗泽“通判登州，境内官田数百顷，皆不毛之地，岁输万余缗，率横取于民，泽奏免之”〔586〕。这也应算作货币租。

（六）京西。除牧监地出租外，宋徽宗时，实行所谓公田法，宦官李彦“以根括民田，按行河北、京东、京西，威赫三路”，“夺民常产，重敛租课”，民间都是缴纳“租钱”〔587〕。公田法的括田范围，不仅有耕地，例如著名的梁山泊，“蒲、鱼、荷、芡之利，皆日计月课”，“抑勒细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项送狱”〔588〕。又“起纳租钱，甚为糜费，脚乘除破钱数，且如舞阳县起纳万贯，不下脚钱六百贯”〔589〕。公田总计“所括为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民输公田钱外，正税不复能输”〔590〕。

总之，自宋神宗时起征的牧地租钱和宋徽宗时的公田钱，是北方两笔范围甚广、数额甚大的货币租。

（七）淮南。宋孝宗乾道时，措置浙西、江东、淮东路官田所管辖的芦场，“起催柴茭、见钱”，至此改为“并纽折见钱”〔591〕。淳熙时，庐州“东南有焦湖”，“籍定湖内鱼利钱四千五百贯，内减三分之一，召渔户分佃承认”〔592〕。此类其实也是货币租。泰州学田除收租米、租麦、租豆和租柴外，有“秋租钱五千三百二十七贯二百三十文，夏租钱二百三十八贯一百九十文”〔593〕。租钱在地租总额中占有相当比例。

（八）两浙。

平江府（苏州）：当地学田中的粮田除纳白米作为实物租外，另须缴纳带收钱和糜费钱，“五县总收带收钱、糜费钱计肆百玖拾贰贯柒佰壹文省”，实际上也是货币附加租。又如崑山县“醋塘乡柴田壹拾捌亩，管纳租钱伍贯文省”，以77文为100文省陌，平均每宋亩214文足。常熟县“端委乡拾柒都、南沙乡拾肆都泛涨江涂田肆佰玖亩壹角伍拾贰步，管纳折谷子钱柒拾捌贯文省，薛大亨佃”。此为折钱租，平均每宋亩近147文足。又崑山县“全吴乡第伍保茭荡伍阡捌百陆拾伍亩伍拾陆步”，“岁管渔业租钱壹佰贯文省”〔594〕，也是货币租。宋宁宗时，“开元宫承佃平江府吴江县震泽乡第十都荒、补、泾、角字号没官荒田一千三百亩，特与免纳租钱”〔595〕。

常熟县学田中的旱地货币租一般是每宋亩600文上下，也有个别在1000文以上。如“顾百三十四租田叁亩叁角贰拾步，租米壹石壹斗伍升；又租地壹拾肆亩肆拾捌步，租钱捌贯伍佰贰拾伍文”，平均每宋亩600文。“冯万乙租地壹亩壹角肆拾贰步，租钱贰贯文”〔596〕，平均每宋亩1404文。

货币地租不仅缴纳钱币，也缴纳纸币。平江府学田“淳祐四年七月内，蒙知府送下亡僧净珂没官田”，其中崑山县“荡叁拾肆亩叁角肆拾贰步，租钱十八界官会叁拾伍贯文”，平均每宋亩十八界会子1002文。又如常熟县感化乡一都，“山壹拾贰亩贰角，租钱十八界官会壹佰贯文”〔597〕，平均每宋亩十八界会子8000文。按崑山县“旧例”，“没官田每亩五百省钱”。宋理宗淳祐时规定，当地围荡、营荡、沙地“每亩十八界一贯”〔598〕。

江阴军：当地营田有“夏料二税钱九百九十九贯六百二十三文，大麦一百七十二石九斗四升，秋料折苗钱六百二十二贯八百七十六文，稻子一千四百一十五石四斗七升”〔599〕。二税钱和折苗钱实际上就是货币租。

常州：无锡县学田中，没收的尤梓田产即包括“租钱贰拾肆贯柒佰贰拾伍文足”，又有“一段私地壹亩伍拾壹步，钱叁贯文足”〔600〕，平均每宋亩2474文。

镇江府（润州）：宋真宗时，当地屯田租除各种实物外，还包括“钱二十六贯”，“丹徒县六百，丹阳县一十七贯七百，金坛县七贯七百”〔601〕。南宋初，“郡学之田，在金坛湖泽间为多，经界行，于潦浸之后，以茭葑地定租，亩出钱仅二十余”〔602〕。

宋宁宗嘉定时，丹徒县营田夏料收“钱八百四贯”，秋料收“钱一千二百三十贯”；丹阳县营田夏料收“钱二千一百九十六贯”，秋料收“钱四千四百三十八贯”；金坛县营田夏料收“钱六百二十九贯”，秋料收“钱一千五百二十二贯”。这些自然是不小的数字。丹阳县职田夏料也有“租钱五贯”〔603〕。金坛县学田“止岁收租米四百六十余石，夏秋租钱玖百余贯”。宋理宗时，“自后所得田以亩计之，一万五千一百有奇，岁增租米九百二十石有奇，钱九百五十四贯有奇，租丝八两有奇，租麦三石九斗有奇”。又“金坛县登荣乡十七都有学田一千四百八十一亩”，“宝庆三年，李大谏幹人何端义争佃，增米五十石，钱一百五十贯”〔604〕。李姓谏议大夫家的幹人租佃后，自然转租与农民。

贡士庄在“端平间，有没官田在丹徒县长乐乡上塘村，岁收十九石九斗有奇，钱十八贯有奇，麦八石三升有奇”，这是民间原先已有的货币租转化为贡士庄租。此外，又有若干笔沙田租，如与“杨桩沙接界有宽剩田八十亩”，“岁纳佥判厅沙田租钱五十贯文”，平均每宋亩625文。又有“官沙庄在丹徒县大慈乡”，宋仁宗宝元时，范仲淹命“民户租佃，岁输钱三千九百贯，以资养士”。“嘉定庚午，教官杨迈复取滩地，围而成田，岁入夏秋丝、麦、禾、菽各有定数，所输沙田租七百八十贯”，后“蠲免其半，岁纳三百九十贯文”，又改为“钱、会中半”〔605〕，即一半纳纸币会子。

嘉兴府（秀州）：宋理宗嘉熙时，有“华亭县胥浦乡五保、六保浦东场荡贰佰壹拾贰亩叁角，租钱十八界官会贰佰贰拾陆贯壹佰捌拾文，租户曾小三、宋四七”〔606〕，平均每宋亩会子1063文，转作平江府学田。

临安府（杭州）：宋宁宗嘉定时，当地有“旧荡四百余亩，每岁增收租钱一千贯有畸”〔607〕。

绍兴府（越州）：嵊县学田也有若干货币租记录。如“桑地壹片”，“系尹社租种，年立租地钱叁贯文，桑叶钱壹拾贰贯，系杨允租”，此处的尹社应是转租于杨允。又“杂地共陆段，计伍亩叁角肆拾步”，包括桑地两段、舍基一段、草茨地两段、独松坈山地一段，“系耿将仕，租钱壹贯伍佰文”〔608〕。耿姓将仕郎租地后，也应转租他人。

庆元府（明州）：宋高宗时规定，广德湖田中，“其边湖深葑，可以植茭，即为茭地，量立租钱”〔609〕。宋理宗时，当地学校的钱粮收入计有“白米七百四十七石八斗七升三合八勺，湖田糙米一千六百二石一斗五升九合，谷二千二百一十五石二斗七升九合九勺，河涂钱二百二十贯九百九十一文（省陌，钱、会中半），租地钱一百二十贯五百六十三文（省陌，钱、会中半），四明山租钱二百八十贯（省陌，钱三分、官会七分）”〔610〕。后三笔钱都是货币租，并且有一半或十分之七用纸币会子缴纳。

广惠院田有不少是货币租。如“史、厉两宅分租砂地一十七亩一角五十六步一寸五分，系史通判幹人沈、文两名分租，共纳租钱三百五十贯文十七界”，平均每宋亩十七界会子20贯19文。两名幹人大约也是转租他人。“定海淘湖田计二十六亩三角一步，租米五十三石二斗五升六合四勺五抄，每石折钱五十贯文十七界，计二千六百六十二贯八百二十二文十七界”，平均每宋亩折钱租十七界会子99贯529文。又“定海旧海塘田一千九十亩一角，每亩元纳米三斗，新海塘田二百四十五亩三十步，每亩元纳米二斗”，后各每宋亩减租5宋升，“每石折钱四十八贯文”，“米计三百八石七斗四升，共折钱一万四千八百一十九贯五百二十文十七界”〔611〕，此类折钱租都用纸币缴纳。

当地贡士庄为宋度宗时所置，“以邑民张氏争诉立嗣”，“以其家产业五分之一”充，其地租除米、谷、小麦、乌豆外，还有“租钱四十六贯十八界”，其实应是沿用民间的货币租。元人称，昌国县涂田“亡宋时每亩纳蛮会十八界五百文”〔612〕。

处州：当地州吏“盗用军资库官钱事发”，“簿录其田亩填还官钱，今不敢出卖，止欲桩留此田，以岁计苗利约计壹千余贯，为民间代输”〔613〕。此处所谓苗利以钱为单位，应即是货币租。

台州：当地养济院“置官、民田一十二顷有奇，地、山、园一顷一十六亩有奇，岁可得谷一千七百石有奇，钱七十九贯有奇”〔614〕，也有货币租在内。仙居县学田“第四等田每亩只纳租钱二百五十文，第五等田纳二百文足，地每亩纳一百三十文足”〔615〕。

建德府（严州）：当地学田租除租米外，“钱岁收二百五十贯零三十文”，其中“租丝钱二十一贯八百文，建德县一百九贯七百八十文，遂安县八贯二百五十文，桐庐县三十三贯二百文，寿昌县七十贯文”〔616〕，租丝钱是租丝的折钱租。当地安养院由“僧了勤舍仁寿乡田五亩，太平乡田十亩，又得安福乡官田三亩二角，沙地一亩一角，凡岁收谷一千三百二十八斤，米一石五斗，钱六千八百文，绢五匹”〔617〕。

此外，宋宁宗嘉定初，没收权臣韩侂胄等财产，设安边所，有相当部分田产分布于两浙路和江南路。〔618〕“安边库所拘〔催〕到围田”，“每亩岁纳官会一贯，及有一贯二百文去处”。宋宁宗诏“自嘉定六年秋租为始，每亩一例各与减租钱四百文”〔619〕，这也是货币租。

（九）江南。江南一带的货币租记录，主要集中于建康府（昇州）。北宋时，“城北有后湖，因旱，百姓请佃，计七十六顷，纽租五百五十余贯”〔620〕。宋神宗时，王安石建议将玄武湖废湖为田，“假以官牛、官种”，“贫民得以春耕夏种”，“只随其田土色高低，岁收水面钱，以供公使库之用”〔621〕。

宋高宗时，当地设官庄和营田，“初以军耕，后以民耕，初以稻入，后以镪入，初以饲马，后以饷军”。到宋理宗时，“建康府五县，田地以亩计者二万七千七百七十四亩九十九步半”，其地租有麦，有“料”（马料），“租以钱、会计者四千四百二十贯五百五十二文（一半用官省见钱，一半用十八界会）”。

建康府的“沙租云者，沙碛之地，民垦而业之，或以种谷，或以长芦”。宋理宗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前，上元县“沙田每亩一百九十四文，沙地每亩伍百二文，并钱、会中半。芦场每亩起四束，雁儿芦苇每亩起二束，每束并折四百二十文足。草塌、藕池、茭荡每亩三十九文八分，白面沈水沙每亩一十九文九分”。淳祐八年改定租额，“沙田每亩纳米一斗五升，沙地每亩一贯二百文，芦场每亩一贯，雁儿芦苇每亩四百文，草塌、藕池、茭荡每亩二百文，白面沈水沙每亩一百文，并纳十八界官会”。又江宁县在淳祐八年前，“沙田每亩四百三十六文，沙地每亩三百四十五文，芦场每亩二百一十八文，草塌每亩四十九文三分，并钱、会中半”，在此后改定租额，数额与上元县相同，也用十八界会子。〔622〕

此外，又如建康府明道书院田租中，除米、稻、菽、麦外，另有“折租钱一百一十贯七百文”〔623〕，但所占比例颇小。

在太平州，宋徽宗时新开发一批耕田，“岁约得官租一百余万贯、石”〔624〕，也有部分以贯为单位的货币租。宋宁宗时，因池州一些地主互相争佃官府沙田，自“岁入租钱一千七百贯有奇”，“增为二千七十余贯”，“又增租钱为三千四百贯”〔625〕。此外，隆兴府奉新县营田旱地每宋亩纳货币租60文，江西转运司养济院部分田产每宋亩纳货币租74文6分，这在前介绍定额租时已作交代。

（十）荆湖。南宋绍兴时，荆湖北路一带营田有“营田杂收钱”〔626〕。大约在宋宁宗时，辰州“岁催公田之数，钱一千四百四十一贯八百三文”，“米共五百六石五斗八升”，沅州“租入繁夥，钱以缗计岁三万二千有奇，米以斛计岁二万二千有奇，视辰所入，率皆五倍”〔627〕。荆门军“有独石潭，在江汉之旁，产鱼甚多”，官府“以鱼利添助支费”，“每岁得钱二百余贯”〔628〕。在广义上说，也属货币租之列。

（十一）福建。北宋福州官庄纳货币租，每宋亩纳钱4文或3文7分，在前介绍定额租时已作交代。宋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8年），“除福州民逋官庄钱十二万八千缗”〔629〕，可知官庄货币租并非是一笔微不足道的数额。南宋时，福州“官庄田一顷九十亩三角四十六步，租课钱一十贯二百文足”，平均每宋亩53文多，官庄园林、山地、陂堰等“租课钱五十五贯五百四十七文”，都纯属货币租。又如北宋元丰时，“安福寺僧犯法”，将其在五县的田产籍没养士，收租“凡一千二百斛、缗”，这反映民田也有货币租。宋徽宗政和时，当地学田和房廊出租，收“钱一万七千四十四贯一百二十五文，米四千九百二十九石五斗八升”。宋孝宗时，学田租包括“租课钱四千二百七十七贯六百二十九文足”，职田“租课钱一千二百二十四贯五百八十文足”〔630〕。

兴化军的学田租中，兴化县五庄纳白米，莆田县有好几百宋石的早谷、占谷、白谷、白米、糙米等，“俱系变粜纳钱”，即纳折钱租。宋孝宗淳熙时，“提举司给到莆田县奉国里湖尾田，纳钱七十贯文足”，“军牒给到莆田县诸里人户承佃官职园，租钱五十五贯九百三十七文足”。宋光宗时，“本军给到莆田县常泰里方广院田园共三十八顷九十九亩有奇，岁入谷、麦一千六百单二石，租钱九十余贯”〔631〕。当地太平陂田“岁得谷一百六十九石，钱四十一千各有奇”〔632〕。艾轩祠田平均每宋亩租钱112文6分，这在前叙述定额租时已作介绍。

据陈淳说，漳州学田因“村民居远，或以租钱付斋仆”，“盖由纳米之日，斗子与典贴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费六百文，佃户苦之，遂计嘱减落米数，只作钱纳”，“始者每壹桶斗纳钱一百五十足，中间将贰桶斗折为三官斗，纳钱三百足”〔633〕。这也是折钱租。

邵武军置贡士庄，以“旧楮三万二千，买田七百余秤，积三岁之入，可得万楮”〔634〕。这是以纸币纳货币租。

在汀州的贡士庄中，兴贤庄“每年钱三十一贯零四十足，十七界会三十九贯”。万桂庄“每年收到钱一百二十九贯四百三十九文，内十八界会六十一贯八百文”，上杭县的兰省庄“每年收见钱二十一贯文足”〔635〕。

福建路的货币租，在宋代显然有一定程度的发展。南宋前期的记载说：“福建路范汝为等贼徒及上四州军曾系作贼招安之人，自前占据乡村民田耕种，或虽不占据，而令田主计亩纳租及钱、银之类”〔636〕。其中有以钱纳租，也有以银纳租。南宋后期方大琮说：“士大夫家当收租时，多折价。”〔637〕这些都表明当地民田的货币租（其中包括折钱租）有一定的普遍性。

（十二）广南。宋孝宗淳熙时，广西经略安抚司“买到番禺县田亩，人户请佃，令纽价纳钱，得五百余贯，于广州置接济库”〔638〕，以接济死于广南的官员家属。广州“拘到户绝、没官田产”，“每年纽计租米七百六十三石一斗四升一合，租钱九百四十四贯七百七十八文”〔639〕，其租米和租钱应是原来的民间田租。广州学田有淳熙时接受的三项田产。第一项为“陈绍祖没官田”，有三等，“都共叁顷三十九亩叁角叁拾捌步，是李谔请佃”，“当年纳钱叁拾贯文省”，十一年后“每年纳钱贰佰贰拾贯文省”。三等田的地租应各有等差，平均每宋亩为498文足陌。第二项是“罗馀首出陈宋英不入砧基簿没官田”，“计陆拾伍亩叁角叁拾贰步，罗馀请佃，每年纳钱贰拾贯文省”，平均每宋亩234文足陌。第三项是“张宾首出李贰拾伍户绝〔田〕”，分三等，“都共壹顷贰拾玖亩叁角伍拾步，张宾请佃，每年纳钱贰拾伍贯文足”〔640〕，平均每宋亩192文足陌，但三等田的地租也应各有等差。承佃者李谔、罗馀和张宾显然都不是农民，而应是承佃后再转租农民的地主。

北宋时，惠州“有澧湖，方十余里，堤坏湖涸，积数十年而鱼租尚存”，陈偁任知州时进行修治，“鱼鳖蒲莲之利，悉以予民，俾鬻以当租，岁免缗钱五十余万”〔641〕。这也可算是货币租。

宋宁宗至宋理宗时，潮州学田先后接受三项田产，地租分别为“每岁租钱三贯五百二十文足”，“三贯二百文足”，“二十贯三佰文足”。又宋理宗时，“拘没势户所占民田以赡军”，“岁收租三千四十九贯七百八十七〔文〕省”〔642〕。

（十三）四川。宋仁宗时，免“夔州奉节、巫山营田钱”〔643〕。宋神宗时，渝州“招出夷贼王衮，取李光吉、梁承秀及衮三族之地赋民，得租三万五千四百八十五石，绵丝一万六千五百一十五两，绢二十七匹，银二百三十一两”〔644〕。可知即使在落后地区也有以银为租者。宋宁宗时，大将吴曦叛变后，宋廷将“吴氏庄岁收租四万斛有奇，钱十三万”，作为“没官田租”〔645〕。货币租为铁钱130贯，在吴氏庄田的地租中比例不大。四川有“省庄田”，“自二税外，仍科租，应大、小麦，豆，糙、白米，谷，桑，麻，荞，芋之数十有八种，无不必取之，既高估其直，又每引别输称提钱，民甚苦之”〔646〕。除实行折钱租外，每道纸币钱引还须纳附加税称提钱。

综上所述，可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尽管今存宋代货币租的史料是零星的、残缺不全的，却又遍布于各路，包括落后地区。这说明货币租有一定的普遍性。

第二，货币租在地租总额中的比重显然不大，这与宋代社会的整个经济发展水平是相应的。

第三，今存货币租的史料大多是官田的。但官田货币租至少有一部分反映了民田的地租形态，例如没官田和户绝田，往往是继承了民田的地租形态和租额。《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房长论侧室父包并物业》载，梁居正家“岁收谷三十七石，租利钱一百六十三贯”，后者即属民田货币租。

第四，宋代货币包括铜钱、铁钱、纸币之类，有不同的货币区，故货币租也有不同类型的货币。如四川地区即是用铁钱、交子、钱引之类，南宋东部地区则使用铜钱、会子等。宋代用银，仍以钱币作本位，但地租中已有银租。

第五，宋代无论官田还是民田，都有折钱租。折钱租是实物租向货币租的过渡形式。但既已用货币缴纳地租，则应属货币租的范畴。北宋后期的牧地租，是一笔很大数额的折钱租。除前引福建民田的实例外，漆侠先生引用成书于元代的《郑氏规范》说，“佃人用钱货折租”，大致反映两浙路一带民田的情况，应非始于元代。〔647〕

第六，货币租固然应以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为前提，但宋朝货币地租的发展，又非纯属商品货币经济发达的产物，另有一些其他的因素，须作考虑。

由于土地关系变动频繁，某些地主，特别是官员任所与其田产所在地相隔辽远，运送实物租不便，这看来是改纳货币租的一个重要原因。台州白雲昌寿观“旧有江州庐山先置到义兴、土臼、冷水源三庄，田产三千余亩”，“往来仅四千余里”，每次收租“动须数人，经年更替，所收租米出粜，变货归观”〔648〕。这自然是十分罕见的事，白雲昌寿观所收地租也不属货币租，却说明了折钱租产生的某些背景。

再从南方的记录看，水田纳货币租的记录不多，而旱地、山、鱼池、芦荡等，却往往缴纳货币租。如鱼、莲藕、茭草、芦苇等，往往是商品生产，以缴纳货币租为便。至于旱地山田，种植麦、菽、粟、旱稻之类，供农民食用，而地主往往只食用水稻，故此类粮食作物也缴纳货币租。水田往往不纳货币租，正说明宋代货币租尚不发达，只是作为实物租的补充和附庸。

此外，在官田经营中，官府为加强搜刮，而强迫佃户折钱。北宋后期的牧地租，“估高价折纳见钱，逐致力皆不胜，岁岁拖欠”，“不论水旱”，“督责之严，过于他事，以至佃地百姓被禁锢，受鞭挞者，无日无之，复愿退而还官，官中岂复听许”〔649〕。宋徽宗时，规定“诸州县宗室官庄租课丝、绢、粟、麦等”，“如人户愿计价纳当月中等实价者，听”〔650〕，其实无非也是为便于高价折钱。宋高宗时，陈俊卿上奏说：“比年江西、湖、广米斗才数十钱，而职田米乃令折价至三四千，监司、守、倅利其丰于己，而莫敢问。”〔651〕此后也屡有记载，不论宋廷下令“计赃坐罪”，或是规定“如折价钱，每石不得过一贯六百文足”，都根本不能约束官员将职田地租“高为价直以折钱”〔652〕。

由此可知，中国历史上的货币租自然有其特点，虽出现较早，却发展较慢。至少在宋代，货币租并未成为走向近代工业文明的前兆。

五、增租和减租、抗租。地租的征收，集中体现了地主和农民两大阶级利益之矛盾。地主的经济利益，自然是企求尽可能地加大地租额；农民的经济利益，又自然是企求尽可能地减少以至免除地租负担。

地主增租的手段大致有刬佃，变更度量衡器具，添加各种附加租等。以下分别予以介绍。

（一）刬佃。北宋时，官田有“人户如违欠课利，于法合召人户刬佃”〔653〕，或“召人实封投状，添租请佃”〔654〕的记录，实际上反映了民田的添租和刬佃，已有一定的普遍性。宋神宗时，李復圭知光化军，“有放停卒自陈，乞添租刬佃某人官田者”。李復圭说：“汝拣停之兵，如何能佃官田？”回答说：“筋力未衰也。”李復圭说：“汝以衰，故拣停。既未衰，却合充军。”他“呼刺字人刺元军分”〔655〕。宋徽宗宣和时，“诸路学田并西、南外宗室财用司田产，元所给佃租课太轻，不足于用。诏许添立实封入状，添立租课刬佃一次。如佃人愿从添数，亦仍给佃”〔656〕。南宋时，“诸道闲田颇多，既利厚而租轻，因有增租以攘之者，谓之刬佃”〔657〕。刬佃反映了官府、地主与佃农之间的复杂关系，有“农民递互增租刬佃”〔658〕，也有承佃官田的“形势之家互相刬佃”〔659〕，以至国家不得不为刬佃“立租课之法，明言三料有欠，然后许人刬佃，至绍兴敕又复展一季之限”〔660〕。当然，此敕看来只适用于民间的田地租佃，官田并不受此限制。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宋廷令“常平司见出卖田产”，由“见佃人限半月添租三分，依旧承佃。如出限不愿添租，即勒令离业”，“仍别召人，再限一月，实封投状，添租刬佃”〔661〕。即使对民田而论，由于有法不依的情况十分普遍，对地主刬佃也不见得有何约束力。刬佃的前提条件主要是人多而田少，在地旷人稀的地区难以发生刬佃行为。

（二）变更度量衡器具。宋时官方颁发的度量衡器具，有省斗、五斗省斛、一石省斛等。但在实际经济生活中，度量衡制非常混乱，无论官方或民间，对度量衡器具随意更变的情况屡见不鲜。

宋仁宗诏承认，各地职田“所纳斛斗，又更加量，以至水旱灾伤不许申诉”〔662〕。吕大防“知青城县，故时圭田粟入以大斗，而出以公斗，获利三倍”〔663〕。南宋时平江府的学田租，是“百三十〔合〕斗、斛交量”，或用“壹佰叁拾合足斗交量”〔664〕。南宋末行公田法，时镇江府丹阳县“至大之斗不过一百三十合”，而宗室赵知县“缪以每斗作一百六十合，展计省斗，虚装数目”〔665〕。这些都是官田地租的实例。

至于“民间田租，各有乡原等则不同，有以八十合、九十合为斗者，有以百五十合至百九十合为斗者”，“豪民私造大斗，交量租米，侵害小民”〔666〕。“吴兴乡俗，每租一斗为百有十二合，田主取百有十，而幹仆得其二”，幹人沈二八“用大斗量租米”，“所用斗为百二十合”〔667〕。“富民张三八翁”，“常所用斗大小各不同，凡十有三等”〔668〕。“衢州江山县峡口市山下祝大郎富而不仁，其用斛斗权衡，巨细不一”〔669〕。方回说，“东南斗有官斗，曰省斗，一斗百合之七升半，有加一斗、加二斗、加三斗、加四斗，民田收米用加一斗”，“民田收租，皆加二三”〔670〕。

在古代的技术条件下，固然不可能有普遍的精确计量，但地主、富商甚至官府有意加大或缩小度量衡器具，以便从中渔利，则是度量衡制混乱的基本原因。

（三）添加各种附加租。宋时农村纳税，有各种名目的附加税，某些附加税目在官田以至民田的地租中也同样行用。如平江府学田地租中另纳糜费钱和带收钱，四川省庄以钱引纳租而附带收称提钱，这在前介绍货币租时已作交代。

官府纳税，盛行斗面或斛面，将斗或斛中之粮食平面推高，“斛面坡陀斗面高”〔671〕。民间收租，也存在类似情况。毛珝诗说：“只恐主家增斛面，双鸡先把献监庄。”〔672〕刘黼诗说在收租时，“谷有扬簸实亦簸，巨斛凸概谋其赢”〔673〕，这是在大斛之上，另加斛面。黄震称官府“围田租取斛面最甚”〔674〕。也有些官田租明文规定“不带斛面”或“不许多收斛面”〔675〕。《成都文类》卷39《正法院常住田记》载有“斗面”，可见收租附带斗面、斛面的普遍性。

官府纳税，盛行所谓加耗，而职田地租也同样有“增收加耗”〔676〕的记录。平江府某些学田，“照久例，每石收耗米一斗省”〔677〕。在兴化军，“兴化县五庄”学田“内穙田正米四百六十四石八斗四升五合，加耗米一百一十六石二斗一升二合，菜价米四石八斗三升五合”，平均每宋石加耗米高达2宋斗5宋升。莆田县的学田无耗米，却有“尖量”与“平量”之别，尖量其实也类似于斛面与斗面，但在缴纳地租时，都“变粜纳钱”〔678〕。南宋后期实行公田法时，浙西一些州县将公田租米“令每石增纳一斗八升，谓之折糙”〔679〕，这也是一种加租名目。

此外，又如北宋职田规定实行对分制，官员往往派遣公人“于所佃内拣地土肥沃、苗稼最盛之处，每亩制定分收一石至八九斗者”，“于数外大收”〔680〕，这又是分成租中增加租额的一种手段。

地主、幹人等在收租时，对佃农往往还有各种勒索，“私有所扰”〔681〕。前引佃农“双鸡先把献监庄”的诗句，即是一例。有的幹人在收租时“索钱沽酒”〔682〕。陆游诗有“客户饷羹提赤鲤”之句，他在诗下自注说：“庄户以鸡、鱼之属来饷，谓之送羹。”〔683〕这其实也是地租正额外的负担。《郑氏规范》认为：“正租外，所有佃麦、佃鸡之类，断不可取。”在漳州学田，“斗子与典贴取裹足太重，一石至费六百文”〔684〕。这也同样是一种额外勒索。

到元朝混一南北之际，东南地租之重，成为当时公认的社会问题。史称“江南与江北异，贫者佃富人之田，岁输其租”，元成宗时曾规定：“江南佃户私租太重，以十分为率，减二分，永为定例。”〔685〕

一方面是地主和官府用各种方式增租，另一方面自然是农民用各种方式争取减免地租，甚至进行抗租斗争。

在宋代，佃农因自然灾害而要求减免地租的事经常发生。宋仁宗天圣时，处分知州王涉，其罪状之一是“冒请官职田”，“不容佃户诉灾”〔686〕。诉灾并不限于官田，苏轼说：“民庶之家置庄田，招佃客，本望租课，非行仁义。然犹至水旱之岁必须放免欠负，借贷种粮者，其心诚恐客散而田荒，后日之失必倍于今故也。”〔687〕

宋孝宗隆兴元年（公元1163年）诏规定：“灾伤之田，既放苗税，所有私租亦合依例放免，若田主依前催理，许租户越诉。”〔688〕不论实际执行状况如何，使灾年减租成为法律，这在中国古代尚无先例，反映了灾年减租的现象乃是普遍性的社会问题。事实上，此诏尚非纯属一纸空文。据宋宁宗时记载，“田非己有”的“耕田之民”若遭旱灾，“秧槁”，就有“群趋哄诉于官府之庭”〔689〕的惯例。袁采认为，“水旱之年，察其所亏，早为除减”，乃是“存恤佃客”的必要措施。〔690〕方回也说：“后世大水大旱，田全无收，主家不敢不免佃户之租。”〔691〕刘克庄诗说：“岁晚佣耕者，人人诉涝干。吾宁减私量，汝莫待租瘢。”〔692〕

值得注意者，也有农民借口水旱而力争减免地租。如在嘉兴府，“崇德农亩，多非己产，天时旱潦，必诉有司，求蠲租”，“群诉于县，县申之郡，遗官按视，动一两月，刈获已竟，不可复考。蠲减稍不满其意，呼侣号吁，辐凑公门，上之人勉从所欲，又为加多焉”〔693〕。《说郛》卷116鲁应龙《括异志》载：“嘉兴府德化乡第一都纽七者，农田为业，常恃顽抵赖主家租米。嘉泰辛酉岁，种早禾八十亩，悉以成就收割，囤谷于柴之侧，遮隐无踪。依然入官诉伤，而柴与谷半夜一火焚尽。壬戌岁秋，其弟纽十二亦种早稻八十亩，藏谷于家，又且怨天尤地。忽日午间，天宇昏暗，大风卷地，其家一火灰烬无余。”这个故事含有劝诫农民“抵赖主家租米”的迷信色彩。

宋孝宗隆兴诏的发布，体现了国家权力对主客关系的干涉，从宋皇朝长治久安的角度保障农民的某些起码的经济利益。但随之更使农民借口水旱等灾，拒不纳租或少纳租成为普遍的社会问题。故流传至今的宋元地租契约格式中，就有“即不敢冒称水旱，以熟作荒，故行坐欠”〔694〕，作为必要的条款，以保障地主的经济利益。

当然，从另一角度看，向官府诉灾减租也必定有很多阻难。宋光宗时，卫泾说，“故岁田畴损于水旱，不为不广；民之流移饿殍，亦不为不重。然其间固有丰熟去处，州县例以灾伤，为之减其田租，而一时宽恤之令，且使主家轻其租入，田赋减矣，租入轻矣”。“乃若今岁，虽号丰稔，方秋西成，多稼云布，田夫野老喜见颜色。逮至登场，所收反薄，相顾觖望。欲赴诉于州县，则田亩既无遗穗以自表；欲乞怜于主家，则主家以无官放而不从”〔695〕。这不过是农民“所收反薄”，而又不得减免地租之一例。腐败的政治本身就是农民诉灾减租的重大障碍。

此外，宋时也有不少拖欠以至拒纳地租的实例。北宋吕惠卿说，他在苏州的田产收入“常有拖欠”〔696〕。高元常任“嘉兴丞”，“先是，佃户靳输主租，讼由此多”，他“揭而书之曰：‘田人田，啬其入，杖且夺田。’民竞往偿，讼于是衰”〔697〕。宋孝宗时，湖州“土俗小民悍强，甚者数十人为朋，私为约，无得输主户租”〔698〕，受到薛季宣的惩处。有的“田夫输租米多湿”〔699〕，力图减少租额。南宋末，有“顽佃二十年不归田主之租”〔700〕的记载。《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阿沈高五二争租米》载，佃户康一乃主母阿沈小叔“高五二亲家”，“佃人欺阿沈母女孤寡”，拒纳大部分租米，“九年内，阿沈仅得租米十三石”。《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则提供了一个特殊的事例，说卢姓助教被田仆杀死后，田仆遇赦释放，“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

针对农民拖欠以至拒纳地租，地主自然也须加强督租。毛珝诗说：“主家租入有常规，十月开仓不许违。占得头筹先众了，绕身红彩送将归。”〔701〕对第一个输纳地租的佃农，以红彩缠身，以示嘉奖，这自然是一种较文明的，也是富有欺骗性的督租方式。但在不少场合，则是私设牢狱，拷打农民以督租。《夷坚志补》卷16《鬼小娘》载女主人“其父盖田仆也”，因“负谷若干斛”，“令他仆执而挞之”。南宋初，刘长源说，“私门租课，一有不足”，“或监之邸肆，累累然如以长绳联狗彘”〔702〕。宋宁宗南郊赦文说，“形势之家违法私置狱具，僻截隐僻屋宇”，“辄将贫弱无辜之人关锁饥饿，任情捶拷，以致死于非命”〔703〕。表明此类事例有一定的普遍性。

按宋代士大夫们的理论，“与人之主佃言，必曰贫富相依，索者毋太苛，输者毋失期”〔704〕；“佃户、地客少欠租课，主家不可不需索”〔705〕；“上户既不可欠朝廷之官赋，小民亦岂可欠上户之私租，顽赖成风，固官司所当与之追理”〔706〕。他们认为，佃农纳地租，乃是天经地义的事。其实，这无非是租佃制农业社会中统治者的公理。

在调节地主和农民的阶级利益中，国家权力起着重大的作用。前面已介绍了灾年农民可向官府申请减免地租。从今存记载看，宋徽宗在镇压方腊后下诏，“盗起二〔浙〕，延及江东”，“应两路被贼及邻州民户租田产等输科私家者，可于所纳租课内特予量减二分，候三年依旧。被焚劫民户仍全免一年”，“如敢违令，或宛转督索者，并许民户越诉”〔707〕。且不论此诏的实施情况如何，国家以政治权力干预民田地租的输纳，这确是前朝所未有的，其实是宋代租佃制发达的反映。

当然，按照租佃制农业社会中士大夫们的公理，在处置地租的争执时，官府必须偏袒地主。国家固然需要调节阶级矛盾，但在本质上，也必然要维护地主阶级的利益。地主固然有私设监狱以督租等情况，但在当时被视为非法，故在大多数场合下，地主更需要国家权力维护自己的地租收益。

事实上，宋朝也确有官府为地主督租的法律和实例。宋哲宗时，祥符知县张亚之“为官户理索积年租课，至勘决不当偿债之人，沽卖欠人田产，及欠人见被枷锢，而田主殴击至死，身死之后，监督其家，不为少止”〔708〕。这虽被苏辙视为措置失当的事，但参照前述高元常和薛季宣惩处佃农为地主督租的事例，可知此类情况已属官府的常见公事。又如南宋广南西路融州，“田主诉其佃不输租”，经官府审讯，“则庶弟也，命还本生而均其产”〔709〕，也是一例。

南宋中期的叶適建议买田赡军，他说，“或有抵顽佃户欠谷数多，或日脚全未纳，到冬至后委是难催之人”，“亦止合依田主论佃客欠租谷体例，备牒本县追理”〔710〕。可知官府为私人民田催租，乃早有“体例”。又按黄震之说：“在法：十月初一日已后，正月三十日已前，皆知县受理田主词诉，取索佃户欠租之日。”〔711〕这又说明为此设有专法。

官府督租，往往给佃农带来很大的骚扰和苦难。南宋时，江南东路饶州馀干县，有“周谦一顷没官田”，“于租额外顿加租数，辄乃凭此行拘监”，官府“将佃家十余人，铁料拘锁，拷打无全肤，以为骗乞之资，一番得钱，视为利源”，“此曹皆贫下田家，米无可陪，身不可脱，不死不已。寨卒逼佃甲，佃甲裒佃户，又不知被扰者几百家”〔712〕。

南宋后期的黄震，对浙西一带富豪逼租，官府督租，农民抗租的情况，作了较多的介绍。他说，“祖宗立法，催官租止责耆保，今私租反差巡、尉，轻重倒置，紊乱国法”。“府第庄幹，多取赢余，上谩主家，下虐租户，刻核太甚，民怨入骨，往往结集拒捕”〔713〕。“托名监租，强幹遂阴嘱承监弓手，饥饿杀之，以立威乡落，以故乡落之被追者，但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714〕。由于“从来监租在尉司者，即无生还”〔715〕，“以故村民尽死拒捕，非佃伤官兵，则官兵伤佃，否则佃自缢自溺”〔716〕，激化了当时的社会矛盾。从前引记载看，围绕着官府督租而激化矛盾的事例，当非限于南宋后期，亦非限于浙西地区。

黄震还提及“顷岁德清县降斗之事，尝烦官兵”〔717〕。降斗是指农民反对用大斗收租。牟子才说：“降斗，小哄也，锄耰棘矜之扰，已遍于畿甸冯翊之邦。”〔718〕事实上已非“小哄”了。宋代农民抗租、降斗等斗争，乃是被剥削者忍无可忍之反抗活动，其正义性是不言自明的，在宋之前尚无此类历史记载。

第二节　高利贷

高利贷资本是一种古老的资本形态，又是农民和地主之间一种重要的经济关系。在中国古代，高利贷尽管也受到道德伦理上的谴责，然而在社会生活中却处于合法状态。在宋代，“今人出本钱，以规利入，俗语谓之放债，又名生放”〔719〕，放债一词沿用至今。在乡村中，“夏秋成熟，折还斛斗、丝帛，即谓之举放。若只令纳本利见钱，即谓之课钱”〔720〕。

高利贷是遍及城乡的一种资本，本节论述的侧重点自然是地主与农民之间的高利贷关系，却又须涉及其他相关的方面。

一、宋朝的高利贷政策。宋朝对高利贷的政策，一方面是承认其合法性，在某些场合，甚至采用行政手段保证高利贷者的收入；另一方面又力图控制和压低高利贷率，减免私债，禁止官户放高利贷。其实都显示了国家既要维持阶级统治，又要使阶级冲突得到控制与缓和的职能。

（一）禁止官户放债取息。北宋初灭后蜀，宋太祖下诏说：“臣下之倍称出息，岂可诛求。应西川诸州人户自前有负伪国臣僚博放出利钱帛者，诏到日并与除放，如或元非出利及今后别有逋债，不在此限。”〔721〕此诏除放“伪国臣僚”“倍称出息”的命令，在时间上和地域上都有严格范围。直到宋真宗大中祥符时，方明确规定“禁命官取息钱，犯者勿偿”〔722〕。后苏辙说，“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723〕。当然，此禁令也不可能得到严格的遵守，官员对“细民”“强付钱本，以责利息”〔724〕的情况，并非罕见。

（二）逐步压低高利贷利率。宋初制定的《重定刑统》卷26中，对《唐律疏议》的规定作了较大改动，“诸公私以财物出举者，任依私契，官不为理。每月取利不得过六分，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又不得回利为本”，即禁止利上加利的复利。此项规定将高利贷最高息限制在100％，月利率限制在6％。此后，宋廷也屡下命令：第一，“富民出息钱不得过倍称，违者没入之”〔725〕，“诸路民间私债，还利过本者”，“依条除放”〔726〕，实际上就是将利率控制在100％以内。第二，“未输税不得先偿私负”〔727〕，确立公税重于私债的原则。第三，“举放息钱，以利为本，伪立借贷文约者，从不应为重科罪”〔728〕，禁止复利和伪造借契。以上几类规定有的不过是重申《重定刑统》的法律精神，总的意图是要将高利贷纳入统治秩序。

宋孝宗乾道三年（公元1167年）诏说：“诸路州县约束人户，应今年生放借贷米谷，只备本色交还，取利不过五分，不得作米钱算息。”〔729〕此诏明令将借贷的年利率定为50％，并且不准折算，“只备本色交还”，这是一个进步，但仅限于当年。淳熙九年（公元1182年）诏说：“诸路帅司、监司、州军遍行晓谕，富室上户因旧年旱伤，借贷人户米谷，不得高折价钱，并还学（本）色，仍取利不得过五分。敢有违戾，许欠户经监司、帅守陈诉，或人户抛欠不还，亦许经官理索。”〔730〕此诏除重申以前规定外，明令借贷双方都可向官府“陈诉”或“理索”，但仍非永久性的规定。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80《出举债负》总结或沿用了宋孝宗以来的法规，“诸以财物出举者，每月取利不得过四厘，积日虽多，不得过一倍，即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每岁取利不得过五分（谓每斗不得过五升之类），仍不得准折价钱”。“诸以财物出举，而回利为本者，杖陆十”。对照宋初的法规，主要是确定了在总利率100％的前提下的50％年利，月利率从6％减至4％，“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对借贷复利的具体刑罚，以及“官为理索”私债。最后一条留待下面再予论述。尽管纸面规定与实际社会生活肯定存在差异，但从《重定刑统》到《庆元条法事类》，总的说来，在高利贷的法规方面毕竟有所进步。

（三）官府对私债的干涉。如前所述，宋初沿用《唐律疏议》，规定有息私债“官不为理”。陈舜俞说：“祖宗著令，诸以财物相出举，任从书契，官不为理。”〔731〕文彦博也说，凡乡村“举放”和“课钱”，“将新抵旧，迁延岁时，诸般折还未尝了足，以其〔有〕利债负，官司不许受理”〔732〕。然而在事实上，官府对私债不可能没有干涉。

宋高宗曾说：“近有人上书理会举债之家，知还本已足，可尽除放。已委有司看详，若止还本，一例除放，则上户不肯放债，反为细民之害。”〔733〕宋光宗登基赦曾规定：“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这招致士大夫们的非议，说：“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以为不便。”后又改为“只偿本钱”〔734〕。这表明在宋代的社会经济生活中，除了私人的友好的无息借贷外，无息借贷是行不通的，宋光宗登基赦也只能是一种特例。

宋廷有时也下令暂时“倚阁”私债。宋孝宗乾道时，“浙东州县旱伤至广”，皇帝下诏“倚阁残零税赋”，“尚虑形势之家驱迫偿债，不能安业，可将浙东旱伤州县下三等人户所欠私债并与倚阁住索，候来岁收成丰熟，即仰依约理还”〔735〕。这也同样是官府干涉私债的一种方式。

上述“倚阁”私债或免除利息固然对贫苦农民有利，但仅属特例，在更多场合，则是官府为富户“受理”，即逼取私债。

宋真宗时，京东等地“蝗旱为灾”，官员张廓上奏：“所至州军，民有储蓄斛斗者，欲劝诱举放与贫民，候秋成日，依乡川体例，子本交还，如有少欠，官为受理。”〔736〕得到皇帝批准。所谓“乡川体例”，自然是指高利贷。此类灾年救济性的高利贷，“即不贷，若偿不如约”，“官为治之，其息不过一倍”，此后也屡见记载。〔737〕

又如宋神宗时，规定民间兴修水利，“依青苗钱例”借贷“系官钱斛”，“如是系官钱斛支借不足，亦许州县劝诱物力人出钱借贷，依乡原例出息，官为置簿，及时催理”〔738〕。此处的“乡原例”也是指高利贷，与出息二分的青苗钱不同。南宋初，薛徽言宣谕荆湖南路，“约饬诸县括荒闲田亩，劝课富家开垦，晓民生放种本收息，官为催理”〔739〕。此类属生产性的高利贷，也同样可“官为催理”。

此外，自北宋前期，即存在官府动用政治权力，为富豪违法催逼私债的情况。宋太宗时，秦州长道县酒务官李益是“富人”，“横恣郡中”，“持吏长短”，“民负益息钱者数百家，郡为征督，急于租调”〔740〕。

非法或法外的官府催逼私债事例似乎有愈来愈多的趋势，“官不为理”出息私债的法令也就徒具虚文。《州县提纲》卷2《随宜理债》说：“官司有阿从豪民者，凡债负不问虚实，利息过倍，一切从严追理，则豪民必至兼并，小民有冤亡告。”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80《出举债负》改变了宋初的规定，“诸负债违契不偿，官为理索，欠者逃亡，保人代偿”。“诸负债违契不偿，罪止杖壹佰”。“或违法取利，及高抬卖价，若元借谷米，而令准折价钱者，各不得受理”。总之，只要是合法“取利”的私债，便属“官为理索”的对象。宋理宗时，胡太初说，“今之从政者，类以抑强扶弱为能”，“此风既长，佃者得以抗主”，“租债不伏了还”，“讵容不与之理直乎！”〔741〕官府理私债，在当时已成天经地义的事了。

尽管如此，宋朝对富豪利用高利贷兼并土地等，仍从法令上进行限制，为叙述方便，将留待后面一并交代。

二、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实际借贷状况。前面说过，宋朝法定借贷总利率以100％为限，南宋规定年利率以50％为限，月利率由北宋的6％降至南宋的4％，禁止“回利为本”的复利，“元借米谷者止还本色”，此类规定自然不可能得到认真贯彻。

宋时高利贷总利率超过100％的情况，并非罕见。宋真宗咸平时，杨亿在试贤良方正科策题中指出：“豪强倍称而益滋，未能小康，乃至重困。”〔742〕他将“倍称而益滋”，即总利率超过100％作为一个普遍的严重的社会问题提出来。宋仁宗时，欧阳修说，佃客“当其乏时，尝举债于主人，而后偿之，息不两倍则三倍”〔743〕。总利率高达200％～300％。南宋卫泾说，“豪民放债，乘民之急，或取息数倍”。“八、九月之交，农人有米，质债方急，富室邀以低价”，“十月以后，场圃一空，小民所有，悉折而归大家”〔744〕。真德秀也说，“五等下户，才有寸土”，“当农事方兴之际，称贷富民，出息数倍”〔745〕。

当然，民间私债总利率也有100％或低于100％的情况。陈舜俞说：“民间出举财物，其以信好相结之人，月所取息不过一分半至二分。其间亦有乘人之危急，以邀一时之幸，虽取息至重，然犹不过一倍。”〔746〕可知民间友好的借贷，月利率或为1.5％～2％，甚至低于北宋官定月利率6％的标准。王安石颁青苗法时说：“人之困乏，常在新陈不接之际，兼并之家乘其急，以邀倍息，而贷者常苦于不得。”〔747〕100％总利率的借贷，尚有“贷者常苦于不得”的情况，这足以说明为何还有数倍利息的高利贷。上官均说：“民间之私贷，其利常至于五六，或至倍蓰。”〔748〕此说的私债总利率为50％～60％。

宋高宗至宋孝宗时，浙西一带的惯例，“冬春之间，民户阙食，多诣富家借贷，每借一斗，限至秋成交还，加数升或至一倍”〔749〕。“世俗嗜利子，沓贪无艺，以子贷豪取，牟息倍称”〔750〕，已在道德伦理上受到谴责。袁采认为，“贷谷以一熟论，自三分至五分，取之亦不为虐”，即30％～50％的总利率还是可取的。“江西有借钱约一年偿还而作合子立约者，谓借一贯文约还两贯文，衢之开化借一秤禾而取两秤，浙西上户借一石米而收一石八斗，皆不仁之甚”〔751〕，80％～100％的总利率已属“不仁”的范畴了。

自北宋至南宋，实际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借贷利率上下浮动，是有复杂背景的，但其浮动的幅度大体上仍以总利率100％为基准。尽管南宋官方将借贷利率有所压低，但在私人借贷中，似看不出利率下降的趋向。

宋朝民间借贷，“或始约缗钱而偿谷粟，始约粱稻而偿布缕”〔752〕的情况是相当流行的。但价格变动往往使贷主获利。北宋陈襄任河阳知县时上状说，“夏秋阙雨，五谷不收”，“中产之民已阙岁计，待籴而食，十有八九，例以小麦青苗生举钱物，一斗之直，只得三十余文，兼并之家已获倍利”〔753〕。宋高宗时，“富室乘农民之急，贷以米谷，使之偿钱，而又重取其利”〔754〕。宋孝宗初年，因浙西一带“近年岁歉艰食，富有之家放米人立约，每米一斗计钱五百。细民但救目前，不惜倍称之息。及至秋收，一斗不过百二三十，则率用米四斗，方粜得钱五百，以偿去年斗米之债”。此处用钱折米，竟使年利率高达300％。故宋孝宗为此下专诏，规定“只备本色交还”〔755〕。当然，此项规定在事实上也不可能得到认真执行。

宋朝法令固然一直禁止复利，然而正如真德秀所说，农民“偿或未足，则又转息为本，因本生息。昔之千钱，俄而兼倍；昔之数百，俄而千钱。于是一岁所贷，至累载不能偿，己之所贷，子孙不能偿”〔756〕。

此外，利用变更度量衡器具，以攫取事实上的高利率，在宋时也颇为常见。“郁林有谢秀才者”，“于田井间为驵侩事，每以小量轻权贷与人，必用大器巨秤责偿”〔757〕。《作邑自箴》卷9《劝谕榜》说：“豪横兼并之家放债，倍取利息，略无厌足。又于斗秤之间大收小出，刻剥贫民，取其膏血，以为歌舞饮博之用。婚姻丧葬，奢僭过度，恶积贯盈。”都反映了此类情况的普遍性。

三、高利贷与土地兼并。自秦汉而下，高利贷成为历来兼并土地的一种手段，宋朝的社会经济生活也重复了此种情况。

宋真宗时，关中一带“豪民多贷钱贫民，重取其息，岁偿不逮，即平入田产”〔758〕。“河北荐饥，贫民倩豪家息钱，未偿纳者，即印券契，取其桑土”〔759〕。宋仁宗时记载，福建路“俗重凶事”，因民间丧事破费过大，“有力者乘其急时，贱买其田宅。而贫者立券举债，终身困不能偿”〔760〕。尹洙也指出：“夫南亩之民，储一岁之备者，十鲜一二。其次榷钱，富室出倍称之息。其次质产入租，交为人佣。下乃转徙他郡，壮者隶兵，弱者丐食，不幸为盗贼，穷矣！”〔761〕所谓“交为人佣”，是指“质产入租”后成为佃农、雇农之类。王安石曾说，“今一州一县，便须有兼并之家，一岁坐收息至数万贯者。此辈除侵牟编户齐民，为奢侈外，于国有何功？而享以厚奉”，“今富者兼并百姓，乃至过于王公，贫者或不免转死沟壑”〔762〕。

南宋初，刘子翚诗说，“二三里中豪”，“意气凌乡曲，锥刀剥微利。舞智欺茕独，锦囊收地券”〔763〕。朱熹任南康知军时出文榜说：“放债豪强之家，为缘旱伤，人无以偿，多被强取去猪、羊，以至入其家搜夺种子、豆、麦之类，及抑令将见住屋宇并桑园田地抵价折还，人无所归，遂至流移。”〔764〕

由此可见，自北宋至南宋，以高利贷兼并土地，一直是士大夫们公认的一项社会弊病，却又不可能得到解决。

为了缓和高利贷兼并土地所造成的社会矛盾，使尽可能多的自耕农提供赋役，宋朝也发布过一些限令。宋真宗诏说：“民负息钱，无得逼取庄土、牛畜以偿。”〔765〕宋仁宗天圣时，“真定民杜简等状称，近年水旱蝗灾，被豪富之家将生利斛斗倚质桑土”。宋廷为此规定：“应委实灾伤倚质者，令放债主立便交拨桑土，与业主佃莳，其所取钱斛，候丰熟日交还。如拖欠不还本钱，官中催理利息，任自私断。自今后更不得准前因举取倚质桑土，贵抑兼并，永绝词讼。”〔766〕北宋末，浙西水灾，“豪右之家往往将离业人户已种麦田恃强占据，仍以积年宿负，倍息重叠准折，州县受情理索，甚于官债”。宋廷为此下诏：“百姓积债负，并至秋成后理索，如敢私侵占人户田苗，依条科罪。”〔767〕

宋真宗时的规定看来沿用至南宋，“在法：典卖田地，以有利债负准折价钱者，业还主，钱不追”。如王益之“欠王规酒米钱一百贯官会，被展转起息，算利至三百余贯，逼令写下典契”〔768〕，豪富谭一夔“贷之钱物，则利上纽利，准折产业以还”〔769〕，都被官府判为违法。

当然，此类法禁在实际上有多大效能，则是另一回事。卫泾就指出，“豪民放债”，“或托名典本，算至十年，夺其屋，使不得居，夺其田，使不得食，流离困饿，曾不之恤”〔770〕。可见上述法禁在相当程度上是无效的。

在地旷人稀的夔州路，“其占田多者须人耕垦”，故“富豪之家争地客”。宋宁宗时，曾令当地“凡借钱物者，止凭文约交还，不许抑勒以为地客”〔771〕。当然，此种禁令也同样不可能有效地得到执行。

无论是以高利贷兼并土地，或是以高利贷“抑勒以为地客”，本质上都体现了地主大田产和高利贷资本的结合。

四、高利贷与人身依附关系。几十年来，中国史学界按照马克思主义理论，十分强调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时仅称超经济强制。认为只有存在人身依附关系和超经济强制，方能将佃农束缚于地主的耕地，以掠取地租。若从宋朝的具体史实出发，是否可以认为，人身依附关系只怕尚不能与超经济强制完全等同，人身依附关系似应包括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两个方面。例如地主利用高利贷将佃农束缚于自己的田地，似也应是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但一般说来，又是经济性的强制。

欧阳修曾指出，农民“场功朝毕而暮乏食，则又举之。故冬春举食，则指麦于夏而偿，麦偿尽矣，夏秋则指禾于冬而偿也”〔772〕。在债务屡偿而屡欠的情况下，佃农被高利贷所羁束，就无从指望脱离地主，而另谋较好的或独立的经济地位。故郑侠说：“小民无田宅，皆客于人，其负贩耕耘，无非出息以取本于富且大者，而后富者日以富，而以其田宅之客为力。”〔773〕可见在地主与佃农之间，除了田地租佃之外，一般不大可能没有高利贷关系。王巖叟说：“富民召客为佃户，每岁未收获间，借贷周给，无所不至，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774〕这从另一角度说明，高利贷无非是将佃农束缚于田地的一条绳索。

特别是灾荒之际，更是地主以高利贷招收流民，借贷种粮，施行经济强制的良机。北宋朱寿隆任京东转运使，“岁恶民移，寿隆谕大姓富室畜为田仆，举贷立息，官为置籍索之”〔775〕。南宋淳熙时，宋廷令各地“劝谕上户，遇有流移之民未复业者，收为佃户，借与种粮。秋成之时，量收其息。其旱伤州县佃户贫乏不能布种者，亦令佃主依此”〔776〕。朱熹说，“火客、佃户耕作主家田土，用力为多，全仰主家借贷应副”。婺州“乡俗体例，并是田主之家给借”，他命令“田主每一石地借与租户种谷三升”，“候收成日带还，不得因而收息”〔777〕，作为救灾措施。事实上，无息借贷无疑是例外，更多的是有息借贷。此类借贷虽有救济性质，但从另一角度看，无疑也是确立佃农与地主之间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手段。

五、高利贷盘剥下的农民。宋人有关农民受高利贷盘剥的记录，史不绝书。北宋司马光诗说：“田家翁妪俱垂白，败屋萧条无壮息。翁携镰索妪携箕，自向薄田收黍稷。静夜偷舂避债家，比明门外已如麻。筋疲力敝不入腹，未议县官租税促。”〔778〕这是田家翁媪在高利贷盘剥下，挣扎于饥饿线上的悲惨写照。他还说：“今闾里富民乘贫者乏无之际，出息钱以贷之，俟其收获，责以谷麦。贫者寒耕熟耘，仅得斗斛之收，未离场圃，已尽为富室夺去。”〔779〕北宋末，宋徽宗诏也承认：“佃客多是贫民，方在耕时，主家有催旧债不已。及秋收时，以其租课充折债务，乃复索租，愈见困穷，不辞离，即逃走。”〔780〕在租债交逼之下，佃客们被迫逃亡，流离道路，自然是迫不得已的。

南宋范成大诗说，“垂成穑事苦艰难”，“半偿私债半输官”，“贫人一饱不可赊。官租私债纷如麻，有米冬舂能几家”〔781〕。张栻写诗描绘农家收获景象说：“腰镰声相呼，十百南亩获。妇持黍浆馈，幼稚走雀跃。辛勤既百为，幸此岁不恶。王租敢不供，大家趣逋约。虽云粒米多，未办了升龠。姑宽目前饥，讵有卒岁乐。”〔782〕叶茵诗说，“老天应是念农夫，万顷黄云着地铺。有谷未为儿女计，半偿私债半官租”；“未晓催车水满沟，男子鬼面妇蓬头。但求一熟偿逋债，留得糠粞便不忧”〔783〕。这些诗大抵都是描写自耕农或官田佃农在官租、官税与私债交逼之下的艰难生活。朱继芳诗说：“客户耕田主户收，螟蝗水旱百般忧。及秋幸有黄云割，债主相煎得自由？”〔784〕这又是描写佃农在私租和私债交逼之下的痛苦生活。

在古代手工生产条件下，小农经济是十分脆弱的，这正是乡村高利贷的滋生土壤。而高利贷的流行，又使小农经济更为脆弱，甚至完全剥夺了再生产的条件。在北方丝蚕重要产地的河北路，“民间罕有缗钱，常预假于豪民，出倍称之息，及期则输赋之外，先偿逋赋，以是工机之利愈薄”〔785〕。在南宋临安府，“畿内小民或以农器、蚕具抵粟于大家，苟纾目前，明年皆有失业之忧”〔786〕，连生产工具也成为抵押品，就没有可能从事再生产。当然，维持再生产的最重要条件还是农家的口粮，“兼并之家责债役使，终年力田，而所得无几，及至收获之时，仅能偿其欠负，卒岁之计茫然”〔787〕。真德秀说，“下等农民之家，赁耕牛，买谷种，一切出于举债”。“夏田才种，则指为借贷之本以度冬；秋田甫插，则倚为举债之资以度夏”。“及至秋成，不能尽偿，则又转息为本，其为困苦，已不胜言”〔788〕。在“谷入主家之廪，利归质贷之人”〔789〕的情势下，农民终岁辛劳，结果是“勺合不留但糠秕。我腹不饱饱他人，终日茅檐愁饿死”〔790〕。

上引记载从不同的方面和角度，反映了高利贷对农民掠夺的残酷性，对农业生产的破坏性。还须指出，宋时地主固然也依靠官府权力“理索”私债，但并不排除凭借自己的恶势力催逼私债。宋诗中即有“赋田无利从来远，索息严于公上俸”〔791〕，“岂同豪右执券契，虐取多求急于盗”〔792〕等诗句。

在北宋前期，京东“即墨濒海多豪杰，侵夺细民，收倍称之息，役恶少督责，势严官赋”〔793〕。宋徽宗时，“青龙之大姓陈晊，故司农卿倩之子，有官不出仕，凭所持，畜凶悍辈为厮仆，结连上下，广放私钱，以取厚息，苟失期会，则追呼执系，峻于官府”〔794〕。宋孝宗乾道赦说：“豪右兼并之家多因民户欠负私债，或挟怨嫌，恣行缚，至于锁闲，类若刑狱，动涉旬月，重违条禁，良善受弊。”〔795〕卫博也指出：“比年以来，富室大家擅兼并之利，诛倍称之息，械系设于私室，椎剥尽于肤髓，贫民下户仇之到骨，诪张怨詈，所不堪听。”〔796〕南康军胥吏樊铨“生放课钱，令部曲擒捉欠债之人，绷吊拷讯，过于官法”〔797〕。此类违法活动屡禁而不能止，这是因为当时社会自身就提供了此类违法活动的条件，自不足怪。

在人类历史上，有不少经济活动，尽管对受害者是残酷的，然而从某个角度或方面看，又具有进步意义。宋时普遍存在的乡村高利贷，至多在某些场合，使农民暂时地勉强地维持了生存和再生产，总的看来，对农民的生活和农业生产是一个巨大的破坏因素。高利贷资本绵延甚久，却是人类社会借贷资本的一种原始形态，商品经济不发达，流通在社会的再生产中不占重要地位，恰好是高利贷资本兴旺发达的社会条件和物质基础。故尽管高利贷资本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以及政治权力的某些限制，却仍盛而不衰。

第三节　土地兼并

土地兼并可说是中国自秦汉以降，特别是唐宋以来，土地所有权转移的主要方式，或者说是中国中古时代土地制度的主要运动方式。

宋时的土地兼并涉及复杂的阶级关系。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方式有地主阶级内部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有地主对乡村下户中自耕农和半自耕农土地的掠夺，有少量乡村客户和下户获取土地而上升为地主，有官府与民间土地所有权的转移，官府通过户绝、籍没、逃移等各种方式将私田转化为官田，民间通过购买、侵耕冒佃等各种方式将官田转化为私田。总之，除乡村客户和下户通过正常途径，获得少量耕地以维持生计外，其他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方式，大致都可以纳入“兼并”一词的范围。

宋时官户、乡村上户等拥有大部分以至绝大部分耕地，而乡村下户中自耕农的比例不大，自耕农和半自耕农的田产数额不大。这与某些皇朝在开国之际，自耕农比例较大的情况有别。宋朝土地制度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土地所有权的流动性。“贫富无定势，田宅无定主”〔798〕，“庄田置后频移主”〔799〕，“古田千年八百主，如今一年换一家”〔800〕，“前人田土后人收，后人不用心欢喜，更有收人在后头”〔801〕，这些都是土地所有权流动性的写照。土地租佃制度的稳定性，正是由土地所有权的流动性维持的。由此可知，宋时的土地兼并，光是从田地数额看，主要应是在地主阶级内部，地主与官府之间进行的，地主兼并农民土地只居次要地位。

本节的论述范围，主要是地主兼并农民田地的问题。但因传世记载或相当简略，或比较笼统，而土地兼并的方式，不论是在地主内部，还是在地主与农民之间，又是通用的。故本节的论述，又不可避免地涉及更多的方面。

宋代地主对农民田地的兼并方式，大致有典田、买田和强占三种。当时典田与买田有较严格的区分，而强占与典田、买田却无法予以严格区分。因为地主用低价典买，或典买后不割赋税等方式兼并农民田地，颇具强占性。纯粹是自由的典买，只怕是很少见的。

关于地主以高利贷兼并农民田地，在上一节已作了介绍。地主发放高利贷后，或“倚质桑土”，或“贱买其田宅”〔802〕，即通过典田或买田的方式兼并农民田地，并具有很浓烈的强占性。故在此未将高利贷作为一种单独的土地兼并方式。

除上述兼并土地的三种方式外，国家用籍没、户绝、逃移等方式兼并农民田地，则有其独特性。以下就四方面分别作些介绍。

一、典田。用典田的方式变换土地所有权，这是宋朝以前早已出现的经济现象。〔803〕五代时，有“典质倚当物业”和“将物业典卖倚当”〔804〕的具体规定。五代和宋时的“典卖”和“典质”是习惯用语，而典与卖照理是有区别的。典是抵押，“典业须有合同契”，“将来要赎，仰执出合同，以凭照对”〔805〕。合同契“书填所典田宅交易钱数、年限”〔806〕。宋时典质往往与典卖混同，但又逐渐形成了典当（典质、典卖）与倚当（抵当）之差别。

宋太宗诏说：“民以田宅物业倚当与人，多不割税，致多争讼起，今后应已收过及见倚当，并须随业割税。”〔807〕宋真宗时规定：“应典卖倚当庄宅田土，并立合同契四本，一付钱主，一付业主，一纳商税院，一留本县。”〔808〕可知倚当田产第一必须经官府正式立契，第二必须“随业割税”。“见典之人，已编于籍，至于差税，与主不殊”〔809〕，则田产的管理权和使用权已归钱主了。宋徽宗时规定，业主称典卖人，钱主称典买人。〔810〕在上述规定中典卖与倚当并无区别。

但至晚到南宋中后期，典当（典质、典卖）和倚当（抵当）已有相当明显的区别。“所谓抵当者，非正典卖也”，“抵当与典卖不同”〔811〕。第一“诸典田宅者，皆为合同契，钱、业主各收其一”〔812〕，并经官府盖印。未经官府盖印的契约为“白契”，无法律效能。〔813〕倚当的契约应为白契，“乡民以田地立契，权行典当于有力之家，约日克期，还钱取契”，私下订立契约，不经官府，即为“立契抵当”〔814〕。第二，“凡典卖田产，听其从条离业，不许就租，以充客户。虽非就租，亦无得以业人充役使”〔815〕。“但果是抵当，则得钱人必未肯当时离业”〔816〕。业主可以不脱离自己田产，“抵当不交业”〔817〕。第三，如前所述，典当有“随业割税”的问题，而抵当“用钱人亦未敢当时过税”〔818〕，仍由业主承担国家赋税。第四，“若倚当不必批支书（分家证明）〔819〕，既批支书，则不得为倚当”，而作为“典当”〔820〕。

倚当，即抵当，作为民间一种非正式的典田，之所以逐渐得到发展，以至最后在官府审理田产纠纷时也得到承认，看来至少有以下三方面的原因。

第一，典当田产有很多烦琐手续，须向官府缴纳户帖、砧基簿之类土地证书〔821〕，及“执分书或租契赴官，按验亩角税苗分数之实”〔822〕，并缴纳“牙契钱”〔823〕税。其间自然难免胥吏辈的勒索，“人多惮费，隐不告官，谓之白契”〔824〕。

第二，田产是农民的命根。“贫民下户，尺地寸土皆是汗血之所致，一旦典卖与人，其一家长幼痛心疾首，不言可知。日夜夫耕妇蚕，一勺之粟不敢以自饱，一缕之丝不敢以为衣，忍饿受寒，铢积寸累，以为取赎故业之计，其情亦甚可怜矣”〔825〕。倚当田产，虽不免向钱主缴纳“租钱”、“租谷”〔826〕之类，却可不脱离田产，这是农民愿用倚当方式的一个原因。

第三，“为富不仁者因立契抵当，径作正行交易投税，便欲认为己物者亦有之”〔827〕。在某些场合下，倚当更便于以低价兼并田产。宋仁宗天圣时，“陕西诸州县豪富之家多务侵并穷民庄宅，惟以债务累积，立作倚当文凭，不逾年载之间，早已本利停对，便收折所倚物业为主”，这是通过高利贷，“立定月利，倚当取钱”〔828〕，吞并田产。耀州华原县“富人有不占田籍，而质人田券至万亩，岁责其租”〔829〕，既免广占田产之虚名，又得掠取地租，不纳赋税之实利。

宋代有关农民典田的记录不少。如宋真宗天禧时，黄河沿岸“诸州有贱典卖庄田者，盖虑科率梢芟，无以出办”〔830〕。这是官府科配河防物料，导致“贱典卖庄田”的实例。司马光说，农民“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田产，欲浮游作客”〔831〕。苏轼在宋哲宗时上奏：“据汝阴县百姓杨怀状，为本庄不熟，遂典田土，得钱，于淮南收籴到纳税及供家吃用米四石。”〔832〕杨怀在典田后尚需“纳税”，可能是未办正式典当手续，也可能是只典当了部分田产。

宋朝官员们游宦四方，居止未定，所以他们也愿意以较低的价格典田，而掠取地租。王禹偁在诗中介绍他在商州典得一个菜园，“此园典三年”，“十亩春畦两眼泉”〔833〕。官员傅立“尝质田于郓，数十口赖以活者三十年”，“田主往往而在”，他临死时嘱咐“可以券还之”，其子“终以田归主”〔834〕。向傅立典质田地者无疑有好多家。吕惠卿在苏州“有田”，“一贯钱典得一亩，岁收米四、五、六斗”〔835〕，他似乎也认为典田是最合算的。

围绕着典田的赎取，农民和地主的经济利益不可避免地发生冲突。宋朝处理田讼，有所谓“务限”，即农忙时不予受理。如南宋绍兴时，每年二月至九月的八个月就定为“务限”，只剩下十月至明年正月的四个月受理田讼。〔836〕“豪民图谋小民田业”，“或是迁延不肯交钱退赎，或是抗拒不伏赴官理对”，利用务限，“逐限推托”，“遂使典田之家终无赎回之日”。或“使彼赎田之钱，耗费于兴讼之际，纵是得理，而亦无钱可以交业矣。是以富者胜亦胜，负亦胜，而贫者负亦负，胜亦负。此富者所以田连阡陌，而贫者所以无卓锥之地也”〔837〕。

当然，地主不让农民赎田的花招还有不少。北宋初规定，“典当田宅”，“若虽执文契，难辨真伪，官司参详，理不可定者，并归见主”〔838〕。这当然对赎田者不利。又如南宋初记载，台州典田“多是私立草契”，“其合同契往往亦为典主所收，既经隔年岁，或意在贪占，则多增交易钱数，或揩改元典年辰，或广包界至，种种昏赖”〔839〕。宋宁宗时，曾姓转运司幹办公事和幹人宋六一名为“典人田产”，其实是“诱引逼胁，白夺田产”。被害人郁神保“纳其租课”，“备钱取赎，则曾运幹又假为进典五年契字，以图诬赖”〔840〕。这是利用典田进行兼并的又一例。

二、买田。宋时买田大致上有两种方式，一是“已典就买”〔841〕，二是直接买田。

宋时“已典就买”，亦可称“以典至买”或“倒祖”〔842〕，须追加“贴买钱”，另订“绝产卖断文契”〔843〕，俗称“断骨契”或“断卖骨契”〔844〕。已典就买，对钱主兼并田产有方便条件。按照规定，“应典卖倚当物业，先问房亲，房亲不要，次问四邻，四邻不要，他人并得交易”〔845〕。已典就买，就可在法律上绕开亲邻，抢先占夺田产。因为按宋时的另一规定：“应有已经正典物业，其业主欲卖者，先须问见典之人承当。即据余上所值钱数，别写绝产卖断文契一道，连粘元典并业主分文契批印收税，付见典人充为永业，更不须问亲邻。”〔846〕

《夷坚乙志》卷5《张九罔人田》载：“广都人张九典同姓人田宅，未几，其人欲加质，嘱官侩作断骨契以罔之。明年，又来就卖，乃出先契示之，其人抑塞不得语。”这是利用断骨契兼并田产的一例。又如南宋后期，吴县农民严七七“有田七亩，尽典在李奉使边”，因“欠租”，而“将上项典业作卖契折还”〔847〕。据典当必须离业的规定，严七七除七亩典田外，应另租李姓官员的田地，方有“欠租”的问题。他属半自耕农，户籍上应为乡村下户，至此完全丧失田产。

关于直接买田，如王觌说，“富家大姓幸其邻里之破产，卖田则啖以厚利而兼并之，然后可以食其租而役其人”，“田连阡陌，役属佃户，匹夫用此以雄于一乡”〔848〕。事实上，用“厚利”买田的情况应是少见的，除较公平的买田外，还有很多官员、豪富或乘人之危，或利用权势“贱市”和“强买”的情况。〔849〕

富家大姓买田，又往往不容乡村下户随产割税，终宋一代，“产去税存”一直成为突出的社会问题。北宋中期，江宁府上元县“田税不均，比他邑尤盛。盖近府美田，为富家贵室以厚价薄其税而买之，小民苟一时之利，久则不胜其弊”〔850〕。这是用厚价换取薄税，小民割税不尽的一例。苏辙说：“贫者急于售田，则田多而税少；富者利于避役，则税少而田多。侥倖一兴，税役皆弊。”〔851〕欧阳澈对此说得更为具体：“庶民倾囊倒廪，不足以充官府之敛，又复减价而鬻产。甚至敛获才毕，执契行贷，富者掉臂而不顾。逮其为人督债，又复减租税而求售，固有买一顷之田，不能承二（一？）十亩之税者。是以富者愈富，贫者愈贫。故产去税存者，官租无由而赡，有诉于官，乞为退割，则吏复受赂，不为施行。纵或退割，未几再为富者计议，暗退还之。”〔852〕“产去税存”的结果，一方面是“贫者以苦瘠之亩，荷数倍之输”，甚至无田而输税；另一方面却是“黠姓大家质剂为奸，占田累百，赋无一二”，“田连阡陌，不纳官司升斗之租”〔853〕。

三、强占。宋时官户、乡村上户等强占民产，史不绝书，其手段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

北宋石介说，在四川永康军一带，百姓“畏豪强兼并之家，如被制服奴使，夺其土疆，暴其妻妾，不敢与争，亦不知有理所”〔854〕。宋真宗时，“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855〕。宋仁宗时，江宁府“王氏豪横，吞夺民田，诱掠人为奴婢，有欲告者，或戕杀以灭口，乡人至号为王豹”〔856〕。宋高宗时，秦桧妻舅王曆“寓居抚州，恃秦桧之势，凌夺百姓田宅，甚于寇盗，江西人苦之”〔857〕。宋宁宗时，福州闽县“有寓公素贵，欲夺数十下户之田”〔858〕。此类零星记载都是强占田地的实例。

伪造田契，也是强占田地的一种常见方式。郴州“宜章民持伪券夺人之田”，“义章以太宗旧名而更之”，此人作伪并不巧妙，“市田之岁在义章，其券乃今宜章印也”〔859〕。广南雷州“大豪李郁筑城得古印，立盗契，夺民田百余家，五十年不能直”〔860〕。衡州“大姓尹氏欲买邻人田，莫能得，邻人老而子幼，乃伪为买券。及邻人死，即夺而有之，其子诉于州县，二十年不得直”〔861〕。此类案例都因有官员为受害者申理，故见于历史记载。至于更多的类似案例，因为官府并未为之申理，也就不可能见于记载。此外，又如《夷坚志补》卷7《齐生冒占田》所载，德兴齐家“以豪强擅乡曲，凡他人田畴，或与接畛者，必以计倾夺”，他利用“种竹，历年久，根鞭延蔓于民田”，而占夺邻人田产，“吏虽知其然，而受赇畏势”，反而助纣为虐。

除耕田以外，富室大家强夺山林川泽，霸占水利等，也同样不容忽视。宋仁宗时，“关中水利”，“水势可以疏引浇溉去处不少”，“尽为豪势之家占为碾碨之利”〔862〕。都水监说：“天下陂湖、塘堰、溪涧、沟渠、泉穴为强猾之人夺利侵占作田者甚多，每至旱岁，无水浇救苗稼。”〔863〕南宋时也是同样情形，“豪户有力之家以平时潴水之处坚筑塍岸，包广田亩，弥望绵亘，不可数计。中下田畴易成泛滥，岁岁为害，民力重困”〔864〕。又如“沿江并海深水取鱼之处”，也往往有“巨室妄作指占”，“勒取租钱”〔865〕。

凭借恶势力巧取豪夺民产，自然也受到不少士大夫的谴责。孙梦观曾指出：“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大则陵轹州县，小则武断阎闾。”〔866〕宋宁宗南郊赦文中也承认：“诸路州县乡村间有豪横之人，强占邻人田产，侵扰界至田亩，其本户租税又不送纳，多是催科保长为之代输。”〔867〕其实，此类强夺田地、霸占山泽的行为，正是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的天然痼疾，无可医治。

四、官府的土地兼并。宋代各级官府拥有各种名目的官田，其数额缺乏全面的统计数字。宋神宗时的《中书备对》统计各路民田为4553163宋顷61宋亩，而官田仅有63393宋顷。〔868〕但另有统计“开封府界、诸路系省庄、屯田、营田、稻田务及司农寺户绝、水利田并都水监官庄、淤田司”的官田计447448宋顷16宋亩〔869〕，又各路职田计23486宋顷95宋亩〔870〕。以上三项官田数字是互不重复的，共534328宋顷11宋亩，但并非就等于当时官田的总数。

宋朝各代的官田数或多或少，有增有减，非固定不变。如宋徽宗时学田数为105990宋顷〔871〕，西城所公田为34300余宋顷〔872〕。“宗室官庄”〔873〕也有大片田地，光是南京应天府南敦宗院就有44000宋顷〔874〕。南宋后期，常熟县“民田”不足222万宋亩，“诸色官田”共20万余宋亩，“民地”19万余宋亩，“诸色官地”1.6万余宋亩。〔875〕宋理宗一次支拨“御庄米一万石”，供“修筑城池”〔876〕之用，大致上即相当于一二万宋亩田的地租。可见宋朝的官田数是不容忽视的。

叶適说，“自汉至唐，犹有授田之制”，“盖至于今，授田之制亡矣。民自以私相贸易，而官反为之司契券而取其直。而民又有于法不得占田者，谓之户绝而没官。其出以与民者，谓之官自卖田。其价与私买等，或反贵之”〔877〕。此段议论虽不够确切和完整，但多少反映了唐宋之际田制的某些变化，一方面是“授田之制亡矣”，另一方面则是官府也以各种方式参与了土地兼并的活动。

宋朝皇室和各级官府参与土地兼并，自然与官户、乡村上户等以私人身份兼并田地有所差异。例如“普天之下，莫非王土”〔878〕这个古老的传统观念，实际上便成为在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皇室和官府进行土地兼并的一种口实。

官府的土地兼并，从另一个角度看，就是官田的来源问题。宋徽宗时，臣僚言：“天下系官田产，如折纳、抵当、户绝之类，隶属常平，则法许鬻卖；如天荒、逃田、省庄之类，在运司有请佃法；自余闲田，名类非一。乞命官总领，条画以闻。”〔879〕宋高宗时，张守说：“国家系官之田有五，一曰屯田，二曰逃田，三曰户绝田，四曰抵当籍没田，五曰罪人籍没田。”〔880〕以上两说部分地涉及了官田来源。当然，宋朝官田也有直接继承五代官田者。今从土地兼并的角度，对官田来源分别予以介绍。

（一）折纳。折纳是指“折欠官物，没纳田产”，或可“出卖”，或可“召人赁佃”〔881〕。如宋真宗时，“袁州牙吏晏贤部茶纲至舒州，江中值风覆舟，估直千余缗，已籍其赀产。诏释其罪，所籍悉还之”〔882〕。宋神宗时，有无品武官军、大将“部米运失舟，家资尽没，犹不足”，以至将其妻卖给王安石家，王安石“尽以钱赐之”〔883〕。上述两人的田产即属折纳之列。在福州，宋仁宗“天圣之后，没纳田产，入官浸多，率为豪户冒占”〔884〕。

（二）抵当。“应以田宅借人及保人物产，用为抵当诸县缓急钱物”，“限满不足，以元供抵当平价召人买之，官收其价钱。如一年无人买，即没纳所抵当偿官”，“依卖户绝田产法”〔885〕。宋徽宗初，“诏市易折纳田产，并依户绝田产法”〔886〕。官府抵当和民间典当有相似之处。在官府抵当田产者，如“买扑坊场，抵请盐货，抵当市易人因消折钱本”，便须“依条拘没元通产业入官”〔887〕。洪适说，荆湖北路一带“其有没官田产，即是酒户抵当或公吏等人犯罪没纳者”〔888〕。“酒户抵当”即属“买扑坊场”。总的说来，官府抵当和折纳田产的对象，主要是乡村上户、坊郭上户之类。

（三）籍没。宋时籍没田一直是官田的重要来源，而籍没的缘由又是多种多样的，难以一概而论，“因犯罪估籍，或违法交易”等，“悉合入官”〔889〕。最著名的，如北宋蔡京等，南宋王继先、韩侂胄等权臣田产被籍没，这对弥补宋廷财政起了重要作用。南宋初范汝为造反失败，“官司籍没到贼中同事田产不少”〔890〕。实行经界法时，“日前所有田产，虽有契书，而不上今来砧基簿者，并拘入官”，又“点检出僧道违法田产”，或“用契价钱收〔买〕”，“拨充养士”，即学田，“或官司未曾支给元契价钱”，“拘没入官”〔891〕。宋时很多学田即来源于籍没田。〔892〕

（四）购买。北宋时，颍州万寿县“邑之士买田十有二顷”〔893〕，作为学田。宋高宗时，温州乐清县令劝谕“诸生”，“相率买田五顷”〔894〕，以充学田。这些属私人为官府买学田的记录。潮州韩山书院廪田，由官员郑良臣为之购置，如“拨钱九百贯足，买周公吴等大和保田一十一石”，“又钱四百贯足，买赵崇霆翳溪田八石”〔895〕等，买田应是动用官钱。宋仁宗嘉祐时，“秀州松杨泾有民讼田，连年不决者，官将两夺之”，湖州知州鲍轲“恳转运使贷钱六十万得之”〔896〕，充湖州学田。江文叔“为静江府教授，大新学舍，增市田五百亩，生徒云集”〔897〕。此类又都是官府拨钱买学田的记录。

此外，又如宋真宗时，“雄州李允则买到近城民田八顷”，“充通判、都监、幕职官职田”〔898〕。宋高宗时，临安府“和买到人户园池并水田地段充籍田”，天子籍田包括“水池、水田、陆田、果园、菜园、菱池、竹园、蒿地、茅地”〔899〕。可知官府购买田地并不限于学田一项。

（五）逃移。宋朝有专门的“逃田法”〔900〕，其法律条文前后有异。未满年限的逃田，“官为权行拘籍”，“权行召人租佃承赁”。“在十年内者”，“并许地主理认归业”〔901〕。超过年限者，时称“逃绝户田”〔902〕。宋仁宗时，张方平请求将睦州“管内荒逃系官田内，量给十数顷，以给学粮”〔903〕，充学田。宋廷曾规定“远年逃田充州县官吏职田”，也可“检括官荒田并绝户田及五年以上逃田添换其数”〔904〕。但在事实上，“州县不问年限，辄行拘占，致人户无业可归”〔905〕。宋孝宗诏说：“百姓贫乏下户或因赋税，或因饥馑逃亡，其抛下田土，官司即时抄札拘籍，不复归业，遂至失所。”〔906〕由此可见，官府“拘籍”逃田，主要是兼并“贫乏下户”的田产。

（六）户绝。宋朝制定了专门的“户绝法”〔907〕。北宋前期至中期，往往将“户绝庄田差官估价，召人承买”〔908〕。宋仁宗嘉祐时，经韩琦建议，“置天下广惠仓”，“罢鬻诸路户绝田，募人承佃，以夏秋所输之课，给在城老幼贫乏疾不能自存者”〔909〕。宋神宗元丰末，“人户见佃户绝荒田”，“河北三千八百三十八顷，河东三千一百七十八顷，陕西八千六百七十一顷”〔910〕，可知官府掌握的户绝田有相当数量。官府没收户绝田时自然不分贫富。宋孝宗时，官府将“莆田县孝义里绝户李佛田，穙谷三十石”〔911〕充学田，李佛应是农民。户绝田还包括“亡僧”的“没官田”、“废寺田”，宋时有将此类田充学田，“立义庄”，“以育”“不举之子”〔912〕的记录。宋宁宗嘉定时，和州知州富嘉谋将“凡没官、户绝田入于官者籍之，今得田一千七百亩，以赡鳏寡、贫穷、孤独之人，及有死无以葬者，立广惠仓”〔913〕。当时广惠仓的接济范围与韩琦的创议有所差异。

（七）荒田。官府拘籍户绝田、逃移田、荒田之类，正体现了“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传统观念。宋仁宗时，“淄、青、齐、濮、郓诸州人冒耕河堧地，数起争讼”，京东转运使张锡“命籍其地，收租绢岁二十余万”〔914〕，他没收大片河滩地的根据，即是此类被开垦荒地原属“王土”。宋哲宗时，滑州“有退滩百余顷”，知州王诏“募人佃之，而收其余”〔915〕，也是将“退滩”作为“王土”加以处置。宋与西夏接壤的边境有大片荒田，宋朝招募弓箭手垦荒，收取地租。宋神宗时，光德顺军和仪州即“募三千九百九十三余户，请佃四千一百七十三顷，岁输租计万三千一百余石”〔916〕。宋徽宗时，王恩“知渭州，括隐地二万三千顷，分弓箭手耕屯，为三十一部”〔917〕。此外，又如郑仅“籍闲田为官庄”，“镇戎、德顺收谷十余万”〔918〕。南宋时，东部地区的“芦场”、“江涨沙田、海退泥田”之类，宋廷甚至派专员“经量”〔919〕，拘收以取利。湖州因“修筑堤岸，变草荡为新田者凡十万亩”〔920〕，官府便予以拘收出租。总的说来，官府因没收荒田而得到了巨大的经济收益。类似记载甚多，不必赘述。

（八）强占。官府用各种借口或方式强占民田的情况，也是经常发生的。北宋前期，“郓州牧马草地侵民田数百顷”〔921〕。北宋末的公田，一说为“取民间田契根磨，如田今属甲，则从甲而索乙契，乙契既在，又索丙契，展转推求，至无契可证，则量地所在增立官租。一说谓按民契券，而以乐尺打量其赢，则拘入官，而创立租课”〔922〕。不论用何种方式，其实都是强占，为宋朝历史上规模最大一次的官府强占田产。汝州“鲁山阖县尽括为公田，焚民故券，使田主输租，佃本业，诉者辄加威刑，致死者千万”〔923〕。被掠者固然有“朝为豪姓，暮乞丐于市”〔924〕的，但乡村下户的田产也应有一定数额。南宋后期，“吴民仲大论等列诉”宦官董宋臣“夺其田”，“属御庄”〔925〕。这又是御庄强占民田。

总之，官府的土地兼并在相当程度上是利用了政治权力，以上介绍的八种方式，除折纳和抵当外，其他如籍没、购买、逃移、户绝、荒田、强占等，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兼并农民田地的问题。农民被官府兼并田产后，有的就直接转为官田的佃农。

第四节　主客的身份差别和依附关系

几十年间，中国史学界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相当强调地主和佃农之间的人身依附关系，不少人认为人身依附关系即是超经济强制，并且做了不少研究工作。的确，在地主和佃农之间建立租佃关系后，除了地租和高利贷外，彼此的人身依附关系是一个不容忽视和回避的问题。不但中国学者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日本学者也同样从事这个问题的研究。

人身依附关系研究的困难不仅因为史料的欠缺，事实上，似乎难于找到一种贯通历朝历代，又足以衡量人身依附关系强弱的标尺，而且就人身依附关系的概念本身，也是否有商榷的余地。

中国自秦汉以下，人户的法定身份与其实际经济地位或并不一致，另一方面，中央集权的专制政体在处理和调节各阶级关系中，又起着巨大的作用。这两项基本史实，至少在宋代，对主客，即主佃关系有着巨大的影响。从宋朝的史实出发，单单提出人身依附关系一种概念和范畴，似乎是不够的。身份差别应是一项同依附关系密切相关，却又无法完全混同的概念和范畴。身份差别事实上又可分为租佃关系以外的身份差别和租佃关系以内的身份差别；而依附关系又可分为经济强制和超经济强制两类，笔者在前高利贷一节中已有所说明。两种身份差别和两种依附关系的总和，构成了主客，即主佃之间的不平等关系，以下就宋朝史料中某些比较明显的情况作一些论述。

一、主客的身份差别。按宋朝户口分类制度，除官户以外，乡村上户和下户、客户同属民户，“主户之于客户，皆齐民乎”〔926〕。从租佃关系以外的法定身份看，主要的身份差别是在官户与民户之间，而不在民户内部的主户与客户。官户的佃农自然与主人之间存在明显的身份差别，而乡村上户的佃农与主人之间并不存在身份差别。尽管历史上的租佃关系出现很早，但晚至唐初的《唐律疏议》，宋初的《重定刑统》，都未对佃农的法律地位，主佃之间的身份差别有何规定。

但是，正如本书第一章中早已指出，隋唐以前，至少有很大比例的佃农，作为地主的“私属”，既不受官府管辖，事实上也没有编户齐民的法定身份；而自五代至宋，由于佃农须以乡村客户或乡村下户的身份被编入户籍，其法定身份无疑较前代的“私属”有所提高。

尽管租佃关系存在了上千年，而租佃关系内逐步确定主客，即主佃关系的身份差别，大致始于宋朝，这看来正好与佃农由“私属”转变为“齐民”相衔接。佃农作为地主的“私属”时，可能尚无确定租佃关系内身份差别的必要；而当佃农成为国家“齐民”时，为了维护当时看来正常的、普遍的租佃关系，就有此必要。

北宋初，“朝士刘廷式本田家，邻舍翁甚贫，有一女，约与廷式为婚”，后“女因病双瞽”，“仍以佣耕，不敢姻士大夫”〔927〕。这个故事大体上还是反映了租佃关系以外官与民的身份差别。但据宋太宗时的一件刑案，“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于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928〕。此种轻罪重罚的特例，其实正反映了宋朝试图确立租佃关系以内身份差别的意向。

宋仁宗景祐、宝元年间，王琪“知復州，民殴佃客死，吏论如律。琪疑之，留未决。已而新制下，凡如是者，听减死”〔929〕。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官员李抃“因父阮殴杀佃客”，“请纳出身及所居官，以赎父罪，朝廷遂减阮罪，免其决，编管道州。后来累逢赦令，已放逐便”，但李抃“废官已十五年”〔930〕。按“嘉祐法”规定，凡地主杀佃农，“奏听敕裁，取赦原情，初无减等之例”〔931〕。李阮殴杀佃客，显然是无法“原情”而“取赦”，只能采用其子废官赎罪的特例。依笔者之见，景祐、宝元时的“新制”，即为后来的“嘉祐法”所照抄，两者并无差异。王琪审理狱案时，应是认为杀佃客的地主情有可原，故“疑之，留未决”。南宋人所编的《折狱龟鉴》卷8载同一事说：“后十余日，果有新制下，凡主人殴佃客死者，听以减死论，吏民莫不神服。”此处记载看来有缺略，因为若无“取赦原情”的附加条件，又何至“吏民莫不神服”呢？

大约在宋神宗时，郓州阳穀县“民以小忿，夜与奴杀田客”，“其人赂吏，求去奴绝口”，因杨知县“卫奴甚谨，计不得逞，卒伏辜”〔932〕。看来当时仍执行嘉祐法。

但到元丰时，宋朝又改新法，规定“主殴佃客致死”，“减一等，配邻州，而杀人者不复死矣”〔933〕。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及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刺面，配邻州本城〔934〕，情重者，奏裁。”〔935〕此法又在元丰法的基础上，作了较全面的规定。“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而地主犯佃客，则按五种情况分别处理。其中最重要者，是“因殴致死”，可以不必偿命，这和元丰法是一致的。“情重者，奏裁”只是特例，也未必偿命。

宋高宗绍兴四年（公元1134年），王居正奏，“臣闻杀人者死，百王不易之法”，“伏见主殴佃客致死”，绍兴法继元丰法后，“又减一等，止配本城。并其同居被殴致死，亦用此法。侥倖之途既开，鬻狱之弊滋甚，由此人命寖轻，富人敢于专杀”。他建议修改刑法，“后不行”〔936〕。王居正奏并未涉及除殴杀罪外，绍兴法是否也有主佃相犯，各减刑或加刑二等的规定。但据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80《诸色犯奸》规定，“诸人力奸主”，“民庶之家加凡人叁等”，“诸旧人力奸主者，品官之家加凡奸贰等，民庶之家加壹等。即佃客奸主，各加贰等”。这又与绍兴法相应。此外，又如宋光宗时规定：“诡名挟户之家，除人力、佃客、幹当掠米人不许告首外，田邻并受寄人亦许令撺柜〔告〕首。”〔937〕这也同样确定了主客之间的身份差别。

因传世史料的残缺，今已无法对北宋至南宋有关主客关系的法令作全面的比较。但是，宋朝立法总的精神，是要确立同为“齐民”的主客之间的身份差别，以反映和维护事实上的经济地位的不平等，维护社会上最基本的租佃关系。特别是“主殴佃客致死”的刑罚一减再减，确是一种严重的倒退。降及元代的记事说：“亡宋已前，主户生杀，视佃户不若草芥。自归附以来，少革前弊。”〔938〕此说含有批判亡宋弊政之意。其实，北方的佃客地位决不比南方高。按元代刑法，“诸地主殴死佃客者，杖一百七，征烧埋银五十两”〔939〕。在宋亡前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的一次北方刑案中，因“主误伤佃妇致死”，“本人断七十七下，依例追烧埋银五十两给主”〔940〕。其量刑比法律条文更轻。

尽管有绍兴法等，但宋朝对主客关系的立法，即使就刑法而论，也并不完备。如前已介绍宋孝宗时田仆父子打死收租的卢助教的故事，后“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谷？’”〔941〕宋孝宗淳熙时，朱熹上奏，“近年以来，或以妻杀夫，或以族子杀族父，或以地客杀地主，而有司议刑，卒从流宥之法”，他认为“凡以下犯上，以卑凌尊者，虽直不右”〔942〕。这说明在刑法和量刑方面，仍为“以下犯上，以卑凌尊”留有余地。

此外，又如宋光宗时，“明州有富民厉雄者，迫胁佃户诸百十五自刑”，官员史弥正、李唐佐等乘机勒索厉雄，“欲从末减”，而受到处分。〔943〕南宋权相史弥远“当国日”，其侄史嵩之“初官枣阳户曹，方需远次，适乡里有佃客邂逅致死者，官府连逮急甚”，后求援于史弥远，方得赴任。〔944〕这又说明尽管有绍兴法的存在，但至少在某些场合，佃农的生命也未必“不若草芥”。

中国古代人户的身份差别固然可以体现在刑法中，但也不可能仅以刑法为限。事实上，民户中的主户和客户同为国家“齐民”，这在社会生活中也不可能全无影响。据南宋时的一个案例，“高五一死，无子，仅有婢阿沈生女公孙”分得一份遗产，“佃户康一乃高五二（高五一弟）亲家”，“欺阿沈母女孤寡”，与高五二“合谋逋欠，九年之内，仅还租米十三石”〔945〕。又如“陈亚墨之父陈三四，娶孙华之婢阿林为妻”，是“孙华佃客，无故而改姓氏”，“作孙景仁名”，“欲认孙华为所生父”，“以为后日归宗之地”〔946〕。从这两个实例看，在某些场合，民户中主客的实际身份差别是不大的。

总之，要考察宋代社会主客之间的身份差别，就应从租佃关系以内和以外作综合估计，缺一不可。

二、租佃契约和高利贷。主客之间的租佃契约和高利贷都是人身依附关系的重要形式。当然，高利贷不能和人身依附关系等同，只有在佃农被高利贷羁束于承租的田地，无望脱离地主而另谋较好的或独立的经济地位时，高利贷便在事实上成为一种经济性的强制，这在前高利贷一节中已作交代。一般说来，租佃契约〔947〕也同样是一种经济性的强制。《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外集卷11《公私必用·当何田地约式》记录了宋元时代南方定额地租契约的一般格式：

厶里厶都姓厶

右厶今得厶人保委，就厶处厶人宅当何得田若干段，总计几亩零几步，坐落厶都土名厶处，东至，西至，南至，北至，前去耕作。候到冬收成了毕，备一色干净圆米共若干石，送至厶处仓所交纳。即不敢冒称水旱，以熟作荒，故行坐欠。如有此色，且保人自用知当，甘伏代还不词。谨约。

年　月　日　佃人姓　厶　号　约

保人姓　厶　号

租契或可称“租札”〔948〕。宋高宗时规定“毁弃”民间私造量器，“佃户租契并仰仍旧，不得擅自增加租课”。到宋孝宗初，又改为“各随乡原元立文约租数及久来乡原所用斗器数目交量，更不增减”〔949〕。这两条通行全国的规定，反映了租契有相当的普遍性。

不仅民田，官田也有订立租契者。宋孝宗时，袁枢建议在淮南荒田“取民户见输之课，计其多寡，分画疆畎，而立契券，随亩增租”〔950〕。南宋后期，庐州官府“籍并城民田隶军屯”，“照契责之民，而量榷其租，旱潦不复蠲减”〔951〕。某些学田由“众租户自就本学入契分种”，“其细数并有租契，抄上田籍讫”〔952〕。某些没官田则是将民间原有租契转归官田，如“尤梓断配”，“索到尤梓家契书计伍拾壹纸，共榷米叁佰伍石柒升伍勺，租钱贰拾肆贯柒佰贰拾伍文足，大麦陆升，小麦伍斗陆升伍合”，转交给无锡县学田。〔953〕又如庆元府“刘泳没官田”中，“就内拨一项充淘沙使用”，计“水田二十九亩三角二十五步，元契直钱计六百三十一贯七百文九十八陌，每年上租米共二十一石一斗”〔954〕。这同样也是民田租契转化为官田租契的一例。

地主利用租契强制佃农确立依附关系，较明显的例证是在南宋前期。王之道说：“淮南诸郡比经兵火，所存凋瘵，百无二三。其间尝为人佃客，而徙乡易主，以就口食，幸免沟壑者。今既平定，富家巨室不复问其如何，投牒州县，争相攘夺。兵火之后，契券不明，州县既无所凭，故一时金多位高者咸得肆其所欲，而贫弱下户莫适赴诉，勉从驱使，深可痛悯。”这是在人口大量减耗的情况下，地主凭“契券”即租佃契约争夺劳动力的写照。王之道主张：“欲乞自今以往，应尝为人佃客，而艰难之际，不见收养，至转徙他处者，虽有契券，州县不得受理。当艰难相收，逮平定辄无故逃窜者，听其主经所属自陈收捕。”〔955〕可知“契券”有确立依附关系，将佃农的人身束缚于地主田地的功能，但往往须有官府的政治权力作保证。租佃契约本身是一种经济强制，另却须辅之以官府权力作为超经济强制。

三、佃农“退佃”〔956〕和久佃自由的分析。退佃和久佃问题，涉及复杂的情况，有属人身依附关系范畴者，也有不属人身依附关系范畴者。地主和农民作为两个经济利益互相对立的阶级，其中的每个成员，都根据自己的现实经济利益，而决定自己的经济活动。农民有时需要争取久佃的权利，有时又需要争取退佃的自由。反之，地主有时需要对农民强迫久佃，有时又需要对农民厉行刬佃。这应当做较全面的考察。

关于佃农的永佃权，大致属明清时代的经济现象，当时的永佃权主要有两个特点。一是如农民不欠租，地主就不能随意刬佃，剥夺农民的经营权，实现了土地所有权和经营权的分离。二是佃农可任意转让、典押和出卖经营权。这意味着地主和农民之间的依附关系有所削弱。〔957〕

就我个人所知，宋代史料中似无“永佃”一词，在民间租佃关系中也看不到如明清时代永佃权的现象。但在某些官田，包括屯田、省庄田、学田等中，却有久佃的记录。这是因为：第一，此类田产“皆子孙相承，租佃岁久”，甚至“于中悉为居室、坟墓”，“种植园林，已成永业”。第二，此类田产或“所立租则比税苗特重”，或“自二税外仍科租”，但事实上同一般税田有别。第三，此类田产往往因“岁月寖久，民又相与贸易，谓之资陪，厥价与税田相若，著令亦许其承佃，明有资陪之文，使之立契字，输牙税，盖无异于税田”。甚至“易数世后，子孙不复知其田，以为祖父产业”。第四，由于以上特点，当官府准备出售此类田产时，往往引起官员们的争议，认为“一朝夺去，遂使何归？”“乞不许卖”〔958〕。不论北宋和南宋，北方和南方，都有久佃官田的情况。久佃官田的数额也相当可观，如宋高宗时，光“平江府省田一十六万六千七百二十八亩，每亩纳上供省苗二斗三升六合”，“系民户世业”〔959〕。

但是，上述民户世代承佃并可有偿转佃的官田，毕竟与明清时代的永佃权有所区别，因为官府事实上仍有权刬佃。此类久佃的官田事实上成为宋朝官田民田化的一种方式，但据此却难以判明佃农对官府依附关系的强弱。

前面说过，泛论农民是否有退佃自由是没有意义的。然而在对农民较为有利的条件下，是否有退佃自由，或在多大程度上有退佃自由，确实体现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众所周知，《宋会要》食货63之177、1之24所载宋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诏，是传世的中国古代有关佃农退佃自由的最早法令：

江、淮、两浙、荆湖、福建、广南州军，旧条私下分田客非时不得起移，如主人发遣，给与凭由，方许别〔住〕，多被主人折（抑）勒，不放起移。自今后客户起移更不取主人凭由，须每田收田毕日，商量去住，各取稳便。即不得非时衷私起移，如是主人非理拦占，许经县论详。

此令从地域上看，不包括北方和南方四川。宋朝自北方出兵，消灭南方各割据政权。南方除四川以外的“旧条”，大约是沿用各地原有的法律和惯例，而天圣诏似可理解为将北方佃农退佃的规定移用到南方，使佃农退佃在法律上有了较大自由，也照顾了四川的特殊性。

至少在相当的程度上，法律原则无非是反映了社会实际的经济关系。从无法到有法，总是一个进步。天圣前的“旧条”和天圣诏，大致上可视为自唐至宋，北方以至南方租佃关系发展的某种终结，从一个方面反映了人身依附关系有所削弱。但事实上，佃农的退佃自由也不可能与天圣诏一致，而呈现了上下浮动的复杂情况。

天圣元年（公元1023年），江东饶州鄱阳县“佃户吴智等经县请射崇德乡逃户田产”，“主人有状经县，不许请射逃田”，宋廷为此修改法令，规定“不问户下有无田业，并令全户除坟茔外请射，充屯田佃种，依例纳夏秋租课，永不起税。若一户无力全佃，许众户同状分请，一户逃移，勒同请人均输”〔960〕。此条规定其实反映了官田与私田争夺佃户，却也使部分佃农有了较大的退佃自由。宋神宗时，郏亶说苏州“租户利于易田，而故要淹没”，“吴人以一易再易之田，谓之白涂田。所收倍于常稔之田，而所纳租米，亦依旧数，故租户乐于间年淹没也”〔961〕。事实上这也是在特殊条件下的退佃。此外，北宋还有一些记载反映“富民召客为佃户”，“一失抚存，明年必去而之他”，或因佃客“困穷，不辞离，即逃走”〔962〕。也多少反映了某种退佃的自由。

但是，北宋也另有一些官田佃农没有退佃自由的记载。如宋神宗时开始的牧地租“估高价折纳见钱”，“佃地百姓被禁锢，受鞭挞者，无日无之，复愿退而还官，官中岂复听许”〔963〕。北宋末行公田，“抑勒细民，有不承佃者，便枷项送狱”〔964〕。东南一些官府的湖田也有“民既承佃，无复可脱”〔965〕的情况。此类官田中佃农对官府有很强的依附关系，官府其实又完全凭借了政治权力。

南宋初年，经历了宋金战争的劫难，在淮南、京西、荆湖等地旷人稀的地区，地主掌握劳动力，比掌握土地更为重要。前面介绍租佃契约时，所引王之道之说，即反映了淮南一带地主企图强化人身依附关系的情况。宋高宗绍兴末，“邓州豪户孙俦脱身，般家属并客户壮丁一千余人，老小三千余口”〔966〕归宋。这固然有民族矛盾的因素，也多少反映了“客户”们对这个“豪户”的依附关系。洪适说，“湖北兵戈之后，沃壤弥望，人力不给”，“其有没官田产”，“田既籍没，则所种之客，随其地主，又复他去”〔967〕。

在强化依附关系的潮流中，出现了所谓“随田佃客”。胡宏说，“荆湘之间，主户不知爱养客户，客户力微，无所赴诉者。往年鄂守庄公绰言于朝，请买卖土田，不得载客户于契书，听其自便。朝廷颁行其说，湘人群起而窃议，莫不咎庄公之请。争客户之讼，有至十年不决者”。“夫客户依主户以生，当供其役使，从其约束者也。而客户或禀性狼悖，不知上下之分；或习学末作，不力耕桑之业；或肆饮博而盗窃，而不听检束；或无妻之户，诱人妻女而逃；或丁口蕃多，衣食有余，稍能买田宅三五亩，出立户名，便欲脱离主户而去。凡此五者，主户讼于官，当为之痛治，不可听其从便也”。但“若主户者不知保爱客户”，“不可不听客户之从便”〔968〕。绍兴年间，庄绰任鄂州知州〔969〕，曾建议宋廷颁“买卖土田，不得载客户于契书，听其自便”。民间出现此类契书，固然体现了地主企图强化人身依附关系的倾向。但是，通观胡宏所说五种“不可听其从便”和一种“不可不听客户之从便”的情况，则客户实际上仍有较大的退佃自由，而地主要将客户束缚于自己田庄，仍须依赖官府的权力。

此外，宋孝宗时，大将杨存中“以楚州宝应县田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亩并牛具、船、屋、庄客等献纳”〔970〕宋廷。宋亡后，元代记载说，峡州路“管下民户，辄敢将佃客计其口数立契，或典或卖，不立年分，与买卖驱口无异。间有略畏公法者，将些小荒远田地夹带佃户典卖，称是随田佃客，公行立契外，另行私立文约。如柳逢吉、段伯通争典佃户黄康义之讼，其事系亡宋时分，只今约三十余年”〔971〕。可知直到南宋晚期，当地依然有“随田佃客”，却仍为“公法”所不容。庄绰建议之“公法”，并无详细记录传世。但宋高宗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诏说：

民户典卖田地，毋得以佃户姓名私为关约。随契分付得业者，亦毋得勒令耕佃。如违，许越诉，比附因有利债务虚立人力顾契敕科罪。

此诏是“以言者有请，从户部立法也”〔972〕，其精神是与天圣诏一致的。在南宋沿边荒凉地区出现了依附关系颇强的“随田佃客”，所以屡禁不止，这正是因劳动力缺乏而发生的特殊情况。

但从另一些记载看，南宋腹地的佃农仍有较大程度的退佃自由。如宋孝宗初，批准户部建议，允许各地用不合标准的量器缴纳私租，“如租户不伏，许令退佃”〔973〕。朱熹任南康知军时的公文中说：“近来不住有外州县饥民流移入界，本军已行下诸县存恤，及委自当职官劝谕上户，收充佃客，借与空闲屋宇，许令请佃系官田土，给与种粮，趁春开耕。如向去丰熟，外州县税户前来识认，官司不得受理。如今来所招佃客，将来衷私搬走回乡，即许元赡养税户经所属陈理，官为差人前去追取押回，断罪交还。”〔974〕这份文件反映了佃农退佃的一般情形，官府既承认“饥民”对原来的地主“税户”有退佃自由，也保证他们对新的“赡养税户”的依附关系。在此我们又看到了官府权力的作用，而依附关系的凭证应是租佃契约。宋宁宗时，臣僚建议在编排保甲的登记格式中规定：“某人系客户，元系何处人氏，移来本乡几年，租种是何人田地。”〔975〕这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佃农的退佃自由。又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争墓木致死》载：“佃人洪再十二欲行退佃，不过与幹甲通同，欲邀田主退减苗租而已。”

由此可见，南宋时围绕着佃农退佃自由的问题，明显地出现了地区差别。在地狭人稠的腹地，情况与北宋并无多少变化。因劳动力的充裕，甚至过剩，如地租一节所载，一方面地主敢于用刬佃的方式增租，另一方面佃农也有较大的退佃自由。

总的说来，尽管存在地区等差别，北宋天圣诏和南宋绍兴诏仍大致反映了佃农退佃自由程度的平均水平。

四、国家权力的作用。宋朝的国家权力不但确定人户在租佃关系以内和以外的身份差别，而且对依附关系的强弱也起着明显的调节和控制作用。

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体，在根本上是不容许豪强地主形成武断乡曲、霸居一方、对抗中央的势力，这在某种程度上限制了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化。终宋一代，豪家大姓因违法而受官府惩罚的事例不少。北宋时，渝州“南川、巴县熟夷李光吉、王〔衮〕、梁承秀三族各有地客数千家，间以威势诱胁汉户，不从者屠之，没入土田，往往投充客户，谓之纳身”。“光吉稍筑城堡以自固，缮修器甲，远近患之”。他们与“纳身”的佃农之间，结成了很强的依附关系。然而到宋神宗时，终于被官府出兵镇压〔976〕，可算是较典型的一例。宋时豪强大族私设牢狱，催租逼债，迫害农民，这同样也是违法犯禁的。宋廷屡下禁令，规定“形势之家违法私置狱具”，“仰守臣多立赏榜，遍示县镇，严行禁止。如有词诉到官，须管尽情根究，依法施行”〔977〕。

但从另一方面看，官府的政治权力对人身依附关系也起着维护作用。本节前引不少实例，都涉及官府权力在这方面的作用。朱熹在《劝农文》中说：“乡村小民，其间多是无田之家，须就田主讨田耕作。每至耕种耘田时节，又就田主生借谷米，及至终冬成熟，方始一并填还。佃户既赖田主给佃生借，以养活家口；田主亦藉佃客耕田纳租，以供赡家计。二者相须，方能存立。今仰人户递相告戒，佃户不可侵犯田主，田主不可挠虐佃户。如当耕牛车水之时，仰田主依常年例应副谷米；秋冬收成之后，仰佃户各备所借本息填还。其间若有负顽不还之人，仰田主经官陈论，当为监纳，以警顽慢。”〔978〕南宋末期，黄震鉴于私家凭借官府催租，建议“官、民户催私租不许经由尉司”〔979〕。此类用官府权力“监纳”私租和私债的实例，从另一角度看，也同样是用政治权力维护主客之间的依附关系。

总之，主佃间的依附关系往往需要官府政治权力的维护，国家权力因此对人身依附关系的强弱有所控制和调节，这实为中国古代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的一大特点。这个特点在宋代较前代表现得更为突出，而且是与前述对私租和私债的控制与调节相辅相成的。总的说来，这种情况似可证明宋代主客间的依附关系较前朝有所减弱，故尤赖于官府政治权力的干涉，方能保证官户、乡村上户等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以掠取地租，收高利贷。

在此还须附带谈一个问题，即乡村下户和客户对国家是否也存在依附关系。乡村下户和客户须负担国家的赋税和劳役，并具有强制性。但是，迄今为止，文明时代所有的赋役都是具有强制性的。宋代乡村上户，甚至官户也有税役负担。从强制性和普遍性的角度看，就不应撇开乡村上户、官户等，而单单说乡村下户和客户对国家具有依附关系。税役的强制性与佃农对官户、乡村上户等的依附关系似不宜混为一谈。但在另一方面，官田佃农对官府的人身依附关系，自然与私田佃农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相类。

五、依附关系的地区差别。除前述南宋沿边和腹地依附关系显现的某些差别外，四川地区又有其特殊性。

北宋时，四川一带人身依附关系之强，是众所周知的。宋太宗时，“巴〔蜀〕民以财力相君，每富人家役属至数千户”，“旁户素役属豪民，皆相承数世”，“使之如奴隶”〔980〕。这种主客间依附关系很强的状况，实际上是自唐五代延续至宋的。当地地主有很强的势力，张方平说，嘉州“多豪右兼并之族”〔981〕。韩琦也说：“西川四路乡村民多大姓，大姓所有客户，动是三五百家。”〔982〕但从另一方面看，成都府路的主客依附关系似有所变化。宋徽宗时，杨天惠在蜀州《正法院常住田记》中追述北宋中期的情况，“初得新田三千七百七十三亩，而佃氓之老身长子者，妄主名，窃有之，而府县核实，乃获隶寺”〔983〕。此处的“佃氓”自然指佃农无疑，而“老身长子”一词却颇为费解，估计是指佃氓的子孙。他们能“妄主名，窃有”田地，这应反映其社会地位略有提高。

自北宋晚期到南宋，四川主客依附关系较强的地区，似乎主要集中于地旷人稀的夔州路。除前述熟夷李光吉等三族外，宋神宗时，夔州路“编排保伍，系教阅路分客户并附在保外，本州自来多兼并之家，至有数百客户者，以此编排不成”，故当地官员“将主户下所管客户依法编排，就令主户充都、副保正等提辖”，认为“于人情事势最为顺便”〔984〕。此种保甲编制，正是当地豪强地主势力颇强的反映。

按宋仁宗皇祐敕规定，“夔州路诸州官庄客户逃移者，并却勒归旧处，他处不得居停”；“施、黔州诸县主户壮丁、寨将子弟等旁下客户逃移入外界，委县司画时差人，计会所属州县追回，令著旧业”。这两条地区性的专法旨在“禁其逃移”，保证官庄和地主的劳动力。宋孝宗淳熙时，又将这两条“专法行下夔、施、黔、忠、万、归、〔峡〕、澧等州”，规定“如今来措置已前逃移客户移徙他乡三年以下者，并令同骨肉一并追归旧主，出榜逐州，限两月归业。般移之家不得辄以欠负妄行拘占。移及三年以上，各是安生，不愿归还，即听从便。如今后被般移之家，仍不拘三年限，官司并与追还。其或违戾强般佃客之人，从略人条法比类断罪”。这次规定将两条专法行用于夔州路五州，另加荆湖北路三州，大致上正是宋时人身依附关系最强的地域。

宋宁宗时，又废止了淳熙时的新规定，却仍行用两条皇祐敕作为夔州路专法。夔州路转运判官范荪上奏说：“乞将皇祐官庄客户逃移之法稍加校定：诸凡为客户者，许役其身，而毋得及其家属、妇女皆充役作。凡典卖田宅，听其从条离业，不许就租，以充客户。虽非就租，亦无得以业人充役使。凡借钱物者，止凭文约交还，不许抑勒以为地客。凡为客户身故，而其妻愿改嫁者，听其自便。凡客户之女，听其自行聘嫁。应使深山穷谷之民，得安生理，不至为强有力者之所侵欺，实一道生灵之幸。”〔985〕却未获批准。

宋理宗时也有记载，说“黔地幽深避远”，“其间豪强狡险之家志务贪婪，计专刻剥”，“并缘敷籴，以倾农之粟菽”，“工设机阱，以罄农之赀财。茧丝竭而并布缕，牛畜荡则质妻孥，敲扑任情，役使无节”。“出入台府，以张声势，交结公胥，以固威权”。“是至执锄秉耒，饮恨衔冤，不怠则逃，田野旷而种艺疏”〔986〕。这说明尽管当地人身依附关系强，地主可以“敲扑任情”，却仍须依赖官府权力，而农民的逃亡问题也相当严重。上述地区主客依附关系之强，延伸到元代，这在前介绍随田佃客时已作交代。

总之，宋代主客间依附关系存在地区差别，而以夔州路和荆湖北路归、峡、澧三州为最甚。在南宋，京西、湖北、淮西、淮东等路因地旷人稀，劳动力缺乏，依附关系也趋向强化。

六、对宋代主客间依附关系的基本估计。要将宋代主客间依附关系，同前朝作一哪怕是粗略的对比，也是极其困难的。但依笔者个人之浅见，经历隋、唐、五代以来的演变，与魏晋南北朝时的私属、部曲相比，宋代佃客身份应有所提高，对地主的依附关系应有所削弱。

宋代人身依附关系的发展趋势如何，这同样是难于作出判断的问题。从某些记载看来，南宋时主客间依附关系有所强化，宋代主客间身份差别有所扩大，然而从另一些记载看，似又并非如此。如果一定要勉强地作出一些结论，是否大致可有以下几点。

第一，佃客原则上必须编入国家户籍，作为编户齐民，这是租佃关系以外根本性的身份提高。但在租佃关系之内，宋朝又摸索着确定主客间的法定身份差别，但立法并不完备。从某些刑法看，主佃之间身份差别有所扩大，但仍属局部性的。

第二，宋时主客间的依附关系，既包括租佃契约、高利贷等经济性强制，也包括超经济强制。

第三，宋时土地所有权转移相当频繁，即使在落后地区也不例外。人称“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987〕。“多田翁尽东其亩，祖也传之孙，三世希不失矣；父也传之子，再世希不失矣”〔988〕。“江、浙巨室，有朝为陶朱，暮为黔娄者”〔989〕。这就难以像魏晋南北朝世家大族一样，同佃农维持强固的人身依附关系。

第四，宋代主客间依附关系需要官府权力加以弥补和维护，即使在依附关系强的地区也不例外，这其实正好说明宋代主佃间人身依附关系再强，也有某种限度。

由此看来，尽管有局部性和地区性的主佃间身份差别扩大和依附关系加强的情况，但大体仍维持了比魏晋南北朝身份差别小、依附关系弱的状况，似未出现全局性的逆转。

第九章
农民与国家

考察宋代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社会地位和经济状况，不可能不涉及他们与国家关系这个重大因素。乡村下户和客户同国家的关系，大致可分两个方面。一是双方的直接关系，例如官田佃农须缴纳“公田之赋”〔990〕，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税役负担之类。二是以乡村下户和客户为一方，国家为一方，乡村上户、官户等为一方的三角关系，包括国家权力对地租和高利贷的保护和调节，对人户身份差别和主佃依附关系的控制和调节。乡村上户、官户等向乡村下户和客户转嫁税役负担之类。

关于官田佃农的“公田之赋”，国家对地租、高利贷、身份差别、依附关系等的干涉之类，在前面章节已有交代。本章着重介绍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税役负担。

宋朝原则上对全体臣民都课以赋役，然而在具体细节上，又存在种种差别，如有官户和民户之别，有乡村户和坊郭户之别，有乡村主户和客户之别，有乡村上户和下户之别，以下分税和役两个方面进行论述。

一、税。宋时乡村各种苛捐杂税，以财产税为主，人丁税为辅，财产税或按田地的多寡肥瘠，或按户等，或按家业钱、税钱等划分户等的财产标准，实行摊派，各种摊派方式互相交错重叠。〔991〕

（一）乡村客户的赋税负担。宋时规定男子二十岁或二十一岁至五十九岁为丁〔992〕，丁税是遍征乡村主、客户的赋税，以男丁为征收对象，“民户岁各有丁身钱，州县按籍拘催，虽一夫不可幸免”〔993〕。丁税的征收，限于四川以外的南方各路。如淮南舒州一带“侨户出丁钱”〔994〕，广东路征“客丁钱”〔995〕。但在实际上乡村主户和客户的丁税额或有差别。如宋仁宗皇祐时，将福建路的丁米，“泉州、兴化军旧纳七斗五升者，主户予减二斗五升，客户减四斗五升。漳州纳八斗八升八合者，〔主户〕减三斗八升八合，客户减五斗八升八合”〔996〕。这三州军主户丁米减至五宋斗，客户丁米减至三宋斗。又如在镇江府，“税户、客户惟丹徒并输丁，而丹阳、金坛二邑有税则无丁，其输丁者客户而已，每丁所输或二尺，或四尺”〔997〕。

食盐的摊派，也是乡村客户的一项重要负担。宋朝实行榷盐制，以各种方式向民间抑配官盐。如“每岁散官盐与民，谓之蚕盐，折纳绢帛”〔998〕。宋仁宗时，陈州“客户等蚕盐一斤，一例折作见钱一百文”。又经以小麦和钱币反复折变，最后“计每斤土盐却纳三百五十文”〔999〕。更有甚者，则“蚕盐不支，而偿绢不免”，“州县均敷盐钞”，“往往计口授之”〔1000〕，实际上是另加一重新税。宋时不少地区有所谓“客户乾食盐钱”〔1001〕，也是专门摊派于乡村和坊郭客户的一种赋税。此类赋税“不系屋税、田赋，出于浮客”，或“计丁配之”，也有“计口买盐”，并不限于摊派男丁。〔1002〕又如海南岛“琼州、昌化、万安、朱崖军民户，乡村、坊郭第一至第三等每丁逐月买盐一斤，第四、第五等及客户、僧道、童行每丁逐月半斤”，宋神宗时，规定“两等盐各减半”〔1003〕。这又是一种配买盐的方式。

宋朝有些地区的蚕盐和盐钱又逐步演变为丁税。南宋前期记载说：“未行钞盐以前，两浙民户每丁官给蚕盐一斗，令民输钱一百六十六，谓之丁盐钱。皇祐中，许民以绢从时价折纳，谓之丁绢。自行钞法后，官不给盐，每丁增钱为三百六十，谓之身丁钱。”〔1004〕淮南路也有类似情况。〔1005〕

此外，宋神宗时，王安石推行青苗法，向人户贷款取息，此法断断续续施行到北宋末。青苗法规定：“客户愿请者，即与主户合保，量所保主户物力多少支借。”〔1006〕实际执行时，如河北路“每户支钱，第五等及客户毋得过千五百，第四等三千，第三等六千，第二等十千，第一等十五千”，年利率60％。〔1007〕后来青苗钱年利率改为每年20％。

总的看来，宋朝遍征乡村主、客户的税目不多，但这并不意味着乡村客户的赋税负担不重，因为还须估计乡村上户、官户等向乡村客户转嫁赋税负担的问题，这留待后面再作论述。

（二）乡村下户的赋税负担。宋朝乡村中的重要赋税和负担，如两税、丁税、役钱、和买、和籴、科配等，往往是遍征乡村上户和下户，但也顾及了户等差别。如两税为土地税，但其“支移、折变”又有“先富后贫，自近及远”，“择近便处令下户输纳”〔1008〕的原则。宋仁宗庆历时，“淮南、江、浙、荆湖等州军”的“夏税见钱一例科折，内第一等折纳小绫，每匹一贯六百六十文省，官绢每匹二贯八百五十文省，其第二等已下至客户并折纳小麦，每斗三十四文省”〔1009〕。宋哲宗时，规定陕西“第一、第二等户支移三百里内，第三等、第四等户二百里内，第五等户一百里内”〔1010〕。泉州惠安县“以夏税〔折〕变秆草，秋税〔折〕变黑豆”，“然非产力及第三等以上不〔折〕”〔1011〕。

丁税的征收，不少地区也有户等差别。宋孝宗乾道时，“绍兴府上四等每七丁共纳绢一匹，第五等每十丁共纳绢一匹”，“处州上四等户每五丁共纳绢一匹，五等户每八丁共纳绢一匹”〔1012〕。连州丁税，“夏秋各一料丁米，分五等”，乡村上三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四斗，计钱一贯二十文省”，第四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二斗四升，计钱六百二十五文省”，第五等户“每一口折纳丁米七升三合，计钱二百一十文省，无〔田客〕丁同”〔1013〕。这些都是乡村下户丁税少于乡村上户的实例。

和买绢帛与和籴粮草，在不少场合下也按户等分等摊派，或按人户一定数额以上的家业钱摊派，故乡村下户可不摊派或少摊派。《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规定：“诸人户应科配，当职官躬亲品量，依等第均定。”在原则上按户等摊派，故有“常岁科配，皆出富室”〔1014〕之说。

灾年赋税的减免和倚阁，尤其体现了户等差别，优待乡村下户的原则。如役钱一般是灾年不得减免，但按“司农寺法，灾伤，第四等已下户应纳役钱而饥贫者，委州县闻于提举司考实，以免役剩钱内量数除之”〔1015〕。宋孝宗时，绍兴府和严州发生严重水灾，诏令“人户纳今年夏税，内漂坏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蠲免，第三等以上户蠲免一半；淹〔浸〕屋宇第四等以下户并与倚阁，三等以上户倚阁一半”〔1016〕。

二、役。宋时的役，有夫役、职役、兵役之类。

（一）夫役。宋时劳役称夫役或工役，“夫役谓科差丁夫役使”〔1017〕，也可称差夫。官府雇募丁夫，则称雇夫。宋朝虽有厢军等从事杂役，但只是部分地取代了人户的夫役负担。宋朝民间差夫的负担是相当沉重的，雇夫在很多场合下也是实行强差，而只支付微薄的雇值。南宋初，有臣僚指出：“和雇之弊，则不偿其钱，谓之白作。”〔1018〕特别是紧急的战时运输和修城、治理黄河等，大规模征调夫役，对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造成极大的痛苦和骚扰。如宋太宗至道时，因陕西对李继迁的战争，“百姓馈送粮草，死者十余万人”，“关西父哭子，弟哭兄，妻哭夫，悲哀之声，感动行路”〔1019〕。类似记载不少。南宋宋伯仁诗描写役夫的困苦说：“挑泥锹无休日，失业妻儿有叹声。两个布衫寒透骨，半盂蒸饭冷无羹。”〔1020〕很多非战时的大役，也有大量役夫“力竭饿死”、病死等记录。〔1021〕

宋时夫役的摊派原则，或“不计主户、牛客、小客，尽底通抄。差遣之时，所贵共分力役”〔1022〕，则不论乡村主户和客户，或“计田出丁”〔1023〕，则限于乡村主户。宋仁宗嘉祐时，福州侯官县“疏导渠浦六十九，延袤一百二十五里，田主以四分，佃户以六分开淘，借盘水利者，亦以四分助之”〔1024〕。这是乡村上户及其佃户分担的形式。

后来又出现了按户等分摊夫役的情况。宋神宗元丰时，开封“诸县保甲每起夫役，不计家产厚薄，但以丁口均差，故下户常艰于力役”，官员刘琯主张“调夫不计丁之多少，而计户之上下”〔1025〕。当时开封夫役似仅限于乡村主户。宋哲宗元祐时，吴安持奏：“州县夫役旧〔法〕以人丁、户口科差，今元祐令自第一至第五等皆以丁差，不问贫富，有偏重偏轻之弊。”他主张“或用丁口，或用等第，听州县从便”，得到宋廷批准。〔1026〕元符时，郓州知州胡宗师指出：“差夫五等之法，出夫不均，乞以人户物业田产总计所置贯百，或差人夫，或出夫钱，皆以贯百均出。”〔1027〕事实上，按户等差夫的办法仍延续至南宋。如四川一些州运送军粮，“上自三等，每户有出一夫者，出两三夫者”〔1028〕。台州修城，“调五县上、中之产，得丁夫二万六千五百九十一工”〔1029〕。

应当指出，按户等差夫并非南宋差夫的唯一方式。例如修安庆府城，“计人户产钱起丁夫，通役二万夫”〔1030〕。淮西运粮，“官司敷之税户，税户抑勒佃户，税户每三四十千起一夫，未免有鬻产之患，佃户以为投之死地，父子夫妻相顾号泣而后行”〔1031〕。某些地区兴修水利，也实行“耕者出力，而田主出谷以食之”〔1032〕的原则。

宋时摊派夫役的方式是多种多样的。单纯按丁差夫，固然主要由乡村下户和客户服役，即使以户等、顷亩、产钱等摊派，乡村上户也往往迫令其佃农服役，或出钱雇贫民下户服役。〔1033〕

（二）职役。宋朝职役又称吏役、更徭、差徭、徭役等，特别是徭役一词，易于同劳役混淆。其实，吏役大体包括乡村基层政权头目和州县衙门公吏，与夫役显然有别。吏役实行轮差，则谓之差役；实行雇募，则谓之雇役。宋朝职役制度及其演变，情况十分复杂，士大夫们议论极多。但就乡村下户和客户的负担而言，夫役应重于职役。

宋朝职役就轮差部分，即差役而言，其基本原则还是按人户财产多寡进行摊派，注重户等差别。例如在北宋前期至中期，职役原则上即由乡村上三等户轮差充任。

宋时乡村下户和客户服差役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况。

第一，按规定制度服役。如北宋前期可“招客户”充收商税的拦头。乡村下户服差役的名目有壮丁、拦头、乡书手、斗子、掏子等。〔1034〕但并非所有的乡村下户和客户都须服差役，例如其中的单丁户规定不服差役。在人口密集地区，差役名额有限，也有部分乡村下户无须轮充差役。如两浙路在宋神宗熙宁前，“第五等旧无役”〔1035〕。宋哲宗元祐时，成都府路“所有第四等往往更不应役，第五等则并不差充”〔1036〕。变法派张璪说：“自四等以降，旧役本轻，而当役之年复又疏阔。”〔1037〕“疏阔”是指轮差年限间隔较长。

第二，在人口稀少的州县，乡村上户不够轮差，“新旧循环，非鳏寡孤独不能无役”，甚至“客户尚不免诸色役”〔1038〕。

第三，因乡村上户用各种方式逃避差役，将差役转嫁于乡村下户，“有贫弱之家而不免于重役”〔1039〕。如南宋时，在海南岛，“富豪之家贿赂公行，以计规免；中下之户频年被扰，不得休息”。类似情况决不限于一时一地。〔1040〕

差役的性质是个复杂的问题。但大体上说，乡村上户服差役，可以成为其武断乡曲的特权；乡村下户服差役，往往成为他们沉重的经济负担，甚至出现“中产下户”，“破家殒命”〔1041〕的悲剧。宋仁宗初记载，川蜀“押纲衙前，虽有酬奖；户下小客，最受辛勤”〔1042〕。乡村上户按规定充衙前，押送纲运，驱使其“户下小客”充运输苦力。结果是“小客”成为差役的真正受害者，而乡村上户却可得到“酬奖”。

（三）兵役。宋朝原则上实行募兵制，但乡兵，即民兵，仍大多实行强征，却不脱离生产，故乡村下户和客户仍有兵役负担。宋朝乡兵名目很多，其征调和编组方式各不相同，从户口分类的角度看，大致有以下三种情形。

第一，有的乡兵，不分主、客户，一律抽丁编组。如自宋神宗时始，各地编组保甲，“凡选一家两丁以上，通主、客为之，谓之保丁”〔1043〕。但接着又规定“主户保丁”须在巡检司和县尉司上番。〔1044〕尽管各地上番制度执行情况不一，仍显示了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区别。南宋时的荆襄义勇，“其间有上三等户取义勇一人，亦有四等、五等户者，亦取义勇一人。凡家产多者，可以枝梧，若家产少者，往往弃产遁逃”〔1045〕。也有“请尽籍客户为义勇者”，“命一户而三丁者乃籍其一，以为义勇副军”〔1046〕。

第二，有的乡兵只从乡村主户中抽丁编组。张方平说河北乡兵强壮“不拘等第贫富，但户有三丁者点一丁，五丁者点二丁，七丁者点三丁，八丁已上点至四丁而止”〔1047〕，建议“若令户系三等已上者，据其元籍丁数尽取之，四等、五等者各减一丁”，“如此则贫下之户得以宽其力”〔1048〕。其建议是否实行，是另一回事，但可知河北强壮的编组，不抽客户男丁。陕西义勇也是“凡主户三丁选一，六丁选二，九丁选三”〔1049〕。

第三，有的乡兵从主户中抽丁编组，还照顾到户等的差别。宋仁宗时下诏：“河东所募强壮有习弩者，听自置，其第四等以下户官为给之。”〔1050〕此处虽乡村上户和下户同充弩手，但置办弓弩时仍有户等差别。宋神宗时，广南东、西路枪手、土丁等，也是“第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为之”，而第五等户免充。〔1051〕

宋朝不少名目的乡兵虽徒具形式，并无战斗力可言，却不同程度地给乡村客户和下户造成骚扰和痛苦。梅尧臣目睹宋仁宗康定时强征弓箭手的情景，写诗说：“三丁籍一壮，恶使操弓。州符今又严，老吏持鞭扑，搜索稚与艾，唯存跛无目。田闾敢怨嗟，父子各悲哭。南亩焉可事，买箭卖牛犊。愁气变久雨，铛缶空无粥。盲跛不能耕，死亡在迟速。”〔1052〕宋神宗时，对保甲进行军训“教阅”，“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1053〕。王巖叟历述自己的见闻，说农民当保丁，妨废农耕，并受到保长、保正和各级官吏的“鞭笞”和“诛求”，“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炙烙其肌肤，以自至于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于家，而保丁自逃者”〔1054〕。

尽管乡村下户和客户服兵役，也要经受种种痛苦和骚扰，但就总体而言，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夫役负担固然重于职役，而兵役负担似应轻于职役。

三、乡村下户和客户是国家赋役的主要承担者。乡村下户和客户对国家的赋役负担，其实并非单纯是他们和官府两方面的关系，而是涉及他们与官府以及官户、乡村上户、公吏、揽户等多方面的关系。宋朝摊派赋役，始终注意了乡村主户和客户的区别，乡村上户和下户的区别，原则上是对乡村上户从重，乡村下户和客户从轻。这大致有两方面原因。第一，因官户、乡村上户等占有大部分耕地，故乡村以财产税为主的赋税征收，只能以大土地所有者为重点。第二，宋朝对乡村下户和客户赋役负担的一系列减免规定，本是为了维护皇朝的统治秩序，避免阶级矛盾的激化。

在中国古代，实际执行法令条文时，总要打一个相当大的折扣。事实上，终宋一代，乡村下户和客户不可能得到轻徭薄赋的实惠，却成为赋役的主要承担者。

从纵向看，宋朝役的负担还看不出加重的趋势，而税的负担却呈现了明显的加重趋势。乡村赋税的加重，一是加重旧税数额，或花样翻新，巧立名目，税上加税。例如宋时大多数地区的两税额，本来并不算重，然而其加税名目，如支移、折变、加耗、脚钱、斗面、斛面、大斗、大斛、呈样、预借、重催、头子钱、縻费钱、市例钱等，达几十种之多。乡村下户地少税少，本可几户至十几户将零碎的税物凑成整数，合为一份税钞送纳。然而不少贪官污吏不准下户合钞输税。“或七户各有税钱一文，自来共纳绢一尺者，今则各纳一尺”，“或十户各有米一升，自来共纳一斗，并省耗、仓耗各一升，计一斗二升者，今则各纳正色一升，省耗、仓耗各一升，共计三升，以此下等户极为不易”〔1055〕。二是另设新税，如役钱、和买、折帛钱等。可知即使单就制度和规定看来，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税役负担已相当沉重。

此外，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税役负担的问题，更是不可忽略。由于宋时乡村赋税以财产税为主，即使是丁税和役，也往往有户等或财产差别。按理说，官户、乡村上户等应是赋役的主要直接承担者，所谓“农夫输于巨室，巨室输于州县”〔1056〕，即是表明了他们作为直接承担者的身份。但因官户、乡村上户等千方百计逃避或抗拒税役，宋朝税役不均的现象始终严重地存在。

北宋时，宋真宗也承认：“今天下税赋不均，富者地广租轻，贫者地蹙租重，由是富者益富，贫者益贫，兹大弊也。”〔1057〕终宋一代，“贫者产去税存，富者有田无税”，“黠姓大家质剂为奸，占田累百，赋无一二，贫者以苦瘠之亩，荷数倍之输”，“税赋不均”，“此弊在在有之”〔1058〕。

宋朝虽曾采用过检田、方田均税、手实、经界、推排等措施，事实上并不可能真正解决税役不均的普遍性的严重社会问题。因为此类措施无非要依靠地主、县吏、乡官等实行，“此皆豪家大姓实为之”，“厘改在其手，步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虽亲戚故旧之产犹不容不隐，况纠正其自产哉”，结果只能是“赋税卒不得其实”〔1059〕。“借如今日粗得平均，富者择地以兼并，贫者薄税以图售，卖买数年，复不均矣。兼税户割移，旧有条制，纵使逐户开析诸色税数，令卖买之日对簿书凿，而州县鲜得能吏，一付胥史，依旧为奸。况终无必得均平之理”〔1060〕。

宋时官户、乡村上户等逃避和转嫁赋役负担的方式，堪称五花八门。例如诡名挟户，包括冒充乡村客户的诡名挟佃，冒充乡村下户的诡名子户，就是常见的方式。这在前分析乡村客户和下户阶级状况时，已作交代。

乡村客户和下户至少有一部分须为其主人“岁输租庸”〔1061〕，“租”就是指税，“庸”就是指役。南宋中期《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规定，如各种赋税到期不纳，“系佃户纳者，止追佃户”。华岳诗说：“老农锄水子收禾，老妇攀机女掷梭。黄绢已成空对喜，纳官还主外无多。”〔1062〕宋时佃农或有直接代主“纳官”的义务，而地主反而对官府不承担纳税服役的义务。

有的佃农租种地主田地，“及其成也，出种与税而后分之”〔1063〕。更有“富民之无赖者不肯输纳，有司均其数于租户”，“追逮耕田之人，使之代纳，农民重困”〔1064〕。这同样也是转嫁赋税负担的一种方式。

除了对租田耕种的佃农外，乡村上户、官户等对拥有少量田地的乡村下户，也用各种方式转嫁赋役负担。或“奸民欲计免于赋役者，割数亩之地，加之数倍之赋，而收其少半之直”，或“富者受田不受税，以避力役”，“贫者欲速售其田”，“产去税存”，“往往依旧虚带家力、苗税在户，至有代纳数料，卖尽己业者”，甚至“虽有逃亡，犹挂欠籍”〔1065〕。

有的乡村上户、官户等拒不承担税役，“势家巨室以不输王赋为能，相习成风，而有司惟困弱小户之是征”〔1066〕。宋宁宗南郊赦也承认：“诸县所差保长催科，率是四等、五等下户，往往乡村多〔有〕豪右、官户倚势不输，每遇科较，鞭笞决挞，至有缘此鬻产陪纳破家，深可怜悯。”〔1067〕这是因官户、乡村上户等“倚势不输”，而使当保长的乡村下户“陪纳”，甚至倾家荡产。

与官吏通同作弊，自然也是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赋役负担的重要方式。宋仁宗天圣时，京西路劝农使说，“点检夏秋税簿，多头尾不全，亦无典押、书手姓名，甚有揩改去处”，“亦有贫民额外移税在户下”，“无由雪理”〔1068〕。此类“豪右之家计嘱乡书”，“却与下户暗增色额”，使他们“更受俵寄之租”〔1069〕，在宋代颇为常见。有的地主在灾年“或以佃户托名贫下，侥幸蠲减”，结果使“实贫下者尚有残欠”〔1070〕。刘才邵在讨论民间赋税“积欠”时说，“豪强形势置而不问，中下人户独在所先，舍多急寡”，吏胥“受赇可知”〔1071〕。这又是与官吏勾结，用拖欠的办法转嫁赋税负担。至于无定时、无定类、无定量的“科率”，也常出现“富人赂黠吏获免，而下户被其害”〔1072〕的情况。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传世史料不可能对宋朝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赋役负担的情况和方式，有全面的叙述。但是，宋朝对乡村下户和客户赋役从轻的政策，经官户、乡村上户等转嫁赋役负担后，多半导致“宁忍取下户之苛，而不敢受豪家大姓之怨”〔1073〕。

四、官吏和揽户的敲诈勒索。研究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赋役负担，就必须考虑官吏和揽户敲诈勒索的因素。

北宋陈舜俞说：“法取其一，吏取其二，因缘为奸，不可胜纪。”〔1074〕南宋杨万里说：“上赋其民以一，则吏因以赋其十。”〔1075〕两人具体估计有异，但其精神实质是一致的。事实上，从各级官吏到县吏乡胥的贪污勒索，使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实际赋役负担大为加重，连宋人也已无法作出准确的估量。

宋时“州县督税，上下相急以剥民。里胥临门，捕人父子兄弟，送县鞭笞，血流满身，愁苦不聊生”〔1076〕。北宋中期的石介写《彼县吏》讽刺诗说：“夏取麦兮秋取粟，笞匹红兮杖匹紫。酒臭瓮兮肉烂床，马余粱兮犬余饩。雀腹鼠肠容几何，虎噬狼贪胡无已！”〔1077〕着力抨击了他们搜刮民脂民膏之余的奢侈生活。南宋赵汝鐩诗描写了胥吏督税的一个具体的情景：“旱曦赫空岁不熟，炊甑飞尘煮薄粥，翁媪饥雷常转腹，大儿嗷嗷小儿哭。愁死未死此何时，县道赋不遗毫厘，科胥督欠烈星火，诟言我已遭榜笞。壮丁偷身走出避，病妇抱子诉下泪。掉头不恤尔有无，多寡但照帖中字。盘鸡岂能供大嚼，杯酒安足直一醉。沥血祈哀容贷纳，拍案邀需仍痛詈，百请幸听去须臾。冲夜捶门谁叫呼，后胥复持朱书急，急符预借明年一年租。”〔1078〕在灾年“饥雷常转腹”的情势下，乡村下户仍须承受胥吏辈毫不容情的勒索。

宋时的差役所以成为乡村下户，甚至部分乡村上户的负担，正是因为被差者在服役期间受到层出不穷的勒索。南宋记载说，“州县被差执役者，率中下之户，产业微薄，一为保正，鲜不破家坏产”。“方其始参也，馈诸吏，〔则谓之参役钱；及其既满也，又谢诸吏〕，则谓之辞役钱；知县迎送，僦夫脚，则谓之地〔里〕钱；节朔参贺，则谓之节料钱；官员下乡，则谓之过都钱；月认醋额，则谓之醋息钱”，“如此之类，不可悉数”〔1079〕。

乡村下户和客户纳税之际，官吏们设置一道又一道关卡，反复勒索，如“呈样者有米，而探筒者亦有米，打锨者有米，而给钞者复有米”〔1080〕。缴纳纺织品时，官吏“往往以退印为名，用油墨损污，或干没入官，甚者掩为己有”〔1081〕。

宋廷为防范纳赋税时的各种弊端，曾制定禁令和措施，结果是每一项禁令和措施都适得其反。南宋初，“朝廷颁降斛样，本以革斗量轻重之弊”，而各地往往“令两夫持杴夹立，抄米入斛，时复按摇，务令坚实。较其多取之数，又过倍于用斗之时。人户反赂仓斗，愿依旧用斗量”〔1082〕。宋朝规定人户税钞以盖印的“朱钞”作为缴纳凭证。结果“有民间输纳常赋，而不给以朱钞者；或已给却不行用，勒令再纳者”〔1083〕；有“县司亦不即据钞销簿，方且藏匿，以要货赂”〔1084〕；有“奸胥增改钞额”，“至以十为百，以百为十”〔1085〕，如此之类，不胜枚举。总之，在“受纳之间，巧弊百出，执役掌事皆老奸宿狯，视吾民犹家鸡圈豕，唯所咀啖焉”，“阴欺昼攫，纷然其间”〔1086〕。

除官吏以外，宋朝还有专门承揽赋税，进行中间剥削的揽户，又称揽纳人或揽子。自北宋中期以降，揽户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作用愈来愈大，至有“官户输纳多凭幹人，乡户则凭揽子”〔1087〕之说。

揽户的成分比较复杂，如有“大驵绘、仕家子”〔1088〕、“举人、伎术、道僧、公吏人”〔1089〕、保长〔1090〕等。宋朝禁止州县公吏充当揽户，规定“诸州县系公人揽纳税租者，杖八十”；“如吏人、乡书手揽纳税租，〔依〕受乞财物法”；“诸州县吏人、乡书手、专斗揽纳税租，而受乞财物者，加受乞监临罪三等，杖罪，邻州编管，徒以上配本州，许人告”〔1091〕。这些规定从反面证明州县公吏充揽户之多。南宋后期记载说：“揽户，城居也。仓斗，亦城居也，或自为揽户，或身非揽户，而子婿亲戚为之，事同一家，臂指相应。”〔1092〕总之，揽户与胥吏在某种程度上可谓是一身二任。

揽户们承揽赋税，主要是依仗“胥吏与揽子互为弊倖”，“揽子以重价取诸民户，而以半赂胥吏”〔1093〕。南宋初，“秀州海盐县受纳米斛据揽人送纳，每石于人户处讨米一石六斗五升或一石七斗”〔1094〕。“歙县贫民有以坟地税，当输正绵四分，折绵四分者，揽户以为就整则为绵二两，取其钱八百”，而实际上才“为钱八十耳”〔1095〕。可知揽户的中间剥削很重。最恶劣者，甚至是“揽而不纳”〔1096〕。

揽纳赋税的结果，往往是“民有倍称之出，官受滥恶之物”〔1097〕。故宋廷以至某些地方官府时常下令限制揽纳赋税。但正如刘子翚所说：“受纳既艰，权归揽子。揽子与仓吏潜通腹心，相为唇齿，民户自输，则千端阻抑，揽子代纳，则一概通融。仓吏要民，民愤之；揽子要民，民甘之。盖依之虽若见侵，去之又患无托也。民听命于揽子，则又倍费矣。”〔1098〕此段议论较为透彻地说明了宋时揽纳赋税所以兴盛的原因。

综上所述，宋朝的赋役负担是沉重的，成为影响整个社会经济生活的重大因素。在不少场合，因官府竭泽而渔，甚至完全剥夺了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生存和再生产能力。刘宰诗说：“丁钱曾几何，秋苗遗合勺。牌追甚星火，胥吏逾毒蠚，或云勾稽职，久矣废矩彟。催科苦重叠，受害遍贫弱。丁壮腹难枵，努力重锄获，老妇徒跣去，讵敢辞笞掠。”〔1099〕宋代农民正是在沉重的赋役负担下，虽饥寒交迫，仍然“努力重锄获”，维持并发展了宋代的农业生产，使整个社会赖以生存和发展。

第十章
农民的生活状况

宋朝乡村下户和客户占了人口的大多数，他们构成了宋代社会的基石，是这个农业社会中创造物质财富的主力。宋朝经济技术的进步，科学文化的昌盛，归根结底，正是由于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辛勤劳动，提供了物质保证。但是，限于当时的生产水平和科学技术水平，加之当时历史条件下必不可免的土地兼并，地租和高利贷剥削，官府的沉重赋役，严重的司法腐败，各种天灾人祸等，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劳动条件是艰苦的，生活状况也是困窘的。

“霜耕冰在趾，雨种泥没膝”〔1100〕，“尽力泥水间，肤甲皆痏疮”〔1101〕，“青巾短褐皮肤干，不避霜风与毒日，暮即耕兮朝即耘，东坻南垄无闲人”，这些诗句都是他们艰苦劳动的写照。但辛勤劳动的结果，却仍是“天下三分二分贫”〔1102〕。人们常引用司马光的一段文字：“四民之中，惟农最苦。农夫寒耕热耘，沾体涂足，戴星而作，戴星而息。蚕妇育蚕治茧，绩麻纺纬，缕缕而积之，寸寸而成之，其勤极矣。而又水、旱、霜、雹、蝗、蜮间为之灾，幸而收成，则公私之债交争互夺，谷未离场，帛未下机，已非己有矣。农夫蚕妇所食者糠籺而不足，所衣者绨褐而不完，直以世服田亩，不知舍此之外，更有可生之路。”〔1103〕尽管农夫蚕妇“其勤极矣”，但在这个农业社会中，农业仍是主要的“可生之路”，其大部分不可能“舍此”而就他。

南宋陆游诗说：“鱼陂车水人竭作，麦垄翻泥牛尽力。碓舂玉粒恰输租，篮挈黄鸡还作贷。归来糠粞常不餍，终岁辛勤亦何得！”〔1104〕这还是在丰年收成之后，至于青黄不接之际，正如邓柽诗中所描写的：“匍匐孩提童，伛偻百岁翁。饥妇更啾唧，黧面头蓬蓬。悲啼雨垂泪，枵腹雷转空。朝谋不及夕，戢戢鱼喁。”〔1105〕在发生严重天灾之际，情况就更加悲惨。苏舜钦诗描写一次“水后旱”的情状：“老稚满田野，斲掘寻凫茈。此物近亦尽，卷耳共所资。昔云能驱风，充腹理不疑。今乃有毒厉，肠胃生疮痍。十有七八死，当路横其尸。犬彘咋其骨，鸟鸢啄其皮。胡为残良民，令此鸟兽肥。”〔1106〕此诗描写的惨状，令人触目惊心，然而在这个农业社会中，却并非罕见的例外。关于灾年的逃荒者，王禹偁诗中也曾作片断描述：“门临商於路，有客憩檐前。老翁与病妪，头鬓皆皤然。呱呱三儿泣，茕茕一夫鳏。道粮无斗粟，路费无百钱。聚头未有食，颜色颇饥寒。试问何许人，答云家长安。去年关辅旱，逐熟入穰川。妇死埋异乡，客贫思故园。故园虽孔迩，秦岭隔蓝关，山深号六里，路峻名七盘。襁负且乞丐，冻馁复险艰，唯愁大雨雪，僵死山谷间。”〔1107〕读之令人酸鼻。

本编所引的大量史料表明，在宋代社会，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的生活悲剧，每日每时都在发生。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却又是无可避免的。正如陆游诗说：“有司或苛取，兼并亦豪夺。正如横江网，一举孰能脱。”〔1108〕

但是，我们也不应当用单纯的灰色或黑色去描绘宋代的农民。因为他们毕竟用自己的辛勤劳动，创造了当时世界上首屈一指的农业生产，为灿烂的宋代文明奠定了物质基础。即使在宋代社会制度的范围内，他们仍然追求着自己的幸福，他们的生活也并非只有痛苦，而无欢乐可言。

在现存数以万计的宋诗中，描写农村生活的数量相当可观，这些诗除了反映农民的艰辛和痛苦外，也有不少表现了农民丰收的喜悦、节日的庆祝、婚嫁的欢乐等。

以下不妨引用大诗人陆游的一些诗篇为证。他在《刈获后书事》中写道：“邻里西成例少苏，贫家生业得徐图。虽非五鼎岂无食，未办复裈犹着襦。牢彘渐肥堪奉祭，耕牛已买不求租。”〔1109〕这是“贫家生业”稍有改善的图景。《游山西村》诗说：“莫笑农家腊酒浑，丰年留客足鸡豚。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萧鼓追随春社近，衣冠简朴古风存。”〔1110〕《丰年行》诗说：“南村北村春雨晴，东家西家地碓声。稻陂正满绿针密，麦陇无际黄云平。前年谷与金同价，家家涕泣伐桑柘。岂知还复有今年，酒肉如山赛春社。吏不到门人昼眠，老稚安乐如登仙。县前归来传好语，黄纸续放身丁钱。”〔1111〕《岳池农家》诗说：“春深农家耕未足，原头叱叱两黄犊。泥融无块水初浑，雨细有痕秧正绿。绿秧分时风日美，时平未有差科起。买花西舍喜成婚，持酒东邻贺生子。谁言农家不入时，小姑画得城中眉。一双素手无人识，空村相唤看缫丝。”〔1112〕又一首《农家歌》说：“村东买牛犊，舍北作牛屋。饭牛三更起，夜寐不敢熟。茫茫陂水白，纤纤稻秧绿。二月鸣抟黍，三月号布谷。为农但力作，瘠卤变衍沃。腰镰卷黄云，踏碓舂白玉。八月租税毕，社瓮酿如粥。老稚相扶携，闾里迭追逐。”〔1113〕此类丰收、酿酒、婚姻以至“小姑”梳妆打扮等描写，也同样是宋代农民生活另一方面的真实写照，而不应予以忽略。

陆游诗中有不少描写农家社日、赛神等活动，也十分引人注目。“落日林间萧鼓声，村村倒社祝西成”〔1114〕；“村村婚嫁花簇檐，庙庙祷祠神降语”〔1115〕；“社瓮虽草草，酒味亦醇酽”，“社日取社猪，燔炙香满村。饥鸦集街树，老巫立庙门”，“饮福父老醉，嵬峨相扶持”，“醉归怀余肉，沾遗遍诸孙”〔1116〕。他的《赛神曲》更写得饶有情趣：“击鼓坎坎，吹笙呜呜。绿袍槐简立老巫，红衫绣裙舞小姑。乌臼烛明蜡不如，鲤鱼糁美出神厨。老巫前致词，小姑抱酒壶：‘愿神来享常欢娱，使我嘉谷收连车，牛羊暮归塞门闾，鸡鹜一母生百雏。岁岁赐粟，年年蠲租。蒲鞭不施，圜土空虚。束草作官但形模，刻木为吏无文书。淳风复还羲皇初，绳亦不结况其余。’神归人散醉相扶，夜深歌舞官道隅。”〔1117〕农民憧憬着“嘉谷收连车”，六畜兴旺，“岁岁赐粟，年年蠲租”，没有官府的生活，自然是十足的幻想，但这并不妨碍他们在艰苦的生活中寻欢作乐。

总的说来，宋代社会尽管经历了惨重的战争等劫难，却仍是一个繁荣的，而非停滞或衰退的农业社会。作为这个社会主要成员的农民，就其多数而言，仍能维持着勉强温饱或较为温饱的生活水平，这应是社会繁荣的基本条件。前引陆游诗篇正是反映了这种基本的状况。

宋代农民的文化生活自然也是比较单调的，至少不如城市中的坊郭户丰富。农民的文化生活在相当程度上即是被前述社日、赛神等活动所占据。但是，我们也应注意到，随着雕版印刷的普及，宋代农村已流行一些儿童启蒙印刷读物，与前朝相比，应是一个重要进步。

赵汝鐩诗中描写他到一农家“茅檐”中的所见：“吹炉问官人，肯吃村茶不？群儿窗下读，《千字文》、《蒙求》。”〔1118〕宋高宗时，林大声上奏说：“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1119〕陆游描写一个穷教书〔1120〕的生活：“儿童冬学闹比邻，据案愚儒却自珍。授罢村书闭门睡，终年不着面看人。”他在诗注中说：“农家十月乃遣子入学，谓之冬学。所读《杂字》、《百家姓》之类，谓之村书。”〔1121〕他的另一首《观村童戏溪上》诗说：“三冬暂就儒生学（村人惟冬三月遣儿童入小学），千耦还从父老耕。识字粗堪供赋役，不须辛苦慕公卿。”〔1122〕宋时官府摊派赋役，有大字张挂的榜帖、由子（通知单）、税钞之类，农民私人也有土地契约、地租契约、借贷契约之类，并非全无识字的必要。这是冬学和村书至少在部分农村中流行的一个基本原因。冬学和村书已成宋代农民文化生活不可缺少的一个组成部分。

本章只是对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作了粗略的介绍，其内容事实上已涉及宋代社会生活风俗史的范畴。此处没有必要对宋代农民的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等作全面介绍，但对其生活状况有一个基本的估计，对于了解宋代的农民阶级，仍有必要性，仍是不可缺略的。

注　释

〔1〕《徂徕石先生文集》卷8，《录微者言》。

〔2〕《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

〔3〕《朱文公文集》卷26，《与星子诸县议荒政书》。

〔4〕《嘉定赤城志》卷37。

〔5〕《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静佳龙寻稿·农桑》。

〔6〕《容斋续笔》卷7，《田租轻重》。

〔7〕《自鸣集》卷3，《飏稻行》。

〔8〕《长编》卷37，至道元年正月丙辰；《宋会要》食货7之1～2。

〔9〕《宋大诏令集》卷178，《定职田诏》。参见《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奏重定职田顷亩》。

〔10〕《宋大诏令集》卷178，《诫约职田遵守元制诏》。

〔11〕《建炎以来系年要录》（以下简称《要录》）卷5，建炎元年五月丁未。

〔12〕例如已故前辈学者陈乐素先生的《宋代的客户与士大夫》（见《求是集》，第2集，186页）认为，客户分地客、佃客和浮客三种，他们对地主的依附程度有差异。朱瑞熙先生的《宋代社会研究》第42～43页认为，宋时出现佃仆制度，佃仆对主人的依附关系既是主佃关系，又是主仆关系。日本高桥芳郎的《宋代佃户的身份问题》（载《东洋史研究》，第37卷第3号）认为，宋代佃户有主佃之分和主仆之分两大阶层差别，后者即是佃仆、地客阶层。

〔13〕《宋朝诸臣奏议》卷106，富弼《上神宗论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给田土》。

〔14〕《宋会要》兵21之24。

〔15〕《宋会要》食货69之78。

〔16〕《资治通鉴》卷281。

〔17〕《宋会要》职官58之5。

〔18〕《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二》。

〔19〕《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20〕《宋会要》兵28之20～21。

〔21〕《王双溪先生集》卷5，《太平遇流民》。

〔22〕《宋会要》食货63之177。

〔23〕《宋会要》食货69之78。

〔24〕《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5，《通进司上书》。

〔25〕《宋会要》食货64之19。《长编》卷96将此奏系于天禧四年闰十二月辛未，时间似误。

〔26〕《宋史》卷304，《刘师道传》。

〔27〕《宋会要》刑法2之5～6；《宋太宗实录》卷78，至道二年八月丙寅。

〔28〕《宋会要》食货69之66～67。

〔29〕《直讲李先生文集》卷31，《先夫人墓志》。

〔30〕《水心文集》卷7，《自罗浮行田宿华严寺》。

〔31〕参见明代《沈氏农书·运田地法》。

〔32〕《浪语集》卷23，《与张左司书》、《答沈县尉书》。

〔33〕《乐全集》卷14，《刍荛论·食货论·屯田》。

〔34〕《宋会要》食货6之38。

〔35〕《宋会要》食货69之67。《朱文公别集》卷10《申监司为赈粜场利害事件》也有类似记载。

〔36〕《长编》卷351，元丰八年二月丁卯。

〔37〕《宋会要》仪制10之31。

〔38〕《宋会要》职官48之31。

〔39〕《昼帘绪论·赈恤篇》第十一。

〔40〕《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七月丁酉。

〔41〕参见《浪语集》卷19，《论营田》；《朱文公文集》卷28，《答赵帅论举子仓事·佃户人户欠米未有约束》；《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历代名臣奏议》卷253，卫泾奏。

〔42〕《袁氏世范》卷3，《存恤佃客》、《修治陂塘其利博》。

〔43〕《宋史》卷430《李燔传》。参见《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4，《神道碑·待制徐侍郎》。

〔44〕《宋会要》食货61之11。

〔45〕《成都文类》卷39。

〔46〕《止堂集》卷18。

〔47〕《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5，《知文州主管华州雲台观安君墓志铭》。

〔48〕《宋史》卷460，《曾氏妇传》。

〔49〕《宋会要》食货63之97～98。

〔50〕《宋会要》食货69之68～69。

〔51〕《宋会要》食货62之50。

〔52〕《朱文公文集》卷99。

〔53〕《左史谏草·戊戌三月二十五日奏为财赋八事欲望圣慈晓谕州县施行乞以成宪为法奏闻事伏候敕旨》。

〔54〕《峰真隐漫录》卷9，《临陛辞日进内修八事札子》。

〔55〕《黄氏日抄》卷78，《六月二十日委乐安施知县亨祖发粜周宅康宅米》。

〔56〕《宋会要》食货1之39。

〔57〕《要录》卷178，绍兴二十七年十二月乙未。

〔58〕《朱文公文集》卷99。

〔59〕参见［日］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620页，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

〔6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2，《饶州州院推勘朱超等为踢死程七五事》。

〔61〕参见《朱文公别集》卷9，《取会管下都分富家及阙食之家》。

〔62〕《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禁约顽民诬赖榜文》。

〔63〕《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乙未、壬子。

〔64〕《朱文公文集》卷14，《戊申延和奏札一》。

〔65〕《宋会要》食货69之65。

〔66〕《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9，《与漕司论放鱼利事》。

〔67〕《雪坡舍人集》卷34，《左氏书庄记》。

〔68〕《能改斋漫录》卷12，《晏元献节俭》。

〔69〕《范文正公尺牍》卷上，《家书·与中舍》。

〔70〕参见《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癸巳。

〔71〕参见《宋史》卷415，《黄畴若传》。

〔72〕《稼轩词编年笺注》卷3，《最高楼》。

〔73〕《宋会要》方域14之9：“诸州有贱典卖庄田者。”《宋会要》刑法2之13：“民负息钱，无得逼取庄土、牛畜以偿。”《黄氏日抄》卷84《通新宪翁舟山书》：“浙右沃壤，富贵人多置庄产。”

〔74〕《宝真斋法书赞》卷14，《黄鲁直书简帖下》。

〔75〕《宋会要》兵17之14。

〔76〕《历代名臣奏议》卷143，章谊奏。

〔77〕《三朝北盟会编》（以下简称《会编》）卷207《岳侯传》作“庄客”，卷208《林泉野记》作“佃户”；《朱子语类》卷132作“佃客”。

〔78〕《宋会要》食货63之138。

〔79〕《东坡志林》卷1，《梦南轩》。

〔80〕《宋会要》食货63之134～135。

〔81〕《姑溪居士前集》卷17，《庄居阻雨邻人以纸求书因而信笔》。

〔82〕《梁溪全集》卷104，《与李尚书措置画一札子》。

〔83〕《宋会要》食货63之157～158。

〔84〕《清异录》卷4，《社零星》。

〔85〕《宋会要》食货63之148。

〔86〕《吴郡志》卷19。《历代名臣奏议》卷250作“故田主宁肯没田，不肯做岸”。

〔87〕《陈亮集》卷36，《何少嘉墓志铭》，增订本。

〔88〕《朱文公文集》卷21，《乞给借稻种状》。

〔89〕《范文正公集·义庄规矩》。类似记载尚可参见《宋会要》食货63之21、223。

〔90〕《北山文集》卷2，《临刈旱苗》；卷3，《临刈旱苗二首》；卷5，《记旱》。

〔91〕《宋会要》兵29之47～48。

〔92〕《齐东野语》卷17，《景定行公田》；《宋史》卷47，《瀛国公纪》。

〔93〕《朱子语类》卷123。关于宋时“田客”的记录，尚可参见《鸡肋集》卷68，《右通直郎杨君墓志铭》；《孙仲益内简尺牍》卷10，《与邹承务》。

〔94〕《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4。

〔95〕《宋史》卷333，《朱寿隆传》。

〔96〕参见《宝真斋法书赞》卷13，《薛道祖书简帖》；《夷坚丁志》卷5，《灵泉鬼魋》；《夷坚支乙》卷10，《傅全美仆》；《夷坚支丁》卷7，《灵山水精》；《夷坚支景》卷10，《简坊大蕈》。

〔97〕《鸡肋集》卷5，《视田五首赠八弟无》。

〔98〕《宋会要》食货68之100。

〔99〕《鹤林玉露》乙编卷1，《本政书》。

〔100〕《宋会要》食货63之144～145。

〔101〕《黄氏日抄》卷78，《四月初一日中途预发劝粜榜》。

〔102〕《嘉祐集》卷5。

〔103〕《昌谷集》卷7，《湖庄创立本末与后溪刘左史书》。

〔104〕《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0，《薛常州墓志铭》。

〔105〕《宋会要》食货70之167。

〔106〕参见张泽咸：《唐代阶级结构研究》，第十二、十三章；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第八章，南京，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107〕《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戊寅。

〔108〕《云巢编》卷9。

〔109〕《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

〔110〕《长编》卷392，元祐元年十一月辛巳注。

〔111〕《长编》卷70，大中祥符元年九月己巳。

〔112〕《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

〔113〕《左史谏草·监簿吕公家传》。

〔114〕《东轩笔录》卷8载李诚庄在“汜县”，应即汜水县。

〔115〕《东牟集》卷9，《正诡名法札子》。

〔116〕《宋会要》食货63之169～170，《文献通考》卷12。

〔117〕《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

〔118〕《皇朝文鉴》卷106，《民议》。

〔119〕《宋会要》食货61之58。

〔120〕《鹤林集》卷39。

〔121〕《宋会要》食货63之171。

〔122〕《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五首》（其五）。

〔123〕《袁氏世范》卷3，《兼并用术非悠久计》。

〔124〕《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125〕《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图志》。

〔126〕《黄氏日抄》卷78，《七月初一日劝上户放债减息榜》。

〔127〕《长编》卷168，皇祐二年六月。

〔128〕《长编》卷87，大中祥符九年七月癸丑。

〔129〕《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

〔130〕《真文忠公文集》卷10，《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

〔131〕《朱文公文集》卷18，《奏义役利害状》。

〔132〕《宋会要》瑞异3之28。

〔133〕《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壬戌。

〔134〕《毗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7。

〔135〕《历代名臣奏议》卷266。

〔136〕《宋朝诸臣奏议》卷111，《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

〔137〕参见《梅溪先生后集》卷25，《定夺馀姚县和买》；《宋会要》食货70之75～76。

〔138〕参见《宋会要》食货70之101～102。

〔139〕《宋会要》食货70之92。

〔140〕《古今考》卷20，方回附论。

〔141〕参见《新安志》卷2。

〔142〕《盘洲文集》卷41，《论人户差役札子》。参见《要录》卷189，绍兴三十一年三月庚子。

〔143〕《新安志》卷2。

〔144〕参见《嘉靖安溪县志》卷1，《嘉靖惠安县志》卷6。

〔145〕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限田外合计产应役》、《章都运台判》。

〔146〕《朱文公文集》卷24，《与魏元履书》。

〔147〕《朱文公文集》卷99。

〔148〕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0、13；《长编》卷358，元丰八年七月庚戌。

〔149〕参见《吴郡志》卷19，引郏亶奏。可资旁证者，如《金史二》卷47《食货志二》载，“平阳路宜计丁限田，如一家三丁，己业止三十亩，则更许存所佃官地一顷二十亩”，平均每丁50亩。另有泰和时“定制”，“每丁四十亩”。又《金史》卷15《宣宗纪》、卷47《食货志二》、卷108《侯挚传》载，“人给地三十亩，有力者五十亩”。可知北方一个劳动力40宋亩，实为平均数。

〔150〕《浪语集》卷19，《论营田》。

〔151〕《定斋集》卷3，《条具屯田事宜状》；《历代名臣奏议》卷260，蔡戡奏。

〔152〕《永乐大典》卷7892，《临汀志》。

〔153〕《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154〕《宋会要》食货24之10。

〔155〕《救荒活民书》卷2，《义仓》。

〔156〕《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157〕《梦溪笔谈》卷11。

〔158〕《元丰类稿》卷9，《救灾议》；《宋会要》食货57之8～9，59之19。

〔159〕《景定建康志》卷23，《平止仓》。

〔160〕《宋会要》食货1之1。

〔161〕参见《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丁未；卷354，元丰八年四月乙酉。《宋会要》兵2之32。

〔162〕《谠论集》卷1，《上哲宗乞保甲地土不及二十亩者免冬教》。

〔163〕《净德集》卷2，《奏乞宽保甲等第并灾伤免冬教事状》。

〔164〕《止斋先生文集》卷44，《桂阳军劝农文》。

〔165〕《灌园集》卷14，《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

〔166〕《宋会要》职官58之17。

〔167〕《宋会要》食货63之224～225。

〔168〕《梦溪笔谈》卷9；《宋史》卷458，《杜生传》。

〔169〕参见《夷坚乙志》卷20，《徐三为冥卒》。

〔170〕《长编》卷362，元丰八年十二月丙寅。

〔171〕《宋朝诸臣奏议》卷106，富弼《上神宗论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给田土》。

〔172〕《真文忠公文集》卷7，《乞给降钱会下本路灾伤州郡下户收籴麦种》。

〔173〕《宗伯集》卷9，《十县例状》（一作《潭州十县议役法例状》）。

〔17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4，《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札子》。

〔175〕《钱塘韦先生文集》卷18，《议井田》。

〔176〕《长编》卷27，雍熙三年七月甲午。

〔177〕《都官集》卷2，《厚生一》；卷7，《说农》。

〔178〕《历代名臣奏议》卷106。

〔179〕《栾城应诏集》卷10，《民政下·第二道》。

〔180〕《象山先生全集》卷8，《与陈教授》。

〔181〕《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

〔182〕参见《宋会要》食货63之223；《说郛》卷4，《古杭杂记》；《黄氏日抄》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183〕《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

〔184〕《灌园集》卷14，《与张户曹论处置保甲书》。

〔185〕《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186〕参见胡道修：《宋代人口的分布与变迁》，见《宋辽金史论丛》，第2辑。此处所引为原稿。

〔187〕《宋会要》食货4之28。

〔188〕《宋会要》兵2之11～12。

〔189〕《方舟集》卷18，《黎州劝农文》。

〔190〕《浣川集》卷5，《定海七乡图记》。

〔191〕《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戊寅。

〔192〕《皇朝文鉴》卷106，《民议》。

〔193〕参见《浪语集》卷17，《奉使淮西与虞丞相书》、《与虞丞相书六》。

〔194〕《朱文公别集》卷9，《取会管下都分富家及阙食之家》。

〔195〕《宋会要》食货66之29。

〔196〕《长编》卷75，大中祥符四年正月戊寅；《宋会要》食货12之2。

〔197〕参见《宋会要》职官57之18～19；《宋史》卷171，《职官志十一》。

〔198〕《宋会要》职官57之33。

〔199〕《宋会要》食货61之57。

〔200〕《宋会要》食货61之63。

〔201〕《宋会要》食货61之56。

〔202〕《宋会要》刑法3之44。

〔203〕参见《宋会要》食货6之36。

〔204〕参见《东塘集》卷9，《论差税当究其原疏》；《昌谷集》卷10，《新知澧州朝辞上殿札子》。

〔205〕《宋会要》食货61之57。

〔206〕《浪语集》卷20，《论民力》。

〔207〕《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续金华丛书”本，以《宋会要》食货12之17与“金华丛书”本《东莱吕太史文集》参校。

〔208〕《宋史》卷389，《尤袤传》。

〔209〕《宋会要》瑞异3之15～16。

〔210〕《宋会要》食货70之93～94。

〔211〕《宋会要》食货70之88～89。

〔212〕《宋会要》食货10之19，12之15～16。按宋时是否将墓地作为税产，各地规定不同。如《长编》卷110天圣九年十一月己卯：“诏：河南府民墓田七亩以下除其税。”则当地有少量墓地的佃农不算主户。

〔213〕《黄氏日抄》卷79，《义役差役榜》。

〔214〕《宋会要》食货70之170。

〔215〕《宋会要》食货12之19～20。

〔216〕《攻媿集》卷91，《〔华文〕阁待制杨公行状》。

〔21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8，《陈子长筑绍熙堰》。

〔218〕参见《攻媿集》卷104，《知梅州张君墓志铭》。

〔21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3，《墓志铭·叶寺丞》。

〔220〕《宋会要》食货14之43，65之97～98，66之86。

〔221〕《夷坚支丁》卷9，《盐城周氏女》。

〔222〕《夷坚支戊》卷1，《石溪李仙》。

〔223〕《夷坚支戊》卷2，《淡水渔人》。

〔224〕《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七月壬申。

〔225〕《宋会要》食货6之42。

〔226〕《东塘集》卷9，《论差税当究其原疏》。

〔227〕《景定建康志》卷41，《溧阳县均赋役记》。

〔228〕《宋会要》食货6之42。

〔229〕《宋会要》食货14之47。

〔230〕《攻媿集》卷85，《先兄严州行状》。

〔231〕《宋会要》食货6之39。

〔232〕《诚斋集》卷125，《朝议大夫直徽猷阁江东运判徐公墓志铭》。

〔233〕《舍人集》卷1，《制科策》。

〔234〕《尽言集》卷11，《论役法之弊》。又《乐全集》卷21《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事宜》、卷26《论率钱募役事》也有类似记载。

〔235〕《宋会要》食货63之168～169。

〔236〕《宋会要》食货14之8。

〔237〕《文献通考》卷11；《元丰九域志》卷5；《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戊寅。

〔238〕《吴郡志》卷19，郏亶奏。

〔239〕《元丰九域志》卷3。参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5，《乞不添屯军马》。

〔240〕《方舟集》卷11，《潼川运使刘公生祠记》。此记原作“小县”，应脱“溪”字。

〔241〕《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

〔242〕《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

〔243〕《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9，《知达州李君墓表》。

〔244〕以上统计参见梁方仲编著：《中国历代户口、田地、田赋统计》甲表33，《北宋主、客户口数及客户户数的比重》，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

〔245〕《宋刑统》卷12。参见拙作《宋代农户平均家口数的估计》（见《李埏教授九十华诞纪念文集》），后稍作增补，收入论文集《涓埃编》。

〔246〕《朱文公文集》卷99，《晓谕兄弟争财产事》。参见《长编》卷9，开宝元年六月癸亥；卷10，开宝二年八月丁亥；卷17，太平兴国元年十月乙卯；卷24，太平兴国八年十一月癸丑。

〔247〕《长编》卷120，景祐四年正月乙未；《宋史》卷298，《马亮传》。

〔248〕《宋会要》兵2之5。

〔249〕《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宋会要》食货70之4。

〔250〕《宋会要》食货66之1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二年四月丙辰；《庆元条法事类》卷75，《侍丁》。

〔251〕参见《宋会要》兵2之12。

〔252〕《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二月丁亥朔。

〔253〕《史记》卷48，《陈涉世家》。

〔254〕《要录》卷8，建炎元年八月乙亥。

〔255〕《剑南诗稿》卷66，《初夏闲居》。

〔256〕《夷坚乙志》卷20，《徐三为冥卒》。

〔257〕《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7，《岁除即事》（其四）。

〔258〕《说郛》卷24，《肯綮录》。

〔259〕参见《宋史》卷346，《吕陶传》。

〔260〕《历代名臣奏议》卷107。

〔261〕《北溪大全集》卷44，《上庄大卿论鬻盐》。

〔262〕《济南集》卷3。

〔263〕《夷坚支癸》卷5，《神游西湖》。

〔264〕《夷坚支景》卷1，《员一郎马》。

〔265〕《夷坚三志壬》卷10，《颜邦直二郎》。

〔266〕《朱文公文集》卷93，《朝散黄公墓志铭》。

〔267〕《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7，《社仓利害书》。

〔268〕参见《宋史》卷310，《张知白传》；卷311，《王随传》。《朱文公文集》卷93，《朝散黄公墓志铭》。

〔269〕《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5，《谏西征疏》。

〔270〕《长编》卷369，元祐元年闰二月壬寅。

〔271〕参见《长编》卷111，明道元年十二月己未；卷114，景祐元年闰六月辛巳；卷165，庆历八年十一月乙卯。《宋会要》食货69之41。《华阳集》卷38，《太常少卿直昭文馆知郑州寇公（平）墓志铭》。

〔272〕《水心别集》卷2，《民事中》。

〔273〕《景文集》卷7，《岁丰》。

〔274〕《欧阳文忠公全集》卷27，《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

〔275〕《梁溪漫志》卷10，《范信中》。

〔276〕《宋史》卷437，《程迥传》。

〔277〕《夷坚乙志》卷14，《结竹村鬼》。

〔278〕《夷坚支甲》卷6，《高周二妇》。

〔279〕《夷坚支癸》卷9，《吴六竞渡》。

〔280〕《宋会要》食货65之77，66之73。参见《剑南诗稿》卷25，《秋日郊居》。

〔281〕《朱文公文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

〔282〕《夷坚支丁》卷4，《吴廿九》。

〔283〕《南宋群贤小集·前贤小集拾遗》卷2。

〔284〕《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十一月癸未。

〔285〕《小畜集》卷3。

〔286〕《王荆文公诗笺注》卷1，《示元度》；卷4，《题半山寺壁二首》。

〔287〕《朱文公文集》卷17，《奏救荒事宜画一状》。

〔288〕《南涧甲乙稿》卷9，《荐崇安、建阳两知县状》。

〔289〕《袁氏世范》卷3，《桑木因时种植》。

〔290〕《夷坚支甲》卷5，《灌园吴六》。

〔291〕《小畜集》卷29，《累赠太子洗马王府君墓志铭》。

〔292〕《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9，《故处士赠都官郎中司马君行状》。

〔293〕《西台集》卷14，《王彦明墓志铭》。

〔294〕《松隐文集》卷21，《山居杂诗》。

〔295〕《止斋先生文集》卷48，《林民达墓铭》。

〔296〕《昌谷集》卷19，《曹次萧墓志铭》。

〔297〕《浮溪集》卷19，《为德兴汪氏种德堂作记》。此外，如《乐静集》卷29《傅主簿墓志铭》中之“家僮”、“僮奴”，《斐然集》卷4《和唐坚伯留题庄舍》中之“耕奴”，《紫微集》卷3《穗粟》中之“隶人”，都属僮客之类雇农。

〔298〕《刘给谏文集》卷5，《行状》。

〔299〕《范香溪文集》卷10，《课畦丁灌园》。其他如《梅溪先生后集》卷7《种蔬》、《安晚堂诗集》卷9《谢郑广文和韵》、《骳稿·春日》，也有类似记录。

〔300〕《剑南诗稿》卷13，《蔬圃绝句》、《蔬圃》；卷42，《己未岁暮》；卷48，《雨过行视舍北菜圃因望北村久之》；卷84，《卧病杂题》。

〔301〕《宋会要》食货36之9；《长编》卷63，景德三年七月庚午。

〔302〕《净德集》卷1，《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303〕《说郛》卷60，《北苑别录》。

〔304〕《南涧甲乙稿》卷18。

〔305〕《宋会要》刑法4之24。

〔306〕《寓简》卷8。

〔307〕《剑南诗稿》卷48，《弊庐》。

〔308〕《净德集》卷1，《奏为官场买茶亏损园户致有词诉喧闹事状》。

〔309〕《鸡肋编》卷下。

〔310〕《蔡忠惠公集》卷24，《上庞端公书》。

〔311〕《灌园集》卷18，《达佣述》。

〔312〕《夷坚丙志》卷11，《钱为鼠鸣》。

〔313〕《宋会要》食货2之14。“栽种”，《宋会要》食货63之98作“栽插”。

〔314〕《说郛》卷4，《西斋话记》。

〔315〕《宋会要》食货2之10。

〔316〕《宋会要》食货69之41～42。

〔31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8，《陈子长筑绍熙堰》。

〔318〕《长编》卷269，熙宁八年十月辛亥。

〔319〕《铁庵方公文集》卷33，《永福辛卯劝农》。

〔32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5，《应诏言朝政阙失状》；《历代名臣奏议》卷265，李常奏。

〔321〕《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六》。

〔322〕《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323〕《净德集》卷25，《著作佐郎李府君墓志铭》。

〔324〕《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325〕《宋会要》食货17之15。

〔326〕《杨龟山先生集》卷1，《上渊圣皇帝》。

〔327〕《攻媿集》卷104，《知復州张公墓志铭》。

〔328〕《淮海集》卷2，《田居》。据《梦粱录》卷16《鲞铺》：“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俗谑试题》作“早辰起来七般事，油盐酱豉姜椒茶。”其中盐和茶两项日常消费一般尤须依赖市场。

〔329〕《宋会要》食货21之10。

〔330〕《长编》卷35，淳化五年三月甲寅。

〔331〕《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5，《通进司上书》。

〔332〕《宋会要》食货17之25～26。

〔333〕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14、16、20、23、35。

〔334〕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27；《容斋续笔》卷1，《田宅契券取直》。

〔335〕《宋会要》食货17之43，18之2。

〔336〕《宋会要》食货17之16。

〔337〕《宋会要》食货17之31。

〔338〕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37，18之30。

〔339〕《范香溪文集》卷20，《铁工问》。

〔340〕《宋会要》食货17之17。

〔341〕《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省状》。

〔342〕《蛟峰文集》卷6，《田父吟》。

〔343〕《真文忠公文集》卷6，《奏乞蠲阁夏税秋苗》。

〔344〕《栾城集》卷1，《蚕市》。

〔345〕《郧溪集》卷26，《买桑》。

〔346〕《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顺适堂吟稿戊集·蚕妇吟》；《秋崖先生小稿诗集》卷30，《扣角》。参见《石湖居士诗集》卷3，《缲丝行》；《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顺适堂吟稿丙集·机女叹》；《宋会要》食货18之26；《岭外代答》卷6，《布》。

〔347〕《草窗韵语》四稿，《潇湘八景·山市晴岚》；《参寥子诗集》卷1，《归宗道中》。

〔348〕《水心文集》卷1，《上宁宗皇帝札子二》。

〔349〕《象山先生全集》卷8，《与陈教授》。

〔350〕《皇朝文鉴》卷125，高弁《望岁》；《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7，《社仓利害书》；《历代名臣奏议》卷107，张守奏。

〔351〕《浣川集》卷4，《论抄札人字地字格式札子》。

〔352〕《永乐大典》卷7890，《临汀志》。

〔353〕《宋会要》食货17之25；《长编》291，元丰元年八月己巳。

〔354〕《宋会要》食货69之50。

〔355〕《宋会要》食货14之43。

〔356〕《宋会要》食货18之26。

〔357〕《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9，《墓志铭·宋经略》。

〔358〕《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三月丁卯。

〔359〕《两浙金石志》卷9，《宋孚惠庙敕牒碑》。

〔360〕《节孝集》卷25。

〔361〕《茅亭客话》卷1。

〔362〕《夷坚志补》卷10，《田亩定限》。

〔363〕《象山先生全集》卷10，《与张元鼎》。

〔364〕《骳稿·田父怨》。参见《浪语集》卷17，《奉使淮西与虞丞相书》；《桯史》卷6，《汪革谣谶》；《夷坚支戊》卷1，《石溪李仙》。

〔365〕《王双溪先生集》卷2，《上宰执书》。

〔366〕《汉滨集》卷8，《论铜坑朝札》。

〔367〕《宋会要》职官5之3。

〔368〕《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369〕《宋会要》食货68之21。

〔370〕《丹渊集》卷3。

〔371〕《夷坚支戊》卷2，《淡水渔人》。

〔372〕《朱文公文集》卷93，《转运判官黄公墓碣铭》。

〔373〕《铁围山丛谈》卷5。

〔374〕《南湖集》卷3，《石首春鱼梅鱼三物形状如一而大小不同尔因赋长篇》。

〔375〕《夷坚支甲》卷5，《周三蛙》。

〔376〕《夷坚支丁》卷3，《廖氏鱼塘》。

〔377〕《骖鸾录》。

〔378〕《东坡七集·东坡集》卷13，《鱼蛮子》。据《舆地纪胜》卷102《梅州》，“鱼蛮子”即相当于广南的“蜑家”。

〔379〕《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顺适堂吟稿戊集·渔家行》。

〔380〕《阆风集》卷3，《自归耕篆畦见村妇有摘茶车水卖鱼汲水行馌寄衣舂米种麦泣布卖菜者作十妇词》。

〔381〕参见《癸辛杂识》别集上，《鱼苗》；《嘉泰会稽志》卷17；《新安志》卷2。

〔382〕《剑南诗稿》卷11，《思故山》。

〔383〕《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9，《与漕司论放鱼利事》。

〔384〕《临川先生文集》卷70，《茶商十二说》。

〔385〕《净德集》卷1，《奏具置场买茶旋行出卖远方不便事状》。

〔386〕《清异录》卷1。

〔387〕《阆风集》卷3，《自归耕篆畦见村妇有摘茶车水卖鱼汲水行馌寄衣舂米种麦泣布卖菜者作十妇词》。

〔388〕参见《萍洲可谈》卷2；《游定夫先生集》卷6，《朝奉郎彭公墓志铭》。

〔389〕《象山先生全集》卷28，《葛致政墓志铭》。

〔390〕《都官集》卷14，《山中咏橘长咏》。

〔391〕参见《范文正公集》卷4，《苏州十咏·洞庭山》；《鸡肋编》卷中。

〔392〕《鸡肋编》卷下。

〔393〕《避暑录话》卷下。

〔394〕《元丰类稿》卷35，《福州拟贡荔枝状》。

〔395〕《荔枝谱》。

〔396〕《淳熙三山志》卷41。以《永乐大典》卷2811参校。

〔397〕《糖霜谱》第三。

〔398〕《铁庵方公文集》卷21，《书·乡守项寺丞》。

〔399〕《乐轩集》卷1，《渔溪西轩》。

〔400〕《骖鸾录》。

〔401〕《新安志》卷1。

〔402〕《伯牙琴·谢皋父传》。

〔403〕《宾退录》卷3，《彰明县附子记》。

〔404〕《渭南文集》卷42，《天彭牡丹谱》。

〔405〕《嘉泰会稽志》卷17。

〔406〕《铁庵方公文集》卷21，《书·乡守项寺丞》。

〔407〕关于宋时农村的商品生产，参见张金花：《宋诗与宋代商业》，第二章，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6。

〔408〕《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五月戊寅。

〔409〕《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六》。

〔410〕《岭外代答》卷4，《常平》。

〔411〕《攻媿集》卷100，《朝请大夫致仕王君墓志铭》。

〔41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一年夏。

〔413〕《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414〕《袁氏世范》卷3，《修治陂塘其利博》。

〔415〕《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吾竹小稿》。

〔416〕参见《宝真斋法书赞》卷13，《薛道祖书简帖》；卷14，《黄鲁直书简帖下》。

〔417〕《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75，《知文州主管华州雲台观安君墓志铭》。

〔418〕《栾城三集》卷1，《将筑南屋借功田家》。

〔419〕《金石苑》卷4，《宋王典孙墓表》。

〔420〕《袁氏世范》卷3，《存恤佃客》。

〔421〕参见《宋史》卷304，《刘师道传》。又《宋会要》刑法2之5和《宋太宗实录》卷78至道二年八月丙寅作“小民岁输租庸”，其意相同。

〔422〕《成都文类》卷39，《正法院常住田记》。

〔423〕《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乙未、壬子。

〔424〕《成都文类》卷46，《双流昭烈庙碑阴记》。

〔425〕《临川先生文集》卷92，《户部郎中赠谏议大夫曾公墓志铭》。

〔426〕《宋会要》食货63之71。

〔427〕《宋史》卷288，《高若讷传》。

〔428〕《宋会要》食货4之5。

〔429〕《包拯集》卷7，《请将邢洺州牧马地给与人户依旧耕佃一》。秆草数，《请将邢洺州牧马地给与人户依旧耕佃二》作“三十五万余束”。

〔430〕参见《宋会要》食货39之19。

〔431〕《宋会要》兵21之26；《长编》卷190，嘉祐四年十二月甲申；《韩魏公集》卷14，《家传》。

〔432〕参见《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容斋三笔》卷10，《纳绸绢尺度》。

〔433〕《净德集》卷5，《奉使契丹回上殿札子》。

〔434〕《宋史》卷190，《兵志四》；《宋会要》兵4之9、23。

〔435〕《长编》卷142，庆历三年七月辛巳；《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奏乞罢陕西近里州军营田》。

〔436〕《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壬寅。

〔437〕《宋会要》兵4之25。

〔438〕《长编》卷44，咸平二年四月。

〔439〕《宋会要》职官58之8～9。

〔440〕《范太史集》卷42，《左中散大夫守少府监吕公墓志铭》。

〔441〕《宋会要》食货6之28。

〔442〕《金陵新志》卷13下，《俞传》。

〔443〕《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丁丑、己卯。

〔444〕《宋会要》食货70之52。

〔445〕《昌谷集》卷16，《屯田议》。

〔446〕《宋会要》食货6之32。

〔447〕《嘉靖惟扬志》卷7。

〔448〕《历代名臣奏议》卷250。

〔449〕《中吴纪闻》卷3，《范文正公还乡》；《金石萃编》卷136，《义田记》。

〔450〕《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

〔451〕《文献通考》卷7。

〔452〕《宋会要》61之36～3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绍兴至淳熙东南鬻官产本末》。

〔453〕《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

〔454〕《江苏金石志》卷14，《吴学续置田记一》。

〔455〕《琴川志》卷6。

〔456〕《八琼室金石补正》卷121，《嘉定县学田租记》。又见《江苏金石志》卷18。

〔457〕《黄氏日抄》卷73，《辞省札发下官田所铸铜印及人吏状》。

〔458〕《鸿庆居士集》卷23，《黄林先墓记》。

〔459〕《咸淳遗事》卷上；《齐东野语》卷17，《景定行公田》。

〔460〕《漫塘文集》卷23，《洮湖陈氏义庄记》。

〔461〕《嘉定镇江志·附录》。

〔462〕《黄氏日抄》卷84，《与叶相公（西涧）》。

〔463〕《嘉泰吴兴志》卷11。

〔464〕《黄氏日抄》卷84，《与叶相公（西涧）》。

〔465〕《至元嘉禾志》卷18，《精严禅寺记》。

〔466〕《至元嘉禾志》卷16，《府学重建小学置田记》。

〔467〕《嘉泰吴兴志》卷8。

〔468〕《宋会要》食货6之31。

〔469〕《愧郯录》卷15，《祖宗朝田米直》。

〔470〕《松隐文集》卷30，《崇先显孝禅院记》。

〔471〕《雪坡舍人集》卷33，《重修报恩光孝观记》。

〔472〕《梅溪先生后集》卷27，《鉴湖说上》。

〔473〕《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1，《思陵录下》淳熙十五年三月丁巳。

〔474〕《渭南文集》卷18，《能仁寺舍田记》。

〔475〕《两浙金石志》卷12，《宋绍兴府学整复赁钱榜记》。

〔476〕《宋史》卷354，《楼异传》。

〔477〕《宋会要》食货7之45。

〔478〕《宋会要》食货63之198～199；《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甲戌。

〔479〕《赤城集》卷6，俞建《台州新给赡学田记》。

〔480〕《赤城集》卷6，应椿年《台州增学田记》。

〔481〕《黄氏日抄》卷86，《台州黄巖县太平乡义役记》。

〔482〕《宋会要》食货40之28。

〔483〕《要录》卷181，绍兴二十九年四月癸卯。

〔484〕《宋会要》食货6之19～20。

〔485〕《宋会要》食货61之41。

〔486〕《金陵新志》卷13下，《马光祖传》。《咸淳遗事》卷上。《齐东野语》卷17，《景定行公田》。《宋史》卷45，《理宗纪》；卷173，《食货志》；卷474，《贾似道传》。

〔487〕《高峰文集》卷2，《论赐圩田札子》；《又札子》；《南涧甲乙稿》卷2，《永丰行》；《要录》卷67，绍兴三年七月壬戌；《宋会要》食货63之200～201。

〔488〕关于军斗，《永乐大典》卷7512《续宣城志》载，宁国府“自来支遣军粮斛与文思斛不同”，“比文思斛每石系加一斗二升”。元《金陵新志》卷7说宋“文思院斛，石当今七斗。又有军斗，当今七升弱”。

〔489〕《长兴集》卷21，《万春圩图记》。

〔490〕参见《张颙墓志铭》。

〔491〕《宋会要》食货7之6。

〔492〕《宋史》卷361，《张枃传》；《诚斋集》卷76，《隆兴府奉新县怀种堂后记》。

〔493〕《朱文公文集》卷79，《江西运司养济院记》。

〔494〕《黄氏日抄》卷88，《抚州金谿县李氏平粜仓记》。

〔495〕《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19，《庐陵县重修县学记》。

〔496〕《宋朝诸臣奏议》卷105，《上真宗乞授陈靖劝农使谕民耕佃旷土》。

〔497〕《宋会要》食货63之199～200。

〔498〕《宋会要》食货63之106～107；《要录》卷106，绍兴六年十月甲辰。

〔499〕《宋会要》食货63之167、175。

〔500〕《淳熙三山志》卷11。

〔501〕《弘治兴化府志》卷31，钟离松《奏乞除免犹剩米札子》。

〔502〕《弘治兴化府志》卷10。

〔503〕《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记·修復艾轩祠田》。

〔504〕《宋会要》食货63之90～91；《要录》卷49，绍兴元年十一月丁未；《宋史》卷377，《陈规传》。

〔505〕《宋会要》食货6之26。

〔506〕《省斋文集》卷4，《石鼓书院田记》。

〔507〕《宋史》卷400，《游仲鸿传》。

〔50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王德和括关外营田》。

〔509〕《历代名臣奏议》卷223。

〔510〕《长编》卷37，至道元年正月丙辰；《宋会要》食货7之1～2。

〔511〕《嘉祐集》卷5，《衡论·田制》、《衡论·兵制》。

〔51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5，《通进司上书》。

〔513〕《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2，《论给田募役状》；《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上官均奏；《絜斋集》卷10，《绍兴报恩光孝四庄记》。

〔514〕《容斋续笔》卷7，《田租轻重》。

〔515〕《水心别集》卷2，《民事上》。

〔516〕《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九月甲申。

〔517〕《宋会要》食货40之28；《定斋集》卷3，《论屯田札子》。

〔518〕《宋会要》职官58之2～3；《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甲申。

〔519〕《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520〕《勿轩集》卷1，《农桑辑要序》。

〔521〕《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522〕《要录》卷103，绍兴六年七月甲午；《宋会要》食货63之105。

〔523〕《宋会要》食货63之61、148～149。

〔524〕《宋会要》食货69之48。

〔525〕《宋会要》食货69之46。

〔526〕《宋会要》食货63之137～138、149。

〔527〕《自鸣集》卷3，《飏稻行》。

〔528〕《王双溪先生集》卷1，《上林鄂州书》。

〔529〕《要录》卷99，绍兴六年三月己巳。

〔530〕《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七月丁酉；《宋会要》食货63之117～118。

〔531〕《定斋集》卷3，《条具屯田事宜状》；《历代名臣奏议》卷260。

〔532〕《容斋随笔》卷4，《牛米》。

〔533〕《新安志》卷2。

〔534〕《都官集》卷2，《厚生一》。

〔535〕《开庆四明续志》卷9，吴潜《劭农》。

〔536〕《宋会要》职官58之2～3；《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甲申。

〔537〕《宋会要》职官58之11～12。

〔538〕《宋会要》职官57之75～77。

〔539〕《鸡肋编》卷上。

〔540〕《宋会要》食货63之117；《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七月丁酉。

〔541〕《铁庵方公文集》卷33，《将邑丙戌秋劝种麦》；《黄氏日抄》卷78，《咸淳七年中秋劝种麦文》；《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542〕《宋史》卷39，《宁宗纪》；卷173，《食货志上一》。

〔543〕《宋会要》食货3之5。

〔544〕《开庆四明续志》卷4。

〔545〕参见《景定建康志》卷41，《营租》。

〔546〕《孙仲益内简尺牍》卷7，《与常守强朝议》。

〔547〕《景定建康志》卷28。

〔548〕《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

〔549〕《江苏金石志》卷17，《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

〔550〕参见《嘉定镇江志》卷4，《田赋》。

〔551〕《嘉定镇江志》附录。

〔552〕《宋会要》食货63之61。

〔553〕《晋书》卷47，《傅玄传》。

〔554〕《徂徕石先生文集》卷8，《录微者言》。

〔555〕《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556〕《石林奏议》卷11，《奏措置买牛租赁与民耕种利害状》。

〔557〕《宋史》卷388，《李焘传》。

〔558〕《剑南诗稿》卷31，《春耕》。

〔559〕《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吾竹小稿》。

〔560〕《宋史》卷401，《刘宰传》。

〔561〕《宋会要》食货17之11；《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月甲午。

〔562〕《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己未；《宋史》卷324，《李允则传》。

〔563〕《要录》卷88，绍兴五年四月甲子；《宋会要》食货63之97。

〔564〕《要录》卷101，绍兴六年五月癸未。

〔565〕《长编》卷60，景德二年六月壬午；卷92，天禧二年五月壬申。《宋会要》礼20之85作“三百头”。

〔566〕《宋会要》食货70之156，17之12。

〔567〕《宋会要》食货63之106～107。

〔568〕《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八月癸巳；卷71，大中祥符二年六月丁酉；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八月壬寅。《宋会要》食货17之11，63之135。《宋史》卷305，《薛映传》。《浪语集》卷16，《召对札子三》。《南轩先生文集》卷39，《夔州路提点刑狱张君墓志铭》。

〔569〕《宋会要》食货63之118，121～122。

〔570〕《宋会要》食货63之111；《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三月壬辰。

〔571〕《剑南诗稿》卷42，《村兴》；卷53，《独立思故山》；卷73，《仲冬书事》；卷78，《农家》。

〔572〕《范忠宣公集》卷15，《司空康国韩公墓志铭》。

〔573〕《宋史》卷265，《李昉传》、《李昭述传》。

〔574〕《文恭集》卷38，李昭述墓志铭。

〔575〕《后山先生集》卷18。

〔576〕《宋史》卷198，《兵志十二》。

〔577〕《宋会要》兵21之29。

〔578〕《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辛卯。

〔579〕《宋会要》职官23之11；《长编》卷302，元丰三年正月辛卯。

〔580〕《长编》卷487，绍圣四年五月壬戌。

〔581〕《新安志》卷7，《胡金部》。

〔582〕《宋会要》职官58之15。

〔583〕《长编》卷256，熙宁七年九月丙午。

〔584〕《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戊申注。

〔585〕《山左金石志》卷17，尹迁《郓州州学新田记》。参见《金石萃编》卷139。

〔586〕《宋史》卷360，《宗泽传》。

〔587〕《陈少阳集》卷1，《登闻检院上钦宗皇帝书》。

〔588〕《庄简集》卷9，《论王子献等札子》。

〔589〕《宋会要》职官4之29～30。

〔590〕《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591〕《宋会要》食货63之213～214。

〔592〕《宋会要》兵2之46。

〔593〕《嘉靖惟扬志》卷7。

〔594〕《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

〔595〕《宋会要》礼5之10。

〔596〕《江苏金石志》卷16，《常熟县学田籍》。

〔597〕《江苏金石志》卷20，《吴学粮田续记》。

〔598〕《玉峰志》卷中。

〔599〕《嘉靖江阴县志》卷5。

〔600〕《江苏金石志》卷17，《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

〔601〕《嘉定镇江志》卷4，《田赋》引《祥符图经》。

〔602〕《平斋文集》卷9，《镇江府学田记》。

〔603〕《嘉定镇江志》卷4，《田赋》。

〔604〕《嘉定镇江志》附录。

〔605〕《至顺镇江志》卷11。

〔606〕《江苏金石志》卷20，《吴学粮田续记》。

〔607〕《宋会要》食货61之148。

〔608〕《越中金石记》卷4，《嵊县学田记》。

〔609〕《宋会要》食货63之198。

〔610〕《宝庆四明志》卷2。

〔611〕《开庆四明续志》卷4，《广惠院》。

〔612〕《大德昌国州图志》卷2、3。

〔613〕《两浙金石志》卷11，《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

〔614〕《嘉定赤城志》卷5。

〔615〕《台州金石录》卷9，《宋修复彭溪山学业始末记》。

〔616〕《严州图经》卷1。

〔617〕《严州金石录》卷下，《安养院记》。

〔618〕参见《铁庵方公文集》卷25，《黄叔惠》；《黄氏日抄》卷75，《咸淳八年六月十六日乞减和籴申省状》。

〔619〕《宋会要》食货70之108。

〔620〕《宋会要》食货7之5。《长编》卷90天禧元年六月戊寅作“五百余贯”。

〔621〕《景定建康志》卷18。

〔622〕参见《景定建康志》卷41。

〔623〕《景定建康志》卷29。

〔624〕《宋会要》食货7之33。

〔625〕《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户部定断池州人户争沙田事状》。

〔626〕《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三月庚戌。

〔627〕《昌谷集》卷11，《辰州议刀弩手及土军利害札子》。

〔628〕《盘洲文集》卷49，《荆门应诏奏宽恤四事状》。

〔629〕《宋史》卷9，《仁宗纪》。

〔630〕《淳熙三山志》卷11、12。

〔631〕《弘治兴化府志》卷10。

〔63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记·重修太平陂》。

〔633〕《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

〔63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0，《记·邵武军军学贡士庄》。

〔635〕《永乐大典》卷7892，《临汀志》。

〔636〕《宋会要》刑法3之47。

〔637〕《铁庵方公文集》卷21，《书·乡守项寺丞》。

〔638〕《宋会要》选举32之25。

〔639〕《宋会要》食货68之89～90。

〔640〕《金石续编》卷19，《广州赡学田记并阴》。

〔641〕《永乐大典》卷3141，《陈偁》引《延平志》。

〔642〕《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图志》、《三阳志》。

〔643〕《长编》卷103，天圣三年八月戊午。

〔644〕《长编》卷225，熙宁四年七月丁酉。

〔645〕《宋史》卷39，《宁宗纪》嘉定四年四月己丑；卷397，《刘甲传》。

〔64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省庄田》。

〔647〕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见《漆侠全集》，第3卷，358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8。

〔648〕《两浙金石志》卷9，《宋白雲昌寿观敕牒碑》。

〔649〕《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辛卯。

〔650〕《宋会要》帝系5之19。

〔651〕《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一月庚辰。

〔652〕《宋会要》职官58之25～31。

〔653〕《宋会要》食货13之36；《长编》卷480，元祐八年正月丁酉。

〔654〕《宋会要》食货63之195，1之33。

〔655〕《邵氏闻见录》卷18。

〔656〕《文献通考》卷7。

〔65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官田》；《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七月乙酉。

〔658〕《象山先生全集》卷8，《与苏宰（二）》；《水心别集》卷16，《后总》。

〔659〕《宋会要》食货5之26。

〔660〕《真文忠公文集》卷8，《申户部定断池州人户争沙田事状》。

〔661〕《宋会要》食货5之26；《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庚辰。

〔662〕《宋会要》职官58之5。

〔663〕《宋史》卷340，《吕大防传》。

〔664〕《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卷14，《吴学续置田记二》。

〔665〕《黄氏日抄》卷73，《辞省札发下官田所铸铜印及人吏状》。

〔666〕《宋会要》食货69之11～12。

〔667〕《夷坚志补》卷7，《沈二八主管》。

〔668〕《夷坚志补》卷7，《直塘风雹》。

〔669〕《夷坚志补》卷7，《祝家潭》。

〔670〕《古今考》卷18、19，方回附论。

〔671〕《漫塘文集》卷4，《忆昨行寄呈刘法曹》。

〔672〕《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

〔673〕《蒙川遗稿》卷2《田家吟》。

〔674〕《黄氏日抄》卷96，《知吉州兼江西提举大监麋公行状》。

〔675〕《江苏金石志》卷14，《吴学续置田记二》；《齐东野语》卷17，《景定行公田》。

〔676〕《宋会要》职官58之27。

〔677〕《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

〔678〕《弘治兴化府志》卷10。

〔679〕《黄氏日抄》卷73，《申省控辞改差充官田所干办公事省札状》。

〔680〕《宋会要》职官58之8～9。

〔681〕《袁氏世范》卷3，《存恤佃客》。

〔682〕《蒙川遗稿》卷2，《田家吟》。

〔683〕《剑南诗稿》卷44，《初晴》。

〔684〕《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

〔685〕《元史》卷18，《成宗纪》至元三十一年十月；卷21，《成宗纪》大德八年正月。

〔686〕《宋会要》刑法6之14。

〔687〕《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7，《奏浙西灾伤第一状》。

〔688〕《宋会要》食货63之21。

〔689〕《宋会要》瑞异2之29。

〔690〕参见《袁氏世范》卷3，《存恤佃客》。

〔691〕《古今考》卷19，方回附论。

〔69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47，《岁除即事》（其四）。

〔693〕《光绪石门县志》卷11，引宋淳祐《语溪志》。

〔694〕《新编事文类要启札青钱》外集卷11，《公私必用·当何田地约式》。

〔695〕《后乐集》卷10，《轮对札子·论歉岁伏熟及旧逋》。

〔696〕《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

〔697〕《鸡肋集》卷65，《奉议郎高君墓志铭》。

〔698〕《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0，《薛常州墓志铭》。

〔699〕《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4，《安人陈氏墓志》。

〔700〕《黄四如文稿·黄氏族谱》。

〔701〕《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吾竹小稿·吴门田家十咏》。

〔702〕《要录》卷103，绍兴六年七月。

〔703〕《宋会要》刑法2之133。

〔704〕《铁庵方公文集》卷33，《将邑丁亥劝农》。

〔705〕《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禁约顽民诬赖榜文》。

〔706〕《黄氏日抄》卷70，《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状》。

〔707〕《宋会要》食货70之179。

〔708〕《栾城集》卷46，《论冬温无冰札子》。

〔709〕《真文忠公文集》卷42，《宋文林郎〔墓〕志铭》。

〔710〕《水心别集》卷16，《后总》。

〔711〕《黄氏日抄》卷70，《再申提刑司乞将理索归本县状》。

〔71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禁戢摊盐监租差专人之扰》。

〔713〕《黄氏日抄》卷70，《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状》。

〔714〕《黄氏日抄》卷70，《再申提刑司乞将理索归本县状》。

〔715〕《黄氏日抄》卷70，《由县乞放寄收人状》。

〔716〕《黄氏日抄》卷84，《附通新漕季厚斋书》。

〔717〕《黄氏日抄》卷70，《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状》。

〔718〕《历代名臣奏议》卷62。

〔719〕《容斋五笔》卷6，《俗语放钱》；《搜采异闻录》卷5。

〔720〕《文潞公集》卷20，《言青苗钱》。

〔721〕《宋会要》刑法2之1。

〔722〕《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乙酉。

〔723〕《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724〕《宋会要》职官72之29。

〔725〕《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六月丙子。

〔726〕《宋会要》食货63之11、21；《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己丑。

〔727〕《宋大诏令集》卷198，《禁约民取富人谷麦贷息不得输倍诏》。

〔728〕《宋会要》刑法2之7；《长编》卷61，景德二年九月甲寅。

〔729〕《宋会要》食货58之5，68之65。

〔730〕《宋会要》刑法2之121。

〔731〕《都官集》卷5，《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

〔732〕《文潞公集》卷20，《言青苗钱》；《宋朝诸臣奏议》卷114，《上神宗论青苗》。

〔733〕《宋会要》食货63之11；《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七月己丑。

〔734〕《容斋三笔》卷9，《赦放债负》。

〔735〕《宋会要》食货68之127，63之221。

〔736〕《宋会要》职官41之86～87，食货68之36。

〔737〕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35，宇文之邵上书；《鸡肋集》卷67，《刑部侍郎杜公墓志铭》；《宋会要》瑞异3之13～14，食货58之16。

〔738〕《宋会要》食货7之25。

〔739〕《浪语集》卷33，《先大夫行状》。

〔740〕《宋太宗实录》卷41，雍熙四年五月丁丑。

〔741〕《昼帘绪论·势利篇第十四》。

〔742〕《武夷新集》卷12，《咸平四年四月试贤良方正科策二道》。

〔743〕《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744〕《后乐集》卷14，《上沈运使作宾书》；卷19，《潭州劝农文》。

〔745〕《真文忠公文集》卷10，《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

〔746〕《都官集》卷5，《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

〔747〕《宋会要》食货4之16。

〔748〕《长编》卷378，元祐元年五月乙酉。

〔749〕《宋会要》食货68之65。

〔750〕《范香溪文集》卷22，《吴子琳墓志铭》。

〔751〕《袁氏世范》卷3，《假贷取息贵得中》。

〔752〕《都官集》卷5，《奉行青苗新法自劾奏状》。

〔753〕《古灵集》卷6，《知河阳县乞抛降和籴小麦价钱状》。

〔754〕《要录》卷161，绍兴二十年十二月丁巳。

〔755〕《宋会要》食货68之65。

〔756〕《大学衍义》卷27，《田里戚休之实》。

〔757〕《铁围山丛谈》卷4。

〔758〕《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四月辛丑。

〔759〕《长编》卷91，天禧二年四月庚辰。

〔760〕《欧阳文忠公全集》卷35，《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长编》卷187，嘉祐三年七月癸酉。

〔761〕《河南先生文集》卷2，《杂拟·原刑》。

〔762〕《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戊午。

〔763〕《屏山集》卷12，《谕俗十二首》。

〔764〕《朱文公别集》卷9，《戒约上户体认本军宽恤小民》。

〔765〕《宋会要》刑法2之13。《庆元条法事类》卷80《出举债负》：“诸以有利债负折当耕牛者，杖壹佰，牛还主。”

〔766〕《宋会要》食货63之177；《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九月甲辰。

〔767〕《宋会要》食货69之44～45。

〔76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重叠》。

〔76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举人豪横虐民取财》。

〔770〕《后乐集》卷19，《潭州劝农文》。

〔771〕《宋会要》食货69之68。

〔77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773〕《西塘集》卷1，《流民》。

〔774〕《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宋会要》食货13之21。

〔775〕《宋史》卷333，《朱寿隆传》。

〔776〕《宋会要》食货69之66。

〔777〕《朱文公文集》卷21，《乞给借稻种状》；卷99，《约束粜米及劫掠榜》。

〔778〕《皇朝文鉴》卷21，《道傍田家》。

〔779〕《宋会要》食货4之18。

〔780〕《宋会要》职官48之31。

〔781〕《石湖居士诗集》卷27，《秋日田园杂兴》；卷30，《冬舂行》。

〔782〕《南轩先生文集》卷2，《道旁见获者》。

〔783〕《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顺适堂吟稿》甲集，《田父吟》；丁集，《田父吟》。

〔784〕《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静佳龙寻稿·农桑》。

〔785〕《宋会要》食货37之4～5。

〔786〕《渭南文集》卷34，《尚书王公墓志铭》。

〔787〕《历代名臣奏议》卷271，李椿奏。

〔788〕《真文忠公文集》卷6，《奏乞蠲阁夏税秋苗》、《奏乞倚阁第四第五等人户夏税》；卷10，《申尚书省乞拨和籴米及回籴马谷状》。

〔789〕《大学衍义》卷27，《田里戚休之实》。

〔790〕《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野谷诗稿》卷1，《耕织叹》。

〔791〕《蔡忠惠公集》卷3，《和王学士水车》。

〔792〕《双溪集》卷1，《次韵大父晒麦》。

〔793〕《乐全集》卷39，《唐州桐柏县令上谷寇府君墓志铭》。

〔794〕《姑溪居士后集》卷19，胡奕修行状。

〔795〕《宋会要》刑法2之157。

〔796〕《定庵类稿》卷4，《与人论民兵书》。

〔797〕《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3，《饶州州院申勘南康卫军前都吏樊铨冒受爵命事》。

〔798〕《袁氏世范》卷3，《富家置产当存仁心》。

〔79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故宅》。

〔800〕《涧谷遗集》卷1，《田蛙歌》。

〔801〕《道藏辑要》昴集，《徐神翁语录》。

〔802〕《宋会要》食货63之177；《欧阳文忠公全集》卷35，《端明殿学士蔡公墓志铭》。

〔803〕参见梁太济：《两宋的土地买卖》，见《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宋史研究论文集》。

〔804〕《五代会要》卷26，《市》。

〔80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妄执亲邻》。

〔806〕《宋会要》食货61之64。

〔807〕《宋会要》食货61之56。

〔808〕《宋会要》食货61之57。

〔809〕《宋会要》食货61之56。

〔810〕参见《宋会要》刑法1之27。

〔811〕《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倚当》。

〔81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过二十年业主死者不得受理》。

〔813〕参见《宋会要》食货35之8。

〔81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815〕《宋会要》食货69之6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游成讼游洪父抵当田产》。

〔81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81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抵当不交业》。

〔81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819〕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5，《争山各执是非当参旁证》；卷8，《已有亲子不应命继》。

〔82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正典既子母通知不得谓之违法》。

〔821〕北宋土地证书一般称户帖，见《宋会要》食货4之8，69之16、54；兵4之19。南宋行经界法后，则为砧基簿，见《宋会要》食货6之39，35之16，《袁氏世范》卷3，《田产宜早印契割产》，但有时也行用户帖，见《宋会要》食货61之35。

〔822〕《宋会要》食货61之62。

〔823〕《吹剑四录》。

〔82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田契钱》。

〔82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典主迁延入务》。

〔82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抵当不交业》。

〔82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以卖为抵当而取赎》。

〔828〕《宋会要》食货37之12。

〔829〕《宋史》卷456，《侯可传》。

〔830〕《宋会要》方域14之9。

〔83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4，《乞罢刺陕西义勇第四札子》。

〔832〕《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0，《奏淮南闭籴状》。

〔833〕《小畜集》卷9，《偶置小园因题二首》。

〔834〕《临川先生文集》卷95，《山南东道节度推官赠尚书工部郎中傅公墓志铭》。

〔835〕《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戊午。

〔836〕参见朱瑞熙：《宋代诉讼制度中的“务”和“务限法”》，载《中国历史大辞典通讯》，1983（2）。

〔837〕《朱文公文集》卷100，《约束榜》；《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典主迁延入务》。

〔838〕《宋会要》食货61之56。

〔839〕《宋会要》食货61之64。

〔840〕《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郁神保论曾运幹赎田》。

〔841〕《宋会要》食货61之59。

〔842〕《袁氏世范》卷3，《邻近田产宜增价买》；《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曾沂诉陈增取典田未尽价钱》、《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

〔843〕《宋会要》食货61之56、59。

〔84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妄执亲邻》。

〔845〕《宋刑统》卷13，《典卖指当论竞物业》。

〔846〕《宋会要》食货61之56。

〔847〕《黄氏日抄》卷70，《由县乞放寄收人状》。

〔848〕《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参见《皇朝文鉴》卷106，《民议》。

〔849〕参见《长编》卷107，天圣七年闰二月丁酉；《要录》卷163，绍光二十二年四月丁卯；《宋会要》职官72之21；《宋史》卷457，《种放传》；《韩魏公集》卷16，《家传》；《西台集》卷6，《欧阳叔弼传》；《东轩笔录》卷5。

〔850〕《景定建康志》卷47，《程颢传》。

〔851〕《栾城后集》卷15，《元祐会计录叙·民赋叙》。

〔852〕《历代名臣奏议》卷83；《欧阳修撰集》卷3，《上皇帝第三书》。

〔853〕《都官集》卷2，《厚生二》；《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

〔854〕《徂徕石先生文集》卷9，《记永康军老人说》。

〔855〕《宋史》卷200，《刑法志二》。

〔856〕《王魏公集》卷7，《元绛墓志铭》；《宋史》卷343，《元绛传》。

〔857〕《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三月癸丑。

〔858〕《真文忠公文集》卷41，《刘文简公神道碑》。

〔859〕《蔡忠惠公集》卷36，《尚书礼部侍郎郑君墓志铭》。

〔860〕《蔡忠惠公集》卷35，《尚书职方郎中谢公墓志铭》。

〔861〕《折狱龟鉴》卷6；《宋史》卷285，《刘沆传》。

〔862〕《宋会要》食货7之11～12。

〔863〕《宋会要》食货7之15～16，63之183～184。

〔864〕《宋会要》食货8之8。

〔865〕《宋会要》刑法2之124。参见《长编》卷75，大中祥符四年正月庚寅；《宋会要》食货8之27。

〔866〕《雪窗集》卷2，《故事·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867〕《宋会要》食货63之225。

〔868〕参见《文献通考》卷4。

〔869〕参见《文献通考》卷7。

〔870〕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70。

〔871〕参见《丹阳集》卷1，《乞以学书上御府并藏辟雍札子》。

〔872〕参见《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873〕《宋会要》帝系5之19。

〔874〕参见《宋会要》职官20之36。

〔875〕参见《琴川志》卷6。

〔87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6，景定元年二月丙辰。

〔877〕《水心别集》卷2，《民事上》。

〔878〕《诗经·小雅·北山》原作“溥天之下”，《史记》卷117《司马相如列传》则作“普天之下”，“溥”与“普”两字同源。

〔879〕《文献通考》卷7，《宋会要》食货63之191。

〔880〕《历代名臣奏议》卷223。

〔881〕《宋会要》食货61之1；《长编》卷503，元符元年十月癸卯；《会编》卷101。

〔882〕《长编》卷45，咸平二年七月丁酉。

〔883〕《邵氏闻见录》卷11。

〔884〕《淳熙三山志》卷11。

〔885〕《长编》卷294，元丰元年十一月戊子；《宋会要》食货61之61。

〔886〕《文献通考》卷7。

〔887〕《宋会要》食货61之3。

〔888〕《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

〔889〕《宋会要》食货61之42～43。

〔890〕《宋会要》食货61之6。

〔891〕《宋会要》食货6之39、52，5之27。

〔892〕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2。《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卷17，《平江府贡士庄田籍记》；卷20，《吴学粮田续记》。

〔893〕《张右史文集》卷50，《万寿县学记》。

〔894〕《竹轩杂著》卷6，《温州乐清县学记》。

〔895〕《永乐大典》卷5343，《三阳图志》。

〔896〕《嘉泰吴兴志》卷11。

〔897〕《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2，《广南提举市舶江公（文叔）墓志铭》。

〔898〕《宋会要》职官58之4。

〔899〕《宋会要》礼6之1～2。

〔900〕《宋会要》食货69之43。

〔901〕《宋会要》食货69之43、49。

〔902〕《宋会要》食货61之42。

〔903〕《乐全集》卷21，《睦州奏请州学名额及公田》。

〔904〕《宋会要》职官58之2、10。

〔905〕《宋会要》职官58之25，食货61之41～42。

〔906〕《宋会要》食货69之61。

〔907〕《宋会要》食货69之48。

〔908〕《宋会要》食货61之59。

〔909〕《宋会要》食货53之34。

〔910〕《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载总数为“一万一千六百八十顷”，而三路分数相加为15687顷，两者不合。

〔911〕《弘治兴化府志》卷10。

〔912〕《江苏金石志》卷20，《吴学粮田续记》；《黄氏日抄》卷86，《宝善堂记》。

〔913〕《宋会要》食货62之73。

〔914〕《宋史》卷294，《张锡传》。

〔915〕《宋史》卷266，《王诏传》。

〔916〕《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壬寅。

〔917〕《宋史》卷350，《王恩传》。

〔918〕《宋史》卷353，《郑仅传》。

〔919〕《宋会要》食货61之11；《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920〕《宋会要》食货6之31。

〔921〕《宋史》卷277，《袁逢吉传》。

〔922〕《文献通考》卷7。

〔923〕《宋史》卷468，《杨戬传》。

〔924〕《海陵集》卷23，《葛文康公神道碑》。

〔925〕《宋史》卷424，《洪天锡传》。

〔926〕《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五首》（其五）。

〔927〕《梦溪笔谈》卷9。

〔928〕《容斋四笔》卷13，《国初救弊》。

〔929〕《宋史》卷312，《王琪传》。王琪任復州知州的时间参见朱瑞熙：《宋代佃客法律地位再探索》，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

〔930〕《郧溪集》卷12，《荐李抃状》；《长编》卷185，嘉祐二年四月癸丑。

〔931〕《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丙午。

〔932〕《鸡肋集》卷68，《右通直郎杨君墓志铭》。

〔933〕《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丙午。

〔934〕《庆元条法事类》卷75《编配流役》：“本城者，谓诸军住营，诸色人住家之所。”

〔935〕《长编》卷445，元祐五年七月乙亥。

〔936〕《要录》卷75，绍兴四年四月丙午。

〔937〕《宋会要》食货66之24。

〔938〕《元典章》卷42，《主户打死佃客》。

〔939〕《元史》卷105，《刑法志四》。

〔940〕《元典章》卷42，《主误伤佃妇致死》。

〔941〕《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

〔942〕《朱文公文集》卷14，《戊申延和奏札一》。

〔943〕参见《宋会要》职官73之14。

〔944〕参见《齐东野语》卷18，《前辈知人》。

〔94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阿沈高五二争租米》。

〔94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妄称遗腹以图归宗》。

〔947〕中国租佃契约出现应较早，例如《汉书》卷29《沟洫志》载“内史稻田租挈重”，“租挈，收田租之约令也”。

〔94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伪批诬赖》。

〔949〕《宋会要》食货69之11～13。

〔950〕《宋会要》食货6之27～28。

〔95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3，《墓志铭·制置杜大卿》。

〔952〕《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卷14，《吴学续置田记一》。《两浙金石志》卷13，《宋绍兴府建小学田记》。

〔953〕参见《江苏金石志》卷17，《无锡县学淳祐癸卯续增养士田记》。

〔954〕《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

〔955〕《相山集》卷22，《乞止取佃客札子》。

〔956〕《宋会要》食货69之13。

〔957〕参见刘永成：《清代前期农业资本主义萌芽初探》，46～52，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82。

〔958〕《宋会要》食货53之8，63之175～177。《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壬辰；卷397，元祐二年三月。《文献通考》卷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省庄田》。《象山先生全集》卷8，《与苏宰》。《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

〔959〕《文献通考》卷7。

〔960〕《宋会要》食货63之171。

〔961〕《吴郡志》卷19，《历代名臣奏议》卷250。

〔962〕《长编》卷397，元祐二年三月。《宋会要》职官48之31。《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7，《奏浙西灾伤第一状》；卷14，《乞将损弱米贷与人户令赈济佃客状》。

〔963〕《长编》卷374，元祐元年四月辛卯。

〔964〕《庄简集》卷9，《论王子献等札子》。

〔965〕《宋会要》食货7之40。

〔966〕《宋会要》兵15之10。

〔967〕《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

〔968〕《五峰集》卷2，《与刘信叔书五首》（其五）。

〔969〕关于庄绰任鄂州知州年代，［日］周藤吉之《中国土地制度史研究》（东京，东京大学出版会，1954）第675页和《鸡肋编》（北京，中华书局，1985）附录二萧鲁阳《庄绰生平资料考辨》认为庄绰守鄂州，在绍兴八、九、十年间。据《要录》卷118绍兴八年二月壬戌，时“鄂州守臣赵士瑗”；卷125绍兴九年正月己丑，时鄂州知州范漴。按《鸡肋编》卷下称“绍兴八年，余在鄂州”，未必时任知州。疑庄绰为接替范漴任知州者。

〔970〕《宋会要》食货63之138。

〔971〕《元典章》卷57，《禁主户典卖佃户老小》。

〔972〕《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

〔973〕《宋会要》食货69之12～13。

〔974〕《朱文公别集》卷10，《申监司为赈粜场利害事件》。

〔975〕《宋会要》食货66之29。

〔976〕参见《长编》卷219，熙宁四年正月乙未；《宋史》卷496，《渝州蛮》。

〔977〕《宋会要》刑法2之133、157。

〔978〕《朱文公文集》卷100。

〔979〕《黄氏日抄》卷70，《申府乞免躬亲扰民及理索状》。

〔980〕《宋会要》刑法2之5～6；《宋太宗实录》卷78，至道二年八月丙寅；《宋史》卷304，《刘师道传》。

〔981〕《乐全集》卷30，《奏陈颙知嘉州》。

〔982〕《宋会要》食货4之28。

〔983〕《成都文类》卷39。

〔984〕《宋会要》兵2之11～12。

〔985〕《宋会要》食货69之66～69。

〔986〕《字溪集》卷9，《绍庆府劝农文》。

〔987〕《云溪稿·上丘宪宗卿书》。

〔988〕《碧梧玩芳集》卷17，《净土院舍田记》。

〔98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记·林寒斋烝尝田》。

〔990〕《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991〕参见拙作《宋朝乡村赋役摊派方式的多样化》，见《锱铢编》，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6。

〔992〕参见《长编》卷4，乾德元年十月庚辰；《宋会要》食货70之4，66之1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二年四月丙辰；《庆元条法事类》卷75，《侍丁》。

〔993〕《宋会要》食货66之9。

〔994〕《云巢编》卷9，《张司勋墓志铭》。

〔995〕《云庄文集》卷1，《戊辰十一月上殿奏便民五事札子》。

〔996〕《宋会要》食货70之166；《长编》卷171，皇祐三年十一月辛亥。

〔997〕《宋会要》食货66之12。

〔998〕《宋会要》食货4之27。

〔999〕《包拯集》卷7，《请免陈州添折见钱》。

〔1000〕《杨龟山先生集》卷4，《论时事》。

〔1001〕《韩魏公集》卷13，《家传》。

〔1002〕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17。《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五月丙辰；卷92，天禧二年八月己酉；卷111，明道元年八月甲寅。《鸡肋集》卷68，《殿中侍御史赵君墓志铭》。《范文正公年谱补遗》。《乐全集》卷37，王素神道碑。《元丰类稿》卷47，《秘书少监赠吏部尚书陈公神道碑铭》。

〔1003〕《宋会要》食货24之23；《长编》卷335，元丰六年五月庚寅。

〔1004〕《要录》卷29，建炎三年十一月丁未；《宋会要》食货12之13。

〔1005〕参见《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1，《论积欠六事并乞检会应诏所论四事一处行下状》。

〔1006〕《宋会要》食货4之17。

〔1007〕参见《宋会要》食货4之19。

〔1008〕《宋会要》食货10之14。

〔1009〕《包拯集》卷7，《请免江淮两浙折变一》

〔1010〕《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庚午。

〔1011〕《嘉靖惠安县志》卷6。

〔1012〕《宋会要》食货66之13～14。

〔1013〕《永乐大典》卷11907，引《湟川志》。

〔1014〕《宋会要》职官55之41。

〔1015〕《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庚申。

〔1016〕《宋会要》瑞异3之13。

〔1017〕《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

〔1018〕《宋会要》食货70之29～30。

〔1019〕《长编》卷41，至道三年七月丙寅。

〔1020〕《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雪巖吟草补遗·民夫》。

〔1021〕参见《宋会要》职官68之12；《宋史》卷468，《杨戬传》。

〔1022〕《宋会要》食货69之78，70之167。

〔1023〕《宋史》卷94，《河渠志四》。

〔1024〕《淳熙三山志》卷15。

〔1025〕《宋会要》兵2之26。

〔1026〕参见《宋会要》方域15之13～14；《长编》卷438，元祐五年二月甲辰。

〔1027〕《长编》卷508，元符二年四月丙子。

〔1028〕《历代名臣奏议》卷261，员兴宗奏。

〔1029〕《赤城集》卷2，张奕《台州兴修记》。

〔1030〕《宋史》卷430，《黄榦传》。

〔1031〕《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9，《与淮西乔运判辨起夫运粮事》。

〔1032〕《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一年夏。参见《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袁氏世范》卷3，《修治陂塘其利博》。

〔1033〕《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丙申：“诏：梓州路昨因泸州边事，随军般运工筑正夫之家，依曲赦放免役钱外，其余雇人工役之家，放一料役钱五分。”此处“正夫之家”应是指贫民下户被差夫者，而“雇人工役之家”应是指乡村上户等雇人代役者。

〔1034〕参见《云麓漫钞》卷12，《国朝州郡役人之制》。

〔1035〕《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戊寅。

〔1036〕《长编》卷390，元祐元年十月癸丑。

〔1037〕《钱塘韦先生文集》卷16，《故大资政张公行状》。

〔1038〕《范文正公集补编》卷1，《奏减郡邑以平差役》；《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范文正言行拾遗事实》卷3；《宋会要》食货63之182～183。

〔1039〕《东坡七集·东坡应诏集》卷3，《策别十五·较赋役》。

〔1040〕参见《宋会要》食货14之40～41，66之22、26；《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5，《义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奏状》；《朱文公文集》卷21，《论差役利害状》。

〔1041〕《云溪稿·婺女仁政本末》。

〔1042〕《宋会要》食货64之19作乾兴元年十二月，而《长编》卷96为天禧四年闰十二月辛未，其年代似误，可参《宋会要》食货63之168～169。

〔1043〕《宋会要》兵2之5。

〔1044〕参见《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壬午。

〔1045〕《宋会要》兵1之30。

〔1046〕《永乐大典》卷8413，《范石湖大全集·论民兵义士札子》；《朱文公文集》卷89，《右文殿修撰张公神道碑》。

〔1047〕《宋史》卷190《兵志四》作“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稍异。

〔1048〕《乐全集》卷22，《论点选河北强壮事》。

〔1049〕《宋史》卷191，《兵志五》。

〔1050〕《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庚寅。

〔1051〕参见《长编》卷246，熙宁六年八月壬申朔；卷254，熙宁七年六月癸巳。《宋会要》兵1之7～8。

〔1052〕《宛陵集》卷7，《田家语》。

〔1053〕《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6，《乞罢保甲状》。

〔1054〕《长编》卷361，元丰八年十一月丙午；《宋史》卷192，《兵志六》。

〔1055〕《长编》卷377，元祐元年五月壬戌。

〔1056〕《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7，《赈济利害书》。

〔1057〕《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六月甲子。

〔1058〕《文庄集》卷13，《均赋敛》。《都官集》卷2，《厚生二》。《历代名臣奏议》卷258，章谊奏；卷319，赵汝愚奏。《筼窗集》卷4，《奏请正簿书疏》。

〔1059〕《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20，《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军王公墓志铭》。

〔1060〕《历代名臣奏议》卷255，傅尧俞奏。

〔1061〕《宋会要》刑法2之5；《宋史》卷304，《刘师道传》。

〔1062〕《翠微南征录》卷10，《田家十绝》（其三）。

〔1063〕《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1064〕《宋会要》食货63之222～223，70之103。

〔1065〕《莲峰集》卷4，《均税策》。《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29，王廷珪行状。《东塘集》卷9，《论差税当究其原疏》；卷10，《推排札子》。《宋会要》食货61之66，69之33。

〔1066〕《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5，《送曹西溆序》；《黄氏日抄》卷84，《书·钟运使》。

〔1067〕《宋会要》食货70之106。

〔1068〕《宋会要》食货69之17～18。

〔1069〕《历代名臣奏议》卷258，虞俦奏；《朱文公文集》卷28，《与留丞相札子》。

〔1070〕《长编》卷34，淳化四年三月辛亥。

〔1071〕《檆溪居士集》卷8，《论追催民户积欠奸弊札子》。

〔1072〕《宋会要》食货70之31。

〔1073〕《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1074〕《都官集》卷2，《厚生四》。

〔1075〕《诚斋集》卷89，《千虑策·民政上》。

〔1076〕《长编》卷35，淳化五年二月。

〔1077〕《徂徕石先生文集》卷3。参见《石湖居士诗集》卷3，《催租行》。

〔1078〕《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野谷诗稿》卷1，《翁媪叹》。

〔1079〕《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5，乾道八年八月辛丑；《宋会要》食货14之40～41。两书年代有异。

〔1080〕《东塘集》卷9，《论苗赋当平疏》。

〔1081〕《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九月丁未。

〔1082〕《宋会要》食货68之9。

〔1083〕《宋会要》食货9之30。

〔1084〕《宋会要》食货70之141。

〔1085〕《攻媿集》卷91，《直秘阁广东提刑徐公行状》。

〔1086〕《屏山集》卷2，《维民论中》。

〔1087〕《昼帘绪论·催科篇第八》。

〔1088〕《豫章黄先生文集》卷15，《曹侯善政颂》。

〔1089〕《宋会要》方域15之28。

〔1090〕《新安志》卷10，《记闻》载“里长领民钱为代输者”，里长即保长。

〔1091〕《庆元条法事类》卷32，《点磨隐陷》；卷47，《揽纳税租》。

〔1092〕《景定建康志》卷40。

〔1093〕《宋会要》食货68之17。

〔1094〕《宋会要》食货9之4。

〔1095〕《新安志》卷10，《记闻》。

〔1096〕《文定集》卷5，《论罢户长改差甲头疏》。

〔1097〕《宋会要》食货70之30；《永乐大典》卷7512，《续宣城志》。

〔1098〕《屏山集》卷2，《维民论中》。

〔1099〕《漫塘文集》卷3，《东禅百韵》。

〔1100〕《竹斋诗集》卷1，《老农叹》。

〔1101〕《彭城集》卷6，《江南田家》。

〔1102〕《乖崖先生文集》卷2，《愍农》。

〔1103〕《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8，《乞省览农民封事札子》。参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5，《应诏言朝政阙失状》。

〔1104〕《剑南诗稿》卷55，《记老农语》。

〔1105〕《金石苑》卷4，《宋石门洞诗》。

〔1106〕《苏学士文集》卷2，《城南感怀呈永叔》。

〔1107〕《小畜集》卷3，《感流亡》。

〔1108〕《剑南诗稿》卷68，《书叹》。

〔1109〕《剑南诗稿》卷64。

〔1110〕《剑南诗稿》卷1。

〔1111〕《剑南诗稿》卷34。

〔1112〕《剑南诗稿》卷3。

〔1113〕《剑南诗稿》卷55。

〔1114〕《剑南诗稿》卷67，《赛神》。

〔1115〕《剑南诗稿》卷73，《秋日村舍》。

〔1116〕《剑南诗稿》卷53，《春社日效宛陵先生体》。

〔1117〕《剑南诗稿》卷29。

〔1118〕《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野谷诗稿》卷3，《憩农家》。

〔1119〕《宋会要》刑法3之26。参见《要录》卷149，绍兴十三年八月丁未。

〔1120〕宋时村儒可称“教书”，如《鄂国金佗续编》卷26《杨么事迹》有“唐教书”。

〔1121〕《剑南诗稿》卷25，《秋日郊居》（其七）。

〔1122〕《剑南诗稿》卷1。

第三编
宋朝地主阶级

本编将介绍宋朝统治阶级的主体，即地主阶级的状况。宋朝地主阶级可较粗略地分成官户、坊郭上户和乡村上户三个阶层。但是，作为最高统治者的皇室，与官户仍有差异。坊郭上户阶级成分比较复杂，并非清一色的地主，为叙述方便，将在第四编另作交代。富有的吏户与官户同为形势户的组成部分，与其他作为平户的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也有差异。吏户既是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一部分，就有单独介绍之必要。至于僧道户中的地主，与乡村上户既有共同点，也存在某些差异。幹人名义上是达官贵人的仆从，事实上也成为地主阶级的一个组成部分。以下对宋朝地主阶级的各个阶层分别作些介绍。

第十一章
皇　室

本章叙述范围限于皇帝及后妃等，宗室和外戚则安插在官户一章交代。

宋朝皇帝既是全国最高统治者，也是最大的地主。宋朝大多数皇帝自幼居于深宫，过着养尊处优的豪侈生活。于是，祖宗发家，子孙败家，作为一种中国古代财产和权力世袭制的遗传规律，便不可避免地以不同程度和方式，在他们身上起着作用。从严格意义上说，自开国宋太祖以外，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并无一个真正有作为的皇帝。但是，宋朝皇帝一般文化修养颇高，与明朝多半皇帝相比，就有很大差别。特别是宋徽宗，他在音乐、绘画、书法、棋艺、诗词等多方面的才华，在中国历代皇帝中，堪称无与伦比。

中国古代的皇帝，号称孤家寡人，然而与其后妃、宫女、内侍等，却又组成了最庞大的家庭。按照规定，除皇后外，“内命妇之品五”，贵妃、淑妃、德妃、贤妃四等为“夫人正一品”，太仪、贵仪、淑仪、淑容、顺仪、顺容、婉仪、婉容、昭仪、昭容、昭媛、修仪、修容、修媛、充仪、充容、充媛十七等为“嫔正二品”，婕妤为“正三品”，美人为“正四品”，才人与贵人为最末一等，才人“正五品”，贵人的品位并不固定。在皇宫中，宫女们还设六尚书、二十四司等机构，负责皇帝与后妃的饮食起居。〔1〕上述梯级性体制前后也有变更，例如在昭仪之上的八等，加上贵人，都是在宋真宗和宋仁宗时增设的。原为外命妇号的国夫人、郡夫人之类，也成为内命妇的晋升梯级。

在古代的专制淫威下，无数宫闱丑闻不可能都被记录下来。北宋亡国之际，宋宫俘虏向金人介绍，说宋徽宗“五、七日必御一处女，得御一次，即畀位号。续幸一次，进一阶。退位后，出宫女六千人”〔2〕。宋人估计宋徽宗朝的宫女“盖以万计”〔3〕。

宋高宗在未即位前为康王，“目光如炬，好色如父，侍婢多死者”〔4〕。尽管在维扬逃难之后，他已丧失生育能力，而“好色”之癖性却至死不衰。一个医官王继先就是因为他合药壮阳，而得宠信，“遭遇冠绝人臣，诸大帅承顺下风，莫敢少忤，其权势与秦桧埒”〔5〕。据称宋高宗曾说：“桧，国之司命；继先，朕之司命。”〔6〕他五十六岁时传位宋孝宗，退居德寿宫，死时八十一岁。宋高宗的妃嫔先后有潘贤妃、张贤妃、刘贵妃、张贵妃、刘婕妤等。两个刘氏女子在绍兴中期至后期“有宠，宫中号妃为大刘娘子，婕妤为小刘娘子”。刘婕妤后升婉仪。“刘贵妃绝色倾国”，使北方好色的金海陵王也垂涎三尺，成为他发兵攻宋的一个原因。〔7〕“绍兴中，又有冯美人，韩、吴二才人，皆宠幸”。“德寿宫又有信安赵夫人、咸宁蔺夫人、平乐王夫人、咸宁郭夫人、新兴陈夫人、富平孙夫人、缙云蔡夫人、南平张夫人、齐安张夫人、安定李夫人，此十余人并无品秩”，都是郡夫人。宋孝宗淳熙末，即宋高宗行将就木之时，“又有李、王二才人，俱明艳，高宗爱之”。宋高宗死后，吴后“每见之，常感怆。孝宗闻，特许自便，盖非常制”〔8〕。两个才人得以回民间“自便”，算是不幸中之大幸。随她们“逐便”者，尚有德寿宫宫女四十九人，包括红霞帔宣马二娘等九人，紫霞帔宣刘安喜等二十人，听宣刘宝奴等二十人。〔9〕

据宋朝“出宫人”的记录，除前述宋徽宗退位时的数字外，宋仁宗时前后共五次，其中前四次放宫女近七百人。宋高宗退位前，“出宫人三百一十九人”〔10〕。由此可知，宋宫妃嫔和宫女以成千上万形容，就绝非夸张。

宋宫内侍，有内侍省和入内内侍省两个机构，但宦官并非仅用于宫廷生活的各种杂役。宋仁宗皇祐时，规定“内侍省自今内侍供奉官至黄门一百八十人为额”〔11〕。此项规定不包括内东头供奉官、内西头供奉官以上的都知、押班等较高品级。“凡内侍初补曰小黄门，经恩迁补，则为内侍黄门”〔12〕，则此项规定也不包括小黄门以下低级内侍。宋神宗“元丰初”，“内臣五百八十六”。宋徽宗时，内侍“动以千数”〔13〕。宋高宗时，将内侍省“废并，归入内内侍省”〔14〕。宋孝宗规定，“内侍以二百五十员为额”〔15〕。

除宫女和内侍外，担任皇帝宿卫和仪仗队的诸班直，据南宋人说“元额三千六百余人”〔16〕。“掌宫城管龠、木契”等事务的皇城司，有亲从官三指挥，北宋后期增至五指挥，亲事官三指挥，北宋后期又增至四指挥，入内院子五百人，南宋时定额快行长行一百人〔17〕，总计应有几千人，其中一部分也担任皇城看守事务。北宋开封的宫城内外，各有一些宫廷生活服务机构，分别为“内诸司”和“外诸司”的一部分。〔18〕此类机构不但有官吏，也有厢兵。〔19〕其中光“御厨”的编额有“勾当官四人”，“食手、兵校共千六十九人”〔20〕。

人们习惯视《红楼梦》中的贾府为中国古代统治者上层大家庭单位的典型。其实，宋朝的皇室，自皇帝、后妃、皇子、公主到宫女、内侍、诸班直等，实际上组成了一个远比贾府庞大的大家庭单位，这无疑又是宋代最庞大的家庭单位。

在专制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宋朝皇室高踞全国臣民之上，这个最庞大的家庭享受着全国人民的供奉。至高无上的权力提供并维护着皇室源源不绝、享用不尽的财富。

自秦汉以降，皇室收支和国家财政一直有所区分，宋朝也同样如此。北宋末，户部奏说：“比年以来，有御前钱物、朝廷钱物、诸局所钱物、户部钱物，其讲画裒敛，取索支用，各不相照，以致暗相侵夺，公私受〔弊〕，丰耗不能相补，出入无以检察。”〔21〕事实上，御前钱物并非纯属天子私藏，内库仍有调节国家财政的作用。由于宋朝皇室收支和国家财政存在着互相侵紊的情况，因而要对皇室收支作准确的、完整的考查，是不可能的。以下只能作些片断的介绍。

宋朝皇帝的御庄或奉宸庄，达到相当大的规模。宋初即有“尚食蔬圃”〔22〕的记载。宋仁宗天圣时，“幸南御庄，观刈麦”〔23〕，时御庄在开封近郊，看来还不止一处。在保州也设御庄，赵氏“上世陵寝皆在保州保塞县东三十里，有天子巷、御庄，亦号柳林庄，尚有宗室在焉”〔24〕，看来是用于赡养宗室。宋高宗时，“市王安石家田之在宣城、芜湖者，号曰御庄”，“使臣储毅托名御庄，冒占腴田，大为奸利”〔25〕。宋理宗时，以“御庄米一万石”，“修筑城池”〔26〕，又将“华亭奉宸庄”“隶外廷助军饷”〔27〕。上引片断记载足见御庄占田之广。在南宋晚期的土地兼并浪潮中，更是“豪夺民产，以实御庄”〔28〕。宋徽宗时实行公田法，设宦官主管的延福宫西城管所，简称西城所，所搜刮的巨额公田钱“专供御前支用”〔29〕，其实也属御庄之列。

宋廷在建州北苑设“御茶园”，有“四十六所，广袤三十余里”，专制龙凤茶等，供宫廷饮用，号称天下极品，“以别庶饮”〔30〕。御茶园有“采茶工匠几千人”，即诗人徐玑所谓“千夫喏登垄，叫啸风雷随”〔31〕。此外，“研茶丁夫悉剃去须发”，“但幅巾，洗涤手〔爪〕，给新净衣”〔32〕。宋孝宗时记载：“建州北苑焙所产腊茶，每岁漕司费钱四五万缗，役夫一千余人，往往以进贡为名，过数制造。”〔33〕这些记载表明宋朝御茶园规模之大，耗费之多，然其支费却不属内库，而归福建路转运司的地方财政。

宋朝皇室的“御前钱物”，在相当程度上是将部分中央财政收入拨入内库。但作为皇室直接财源，自然也决不止御庄和御茶园两项。宋徽宗时，蔡京“专用丰亨豫大之说，谀悦帝意，始广茶利，岁以一百万缗进御，以京城所主之。其后又有应奉司、御前生活所、营缮所、苏杭造作局、御前人船所，其名杂出，大率争以奇侈为功”〔34〕。前引北宋末户部奏中所谓“诸局所钱物”，其实不过是另一项御前钱物而已。直到金军大举南侵，宋徽宗才被迫令“诸局及西城所见管钱物并付有司”〔35〕。宋朝皇室之穷奢极侈，自然以宋徽宗时为最甚，但类似的诸局所，却并非以宋徽宗一代为限。如宋高宗退位后，德寿宫也有单独的财务。一些富民“多去计会中使，作宫中名字以免税”，以至“粪船亦插德寿宫旗子”〔36〕，成为当时的政治笑话。

各地的土贡，为数也甚可观，其实是古代皇帝竭天下以自奉的制度化，对民间为害甚烈，流毒甚远。〔37〕土贡除供皇室消费外，也充“天地、宗庙、陵寝荐献”〔38〕之用。宋朝各地土贡的品类和数量，各代有所变更。宋神宗即位时，曾下令免除一部分贡物，其清单如下。

（1）西京樱桃八百棵，紫樱桃三十斤，又内园司十六斤，笋两次，共九百条，紫姜一百斤。

（2）河阳玉版鲊二百罐。

（3）襄州红姜蘘荷一百罐。

（4）郓州阿胶一斤。

（5）大名府鹅梨一千颗，棠梨二千颗。

（6）成德军栗子一十五石。

（7）太原府葡萄三次，共一百三十罗；榛子仁二十袋；林檎钱五十袋。

（8）潞州葡萄一百罗，人参一十五简。

（9）晋州葡萄一百五十斤。

（10）泽州人参一十八简。

（11）永兴军新笋一百斤。

（12）陕州凤栖梨一千颗。

（13）同州石鏊饼三百枚，榅桲两次，二千颗，梨一千颗。

（14）邠州桃条一百五十斤，剪刀二十具，火箸二双。

（15）虢州麝香五脐。

（16）淮南等路发运司海盐一千二百斤。

（17）扬州新茶一银合，藏姜五十罐。

（18）寿州新茶芽一十斤。

（19）舒州新茶一银合。

（20）光州新茶四十斤。

（21）楚州糟藏淮白鱼三百斤。

（22）通州海味截脐五百个，子一百，海一百个，红虾五百个，臑子二十斤，春子一斤。

（23）蕲州乌蛇一十条。

（24）高邮军凫茈粉五十斤。

（25）荆南府药橘子一万颗，新法药橘五千颗。

（26）鄂州雨前茶二百斤。

（27）鼎州柑子一万颗。

（28）池州九华山石菖蒲一银合。

（29）处州白沙糖七百斤。

（30）宣州花木瓜三百枚。

（31）广德军先春茶六十六两三钱。

（32）建昌军银珠稻米一十石。

（33）成都色样糖、捻糖各一百斤。

（34）梓州曾青一十两，空青一十两。

（35）涪州干荔枝二万颗。

（36）苏州薰橘一万五千颗。

（37）杭州盐瓜姜。

（38）湖州柑子一千颗。

（39）睦州麦门、冬煎。

（40）广州金橘一万颗，椰子一百个。

（41）漳州山姜花一万朵。

（42）泉州山姜花三千朵，橄榄子上色一万颗，次三万颗。〔39〕

以上罢贡清单主要是食物和药物，这些仅占各地土贡的小部分〔40〕，实为宋朝皇室餍饫之余。宋徽宗宣和末，裁减一批贡品，如“尚食局京畿转运司御麦二万石，减五千石”，“福州荔枝壹万颗，减五千颗，圆荔枝一万颗，减五千颗”〔41〕，如此等等。人们常喜欢引用《红楼梦》第五十三回乌进孝进献贾府的物品清单，然而与宋皇室的土贡相比，无疑是小巫见大巫。各地为置办土贡，骚扰民间，刻剥百姓，造成很大祸害。宋真宗曾禁“诸州长吏毋得以土贡为名，因缘配率”〔42〕，正说明此类情况的严重和普遍，也绝不可能令行而禁止。宋徽宗“命广东漕臣督采端溪石研”，“乃括二广头子钱千万，日役五十夫，久之，得九千枚，皆珍材也”〔43〕。这又是以头子钱这笔杂税支付端砚土贡。按宋徽宗时《政和诸路岁贡六尚局格》规定，“寿州拣蜂儿一百斤”，而“本州自来不是出产去处”〔44〕。在不出产的地区责办土贡，自然会给当地百姓造成更重的负担。尤其是当时有名的花石纲，“搬运花石，舳舻相衔，营缮宫室，斧斤不辍，制造器用，务极奢巧，赐予之费，靡有纪极”，“蠧耗邦财，斩刈民力”〔45〕。

关于宋皇室食用消费，也缺乏全面的记录。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时，宋宫御厨的年消费如下：

米五千五百七十八石八斗五勺。

面一百一十一万六百六十四斤四两。

羊肉四十三万四千四百六十三斤四两，常支羊羔儿一十九口。

猪肉四千一百三十一斤。

猪、羊头、蹄等只副不具。

柴一百四十五万四百一十三斤半。

炭三千五百五十七秤六斤。

油三万四千七百八十七斤一十二两二钱。

醋一千八十三石八升四合半。

诸般物料等八万三百一十斤、石、两、张。〔46〕

宋神宗尚是一位有心振兴宋朝，而无意于厚自奉养的皇帝，其御厨一年的消费量尚且如此，其他皇帝亦可想见。宋宫肉食以羊肉为主，猪肉比例很小，其他肉类看来更少。宋真宗时，“御厨岁费羊数万口，市于陕西，颇为烦扰”〔47〕。宋神宗时，“河北榷场买契丹羊数万，至牛羊司，则死损及半”〔48〕。即使到南宋时，尽管南方地域不适合养羊业，但“中宫内膳，日供一羊”〔49〕。

中国历代皇宫，都是耗费了巨大人力、物力和财力营建，乃是一个时代最富丽堂皇的建筑艺术精华。两宋的开封和临安皇宫自然也是如此。洪迈说，“自汉以来，宫室土木之盛，如汉之甘泉、建章，陈后主之临春、结绮，隋炀帝之洛阳、江都，唐明皇之华清、连昌，已载史策”，而宋真宗大中祥符时，“奸臣导谀，为玉清昭应、会灵、祥源诸宫，议者固以崇侈劳费为戒，然未有若政和蔡京所为也。京既固位，窃国政，招大珰童贯、杨戬、贾详、蓝从熙、何五人，分任其事，于是始作延福宫”，有穆清等七殿，蕙馥等三十二阁，“凿圆池为海，横四百尺，纵二百六十七尺。鹤庄、鹿砦、孔翠诸栅，蹄尾以数千计。五人者各自为制度，不相沿袭，争以华靡相夸胜，故名延福五位。其后复营万岁山，艮岳山周十余里，最高一峰九十尺，亭堂楼馆不可殚记”，皇家园林光“山禽水鸟十余万”〔50〕。宋徽宗在踌躇满志、赏心悦目之余，御制《艮岳记》，又命群臣写诗赋，以“帝力无私万国通”，“子孙千亿寿无疆”〔51〕为颂。但曾几何时，这座当时世界上最辉煌的宫殿和园林建筑，就拱手让给了新兴的金朝。宋高宗仓皇南渡，偏安一隅，却不能忘怀土木和声色。经南宋历代皇帝的兴修，临安宫殿也相当气派，“巍峨壮丽”，“金碧辉映”，“光耀溢目”〔52〕。

关于宋朝宫廷生活的豪侈，还可以列举一些片断记载。宋仁宗时，孙沔奏：“先朝之数，侍史不过五百人，俸给止于千二十贯，皆有纪律，不甚奢盈。今闻十倍增人，已逾二三千，十倍添俸，或至二十万，私身养女数复过之。百司供亿，簿书可知，一岁之中，所用何极。”〔53〕宋仁宗还是被宋人称为恭俭的皇帝。宋光宗时，一次为宋高宗吴后祝寿，“排办金二万两，银五万两，钱一十万贯，绢二万匹，度牒五十道”〔54〕。南宋时，凡皇子和皇女出生，“照先朝（北宋）旧例，三分减一，于内藏库取赐银、绢等物如后：罗二百匹，绢四千六百七十四匹，金二十四两八钱七分四厘，银四千四百四十两，银钱三贯足，大银盆一面，醽醁沈香酒五十三石二斗八升”，“银杏一合五十斤，嘉庆子五十斤，菱米五十斤，荔枝五十斤，胡桃二千个，圆眼五十斤，莲肉五十斤，枣儿五十斤，柿心五十斤，栗子五十斤，粱子十合，吃食十合”，其中包括“蒸羊一口，生羊剪花八节，羊六色子，枣大包子，枣浮图儿，豌豆枣塔儿，炊饼，糕，糖饼，髓饼”〔55〕，如此等等。除必要的接生物品外，喜庆物品的奢侈和浪费，是一目了然的。

宋高宗当太上皇后，“德寿宫月进钱十万贯，太上令止进四万贯”〔56〕。每逢寿诞，宋孝宗“先十日，驾诣德寿宫进香，并进奉银五万两，绢五千匹，钱五万贯，度牒一百道，用绿油匣二百个，上贴签云：臣眘谨进”〔57〕。这自然也只是太上皇生日排场的一部分。绍兴后期，宋高宗到退闲的大将张俊府游乐，张俊虽为南宋初期臣僚中的首富，又以悭吝著称，但此时也不惜挥金如土，除“供进御筵”的大批珍果佳肴，“进奉”大量宝器、玉器、书画、匹帛等以外，单单是“进奉犒设随驾官”、“禁卫”等，就包括钱币三万贯，炊饼二万个，熟猪肉三千斤，酒两千瓶等。〔58〕仅据上引片断记录，人们也不难看出在旧史中被誉为“恭俭”〔59〕之主的宋高宗真面目。

总而言之，同中国历代皇朝一样，宋朝皇室在金字塔式社会阶级结构中居于顶点。一切最糜烂的生活、最奢侈的享受，都被视为天经地义。皇室如果对浩大的开支稍作裁削，便可在旧史中轻易地获得所谓“恭俭”的美誉。

第十二章
官　户

北宋前期至中期，废除了将官户作为官府奴婢的法律概念，形成了官户的法定户名。将臣民区分为官户和民户，有处理各种社会事务的需要。但从另一角度看，官户，即品官地主事实上又成为宋朝地主中地位最高的一个阶层。中国古代一般都有士庶之别，这大致相当于宋朝的官户和民户之别。宋朝官户是形势户的一部分，并且是形势户，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上层。

第一节　官户的范围和数量

官户“谓品官，其亡殁者有荫同”，“诸称品官之家者，谓品官父、祖、子、孙及与同居者”〔60〕，这仅是一个原则性的规定。宋朝有九品官，每品又各分正、从两等，这即是品官。至于某个官僚死去，其子孙即使按荫补制度为无品小官，如武官“正侍至右武郎，武功至武翼郎”之孙可荫补进武校尉，“训武、修武郎及门祗候”之子可荫补进义校尉〔61〕，都应属官户。宋宁宗时，臣僚提议进行保甲登记，单独规定“某人系官户，是何官品，曾不系析户”〔62〕。这也反映了官户的重要性。

但在事实上，宋朝官员入仕门径很多，因出身不同，官户的范围也有宽有窄。北宋初，“多袭五代之制，稍损益之。凡入仕，有贡举、奏荫、摄署、流外、从军五等”〔63〕，此后入仕之门增多，已远非上述“五等”所能概括。宋哲宗时，李常说，当时“入流名品几七八十数”〔64〕，而往后的入仕门径更为冗滥。

贡举即科举入仕，特别是进士出身，宋时被视为最光彩的仕途。奏荫或可称荫补、补荫、恩荫、资荫、奏补、任子等，从宋宫后妃、皇族至一定品级的官员，可荫补子孙、亲属以至门客、医生等。摄署又称摄官，宋时主要是指广南等边远地区无正任官员，即由吏胥等摄官而入仕。流外是指吏“出职”为官，“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出职是也”〔65〕。北宋后期规定“吏职出身之人，依法转至武功大夫止”，南宋后期已改为“转至训武郎止”〔66〕，由正七品武功大夫降至正八品训武郎。至于吏职出身任文官者，南宋规定“至从政郎止”〔67〕，从政郎为从八品。

武人入仕则有“军班”、“军功”、“武艺”〔68〕等。军班是指“内外诸军兵并班直、军头司等人年劳或有功得官皆是”〔69〕，大致属武人未参加战事的正常入仕之途。“称军功者，谓亲冒矢石，或获级，或伤重，及战退贼众，解围，其运粮、守城、进筑、把隘之类非”〔70〕。

宋时还有所谓“进纳出身”，俗称“买官”〔71〕，或称“入赀补官”〔72〕、“纳粟授官”〔73〕、“纳粟补官”〔74〕等，凡富人向官府捐献粮食、物料、钱财以至人工，都可按规定入仕。至于其他很多出身入仕名目，在此就不必一一赘举了。

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吏部所管“四选名籍共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员”，其中侍郎右选“使臣之从军与未参选者不与”，今将各类官员之出身列举于下。

尚书左选：有出身975员，致仕、遗表、大礼、奉表、推恩、门客荫补1357员，特授文学补官21员，摄官补官2员，袭封补官2员，宗室过礼补官24员，纳粟补官3员，三省补官8员。

尚书右选：荫补1680员，武举77员，宗室425员，军班与拣汰军功人1285员，归明、归正59员，杂流〔75〕、非泛〔76〕、吏职340员。

侍郎左选：有出身4325员，荫补6366员，童子科68员，摄官28员，宗子该恩560员，恩科5065员，进纳429员，吏职165员。

侍郎右选：荫补7718员，宗室2914员，军班759员，军功847员，宗女夫308员，阵亡女夫69员，阵亡恩泽253员，武举415员，后妃亲属185员，主管进奉255员，获贼54员，吏职1331员，进纳508员。〔77〕

由此可知，在宋朝官员中，科举、荫补、出职、进纳、军功、军班等出身占较大比例。北宋时，“有出身”指进士、明经等科举出身，以别于其他“无出身”者。〔78〕然而到南宋时，“有出身”的含义变窄，仅限于进士出身者，如童子科、武举、恩科（特奏名）等都不算“有出身”。宋朝各代“有出身”和“无出身”的标准不尽相同，在待遇上也有不少差别。

因入仕之途的差异，不仅在官场中的地位，升迁的迟速等有异，官户的范围也宽窄不一。如科举、荫补等出身的品官，显然属官户；而由某些门径入仕的品官，则另有专门规定，以限制品官某些特权的范围，维护等级森严的名分和秩序。

宋神宗元丰时，“进纳买官”，“系有正法，惟因军功、捕盗，或选人换授，至升朝官，方许作官户”〔79〕。宋时升朝官，即朝官，按新的阶官名称，是指正八品文官通直郎和武官修武郎以上。〔80〕

宋哲宗时，“先是，宗室〔袒〕免，女听编民通婚，皆予官，民争市婚为官户”。杜纯说，“入赀得承务郎（从九品）以上，犹不为官户，盖嫌其逃赋役，困平民也。今遐僻贱人争以国姻自召，商较财〔币〕，仅同贸易”，“非以尊国，示民范也”，于是“朝廷始严其法”〔81〕。又“自保甲之法行，民以艺能入等，授班行〔82〕者即为官户，免役”，时“祥符县至一乡止有一户可差”，后鲜于侁“乞保甲授班行人依进纳官例，候改转升朝官，方免户下色役”，也得到宋廷批准。〔83〕后“绍圣免役条”规定：“系宗室及〔内〕命妇亲，并义勇、保甲授官，或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而系第一等人户，并同进纳法，见任小使臣、宣教郎以下，役钱并不免。”〔84〕自从八品文官宣教郎和武官从义郎（属小使臣）以下，即非朝官，成为自某些门径入仕者不算官户的界限。至于“取妻，以阵亡之家恩泽授官”者另有附加条件，即“系第一等人户”，若非第一等户，即不受以上界限的限制。

宋徽宗时，政和令又补充规定，“所有祗应有劳，进颂文理可采及特旨并非泛〔补〕官”者，也“并依进纳授官法，因军功、捕盗转至升朝官，非军功、捕盗人转至大夫以上，方许作官户”〔85〕。据此，则“非军功、捕盗人”须升官至正七品武翼大夫以上，才算官户。

北宋上述规定沿用到南宋〔86〕，也被加了一些新的规定。宋高宗绍兴末期规定，“文学出身，遇赦授右迪功郎，注权入官，初任偶授破格差遣者”，“即不系正任合入差遣，其身后子孙不合理为官户”〔87〕。宋孝宗时，又规定“特奏名出身之人，如有偶授破格八品差遣，或循至八品上，须落权，注正官差遣，方始理为官户”〔88〕。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卷48《科敷》关于“品官之家”的注释如下：“身亡者有荫之家，若系宗室及内命妇亲授官，而转至升朝，及进纳或保甲授官，或第一等户以妻之家阵亡，遗表恩泽授官，并祗应有劳，进颂可采，及特旨与非泛补官，因军功、捕盗，而转至升朝，非军功、捕盗，而转至大夫，医官转至翰林医痊以上，仍曾经入额人者。”〔89〕此项规定大致是此前各项规定的综合和总结。翰林医痊为从七品，“入额人”应是指尚药局、太医局等的定编人员。

当然，上述规定能否严格执行，则是另一回事。宋徽宗时记载：“命官出身，各有条法。比年以来，吏职入仕或进纳并杂流之类补官人，往往攀援陈情，改换出身。”〔90〕“改换出身”，无非是为改善本人在官场中的地位，以求享有某些本来无法得到的权益。在昏暗的政治形势下，“员既滥冗，名且紊杂”〔91〕，一批又一批渣滓，投机钻营，通过各种手段，包括“改换出身”，挤进了官户的行列。

宋朝规定，凡任宰相和执政，“例得奏奴隶补班行”〔92〕。北宋末，大宦官童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93〕，童贯镇压方腊，“受富民献遣，文臣曰‘上书可采’，武臣曰‘军前有劳’，并补官，仍许磨勘、封赠，为官户”，“凡四千七百人有奇”〔94〕。宠臣朱勔“驺仆亦至金紫”〔95〕。蔡京“即家为府，营进之徒举集其门，输货僮隶得美官”，“厮养官为横行”〔96〕。医官也十分冗滥，宋徽宗宣和时，方限定以三百五十人为定额，而“额外人免改正，但不许作官户”〔97〕。此类“妄作名目”的官户，到南宋初年，仍成为一大遗留问题，而须作专门的讨论和处理。〔98〕

此外，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宋朝也放宽对进纳出身为官户的限制。南宋初，因军情紧急，财政困窘，曾“立价”出卖“空名官告”，“文臣迪功郎六千贯”，至“承直郎一万五千贯”，“武臣进义副尉七百贯”，至“敦武郎三万贯”，规定“不作进纳，理为官户”，“其告身止称某乡某人奉公体国，宜加奖录，特授某官，所有参部、注拟、资考、磨勘、改转、荫补、封叙之类，一切并依奏补出身人条法”〔99〕。即进纳出身享受荫补出身待遇。然而到宋孝宗乾道时，另作补充规定：“诸进纳授官人特旨与理为官户者，依元得旨，若已身亡，子孙并同编户。”〔100〕对进纳者的权益有所裁削。

总的看来，宋朝关于官户与民户的界限以及何者为官户，何者为民户，有一系列很具体而烦琐的规定，其主旨是慎惜名器，以维护等级秩序的神圣性，保障官位品秩的尊严。然而在事实上，此类规定又不时遭受破坏，这表现了宋皇朝整体利益和长远利益与统治阶级中某些人局部和暂时利益的一些矛盾。

宋朝有一些官员“诡立官户”而受处分〔101〕的记载，也有“疏远之族”“欺罔官司”，“冒立官户”，“以武断乡曲”〔102〕的记载。针对当时“诡为官户”的情况，胡安国建议“咸许首陈”〔103〕。《庆元条法事类》卷16《诏敕条制》和卷48《科敷》引《职制令》说：“诸被受省曹誊降到圣旨若朝旨或直承处分，以民户改作官户，或依官户例减免差役、科配之类，并行讫，限当日实封申审尚书户部。”足见取得官户户籍，在宋代社会具有何等重要性。如“黄监税原是文学出身，见任常州税务，今年四月已书三考，合系落权，理为官户”〔104〕。这是一个非科举出身官员升格为官户的实例。在宋朝金字塔式的社会阶级结构中，民户转为官户，无疑是身份性的重大变化，是一级重要的阶梯，一道紧要的关口。

因官僚机构的膨胀，入仕之门的增多，荫补之滥，政治的腐败等各种因素，宋朝官员数总的发展趋势是愈来愈多。但有关统计却互有出入。

宋仁宗和宋英宗《两朝国史·食货志》载，“真宗时”，“宗室、吏员受禄者九千七百八十五”，宋仁宗至和时，“宗室、吏员受禄者万五千四百四十三”〔105〕。皇祐时，包拯说：“景德、祥符中，文武官总九千七百八十五员，今内外官属总一万七千三百余员，其未授差遣京官、使臣及守选人不在数内。”〔106〕然而按曾巩之说，则为“景德官一万余员，皇祐二万余员，治平并幕职州县官三千三百余员，总二万四千员”〔107〕。这与前两种统计有异。

宋神宗“元丰初，文武见任官二万四千五百四十九员，文一万一百九十三，武一万二千八百二十六，宗室九百四十四，内臣五百八十六”〔108〕。经历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的官制改革后，尚书四选文武官约计一万九千人左右〔109〕，但这个数字并不包括由中书省、枢密院除授的高级官员，也不包括宗室、宦官、军中服役的武官等。

宋哲宗元祐初，上官均上奏说：“京官自承务郎至朝议大夫，凡二千八百余人，选人一万余人，大使臣二千五百余人，小使臣一万三千余人。”〔110〕他所列举者，也是当时吏部四选的官员数，共计约二万九千人。然而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李常说：“尚书吏部四选官共三万四千余人。”〔111〕

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吏部人数凡四万三千有奇”〔112〕。宣和元年（公元1119年），臣僚奏，吏部四选“朝奉大夫〔至朝请大夫〕六百五十五员”，“横行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二百二十九员，修武郎至武功大夫六千九百九十一员”，“选人在部者一万六千五百四十二员，小使臣二万三千七百余员”，另有非尚书左选所管文官“奉直大夫至光禄大夫二百九十员”〔113〕。以上共计四万八千余人，但仍漏落了自从九品承务郎至正七品朝请郎的统计数。总的说来，北宋官员数的不断上升，应是肯定无疑的。

南宋时，尽管疆域比北宋丧失三分之一，而官员数仍十分可观。宋光宗绍熙二年（公元1191年），吏部“四选之数，共三万三千五百十六员”。宋宁宗庆元二年（公元1196年），吏部四选官员数为四万三千零五十九员。嘉泰元年（公元1201年），“通四选共三万七千八百余员”〔114〕。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如前所述，“四选名籍共三万八千八百六十四员”。以上列举的南宋中期吏部四选官员数，自然只占官员总数之大部。

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监察御史朱熠言：“景德、庆历时以三百二十余郡之财赋，供一万余员之奉禄，今日以一百余郡之事力，赡二万四千余员之冗官。”〔115〕时四川已大部残破，朱熠之说可能是指四川以东地域而言。〔116〕

以上虽列举了北宋至南宋的官员统计数，由于品官出身之异，有的品官尚不能算官户，归吏部侍郎右选管辖的进武校尉和进义校尉亦非品官，其中非荫补出身者也不算官户。可知官员数和官户数不能等同，但两者数字出入不会大。

按宋时户口统计，宋真宗景德三年（公元1006年）总户数为7417570户〔117〕，依官户数为1万计，约占总户数的1.3‰。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总户数为10792705户〔118〕，依至和时（1054—1055）官户数为1.5万计，约占总户数的1.4‰。宋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总户数为12904783户〔119〕，官户数依2.4万计，约占总户数的1.9‰。宋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总户数为16492631户〔120〕，官户数以2.45万计，约占总户数的1.5‰。宋徽宗时，官户数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应有所上升。宋光宗绍熙元年（公元1190年），总户数为12355800户〔121〕，参照前引吏部四选官员数，官户数以3.4万计，约占总户数的2.8‰。以上粗略的估计自然无精确性可言，但大致上说，宋朝官户数约占总户数千分之一到千分之二，某些时期甚至达到千分之三左右。

再看地区性的实例，福州在宋孝宗淳熙时，“主、客户三十二万一千二百八十四”，“而官户二千四百四十三”，约占当地总户数的7.6‰。但福州十二县官户数很不平均，“闽县六百三十户，侯官六百八十四户，怀安三百四十七户，福清一百四十四户，长溪三十八户，古田三十三户，连江八十一户，长乐一百四十户，永福一百三十六户，闽清一百一十一户，罗源五十三户，宁德三十六户”〔122〕。以上各县分数相加为2433户，与前引总数有所出入。其中倚郭州治闽和侯官两县官户数为1314户，约占全州总数的54％，怀安县事实上也是附郭县，其官户数也大大超过其他九县。福州作为福建路首府，官僚麇集，故官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较高，这从官户集中于闽、侯官和怀安三县，可资证明。

本节最后还须简单介绍宋朝的外戚和宗室问题。宋朝外戚或本身就是官户，与皇帝攀上姻亲后，又加官晋爵；或原来出身贫寒低贱，在攀龙附凤之后，即通过荫补（捧香恩例）或其他途径，升格为官户。南宋时，“后妃之家奏荐，每遇大礼、圣节、生辰，皇太后家推恩四人，皇后二人”，而大礼时，“诸妃”“各奏二人，昭仪至才人各一人”〔123〕。宋朝外戚完全可以作为官户，其特权和禁约同官户的其他部分无重大差别。

宗室的情况却比较复杂。北宋初，宗室人数尚少。宋真宗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因“皇族渐多，而授官未有定制”，规定宗室荫补的最低官衔是右班殿直（相当于后正九品保义郎）。〔124〕宋仁宗宝元二年（公元1039年），大宗正司言：“先朝故事，宗室子孙七岁，始赐名、授官。今在襁褓者已有恩泽。请自今遇乾元节（宋仁宗诞辰）、南郊，听官其一子，余须俟五岁，方得陈乞。”〔125〕此奏得到批准，表明不得不对宗室“授官”作些限制。

北宋立国一百余年间，宗室应属官户中的一个特殊部分或集团。宋神宗时，王安石等变法派开始对宗室荫补制作重大修改，其中最重要者，是“皇族非袒免已下更不赐名、授官，只令应举”〔126〕。按此规定，则皇帝的高祖兄弟、曾祖从兄弟等支属，若科场落选，即丧失当官户的资格。按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统计，“时京师百官月俸四万余缗，诸军十一万缗，而宗室七万余缗。其生日、婚嫁、丧葬，及岁时补洗、杂赐与四季衣不在焉”〔127〕。随着赵氏皇族人口繁衍，宗室既是一个由全国百姓供养的特殊集团，亦成为宋朝财政的一大负担，事实上已到非改革不可的地步。故宋哲宗元祐时，反变法派上台，仍对宗室的利益作进一步裁削。后宋徽宗诏说：“皇家宗族，属有远近，礼有隆杀，亲亲之恩，义所当厚。熙宁变法，皆循中制，而元祐纷更，务从裁削，失敦宗之道。”〔128〕

由于皇帝袒免亲以下不算官户，不免给部分疏远皇族造成生活困难。宋神宗时曾补充规定：“祖宗袒免亲外两世，贫无官，合量赐田者。”〔129〕宋哲宗时，有“诸宗室系袒免以外两世，祖、父俱亡而无官，虽有官而未厘务，各贫乏者”。宋廷的补贴，也只是“每口月支钱二贯，米一石，十二口以下给屋二间”，“人口虽多，钱不过二十贯，米不过六石”，“其有官男至厘务日，本房住支，女出嫁日，计口豁除”〔130〕。此类补贴当然不足以维持高的生活水平。王巖叟说：“臣闻宗室不系赐名、授官孤遗之家二十余位，六十余人，全无禄食，朝夕不能自存。”〔131〕蔡京也说：“陛下之亲属，恩有不及，至于冻馁。前日户部勘犯酒事，有投军者二人，岂睦族之道。”〔132〕

膨胀的宗室人口，开始自开封向外地迁移。李心传说：“本朝宗室皆聚于京师，熙、丰间，始许居于外。蔡京为政，因即河南、应天置西、南二敦宗院，设宗官主之。”〔133〕崇宁时，据蔡京等奏，“自熙宁至今，宗室人无官者已一千五百余人，宗女之未嫁者亦千五百有奇，皆宣祖、太祖之裔，或有贫困失所者”，建议“并于两京近辅沿流州军，取应未卖官田物业拨充，每州府各置宗室官庄”，“其逐州自今后有没官田产物业，更不出卖，并拨入官庄，仍先于京西北路拨田一万顷”，得到皇帝批准。〔134〕此后，仅应天府的“南敦宗院有田四万四千顷，房廊二万三千六百余间”，却仍“日患不给”〔135〕。

北宋末“靖康之祸，在京宗室无得免者”，“往往沦徙，死亡于兵难，南渡所存，十无二三”。南宋初，原河南府西外宗正司“移于福州”，应天府南外宗正司“移泉州以避狄”。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南外宗正司有“宗子一百二十二人，宗女一百二十六人，宗妇七十八人，所生母一十三人”，西外宗正司有“宗子九十五人，宗女四十九人，宗妇三十人，所生母二人”，共“合五百余人，岁费缗钱九万”〔136〕。以上人数当然只是南宋初年皇族的一部分。宋廷在临安府和绍兴府设大宗正司，后将绍兴府大宗正行司并废。除以上三宗正司管辖者外，宗室有散居或游宦各地者。如宋宁宗时，“蜀中宗子甚众，既无亲贤领之，但每州以行尊者一员检察钱米请受，由是往往蹈于非彝，而不可训焉”〔137〕。

南宋时，宗室贫富分化更加严重。宋宁宗末年记载，宗室“富者十不一二，贫者不啻七八”，“存亡之数，在宗司且不得尽知；名称之误，在宗寺亦安得尽革”〔138〕。部分宗室成了鸡鸣狗盗之徒，“贫无置锥”，干违法屠牛等营生。〔139〕降及南宋后期，赵氏宗族“枝叶繁茂，以千万计”，而各州县财政却“困于供亿，在在皆然”〔140〕。

尽管如此，南宋宗室补官的数量仍十分惊人。宋孝宗即位时，“凡宗子不以服属远近”，经过考试，“略通文墨者”即可入仕，“过千人以上”。后宋光宗和宋宁宗即位，也依此办理。〔141〕按前述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吏部四选38864名官员中，宗室补官者达3923员，另有“宗女夫”308员，合计4231员，此数尚不包括宗室通过科举等入仕者。

北宋宗室补官，最初不授实职差遣。宋神宗熙宁时改变规定：“祖宗袒免、非袒免亲常许指射差遣，仍不拘远近差注。”〔142〕宋徽宗“崇宁初，大启侥倖”，“宗室参选之日，在本部名次之上，既压年月深远、劳效显著之人，复占名州大县优便丰厚之处”。此种情况延续到南宋时。〔143〕但也有科举入仕之宗室，如南宋末年的赵仕可，“发迹书生，一寒无援，家又无升合之田，居官得俸，入才支出，官满日归，依然故贫”〔144〕。

宋朝宗室有一些不同于其他官、民户的特权和禁约，例如训名，由官府支给赡养费用，“宗室、戚里不得出谒接见宾客”〔145〕，不得文身，“宗子、宗女嫁娶，虽依庶姓法”，“唯杂类与曾犯徒刑若恶逆之家子孙，亦不许成亲”，杂类“为舅曾为人力、奴仆，姑曾为娼”等，也“不得与曾为公吏之家为亲”〔146〕，如此等等。但总的说来，在宋神宗熙宁前，宗室应属官户的一部分，此后宗室虽有贫富分化，但部分宗室仍可列入官户。从宋朝的史实出发，似无必要将宗室列为官户之外的一个单独的阶层。〔147〕

第二节　官户的特权与禁约

官户作为户口分类制度的一类户名，本是法定身份。两宋对官户的特权和禁约，陆续制定了不少具体法规，这对当时的社会经济生活不可能不产生影响。官户事实上是宋朝地主阶级中地位最高的阶层，要了解官户的性质和特征，则官户的特权和禁约是不可忽略的重要问题。还须指出，在宋朝庞大的等级结构中，虽然同属官户，其特权与禁约也有很多身份性的差别。

一、官户的特权。

（一）俸禄。宋朝文武百官的俸禄名目多于前代，如俸禄（料钱和衣赐）、职钱、禄粟、傔人衣粮或餐钱、茶酒厨料、薪、蒿、炭、盐、马匹的刍粟、添支料钱、厨食钱、折食钱、添支钱、添支米、茶汤钱、职田等，难以悉数。又如有公使钱，即公用钱，实际上也供官员私使或私用。南宋名臣陈俊卿字应求，“知福州，亲故沓至。公设会，置五百千于前，曰：‘有一联，能对者即席奉送。三山出守，应求何以应其求。’独一后生对云：‘千里重来，公使尽由公所使。’”〔148〕可作公使钱的绝妙注释。

宋朝高级和中级官员的俸禄名目多，数额大，而低级官员却非如此。正一品宰相的俸禄，每月有料钱三百贯，每年春冬有绫四十匹，绢六十匹，冬绵一百两，春罗一匹，每月禄粟一百宋石，傔人衣粮七十人，每月薪柴一千二百束，炭一百秤（每年十月至第二年正月二百秤），每年盐七宋石。从九品武官三班奉职（承节郎）和三班借职（承信郎）只每月料钱四贯，每年春冬有绢六匹，钱四贯。从九品文官迪功郎每月料钱十二贯，茶汤钱十贯，米、麦各一宋石五宋斗。〔149〕

低级官俸其实已与吏俸差别不大。事实上，低级官俸最初还更低，“三班奉职月俸钱七百，驿券肉半斤”。宋真宗大中祥符时有人在驿舍题诗：“七百料钱何日富，半斤羊肉几时肥？”宋廷才为之加俸。北宋前期或中期，“有一名公，初任县尉”，也作诗说：“五贯九百五十俸，省钱请作足钱用。妻儿尚未厌糟糠，僮仆岂免遭饥冻。赎典赎解不曾休，吃酒吃肉何曾梦。”〔150〕低等县尉有月俸七贯者，若按省陌每贯七百七十文计，应为五贯三百九十文，此处应是按省陌每贯八百五十文计的。“三鸦镇在河北孤迥处”，有一监镇官诗说：“二年憔悴在三鸦，无米无钱怎养家？每日两餐唯是藕，看看口里出莲花。”宋高宗“绍兴末”“吴中羊价绝高”，平江府监税官也作诗说：“平江九百一千羊，俸薄如何敢买尝。只把鱼虾充两膳，肚皮今作小池塘。”〔151〕此类诗都是低级官俸的写照。

总的说来，宋皇朝开支的俸禄，使中高级官员完全处于养尊处优的地位，而低级官员也同样是拥有“僮仆”的人上人，与普通农民终究有天壤之别。

（二）荫补。宋朝荫补制是前代任子制的延续。宋太祖和宋太宗时，“天下初定，万事草创，有司停阙待注而无人，故多为取士之门、荫补之法以应用”〔152〕。宋太祖沿用五代“旧制，台省六品，诸司五品已上官”，“登朝尝历两任”，“皆得荫补，岁令兵部、礼部试念书精通者中选”〔153〕。但他也承认：“资荫子弟但能在家弹琵琶，弄丝竹，岂能治民。”所以不准荫补初入仕者任亲民官。〔154〕

宋太宗和宋真宗不断扩大荫补的范围和名目，荫补之滥，便成为非常突出、十分严重的弊病。宋真宗时，有“上封者言”指出，荫补入仕者“多年在幼稚，坐食廪禄。有穷经潦倒之士，下位沉滞之人，常增浩叹。望行条约”。在历史上，要任何统治者削减和取消既得权益，总是极其困难的。宋真宗“令辅臣议其事，特限年立制，议寻不行”〔155〕。

宋仁宗庆历时，范仲淹抨击荫补之滥说：“假有任学士以上官，经二十年者，则一家兄弟子孙出京官二十人，仍接次升朝，此滥进之极也。”〔156〕自庆历始，宋廷不得不屡次裁损荫补特权。然而到宋徽宗时，“私谒行，横恩广”，荫补入仕第二次泛滥成灾。“有年未三十而官至大夫者”，“而恩例未尝少损，有一人而任子至十余者”。有人统计，宋神宗“熙宁郊礼，文武奏补总六百一十一员”，而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郊恩奏补约一千四百六十有畸”，居然超过熙宁三次郊礼荫补人数的一倍以上。到宋高宗时，“每遇亲祠之岁，补官者约四千人”，即“十年之后增万二千员”，成为当时“政事之大蠹”〔157〕。故至宋孝宗和宋宁宗时，宋廷又不得不渐次裁损荫补特权。〔158〕

宋朝荫补制有圣节荫补，是在每年皇帝寿诞之时，每年一次，但官品限制较严；大礼荫补是在皇帝举行郊礼之时，大致每三年一次，但官品限制较宽。此外，还有所谓致仕荫补、遗表荫补以及一些特别的荫补。享受荫补权者有后妃、皇族和中高级官员。苏辙说：“自台省六品，诸司五品，一郊而任一人；自两制以上，一岁而任一人。此祖宗百年之法，相承而不变者也。”〔159〕宋仁宗时“罢圣节恩，而犹行之妃、主”〔160〕。被荫补者的范围，不仅有官僚的子孙和亲属，甚至还有门客和医生。〔161〕

北宋文同说：“国朝任子之令，比前世最为优典。”〔162〕何郯也指出，“汉法保任，唐制资荫，本只及子孙，他亲无预，又不著为常例。今本朝沛泽至广，人臣多继世不绝”，“恩例频数，臣僚荫尽近亲外，多及疏属，遂至入仕之门，不知纪极”〔163〕。宋朝荫补之滥，超过汉唐，不能不是一种严重的倒退，突出地表现了当时官僚政治的保守性和腐朽性，甚至引起官户中不少有识之士的非议和抨击。他们认为，“不限才愚，尽居禄位；未立襁褓，已列簪绅”，“骄骜愚懵，未知字书之如何，而从政者亦甚众”，“是则将国家有数之品名，给人臣无厌之私惠”〔164〕。

宋朝虽对被荫补者所设考试制度，往往形同虚设。宋宁宗时，“国家每岁春铨，任子率二人而取一，选至优也”，而“世禄子弟不务力学，但以货取，假手传义，冒名入试，至有全不识字而侥冒中选者”〔165〕。

按前一节介绍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吏部四选官员出身统计，进士出身为5300人，武举、童子科和特奏名出身为5625人，而荫补出身（宗室除外）竟达17121人，为进士出身者的三倍多，进士连同其他科举出身者，还不足荫补出身者的三分之二。故宋理宗时的姚勉说，“方今冗官之弊，全在任子之多”，“岂进士能冗陛下之官哉，亦曰任子之众耳。阀阅鼎盛，亲故复多，挟厚赀而得美除，结奥援而图见次。考第未满，举剡已盈，寒畯之流，亦安能及”。“身燠锦绮，岂知陛下之民之寒；口饫膏粱，岂知陛下之民之馁。庸者受成胥吏，虐者擅作威福”〔166〕。中高级官员的荫补特权，是造成冗官的一个重要原因，是终宋一代的严重弊政。

但是，荫补出身者在官场中不如科举，特别是进士出身者荣耀，其升迁也较为迟缓。故也有一部分仕宦子弟“以进士为胜，以资荫为〔慊〕者”，“耻受其父祖之泽，而甘心工无益之习，以与孤寒之士角胜于场屋，侥倖一第以为荣”〔167〕。

（三）减免某些税役。关于宋朝官户是否有减免税役特权的问题，情况比较复杂，须作具体分析。宋朝赋税名目繁多，难以悉数，某些较次要的或地区性的赋税，官户是否享有减免特权，也缺乏记述。故在此只能作一些大致的交代和分析。

（1）两税。两税是土地税，作为乡村中最重要、最基本的赋税，包括其“支移、折变，初不以民户而输，官户而免”，“令官、民户一体施行”，“官户不得挟势避免”〔168〕。《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规定：“诸输税租违欠者笞四十，递年违欠及形势户杖六十，品官之家杖一百。”当然，朝廷命官不可能因此而受杖刑，按宋时惯例，一般应由管理田庄的幹人代受。在纳税规定非常明确的情况下，官户中的有识之士也注意奉公守法。范仲淹在家书中叮咛说：“闻夏税倚阁，如户等该得，即将绢卖来，纳田契税钱。如不该得，即且纳税。”〔169〕

但是，上述一般性的规定并不排除法外免税。宋仁宗时，“王蒙正恃章献太后亲，多占田嘉州，诏勿收赋”，官员高觌视为非法，“极论其不可”〔170〕。宋高宗赐大将李显忠田六十三宋顷，宋孝宗又赐田七十宋顷，两次赐田各“放免十料租税”，计五年。〔171〕特别到南宋后期，对某些达官贵人特令免税的情况相当严重。在庆元府，史弥远等权贵府第“免敷”“五百二十二石六斗二升四合四抄”正麦，“一千九百三十二石四升二合”折变糯米，而当地夏税正麦计二千四百零四宋石多，秋税折变糯米计九千五百四十八宋石多〔172〕，可知免税额所占比例之大。南宋亡国前夕，“邸第戚畹”“田连阡陌，亡虑数千万计，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宋廷不得不命“有司核其租税收之”〔173〕，以解决财政困难。当时权贵之家免纳二税，看来仍只占官户中的一小部分。

（2）役钱。役钱为宋神宗时所设赋税，开始规定官户役钱比乡村上户“减半”。〔174〕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宋廷又规定“进纳出身人，有旨落‘进纳’字者，不以官户例减役钱”〔175〕；“官户输役钱免其半，所免虽多，各毋过二十千”，如“诸县产钱十分，官户占及一分以上，官户止减役钱一分”〔176〕。宋哲宗初，经司马光建议，宋廷规定官户第三等以上役钱照旧输纳。〔177〕

南宋初，因财政困窘，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和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诏说：“诸路免役钱于元额外重增三分，官户更不减半。”〔178〕这条官户增纳役钱的规定看来并未实施，因为到宋孝宗乾道二年（公元1166年），户部侍郎李若川、曾怀言：“官户比之编民，免差役，其所纳役钱又复减半，委是太优。欲令官户与编民一等输纳，更不减半，以岁所入约百余万缗，专责诸路提举常平司委逐州主管官别收，依经总制钱条限解发。”得到皇帝批准〔179〕。

可知官户减免役钱一半的规定实行了近一百年，而官户不得减免役钱的规定又实行了一百余年。但因“民〔户〕役钱概增三分”〔180〕，故官户役钱负担仍少于民户。此外，据宋宁宗时记载，“近属勋戚”也可“特旨而蠲免”“和买、役钱”〔181〕。

（3）和买。官府预先向人民放贷，到蚕熟后民人以绢帛之类偿还。后来借贷逐渐被减克，自北宋末至南宋初，和买逐渐成为定额赋税。大致在北宋后期，按照规定，“诸县散预买绸绢价钱”时，须“本保三户以上为一保，官户减半”〔182〕。宋徽宗时记载，“先是，成都、河北预买，官户许减半”，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令旧尝全科者如旧。既又以两浙多官户，令预买通敷”〔183〕。可知当时官户的和买减半是有地区性的。

南宋时，官员章谊“有田在明州”，其预买绢由三匹增至九匹，“叹其赋重”〔184〕。以贪财著称的大将张俊请求宋高宗，其家“应干非泛诸般科配、和预买等并乞蠲免”，也遭到一些臣僚的反对，而未能如愿。〔185〕宋高宗和宋孝宗屡次下令，和买“将官、民户并一等均纳”，“如辄减免，官司及减免之家并计赃断罪”〔186〕。当然，如前所述，宋宁宗时，有“特旨而蠲免”“近属勋戚”和买的记载。

（4）和籴。宋代和籴是用低价强行征购粮草，有时近乎不支分文，但未像和买那样，演变成固定的新税，成为一项似税非税的经济负担。和籴既非税收，在临时规定的摊派中，如宋徽宗时的均籴，“官户即无减免之文”〔187〕。此外还有一些“官户一例科籴”〔188〕的规定。宋高宗曾在诏中强调：“州县和买绸绢及和籴草料等，将官户及权势之家并与平民一等科纳，如辄敢减免，官司及减免之家并计赃科罪。”〔189〕宋孝宗时，也规定将“蓄积有米之家，不拘官户、编户，劝谕收籴”〔190〕。

但是，在另外一些场合下，和籴又有“止敷民户而不及官户”〔191〕的记载。范仲淹所置义庄，吴县“义庄田八百九十七亩，每亩劝米三斗，计米二百九十二石一斗”，长洲县“义庄田二千二百七十一亩三角，每亩劝米三斗，计米六百八十一石五斗二升”。到宋理宗嘉熙时，因“范文正公义庄乃风化之所关，与免科籴”〔192〕。这又是官户免和籴的特例。

（5）科配。科配是没有固定时间、品类和数量的临时摊派。自北宋初至宋神宗时，“按法，官户免色役，而不免科配”〔193〕。但据宋徽宗宣和时记载，“进纳人自元丰迄今”，“仍不免科配”〔194〕。宋哲宗时也规定：“诸保甲因娶宗室女并内命妇授官者，并不免本户科配。”〔195〕可知自宋神宗时开始，官户因出身不同，而有免科配与不免科配之别。宋徽宗《政和令格》规定：“品官之家乡村田产得免差科，一品一百顷，二品九十顷，下至八品二十顷，九品十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所谓“差科”，是指差役和科配两项。宋高宗时，宋廷改变规定：“应官户除依格合得顷亩免差役外，其他科配不以限田多少，并同编户一例均敷。”此项规定虽留下了“将来却依旧制〔施〕行”的许诺，实际上却一直未恢复限田免科配的“旧制”。〔196〕科配是宋朝唯一明确规定官户可以免纳的赋税。但从时间上看，仅限于宋神宗到南宋初的几十年。从范围上看，不仅有品官出身之别，而且按宋徽宗时规定，免科配必须在各等品官的限田额内，凡超出限田额的田产，也“悉同编户”。

（6）夫役。据宋徽宗宣和诏，“品官之家依格乡村田产免差科，其格外之数并同编户。随袭官依品格置到田产，并充赡坟，特免夫役，夏秋税物并免支移、折变，于本县止纳本色”，“余人自不合援例”〔197〕。少数随袭官的“特免夫役”，说明一般官户似无此项特权。当然，官户充夫役，其实也只能由其佃客、人力服其劳。宋太宗至道时，“调发陕西刍粟，随军至灵武”，“有诏督运者皆得便宜从事，不牵常法”，“长安多大豪及有荫户，尤不可号令。有见任知某州妻清河县君者不肯运粮”，通判杨谭“锁而杖之，于是莫敢不趋令”〔198〕。这当然是非常情况下的特例，说明官户往往抗拒夫役。

（7）职役。北宋时，原则上规定官户可免轮差职役，故李觏说：“今之品官及有荫子孙，当户差役例皆免之。”〔199〕但有的职役，如乡役耆长，“品官之家则以不该荫赎人及管庄田人代充”〔200〕。此外，官户免差役也因品官出身而异。宋仁宗嘉祐时规定：“凡入赀为郎，至升朝者，户役皆免之，京官不得免衙前，自余免其身而止。若入官后增置田产，直五千万以上者，复役如初，佣代者听之。”〔201〕宋高宗时《进纳条令》规定：“官至升朝，听免色役，仍不免科配。”〔202〕仍重申北宋时的规定。

据前引宋徽宗时《政和令格》，当时品官免差役以一定的田产顷亩为限，如一品官免一百宋顷，至九品官免十宋顷，“其格外数悉同编户”。南宋时，对限田令议论甚多，也作过多次更动。宋孝宗一度以“官户与民户一概通选物力第二等以上轮差，二年一替，官户许雇人代役”〔203〕。此后又规定将品官限田额减少一半。〔204〕

《宋史》卷178《食货志上六》和《文献通考》卷13所载南宋官户免差役的规定比较具体，今摘录于下：“若夫品官之田，则有限制。死亡，子孙减半：荫尽，差役同编户（一品五十顷，二品四十五顷，三品四十顷，四品三十五顷，五品三十顷，六品二十五顷，七品二十顷，八品十顷，九品五顷）。封赠官子孙差役，亦同编户（谓父母生前无官，因伯叔或兄弟封赠者）。凡非泛及七色补官〔205〕不在限田免役之数；其奏荐弟侄子孙，原自非泛、七色而来者，仍同差役。进纳军功、捕盗，宰执给使减年补授，转至升朝官，即为官户；身亡，子孙并同编户。太学生及得解及经省试者，虽无限田，许募人充役。”其基本精神仍是针对品官的不同出身，作出不同的处置。

《名公书判清明集》有不少关于官户限田的记述，今仅举一例。此书卷3《乞用限田免役》说：“缘品官之家，有于一州管下诸县皆置田产，切虑重叠免役，合令连状，自行指定就一县用限田免役，其余数目及别县田产并同编户，余官品依此。永州黄知府任朝奉大夫，系从六品，合占限田二十五顷，死后半之，计一十二顷半。知府五子，每位二顷半。”由此看来，实际执行官户限田免役的规定，也有相当麻烦的计算。

（8）兵役。宋时官户是否充乡兵，无一般性的规定。宋神宗时实行保甲法，规定“应民兵户内余丁，若归明人子孙、官户、客户”等，“并令附保”〔206〕，不充保丁。但南宋时，“朝廷”“尝下令，申严保甲之法，不问官户，不问单丁，例出一丁，使之具器械，谨要塞，以备盗贼”〔207〕。

（四）减免刑罚。《宋史》卷201《刑法志三》载：“宋损益旧制，凡用官荫得减、赎，所以尊爵禄，养廉耻也。”所谓“尊爵禄”，实际上就是允许官户有犯法而减免刑罚的特权。但此类法规不过是承袭前朝，“损益旧制”，并非有多少创新。据《宋刑统》卷2规定，“官爵五品以上犯死罪者上请，流罪以下减一等”；“诸七品以上之官及官爵得请者之祖父母、父母、兄弟、姐妹、妻、子、孙，犯流罪已下，各从减一等之例”；“诸应议、请、减及九品以上之官，若官品得减者之祖父母、父母、妻、子、孙，犯流罪以下，听赎”，完全是照抄《唐律疏议》。

南宋《庆元条法事类》卷76《总法》规定：“诸以官品定罪者，令四品，依律三品，六品依五品，八品依七品（谓议、请、减及官当若相殴之类）。”可知官户减免刑罚的特权又有所扩大。但官户减免刑罚也视出身而异。如“进纳、七色补官有犯，以凡人论”〔208〕。

总的看来，宋朝官户的法定特权，比较突出的还是中级和高级官员享有优厚俸禄与荫补权两项，这两项其实又仅为小部分官员所特有。至于减免某些赋役，其实也是十分有限，不应估计过高。宋人谈论较多者，实际上主要是差役一项，正如薛季宣所说，“且官亦役也”，“使与民户通差，则仕者不能兼治”〔209〕。官与吏同属中国古代政府办事人员，只是身份有高低贵贱之别。如果我们承认乡村上户服差役在本质上是一种特权，则官户不服差役就不应算是一种特权。

二、官户的禁约。宋朝给予官户以各种特权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些禁约。苏辙说：“今朝廷所以条约官户，如租佃田宅，断买坊场，废（？）举货财，与众争利，比于平民，皆有常禁。”〔210〕可知某些禁约专门用于官户，而不用于民户。宋朝关于官户的禁约大体有以下一些方面。

（一）限田。按宋朝“祖宗之制”，“侍从官、〔待〕制以上，不得广置产业，与民争利”，但未确定占田的具体限额。刘安世解释说：“苟非殖货太甚，则是法所不禁。”〔211〕宋仁宗即位之初，又规定“应臣僚不以见任、罢任，所置庄田，定三十顷为限”，“仍只许一州之内典〔买〕”，“许更置坟地，五顷为限”〔212〕。这条禁令对官户们兼并田地，显然未起任何限制作用，故很快便无疾而终。至于宋徽宗政和时实行的所谓限田，并在南宋时作了修改，只是规定品官免差役和科配的田地限额，与宋仁宗时的规定不同。

（二）禁止地方官在所任州县拥有田产。南宋后期《吏部条法》说：“诸注官（不厘务非），不注寄居及本贯州（因父、祖改用别州户贯者同，应注帅司、监司属官，于置司州系本贯及本路寄居者准此），不系寄居及本贯州，而有田产物力处亦不注（宗室同）。”〔213〕此条法规制定时间甚早，应非始于南宋，但各代陆续有所修订。〔214〕不仅是文官，宋孝宗淳熙时，“明诏诸军将佐于屯驻去处，自今后并不许私置田宅、房廊、质库、邸店及私自兴贩营运”〔215〕。

此类禁令在某种程度上得到执行。宋仁宗时，包拯说，“先朝以崔端知华州日，于部下创置物产，事发被劾，先帝置之散秩，摈弃终身”。包拯“勘到前淮南转运使、工部郎中魏兼，以先在任日，于部内置买物业”，于是魏兼“坐诈作女夫名目买庄田”等罪，“特勒停”〔216〕。宰相曾公亮“知会稽县”时，“坐父买田境中，谪监湖州酒”〔217〕。作为有田产而回避任官地方的实例，如宋高宗时，张守“有田仅三百亩，在会稽县”〔218〕，而辞免绍兴知府。宋孝宗时，“武德郎、门祗候、知成州梁柄于本州见有田产”，“改差知阶州”〔219〕。

（三）禁止“官守乡邦”。本地人不得任本地官，前代已有禁约。〔220〕宋朝沿袭此制，“官守乡邦，著令有禁”，“亲民官于令，罢任处不得寄居”。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待遇勋贤，优恤后裔，故其子孙宗族有除授本贯差遣，不以为嫌，示眷礼也”〔221〕。南宋初，因北方“流寓”的士大夫为数甚多，宋廷又作补充规定：“应命官于〔佗〕州县寄居已及七年，虽未及七年，而有田产物力及三等户以上，并不许注授本处差遣。”〔222〕宋孝宗在淳熙时对此提出异议，认为“寄居不必及七〔年〕，有田产不必及三等，凡有田产及寄居州县并不可注授差遣”。宋廷据此改为“不系本贯，而寄居及三年，或未及三年，而有田产物力，虽非居住处亦不注”〔223〕。到南宋后期，又改为前引《吏部条法》的令文，对寄居地任官的禁约更严。

（四）禁止承买和租佃官田。宋真宗大中祥符时，“申禁内外群臣市官田宅”〔224〕。宋哲宗元祐时，宋廷将“品官之家不得请射”改为“请佃”〔225〕。从此以后，“官户许买，不许佃赁”〔226〕，这条规定沿用到南宋，“盖防权势请托也”〔227〕。此外，宋哲宗时还规定：“监司及当职官员、吏人并州县在任官员或吏人、公人，各不得承买官估卖之物，及〔请〕佃承买官田宅，违者徒二年。”〔228〕这道禁令限于地方官的管辖地区，与前者有别。

（五）禁止放债取息。宋真宗大中祥符时记载：“先是，诏禁命官取息钱，犯者勿偿。大理寺丞、知考城县皮子良贷京师民钱十七万，到官即自首。上恶子良无行，宪司鞫问，法当赎铜，命停官。”〔229〕宋仁宗天圣时，官员曹利用受处罚，其舅“太子中舍致仕韩君素”也因“恃势举债，造麯”，而被“除名，配隶沂州衙前”〔230〕。对韩君素的处分当然是一种借口，但也说明禁止官员放债取息的法规在某些场合下有效。前引苏辙之说，即提到“废（？）举货财”的禁约。

（六）禁止经营场务、河渡、坑冶等。宋时如酒坊、河渡之类，允许私人经营，向官府缴纳钱财。宋真宗诏：“两京、诸路场务、津渡、坑冶等，不得令仕宦之家该荫〔赎〕人主掌。”〔231〕这条规定到南宋继续有效。宋高宗时记载，凡是“见任品官”，“不许买扑坊场”，“承买者杖一百，诈隐者加一等”〔232〕。宋孝宗时，臣僚奏：“天下坊场败阙者甚多，暗失财赋，不可胜纪。尝究其弊，盖买扑坊场，抵当用本，动以万计，非豪右之家不能办，而豪右往往多有官荫及得解进士，依条不许买扑。”〔233〕于是宋廷废除此项禁令。

（七）禁止私营纺织业。宋徽宗政和时规定，“诸在外见任官如私置机轴，公然织造匹帛者，并科徒二年”，“许人告，立赏钱二百贯，及许越诉”〔234〕。

（八）禁止向官仓出粜私粮。宋太宗诏允许“客旅”向开封官仓出售粳米等，但“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违者许人陈告，主吏处死，本官除名贬配”〔235〕，其处分颇重。宋哲宗元符时规定：“河北、河东、陕西路除知州、通判外，其余当职官并不许入中及坐仓、坐场，其粜俸余即不得过坐仓分数。”〔236〕宋神宗时，开始允许军人和官吏将吃不完的余粮返粜于官府，谓之“坐仓”。〔237〕但以上地区性的规定仍对北方三路官员的“坐仓”有所限制。

（九）禁止私设刑狱。《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杂事》规定：“诸形势之家（豪民同）辄置狱具，而关留人者，徒二年，情理重者奏裁，许彼关留人越诉。”这当然也应包括官户在内。

宋朝为官户规定的不少特权和禁约，都是以皇朝的“长治久安”为出发点的。既表现了皇朝与官户根本利益的一致性，也反映了皇朝与官户之间的某些矛盾。当然，纸面上的规定是一回事，其实施状况则是另一回事。统治阶级制定的法规，也经常由统治阶级率先违犯。同历史上的统治阶级一样，宋朝官户中的大多数人，总是贪得无厌，他们使用各种合法和非法的手段，突破各种限制和禁约，攫夺各种非分的和非法的权益。

第三节　官户的田地所有状况

官户作为品官之家的法定户名，是与田地无关的，然而在中国中古时代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中，官户事实上与田地有不解之缘，其绝大多数成员都拥有数量不等的田产。“人生不可无田”，“有田方为福”，“置得一两好庄及第宅”，“此最良图”，这是宋朝官户的处世真诀。即使对于秉承用舍行藏的古训而言，拥有田产，“则仕宦出处自如，可以行志不仕则仰事俯育，粗了伏腊，不致丧失气节”〔238〕。较有操守的士大夫尚且需要田产，则贪黩之辈更不待论了。

事实上，因种种原因，宋朝也确有少数官户并无“尺土归耕”。〔239〕除第一节介绍的宗室赵仕可外，如北宋杨亿，自称“且无负郭之田园，固乏满堂之金玉，凡百经费，只仰俸缗”〔240〕。名相寇準“历富贵四十年，无田园邸舍”〔241〕。北宋后期傅察诗说：“我虽无寸田，一饭犹足赖。”〔242〕南宋初，李弥逊“无一亩之田，无一金之产，独藏书万余卷而已”〔243〕。潘良贵“出入三朝，而前后在官不过八百六十余日，所居仅庇风雨，郭外无尺寸之田，经界法行，独以丘墓之寄输帛数尺而已”〔244〕。当然，此类官户按其社会地位，仍属统治阶级上层。

官户的田地无非来自兼并，史籍中有不少官户买田、典田，特别是强占田地的记录。

宋时称“宦游而归，鲜不买田”〔245〕。叶梦得在《石林治生家训要略》中说，“有便好田产，可买则买之，勿计厚值”，“其利虽微而长久，人家未有无田而可致富者也”，这是购置田产的经验之谈。理学创始人之一程颐“于元丰间，以钱数百千市汝州户绝荒田二十余顷”，当时还传闻他家“在汝州侵占民田，数家起讼”〔246〕。宋代还有不少官员“强市民田”的记载。〔247〕

宋时官户典田的记载，如宋神宗时，枢密院都承旨张诚一“质”盖渐田宅，“既亏元价，而又不尽偿直，仍约将来赎田，却取贵价，赃贪不法，何异寇攘”〔248〕。南宋“秀（王）邸隶不容民赎业”，官员黄景声“立限责还”〔249〕。

官户强占田地的情况更十分普遍。宋徽宗时，曾孝蕴“居池州，干扰州县，侵夺民田”〔250〕。号称“平江高赀”的王旸，“宣和中，以交权倖，得三品服”，当官后更是“妄占民田”〔251〕。宋理宗时，溧阳知县陆子遹“夺”张挺、沈成等“田产凡一万一千八百余亩”，奉献丞相史弥远。〔252〕“董宋臣，宦寺之贪黠者也，并缘造寺，豪夺民田”〔253〕。类似记载不必赘举。

官户兼并田地的方式，与其他地主并无多少差别，但官户挟有权势，更便于强占和强买田地。由于宋时地主占有大部分耕地，故官户的主要兼并对象应是地主的田地，而非农民的田地。宋高宗时，同知枢密院事周麟之“父尝为常州富人邵伸门客，死之日，邵家借以吉地安葬”，不料周麟之后来居然霸占坟旁的土地。他又“贷钱与强知文者，乘其急而索其数倍之息，得田四百亩”〔254〕。汤思退号称“养家宰相”，仅一次就勒索官员石邦哲“千亩之田”〔255〕。

在官户的田地中，皇帝赐田和侵占官田也是其重要来源。某些官户得到皇帝赐田，这是除僧寺道观外，其他地主无法享有之特权。

今存北宋赐田记录不多，看来被赐者的范围和数量有较严格的限制。“国家故事，执政大臣非有勋劳于社稷，不轻赐田宅”〔256〕。被赐田者还包括五代后周柴氏子孙〔257〕，荆南割据者高季兴的四世孙〔258〕，“归化”者〔259〕，死事者等〔260〕，赐田额一般为五宋顷、十宋顷，或多至十五宋顷。宋太祖时，边将姚内斌暴卒，“赐其子田三十顷”〔261〕，同等的赐田额又有宋神宗时受赐的蕃官高永能〔262〕。宋徽宗时，道士魏汉津“赐宅一区，田六十顷，银、绢各五百匹、两”〔263〕。宋徽宗将著名的永丰圩赐蔡京，当时有“田九百六十顷，岁收米三万斛”〔264〕，此为北宋一代最高的赐田额。

南宋赐田的数量和范围显然超过北宋，故《宋会要》至南宋时，专设《赐田杂录》。从今存记载看，赐田有以下几类。

第一，抚恤死事者赐田。宋高宗时，先后赐田给因直言进谏而被杀的陈东和欧阳澈〔265〕，抗金战争中死难的杨邦乂〔266〕、王禀〔267〕等人。宋孝宗隆兴时，勇将魏胜战死，“赐银千两，绢千匹，宅一区，田百顷”〔268〕。

第二，勋戚赐田。如宋高宗先后赐田给母舅韦渊〔269〕、邢后弟邢孝扬〔270〕、隆祐皇太后侄孟忠厚〔271〕、宣仁高太后侄孙高世则〔272〕等人。其中韦渊“乞赐田五百顷”，皇帝允准为五十宋顷。宋高宗吴后弟吴益〔273〕和宋孝宗谢后弟谢澄〔274〕各赐田三十宋顷。宋孝宗赐“皇弟”赵璩田五十宋顷。〔275〕

第三，武将赐田。南宋对武将赐田风气甚盛。如韩世忠屡次得到赐田，著名的永丰圩一度拨属他家，而力辞不受。〔276〕其他如杨惟忠〔277〕、吴玠〔278〕、吴璘、杨政、郭浩〔279〕等都先后得到赐田。宋高宗因刘锜“家无产业”，“赐湖南路官田百顷”，并“应副牛具、种粮”〔280〕。宋理宗也赐大将夏贵、吕文德、陈栾、阮思聪等田，其中吕文德受赐“浙西良田百顷”。〔281〕

第四，归附官员赐田。宋金对峙时期，宋朝皇帝对一些北方各族归宋的官员，如李显忠〔282〕、王友直〔283〕、薛安靖、李彙〔284〕、蒲察徒穆、大周仁、萧琦、耶律适哩、萧鹧巴、蒲察久安、任寿吉、李元、赵良辅、赵受、耶律宪、萧整、萧怀忠〔285〕等赐田，其中李显忠先后得赐田达一百三十三宋顷。

第五，文臣和名人后裔赐田。宋高宗对宰执大臣郑瑴〔286〕、张浚〔287〕、折彦质〔288〕等先后赐田，出使金朝的宇文虚中〔289〕、“避乱寓衢州”的衍圣公孔玠〔290〕、上遗表的儒臣胡安国〔291〕等也得到赐田。臭名昭著的投降派宰相汪伯彦死后，宋高宗也“赐其家田十顷，银帛千匹、两”〔292〕，曾任伪齐执政的郑亿年，因受亲戚秦桧庇护，“恩数并依执政，赐田二十顷”〔293〕。宋理宗和宋度宗时，对文臣王万、徐元杰、徐霖等也分别赐田。〔294〕

南宋赐田规模虽超过北宋，仍有所限制，受赐田的官员在官员总数中毕竟占很小比例。尽管如此，赐田仍在民间造成祸害。绍兴府“萧山县管下湘湖，灌溉九乡民田”，因“百姓汪念三等将湘湖一千余亩献与总管李显忠，遂将湘湖填筑为田，侵渔不已，湖尽废，则九乡之田一遇旱干，何以灌溉？”宋廷为此不得不“别行改赐”〔295〕。著名的永丰圩于绍兴二十三年（公元1153年）“赐秦桧”〔296〕。当年四月，此圩“为江水所坏，朝廷下江东，发四郡民三万修筑”〔297〕。“秦桧既得永丰圩，竭江东漕计，修筑堤岸，自此水患及于宣、池、太平、建康”〔298〕。

宋孝宗时，汪大猷等指陈赐田之弊说，“给赐勋旧近戚以田，一得指挥，豪夺占据”。“江、浙尺寸之土，人所必争，而赐田之目动以顷计”。“有司无所从出，必于近地踏逐没官田产，或以得罪，或以户绝，朝籍于官，暮入势家”。“桀黠者妄指官之籍没，民之户绝者以为献，藉势陵轹州县，至不能谁何”〔299〕。尽管宋廷明知赐田有弊，而赐田却并未因此止绝。

除赐田外，官户侵耕、冒占、承买和包佃官田，也成为其田地的重要来源。宋太宗时，武将曹翰和王荣曾“侵官地为蔬圃、果园”，或“侵取官草场地为蔬圃”〔300〕。宋仁宗时，范讽“增产于齐州，市官田，亏平估”〔301〕。宋高宗宠幸的医官王继先在两浙路“侵夺公私田宅、屋舍”〔302〕。宋孝宗时，官员王楫“强买官田，奸污狼藉”〔303〕。甚至符离之役的败将邵宏渊“谪居”常德府武陵县，还“据官地数十顷”，“干没其利，而不输租”〔304〕。宋理宗时，赵汝榟和赵汝櫄兄弟在平江府等地不仅“强夺民田”，还“犯法包占”官田，“包占常州沙田一万四〔千〕余亩”〔305〕。

按前述禁约，官户不得承买或承佃官田。然而据《越中金石记》卷4《嵊县学田记》载，有“杂地共陆段”，“水田壹拾贰丘（坵）”等，由“耿将仕”，即耿姓将仕郎承佃，租钱共计只三贯，自然应由耿家再转租农民耕殖。此处明白记录承佃的“耿将仕”，大约因出身关系，不算官户。但不少官户为承佃官田，不得不用“诡请”，即假冒别人名义或改换自己姓名请佃。〔306〕宁国府“宣城县管下有号童家湖者”，“绍兴间，有淮西总管张荣者诡名承佃，再筑为圩，计田一十八顷，草塌七顷”，对邻近农田造成祸害〔307〕。不少官田被官户“多用诡名冒占，有数十年不输颗粒者，逮至许人刬佃，则又计嘱州县，不肯离业”〔308〕。

宋朝有时也出售部分官田。但至少某些“合卖田宅，其间有官户、形势之家请佃，往往坐占，不肯承买，致阻障他人亦不敢投状”。官户包佃官田，甚至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宋孝宗时，“两淮膏腴之田，皆为品官及形势之家占佃，既不施种，遂成荒田”〔309〕。由于官户“围田不已，日侵水利，为害匪轻”，官府“虽累有指挥”，禁止“官、民户”“围裹”，但此类禁令也并无成效可言。〔310〕

官户们贪得无厌地掠夺田地，就势必要突破宋朝的各种禁约。除了违法购买或请佃官田外，“士大夫至有今日解秩，而明日立券殖产者，膏腴之田，不素图之，安可即置？”无非是在“当官之日营营自殖”。官僚们还“多任本贯及有产业州县官，其田舍连属，悉皆亲旧，而胥吏辈并缘为奸”，“挠法营私，莫此为甚”〔311〕。

尽管官户中的大多数都是贪婪的土地兼并狂，但官户所占田地的数额，仍差距甚大，不可一概谓其为大土地所有者。如前所述，个别官户甚至没有田产。

关于官户中大土地所有者的记录，如北宋前期，原后蜀官员刘泽“有田数万亩”，官员周谓有“上腴田数百顷”〔312〕。陈舜俞说：“今公卿大臣之占田或千顷而不知止。”〔313〕宋仁宗时，“比部员外郎郑平占籍真定，有田七百余顷”〔314〕。北宋名相王安石也有数量可观的田地。其儿媳萧氏向半山报宁寺施田，“为亩一千”〔315〕。他本人“用所得禄赐及蒙恩赐雱（其子王雱）银，置到江宁府上元县荒熟田，元契共纳苗三百四十二石七斗七升八合，一万七千七百七十二领，小麦三十二石五斗二升，柴三百二十束，钱五十四贯一百六十二文省，见托蒋山太平兴国寺收岁课”〔316〕，作为他父母和王雱的功德寺。这是他部分田产的两税额，若以每宋亩一宋斗苗米的高额估计，应有水田三十四宋顷余。司马光题文彦博东庄诗说：“百顷平皋连别馆。”〔317〕文彦博的东庄也可能有一百宋顷田地。宋徽宗宠臣朱勔“田至三十万亩”，“岁收租课十余万石”〔318〕。

南宋初年，一些权奸和大将的土地占有尤为突出。庸将张俊可能是绍兴时的首富，其家岁收租米六十万宋石，另一说为一百万宋石〔319〕，其田产遍布很多府州〔320〕，在建康府上元县钟山乡的“张循王北庄前平地”，竟成一个新兴的小市——纱市。〔321〕杜真沙有“芦场数万亩”，“熟田三数万亩”，“亦系故将张俊府第之产”〔322〕。他的子孙向朝廷或寺院捐献田产，或为几万宋亩，或为几千宋亩。〔323〕名将韩世忠“赐到田土并私家所置良田，岁收数万石”〔324〕。另一庸将刘光世在淮东“惟择利便膏腴者取之”，光上报宋廷者即达三百宋顷。〔325〕大将杨存中曾“以楚州宝应县田三万九千六百四十亩并牛具、船、屋、庄客等献纳”〔326〕朝廷，他给最喜爱的第六女一次“拨吴门良田千亩，以为粥米〔资〕”〔327〕。权奸秦桧“当国时，金陵田业甚富”，有永宁庄、荆山庄等名目，“岁有逋赋”〔328〕。他死后，永丰圩被朝廷收回〔329〕，“秦氏衰落”，“至屡典质，生产亦薄”，尚“岁入”租米十万宋石〔330〕。

南宋中期权臣韩侂胄有“万亩庄”〔331〕，估计仅是其田产的一部分。宋理宗时，丞相丁大全在镇江府就“隐寄田地九千三百四十一亩一步”，后被朝廷没收。〔332〕王迈说：“权贵之夺民田，有至数千万亩，或绵亘数百里者。”〔333〕足见当时官户中大土地所有者占有田地之广。

但是，宋时也有一些官员占田不多的记录，对此不应予以忽视。如欧阳修诗自称“颍田二顷春芜没”〔334〕，参知政事赵抃诗称“归有田耕二顷余”〔335〕，司马光“求田近瀍洛”，也仅“有田三顷，丧其夫人，质田以葬”〔336〕。苏辙诗称故园“一顷稻田三亩竹”，“稻田一顷良自给”。他流放北归后，在“颍川之西三十里，有田二顷，而僦庐以居”〔337〕。高官丰稷“家甚贫，薨之日，有田七十余亩，屋一区数间而已”〔338〕。相比之下，南宋一个正八品“训武郎杨大烈有田十顷”〔339〕，反而比上述名宦的田产多。著名经学家陆九渊自称，“吾家素无田，蔬圃不盈十亩，而食指以千数，仰药疗以生”，三兄陆九皋“授徒家塾，以束修之馈，补其不足”，此为陆氏成为官户前的情形。陆九渊出仕，“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340〕。

以上记载证明，官户占田或多或少，而占田多少与品秩高低未必一定成正比。宋朝官户在总户数中所占比例虽小，而占田比例之大，却不容忽视，以至有“大抵田亩皆归官户”〔341〕的夸大之词。如宋高宗绍兴中期，在襄阳府一带，“江夏诸将私田占籍境内者，倍于编户”〔342〕。宋孝宗时，兴元府“田产十分之六归于大将之家，又有倚托其名，以侵渔细民，避免赋役者”〔343〕。宋宁宗时，“关外旧有营田，岁收租十余万斛，其田半为吴（吴玠、吴璘）、郭（浩）、田（晟）、〔杨〕（政）诸家所据，租入甚轻”。庆元末，宋廷令“括关外营田租，不果”〔344〕。宋理宗淳祐时，谢方叔说，“豪强兼并之患，至今日而极”，“今百姓膏腴皆归贵势之家，租米有及百万石者”〔345〕。这大体可作为南宋晚期官户兼并和占有很大比例田地的总结。

第四节　官户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两宋三百余年间，官户中自然涌现出不少有作为的人才，他们曾对中华民族的发展，历史的进步作出了贡献。但就其主体和大多数人而言，作为形势户，即地主阶级当权派的上层，无疑是一个寄生的、腐朽的阶层。

宋朝的冗官，是个十分突出而严重的社会问题。宋朝官僚机构庞大臃肿，办事效率甚低，是众所周知的史实。但是，即使是如此臃肿和庞大的官僚机构，仍不能使全体官员充分就职。

宋朝陆续设置如祠禄官、添差官等各种闲职，以安置大批冗员。祠禄官初创于宋真宗时，盛于宋神宗时，此后更甚。如司马光退居洛阳，“差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及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前后六任”，后者即是祠禄官，前者也是闲官，“坐享俸给，全无所掌”〔346〕。司马光任闲官反而成全其《资治通鉴》之修纂，这又是祠禄官中的个别例外。〔347〕宋时各种差遣一般作为实职，如在部分差遣名目之上，加以“添差”、“不厘务”的头衔，即为闲职，但也有少数“仍厘务”者。〔348〕添差官大致始于宋哲宗时，最初为安置宗室的临时差遣，后亦与祠禄官一样泛滥成灾。〔349〕

据宋高宗绍兴六年（公元1136年）初统计，“除川、陕外，诸路添差官一千五百四十员：戚里之家七，宗室六百六十七，归朝官一百六十四，归明官二百八十四，三省、枢密院远赴行在官十，军班换授一百八十八，军功一百六十一，随龙二十六，归附官二十三，奉使之家十”〔350〕。宋徽宗时，“宫观人已及千员”〔351〕。宋孝宗初，规定祠禄官的部分限额：“文、武臣宫观以四百人为额，岳庙以三百人为额，大使臣注岳庙以一百人为额，小使臣曾从军添置岳庙以三百人为额，宗室依格通差宫观、岳庙以七百人为额。”〔352〕更多于北宋后期，足见南宋时冗官之众。

闲官闲职如此众多，却依然不能安插不断膨胀之冗官，“员多阙少之患”〔353〕愈益加剧。宋仁宗庆历时，范仲淹在奏中指出，“皇朝之初”，“天下郡县之官少人除补，至有经五七年不替罢者，或才罢去，便入见阙”。宋真宗“咸平已后，民庶渐繁，时物遂贵，入仕门多，得官者众，至有得替守选一二年，又授官待阙一二年者”〔354〕。宋仁宗时的官员已“大约三员守一阙”，“居者一人，去者一人，而伺之者又一人”，“以其莅官之所得，而为闲居仰给之资，是以贪吏常多而不可禁”，成为“用人之大弊”〔355〕。

降及北宋后期，“员多阙少”更成问题，或“每三人守一阙”，甚至“常五七人守之，争夺纷纭，廉耻道尽”，“其有取急一时，或凭藉势援，又请宫观、岳庙以去”，守阙的官员“京师寓居，僧舍赁寄，邸店盈满，所在不可胜数”。“中材小官，阙远食贫，到官之后，侵渔求取，靡所不为”〔356〕。

南宋的冗官，看来更胜于北宋，待阙的官员“鱼贯于都门，麇至于铨曹，守选之人殆过三千，率数十人而竞一阙，五六岁而俟一官”。“于是奔竞之弊所由以起，贪墨之风日以滋甚”〔357〕。宋理宗时，方岳代宰相范锺上奏说：“臣惟今日东南一隅之天下，其郡县窠局，不能当祖宗时十之二三，而入仕之涂曰进士者十倍于昔，曰特奏者二十倍于昔，曰资荫者数十倍于昔，而所谓武举，所谓军功，所谓杂流者，又不知几百倍于昔矣。”〔358〕此说看来似有所夸张，但冗官不断增多，当属事实。

宋廷为安插闲官，也堪称绞尽脑汁。宋孝宗时，陈骙上奏：“今州郡下至仓、场、库、务之属，既有正官，别无（有）差权局，有至三四人者，或居家而遥请俸给，如曰措置，曰提点，曰管掌之类，名目竞生，多是处已有差遣待阙之人。”〔359〕宋光宗时，苏山也说：“窃见州郡往往于正官之外，巧立名号，在权税则曰机察，在酒鹾则曰措置，在剂局则曰提点，似此之类食钱窠阙，或一官而数人共之，怙势陵轹，虽正官反出其下。”〔360〕

总之，宋朝用搜刮而得的民脂民膏，供养超出官僚机构编额两倍以至好多倍的官户，也就是说，官户的大多数其实无实职而领官俸，这从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官户的寄生性和腐朽性。

如前所述，单单从法律规定上看，宋朝官户的特权并不太多，而禁约却并不太少。尽管如此，在宋代社会中，入仕受禄，仍然令人垂涎三尺，其故非他，身居官位，拥有权势，便可捞取很多在法律上得不到反映的权益，政治势力可以转化为经济权益，升官可以发财。宋朝官户虽仅占总户数约千分之一或二或三，但作为地主阶级中最有权势的阶层，其对整个社会生活的影响很大。今将除土地兼并外，官户各种罪恶活动列举于下。

一、隐产逃税。如前所述，除科配以外，官户一般并无免税特权。官户虽身受朝廷供养，却与平民中的上户一样，千方百计地隐产逃脱。当时官户隐产逃税，虽花样百出，却往往与民户中的地主没有差别，故今存隐产逃税的史料中，也常不分官户与民户，而作混通叙述。诡名子户就是官户隐产逃税的一种常见方式，这在第四章叙述乡村下户的阶级状况时，已有所介绍。又如“假名寄产”〔361〕，也是另一种常见的方式，前一节所介绍丞相丁大全“隐寄田地”即是一例。有的官户干脆拒“不纳二税”〔362〕。宋宁宗时，临安府仁和县“有韩尚书户所敷和买，连岁送纳，多是不足。盖其家韩杖者，见任本府通判，轻视属县，敢为拖延。县乃申杖，杖大怒，辄追县吏及里正囚系决罚，备剧惨毒”〔363〕。有的官户与地方官吏相勾结，“或受请嘱”，“暗与减免，致民户增加者”〔364〕。官户隐产逃税，势必将部分赋税负担转嫁于贫民下户。

二、经营商业和手工业，放高利贷，牟取暴利。中国自秦汉以降，地主、官僚和商人三位一体，是常见的现象。北宋初，名相赵普“尝以隙地私易尚食蔬圃，广第宅，营邸店，夺民利”〔365〕。当时贩运陕西竹木至京城开封，是一宗大买卖。“近臣戚里遣人市竹木秦、陇间，联巨筏至京师，所过关渡矫称制免算。既至，厚结有司，悉官市之，倍收其直”〔366〕。宋仁宗时，孙沔“在杭州，尝从萧山民郑昊市纱，昊高其直，沔为恨。会昊贸纱有隐而不税者”，孙沔乘机“配隶昊他州”。他还“在并州，私役使吏卒，往来青州、麟州市卖纱、绢、绵、纸、药物”〔367〕。宋徽宗时，宠臣朱勔“本一巨商”，他“以御前供奉为名，多破官舟，强占民船，往来商贩于淮、浙间”〔368〕。宰相何执中“广殖赀产，邸店之多，甲于京师”〔369〕。当时开封街市的“仇防御药铺”、“盖防御药铺”、“孙殿丞药铺、靴店”等，都是官员开设的店铺。“马行南北几十里，夹道药肆，盖多国医，咸巨富”。在相国寺的“万姓交易”中，“诸路罢任官员土物、香药之类”〔370〕，都公然货卖。

南宋前期，有贬责官员孟揆、宰相沈该、汤思退等经商记录。〔371〕宋孝宗时，台州知州唐仲友家开设彩帛铺、鱼鲞铺、书坊等，并附设若干手工作坊，可以“机织”，“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372〕。这是官员兼营手工业、商业的记录。临安街上有“楼太丞药铺”、“徐官人幞头铺”、“杨将领药铺”、“傅官人刷牙铺”、“张官人诸史子文籍铺”、“潘节幹熟药铺”〔373〕等，也是官员充坐贾的记载。官户还违法放高利贷，福建路转运判官赵师垂“恐吓细民，强占其田，又强付钱本，以责利息”〔374〕。一高姓官员打算将租谷“变钱，添置解库一所”〔375〕，解库即后世当铺。

宋时不少官府机构从事回易，以补贴财用。然而因政治腐败，官府回易和官商私人经营，在不少场合下很难区别。林大鼐说：“今有伐山为薪炭，聚木为箄筏，行商坐贾，开酒坊，解质库，名为赡军回易，而实役人以自利。”〔376〕南宋初大将刘光世所部五万二千余人，竟“以八千人为回易”，他本人也“以陶朱公自比”〔377〕。另一以贪饕著称的庸将张俊，用一老卒去海外“回易”，“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378〕。

官商凭借政治权势，其经商的优越条件自然非私商可比，例如可动用官府钱财、物品、舟车，私役吏胥、军士、百姓等。赵伯东“守雷州，多破官钱，收买商货，航海以归”〔379〕。郭忠恕“擅鬻官物，取其直”〔380〕。不少官员就是利用官府纲船，“附带回易，科差人船，民被其扰”〔381〕。宋仁宗时，枢密使夏竦“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积家财累钜万，自奉尤侈”〔382〕。官商经营，在不少场合下有垄断性。宋高宗宠信的医官王继先，“笼公私之利，凡客人有重货，则强买之，官物可以射利，则中卖之，税物浩瀚，则令监官放免之。收钱入己，遂致官课亏损”〔383〕。

官商拒纳商税，违法犯禁的事，也屡见不鲜。宋孝宗时，周极“知秀州日，自带私家，坐船于本州酤卖私酒，为酒务辖下人所捕。极忿怒其人，诬以行劫，绷拷有至死者”〔384〕。宋理宗时，宗室官员赵彦满“载盐六巨艘，越采石径过，津吏方欲谁何，彦满即以竹枪戳伤军人，几死”〔385〕。由于此类事例太多，宋徽宗时，臣僚奏，“乞降睿旨，应宫观、寺院、臣僚之家杂载舟船，若过关津，并许搜检，依条输纳税钱”，“庶几不至亏失常赋”，皇帝虽批准此奏〔386〕，其实也不过是一纸空文。宋宁宗时，监察御史石宗万奏，说长江沿江各商税务，“较之往年，所收十不及四五，推原其由，皆士大夫之贪黩者为之。巨艘西下，舳舻相衔，载客货，安然如山，问之则无非士大夫之舟也”。“商旅探伺，争为奔趋，为士大夫者从而要索重价，一舟所获几数千缗，经由场务，曲为覆护免税”〔387〕。官户不但自己经商不纳税，还包庇私商，“要索重价”。

宋朝官商之盛，是当时商品经济发展的明证。宋仁宗时，蔡襄上奏：“臣自少入仕，于今三十年矣。当时仕宦之人粗有节行者，皆以营利为耻。虽有逐锥刀之资者，莫不避人而为之，犹知耻也。今乃不然，纡朱怀金，专为商旅之业者有之，兴贩禁物，茶、盐、香、草之类，动以舟车，懋迁往来，日取富足。”〔388〕此奏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三十年间官场风气的败坏。宋理宗时，方岳代宰相范锺上奏说：“世之士大夫，方且有为吏商，而舳舻相衔，以坏朝廷之钞法者；方且有为驵侩，而市井交关，以亏朝廷之楮令者；方且为城狐社鼠，而浆酒藿肉，囊金柜帛，以渔猎朝廷之百姓者。”〔389〕官商受到了少数正直士大夫的谴责。当然，在历史上受到伦理道德批判的罪恶，也间或可能是一种历史的进步。但中国历史上的官商并不具备此种性质。官商与租佃制关系密切，并非一种瓦解租佃制，推动社会经济关系走向进步的因素。恰恰相反，牟取暴利，损国害民的官商，只能成为社会进步的反动力，商品经济正常发展的破坏性因素。〔390〕

三、贪污和行贿：贪污和行贿是剥削阶级的通病，阶级社会的痼疾，宋朝的官户自然也不会例外。北宋初，“时郡县吏承五季之习，黩货厉民，故尤严贪墨之罪”，“受赃弃市者多矣”〔391〕。宋太宗特地写了《戒石铭》：“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用以告诫各地地方官，“以赐郡国，立于厅事之南”〔392〕。然而严刑和劝诫，即使在宋初就无多大效果。及至后世，因法禁宽纵，对士大夫强调优礼，货赂公行的情况更是层出不穷，愈演愈烈。“故今官大者往往交赂遗，营赀产，以负贪污之毁；官小者贩鬻、乞丐，无所不为”〔393〕。有人写讽刺小品说：“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著，上天难欺，他又怎知？”〔394〕

宋真宗时，镇州知州边肃“以公钱贸易规利，又遣部吏强市民羊及买〔女口〕”〔395〕，这是挪用公款以营私利的实例。宋徽宗时，蔡京、王黼之流拜相秉政，加之宦官梁师成之辈，都是一群黩货无厌的大贪污犯，“贿赂公行”，“取赃无厌”，以至出现了“三百贯，直通判；五百索，直秘阁”〔396〕等谚语。

南宋高宗时，货赂公行，民间谚语说：“斗量珠，便龙图；五千索，直秘阁；二千贯，且通判。”其卖官价格又高于北宋末。很多官员以贿得官，赴任后，“无不扰民诛求”。宋高宗喜欢女色、鹌鹑、鹁鸽，于是美女和鸟类也成了行贿的手段。〔397〕权奸秦桧“喜赃吏，恶廉士”，“贪墨无厌，监司、帅守到阙，例要珍宝，必数万贯，乃得差遣。及其赃污不法，为民所讼，桧复力保之，故赃吏恣横，百姓愈困。腊月生日，州县献香送物为寿，岁数十万，其家富于左藏数倍”〔398〕。另一宰相汤思退接受一些富豪的“财贿”，“或与之连姻，或与之补吏”〔399〕。宋宁宗时记载，某些路一级的监司派属官，“分布四出，惟利是图，馈遗既足，他皆不问，曰下马钱，曰发路钱，曰折送钱，曰特送钱，批胜既足，则又有夫脚钱”。“又有意外无厌之需，稍不满欲，多端罗织。其间或有不法事件，不过增加馈遗，虽有过愆，置而不言”〔400〕。如下马钱等，已成为合法的贪污名目。宋宁宗到宋末，一些著名的奸臣，如韩侂胄、陈自强、苏师旦、史弥远、丁大全、贾似道等人，都是大贪污犯。

事实上，贪官总是占据了大多数。宋仁宗“天圣间，天下多缺官，而（县）令选尤畏下，贪庸耄懦，为清流所不与，而久不得调，乃为县令”〔401〕。王安石上奏说：“今以一路数千里之间，能推行朝廷之法令，知其所缓急，而一切能使民以修其职事者甚少，而不才苟简贪鄙之人，至不可胜数。”〔402〕宋徽宗即位之初，李新《上皇帝万言书》说：“廉吏十一，贪吏十九。”〔403〕认为十官九贪。北宋末，胡舜陟上奏说：“士大夫之欺罔诞谩，尚循旧习，骄奢贪鄙，曾不少悛。”〔404〕南宋初，汪藻说：“自崇宁以来，功利之说兴，士大夫不复知有廉耻。赃污之人横行州县，非特不忧绳治，而挟赀谐结者辄得美官。故小人相效，于入仕之初即汲汲干没，以不能俸外经营为耻。此风相承，至今未殄。”〔405〕宋宁宗时，陈宓上封事，说“贪吏靡不得志，廉士动招怨尤”〔406〕。南宋后期，赵与懽说“守牧类多贪庸”〔407〕。宋理宗也承认“贪官充斥”，都省回应皇帝，说：“贪庸得志，民不堪命。”〔408〕贪官占大多数而“靡不得志”，正是宋代社会和官场的常态。

从历史上看。贪污和行贿的泛滥成灾，总是一个时代政治昏暗的重要标志之一。

四、役使民夫和士兵。宋朝官户随意役使士兵的现象非常普遍，而决不限于武将。按当时法规，文武官员都可役使一定数量的士兵，称为“当直”或“白直”〔409〕，类似现代的勤务兵和卫兵。但在事实上，官户役使士兵，往往超过当直的数额和范围，便成为不合法的私役。

宋朝有不少官户私役士兵的记录，朝廷也屡下禁令，却根本没有成效。〔410〕宋廷每年耗费大量养兵费用，“枉破衣粮”，其实却等于为官员们支付“私家仆隶”的雇金，“但资冗食，久妨军役”〔411〕，造成军训和军纪废弛，严重地影响了军队的战斗力。“使禁卒习奇巧艺能之事。或以组绣而执役，或以机织而致工，或为首饰玩好，或为涂绘文缕，公然占破，坐免教习，名编卒伍而行列不知，身为战士而攻守不预。至有因缘请托，升迁阶级，或在众人之上。遂使辕门武功之士困于差役之劳，末作庇身之人复享安闲之利。所以兵阵教习之法日废，工匠技巧之事日多”〔412〕。私役军士劳作的范围极广，如“修盖廊房，营建第宅，以至采柴，烧炭，割漆，伐木，博坊，磨坊”等，“尽役诸军之力”〔413〕。官员“占留手下”者，“或五七百人，或千余人”〔414〕。

宋朝官户的私役对象当然不限于士兵。如宋高宗时，大将王到荆湖一带镇压杨么军时，“又于岳州劳役军民，营葺居第，修廊复屋，极其宏壮”〔415〕，可为一例。

宋朝官户的为非作歹，绝非传世史籍所能备载，而从传世史籍看，官户为非作歹的史实也绝不止兼并田地与上列四项，但以上介绍确是比较普遍和常见者。

宋朝是号称优礼士大夫的一个朝代。南宋末，黄震说：“古者士大夫多被诛夷，小亦鞭笞。太祖皇帝以来，始礼待士大夫，终始有恩矣。”〔416〕因为据说宋太祖曾立秘密誓约，规定“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417〕。这与前朝后代相比，确有重要差别。但从另一角度看，所谓“礼待”，正是对官户为非作歹的宽纵，这更滋长了官户的腐朽性。宋朝士大夫很少有杀身之祸，当官有很大的保险性。宋朝对武将也是“赏重于罚，威不逮恩”〔418〕。对贪官庸将姑息纵容，有罪不罚，罚不当罪，罪废复用的事例，堪称史不绝书。

宋朝官户的阶级地位也同整个地主阶级一样，一方面具有稳定性，这表现在官户的法定身份、各种特权、禁约等，在长时期内大致是稳定的。另一方面也具有流动性，尽管存在着荫补制，但官户的成员仍经常处于新陈代谢的状态，不见得所有的官户子孙便能长久地维持官户的特权地位。

北宋初，大将郭进修筑第宅完工，“乃设诸工之席于东庑，群子之席于西庑。人或曰：‘诸子安可与工徒齿？’进指诸工曰：‘此造宅者。’指诸子曰：‘此卖宅者，固宜坐造宅者下也。’进死，未几果为他人所有”〔419〕。这个故事生动地反映了很多官宦之家祖宗发家，子孙败家的史实。北宋初名相赵普的后代，尽管因“社稷殊勋”，被历代皇帝倍加关照，到南宋初，又“子孙流落”，宋高宗令“州郡博加寻访”，“量才录用”〔420〕，“官其六世诸孙洪等十二人。洪乾道末仕至修武郎、知绥阳县而死，归赀为盗所掠，其女流落，行乞于蜀中”〔421〕。其他如“故彰德军节度使王饶孙维德不肖”，“乞食以自给”〔422〕，宰相吕端的几个儿子“贫窘至甚”，上奏宋廷，请求“进纳居第，愿赐钱以偿逋债”〔423〕，如此之类，不必赘举〔424〕。

蔡京“诸孙生长膏粱，不知稼穑。一日，京戏问之曰：‘汝曹日啖饭，试为我言，米从何处出？’其一人遽对曰：‘从臼子里出。’京大笑，其一从旁应曰：‘不是，我见在席子里出。’盖京师运米，以席囊盛之，故云”〔425〕。这个故事活灵活现地反映了纨袴子弟辈的丑态，这其实正是由他们“生长膏粱”的生活环境所造成的。

阳枋说，“俗言三世仕宦，方会著衣吃饭。余谓三世仕宦，子孙必是奢侈享用之极”。“殊不知极盛者，极衰之证；奢华者，寥落之基；丰腆者，贫薄之由；富庶者，困苦之自。盖子孙不学而颛蒙，穷奢极靡，惟口体是供，无德以将之，其衰必矣”〔426〕。这是他观察宋时仕宦之家兴衰荣辱所作出的结论。《说郛》卷34《就日录》说，“旧传不肖子有三变，其初变为蝗虫，谓鬻田园而食；次变为蠹虫，谓货书而食；又变为大虫，谓卖人而食。此切当其理。今之不肖子谓之三虫，恐未足以尽其实”。此书列举不肖子弟种种劣迹，说“如此又不知以何等虫处之矣”。

事实上，官户及其子弟不论兴衰，都可以成为社会祸害。朱熹在一份《劝谕榜》中说：“劝谕官户，既称仕宦之家，即与凡民有异，尤当安分循理，务在克己利人，又况乡邻无非亲旧，岂可恃强凌弱，以富吞贫。盛衰循环，所宜深念。”〔427〕“盛衰循环”尽管是势不可免的事，却并不能起劝诫作用。某些官户兴盛之时，如北宋初“洛下有十衙内，尤放恣”〔428〕，宋时“或以衙为廨舍”，“儿子谓之衙内”〔429〕，衙内相当于后世的公子。某些官户没落之际，如袁采所说：“富家之子孙不肖，不过耽酒，好色，赌博，近小人，破家之事而已。贵宦之子孙不止此也，其居乡也，强索人之酒食，强贷人之钱财，强借人之物而不还，强买人之物而不偿。亲近群小，则使之假势以陵人；侵害善良，则多致饰词以妄讼。”〔430〕显然，暴发户和破落户子弟之为社会公害，自然亦非上引零星记录所能备载。

经过近代学者们的研究，愈来愈多的人认识到，宋朝确是自秦汉以降，经济、文化和科学技术发展比较快，成就比较大的一个时代。官户中大多数成员的寄生和腐朽，固然是阻碍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却不是左右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唯一因素。因此，在宋代社会中，就出现了经济、文化、科学等进步和统治阶级的腐朽平行发展的局面。

第十三章
吏　户

第一节　户口分类制度中的吏户

宋朝“吏户”〔431〕一词甚为少见，一般并未将其作为户口分类制度中常用的法定户名。吏作为统治机构的低级办事人员，大致应包括中央，各路帅司、监司等和州县衙门的胥吏以及乡村基层政权的头目。按南宋有关形势户的法律规定，“谓见充州县及按察〔官〕司吏人、书手、保正、耆、〔户〕长之类，并品官之家，非贫户弱者”〔432〕。此规定并未涉及中央机构的胥吏，而吏户若是“贫户弱者”，也不算形势户。但粗略看来，吏户的基干部分，再加官户，便组成了宋朝的形势户。故本章的论述范围，大致即是除官户以外的另一部分形势户。

吏与官同为宋朝政权机构的办事人员，二者却存在着相当严格的身份性差别。如前所述，宋朝官户的身份是与他们的土地占有状况全然无关的，而吏户的身份也同样与他们的土地占有状况全然无关。当然，吏户若列入形势户，而“非贫户弱者”，一般地说，就不可能与其土地占有状况无关了，实为宋朝地主阶级当权派的另一组成部分。

关于形势户，自唐迄宋，有一个逐步演变和形成的过程。〔433〕前引南宋形势户的法定概念中包括保正，自然是反映了宋神宗时推行保甲法的结果，因为在此前并无保正。宋太祖时记载，通判阆州路冲奏，“本州职役户负恃形势，输租违期，已别立版簿于通判厅，依限督责”，所谓“本州职役户”，即是指“本州曹吏倚以形势”。宋太祖为此诏“诸州府并置形势版簿，令通判专掌其租税”，并规定“其中等已下见系州县差役，及虽是旧日文武职官，见今子孙孤贫不济者”，就不算“形势门内户”〔434〕。由此看来，自北宋初到南宋，形势户的法律概念和范围基本上是一致的。

但是，两宋官方文件中的“形势”一词，也有含义较窄的情况。如或称“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435〕，“州县形势、乡村有力食禄之家”〔436〕，“形势、官户”〔437〕之类，“形势”就专指吏户，而不包括官户。又如称“曹吏、保正、副、形势之家”〔438〕，“州县公吏与形势之家”〔439〕，“形势户及公人”〔440〕，“形势官户、人吏”〔441〕，则“形势”又专指官户，而不包括吏户。

尽管如此，上述记载终究同北宋初或南宋的法定含义无实质性的差别。宋高宗时，推行经界法，王之望上奏说，“蜀中经界”，“形势户之不愿者为多”，在遂宁府小溪县，“官户凡五百八十有四，而愿用经界者一百一十有七，不愿者四百六十有七；公吏为户二百二十有二，而愿用者一十有八，不愿者二百有四。它县大率皆然”〔442〕。在他的统计中，形势户既包括官户，也包括公吏。由此可见，宋朝富有的吏户作为形势户的一个组成部分，应是没有疑义的。

从另一个角度看，乡村上户与吏户也存在着交叉关系。北宋前期至中期百余年间，实行差役法，据宋神宗时张方平说，“三等以上户”为“旧制任差役者也”，“四等以下户”为“旧制不任差役者也”〔443〕。事实上，当时的吏役亦非全部实行差役，“有乡户差充者，有投名者，有乡差、投名杂用者”〔444〕。乡村上户投名或轮流差充州县衙门公吏和乡里基层政权头目，在其服役期间，即由平户升格为形势户，一旦退役，则又从形势户降为平户。

自宋神宗时实行免役法后，吏役，即职役制度有所变更。大致上说，州县役由轮差与投名并行改为废除轮差，而全部投名，但对投名者，即雇募者不一定支付吏禄。在乡役方面，因用保甲制代替原先的耆、户长制，保正和保长基本上还是轮差，而乡村上户充任保正和保长者，仍占很大比例，他们在服役期间也应算形势户。《嘉定赤城志》卷17《吏役门》说：

自罢乡户，用市户，而州县之吏罕良民矣。余记故老言：乡户不足于才，而有余于行，其真朴逊厚，里党多化焉。则仗以行文书，奉期会，宜有易无难也。及其后变法，浮屯诡聚，簸弄福祸，无益于上，而有损于下，则至于民畏吏，吏困民，民吏相仇，而不足以相德。上之人疾吏则吏怨，疾民则民散，其滔滔滋患，讵一日之积哉！前辈论差、顾二端，舌本烂漫，由今而论，得失概可睹已。

作者的倾向当然是肯定差役，而否定雇役。其实，乡村上户当差服役，一般也不可能是所谓“真朴逊厚，里党多化”的长者。此处所谓“乡户”是指乡村户，“市户”是指坊郭户。我们也不应将熙宁前后用乡户和市户服吏役的问题绝对化。例如宋徽宗“宣和末，饶州庾人李辛为吏凶横，郡人仄目。因大雪入府治，一人遇诸涂，辛被酒恃力，奋拳击死之”。“所居在城外，夜多逾垣归”〔445〕。他居住城外，大约是乡村户。在熙宁前后，即使就州县公吏而论，都有坊郭户和乡村户充役者；但在熙宁以后，乡村户服吏役的比例有所下降，却并非全由坊郭户服吏役。

总之，宋朝乡村户和坊郭户不论用轮差或投名的方式充任吏役，即为吏户。由于他们不属“贫户弱者”，便成为形势户的一部分。

第二节　宋朝吏制概述

宋朝吏制当然是整个职官制度的组成部分，但也有其特点。为了解宋朝吏户的状况，有必要对宋朝吏制作些粗略的介绍。

一、吏胥名目。宋朝从中央到地方，吏胥名目繁多，并存在着时代、地区、机构等差别。目前的困难是并未留下完整的史料，可供全面介绍。

（一）中央机构。元丰改制前，中书门下的胥吏有堂后官、主事、录事、主书、守当官、行首、副行首、通引官、堂门官、直省官、发敕官、驱使官、楷书等。〔446〕元丰改制后，门下省、中书省和尚书省有录事、都事、主事、令史、守阙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守阙守当官、点检文字、法司、贴司、手分等。〔447〕李心传说：“堂后官，谓三省诸房都、录事也。”〔448〕元丰后，已无堂后官的正式名称，但都事和录事仍可沿用堂后官的旧名。枢密院吏有逐房副承旨、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守阙书令史、正名贴房、守阙贴房、法司、贴司等。〔449〕其中如中书门下、三省和枢密院的堂后官、录事、都事、主事、守阙主事、令史、书令史、守阙书令史之类，乃宋吏中地位最高者，按北宋后期和南宋官品令，相当于正八品、从八品和正九品〔450〕，其地位虽比很多低级官员重要，却间或吏、士杂用，仍作为吏职。

三司在北宋前期至中期号为“计省”，掌管财务，其吏胥有都孔目官、前行、后行、勾押官、勾覆官、开拆官、都押衙、衙佐、通引官、行首司等。〔451〕宋神宗时，学士院吏有“录事一人，孔目官六人，表奏官八人，驱使官二十人，守阙驱使官十有二人”〔452〕。

御史台吏在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有主事、令史、主推、书吏、朝堂引赞官、副引赞官、知班、引事司、驱使官、四围驱使官等。宋孝宗时，“并省吏额，前司主管班次二人，正、副引赞官二人，入品知班三人，知班五人，书令史四人，驱使官四人，法司二人，六察书吏九人，贴司五人，通引官三人”〔453〕。

三衙作为军事机构，殿前司吏额有“都指挥使司孔目官、勾押官、押司官、开拆官各一人，前行六人，后行十八人，通引官十一人；都虞候司勾押官一人，前行一人，后行一人，通引官一人；主管殿前司一员，都吏、副都吏、典史、副典史各一名，书吏六人，典书二十一人，副典书二十人，抄写四人”〔454〕。其主管殿前司之吏名和吏额，当为南宋之制。南宋侍卫马、步军司和殿前司的吏名同样分“八等”，而吏额略少。〔455〕

元丰改制后，吏、户、礼、兵、刑、工六部，除兵部外，大致恢复了应有的职权，其吏胥有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贴司、守阙习学、手分、楷书、法司等。〔456〕

宋朝中央机构甚多，就一些地位较低的机构而言，如文思院上界有“手分二人，库经司，花料司，门司，专知官，秤、库子各一名”，下界有“手分三人，库经司，花料司，门司，专副，秤、库子各一名”。“库经司、花料司承行计料诸官司造作生活帐状及抄转收支赤历”。专知官和专副“掌收支官物，攒具帐状，催赶造作生活。秤子掌管秤盘，收支官物。库子掌管收支见在官物。门司掌管本门收支出入官物，抄转赤历”〔457〕。宋徽宗时一度设置的大晟府，“吏属则有胥长、胥史、胥佐、贴书，掌官物者则有专知、副知、库子”〔458〕。南宋的提举制造御前军器所，其吏胥有前行、后行、专副、书奏、贴司、手分、书手、造帐司、库经司、覆算司、库子、秤子等。〔459〕

（二）地方机构。各路转运司等作为中央派出机构，其吏胥名目也难以遍举。如转运司有勾押官、前行。后行等〔460〕，东南发运司有人吏、贴司、客司等〔461〕，提点坑冶铸钱司有手分、贴司、军典等〔462〕。

州的吏胥或可称“州役人”，有衙前、孔目官等。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东、西、南、北四京“府院置孔目、勾押司、开拆官、行首、杂事、前行。其余州府使院置都孔目官、都勾押官各一人。又节度、观察（州）有孔目，勾押，勾覆，押司官，前、后行之名”〔463〕。以上所载吏名显然有遗漏，如开封府尚有衙前、支计官、勾覆官、接押官等，“置吏六百”。〔464〕南宋临安府“置吏，点检文字、都孔目官、副孔目官、节度孔目官、观察孔目官各一名，磨勘司主押官、正开拆官、副开拆官各一人，下名开拆官二名，押司官八人，前、后行，守（手）分二十一人，贴司三十人”〔465〕。此处所载临安府的吏名和吏额应有缺略。在台州，州役除衙前外，人吏“自都孔目官至粮料、押司官，凡十阶，谓之职级。其次曰前行，曰后行。又其次曰贴司”，还有造帐司、祗候典、散从官、院虞候、杂职、斗子、搯子、秤子、拣子、库子、拦头等。〔466〕“都吏”泛指府州军的孔目官之类。〔467〕州役可分公人和吏人两类，“诸称公人者谓衙前、专副、库、称、搯子、杖直、狱子、兵级之类，称吏人者谓职级至贴司，行案、不行案人并同，称公吏者谓公人、吏人”〔468〕。这是比较规范化的分类和称谓。公人和吏人之分并不限于州役，公吏又作为吏胥之别名。〔469〕

县的吏胥或可称“县役人”。如台州的县役人“以〔上、下〕押（押司），录（录事），前行，后行，贴司，书手为名次”，乡书手原为乡役，后升县役。此外，还有手力、斗子、库子、搯子、秤子、拦头、所由、杂职等。福州的县役人还有解子、仓斗子等名目。常熟县役人还有引事、厅子、书司、栅子、直司、脚力、僧直司等名目。〔470〕广州增城县的吏胥名目和编额，有“正贴书十五名，典押二名，前行四名，印司、编录司二名，乡书（手）十六名”〔471〕。看来当地就不设押司、录事之类。

乡的吏胥或称“乡役人”，包括里正、耆长、户长、壮丁、保正、保长、承帖人、催税甲头等。〔472〕

综上所述，宋时不少吏胥名目，如孔目官、贴司、书手、前行、后行、库子、秤子、押司等，或设于州县衙门，或设于路一级转运司等衙门，或设于一些中央机构。但其地位却因机构地位的高低而异。宋太祖时，曾差“光禄寺丞崔宏充盐铁孔目官，太仆寺丞徐元充度支孔目官，少府监丞张玘充户部孔目官”〔473〕，三司孔目官以官充吏职，与中书门下堂后官相类，其地位自然颇高。三衙的孔目官地位亦非州孔目官可比。

宋时很多吏胥名目还保留五代武将旧称。如州役衙前，衙与牙通，原为“牙前将”〔474〕之意。衙前的级别十分复杂，“职次曰客司，曰通引官，优者曰衙职”〔475〕。宋仁宗和宋英宗时的《两朝国史·职官志》载：“衙前置都知兵马使，左、右都押衙，都教练使，左、右教练使，散教练使，押衙，军将。又有中军、子城、鼓角、宴设、作院、山河等使，或不备置。又客司置知客、副知客、军将。又通引司置行首、副行首、通引官。”〔476〕全是武将的名衔，而事实上一般已非武夫充任。宋代史料中所谓牙校、牙将、牙吏、衙校、衙将、衙吏之类，不过是衙前的别名。因衙前保留五代武官之旧名，故又可称衙将、衙校、衙职等；又因其承担吏之实务，故亦可称衙吏、衙皂等；或将名实合一，则也可称衙前将吏。中央三司有都押衙、衙佐、通引官、行首司等，三衙有通引官、行首等〔477〕，宣徽院吏有“贴房至都勾押官，军将至知客、押衙，各六等”〔478〕。他们与州役衙前的某些级别名称相同，但地位自然较高。

两宋中央各机构吏胥至州、县、乡役人一般都有固定编额，其名目和编额也有时间和地区差别。如前述殿前司吏名和吏额即有北宋和南宋之别。北宋前期至中期，乡役有里正、耆长、户长、壮丁等。宋初“废乡，分为管，置户长主纳赋，耆长主盗贼词讼”〔479〕。故不少地区里正形同虚设，“只是准备衙前，其秋夏二税，并是户长催驱”〔480〕。宋仁宗时，正式废除里正。宋神宗至宋哲宗时，耆长、户长、壮丁等又基本上由保正和保长取代。只有在少数地区，例如福建路在设保正和保长的同时，还轮差或雇募耆长和户长。〔481〕

宋时吏胥的职责，有的比较固定，例如拦头专管征商税，库子、拣子、秤子、搯子、斗子等专用于仓库管理出纳等事务；有的并不固定，如衙前的任务都属临时委派，从管理和运送官物，以至向宋廷呈送表章，被派往属县办理公务之类。又如孔目官沿用唐制，号称“一孔一目，皆须经由其手”〔482〕，也办理各种杂务。

宋神宗元丰改制前，三司盐铁部的兵案掌管一部分天下吏胥事务；元丰改制后，刑部都官司设吏籍案，“凡天下役人与在京百司吏职皆有籍，以考其役放及增损废置之数”。〔483〕

二、吏胥入役。宋朝吏胥入役方式，在前一节已有所交代，主要是从民户，特别是乡村户和坊郭上户中招募和轮差两种方式。在宋神宗熙宁前，是州、县、乡役差、募兼行；熙宁后，州、县役基本上是募役，所谓募役，也不一定支付吏禄，而乡役基本上仍是差役。中央机构的吏胥或由地方吏胥转任升补，或招募，或保引，往往须通过考试，基本上也是实行募役。

除差和募，即轮差和投名两法外，也还有一些复杂的入役情况。例如胥吏子弟的承袭替补，这将在以后交代。在宋初铲除藩镇制的过程中，也还不免残留武夫充吏役者。宋太宗初年，尚有“方镇侯伯得自补子弟为军中校”〔484〕，即“牙校”（衙前）的情况。

这里还须特别介绍一下官员及其子弟充吏职的情况。官充吏职，其实还不限于三省、枢密院、三司等机构的高级吏胥。“国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为之，犯罪许用荫赎。吏有所恃，敢于为奸”。到宋仁宗天圣时，方“诏今后吏人犯罪，并不用荫。又诏吏人招募，责状在身无荫赎，方听入役”〔485〕。又如“品官犯赃，情理乖当，但千钱已上，皆配隶衙前”，充州役。〔486〕直到南宋，仍规定“诸吏人（使臣充吏职者同）止许差充随军行遣文字及干办事外，不得差作阵前使唤部押人马”，这说明使臣一类低等武官仍可充吏职。此外，还“有官人充重禄职役”〔487〕。

但是，宋朝官充吏职也有相当限制。如南宋时规定，“诸监司、州军人吏若系校尉以上名目，并解罢本处吏职”，“不自陈解罢，依旧充役者，徒壹年。官司容庇，杖壹百”〔488〕。校尉是指进武校尉和进义校尉，为无品小武官。至于官位更低的下班祗应、进武副尉、进义副尉之类，充监司和州军衙门吏役就无限制。

三、吏胥的级别和升迁。宋朝吏胥按机构、系统、地区等存在着复杂的级别和升迁制度。王安石说：“吏人旧有升名、转资之法，可以劝能，抑不能。”〔489〕

元丰改制后的三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吏胥级别为录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守阙守当官等，尚书省吏胥级别为都事、主事、令史、书令史、守当官等。各级内部，或有名次之别。如尚书省“都事七人，头名充点检诸房文字，余六名分呈六房文字；主事六人，分押六房文字；令史十四人，第一、第二名监印，第三名开拆房点检，以下充诸房行遣人；书令史三十一人，并充诸房行遣，系两经试中人；守当官十六人，主管簿书，通差行遣文字，系一经试中人”。南宋初规定，中书省、门下省“监印差上名令史二人”，“尚书省监押依条差头名、第二名令史，使印合差头名、第二名守当官。枢密院监印差头名、第二名、第三名令史，第一名主阙主事”〔490〕。上述记载反映了吏胥的某些名次差别。

北宋后期，文思院吏胥由“门司迁贴司，贴司迁手分，手分迁押司官，押司官头名满三年，补进武副尉”〔491〕。又如宋孝宗时，大理寺“置无请给守阙贴书二名，遇胥史阙，胥佐试补，胥佐阙，正贴书试补，正贴书阙，守阙贴书试补”〔492〕。

宋哲宗初，尚书省吏升迁，“任永寿选满合注判、司、簿、尉，以封桩户房，合循两资，乞换授。拟〔特〕换本等班行，依旧祗应。时恽拟升八名，缘有劳绩六次，该升两名，累计十名。拟免试，先次特〔补〕守当官”〔493〕。这条记事涉及吏胥出职，留待后面分析。任永寿是升两资，而时恽则是升十名。前者可出职为官，但依旧充吏；而后者是升守当官。

参据上述记载，如文思院门司升贴司，大理寺胥佐升胥史等，即是“转资”；枢密院第二名令史升头名，时恽是升十名，即是“升名”。但宋时转资一词使用颇广，可行用于官或吏。在名与资之间或另设等，这将在后面吏胥的奖惩中再作介绍。这些仅是中央机构吏胥级别和升迁的小部分情况，却已足见其复杂程度。

各州衙前有自身的级别和升迁系统，如北宋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为“都知兵马使一人，左、右都押衙二人，都教练使一人，左、右教练使各一人，守阙教练使一人，押衙二人，并三年一转，至都知兵马使”，押衙之下还有军将〔494〕，共计九阶。台州“自都知兵马使至第六名教练使，凡十三阶”〔495〕。可知衙前级别有地区差别。又如前所述，台州吏人有职级、前行、后行、贴司等级别，而职级又有都孔目官至押司官，“凡十阶”。这又是与当地衙前不同的级别和升迁系统。宋宁宗时，臣僚言：“州府吏人资级自正额手分递迁都孔目官及点检文字，其衙前职员资级自客司、客将递迁押衙等。”〔496〕也是反映州衙门的公人和吏人有不同的级别和升迁系统。

不仅中央机构的吏胥，而且地方机构的吏胥同样有升名制度。《警世通言》卷13《三现身包龙图断冤》源于宋话本，其中说奉符县有“第一名押司”，“第二名押司”。宋神宗元丰时，威胜军关羽庙施主题名记中有“上名押司官王烙”，缺字中应另有“下名”，其排名依上名和下名，与第一名、第二名之类稍异。〔497〕前述台州“以〔上、下〕押，录，前行，后行，贴司，书手为名次”，也是使用上名和下名。《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解试出职》载有“上名”“手分”。

这里可再以举一吏胥升迁的实例。北宋时，苏文思初“充在府司公吏”，“后为孔目官，擢在安抚司”，后又“例迁教练，转至左都押衙”，“十六在官府，至左都押衙四十七年”〔498〕。他的转资跨越了吏人和公人两个系统，到州吏人孔目官一级，又一度转入路一级安抚司为吏胥，再转入州公人的衙前系统。可见吏胥升名和转资的情况相当复杂。

从乡役升格为州、县役，从州役升格为中央机构吏胥，这又是另一种升迁系统。北宋前期至中期，衙前“建隆以来，并召投名”，若有缺额，“即抽差年满押、录、里正”〔499〕。县役押司、录事和乡役里正抽差充州役衙前，原来也应是一种升迁方式。宋太宗诏，“御史台四推主推四人，书吏八人，自今于京东、京西、淮南、河北四路选差”。“指定州府，委知州、通判拣选廉干，有行止，能书札者，孔目、勾押官补主推，使、州院前行补书吏，给口券，押速（送）赴台，试验收补。主推四年无遗阙，与（三班）奉职。书吏三年满，转主推，更二年，亦与奉职。如无主推阙，即候满四年，与（三班）借职。若只愿今（令）州安排者，主推与都押衙，书吏与孔目官”〔500〕。宋神宗时，也规定“发运、转运、提点刑狱、提举司、州县吏及衙前不犯徒若赃罪，能通法律，听三岁一试断案”，“补御史台主推、书吏，以次补审刑院纠察司、书令史”〔501〕。州公吏通过考试，升补御史台和审刑院吏，而御史台吏除升武官三班奉职和三班借职外，又可转州公人都押衙和吏人孔目官，也同样作为一种升迁。

北宋时，吏胥中就有“正名”、“私名”、“承阙”、“守阙”等差别。〔502〕宋真宗时规定：“尚书省诸司并寺、监、京百司自今每收私名人，并须召有行止，无逾滥及不碍本州县色役人，责保试验。”〔503〕当时还规定各州“量私名书手人数立额”〔504〕。最初的私名、守阙之类，实为候补之意，但后来名目也愈益繁多。宋高宗时，臣僚言：“胥吏之弊，则有守阙、收补之名，实同正额；皂隶之弊，则有承引、追呼之扰，号曰家人。”〔505〕所谓“家人”，按宋徽宗时记载：“诸路州军公吏人违条顾觅私身，发放文字，及勾追百姓，或谓之家人。”〔506〕其实不一定是吏胥家属。事实上，同冗官平行发展者，还有冗吏这一社会问题。“州县往往擅自增添人数，额外收补，充手分、贴司、乡书手并存着私名贴写之类”〔507〕。收商税的“拦头妻女”，则充“女拦头”。“税务违法，多于额外增置拦头，每一拦头名下各置家人五七人，至于一务却有一二百人，及巧作名色，容留私名贴司在务，更不计数，皆是蚕食客旅”〔508〕。冗吏也同冗官一样，需要增设种种法定限额之外的名目，“且如既有正额，又添守阙，既有习学，又收私名。创立事端，则谓之专行，分受优轻，则谓之兼案”，其结果无非是“胥徒最冗，为民之害最甚”〔509〕。

四、吏胥出职。吏胥出职为官，在前官户一章已有所交代。赵升说：“内外百司吏职及诸州、监司吏人皆有年劳补官法，俗谓出职是也。免铨试，径注差遣。”〔510〕可知在原则上，只有州役人以上，方有出职入仕之可能，乡役和县役无此可能。

州役人至中央机构吏胥自入役后，亦须依循一定的升迁资序，方可出职，并非每种名目的吏胥都可直接出职。如州役衙前中有很多级别，一般须升至都知兵马使，方可出职。按南宋时规定：“诸都知兵马使每州补壹名，满三年罢（以功于额外补者，候至正名，减二年）。自入役通计及贰拾年（曾经酬奖转资者，每壹资听减三年）。知州、通判验人材、书札，堪任武职，保明申转运司审复，保奏解赴阙（其入役未及二十年者，于额外补满）。”〔511〕可知都知兵马使原则上“每州补壹名”，也另有“额外补者”，原则上须“自入役通计及贰拾年”，但也可因“酬奖转资”，而削减年限。

然而有的地区，例如开封府衙前无都知兵马使一阶，“定衙吏为三等，左、右都押衙为第一等，以五年出职；客司左、右知客，押衙为第二等，六年；通引同（司）左、右番行首为第三等，七年并出职”〔512〕。这显示了皇都的特殊性。

府、州、军、监的吏人一般循资升至孔目官，而孔目官也往往不能直接出职。在不少地区，孔目官任期年满，转任衙前中守阙教练使等阶，再依次升迁出职。〔513〕前述苏文思即是一例，而他服役“四十七年”，尚未出职。但是，开封府的孔目官不仅可以出职，还优于衙前都押衙、知客和行首三个级别。此外，当地支计官、勾覆官、开拆官、接押官、前行等都可直接出职〔514〕，这也显示了皇都吏人的特殊性。

《宋史》卷169《职官志九》所载“流外出官法”记录了元丰改制前，大致相当于宋仁宗和宋英宗时，中央各机构和开封府吏胥较详的出职规定，其中包括哪些吏胥可出职，出职前的任期，出职为何官等。如三衙只有孔目官、通引官和行首方可出职，其他吏胥，包括勾押官、押司官、开拆官、前行、后行等，都不能直接出职，“并令转至孔目官五周年，年及五十以上，方许出职安排”〔515〕。前引文思院吏胥升迁规定也表明，门司、贴司、手分、押司官都不能直接出职，只有迁至“押司官头名满三年”，方可出职。但也有部分吏胥，可并无升迁资序而直接出职者。如南宋绍兴时御马院设“手分三人”，可于“无违碍官司人吏或白身人内指差”，“白身人自差到实及七年，与补进武副尉出职”〔516〕。

此外，宋朝各代吏胥出职的年限也时有变更，如大理寺“治狱推吏，旧法三年无过，与补副尉。绍熙间展作五年，续又要每名承过公事五件，方得推赏”〔517〕。总的说来，中央机构吏胥出职，是优于各路监司和各州府公吏的。范仲淹说：“百司之人，本避乡役，不逾数岁，例与出官。”〔518〕上官均说：“百司胥史积勤累日，大率须及二十余年，方得出仕。唯三省人吏最为优幸，每以点检诸处文书，酬奖减年，出官最速。其不愿出官者，坐理资任，至为郡守。”〔519〕两人之说有所差别，范仲淹所指应是“酬奖减年”的情况。否则，不可能“不逾数岁”，而“例与出官”。但在中央各机构中，无疑以三省吏胥的出职条件最为优越。

因各种名目的吏胥，或可出职，或不可出职，在宋徽宗“政和都官格”中，便有所谓“有出职人吏”〔520〕的名词，这应是与无出职人吏相对而言者，成为宋朝州以上吏胥的一种分类。

为延缓吏胥的出职期限，宋朝还设有“归司”、“勒留”、“后理”和“正名后理”等制度。〔521〕后三项到北宋中期，已成为不少中央机构吏胥出职前的过渡性头衔和阶段。

北宋前期，“勒留、出官及选限皆无定制”，宋真宗咸平末，始“详定”制度。如三馆（史馆、昭文馆、集贤院）“孔目官，书直、库，表奏、守当官四年授勒留官，遇恩二年，授后（后理），守当官八年，书直、库，表奏官七年，孔目官六年出职”〔522〕。宋仁宗和宋英宗时对此有所修改，“孔目官、四库书直官八选，楷书七选，书直、书库、表奏官九选，守当官十选，并授勒留官、后理，楷书补正名后理，并出（主）簿、（县）尉”。主簿和县尉属阶官虚衔，相当于后来从九品将仕郎和迪功郎。从当时的“流外出官法”看，中央机构的吏胥，或经“正名后理”一个阶段出职，或经“勒留官、后理”两个阶段出职，或如审刑院吏胥，“充本院书令史、后理，六选出簿、尉”，或直接出职。〔523〕

中央机构吏胥大多出职为“簿、尉”，属文官。御史台“引赞官补正名后〔理〕，遇大礼出录事参军”，相当于后来的从八品文官通仕郎和从政郎。部分吏胥“出奉职”，“出借职”，武官三班奉职和三班借职相当于后来的从九品承节郎和承信郎。御史台部分“书史（吏？）出三班差使”，相当于后来的无品武官进武校尉。三司的“三部都孔目官三年出西头供奉官”，相当于后来的从八品武官秉义郎。其各“子司勾覆、开拆官五年出左、右班殿直”，相当于后来的正九品武官成忠郎和保义郎。殿前司“孔目官五年出右侍禁”，但要“补正名后理”，右侍禁相当于后来的正九品武官忠翊郎。〔524〕至于前述文思院“押司官头名”“补进武副尉”；御马院手分“补进武副尉出职”，其官位又在进武校尉之下。由此可见，吏胥出职，官位或高或低，也有文有武。

自北宋至南宋，吏胥出职的官位，总的趋势是不断降低。按前面介绍州役升中央机构吏胥，据宋太宗诏，州役人升御史台“主推四年无遗阙，与（三班）奉职。书吏三年满，转主推，更二年，亦与奉职。如无主推阙，即候满四年，与（三班）借职”。然而大致到宋仁宗和宋英宗时，按“流外出官法”，已改为“试中刑法人充主推，五年出奉职，书史（吏？）五年出借职。系诸处取到人充主推，八年出借职，书史（吏？）出三班差使”〔525〕。后一类“诸处取到人”，自然包括州役人升充者，其出职年限延长，而官位降低。又如宋高宗时，“太府寺胥长依格应出职，权降一等出官，谓如承信郎降一等，补进武校尉”〔526〕。

州役衙前出职官位的不断降低，也是很典型的实例。宋太宗时，曾将一百名衙前中的“九十五人补殿前承旨，五人老病遣还”。殿前承旨后改名三班奉职。〔527〕宋真宗时，衙前“自来例补借职”，已比前代低一等，只有在某些情况下“可特补奉职”〔528〕。宋仁宗时又改变规定：“州府都知兵马使今后年满，合得奉职者与借职，借职者与三班差使、殿侍。”〔529〕宋哲宗时，“诸路都知兵马使年满转补三班差使、借差”〔530〕。三班差使、三班借差和殿侍都属无品武官，相当于后来的进武校尉、进义校尉和下班祗应。〔531〕但在南宋初，“唯节镇衙前每岁解发一名，补承信郎”，由于“监司、州郡执役人吏夤缘军兴之际，奏功推赏，窜名其间，例蒙授以品官，一州不下数人，高者至保义郎，下者进武校尉”。当然，此类“〔寖〕失旧制”的情况应是暂时的。〔532〕

中央机构胥吏自入役至出职，“大率须及二十余年”，其年限与州役衙前大致相同。就出职官位高低而论，中央机构的大多数胥吏与州役人也相差不大。但按南宋规定，吏职出身官员升官一般至从八品文官从政郎和正八品武官训武郎为止。〔533〕当然，三省、枢密院等高级吏胥另有特殊优待。“三省堂吏，祖宗时转官止于正郎”〔534〕，“正郎”即郎中，相当于后来从六品文官朝请大夫等。宋徽宗时，“蔡京优待堂吏，往往至中奉大夫，或换防御使、观察使”〔535〕，相当于正、从五品的官位。南宋初，改为“堂吏磨勘止朝请大夫，出职止为通判”〔536〕，大致恢复旧制。南宋绍兴后期，规定“将作、军器监胥长，自入役通及三十年，出职补将仕郎”〔537〕，为从九品末等文官。其出职年限长达三十年。

吏胥出职的另一种待遇是摄官。如海南岛“数州每阙守，帅司或差衙校摄州郡”〔538〕。岭外摄官即是以吏行使官的职权。宋太宗时，大臣卢多逊流放海南岛，“琼州遣牙将知崖州事，辄求婚于多逊，多逊不许，遂侵辱之，将加害，卒与为婚”〔539〕。虽然只是行使知州职权，衙前也有颇大的威权。宋真宗时，有琼州左都押衙、权知崖州韦怀逸〔540〕，又是衙前任知州的一例。宋时低品官与高等吏之互相掺杂，不仅官充吏职，也有吏充官职者。

此外，衙前升至都知兵马使出职时，或“选懦不习书札，及老疾不任差使者”，“或曾犯徒及赃罪或私罪情”，也可“却送逐处，与摄长史、司马”，或“州补摄本州助教”〔541〕。又如州役“人吏每遇考课，推其年额最高无罪犯者，补摄参军，号为出职，未有得为品官者”〔542〕。按福州“旧法，孔目官年满，补摄参军，后来厘正官称，改补摄助教，愿充僧道者听”〔543〕。摄参军、助教、长史、司马之类，又是另一种摄官。

宋徽宗时，臣僚奏：“今州县小吏或滥跻仕版，不欲去里闾，远亲戚，则又求仕乡邦，夤缘请托。乞今后州县人吏缘劳绩入官者，不许任本州县差遣。”此奏得到皇帝批准。〔544〕禁止“官守乡邦”，这在前官户一章已作交代，按理说，吏职入官者也不应有任何特殊。当时对此又作特别规定，证明违禁的事例甚多。

五、吏胥的考试和劳考。宋朝并非对全体吏胥都实行考试，考试制度仅适用于一部分需要审核其文化程度者。部分吏胥在入役时须通过考试，在服役期间的升名和转资须通过考试，出职时也须通过考试。

关于入役考试，如宋真宗时规定，中书省“自今凡收私名，委御史台提点，试验书札，无过犯者，方得收补”〔545〕。当时中书省并无多少实权，其“私名”吏胥入役，须由御史台负责考试。又如如宋神宗时，枢密院的逐房副承旨、主事、令史、书令史等可按不同规格“保引内外亲属”，“充守阙贴房”，“各随状领赴院呈验人才、精神、书札，堪任习学公事，即收系姓名到院”。

关于转资考试，即以上述枢密院守阙贴房为例，他们可以“补破食贴房阙，依条试行遣公事三件”。“如阙数少，所试合格人多，别作一项编排，不为黜落度数”。但是，守阙贴房“如试不中，又不该编排，但及三次以上，在院习学及三周年者，并勒出院”。作为补偿，是“其子、孙、弟、侄出院之后，却能习学进长，合候保引人年分，更许保引一次”〔546〕。

关于升名考试，如宋神宗元丰改制前，“中书主事已下三年一次，与试刑法官同试刑法，第一等升一资，第二等升四名，第三等升两名，内无名可升，候有正官，比附减年磨勘”〔547〕。

关于出职考试，如宋真宗曾“内出公事三条，令主事以下详决之”。皇帝亲试的结果，“由主事迁诸房副承旨者四人，补东头供奉官者八人，补左班殿直者三人，书令史为守阙主事者三十一人，迁令史者十一人，余赠衣赐，补三班奉职有差。所试不中程，由主事授内殿崇班者一人，令史补西头供奉官者一人”〔548〕。在此次枢密院吏的考试中，补内殿崇班、东头供奉官、西头供奉官、左班殿直、三班奉职者均为出职。其中有一人“所试不中程”，居然尚授武官内殿崇班，相当于后来的正八品修武郎，足见出职官位之高。至于由书令史迁守阙主事和令史，主事迁诸房副承旨，则属转资。

宋朝吏胥考试制度可谓五花八门，看来各系统和各部门的各级吏胥，其考试课目、考试部门和官员之类，也存在种种差别。南宋时，“诸吏人、衙前不曾犯徒及赃罪”，各州每三年考试一次，课目包括“断案叁场，每场壹道，刑名柒件至拾件；《刑统》义壹场，伍道”〔549〕。太史局学生其实也是一种吏职，可“召募草泽之人”，考试课目则有历法和天文。〔550〕北宋前期至中期，中央“百司吏人”“每岁遣近臣与判铨曹，就尚书同试律三道，中者补正名，理劳考”，而“三馆、秘阁楷书皆本司试书札，中书复试，补受”。由于不断出现考试作弊，“乃锁院、巡搜、糊名”，“既考合格，复令口诵所对，以防其弊”。但也有例外，“其自叙劳绩，臣僚为之陈请，特免口诵，谓之优试。得优试者，率中选”。后又废除“优试”，“考试百司人，岁以二十人为额”〔551〕。

中央“百司吏人”的年度考试，及格者称“中选”，这在北宋中期的“流外出官法”中有很明确的记录。如前述三馆吏胥有“七选”、“八选”、“九选”、“十选”出职之类。九寺“府史，太常、太理寺七选，宗正、光禄、太府、太仆、卫尉、鸿胪、司农寺十选，驱使官十九选，宗正司楷书八选，并补正名后理，出（主）簿、（县）尉”〔552〕。如每年一次考试都“中选”，自然是一年一选，“理劳考”，但若考试不合格，就不可能是一年一选。“选”标志着吏胥升迁和出职同考试制度的密切关系。宋仁宗时规定，“百司年满授官人得替之后”，“依格却勒归司祗应。其正名为公事勒停，后遇赦叙理，却送诸司，降充承阙，须候再试中，方得理选”〔553〕。两年考试合格，方得理为一选。这也是表明考试与“理选”关系的一例。

但是，也有部分吏胥，其升迁和出职却与考试无关。按“流外出官法”，三班院“勾押官补正名后理，五年出（三班）奉职”〔554〕，可为一例。

当然，即使就部分有考试制度的吏胥而言，其升迁亦并非完全仰仗考试“理选”。宋仁宗时记载：“近年百司人吏频经庆恩，多减放选限，出官甚速。”〔555〕宋孝宗即位时格外开恩，“中书、门下省，尚书省录事、都事、主事各减一选出职”〔556〕。这些是特恩“减放选限”的实例。

至于吏胥的升名、转资和出职，自然还有所谓“劳考”的问题，既有服役年限的长短，也有成绩的“考课”。〔557〕如宋高宗时规定，管理“总制钱人吏，依经制、无额钱已得指挥，以三年为界，候界满无失收钱及起发无违限，许与转一资”〔558〕。其转资完全凭借工作成绩。宋神宗时制定对枢密院保引者的奖惩规定：“今后（守阙贴房）一试便中者，所保引令史、书令史与升一名。再试中者，两人已上升一名。主事以上合升一名者，候出职日，减一年磨勘。如所引人三试不中，勒出院者，连并及二人已上，令史、书令史降一名，主事已上出职日展一年磨勘。”〔559〕“保引”守阙贴房，也作为一种工作成绩，而影响枢密院吏的升名与降名，以及出职后的“磨勘”。

总之，吏胥的升名、转资和出职，是以服役年限和成绩考课为据，但部分有考试制度的胥吏，又有考试“理选”的因素。故宋真宗时曾“诏京百司人有不经考试，补正名者，只令在司祗应，不得叙理劳考”〔560〕。这表明了考试对“叙理劳考”的影响。

六、吏禄。宋朝吏胥存在着无禄和有禄之差别。宋神宗时实施仓法，又在部分吏胥中推行重禄。此外，宋朝对吏胥也设置了一些津贴名目。

宋时无禄吏胥不仅包括轮差者，也包括投名者。福州在宋神宗熙宁役法改革后，尚有“情愿投名，不请雇钱”的长名衙前。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定长名衙前117名，而支雇钱的雇募衙前仅37名。元丰时，又将雇募衙前全部改为长名衙前。〔561〕在台州，按元丰时规定，如院虞候、斗子、搯子、秤子、库子、拣子、拦头、杂职、乡书手、所由等都改为“投名”而“不支顾钱”〔562〕。南宋后期，胡太初说，“县之有吏，非台郡家比。台郡之吏有名额，有廪给，名额视年劳而递升，廪给视名额而差等”。“乃若县吏则不然，其来也，无名额之限；其役也，无廪给之资”〔563〕。此说不应作绝对化的理解，但当时县役人大多应是投名而“无廪给之资”者。

宋神宗以前，宋朝从中央机构吏胥到州役人有相当大的比例并无吏禄。司马光说：“府史胥徒之属，居无廪禄，进无荣望，皆以啖民为生者也。”〔564〕此说过于绝对化，事实上，仍存在“熙宁以前旧法有禄公人”〔565〕。沈括说：“天下吏人素无常禄，唯以受赇为生，往往致富者。熙宁三年，始制天下吏禄，而设重法以绝请托之弊。是岁，京师诸司岁支吏禄钱三千八百三十四贯二百五十四。岁岁增广，至熙宁八年，岁支三十七万一千五百三十三贯一百七十八，自后增损不常，皆不过此数。京师旧有禄者及天下吏禄，皆不预此数。”〔566〕他既介绍了熙宁设重禄的情况，也同样承认存在“旧有禄者”。

关于熙宁前后一些吏胥的非重禄数额，今存一些零星记录。宋太宗时，“官告院差守阙书令史三人”，“月给千钱，米一石”〔567〕。宋真宗时，“尚书考功依例许招院子一人，粮钱一千”〔568〕，起居院承阙楷书“抄写起居注，月给钱二千，粳米一石三斗，无遗阙，奏补正名”〔569〕，则正名楷书的吏禄应当较高。宋神宗时，作为州役的散从官，“逐月佣钱三贯文，如遇差作市买，即每月添钱一贯文”〔570〕。宋徽宗时，秘书省“楷书系三十人额，每月各人支钱三贯五百文，每日写字二千五百”〔571〕。东南发运使，经制两浙、江东路陈遘所属“职给（级）每月支给十贯，人吏八贯，贴司、客司五贯，州县人吏三贯”〔572〕。宋宁宗时，温州职级“每月食钱一十五贯省”，米二宋石；手分“每人月请钱一十贯”，米一宋石五宋斗；贴司“每月各请钱五贯文”，米一宋石；攒司“每月请钱五贯”，米一宋石；专知“每月食钱一十贯”，米一宋石五宋斗；搯子“每月食钱三贯文”，米一宋石；厅子“每月各贴支钱二贯”，米一宋石。以上钱陌都以七百七十文作一千文的省陌计。〔573〕可知宋朝吏禄或支钱粮，或只支钱币。

宋神宗元丰前，对少数高级吏胥也支付重禄。“中书堂后官提点五房公事三十千，中书堂后官二十千，特支五千，中书、枢密主事二十千，录事、令史十千，主书七千，守当官、书令史五千”，这还不包括春冬衣的绢、罗、绵、钱等在内。〔574〕其吏禄相当于低级文官的俸禄。但是，当时对为数甚少的吏胥支付重禄，这与熙宁时的重禄法显然有别。

熙宁时实施“仓法”，又称“河仓条贯”，最初是因“诸仓吏卒给军食，欺盗劫取，十常三四”，而对部分吏胥发放重禄，同时规定他们“因仓事取受”，“因纲运事取受粮纲钱物”等，须判处重刑。〔575〕“时主新法者皆谓吏禄既厚，则人知自重，不敢冒法，可以省刑。然良吏实寡，赇取如故”〔576〕。尽管如此，仓法的实施范围仍不断扩大，如中书、审官东院、审官西院、大理寺等吏胥都“行仓法”。〔577〕最后，“内自政府百司，外及监司、诸州胥吏皆赋以禄，谓之仓法。京师岁增吏禄四十一万三千四百余缗，监司、诸州六十八万九千八百余缗”〔578〕。

因仓法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已不限于京师仓吏，故久而久之，“仓法”一词便被“重禄法”所取代。重禄法经宋哲宗元祐时的短期废罢〔579〕，又延续到南宋。按南宋中期规定，“诸重禄公人（有官人充重禄职役同）因职事（事过而犯，或事局常有统摄，虽不因职事同）受乞财物者，徒壹年，壹佰文徒壹年半，壹佰文加一等，一贯流贰千里，壹贯加壹等。共犯者并赃论（酒食共费者，止计己分），徒罪皆配邻州，流罪伍佰里，拾贯配广南”。“诸〔重〕禄公人不得差兼非重禄案”〔580〕。这显示了重禄吏胥与非重禄吏胥的区别。

自北宋后期至南宋，重禄法的实施范围不断扩大，以至对部分县役人，例如“州县常平免役案吏人”，推行经界法时的县“乡司”（乡书手），还有县推司、法司、编录司等“亦行重禄”〔581〕。

关于吏胥的重禄数额，今亦仅存零星记载。宋神宗时，“诸州法司、当直司、司理院推司、州院专差勘事司吏”“行仓法”，“月给食料钱虽多，毋过十二千”，“法司习学”“食料钱毋过五千”〔582〕。“诸州县常平农田水利差役并分为两案”，“每案三人，县毋过二人，月给食钱毋过七千。州毋过十千”〔583〕。刘谊说，自实行仓法后，“不论大小、轻重之别，多者至七八千，州县常平两案或至六千，多者至八千。本朝（主）簿、（县）尉下县或七八千，今之吏乃数倍于此，岂非庸钱太厚乎！”〔584〕由此可知，当时吏胥重禄的数额是比较优厚的。

宋徽宗时，各路走马承受属下“手分每月支钱六贯，米一石五斗，贴司减半，并依旧推行重法”〔585〕。收商税的拦头，“诸州、县、镇税务各一名行重禄，管勾验封等事，州每月支钱八贯，县七贯，镇五贯文”〔586〕。当时又规定“诸路均籴，差到非见请重禄人，内人吏每日添支重禄钱三百，专斗钱二百”〔587〕。

宋高宗时，杂卖场“手分募充，每月料钱一十二贯文，每日食钱二百文，秤子、库子每月料钱八贯文，每日食钱一百八十文”，又“手分依打套局手分例，每月支破米一石一斗三升，秤、库子依本局库子例，支破米五斗四升，其时服衣赐更不支破”〔588〕。惠民和剂局的手分与书手、库子、秤子的每月料钱和每日食钱数，与杂卖场相同，“并推行仓法”。后改为“手分并日支食钱三百文，书手二百五十文，库子、秤子二百五十文”〔589〕。

宋孝宗乾道时，对“临安府所管左、右司理院、府院三狱”的杖直和狱子，“每月支钱十贯，米六斗，并推行重禄”〔590〕。又大理寺推司“皆行重禄法，而月给止一十一贯五百文，米六斗，春冬并无绵绢”，淳熙时“推司各人月添料钱三贯，米一石”〔591〕。

由此可见，重禄的数额不仅多少不等，还须考虑两宋物价上涨的因素。限于宋朝的生产水平和财力，至少有一部分重禄，如宋徽宗时走马承受属下的贴司、镇商税务拦头等，其实并无重禄可言。重禄和非重禄的差别，主要还是在贪赃事发后的量刑轻重。

宋时吏禄除每月料钱、每日食钱、禄粟、春冬衣赐等外，也还有其他名目，这些往往是临时性的补贴，如别给食钱、别给钱、赡家钱、点心钱等。如宋宁宗开禧时对金战争，薛叔似差充湖北、京西宣谕使，“所有被差人吏内”，点检文字和主管文字“每月各支赡家钱十一贯”，赞引、知班、书写文字、通引官和书表司“每月各支赡家钱七贯”。〔592〕州役衙前赔费较多，故在熙宁以前，有酒坊、河渡之类作为酬奖，另有如地里脚钱、赡家钱、重难钱、陪纲钱之类津贴。〔593〕中书门下和三省堂吏还有所谓“身亡支赐”，按宋神宗熙宁时规定，“堂后官五十千，主事三十千，录事、主书、守当官二十千”，“堂后官父母死若葬事，赐钱五十千”〔594〕。

还须指出，由于宋朝财政的困窘，也时或出现对有禄吏胥不支吏禄的情况。宋徽宗崇宁时，臣僚言：“常平库子、搯子不支雇钱，则是公然听其取乞。”〔595〕《州县提纲》卷2《月给雇金》说，“县有弓手、手力，役于公家，悉藉月给以为衣食。县家常赋不办，往往越数月不给，彼之仰事俯育，丧葬嫁娶，迫乎其身”，于是只能以勒索百姓维生。

七、吏胥的奖惩。宋朝对吏胥的奖励，离不开升名、迁资、出职和物质奖励。宋神宗时，四川“沐川两寨，乞用旧例差押（司）、录（事）二名充把截将，以三年为满，共止支钱四十缗酬奖”〔596〕。文彦博上奏说：“臣昨丁母忧，河南府差教练〔使〕张熙管勾坟营葬事，首尾二年有余，干事得力，欲望朝廷量赐恩泽，于本人牙职上迁补一资。”这是迁资的一例。他又说：“臣有随行教练使郭宣，随臣勾当近二十年，有行止得力。今者因臣忝恩移镇，欲望朝廷改补一三司大将名目，且在臣处驱使。”〔597〕教练使为衙前中的一个较低级别，而升迁至三司大将，相当于后来的无品武官进武副尉，这是一种超越名与资，出职为官的特殊奖励。南宋初年规定，“诸州掌行经制、无额钱人吏”，以“满三年为界”，如“别无失收、借兑、支用，并起发供申帐委无违限及截使钱数”，“亦无擅行截用，应副隐漏之数”，即可“照应本处人吏资级条法名目上，与转一资”〔598〕。升名之类已有介绍，不必赘述。

宋时官与吏流品区分严格，吏胥犯罪，不可能有官员议、请、减的特权。《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公吏》的二十六份书判，都是对犯罪吏胥的判刑记录。至于对吏胥的惩罚，《庆元条法事类》卷52《公吏门》专设《停降》类，记载了一些处罚的法规，但并不完全。“停”是勒停，“降”是降名、等、资之类。除了判刑外，宋代对吏胥的处罚大致有以下四类。

（一）杖责。从身份性说来，古代吏胥作为国家机构低级办事人员，受官员的杖责，当时必然被视为家常便饭。宋代的杖责大致上可分法制性的或随意性的。例如考课“保奏违限者，吏人杖一百”〔599〕。泄露机密，“诸发运、监司、经略、安抚、总管、钤辖司人吏漏泄本司公事，杖八十，重害者，加二等”〔600〕。“命官陈乞叙复”，“若不取索保官印纸批书，及已批书，不于申状声说，或申状内不填实日者，当行吏人杖八十，职级减一等”〔601〕。“诸架阁文书，所掌官吏散失者，杖一百”，“诸公人失亡见行公案、帐籍、簿历等及应架阁文书”，“县吏人杖八十”〔602〕。“诸州县理欠，各以所管月日每季通计，一万贯以上，催纳不及四分”，“吏人杖六十，职级减二等”。“诸不应销破请给，并欠负合克纳，而粮料院漏上簿或失克者，吏人杖一百”。“诸纳毕他处官物，不于次帐收附者，元纳专典及州吏人杖七十”〔603〕。此类细致的规定，不必逐一枚举。

至于随意性的杖责，如《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罪恶贯盈》最后说：“帖请解推吏赴司，受杖一百，聊示薄责。”《十虎害民》说：“李发、张福助之为虐。亦难轻贷，各勘杖一百，放。”“放”应是放罢。大致在宋真宗时，“胡顺之为浮梁县令”，将州教练使（衙前）“杖之二十，教练使不服，曰：‘我职员也，有罪当受杖于州’。顺之笑曰：‘教练使久为职员，殊不知法，杖罪不送州也。’卒杖之”〔604〕。这些都是实例。

（二）贬降。贬降有降名、降等、降资等多种方式。《庆元条法事类》卷13《叙复》规定：“诸有叙法公人应降等者（降资同，余条称‘降等’者准此），各依逐等名次对降。其所降之等名额少者，并降下名（谓如元系第五名，降次等第五名，如次等止有四名以下，即降下名之类），无等可降者，止降下名。元降在下名或本等止一名者，隔住三期转补。”这是降名、降等、降资的具体规定。在资与名之间，有时还设等。“诸公人亡失见行公案、帐籍、簿历等及应架阁文书，限满寻访不得者，断罪枷锢，再限通满百日不得者，降一资”，但“限外得者复旧资”〔605〕。“诸州推司、法司吏人因本司事，受财入己，罪不至勒停者，降一资”〔606〕。这些又是降资的具体规定。此外，又如《洛阳搢绅旧闻记》卷2《虔州记异》载：“徐满壮健多力，日行数百里，尝为散从官，以过归乡役。”从州役散从官“归乡役”，当然也是一种贬降。

（三）罚直与经济赔偿。《昼帘绪论·理财篇第九》说：“今之士大夫又有专务科罚者，公吏有过，则令罚直若干。”《朝野类要》卷4《罚直》说：“内外百司吏属有公罪之轻者，皆罚直入官，每一直即二百文足，如赎铜之例。”至于衙前失陷官物，就须赔偿，为此甚至倾家荡产。《庆元条法事类》卷32《理欠》和卷36《场务》规定：“诸欠应干系人备偿者，库、称、拣、搯（斗子之类同）三人以下，均备二分，四人，二分五厘，每二人加五厘，过四分者，每十人加五厘。至八分止，余并专副均备。”这也是一种赔偿方式。

（四）勒停和放罢。《庆元条法事类》卷5《之官违限》规定：“诸之官限满不赴所属，不依限申尚书吏部者，杖一百。吏人三犯，仍勒停。”同书卷47《受纳税租》规定：“诸县受人户已纳税租钞，不依限对簿朱销者，杖一百，吏人仍勒停。”同书卷13《叙复》说：“诸命官陈乞叙复，州不依条式保明，故违漏落不圆，致行取会者，杖一百，吏人仍勒停。”“诸衙前职员、使院职级犯四色赃罪杖，勒停而应叙者，并充散押衙（教练使及孔目官以上充散教练使），永不迁叙。”〔607〕“诸公人停降应叙，而元额已足者，籍定姓名，遇有阙，先次入额”，“诸公人勒停已叙用者，不许再叙（谓已经降等叙，不许再叙元职）”。看来勒停就是革职，与官员的勒停同义。又据同卷记载：“诸州县公吏曾因犯罪勒停（谓于法不该收叙及未该收叙者）、放罢、编配，再行投募充役者，许人告。若不该收叙而隐落过犯，或改易姓名，别行投募者，徒二年。”可知勒停有两类，有的不能叙复，有的可以叙复。宋时的“放罢”不一定含有惩处之义〔608〕，但用于吏胥，看来就无恢复吏职的可能。

八、吏户的特权和禁约。宋人，特别是南宋人称“官无封建，而吏有封建”〔609〕，“盖居官者迁徙不拘岁月，而为吏者传袭及于子孙”〔610〕，这并非宋朝真有世代为吏的制度。所谓“吏有封建”，一是指很多投名入役者在某一地区或机构长期为吏，二是指长期为吏者便于运用各种方式荐引自己的子弟亲属入役。故叶適说：“无根固窟穴之患，元保引私名之弊，而封建之势因以去矣。”〔611〕事实上，很多吏胥的子弟亲属即是以私名、习学、守阙等名目而入役。

宋仁宗时规定，州役“衙前军将身死”，“许本家骨肉承填”〔612〕。枢密院吏可以“保引”亲属，已如前述，而中书门下的堂后官、主事、录事、主书、守当官等也可按不同规格，在皇帝举行郊礼时，“各许保引〔弟〕侄或有服外亲一人，充制敕院私名”〔613〕。但此类情况尚不能说明宋朝有一项允许吏户世袭的普遍性制度。叶適所说吏胥有“保引私名之弊”，“根固窟穴”，只是说明事实上存在“吏有封建”的态势。

如果说，官户法定特权并不多，则吏户的法定特权自然更少。关于减免赋役的问题，宋真宗咸平时，“诏京百司人吏并不得放免下户（户下？）差徭、科配。户部旧有蠲符案，主百司人吏蠲免差配，给蠲符，自此废之。其诸州先贡蠲符亦免”〔614〕。可知蠲符制度实施于咸平以前，其范围包括“京百司人吏”的差徭（职役）和科配两项，州役人也有蠲符。州役衙前，按北宋“自来条贯”，“与免科配，及本户税皆纳本色”，这其实是作为补贴衙前赔费的特例，但执行并不严格，如安州衙前的“科率、折变并亦不免”〔615〕。

宋真宗咸平以后，吏胥在免役方面，仍有一些特殊规定。范仲淹说：“百司之人，本避乡役。”〔616〕又如“衙前将吏得免里正、户长”〔617〕。但此类规定并未通用于全体吏户。宋真宗诏说，中央机构“每收私名人”，须“不碍本州县色役”〔618〕，可见私名吏胥亦可免除本州县其他吏役。宋徽宗时特令，“应等第户见充色役者，不得充三省司（私）名，已投名人与改正”〔619〕；三省私名吏胥“并与免本身丁役，余并不免”〔620〕。按理说，吏胥既已投名充吏役，则没有理由再轮差另一种吏役。但在实际上，投名和轮差仍有所区别，投名者未必就能免除轮差另一种吏役。按宋徽宗时的规定，估计只免三省私名吏胥本人，而不免其他家庭成员轮差州县吏役。

宋朝对官户有不少禁约，对吏户亦复如此。但按宋朝户口分类制度，对吏户的禁约是包括在对形势户的禁约之中的。例如宋太宗时允许“客旅”向开封官仓出售粮食，但“所有食禄之家并形势人并不得入中斛斗，及与人请求折纳”〔621〕。关于买卖官田等，宋哲宗时，规定“监司及当职官员、吏人并州县在任官员或吏人、公人，各不得承买官估卖之物，及〔请〕佃承买官田宅，违者徒二年。即本州县吏人、公人非当职及管而请佃、承买官田宅者，各杖一百。吏人、公人仍许人告，估田宅物价三分中给一分充赏。其请佃及买而未得者各减三等”〔622〕。宋徽宗时，李庠奏：“形势、官户有以田宅入官中卖，请托州县，因缘为奸。欲乞将形势、官户等不许中卖在官赡学田宅。”此奏得到批准。〔623〕“形势户自来于法不许承〔佃〕官田”〔624〕。

关于私自造酒和经营坊场，宋徽宗时规定：“诸非吉凶，而冒乡村人户姓名，或用以次家人请买麯引造酒者，杖八十。曹吏、保正、副、形势之家加二等。”〔625〕宋高宗时，又规定“诸坊场以违碍人承买者，杖一百，诈隐者加一等”，所谓“违碍人”也包括“见充吏人”〔626〕。此外，北宋后期的青苗钱借贷，“形势之家法不当给”〔627〕。

形势户输税，北宋专设形势版簿的规定，沿用到北宋后期。宋徽宗宣和时，仍重申“形势人户，令诸县置簿，专一拘催科校，仍前期榜示”〔628〕。但南宋中期的《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规定，“诸县税租夏秋造簿，其形势户每名朱书‘形势’字以别之”，“诸输税租违欠者笞四十，递年违欠及形势户杖六十（州县职级、押录并户案吏人、乡书手加三等），品官之家杖一百”。当时已不专置形势版簿，而是在版簿中用红笔标明“形势”两字，以示与平户的区别，规定中“形势户杖六十”，当然是专指吏户的。

此外，关于“形势之家”不得“辄置狱具”，又有明文的禁约。〔629〕

九、宋朝吏额。宋朝吏额的统计数更少于官员数。宋真宗咸平时，“减省天下冗吏”，“三司总括诸路，计省十九万五千八百二人”〔630〕。若以官员为一万计，则裁减吏额接近于官员数的二十倍。宋英宗“治平之前，天下户口一千二百七十余万，而旧法役人五十三万六千余人”。宋神宗“元丰之后，户口一千八百三十五万九千有奇”，“而新定役人止于四十二万九千余人”〔631〕。此处的役人应指州、县、乡三级，而不包括各路监司等和中央百司吏胥在内。宋哲宗时，“省、台、寺、监人吏无虑二千四百余人，百司库务又二千三四百人”〔632〕，若再考虑到各路监司等的吏额，估计宋哲宗初天下吏额约有四十四万左右。按前官户一章所述，当时吏部四选官员若以三万四千计，则吏户数约为官户数的十多倍。当然，在当时的役人中，如“贫户弱者”充当壮丁应占相当比例，此类人户不算形势户。但在形势户中，吏户所占的比例应大于官户。

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定三省、六部和枢密院吏额，“尚书省吏额二百四人，中书、门下省吏额二百三十八人，枢密院吏额三百二十七人，尚书六曹吏额九百二十人”〔633〕，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九人。当时正值小朝廷风雨飘摇，合并和精简机构之际，但上述数字尚非中央机构的全部吏额。绍兴后期，三衙“殿前吏六十，马司四十有一，步司五十人”〔634〕，计一百五十一人。两浙东路“一路人吏共四千二百六十一人，减罢二千一百九十三人”〔635〕，余二千零六十八人，这个统计数应不包括乡役保正和保长在内。史称“他路率仿此，然今州县吏额虽减，而私名往往十倍于正数”〔636〕。南宋辖区共分十六路，尽管各路吏额有异，但如作二三十万人估计，应与实际出入不大。

总之，从吏户的数额及其在形势户中所占的比例考虑，吏户在宋朝统治阶级中所占的地位，实不容忽视。

第三节　吏户的社会地位

马端临在《文献通考》卷35《吏道》中分析了自汉以降，官与吏的流品区分愈来愈严的史实，说“终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贤厚之人，亦多借径于吏以发身，其时儒与吏未甚分别”，“元、成以来，至东汉之初，流品渐分，儒渐鄙吏”。“后世儒与吏判为二途，儒自许以雅，而诋吏为俗，于是以繁治剧者为不足以语道。吏自许以通，而诮儒为迂，于是以通经博古为不足以适时。而上之人又不能立兼收并蓄之法，过有抑扬轻重之意，于是拘谫不通者一归之儒，放荡无耻者一归之吏，而二途皆不足以得人矣”。他是从政治人才选拔的角度，而发表以上评论的。

宋朝官与吏的流品区分，又显然严于前朝。唐朝尚有牛仙客、田神功等由吏胥升宰相或高官，而宋时绝无类似的事例。相反，自北宋到南宋，对吏胥出职的官位限制愈来愈严。当然，吏胥子弟通过科举入仕，自与常人无异。宋高宗时何铸官至执政，其父“自壮岁为小胥，驯至押录”。但当何铸因反对岳飞的冤狱，而遭弹劾并罢官之时，秦桧党羽便在贬官责词中，“丑诋”他为“胥吏之子”，“家本书佐，行同穿窬”〔637〕。

宋朝统治者虽是贵官而贱吏，但官要对广大人民实行统治，又必须通过吏，在不少场合，贵官也可能受贱吏的摆布甚至愚弄。

大致自北宋后期开始，从皇帝到士大夫，“吏强官弱”的呼声愈益强烈。宋徽宗曾说：“东南习俗儇狡，因缘为吏，而又家世相资，在官者何以制之。吏强官弱，非痛惩之，则法令在其股掌间矣。”〔638〕士大夫们认为，在“辇毂之下，吏习狡狯”，甚至位居侍从高官者也“用为耳目，倚为乡导，假借辞色，过为卑辱”〔639〕。在天高皇帝远的地区，吏胥辈“甚至其门如市，目为立地官人者”〔640〕，“号为公人世界”〔641〕，“谓吏强官弱，最今日之大患”〔642〕。

总括“吏强官弱”之说，大致有二。一是认为“非吏挠权之罪，官不知法之罪也”〔643〕。二是认为“官人者，异乡之人，吏人者，本乡之人。官人年满者三考，成资者两考，吏人则长子孙于其间。官人视事，则左右前后皆吏人也。故官人为吏所欺，为吏所卖，亦其势然也”〔644〕。借用一句俗话，即是强龙难敌地头蛇。

以上言谈固然反映了官贵吏贱之外，官吏关系的又一侧面。但仅按照上述两点解释又是完全不够的。因为“吏强”的局面，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正是贪官重用酷吏所致。

南宋时记载，江南东路提点刑狱司“副吏王晋，以敏给济奸，以狡险济恶，贪狠如虎狼，前政提刑受其笼络，威行九州，凌犯纲常，至敢与提刑握手耳语，人皆呼为小提刑”〔645〕。弋阳县吏孙迴“累经编管，伪冒置充吏，首占县权，自号立地知县”〔646〕。又“弋阳县吏杨宜、彭信不法害民”，“本即追配，而知县再三以见起纲运护留。后来装纲已毕，本县申来，谓已别差典押，其杨宜、彭信并榜逐矣。实则二人者，霸据县权，出入县庭自若也，逃典押之名，而专典押之利自若也”〔647〕。此类吏胥所以横行霸道，其实都是官员扶植和庇护的结果。

正如吴势卿所说：“害民莫如吏，官之贪者不敢问吏，且相与为市，官之庸者不能制吏，皆受成其手。于是吏奸纵横，百姓无所措手足。”〔648〕

将官贵吏贱与吏强官弱两方面作综合考察，才能较确切地判断宋朝吏户的社会地位。

我们从宋人记载中不难找到吏胥低贱的言论。在士大夫们的眼底和笔下，与官户相比，吏户自然是低贱者。但是，若与其他乡村上户，特别是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相比，吏户就绝不是低贱者，而往往是比官户更为直接的统治者、压迫者和剥削者。从现存史籍看，吏户的为非作歹，大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

一、兼并田地。宋朝吏户不论是轮差者，抑或是投名者，很多是与田地兼并活动有不解之缘。很多吏胥在城中为吏，而在城外“有田宅”。〔649〕

宋真宗时，黄河河防土地，“或恣形势请射，或容强户侵耕，非次奔流，多贻垫决”〔650〕。宋仁宗时，渝州和涪州一带“有豪民与猾吏为奸，夺民田逾百顷”〔651〕。宋哲宗或宋徽宗时，“睦州遂安县胥造大宅，豪占民地，民屡诉，州县惮其豪，不为之直”〔652〕。颍昌府“长社田园极膏腴，豪吏多殖产其中，纵其奴侵暴闾里，为奸利”〔653〕。

南宋前期，因战乱而流离之余，“百姓遗弃田产”，“各思复业”，“州县官吏、形势之家妄行拘占”，“侵夺地界，不许耕凿”〔654〕。绍兴中期，逃移流民“归业识认田产”，亦为“州县官吏、形势之家妄行拘占，或营利公帑，吝于给还”〔655〕。南宋中期，“房州房陵人李政为保正，顽猾健讼，侵人田园，夺人牛马，官司莫能治”〔656〕。在金谿县，“数吏魁田连阡陌，楼观岧峣，服食燕设，拟于贵近，非朘民脂膏，而何以取之”〔657〕。黄榦说，“形势之家专以贪图人户田业致富，所以敢于违法者，恃其富强”，并且“健讼”〔658〕。

不少吏胥家居城市而在乡村拥有田产。胡颖在一份书判中规定：“应经徒配吏，有老小三人以上，而有田宅在城十里外者，许指去处居住。城外无田宅，而有老小三人以上，而并老小无而年及六十以上，容貌委是衰老者，许离城二十里外居住”〔659〕。南宋后期，南康军都吏樊铨“置买膏腴，跨连邻境，庄田园圃，士大夫有所不如。生放课钱，令部曲擒捉欠债之人，绷吊拷讯，过于官法”〔660〕。在乐平县，“若夫浆酒藿肉，美宅腴田，狎宪府如家庭，倚大姓为窟穴，指十有一乡、四十有四都之百姓为食邑户者，则群不逞之吏而已”〔661〕。

吏户兼并田地的方式，自然也是多种多样的。伪造田契，看来是常用的一种。北宋时，仁寿县“洪氏尝为里胥，利邻人田，绐之曰：‘我为若税，免若役。’邻喜，刬其税归之，名于公上逾二十年。且伪为券，茶染纸类远年者以讼”〔662〕。南宋时，隅官黄宗智“欺阿宋一房孤寡”，企图“立伪契占田”〔663〕。典田也是常用的一种，按宋朝有所谓“务限”，每年二月一日至九月末，“不受理田宅等词诉，为恐追人理对，妨废农业。其人户典过田产，限满备赎”，“缘形势豪右之家交易，故为拖延，至务限便引条法，又贪取一年租课，致细民受害”〔664〕，甚至达到永久霸占典田的目的。又如潘宗道为徽州“都吏，违法强买同分人见争田产”〔665〕，买田自然也是一种兼并方式。宋孝宗时，“建、剑等处州县管下寺院田产，为形势、豪富之家妄作绝产请佃”的事件屡次发生，“有保正刘时发者”，将开福寺“常住作绝产请佃”，甚至引起朝廷关注。〔666〕这些都是兼并田地方式多种多样的实例。

宋朝吏户也同样突破禁约，对官田进行请佃、承买，甚至强占。宋仁宗时，陕西“没纳欠折、户绝庄田不少，自来州县形势、乡村有力食禄之家假名占佃，量出租课”〔667〕，这是冒充他人名义承佃官田。宋朝有不少形势户，包括吏户“诡名冒占”、“诡名请佃”官田的记录。〔668〕宋高宗绍兴时，淮东、江东、浙西三路沙田、芦场，“为形势之家诡名冒占”〔669〕。宋孝宗乾道时，“两淮膏腴之田，多为官户及管军官并州县公吏诡名请佃，更不开垦，遂致荒闲”〔670〕。淳熙时，浙东一带“没官、户绝等田产并新涨海涂、溪涨淤成田地等，多是豪势等第并官户、公吏等人不曾经官请佃，擅收侵占，暗收花利，不纳官租。其间虽有经官请佃，止量立些少租课”。又“诸司没官田产，多是本县公吏与有荫人诡名请佃，或与出名人分受花利，上下蒙庇，不曾纳租”〔671〕。吏户为了违法侵占或承佃官田，“假名”、“诡名”之类，往往是必不可少的。

官户、吏户等侵占或承佃官田自然严重影响了官府的财政收入。宋孝宗时，“浙西所管营田、官庄共一百五十九万余亩，内有未承佃六十七万余亩。缘上件田产皆系肥饶，多是州县公吏与形势之家通同管占，不行输纳租课”，于是宋廷便“委官根括出卖”〔672〕。宋廷虽屡下出卖官田令，“官户、形势之家请佃，往往坐占，不肯承买”〔673〕。或“至其请买之时，又与乡司通同，减落等色，以肥为瘠，以上为下，量纳价钱，包占膏腴。名曰起理二税，而所输绝少”〔674〕。宋廷虽曾下令禁止“见占佃形势、官户及豪右之家欺隐占吝，及用情障固，致人户不敢请买”〔675〕，终归无效。“州县不复榜卖”，“没官、户绝之产”“岁岁增多，尽为猾吏隐匿，顽民冒占”〔676〕。

宋朝吏户同官户一样，霸占水利的事也颇为常见。宋仁宗时，越州馀姚县“陂湖三十一所”，“虽累有诏敕及赦令”，“官司因循请托，或致受纳赂遗，令形势豪强人户请射作田”，致有“遂废水利去处”〔677〕。宋宁宗嘉泰时南郊赦文也指出，“在法，湖塘池泊之利与众共者，不得禁止及请佃、承买”，“比年以来，县道利于赋入，违法给佃，或作荷荡，或作草地，容令形势之家占据，侵夺小民食利”〔678〕。卫泾谈论围田之害说，“围田者，无非形势之家，其语言气力，足以陵驾官府”。“所在围田，虽是形势之家包占。然田间利害，形势之家本无从得知，多是乡村豪强富室意在假托声焰，侵扰良民，或略用工本，广行侵占，因以为己利，操执书契，请属献纳”〔679〕。上述的形势户，自然包括吏户。

二、隐产逃税。宋朝吏户的隐产逃税，大致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自己隐产逃税，二是包庇官户、乡村上户等隐产逃税。天水一朝，赋役不均，一直是士大夫辈的重要议题之一。尽管众说纷纭，也实行过方田均税、手实、经界、推排等法，却始终无法解决赋役不均的问题。吏胥的从中作祟，实为不可忽略的重要因素。

宋朝吏户拒不纳税的记录，如宋真宗时，建州孔目吏“不时入税”，受到王安石父王益的处分。〔680〕宋高宗时，荆湖南路一带实行科配，“其间形势官户、人吏率皆不纳。承行人吏又于合纳人户公然取受，更不催纳，其催纳者尽贫下户，因缘抑勒，情弊百端，民不聊生”〔681〕。又如南宋时，“荔浦民世为胥于帅、漕、宪司，怙其势”，“多犯法，不输租”〔682〕。

吏户用各种手段作弊，以隐产逃税。如南宋初记载：“兼并隐寄之家与乡村保正、乡司通同作弊，隐落官物，至有岁收千亩之家，官中收二三顷者，有岁收千斛之家，官无名籍者。”〔683〕宋高宗在赦文中也承认：“州县催理税赋，多因形势官户及胥吏之家不输纳，或典买之际，并不推割，产去税存，无从催理。”〔684〕“产去税存”的问题，一般自然有吏胥作弊的因素。当时的和买绢，“其逐年上供之额元不曾增添，止是乡司取受，将形势上户或公吏之家偷落减免，却均入概（该）县人户名下补数”〔685〕。又如在丽水县，“胥吏弄财赋，不问输未输，混为一籍。贿至，籍立改，以上户产移下户，下户冤，不堪命”〔686〕。在抚州一带，“惟吏胥之家与官户有势者斛输斛，斗输斗，若众民户则率二斛而输一斛，或又不啻，民甚苦之”〔687〕。凡此种种，足见吏胥辈耍弄花样之繁多。

宋朝针对赋役不均的问题所实施的方田均税等法，都不可避免地遭到吏胥的破坏。吕和卿建议推行手实法时说：“五等丁产簿旧凭书手及耆、户长供通，隐漏不实，检用无据。”〔688〕其实，手实法推行后也出现了很多流弊。南宋经界法原是为解决“豪民猾吏，因缘为奸”，“有田者未必有税，有税者未必有田”〔689〕的问题，但在推行之际，又不可避免地出现“保正、耆长因界量而受赃”，“案吏、乡司以走弄而取贿”〔690〕，“胥吏、乡正并缘为奸高下，定赋不以实阅”〔691〕等问题。南宋后期，溧阳知县王棠推排户等，“一切付之隅保、吏胥之手，飞走卖弄，听其自为”，终于激起民变，“今日聚众围保正之家，明日聚众撤户长之屋”〔692〕。

正如南宋末王梦得所说，“夫自州而县，而乡都官，而保，寸寸而较之，夫岂易事，其势不容不自乡都官始。此皆豪家大姓实为之”，“厘改在其手，步算在其手，造籍在其手，虽亲戚故旧之产犹不容不隐，况纠正其自产哉！怀私得便，平日并吞之心，反因是以售其奸。况守令更易靡常，识见不同，规模屡易，贫弱长受困苦，而赋税卒不得其实”〔693〕。此段议论将吏户隐产逃税，而方田均税等法所以仍不能收到均税之效，是说得相当透彻了。

三、贪污和勒索。宋朝吏胥的贪污和勒索一直是普遍的、严重的社会痼疾。“吏之所得，非官司欺弊，则掊民膏脂”〔694〕，即非贪污，就是勒索。

宋仁宗嘉祐时，司马光说：“上自公府省寺、诸路监司、州县、乡村、仓场库务之〔吏〕，词讼追呼，租税徭役，出纳会计，凡有毫厘之事关其手者，非赂遗则不行。是以百姓破家坏产者，非县官赋役独能使之然也，太半尽于吏家矣。”〔695〕如前所述，宋神宗时开始推行仓法，后改称重禄法，就是企图以重禄解决贪污问题。但是，宋朝财力毕竟有限，重禄并不能保证吏胥足以维持富庶的生活水平。宋神宗曾问孙永：“此法既下，吏尚为奸乎？”孙永说：“强盗罪死，犯者犹众，况配隶邪！使人畏法而不革心，虽在府史，臣亦不敢必其无犯也。”〔696〕由于推行重禄，兼以重刑，使吏胥辈的贪污勒索更加隐蔽，“非犯者少，败者少也，非败者少，正其罪者少也”〔697〕。苏辙也说：“盖朝廷选吏之精，必不如择官之慎，禄吏之厚，必不如禄官之多。今慎择多禄之官，犹不免于贪，而况于吏人乎！”〔698〕古今中外，阶级社会中根治贪污甚难，特别是在专制政治下更难。事实上，宋代吏胥不论有禄无禄，轻禄重禄，都不可能与贪污勒索绝缘。

宋朝吏胥的贪污勒索，也是与官对吏之勒索密切相关的。无禄吏胥“官无一钱一粟请给及之”，有禄吏胥不论轻禄或重禄，收入也不丰厚。然而“贪黩之令，诛求科罚，何可胜纪”，如“圣节敷买之糜费取办焉，监司过往之供应取办焉，佐官白直之佣雇取办焉，甚至县官宴集之需、送迎之具亦取办焉”，如此之类，不一而足。“驵狡弄法之辈，非私下盗领官物，则背理欺取民财”，“或揽人户税物而不纳，或将到库之钱而他用，或伪作过军、过客券旁，及修葺廨舍而公求支破，或阳为解发而中途截拨”，“肆欺籍帐，隐漏税苗，诡甲名为乙户，指土著为逃移，藉有产之家以为囊橐焉”，“里巷谚语至有‘丞、簿食乡司，县尉食弓手’之诮”〔699〕。

当然，勒索和被勒索的关系，绝非只限于官与吏之间，吏与吏之间亦复如此，这正好构成一幅“大鱼吃小鱼，小鱼吃虾米”的图景。宋初记载说：“五代以来，收税毕，州符追县吏，谓之会州。县吏厚敛于里胥，以赂州吏；里胥复率于民。民甚苦之也。”〔700〕

从另一角度看，吏胥之中的被勒索者，也往往是行贿者。他们正是通过行贿而得到庇护，而得以放手为非作歹。如宋仁宗时，常州武进县“每岁输纳甫期，吏必豫率私财，探邑官之欲，而置其所须，以阴中之，然后肆行诛求”〔701〕。南宋时，抚州金谿县有号称“三虎”者，“虽下邑贱胥，然为蠹日久，凡邑之苛征横敛，类以供其贿谢囊橐。与上府之胥吏缔交合党，为不可拔之势”，“至能役士大夫，护之如手足之捍头目”〔702〕，与上级吏胥和官员互相勾结，成盘根错节之势。不少吏胥“既经徒配”，法律规定不得入役，而“贪官暴吏与之志同气合，容纵冒役”，“监司非不严禁，往往官吏视为具文，名曰罢逐，暗行存留”，此类“黥徒”便“愈无顾藉，吮民膏血，甚于豺虎”〔703〕。

终宋一代，大体上可谓无吏不贪，但因贪赃之事败露而受惩治者，显然比例甚小。宋代也有一些赃吏受处罚的记载。〔704〕有的贪污额十分惊人，如南宋江南东路提刑司吏胥“王晋名下，计赃十七界官会共七万六千六百六十六贯，纽赃绢一千六百八十六匹有零”〔705〕。县吏“金彬赃计八千三百余贯”，“郑臻赃二千三百贯”，“吴恭赃计一千三百余贯”〔706〕。南康军都吏樊铨“将本军已申朝廷桩下修城见钱三万贯，妄以赈荒为词，将钱变为会，会变为米，既而曰米曰会皆羽化不存”〔707〕，实际上都被他本人，可能也还有其他官吏侵吞。

贪吏既然少有败露，或可出职入仕。宋仁宗曾问：“比阅天下奏，吏出职者率多败官，何也？”王曾说：“士人入流，必顾廉耻，若流外则畏谨者鲜。”〔708〕在一些士大夫的眼里，既“有流品之别，则凡在流外者，其所成立，固尝自置于廉耻之外”〔709〕。当然，这并不意味着科举入仕者的大多数就真能顾及廉耻。

除贪污外，吏胥勒索的对象自然是民户。“夏熟秋成，公租私债未暇问，长于耆保者取之，胥于邑里者取之，雄于闾党者取之，隶于坊场、河渡者取之。召集有定期，裒敛有（无）定数，怒攘笑攫，不厌不止”〔710〕，“民之畏怖，甚于盗贼”〔711〕。吏胥辈勒索的对象，也绝不以贫民下户为限。如南宋有“州吏黄德”，“枉法取乞，而胁去张焱三百贯官会；酷虐吊打，而逼取杨千五十余贯钱、会；因事受赇，而接取吴有交三百余贯官会；恐吓欺骗，而胁取酒户汪一千贯官会”〔712〕，弋阳县吏“余信昨同张成胁取百姓刘庆一千二百余贯”〔713〕。上述实例除杨千以外，其他人无疑都是富室上户。

由于此类事例多如牛毛，作为九重之主的宋徽宗也在德音中承认：“州县奸赃污吏因缘公事，乞取民财，率敛钱物，不可胜计。至或驱役良民，应副私事，不顾公法。公人、吏人相与为市，不无彰露，监司、郡守己不廉洁，惧不敢发，遂使吾民阴受其弊。”〔714〕

吏胥辈的贪污勒索，成为宋代社会的一大公害，不仅百姓受害深重，而且在相当程度上危害了赵宋皇朝的统治。故不少士大夫强调，“公赋屈于隐欺，民力惮于赂遗，举天下之财，悉耗于奸胥之手”〔715〕。“为州县之害者，赃吏是也。赃吏不除，民无安靖之理”〔716〕。然而这正是社会制度的产物，加之法纪弛废、贪官包庇等各种因素，奸胥赃吏事实上是无法清除的。

四、欺压和陷害善良。宋时吏胥凭借权势，欺压和陷害善良的行为，也非常突出。这类活动在很多场合下，又与勒索百姓、兼并田地等连成一体，而难以区分，这又是当时司法腐败的一个重要方面。

北宋时，“华阳县乡长杀人，诬道旁者，县吏受财，狱具，乃令杀人者守囚”〔717〕。南宋时，有农民“欠租，系久不胜饥，大叫，役者批之，堕水亹耳，宿昔死矣”。于是杀人的“保正”便伙同“受赇吏”，反诬死者“妻杀夫系狱”〔718〕。在澧阳县，“里正（保正）有以溺死妇，诬旁溪民家为奇货者”〔719〕。甚至如“兰溪祝氏，大家也”，“里正（保正）夙与祝氏讼田有隙，遂称祝昔尝箠人至死，今尸正在其塘内，以白县”〔720〕，而制造一起民间大冤案。宋时形势之家，包括吏户，“私置牢狱”，“辄将贫弱无辜之人关锁饥饿，任情捶拷，以致死于非命”，或“成残废之疾”，甚至“被苦之家不敢伸诉”〔721〕，虽宋廷屡禁而不能止。南宋中期，黄榦说，隅官和“保长，大、小甲首”“倚恃声势，擅作威福，出入呵道，恐吓细民，点名教阅，恣行捶挞，单丁贫户，勒造军器，供报纸笔，敷抑钱物，搜索微罪，报复私仇”〔722〕。凡此种种，足见各级吏胥在地方上的横行霸道，真所谓“公家门前吏如虎，我农性命如尘土”〔723〕。

以上所举乃荦荦大端者，宋朝吏户作恶的史实，自然非上列四项所能概括。例如有的吏户也从事商业和高利贷。前述南康军吏胥樊铨“生放课钱”，“擒捉欠债之人，绷吊拷讯，过于官法”。宋高宗时，张致远说：“茶盐，利源也，而堂吏私之，往往窥弄法意，自为商贩。”〔724〕

讨论吏户的社会地位，不能不涉及对宋朝的职役，即吏役的评价。关于乡村下户服吏役的问题，在第九章已有所论述。两宋确有很多乡村上户以差充吏役为苦，甚至视为畏途的记载。北宋时，此类记录大多集中于州役衙前，南宋时，此类记录主要集中于乡役保正和保长。乡村上户因服差役而赔钱破产，正反映了官与吏、吏与吏之间矛盾的一个侧面。但是，若与吏户为非作歹的史实相比，毕竟居于次要的地位，尚不足以改变吏户作为宋朝地主阶级当权派这个根本性的估计。

即使以吏役中地位最低的乡役而论，在身居高位或优游于达官贵人之门的士大夫眼里，“所谓乡亭之职，至困至贱，贪官污吏非理征求，极意凌蔑”〔725〕，似为贱役兼苦差。然而在陆游诗中，就有“县吏亭长如饿狼”〔726〕的形象性概括。汪应辰评论设立隅官时说：“四隅之官，而以其土人为之，强宗富室，平日挟其财力，以武断于乡曲，今又假以尺寸之柄，公行贿赂，明报仇怨，有甚于盗贼者。”〔727〕南宋俗语云：“打杀乡胥手，胜斋一千僧。”〔728〕当时乡胥可专指县衙的乡书手，也可泛指乡役人。可见此类所谓“至困至贱”者，在广大乡村下户和客户面前，就绝非任人宰割的羔羊，在很多场合下是最直接的统治者。

总之，宋时的职役，即吏役，对乡村下户说来，其基本性质属役，即作为一种承受国家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的负担；但对乡村和坊郭上户说来，其基本性质属吏，即作为一种压迫和剥削人民的特权。

第十四章
乡村上户

从广义上看，乡村上户作为户口分类制度下的法定户名，用以指居住乡村、因田产等较多而被划分为上三等户的官户和民户。作为民户的乡村上户轮差或投充吏役，虽从平户升格为形势户，也仍属乡村上户。但按宋时一般习惯，本章所介绍者，是狭义的，即作为平户的乡村上三等户。

第一节　乡村上户的阶级状况

乡村上户作为法定户名，本是按其田产和其他资产而被划分为上三等户的。北宋吕陶举例说：“盖有〔以〕税钱一贯，或占田一顷，或积财一千贯，或受种一十石为第一等；而税钱至于十贯，占田至于十顷，积财至于万贯，受种至于百石，亦为第一等。”〔729〕当然，这不过是划分乡村上户财产标准之举例而已，事实上，按财产状况划分乡村上户，有各地财产标准的差别，即使用同一财产标准，也有地区差别。另外还有如吕陶上述举例那样，在同一等户，特别是在乡村第一等户中的财产差别。

在以家业钱划分户等的地区，地区之间固然有贫富差别。宋仁宗时，并州知州韩琦说：“假有一县甲、乙二乡，甲乡有第一等十五户，每户物力及三千贯；乙乡有第一等五户，每户物力及五百贯。”〔730〕这大致反映了一县之内的贫富差别，故甲、乙两乡第一等户的家业钱额相差五倍。此外，各地的田地分等或多或少，各等田地家业钱额又有所差异。如临安府馀杭县“止戈一乡，第一等田每亩物力二贯三百有奇”〔731〕，而处州丽水县“以壹亩而论，极高者为钱伍贯玖百文”〔732〕，这是同属两浙路的两县之差别，当然直接影响了家业钱额多少的估算。即使就本等户内，特别是第一等户内，人户家业钱额也可以相差很大。苏轼说：“诸路多称高强户，同是第一等，而家业钱数与本等人户大段相远。”〔733〕

以下再看一些具体实例。北宋时陈襄奏，陈州“胡真虽是物力高强，检估到家业计钱一千八百六十五贯有零”，“曾于治平四年内充乡户衙前”，“其丁怀现今家活估钱一千二百余贯，虽低下如胡真六百一十九贯有零，亦是本县次第有物力白脚人户”，这两户都是当地乡村“第一等两丁以上物力高强者”〔734〕。这是京西一带乡村第一等户中“物力高强者”的家业钱水平。在邻近的河北一带，“中等户”，即乡村第三等户“家业少有及百贯者”〔735〕。南宋时，四川忠州知州张德远说，“都保内家业物力有及一万贯者”，而另有“第三等家业三百贯文人户”〔736〕。“广西之民，尤为凉瘠，号称上户者家直才数百千”〔737〕。上述各地家业钱额大抵是既估算田产，也估算浮财，尽管是片断记载，也显示了地区差别。《岳阳风土记》说，“华容地皆面湖”，“中民之产，不过五十缗。多以舟为居处，随水上下，渔舟为业者十之四五”。渔民的家业钱估算，大约没有田地，就与农耕地区有异。

在以税钱划分户等的地区，北宋吕陶说，成都府路“诸县大半以税钱多少立为户等，有自一贯至于十贯以上，或自五贯至五十贯以上，并为第一等”〔738〕，反映了各县的地区差别。南宋“徽州但云税钱三百贯、五百贯、七百贯，无千贯者。一百贯、五十贯已是好税户”〔739〕，“中等五户税钱三十贯”〔740〕。按上田园每宋亩税钱二百文计〔741〕，乡村第三等户税钱三十贯，相当于上田园一百五十宋亩；乡村第一等、第二等户税钱五十贯、一百贯、三百贯、五百贯和七百贯，分别相当于上田园二百五十宋亩、五百宋亩、一千五百宋亩、二千五百宋亩和三千五百宋亩。福建路税钱称为产钱。福州“中田亩产钱四文四分”，“产钱五百者”作为乡村上户充任衙前，约合中田近一百一十四宋亩。有“十贯产钱”和“七贯”的乡村上户，分别折合中田近二千二百七十三宋亩和一千五百九十一宋亩。南宋实行经界法，一般每宋亩产钱“自四文以下”〔742〕，“其极等户所谓产钱者不及五贯”〔743〕，应有田一千二百宋亩以上。由于“天下之田有一亩而税钱数十者，有一亩而税数钱者”〔744〕，甚至每宋亩高达一二百文，故出现上述地区差别，也就不足为奇。

其他如广南东路连州，“且以负郭言之，家有田一亩，上之上等管布六尺，每降一等，则减布六寸”，“分五等，应人户管布十匹以上至三匹五〔尺〕为一等、二等、三等人户”〔745〕。今姑以每匹长四十二宋尺计〔746〕，则乡村第一等应拥有上等膏腴田七十宋亩以上，而三等户最低尚不足二十二宋亩。

不论以什么财产标准划分户等，古代最重要的生产资料——田地实为区分户等上下的基础。上引的某些史料已说明这个问题。宋代也有一些记载，直接涉及了乡村上户的田地占有状况。北宋杨绘说：“假如民田有多至百顷者，少至三顷者，皆为第一等。”〔747〕南宋张守说：“盖有田三五顷者多系上户。”〔748〕此类说法属一般性的估计。

从若干地区性史料看，北宋明州“鄞于州为大邑”，“所谓大户者，其田多不过百亩，少者至不满百亩。百亩之直，为钱百千，其尤良田乃直二百千而已”〔749〕。南宋时，“睦州富者但云几千亩，无万者”〔750〕，其中“田之少者，惟淳（淳安）为最，千亩之户不满十，百亩之户不满千”〔751〕。这些地区的乡村上户看来并不太富，田地的占有也并不集中。但也有一些地区，乡村上户拥有的田地甚至有跨州跨县跨乡的情况。如南宋前期，“筠州高安县新丰乡第一、第二等户”却在“临江军倚郭清江县”的“修德乡”拥有田产。〔752〕

以下再提供一些地区性的乡村上户田产或家业钱的统计。宋神宗元丰时，令北方各路“物力养马户”养马，“坊郭户家产及三千缗，乡村及五千缗，养一匹，各及一倍，增一匹，〔至〕三匹止”。据各地上报的养马数，今姑以每户一匹计，列成下表〔753〕，可知各地“物力养马户”的数量及其在主户中之比率。

由于各种原因，宋时户口统计和对上户的家业钱统计，并无精确性可言。但此表也大致反映了家业钱三千贯和五千贯以上户在主户数中比例之小，而其中开封府所占比例又高于北方各路。关于各地每宋亩田地官方规定的家业钱额和买卖地价之间的关系，尚欠缺史料，但两者估计是相近的。但若姑以每宋亩平均二贯计〔754〕，又撇开浮财物力的估算，五千贯家业钱的乡村上户约相当于拥有田产二千五百宋亩。

宋孝宗乾道时，令两浙和江东路“官户、富户管田一万亩，出粜米二千五百石，两浙三十五万四千三百余石”，“江东三万四千四百八十余石”〔755〕。由此推算，当时两浙路占田一万宋亩以上约为一百四十一户，而江东路仅约有十四户。

宋宁宗时，叶適在温州“买田赡养诸军”，“将近城三十里内有田官、民户自三十亩以上，共一千九百五十三户；各买谷子五分，共计九万八千一百二十五扛”，“每谷一扛计作米一石五斗省”，“买上件田一十万余亩”。今将他统计的各户田亩数列成下表。

在有田四百宋亩以上的四十九户中，超过千亩者只有十二户，其中一户为“二千五十九亩一角一步”，另一户为“二千七百六十四亩四步”，其余十户都为有田一千多宋亩。〔756〕

由此看来，以上三份地区性的统计，情况多少有些相似。对乡村上户的富有程度和田产集中情况，似不可估计太高。当然，在各地乡村上户中，三等户的分布也很不平均。包拯说河北路“每县或无上等，即以中等户充”衙前。〔757〕苏轼说杭州“贫下县分第一、第二等人户例皆稀少，至第三等则户数猥多”〔758〕。这与上述地区性统计相类。然而在四川成都府路，按北宋吕陶之说，当地“中等人户绝少”〔759〕。

在宋代的农业社会中，田地占有状况，是确定乡村上户阶级状况的基础。笔者在前一编第四章中已经说明，当时一个乡村男劳力力所能及的耕作面积，在北方旱地约四十宋亩，在南方水田约二三十宋亩。乡村上户拥有的田产往往超出本户劳力的可耕限度，故主要采取租佃制的经营方式，也间或采取雇佣制。欧阳修说：“今大率一户之田及百顷者，养客数十家。”〔760〕按当时一个男劳力的可耕面积计，应有佃客数百家。从前引一些地区性的统计看，有田百宋顷以上，应是很个别的大田产所有者了。

事实上，两宋之际，也有一些乡村上户的大田产记录。李迂“生五代之际，再试明经不合，退居楚丘。有田百余顷，皆推与其族人，独留五顷而已，曰：‘无令子孙以财自累也。’”〔761〕胥偃“未仕时，家有良田数十（千？）顷，既贵，悉以予族人”〔762〕。王纬家族“世居雍，并郭善田数百顷”〔763〕。刘沆“出知衡州，大姓尹氏欺邻翁老，子幼，欲窃取其田，乃伪作卖券”，刘沆对他说：“若田千顷，岁输岂特此耶？”〔764〕宋神宗时，苏州曹姓地主田产计四百贯税钱，当地中田每宋亩税钱四文四分，其地约折合九百零九宋顷。〔765〕

宋孝宗乾道时，臣僚奏中谈到地主占田“常有万顷者”〔766〕。有一“张拐腿者，淮东土豪也，其家岁收谷七十万斛”，若以每宋亩产稻谷一宋石，而田主“仅收十五”〔767〕计，当有田一万四千宋顷。《夷坚甲志》卷7《查市道人》说：“常德府查市富户余翁家，岁收谷十万石。”荆湖北路耕作较为粗放，若以每宋亩产稻谷二宋石，而实行对分租，则有田十万宋亩。南宋后期，方回说：“后世田得买卖，富者数万石之租，小者万石、五千石，大者十万石、二十万石，是为富民。骤盛忽衰，亦不可常。”〔768〕刘克庄在宋理宗端平时说：“至于吞噬千家之膏腴，连亘数路之阡陌，岁入号百万斛，则自开辟以来未之有也。亚乎此者又数家焉。”〔769〕

总的看来，乡村上户的占田状况颇有差异，多者可达一二万宋顷，少者不过百宋亩、数百宋亩，也可成为某些地区的首富。南宋作为乡村上户首富的田产额，显然又高于北宋。

乡村第一、二等户号称“物力高强”，“力及有家活产业人户”〔770〕。苏轼任定州知州，当地发生灾荒，他上奏称“客户乃主户之本”，要求将“陈损白米”，“借贷与乡村第一等、第二等主户吃用。令上件两等人户据客户人数，不限石斗，依此保借”〔771〕。这足以说明乡村第一、二等户在一般状况下的阶级地位。

至于占田稍少的乡村第三等户，情况显然比较复杂，有的学者认为“第三等户基本上是自耕农组成的”〔772〕。从今存记载看，宋人对乡村第三等户的阶级状况持有不同说法。韩琦上奏说：“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此天下之人共知也。”〔773〕然而王琪却说，“自第一至第二等兼并之家，占田常广”，“自第三至第四等中下之家，占田常狭”〔774〕。此说又将乡村第三等户划出“兼并之家”，即地主的范围。两说之异，究其缘由，宋时划分户等主要基于各户田业之多寡，而乡村第三等户作为中间等级，其阶级状况自然不可能是清一色的，其中应有小地主，也应有富裕农民。

宋朝乡村第三等户究竟拥有多少田产，自然不可一概而论。李常说：“今中下之户，有田不过二顷。二顷之收，不过百斛。”〔775〕这应是指北方薄田，三等户也可拥有二百宋亩。如泉州惠安县乡村第三等户可能拥有的田地额，为一等田三十一宋亩至七十五宋亩，三等田三十五宋亩至八十五宋亩，七等田五十五宋亩至一百三十三宋亩，九等田一百六十六宋亩至三百九十九宋亩，一等地四十一宋亩至九十九宋亩，五等地二百零八宋亩至四百九十九宋亩。〔776〕从以上数字看，一部分三等户，特别是家中劳力多者可能是自耕维生的，但另一部分则可能要出租田地或采取雇佣制。宋孝宗时，朱熹任南康知军，令各乡村都保上报缺粮状况清单：

某都共几家。

一、富家有米可粜者几家，除逐家口食支用，供赡〔佃客〕、地客外，有米几石可粜，开客户姓名、米数（并佃客、地客姓名）。

二、富家无余米可粜者计几家，而仅能自给其地客、佃客不阙，仍各开户姓（并佃客、地客姓名）。

三、中产仅能自足，而未能尽赡其佃客、地客者计几家（开户名，取见佃客、地客姓名，所阙之数）。〔777〕

此处的“中产”，大体上应是指乡村第三等户，他们尽管经济能力较弱，却仍是出租田地的地主。

由于田地有肥瘠之别，从前引泉州、连州等地的实例看，乡村第三等户可能拥有的田产自数十宋亩至数百宋亩不等。但是，按宋人一般的说法，乡村第三等户的田产大约为一二宋顷。欧阳修说：“民有幸而不役于人，能有田而自耕者，下自二顷至一顷，皆以等书于籍，而公役之多者为大役，少者为小役，至不胜，则贱卖其田，或逃而去。”〔778〕所谓公役，即是差役，轮差职役者属乡村上户，欧阳修所说应是指乡村第三等户。吕陶《蜀州新堰记》说：“西南虽号沃壤，然赋敛百出于农，耕夫日夜劬劳，而三时有馁色。百亩之家占名上籍，而歉岁或不免饥。”〔779〕南宋初，张守说，在淮西一些州府，“今之家业及千缗者，仅有百亩之田，税役之外，十口之家未必糊口”〔780〕。以上记录虽有“自耕”一词，但不应作绝对化理解，因为只要本户劳力较少，一二宋顷田地是无力自耕的。

考察宋代农业社会的生活水平，司马光曾说：“十口之家，岁收百石，足供口食。”〔781〕平均每人每年有十宋石粮，这是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曾巩说：“以中户计之，户为十人。壮者六人，月当受粟三石六斗，幼者四人，月当受粟一石二斗，率一户月当受粟五石。”〔782〕每年需粮六十宋石，平均每人每年六宋石。南宋方回认为，在“水乡佃户”中，“佃户自得三十石，五口之家”，也是平均每人每年六宋石，可以勉强维持温饱的水平。〔783〕尽管前引记载中大致相当于乡村第三等户者，也有“未必糊口”之说，但从他们一般拥有一二宋顷田产，每宋亩产量为一宋石至三宋石的水平估计，乡村第三等户不论是自耕或出租田地，大体可以维持每人平均十宋石粮的较为富裕的生活水平。

当然，这并不能排除各种天灾人祸的因素。如南宋初，江南西路发生灾荒，“谷价翔踊，民间乏食，第三等户止是粥，第四、五等户多是掘草根而食”〔784〕。宋孝宗淳熙时，绍兴府等地大旱，“不独下户乏食，而士子、宦族、第三等人户有自陈愿预乞丐之列者，验其形骸，诚非得已”〔785〕。故宋代朝廷和官府处理各种社会经济事务，尽管在大多数场合，是将乡村上三等户作为一种类型，而第四、第五等户作为另一种类型，但也有将第三等户降格的情况。如宋孝宗乾道时，“将浙东旱伤州县下三等人户所欠私债并与倚阁，候来春岁丰熟，依元约理还”〔786〕。

再以灾年流移而论，乡村第三等户也与乡村下户不同。宋神宗时，富弼报告“河北流民到京西”的情况，说：“十中约六七分是第五等人，三四分是第四等人及不济户与无土浮客，即绝无第三等已上之家。”〔787〕郑獬之说稍异，“至于中户以上，乃连车牛，负囊箧，驱仆跃马，其资足以为养者”〔788〕，他们是准备移居他乡者。由此可知，在一般情况下，遭逢灾年，“州县惟中户以上，尚且怀土，以待有秋”〔789〕。

综上所述，乡村第三等户作为中间等级，其财力固然不可能同乡村第一、第二等户相比，生活并不很优裕。若遇天灾人祸，官府横征暴敛，也有倾家荡产之虞。但按前引记载，再以宋代一般生活水平与一个劳动力可耕地面积衡量，只怕难以得出宋代乡村第三等户主要成分是自耕农的结论。

乡村上户尽管居住乡村，以他们较多的以至巨额的田产为本，但并不排除有兼营他业的情况。关于地主兼商人的问题，主要留待后一编另作介绍。如“焦务本，陈州人，名田足谷，而于闾里间放博取利，积之滋多。渔夺人子女，或遭苦胁至死”。“乾道间，帅仆隶货金帛于颍昌”〔790〕。当地已属金朝占领区，但此类乡村上户兼商人和高利贷主的情况，自然非当地所特有。关于兼营手工业，如北宋时，江南西路兴国军“磁湖大姓程叔良”“买扑”，“铁冶”〔791〕。南宋时，舒州宿松县汪革经营“铁冶”、“酤妨”，“别邑望江有湖，地饶鱼蒲，复佃为永业”〔792〕。陆九渊自称“家素贫，无田业，自先世为药肆以养生”，“后虽稍有田亩，至今计所收，仅能供数月之粮。食指日众，其仰给药肆者日益重”〔793〕，此处部分是指陆家为官户以前的经济状况。又如南宋刘传卿家既有“田租”，又有“茶店”。〔794〕

尽管也有一些乡村上户兼营他业的零星记载，但是，在宋朝的农业社会中，乡村上户除兼放高利贷外，经营他业似无太大的普遍性。如“太原颛氏世世业农，非因输送税时，足不历城市”，其家有“田仆在山崦荷锄独耕”〔795〕。司马光说：“上农之家所多有者，不过庄田、谷帛、牛具、桑柘而已，无积钱数百贯者也。”〔796〕此处的“上农”当然不是指农民。总的说来，宋代乡村上户的产业与商品经济的关系并不密切。

第二节　乡村上户的社会地位及其与国家的关系

乡村上户作为宋朝的编户齐民，在法律上很难找到与乡村下户不同的特权，并且必须按其田业和家产承担各种赋役。单从宋朝赋役制度的纸面规定看，由于相当普遍地推行户等制原则，乡村上户的负担比乡村下户更重。“国家诸杂赋役每于中等已上户差科，所以惠贫弱也”〔797〕。这其实正是控制阶级对立的需要。如在徽州，“绸绢者上三等所有，而布与麦者第四等以下小户所产，故邻郡往往等第分纳之，而新安（徽州）不计等第”〔798〕。徽州相邻各州府夏税纳绸绢或麻布、麦，也往往体现了乡村上户和乡村下户的区别。然而在事实上，乡村上户往往将赋役负担转嫁于乡村下户和客户，这在前一编第九章已作交代。

乡村上户与官户、吏户相比，其社会地位自然是较低的。乡村上户与官户之间存在着民户和官户的重要差别，与吏户之间也存在着平户和形势户的差别。如前一章所述，乡村上户通过投充或轮差吏役，即可升格为形势户。

当然，乡村上户轮差吏役，确实是个复杂的社会问题。宋神宗时实行保甲法，王安石说：“义勇保甲为正、长，须选物力高强，即素为其乡闾所服，又不肯乞取侵牟人户。若贫户即须乞取侵牟，又或与富强有宿怨，倚法陵暴，以报其宿怨也。”〔799〕选取“物力高强”的人户充任保正和保长，正体现了宋皇朝事实上必须依靠地主维护其最基层的统治权。当然，为富不仁，要乡村上户“不肯乞取侵牟”，往往也是不可能的。

宋时确有不少乡村上户因轮充吏役而倾家荡产的记录。北宋苏州大财主曹氏，虽拥有四百贯税钱的田产，“子弟尽因差充衙前被徒刑”〔800〕。司马光曾上奏说：“臣尝行于村落，见农民生具之微，而问其故，皆言不敢为也，今欲多种一桑，多置一牛，蓄二年之粮，藏十匹之帛，邻里已目为富室，指抉以为衙前矣，况敢益田畴，葺庐舍乎！”〔801〕此处所谓“农民”，当然是指乡村上户。南宋叶適说：“余尝问为保正者，曰费必数百千，保长者，曰必百余千，不幸遇意外事，费辄兼倍，少不破家荡产，民之恶役，甚于寇仇。”〔802〕但总的看来，此类情况在乡村上户轮充吏役中仍居次要地位。

乡村上户与官户之间虽有重要差别，但无不可逾越之鸿沟，这也是宋朝人户的阶级地位存在流动性的一个方面。因为“中上之户，稍有衣食，即读书应举，或入学校”〔803〕，可以通过科举而上升为官户。宋朝的进纳制度，也为很多科举落第的乡村上户入仕，开了方便之门。

宋真宗时，“卢澄者，陈留县大豪也。尝入粟，得曹州助教，殖货射利，侵牟细民，颇结贵要，以是益横”〔804〕。宋高宗时，湖州金鼐“以财雄东南，因纳粟授官，交结故相秦桧，以看阁子为名，使专任南亩出纳之职，累官正使，人所不齿”。“四为国信所三节人，皆以纳赂得之”。又“尝造海舟”，奉献皇帝宠信之医官王继先，“其直万缗，舟中百物皆具”〔805〕。宋孝宗时，“朱县尉系修职郎朱熙绩，元因进纳补受官资，田亩物力，雄于一郡，结托权贵，凌蔑州县，豪横纵恣，靡所不为”。“朱县尉典买产业累年，白收花利，不肯批割物力。皆系出产之家抱空代为送纳”。朱熹“寻令人暂唤朱县尉取问，本人倚恃豪强，不伏前来，遂委金华县尉追发。据县尉、迪功郎陆適申，依应追唤朱县尉系极等上户，居屋三百余间，恃豪势藏隐在家，不伏前来。窃缘本人家仆丛众，全无忌惮”〔806〕。这是三个进纳入仕之典型。此类“豪猾兼并之徒”入仕颇多，至有“校尉连车”、“迪功平斗”之诮，“惟利是谋”，“性本狼贪，所至而民蠹”〔807〕。

宋朝作为中央集权的国家，同乡村上户的阶级利益既有一致性，也有不少矛盾。北宋梅尧臣《村豪》诗说：“日击收田鼓，时称大有年。烂倾新酿酒，饱载下江船。女髻银钗满，童袍毳鲜。里胥休借问，不信有官权。”〔808〕诗人描写的是乡村豪民的奢侈生活，并对“官权”不能约束“村豪”，表达了关注和不满。这其实正代表了很多主张维护中央集权体制的士大夫辈的看法。南宋孙梦观说：“迩来乘富贵之资力者，或夺人之田，以为己物，阡陌绳联，弥望千里，囷仓星列，奚啻万斯，大则陵轹州县，小则武断阎闾，遂使无赖之徒，蚁附蝇集，恃为渊薮，甚非国家之利也。”〔809〕此说也同样反映了中央集权国家同地方豪强势力的矛盾，而乡村上户当然也是地方豪强势力的组成部分。地方豪强势力其实是古代的黑社会势力。

在今存宋代史料中，有不少官府依法绳治地方恶势力的记录，其实正是反映了上述矛盾。如宋真宗时，“曹州民苏庄蓄兵器，匿亡命，豪夺民产，积赃计四十万”，受到“常法”的制裁。〔810〕宋仁宗时，江宁府“王氏豪横，吞夺民田，诱掠人为奴婢，有欲告者，或戕杀以灭口，乡人至号为王豹”，被官员元绛“数其宿负，榜杀之”〔811〕。此类记事都属北宋的实例。

南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豪横》所载十四篇刑事书判，记录十六户豪民之罪状，但有的内容并不具体。如南剑州顺昌县官氏母子，在“三十年间，民知有官氏之强，而不知有官府，乡民有争，不敢闻公，必听命其家”。官氏母子“私置牢狱，造惨酷狱具”，“居在三县之界，霸一乡之权，而其家造两盐库，专一停塌私盐”，“又私置税场，拦截纸、铁、石灰等货，收钱各有定例，赃以万计。因此白夺平民田园屋业，富压两县。常杀耕牛，以数百计，牛马大耗。又掠人女与妻，勒充为婢，不偿雇金，在法当绞。夺人之妻，擅改嫁与恶少爪牙，而取其财”。“至如占人田业，责立虚契，无钱付度，借人钱物，已偿复取，伐人墓林，弃人尸柩”。然而官府的判决是“官八七嫂姓刘，已经编管信州”，“官日新系杂犯死罪，从轻决脊杖二十，刺配新州”。从此书所载各典型刑事书判看，一般仍属重罪轻判。这又反映了惩治地方恶势力之难。大凡组成地方恶势力，不可能不牵涉复杂的关系和背景，号称严明的官员，尚且不能不手下留情，而不能依法惩办，则其他的官员便更可想而知。

在宋朝中央集权专制政治体制下，官府势力和地方豪强势力或可互相排斥，更可互相勾结，故出现了上述既要惩治地方豪强势力，又往往不可能认真惩治的复杂局面。

乡村上户也同地主阶级的其他阶层一样，其成员保持着流动性。“今之富民，鲜有三世之久者”〔812〕，“富民大家保数世而不失者抑几何人”〔813〕。宋代有两首诗就反映了此种流动性，“多置庄田广修宅，四邻买尽犹嫌窄。雕墙峻宇无歇时，几日能为宅中客？”〔814〕“南庄北宅眼前花，好儿好女莫漫夸。我若一朝身死后，又属张三李四家”〔815〕。当然，乡村上户成员的流动性，也正是其阶级地位稳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十五章
僧道户

第一节　宋朝寺观和僧道数额

宋朝僧寺道观和僧道人口数字十分可观。朱熹说：“今老佛之宫遍满天下，大郡至逾千计，小邑亦或不下数十，而公私增益，其势未已。”〔816〕这亦非一时的情形，在两宋三百余年间，大抵如此。虽也有一些士大夫提出淘汰僧道的主张，宋廷在某些时候也对僧道数额采取过一些限制性措施，但从长远看，并无太大的成效可言。

宋朝道教始终不如佛教兴盛。北宋初年，“道教之行，时罕习尚，惟江西、剑南人素崇重”。宋真宗时大力提倡道教，“天下始遍有道像矣”〔817〕。宋徽宗更加耽溺道教，宠信道士王老志、王仔昔、林灵素等人，“每设大斋，辄费缗钱数万，谓之千道会”，还特别设置道官和道学。道官辈“陈乞百端，遂同文阶入杂压，封赠其父母，奏补其亲属，身死有遗表恩泽，坐立与从官争席，其家得为官户，其亲得以用荫”〔818〕，搞得乌烟瘴气。但到南宋时，道教依然不能同佛教抗衡。“寺观所在不同，湖南不如江西，江西不如两浙，两浙不如闽中”，“若道观则所设无几”〔819〕。例如在临安府，“合京城内外暨诸邑，寺以百计者九，而羽士之庐不能什一”〔820〕。

宋朝寺观和僧道数额，今存一些统计数。“国初，两京、诸州僧尼六万七千四百三人，岁度千人。平诸国后，籍数弥广，江、浙、福建尤多”〔821〕。此数未涉及道士和女冠数，大约因其当时人数过少，而未列入统计。

宋真宗“景德中，天下二万五千寺”〔822〕。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即皇帝大力振兴道教之余，官方统计道士19606人，女冠731人，僧397615人，尼61239人，总计479191人。今将各地僧道数列成下表〔823〕：

此表所列数字与前引总数不合，这在宋代载籍中颇为常见，其中主要误差在于两浙路之僧数，肯定漏落了以万为单位的统计数。尽管如此，此表依然反映了“江西、剑南人素崇重”道教，而僧尼以“江、浙、福建尤多”的史实。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道士19538人，女冠588人，僧385520人，尼48742人，〔824〕总计454388人。

宋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道士19680人，女冠502人，僧348108人，尼48417人，〔825〕总计416707人。

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各地寺观计38900余所，僧、尼、道士、女冠计310700余人。〔826〕寺观数约比宋真宗景德时多14000所。

宋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道士18746人，女冠638人，僧220761人，尼34037人，总计274182人。

宋神宗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在京僧9703人，诸州军僧193799人，总计203502人，以上统计数不包括尼、道士和女冠数。

宋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道士18513人，女冠708人，僧202872人，尼29692人，总计251785人。其中开封为13664人。“熙宁末，天下寺观、宫院四万六百十三所，内在京九百十三所”。寺观总数又比宋仁宗嘉祐时约增1700所。〔827〕

宋神宗元丰时，“祠部岁比天下僧、尼、道士凡二十四万人，然死者亦常万人”〔828〕。

总的说来，宋真宗、宋仁宗至宋神宗时，僧道数是趋向下降的，而寺观数又是趋向上升的。若从人口增殖的角度看，僧道在总人口中比例的下降，乃更为显著。宋徽宗时，僧道数大为膨胀，史称道士林灵素“其徒美衣玉食，几二万人”〔829〕，大约是开封的道士数。大观时，臣僚奏：“天下僧尼比之旧额，约增十倍，不啻数十万人。尝究其源，乃缘尚书祠部岁出度牒几三万道。”〔830〕

南宋初，在丧失大约三分之一的土地后，“大约诸路僧、尼、道共有四五十万”〔831〕。因为南方僧道数多于北方，加之承袭宋徽宗时僧道数膨胀之余绪，其僧道数竟与宋真宗时相当。宋廷在绍兴十二年（公元1142年），“诏礼部住给度僧牒”。经十多年减耗，到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官方登记为“道士一万人，僧二十万人”。但绍兴末官府重新开始出售度牒〔832〕，僧道数便又有回升的趋势。

以上宋朝历代僧道数和寺观数是以祠部统计为准的，尚不包括寺僧中的童行之类。宋真宗咸平诏说：“在京并府〔界〕外县僧、尼、道士、女冠下行者、童子、长发等，今后实年十岁，取逐处纲维、寺主结罪委保，委是正身，方得系帐。仍须定法名申官，不得将小名供报。尼年十五，僧年十八，方许剃度受戒，道士、女冠即依旧例，十八许受戒。”〔833〕在规定年龄的童子、行者、长发等剃度受戒以前，还须通过佛教和道教经义的考试，“童行念经百经（纸？），或读五百纸。长发念七十纸，或读三百纸，合格”〔834〕。未经剃度受戒的“系帐”童子、行者、长发等有时亦须“附帐”〔835〕，但不计入僧道的正式登记，故称“出家童行未入僧籍”〔836〕。宋哲宗元祐时，岑象求说：“祖宗时，天下道士常近二十万，僧常近四十万，其童奴倍焉。”〔837〕此处道士数“近二十万”，当衍一“十”字。如果考虑到未正式剃度受戒者的数目，僧道数就更加可观。

以下再看一些地区性的统计。福建路自五代王延钧“度民二万为僧，由是闽中多僧”〔838〕。福建路佛教最盛，居民“家有三丁，率一人或二人舍俗入寺观”〔839〕，其僧道数在总人口中所占比例应高于他路。北宋时，“福州多佛寺”，“殆万人”〔840〕。据宋孝宗时《淳熙三山志》卷10载，福州“旧记，系帐僧三万二千七百九十五人，童行一万八千五百四十八人。今系帐僧一万一千五百三十人，童行二千九百一十五人，道士一百七十人”，总计“寺观户一千四百七十四”，而当地主、客户约三十二万余户。估计在宋孝宗时，福州僧道数已不足人口数的百分之一。

台州有“仙佛国”〔841〕之称，亦为佛教兴盛地区。宋宁宗嘉定时，台州总户数266014户，而有僧1932人，尼320人，道士124人，〔842〕共计2376人，平均每百户还不足一名僧道。

宋朝有不少士大夫是耽溺佛道的，但也有不少士大夫则认为社会平白无故地供养了庞大的寄生人口。如宋仁宗时，张方平说，“今释老之游者，略举天下计之，及其僮隶服役之人，为口岂啻五十万。中人之食，通其薪樵盐菜之用，月糜谷一斛，岁得谷六百万斛，人衣布帛二端，岁得一百万端”，而国家“岁漕江、淮之粟，入之太仓，制不过六百万斛，而莫之登也。则是释老之游者一岁之食，敌国家一年之储也”〔843〕。此种估计其实还是低水平的。李觏说：“释老用事，率吾民而事之，为缁焉，为黄焉，籍而未度者，民之为役者，无虑几百万，广占良田利宅，媺衣饱食，坐谈空虚，以诳曜愚俗。”〔844〕南宋方回也说：“诸寺观不耕而食，养顽钝庸人。披剃之余，二粥一饭，老而死，黠者为主首，以肥其私，尤为至幸之民，而无益于世教者也。”〔845〕宗教的起源和兴盛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佛教和道教对宋代世俗社会的影响也同样是个十分复杂的问题，但在本章可以撇开不论。本节不厌其烦地介绍僧道和寺观的数量，旨在说明僧道户作为一个阶层，在讨论宋朝阶级结构时是无法回避的。

第二节　寺观田产及其他营运

寺观的僧道一般不事生产，但维持寺观宗教活动和僧道衣食，却又根本不可能超脱尘世的经济活动。寺观的经济来源自然是多种多样的，但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的条件下，田产自然成为寺观一项重要的财产，田产的租佃和经营自然成为寺观一项重要的经济活动。

一、寺观田产的来源。宋朝寺观田产的来源，不外乎兼并和施舍，后一项更具有寺观经济的特殊性。此外，寺观也租佃官田。

按宋时法律规定，“寺观毋得市田”。但是，到宋仁宗初，以“为先帝植福”为名，“内遣中人持金赐玉泉山僧寺市田”，虽规定“后毋以为例”，实际上却开了先例，“由是寺观稍益市田”。宋仁宗明道时，因殿中侍御史段少连上奏，宋廷下令将涟水军原“称诏市民田三十顷给僧寺”者，“下本军还所市民田，收其直入官”〔846〕，以维持原来的禁令。宋徽宗宣和时，又重申“应天下释氏、宫观不得增置田产，侵夺民利”〔847〕。宋高宗推行经界法时规定，“诸路州军昨因将经界点检出僧道违法田产”，或“用契价钱收买”，“拨充养士”，或干脆“拘没入官”〔848〕。此处所谓“违法田产”自然包括“市田”之类。

在法禁废弛的情况下，僧道户违法掠夺田地自属难免。例如按宋朝“私荒田法，听典卖与观寺”。于是寺观“多以膏腴田土指作荒废，官司不察。而民田水旱，岁一不登，人力不继，即至荒废，观寺得之，无复更入民间，为农者受其弊”，故宋徽宗政和时又补充下令，“除官荒田许观寺请佃外，余并不许典卖”〔849〕。又宋神宗时，因“州县百姓多舍施、典卖田宅与寺观，假托官司姓名”。下令“听百日自陈，改正为己业”〔850〕。此类尚属多少披着合法外衣的非法活动。

僧道公然“违法置田”，“兼并无已”，“多占民田沃产”〔851〕。如宋仁宗时，潭州长沙县“僧海印者多识权贵人，数挠政为不法，夺民园池”〔852〕。南宋初期，衡州“有浮屠弱一孤儿，而夺之田。浮屠者，径山宗杲之徒也。宗杲以才弁得幸于公卿要人，孤儿每讼田于有司，有司皆观望宗杲之势，挠法以田畀浮屠屡矣”〔853〕。南宋后期，“溧阳民多奉白云宗教，雄据阡陌，豪夺民业，不与著徭。贫下之民有赴诉者，辄连结赂吏，不行，或反为所诬”〔854〕。此类强占田产的事例，性质自然尤为恶劣。

由于官府对不准寺观买田的禁令执行得并不严格，故宋朝仍有不少寺观合法买田的记录。《扶风县石刻记》下《宋重真寺买田庄记》载，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该寺“去寺北隅置买土田四顷有余，又于西南五里已来有水磨一所及沿渠田地”，“所有土田段数如后”：

寺南魏（槐？）衙东边地二十亩。

寺后东北上地一段，计八十五（一？）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四十五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五十五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三十亩。

东北上地一段，计〔四十五〕亩。

正北上地一段，计二十五亩。

正北上地一段，计七亩。

西北上地一段，计五十亩。

西北上地一段，计三十五亩。

西北上地一段，计二十亩。

庄子一所，内有舍八间，牛〔□一〕（三？）具，车一乘，碌碡大小五颗。〔855〕

扶风县属凤翔府，位于关中平原。上引记载表明，北方旱田地段较大，这与两浙一带水田往往以坵为单位，地段分割甚为零碎，形成对照。南宋时，如镇江府丹徒县龙游寺僧“买田十六顷”，由官员洪迈为之作记。〔856〕

因为寺观兼并田地多少受到限制，其田产的特殊来源便是施舍，其中包括皇帝和官府的赐田，赐田其实也是施舍的一种。

宋朝有很多皇帝和官府赐田记录传世。宋太祖平扬州李重进之叛乱，“寻以行在立为梵宫”，即建隆寺，“垦田四顷，隶省一庄，咸以赐之，供香积而饭缁流也”〔857〕。宋真宗推崇道教，“赐诸路天庆观逃田，藩镇十顷，诸州七顷，军、监五顷”。陈州知州冯拯奏：“当州建天庆观工毕，望下道录院，选道流一人住持，仍于本州户绝或逃田内给充常住。”〔858〕可知赐田的来源，是官府掌管的户绝田和逃田。“崇真资圣禅院市蔬扰人”，宋真宗“诏以蔬圃赐之”〔859〕，这是赐菜园的记录。

宋徽宗大兴道教，对寺观的大量赐田也创新了北宋的记录。当时各地建“崇宁寺、观，各给田十顷，以天荒等田拨充”。各崇宁观后改名天宁万寿观，再改名神霄玉清万寿宫。“州、府、军、监内以僧寺为神霄玉清万寿宫”，须以“有常住并殿宇圆备，有庄产寺改充”。“西京以崇德院为宫，据其产一万二千亩，赁舍钱、园利钱又在其外”。两浙路“以系官田土拨赐，立定课租，召人佃种”。杭州神霄宫“添拨田共二十顷，于浙西逐州有管诸司堪好田内标拨”，“如违，以大不恭论”。河东路，“神霄玉清万寿宫有本州见无户绝、折纳田去处”，则“于邻近他州有户绝、折纳田处贴拨，候本州有田日，逐旋却行改拨”。此后又发展到“凡县皆改一僧寺为神霄下院”。各地神霄宫等兼并田产，“豪夺无涯”〔860〕，为祸甚烈。甚至当北宋亡国时，宋钦宗仍“诏以城南厢五花夹道巷内舍屋钱及河阴、洛口田百顷，赐龙德太乙宫，以赡道众”〔861〕。

直到南宋中晚期，赐田依然为数甚巨。宋宁宗时，其“潜邸”作开元宫，“承佃平江府吴江县震泽乡第十都荒、补、泾、角字号没官荒田一千三百亩，特与免纳租钱”。嘉定末，又“诏拨”该乡“成字记田四百三十三亩，赐开元宫为业”〔862〕。宋理宗时，显慈集庆教寺“有旨赐田以亩计者万八千二百有奇，山以亩计者万七千九十有奇，寺庄两库，本以缗计二十万，蔬圃游田，数不一止”，“他刹所未有”〔863〕。

以上摘引的一些赐田记录虽属一鳞半爪，也足见赐田乃寺观田产的一项重要来源。赐田在不少场合下，事实上只能以豪夺民田充数。宋理宗时，除为洞霄宫“拨赐长兴田之在荻川者”，又“更以乌程、归安两县官田申锡本宫”外，又“特出内府度道士牒，赐本宫，俾易为缗，益市常产”〔864〕。这也是一种赐田方式，又为寺观挠法置产，兼并田地，开了方便之门。

除皇帝和官府赐田外，按照规定，“后妃、臣僚之家”可以指定“坟寺，功德观、院”〔865〕。

宋仁宗天圣时，皇太后刘氏给杭州灵隐寺“赐直百万，市田二十五〔顷〕以施之”，包括“一、收买杭州钱塘县山林田土五顷，二、盐官县思亭乡水田一〔十〕顷，三、秀州崇德县积善乡水田一〔十〕顷”〔866〕。宋仁宗“宫中以私财为佛寺置田”。官员张式“疏以为乱法”〔867〕，这大约是指不够资格的宫嫔、宦官等也捐献“私财”。南宋末，“拘阎贵妃集庆寺、贾贵妃演福寺田，还安边所”〔868〕。安边所本是宋宁宗时没收权臣韩侂胄等田产之类，以供边费，而阎贵妃和贾贵妃居然将安边所田产转赠寺院，这反映了宋末政治的腐败。

宋朝官户向寺观施舍田产的记录甚多。宋太宗时，官员安守忠给广慈禅院施田，“于永兴军万年县春明门有庄壹所并硙贰所，泾阳县界临泾有庄壹所”，“东庄共计地一十七顷三十四亩二分”，“北庄临泾庄”“共计四十顷三十六亩”〔869〕。这是一笔很大的田产。王安石和儿媳萧氏以大量田产捐赠寺院，宋神宗“特挠常法，俯成私求”，允许王安石“施田与蒋山太平兴国寺充常住，为其父母及子雱营办功德”〔870〕。南宋大将张俊曾孙张镃“乞以临安府艮山门里所居屋舍为十方禅寺，仍舍镇江府本家庄田六千三百余亩，供赡僧徒”，于是“礼部、太常寺拟庆（广？）寿慈（慧？）雲禅寺为额”〔871〕。岳飞子孙为岳飞建功德寺，“买田苏、秀、毗陵，申明公朝，以为赡僧，每岁仅米百石入寺，其后又汰为三十石，止可为僧粥数月”。后岳通“于甲子岁（景定五年）捐芝楮（十八界纸币会子）〔872〕二万缗，创冰窨一所”，又“得俸银共三百余两”，另加其“亡妣棱银四百两，悉鬻之于霅川（湖州），节次置田五十余亩，专充祠寺修造”，“不许子孙转售”〔873〕。宋末权臣贾似道“辍吴中伏腊之田，为亩二千”，捐给上天竺灵感观音寺，“永作常住供养”〔874〕。

即使一些官品较低的官员，以至宦官，也向寺观捐赠田产。如“靖安张保义（郎）者，本邑村朝山屠儿，以建炎捍寇功得官，资产甚富”，宝峰寺被焚毁后，“张一力重营之，又置田数千亩，以赡常住”〔875〕。宋高宗时，一个李姓宦官也“买田十顷，日食千余指，赐名华巖禅院，选一时名缁主之”〔876〕。

除官户以外，民户中的地主等也同样可向寺观赠田。北宋前期，黄州永兴禅院有“里人周遇舍菜圃，此之谓檀越”〔877〕。宋真宗时，西京缑氏县重修仙鹤观，“安中素舍施地基二十八亩三分，系正税绢七尺外，别无青苗税数，亦无官私地课”〔878〕。宋孝宗时，平江府寿宁万岁院“建院之民王氏舍负郭之田五百八十余亩”，以后又陆续扩充寺产。陈著记载广福院的田产来源：“初，张氏所舍屋地为基一十二亩六步，田止二百八十亩。后如日舍一十有二亩，黄氏舍五亩，俗人徐文炳、文焕各舍一十亩。契和之来，以衣钵资置五十亩。于是田之积为亩至三百六十有七。”〔879〕该寺田产主要来自施舍，即使捐赠五宋亩、十宋亩者，也同样应是田地较多者，故可以捐赠而对本户的生计无大的影响。

除了兼并田产和得到施舍外，寺观请佃官田以至霸占水利的情况也屡见不鲜。按宋时法规，“僧户”可充当官田的“佃户”，但“不得买田”〔880〕。事实上，寺观并不囿于合法租佃官田。如嘉兴府学“学田旧为豪民及浮屠冒占，殆数百亩”〔881〕。“传法寺僧请佃明州定海县凤栖（浦？）、沈窖两湖八百亩，可溉田二万六千余亩”，则属霸占水利，宋孝宗淳熙时，方“令仍废为湖”〔882〕。又“鄞县东钱湖蓄积涧水，溉田三十余万亩”，“系资教院僧立利承佃，兹垦成田三百余亩，近有人户争佃”，宋廷派官员前去，“相视开掘”〔883〕。此类成为皇帝亲自处理的水利案件。临安府开元宫“承佃”平江府吴江县震泽乡“没官荒田一千三百亩，特与免纳租钱”，开元宫跨府租佃大片官田，无非充当了二地主的角色。宋廷特别规定：“如有其他寺观援例陈乞，许令三省执奏。”〔884〕这自然是因为承佃官田的寺观原则上须向官府缴纳实物租或“租钱”。

值得注意者，一些僧人还以个人名义承佃官田。如庆元府广惠院田，“僧行端田九亩一角五十一步半，租米一十二石三斗五升；僧行林田一亩一角一十三步，租米六斗五升”；“僧行林田一亩一角三十九步，地一亩三角二十一步，租麻皮四十三斤足秤”；“僧善皎田二十一亩三角五十七步半，租米三十石二斗二升九合四勺”；“僧善皎田七亩三角三十四步，租米一十三石九斗三升七合”；“僧善皎地并新开田七亩二十一步半，租钱二十四贯二百文足”；“僧善皎山三角，租钱五百文足”；“僧姚元聪田一十亩二十八步，租米一十石”；“僧祖净、崇玟田二十七亩一角二十七步半，租米三十七石八斗七升五合”；“僧子皋田二亩二角五十一步半，租米四石五斗”〔885〕。广惠院田用于救济鳏寡孤独和残疾人。上述僧人以个人名义承佃后，如善皎只怕是须转租的，其他人则不得而知。

僧道户与官户、民户争夺田产的情况，也有一定普遍性，甚至发生诉讼。宋光宗时，平江府“崑山属邑宗王有田七千余亩，没入于官，一时贵近相先规取”，争佃没官田，寿宁万岁院“长老德溥因以千亩为请”，“有司给之”〔886〕。南宋中期一份书判，详细记录了抚州金谿县白莲寺僧如琏同将领卢嘉猷争田的经过，“两家之讼，初争田，次则舍田而争水圳，其终又舍水圳而争水港，及所种田以阻遏水势”〔887〕。卢嘉猷固然仗势欺人，而白莲寺为了自身经济利益也不能与世无争。

二、寺观田产的掌管和继承。寺观的“田产谓之常住”〔888〕，这是寺观财产的一种。佛经中有关寺院财产，有各种具体规定。〔889〕按理说，寺观田产由住持僧和知宫观事掌管，但在事实上，至少有些僧侣已有私人田产，而不将其作为寺观田产。〔890〕当然，由于不少传世史料记事比较简略，难以对寺观和僧道个人两种田产作出确切区分。

不论是寺观田产或僧道个人田产，其掌管，特别是继承，自然与官户、民户有异，因为僧道原则上自己不能繁衍后代，传子传孙。故陈淳说：“若寺院者，民之保障，乃国家物力，而住持者掌之，非僧家祖业与房奁中物也。”〔891〕如南宋后期，漳州“境内之庵十有七所”，“守庵以僧，赡庵以田”，“有司数易僧，巨室豪占田而庵坏”〔892〕。世俗“巨室”正是利用住持僧屡次更换之机，而豪夺庵院的田地。

在不少场合下，寺观田产的继承，其实由官府世俗权力操纵。官府对寺观田产的继承，有实封、拘桩等制度。

宋高宗绍兴二年（公元1132年）诏说：“诸路寺观常住荒田令州县召僧道耕垦，内措置有方及租税无拖欠者，并仰所属差拨住持其田宅、寺观，仍不以名次高下差拨。”〔893〕按佛教经义规定，僧尼不能掘地，掘地便会杀生，所谓“召僧道耕垦”，实际上是指掌管垦荒，如有成绩者即由官府“差拨住持”。这是一种奖励战乱年代的垦荒措施，却也涉及常住田产的继承问题。

实封法始于南宋。五代“伪闽时，以八州之产，分三等之制，膏腴者给僧寺、道观，中下者给土著流寓”。宋仁宗时，“自刘夔守福，始贸易以取赀”，大约是将无人为继的常住田产由官府没收和出售，“由是利分私室，士竞干求”。宋高宗绍兴初年，张守任福州知州，“遂与土居士大夫谋为实封之说，存留上等四十余刹，以待真僧传法，余悉为实封，金多者得之，岁入不下七八万缗，以是助军兵春冬二衣，余宽百姓非泛杂科”〔894〕。在此种规制下，寺观住持实际上成为国家财产的承包者。到绍兴后期，福建路“将寺观田产除二税、上供、常住岁用等外”，每年有三十三万九千三百六十余贯，“起发赴左藏库”。这项“趱剩钱”〔895〕实际上仍是推行实封法之所得。

实封法延续到南宋中后期，“闽中僧刹十（千）五百区。旧例，住持入纳，以十年为限，谓之实封。官府科需，皆僧任之，不以病民”。后“以州用不足，减为七年或五年，甚者不一岁，托以词讼，数易置”〔896〕。结果无非是“立僧（按：指住持）例以货取”〔897〕。“一刹虚席，群衲动色，或挟书尺，竭衣盂以求之，有司视势低昂、赀厚薄而畀焉，先输赀，后给帖”〔898〕。佛门弟子为争夺住持席位，即寺产的掌管等权，进行紧张激烈的争夺，清规戒律已抛之九霄云外。

拘桩之法其实即是官府对寺观田产按世俗户绝田处置，“寺偶阙僧，干没其谷，以佐经费，名曰拘桩”〔899〕。前述刘夔即用此法，但未有拘桩的专名。宋孝宗时，福建路“将诸寺观趱剩田产尽行出卖，约可得钱三百万贯”〔900〕。宋宁宗嘉定二年（公元1209年），曾“罢漳、泉、福三州，兴化军卖废寺田”〔901〕。拘桩的寺观田产不仅可以出卖，而且可以出租。汪大猷知泉州，“僧田多户绝，膏右增租争佃”，他“喻见佃人若受所增最高之数，岁以输官，听如其旧”，用以资助当地赡养宗室的经费。〔902〕当然，此处的佃户也未必全是农民。福建路将“废寺田”租、“废刹租利钱”等用于“廪士”，“岁入举子仓，以济贫乏生子之人”，减免当地丁税等。〔903〕

此外，又如宋宁宗时，“准使府帖，送下籍没到僧张如悦崑山县川乡田亩陆契，共肆拾叁亩贰角伍拾叁步，添充养士”〔904〕。其“籍没”原因不明，僧张如悦的田产也可能是个人私产，而非寺院田产。这是将僧田改充平江府学田。

三、寺观田产额及其经营方式。寺观田产在宋朝耕田中所占的比例，各地很不平衡，也缺乏全面的统计数字。但从寺观众寡的情况看，大体应是南方寺观的田产额高于北方，而尤以福建、江南和两浙三路为最。

马令《南唐书》卷26说：“予闻故老说，南唐好释，而吴越亦然。南唐每建兰若，必均其土田，谓之常住产。钱氏则广建堂宇，修饰塑像而已，曰：‘桑门取给十方，何以产为！’至今建康寺院跨州隔县，地过豪右，浙僧岁出远近，敛率于民。虽然，田业颇厚而赀不加多，敛率常劳而用不加乏，岂各因其俗欤！”此说有某种道理，但并不完全。前引记载证明，两浙寺观的田产也同样有跨州隔县的情况。

在宋代农业社会中，“二浙、福建诸州寺院”“粳稻桑麻，连亘阡陌”〔905〕，自然属寺观经济最发达的地区。特别是福建路，“闽土狭而民稠，浮屠氏岁所入厚于齐民。民勤瘁节缩，仅仅给伏腊，而浮屠利田宅，美衣食，故中人以下之产，为子孙计，往往逃儒归释”〔906〕。

在福建路，漳州“负山阻海”，“弥望皆崇冈叠阜，榛荆莽翳，象兽之所窟宅。可耕之田绝少，又大半为僧寺所据”〔907〕。据陈淳说，“举漳州之产而七分之，民户居其一，而僧户居其六”。“上等富户岁谷以千斛计者绝少，其次数百至百斛者亦不多见”，“以六分僧户言之，上寺岁入以数万斛，其次亦余万斛或数千斛，其下亦六七百斛或三五百斛，虽穷村至小之院，亦登百斛，视民户极为富衍”〔908〕。

在福州，据宋孝宗时统计，寺观田为7324宋顷有余，而民户田为35308宋顷有余；寺观园林等为15800宋顷有余，而民户园林等为46787宋顷有余。〔909〕总计僧道户耕田、园林等约为民户耕田、园林等的四分之一以上，这是一个很高的比例。故人称当地寺观“占沃壤，收厚利，其富非民彦所可拟”〔910〕。

在两浙路，《嘉定赤城志》卷14开列号称“仙佛国”的台州各寺观田、地、山三项财产统计，其中地和山中又包括以丈为单位的地基，今将地基除外，列成下表：

台州寺院总数为368个，道观总数为20个。〔911〕据《嘉定赤城志》卷13、14统计，台州耕田数为2628283宋亩，地948222宋亩，山1753538宋亩；而寺观耕田数为135449宋亩，地36076宋亩，山131274宋亩，分别约占5％、4％和7％。其中占田较多者如台州报恩寺占田“六千五百六十五亩”，黄巖县净土院、天台县报恩寺和国清寺分别占田3000宋亩以上，临海县惠因寺、能仁寺和白莲寺分别占田2000宋亩以上。但也有一批占田仅一亩至数亩，甚至无田无地无山的寺观。

在庆元府，《宝庆四明志》记载各寺院占田可列成下表：

③《宝庆四明志》卷13载，鄞县史弥远家有功德寺五所，因不载常住田额，只能作无田寺院。

其中有名的鄞县阿育王山广利寺“常住田三千八百九十五亩，山一万二千五十亩”。天童山景德寺“常住田三千二百八十四亩，山一万八千九百五十亩”，此寺还“大筑海涂”，某年“海庄倍稔，赢谷三千斛”〔912〕。此外，大梅山护圣院、保福院和仗锡山延胜院田产虽不算多，而占山分别为二万数千宋亩。〔913〕州城报恩光孝寺和延庆寺田产分别为二千宋亩以上。〔914〕

从台州和庆元府两个地方的统计看，拥有一百零一宋亩至五百宋亩常住田的寺观比例最大，而占田一千宋亩以上或无田无地无山的寺观比例最小，这大约有一定的代表性。

在寺观经济相对不发达的淮南，南宋中期的“安庆府寺观最多，田、地、山、林大半皆属寺观，僧道常住优厚”〔915〕。其常住田产所占当地田产的比例甚至大于台州和福州，这表明寺观经济的发达与否，也是相对的。

宋朝有一些寺观大田产的记录。宋太宗时，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受“赐县官邸店越数百楹，勼日利以充费，法师前后锡赉咸贸易，创田园，不啻万亩，立为常住”〔916〕。又有“茅山道观凡九处，有水田三百顷”〔917〕。北宋中期，随州“大洪山奇峰寺聚僧数百人”，“有积谷六七万石”〔918〕。南宋时，临安府径山寺，江南西路建昌军南城县仙都观等，田产都有一万宋亩以至更多。〔919〕拥有十万宋亩以上常住田产记录者，如北宋后期襄阳府鹿门寺“有田千顷，牛千头”，官府为之垂涎三尺，“分其田半为官田，岁收租万斛”〔920〕。湖州千金无为寺“最雄盛，有房居僧几二百人，良田千余顷”〔921〕。大凡有田产十万宋亩以上，只能是极个别的特例。

南宋初，王俣说，“释家者流”，“邑以千计，郡以万计，不稼不穑，坐食吾民”〔922〕。“坐食吾民”的一个重要方面，自然是出租田地。前引不少记载，如襄阳府鹿门寺、两浙路神霄宫等，都有“立定课租，召人佃种”等情况。福州万寿寺“主僧诣山庄，莅收禾稻”〔923〕，这是住持僧亲自收租的记录。兴化军“永宁废刹田一十顷，岁入租谷千斛”，“仙遊县因果废刹田二顷有奇，山九顷有奇”，“岁收租谷三百斛”〔924〕。此类占田不多的寺院，也同样须有“租谷”收入。有的寺观还开垦新田，如明州昌国县普慈禅院在宋徽宗“大观中，请海涂一段”，“岁得谷千斛”〔925〕。但开辟海滩的劳作，自然也由佃农承担，而使此寺增加了地租收入。由此可知，除少量无常住田产或常住田产极少的寺观外，僧道户无疑是宋朝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当然，在一个寺观之内，特别是在大寺观内，同为僧道，其地位也颇有差别，僧寺的“名位有长老（住持）、主事、众僧、童仆之等”〔926〕。此处只是就以寺观为单位的僧道户作总体上的估计。

宋朝寺观的田产不一定在寺观附近，如饶州“鄱阳安国寺在城内，有田去城百里，名全保庄”〔927〕，“随州大洪山寺有别墅，曰落湖庄”〔928〕。不少寺观的田产跨州隔县，已如前述。台州白雲昌寿观“旧有江州庐山先置到义兴、土臼、冷水源三庄，田产三千余亩”，“往来仅四千余里”，“所收租米出粜，变货归观”〔929〕。在田产远离寺观的情势下，就更需要采用租佃制的经营方式。

除了租佃制外，也不排除寺观采用雇佣制的经营方式。这须先从寺观成员的构成谈起。前一节已交代，在正式的僧、尼、道士、女冠之下，尚有行者、童子、长发，他们的地位比僧道低一等，但仍以宗教为职业。童子和行者或可合称“童行”。此外，一些寺观还有雇工，宋时称人力，他们并非以宗教为职业，却又为寺观服役。南宋初，大将杨存中因临安府鹿苑寺僧有污行，设计“斋合寺僧行，人力亦斋”，遂“令擒尽合寺僧行、人力，尽缚之”〔930〕。宋廷“起发”福建路的寺观“趱剩钱”时，“知福州张澄乞添破童行、人力米除豁”，于是又在趱剩钱中扣除二万六千余贯，用于供童行、人力口食。〔931〕

人力即是“僮隶服役之人”〔932〕，他们为寺观服役范围很广。真州长芦镇崇福禅院“为江、淮间第一”，“虽京师诸寺有所不及。常安五百众，又僮仆数百，日食千人”，“园畴衍沃”〔933〕。李廌《鹿门寺》诗描写此寺火灾后重修的情况：“山僧勤朴斲，堂构略已具。童奴一万指，役作供指呼。”〔934〕一千“童奴”，应包括寺内人力。又如“福州万寿寺，绍兴初有一獠子自鬻，充守门之役，凡累年，启闭洒扫，昼夜不少怠，在仆厮中最为勤饬”〔935〕。寺观田产除出租外，也可能有菜园、果园之类〔936〕，由人力经营。南剑州西巖寺“多种茶”，僧宗回“令人芟除繁枝，欲异时益茂盛”〔937〕。此寺茶园显然并不出租，而由人力经营，由住持僧指挥生产。

四、寺观的其他营运。宋朝寺观也兼营手工业、商业、典当借贷业、房地产出租业等。〔938〕

在手工业方面，如“抚州莲花纱，都人以为暑衣，甚珍重。莲花寺尼凡四院造此纱，捻织之妙，外人不得传”。但“一岁每院才织近百端”〔939〕，供不应求。北宋京都官用刺绣品，也“委之闾巷市井妇人之手，或付之尼寺，而使取直焉”〔940〕。在著名的相国寺两廊，“皆诸寺师姑卖绣作、领抹、花朵、珠翠、头面、生色、销金、花样、幞头、帽子、特髻、冠子、绦线之类”〔941〕。又“越州尼皆善织，谓之寺绫者，乃北方隔织耳，名著天下”〔942〕。在广南西路，“西融州有铅坑，铅质极美，桂人用以制粉，澄之以桂水之清，故桂粉声天下。桂粉旧皆僧房罨造，僧无不富，邪僻之行多矣。厥后经略司专其利”，“群僧乃往衡岳造粉”〔943〕。北宋前期，兖州有“道士冶，岁课铁二万余斤”〔944〕，原来应为道士所营。此类都为寺观兼营手工业的零星记录。

按佛教戒律，僧人不得经商，然而在事实上，宋代僧道经商也有一定的普遍性。北宋时，在荆湖南路永州一带，“为浮屠、道者，与群姓通商贾，逐酒肉，其塔庙则屠脍之所聚也”〔945〕。又如“广南风俗，市井坐估多僧人为之，率皆致富。又例有室家，故其妇女多嫁于僧”〔946〕。在福建路，“产茶州军诸寺观园圃甚有种植茶株去处，造品色等第腊茶”，除“供赡僧道外”，也有“冒法贩卖”者。由于僧道贩茶侵犯国家专利，宋徽宗时，一度规定“僧道”“不得请引贩茶”，“诸寺观每岁摘造到草、腊茶，如五百斤以下，听从便吃用，即不得贩卖，如违，依私茶法。若五百斤以上，并依园户法”〔947〕。由于僧道户经商之盛，“宫观、寺院多有专降免（商）税之旨”，按宋神宗“元丰法”，“宫观、寺院、臣僚之家商贩，令关津搜阅”，“输税”〔948〕。

唐宋时，邸店供客旅居住，并堆存货物。宋太宗时，置课利司，“掌京城诸寺邸店、庄园课利之物”〔949〕。宋代很多寺观都设邸店，如终南山上清太平宫受“赐县官邸店越数百楹”〔950〕。宋仁宗时，“洪福禅院火，即诏以院之庄产、邸店并赐章懿皇太后家”〔951〕。

宋时寺观也有以房地产出租者，前面介绍宋徽宗大兴道观并赐田，其中西京崇德院由佛寺改神霄玉清万寿宫，崇德院原来就有“赁舍钱”的收入。宋神宗时，齐州灵巖寺“地课几万缗，皆为僧徒盗隐”，当地“差官监收，每岁计纲上京纳，诏赐与上清储祥宫”〔952〕。所谓“地课”，或称“地课钱”，应是指出租非农业用地的收入。宋时最常用的称呼是白地钱，包括官白地钱和私白地钱。〔953〕

按佛教经律，僧寺财物可以出贷取息。陆游说：“今僧寺辄作库，质钱取利，谓之长生库，至为鄙恶。”〔954〕南宋初，大将杨存中施舍苏州一个庄给径山寺，“岁出二万斛，犁、牛、舟、车、解库、应用百事具足”〔955〕。解库也就是质库。长生库有各种用途，有的“募缘聚长生谷”，以“济艰食之饥”〔956〕。有的在长生库“置灯油司，逐年存本，所转利息买油”〔957〕。长生库资本的来源，也是多种多样的。最普遍的自然是善男信女辈的施舍，如台州万年报恩光孝寺“为屋一区”，“存施钱千缗，为母以倡子，岁又赢焉”〔958〕。又“永宁寺罗汉院萃众童行本钱，启质库，储其息，以买度牒，谓之长生库。鄱阳并诸邑无问禅、律，悉为之”〔959〕，其本钱来自童行。宋宁宗时，很多寺院“鸠集富豪，合力同则，名曰斗纽者，在在皆是”。“其则例”是“结十人以为局，高下资本，自五十万以至十万，大约以十年为期。每岁之穷，轮流出局，通所得之利，不啻倍蓰，而本则仍在”〔960〕。这又是寺院和世俗富豪合股经营。

宋朝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僧道户的寺观经济大体以出租田产为主，又兼营工商业等，这与地主阶级其他阶层的情况相似。

第三节　僧道户与国家

僧道户与世俗官户、民户不同，在宋朝户口登记中，只能以寺观为单位，列入主户户数登记，而僧道个人则列入主户人数登记。〔961〕尽管僧道户有其特殊性，但毕竟仍须受世俗政权的管辖。同前代相比，宋朝加强了对僧道户的控制，更多地干涉僧道户的社会、宗教、经济等活动。宋朝国家政权与僧道户的关系，在前一节已交代了诸如拨赐田产，立各寺院住持僧，没收和处置寺观田产等。此外，又如发放度牒，国家征收和蠲免寺观赋税，以寺观主持某些公共事业等，也体现了国家和僧道户的关系。

一、度牒、紫衣、师号。“宋时为僧道者，必先输钱县官，始给度牒”〔962〕。度牒作为僧道必备的凭证。北宋初年，“祠部给僧尼牒，每通纳百钱（缗？）于有司”，宋太宗太平兴国时改为免费〔963〕。宋神宗即位的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始鬻度牒”，“籴谷赈济”〔964〕。一道度牒“熙宁之直，为百二十千”〔965〕，至元丰时，“每道为钱百三十千”〔966〕。王安石在熙宁初年曾说：“今度牒所得，可置粟凡四十五万石。若凶年人贷三石，则可全十五万人性命。”〔967〕此后，宋朝实际上将度牒当做一种高价货币，用于各种开支。度牒价至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增至二百二十千，大观四年，岁卖三万余纸，新旧积压，民间折价至九十千”〔968〕。度牒的滥发，也必然引起贬值。

宋高宗建炎时，每道度牒官方定价为一百十贯。〔969〕“绍兴中，军旅之兴，急于用度，度牒之出无节。上户和籴所得，减价至二三十千，时有‘无路不逢僧’之语”。此后又一度减少度牒发放，到绍兴末，每道度牒“增直为五百千”。宋孝宗“隆兴初，诏减为三百千”，后又“损为二百五十千”。淳熙时，最后“增为七百千”。宋光宗绍熙时，“又增其直为八百千”，这个官方价格维持到宋理宗初年〔970〕。

除度牒外，又有紫衣和师号，师号又有二字、四字和六字之别。〔971〕宋神宗熙宁时，“赐河北转运司度僧牒五百，紫衣、师号各二百五十，开修二股河上流并修塞第五埽决口”〔972〕。开始将紫衣和师号也作商品出售。宋高宗建炎二年（公元1128年），“初卖四字师号，每道价二百千”〔973〕。这两种属高级僧道的专有凭证〔974〕，但发行不至太滥。

度牒最初是用纸，进行雕版印刷，而紫衣、师号一度规定用绫纸，后亦用纸。时称“黄、白纸度牒”，其僧道名则临时“书填”。〔975〕宋高宗建炎三年（公元1129年），因“伪造度牒之人，雕成一板，则摹印无穷”，便“改用绫纸背造，仿官告，如法书写”。因此，又增加“绫纸工费钱”，“度牒每道见卖一百一十贯，今添一十贯，紫衣见卖四十贯，师号每道见卖三十五贯，以上各添五贯文省”〔976〕。绍兴末，度牒绫纸工费钱增至每道十二贯。〔977〕度牒“以千字文为号”〔978〕。宋孝宗淳熙时规定：“紫衣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紫衣绫’八字，其二字、四字师号绫纸面上织造‘文思院制敕师号绫’八字。”〔979〕

度牒、紫衣和师号的发行，增加了官府的财政收入，人称“国家所以纾用度者，僧牒与鬻爵耳”〔980〕。但发行度牒等又并非单纯的财政需求，国家通过度牒等制度，也加强了对僧道户的管辖。如第一节已作交代，宋高宗时，正是通过暂停发放度僧牒，以裁减僧侣人数。

二、寺观税役的摊派和蠲免。官府按寺观田产的多寡肥瘠，摊派各种赋税。如“寺院二税”〔981〕，是基本的土地税。宋神宗时实行免役法，于是寺观开始出助役钱，为民户免役钱之半。〔982〕秀州嘉兴县和崇德县甚至一度“以僧舍什物估直敷钱”〔983〕。和买与和籴也同样摊派于寺观。原先，寺规的长生库不计浮财物力，“物力虽高而和买不及者”。宋宁宗时，改为“寺观长生库并令与人户一例推排，均敷和买”〔984〕。宋理宗时，温州知州吴泳“就寺院亩头上敷籴，系以市价偿之”〔985〕，这是摊派和籴的记录。

在福建路，寺院甚至承担各种苛捐杂税，成为官府的财政支柱。福州“州常赋外，一切取给于僧寺”，当地“寺院科纳”项目还有“上供银钱”、“军器物料钱”、“酒本钱”、“醋课钱”、“助军钱”、“大礼银钱”〔986〕等。“寺院年额上供银钱递年分两限催纳，上限四月，下限八月”，后“上限展至七月，下限展至九月终”。“助军、军器、酒本、醋课四色钱递年分四季送纳”，后改为“两限，春夏季展至八月终，秋冬季展至年终”〔987〕。兴化军也是“郡计取办僧利久矣”〔988〕。方大琮说：“寺院田惟闽为多，非泛科敷不及百姓者，寺院其保障也。”〔989〕这是指当地一切临时性的科配，往往都由寺院承担，但并非百姓完全不承担。

但寺观一般不负担徭役，故人称僧道户“不徭不役，坐蠹齐民”〔990〕。周必大也说：“寺观占田无艺，富则千蹊百辙，规免徭役，故民产又耗。”〔991〕但是，从南宋中期至后期的记录看，寺观又须负担夫役和差役（轮差职役）。〔992〕宋朝东南地区征收丁税，两浙路沿袭吴越旧例，“民纳丁税钱，其出家童行未入僧籍，亦输之”。至宋太宗至道末，方才“除免”。〔993〕宋高宗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创设了僧道免丁钱的新税，规定“甲乙住持律院并十方教院、讲院僧散众每名纳钱五贯文省，紫衣二字师号纳钱六贯文省（只紫衣，无师号同），紫衣四字师号每名纳钱八贯文省，紫衣六字师号每名纳钱九贯文省，知事每名纳钱八贯文省，住持僧职、法师每名纳钱一十五贯文省；十方禅院僧散众每名纳钱二贯文省，紫衣二字师号每名纳钱三贯文省（只紫衣，无师号同），紫衣四字师号每名纳钱五（四？）贯文省，紫衣六字师号每名纳钱六贯文省，知事每名纳钱五贯文省，住持长老每名纳钱一十贯文省；宫观道士散众每名纳二贯文省，紫衣二字师号每名纳钱三贯文省（只紫衣，无师号同），紫衣四字师号每名纳钱四贯文省，紫衣六字师号每名纳钱五贯文省，知事每名纳钱五贯文省，知观、法师号每名纳钱八贯文省（道正、副等同）。”“凡九等”，“初取免丁时立法，年六十以上及病废残疾者听免，后诏七十以上乃免之”〔994〕。所谓“免丁”，其实也不过是创设新税的借口而已。到南宋中后期，寺观事实上是既纳免役钱和僧道免丁钱，亦不免差役和夫役。

但从另一方面看，宋廷特准的免税记录也相当多。当然，由于宋朝税目甚多，寺观免税亦可免一项或数项。最常见的自然是免纳两税，如宋仁宗时，“免华州雲灵台观田税”〔995〕。宋哲宗诏：“奉慈观有本命殿，特有免役钱，诸处不得为例。”〔996〕这是作为免纳役钱的特例。宋徽宗大兴道教的结果，从各地崇宁寺、观到后改名的道教神霄玉清万寿宫的田产，包括“人户愿舍田土”和“所赐田”，既“免出役钱”，又“免纳夏秋二税及房廊赁钱”，并“免支移、折变”〔997〕。为修造崇宁寺、观，“计置”“竹木物料”，也“与免缘路收税”〔998〕。这是免征商税中过税的记录。开封上清宝箓宫“乞汴河船一只，西至河阴、汜水，东〔至〕淮南、两浙，般载柴、灰、米、麦、杂物，乞免力胜商税牌一面”，也得到批准。〔999〕有的寺观“合纳夏税、秋苗”，却可“蠲免科敷、科买”等类，还有“差役”〔1000〕。

由于特旨蠲免各种赋税的事例颇多，一些士大夫不断提出反对意见，宋廷有时也采取一些取消免税特权的措施。北宋时，“有僧求内降免田税”，开封知府张逸“固执不许”，宋仁宗说：“有司能守法，朕何忧也。”〔1001〕宋孝宗曾“诏寺观毋免税役”〔1002〕。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中规定：“诸寺观（后妃、臣僚之家坟寺，功德观、院同）田产不得免税租、夫役、免役钱及诸色科敷，其税租亦不得免支移、折变，止纳见钱。虽奏请到朝旨或奉特旨并准此。”〔1003〕光从纸面上看，似乎是绝对严格的规定，然而事实上不过是具文而已。开禧时，臣僚上奏，认为寺观占田过多，“其蠲免既多，则上供、送使、留州之数，必转而抑配于其他”。“乞令诸州刷具管〔下〕诸县，有以近属勋戚、寺观而蠲免和买、役钱、诸色杂科者，并索上敕黄真本照验，截自元降指挥日以后，其增置田产并行均敷，内有蠲免一项名色，如和买或役钱之类，不得影带并免其他科折”。此奏得到批准〔1004〕，却与庆元时的严格规定出入很大，不过是对“增置田产”和“影带并免其他科折”稍加限制而已。到嘉定末，宋宁宗下诏：“开元宫系潜邸，改为宫观，事体至重，特免纳租赋，其余寺观不得援例。”〔1005〕其实不过是另开一例，其余寺观也必然“援例”。南宋亡国前夕，“御前寺观，田连阡陌”，“皆巧立名色，尽蠲二税”，“琳宫梵宇之流，安居暇食，优游死生”，更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宋廷不得不令“有司核其租税收之”，又令“籴浙西邸第、寺观田米十之三”〔1006〕，却已无补于国事。

三、官府委派寺观主持某些公共事业。宋代官府也时或委派寺观举办或主持一些公共事业。这既符合宗教的某些教义，也与寺观自身的财力有关。特别在寺院密集的福建路，此种情况尤多。

在广德军，有沧河浮桥，官员陈应元“得天荒田百六十四亩有奇，山天寺僧司其事，岁收其利，以备营葺。复屋其为浮屠氏者，曰思济院，仍处其尝为舟子者，曰水手，以日视舟若栈之所当葺，委焉”〔1007〕。福州的浮桥，“轮大院三十主之，以管干桥事，再岁一替”〔1008〕。宋孝宗时，福州官府开浚西湖后，设五闸，前三闸由“开元寺看管”，第四闸由“安国寺看管”，第五闸由“东禅寺看管”〔1009〕。在兴化军，由囊山寺主管太平陂田，“陂正一人，幹一人，以庵僧充”〔1010〕，负责日常整修工作。当地的平籴仓，由官府“捐楮币万六千缗为籴本，益以废寺之谷，寺之产及五贯而籴，民不与也。仓之政，择二僧而付，吏不与也”，“又拨废寺钱三百缗供靡费。岁俭价长，则发是仓以权之，岁丰价平，则散诸市，易新谷以藏焉”〔1011〕。

此类公共事业，都是在官府监督之下，由寺观负责，也构成寺观与官府关系的一个方面。

总的说来，僧道户是以宗教为职业，却仍属国家的编户齐民，也是宋朝地主阶级一个特殊的阶层。僧道户按其宗教教义，理应摆脱世俗纷争，然而在事实上，特别是在寺观集中的福建路，其社会势力甚至超过一般的乡村上户。陈淳议论漳州的僧寺说，“凡为僧者，住无碍屋，吃无碍饭，著无碍衣，使无碍钱，因是不复知稼穑艰难，而至于骄纵”。“甚大如五禅大刹，为郡头目，皆出头好闹，至猾黠者图之，握钱谷大权在手，聚奸凶大众在院，遂作无边罪苦，侵虐贫民，陵抗士夫”。“环城诸寺尤为豪横，多买土居尊官，为庇护举院界址，皆托名为土居尊官坟林，倚靠声势，酷毒村民。有拾界内一枝薪者，则以为斫坟林而吊打之，有牛马羊豕食界内一叶草者，则以为践坟庭而夺没之。村民受苦，无敢谁何。诸寺类皆招集无图浮浪人充行者，结束作士人衣冠，凶悍如大兵气势，专以打人示威，名曰爪牙，外护其出入，践履公庭，尤甚于民间健讼之夫”〔1012〕。此类僧寺更成为称霸一方的罪恶渊薮，也是一种黑社会势力。宗教势力的发展有其复杂的社会原因，但一旦形成势力，或可行善，或可作恶，这同样有复杂的社会原因。宋朝的僧道户固然也有善行，但总的看来，仍属社会的一个寄生阶层。〔1013〕

第十六章
幹　人

第一节　幹人作为“仆”的身份

幹人虽与宋朝的户口分类制度全然无关，却仍是宋朝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幹人具有双重身份，对其主人而言，虽是奴仆，却是高级奴仆，同主人之间存在着“主仆之分”；但对农民说来，幹人却是地主或地主的代理人。

“幹”字起源甚早，《资治通鉴》卷125有“僮幹”一词，胡三省注说：“僮幹，则给使令者耳。”〔1014〕宋时的幹人或称勾当人〔1015〕、幹当人〔1016〕、幹仆〔1017〕、幹办人〔1018〕、庄幹〔1019〕、幹者〔1020〕、家幹〔1021〕、管庄田人〔1022〕、管田人〔1023〕、幹当掠米人〔1024〕、幹〔1025〕等。其中勾当人一词，因避宋高宗赵构名讳，南宋时已不再使用，改称幹当人。至于管田人、管庄田人、幹当掠米人之类，仅限于作为地主田庄的管理者和收租人。宋宁宗时，史弥远在建康府溧阳县“相府有庄”，“其厮役之大者，曰都催，负势为暴”〔1026〕，都催是当地相府幹人总头目。

宋朝的官户、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管理田庄，催收地租，或由本人和子弟、亲戚负责。建昌军“南城人刘生别业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鲤湖，时往其所检视钱谷”〔1027〕。这是坊郭上户自己“检视钱谷”。饶州浮梁县臧湾士人臧庆祖“出西庄”，“往田舍收租”，“势须留一月”〔1028〕。尽管相距颇远，还是由本人亲往收租。至于由亲戚负责的实例，如官户李彭由其弟李彤“检校南庄刈稻”〔1029〕，镇江府“金坛富翁有甥居丹阳，主其田庄出纳”〔1030〕。

但从另一方面看，也有不少地主则是委派幹人经营田庄。一般说来，游宦四方的官户和民户中的大地主，更有条件和需要豢养幹人；而乡村上户和坊郭上户中占田不多的中小地主，更多应是本人管理田产和催收地租。宋人称“官户输纳”赋税，“多凭幹人”〔1031〕。宋朝法律更规定，若输税“限满有欠”，“品官之家追幹办人”〔1032〕，这不仅说明幹人往往负责为官户纳税，也证明官户使用幹人的普遍性。

今存有关幹人的记载，主要集中于南宋时的东南地区，但北宋时的北方和南宋时的四川，也同样有幹人的记载。宋太宗时，官员安守忠施舍永兴军万年县和泾阳县两庄田，给广慈禅院，“到日请院主大师于勾当人张崇吉手中逐件分明点检收管”〔1033〕。勾当人张崇吉看来是管理他家庄田的。在京都开封，官员李京和吴鼎臣失和，李京妻“召鼎臣幹仆，语之曰”，“乃公尝有数帖与吾夫，祷私事，恐汝家终以为疑，索火焚之而去”〔1034〕。宋宁宗嘉定时，泸州“令诸乡结甲，五家为一甲，家一丁，丁多之家二丁，官户、秀才以幹人代”〔1035〕。由此看来，尽管有关幹人的地区性史料或多或少，但不论北宋或南宋，也不论东南西北，幹人作为一个阶层的存在，确是有其普遍性。

以下重点论述幹人作为“仆”的身份问题。宋人称幹人“受佣于人”〔1036〕，是被雇佣者。但主家支付雇金的方式却是多种多样的。例如在“坊厢人户”，即坊郭户中，“有府第宅舍幹人、轿番，月请主家俸给”〔1037〕。按月支付“俸给”，是幹人“受佣”的一种方式。在南宋宰相赵鼎家中，“主管宅库、租课等事”的幹人，“所给钱米，正初分给时拨出，或季给，或月给”〔1038〕。如后所述，有的幹人分得一部分地租，也同样是一种“受佣”的形式。

幹人既然是仆，故一些官府文件中就十分强调“主仆之分”，即主人与幹人之间的身份不平等问题。按照规定，即使是“诡名挟户之家”，“幹当掠米人不许告首”〔1039〕。在一些书判中也反映了此种情况。如“游邦系是缪康仲幹人，与词首缪友皋自有同关主仆之分，不应在庭不逊，抗对其主。若不惩治，押下地头，必致强横生事，无由绝词。游邦先勘杖六十”〔1040〕。此判词即是强调了“主仆之分”的问题。陈著在一件公文中列举张县尉宅幹人魏彭罪状，说：“仆犯主怒，惟有静守，今则辄先般动，以启主疑，是为背主。仆所主诉，惟当和解，今则买使旁噪，以挠正事，是为抗主。”〔1041〕也是强调了“主仆之分”的问题。黄震规定词诉次第为“士农工商”，“有官用幹仆听状者，随附士人之后”，“吏人不得单呼士人姓名，须称某人省元”，“幹仆却呼姓名，然须有本宅保明方受”。他又称“牙侩、舡梢、妓乐、岐路、幹人、僮仆等皆是杂人”〔1042〕。同样表明了幹人与其主人的身份差别。南宋官员在一份书判中说：“金千二，系势家幹仆之子。钟炎，系州吏钟晔之子。狼贪虎噬，种习相传，以狞幹、黥吏之子，而又冒名郡庠，冒玷乡举。”〔1043〕这也反映幹人在士大夫心目中之地位卑微。

宋时部分幹人出身于军人或吏胥。宋朝官员雇胥吏为仆，由来已久。北宋大臣王钦若任亳州幕职官时，有“厅幹”祁睿，“休役之后，始佣于家”，为“奴”，即“家仆”，而“未除州之役籍”〔1044〕。南宋初，实施经界法的李椿年“守宣城，所用小吏方泽者，本邑厅之隶，李以为幹仆，从往宣，及奉祠返故里”〔1045〕。宰相赵鼎写家训说：“他日无使臣使唤，即于宣借内择一二人善干事，能书算者，令主管宅库、租课等事，稍优其月给，庶或尽心。”〔1046〕“宣借”原是指官府派遣军人充当侍从〔1047〕，赵鼎认为可将官方宣借人改为私家幹人。

但是，官府对军人或吏胥充当幹人是有禁令的。南宋初期，户部措置田讼的规定说：“如被上户侵夺田土之人，仰赴官陈诉，若幹当人系白身或军人，即仰依条重行断遣。”〔1048〕宋孝宗时，因反映“州县形势、官户及豪右之家多蓄停罢公吏，以为幹人，恃其奸恶，持吏短长，官物抵赖不输，词讼则变白为黑，小民被害”，遂下诏禁“曾经编配吏人及见役吏人并不许充官、民户幹人，如违，许人陈告，依冒役法断罪追赏”〔1049〕。宋宁宗时的规定更为详细，“诸曾经编配及罢役、见役吏人辄充官、民户幹人者，徒二年，许人告”，又“诸色人”“告获曾经编配吏人辄充官、民户幹人者，以元犯给赏，杖罪钱一十贯，徒罪钱二十贯，流罪钱三十贯，告获罢役、见役吏人辄充官、民户幹人者，钱三十贯”〔1050〕。据此，则为吏者不论曾任与现任，原则上一律不得充当幹人。当然，此类禁令事实上不可能严格遵守。

当然，幹人的来源比较复杂，出身于军人或吏胥者仅为其一部分。

幹人虽居奴仆之列，但其身份和地位却因主人官位和其他因素，也颇有差异。北宋末，宠臣“朱勔家补授使臣等计一百五十余员，多系本家亲戚及奴仆、勾当人、园子等”〔1051〕。这是勾当人的授官记录。南宋权相秦桧的幹人也势焰甚盛，“水阳民李氏、陈氏有争讼，李氏为秦府幹者，挟势力，归曲于陈，陈翁死于狱”〔1052〕。宋宁宗时，权臣韩侂胄“其家僮仆及内侍、私名幹人，有官至大夫，职为将领及御酒库等差遣”〔1053〕。此处用“私名幹人”一词，因为宋朝尚有官方为大臣派遣的侍从。宋理宗时，“斩丁大全强幹高俦”〔1054〕，居然成为当时一条重要史事，足见高俦威势之炙手可热。在某些场合下，“强幹”甚至可左右主人的经济活动，“反食主肉之弱”，侵夺主人的地租收入。〔1055〕

有的幹人甚至可自己豢养婢仆。“婢之婢，世谓之重台”，“幹之幹，曰踏床儿”〔1056〕。姚岳为一富户，其家有“蔡福、陈顺、春喜、来喜、小童”等“婢仆”。姚岳义子萧真孙“豪夺姚岳之财物”，“挟其婢春喜，逃而入都。归投姚岳之主家”，“继姚岳身役”〔1057〕。看来姚岳即是幹人的身份。

总之，幹人与其主人的关系，尽管幹人的身份地位有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但是，在官方刑事诉讼文件中规定的“主仆之分”，应是决定其身份地位的基石。

第二节　幹人的职掌及其与农民的关系

作为高级奴仆的幹人，自然需要掌管主人委派的各种事务，包括经济事务。在宋代农业社会的条件下，幹人的经济事务，也必然以田地的买卖和经营、掠取地租等为主，而兼及其他。幹人的职掌在相当程度上是以农民为盘剥对象。据今存史料，幹人的职掌大致有以下几方面。

一、兼并田地。幹人为其主人兼并田地，有不少记录。宋徽宗时，资政殿学士、提举杭州洞霄宫林摅“制狱成”，受“落职”处分，原因是“以幹人置田瘠民，抑令倍赏（偿）”〔1058〕。宋宁宗嘉定时，杨简知温州，“或讼售产寓公，负其直若干”，“既而麇至者十八人，同所诉”，杨简亲自找这个寄居官员，认为“是在幹者”，“幸出幹者属吏。寓公靳之，竟追断偿所负”〔1059〕。这证明幹人所为完全得到这个寄居官的支持，主仆狼狈为奸。在南宋一些书判中，反映因幹人兼并田地引起的诉讼事件不少。有的说：“小民或有丘角之田，争相求售，无敢存留，否则必官户之幹人，或其宗族亲戚，并缘假借，以图影占。”〔1060〕又如“陈会卿论郭六朝散（朝散郎）幹人抑勒其子世隆，辄将田租出卖，更不取其父知委”，经查核，确属“幹人无状”，“监幹人朱荣索典契，还陈会卿取赎”。此件诉讼中的田契为典契，而非卖契。尽管幹人朱荣乃郭姓朝散郎之仆，而官府办理诉讼，只是“追到幹人”〔1061〕，完全不涉及主人。此种情况在宋朝颇为常见，在后将专门交代。又“有纳粟得官，新赣县东尉曾千龄者，本人家幹仆，天资狡险”，“两乡几都之人，凡有膏腴之田地，富厚之财货”，都被曾千龄及其幹人巧取豪夺，“兼并孤遗田产，吞并寺观财物”，“千龄资幹仆之力，幹仆凭千龄之势，而人家物产，不归之千龄，则归之幹仆矣”。一个出身幹仆，“纳粟得官”者，又养了“幹仆刘雲卿、李彦端、毛舜祥辈”〔1062〕，他们不仅为主人曾千龄，也为自己兼并田产，这是很典型的事例。

二、承佃和承买官田。平江府崑山县“全吴乡第五保盛家荡、堆荡二号田一千四百亩，围裹田一千亩”，作为学田，“管纳折八白米四百二十石，带收并縻费钱一百八十七贯三百二十文省，糙米三百石。此项照砧基簿，元三千二百一十四亩，除使府淳熙五年内拨去茭荡内有积水田八百余亩未及围裹外，实有二千四百亩，系韩蕲王府幹人郁明占佃。岁纳白米四百二十石，带收并縻费钱一百八十七贯三百二十文省。后因朱仁嫉其花利入己数多，节次陈论韩府品官形势之家不合承佃，互争论诉，久年不决”〔1063〕。郁明是韩世忠家幹人。宋高宗时，“寄居台州官”徐公裕“令贴书朱彦假作徐殿撰幹当人名目，冒请安居益等七十户桑地”，实际上是准备“冒占官田”〔1064〕。镇江府“金坛县登荣乡十七都有学田一千四百八十一亩”，“宝庆三年，李大谏幹人何端义争佃，增米五十石，钱一百五十贯”〔1065〕。这又是幹人与民户互相争佃学田的记录。南宋后期，宗室赵汝榟、赵汝櫄“包占常州沙田一万四〔千〕余亩”，“始令周梦庚出名陈词，后却使李天佑等交业管幹”，周梦庚、李天佑等都是他们的“幹人”〔1066〕。在官户不得请佃官田的禁令下，官户往往由幹人出面承佃，当然，幹人利用官户权势，自己承佃官田的情况也不能排除。如前述郁明与何端义就不能排除后一种可能性。

幹人承买官田，如漳州“学田有偷入帐请买者”，“颜知县宅唆令幹人计较入帐请买”〔1067〕学田。

三、掠取地租。北宋范纯仁对其父范仲淹的义庄规矩作了修订，规定“义庄勾当人催租米不足，随所欠分数克除请受（谓如欠米及一分，即只支九分请受之类），至纳米足日全给（已克数更不支），有情弊者申官决断”〔1068〕。可知义庄用幹人收租，而幹人的雇金（请受）取决于其收取地租是否足额。南宋宰相赵鼎的家训规定，“诸位子弟不得于管田人处私取租课”，“每岁收索租课，预告报管田人，候见本宅众位子孙同签头引，及主管宅库人亲身到彼，方得交付”〔1069〕。这些都是幹人收地租的记录。

在某些地区和场合，幹人在收租时须向农民勒索固定的折扣。“吴兴乡俗，每租一斗为百有十二合，田主取百有十，而幹仆得其二”，幹人沈二八“用大斗量租米”，“所用斗为百二十合”〔1070〕，比其他幹人多四倍。

刘黼诗说：“豪家征敛纵狞隶，单巾大帕如蛮兵。索钱沽酒不满欲，大者罗织小者惊。谷有扬簸实亦簸，巨斛凸概谋其赢。”〔1071〕反映了“狞隶”，即幹人收租时对农民的横暴。南宋末期，黄震描述幹人勾结官府，荼毒农民的情况十分具体，“府第庄幹，多取赢余，上谩主家，下虐租户，刻核太甚，民怨入骨”。“盖有一等凶毒之幹，复将已断佃户仍押下元捕尉司，托名监租，而情愿不取其余租，囚锁至死，借又立威，以惧来者”〔1072〕。对入狱农民，“强幹遂阴嘱承监弓手，饥饿杀之，以立威乡落，以故乡落之被追者，但见百人往，不见一人还”，结果农民不得不“群起而拒捕”〔1073〕。“尉司乃鬼门关也”，“从来监租在尉司者，即无生还”〔1074〕，农民为了生存，就必须拒捕。在收租问题上，集中反映了幹人的阶级本质。

四、掌管主家财务。前述赵鼎家就有幹人“主管宅库”。袁采说：“幹人有管库者，须常谨其簿书，审其见存。幹人有管谷米者，须严其簿书，谨其管钥，兼择谨畏之人，使之看守。”〔1075〕这说明宋朝一些钟鸣鼎食之家，其幹人职责之分工也相当细。由于幹人掌管财产，当发生词讼时，往往由幹人“赍干照、砧基、支书、契照，当厅诘问供对”〔1076〕。绍兴府“张太博家幹者魏彭，陵其子县尉之弱，而盗侵财物”，携带“财谷、什物、租簿、契书”逃走。〔1077〕魏彭当然也是一个为主家掌管财务的幹人。

五、发放高利贷和经营商业。“湖州周司户幹仆陶忠掌收掠僦债之直”〔1078〕，这是幹人负责发放高利贷的一例。幹人经营商业的记载更多，袁采说：“幹人有贷财本兴贩者，须择其淳厚，爱惜家累，方可付托。”〔1079〕宋徽宗时规定，允许“所有得解举人，若使令家人或幹当人以用钱本”，“请盐贩卖”〔1080〕。南宋初，“责授黄州团练副使孟揆为令幹当人作客人李俊名姓，于梧州买官盐”。孟揆原为宋徽宗时宠臣，此次再受处分，“特责授白州别驾，本州安置”〔1081〕。官户经商，发放高利贷，也往往委派幹人。“明州人夏主簿与富民林氏共买扑官酒坊”，“历年久，林负夏钱二千缗，索不可得，诉于州。吏受贿，转其辞，翻以为夏主簿所欠。林先令幹者八人换易簿籍，以为道地”〔1082〕。在这个故事中，为两家经营酒坊者乃是“幹者”。又“乐平明口人许德和闻城下米麦价高，令幹仆董德押一船出粜。既至，而价复增，德用沙砾拌和以与人，每一石又赢五升”〔1083〕。这是幹人做粮食投机生意的记录。刘克庄说，在漳州一带，“畲民不〔税〕，畲田不税，其来久矣。厥后贵家辟产，稍侵其疆，豪幹诛货，稍笼其利”〔1084〕。可知当地富民之幹人经商，诛剥畲族。

六、纳税服役。在北宋吏役之中，“耆长无军势、形要、官庄、寄住之限，但品官之家则以不该荫赎人及管庄田人代充”〔1085〕。幹人须为官户代服耆长之役。在纳税方面，按宋朝法令，“诸税租入中限，听追户头或以次家人科较，品官之家追幹人”〔1086〕，幹人为主人纳税，即“代名输解”〔1087〕。宋宁宗嘉定时南郊赦文说：“今仰州县，自今官户税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揽门户幹人名下催理。”〔1088〕可知部分幹人也与官户一样，不居住乡村，而居住城市，故为坊郭户。“参知政事陈伟在朝”，官员吴一鸣“挞其幹，督粮甚急”，“诸势家闻之，悉为输纳”〔1089〕。当然，能催督达官贵人纳税的清官，毕竟是凤毛麟角，但“挞其幹”确是起了惩一儆百的作用。

除两税等定额税外，和籴作为一项似税非税的负担，也由幹人直接输纳。徐鹿卿说，“浙右之俗，大家率听命于强幹，虽积粟如山，而一毫不拔，宁倾赀以求胜于官府”，“顷年虽曰招籴，然半是出等之家，以礼劝籴，官苟无扰，民亦安之”〔1090〕。由于“强幹”作梗，官府摊派和籴一度遇到困难，经“以礼劝籴”后，方才听命。南宋晚期，官户乐谊一户户绝，官府为之立继，并分给其养女部分财产，将“乐宅没官之物”，“并责付引监本宅幹人籴米，以充和籴”〔1091〕。甚至向绝户摊派和籴，也通过其幹人。

七、代理词讼。宋时到官府办理诉讼事件，官户以至一些富户往往户主不出面，以维持体面，而由幹人代理。宋神宗时，外戚曹佾“赊买人木植不还钱，太后殿内勾当修曹佾宅内臣却伪作曹佾宅幹当人状云，被市易（司）强买已定下木植”，于是市易司通过开封府“勾曹佾幹当人”查询。〔1092〕这虽不是诉讼，只要事情不牵连曹佾本人，则以找幹人为宜。

《名公书判清明集》记载了不少官户、乡村上户通过幹人代理词讼的实例。如“罗柄去年才死，其幹人黄蕴辄入状于官，归并邹明税钱，攘夺阿邹产业”〔1093〕。“叶渭叟身故，其家以幹人入状，讼宋天锡、李与权脱骗交易钱”，“据叶之幹人供称，系庄幹李喜收讫，可见还所借钱、会分明”〔1094〕。以上两例并非官户，而是民户，也由幹人代理词讼。官府查询“黄知府”立诡名子户的情况，“其幹人任庆乃言，本官见今义居，不曾分析”〔1095〕。又丘庄将从弟丘萱“己分田五千种，自立两契，为牙卖与朱府”，发生词讼，官府进行查询时，分别由“朱县尉宅幹人范寅状”和“朱总领”“幹人王传陈状”，此案还牵涉到朱县尉幹人丁千七和朱总领幹人刘广边。〔1096〕以上两例为官户由幹人代理诉讼。

由于幹人为主人打官司的情况相当普遍，故有的幹人便成为地方上的恶讼棍。有的“公事率是势家挟持，或曰某是某宅庄佃，某是某府幹仆，狡幹旁午于庭下，右姓肆行其胸臆”，狐假虎威，把持词讼，“怙势党奸，接受银、会，干预刑名公事，不有国法，不从官府”〔1097〕。更“有一种无赖凶徒，名百家幹人，搂揽越诉，以威夺小民，或止因私租而诬以夺田，或本诉户婚而借名被劫”，甚至“凌辱体究官于地头，腾诉县官吏于台部”，成为地方上的恶霸，即黑社会势力，“挟势妄作”〔1098〕。

以上介绍的幹人之职掌，乃其荦荦大端者。幹人作为奴仆，主人完全可以委派本户的各种杂务。张九成说：“近世士大夫汲汲然营财利，广田宅，积宝货，叩其所以，往往言为子孙计。至于请人教子，则谩不加省。甚者待之如幹人，他事皆责之办。”〔1099〕这个比喻也反映了幹人事务之杂。

从一些记载看，如《佛祖统纪》卷39说：“今时势家多以恩例冒占寺院，子弟、幹仆并缘为奸。取寺山造冢，是陷父母于不义之地，而钱谷竹木，四时诛求，视以为常。”这是幹人为主家营造坟墓，而从中渔利。北宋末，金军攻破开封府，责令宋朝官员搜刮金银，“高伸家女使刘梅寿先将金银令幹当人刘均两次押往兄高傑家收藏”，两人都是高俅之兄。〔1100〕宋孝宗时，官户朱熙绩迫于官府之命，出粮赈粜饥民，却“令幹人许浩用使私升及湿润粞碎糙米，及将人户官给历头擅自批凿，每七升减作五升，五升减作四升。又有收下历头，不肯付还，百端抑遏”〔1101〕。朱熙绩固然为富不仁，而幹人许浩也为主人效力。黄榦的公文载，有谢知府宅，委派“幹人邹彦、王明”用贱价强买民间砖瓦。〔1102〕南宋末，黄震在抚州一带处置赈粜事务时，“大姓上户买游士以假大义，分哗幹以诉肤受，伺候仓台，乘机投诉，必欲挠败见行荒政”，也有“庄幹瞒其主人，乘时射利”〔1103〕。如此之类，都反映了幹人从事各种社会经济事务的一鳞半爪。

在本章行将结束时，有必要探讨一下幹人的户籍问题。正如本章开头已经指出，幹人与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无关。幹人的户籍是列入主户，抑或客户，由于史料欠缺，难以作详细的论述。揆情度理，幹人若无自己的产业，却又单独立户，则在户口分类制度中大致应属客户。但在事实上，至少部分幹人有自己的独立产业。如前述魏彭将嵊县田产诡寄于主人张县尉家，后获罪，“除坟墓、墓屋外，籍其田租数十石”，“不满三四十亩”〔1104〕。又《两浙金石志》卷11《宋南林报国寺碑》载，“本寺伏承大檀越华李七府幹名文胜，自创业以来，凡遇山门大小缘事，无不施财”，共计十次，施财达四千四百二十贯，另外还“施财捌佰伍拾贯文，置到吴江县界田贰拾亩，递年收租”。估计李文胜应有自己的独立产业。此类幹人在户口分类中应属主户之列。幹人既是奴仆，又属宋朝地主阶级的一部分，这个事实本身就展示了宋代阶级结构的复杂性。

注　释

〔1〕参见《宋史》卷163，《职官志三》；《宋会要》后妃4之1～3。

〔2〕《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3〕《鸡肋编》卷下。

〔4〕《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5〕《宋史》卷470，《王继先传》。按此传对王继先得宠之原因，无只言片语交代，应源于宋《中兴四朝国史》之为尊者讳。参见《会编》卷230。

〔6〕《四朝闻见录》乙集，《秦桧王继先》。

〔7〕参见《金史》卷131，《梁珫传》。

〔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德寿妃嫔》。

〔9〕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10，《思陵录》。

〔10〕《宋会要》崇儒7之78～80。

〔11〕《宋会要》职官36之10。

〔12〕《宋史》卷166，《职官志六》。

〔13〕《泊宅编》卷10，《燕翼诒谋录》卷5。

〔14〕《宋会要》职官36之26。

〔15〕《宋会要》职官36之27。

〔16〕《宋会要》职官32之11。

〔17〕参见《宋会要》职官34之15；《宋史》卷187、188，《兵志一、二》。

〔18〕参见《东京梦华录》卷1。

〔19〕参见《宋史》卷189，《兵志三》。

〔20〕《宋会要》方域4之1。

〔21〕《宋会要》食货56之39。

〔22〕《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丁未。

〔23〕《长编》卷103，天圣三年五月癸巳；《宋史》卷113，《礼志十六》。

〔24〕《会编》卷98，《燕雲录》；《清波别志》卷中。

〔25〕《要录》卷112，绍兴七年七月壬申；《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4，张焘神道碑。

〔26〕《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6，景定元年二月丙辰。

〔27〕《宋史》卷45，《理宗纪》景定元年十二月甲午朔。《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6作“御庄”。

〔28〕《文山先生全集》卷3，《己未上皇帝书》。

〔29〕《宋会要》职官4之29～30，《挥麈后录》卷2。

〔30〕《说郛》卷18，《负暄杂录》；卷60，《北苑别录》。

〔31〕《鸡肋编》卷下，《南宋群贤六十家小集·二薇亭集·监造御茶有所争执》。

〔32〕《宋会要》食货30之2。

〔33〕《宋会要》食货31之15。

〔34〕《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

〔35〕《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46。

〔36〕《朱子语类》卷111。

〔37〕关于土贡，可参见张泽咸：《唐五代赋役史草》，第六章，北京，中华书局，1986。

〔38〕《宋会要》崇儒7之62。

〔39〕《宋会要》崇儒7之56～58。

〔40〕北宋各地土贡见《元丰九域志》，《宋会要》食货41之40～41，《宾退录》卷10。

〔41〕《宋会要》崇儒7之59～61。

〔42〕《长编》卷65，景德四年闰五月戊辰。

〔43〕《铁围山丛谈》卷5。

〔44〕《宋会要》食货41之43。

〔45〕《梁溪全集》卷41，《上道君太上皇帝封事》。

〔46〕《宋会要》方域4之10。

〔47〕《宋会要》职官21之10。

〔48〕《宋会要》职官21之12。

〔49〕《宋会要》后妃2之21。

〔50〕《容斋三笔》卷13，《政和宫室》；《皇朝编年纲目备要》卷28，政和四年五月。

〔51〕《挥麈后录》卷2。

〔52〕《梦粱录》卷8，《大内》。

〔53〕《宋朝诸臣奏议》卷29，《上仁宗论宫禁五事》。

〔54〕《宋会要》后妃2之19。

〔55〕《武林旧事》卷8，《宫中诞育仪例略》。

〔56〕《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2，《龙飞录》。

〔57〕《武林旧事》卷7，《乾淳奉亲》。

〔58〕参见《武林旧事》卷9，《高宗幸张府节次略》。

〔59〕《宋史》卷32《高宗纪》。

〔60〕《筠溪集》卷3，《缴刘光世免差科状》引《绍圣常平免役令》。《庆元条法事类》卷48，《支移折变》、《科敷》；卷80，《诸色犯奸》。

〔61〕参见《宋史》卷170，《职官志十》。

〔62〕《宋会要》食货66之29。

〔63〕《宋史》卷158，《选举志四》。

〔64〕《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乙丑。

〔65〕《朝野类要》卷3，《年劳》。

〔66〕《宋会要》职官57之98；《永乐大典》卷14629，《吏部条法》。

〔6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吏职补官至从政郎止》。

〔6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永乐大典》卷14624，《吏部条法》。

〔69〕《朝野类要》卷3，《军班》。

〔70〕《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

〔71〕《永乐大典》卷14629，《吏部条法》；《朝野类要》卷3，《进纳》。

〔72〕《宋史》卷158，《选举志四》。

〔73〕《宋会要》职官55之35。

〔74〕《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

〔75〕《宋史》卷158《选举志四》：“建炎兵兴，杂流补授者众，有曰上书献策，曰勤王，曰守御，曰捕盗，曰奉使，其名不一，皆阃帅假便宜承制之权，以擅除擢。”但宋人使用“杂流”一词，看来并无很确切的概念，参见《宋会要》职官5之17；《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2；《江湖长翁文集》卷28，《用才札子》；《独醒杂志》卷2；《秋崖先生小稿》卷3，《代范丞相》；《历代名臣奏议》卷140，吕陶奏。

〔7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乾道淳熙裁损任子法》、《七色补官人奏荐法》说：“非泛补官者，谓臣僚奏补异姓缌麻以上亲，及尝得解人娶宗室女，补文资之类。”

〔77〕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嘉定四选总数》。按以上吏部四选各种出身的官员分数相加，为38880员，与前引总数38864员不合。

〔78〕参见《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79〕《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2。

〔80〕《宋史》卷163，《职官志三》；《老学庵笔记》卷8。

〔81〕《鸡肋集》卷62，《朝散郎充集贤殿修撰提举西京嵩山崇福宫杜公行状》。

〔82〕宋人常用“班行”一词，但未有确切说明。依个人理解，元丰改制前，不任军职的武官三班使臣，隶三班院，故名；而元丰改制后，“三班使臣”一词取消，但吏部侍郎右选接替原三班院，其所辖的小使臣，亦依旧称“班行”。《说郛》卷《金壶字考》：“班行，行音杭。”应是指身处三班院的行列之中。班行应为从八品至从九品小武官，自正八品以上的武官不应称班行。

〔83〕参见《淮海集》卷36，《鲜于子骏行状》；《长编》卷393，元祐元年十二月庚寅；《宋会要》食货13之29～30。

〔84〕〔85〕《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2。

〔86〕参见《宋会要》食货14之27～28、32。

〔87〕《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

〔88〕《宋会要》食货6之9。

〔89〕另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进纳授官人升改名田之制》。

〔90〕《宋会要》职官5之17，《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32。

〔91〕《宋史》卷161，《职官志一》。

〔92〕《能改斋漫录》卷12，《宋参政不奏补奴隶》。

〔93〕《宋史》卷468，《童贯传》。

〔94〕《老学庵笔记》卷4。

〔95〕《宋史》卷470，《朱勔传》。

〔96〕《宋史》卷472，《蔡京传》；《老学庵笔记》卷8。

〔97〕《容斋三笔》卷16，《医职冗滥》。

〔98〕参见《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

〔99〕《宋会要》职官55之44～45。原作建炎三年六月和九月记事，据《要录》卷45绍兴元年六月己巳、卷47绍兴元年九月己未，应为绍兴元年事。

〔100〕《宋会要》职官55之50。

〔101〕参见《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庚寅；卷65，绍兴三年五月乙卯朔。其中“左文林郎王闱”疑作“右文林郎”，因文阶官带“左”字为科举出身，应属官户，谈不上“诡立官户”的问题。

〔10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冒立官户以他人之祖为祖》。

〔103〕《斐然集》卷25，《先公行状》。

〔10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限田外合同编户差役》。

〔105〕《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乙卯注；《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

〔106〕《包拯集》卷1，《论冗官财用等》；《长编》卷167，皇祐元年。

〔107〕《元丰类稿》卷30，《议经费札子》；《长编》卷310，元丰三年十一月壬子。

〔108〕《泊宅编》卷10。

〔109〕参见《文昌杂录》卷6。

〔110〕《长编》卷386，元祐元年八月辛亥；《宋朝诸臣奏议》卷70，《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111〕《长编》卷417，元祐三年十一月乙丑。

〔112〕《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5。

〔113〕《宋会要》职官1之34～36；《容斋续笔》卷4，《宣和冗官》；《涧泉日记》卷上，《说库》本。

〔114〕《容斋四笔》卷4，《今日官冗》；《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天圣至嘉泰四选人数》；《玉海》卷127，《建炎省官》。各书所载数字或略有出入。

〔115〕《宋史》卷44，《理宗纪》。参见《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5，宝祐四年九月甲寅。

〔116〕关于宋朝历代官员数统计，参见《食货月刊》复刊第14卷第5、6期李弘祺《宋代官员数的统计》。

〔117〕参见《宋会要》食货12之2。

〔118〕参见《长编》卷175。

〔119〕参见《长编》卷206。

〔120〕参见《长编》卷295。

〔121〕参见《玉海》卷20，《宝元历代户数》。

〔122〕《淳熙三山志》卷10，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12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后妃王主奏荐格》。

〔124〕参见《宋会要》帝系4之3。

〔125〕《宋会要》帝系4之6。

〔126〕《宋会要》帝系4之19。

〔127〕《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67。

〔128〕《宋会要》帝系5之21。

〔129〕《宋会要》帝系4之19。

〔130〕《宋会要》帝系5之8～10。

〔131〕《长编》卷398，元祐二年四月己亥。

〔132〕《长编》卷490，绍圣四年八月癸未。

〔13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

〔134〕参见《宋朝事实》卷8，《宋会要》职官20之34。

〔135〕《宋会要》职官20之36。

〔13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参见《宋史》卷215，《宗室世系表》；《宋会要》职官20之37。

〔13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大宗正司两外宗废置》。

〔138〕《宋会要》帝系7之26～27。

〔139〕参见《夷坚志补》卷3，《赵善弌梦警》；《北溪大全集》卷4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

〔140〕《铁庵方公文集》卷29，《宗室廪给》。

〔141〕参见《容斋三笔》卷7，《宗室补官》。

〔142〕《宋会要》帝系5之21。

〔143〕参见《容斋三笔》卷13，《宗室参选》。

〔144〕《巽斋文集》卷9，《送赵仕可序》。

〔145〕《要录》卷142，绍兴十一年十一月丁未。

〔146〕《宋会要》帝系7之30～31。

〔147〕关于宗室，参见汪圣铎的《宋朝宗室制度考略》（见《文史》，第33辑），［美］贾志扬著、赵冬梅译的《天潢贵胄》（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48〕《吹剑四录》。

〔149〕《宋史》卷171、172，《职官志十一、十二》。

〔150〕《梦溪笔谈》卷23，《墨客挥犀》卷1。

〔151〕《夷坚丁志》卷17，《三鸦镇》。

〔152〕《西台集》卷4，《试荫补人议》。

〔153〕《宋会要》职官64之1～2；《宋史》卷159，《选举志五》。

〔154〕参见《说郛》卷3，《三朝圣政录》。《涑水记闻》卷1也有类似记载。

〔155〕《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八月甲子。

〔156〕《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

〔157〕《要录》卷115，绍兴七年十月辛丑；《宋史》卷158，《选举志四》。

〔158〕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乾道淳熙裁损任子法》；《宋史》卷159，《选举志五》。

〔159〕《栾城集》卷21，《上皇帝书》。

〔160〕《宋史》卷159，《选举志五》。

〔161〕参见《宋史》卷170，《职官志十》。

〔162〕《丹渊集》卷39，《龙图毋公墓志铭》。

〔163〕《长编》卷169，皇祐二年八月己未。

〔164〕《长编》卷132，庆历元年五月甲子；《西台集》卷4，《官冗议》。

〔165〕《宋会要》选举26之21。

〔166〕《雪坡舍人集》卷7，《廷对策》。

〔167〕《杨龟山先生集》卷13，《语录》。参见《三朝名臣言行录》卷11，《丞相范忠宣公》；《范文正公言行拾遗事录》卷4。

〔168〕《庆元条法事类》卷48，《支移折变》；《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2，端平元年三月甲寅。

〔169〕《范文正公尺牍》卷上，《与中舍》。

〔170〕《宋史》卷301，《高觌传》。

〔171〕《宋会要》食货61之49，70之65。

〔172〕参见《宝庆四明志》卷5。

〔173〕《宋史》卷47，《瀛国公纪》；卷174，《食货志上二》。

〔174〕参见《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175〕《长编》卷266，熙宁八年七月乙丑。

〔176〕《长编》卷267，熙宁八年八月丙申；卷268，熙宁八年九月辛巳。

〔177〕参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申明役法札子》；《宋会要》食货65之55。

〔178〕《宋会要》食货65之76；《忠正德文集》卷1，《论役法札》。

〔179〕参见《宋会要》食货65之96，原作乾道三年，据《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常平苗役之制》改。

〔180〕《要录》卷15，建炎二年五月庚戌。

〔181〕《宋会要》食货70之104。

〔182〕《庆元条法事类》卷48，《预买绸绢》引《给赐令》。此处尚载官府放贷，应非南宋时之新令，而是照抄北宋时的旧令。

〔183〕《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

〔184〕《鸡肋编》卷中。

〔185〕参见《宋会要》食货70之36；《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

〔186〕《宋会要》食货38之20～21，70之45，69～70；《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四月癸酉。

〔187〕《宋会要》食货41之22～23。

〔188〕《宋会要》食货9之15，40之15、37。

〔189〕《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七月癸丑。

〔190〕《宋会要》食货40之37。

〔191〕《文献通考》卷20。参见《水心文集》卷25，《朝请大夫提举江州太平兴国宫陈公墓志铭》。

〔192〕《范文正公集·朝廷优崇·与免科籴》。

〔193〕《金石苑》卷3，王梦易墓表。

〔194〕《宋会要》职官55之41。

〔195〕《宋会要》兵2之37。

〔196〕参见《宋会要》食货6之1～2。《要录》卷50，绍兴元年十二月丁丑；卷51，绍兴二年正月丁巳。《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宋会要》作绍兴“十七年”，应为“二年”之误。

〔197〕《宋会要》刑法2之92。

〔198〕《涑水记闻》卷2。“锁”，中华书局标点本误作“录”，今更正。

〔199〕《直讲李先生文集》卷28，《寄上孙安抚书》。

〔200〕《宋会要》食货14之25。又《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上皇帝书》：“今世三大户之役，自公卿以降毋得免者。”《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同，三大户即是耆长。

〔201〕《长编》卷193，嘉祐六年四月癸酉；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辛巳。

〔202〕《宋会要》职官55之45。

〔203〕《宋会要》食货6之5。参见《朱子语类》卷98。

〔204〕参见《宋会要》食货6之7；《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

〔20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乾道淳熙裁损任于法》：“所谓七色补官者，宗室女夫，一也，戚里女夫及捧香，二也，异姓恩泽，三也，阵亡人女夫，四也，上书献颂文理可采，五也，随奉使补官，六也，给使减年，七也。”《朝野类要》卷3《捧香》：“后妃亲属该恩得官者，谓之捧香恩例。”

〔206〕《宋会要》兵1之8。

〔207〕《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宰执状》。

〔20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进纳补官有犯以凡人论》。

〔209〕《浪语集》卷28，《策问二十道》（其三）。

〔210〕《栾城集》卷35，《制置三司条例司论事状》。

〔211〕《尽言集》卷5，《论章惇强买朱迎等田产事》（第四、第十一）。

〔212〕《宋会要》食货63之168～170，刑法2之17；《文献通考》卷12。

〔213〕《永乐大典》卷14620。

〔214〕参见《宋会要》职官8之42，刑法1之28。

〔215〕《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27，淳熙十一年七月戊子。《宋会要》刑法2之122为淳熙十二年七月二日，年代有异。

〔216〕《包拯集》卷4，《请法外断魏兼》；《宋会要》职官64之46。

〔217〕《宋史》卷312，《曾公亮传》；卷322，《杨绘传》。

〔218〕《毗陵集》卷4，《再辞免（知绍兴府）札子》，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8。

〔219〕《宋会要》职官61之54。

〔220〕《唐六典》卷30《三府督护州县官吏》说，县丞、县尉“隋氏革选，尽用他郡之人”，参见苗书梅：《宋代官员选任和管理制度》，第三章第四节回避制度，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221〕《宋会要》刑法1之28，2之84。如北宋宰相韩琦及其孙韩治、曾孙韩肖胄三任故乡相州知州，一时传为佳谈。

〔222〕《宋会要》职官8之25，61之50～51；《要录》卷177，绍兴二十七年六月己酉。

〔223〕《宋会要》职官8之42。

〔224〕《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甲寅；《宋会要》刑法2之11。

〔225〕《长编》卷439，元祐五年三月己卯。

〔226〕《宋会要》食货61之1。

〔227〕《宋会要》食货61之30～31。参见《永乐大典》卷7650，《黄永存》引《小山杂著·黄公墓志铭》；《历代名臣奏议》卷185，吴昌裔奏。

〔228〕《长编》卷461，元祐六年七月壬戌。

〔229〕《长编》卷78，大中祥符五年七月乙酉。

〔230〕《宋会要》职官64之30。

〔231〕《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三月己未；《宋会要》食货54之2，刑法2之11。

〔232〕《宋会要》食货26之29。

〔233〕《宋会要》食货21之6。

〔234〕《宋会要》刑法2之59。

〔235〕《宋会要》食货62之3。

〔236〕《长编》卷496，元符元年三月乙亥。

〔237〕参见《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宋会要》食货39之21～22。

〔238〕《清波杂志》卷11；《能改斋漫录》卷12，《晏元献节俭》。

〔239〕《清波杂志》卷11；《朱文公文集》卷76，《金华潘公文集序》。

〔240〕《武夷新集》卷14，《再乞解职表》。

〔241〕《湘山野录》卷下。

〔242〕《傅忠肃公文集》卷上，《雪九首》。

〔243〕《筠溪集》附《筠溪李公家传》。

〔244〕《朱文公文集》卷76，《金华潘公文集序》。参见《鹤林玉露》乙编卷5，《潘默成》；《敬乡录》卷2。

〔245〕《絜斋集》卷16，《叔父承议郎通判常德府行状》。

〔246〕《道命录》卷2；《长编》卷404，元祐二年八月甲辰。此外，又如《涑水记闻》卷1载宋太祖罢宿将典兵时，鼓励他们“择便好田宅市之”。《宋史》卷257《楚昭辅传》，《长编》卷22太平兴国六年十一月己未载楚昭辅将所得赐予“悉以市善田宅”。《东坡七集·东坡续集》卷5《与杨元素八首》（其八），卷6《与潘彦明》、《答王定国三首》（其一）记录了苏轼买田事。

〔247〕参见《宋会要》职官70之23、29、45，《要录》卷173绍兴二十六年六月壬午。

〔248〕《长编》卷312，元丰四年五月癸丑。

〔249〕《永乐大典》卷7650，《黄景声》引《小山杂著·黄公墓志铭》。

〔250〕《宋会要》职官68之37～38。

〔251〕《要录》卷65，绍兴三年五月乙卯朔。

〔252〕参见《鹤山先生大全集》卷20，《乙未秋七月特班奏事》、《吹剑四录》。

〔253〕《齐东野语》卷7，《洪君畴》。

〔254〕《要录》卷191，绍兴三十一年七月己丑。

〔255〕《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丙午。

〔256〕《宋会要》选举32之19。

〔257〕参见《长编》卷189，嘉祐四年四月癸酉。

〔258〕参见《长编》卷126，康定元年二月庚子。

〔259〕参见《长编》卷47，咸平三午八月己未；卷300，元丰二年十月己亥。《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83。

〔260〕参见《长编》卷334，元丰六年四月戊申；《宋史》卷446，《苏缄传》。又如宋神宗时对兴修水利官赐淤田，参见《长编》卷263，熙宁八年闰四月壬寅；《宋史》卷355，《杨汲传》。

〔261〕《宋史》卷273，《姚内斌传》。

〔262〕参见《长编》卷326，元丰五年五月甲辰。

〔263〕《续资治通鉴长编纪事本末》卷128。

〔264〕《文献通考》卷6；《高峰文集》卷2，《论赐圩田札子》。

〔265〕参见《要录》卷81，绍兴四年十月壬寅；《宋史》卷455，《陈东传》。

〔266〕参见《要录》卷95，绍兴五年十一月乙未；卷110，绍兴七年四月癸丑。《宋会要》食货61之48。《宋史》卷447，《杨邦传》。

〔267〕参见《要录》卷107，绍兴六年十二月辛酉；《宋会要》食货61之47～48。

〔268〕《宋史》卷368，《魏胜传》；《宋朝南渡十将传》卷4，《魏胜传》。

〔269〕参见《要录》卷144，绍兴十二年二月己卯；《宋史》卷465，《韦渊传》。

〔270〕参见《宋会要》后妃2之7，食货61之48；《要录》卷138，绍兴十年十一月丙辰。

〔271〕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47；《宋史》卷465，《孟忠厚传》。

〔272〕参见《宋史》卷464，《高世则传》；《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十一月辛未。

〔273〕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49。

〔274〕参见《宋会要》后妃2之23。

〔275〕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51。

〔276〕参见《要录》卷54，绍兴二年五月乙亥；卷74，绍兴四年三月乙亥；卷101，绍兴六年五月丙戌；卷127，绍兴九年四月乙亥；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宋会要》食货61之47～48。

〔277〕参见《要录》卷69，绍兴三年十月壬寅。

〔278〕参见《要录》卷113，绍兴七年八月己酉；《宋会要》食货61之48。

〔279〕参见《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甲申；卷148，绍兴十三年闰四月庚戌。《宋会要》食货61之49。《宋史》卷366，《吴璘传》；卷367，《郭浩传》、《杨政传》。

〔280〕《要录》卷168，绍兴二十五年五月壬申；卷170，绍兴二十五年十二月丙戌。《宋会要》食货61之49。

〔281〕参见《宋史》卷44，《理宗纪》开庆元年四月乙未；卷45，《理宗纪》景定元年二月己酉、四月己未、六月壬子。《金陵新志》卷14，《阮思聪》。

〔282〕参见《要录》卷135，绍兴十年五月辛卯；《宋会要》食货61之49，70之65。

〔283〕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55。

〔284〕参见《要录》卷72，绍兴四年正月乙亥；《宋会要》食货61之47。

〔285〕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49～55。

〔286〕参见《宋会要》选举32之19；《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戊子。

〔287〕参见《要录》卷74，绍兴四年三月丁卯。

〔288〕参见《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二月丙申；《宋会要》食货61之49。

〔289〕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47～49。

〔290〕参见《要录》卷120，绍兴八年六月壬戌；《宋会要》食货61之48。

〔291〕参见《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辛丑。

〔292〕《要录》卷140，绍兴十一年五月丙辰。

〔293〕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48。《要录》卷180绍兴二十八年九月己巳作“郑德年”，系笔误。

〔294〕参见《宋史》卷416，《王万传》；卷424，《徐元杰传》；卷425，《徐霖传》。

〔295〕《宋会要》食货61之53。

〔296〕《要录》卷165，绍兴二十三年八月己卯。

〔297〕《夷坚丁志》卷5，《石臼湖螭龙》。

〔298〕《文献通考》卷6。

〔299〕《攻媿集》卷88，《敷文阁学士宣奉大夫致仕赠特进汪公行状》；《宋会要》食货61之54～55。

〔300〕《长编》卷24，太平兴国八年五月壬申；《宋会要》职官64之10。

〔301〕《长编》卷115，景祐元年十月癸亥。

〔302〕《宋会要》职官70之52，《会编》卷230。

〔303〕《宋会要》职官72之16～17。

〔304〕《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33，彭汉老墓志铭；《诚斋集》卷119，彭汉老行状。

〔305〕《历代名臣奏议》卷185，吴昌裔奏。

〔306〕参见《要录》卷99，绍兴六年三月癸酉。

〔307〕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145。

〔308〕《宋会要》食货61之30～31。

〔309〕《宋会要》职官43之34，食货6之17。

〔310〕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140。

〔311〕《宋会要》刑法1之28，2之84。

〔312〕《舆地纪胜》卷158，《普州》；《玉壶清话》卷5。

〔313〕《都官集》卷2，《厚生一》。

〔314〕《宋史》卷302，《吕景初传》。

〔315〕《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3，《半山报宁寺记》。

〔316〕《王文公文集》卷19，《乞将荒熟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临川先生文集》卷43《乞将田割入蒋山常住札子》的个别数字有异。

〔317〕《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10，《和君贶题潞公东庄》。

〔318〕《宋史》卷470，《朱勔传》；《靖康要录》卷4，靖康元年三月二十八日；《玉照新志》卷4。又《历代名臣奏议》卷182李光奏：“勔在东南，为害日久，田园第宅，富拟王室，房缗日掠数百贯，租课岁收百万斛。”与前引记载有异。

〔319〕参见《要录》卷135，绍兴十年四月乙丑；《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6。

〔320〕参见《会编》卷237；《华阳集》卷18，《驳郭彦参放罢指挥状》。

〔321〕参见《景定建康志》卷16。

〔322〕《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江防五利》。

〔323〕参见《宋会要》食货3之14，道释2之15；《两浙金石志》卷10，《宋广寿慧雲禅寺碑》。

〔324〕《要录》卷147，绍兴十二年十二月己卯。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作“岁百数万石”，而文津阁《四库全书》本作“岁收数万石”，似应以后者为准。

〔325〕参见《要录》卷84，绍兴五年正月癸酉。

〔326〕《宋会要》食货3之14。

〔327〕《齐东野语》卷6，《向氏粥田》；《陔余丛考》卷18，《南宋将帅之豪富》。

〔328〕《夷坚丁志》卷5，《荆山庄瓮》；卷6《永宁庄牛》。《南涧甲乙稿》卷20，《右朝奉大夫致仕曾公墓志铭》。

〔329〕《宋史》卷33《孝宗纪》乾道元年八月己卯：“以永丰圩田赐建康都统司。”

〔330〕《渭南文集》卷44，《入蜀记》。

〔331〕《宋史》卷415，《黄畴若传》。

〔332〕参见《至顺镇江志》卷5，《田土》。

〔333〕《臞轩集》卷1，《乙未馆职策》。

〔334〕《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4，《表海亭》。

〔335〕《赵清献公集》卷10，《退居十咏·负郭田》。

〔336〕《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10，《西台诗二十四韵》；《东坡七集·东坡集》卷36，《司马温公行状》。

〔337〕《栾城集》卷3，《送陈安期都官出城马上》；卷4，《和子瞻焦山》。《栾城三集》卷3，《腊雪次迟韵》、《龙川道士》；卷5，《卜居赋并引》。

〔338〕《丰清敏公遗事》。

〔339〕《宋史》卷437，《程迥传》。

〔340〕《象山先生全集》卷28，《宋故陆公墓志》、《陆修职墓表》。

〔341〕《宋会要》食货6之5。

〔342〕《要录》卷157，绍兴十八年四月。

〔343〕《永乐大典》卷10998，《汪玉山集·乞差文臣知兴元府札子》。

〔344〕《续编两朝纲目备要》卷6，庆元六年冬；《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6，《关外经量》。

〔345〕《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346〕《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17，《进资治通鉴表》；卷45，《再乞西京留台》。

〔347〕关于祠禄官，参见梁天锡的《宋代祠禄制度考实》（台北，学生书局，1978）、金圆的《宋代祠禄官的几个问题》（载《中国史研究》，1988（2））。

〔348〕参见《朝野类要》卷3，《不厘务》。

〔349〕关于添差官，参见刘坤太的《宋朝添差官制度初探》（载《河南大学学报》，1981（4））。

〔350〕《要录》卷97，绍兴六年正月己卯。

〔351〕《宋会要》选举23之9。

〔352〕《宋会要》职官54之36～37。

〔353〕《宋会要》选举23之12。

〔354〕《范文正公政府奏议》上，《答手诏条陈十事》；《皇朝文鉴》卷43。

〔355〕《长编》卷163，庆历八年三月甲寅；《东坡七集·东坡应诏集》卷2，《策别七》。

〔356〕《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5，《转对条上三事状》；《宋会要》选举23之9、12。

〔357〕《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11，《策》；《南宋文录录》卷9，倪思《对策·抑奔竞》；《宋会要》选举26之21。

〔358〕《秋崖先生小稿》卷3，《代范丞相》。参见《宋史》卷158，《选举志四》；《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轮〕对札子二·贴黄》。

〔359〕《宋会要》职官62之51～52。

〔360〕《宋会要》职官62之54。

〔361〕《文献通考》卷13。

〔362〕《宋会要》食货70之58。

〔363〕《宋会要》职官47之72。

〔364〕《宋会要》食货70之78。

〔365〕《长编》卷14，开宝六年六月庚戌。

〔366〕《宋史》卷257，《王仁赡传》。

〔367〕《宋史》卷288，《孙沔传》。

〔368〕《独醒杂志》卷10。

〔369〕《说郛》卷37，《闲燕常谈》。

〔370〕《东京梦华录》卷2、3，《铁围山丛谈》卷4。

〔371〕参见《宋会要》食货26之23。《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六月戊申；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丙午。

〔372〕《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

〔373〕参见《梦粱录》卷13，《铺席》。

〔374〕《宋会要》职官72之29。

〔375〕《癸辛杂识》别集下，《银花》。

〔376〕《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九月癸卯。

〔377〕《要录》卷110，绍兴七年四月壬子。

〔378〕《鹤林玉露》丙编卷2，《老卒回易》。

〔379〕《宋会要》职官74之45。

〔380〕《宋史》卷442，《郭忠恕传》。

〔381〕《宋会要》职官72之45～46。

〔382〕《宋史》卷283，《夏竦传》。

〔383〕《会编》卷230。

〔384〕《宋会要》职官72之25。

〔385〕《清正存稿》卷1，《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内引壬子入国门是日内引奏札·第四札》。

〔386〕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30。

〔387〕《宋会要》食货18之25。

〔388〕《蔡忠惠公集》卷18，《国论要目·废贪赃》。

〔389〕《秋崖先生小稿》卷3，《代范丞相》。

〔390〕关于宋时官商，参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宋代官吏的私营商业》，台北，稻乡出版社，1991。

〔391〕《宋史》卷200，《刑法志二》；《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月庚午。

〔392〕《容斋续笔》卷1，《戒石铭》。

〔393〕《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394〕《瓮牖闲评》卷8。《吹剑续录》文字稍异。

〔395〕《长编》卷77，大中祥符五年四月乙丑；《宋会要》职官64之22。

〔396〕《会编》卷31、32。《宋宰辅编年录校补》卷13。《宋史》卷470，《王黼传》；卷472，《蔡京传》。《曲洧旧闻》卷10作“三千索，直秘阁；五百贯，擢通判”。

〔397〕参见《伪齐录》卷上；《要录》卷103，绍兴六年七月庚辰注。

〔398〕《要录》卷169，绍兴二十五年十月丙申。

〔399〕《要录》卷187，绍兴三十年十二月丙午。

〔400〕《宋会要》职官79之24。

〔401〕《文献通考》卷63。

〔402〕《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403〕《跨鳌集》卷19。

〔404〕《宋朝诸臣奏议》卷150，《上钦宗论反正六事》。

〔405〕《历代名臣奏议》卷189。

〔406〕《宋史》卷408，《陈宓传》。

〔407〕《宋史》卷413，《赵与懽传》。

〔408〕《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36，景定二年正月癸亥朔。

〔409〕《能改斋漫录》卷2，《白直之称》；《庆元条法事类》卷11，《差破当直》。

〔410〕参见《宋史》卷290，《杨崇勳传》；卷299，《李溥传》；卷381，《范如圭传》。《会编》卷37。《要录》卷188，绍兴三十一年正月壬辰；卷200，绍兴三十二年六月戊寅。《历代名臣奏议》卷222，张浚奏；卷224，虞允文奏；卷339，李鸣復奏。《宋会要》职官72之21，73之57。《永乐大典》卷10998，《雁湖集·知遂宁府奏札》。

〔411〕《宋会要》刑法2之24。

〔412〕《宋会要》刑法2之96～97。

〔413〕《历代名臣奏议》卷240，虞允文奏。

〔414〕《赵清献公集》卷4，《奏状论陕西官员占留禁军有妨教阅》。

〔415〕《要录》卷87，绍兴五年三月甲戌朔。

〔416〕《黄氏日抄》卷80，《引放词状榜》。

〔417〕《避暑漫抄》。

〔418〕《长编》卷138，庆历二年十月戊辰。

〔419〕《梦溪笔谈》卷9。

〔420〕《宋会要》选举32之16，32之21～22。

〔42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2，《赵韩王六世小谱》。

〔422〕《长编》卷62，景德三年四月庚子。

〔423〕《宋会要》选举32之12。

〔424〕又如《要录》卷104绍兴六年八月己亥载司马光后裔“不肖”事，《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衣冠之后卖子于非类归宗后责房长收养》载一个中等官僚子孙沦落的实例。

〔425〕《独醒杂志》卷10。

〔426〕《字溪集》卷9，《辨惑》。

〔427〕《朱文公文集》卷100。

〔428〕《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癸未。

〔429〕《珩璜新论》卷4。

〔430〕《袁氏世范》卷1，《子弟常宜关防》。

〔431〕《北溪大全集》卷44，《上赵寺丞论秤提会子》。

〔432〕《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税租簿》；卷48，《税租帐》。

〔433〕参见张泽咸：《唐代的衣冠户和形势户》，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3）。

〔434〕《长编》卷12，开宝四年正月辛亥；《宋会要》食货70之2～3。

〔435〕《宋会要》食货62之3。

〔436〕《宋会要》食货1之24。

〔437〕《宋会要》崇儒2之14，食货61之23。

〔438〕《宋会要》食货20之12。

〔439〕《宋会要》食货61之29～30。

〔440〕《宋史全文续资治通鉴》卷18，绍兴元年十二月丁丑。

〔441〕《梁溪全集》卷71，《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卷116，《与吕相公第七书别幅》。

〔442〕《汉滨集》卷5，《论潼川路措置经界奏议》。《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九月作官户“愿用经界者一百六十有七”，系误。

〔443〕《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

〔444〕《忠肃集》卷5，《论役法疏》。

〔445〕《夷坚甲志》卷3，《李辛偿冤》。

〔446〕参见《宋会要》职官1之16～17。

〔447〕参见《宋会要》职官2之3，3之5～6，4之5。

〔44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堂后官》。

〔449〕参见《宋会要》职官3之41；《宋史》卷162，《职官志二》。

〔450〕参见《宋史》卷168，《职官志八》；《职官分纪》卷7、8；《庆元条法事类》卷4，《官品杂压》。

〔451〕参见《宋史》卷162、169，《职官志二、九》。

〔452〕《宋会要》职官6之50～51引《神宗正史·职官志》。

〔453〕《宋会要》职官17之1～2；《宋史》卷164，《职官志四》。“书吏”，《宋史》卷169《职官志九》作“书史”。

〔454〕《宋会要》职官32之1。

〔455〕参见《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乙卯。

〔456〕参见《宋会要》职官8之3～4，13之7，14之1，15之23；选举23之18，24之8、25，25之10、30；食货56之41。《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省部枢密院吏额》。

〔457〕《宋会要》职官29之1。

〔458〕《宋会要》职官22之25。

〔459〕参见《宋会要》职官16之5～6。

〔460〕参见《宋会要》食货49之2。

〔461〕参见《宋会要》职官42之23～24。

〔462〕参见《宋会要》职官43之155。

〔463〕《宋会要》职官47之2。

〔464〕参见《宋史》卷166、169，《职官志六、九》。

〔465〕《宋史》卷166，《职官志六》。

〔466〕参见《嘉定赤城志》卷17。

〔467〕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示幕属》；《黄氏日抄》卷59，《韩文·书启》。

〔468〕《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解试出职》。

〔469〕如《庆元条法事类》卷52《公吏门》，《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公吏》，都是泛指吏胥。《宋会要》职官41之14载宣谕司“其一行公吏并行重禄”，亦泛指吏胥。

〔470〕参见《嘉定赤城志》卷17，《淳熙三山志》卷13、14，《琴川志》卷6。

〔471〕《嘉靖增城县志》卷9。

〔472〕以上“州役人”、“县役人”和“乡役人”的称谓，见《嘉定赤城志》卷17和《琴川志》卷6，“役人”即吏胥别名。州役人和县役人中自然包括公人和吏人，不论其来源是雇募或轮差，还是乡村户或坊郭户．都可用“役人”通称。

〔473〕《职官分纪》卷13。

〔474〕《皇朝文鉴》卷87，《奉国军衙司都目序》。

〔475〕《云麓漫钞》卷12，《国朝州郡役人之制》。

〔476〕《宋会要》职官47之2。

〔477〕“行首”，据《宋史》卷169《职官志九》补。

〔478〕《宋史》卷159，《选举志五》。

〔479〕《宋会要》职官48之25。

〔480〕《包拯集》卷7，《请罢里正只差衙前》。

〔481〕参见《宋会要》食货14之22～23、44；《止斋先生文集》卷35，《与闽帅梁丞相论耆长壮丁事》。

〔482〕《资治通鉴》卷216注。

〔483〕参见《宋史》卷162、163，《职官志二、三》。

〔484〕《宋会要》职官48之94。

〔485〕《燕翼诒谋录》卷3；《长编》卷107，天圣七年三月乙丑。

〔486〕参见《长编》卷80，大中祥符六年正月丁未；卷85，大中祥符八年闰六月癸巳。《宋会要》职官76之4～14。

〔487〕〔488〕《庆元条法事类》卷52，《差补》。

〔489〕《宋会要》职官3之26。

〔490〕《宋会要》职官3之31～32。

〔491〕《宋会要》职官29之5。

〔492〕《宋会要》职官24之34～35。

〔493〕《尽言集》卷10，《论都司官吏违法拟赏事第三》；《长编》卷440，元祐五年三月。

〔494〕参见《宋会要》职官48之97。

〔495〕《嘉定赤城志》卷17。

〔496〕《宋会要》职官48之106。

〔497〕参见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编：《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131页，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

〔498〕《山左冢墓遗文·宋故苏君墓志铭》。

〔499〕《淳熙三山志》卷13。

〔500〕《宋会要》职官55之3。

〔501〕《长编》卷264，熙宁八年五月乙亥。

〔502〕《长编》卷111明道元年三月丁酉：“在京百司岁补正名者三十余人。”《宋会要》职官2之12：“起居院于见管守阙数内，拣有行止，无过犯书札人材，中者二人，为承阙楷书。”

〔503〕《长编》卷65，景德四年春。

〔504〕《淳熙三山志》卷13。

〔505〕《宋会要》食货70之29～30。

〔506〕《宋会要》刑法2之82。

〔507〕《宋会要》职官48之101。

〔508〕《庆元条法事类》卷36，《商税》；《宋会要》食货18之9。

〔509〕《宋会要》职官48之101～102。

〔510〕《朝野类要》卷3，《年劳》。

〔511〕《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解试出职》。

〔512〕《宋会要》职官48之95。

〔513〕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52，《差补》；《宋会要》职官48之96。

〔514〕参见《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515〕《宋会要》职官32之2。

〔516〕《宋会要》职官32之52。

〔517〕《宋会要》职官24之43～44。

〔518〕《范文正公集》卷7，《奏上时务书》。

〔519〕《宋朝诸臣奏议》卷70，《上哲宗乞清入仕之源》。

〔520〕《宋会要》职官24之35～36。

〔521〕参见《长编》卷3，建隆三年四月乙未；卷7，乾德四年八月壬寅；卷24，太平兴国八年三月丁巳朔；卷217，熙宁三年十一月乙未；卷218，熙宁三年十二月辛巳；卷308，元丰三年九月丙子。《宋会要》职官18之79。关于勒留，参见李锦绣：《唐代制度史略论稿》，183～197页，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8；《中晚唐社会与政治研究》，96～98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自唐迄宋的演度，较多由官制转向吏制，参见《长编》卷334，元丰六年四月丁未。

〔522〕《宋史》卷159，《选举志五》；《长编》卷55，咸平六年十月辛酉。

〔523〕〔524〕参见《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525〕《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526〕《宋会要》职官27之30。

〔527〕参见《长编》卷32，淳化二年正月乙酉。

〔528〕《宋会要》职官48之94。

〔529〕《宋会要》职官48之97～98。

〔530〕《宋会要》职官48之98。

〔531〕参见《宋大诏令集》卷163，《改武选官名诏》。

〔532〕参见《宋会要》职官48之100～101。

〔533〕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吏职补官至从政郎止》；《永乐大典》卷14629，《吏部条法》。

〔534〕《梁溪全集》卷173，《靖康传信录》。

〔535〕《文献通考》卷35。

〔536〕《要录》卷7，建炎元年七月己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堂后官》。

〔537〕《要录》卷179，绍兴二十八年五月甲子。

〔538〕《云麓漫钞》卷3。

〔539〕《长编》卷23，太平兴国七年四月丙子。

〔540〕参见《宋会要》职官62之39。

〔541〕《宋会要》职官48之95～97；《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解试出职》。

〔542〕《宋会要》职官48之100。

〔543〕《淳熙三山志》卷13。

〔544〕参见《宋会要》刑法2之81～82。

〔545〕《宋会要》职官3之1。

〔546〕《宋会要》职官6之5～7；《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丁未。

〔547〕《宋会要》职官3之26。

〔548〕《长编》卷63，景德三年六月壬辰。

〔549〕《庆元条法事类》卷52，《解试出职》。

〔550〕参见《宋会要》职官18之90。

〔551〕《宋史》卷159，《选举志五》。

〔552〕《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553〕《宋会要》选举25之20～21。

〔554〕《宋史》卷169，《职官志九》。

〔555〕《宋会要》选举25之21。

〔556〕《宋会要》职官3之42。

〔557〕宋时官员有考课，吏胥也有考课，参见《宋会要》职官48之100。

〔558〕《宋会要》食货64之94。

〔559〕《宋会要》职官6之5～7；《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丁未。

〔560〕《宋会要》选举25之19。

〔561〕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3。

〔562〕《嘉定赤城志》卷17。

〔563〕《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

〔564〕《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5，《论财利疏》。

〔565〕《宋会要》职官57之95。

〔566〕《梦溪笔谈》卷12。

〔567〕《宋会要》职官11之61。

〔568〕《宋会要》职官9之1。

〔569〕《宋会要》职官2之12。

〔570〕《东轩笔录》卷8。

〔571〕《宋会要》职官18之14。

〔572〕《宋会要》职官42之23～24。

〔573〕参见《水心别集》卷16，《后总》。

〔574〕参见《宋史》卷171，《职官志十一》。

〔575〕参见《长编》卷214，熙宁三年八月癸未；《宋会要》职官26之5，57之92～93；食货62之10～11；《宋史》卷199，《刑法志一》。

〔576〕《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

〔577〕参见《长编》卷233，熙宁五年五月癸未；卷289，元丰元年四月丙午。

〔578〕《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壬申。

〔579〕参见《宋会要》职官57之95。《宋史》卷179，《食货志下一》；卷199，《刑法志一》。

〔580〕《庆元条法事类》卷52，《差补》。

〔581〕《宋会要》职官57之99，食货6之52；《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4，《诸县推法司》。

〔582〕《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己酉。

〔583〕《长编》卷249，熙宁七年正月癸亥。

〔584〕《长编》卷324，元丰五年三月乙酉。

〔585〕《宋会要》职官41之128。

〔586〕《宋会要》食货32之7。

〔587〕《宋会要》食货41之23～24。

〔588〕《宋会要》食货54之19～20。

〔589〕《宋会要》职官27之66。

〔590〕《宋会要》职官47之74。

〔591〕《宋会要》职官24之34～35。

〔592〕参见《宋会要》职官13之6、40，41之12～14；《景定建康志》卷23。

〔593〕参见《宋会要》职官44之12，食货42之20。《长编》卷229，熙宁五年正月甲辰；卷323，元丰五年二月甲寅。

〔594〕《宋会要》职官3之26。

〔595〕《宋会要》食货14之14。

〔596〕《长编》卷231，熙宁五年三月丁酉。

〔597〕《文潞公集》卷32，《乞张熙恩泽》、《乞郭宣恩泽》。

〔598〕《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

〔599〕《庆元条法事类》卷5，《考课》。

〔600〕《庆元条法事类》卷8，《漏泄传报》。

〔601〕《庆元条法事类》卷13，《叙复》。

〔602〕《庆元条法事类》卷17，《架阁》、《毁失》。

〔603〕《庆元条法事类》卷32，《理欠》。

〔604〕《涑水记闻》卷6。

〔605〕《庆元条法事类》卷17，《架阁》、《毁失》。

〔606〕《庆元条法事类》卷73，《出入罪》。

〔607〕《庆元条法事类》卷52《停降》有类似规定。

〔608〕《长编》卷109天圣八年三月庚申：“诏选人因避亲成资放罢者，许令参选。”

〔609〕《水心别集》卷14，《吏胥》。

〔610〕《宋会要》职官60之39。

〔611〕《水心别集》卷14，《吏胥》。

〔612〕《宋会要》职官48之98。

〔613〕《宋会要》职官3之25。

〔614〕《宋会要》食货56之9；《长编》卷48，咸平四年二月。

〔615〕《郧溪集》卷12，《论安州差役状》；《历代名臣奏议》卷256，郑獬奏。

〔616〕《范文正公集》卷7，《奏上时务书》。

〔617〕《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

〔618〕《长编》卷65，景德四年春。

〔619〕《宋会要》职官3之30。

〔620〕《宋会要》职官1之40。

〔621〕《宋会要》食货62之3。

〔622〕《长编》卷461，元祐六年七月壬戌，以文渊阁《四库全书》本校。

〔623〕参见《宋会要》崇儒2之14。

〔624〕《宋会要》食货63之90。

〔625〕《宋会要》食货20之12。

〔626〕《宋会要》食货26之29。

〔627〕《宋会要》食货5之17。

〔628〕《宋会要》食货70之27～28。

〔629〕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75，《刑狱杂事》。

〔630〕《长编》卷49咸平四年六月癸卯。

〔631〕《尽言集》卷11，《论役法之弊》；《宋会要》食货13之34。

〔632〕《宋会要》职官57之95～96。

〔633〕《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省部枢密院吏额》。其注载有分数，与总数相合，参见《要录》卷22建炎三年四月庚申、丙子、丁丑。尚书省吏额二百零四人，《要录》作“二百二十四”，疑误。

〔634〕《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十二月乙卯。

〔635〕《宋会要》职官48之102。

〔636〕《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2，《州县吏额》。

〔637〕《夷坚支癸》卷1，《馀杭何押录》。《要录》卷146，绍兴十二年八月丙寅；卷147，绍兴十二年十月庚辰。

〔638〕《姑溪居士后集》卷19，《胡叔微行状》。

〔639〕《宋史》卷356，《蔡居厚传》。

〔640〕《州县提纲》卷1，《防吏弄权》。

〔641〕《水心别集》卷14，《吏胥》。

〔642〕《宋会要》职官60之3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黠吏为公私之蠹者合行徒配以警其余》载县吏徐安敢于对抗县官，即为黠吏凶横之一例。

〔643〕《要录》卷60，绍兴二年十一月庚午；卷89，绍兴五年五月丙戌。

〔644〕《象山先生全集》卷8，《与赵推》。

〔64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籍配》。

〔64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违法害民》。

〔64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慢令》。

〔64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2，《汰去贪庸之官》。

〔649〕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应经徒配及罢役人合尽行逐去》。

〔650〕《宋会要》方域14之5。

〔651〕《舆地纪胜》卷177，《万州·董之邵》。

〔652〕《姑溪居士后集》卷19，《胡叔微行状》。

〔653〕《鸿庆居士集》卷33，朱宗墓志铭。

〔654〕《宋会要》食货69之59，刑法3之48。

〔655〕《宋会要》食货69之59。

〔656〕《夷坚支戊》卷4，《房州保正》。

〔657〕《象山先生全集》卷4，《与赵宰》。

〔658〕《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3，《陈安节论陈安国资卖田地事》。

〔65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应经徒配及罢役人合尽行遂去》。

〔66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南康军前都吏樊铨冒受朝廷爵命等事》。参见同卷《去把握县权之吏》。

〔661〕《碧梧玩芳集》卷17，《益国赵公生祠记》。

〔662〕《直讲李先生文集》卷30，江镐墓志铭。

〔66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买主伪契包并》。

〔664〕《宋会要》刑法3之46。

〔66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都吏潘宗道违法交易五罪》。

〔666〕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客僧妄诉开福绝院》。

〔667〕《宋会要》食货1之24。

〔668〕参见《宋会要》崇儒2之38，食货6之18～19，61之2、14，63之206；《要录》卷162，绍兴二十一年九月戊戌朔。

〔669〕《宋会要》食货63之206。

〔670〕《宋会要》食货6之18～19。

〔671〕《朱文公文集》卷99，《约束侵占田业榜》。

〔672〕《宋会要》食货61之29～30。参见《盘洲文集》卷41，《乞许逃业子孙赎产札子》。

〔673〕《宋会要》食货61之22～24、26～27。

〔674〕《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0，《新淦申临江军及诸司乞申朝廷给下卖过职田钱就人户取回》。

〔675〕《宋会要》食货61之20。

〔676〕《宋会要》食货61之40。

〔677〕《宋会要》食货7之12～13。

〔678〕《宋会要》食货61之144～145。

〔679〕《历代名臣奏议》卷253。参见《后乐集》卷13，《又论围田札子》。

〔680〕参见《王文公文集》卷33，《先大夫述》。

〔681〕《梁溪全集》卷71，《乞下本路及诸路转运司科敷钱米于田亩上均借奏状》。

〔682〕《诚斋集》卷122，《罗元亨墓表》。

〔683〕《宋会要》食货61之10。

〔684〕《宋会要》食货70之39～40。参见《朱文公文集》卷43，《答陈明仲》。

〔685〕《宋会要》食货38之19。

〔686〕《永乐大典》卷7650，《黄泽民》引《筼窗集·黄君墓志铭》。

〔687〕《象山先生全集》卷8，《与张春卿》。

〔688〕《宋会要》食货65之14～15，66之39。

〔689〕《宋会要》食货6之36。

〔690〕《汉滨集》卷9，《论部民诉经界书》。

〔691〕《诚斋集》卷128，《李县丞叔周墓志铭》。

〔692〕《真文忠公文集》卷12，《申将前知建康府溧阳县王棠镌降事》。

〔693〕《鲁斋王文宪公文集》卷20，《宋故太府寺丞知建昌军王公墓志铭》。

〔694〕《州县提纲》卷1，《洁己》。

〔695〕《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5，《论财利疏》。以《温国文正司马公文集》卷23参校。

〔696〕《宋史》卷342，《孙永传》。

〔697〕《忠肃集》卷5，《论役法疏》；《宋朝诸臣奏议》卷118，《上哲宗乞罢免役》。

〔698〕《栾城集》卷35，《画一状》。

〔699〕《竹林愚隐集·嘉定甲申正月二十二日轮对第一札》。参见《袁氏世范》卷2，《官有科付之弊》。《昼帘绪论·御吏篇第五》。《真文忠公文集》卷12，《奏乞将知太平州当涂县谢汤中罢斥主簿王长民镌降状》；卷6，《申尚书省乞将本司措置俸给颁行诸路》。

〔700〕《长编》卷4，乾德元年正月。

〔701〕《道乡先生文集》卷40，《故朝请郎张公行状》。

〔702〕《象山先生全集》卷7，《与陈倅》二。

〔70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冒役》。

〔704〕参见《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6，《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9，《墓志铭·林龙溪》。

〔70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籍配》。

〔70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受赃》。

〔70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南康军前都吏樊铨冒受朝廷爵命等事》。

〔708〕《长编》卷104，天圣四年正月己亥。

〔709〕《王文公文集》卷1，《上皇帝万言书》。

〔710〕《平斋文集》卷11，《劝农文》。

〔711〕《汉滨集》卷5，《荆门军替回论禁约公人下乡奏议》。

〔71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罪恶贯盈》。

〔71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违法害民》。

〔714〕《宋会要》职官41之130～131。关于吏胥勒索民户的记载，尚可参见《长编》卷13，开宝五年三月甲申。《道乡先生文集》卷34，《孙寿朋墓志铭》。《范香溪文集》卷15，《实惠》。《象山先生全集》卷4，《与赵宰》；卷8，《与赵推》。《诚斋集》卷65，《与张严州敬夫书》。《黄氏日抄》卷74，《榜放县吏日纳白撰钱申乞省罢添倅厅状》。《州县提纲》卷2，《月给雇金》。《昼帘绪论·理财篇第九》。《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劝谕事件于后》。《宋会要》职官47之30。

〔715〕《宋会要》职官44之46～47。

〔716〕《宋会要》职官45之16。

〔717〕《挥麈前录》卷4。

〔718〕《水心文集》卷21，《徐谊墓志铭》；《宋史》卷397，《徐谊传》。

〔719〕《渔墅类稿》卷6，《广东主管帐司元公墓志铭》。

〔720〕《夷坚丙志》卷5，《兰溪狱》。

〔721〕《宋会要》刑法2之133、159。

〔722〕《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戒约隅官保长以下榜文》。

〔723〕《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后集卷2，《劝农业》。

〔724〕《要录》卷85，绍兴五年二月乙酉。

〔725〕《文献通考》卷13。

〔726〕《剑南诗稿》卷37《秋获歌》。关于乡役欺压和鱼肉百姓的记载，除在本章中已引征者外，例如《新安志》卷10《记闻》载：“里长（保长）领民钱为代输者，帛一尺为钱百五十，数寸者取至百钱。”这是保长兼揽户，进行很重的中间剥削。《说郛》卷94《厚德录》载，许州“民有被盗杀者，其妻诉里胥尝责贿于其夫，不与而恶之”。《淳熙三山志》卷39载：“诸色乡人（乡役人）敛掠人户钱物入己。”《鸡肋编》卷中载：“缪罗者，杀保正，怒其乞取。”

〔727〕《文定集》卷2，《应诏陈言兵食事宜》。

〔72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治推吏不照例禳祓》。

〔729〕《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宋会要》食货13之24。

〔730〕《长编》卷179至和二年四月辛亥。参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1，《论衙前札子》。

〔731〕《宋会要》食货70之83。

〔732〕《两浙金石志》卷11，《宋丽水县奏免浮财物力札付碑》。

〔733〕《宋会要》食货13之28～29。

〔734〕《古灵集》卷6，《乞均差衙前等第状》。

〔735〕《包拯集》卷7，《请罢里正只差衙前》。奏中提到的“中等户”充里正，参据《文潞公集》卷17《奏〔里〕正衙前事》，应为“第三等”。

〔736〕《宋会要》食货14之38。

〔737〕《宋会要》食货26之25～26。

〔738〕《净德集》卷5，《上殿札子》。

〔739〕《古今考》卷20，方回附论。

〔740〕《盘洲文集》卷41，《论人户差役札子》。

〔741〕参见《新安志》卷2。

〔742〕《淳熙三山志》卷10、13；《蔡忠惠公集》卷22，《启请里正衙前札子》。

〔743〕《文定集》卷13，《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

〔744〕《长编》卷224，熙宁四年六月庚申。

〔745〕《永乐大典》卷11907，《湟川志》。

〔746〕参见《容斋三笔》卷10《纳绸绢尺度》。《宋史》卷175《食货志上三》说四十二宋尺为宋代一匹绸绢的标准长度。但当时每匹绢长度不一定就是四十二宋尺。如《东莱吕太史文集》卷3《为张严州作乞免丁钱奏状》说湖州“乌程、归安、长兴、安吉、德清五县三丁共纳绢一匹”，而严州“三丁共纳绢三丈八尺四寸，比乌程等五县每三丁共少一尺六寸”，可知此两州每匹绢为四十尺。但麻布每匹长度也可能与绢不同，如《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三月乙亥载，在辰州，“布一匹”“必度以四十尺”。宋朝各代各地度量衡制混乱，更难一概而论。

〔747〕《宋会要》食货65之6。

〔748〕《毗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7。

〔749〕《王文公文集》卷3，《上运使孙司谏书》。

〔750〕《古今考》卷20，方回附论。

〔751〕《蛟峰文集》卷13，《淳民以横敛上蛟峰先生书》。

〔752〕参见《宋会要》食货6之51，70之132。

〔753〕参见《宋会要》兵24之20～21。《文献通考》卷160；《宋史》卷198，《兵志十二》；文渊阁《四库全书》本《长编》卷302，元丰三年二月壬戌。表中各路户数据《文献通考》卷11。

〔754〕此处姑以地价作家业钱额，参见漆侠：《宋代经济史》上册，第九章第五节，见《漆侠全集》，第3卷。最新成果有朱瑞熙：《宋代土地价格研究》，载《中华文史论丛》，2006（2）；程民生：《宋代物价研究》，第一章，北京，人民出版社，2008。

〔755〕《宋会要》食货63之26。

〔756〕参见《水心别集》卷16，《后总》。

〔757〕参见《包拯集》卷7，《请罢里正只差衙前》。

〔758〕《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6，《论役法差雇利害起请画一状》。

〔759〕《净德集》卷5，《上殿札子》。

〔760〕《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761〕《元丰类稿》卷45，《试秘书省校书郎李君墓志铭》。

〔762〕《宋史》卷294，《胥偃传》；《说郛》卷94，《厚德录》。

〔763〕《苏学士文集》卷13，《送王纬赴选序》。

〔764〕《宋史》卷285，《刘沆传》。《折狱龟鉴》卷6未载尹氏田亩数。

〔765〕参见《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丑；《琴川志》卷6。

〔766〕《宋会要》食货6之5～6。

〔767〕《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8，《陈子长筑绍熙堰》。

〔768〕《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76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51，《备对札子》三。参见《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

〔770〕《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乞罢保甲招置长名弓手札子》；《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5，《义勇指挥使代贫民差役状》。

〔771〕《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4，《乞将损弱米贷与上户令赈济佃客状》。

〔772〕朱家源持此说，参见《谈谈宋代的乡村中户》，见《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宋史研究论文集》。

〔773〕《宋会要》食货4之27。

〔774〕《宋会要》食货62之19。

〔775〕《宋朝诸臣奏议》卷111，《上神宗论王广渊和买抑配取息》。

〔776〕参见本书第一编第二章宋朝户口分类制度据《嘉靖惠安县志》卷6所列表。

〔777〕《朱文公别集》卷9，《取会管下都分富家及阙食之家》。

〔778〕《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779〕《净德集》卷14。类似记载参见《公是集》卷18，《田家行》；《东坡七集·东坡集》卷23，《杂说》；《都官集》卷2，《厚生二》。

〔780〕武英殿聚珍本《毗陵集》卷2，《论淮西科率札子》，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5。

〔78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申明役法札子》。

〔782〕《元丰类稿》卷9，《救灾议》。

〔783〕参见《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784〕《梁溪全集》卷85，《乞蠲免灾伤路分人户四年积欠札子》。

〔785〕《朱文公文集》卷16，《奏救荒事宜状》。

〔786〕《宋会要》食货63之221。

〔787〕《宋朝诸臣奏议》卷106，富弼《上神宗论河北流民到京西乞分给田土》。

〔788〕《历代名臣奏议》卷244。

〔789〕《历代名臣奏议》卷244，宋祁奏。

〔790〕《夷坚三志己》卷3，《颍昌赵参政店》。

〔791〕《宋史》卷302，《吴及传》；《宋会要》职官65之20。

〔792〕《桯史》卷6，《汪革谣》。

〔793〕《象山先生全集》卷28，《宋故陆公墓志》。

〔794〕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宗族欺孤占产》。

〔795〕《夷坚志补》卷7，《颛氏飞钱》。

〔796〕《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9，《乞罢免役钱依旧差役札子》。

〔797〕《乐全集》卷21，《论天下州县新添置弓手事宜》。

〔798〕《新安志》卷2。

〔799〕《长编》卷235，熙宁五年七月庚寅。

〔800〕《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辛丑。

〔80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1，《论衙前札子》。

〔802〕《水心文集》卷29，《跋义役》。

〔803〕《毗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7。

〔804〕《长编》卷86大中祥符九年三月壬子。

〔805〕《会编》卷230。《要录》卷156，绍兴十七年十一月戊辰；卷189，绍兴三十一年三月辛卯。《历代名臣奏议》卷188，虞允文奏。

〔806〕《朱文公文集》卷16，《奏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状》。

〔807〕《宋会要》职官55之39；《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

〔808〕《宛陵集》卷33。

〔809〕《雪窗集》卷2，《故事·董仲舒乞限民名田》。

〔810〕参见《宋史》卷200，《刑法志二》。

〔811〕《王魏公集》卷7，元绛墓志铭；《苏魏公文集》卷52，元绛神道碑；《宋史》卷343，《元绛传》。此外，类似事例尚可参见《长编》卷34，淳化四年十二月；卷82，大中祥符七年五月戊子；卷90，天禧元年六月辛巳。《宋史》卷304，《王彬传》。《鸡肋集》卷68，《右通直郎杨君墓志铭》。

〔812〕《云溪稿·上丘宪宗卿书》。

〔813〕《宋会要》职官79之28。

〔814〕《梁溪漫志》卷10，《梵志诗》。

〔815〕《道藏辑要》昴集，《徐神翁语录》。

〔816〕《朱文公文集》卷13，《辛丑延和奏札七》。

〔817〕《长编》卷72，大中祥符二年十月甲午。

〔818〕《宋史》卷462，《林灵素传》；《靖康要录》卷5，靖康元年四月二十五日；《宋大诏令集》卷224。关于宋徽宗时之道教，参见金中枢：《论北宋末年之崇尚道教》，见《宋史研究集》，第7、8辑。

〔819〕《许国公奏议》卷2，《奏论计亩官会一贯有九害》。

〔820〕《咸淳临安志》卷75。

〔821〕《宋会要》道释1之13。

〔822〕《说郛》卷2，江休復《杂志》。

〔823〕此表据《宋会要》道释1之13；《永乐大典》卷8706，《干文传道释志》。《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为道士19066人，尼61339人，稍异。

〔824〕参见《宋会要》道释1之13～14。《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作道士11538人，僧385530人，尼48743人，

〔825〕参见《宋会要》道释1之14。《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作道士19608人，女冠522人。

〔826〕参见《宋朝诸臣奏议》卷84，陈襄《上仁宗乞止绝臣僚陈乞创寺观度僧道》；《苏魏公文集》卷17，《奏乞今后不许特创寺院》；《说郛》卷2，江休復《杂志》。

〔827〕以上宋神宗熙宁时统计数据《宋会要》道释1之14～15，《泊宅编》卷10。

〔828〕《文昌杂录》卷1。

〔829〕《宋史》卷462，《林灵素传》。

〔830〕《宋会要》职官13之23。

〔831〕《紫微集》卷24，《论和籴第二札》。

〔832〕参见《宋会要》道释1之34。《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五月丙午；卷177，绍兴二十七年八月辛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清波杂志》卷7。

〔833〕《宋会要》道释1之17～18。

〔834〕《宋会要》道释1之13。

〔835〕《宋会要》道释1之18。

〔836〕《宋会要》食货17之13～14。

〔837〕《宋朝诸臣奏议》卷84，《上哲宗论佛老》。

〔838〕《资治通鉴》卷276。

〔839〕《文定集》卷13，《又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

〔840〕《元丰类稿附录·行状》。

〔841〕《嘉定赤城志》卷37，萧振诗。

〔842〕《嘉定赤城志》卷15。

〔843〕《乐全集》卷15，《食货论·原蠧中篇》。

〔844〕《直讲李先生文集》卷16，《富国策第四》。

〔845〕《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846〕《宋史》卷173，《食货志上一》；《长编》卷113，明道二年八月庚子。

〔847〕《宋会要》职官13之24。参见《宋会要》食货63之176。

〔848〕《宋会要》食货6之52。

〔849〕《宋会要》食货63之192。

〔850〕《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戊寅。

〔851〕《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2，程大昌墓志铭；《宋史》卷433，《程大昌传》；《宋会要》食货70之104；《漫塘文集》卷9，《回平江守吴秘丞》。

〔852〕《琬琰集删存》卷2，《陈少卿希亮墓志铭》。

〔853〕《诚斋集》卷122，《罗元亨墓表》。

〔854〕《金陵新志》卷13下，《陆子遹传》。

〔855〕以《金石续编》卷13《重真寺田庄记》参校，两条史料文字略异。

〔856〕参见《至顺镇江志》卷9。类似记载参见《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六月乙酉；《雪坡舍人集》卷33，《乞修报恩光孝观记》；《洞霄图志》卷6，《洞霄宫庄田记》。

〔857〕《小畜集》卷17，《扬州建隆寺碑》。

〔858〕《长编》卷81，大中祥符六年七月甲午；《宋会要》礼5之18～19。

〔859〕《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丁丑。

〔860〕《宋会要》礼5之4～5、16、23，食货70之180；《老学庵笔记》卷9。

〔861〕《宋会要》清本礼19，《太乙宫》。

〔862〕《宋会要》礼5之10。

〔863〕《淳祐临安志辑逸》卷2。

〔864〕《洞霄图志》卷6，《洞霄宫庄田记》。

〔865〕《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

〔866〕《文庄集》卷21，《赐杭州灵隐山景德灵隐寺常住田记》；《武林灵隐寺志》卷2；《淳祐临安志辑逸》卷2。《文庄集》作“市田二十五亩”，《武林灵隐寺志》作思亭乡和积善乡水田各“一千顷”，《淳祐临安志》作“一十五顷”，显然应以二十五宋顷为准。

〔867〕《王文公文集》卷91，《司封郎中张君墓志铭》。

〔868〕《宋史》卷47，《瀛国公纪》。

〔869〕《金石续编》卷13，《广慈禅院庄地碑》。

〔870〕《王文公文集》卷19，《谢依所乞私田充蒋山太平兴国寺常住表》；《长编》卷279，熙宁九年十二月丙戌；《金华黄先生文集》卷13，《半山报宁寺记》。

〔871〕《宋会要》道释2之15；《两浙金石志》卷10，《宋广寿慧雲禅寺碑》。

〔872〕《左史谏草·监簿吕公家传》：“十七界用瓶楮，十八界用芝楮，取绘物名。”

〔873〕《岳庙志略》卷9，《重建褒忠衍福寺记》。

〔874〕《咸淳临安志》卷80。

〔875〕《夷坚支乙》卷9，《张保义》。参见《渭南文集》卷18，《能仁寺舍田记》；《东塘集》卷18，《陈氏舍田道场山记》；《江苏金石志》卷14，《慧日禅院公据》。

〔876〕《鸿庆居士集》卷39，《宋故武功大夫李公墓志铭》。

〔877〕《小畜集》卷17，《黄州齐安永兴禅院记》。

〔878〕《金石萃编》卷134，《重修仙鹤观记》。

〔879〕《吴郡志》卷31；《本堂集》卷48，《广福院记》。

〔880〕《宋会要》食货63之175～176。

〔881〕《嘉禾金石志》卷16，《府学新创小学记》。寺观承租学田，又可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白鹿书院田》。

〔882〕《后乐集》卷13，《又论围田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253，卫泾奏；《宋会要》食货61之127。

〔883〕《宋会要》食货61之131。类似记载参见《后乐集》卷15，《郑提举札》；《嘉泰会稽志》卷10。

〔884〕《宋会要》礼5之10。

〔885〕《开庆四明续志》卷4，《广惠院》。

〔886〕《吴郡志》卷31。

〔887〕《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8，《白莲寺僧如琏论陂田》。

〔888〕《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

〔889〕参见何兹全：《佛教经律关于寺院财产的规定》，载《中国史研究》，1982（1）。

〔890〕参见张弓：《唐五代的僧侣地主及僧尼私财的传承方式》，见《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11辑。

〔891〕《北溪大全集》卷45，《与李推论海盗利害》。

〔892〕《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9，《记·漳州鹤鸣庵》。

〔893〕《宋会要》食货6之11。

〔894〕《宋会要》食货26之42；《要录》卷56绍兴二年七月丁卯。刘夔知福州，见《宋史》卷298，《刘夔传》。

〔895〕《宋会要》食货61之15；《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三月丁巳。又《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僧寺常住田》记载有误，与《要录》自相矛盾，参见《要录》注。

〔896〕《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6，《忠肃陈观文神道碑》。

〔897〕《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9，《墓志铭·直秘阁林公》；卷166，《行状·直秘阁林公》。

〔89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58，《墓志铭·明禅师》。

〔899〕《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49，《墓志铭·直秘阁林公》；卷166，《行状·直秘阁林公》。

〔900〕《文定集》卷13，《又请免卖寺观趱剩田书》。

〔901〕《宋史》卷39，《宁宗纪》。

〔902〕参见《周益国文忠公集·平园续稿》卷27，汪大猷神道碑。

〔903〕参见《宋会要》食货62之5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记·陈曾二君生祠》、《记·漳州代输丁钱》；卷151，《墓志铭·方宁卿》。

〔904〕《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

〔905〕《珊瑚钩诗话》卷2。

〔906〕《鹤山先生大全文集》卷80，《孙武义墓志铭》。

〔907〕《乾隆福建通志》卷71，俞亨宗《访求民瘼碑记》。

〔908〕《北溪大全集》卷43，《拟上赵寺丞改学移贡院》。

〔909〕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0。

〔910〕《演山集》卷33，《中散大夫林公墓志铭》。

〔911〕关于台州寺观数，《嘉定赤城志》卷14与同书卷27至卷30所载互有出入。如州寺院卷14为18个，卷27至卷30为23个，多5个废寺。此外，仅见于卷14者有临海县两个广福院、天台县法严院和仙居县惠明院，仅见于卷27至卷30者有临海县净严院，另一多福院、寿昌院，黄巖县清修院、净居院，仙居县慧门院和宁海县广报院。

〔912〕《攻媿集》卷57，《天童山千佛阁记》；《芦浦笔记》卷6，《四明寺》。

〔913〕参见《宝庆四明志》卷13。

〔914〕参见《宝庆四明志》卷11。

〔915〕《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2，《申制置司行下安庆府催包砌城壁事》。

〔916〕《金石萃编》卷134，《传应法师行状》。

〔917〕《宋太宗实录》卷76，至道二年二月壬辰。

〔918〕《欧阳文忠公全集》卷27，《尚书都官员外郎欧阳公墓志铭》。

〔919〕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6，《僧寺常住田》；《周益国文忠公集·杂著述》卷3，《归庐陵日记》。

〔920〕《金陵新志》卷13下，《俞传》。

〔921〕《鬼董》卷3。

〔922〕《要录》卷96，绍兴五年十二月辛亥。

〔923〕《夷坚支戊》卷1，《万寿寺门子》。

〔924〕《弘治兴化府志》卷10。

〔925〕《乾道四明图经》卷10，王存之《普慈禅院新丰庄开请涂田记》。

〔926〕《斐然集》卷20，《湘潭县龙王山慈雲寺新建佛殿记》。

〔927〕《夷坚支癸》卷6，《彭居士》。

〔928〕《夷坚丁志》卷10，《大洪山跛虎》。

〔929〕《两浙金石志》卷9，《宋白雲昌寿观敕牒碑》。

〔930〕《说郛》卷7，《苇航纪谈》。

〔931〕参见《宋会要》食货61之15；《要录》卷163，绍兴二十二年三月丁巳。

〔932〕《乐全集》卷15，《食货论·原蠹中篇》。

〔933〕《画墁集》卷7，《郴行录》；《会编》卷134；《渭南文集》卷44，《入蜀记》。

〔934〕《济南集》卷1。

〔935〕《夷坚支戊》卷1，《万寿寺门子》。

〔936〕参见《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二月甲申；卷76，大中祥符四年七月丁丑。《宋会要》食货17之23。

〔937〕《夷坚甲志》卷5，《宗回长老》。

〔938〕参见全汉昇：《中国经济史研究》中册，《宋代寺院所经营的工商业》；黄敏枝：《宋代寺院的工商业经营》，见《宋史研究集》，第17辑。

〔939〕《萍洲可谈》卷2。

〔940〕《宋会要》职官29之8。参见《东京梦华录》卷3，《寺东门街巷》。

〔941〕《东京梦华录》卷3，《相国寺内万姓交易》。

〔942〕《鸡肋编》卷上，《老学庵笔记》卷2。

〔943〕《岭外代答》卷7。

〔944〕《长编》卷67，景德四年十二月癸卯。

〔945〕《云巢编》卷7，《天庆观火星阁记》。

〔946〕《鸡肋编》卷中。

〔947〕《宋会要》食货32之3～4、6。

〔948〕《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宋会要》食货17之30。

〔949〕《宋会要》职官25之9。

〔950〕《金石萃编》卷134，《传应法师行状》。

〔951〕《长编》卷159，庆历六年七月辛丑。类似记载参见《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二月甲申；卷120，景祐四年三月丙申。《彭城集》卷32，《太原府资圣禅院记》。

〔952〕《长编》卷303，元丰三年四月庚申。

〔953〕参见《宋会要》食货55之3，59之29。

〔954〕《老学庵笔记》卷6。

〔955〕《武林梵志》卷10。

〔956〕《越中金石记》卷4，《永福院长生谷记》。

〔957〕《台州金石录》卷7，《宋宝藏巖长明灯碑》。

〔958〕《嘉定赤城志》卷28，丁可《福田庄记》。

〔959〕《夷坚支癸》卷8，《徐谦山人》。

〔960〕《宋会要》食货70之102。

〔961〕参见《文献通考》卷11。

〔962〕《元史》卷19，《成宗纪》大德元年十二月。

〔963〕参见《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三月癸亥。《宋会要》道释1之14作太平兴国元年二月。按宋太宗在开宝九年岁末方改元，时间应以《长编》为准。

〔964〕《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丙辰。《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鬻僧类》称熙宁元年七月始鬻度牒，当摘自《长编》，参见《要录》注，今以《要录》为准。

〔965〕《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

〔966〕《长编》卷341，元丰六年十二月辛卯；卷343，元丰七年二月丙子。

〔967〕《山堂群书考索》后集卷63，《鬻僧类》。

〔968〕《燕翼诒谋录》卷5，《宋会要》职官13之22～23。

〔969〕参见《要录》卷25，建炎三年七月庚子；《宋会要》职官13之28。

〔970〕南宋度牒价见《宋会要》职官13之34～38；《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祠部度牒》；《燕翼诒谋录》卷5；《云麓漫钞》卷4。各书所载稍有出入。

〔971〕参见《长编》卷315，元丰四年八月庚申；《宋会要》职官13之37，食货12之9～10。

〔972〕《长编》卷228，熙宁四年十二月甲子。

〔973〕《要录》卷18，建炎二年十一月癸未。

〔974〕参见《宋会要》礼5之14，道释1之7、35。

〔975〕参见《宋会要》职官13之18～21、30；《要录》卷31，建炎四年正月己巳。

〔976〕《宋会要》职官13之27～28。《要录》卷26，建炎三年八月丙辰；卷31，建炎四年正月己巳。

〔977〕《宋会要》职官13之34～35载，绍兴三十一年“复卖度牒，每道五百贯，绫纸钱一十贯”，后为“每道价钱五百一十二贯”，当又增二贯。

〔978〕《宋会要》职官13之31。

〔979〕《宋会要》职官13之37。

〔980〕《宋会要》职官13之39。

〔981〕《宋会要》食货70之80。

〔982〕参见《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983〕《宋会要》食货69之20。

〔984〕《宋会要》食货70之102。

〔985〕《鹤林集》卷23，《与马光祖互奏状》。

〔986〕《淳熙三山志》卷10、17。

〔987〕《宋会要》食货70之80～81。

〔988〕《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记·荐福院方氏祠堂》。

〔989〕《铁庵方公文集》卷25，《书·黄叔惠》。

〔990〕《景文集》卷26，《上三冗三费疏》。

〔991〕《周益国文忠公集·省斋文稿》卷40，《新复报恩善生院记》。

〔992〕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江苏金石志》卷16，《上方教院免差役公据》。

〔993〕参见《宋会要》食货17之13～14。

〔994〕《宋会要》食货12之9～10，66之1～2、9～10、18；《要录》卷153，绍兴十五年正月辛未；《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15，《僧道士免丁钱》；《吹剑三录》。

〔995〕《长编》卷177，至和元年十一月壬戌。参见《宋太宗实录》卷76，至道二年二月壬辰。《长编》卷61，景德二年九月丁巳、癸亥；卷75，大中祥符四年二月己巳。《宋会要》礼5之19，食货17之23。《平斋文集》卷9，《洞霄宫施田记》。《洞霄图志》卷1，《洞霄宫》。

〔996〕《宋会要》食货14之7。

〔997〕《宋会要》礼5之4、16、23。

〔998〕《宋会要》礼5之15。

〔999〕参见《宋会要》礼5之2。

〔1000〕《宋会要》食货70之53，道释2之16；《江苏金石志》卷16，《上方教院免差役公据》、《玄妙观尚书省札并部符使帖》；《咸淳临安志》卷79，灵芝崇福寺。

〔1001〕《宋史》卷426，《张逸传》。

〔1002〕《宋史》卷34，《孝宗纪》乾道七年二月。

〔1003〕《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又同书卷47《受纳税租》、卷48《支移折变》文字较略。

〔1004〕参见《宋会要》食货70之104～105。

〔1005〕《宋会要》礼5之10。

〔1006〕《宋史》卷47，《瀛国公纪》；卷174，《食货志上二》。

〔1007〕《黄氏日抄》卷87，《广德军沧河浮桥记》。

〔1008〕《淳熙三山志》卷5。

〔1009〕《淳熙三山志》卷4。

〔1010〕《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记·重修太平陂》。

〔1011〕《后村先生大全集》卷88，《记·兴化军创平籴仓》。

〔1012〕《北溪大全集》卷4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

〔1013〕本章叙事还参见游彪：《论宋代福建路的寺院经济》，载《中国史研究》，1991（1）；汪圣铎：《宋代对释道二教的管理制度》，游彪：《宋代僧官制度研究》，均载《中国史研究》，1991（2）。另可参见黄敏枝：《宋代佛教社会经济史论集》，台北，学生书局，1989；游彪：《宋代寺院经济史稿》，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3。

〔1014〕参见程应镠：《释“幹”》，载《中华文史论丛》，1979（2）。此文编入《流金集》，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

〔1015〕参见《靖康要录》卷6，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1016〕参见《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戊午。

〔1017〕参见《说郛》卷94，《厚德录》。

〔1018〕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

〔1019〕参见《黄氏日抄》卷78，《四月十九日劝乐安县税户发粜榜》。

〔1020〕参见《夷坚支乙》卷8，《陈李冤对》。

〔1021〕参见《夷坚支戊》卷3，《金山庙巫》。

〔1022〕参见《宋会要》食货14之25～26。

〔1023〕参见《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

〔1024〕参见《宋会要》食货66之24～25。

〔1025〕参见《翠微北征录》卷1，《平戎十策·财计》。

〔1026〕《漫塘文集》卷31，《故溧阳县尉陈修职墓志铭》。

〔1027〕《夷坚丁志》卷18，《刘狗》。

〔1028〕《夷坚支戊》卷10，《程氏买冠》。《容斋三笔》卷16《多赦长恶》载卢助教本人“下庄收谷”，亦为一例。

〔1029〕《日涉园集》卷9，《舍弟彤检校南庄刈稻中秋日作三绝句见寄醉后偶次其韵答之》。

〔1030〕《夷坚支庚》卷8，《金坛翁甥》。

〔1031〕《昼帘绪论·催科篇第八》。

〔1032〕《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

〔1033〕《金石续编》卷13，《广慈禅院庄地碑》。

〔1034〕《说郛》卷94，《厚德录》。

〔1035〕《永乐大典》卷2217，《泸州志》。

〔1036〕《袁氏世范》卷3，《淳谨幹人可付托》。

〔1037〕《黄氏日抄》卷78，《四月十四日委官核实诸坊厢人户粜米历》。

〔1038〕《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

〔1039〕《宋会要》食货66之24。

〔104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缪渐三户诉祖产业》。

〔1041〕《本堂集》卷54，《申两浙转运司乞牒绍兴府并牒全府复回受魏彭献嵊县已没入县学养士田产并根究魏彭状》。

〔1042〕《黄氏日抄》卷78，《词诉约束》。

〔104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哗鬼讼师》。

〔1044〕《宋史》卷283，《王钦若传》；卷441，《洪湛传》。

〔1045〕《夷坚志补》卷19，《李侍郎龟精》。

〔1046〕《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

〔1047〕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11，《差破宣借》。

〔1048〕《宋会要》刑法3之48。

〔1049〕《宋会要》刑法2之119。

〔1050〕《庆元条法事类》卷80，《杂犯》。

〔1051〕《靖康要录》卷6，靖康元年五月五日。

〔1052〕《夷坚支乙》卷8，《陈李冤对》。

〔1053〕《历代名臣奏议》卷184，卫泾奏。

〔1054〕《宋季三朝政要》卷3。

〔1055〕参见《蛟峰外集》卷2，方万二丈《谒蛟峰先生书》。

〔1056〕《说郛》卷57，《雪舟脞语》。

〔105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义子包并亲子财物》。

〔1058〕《宋会要》职官68之41。

〔1059〕《慈湖遗书》附录，《宝谟阁学士正奉大夫慈湖先生行状》。

〔106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限田论官品·提举再判下乞照限田免役状》。

〔1061〕《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陈会卿诉郭六朝散赎田》。

〔1062〕《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28，《申转运司为曾县尉不法豪横事》。另可参见同书卷39，《宋有论谢知府宅侵占坟地》、《郝神保论曾运幹赎田》。

〔1063〕《江苏金石志》卷13，《吴学粮田籍记二》。类似记载参见同书卷16，《华亭学田碑一》；卷18，《总所拨归本学围租公据》。《开庆四明续志》卷4，《广惠院》。《孙仲益内简尺牍》卷7，《与常守强朝议》。《华亭学田碑一》载“朱十官人宅王楫佃”，“朱十六官人宅王杞佃”围田，当亦是幹人无疑。

〔1064〕《筠溪集》卷6，《勘当徐公裕状》。

〔1065〕《嘉定镇江志》附录。

〔1066〕《历代名臣奏议》卷185，吴昌裔奏。

〔1067〕《北溪大全集》卷46，《上傅寺丞论学粮》。

〔1068〕《范文正公集·义庄规矩》。

〔1069〕《忠正德文集》卷10，《家训笔录》。

〔1070〕《夷坚志补》卷7，《沈二八主管》。

〔1071〕《蒙川遗稿》卷2《田家吟》。

〔1072〕《黄氏日抄》卷70，《申提刑司乞免一路巡尉理索状》。

〔1073〕《黄氏日抄》卷70，《再申提刑司乞将理索归本县状》。

〔1074〕《黄氏日抄》卷70，《由县乞放寄收人状》。

〔1075〕《袁氏世范》卷3，《淳谨幹人可付托》。

〔107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使州索案为吴辛讼县抹干照不当》；卷8，《命继与立继不同·再判》；卷9，《妄赎同姓亡殁田业》。

〔1077〕参见《本堂集》卷54，《申两浙转运司乞牒绍兴府并牒全府复回受魏彭献嵊县已没入县学养士田产并根究魏彭状》；卷71，《上京尹潜（说友）户侍札》。

〔1078〕《夷坚支景》卷4，《清塘石佛》。

〔1079〕《袁氏世范》卷3，《淳谨幹人可付托》。

〔1080〕《宋会要》食货25之21。

〔1081〕《宋会要》食货26之23。

〔1082〕《夷坚支戊》卷5，《刘元八郎》。

〔1083〕《夷坚丁志》卷19，《许德和麦》。

〔1084〕《后村先生大全集》卷93，《记·漳州谕畲》。

〔1085〕《宋会要》食货14之25。

〔1086〕《朱文公文集》卷100，《约束榜》。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7，《违欠税租》。

〔1087〕《翠微北征录》卷1，《平戎十策·财计》。

〔1088〕《宋会要》食货70之106。

〔1089〕《宋史翼》卷22，《吴一鸣传》。

〔1090〕《清正存稿》卷1，《九月朔有旨令伺候内引壬子入国门是日内引奏札·第二札》。

〔1091〕《黄氏日抄》卷78，《乐县尉绝户业助和籴榜》。

〔1092〕参见《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戊午。

〔1093〕《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

〔1094〕《名公书判清明集》卷6，《倚当》。

〔109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归并黄知府三位子户》。

〔1096〕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5，《从兄盗卖已死弟产业》。另参见同书卷3，《须凭簿开析产钱分晓·使州判下王钜状》；卷12，《逼奸》、《僧官留百姓妻反执其夫为盗》。

〔109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受赃》；卷13，《哗徒反复变诈纵横捭阖》。

〔1098〕《黄氏日抄》卷84，《钟运使》；《本堂集》卷71，《上家宪札》；《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2，《饶州州院申徐雲二自刎身死事》。

〔1099〕《横浦心传录》卷下。

〔1100〕参见《会编》卷74；《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壬辰；《宋会要》职官69之30。

〔1101〕《朱文公文集》卷16，《奏上户朱熙绩不伏赈粜状》。

〔1102〕参见《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窑户杨三十四等论谢知府宅强买砖瓦》。

〔1103〕《黄氏日抄》卷78，《四月十九日劝乐安县税户发粜榜》、《七月初一日劝勉宜黄乐安两县赈粜未可结局榜》。

〔1104〕《本堂集》卷54，《申两浙转运司乞牒绍兴府并牒全府复回受魏彭献嵊县已没入县学养士田产并根究魏彭状》；卷71，《上京尹潜（说友）户侍札》。

第四编
宋朝非主体阶级

宋朝除地主和农民两大基本阶级之外，主要有奴婢（大部分为人力和女使）、商人和手工业者三部分。但商人和手工业者并非两个阶级，而是包括了不同的阶级成分。宋朝工商业者多数居于城市，构成了坊郭户的主体。但坊郭户作为户口分类制度下的一种户名，也包括了复杂的阶级成分，并不以工商业者为限。一部分工商业者也居住乡村。本编先介绍坊郭户的阶级结构，再及其他。

第十七章
坊郭户的阶级结构

宋朝城市人口无疑比前代有了相当的增长，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州县城市，特别是一些大城市人口密集程度愈来愈高，往往突破城墙界限，在城外形成新的居民区——草市。二是除州县城外，小镇市有了很大发展。

据《元丰九域志》统计，宋神宗时，有府、州、军、监297个，县1135个。由于各府、州、军、监一般以所辖某个县城作为治所，其中“诸路州、府治二县者，凡十有二”，如开封府城又是开封和祥符两县的县城，临安府城又是钱塘和仁和两县的县城〔1〕，故实际上有州县城市1123个。

城墙自古以来，事实上成为城乡的分界线。因坊郭户的不断增加，各州县城往往不能容纳众多的人口，加之其他各种因素，在城外往往出现草市。五代时，“天下兵争，凡民居在城外，率居草屋，以成市里，以其价廉功省，猝遇兵火，不至甚伤财，以害其生也”，可称为“草市”〔2〕。苏轼谈到淮南宿州的情形，说：“自唐以来，罗城狭小，居民多在城外。本朝承平百余年，人户安堵，不以城小为病。兼诸处似此城小人多，散在城外，谓之草市者甚众。”〔3〕宋时“草市”一词，在较多场合下即是指城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然而并非一定是“率居草屋，以成市里”。宋时另一些记载，特别是宋诗中的“草市”，则往往就是指市。〔4〕有些城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草市发展到相当大的规模，甚至超过城区。开封、临安等大城市都在周城外设厢，作为城市区划的一部分。临安城南厢在宋孝宗时户口十四万，宋宁宗时达四十万。〔5〕宋时州县坊郭户口的普遍增长，使城墙丧失了城乡分界线的作用。按南宋法规，若发生火灾，“其外县丞、尉（州城外草市、倚郭县同）并镇、寨官依州都监法”〔6〕，也就是说，草市火灾按城市火灾处置。

宋代大城市有一些明确的户口统计。宋真宗时，北京大名府“城中居民”，“主、客合数万家”〔7〕。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东京开封府的坊郭户，不包括城外九厢草市，官方统计约为97750户。〔8〕宋仁宗时，广州只有子城，城外坊郭户“蕃、汉数万家”。〔9〕南宋中期，广州有“十万人家”〔10〕。宋哲宗时，杭州城内“约计四五十万人，里外九县主、客户口共三十余万”〔11〕。北宋末，太原府城被金军包围，“数十万坐守危城”〔12〕。杭州在南宋初升临安府，宋宁宗时，“都城居民以户计者十一万二千有奇”〔13〕。建康府在北宋后期，“民之藉于坊郭，以口计者十七万有奇，流寓商贩、游手往来不与”，南宋中后期人口达“数十万”〔14〕。长江中游的鄂州，在南宋时约有十万户〔15〕，城外的南草市，亦称南市，“沿江数万家”，已成鄂州的主要市区。〔16〕陆游诗说，成都府“城中繁雄十万户”〔17〕。泉州“城内画坊八十，生齿无虑五十万”，“阛阓余十万家”〔18〕。南宋初，金军“屠洪州”，“杀城中老小七万余人”〔19〕。绍兴府在南宋后期，“城中数万户，鱼鳞相比”〔20〕。宋朝出现一批人口密集，并较可信的坊郭户口统计数字，这在中国古代史上是没有先例的。

坊郭户大多脱离农业，“通都大邑，不耕而食者十居七八”〔21〕。城市人口的多少，归根结底，取决于农业生产的水平，取决于乡村人口能够提供多少余粮。宋朝拥有一批人口在十万人以上的城市，这是宋代经济文化高度发展的重要标志，在当时世界上无疑是首屈一指的。大城市的人口密集，固然有政治因素，但也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工商业者队伍的扩大。

宋代在县以下还有大批镇市，作为小工商业点。《元丰九域志》关于镇的记载略有残缺，共计1878个，今将各府、路镇数开列于下：

东京开封府31镇 | 西京河南府22镇
南京应天府13镇 | 北京大名府20镇
京东东路29镇 | 京东西路32镇
京西南路66镇 | 京西北路61镇
河北东路108镇 | 河北西路52镇
永兴军路90镇 | 秦凤路78镇
河东路19镇淮 | 南东路62镇
淮南西路113镇 | 两浙路75镇
江南东路54镇 | 江南西路52镇
荆湖南路23镇 | 荆湖北路44镇
成都府路163镇 | 梓州路355镇
利州路120镇 | 夔州路77镇
福建路25镇 | 广南东路36镇
广南西路58镇〔22〕

市的地位略低于镇，数量更多于镇。如临安府有11镇，19市〔23〕，庆元府有5镇，22市〔24〕，建康府有14镇，33市〔25〕，可知其数目的确可用成千上万、星罗棋布加以形容。此外，宋朝县以下的城、关、寨、堡往往具有军事意义，但其中一部分也是小工商业点。

宋朝坊郭户的范围相应于城市发展的实际状况，不以州县城内的居民为限，包括了草市和镇、市的居民。县城居民称“县坊郭”，镇的居民称“镇坊郭”〔26〕，故宋人有时称“州府县镇城郭等第户”〔27〕。按照南宋法规，凡“镇、寨、城、市”的居民都属坊郭户。〔28〕宋神宗时推行保甲法，也规定“诸城外草市及镇、市内保甲毋得附入乡村都保”〔29〕。当时各路乡村保丁共计6764201人，而草市与镇、市保丁计230528人，约为乡村保丁数的三十分之一。〔30〕北方沿边河北、河东和陕西“三路坊郭镇市人户依条合排充不教阅保甲”〔31〕。按照规定，凡是每户有两丁，则一丁充保丁，如单丁户、女户之类自然不出保丁，故保丁数应少于户数。在熙宁八年（公元1075年），全国主、客户合计为15684129户。〔32〕由于种种原因，当时的统计数字并不准确，但上述草市和镇、市的保丁数，及其与乡村保丁数的比例，也不能说全无参考价值。估计宋时草市和镇、市的坊郭户数无疑应有几十万户。宋神宗时，重新划分县尉与巡检两类官员的职责范围，“县尉但主草市以里，其乡里盗贼悉委巡检”〔33〕。可知宋时城乡分界线并不是城墙，而是草市与乡村的交界。此类规定和统计也表明了坊郭户和乡村户的区分。

宋朝坊郭户分布不均，少数大城市的坊郭户口在总户口数中比例甚大，甚至超过乡村户口数，如前述宋哲宗时的杭州城乡户口，即是一例。但绝大多数州县则乡村户口远多于坊郭户口。〔34〕

宋朝坊郭户也分主户和客户，并分为十等户，有的地方仅将坊郭主户分为十等，有的地方却将坊郭主、客户混通分为十等。这在第一编第二章中已作交代。

坊郭十等户也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坊郭户的阶级状况。韩琦说：“乡村上三等及城郭有物业户，非臣独知，是从来兼并之家。”〔35〕但他并未说明“城郭有物业户”的具体户等，因为大府、大州和小县、小镇、小市的差别颇大。尽管如此，关于坊郭上、下户的区分，仍有一些具体记载。

宋仁宗庆历时，“尝诏河北州军坊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每户养被甲马一匹，以备非时官买”〔36〕。从此诏的精神看，坊郭第三等以上户约略相当于乡村第一、二等户。更细致的划分，见于文彦博之说：“诸州郡坊郭第四等户、县郭第三等、乡村第二等以上户，生计从容，皆须养马，以代徒步之劳。”〔37〕他又将州坊郭第四等户与县坊郭第三等户平列。《庆元条法事类》卷7《监司巡历》和卷48《科敷》规定：“诸坊郭品官之家免科配。若营运与民争利，在镇、寨、城、市及第一等、县第三等、州第四等者，并不免。”这与文彦博之说是一致的，又补充了镇、市等坊郭第一等户与县坊郭第三等户为相应户等。

当然，坊郭第一等户内部彼此间有相当大的财产差距。尹洙上奏说，“臣窃见陕西坊郭第一等人户中甚有富强数倍于众者”，建议“于逐州第一等户中推排上户家产”，另定“富强户”、“高强户”和“极高强户”，以增加科配数额。〔38〕此种情况当然不会限于陕西。

何者属坊郭下户，宋朝也有一些具体记载和规定。宋仁宗时，在河东路宁化军，以“人户物力次第”划分坊郭户等，“人户全少，城郭主、客十等，共三十四户，内五等已上只十五户，其余六等已下贫弱之家共有一十九户”〔39〕。宋神宗时实行免役法，规定“乡户自四等、坊郭自六等以下勿输”役钱。〔40〕宋徽宗时推行均籴，也规定“坊郭第六等以下、乡村第五等以下免均”〔41〕。看来坊郭第六等户以下，一般是作为“贫弱之家”的。宋高宗诏令“州县乡村五等、坊郭七等以下贫乏之家，生男女而不能养赡者，每人支免役宽剩钱四千”〔42〕。当时还一度规定“乡村第四等、坊郭第七等已下人户并与放免”免行钱。〔43〕看来坊郭第七等户以下大致与乡村第五等户相当。

但是，上述坊郭户等的区分也不可能绝对化。如宋仁宗时，河东辽州又小又穷，“第四等一户，开饼店为活，日掠房钱六文”，“第五等一户韩嗣，家业二十七贯文”〔44〕。前一户虽属州坊郭第四等户，绝非是“兼并之家”。坊郭上户和下户的户等差别，至多只是表明城市中富贵和贫贱的大致分野。此外，坊郭户中自然也有“中等得过之家”〔45〕，上述辽州的坊郭第四等户可能属此种类型。

事实上，坊郭户的阶级结构自然要比乡村户复杂。〔46〕宋时坊郭上户，包括“中等得过之家”，大致有以下几类成分。

一、官户、吏户、地主、幹人。宋朝城市作为政治中心，一部分官户和吏户自然是居住于城市。宋室南渡后，湖州城“去宋行都最近”，“宋诸王公钟鸣鼎食，邸第相望”〔47〕，成为宗室诸王公的聚居地之一。宋宁宗时南郊赦文说：“今仰州县，自今官户税物，官司自行就坊郭管揽门户幹人名下催理。”所谓官户，当然不光是在职官，也包括寄居官、致仕官、闲官之类。“士大夫发迹垄亩”，“自村疃而迁于邑，自邑而迁于郡者亦多矣”〔48〕。官户宅第在城市，其府第幹人也自然在“坊郭管揽门户”。北宋名臣富弼在洛阳，“未第时，家于水北上阳门外”，后“致政，筑大第于至德坊”〔49〕。司马光反对变法，曾长期居住洛阳，担任闲官，“买田二十亩于尊贤坊北，辟以为园”，取名独乐园。〔50〕北宋人称“洛阳衣冠之渊薮，王公将相之圃第鳞次而栉比”〔51〕。

宋朝作为一个农业社会，大多数乡村户的户籍是某州府某县某乡某里，而少数坊郭户的户籍不用乡里，而用坊，因为城市的最基层行政区划是坊。如南宋官员刘安世“本贯吉州安福县丛桂坊”〔52〕。在《宝祐登科录》中，有少数人的户籍即是坊，表明他们出身于坊郭户，今列举于下：

第二甲第九人赵珤，本贯南剑州剑浦县状元坊，寄居石溪，父为户。

第二甲第十二人孙砺，本贯鄂州江夏县城北兴贤坊，自为户。

第三甲第十一人谭方平，本贯吉州永新县双桂坊，父为户。

第三甲第三十三人黄梦荐，本贯吉州吉水县坊郭，曾祖为户。

第三甲第七十四人陈泳，本贯吉州泰和县文秀坊，祖为户。

第四甲第六十人夏诜仲，本贯建宁府建阳县同□坊。

第四甲第七十一人胡炎发，本贯吉州庐陵县具庆坊，父为户。

第四甲第九十人吴之道，本贯福州永福县宣化坊，祖为户。

第四甲第九十七人李核，本贯吉安府安福县朝真坊，祖为户。

第四甲第一百六十九人张申，本贯澧州澧阳县儒林坊，祖为户。

第五甲第三十八人薛嵎，本贯温州永嘉县在城梯雲坊。

第五甲第四十八人张详荣，本贯潼川府郪县鹤林坊。

第五甲第八十六人胡炎午，本贯潭州醴陵县名仙坊，祖为户。

第五甲第九十六人曾肃翁，本贯广州番禺县联桂坊，祖为户。

第五甲第一百十人陈元发，本贯抚州临川县兴鲁坊，自为户。

上述科举及第者的阶级出身不详，但入仕为官后，自然成为坊郭官户的组成部分。宋时一些城市的坊巷名即与官户有关。台州城状元坊，“以陈侍郎公辅释褐第一，故名”，另一状元坊，“嘉泰二年，吴守英隽以叶淙魁武科，故名”，綦内翰巷，“绍兴中，綦内翰崇礼居之，故名”，黄甲巷，“天圣中，以丞厅小吏王珏发愤读书，同兄琥登科，故名”。仙居县五坊中，有四坊都因科举入仕而命名。〔53〕

宋时部分吏户也是坊郭户，这在前第三编第十三章第一节中已有所交代。又如“朱承逸居霅（湖州）之城东门，为本州孔目官，乐善好施”，后其孙和曾孙又科举登第或为官。〔54〕

宋朝针对某些地主居住城市的情况，规定“民有物力在乡村而居城郭，谓之遥佃户”〔55〕。如“南城人刘生别业在城南三十里，地名鲤湖，时往其所检视钱谷”，他手下有仆人〔56〕，当是地主无疑。又“福唐梁绲居城中，尝往其乡永福县视田，一仆毛公操舟”〔57〕，也相类似。

尽管坊郭上户只有一部分是地主，而这一部分无疑是宋朝地主阶级的一个阶层。坊郭上户和乡村上户同属民户的范畴，但坊郭上户须负担屋税等“城郭之赋”〔58〕，其社会地位与乡村上户多少有些差别。

二、房主。宋朝城市房屋出租业发达。在开封府，“自来政府臣僚在京僦官私舍宇居止，比比皆是”〔59〕，“百官都无屋住，虽宰执亦是赁屋”〔60〕。穆修说他“半年住京，延伺一命，虽室有十钱之物，亦尽为薪米、屋直之费”〔61〕。欧阳修诗说：“嗟我来京师，庇身无弊庐。闲坊僦古屋，卑陋杂里闾。”〔62〕这也是官户僦居的一例。

宋时官户兼房主的实例也不少。宋真宗“出内库钱五百万，赎故宰相吕端居第，赐其子藩”，认为吕藩“僦舍日得千钱，可以赡养”〔63〕。宋神宗时，商人刘佐任市易务监官，“负市易钱十八万缗”，“籍本家日入屋租偿官，限二年输纳，不足，物产没官”〔64〕。可知他又是每年收房租达数万贯的大房产主。宋哲宗时，御史中丞胡宗愈“税周氏之第以居，每月僦直一十八千”，“其业主三班奉职周知哲”〔65〕，是从九品官。

应当指出，并非所有出租房产者都是坊郭上户。前述河东路辽州一家饼店，虽为四等户，然“日掠房钱六文”，每月一百八十文。开德府等地“后街小巷闲慢房屋，多是下户些小物业，每间只赁得三文或五文”〔66〕，此类房主自然不算坊郭上户。

司马光说：“月掠房钱十五贯，足供日用。”〔67〕这是当时一般富裕房主的收入水平。宋神宗时的户马法规定，北方城市“以屋契钱为物力，用住宅计者，元契三千缗，房钱计者二千缗，各养一马。其住宅、房钱相兼者，以分数纽折”〔68〕。房钱二千贯应为年收入，相当于司马光所说“足供日用”收入水平的十一倍有余。南宋前期记载说，“豪右兼并之家占据官地，起盖房廊，重赁与人，钱数增多，小人重困”，“富家巨室，〔竞〕造房廊，赁金日增”〔69〕。房产成为牟利的手段，传子传孙的财富。按南宋人的法律概念，“屋主有责求于店客”，与“田主取偿于佃户”，“财主索债于贷户”〔70〕相类似。

三、商人。宋代有关城市商人的记载甚多，其中行商又往往成为流动人口。张方平指出，开封府的“大商富贾，坐列贩卖，积贮倍息，乘上之令，操其奇利，不知稼穑之艰难，而粱肉常余，乘坚策肥，履丝曳彩，羞具、屋室过于侯王”〔71〕。南宋临安府“富室多是外郡寄寓之人，盖此郡凤凰山谓之客山，其山高木秀皆荫及寄寓者。其寄寓人多为江商海贾，穹桅巨舶，安行于烟涛渺莽之中，四方百货，不趾而集，自此成家立业者众矣”〔72〕。尽管有很多“寄寓人”，并且流动经商，但临安府仍成为他们的定居地点。此外，如外贸港口广州“多蕃汉大商”〔73〕，泉州“富商巨贾，鳞集其间”〔74〕。南宋后期的襄阳，“商贾连樯，列肆殷盛，客至如林”〔75〕。王元粹诗说：“日暮津头闻打鼓，越商巴贾卸船来。”〔76〕两浙路的江阴军并非大城市，也有许多“富商大贾”，“居民富饶，井邑繁盛”〔77〕。小至一些镇市，如太平州黄池镇和荆南府沙市，也成为“客商所聚”的著名镇市。〔78〕上海前身的华亭县青龙镇“瞰松江上，据沪渎之口，岛夷、闽、粤、交、广之途所自出，风樯浪舶，朝夕上下，富商巨贾、豪宗右姓之所会”〔79〕。南宋后期鄂州青山矶市，有郝经诗称：“通衢万家市，巴商杂越旅。”〔80〕可知从市府到镇市，富商大贾确为宋时坊郭上户的组成部分。

四、贷主。宋代城市的借贷业相当发达，其借贷方式也是多种多样的。不少官户没落之时，也负债累累。宰相吕端死后，“第已质于人”，宋真宗为之赎还，后其子吕藩又“表献居第，求加赐予，且言负人息钱甚多”〔81〕。宋仁宗时，“富人孙氏，京师大豪，专榷财利，负其息者，至评取物产及其妇女”〔82〕。这个孙姓“大豪”自然是高利贷主。另一种借贷方式称为“行钱”。“凡富人以钱委人，权其出入，而取其半息，谓之行钱。富人视行钱如部曲也。或过行钱之家，设特位，置酒，妇人出劝，主人乃立侍。富人逊谢，强令坐，再三乃敢就位”。开封府有“大桶张氏者，以财雄长京师”，“其行钱孙助教家”，助教是从九品官，大约是出钱买得的官位，但在“张氏子”面前，却如同仆役。〔83〕

宋时有一种更普遍的借贷业，便是质库。“江北人谓以物质钱为解库，江南人谓为质库”〔84〕。借贷者“以物质钱”，到期加付利息赎回。韩琦说：“今兼并之家例开质库，置课场。”〔85〕北宋末，金军一度撤离开封城下，官府在“依旧开铺”令中，也将“质库、铺户”并提〔86〕，反映开封质库之盛。在南宋临安城，“府第富豪之家质库，城内外不下数十处，收解以千万计”〔87〕。由于质库业的发达，至晚在南宋中期，已为富人“出钱”“雇倩”别人“开张质库营运”制定了专门条法，以别于一般“私债”。〔88〕质库往往实行月利率制，《数书九章》卷18《推求典本》一题中，“典库”的“月息利二分二厘”，即2.2％。袁采认为，“质库月息自二分至四分”，算是“中制”，而“典质之家至有月息什而取一者”〔89〕。

五、手工业主。商业、租屋业和质库业，似可作为宋代城市经济的三大支柱。手工业显然不是城市经济的重要部门，但也毕竟出现了一些大手工业主。宋仁宗时，开封府杜昇、李庆等六户，“每年于晋州折博务入纳茶一十万斤，在京榷货务入纳见钱五万贯文”，从晋州“请生矾，于京师重煎货卖”，他们买进的生矾，最多达每年七十二万二千余宋斤。他们实行工商业兼营，在竞争中压倒了晋州官营炼矾工场。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向官府缴纳货款和赋税达十五万八千三百四十五贯。〔90〕其炼矾工场显然有相当大的规模。“许大郎者，京师人，世以鬻面为业”，“增磨坊三处，买驴三四十头，市麦于外邑”，“每夕分命幹奴守直于磨傍”〔91〕，也是个大磨坊主。宋时有专门从事纺织的机户，南宋临安府还出现“机坊”，从事各种纺织品生产。〔92〕“临安丰乐桥侧开机坊周五家”〔93〕，大约就是机坊主。

六、揽户。宋代包揽代纳人户赋税，从中牟利者，称揽户。揽户遍布城乡，作为一种特殊职业，在严格意义上并不涉及阶级的划分。揽户往往与官吏勾结，或自身即是官吏及其子弟亲戚。从某些记载看，揽户也有“城居”者。〔94〕“中下税户有合纳州仓者，米亦不来，但止附钱与在城揽人，使就此自籴而输之”〔95〕。

以上所列举者，自然不足以概括坊郭上户的全部阶级状况。应当指出，宋时常有地主兼商人、官吏、贷主、房主等几位一体的身份。“湖州城南市民许六者，本以货饼饵蓼糤为生，人呼曰许糖饼。获利日给，稍有宽余，因出子本钱于里闾之急缺者，取息比他处稍多，家业渐进”，“贫民不能偿，或鬻妻卖子”〔96〕。这是商人兼贷主的一例。宋徽宗时，荆湖一带“产茶州县在城铺户、居民多在城外置买些地土，种植茶株，自造茶货，更无引目，收私茶相兼转般入城，与里外铺户私相交易，或自开张铺席，影带出卖”〔97〕。这又是坊郭茶铺户兼地主的实例。南宋前期，临安府“珠子行人姓任者”，被宋高宗宠信的医官王继先“收其珠铺珠子，约十余万缗”，“又拘收其田产”〔98〕。“德安府人黄二”，“家市缣帛”，有庄在城外之西罗村。〔99〕此类都属地主兼商人。“临川市民王明居廛间贩易，赀蓄微丰，买城西空地为菜园，雇健仆吴六种植培灌，又以其余者俾鬻之。受佣累岁”〔100〕。王明在城内经营菜园，并采取雇佣制。朱熹外祖父家是徽州城里头号富商，“其邸肆生业几有郡城之半，因号半州祝家”〔101〕。看来他至少是商人兼房主、贷主，甚至也可能兼地主。

当然，对上述几位一体现象的理解不应绝对化。南宋初张守说：“窃谓兼并之家物业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营运钞物，初无田亩，坐役乡里，似太优幸。”〔102〕朱熹在南康军劝谕上户赈粜，就提及“或无田产，却有营运，蓄积米谷、钱物之家”，“在城上户二十五名，共认赈粜米一万一千六百三十五石”〔103〕。可知这二十五家“在城上户”中，应有一部分商人不兼地主。

宋代坊郭上户积聚了巨额财富。宋真宗时，“京城资产百万者至多，十万而上比比皆是”〔104〕。宋仁宗时与西夏交战，“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105〕。宋徽宗时，京东的首富“兴仁府一户万延嗣家业一十四万二千贯”〔106〕。北宋末，开封府城搜刮金银，奉献金军，“广福坊李隶已纳金六百七十四两，银一万四千七百四两九钱；葛关金六百两，银三千五百七两”〔107〕。可见坊郭上户财富的一斑。

但是，正如北宋末年郑望之对金人所说：“京师四方客旅买卖多，遂号富庶，人家有钱本，多是停塌、解质，舟船往来兴贩，岂肯闲著钱买金在家顿放。”〔108〕前引张守之说，“兼并之家物业不一，或有邸店房廊，或有营运钞物”。可知宋时坊郭上户的“钱本”，即资本，主要仍用于商业、借贷业、房产业等，而对手工业投资不多。这在中国古代农业社会中有一定普遍性。宋朝传世史籍相当丰富，有关私人大手工业的记载颇为稀缺，似非偶然。

中国古代的商业资本和借贷资本往往同地产相结合。人们常说中国古代有官僚、地主和商人三位一体的情况，这是事实，但形成三位一体又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如“平江城北民周氏，本以货麸面为生业，因置买沮洳陂泽，围裹成良田，遂致富赡。其子纳赀售爵，得将仕郎”〔109〕。由于地租收入比较稳定，商业经营反而有一定风险，故商人往往投资土地。周氏父子以商发家，以田产致富，最后通过“纳赀售爵”而步入仕途，可为一例。当然，宋代社会既有三位一体的情况，也有不是三位一体的情况，不可一概而论。

宋朝坊郭下户大致有以下几类成分。

一、小商贩。坊郭户中的小商贩，如宋仁宗时，辽州城中，“第七等一户高荣，家业共直十四贯文省，其人卖松明为活”〔110〕。《夷坚志》对坊郭户中的小商贩有很多记述。“洪州崇真坊北有大井，民杜三汲水卖之，夏日则货蚊药以自给”，“弟佣于饼家”〔111〕。“〔鄱〕阳城中，民张二以卖粥为业”〔112〕。“刘十二，鄱阳城民也，居槐花巷东，以佣书自给”〔113〕。“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114〕。“临安荐桥门外太平桥北细民张四者，世以鬻海蛳为业，每浙东舟到，必买而置于家，计逐日所售，入盐烹炒”，“改货煎豆腐以赡给”〔115〕。“福州城西居民游氏家素贫，仅能启小茶肆，食常不足”〔116〕。“福州怀安县津浦坊民郑四以鬻羊为生”〔117〕。“饶州市贩细民鲁四公煮猪羊血为羹，售人，以养妻、子，日所得不能过二百钱”〔118〕。在南宋后期的建康府句容县，“凡邑之民，次第高下，号十等户，虽负贩小夫，下至植蔬鬻饼之徒，稍能经营者在焉”〔119〕。小商贩的服务范围很广，有的尚有小店铺，有的只是负担驱车沿街叫卖。〔120〕

二、工匠。陆游诗称成都府城中“锦机玉工不知数”〔121〕，可知当地织匠和玉工为数甚多。“饶州民严翁为桶匠，居城外和众坊”〔122〕。“处州松阳民王六八，〔以〕箍缚盘甑为业”〔123〕。“侯官县市井小民杨文昌，以造扇为业”〔124〕。“乐平螺坑市织纱卢匠，娶程山人女”〔125〕。“乐平桐林市童银匠者，为德兴张舍人宅打银，每夕工作”〔126〕。又有“乐平县杭桥市染工程氏”〔127〕。上引记述有城内、城外草市以至小市的工匠，大体都属个体劳动。“鄱阳城内”，“淳熙中，染坊余四与吴廿二者，铺肆相望，而余之力薄，遣一子投募染工，役作中夜始息”〔128〕。余四本人虽开染坊，其子还须“投募染工”，“役作”十分辛苦，显然也属坊郭下户。又如“饶民江廿三居永宁寺东街，为结络匠”〔129〕，由于他从事首饰业，比较富裕，家中有“仆”，但仍应属小规模个体经营。

三、人力、女使等被雇者。宋代城市中雇人力、女使等，即男女仆役的情况相当普遍。关于人力和女使的性质，留待以后另作介绍。在开封府、临安府等地，“凡雇觅人力、幹当人、酒食作匠之类，各有行老供雇；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130〕。但当时雇人力和女使似主要用于非生产性事业，这也反映宋代农业社会的发展水平。所雇人力、女使等可以是长期的，也可以是短期的、临时的，情况各不相同。如开封府城“食店”中有“行菜者”，“不容差错，一有差错，坐客白之主人，必加叱骂，或罚工价，甚者逐之”〔131〕。“行菜者”属长期雇佣者。在临安府，“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无有失节”〔132〕，这又是属临时性的。

从具体的实例看，前引记载中洪州民杜三“弟佣于饼家”，余四之子“投募染工”，都是被雇者。“湖州民蔡七长大有力，受人佣，故足迹遍闾巷”〔133〕。他长期被雇，似并非固定为某家服役。“鄱阳市人江友以庸力自给，一生不娶妻，老而强健，负担不衰”〔134〕。“舒州民燕五在市煎货糍饵，淳熙十六年四月，一男子自通为曹一，求备舂粉，使令之役，衣饭外不请工钱，燕留之为仆”〔135〕。“平江城中草桥屠者张小二”，后“改业，为卖油家作仆”〔136〕。“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其仆崔三”自称是“受佣于人”，“月得顾直不过千钱，常不足给用”〔137〕。宋时人力、女使等被雇者，雇主支付“工价”，即“工钱”，是偿付雇佣劳动的一种方式。

以上列举者自然不足以概括坊郭下户的全部阶级状况。例如朱熹谈到南康军坊郭下户中有“极贫秀才”〔138〕。宋时因印刷业的发达，文化教育大为普及。福州号称“城里人家半读书”〔139〕。南宋后期，临安“都城内外”，“乡校、家塾、舍馆、书会，每一里巷须一二所，弦诵之声，往往相闻”〔140〕。《警世通言》卷23《乐小舍拼生觅偶》依原注，是采自南宋话本《喜乐和顺记》，其中说到“喜将仕（郎）家有一个女儿，小名顺娘，小乐和一岁，两个同学读书”，在“喜将仕馆中上学”，可见学馆还可招收女生。因城市教育的发达，“浮沉闾里间”，“斗籴供晡旦”，“廛商是邻畔”的穷书生，在坊郭下户中占一定比例，是不足为怪的。如北宋开封府“相国寺东录事巷”居住一个名叫冯贯道的书生，“举进士不偶”，“以训童子为业，二十余年如一日”，“月得钱不过数千，曾何足以宽衣食计”〔141〕。

总的看来，坊郭户的阶级结构较为复杂。即以僧道户而论，按某些统计资料，城市中的寺观似比乡村更为密集。城市中还居住各种伎艺人、娼妓、游手、乞丐之类。此外，坊郭户中流动人口也大于乡村户，故在某些统计中，坊郭户中客户所占比例要大于乡村户中客户所占比例。〔142〕当然，流动人口多，并不影响对坊郭户的阶级状况的分析。

关于坊郭上户和下户的比例，如宋宁宗时，汉阳军城中“除能自食者约千家，尚有二千家，皆是贫乏籴食之人”〔143〕。所谓“贫乏籴食”，是指家境贫寒，没有什么存粮，只能依靠微薄的收入，不时零籴几宋斗几宋升以维生，即前述所谓“斗籴供晡旦”，乃“下户日籴之家”〔144〕。至于“能自食者”，也仅有一部分属坊郭上户。宋代坊郭下户占了坊郭户的大多数，应是无可置疑的。

在宋代坊郭户中，贫富差距往往比乡村户更加悬殊。司马光诗反映了开封的情况，一方面是“土偶长尺余，买之珠一囊，安知杼轴劳，何物为蚕桑”；另一方面是“妻儿日憔悴，囊钱与盎米，薪木同时匮，败衣不足准，搏手坐相视”〔145〕。南宋末方回说：“尝观市井之民，百工技艺，富商大贾，鲜衣美食，不知农务，长子育孙。陶朱贩粥而致千金，汉之洒削鼎食，马医击钟，市民也。惟游手细民最苦，无能之人，乞丐满路，穷民也。”〔146〕少数坊郭上户固然过着纸醉金迷、灯红酒绿的生活，而大多数“街市小民”，“以数百钱为资生之策”，“一日失业，则一日不食”〔147〕，生计艰窘，一部分甚至挣扎在死亡线上。

坊郭上户和下户中某些人户的阶级地位亦非固定不变，这与整个宋代社会的阶级状况相似。特别在商品经济不发达的农业社会中，经商或可暴富，亦可骤贫。前述湖州许六本是小商贩，后却发财致富，以高利贷刻剥贫民。又如“其人本豪民，遭乱家破，与妻行乞于市”，但后又“遂成富家”〔148〕。然而一些人户阶级地位的升降，并不会改变坊郭户阶级结构的基本格局。坊郭上户和下户成员的流动性，也同样成为坊郭户阶级结构稳定性的一种表现形式。

第十八章
商　人

宋时商人或可称“市户”，如朱熹说：“上户自有蓄积，军人自有衣粮，公吏自有廪禄，市户自有经纪，工匠自有手作，僧道自有常住。”〔149〕由于城市商人由官府编入“行”的同行组织，有时也可称“行户”或“行人”〔150〕。行户一般开设店铺，又或可称“店户”和“铺户”〔151〕。

人们对宋代商人，可以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分类。例如黄震说：“行者为商，坐者为贾，凡开店铺及贩卖者皆是。”〔152〕这是作行商与坐贾的区分。又如也可按行业对商人进行分类。但从阶级地位和贫富状况分析，商人显然不可能是单一的阶级。朱熹在南康军粜米赈济时，在公文中将坊郭户分成上、中、下三等：

一、上等有店业，日逐买卖营运兴盛，及自有税产赡给，不合请给历头人户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二、中等得过之家并公人等，合赴县仓籴米人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

三、下等贫乏小经纪人，及虽有些小店业，买卖不多，并极贫秀才，合请历头人户若干。开具坊巷逐户姓名，大小口数。〔153〕

朱熹此处虽然对南康军坊郭户划分为三类，其实也包括了商人在内。实际上，宋朝的商人也大致可分为富裕的大商人、生活较为宽裕的中等商人和小商贩三类。

宋代社会沿袭中国的古老传统，往往称士、农、工、商为四民，以农业为本，工商业为末，动辄提出崇本抑末一类口号。然而在事实上，因贫富之差异，各类商人的社会地位和阶级地位并不相同。

第一节　大商人

按宋时习惯，大商人和大地主同称兼并之家，属统治阶级的一部分。有关宋朝大商人的传世记载较多，以下分四方面予以论述。

一、大商人的经营方式。当秦汉之际，凡是大工商业主往往都是奴隶主，经过千余年的演变，已发生本质性的变化。大商人经商，不可能由个人或全家包揽商务，而必须依靠他人协助经商。依据今存记载，大商人的经营方式大致有以下三种。〔154〕

一是支付钱本，委托他人经商。“僦赁取直者，京师人指为钱井经商”〔155〕。如“枣阳申师孟以善商贩著干声于江湖间，富室裴氏访求得之，相与欢甚，付以本钱十万缗，听其所为。居三年，获息一倍，往输之主家，又益三十万缗。凡数岁，老裴死，归临安吊哭，仍还其赀。裴子以十分之三与之，得银二万两”〔156〕。又“泉州人王元懋”，“主舶船贸易，其富不赀”，但他并非亲自远涉重洋，冒狂风恶浪之险，“淳熙五年，使行钱吴大作纲首，凡火长之属一图帐者三十八人，同舟泛洋，一去十载”，“获息数十倍”〔157〕。所谓“行钱”，在前一章介绍坊郭上户贷主时已作交代，吴大即是借王元懋钱本而从事海上贸易者。南宋初，大将张俊以五十万缗钱，付一“老卒回易”，“浮海去，逾岁而归，珠、犀、香药之外，且得骏马，获利几十倍”〔158〕，其实也是沿用民间的“行钱”方式。这是一种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相结合的经营方式。

二是雇佣幹人和人力协助经商。如临安城中，商业广泛采用“民间雇倩工钱”的方式。“凡顾倩人力及幹当人，如解库掌事、贴窗，铺席主管，酒肆食店博士、铛头、行菜、过买、外出鬙儿，酒家人师公、大伯等人”，“或药铺要当铺郎中、前后作、药生作，下及门面铺席要当铺里主管、后作、上门下番当直、安童，俱各有行老引领。如有逃闪，将带东西，有元地脚保识人前去跟寻”。很多供“客旅寄藏物货”的塌房，“月月取索假赁者管巡廊钱、会，顾养人力，遇夜巡警，不致疏虞”〔159〕。此类记录反映当地商铺中广泛雇佣幹人和人力。所谓“各有行老供雇”〔160〕，行老即是牙人之类。此类经营方式不仅是大商人，而且也是中等商人广泛采用的。

同前一种经营方式的区别，大致是在前一种经营方式中，大商人往往是出资不出力，而后一种经营方式则是既须出资，仍须出力，主人尽管雇佣了幹人和人力，仍须不同程度地主管商务。如邢州有一死囚，后为“大客，乘马从徒，赍布五千匹入市，大驵争迎之”〔161〕。“从徒”即是其仆役。“处州民叶青世与大家掌邸店，至青以贫舍业，而应募括苍尉司为弓手”。“城外有大店，方建造三年，极新洁，商客投宿甚众”，店主最初教“民周二十者主之”，后“或言于主人，谓叶青可付。主邀致青，捐一岁僦直为饵，青欣然而入”〔162〕。这里的叶青和新主人仍是雇佣关系。《宋元话本集》中也有一些类似记录。《志诚张主管》说，“东京汴州开封府界身子里，一个开线铺的员外张士廉”，“家有十万赀财，用两个主管营运”。《杨温拦路虎传》引仙居市的“茶博士”话说：“我这茶坊主人，却是市里一个财主，唤做杨员外，开着金银铺，又开质库，这茶坊也是他的。”《山亭儿》说，“襄阳府城中一个员外，姓万，人叫做万员外。这个员外排行第三，人叫做万三官人。在襄阳府市心里住，一壁开着朝茶铺，一壁开着茶坊。家里一个茶博士，姓陶，小名叫做铁僧”，“是个家生孩儿”。陶铁僧因偷钱，被逐出茶坊，“又被万员外分付尽一襄阳府开茶坊底行院，这陶铁僧没经纪，无讨饭吃处”。此类记载与秦汉时代工商业广泛使用奴隶，适成鲜明对照，反映了秦汉至两宋的社会演进。

三是“连财合本”〔163〕。如淮阴有一节妇“夫为商，与里人共财出贩”〔164〕。《数书九章》卷17《均货推本》的算题说：“海舶赴务抽毕，除纳主家货物外，有沉香五千八十八两，胡椒一万四百三十包（包四十斤），象牙二百一十二合（大小为合，斤两俱等），系甲、乙、丙、丁四人合本博到。缘昨来凑本，互有假借。甲分到官供称，甲本金二百两，盐四袋，钞一十道；乙本银八百两，盐三袋，钞八十八道；丙本银一千六百七十两，度牒一十五道；丁本度牒五十二道，金五十八两八铢。已上共估直四十二万四千贯，甲借乙钞，乙借丙银，丙借丁度牒，丁借甲金。今合拨各借物归原主名下，为率均分上件货物。”这道算题自然是源自海上贸易的实际商务活动。除了四人“合本”巨额投资外，另有“纳主家货物”，估计即是出资而不出力的“行钱”者，反映了宋时商业经营方式的复杂情况。〔165〕

二、大商人的社会地位。宋时大商人虽属统治阶级，但往往是富者，而非贵者。宋朝虽也有士大夫提出商业已是“本业”的看法〔166〕，多少反映了商人势力有所发展的现实，但不能估计过高。在朝廷和士大夫群中，占主导地位的看法仍是鄙视商人。如南宋初年，一些赵氏宗室“逐什百之利，为懋迁之计，与商贾皂隶为伍”，便被视为赵家的耻辱。〔167〕苏缄在宋仁宗时，“调广州南海主簿。州领蕃舶，每商至，则择官阅实其赀。商皆豪家大姓，习以客礼见主者。缄以选往，商樊氏辄升阶就席，缄诘而杖之。樊诉于州，州召责缄，缄曰：‘主簿虽卑，邑官也，商虽富，部民也，邑官仗部民，有何不可？’州不能诘”〔168〕。广州作为大贸易港，商业繁盛，大商人的社会地位是相当高的。但是，在富者与贵者发生冲突时，富者仍只能屈从于贵者。

宋时商人的同业组织称“行”，从官府方面看，组行的目的是便于对商人摊派科配。事实上，各商行一般由大商人把持，从中渔利。宋神宗时，开封府的“兼并之家，如茶一行，自来有十余户。若客人将茶到京，即先馈献设燕，乞为定价，〔此〕十余户所买茶更不敢取利，但得为定高价，即于下户倍取利，以偿其费”〔169〕。宋高宗时，“浙江卖羊官圈都牙人”杨康“乞每岁献纳卖羊抽分牙利钱二万三千缗，应办太庙、景灵宫大小酌献支用，并买献内膳御膳羊七百二十口，计钱一万缗”，但条件是“其他牙人不得在圈作弊”。于是官员凌景夏、吴秉信、汤鹏举等上奏说：“杨康以市井驵〔侩〕，辄敢进状，欲专一府屠宰之利，使其侪辈拱手失业”，杨康遂“送大理丞治罪”〔170〕。这个都牙人提出包揽宫廷羊的供应，并献纳每年三万三千贯的获利，也足见其财力的雄厚。大商人的财富和经营发展到一定程度，总是要趋向于垄断。然而成为垄断障碍者，主要又是官府的政治权力。

大商人在经济上的雄富，甚至引起一些士大夫的忌妒。北宋范纯仁说：“今之商贾富人，车马器服，皆无制度，役属良民，豪夺自奉。”〔171〕南宋陆游《估客乐》一诗更作了艺术上的渲染：

长江浩浩蛟龙渊，浪花正白蹴半天。轲峨大艑望如豆，骇视未定已至前。帆席云垂大堤外，缆索雷响高城边。牛车辚辚载宝货，磊落照市人争传。倡楼呼卢踯百万，旗亭买酒价十千。公卿姓氏不曾问，安知孰秉中书权。儒生辛苦望一饱，趦趄光范祈哀怜。齿摇发脱竟莫顾，诗书满腹身萧然。自看赋命如纸薄，始知估客人间乐。〔172〕

陆游诗中感叹士不如商，“布衣儒生例骨立，纨袴市儿皆瓠肥”〔173〕。但是，范纯仁、陆游等所反映的，仅是宋代大商人一个方面的情况。

在宋代社会中，经商确是少数人最便捷的致富门径。如宋徽宗宠臣朱勔之父朱冲，原为“吴中常卖人，方言以微细物博易于乡市中自唱，曰常卖”〔174〕，后来很快成为苏州巨商。“吴十郎者，新安人，淳熙初，避荒，挈家渡江，居于舒州宿松县。初以织草屦自给，渐至卖油，才数岁，资业顿起，殆且巨万”〔175〕。但是，经商也比其他行业更有风险。宋神宗时，实行市易法，“催纳官钱不足，即没纳财产，至于上等人户，雇妻卖子，一家老幼星散，往往饥寒，怨愤至死。京师如此破坏大姓十数家，中下户不可胜数”〔176〕。宋徽宗时，蔡京更改盐钞法，“富商巨贾尝赍持数十万缗”，因“数十万券一夕废弃，朝为豪商，夕侪流丐，有赴水投缳而死者”〔177〕。由于种种原因，即使是大商人，其破产的比率也是较高的。

三、大商人的“求田问舍”。司马迁总结战国至汉的社会经济状况，认为“用贫求富，农不如工，工不如商”，“以末致财，用本守之”〔178〕。此说仍适用于宋代社会。

宋代的商人，主要是大商人，拥有巨额财富。“饶州市民张霖居德化桥下，贩易陶器，积以成家。生三女，次者嫁小盐商郑大郎第三子，奁具亦二千缗”〔179〕。他应是贩卖景德镇瓷器而成为富豪，其家财似在万贯以上。“泉州杨客为海贾十余年”，后“有四十万缗”〔180〕。在北宋开封城中，“金银、綵帛交易之所，屋宇雄壮，门面广阔，望之森然。每一交易，动即千万，骇人闻见”〔181〕。南宋临安城中的“珠子市，如遇买卖，动以万数”〔182〕。但是，正如李新所说，商人“持筹权衡斗筲间，累千金之得，以求田问舍”〔183〕。他们“以末致财”后，往往仍须“用本守之”，因为地租的收入比经商稳定，较少风险。

宋朝不乏富商“求田问舍”的记录。前述吴十郎致富后，又“广置田土”〔184〕。一死囚后成富商，“于晋、绛间有田宅”〔185〕。张勰“数航海，历交阯、勃泥诸国，其货日凑”，“于是买田婺州郭外，教其子以学”〔186〕。商人赵和是鄜州洛川县人，“世以服田力穑为业，冠乡户之甲”，为地主无疑。他“悉付其产于宗属”，“贸易经营，得遂其志”，“自秦抵晋，谨身节用，不十数年，复豫豪籍之右”〔187〕，看来最后仍是商人兼地主。南宋后期，黄州黄冈县人蔡廷玉“家传宦裔”，后“懋迁鹾石为资生计，几四十春”，“虽不复家山之旧，幸粗置田园于天岳之邦（岳州）”〔188〕。诸如此类，足见大商人“求田问舍”有相当的普遍性。

朱熹说：“顷在同安，见官户、富家、吏人、市户典买田业，不肯受业。操有余之势力，以坐困破卖家计狼狈之人。”〔189〕商人兼并田地，自然也与其他官户、吏户、乡村上户之类同样残酷，将赋役负担转嫁于“破卖家计狼狈之人”，“以坐困”之。

四、大商人厕身官场。前面说过，单纯的大商人往往是富而不贵，为了维护和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大商人就必须出入官场，或者设法使本人和子弟出仕，或者设法巴结达官贵人。

宋朝有一些出身商人的达官贵人。马季良是“开封府尉氏人，家本茶商”，因娶宋真宗刘后兄刘美之女，“因缘以进，无他行能”〔190〕。苏州“巨商”出身的朱勔，“交结童（贯）、蔡（京），援引得官，以至通显”，成为宋徽宗的宠臣。〔191〕宋高宗吴后之父吴近，是“京师珠子吴员外”，“以珠为业，累赀数百万”〔192〕。宋徽宗“宣和中，有郑良者，本茶商，交结阍寺以进，至秘阁修撰、广南转运使”〔193〕。张佑“本泉州大商”，“交结权倖，以躐取名位，邪佞凶狡，素无廉声”，居然官至福建提举市舶。〔194〕前述的大海商王元懋，“留丞相（留正）、诸葛侍郎皆与其为姻家”，“为从义郎，隶重华宫（宋孝宗退位后所居）祗应”〔195〕。此类都是突出的事例。

尽管如此，商人科举入仕，特别是上升为高官显宦者，毕竟为数不多。由于传统轻商观念等影响，宋朝在法律上仍对商人有所歧视。例如明文规定“工商、杂类”“不得与士齿”，不得进官办学校。〔196〕对参加科举，“工商、杂类人内有奇才异行，卓然不群者，亦许解送”〔197〕。这些规定对商人入学和参加科举，多少有些限制。

宋朝也有商人入学和参加科举的记录。宋理宗时，汤千在南剑州和嘉兴府任郡学教授，“虽吏胥、市人子，有可教者，亦收置黉舍中，为亲授经史，其所成就居多”〔198〕。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宋徽宗“亲策进士八百余人，闻其中百余人皆以献颂上书为名，特赴廷试，率多（宦官梁）师成之力。尽是富商豪子，曾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士大夫不齿之人，或白身不足应进士举者，闻每名献钱七八千缗，师成便为奏请特赴廷试之命”〔199〕。这百余名“富商豪子”，或是“白身”，或是已通过“进纳及非泛补授官职”，都汲汲于科举出身，遂使在某种程度上有公平竞争性质的科举考试，也沾染了铜臭。这个实例表明，商人通过正常科举入仕者，毕竟比例甚小。

当然，也有部分商人兼地主可不用商人的身份参加科举。“曹州于令仪者，市井人也，长厚不忤物，晚年家颇丰富”，“择子侄之秀者，起学室，延名儒以掖之。子伋，侄傑、倣举进士第”，“为曹南令族”〔200〕，看来已非单纯经商。叶德孚“买田贩茶，生理日富，绍兴八年，假手获乡荐，结昏宗室，得将仕郎”〔201〕，这是地主兼商人入仕，他虽“获乡荐”，但主要还是通过“结昏宗室”。

事实上，商人入仕最重要、最便捷的门径，还是进纳，宋朝如助教、太庙斋郎、将仕郎等官，相当部分出身于进纳。宋徽宗时，臣僚言，进纳入仕者“遍满天下，一州一县，无处无之，已仕者约以千计，见在吏部以待注拟者不下三百人，是皆豪猾兼并之徒，屠酤市贩之辈”〔202〕，其中“富商巨贾”自然占相当比例。“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斗人朱亿”，因“能输积，以助有司”，“赒恤阻饥”，其弟朱傑“褒赐一官”，为“本州助教”〔203〕。柳子镇并非大镇，而镇坊郭户居然通过进纳使其弟入仕。在一些金石题名中有“市户、守本州助教成公济、陈士敏”，“市户、承信郎杨名”〔204〕，都是商人进纳入仕者。又如“秀州广平桥尹大郎将仕，其家本微，致力治生，虽无田庄，而浮财颇裕”〔205〕，他“无田庄”，大约单纯由商人进纳入仕，得将仕郎。更特殊者，如宋仁宗时为应付西夏战事军费，“借大姓李氏钱二十余万贯，后与数人京官名目以偿之”〔206〕。

但是，如前一编第十二章官户中已经交代，进纳入仕者升官和成为官户的官品，都有相当大的限制，他们在官场中往往受歧视。宋仁宗时，“旧开矾铺进纳授官人李绶男与故申王宫承俊为亲”，就遭包拯反对，认为“应皇属议亲”，“须的是衣冠之后，非阘冗庸贱之伍，富商大贾之门”〔207〕。因此，“豪民之家耻见‘进纳’二字”〔208〕。宋朝有时因财政紧张，也特令进纳钱粟入仕者不算进纳出身。〔209〕

除进纳外，商人入仕也另有一些门径。例如王安石推行市易法，“市易务勾当官乃取贾人为之”〔210〕。南宋时，出使金朝的“官属”，“惟金多者备员而往，多是市廛豪富巨商之子”，往往“冒法私贩，有伤事体”〔211〕。有的“富商大业之家多以金帛窜名军中，侥倖补官”〔212〕。又如濮州“贾以赂冒官族，脱市版，州下其事”，却为参军魏涛拒绝。〔213〕如此之类，大致多与商人的金钱有关，不必一一枚举。

除钻营官位外，大商人也往往巴结达官贵人，以提高自身的社会地位。“富商庸俗与厚藏者嫁女，亦于榜下捉婿，厚捉钱以饵士人，使之俯就，一婿至千余缗”〔214〕。这是金钱与权势的通婚。北宋中期，寿州“近京师，诸豪大商，交结权贵，号为难治”〔215〕。宋孝宗时，朱熹在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状中说，“本州贩香牙人应世荣奸猾小人，因其家资稍厚，左右引置，以曾与仲友建立生祠，乃延为上客”。唐仲友“以市户应世荣为耳目，令其在外刺求富民之阴事”。应世荣依仗知州之势，遂成台州一霸，并已得登仕郎的官位。〔216〕有的“豪商与猾吏通谋为奸”〔217〕。如“临安府猪羊牙人徐友仁等二十余人率敛钱物，结托公吏”，以至在大理寺“根治”时，大理少卿章焘也“信凭人吏”，“恣为出入”〔218〕。当地“有炭商以万斤入市，曰：此某官所市也”，“巨舶载海物，揭黄旗于上，每日进御，而私售自若”〔219〕，大商人不仅凭借高官，甚至依赖皇宫的庇护，以规免商税。

社会现象是复杂的，宋朝也有大商人不凭借官府势力，而称霸一方的记录。如在南宋赣州雩都县，“邑之大驵有孙氏、钟氏，根结盘互”，“守令瞪视，莫敢蘖其角牙”〔220〕。但总的看来，宋代的商人，即使是大商人，也未形成独立的政治势力。他们千方百计，跻身官场，或巴结权贵以至胥吏，便是未形成独立政治势力的明证。宋代社会尽管商人势力较前代壮大，传统的轻商观念有所动摇，但不能估计过高，这个社会更多地仍是保留了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的传统特点。

第二节　中等商人

朱熹所谓“中等得过之家”大致属中等商人的范围。尽管宋朝商人中确有中等商人的存在，然而要在今存史料中勾画出一个中等商人阶级状况、社会和经济地位的粗略轮廓，也有相当的困难。

宋哲宗元祐初，据苏辙统计，开封欠市易钱者“共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钱二百〔三〕十七万余贯，其间大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钱一百五十四万余贯，小姓二万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钱八十二万余贯。若将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共放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三户，放钱四十六万六千二百余贯”〔221〕。当时商人借市易钱，须“结保赊请”，或以“契书、金银抵当”，后又取消“结保赊请”之法。〔222〕贫穷的小商贩一般不可能以“契书、金银”作抵押而借贷市易钱。在欠钱二百贯以下的二万五千多户中，有相当大的比例应是中等商人。除“大姓”和“酒户”外，欠钱在二百贯以上的一千七百四十户中，也不见得全是大商人。由此可知，宋朝中等商人在数量上应比大商人多得多，而其在商业资本总量中所占比例却未必多于大商人。

中等商人生计宽裕，往往也须雇人协助经商。北宋后期，开封城内“杀猪羊作坊，每人担猪羊及车子上市，动即百数”，“坊巷桥市，皆有肉案，列三五人操刀”〔223〕。雇数人操刀切肉者，应属中等商人之列。“邢州富人张翁，本以接小商布货为业”，同时开设“茶肆”，“家赀所有，不满数万钱”〔224〕，即数十贯。其家计看来似属中等而偏下。“黄州市民李十六开茶肆于观风桥下”，“其仆崔三”，“月得顾直不过千钱，常不足给用”〔225〕。荆门军长林县“城人员一贩牛往襄阳”，“毕事南还”，“员生跨马，邹（亚刘）负担在其后”〔226〕，也雇一仆。看来李十六和员一都属中等商人。

中等商人一般也须编入同业组织——行。宋神宗时，开封“米行有当旬头曹赟者，以须索糯米五百石，不能供，至雉经以死”〔227〕。米行商人轮充“旬头”，是为应付官府的科配，五百宋石糯米尚不是太大的数字，曹赟的财力“不能供”，应非大商人。但是，普通小米商只怕尚无充“旬头”的资格。当时实行免行法，“肉行”“屠户中、下户二十六户”，“中户一十三户共出钱四百贯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二贯七十文；下户一十三户共出钱二百贯文，一年十二月分乞逐月送纳，每户纳钱一贯二百九十文”〔228〕。偌大的开封，不可能仅有二十六个屠户肉铺，看来尚有大批小本经纪虽入行而不负担免行钱者。按官府的标准，肉行并无上户，而由二十六户“中、下户”负担免行钱。此处的“中、下户”其实都应是中等商人。

中等商人财力不丰，其社会地位自然不能同大商人相比，其入仕门径也比大商人窄。但也有个别例外的情况。北宋执政冯京，“其父商也”，“家贫甚，读书于灊山僧舍。僧有犬，京与共学者烹食之”。其父大约是中等商人，后又家道中衰。〔229〕“王良佐居临安观桥下，初为细民，负担贩油。后家道小康，启肆于门，称王五郎”，“后买给使减年恩补官”，得“忠训郎”〔230〕。既称“小康”，看来亦非大富。总的看来，中等商人个别也能致富而升为大商人，或出入官场，但大多数却无此可能，甚至有家道衰败等情况。

第三节　小商贩

小商贩无疑在商人人数中占有最大的比重，其阶级地位乃属被统治阶级，与大商人不可同日而语。宋时小商贩的部分情况，在前一章介绍坊郭下户时，已有所交代。

在两宋京都开封和临安，留下了不少小商贩的记录。开封有一种独轮车，“往往卖糕及糕麋之类人用”。“乐人动鼓乐于空闲，就坊巷引小儿、妇女观看，散糖果子之类，谓之卖梅子，又谓之把街。每日如宅舍宫院前，则有就门卖羊肉、头肚”等各种食品，“博卖冠梳、领抹”等各种日用品。“其后街或闲空处团转盖屋，向背聚居，谓之院子，皆小民居止，每日卖蒸梨枣、黄糕麋、宿蒸饼、发牙豆之类”。“至三更，方有提瓶卖茶者”〔231〕。临安城的情况也相仿佛，作为南方鱼米之乡，“又有挑担、抬盘架，买卖江鱼、石首”等各种水产品。“沿街市吟叫扑卖，及买卖品物最多，不能尽述。及小儿戏耍家事儿，如戏剧糖果之类”，有“行娇惜、宜娘子、秋千稠、糖葫芦”等。〔232〕这使人联想到传世的李嵩《货郎图》，乃负担小贩出售玩具的生动写照。“都民骄惰，凡买卖之物，多与作坊行贩已成之物，转求什一之利。或有贫而愿者，凡货物盘架之类，一切取办于作坊，至晚始以所直偿之。虽无分文之储，亦可糊口”。临安还有各种各样“小经纪”，包括零售商业和服务业，为“他处所无者”〔233〕。小贩们从作坊买进现成的食品、药品、蚊烟等，无加工之劳，转手货卖，“求什一之利”，已成一种流行的经营方式。

事实上，宋代的小商贩遍布城乡，而乡村部分小商贩又有农民兼营者。这在本书第二编第七章农民与商品经济中已作交代。

小商贩本小利微，除个别发家者外，大多数人的生计相当艰窘。北宋张耒诗说，“北邻卖饼儿每五鼓未旦，即绕街呼卖，虽大寒烈风不废，而时略不少差也”，“城头月落霜如雪，楼头五更声欲绝。捧盘出户歌一声，市楼东西人未行。北风吹衣射我饼，不忧衣单忧饼冷”〔234〕。《宋元话本集·快嘴李翠莲记》中说，“隔壁白嫂起来磨豆腐，对门黄公舂糕米”，这也同样反映了小商贩的辛苦。在南宋，“临江军市为牙侩者，例皆贫民，虽有百斛求售，亦无钱本可以收蓄。每日止是乡落细民，步担入市，坐于牙侩之门，而市之细民大概携钱分籴升斗而去。故米贱之时，负贩者则有不售之忧；米贵之时，计日而籴者则有绝粒之病。两日雨雪继作，民遂大窘”〔235〕。当地牙人兼米商，由于资本不足，至多一次只能收籴几十宋石米，其销售对象也主要是“分籴升斗”的坊郭下户。

作为宋代城市中各种商业同业组织的行，有些小商贩甚至不够入行的资格。宋神宗时，王安石“曾雇一洗濯妇人，自言有儿能作饼，缘行例重，无钱赔费，开张不得”〔236〕。但也有相反的情况，一些小商贩本可不入行，而被强制入行。实行免行法后，“令细民并相纠告，不以旧曾系行籍，但持一物而卖于市者，莫不出免行钱。至于麻鞋、头发、茶坊、小铺，皆朝夕营营，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赡者，今无不勒出钱，以为免行”。“如街市提瓶者必投充茶行”〔237〕。免行钱的征收沿袭到南宋前期。“州县多将零细小铺、贫下经纪不系合该行户之人，及村店货卖细小之民，一例敷纳”，“富者有贿赂以悦胥吏，故输钱甚轻”〔238〕。

由此可知，宋时的小商贩，包括“零细小铺”，“乡村下店”，或可不编组入行。〔239〕但不论入行或不入行，都不大可能完全免除官府征敛之苦，以及大商人，以至中等商人的盘剥。“朝夕营营，以急升米束柴而不赡者”，即大致反映了宋代小商贩的生活水平。

第四节　商人的性质和作用

在任何时代，商人一般总是唯利是图，特别是在商品经济发展不充分的时代，商人经常损人利己，不容易做到诚实经商。例如“黄州市民渠生货油为业”，“一意嗜利，每作油时，乘热益以便溺，几三之一”〔240〕。南宋时，南康军“诸县乡村人户搬米入市出粜，多被米牙人兜揽，拘截在店，入水拌和，增抬价直，用小升斗出粜，赢落厚利”〔241〕。类似的事例显然是不可胜数的。从历史学的角度看，似无须对此类唯利是图、损人利己的事，作道义上的批判。因为罪恶、贪欲、权势欲等有时也可成为历史进步的杠杆。

宋代以自然经济为主，但商品经济的发展已不容忽视。商人承担着流通货财、沟通生产和消费、联结城乡的巨大作用。宋代商人买卖的商品大致可分两类。一是广大人民必需的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盖人家每日不可阙者，柴、米、油、盐、酱、醋、茶”〔242〕。这是指生活必需品而言，其实，生活必需品是多种多样的，远非上述七物所能概括。此类经商活动关系着社会的生存和繁荣。但农民、坊郭下户等社会底层群众也往往成为商人贱买贵卖、投机倒把的受害者。另一类是专供达官贵人、富室巨贾的高级奢侈消费品。李昭玘说：“万金之贾，陆驾大车，川浮巨舶，南穷瓯越，北极胡漠，龙皮、象齿、文犀、紫贝、夜光之珠、照乘之玉，一旦得之，则深居大第，拱手待价。”〔243〕这类经商活动也是宋朝繁盛商业的组成部分，促进了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经济文化交流，但与广大底层群众的生产和生活关系不大。

总之，商人的活动对社会发展既有积极作用，也有消极作用。

中国古代城市是政治中心，也是商人和商业的集中地。但是，商人尽管在传统上受到某些歧视，却未构成对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的破坏因素。商人，特别是大商人要提高和维护自己的社会地位，就必须依靠官府，勾结官吏，官僚、地主、商人三位一体或商人、地主两位一体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些事实表明商人是维持现成社会制度的因素。当然，从另一方面看，商人在经商活动中广泛采用雇佣制，有的还在茶业、荔枝业、织布业中采取包买的经营方式，以商业资本资助和干预生产，这也是有进步意义的。中国商业发展史表明，自战国、秦、汉以来，大商业虽经历了自奴隶制至雇佣制的重要演变，而商人仍作为农业社会的附庸，并依存于这个社会。

第十九章
手工业者

宋朝手工业大致可分官营和私营两类。至于如矿冶业、酿酒业、制盐业等实行买扑制之类，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农业社会租佃制向手工业部门的转移和变种，此类官府租赁制手工业的直接经营者仍是私人，今姑且也归入私营手工业一类。宋朝官营手工业和私营手工业中的阶级状况显然有别，为方便起见，以下作分类介绍。

第一节　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

宋朝官营手工业的管理者自然是官吏，此处无须另作介绍，其生产者可分罪犯、奴婢、军匠和工匠。

一、罪犯和奴婢。宋朝尚有官府奴婢，其来源是罪犯，主要用于手工业生产。宋太宗诏规定，“敢与蕃客货易，计其直满一百文以上，量科其罪”，“妇人犯者，配充针工”〔244〕；“凡出茶州县，民辄留及卖鬻，计直千贯以上，黥面送阙下，妇人配为铁（针？）工”〔245〕。宋真宗屡诏“奴婢针工并放从便”〔246〕，天禧时，又将“作坊针工，其见役百五十七人皆释之”〔247〕。宋仁宗初诏，“南、北作坊见管配到诸军家口充针工，并裁造院先〔招〕到女工，并放逐〔便〕。今后更不配充针工。如有犯此刑名者，依断讫，配窑务及致远务无家累兵士”〔248〕。此后不见有官婢充针工的记录，大约因为此类针工难以保证宫廷用品的质量。

尽管取消了“奴婢针工”，但宋朝各种官营手工业仍然广泛使用罪犯和奴婢。宋仁宗天圣时，“东窑务军士储庆等各不饮酒呼万岁，准格当配广南”。由于“本务工役最重”，宋廷规定“自今犯者，依法杖讫，却送本务。再犯，刺配沙门岛”〔249〕。“万岁”一词在唐朝尚作为一种泛用的欢呼口号，至宋朝已被皇帝所垄断。〔250〕军士储庆等在“不饮酒”的情况下“呼万岁”，便须“依法杖讫”，却仍送回东窑务服重役，但其身份已降为罪犯。

类似的记载甚多。按宋仁宗时记载，“淮南二十一州军酝匠多新犯配军之人”〔251〕，这是用于造酒业的实例。周景“系内东门手分”，作为一名吏胥，“盗用罗帛等入己”，“令免徒罪，只配北作坊工匠”〔252〕。北作坊是兵器制造业的一个单位。特别是“钱监工役，朝暮鼓铸，最为劳苦”，配隶的苦工尤多。〔253〕宋徽宗时，因同州“韩城县东、西两钱监人匠见阙”，便令“诸路州军除犯强盗及合配广南远恶、沙门岛，并杀人放火凶恶之人外，将其余犯流、徒合配之人”，一律遣送两钱监，“等候额足，住配”〔254〕。宋光宗时，“利州绍兴监见管工匠一百八十七人，除招刺到监兵子弟及旧收刺军匠三十六人外，其余皆是诸处配到贷命之人，昼则重役，夜则锁，无有出期”〔255〕。罪犯约占这个钱监劳力的五分之四，承受严酷的苦役。

宋朝官营手工业中的罪犯和奴婢，一般都须刺字。宋代法律规定，“诸私铸钱应配者”，“刺充钱监工匠”，如上述韩城县两钱监，“刺钱监字定东、西一字”〔256〕。官府发放的衣粮仅足以维持劳动力的生存。如宋孝宗时，韶州岑水场“应淋铜取土，皆在穷山绝顶，所役兵士皆是二广配隶之人，衣粮经年不至”，后规定“依信州铅山场兵士例，日贴支米二升半”〔257〕。一些“筋力强壮”的“杂犯配隶人”“发赴”岑水场，可“借支月粮”〔258〕。在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中，罪犯和奴婢往往生活待遇最低，劳动条件最苦。

二、军匠。宋朝官营手工业大量使用厢军。据《宋史》卷189《兵志三》记载，自宋太祖建隆至宋神宗熙宁时，可以确认为服役于各地官营手工业的厢军番号如下：

船坊：洺州、潭州、鼎州。

船务：杭州、婺州。

杂作都：寿州。

拣中窑务：开封府。

造船军匠：吉州。

造船场：广州。

省作院：邠州。

船坊铁作：潭州。

作院：丹州、仪州。

作院工匠：太原府。

水磨：郑州。

东、西八作：河南府。

窑务：河南府。

钱监：江州。

铁木匠营：池州。

酒务营：池州。

竹匠营：池州。

酒务杂役：江宁府。

此外，元丰改制后，设于东京开封府的军器监所辖东、西作坊，少府监所辖文思院、绫锦院、西染院、裁造院，将作监所辖修内司，东、西八作司，东、西窑务，光禄寺所辖内酒坊等，也都属官营手工业中的厢军编制单位。

宋时招兵，可称招刺，因为当兵一般要刺字。欧阳修说：“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259〕厢兵的军俸低于禁兵。但是，充手工业匠人的厢军，有的必须考虑其手艺问题。宋朝屡次规定禁兵“不得招刺诸色匠人”，并将“有手艺者试验，改刺充工匠”〔260〕。可知部分厢兵被改刺为工匠。

官营手工业中的厢兵自然是按军事编制的。他们“刺破手、面”，住在“营房”。宋高宗时，提辖制造御前军器所“万全工匠以二千人，杂役兵士五百人为额”，分万全第一、二、三、四指挥，一指挥为五百人。〔261〕宋神宗时，“诏诸路置都作院，凡四十一所”，分别按“工匠三百人以上”、“二百人以上”、“一百人以上”和“不满一百人”，设立各有等差的军职，实行军事编制。〔262〕其中福州的都作院指挥，到宋徽宗宣和时，“额管二百人，习学四十人，分为三都，都八十人”，包括“正都头一人，副都头三人”，“左、右十将六人，左、右将虞候六人，左、右承局六人，左、右押官六人”，“长行二百一十二人”。所谓“习学”，应与近代学徒相类，却仍须作为“长行”，即军士的编额。到宋孝宗淳熙时，“见管一百九十四人，将校四人，将（节）级二十四人，粮典一人，兵匠一百六十五人”，“阙四十六人”〔263〕。南宋法律规定：“诸酒务兵士专充踏麯、酝造役使，依格本州选刺厢军充清务指挥，本营寄收，遇酒匠阙，听选试充。”〔264〕也同样纳入指挥的编制。

官营手工业中的厢军虽按军事编制，但也兼顾了工种的差别。宋时的“作”是手工业同业组织，类似于商业的“行”，而在规模较大的手工业部门中，作又是指专业工种。如前述宋孝宗时的福州都作院指挥中，“分十一作”，包括“箭作、弓弩作、甲作、皮作、铜作、漆作、旗作、条作、木作、磨锃作、铁作”〔265〕。开封制造兵器的南、北作坊，宋神宗时改名东、西作坊，“其作总五十一，有木作、杖鼓作、藤席作”〔266〕等。

厢兵军匠在宋朝官营手工业的生产者中无疑占有相当大的比例。如宋初置弓弩院，“兵匠千四十二人”〔267〕。南作坊“兵校及匠三千七百四十一人”，北作坊“兵校及匠四千一百九十人”〔268〕。宋哲宗时，制作兵器的“兵匠尚以六千人为额，两坊额外亦四五百人”〔269〕。北宋末，“万全兵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五千人”〔270〕。南宋初的人数已如前述。楼钥曾说，军器所“万全指挥及东、西作坊见役五千七百余人”，“更于诸州作院差拨兵士入所，又一千余人”〔271〕。这是北宋至南宋中央兵器手工业工场的庞大规模。成都府在宋神宗元丰时设上供机院，最初有“军匠八十人”，后扩大为“招军匠三百人”〔272〕，另一说为“募军匠五百人”〔273〕，这自然也是相当大的官营手工工场。

宋朝实行募兵制，官府对厢兵须支军俸。厢兵的军俸低于禁兵、屯驻大兵等正规军。据南宋台州、抚州、温州等地史料，厢兵一般仅支月粮一宋石五宋斗或一宋石二宋斗，有的每月支料钱二百文上下，有的不支料钱。〔274〕汉阳军的厢兵只支“月粮五斗”〔275〕。但作为厢军一部分的军匠，其军俸似略高。宋高宗时，规定提举制造御前军器所“新拨到杂役兵匠别立一等，每日食钱一百文，月粮一石七斗，〔春冬衣〕依例准折”〔276〕。据楼钥介绍，万全军匠等“见役五千七百余人，岁支钱二十九万缗，约米四万余斛”，平均每人每年支钱五十贯，米七宋石，后“差拨兵士入所，又一千余人，岁支钱八万余缗，米九千余斛，而诸州又厚有衣粮以赡给之”〔277〕，平均每人每年添支钱八十贯，米九宋石。宋理宗时，庆元府作院“军匠日支钱三百文，米二升，酒一升，民匠一贯五百文，诸军子弟匠五百文，米、酒视军匠之数”〔278〕。民匠和诸军子弟匠的料钱应是按月支付，其待遇也低于军匠。宋朝有时也对军匠进行补贴，除前述提举制造御前军器所于外地差拨兵士的实例外，“信州铅山场兵士例，日贴支米二升半”〔279〕，利州绍兴监“军匠最系重役”，“更与添支米二斗”〔280〕。

总的看来，由于官营手工业中的厢兵军匠实行军事编制，对他们的人身控制应更严于民匠。

三、民匠。宋朝官营手工业所使用的民匠，不论是长期的，还是短期和临时性的，也不论是有专门技艺者，还是从事简单劳动者，一般实行雇募制。雇募制大体可分“差顾”〔281〕与“和雇”〔282〕两类。差雇是指官府强制征发民匠，但仍支付雇值。和雇是指民匠自愿应募，领取官府雇值。〔283〕然而在事实上，差雇与和雇很难严格区分，“以和雇为名，强役工匠”〔284〕的情况，是经常发生的。因为按官府的财力，往往无法实行雇值优厚、完全自愿的和雇。

宋神宗与王安石讨论军器制作，王安石说：“凡使人从事，须其情愿，乃可长久。”宋神宗说：“若依市价，即费钱多，那得许钱给与。”〔285〕一语道破了官府往往只能差雇的奥秘。南宋前期，廖刚说，军器所“所役兵匠及和顾才一千八百余人”，“必欲速就，不过添雇人匠，本色匠人既不易得，则府县强雇，不能无搔扰”〔286〕。可见宋朝纸面上的“和雇”与事实上的“和雇”差距极大。

此外，宋朝官营手工业往往集中在城市，但其所雇的民匠，并非仅限于坊郭户，其中相当部分来自乡村户。宋真宗诏中就提到“乡村追纠工匠，打造官物，自来扰民”〔287〕。南宋朱熹也在公文中指出，南康军“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匠人多系远乡农民，追呼骚扰，离家失业，不无愁叹”〔288〕。所以出现从“远乡农民”中雇用民匠的状况，无非是因为坊郭户中往往不能为官府提供足够的、适用的工匠。

宋朝官营手工业雇募民匠，大体有两种情况：一是军民相兼，或“军工委有不足，方许和顾民工”〔289〕；二是完全雇募民匠，不用军匠。

关于第一种情况，例如在兵器手工业部门，北宋时“州郡率少军匠，借役民工”。“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既具，则精窳之实一切无所问”，不但兵器窳陋，而“官有耗费，私有搔扰”〔290〕。南宋初年，因“戎器全阙，军匠数少”，也不得不“下诸州刬刷民匠赴官”，并规定“优支廪食”〔291〕。又令“诸州军差到军器所造弓弩人匠依旧一年一替，〔令〕本州差人前来交替，如内有不愿交替之人，依旧造作，支破请给”。从各地差雇到的民匠，“其间有老弱不堪工作之人”〔292〕。

宋朝设置于各地的酒务也有类似情况，既使用“酝匠”，也使用“役兵”〔293〕。开封都麯院按宋真宗时的“定制”，“役兵士四百二十八人”，“又佣雇百姓匠，三人充作头，二十三人充拌和、板头、脱蘸、炒焦，六人充踏匠”〔294〕。后苑造作所分生色作、缕金作等七十四作，“掌造禁中及皇属婚娶之名物”，其生产者也包括“兵校及匠役”〔295〕。又如成都府上供机院，“既招军未足，遂雇百姓助工，日逐勾集三四百人”〔296〕，也同样是军匠和民匠兼用。

关于第二种情况，宋朝也确有部分官营手工业纯用民匠。宋太宗时，“废湖州织绫务，工二十人送京师，女工五十八人悉纵之”〔297〕。翰林御书院有“笔匠十七人，装界匠九人，印碑匠六人，雕字匠五人”。印制僧道度牒的度牒库有“雕字匠”、“打背、裁剪、碾呀匠”等，全是“招置”“和雇”，另有“巡防兵士一十人”〔298〕，并不参加工役。南宋印造纸币的会子库，“日以工匠二百有四人”，另有造会纸局，“工役经定额，见役者日以一千二百人耳”〔299〕。又开封绫锦院最初“以平蜀所得锦工二百人，置内绫院”，并无军匠，后改为军民匠相兼，“监领兵匠千三十四人”〔300〕。如此之类，不必逐一枚举。

官营手工业所雇民匠，有短期和临时的，也有长期的。南宋初，如前所述，各州军差雇的军器所制造弓弩匠，“一年一替”，但也有“逐州工匠已曾差赴军器所造作三年，谙知制度，自可责办精致制造”〔301〕，这是长期雇佣的一例。短期或临时的则往往与差雇有关。张维“知福州闽县”，“官募丁匠、舟楫于民，无度而不均”，他改为“一岁丁匠之役不过三日”，“满则纵之，唯所适”〔302〕。宋理宗时，庆元府制造军器的作院，“以民匠劳逸不均，则下定海、鄞县、奉化照籍轮差，每四十日一替，起程钱各五贯，回程十贯，由是人皆乐赴其役”〔303〕。由此可知，宋朝的官营手工业差雇工匠，期限长短颇有差异。官府还为此设置匠籍，“有役按籍而雇，周而复始”〔304〕。宋朝一些官府土木工程差雇工匠，还有“季替”、“约旬有代”的记录。〔305〕

关于民匠雇值，传世记录不多。宋太祖开宝时，开封绫锦院“见管户头逐人料钱七百文，粮三石五斗，口食米豆六斗，各用女工三四人，每人月粮二石，米豆又六斗”。后改为“不置户头，令工匠自管供机，各与女工一分请受，所贵济赡得匠人”〔306〕。取消户头后，女工雇值减十分之一，以补贴工匠，但不详工匠收入有多少。宋高宗时规定：“逐州府如有铸铜工匠愿投充近便铸钱监工匠之人，更不刺军号，日支食钱二百五十省，米二胜半。”〔307〕省钱以七十七文作一百文，则日支食钱实为一九二另五文。庆元府作院民匠月支钱一贯五百文，另日支米二宋升，酒一宋升。〔308〕建康府“作院工匠”“每名日支盐菜钱一百三十文，米二升，做造饭食支散”〔309〕。湖州打造铁甲，雇募工匠“每日等差支钱日二百文至一百五十文”〔310〕。宋高宗时修筑临安城，其“日支工食钱”额为“作家六佰文，诸作作头、壕寨五佰文，米二胜半，工匠三佰五十文，手三百文，杂役军兵二佰五十文，各米二胜半”，“已上并自兴工日支，毕工日住”〔311〕。

宋时往往以“工”（功）作为劳动量和雇值的计量单位。原则上一个劳动力工作一日，谓之一工。但实际上还有更精确、更细致的计工办法。例如官府“诸式内功限并以军工计定，若和雇人造作者即减军工三分之一”，“谓如军工应计三功，即和雇人计二功”。这是军匠和民匠的计工差别。又如按季节，“诸称长功者，谓四月、五月、六月、七月，中功谓二月、三月、八月、九月，短功谓十月、十一月、十二月、正月。诸称功者，谓中功，以十分为率，长功加一分，短功减一分”〔312〕。按工匠熟练程度，又有“工三分”、“半工”、“全工”〔313〕之别。前述所谓“日支工食钱”，即是计工支付雇值。朱熹在南康军“打造步人弓箭手铁甲”，“计用皮、铁匠一万八千工，钱五千二百余贯”〔314〕，平均每工计二百八十九文，看来皮匠和铁匠之间，以及两类工匠内部的工钱另有等差。

宋代官营手工业除支付工匠工钱外，也有一些临时性的津贴。如宋太祖“幸东染院，赐工人钱”〔315〕，宋太宗“幸造船务”，“幸造弓箭院”，“赐工徒人千钱，布一端”〔316〕。宋神宗时，“保州作院募民为工匠，其给银鞋钱及南郊赏赐视厢军，以诸州军作院所给旧并系厢军投换故也”〔317〕。此类工匠与厢军都有银鞋钱、南郊赏赐等特殊补贴。南宋军器所“逐等工匠见请每月添支作具，折麦食钱、米数”〔318〕。他们自置“作具”，即工具，而由官府“添支”，另折钱和米，而钱又折麦支付。宋高宗时，因“修盖皇太后殿宇、门廊”等“了毕”，“兵匠第一等各支钱一十二贯，第二等各支钱一十贯，第三等并在外津般、交拨官物、财（材）植等兵级，和雇作家、甲头、工匠各支钱八贯”〔319〕。这是一种特殊的犒赏。

官府支付民匠的雇值，往往有钱币，也有实物。宋真宗初，规定“富义监盐匠月粮三分中一分杂子，自今并支粳米，冬衣外仍赐春衣。盐井夫所差百姓自今悉罢，以本城官健代之，仍月给缗”〔320〕。富义监原来差雇民匠，雇值只有月粮和冬衣两项，月粮中又有三分之一为杂粮，至此改用“官健”，即厢军。宋孝宗淳熙时，文思院“近来所支工钱，当是纽折金银”，后改为“并给一色钱、会支散”。既有铜钱，又有纸币会子。此外，文思院还“循例桩留二分半工钱”，“以充诸杂縻费”。后改为“以半分给还工匠，二分存留在院下”，“以头子钱为名，一分专备工匠急阙借兑，一分充诸杂缘公縻费使用”〔321〕。民匠工钱实际上只支付四分之三或五分之四。南宋后期，建康府重建公使酒库，“工计佣二万一千二百十，楮计缗十万二千六百，米计石五百二十六”〔322〕，平均每工纸币不足五贯，米不足二宋升半。

宋朝官府雇工，往往不支付清一色的钱币，而是钱物搭配，钱币有各种各色，实物也有多种品类，这反映了商品经济尚未充分发展的现实。

宋时各代各地各工种的工钱不可能一律，或高或低，但限于官府的财力，差别也不可能过于悬殊。王安石曾与宋神宗讨论军器制作，说：“若以京师雇直太重，则如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直至贱，何不下信州置造也。”〔323〕尽管如此，因开封作为国都，兵器工场也不便转移他处。

民匠工钱也可上下浮动。南宋初，军器所规定：“或损坏名件，如系新造，即勒作匠合干人估价，于逐人请给内陪价。”〔324〕这是因损坏物件而扣发工钱的实例。宋理宗端平时，杜範“除军器监丞，每月点戎器，必计工役多寡良窳，而上下其食，以示劝惩”〔325〕。此类扣罚或增加工钱的情况，当不限于军器制作。

官营手工业工匠往往按各人技艺分等。今存记载中常见有作家、作头、甲头、工匠、习学等名目。袁采说：“工匠执役，必使一不执役者为之区处，谓之都料匠。”〔326〕如著名木工、开宝塔设计者喻浩，南宋初建造车船的高宣，都是都料匠。〔327〕都料匠大致与作家、都作家、都作头同义。如宋高宗时，军器所设有“都作家、甲头”〔328〕。宋孝宗时，文思院“造作虽有作家官工掌管”，“自来止凭作家和雇百姓作匠”，还另有“打作作头等”〔329〕。“大、小作头”位于“都作头”之下〔330〕，应为各作的负责人。如有“大木作头常进，小木作头穆□”〔331〕。“甲头”一词在宋代使用十分广泛，在手工业部门中，甲头有时大约相当于小作头，有时或相当于领班。〔332〕

官营手工业工匠有时也分等级。宋仁宗时，事材场就有“第一等至第三等工匠”〔333〕。宋神宗时，提举在京诸司库务司所属“诸司工匠分为三等，仍于逐等分上、中、下，其第九等七百余人悉皆无艺，诏并放停”〔334〕。宋高宗时，军器所“审验讫，内第二等人匠升作第一等，第三等升作第二等，仍支本等请受。今后每年一次，依此”〔335〕。可知工匠的等级与“请受”的多少有关。“习学”一词见于军匠〔336〕，估计民匠也有此类名称，类似于近代学徒。

个别技艺高超的工匠也可补官，宋神宗时，“弓匠李文应、箭匠王成伎皆精巧”，“补三司守阙军将，以教工匠”〔337〕，为无品武官。

官营手工业为工匠制定了各种劳动定额。蕲春县铁钱监“用工之序有三，曰沙模作，次曰磨钱作，末日排整作。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工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338〕。宋真宗时，“润州造罗务工人旧限十二日成一匹”，后“勒减一日”〔339〕。《数书九章》卷16《军器功程》的算题说：“今欲造弓、刀各一万副，箭一百万只。据工程，七人九日造弓八张，八人六日造刀五副，三人二日造箭一百五十只。作院见管弓作二百二十五人，刀作五百四十人，箭作二百七十六人，欲知毕日几何？”〔340〕如前所述，在不少场合下，劳动定额又与工匠工钱的多少有密切关系。

宋朝官营手工业工匠的作息制度，也依行业而异。由于手工业往往按工种分作，故上班可称“入作”〔341〕，下班可称“放作”〔342〕。宋高宗时，军器所“诸作人匠依法辨色入，申时放。监造、提辖、幹办官亦合早入晚出，躬亲督责点检制造”〔343〕。工匠“入作”大约在早上六七时，“放作”在下午五时左右。

官营手工业的工匠也有休假日。据《庆元条法事类》卷11《给假》载，“工作”的假日有“元日、寒食、冬至”各“三日”，“圣节、每旬、请衣、请粮、请大礼赏”各“一日”。宋太宗诏：“事材场、八作司匠每月给假一日请粮。”〔344〕每月一次“请粮”，一年共计十二日。“请衣”若每年春衣、冬衣各一日，共二日。“元日、寒食、冬至”的假期共九日，皇帝诞辰圣节每年一日。但大礼赏一般三年方有一日。总计工匠每年休假日为六十日或六十一日。

此外，宋朝也按不同工种的实际状况，规定特殊的休假制度。如“蕲春铁钱监五月至七月，号为铁冻，例阁炉鞴”〔345〕，暑期罢作。宋真宗时，“令铸〔〕务诸作每夏月役半功，至午时放”〔346〕。东、西窑务“所有匠有瓦匠、砖匠、装窖匠、大（火）色匠、粘较（胶？）匠、兽匠、青作匠、积匠、軬窖匠、合药匠十等”，“二月兴工，十月罢作”〔347〕，冬季休闲。

上述休假制度对民匠、军匠以至罪犯和奴婢，大致应是相同的。

官营手工业工匠的主要问题，是因官府雇值低、吏治腐败等多种因素，使官府雇佣民匠具有很大的强制性，并给民间造成很大的骚扰和痛苦。

官府真要“和雇”工匠，其条件无非是待遇优厚。宋朝也确有少量“官司和雇，支给钱米反胜于民间雇倩工钱，而工役之辈则欢乐而往”〔348〕的记录。宋高宗时，文思院下界为改变“所支工钱低小，其手高人匠往往不肯前来就雇”的状况，而“立定工限、作分钱数，与免对工除豁，支破工钱，庶得易为和雇手高人匠造作生活”〔349〕。建康府兴建御书阁，“讫事不鞭一人，盖揭通衢，示其直以招之，非下诸邑逮追也”〔350〕。当地修造公使酒库，“匠以民贾雇而不抑差，物以市直收而不科扰”〔351〕。由于是和雇，有时也使用牙人作媒介。〔352〕

然而在大多数场合，却是另外一种情况。宋神宗时，成都府上供机院“雇百姓助工”，“虽支工价，尚有亏损，虽定日限，仍更督促，或无故拘留累日，或每匹又出罚钱”〔353〕。宋哲宗时记载：“和雇工匠，雇直多不时给。”〔354〕此外，又有官员私“役工匠，造器用，则不给衣食”〔355〕的情况。在腐败的官僚政治下，即使官府“和雇”的工钱比较优厚，也可有多种方式予以克扣。

由于此类情况十分普遍，宋高宗时曾规定：“见任官如敢于所部私役工匠，营造己物，依律计庸，准盗论。若缘公兴造，即具事因，送所属量事差拨，仍依籍内姓名从上轮差，务要均平，及令所役官司〔优〕支雇直。如有违犯，并许人户越诉。”〔356〕但这些规定事实上只能是一纸废文，湖州打造铁甲，“境内匠人，迭互用工，追逮且遍。日支钱米可以养其一身，不可以养其一家。使之抛弃妻孥，供官役使，已非小人之便，又况终日锻炼，不得休息”〔357〕。宋孝宗时，赣州会昌县令韩元奕“私役工匠，不支食钱”〔358〕，监文思院上界叶薿等将工匠们的“合支工钱除克”〔359〕，即是两个违反前述规定的实例。

官营手工业的腐败，还表现在所谓“买工钱”上。宋高宗绍兴末记载，军器所“监官多是贵戚势要子弟为之，将手高匠人令出买工钱入己，故纵减克偷盗作料，出外损惰，止令老弱之人充工匠”。“军器所工匠多有私役，反令出买工钱，更不趁役”〔360〕。买工钱若是一种以钱代役的规定，未必就是坏事，但上述买工钱其实只是一种贪污勒索的名目。又如宋孝宗时，湖广总领李安国“多占破诸州有手作兵士，令纳免直钱”〔361〕，也与买工钱相仿。

官营手工业雇佣民匠的强制性，还表现在对其人身的控制、凌虐等方面。由于强制入役，工匠们并无生产积极性，官府就必须实行严厉的监督。“文思院等处工作合雇人入役者，具人数单于监门官，点名放入。委监官检察功程及造到名件，仍各置历，即日钞上结押”〔362〕。由于文思院须制造一些贵重物品，故监督尤严。

官营手工业中随意殴打以至虐杀工匠的事也屡见不鲜。宋太祖时，梁周翰“监绫锦院，杖锦工过差”〔363〕。刘蟠“典染作日”，得知宋太祖“临视”，“辄衣短后衣、芒麯，持梃以督役”〔364〕，染工遭受棒打，自不可免。当时“内酒坊火，焚屋百八十余间，酒工死者三十余人”，宋太祖将有关官员处斩，又“工匠五十余人，悉命斩于诸门。宰相等极言谏止，乃追释之，获免者十有二人”〔365〕。宋真宗时，“润州造罗务工人旧限十二日成一匹”，官员王子舆“勒减一日”，“日限既促，功课不供，比至年终，颇用笞捶”〔366〕。宋神宗时，宦官甘承立在荆湖北路设打造上供生活所，“以和雇为名，强役工匠，非法残害，死者甚众”，光一个和尚就“收拾承立虐死无主工匠骸骨数百副”〔367〕。南宋时，“抛下诸州打造”铠甲，“民匠所得逐日钱粮不无减克”，“监官督责程限”，“终是虐用”，在高温天气下，“诸州和顾之人遂中渴而死”〔368〕。

在官营手工业中，官吏和工匠之间不可避免地产生尖锐的对立。宋神宗时，制造兵器的“作坊”，因“众工作苦，持兵夺门，欲出为乱”，遭到镇压，“捕之皆获”〔369〕。“斩马刀局有杀作头、监官者，以其役苦”〔370〕。南宋时，军器工匠“往往厌倦工役，将身逃走”，“逃走、疾病、死亡，殆无虚日”〔371〕。面对此类状况，宋朝皇帝也不得不下令改善工匠的处境。宋徽宗诏承认，“比来官司顾募拘占，更以争夺，稍不如意，断以重刑”，命令“官局不以前后有籍无籍民工”和“被罪编管民工，并放逐便”〔372〕。宋高宗和宋孝宗也屡次下诏，令“军器所、军器局工匠逃走”者，可在规定期限“出首”，“免罪”，“仰所在州军量支钱米，依旧支留充役”〔373〕。当然，此类规定不可能真正解决官营手工业部门中官吏和工匠之间的矛盾。

总的说来，宋朝官营手工业依凭国家财力的支持，有的规模甚大，但其相当部分产品并不进入市场。官营手工业虽也使用罪犯和奴婢，但军匠和民匠构成其生产者的主体。他们的劳动条件艰苦，生活状况恶劣，经常受到官吏的勒索、凌辱以至虐杀。除了个别有高超技艺的工匠外，军匠和民匠的社会地位一般也相当低下。

从另一方面看，宋代官营手工业对军匠和民匠原则上实行雇佣制。这种雇佣制当然不同于近代的自由雇佣制，但与前朝官营手工业中广泛采用的奴隶制和差役制相比，多少是一种历史的进步，可视为从古代奴隶制发展到近代自由雇佣制的中介梯级。官营手工业中广泛采用的雇佣制，实际上也就是反映了私营手工业中广泛采用的雇佣制，或者说是在官营手工业中移植了民间的雇佣制，如同宋朝的官田租佃制实际上也是移植了民田的租佃制。

第二节　私营手工业者

宋朝私营手工业者的阶级状况，因传世史料十分单薄，使今人难以作出详细和准确的论述。从今存的史料看，大致有个体工匠，也有手工业主和雇工。

一、个体工匠。如前所述，宋时的个体工匠一部分居住城市，属坊郭户，应有相当大的比例脱离农业；另一部分则居住乡村，属乡村下户和客户，是农民兼工匠，他们同土地更有密切关系。

宋朝城市手工业者往往被编组为“作”的同业组织。然而关于“作”的记载，却比商业的“行”更加单薄。在南宋临安城中，“其他工役之人，或名为作分者，如碾玉作、钻卷作、篦刀作、腰带作、金银打钑作、裹贴作、铺翠作、裱褙作、装銮作、油作、木作、砖瓦作、泥水作、石作、竹作、漆作、钉铰作、箍桶作、裁缝作、修香浇烛作、打纸作、冥器等作分。又有异名行者，如买卖七宝者谓之骨董行，钻珠子者名曰散儿行，做靴鞋者名双线行”。“最是官巷花作，所聚奇异，飞鸾走凤、七宝珠翠、首饰、花朵、冠梳及锦绣罗帛、销金衣裙、描画领抹，极其工巧”〔374〕。可知“行”与“作”的区分并不严格，有时“作”也称“行”。

宋朝城市设行的目的之一，是便于官府对商人进行科配；而设作的目的之一，也是便于官府对工匠的差雇。“平日皆籍其姓名，鳞差以俟命，谓之当行”〔375〕。当行即是当作。当然，设立同业作的组织，也便于主顾寻找工匠，工匠寻找主顾，以及个体工匠之间的临时协作。

在各手工业的作中，个体工匠看来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宋元话本集·碾玉观音》中的崔宁，“趋身郡王（韩世忠）数年”，“就本府增添请给”，实际上是长期受王府雇佣。他脱离王府后，自称“我是碾玉作，信州有几个相识，怕那里安得身”。后又“就潭州市里讨间房屋，出面招牌写着行在崔待诏碾玉生活”，也无帮工。事实上，有部分手工业完全适合于个体劳动，以至无须什么帮工或其他协作关系。《夷坚支庚》卷9《无锡木匠》记载，张木匠“造盆器，出贸于街”，这是自产自销。

宋朝记载中不乏个体能工巧匠的记录。如文房四宝中的笔和墨，欧阳修诗说：“宣人诸葛高，世业守不失。紧心缚长毫，三副颇精密。硬软适人手，百管不差一。京师诸笔工，牌榜自称述，累累相国东，比若衣缝虱。或柔多虚尖，或硬不可屈。但能装管榻，有表曾无实。价高仍费钱，用不过数日。岂如宣城毫，耐久仍可乞。”〔376〕南宋时，有“建安蔡藻以笔名家，其用羊毫者尤劲健”，当时有名的笔工还有曹忠等。〔377〕有名的墨工，如潘谷、沈珪等人。〔378〕“阆中人蒲大韶得墨法于山谷（黄庭坚），所制精甚，东南士大夫喜用之。尝有中贵人持以进御，上方留意翰墨，视题字曰：‘锦屏蒲舜美。’问何人，中贵人答曰：‘蜀墨工蒲大韶之字也。’即掷于地，曰：‘一墨工而敢妄作名字，可罪也！’遂不复用”。“大韶死，子知微传其法，与同郡史威皆著名。夔帅韩球令造数千斤，愆期不能就，遣人逮之，舟覆江中，二工皆死”〔379〕。蒲大韶父子等的不幸遭遇，也反映了当时工匠社会地位的低下。笔墨并非不可组织大规模生产，但一些名笔工和墨工为了保守技术秘密，守住“世业”，宁愿维持小的生产规模。

至于一些不需要精巧技艺的手工工匠，在城市中更是比比皆是。北宋开封城内，“北去杨楼以北，穿马行街，东、西两巷，谓之大、小货行，皆工作伎巧所居”。开封市民“倘欲修整屋宇，泥补墙壁”，“即早辰桥、市、街巷口皆有木竹匠人，谓之杂货工匠，以至杂作人夫”，“罗立会聚，候人请唤”，“竹木作料亦有铺席，砖瓦泥匠，随手即就”〔380〕。

个体工匠们凭借一技之长，或承揽平民百姓以至达官贵人的各种大小粗细工艺，领取报酬。“石溪人杨四工造酒，富家争用之，因是生理给足”〔381〕。他轮流就雇于一些“富家”，用他们的粮食加工造酒。宋仁宗时，“中外臣僚士庶之家，衣服首饰之类，多用销金，工匠于阛阓之中任意制造”，“盖是匠人等故违条制，厚取工钱，上下相蒙”〔382〕。“工钱”一词，说明工匠和主顾之间，事实上存在着临时的雇佣关系。

有一部分个体工匠，他们虽从事个体生产，但通过官府或私人来料加工、包产、包销等方式，使之在实际上形成两个以上工匠的某种松散的协作和联合关系。这种情况在宋代较为常见，因为不少手工业部门并不适合于个人单独经营。

宋孝宗时，“有开字匠蒋念七，名辉”，先“在广德军伪造会子四百五十道”，后“同黄念五在婺州苏溪楼大郎家，开伪印六颗，并写官押及开会子出相人物，造得成贯会子九百道，与黄念五等分受”〔383〕。在后一次伪造纸币的不法行为中，由楼大郎提供工作场所，蒋念七和黄念五两人合作完成，伪造的会子由三人“分受”。两个开字匠之间有一种临时性的松散的协作关系。

宋代史料中所见的机户、绫户、绣户等，是从事纺织、刺绣业的专业户。宋太祖时，“蓬州请以租丝配民织绫，给其工直，诏不许。旧济州有机户十四，岁受直，织绫。开宝三年，诏廪给者送阙下，余罢之”〔384〕。此类绫户和机户虽进行个体家庭生产，却因共同为官府来料加工，领取“工直”，彼此间形成了某种联合关系。宋神宗时，成都府“预支丝、红花、工直，与机户顾织”“岁额上供锦”。但“往往有贫下机户，已请钱物破用”，却“多苦恶欠负”，“及其催纳，不免骚扰”〔385〕。又有“汉州绫户造官绫”，因官府“逐年减丝数、工钱，以致人户积欠绫四千余匹，刑箠监锢，乃至家业并尽，偿纳未足”〔386〕。开封的裁造院，“绣造不逮者”，也可分配“百姓绣户，支工钱，令绣造”〔387〕。上述机户、绫户、绣户与官营手工工场的不同之处，是其未在工场集体生产，而是进行分散的家庭个体生产。至于“顾织”的性质，则与官营手工工场的雇工相同，也不可避免地出现官营手工业的各种流弊。

但是，机户、绫户、绣户之类由官府组织生产，并不意味着他们全无自产自销的余地。宋仁宗时，梓州“机织户数千家，因明道二年降敕，每年绫织三分，只卖一分”，“其余二分织造绢，如民不愿织造绢者不得抑勒”。另外二分实际上是听其自产自销，但销路不好，以致机户们“消折，贫不能活”〔388〕。

宋时一些官办产业的经营方式，往往移植自民间。如“抚州民陈泰以贩布起家，每岁辄出捐本钱货崇仁、乐安、金谿诸〔绩〕户，达于吉之属邑，各有驵主其事。至六月自往敛索，率暮秋乃归，如是久矣”。有曾小六“初用渠钱五百千，为作屋停货，今积布至数千匹”〔389〕。陈泰预购麻布，遍及抚州和吉州，各地都有其代理人。被贷者可以是男耕女织的农户，但也不能排除有专业机户的可能。这也是个体工匠们形成一种松散的协作关系，为同一商人进行生产的一种类型，与官府组织机户生产有类似的经营方式。

宋元时代《碛砂藏》的雕版印刷，也可作为个体工匠生产协作的又一类型。其中至少部分经卷，采用了一大批施主各自雇工匠联合刊刻的形式，很多刻字工匠是家庭个体生产，还有女刻工参加。如宋理宗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徐氏六三娘“命工刊造《法苑珠林》第六十六卷，连意旨字共伍千伍佰壹拾陆字，每字工钱伍拾文旧会，总计钱贰佰柒拾伍贯捌佰文旧会”。由于南宋后期纸币会子不断贬值，每字工钱由绍定末和端平初的每字七点五文和六点七文，上涨到淳祐八年（公元1248年）的六十五文和宝祐初的五十文。〔390〕这种分散的施主，即雇主，雇佣分散工匠，各自支付“工钱”，共同完成一件工程，可能并不限于印刷长篇巨卷。

此外，由官府或雇主临时招募一批工匠，密切协作，集中从事某项工程、建筑或手工业品生产，这在宋代也有一定普遍性。这与前一种协作或联合方式的差别，在于生产并无个体的性质。即以印刷业而论，淮南转运司在舒州刊印《太平圣惠方》，“募匠数十辈”，乃各地临时招募的“刻工”，“置局于学”，“内五匠曰蕲州周亮，建州叶濬、杨通，福州郑英，庐州李胜”，“尤耆酒懒惰，急于板成，将字书点画多及药味分两随意更改”〔391〕。建康府御书阁的建筑，“匠五等，魏安正绳墨精巧，规制合度，观者赞焉，朱义副之；栋梁既具，梯云行空，运机牙而屋之者，戴义也；瓦甃，邵立也；织苇折竹，汪德也；刻栏雕枅，制木之小者，王士宁也”〔392〕，这五等能工巧匠，都是由官府临时雇佣者。私人招募工匠，建造房屋，也相类似。“张约斋甫初建园宅，佣工甚众”〔393〕。曹勋诗说：“架屋集匠氏，斲石最可恤。相石千仞端，堑山方得出。疲形困辇置，巧较丝忽。所直等众人，人可不择术。”〔394〕就支付的劳动量与“所直”相比，石匠往往比其他工匠吃亏。“佣工”当然要支付工钱，袁采说，“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难事”，工匠们“喜兴作之未艾，工镪之益增”〔395〕。王令诗描写他请工匠修补房屋：“翻翻匠氏乃谁子，颉颃作气厉叫呼。群庸汹汹助声势，睥睨凌我要我酤。”〔396〕这些记载表明雇主和佣工之间的临时雇佣关系，还较为平等，工匠们不但可以讨价还价，争取“工镪之益增”，甚至向雇主厉声叫呼，邀索酒食。此类个体工匠协作生产的特点，一是临时性，完工以后，可以各奔东西；二是雇主并非是手工业主。

宋时个体工匠可能占了手工业者的多数，他们往往被官府差雇，也从事个体生产，或与他人从事某种协作和联合生产。前引记载表明宋代个体工匠的经营方式是灵活的、多种多样的。不论是个体生产还是协作生产，只要向主顾领取“工直”、“工钱”、“工镪”之类，就表明他们与主顾之间存在着雇佣关系。这是宋朝手工业中雇佣关系的一个重要方面。

二、手工业主和雇工。一部分手工业产品事实上是不可能采用个体生产，必须有某种相对固定的协作劳动组织。在宋时的社会条件下，出现较为固定的手工业主和雇工经济关系，是自然而然的。与前述个体工匠的某些协作和联合生产相比，手工业主与雇工的经济关系，自然是较为高级的雇佣关系。

就宋朝手工业主对官府的关系而言，一类是有买扑、租赁、承包等关系，甚至有官府强制承包者；另一类并无此种关系，较为自由。从今存记载看，宋代手工业实行相当规模的工场式经营，应非个别例外。

造船业是宋代手工业的一大部门，特别是建造大型江海船只，无疑需要较多的人力和雄厚的财力、物力。“零陵市户吕绚以二百万造一大舟”〔397〕，成本为二千贯。宋时“海舟以福建为上”〔398〕，“漳、泉、福、兴化，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399〕。宋朝的大海船是当时世界上第一流的，或“可载二千斛粟”，“每舟篙师、水手可六十人”〔400〕。“大者五千料，可载五六百人”〔401〕，五千料即载重五千宋石。但可惜至今尚未发现有关私人船场生产关系和劳动组织的史料。

制瓷业如梁氏“世世以陶冶为业，其家极丰腴，乃立十窑，皆烧瓦器”，应须雇工。邹师孟“徙居徐州萧县之北白土镇，为白器窑户总首，凡三十余窑，陶匠数百”〔402〕。蒋祈《陶记》载景德镇瓷器生产，“陶氓食工，不受艺佣，埽赁窑〔家〕，以相附合，谓之”。“陶工、匣工、土工之有其局，利坯、车坯、釉坯之有其法，印花、画花、雕花之有其技，秩然规制，名不相紊。”〔403〕当地陶工单人或合伙租赁窑家的窑，以烧造瓷器。但是，上述陶工、匣工等的细密分工，也表明确有制瓷工场的存在，此种工场可能由个体工匠联合经营，也不排除私人雇工的可能性。

宋时印刷业发达，“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但质量最差的“福建本几遍天下”〔404〕。建宁府建阳县麻沙、崇化两坊“产书，号为图书之府”，“土产书籍行四方”〔405〕。宋时书坊或转卖书籍〔406〕，或刻书兼售书〔407〕。印刷工匠或可分写工、刻工、校对工、印工、装褙工等工种。〔408〕官员唐仲友“关集刊字工匠，在小厅侧雕小字赋集，每集二千道，刊板既成，般运归本家书坊货卖”。又命“开字匠蒋念七，名辉”，“王定等一十八人”，“就公使库开雕《扬子》、《荀子》等印板”，“令表背匠余绶打角一百部”，“又令印匠陈先等打角”，“凡材料、口食、纸墨之类，并是支破官钱”〔409〕。所谓“口食”，其实即是雇值。这也多少反映了私人书坊主与雇工的经济关系。

与印刷业相关的造纸业，“黟、歙间多良纸，有凝霜、澄心之号。复有长者，可五十尺为一幅。盖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以浸之，数十夫举抄以抄之，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上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410〕。可知也存在着私人手工业主雇工的可能性。

关于纺织业中的机坊，粮食加工业中的磨坊，在前坊郭户一章已作介绍。许大郎有三处磨坊，用驴三四十头，其“幹奴”显然不少〔411〕，而“幹奴”并非奴隶，乃人力之类雇工。开封的“饼店有油饼店，有胡饼店”，“每案用三五人捍剂、卓花、入炉”。“唯武成王庙前海州张家、皇建院前郑家最盛，每家有五十余炉”〔412〕。约计有一二百个雇工。当时“作坊”的成本，要“会计新面、工直之费”〔413〕，饼店其实是工商结合的工场或作坊。

宋时矿冶业往往分布在远离城市的偏僻地区。除官营矿冶业外，官府也采取买扑制等方式，允许乃至强差私人承包生产。莱芜大冶户吕氏“募工徒，斩木锻铁，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凡东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414〕。徐州利国监“凡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藏镪巨万”，“冶各百余人，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也”〔415〕。宋高宗时，臣僚言：“近年人工、料物种种高贵，比之昔日，增加数倍，是致炉户难以兴工。”〔416〕宋孝宗时，“兴国军坑户刘介状称：被本县不时差科坑丁、作匠，应奉官司，〔妨〕废采坑”〔417〕。宋宁宗时，惠州四个铁场“许当地百姓经官抱认，自招当土炉丁烹烧，从私下价直供卖。而官司以其本钱及监官请给之费，从私下价直就百姓和买”〔418〕。又筠州上高县“银场土豪请买，招集恶少，采银山中，又于近山清溪创立市井，贸通有无，大小嗜利无厌，轻命好斗”〔419〕。上述富有的坑户、冶户、炉户等与坑丁、炉丁、“作匠”等的关系，看来也应是“募”的关系。所谓“人工”“高贵”，自然是指雇值提高。在处州龙泉县的冶铜工场，“大率一箩可得铜一斤。每铜一料，用矿二百五十箩，炭七百担，柴一千七百段，雇工八百余”〔420〕。依上述矿、炭和柴等原料额，另加人工操作冶炼，炼二百五十斤铜，无须有使用工人八百余人的规模。此处的“雇工”应是指依劳动计量单位每一“工”所支付的工值。〔421〕大致产铜一斤，约费三个多工，这同样也反映了矿冶业中的雇佣制。

在盐业生产中，北宋四川井研县一带，使用卓筒井采盐的井户，“豪者一家至有一二十井，其次亦不减七八”，“每一家须〔役〕工匠四五十人至三二十人者。此人皆是他州别县浮浪无根著之徒，抵罪逋逃，变易名姓，尽来就此佣身赁力。平居无事，则俯伏低折，与主人营作。一不如意，则递相扇诱，群党哗噪，算索工直，偃蹇求去”〔422〕。这反映井户与“佣身赁力”者之间，存在着较为平等和自由的雇佣关系。矿冶业中不见有如此具体记载。但从前述“招集恶少”，“采矿伐炭，多饥寒亡命、强力鸷忍之民”等记载看，大约也应是类似的情况。

宋朝某些工匠或手工业主的社会地位，看来与大商人有相似之处。个别工匠可以工致富。南宋初，据范濬记载，“聚落有铁工之家，窭甚，视其庐，蓬茨穿漏，隘不逾五十弓，仅灶而床焉。工手鞴而冶，妻燎茅竹以爨。试染指其釜，则淡无鹾醯，特水与苋藿沸相泣也。一稚儿卧门旁，呜呜然若啼饥。其人皆霉黧疲曳，殆鬼而生者”。但几年之后，这个个体铁匠居然“生生之资大裕”，“高墉华屋，朱牖户而蓝棂楣”，“博颐大腹，被服鲜好”，“如多钱翁”〔423〕。这个铁工发胖到“博颐大腹”的地步，看来可能已成雇人“而冶”的手工业主了。

宋时也有少量工匠，富有的冶户、炉户等补官记录。如北宋“都下犀玉工董进”，在三十多名工匠的“具名状”中，独自辨识得一个犀角，宋哲宗“锡赐之外，更以太医助教补之”〔424〕。宋仁宗时，“磁湖大姓程叔良”“买朴兴国军磁湖铁冶”，“与班行”〔425〕。宋神宗时，“韶州岑水场坑炉户汤潮为下班殿侍”，“以潮数出私钱，捕获强盗故也”〔426〕。宋徽宗时，虔州坑炉户齐之才“自备〔财〕力，不借官本，赍到净利，依格补官”〔427〕承信郎。此类大手工业主自然是当地的豪门“大姓”了。

综上所述，尽管载籍稀缺，但仍可证明宋时已存在一批手工业主，在他们的某些作坊或工场中雇佣他人，支付“工直”。从另一方面看，手工业雇工往往社会地位低下，如盐业、坑冶业等部门，更多的是收容饥寒亡命之辈。宋仁宗的母舅李用和在贫贱之时，也曾“佣于凿纸钱家”，“一日，苦下痢，势将不救，为纸家弃于道左”〔428〕。在城市中，手工业主或主顾雇工，也常通过中介，即所谓行老。如在临安茶肆中，“亦有诸行借工、卖伎人会聚行老，谓之市头”〔429〕。

中国古代是农业社会，农业作为主要产业，是适合个体经营的，采用很长时期的稳定的租佃制。古代也有作为次要产业的手工业和商业，而大工商业与农业不同，是不适合个体经营的，工商业不可能完全照搬农业中的个体租佃制。从史料上看，大工商业大致可有三种经营方式，一是使用奴隶，这在秦汉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二是使用雇工，这在明清的史料中相当明显；三是商人和手工业者联合经营。古代大工商业经营发展的总趋势，是以雇佣制取代奴隶制，唐宋之际正是此种转变的重要时期。

自唐宋迄明清，中国作为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自然有其正常的发展和演变。但是，自西方列强兴起，并侵略中国后，中国逐步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其正常的发展和演变中断了。讨论中国是否有资本主义萌芽，或何时有资本主义萌芽，在相当程度上其实是对中国社会正常发展和演变的推测。其推测又大体以西欧自封建和农奴制的农业文明社会，演变为以雇佣制为基础的近代工业文明社会的各种因素，作为依据，进行比较。比较当然是必要的，但中国和西欧的社会状况毕竟有很大差异，并非仅仅通过比较，即能解决问题。

某些促使西欧封建和农奴制社会解体的因素，在中国是长期存在的，例如土地买卖的兴盛，货币地租的发展，工商业中雇佣制的发展之类。但即使晚至清朝，似乎仍看不出此类因素会使中国这个以租佃制为主导的农业社会行将解体。宋代工商业中的雇佣制当然与近代工业社会的雇佣制有相似和相通之处，但似不必以资本主义萌芽命名。因为第一，宋代工商业中的雇佣制还并未成为使这个以租佃制为主的农业社会解体，或走向没落的因素。第二，即使以西欧而论，促使其中世纪社会的解体，也有很多复杂因素。若从宋代社会中抽出手工业中的雇佣制作为资本主义萌芽的主要依据，就更值得商榷了。

第二十章
国家与坊郭户及工商业者

这宋朝官府与坊郭户，亦即主要与工商业者的经济关系，约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摊派税役。中国古代对城市居民摊派税役，是由来已久的事。〔430〕宋朝将坊郭户作为编户齐民的一部分，并且在坊郭户中区分主、客户，分立十等户，在相当程度上正是为了便于摊派税役。宋朝设有专门的“城郭之赋”，即“宅税、地税之类是也”〔431〕。

宅税又名屋税，或输钱币，或输实物，并无定制。〔432〕地税是指城市店宅地基税，最常用的税名是“白地钱”〔433〕。宋人说，“城郭之民，祖宗以来无役而有科率，科率有名而无常数”〔434〕。“乡村以人丁出力，城郭以等第出财，谓之差科”〔435〕。科率即是科配，“差科”乃差役和科配的合称。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重征横敛的加剧，科配由城市扩展到农村，而夫役又从乡村扩展到城市。从今存记载看，坊郭户的税役负担还包括盐钱、役钱、青苗钱、和买、和籴、丁税、养马、夫役、差役、兵役等，很多税役成为城乡人民的共同负担。〔436〕

前面说过，宋朝的工商业者或为乡村户，或为坊郭户，他们除有乡村和坊郭主、客户一般的税役负担外，也有其特殊性。

一是征收商税。按宋朝的规定，“行者赍货，谓之过税，每千钱算二十；居者市鬻，谓之住税，每千钱算三十”〔437〕。商税实际征收情况相当复杂，被征收者不一定全是商人。但是，商税作为商人的一项专税，是没有疑义的。〔438〕

二是按行和作向工商业者摊派科配和匠役。宋时行和作的组织分布于大城市以至市镇。“市肆谓之行者，因官府科索而得此名，不以其物小大，但合充用者，皆置为行”〔439〕。北宋时，“京师置杂物（买）务，买内所需之物，而内东门复有字号，径下诸行市物，以供禁中。凡行铺供物之后，往往经岁不给其直，至于积钱至十万者。或云其直寻给，而勾当内门头目故为稽滞，京师甚苦之”〔440〕。南宋时，甚至如太平州所辖“黄池一镇，商贾所聚，市井贸易，稍稍繁盛。州县官凡有需索，皆取办于一镇之内，诸般百物，皆有行名。人户之挂名籍，终其身以至子孙，无由得脱。若使依价支钱，尚不免为胥吏减克”〔441〕。宋时官府对行的科配、配买、配卖、和买之类，名称虽异，其实无多大差别，无非是向行人勒索各种钱物，乃是对坊郭户科配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自宋神宗至宋高宗，又出现所谓免行钱。事实上，免行钱不可能取代科配。如宋徽宗时，“开封府将已纳免行钱人户又行科差，显属违法搔扰”〔442〕。免行钱废罢后，“江东诸郡”“有直厅之行，凡百供需，比之市价，大率十亏四五，亦有不止此者”〔443〕。此类科配最便于吏胥敲诈勒索，地方官府“出引追行户供物，想持引上门之人，必有乞觅需索，及至供认，又须被人吏拣择邀求，至于请钱，又被公使库拖延除克”〔444〕。

总之，官府对行和作的“科差”（科配和差雇）之扰，始终是大城市乃至小市镇工商业者的一大负担。

二、买扑。宋朝买扑制度相当流行〔445〕，其中与工商业经营有关者，则有私人承包矿冶业、制盐业、酿酒业、制醋业、屠宰业等，而向官府缴纳各种名目和形式的赢利。

在矿冶业中，如福州“州炉户四”，其中“高炉二，岁各输四千省，小炉二，岁各输二千省”。“长溪县炉户二十三”，其中“高炉八，岁各输三千一百十七文省，平炉四，岁各输一千九百五十文省，小炉一，岁输一千三百省”。此处的“高炉”、“平炉”和“小炉”都是炼铁炉。长溪县师姑洋坑在“平溪里，政和三年，佃户岁二分抽收铁七百斤，八分拘卖二千八百斤”。同里的另一新丰可段坑“乾道九年，佃户岁二分抽收铁四百斤，八分拘收买一千六百斤”。古田县莒溪坑“淳熙三年，佃户借工料钱二百千省，煎炼得铜一百一十六斤，准钱五十八千二百三十四文省，今未有佃者”〔446〕。上述记载使用“佃户”一词，这表明承包经营含有向官府租赁的性质，当时被视为是农业中租佃制在手工业中的移植和变种。第一类官府收取炉户的岁额钱，大致上即属“立定年额课利钱数，召人买扑”〔447〕。第二类即属“二八抽分”〔448〕。第三类更由官府“借工料钱”，进行贷款。矿冶生产产品和产值，在官民之间有多种分配方式，反映了买扑制的多种形式。

北宋时，对皮剥所的各种肉类也实行买扑制。凡“出卖死货，系本所置柜封锁，限一月，人户实封投状在柜。如限满，抬赴所属开拆，取逐色价高者为定。买扑三年一界，入纳抵当钱一万五千贯，屋业、金银充，所在垛放；准备钱三千贯，见钱本所垛放；买名钱二千贯，开（封）、祥（符）两县送纳；净利钱三贯（？），纳本所”〔449〕。人户买扑期限可称“界”，“三年一界”，其实是两整年。皮剥所买扑本钱有抵当钱和准备钱两种，买扑者向官府缴纳的部分赢利有买名钱、净利钱等。南宋前期，“自绍兴八年第一界人户沈庆民立定，置买名钱四百一贯文，净利钱八百一十贯文，准备钱五百五十贯文，抵当钱二千五十贯文。至界终，收簇钱一万二千余贯文。自后累年，其出入官钱物数增数倍”。到绍兴十五年（公元1145年），又规定自第五界始，“将四色钱数于第一界立定逐色钱上并行增添一倍，立为定额，并一色见钱”。“内买名、净利系合入官钱数外，有准备、抵当系人户钱数，本所封桩，准备填欠。如界满别无拖欠，即合依数却行给还”〔450〕。沈庆民等自然是财力雄厚的屠宰商，故有能力买扑皮剥所。

酿酒业的买扑制十分普遍。北宋前期，一些小酒坊往往分配衙前和其他人户承包。但只要营业状况较佳，官府或“更招人添钱刬夺”，或“拘收买扑场务入官”〔451〕。宋神宗时，将原先由衙前经营的酒坊、河渡等共26606处，一律收回，另召人户买扑，每界坊场钱10020584贯，绢147匹。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宋廷收入为3865380贯、宋石、匹、道、两〔452〕，这表明部分钱币折纳为以宋石、道、两计量的实物。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宋廷收入增至5050090贯，谷、帛976657宋石、匹。〔453〕买扑坊场制沿袭到南宋。买扑者或“妄添所买之直”，“又虚增抵产之数”，“课利、净利、抽贯税钱供纳不足，才出季限，又有罚钱”。即使破产“停闭”，“虽当停闭而钱自若，官督输不贷”，“往往鬻其抵产，抑配四邻。四邻贫乏，则散及飞邻、望邻之家。不复问远近，必得偿乃止”〔454〕。

宋朝买扑制在某些场合下成为禁榷制的一种，但两者不能等同。推行买扑制的结果，可能是官府和私人工商业者两获其利，也可能是官府得利，私人吃亏，甚至私人倾家荡产，祸及四邻。

在无人买扑的情况下，官府甚至强差人户承包。宋仁宗时，“旧来州郡最出铁货，缘人户先乞起冶之后，或遇家产销折，无铁兴作，官中并不认孤贫，一面监勒送纳元额铁数，以致破荡资业，沿及子孙不能免者”。如“登州铁冶户姜鲁等十八户”，“无力起冶，递年只将田产货卖，抱空买铁纳官”〔455〕。宋理宗绍定时，“蕲州进士冯杰本儒家，都大坑冶司抑为炉户，诛求日增，杰妻以忧死，其女继之，弟大声因赴诉，死于道路。杰知不免，毒其二子一妾，举火自经而死”〔456〕。成为当时震动朝野的要闻。

三、禁榷。宋朝对盐、茶、酒等物资实行禁榷。官府凭借严刑峻罚，垄断盐、茶、酒等的销售，以攫取自由通商条件下不可能获得的高额赢利，而广大消费者则是真正的受害者。如“自开宝以来，河北盐听人贸易，官收其算，岁额为钱十五万缗”。至宋神宗实行禁榷，“二年以来”，“所在价增一倍，既夺商贾之利，又增居民之价以为息”，“贫家至以盐比药”。“商贾有自请于官，乞罢榷买，愿倍输税”〔457〕。

应当指出，在禁榷制下，盐、茶、酒商等也是有利可图的。但与其他商人相比，其盈亏更有赖于官府的政策和法令。如宋仁宗时，因对西夏战争，“猾商贪贾，乘时射利，与官吏通为弊，以邀厚价。凡椽木一对，定价一千，支盐一席，岁亏官钱不可胜计”〔458〕。宋宁宗时，因改变盐钞法，“富商巨贾有顿为贫民者”〔459〕。两个有盈有亏的实例，其实都与官府的措置有关。

此外，在禁榷制下，各种商人的境遇也未必相同。“茶之为利甚博，商贾转致于西北，利尝至数倍”。宋真宗时实行“新法”，“诸榷务所受茶，皆均第配给场务，以交引至先后为次。大商刺知精好之处，日夜走僮使，赍券诣官，率多先焉”，而“小商”往往吃亏。“商人旧执交引至场务，即付物。时或特给程限，逾限未至者，每十分复令别输二分见缗，谓之贴纳。豪商率能及限。小商或不即知，或无贴纳，则贱鬻于豪商”〔460〕。这又是在同一茶法下，“大商”和“小商”的不同遭遇。

北宋时，实行边粮入中制，官府便籴粮草，向商人支付盐、茶、钱等交引。宋仁宗时，“入中者寖多，京师帑藏益乏，商人持券以俟，动弥岁月，则至损其直，以售于畜贾之家”〔461〕。所谓“畜贾之家”，是指交引铺商。宋神宗时，河东永利两监盐“自许商人入中粮草，增饶给钞支盐。商人得钞，千钱才售四五百，县官暗失钱数，铺户获利不赀”〔462〕。这类又是交引铺得利，而入中粮草商吃亏的实例。

凡此种种，都说明在禁榷制下，官府与商人，以及各类商人之间，有着复杂的利害关系。

四、市易。市易法为王安石所设新法之一，实行了一段较长的时间。〔463〕王安石声称，其宗旨之一是为反对“兼并之家较固取利”〔464〕，即反对大商人攫取垄断性商业利润。在大约几十个城市中设市易司和市易务。

市易司和市易务兼有官营垄断性商业和借贷机构性质。“市易之法有三：结保赊请，一也；契书、金银抵当，二也；贸迁物货，三也”〔465〕。前两条是指官府借贷资本，或云中国古代金融资本的运行，后一条是指官府商业资本的运行。

市易司和市易务向商人借贷，以取利息。“听人赊钱，以田宅或金银为抵当。无抵当者三人相保，则给之。皆出息十分之二，过期不输，息外每月更加罚钱百分之二”〔466〕。借贷利息“若半年纳，出息一分，一年纳，即出息二分”〔467〕。后又“罢立保赊钱法”〔468〕。

市易司成本后规定为七百万贯，每年得息钱约一百三十余万至一百四十余万贯。〔469〕这笔息钱是借贷资本和商业资本的综合利润，实际上是在私商赢利之外，又另外追加了官府的赢利。

市易司和市易务作为垄断性的官营商业兼借贷业，起着排斥和控制私商的作用。每年二分息钱，特别是辗转加罚的每月复利罚息，又使大批商人负债于市易司和市易务，以至倾家荡产。大商郭怀信“既偿纳本、息，犹以纳不如期，罚钱千五百余缗，已纳百七十余缗讫，而市易司又使增纳百三十缗。稽限法，当计所欠罚之”〔470〕。宋哲宗初统计，商人共欠息钱九百二十一万余贯。〔471〕在宋廷放免息钱和罚钱后，开封府“见今欠人共计二万七千一百五十五户，共欠钱二百〔三〕十七万余贯，其间大姓三十五，酒户二十七，共欠钱一百五十四万余贯，小姓二万七千九十三户，共欠钱八十二万余贯。若将欠二百贯以下人户除放，共放二万五千三百五十三户，放钱四十六万六千二百余贯”〔472〕。可见受市易法之害的中等商人远多于大商人。

宋朝官府与坊郭户，主要是工商业者的关系相当复杂，即使就经济方面而论，以上列举的四方面，当然也并不完全。官府拥有雄厚的财力和政治权力，在与商人的较量中往往居于优势，是得利者。当然，这并不排除有相反的情况。除前引某些记载外，如“自真宗、仁宗以来，西北用兵，粮储缺乏，遂以茶、盐、货物召商人入中，而奸商黠贾遂至低价估货，高价入粟。国家急仰军储”，结果是“官为商所亏”〔473〕。宋仁宗时，“河北诸州军每年和籴、便籴斛斗万数不少，官中估价不低，从来被诸色行人等将来米、粟两色入糠及秕谷，用温水拌和入中，在仓敖及一二年间，便有陈次黑弱”〔474〕。这些是官商贸易中官府吃亏的实例。

谈论宋朝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必然使人联想到历史上所谓崇本抑末、重农轻商的传统。这种传统在宋朝的法律上、政策上以至思想言论上都有所表现，这是无可否认的。但是，若要作全面的考察，则宋朝对工商业者的政策，则尚非以单纯的抑末轻商所能概括。

前面介绍较多的，是官府对工商业者压制、掠夺等史实，这自然是阻碍工商业发展的重大因素。但是，从另一方面看，若对工商业者采取杀鸡取卵的方针，也会走向反面，影响社会生活的安定，影响官府财政收入。对这个问题，统治者并非全无考虑。

宋仁宗时，刘敞讨论茶法时说：“先时大商富贾为国懋迁，而州郡收其税。今大商富贾不行，则税额不登，且乏国用。”〔475〕欧阳修也说，“夺商之谋益深，则为国之利益损”，“大国之善为术者，不惜其利而诱大商，此与商贾共利，取少而致多之术也”〔476〕。宋太宗淳化诏也说：“国家算及商贾，以抑末游，既以防民，克助经费。而当职之吏恣为烦苛，规余羡以市恩宠，细碎必取，掊克斯甚，交易不行，异夫通商惠工之旨也。”〔477〕所谓“通商惠工”，并非纯属浮词，也确实反映了宋朝对工商业政策的另一侧面，而不应全然忽略不计。

宋朝的矿冶业至宋神宗时达到鼎盛期，往后便走向衰落。宋徽宗和宋孝宗时，为“兴复坑冶场，务要课利增重，理宜优恤”，或规定可以较优惠的条件向坑冶户“借支官钱”，“若开采不成，及无苗脉，或虽有而微细，其所借官钱并与除破，即不得过三次”。或“应人户告发铜、铅、锡、铁坑冶，更不立额，但据采炼到数，赴官中卖，即时支还价钱”，并免“二分抽收”，“支还十分价钱”，坑户可免差役一次至三次，也可“推赏补官”〔478〕。

在制盐业方面，宋哲宗绍圣时，因“淮南亭户例贫瘠”，另拨东南发运司“籴本钱十万缗给亭户”〔479〕。宋徽宗时，因“东南私贩公行，沮害商贾，使客失厚利，虚费本钱，或致失所”，而处分了一些“故纵私贩”的官员。为维护官府榷盐的高额利润，也必须维护那些“买钞兴贩”者的利益。为招徕“巨商大贾”，又规定了一些具体措施。〔480〕

总之，宋朝对工商业者，既有压制和掠夺的一面，也有利用和扶植的一面，而以前者为主。这反映和说明了宋朝工商业政策的复杂性。归根结底，这两种并行的政策，都是出于官府维护和增加财政收入的需要，有时又兼顾了国家的特殊困难和需要。例如当军粮欠缺之时，宋廷只能以优厚粮价吸引和鼓励商人入中。应当承认，宋朝对工商业者利用和扶植的政策，见效甚微，远不足以与压制和掠夺政策的作用相抵消。前述宋朝对工商业者无论是摊派赋役，还是实行买扑、禁榷、市易等，基本上都体现了压制和掠夺政策。官府的压制和掠夺政策严重地阻碍了工商业的发展。

即以手工业而论，自唐以降，很多农民因天灾人祸，脱离田地，转徙四方，成为“庸力自资”〔481〕者。这为手工业的发展，提供了相当丰富的劳动力。前述开封、临安等城市中，“顾觅人力”，由各行各业“行老引领”，就是初级的劳动力市场。在偏僻地区参加矿冶等业生产者，往往是“四方游手”，“四方浮浪之民”〔482〕。但是，“用贫求富”，“工不如商”的古老经济规律，仍在宋代社会起作用，私人积累的巨大财富主要流向商业、借贷业和求田问舍，而不是手工业，其原因固然十分复杂，而官府的压制和掠夺政策显然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事实上，并不见得所有手工业的赢利都不如商业赢利丰厚。从宋朝史实出发，如矿冶、制盐、酿酒等行业，往往是赢利颇高的手工业部门。官府横征暴敛的触角伸向这些部门，禁榷政策使这类手工业往往无法实现高额赢利，甚至赔本破产。本编第十七章坊郭户的阶级结构中介绍了开封府杜昇等六户承揽晋州生矾的炼制和销售，赢利极厚。然而好景不长，官员荣“请榷于官，自是数入四倍”〔483〕，又将私人赢利收归官府。这类情况在宋朝可谓是司空见惯。

总的说来，宋朝对工商业的压制和掠夺政策，对社会进步起着负面作用。

第二十一章
奴婢和人力、女使

中国自秦汉以下，奴隶制经济成分在社会经济中一直占有一定比重，奴婢在总人口中也占有一定比例。奴隶制以逐步雇佣化作为其基本的演变方向，而宋朝则是一个较重要和较快的演变阶段。〔484〕当然，也不可否认，金元之际，北方社会奴隶制成分的扩大，是一种严重的逆转和倒退。

第一节　奴婢的来源

一般说来，中国古代的奴隶来源大致有三，即战俘奴隶、罪犯奴隶和债务奴隶。宋朝也有罪犯奴隶和掠卖奴隶，但显然不占主要地位，而债务奴隶连同掠卖奴隶，都明显地出现了向雇佣制演变的趋向，呈现了复杂的情况。

《唐律疏议》中有关官户、杂户等，都作为官府奴隶。“杂户者，前代犯罪没官，散配诸司驱使，亦附州县户贯，赋役不同白丁”；“官户亦是配隶没官，唯属诸司，州县无贯”〔485〕。北宋初的《重定刑统》大体保留《唐律疏议》的条文，即使是宋仁宗初的《天圣令》中，仍保留不少《唐律疏议》。〔486〕但在北宋时，官户和杂户的含义已发生变化，不再作为官府奴隶专称〔487〕，官户更成为品官之家。

尽管如此，宋朝官府奴婢仍然保留一定数量，而且也看不出同前朝有何差异。宋真宗时规定，凡军士逃入辽境者，“先监其家属，限百日招诱，限满不获，实入贼境者”，“没其妻、子为奴婢”〔488〕。宋神宗时，庆州发生兵变，“家属九指挥应诛”，后改“配隶为奴婢”。“没官为奴婢者，其老、疾、幼及妇女配京东、西，许人请为奴婢，余配江南、两浙、福建为奴”。“非元谋而尝与官军斗敌，捕杀获者，父子并刺配京东、西牢城，老、疾者配本路为奴。诸为奴婢者，男刺左手，女右手”〔489〕。冀州“捕得骁捷第三指挥作过兵士八人”，将他们处死，其“妻、子分配别州军诸指挥为奴婢”〔490〕。官员李逢、徐革等谋反，“男女没官为奴婢”〔491〕。交阯侵犯广南时，军官赵秀“常为贼定炮打邕州城”，其“妻、男送湖北，配本路军营充奴婢”〔492〕。

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卷75《编配流役》规定：“诸州刺面、不刺面配军，编管、羁管人及奴婢，每半年一具开收见管并本州编配过〔人〕数，依式造册，限六十日供申尚书省刑部。”其《编配〔人〕籍册》有以下格式：

一、奴若干：

某人年若干，系某处某色目人，今犯某事，断配为奴，于某年月日到。余人依此。

二、婢若干：（依奴开）

宋代的罪犯奴婢是始终存在的，他们往往刺字，在身上永久保留耻辱的标记。罪犯奴隶并非全是官府奴隶，按前引记载，也可“许人请为奴婢”。宋朝官府奴婢可刺配军营，也可用于官营手工业生产等。

宋时仍有掠卖奴隶的记录。北宋时，“江、湖民掠良人，鬻岭外为奴婢”。周湛任提点广南东路刑狱，“得男女二千六百人，给饮食，还其家”〔493〕。这就绝不是个小数字。江南西路建昌军南丰县“多掠良人子，售为奴婢，远近相蒙”。胡及任知县，“有犯必得，其弊遂绝”〔494〕。南宋时，赣州“土人往广南盗牛者”，“往往并掠其小儿以来”。鄂州“民间所须僮奴，多藉江西贩到，其小者或才十岁左右”〔495〕。福建路“建宁府、南剑州、汀州、邵武军四州穷乏之人，例不举子。家止一丁，纵生十子，一子之外，余尽杀之。贵家富室既无奴婢，其势不得不买于他州。价值既高，贩掠之人所以日盛，刑禁箠楚，情重者多至编配，而此风终不可革”〔496〕。甚至有的官员也参与此事，宋宁宗时，“知临〔江〕军詹抡”，“专事贩卖生口，前后起发归乡几六七十舟，父母相别，哭声震动，闻者惨然”〔497〕。

掠卖奴婢虽然保存了古老的战俘奴隶的残迹，但在不少场合下，转贩奴婢已渗入了典雇的因素。宋太祖时，“禁岭南民买良人黥面为奴婢，庸雇取直”，即“转将佣顾以输其利者”〔498〕。可见即使是掠卖奴婢，已有某种“佣顾”的性质。

宋朝法律一直是禁止掠卖奴婢的，“略人之法，最为严重”，“略人为奴婢者，绞”〔499〕，“见任官买贩生口，尤法禁之所不许”〔500〕。除前述的詹抡一例外，如北宋官员边肃、萧固等都因“市女口”而受到处分。〔501〕但是，此类法禁也同宋时其他法禁一样，多半是具文而已。直到南宋晚期，绍兴府嵊县“宅第要人使令”，“乃纵容仆辈奴群，横行街市乡井，力强即搏，手便即拿，或取诸贩夫，或取诸游子，或取诸行轿之仆，至有轿主中途而徒步，或取诸荷担人力，至有担物与人力而俱无”。官员陈著特地出榜文，“当正以掠人为奴婢之罪，轻者刺锁，重者申府，或隅、保有顾忌不救应者，连坐”〔502〕。当然，此榜是否真有效力，则另当别论。

宋朝的僮、仆、奴、婢等名词，并无什么实质性的差别。除了罪犯和被掠卖者外，私人奴婢的主要来源是雇佣。奴婢与主人之间，往往存在着契约雇佣关系。连深居九重的宋真宗也说：“今之僮使，本佣雇良民。”〔503〕开封“医官耿愚买一侍婢”，自称“本无夫，有契约、牙侩可验”〔504〕。既然订立雇契，则往往需要有牙侩作中介，袁采说：“雇婢仆，须要牙保分明，牙保又不可令我家人为之也。”〔505〕陆游诗说，“奴闵囊空辞雇直，婢愁爨冷拾炊薪”，“戒婢无劳事钗泽，课奴相率补陂塘”〔506〕，这是他雇佣奴婢，支付“雇直”的记录。

奴婢被雇的情况也各不相同。“秦州人马简，本农家子，因刈粟田间，有妇人窃取其遗穗，为所殴，至折足而死”。马简后得到赦宥，“遂黥为卒”，“兵罢后，从张渊道（宗元）侍郎为仆”〔507〕。他“为仆”似应出于自愿。又如“福州宁德人李舒长”，“偕乡里五人，补试京师，共雇一仆，曰陈四。仆愿而朴，多迟钝不及事。四人者日日呵责，惟李不然，且时与酒钱慰恤之”〔508〕。五人共雇一仆，又属临时性质。

在大多数场合下，男女被雇为奴婢，自然是因家境贫寒之故。宋初，“周世宗有故宫婢流落，因受顾于（大将郭进）家”，能制作“莲花饼馅”〔509〕。东南地区输纳身丁钱，给百姓造成很重的负担，“民有子者或弃不养，或卖为僮仆，或度为释老”〔510〕。吕陶任四川合州铜梁县令，“民庞氏姊妹三人冒隐幼弟田，弟壮，诉官不得直，贫至庸奴于人。及是又诉，陶一问，三人服罪”〔511〕。又如“陈州人蔡乙者，家素贫，父母俱亡，受雇于狱级陈三之门，遂习其业”〔512〕。此类都属“贫无所养，而有男女僦佣于人”〔513〕的实例。

宋朝也有债务奴隶和灾年流民鬻妻卖子的记录。如“陕西沿边诸郡先岁饥，贫民以男女卖与戎人”，或“饥民有鬻子者，口不满千钱”。又“江南、两浙、福建州军贫人负富人息钱，无以偿，没入男女为奴婢者”〔514〕。宋仁宗时，广南西路“邕州僚户缘逋负，没妇女为佣者一千余人”，提点刑狱魏瓘“悉奏还其家”〔515〕。宋廷还下令“禁广西路民庸雇溪洞妇女，犯者以违制论”〔516〕。鬻妻卖子的现象不仅发生在汉族地区，还涉及周边的“戎人”、“僚户”等。宋孝宗时，“湖南人户少欠客人盐钱，辄敢折人男女充奴婢”〔517〕，这又涉及商人利用“盐钱”，强迫他人充奴婢。上述记录单纯从文字上看，有的似与前代债务奴隶并无差异。然而在事实上，此类人亦属“佣者”，是宋朝“庸雇”奴婢的一部分。北宋时，通州海门县“负海土卑，间一二岁潮一至，辄冒人庐舍，民逃徙以避之，至相奴隶以自给”，知县沈起采取筑堤灌溉等措施，“僮仆其民者感公义，亦拆券归之”〔518〕。可知此类奴婢也往往订立契约，取消主奴关系的简单办法就是“拆券”。

此外，在战乱年代，也有一些雇佣奴婢的特例。北宋末，金军攻破开封后，宋钦宗“诏民间权住典雇人口，以散失者众，议访寻，逐处隐匿者莫肯归还也”〔519〕。“隐匿者”愿将他人“典雇”，“莫肯归还”的原因应是多种多样的，但应与战乱有关。南宋初，“西北流寓之民乍到行在，往往不知巷陌，误失人口”，“被外人用情诱藏在家，恐吓以言，或雇买与人为奴婢，或抑勒为娼者甚众”〔520〕。此处用“雇买”一词，仍然表明此类奴婢的性质。

宋时雇人为奴、婢、僮、仆之类，并非是全无限制的。宋英宗即位时，司马光上奏说：“内中下陈之人，竞置私身，等级寖多，无复限极，监勒牙人，使之雇买，前后相继，无时暂绝。致有军营、井市下俚妇女，杂处其间，不可辨识。此等置之宫掖，岂得为便。”〔521〕当时雇佣制也渗入宫掖，一些军营和市井妇女通过“牙人”，被“雇买”入宫，作为宫人之“私身”，却又受到了批评和限制。宋仁宗时，“百姓陈文政及妻阿宗坐诱虎翼兵士妻佣雇得钱，法当徒一年半”〔522〕。宋神宗时，“百姓傅泽妻经开封府判状，以夫出外，不知消息，乞改嫁，后判官苏涓雇以为婢”。傅泽回家上诉后，苏涓因此受御史弹劾。〔523〕监察御史来之邵“顾杂户女为婢”，被认为是“污行”，御史中丞黄履上奏，“乞付有司根治”〔524〕。宋哲宗时，驸马都尉王诜“隐匿妇人刘氏，教令写文字〔投雇〕及虚作逃走迹状”，也被台官劾奏，说他“辄恃豪贵，抑勒雇人，取舍之间，不畏公法”，因而“罚铜三十斤”〔525〕。南宋初，武将刘光辅“坐强买民女为婢，致其缢死”，“勒停”〔526〕。以上列举者虽属特殊事例，却证明宫廷和官员雇佣奴婢，对被雇者的身份和状况有若干限制，“抑勒”、“强买”等情况，也同样是违法犯禁的。

宋代的雇佣奴婢在某种意义上可说是债务奴隶的变种，但也表明商品货币关系已深深地渗入古老的奴隶制，这是唐宋之际的重要变动之一。由于雇佣关系的普及，宋时往往称奴婢的主人为“雇主”。袁采说，“奴婢之于雇主，不可相视如朋辈”，“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雇主于使令之际，常多叱咄”〔527〕。宋徽宗时规定：“雇人限满，愿留主家，改为元雇之家。”〔528〕雇主和元雇之家也有所差别。

第二节　人力和女使

在雇佣关系相当普遍的情况下，宋代又经常使用人力和女使两词，作为被雇奴婢的专有名词。人力和女使在大多数场合下，可与奴婢通用，但如官府罪犯奴婢之类，一般不称人力和女使，故奴婢一词的使用范围要比人力和女使宽泛一些。

人力和女使两词都已见于唐朝，人力往往即是指男劳力，这与宋朝有异。〔529〕五代时，有李重俊“斫杀女使”的记载。〔530〕

宋朝的女使与婢、女奴、臧获等一般可以通用。如宋太宗子“郓王元份娶崇仪使李汉赟之女，性悍妒惨酷，宫中女使小不如意，必加鞭抶，或有死者”，“女使为笞捶所发，一日，因谋燔爇，众救之而止”。“女使”或作“女婢”〔531〕。宋仁宗时，“宰臣陈执中本家捶挞女奴迎儿致死”，被殿中侍御史赵抃弹劾，说“若女使本有过犯，自当送官断遣，岂宜肆匹夫之暴”。“臧获甚贱，亦性命不轻。如女奴迎儿才十三岁，既累行捶挞，从嬖人阿张之言，穷冬裸冻，封缚手腕，绝其饮食，幽囚扃锁，遂致毙踣”。“凡一月之内，残忍事发者三名”。他将此事作为陈执中“宜罢免”的理由之一。〔532〕

宋时女使尽管与婢、女奴等相通，其主要特点则是实行雇佣制。“觅女使，即有引至牙人”〔533〕。官员郭茂恂“枷禁无罪妇人阿党等，令赔钱雇女使”〔534〕，其中心还是一个“雇”字。当然，宋代社会也不可避免地有强雇等情况。如北宋颍昌府阳翟知县赵仁恕“前后强雇部民女使不少”，“强取民家女使数十人”〔535〕。南宋南剑州顺昌县官氏母子横行霸道，“掠人女与妻，勒充为婢，不偿雇金”〔536〕。此类“诱掠”行为，自然属不合法者。至于如发运使吕温卿“雇部内人充女使，以二十岁者作绣工，以十六七岁室女作乳媪”〔537〕，武将常吉“违法顾觅军兵陈千、王青女充女使”〔538〕，也都属非法之列。这又有被雇女使的身份限制。“梁自然和诱卓清夫女使碧雲，藏匿在家，经隔五日，其妻阿陈将碧雲髻剪下，诱去雇卖”，而被判刑。〔539〕在一件刑事判案中，因“县尉不守条令，雇买部民之女”，须“追上潘牙人、程牙婆两名，各从杖八十”，并且不准将“女使三名，责付官牙寻买”〔540〕。总之，不论是合法或非法，女使的来源基本上是雇主“雇买”而得。

宋朝女使一般用于私人家内劳动，包括前述绣工、乳媪之类。在临安府，“如府宅官员、豪富人家欲买宠妾、歌童、舞女、厨娘、针线、供过、粗细婢妮，亦有官私牙嫂及引置等人，但指挥，便行踏逐下来”〔541〕。“中下之户，不重生男，每生女，则爱护如捧璧擎珠。甫长成，则随其姿质，教以艺业，用备士大夫采拾娱侍。名目不一，有所谓身边人、本事人、供过人、针线人、堂前人、剧杂人、折洗人、琴童、棋童、厨娘，等级截乎不紊，就中厨娘最为下色，然非极富贵家不可用”。有一官员雇募“京都厨娘”，须以“回轿接取”，举办一次宴席，厨娘就按惯例，索取“支赐或至千券、数匹，嫁娶或至三二百千，双匹”，这个官员因“事力单薄”，“此等厨娘不宜常用，不两月，托以他事，善遣以还”〔542〕。这个故事反映南宋后期统治者生活的奢侈和糜烂，也说明同为女使，其身价和地位也相差颇大。临安“最为下色”的厨娘，竟连一般官员也无钱雇佣。又有赵姓官员“雇一厨娘”，竟是男子“假妆女子”，“穿耳，缠足，搽画，一如女子，习学女工饮食，买赂牙保，脱骗富户”，后“断罪斩首弃市，父母、牙保俱配隶焉”〔543〕，连牙保也承担了法律责任。但女使也并非仅限于家内劳动，如宋徽宗时设居养院、安济坊等慈善机构，“专雇乳母及女使之类，皆资给过厚，常平所入，殆不能支”〔544〕。

在宋朝社会生活中，女使被雇后，也往往在事实上成为主人的姬妾〔545〕，故范仲淹在《义庄规矩》中特别规定：“女使有儿女，在家及十五年，年五十岁以上，听给米。”〔546〕。这类现象既反映了社会贫富贵贱的不平等，也反映了男女之间的不平等。女使被雇后，不仅出卖劳动力，甚至不得不出卖肉体。

宋时人力有多种含义，或可作为一种吏役名目，但到宋神宗熙宁时，便将人力改名为散从官。〔547〕在某些场合，人力的含义也同唐朝一样，指劳动力。〔548〕此外，人力又是被雇男性仆役的专称，在此需要作专门介绍。宋时人力是被雇者，故一般都有“人力顾契”〔549〕。

宋真宗景德时，“诏都省晓示诸司，不得于廊下系马，人力送开封府科决”〔550〕。天禧诏规定：“其人力偷盗并京城外窃盗，赃数合刺配武肃、武和者，分配京东、西，淮南州军。”〔551〕武肃军和武和军为开封的厢军番号〔552〕，改刺配外地，正是为解决京城治安问题。上引记载证明人力在开封城的人口中已占一定比例，“人力偷盗”已成为社会治安的一大问题。

人力作为私家男性仆役，其服役范围自然比女使广泛。如宋徽宗诏规定，各县担任治安巡警的弓手，如“见任官以人力或亲戚应募者，以违制论”〔553〕，这反映官员往往以私家人力领取官府的军俸。当时还下令禁止“公吏人令本家亲戚或他人顾到人力，以借为名，下乡勾当，追呼骚扰乞取”〔554〕。宋徽宗另一诏说：“臣僚将带人从，依格各有定数。其辄借人力，除宗室已立法外，在内供职臣僚亦合一体禁止。今后应臣僚辄带借〔倩〕或售顾人力入宫门，罪赏并依宗室法。”〔555〕可知人力除被私家雇募外，还往往有非雇主“借”或“借倩”的情况。

私家人力可以包括“府第宅舍”的“厅子、虞候、押番、门子、直头、轿番、小厮儿、厨子、火头、直香灯道人、园丁等人”，还有“顾倩私身轿番、安童等人”，“或官员士夫等人欲出路，还乡，上官赴任，游学，亦有出陆行老，顾倩脚夫、脚从，承揽在途服役”，都属临安等大城市“顾觅人力”的范围。〔556〕黄庭坚“寻雇两夫能负担者往融州”〔557〕。北宋末，平阳府“有百姓王存受雇于（刘）嗣初，为吆喝人”〔558〕。此类也应是人力。

宋时女使往往从事家内非生产性劳动，但也不能排除生产劳动的可能性，而人力则无疑既从事家内非生产性劳动，也从事生产性劳动。宋孝宗时，朱熹按劾台州知州唐仲友说：“据本州通判备应世荣家状，解到仲友亲戚高宣教绵五笼，并人力张四等二名。”这两名人力应是受高姓宣教郎派遣，“寄留”五笼丝绵于应世荣家者。〔559〕这自然是属家内非生产性劳动。如前介绍僧道户和商人时所述，宋时寺院、商店之类，都雇佣人力。由于人力一词使用相当广泛，故与私人手工业中的雇工也并无什么区别和界限。

宋初《重定刑统》大致照抄《唐律疏议》，尚未将人力和女使作为法定名称。然而今存宋宁宗时的《庆元条法事类》，作为南宋中期法令汇编，除前引官府奴婢的记载外，已将人力和女使作为法定名称。如此书卷80《诸色犯奸》规定：“诸于人力、女使、佃客称主者，谓同居应有财分者。称女使者，乳母同（所乳之子孙及其妇不用此例）。”又同书卷74《病囚》说：“诸死人未死前，无缌麻以上亲在死所若禁囚（责出拾日内及部送者同），并差官验尸（人力、女使经取口词者差公人）。”又同书卷78《蕃蛮出入》规定：“诸蕃商娶中国人为妻，及雇为人力、女使将入蕃者，徒壹年，将国中所生子孙入蕃者，减壹等。”在法律条文中常用人力和女使取代《唐律疏议》中的奴婢一词，正是反映了私人奴婢已大部分雇佣化的现实，社会的进步导致了法律条文的变化。

第三节　奴婢、人力和女使的社会地位

讨论宋朝奴婢、人力和女使的社会地位，必然涉及各种歧异的记载。

在传世史料中，有一些反映奴婢社会地位较高的记录。北宋时，“有士人游宦远郡，为仆夫所持，且欲得其女为妻，士人者不能制”〔560〕，这是仆夫凌驾于主人之上的特例。官员萧贯死后，“本家产业多为人力欺隐，子孙尚幼”，以至官府必须出面干涉〔561〕。这又是人力侵吞主人家产的一例。又如达官贵人的奴仆亦可授官，“其在政府，例得奏奴隶补班行”。〔562〕宋哲宗初，高太后听政，本族“高氏之隶有安静者，尝得三班借职。旧法：戚里仆隶虽有官不得改。安静援曹氏（宋仁宗曹后本族）例，乞改官”，高太后说：“家仆改官，其义安在？依法而已。”〔563〕北宋末，一批权臣的奴仆滥授官位，尤为突出。童贯“厮养仆圉官诸使者至数百辈”〔564〕，朱勔“一门尽为显官，驺仆亦至金紫，天下为之扼腕”〔565〕，真可谓一人得道，鸡犬升天。授官者固然有高级奴仆幹人，但也有“厮养仆圉”、“驺仆”之类，他们的社会地位一般比民户高得多。

宋朝也有一些人力作恶的记录。例如在某些刑事诉讼中，有妇女“阿张所供，曾被谢九官人强奸”，也被“人力胡先强奸”，“主仆通同强奸阿张，情理难恕”〔566〕。张喜僧冒充宗室，“胁夺商旅，占据船只，威使人力，打伤俞发”〔567〕。“胡大发特乡下一豪横耳，身为隅官”，触犯刑法后，“人力毛德”因“随从胡大发乞取”〔568〕，也被官府拘锁而病死。在豪民谭一夔的罪案中，“萧明、谭兴、谭文、李念四各系人力，内萧明、谭兴助主为恶，至妄以隐寄事诬害平民”，“各决脊杖十五，编管五百里。谭文索契不到，勘杖八十，李念四得罪，其主资给，乃说令继父谢小一白写地契与之，勘杖一百”〔569〕。宋徽宗宣和时，有“袁州百姓李彦聪令人力何大打杨聪致死”的狱案，引起官员们议刑的分歧。〔570〕看来此类现象在宋代社会亦非罕见。

社会生活现象是极端复杂的，上述情况虽也有某种代表性，看来还不宜作为衡量宋代奴婢一般性社会地位的例证。判断宋朝奴婢、人力和女使的社会地位，是否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论证。

一、有限期的契约雇佣。这应是判断宋代奴婢社会地位的基础。宋时雇佣奴婢，往往须支付所谓“身子钱”，通过牙人作媒介，并订立雇契。南宋袁采说：“买婢妾须问其应典卖，不应典卖，如不应典卖，则不可成契。或果穷乏，无所依倚，须令经官自陈，下保审会，方可成契。”〔571〕关于身子钱，如“阿陈之女方于前年十一月雇与郑万七官者七年，止计旧会二百二十千。十二月，便雇与信州牙人徐百二，徐百二随即雇与铅山陈廿九，身子钱已增至七百贯矣。才及六月，陈廿九又雇与漆公镇客人周千二，曾日月之几何，而价已不啻三倍矣”〔572〕。辗转雇卖女使，使身子钱增至三倍。

身子钱当为民间俗称。《宋元话本集》中《碾玉观音》叙述韩世忠府里从事刺绣的秀秀养娘来历，说：“璩公归去与婆婆说了，到明日写一纸献状，献来府中。郡王给与身价，因此取名秀秀养娘。”《菩萨蛮》说外戚“吴七郡王”发现歌女新荷有孕，“把新荷发落宁家，追原钱一千贯”。此处的“身价”之类即是身子钱。

当然，一次性地支付身子钱，并不意味着雇主的佣金仅此一种。如某一官员的女婢“银花年限已满”，表示愿“一意奉侍”，“亦不愿加身钱。旧约逐月与米一斛，亦不愿时时来请”，后“遂约以每年与钱百千，以代加年之直”〔573〕。此处的“身钱”又是指每月或每年的佣金。又如“孟温舒为濮州雷泽令”，“尝有瘖者投空牒诉事”，“是人佣于某家累年，负其直不偿，故诣令诉，特口不能言耳”〔574〕。“负其直”也是指“累年”的佣金。

一次性地支付“身子钱”，订立卖身契，是宋时雇买奴婢的一种流行的方式，却不是唯一的方式。这种方式与秦汉以来的奴隶买卖，确有某些相似之处，但更重要者，只怕还应注意其差别。

宋时雇买奴婢，从法律上讲，是有年限的。当然，雇买奴婢有年限规定并非始于宋时。如唐宣宗敕曾规定：“如有贫穷不能存济者，欲以男女庸雇与人，贵分口食，任于行止，当立年限为约，不得将出外界。”〔575〕但未对年限多少作具体规定。宋真宗天禧时规定：“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576〕南宋时，“雇人为婢，限止十年，其限内转雇者，年限、价钱各应通计”〔577〕。宋朝雇人力和女使的具体年限规定，无疑是在法律上承认了奴婢社会地位的提高，是一种历史的进步，表明雇主已没有完全地、彻底地、永久地，甚至世世代代占有奴婢人身的权利。

从实际事例看，奴婢的雇佣期限又存在着错综复杂的情况。北宋司马光《涑水家仪》说：“凡男仆，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禄，能干家事次之，其专务欺诈、背公徇私、屡为盗窃、弄权犯上者逐之。凡女仆，年满不愿留者纵之，勤旧少过者资而嫁之，其两面二舌，饰虚造谗、离间骨肉者逐之，屡为盗窃者逐之，放荡不谨者逐之，有离叛之志者逐之。”〔578〕无论是“纵之”，“资而嫁之”，还是“逐之”，都表明了雇主对奴婢不完全的人身占有。

雇佣期满，奴婢便离开雇主的实例，如“弋阳丫头巖农夫何一自小受顾于漆公镇作奴，伏事颜二郎名邦直者。凡三岁，辞归父家。两处相去一程，彼此声迹不相知闻”〔579〕。“中书舍人万钟元亨，父本临安人，市廛货巾帻者。有婢霅川人，生一子，乃〔元〕亨也。此婢以约满告去，不知所向”。后万钟在湖州认母，“云少时尝佣在临安一头巾肆中，曾生一子”〔580〕。陆游说：“都下买婢，谓未尝入人家者为一生人，喜其多淳谨也。”〔581〕说明很多女使有就雇多家的经历。他赋诗描写自己家境困难说，“久贫奴婢多散去，岂有跣足并椎髻”，“椎奴跣婢皆辞去，始觉卢仝未苦贫”〔582〕。这些记载表明奴婢有按期或不按期脱离雇主的自由。

但从另一方面看，雇主到期不放奴婢自便，也屡见记载。袁采说：“以人之妻为婢，年满而送还其夫，以人之女为婢，年满而送还其父母，以他乡之人为婢，年满而送归其乡，此风俗最近厚者，浙东士大夫多行之。有不还其夫而擅嫁他人，有不还其父母而擅与嫁人，皆兴讼之端。况有不恤其离亲戚，去乡土，役之终身，无夫无子，死为无依之鬼，岂不甚可怜哉！”〔583〕此说正反映了到期放或不放奴婢自便的两种情况，都是相当普遍地存在着。宋高宗绍兴末，临安知府赵子奏：“近来品官之家典雇女使，避免立定年限。将来父母取认，多是文约内妄作奶婆或养娘房下养女，其实为主家作奴婢役使，终身为妾，永无出期，情实可悯，望有司立法。”他指出官户们变换花样，延长女使雇佣期限，以达到终身役使的目的。宋廷为此立法：“品官之家典雇女使，妄作养女立契，如有违犯，其雇主并引领牙保人并依律不应为，从杖八十科罪，钱不追，人还主，仍许被雇之家陈首。”此处的“雇主”“杖八十”，一般是指幹人代品官受刑。尽管此条法令也不能真正做到令行禁止，但终究还是贯彻了“限年自赎”的精神。〔584〕

另一例是岳州“有野夫佣顾于〔大姓家〕，父病，乞归省，主人不可，野夫径去，其家诬以盗物而去。狱已具”，官员刘安世为之辩解说：“奴以孝而省父病，乃诬以为盗。”这个人力方得释放。〔585〕南宋罗愿承认“限止十年”的雇婢法并未得到真正贯彻。“目今递相循习，皆隐落元雇之由，径作牙家自卖，别起年限，多取价钱，旷闭年深，岂无愁叹”。他建议“自今转雇者，皆明书来历于约，庶年限、价钱可以通计。有不如令，牙人及买主坐之，价钱没官，受雇者逐便。”〔636〕这也是针对耍弄花招，延长雇佣期限而论者。

总的说来，雇女使不超过十年的法律规定，恰好是现实社会雇佣关系的一种折中与中和。前引一些宋人言论，都强调女使的雇佣期限，而不谈人力的雇佣期限，这应表明人力的雇佣期限较有保证，享有脱离雇主的更多自由，故无须在强调之列。至于前一节所说临时雇佣的人力或“京都厨娘”之类，自更不待言。除一次性支付身子钱外，采用其他雇佣形式的人力和女使，也可能有更多的人身自由。

二、标志人力和女使社会地位提高的几项法律规定。自唐迄宋，人们对奴婢的法律观念起了重大变化，这是奴婢阶级地位变化的反映。正如本书第一编第一章所述，宋人认为，无论是《唐律疏议》，还是本朝《重定刑统》中有关奴婢的法律条文，已不适用于当时社会。罗愿也说：“臣窃以古称良贱，灼然不同。良者即是良民，贱者率皆罪隶。今世所云奴婢，一概本出良家，或迫饥寒，或遭诱略，因此终身为贱，诚可矜怜。”他强调贯彻雇婢限期十年之法，“庶使脱贱还良，稍有期日，及时婚嫁，不失人道”〔637〕他在此处虽也使用“良贱”的概念，然而究其内涵，与《唐律疏议》中之“奴婢贱人，律比畜产”〔638〕也显然有异。

宋朝有关奴婢的法令，除了前述禁止掠卖、雇佣期限等法外，引人注目者尚有以下几条。

第一，禁止“略和诱人为人力、女使。嘉祐敕依略和诱人为部曲律，减一等。政和敕论如为部曲律”，南宋建炎时又复用嘉祐敕。〔586〕宋朝还制定“因有利债负虚立人力顾契敕”，对违法者须“科罪”〔587〕。《庆元条法事类》卷80《出举债负》明文规定：“诸以债负质当人口（虚立人力、女使雇契同），杖一百，人放逐便，钱物不追，情重者奏裁。”这是对债务奴隶的法律限制。

第二，禁止私家杀奴。自秦以来，私家“杀奴婢皆当告官”〔588〕，这是对任意杀奴的限制。《唐律疏议》规定：“奴婢贱隶，虽各有主，至于杀戮，宜有禀承。奴婢有罪，不请官司而辄杀者，杖一百。无罪杀者，谓全无罪失而故杀者，徒一年。”〔589〕降及五代，“主家得自杀其奴仆”。至宋太祖开国时，方“首禁臣下不得专杀”。建隆三年（公元962年）规定，“郡国断大辟，录案朱书格律断词、收禁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取旨行之。自后生杀之权出于上矣”〔590〕。

建隆后，宋朝关于奴婢被害，还作了一些补充规定。开宝二年（公元969年），“诏开封、河南府，自今奴婢非理致死者，即时检视，听速自收瘗，病死者不用检视，吏辄以扰人者罪之”〔591〕。宋真宗天禧时，大理寺奏：“按律，诸奴婢有罪，其主不请官司而杀者，杖一百；无罪而杀者，徒二（一）年。又诸条，主殴部曲至死者，徒一年，故杀者，加一等，其有愆犯决罚至死及过失杀者，勿论。自今人家佣赁，当明设要契及五年。主因过殴决至死者，欲望加部曲一等，但不以愆犯而杀者，减常人一等，如过失杀者，勿论。”此奏得到皇帝批准〔592〕，于是雇主杀害奴婢的刑罚，比《唐律疏议》和宋《重定刑统》中主人杀害部曲，又加罪一等。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又作补充规定：“主殴人力、女使有愆犯，因决罚，邂逅致死。若遇恩，品官、民庶之家并合作杂犯。”〔593〕

南宋陈淳说：“婢仆不幸婴病以卒，而父母、兄弟、姑姨、叔伯必把为奇货，群凑雇主之门，争攫珍贝者。”〔594〕此外，当时也有一些“奸民”，“动以撰造公事，欺骗善良为生”。“见人家女使病死，则曰原系本家转顾，恐有连累。见人家仆死，则曰系是本家亲属，不曾走报。凿空入词”〔595〕。又如女使惜儿因疯病“妄骂主母”，“主母姜氏唤阿杨教诲，阿杨用柴条打惜儿两下”，“阿杨，其母也”，两日后，“惜儿忽于厕屋自缢”〔596〕，因而发生对雇主的诉讼。所以出现这些社会现象，是因为雇主对人力和女使一般已不能类同畜产，草菅人命，或者也无法如秦汉至隋唐那样，主人可以禀官府而后杀奴者。

第三，禁止主家对奴婢刺字。东汉光武帝下诏：“敢灸灼奴婢，论如律，免所灸灼者为庶人。”〔597〕可知对灸灼奴婢早有法禁。自宋初禁止私家杀奴后，“主家犹擅黥奴仆之面，以快其忿毒”。宋真宗咸平六年（公元1003年），又废除“士庶家僮仆有犯，或私黥其面”的“旧制”，“诏有盗主财者，五贯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贯以上，奏裁，而勿得私黥涅之”〔598〕。

第四，禁止奴婢与资财同等处理。宋真宗咸平时，“诏川陕路理逋欠官物，不得估其家奴婢价以偿”〔599〕。这道禁令，实际上是将奴婢与“畜产”区别对待。唐代罪犯资财没官，一般是包括奴婢在内的。宋太宗时，大臣卢多逊流放，“期周已上亲属并配隶边远州郡，部曲、奴婢纵之”〔600〕。宋高宗绍兴末，处罚医官王继先，“放还良家子为奴婢者凡百余人，籍其赀以千万计，鬻其田园及金银，并隶御前激赏库”〔601〕。都反映了奴婢不与资产同等处理。

三、奴婢和人力、女使的法律地位仍低于凡人。宋时规定，“非袒免以下亲宗子、宗女嫁娶，虽依庶姓法”，“唯杂类与曾犯徒刑若恶逆之家子孙，亦不许成亲”。所谓“杂类”，包括“舅曾为人力、奴仆，姑曾为娼”〔602〕等人。对赵氏宗室的嫁娶的法禁反映了奴仆、人力法律地位的低下。此外，又如宋哲宗绍圣时规定：“今后宗室雇女使，不得雇同姓，违者降娶同姓妻罪一等。”〔603〕宋徽宗崇宁时增订《大宗正司敕》说：“诸宗室女使曾生子者，更不得雇入别位（不限有无服纪）。违者，牙保人徒二年，知而雇者，加一等，许人告。”〔604〕这两条法禁也同样反映了女使法律地位之低贱。

类似的禁令尚不限于宗室。宋仁宗至和诏说：“士庶之家尝更佣雇之人，自今毋得与主之同居亲为婚，违者离之。”〔605〕所谓“尝更佣雇之人”，实际上也是指人力、女使之类。

关于男女犯奸罪的处罚，《庆元条法事类》卷80《诸色犯奸》规定：“诸人力奸主，品官之家绞，未成配阡里，强者斩，未成配广南。民庶之家加凡人叁等，配五佰里，未成配邻州，强者绞，未成配叁阡里。即奸主之亲（亲之妻服轻或无服者，各用其夫服），品官之家缌麻、小功，加凡人壹等，大功、期亲递加壹等，已成并配邻州。民庶之家大功以上，各减品官之家壹等。以上和奸者，妇女各减人力壹等。”又规定说：“诸旧人力奸主者，品官之家加凡奸贰等，民庶之家加壹等。即佃客奸主，各加贰等。以上妇女及旧主与女使奸者，各以凡论。”“人力奸主”的判刑重于“佃客奸主”，证明人力的身份比佃客更低。又如《庆元条法事类》卷76《荫赎》还规定，“人力、女使犯主（人力奸主同）”与“诸将校犯阶级”一样，“不得以荫论”。此外，在一份刑事诉讼书判中说：“奸父、祖女使，法令弗容。”〔606〕也反映了女使人身可以被雇主任意糟蹋的低贱地位。

在一般情况下，人力和女使是不准告发雇主的。如“诡名挟户之家”，冒充乡村客户和降低乡村主户户等，虽属违法，而宋朝仍规定“人力、佃客、幹当掠米人不许告首”〔607〕。

只有在某些特殊场合下，宋朝官府才允许人力和女使告发主人。北宋末，金军攻破开封后，本府出榜文规定：“金银、匹帛限三日尽数送纳，如有窖藏、寄收，出限不纳之家，许诸色人并本家人力、女使经府陈告，以所藏之物三分之一估价充赏，其人力、女使着即时放令逐便。”〔608〕高俅兄高伸“寄藏金银于兄傑家，为婢所告”，婢即“女使刘梅寿”〔609〕。宋高宗即位后的赦书说，因金人破开封后，“取索人口”，由“开封府差捉事使臣火下等追捉”，有些妇人“畏避发遣”给金人，“愿归使臣火下等家藏住收养”，“事同强掠，可限一月，许令犯人及本家人力、女使经官陈首，与被收藏人并放令逐便”〔610〕。南宋时，凡“兴贩军须”和耕牛、战马、茶等过淮至金朝者，“人力、女使告首者，并与免罪，与依诸色人告捕支赏”〔611〕。

宋代也有奴仆诬告的事例。北宋时，“澧州逃卒从民李某就佣，而歉其直，遂诬其家事摩〔驼〕神，岁杀十二人以祭。州捕其族三百人，荐棘于州门，狱久不决”。大约因为事关人命，故官府仍允许仆人上告，但在“事遂辨”后，“卒以诬告论死”〔612〕。

从上述一些片断的法规看来，主人与奴婢、人力、女使在法律地位上的不平等正是其社会地位不平等的反映。

四、关于杀奴、黥奴、斗殴等一些具体事例的分析。中国古代的法律，在付诸实施之际，必然轻重不等。宋代关于杀奴、黥奴等法律也不例外。

北宋时，曾任执政的夏竦“性贪，数商贩部中。在并州，使其仆贸易，为所侵盗，至杖杀之”〔613〕。宋高宗为康王时，“侍婢多死者”〔614〕。如前所述，陈执中因“嬖妾笞小婢，出外舍死”，受弹劾罢相〔615〕，但其宠妾显然未受处罚或刑责。钱功《澹山杂识》载：“余有族叔景直供奉，取宗室女，屡杀婢使。元符中，直为〔高〕邮酒家官，余曾饭于其家，见婢子二人，出执酒器，口豁逾寸，耳垂及项，面目淋漓，腰背伛偻，真地狱中囚徒也。骇汗不能食，急出，谓叔曰：‘何致若此！’直但太息，不敢言。”〔616〕主人如此虐杀婢使，宋代亦非罕见。凡杀害奴婢而不受处罚者，或因无人告发，或如陈执中妾那样，即使皇帝得知，亦不予追究。

但从另一方面看，宋代关于奴婢遇害而雇主受刑受罚的记录，似乎更多一些。宋英宗时，宗室赵宗说“坐内乱除名，复坐坑杀无罪女使三人，囚新城外”〔617〕。外戚王继勳“自以失职，常怏怏，专以脔割奴婢为乐，前后多被害。一日，天雨墙坏，群婢突出，守国门诉冤”。宋太祖也不过给予削夺官爵的处分。王继勳后在西京河南府，又“强市民家子女，备给使，小不如意，即杀食之，而棺其骨弃野外。女侩及鬻棺者出入其门不绝。洛民苦之，而不敢告”。宋太宗即位后案治，“继勳具伏自开宝六年四月至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手所杀婢百余人，乃斩继勳洛阳市，及为强市子女者女侩八人，男子三人，长寿寺僧广惠常与继勋同食人肉，令折其胫而斩之”〔618〕。宋太宗所以斩王继勳，一是因他杀害奴婢太多，二是王继勳乃宋太祖妻弟，实际上含有革新其兄弊政之意。

武将米信的一些不法之事被揭发，其中包括“家奴陈赞老病，箠之致死，为其家人所告，下御史鞫之，信具伏，狱未上而卒”〔619〕。宋神宗时，冀州司理参军孔端彦“先坐欧婢死，免勒停替”，后“又坐欧婢死及诬告妻与奴奸”，“编管袁州”〔620〕。即使是一个低等官员杀害奴婢，也处罚甚轻。

南宋时，“许良辅为决打女使戴荣奴身死，特降一官”，其降官制词说：“部曲有罪，惩之可也，杖之至死，不亦甚乎！其即尔罚，尚祗宽典。”〔621〕建康府水军统制郭吉“坐殴女仆至死，追官，送本军自效”，因“被罪之后，累立战功”，又“复旧官”〔622〕。宋理宗时，官员洪咨夔次子洪焘“居忧天目山”，有“村仆骆老”，族叔洪璞“怒其轻己，率其子槱共殴之，至毙”。“邑令王衍，婺安人，恶其所为，廉得之，遂收璞父子及血属于狱”，经人婉转请托，“改送馀杭县，狱具，以主仆名分，因斗而死，璞止从夏楚，槱仅编置，赎铜而已”〔623〕。

宋朝民户中富豪杀奴的处罚，实际上似乎比官户重。即使如此，罚不当罪的情况仍时有发生。宋太宗时，“有富民家小女奴逃亡，不知所之。女奴父母讼于州，命录事参军鞫之。录事尝贷钱于富民，不获，乃劾富民父子数人共杀女奴，弃尸水中，遂失其尸，或为首谋，或从而加害，罪皆应死。富民不胜拷掠，自诬服”。但最后钱若水找到了女奴。〔624〕“罪皆应死”的刑罚，似比当时的刑法规定重。宋仁宗时，“开封富民陈氏杀佣作者，而诬以自经死，事觉，辄逃匿不获。判官、侍御史李应言指其豪横，结权要，请严捕之”，后“出应言知河阳，而事遂缓”〔625〕。实际上便不了了之。南宋豪民杨子高有“殴死人力”等罪，因来不及调查结案，亦未判死刑，而用其他罪名判刑。〔626〕又《遁斋闲览》载：“延平吴氏姊妹六人，皆妒悍残忍，时号六虎。就中五虎尤甚，凡三适人，皆不终。平生手杀婢十余人，每至夜分，尝闻堂庑间喧呼击扑之声。”〔627〕延平吴氏不知是官户还是民户，按作者交代，似亦未治罪。

关于雇主处罚奴婢，也有一些具体事例。开国功臣石守信子、宋太祖女婿石保吉因“染家贷钱，息不尽入，质其女，其父上诉，真宗亟命遣还。尝有仆侵盗私积，不时求对，恳请配隶。帝曰：‘是有常法，不可。’保吉请不已，帝戒勖之”〔628〕。宋徽宗时，李孝寿为开封尹，“有举子为仆所凌，忿甚，具牒欲送府，同舍生劝解，久乃释。戏取牒，效孝寿花书判云：‘不勘案，决杖二十。’仆明日持诣府，告其主仿尹书判，私用刑。孝寿即追至，备言本末，孝寿幡然曰：‘所判正合我意。’如数与仆杖，而谢举子。时都下数千人，无一仆敢肆者”〔629〕。可知雇主处罚奴婢，在某些场合下也应上告官府。

宋英宗时，官员刘注“坐盗里人牛，杀食之，及刺仆人面，为‘逃走’字”，“追三官，潭州编管”〔630〕。宋神宗时，宗室、兴州防御使赵仲“灼女奴面，一年之中三犯，非礼残暴”，“诏展磨勘五年”〔631〕。

但上引事例看来未必具有普遍意义，因为雇主用各种方式处罚奴婢、人力和女使的情况，实际上显然比比皆是，在大多数场合下官府不会过问。袁采说，“奴仆、小人就役于人者，天资多愚，作事乖舛背违，不曾有便当省力之处”。“又性多很，轻于应对，不识分守，所以雇主于使令之际，常多叱咄，其为不改，其言愈辩，雇主愈不能平，于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于死亡者有矣”〔632〕。他尽管是站在雇主的立场上说话，但也反映了奴婢往往遭受雇主责打，甚至致死的情况。

宋代有一些特殊的案例，也反映了主奴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宋徽宗时，龚庆府有“民家婢殴婢死”，由于打死人者“尝生子，法当减坐”〔633〕。宋孝宗时，婺州妇女“阿徐为顾主杨伷被人力陈山童杀死，山童父陈十六从伷家前经过，阿徐为愤其子杀害顾主，用棒行打陈十六左胁身死”。按照刑法，阿徐“当绞”，但刑部上奏，“以阿徐既能忘身为顾主复仇，即与寻常殴斗不同，忠于顾主，其节可嘉”，皇帝“特贷之”。此案中阿徐为“荫妇”，却是“顾主”杨伷的女使。〔634〕时又有军人詹保，“先因殴死叶先，贷命，配道州。逃窜归，庸顾张彦文家。因赵汝谐醉酒，执刀欲杀彦文，保劝止之，并欲杀保。保遂以木檐打汝谐右足致死”。由于“保冒不测，以救顾主之死，本无杀汝谐之心”，皇帝“诏军人詹保特贷命，决脊杖二十，刺面配海外州军牢城收管，永不放还”〔635〕。他得以保全性命，当然也属特例。

从宋朝杀奴、黥奴、斗殴等具体的事例或案例看来，尽管量刑或轻或重，但大体仍以雇主不得私自杀奴、黥奴等作为中轴线，而上下摆动。

宋朝奴婢、人力和女使的社会地位仍是低贱的，但显然不能与《唐律疏议》中的奴婢地位等量齐观。宋代的大多数私人奴婢，即人力和女使实行雇佣制，但也显然不能与近代的雇工等量齐观。宋朝的人力和女使，可说是从古代的奴婢发展到近代雇工的中介性梯级。

注　释

〔1〕参见《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卷11，《诸路倚郭二县数》。

〔2〕《资治通鉴》卷281注。

〔3〕《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12，《乞罢宿州修城状》。

〔4〕范成大《石湖居士诗集》卷30《晓泊横塘》：“汹汹前村草市声。”显然不是指城外沿城形成的新居民区草市。陆游《剑南诗稿》中有更多的记载，如卷8《自广汉归宿十八里草市》、卷28《村居》（其一）、卷57《野步至近村》等。

〔5〕参见《攻媿集》卷90，《直秘阁知扬州薛公行状》；《咸淳临安志》卷53，郑湜《厅壁记》。

〔6〕《庆元条法事类》卷80，《失火》。

〔7〕《长编》卷45，咸平二年十二月丙寅。

〔8〕参见《宋会要》兵3之3～4。

〔9〕参见《宋会要》方域9之28；《长编》卷237，熙宁五年八月戊子。

〔10〕《南海百咏·越楼》。

〔11〕《东坡七集·东坡奏议》卷6，《论叶温叟分擘度牒不公状》。

〔12〕《会编》卷53。

〔13〕《诚斋集》卷124，《宋故少保左丞相观文殿大学士赠少师郇国余公墓铭》。

〔14〕《石林居士建康集》卷4，《建康掩骼记》；《景定建康志》卷23，《平止仓》。

〔15〕参见《白石道人诗集》卷上，《春日书怀》（其四）；《石屏诗集》卷1，《鄂州南楼》；《字溪集》卷11，《鄂渚大雪》。

〔16〕参见《吴船录》卷下，《会编》卷236。

〔17〕《剑南诗稿》卷9，《晚登子城》。

〔18〕《舆地纪胜》卷130，引《修城记》；《方舆胜览》卷12。

〔19〕《忠正德文集》卷7，《建炎笔录》；《要录》卷30，建炎三年十二月乙未。

〔20〕《霁山集》卷4，《五雲梅舍记》。

〔21〕《说郛》卷85，《护法论》。

〔22〕关于《元丰九域志》所载镇数，李春棠在《宋代小市场的勃兴及其主要历史价值》（载《湖南师院学报》，1983（1））已作统计。当时标点本《元丰九域志》尚未出版，今据此本重新统计，与李文略有出入。李文京东东路为27镇，京西北路为64镇，淮南西路为112镇，荆湖北路为45镇，梓州路为358镇，夔州路为79镇。

〔23〕参见《咸淳临安志》卷19、20。统计中将临安县“郭内”“东市”除外。

〔24〕参见《宝庆四明志》卷13、15、17、19、20、21。

〔25〕参见《景定建康志》卷16，《镇市》。其中有些市称为步，如高友步、周城步等。

〔26〕《宋会要》兵24之21。

〔27〕《河南先生文集》卷22，《鬻爵法》。

〔28〕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48，《科敷》。

〔29〕《长编》卷252，熙宁七年四月甲午。

〔30〕参见《宋会要》兵2之12～13。

〔31〕《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己酉。

〔32〕《长编》卷271。

〔33〕《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46，《乞罢保甲状》。《长编》卷311元丰四年正月丁酉、卷324元丰五年三月己酉、卷349元丰七年十月庚午，《宋会要》职官48之64～65也有记载。

〔34〕关于宋朝坊郭和乡村户口的比率，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发展》，见《宋史研究集》，第16辑。本书第一编第二章也引用了徽州、汀州和抚州的户口史料。又如《嘉靖惟扬志》卷8载，扬州绍熙时户35951，“在城户”4226；嘉泰时户36160，“在城户”3637；宝祐时户43892，“在城户”7975。

〔35〕《宋会要》食货4之27。

〔36〕《长编》卷260，熙宁八年二月乙酉。

〔37〕《文潞公集》卷22，《论保马》；《历代名臣奏议》卷242。

〔38〕参见《河南先生文集》卷20，《奏论户等状》。

〔39〕《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5，《乞减配卖银五万两状》。

〔40〕参见《长编》卷227，熙宁四年十月壬子朔注。

〔41〕《宋会要》食货41之23。

〔42〕《要录》卷119，绍兴八年五月庚子。

〔43〕参见《宋会要》食货64之68。

〔44〕《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45〕《朱文公别集》卷10，《审实粜济约束》。

〔46〕关于坊郭户的社会成分，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载《大陆杂志》，1981（4/5/6）。

〔47〕《两浙金石志》卷18，《元左丞潘元明政绩碑》。

〔48〕《宋会要》食货70之106；《容斋续笔》卷16，《思颍诗》。

〔49〕《邵氏闻见录》卷19。

〔50〕参见《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71，《独乐园记》。

〔51〕《说郛》卷26，《洛阳花木记》。另外还可参见《金石续编》卷17，《王景道妻贾氏墓志铭》。《名公书判清明集》卷3，《限田论官品·提举再判下乞照限田免役状》；卷9，《盗葬》。

〔52〕《诚斋集》卷118，《朝奉刘先生行状》。

〔53〕参见《嘉定赤城志》卷2。

〔54〕参见《齐东野语》卷7，《朱氏阴德》。

〔55〕《宋会要》兵2之30。

〔56〕参见《夷坚丁志》卷18，《刘狗》。

〔57〕《夷坚志补》卷20，《梁仆毛公》。

〔58〕《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59〕《韩魏公集》卷6，《辞避赐第》。

〔60〕《朱子语类》卷127。

〔61〕《河南穆公集》卷2，《上颍州刘侍郎书》。

〔62〕《欧阳文忠公全集》卷8，《答梅舜俞大雨见寄》。

〔63〕《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乙亥。又《宋会要》选举32之16载官员曹利用也在开封有“屋租”收入，后被籍没。

〔64〕《宋会要》食货37之27。

〔65〕《尽言集》卷3，《论胡宗愈除右丞不当第四》。

〔66〕《宋会要》食货4之11。

〔67〕《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55，《申明役法札子》。

〔68〕《宋会要》兵24之23。

〔69〕《宋会要》刑法2之147；《云麓漫钞》卷4。

〔70〕《北溪大全集》卷4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

〔71〕《乐全集》卷14，《食货论·畿赋》；《历代名臣奏议》卷255。

〔72〕《梦粱录》卷18，《恤贫济老》。

〔73〕《长编》卷94，天禧三年九月乙卯。

〔74〕《方舆胜览》卷12，引《泉州图经》。

〔75〕《湖北金石志》卷12，《习池馆记》。

〔76〕《中州集》卷7，王元粹《襄阳七绝句》。

〔77〕《舆地纪胜》卷9，引蒋静《黄田港闸记》。

〔78〕参见《梦粱录》卷19，《塌房》；《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

〔79〕《绍熙雲间志》卷下；《至元嘉禾志》卷19，《隆平寺经藏记》。

〔80〕《郝文忠公陵川集》卷3，《青山矶市》。

〔81〕《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四月乙亥；《宋会要》选举32之12。

〔82〕《彭城集》卷37，《吴公墓志铭》。

〔83〕参见《说郛》卷11，《清尊录》。

〔84〕《能改斋漫录》卷2，《以物质钱为解库》。

〔85〕《韩魏公集》卷18，《家传》。

〔86〕《会编》卷39。

〔87〕《梦粱录》卷13，《铺席》。

〔88〕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80，《出举债负》。

〔89〕《袁氏世范》卷3，《假贷取息贵得中》。

〔90〕参见《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5，《论矾务利害状》。

〔91〕《夷坚支戊》卷7，《许大郎》。

〔92〕参见《咸淳临安志》卷58。

〔93〕《夷坚支丁》卷8，《周氏买花》。

〔94〕参见《景定建康志》卷40，《税赋》。

〔95〕《巽斋文集》卷4《与王吉州论郡政书》。

〔96〕《夷坚支景》卷5，《许六郎》。

〔97〕《宋会要》食货32之12。又《名公书判清明集》卷7《宗族欺孤占产》载，梁万三侵吞刘家产业，“既占据其茶店，又强取其田租”。

〔98〕《会编》卷230。

〔99〕参见《开庆四明续志》卷8，《收刺丽国送还人》。

〔100〕《夷坚支甲》卷5，《灌园吴六》。

〔101〕《朱文公文集》卷98，《外大父祝公遗事》。

〔102〕《毗陵集》卷3，《论措置民兵利害札子》，武英殿聚珍本，文渊阁《四库全书》本为卷7。

〔103〕《朱文公别集》卷9，《谕上户承认赈粜米数目》。

〔104〕《长编》卷85，大中祥符八年十一月己巳。

〔105〕《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丁丑；《历代名臣奏议》卷256，傅尧俞奏。

〔106〕《宋会要》食货38之7。

〔107〕《会编》卷32。

〔108〕《会编》卷29。

〔109〕《夷坚三志己》卷7，《周麸面》。

〔110〕《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浮客及下等人户差科札子》。

〔111〕《夷坚乙志》卷7，《杜三不孝》。

〔112〕《夷坚丙志》卷11，《张二子》。

〔113〕《夷坚支甲》卷4，《刘十二》。

〔114〕《夷坚支癸》卷3，《宝叔塔影》。

〔115〕《夷坚支丁》卷3，《张四海蛳》。

〔116〕《夷坚支癸》卷8，《游伯虎》。

〔117〕《夷坚支癸》卷4，《郑四妻子》。

〔118〕《夷坚支癸》卷8，《鲁四公》。还可参见《夷坚支甲》卷3《汪乙鼋》，《夷坚三志壬》卷10《汪三宰牛》等。

〔119〕《景定建康志》卷41，李大东《蠲和买榜》。

〔120〕参见《东京梦华录》卷3，《般载杂卖》、《天晓诸人入市》、《诸色杂卖》；《梦粱录》卷13，《夜市》、《诸色杂货》。

〔121〕《剑南诗稿》卷9，《晚登子城》。

〔122〕《夷坚支甲》卷4，《严桶匠妻》。

〔123〕《夷坚支丁》卷8，《王甑工虱异》。

〔124〕《夷坚支癸》卷4，《画眉山土地》。

〔125〕《夷坚三志辛》卷5，《程山人女》。

〔126〕《夷坚乙志》卷20，《童银匠》。

〔127〕《夷坚丙志》卷11，《牛媪梦》。

〔128〕《夷坚三志辛》卷7，《毛家巷鬼》。

〔129〕《夷坚三志辛》卷2，《江络匠》。

〔130〕《东京梦华录》卷3，《雇觅人力》。

〔131〕《东京梦华录》卷4，《食店》。

〔132〕《梦粱录》卷19，《顾觅人力》。

〔133〕《夷坚支癸》卷3，《蔡七得银器》。

〔134〕《夷坚支丁》卷10，《江友扫庙》。

〔135〕《夷坚三志己》卷4，《燕仆曹一》。

〔136〕《夷坚甲志》卷7，《张屠父》。

〔137〕《夷坚支乙》卷2，《茶仆崔三》。

〔138〕《朱文公别集》卷10，《审实粜济约束》。

〔139〕《淳熙三山志》卷40。

〔140〕《都城纪胜·三教外地》。

〔141〕《道乡先生文集》卷40，《冯贯道传》；《西塘先生文集》卷9，《六镮助潮士钟平仲纳官辄辞赠以诗》；《梁溪漫志》卷9，《江阴士人强记》。

〔142〕参见梁庚尧：《南宋城市的社会结构》，载《大陆杂志》，1981（4/5/6）。

〔143〕《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1，《申京湖制置司辨汉阳军籴米事》。

〔144〕《景定建康志》卷23，《平止仓》。

〔145〕《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3，《和公达过潘楼观七夕市》、《八月十七日夜省直纪事呈同舍》。

〔146〕《古今考》卷18，方回附论。

〔147〕《宋会要》食货69之80；《攻媿集》卷20，《论土木之费》。

〔148〕《夷坚乙志》卷11，《涌金门白鼠》。参见《夷坚丁志》卷6，《奢侈报》。

〔149〕《朱文公文集》卷25，《与建宁诸司论赈济札子》。当时不仅一般的商人，而且充当贸易中介的牙人也可称市户，如《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载，“市户应世荣”，即是“贩香牙人应世荣”。

〔150〕《宋会要》食货64之66，刑法2之93。

〔151〕《要录》卷51，绍兴二年二月己卯；《宋会要》食货20之3～4。

〔152〕《黄氏日抄》卷78，《词诉约束》。

〔153〕《朱文公别集》卷10，《审实粜济约束》。

〔154〕参见姜锡东：《宋代官私商业的经营方式》，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92年年会编刊），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1993。此处将姜文“委托经营”分出雇佣幹人等协助经商，作为另一类型。

〔155〕《清异录》卷1。

〔156〕《夷坚三志辛》卷8，《申师孟银》。

〔157〕《夷坚三志己》卷6，《王元懋巨恶》。

〔158〕《鹤林玉露》丙编卷2，《老卒回易》。

〔159〕《梦粱录》卷13，《团行》；卷19，《塌房》、《顾觅人力》。

〔160〕《东京梦华录》卷3，《雇觅人力》。

〔161〕《夷坚乙志》卷7，《布张家》。

〔162〕《夷坚支庚》卷6，《处州客店》。类似记载参见《夷坚支癸》卷6，《大孤山船》；《宋会要》食货23之25。

〔163〕《宋会要》刑法2之107。

〔164〕《鸡肋编》卷下。参见《水心文集》卷15，《林伯和墓志铭》。

〔165〕参见刘秋根：《中国古代合伙制初探》，北京，人民出版社，2007。

〔166〕参见《嘉定赤城志》卷37，郑至道《重本业》。

〔167〕参见《宋会要》帝系6之13。

〔168〕《宋史》卷446《苏缄传》。

〔169〕《长编》卷236，熙宁五年闰七月丙辰。

〔170〕《宋会要》刑法2之153；《要录》卷172，绍兴二十六年五月丙辰。

〔171〕《范忠宣公奏议》卷上，《条列陕西利害》。

〔172〕《剑南诗稿》卷19。

〔173〕《剑南诗稿》卷29，《书叹》。

〔174〕《云麓漫钞》卷7。

〔175〕《夷坚支癸》卷3，《独脚五通》。《永乐大典》卷7328作《独脚五郎》，按其故事内容，篇名应以后者为准。类似记载参见《夷坚乙志》卷7，《布张家》；《夷坚志补》卷21，《鬼国母》。

〔176〕《长编》卷396，元祐二年三月丙子。

〔177〕《宋史》卷182，《食货志下四》；卷472，《蔡京传》。

〔178〕《史记》卷129，《货殖列传》。

〔179〕《夷坚志癸》卷4，《郑百三妻》。类似的富商记载，参见《欧阳文忠公全集》卷63，《湘潭县修药师院佛殿记》；《真文忠公文集》卷12，《按奏宁国府司户钱象求状》。

〔180〕《夷坚丁志》卷6，《泉州杨客》。

〔181〕《东京梦华录》卷2，《东角楼街巷》。

〔182〕《梦粱录》卷13，《铺席》。

〔183〕《跨鳌集》卷20，《上王提刑书》。

〔184〕《夷坚支癸》卷3，《独脚五〔郎〕》。

〔185〕《夷坚乙志》卷7，《布张家》。

〔186〕《东莱吕太史文集》卷11，《大梁张君墓志铭》。

〔187〕《山右石刻丛编》卷17，《赵和墓志》。

〔188〕《湖南通志》卷283，岳州《宋崇胜寺钟铭记》。

〔189〕《朱文公文集》卷43，《答陈明仲》。

〔190〕《宋史》卷463，《马季良传》。

〔191〕参见《独醒杂志》卷10；《宋史》卷470，《朱勔传》。

〔192〕《四朝闻见录》丙集，《慈明》。《宋史》卷243《宪圣慈烈吴皇后传》不载其富商出身。

〔193〕《挥麈后录》卷8。参见《要录》卷12，建炎二年正月丁亥。

〔194〕参见《庄简集》卷8，《论曾纡等札子》。

〔195〕《夷坚三志己》卷6，《王元懋巨恶》；《夷坚支乙》卷6，《单于问家世词》。

〔196〕参见《嘉泰会稽志》卷1。

〔197〕《宋会要》选举14之12、15～16。

〔198〕《真文忠公文集》卷42，《汤武康墓志铭》。参见《夷坚支庚》卷5，《武女异疾》。

〔199〕《会编》卷32，陈东上书。

〔200〕《渑水燕谈灵》卷3。

〔201〕《夷坚丁志》卷6，《叶德孚》。

〔202〕《宋会要》职官55之39～40。

〔203〕《临川先生文集》卷55，《宿州临涣县柳子镇市户进纳斛斗人朱亿弟傑本州助教制》。

〔204〕《山右石刻丛编》卷16，《重修五龙庙记》；《常山贞石志》卷13，《封崇寺创铸钟记》。

〔205〕《夷坚支癸》卷6，《尹大将仕》。

〔206〕《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丁丑；《历代名臣奏议》卷256，傅尧俞奏。

〔207〕《包拯集》卷6，《论李授冒国亲事》。

〔208〕《宋会要》职官55之36～37。

〔209〕参见《宋会要》职官55之43～45。

〔210〕《长编》卷240，熙宁五年十一月丁巳。

〔211〕《宋会要》职官51之18～19；《要录》卷180，绍兴二十九年十一月戊午。

〔212〕《宋会要》食货6之1～2。

〔213〕参见《后山先生集》卷20，《朝奉郎魏君墓铭》。

〔214〕《萍洲可谈》卷1。

〔215〕《欧阳文忠公全集》卷21，曾致尧神道碑。

〔216〕参见《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卷19，《按唐仲友第六状》。

〔217〕《盘洲文集》卷49，《荆门军奏便民五事状》。

〔218〕《宋会要》职官70之46；《要录》卷174，绍兴二十六年九月辛酉。

〔219〕《南涧甲乙稿》卷21，《朝奉大夫军器监丞魏君墓志铭》。

〔220〕《诚斋集》卷118，《朝奉刘先生行状》。

〔221〕《四部丛刊》本《栾城集》卷38《乞放市易欠钱状》数字有误，据其他刊本和《长编》卷383元祐元年七月壬午更正。

〔222〕参见《宋会要》食货37之28～29。

〔223〕《东京梦华录》巷3，《天晓诸人入市》；卷4，《肉行》。

〔224〕《夷坚乙志》卷7，《布张家》。

〔225〕《夷坚支乙》卷2，《茶仆崔三》。

〔226〕《夷坚支景》卷1，《员一郎马》。

〔227〕《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辛酉。

〔228〕《长编》卷244，熙宁六年四月庚辰；卷245，熙宁六年五月戊辰。

〔229〕参见《鹤林玉露》乙编卷4，《冯三元》。

〔230〕《夷坚支癸》卷3，《宝叔塔影》。

〔231〕《东京梦华录》卷3，《马行街铺席》、《般载杂卖》、《诸色杂卖》。

〔232〕参见《梦粱录》卷13，《夜市》、《诸色杂货》。

〔233〕《武林旧事》卷6，《作坊》、《小经纪》。

〔234〕《张右史文集》卷13。

〔235〕《王双溪先生集》卷2，《上赵帅书》。关于宋代小商贩，如《齐东野语》卷20《莫氏别室子》载吴兴富翁将有孕婢女嫁一“以鬻粉羹为业”者。《四朝闻见录》乙集《洛学》载程颐孙也充当“鬻米”小贩。

〔236〕《长编》卷251，熙宁七年三月己未。

〔237〕《西塘先生文集》卷1，《免行钱事》；卷6，《上王荆公书》。

〔238〕《宋会要》食货64之66；《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卯。

〔239〕参见《宋会要》食货64之66；《要录》卷141，绍兴十一年七月癸卯。

〔240〕《夷坚支癸》卷2，《黄州渠油》。

〔241〕《朱文公别集》卷9，《约束米牙不得兜揽搬米入市等事》。

〔242〕《梦粱录》卷16，《鲞铺》。

〔243〕《乐静集》卷11，《代四兄求荐举书》。

〔244〕《宋会要》职官44之1～2。

〔245〕《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二月丁未。

〔246〕《宋会要》刑法4之4；《宋大诏令集》卷152，《蝗旱后赦天下制》。

〔247〕《宋会要》刑法4之8。

〔248〕《宋会要》刑法4之11；《长编》卷101，天圣元年闰九月甲午。

〔249〕《宋会要》刑法4之13。

〔250〕参见《“万岁”考》，见王春瑜：《“土地庙”随笔》，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资治通鉴》卷223载郭子仪与回纥约和，“酹地曰：大唐天子万岁！回纥可汗亦万岁！两国将相亦万岁！”此为唐时作泛用欢呼口号的一例。另可参见《说郛》卷28，《东斋记事·称万岁》。

〔251〕《宋会要》食货20之8。

〔252〕《包拯集》卷4，《论内降周景札子》。另见《宋会要》刑法4之30～31。

〔253〕参见《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庚子。

〔254〕《宋会要》刑法4之35。

〔255〕《宋会要》职官43之176。

〔256〕《庆元条法事类》卷29，《私铸钱》；《宋会要》刑法4之35。

〔257〕《宋会要》食货34之21～22。

〔258〕《宋会要》职官43之165～166。

〔259〕《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9，《原弊》。

〔260〕《长编》卷467，元祐六年十月丙子；《宋会要》刑法7之24。

〔261〕《宋会要》职官16之9～13，29之7。

〔262〕参见《宝庆四明志》卷7，《淳熙三山志》卷18。

〔263〕《淳熙三山志》卷18。

〔264〕《庆元条法事类》卷36，《场务》。

〔265〕《淳熙三山志》卷18。

〔266〕《宋会要》方域3之50～52。

〔267〕《宋会要》职官16之24。

〔268〕《宋会要》方域3之51。

〔269〕《净德集》卷4，《奏乞罢军器冗作状》。

〔270〕《宋会要》职官16之12～13。

〔271〕《攻媿集》卷26，《论军器所冗费》。

〔272〕《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273〕《华阳县志》卷39，吕大防《锦官楼记》；《说郛》卷98，《蜀锦谱》。

〔274〕参见《嘉定赤城志》卷18；《永乐大典》卷10950，《临川志》；《水心别集》卷16，《后总》。

〔275〕《历代名臣奏议》卷224，黄榦奏。

〔276〕《宋会要》职官16之4～5。

〔277〕《攻媿集》卷26，《论军器所冗费》。

〔278〕《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

〔279〕《宋会要》食货34之21～22。

〔280〕《宋会要》职官43之176。

〔281〕《宋会要》兵15之11。

〔282〕《宋会要》职官13之40。

〔283〕参见朱瑞熙：《宋代社会研究》，第二章（三），郑州，中州书画社，1983；包伟民：《宋代民匠差雇制度述略》，见《宋史研究集刊》，杭州，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284〕《长编》卷355，元丰八年四月。

〔285〕《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

〔286〕《历代名臣奏议》卷316。

〔287〕《宋会要》职官41之83～84，50之3～4。

〔288〕《朱文公文集》卷20，《与曾左司事目札子》。

〔289〕《宋会要》刑法2之47～48。

〔290〕《长编》卷245，熙宁六年六月戊戌；《乐全集》卷13，《刍荛论·武备论·兵器》；《净德集》卷4，《奏乞罢军器冗作状》。

〔291〕《要录》卷20，建炎三年二月庚午。

〔292〕《宋会要》职官16之8～9。

〔293〕《宋会要》食货20之8；《庆元条法事类》卷36，《场务》。

〔294〕《宋会要》职官26之34。

〔295〕《宋会要》职官36之72～73、75。

〔296〕《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297〕《宋会要》食货64之17。

〔298〕《宋会要》职官13之40，36之95。

〔299〕《梦粱录》卷9，《监当诸局》；《咸淳临安志》卷9。

〔300〕《宋会要》职官29之8。

〔301〕《宋会要》职官16之23。

〔302〕《朱文公文集》卷93，《左司张公墓志铭》。

〔303〕《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

〔304〕《州县提纲》卷2，《籍定工匠》；《愧郯录》卷13，《京师木工》。

〔305〕参见《宋大诏令集》卷180，《玉清昭应宫成德音》、《景灵宫会灵太极观成赦天下制》；《乖崖先生文集》卷8，《益州重修公署记》。

〔306〕《宋会要》食货64之16。

〔307〕《宋会要》刑法2之149。

〔308〕参见《开庆四明续志》卷6，《作院》。

〔309〕《景定建康志》卷23，《军器库》。

〔310〕《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宰执状》。

〔311〕《宋会要》方域2之20～21。

〔312〕《营造法式》卷2，《总例》。

〔313〕《长编》卷464，元祐六年八月庚子。

〔314〕《朱文公文集》卷20，《与曾左司事目札子》。

〔315〕《长编》卷17，开宝九年八月乙巳。

〔316〕《长编》卷18，太平兴国二年二月戊午、九月乙未。

〔317〕《长编》卷296，元丰二年二月庚子朔。

〔318〕《宋会要》职官16之6～7。

〔319〕《宋会要》方域2之15～16。

〔320〕《宋会要》食货23之23。

〔321〕《宋会要》职官29之5～6。

〔322〕《景定建康志》卷23。

〔323〕《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

〔324〕《宋会要》职官16之13。

〔325〕《杜清献公集》卷首，《戊辰修史传·丞相杜範》。

〔326〕《袁氏世范》卷3，《奴仆不可深委任》。

〔327〕参见《归田录》卷1；《鄂国金佗续编》卷25，《杨么事迹》。

〔328〕《宋会要》职官16之5。

〔329〕《宋会要》职官29之4～5。

〔330〕参见《庆元条法事类》卷32，《鼓铸》。

〔331〕《常山贞石志》卷11，《藳城县重修文宣王庙堂记》。

〔332〕“甲头”一词见《宋会要》方域2之15～16。

〔333〕《宋会要》食货54之15。

〔334〕《宋会要》职官27之48。

〔335〕《宋会要》职官16之6～7。

〔336〕参见《淳熙三山志》卷18。

〔337〕《长编》卷248，熙宁六年十二月壬辰。

〔338〕《游宦纪闻》卷2。

〔339〕《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丁未。

〔340〕又见《永乐大典》卷16343。

〔341〕《宋会要》职官32之13～14。

〔342〕《宋会要》职官29之4～5。

〔343〕《宋会要》职官16之13。

〔344〕《宋会要》食货54之15。

〔345〕《游宦纪闻》卷2。

〔346〕《宋会要》食货55之19。

〔347〕《宋会要》食货55之20。

〔348〕《梦粱录》卷13，《团行》。

〔349〕《宋会要》职官29之3。

〔350〕《景定建康志》卷28。

〔351〕《景定建康志》卷23。

〔352〕参见《宋会要》职官29之4。

〔353〕《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354〕《长编》卷494，元符元年二月甲申。

〔355〕《州县提纲》卷1，《洁己》；《朱文公文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

〔356〕《宋会要》刑法2之154；《要录》卷175，绍兴二十六年闰十月癸丑。

〔357〕《王双溪先生集》卷2，《上宰执书》。

〔358〕《宋会要》刑法6之37。

〔359〕《宋会要》职官29之4。

〔360〕《宋会要》职官16之15～16。

〔361〕《宋会要》职官72之2。

〔362〕《长编》卷495，元符元年三月辛酉。

〔363〕《长编》卷12，开宝四年十月甲申。

〔364〕《宋史》卷276，《刘蟠传》。

〔365〕《宋会要》瑞异2之31。

〔366〕《长编》卷63，景德三年五月丁未；《宋会要》食货64之18。

〔367〕《长编》卷355，元丰八年四月；卷394，元祐二年正月辛未。

〔368〕《王双溪先生集》卷12，《申宰执状》。类似记载参见《宋会要》职官72之15，73之1～2，74之10。

〔369〕《后山先生集》卷23，《谈丛》。

〔370〕《长编》卷262，熙宁八年四月己丑。

〔371〕《宋会要》职官16之9。

〔372〕《宋会要》刑法2之47～48。

〔373〕《宋会要》职官16之7、9、17。

〔374〕《梦粱录》卷13，《团行》。“金银打钑作”，《都城纪胜·诸行》作“金银镀作、钑作”。

〔375〕《愧郯录》卷13，《京师木工》。

〔376〕《欧阳文忠公全集》卷54，《圣俞惠宣州笔戏书》。

〔377〕参见《朱文公文集》卷76，《赠笔工蔡藻》。

〔378〕参见《春渚纪闻》卷8。

〔379〕《夷坚甲志》卷16，《蒲大韶墨》。

〔380〕《东京梦华录》卷2，《酒楼》；卷4，《修整杂货及斋僧请道》。

〔381〕《夷坚三志壬》卷8，《杨四鸡祸》。

〔382〕《包拯集》卷5，《请断销金等事》。

〔383〕《朱文公文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

〔384〕《文献通考》卷20。

〔385〕《长编》卷338，元丰六年八月己亥；《宋会要》食货64之25；《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386〕《净德集》卷4，《奉使回奏十事状》。

〔387〕《宋会要》职官29之8。

〔388〕《宋会要》食货64之22～23。

〔389〕《夷坚支癸》卷5，《陈泰冤梦》。以《永乐大典》卷13136引《夷坚志》校，参见戴静华：《宋代乡村的布帛买卖》，见《宋史研究论文集》（1984年年会编刊）。

〔390〕摘引自杨绳信：《从〈碛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几个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1）。

〔391〕《夷坚丙志》卷12，《舒州刻工》。

〔392〕《景定建康志》卷28。

〔393〕《癸辛杂识》后集，《张约斋佣者》。

〔394〕《松隐文集》卷21，《山居杂诗》。

〔395〕《袁氏世范》卷3，《起造宜以渐经营》。

〔396〕《广陵集》卷5，《卜居》。

〔397〕《道乡先生文集》卷12，《吕四》。

〔398〕《会编》卷176。

〔399〕《宋会要》刑法2之137。

〔400〕《宣和奉使高丽图经》卷34，《客舟》。

〔401〕《梦粱录》卷12，《江海船舰》。

〔402〕《夷坚支甲》卷2，《九龙庙》；《夷坚三志己》卷4，《萧县陶匠》。

〔403〕参见刘新园：《蒋祈〈陶记〉著作时代考辨》及所附白焜《宋蒋祈〈陶记〉校注》，见《文史》，第18、19辑。

〔404〕《石林燕语》卷8。

〔405〕《方舆胜览》卷11。

〔406〕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8，《已有亲子不应命继》。

〔407〕参见《要录》卷182，绍兴二十九年闰六月辛未。

〔408〕参见杨绳信：《从〈碛砂藏〉刻印看宋元印刷工人的几个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1）。

〔409〕《朱文公文集》卷18，《按唐仲友第三状》；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按唐仲友第六状》。

〔410〕《文房四谱》卷4。

〔411〕参见《夷坚支戊》卷7，《许大郎》。

〔412〕《东京梦华录》卷4，《饼店》。

〔413〕《春渚纪闻》卷4，《宗威愍政事》。

〔414〕《乐静集》卷29，《吕正臣墓志铭》。

〔415〕《东坡七集·东坡集》卷29，《与章子厚书》；《东坡奏议》卷2，《上皇帝书》。

〔416〕《宋会要》食货34之17。

〔417〕《宋会要》职官43之157。

〔418〕《宋会要》职官62之54～55。

〔419〕《宋会要》职官48之136。

〔420〕《菽园杂记》卷14，引《龙泉县志》。参见王菱菱：《宋代矿冶业研究》，75～81页，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5。

〔421〕宋时论“工”付酬的情况十分普遍，除前述官营手工业的情况外，如《四明它山水利备览》卷上，建回沙闸，“杂夫：每工支官会一贯五百文”，“砌粗石：每工支官会二贯三百文”。《长编》卷127康定元年四月己亥和《宋会要》职官55之34，方域8之2～３，韩琦建议，“听富民自雇人夫修筑”庆、鄜、泾三州城，“三万工与〔太庙〕斋郎，五万工与试监簿或同学究出身，七万工与簿、尉，八万工〔与借职，十万工〕与奉职”。甚至以“工”为单位，进行卖官。当时的“工”已有各种具体的计量，如《长编》卷100天圣元年正月壬午，河防筑埽，“凡度役事，负六十斤，行六十里，为一工。土方一尺，重五十斤，取土二十步外者，一工二十五尺”。《长编》卷273熙宁九年二月癸丑，“淮南开河”，“计工，人日须开百二十尺”。至于全工、半工、长功、中功、短功等。见本章第一节官营手工业的民匠部分。

〔422〕《丹渊集》卷34，《奏为乞差京朝官知井研县事》。

〔423〕《范香溪文集》卷20，《铁工问》。

〔424〕《春渚纪闻》卷2，《正透翔龙犀》。

〔425〕《宋会要》职官65之20；《宋史》卷302，《吴及传》；《郧溪集》卷21，《户部员外郎直昭文馆知桂州吴公墓志铭》。

〔426〕《长编》卷300，元丰二年九月庚午。

〔427〕《永乐大典》卷7327，许翰《襄陵集》齐之才补官制。

〔428〕《东轩笔录》卷2。

〔429〕《梦粱录》卷16，《茶肆》；卷19，《顾觅人力》。

〔430〕参见《汉书》卷86，《何武传》。

〔431〕《宋史》卷174，《食货志上二》。

〔432〕参见《乐全集》卷26，《论率钱募役事》；《长编》卷47，咸平三年四月己未。

〔433〕《庆元条法事类》卷30，《经总制》。

〔434〕《长编》卷394，元祐二年正月辛巳。

〔435〕《长编》卷388，元祐元年九月丁丑；《历代名臣奏议》卷256，傅尧俞奏。

〔436〕参见拙作《宋朝的坊郭户》，见《宋辽金史论丛》，第1辑，收入论文集《涓埃编》。

〔437〕《宋史》卷186，《食货志下八》。

〔438〕参见戴静华：《宋代商税制度简述》，见《中华文史论丛增刊·宋史研究论文集》。

〔439〕《都城纪胜·诸行》。

〔440〕《东轩笔录》卷8。

〔441〕《真文忠公文集》卷7，《申御史台并户部照会罢黄池镇行铺状》。

〔442〕《宋会要》食货38之10。

〔443〕《周益国文忠公集·奏议》卷1，《论州县置行直厅》。

〔444〕《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7，《免行户买物榜文》。

〔445〕参见裴汝诚、许沛藻：《宋代买扑制度略论》，载《中华文史论丛》，1984（1）。此文编入《半粟集》，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0。

〔446〕《淳熙三山志》卷14，《炉户》。

〔447〕《宋会要》职官43之126。

〔448〕《宋会要》食货34之16。

〔449〕《宋会要》职官6之38。

〔450〕《宋会要》职官6之40～41。

〔451〕《宋会要》食货20之5、9；《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6，《乞免蒿头酒户课利札子》。

〔452〕参见《永乐大典》卷7507，《中书备对》。

〔453〕参见《长编》卷350，《文献通考》卷12。又《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所载数字为5059000贯，稍异。

〔454〕《长编》卷376，元祐元年四月；《净德集》卷2，《奏乞放坊场欠钱状》；《容斋三笔》卷14，《飞邻望邻》；《水心文集》卷10，《平阳县代纳坊场钱记》。

〔455〕《包拯集》卷7，《乞开落登州冶户姓名》。

〔456〕《宋史》卷41，《理宗纪》。

〔457〕《宋史》卷181、182，《食货志下三、下四》。

〔458〕《宋会要》食货23之39～40。

〔459〕《宋史》卷182，《食货志下四》。

〔460〕《宋史》卷183，《食货志下五》。

〔461〕《长编》卷176，至和元年八月癸巳。

〔462〕《长编》卷265，熙宁八年六月己酉。

〔463〕关于市易法，以梁庚尧先生《市易法述》（载《台湾大学历史学系学报》，第10、11期）论述最详。

〔464〕《长编》卷232，熙宁五年四月丙子。

〔465〕《宋会要》食货37之28～29。

〔466〕《长编》卷296，元丰二年正月己卯；《涑水记闻》卷14。

〔467〕《宋会要》食货37之15。

〔468〕《宋会要》食货37之27。

〔469〕参见《宋会要》食货37之25～26、28，55之40；《长编》卷277，熙宁九年九月辛未。

〔470〕《宋会要》食货37之23。

〔471〕参见《宋会要》食货37之32。

〔472〕《四部丛刊》本《栾城集》卷38《乞放市易欠钱状》数字有误，据其他刊本和《长编》卷383元祐元年七月壬午更正。

〔473〕《文献通考》卷21。

〔474〕《宋会要》食货39之13。

〔475〕《长编》卷191，嘉祐五年三月丁巳；《宋史》卷184，《食货志下六》。

〔476〕《欧阳文忠公全集》卷45，《通进司上书》。

〔477〕《宋会要》食货17之13。

〔478〕《宋会要》职官43之129、158～159。

〔479〕《宋会要》食货24之31。

〔480〕参见《宋会要》食货25之12、26。

〔481〕《册府元龟》卷70，《务农》。

〔482〕《杨龟山先生集》卷4，《论时事》；《长编》卷293，元丰元年十月己未。

〔483〕《宋史》卷333《荣传》：“晋州产矾，京城大豪岁输钱五万缗，颛其利。”其钱数与《欧阳文忠公全集》卷115《论矾务利害状》有异。

〔484〕关于辽宋金之前的奴隶问题，参见李天石：《中国中古良贱身份制度研究》。

〔485〕《唐律疏议》卷12。

〔486〕参见《天一阁藏明钞本天圣令校证》之《田令》卷21、《厩牧令》卷24、《捕亡令》卷25、《狱官令》卷27、《杂令》卷30。

〔487〕参见《梁溪漫志》卷9，《官户杂户》。宋时杂户是指“良人女犯奸三人以上，理为杂户”，参见《古今考》卷36，方回附论；《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因奸射射》。

〔488〕《长编》卷55，咸平六年六月庚辰。

〔489〕《长编》卷221，熙宁四年三月辛丑；《宋史》卷328，《李清臣传》。

〔490〕《长编》卷250，熙宁七年二月丁丑。

〔491〕《长编》卷264，熙宁八年五月丁丑。

〔492〕《长编》卷281，熙宁十年四月乙巳。

〔493〕《宋史》卷300，《周湛传》。

〔494〕《苏魏公集》卷60，《朝奉大夫提点广西刑狱公事胡公墓志铭》。

〔495〕《罗鄂州小集》卷5，《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50。

〔496〕《峰真隐漫录》卷8，《福州乞置官庄赡养生子之家札子》。

〔497〕《宋会要》职官74之2。

〔498〕《长编》卷12，开宝四年三月庚子；《宋大诏令集》卷198，《禁广南奴婢诏》。

〔499〕《宋会要》食货69之69。

〔50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时官贩生口碍法》。

〔501〕参见《宋会要》职官64之22，65之22。

〔502〕《本堂集》卷53，《嵊县禁夺仆榜》。

〔503〕《长编》卷54，咸平六年四月癸酉。

〔504〕《夷坚丙志》卷8，《耿愚侍婢》。

〔505〕《袁氏世范》卷3，《雇婢仆要牙保分明》。

〔506〕《剑南诗稿》卷72，《秋来苦贫戏作》；卷73，《山房》。

〔507〕《夷坚甲志》卷13，《马简冤报》。

〔508〕《夷坚甲志》卷18，《李舒长仆》。

〔509〕《清异录》卷4。

〔510〕《长编》卷76，大中祥符四年七月壬申朔。

〔511〕《宋史》卷346，《吕陶传》。

〔512〕《夷坚支甲》卷9，《蔡乙凶报》。

〔513〕《蔡忠惠公集》卷19，《乞戒励安抚使书》。

〔514〕《文献通考》卷11；《长编》卷73，大中祥符三年六月丙辰。

〔515〕《宋史》卷303，《魏瓘传》；《长编》卷116，景祐二年六月己卯。

〔516〕《长编》卷120，景祐四年四月丙午。

〔517〕《宋会要》食货27之15。

〔518〕《长兴集》卷30，《故天章阁待制沈兴宗墓志铭》。

〔519〕《会编》卷72。

〔520〕《宋会要》刑法2之148。

〔521〕《司马文正公传家集》卷29，《言后宫等级札子》。

〔522〕《宋会要》刑法4之12。

〔523〕参见《宋会要》职官61之40。

〔524〕《宋会要》职官66之29～30；《长编》卷348，元丰七年八月丙子。

〔525〕《宋会要》帝系8之54；《长编》卷516，元符二年闰九月乙亥。

〔526〕《要录》卷152，绍兴十四年十二月丙午。

〔527〕《袁氏世范》卷1，《父兄不可辨曲直》；卷3，《待奴仆当宽恕》。

〔528〕《宋会要》刑法1之27。

〔529〕参见《文苑英华》卷531，《婢判》；《敦煌资料》，第1辑，333～348页；《太平广记》卷37，《阳平谪仙》。

〔530〕参见《旧五代史》卷84，《晋少帝纪》开运三年九月；卷88，《李重俊传》。《少帝纪》作“李俊”，盖避后晋少帝石重贵御讳。

〔531〕《长编》卷61，景德二年八月乙未；《宋史》卷245，《商王元份传》。

〔532〕参见《长编》卷177，至和元年十二月癸丑；卷178，至和二年二月庚子。《赵清献公集》卷1，《奏状论宰臣陈执中家杖杀女使》、《奏疏乞罢免陈执中》。

〔533〕《东京梦华录》卷3，《雇觅人力》。

〔534〕《净德集》卷5，《奏乞罢郭茂恂工部郎中状》。

〔535〕《长编》卷460，元祐六年六月丙辰。

〔53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母子不法同恶相济》。

〔537〕《长编》卷504，元符元年十二月辛卯。

〔538〕《宋会要》职官70之34。

〔539〕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诱人婢妾雇卖》。

〔540〕《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时官贩生口碍法》。

〔541〕《梦粱录》卷19，《顾觅人力》。

〔542〕《说郛》卷73，《旸谷漫录》。

〔543〕《湖海新闻夷坚续志》前集卷1，《假女取财》。

〔544〕《宋会要》食货68之136。

〔545〕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4，《罗柄女使来安诉主母夺去所拨田产》；卷12，《吏奸》。《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93，《建昌县刘氏诉立嗣事》。《齐东野语》卷8，《罗春伯故事》。

〔546〕《范文正公集·义庄规矩》。

〔547〕参见《文献通考》卷12；《宋史》卷177，《食货志上五》；《云麓漫钞》卷12。

〔548〕参见《宋会要》食货41之43～44，42之2。

〔549〕《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

〔550〕《宋会要》职官4之2。

〔551〕《宋会要》刑法4之9。

〔552〕参见《宋史》卷189，《兵志三》。

〔553〕《宋会要》兵12之16。

〔554〕《宋会要》刑法2之82。

〔555〕《宋会要》刑法2之89。

〔556〕参见《梦粱录》卷19，《顾觅人力》。

〔557〕《宝真斋法书赞》卷14，《黄鲁直书简帖上》。

〔558〕《会编》卷30。

〔559〕参见《朱文公文集》卷19，《按唐仲友第四状》。

〔560〕《宋史》卷293，《张詠传》。

〔561〕参见《宋会要》选举32之13～14。

〔562〕《能改斋漫录》卷12，《宋参政不奏补奴隶》。

〔563〕《龙川略志》卷6，《戚里仆隶不得改官》。

〔564〕《宋史》卷468，《童贯传》。

〔565〕《宋史》卷470，《朱勔传》。

〔566〕《勉斋先生黄文肃公文集》卷39，《徐少十论诉谢知府宅九官人及人力胡先强奸》。

〔567〕《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假宗室冒官爵》。

〔568〕《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1，《引试》。

〔569〕《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举人豪横虐民取财·检法书拟》。

〔570〕参见《宋会要》刑法4之78。

〔571〕《袁氏世范》卷3，《买婢妾当审可否》。

〔572〕《名公书判清明集》卷9，《卖过身子钱》。

〔573〕《癸辛杂识》别集下，《银花》。

〔574〕《夷坚甲志》卷10，《孟温舒》。

〔575〕《唐会要》卷86，《奴婢》；《唐大诏令集》卷109，《禁岭南货卖男女敕》。

〔576〕《文献通考》卷11。

〔577〕《罗鄂州小集》卷5，《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历代名臣奏议》卷50。

〔578〕《说郛》卷71。

〔579〕《夷坚三志壬》卷10，《颜邦直二郎》。

〔580〕《永乐大典》卷10813，《万钟认母》引《武林纪事》。

〔581〕《老学庵笔记》卷6。

〔582〕《剑南诗稿》卷67，《庵中纪事用前辈韵》；卷75，《贫病戏书》。

〔583〕《袁氏世范》卷3，《雇女使年满当送还》。

〔584〕参见《宋会要》刑法2之155；《胡澹庵先生文集》卷24，赵子墓志铭。

〔585〕参见《卢溪文集》卷45，《故左朝奉郎刘公墓志铭》。

〔586〕参见《宋会要》刑法1之33。

〔587〕《要录》卷164，绍兴二十三年六月庚午。

〔588〕《史记》卷94，《田儋列传》。

〔589〕《唐律疏议》卷22。

〔590〕《燕翼诒谋录》卷3。

〔591〕《长编》卷10，开宝二年八月己卯。

〔592〕参见《文献通考》卷11。

〔593〕《庆元条法事类》卷16，《赦降》。

〔594〕《北溪大全集》卷47，《上傅寺丞论民间利病六条》。

〔595〕《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骗乞》。

〔59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3，《自撰大辟之狱》。

〔597〕《后汉书》卷1，《光武帝纪》建武十一年。

〔598〕《燕翼诒谋录》卷3；《长编》卷54，咸平六年四月癸酉。

〔599〕《文献通考》卷11。

〔600〕《宋史》卷264，《卢多逊传》。

〔601〕《宋史》卷470，《王继先传》。

〔602〕《宋会要》帝系7之30。

〔603〕《宋会要》帝系5之12。

〔604〕《宋会要》帝系5之19。

〔605〕《长编》卷177，至和元年十月壬辰。

〔606〕《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士人因奸致争既收坐罪名且寓教诲之意》。

〔607〕《宋会要》食货66之24。

〔608〕《靖康要录》卷14，靖康元年十二月二十六日。

〔609〕《宋会要》职官69之30；《要录》卷1，建炎元年正月壬辰；《会编》卷74。

〔610〕《梁溪全集》卷179，《建炎时政记》。

〔611〕《宋会要》刑法2之119～120，兵29之19～20。《庆元条法事类》卷29，《兴贩军须》；卷79，《总法》。

〔612〕《蔡忠惠公集》卷33，《光禄少卿方公神道碑》；《宋史》卷304，《方偕传》。

〔613〕《宋史》卷283，《夏竦传》。

〔614〕《靖康稗史笺证·青宫译语》。

〔615〕参见《宋史》卷285，《陈执中传》。

〔616〕《说郛》卷28。

〔617〕《宋会要》帝系4之28。

〔618〕《宋史》卷463，《王继勳传》。

〔619〕《宋史》卷260，《米信传》。

〔620〕《宋会要》职官66之12。

〔621〕《紫微集》卷15。

〔622〕《要录》卷145，绍兴十二年六月甲子。

〔623〕《齐东野语》卷7，《洪端明入冥》。

〔624〕参见《长编》卷31，淳化元年十月乙巳；《涑水记闻》卷2。

〔625〕《长编》卷106，天圣六年二月壬辰。

〔626〕参见《名公书判清明集》卷12，《结托州县蓄养罢吏配军夺人之产罪恶贯盈·又判》。

〔627〕《说郛》卷32。

〔628〕《宋史》卷250，《石保吉传》。

〔629〕《宋史》卷310，《李孝寿传》。

〔630〕《宋会要》职官65之23。

〔631〕《长编》卷331，元丰五年十一月己卯。

〔632〕《袁氏世范》卷3，《待奴仆当宽恕》。

〔633〕《北海集》卷35，王衣墓志铭。

〔634〕参见《宋会要》刑法8之1。

〔635〕《宋会要》刑法6之39～40。

〔636〕〔637〕《罗鄂州小集》卷5，《鄂州到任五事札子》。参见《历代名臣奏议》卷50。

〔638〕《唐律疏议》卷6。

后　论

本书的第二、三、四编分别对宋朝社会各阶级作了力所能及的详细介绍和论述。但也应当承认，本书的介绍和论述是有缺陷的。

第一，本书大致上以宋朝管辖地区的汉族的阶级结构为限，而对当时的一些少数民族，例如壮族、瑶族、彝族、畲族、黎族等的社会发展水平和阶级状况基本上没有涉及。这既是因有关史料的欠缺，也是受个人研究水平的制约。好在漆侠先生在《宋代经济史》中已作了若干论述，此处便不予重复了。

第二，本书也大致上未涉及宋朝阶级结构的地域差别问题。事实上，地域差别是不可能不存在的，我个人在研究中曾注意过这个问题。但是，限于个人的能力，或者也可能是研究方法之不妥，至少在目前，我未能对地域差别作出自己的结论。或者说，在今存史料中，我个人尚未发现在阶级结构方面有何明显的地域差别。

在中华四千余年古史中，最明显的社会变动自然是在春秋、战国时期。自秦汉到明清，尚看不出有如春秋、战国时期那样剧烈的社会变动。但是，从中唐至明清的情况看来，最基本的阶级关系变化是否有两条。一是农民对地主的人身依附关系有所松弛，农民与地主的身份性差别有所缩小。二是雇佣制逐步有所发展。当然，上述两项变化绝不是直线发展的，而存在很多复杂的、曲折的变动过程。例如在金元之际，北方的经济发展出现了严重的倒退。北方的租佃制经济成分受到一定程度的破坏，而奴隶制的经济成分又有某种程度的扩张。但此种倒退和逆转大致限于北方。元灭南宋时，除四川外，南方其他地区的经济大致保持了南宋末的水平，而阶级状况也大致维持原状，并未出现显著的倒退和逆转。

我个人的元明清史的知识十分浅薄，但从目前已发表的有关论著看，上述两条基本的阶级关系演变趋向却是存在的，但又处于缓慢的量变过程中。直到西方列强用大炮轰开中国的大门后，中国社会的阶级关系方继春秋、战国之后，发生了另一次新的更剧烈的大变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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