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
Author: 波波·罗
Date: 2018-12-31T16:00:00+00:00

孤独的帝国

——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

[澳]波波·罗 著

袁靖 傅莹 译

中信出版集团

目录

致谢
缩略语
序言

第一篇 背景
第1章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本土背景

第2章 两个世界

第二篇 策略
第3章 俄罗斯和全球治理

第4章 后现代帝国
第5章 转向东方
第6章 与西方往来

第三篇 展望
第7章 新俄罗斯的新外交政策

第8章 2030年的俄罗斯与世界

致我们家庭中真正的政治家
我的爱人、无与伦比的
西里奥尔（Siriol）

致谢

威廉·巴特勒·叶芝（William Butler Yeats）在《第二次降临》（The Second Coming）一诗中，描述了一个无序的世界：“纯真礼法淹没其中，最好的人信念尽失，最坏的人却充满狂野的激情。”固然我们所处的时代与20世纪相比，少了许多破坏性，多了不少繁荣景象。但它也反映了叶芝描述的玩世不恭、听天由命和狂野激情。今天，与以往一样，忠于分析探究的精神，同时又能在接连不断的事件中保持乐观情绪，这是项极具挑战的工作。

在此项工作中，我得到了亲朋好友的大力支持。首先要感谢我的爱人西里奥尔。没有她的帮助，就不会有这本书。她一直是我灵感的源泉和强大的精神后盾。她赋予我新的视角，在本书几经易稿的过程中提出了宝贵建议；她容忍我把材料堆放得混乱不堪，接纳我各种神经兮兮的表现。她总是那么的不可思议。我的另两位家庭成员，小狗廖莎（Lyosha）和莱利(Riley)虽然没有西里奥尔那样神奇，但要有趣甚至（有时）可爱得多。如果没有它们，本书可能会早一些完成，但写作过程肯定没有那么愉悦。

俄罗斯和其周围的世界风起云涌，故本书几经易稿。在这个艰辛的过程中，许多人士向我提出了宝贵的建议、指正了我的错误。在此特别鸣谢邓肯·艾伦（Duncan Allan）、约翰·贝斯米尔（John Besemeres）、伊恩·邦德（Ian Bond）、罗德里克·布雷斯韦特（Rodric Braithwaite）、劳伦斯·布劳依德（Laurence Broyd）、理查德·康诺利（Richard Connolly）、玛丽·德约夫斯基（Mary Dejevsky）、布莱恩·福尔（Brian Fall）、托马斯·戈马特（Thomas Gomart）、萨姆·格林（Sam Greene）、珍妮特·冈恩（Janet Gunn）、菲尔·汉森（Phil Hanson）、希斯基·哈乌卡拉（Hiski Haukkala）、凯特·霍纳（Kate Horner）、娜塔莎·库尔特（Natasha Kuhrt）、奥莱·安德烈亚斯·林德曼（Ole Andreas Lindeman）、埃德·卢卡斯（Ed Lucas）、奥莱西亚·卢瑟维希（Orysia Lutsevych）、玛丽·孟德拉斯（Marie Mendras）、安德鲁·莫纳汉（Andrew Monaghan）、詹姆斯·尼克斯（James Nixey）、克雷格·奥利芬特（Craig Oliphant）、安东尼·菲利普（Anthony Phillips）、亚历克斯·普拉弗达（Alex Pravda）、基恩·鲁默（Gene Rumer）、鲍勃·瑟维斯（Bob Service）詹姆斯·希尔（James Sherr）、安吉拉·斯滕特（Angela Stent）、凯尔·威尔逊（Kyle Wilson）和安德鲁·伍德（Andrew Wood）。此外，菲奥娜·希尔（Fiona Hill）、维克多·拉林（Victor Larin）、约翰·劳夫（John Lough）、莉利亚·舍夫佐娃（Lilia Shevtsova）、德米特里·特列宁（Dmitri Trenin）、约尔格·伍德克（Jörg Wuttke）、杨程和赵华胜也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在弗兰克·卡普拉（Frank Capra）导演的《生活多美好》（It's a Wonderful Life）中，天使克拉伦斯（Clarence）对主人公说：“拥有朋友的人不会是人生的失败者。”依此标准，我实属三生有幸。我的朋友们一直与我患难与共，他们对我的厚爱我无以言表。感谢林恩·米纳斯（Lyn Minerds）、布鲁斯·米纳斯（Bruce Minerds）、琳达·库瓦拉斯（Linda Kouvaras）、理查德·沃德（Richard Ward）、斯蒂芬·谢伊（Stephen Shay）、尼古拉·凯德（Nicola Cade）、丽兹·费舍尔（Lizzy Fisher）、格伦·沃勒（Glenn Waller）、阿格尼斯·沃勒（Agnes Waller）、贝里特·林德曼（Berit Lindeman）、希尔·德斯瓦尔多－伦德（Hilde Svartdal-Lunde）、鲍勃·努里克（Bob Nurick）、艾米莉·盖尔（Emily Gale）、罗斯·哈里森（Ros Harrison）、西蒙·哈里森（Simon Harrison）、赫比·弗拉瓦（Herbie Flowers）、克莱尔·莱西（Claire Lacey）、卡琳·格鲁吉亚（Karine Georgian）、尼克·穆雷（Nick Murray）、娜塔莎·穆雷（Natasha Murray）、乌苏拉·哈珀（Ursula Harper）、乔恩·哈珀（Jon Harper）、詹姆斯·朗斯代尔（James Lonsdale）、艾莉森·朗斯代尔（Alison Lonsdale）、盖伊·察赞（Guy Chazan）、罗斯·汉森－劳伦特（Ros Hanson-Laurent）、乔·劳伦特（Joe Laurent）、西蒙·蒂尔福德（Simon Tilford）、丽塔·海诺（Riitta Heino）和维拉·特列宁（Vera Trenin）。

我还要向欧洲改革中心的两位优秀的前同事和朋友致敬。克拉拉·奥唐奈（Clara O'Donnell）和菲利普·怀特（Philip Whyte）不幸英年早逝，但他们在短暂的一生中取得了伟大的成就。他们用截然不同的方式在疾病和厄运面前表现出非凡的勇气：一位坚守岗位，始终保持创造力直到生命的尽头；另一位周游世界，体会不同的人生。有幸与他们为友是我莫大的荣耀，我会非常怀念他们。

感谢英国查塔姆（Chatham）研究所和布鲁金斯（Brookings）学会出版社致力于推进本书的出版工作。特别感谢玛格丽特·梅（Margaret May）放弃自己（半）退休的悠闲生活来帮我整理、审读粗略的书稿，使之得以面世。我对她所欠良多。吕贝卡·波拉科娃（Lubica Polláková）出色地组织了整个宏大的出版项目，使之得以完成。卡兹·哈泰姆（Caz Hattam）承担了繁重的脚注校对任务，感谢他辛勤而仔细的工作。感谢布鲁金斯学会出版社的珍妮特·沃克（Janet Walker）确保整个出版流程的高效运行，感谢赛瑟-保罗（Sese-Paul）设计室设计出的精美封面。

最后，我要感谢我的大家族中所有的亲密成员，尤其要感谢休·琼斯（Hugh Jones）和海伦·琼斯（Helen Jones），感谢他们对我无尽的关心和支持。有了他们，我才得以在洛兹卡迪夫以及威尔士山谷最好的酒窖之一，享受板球的乐趣，且无须饥肠辘辘，每次都有美食相伴。

缩略语

ABMAnti-Ballistic Missile Treaty (1972)

《反弹道导弹条约》（1972）

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

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

APEC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亚太经合组织

ARFASEAN Regional Forum

东盟地区论坛

BAMBaikal-Amur Mainline

贝阿铁路

BRICSBrazil, Russia, India, China, and South Africa group

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

BTCBaku-Tbilisi-Ceyhan pipeline

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管道

CAGPCentral Asia-China gas pipeline

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

CBMConfidence-building Measure

互信机制

CIS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

独立国家联合体

CMEACouncil for Mutual Economic Assistance

经济互助委员会

CNPCChina National Petroleum Corporation

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

CPSUCommunist Party of the Soviet Union

苏联共产党

CSCAP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

CSTOCollective Security Treaty Organization

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

CTRCooperative Threat Reduction

合作减少威胁

CWCChemical Weapons Convention

《化学武器公约》

DCFTADeep and Comprehensive Free Trade Area

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区

DPRKDemocratic People's Republic of Korea

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

EaPEastern Partnership

东部伙伴关系

EASEast Asia Summit

东亚峰会

ECHREuropean Court of Human Rights

欧洲人权法院

EEC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欧亚经济委员会

EEUEurasian Economic Union

欧亚经济联盟

ENPEuropean Neighbourhood Policy

欧洲睦邻政策

ESPOEast Siberian-Pacific Ocean Oil Pipeline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

EurAsECEurasian Economic Community

欧亚经济共同体

G8Group of Eight

八国集团

G20Group of Twenty

二十国集团

GECFGas Exporting Countries Forum

天然气输出国际论坛

GUUAMGeorgia,Ukraine,Uzbekistan,Azerbaijan,and Moldova (group)

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和摩尔多瓦（集团）

ICBMIntercontinental Ballistic Missile

洲际弹道导弹

IMF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

INFIntermediate-range Nuclear Forces Treaty

《中程导弹条约》

INSORInstitute of Contemporary Development

当代发展研究所

IOCInternational Oil Company

国际石油公司

ISIslamic State

“伊斯兰国”

KEDOKorean Peninsula Energy Development Organization

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

LNGLiquefied Natural Gas

液化天然气

MAPMembership Action Plan (NATO)

成员行动计划（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MEDMinistry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经济发展部

MFA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

外交部

MODMinistry of Defense

国防部

MOUMemorandum of Understanding

《谅解备忘录》

NDNNorthern Distribution Network

北方配送网络

NGO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非政府组织

NRCNATO-Russia Council

北约-俄罗斯理事会

ODIHROffice of Democratic Institutions and Human Rights

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

OSCEOrganization for Security and Cooperation in Europe

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

P5Permanent Five Members of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五个常任理事国

PCAPartnership and Cooperation Agreement (EU)

伙伴与合作协定（欧盟）

PfPPartnership for Peace (NATO)

和平伙伴关系（北约）

PPPPurchasing Power Parity

购买力平价

R2P“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

“保护责任”

RFERussian Far East

俄罗斯远东地区

RIACRussian International Affairs Council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

ROCRussian Orthodox Church

俄罗斯东正教会

RRFRapid Reaction Force

快速反应部队

SCOShanghai Cooperation Organization

上海合作组织

SESSingle Economic Space

统一经济空间

SLBMSubmarine-launched Ballistic Missile

潜艇发射弹道导弹

SORTStrategic Offensive Reductions Treaty (2002)

《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2002）

STARTStrategic Arms Reduction Treaty (2010)

《削减战略武器条约》（2010）

TANAPTrans-Anatolian Natural Gas Pipeline

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

TAPTrans-Adriatic Pipeline

跨亚得里亚海管道

TAPITurkmenistan-Afghanistan-Pakistan-India Pipeline Project

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工程

UNCLOS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UNGAUnited Nations General Assembly

联合国大会

UNMUnited National Movement (Georgia)

民族联合运动（格鲁吉亚）

UNSC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

UNSCRUnited Nations Security Council Resolution

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

USRBCU.S.-Russia Business Council

美国-俄罗斯商业理事会

VTsIOMVsAll-Russian Center for the Study of Public Opinion

全俄公众舆论研究中心

WMDWeapons of Mass Destruction

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WTO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世界贸易组织

序言

落后就要挨打。

——弗拉基米尔·普京（Vladimir Putin），2004年9月4日[1]

旧的冲击

2014年3月，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既是引发巨变的行为，又是倒退的行为。说它是革命性的行为，是因为半个多世纪以来首次有欧洲国家使用武力夺取另一个国家的领土。在这个过程中，莫斯科撼动了1945年后国际秩序的根基，标志着冷战之后其与西方国家采取和解政策的结束。世界出现了新的“秩序”，没有人知道这个新秩序的规则以及它到底是什么样的。

与此同时，克里姆林宫（Kremlin）的行为是时代的倒退，很多人认为这个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这不是与冷战时期或国际社会的一些理想化的概念进行比较，而是与继鲍里斯·叶利钦（Boris Yeltsin）之后普京执政初期的俄罗斯进行比较得出的结论。著名学者德米特里·特列宁记述了新的现实情况下俄罗斯从地缘政治到全球化的演变。新的现实情况是：帝国终结和冷战对抗结束，经济和技术力量的优势地位不复存在，出现了一个相互依存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民族国家的首要地位受到削弱。地缘政治仍然是相关的，但现在需要在“俄罗斯的后共产主义，后帝制转型的大背景下”考虑地缘政治。[2]

现在俄罗斯的情形与此截然不同。全球化，或者至少是西方主导的全球化，已经过时了，而地缘政治已重新成为普京外交政策的主要组织原则。回归传统的、熟悉的和本土的主题占主导地位。在俄罗斯国内，克里姆林宫正在大力推行以保守的政治和社会价值观为基础的、不受西方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俄罗斯“国家观念”。[3]在国际上，它主导复苏的民族主义，公然违抗美国的领导，并对很多现有的国际规范和制度合法性进行挑战。俄罗斯精英们曾有的自卑感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战斗、进取和自信的新状态，至少在公共场合是这样的。

乌克兰危机体现了心态和方式上的变化。它还凸显了俄罗斯与西方看待世界的方式不同。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远远超出了单纯的政策分歧。这种两极分化反映了双方对国际政治的本质、全球治理的规则以及所谓的“普世”价值观持有不同的观点。它来自于矛盾的历史事件，并揭示了在成功、权力和伟大这类基本定义上的分歧。它代表了观念的鸿沟，西方领导人谴责克里姆林宫采用了19世纪的外交政策[4]，而莫斯科则指责美国和欧洲未能接受21世纪的后西方秩序。

俄罗斯与新的世界无序

在人类的悲剧面前以及在乌克兰不断升级的紧张局势下，很容易忽略克里姆林宫对乌克兰采取的行动产生于一个特定的环境。该行动是普京对俄罗斯规划的缩影和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地位的重申，凸显了俄罗斯国内发展的重要趋势、与西方的关系及其外交政策。它们不仅适用于艰难的过去和动荡的现在，也适用于不详的未来。

本书回答了三个至关重要的问题。首先，前所未有、日益变化的世界给俄罗斯带来了什么挑战？许多莫斯科（和其他地方）的知识分子对这个问题的争论都集中在“西方的没落”与金砖国家（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和南非）的崛起上。这些争论预示着历史会不可避免地走向“其他国家的崛起”和“全球权力转向东方”。[5]在克里姆林宫对“国际关系的多中心体系”[6]的解释中，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势力中心，成为东西方地缘政治和文明的支点。[7]在这样的世界中，大国比以往更有支配权[8]、民族国家再次成为国际关系的基本组成部分、竞争无处不在、军事实力决定着真正的权力和影响力。

然而，自柏林墙倒塌之后，全球环境比任何时候都更加不稳定、更加不可预测，这给所有国家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无论是大国还是小国、是强国还是弱国、是新兴国家还是老牌大国。这个无序的新世界对莫斯科许多假设的有效性提出了质疑。因此，展现军事实力在推进国家利益时已无法达到预期的目标，而各种软实力反而具有令人惊讶的影响力。美国已经失去了权威性，但尚无其他国家表现出有意愿、更谈不上有能力来承担起领导的责任。国家行为体主导国际政治，但大国的影响受到小国日益增长的自信和能力的限制。最重要的是，苏联过去打造的谱系影响力和相应的权力意识远远无法确保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的特殊地位。在前所未有的世界无序的背景下，一个国家的执行力，包括其应对变化的能力，是最最重要的。

感知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引发了第二个问题：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如何应对从未出现过的世界无序的要求？普京承认，俄罗斯必须在一个“快速变化的世界，一个更加开放、透明和相互依存的世界中运行”。[9]但是，在实践中这意味着什么呢？外部（和内部）的现实情况如果对莫斯科应对全球治理、后苏联邻国、与亚洲各国的关系和与西方的相互往来有影响的话，会影响到何种程度？

在现今的大气候下，期待较早的变革显然是不现实的。空中弥漫着浓浓的危机感，重点在于维持，而不在于彻底改变。思索克里姆林宫是否已经开始重新考虑，或者至少调整其核心外交政策还是有益的。例如，它所主张的“转向东方”的政策是不是展现了由俄罗斯精英们主张的旧时的西方中心主义转向其他主义这样一个渐进的过程？或者它是老式的战略平衡的变体，即与中国的合作主要是平衡美国和欧洲的杠杆？

在战术灵活性和战略适应性之间有一个重要的区别。对某些单个事件和机会，如应对美国政府对叙利亚或基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摇摆不定的情况，克里姆林宫反应迅速，这是一回事。但是，对于更大的、往往难以把握的趋势，如大国在全球治理中的影响力日益减小、苏联加盟共和国渴望获得主权、亚太地区的战略多样化以及欧洲对俄罗斯的日益冷淡，要想灵活且富有想象地应对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种情况下，惯性思维是很难改变的，争取通过现代的大国协作建立新威斯特伐利亚秩序并非易事。[10]

最后，俄罗斯在后美国时代的前景如何？[11]莫斯科方面对此做出积极的回应，不仅把俄罗斯视为一个永恒的大国，也看作全球变革的主要受益者之一。[12]但在美国、欧洲乃至西方，很多人认为它注定衰落，不仅会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也会落后于生机勃勃的东方国家。这样的判断往往来自于对规范的偏见和一厢情愿的想法。尽管如此，他们对俄罗斯的未来轨迹提出了一系列重要的问题。莫斯科为新世界（和新俄罗斯）制定新的外交政策的可能性有多大？政策可能会是什么样的？克里姆林宫是否会因为对自己在国际政坛上永恒地位的信念而在可预见的未来把改革排除在外？这种保守思想和“围城”心态可能造成什么后果？[13]

尝试去预测上述疑问的答案的行为绝对是十分冒失的。本书的中心论点是，俄罗斯如果能够把自己重新定位为现代大国，它将是21世纪的领导者，在国际政治、经济和社会的许多领域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相反，一个因循守旧的俄罗斯最终可能是全球变革的主要受害者之一，其决策被边缘化，也越来越容易因为他国的野心而受到伤害。正如很有影响力的经济学家弗拉基米尔·茂（Vladimir Mau）曾经警告的那样，俄罗斯可能会和16世纪的西班牙有相似的命运，在短短100多年的时间里西班牙从世界领先的国家变成欧洲外围国家中的一潭死水，因为耗费巨大的海外投机和萎靡不振的国内经济而元气大伤。[14]更糟糕的是，它可能会像清末的中国那样，由于顽固、不理解、更不去适应周围的世界而逐步瓦解。[15]

背景、策略与展望

背景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篇着眼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背景。首先是影响决策的国内因素（第1章）。近年来研究界强调国内政治和外交政策的相互融合，并把后者看成是前者的延伸。西方传统的看法是，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和价值观决定了其对外部世界的态度。因此，民主国家更致力于正和合作，而其他国家更倾向于狭隘的利己主义，行事张扬，甚至咄咄逼人。[16]

但是，这种简单的判断低估了国内外政策的复杂性，它在俄罗斯表现出了各种形式。普京精英的政治文化和工作方式在最基本的层面具有明显的相关性。虽然精英群体绝不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具有相当大的共性，尤其是在涉及外交政策时更是如此。俄罗斯国内外的关系也体现在结构性因素的持久影响上，这些因素包括地理、历史问题和历史记忆、文明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偏见及身份意识等。最后，还有一些更实际的但同样重要的因素，如直接的政治需要、经济利益、社会压力（民族主义、民主情绪、宗教和社会保守主义）以及具体事件的影响，如2011—2012年的反普京抗议。

第二个方面是外部因素（第2章）。有关国际政治内在本质的一些固有的观念以及有关大国崛起和衰落的最新判断构成了普京外交政策的知识基础。这些观念和判断涉及将俄罗斯看作独立的全球大国和区域龙头这一核心问题。它们培育了必不可少、独一无二和享有权利的理念，鼓励人们对俄罗斯的前景做出总体乐观的判断，相信俄罗斯在新的多极秩序过渡时期会成为赢家。最重要的是，它们强化了这样一个概念，即成功取决于强调在以往更好的时代曾支撑过俄罗斯的基本原则，如具有清晰的国家目标、对世界采取不妥协的态度并提高能力来支持这一切。

同时，区域和全球的发展情况打乱了外交政策的实施计划。克里姆林宫常常忙于协调关于俄罗斯世界地位的愿景与新世界无序所带来的挑战。它旨在创造新的现实，重申旧的“真理”，但却往往处于巨大的压力之下，一方面难以控制趋势的发展，另一方面这种趋势对俄罗斯的利益又产生重大影响。在这种环境下，克里姆林宫为向往的国际秩序和结构而奋斗，以应对国际政治的无序性。这种无序性包括：难以捉摸的（不断变化的）国家性质、统治地位的全面消亡以及出现的包容且零散的世界。

策略

本书第二篇从背景转向具体的政策。该部分分析了迄今为止，普京政府对新世界无序带来的四大挑战的应对策略：（1）重新把俄罗斯定义为一个全球参与者和国际公共利益的贡献者，（2）重新调整它在后苏联欧亚大陆的影响，（3）以更高效的方式参与亚太地区的事务，（4）稳定与西方的关系。可以说，还有第五个势在必行的策略，即提高国内实力，包括良好的治理、技术现代化和法治，这些将使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更有效地运作。但是，第五个策略不在本书讨论的范围之内。

全球治理（第3章）最能凸显俄罗斯决策时感性认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张力。一方面，克里姆林宫扮演了俄罗斯“不可或缺”的角色，无论是在乌克兰事件、叙利亚冲突、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方面还是在全球能源安全方面都是如此。另一方面，对于当代全球议程中的许多重要问题，莫斯科的影响力较弱，比如在新的金融体系和经济再平衡方面。[17]

普京推销俄罗斯国际好公民形象的欲望和他所谓的“大国神圣权利”的信念之间的矛盾加剧了两个世界的脱节。例如，当莫斯科称赞联合国在世界政治中的“中心和协调作用”时[18]，它采用了一种非常特殊的方式进行解读，指的是联合国安全理事会（以下简称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即公认的几个大国的集体领导。类似地，“国际关系民主化”指的是弱化美国的权力（俄罗斯的影响力从而得以提高），而不是指多边体系的出现，即使在这个多边体系中，较小的国家对于决策也有明显的贡献。对克里姆林宫而言，全球治理没有什么内在价值，只是通过一些工具性的术语得以体现。它谈到“基本的国际法律规范和原则”的重要性，不是因为它希望实现普世价值，恰好相反，它是为了保护俄罗斯政府至高无上的权力不受超国家的（西方）道德的支配。

或许俄罗斯外交政策面临的最大的挑战是重新调整它从帝国霸主变为后帝国时期的一个国家之后对后苏联空间的影响（第4章）。所有大国都在努力适应衰退的状况，俄罗斯也不例外，如在乌克兰事件中显示的那样。俄罗斯的领导人成长于苏联时代，习惯了由莫斯科管理最遥远的加盟共和国的事务，对他们而言，拥有后帝国时代的心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苏联的解体从任何意义上说都是令人震惊的事件，普京著名的讲话体现了这一点，他称苏联的解体为“20世纪中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19]帝国的瓦解不可避免地与失败和屈辱联系在一起，把俄罗斯与苏联混为一谈，以及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遭受的创伤让失败与屈辱的感觉更加明显。

虽然莫斯科明白不可能再重新缔造苏联，但它认为自己有权对苏联加盟共和国施加影响，有时甚至干涉他们的事务。[20]它认为这不仅是历史赋予它的使命，而且是由依然存在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联系所致，俄罗斯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Sergei Lavrov）称之为“文明的共性”。[21]在“吞并”克里米亚之前，不仅在乌克兰和白罗斯这些斯拉夫核心地区，即使在通过海关联盟发展的大欧亚地区，普京也已表现出了强烈而世袭的激进主义。

然而，与这种野心相对的是克里姆林宫所不能忽视的现实。最重要的是，苏联加盟共和国20多年来相继独立，并已越来越担心它们不能维护其主权。因此，莫斯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要么彻底改变它的做法，把这些国家日益变化的动态因素考虑进来，包括容忍欧盟和中国等其他各方的影响；要么冒着破坏它所看重的这些关系和影响的风险，坚持自己的“权利”。始于2013年底的乌克兰危机说明，当这种微妙的平衡被打破之后，事情会有多么糟糕。

俄罗斯“转向东方”是2008年以来最引人瞩目的主题之一，它包括深化与中国的关系，并且把亚洲和太平洋地区作为安全和经济往来的一个主要舞台（第5章）。感性认识与实际情况之间的脱节十分明显。莫斯科有一个宏大计划，强调俄罗斯崛起，成为一个在“欧洲-太平洋”国家、美国和中国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国，并起到架起欧亚之间的经济和文化桥梁的作用。[22]然而，它实现这些豪情壮志仍有困难。尽管签订了几个大的能源协议，但是俄罗斯对亚洲大陆仍涉足较少，很少有人认为俄罗斯在自然资源和武器之外能做出大的贡献。

历史上，在亚洲推进俄罗斯利益的最大障碍一直是克里姆林宫把参与亚洲事务看作工具——把它作为全球战略的一部分，而不是把参与本身作为优先选择的方向。虽然俄罗斯原则上承认在亚洲或者对亚洲执行更实质性政策的必要性，但仍旧习难改。莫斯科的重点仍然以亚洲主要大国为中心，尤其是中国，在地区安全建设和经济一体化这些更广的问题上最多只有表面兴趣。与此同时，俄罗斯的东部地区日益落后，这抑制了它想要在世界上越来越有争议的地方获得认可并施加影响的渴求。要把“转向东方”变成现实，需要重新定位，从目前妄自尊大的地缘政治策略转向经济驱动战略。

在过去的20年里，俄罗斯和西方的交往徘徊于乐观和幻灭两个极端之间，且总趋势是负面的，双方的政策制定者都未能给这种交往注入稳定性（第6章）。乌克兰危机中，双方关系下跌到了一个新的低点，甚至局部恢复正常化也很困难。除了持久的、历史上的不信任感，以及巨大的政策分歧和不同的看法、价值观之外，莫斯科还倾向于过于放大西方的薄弱之处。[23]全球经济下滑、欧元区的斗争和美国政府的失败加速了克里姆林宫的冒险外交政策的推行[24]，加剧了他们对合作持有的高度交易型的态度。过度自信也改变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比如与中国的合作。

莫斯科与西方的交往面临的挑战是追求一条更具战略连贯性的路线，它基于目前的实际情况和俄罗斯的长远利益之间的平衡。这意味着既不像叶利钦统治早期那样忽略亚洲和世界其他地区一味追求“亲西方”的外交政策，也不夸大西方势必衰落的说法。更实际的做法是，明白21世纪俄罗斯的主要威胁不是来自美国的导弹防御或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而是来自邻国的不稳定、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跨国犯罪。不过，要做到这点，需要打破长期以来戴有色眼镜看待美国的零和心态，也需要对当代欧洲的动态发展有更成熟的见解。

展望

本书的第三篇着眼于未来，首先考虑如何形成更有效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第7章）。许多西方观察家对无法控制的变革前景不抱希望，特别是当普京继续统治俄罗斯政局的时候更是如此。他们做出这种悲观的评估是因为他们相信“强国”和帝国感一直存在于俄罗斯统治者的基因之中，此外还有狂热的民族主义和激进的传统主义。克里姆林宫有时可能会在操作层面更加包容，但是它的整体战略将会保持彻底的保守和反动。

鉴于最近发生的各种事件，人们很难保持乐观的态度。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彻底改造需要内部精英和更广泛人群改变态度，改变范围将不仅限于国际关系。即使是在乌克兰危机之前，也明显缺乏接受变化的政治意愿。许多莫斯科的举动，如以加入金砖国家作为一个反西方的政治联盟的尝试，都误读了这个世界，在那里，俄罗斯必须履行职责。更大的障碍仍然是普京担心国内外政策的改革可能会破坏制度的根基。戈尔巴乔夫（Gorbachev）和叶利钦时代产生的意想不到的后果加强了根深蒂固的保守主义。

不过，根据国家成见和历史决定论拒绝变革是愚蠢的。环境也确实会改变看法。受地缘政治驱动的外交政策可能会失去吸引力，对那些成长于以军事实力、现实政治和伟大国家为背景的精英也是如此。不断增加的经济和社会压力、内部精英的裂隙以及不利的外部趋势（下跌的大宗商品价格、日益自信的中国）可能导致这样一个环境的出现，在这个环境里，今天不可能发生的事情未来有可能发生，甚至必须发生。要想实现这样的转变，必须认识到，从长远来看，若禁锢于一个过时的治理模式，将不仅危及俄罗斯的地位，而且会危及它的繁荣甚至主权。在核武器这样曾经不容小觑的武器失去影响力的情况下[25]，决策者可以发挥俄罗斯强大的软实力：作为全球能源和资源安全的主要贡献者，成为欧亚大陆的稳定力量，继续提供大量的世界智力资本。

本书最后提出了对2030年俄罗斯的四种设想（第8章）：（1）“软”威权或半威权停滞时期，（2）硬威权主义，（3）政权分裂，（4）“第二波”自由主义。提出这些设想，不是为了预测未来，因为预测未来是一种自以为是的行为，往往没有结果。提出这些设想，是为了指出俄罗斯在未来10~15年里可能采取的外交政策。许多现有的假设可能会受到挑战和反驳。例如，硬威权主义情形下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可能会恢复到一个使人惊讶、令人不安的平衡，而与中国的关系则会相应恶化。或者，莫斯科的自由制度不一定带来西方国家所希望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积极变化，而是转向叶利钦时代那种尴尬的、往往互相指责的关系。[26]最后，唯一的真正可以肯定的是，俄罗斯面临着非常困难的时代。将来，世界将变得更加无序。俄罗斯的政策决策者如何应对国内外众多的挑战将对它的未来非常重要。

[1] 题记：Vladimir Putin,TV address to the nation after the Beslan massacre,September 4,2004(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4/09/04/1958_type82912_76332.shtml)此句引自约瑟夫·斯大林1931年2月4日在全苏社会主义工业工作人员第一次代表会议上的演讲：“这就是剥削者的法律——殴打落后软弱者。这就是资本主义弱肉强食的规律。你落后、你软弱，那你就无理，于是就可以殴打你、奴役你。你强大，那你就有理，于是就得小心对待你。”(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31/02/04.htm.)

[2] Dmitri Trenin,The End of Eurasia: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Carnegie Moscow Center,2001),pp.29-30,311-312.

[3] 2014年10月24日，在瓦尔代国际辩论俱乐部（以下简称瓦尔代俱乐部）的讲话中，普京谈到“基于传统价值观和爱国主义巩固社会”(http://eng.news.kremlin.ru/transcripts/23137/print)。

[4]“在21世纪你就不要采取19世纪的举动，以完全莫须有的借口入侵他国”——美国国务卿约翰·克里（John Kerry）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面对全美国》（Face the Nation）节目上所说，2014年3月2日(http://www.cbsnews.com/news/johnkerry-warns-of-consequences-for-russia-after-ukraine-invasion/)。

[5] 马凯硕(Kishore Mahbubani)最早使用了这个目前已广为运用的术语，参见：The New Asian Hemisphere: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Power to the East (New York:Public Affairs,2008)。有趣的是，这本书只有几处提及俄罗斯，并且一点儿都没有奉承的意思。在其最新著作The Great Convergence:Asia,the West,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中，俄罗斯就更边缘化了。

[6] 弗拉基米尔·普京：2013年2月12日批准的“俄罗斯联邦外交政策构想”（以下称为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http://www.mid.ru/brp_4.nsf/0/76389FEC168189ED44257B2E0039B16D.)

[7] 2013年9月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中谈到“在迅速变化的世界中维持我们身份的新战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8] 鉴于“强国”一词在19世纪有着特别的含义，且另有“大国”这一更好的替代词，关于在21世纪初用“强国”这一术语是否恰当存在着一些争议。然而，它在当代俄罗斯政治话语中产生共鸣意味着它有利于传达普京外交政策的精神。

[9] 2013年9月19日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讲话的开场白(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10]“协作”一词最初出自1815年维也纳会议，当时战胜国通过建立长期的“专制和平”来巩固在拿破仑战争中取得的胜利。它们在这方面取得了进展，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其间虽然偶有强国之间的冲突，但最引人注意的是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这些冲突在规模上都是比较有限的。

[11] Fareed Zakaria,The Post-American Century(New York:W.W.Norton,2009).

[12] Sergei Karaganov,“Lucky Rus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9,2011 (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Lucky-Russia-15154).

[13]“围城”这一术语是载于1918年8月22日《真理报》（Pravda）上列宁的《致美国工人的一封信》一文中所用的(https://www.marxists.org/archive/lenin/works/1918/aug/20.htm) 。

[14] 2011年3月，弗拉基米尔·茂在威尔顿公园的俄罗斯会议上的言论（经其允许使用）。

[15] 1793年马戛尔尼勋爵会见清朝乾隆皇帝时，中国仍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然而，到1911年，清朝已经没落了。

[16]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New York:Penguin Books,1992);Robert Kagan,The Return of History and the End of Dreams(London:Atlantic Books,2008).尽管卡根试图反驳福山有关自由民主胜利的命题，但他认同国内民主主义、威权主义与国外合作、对抗之间的关联。

[17] 按购买力平价计算，俄罗斯2014年全球GDP中占比估计为3.3%，参见http://www.economywatch.com/economicstatistics/Russia/GDP_Share_of_World_Total_PPP/。

[18]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19] 参见普京2005年4月25日在俄罗斯联邦（议会）会议上的年度讲话，关于普京讲话翻译的正确性存在一些争议。官方的英文翻译(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5/04/25/2031_type70029type82912_87086.shtml)提到“20世纪一大地缘政治灾难”，听起来非常别扭，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俄语不用冠词造成的。其实根据俄语的原文及当时的语境(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5/04/25/1223_type63372type63374type82634_87049.shtml)，普京打算说的是苏联的解体是“最大”的灾难，而不仅仅是“一大”灾难。

[20] 在这方面，普京常被引用的一句话是：“谁不为苏联的解体感到遗憾，他就没有良心；谁想要回归苏联，他就没有头脑”，折射出的是帝国的遗憾，而非后帝国的心态。

[21] Sergei Lavrov,“Vneshnyaya politika Rossii i novoe kachestvo geopoliticheskoi situatsii”[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a Qualitatively New Geopolitical Situation],Diplomatic Yearbook of the Russi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December 15,2008(http://www.mid.ru/bdomp/brp_4.nsf/2fee282eb6df40e643256999005e6e8c/80f92fa1b96d767ec3257520002dd4ae!OpenDocument).

[22] Vladimir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2012(http://valdaiclub.com/politics/39300.html).

[23] Nikolay Spasskiy,“The Decline of Europe and Russia's Futur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23,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Decline-of-Europeand-Russias-Future-15572);Dmitry Babich,“Why the EU has lost the right to lecture Russia,”Valdai Club website,November 29,2012(http://valdaiclub.com/europe/52080.html).

[24] 克格勃曾经对于年轻时的普京进行评价，称他有“过低的危险感”，对此普京承认是一个“非常严重的缺点”。参见Ot pervogo litsa:razgovory s Vladimirom Putinym[From the First Person:Conversations with Vladimir Putin](Moscow:Vagrius,2000),p.34。

[25] Alexei Arbatov,“Real and Imaginary Threats,”Russia in Global Affairs,April 15,2013 (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eal-and-Imaginary-Threats-15925).

[26] Ivan Krastev,“Would Democratic Change in Russia Transform its Foreign Policy?,”Open Democracy,February 7,2013(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ivan-krastev/would-democratic-change-in-russia-transform-its-foreign-policy).

第一篇
背景

第1章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本土背景

俄罗斯没有法律，唯有支柱屹立，皇冠安于其上。

——亚历山大·普希金（Alexander Pushkin）

一个国家外交关系方面的行为受本土因素的影响，这是不言而喻的。事实上，内政外交间的联系非常紧密，我们或许可引用卡尔·冯·克劳塞维茨（Carl von Clausewitz）的名言来表达：“外交无非是对内政策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1]但是这种归纳也易被误读，有可能会加深对某个国家粗线条的刻板印象，戴着有色眼镜去解读其历史，以及用宿命论的观点预测其未来。人们往往误用这样的看法来为其毫无逻辑性和实用性的行为辩解。

这样的谬误在俄罗斯问题上尤为明显。鲜有国家在如此大的规模上受制于神话制造，故许多俄罗斯国内外观察者将之裹上神秘主义色彩，事实上，他们赞同19世纪诗人费奥多尔·秋切夫（Fyodor Tyutchev）所写的：“无法仅凭理智去理解俄罗斯……人们唯有对她信仰。”[2]这导致了一大堆陈腐的简单化阐释和一些彻头彻尾的错误理解——什么“俄罗斯灵魂”“强大领袖”等[3]——妄断俄罗斯人民没有准备好、不乐意接受民主，把俄罗斯长久地贴上霸主的标签。[4]沿着这条思路还形成了自私的、相对论的态度：既然俄罗斯如此格格不入，人们不能指望它像一个“正常”的国家那样处事。

有些人在俄罗斯的外交问题上几乎不考虑其本土因素的影响。他们从（西方）道德主义的角度出发，讨论普世价值、共同挑战和共享利益，未曾料到俄罗斯的出发点和侧重面却与其大相径庭。一旦落实到现实问题上，由此产生的失望则转化为谴责，责备其不讲信用、口是心非。奥巴马政府的重启政策就犯了此类错误（见第6章）。

要谈论俄罗斯对新的世界无序的交互影响，关键是要先了解构成其外交政策本土背景的各种因素。它们是思想、利益和本能的混合体，其影响力不仅在不同问题上各有千秋，还受制于时间和环境。但是它们一同构筑了对于世界的特定态度及俄罗斯在其中的地位。

这些因素之中最紧要的是决策——即谁制定政策，以及他们如何实施政策的机制。这又受政治和文化的影响。仅仅确定谁是决策者是不够的，我们也需要知道他们来自何方，是什么影响了他们思考和行动的方式。于是不得不强调本土的特殊情况与敌对的外交政策之间的关联。然而本章所述的是更深的结构性因素，如地理和历史，在塑造俄罗斯对待世界的方式上更具影响力。

此外，外交政策不仅是长期实际情形的产物，还会受突发事件的冲击。当前有一种夸大必然趋势的倾向。然而，如果历史教会了我们什么，那就是没有什么是必然的。普京的外交政策行为显示出很强的倾向性，但它也是“偶然”与易变的，受当代政治条件、经济成果和社会压力的影响。它们造成的状况或许通常是短暂的，但在关键时刻对决策者具有强大的影响力。

决策制定

分析家们习惯使用“俄罗斯”“莫斯科”“普京政府或普京精英”等通称，却往往不太花心思去思考它们背后的意思。这样做的理由之一是实用性：从信息交流的连贯性出发，使用通称是不可避免的。但那样就默认了在许多情况下不可能深入探讨。即使在相对透明的政治制度中，试图了解决策的内部运作也是富有挑战性的工作。那么处于保密文化和非正式人际关系的环境下更是如此，正如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5]

实际上俄罗斯有两大政策世界——真实的与表面的。后者是外人所见到的。这是发布有关外交政策、国家安全和军事等公开政策声明的世界，展现出的是对俄罗斯未来的远见、对基本原则的明确论述以及对重要关系的乐观评估。其重要性是凸显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走势，但对于决策是如何制定的却提供不了什么线索。事实上，这些公开声明传达的清晰明确的思维具有误导性。

与此相反，真实的政策世界是排外的。这才是制定大决策的地方。在这里，绝大多数政治阶级左右不了什么，公众建议的作用也很小。对于一道克里姆林宫下达的特别命令，除非享有访问特权，否则往往无从知晓是谁影响了谁、受到什么影响以及如何影响，这种情形往往就是“知者不言、言者不知”。

因此，对于俄罗斯外交政策机制的理解有许多猜测的成分。更为糟糕的是：决策很少（就算有的话）反映“客观的”国家利益（无论这意味着什么），而是由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特殊的偏见、偏好和既得利益所做出的。正如评论员伊戈尔·托巴科夫（Igor Torbakov）所指出的那样:“在俄罗斯，通常所理解的国家利益和……集团利益之间的界限完全模糊。”[6]

政治全景

尽管如此，即便从主要参与者的简要回顾和决策制定的过程仍然能了解到很多。这样做的一种方法是，区分不同的政策变量：决策制定、观念启示、政策实施和合理阐释。虽然这些变量之间有相当多的重叠，但它们的每个指数阐明了某个独有的层面。

最重要的变量是决策制定，从决策者的身份就能表明这一点。决策者显然包括总统普京，还包括其他的高层人物，如俄罗斯石油公司(Rosneft) 的主席伊戈尔·谢钦(Igor Sechin)、总理（前总统）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Dmitry Medvedev)、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Sergei Ivanov)和联邦安全委员会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Nikolai Patrushev)。当然，普京是最高决策者，其他人的影响相当有限——他们是普京的下属，同时他们的责任和利益范围更小。谢钦在外交政策方面的角色主要限于能源部门，尤其是与中国的合作和开发北极方面。尽管他担任俄罗斯石油公司的主席，是2012年与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oration）及2013年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达成协议的主要幕后推手，没有什么证据表明他对俄美或俄中双边关系具有更大的影响。[7]

观念启示通常与决策制定无关，后者重视的是官僚机构和繁文缛节的进程。然而，观念启示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相当深远；即使在一个顶着愤世嫉俗恶名的国度，观念也是非常重要的。首先，它们预示着一个普通的哲学观。普京承认他关于俄罗斯及其在世界文明中的地位[8]的观念受到民族主义思想家康斯坦丁·里昂惕夫(Konstantin Leontiev)和伊万·伊林(Ivan Ilyin)等人的影响。其次，观念也纳入战略文化。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Yevgeny Primakov，先后担任叶利钦时期的外交部部长和联邦总理）的见解为普京所追求的“多极秩序”、俄罗斯成为全球力量的一个独立中心的愿景，以及地缘政治平衡观念奠定了基础。普里马科夫也许不再热衷于政策圈，但实际上他的想法在最近变得更具影响力。[9]最后，观念促成具体政策。1992—2005年这13年间担任俄罗斯驻华大使的是罗高寿(Igor Rogachev)，其杰出表现对于中俄伙伴关系的发展发挥了重要作用。虽然罗高寿已于2012年去世，他留下的传统却延续了下来。

政策实施在外交政策方面被严重看轻。它缺乏光芒，那些决定的执行者——主要是外交部——往往被忽略，被视为无关紧要的参与者。在事实上，尽管外交部以及国防部等部门基本不会是政策举措的发起者，但他们拥有相当的防御能力。他们的约束力对有关战略裁军和导弹防御这些问题的讨论尤为重要。[10]这些问题的高技术性，决定了领导层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专家的专业知识和建议。同理，经济发展部在对外经济贸易政策上起着主导作用。没有经济开发部的密切参与，欧亚联盟和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以下简称世贸组织）等项目就不可能得以顺利开展。这些例子强调了这样一个现实，没有有效的实施就没有决策制定。

最后一个变量，政策合理阐释，很难界定。它不仅仅是外交部的信息部门进行的公共外交，或是诸如“今日俄罗斯”（RT）和“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Rossiya Segodnya）[11]［其语言风格和内容类似于美国福克斯新闻（Fox News）］等媒体部门发布的有失偏颇的新闻报道。它也不仅仅是在公开政策文件中能找到的标准规划，例如外交政策理念。相反，它可以被描述为外交政策制定的“智能化”——向以西方为主体的局外观众解释和维护俄罗斯的立场。其主要代表是会讲英语的俄罗斯国家杜马外事委员会主席阿列克谢·普什科夫（Alexei Pushkov）和副主席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Vyacheslav Nikonov)等议员，以及国家战略委员会联席主席谢尔盖·马尔科夫(Sergei Markov)。发人深思的是，这三个人在进入正式的政治机构前都曾担任过记者或智囊团成员，或两者都担任过。

最高决策者

目前的政策全景是以个人和他们的人际网络为中心，而非以正规机构为中心。这首先体现在总统普京身上。自斯大林（Stalin）去世后60年间，俄罗斯没有任何一个人能够与权力政策靠得那么近[12]，以至于竟然产生了自己的一套“主义”。“普京主义”是政权集中、经济寻租[13]、社会唯物主义、保守道德和自信的国际姿态的组合。因此，那些时不时将普京与夏尔·戴高乐（Charles de Gaulle）相提并论的论断，倒是弱化了普京作为俄罗斯政治代名词的程度。[14]就算戴高乐凌驾于同辈之上，他仍然得受制于强有力的民主和制度。

普京的个人烙印在做决定的方式上最为明显。在沙俄和苏联时代存在强势的保密文化，戈尔巴乔夫时期和叶利钦时期则相对开放。然而过去的15年里，保密文化一直被系统化地加强。参与决策的人员极少，而他们审议的内容几乎是密不透风的。普京的操作原则是“越少越好”——更有凝聚力、更安全且更有效。这从普京对2014年乌克兰冲突做出反应的过程就可见一斑。没有广泛、公开的协商过程，无论是乌克兰、西方国家，还是莫斯科方面任何人都难以揣测普京对维克多·亚努科维奇 (Viktor Yanukovych) 下台会有怎样的反应。[15]这意味着当他真正做出行动决定——着手“吞并”克里米亚，并启动东部乌克兰分裂行动——俄罗斯的“敌人”会不知所措。他们几乎彻底惊呆了，这使俄罗斯处于外交以及军事上的主动地位。

从这个决策的封闭性风格可见，普京对个别政策发挥了至关重要的影响。毋庸置疑，这在他所确定的具有最高优先级的事项上显露无遗：乌克兰问题、欧亚一体化、俄罗斯的能源关系及叙利亚冲突等国际危机的处理。在俄罗斯这一边，是普京在决定俄罗斯与美国、欧洲和中国的重要关系的前景。2000年科索沃战争后与欧洲的政治和解、“9·11”事件之后有利于美国的“战略选择”和与中国关系的稳步扩大，这些都极大地归功于普京的直接参与。同样，2004—2008年间与美国交恶及与欧洲关系的退化皆因普京痛恨西方参与进格鲁吉亚，尤其是乌克兰的“颜色革命”，以及厌恶美国的“单极化”而导致的。[16] 2011年底和2012年初美国支持反普京公众示威，此举令他感到受了冒犯。这是俄罗斯对美政策强硬化背后的唯一重要原因。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普京化在与乌克兰关系上最为明显。过去10年，普京直接且反复地参与了乌克兰事务。2004年12月乌克兰总统选举时，普京多次访乌支持亚努科维奇，这主要是为了反对亲西方的维克多·尤先科（Viktor Yushchenko）。[17]虽然尤先科在任乌克兰总理时普京曾与他打过交道[18]，但普京判断两人之间不可能建立工作上的关系。随后的橙色革命不仅阻碍了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是一种个人羞辱。2014年爆发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后也有类似的顾虑。亚努科维奇的倒台使俄罗斯的战略利益遭受重大打击，但同样重要的是，事件发生了意想不到的转变，令普京极为尴尬。在这种情况下，他觉得自己没有选择余地——无论作为男人，还是作为国家元首——只能反击。不然他的信任度和合法地位就会岌岌可危，更别说自尊了。

这种情形与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有相似之处。在这两起事件中俄罗斯有实质性的政策方面的担忧，如后苏联时代西方势力的扩张，及其对势力的区域平衡可感知的影响，这样的担忧为冲突的发生带来了可能性。同时普京个人在很大程度上对这两起事件的结果都起到了作用。2008年，出于对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Mikheil Saakashvili) 的厌恶，普京更觉得要给格鲁吉亚一个教训。2014年，假如普京对乌克兰的权力变更不做积极回应，他在国内外都有可能会失势。最重要的是，俄罗斯在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胜利被描绘成了普京的个人胜利——普京不仅打败了当地（本土）敌人，也战胜了震惊的西方。[19]

00普京的个人贡献对打造俄罗斯能源外交至关重要。他长期以来对能源地缘政治的兴趣解释了他为何坚决反对欧盟的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EU's Third Energy Package，见第3章）和其他减少欧洲对俄罗斯天然气依赖的项目，如绕过俄罗斯的天然气管道项目。同样，他个人的影响几乎成了俄罗斯天然气工业股份公司(Gazprom，以下简称“俄气”）的护身符。尽管公司业绩不良，普京仍反对拆分公司的提议——这是由于“俄气”提供精英的寻租利益，并且普京视之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重要手段。更具体地说，普京时不时地插手能源交易。比如2014年5月普京访问上海期间达成了“俄气”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之间30年的天然气供应合同。此次合同的价格谈判一度陷入僵局，直到最后关头才达成妥协，没有普京的直接参与这是不可能做到的。[20]

总的来说，不应该夸大普京在外交政策方面的影响范围或者关注程度。在许多领域他起的作用比较小，也可能不具影响力。例如，据说他几乎不参与管理俄罗斯的二十国集团议程，也不涉足有关“全球再平衡”或是“新的金融架构”[21]等高技术性的问题。在核裁军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等问题上，普京坚定奉行与美国战略均势的原则，至于怎样贯彻原则的细节问题，则由外交部和国防部的专家来解决。同样，他致力于实现使俄罗斯成为世界强国的远大目标，但是不直接参与军事改革和采购等事务。

和其他最高领导人一样，普京把日常决策权交给他信任的下属。在对外能源合作方面，尤其是与中国和美国的合作，主要负责人是伊戈尔·谢钦；叙利亚问题交由外交部部长谢尔盖·拉夫罗夫负责；国防事务由国防部部长的谢尔盖·绍伊古(Sergei Shoigu)处理；负责二十国集团议程的是第一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Igor Shuvalov)。然而关键是，普京对于表面上由其他人做出的重大决策却拥有最终决策权。他批准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埃克森美孚公司之间的协议，做出向格鲁吉亚开战的决定（尽管当时他在北京观看奥运比赛）；俄罗斯在联合国安全理事会决议（以下简称安理会决议）上对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投弃权票，这一颇有争议的决定很有可能也是由普京做出的。

投弃权票这一决定一直颇受争议，有人声称这是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一意孤行，违背普京（总理）的意愿做出的决定。[22]然而这样的描述与俄罗斯近期做决策的路径不符。梅德韦杰夫不可能在没有得到其名义上的下属、事实中的上司默认的情况下做出投弃权票的重要决策。普京当时可能对此持保留意见，但也可能是考虑了其他因素，比如，维持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关系改善所起的效用。[23]当然，这种算计很快就成了多余的，导致后来从修正主义的观点来看弃权一直是严重的错误。克里姆林宫公关机器迅速运作——撇清了普京的所有责任，转而责怪梅德韦杰夫[24]，上演了俄罗斯传统的“逃避条款”这出戏，即指责“贪婪（或无能）的下属背弃了好沙皇”。[25]

这一类事件凸显了普京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贡献不限于实质问题。不管是在叙利亚问题上比慢吞吞的贝拉克·奥巴马（Barack Obama）先发制人，还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占据主动，普京作为一种象征和他作为一个决策者同样重要。他自信洋溢、无可辩驳的公众姿态已成为活力俄罗斯的隐喻 ——此时的俄罗斯与20世纪90年代在优柔寡断的叶利钦领导下的孱弱蒙羞的国家有着天壤之别。无怪乎，2004—2008年试图把梅德韦杰夫总统塑造成另一号人物的过程总是进行不下去。在普京领导下，超个性化的俄罗斯世界里，只能有一个偶像——所以梅德韦杰夫有时会给人留下孤立无助和遭受屈辱的形象。[26]

政策的个性化

个人矗立于又高又窄的权力金字塔的顶端。机构的重要性依旧存在，但比勃列日涅夫（Brezhnev）时期（1964—1982年）低得多，那时“本位主义”祸患常令决策制定处于瘫痪状态。[27]虽然普京政府也称不上是有效率，但它处理事情的能力要比以前的政府强得多，特别是在外交政策上。外交政策的涉及面比国内事务要少，同时外交政策得益于广泛的精英共识。不像经济改革那样常伴有痛苦的分歧，外交政策上基本已消除了激烈争吵或严重分歧。大家都接受俄罗斯注定是有独特文明的强盛大国这个不言自明的真理，同时各政治派别显然都对西方政策和行动心存不满。这些观点被更多的民众所接受，这也是有益的。

在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个人对机构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28]不仅对于总统本人如此，对于其他的高层人物亦然。谢钦是个有影响力的人物，这并非由于他是俄罗斯石油公司的董事长，而是由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任圣彼得堡副市长到担任总统办公厅主任这20年来，他一直是普京最亲密的战友。阿列克谢·库德林(Alexei Kudrin)对俄罗斯在国际金融机构策略方面影响很大，一方面是由于他长期担任此领域的职务（2000—2011年），是非常出色的财政部部长。更为重要的是他在圣彼得堡时期与普京结下了友谊，当时库德林是另一位副市长。值得注意的是，虽然2011年9月库德林被梅德韦杰夫解除了职务，但他与普京还保持着密切关系，这意味着他对经济政策仍有一定的影响。

具备良好关系的个人能够推动政策，那么反过来，那些没有这种“福利”的个人则难以大展宏图。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如此漫长，除其他因素外，还是由于没有足够强大的推手费力去解决各种政治和技术问题。直到2010—2011年普京全力支持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才真正有了进展。[29]俄罗斯与非西方世界的关系也是同一个道理。政治精英持有西方中心论的偏见，这意味着“地域平衡”的外交政策一直是纸上谈兵，而不是真正的抱负。俄罗斯得以破除成规，与中国成为“战略伙伴”完全是有赖于普京和谢钦（在能源方面）的亲力亲为。

还有一些事例也显示出个人比机构重要。那就是一些与普京并不亲近的人物有可能凭自己的真才实干，或是同样重要的永不妥协的精神引起普京的注意。谢尔盖·拉夫罗夫便是其中一例。拉夫罗夫是俄罗斯自安德烈·葛罗米柯(Andrei Gromyko) 以来任职时间最长的外交部部长，他显然深得普京的信赖。[30]拉夫罗夫不像他的前任伊万诺夫那样完全是政策的执行者，他更多地参与制定政策，尤其是在叙利亚方面。[31]尽管普京声称自己对提倡2013年9月销毁库存化学武器这一举措负责，但此提案到处都有拉夫罗夫的印记——最为明显的是以化学武器裁军的进展换取美国保证不对总统巴沙尔·阿萨德（Bashar al-Assad）采取军事行动的主意。

普京统治下所做决策的一个特点是政策的影响力可能随着个人得到或失去青睐而起伏。梅德韦杰夫在克里姆林宫工作时名义上是负责外交政策的——这是传统上与总统相关的职能。尽管具备如此优势，他的影响力在其总统任期内一直下降。2008—2010年，梅德韦杰夫对美俄关系的重启发挥了重要作用；他呼吁的“新欧洲安全架构”获得了莫斯科的一些支持；他在利比亚问题上政绩突出，并着手进行与欧盟所谓的“现代化伙伴关系”。

然而自2010年底到2011年初，梅德韦杰夫的影响力和地位逐渐下降。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不利的外部环境造成的——“阿拉伯之春”、美俄关系日益紧张和西方国家对梅德韦杰夫提出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缺乏兴趣。但他的时运不济也有本土原因。其中包括谢钦和谢尔盖·伊万诺夫等关键人物政治利益的角逐[32]、梅德韦杰夫自身不起眼的公众形象、普京对哪怕是极幼小的权力中心都持零容忍态度的决定。最后这点决定了当2011年9月普京宣布即将重返克里姆林宫时，梅德韦杰夫对外交政策已基本失去了影响力。

复杂的政策制定

相对顶部的权力集中，俄罗斯社会日趋多元化。这反过来又意味着在那些涉及俄罗斯国内利益的领域，决策制定会复杂化，例如，加入世贸组织的问题。普京之所以过了那么久才发挥自身影响力，原因之一是他担心开放部分经济、引入国外竞争可能会削减重要群体对他的支持。因而影响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因素与其说是来自公众或特殊利益集团的直接压力，不如说是普京不确定这样做是否值得，因为加入世贸组织可能会让他在单一产业城市和村镇付出政治代价。这导致推诿和政策的波动，还有在世贸组织谈判的最后阶段为了保护弱势行业，如汽车业和农业所进行的激烈的讨价还价（见第3章）。

俄罗斯的精英阶层也存在社会多样化带来的复杂性。应该避免以过度严谨的术语来谈论安全和情报人员、军人以及大企业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尽管特定群体的成员共享专业背景，但他们终究是个人，更多地受个人利益而非企业凝聚力或抽象的国家利益驱使。有时候他们会为一个共同的目标努力，如建立俄罗斯的安全和军事机构。但在另一些时间某个自己人又可能成了敌人或攻击对象。[33]例如，俄罗斯石油公司致力于打击“俄气”对出口的近似垄断，而谢钦和“俄气”总裁阿列克谢·米勒（Alexei Miller）之间剑拔弩张的个人关系，使这一行动备受支持。

此事与其他情况一样，最终政策可能是基于不同的政党及他们的议程之间的随意妥协。这样的部门分割状况移植到了普京系统。普京的政治主导权已经削弱了苏联传统的烦琐行政商谈，但后者仍然有影响力。正如澳大利亚学者斯蒂芬·福蒂斯丘（Stephen Fortescue）观察到的那样，整个普京时代一直存在“签署协议”和“亲自管理”之间的矛盾。[34]这一点在风险更高、争议更多的本土政策方面尤为明显，但外交关系的管理方面也有此类问题。

不过重要的是，此种精英内部的紧张局面不影响核心外交政策设想；差异是个人间的、基于利益的，而不是观念方面的。差异与俄罗斯政治的主要实际状况也不冲突，那就是所有重大决策都要以某种形式上报普京。[35]奥巴马政府在重启美俄关系上一个更糟糕的误解是，以为在莫斯科有两种截然不同的政策阵营：一个是进取、西化的梅德韦杰夫阵营；另一个是反动、保守的普京阵营。实际上没有普京的定夺，也就不可能有俄罗斯对重启的积极响应。

政治文化

政治文化是一个多维度的难以捉摸的现象。它包括原来的习惯，比如个性化的决策制定。它可能效忠于特定的原则，比如，中央集权政府。它经常与不同类型的政体相关联，因此，专制国家和自由民主国家产生了截然不同的政治文化。政治文化也用来泛指一套有关人类生存和世界方式的本能。此外，政治文化并非是静态的，容易受到内部和外部条件变化的影响。[36]

由于政治文化难以捉摸，人们很难判断其对于外交政策的影响，不过还是会试着去进行判断。例如，“民主和平论”基于这样一个前提，即民主国家天生比非民主国家更加和平，因此它们不会互相发动战争。据说他们的政治文化鼓励良性和积极的目标：促进经济增长、增进国际贸易、改善全球治理、推进普世准则和价值观。

相反，专制政权据说是更倾向攻击性的外交政策。他们在国内一心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这在国际舞台上被解释为注重军事能力、在任何有可能的地方进行兵力投射以及维护地位。这种态度并不一定导致冲突，因为专制政权可能出于实际考虑（或因害怕）而不会冒公然施行挑衅行为之险。但深层的政治文化制约着他们的行为。

从俄罗斯的情况来看，有时声称国内政治“赢家通吃”的本质助长了好斗、猜忌的思维模式。因为普京及其前任领导不得不通过争斗来保持权位，所以他们认为，在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唯有“强有力”的外交政策才可行。换言之，在国内求生存的本能为其外交政策的实施奠定了基调。[37]

专制下的和平与不安全感

支持这种论调的证据形形色色。相对而言苏联没有冲突，因而它的解体引人注目。[38]而普京在其第二个总统任期内（2004—2008年）变得越来越独断并未导致明显的军国主义外交政策。对格鲁吉亚出兵是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第一次对另一个主权国家发动战争。（事实上，以往极少有这种行动，这可能造成格鲁吉亚低估俄罗斯的决心。）过去的20年间俄罗斯卷入的冲突比美国少得多。美国在伊拉克、阿富汗、利比亚、波黑、科索沃和索马里采取了军事行动。虽然这些行动有合理的理由，而同样需要承认的事实是，美国拥有比其他任何国家更强的兵力投射能力，声称在那段时间俄罗斯比美国更有攻击性是荒谬的。况且很多欧洲国家比俄罗斯更多地参与了超越国界的战争。[39]

总的来说，过度独断使列宁（Lenin）的“围城”综合征再度流行。2004年9月，当334名受害者在别斯兰第一中学被杀后，普京不仅控诉国际恐怖主义的暴行，还声称由于西方对车臣分裂分子所谓的迁就，也难逃其责。[40]继2011—2012年民众示威反对普京的回归，妖魔化的西方阴谋论随着乌克兰橙色革命的余波再次出现。[41]更确切地说，这是对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及西方制裁莫斯科的回应。[42]

有人指出，“吞并”克里米亚和俄罗斯随后在乌克兰东部的行动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莫斯科要求“短暂、胜利的战争”驱动的。2013年底，俄罗斯的经济增长停滞，面临的是一个长期衰退的前景。这威胁到了普京系统的稳定性，迫使克里姆林宫寻求其他合法性的来源，如流行的民族主义和反西方主义。[43]亚努科维奇的下台创造了一个绝好的机会，转移了公众对国内恶化局势的注意力。

不过这样的论调是难以服众的。鉴于其他可能性解释的存在，很难证明独断统治和以敌对方式处理国际关系有直接关联。俄罗斯过去10年的强硬外交政策也可以轻易地解释为它对所感受到的外部威胁的反应，这种反应或许不明智，却是合乎逻辑的。这些威胁包括：失去乌克兰这个战略缓冲地区和势力范围、西方通过欧盟和北约东扩“蚕食”后苏联邻近区域，以及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20世纪90年代，被许多西方国家视为俄罗斯民主化身的叶利钦总统对北约东扩、导弹防御及西方对科索沃进行军事干预的反应同样敏感。当时这种对立并没有转化为武装冲突，主要不是因为俄罗斯接受了现实，而是由于无能为力。[44]

相反，普京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加强在政治上的掌控，明显改善了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45]当时他坚信能够将俄罗斯国内政治形势与跟西方的合作区分开来。即便到了以美国为首入侵伊拉克的准备阶段时，俄美关系发生微妙变化，普京的反应比美国盟国的领导人时任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Jacques Chirac）和时任德国总理格哈特·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更为克制。对于美国单方面退出美俄1972年签署的《反弹道导弹条约》、波罗的海加盟国即将加入北约等事件普京也应对从容。

契卡思维

关于契卡思维及其对普京本土政治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已有不少论述。契卡思维包括军国主义、保密、职业道德规范、结果主义（结果证明方式合理）以及反美主义。[46]然而，从扩大了的俄罗斯政治文化中分离出一个契卡心理，这是有问题的。如前所述，情报人员不构成单一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收益、特权和获取普京青睐等方面相互竞争，还表现出一系列不同的态度和意见。[47]

即使有“情报人员心态”（或相关的军事思维），这可能不光是通过专业培养形成，而是由更深层次的社会影响造成的。美国参议员约翰·麦凯恩（John McCain）在普京的眼神里看到了克格勃（KGB，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48]，实际上他所凝视的对象更为复杂。个体不仅受当前环境的影响，还是更为广泛的环境及累积的生活经验的产物。

菲奥娜·希尔和克利福德·加迪（Clifford Gaddy）指出，普京的政治保守主义之所以得以强化，或许是由于他“错过了”苏联经济与政治体制的改革，因为20世纪80年代末他在东德的德累斯顿苏联领事馆担任反间谍官员。但是正如他们承认的那样，普京的保守主义更多是由于他对世界持谨慎的态度，而非错过了戈尔巴乔夫的改革或受克格勃思维所限。他对于苏联解体表示惋惜的主要原因是对俄罗斯自然和历史身份更多的感悟，他觉得此身份已经被苏联系统的弊端、其统治者的无能和西方的阴谋引入歧途。[49]

由此而来的，是对秩序的深深渴望。导致普京支持阿萨德政权、憎恶基辅的反政府示威活动和“阿拉伯之春”这样的基层民主运动的不仅出于政治考量，而是一种内心的忧虑，他在担忧不稳定以及不稳定对他所构建的系统、对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可能带来的后果。在这一点上，并非只有他和从前或现在的那些情报官员有那种想法。这种焦虑在广大民众之中也产生了共鸣。[50]

因此在试图理解政治文化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时，我们应该避免决定论和规范性驱动的理论，此理论认为独断统治（或情报背景）天生就与明智处理国际关系不相容。大量的事例证明并非如此，特别是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10年后的情形，同时也有自由民主国家追求不明智的和侵略性的政策。故而，我们应当超越只看普京系统及其主要执行者的局限，去研究其长远和全局的影响，如地理和历史。

地理因素的重要性

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众多推动因素中，地理因素是最明显的。自18世纪中期起，正是地理因素确立了俄罗斯成为世界领先大国的地位。俄罗斯占有超过百分之十的地球陆地面积，几乎伸展到整个欧亚大陆，仅凭疆域之辽阔，俄罗斯就拥有几乎遍布全球的影响力。这使俄罗斯相信它对于从欧洲到东北亚洲、太平洋地区，以及从北极到更广泛的中东地区的发展都有直接影响。总的来说它确立了国际事务中的全球主义观点。

俄罗斯的广袤国土对建立和加强其帝国身份也一直至关重要。现今，“帝国”和“帝国主义”是贬义词，所以俄罗斯的决策者会否认存在帝国心态，这不足为奇。然而，他们认为俄罗斯拥有特殊的地位和氛围——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帝国，但肯定不只是一个“普通的”民族国家。这转化为强大的战略性权力感，要求即使是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也要对它平等相待。[51]

俄罗斯除了拥有幅员辽阔的疆土，还有基于多样性、普遍性和例外论的自我认同。俄罗斯联邦容纳了100多个不同的民族，几大世界主要宗教和多种文明。俄罗斯既不是欧洲的也不是亚洲的，既非基督教也非伊斯兰教。它是所有这一切，它本身就是一种文明。历任统治者——在沙俄、苏联和后苏联的时期——为了达到一些具体目的都利用了俄罗斯身份的超越性。因此，普京与欧盟打交道时就称俄罗斯为欧洲文明，谈到全球力量向东方转移时则强调其欧亚身份和“亚洲性”，希望在中东和中亚地区发挥影响时又强调俄罗斯的穆斯林社区（占总人口的15%），而在过去还把俄罗斯描绘成美国跨大西洋的主要合作伙伴。[52]

身份的多样性增强了俄罗斯“特殊性”这一理念。正如记者康斯坦丁·冯·埃盖特（Konstantin von Eggert）所述：“所有民族都是独一无二的，但俄罗斯人认为他们比别人更独特。”[53]这种例外感在进攻和防御两种模式上运作。一方面，它为俄罗斯参与任何区域或全球性的问题提供了一个准道德基础，使俄罗斯成为几乎每个重要国际机构的成员。另一方面，它抵抗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等外来颠覆性思想的入侵。由于俄罗斯同时享有多种文明，它不被其中任何一种单一文明束缚，而是会从中留下自己认为合适的，从而保持其独立性。当普京谈及谋求适合俄罗斯具体情况和传统的发展之路时[54]，实际上，他是以地理因素作为合法化的手段。俄语中“spetsifika”的概念——字面意思是“特别”，而实际上意味着“特殊性”和“例外感”的结合——在智力和道义上维护了其政体按自己的规则来运行。

与此同时，地理因素使俄罗斯外交决策复杂化了。过度扩张的劣势消长了自然区域的优势。2013年俄罗斯的人口只有1.43亿，自17世纪早期征服西伯利亚以来，相对于广袤的领土而言，其稀少的人口一直是俄罗斯为之焦虑的问题。当俄罗斯从俄国演变成世界上最大的陆地帝国时，伴随新的机遇而来的是新的弱点和焦虑。被征服的土地人烟稀少，防御困难而昂贵。苏联时期远东成了一个巨大的设防营地，一个陌生、敌对环境中的欧洲前哨。[55]出于种种因素，此种不安今天依然存在。这些因素包括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人口减少[56]、俄罗斯在过去20年间人口大量减少，以及同一时期防御能力的下降。总之，地理因素滋生了以“威胁认知”和“地缘演变”为主导的安全观。

还有两个地理要素影响着俄罗斯的政治文化。一个是资源分布的位置。俄罗斯人乐于指出他们国家拥有门捷列夫（元素周期）表上所有的元素。自然资源不仅促进其经济发展，同时也产生了这样一个认知，那就是自然资源对于俄罗斯的“霸国”形象至关重要。这种态度在冷战后更为明显。很多国家希望与俄罗斯结交，其主要（有时是唯一的）原因在于俄罗斯是世界领先的能源、贵金属等其他原材料商品的生产国和出口国。虽然俄罗斯极不愿意沦为西方与当前中国的“原材料附属国”[57]，但拥有这样的资源对于国力的认识仍然是至关重要的。

其次，俄罗斯人口分布不均也影响其政治文化。乌拉尔以东仅有3000万人生活，因而它确立了彻底的西方中心观。在公共生活的每一个层面：政治结构和进程、经济导向、社会文化规范、民族自我认同和西方中心观都是显而易见的。即使在与西方关系最糟糕的时期，俄罗斯人还是愿意在欧美生活、学习、工作和投资，这就是地理因素长期影响的结果。这样的地理位置是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基础，尽管有重新定位到东方的言论，俄罗斯仍然是植根于西方的。

历史的影响

历史——历史记忆——对于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思考发挥着关键的、多方面的作用：历史是历代恐惧与屈辱之源，亦是国家骄傲和自信的基础，还是一种合法化的工具。

历史和安全感缺乏。俄罗斯很少享有持久的和平稳定年代，而无论从任何角度来看，20世纪则尤为动荡不安。在此期间，它历经了两次世界大战，遭受了巨大的人力和物力损失，见证了两大帝国的崩溃，经历了难以言说的国内镇压活动，几乎在任何阶段都未能与邻国或更广阔的世界保持良好的关系。假如这些历史境况还没造就持久的安全感缺乏，那反倒令人吃惊了。

最大的生存恐惧莫过于失去主权和完整领土。这是遭受反复入侵的自然反应：13世纪蒙古人的袭击及随后三个世纪被统治（“蒙古之轭”），1812年拿破仑（Napoléon）入侵，1941年6月希特勒（Hilter）毁灭性地进攻及对苏联西部大片土地的蹂躏。其余的时期，俄罗斯一直被波兰人、瑞典人、土耳其人和波斯人攻击。

但是，历史造就的不安全感还表现在心理方面，而这无疑是更具影响力的。苏联解体成十五个独立共和国造成的创伤并非由于它预示着俄罗斯进一步解体或导致经济拮据和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虽然普京和他的手下以及许多普通俄罗斯人有理由为此担心，真正的灾难是世界第二超级大国变成无能的落败者。实际上，一夜之间他们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一切都被颠覆了。

20世纪90年代的动荡增加了这种迷失感和不安全感。这些动荡暴露了国家内部分歧严重、管理极度不规范、军事存在缺陷（车臣事件中显露无遗）。此外，经济衰退于1998年金融债务危机时达到高潮，社会道德严重败坏。“新俄罗斯”在外交领域沦落为对西方卑躬屈膝者——四处寻求资金，遭受无穷无尽的指责和居高临下的对待。与此同时，北约扩张到俄罗斯控制了几十年的地区，虽然没有造成实际上的威胁，但它极大地改变了俄罗斯国际关系的动态。俄罗斯遭到曾经的盟友和附属国的同时抛弃，面临难以接受的选择：要么依照西方的条款与之整合，要么面对越来越严重的孤立和落后。鉴于这种情况，俄罗斯精英和公众不由对未来深感担忧。

普京领导下的政治稳定性和经济增长回归缓解了这种情绪，但并未使之消除。普京频繁提及建立强大的俄罗斯，这是以硬实力为首的战略文化的需要（见第2章）。然而这也显示出对世界较为灰暗的前瞻——安全性总是岌岌可危的，敌人和威胁从未远离。在这方面，历史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不仅仅影响决策的总体背景和基调，还制约个别政策的制定。例如，俄罗斯害怕最终会在战略三角关系中站错队——正如在20世纪80年代初发生的那样，里根（Reagan）领导下的美国政府和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对苏联都不那么友好，经济问题也越演越烈。正是这种恐惧有力地推动了与中国的“战略伙伴关系”。

这种不安全感与扎根深厚的“国耻情结”紧密相关。自被蒙古占领以来，俄罗斯对待外部世界的态度总是有着“国耻情结”的阴影。17世纪到19世纪，俄罗斯自己感觉比欧洲其他地区落后，“国耻情结”更为明显，这是促使彼得大帝（Peter the Great）下决心打开“通往西方窗口”的主要驱动力。[58]冷战后这种情结表现在，他们深信西方打算利用俄罗斯的（暂时的）弱点来贬低它。基于此，20世纪90年代初设计的经济“休克疗法”试图从内部削弱这种感受，当时北约利用苏联解体吸纳了前华沙条约国。[59]

当前乌克兰危机贴近这样的叙事。克里姆林宫指控北约的目的是将乌克兰纳入其中，这是一种出于自身利益的谎言。真实情况是，俄罗斯把解决危机的决心视为零和条款：不是胜利便是羞辱。不能允许西方，特别是美国摆脱俄罗斯这个重要的盟国——出于对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影响，也因为这将是一级国耻。

此情结类似于中国的“百年屈辱”（1842—1949年），其特征为连续的政权衰败、外敌侵占及社会经济崩溃。[60]在中国，“百年屈辱”已经成为一个有关“落后就要挨打、务必自强自立”的格言。俄罗斯20世纪90年代的“混乱时期”[61]比“百年屈辱”短得多，持续不到10年，并且苏联的解体主要源自内部。尽管如此，其激励意义是相似的。普京重申斯大林“落后就要挨打”[62]的口号，这是深入人心的观点，即俄罗斯不能轻信他人的善意，必须集中精力加强自身力量。这包括稳固政权、对“经济制高点”加强国家约束、维护社会秩序和强化军事能力。

胜利的历史。鉴于这些局促不安的状况，普京和其他人如此热衷于宣告俄罗斯对于世界的重要性，这看起来可能很奇怪。然而，有时看似过度自信和持有必胜信念，反而会折射出一个以丰功伟业为荣的历史，虽然在历史过程中有悲剧，也有灾难。俄罗斯输掉过许多战役，但很少在战争中失败。此外，它已经成功地扭转大多数失败的状况：它曾被蒙古人蹂躏，但后来疆域扩张到了亚洲最遥远的地方；它被拿破仑挫败，却攻占了巴黎，并领头复辟了整个欧洲的君主专制；它遭受希特勒魔爪的摧毁，却把苏联旗帜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这种取得最终胜利的格局给一代代的统治者灌输了一个信念，即俄罗斯通常会被历史所眷顾，尽管在过程中它必须禁受巨大的煎熬。[63]

这样的格局还滋长了对待自身弱点的显而易见的自满情绪。当然有些时候，这种态度恰如其分，但它往往表现出这样一种信念，那就是问题总能得以解决，俄罗斯会再度摆脱困扰取得胜利。近年来发生的事件强化了这种观点。美俄重启及与欧洲的和解取代了2008年俄罗斯与格鲁吉亚开战后受到的外交孤立。全球金融危机只是短暂地打断了自1990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模式。对克里姆林宫支持阿萨德的抨击转变为对俄罗斯在敦促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方面所起作用的称赞。在莫斯科看来，俄罗斯对亚努科维奇下台做出的强烈反应对于维护俄罗斯在乌克兰的影响力是至关重要的。在乌克兰事件中，大部分政治阶层持这样的行为假设，即西方国家迟早会被迫接受普京的实际情况。

这种“获胜”的心理——或者更准确地说，对能在最后关头取胜的信仰——与俄罗斯政治文化有另一方面的关联。对自己本质上的正当性充满信心，这意味着领导者对于一切暗示俄罗斯处于劣势的说法都过度敏感。声称西方胜利了、俄罗斯失败了，提及冷战[64]，声称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为了和平演变不讲信用，都让其感觉受到了羞辱。俄罗斯对这些信息产生的影响尤为困扰。西方国家占有冷战的胜利果实被看作是一桩阴谋，是想为它们对待俄罗斯的不公平开脱，西方不仅密谋对俄罗斯本土政治进行莫须有的批评，而且还企图在欧洲-大西洋空间排挤俄罗斯，并且插手其邻国事务。[65]

合法化的历史。一个历史在公众意识中起着如此重要作用的国度，统治者把培养国家叙事放在第一位，这是可以预料的。对斯大林的争议也证实了这一点。对大多数外国人（和部分俄罗斯人）来说，斯大林是一个怪物，他造成数以千万的同胞的灭绝，他奴役东欧，且对触发冷战负主要责任。然而在俄罗斯，他的名声要正面得多，对他的评价是“七分功，三分过”。许多俄罗斯人赞誉他把苏联建设成全球强国和工业发达社会。他们视斯大林为粉碎纳粹德国、保卫祖国的伟大领袖，是强大统治者的典范。固然斯大林是残酷的，但唯有他才能使国家避免陷入混乱，不被外国势力消除。[66]

将斯大林与俄罗斯国家伟业密切联系意味着没有什么政治（或民众）的意愿来全面判断他的功过。这样做可能得承认许多“他的”成果是污点，尤其是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虽然人们已经明确地区分了苏联人民的英雄主义和斯大林的暴政，在实践中“去斯大林化”常常与自由的西方世界丑化俄罗斯成果的阴谋混为一谈。因此，莫斯科谴责“企图改写历史”和“篡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果”的行为。[67]俄罗斯所持的观点是，把这些事件拿出来严格审查就会鼓励别人利用俄罗斯的“软肋”，从而破坏俄罗斯行为的合法性，承认错误更是如此。据说普京对与西方关系恶化的危机做出的反应是捍卫1939年签订的《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条约》（Molotov-Ribbentrop Pact），并将之与一年前慕尼黑会议上内维尔·张伯伦（Neville Chamberlain）和爱德华·达拉第（Edouard Daladier）对希特勒采取的绥靖政策相媲美。[68]为纪念被斯大林大清洗的受害者、恢复受害者名誉而创办的人权组织“纪念”（Memorial）将面临永久关闭，这是一种迹象——表面上说是技术原因，实际上是由于它挑战了克里姆林宫的叙事，因此被视为西方的代言机构。

政治状况

后苏联时代的证据表明，本土政治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影响在其实施方式上比在其内容或方针上更加明显。处于不确定转型过程中的国家所追求的目标不太有连续性，而一个稳定繁荣的国家有更安全的基础来发展和实施长期计划。20世纪90年代，政局不稳定、经济危机、民族自信心丧失导致了俄罗斯对外关系的混乱和不连贯。叶利钦政府在寻求与西方融合、追求战略平衡及新的“多极秩序”之间徘徊不定。决策制定几乎完全是临时性和应激性的。[69]

国内政治环境和外交政策相关联也一直是普京时期的一个特征。这个时期大多数时候都表现出了稳定乐观的合理判断，克里姆林宫向世界呈现出自信（有时是过于自信）的面孔。但有些时候，一旦承受来自国内的压力，其焦虑就会转化为过火的方式，尤其是面对美国。结果就是，普京的外交政策远未达到以直线、稳定的方式行进，而是经历了几次巨大的波动。

政治巩固

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2000—2004年）以重整政权和明显的经济复苏引人瞩目。国内“普京共识”的存在[70]转化为更加稳定的外交管理，侧重点是修补科索沃战争后与西方的关系。在他的第二个任期（2004—2008年）俄美关系持续低迷，后苏联空间的发展遇到尖锐的反应，尤其是橙色革命。但是，在大后方普京受益于个人权威的加强，以及在全球能源和其他商品的价格增长下的经济的快速复苏。[71]因此，他能够在外交事务上表现得更自信。普京2007年2月在慕尼黑安全会议上著名的演讲既是出于对西方政策的日益恼怒，亦是出于这样的信念，即便挑战了美国及其北约盟友，俄罗斯也没有什么可损失的。[72]每年以6%~7%的速度增长，拥有庞大的资金储备且无公共债务，这样一个俄罗斯，能够经受住西方的报复——尤其是布什（Bush）政府不管怎样都会加强的导弹防御部署和北约东扩。

在精英和公众的支持下，普京的信心大增。差异大多只限于细节和程度的问题，核心原则上没有分歧，比如重申俄罗斯的大国地位和后苏联空间领头人地位。精英及大众对于普京为上述目标注入的能量赞誉有加。在此期间制度纪律保障了观念的共识——这与叶利钦时代有显著差异，当时制定外交政策的各执行部门之间公开表现出不和谐。

确定性的终结

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以下简称“普梅”）共同执政时期（2008—2012年）是不确定性重新抬头的时期。全球金融危机打破了普京体系的神话。政治低迷、贪污成风、缺乏法治和经济效率日益低下等问题都暴露在公众面前。这挑战着保证繁荣稳定的懒惰假设。经济增长遭受重挫，2008年下降8%，2009年下降7.9%（二十国集团国家中的末位），维持普京的“社会契约”颇有压力——此契约以保证增加收入和提高生活水平作为公众支持的回报。[73]

经济很快就恢复了，但俄罗斯以更谨慎微妙的态度替代了先前的豪气，这一点在“普梅”共事本身也显现出来。“普梅”共事本质上是一场政治秀，旨在传达一个更加多样化和负责任的领导印象。然而，从普京对这出精心设计的幌子的投入度可见他的体系不再是那么一帆风顺。[74]

外交政策上也变得不再自负了。一些质疑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交恶付出的代价，以及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上不堪一击的声音开始出现。[75]我们不应当夸大这些批评带来的震荡和影响，总的来说普京外交政策的共识依然保持坚挺。但从俄罗斯接受西方的倡议，如奥巴马的重启提议与欧盟的“现代化伙伴关系”可见，俄罗斯更具自知之明了，更加关注怎样减轻全球金融崩溃带给它的无力感。

政治危机和反应

内政与外交的紧密联系在2011年底和2012年初反普京示威之后最明显。普京集团和普京本人感受到的冲击迅速引起了一系列高度情绪化的反应。普京谴责美国以赞助和组织反对团体等行为直接干预俄罗斯内政。这种反应远远超出了以前对西方国家进行攻击的范围和高度。它暗示着自2000年1月普京首次进驻克里姆林宫以来从未有过的不安全感，普京将上述行为与橙色革命相提并论，这多次被人引用，在某种程度上这是恰当的。普京将此视为一个有关允许基层民主运动或任何其他民主运动挑战既定秩序带来的危险的警世故事。虽然在2004—2005年，他能够让俄罗斯不受乌克兰事件的影响，但到2011—2012年一切都迫在眉睫，并且对他的统治威胁似乎更加严重。

普京的反美国主义也包含大量算计的成分。须承认的是，许多克里姆林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合法性的核心——支配性的政治控制、精英共识、经济增长和广泛的公众支持（或服从）——已经摇摇欲坠，必须找到新合法性来源和恢复旧的合法性来源。在这种情况下内政和外交之间的区别就消失了。攻击华盛顿不再是对付美国的一部分，而是国内政治以其他手段的向外延伸，与不惜一切代价维护权力的必要性相比，双边关系中新危机的风险显得无足轻重。因此，普京在2012年总统竞选时比俄罗斯历史上的任何其他选举都要大肆渲染“外交政策”，指责美国作恶多端——在外是傲慢的超级大国，在内对俄罗斯施展颠覆性的影响。在以“反美主义”为夺回失去权威的工具这方面，普京沿用了前统治者的套路，如沙皇尼古拉一世（Tsar NicholasⅠ），列宁和斯大林，他们都宣称受境外敌人和境内叛徒的围攻。

内政与外交的融合还表现在普京精英与西方主导的准则保持距离，回归“传统价值观”。这固然是出于在持续的全球金融的危机下对西方机构的疑虑，然而反普京抗议活动加速了脱离西方的准则。由于不能再依靠唯物主义的“社会契约”，普京希望国家道德复兴能够提供一个全新的、更深厚的合法性。

主张新“常态”

2012—2013年，普京重燃了他之前的气焰。抗议活动势头已过，自由主义反对派士气低下，那些受欢迎的人物，如阿列克谢·纳瓦尔尼（Alexei Navalny）遭到迫害和排斥。普京集团重申其在政治生活的主控地位，并扩展到新的领域，如社会媒体领域。[76]曾经似乎是迫在眉睫的生存威胁逐渐消退。在这个较为平静的氛围中，内政外交之间的关联有一段较短的宽松时期。克里姆林宫觉得能够更好地划分不同类别的问题，它可以加强对国内权力和意识形态话语的掌控，同时以自己的方式与外部世界打交道。

但是，这种“常态”本质上是脆弱的。最近的乌克兰事件暴露出将内政外交分割的不自然性。如前所述，克里姆林宫有力的回应并非受到故意想要将注意力从经济管理的缺陷转移的驱使，因为假如亚努科维奇得以继续掌权，克里米亚就几乎已被“吞并”。然而，普京意识到，对基辅政权更迭采取顺从的方式对他自身的知名度和信誉可能会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普京觉得有必要重申自己相当顽强，俄罗斯是十足的强国，而西方国家不能以俄罗斯（和普京自己）为代价恣意妄为。要获得国内认可，必须树立围困之下顽强不屈的俄罗斯形象。事实证明，这种诱惑是无法抵挡的，它让普京不再担忧与西方国家关系交恶的后果。

正是内政外交的一体化阻碍了克里姆林宫早日采取缓和政策的步伐。只要俄罗斯公众把卢布暴跌、收入停滞不涨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归咎于西方国家政府的行为，而不是俄罗斯自身，普京就会采取不妥协的政策。在此，他的行为依据是，俄罗斯人已习惯于承受极大的困苦、做出巨大的牺牲，但永远不会原谅统治者的软弱。[77]

经济因素

政体的信心问题及其与外交政策的关系，是与俄罗斯的经济状况紧密联系在一起的。经济因素是权力、弱点和参与度的根源。近年来，经济因素对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显著增强。

经济状况

经济状况最明显的影响是为在海外谋求国家利益提供必要的资金。20世纪90年代，历次危机摧毁了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重要地位。反过来，在接下来的10年中，经济的快速增长为积极的外交政策提供了跳板。影响不仅来自物质方面，还来自心理方面。在叶利钦时代，俄罗斯的厄运导致了士气低落，而普京领导下繁荣发展的经济象征着蓬勃向上的力量。

纵观普京时代，经济状况和外交政策的实施之间有明显的相关性。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是重大的改革期和快速的增长期。但是，在当时，尚不清楚这样的成功是可持续的还是由1998年金融危机和卢布贬值四倍所致的反弹。全球石油价格上涨，但上涨幅度不大。对俄罗斯长期前景的不确定造就了谨慎乐观的心态，这有利于明智外交政策的推行，避免了过火行为的出现。

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内，这些疑惑或多或少地消失了。克里姆林宫认为，经济将持续快速增长，未来可预见。2004年1月—2008年7月间石油价格翻了两番；[78] 2006年俄罗斯还清了最后剩下的外债；随着蓬勃发展的亚洲经济，全球能源需求飙升。当欧美国家的公司都争相获取俄罗斯的资源时，莫斯科不再听取西方关于人权和民主的说教了。对克里姆林宫而言，这是一个声称俄罗斯的独立性，而无须对可能的消极面有太多担心的好时机。

全球金融危机减弱了这种狂妄。恰是那些给政体带来极大信心的因素——飙升的全球能源和商品价格——造就了现在的劣势。2008—2009年乌拉尔原油价格从每桶129美元跌至38美元后，政府为了维持经济，被迫动用其三分之一的黄金和外汇储备[79]并向中国求助紧急信贷来挽救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Transneft）。[80]危机表明，俄罗斯远未实现独立，仍严重依赖于西方国家——美国主导的国际金融体系及与欧盟的贸易关系。打破俄罗斯经济例外论的神话使得莫斯科会愿意改善关系。

然而危机也传达出其他的讯息。首先，西方经济的主导地位和道德上的权威已被严重削弱。其次，尽管俄罗斯在2009年遭受了危机，但随后的复苏明显比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复苏更迅速 ——关于这一点普京总是乐此不疲地重申。尤其是欧元区国家费劲全力欲摆脱经济衰退。第三，为尽量减少来自全球经济未来问题的震荡，俄罗斯的经济需要在与世界的联系上更进一步，特别要发展与亚太地区的联系。[81]

当前经济状况对外交政策的多样、对立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经济衰退袭击时，莫斯科希望与西方国家的公司保持合作伙伴关系，并尽可能将这些关系与政治分歧区分开来。俄罗斯也明白，未来若干年美国还将主导全球经济，而欧盟将继续是俄罗斯外贸的主要来源。但是，它敏锐地意识到，完全依赖西方会令俄罗斯受制于其无法控制的力量，使其易受西方国家的压制。西方国家在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之后对其的制裁加剧了这方面的担忧。

俄罗斯经济的脆弱性给实质性“转向东方”（第5章）增加了压力。这无关选择神奇的“中国模式”却不选西式资本主义，而是为了分散经济和地缘政治风险。克里姆林宫看到了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成长的足迹和扩大双边经济关系的重要性。但是正如它不愿意依赖布鲁塞尔、柏林、华盛顿那样，同样它也不喜欢依赖北京。

基本上近几年的重大教训是，国内经济表现对于俄罗斯维持独立自主的外交能力、维护普京体系的长期稳定性是必不可少的。克里姆林宫的战略任务就是将此显而易见的现实转化为积极的政策成果。然而当下它的注意力几乎都集中于乌克兰冲突和与西方国家关系紧张的政治危机方面。在此令人担忧的环境下俄罗斯诉诸惯用的生存主义应急之计，将其经济困难归咎于境外的恶势力。[82]

经济状况作为力量投射

关于“能源装备”已有不少探讨——“能源装备”指的是以地缘政治为目的开发能源输出和能源管道。直到2014年乌克兰危机以前，这都是俄罗斯与欧盟关系中最引人瞩目的问题，它对后苏联空间（见第4章）政策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但能源的地缘政治只是其一，更重要的仍然是普京政府从俄罗斯享有全球能源生产国和输出国的重要地位滋生的安慰感。能源等战略资源，如黄金、铂和铝，被视为在21世纪等同于苏联时代核武工厂的东西——与军事实力一起对俄罗斯的国际影响和地位起到担保作用。[83]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虽然俄罗斯频繁提及多元化，经济却是越来越依赖自然资源。（在普京时代初期，能源出口对联邦预算的贡献不到10%，到2013年其贡献增长到约占一半左右。）[84]克里姆林宫更在意发挥俄罗斯的比较优势，而不是追求在它看来有点抽象的“平衡”经济目标。[85]

以经济手段作为投射力量并不仅限于能源方面。在后苏联邻国（包括波罗的海国家）、中欧和东欧，俄罗斯增长了在银行、金融、制造和运输方面的投资。在许多情形下，商业是主要的动机，但忽视地缘政治的回报是不可取的。虽然俄罗斯公司不仅仅是克里姆林宫的工具，但它们参与这些通常是脆弱的经济能够并且确实服务于更广泛的目的。

对一些苏联加盟共和国来说，俄罗斯是其贸易和投资的主要来源，此地位转化为类似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美国在拉丁美洲享有的政治影响力。即便是那些把俄罗斯视为另一个外部力量的国家，大量的经济参与确保其非经济利益受到更多的关注。塞浦路斯是俄罗斯在欧盟内部最热心的支持者，还有匈牙利和捷克共和国最近几年一直对莫斯科比较同情，这些并非是巧合。克里姆林宫认识到，在任何一个国家，发展经济部门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其影响政客的机会。例如在德国，安格拉·默克尔（Angela Merkel）的联合政府痛恨俄罗斯的许多国内外政策，但很长一段时间受到一个充分同情普京的强大的行业游说组织的限制。在法国也有同样情况，在英国也有那么一点。乌克兰危机中，法国制造商和英国能源及金融企业竭力反对或至少想减轻西方对俄罗斯的制裁。[86]相反，俄罗斯与美国经贸关系泛泛，这是俄罗斯的利益对美国的当权派牵制甚微的重要原因。

个人化的对外经济政策

俄罗斯对外经济政策带有本土的各种利益和优先权相互矛盾的痕迹。的确，在对外关系中没有其他私人领域和公共利益之间的区别如此模糊。尤其是，普京的能源外交服务于上层统治集团的既得利益。“俄气”的案例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显然，公司迫切需要改革。其商业模式已不合时宜；它对出口的垄断削弱了俄罗斯与国外客户谈判的地位；它在长期高油价、没有页岩气革命的虚拟世界中运作。[87]对这些问题的合理反应应该是对公司进行重组，并允许其他公司，如诺瓦泰克（Novatek）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在天然气出口方面与之竞争。然而，普京一直阻碍有意义的改革，其中一部分原因是“俄气”是精英的重要利益来源。[88]普京在面对欧盟的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及欧盟委员会反垄断诉讼时，始终有力地捍卫着“俄气”（见第3章）。经济效率固然重要，但取悦精英集团对普京体系的生存也相当关键。[89]

荒谬的是，“俄气”改革的最佳契机来自执政圈内的利益争夺。普京最亲密的心腹之一，格纳迪·季姆琴科（Gennady Timchenko）是诺瓦泰克公司的主要股东，而伊戈尔·谢钦是俄罗斯石油公司进军天然气行业背后的推手。他们的个人优先权对决定莫斯科的能源政治的影响力，会比任何西方的行动或理论上的“俄罗斯国家利益”都要大。

外交政策和现代化议程

俄罗斯的现代化议程一直是其与西方国家关系的风向标。每当俄罗斯与西方国家关系或多或少变积极时，其现代化议程就会特色鲜明，关系紧张时便不复存在。普京在其第一个总统任期时努力亲近西方，先是接触欧洲，再是美国。[90]与此同时，俄罗斯在税收、土地所有权和中小型企业环境上进行重大改革。“普梅”共同执政时期与西方的合作得到了改善，重新强调现代化进程，尽管主要是口头上的。相反，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宣扬俄罗斯是全球能源强国，而此时与美国和欧盟的紧张气氛升级。当他2012年3月重返克里姆林宫后，随着其与华盛顿的关系急转直下，现代化议程就中止了。

历史上，俄罗斯在苏联解体后的改革议程在构架上向西方准则和标准看齐。这些规范准则也可能以俄罗斯特有的方式来解释，比如克里姆林宫的理论家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Vladislav Surkov）在2006年推动的“主权民主”概念。[91]不过，其要旨不变，还是以西方为标杆。承认这一点与其说是暗示亲西方感，不如说是认识到俄罗斯如果要“赶超”，就不得不在主要方面效仿西方。[92]现代化是通往国际竞争力的入场券，俄罗斯面临的选择是“现代化或边缘化”。[93]

然而，自从2011年底普京表示出有意第三次参加总统竞选，现代化的概念实质上已重新定义了——更确切地说，如果还提到过现代化的话。克里姆林宫认为“现代化”充其量不过是支持政治现状的资源。这并不是说，它对处理腐败、法治不健全和管理不善等问题毫无兴趣，但是，这些努力仅仅与加强现有的权力关系和稳固普京体系相关。在外交政策上这一做法转化为希望纯粹以商业为基础引进西方技术，不附带任何政治条件。

莫斯科把“西式”现代化看作不仅是颠覆性的还是对俄罗斯主权的侵犯。它将2003—2004年的玫瑰革命和橙色革命归咎于美国，2011—2012年俄罗斯下决心避免重演这样的场景，为此，俄罗斯不仅镇压了反普京的抗议，还取缔了许多与真正的西方现代化价值观有内在关联的准则。2014年乌克兰危机证实了这一趋势。同时，经济现代化已陷入政治争端。更加开放和更具竞争力的经济增长方式将威胁到精英的利益寻租，打击普京系统中心的制度腐败也是如此。

面对这些紧张局势，普京的应对方式是模糊内政和外交之间的界限。出于“稳定”优先于改革的目的，他提醒他的拥护者注意叶利钦时代的西方政策以及欧元区国家持续存在的问题的影响。他阐述了弘扬俄罗斯传统和维护国家独立的需要，对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时期西方自由资本主义生存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总而言之，普京强调，是克里姆林宫，而不是其他什么人都可以决定俄罗斯基于何种条件下需要什么。

社会力量

虽然普京的政治朝着更专制的方向稳步发展，但俄罗斯社会已变得更多样化，要求也更高了。这种把人们描绘成是漠然的人民的陈词滥调已经过时了，它也无法保证人们对政权的长期支持。社会动态的改变较少表现在直接行为上，如2011—2012年的抗议，更多的是表现在对政府打击腐败、提供适当的公共服务不力等普遍的不满上。[94]

不过到目前为止，这种不满情绪仅限于国内事务。俄罗斯大众对外交政策不甚关心，在任何情况下都支持克里姆林宫。人们热烈响应“吞并”克里米亚，对普京描述的乌克兰东部的发展和与西方的关系高度认可。更普遍的是人们相信官方所宣称的俄罗斯受到了不公正待遇。2012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发现，73%的受访者认为俄罗斯应该得到“其他国家”即西方国家更多的尊重。[95]随后西方国家的制裁更是强化了民众的这种情绪。

这种配合意味着社会力量对国外政策制定的影响相对较小。存在的影响集中在三个主要领域：民族主义、宗教和公共习俗。它们都不能改变游戏规则——至少目前不能——但它们巩固了普京精英集团内部强大的制度上和哲学上的保守主义。

民族主义

民族主义在俄罗斯以各种形式出现。有强调俄罗斯大国身份、本土政治和社会传统的官方民族主义。有围绕“为了俄罗斯的俄罗斯人”思想的种族民族主义——以俄罗斯族人代替俄罗斯联邦公民。还有恶毒仇外的极端民族主义，表现为对少数民族、宗教人士和性少数群体施加暴力。

迄今为止，最重要的变化是“官方民族主义”。在后冷战时期，欧洲中部和东部许多政体寻求合法性的替代来源，以填补共产主义灭亡造就的思想空虚。根植于国家地理历史、要旨简单的民族主义是现成的选择。在普京时代的第一个10年，“官方民族主义”比较节制，没有出现20世纪80年代侵蚀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Slobodan Milošević）政权的极端主义倾向。

然而自2011年底，舆论开始发生变化。普京怨恨西方指责他重任总统，渴望恢复自己在民众间的合法地位，这些导致他走上了民族主义路线，以鼓吹回归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愿景来回应2011—2012年的抗议。他承担着捍卫信仰、对抗外来腐败思想侵蚀的职责，他还滋养民众的反西方情绪（包括在一些示威者中间），指责自由主义反对派勾结外部势力出卖俄罗斯。[96]

“官方民族主义”变得更具侵略性，一再重申俄罗斯在国际体系的“权利”。这滋生了基于“新俄罗斯”[97]概念来重新划分势力范围的幽灵，莫斯科越权以俄罗斯侨民，尤其是那些生活在苏联解体后邻国的侨民的名义强行干预其他国家内政，当前的乌克兰危机凸显了这种新的民族主义论调。

同时，对于普京来说民族主义是有选择地使用的资源。一种心照不宣的理解是民族主义难以掌控，具有潜在的不稳定性。普京总是特别迫切地希望能够确保各种各样的民族主义不会破坏关键的重要事宜——政治控制、社会秩序和地缘政治影响力。政府偶尔容忍极端民族主义的暴行，特别是对“高加索民族”——车臣人、印古什人和达吉斯坦人等犯下的罪行。但是，它绝不允许偶发的大屠杀凝聚成一个更大的、更协调的运动。

克里姆林宫对大众民族主义的矛盾心态从一些事例中得到了印证。2003年，它创建了一个民族主义政党——“罗迪纳（祖国）”——来进行民族选区的杜马（议会）选举。此计谋大获成功，这个凭空出现的政党获得了近百分之十的普选票。但是到2007年，它已经解散了，具有感召力的政党领袖德米特里·罗戈津（Dmitry Rogozin）被打发去布鲁塞尔任驻北约大使，他可以在那里惹恼西方政府，而不是让克里姆林宫头痛。

纳什青年组织的兴衰同样具有启发性。最初它的成立是为了应对乌克兰橙色革命后基层民主运动的传染性影响。其目的是向年轻人灌输政府体系的价值观，调动他们支持政府体系的积极性，与苏联共产党的青年臂膀苏联共青团有相似之处。但是，与苏联共青团不同，纳什的重要性是短暂的。虽然它被派遣骚扰外国使馆[98]，普京圈子里有影响力的人物却对它的作用不以为然，并越来越担心它缺乏约束。2011年12月，当冷酷的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Vyacheslav Volodin)取代纳什的主要倡导者弗拉季斯拉夫·苏尔科夫担任克里姆林宫行政副参谋长时，纳什的命运就已注定。[99] 2012年纳什实质上被解散了，政府转向致力于在学校开展大规模的“爱国主义教育”行动。

普京自上而下的模式，使未经批准的各种民族主义对外交政策的影响不大。因此，虽然他夸夸其谈非法移民的问题，其实他认识到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十几万工人实施严格的控制将加剧俄罗斯目前劳动力的短缺。这也将削弱莫斯科在整个后苏联空间的调控作用，因为商品和劳动力的自由流动对欧亚经济联盟的可行性和普京的欧亚一体化的宏伟计划是至关重要的。虽然最近打击非法移民的行动（2014年底）暗示了新的响应性，但真正遏制非法移民会使俄罗斯对劳工失去吸引力，很可能导致俄罗斯经济的衰退。[100]

普京调动并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而不是被他们驱使，这在另一些地方也能看出来。2014年2月之前，普京对于公众实现克里米亚与俄罗斯统一的压力不予理睬，他知道统一会使构建与基辅共生关系的努力作废。亚努科维奇一下台，他便转向不同的谋略。克里米亚以惊人的速度被纳入俄罗斯联邦，同时，克里姆林宫积极鼓动俄罗斯极端民族主义准军事部队破坏乌克兰东部的稳定。

莫斯科对民族主义者开放与否的意愿在它对待美国的方式上也得到证明。2012年总统竞选期间，官方声明的强烈反美主旨次年就被更温和的方式取代——仍然是官方的，但以较为温和的语言提出。然而，乌克兰事件之后，美国再次成为其头号公敌，这种状况看起来可能要持续一段时间。

这样的操纵或许适得其反。危险的是一旦放松对“大众民族主义”的掌控，情况可能会难以收拾。但在一些方面克里姆林宫对民族主义操控得相当不错。“中俄伙伴关系”得益于在坚持不懈地减轻俄罗斯民众反中国情绪[101]和弱化曾经有争议的俄远东地区中国“非法移民”问题上的努力。普京还保障了俄罗斯与伊斯兰国家交流中伊斯兰恐惧症不构成问题。重要的是，对于俄罗斯联邦主要的穆斯林聚居地区（如北高加索和鞑靼斯坦）的较高出生率会令俄罗斯失去它的斯拉夫和东正教身份这一点，普京从未害怕过。

宗教

虽然普京和其他高层人物参加了教会仪式，并经常与宗教领袖一同出现，但宗教本身对克里姆林宫做决策的影响甚微，在外交事务上更不值一提。但也有偶尔的例外，克里姆林宫一贯支持东正教教会抵抗教皇来访。但教会只是一个工具，不是政策的驱动者。对普京而言它的主要价值是作为合法化的象征，凸显俄罗斯（和他本人）的美德以对抗精神和道德上败坏的西方。

俄罗斯东正教会大牧首基里尔（Kirill）在此方面起了重要作用。他辅助克里姆林宫赢得了在政治上和社会上保守的群体，向国际观众强调了俄罗斯身份和价值观的独特性。基里尔也在拉近与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的关系上发挥了主导作用，这是打击这些国家亲欧倾向的重要考虑因素。（喀山的逊尼派的穆夫提起到了大致类似的作用，增强了俄罗斯穆斯林的忠诚，特别是在中亚。）

目前教会与国家之间的关系与沙皇时代有一些相似之处，尤其是尼古拉一世统治时期（1825—1855年），当时东正教、专制和国家是三大支柱。然而，它也与苏联时代极不平等的互动类似。今天教会的情况更为安全和繁荣，但其对政策的影响比沙皇制度下少得多。它的意义是取悦克里姆林宫，以此换来丰厚的回报。

因此，有关宗教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产生了不良影响的论点是离谱的。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问题有诸多记载，这些问题大多由世俗和实际原因造成。教会对“转向东方”和普京的欧亚联盟并不承担责任。相反，基里尔的“合一外交”意味着与罗马天主教会的关系比以往几十年都有改善。[102]但是东正教对俄罗斯社会几乎没什么推动力量[103]，其保守主义品牌对于公众如何看待普京及外面世界也影响甚微。民调一再证实它是全国最值得信赖的机构，同时大多数人认为它应该远离政治。[104]

公共习俗

公共习俗对外交政策的影响是非常有限的。虽然强烈的社会保守主义偶尔使俄罗斯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复杂化，但它对具体政策的影响是次要且短暂的。例如，2012年2月“造反猫咪”乐队的成员因在救世主大教堂抗议演出而受到不恰当判罚，对此保守主义并不负责。克里姆林宫声称是对公众的愤怒做出回应。但实际上，它利用这一事件为更普遍地压制公众的异议申辩，同时抹黑各地反普京的敌对者。为反驳美国和欧洲对判决的批评，普京设计的说法是西方侵犯俄罗斯的主权、不尊重俄罗斯的价值观、腐蚀其民众。换句话说，就像民族主义和宗教一样，公共习俗也是任凭普京集团调用和掌控的一个政策工具。

本土-外交政策联系的本质

本土影响力的四个来源对普京的外交政策有决定作用：个体执行者和他们的个人偏好，长期结构性因素如地理和历史塑造的政治文化，具体的政治经济利益，环境和事件。

无论何种政体，个人是所有政体决策的关键。但极少有国家比当今俄罗斯更仰仗个人的作用。虽然普京还远未能主宰一切，但他的个人影响力已渗入内政外交的各个层面。有时在特定问题上以直接参与的形式表现，另一些时候比较间接和温和。但无论哪种方式，普京加强了这样一种模式，那就是个人至上，而不是机构或集体。而且，这种个性化的模式不只局限于他自己，还在权力各级被复制。

同时，个人不是独立的实体，而是环境和教养的产物。他们给决策制定带来各种精神包袱——回忆、先入之见、偏见和本能——共同构成可以大致被称为政治文化的东西。然而这种文化的影响不能被过于简单地归纳为自由或其他主义者思维的所谓倾向性影响。普京时期的经验表明，国内统治方式与对抗性的外交政策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长期的地理和历史影响——俄罗斯的广袤土地、其政治精英的西方中心主义、其身份的多重性及持久的不安全感——起到更大的作用。

但这些影响也不都是绝对的，不会一蹴而就地定位莫斯科与国际社会的关系。尽管普京受俄罗斯的自然和历史背景的影响，他也利用这些来为不那么崇高的目标服务，比如保护权力和捍卫精英的利益。在当代，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背靠历史相当于中世纪神的旨意——以神来支持自己。[105]俄罗斯的“永久国家利益”概念对克里姆林宫来说，其作用更多是作为合法化策略而不是作为决策的智力基础。

不同于公众所熟知的常识，历史命运和国家认同的概念可能会随情况变化而不同。[106]事实上，这在俄罗斯已经屡次发生了，并从根本上改变了其外交政策的原则和实践。在彼得大帝和叶卡捷琳娜大帝（Catherine the Great）时期，它从一个准东方的内省的封闭之地演变为欧洲的主要势力。两个世纪后，它在斯大林领导下崛起成为全球霸主。20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对俄罗斯只能以对抗性规则运作的观念提出质疑。

若说俄罗斯外交政策有任何的持久性，那就是具体的政治和经济利益一直处于首要地位。若没有这些，想法只不过是抽象的，是普京巩固自身权威的决心真正促进了俄罗斯作为一个不容外部颠覆势力“干涉”的独立的权力中心的观念。因而，反抗西方国家在中东的道德干预，其主要动机是恐惧民主的扩散。克里姆林宫捍卫“俄气”的做法简直毫无道理，直到人们想起“俄气”是寻租阶级的摇钱树，而寻租阶级的忠心是普京体系所依赖的。

最容易引起俄罗斯外交政策变化的本土因素是发生的各种事件。这种不可控因素的影响力非常强大，却又难以掌控。它们扰乱表面上的直线趋势，又很少导致明确的结果。它们使得外交政策不仅是以另外的手段对内政的延续（如本章开头所说），也是应对不可预知的发展——新的世界无序的永不停歇的运动。2009年经济衰退使人们不再相信俄罗斯强势复苏成为全球大国的神话，促使政权采取更为和谐和不太傲慢的外交方式。反之，2011—2012年的反普京抗议激化了俄美关系。克里姆林宫震惊于事态变化，令反美主义上升到自格鲁吉亚战争以来从未见过的新高度——口诛笔伐之外，还有一系列特别针对华盛顿的行动。[107]

执行者、文化、利益和境况的相互关联性表明俄罗斯要推行一种新型外交政策会很困难。正如乌克兰危机显示的，名人们不主张变革，普京本人的保守和生存主义人格、历史造就的缺乏安全感和神话主导的政治文化、精英的既得利益、事件发生时的应激反射——都指向重申传统的权力政策原则。如有变化，改变不太可能单独来自内部因素。外部环境将会是至关重要的，因而接下来我们要谈论的是外部环境。

[1] 《战争论》（On War）中的原句是：“战争无非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延续。”参见The Oxford Dictionary of Quotations,rev.4th e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205。

[2]“无法仅凭理智去理解俄罗斯，普通的尺度无非丈量她的伟大：她孑孑独行、独一无二——人们唯有信仰她。”

[3] Archie Brown,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 Political Leadership in the Modern Age(London:Basic Books,2014),pp.46-48.

[4]“Pochemu v Rossii nevozmozhno postroenie demokratii”[Why It Is Impossible to Build Democracy in Russia],Svobodnaya pressa,February 21,2011(http://svpressa.ru/society/article/39132).

[5] Dmitri Trenin and Bobo Lo,The Landscap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Carnegie Moscow Center,2005).

[6] Igor Torbakov,“‘What Does Russia Want?’ — Investigat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Moscow'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DGAP Analyse,May 1,2011,p.9.

[7] 谢钦还担任普京派往拉丁美洲的私人谈判代表，毫无疑问委任他是由于委内瑞拉是重要的石油出口国，参见Alexander Bratersky,“Sechin to Visit Venezuela amid Speculation about Chavez's Health,”Moscow Times,January 30,2013(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sechin-to-visit-venezuela-amid-speculation-about-chavezs-health/474701.html)。

[8] 弗拉基米尔·普京：对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又见Maria Snegovaya,“How Putin's Worldview May Be Shaping His Response in Crimea,”Washington Post,March 2,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03/02/how-putinsworldview-may-be-shaping-his-response-in-crimea/)。

[9] 极端民族主义者亚历山大·杜金（Alexander Dugin）对普京的欧亚方向的影响已经引起了足够的重视，但这方面的证据不足。杜金已成为普京时代大部分时期的周边人物，然而普京本人尚未承认杜金给予出谋划策。同时，要将杜金“中国威胁论”的警告与普京承诺与北京战略利益趋同画上等号也有难度。

[10] 他们尤其致力于与美国维护“战略平衡”的原则——参见俄罗斯国防部副部长阿纳托利·安托诺夫（Anatoly Antonov）在2012年英国广播公司（BBC）纪录片《普京、俄罗斯和西方》中的评论。

[11] 截至2013年12月，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取代俄新社。普京的公共事务发言人德米特里·帕斯科夫解释，变化是出于积极推进俄罗斯的需要——“用褒义的词来说，就是宣传”，参见（http://en.ria.ru/russia/20131219/185718548-print/Russia-Needs-Propaganda-Putin-Spokesman.html），自那时起，今日俄罗斯电视台和今日俄罗斯国际通讯社已经获得大量公共资金注入。参见Gabrielle Tétrault-Farber,“Looking West,Russia Beefs Up Spending on Global Media Giants,”Moscow Times,September 23,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looking-west-russia-beefs-up-spendingon-global-media-giants/507692.html)。

[12] Bobo Lo,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Oxford:Chatham House and Blackwell,2003),p.3.

[13] 当垄断企业（如俄罗斯石油公司或“俄气”）在统治精英内利用特权地位最大化其现有的财富额，而不是创造新的财富时就会产生寻租。

[14] 参见Matthew Evangelista,“Putin:a New de Gaulle?,”PONARS Policy Memo 253,October 2002。

[15] 据推测，局内人包括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谢尔盖·伊万诺夫、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秘书尼古拉·帕特鲁舍夫和俄罗斯联邦安全局（FSB）局长亚历山大·博尔特尼科夫（Aleksandr Bortnikov）。他们都是普京在克格勃的前同事。参见Steven Lee Myers,“Russia's Move into Ukraine Said to be Born in Shadows,”New York Times,March 7,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3/08/world/europe/russias-move-into-ukraine-said-to-be-born-in-shadows.html?_r=0)。

[16]“窃以为，在当今世界‘单极模式’不仅是不可接受的，而且也不可能的……模式本身有缺陷，在此基础上没有也不可能建立现代文明的道德支柱。”——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2月10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8498)。

[17] Andrew Wilson,Ukraine's Orange Revolution(Yale University Press,2005),pp.94-95.

[18] 尤先科在1998—2001年任乌克兰总理。

[19] 尽管梅德韦杰夫是名义上的总司令，但很少有人会怀疑普京才是下令开战的。

[20] 笔者在2014年11月一次非正式的谈话中得知，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和“俄气”对这笔交易的条款都不甚满意。

[21] 这是一位与克里姆林宫关系密切的著名银行家告知笔者的。

[22] Peter Duncan,“Batman and Robin?Exploring Foreign Policy Differences between Putin and Medvedev during the Medvedev Presidency,”CEPSI(Centre for European Politics,Security & Integration)Working Paper,March 2013,p.17.

[23] Roy Allison,Russia, the West, 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194.德米特里·特列宁更加明确地声称“毫无疑问是普京下令俄罗斯代表团在安理会投弃权票”，参见“Vladimir Putin's Fourth Vector,”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30,2013(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Vladimir-Putins-Fourth-Vector-16048)。

[24] 参见托马斯·格鲁夫（Thomas Grove）：“神秘的优兔（YouTube）视频指责俄罗斯梅德韦杰夫叛国”，路透社，2013年2月1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02/01/netus-russia-medvedev-video-idUSBRE9100Z720130201)。

[25]“好沙皇，坏博亚尔斯（贵族）”的并存可追溯到16世纪末伊凡雷帝时期。

[26] 关于普京与梅德韦杰夫之间的关系已有一些精辟的描述。美国驻俄大使约翰·贝尔（Jobn Beyrle）一份泄露的电报称双人执政为“蝙蝠侠与罗宾”——参见“US Embassy Cables:‘Tandem Politics’of Medvedev and Putin,”The Guardian,December 1,2010(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178955)。另一种描述是普京是黑手党老大（老板的老板），梅德韦杰夫是“上了哈佛的侄子”。在某些方面，普梅之间的宣传动态与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和他的长期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差不多。彼时，切尔诺梅尔金的主要工作为克里姆林宫的失败背黑锅。

[27]“本位主义”指的是将自己部门的利益置于苏维埃国家或是老百姓的更大利益之上的做法。

[28] Fiona Hill and Clifford Gaddy,Mr.Putin:Operative in the Kremlin,2nd ed.(Brookings,2015),p.207.

[29] Richard Connolly and Philip Hanson,“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ommitments,Processes,and Prospects,”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3,no.4,2012,p.479.

[30] 拉夫罗夫自2004年起任俄罗斯外交部部长。他与葛罗米柯还有一些差距，葛罗米柯在苏联时期从1957—1985年担任外交部部长28年。

[31] Ekaterina Stepanova,“The Syria Crisis and the Making of Russia's Foreign Policy,”PONARS Eurasia Policy Memo 199,June 2012,p.5.

[32] 谢尔盖·伊万诺夫是普京在克格勃有雄心壮志的同事。2001—2007年曾担任俄罗斯联邦国防部部长，而后任俄罗斯联邦第一副总理，2008年5月降职为副总理，在此职位上工作至2011年12月。伊万诺夫目前的职位是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成为普京的门户掌管人。

[33] Don Jensen,“Sergei Ivanov Returns to Center Stage,”Institute of Modern Russia,April 2,2013.

[34] Stephen Fortescue,“The Policy Process in Putin's Third Presidency,”paper presented to the eleventh conference of the Australasian Association for Communist and Post-Communist States,University of Tasmania,February 7-8,2013.

[35] 希尔和加迪指出，“甚至在非正式的系统内，到达普京只有纵向联系，没有真正的横向联系。无论是谁，每个人都得与普京再次联系或听取他的意见才能使自己的态度、观点或立场合法化”，(Mr.Putin,p.219)。

[36] Trenin and Lo,The Landscape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p.16.

[37] 正如希尔和加迪所指出的：“他们的集体经验已经将俄罗斯大众转变成了到活命主义者，不断地思考和做好最坏的打算”，(Mr.Putin,p.77)。

[38] 当然也有例外，如格鲁吉亚1992—1993年企图收回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和塔吉克斯坦内战。

[39] 不仅是英国和法国如此，意大利、荷兰、波兰和其他一些北约成员也是同样。

[40] 普京与瓦尔代俱乐部成员会面，2004年9月6日——参见Ariel Cohen,“U.S.-Russian Security Cooperation after Beslan,”October 25,2004,Heritage Foundation backgrounder 1809(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04/10/usrussian-security-cooperation-after-beslan)。

[41]“俄罗斯总统普京就抗议活动指责美国”，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1年12月8日(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6084743)。

[42] Nikolai Patrushev,“Ukraine Crisis — the View from Russia,”interview in Rossiiskaya gazeta,October 24,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24/sp-ukraine-russia-cold-war).

[43]“Why Vladimir Putin Needs a Poor,Aggressive Russia,”New Republic,March 2,2014 (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6824/why-vladimir-putin-needs-pooraggressive-russia-crimea).

[44] 即使这样，叶利钦感到有必要在科索沃冲突中做出一个抗议的姿态，他派遣200名俄罗斯空降兵占据普里什蒂纳外的斯拉蒂纳机场：“我决定俄罗斯必须做出完美的姿态，即使没有军事意义…… （它）标志着我们面对强大的北约军队、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的道义上的胜利。”参见Boris Yeltsin,Midnight Diaries (London:Phoenix,2000),p.266。

[45] Lo,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

[46] 罗伯特·库尔森，“俄罗斯：契卡思维的重要性”，欧洲自由电台/自由电台，2007年10月15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article/1078954.html)。

[47] 这是笔者与谢尔盖·伊万诺夫和弗拉基米尔·雅库宁等各集团高级人物会面得出的感受。

[48]“麦凯恩：我在普京的眼神中看到三个字：克、格、勃”，（http://www.youtube.com/watch?v=lAVlaIJWP-Q(uberpulse.com,July 18,2007)。

[49] Hill and Gaddy,Mr.Putin,pp.110,115.

[50]“Russia:Public Backs Putin,Crimea's Secession,”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May 8,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05/08/chapter-3-russia-public-backsputin-crimeas-secession/).

[51] Vladimir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2012.

[52] 自普京任总统起这种身份的调整是显而易见的——参见Lo,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p.4。

[53] 康斯坦丁·埃盖特，国际中东欧研究理事会（ICCEES）大会发言，坦佩雷，2000年6月。

[54] Torbakov,“‘What Does Russia Want?’”；又参见对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55] Dmitri Trenin,The End of Eurasia: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Carnegie Moscow Center,2001).

[56] 俄罗斯远东地区约有630万人口——少于位居亚太地区第四的香港地区（前三为中国、加拿大和美国）。

[57] 这种态度可以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曾经是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大规模工业化运动的主要驱动力。

[58] Isaiah Berlin,Russian Thinkers(Harmondsworth:Penguin,1994),p.118.

[59] 俄罗斯领导人自戈尔巴乔夫到普京一致声称，西方违背了1989—1990年做出的德国不再统一、北约也不会扩展到维谢格拉德国家（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和匈牙利）的保证。事实上，目前尚不清楚是否做过这种保证。文献记录没有具体提到这些，虽然不能排除提出和/或默认过口头承诺。参见Angela Stent,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37。

[60]“百年屈辱”指的是自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的时期。

[61]“混乱时期”原指1598年沙皇费奥多一世去世至1613年米哈伊尔沙皇建立罗曼诺夫王朝这段时间，俄国连遭叛乱、饥荒、其他自然灾害以及外国占领。

[62] 别斯兰恐怖事件后普京的电视演讲，2004年9月4日(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4/09/04/1958_type82912_76332.shtml)。

[63] 1944年，时任美国驻苏联使馆参赞的乔治·凯南写道：“潜伏在每一个俄罗斯灵魂里的希望是俄罗斯人的果敢和眼界，总有一天这会让傲慢与传统的西方成就失去光辉。”感谢罗德里克·布雷思韦特引起我对此评论的注意。希尔和加迪指出，“每一次灾难中的幸存重申了俄罗斯在历史上的特殊地位”(Mr.Putin,p.77)。

[64] 参见，如，“Ronald Reagan:The Man Who Beat Communism,”The Economist,June 10,2004(http://www.economist.com/node/2747709).

[65] Igor Ivanov,“What Diplomacy Does Russia Need in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iplomacy-Does-Russia-Need-in-the-21st-C-entury-15420).

[66] Brown,The Myth of the Strong Leader,p.47.

[67]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68]“会见年轻学者及历史教师”，2014年11月5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23185)。

[69] Bobo Lo,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Reality,Illusion and Mythmaking (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

[70] Vyacheslav Glazychev,“The‘Putin Consensus’Explained,”in Ivan Krastev,Mark Leonard,and Andrew Wilson (eds),What Does Russia Think?(London: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September 2009),pp.9-13.

[71] 这证明了普京的舒适度，他觉得假如2008年梅德韦杰夫得以正式继任总统，他可以遵守宪法的字面条文。

[72] 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2月10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8498)。

[73] Bobo Lo,“Russia's Crisis and What It Means for Regime Stability and Moscow's Relations with the World,”CER Policy Brief.

[74] Lilia Shevtsova,Lonely Power:Why Russia Has Failed to Become the West and the West Is Weary of Russia(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0),p.77.

[75] Oksana Antonenko and Igor Yurgens,“Toward a NATO-Russia Strategic Concept,”Survival,vol.52,no.6,December 2010—January 2011,pp.5-11。此文不仅内容有趣，其合著者也很有意思，尤尔根斯曾是（依然是）梅德韦杰夫的智库——当代发展研究所的负责人。

[76] 参见Irina Borogan and Andrei Soldatov,“The Kremlin Versus the Bloggers:The Battle for Cyberspace,”Open Democracy,March 27,2012。

[77] 普京时代的相对繁荣不会改变这一广泛的评估，但给政权留有一定的余地，它还“有余额”。

[78]“原油价格摘要”，美国能源信息署(http://www.eia.gov/beta/MER/index.cfm?tbl=T09.01#/?f=M&start=200001&end=201301&charted=0-6)。

[79] 同上。俄罗斯国际储备从2008年7月31日的5970亿美元下降至2009年4月30日3840亿美元，随后是大幅和持续的反弹，到2012年底，储备量达5380美元，直至2013年10月31日面临新的衰退前，储备量达5240美元。参见俄罗斯央行统计数据(http://cbr.ru/eng/hd_base/default.aspx?Prtid=mrrf_m)。

[80] 这产生了所谓的“石油换贷款”协议，据此，中国提供美元贷款，换取俄罗斯每年保证输出原油及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到大庆的支线的建设，见第5章。

[81]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

[82] 在2014年12月18日面对国外媒体的年度新闻发布会上，普京宣称，俄罗斯的经济困难“明显主要是由外部因素引发的”。他还进一步声称，西方对俄罗斯实施的制裁“违反了世贸组织、国际法和《联合国宪章》的规则”(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23406)。

[83] 这是俄罗斯一直否定页岩革命的最主要原因，它严重地挑战了这种假设。见第3章。

[84] 感谢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塔蒂亚娜·米特洛娃（Tatiana Mitrova）提供的信息。

[85] 克利福德·加迪：“俄罗斯经济能摆脱对石油的依赖吗？”，俄新社，2011年6月16日(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opinions/2011/06/16-russia-economy-gaddy)。

[86] Harold Meyerson,“Conservatives Face Conflicting Corporate and National Interests,”Washington Post,May 8,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harold-meyerson-conservatives-face-conflicting-corporate-and-national-interests/2014/05/07/c12a1640-d5f3-11e3-95d3-3bcd77cd4e11_story.html).

[87]“美国页岩气项目是一个即将爆破的泡沫”——“俄气首席执行官，”今日俄罗斯，2013年3月30日(http://rt.com/business/shale-gas-gazprom-us-088/)。

[88] Alan Riley,“Commission versus Gazprom:The Anti-Trust Clash of the Decade?,”CEPS Policy Brief 285,October 31,2012.

[89]“You Can Forget Russia as a Democracy,”interview with Vladislav Inozemtsev,Spiegel Online,November 21,2012.

[90] Anders Aslund,“An Assessment of Putin's Economic Policy,”CESifo Forum,July 2008(http://www.iie.com/publications/papers/paper.cfm?ResearchID=974).

[91] 苏尔科夫用以下不那么尖锐的语言来定义主权民主：“当我们建立一个开放的社会，不要忘了我们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我们希望是自由国家的一员，本着公平的原则与其他自由国家合作，我们不希望国外力量的操控。”参见“Surkov in His Own Words,”Wall Street Journal,December 18,2006(http://www.wsj.com/articles/SB116646992809753610)。

[92] 尼基塔·赫鲁晓夫倡导苏联“赶超”美国的有名论调。

[93] Dmitri Trenin and Boris Dolgin,“Russia's Foreign Policy:Modernize or Marginalize,”Open Democracy and polit.ru,January 15-21,2010.

[94] Mikhail Dmitriev and Daniel Treisman,“The Other Russia,”Foreign Affairs,vol.91,no.5,September/October 2012,pp.59-72.

[95]“Russians Back Protests,Political Freedoms,”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May 23,2012.

[96] 这与斯大林反对“世界主义”运动有相似之处。两者的主要目标都是城市自由中产阶级。

[97]“新俄罗斯”覆盖从顿河畔罗斯托夫以东到德涅斯特河沿岸西部毗邻黑海的领域，包括顿涅茨克和卢甘斯克的主要工业区。18世纪末奥斯曼帝国时期的俄国征服了这些领土，直到1917年革命前一直拥有这些地方。随后，大部分“新俄罗斯”被归入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在1991年并入新独立的乌克兰。虽然从20世纪20年代末俄罗斯族大批迁入这些地区，根据最新的乌克兰普查（2001），俄罗斯族还是仅占当地居民的四分之一。参见Ralph Clem,“What Exactly Is Putin's New‘New Russia’?,”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4,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4/09/04/what-exactly-is-putins-new-new-russia/)。

[98] 2006—2007年英国驻俄大使托尼·布伦顿（Tony Brenton）一再受到骚扰。爱沙尼亚驻俄大使玛丽娜·卡尤兰德（Marina Kaljurand）在其政府拆除苏联红军解放塔林纪念碑之后也遭到同样的待遇。

[99] Tatiana Stanovaya,“The Fate of the Nashi Movement:Where Will the Kremlin's Youth Go?,”Institute of Modern Russia,March 26,2013(http://imrussia.org/en/politics/420-the-fate-of-the-nashi-movement-where-will-the-kremlins-youth-go).

[100] 柳德米拉·亚历山大罗娃（Lyudmila Alexandrova）：“俄罗斯政府开展打击非法移民的斗争。”塔斯社，2014年8月9日(http://itar-tass.com/en/opinions/763039)；“成千上万俄罗斯的劳工正准备离开。”塔斯社，2015年1月13日(http://itar-tass.com/en/opinions/770954)。

[101] 2014年10月由全俄公众舆论研究中心进行的调查显示，79% 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将会是21世纪的“盟友”或“亲密伙伴”，相比之下9%的受访者认为中国是一个“危险的邻居或竞争者”，1%的受访者将中国视为“对手或敌人”。2005年各自的数字分别为48%、25%和6%。参阅“俄罗斯和中国：从敌对竞争走向友好合作”，全俄民意调研中心（VTsIOM）新闻稿1686，2014年11月6日(http://www.wciom.com/index.php?id=61&uid=1023)。

[102] Gabrielle Tétrault-Farber,“Putin to Meet Pope Francis as Church Relations Warm,”Moscow Times,November 25,2013(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putin-to-meet-pope-francis-as-church-relations-warm/490150.html).

[103] 应该指出的是，俄罗斯东正教绝不是铁板一块。虽然一些人支持2012年通过的禁止美国人收养本国孤儿的法律，另一些人批评它是对美国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的不人道的回应（第6章将展开讨论）。

[104]“俄罗斯人希望教会退出政坛”，今日俄罗斯，2012年8月14日。(http://rt.com/politics/orthodox-church-politics-poll-632/)。

[105]“神的旨意”是1095年民众对教皇乌尔班二世呼吁发起第一次东征的齐声响应。

[106] Igor Zevelev,“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

[107] 这些措施包括禁止美国公民收养俄罗斯孤儿的《季马·雅科夫列夫法律》、驱逐美国国际开发署（USAID）和终止纳恩-卢格“合作减少威胁计划”。

第2章
两个世界

没有公共权力之处就没有法制：没有法制就无所谓公平，实力与计谋是战争的两大基本力量。

——托马斯·霍布斯（Thomas Hobbes），1651年[1]

鲜有国家像俄罗斯那样需要有效地与国际社会打交道。它的近邻最多，其中包括世界上实力增长最快的中国。俄罗斯是全球领先的能源和自然资源供应商，这依然是其稳定繁荣的关键。作为一个大国，俄罗斯的自我认同感基于其影响他国和外部环境的能力。与此同时，也鲜有其他国家像俄罗斯那样具有自我反省和对他人心存疑虑的传统。列宁使“围城”这一表述广为所知，但是这个表述更多反映了历史的印记。当彼得大帝打通俄罗斯“面向西方的窗口”，他推翻的是几个世纪以来的孤立和蒙昧。[2]

必要和本能之间的张力在21世纪早期继续影响俄罗斯的处事态度。克里姆林宫认为俄罗斯需要适应转型期日益全球化和相互依存的世界。[3]然而，它对俄罗斯在后现代面临的压力做出的本能反应是回到自己熟悉的那一套——对内奉行保守的政治社会价值观，对外演绎传统的大国外交。

莫斯科的问题不在于是否与外界接触，而在于如何接触。前一章讨论了各种元素——执行者、政治文化、利益和境况——这些在根本上都促成了防御的心态。然而，普京的选择不仅是其国内要务的延伸，同时也受制于他对当代国际政治的看法、对俄罗斯作为区域和全球大国前景的估量。在此，国内背景、长期的结构性影响、外部突发事件及“战略冲击”的影响并存。

过去10年，普京试图缓和传统的世界观与基于利益方式的对外关系。因而他一直奉行普里马科夫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所阐述的“全球多极秩序”愿景。正如序言指出，这是莫斯科所希望的世界。它有许多未知和风险，同时也有战略机遇。在这个世界里，俄罗斯能够取得繁荣昌盛——当然前提是它坚持成功时期指导其外交政策的原则。在普京精英集团看来，国际环境的不确定性令巩固权力和权威变得更有必要。所以，在内政外交方面的选择不是“适应或停滞”，而是“保持和巩固”。

然而克里姆林宫试图根据它的预期来塑造世界是一回事，有效地应对日常出现的这些与预期相悖的现实情况则完全是另一回事。现实世界总有重大的、往往不可预测的变化，它具有不稳定性，并非静态结构性（更不用说“有序”了）。因此，它呈现的是与当权者所想象的截然不同的一套挑战。传达的主要信息是，只有拥抱变化的国家才能蓬勃发展。对于俄罗斯来说，这意味着抛开悠久的特权意识，根据成就来重新定位自己在国际上的声望。

莫斯科眼中的世界

首先要说明的是并没有所谓统一的俄罗斯世界观。在一个多元化、重教育和好争辩的社会，存在多种世界观，对“国家利益”也有不同的理解。因探讨的主题是普京的外交政策，所以此处侧重于统治精英的设想、观念和抱负。虽然如前所述，统治集团的世界观可能不完全一致，但还是存在一些共性和连续性，构成一种可辨识的世界观。

将俄罗斯世界观分解为以下三部分有助于讨论。第一部分着眼于战略文化。多年前，国际关系理论家杰克·斯奈德（Jack Snyder）将此定义为“引导和规约战略思维模式、影响战略议题的构想、确立讨论战略问题的术语和概念参数的一套态度和信念”。[4]这里的战略文化是指克里姆林宫所持的“世界的方式”——本质、习惯和国际行为的框架。关注的重点不是正式的法规，而是不成文但彼此默认的游戏规则：竞争和合作并存的世界、硬实力的首要地位、大国的中心地位以及地缘政治的持久重要性。

第二部分更着重讨论俄罗斯精英对国际体系的理解，以后西方多极秩序或者多中心体系的概念为主旨。莫斯科在这一方面的世界观于某种程度上是传统的列宁主义问题的重塑——“谁能战胜谁”——或者，在今天语境下，是谁发展以及谁衰落的问题。莫斯科精英的认知是：西方式微、其他地区崛起以及全球权力向东方转移。如果说战略文化确立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普遍哲学基础，那么对国际体系的解读则影响其具体的抱负和对政策的响应。

最后一点，有关“莫斯科眼中的世界”的任何讨论都归结为当前及今后几十年俄罗斯在国际社会中所处地位的问题。克里姆林宫仍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全球强国和区域霸主。但俄罗斯怎样看待这种想法带来的影响？在何种程度上能够将此与“常态”和“国际社会”的目标统一？普京和其他高层人物对于俄罗斯在后西方世界秩序中成为真正的赢家有多乐观？他们外在的自信是否只是掩饰了日益增长的不安，尤其是对于中国的崛起？他们对俄罗斯面临的机遇和局限性的预计是什么？

新霍布斯愿景

具有一定讽刺意义的是，一位17世纪英国政治哲学家的世界观深得普京外交政策的真谛。托马斯·霍布斯对国际政治的超现实主义阐释折射出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的动荡不安，他亲历了英国内战和查理一世（King CharlesⅠ）被颠覆，亦间接感受到了蹂躏欧洲大陆的30年战争。他所描述的无政府世界或“自然状态”似乎与21世纪初高度全球化和制度化的环境完全格格不入。[5]

然而，虽说当今的全球背景与17世纪的欧洲有本质的区别，俄罗斯决策者却仍然沿袭一些贯穿霍布斯思想的假设。第一点，也是最重要的一点是，世界是疏离且时常怀有敌意的，是一个弱肉强食的地方。一切有关相互依存和“双赢”的解决方案，都归结为赢家和输家。基于此观点，俄罗斯人大多不相信美国和中国能够同时在新兴的国际体系中蓬勃发展。

来看一下与俄罗斯更相关的事情。2008年8月俄罗斯因战胜格鲁吉亚而欢欣鼓舞，这不仅是因为狠狠打击了格鲁吉亚总统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而是由于俄罗斯破天荒地战胜了美国，让美国遭受了公开的羞辱。[6]俄罗斯甚至在结果是“负和”时仍然抱有“零和”心态。在全球金融危机最严重的时刻，俄罗斯对美国经济的困境颇为幸灾乐祸，哪怕危机可能会蔓延至俄罗斯。[7]

莫斯科思维中第二处显而易见的霍布斯准则是对硬实力为首的一种持久信念。虽然在核时代发动大战争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但军事实力仍然是俄罗斯大国概念的核心。[8]面临日益严重的人口不足问题继续维持大规模的常备军、保留巨大的核武库、强调“战略均势”、常规军事力量和核武器的军费大幅增长——所有这些反映了基于对强国的传统理解的安全文化。在普京和许多政治精英看来，军事实力是受到世界瞩目和尊重的终极保证。[9]

反之，克里姆林宫实施的软实力方法比较接近“软胁迫”[10]，其特点是：精准地利用邻国弱点（如腐败）实施统治，培育精英内部商业关系网络[11]，资助同情莫斯科政党[12]，通过大众传媒进行宣传。这些方法更加类似于苏联时期追求的“积极措施”[13] ，而不是西方自由主义所持的渗透方式。[14]最重要的是，它们产生于现实主义的信条，那就是真正的力量来自于对政治、经济和战略资产毫不留情的支配。普京对乌克兰冲突的处理体现了这个思路。[15]

莫斯科世界观的第三个特点是在国际体系中大国的主导地位。虽然与17世纪的欧洲相比，多边制度要发挥更大的作用（当时这些制度尚不存在），但莫斯科以权威主义的视角来看待当代政治，主要以“主权大国”的关系来界定国际关系——有时是合作的，但往往是竞争的。在此语境下“主权大国”指的是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少数能够真正按独立意志行事的国家——美国、中国和俄罗斯——再加上在特定领域具备显著影响力的其他国家，如欧洲的领军国家（德国、法国），还有印度和巴西。[16]

较小的国家和多边组织被认为是强国外交的对象或工具，而不是能提出适当议程的重要参与者。当莫斯科谈到“国际关系民主化”时，它的理解很狭窄——就是将权力从以前的霸主美国移交给包括俄罗斯在内的一组大国，或是由大国“协调”。虽然有时小国会参与国际决策，但这被视为是罕见和反常的。正因为这样的精英主义态度，普京（和他的前任叶利钦）从未理解欧盟的体制文化和政治文化。这也解释了为什么莫斯科拒绝相信2008年萨卡什维利袭击南奥塞梯并没有经过华盛顿的事先批准。一个小国家能按自己的意志开始如此莽撞的冒险行为，这种想法仍然是不可想象的。[17]

俄罗斯信奉的是，世界是由大国主导的，是残酷无情的，这与西方自由主义提出的地缘政治已时过境迁的主张完全相左。[18]在莫斯科看来，自苏联解体后美国的行动已经证明，传统模式的力量投射仍然举足轻重，即使它是以规范来掩饰。俄罗斯决策者经常指责华盛顿利用诸如促进稳定[19]、民主和人权等概念来隐藏其不可告人的地缘政治和商业目的，由20世纪90年代美国利用俄罗斯的弱点通过北约东扩来主宰欧洲-大西洋安全空间可见一斑。而在过去10年它资助了俄罗斯邻国和中东的基层运动。俄罗斯政治精英认为，美国——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执政——依然致力于使用所有可调用的方式在一切可能的地方扩大其影响力。[20]

上述这些并不意味着各国不能相互合作，他们可以、必须，而且的确是互相合作的。但这种合作的有效性最终由国家的实力来决定。强国能够促进和捍卫自己的利益，弱国却不能。历代领导人——从彼得大帝到斯大林，再到普京——得出的结论是俄罗斯想要繁荣必须依靠自己的强盛和能力，绝不能依赖他国的善意、弱小的国际机构或共同准则及价值观念这些模糊的想法。

多极秩序

在克里姆林宫眼中的国际体系是多极化的。这是一个常被误解和歪曲的概念，对此有不同的解释。奇怪的是，第一个公开使用此术语的俄罗斯人是叶利钦时期的自由主义外交部部长安德烈·科济列夫(Andrei Kozyrev)，他常被抨击为西方的傀儡。[21]科济列夫从合作的角度构想多极世界——不同的国家共同构成冷战后的秩序。然而当今，俄罗斯的主流阐释是由科济列夫的继任者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在20世纪90年代首次提出的。其观点与前任的相似之处是世界受多极的相互作用支配，但实质上两者千差万别。正如普里马科夫自己察觉到的，多极世界秩序背后的依据是“抗衡”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唯我独尊的影响力。这是由一个地缘政治推动的构想，以权力平衡原则为中心。虽然不排除与美国合作，但其运行的主线是通过“其他国家的共识”，即国际体系中其他的“极”来进行的一种软遏制。[22]

还有另外两个方面值得注意。对莫斯科而言，多极化与其说是要建立一个新秩序，不如说是重塑旧秩序。这种多极化类似1815年维也纳会议中形成的欧洲协作。情境不同、角色不同，但背后的原则是相同的，那就是，国际政治的安排和规则由大国来决定，并且，关键的是大国也要遵守。不允许任何一个大国威胁现状或拥有打破均势的实力——比如19世纪拿破仑时代的法国、今日的美国以及未来的中国。小国清楚他们的位置，在设定其国家政策时会保持对大国利益应有的尊重。大国之间互不干涉内政，并且安全——至少是大国的安全——是共同的和不能分割的。

多极世界亦是规范的。普京眼中的多极化是文明的，与西方道德普世主义截然不同。俄罗斯的定义认同萨缪尔·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的“文明冲突论”。正如有多个世界权力中心，也存在着各种文明的“极点”。[23]其目的是在面临西方自由价值观的压力时，维护文化和道德上的相对主义和国家主权。因此，2013年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并实施“文明层面的……全球竞争”与“日益重视文明身份认同”。[24]在推动“文明之间对话”的过程中，莫斯科毫不含糊地向西方表明，“我们的价值观不亚于你们的”——虽然不同，但丝毫不落下风。

问题在于普京政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相信其关于多极化的夸夸其谈，还有多极化是否以充当工具性为目的？答案是普京集团的确赞同多极秩序的原则和可行性，但使用了豪言壮语来加速多极化格局的出现。它的计划是，如果有足够多的大国声称世界是多极的，那么这个格局就会更快到来——这是通过影响认知来实现目标的例子。金砖国家进程的发展在这方面扮演了关键角色。尽管金砖国家成员之间缺乏共识，但这个组织就是莫斯科期望的“多极世界秩序”的化身。

判断俄罗斯对于多极化的诚意也取决于如何定义这个术语。克里姆林宫并未简单地将“多极化”等同于“均极化”，它仍然承认美国是世界霸主。莫斯科对于多极化的理解更为微妙。它承认多个权力中心的存在，它们并不均势但各自独立，能在各自的势力范围内（或者用一个略含蓄的词——利益范围）形成巨大的影响力。美国继续统领西方世界时，中国正在崛起为亚太地区的重要角色（并将在世界舞台上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南美洲由巴西主导，南亚由印度称霸。至于俄罗斯，其在欧亚地区持久的影响力证实了它的确如自己声称那般是一个真正独立的世界权力中心。

“多极化”这个术语，近来逐步向“多中心”过渡。2013年的外交政策构想提及“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造就了向“国际关系的多中心体系”的迁移。尚不清楚究竟是什么促使了表述上的调整，虽然对此有几种可能的解释。其中之一是“多极秩序”是一个多少有些陈腐的提法，1997年由鲍里斯·叶利钦和当时的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推出，从那时起此说法就常常与无益的战略竞争相联系。“多中心主义”听起来更新鲜，且更易涵盖上文提到的文明维度。[25]尽管如此，也不应夸大名称变化的重要性。正如中国先前的“和平崛起”概念与随后提出的“和平发展”没有实质区别[26]，俄罗斯提出的“多极化”和“多中心主义”之间的区别也只是有名无实。引人关注的是，普京仍然提及“多极化”，并将其视为可取的目标及当前的现实。[27]

全球权力向东方转移

自全球金融危机以来，克里姆林宫对新的多极秩序的前景变得更加自信。它确认了两个相互关联的现象：西方式微和其他地区崛起。这两者合在一起意味着通常所说的全球权力正向东方转移。这种观点在外交政策构想中被概括为：“西方主控世界经济和政治的能力正在持续减弱，全球权力和发展潜能现今更为分散并且正在向东方，主要是亚太区域转移。”[28]这种转移是多方面的，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和规范影响。

西方的式微。在谈及流行的西方式微论时，俄罗斯政治精英大多认同美国全球领导力的衰落。虽然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二战”）以来，尤其是金融危机后，欧洲的衰落更加明显，但俄罗斯决策者更关注美国的命运。虽然在文化上和经济上莫斯科常常向欧洲看齐，其战略和安全重点——与新霍布斯式的国际体系观一致——一直聚焦于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

俄罗斯人眼中的美国正陷于四面楚歌之中：外部挑战增多、内部政治体制失调且经济负债累累。俄罗斯人相信美国正在失去领导的能力和意愿。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之后，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也变得脆弱不堪。他们还觉察到，美国在面对中国崛起时失去自信、日渐焦虑。[29]

同时，美国也不甘于其日渐衰败的状况。华盛顿通过“重返亚洲”或“再平衡”来对抗中国在亚太地区日益增强的影响力——与日本、韩国以及一些东南亚国家加强联盟，并加强与印度的战略合作。莫斯科预计，由于美国极力维持其世界统领的地位，中美对抗会日趋激烈。重要的是，在这场较量中鲜有俄罗斯人认为美国会完全落败，他们预计美国就算不再是唯一的超级大国，也仍将是其中一个超级大国。[30]

俄罗斯对欧洲更为不屑一顾。全球的经济低迷以及欧元区危机证实了这样的观点：作为一个政治力量欧洲已经疲劳不堪，自由主义泛滥令其举步维艰，无法有效地应对全球动态环境的挑战。[31]更具体地说，有那么一种感觉，即欧盟的欧洲计划已危机重重——若干欧洲国家反欧盟情绪的高涨也印证了这一观点。[32]即便未来“欧洲”尚存，莫斯科相信，这个欧洲会在完全不同的基础上运作。它将越来越被德国、法国之类的主要国家所主导，其特征是分裂不断加大——在东、西欧之间，在运行良好的“北部”（德国与北欧国家）与运行不良的“南部”（希腊、西班牙、葡萄牙）之间，以及在大国和小国之间。[33]

在俄罗斯看来，欧洲的失败恰是削弱了“西方”这一理念。全球金融危机不仅损害了布雷顿森林金融机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信誉和更普遍意义上的民主资本主义，而且还动摇了西方道德权威。“二战”结束后，一直当道的西方价值与普世价值的糅合已站不住脚跟，让位于重新抬头的主权制度和“世界政治中的重新国有化”。[34]产生于西方自由主义秩序的超国家概念，如国家“保护责任”和人权的普遍性，其合法性和可行性都大打折扣。

其余国家的崛起。正如西方的式微主要被视为美国的衰落，俄罗斯对于东方崛起的观点也聚焦于中国。对莫斯科而言，其他任何国家都没有像中国那样很好地演绎国际体系的转型。这不仅预示着全球领导地位的更替（即使这需要数十年的时间），还意味着一种非常不同的看待世界和管理世界的方式——基于多个权势中心的方式。[35]

克里姆林宫认为，中国的崛起有助于全球重心从欧洲-大西洋地区转移到亚太地区。在努力构建一个更均等的国际机制的过程中，北京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根据这一机制，非西方国家能够扮演更重要的角色。[36]中国的崛起也导致了国际安全环境更加复杂和艰巨。这是中国军事现代化及其他国家对它扩张的战略回应造成的。最后，随着西方主导的普世价值观逐渐被其他与之竞争的发展模式所取代，中国成了全球规范变革的先锋队。[37]

对莫斯科而言，其他国家的崛起，不仅仅只是国际关系的一种客观趋势。这也是一项意识形态工程，其驱动力是声张主权国家理念以对抗西方在政治、经济和规范上的霸权。非西方国家非常乐意联合起来制定国际体系的规则——尤其是当美国和欧洲不再能将其全球支配理念强加于其他国家的时候。

在普京的新霍布斯式愿景中，其他国家的崛起与西方的衰落是相辅相成的。令人吃惊的是，在经过20余年的全球化后，苏联领导人惯用的零和算计依然没有减弱。无非是在克里姆林宫眼中彼时的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鸿沟，如今变成了专制传统主义与民主自由主义之间的竞争。俄罗斯与西方在政治上的交往、经济上的互相依存以及人员往来方面，都远远超过冷战时期。但是竞争因子仍然强大。事实上，在国际关系“日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背景下[38]，全球化有多重效应。如今，竞争在众多领域展开，牵涉更庞大的参与者，采取更多样的形式。

充满机遇的世界

在过去20年间，在西方和俄罗斯有很多关于俄罗斯从超级大国和帝国过渡到“正常”的民族国家的讨论。然而，困难在于确定何为“正常”。在欧洲，“正常”意味着政治多元化、机构运作良好、法治得力、经济平衡、公民社会充满活力及媒体自由。但普京政体对“正常”的理解则有所不同。虽然“正常”有点类似西方所谓的“常态”，如较高的生活水平，但它是出于这样一种基本假设，即俄罗斯的自然条件决定它是一个大国，只有在此基础上俄罗斯（及其人民）才能繁荣发展。[39]这种态度不足为奇。回顾俄罗斯的历史长河，自彼得大帝以来，俄罗斯只在极少数历史阶段不是一个大国。在20世纪，这种情况只出现在1917年十月革命至20世纪30年代早期斯大林工业化运动之间。即便是在困境中的20世纪70年代，俄罗斯仍然视自己为大国。

全球大国和区域龙头

基于上述情况，克里姆林宫难以想象用世界领头大国之外的任何词汇来界定俄罗斯。当然，俄罗斯也意识到当今大国的含义在许多重要方面都已经与过去不尽相同，包括苏联时期。在普京总统任期初始，他将俄罗斯构想为一个“现代强国”。在后冷战时代，仅有辽阔的疆域、数以千计的核武器和大规模的常备军已然不够了——尽管这些因素仍然很关键。一个现代大国也必须是一个政治稳定、经济繁荣和科技进步的国家。[40]它还必须能灵活地施展各种形式的影响力。

就此而论，普京并不认为突出俄罗斯地缘政治大国的形象与根据国际体系的要求改造俄罗斯的影响力之间有任何矛盾。在此国家体系中，经济和其他非军事形式影响力的重要性与日俱增。莫斯科大肆谈论其常用的王牌，如领土规模和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成员资格，以及能够在其认为必要的地方动用武力。俄罗斯还突出自己作为能源和其他战略资源主要供应国的重要地位，及其仍相当可观的“巧实力”。[41]

克里姆林宫思维中另一个常数是完全不顾其国内和国际上的财力大小，坚持俄罗斯应该被视为永久的大国。在过去的300年，俄罗斯战略文化表现出一种强烈的特权意识。这种态度延伸到俄罗斯各政治派别中。恰是自由主义派的科济列夫宣称，“俄罗斯注定是一个大国”。[42]这种使命感表现为要求他人的“尊重”，即作为世界精英之一的国家本该得到的尊重。在体制上，这种认知反映在俄罗斯加入各种高级“俱乐部”——安理会五大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美国、欧盟、俄罗斯和联合国）、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以及之前的八国集团。但更多的时候尊重是一种心态而非可以量化的东西。它由西方对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特殊”利益的接受度、俄罗斯在国际决策中的特权地位以及俄罗斯不受“干涉”处理内政的权利等指标来衡量。

作为全球大国的标志之一是该国在其周边区域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即列昂·阿伦（Leon Aron）所说的“区域龙头”。[43]乌克兰危机显示，这种感觉依然强烈——考虑到在不到25年前俄罗斯的邻国们直接或间接归属于苏联，这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俄罗斯已不再有能力行使霸权或要求“独家”干预的权利，但它依然将自己视为西起乌克兰、东至中亚各共和国这一区域的龙头。这将在第4章中展开更详细的讨论。此处值得注意的是，区域龙头地位对于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权力中心的愿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正如美国领导西方，中国是亚洲的“带头大哥”一样，俄罗斯的信誉则取决于在它的区域里拥有的主导权。

独立而又独特的俄罗斯

普京所期望的俄罗斯大国地位是基于“独立”之上的。这个说法有许多内涵。它可以表示自力更生，如减少对西方国家政府和组织的依赖，从而使他们难以对莫斯科施加压力。它也可以表示不结盟以及拒绝“立足集团”的政治。它已经与“全方位”的、追求不偏不倚的“地域平衡”的外交政策紧密相连了。

但是归根结底，独立的内涵是维护国家主权及对抗那些试图剥夺或限制国家主权的力量。这个目标已经变成普京政府不断追求国内和国际合法性的代名词。正如普京代表了国家，因此普京政体利益与俄罗斯本身利益之间的界限模糊不清。因此，外界对于普京政策的批评，特别是对诸如法治、民主和人权等内政的批评，就被视为对俄罗斯主权的攻击。[44]

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里，俄罗斯被认同为全球权力的一个独立中心，对于克里姆林宫而言比任何时候都更重要。它有防卫性的目的——对内限制自由主义的影响，对外抵御诸如在叙利亚冲突等发生时西方的干预。它还宣传俄罗斯作为一个自主的国际角色的“独特性”。对于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为什么没有被纳入欧洲、欧洲-大西洋共同体或是亚太地区有多种解释。但其中令人信服的解释是，它根本不想一体化，而更倾向于合作和联合。因为真正的一体化意味着主权集中、独立受限，还会淡化国家的“特性”。这在小国和弱国行得通，但对于有着大国传统的俄罗斯来说，则难以接受。[45]俄罗斯政治精英的态度是，如果俄罗斯无法领导（或共同领导），那么它绝不会服从。[46]

不可或缺的国家

自叶卡捷琳娜二世(1762—1796年）时代起，俄罗斯的领导人就强调俄罗斯在欧洲以及全球事务中不可或缺的角色。18世纪中期，俄罗斯介入了七年战争，支持奥地利帝国反抗普鲁士的扩张。拿破仑战争期间沙皇亚历山大一世（Tsar AlexanderⅠ）的胜利扭转了历史进程，维护了欧洲君主专制。在“二战”中苏联对于打败希特勒是至关重要的。俄罗斯的不可或缺性也体现在俄罗斯作为文明和物理的屏障，使欧洲免于东方野蛮部落侵犯的神秘观念中。

这样的一幅俄罗斯肖像几乎被完整地保存了下来。在克里姆林宫眼中，重新崛起的俄罗斯凭借其规模、历史和潜力，是全球事务中一个不可或缺的参与者。这种自信以多种形式呈现。首先，它体现在这样一种信念中，即没有俄罗斯就不会有真正的安全。这不仅在它的周边地区适用，更是普遍适用。2013年9月，在俄罗斯成功干预叙利亚化学武器危机之后，普京声称，纵观历史，俄罗斯的参与对维护持久和平总是起关键作用——1815年的维也纳会议就是如此，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也不例外。相反，俄罗斯的缺席是1919年凡尔赛和会失败及后来“二战”爆发的主要原因。[47]最近，普京声明，西方企图在乌克兰问题上绕开俄罗斯，这在很大程度上造成了乌克兰的动荡不安。[48]

假定自己不可或缺加深了莫斯科对于战略核均势等概念的强烈迷恋。其当务之急不是考虑关乎人类生存的问题——被清除的恐惧——而是考虑保持其对国际秩序的影响力。原因是，俄罗斯的核武库是其与美国平起平坐（且优于中国）的一个领域，并且对许多人而言，这是俄罗斯维持其全球大国地位的最有力保障。

在此，区分被承认的欲望和承担具体责任的意愿是非常重要的。克里姆林宫清醒地认识到，俄罗斯并不是与美国（或苏联）级别相同的全球大国，并且在任何情况下卷入与俄罗斯利益无关的纷争没什么好处。俄罗斯寻求的是，在它选择的问题上，其“利益权”得到保障，其不可或缺性得到认可。因此，对于俄罗斯而言，成为“中东问题有关四方”的一员要比它寻求对和平进程的影响更为重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二十国集团、亚太经合组织和其他论坛，都是类似情形。最终，“不可或缺性”的价值并非来自于对结果的期待（事实上，这是一副不受欢迎的重担），而是来自其他国家接受俄罗斯是重要的且伟大的这一无可争辩的事实。

地缘政治的平衡者和文明之间的桥梁

普京的精英集团视俄罗斯为国际秩序中不可或缺的地缘政治均衡力量，是东西之间，更具体地说，美中之间的平衡者。[49]这个自封的角色的依据来自俄罗斯处于欧亚腹地的位置，来自苏中美之间战略大三角的历史。虽然类似的平衡随着冷战的终结似乎已过时，但20世纪90年代与美国关系的恶化，使俄罗斯重新把自己定位为一个全球平衡者。[50]为达到此目的，叶利钦向中国领导人频频示好，并呼吁建立一个“面向21世纪的新的多极格局”，以对抗美国的“单极”[51]。

虽然中俄关系的进展有很多内在因素（见第5章），但地缘政治平衡始终是普京外交政策考虑的核心。在“全球权力向东方转移”的推动下，地缘政治平衡思想已经从抽象的哲学层面，拓展到了更具体的实务层面。比如，俄中一致反对推翻阿萨德政府。[52]这种平衡协调的目的在于，既抵抗了被认为有损俄罗斯国家利益的具体行动，又能更广泛地限制美国的权力来提升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这是一种基于零和思维的假设，即对于华盛顿不利的事情，在大多数情况下都有利于莫斯科。

俄罗斯自封的平衡者身份并不仅限于宏大的计划，而具体体现在各个地理层面。在东亚，俄罗斯显然想把自己提升为美国力量的抗衡者[53]，还时不时地摆出中日间平衡者的姿态。在整个亚洲层面，这清晰地体现在莫斯科—北京—新德里的三边框架中。在全球层面，体现为金砖国家的概念。

俄罗斯作为连接欧亚桥梁的古老思想以一种更隐秘的方式在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语境中复苏。[54]这表现为一种软平衡。重点在于，俄罗斯在此的主要推动力与其说是防范他国，不如说是凭借其地理位置、历史遗产及其与欧洲、中亚和中国的紧密联系，在推动“文明间对话”的过程中扮演核心角色。[55]然而，这与地缘政治平衡一样，是俄罗斯把自身定位为“不可或缺的大国”的手段。

孤独的大国

拥有多重身份有明显的优势：强烈的独立感、在许多地区和全球性事务中的合法利益，以及行动自由。但多重身份也有消极的一面，其中之一就是俄罗斯在自我认同方面涉及的东西太多，这意味着它很难安心地融入欧洲或亚洲。俄罗斯的著名汉学家维克多·拉林曾经提到“东西困境”，那就是：俄罗斯虽然意识到需要融入亚洲，但往往受到文化和情感上亲欧情绪的制约。[56]其他观察者在提及俄罗斯在身份问题上的“冲突”时，认为俄罗斯是一个“被撕裂的”国家。[57]

这种身份认同上的含糊不清，使这个国家一直在努力得到别人的认可。普京早已将俄罗斯定义为欧洲文明，但许多欧洲国家却将俄罗斯视为局外人，充其量只把它看作欧洲大陆的边缘分子。在地理位置上，俄罗斯属于亚洲的一部分，但本地精英认为俄罗斯无论是在文化、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不属于亚洲。[58]而俄罗斯致力于成为亚欧桥梁的雄心壮志，也得不到实质上的认真对待。

“部分归属”或“部分排除”这种现象的内在张力，仍然影响着俄罗斯的自我认知和对外交往。有时候，俄罗斯表现得像一个“孤独的大国”[59]——一方面充满强大的例外感和正义感；另一方面，又十分焦虑他人不赋予它应有的尊重。在整个后冷战时期这始终是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主旋律。尽管2012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举办，这还是让俄罗斯对于自己在亚太地区的前景感到不安。[60]虽然俄罗斯精英拒绝接受任何表明俄罗斯被孤立的暗示，但仍然心照不宣地认识到，俄罗斯与大多数其他国家相比，必须加倍努力来维持自己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在这一方面，俄罗斯与另一个备受瞩目的“局外人”——土耳其——有某些类似之处：土耳其在欧洲和中东事务上都是积极参与者，但难以得到任何一方的完全接受。

崛起的俄罗斯

经常有人说，俄罗斯更清楚自己不想要什么而不是想要什么。[61]它反对被霸权国家主导的单极世界、不喜欢西方主导的道德干预、敌视美欧在后苏联空间的“蚕食”。事实上，这些目标都表明，克里姆林宫非常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它致力于营造一个支持普京体系合法性与稳定性的外部环境。[62]它的目的是保障国际社会对于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中利益的“尊重”——即便不支持，至少也是默许。它还致力于将俄罗斯发展为一个世界领先大国，同时保持其外交政策的独立性和战略上的灵活性。

在莫斯科看来，当前的国际趋势增加了它实现上述目标的可能性。俄罗斯还坚信它一定能与中国、印度和其他非西方国家一起在西方衰落后留下的真空地带中获益。长远来看，俄罗斯影响力与日俱增，这使它能与美欧重新商谈交往规则。这当然存在着风险。其一是中国会成为潜在的新霸主。鉴于东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资源丰富但人口稀少的致命弱点，这可能会更令人担忧。另一种危险是中美世界秩序的出现，这会把俄罗斯降到二等国家行列。习近平提出的推进中美“新型大国关系”的构想一旦实现，将大大增加这种恐惧。[63]

但克里姆林宫眼下似乎已暂时打消了这些不愉快的想法。虽然俄罗斯担忧其与中国的经济关系并不对等，但以下因素战胜了疑虑：中国崛起显然令美国狼狈不堪、对中俄合作的满意，以及相信中国在未来很长一段时间还需要俄罗斯——作为重要自然资源的供应国和友善邻国。[64]的确，中俄共同反对草根民主运动、美国“单边主义”以及西方规范的影响使得两国有望保持长期的战略友好，甚至有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至于可能的中美共治，这充其量只是个小问题。主流观点认为，美国和中国必定会走向加大竞争的方向，这给俄罗斯发挥地缘政治平衡者的作用提供了机会。[65]

持续发酵的乌克兰危机似乎正在挑战这种乐观情绪。这场危机不仅令普京政体与西方产生嫌隙，更使俄罗斯史无前例地受惠于中国。然而，几乎没有迹象表明克里姆林宫的信心受挫。相反，他们相信危机再次印证了自己的判断是正确的。这些判断包括美国全球领导力的疲软、欧洲的衰落、非西方世界的崛起，以及俄罗斯有能力照顾好自己等。[66]虽然俄罗斯要维持其作为一个世界领先强国的地位，需要付出巨大的努力，但这项事业被视为可行的且必需的。此外，成功取决于坚持到底——不畏惧西方、不受西方诱惑而改变，始终忠于自己的传统和优势。

新世界无序的回归

然而普京的外交行为，在区域和全球层面，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压力。基于几个大国主导地位的新多极秩序（多中心系统）还远未成型，当下的国际环境则是传统败坏、混乱不堪——换句话说，是新的世界无序。这种无序的主要特征是权力性质的变化，国际政治领导权的更迭，大国共谋实际事务的能力降低，国际政治中不断增长的包容性以及随之而来的碎片化。当前的世界充满了变化，这需要政策决策者们从根本上调整思路——要适应和再造，不要固守和遏制。

解析新世界无序

20多年前，美国的政治学家肯·乔维特（Ken Jowitt）写道，随着共产主义的崩溃，世界进入了一个不可预期的时代，这将是“一个新的世界无序”。乔维特的论文反驳了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gama）以胜利者姿态做出的宣称：随着西方民主自由主义的最终胜利，历史正“走向终结”。[67]相反，乔维特认为，世界从具有相对确定性和清晰边界的“约书亚时代”，走向一种“日益陌生、困惑、凶险”的“创世记环境”——“在这种状态中，现有的边界会遭到破坏和改变”。[68]

当今的全球景观在很多方面都与乔维特描述的不同，但他指出的一些现象仍然契合现状。在政治上，世界正变得更加混乱，而不是更有序。无数新的挑战取代了传统安全威胁。权威和影响力难以树立。在国际舞台上，活跃的参与者正在成倍地增加，他们有着各自的特殊利益——偶尔一致，但往往相异。约束国际行为的准则和规范也变得越来越不确定。当今全球化的世界，也是一个日渐分裂的世界。

需要声明的是，“无序”是相对的概念，是一个相对“和平”的概念。[69]它与那些被滥用的术语，如“秩序”“国际社会”等形成对比。[70]“无序”并非预示世界将回到原始的混乱状态或是大规模的对抗。事实上，尽管俄罗斯与西方关系急剧恶化并随之出现“新的战争”，但现阶段无疑仍是现代历史上（自1500年以来）最为和平的时期之一。[71]

乔维特也以略带创意性的夸张来证明自己的“创世记”比喻的合理性——后共产主义世界并非全是“无形和空虚”的。[72]同样，当代的国际社会也并非完全混乱。仍然存在着规则、结构和进程，大多数国家在大多数时候都据此运转。举一个例子，那就是大家都严格遵守《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列出的涉及航行自由的规则。国家层面的无赖行为比较罕见，甚至大多数非国家层面的行为体也遵守“文明”的规约。（恐怖组织和网络犯罪是例外，但他们只占全部的非国家层面行为和社会互动中很小的比例。)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这一事件之所以令西方国家如此震惊和愕然，主要原因在于，它标志着对“二战”后国际秩序的严重背离。

虽然冲突相对不多，但世界却变得更加混乱，国际关系行为也更具挑战性。与过去更加静态的体系相比——17世纪和18世纪的威斯特伐利亚秩序、19世纪的欧洲协调、20世纪的冷战两极格局，以及冷战后西方主导的世界——目前几乎没有通过共识达成的秩序。现存的秩序和“真理”正在瓦解。新世界无序就其本质而言，是持续变动且难以一概而论的。其主旋律就是矛盾，或更确切地说是多重矛盾：威斯特伐利亚式的主权概念重新抬头，与全球治理的超国家主权理念形成对抗；主要大国的相对衰落协同多边机制的日渐式微；既有空前的相互联系，又有卷土重来的民族主义、保护主义和自我反省。

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

莫斯科——还有世界上很多其他地方——的主流叙事[73]认为，到目前为止处于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是全球变革的主要受害者。然而，事实有所不同。尽管美国和欧洲面临巨大的挑战，事实上俄罗斯更易受到世界无序的不利影响。我们需先从总体出发来思索为何会如此，然后再来考察新世界无序的一些具体维度及其对俄罗斯的影响。

第一，当今的国际环境向莫斯科的决策者们呈现了一系列难以预料的挑战以及与直觉不符的选择。自彼得大帝(1682—1725年）将俄罗斯卷入欧洲以来的三个多世纪，决策者们一直在一个大致可预测与可理解的框架中运作。从18世纪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以下简称“一战”）爆发，沙皇俄国都是欧洲大国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员。冷战期间，苏联代表的是两极世界的一半。在后冷战时代的大多数时间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都基于一套现成的参照系（即使是难以接受的），美国在其中处于主导地位。而今天，国际体系的形势从未如此不清晰，决策也是前所未有的复杂。

第二，俄罗斯国内情况和外交政策的影响力是基于有限范围的资源与能力。对能源和商品出口的高度依赖令其在面对战略冲击时——比如美国（如今全球）页岩气革命以及油价的大幅度波动等——更为脆弱。2014年末卢布的大幅度贬值、空前规模的资本外逃，以及日益严重的通货膨胀，都是外部因素作用的直接后果。其中最主要的因素是全球石油价格的下跌，以及西方严格限制对于俄罗斯企业的信贷融资。

第三，普京对国内外不确定性因素的回应，不是去满足广泛的现代化建设的需求，而是在传统中寻求庇护。在国内事务中，这意味着回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停滞时期的保守主义。[74]在国际事务中，则强调复古式的大国外交(“大国协调”)、地缘政治均势以及势力范围。克里姆林宫对战略调整没兴趣，反之，它认为别的国家有义务去适应俄罗斯。

第四，在体制与政治层面上，俄罗斯比绝大多数西方国家更为脆弱。虽然俄罗斯民众一贯忍受苦难，然而，近年来他们的期望（及焦躁）大幅度提升——对于这一点，俄罗斯当局是相当清楚的。普京严肃处理2011—2012年的抗议，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对此问题的焦虑。反过来又引发了一个问题：俄罗斯的精英和民众，对于国际体系变迁造成潜在震荡的适应性如何？变迁即便不发生在今天，在更长的一个时段里，也必定会出现。

第五，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比任何一个西方国家都更为孤立。也许它比大多数国家都更加“独立”，但它几乎没有任何区域或是国际支持机制。即便在欧亚联盟这个最为乐观的情形中，俄罗斯在遇到麻烦时也不能指望得到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有力援助。虽然俄罗斯与中国有着越来越多的合作，但正如将在第5章中阐述的那样，他们的合作是基于具体的利益而非更广泛的共识。因此，它很容易受到优先权和忠诚度变化的影响。

上述的一切并不意味着俄罗斯将很快崩溃或是注定会衰落。但关键是，俄罗斯犯错——或走背运——的余地，比大多数国家要小。为了繁荣发展，俄罗斯需要走上正确的道路而避免出错。正如评论家谢尔盖·卡拉加诺夫（Sergei Karaganov）在2011年所写的那样：“希望在全社会和统治阶层醒悟过来并开始采取明智的政策以振兴民族和国家之前，这个国家会受好运的庇护……但我们俄罗斯人再清楚不过了，好运不会总是相随。”[75]

力量的变化本质

后现代时期的力量是多维度的：军事力量、经济实力、科技进步、文化实力和规范权力。[76]一方面有硬实力和软实力之分——前者凭借胁迫加压，后者通过说服吸引来施展影响力——虽然它们之间的界限通常是模糊的。[77]影响力可能是长期性的，也可能是短期内各种因素交错造成的。像俄罗斯这样的能源和资源出口国施加的影响，是根据全球商品价格的波动而变化的。另一个重要的区别在于主动出击力量和被动防御力量之间。所有国家，包括美国在内，都积极谋求主动的影响。但是，大多数国家保持一定的能力来遏制他国的目标。俄罗斯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俄罗斯无法像从前那样主宰后苏联空间，但它保留了相当大的能力来破坏其他主权国，搅乱它们的步伐。

在不同维度的力量交错之中，人们仍然可以察觉出一些重要的变化。一个是军事实力重要性的减少。鉴于乌克兰形势的发展，这样的说法似乎难以置信。矛盾的是俄罗斯的“胜利”已经暴露了使用武力及一般硬实力的缺点。2014年2月接管克里米亚是令人震惊的行为，实现了其短期目标。然而，克里姆林宫行动的战略结果对俄罗斯的利益造成了几乎全面的负面影响。至少在未来几年，基辅政权将是敌对的，而对乌克兰亲欧（和亲欧盟）势力的民众支持已显著增强。[78]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也越来越维护自身的国家主权，这将限制普京倡导的欧亚联盟的发展。美国和欧洲对乌克兰事务更为关注。北约重新发现其使命感，并加强前线国家，如波兰和波罗的海各国的军事部署。[79]而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处于前所未有的高度。俄罗斯的行动也使其宏观经济形势恶化，加剧资本外流，影响了国内外投资，并严重影响了各大企业信贷融资的机会。普京本人面临很大的难题，已经在胜利上押下了巨大的赌注，如果他不进一步更直接地对抗西方，就只能被迫屈服。任何一种选择的结果都会比他所预期的更失控、更危险。

普京似乎已经认清了一些现实，尤其是仅凭军事力量无法成其大事。在乌克兰东南展开代理人战争和采取隐蔽、可否认的行动——所谓的“混合战争”——表明普京不愿大规模部署俄罗斯武装力量。普京知道，这种干预代价巨大，在俄罗斯经济衰退时期会消耗大量的资源，并对实现他的“俄罗斯-乌克兰大世界”的愿景起反作用。[80]然而困难在于如何从这一团乱麻中无伤颜面地脱身而出。

在冷战时期，军事实力有时（但不总是）奏效，它是力量的主要形式，这一点也得到了承认。而在当今世界，军事手段对于施展长期影响徒劳无益或适得其反，2008年俄格战争充其量只是部分例外。即使冲突双方实力悬殊，强势的一方在以看似不可抵抗的力量达成所期望的结果时仍面临巨大的问题，还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后果。以美国为首的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表明，使用武力会造成严重的自我伤害。21世纪以来美国的国际地位大幅下跌，俄罗斯在乌克兰（和欧洲）的影响力也处于20多年来的最低潮。

相比之下，经济实力已成为首要因素。一个国家缺乏经济实力则无法维持长久的影响力，容易出现国内的动荡、遭受国外的剥削。这是俄罗斯在后冷战时期得到的最大的经验教训之一。但是，经济力量也是不均衡和脆弱的，全球金融危机显示了这一点。美国是一个超级经济大国，但依然对中国和自己国内负债。[81]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国内生产总值（GDP）年均增长率为9%，但其经济仍处于中等水平——大部分行业技术落后，环境保护暴露出问题，2.5亿人口的生活水准每天不足两美元。[82]俄罗斯坐拥世界第三大黄金和外汇储备，但已成为国际上的负面例子，成为非现代化（甚至是去现代化）、缺乏竞争力和长期腐败的代名词。

在投射力量上，经济手段比军事力量有效得多。但经济手段在这方面的效用相当局限。美国已发现了其巨大的金融力量不足以阻止其在世界许多地方影响力的相对下降。中国是一个经济巨头，却也意识到金钱能买到的是有限的。似乎所有的国家都希望扩大与北京的商业关系，但其中不少对于过分投入和依赖持谨慎态度。对于俄罗斯来说，其经济实力在苏联解体后的欧亚大陆处于优势，这绝非十足的福音。它促使俄罗斯的邻国在依赖莫斯科的同时，又去发展多元化的外部关系。

我们生活在科技革命旷日持久且日新月异的时代。在这个时代，活在过去的成就和辉煌中的国家注定要落后。仅仅具有发展个别行业所需要的技术，或让国家最聪明的人去所谓的商学院学习没有用。它涉及整个社会的全面转型。无论是世界大国、经济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对它们来说重要的不是一个国家目前的水准，而是更好地发展自身的需求与能力。这是20世纪早期美国一跃成为全球大国的根基，也是今日中国崛起的基础。然而，无法适应不断变化的状况和需求是对美国和欧洲地位的最大威胁，也是俄罗斯面临的巨大挑战。

不断增长的软实力优势取决于经济实力和技术能力。当今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大国就是那些主要在经济和技术方面占有优势的国家。美国拥有最强的经济实力、最先进的技术和最有影响力的文化规范，因而它仍然是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的军事实力无疑来自其经济和技术优势，不过军事实力在某些方面也成了其弱点。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过度扩张加剧了美国的经济困难，更是产生了大规模公债。[83]同样，中国崛起为全球先进国家，这几乎完全归功于其经济转型，而不是军事力量。[84]

对美国处于长期下降趋势这一假设持谨慎态度的原因之一是其巨大的财富、富裕的生活水平、高度的政治和社会自由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以及发达国家看来总是具有吸引力。所谓的华盛顿共识可能已被打破，但其他国家想要取代美国的软实力则还需经过一番努力。即使中国在未来几年内国内生产总值居世界首位，其人均收入仍不及美国的五分之一，其物质生活质量也相应较低。

同时，软实力的影响更加不均衡——也可能使人们更了解其局限性。恰如约书亚·库珀·拉莫（Joshua Cooper Ramo）指出的那样，或许你穿着美国品牌（但中国制造）的服装、看好莱坞大片、把孩子送到美国和欧洲上大学，却竭力想要削弱美国的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85]中国已经声明了接受西方消费主义并不意味着赞成西方的价值观；有时，情况正好相反。在一个无序的世界中，大多数国家即使对最具吸引力的诱惑也会有一定的怀疑和抗拒。他们不会听之信之，往往也不会被说服。

对俄罗斯来说同样如此。它的流行文化——电影、电视节目、音乐——对苏联加盟共和国保持着巨大的吸引力。但是，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国家的人民希望加入俄罗斯联邦，或者成为克里姆林宫所设想的“俄罗斯世界”的附庸。以乌克兰东南部为例，尽管那个地区的人说俄语，顺应俄罗斯文化，但这些最能接受俄罗斯文化的人仍然崇尚独立和行动自由。[86]

霸主地位的结束和大国的衰落

自从奥斯瓦尔德·斯宾格勒（Oswald Spengler）预测了“一战”之后西方文明的没落，国际政治的一个主要叙事是西方想要竭力保持其首要地位。[87]20世纪，这种争论随着西方自信心的强弱一直起起伏伏。十几年前的说法还是西方支配论。福山“历史的终结”和自由民主胜利的理论不仅反映在西方赢得了冷战，还反映在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又称“华盛顿共识”）的传播、海湾战争中以美国为首的联军的胜利，以及北约和欧盟的扩大上。甚至“9·11”事件毁灭性的打击可能并未打消西方必胜的信念。2002年几乎没人预测到西方世界山雨欲来的局面。

现在的问题是，克里姆林宫宣称世界正面临西方的长期衰退和美国全球霸主地位的终结，这样的论断是否正确？答案取决于使用何种衡量标准。如果将当前的情况与20世纪90年代相比，衰退的说法似乎无可争辩。美国面临着自冷战结束后对其权威的最大挑战。它不遗余力地应对敌人以非常规形式挑起的冲突（在伊拉克、阿富汗）——暴动、恐怖组织和跨国犯罪网络，这一点是不言而喻的。在应对叙利亚冲突时美国已表现得力不从心。金融危机暴露了西方主要经济体的弱点。西方政治价值观的推进遭受多次令人瞩目的挫折。越来越多的国家抵制民主化，而当民主化出现时，其结果往往是令西方政府难以接受的——例如伊朗对伊拉克的影响力日渐增长，公开反对以色列的哈马斯在加沙地带享有相当高的民众支持率，60余年来埃及首次全国自由选举的结果是穆斯林兄弟会的胜利。

但是，回想20世纪70年代，与当今相比，彼时美国权威和西方价值观面临更加众多和艰难的挑战。不仅苏联及其卫星国构成整个敌对阵营，还有无数不结盟国家对美国并无善意：日渐成长的中国、目中无人的印度、得益于1973年和1979年石油价格暴涨而实力大增的阿拉伯世界。当时美国经济占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份额更大，但正如石油危机显示的那样，美国控制他国的能力是非常有限的。一贯强硬反共的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出于对美国影响力下降的担忧，于1971发起并持续推进了与中国的战略和解。[88]

许多俄罗斯本土观察家着眼于美国实力非常明显的弱点和空白点，而低估了其实力上持久和多方面的优势。无论用任何严格的标准衡量，美国还是这个星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其军事实力比世界上其余国家军事力量合起来都要强大。尽管受金融危机的影响，但美国依然能够主导全球经济[89]，其技术力量至高无上[90]，其文化和规范的影响力也是无可比拟的。很显然，世界各地的年轻人向往在美国生活、学习和工作，而不是在印度或俄罗斯。[91]

此外，将国际政治看作零和博弈是懒惰思维。零和博弈中一些国家的崛起必定意味着另一些国家、帝国和文明的衰落。首先，这忽视了衰退的大国重塑辉煌的能力。让我们回顾一下罗马帝国，它在4世纪末似乎已彻底衰落，却以拜占庭帝国回归，再塑千年辉煌。历史上有许多类似的案例。

更重要的是，克里姆林宫视西方的衰落和非西方的崛起为相互关联现象的趋势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简单化了。事实上，近期值得注意的现象之一是几乎所有的大国实力都在相对下降。不仅是美国和欧洲的大国不再拥有10年前那样的影响力，俄罗斯在后苏联的欧亚大陆曾经拥有的霸主地位也不断减弱。

对实力没有呈相对下降趋势的大国来说，要成为全球重要力量也是任重道远。尽管北京试图以温和的字眼描绘中国的崛起——“和平发展”、“和谐世界”和“双赢”方案——许多国家仍然从消极的角度看待中国的发展。因此，中国表现出不愿取代美国成为“权威”国家，这是可以理解的，因为国际霸主在政治和经济上会大伤元气，还会引起他国的嫉妒、猜疑和焦虑。[92]面临在全球治理上发挥更积极作用的挑战，北京的标准回应是中国至多能够通过确保其本土的稳定和繁荣来促进国际社会的发展。[93]虽然现在中国表现出更大的雄心壮志，但只是集中于中国在亚洲的“核心利益”。关于建立与美国“大国关系新格局”的思路不应被误读为中国想要与美国一样积极致力于全球事业。相反，它是调节双边关系、减少疑虑、使之更利于北京的一种尝试。

因此，正如许多俄罗斯专家探讨的那样，问题不在于美国领导地位的下降，而是国际领导地位的总体衰落。现代权力的难以捉摸性，给那些欲对他国施加影响的国家提出了难题。此处适用牛顿第三运动定律：每一个作用力都有一个大小相等、方向相反的反作用力。美国在全球的卓越地位挑动了他国寻求减轻其权力的方式，而中国的崛起刺激了亚太地区类似的制衡反应。俄罗斯也发现，尝试重新建立欧亚大陆昔日影响力已经遇到了苏联加盟共和国努力巩固自己主权的抵抗，而且这些抵抗频频成功。在新世界无序中，各国家更有意愿并且能够抵抗掌控，无论掌控来自何方或以何种面目出现——单方的、协商的和集体的甚至是“后方的”。[94]事实上，抵抗如此强烈，或许更准确地说，当前并不是大国的没落，而是“追随者”的消失。[95]

虽然莫斯科乐于重获国家利益的领先地位和世界政治舞台上的特权地位，但这实际上已经令俄罗斯的决策复杂化了。“国际关系民主化”是存在的，但不是以克里姆林宫知道的方式——即缩小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其他大国之间的差距——而是以更全面的过程进行，那就是较弱小的国家和地区不再是大国外交的被动接受对象，而是越来越独立的行为体。即使是最弱的国家拥有的选择范围也比几年前能想象到的宽泛得多。他们不仅更擅长在各自外交政策中平衡各种外部力量，也能够娴熟运用区域结构，最大限度地发挥集体的力量。2008年8月，中亚国家利用上海合作组织（以下简称上合组织）框架来应对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的压力。更近一点的案例是，乌克兰这个政体严重失调的国家已经从分裂了的欧洲、顽固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不太情愿的美国那里成功获得了大量的经济援助。

在大多数情况下大国不得不承认他们影响小国行为的能力减弱了。例如，奥巴马政府在外交政策上的协商风格，并非天生就是温情和模糊的自由主义，这是在认识到需要和解且又没有可行的替代方式情况下一个务实的回应。即使力量的差距是巨大的，在外交往来中也必须遵守“平等往来”和“互惠互利”的原则。因而，克里姆林宫有些时候也调整了在后苏联欧亚大陆的战术方法。俄罗斯努力将欧亚经济联盟包装为一个平等、集体和正和的企业，这实际上确认了以更隐晦的方法发挥俄罗斯的影响力和价值。当然，想让这种理性的方式与历年来养成的特权意识及自然秩序的观念相匹配，那又是另一回事了——乌克兰危机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规范和价值观念的去普世化

新世界无序的明显特征之一是普世主义的消亡。受到《联合国宪章》（UN Charter）、《世界人权宣言》（Universal Declaration of Human Rights），以及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Helsinki Accords）等条约保护的西方主导的规范和价值观念，正经受着沉重的打击。西方领导人不断谴责部分政体侵犯人权、违反民主和蔑视法治。但他们的批评权和积极性已经明显减弱。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将西方淹没于虚伪和双重标准的指控中，这严重损坏了西方声誉的规范性。全球金融危机雪上加霜，为那些质疑由西方订立的规则的国家提供了新的机会。更笼统地说，一些国家行为体的自信日益增强、多边机构呈现疲软，这导致了普世药方的逐步失效。

即便如此，克里姆林宫所声称的规范和文明的多极化世界充其量也只是含糊的。尚无成体系的原则能够挑战“二战”后建立的西方主导的共识。虽说存在所谓“中国模式”的报道，但事实上并没有一个“北京共识”。[96]中国人自己认为这是西方的虚构，而且在实践中，他们注意学习借鉴西方看重效率、社会流动性、个人抱负以及对财富的尊重。同样，是否能说有一个基于传统俄罗斯保守主义的新“普京共识”也是值得商榷的。虽然“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京总统的个人支持率已经飙升，但民调却显示出对“西方”观念的大力支持，如法治、司法独立、选举的公正性以及媒体自由等。[97]伴随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危机，又出现了其他说法。[98]然而，这是一个古老的神话，旨在威慑西方政策制定者，令他们对俄罗斯的利益更“理解”（顺从）。

南希·伯索尔（Nancy Birdsall）和弗朗西斯·福山写过关于“后美国的共识”[99]的内容，但目前存在的唯一真正的共识是致力于做自己的事——辛纳屈主义（来自辛纳屈的歌曲《我的路》）。[100]以国家价值观和“文明”为名进行呼吁是世界各地政府采用的合法手段，用来维护符合自身利益的政策。不过，这并不等同于克里姆林宫提倡的文明的“新世界秩序”的诞生，取而代之的是规范的打破。西方主导的规范和价值观的消亡导致了国际社会越演越烈的观念真空。

这似乎是美国和欧洲最关注的，那是由于他们的对外关系长期奉行价值观导向的方针。然而，这与俄罗斯也息息相关。普京的欧亚联盟项目不仅建立在苏联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经济合作之上，还依赖于它们之间的文明纽带。规范和价值观方面去普世化的总体趋势却导致这些纽带松弛。正如西方不再能支配别国，莫斯科在欧亚大陆的道德领袖地位也变得越来越脆弱。俄罗斯在欧亚经济联盟的主要合作伙伴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对克里姆林宫大一统的言论采取敷衍态度。但很显然，欧亚经济联盟吸引它们的是经济，而不是文明。它们坚定地致力于维护国家主权，此外，哈萨克斯坦也致力于保留其文化的独特性。[101]

包容和分裂

国际关系前所未有地更具包容性，带给越来越多的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空前绝后的机遇。虽然一些国家比别的国家更全球化、更强大，但没有任何国家是完全孤立的，任何一个国家的行动都必定会影响其邻国。隔离已成为一个相对的概念，即使是被封为“隐士王国”的朝鲜也有合作伙伴。反过来说，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中，没有任何国家——包括美国在内——完全独立自主。

在这种环境下国家必须面对越来越多的问题。最小的国家在那些曾经只有大国才有发言权的领域也有了一席之地。全球贸易和资金流动、气候变化、人类发展、地区冲突，大规模杀伤武器的扩散、跨国犯罪以及能源安全问题或多或少涉及所有国家。

国际议题及参与成员的扩大是喜忧参半的事情。有利的一面是，长期被忽视的许多重要问题，如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和供水安全等终于引起了广泛的关注。然而，议题范围和参与者范围的扩大意味着谈判变得更加复杂，更难找到解决方案，需要考虑更多国家的利益，应对更多国家的敏感问题，需要更多的权衡——这从多哈回合贸易谈判和最近的气候变化峰会的艰难程度中可见一斑。同样的，不同国家难免在何为重要的、何为次要的方面持不同意见。因此，俄罗斯和美国对伊朗核威胁的严重性意见相左，这种观点差异在世界上许多国家之间和许多问题上都存在。

一个包容和争议的世界与克里姆林宫寻求的多极秩序截然不同。小国也起作用，同时大国很难落实其议题。[102]虽然俄罗斯决策者质疑地缘政治已结束这个盲目乐观的假设是正确的，但他们低估了竞争性政治的广泛性。不仅是俄罗斯那样的大国想要达成约束和制衡，小国也是如此。这在后者追求“全方位”外交政策上尤为明显，即他们利用大国关系的竞争元素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独立性。中亚国家，如哈萨克斯坦在这方面做得最好。亚努科维奇领导下的乌克兰也是如此。[103]

还有另外一个关键因素。将全球化和区域化说成单一的现象已不合时宜。当前保护主义情感的抬头表明——无论在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许多国家把全球化与区域化趋势视为零和条款，分出明确的赢家和输家。比如克里姆林宫担忧全球化对俄罗斯的制造业、农业和信息空间的影响，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精英们也担心莫斯科主导的区域化进程会破坏他们早已不堪一击的经济和政体。本书第4章将会阐述这已成为后苏联一体化的主要障碍之一。实际情况是这些共和国无法在公平的环境下竞争，这使他们更加乐于减少俄罗斯的影响——不仅在经济上，而且在政治、安全和文化等领域。

两个世界——兼论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不良运作

10多年来，普京政体对世界的看法以及俄罗斯的世界地位，一直深受“多极世界秩序”“国际关系民主化”“欧洲统一”“联合国的首要地位”等抽象概念的影响。最近又增加了一些新的提法，如“西方的衰退”“全球实力转移到东方”。概念的一再重申反映出这样一个意愿，即通过建立促进俄罗斯重要地位并使之合法化的概念框架来理解世界。在这方面，克里姆林宫所做的并不出格。所有类型的政体，无论是民主的还是专制的，都热衷于选择性认知、民族神话和美好憧憬。其外交政策不仅受一切实际发生事件的影响，还受自己先前形成的观念影响。

当然，在以自身的形象来影响国际体系的欲望和按世界的本来面目来做出回应之间建立有效平衡是一种技巧。即使在相对稳定的和可预测的时代这也不容易实现。在当今复杂多变的国际环境下尤为困难。不断变化的世界给各国政府带来了不寻常的挑战，尤其是对那些欲在全球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国家。无论他们具有什么样的“战略构想”，大多情况下他们面临的是自己无法控制的、通常难以理解的趋势和事件。最好的情况下，他们能适应现实——认识到变化的本质和范围、变化对国家利益的影响及存在最大限度地开发其国家潜力的机遇。

这也是俄罗斯面临的任务。但是普京政体却未表现出已经接受新世界无序这一“不便的真相”。它继续把当代政治景观框入人为的多极（多中心）范例的格局之中。普京政体从自己的主张出发，高估了俄罗斯将自己打造为区域和全球大国的能力。它还主张，未来不在于适应快速变化的国际现实，而在于蓄势待发——重申大国外交和军事实力的重要性等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上历史悠久的原则。

这些观念和行动上的错误导致其外交政策运作失灵。克里姆林宫以战术“胜利”和极度的自我陶醉取代了严肃的战略思维（更不用说有什么战略想象）。尽管它强调以“务实”方式追求国家利益，然而，它对国际关系的处理方式却因处于多承诺、少义务的假想世界中而出现了偏差。在本书的第二篇，我们将详细探讨期望与（无）表现之间的日渐脱节如何损害俄罗斯与世界往来时在那些关键领域的利益。这些领域包括全球治理、后苏联空间、亚洲及与西方的关系。

[1] 题词:Thomas Hobbes,Leviathan(Harmondsworth:enguin,1968[1651]),p.188.霍布斯阐明：“战争状态并不只限于实际的战斗行为；只要战斗意图明确，都可算作战争状态。”

[2] Robert Massie,Peter the Great: His Life and World(New York:Ballantine Books,1980),pp.242-243.

[3]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4] Jack Snyder,The Soviet Strategic Culture: Implications for Nuclear Options(Santa Monica:RAND,1977),p.9.

[5] Hobbes,Leviathan,pp.186-90.又见Hedley Bull,The Anarchical Society: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3d ed.(Basingstoke:Palgrave,2002[1977]),pp.44-46.

[6] Dmitri Trenin,Post-Imperium:A Eurasian Story(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0),pp.217-218.

[7]“我相信，对于美国作为自由世界和自由经济的领导者的信任，以及对华尔街的信心，已经消失殆尽。”Vladimir Putin — “Putin:US Image Damaged Forever over Economy Woes,”USA Today,October 9,2008(http://usatoday30.usatoday.com/news/world/2008-10-09-1149101095_x.htm).美国的困境也是俄罗斯漫画的笑柄——参见“巴菲特：美国经济一蹶不振”(http://ria.ru/caricature/20081003/151835843.html) 及“分析预测：美国正在失去什么”(http://ria.ru/caricature/20081120/155545737.html)。

[8] Sergei Karaganov,“Security Strategy:Why Arms?,”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October 26, 2012.

[9] 2013年俄罗斯国防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2%，远远超出中国（2.1%），并超过了美国（3.8%）。参见世界银行：“军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_)。

[10] James Sherr,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Russia's Influence Abroad(London:Chatham House,2013).

[11] 西莱斯特·沃兰德（Celeste Wallander）将此描述为“超帝国主义”，参见“Russian Transimperi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Washington Quarterly,vol.30,no.2,spring 2007。

[12] 据说包括法国国民阵线和匈牙利青年民主者联盟在内的政党都受到了克里姆林宫的资助，参见第6章。

[13]“Russian Influence Abroad:Non-State Actors and Propaganda,”summary report of a Chatham House meeting on October 24,2014.苏联的“积极措施”包括：媒体操纵、信息战和假消息、选择性暗杀和政治镇压。

[14] Joseph Nye,Soft Power:The Means to Success in World Politics(New York:PublicAffairs,2004).

[15] 实际上，“软战争”与此“软实力”的观点保持一致。2013年外交政策构想发出警告，“要警惕（他人）破坏性和非法使用‘软战争’……对主权国家施加政治压力、干涉它们内部事务、颠覆它们的政治局势，（和）操纵民意。”

[16] 德米特里·特列宁提及外交事务中的“战略独立”和“本土独立”，将之定义为“统治精英的完全主权”，参见“Of Power and Greatness,”in Piotr Dutkiewicz and Dmitri Trenin(eds),Russia: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 pp.411-414。

[17] Trenin,Post-Imperium,p.29.

[18] 弗朗西斯·福山提及“现实主义的虚幻”，将之视为“与悲观时代相称的国际政体观点”，参见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 and the Last Man(London:PenguinBooks,1992),p.252。

[19] 20世纪90年代，当时的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以在整个欧洲大陆“促进稳定”作为北约东扩正当化的主要理由。

[20] 参见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 2012;又见Nikolai Patrushev,“Ukraine Crisis — The View from Russia,”Rossiiskaya gazeta,October 24,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oct/24/sp-ukraine-russia-cold-war)。

[21] Andrei Kozyrev,“Rossiya i Ssha:partnerstvo ne prezhdevremenno,a zapazdyvaet[Russia and the USA:Partnership Is Not Premature, but Overdue],”Izvestiya,March 11,1994,p.3.

[22]“Rossiya ishchet novoe mesto v mire”[Russia Seeks a New Place in the World],interview in Izvestiya,March 6,1996,p.3.

[23] Sergei Lavrov,“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

[24]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25] 拉夫罗夫称俄罗斯为一个“新的多级世界的中心”，他认为这是基于俄罗斯的“军事、地理和经济能力以及它的文化和人文潜力”，参见Lavrov,“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

[26] 中国学者郑必坚提出了“和平崛起”的术语，但这种说法后来被视为带有威胁意味，故替之以较为中性的表达“和平发展”，参见Susan Shirk,China:Fragile Superpower(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7),pp.108-09。

[27]“现代世界的确是‘多极化’、复杂、动态的——这是客观现实。任何企图打造一切决定由单‘极’来做出的国际关系模式都是效率低下、经常失灵、并最终必定失败”，参见“普京接受俄通社-塔斯社采访”，2014年7月15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22667)。

[28]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29] Igor Zevelev,“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

[30]“由于新的全球经济和政治大国的出现，西方国家试图维护他们的传统立场，这增强了全球竞争，表现为日益不稳定的国际关系”，参见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31] 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时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又见Nikolai Spasskiy,“The Decline of Europe and Russia's Futur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23,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Decline-of-Europe-and-Russias-Future-15572)。

[32] 2014年5月欧洲议会选举因极右翼政党，如英国独立党(UKIP)和法国国民阵线的异军突起而引人瞩目。

[33] 参见如，Timofei Bordachev,“Political Tsunami Hits Hard — the European Union and Functional Disintegration,”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30,2013(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Political-Tsunami-Hits-Hard-16054).

[34] Sergei Karaganov,“The Map of the World:Geopolitics Stages a Comeback,”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y 19,2013(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The-Map-ofthe-World-Geopolitics-Stages-a-Comeback-15974).

[35] Lavrov,“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

[36]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37] Pavel Salin,“Russia and Asia,or Russia within A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September 24,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and-Asia-or-Russiawithin-Asia-15330).

[38]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39] 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Fyodor Lukyanov）认为，无论是在叶利钦、普京、还是梅德韦杰夫领导之下的克里姆林宫都“一直在寻求恢复俄罗斯在国际舞台上的领先地位。不同的只是国家领导人所处的境遇和拥有的操作手段”，参见“Vigor,Toughness and Toleranc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7,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Vigor-Toughness-and-Tolerance-15152).

[40] Bobo Lo eng.globalaffairs.ru,Vladimir Putin and the Evolution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Oxford:Chatham House and Blackwell,2003);Vyacheslav Nikonov,“The Putin Strateg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February 8,2005(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_4415).

[41]“巧实力”概念——“硬实力”和“软实力”的结合——很好地概述了这一设想。参见Igor Ivanov,“What Diplomacy Does Russia Need in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iplomacy-Does-Russia-Need-in-the-21st-Century-15420)。

[42] Andrei Kozyrev,“The Lagging Partnership,”Foreign Affairs,vol.73,no.3,May/June 1994.

[43] Leon Aron,“The Foreign Policy Doctrine of Postcommunist Russia and Its Domestic Context,”in Michael Mandelbaum(ed.),The New Russian Foreign Policy(New York: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1998),p.33.

[44] 维亚切斯拉夫·沃洛金在2014年瓦尔代俱乐部的一次会议上说：“任何对普京的攻击就是攻击俄罗斯。”参见“‘No Putin, No Russia,’Says Kremlin Deputy Chief of Staff,”Moscow Times,October 23,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no-putin-no-russia-says-kremlin-deputy-chief-of-staff/509981.html)。

[45] Trenin,“Of Power and Greatness,”p.407.

[46] 2000年普京提问北约当时的秘书长乔治·罗伯逊（George Robertson），为什么俄罗斯未被邀请加入北约。罗伯逊回答说各国需要申请，并符合成员资格。彼时普京宣称：“我不与许多无关紧要的国家一起排队。”参见“罗伯逊在外交关系委员会上的言论”，华盛顿，2009年2月25日(http://www.cfr.org/nato/remarks-former-nato-secretary-general-lord-robertson/p18661)。

[47] 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48] 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4年10月24日(http://eng.kremlin.ru/news/23137) 。

[49] Henry Kissinger,Diplomacy(New York:Touchstone,1994),pp.703-32;Bobo Lo,“Russia,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 from Strategic Triangularism to the Post-Modern Triangle,”Proliferation Papers32,Winter2010/Russie.NEI Visions 47,February 2010(http://www.ifri.org/?page=contribution-detail&id=5860).

[50]“俄罗斯在世界上寻求新的位置”。

[51] 叶利钦与江泽民联合宣言：《关于多极世界和建立国际新秩序》，1997年4月23日(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a52—153en.htm)。

[52] Peter Ferdinand,“The Positions of Russia and China in the UN Security Council in the Light of Recent Crises,”European Parliament Briefing Paper,March 2013,p.6.

[53] Pavel Salin,“Russia's Three Roads to A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s-Three-Roads-to-Asia-15818).

[54] 现在被称为“一带一路”。

[55]“文明对话”主题由来已久。最早出现的场合是2003年俄罗斯铁路公司总裁及普京最信任的心腹之一弗拉基米尔·雅库宁在希腊罗德岛主办的一系列围绕“文明对话”主题的会议。

[56] Victor Larin,“Russia's Eastern Border:Last Outpost of Europe or Base for Asian Experiment?,”Russian Expert Review,vol.18,no.4,October 2006.

[57] Ronald Suny,“Provisional Stabilities: the Politics of Identities in post-Soviet Eurasia,”International Security,vol.24,no.3,Winter 1999/2000;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New York:Touchstone,1998),p.138.

[58] Salin,“Russia's Three Roads to Asia.”

[59] Lilia Shevtsova,Lonely Power:Why Russia Has Failed to Become the West and the West Is Weary of Russia(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0).

[60] 阿列克谢·费内科（Alexei Fenenko）：“APEC仍然是一个美国项目。”瓦尔代俱乐部的网站，2012年9月13日(http://valdaiclub.com/asia/48800.html)。

[61] 罗德里克·莱恩（Roderic Lyne），“我邻居的奶牛：俄罗斯在冷战后的欧洲”，俄罗斯和东欧研究中心年度会议上的演讲，伯明翰大学，2011年6月3日；又见Julian Lindley-French,“What Does Russia Want?,”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22,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oes-Russia-Want-15238)。

[62] 这与中国的“和谐世界”概念相类似，领导人希望良好的外部环境将有助于实现本土政治和经济目标。

[63] 习近平首次提出“21世纪主要大国之间的新型关系”的概念是2012年2月15日在华盛顿的一次演讲中(https://www.ncuscr.org/content/video-vice-president-xi-jinping-policy-address)。基于四项原则：（1）增加相互理解和战略信任；（2）尊重彼此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 （3）加深互利合作；（4）加强国际合作。2013年6月奥巴马与习近平在加利福尼亚州安纳伯格庄园会晤时正式提出“新型大国关系”。

[64] 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2年10月25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4564)。

[65] Zevelev,“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

[66] Sergei Karaganov,“Mir stanovitsya vse menee prozapadnym”[The World Is Becoming Ever Less Pro-Western],interview with Rossiiskaya gazeta,April 23,2014(http://www.rg.ru/2014/04/23/karaganov-site.html).

[67] Francis Fukuyama,“The End of History?,”The National Interest,Summer 1989,pp.3-18.

[68] Ken Jowitt,New World Disorder:The Leninist Extinc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92),p.264.

[69] 伊万·克拉斯特夫、马克·伦纳德在“多极欧洲的幽灵”中使用了“和平无序”这一术语。欧洲外交关系理事会，2010年10月(http://ecfr.3cdn.net/d294639d029f24c751_ilm6y7pbp.pdf)。

[70] 伦敦政治经济学院巴里·布赞（Barry Buzan）教授对乱用“国际社会”这一术语尤其不满（与笔者的交谈）。

[71] 参见Steven Pinker,“Violence Vanquished,”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24,2011(http://www.wsj.com/articles/SB1000142405311190410670457658320358 9408180)。这篇文章是其著作The Better Angels of Our Nature(New York:Viking,2011)的概述；又见Human Security Report 2013(Vancouver:Simon Fraser University)。

[72] Jowitt,New World Disorder,p.264.

[73] 参见如，Kishore Mahbubani,The New Asian Hemisphere:The Irresistible Shift of Global Power to the East(New York:PublicAffairs,2008)。

[74] Robert Service,“Putin's Czarist Folly,”New York Times,April 6,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4/07/opinion/putins-czarist-folly.html?_r=0).

[75] Sergei Karaganov,“Lucky Rus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Lucky-Russia-15154).

[76]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Strateg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1997),p.24.

[77] 也许当前对于“软实力”最清晰的定义是詹姆斯·希尔所给出的：“通过亲和力或者吸引力来影响他人的偏好和行为的能力。”参见(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p.15)。

[78] 2014年10月乌克兰“民主倡议基金会”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54%的乌克兰人支持加入欧盟，与此相比，只有22%的乌克兰人支持莫斯科的关税联盟。而先前，百分比基本上是一样的。同样的调查发现，44%的乌克兰人赞成加入北约，22%支持不结盟地位，15%赞成与俄罗斯的军事联盟。而2012年3月，该组数字分别为13%、42%和26%。参见克里斯·邓尼特（Chris Dunnett）：“乌克兰公众意见：亲欧洲，疑莫斯科”，乌克兰危机媒体中心，2014年10月21日(http://uacrisis.org/ukrainians-public-opinions-pro-europe-skepticalmoscow/)。

[79] 波兰已决定建设本国的空中和导弹防御能力，参见Lukasz Kulesa,“Poland and Ballistic Missile Defense: the Limits of Atlanticism,”Proliferations 14,2014,Institut Franais des Relations Internationales(http://www.ifri.org/en/publications/enotes/proliferation-papers/poland-and-ballistic-missile-defense-limits-atlanticism)。2013年11月，北约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举办了七年来最大规模的军事演习（“坚定爵士”），参见Matt Millham,“NATO Wraps up Major Exercise in Poland,Baltics,”Stars and Stripes,November 12,2013(http://www.stripes.com/news/nato-wraps-up-major-exercise-in-poland-baltics-1.252512)。

[80] 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81] 截至2014年6月，中国持有美国证券超过1.8万亿美元，其中1.26万亿美元为国债——“2014年上半年美国证券投资组合初步报告”(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shlprelim.html)。

[82] 世界银行：“日均收入不足2美元的贫困人口比例（购买力平价），（占总人口比重）”(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SI.POV.2DAY)。

[83] 截至2015年3月，美国的公共债务是18.2万亿美元。

[84] 能够说明问题的是自1979年越南战争结束后，中国尚未发动过一场战争。

[85] Joshua Cooper Ramo,The Age of the Unthinkable:Why the New World Disorder Constantly Surprises Us(New York:Back Bay Books,2009),pp.75-81.

[86]“2014年4月乌克兰东南部地区居民的观点和意见”，基辅国际社会学研究所。对于加盟俄罗斯的支持率在卢甘斯克（30.3%）和顿涅茨克（27.5%）高于乌克兰东南其他地区，但仍然显著低于反对率（在两地分别为50.9%和52.2%）(http://kiis.com.ua/?lang=eng&cat=reports&id=302&page=1)。

[87] Oswald Spengler,The Decline of the West,abridged vers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1[1923]).

[88] Margaret Macmillan,Nixon and Mao:The Week that Changed the World(New York:Random House,2008).

[89] 1985年美国GDP全球占比最高时期达32%，当前美国GDP全球占比仍达四分之一。

[90] 2010年，美国占美国专利和商标局颁发的专利的49%。虽然2004年以后中国专利的百分比增加了两倍多，6年以后也只有3%，参见：美国国家科学和工程统计中心（NCSES）：《2012年科学与工程指标》(http://www.nsf.gov/statistics/seind12/c0/c0s9.htm)。

[91] 尼日利亚央行行长拉米多·萨努希（Lamido Sanusi）抱怨道：“中国从我们这里拿走初级产品然后把制成品卖给我们。这本质上也是殖民主义。”参见Sun Yun,“China's Increasing Interest in Africa:Benign but Hardly Altruistic,”Brookings,April 5,2013(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3/04/05-china-africa-sun)又见Brian Winter and Caroline Stauffer,“Chinese Investors Sour on Brazil, and Projects Melt Away,”Reuters,November 1,2013(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3/11/01/us-brazil-china-investmentinsight-idUSBRE9A004920131101)。

[92]“中国通”戴坚定（Clinton Dines）巧妙地概括了中国想要获取地位又不想承担责任的愿望：“中国希望坐在汽车的前排，但他们却不想开车。”

[93] 贾庆国在小组讨论上的报告，“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全球公民还是商业暴徒，”莱纳特梅里会议，塔林，爱沙尼亚，2011年5月14日。

[94]“后方指挥”这一说法已受到不少嘲弄。它的背后是这样一个逻辑，即：“赋予其他参与者更多的权利来听从你的吩咐。在利比亚事件中，这是一种掩护策略，如果完全是美国的行动，将会引起其他国家的怀疑。”参见Ryan Lizza,“Leading from Behind,”New Yorker,April 26,2011(http://www.new yorker.com/news/news-desk/leading-from-behind)。

[95] 感谢埃里克·琼斯（Erik Jones）提供见解。

[96] Bobo Lo and Lilia Shevtsova,A 21st Century Myth: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Carnegie Moscow Center,2012(http://carnegie.ru/publications/?fa=49116).

[97]“Russians Back Protests,Political Freedoms,”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May 23,2012 (http://www.pewglobal.org/2012/05/23/russians-back-protests-politicalfreedoms-and-putin-too/).

[98] Dmitri Simes,“How Obama Is Driving Russia and China Together,”National Interest,June 24,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obama-driving-russiachina-together-10735).

[99] Nancy Birdsall and Francis Fukuyama,“The Post-Washington Consensus,”Foreign Affairs,vol.90,no.2,March/April 2011,pp.45-53.

[100]“辛纳屈主义”是表述戈尔巴乔夫政府允许华沙条约国家管理自己事务的简要说法。这个说法最早是1989年10月外交部发言人根纳季·格拉西莫夫（Gennady Gerasimov）提出的。

[101] Sultan Akimbekov,“Needless Rush,”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1,2014(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eedless-Rush-16499).

[102] 参见Richard N.Haass,“The Age of Nonpolarity,”Foreign Affairs,May/June 2008;又见Ian Bremmer and Nouriel Roubini,“A G-Zero World,”Foreign Affairs,March/April 2011。

[103]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厌烦亚努科维奇在莫斯科和欧盟两边耍花招，因而抱怨说乌克兰的精英缺乏“任何定位，就知道两面投靠”，参见“A Lop-Sided Power,”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6,2013(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A-Lop-Sided-Power-16279)。

第二篇
策略

第3章
俄罗斯和全球治理

我们需要发挥安理会的作用，相信在这个复杂和动荡的世界，维护法律和秩序是防止国际关系陷入混乱的少数途径之一。法律就是法律，无论我们喜欢还是不喜欢，都必须遵守它。

——弗拉基米尔·普京，2013年9月11日

俄罗斯显然有意成为全球决策的领袖。不那么确定的是，是否有其他国家想要追随俄罗斯的步伐。

——丹尼尔·特瑞斯曼（Daniel Treisman），2013年6月[1]

在许多方面，俄罗斯似乎是最佳全球公民。它称赞联合国，称其为世界政治的最高决策机构。它呼吁国际关系“民主化”及保障“国际舞台上的法治”。[2]它标榜自己坚守正确的程序和联合国决议精神。在建立上合组织和欧亚经济联盟等新的多边机构中，俄罗斯发挥了主导作用。此外，它还参与了诸如经济再平衡、反恐冲突管理等所有大问题的讨论。

那么，为什么看似积极参与全球治理的俄罗斯的声誉会不胜理想呢？很容易把责任归咎于西方政客和媒体。“二战”结束后成立的机构反映了西方版本的“通用”准则——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加剧了西方的主导地位。因此，一旦莫斯科反抗西方所定义的“国际社会”的意志，它就会不可避免地受到嘲弄。而在它确实采取合作态度时，遵守准则被认为是其唯一理性和道德的选择，这就几乎无须评价，更不用说受到好评了。

不过俄罗斯的负面形象不光是西方的阴谋造成的。原因之一是俄罗斯虽然义正词严地宣称“国际法至上”和国家领土完整不可侵犯，但自己却是高度选择性地遵守这些原则。如2013年秋季谴责美国对叙利亚实现单边主义和例外主义，而克里姆林宫仅几个月后就在乌克兰问题上摆出一副“依吾言而行，勿仿吾行而为”的态度。这显然证实了这一点：俄罗斯的国家利益远远高于其认同的制约国际行为的表面上的理论标准。

这不仅是双重标准的问题，毕竟很难想象还有比2003年以美国为首入侵伊拉克更令人震惊的无视联合国和全球舆论的行为。这个问题有关效益——或者更确切地说，缺乏效益。大部分国家都不把俄罗斯视为是对国际公共利益有重要贡献者。他们不甚关注莫斯科行动的道德性，只是对其做出了积极改变的能力不屑一顾。[3]

这对俄罗斯而言尤其不幸。俄罗斯在全球治理上发挥重要作用的意愿和能力对它来说很重要，因为它有全球利益——在世界经济、贸易、资源供给、核武器和常规安全管理及国际规范的发展方面。尽管一些西方国家想要贬低它的重要性[4]，但它不会只满足于参与区域性事务。在这方面，克里姆林宫信奉俄罗斯应该参与全球性事务是完全恰当的。

目前的问题是“俄罗斯是什么样的全球事务参与者”。在这方面，上一章讨论的两个世界——感知世界与现实世界——之间的张力最为明显。在过去的200年中，不论俄罗斯的境况如何，俄罗斯统治精英总是视全球大国的地位为一项不可剥夺的历史权利。然而，在当今新的世界无序中，“大国神权”已然站不住脚。如前所述，大国的权力比以前要弱得多，影响力的标准发生了变化，还会不断遭受压力。简单地要求得到尊重或夸夸其谈“不可或缺”已无法确立其大国地位。

本章分析普京政府对于重塑俄罗斯，或更准确地说，是对于使俄罗斯适应在世界无序中全球治理的需求的回应。本章分两部分探讨问题。第一部分着重于过程方面的问题，查看莫斯科对待多边机构的方式，并研究俄罗斯以金砖国家集团及欧亚经济联盟等其他途径替代多边主义的尝试。本章的第二部分侧重于政策方面的问题——普京政体怎样处理国际金融、贸易、安全性和规范制度等当代问题。要涉及的一个主旨是克里姆林宫不愿意改变传统的安全和地缘政治优先性那一套来应对新的全球议程。

合格的多边主义

在后苏联时代的大多数时候，俄罗斯——及之前的苏联——遵守了多边主义的表面条约而常忽视其内涵。政策制定者在全球治理方面采取了形式主义的方法，特别是利用联合国烦琐的官僚主义过程来加以控制，而不是促进问题的解决。他们尤其在意确保一切得到批准或承认的多边行动不会损害俄罗斯至高无上的国家利益。

国家利益优先于更大的国际利益，就此而论，俄罗斯的行为与其他任何大国，甚至最小的联合国成员都没什么区别。然而，有别于其余大多数国家的是俄罗斯利用多边机制突出其影响力、地位和道德合法性的程度。莫斯科之所以支持“联合国在协调方面的主要角色是作为调节国际关系的重要组织”，完全是因为这能确保“集体决策”——即大国在“平等”基础上的决策。[5]联合国，特别是安理会已经通过对美国“霸权”实施相当程度的遏制来减轻冷战后俄罗斯衰退造成的后果。这并不总能奏效，美国决定入侵伊拉克证实了这一点。然而这些例外不影响最主要的一点，那便是克里姆林宫视这些机构的主要价值是均衡美国的势力及影响。

同样地，俄罗斯更注重的是多边机构在加强其国际地位上的作用，而不是它们的效益。虽然多边机构不一定能促进特定的多边进程，但俄罗斯都有必要参与（就算是形式上的参与）。影响力和地位离不开合法性。国际机构是俄罗斯用来树立世界好公民形象的。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利用它们来进行自己更高的道德解读，以对抗西方人道主义的论点。使用安理会的否决权来阻止对阿萨德政权的制裁是一回事，以国际法的名义名正言顺地展开行动则是额外的福利。

然而，俄罗斯在多边主义的运作上遇到了实际问题。其一是，在上一章提到的，不得不应对越来越多的参与者，它们认为作为一个普通的国家也能积极参与区域和全球事务。另一个更为根本的问题是多边组织通过外部监督、批评、偶尔干预的方式挑战民族国家的最高利益。莫斯科利用这些机制来约束美国，其他国家也以此敦促俄罗斯对支持不受欢迎的政体及违背《赫尔辛基协议》等各种规范性文件的约束做出解释。克里姆林宫对这样的监督深恶痛绝，所以它强调俄罗斯主权“不可侵犯”来排斥外部问责制。

试以俄罗斯和欧洲安全与合作组织（以下简称欧安组织）的关系为例来解读这种紧张局势。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将欧安组织作为“无界线”欧洲的主要特点、一个比“北约”更具包容性和公平性的组织来推进。但是2000年之后，莫斯科对其通过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在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举办的选举监督活动日益不满。于是俄罗斯阻挠民主制度和人权办公室的业务，指责欧安组织忘记了其主要的安全功能，并且一度搁置预算执行。对普京政体来说，欧安组织开始显示出多边主义最严重的缺陷：缺乏可控性、干涉俄罗斯国政、为西方颠覆活动大开后门。[6]

奇怪的是俄罗斯与欧安组织的关系随着“吞并”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冲突升级反而有所改善。[7]虽然克里姆林宫对该组织继续持怀疑态度，并对欧安组织的严格审查过程保持不安。此外，俄罗斯也寻求欧安组织——代表更宽泛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社区——认可其分权（“联邦化”）安排以及事实上的领土再分配。[8]这种状况发展成两套班子：在高层政策层面，莫斯科与欧安组织相安无事，而对欧安组织观察员的活动却是百般刁难——要么，拒绝他们入境（克里米亚），要么串通分裂组织（东南乌克兰）对他们进行骚扰和拘留。其潜台词是，欧安组织只有在为特定的国家目标提供服务时才是对莫斯科有用的。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对普京而言，安理会尤其是五个常任理事国的进程涵盖了最理想的多边主义。常任理事国身份及核武器战略均势的制度化是俄罗斯与美国在形式上取得平等，乃至其作为全球大国的“永久”地位的最明显标志。表面上它是一个多边机构，实质上是彻底的多极化。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意义不在于其有限的决策能力，而是在其他因素上。对克里姆林宫而言，鉴于核武器作为地缘政治影响力的工具已经基本失效，安理会理事国成了限制或制衡美国的最有效手段。它把一个相当抽象的命题——多极化秩序 ——转换为真正的现实，虽说只在一个相当特殊和狭隘的层面。

安理会的否决权在这方面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行使否决权，或更甚者，否决权隐含的威胁，被视为俄罗斯在全球事务上拥有长期核心地位的重要保证。例如在叙利亚问题上，否决权不仅让俄罗斯拥有重量级的发言权，同时也使西方政策制定陷于瘫痪，此外还加强了阿萨德政权的地位。对普京而言这等同于近乎完美的结果——削弱了西方、强化了俄罗斯，加强了“大国协作”。利益之下，支持阿萨德政府造成的名誉损害便无足轻重了。

在双边目标有关阿萨德政权问题上，五个常任理事国也是非常重要的。伊拉克战争前奏，莫斯科试图（未遂）利用不行使否决权来换取对俄罗斯能源公司利益的保障，如卢克石油公司（Lukoil）在西古尔奈石油的开采权。[9]双边关系对多边进程的影响在利比亚冲突期间也很明显。2011年3月，俄罗斯对关于设立北约禁飞区的《联合国安全理事会1973号决议》（UNSCR 1973）投了弃权票，原因主要是俄罗斯更看重与美国关系的重启，及维护与法国的良好关系，而不是保护卡扎菲（Gaddafi）政权。但在叙利亚问题上，普京反对制裁，是因为没有涉及双边关系的重要理由阻止他那样做。这里的因果关系反过来也起作用：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采取不妥协的做法是迫使美国认真对待俄罗斯的一种方式。

俄罗斯把安理会作为其外交政策的重要工具，这意味着莫斯科不愿意在安理会的结构和操作上做重大改革。特别是，它反对将否决权扩大到五个常任理事国之外。俄罗斯之所以持这样的立场是合乎逻辑的，也是完全利己的。采取让安理会更能代表当代国际社会的行动会削弱俄罗斯的特殊地位及由此带来的影响力。当俄罗斯在国际政治中的其他领域实质性的分量受到质疑时更会有这样的担忧。假定安理会改革成功，俄罗斯想要表现出它与美国和中国具有同等的全球势力就更难了。它只能与印度、巴西、德国和日本为伍——这对俄罗斯来说是不可想象的，20多年前它还是仅有的两个超级大国之一呢。

尽管如此，莫斯科在公开场合对联合国改革还是明智地采取了暧昧态度，原因是：一方面俄罗斯想要维持现状，这个现状反映了结束于70年前的战争结果；另一方面俄罗斯对新的、更民主的世界秩序做出了公开承诺，这两者之间存在令人不安的矛盾。俄罗斯还认识到需要安抚雄心勃勃的永久成员——及金砖国家伙伴——如印度和巴西等国的敏感神经。它试图通过呼吁安理会在“更具代表性”的同时“确保其应有的工作效率”来巧妙应对紧张关系和维护现有常任理事国的地位。[10]但这种场面话很难掩盖事实，即俄罗斯和美国、中国一样，并不想进行改变。[11]俄罗斯表明的立场——“关于安理会扩大的任何决定，应建立在联合国成员的普遍共识之上”——同样印证了这一点。因为它知道这样一个共识是不可能达成的。

显贵大国的多边主义

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只是被称为显贵大国的多边主义最明显的体现。俄罗斯理想中的机构是一个强大到足以抑制美国的力量，但这样就使决策权仅局限在大国的小圈子里了。俄罗斯政府在联合国把工作重心基本上都集中于安理会，这是一个征兆。对于联合国大会的议程，俄罗斯只对直接关乎自身利益的问题感兴趣——比如2014年3月27日联合国大会通过的关于“乌克兰领土完整”的不具约束力的第68/263号决议。[12]

显然，基于通常的理解，俄罗斯致力于多极化而不是多边主义。虽然这两者常被混为一谈[13]，但它们是迥然不同的。多边主义是包容的，而多极化是排他的。如德米特里·特列宁所述，多极化是建立在“全球寡头”基础上的，即少数大国共同管理世界事务，小国只是跑跑龙套。[14]正如一位俄罗斯高级决策者所阐述的那样，这种排外偏见存在的原因之一，是相信大国有“共同语言”——只有他们才真正理解处理世界事务的方式（即使他们对政策的实质持不同见解）。[15]

克里姆林宫之所以赞成选择性的“多边主义”，还由于在较小的论坛中俄罗斯可以表现出自己是一个重要的、在某些方面还是独一无二的成员。在2014年3月俄罗斯八国集团成员地位被暂停前，它是八国集团中唯一的非西方成员，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中它偶尔担任东（中国）西（美国、英国、法国）之间的媒介和平衡者。俄罗斯在这些论坛中的独特身份令其声称拥有超过其实际影响力的地位，如在伊朗核武会谈中。[16]

像二十国集团那种更具包容性的机构会破坏这样的假想。在那些不太需要俄罗斯“特殊性”的机构中，就很难发挥其特殊性。例如，在二十国集团所侧重的领域，俄罗斯只是次要的参与者。在二十国集团之中，俄罗斯的经济不算发达，对于有效地促进新的金融架构或调整全球失衡的能力也很有限。即便2013年它担任集团轮值主席国也未能改变这一事实。（别忘了2012年的轮值主席国是墨西哥，其经济排名位居世界第十四。）

因而，莫斯科欲设法扩大二十国集团的议程，使之涵盖能让俄罗斯起到更重要作用的政治和安全问题，这是有道理的。然而，即使二十国集团有可能扩大其议程，并且安理会仍保留目前的形式，但俄罗斯的多边地位较之先前相比也削弱了。原因之一是中国、印度和巴西等其他新兴大国的崛起。同时这也是全球范围内权力的普遍扩散及更多的国家参与区域事务引起的。在这样的情景中，没有什么手段能掩饰俄罗斯势力的减弱。于是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采用了其他方法来加强其国际地位。

新精英主义——金砖国家

其中最重要的持久行动是建立与八国集团和其他西方主导机构相当的国际组织——金砖国家。这个组织汇集了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后来加入的南非这几个新兴的世界领先大国。在过去的几年中，克里姆林宫一直致力于将这样一个人为的构想转换成一个与自己的规范和组织结构相当的组织机构。金砖国家峰会已列入常规日程，2013年3月普京签署了《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设想》（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BRICS）[17]，2014年在巴西福塔雷萨召开的峰会上成立了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 (NDB)。[18]

莫斯科推动金砖国家以及相关的概念，如俄罗斯－中国－印度的外交部部长三方会谈的动机是一目了然的。俄罗斯总结出“不能跻身为其中一员，就得击败他们”的一套理念。二十国集团（和以前的八国集团）内，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无论在数量上还是重要性方面都超过俄罗斯。[19]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内就更不用提了。在别的组织中，如世贸组织、东亚峰会，甚至是2012年俄罗斯主办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其影响力也微乎其微。除安理会之外俄罗斯未能在其他大的国际机构中扮演重要角色。事实上，许多区域参与者反而有更大的影响力。

金砖国家模式是应对这一不足的尝试。无论讨论的是何问题或者俄罗斯做出多少贡献，这一模式都具有排他性，保证了俄罗斯的核心地位。表面上看，它符合莫斯科所说的“全球治理的非制度化机制”和“网状外交”。[20]实际上这些术语具有误导性，普京本人也表示想要把金砖国家从论坛改造成为“不折不扣的（制度化的）战略合作机制”。[21]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最重要的是金砖国家峰会的形象。俄罗斯公开展示的友好姿态向领导层、俄罗斯公众和更广泛的国际观众重申了俄罗斯理所当然是全球精英的一分子。与印度、巴西、（尤其是）中国站成一排能让人联想到成功，并传达这样一种信号，即俄罗斯是朝气蓬勃的新兴大国的一分子，与日薄西山的西方国家形成鲜明对比。[22]

虽然金砖国家不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替代，但在一些方面它比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有所进步。不同于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貌似反映当代现实，尤其反映“建立多中心体系”的潮流，也就是多极秩序。这已成为一个挑战西方主导地位的符号和工具，以另一种合法性——“全球关系的新模式”——替代西方主导。俄罗斯呼吁改革对金砖国家日益增强的经济实力不起作用的“过时的国际金融和经济结构”、重申“公认的国际法原则和准则”、反对“强权政治及侵犯他国主权的政治”，即西方主导的道德干预。尽管金砖国家严正声明其“非集团性质和对第三方不具侵略性的本质”，但对莫斯科而言它就是用来在各个层面打击西方的。

故金砖国家又在另一方面优于安理会常任理事国——金砖国家内没有任何西方的代表，所以俄罗斯的风头不会被美国在多方面的势力或欧洲的经济规范影响所抢夺。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由于中俄志趣相投，同时北京并未声明要承担国际领导之责，这让莫斯科颇感欣慰。因此，俄罗斯认为能够更好地管理金砖国家进程。俄罗斯作为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运作范围有限。在八国集团内，俄罗斯在政治和安全问题上与其他国家完全不合拍，在财务问题的讨论中还被完全排挤在外。作为二十国集团成员之一，俄罗斯在制定或实施日程上没有什么发言权。在金砖国家中俄罗斯却可以自我定位为重大角色 ——设定议程、确定游戏规则并掌控结果。

然而金砖国家的实际进展却乏善可陈。一方面由于它是人为设置的，不适合国际事务杂乱无章的现状；另一方面，对中国、印度和巴西来说，这只是一个次要的事情。[23]最主要的是，其他国家并不赞同俄罗斯关于金砖国家的主要理念，也就是说，其余国家并未与俄罗斯达成制衡美国的共识。他们只是把金砖国家看作对现有国际组织的补充。[24]原金砖四国为数不多的共同点之一是，他们的各自外交政策都以美国为中心。但是，虽然俄罗斯视俄美互动为零和，别的国家却并非那样。在奥巴马政府时期中国强调“大国关系的新格局”[25]，表明明白与美国进行战略竞争不是一个正确选择，原因是在过去20年，中国在美国领导的国际体系中获益最多。至于印度，它与美国恢复友好关系是其近年来最重要的战略举措，与中国虽然扩大了经济联系，但两国在政治和安全方面的关系仍然紧张。[26]

俄罗斯对金砖国家进程不遗余力的支持彰显了两个世界——感知世界和现实世界——之间的脱节，这形成了其外交政策。一方面，俄罗斯强调金砖国家与其多极秩序的构想是一致的，即由于“全球力量向东方转移”，西方国家日趋衰落，非西方大国掌握主动权；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的金砖梦想在各种尴尬现实面前陷入困境：国际事务的无序、其他金砖国家成员缺乏真正的兴趣、其他金砖国家成员不愿意对抗美国、政治和规范共识度低[27]，以及成员之间不同的（通常是冲突的）首要考虑之事。普京对金砖国家体制发展做出承诺也值得商榷。虽然他希望有一个更一致的对抗美国的方法，但他是否会接受既定规则、责任和约束机制，例如欧盟的管理还是个问题。出于这些张力和矛盾，俄罗斯对金砖国家的构想至今还只是理想，并非现实。

区域主义的善与恶

克里姆林宫在承认更有效的泛区域政策的重要性方面表现出更多的实用主义。因此，俄罗斯投入了大量的政治和财政资源推进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28]和独联体集体安全条约组织（以下简称集安组织），同时保留其在上合组织中强大的存在感。这样的积极行动表明俄罗斯更深刻地意识到区域主义和区域行动者对俄罗斯利益的影响，以及“全球事业……在现代世界中不再起作用”。[29]

与此同时，莫斯科的做法带有苏联时期伪多边主义的痕迹。冷战期间，伪多边主义在军事上的表现是《华沙条约》（Warsaw Pact），在贸易和经济事务上表现为经济互助委员会，在政治事务上表现为摆出“独立”面孔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以主权国家身份加入联合国。[30]同样，克里姆林宫把关税同盟、欧亚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更多地视为促进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利益的手段，而不是解决区域性问题的工具。欧亚联盟是与欧盟和日益强大的中国在经济和规范性方面的力量相抗的另一极。[31]而集安组织在其功能上是与北约抗衡的集团。这两个组织的首要目标是重申俄罗斯在欧亚地区的主导作用。[32]

即便俄罗斯不能总是随心所欲，但它对这些组织还是能起主导作用的。形式上，决定是在协商一致的基础上达成，但在实践中，重要的共识来自莫斯科。例如，据称2013年俄罗斯试图通过提供价格较低的天然气和其他双边激励吸引乌克兰加入关税同盟。集安组织的快速反应部队是由俄罗斯领导和武装的派遣部队，其部署由莫斯科决定，其他集安组织成员只投入了少许力量。[33] 2011年夏，欧亚经济共同体（现已停止活动）[34]向明斯克提供了30亿美元的一揽子救助方案来拯救白罗斯破产的经济，这完全是“莫斯科制造”的软贷款。俄罗斯政府制定贷款条件，获得的利益是亚历山大·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总统被迫将白罗斯国家能源供应商——白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Beltransgaz) 剩下的百分之五十的股权出售给“俄气”。[35]双边和多边的界线实际上已经消失。

普京对区域多边主义采取的方式与苏联在本质上没什么不同，在程度和能力上有所差异。俄罗斯的伪多边主义比苏联时代更隐蔽，但是它说服区域合作伙伴的能力也大大降低。即便在相对亲俄的亚努科维奇政权的领导之下，乌克兰仍旧抵制加入关税同盟。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等国利用了区域机制得以实现谋略方面的自由，这在它们尚属于苏联的时期是难以想象的。[36]然而这样的结果是当下环境使然，并非由于莫斯科转为信奉多边主义。相反，普京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致力于实现俄罗斯领导下的区域“一体化”。[37]

正是如此，俄罗斯对于上合组织这个真正的欧亚多边组织态度暧昧。在各种时候普京视之为对美国和北约在中亚力量的抗衡。2005年6月上合组织阿斯塔纳峰会的情况就是如此，当时俄罗斯拉拢其他成员敦促美军限时撤出吉尔吉斯斯坦的玛纳斯空军基地。[38]但大多数时候俄罗斯试图建立地缘政治共识的尝试总是不那么顺利。[39]

实际上，状况已经今非昔比。虽说10年前上合组织是由中俄共同主控的，但如今中国影响力上升。俄罗斯也意识到了这点，所以它试图通过扩大成员数量，纳入印度和巴基斯坦[40]，从而阻止中国建立上合组织自由贸易区来冲淡中国的势力。[41]更明显的是，俄罗斯已将其重心转向欧亚联盟（尤其是）和集安组织——换句话说，转向一个没有中国在其中的更保险的组织。

俄罗斯和全球议程

普京政府对待国际机构的态度决定了其对区域和全球治理实质性问题的处理方式。本话题主要探讨以下五个方面：全新的金融架构、国际贸易、资源外交、多边合作安全和国际规范制度。

全新的金融架构

2008—2012年的全球经济衰退把有关建立新的金融架构的讨论推向国际议程的首位。虽然莫斯科起初认为金融危机是西方的危机，但这种自满情绪很快被现实打消，俄罗斯认识到在金融危机面前它比大多数国家更为脆弱。2009年初，领导层已经开始强烈支持金融改革，呼吁革新布雷顿森林体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减少对美元作为国际交易基础货币的依赖。

然而莫斯科对全球金融治理的方式更接近工具主义而非改良主义。事实上，许多正在讨论的革新不一定对俄罗斯有利——至少在中短期内。例如，从美元到“一篮子”货币的综合转变将令其持有的仍然相当可观的美国国债（2014年12月持有860亿美元）贬值。[42]如果引入“一篮子”货币，卢布是否会被纳入其中也是值得商榷的。同样，新兴经济体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表决权的大幅增加将有利于中国和印度，而不是俄罗斯。事实上，机构改革可能会削弱俄罗斯在这些组织中的分量，原因是它占有全球经济的份额已开始下滑（2014年只有3.3%）。[43]俄罗斯也清楚，它赖以生存的不是金融改革，而是他国对其石油、天然气和其他自然资源的持续需求。和中国一样，俄罗斯在过去10年中极大地受益于国际经济的不平衡。不平衡把商品价格推向新高，这对越来越依赖资源性产品出口的经济体至关重要。

如果说俄罗斯在金融构架上能获得经济利益，它在于重新调整当前系统的稳定性和可预测性，而不是推动自身不具备什么影响力的激进革新。在全球经济大潮席卷之下，俄罗斯主要扮演的角色是被冲击者而不是弄潮儿，在制度的变革中更是如此。它可以在二十国集团和国际金融机构中假扮成一个重要的角色，实际上它对这些论坛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普遍都那么认为。[44]

因此，莫斯科在“变革”上的主要驱动力来自地缘政治和规范：挑战冷战后西方在国际体系中的主导地位，重新商谈它与美国和欧洲往来的条件。直到2012—2013年，西方领头国家遭遇的困难似乎有助于部分实现这些目标。普京利用一切机会将俄罗斯自2009年来总体稳健的宏观经济指标与欧元区的持续低迷做对比，更进一步宣讲西方的不负责任和制度的缺陷。[45]

但是由于缺乏结构改革、商业环境日益糟糕以及经济衰退的来临，称俄罗斯为21世纪经济主宰的论断是维持不了多久的。当今经济的主题是进口替代和自给自足经济，而不是俄罗斯转型为知识型经济，或莫斯科成为与纽约、伦敦、巴黎和香港齐名的国际金融中心。[46]不仅西方国家认为俄罗斯的经济声誉大跌，中国、印度和巴西等新兴大国也同样如此认为。鉴于俄罗斯国内的现代化建设一败涂地，大家都不相信它能对新的金融构架和全球再平衡做出什么有价值的贡献。

国际贸易

在首次向世贸组织提出加入申请的近20年后，俄罗斯终于在2012年8月加入世贸组织，它是最后一个加入该组织的主要经济体。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如此漫长，这中间有许多原因，绝不能完全归咎于莫斯科。与任何其他申请国相比，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受到了更多非贸易因素的阻碍。好几次，正当谈判接近尾声时，不期出现了破坏进程的安全或政治危机。[47]当然，世贸组织对俄罗斯这个庞大的经济体提出的标准比对大多数其他国家更高[48]，这也是一个原因。

尽管如此，俄罗斯政府仍然是导致其加入世贸组织进程缓慢的原因。俄罗斯政府的一些行为尤其不利于加入世贸组织进程，比如普京在2009年6月决定，俄罗斯将与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以关税同盟的方式申请加入世贸组织，取代之前的单独申请。[49]更糟糕的是俄罗斯对加入世贸组织本身持模棱两可的态度。全球化、现代化和以规则为基础的超大国的干涉性，这些都令俄罗斯感到焦虑（加入世贸组织不像成为安理会五大成员之一那样得以让俄罗斯行使否决权，也不像金砖国家那样不规定具体的义务，世贸组织的成员必须遵守规定），而对加入世贸组织犹豫不决则成为其规避焦虑的一种方式。俄罗斯似乎把会员资格视为一种权利而非权益，并且相信是世贸组织更需要俄罗斯，而不是俄罗斯更需要加入世贸组织，这样的想法也是不利于其加入世贸组织的。[50]

俄罗斯对于世贸组织的保留态度只是延缓了其后来加入世贸组织的进程。对于普京而言，成员资格附带的义务不仅仅是经济上的挑战。过去10年间，他通过增加收入、提高社会稳定性获得了大众的拥护或至少是默认，从而确立了自己的普遍合法地位——第1章提到的苏联解体后的“社会契约”。经济对外开放带来了难题。要拥有真正的竞争力，必须大幅度提高劳动生产率，那么在某些领域可能会出现大面积裁员。[51]这会带来得罪蓝领工人等核心选民的风险。对于许多统治精英来说，潜在的政治和社会成本超过了加入世贸组织带来的现代化红利。[52]尤其是考虑到，虽然世界银行估算加入世贸组织可以让俄罗斯在中期内（7~10年）将国内生产总值提高3.3%，但这都是不确定的。[53]

普京似乎总是在寻求世界上最好的东西：无风险的腾飞、社会保障之下的增长、通过严格控制竞争来缓解全球化趋势——也就是说，这在经济上类同于普京政府大部分时期所倡导的“可控民主”。[54]但在新的世界无序之中，这是种虚幻的希望。很显然，加入世贸组织本身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好处。就像克利福德·加迪所指出的那样，存在的问题是“俄罗斯真的会顺应世贸组织的规则做出改变，还是会绕开规则”。[55]

俄罗斯一加入世贸组织，政府就立刻出台了针对一些脆弱行业包括汽车、纺织和造纸等制造业的保护主义措施。2012年决定对进口外国二手汽车征税引起了国内外的特别关注，因为这表明俄罗斯似乎并没有履行世贸组织规定的义务。[56]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作为世贸组织一员，理应促进公司治理、监管环境和法律规则，但在这些方面未见其有任何重大改革的迹象。[57]不仅如此，乌克兰危机反而加强了自给自足的趋势。莫斯科以暂停从欧盟、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和挪威进口食品来回应西方的制裁，并寄希望于从非西方国家进口来弥补不足，这一举措也符合其通过进口替代来发展当地生产的大格局。[58]

莫斯科推行各种集成的政策，而不是融入世贸组织（和经济现代化）。在口头上它鼓吹俄罗斯有资格作为国际贸易体系的领导者。战术上，它把世贸组织当作一种机制用来挑战敌对政治行动的合法性，如西方国家对俄罗斯银行和能源公司的制裁。[59]但它对与西方建立商业合作伙伴关系并不完全关上大门，以便于获取先进技术和方法。克里姆林宫希望，一旦制裁放松或取消，与德国、法国、日本，甚至美国公司的合资企业将很快重新升温。

克里姆林宫在国际贸易中最独特的方式是它力图发展一个特殊的后苏联空间，在此空间中俄罗斯仍然毫无疑问是活动主体。这相当于一份保单。万一俄罗斯的全球进出口交换比率仍然不佳（比方说，由于持续低迷的商品价格），或者世贸组织的条款过于苛刻，它总能在自己专有的经济区得到庇护。欧亚经济联盟起这个作用。它不仅立足于地缘政治和规范性的理据，还是管理俄罗斯与后苏联周边国家贸易及施展大范围影响和保护的方式。在那些有多个（更强的）国家参与的较大论坛，如世贸组织和亚太经合组织，这样的影响和保护则无法施展。[60]

资源外交

优秀国际公民的要求和国家利益之间的张力在俄罗斯的资源外交上最为明显。一方面，俄罗斯正试图将自己定位为应对区域和全球能源安全的主力[61]以及其他基本资源，如木材、有色金属和水的主要供应商。这样做意义非凡，一是出于明显的经济目的，二是能够可靠地供应这些商品是俄罗斯展现出自己是国际社会主要贡献者的最具体和最可操作的方式。毕竟自然资源安全是真正共同面对的问题。

另一方面，莫斯科不愿放松其对欧亚大陆（及更远地区）主要影响手段的控制。因此，它不愿接受多边的、建于规则上的限制，这是它搁置《能源宪章条约》（Energy Charter Treaty）的最主要原因。[62]对普京而言，俄罗斯所拥有的庞大的石油和天然气储量以及对管道基础设施的控制，是其最重要的战略资产。[63]在谈判中不能放弃这种优势，也不应以其他方式限制这一优势。

由于俄罗斯经济越来越依赖于自然资源的出口，所以情况更是如此了。如今仅能源就占了超过三分之二的出口收入、一半的联邦预算收入和国内生产总值的四分之一。自然资源一共贡献了将近80%的俄罗斯出口值，在俄罗斯的两个主要贸易伙伴那里这个数值更高：欧盟（82%）、中国（90%以上）。[64]俄罗斯的自然资源也带来连锁效应。资源租金在为其他如制造业等不那么走运的经济部门提供资金上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对精英阶层的个人财富更有裨益。[65]

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维度问题。本书第1章指出过，普京强势的外交政策主要源自21世纪初全球石油和大宗商品价格的上涨。但是从另一面看，这种信心很脆弱——在全球金融危机的第一年就明显地显现了出来，当时乌拉尔原油价格自2008年6月到12月下降了三分之二。更近一点的例子，2014年下半年乌拉尔原油价格暴跌造成了对普京政府的最严重威胁，远远比任何西方制裁都具有破坏性。发生这样的状况不足为奇，那是由于莫斯科是站在国家利益和竞争性的角度，而不是从国际主义和全球治理出发来看待能源安全。

这一点在俄罗斯与欧洲在天然气方面的关系上尤为明显。20世纪60年代后期俄罗斯与欧洲的国有能源公司按“照付不议”原则达成长期（15~20年）运作的协议。[66]这些双边协定对俄罗斯来说有几个重要的好处：商谈和延伸相对简单、保证可预测性的需求及提供有保证的收入。在一个不确定的世界中，这样的约定比以往更具吸引力，但也变得更难以执行。美国页岩气革命在液化天然气方面开拓了强有力的市场，构成对全球天然气价格的下行压力。[67]区域天然气中心正在发展，并且随着时间的推移，全球天然气现货市场很可能出现。欧洲表现得更为团结，欧盟第三次能源改革提出天然气生产和供应“解绑”（拆分）规则，提高了欧洲与莫斯科交易时的谈判地位并且加强了谈判信心。[68]

普京感受到事态发展带来的威胁。欧盟最新建立的阵营令人不安，原因是迄今为止欧盟是俄罗斯最大的天然气市场。即使2014年5月签署的中俄天然气供应协议（见第5章）全面实施，在未来20年欧盟很可能仍是俄罗斯最大的客户。一个联合起来的欧洲阵营不仅会降低俄罗斯在各个供应合同方面的谈判地位，同时还会削弱其利用能源作为地缘政治影响工具的能力。在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恶化的情形下，这样的顾虑不足为奇。

莫斯科采取了各种对策来保护自己的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它时不时地对特定的后苏联国家如乌克兰和摩尔多瓦中止供气，暗中阻挠寻求绕过俄罗斯境内的管道项目，如纳布科输气管道项目[69]，它还不遗余力地发起反对第三次能源改革的运动，力阻欧盟成员之间加强互联互通。俄罗斯以开放北方管道直接通气[70]，以及在重新谈判时对“照付不议”原则采取更灵活的态度[71]来吸引欧洲主要客户，尤其是德国。还采取了措施来保护针对“战略公司”的外部调查，例如欧盟委员会对“俄气”的反垄断诉讼。[72]最重要的是随着与中国的突破性合作，俄罗斯天然气出口从欧洲转向亚洲的想法又重新提上日程。

上述这些方式表明，克里姆林宫的资源外交背负了战略、安全、政治和心理层面的多重负担。我们来看一下它对页岩气革命的反应。从一开始，俄罗斯政府对此就一直拒不接受，并抛出两种相互矛盾的论点来否定它。论点之一是页岩气开发是一项投机性的产业，它不具备持久性，只不过是“一个即将破灭的泡沫”。[73]而另一种论点强调页岩气开发的环境风险——压裂法所带来的危险，例如地下水污染和地震的发生。[74]

这些论调丝毫不关乎对全球能源和环境安全问题的思量，纯粹是出于对地缘政治和生存的考虑。页岩气革命不仅仅会对俄罗斯的国际势力产生影响，也会动摇普京政府的稳定性。随着石油和天然气收入的减少，俄罗斯在养老金、公共部门的工资、住房、医疗和教育等基本项目上的资金会越来越成问题，同时寻租精英阶级的忠诚度也会大打折扣。因此可以理解为什么普京要贬低页岩气在全球市场上的影响，将其描述为一种“极其野蛮的开采矿产资源的方式”。[75]

展望未来，在北极的开发或许是避免莫斯科在国际尊重、商业利润以及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优势上常常相互冲突的一个可行办法。出乎意料的是，俄罗斯与挪威等其他北极国家合作良好。2010年俄罗斯与挪威就巴伦支海划界达成的协议是双边合作的一个典范。这表明俄罗斯决策者能够同时满足国家利益并服从超大政体的规则，例如《联合国海洋法公约》。

不过这样的好结局并不多见。巴伦支海划界协议受益于特别的有利条件。尽管挪威是北约的忠实成员，但相对来说，会加剧两国正常政策分歧的隐秘议程或历史造成的不安全感比较少。（即使是这样，巴伦支海划界协议的谈判仍持续了40多年，并一直遭受莫斯科的严厉批评。）[76]俄罗斯与欧洲中部和东部、美国或苏联加盟国共和国的关系几乎如出一辙。在这种情况下，它实际上已不可能放下地缘政治的包袱去接受一个国际主义的、正和博弈的思维——乌克兰事件的发生更加剧了这一情形。

多边合作安全

莫斯科对于国际安全问题，如战略裁军、导弹防御和北约东扩的管理，大多与它和美国的关系捆绑在一起，第6章将会谈到这一点。这里重点讨论的是俄罗斯对多边合作安全性的看法，这与冲突管理、反恐、大规模杀伤性武器和防止核扩散相关。

在原则上克里姆林宫承认，面对新的威胁和挑战，全球安全议程正经历改变。[77]然而这种意识还处于萌芽状态，对决策的影响微乎其微。受历史原因和战略文化影响，俄罗斯更易接受安全即为压倒一切的“强硬”安全性。这种偏见无论在时局大好时还是艰难时期都很明显。2009—2010年美俄关系重启鼎盛时期，合作安全的主要项目是战略裁军、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制裁伊朗和解决阿富汗问题。同样，中俄合作的主要议题是对抗美国的战略互动、中东地区的冲突管理、中亚的不稳定局势[78]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全面威胁。与之大相径庭的是人类的安全问题，如非洲贫困、气候变化、粮食和水资源短缺都不是俄罗斯精英（或公众）关注的话题。对他们来说，这些事不值得花费宝贵的时间和资源去解决，尤其在面临更紧迫的内忧外患时。

另一种偏见是拒绝相信一些新的安全问题是真实存在的，例如人类引起的气候变化。[79]普京政体趋于视之为西方自由主义捏造出来的，充其量是未经证实的问题，极有可能就是为了阴谋破坏俄罗斯等新兴经济体的增长。能引起俄罗斯感兴趣的，必定是有关经济的话题，而不是生态或人道主义。从20世纪80年代末起，俄罗斯工业迅速增长，到90年代，它从排污权交易中受益匪浅。[80]因而如今莫斯科总体上以积极的眼光看待全球变暖。暂且不论普京几年前轻率地断言即使全球气温升高几度俄罗斯也能良好应对，政府还认为北极浮冰和西伯利亚永久冻土带的融化给开发自然资源、发展北海航线等替代性的海上航线带来了新的可能性。俄罗斯政府一点都感受不到气候变化带来的危害。即使俄罗斯频频出现干旱，并导致了2010年夏天人们记忆中最为严重的火灾，这也只是被认为是自然灾害而不是全球气候变暖带来的后果。[81]民众对水灾颇有微词，但他们抱怨的只是当局应对国家突发状况能力的不足。

虽说如此，莫斯科仍保持警惕，不愿在一切可能会形成的国际共识方面落伍。它定期参加联合国气候变化会议，也发出了一些正确的声音，如承诺到2020年减少25%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与1990年比）。[82]它表现了总体低调的姿态，以避免受到华盛顿和北京之间、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争吵可能带来的间接损失。它也提倡选择天然气作为最实用的清洁能源——天然气比煤炭的污染要小得多，比可再生能源更易大规模供应，况且在这方面俄罗斯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83]

重要的安全问题

尽管莫斯科认为气候变化和全球贫困是次要的无关安全性的问题，但当它把这些视为与他国合作的需求和机会时，就会把它们作为安全问题优先考虑。其共同点是在这些领域俄罗斯既得以推进国家利益，又能对国际公共利益做出贡献——或被认为能做出贡献。

冲突管理。这是俄罗斯决策者当前主要考虑的问题。它是一个备受瞩目的问题，通常涉及的大国有：美国、欧洲领头国家还有越来越多非西方国家。因此，俄罗斯认为冲突管理有助于突出其大国身份，比如六大国与伊朗的核谈判使之在中东地区彰显地位，还有此前暂时搁置的朝鲜六方会谈令其在东北亚地区处于权威地位。

俄罗斯领导人首先视安全性为没有冲突或者至少是冲突管理。在最基本的层面上，安全意味着抵御外来侵略，维护国家的领土完整。在乌克兰事件和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发生危机后，安全性再次成为首要之事。虽然莫斯科还没有将美国或北约确定为直接的军事威胁，但它们在广义上被视为具有危险性——对俄罗斯的主权、地缘政治地位及普京系统本身的稳定性。

冲突管理成为重中之重，还由于它与后苏联空间的发展密切相关，即在阿布哈兹、南奥塞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和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所谓的“冻结冲突”。这些事件中，地理位置相邻、历史先例以及严重的地缘政治敏锐性混合在一起，造成一种紧迫感，需要决策者的不断关注。决策者们敦促莫斯科主张干预其邻国事务的权利，这既是为了保护俄罗斯的国家利益，也是为了彰显自己是具有责任感的区域大国的形象。俄罗斯参与明斯克进程和调解乌克兰冲突，就是它努力以优秀国际公民更广泛的合法性来掩饰其私利的最新例证。

打击恐怖主义。对克里姆林宫而言打击恐怖主义是重要的事，尽管其设想与西方政府有所不同。在布什执政期间，莫斯科从未附议美国“全球反恐战争”提倡的俄罗斯等其他参与者必须支持和辅助美国政策。[84]它的反恐视角是——并且依然是——地方和区域性的，侧重于北高加索地区和塔利班对中亚安全构成的威胁。它担心该地区的世俗政权会被动摇，进而导致穆斯林在俄罗斯联邦自身的激进化。[85]鉴于此，俄罗斯不赞成美国与塔利班温和派达成和解的意图。它认为不存在这种温和派，并且基于这个前提来协商解决会带来灾难。[86]

俄罗斯政府还趋于把恐怖主义问题看成是有利用价值的。每当西方发生恐怖事件，如2013年波士顿马拉松爆炸事件，俄罗斯便抓住机会令其在北高加索地区对暴动的镇压变得合法化。一些本质上是当地的问题加上一点外来元素（如“瓦哈比”战士）就变得国际化了，普京借此寻求西方支持——不仅在其对恐怖主义的立场上，还在治理俄罗斯的整体手段上。莫斯科利用2015年1月巴黎《查理周刊》（Charlie Hebdo）的办公室遭袭事件猛烈抨击西方纵容，借此维护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实施，这也是机会主义的手段。[87]

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对莫斯科有影响，主要是由于它与冲突管理和抵御导弹防御系统等其他优先事项有关。这并不是说它对朝鲜的核武器计划或者对伊朗有可能成为一个核武器国家毫不在意。但是，这种担忧与美国在欧洲部署导弹防御系统、以色列有可能攻击伊朗，以及不断升级的东北亚地区的紧张局势相比是次要的。克里姆林宫认为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的威胁并不是最紧迫的，尽管它不时声称，拥有核武器的伊朗将更容易视俄罗斯为攻击目标，而不是美国（或欧洲）。[88]与此相反的是，莫斯科认为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是有形的、直接的威胁，会威胁到俄罗斯国家安全的根基，即战略平衡的原则。对这个问题的解决方案比问题本身更糟糕。（表现为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对2013年底遏制伊朗核活动的反应是认为这偏离了导弹防御部署的出发点。）[89]

因此，俄罗斯政策的重点是找到牵制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造成的国际紧张局势的办法，在有可能的方面捞取地缘政治资本，而不是解决扩散本身的问题。普京对2013年8月沙林毒气袭击大马士革郊区古塔并未表示关注，直到美国及其主要欧洲盟友（法国和英国）以此证明军事干预阿萨德政权的合法性的意图明朗化。随后的消除化学武器库存之举是一个理想的结果，然而这基本上不是主要游戏。同样，如果可以说服德黑兰放弃其核武器野心，莫斯科将会释然——但并非由于这将消除伊朗导弹袭击俄罗斯的可能性。更重要的一点是，它会降低中东地区安全的热度，同时俄罗斯得以彰显（和调度）自身作为区域局势不可或缺的参与者的资质。[90]

异质不相吸

莫斯科对于冲突管理、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的关注，理论上给俄罗斯与西方之间的积极合作提供了足够的空间。但在现实中，即使双方关系在比较好的时候这种合作也令人失望。西方评论家指责俄罗斯操纵在其相邻地区的冲突，贬低其在阿富汗战争中所起的作用，还认为俄罗斯在叙利亚事件中总体上扮演阻挠的角色。[91]就算俄罗斯承诺提供援助，也被看作是出于自身利益狭隘的、受时间限制的、有条件的援助。[92]

合作失败大部分源自俄美之间的长期不信任，但也有其他原因，最主要的是在目标、方法和结果上的不一致。莫斯科和西方国家谈到共同的威胁和挑战，但是在表面的陈词滥调之下，它们的考虑完全不同。不仅在反恐和反扩散方面如此，他们对安全性（和不安全性）的来源也存在不同的解读。最明显的是，美国和欧盟认为民主化是欧亚大陆长期稳定的关键。但克里姆林宫认为地方专制政权是对抗伊斯兰极端主义以及同样具有颠覆性的西方自由主义影响的壁垒。

莫斯科还认同有时可操纵冲突。比如，俄罗斯并不希望调和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与第比利斯的冲突，而是寻求相反的结果——虽说调和是一个几乎不可能实现的任务。俄罗斯知道只要格鲁吉亚仍然遭受这样的冲突困扰，它加入北约的机会就很小，并将一直受俄罗斯的操控。最近的乌克兰危机表明，当俄罗斯面临要在施加影响或是保证安全中进行选择时，克里姆林宫会选择前者。事实上，它认为这是错误的选项，因为它无法想象一旦离开了俄罗斯的重要影响，其邻近地区能不能有真正的安全保障。

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局势突出了在地缘政治和安全利益之间寻求平衡的更大问题。即使在那些俄罗斯和西方能够展开有意义的合作的地区，如中亚，这个问题也是显而易见的。莫斯科知道，美国是能够制止塔利班在该地区扩大影响力的唯一力量。然而，美国强有力的存在违背了俄罗斯精英一切地缘政治的本能。这种矛盾导致了政策混乱。俄罗斯支持北方配送网络，却向吉尔吉斯斯坦施压，敦促其不再向美国出租玛纳斯空军基地。[93]它一面大谈在阿富汗与北约的合作，一面又批评设置盟军最后撤离期限的“人为”性。[94]但几乎同时俄罗斯又声称，北约已经驻足太久。它指责美国助长海洛因走私，却又阻挠华盛顿推动中亚各共和国打击毒品交易的努力。[95] 2013年1月俄罗斯终止了与美国在毒品监控领域的协议，这是对美国通过《马格尼茨基法案》（Magnitsky Act）的报复措施之一。[96]

总之，俄罗斯政府对于合作安全没有一致或连贯的做法，主要采取由本能和机会主义驱动的互不相关的一系列行动。能够意料到，这些行动对国际安全和俄罗斯都没什么好结果。普京渴望把俄罗斯定位为确立和管理新的全球安全议程的领导者。他很擅长指出西方在叙利亚和乌克兰政策上的缺陷。然而，俄罗斯对国际安全问题的真正贡献非常有限。[97]此外，也没什么迹象表明会有积极的改变。克里姆林宫躲在感性世界之中而不面对现实，它认为俄罗斯可以坐拥一切——增强的安全性、地缘政治影响力以及全球地位——而不需要对其方式做出任何严肃的反思。

国际规范制度

俄罗斯致力于全球治理的标准之一是其接受超国家或普遍准则的合法性的程度。各种政府报告表明俄罗斯在形式与普遍准则上没有争议。实际上却完全不同。虽然俄罗斯签署了多个国际协定和公约，包括《联合国宪章》《世界人权宣言》《赫尔辛基协议》，它却不断地拒绝执行这些文件所载的规范。它对待国际规范制度的方式基于四大“原则”：反对道德干预、“国际法至上”、有限主权和改变全球治理的规则。

反对道德干预。莫斯科拒绝实施普遍准则在这一领域最为明显。重要的是，它的消极态度是建立在统治精英坚实的共识之上的，这可以追溯到叶利钦统治的早期。1995年，俄罗斯政府谴责美国的军事行动，阻止了对波斯尼亚地区穆斯林的进一步大屠杀；1999年更为激烈地攻击北约在科索沃行动的合法性；2003年俄罗斯联同法、德反对美国发动伊拉克战争的决定。同期它反对各种多边制裁——对塞尔维亚的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政权，对伊拉克的萨达姆·侯赛因（Saddam Hussein）政权和伊朗的马哈茂德·艾哈迈迪-内贾德（Mahmoud Ahmadi-Nejad）政权。

应该承认，有些时候俄罗斯有充分的理由以这种方式行事。俄罗斯与许多其他国家一同质疑伊拉克战争的动机、合法性和明智性，这是正确的。同样，不得不承认国际准则的实施充其量是不对等的，明显带有双重标准。制裁往往达不到预期目的，可能会伤及无辜者，这也是事实。

但这些反对的理由——有时有根据，有时却没那么充分——都不是莫斯科的主要观点。俄罗斯的主要观点是应当由各国政府决定如何统治他们的人民，以及怎样在他们自己的国家内解释国际规范。不是由外人，更不是由所谓的西方政府来确定什么是道德、什么是不道德。这一观点源自古老的威斯特伐利亚体系，俄罗斯在后苏联时期的经历又使之得以加强。保守派和自由派都将20世纪90年代的经济困难及外交政策挫折归咎于西方的干涉。在很多人眼里，这些问题不只是西方错误的意见造成的，而是一个阴谋，是其利用苏联解体后俄罗斯弱点的大计划的一部分。[98]因此他们拒绝局外人来教导俄罗斯怎样治理国家——此观点进一步延伸，就成了在整体上拥护不干涉原则。

莫斯科时常表现出战术的灵活性。尽管它厌恶“保护责任”，但表面上还是接受其理论上的合法性[99]，甚至允许“保护责任”在有限范围内起作用。俄罗斯并未否决安理会关于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同时其总统梅德韦杰夫对卡扎菲政权提出了超乎寻常的严厉批评。[100]俄罗斯在此事上巧妙表现出配合，原因是干预主要来自阿拉伯国家联盟（以下简称“阿盟”）、法国和英国，而不是美国。“阿盟”先前支持禁飞区的决定赐予了与波斯尼亚地区、科索沃和伊拉克相关的前所未有的广泛合法性。“阿盟”的干涉使俄罗斯得以把自己塑造成一个有别于西方控制的、负责任的国际大国——这给足了俄罗斯面子。因而俄罗斯投了弃权票，这样它能够同时实现一系列目的：体现出合作；对军事行动持保留意见；在中东问题上强化其独特又具有建设性意义的俄罗斯特性；将自己与不受欢迎的政权划清界限；维持俄美“重启”。

然而与一些西方政客所希望的不同，这种灵活性并不意味着哲学上的转变。实际上正相反。莫斯科利用利比亚事件来强调西方的虚伪及其以普世价值为名义进行外部干预的危险。它指责北约“非法”追求政体改变是完全的越权。[101]俄罗斯在比较卡扎菲时期相对稳定的局势与利比亚现在的无政府状态、伊斯兰极端主义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蔓延及其对区域和国际安全不断增长的威胁[102]后指出，在一些阿拉伯之春国家 ——突尼斯、利比亚和埃及——以自由主义、中产阶级运动为主的民众动乱后来被伊斯兰主义者接管。因而俄罗斯发出警告，如果阿萨德政权倒台，那么叙利亚也会发生类似的情况——2014年间“伊斯兰国”极端势力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取得的惊人的进展支持了这一论述。[103]

在克里姆林宫看来利比亚事件证明了西方的虚伪。叙利亚的纠葛则是另一个更明显的例子。美国和欧洲领先国家大谈普世价值和人权，只不过在莫斯科看来他们的政策是由地缘政治和商业利益所驱使的。[104]西方国家呼吁阿萨德下台，却对沙特阿拉伯和巴林的政治压迫视而不见，原因是这两国恰巧是美国的主要盟国。[105]西方国家与后苏联邻近地区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国家良好的合作再度招致了俄罗斯的不满。

“国际法至上”。许多西方的评论抨击俄罗斯对叙利亚的行为乃至更普遍的外交政策，指责它受最恶劣的权力政治驱使。[106]叙利亚是俄罗斯一个重要的军火市场、俄罗斯在塔尔图斯港保留了规模不大却实用的海军设施、叙利亚是俄罗斯在中东最亲密的盟友。这些都是重要的考虑，但它只诉说了部分事实。与看上去不同的是，莫斯科的立场建立在“国际法至上”的原则上。

不过俄罗斯的“国际法至上”观念与大多数西方国家政府的阐释完全不同。克里姆林宫对国际法的解释是，它们从本质上讲是支配大国之间的关系，并通过大国来规范小国的一系列规则和条约。国际法不干涉内政，除非像马里的情况那样，东道国政府明确要求外部干涉，或者像在后苏联邻国地区那样，俄罗斯的切身利益受到威胁。对于诸如叙利亚的状况，适用国际法最初的原则：外国势力只有经安理会批准后才能干预，也就是说，经俄罗斯批准。[107]

莫斯科频繁诉诸国际法是受自身利益、道德相对主义以及本能共同利益驱使的。在最关乎生存的层面上，它反映的观念是基层民主运动不应被视为政权更迭的合法方式。普京精英们担心，“阿拉伯之春”和乌克兰的民主运动如果不加以控制，可能会蔓延到俄罗斯和后苏联空间的其他部分。因而，诉诸国际法与巩固国内秩序是不可分割的。

如前所述，克里姆林宫不断加大力度抵抗西方强加的道德准则，因而强调国际法的优先地位也成为其主张主权和独立的代名词。这并不一定意味着遵守诸如欧洲人权法院的决定，有时恰恰相反。最高法律用来保护俄罗斯不可侵犯的权利，使之不受外来势力“干预”和国内势力颠覆。

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俄罗斯式的国际法起到抑制美国行使权力的作用。至关重要的是，实施国际法原则的主要机构不是国际法庭，俄罗斯（连同美国和中国）不是其中一员，它的决策是莫斯科无法控制的，而安理会可以，并且安理会具有重要的影响力。普京对国际法的认识与其多极秩序的愿景是一致且密不可分的。“法”给无序的世界带来了一定程度的稳定性和可预见性。

有限主权和乌克兰除外。现在有一个问题，那就是克里姆林宫如何调和其主张国家主权和“吞并”克里米亚，以及搅乱乌克兰东部局势之间的矛盾——更不用说它还对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如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进行干涉。

这样的行为背后没有完整的理论基础。理论与实践之间的矛盾以各种策略来应对。策略之一是全盘否认。克里姆林宫驳斥乌克兰和西方所声称的俄罗斯军事干预，将乌克兰东部的冲突描绘成当地说俄语的居民和基辅之间的内战。

另一个更为直接的策略是论说乌克兰和俄罗斯并非各不相关的国家，几个世纪以来它们一直交织在一起。[108]隐含的意思是常规在此并不适用。由于乌克兰不是一个“真正”的国家，所以俄罗斯的行动并不是俄罗斯干涉内政，而是给予兄弟般的支持——这是建立在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概念之上的。下一章将会对此展开讨论，此处需要说明的是莫斯科是在国际法只适用于完全独立的实体前提下操作的。像乌克兰和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那样无历史记载的国家被认为既不值得也不需要国际法保护，故保护的“义务”落到了俄罗斯身上。

这就发展为相信乌克兰动荡和冲突会影响俄罗斯最切身的利益，包括国家安全。任何负责任的俄罗斯政府对那么重要的邻国的事态发展都无法坐视不管——特别是美国和欧盟都密谋推翻其合法选举产生的政府。克里姆林宫认为他们的行为表现了涉及遵守国际法时西方的极度虚伪。

最后，克里姆林宫在狭义的法律层面为自己开脱，声称俄罗斯有权代表其侨民进行人道主义支援，无论这些侨民居住何处。为达此目的，俄罗斯已向邻近地区和国家成千上万的居民发放了护照，包括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和乌克兰。在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中，俄罗斯以此为由行使了干预权。在此书编写过程中（2015年春季）俄罗斯尚未利用此借口为俄罗斯军队在乌克兰大规模的正式部署开脱。不过这并非不可能。

改变全球治理的规则。利比亚、叙利亚和乌克兰这些完全不同的情形彰显了俄罗斯对全球治理态度的特殊之处。这不能简单地斥之为西方政府人为的构想。同时俄罗斯领导人也在调整其回应的策略。它一如既往地反对外来军事干涉，但是在捍卫民族国家主权上会采取更柔和的方式，比如说与所谓志同道合的国家，如中国、印度和巴西建立战略伙伴关系；对西方主要成员，比如德国（在利比亚和叙利亚问题上）的疑虑加以利用[109]；利用联合国等多边机制来缓和冲突，从而延缓惩罚性措施的实施[110]；还有通过集安组织、欧洲经济联盟和上合组织等来加强区域团结。

然而纵观这一切，克里姆林宫一再传达出这样的信号：国际事务的管理不能够再基于由西方决定和执行的准则。美国及其欧洲伙伴的行动，已经丧失了他们曾有的一切道德优越感。全球治理必须反映后美国时代的现实。这首先意味着，非西方国家发挥更大的作用。决策制定必须基于共同、平等的原则，并且应当是有些排外的，仅限于大国之间的协作。

普京政府全球治理的设想允许多边组织起辅助性的重要作用。多边组织的意义是提供一个可靠的制度框架，使大国能在此框架内管理世界。多边组织绝对不是用来使国际政治大众化的，在狭义上它的作用只是将决策从美国移交到“多中心体系”的其他中心，包括俄罗斯。

在莫斯科看来，全球治理所需的规则比过去20年来美国主导的制度下的规则更灵活，同时也更有约束力。灵活性主要体现于不约束各国的国内治理，这是合法政府的分内事。但是，这些规则对国际行为规范具有约束力。无论是美国还是其他任何国家都不能仅凭本国的利益采取行动（更不用依西方自由主义价值观行动了）。他们必须遵守用来管理国际关系的主要协调机制的规则，即安理会的规则。

全球治理和新世界无序

那么克里姆林宫的全球治理愿景怎样才能与新的世界无序这个现实相匹配呢？应该承认，这也不是毫无根据的。西方国家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中耗费的巨大人力和财力[111]、在这些战争中的一些不道德行为（关塔那摩监狱、非常规引渡和阿布格莱布虐囚），以及对利比亚外部干预造成的令人不满的结果已经对超国家的行动造成了相当不利的影响，尤其是涉及武力手段。这些困境不仅削弱了越来越多的非西方国家的人道主义干预，也暴露了美国和欧洲决策的弱点。2013年9月普京提议调解叙利亚化学武器问题，奥巴马对此欣然接受，这表明，是俄罗斯而不是西方社会在反对道德干预方面可能“站在了历史正确的一方”。俄罗斯的立场得到了中国和印度的支持。

然而，道德干预只是更大的构想的一个方面。全球治理是关于制定和实施国际行为上更广泛的原则，并推进符合21世纪现实的政策议程。正是在此方面，普京将俄罗斯设定为全球大国的理念显示出了不足之处。

最严重的缺陷是，它植根于过去的理想化愿景——改良了的“大国协作”模式，而不是展望反映了当代权力和影响力动态变化的国际关系新模式。这个世界可能不像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声称的那样是平的[112]，但全球事务由大国管理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从西方国家在伊拉克、阿富汗和叙利亚的惨败得到的真正教训不是美国实力的衰落，而是任何一个国家（或一些国家）都没有能力主导其他国家做出积极的改变。就像华盛顿不能支配耶路撒冷、开罗或喀布尔，莫斯科也不可能控制大马士革、德黑兰或者基辅。“追随者的终结”在任何地方都那么显而易见。克里姆林宫的“多极”或“多中心”治理构想忽略了国际社会已经变得更加民主、（或是霍布斯意义上的）更为无序的程度。

普京全球治理构想的另一个缺陷是，它显然无法摆脱从前以美国为中心的思路。莫斯科虽然声称美国称霸的时代已经结束，但其在外交政策及更广泛的国际政治上则继续以美国为主要参照。在很多情况下（中亚、伊朗、叙利亚和乌克兰），区域和全球治理已经降格为美俄关系的延伸。“良好”治理意味着削弱美国的作用和地位，而“不良”治理等同于美国的“单边主义”。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美国政策的受挫并未给俄罗斯带去好处，反而常常相反，这在欧亚大陆中部尤其明显，在其他地区，如中东和东北亚情况同样如此。

克里姆林宫世界霸主的观点令其继续关注传统的外交政策要务：裁军和国防、国际危机管理、地缘政治力量投射及势力范围的维持。它对新出现的挑战，如经济再平衡、资源管理和合作安全等只是耽于应酬。在实践中，莫斯科只把这些问题视为一些老问题附带的表现。因此，再平衡主要是挑战西方经济和道德权威的操纵杆；资源外交以地缘优势最大化为导向；合作安全关乎在国际社会维持特殊地位及加强普京制度的合法性。

并没有什么客观因素导致俄罗斯不能够对全球治理做出重大的贡献。虽然受苏联解体的困扰，俄罗斯仍保留了强大的资源：它幅员辽阔，在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供应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俄罗斯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其民众大多受过良好的教育，它还拥有庞大的核武库。尽管上述的一些优势失去了曾经的辉煌，但它们仍然引人瞩目。

然而具备能力是一回事，保持持久的影响力却完全是另一回事。在普京统治下，俄罗斯已展现出真正的防御力量。它有能力挑战别的国家，无论是美国、欧洲国家，还是苏联解体后的邻国，这毋庸置疑。但凡受到挑衅，它必当狠狠回击，这也毫无疑问。但是目前俄罗斯面临的任务是要超越这些消极的手段、摒弃对于国际体系过时的观点和效力含糊的旧时“权利”，转而成为解决全球问题的领袖。[113]

[1] 题记：Vladimir Putin,“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New York Times,September11,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9/12/opinion/putin-plea-forcaution-from-russia-on-syria.html?pagewanted=all&_r=0)；Daniel Treisman,“Russia as a Global Policy Leader,”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30,2013(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as-a-Global-Policy-Leader—16052)。

[2]“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一个主要目标是促进国际体系公平、民主，并且在理想情况下，开展自我调节”，参见Sergei Lavrov,“Russia in the 21st Century World of Power,”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in-the-21st-Century-World-of-Power-15809)。

[3] 这是笔者历年来多次与亚洲参与谈话者交流的要点。

[4] 2011年弗朗西斯·福山接受《卫报》采访时将俄罗斯描述为“不可救药——假如缺乏活力，这会是一个完全无关紧要的国家”。参见Stephen Moss,“Francis Fukuyama:‘Americans Are Not Very Good at Nation-Building,’”The Guardian,May 23,2011(http://www.theguardian.com/books/2011/may/23/francis-fukuyama-americans-not-good-nation-building)。

[5]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6] 参见普京在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2007年2月10日(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7/02/10/0138_type82912type82914type82917 type84779_118123.shtml)。

[7]“欧安组织在试图解决乌克兰东南部的危机时起了非常积极的作用”，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4年10月24日(http://eng.kremlin.ru/news/23137)。

[8] Keir Giles,“Putin Celebrates Victory,”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May 11,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4293).

[9] Catherine Belton,“Voloshin Trawls for Iraq Deals,”Moscow Times,February 26,2003 (http://www.themoscowtimes.com/sitemap/free/2003/2/article/voloshin-trawlsfor-iraq-deals/240141.html).

[10] 2013年俄罗斯外交政策构想。

[11] Kishore Mahbubani,The Great Convergence: Asia, the West, 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New York:Public Affairs,2013),p.114.

[12] 决议以100票赞成、11票反对、58票弃权通过。除俄罗斯外，投反对票的还有朝鲜、白罗斯、亚美尼亚、叙利亚、津巴布韦，苏丹、古巴、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玻利维亚，参见http://www.un.org/en/ga/68/resolutions.shtml。

[13] 安德烈·齐甘科夫使用“多极化多边主义”这一术语，参见“Russia and Global Governance in the Post-Western World,”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14,June 4,2012,pp.7-9.

[14] Dmitri Trenin,“Of Power and Greatness,”in Piotr Dutkiewicz and Dmitri Trenin(eds),Russia: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p.414.

[15] 2006年9月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未找到出处。

[16] Carlo Davis,“Russia Threatened to Nix the Iran Talks:Does It Really Have that Power?,”New Republic,March21,2014(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7116/russia-threatens-p51-iran-talks-does-it-really-have-power)；又见Alireza Noori,“Russia and Iran's Nuclear Dossier in Rouhani's Tenure:the Need for Change,”Iran Review,July 4,2013(http://www.iranreview.org/content/Documents/Russiaand-Iran-s-Nuclear-Dossier-in-Rouhani-s-Tenure-The-Need-for-a-Change.htm)。

[17] 《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设想》(http://eng.news.kremlin.ru/media/events/eng/files/41d452b13d9c2624d228.pdf)。

[18]“第六届峰会：《福塔雷萨宣言》和首脑会议行动计划”，2014年7月15日(http://brics6.itamaraty.gov.br/media2/press-releases/214-sixth-brics-summitfortaleza-declaration）。

[19] 普京在布里斯班20国峰会上遭到令人难堪的指责甚至嘲笑——参见“乌克兰危机：普京在20国峰会上遭受压力”，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4年11月15日(http://www.bbc.co.uk/news/world-australia-30067612)。

[20] 《2013年俄罗斯参与金砖国家的设想》。

[21]“普京称金砖国家应关注世界重要问题”，俄新社，2013年3月22日(http://en.ria.ru/politics/20130322/180174140/Putin-Says-BRICS-Should-Focus-on-Key-World-Issues.html)。

[22] 与此形象塑造相一致的是，2011年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即俄罗斯政府企业佼佼者聚会的官方主题是“新时代的新兴领袖”，会议召开时恰逢胡锦涛访问莫斯科与圣彼得堡。

[23] 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已经取得了不少成就。然而，它分配到的资金是相当有限的。五个金砖国家的每一国在未来7年中将投入100亿美元，而据说实际投入比承诺的更少。从比较的角度来看，中国承诺投入新开发银行的资金与它2009年6月借给上合组织成员协助其渡过全球金融危机的总数目相同。

[24] 中国参会者在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上的发言，2014年8月30日（笔者与会）。

[25] 参见第2章，第62条注释(https://www.ncuscr.org/content/video-vice-presidentxi-jinping-policy-address)。

[26] Ashley Tellis,Opportunities Unbound:Sustaining the Transformation in US-Indian Relations(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3),pp.4-8(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opportunities_unbound.pdf).

[27] 与普京领导下俄罗斯的统治形式相比较，现代印度的政治价值更接近于西方自由主义范式。相反，中国的经济比印度和俄罗斯经济更加开放和自由。

[28] 欧亚经济联盟的起源不甚明了。阿斯塔纳认为其起源是纳扎尔巴耶夫于1994年提出的建立欧亚贸易联盟的提议，但别的学者认为是1993年俄罗斯以欧盟为基础提出的一个经济联盟。最初制度上的进展是由俄罗斯、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签署的《关税同盟条约》（1995年1月），由此基础上于2000年10月建立欧亚经济共同体、2010年1月建立关税同盟。统一经济空间成立于2012年1月1日，欧亚经济委员会于半年后成立。最新形式的欧亚经济联盟于2015年1月1日正式启动。参见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Russia,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the EU:Cooperation,Stagnation or Rivalry?,”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August 2012。

[29] Fyodor Lukyanov,“G8:Does Russia Stand among the Great Nations?,”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May 17,2013(http://rbth.co.uk/opinion/2013/05/17/does_russia_stand_among_the_great_nations_26051.html).

[30] 苏联领导人最初试图争取全部15个“独立的”加盟共和国都加入联合国。最终促成两个国家加入——乌克兰与白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

[31] Olga Shumylo-Tapiola,“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Friend or Foe of the EU?,”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October 3,2012(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2/10/03/eurasian-customs-union-friend-or-foeof-eu/dyir#).

[32] 朱利安·库珀（Julian Cooper）称莫斯科的做法是“霸权双边主义”——参见“Russia's trade relations within the Commonwealth of Independent States,”in Elana Wilson Rowe and Stina Torjesen(eds),The Multilateral Dimension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Abingdon:Routledge,2012),pp.179-180。

[33] 哈萨克斯坦对快速反应部队做出的贡献是集安组织成员中最实质的。当前，它提供了一个空中突击队和一个海军营。

[34] 2015年1月1日欧亚经济联盟正式启动后欧亚经济共同体停止活动。

[35] 白罗斯天然气运输的第一个50%股份的出售是在2006年达成原则上的意向、并于2010年以25亿美元成交的，参见Andrew Wilson,Belarus:The Last European Dictatorship(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p.200。

[36] 参见第4章。

[37] Vladimir Putin,“A New Integration Project for Eurasia:the Future in the Making,”Izvestiya,October 3,2011(http://www.russianmission.eu/en/news/articleprime-minister-vladimir-putin-new-integration-project-eurasia-future-makingizvestia-3-).值得注意的是，乌克兰对于普京早期（2003年）的统一经济空间项目颇为重要。

[38]“考虑到阿富汗反恐的积极军事行动阶段已完成，上合组织成员国认为反恐联盟的成员有必要分别制定它们在上合组织成员国的领土临时使用（地面基础设施）及其军事特遣队逗留的最后期限”，参见《上合组织成员元首声明》，阿斯塔纳，2005年7月5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china/2006-06/12/content_6020345.htm)。

[39] 最为众所周知的是2008年8月杜尚别上合组织峰会拒绝支持俄罗斯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为独立国家。

[40] 两国都着手准备在2015年俄罗斯乌法举行的上合组织峰会上成为正式成员。

[41] Zhao Huasheng,“China-Russia Relations in Central Asia,”ASAN Forum,November 22,2013(http://www.theasanforum.org/china-russia-relations-in-centralasia/).

[42] 俄罗斯政府已经转向减持，目前的数据是自2008年以来最低的。2013年10月，俄罗斯持有的美国国债高达1500亿美元（http://www.treasury.gov/ticdata/Publish/mfh.txt）。虽然与华盛顿关系的急剧恶化一直是抛售的一个因素，但最主要是为了持有现金以便资助国内必要项目，参见Howard Amos,“Russia Dumps $22 Billion in U.S.Bonds to Slow Economy's Slide,”Moscow Times,February 19,2015(http://www.themoscowtimes.com/business/article/russia-dumps-22-billion-in-us-bonds-to-sloweconomys-slide/516265.html)。

[43] 来自经济部部长阿列克谢·乌柳卡耶夫（Alexei Ulyukayev）的评论，参见斯捷潘·克拉夫琴科(Stepan Kravchenko)、斯科特·罗斯（Scott Rose）：“预计至2030年俄罗斯在全球经济中败退”，彭博新闻社，2013年11月7日(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11-07/russia-forecasts-losing-ground-in-global-economy-by-2030.html)。

[44] 2013年俄罗斯任二十国集团轮值主席国，其表现遭到了普遍的嘲笑。尽管在工作层面俄罗斯有一些优秀的专家，在金融改革上缺乏高层的政治兴趣是一个更明显的因素。能够说明问题的是，在作为八国集团成员的整个过程中（1998年至2014年），在集团讨论金融问题时一直被俄罗斯排斥在外。

[45] 参见，如：普京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46]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圣彼得堡国际经济论坛上的发言，2010年6月18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456)。有关对实现此设想所具困难的优秀综述，参见Dmitry Abramov,Stanislav Polezhaev,and Mikhail Sherstnev,“Moscow as International Financial Center:Ideas,Plans and Perspectives,”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Hanyang),vol.2,2011,pp.144-152。

[47] 当前最为显著的事例是格鲁吉亚战争。

[48] Richard Connolly and Philip Hanson,“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Commitments,Processes,and Prospects,”Eurasian Geography and Economics,vol.53,no.4,2012,pp.488-89.与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艰辛道路相对照的是，吉尔吉斯斯坦等国被硬塞进了世贸组织，以促进当地的民主及资本主义。

[49] Alexei Portansky,“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TO:External Implications,”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22,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s-Accession-to-the-WTO-External-Implications-15239).虽然莫斯科于2009年10月扭转了势头，最初的行动导致其谈判势头的严重受损。

[50] Andrew Kramer,“In Outburst,Putin Says WTO Rules Don't Apply,”New York Times,April 8,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04/09/business/global/09wto.html?_r=1&).

[51] 康诺利（Connolly）、汉森(Hanson)：“俄罗斯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第496页；格列伯·布莱恩斯基(Gleb Bryanski)：“普京称俄罗斯经济遭入世困扰”，路透社报道，2012年11月21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2/11/21/us-russiaputin-wto-idUSBRE8AK14W20121121)。

[52] 2012年，彼得·拉特兰(Peter Rutland)尤其认同共产党人和民族主义者，但也认同公正俄罗斯党和统一俄罗斯党的要素。参见parties — “Journey's End:Russia Joins the WTO,”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111,April 2,2012,p.4。

[53] 然而这种估算是以俄罗斯商业环境的显著改善为条件的，参见Connolly and Hanson,“Russia's Accession to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p.492。

[54] 尼古拉·彼得罗夫（Nikolai Petrov）指出，“可控民主”的特点是总统强势、机构羸弱，国家控制媒体和选举过程以及“可见的短期效力和长期低效”，参见“普京‘可控民主’的实质”，《莫斯科卡内基中心会议概要》，2005年10月18日(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05/10/18/essence-of-putin-s-managed-democracy/2a3)。

[55] Clifford Gaddy,“Russia and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Not the End but the Beginning,”Brookings Up Front,December 16,2011(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1/12/16-russia-wto-gaddy).

[56] 在2013盖达尔论坛上，前世贸组织总干事帕斯卡尔·拉米(Pascal lamy)坚持俄罗斯不能挑选它想要履行哪些世贸组织的义务，参见Ivan Tchakarov,“Gaidar Forum Highlights the Problem with Russia,”Business New Europe,January 18,2013(http://www.bne.eu/story4424/COMMENT_Gaidar_Forum_highlights_the_problem_with_Russia)；又见Joshua Chaffin,“Europe Cools on Russia's WTO Accession,”Financial Times,December 5,2012,available online by subscription(http://www.ft.com/cms/s/0/ff524424-3eff-11e2-9214-00144feabdc0.html#axzz2qJVjN4kW)。

[57] Alexei Portansky,“WTO Membership — Easier Said than Don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1,2014(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TO-Membership—Easier-Said-Than-Done-16505)；“You Can Forget Russia as a Democracy,”interview with Vladislav Inozemtsev,Spiegel Online,November 21,2012(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world/important-medvedev-advisor-warns-russia-will-not-progressunder-putin-a-868562.html).

[58]“Embracing Isolationism:Russia's New Protectionism,”Global Counsel Insight,November 6,2014(http://www.global-counsel.co.uk/system/files/publications/Global_Counsel_Embracing%20isolation_Russias_new_protectionism.pdf)；Richard Connolly,“Economic Modernization in Russia:the Role of the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European Politics and Society,vol.16,no.1,2015,p.41.

[59] Tom Miles,“Russian Memo to WTO says U.S.Sanctions Are Illegal,”Reuters,April 24,201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4/24/us-ukraine-crisis-russiawto-idUSBREA3N0QS20140424).

[60] 尽管莫斯科声称欧洲经济组织的规则和惯例与世贸组织是相容的，然而有确凿的证据表明它严重制约中亚进口中国商品，参见：Nargis Kassenova,Alexander Libman,and Jeremy Smith,“Discussing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Its Impact on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 Policy Forum 4,February 2013(http://037eabf.netsolhost.com/wordpress/wp-content/uploads/2013/10/Policy_Forum_4_February_2013.pdf)。

[61]“能源安全”这一术语可表示完全不同的东西。对客户来说它指的是供应安全，但对于一个主要的能源供应商，比如俄罗斯来说，它指的是关于需求的安全性。

[62] John Lough,“Russia's Energy Diplomacy,”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May 2011,p.15.

[63] John Lough,“Russia's Energy Diplomacy,”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May 2011，第2—3页。

[64]“欧盟：对俄贸易”，2014年8月27日(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40.pdf)；经济复杂性瞭望组织关于“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产品（2012年）”的数据(http://atlas.media.mit.edu/explore/tree_map/sitc/export/rus/chn/ show/2012/)（两篇文章均为2015年2月4日网上获取）。

[65] 克利福德·加迪和巴里·伊克斯强调能源部门对于支撑整个持续低效的经济系统所起的关键作用，参见“Caught in the Bear Trap,”Legatum Institute,November 2013,p.13。

[66] 按“照付不议”的条款，客户必须按合同上的用气量支付全额费用，无论是否需要或使用此数量。

[67] Paul Stevens,“The‘Shale Gas Revolution’:Developments and Changes,”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August 2012,p.10.

[68] 第三次能源改革对垂直整合的公司打击最大，如“俄气”。

[69] 莫斯科反对纳布科项目的行动包括在天然气管道的源头（阿塞拜疆和土库曼斯坦）抢占先机、使潜在客户（土耳其和欧洲南部）怀疑该项目的可行性及开发自己的“南溪”项目来破坏纳布科项目。

[70] 北方管道通过波罗的海将俄罗斯与德国直接连接。与“南溪”项目不同的是，它具有不容置疑的商业和地缘经济逻辑，最重要的是它减少了俄罗斯对过境国，例如乌克兰的依赖。

[71] 塔蒂亚娜·米特洛娃（俄罗斯科学院能源研究所主任）指出，在2009—2014年间“俄气”复审了39位客户的58份供应合同。

[72] Catherine Belton,Alex Barker,and Joshua Chaffin,“Kremlin Shields Gazprom from EU Probe,”Financial Times,September 11,2012,available online by subscription(http://www.ft.com/cms/s/0/fcdbe0e4-fc31-11e1-ac0f-00144feabdc0.html#axzz2qJVjN4kW).

[73]“美国页岩气项目是一个即将破灭的泡沫——‘俄气’首席执行官”，今日俄罗斯，2013年3月30日(http://rt.com/business/shale-gas-gazprom-us-088/)。最近，谢钦暗示，页岩气可能会与互联网一样崩溃，参见“US Shale Oil Boom Could Become Next‘Dotcom Bubble,’Says Russian Oil Boss,”The Guardian,February 10,2015(http://www.theguardian.com/business/2015/feb/10/usshale-oil-next-dotcom-bubble-russia-rosneft-igor-sechin-opec)。

[74] 谢尔盖·普拉沃苏多夫（Sergey Pravosudov）：“缺乏俄罗斯天然气抑制了中国发展”，“俄气”的网站，2013年6月19日(http://www.gazprom.com/press/reports/2013/china-suffocates/)。“俄气”被怀疑资助了欧洲反对水力压裂的抗议，参见James Burgess,“Gazprom Funds Anti-fracking Campaigns in Europe?,”Oil Price,October 1,2012(http://oilprice.com/Latest-Energy-News/World-News/Gazprom-Funds-Anti-Fracking-Campaigns-in-Europe.html)。

[75] 天然气输出国际论坛新闻发布会，2013年7月1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5666)。

[76] 瓦迪姆·科普特洛夫（Vadim Koptelov）：“北极地区的俄罗斯和挪威”，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2012年5月28日(http://russiancouncil.ru/en/inner/?id_4=436#top)。

[77] 2009年《国家安全战略》的第10段列出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全球信息战争”、民族主义和排外主义、人口统计、环境，“失控的非法移民”、人口贩卖与毒品贩卖以及流行病，参见《2020年前俄罗斯国家安全战略》(http://rustrans.wikidot.com/russia-s-national-security-strategy-to-2020)。

[78] 《中俄声明》及《上合组织声明》一再提及“三股势力”（恐怖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宗教极端势力）。

[79] 卡蒂亚·莫斯科维奇(Katia Moskvitch)：“俄罗斯对气候变化峰会不感冒”，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9年12月16日(http://news.bbc.co.uk/1/hi/8415166.stm)。

[80] Anna Korppoo,Jacqueline Karas,and Michael Grubb(eds),Russia and the Kyoto Protocol:Opportunities and Challenges(London:Chatham House,2006).

[81] 尼娜·塔基妮(Nina Tynkkynen)指出：“俄罗斯对于气候政策行动做出更大承诺的主要障碍是它完全没有认识到本国遭受的损害。因此，俄罗斯没有发起任何适应性计划或政策”，参见“Russia and Global Climate Governance,”Russie.Nei.Visions80,September 2014,p.16。

[82] 德米特里·梅德韦杰夫在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大会上的发言，2009年12月18日(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9/12/18/1840_type82912type82914_223431.shtml)。俄罗斯的目标是适度的让步，一方面因为有其他国家给出了类似的承诺，另一原因是2007年（即在金融危机之前）俄罗斯排放的温室效应气体比苏联瓦解前减少了32%，参见Igor Istomin,“Nothing New on the Climate Front?,”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5,2010(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othing-New-on-the-Climate-Front-15083)。

[83] 与其对天然气作为清洁能源的关注保持一致，俄罗斯政府还承诺减少废气燃烧，参见格列伯·布莱恩斯基（Gleb Bryanski）、弗拉基米尔·桑达特金（Vladimir Soldatkin）：“普京警告石油公司：减少废气燃烧或支付罚款”，路透社，2009年11月10日(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09/11/10/us-russia-oil-gasidUSTRE5A94VD20091110)。

[84] 参见Andrei Tsygankov,“Russia's Afghanistan Debate:Managing Fear of and in the West,”Problems of Post-Communism,vol.60,no.6,November/December 2013,pp.29-41。

[85] Vitaly Naumkin,“Russia Focuses on Eliminating Middle East Terrorist Threat,”Russia in Global Affairs,September 9,2014(http://eng.globalaffairs.ru/book/Russiafocuses-on-eliminating-Middle-East-terrorist-threat-16953).

[86] Ivan Safranchuk,“Afghanistan in Search of Balanc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October 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Afghanistan-in-Search-of-Balance-15691).

[87] 格伦·凯茨（Glenn Kates）：“阴谋、西方攻击及同情——俄罗斯对攻击《查理周刊》做出反应”，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15年1月9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charlie-hebdo-russia-reaction-terrorism-violence/26785081.html);又见Neil MacFarquhar,“Conspiracy Theories Mix with Official Condolences,”New York Times, January 12,2015,available online by subscription (http://www.nytimes.com/2015/01/13/world/europe/conspiracy-theories-mix-withofficial-condolences.html?_r=0)。

[88] 2004年，俄罗斯当时的国防部部长谢尔盖·伊万诺夫回答笔者的一个问题时说，伊朗造成的真正威胁不是核武器，而是弹道导弹，尤其是中程导弹击中顿盆地和伏尔加盆地上的目标的可能性（会见瓦尔代俱乐部成员，2004年9月）。

[89]“拉夫罗夫：如果《伊朗协议》取得成功，则无须欧洲导弹防御系统”，今日俄罗斯，2013年11月25日(http://rt.com/news/lavrov-missile-shield-iran-265/)。

[90] 理查德·韦茨（Richard Weitz）将此恰当地称为“杠杆最大化”，参见“maximization” — “Russia and Iran:a Balancing Act,”The Diplomat,November21,2013(http://thediplomat.com/2013/11/russia-and-iran-a-balancing-act/)。有意思的是，伊朗总统哈桑·鲁哈尼(Hassan Rouhani)曾经指责俄罗斯和中国充分利用与德黑兰的关系制衡美国，参见M.K.巴德拉库马(M.K.Bhadrakumar)：“伊朗鲁哈尼外交政策的重点”，瓦尔代网站，2013年6月18(http://valdaiclub.com/asia/59320.html)。

[91] 玛丽·孟德拉斯（Marie Mendras）：“讨论焦点：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逻辑”，与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的公开民主辩论，2012年12月13日(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oliver-carroll-fyodor-lukyanov-marie-mendras/talkingpoint-logic-of-russian-foreign-policy)。

[92] 笔者与美国官员和分析家的谈话。

[93] Jason Lyall,“Farewell, Manas!,”Washington Post,October 22,2013(http://www.washingtonpost.com/blogs/monkey-cage/wp/2013/10/22/farewell-manas/).

[94]“Russia Attacks NATO Afghanistan Withdrawal Plan,”The Guardian,April 19,2012(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2/apr/19/russia-criticises-natoafghanistan-withdrawal).

[95] 克里斯·瑞克尔顿（Chris Rickleton）：“中亚：冷战态度阻碍毒品战争”，欧亚网，2013年2月6日(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6513)。

[96] 2012年12月通过的马格尼茨基法案列出了可能涉及虐待及造成律师谢尔盖·马格尼茨基死亡的俄罗斯官员名单，把名单上的人纳入美国入境黑名单，并概述了冻结他们资产的措施，参见第6章。

[97] Treisman,“Russia as a Global Policy Leader.”

[98] Igor Ivanov,“What Diplomacy Does Russia Need in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 December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iplomacy-Does-Russia-Need-in-the-21st-Century-15420).

[99] 安理会2006年4月28日“在武装冲突中保护平民”的1674号决议(http://www.un.org/en/ga/search/view_doc.asp?symbol=S/RES/1674%282006%29)。

[100] Kenneth Rapoza,“Russia's Medvedev says Gadaffi[sic] Must Go,”Forbes, May 27,2011(http://www.forbes.com/sites/kenrapoza/2011/05/27/russias-medvedevsays-gadaffi-must-go/).

[101] Roy Allison,Russia,the West,and Military Interventi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3),pp.194-195.

[102] Mikhail Margelov,“Russia's vision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hatham House,London,December 10,2013(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home/chatham/public_html/sites/default/files/101213Russia.pdf).

[103] Mikhail Margelov,“Russia's vision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Chatham House,London,December 10,2013(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home/chatham/public_html/sites/default/files/101213Russia.pdf)，第6—7页。

[104] Vladimir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2012(http://valdaiclub.com/politics/39300.html).

[105] Saudi Arabia,moreover,stands accused of aiding IS — see Josh Rogin,“America's Allies Are Funding ISIS,”The Daily Beast,June 6,2014(http://www.thedailybeast.com/articles/2014/06/14/america-s-allies-are-funding-isis.html).

[106] 参见，如Simon Shuster,“Russian Realpolitik:Inside the Arms Trade with Syria,”Time,July 1,2012(http://world.time.com/2012/07/01/russian-realpolitikinside-the-arms-trade-with-syria/)。

[107] 普京对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108]“基辅是俄罗斯城市、语言、宗教之母……我们认为自己不是外国人……三百年来，甚至更久，我们一直是一个国家。一千多年前斯拉夫人带来了他们的宗教。”参见谢尔盖·拉夫罗夫接受彭博电视台采访，2014年5月14日（http://www.mid.ru/bdomp/brp_4.nsf/e78a48070f128a7b43256999005bcbb3/fc216870be040e3c44257 cd900491440！OpenDocument）。

[109] 德国对安理会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的“1973号决议”投了弃权票，并在2013年圣彼得堡举行的二十国集团峰会上拒绝签署由美国起草的指责阿萨德在叙利亚古塔地区使用化学武器袭击的声明，参见Ian Traynor,“Merkel Sides with Unlikely Allies over Syria,”The Guardian,September 9,2013(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german-elections-blog-2013/2013/sep/09/merkel-unlikely-allies-syria)。

[110] 莫斯科支持前秘书长科菲·安南（Kofi Annan）任叙利亚联合国特使，虽然它并没有做什么来减轻安南费力不讨好的任务，参见Rick Gladstone,“Resigning as Envoy to Syria,Annan Casts Wide Blame,”New York Times,August 2,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8/03/world/middleeast/annan-resigns-as-syria-peace-envoy.html?pagewanted=all); 又见Vladimir Solntsev,“Missiya Annana nevypolnima?”[The Annan Mission Unfulfilled?],Vek,August 3,2012(http://wek.ru/missiya-annana-nevypolnima).

[111]“持久自由军事行动”比苏联占领阿富汗（1979—1989年）的时间持续得更久。并且，在萨达姆·侯赛因被推翻10余年后伊拉克仍然是一个暴力充斥，政体失调、种族和宗教分裂的国家。

[112] Thomas Friedman,The World Is Flat:A Brief History of the Globalized World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London:Penguin,2006).

[113] Treisman,“Russia as a Global Policy Leader.”

第4章
后现代帝国

话说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

——《三国演义》，罗贯中
公元14世纪[1]

普京政体怎样处理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是对俄罗斯外交政策是否愿意适应新世界无序的最重要的考验。它最核心的问题是俄罗斯从帝国演变为现代民族国家。克里姆林宫在以“后帝国”方式构想俄罗斯，在承认它曾经的领土为主权独立的国家方面能够走多远？

在这场讨论中大致有两个派别。其中一派认为，受苏联和沙皇战略文化浸润已久的统治精英，无法改变其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看法。他们或许能够认识到重建帝国的实际难度，但仍然坚信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2]的永久所有权——俄罗斯精英多次将此空间描述为一个“特殊利益地带”、“特权利益区域”[3]和“传统上对我们至关重要的地区”。[4]2008年对格鲁吉亚和2014年对乌克兰的军事干预证明普京致力于“聚集俄罗斯土地”、重申莫斯科在欧亚大陆更广泛的霸权。[5]

另一派人则认为俄罗斯已经放弃几乎所有的帝国抱负，尽管它仍然认为自己是一个“陆地霸国”。[6]俄罗斯不仅没有重建苏联的愿望，甚至也没什么兴趣对前加盟共和国进行间接控制，除了纯粹地防御——保护俄罗斯的利益不受各种地缘政治、安全性和规范性的威胁。从这个角度看，莫斯科在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行动分别是对北约东扩和推翻亚努科维奇政府的正常且必然的反应。但总体而言，苏联加盟共和国带来的麻烦远远超过他们带来的价值，它们贪婪地向俄罗斯索取、损坏其国际声誉并经常危害其利益。再则，克里姆林宫清楚其成功建立帝国的前景非常黯淡。[7]

这两种解释都不能完全阐释莫斯科对待后苏联空间方式上的张力和矛盾。因此，本章提出了第三种观点——作为一个后现代的帝国，俄罗斯的许多帝国特征已经消失，但其帝国精神尚存，甚至还出现复兴迹象。此观点认为普京对重建苏联（或沙皇帝国）不感兴趣。尽管他声称乌克兰和哈萨克斯坦都是虚构的存在，然而充满了政治和经济风险的旧式帝国统治早已经失去其魅力。但普京政府始终既不愿承认苏联加盟共和国是真正的主权国，也不愿承认西方参与后苏联空间政治和安全事务的合法性。如今俄罗斯政府使用了不同的术语和方法，但其首要目标几乎没有调整，那就是在后苏联欧亚大陆战略、经济和规范上保持领导地位，同时边缘化外在的，尤其是西方社会的利益和影响力。

帝国释义

确立何为“帝国”或“帝国精神”非常重要。帝国可以表示多种意义。我们习惯于联想到它的具体意义，其特点是硬实力投射和领土扩张论。然而，还存在一些同样令人信服的帝国概念。例如，澳大利亚汉学家罗斯·特里尔（Ross Terrill）将中国描述为一个不在意领土扩张的内省的国度。特里尔认为，中国的“帝王心态”首先是一种与生俱来的霸气，也是一种超越民族国家身份，由整套支持机制和神话奠定的历史文明现象。[8]

经典的、西方样式为主流的帝国已经绝迹。不仅苏联解体了，英国、法国、德国和其他欧洲帝国也是如此，然而自日本在“二战”中惨败以来，在亚洲却没有这样的例子。即便对于美国来说，其过去20年的统治力量与那些19世纪或20世纪中期的霸国没有可比之处。虽然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力量占优势，但自一开始它就极少去征服别国的领土，即便是那些被其“吞并”的国家，除了少数以外都很快脱离了殖民统治。

就算传统的帝国已经消失，也不能说接替它的后现代帝国消亡了。后现代帝国的特点是乐于采用经济和文化的手段间接掌控，而不是以更生硬的军事或政治工具直接统治。它是为后帝国时代国际政治量身定做的帝国版本。不过说这些很难被接受，除非从贬义的角度来说。后现代帝国的目的是获取世界上最好的一切：承担最少的责任，拥有持久的影响力和权力。

这种想法奠定了当代俄罗斯的思路。对大多数政治精英来说不可能再回到苏联，至少不可能回到它曾经存在的形式，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如果说帝国的形式已经消亡，那么帝国的思维仍然存在。

首先，帝国思维表现为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权利意识，此意识出自它们与俄罗斯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语言这样一个观念，也出于俄罗斯在一个不稳定的区域和全球环境下的战略需要。这种态度与过去相比更温和、更隐晦。莫斯科明白它不能简单地去控制，而应该采取更多样化的方式。俄罗斯对于乌克兰的权力感比对波罗的海国家要强得多。对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来说，用后帝国的眼光来审视波罗的海国家比较容易，主要是因为它们比较晚才属于苏联领地，自中世纪以来一直是欧洲主体的一部分，并且它们还是北约及欧盟的成员。

但是在后苏联空间的其他地方，俄罗斯存在这样的帝国理念：它不仅仅是一个局外人——或前帝国。虽然苏联20年多年前就解体了，但许多俄罗斯人仍然不愿接受曾经的加盟共和国成为独立国家。他们看到一些“准国家”——政治上落后、经济上衰弱，易受外国的摆布。这些国家唯一的共同点是与俄罗斯关系密切，且依赖于俄罗斯。因而隐含的（且往往是表现出来的）期望是，它们对俄罗斯的利益应当体察入微，同时莫斯科将继续参与它们的事务。

帝国思维的第二个重要标志是俄罗斯认为其他国家——特别是大国——不应把后苏联空间视为与任何其他地方一样的世界的一部分。正如克里姆林宫期望苏联加盟共和国能够将俄罗斯的利益纳入其决策，它对外部国家也持同样的期望。就此而论，俄语中的“空间”（prostrantsvo）一词发人深省。莫斯科的主要目的与其说是与苏联加盟共和国发展密切的联系，不如说是控制它们所在位置的战略空间。外来势力可能会介入此区域——这是无法阻止的——但是他们应该尊重俄罗斯空间，相应地调整其经济，特别是安全介入。[9]欧盟东部伙伴关系项目造成的张力强调了这一点。布鲁塞尔认为其东部和俄罗斯西部有一个共同的邻国，然而对莫斯科而言，邻国绝不是共有的，俄罗斯不过是出于宽容才让欧洲人（及其他人）待在那些地方。

第三，俄罗斯把后苏联空间作为缓冲区这种想法带有明显的帝国思维。在这方面安全情结超出了占有本能。从最感性的层面来说，此想法是苏联解体和霸国地位结束后长期遗留的影响。更具体来说，这是对失去在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帝国及地缘政治影响力的一种反应。目前的幌子是，这是对北约扩张、欧盟东扩及西方针对俄罗斯的其他动作，如导弹防御等的条件反射。

结合上述考虑，可以确定的是莫斯科对于苏联加盟共和国与另一个力量结盟来对付俄罗斯的可能性相当敏感。这最明显地表现在俄罗斯竭力破坏2013年欧盟与乌克兰的《联合协议》（Association Agreement）及对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的军事反应上。然而这一直是在普京总统任期中反复出现的主题，特别是自2004年橙色革命以来。例如，2008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加入北约的可能性（渺茫）被用作升级与第比利斯的矛盾及发动战争的借口。莫斯科期望的至少是“芬兰化”的约定，这意味着苏联加盟共和国与俄罗斯比与任何其他国家或集团都有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关系。（波罗的海三国是局部的例外：虽然克里姆林宫有意对这些弱国施加影响，但是作为北约和欧盟成员它们早已走向了对立的阵营。）[10]

缓冲区的概念还具有一个规范性的维度——它是规范制度的封锁线。自2003—2004年格鲁吉亚和乌克兰的颜色革命后，克里姆林宫一直致力于阻止西方自由主义思想的涌入。它将后苏联空间作为维护其价值观的前沿防御阵地，巩固这个阵地即增强了俄罗斯的政治和社会稳定。2011—2012年的反普京抗议和乌克兰革命强化了这样的想法。对欧亚联盟文明和规范方面的关注不仅体现了共同历史文化的信念，也是出于一种政治盘算。

第四，帝国思维隐含强烈的文化认同。“俄罗斯人”并不限于居住在俄罗斯联邦的公民。莫斯科已加快步伐吸引居住在欧洲、美洲，尤其是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侨民，吸引这些侨民有很强的现实政策支撑。莫斯科以承认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和乌克兰部分地区居民的双重国籍并发放俄罗斯护照为手段，赋予了自己随意直接干预的权利。

还有另一些文化认同的手段。俄罗斯外交部部长拉夫罗夫提到过“文明的共性”[11]，他阐述了这样一种流行的观点：苏联解体后欧亚大陆代表单一的文化空间，共享传统、价值观和理解。普京对苏联解体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的著名描述所表达的不仅是对于苏联解体的战略和安全后果表示遗憾，还表明他深信这是一个完全反常的事件。[12]因此莫斯科力求完成一个文明使命。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俄罗斯电视台和广播电台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宣传都大幅提升，同时“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世界”等组织积极推动俄罗斯作为欧亚大陆文化和规范的枢纽。[13]

最后一点，帝国思维在经济方面可见一斑。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市场化的缔造者之一安纳托利·丘拜斯（Anatoly Chubais）于2003年提出了“自由帝国”这一概念。这个帝国与俄罗斯和世界历史上的典型帝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它不是领土范围或传统意义上的力量投射，而是由经济影响力来定义的。[14]丘拜斯的理念有两处引人关注的地方。其一，它出自具有强烈自由主义精神的人的口中，换句话说，是一个不太可能表达任何种类的帝国愿景的人所说。[15]另一点值得注意的是，丘拜斯所强调的经济领导地位，机缘巧合地成为新保守主义正统的一部分。

虽然有上述的这些近期行动，但普京对于恢复实质上的帝国并没有做出任何特别的承诺，即便是局限于俄罗斯、乌克兰和白罗斯的斯拉夫核心帝国。相反，普京的首要任务是通过欧亚经济联盟和以前的海关联盟等组织加强与各加盟共和国及区域经济阵营之间的贸易关系。这反映了一个还处于萌芽状态的较大转变：从对后苏联空间纯粹持权利驱动的观点转变为认识到迎合苏联加盟共和国具体利益的价值，或者更确切地说，迎合他们的精英阶层的价值。

克里姆林宫希望俄罗斯最终成为一个继续发挥主导作用，但不再背负沉重担子的帝国。[16]它不必树立权威，但其他国家出于自身利益（和自我保护）会自愿与它保持密切的联系。这些国家将变得更有价值和更稳定，不会向莫斯科索取很多，不易受西方自由主义或伊斯兰激进分子等外界影响。但它们要发展成为真正独立的实体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它们将仍然依赖莫斯科，并在一旦有需要时即可受其调控。这样一来，今天围绕俄罗斯边界的“不稳定之弧”[17]，将逐渐演变成俄罗斯领导下的稳定区域。外部势力只能配合俄罗斯或以不威胁其利益的方式参与该地区事务。

当然，愿望归愿望，事情的发生未必如此。乌克兰革命证明了在当前不稳定的环境下或者说在区域混乱中实现这种理想化的愿景是多么困难。还有很多类似情景下的实际问题共同破坏或阻碍了克里姆林宫在后苏联空间的目标。因而，普京经常被迫临时匆忙制定政策，以应对他未能预见或低估的事态发展带来的影响。［普京在西方获得了“聪明的棋手”的声誉，这可能极具讽刺意味，因为他并不完全具备战略眼光和危机感，这恰恰表明他不是“聪明的棋手”——就如前国际象棋世界冠军加里·卡斯帕罗夫（Garry Kasparov）所观察到的那样。］[18]

解析后苏联空间

尽管俄罗斯构想的“帝国”和“后苏联空间”具有共性，但莫斯科与各加盟共和国的交往方式是大相径庭的。如一些评论家所述，这很容易被视为佐证了新兴的后帝国主义思维。[19]然而事实上，区别在20世纪90年代就存在。叶利钦政府对各加盟共和国的态度也是截然不同的，与乌克兰交往甚密[20]，而对中亚各国则几乎视而不见。[21]在普京这里有所改变的是莫斯科利益的地域分布。事实表明，乌克兰仍然位于首要地位，但其他地区已经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尤其是中亚的地位急剧提高，一方面是阿富汗战争中美国和北约所致，另一方面是由于中国在该地区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甚至在中亚地区内部也出现了变动，尤为瞩目的是哈萨克斯坦崛起为区域大国。）

在实践中，普京在后苏联空间的举措并非由一个整体的概念所塑造，而是由个别的双边关系拼凑而成。因而，我们有理由不以通常的地理方式来对这些国家进行分类，即不按照独立国家联合体（以下简称独联体）西部次区域、外高加索地区和中亚来分类，而是根据它们对于俄罗斯的政策制定的重要性来划分。

这些国家分为三类。第一类包含对莫斯科具有主要战略意义的国家：乌克兰、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它们得到了政策上的密切关注和大量的财政投资。这类国家不仅在区域方面，而且在俄罗斯外交政策的大局上都至关重要。

第二类国家指那些被莫斯科视为重要的，但其重要性不像第一类国家那样关系到生存的国家。它们在重要性的类别上各自不同：可能是在安全性方面的重要性或是经济方面的重要性。这类国家包括格鲁吉亚、阿塞拜疆、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

第三类包括其他一些国家：摩尔多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和亚美尼亚。它们对莫斯科有一些重要性，但与第一、二类国家相比程度要少得多。它们的作用通常是帮助性或预防性的，同时它们的重要性随着外部势力（美国、欧洲和中国）对其事务的关注程度而起伏。

有两处必须说明一下。首先，莫斯科对每个苏联加盟共和国重要性的排序是随时间和环境而变化的。目前的分类（及排名）不是固定的，也不一定是长期的。在20世纪90年代，白罗斯比哈萨克斯坦更重要，而如今正好相反。同样，自从米哈伊尔·萨卡什维利领导的民族联合运动在2012年10月的议会选举中失利，格鲁吉亚在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地位就下降了，但是如果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野心越来越膨胀，它的重要性会再次上升。其次，关系的重要性取决于他者的视角和目的。哈萨克斯坦对普京特别重要，因为它与乌克兰一起是欧亚联盟项目可行性的关键。但对于另外亲西方的领导来说，哈萨克斯坦的重要性可能不会那么突出。

最优先级国家

乌克兰

对俄罗斯来说，最重要的两国关系就是它与乌克兰亲密但往往又棘手的相互影响关系。乌克兰不仅是一个外交政策上的要务，它也是俄罗斯身份、文化和历史观念的核心。对于普京，也无疑是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来说，独立自主的乌克兰的概念毫无意义，因为自10世纪基辅罗斯成立，特别是自1654年联盟以来，两国一直享有共同的历史。[22]正如普京所说的那样，乌克兰“是大俄罗斯，或是俄罗斯-乌克兰世界的一部分”[23]。虽然普京否认有任何建立一个新的统一国家的企图，但很显然他认为乌克兰成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是令人遗憾的历史意外。

然而，在俄罗斯精英和公众意识中，乌克兰的重要性并非仅仅源自历史。同样关键的是它举足轻重的战略位置。从莫斯科的角度出发，谁能控制乌克兰谁就能主宰东欧，并能在欧洲和欧亚大陆发挥更大的影响。此处所说的势力竞争不仅是地缘政治空间的静态概念，还有对连通欧洲和亚洲之间的重要管道和运输路线的控制。出于同样的心态，控制乌克兰对于俄罗斯所理解的国家安全不可或缺。“失去”乌克兰会使俄罗斯自身的安全陷于危机之中。在经济上乌克兰也是非常重要的，它是仅次于欧盟和中国之后的俄罗斯的第三大贸易伙伴。尽管从俄罗斯直接进口天然气的幅度急剧下降，但它仍然是“俄气”的重要客户。[24]自苏联时代以来，俄罗斯和乌克兰的军事工业联合体已经密不可分了。此外，一直到现在，俄罗斯都是乌克兰农产品的最大进口国。

俄罗斯和乌克兰国内的发展令上述考虑变得更为重要。早在2004年，普京出于对橙色革命带来的更广泛影响的担忧而采取措施加强自己的权力，尽管当时得益于石油价格的上涨和年度6%~7%的经济增长，他的政治命运处于上升期。[25]10年之后，普京的焦虑明显增加。2011—2012年的反普京抗议活动打击了普京政府的自满情绪。再则，俄罗斯经济自2013年以来停滞不前，威胁到普京以物质福利换取巩固政治的社会契约的基础。在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革命带来了更深的危机感。

普京自己在乌克兰投入了极大的资本，因而任何的胜利或失败都关乎其个人。2014年2月亚努科维奇的倒台不仅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在后苏联时代最严重的挫折之一，这还是普京绝对不能容忍的严重的个人耻辱。[26]相反，对普京来说，随后的“吞并”克里米亚之举的重要之处并不是它代表了受压迫的少数民族匡正历史错误的道德行为，也不是战胜了乌克兰“法西斯分子”和西方列强。最重要的是这是普京个人的胜利——空前升高的支持率证明了这一点。[27]

很难找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一贯的战略。其战略是神秘期望、历史和地缘政治焦虑、战略权利感、直觉和战术灵活性的奇特混合。普京的方式反映了更普遍意义上打造其外交政策的两个世界的矛盾影响。一方面，克里姆林宫以历史必然性来设想乌克兰及其与俄罗斯的关系；另一方面，现实世界的发展不断地告诫它这样的幻想脱离了真实情况。

与一些西方评论家的观点相反的是，并无迹象表明俄罗斯有将乌克兰纳入俄罗斯联邦的宏伟计划。能够说明这点的是，就在亚努科维奇倒台以后，普京一再拒绝重新纳入克里米亚的呼声，这与自20世纪90年代初以来俄罗斯的大部分政治派别的立场产生了分歧。这种相对克制部分源自普京尊重法律的观念，对其而言重要的是，就算不能尊重法律的精神，也要在表面上尊重法律。正如他利用推举梅德韦杰夫当总统作为应对禁止连任三届总统的权宜之计，同样，他竭力为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披上正当程序的外衣。所以“吞并”克里米亚是以全民公投的方式实施的，表现其民众有自主选择的权利。（至于公投只不过是一个幌子，这对克里姆林宫来说无关紧要，重要的是有过这样一个程序。）

但阻止普京企图重新将乌克兰纳入领土的主要不是法律，而是这条道路不切实际。在这方面起威慑作用的并非西方制裁的影响，那只是一个次要的考虑因素。真正的问题是，纳入乌克兰作为俄罗斯联邦的一部分将给莫斯科带来沉重的负担，尤其是当它面临着日益加剧的经济压力时（制裁前已经很明显）。正如克利福德·加迪和巴里·伊克斯（Barry Ickes）观察到的那样，俄罗斯“禁不起……赢得乌克兰，也就是说，将乌克兰纳入其版图的话，俄罗斯不仅要每年花费100亿美元来负担乌克兰东部地区，如果要把乌克兰其余地区从西方市场切断的话，俄罗斯还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来支持它”[28]。还有一个明显的后果是，俄罗斯越直接染指乌克兰，它遇到的阻力就会越大。目前，由于莫斯科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南部的行动，亲欧和亲北约的情绪急剧蔓延。[29]

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最好的情况是乌克兰成为一个运作不良，但还算稳定的政体，与俄罗斯保持亲密的政治、战略和经济关系。这种状况下莫斯科只需走中庸之道，既不用去支撑危机百出、长期依附、时不时政权颠沛的邻国，又不需要与致力于奉行独立自主、欧洲导向外交政策的自信的乌克兰较量。这样不好不坏、乱糟糟的乌克兰会更乐于遵守俄罗斯的优先权，也不会让西方有兴趣插手其事务。

完美计划……然而，叶利钦的前总理维克多·切尔诺梅尔金（Viktor Chernomyrdin）曾有一句名言：“我们希望最好的，但结果通常是一如既往（的糟糕）。”[30]多年来，普京发觉基辅是让人极为灰心的合作伙伴。他遭受了两次较大的挫折——2004年的橙色革命和2014年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即使乌克兰出现了更友善的领袖，但让人们服从他的领导也相当困难。比如普京曾经希望2010年亚努科维奇在总统选举中的获胜能够改善其前任维克多·尤先科领导下严重恶化的两国关系。在一定程度上的确有所进展。双边气氛明显好转，在政治、安全和军事机构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加强[31]，基辅很快同意将俄罗斯黑海舰队的基地塞瓦斯托波尔港的租约再次延长25年，直到2042年。亚努科维奇还淡化了一些敏感的历史问题，比如1932—1933年造成至少300万乌克兰人死亡的大饥荒。[32]

但是随后关系的走向却让克里姆林宫大失所望。尽管政体内部之间的关系仍然保持亲密，但亚努科维奇政权试图通过在其他渠道寻求军事支持、技术和贸易来给自己留一些后路。乌克兰经常参与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的活动[33]，虽然加入北约的请求被搁置，但在军事演练等方面的合作增加了。[34]乌克兰的视野并不局限于欧洲。它还扩大了与中国的军事技术合作，这是胡锦涛主席2011年6月出访后促成的。[35] 2013年12月，就在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愈演愈烈时，亚努科维奇仍抽时间前往北京签署了总值约为300亿美元的合同。[36]

乌克兰对俄罗斯的压力和“甜言蜜语”的抵抗在经济领域表现得最为明显。当地寡头雷纳托·阿克梅托夫（Rinat Akhmetov）、德米特罗·非尔塔什（Dmytro Firtash）、维克托·平丘克（Viktor Pinchuk）等人抵御俄罗斯对他们商业帝国的掠夺。[37]亚努科维奇立场坚定地反对“俄气”接管乌克兰国有石油天然气公司（Naftohaz）和乌克兰的管道系统。他还要求对2009年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Yulia Tymoshenko）和普京之间签订的天然气协议进行重新谈判，原因是根据此协议，乌克兰支付的价格远远高于德国和意大利等欧洲客户。从俄罗斯的天然气进口直接下降了近一半，缺口由从德国购买的更便宜的俄罗斯天然气填补。[38]乌克兰还与荷兰皇家壳牌（Royal Dutch Shell）和雪佛龙公司（Chevron）各签订了价值100亿美元的页岩气勘探与开采合同。（因目前的冲突、全球石油价格下跌以及乌克兰经济崩溃之故已暂停。）

最为典型的是，亚努科维奇拒绝在俄罗斯的施压下加入海关联盟。他一直把布鲁塞尔与莫斯科玩弄于股掌之间，2013年11月在最后一刻突然改变主意未与欧盟签订《联合协议》。亚努科维奇不但试图从欧盟获取200亿美元的补贴，同时也想取得（根本不存在的）海关联盟准成员地位——想要得到成员的好处，却不想被任何承诺束缚。克里姆林宫不满基辅的手段，然而只要亚努科维奇还统治着乌克兰政治，就不得不和他打交道。[39]

由于乌克兰革命的爆发，人们很容易忘记普京和亚努科维奇对于双边关系和乌克兰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的观点是如此大相径庭。面对个人商业利益的直接威胁，亚努科维奇被迫接受克里姆林宫150亿美元援助方案及俄罗斯天然气降价三分之一，以换取乌克兰放弃与欧盟签订《联合协议》的谈判。但他仍希望留着欧洲这条后路。在努力保持战略灵活性、乌克兰独立及与欧洲经济一体化方面，亚努科维奇与其政治对手的共同之处要比普遍认可的多得多。

相同的目标，不同的处境。亚努科维奇的倒台引起了莫斯科对乌克兰的关注并采取了行动。在与欧洲及（特别是）美国不断交恶的背景下，克里姆林宫的零和思维暴露无遗。然而，它的基本假设和目标保持不变。和以前一样，其首要目标是控制，而不是征服——换言之，是在有限责任之下的力量投射。普京行为的依据仍然是俄罗斯对治理乌克兰保持首要兴趣，特别是在外交和安全政策的区域（但不止于此）。这酷似勃列日涅夫所谓的适用于苏联与华沙条约组织成员之间关系的“有限主权”理念。乌克兰可以正式独立，但没有完全的主权。俄罗斯可以不插手其日常决策，但要保留事实上的否决权。

当然，莫斯科追求其目标面临的处境已经改变。最明显的是，使俄罗斯产生影响力的主要手段已不复存在——这个手段虽不够令人满意，却曾是最便利的——没有了亚努科维奇（或替代者），莫斯科正在寻找其他方式来促进俄罗斯的利益。

这就是俄罗斯鼓吹乌克兰东部“联邦化”的原因。[40]俄罗斯迫使彼得·波罗申科（Petro Poroshenko）总统服从其意愿的能力大不如前，所以它一直致力于那些在地理、种族和文化上最接近于俄罗斯的地区，例如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但即使大多数当地居民反对基辅新政府，他们同样也不赞成脱离乌克兰或并入俄罗斯。[41]因而俄罗斯的政策变得越来越有临时性且互相矛盾。俄罗斯宁愿乌克兰四分五裂、运作不良，那样它才更容易受到压力的影响。然而，它也担心长期的冲突会持续消耗俄罗斯的资源、破坏其自身西部地区的稳定，还会导致与欧洲的关系冻结。

克里姆林宫正在寻求西方帮助以解决这个难题。虽然俄罗斯通常不欢迎西方国家政府和组织的参与，但它知道以自己当前的能力很难阻止他们。让西方参与的潜在好处是，欧洲领导人为了逃避繁重的义务，或许会对波罗申科施压，敦促其对俄罗斯让步，尤其是在“联邦化”方面。重要的宪法权力向乌克兰东部地区下放将巩固俄罗斯对当地的影响力，那样莫斯科在以后与基辅打交道时可以利用分裂来威胁它，同时乌克兰几十年内都会被北约或欧盟排除在外。从克里姆林宫的角度来看，假如这些计划得到安格拉·默克尔和弗朗索瓦·奥朗德（François Hollande）参与的《明斯克协定》（Minsk Accords）或更正式的欧安组织的认可，这将是巨大的利好。[42]

目前尚不清楚俄罗斯对乌克兰的政策在未来的几年会怎样。在近期内，莫斯科正在使西方和基辅对新的既成事实妥协。俄罗斯于2015年1月接管顿涅茨克机场，一个月后，接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城镇德巴尔切夫，这一切都是为了达到此目的。[43]普京会走多远将取决于许多因素：西方，尤其是欧洲的实力和弱点、政策反应；波罗申科能够恢复乌克兰正常治理，包括与东部建立关系和阻止经济惨重衰退的程度；以及克里姆林宫自身的信心水平，这相应地会受到俄罗斯政治和经济条件的影响。

至于2015年的春天，俄罗斯不会全面入侵乌克兰东部。但是，这种结果（或是无结果）受制于多个不稳定因素。普京很可能反对大幅度进行俄罗斯军事部署，也没有实现“新俄罗斯”（Novorossiya）这个历史愿景的打算。然而，存在一个很大的风险，如果普京不能够获取有利的政治资本，冲突将会升级，俄罗斯有可能占领乌克兰大部分地区。莫斯科已经为这样的可能状况做了一些基本铺垫，比如把所谓的2014年夏季基辅对乌克兰东部民间武装的“反恐”行动说成“发展成种族灭绝”。[44]在短期行为压过理性的狂热气氛下我们不可能安然地排除任何情况。[45]

兹比格涅夫·布热津斯基（Zbigniew Brzezinski）在《大棋局》（The Grand Chessboard，1996年）中写道，“乌克兰作为一个独立国家存在有助于改变俄罗斯。没有乌克兰，俄罗斯便不再是欧亚帝国”。[46]这句话仍然适用。乌克兰依旧是最重要的试金石。俄罗斯如果能够接受乌克兰靠拢欧盟或扩大与北约合作的决定，那就表明俄罗斯要摆脱其帝国历史。但是，假如莫斯科继续把这种结果视为需要采取有力的“防御性措施”的非常事件，那么摆脱帝国历史则是遥不可及的愿望。2013年以来的事态的发展确认了普京——更笼统地说是政治精英——无法重新想象俄罗斯只是另一个有影响力的邻国和大国。[47]古老的历史文明纽带和最近宗主国关系成为实现布热津斯基所期待的态度转变的真正难以跨越的障碍。

哈萨克斯坦

从政治稳定性、经济增长幅度及外交政策管理的标准来看，哈萨克斯坦一直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中最成功的。虽说它得益于富饶的资源和全球油价的提高，但它的成功也离不开良好的运作。撇开腐败和法治的问题，哈萨克斯坦已经建立了一个有吸引力的商业环境。它一直奉行与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国家的三元平衡外交政策，其战略独立性引起了西方极大的重视。它与可能难对付的乌兹别克斯坦等邻国保持交好。[48]哈萨克斯坦是欧亚经济联盟（先前的关税同盟）、上合组织和集安组织等区域性机构的重要一员。凭借欧安组织轮值主席国（2010年）这样的机制，它已经树立了积极的国际公民形象。

此外，总体上哈萨克斯坦达成这些目标却没有挑动俄罗斯的敏感神经或引起帝国的嫉妒。与阿斯塔纳保持良好的关系一直是普京外交政策不变的主题，并且这似乎为后帝国的调适提供了可能的模式。虽然哈萨克斯坦已成为中亚地区的龙头，但它仍是苏联加盟共和国之中俄罗斯最可靠和得力的合作伙伴。克里姆林宫推崇哈萨克斯坦总统努尔苏丹·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为有实力的领袖。他凭借娴熟的外交不仅阻止了莫斯科的新帝国野心，也使这样的野心失去了必要性。[49]欧盟已成为哈萨克斯坦的头号贸易伙伴[50]，但鉴于俄罗斯在多方面的影响，它仍然是哈萨克斯坦主要的外部力量。正如一位当地的评论家指出的那样，“哈萨克斯坦可被视为实施旨在维护俄罗斯在欧亚大陆中部的影响力、保护其利益的行动的广阔场所”[51]。尽管纳扎尔巴耶夫担忧俄罗斯的所作所为可能会对哈萨克斯坦领土完整造成影响，但在乌克兰问题上他还是力挺普京，这一点能够很好说明问题。

然而，纳扎尔巴耶夫对于维持俄哈关系的良好秩序所起的重要作用也显露出了其脆弱性。当前的平衡状况基本上直接有赖于纳扎尔巴耶夫。问题是一旦他去世、失去行为能力或者从政治生活隐退后，那将会发生什么状况？[52]以下几方面可能会引起担忧。第一，哈萨克斯坦与所有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样，都存在机构薄弱和继承规则不透明的问题，一旦纳扎尔巴耶夫最终离开，其政治上可能会有极大的不确定性，最坏的情况是统治精英内部发生严重冲突。在一个以带有个人印记的规则为标记的体系中，他的继任者或许没有经验、悟性或者运气来确保持续的稳定繁荣。2011年12月在扎瑙津西部城镇的骚乱暴露了该体系的缺陷，让我们看到了哈萨克斯坦失去纳扎尔巴耶夫后可能会出现的局面。

第二个变数是在未来几十年，资源丰富的中亚地区可能会受到更多的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关注。即使能够顺利交接，哈萨克斯坦将更难以平衡除俄罗斯、中国和西方外，其他新兴国家，如印度、伊朗和土耳其之间相互竞争的利益。中亚与世界上其他许多地方一样在地缘政治上正变得更加多元和无序化。这将给俄哈关系不断施压，有赖于双方具备娴熟的管理技巧来应对。

在2012年初，俄哈关系上的问题显露出一些迹象，有报道说纳扎尔巴耶夫已开始不满俄罗斯向其施压，想让哈萨克斯坦接受欧亚联盟这个更宏大的视野，并开始担心哈萨克斯坦主权会受到影响。自此以后，这些顾虑变得更加公开和迫切。纳扎尔巴耶夫批评了联盟的“政治化”，因为这与他原来设想的欧亚经济一体化有明显的分歧[53]，他把大量的事务排斥在欧亚联盟的权限之外，其中包括边境安全、移民、国防和安全，并且拒绝把贸易政策权移交给欧亚经济联盟的经济委员会。[54] 此外，2014年10月哈萨克斯坦与欧盟签署了伙伴与合作协定，这也同样引起了人们的关注。[55]

由普京、纳扎尔巴耶夫和卢卡申科于2014年5月29日签署的宏大的框架协议《欧亚经济联盟条约》（Eurasian Economic Union Treaty），作为长久以来的权宜之计暂且掩饰了哈俄的分歧。但随着普京欧亚项目的不断发展，其实际影响变得更加明确，同时随着纳扎尔巴耶夫的衰老，俄哈之间的矛盾可能会更加严重。如果新一代领导人致力于更亲西方或亲中国（相对可能性较低）的战略选择，那么两国之间的关系会真正紧张化。2014年8月纳扎尔巴耶夫暗示，假如哈萨克斯坦感觉到自身的独立性受到威胁则有可能脱离欧亚联盟，对此普京的反应是声称哈萨克斯坦总统已经“在从未有过国家的领土上建立了一个国家”[56]，这是一个不好的预兆。强调一个独立的哈萨克斯坦是不真实的，这种论调让人想起他在2008年布加勒斯特北约峰会上对乔治·布什所说的乌克兰“甚至不是一个国家”。[57]

面临的第三个危险是伊斯兰极端主义在中亚的崛起，特别是万一美国作战部队撤出后发生巴基斯坦、阿富汗的安全局势恶化等情况。那样的话哈萨克斯坦最终可能会面临国内局势不稳定的大风大浪、地缘政治不断升级的竞争以及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恐怖主义。虽然它比其他中亚国家能够更好地应对这些挑战，但是乱象的严重程度可能会超出其控制能力。

假如哈萨克斯坦“出了问题”，不难想象俄罗斯必定会试图重申其先前的、苏联时代的影响力。目前，俄罗斯对两国关系的状况较为满意，也意识到它没有立场去摆出更激进的姿态，所以它相对克制，没有露出明显的帝国野心。但企图和能力肯定会改变。鉴于哈萨克斯坦对莫斯科的地缘政治和地缘经济意义，它是俄罗斯在未来进行更多干预的主要对象。干预不一定以军事形式，原因是上演军事行动将带来巨大的后勤挑战。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利用哈萨克斯坦对俄罗斯经济的一贯依赖实施干涉，例如对过境货物严格限制[58]或不断施压要求扩大欧亚联盟的职权范围。它也可能依靠在哈萨克斯坦的大量俄罗斯族人，他们中的大部分生活在毗邻俄罗斯的北部省份。此问题在纳扎尔巴耶夫政权之下基本没有爆发，但它很有可能再度出现。最新的全国人口普查（2009年）显示，俄罗斯族人占哈萨克斯坦总人口的23.7%，哈萨克斯坦这个比例大大高于俄罗斯族人所占的乌克兰人口（17%）。[59]

白罗斯

卢卡申科政权下的白罗斯体现了奉行世袭外交政策的代价和不便。严重的运作不良、奄奄一息的经济[60]以及岌岌可危的国际形象[61]使它成为一个烫手山芋。对于白罗斯，俄罗斯非但未能行使霸主特权，就连影响卢卡申科的行为都很难做到。俄罗斯时不时地需要遏制卢卡申科的过激行为、防止白罗斯出售俄罗斯资助的石油，保证俄罗斯记者不受骚扰。2009—2010年期间卢卡申科显然想要利用白罗斯的“东部伙伴计划”成员的身份胁迫莫斯科对其采取更包容的立场。为此白罗斯上演了一出荒唐的闹剧，假装自己是勇敢抵抗俄罗斯欺凌的受压迫者，更荒唐的是，一些容易轻信他人的欧洲人居然相信了这出拙劣的表演。[62]

问题是既然俄白关系令人不满，那么莫斯科为什么会继续支持卢卡申科？有以下几个原因。在宽泛的概念层面，白罗斯在后苏联时代的一体化项目中——自1991年独联体成立到当今更具体化的机构，如海关联盟、欧洲经济联盟和集安组织等——一直占据重要位置。白罗斯的存在对于维持一个独特的后苏联空间神话至关重要。作为斯拉夫内核的一部分，在这方面白罗斯几乎与乌克兰同样重要。

在过去的20年白罗斯也是俄罗斯的少数支持者之一。通常情况下，面对西方的批评，明斯克总是站在莫斯科那一方。当然，这种团结也未必是好事。白罗斯一直是俄罗斯最依赖的朋友，它与俄罗斯的密切关系已严重损害了俄罗斯的声誉。然而，其地理位置意味着它对俄罗斯的战略和安全极为重要——历史上拿破仑、希特勒和其他入侵者都曾取道白罗斯。事实上，鉴于乌克兰事态的发展，白罗斯对莫斯科已经变得越来越重要。两国军事和情报合作在原有的高度上继续扩大，拟在东部的伯布鲁易斯克建立一个新的俄罗斯空军基地。[63]实际上，尽管两国在政治和商业上一直存在紧张气氛，白罗斯俨然已成为俄罗斯的军事前哨。

或许支持卢卡申科的最有说服力的理由是，莫斯科没有发现可行的替代者。这与亚努科维奇统治下的乌克兰有一些相似之处。克里姆林宫对卢卡申科忠于俄罗斯利益不抱多少幻想，也意识到卢卡申科时不时想得到欧盟的重视。只是卢卡申科虽然不好，谁又能取代他呢？白罗斯反对派领头人士支持与欧洲发展更密切的关系，并致力于民主改革。因此，卢卡申科之后的政权可能会类似基辅的新兴政权。它会发展同欧盟和北约的密切联系，使白罗斯经济向西方国家的公司开放，从而使蓬勃发展的俄罗斯利益在一个封闭的商业环境中处于不利地位。并且它还会向俄罗斯本土的转型提供一个范例——从乌克兰革命来看，这样的前景更加令人不安。

克里姆林宫运作的假设是只要卢卡申科还在位，俄罗斯将继续是白罗斯的主要外部力量。虽然卢卡申科总是难以对付和忘恩负义，但他最大的好处是更亲俄而不是亲西方。密切的军事和安全合作将持续维持下去，白罗斯经济的全面破产让俄罗斯企业得以控制能源等战略性领域。[64]在抵御民主思想的“传播”方面，明斯克将仍然是一个宝贵的盟友。

尽管如此，莫斯科面临着一个难题。卢卡申科执政越久其举动就会越独立[65]，与卢卡申科之后的白罗斯建立合作关系的难度就越大。从莫斯科的角度来看，理想的情况是在统治集团内部出现可接受的继任者：此人将更为灵活，但仍然保持严格的政治控制；此人能继续支持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同时尽量减轻莫斯科的财政负担。这样的白罗斯领袖可能是类似普京那样的人物，他能从务实角度去赞赏与俄罗斯密切合作的有益之处。

不过当前克里姆林宫努力支持卢卡申科对抗任何国内反对派，并加固白罗斯作为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堡垒。亚努科维奇下台后，卢卡申科已经成为普京对抗“西方前线”的最后盟友。这种支持的长期后果尚还不清楚。卢卡申科的优势是他对俄罗斯非常重要，并且在《明斯克协定》中也起调解作用。然而，由于涉及的利害关系：俄罗斯主导势力在附近地区的长期存在，维护关键前沿防御能力，强大的商业利益，以及民主化最终可能造成的威胁，克里姆林宫对卢卡申科反复无常的行为的忍耐度可能会减少。就像对乌克兰那样，普京在白罗斯将继续通过傀儡开展工作，而不是试图冒着风险和代价进行直接统治。但是一旦这种“间接帝国主义”失败，那他使用更多的强制方式也不足为奇。在目前的气候之下，欧盟与白罗斯之间的和解可能会引发俄罗斯强烈的反应。[66]

重要的（但不是最重要的）国家

格鲁吉亚

格鲁吉亚有时候在反对俄罗斯帝国主义的诉讼中被作为证据呈现。许多西方评论家将2008年的战争视为激进扩张新时代的预示。这是一系列领土“吞并”行动的第一步，旨在“吞并”格鲁吉亚、克里米亚乃至整个乌克兰。[67]似乎有足够的理由设想最糟糕的情形。莫斯科那年夏天的言辞流露出必胜信念和强硬的民族主义，而且似乎很难阻止俄罗斯进一步扩大其军事行动。

然而，格鲁吉亚战争并非俄罗斯帝国主义进入新阶段的标志。的确，冲突暴露了俄罗斯军事上的局限性[68]和莫斯科对其所谓的近邻的影响力的脆弱性，从而突出了俄罗斯实现帝国主义的困难。从前顺从的邻国不愿追随克里姆林宫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将一场军事胜利转化为一次外交挫败。战争或许打消了格鲁吉亚加入北约的期望——北约布加勒斯特峰会后也未见进展[69]——但战争对于莫斯科推进在后苏联空间的任何霸权野心没起什么作用。由于担心俄罗斯可能企图重申帝国霸权，区域精英们纷纷扩大与美国、欧洲、中国和其他外部国家在安全和经济方面的合作，而对与莫斯科的合作则持谨慎态度。

此外，尽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普京故意把萨卡什维利卷入冲突[70]，但是说他想“吞并”或征服全部格鲁吉亚，这一点值得怀疑。2008年8月前许多方面的状况对莫斯科来说没什么不好。分离地区是萨卡什维利政权挥之不去的烦恼和干扰，在联合国维和行动的法律保护伞下，俄罗斯在那些地方持有相当数量的军事进驻，俄罗斯的商人和游客可以随意来去格鲁吉亚。莫斯科和第比利斯保留了或多或少的正常贸易关系，并且俄罗斯有大批格鲁吉亚劳工。[71]战争打破了这样的友好相处的局面。它唤醒了帝国复仇主义的幽灵，激怒了一贯保持善意的德、法等西方政府。连中国对莫斯科决定承认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独立也感到十分尴尬。[72]

俄格关系还没有从战争中恢复过来。尽管2012年萨卡什维利的民族联合运动在议会选举中失败带来了关系的部分解冻，双边沟通依然困难。莫斯科已经解除对格鲁吉亚葡萄酒和矿泉水进口的禁令，同时萨卡什维利的继任者“格鲁吉亚梦想”政府一直致力于改善与俄罗斯的关系。[73]但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地位的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出路可寻。任何格鲁吉亚政府接受它们的正式脱离将无异于政治自杀。同时，俄罗斯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军事和经济驻防继续增长，莫斯科甚至可能会选择将它们纳入俄罗斯联邦。[74]2014年11月，普京与阿布哈兹总统劳尔·哈吉姆巴（Raul Khajimba，和普京一样也是前克格勃官员）签署了一个有关建立联合军事部队和向苏呼米提供大量的直接补贴的新的伙伴关系协议。[75]继而，2015年3月与南奥塞梯签订了一个类似的协议。[76]对普京来说真正的问题是保留“吞并”的威胁以操控第比利斯是否更为有利。

这一切都归结为格鲁吉亚亲欧洲的问题。尽管格鲁吉亚近期内不大可能成为北约和欧盟成员，但第比利斯仍然致力于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及与北约的军事合作。总之，欧洲一体化的步伐加快了。2013年7月，欧盟和格鲁吉亚结束了前一年11月在维尔纽斯东部伙伴关系峰会上发起的“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区”谈判。[77] 2014年6月27日，格鲁吉亚与摩尔多瓦和乌克兰共同与欧盟签署了《联合协议》。[78]因此，它对克里姆林宫企图将之纳入海关联盟等后苏联一体化项目毫无兴趣。

俄格关系的现状凸显莫斯科施加镇压手段的短板。俄罗斯实施了各种惩罚措施以威胁第比利斯，包括出口禁令和更严格的移民限制。然而，制裁反倒让格鲁吉亚与欧盟联系更紧密，还竭力要求加入北约。“吞并”克里米亚和持续搅乱乌克兰东部局势反而突出了俄罗斯的暴戾专横、经济失调与欧洲的温文尔雅、繁荣依旧之间的鲜明对比。[79]

在今后的几年里，关系很可能会继续波动，极有可能会出现紧张局势的严重升级。许多潜在的问题尚未得到解决，并且随着格鲁吉亚在制度上更靠近欧洲，与此同时莫斯科投入更大的赌注，这些问题有可能恶化。俄罗斯的目标大体上是不变的：巩固其在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的军事驻防；对抗格鲁吉亚实现与欧洲一体化的努力，消除其加入北约的野心；阻挠通过“南部走廊”的管道项目[80]；促进俄罗斯的商业和安全活动；支持格鲁吉亚东正教教会等亲俄群体。[81]

虽然莫斯科的很多行为彰显了帝国野心，但它们主要受防御性地缘政治利益驱使，并非想要主动进攻。其终极目标并非统治格鲁吉亚，而是为了让它保持一种虚弱和相对孤立的状态，防止它成为西方在欧亚大陆势力的基地。如果克里姆林宫得以将格鲁吉亚以这样的方式“进行净化”，后者在俄罗斯外交政策框架中的重要性就会下降。但是，如果“净化”失败，则格鲁吉亚会再次成为俄罗斯和西方进一步对峙的前线阵地。在这种情况下其独立国家的地位可能会受到威胁。

阿塞拜疆

俄罗斯对阿塞拜疆的态度是非常矛盾的。在一些方面，它是个麻烦的伙伴。在区域内，它是一个不结盟和日益独立的成员，阿塞拜疆比大多数国家更抗拒俄罗斯的压力，在安全和经济合作上与西方的联系更密切。作为一个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国，其利益有时与俄罗斯有冲突。20世纪90年代，阿塞拜疆公然反抗俄罗斯，缔结允许英国石油公司（BP）在里海开发阿塞拜疆油田的“世纪合同”，同时，它还是美国主导的巴库－第比利斯－杰伊汉天然气管道项目的主要参与者。最近，俄阿双方已卷入未来的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合法性的漫长纠纷，此管道将绕过俄罗斯连接土库曼巴希（土库曼斯坦）和巴库两大港口。这凸显了两国在里海及其资源划定之间的巨大差异。[82]

最关键的是，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飞地的“冻结冲突”在20多年来一直是两国关系的伤疤。尽管莫斯科不是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争端的直接当事国，但它与后者结盟，因而与巴库的关系恶化。阿塞拜疆认为俄罗斯利用争端操控了跨里海管道等其他问题，这是为了自身利益，而在更大层面上，这是为了限制阿塞拜疆的独立。[83] 莫斯科关注的是鉴于巴库的挑衅性声明和军事集结，冲突的“冻结状态”可能不会持续。[84]如果爆发重大的冲突，根据集安组织第四条，莫斯科将有义务正式代表亚美尼亚进行干预。[85]

即便如此，俄阿关系仍有积极的一面，尤其得益于规范上的合拍性。俄罗斯决策者同情阿利耶夫（Aliyev）政权的世俗统治，视之为后苏联空间最稳定的政府之一。[86]他们也意识到，阿塞拜疆正在推行一个多方面的，而不是亲西方的外交政策，虽然巴库正在扩大与美国和欧洲的合作，它亦保持与俄罗斯安全和能源利益的密切联系。两国关系的奇特之处是，莫斯科向巴库销售高档武器装备，如T-90坦克，同时又是亚美尼亚对抗阿塞拜疆不断壮大的军事力量的安全担保者。[87]

过去几年，两国关系在实质和氛围上已经有了一些改进。俄罗斯是继欧盟和土耳其之后，阿塞拜疆的第三大贸易伙伴[88]，而目前来自巴库的地缘政治威胁对莫斯科来说不算什么。[89]没有证据表明俄罗斯对阿塞拜疆有什么帝国议程。但与哈萨克斯坦一样，这个现状是脆弱的，鉴于最近的事态发展更是如此。未解决问题的严重性和广泛性给未来道路设置了不少潜在麻烦。除了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旧伤，巴库还可能越来越倾向于亲西方，无论是出于对俄罗斯的恐惧或反感，还是出于自身经济利益（2013年与欧盟的贸易已经是对俄贸易的八倍）。不管动机如何，这种转变可能会引起激烈的反击。莫斯科也许会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问题上公然站到亲阿美尼亚的位置上，如：加快里海舰队的建设[90]、稳定在俄罗斯的约200万阿塞拜疆劳工和破坏阿塞拜疆对欧洲的天然气出口。

展望未来的5~10年，跨亚得里亚海管道的开通将会给两国关系及克里姆林宫的实用主义带来一次考验。跨亚得里亚海管道会对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在欧洲造成更大的竞争。但是它不会挑战俄罗斯在中欧和东欧（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市场主导地位，其目标是更南部和西部不太敏感的区域。[91]因此，莫斯科可能会认为这是可以接受的。不过，假设冷静理性一定能够占上风，这可是不明智的。

乌兹别克斯坦

对莫斯科而言，乌兹别克斯坦与白罗斯一样令人不安，理由是这是一个具有高度个性化烙印的专制政权，还是一个棘手的伙伴。[92]两国之间的关系经历了许多风风雨雨，却还是磕磕绊绊。与哈萨克斯坦一样，乌兹别克斯坦一直奉行多方面的外交政策，与美国、中国和俄罗斯交往。不同的是，它已经在不同的时间分别疏远了莫斯科和华盛顿，其原因之一是乌兹别克斯坦的平衡政策不够成熟，另一原因是伊斯兰·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总统是出了名的反复无常的“盟友”，即使表面上并不出格。[93]乌兹别克斯坦是上合组织正式成员，不过它已不再积极参与军演。2008年11月，乌兹别克斯坦退出欧亚经济共同体。2012年8月，它再次退出了集安组织。[94]

莫斯科希望对乌兹别克斯坦放任自流，但由于其地缘政治和安全的重要性，却不能这样做。乌兹别克斯坦地处欧亚大陆的中心地带，拥有3700万人，比其他中亚共和国人数的总数还要多，并且它与阿富汗共有一小段驻守不严的边界。其东部地区（特别是费尔干纳山谷）有过宗教和种族骚乱的历史，这是一个容易接纳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地方。乌兹别克斯坦与邻国，如吉尔吉斯斯坦和塔吉克斯坦关系紧张，甚至有时敌对，它似乎随时准备与美国或中国携手。[95]

在2005年5月安集延事件以及卡里莫夫对西方的谴责愤怒反击之后[96]，克里姆林宫曾希望乌兹别克斯坦能成为它重要的盟友，共同对抗来自阿富汗的恐怖主义和西方在中亚的地缘政治存在。而如今这种乐观情绪早已消失殆尽。莫斯科认识到随着塔什干更大胆地维护其独立性，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影响力正在减弱。卡里莫夫与美国建立了更密切的政治和安全关系并于2014年5月成立了北约联络处。此外也许最重要的是2013年9月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访乌兹别克斯坦，与其在石油、天然气和黄金等项目签署了总金额达150亿美元的协议。[97]2014年8月卡里莫夫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宣布通过了《中乌战略伙伴关系发展规划（2014—2018年）》, 这使乌中关系进一步升温。

俄罗斯对乌兹别克斯坦的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被动的。莫斯科已经学会了（在相对）关系良好的时候适度降低期望值，对卡里莫夫时不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98]它采取了务实的态度，认为乌兹别克斯坦不介入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等地区性机构并非坏事，这有利于机构的共识。[99]它也不去打压在俄罗斯的约250万乌兹别克斯坦劳工——俄罗斯意识到其经济受到劳动力短缺影响，故对卡里莫夫施压会适得其反。至于卡里莫夫，就像对卢卡申科那样，尽管普京不喜欢他，却担心更糟糕的领导人取而代之。[100]

然而未来是不确定和令人不安的。克里姆林宫希望乌兹别克斯坦能够保持政治稳定、卡里莫夫能遏制紧张的种族关系和伊斯兰极端主义、乌兹别克斯坦与邻国的纠纷不会升级为公开冲突、美国军事力量不要站稳脚跟、中国不断增长的经济影响力不要演变为实质性的战略存在，还有，当乌兹别克斯坦最终出现政权更迭（2015年1月30日，卡里莫夫已经77岁高龄），成为一个更加可预测和顺从的政体。不过，这种可能性并不大。

土库曼斯坦

在后苏联时期的大多数时候，土库曼斯坦一直是另类的，被冠以“治理不善、落后封闭”的名声。[101]这符合莫斯科的期望。土库曼斯坦的经济依赖于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俄罗斯也提供了土库曼斯坦绝大多数的进口商品。“俄气”拥有特权能够向土库曼斯坦廉价购买天然气，然后再以高得多的价格出口欧洲。

然而近年来情况朝着对莫斯科不利的方向发展。2006年长期领导土库曼斯坦的萨帕尔穆拉特·尼亚佐夫（Saparmurat Niyazov）去世，接班的库尔班古力·别尔德穆哈梅多夫（Gurbanguly Berdymukhammedov）主张更加开放和独立的外交政策。新任总统敦促与“俄气”议价时采取更强硬的态度，从而使土库曼斯坦天然气的售价大幅提高，他还主持了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的建设，并公开取悦美国和欧盟。

全球经济衰退和欧元区危机进一步削弱了稳定但缺乏活力的俄土关系。2008—2009年欧洲天然气需求低迷导致“俄气”从土库曼斯坦进口需求急剧下滑，因而土库曼斯坦要寻找更有利润空间的出路。2009年4月，莫斯科以俄罗斯-土库曼斯坦管道不明原因的爆炸为借口将其每年从土国的天然气进口从约500亿立方米削减到100亿~130亿立方米。[102]此事为两国关系蒙上阴影，土库曼斯坦至今尚未恢复对俄罗斯的信任。[103]同时，贯通土库曼斯坦和中国西部，途经乌兹别克斯坦和哈萨克斯坦的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使中国成为土库曼斯坦的头号能源客户和贸易伙伴。

凭借其庞大的天然气储量以及在中亚和里海之间的枢纽位置，土库曼斯坦对俄罗斯具有长期战略意义。然而到目前为止，莫斯科基本上采取投机主义的手段——发生输气管道爆炸后减少天然气进口的短视决定即为例证。如果说俄罗斯的政策有那么一条共同的主线，那就是地缘政治防御：既然俄罗斯不再能继续保持对土库曼斯坦的主导地位，就得力求防止西方来填补空缺。具体而言，就是阻止经由绕过俄罗斯的管道，如跨里海天然气管道向欧洲输出天然气。虽然俄罗斯对于中国在里海/中亚能源发展方面取得的重大进展并不乐意，它认为这至少不是最坏的结局。[104]

正如与其他那么多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一样，俄土关系的未来就是不稳定的。阿什哈巴德不断增强的对外交往的信心增加了与莫斯科发生误解的风险，俄土关系存在几个潜在的爆发点。其中之一是对在土库曼斯坦的俄罗斯族的虐待（根据最近一次的1995年人口普查，俄罗斯族占土库曼斯坦总人口的6.7%）。在尼亚佐夫执政时期克里姆林宫对此视而不见，这与它不断地抱怨俄罗斯族在波罗的海国家受到的待遇（要比在土库曼斯坦好得多）形成鲜明对比。这种宽容是对土库曼斯坦维护俄罗斯在其经济和地缘政治方面主导地位的一种回报。[105]然而，一旦土库曼斯坦更坚持自己的主张，对俄罗斯的利益更少配合，这很有可能唤起莫斯科新帝国主义的冲动。

次级优先级国家

摩尔多瓦

过去的几年中，摩尔多瓦被卷入俄罗斯和欧盟的势力争夺。虽然莫斯科无意负担此位于欧洲东南部资源贫乏的小国，但它坚决反对将其纳入以欧盟为中心的经济政治空间。从这个意义上来讲，摩尔多瓦集中体现了俄罗斯对于苏联加盟共和国政策的防御性维度。

2012—2013年莫斯科对基希讷乌施加了相当大的压力，欲胁迫摩尔多瓦加入海关联盟。事实上，真正的目的是要防止它与欧盟敲定“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区”谈判与《联合协议》。克里姆林宫虽然明白摩尔多瓦亲欧盟对俄罗斯利益并无重大威胁[106]，但心理上的感觉则不同。摩尔多瓦已经成了零和思维的抵押品，在此思维之下，欧洲一体化的任何进展都意味着欧盟的一场胜利及俄罗斯的一次失败。以此角度来看，2014年6月尤里·良格（Iurie Leanca）总理签署的《联合协议》意味着一次重大挫折。

克里姆林宫的目标始终是将摩尔多瓦纳入联邦或者是（最坏的情况）使其保持中立。俄罗斯或许无法胁迫它加入自己的势力范围，但它的目标至少是要保持重大的影响力。[107]过去俄罗斯实行更严格的海关手续，对摩尔多瓦的主要出口产品（如葡萄酒）实施贸易禁令，并威胁要中断天然气供应，除非摩尔多瓦向俄罗斯支付对分离的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能源补贴。[108]或许俄罗斯还会采取一些其他的手段。

首先，莫斯科正在加强与德涅斯特首府蒂拉斯波尔当局的特殊关系。过去的20年间俄罗斯不顾摩尔多瓦政府、欧盟及欧洲安全与合作委员会的反对，一直支持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为事实上的独立实体。[109]俄罗斯不仅补贴当地经济，还派第14军调兵在此驻防。在此过程中，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已经变成了非法的小国——莫斯科对此却不在意，它更关注的是利用该地区的自主权来逼迫摩尔多瓦。[110]

德涅斯特河沿岸问题的解决遥遥无期。一切进展将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改善——这在今天很难想象。事实上，克里姆林宫可能会加大赌注。它或许会正式认可德涅斯特河沿岸的“独立性”，就像对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所做的那样，也可能像在克里米亚那样通过公投的程序“吞并”该区域。然后，并入的德涅斯特沿岸，从东部顿涅茨克延伸至黑海沿岸，或许就成了复兴的“新俄罗斯”的一部分。也有可能莫斯科为了争取来自摩尔多瓦的更多合作，暂时会将事情搁置。[111]

吉尔吉斯斯坦

一些观察家将发生于2010年春季和初夏的吉尔吉斯斯坦骚乱解读为俄罗斯已经实行了“后帝国”外交政策。[112]莫斯科既不直接干预，也不通过集安组织等机制进行干涉，而是似乎希望避免任何牵连。最终，俄罗斯是在美国、欧盟和欧安组织的帮助下进行调解，从而促成解决方案。

与莫斯科前10年的态度相比较，这种行为就更显得奇怪了。[113]虽然普京支持“9·11”事件后美军在阿富汗的部署和在吉尔吉斯斯坦（玛纳斯）与乌兹别克斯坦（卡尔希-汗阿巴德）使用军事基地，然而不久以后，俄罗斯政府开始煽动这些国家终止租约和敦促美国军队离开。2009—2010年俄罗斯与当时库尔曼别克·巴基耶夫（Kurmanbek Bakiyev）总统领导的政权交恶，主要是由于后者拒绝跟进先前承诺的关闭玛纳斯空军基地。[114]

2010年莫斯科后帝国精神的爆发似乎得益于美俄复位。然而，安全关系的新希望很快就消散了。一方面克里姆林宫仍然希望华盛顿对控制塔利班担负起主要责任，另一方面它却说服阿尔马兹别克·阿坦巴耶夫（Almazbek Atambaev）总统的新政府关闭玛纳斯基地，并阻挠美国政府在各中亚共和国建立联合缉毒中心。[115]这些举措表明，先前造成俄罗斯对美国在中亚地区长期驻防的消极态度的地缘政治考虑再次占上风。吉尔吉斯斯坦最严重的危机一消除，莫斯科便急于限制其他外部力量的影响。

吉尔吉斯斯坦的情况总体反映了莫斯科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暧昧态度。俄罗斯希望这些国家和外部势力都承认俄罗斯在区域的首要地位。同时，它又试图承担最少的责任且把直接参与的风险降到最低。因此，俄罗斯乐于运用经济和政治激励作为促进俄罗斯利益的最佳方式。俄罗斯公司涉及吉尔吉斯斯坦的大型基建项目，例如有争议的纳伦水电站项目[116]，俄方为之提供一定的财政和物质援助。俄罗斯接纳了超过70万吉尔吉斯斯坦劳工，他们每年带回国内的金额约20亿美元之多。[117]

尽管如此，莫斯科很难摆脱旧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控制的本能。对于中国在吉尔吉斯斯坦的扩张步伐，俄罗斯表现出明显的担心。中国已经从支配当地的零售贸易，迅速扩展到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上的大规模投资。[118]因此，俄罗斯加快了推进吉尔吉斯斯坦加入欧亚经济联盟的进程——希望这一步能够抑制中国的发展，重申俄罗斯的重要影响力。虽然这一切代价不菲，但预期能收获的战略红利和心理上的安慰让俄罗斯觉得所付出的代价是值得的。[119]

塔吉克斯坦

塔吉克斯坦是苏联加盟共和国里最贫穷的，也无疑是治理最糟糕的。总统埃莫马利·拉赫蒙（Emomali Rakhmon）对于遏制伊斯兰极端主义和毒品走私的蔓延少有作为，而该国与阿富汗相邻的地理位置使它特别容易受到外部威胁。与乌兹别克族的关系十分紧张，而年轻的一代对国家越来越不抱幻想。所有这些因素加起来令塔吉克斯坦总体处于动荡的状态。

自塔吉克斯坦独立以来，俄罗斯一直在塔吉克斯坦保持大幅军事驻防，俄罗斯军队在20世纪90年代导致约5万人死亡的内战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最近，对于俄军的驻防有了些争议，塔吉克斯坦要求俄罗斯每年出3亿美元租金继续租赁艾尼军用机场。为了提升其谈判地位，塔吉克斯坦向美国和印度兜售机场使用权，未能取得成功，拉赫蒙政权几乎在所有方面都依赖俄罗斯的支持，这削弱了塔吉克斯坦的谈判优势，2012年10月莫斯科与其达成协议将租约延长30年。[120]

虽然莫斯科最终以自己的方式解决了艾尼争议，这一事件凸显了大国与邻近地区弱国打交道的困难。塔吉克斯坦几乎全面有赖于俄罗斯的支持——不仅在安全上，而且还在经济生存上。塔吉克斯坦劳工从俄罗斯汇往国内的金额约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5%，这对政权的稳定至关重要。[121]不过，塔吉克斯坦的脆弱性也使它能够以自身的弱点来“威胁”俄罗斯，俄罗斯担忧它会发生政权崩溃、区域动荡，又或者其他势力会填补其安全空缺。[122]万一发生这种状况，莫斯科相信除了继续大力援助塔吉克斯坦外，别无选择。

亚美尼亚

所有的苏联加盟共和国中，亚美尼亚始终是站在俄罗斯那边的。两国关系的密切程度体现在许多领域。莫斯科为纳戈尔诺-卡拉巴赫的现状作担保，同时俄罗斯的商业利益主宰了亚美尼亚经济。[123]时任亚美尼亚总统谢尔日·萨尔基相（Serzh Sargisyan）经常出访莫斯科，两国在安全机构和军事机构之间的联系也很密切。2011年7月，亚美尼亚同意将久姆里军事基地的租约延长至2044年。2015年1月2日，亚美尼亚加入了欧亚经济联盟。

俄亚关系极度不平等。然而，鉴于其散居国外数目庞大和有影响力的侨民，特别是那些在美国和法国的侨民，把亚美尼亚仅仅看作俄罗斯领地的观点是错误的。尽管亚美尼亚在2013年退出了《联合协议》的谈判，近年来亚美尼亚的主要贸易伙伴一直是欧盟（在乌克兰事件后欧洲制裁及俄罗斯反制裁措施之下可能会发生变化）。[124]

目前没有什么征兆显示莫斯科将亚美尼亚视为协助它主动力量投射的战略盟友。亚美尼亚的主要价值在于防御——假如阿塞拜疆过于投靠西方，亚美尼亚能遏制其行动自由——在心理上，虽然到那时候它的作用有限。亚美尼亚贫穷封闭、资产有限，且卷入了一场看似无休止的冲突，对此俄罗斯需始终保持警戒。莫斯科希望专注于对付其他更重要的国家，却也不愿亚美尼亚“倒向”西方。

后帝国主义……还是后现代帝国主义？

审视俄罗斯与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关系可知，很显然并不存在从前模式的帝国——或帝国思维。20多年来，所有曾经的加盟共和国都保持了独立，并能在不同程度上行使主权。然而同样明显的是，莫斯科并不把它们当作完全的主权国。它的行为前提是俄罗斯对这些国家的决策享有绝对权力，特别是在外交和安全政策上。这些国家不仅曾是苏联和沙皇俄国的一部分，他们还是俄罗斯的邻国，其活动和弱点会影响到俄罗斯的切身利益。

无论人们怎样描述它——帝国主义、新帝国主义和后帝国主义，甚至是“超帝国主义”[125]——克里姆林宫的方式显露出一些真相。第一，不同的国家对于俄罗斯来说重要性不同。鉴于乌克兰的重要战略位置、俄乌两国共同历史的亲近感、普京的政治和个人赌注，莫斯科将乌克兰放在首要地位。相比之下，它对摩尔多瓦的兴趣几乎完全是出于预防性的——阻止其融入欧洲主流群体——对于反复无常的白罗斯和塔吉克斯坦政体，俄罗斯不乐意为支持它们投入成本。还有一些国家，同样包括乌克兰，俄罗斯认为它们有责任紧密协调本国政策与俄罗斯的政策。再就是另一些——哈萨克斯坦、阿塞拜疆和乌兹别克斯坦——俄罗斯至少暂时对它们采取放任政策，这也是有效的。如果说俄罗斯仍然是一个帝国，那么它就是一个不规则的帝国。

第二，莫斯科不完全是扮演救世主的角色，其中有精于计算的成分。尽管普京的愿景是多维度的欧亚联盟和“新俄罗斯”等伪历史性理念的复活，俄罗斯的政策主要不是受狂热的意志驱动，而是基于对区域领导地位的得失以及对看似可实现目标的更实际的评估。在一定程度上，俄罗斯的帝国主义政策是由官僚设计并加以实施的。克里姆林宫在拉拢苏联加盟共和国方面采取区别对待的方式。如果情况需要，比如对白罗斯，它会继续这样做。但它不会在胁迫或催逼之下做出不相称的让步——在艾尼空军基地问题上挫败塔吉克斯坦即为见证。即使在与白罗斯交涉时，莫斯科也以接管白罗斯经济战略部门的形式获得了重要的补偿。

第三，俄罗斯的思维模式基本上是“内向型”和防御性的，概括起来其原则就是“把握我们（还）拥有的”。它的首要任务并非统治或主动投射军力，而是确保其他外部力量无法那么做，尽管主动投射军力当然是可取的。因此，莫斯科对格鲁吉亚的主要关注是防止它成为西方在欧亚大陆利益和势力的踏板。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活动往往与外部力量对某一特定国家感兴趣的程度成比例。例如，土库曼斯坦的重要性不在于其对俄罗斯的天然气出口量（已暴跌），而是因为它引起了欧洲和中国的关注，它们视土库曼斯坦为里海地区的地缘经济的关键点。同样的，如果没有美国主导的阿富汗行动，或是中国在该地区不断增长的参与度，很难说莫斯科会不会留意吉尔吉斯斯坦。

第四，莫斯科强迫苏联加盟共和国执行其意志的能力有限。鉴于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战绩，此说法似乎令人难以置信。不过扰乱邻国的能力与建立确保长期政治、安全和经济利益的“和平俄罗斯”有着天壤之别。如今格鲁吉亚和它在萨卡什维利领导之下一样，坚定地走上了欧洲一体化的道路，这让人意想不到。至于乌克兰，克里姆林宫对亚努科维奇施压所造成的意想不到的后果结束了他的政治生涯，同时“吞并”克里米亚的举动加速了基辅与莫斯科的渐行渐远。

强迫苏联加盟共和国执行俄罗斯的意志还有更多副作用，正如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安德鲁·伍德（Andrew Wood）所说：“试图实施……整个前加盟共和国之间的睦邻友爱是徒劳无益的。尝试的后果是为俄罗斯与其他苏联背景国家的关系增添了持久的不利影响。”[126]格鲁吉亚和摩尔多瓦政府对乌克兰事件的有力应对是急忙与欧盟签订《联合协议》，而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白罗斯更直接地声明要捍卫国家主权。即使俄罗斯施展更温和的硬实力，如利用输油管道统治来获得特许权，也是适得其反。2009年德芙勒巴特-达利亚力克（Davletbat-Dariyalyk）天然气管道发生“意外”后，“俄气”决定减少从土库曼斯坦的进口，这导致了土库曼斯坦进一步转向中国，而莫斯科威胁削减对乌克兰的天然气供应则加强了后者投靠欧洲的意愿及减少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程度。

这一切提出了一个问题：俄罗斯最近的行为是预示着回归帝国意图还是应该被视为后帝国调整长期阵痛过程中的必经历程？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地区及此前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结果可能变成帝国精神的最后挣扎，就像1956年英法控制苏伊士运河和阿尔及利亚独立战争（1954—1962年）。然而到目前为止，俄罗斯并没有表现出在目标和心态方面转变的迹象。如果说有变化，那主要是在莫斯科用来支持其目标的手段上。俄罗斯以更灵活和更慎重的方式保持其在后苏联空间的势力，表明它认识到了老办法并不总是最好的办法。不过，这并不等同于俄罗斯对它与曾经隶属于它的国家关系在理解上发生了质的改变。

这不足为奇。无论古代还是现代的帝国都不会悄然消失，期待俄罗斯成为一个例外也是不现实的。帝国的崩溃可能是由于惨败（德国、日本），也可能是由于国内的起义（中国清朝），更有帝国数十年来一直苦苦守着帝国历史的碎片（英国、法国）。25年前，俄罗斯还是最大的陆地帝国，目前的执政一代都出生和成长于帝国时期。俄罗斯原有领地的发展仍然对其利益有明显的影响（与英国和法国等海上帝国相比更为明显）。如果俄罗斯的统治精英们能够在苏联解体后迅速跨越历史，这才是不可思议的。当然他们没有。[127]

一个真正的后帝国心态最终或许会出现。一般的逻辑表明，苏联加盟共和国独立时间越长，它们将在行使主权方面更自信，莫斯科将越不可能进行干预，即便在俄罗斯的利益受到威胁时也一样。因此，虽然在今天看来乌克兰获取北约成员资格遥不可及，将来某天这将成为一个可以接受的，继而不可阻挡的现实——此问题或许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俄罗斯可能会完全融入欧洲-大西洋安全体系，北约也有可能不复存在。

同时不应该低估帝国行为复活的可能性——不仅牵涉到乌克兰和格鲁吉亚等“非常嫌疑犯”。纳扎尔巴耶夫和卡里莫夫下台后造成的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国内局势不稳定、中国在中亚地区经济上的影响力转换为增强的战略存在、阿塞拜疆和亚美尼亚之间在纳戈尔诺-卡拉巴赫上的新冲突——这些只是一部分的事态，或许会激起莫斯科过分自信和干预主义的本能。乌克兰事件表明，俄罗斯可能会采取军事行动。但它似乎更可能使用经济和政治手段，这样既能让苏联加盟共和国看到不追随俄罗斯政策的后果，又避免了帝国过度扩张的危险。

很多都将取决于俄罗斯本身会发生什么。拥有稳定和自信的领导人、经济上得到复苏及在现代化建设方面取得真正的进展，这些将带来对邻国较为宽松的态度。相反，政治疑虑、经济衰退、社会不满以及狂热民族主义的兴起容易引发更多的过敏性反应。

莫斯科采用何种手段还会受到俄罗斯外交政策大背景的影响，特别是它与美国和中国的关系。能够说明问题的是2009—2010年美俄复位全盛时期邻国事务的时事性和敏感性大为减少。当时主要的优先事项是与华盛顿关系的正常化，促进俄罗斯成为良好的国际公民，并争取获得外部援助来发展经济现代化。帝国式的行为被认为是既无必要，也缺乏成效的。

但与西方关系恶化之后，俄罗斯又恢复了原状。2012年12月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将欧亚联盟项目描述为“重新苏联化该区域的举动”，这并不意外，当时的背景是由于叙利亚冲突、普京的国内镇压等一大堆事情，美俄两国的关系日益紧张。[128]同样，欧盟与俄罗斯之间在其他事务关系上的摩擦使双方在（唯独在）共同邻国上的分歧进一步加大。

莫斯科在后苏联欧亚大陆拥有许多影响手段。各国精英之间的关系十分紧密，相似的专制思维进一步加强了他们之间的密切联系。俄罗斯控制着许多这个地区石油和天然气输出必经的基础设施。它仍然是该地区重要的贸易伙伴和国外投资的来源。此外，俄罗斯为来自苏联加盟共和国的十几万外籍工人提供了就业机会，其军事能力有时对加强各政体的稳固性颇有裨益。[129]俄语仍然得到广泛运用，俄罗斯的电视、广播和文化一直广受欢迎。

虽然中国正在崛起，但伊朗和土耳其等其他区域成员越来越多地参与区域事务，只要俄罗斯明智地使用上述王牌，就能确保它在欧亚大陆几十年的强势地位。然而，俄罗斯的长期命运将取决于它是否能够信奉后帝国思维，即视苏联加盟共和国均为主权平等的主体，而不是俄罗斯的领地。俄罗斯需要认识到它们比以前拥有更大范围的选择权，所以只有当合作为它们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时，它们才会投向俄罗斯。因此，莫斯科面临着一个艰难的选择：或是重新调整其对后苏联欧亚大陆的政策，展望光明的前景；或是死守帝国尊严，眼看其影响力消失殆尽。[130]

[1] 题记：Three Kingdoms:A Historical Novel,attributed to Luo Guanzhong(Beijing:Foreign Languages Press/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3[fourteenth century CE]),p.5。

[2] 关于本章讨论的问题更大的挑战之一是术语。“近邻”和“后苏联空间”在语调上是俄罗斯中心和占有式的，因而许多苏联加盟共和国不喜欢。但很难找到令人满意的替代词。“独联体”是一个过时的术语，往往是指独联体机构。“新独立国家”是毫无意义的，这些国家已经独立了超过20年。最后，“欧亚大陆”这个术语让人迷惑，因为它可以指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欧亚大陆，或是后苏联的欧亚大陆——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又回到了苏联主义的问题。

[3] 梅德韦杰夫在2008年8月31日接受俄罗斯电视频道采访时将“俄罗斯享有特殊利益的地带”定义为“与我们共享特殊历史关系、密切相连的友邻国家的家园”(http://archive.kremlin.ru/eng/speeches/2008/08/31/1850_type82912type 82916_206003.shtml)。

[4] Vladimir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2012(http://valdaiclub.com/politics/39300.html).

[5] Adam Michnik,“Putin Is Trying to Reconstruct the Russian Empire,”New Republic,July 21,2014(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8790/after-malaysiaflight-17-we-should-call-putin-shameless-thug);“Russia and Ukraine:the Home Front,”The Economist,March 15,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599061-kremlins-belligerence-ukraine-will-ultimately-weaken-russia-homefront).

[6] Dmitri Trenin,“Of Power and Greatness,”in Piotr Dutkiewicz and Dmitri Trenin(eds),Russia:The Challenges of Transformation(New York University Press,2011),p.410.

[7] Dmitri Trenin,Post-Imperium(Washington: 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 Fyodor Lukyanov,“Kremlin's Imperial Ambitions Ended in 2010,”Moscow Times,December 23,2010(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kremlins-imperial-ambitions-ended-in-2010/427658.html).

[8] Ross Terrill,The New Chinese Empire — and What It Means for the United States(New York:Basic Books,2003),p.3.

[9] 詹姆斯·希尔指出，最近版本的俄罗斯军事准则反映了国家作为独立的“空间地理现象”参与主宰“空间”争斗这一观点的复兴，参见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Russia's Influence Abroad(London:Chatham House,2013),p.12。

[10] 近年来莫斯科以各种方式向波罗的海国家施压，包括网络攻击、能源截断、进口禁令、指控它们虐待讲俄语的少数民族，还骚扰这些国家在莫斯科工作的外交官。

[11]“Vneshnyaya politika Rossii i novoe kachestvo geopoliticheskoi situatsii”[Russian Foreign Policy and a Qualitatively New Geopolitical Situation],Diplomatic Yearbook of the Russian Foreig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December 15,2008(http://www.mid.ru/bdomp/brp_4.nsf/2fee282eb6df40e643256999005e6e8c/80f92fa1b96d767ec3257520002dd4ae!OpenDocument).

[12] 普京在俄罗斯联邦会议上的讲话，2005年4月25日(http://archive.kremlin.ru/appears/2005/04/25/1223_type 63372type63374 type82634_87049.shtml)。

[13]“俄罗斯世界”成立于2007年6月，其主要作用是推动俄罗斯语言和文化的发展（http://www.russkiymir.ru/fund/）。詹姆斯·希尔指出，克里姆林宫的文化政策挑战了苏联其他国家文化的完整性和真实性，参见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pp.111-112.

[14]“俄罗斯在21世纪的意识形态应该是以‘自由帝国’为目的的自由资本主义”，参见阿纳托利·丘拜斯：“俄罗斯应着眼于在独联体内创建一个自由帝国”，《真理报》官网，2003年9月25日(http://english.pravda.ru/news/russia/25-09-2003/52757-0/)。

[15] 据说丘拜斯又回归了“自由帝国”的想法，声称这本质上是说服叶利钦追求市场的口号，而不是解决俄罗斯经济问题的中央集权的方式——来自笔者2013年6月与某个保密人士的书信往来，他的原话是丘拜斯提到“位于‘自由帝国’中心的一串21世纪最伟大的民主国家，包括美国、统一的欧洲、日本及俄罗斯”(http://english.pravda.ru/news/russia/25-09-2003/52757-0/)。

[16] 尽管如此，莫斯科已投资数十亿美元来支撑阿布哈兹、南奥塞梯，德涅斯特河沿岸共和国等分离地区，参见William Schreiber,“The Hidden Costs of a Russian State let in Ukraine,”The Atlantic,March 4,2014(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4/03/the-hidden-costs-of-arussian-statelet-in-ukraine/284197/)。

[17] Jeffrey Mankoff,Russian Foreign Policy:The Return of Great Power Politics,2d ed.(Lanham,Md.:Rowman and Littlefield,2012),p.6.

[18] 2014年在澳大利亚的一次研讨会上的评论。

[19] 例如，Trenin,Post-Imperium。

[20] 1997年俄罗斯签订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协议，同意把俄罗斯黑海舰队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租期延长20年，承认乌克兰的领土完整，包括克里米亚地区。

[21] 叶利钦只对中亚进行过一次正式访问，还因病缩短了行程，参见“缩短中亚之旅，叶利钦进行休整”，英国广播公司报道，1998年10月13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europe/192407.stm)。

[22] 根据1654年的《佩列亚斯拉夫协议》，札波罗热的哥萨克同意乌克兰听命于俄国统治。苏联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和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认为自己既是乌克兰人又是俄罗斯人。即便是苏联解体的实行者叶利钦也声称“没有乌克兰便无法想象俄罗斯”，参见Midnight Diaries(London:Phoenix,2000), p.243。

[23] 普京对瓦尔代俱乐部成员的讲话，2013年9月19日(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24] 2014年乌克兰从俄罗斯直接进口天然气的总量下降了40%，降至145亿立方米，参见埃琳娜·玛兹内娃（Elena Mazneva）：“由于需求下降，俄罗斯2014年天然气出口创10年来最低”，彭博社报道，2015年1月13日(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1-13/russia-2014-gas-exports-seen-lowest-in-decade-as-nations-cut-use)。

[25] 这些措施包括对非政府组织“政治”活动，即那些促进民主和法治活动进行严格限制、创建纳什组织营造亲政府的情绪、进一步控制主流电子媒体。

[26] 橙色革命亦是如此。在2004年总统选举中普京积极帮助亚努科维奇参选，在多种场合出访基辅，故尤先科的胜利是一个特别沉重的打击。

[27] 谢尔盖·戈雅乔科（Sergei Goryachko）：“普京被视为不可替代：俄罗斯欲第四次选其为总统”，《商业日报》官网，2014年5月15日(http://www.kommersant.ru/doc/2470499)。

[28] Clifford Gaddy and Barry Ickes,“Ukraine:a Prize Neither Russia nor the West Can Afford to Win,”Brookings,May 22,2014(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4/05/21-ukraine-prize-russia-west-ukraine-gaddy-ickes).

[29] 参见第2章，第77条注释(http://uacrisis.org/ukrainians-public-opinions-proeurope-skeptical-moscow/)。

[30]“Khoteli kak luchshe,a poluchilos kak vsegda.”“我们希望最好的，但结果是一如既往的糟糕”。

[31] Alexander Bogomolov and Oleksandr Lytvynenko,“A Ghost in the Mirror:Russian Soft Power in Ukraine,”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January 2012,pp.6,9.

[32] John Besemeres,“Ukraine:Time to Cut a Deal?,”Inside Story,May 30,2014(http://inside.org.au/ukraine-time-to-cut-a-deal/).

[33]“和平伙伴关系”是北约和个别欧洲-大西洋国家之间的防务合作计划。其活动取决于国家的需要，但一般包括国防改革、国防政策和规划，以及军民关系。除波罗的海三国外（它们是北约的正式成员），苏联的其余所有十二个加盟共和国包括俄罗斯，都加入了“和平伙伴关系”，虽然它们承担的义务大不相同。

[34]“北约与乌克兰的关系”，2014年12月16日(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topics_37750.htm?selectedLocale=en)。

[35] Smitta Purushottam,“Ukraine’s Flirtation with China and Russia's Quest for a Eurasian Union,”IDSA Issues Brief,November 4,2011,pp.5-6;Stephen Blank,“Why China Courts Eastern Europe,”The Diplomat,February 25,2012(http://thediplomat.com/2012/02/why-china-courts-eastern-europe/).

[36] Oleksandr Okhrymenko,“Ukraine Opens New Era in Relations with China,”EurActiv,December 11,2013(http://www.euractiv.com/europes-east/ukraine-opensnew-era-relations-analysis-532288).

[37] Slawomir Matuszak,The Oligarchic Democracy:The Influence of Business Groups on Ukrainian Politics,OSW Studies 42,September 2012,Center for Eastern Studies,Warsaw.

[38]“2013年乌克兰将大幅削减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俄新社，2012年11月16日，（http://en.ria.ru/news/20121116/177515276.html）。

[39] 2013年报道说克里姆林宫支持自己人维克多·梅德韦德丘克（Viktor Medvedchuk）参与2015年乌克兰总统选举，参见耶夫亨·索隆涅那（Yevhen Solonyna），“俄罗斯乌克兰计划：所谓泄露的战略文件引发警报”，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13年8月20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ukraine-leaked-strategy-document/25081053.html)。考虑到梅德韦德丘克非常低的支持率（1%）、推进“第五纵队”人物的复杂性，以及亚努科维奇下台可能会带来一个更加自由和亲欧的政府的风险，（后来已经被证实）这是一个高风险的赌注。尽管如此，克里姆林宫还是认为梅德韦德丘克对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的乌克兰是有用的：作为各种哥萨克和斯拉夫-东正教团体的傀儡，作为一个由欧安组织安排的乌克兰境内三方联络组“调解员”。参见Vladimir Socor,“The Contact Group in Ukraine Weighted toward Russia,”Eurasia Daily Monitor,vol.11,no.131,July 18,2014(http://www.jamestown.org/single/?tx_ttnews[tt_news]=42645&no_cache=1#.VGX WAMl0V-0)。

[40] 克里姆林宫恰好在亚努科维奇被推翻之前开始这样的动作，能够看出俄罗斯对其未能抑制乌克兰反政府示威运动的关注度。参见“Sergei Glazyev,‘Federalization — Not an Idea,but a Clear Need,’”interview in Business New Europe,February 6,2014(http://newseurope.me/2014/02/06/sergei-glazyevfederalization-idea-clear-need/)。“联邦化”这一术语已经由一度流行到过时，有时被“权力下放”等标签所取代，然而，其含义仍然是不变的——在克里姆林宫控制下决策权从基辅下放到东部地区。

[41] 参见第2章，第86条注释。

[42]“The War Next Door: Can Merkel's Diplomacy Save Europe?,”Spiegel Online,February 14,2005(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minsk-dealrepresents-and-fragile-opportunity-for-peace-in-ukraine-a-1018326.html);Keir Giles,“Putin Celebrates Victory,”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May 11,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4293).

[43]“乌克兰军队从德巴尔切夫重镇撤退”，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5年2月18日(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31519000)；Shaun Walker and Oksana Grytsenko,“Ukraine Forces Admit Loss of Donetsk Airport to Rebels,”The Guardian,January 21,2015(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jan/21/russiaukraine-war-fighting-east)。

[44]“俄罗斯总统办公厅主任称乌克兰的事态发展为‘种族灭绝’”，俄通社-塔斯社，2014年6月19日(http://itar-tass.com/en/old-russia/736809)；与此类似，普京随后称基辅对顿涅茨克地区中断天然气供应“听上去像是种族灭绝”，2015年2月25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23648)。

[45] 可能的情况包括“吞并”卢甘斯克和顿涅茨克、实施“新俄罗斯”项目，即接管从顿涅茨克到德涅斯特整个黑海沿岸、吸纳乌克兰东部主要城市哈尔科夫（距离俄罗斯边境40公里）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甚至占领整个第聂伯河以东的乌克兰，导致其分裂为西部属于欧洲东部属于俄罗斯。如果最后一个情况实现，将重回18世纪下半叶叶卡捷琳娜二世为主要统治者时波兰的四分五裂状况。

[46] Zbigniew Brzezinski,The Grand Chessboard:American Primacy and its Geostrategic Imperatives(New York:Basic Books,1997).

[47]“普京威胁若乌克兰与欧盟建立贸易伙伴关系将对基辅采取‘防御措施’”，俄罗斯新闻网，2013年8月22日(http://www.newsru.com/finance/22aug2013/ukr_print.html)。

[48] Roger McDermott,“Karimov-Nazarbayev Summit Signals Shift in Central Asian Security,”Eurasia Daily Monitor,June 18,2013(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tt_news]=41034&tx_ttnews[backPid]=685&no_cache=1#.VSgiwpPAr9o).

[49] 例如“9·11”事件之后，纳扎尔巴耶夫不再让美国使用在哈萨克斯坦的基地，以此得到莫斯科的好感。同时他又不得罪美国，为美国军队和设备进入阿富汗提供便利。

[50]“欧盟：与哈萨克斯坦的贸易”，2014年8月27日(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06.pdf)。

[51] 瓦力可汉·托尔肖夫（Valikhan Tuleshov）：“哈萨克斯坦将在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上发挥关键作用”，瓦尔代网站，2012年6月13日（http://valdaiclub.com/near_abroad/44361.html）。

[52] 到2015年6月纳扎尔巴耶夫就75岁高龄了。

[53] Tuleshov,“Kazakhstan Will Play Key Role in Russia's Foreign Policy”;Sultan Akimbekov,“Needless Rush:Another Look at Eurasian Integration,”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1,2014(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eedless-Rush-16499).

[54] 其他领域包括健康、教育、科学、文化和法律等事务，参见Kazakhstan Ministry of Foreign Affairs,Astana Calling,no.336,January 10,2014,p.4。

[55] 欧盟对外行动概况：“欧盟-哈萨克斯坦加强伙伴关系与合作协议”，2014年10月9日(http://www.eeas.euro-a.eu/statements/docs/2014/141009_01_en.pdf)。

[56]“President Vladimir Putin of Russia on Kazakhstan and Its Future,”Tengri News,August 30,2014(http://en.tengrinews.kz/politics_sub/President-Vladimir-Putin-of-Russia-on-Kazakhstan-and-its-future-255793/);“Kazakhstan May Leave EEU if Its Interests Are Infringed:Nazarbayev,”Tengri News,August 27,2014(http://en.tengrinews.kz/politics_sub/Kazakhstan-may-leave-EEU-if-its-interests-areinfringed-Nazarbayev-255722/).

[57] James Marson,“Putin to the West:Hands Off Ukraine,”Time,May 25,2009(http://content.time.com/time/world/article/0,8599,1900838,00.html).

[58] 莫斯科已经采取行动，以防止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利用俄罗斯对欧盟农产品进口的反禁运，参见Dosym Satpaev,“Kazakhstan and the Eurasian Economic Union:the View from Astana,”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12,2015(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kazakhstan_and_the_eurasian_economic_union_view_from_astana395)。

[59] CIA World Factbook,table on“FSU-12 Nation Building:Ethnic Russian Populations.”

[60] 2013年10月1日，白罗斯央行的外汇储备只够负担两个月的进口，参见imports — “Positive Incentives Prop Moscow's Ties with Minsk,Kiev,”Oxford Analytica,October 15,2013。

[61] 如安德鲁·威尔逊（Andrew Wilson）的书名所述，Belarus:The Last European Dictatorship(Yale University Press,2011)。

[62] Wilson,Belarus,pp.227-229; Alex Nice,“Playing Both Sides:Belaru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EU,”DGAP Analyse,no.2,March 2012,p.9.2010年卢卡申科监禁总统候选人竞争对手结束了俄罗斯短暂的幻想。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欧盟官员似乎落入了同样的圈套，参见Charles Grant,“The Slow Dance between Minsk and Brussels,”CER Insight,April 10,2015(http://www.cer.org.uk/insights/slow-dance-between-minsk-and-brussels)。

[63]“俄罗斯明年将在白罗斯建立新的苏-27空军基地部署”，空军技术官网，2014年10月16日(http://www.airforce-technology.com/news/newsrussiato-open-new-su-27-airbase-in-belarus-next-year-4406164)。

[64] 2011年俄罗斯最终完成“俄气”对白罗斯天然气运输公司（白罗斯国有天然气公司）另一个50%的股份的收购，作为回报，从欧亚经济共同体向明斯克提供30亿美元贷款，见第3章第34条注释。

[65] 正如亚历克斯·尼斯（Alex Nice）所指出的那样，卢卡申科打着与俄罗斯“虚拟整合”的幌子奉行一贯的国家政权建设政策，参见“Playing Both Sides,”p.10。

[66] 欧盟和白罗斯之间的经济关系近年来迅速增温。2013年，欧盟占白罗斯贸易的26.2%，仅次于俄罗斯（49.5%），参见“欧盟：与白罗斯的贸易”(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 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351.pdf)。

[67] Ronald Asmus,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Georgia,Russia,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0).

[68] 尼基塔·彼得罗夫：“格鲁吉亚战争暴露了俄罗斯的军事弱点”，俄新社，2008年9月9日（http://en.ria.ru/analysis/20080909/116657490.html）。

[69] 布加勒斯特峰会公报宣布，乌克兰和格鲁吉亚“即将成为北约成员”。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它并没有排出时间表，也未授予乌克兰和格鲁吉亚两国成员行动计划资格（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fficial_texts_8443.htm）。

[70] Asmus,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

[71] 据美国联邦移民局副局长称，2007年下半年有100万格鲁吉亚人在俄罗斯打工，几乎所有的都是非法劳工，参见Singled Out:Russia's Detention and Expulsion of Georgians,Human Rights Watch Report,vol.19,no.5,October 2007,p.32。

[72] 中国外交部发布会，2008年8月；又见Yu Bin,“China-Russia Relations:Guns and Games of August:Tales of Two Strategic Partners,”Comparative Connections,October 2008,pp.1—4(http://csis.org/files/media/csis/pubs/0803qchina_russia.pdf)。

[73] Nina Kurashvili,“Georgia's New Leaders Seek Fresh Start with Russia,”Institute of War and Peace Reporting,November 16,2012(http://iwpr.net/report-news/georgias-new-leaders-seek-fresh-start-russia).

[74] 这样做的方式之一是它们“选择”作为“自治共和国”加入俄罗斯联邦，拥有与车臣或克里米亚相似的地位和特权。

[75] Luke Harding,“Georgia Angered by Russia-Abkhazia Military Agreement,”The Guardian,November 24,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nov/25/georgia-russia-abkhazia-military-agreement-putin).

[76]“欧盟、美国谴责俄罗斯与南奥塞梯签订‘协议’”，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15年3月18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european-union-washingtonrussia-south-ossetia-/26906742.html)。

[77] 欧盟委员会的新闻发布：“欧盟与格鲁吉亚完成关于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区的会谈”（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IP-13-721_en.htm）。

[78] Alexi Petriashvili,Georgian minister for European and Euro-Atlantic Integration,“Association with Georgia Stands to Boost EU Role in Region,Growth and Security,”EurActiv,June 25,2014 (http://www.euractiv.com/sections/europes-east/association-georgia-stands-boost-eu-role-region-growth-and-security-303059).

[79]“美国国际民主研究院（NDI）调查显示格鲁吉亚‘强烈支持'欧洲一体化”，新闻通讯社官网，2014年8月25日（http://agenda.ge/news/20035/eng）。

[80]“南部天然气走廊”是欧洲委员会提议的，以便从中亚和里海输送天然气到欧洲。此术语可泛指所有绕开俄罗斯领土的石油和天然气管道。

[81]“Georgian Patriarch Ilia II Visits Moscow,Meets Putin,”Democracy and Freedom Watch,July 27,2013(http://dfwatch.net/georgian-patriarch-ilia-ii-visitsmoscow-meets-putin-41150).

[82] 涉及里海的法律争议聚焦于应该称之为“海”还是“湖”。如果视之为“海”，便没有正式的障碍能阻止单个国家通过它建立能源管道。但是，如果视之为“湖”，那么其关键之处共属于五个里海沿岸国家（俄罗斯、阿塞拜疆、哈萨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伊朗）。在实践中，俄罗斯与伊朗的大力支持称其为“湖”——俄罗斯是希望防止绕过其领土建设输油管道；伊朗则是由于如果称之为“海”，那它只能享有里海少量的资源。参见Eka Siradze and Otabek Suleimanov,“Legal Status of Caspian Sea,”Natural Gas Europe,August 6,2013(http://www.naturalgaseurope.com/legal-status-of-caspian-sea)。

[83] James Nixey,“The Long Goodbye:Waning Russian Influence in the South Caucasus and Central Asia,”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June 2012,p.4.

[84] 阿利耶夫称阿塞拜疆的年度国防预算为37亿美元——是亚美尼亚政府预算总额的近两倍，比10年前增长23倍。参见Shahla Sultanova and Yekaterina Poghosyan,“Neighbourhood Watches as Azerbaijan Arms Up,”Institute of War & Peace Reporting,July 25,2013(http://iwpr.net/report-news/neighbourhood-watches-azerbaijan-arms)。

[85]“若成员受到来自一个国家或者国家集团的侵略，就可视为对该组织所有成员的侵略……[同时]其他缔约国都要给予包括军事援助在内的必要帮助……”（http://www.odkb.gov.ru/start/index_aengl.htm）。

[86] Rovshan Ibrahimov,“Russia's Borders: Azerbaijan Benefits from Not Offending Its More Powerful Neighbour,”The Conversation,December 10,2014(http://theconversation.com/russias-borders-azerbaijan-benefits-from-not-offending-its-morepowerful-neighbour-35221);Sergei Markedonov,“The Caucasian Factor in Eurasian Integration,”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1,2014(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Caucasian-Factor-in-Eurasian-Integration-16500).

[87] 祖利富加尔·阿加耶夫（Zulfagar Agayer）：“正值亚美尼亚局势紧张之际阿塞拜疆与俄罗斯进行40亿美元军火交易”，彭博社，2013年8月13日(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8-13/azeri-russian-arms-trade-4-billion-amid-tension-with-armenia.html)；又见约书亚·库塞拉：“再次测试亚美尼亚的忠诚，俄罗斯向阿塞拜疆提供更多的坦克”，《欧亚事务》官网，2014年5月25日（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8405）。

[88]“欧盟：与阿塞拜疆的贸易”(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 tradoc_113347.pdf)。

[89] 事实上，阿塞拜疆于2015年2月申请上合组织观察员国待遇。

[90] Joshua Kucera,“The Great Caspian Arms Race,”Foreign Policy,June 22,2012(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2/06/22/the_great_caspian_arms_race).

[91] 从俄罗斯的角度来看，阿塞拜疆国家石油公司（SOCAR）决定选择这条路线，而不是欧盟的纳布科西线来输送沙赫杰尼兹气田的天然气是两害中较轻的，参见沙欣·阿巴索夫（Shahin Abbasov），“阿塞拜疆：涉及管道，就不是个人事务而是纯粹的生意”，《欧亚事务》官网，2013年7月19日（http://www.eurasianet.org/node/67277）。

[92] 如评论员阿尔卡季·杜布诺夫（Arkady Dubnov）所说的那样：“卡里莫夫总统以其政治实用主义而著名（很多合作伙伴称之充其量不过是两面派），”参见“Tashkent Goes,Problems Sta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October 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ashkent-Goes-Problems-Stay-15692)。

[93]“可以把塔什干的外交政策比作钟摆运动：每2~3年，乌兹别克斯坦就远离俄罗斯和其他独联体伙伴，靠向西方，然后又摆回来”，参见“Tashkent Goes,Problems Sta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October 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Virtual-Security-of-Central-Asia-15694)。当然，有理由认为塔什干的均衡策略是最大限度地发挥其战略独立性和主权的最合理方式。

[94] 1999年乌兹别克斯坦退出过集安组织，2006年再次加入。2010年阻止了俄罗斯主导的集安组织力量介入平息吉尔吉斯斯坦南部城市奥什的骚乱。

[95] Dubnov,“Tashkent Goes,Problems Stay.”

[96] 2005年5月13日，乌兹别克斯坦安全部队在东部城市安集延向示威者开火。死亡人数估计达官方所报道的187人到数百人之间。大屠杀遭到西方的谴责，此后，卡里莫夫终止了美军在卡尔希-汗阿巴德空军基地的租约。

[97] 汤姆·巴姆福思（Tom Balmforth）：“中国影响力燃至俄罗斯后院，克里姆林宫平静应对”，自由欧洲电台/自由电台，2013年9月12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russia-calm-china-central-asia-influence/25104383.html)。

[98] 据报道2009年卡里莫夫与美国副国务卿比尔·伯恩斯（Bill Burns）谈话时“沉湎于俄罗斯在中亚的 ‘帝国野心’并警告美国不要‘瞒着我们与俄罗斯做交易’”，参见来自美国塔什干大使馆的电报，2009年7月22日，维基解密(http://www.cablegatesearch.net/cable.php?id=09TASHKENT1271)。自此以后类似的抱怨就成了公开记录的问题。

[99] Laumulin,“Virtual Security of Central Asia.”

[100] 俄罗斯国际事务理事会2013年报告指出，“整个政治体系……是这样一种方式，总统是首要的，同时也是中流砥柱的人物……所有的决定是由总统及其小圈子中的同事做出。当前精英之间的平衡可以被打破，继任者选择的机制尚不明朗”，参见Russia'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Contents,Perspectives,Limitations,RIAC Report 10,June 25,2013,p.11。

[101] 阿列克谢·马拉申科（Alexey Malashenko）恰如其分地将之描述为“东方专制主义和极权主义的共同体”——“Turkmenistan:Has There Been a Thaw?,”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vol.14,no.4,September 2012,p.2。

[102]“俄罗斯因管道爆炸受谴责”，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09年4月10日，（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7993625.stm）;又见马拉申科：“土库曼斯坦”，第7页。

[103] 笔者与担任某家主要西方跨国能源公司的土库曼斯坦代表的交谈，2013年9月。

[104] 这种想法并非完全合乎逻辑。中国从土库曼斯坦和中亚其他国家购买天然气，这削弱了“俄气”在与中石油集团进行有关天然气协议时的谈判立场（见第5章）。

[105] RIAC,Russia's Interests in Central Asia,pp.13-14.

[106] 安德烈·苏兹达泽夫（Andrei Suzdaltsev）评论道，所谓摩尔多瓦商品威胁了国内生产商的说法是荒谬的，它们仅占俄罗斯贸易总额不到0.25%，参见comments by Andrei Suzdaltsev,in Gabrielle Tétrault-Farber,“EU Association Agreements Not Seen as Threat to Russian Economy,”Moscow Times,June 26,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eu-association-agreements-not-seen-as-threat-torussian-economy/502590.html)。

[107] Nicu Popescu and Leonid Litra,“Transnistria:a Bottom'up Solution,”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 Policy Brief 63,September 2012,pp.4-5.

[108] 这笔金额超过40亿美元，参见“俄罗斯利用德涅斯特沿岸天然气债务作为对付摩尔多瓦的政治武器”，采访埃米特·图伊（Emmet Tuohy），摩尔多瓦网站，2013年7月26日(http://www.moldova.org/russia-uses-transnistrian-gasdebt-as-political-weapon-against-moldovainterview-238043-eng/)。

[109] 有关德涅斯特河沿岸冲突和各种调解努力的全面介绍参见William Hill,Russia,the Near Abroad,and the West:Lessons from the Moldova-Transdniestria Conflict(Washington:Woodrow Wilson Center,2012)。

[110] 即便如此，由于叶夫根尼·舍夫丘克（Yevgeny Shevchuk）在2012德涅斯特总统选举中意外获胜，处理蒂拉斯波尔问题也变得更加尴尬。已证明舍夫丘克对莫斯科来说是很棘手的，俄罗斯既不信任他的政治倾向，也不指望他会努力开发更多的合作关系，参见Popescu and Litra,“Transnistria,”p.6。

[111] 为达此目的，克里姆林宫支持前总统弗拉基米尔·沃罗宁（Vladimir Voronin）及其领导的摩尔多瓦共产党人党（PCRM），寄希望于新政府将摩尔多瓦从欧洲一体化拉回来转而投靠俄罗斯。

[112] Fyodor Lukyanov,“Kremlin's Imperial Ambitions Ended in 2010,”Moscow Times,December 23,2010(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kremlins-imperial-ambitions-ended-in-2010/427658.html).

[113] Samuel Charap and Alexandros Petersen,“Reimagining Eurasia,”Foreign Affairs,August 20,2010(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66542/samuelcharap-and-alexandros-petersen/reimagining-eurasia).

[114] David Trilling,“Letter from Bishkek: How Did Kurmanbek Bakiyev's Presidency Fail?,”Foreign Affairs,April 12,2010(http://www.foreignaffairs.com/features/letters-from/letter-from-bishkek).

[115] 参见第3章。

[116] 纳伦大坝的建设已成为哈俄关系与乌俄关系的痛处，参见“俄罗斯控制中亚水坝引起‘与乌兹别克斯坦全面冲突的风险’”，acquaNOW.info网站，2012年9月27日(http://www.ooskanews.com/daily-water-briefing/russian-control-central-asian-damsrisks-full-conflict-uzbekistan_24527)。

[117] Alexey Malashenko,“Kyrgyzstan:A White Ship amidst the Ice of Post-Soviet Authoritarianism,”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vol.14,no.2,March 2012,pp.7-8.

[118]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2013年9月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承诺投入30亿美元进行各种项目的建设，包括从土库曼斯坦到中国的输油管吉尔吉斯斯坦境内段的建设（http://www.azernews.az/region/59416.html）。

[119] 单是“俄气”就承诺投资6亿多美元用于吉尔吉斯斯坦能源基础设施的现代化，参见George Voloshin,“Kyrgyzstan Draws Closer to Eurasian Union amid Crisis in Russia,”Eurasia Daily Monitor,vol.12,no.5,January 9,2015(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5Btt_news%5D=43386&c Hash=f6538a1c4b81e5dfc112a0ec6d693c27#.VNOoQy69FXs)。

[120]“俄罗斯驻塔吉克斯坦基地租约延长30年”，英国广播公司新闻，2012年10月5日，（http://www.bbc.co.uk/news/world-asia-19849247）。

[121] Alexey Malashenko,“Tajikistan:Civil War's Long Echo,”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vol.14,no.3,April 2012,p.9.

[122] Eleanor Dalgleish,“Goodbye Lenin:Tajikistan's Historical Narrative,”Open Democracy,April 3,2013(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eleanordalgleish/goodbye-lenin-tajikistans-new-historical-narrative).

[123] Nixey,“The Long Goodbye,”pp.4-5.

[124] 2013年，欧盟占亚美尼亚对外贸易总额的27.9%，而俄罗斯占24.3%，参见“欧盟：对亚美尼亚的贸易”(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345.pdf)。

[125] Celeste Wallander,“Russian Transimperialism and Its Implications,”Washington Quarterly,vol.30,no.2,2007.

[126] Andrew Wood,“A Russian Requiem,”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April 8,2014(https://www.chatham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8918).

[127] 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于1989年写道：“俄罗斯性格和传统里没有什么表明它会优雅地接受帝国的衰落”，参见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Great Powers:Economic Change and Military Conflict from 1500 to 2000(London:Fontana,1989),p.664。2010年列瓦达中心进行的一项民意调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你认为俄罗斯应该恢复其帝国地位吗？”，令人惊讶的是78%的受访者持肯定回答。参见Alexei Levinson,“A Smaller Empir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7,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Notion-of-Empire-as-Applied-to-Todays-Russia-15142)。

[128]“克林顿称欧亚一体化为致力于‘再苏维埃化’”，欧洲自由广播电台/自由电台，2012年12月7日(http://www.rferl.org/content/clinton-callseurasian-integration-effort-to-resovietize/24791921.html)。

[129] 第201摩步师对支撑塔吉克斯坦的拉赫蒙政权起了关键作用。

[130] 伊戈尔·托巴科夫指出：“正是扶植后苏联统治者的政策延缓了任何可能的一体化进程；专制权力是不可分割的：它不能被转让或委托给任何超国家机构”，参见“‘What Does Russia Want?’Investigating the Interrelationship between Moscow's Domestic and Foreign Policy,”DGAP Analyse,no.1,May 2011,p.11。

第5章
转向东方

如果你想往东去，千万别向西走。

——罗摩克里希纳（Ramakrishna），19世纪神秘主义者

我不同意“重返亚洲”这个词……那儿并没有发生什么惊人的事情，俄罗斯外交政策也并未取得重大的进展。

——杜起文大使，2014年9月[1]

俄罗斯需要与亚洲展开合作，这几乎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0世纪90年代的欧洲正处于前所未有的繁荣时期，然而即使在那时，亚太地区已经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舞台。任何一个大国都希望在这个地区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如果这个大国四分之三的国土以及大部分的自然资源都在亚洲，那就更是如此。

然而在苏联解体后的大部分时期，俄罗斯恰恰没能做到这一点。尽管它一再宣称会采取“多方位的”外交政策[2]，莫斯科对亚洲事务的兴趣并不大，甚至常常没有兴趣，而它的关注也完全是有目的的。如果亚洲重要，那么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亚洲与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互动有关，并与它在世界上的地位有关。

俄罗斯忽略亚洲是有原因的。只有20%的俄罗斯人居住在欧洲和亚洲之间传统的分割线——乌拉尔山脉——以东。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活动的主要中心位于俄罗斯的欧洲部分。此外，13世纪蒙古人入侵以及随后蒙古人占领（所谓的蒙古之轭）俄罗斯长达三个世纪[3]，这些事件带来的创伤说明了为什么历届政权——沙皇、苏联以及后苏联时期都很难与亚洲相处。对于大多数俄罗斯人而言，亚洲是“他者”的化身：有时它威胁俄罗斯，有时它受到俄罗斯的轻蔑或让俄罗斯感到困惑，但它总是（与俄罗斯）格格不入。

鉴于这种心态，对试图加强其国际影响力的俄罗斯而言，亚洲的崛起尤其具有挑战性。莫斯科的决策者呼吁结束美国主导的政治秩序和西方主导的全球经济。但是，“后美国世界”的到来要求他们做出违反直觉的选择，包括摆脱一直限制俄罗斯进入亚洲的偏见和无知。

有关俄罗斯“转向东方”[4]的讨论对此难题进行了阐述。知识分子们认为，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必须适应这样一个世界，在这个世界里，“全球大国……从西方向东方转移，主要向亚太地区转移”。也有人乐观地把俄罗斯看成是“这一发展速度最快的地缘政治区域的一个组成部分”。[5]然而，许多观察家都担心，在一个正加速转型的新的现实世界中，俄罗斯可能难以繁荣昌盛。[6]当政者的声明强调机会[7]，但是亚洲的崛起对俄罗斯利益的挑战和潜在威胁是十分可畏的——尤其相对中国，俄罗斯显得较弱。[8]俄罗斯远远无法成为一个新兴国际体制的赢家，它会发现自己在当代政治的活力面前感到无所适从。

因此，问题不是莫斯科是否需要以更认真的态度对待亚洲，而是如何认真对待。它需要达成什么目标？通过何种方式达成目标？它自然会采用它熟悉的方法：强调俄罗斯的传统角色，指出俄罗斯是一个地缘政治大国。按照这种说法，即使它不能与美国和中国相匹敌，也可以发挥“平衡国”的作用[9]，但这样的野心几乎与俄罗斯必须起作用的新世界无序和亚洲区域混乱毫不相关。他们展现了一个过时的、弄巧成拙的亚洲观，这种观念把亚洲作为全球大战略的舞台。他们误解了区域政治和经济过程的动态性，把俄罗斯“转向东方”的策略变成一个空洞的口号。

定义亚洲与“亚洲性”

从地理位置上看，亚洲由西向东从乌拉尔山脉延伸到太平洋，由北向南从北极延伸到印度洋和东南亚。然而，俄罗斯人倾向于从狭义的角度理解亚洲，认为亚洲指亚太地区加上印度。[10]伊朗和阿拉伯世界被他们看作近东部分，而中亚属于后苏联空间、近邻或欧亚大陆。有一些国家例外，他们不适用于这些参数，比如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蒙古，但总体而言，俄罗斯的精英们支持亚洲大陆以东亚为中心的观点。

“转向东方”这句话反映了这种地理上的偏见。中东和中亚经常被描述为“南部”的一部分，中国、印度、日本、韩国和东南亚属于更广义的“东方”。至于美国，它被视为一个闯入者。在主流的俄罗斯文献中，它代表着欧洲-大西洋地区的强国和西方文明，它在亚洲是活跃的，这并非因为它属于那里，而是由于它是唯一的超级大国。

这引入了一个问题：亚洲对俄罗斯感觉如何？长期以来，俄罗斯被描述为一个欧洲文明，而不是一个欧亚帝国。[11]但是，近年来，把俄罗斯描述为“欧洲-太平洋地区的强国”已被大众认可，并且还增加了一个让人不解的词汇（亚洲的、欧亚的和亚太地区等）。

区分欧亚和欧洲-太平洋地区十分重要。乍一看，他们好像是近义词，但从文化和历史上来说，二者非常不同。把俄罗斯说成欧亚国家是为了强调其独特性和它作为核心国的地缘政治地位。[12]说它是欧亚国家，表明自蒙古人入侵以来，西方文明和东方影响二者互相融合，这种独特性成为俄罗斯身份的象征。并且因为自第17世纪初征服西伯利亚以来，俄罗斯占领了欧洲和（东）亚洲之间广阔的地带，所以说它是欧亚国家。最关键的是，说它是欧亚国家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是亚洲的，而是一个处于欧亚之间的、独立的文明。这种自我认同感根植于这种流行观念之中，即认为俄罗斯是（欧亚）文明的桥梁，是实现美国和中国之间地缘政治的一种平衡力量（见第2章）。

相比之下，欧洲-太平洋地区是一个现代的概念，它从莫斯科的视角，强调国际趋势的变化：西方衰落、其他地区崛起、全球权力转移到东方。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术语，它否认西方的主导地位，提倡加强与亚太地区的交往。与欧亚主义不同，它反映了一个前瞻性的计划，而俄罗斯几个世纪以来一直是一个欧亚大国，它还没有成为一个欧洲-太平洋地区的国家和一个完全的亚洲国家。欧洲-太平洋这种愿景比欧亚主义更雄心勃勃。它不仅寻求维护俄罗斯的民族身份和跨（传统欧亚）大陆的身份，而且要根据实际情况确立这种身份。[13]作为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俄罗斯将会把东亚的活力和仍然强大的西方文化以及技术这两块王牌，与俄罗斯结合起来。

愿望与成就

除非莫斯科能够解决以下三个问题；否则，要实现这样一个雄心勃勃的愿景是不可能的。俄罗斯对亚洲的政策长期存在三个问题：（1）工具主义，这扭曲了它与亚洲国家和机构的关系；（2）过度的中国中心论，这使它忽略了一些重要的亚洲关系；（3）那些浮夸赞誉之词和让人印象不深的成就之间的差距。在后苏联时代，这些问题已经使俄罗斯置于亚洲的外围区域。

工具主义

俄罗斯无法实事求是地评估与他国关系，这是最严重的问题。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亚洲对莫斯科的重要性主要取决于它处于俄罗斯和苏联对全球设计中的位置。它是实现与美国这个超级大国之间的对抗和与中国之间单独的“冷”对抗的舞台。[14]尽管莫斯科偶尔试图申明某项政策，但它对亚洲事务表现出极少的兴趣。[15]相反，苏联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与美中之间的三方外交。20世纪50年代是苏联与北京具有“牢不可破的友谊”的时期[16]，在这一时期，克里姆林宫希望争取中国作为盟友，反对美国（以及其亚洲盟国）。在1972年美国尼克松总统访华后，面对新的中美协定，苏联的这种希望就变成了一种受围心态。[17]

正如第2章所说，即使在苏联解体以及俄罗斯的战略和经济崩溃之后，这样的“三角主义”仍然存在。叶利钦政府大力运用工具主义者的概念，比如“多极世界秩序”。[18]多极化成为一个改进的或者伪两极的简写版。[19]如果俄罗斯不再能与美国相提并论，它将寻求志同道合的伙伴，制衡美国的“单极”力量。中国，以其规模和潜力，自然是完成这一任务的候选人。

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强调实现国内现代化并与西方接触，这从“和平崛起”这个概念[20]和对地缘政治平衡缺乏相应的兴趣之中可以体现出来。它意味着俄罗斯在东西方都变得越来越被边缘化。

在20世纪90年代，莫斯科固执地偏爱竞争的多极性，这限制了它发展有效的亚洲战略的能力。它还传达了这样一个令人遗憾的消息，即对亚洲的兴趣只取决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亚洲起到制衡美国力量的作用。这也成为一种手段，让俄罗斯在与亚洲没什么关系的地区获取更大的利益，如北约扩张和后苏联空间。

关于区域多边机制的极其明显的象征主义加剧了克里姆林宫工具主义的效果。当俄罗斯开始与欧洲的北约、欧洲理事会、欧安组织等机构进行合作之时，它在亚洲没有做出相应的努力。虽然俄罗斯是东盟地区论坛成员，并于1998年加入了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它在亚洲的安全建设和经济合作过程中仍然属于兴趣索然的旁观者。[21]

在这种工具主义确立的模式下，俄罗斯与亚洲的关系不可避免地受到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异常关系的影响。通常情况下，决策者在困难时期会谈论亚洲的重要性，特别是中俄伙伴关系，例如，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在1999年科索沃危机之后，以及在以美国为首的干预伊拉克和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便是如此。但只要与西方国家的关系解冻，俄罗斯外交政策中亚洲的重要性就会明显下降，比如苏联解体和“9·11”事件之后，或者美俄关系重启（2009—2010年）之时，情况便是如此。

在与亚洲的关系中，影响俄罗斯外交政策其他领域的零和心态尤为明显。合作常常成为复仇的条件，成为俄罗斯受到西方轻视后的反应，而不是作为理性调整过于以美国和欧洲（程度略小）为中心的外交政策的手段。[22]换句话说，（外交政策的）重点与东方的关系不大，而与从西方撤出（或给西方一个教训）有更大关系。不出所料，亚洲精英们认为俄罗斯很少认真为自己着想，而是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这种动机来自于无可救药的西方中心论。[23]

2000年1月普京掌权之后，在俄罗斯与亚洲的主要关系中，双边问题开始显得更加突出。最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加强和扩大与中国的关系。2005年确定了边界；1998年和2007年之间的贸易增加了8倍，从57亿美元到480亿美元；人员来往显著增加。（例如，2006年，有200万俄罗斯人前往中国，90万中国人前往俄罗斯。）[24]与日本的贸易也大幅增长[25]，有迹象表明，即使亚洲仍然指的是亚洲大国——中国、日本和印度，俄罗斯的精英们也已开始重视与亚洲交流的内在重要性。

尽管如此，普京任职的前两个总统任期内，莫斯科仍然认为亚洲的重要性主要体现在推动俄罗斯在多极世界的全球权力中心。它的政策重点几乎全部集中在西方国家。这些不仅包括“西方”的问题，例如导弹防御、北约东扩以及欧洲-大西洋地区的未来安全，而且也包括了更广泛的国际事务，如阿富汗战争、对伊朗的制裁、国际恐怖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在这些讨论中，亚洲国家要么被忽略，要么是为了凑数来对抗西方力量，比如中国或者印度（较少一些）。与此同时，莫斯科对亚洲国家扮演主要角色的地区没有什么兴趣。它对朝鲜半岛的参与是微不足道的，它在亚洲安全和经济问题上也只是表面参与。

中国中心主义

一直以来，俄罗斯与亚洲的关系的特点之一是这种关系由它与中国的关系所决定。曾经有过其他亚洲国家非常高调的短暂时期：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日本、1904—1905年的日俄战争和20世纪70年代的印度，当时英迪拉·甘地（Indira Gandhi）任印度总理，勃列日涅夫任苏联领导人。但更多情况下，中国往往是亚洲的代名词。即使在今天，许多俄罗斯人认为全球力量的“东移”意味着中国的崛起。

在很多方面，中国优先是毋庸置疑的。中国是俄罗斯最大的邻国，两国共享4000多公里的边境（苏联时期是7000公里）。它是亚洲最大的经济体，并且在未来几年的某个时候其国内生产总值将会超过美国。它的区域影响力正在迅速增长，对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中亚有直接的影响。它代表了一个巨大的、快速扩大的能源市场。它有望成为下一个超级大国，这个地位会全方位地影响俄罗斯利益。因此，莫斯科应该优先考虑与北京的伙伴关系，这是合乎逻辑的。

还有一个度的问题。这是中国问题的焦点。毫不夸张地说，在叶利钦时代和之后的普京时代，过去20年来，俄罗斯没有一个亚洲政策是“中国+”亚洲政策。在不同的时期，俄罗斯尝试了多种方法，但没有坚持下来。在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和东京试图在东北亚地区制衡中国，后来普京抛出日本牌，想要在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项目上商议一个更好的交易。[26]但这些努力收效甚微，主要是因为俄罗斯与日本在南千岛群岛/北方领土的主权问题上有不可调和的分歧。同样，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偶尔会转向与印度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比如，在20世纪90年代末和20世纪中期，两次建立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轴心[27]，但这些努力毫无结果。

因此，虽然在普京的第一个总统任期内，战略多样性的策略相当明显，但是在2004—2005年后，这个策略让位于强调中俄融合。这种转变是俄美关系恶化的结果，但也有其他的原因。克里姆林宫认为应与北京保持密切关系，这不仅出于安全的考虑——可以加强俄罗斯远东地区，也因为这对于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十分重要。

中国中心主义的本质是自我强化和自我排除。莫斯科在中国下的赌注越大，它与北京的利益和优先权的关系就越紧密，也越难与其他亚洲国家建立更富有成果的关系。过度强调中国中心主义与灵活和全面的亚洲战略两者相对立。然而，莫斯科要摆脱对中国的依赖，需要在外交政策思想方面做出更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变化是，淡化这种假定大国和地缘政治将在可预见的未来主导国际体系的战略文化。只要俄罗斯的政治精英们持有这样的观点，北京将在莫斯科的亚洲政策中处于举足轻重的地位。

言辞与实质

俄罗斯参与亚洲事务的第三个历史性失败是言辞与实质之间的脱节。一般情况下，莫斯科的言辞之中明显表露出亚洲与西方同等重要。地域平衡的主题一直是主要的外交政策和国家安全概念、军事理论及峰会公报的重要内容。然而，俄罗斯的对外政策绝大多数情况下仍以西方为中心。

公平的构想也与经济现实相矛盾。自20世纪90年代初，莫斯科已承诺与亚太地区开展贸易和投资。然而，在2012年，俄罗斯仅占区内贸易总额的百分之一。[28]即使中俄贸易相对成功，也只是因为刚好处于恰当的背景。莫斯科确实将中国作为其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这是因为与中国的贸易比任何一个欧盟成员的贸易更多，这使得全球能源和大宗商品价格大幅上涨。[29]但这掩盖了以下事实：2013年中国仅占俄罗斯贸易总额的11%[30]；与此相比，欧盟占俄罗斯贸易总额近50%，而欧洲和北美国家有超过90%的外国直接投资进入俄罗斯。[31]沉浸在2013—2014年有关中俄石油和天然气交易的兴奋状态中，很容易忘记超过90%的俄罗斯能源出口到欧洲。[32]虽然这一份额在克里米亚事件后有所下降，但是亚洲要想成为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的主要目的地，将需要（至少）20年。

另一组构想涉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的规范趋同，包括所谓的经济形式的趋同。俄罗斯政治家和评论家经常声称，如果戈尔巴乔夫奉行“中国道路”，自下而上进行经济现代化改革[33]，苏联本可以蓬勃发展。最近几年他们转向中国模式（或北京共识）的叙事，以此替代西方形式。但事实上，俄罗斯人从来没有同意甚至理解任何这样的“模式”。他们羡慕中国的成功，但并不想进行自下而上的彻底改变，而正是这种改变造就了中国的现代化。[34]

在一定程度上，这反映了一种规避风险的心态，但它也强调了一个持久的信念，这种信念在许多方面仍以西方为基准。俄罗斯的精英人士把孩子送到欧洲和美国去学习[35]；俄罗斯科学家在西方的大学和研究机构工作；信息技术专家和程序员前往硅谷工作；俄罗斯公司寻求西方的技术和技能；俄罗斯的中产阶级认为自己是欧洲优秀文明的一部分。即使是支持欧亚主义的人也在宣传俄罗斯民族价值观的独特性，而不是俄罗斯与亚洲文化的相似性。随着普京时代可支配收入的稳定增长，更多的俄罗斯人到亚洲去旅游。但这并不意味着共鸣，更别说认同。亚洲代表着新奇和差异，它比以往更方便接触，但仍属于一个不同的世界。

相对而言，这种构想是无害的。认为俄罗斯“在亚洲，而不是亚洲”本不应有什么问题[36]；缺乏“亚洲性”几乎没有阻止德国和巴西这样不同的国家在亚洲有效运作。问题在于俄罗斯自己的认知和亚洲精英对它的看法之间分歧过大，俄罗斯把自己看作拥有特权的大国；而亚洲的精英对它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中的贡献常常不屑一顾。[37]

学习新的经验教训或重复旧的错误？

俄罗斯是否能成为一个真正参与亚洲事务的国家，取决于它是否能够克服工具主义、过度中国中心主义和言辞与成就之间脱节这些问题。这些都是深层次的问题，期待俄罗斯的思想和政策能够早早转变是不现实的。但是，盼望出现一些态度变化的迹象是合情合理的，即使把这些迹象转化为有形的成果需要时间。莫斯科是否从过去的错误和失败中吸取了教训，或者它是否相信它是在正确的轨道上只是需要在各个地方做小小的调整呢？

首先应该意识到，俄罗斯已经取得了一些进展。莫斯科转向东方本身就代表了它承认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对亚洲的政策是有缺陷的。2010年末，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对政治和经济精英们“把亚洲当作世界的一个次区域这种轻蔑态度”进行了评论；承认“该地区其他国家未把俄罗斯看作一个亚太国家”；并将俄罗斯在亚太事务中的角色描述为“边缘化”。[38]

政府知道它必须做得更好。因此，自2011年以来，它开始解决一些潜在的问题。现在普遍认为亚洲以及与它相关的事务确实重要，它不仅仅只是一个全球地缘政治的舞台和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辅助（和工具）。克里姆林宫投入了更多的精力推进俄罗斯在亚洲的关系多元化。除了中国，它还考虑到其他国家，如日本、越南和印度。它不太满足于俄罗斯在亚洲的地位或命运。它对进行实质性合作做出了进一步的承诺，如让俄罗斯大企业与大型商业企业进行合作。

克里姆林宫希望这一推向（转向或重返）东方会改变游戏规则，无论是俄罗斯与亚洲各个国家之间的关系，还是它在亚太地区更广泛的影响都能得以改变。俄罗斯将继续保持它作为美中两国之间天然的地缘政治平衡国以及东西方之间文化桥梁的传统优势，也将利用自己更多的当代优势。它将成为亚洲能源需求的主要来源；武器和民用核技术的重要来源；并且从长远来看，成为整个欧亚大陆的食物和水需求的来源。

但是，正如在外交政策的其他领域一样，普京的理想愿景不断面临超出他所能控制的力量：亚洲和亚洲之外的系统性趋势；不可预见的事件以及根深蒂固的本能。要让俄罗斯精英走向一个更具洞察力、意识更复杂的亚洲，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将它转换成有效的决策则提出了更严峻的挑战。当我们从中国开始，审视俄罗斯的亚洲主要关系时，这一点非常明显。

中国

工具主义和后工具主义。中俄伙伴关系是俄罗斯转向东方以及俄罗斯成为欧洲-太平洋地区大国的核心问题。这个问题相当模棱两可。普京强调与北京关系密切，这是表现出对亚洲的新兴趣或只是在大国继续主导的基础上重申以往的地缘政治思想？与中国的关系是一块试金石，它可以检测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是否告别了工具主义心态，更多地参与到亚洲的商业活动之中。

如前所述，在普京的前两个任期，莫斯科已经对双边问题表现出比叶利钦时代更大的兴趣。全球金融危机加速了这一趋势。中国对金融危机的应变能力似乎表明，它已经成为一个真正的全球大国，这强化了扩大与中国合作这个令人信服的理由。同时，对于俄罗斯过于依赖主要西方经济体的担心，促使俄罗斯开拓新能源市场和寻求外国投资。[39]在经济危机之后，中国表现出极具吸引力的景象：它对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的需求迅速上升；它的资金实力雄厚；区域关系的发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法，以解决长期存在的俄罗斯远东地区发展不足的问题。

但是，如果双边合作更加深入，俄罗斯的对华政策仍需进入后工具主义时代。在与华盛顿关系重启的鼎盛时期，俄罗斯有希望跟美国和欧洲确立建设性的关系，跟中国拥有战略伙伴关系。但是，一旦重启关系从2011年起失去动力，地缘政治平衡状态的旧习惯就又恢复了。由于在导弹防御、叙利亚和俄罗斯国内政治各方面的分歧扩大，俄罗斯与华盛顿缔结关系十分困难的情况再度出现，就像加强与北京接触一样困难。今天，中俄声明把两国在世界事务中“相同”的立场，以及共同反对美国的“单边主义”和西方道德干涉主义放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要的位置上。[40]莫斯科讨好北京，意在促进金砖国家成为一个全球性机构，寻求金砖国家对俄罗斯核心利益的政治支持。[41]

中国作为工具的重要性在乌克兰危机中尤其明显。对于中俄反对西方的新战略趋同已有大量的评论。[42]正如我们以后会看到的那样，这些评论从本质上误解了双方的关系。虽然如此，它们支持了一批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叙事：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全球力量的中心，不再受制于西方；相对于傲慢的美国和日益衰败的欧洲，俄罗斯和中国是生机勃勃的新世界秩序的一部分；俄罗斯未受到公正对待，由于西方的敌对被迫转向东方。[43]在这个过程中，俄罗斯与中国的伙伴关系已成为普京政府获取地缘政治援助的主要来源，它主要希望这种伙伴关系能够起到制衡西方政府的作用。

即使是实质性的双边成果，如2014年5月的中俄天然气供应协议，其重要意义也远远超出了他们的商业价值。虽然达成协议有充分的经济原因，但直到最近，这些经济原因都不足以打破一个长达10年的僵局。乌克兰危机和随后西方对莫斯科的制裁被证明是突破的催化剂。主要问题不再是价格、能源安全或是新市场的发展。最重要的是普京向美国和欧洲表示，俄罗斯在战略上是独立的，不会受到制裁的胁迫，并拥有强大的朋友。换言之，政治和工具性的考虑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

中国中心主义与多样性。克里姆林宫对于它在亚洲依赖中国的风险很敏感。出于本能，它担心这可能导致俄罗斯成为中俄关系中的小伙伴，受制于中国利益和优先事项。另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心理维度。在过去的300年里，俄罗斯人想当然地认为中国软弱和落后，几乎每一个方面都比俄罗斯差。虽然这种观点已经因为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而变得过时，但是莫斯科还远未做好准备，接受中国是一个高级合伙人和一个更具影响力的国家。承认这一点，意味着与他们所认为的复苏的俄罗斯首屈一指这一观点不一致。莫斯科因此热衷于淡化任何贫困的迹象，并向北京表明，它在亚洲拥有其他的朋友和其他的选择。

普京还认识到，中国不是亚洲，或者至少不是整个亚洲。如果俄罗斯转向东方是认真的，它必须考虑中国以外的国家。自全球金融危机爆发以来，这种认识得到了加深。中国外交政策中日益增长的自信及其因此引起的邻国的恐惧，证明了首选中国的策略和亚洲战略二者意义不同，有时可能互不相容。因此，俄罗斯再度兴起对区域和全球层面战略多样性的追求——在与北京发展伙伴关系的同时，也发展与日本、印度和越南的关系。这些行动包含着很大的机会主义成分。当其他主要国家寻求合作以防范中国，或者从中国的视角来说防范美国和日本之时，紧张的亚太环境似乎让俄罗斯扮演了区域平衡的角色。[44]

莫斯科已经从宣告转向实际行动。2013年，它向日本提议政治和解，发展与印度的主要武器销售和核合作，并向越南出售先进的武器。它利用主办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向包括韩国和东盟国家在内的更多的国家宣告它是亚洲的一员。[45]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悖论。尽管做出了这些努力，俄罗斯在亚洲的政策仍越来越以中国为中心，而不是相反。即使在乌克兰危机推动克里姆林宫进一步转向北京之前也是如此。2010—2013年之间，相对于俄罗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而言，中俄伙伴关系差不多在各个方面的重要性都得到了提高。在安理会上，它们的政治一致性，特别是在叙利亚问题上的政治一致性，变得更加紧密。双方在国际问题上持有相同观点，这个主旋律变得更加经久不息。由于全球金融危机，能源合作得到了很大的推动。中国银行为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提供了关键的贷款（250亿美元），西方机构和日本的机构则拒绝提供贷款。作为回报，俄罗斯终于在2010年9月完成了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的大庆支线。军事合作也达到新的水平，举行了多个大型联合演习。自2006年以来，高端武器销售第一次有所进展。[46]中国在亚洲的俄罗斯贸易份额也大幅增加。2008年，贸易额达570亿美元，相比而言，与日本的贸易额价值290亿美元，与韩国的贸易额价值180亿美元。2013年，相应的数字分别为890亿美元、330亿美元和250亿美元。[47]

有时候，莫斯科与中国的目标相符，二者真正志同道合，例如，在反对西方军事干预叙利亚事务上就是如此。有时候，俄罗斯的政策受到自己的战术影响，比如，在2009年的哥本哈根气候变化峰会上，它利用美国和中国的分歧，反对二氧化碳排放的强制性目标，从而减少了自己的义务。但是，莫斯科与北京意见如此一致的主要原因是，它希望在次级优先事项上避免不必要的紧张局势。这一点严重局限于双方对权力的传统理解。虽然普京承认亚洲多元化的存在，但是他认为，最终只有通过北京才能使俄罗斯走上一条更安全、更有影响力的道路，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怎样改善也无法弥补与中国的关系恶化。中国的媒体常常报道中俄合作的成绩、俄罗斯在世界上的重要性，这一切使得这条道路变得更加受人欢迎。[48]

在乌克兰危机事件中，这一问题已经很清楚地显现出来了。并没有因为引入一套新的、关于俄罗斯与中国和亚洲关系的假设，就改变了游戏规则。它明显突出了一点，即中国是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最可能的朋友。克里姆林宫很可能希望通过与东京的政治和解或与新德里加强经济合作来平衡北京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与它平衡美国（和欧洲）的全球使命相比，这一目标显得无足轻重。至于传说中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独立性，莫斯科看起来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重视北京的地缘政治支持、新能源市场、基础设施投资和规范性的同心同德。乌克兰危机暴露了它多元化尝试的浅薄、俄罗斯对中国的战略依赖程度和“转向东方”的狭隘性。

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合作。尽管中俄合作使莫斯科在亚洲的其他关系相形见绌，但他们双方的合作仍然保持着温和的态势。虽然在过去的10年中，双方贸易额大幅增加——从2003年的不到160亿美元增加到2013年的890亿美元——但正如俄罗斯和中国领导人自己所承认的，它几乎没有反映出这两个经济体的规模和相似程度。[49] 2013年，俄罗斯在中国的贸易伙伴中排名第九，占2.2%，不仅远远落后于欧盟（13.4%）、美国（12.4%）、日本（7.5%），而且还落后于韩国、澳大利亚、马来西亚和巴西。[50]莫斯科对于贸易的“不平衡”也不满意，这种不平衡类似于非洲和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与北京的贸易不平衡，他们依靠自然资源的出口获得制造业进口的回报。[51]虽然这样的不对称性反映了他们的比较优势，但是，俄罗斯成为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原材料附庸”或“资源奶牛”却让许多俄罗斯人难以忍受。[52]

长期以来，投资情况都不太起眼；2011年中国只向俄罗斯投资了3亿美元，占当年海外投资总额的0.5%。[53]现在，形势正在发生变化，但这仅仅是因为对俄制裁导致西方投资和信贷融资的大幅短缺。克里姆林宫根本没有其他地方可以获得大量的外部资金。即便如此，中国的投资主要集中在自然资源的开采，而不是一些高附加值产业。[54]

能源合作改变了游戏规则吗？世界上最大的能源出口国和最大的进口国之间的天然互补性很长时间才得以认识，并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外部因素。这显现了中俄合作的曲折和不易。如果没有全球金融危机和西方银行拒绝贷款给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罗斯石油运输公司，就不会有2009年的贷款换石油的协定，以及近年竣工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大庆支线。[55]同样，2013年6月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达成了一笔交易，实现在25年里向中国稳定出口原油。[56]这笔交易得益于俄罗斯与西方关系的恶化以及莫斯科和布鲁塞尔有关具体能源政策的分歧。2014年5月签订的天然气协议是普京决定在西方制裁面前表现出俄罗斯“独立”决心的重要事件。

有人争辩说，交易完成的方式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最终结果。然而，中俄能源合作的经验表明，签署合同只是第一阶段，后面经常会面临拖延和困境。例如，2009年的贷款换石油的协议在初期就遇到了问题，莫斯科指责中国未能及时支付。按照2013年的石油协议，在这么长的周期内价格必然会波动，更不用说其他情况下的各种变化了。由于2004年之后全球石油价格暴涨，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之间的早期协议几乎瓦解，必须在双方互带敌意的情况下重新协商。[57]即使最新的石油协议得到全面实施，对于中国而言，俄罗斯只是越来越多的供应商之一。2013年它的市场份额为9%，排在沙特阿拉伯（19%）和安哥拉（14%）之后，与阿曼、伊朗和伊拉克的份额大致相同。[58]虽然这个比例处于上升之中，但是由于北京选择面宽，这可能导致它在某些阶段重新谈判或违背协议。[59]

俄罗斯向中国输送天然气的前景不容乐观。2014年5月的协议很有可能“将对区域和全球模式下的天然气贸易和能源安全有重大影响”[60]，但需要首先面对许多复杂的挑战：缺少明确的价格，关于施工和管道路由的突出问题，确保大量资金使合作成为现实。[61]其他项目的记录表明，预计2018年开始天然气输送过于乐观。俄罗斯联邦储蓄银行2014年的一份比较乐观的报告估计，有可能要到21世纪20年代末才会达到预期年产量380亿立方米。[62]更令人担忧的是，在2015年3月有报道称，由于能源价格下降，这个项目失去了经济价值，已经暂停。整个环境不可能变得更好。区域性天然气中心的发展和未来10年全球天然气市场的发展将导致更大的价格波动。［这是在谈判中遇到的一个问题，当时“俄气”断然拒绝中石油以美国亨利港（Henry Hub）天然气期货为基准调整价格的建议。］[63]

但中俄天然气合作可能面临的最大风险来自中国的能源政策。与石油进口一样，北京曾经努力拓宽天然气、煤炭和可再生能源的选择面。中国在中亚的能源需求者中处于领先地位。2013年，它从土库曼斯坦进口的天然气超过240亿立方米，预计该需求量在2014年达到400亿立方米，在2020年达到650亿立方米。[64]与由中俄协议所设想的西伯利亚力量天然气管道不同，中国—中亚天然气管道系统不仅存在而且迅速扩大。[65]中国也正在建设新的液化天然气码头，意图大幅增加来自澳大利亚、卡塔尔、印度尼西亚和马来西亚的进口天然气。他们正在开发有可能是世界上最大的页岩气储量。[66]北京一直致力于把中国能源消费中可再生能源的份额提升至15%。

这些增加了俄罗斯对2014年5月的协议和未来合作可持续性的疑虑。虽然中国的需求不断升级意味着它将进口大量的俄罗斯天然气，但它很难不利用其日益增长的能源多样化作为调节杠杆。与许多欧盟成员不同的是，如果需要，中国可以转向其他地方，比如中亚。此外，莫斯科和北京有不同的目标。中国不仅要天然气，而且还进入区域天然气市场。这种不同的目标可能会带来越来越多的摩擦。俄罗斯不会像克里姆林宫希望的那样能成为横跨欧洲和亚洲的能源国；相反，由于受到更广泛的双边关系的负面影响，俄罗斯可能最终成为区域竞争加剧、价格下跌、全球供应过剩的受害者。

长期以来，莫斯科在能源勘探和开发中实际奉行“除了中国人谁都行”的政策。它常禁止中国公司在重大项目中取得股权，同时鼓励美国、欧洲、日本和印度这些其他外国合作伙伴更积极地参与进来。在这样的背景下，2013年是突破性的一年。俄罗斯石油公司允许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在北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联合开展石油勘探项目，而俄罗斯最大的私人天然气公司诺瓦泰克公司向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出售了亚马尔（Yamal）合资公司20%的股份。[67]

这种新的趋势表明俄罗斯朝着一种不太防范中国的心态改变。但是，如果想让长期存在的不信任问题因几次协议的签订就奇迹般消失，那不太现实。俄罗斯石油公司与中国石油天然气集团公司的合资企业具有一定的投机性，与俄罗斯石油公司更大的合作伙伴埃克森美孚公司相比显得相形见绌。[68]当涉及大规模的能源开发项目时，克里姆林宫仍然优先考虑西方的国际石油公司。这主要因为，这些公司自己可以提供俄罗斯所需要的先进技术。但俄罗斯这样做也出于这些考虑，即国际石油公司是独立的实体，它不像中国石油公司那样是一个外国的机构。西方就乌克兰事件对俄罗斯实行制裁这件事对这些想法提出了挑战，但并未推翻这些想法。也就是说，尽管俄美关系的危机加深，2015年春天埃克森美孚公司仍是俄罗斯远东地区最大的外国投资者。

观点相同的神话。言辞与现实之间的差距在政治关系中也很明显。在过去的20多年里，中俄已经稳步从“战略伙伴关系”正常化发展到今天的“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69]在这个过程中，虚拟现实已经出现，其大意是俄罗斯和中国对世界的看法和世界面临的挑战意见一致。这个幌子在一段时间里至少愚弄了一些人，许多西方评论家认同针对西方利益和价值观的这个神话。[70]

莫斯科和北京在很多方面意见一致，如不接受道德干涉主义和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威胁，以及不愿看到一个过于强大的美国，但是他们在事关自身利益和优先事项的很多方面都有分歧。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他们经常被认为在对待美国的态度上是完全一致的，而这恰恰是他们最大的分歧所在。对于北京而言，美国是一个真正的、不可或缺的伙伴。中美关系相当紧张和备受困扰，但也互相高度依存和合作。[71]中国的领导层也承认，如果没有以美国为首的政治和经济秩序的支持，后毛泽东时代的改革就不会发生了。虽然它寻求改变，使自己在现有的全球体系内具有更大的影响力，但是它没有兴趣为了追求一个新的秩序而承担随之而来的所有风险和责任。

莫斯科希望利用中国对奥巴马政府“重新平衡”亚洲的不快。[72]但北京几乎并不幻想俄罗斯能够或者愿意抗衡美国。[73]相反，尽管克里姆林宫对俄罗斯的国际前景持有乐观态度，但它对中国的长期意图和快速提高军事能力持谨慎态度。与一个专横的美国相比，它并不更喜欢一个潜在的霸权国；只是前者是更为紧迫的问题。[74]这种谨慎使莫斯科不同意俄罗斯核武库进一步削减，除非未来裁军谈判是“多边的”，而中国也被纳入到这个进程之中。[75]这所有一切都暗含了战略独立的主题。俄罗斯转向东方的长期理由不是要与中国一起对抗美国，而是把自己定位为双方都需要的、不可忽视的力量，双方都不能把它视若无物。正式与北京结盟将削弱这一目的。

改变威胁观念。自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经济全面发展以来，虽然在俄罗斯远东地区有关中国民族统一主义的国家叙事业已淡化，但是它是不会消失的。“非法”的中亚移民形象已经取代了对历史上涌入边界的数以百万计的中国人的恐惧。莫斯科密切关注俄罗斯远东地区成为亚太经济中心的潜在可能性，而日益增加的中国商业活动增加了这种可能性。[76]

涉及中亚的公众宣传和实际政策之间的差异十分明显。在普京时代，莫斯科和北京一直保持着务实的联系。北京并未试图建立一个重要的政治和安全形象，而是扩大了其经济影响力。它还极力称赞俄罗斯作为区域领导人的资格。莫斯科也只是半心半意地试图容忍中国的商业利益，还公开支持上合组织等机构。双方都表现出对于对抗没有兴趣，特别是在其他更重要的问题上更是如此。

然而，最近迫于一些压力，出现了微妙变化。普京致力于建立欧亚联盟的努力通常被描绘成对欧盟的东部伙伴关系计划的回应。[77]称这样做也是为了针对中国。俄罗斯向吉尔吉斯斯坦（并随后向塔吉克斯坦）施压，让它们加入欧亚经济联盟，意在扩大俄罗斯的影响，反对对它在中亚地区的主导地位构成长期威胁的国家。同时，中国人的做法不局限于经济方法。2013年9月，对四个中亚国家（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吉尔吉斯斯坦）的访问硕果累累，不仅因为签订了几个巨大的商业订单，也因为签订了一些政治合作协议。[78]尽管莫斯科和北京致力于克制任何分歧，但美国战斗部队从阿富汗撤军这件事还是会考验他们在安全合作和地缘政治力量方面的实力。[79]展望未来，如果有关“一带一路”倡议的愿景成为现实，它对区域平衡和俄中两国对彼此的看法都有深远的影响。

总结普京政府对中国的态度，其主旋律是一种广义连续性。它的态度已经有所变化，重点也有一些调整，比如对双方关系内在重要性更为欣赏，并且为了增加实质性的经济联系，它做出了努力。但俄罗斯对中国的基调保持不变。在一些重要的方面，二者的关系比以往更好、更有实质意义，至少在未来1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内，中国将是俄罗斯在亚洲最重要的合作伙伴。然而，它们之间的来往仍然受到双方的矛盾、信任缺乏以及在优先事项上利益冲突等问题的阻碍。目前不仅没有中俄联盟，即使官方所声称的他们是战略合作伙伴这一点也仍有疑问。因为战略伙伴意味着他们对国际体系、他们各自在该体系中的地位和双边关系都有一个共同的看法，而事实上，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是一种相当愤世嫉俗的、便利的合作伙伴关系，双方都追求其特定的利益，一旦需要，他们不怕对方失望。[80]

日本

早期的承诺。在20世纪90年代，日本是俄罗斯亚洲政策的希望所在。尽管莫斯科和东京仍在南千岛群岛/北方领土的主权问题上分歧甚大[81]，然而，叶利钦政府方面坚信最终可以协商解决。[82]叶利钦和日本首相桥本龙太郎（Ryutaro Hashimoto）之间的好感使两人在1997年11月的克拉斯诺亚尔斯克和1998年4月的赞比亚两次峰会上成功“不打领带”会面，也使得所谓的叶利钦-桥本计划看起来有不错的前景。[83]“平行的轮子”的概念，即同时分别讨论领土问题和经济合作，似乎提供了一种前进的方式。[84]

尽管东京方面担心继任者普京将重回强硬的俄罗斯立场，但是一开始这种恐惧并没有成真。在普京的第一个任期内，他努力以1956年赫鲁晓夫公式为基础，在有争议的岛屿上达成妥协[85]，同时探索促进双边合作的方式。莫斯科有时更看重日本的利益，而不是中国的利益，这在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项目上十分明显。直到2004—2005年间，俄罗斯精英中的一股重要力量仍然相信日本是俄罗斯在亚洲的最天然的合作伙伴。[86]它比中国技术先进，对俄罗斯的安全和经济利益毫无威胁。

相互冲突的看法。但是，这种明显的承诺并没有转化为持久的和解。到2006年，任何积极的势头已经消散。克里姆林宫逐步转向把日本视为至多是次要的经济伙伴，而与日本的政治关系下滑至冷战后的低点。事后看来，莫斯科和东京无法理解对方，对此双方都难辞其咎。俄方认为，经济合作可以不受领土问题的影响；它希望时间要么可以治愈历史的伤口，要么可以让人忘却。[87]日方则认为对中国崛起的担忧将使莫斯科“明白事理”，并让俄罗斯同意在一定条件下归还岛屿：例如，俄罗斯政府实际管理岛屿若干年；共同开发岛屿以及在周边海域共同拥有渔业资源。[88]

实际上，对普京和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Junichiro Koizumi，2001—2006年）而言，放弃千岛群岛的主权非常困难，这不仅仅因为一切常规的原因，也因为他们在政治上都以强硬的领导人而著称。这样，双方几乎没有回旋的余地，而误解和指责的空间却很大。当普京试图通过赫鲁晓夫公式这种技巧来解决问题却遭到断然拒绝后，他指责日本背信弃义。[89]

在过去的10年中，不切实际的期望和令人失望的结果之间的巨大差异所造成的损害由于日本国内的困难而进一步加剧。奇怪的是，这种困难不是在经济层面而是在政治层面最有问题。尽管从20世纪80年代起，日本的经济增长放缓，俄罗斯政客和商人都保持着对日本企业的高度重视。然而，让他们震惊的是，后小泉时代以一连串温和首相为标志的日本政治体制的解体。[90]在这段时间内，功能失调的日本和繁荣昌盛的中国二者之间的对比从未如此鲜明，而莫斯科相对北京更喜欢东京，或者把二者看作同等重要的伙伴，这两种想法都完全令人难以置信。

由于美日同盟不断加强，俄罗斯越加偏袒中国。2009年，当自民党失去了对日本民主党众议院的控制时，莫斯科希望东京和华盛顿的关系可以松动一些，这种希望来自于对冲绳普天间美国海军陆战队基地未来的激烈争论。这些幻想很快就破灭了。联盟不仅没有削弱，相反由于一系列的情况而变得更加紧密。这些情况包括：中国日益增加的自信；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贸易紧张关系；奥巴马转向亚洲的“再平衡”政策；对朝鲜共同的担心[91]；2012年12月自民党重获权力。

新的缓和？也就是说，新的自民党首相安倍晋三（Shinzo Abe）不失时机地与普京接触。普京是在2011年大地震、海啸和核灾难后向日本福岛提供援助的第一个外国领导人之一。安倍于2013年4月访问莫斯科，这是10年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俄罗斯，希望能极大地缓和双方的关系。[92]莫斯科和东京建立了一个“2＋2框架”，按照这个框架，双方的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之间举行定期磋商，经济关系明显好转。日产和丰田扩大了在俄罗斯的汽车市场[93]；日本进口的俄罗斯石油和天然气数量创了纪录[94]；两国提议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附近开发一个70亿美元的液化天然气厂。一些日本评论家认为，两国恢复邦交是因为双方共同关心中国的外交政策问题，并推测莫斯科可能采取妥协手段来解决领土争端。[95]

这样的乐观主义是错误的，并且重复了20世纪末和21世纪初的一些错误理解。即使在乌克兰危机之前，要普京放弃群岛，从而获取由于加强与日本政治和经济合作而带来的模糊增益也是不可能的。[96]这样的（错误）估算高估了他对合作所赋予的价值；无视他对美国（日本最亲密的盟友）作为俄罗斯的头号地缘政治敌人的评价，并低估了他对中俄伙伴关系的承诺。[97]他接受安倍的提议，这表明，在亚洲地区地缘政治方面，他愿意考虑日本。但是，如前所述，普京更加重视与习近平的合作，挑战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

总的来说，克里姆林宫采取这样的举措，其前提是，与东京交易它有一手好牌。毕竟2012年底是安倍先提出的政治和解。与日本的现状和存在的恐惧相比，莫斯科并不太担心中国崛起的长期影响。俄罗斯感觉没有什么特别的压力让它交出有争议的岛屿。相反，它反而可能加大赌注，正如它在2010—2012年间所做的那样。当时的总统梅德韦杰夫、副总理伊戈尔·舒瓦洛夫和国防部部长安纳托利·谢尔久科夫（Anatoly Serdyukov）视察了岛屿，俄罗斯政府宣布增加军事防御以抵御外国攻击。[98]

乌克兰因素。乌克兰事件，俄美关系的危机，以及克里姆林宫强调与中国战略上的“融合”使俄日双方最近的和解陷入停滞。尽管东京对七国集团制裁俄罗斯的支持不温不火，但足以说明日本在政治上、军事上和经济上都与西方保持一致。当安倍寻求与莫斯科建立更好的关系时，他将永远受到依赖美国的安全保护伞和中国这二者的约束。

在这种情况下，俄罗斯意图通过与东京政治和解建立亚洲战略多样性的雄心已经陷入僵局，甚至双方的商业合作也正经受磨难。不仅有领土争端的障碍，而且莫斯科整个倾向北京。于是，它希望把石油和天然气出口到更广泛的亚太地区，包括日本和韩国。与此同时，它也日益致力于中国的能源市场，2013—2014年俄罗斯石油公司和“俄气”的交易就说明了这一点。随着全球油价降低，这些协议暂时使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液化天然气项目受阻。

不能排除莫斯科和东京之间的关系重新解冻的可能性，特别是如果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摆脱当前的危机，出现转机，就更有可能了。但还有一个更大的问题：在一个无序的、以中日关系高度紧张为标志的区域环境中，莫斯科的选择是非常有限的。俄罗斯不能在地缘政治中扮演摇摆国的角色；相反，它必须在一系列高度敏感的问题上选择自己的立场。它已经发现，与中国的密切合作意味着与日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大大减少了俄罗斯在未来几年内实施多元化的亚洲战略的机会。

印度

俄罗斯努力在亚洲制定有效政策，而印度使它面临了一些棘手的挑战。第一，莫斯科的政权形式与印度有些许区别，印度拥有真正的政治多元主义思想、法治和充满活力的公民社会，这两个国家之间并无规范性的相似思想。虽然新德里与莫斯科一样反对道德干涉主义，并在乌克兰危机期间保持中立的立场，但是它对民主和人权的相对论观点并不买账。因此，创造“中俄伙伴关系”这样的神话在这里没有市场，这意味着俄罗斯想要进行实质性合作面临着更大的压力。

第二，历史上北京和新德里之间互不信任，这对莫斯科的能力是一个考验：莫斯科既要寻求亚洲多元化战略，同时又要不影响与两国之间的关系。由于中印在边境问题上关系紧张，他们对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有分歧意见，并且中国正怀疑印度是美国建立亚洲新平衡关系的同谋，俄罗斯要驾驭这种复杂情况极具挑战性。此外，莫斯科不仅要协调中国和印度的合作，而且还要接受这个事实，即新德里和北京一样，高度重视与华盛顿的关系。

第三，印度对地缘政治游戏的厌恶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双方关系具有质的不同的情况下，普京政府能否发展与新德里的关系。这些质的不同体现在经济利益而不是大国共谋方面。如果两国的双边贸易只有中等水平——2013年约100亿美元——那么建立一个新的关系模式的任务就更加困难了。[99]

近几年来，双方关系出现了一些积极的进展，特别是在民用核能和军备转移的合作方面。尽管由于福岛事故后的反核对抗，泰米尔纳德邦的库丹库拉姆核电项目的前景变得更加复杂，但是该项目仍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00]从武器的价值和质量方面来看，印度也取代了中国，成为俄罗斯最重要的武器装备客户。[101]俄印没有有争议的双边问题，而且迄今为止，莫斯科设法避开了麻烦的藏南地区、克什米尔以及其他敏感问题。

然而，制约俄印关系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解决。最主要的问题是双边议程缺乏实质性内容。有关安全问题双方没有任何有意义的互动，因为这两个国家没有共同的边界，而印度远离中亚使它在该地区扮演第二重要的角色。经济合作方面也面临着严重的障碍。主要能源和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如土库曼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管道工程项目，受到了地理距离、令人生畏的地形和看似棘手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的限制。[102]几个已经进行的项目遇到了严重的困难。例如，翻新的维克拉玛蒂亚号航空母舰（原戈尔什科夫海军上将号航空母舰）几乎在最初的协议签署近10年之后的2013才开始投入使用。[103]最近俄罗斯的经济衰退业已浇灭了此前乐观的贸易前景。[104]

这些问题的核心是，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仍然用全球化的视角看待印度，把它看作是后美国秩序地缘政治大战略和结盟的工具。但是，这种做法与印度的优先事项不一致，印度仍然以双边经济合作（武器、民用核能、石油和天然气企业）为中心，并确保俄罗斯支持其在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的主张。

在20世纪90年代，当印度政府拒绝叶夫根尼·普里马科夫提议建立莫斯科—北京—新德里轴心来抗衡美国之时，双方这种分歧就已经十分明显。[105]今天印度对反美联盟（不过经过了粉饰）的反感更加显而易见，它解释了为什么它是金砖国家最忠诚的成员以及它为何热衷于确保自己不会成为一个打击美国的论坛。

考虑到乔治·布什于2005年发起的，且于2010年由奥巴马恢复的美印战略和解协议，莫斯科希望新德里与北京共同反对华盛顿是毫无理由的。[106]它忽略了新德里对中国与印度邻国的外交政策和军事关系的担忧，如巴基斯坦和斯里兰卡。[107]在这种背景下，每年俄罗斯、中国和印度外交部部长的三边会晤只不过成为一个礼貌地交换对国际形势的看法的论坛。与此同时，安理会改革没有任何进展。虽然莫斯科已经公开表示支持新德里得到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席位，在实践中，它一直和北京一起，最强烈地倡导保持现状。[108]

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偶尔考虑让印度加入，从而可以在中亚地区制衡中国。他们的努力已经为印度成为上合组织成员打开了大门，这样做表面上是为了加强对恐怖主义、分裂主义和极端主义这“三害”的区域共识，实际上是为了在组织内部削弱中国的支配地位。然而，大多数情况下，莫斯科一直小心不让自己被看作是对中国奉行遏制政策的，无论是多么温和的遏制政策。事实上，它已经通过接近巴基斯坦从另一角度采取措施。[109]这反映了这样一种看法，即继北约的作战部队从阿富汗撤军之后，伊斯兰堡可能会成为欧亚大陆中部地区更有用的安全合作伙伴。[110]

根据目前的趋势，俄印关系将相对稳定、没有障碍，但是也没有活力。尽管双方在民用核领域和武器销售方面持续合作，莫斯科在新德里的影响力从长远来看一定会下降，因为俄罗斯的商业利益逐渐被美国、欧洲和中国的竞争挤出。这种情况已经在军火贸易中开始出现了。[111]同样，俄罗斯外交政策中的印度部分可能变得不那么重要，因为它对莫斯科在亚太地区、中亚地区和全球政治中的地缘政治的效用变得更加难以显现。

韩国和朝鲜

在过去20多年里，莫斯科对朝鲜半岛的态度经历了许多变化。20世纪90年代叶利钦政府驳回了与朝鲜合作的想法，转而寻找韩国作为俄罗斯远东地区重要的外资来源以及俄罗斯天然气的主要客户。虽然首尔是美国的亲密盟友，但是它绝不屈从于华盛顿，并可能因此可以部分替代北京和东京，成为区域盟友。

到20世纪90年代末，这些希望已经消失。韩国贸易和投资的预期水平未能实现，首尔把莫斯科的首要角色似乎定位于帮助它遏制朝鲜。俄罗斯的主流国家叙事把韩国描述为一个战略遗憾，戈尔巴乔夫没有因为过于“轻易地”承认大韩民国这个外交政策而得到更好的利益。叶利钦忽略了朝鲜，而过于重视与韩国的往来。[112]

这种遗憾和想要做得更好的决心决定了普京对朝鲜半岛的政策。2000年是他担任总统的第一年，普京邀请金正日前往俄罗斯并缔结了新的友好条约，建立了良好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而这些曾搁置了数年。[113]尽管发生了意外，但这次挫折并没有产生长久的影响。更重要的是，莫斯科坚信俄罗斯要保持在东北亚地区，特别是在朝鲜半岛上的影响力，只能通过对南北双方的政治和道德不予置评这种方法来达到。[114]因此，在过去的15年中，莫斯科与韩国的经济合作日益增长（2013年双边贸易额为250亿美元），并与朝鲜建立了更紧密的政治和安全关系，莫斯科以此达成对南北方的平衡。

全球金融危机的发展强化了这种二元论。俄罗斯对中国的依赖越来越大，这使得它的朝鲜政策大都是与北京合作伙伴关系的延伸。莫斯科明白，朝鲜对中国很重要。因此，它支持北京以任何代价维持平壤政权的决心。这种一致行为默认了俄罗斯对朝鲜半岛没有什么独立的影响。虽然它可能梦想有一天能够恢复苏联时代对平壤的影响，考虑到平壤对北京的经济依赖、俄罗斯在东北亚的影响太小，以及支持朝鲜需要的大量财政负担，这是不可能的。[115]

对于韩国，前景是比较美好的。虽然真正的政治融合几乎没有什么前景，但经济关系的趋势是积极的，韩国渐渐赶上日本，成为俄罗斯在亚洲仅次于中国的第二大贸易伙伴。[116]韩国总统鼓励投资跨欧亚基础设施项目[117]，正在考虑建设从中国经首尔到俄罗斯（所谓的威海项目）的海底天然气管道。[118]公众对俄罗斯的态度也比较积极。[119]然而，这些小成就几乎没有能够改变游戏规则，并且他们能否大大增加俄国在东北亚的机会也值得怀疑。例如，提议修建的天然气管道将进一步融入中国的经济轨道，涉及朝鲜的任何项目也都如此。

东南亚

长期以来，东南亚地区一直是俄罗斯外交政策停滞的一个区域。在苏联解体和大规模裁军之后，俄罗斯在该地区的存在可以忽略不计。[120] 20世纪90年代向马来西亚出售武器和向印度尼西亚出售浮动的核反应堆的这些活动受到了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破坏，俄罗斯与东盟成员的互动并没有超出各种多边论坛的范围。双边贸易最小，文化和人员接触仅限于俄罗斯到东南亚度假胜地的一揽子旅游计划。鉴于莫斯科奉行西方中心主义、崇尚大国战略文化、不喜欢多边主义，它对东南亚缺乏关注是不足为奇的。

最近，俄罗斯在东南亚的命运出现了一些复兴，主要是各种武器交易方面。莫斯科已与越南、马来西亚、缅甸和印度尼西亚达成协议。特别是越南，已经成为莫斯科的一个重要的客户，2009年购买了6艘基洛级潜艇和12架苏-30MK2多用途战斗机。[121]俄罗斯政策制定者也开始在东盟加对话框架内与东盟成员更积极地互动。

尽管如此，这些进展的意义不应该被夸大。东南亚对俄罗斯在亚洲的重要性排名仍然很低，尽管在武器交易和初期的能源合作方面有了进展，但是越南几乎不会在战略上取代中国或作为与中国相抗衡的国家。[122]事实上，2012年2月，普京外交声明指出，“俄罗斯和变化中的世界”是指整个亚太地区日益增加的重要性，但声明中根本没有提到东盟成员，无论是单独的国家或作为一个集体都没提到。在2013年的外交政策和概念中，仅有一句平平淡淡的话提到了东南亚：“俄罗斯寻求持续深化与越南的战略伙伴关系，旨在增加与其他东盟成员的合作。”[123]

俄罗斯对东南亚的兴趣略有增加，但它并没有因此用更为多元化的方法对待亚太地区。虽然莫斯科一直在寻求新的商业机会，特别是在军火贸易[124]和能源方面，但它的中国中心主义在东南亚和在别处一样明显。虽然对于中国某些行为不太满意，莫斯科依然按照这样的原则来行事，即保持北京的支持比在东南亚扮演主要角色更重要，由于后者成功的前景十分渺茫。

美国

虽然在过去的60年里，美国一直是亚太地区的领军人，但普京政府认为它是一个异类，不能完全合法地存在于该地区。莫斯科定期批评美日和美韩军事同盟是冷战时期的错误，尽管它很不情愿地承认这些联盟有时是有用的。[125]例如，它对美国这把保护伞阻止了日本走向核武器路线，缓和了韩国对平壤的挑衅持有赞赏的态度。尽管如此，莫斯科认为美国应该在亚洲事务中发挥更少的作用，它对奥巴马政府的“转向亚洲”政策带有偏见。[126]这与该政策受到过度吹嘘无关；莫斯科不喜欢美国在亚洲地区加强战略部署。由于乌克兰危机和俄美关系全面恶化，这种情绪只会增强。

莫斯科认为，无论美国“转向亚洲”或“不转向亚洲”，它正逐步输给中国。[127]但是，它也承认，华盛顿凭借美国的军事和经济实力以及与日本、韩国、印度尼西亚、泰国和新加坡的间接联盟继续在亚洲发挥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们意识到，许多亚洲国家把美国视为保护伞，可以遏制过于自信的中国。在这种背景下，刺耳的反美主义只会削弱俄罗斯确实具备的影响力。

这些矛盾的结果是俄罗斯采取最低限度参与亚洲事务的立场。尽管俄罗斯在亚太地区显然支持中国而不是美国，但它的首要任务是避免由于两国之间的地区紧张局势带来的双边关系损害。从长远来看，它不希望看到一个国家主导另一个国家（如前所述）。保持大致的平衡可以使它仍然梦想在亚洲和全球地缘政治中扮演摇摆国的角色。[128]当然具有讽刺意味的是，除非美国仍然大量参与该地区的活动，否则这是不可能发生的。

亚洲多边主义

莫斯科已经开始明白，如果只是名义上参与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东盟+对话”这些机构，这样的亚洲多边主义策略不仅不足以推动俄罗斯，使之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参与者，反而会适得其反。因此，它提高了它的参与度。（与奥巴马不同）普京定期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俄罗斯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主持召开了2012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并通过在新加坡香格里拉论坛等机制，积极参与第二轨道外交活动。2011年，当时的副总理伊万诺夫·谢尔盖成为有史以来参加这个重要的区域会议级别最高的俄罗斯官员。[129]

这个活动反映了一种认识，认为多边主义是“亚洲之路”，或者至少是许多亚洲国家之路。多边主义的发展不仅体现在完善的机构运作之上，如东盟和亚太经合组织，而且体现在诸如东亚峰会以及最近成立的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这些新兴的框架之中。如果俄罗斯要在亚洲崭露头角，它别无选择，只能跟着这一趋势走下去。

但是，认识提高并没有转化为行为一致。普京出席了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但是，尽管他有过几次机会，却仍然没有参加东亚峰会论坛。更重要的是，他几乎没有隐瞒他对多边主义管理形式的偏好：要么是欧盟和独联体这些亚区域组织，要么是更专门的安排，如朝鲜六方会谈。俄罗斯不喜欢更包容、更民主的论坛，这种想法在东亚和在其他地方一样显而易见。

莫斯科的大国偏好也意味着它重视大型多边会谈，主要因为在这些场合可以有机会安排与美国和中国这样的重要国家的双边会谈，甚至可以吸引外国投资。它尽力在泛区域事务中争取更具实质性的利益。因此，它在亚太经合组织、东盟地区论坛和东亚峰会的贡献缺乏实质性内容。普京本应该在巴厘岛的2013年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上试探一下，为俄罗斯远东地区争取外部投资，而不是详细讲述俄罗斯可以为亚太地区做什么，这个例子可以说明问题。[130]这样一个狭隘的、自私的做法对俄罗斯的区域地位几乎没有什么帮助。[131]

俄罗斯远东地区

已经证实，俄罗斯在亚洲的信誉不在于俄领导人参加高层次的双边和多边会议的次数多少，而在于它为了与更广泛的亚太地区相融合而做出的实质性的承诺。在这种情况下，最重要的关系是与它自己的关系，也就是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关系。[132]

俄罗斯远东地区是俄罗斯在亚洲的窗户和它转向东方的晴雨表。如果普京能够做出好的承诺，把远东地区转变为区域内合作的枢纽，俄罗斯将迈出巨大的一步，认真扮演它在亚太地区的角色。但只要俄罗斯远东地区仍然是东北亚地区仅比朝鲜好一点的、落后的地区[133]，俄罗斯将只被视为一个自然资源和武器供应者。俄罗斯远东地区本身将越来越容易遭受一连串的国内外风险：地方经济进一步去工业化（和犯罪化），社会道德沦丧和社会动荡，俄罗斯主权不断被侵蚀。[134]

在未来10~15年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发展进程将会看到，显示莫斯科在解决一些针对亚洲的关键问题方面有多么成功或者多么失败，比如工具主义。历史上，俄罗斯远东地区只是俄罗斯的一个跳板，有了它，可以声称俄罗斯是一个欧亚帝国和太平洋国家。[135]今天，这仍然是事实。普京加强俄罗斯远东地区的主要目的是地缘政治，尤其是保留对东贝加尔湖这个广大的战略空间的控制。实际上，这是把一个21世纪的目标与一个明显的19世纪的使命联系起来，前者是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建立像样的经济和社会环境，后者是认定俄罗斯在亚洲的“大国力量”。然而，克里姆林宫对于在远东地区进行自己的区域发展没有什么兴趣。

同样，俄罗斯远东地区是对莫斯科一个能力测试，测试它能否淡化东方中心主义，让区域发展更加多样化。目前的迹象并不是特别充满希望。2013年中国已经占俄罗斯远东地区东北部对外贸易的87%、俄罗斯犹太自治区的82%、俄罗斯远东地区滨海边疆区［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52%、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46%，[136]这些数字在乌克兰事件之后自然会增大。同时，中俄贸易的不平衡性会加剧，因为中国的首要任务是获取俄罗斯远东地区的自然资源（能源、金属、木材）。[137]自远古以来，莫斯科就担心中国会掌控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东西伯利亚，现在，这个担心就要成为现实了。尽管普京宣称投资于其他亚洲国家[138]，但在当前的环境下，中国不仅是首选的合作伙伴，有时也是唯一的伙伴。

制定雄心勃勃的区域发展计划和实施该计划之间脱节，这是自苏联时代起一个令人头痛的问题，是事实与言辞不相符的一个常见现象。在目前的情形下，有三个问题非常突出。第一个问题是克里姆林宫的行政命令倾向，如在2012年5月远东发展部的创立。普京自己也承认，这是一个惨败。[139]莫斯科能从6000公里之外进行微观管理这种信念已经被充分否定。（梅德韦杰夫总理于2014年1月宣布，他将“亲自参与”提高西伯利亚和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业氛围。这个声明证明了政府试图拼命从废墟中抢救一些东西。）[140]

第二个失败是莫斯科喜好花费巨大的面子工程，如2012年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问题不在于举办这样的活动，而在于巨额的成本超支以及由此带来的系统性的腐败。[141]首脑会议的成本预算为220亿美元，比一个月前的伦敦夏季奥运会多50%。[142]由于漫长的拖延、相当可观的贪污和项目不能完成导致会议准备工作受阻。[143]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打算炫耀俄罗斯在亚洲的资历和资格。相反，它暴露了俄罗斯远东地区（和俄罗斯）生活中一些最消极的方面。峰会没有促进亚太地区参与质量的提高，相反，峰会成为了一个里程碑，显示出俄罗斯“转向东方”的不足。[144]

最后，克里姆林宫很少对俄罗斯远东地区保持足够的兴趣，从而贯彻区域发展计划。“2008—2013年远东和贝加尔地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便是如此。截至2013年12月，只有三分之一的计划得以落实[145]，人们有理由担心，克里姆林宫给俄罗斯东部的时间可能已经过去了，联邦资金被引导到其他一些国家项目——2014年索契冬奥会、2018年世界杯足球赛以及对克里米亚的资助。[146]由于经济衰退和预算紧缩，又没有大量的外资引入，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前景看起来并不明朗。

对实质利益的渴望

俄罗斯在促进亚洲利益方面存在着巨大的障碍。最明显的障碍是距离，数万公里的距离把它的主要人口中心从亚太地区分割开来。直到现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位于东北亚，但这对它并没有帮助：实际上，它一直是俄罗斯的欧洲前哨，说它是亚洲的门户，不如说它是通往亚洲的障碍。

亚洲精英们认为，亚洲一体化的另一个主要障碍是，俄罗斯永远不会是亚洲国家，除了从表面来看，俄罗斯拥有（人口稀少的）亚洲领土。他们认为俄罗斯持有难以磨灭的西方中心论，而且从局外人的扭曲视角来看待亚洲。推翻或修改这些观念将是非常困难的，需要经过几代人的努力。

从消极的角度来看，俄罗斯通常被视为一个政治体制僵化、经济非现代化和精英骄傲自满的国家，这会使得推翻或修正那些看法更加困难。许多亚洲人怀疑俄罗斯除了作为一个自然资源和武器出口国，是否具有能力或者能否恪守承诺，对亚洲做出积极的贡献。俄罗斯试图把自己与“其他国家的崛起”联系在一起，这种企图并没有受到重视。相反，它已经成为一个现代国家的对立面，一个僵化的国家，这比在西方所见过的任何情况都要糟糕。[147]

同时，亚太地区已经成为一个竞争激烈的环境。它是这些国家的所在地：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中国）；世界第三大经济体（日本）；一个被广泛认为将成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国家（印度）。此外，还有一些有影响力的国家，如印度尼西亚、韩国、澳大利亚和越南。亚洲大陆正在成为一个非常拥挤的地方，外来势力想要做出点成绩的空间越来越小。莫斯科提到转向东方，但“东方”的大部分地区对于另一个认为自己有权利介入的超级大国兴趣不大。最重要的是，美国和中国都不希望俄罗斯发挥有影响力的作用。[148]总之，客观现实和别人的偏见以及它自身的缺陷都限制了俄罗斯发挥其影响力的可能性。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俄罗斯仍需要努力让别国感知它的存在，并让自己作为一个合法的、有用的国家被其他国家所接受。[149]

大家都说，莫斯科转向东方表现不佳，或者更夸张地说，它仍处于非常早期的阶段。政治阶层开始明白，与亚洲的接触对俄罗斯的前景是至关重要的。但除了获得的有限成就之外，俄罗斯政策上的变化却很少，心态的改变更少。早些时候认识到的主要缺陷还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工具性的考虑仍然占主导地位，特别是在与北京和新德里的关系中。对亚洲依然持有长期的中国中心主义。称俄罗斯为欧洲-太平洋地区的大国，这是与它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影响有限以及该地区的衰弱落后相矛盾的。

乌克兰危机之后的发展只证明了这一点，所谓的亚洲策略通常是为了实现“更大的”目标：打击美国在全球的地缘政治，确立西方主导的合理性，加强俄罗斯作为一个独立的权力中心，并重申其独特性和必要性。莫斯科的西方中心主义政策并没有淡化，除了中俄关系之外，它与亚洲的关系都不牢固。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对俄罗斯日益增长的重要性并没有像俄罗斯对地缘政治平衡的依赖那样，为它指向亚洲这个新的方向。中国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它是下一个全球大国，而不是因为它是亚洲国家。

大多针对俄罗斯转向东方的讨论忽略了这一点。并不是说莫斯科应该从与西方保持首要关系转向把亚洲放在第一位；重要的是，它需要与二者发展更稳定、更少发散性的关系。这需要对亚洲区域动态更加欣赏，包括大国们不在该地区操纵局势，就像他们也不该在世界其他地区插手一样。这意味着放弃华盛顿和北京之间的地缘政治平衡的梦想，放弃俄罗斯摇身一变成为欧亚之间的欧洲-太平洋大国的梦想。最重要的是，无论是在能源和自然资源这样业已建立起来的优势，还是在食品和水安全这样潜在的、新发展领域的优势，它都需要切实可行的步骤来提高合作的质量和多样性。

然而，要想实现这一目标，需要国内政策和外交政策的转变。除非俄罗斯解决经济现代化和国内法治的关键问题，否则它将无法在亚太地区发挥任何的重大影响。在经济上，它将继续被视为和非洲、拉丁美洲那些资源丰富的发展中国家一样。在政治上，它将在很大程度上被他国忽视。在国际安全领域，会被边缘化。

为了改变这种命运，莫斯科需要认识到这种老一套的战略习惯和本土新保守主义并没有给俄罗斯带来什么。但这样的启示并不容易被消化吸收。今天，克里姆林宫的自我满意度似乎比以往更强，它期待在新的多极秩序中，能够处于与美国和中国同等的地位。[150]只要这种幻觉仍然存在，与亚洲进行富有成效的接触的可能性就不大，“转向东方”仍将只是空谈。

[1] 题记：杜起文，中国外交史协会会长，引自“俄罗斯没有重返亚洲”，采访杜起文和埃文斯·里维尔（Evans Revere），日内瓦安全政策中心，2014年9月（http://www.gcsp.ch/Regional-Development/Programme-News/There-is-no-Russianpivot-to-Asia）。

[2] 叶利钦于1992年已经倡导“全面的多维外交政策。在发展我们同西方国家的关系的同时……我们必须同样努力发展与东方的关系”——“Chto skazal Eltsin Rossiiskim diplomatam”（叶利钦致俄外交官），Rossiiskie vesti,October 29,1992,p.1。

[3] Bobo Lo,Axis of Convenience:Moscow,Beijing,and the New Geopolitics(Brookings and Chatham House,2008),pp.18-19.

[4] Fyodor Lukyanov,“Povorot na vostok,”Council on Foreign and Defense Policy,February 15,2010(http://old.svop.ru/mm/2010/mm25.htm).

[5]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6] 安德烈·齐甘科夫认为，尽管俄罗斯“自2000年以来更为强大、更有信心，但鉴于日益增长的国际竞争和国内对其发展的制约，它不是一个正在崛起的大国。它正赶上一些欧洲经济体，但无法缩小与中国和印度的差距。”“The Heartland No More:Russia's Weakness and Eurasia's Meltdown,”Journal of Eurasian Studies,vol.30,2011,p.5.

[7] Vladimir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2012(http://valdaiclub.com/politics/39300.html).

[8] Igor Zevelev,“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A-New-Realism-for-the-21st-Century-15817).

[9] Igor Zevelev,“A New Realism for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A-New-Realism-for-the-21st-Century-15817).

[10] 在美国和澳大利亚，“印太”这个概念十分常见，见“Russia and the Indo-Pacific,”ANU Centre for European Studies Briefing Paper(Canberra,Australia),vol.3,no.11,September 2012。

[11] Dmitri Trenin,The End of Eurasia:Russia on the Border between Geopolitics and Globalization(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02).

[12] 1919年，现代地缘政治理论之父哈尔福德·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y）中写道：“谁统治了东欧，谁就统治了大陆腹地；谁统治了大陆腹地，谁就统治了世界岛；谁统治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世界。”

[13] 据俄罗斯国家委员会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称，“俄罗斯不再只是一个欧洲和欧亚国家，而是一个欧洲-太平洋国家，这是21世纪的规则提供的新观点”，“Going East: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5,2010(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Going-East-Russias-Asia-Pacific-Strategy-15081)。

[14] 1969年中俄双方在边界集结了大量军队，发生了几次边界冲突，但是直接交锋惊人的罕见。1980年，苏联红军曾在远东地区拥有45个师。

[15] 1986年7月28日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讲话最为认真，他承诺为苏联与亚太地区的关系“注入活力”，Izbrannye rechi i stati[Selected Speeches and Articles](Moscow House of Political Literature,1987),vol.4,pp.26-32。

[16]“牢不可破的友谊”最早出现在由斯大林致毛泽东的一封信中，日期为1951年9月2日(https://www.marxists.org/reference/archive/stalin/works/1951/09/02.htm)。

[17] Bobo Lo,“Russia,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from Strategic Triangularism to the Post-Modern Triangle,”IFRI,Proliferation Papers 32,Winter 2010/Russie-CEI Visions 47,February 2010,pp.12-13.

[18] 叶利钦-江泽民联合声明，“论多极世界和国际新秩序的形成”，1997年4月23日(http://www.fas.org/news/russia/1997/a52—153en.htm)。

[19] Bobo Lo,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108.

[20] China's Peaceful Rise:Speeches of Zheng Bijian,1997-2005(Brookings,2005).

[21] 作者与APEC各经济体成员的代表的对话。

[22] Igor Ivanov,“What Diplomacy Does Russia Need in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iplomacy-Does-Russia-Need-in-the-21st-Century-15420).

[23]“在俄罗斯领导人眼中……东方国家只是当它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出现麻烦时可以打出的战略牌”——Yang Cheng,“The Vladivostok APEC Summit and Chinese-Russian Cooperation under Russia's Far Eastern Strategy,”Valdai website,September 20,2012(http://valdaiclub.com/asia/49140.html)。

[24] 作者与季志业的谈话，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CICIR），北京，2007年5月。

[25] 俄日贸易额从1998年的39亿美元上升到2007年的212亿美元（http://www.mofa.go.jp/region/europe/russia/pdfs/trade_volume.pdf）。

[26] 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天然气管道的故事概要，Lo,Axis of Convenience,pp.143-46。

[27] 普里马科夫1998年12月在新德里访问期间首次提出这个想法。——Nikolai Pakhlin,“Treugolnik Moskva-Pekin-Deli”[Moscow-Beijing-New Delhi Triangle],Rossiiskaya gazeta,December 22,1998,p.7.

[28] 俄罗斯的APEC大使根纳季·奥维切克（Gennady Ovechko）在埃莉诺德米的评论，Eleonore Dermy,“Russia Asserts Pacific Power at APEC Summit,”AFP,September 4,2012(https://www.chinapost.com.tw/commentary/afp/2012/09/05/353297/Russia-asserts.htm)。

[29] Sergei Blagov,“Russia Seeks Increased Trade with China,”Eurasia Daily Monitor,vol.9,no.57,March 21,2012(http://www.jamestown.org/programs/edm/single/?tx_ttnews[tt_news]=39159&tx_ttnews[backPid]=587&no_cache=1#.Ut600b TFKUk).

[30]“European Union:Trade with Russia”(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 tradoc_113440.pdf,accessed February 25,2015).俄罗斯对荷兰出口和对整个亚洲出口相差无几，参见The Russian Eagle:Russia's Pivot to Asia:Evolution,Not Revolution,Sberbank report,June 2014,p.10。

[31] Russia2013:Shaping Russia's Future,Ernst and Young's Attractiveness Survey,pp.22-23.

[32] 欧盟占俄罗斯石油出口的80%，天然气出口的70%，煤炭出口的50%(http://eeas.europa.eu/delegations/russia/press_corner/all_news/news/2013/20131118_2_en.htm)。

[33] 注意，富有良好声誉的经济学家们驳斥了这些说法，见Vladimir Mau,“Russian Economic Reforms as Perceived by Western Critics,”Bank of Finland Economies in Transition(BOFIT),no.12,1999,p.6。

[34] Bobo Lo and Lilia Shevtsova,A 21st Century Myth: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Carnegie Moscow Center,July 2012).

[35] 普京的两个女儿在德国留学。长女在荷兰居住，直到MH17被击落引起了轰动，迫使她离开；小女儿据说仍居住在慕尼黑。梅德韦杰夫的儿子已在美国取得永久居留身份。拉夫罗夫的女儿就读于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现在还居住在美国。对于普京精英和他们与西方的人脉关系的完整列表，请参阅Aisen Tacho,“The Western Choice of the Russian Government,”Euromaidan,April 25,2014(http://euromaidanpr.com/2014/06/09/thewestern-choice-of-the-russian-government/); 以及“The Kremlin Kids Love the West,”Picture.Dot.News,November 27,2014(https://picturesdotnews.wordpress.com/2014/11/27/the-kremlin-kids-love-the-west/)。

[36] Seweryn Bialer,“Russia and China:the Young vs Old Leaders.Two Communist Systems — but How Different,”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anuary 12,1987(http://www.csmonitor.com/1987/0112/elead-f.html).

[37] 参见Minxin Pei,“China and Russia:Best Frenemies Forever?,”Fortune,March 28,2013(http://management.fortune.cnn.com/2013/03/28/china-russia-us-frenemies/); 也见Tsuneo Akaha,“A Distant Neighbor:Russia's Search to Find Its Place in East Asia,”Global Asia,vol.7,no.2,Summer 2012(http://www.ct2014.com/Issue/ArticleDetail/206/a-distant-neighbor-russias-search-to-find-its-place-in-east-asia.html)。

[38]“Going East: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Going-East-Russias-Asia-Pacific-Strategy-15081).虽然亚太安全合作理事会开始是一个非政府组织，但是该机构所在地搬到了外交部的第二亚太部。

[39] Leonid Grigoriev,“Will Russia Reorient Its Energy Exports from Europe to Asia?,”Valdai website,June 17,2011(http://Valdaiclub.com/economy/27020.html).

[40] 参见普京和习近平的新闻评论，2013年3月22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5160); 以及中俄首脑会议宣言，2014年5月20日（http：//news.kremlin.ru/ref_notes/1642/print）。

[41] 尽管“核心利益”是一个中文词语，也非常适合用来描述俄罗斯在乌克兰最主要的利益。

[42] Gilbert Rozman,“Asia for the Asians:Why Chinese-Russian Friendship Is Here to Stay,”Foreign Affairs,October 29,2014(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2305/gilbert-rozman/asia-for-the-asians); Charles Krauthammer,“Who Made the Pivot to Asia? Putin,”Washington Post,May 22,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charles-krauthammer-who-made-the-pivot-to-asia-putin/2014/05/22/091a48ee-e1e3-11e3-9743-bb9b59cde7b9_story.html); 也见Dmitri Simes,“How Obama Is Driving Russia and China Together,”National Interest,June 24,2014(http://nationalinterest.org/feature/how-obama-driving-russia-china-together-10735).

[43] Ivan Nechepurenko,“Yakunin Lashes Out against West,Says Russia Will Turn East,”Moscow Times,May 23,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business/article/yakunin-lashes-out-against-west-says-russia-will-turn-east/500800.html).

[44] 谢尔盖·卡拉加诺夫在瓦尔代会议上的讲话，“Developing AsiaPacific's Last Frontier: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Russia's Siberia and Far East,”Singapore,December 17,2013（作者出席该会议）。

[45] 普京在亚太经合组织商业峰会的发言，2012年9月7日（http://eng.kremlin.ru/news/4371）；峰会之后在新闻发布会上的讲话，2012年9月9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4386）。

[46] 2015年4月双方就S-400导弹系统达成协议。出售苏-35多用途战斗机和拉达级潜艇的谈判正在进行。

[47]“East,Not West,Russia's Top 5 Trade Partners in Asia,”RT,May 6,2014(http://rt.com/business/157092-east-west-russia-trade/).

[48] 这样的赞誉反映了普京个人在中国很受欢迎，尤其受到妇女的欢迎。Yu Bin,“Pivot to Eurasia and Africa:Xi's Style,”Comparative Connections,May 2013,p.3.

[49]“莫斯科和北京都知道，我们的国家的潜能并未用尽。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对普京的专访，Putin interview,RT,May 18,2014(http://rt.com/news/159804-putin-china-visit-interview/)。

[50]“European Union:Trade with China”(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 tradoc_113366.pdf,accessed December 3,2014).

[51] 2001—2006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的产品中，制造业的比重从近30%下降到1.5%。Ji Zhiye,“China-Russia Bond,”Contemporary International Relations,vol.17,no.1,Jan./Feb.2007,pp.13-14.比重在过去一段时间中持续下降，参见（http://atlas.media.mit.edu/explore/tree_map/sitc/export/rus/chn/show/2012/）。

[52] Vladimir Milov,“Rossiya lozhitsya pod Kitai”[Russia is Lying Down under China],Ekho Moskvy,May 20,2014(http://www.echo.msk.ru/blog/milov/1323818-echo/).其他评论有相似的结论，但对双方经济关系的本质都更为冷淡（或听天由命），见Vladislav Inozemtsev,“My uzhe davno podseli na kitaiskuyu iglu”（“我们很久以前就对中国着迷”），interview in Novaya gazeta，October 17,2014(http://www.novayagazeta.ru/economy/65738.html?print=1)。

[53] 据俄罗斯北京高级贸易代表谢尔盖·齐普利亚科夫称，“俄罗斯寻求增强与中国的贸易。”见布拉戈夫，“Russia Seeks Increased Trade with China。”

[54] 中国参与建设莫斯科地铁的一条支线，这是规则中的例外情况，虽然这遭到了2014年后期卢布暴跌的破坏。Alexander Panin,“Russia's Weak Ruble Puts China's Moscow Development Projects on Hold,”Moscow Times,November 17,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business/article/russia-s-weak-ruble-puts-chinas-moscow-development-projects-on-hold/511300.html).更有希望的是，2015年5月双方签署协议，建设莫斯科-喀山的高铁，“Chinese Company Wins$390mn Contract to Develop Russian High-Speed Railway,”RT,May 13,2015(http://rt.com/business/258241-china-russiarailway-construction/)。

[55] 长1030公里的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天然气支线花了15年才建成。相比之下，通过波罗的海到德国北溪天然气管道更有争议，尽管几个邻国极力反对，却很快建成。

[56] Jake Rudnitsky and Stephen Bierman,“Russia's Oil Deal Set to Make China Biggest Market,”Bloomberg News,June 21,2013(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6-21/rosneft-oil-deal-set-to-make-china-biggest-market.html).

[57] 见Lo,Axis of Convenience,pp.245-46,note 29。

[58] China Country Analysis Brief,U.S.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updated February 4,2014(http://www.eia.gov/countries/cab.cfm?fips=CH).矛盾的是，在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天然气管道支线之前，中国石油从俄罗斯进口的份额最高。2006年，俄罗斯向中国出口了1500万吨，占中国进口的11%。

[59] 据称，这笔交易可以将俄罗斯出口到中国的石油增加三倍。然而，鉴于中国迅速扩大的进口需求，俄罗斯的市场份额的增加很可能相对较为温和，特别是如果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可以更自由地使用的话，更是如此。

[60] Keun-Wook Paik,“With China Deal,Russia Stands at Centre of Energy Geopolitics,”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May 23,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4563).

[61] 根据协议，俄罗斯从2018年起的30年内为中国提供年交易量达380亿立方米的天然气，每千立方米价格大约350美元，2014年欧洲平均价为370美元。普京还建议，价格将参考全球石油价格，类似于俄罗斯与欧洲天然气公司的协议。天然气通过西伯利亚管道运送，该管道尚未建成，该管道的建设将至少需要俄方550亿美元和中方200亿美元的投资。事实上，所需要的数额很可能更大，并可能攀升至1500~2000亿美元。见Ilya Zaslavsky,“Insiders Benefit from Gazprom-CNPC Deal,but Russia's Budget Loses,”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June 2,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4633)。

[62] The Russian Eagle,p.25.俄罗斯石油公司显然认为，首批天然气最早要到2025年才能生产出来（作者访谈，2015年3月）。

[63] James Marson,“Gazprom Refuses to Use US Benchmark in China Gas Deal,”Wall Street Journal,September 5,2013(http://blogs.wsj.com/emergingeurope/2013/09/05/gazprom-refuses-to-use-u-s-benchmark-in-china-gas-deal/).

[64] 这就是为什么尽管2014年11月签署了框架协议，俄罗斯通过阿勒泰地区重振“西线”的尝试仍不可能吸引北京。

[65] Mathieu Boulegne,“Xi Jinping's Grand Tour of Central Asia:Asserting China's Growing Economic Clout,”Central Asia Economic Paper 9,October 2013,pp.2-3; and“Central Asia Supplies Close to Half of Chinese Gas Imports in 2013,”Business New Europe,Eurasian Development Bank,June 18,2014(http://www.bne.eu/content/central-asia-supplies-close-half-chinese-gas-imports-2013).

[66] Ksenia Kushkina and Edward Chow,“The ‘Golden Age’ of Gas in China,”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19,October 21,2012,pp.4-6.

[67]“‘Rosneft privekla kitaitsev dlya osvoeniya Dalnego Vostoka”’（“俄罗斯石油公司诱使中国介入远东发展”）,lenta.ru,October 18,2013(http://lenta.ru/news/2013/10/18/cnpc/); Rakteem Katakey and Will Kennedy,“Russia Lets China into Arctic Rush as Energy Giants Embrace,”Bloomberg News,March 25,2013(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03-25/russia-cuts-china-intoarctic-oil-rush-as-energy-giants-embrace.html)。

[68] 作者与一家主要的国际石油公司的一位高级行政人员的谈话。

[69] 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中国和俄罗斯首脑互致新年问候”，通讯稿，2014年12月31日(http://www.fmprc.gov.cn/mfa_eng/zxxx_662805/t1225579.shtml)。

[70] 见本章第41条注释。

[71] 学者阎学通，对美国政策直言不讳的批评者，认为美中关系是唯一真正的全球性关系。“Constructing a new framework for a new Great-Power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Carnegie-Tsinghua Global Dialogue,Beijing,December 4,2013.

[72] 有关重返东方政策的文献，见Kenneth Lieberthal,“The American Pivot to Asia:Why Obama's Turn to the East Is Easier Said than Done,”Foreign Policy,December 21,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2/21/the_american_pivot_to_asia)。

[73] Yang Cheng,“The Vladivostok APEC Summit”；作者在斯德哥尔摩中国论坛与中国发言人的私人谈话，2014年8月30日。

[74] 俄罗斯战略-2020体现了普京的精英们持有的自由经济的观点，该战略指出：“俄罗斯的主要风险，与新权力中心的出现有关，它植根于中国的经济潜力和国际地位的增长”，Fyodor Lukyanov,“Uncertain World:Russia-China:Change of Course?,”RIA-Novosti,March 22,2012(http://sputniknews.com/analysis/20120322/172305525.html).

[75] Alexei Arbatov and Vladimir Dvorkin,The Great Strategic Triangle,Carnegie Moscow Center Report,April 1,2013(http://www.carnegie.ru/2013/04/01/greatstrategic-triangle/fvbx).

[76] Victor Larin,“Russi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chapter presentation at a conference on“New Perspectives on Sino-Russian Relations,”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Oslo,September 22,2014.

[77]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Russia,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the EU,”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August 2012,pp.9-11.

[78] 其中包括一项协议，到2020年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供应扩大到65亿立方米；中石油收购哈萨克斯坦的卡沙甘油田8.33%的股份；在能源、基础设施以及与乌兹别克斯坦的交通方面价值150亿美元的协定；与吉尔吉斯斯坦价值30亿的协议，Boulegne,“Xi Jinping's Grand Tour of Central Asia,”pp.2-3。

[79] Alexander Cooley,Great Games,Local Rules:The New Great Power Contest in Central Asia(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12),pp.70-71;chapter presentation by Yang Cheng,“China,Russia,and Central Asia post-2014,”conference on“New Perspectives in Sino-Russian Relations,”Institute for Defence Studies,Oslo,September 23,2014.

[80] 这样“背叛”的例子包括：普京决定支持“9·11”事件后美国领导的对阿富汗的干预；俄罗斯承认2008年8月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从格鲁吉亚共和国分离出去，成为独立的国家；与美国一起发布日内瓦倡议，要求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在这些事件中，中国要么很晚才被告之消息，要么根本没有得到任何消息。

[81] 在雅尔塔和平会议中，斯大林答应丘吉尔(Churchill)和罗斯福（Roosevelt），苏联将在欧洲战争结束3个月后对日作战。他利用这个机会接管萨哈林岛（库页岛）和整个千岛群岛，包括最南端的岛屿：国后、泽捉、色丹和齿舞。因此，俄罗斯和日本从来没有签订正式的和平条约，技术上仍然处于战争状态。

[82] 亲日的游说集团包括总统行政办公室的负责人谢尔盖·亚斯特任布斯基（Sergei Yastzhembsky），以及第一副总理鲍里斯·涅姆佐夫（Boris Nemtsov）。他们和其他的许多人，遭到了外交部的反对。

[83] 叶利钦和桥本龙太郎设想在六个重点领域进行合作：投资、俄罗斯融入国际经济、在俄罗斯进行经济改革、俄罗斯业务主管培训、能源对话和民用核部门。参见Mitsuko Nashima,“Hashimoto-Yeltsin Plan Stimulates Bilateral Economic Ties,”Japan Times,April 15,1998(http://www.japantimes.co.jp/news/1998/04/15/national/hashimoto-yeltsin-plan-stimulates-bilateral-economicties/#.UuKUubTFKUk)。

[84] Hiroshi Kimura,Japanese-Russian Relations under Gorbachev and Yeltsin(Armonk,N.Y.:M.E.Sharpe,2000),vol.2,p.220.

[85] 根据这一定义，俄罗斯将放弃色丹和齿舞以换取和平条约。这个想法的主要缺陷是，返回的岛屿只占争议领土的百分之七。

[86] 作者当时在莫斯科的对话。

[87] 20世纪90年代末期，外交部部长普里马科夫争辩说，经济合作将创造一个有利的环境，这样“后人”可能会解决纠纷。Australia-Russia pol-mil discussions in October 1998，作者出席了该研讨会。

[88] 这样的想法始于桥本和叶利钦之间的“无领带”外交，并且不时重新出现，Togo Kazuhiko,“Negotiations between Japan and USSR/Russia on the Northern Territories:Lessons for the Abe-Putin Renewal Talks,”ASAN Forum,August 2,2013(http://www.theasanforum.org/negotiations-between-japan-and-ussrrussia-on-the-northern-territorieslessons-for-the-abe-putin-renewal-of-talks/);又见“No Deal on Island Dispute,”BBC News,September 5,2000(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910760.stm)。

[89] 普京称，他被日本误导，以为日本同意在此基础上达成协议。在他看来，他在政治上孤立无援、被人背叛，2006年9月在瓦尔代俱乐部的讲话（作者出席）。

[90] 在小泉的离任和安倍晋三的第二任期的6年里共有六个首相：安倍晋三（第一任期）、福田康夫、麻生太郎、鸠山由纪夫、菅直人及野田佳彦。

[91] 由于焦虑，2012年9月达成协议，在日本领土上建立了第二个美国导弹防御系统。

[92] Fiona Hill,“Russia and Japan Make a Play for the Pacific,”Foreign Affairs,November 27,2013(http://www.foreignaffairs.com/articles/140288/fiona-hill/gangof-two);Cécile Pajon,“Japan-Russia:Toward a Strategic Partnership?,”Russie.NEI.Visions 72,September 2013.

[93] 日产汽车宣布，它打算在2016年占领10%的俄罗斯市场，日产汽车新闻稿，2012年5月21日，（http://www.nissan-global.com/EN/NEWS/2012/_STORY/120521-03-e.html）。雷诺-日产战略合作伙伴还包括了一项协议，接管一半的伏尔加。丰田在圣彼得堡有一个大工厂，生产俄罗斯第四大畅销的SUV（运动型实用汽车）。

[94] 2012年俄罗斯原油占日本进口的10%。日本进口的液化天然气从2010年600万吨增加到830万吨，Akihiro Iwashita,“The Northern Territories and Russo-Japan Relations,”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32,July 11,2013,p.2。

[95] Shinji Hyodo,“Japan-Russia Relations in Triangular Context with China,”ASAN Forum,November 22nd,2013(http://www.theasanforum.org/japan-russiarelations-in-triangular-context-with-china/)

[96] Iwashita,“The Northern Territories,”pp.3-4.

[97] 桥本政府和21世纪初的小泉政府一样，也因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盲目乐观而感到内疚。

[98] 莫斯科宣布，它打算部署其最近购买西北风级两栖攻击舰的船只来应对这个完全不可能的“威胁”——“Russia Plans to Send First Mistral Ships to Protect Kurils,”RIA-Novosti,February 9,2011(http://en.ria.ru/military_news/20110209/162525263.html)。

[99]“‘India,Russia Trade May Touch$15 Billion by 2015’:Federation of Indian Export Organisations,”Economic Times,September 28,2014(http://articles.economictimes.indiatimes.com/2014-09-28/news/54400415_1_india-show-russia-traderussian-market).

[100] Rama Lakshmi and Simon Denver,“Protests Disrupt India's Nuclear Energy Plan,”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15,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orld/asia_pacific/protests-disrupt-indias-nuclear-energy-plan/2012/09/15/ec75ca58-fdad-11e1-98c6-ec0a0a93f8eb_story.html);“Defective Russian Nuclear Reactor in India Tripped after 18 Days of Commercial Ops,”Mining Awareness Plus,January 19,2015(https://miningawareness.wordpress.com/2015/01/19/defective-russian-nuclearreactor-in-india-tripped-after-18-days-of-commercial-ops/).

[101] 在2007—2011年，印度从俄罗斯采购军火总额达127亿美元（占所有进口武器的80%），S.D.Pradhan,“Indo-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Context of the Arms Procurement Policy,”Times of India,April 30,2013(http://blogs.timesofindia.indiatimes.com/ChanakyaCode/entry/indo-russianrelations-in-the-context-of-the-arms-procurement-policy)。2011年，双方商定了42架苏-30多用途战斗机、价值150亿美元的交易。在同一时期，莫斯科和北京之间没有新的武器交易。Richard Weitz,“Why China Snubs Russia Arms,”The Diplomat,April 5,2010(http://thediplomat.com/2010/04/why-china-snubs-russian-arms/?allpages=yes).

[102] 从阿尔泰到印度北部途经中国新疆修建一条天然气管道面临着同样的困难。“India Turns to Russia and China for Energy Security,”Oxford Analytica Daily Brief,June 2,2014.

[103] 延误源于各种原因：航母还未准备好、备件问题以及不断攀升的费用。一篇印度的评论指出，新德里“对俄罗斯草率处理大型项目非常不满”，并认为航母的交易是“印度的金融灾难”，“Procurement:How Russia Lost India,”StrategyPage,August 24,2013(http://www.strategypage.com/htmw/htproc/articles/20130824.aspx)。

[104] Tanvi Madan,“Mr Putin Goes to India:Five Reasons Why the Russian President Will Be Welcomed There,”Brookings Up Front,December 9,2014(http://www.brookings.edu/blogs/up-front/posts/2014/12/09-5-reasons-putin-will-be-welcomedin-india-madan).

[105] 对于三角主义局限性的分析，见Harsh Pant,“The Moscow-Beijing-Delhi ‘Strategic Triangle’:an Idea Whose Time May Never Come,”Crossroads,vol.5,no.2,2005,pp.19-46.

[106] Ashley Tellis,“The U.S.-India Strategic Dialogue:Forging the Next Stage of Cooperati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June 20,2013(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3/06/20/u.s.-india-strategic-dialogue-forgingnext-phase-of-cooperation/gb93); and“Triumph in New Delhi,”Foreign Policy,November 16,2010(http://carnegieendowment.org/2010/11/16/triumph-in-newdelhi/zac).

[107] 中国已在巴基斯坦的瓜达尔和斯里兰卡的汉班托塔修建了设施。

[108] 马凯硕指责五个常任理事国是“非民选的统治者，不能容忍任何形式的民主透明以及对他们自己行为的问责制”，The Great Convergence:Asia,the West,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New York:PublicAffairs,2013),p.114。

[109] 继俄罗斯撤销向巴基斯坦销售武器的禁令和讨论出售米-35直升机的可能性之后，俄罗斯国防部部长绍伊古于2014年11月访问伊斯兰堡。Sudha Ramachandran,“New Era in Russia-Pakistan Relations?,”The Diplomat,December 3,2014(http://thediplomat.com/ 2014/12/new-era-in-russia-pakistan-relations/).

[110] Fahd Humayun,“Changing State of Play,”Jinnah Institute,February 26,2015.

[111] Rajeev Sharma,“Dwindling Arms Sales Put India,Russia Military Partnership in Rough Patch,”Global Times,July 29,2013(http://www.globaltimes.cn/content/799919.shtml#.UjuI3z-E7wE ).2012年，新德里没有选择米格-29战斗机、欧洲战斗机和美国的F-16战斗机，而是选择了法国阵风战机。尽管这对华盛顿是个挫折，但是美国出口印度的武器已经从2008年几乎没有上升到了2013年的80个亿。Andrea Shallal,“US Aims to Expand Arms Trade to India by ‘Billions of Dollars,’”Reuters,April 19,2013(http://in.reuters.com/article/2013/04/18/usa-india-weapons-idINDEE93H0F220130418).

[112] 笔者在20世纪90年代后半期担任驻莫斯科的澳大利亚外交官时，这是俄罗斯官员和学者经常投诉的一个话题。让人特别烦恼的是，俄罗斯被朝鲜半岛能源开发组织排除在外，该组织的目的是建立朝鲜轻水反应堆，以便使朝鲜能和平利用核能，并以此为诱因，放弃其核武器计划。

[113] 1961年，苏联和朝鲜缔结友好合作互助条约。该条约1996年到期，它致力于战争期间双边互相援助（文一）。普京在2000年签署的条约“友谊、睦邻与合作”去除了这篇争议的文章。Seung-Ho Joo,“DPRK-Russian Rapprochement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Korean Security,”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Korean Unification Studies,vol.8,no.1,2000,pp.4-7.

[114] 这种观点在俄罗斯外交部和东方研究所尤其有名，俄罗斯科学院。

[115] 这就是建设俄罗斯-韩国-朝鲜天然气管道这个提议不太可能被落实的最主要的原因。虽然莫斯科希望打“朝鲜牌”，加强它在北京的地位，但这样做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的，因为朝鲜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中国。

[116]“European Union:Trade with Russia”(http://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40.pdf).

[117] Yeu Soong-Ki,“S.Korea,Russia Share Views on Eurasian Union,Expand Investment in DPRK,”Xinhua,November 13,2013(http://news.xinhuanet.com/english/world/2013-11/13/c_132884857.htm).

[118] Keun-Wook Paik with Glada Lahn and Jens Hein,“Through the Dragon Gate? A Window of Opportunity for Northeast Asian Gas Security,”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December 2012,pp.9-10.

[119] 2013年对俄罗斯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显示，53%“良好”，33%“不好”，比在中国的调查（49%~39%）好，特别比在日本的调查（27%~64%）更好。然而，乌克兰发生的事件造成了负面的影响。2014年全球态度调查返回的结果显示，在韩国为43%~48%，与俄罗斯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66%~23%）形成鲜明对比(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09/russias-global-image-negative-amid-crisis-in-ukraine/#)。

[120] 莫斯科在越南金兰湾海军基地的军事力量减少，直到2002年，越南要求俄支付年租金2亿美元之后，它决定关闭这个基地。

[121] Nga Pham,“Vietnam Orders Submarines and Warplanes from Russia,”BBC News,December 16,2009(http://news.bbc.co.uk/1/hi/world/asia-pacific/ 8415380.stm).2014年以来，俄罗斯的空中加油机已经使用金兰湾的设施为在巡逻时接近关岛的美军基地的TU-95战略轰炸机加油。David Brunnstrom,“U.S.Asks Vietnam to Stop Helping Russian Bomber Flights,”Reuters,March 11,2015(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5/03/11/us-usa-vietnam-russiaexclusive-idUSKBN0M71NA20150311).

[122] 2013年，俄罗斯和越南在对方的十大贸易伙伴中位于十名之外。相比之下，中国排在第二位，在俄罗斯海外贸易中落后于欧盟；在越南排在第一位(trade.ec.europa.eu/doclib/docs/2006/september/tradoc_113463.pdf; trade.ec.europa.eu/doclib/html/113440.htm)。

[123]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124] 2012年，俄罗斯向66个国家销售了武器。“Putin Says Russia's Arms Exports up 12% in 2012,”RIA-Novosti,April 3,2013(http://en.ria.ru/military_news/20130403/180422031.html).

[125] Jeffrey Mankoff and Oleg Barabanov,Prospects for US-Russia Cooperation in the Asia-Pacific Region:The United States and Russia in the Pacific Century,Working Group on the Future of US-Russia Relations,Working Group Paper 3,July 2013,p.5.

[126] Alexei Fenenko,“APEC Remains an American Project,”Valdai website,September 13,2012(http://valdaiclub.com/asia/48800.html).

[127]“Going East:Russia's Asia-Pacific Strategy”(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Going-East-Russias-Asia-Pacific-Strategy-15081).

[128] See Pavel Salin,“Russia's Three Roads to A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7,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ussias-Three-Roads-toAsia-15818).

[129] Oksana Antonenko,“Russia Emerges as a Big Player in Asia-Pacific,”Moscow Times,June 9,2011(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russiaemerges-as-a-big-player-in-asia-pacific/438528.html).

[130] 普京特别强调参与西伯利亚和贝阿铁路这样的项目，见2013年10月7日他对APEC的CEO们的讲话（http://eng.kremlin.ru/news/6086）和第二天的新闻发布会（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6093）。

[131] 东盟代表非常抱怨俄罗斯在亚洲多边会议上的不合格的表现——笔者的私人谈话，2014年8月。

[132] 一些专家，如维克多·拉林，使用“太平洋的俄罗斯”这个术语区分从东西伯利亚的广阔腹地到毗邻东北亚[滨海边疆区，哈巴罗夫斯克（伯力）]的俄罗斯地区。然而，俄罗斯政府的各种发展计划并未显示出实质上的区别。

[133] 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不同位于中俄边境的两侧。在20世纪90年代的跨国旅行中，中国人占据了大多数，如今情况则大不相同。俄罗斯人大量前往中国边境城市进行一日游，如黑河旅游，特别是购物。——Luke Harding,“Russia Fears Embrace of Giant Eastern Neighbour,”The Observer,August 2,2009(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aug/02/china-russia-relationship).

[134] 娜塔莎·库尔特提出与亚太地区和俄罗斯其余地区“双重整合”的概念，它与这些地区的“双边外围”概念相对应。——“The Russian Far East in Russia's Asia Policy:Dual Integration or Double Periphery?,”Europe-Asia Studies,vol.64,no.3,May 2012,pp.478,482.

[135] Victor Larin,“External Threat as a Driving Force for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the Russian Pacific Region,”Carnegie Moscow Center Working Materials,October 2013,pp.4—5.

[136] 感谢维克多·拉林提供了这些数据。

[137] 在2014年上半年，能源一项就占俄罗斯远东地区对中国出口的55%。——Victor Larin,“Russia-China Relations and the Russian Far East.”

[138] 普京2013年10月7日在巴厘岛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讲话，(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6086)。

[139]“Putin Ready to Revive Russia's Far East Mega Plan,”RIA-Novosti,November 29,2012(http://en.ria.ru/business/20121129/177822312.html).普京随后解除了远东发展部部长维克多·伊沙耶夫（Viktor Ishaev）[曾长期担任哈巴罗夫斯克（伯力）边疆区的州长]的职务。

[140]“Medvedev to Oversee Business in Russia's Far East and Siberia,”RIA-Novosti,January 15,2014(http://en.ria.ru/russia/20140115/186555060.html).

[141] 在这方面，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是2014年索契冬奥会的分会场，该冬奥会是最昂贵的一次，花费极大，达510亿美元。

[142] Arkady Moshes,“‘Pacific Russia’ Is Still a Dream:an APEC Summit Alone Will Not Make the Country a Top Player in the Region,”FIIA Comment,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September 2012,p.1.

[143]“Probe Shows Multi-Million-Dollar Fraud in Vladivostok APEC Summit,”Moscow Times,December 27,2013(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probe-shows-multi-million-dollar-fraud-in-vladivostok-apec-summit/492122.html);“Russia's Audit Chamber:$500 Million of APEC Summit Funds Stolen,”Eurasian Law,November 13,2012(http://eurasian-law-breaking-news.blogspot.co.uk/2012/11/russias-audit-chamber-500-mln-stolen-on.html).

[144] Kirill Muradov,“Russia's Pivot to Eurasia and the Battle for Ukraine,”East Asia Forum,September 17,2013; Fenenko,“APEC Remains an American Project”; Bobo Lo,“Russia's Eastern Direction—Distinguishing the Real from the Virtual,”Russie.NEI Reports 17,IFRI.

[145] Victor Larin,“Siberian Temptation:Imminent Struggle for World Treasury or the Chance for Advanced Partnership?,”presentation at the Valdai conference on“Developing Asia Pacific's Last Frontier:Fostering International Cooperation in the Development of Russia's Siberia and Far East,”Singapore,December 17,2013.

[146] Oleg Barabanov and Timofei Bordachev,“Realism Instead of Utopia:Siberia and the Far East as a Path to Russian Globalization,”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8,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Realism-Instead-of-Utopia-15821).

[147] 作者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学者的对话。也见“Kitaitsy ponimayut,chto Rossiya degradiruet iz-za korruptsii i neeffektivnogo upravleniya”（中国人明白，因为腐败和管理不善，俄罗斯正在衰落），interview with Alexander Gabuev（俄罗斯亚太地区项目主席，莫斯科卡内基中心），lenta.ru,April 30,2015(http://m.lenta.ru/articles/2015/04/29/gabuev/)。

[148] 这表明，在她的著名文章“美国的太平洋世纪”中，希拉里根本没有提及俄罗斯。参见Foreign Policy,October 11 2011(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1/10/11/americas_pacific_century)。又见Kuhrt,“The Russian Far East in Russia's Asia Policy,”p.477。

[149] Fyodor Lukyanov,“Will Russia Become Part of the West?,”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y 31,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redcol/Will-Russia-Become-Part-ofthe-West-15559).

[150] 这体现在“俄罗斯已经成为世界第三大力量”这样大胆的断言之中。参见Sergei Karaganov,“Lucky Rus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Lucky-Russia-15154)。

第6章
与西方往来

基本上，对立依然……从对立中，我们发现了许多克里姆林宫执行外交政策时令人不安的现象：隐匿、缺乏坦诚、善变、谨慎多疑和目标咄咄逼人。在可预见的未来，这些现象可能会在程度上和重点上有所变化，但仍会存在。当俄罗斯想向我们要什么东西时，他们的政策上的一个或另一个特征可能会暂时性地被推到背后……但是我们不应该被战术上的欺骗所迷惑。

——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1947年[1]

在苏联解体之后这20多年中，俄罗斯与西方国家之间有三个短暂的、相对平稳的时期。第一个时期是后苏联时代伊始，当时鲍里斯·叶利钦渴望与美国建立成熟的合作关系，因此俄罗斯采取了历史上最亲西方的外交政策。第二个时期是在“9·11”事件之后，弗拉基米尔·普京做出了青睐华盛顿的“战略选择”。[2]第三个时期是由贝拉克·奥巴马在2009年初的重启政策发起的，该政策试图在俄罗斯和格鲁吉亚战争之后重新与莫斯科建立关系。

这些时刻都只能暂时缓解双方一贯的困境，以及缓和双方互相讥讽的关系。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已经被一系列危机所动摇，每一个危机看似比前一个更严重：对北约东扩的第一波旷日持久的争议；1999年北约干涉科索沃之后关系破裂；因为2004年的橙色革命、格鲁吉亚战争以及最近在乌克兰发生的事件而争吵。

最引人瞩目的是，“正常”（即非危机）的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模式已经彻底不正常。人们从一开始就对双方关系有过高的期望、较多的失望和严厉的指责。双方关系的成功不仅短暂，而且从某种意义上还让事情变得更糟。这样，1992年围绕“新俄罗斯”产生的最初的乐观情绪使之后的幻灭与背叛的感觉更加敏锐。“9·11”事件发生后的情况与此类似。当时，针对“共同的威胁和挑战”建立一个建设性伙伴关系的希望突然破灭。最后，对重启政策的肯定让位于地缘政治的、规范的鸿沟以及对于可预见的未来能否有所改善的前景持极度悲观的态度。

乌克兰危机带来了问题。毫无疑问，不管人们认为它改变了游戏规则还是确认了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长期趋势，莫斯科与西方的关系都处于一个关键的时刻。一些政策制定者和评论家认为，虽然有相当大的困难，但是一定程度的合作仍然是可以实现的。两个支柱支撑着他们，让他们相对乐观：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密切的经济依存关系；双方都需要面对存在着的威胁，特别是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崛起带来的威胁。[3]

新冷战的死灰复燃理论与此形成鲜明对比。根据这一理论，在两个对立阵营之间系统的、多维的对抗中，乌克兰只是一个前线；这两个对立阵营一个是俄罗斯；另一个是西方。[4]即使这次危机得以解决，其他危机也会产生。事实上，总体情况可能比原来的冷战时期更糟，因为它更不可预测，而且抑制逐步升级为公开冲突的方法更少。

本章提出了一个不太乐观但略有不同的观点。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建立在一个负向路径之上：总体呈下降趋势，不时有周期性的危机，间或有短暂的回升。冷战结束后，几乎没有什么恢复对抗的欲望。然而，同样，几乎完全没有以扭转或阻止目前这种负面趋势的必要信念。越来越多的政策差异、互相冲突的价值观以及越来越少的共同利益已经削弱了俄罗斯与西方合作的欲望和能力。今天的主题不是明显的危机和冲突，而是疲惫和疏远。

至于我们如何得出这个结论，可以看看莫斯科与西方在四个关键问题上的关系。第一个是俄美关系问题以及自苏联时代起俄美关系演变了多少。大部分的讨论都不可避免地围绕着俄美关系重启，首先重启是否合理，是否在其存在的短暂时间内取得了有价值的东西。但更重要的是，重启的兴衰告诉了我们俄美关系的性质和基本假设。为什么俄美关系重启如此失败？不仅仅是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在一系列地区和国际问题上无法达成一致，也包括在他们的利益大致一致的区域，而且双方似乎都不能读懂对方的意图，其结果是有强烈倾向性的假设和错误的决策取代了理性预期。[5]

第二个问题有关俄罗斯与欧洲的分裂。俄罗斯是欧洲文明，这常被认为是无可争议的事实。[6]但这种说法的意义已变得模糊。在“全球权力转向东方”的背景下，莫斯科如何看待它在欧洲的地位？鉴于近期的发展状况——全球金融危机、2011—2012年的反普京抗议和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一些政治精英公开挑战俄罗斯的欧洲资格。另一方面，不那么保守的人士呼吁建立一个不再由欧盟主导的欧洲，而是一个在欧洲大陆上更平等的、趋同的大欧洲。这样的辩论突出了莫斯科与欧洲国家和机构之间不稳定的——通常负面的——关系。

第三，西方在当代俄罗斯外交政策中扮演什么角色，有什么目的？是有用的敌人、重要的合作伙伴和资源、地缘政治的恐吓、规范的威胁，还是上述所有的角色？普京强调俄罗斯本土的价值观和传统，更不用说强调“转向东方”，这表明克里姆林宫抛弃了它历史上的西方中心主义。但这种描述一点儿也不清楚。“西方”现象无所不在。虽然在后苏联时期对西方权力、制度和规范的尊重处于较低水平，但是旧的观念和习惯很难完全更改。最重大的改变有可能是克里姆林宫选择性地与西方保持关系，它优先选择它喜欢或感觉能够为它所用的方面，抛弃那些有威胁的或令人不快的东西。

第四，莫斯科与西方的互动如何影响其对外政策的整体行为？西方的行为因为重新强调莫斯科的地缘政治而受到指责。但人们可以同样认为，对于克里姆林宫，他们只是证实了永恒的真理：大国竞争的必然性，西方对一个“强大的俄罗斯”持有的固有敌意，以及在强大的反对派面前推进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当然，我们询问这个问题的方式可能有误。在中国崛起、权力扩散的世界，也许真正的问题是这样的外部环境——新世界无序——如何引导莫斯科与美国和欧洲的交易。按照传统观念，俄罗斯对西方的态度和政策是俄罗斯国内政治的延伸。然而，主要的决定因素最终可能是不完整的国际结构和不具普遍意义的规范；一个力量有所减弱但依然超群的美国全球影响力；一个有许多国家展现出全新能力和野心的亚洲。这样的条件可以促进俄罗斯和西方之间达成新的和解，或加大二者之间的裂痕。

俄美关系

俄美关系重启不仅被看作失败，而且被认为是一个从开始就有缺陷的政策而无人理会，这是一个司空见惯的现象。这个词本身已经成为奥巴马政府外交事务上天真与倒霉的代名词。但情况并非总是这样。尽管早期有一些评论家批评俄美关系重启，尤其是在前华沙条约国家和波罗的海国家[7]，但是重建与莫斯科的关系在美国和欧洲获得了相当多的支持。在布什政府统治下，事情恶化到了危险的地步，格鲁吉亚战争更是加剧了双方关系的恶化，因此当时有一个强烈的感觉，必须做点什么来防止事态进一步的恶化。[8]其他一些因素也增强了新举措的吸引力：华盛顿需要在经济衰退期专注于经济复苏；公众要求从阿富汗撤军的压力，对此莫斯科的援助至关重要；即将就任的新政权自然希望在政府政策上留下自己的烙印，具体来说，希望自己能“搞定俄罗斯”。

人们事后很容易会对俄美关系重启的结果评头论足。今天，俄美关系比布什任总统期间的任何时候都更糟糕。虽然在格鲁吉亚战争期间双方局势十分紧张[9]，莫斯科“吞并”克里米亚（以及在乌克兰东部的后续行动）的影响已经更大，表明了这种紧张局势会更加持久。更有甚者，双方相互间的敌意不仅仅限于政治精英之间，在社会层面也显而易见。从2014年12月的列瓦达民调发现，74%的俄罗斯人对美国持有负面或非常负面的看法。[10]美国公众对俄罗斯的态度也得出了相似的结果，2014年7月的全球态度调查显示，美国民众选择“不喜欢”俄罗斯的人数占72%。[11]这些数据显示了两个国家有史以来的最低支持率。

给予俄美关系重启政策应有的肯定

然而，俄美关系重启政策在其短暂的存续期间的确获得了一些真正意义上的成功。在2009年初，奥巴马政府之外的圈子很少有人认为重启政策能有多少效果。毕竟，以前已经多次提过共同利益和增进合作的必要性，但并没有什么效果。即使重启政策开始实施一段时间之后，对它的预期效果仍然较小。美国曾经期待能够有所进展，可以签订新的《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期待俄罗斯能够援助阿富汗、增加对伊朗的压力、建立稳定的双边关系。但这只是最大的期望，未曾料到莫斯科会像它一样积极响应，也未曾料到双方将很快在一个正常化的积极进程中进行接触。[12]

正如所发生的那样，俄罗斯和美国在一些曾经互不让步的问题上取得了重大进展。最广为人知的成就是2010年开始的重启协议。虽然它代表了20世纪90年代未完成的事务，但2003年之后双边关系的恶化已经阻碍了任何进展。2002年5月签署的《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是在布什总统任内达成的协议，它是一份极其简单的文件，这份文件作为给予俄罗斯的小小的安慰，遭到了俄罗斯人的憎恨。[13]相比而言，重启协议为减少导弹和导弹发射器做好了准备，导弹和导弹发射器的减少将是直接的、有约束力的和可核查的。[14]虽然奥巴马随后过分吹嘘这个协议，认为它向“全球零核”世界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但它仍然是自1993年俄美达成《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以来最重要的裁军成果。

同样重要的是北方配送网络的开发工作。在2009—2012年，超过40万的美国军队以及致命和非致命的货物都通过北方配送网络进入和退出阿富汗。[15]在2012年，当伊斯兰堡暂时关闭巴基斯坦的供应路线时，该网络起到了特别重要的作用。[16]北方配送网络的运行表明，莫斯科不仅在对俄罗斯重要的事项上可以和华盛顿合作，而且可以在对美国利益重要的事项上跟它合作。此外，自2011年以来，尽管双方关系在更广泛的领域不甚友好，合作仍然继续。

当然，俄罗斯出手援助的动机源于自身利益，特别是害怕伊斯兰极端主义蔓延到整个中亚和俄罗斯。然而，这种焦虑在重启政策之前已经存在，但没有产生有意义的合作。它务实的敬业精神不止局限于处理阿富汗问题。在2010年4—5月的吉尔吉斯斯坦危机期间，巴基耶夫政权倒台之后，莫斯科邀请美国去帮助这个国家保持稳定。过去，莫斯科原则上一直抵制美国参与任何后苏联空间的冲突管理。

在伊朗问题上也有明显的进展，在俄罗斯和其他安全理事会常任理事国以及德国同意采取措施对伊朗秘密研发核武器进行检查。2010年6月，莫斯科不仅支持安理会第1929号决议，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而且让中国参与进来。鉴于中伊商业关系紧密，而且北京奉行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原则，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壮举。在双边层面，俄罗斯政府第一次暂停并终止向德黑兰出售S-300防空导弹系统。[17]如果不是因为俄美关系重启，这些都不会发生。

俄美关系重启是俄罗斯加入世贸组织的催化剂。它扫除了前进中的一大障碍，即莫斯科与华盛顿之间的政治敌意。它还通过说服格鲁吉亚这样有兴趣的国家，为与莫斯科达成和解铺平了道路。[18]将俄罗斯纳入一个基于国际规则的政权的重要性不可低估。虽然它是否承担它在世贸组织的义务才是真正的考验——而且今天看来，这不太可能发生（见第3章）——但是关系重启至少为未来的发展创造了机会。

总的来说，莫斯科和华盛顿寻求建立一个更为可靠的往来基础。虽然他们在许多问题上仍然有很大分歧，但双方都乐意处于一种相对正常的情况。通过双边总统委员会与二十个工作组，双方已经采取行动，建立制度化的关系。[19]尽管委员会大部分的工作是过程导向的，比如召开会议和编制有价值的报告，但是它的存在至少推进了高级官员这个级别的沟通。它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俄美关系。但是，它在一些边缘领域做出了贡献，它建立了专业联系，启动了关键领域定期对话（例如，武器控制）并为新合作提供了可能性，尽管这种合作的可能性很小。

克里米亚事件之后，这样的进展受到严重影响，双边委员会也成了二者关系错误的象征：对过程而不是实质性强调，“共同的价值观”的自我欺骗（这是莉利亚·舍夫佐娃称为“假装”的游戏）[20]；牺牲原则的权宜之计。[21]这些指控有一定的道理。同时，这种制度化尽管是新出现的、不完善的，但是如果从恢复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某个级别的建设性互动来看，它是至关重要的。

最后，重要的是要认识到俄美关系重启的连锁反应。它不仅提振了俄美关系，而且也加强了莫斯科与欧洲的联系。没有俄美关系重启，就不会有2009年和2012年之间战争的解冻。虽然有其他因素的影响，但是俄美关系重启提供了一个有利的背景。它使莫斯科与三个波罗的海国家之间众所周知的紧张关系有所缓和，与英国的关系也在几年急剧恶化之后达到了大致的平衡。[22]这些功劳现在已经消失殆尽。但有一段时间，它们确实有一定价值，并因此引起了重视。

对失败关系的解析

对俄美关系重启政策的许多批评都源于对其最初目的的误解。奥巴马政府从来都没有意图，更不用说期望，重启政策会把一个处于经常对抗状态中的国家转化为战略伙伴。如前所述，这个政策的目的要单纯得多。如果存在一个至高无上的目的，那么这个目的就是保证莫斯科在一些选定的美国目标上采取合作或遵从这些目标：实现核武器大规模减排；使美军进出阿富汗的通道畅通；通过对伊朗施加压力，加强全球核不扩散机制。在这些领域，俄美关系重启表现得出奇的好，肯定优于奥巴马任期的许多其他举措。

但是，重启政策无法做到改变普京精英们的战略文化。它不会让莫斯科对后苏联空间的所有权态度好转，也不可能促进民主、法治和俄罗斯的经济现代化。最重要的是，它不能继续抱有去维持双方共同利益和共同价值观这个幻觉。重启政策不能改变游戏规则，它只是暗示双方关系很少偏离正常轨道。与其说它不幸的命运是由于白宫犯错和误判，不如说它是更深层次的问题引起的。重启政策令人不安地、清楚地凸显出了这些问题。

相互矛盾的动机和优先考虑的事情。有理由认为，俄美关系重启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注定了，因为莫斯科和华盛顿采取重启政策完全出于不同的目的。普京政权认为，奥巴马由于软弱而寻求俄美关系重启。美国支持格鲁吉亚是事与愿违的；北约进一步扩大已经被无限期地取消了；在阿富汗和伊朗问题上，总统需要俄罗斯的帮助；美国受到全球金融危机和中国崛起的威胁。

莫斯科还把俄美关系重启解释为事实上承认俄罗斯对后苏联区域邻国的影响[23]，以及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性大国的地位。

这种解读在某些方面是正确的。布什政府在东欧和高加索地区受挫后，奥巴马热衷于建立某种正常的关系。虽然这些并没有得到明确说明，但是他准备在俄罗斯和后苏联区域放缓促进民主的脚步，以换取莫斯科对阿富汗、伊朗和战略裁军的支持。

然而，在大多数重大问题上，莫斯科是错误的。奥巴马政府寻求双方关系重启并不是因为它是软弱的。相反，在2009年初，它的信心满满、国际地位极高，外交政策上经历的磨难都发生在未来。虽然华盛顿希望得到俄罗斯的帮助，但它不准备为此付出任何代价。它没有承认俄罗斯的势力范围，没有准备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在国际上可以与美国平起平坐的国家。鉴于2009年俄罗斯在所有二十国集团经济体中表现最差，把俄罗斯视为与之平等的国家尤其不可能。

这些相互矛盾的看法导致了对俄美关系重启政策的预期非常不同。普京渴望与美国保持平等的全球伙伴关系，这是他在“9·11”事件发生后所向往的，却并没有实现。另一方面，奥巴马把俄罗斯设想为一个区域盟友和利益盟友。这可以有助于解决一些优先考虑的问题，但俄罗斯不是一个全球性的合作伙伴，至少不会很快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合作伙伴。与其说这是缺乏信任的问题，不如说是俄罗斯对其邻国之外的国家缺乏影响力。与普京认为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起到主导作用不同，奥巴马政府把俄罗斯当作美国外交政策的工具。[24]双边委员会的存在暗示着双方的关系更具战略性，华盛顿对俄罗斯的关注是零星的、受事件驱动的。

事实上，奥巴马的做法非常接近布什在“9·11”事件之后的做法，比人们愿意承认的更接近。这也与苏联解体后俄美关系的整体格局一致，即不平等、不平衡，带着傲慢、怨恨、额外奉送了权利的感觉。重启政策展现了这段历史。如果有相当的运气和政治意愿，它受益的时间本可以更长。但是，要超过过去和现在，它要求得太多了。

疲惫的议程。从一开始，重启政策就受到很多方面和传统的安全事务所主导，如战略裁军和导弹防御。就其本身而言，它不是重启，而是修补。[25]甚至在阿富汗问题上的合作也只是为了满足一种独立的需求，即确保美国的人员和设备顺利进出，而不是一个建立长期关系的项目。

重启政策的主要时代精神是默许和希望“不造成伤害”。因此，2011年俄罗斯没有否决北约在利比亚设立禁飞区，而美国对苏联加盟共和国的问题保持低调。[26]双方相互克制，这在一定程度上适合对方。莫斯科和华盛顿在许多问题上意见不一致——导弹防御、叙利亚、克里姆林宫对后苏联领土的策略以及欧亚一体化。但只要没有迫在眉睫的危机，没有在叙利亚的美国主导的军事行动，没有北约进一步的扩大，也没有俄罗斯正式“吞并”阿布哈兹和南奥塞梯，这些分歧是可以控制的。双方确定回避棘手的问题，暂停互不信任，正如大家奉行这样的原则：“你假装同意我们的意见，我们假装相信你。”[27]

这种方法因其本质而不可持续。一旦过去的事务被处理或搁置，莫斯科和华盛顿需要找到一个合作的新基础。没有新的议程，这种关系将会停滞不前，而且确实停滞不前了。因为这种关系的停滞，许多被搁置的分歧重新浮出了水面，并导致关系进一步恶化。[28]在重启政策实施期间的任何阶段都没有一个前瞻性的议程。原本可以形成前瞻性议程的问题要么是华盛顿和（尤其是）莫斯科所考虑的次要问题，如气候变化和发展援助，要么由于深深的不信任阻碍了区域合作，如叙利亚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反恐问题。甚至北方配送网络的成功也受到时间和范围的限制，它的效用随着阿富汗的美军和北约部队缩编而迅速减少。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又回到了以前的模式：把美军在欧亚大陆中部剩余的部队作为一个地缘政治的威胁，而不是维护地区安全的工具。[29]

这个问题的产生，一部分是因为俄罗斯和美国在安全合作之外共同利益很少。人们可以提议，他们应该更多地关注经济上的往来，然而这种可能性是极其有限的。虽然波音（Boeing）和百事可乐（Pepsi）等公司能够进入行业市场，但整体来说，与欧洲同行相比，位于俄罗斯的美国制造业公司非常少。这是因为，与俄罗斯的经济联系如此之薄弱，在美国只有有限的支持者支持与俄罗斯建立更全面的和更具弹性的关系。[30]和华盛顿的中国游说团体相比，差异让人吃惊。

最重要的是，随着美国庞大的页岩气储量的开发，美国对进口俄罗斯的能源没有任何需求。个别的公司，如埃克森美孚公司，在俄罗斯扩大了经营，特别是通过与俄罗斯石油公司签订协议开发北极能源。[31]然而，这对更广泛的关系影响不大。作为一个利润驱动的国际石油公司，埃克森美孚优先考虑的事务不同于白宫，它与美国政府的出发点有所不同。[32]这意味着该公司的成功很大程度上是靠自己，对国家之间的关系几乎没有什么直接好处。[33]（即便如此，一些外交危机非常严重，他们连最强大的国际石油公司的利益也受到损害。2014年9月西方制裁俄罗斯导致该公司在喀拉海的运行束之高阁。）[34]

主要政策的差异。重启政策的问题之一是希望双方本着务实合作的精神，双边问题可以得到解决或至少得到控制。这低估了双方实质性分歧的严重性和棘手之处。例如，双方有一个不可逾越的鸿沟，华盛顿坚持其导弹防御计划是针对伊朗、朝鲜和其他“流氓”国家的，而莫斯科声称这些计划威胁到了俄罗斯的国家安全。一方坚信存在普遍的危险；另一方相信提出的解决方案比原来的威胁严重得多，认为该方案反映了一个不可告人的动机，即暗中策划削弱俄罗斯的“战略地位”。[35]双方的想法相互矛盾。

这些差异使重启政策不可能在早期成就的基础上继续发展。重启政策启动后，奥巴马政府曾希望进入核裁军的下一阶段，减少战术核导弹数量。显然，俄罗斯在这一点上有明显的优势。[36]但莫斯科在导弹防御问题上没有得到显著的补偿，在这种情况下，它没有理由放弃自己的比较优势。[37]同样，几乎不可能让克里姆林宫白白容忍对德黑兰的严厉制裁。虽然俄罗斯投票支持安理会1929号决议，但是它这样做并不是因为它支持美国对伊朗核威胁的严重评估，而是因为它仍然希望从重启政策中有所收益。[38]由于双方关系恶化，这样的想法没有了实际意义。

在越来越多的相反的证据面前，要保持双方达成共识的假象越来越难。莫斯科和华盛顿都提到一些共同的安全威胁和挑战，但是很明显，当涉及反恐、防扩散和解决冲突的具体问题时，他们有不同的目标。2010年11月，在里斯本的北约峰会上凸显了基本“协议”和不同政策之间的脱节。官方声明建议进一步加强联合导弹防御系统来保护欧洲-大西洋领域。[39]但真正的协议却令人费解。美国和它的北约盟国设想了两个独立的并行系统，有一定的互操作性；俄罗斯政府呼吁一个单一的、泛欧洲导弹防御系统，它将负责其中的东欧“部分”，实际上给予它否决权和控制决策权。北约完全不能接受莫斯科的立场。[40]这样，和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俄美政策的分歧越来越大、越来越公开、越来越激烈。

在叙利亚问题上，双方希望结束内战，反对伊斯兰极端主义，担心该地区的不稳定。但是，他们对阿萨德总统的未来有截然不同的看法。美国的政治体制要求推翻阿萨德总统，以此作为更广泛的和平协议的一部分，而莫斯科则把他的生存看成是几个主要目标的关键：促进俄罗斯地缘政治的影响，主张在西方道德主义干涉面前坚持国家主权原则，在中东和自己家门口阻碍基层民主运动。在最后一点上，莫斯科一直不明白为什么华盛顿促进民主和人权，而这损害了它自身的安全，比如2003年把伊拉克从伊朗的影响中“解放”出来，或抛弃它的长期盟友胡斯尼·穆巴拉克（Hosni Mubarak），允许穆斯林兄弟会在埃及执掌政权。[41]

历史的“正”与“误”。这些相互矛盾的看法强调了价值观念不同这个长期问题。尽管想努力逃避这个问题，但是当重启政策开始动摇时，对它的争议越来越大。俄罗斯和美国之间在叙利亚和阿拉伯之春问题上的分歧体现了更大的规范冲突，一方强调国家主权至上[42]，另一方强调人权的普遍性。[43]莫斯科指责华盛顿虚伪、持有双重标准，指出关塔那摩拘留所继续存在，而且美国支持沙特阿拉伯和巴林这样的政权。[44]相反，华盛顿则指出，在涉及苏联加盟共和国时，俄罗斯不尊重国家主权、不尊重不干涉原则。[45]

到2011年底，价值观念上的分歧已经破坏了双方关系。2012年10月，时任美国国务卿希拉里·克林顿指责俄罗斯在叙利亚问题上是“历史上错误的一方”，两个月后她公开表示对莫斯科反普京抗议活动的支持。[46]2012年12月，美国国会通过了马格尼茨基法案，其中包括确定涉嫌侵犯人权的俄罗斯官员，阻止他们进入美国，并冻结他们财产。[47]俄罗斯杜马（议会）用所谓的季马·雅科夫列夫（Dima Yakovlev）法案加以报复，该法规定，禁止美国领养俄罗斯孤儿。

此时，任何规范性和解的希望荡然无存。普京不仅挑战美国的权威，以更崇高的名义采取国际行动，而且重提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系统性意识形态有重大分歧这个概念。这种分歧现在变为国内传统主义和国外自由主义的不同，而不是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差别。[48]但是这样说同样影响双方的关系。克里姆林宫不仅决定了西方自由主义的规范和价值观都不适合俄罗斯，而且它选择以欧亚联盟为手段，在后苏联空间改变其道德和政治保守主义的形象。

“谁胜过了谁？”在这种难以驾驭的政治气候下，重启政策受到政治命运的限制，双方的政策制定者试图证明它的作用日益减小。莫斯科抱怨说，它在阿富汗、伊朗问题和《削减战略武器条约》方面的合作几乎没有什么回报。它比较了“9·11”事件之后发生的事情，普京对美国的支持换来了这样的“回报”：美国从1972年的《反弹道导弹条约》退出；美国参与各种颜色革命；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未能撤销；[49]尽管联合国反对，布什仍决定入侵伊拉克。越来越多的重启政策的批评者认为，奥巴马统治下的美国同样糟糕：在“建设性接触”的幌子下进行导弹防御，干涉俄罗斯内政，在国际事务中行为反复无常。[50]

在美国也能听到同样的抱怨。据说奥巴马同意俄罗斯在格鲁吉亚的军事行动；奥巴马没有确定普京的政治倾向[51]；奥巴马允许莫斯科在后苏联领域重建其霸权。[52]2012年美国总统大选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称俄罗斯是美国的“头号地缘政治敌人”，批评奥巴马对莫斯科太心软。[53]虽然他因为夸大俄罗斯的威胁而被嘲笑，但是他的言论突显了这一点，即重启政策不再有任何用处。[54]

支撑这一切的是自以为是的感觉和没有回报的结果。每一方都认为对方做得不够，无法维持重启政策。从莫斯科方面看，美国人与以往一样傲慢和奸诈，而华盛顿看到的是这样一个政权，其使命似乎是尽可能地为难美国。克里姆林宫对斯诺登事件的处理加深了美国对俄罗斯耍手段的猜疑。[55]

即使诸如2013年秋主动消除叙利亚化学武器这样俄美合作相对成功的事件也遭到了破坏。当时很多评论并未围绕重要的裁军成果——即确保大马士革消除武器的合作，而是聚焦于普京如何击败奥巴马，并使美国置于尴尬的境地。[56]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刊登了普京的信件，信中他自负地谈到和平对话的优点、国际法的地位和美国例外论的危险。但这封信对事态没有什么帮助。[57]

对个人的过分依赖。重启政策有许多弱点，其中一个是它的命运与特定的人物密切相关。奥巴马政府的高级官员，包括总统本人，把“独断”的普京和“自由”的梅德韦杰夫对立起来，这种做法十分具有误导性。[58]这种两极化的策略重复了较早时期的错误，即用对个人的看重代替（有时候减少）政策上的变革[59]，比如20世纪90年代的“比尔和鲍里斯”秀[60]和随后的“乔治和弗拉德”关系。华盛顿过于偏重梅德韦杰夫，把他作为现代化和重启政策的支持者。这样做时，它误判了他的影响力和他的改革者倾向，低估了普京在制定国内外政策的中心地位。[61]类似这样的判断失误致使普京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更加难以遏制双方关系的恶化。

普京和奥巴马之间不加掩饰的紧张关系本身并没有破坏重启政策，因为重启政策已经陷入了深深的麻烦。但是这种紧张关系对缓解紧张局势毫无用处。2012年奥巴马决定缺席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召开的八国集团首脑会议，普京没有出席芝加哥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被解读为双方关系出现新的恶化。[62]当两位总统于2012年6月在洛斯卡沃斯二十国集团峰会相遇，他们接触时表现冷漠，似乎说明两国之间的关系失去了所有的动力和方向。

乌克兰危机——加强负和博弈

“吞并”克里米亚、乌克兰东部持续不稳定、西方制裁的实施、2014年7月一架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出现事故，这些都加深了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敌意。事实上，这是自20世纪80年代早期以来双方关系最坏的时期。[63]很难找到任何可取之处。也许继续讨论伊核计划，（暂时）保留北方配送网络可以算可取之处。人们有理由担心，一些重启政策的成果，如《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可以解开双方的敌意。面对战略冲击，合作仍然是可能的，例如在中东出现的“伊斯兰国”。但是，双方的心态几乎是完全消极和悲观的。

人们很愿意看到乌克兰危机改变俄美关系的游戏规则。虽然这可能会发生，但是危机的后果与过去几年的格局仍是一致的。2009—2011年破坏重启关系的那些问题已经恶化，但是他们本质上和以前的问题是一样的。以两国不同的期待和优先事项为例。克里姆林宫仍致力于在后苏联空间阻止华盛顿所谓的地缘政治野心；挑战美国国际领导地位的合法性；维护俄罗斯作为一个全球大国对其邻国具有不可剥夺的权利。相反，华盛顿无心理会俄罗斯获得地区霸权并在全球与美国获得同等地位的要求，认为构筑势力范围不仅是无关紧要的，而且是不合情理的。

双方彼此默认，任何解决乌克兰冲突的方法都取决于找到一起合作的方法。但他们并没有对这种合作看起来应该是什么样子达成更为一致的意见。双方建设性接触的经验是有限的，局限于他们有长期跟踪记载的领域，如在军备控制谈判方面；或局限于美国或多或少有些卑躬屈膝地主动寻求俄罗斯帮助的领域，如北方配送网络。利益均等、积极合作的理念对双方而言是一个十分陌生的概念。

特别是普京，把乌克兰危机看作绝对竞争的代名词。东部地区“自治”，乌克兰被永久排除在欧盟（当然，还有北约）之外。俄罗斯如果不能确保自己的关键目标，将会遭受华盛顿直接和灾难性的打击和失败。另一方面，成功实现这些目标将是对美国在欧洲的影响和它全球地位的一个巨大打击。更重要的是，它标志着美国从单极地位向后美国世界秩序的过渡。

乌克兰危机已经证实，俄美关系价值观念差异日益重要。奥巴马政府早期对推行民主政治网开一面，以换取俄罗斯在阿富汗和伊朗的援助，但这一做法在2011年陷入麻烦。克里姆林宫支持阿萨德政权，这使白宫几乎没有了回旋余地，随着普京重任总统以及他随后采取的行动，美国的回旋余地几乎缩减为零。在2012年，他欣然接受了古老的保守主义，把它作为“俄罗斯民族思想”的体现，再加上美国国会大力推广马格尼茨基法案，这加大了规范的分歧。从这个方面来说，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并未标志着一个根本的变化，但是强调了双方价值观念的分歧多么不可调和，他们对双边合作的影响多么具有破坏性。

最后，乌克兰危机加剧了过于个性化的问题。在美国人眼中，普京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集中体现了俄罗斯以及俄罗斯对待世界的策略都是错的。这种观点反映了一定的现实，即俄罗斯政治制度的个性化本质，在这个政治制度中，普京是最高决策者。但是，它低估并贬低了观念、优先项和利益的主要差异。今天西方必须面对的一个更令人不安的事实是，无论在乌克兰、叙利亚或一个伟大和强大的俄罗斯概念问题上，大量的精英和公众支持普京外交政策上的挑衅行为。在这种情况下，俄美关系的“普京化”是另一个关系日益恶化的因素。在华盛顿，很少有人相信，在普京的统治下，寻求与莫斯科的合作有什么意义；而在克里姆林宫，越来越多的人对攻击俄罗斯总统个人以及针对他的核心集团的制裁感到愤怒。

展望

俄美关系前景堪忧。所有迹象表明双方越来越激进。美国主导的制裁和俄罗斯经济的衰退远没有吓到普京；相反，普京变得越来越叛逆。他在乌克兰东部冲突中派遣了正规的俄罗斯军队。他已加快步伐，以中国作为地缘政治的平衡力量，制衡美国的“霸权主义”；把金砖国家作为非西方世界秩序的先锋。他利用华盛顿和欧洲国家之间因为制裁和能源安全的紧张局势。他在埃及这样的国家推行让俄罗斯替代美国的概念。[64]他已经开始影响中美和南美的国家，与阿根廷签订核协议，重启苏联在古巴卢尔德的军事雷达站。[65]合作是可取的这个前提受到了质疑。[66]克里姆林宫似乎准备在所选择的一些领域与美方进行有限接触，从而达到一个大致的均衡。[67]但如果这个目标都无法实现，那么美国会失去更多。[68]

同时，美国对俄罗斯的反感已达30年之久。在某种程度上，几乎每一个莫斯科的外交行动都被视为反美。普京推崇的策略被认为是回到了苏联的高压时代。俄罗斯在乌克兰的行动，如为击落马来西亚航空公司的飞机的分裂分子提供武器，致使一些人认为它是一个“流氓”。华盛顿越来越达成共识，要对俄实行遏制政策：加强北约联盟；武装乌克兰军事力量；与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这些苏联加盟共和国联系更加紧密；加强解决欧洲能源多元化问题；只要可能，就采取措施扰乱中俄合作。[69]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不愿与普京统治下的俄罗斯有任何瓜葛。情况可能会变得更糟。不管谁将于2017年接替奥巴马担任总统，在导弹防御、后苏联空间的发展或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大西洋安全框架方面都不太会有政策回旋的余地。[70]

莫斯科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正滑入双方互不合作的境地。然而，这种状况也不稳定，双方关系变得公开对抗的风险还会提高。一个并不心甘情愿与美国合作的俄罗斯很可能会更多地干预苏联加盟共和国，一步步地侵犯波罗的海国家，加强国内的专制统治，利用一切机会让华盛顿知道，如果它的利益不受“尊重”，它能制造什么样的麻烦。也就是说，它会遵循这样的原则，宁可不被喜欢，也不要被忽略。[71]

新/旧欧洲

在普京时代，俄罗斯精英对欧洲的态度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极其期待被欧洲主流所接受的心情和为了达成这一目标的自卑感已经荡然无存。克里姆林宫大胆地质疑欧盟及其价值观、规则和机构是否能代表欧洲和“欧洲化”。它在自己的地盘上举办了三种其他的、相互有些关联的活动。

首先是改组欧洲会议制度。其特征是大陆强国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如德国、法国，当然还有俄罗斯。[72]这个会议制度不是正式会晤，而是达成共识。莫斯科设想的是区域寡头政治，类似于世界多极秩序下的“全球寡头政治”。[73]在某些情况下，它愿意看到这个精英团体包括其他国家，如意大利、波兰和欧盟委员会。[74]但是，即使是在扩大后的团体里还是要保留这样的特点：即俄罗斯扮演主要角色；会晤是西方欧洲大陆上的主要决策框架；“外人”——尤其是美国以及其亲密盟友英国——的作用，将受到限制。

莫斯科推崇的第二个概念没有这么排外，但同样也是为了破坏欧盟的规范（表现为《欧盟共同体法律总汇》）垄断，符合俄罗斯在欧洲举足轻重的地位。这是一个更大的欧洲文明的概念，从强调以法律规则为基础的欧洲转向觉得自己是欧洲一员就能成为欧洲一员。这种模式的吸引力有三个方面。它是一个国家自我肯定的工具，它不需要任何具体的义务，它不限制俄罗斯依据自己的条件成为区域大国或全球大国。相反，它提供了一个有用的平台，可以将自己的影响力扩大到更远的地方。俄罗斯可以同时成为欧洲文明、欧亚大国、东南西北各方之间的桥梁和国际关系多元系统的中心。此外，在大部分欧洲文明陷入“系统性危机”之时，俄罗斯有机会率先努力赋予自己新的活力和目标。[75]

第三，普京一直宣传建立从里斯本到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欧洲经济空间，在这个空间，莫斯科主导的欧亚联盟将与欧盟同等重要。[76]虽然他描绘的是一个“更大的欧洲，由自由、民主这些相同的价值观和市场经济规律联合起来”，但是这个愿景完全以利益为基础。它强调“经济体和谐社会”，拥有一个共同的自由贸易区，“在工业、科技、能源部门、教育和科学方面的协调政策，并最终取消签证”。[77]这样的大欧洲将把俄罗斯对规范和价值观的解释置于与共同体相同的地位，从商业合作和技术转移中去除政治限制条款，并对欧亚联盟给予充分的合法性。[78]

事实上，这些不同的愿景已转化为俄罗斯应对欧洲的方法，即有选择的、有条件的和零散的。人们不能再谈论莫斯科追求“欧洲战略”或寻求实施“欧洲价值观”（一种或另一种）。相反，它与不同的国家和机构接触，以牺牲与欧盟和其他泛欧洲机构的合作为代价，如牺牲与欧洲安全合作组织、欧洲议会和欧洲人权法院的合作，强调主要的双边关系。当我们审视俄罗斯在欧洲大陆各种不同的往来方式时，可以明显看出俄罗斯对双边主义的偏好以及对相应的多边主义的不甚喜爱。

与布鲁塞尔的紧张局势

对于普京精英成员而言，欧盟包括了许多现代欧洲的错误。他们看到了这样一个机构：由于反俄的欧洲中部和东部新成员的加入，欧盟成为一个过大且程序繁杂而陷于瘫痪的机构。他们憎恨它的侵扰和所谓的优越性。[79]虽然他们仍然认真地把它当作一个经济集团（以及俄罗斯最大的贸易伙伴），但是，他们丝毫不尊重其政治地位。[80]

全球金融危机和欧元区危机加强了这些看法和偏见。当那么多的欧盟成员无法管理自己的国家事务时，俄罗斯领导人认为没有理由听取市场自由化和良好治理的好处的训诫。莫斯科吸取的主要教训是，在欧洲唯一有价值的活动是直接与一些知道他们想要什么、并能够实现这一目标的国家合作。

在乌克兰事件之前，俄罗斯与欧盟所谓的战略伙伴关系已经停滞多年。事实上，这种伙伴关系类似于将事物美化，具有欺骗性。双方在制度文化中存在一些基本矛盾，其中莫斯科偏爱的大国外交与欧盟的一致决策相冲突[81]；在政治观方面，普京的威权保守主义与欧洲的民主资本主义相对立；在具体问题上，双方具有激烈的争论。伙伴与合作协定的后续框架取得极小进展[82]，而“从大西洋到太平洋共同的经济和人道主义空间”的愿景仍一如既往地遥不可及。[83]俄罗斯-欧盟峰会已经成为管理紧张局势和粉饰成就的痛苦的练习场。

此外，双方都对积极合作的必要性越来越不在乎。莫斯科已经不再希望从布鲁塞尔得到真正的让步，如申根签证制度自由化；而欧盟也不再希冀俄罗斯与欧洲的核心价值观能够趋同——至少普京当权时是这样。在成员忙于严重的内部问题时，他们不愿意把时间和资源花在不会有任何结果的事情上。这种倦怠的态度一直扩大到相对无政治意义的领域，如“现代化伙伴关系”，由于对这个概念应该包括什么的解释互相矛盾，因而它被认为毫无意义。布鲁塞尔最初希望这种伙伴关系可以鼓励俄罗斯进行改革，然而当它认识到对于普京来说，最重要的是在没有任何限制条款的情况下促进欧洲的技术引进时，这个希望就破灭了。[84]

同时，还存在着三个问题，这三个问题有可能迫使俄罗斯与欧盟的关系处于长期的、系统性的危机之中。他们是：相互冲突的能源安全观念；欧盟东部伙伴关系计划和莫斯科的欧亚联盟之间持续的冲突；为乌克兰的未来而争斗。

能源安全。过去10年的大部分时间里，莫斯科的运作一直以此作为前提，即由于彼此冲突的国家利益，它的欧洲天然气客户无法一起合作。它无视布鲁塞尔，并集中努力增加“俄气”与欧洲领先的能源公司之间的联系，如德国的E.ON鲁尔（E.ON-Ruhrgas）燃气公司、法国的道达尔（Total）公司和意大利的埃尼（ENI）集团。同时，它对乌克兰人以及多个中东欧国家，特别是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采取了强硬的态度。这种行为是从两个假设出发：天然气价格将继续攀升，俄罗斯将始终掌握着与欧洲能源关系中的主动权。

然而，莫斯科低估了欧洲人团结一致应对天然气供给随意中断的能力，如2006年1月和2009年1月由于莫斯科和基辅发生纠纷时那样。[85]打个比方说，这些危机有迫使欧洲和解的效果，其结果是欧盟第三能源一揽子计划，它制定了对天然气供应和分配进行“分拆”的规则，采取了促进竞争的措施。它改变了游戏规则和权力的地缘经济平衡。自2009年以来，由于欧盟的客户利用买方市场和重新获得的团结一致，以较低的价格与它就供应协议进行谈判，“俄气”已多次落于下风。[86] 2012年9月，欧盟委员会发起了反“俄气”垄断起诉，这证明了情况的改变，欧洲在面对俄罗斯时也越来越有信心。[87]这对欧盟成员坚定决心，就乌克兰问题对莫斯科进行制裁是至关重要的。对天然气被切断的后果的恐惧依然存在，但已经明显低于前几年。

这个问题不仅关于价格，而且还与做生意的不同方式有关。正如第3章中所指出的那样，克里姆林宫把向欧洲出口天然气看作地缘政治以及商业领域中最能反映俄罗斯影响的手段。相比之下，欧盟成员则从市场和能源安全条款方面看待这个问题。他们相信，不出于私利来考虑，天然气价格应该反映当前的全球过剩；他们怀疑俄罗斯供应的可靠性；他们热衷于通过来源多样化来减少能源依赖。这些相互矛盾的观点突出了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一个更普遍的问题，即互不信任。在乌克兰事件之前，双方都指责对方不诚信，指责对方把能源问题政治化，没有一方愿意让步。[88]

2014年的发展表明，这些分歧将变得更加激烈。乌克兰危机显然对俄罗斯天然气出口到欧洲有明显影响；尽管正在建设北溪天然气管道，但55%~60%的天然气出口还是要经过乌克兰的领土。[89]南溪天然气管道将通过保加利亚、塞尔维亚（现为欧盟成员候选）、匈牙利和奥地利，布鲁塞尔依靠这些成员，阻断了南溪天然气管道建设。[90]该举措以及全球石油价格的崩溃、欧洲天然气需求低迷、俄罗斯经济的衰退，导致2014年12月普京取消了该项目。[91]也许他这样做最重要的原因是，2014年5月签订了中俄天然气协议，这使得莫斯科多次声称将转向亚洲出口天然气。虽然这种威胁是虚假的，但是它将进一步推动欧洲努力获得天然气供应多样化，加剧莫斯科和布鲁塞尔之间的政治紧张局面。

东部伙伴关系与欧亚联盟。最近，莫斯科对欧盟的软实力非常不屑一顾，所以当它关心一个表现和预算都非常不起眼的计划时，让人十分惊讶。[92]但是，这样说回避了主要问题。东部伙伴关系计划象征着欧盟和俄罗斯对乌克兰、白罗斯、阿塞拜疆、格鲁吉亚、摩尔多瓦和亚美尼亚这六个东部伙伴关系国的影响力的竞争，这也是一个战场，双方在此竞争经济利益、政治忠诚和截然不同的规范愿景。

尽管双方进行了免责声明，但布鲁塞尔和莫斯科仍把这场竞争看作零和博弈。欧盟重申，东部伙伴关系国家不能同时既遵守“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区”谈判和布鲁塞尔的《联合协议》，还加入莫斯科领导的团体，如海关联盟和欧亚经济联盟。2013年9月，当时负责欧盟扩大事务的欧盟委员斯特凡·福勒(Stefan Fule)指出，“你不可能按自由贸易协定降低关税，并同时因为他们是关税同盟的成员而增加他们的关税。”[93]

莫斯科认为，针对“深入和全面自由贸易区”谈判和《联合协议》的行动是公开的反俄行为，加深了它与西方不断恶化的关系。在筹备2013年11月维尔纽斯东部伙伴关系峰会时，它威胁几个加入东部伙伴关系的国家，如果他们与布鲁塞尔达成协议（或签字），它将会采取威胁报复措施。它主要的威慑集中于乌克兰、亚努科维奇总统和其他寡头的利益，但它也针对基希讷乌，假借卫生为由延缓进口摩尔多瓦的葡萄酒和烈酒，并威胁要破坏德涅斯特河沿岸地区的稳定。[94]

虽然东部伙伴关系和欧亚联盟之间的竞争已经因为乌克兰进程和俄美关系更大的危机蒙上了一层阴影，但是它并没有消失。乌克兰这个问题可能已经超越了东部伙伴关系/欧亚联盟这个二分法的狭隘限制，但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并非如此。他们通过《联合协议》亲欧的努力遇到了来自克里姆林宫的强烈抵制，克里姆林宫决意反对俄罗斯邻国的自由主义思想具有的颠覆性的影响。

乌克兰的未来。乌克兰危机事件的发展证明，俄罗斯把欧盟看作分裂的、弱小的和越来越不相关的机构。一些成员不愿意对莫斯科进行有效制裁，这纵容了克里姆林宫，让它尽可能地避开布鲁塞尔，与欧洲达成双边互惠关系。由于欧盟更加注重欧元区的优先权，如在希腊与激进左翼联盟政府进行救助谈判，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脱离是投桃报李。

然而，乌克兰仍然是俄罗斯与欧盟关系的一大祸患。其原因与它自己的未来关系不大，而是因为它像一块磁石一样，各种其他紧张关系都与它相关。因为管道横跨乌克兰领土，乌克兰的事态发展将对欧洲的能源安全有重大影响。它将成为一个战场，在这个战场上各种对欧洲安全、价值观和机构的对立看法将会互相争斗。而乌克兰在未来几年中的不稳定局势也会让俄罗斯与欧盟的全面合作变得非常复杂，会加剧双方相互疏离的趋势。

德国的至关重要性

与德国的关系是俄罗斯欧洲方向的核心。德国是至关重要的，首先因为它是欧洲大陆上占主导地位的政治和经济力量。双边密切往来有深层次的原因。在欧洲，它是俄罗斯的主要贸易伙伴（2013年765亿美元）和外资来源（2012年外商直接投资项目占21.9%）。[95]它是俄罗斯主要的能源客户，对俄罗斯天然气的需求会随着它逐步淘汰核能源而增长。[96]它反对北约进一步扩大以及西方在叙利亚的军事干预。在过去10年中，它在民主化和法治化方面对俄罗斯采取了一条柔和的路线。德国政治阶级保留了对纳粹入侵苏联的强烈负罪感，同时也对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允许德国统一表示了感激之情。个人因素也有利于双方的良好关系。普京能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他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在德累斯顿做克格勃官员，[97]而马赛厄斯·瓦尔尼格（Matthias Warnig）在20多年来一直是普京内部圈子的成员。[98]

克里姆林宫认为与柏林的良好关系是提升俄罗斯在欧洲（及欧洲之外地区）的地位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希望德国会平衡美国的地缘政治影响；努力遏制欧洲对俄罗斯能源依赖的减少；[99]按照莫斯科的要求开辟导弹防御合作之路；成为先进技术的流动通道。在最后一点上，它依赖于德国商业游说团体的良好信誉，该团体在普京时代对克里姆林宫采取了支持的态度，有时甚至与其合谋。

然而，在过去的几年里，事情变得非常困难。虽然总理安吉拉·默克尔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但是她不像她的前任那么顺从。她的前任格哈特·施罗德是克里姆林宫心目中理想的欧洲领导人，他偏爱俄罗斯，对周围小的邻国不屑一顾。[100]默克尔一直公开批评俄罗斯的政治走势以及莫斯科的外交政策，两国关系的整体气氛发生了变化。在2012年11月，时任协调德俄关系的德国委员安德烈亚斯·朔肯霍夫（Andreas Shockenhoff）指出：“莫斯科的现代化与我们的概念不同，”并说，“警察、法院和立法者现在依赖于民间社会的恐吓和镇压。”[101]虽然朔肯霍夫后来让位给对俄罗斯心怀好感的格诺特·埃勒尔（Gernot Erler），但是这对莫斯科而言，并不能解决由于默克尔对两国关系采取更强硬手段而带来的更大的问题。

重要的是，她并没有纵容普京避开欧盟的企图。柏林不仅加入欧盟第三次能源改革方案，而且还推动更紧密的财政和政治协调来应对欧元区危机。柏林在欧洲支持更有效的多边主义，这与莫斯科的目标直接相反。“德国是俄罗斯在西方的最佳代言人”这样的传统观点不复存在。[102]尽管德国企业的利益依然相对和谐，但是政治精英和普通公众的态度已经变得非常不利。根据2012年9月的跨大西洋趋势调查结果显示，俄罗斯在德国的支持率从2011年的48%骤降到一年后的32%，这次骤降与普京重任总统、逮捕“造反猫咪”乐队成员事件，以及克里姆林宫策动反抗议立法的时间恰巧一致。[103]

乌克兰危机加剧了这些趋势。默克尔直言不讳地谴责俄罗斯“吞并”克里米亚；自此以后，她一直批评俄罗斯之后的行为并在实施欧盟制裁时发挥了作用。[104]外交部部长弗兰克-瓦尔特·施泰因迈尔（Frank-Walter Steinmeier）以前被视为东方政策的热心倡导者[105]，但他并没有像许多人想象的那样实施怀柔政策。[106]德国对俄罗斯政策比过去20年中的任何时间都更持质疑态度。莫斯科和柏林有才智的人员会晤这一想法也遭到破坏。不出所料，俄罗斯的行为已导致它在德国的公众形象进一步恶化；2014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发现，其“喜欢”的评级已经下降到了历史最低的19%，“不喜欢”的评级上升到79%。[107]

两国关系很快得以改善是很难的，因为默克尔和普京仍会继续主导各自国家的国内政治。柏林将努力建立一个更具凝聚力和更有纪律的欧盟，并继续直言不讳地批评俄罗斯的专制趋势。两国关系的最强领域将是在商业方面，虽然在这个领域也可能会有麻烦。德国制造业出口很容易受到俄罗斯经济下滑和地缘政治风险增加的影响[108]，而柏林重视可再生能源和能源效率对进口俄罗斯天然气（和价格）产生了长期影响。[109]

欧洲第二强国

法国在以下几个方面不同于德国。法国在批评俄罗斯侵犯人权和伪民主主义方面更加直言不讳。[110]法俄的经济关系不太紧密，包括在能源领域的合作方面也是如此。巴黎一直在更广泛的国际问题上比柏林更激进。2011年，当时的总统尼古拉·萨科齐（Nicolas Sarkozy）在北约和联合国带头指控对卡扎菲的军事干预（这与默克尔决定在安理会决议投弃权票形成了鲜明的对比）。总的来说，萨科齐对阿拉伯之春的态度也透露出巴黎与莫斯科在主权和“保护义务”问题上有着明显的差异。

尽管如此，法俄关系历来牢固。巴黎和莫斯科都认为他们可以并且必须做生意。这首先源于双方共有的大国传统。法国是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八国集团和二十国集团中的一员，而且继德国这个欧盟领导国之后，法国无疑是一个大国以及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之一。它的领导人习惯于从现实主义的角度看待国际关系，这一直有助于与克里姆林宫保持一定程度的共性，尤其在多极秩序的见解方面更是如此。[111]对俄罗斯来说，它佩服法国传统中的战略独立性，特别与戴高乐这个标志性的人物有关。[112]两个国家都强烈反美，并渴望能够确保美国不能主导世界事务。双方还对彼此的文化和文明怀有深深的敬意。

直到最近，莫斯科认为法国的外交政策都非常符合国家利益，并且十分务实。2011年米斯特拉尔级直升机攻击舰的这笔交易就是一个例子，证明了两国之间的关系没有像大多数国家那样受到规范考虑的阻碍。[113]和德国一样，法国支持俄罗斯在欧洲-大西洋的安全中更核心的地位。[114]但是，与德国不同，不论是在欧盟内部或在后苏联空间，法国没有公开支持那些小国家的倾向。[115]与法国媒体相反，法国政府倾向于淡化两国关系中令人不快的政治接触，并强调经济外交。

2012年奥朗德在总统选举中获胜，这让这些设想蒙上了一层阴影。虽然法国的对俄政策没有明显变化，但奥朗德政府暗示将建设一个更强健的欧盟并会积极介入叙利亚事务。[116]与对德国一样，克里姆林宫希望它可以将法国从大欧洲立场中分离出去，这种希冀变得越来越不现实，尤其是在法国公众对俄罗斯和普京的看法恶化之后。俄罗斯的“喜欢”评级下降了近一半，从2001年的56%下降到2012年的31%。[117]

乌克兰事件扩大了莫斯科和巴黎之间的鸿沟。奥朗德最初打算避免法国的商业利益受到西方制裁的影响。但是，随着俄罗斯在乌克兰的直接军事介入，这一立场变得站不住脚。在法国政策变得越来越强硬的情况下，米斯特拉尔级交易于2014年9月暂停。[118]有人猜测奥朗德正在寻求与普京就乌克兰事件做一笔交易。然而，他在国内的地位太弱，这意味着他无法追求更加独立的（合规的）的法国路线，而是被迫采取默克尔的强硬做法。在此背景下，克里姆林宫欧洲政策的主要希望——莫斯科—柏林—巴黎这个三驾马车，已不复存在。

老敌人，新差异

前面提到，重启政策为建立俄罗斯和波兰两国关系提供了动力。这两个国家的关系一直问题重重，受到各种尚未解决的问题的重压和打击——从16世纪俄国入侵波兰，18世纪末俄罗斯帝国三次瓜分波兰，到卡廷惨案，再到1944年斯大林涉嫌共谋镇压华沙起义，以及在冷战期间俄罗斯在波兰确立宗主权。

波兰与俄罗斯的关系在整个后苏联时代仍然十分困难。双方互不信任，这种记忆令人却步。波兰人经常指责克里姆林宫的帝国野心，而许多莫斯科人认为华沙决意摧毁俄罗斯和欧洲之间建立合理关系的任何前景。一系列严重的分歧更加剧了双方的仇恨，这些分歧有：波兰20世纪90年代加入北约、俄罗斯的能源政策、美国在波兰部署导弹防御系统和华沙支持橙色革命。

双方关系的进程受到美俄重启政策的影响。在2009—2010年，当重启政策显示了较好势头，华沙和莫斯科采取了重要的举措，向双方关系正常化迈进。波兰总理多纳尔德·图斯克（Donald Tusk）的公民纲领党比它的前身——由卡钦斯基（Kaczyński）兄弟领导的法律与公正党——对俄罗斯更温和。在2010年4月的斯摩棱斯克空难中，总统卡钦斯基和其他高级波兰官员遇难，普京因为对这次空难表示同情而赢得了赞誉[119]；他对卡廷大屠杀表示公开道歉和忏悔；他也准备谴责一些斯大林的罪责。[120]不过，俄罗斯的举措明显是出于政治上的考虑，而不是对历史或道德顿悟的结果。它们出现是由于俄罗斯与美国和西方关系有了很大的改善，反映了普京认识到波兰在欧盟和欧洲日益增加的重要性。[121]

这种出于实际考虑意味着两国关系的改善无法持续。相反，2011年之后，由于俄罗斯与西方之间关系的持续低迷，两国关系受到严重的附带损害。莫斯科恢复到它原有的态度。它不仅猛烈抨击“企图改写历史……和修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果”[122]，而且坚持认为东欧国家，包括波兰，应该为俄罗斯帮助他们结束纳粹占领他们的国家而感激俄罗斯，他们欠俄罗斯一个永远的人情债。

两国历史对他们的关系起到了消极作用，历史重提源自双方在特定的双边问题和区域问题上再起分歧。俄罗斯调查委员提交的斯摩棱斯克坠机事件报告把坠机事件归咎于波兰军方机务人员，这激起了波兰的怒火，他们指控俄罗斯掩盖事实真相。莫斯科不愿归还飞机的残骸更增加了他们的怀疑。[123]从地缘政治上说，克里姆林宫认为华沙是欧盟力图消除俄罗斯对东部伙伴关系国的影响的主要推动者。[124]

最近的乌克兰危机把他们趋于激化的对峙公开化。华沙支持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谴责“吞并”克里米亚并坚决倡导更严厉的欧盟制裁决定，这突出显示了双方业已改变的战略和政治现状。[125]华沙或莫斯科不再有任何有关共同利益的借口。波兰作为基辅波罗申科政府的坚强后盾引起了它与克里姆林宫的争执。相应地，华沙要求增强北约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军事势力，这意味着它重新回到传统观点，把俄罗斯看作生存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北约的主要功能不再是欧洲-大西洋空间“促稳定”的后现代机构，而是打击俄罗斯并与之对抗的机构。

在双方关系下行的潮流中，几乎没有什么令人宽慰的事情发生。双方经济关系价值递减。虽然波兰仍然进口大量的俄罗斯天然气，但是它正在开发它自己的页岩气，为减少对俄罗斯的能源依赖努力。在贸易方面，它更指望德国，波兰俄罗斯双向投资已经缩减到可以忽略的地步。[126]除非双方关系成为俄罗斯和西方和解的一部分，否则将很难见到两国双边关系如何或在哪里得到改善。两国要建立建设性的关系几乎不可能，最合理的预测应该是双方关系在诸多方面进一步恶化。

分裂的关系

鉴于英国和俄罗斯都是核武器大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世界主要经济体之一，多年来双方几乎没有什么国与国之间的联系。相比之下，双方贸易往来十分频繁（2012年达232亿美元）[127]，英国石油公司在俄罗斯石油公司拥有近20%的股权，在英国石油公司的带领下，英国直到最近一直是俄罗斯最大的外国直接投资国之一。[128]

今天，俄英关系仍不正常。这两个政府几乎在每一个令人瞩目的问题上都持有不同意见：乌克兰、北约、阿萨德的命运、导弹防御，以及美国的全球领导地位。他们彼此具有很强的对抗性。2013年9月的报告称，普京的发言人德米特里·帕斯科夫（Dmitry Peskov）曾形容英国是“没人理会的一个小岛”的说法可能是虚构的；但是，如果这种说法是真的，也不会令人惊讶。[129]对莫斯科的许多人而言，英国是令人恼火的、美国的小伙伴，在很大程度上与欧洲其他国家关系疏离，在国际事务中的独立影响很小。

和波兰一样，重启政策在早期对俄英关系也有积极的影响。最值得注意的是，在利特维年科（Litvinenko）事件之后双方长期缺乏外交接触，重启政策则促进了双方重新开始对话。[130]然而，重启政策无法做到消除双方就利特维年科事件的分歧或对双边政治和安全关系起到实质性的作用。莫斯科和伦敦为各自的外交部部长和国防部部长会议打造了“2＋2”的模式，但是，即使在最好的情况下，官方关系依然冷淡、脆弱。

即使双方关系有微小的进步，也因为乌克兰危机而消失殆尽，双方关系再次冻结。伦敦在制裁方面效仿了华盛顿的强硬路线，它抓住机会重申英国的立场，声称自己在欧洲-大西洋安全方面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作为主持2014年在威尔士新港举行北约峰会的国家，戴维·卡梅伦（David Cameron）首相在建立快速反应部队联盟方面发挥了作用，其中英国军队占该联盟的四分之一。[131]与这些重要的事务相比，与俄罗斯的关系是次要的。2014年7月，伦敦决定公开调查利特维年科之死，这暗示了它不再关心莫斯科是否对此敏感，也不相信近期双方有可能进行任何有价值的合作。[132]

欧洲的两个局外人

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关系呈现出许多协同效应。他们都把自己视为文明古国，而不是“普通”的民族国家。他们有一个类似的混合（或混乱）身份——欧洲国家、欧亚国家、传统主义与现代主义。冷战结束后，他们一直在努力适应以欧盟为中心的欧洲，并努力让自己被接纳。土耳其是北约的一线成员，俄罗斯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国家，但两者都强烈地感到自己是局外人，也觉得自己在面对主流欧洲（尤其是布鲁塞尔）时是受害者。[133]

二者的相似性并不止于此。土耳其总统雷杰普·埃尔多安（Recep Erdogan）和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持有相似的政治和道德保守主义原则：国家主导作用、限制独立机构（非政府组织、媒体）和重申与西方主导的普世主义相反的民族文化。在土耳其，人们说是埃尔多安的“普京主义”，而普京则被称为凯末尔主义者［凯末尔·阿塔土克（Kemal Atatürk）是现代土耳其创始人］。[134]双方的经济关系是至关重要的。俄罗斯是排在欧盟之后的土耳其最大的贸易伙伴（2013年贸易额达330亿美元），并占土耳其天然气进口的55%。[135]俄罗斯是土耳其外商投资的主要来源，旗舰项目如200亿美元阿库尤核电站。土耳其也是俄罗斯游客最多的旅游目的地，在2013年的出游量超过四百万人次。[136]

但是，在这些正面的指标背后仍存在一些问题。最突出的是二者在如何处理阿萨德上的分歧。莫斯科决心保护叙利亚总统，而安卡拉是政权更迭最积极的倡导者。[137]土耳其北约一线成员的身份也带来一些冲突；俄罗斯特别关注的是，欧洲一体化的导弹防御系统的部署会在某个阶段把安卡拉牵涉进去。双方经济关系的前景也绝非一片光明。土耳其担心扩大贸易不平衡（进口比出口的三倍还多），并热衷于增加其应对天然气供应中断的能力。它还参与了各种基础设施项目，这些项目将绕过俄罗斯领土，如跨亚得里亚海管道和跨安纳托利亚天然气管道。[138]

这些差异并不意味着两国关系必然陷入麻烦。埃尔多安和普京都采取了建设性的对策。普京尤其注意不让双边关系受到叙利亚冲突的影响，这可以从他2012年12月访问安卡拉，[139]随后2014年12月再次访问安卡拉看出来。而乌克兰危机只会鼓励他继续向埃尔多安伸出橄榄枝。尽管如此，双方关系依然脆弱，容易受到加速上升的区域紧张局势和俄罗斯与北约关系进一步恶化的影响。

新的支持者？

最近，一些欧洲国家对新兴的亲克里姆林宫群体的讨论日趋激烈。这些群体公开支持莫斯科在一些问题上的立场，如东部伙伴关系和对叙利亚和乌克兰采取不干预政策。他们敌视以欧盟为中心的更大的欧洲。他们支持相似的、保守的和权威的价值观。因此，他们有时被视为克里姆林宫战略的第五纵队，可以破坏欧洲的统一、抹黑民主自由主义、降低欧洲在区域和国际上的重要性。[140]

这些看法都不是毫无根据的。然而，真实的情况更为复杂。某些欧洲国家的政府、政党和利益集团，看上去对俄罗斯外交和国内政策怀有善意，但是他们这样做是出于截然不同的目的：狭隘的利己主义，政治上想法一致，历史、宗教和文化相似。他们联系的纽带可能源于最近的渊源，如匈牙利维克托·欧尔班（Viktor Orban）的民盟党和法国玛丽娜·勒庞（Marine Le Pen）的国民阵线，或者他们可能拥有更为深厚的基础，就像历史上的泛斯拉夫主义（保加利亚和塞尔维亚）或共同信仰东正教（保加利亚、塞尔维亚、希腊）。

国家之间亲莫斯科的程度也各不相同。有些出于广泛的政治和民众的共识（希腊和塞尔维亚），或是重要的争论主体，如捷克共和国。[141]有时候“亲莫斯科”的主要推动力并非积极支持俄罗斯，而是反美和反布鲁塞尔的情绪，要么是为了应对经济全球化的负面后果，要么是普遍的怨恨使然。[142]

鉴于俄罗斯和西方之间的紧张局势，对克里姆林宫的足迹有些焦虑是可以理解的。在欧洲精英团体中，同情俄罗斯或与它同谋的团体可能会削弱政府抵御外来侵略的决心，而正是这一点引发了“二战”。就是说，我们不应该过于夸大普京成功收买这些精英的事实。这样做会丧失欧洲持续的优势，鼓励有关西方衰落的、利于俄罗斯的叙事，混淆因果关系。

以希腊的情况为例。2014年的皮尤全球态度调查发现，61%的受访者给予俄罗斯“喜欢”的评级，这个数据几乎没有受到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兼并事件的影响。但这样的评级似乎与普京几乎没有什么关系。调查指出，只有41%的受访者相信普京“在世界事务上会做出正确的选择”，而57%的受访者对此没有信心。这表明，希腊以及保加利亚等国家的亲俄情绪与克里姆林宫的政策几乎没有瓜葛。希腊有着悠久的传统左翼，反美的政治在野党，而欧元区危机对其人口带来了毁灭性的后果。尽管如此，大多数希腊人仍希望留在欧盟，并保留欧元。他们不愿意被一个（不存在）的“苏联模式”所吸引。

人们认为匈牙利总理欧尔班是普京最好的新朋友：反对欧盟对莫斯科的制裁，与“俄气”合作，限制乌克兰进口俄罗斯的天然气，达成波克什核电站实现现代化的重要协议。然而，这样的举措并非缘于规范性的趋同，而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为了确保获得俄罗斯的资源和核技术。[143]欧尔班的政治倾向，在很大程度上源于本土的匈牙利民族主义，而不是“普京主义”。

没有比塞尔维亚更能彰显克里姆林宫的影响是多么有限的。在大多数情况，它明显处于附庸国候选人状态。多个世纪以来，它不仅与俄罗斯的关系密切，而且也有充分的理由厌恶西方——1999年的北约轰炸，随后科索沃脱离塞尔维亚。尽管如此，贝尔格莱德仍在努力推动塞尔维亚加入欧盟。虽然它想脚踏两个阵营，并已对莫斯科做出让步以达成该目的[144]，但是它认为欧洲一体化是成就未来的关键，而不是俄罗斯。

总之，克里姆林宫希望在欧洲，特别是在南部和东部地区，建立一个由朋友和合作伙伴组成的关系网络。到目前为止，它已成功达成心愿，因为一些有影响力的群体行为正有意无意地进一步替俄罗斯谋取利益。然而，要呈现出一个有凝聚力的支持克里姆林宫的群体，仍有很长的路要走。欧洲中部和东部的政府喜爱俄罗斯胜过欧洲这样的讨论十分离谱。虽然他们中的一些政府努力保持与莫斯科的通道畅通，但是选择欧洲是不会错的。

双边主义的局限性

莫斯科对欧洲实行双边策略，这凸显了它对国际体系先入为主的观点与混乱的区域现实是脱节的。一方面，它认为欧洲因内部分歧和过度消耗而瘫痪。[145]它相信以德国为首的欧洲大国掌管着欧洲事务的运行，尤其是欧元区危机以来更是如此。它不尊重欧盟所体现的民主多边主义。

另一方面，克里姆林宫发现事情并不那么简单。首先，面对俄罗斯，欧盟成员比以往多年来更团结。虽然乌克兰危机凸显出他们对制裁水平是否恰当存有分歧，但是当他们谴责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行为时，意见惊人的一致，肯定远远大于克里姆林宫的预期。在其他领域，俄罗斯试图分裂或操纵欧盟成员，但是基本无效。尽管莫斯科早期入侵一些“南流”国家（见上文），但是这段时间欧盟的能源政策更具凝聚力。普京于2014年12月宣布取消南溪工程便是默认了这一事实。

其次，柏林和巴黎没有听取俄罗斯的花言巧语。特别是与普京喜欢的欧洲领导人格哈特·施罗德相比，默克尔更为强硬。

第三，与此相关的是小国的问题。比如，认为德国和法国（或甚至尝试）可以威逼爱沙尼亚是荒谬的。许多较小的欧洲国家正在显示真正的独立性，展现他们业已大幅提高的、利用多边机制获取利益的能力。

最后，以欧盟规则为基础的欧洲愿景仍然是欧洲大陆上最杰出的叙事。有关普京对乌克兰的战略才华的故事，忽略了现在的欧洲对那个国家的影响力比以前更大了。也许布鲁塞尔对东部伙伴关系的形态曾经判断失误，但乌克兰和格鲁吉亚这样的其他苏联加盟共和国后续的发展却证明了布鲁塞尔的预言具有经久不衰的魅力。

克里姆林宫关于欧洲现实的轻率观点也使它对其他欧洲大陆范围内的问题处理错误，特别是与北约的关系问题。对俄罗斯的政策制定者而言，联盟最好是“冷战的遗物”，但往往它只是一个“敌人”的组织机构。[146]他们并不把它看作美国和欧洲之间的联盟，而是看作美国在欧洲的地缘政治工具。这种看法在欧洲导弹防御谈判之时显而易见。当梅德韦杰夫带着他所认为的一份符合原则的协议出现在2010年11月的北约里斯本峰会时，莫斯科认为，协议可能很快就能与华盛顿敲定，并且欧洲人会顺从地跟着签订该协议。事实上，这种判断对美欧双方都是错误的：美国人拒绝支持命令与控制功能的分权，而欧洲人则对此观点持强烈反对意见。[147]

在乌克兰事件上再次出现了这样的误解。莫斯科指责美国在欧洲东部唯我独尊的地缘政治野心，并指控美国在俄罗斯寻求政权更迭。[148]但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前，奥巴马政府对乌克兰几乎没有什么兴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俄罗斯的行为给华盛顿带来了新的意义，也给此前一直表现出重大衰败迹象的联盟带来了团结。

莫斯科对后现代的多元化欧洲适应缓慢，因为这与俄罗斯的战略文化及其强调硬实力、地缘政治的优先权和与大国共谋不一致。它也被自己的经验误导，那时候的欧洲领导人更为顺从，如施罗德、法国前总统雅克·希拉克和意大利前总理西尔维奥·贝卢斯科尼（Silvio Berlusconi）。然而，它似乎没有因为缺乏理解而感到担忧。它没有更加积极地寻求与欧洲机构接触，而是继续避开它们，除了在特殊的情况下，当它为了某个个别的政治目标，比如欧安组织和乌克兰的“联邦化”（见第4章），它会争取获得支持。

令人沮丧的预测

与美国相比，欧洲是俄罗斯更天然的合作伙伴。双方地理位置接近，更重要的是双方有商业需求，总的来说不那么挑剔，而且没有地缘政治威胁。尽管如此，在未来几年里，双方的关系不大可能有所改善。莫斯科对欧洲政治缺乏尊重，这使它的政策常常不计后果，而欧洲领导人（和公众）都没有兴趣和俄罗斯成为合作伙伴。很少有人相信，在普京的统治下，未来会出现法治与经济现代化，他们也厌倦了迎合克里姆林宫。2012年圣彼得堡对话之后，默克尔批评“造反猫咪”乐队成员获刑，这件事成为欧洲态度转变的分水岭。[149]

各国政府将继续在政治上与俄罗斯进行接触，而欧盟至少在未来10年将继续成为俄罗斯最大的贸易和外国投资来源。但是，对俄罗斯的“欧洲化”和欧洲一体化的幻想已经让位于一种深深的疏离感。普京治下的俄罗斯已经成为像中国一样的异域国家，是一个不那么吸引人的合作伙伴。从俄罗斯方面来看，前景也是同样的悲观。即使在20世纪90年代欧洲如日中天之时，莫斯科业已持有强烈的、美国中心论的偏见。[150]今天，把欧盟的软实力与俄罗斯的硬实力相结合这样的欧洲联合或联盟的想法完全是乌托邦，看起来毫无希望。许多俄罗斯政策共同体把欧洲视为国际趋势转变的最大受害者，没有任何具有影响力的群体愿意抛弃（或稀释）莫斯科对欧洲事务采取的基于国家和权力的策略。

西方在普京外交政策中的位置

重启政策的消亡以及与欧洲的关系恶化对莫斯科认为西方更重要的看法提出了质疑。人们会很自然地从最近的事态发展得出这样的结论，即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正摆脱西方中心论这个偏见。正如全球金融危机已成为世界权力转移的催化剂一样，乌克兰危机也刺激了俄罗斯的重新定位。

但是，奇怪的是，普京政府在某些方面变得更以西方为中心了。理解为什么会如此重要，因为它不仅与莫斯科关于“转向东方”的声明不符，而且也与当代国际政治的运行格格不入。

外交政策的保守主义

第5章提到俄罗斯为什么没有在亚洲显示其重要性。一种原因是历史、地理和文明素质这些影响因素，它们业已转化为经久不衰的西方中心论。但同样重要的是极其保守的心态，这种心态阻碍了任何形式的明显变化。事实上，莫斯科继续持有西方中心论会使它卡在时间隧道，无法、也不愿适应世界转型。

美国和欧洲代表着已知的过去。和现在一样，与他们的关系有时十分紧张。但是，当俄罗斯的决策者与西方同行打交道时，他们可以求助于一整套精心排演过的行为、谈判策略和政策立场。[151]相对而言，与中国和其他亚洲国家的互动经验较少，他们需要调整期待，采取不同的方法。尽管中俄之间的关系正处于向上的通道，但是中国人是特别具有挑战性的合作伙伴。其原因不是语言的差异，而是广义文化上的不同。[152]

熟悉与陌生的二分法首先适用于安全领域。尽管莫斯科大谈导弹防御的危险，谴责北约保护欧洲-大西洋安全的拨款，并警告美国的单极化和特权主义，但是来自西方的威胁都十分常规化，让人放心。这些问题似乎很容易理解，而不是需要富有想象力的解决方案。这也适用于更重大的国际问题，如叙利亚冲突。克里姆林宫认为美国外交政策的运作没有什么大的秘密，即使是它认为危险、不怀好意的政策方面也是如此。

选择性接触

俄罗斯继续西方中心论完全合理。美国作为世界上的一个大国，对克里姆林宫的决策有巨大的实质和心理的影响。欧洲是俄罗斯最亲密的邻居和最重要的经济合作伙伴。尽管西方可能衰落，但世界仍然由西方政府、机构和规范来主导。

俄罗斯和其他国家一样，认为西方经济发达、技术一流、生活水平高。俄罗斯要在工业、服务业和农业方面具有国际竞争力，它需要融入西方，经常与中国、印度和其他新兴经济体直接竞争。[153]斯科尔科沃管理学院或中国科技园区不是外部基准，硅谷才是，这是4万名在硅谷工作的俄罗斯人确认的事实。[154]尽管与美国的关系低落到冷战之后的最低点，但埃克森美孚才是克里姆林宫真正渴望在北极和俄罗斯远东地区开发能源资源的合作伙伴，而中石油不是。

人们也不能低估西方文化和规范性的推动力。与普通的俄罗斯人在民主和威权领导中更喜欢威权领导这种过于简单的说法相反，有证据表明，他们偏向于扩大个人自由和政治选择，他们的理想常与西方有关。[155]俄罗斯人坚持西方中心主义最有力的例证不是2011—2012年的反普京抗议运动，而是俄罗斯中产阶级的生活方式，这种生活方式比以往更倾向于接受“西方”的习惯。虽然亚洲崛起，但是年轻的、雄心勃勃的俄罗斯人才依然外流到美国和欧洲，而不是中国和印度。

同时，领导阶层行事采用一个几乎赤裸裸的双重标准。他们批评西方软弱腐朽，欧洲尤其如此。然而，他们把孩子送往欧洲和美国的大学接受教育、在伦敦购买财产、把钱投资到西方银行和对冲基金、在英国法庭上寻求法律赔偿。他们这样的行为暗含着一个明确无误的假设：“西方是最好的。”欧亚经济联盟，一个反西方一体化的项目，却大量借鉴欧盟共同体作为规范和标准的国际最佳实践模型。[156]欧亚经济委员会这个欧盟的官僚机构是布鲁塞尔欧盟委员会的翻版。

自2013年底以来，普京一直在推动俄罗斯资本和财产的“去离岸化”，表面上是为了让俄罗斯的利益不受到外界的（即西方）的压力，但主要是支持他的政治控制。然而，到目前为止，它的影响极其有限。精英们的商业利益与西方是交织在一起的，俄罗斯经济的脆弱状态表明，这不会很快改变。2013年俄罗斯资本外逃估计为630亿美元，2014年第一季度的外逃资本（650亿~700亿美元）就超过了这个数字。[157]2014年9月，前财政部部长阿列克谢·库德林估计，乌克兰危机开始后有1100亿美元的资本离开了这个国家。[158]

就是说，区分西方中心主义和亲西方主义十分重要。普京和过去的300年中的许多前辈们一样，认为西方资源和威胁并存。[159]西方是经济发展和精英富集的源泉。但是，从政治模型和地缘政治平衡的棱镜来看，它又是一种威胁。这也成为克里姆林宫重要的动员工具。[160]在乌克兰危机期间，确立一个公共的外部敌人的策略特别明显，但这是有着悠久历史和诱人的原因的。它为政策和管理失败提供了一个简单的借口，为严格控制媒体、非政府组织和政治反对派等压制措施找到了理由。

与西方进行选择性的或按需点菜式的接触出现了，这种接触以利益划分为标志。俄罗斯的统治者在对西方政治价值观表现冷淡的同时，又希望吸引大型欧洲（甚至美国）的技术援助。他们想保持个人进入西方的渠道畅通，同时大力抵制自由主义思想渗透到俄罗斯社会。他们口头上说要建立法律规则和负责任的政府，要打击腐败、建立公民社会，却千方百计地巩固现有的国家关系。[161]最终他们不寻求与西方趋同或融入西方，而是寻求与西方合作、得到西方的默认。

俄罗斯对外政策的重申

从过去10年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中，普京得出了三大结论。

第一，人们不能相信西方列强，特别是美国的善意。在民主与全球治理这虚伪的道德说教背后，他们无情地追求自己的利益，对他人不管不顾。因此，俄罗斯必须看到西方（和世界）的真面目。[162]

第二，他的外交政策已取得极大的成功。在他的关注下，20世纪90年代那个屈辱的国家已经变成了一个崛起的全球大国，成为“现代世界具有影响力和竞争力的两极社会中的一极”。[163]自苏联解体以来，它变得更独立、更不可或缺、更自信、更具影响力。

第三，普京认为，俄罗斯可以决定或至少控制与西方的关系。被人告知要做什么、如何做的日子已经一去不复返了。它可以决定何时何地与之合作，或是否合作。今天，西方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俄罗斯：国际冲突管理；作为中国的地缘政治平衡；对伊斯兰极端主义的堡垒；欧洲主要的能源供应商。因此西方有责任调整政策以适应俄罗斯，而不是相反，这意味着，首先，将俄罗斯看作一个平等和受人尊重的合作伙伴。

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是仅靠它自己决定，而是反映和加强了其对外政策的总体取向和心态。尽管提到过适应“地缘政治格局的深刻变化”以及“越来越复杂和不可预测”的国际关系[164]，但是，该政权对世界和俄罗斯的世界地位的看法没有结构上的转变。在克里姆林宫看来，事件（和危机）的发生和结束，需要具有灵活性的战术，有时需要政策的调整，但是处事原则和战略文化是永恒不变的。

因此，普京时代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得到了加强，该原则更受到19世纪外交官亚历山大·戈尔恰科夫（Alexander Gorchakov）的现实政治的影响，而不是受到21世纪的现实情况的影响。[165]这些原则包括：把自己看作世界首屈一指的强国之一的自我认知，过硬的实力处于首要地位这样不可动摇的信仰，以及对俄罗斯将永远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主导作用的深信不疑。如果说从与西方打交道中学到了一个总的教训，那么对普京而言，这个教训还在于再次重塑价值：坚持自己的信念，在判断对与错之时抵制外来思想，即使面临最强烈的反对意见，也要保卫国家利益。他的新霍布斯模式认为，这个世界是强者更强、“弱者挨打”，世界不可能存在其他模式。

这表明，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在未来几年将会出现更多的问题。政策和原则的根本分歧是十分可怕的。加入普京的必胜信念和愤愤不平的正义感，很难看到当前这种对抗范式的出路。虽然莫斯科不应为这种状况承担全部责任，但是只要克里姆林宫认为导弹防御、第三次能源一揽子计划和乌克兰独立比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和伊斯兰极端主义对俄罗斯的威胁更大，那么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就不会改善。

要阻止双方关系连续性的向下趋势可能需要一系列冲击或一次重大的战略冲击。一个盲目扩张的中国可能起到这样的冲击作用。另外，更有可能的情况是整个中东地区发生冲突。即便如此，考虑到俄罗斯与西方之间不断积累的问题，寄希望于出现新的合作精神是不明智的。至少各方必须回归到现实：抛开共性的幌子，避开对世界秩序的昭然若揭的野心，侧重于具体的优先事项。只有这样，才会有更好的期待、更大的可能性和更好的结果。

[1] 题记：X(Kennan),“The Sources of Soviet Conduct,”Foreign Affairs,July 1947(http://www.mtholyoke.edu/acad/intrel/coldwar/x.htm)。

[2] Dmitri Trenin,“‘Osennii marafon’ Vladimira Putina:k rozhdeniyu Rossiiskoi vneshnepoliticheskoi strategii”(“普京的‘秋季马拉松’：俄罗斯外交政策战略的诞生”),Carnegie Moscow Center Briefing Paper,November 20,2001,p.6。

[3]“Issues Paper on Relations with Russia,”prepared by the Foreign Affairs Council of the European External Action Service(EEAS) for High Representative Federica Mogherini,January 19,2015(http://blogs.ft.com/brusselsblog/files/2015/01/Russia.pdf).对于问题的剖析，见Kadri Liik,“The Real Problem with Mogherini's Russia Paper,”European 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anuary 20,2015(http://www.ecfr.eu/article/commentary_the_real_problem_with_mogherinis_russia_paper402)。

[4] Dmitri Trenin,“Welcome to Cold War II,”Foreign Policy,March 4,2014(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3/04/welcome_to_cold_war_ii).记者爱德华·卢卡斯（Edward Lucas）在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之后首次使用“新冷战”这个词。他的新书The New Cold War:Putin's Threat to Russia and the Wes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于2014年中旬出版。

[5] Ivan Krastev,“Putin's World,”Project Syndicate,April 1,2014(http://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van-krastev-blames-the-west-s-weak-responsein-crimea-for-empowering-russia#vaMwzSEzzhjPFQOD.99).

[6] 在《总统先生：与普京对话》（Ot pervogo litsa:razgorovy s Vladimirom Putinym）(Moscow:Vagrius,2000)一书中，普京称俄罗斯是西欧文明的一部分（p.156）。

[7]“An Open Letter to the Obama Administration from Central and Eastern Europe,”Wyborcza gazeta,July 15,2009(http://www.rferl.org/content/An_Open_Letter_To_The_Obama_Administration_From_Central_And_Eastern_Europe/1778449.html4); signatories included Václav Havel,Alexander Kwasniewski,and Lech Waesa.

[8]“在过去几年里，俄罗斯和我们联盟（北约）成员之间的关系有一个危险的趋势。应该开始重启政策，并重新审视我们可以并且应当与俄罗斯合作的领域了”，副总统拜登（Biden）在第45届慕尼黑安全政策会议上的讲话，2009年2月7日(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vice-president-biden-45th-munich-conference-security-policy)。

[9] 罗恩·阿斯穆斯（Ron Asmus）认为，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主席委员会”（其中包括总统、副总统、国家安全顾问）一度考虑美国军事介入格鲁吉亚战争。不过，看来这只是一个假想：“总统认为，如果美国采取任何方式军事介入，他们不得不为事件升级做好准备，最后，与俄罗斯对抗。大家围坐在圆桌旁，清楚地知道任何军事措施都可能导致与莫斯科的对抗，没有人能预测结果，而且这并不符合美国的利益。”Ron Asmus,A Little War That Shook the World:Georgia,Russia,and the Future of the West(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10),p.187.

[10]“Otnoshenie rossiyan k drugim stranam”（“俄罗斯对其他国家的态度”），Levada Center poll,December 8,2014(http://www.levada.ru/08-12-2014/otnoshenie-rossiyan-k-drugim-stranam)。

[11]“Russia's Global Image Negative amid Crisis in Ukraine,”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July 9,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09/russias-global-imagenegative-amid-crisis-in-ukraine/).

[12] 安吉拉·斯坦特把奥巴马政府“谨慎预期管理”的态度比作乔治·H.W.布什（George H.W.Bush）的谨慎态度，这种态度与比尔·克林顿和乔治·W.布什的相反。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US-Russian Relations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2014),p.217.

[13] 布什政府不愿意缔结任何条约，而莫斯科想要签订一项协议，以确保毁灭剩余的弹头，而不是只是让弹头退役。《削减进攻性战略力量条约》是对这两种意见的妥协的结果，并不令人非常满意(http://www.nti.org/treaties-and-regimes/strategic-offensive-reductionstreaty-sort/)。

[14] 2010年《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范围是：700个洲际弹道导弹，潜射发射弹道导弹以及配有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1550个部署的核弹头；800个部署和未部署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潜射弹道导弹发射器，以及配有核武器的重型轰炸机(http://www.state.gov/t/avc/newstart/index.htm)。

[15] U.S.-Russia Relations Fact Sheet,Bureau of European and Eurasian Affairs,U.S.Department of State,December 14,2012(http://www.state.gov/r/pa/ei/bgn/3183.htm).

[16] 这发生在美国突袭阿伯塔巴德的本·拉登（Bin Laden）之后。

[17] S-300合同的取消肯定破坏了俄罗斯与伊朗的关系。德黑兰威胁要请求国际仲裁，而莫斯科回应称，在P5+1（美国、英国、法国、中国、俄国和德国）这六个国家中，它会转向强硬立场——Dmitry Gorenburg,“Iran's S-300 Lawsuit against Russia May Backfire,”Russian Military Reform,December 13,2012(http://russiamil.wordpress.com/2012/12/13/irans-s-300-lawsuit-against-russia-may-backfire/)。

[18] Ellen Barry,“Russia Declares Deal to Join Trade Group,”New York Times,November 3,2011(http://www.nytimes.com/2011/11/03/world/europe/russia-saysit-will-join-wto-in-deal-with-georgia.html?_r=0).

[19] 直到2014年秋天，这些包括军备控制和国际安全、能源、反恐、反毒品、网络、空间和军事合作工作组。但随着乌克兰紧张局势的恶化，许多委员会的活动已经暂停，见美国能源部国家网站(http://www.state.gov/p/eur/ci/rs/usrussiabilat/index.htm) （2015年4月10日访问该网站）。

[20] Lilia Shevtsova,“Vladimir Putin Offers the West a Faustian Bargain,”Washington Post,May 8,2014(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vladimir-putinoffers-the-west-a-faustian-bargain/2014/05/08/47acffb0-d604-11e3-95d3-3bcd77cd4e11_story.html).

[21] 在2013年1月解散之前，民间社会工作组被认为是一个冷嘲热讽的工具，用来掩盖奥巴马对俄罗斯侵犯政治和公民权利的行为网开一面的策略。David Kramer,“America's Silence Makes Us Complicit in Russia's Crimes,”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0,2010(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10/09/19/AR2010091902893.html).

[22] 甚至还有短暂的关于英-俄关系重启的炒作——Vladimir Borisov,“Moscow Prepares for UK ‘Reset’ ahead of David Miliband's Visit,”Russia Now,October 28,2009(http://www.telegraph.co.uk/sponsored/rbth/6454457/Russia-Now-Moscow-prepares-for-UK-reset-ahead-of-David-Milibands-visit.html)。

[23] 2011年3月瓦尔代报告“The U.S.- 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Reset’:Building a New Agenda.A View from Russia”（http://vid-.rian.ru/ig/valdai/USRussia%20relations_eng.pdf），指出：“自90年代中期以来，美国的政策首次没有损害俄罗斯的切身利益（例如，在后苏联空间），”第5页。

[24] Stent,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p.258.

[25] 或者如2011年瓦尔代俱乐部的报告中所说的那样，“解决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的遗留问题”——“The U.S.-Russia Relations after the ‘Reset’，”p.23。

[26] 格鲁吉亚战争之后四年，奥巴马没有邀请萨卡什维利去白宫，这非常说明问题。

[27] 这来自苏联的老笑话：“我们假装工作，他们假装付钱给我们。”

[28] 德米特里·特列宁精辟地说：“除非美俄关系得以提升，否则它会走下坡路”，见“The World on Obama,”New York Times,November 7,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11/07/opinion/the-world-on-obama.html?pagewanted=all&_r=0)。

[29] Dmitry Suslov,“Russia-US ‘Reset’ Over,What Next?,”Valdai Club website,February 11,2013(http://valdaiclub.com/usa/54760.html); see also Leon Aron,“A Russian ‘Frenemy,’”Los Angeles Times,March 5,2013(http://articles.latimes.com/2013/mar/05/opinion/la-oe-aron-russia-pause-20130305).

[30] Stent,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pp.261-62.

[31] 俄罗斯石油公司与埃克森美孚的协议内容广泛，但都集中于对喀拉海（北冰洋）的三大板块进行联合勘探和发展之上。

[32] 李·雷蒙德（Lee Raymond），1993—2005年任埃克森美孚的首席执行官，他这样总结他的态度：“我不是一个美国公司……我作决定并不以它是否利于美国为基准。”——Steve Coll,Private Empire:Exxon/Mobil and American Power(New York:Penguin,2012),p.71.科尔指出，“雷蒙德操控着埃克森美孚的全球地位……作为一个自信的、独立自主的公司，与白宫的不断轮换的主人有着同等的权利……他并未把公司作为美国外交政策的一个下属的工具；他的公司是一个私人帝国”，第19页。

[33] Stephen Bierman,“Exxon's Russia Ambitions Show Oil Trumps Obama-Putin Spats,”Bloomberg News,January 2,2014(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1-02/exxon-s-russia-ambitions-show-drilling-trumps-obama-putin-spats.html).

[34] Clifford Kraft,“Exxon Halts Oil Drilling in Waters of Russia,”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9,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9/20/business/exxon-suspending-700-million-drilling-operation-in-russian-waters.html?_r=0).

[35]“‘Strategic Balance Being Disrupted’ — Putin,”RIA-Novosti,February 27,2013(http://en.ria.ru/russia/20130227/179712595.html).事实上，德米特里·苏斯洛夫指出，对俄罗斯的“威胁”不存在，但地缘政治：“与美国的战略平衡……将俄罗斯与包括新的权利极在内的其他权利极区分开来，并决定它是否是一流政治的主要参与者。”“Cancellation of the Chicago Summit Suits Russia,US Interests,”Valdai website,April 19,2012(http://valdaiclub.com/usa/41380.html).

[36] 事实上，这是国会同意批准《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关键条件。

[37] 副总理罗德米特里·罗戈津：引自“Russia Sceptical over Obama's New Nuclear Reduction Proposal,”RIA-Novosti,June 19,2013(http://en.ria.ru/russia/20130619/181755868.html)。

[38] 即使这样，莫斯科谴责美国和欧盟联合国安理会1929号决议加强了制裁以阻止在伊朗的石油和天然气行业投资。——Howard LaFranchi,“As US and EU Slap on More Iran Sanctions,Russia is Miffed,”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ne 17,2010(http://www.csmonitor.com/USA/2010/0617/As-US-and-EU-slap-on-more-Iran-sanctions-Russia-is-miffed).

[39]“Breaking the ‘Cold Spell’ in Russia-NATO Relations,”RT,November 22,2010(http://rt.com/politics/nato-russia-lisbon-summit/);“Russia to Work with NATO on Missile Defence Shield,”BBC News,November 20,2010(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11803931).北约-俄罗斯理事会的声明措辞较为保守：“我们同意讨论推行导弹防御合作。我们商定了一个联合弹道导弹威胁评估，并继续在该领域进行对话。核管理委员会也将恢复战区导弹防御合作。我们已责成北约-俄罗斯理事会对导弹防御合作的未来框架进行全面的联合分析”——NATO-Russia Council Joint Statement,November 20,2012(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news_68871.htm)。

[40]“领土防御系统将是我们集体防御框架的一部分。我们不能把我们的集体防卫责任外包给非北约成员。”北约秘书长安诺斯·福格·拉斯穆森（Andres Fogh Rasmussen）将军在伦敦皇家联合服务研究所的讲话2011年6月15日(“NATO:Defending against Ballistic Missile Attack” — http://www.nato.int/cps/en/natolive/opinions_75473.htm)。

[41] Mikhail Margelov,“Russia's Vision for the Middle East and North Africa,”transcript of speech at Chatham House,December 10,2013(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home/chatham/public_html/sites/default/files/101213Russia.pdf),p.7.

[42] Vladimir Putin,“Russia and the Changing World,”Moskovskie novosti,February 27,2012(http://valdaiclub.com/politics/39300.html); 也见Putin's 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September 19,2013(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43] 因此，奥巴马呼吁安理会“反对阿萨德政权的残暴无情，展现它是联合国宪章中普世权利的可信赖的倡导者”，2012年2月4日（http://www.cfr.org/syria/obamas-statement-syria-february-2012/p27292）。

[44] 见阿列克谢·普什科夫（国家杜马国际事务委员会主席）的评论，引自Fred Weir,“So Many Nyets:Why the Chasm between US,Russia Is So Hard to Bridge,”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February 21,2013(http://www.csmonitor.com/World/Europe/2013/0221/So-many-nyets-Why-the-chasmbetween-US-Russia-is-so-hard-to-bridge)。

[45] Ariel Cohen and Stephen Blank,“‘Reset’ Regret:Russian ‘Sphere of Privileged Interests’ in Eurasia Undermines US Foreign Policy,”Heritage Foundation,August 3,2011(http://www.heritage.org/research/reports/2011/08/reset-regret-russian-globalstrategy-undermines-us-interests).

[46]“Russia,China Should Explain Their Veto to the Syrians:Hillary Clinton,”The Nation,October 6,2011(http://www.nation.com.pk/international/06-Oct-2011/Russia-China-should-explain-their-veto-to-Syrians-Hillary-Clinton).See also Hillary Rodham Clinton,Hard Choices(London:Simon & Schuster,2014),pp.235-60.比尔·克林顿在2008年认可奥巴马作为民主党的候选人时使用了历史的“对”（和“错”）的主题，“Clinton:Barack Obama Is the Man for This Job,”CNN International,August 27,2008(http://edition.cnn.com/2008/POLITICS/08/27/bill.clinton.transcript/index.html?iref=nextin)。

[47] 马格尼茨基法案取代了1974年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参见第六章注释48）。它不仅涵盖涉嫌介入虐待马格尼茨基和导致他死亡的官员，还包含涉嫌参与其他侵犯人权案件的人员。美国参议院于2012年12月以压倒性的票数92∶4通过了该法案。

[48] 普京2013年9月对瓦尔代俱乐部声称：“许多欧洲-大西洋国家实际上否认他们的根基，包括构成西方文明基础的基督教价值观。”他就此与俄罗斯进行了对比，俄罗斯认为自己是由“俄罗斯人、俄语、俄罗斯文化、俄罗斯东正教会以及其他的传统宗教构成的国家文明”（http://eng.kremlin.ru/news/6007）。

[49] 因为俄罗斯不允许犹太人自由移民，最初的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否决了俄罗斯的最惠国贸易地位（“正常贸易关系”）。该修正案通过总统豁免权每年撤销一次。虽然它的最初理由早已过去了几十年，国会一贯用杰克逊-瓦尼克修正案促进俄罗斯民主和人权。相关各种问题的详细分析，见Julie Ginsberg,“Reassessing the Jackson-Vanik Amendment,”Council on Foreign Relations,July 2,2009(http://www.cfr.org/trade/reassessing-jackson-vanik-amendment/p19734)。

[50] 这些观点是普京于2012年7月9日对俄罗斯的外交官讲话时的观点（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4145）。

[51] David Kramer and Lilia Shevtsova,“Here We Go Again:Falling for the Russian Trap,”American Interest,February 21,2013(http://www.the-american-interest.com/articles/2013/02/21/here-we-go-again-falling-for-the-russian-trap/).

[52] Cohen and Blank,“‘Reset’ Regret.”

[53] Mitt Romney interview with Wolf Blitzer,CNN,on March 26,2012(http://www.huffingtonpost.com/2012/03/26/mitt-romney-russia-geopolitical-foe_n_1380801.html).

[54] 作者在华盛顿的对话，2013年4月。

[55] 2013年，前中情局员工和美国国家安全局承包商爱德华·斯诺登（Edward Snowden）向各媒体泄露了许多国家安全局和其他情报机构的档案。泄露的信息披露了美国情报机构对法国和德国等盟国采取行动的范围和程度。斯诺登设法从他夏威夷的家飞往香港，在香港的俄罗斯领事馆寻求避难，然后逃到莫斯科躲避逮捕。犹豫一阵之后，俄罗斯政府给予他为期一年、每年可更新的临时庇护地位。更多关于斯诺登事件的记录及其对俄美关系的影响，见Angela Stent,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2nd ed.,forthcoming 2015)。

[56] Julia Ioffe,“The Syria Solution:Obama Got Played by Putin and Assad,”New Republic,September 10,2013(http://www.newrepublic.com/article/114655/obamasyria-policy-octopus-fighting-itself).奥巴马此前曾宣布阿萨德使用化学武器对付叛军将跨过“红线”，并指出这种行为将招致美国的军事回应。在2013年8月21日对乌塔大马士革的沙林毒气袭击之后，虽然他没有义务这样做，但是他决定寻求国会对军事行动的批准。很明显，国会不会同意，俄罗斯政府提出就此与叙利亚斡旋。

[57] Vladimir Putin,“A Plea for Caution from Russia,”New York Times,September 11,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09/12/opinion/putin-plea-for-cautionfrom-russia-on-syria.html?pagewanted=all&_r=0).

[58] 在莫斯科峰会前夕，奥巴马接受记者采访时做出了最臭名昭著的评论。在为他与梅德韦杰夫“非常好”的关系唱完赞歌之后，他形容普京“一只脚踩在过去，一只脚站在了新时代”。不过，他将会见普京，因为“他仍然有动摇”——Chris McGreal and Luke Harding,“Barack Obama:Putin Has One Foot in the Past,”The Guardian,July 2,2009(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09/jul/02/obamaputin-us-russia-relations)。平心而论，其他人对前后两位领导人的认识更为清晰。当时的美国大使约翰·贝尔勒在对华盛顿的电报中说，梅德韦杰夫地位较低，普京仍是决策者。——“US Embassy Cables:‘Tandem Politics’ of Medvedev and Putin,”The Guardian,December1,2010(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us-embassycables-documents/178955).

[59] 在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普京热情地谈到了乔治·布什，同时感叹他周围的人辜负了他。

[60] 关系的个人化也是苏联时代的特征，尤其是罗斯福和斯大林之间，后来里根和戈尔巴乔夫之间也是这样。

[61] 奥巴马政府官员称，他们试图在双驾马车时代与普京保持联系，但屡屡碰壁。——见Stent,The Limits of Partnership,p.217。文中说，一些白宫的声明是无益的，比如，（当然这是真实的）普京认为“普京一只脚踩在过去”（见第六章注释57）。

[62] Ariel Cohen,“Putin and Obama Won't Visit Each Other Any More,”Heritage Foundation,May 17,2012(http://dailysignal.com/2012/05/17/putin-and-obamawont-visit-each-other-any-more/); Nikolai Gvosdev,“The Realist Prism:a Closer Look at U.S.-Russia ‘Summit-gate,’”World Politics Review,May 18,2012(http://www.worldpoliticsreview.com/articles/11965/the-realist-prism-a-closer-lookat-u-s-russia-summit-gate).

[63] 1983年，北约名为“优秀射手”的军事演习引起了莫斯科的警惕，苏联武装部队准备进行一场迫在眉睫的核打击，见Robert Service,How They Ended the Cold War(Palgrave Macmillan,forthcoming 2015)。

[64] Patrick Kingsley,“Vladimir Putin's Egypt Visit Sends Message to US,”The Guardian,February 9,2015(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5/feb/09/vladimir-putin-egypt-visit-message-us-russia).

[65] Alec Luhn,“Russia to Reopen Spy Base in Cuba as Relations with the US Continue to Sour,”The Guardian,July 16,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jul/16/russia-reopening-spy-base-cuba-us-relations-sour).

[66] Alexei Pushkov,“Russia Grows Strong; Europe and the USA Weaken,”Valdai Club website,January 9,2014(http://valdaiclub.com/near_abroad/66060.html); Andranik Migranyan,“The US in a Time of Change:Internal Transformations and Relations with Rus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April 15,2013(http://eng.global affairs.ru/number/The-US-in-a-Time-of-Change-Internal-Transformations-and-Relationswith-Russia-15927).

[67] Suslov,“Russia-US ‘Reset’ Over:What Next?”

[68] 这种态度概括了普京对2014年4月欧盟实施的第三轮对俄制裁不屑一顾的回应:“我们都知道：制裁不可能在现代世界有效。”他声称，制裁甚至会带来一定的好处，如增加老百姓的储蓄，协助解除去离岸化。——在独立区域和地方媒体第一论坛上的讲话，圣彼得堡，2014年4月24日（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7075）。

[69] 拥护传统权力政治的人们发出了一些反对的声音，如亨利·基辛格、约翰·米尔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和德米特里·西门斯。但是，他们对奥巴马对俄政策的影响力已经微乎其微。

[70] 2012年3月，奥巴马一不小心告诉了梅德韦杰夫，一旦他再次当选，他将有更大的能力，显示在导弹防御系统“灵活性”。——David Goodman,“Microphone Catches a Candid Obama,”New York Times,March 26,2012(http://www.nytimes.com/2012/03/27/us/politics/obamacaught-on-microphone-telling-medvedev-of-flexibility.html).

[71] 《君主论》(The Prince)里尼可罗·马基亚维利(Niccolò Machiavelli)著名的格言：“如果你不能既被人怕又被人爱，不如选择前者。”

[72] 普京在他2012年2月的文章“俄罗斯与变化中的世界”里写道，“正如德国和法国所设想的那样，俄罗斯与确保强大欧盟利益攸关。”又见Yevgeny Shestakov,“Why We Have Finally Fallen Out of Love with Europe,”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December 20,2011(http://rbth.ru/articles/2011/12/20/untitled_resource_14055.html)。

[73] 这个想法根植于欧洲“集体安全”的概念，这个概念是由人民委员外交部部长（1930至1939年）马克西姆·李维诺夫（Maxim Litvinov）在20世纪30年代构想的。它也是梅德韦杰夫的“新欧洲安全架构”的基础。

[74] 2009年3月，笔者参加了战略对话研究所在罗马主办的题为“探索与俄罗斯进行战略合作新的媒介”的会议。此次会议的目的是讨论更有效的俄罗斯与欧盟互动机制，特别是包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波兰、欧盟委员会在内的六方联络小组的想法。另外考虑增加一些其他国家，如荷兰和瑞典等。不出所料，这个想法受到一些与会者的猛烈抨击，没有得到进一步发展。见http://www.strategicdialogue.org/events/items/ameurusmeeting-march2009 for the original position paper by Lord(David) Owen。

[75] Nikolay Spasskiy,“The Decline of Europe and Russia's Futur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June 23,201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The-Decline-of-Europeand-Russias-Future-15572).Spasskiy认为，欧洲唯一的出路就是“提高国家的作用”，尤其要学习新加坡李光耀的模式。

[76]“‘From Lisbon to Vladivostok’:Putin Envisions a Russia-EU Free Trade Zone,”Spiegel Online,November 25,2010(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from-lisbon-to-vladivostok-putin-envisions-a-russia-eu-free-trade-zone-a-731109.html).伊戈尔·尤尔根斯(Igor Yurgens)早在2008年曾提出了“欧洲联盟”——“Towards a Union of Europe,”Rossiiskaya gazeta,November 6,2008(http://www.insor-russia.ru/en/_news/analytics/3303)。

[77] Vladimir Putin,“A New Integration Project for Eurasia:the Future in the Making,”Izvestiya,October 10,2011(http://www.russianmission.eu/en/news/articleprime-minister-vladimir-putin-new-integration-project-eurasia-future-makingizvestia-3-).

[78] Sergei Markov,“How Russia and EU Can Build a Greater Europe,”Moscow Times,December 3,2013(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howrussia-and-eu-can-build-a-greater-europe/490718.html).

[79] Dmitry Babich,“Why the EU Has Lost the Right to Lecture Russia,”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November 28,2012(http://rbth.co.uk/articles/2012/11/28/why_the_eu_has_lost_the_right_to_lecture_russia_20503.html).

[80] 普京曾经把欧盟比作不断用食物塞满嘴巴而无法消化的仓鼠，“Putin Compares EU with Hamster,”Baltic News Network,November 14,2011(http://bnn-news.com/putincompares-eu-hamster-41214)。

[81] 欧盟成功促成2008年俄格战争停火，它成功的主要原因是因为法国担任联盟主席。萨科齐是唯一可以推动停火的欧洲国家领导人，而不是默克尔。

[82] 从严格意义上说，合作伙伴关系协议已经过期，每年需要重新更新。

[83]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84] Arkady Moshes,“Russia's European Policy under Medvedev:How Sustainable Is a New Compromise?,”International Affairs(London),vol.88,no.1,2012,pp.20-21.

[85] 欧洲国家不是这些纠纷的主要当事方，但是因为乌克兰是他们从俄罗斯进口天然气的过境国，他们都会受到影响。当“俄气”切断了对乌克兰的供气，乌克兰人的反应是断掉供欧洲的天然气，导致2006年欧洲普遍断气好几天，2009年再次断气两周。

[86] 见第3章，第70条注释。

[87] Alan Riley,“Commission v.Gazprom:The Antitrust Clash of the Decade?,”CEPS Policy Brief 285,October 31,2012.

[88] Andrey Konoplyanik and Alan Riley,“EU versus Gazprom:the Substance and Implications of the Antitrust Clash,”presentations at a Chatham House seminar,London,November 27,2013.

[89] 这个数字是北溪项目之前的80%——见“16 Percent of Natural Gas in Europe Flows through Ukraine,”Today in Energy,United States Energy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March 14,2014(http://www.eia.gov/todayinenergy/detail.cfm?id=15411,accessed July 22,2014)。

[90] Stanley Reed,“A Conduit for Russian Gas,Tangled in Europe's Conflicts,”New York Times,June 30,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07/01/business/international/south-stream-pipeline-project-in-bulgaria-is-delayed.html);也见John Lough,“The EU's Tough Gas Game with Russia,”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June 12,2014(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4874)。

[91] Nick Thorpe,“Was Russia's South Stream Too Big a ‘Burden’ to Bear?,”BBC News,December 3,2014(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30289412); Elena Mazneva,“Russia 2014 Gas Export Seen Lowest in Decade as Demand Falls,”Bloomberg,January 13,2015(http://www.bloomberg.com/news/articles/2015-01-13/russia-2014-gas-exports-seen-lowest-in-decade-as-nations-cut-use).

[92] 当东部伙伴关系于2009年成立之时，它的任务是在2010—2013年支付6亿欧元(http://eeas.europa.eu/ eastern/faq/index_en.htm)。事实上，欧洲睦邻政策与伙伴关系机构，需要提供的实际资金更多（http://www.consilium.europa.eu/uedocs/cms_Data/docs/pressdata/ EN/ foraff/139765.pdf）。

[93] Statement to the European Parliament,Strasbourg,September 11,2013(http://europa.eu/rapid/press-release_SPEECH-13-687_en.htm).

[94] Nikolaj Nielsen,“Russia Bans Moldova Wine ahead of EU Summit,”EU Observer,September 11,2013(http://euobserver.com/foreign/121388);“EU Warns Russia over Trade ‘Threats’ to ex-Soviet Bloc,”BBC News,September 12,2013(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4061556).

[95] Russia 2013:Shaping Russia's Future,Ernst and Young's Attractiveness Survey,p.22.

[96] 德国进口天然气的三分之一由俄罗斯供应（http://www.eon.com/en/business-areas/gas-supply-and-production/sources-of-supply/russia.html）。2011年福岛的核灾难使人们决定到2022年逐步淘汰核能。

[97] 对普京在德累斯顿工作的分析（1985—1989年），参见Fiona Hill and Clifford Gaddy,Mr.Putin:Operative in the Kremlin,2nd ed.(Brookings,2015),pp.110-15.

[98] 普京的内部圈子几乎完全来自俄罗斯，只有两个明显例外：瓦尔尼格和前总理施罗德。普京和瓦尔尼格之间的关系不太清楚，只知道普京在德累斯顿当克格勃特工时他们彼此相识。据官方消息，他们从1991年开始认识，当时普京是负责对外关系的圣彼得堡副市长，瓦尔尼格是该市德累斯顿银行的代表。瓦尔尼格2015年初的官职是北溪的首席执行官。然而，这个闲职不能反映他对普京的真正重要性。

[99] 主要支持北溪的扩张和淡化绕过俄罗斯修建管道的建议，如纳布科。

[100] 2005年9月，施罗德在联邦议院选举中败给默克尔之前签订了修建北溪的47亿美元的协议。两个月后，他被任命为北溪的董事长——Craig Whitlock and Peter Finn,“Schroeder Accepts Russian Pipeline Job,”Washington Post,December 10,2005(http://www.washingtonpost.com/wp-dyn/content/article/2005/12/09/AR2005120901755.html)。

[101]“‘A Sign of Alienation’:Sharp Words Define German-Russian Relations,”Spiegel Online,November 1,2012(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interview-commissioner-for-german-russian-coordination-schockenhoff-a-864566.html).

[102] Stefan Meister,“An Alienated Partnership:German–Russian Relations after Putin's Return,”FIIA(Finn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Briefing Paper 103,May 10,2012(http://www.fiia.fi/en/publication/263/#.UkHpMj-E7wE).

[103]“European and American Views of Russia Turned from Favorable to Unfavorable”(http://trends.gmfus.org/views-of-russia-turned-from-favorable-tounfavorable/).

[104] John Lough,“Ukraine Crisis Prompts a Sea Change in Germany's Russia Policy,”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November 24,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6320).

[105] Ostpolitik直译就是“东方政策”，但它实际上意味着接触俄罗斯、协调双方利益。

[106] 作者与欧洲外交部部长的谈话，2014年5月。

[107]“Russia's Global Image Negative amid Crisis in Ukraine,”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July 9,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09/russias-globalimage-negative-amid-crisis-in-ukraine/).

[108]“German Manufacturing Orders Slump in June,”Business Spectator,August 6,2014(http://www.businessspectator.com.au/news/2014/8/6/economy/germanmanufacturing-orders-slump-june).

[109] Meister,“An Alienated Partnership.”

[110] Marie Mendras,“Russia-France:a Strained Political Relationship,”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30,July 1,2013,p.7.

[111] Thomas Gomart,“France's Russia Policy:Balancing Interests and Values,”Washington Quarterly,vol.30,no.2,Spring 2007,p.147.

[112] Mendras,“Russia-France,”p.2.See also Vyacheslav Nikonov,“Back to the Concert,”Russia in Global Affairs,November 16,2002(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n_12);“Toward an Alliance of Europe,”Analytical Report by the Russian Group of the International Valdai Discussion Club,September 2010,p.4.

[113]“No Plans to Suspend Mistral Deal over Syria—France,”RIA-Novosti,August 29,2012(http://en.ria.ru/world/20120829/175498868.html).

[114] Arnaud Dubien,“Socialist President in France and Future of Russian-French Relations,”Valdai Club website,May 25,2012(http://valdaiclub.com/europe/43320.html).

[115] Mendras,“Russia-France.”

[116] 例如，巴黎支持土耳其的请求，在土耳其与叙利亚边境部署北约爱国者导弹。

[117] 2012年9月12日跨大西洋趋势调查，（http://trends.gmfus.org/views-of-russia-turned-from-favorable-to-unfavorable/）。虽然在2013年的“良好”评级小幅回升到36%，由于乌克兰危机事件的沉淀，导致“良好”评级下降至26%（相对于73%的“不喜欢”）——见“Russia's Global Image Negative amid Crisis in Ukraine.”。

[118]“Ukraine Crisis:France Halts Warship Delivery to Russia,”BBC News,September 3,2014(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9052599).

[119] 4月10日，时任波兰总统卡钦斯基及其官方随行人员乘坐一架图-154客机前往斯摩棱斯克机场，该机途中坠毁。他们前往该地参加纪念卡廷（位于斯摩棱斯克附近19公里）70周年大屠杀活动。除了总统和他的妻子，其他遇难的知名人物包括前总统雷沙尔德·卡丘罗夫斯基（Ryszard Kaczorowski）、波兰总参谋部长和波兰国家银行行长。

[120] Michael Schwirtz,“Putin Marks Massacre of Polish Officers,”New York Times,April 7,2010(http://www.nytimes.com/2010/04/08/world/europe/08putin.html?_r=0);Benjamin Bidder,“Remembering the Katyn Massacre:Putin Gesture Heralds New Era in Russian-Polish Relations,”Spiegel Online,April 8,2010(http://www.spiegel.de/international/europe/remembering-the-katyn-massacre-putin- gesture-heralds-newera-in-russian-polish-relations-a-687819.html).

[121] Dmitri Trenin,“Russia and Poland:a Friendship That Must Not Fail,”Open Democracy,December 2,2010(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dmitritrenin/russia-and-poland-friendship-that-must-not-fail).

[122]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123]“Interview with [Polish Foreign Minister] Radoslaw Sikorski:Polish-Russian Relations Are on the Rise,but Complicated Issues Need to be Solved,”Interfax,December 18,2012(http://www.interfax.com/interview.asp?id=383765).

[124] Pawel Wisniewski,“Poland's Strategy for Dealing with Russia's Human Rights Record,”Carnegie Moscow Center,March 1,2013(http://www.carnegie.ru/2013/03/01/poland-s-strategy-for-dealing-with-russia-s-human-rights-record/fn0t).

[125] 也就是说，西科尔斯基努力说服独立广场抗议者与亚努科维奇达成删除协议，而不是自己删除——“Ukraine Protests:Polish Minister Radoslaw Sikorski Warns Protest Leader ‘You'll All Be Dead’”(https://www.youtube.com/watch?v=EiI5xozu6gg)。

[126] 2011年底，波兰进入俄罗斯的外商直接投资累计达7.04亿美元，低于俄罗斯外国直接投资总额（3470亿美元）的0.5%，仅占波兰外国直接投资总额1.5%左右（约450亿）。Maya Rostowska,“Investment in Russia:Risks and Opportunities,”Bulletin 45(398),April 30,2013,Polish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https://www.pism.pl/files/?id_plik=13523).

[127] Andrew Monaghan,“The UK and Russia—Towards a Renewed Relationship?,”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30,July 1,2013,p.9.

[128] 2013年英国石油公司向俄罗斯石油公司卖出秋明石油公司50%的股份，作为交换，它获得俄罗斯石油公司18.5%的股份，外加125亿美元现金。加上它在股份交易前的控股（1.25%），这意味着它现在持有俄罗斯石油公司股票的19.75%（http://www.bp.com/en/global/corporate/about-bp/bp-worldwide/bp -inrussia.html）。

[129] James Kirkup,“Russia Mocks Britain,the Little Island,”The Telegraph,September 5,2013(http://www.telegraph.co.uk/news/worldnews/europe/russia/10290243/Russia-mocks-Britain-the-little-island.html).

[130] 2006年11月，前俄罗斯间谍利特维年科与俄罗斯联邦保护局成员卢戈沃伊安德烈见面后得了重病。利特维年科指责俄罗斯情报机构给他下毒，他不到一个月后死于巨大痛苦。随后伦敦和莫斯科之间陷入外交僵局，导致两国互相驱逐外交官，并完全冻结安全合作。事实上，在利特维年科事件之前，继2003年英国政府决定庇护流亡大亨鲍里斯·别列佐夫斯基(Boris Berezovsky)和车臣“外交部部长”艾哈迈德·扎卡耶夫（Ahmed Zakayev）之后，两国政治关系已经陷入困境。

[131] Ewen MacAskill,“NATO to Announce 4,000-strong Rapid Reaction Force to Counter Russian Threat,”The Guardian,September 5,2014(http://www.theguardian.com/world/2014/sep/05/nato-4000-rapid-reaction-force-baltics-russia).

[132] Andrew Monaghan,“Litvinenko Inquiry Another Blow to UK-Russia Relations,”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July 23,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expert/comment/15234?dm_i=1TYG,2NVKV,BI05S2,9QNL5,1)。时任内政大臣特雷莎·梅（Teresa May）五月此前曾拒绝公开调查，承认“国际关系”是她考虑的因素之一。

[133] Igor Ivanov,“Russia,Turkey and the Vision of Greater Europe,”RIAC,January 12,2015(http://russiancouncil.ru/en/inner/?id_4=5055#top); Igor Torbakov,“Europe's Twin Sisters,”Open Democracy,June 14,2013(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igor-torbakov/europe%E2%80%99s-twin-sisters).2007年我在伊斯坦布尔海峡大学完成题为“俄罗斯与欧洲”的讲座后，亲自感受了俄罗斯和土耳其之间的这种认知，讲座的一位听众建议我谈谈土耳其和欧洲。

[134] Christopher Stone,cited in Igor Torbakov,“Europe's Twin Sisters.”

[135]“Putin Sees New Opportunities for Turkey-Russia Economic,Trade Ties,”Anadolu Agency,November 28,2014(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putin-seesnew-opportunities-for-turkey-russia-economic-trade-ties.aspx?pageID=238&nID=74975&NewsCatID=344); Natalia Ulchenko,“What Is So Special about RussianTurkish Economic Relations,”Russian Analytical Digest 125,March 25,2013,p.7.普京决定终止南溪项目的结果可能致使土耳其进口的俄罗斯天然气份额大大增加。

[136]“Russian Tourists Flooding into Turkey,”Anadolu Agency,October 31,2014(http://www.hurriyetdailynews.com/russian-tourists-flooding-into-turkey-.aspx?pageID=238&nID=73719&NewsCatID=349).

[137] Lally Weymouth,“Turkish President Abdullah Gul:Assad Must Go,”Washington Post,September 24,2012(http://www.washingtonpost.com/opinions/turkishpresident-abdullah-gul-assad-must-go/2013/09/23/ffc45d7a-246e-11e3-b75d-5b7f66349852_story.html).

[138] Dimitar Bechev,“Putin and Erdogan:Partnership of Convenience?,”Al-Jazeera,December 2,2014(http://www.aljazeera.com/indepth/opinion/2014/12/putin-erdogan-partnership-conven-20141227165377730.html).

[139] Lamiya Adilgizi,“Putin's Visit to Turkey to Keep Bilateral Relations Strong,”Zaman,December 9,2012(http://www.todayszaman.com/news-300580-putins-visitto-turkey-to-keep-bilateral-relations-strong.html).

[140]“The Eastern Blockage,”The Economist,May 17,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602277-new-europe-divided-about-russia-old-europe-bad- consequences-all-eastern).

[141]“The Czechs and Russia—Spy versus Politician,”The Economist,October 29,2014(http://www.economist.com/blogs/easternapproaches/2014/10/czechs-and-russia).

[142] Cas Mudde,“Russia's Trojan Horse,”Open Democracy,December 8,2014(https://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cas-mudde/russia%27s-trojan-horse).

[143]“Hungary's Foreign Policy — between Brussels and Russia,”The Economist,July 19,2014(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607862-prime-ministerseeks-play-east-and-west-between-brussels-and-russia).

[144]“Monument to Russian Czar Nicholas II Unveiled in Central Belgrade,”ITARTASS,November 16,2014(http://en.itar-tass.com/world/759997).

[145] Spasskiy,“The Decline of Europe and Russia's Future.”

[146] 2014年的俄罗斯军事条例和2010年的版本一样，把北约置于“主要外部军事威胁”之首(http://www.scribd.com/doc/251695098/Russias-2014-Military-Doctrine#scribd)。

[147] 见北约秘书长拉斯穆森将军的评论，第六章注39。

[148] 俄罗斯米尔基金会的负责人维亚切斯拉夫·尼科诺夫说：“已经采取了措施，最大限度地削弱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解决最大的（原文如此）的经济、政治、道德以及其他方面的损失，其目的是在国内引起经济危机，最好触发政权更迭，让亲美派取代执政”——Russkii Mir press release,July 23,2014(http://www.russkiymir.ru/en/news/146499/)。

[149] Patrick Donohue and Ilya Arkhipov,“Merkel,Putin Clash over Human Rights at Kremlin Meeting,”Bloomberg,November 16,2012(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2-11-16/merkel-putin-meet-in-moscow-amid-rising-criticism-in-germany.html).

[150] 安德鲁·伍德说，“普京一直把美国看作俄罗斯必要的对手”——“Russia:Cold Shadows and Present Illusions,”Chatham House Program Paper,March 2013,p.2。埃德·卢卡斯（Ed Lucas）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2013年2月16日）更加明白地说：“如果美国不存在，俄罗斯将不得不创造一个出来。”“Russia and America:the Dread of the Other”(http://www.economist.com/news/europe/21571904-leading-role-played-anti-americanism-todays-russiadread-other).

[151] 据一位前西方外交官说：“俄罗斯谈判的传统风格是……零和：审判和实力的较量。它有赢有输。目的是用所有的力量和狡猾的诡计以取得胜利（最理想的情况是全胜），获得最大可能的短期优势。最不关心声誉损失：重要的是它的声誉是强大的、成功的……最终，它的风格趋于对抗、不服输、高度投机……在这种协商对抗性风格的谈判中，只能有两个结果：要么彻底胜利，要么在‘对等原则’下……获得直接的、明显的平衡。”

[152] 实际上，也许俄罗斯与中国打交道时面对的问题是，中国和它具有类似的谈判心态。对于所有人都在谈论的“共赢”，一位主要的中国贸易外交官曾告诉笔者的一个朋友，“双赢意味着你协商得还不够。”

[153] 阿纳托利·丘拜斯在2012年美国-俄罗斯商业理事会年会上的讲话，美国佐治亚州亚特兰大，2012年10月23日。

[154] Chrystia Freeland,“The Russians are Coming — to Silicon Valley,”Reuters,May 27,2011(http://blogs.reuters.com/chrystia-freeland/2011/05/).

[155] 俄罗斯坚持的理念是成为“强有力的领导人”，民调显示一贯支持司法独立、公正的选举以及不审查媒体。令人吃惊的是，尽管有乌克兰危机（以及制裁对他们日常生活带来的痛苦），大多数俄罗斯人还是青睐与西方国家更紧密的联系。从2015年3月列瓦达民调发现，60%的被调查者支持“与西方日益增长的经济、政治和文化纽带（和）与西方更紧密政策”，29%的被调查者支持“与西方切断联系和任何关系，疏远西方”。见“Russia's Role in the World,”Levada Center press release,March 25,2015(http://www.levada.ru/eng/russia%E2%80%99s-role-world).

[156] Rilka Dragneva and Kataryna Wolczuk,“Russia,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the EU:Cooperation,Stagnation or Rivalry?,”Chatham House Briefing Paper,August 2012,pp.2,14-15.

[157] Andrey Ostroukh,“Russia's Capital Outflows at Whopping$63 Billion in 2013,”Wall Street Journal,January 17,2014(http://blogs.wsj.com/emergingeurope/2014/01/17/russias-capital-outflows-at-whopping-63-billion-in-2013/); Alexander Kolyandr,“Russia's Capital Flight Surges in First Quarter,Fueled by Ukraine Crisis,”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4,2014(http://online.wsj.com/news/articles/SB1000142405270230372540457945932082655 7770).

[158] Andrew Kramer,“Putin Trumpets Economic Strength,but Advisors Seem Less Certain,”New York Times,October 2,2014(http://www.nytimes.com/2014/10/03/world/europe/putin-russia-economy.html?_r=0).

[159] Angela Stent,“Reluctant Europeans:Three Centuries of Russian Ambivalence toward the West,”in Robert Legvold(ed.),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Twenty-First Century and the Shadow of the Past(New York: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2007),pp.399,421.

[160] 见Putin's annual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December 4,2014(http://eng.kremlin.ru/news/23341).

[161] 莉利亚·舍夫佐娃指出，“这个（统治的）阶层依赖西方，并亲自融入西方，这（已）被证明在俄罗斯重建反西方政权没有任何障碍”——见Lilia Shevtsova and Andrew Wood,Change or Decay:Russia's Dilemma and the West's Response(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p.49。

[162] Igor Ivanov,“What Diplomacy Does Russia Need in the 21st Century?,”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WhatDiplomacy-Does-Russia-Need-in-the-21st-Century-15420).

[163]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164] 2013 Russian Foreign Policy Concept.

[165] Konstantin Eggert,“Due West:Putin's Campaign Platform:Echoes of Prince Gorchakov,”RIA-Novosti,January 18,2012(http://sputniknews.com/analysis/20120118/170828395.html).

第三篇
展望

第7章
新俄罗斯的新外交政策

不自见，故明；不自是，故彰；不自我，故功；不自矜，故长。

——老子，公元前6世纪[1]

本章基于很多人难以接受的一个前提，即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不仅是必要的，而且是可行的。最近的趋势证实了“俄罗斯就是它本来的样子”，自俄罗斯18世纪成为欧洲大陆的大国开始，那些使它成长的特征决定了它现在的样子。这些特征包括：一如既往地追求伟大和战略胜利的欲望、对外部影响的疑虑、一个帝国的心态和深刻的政治和道德保守主义。对于普京政府的支持者和批评者来说，即使莫斯科偶尔会对个别政策有一些调整，但是它与世界接触的本质将基本保持不变。

后苏联时代的经验强化了反对改革的呼声。许多领导人物，包括普京本人，对西方心怀不满。他们声称，莫斯科曾多次伸出友谊之手，结果却频频碰壁、蒙受羞辱、任人剥削。他们学到的教训是，俄罗斯不应该设法满足他人的利己要求，而是应该忠于自己大国的使命、发挥自己的优势。

当大多数俄罗斯人，包括一些自由主义者，认为普京的外交政策是非常成功时，这种想法更具有说服力。他们认识到，俄罗斯的行动在西方往往不受欢迎，但是对他们来说，远不如他们的民族自尊心和战略独立重要。他们对比普京的决心与西方政府的动摇。他们回顾采取军事干预，反对第比利斯令人鄙视的萨卡什维利政权是如何逆转美国人的地缘政治，并在可预见的未来抑制了北约东扩。[2]他们在兼并克里米亚之时欢呼，在曾经占主导地位的西方感到困窘之时而高兴。鉴于这一切，俄罗斯为什么还需要寻求改变？

同时，俄罗斯国内环境和普京政府的态度阻碍了改革的步伐。他们已在意识形态和制度上未雨绸缪。普京正努力继续加强自己原本已不容小觑的个人威信，人们猜测他会谋取2018年第四个总统任期。[3]俄罗斯比以往更加围绕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方面进行集中经济寻租。国家日益侵入人们的私人及公共生活。有关道德和历史教育的大型计划已经启动，该计划扎根于超传统主义，与沙皇尼古拉一世的“圣三位一体”——独裁、东正教和民族独立主义非常相似。这一切表明在这一背景下产生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可能毫无希望。这里既没有动机，也没有机会。

挑战悲观主义

但是，如果产生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障碍是强大的，我们应该避免陷入想当然的宿命论。因为今天的条件必定好于明天而排除明显的变化是错误的，或者相信如果现在什么都不可能且永远不可能也是不正确的。当变化来临，它可能不是线性的和渐进的。假定这是真的，就意味着低估了两个关键因素：历史的偶然性和处于前所未有的变化之中的世界。

在第1章结束时，提到了在俄罗斯历史的结构性变化——从专制公国到主流的欧洲大国、从大陆国到全球大国、从对抗到合作。许多这些变化以惊人的速度发生了。彼得大帝、斯大林和戈尔巴乔夫在短短几年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当时他们处于与今天相比更不利于俄罗斯改革的境地。例如，谁能预料到，苏联在20世纪20年代仅仅用了20年就从一个欧洲的弱者变身为一个全球性超级大国？或者说，冷战和共产主义世界突然结束？这种惊人的命运转变并非侥幸，历史上已经发生了无数次，历史见证了毛泽东时代中国的转型，经历“二战”浩劫之后欧盟的崛起，以及阿拉伯之春推翻根深蒂固的政权。此外，这种戏剧性的变化只能在极端的情况下发生，这样的结论犯了历史性错误。苏联的突然解体、邓小平领导下的中国的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转型或者驱逐对阿拉伯人民施以暴政的统治者没有什么不可避免。其他更加保守的、“可预见”的结果看起来至少同样合理。

鉴于深远的变化就发生在我们周围，长期停滞不变的情况更令人生疑。统治政权渴望控制——阻止思想流动和便于事件管理。但是，现在要这样做困难重重。相反，他们发现自己受制于某些境遇之时，他们往往以从来未曾预料的方式被迫做出回应，并徒劳地坚持对稳定、伟大和权力的幻想。[4]

正如这本书的开篇所指出的那样，普京政府面临的主要挑战是，让它自己就俄罗斯在世界上的地位的设想与区域和全球现实相吻合，而现实与它的许多核心假设是相反的。前几章认为，从它在全球治理、后苏联空间、与亚洲的关系和与西方的关系这四个关键领域的外交政策来看，莫斯科还未做出让步。本章会讨论经典的革命问题：“怎么办？”[5]俄罗斯应该如何制定外交政策，从而能够更巧妙应对世界新秩序的要求？可以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它的指导原则是什么，以及它如何在特定领域发挥出自己的作用？

变革势在必行

国际环境瞬息万变，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有必要把问题细分为“为何”、“何种”和“怎样”：俄罗斯为何要适应甚至重塑自我；它需要何种变化；以及应该怎样去做。

“为何”要改变，这或许是外人最容易回答，而俄罗斯人最难承受的一个问题。冷战之后最引人注目的一个现象是，俄罗斯从第二大超级大国衰落为心怀部分全球利益的区域性大国。当然，这种衰落不可避免，而且至少在某些方面对俄罗斯和国际社会有利。苏联帝国的终结和冷战的结束使得威胁大幅减少。20世纪90年代，苏联解体后需要重建，这意味着它的主要精力会集中于国内改革的巨大挑战以及外交政策的大幅整顿之上。

问题的关键不在于俄罗斯没有苏联那么强大，而在于它的重要性和影响力进一步减弱，下降幅度和时间比预期要大、要长。尽管普京竭力倡导民族复兴，但是由于俄罗斯的地理范围、丰富的资源以及所继承的能力都有所下降，它在国际事务中的权重变低。它有过高调的胜利，比如2008年的格鲁吉亚战争和2014年“吞并”克里米亚；采用外交干预手段，阻止了美国欲对阿萨德采取的军事行动。但是，这样的“双赢”往往稍纵即逝，并不改变其在世界上的地位。俄罗斯希望成为与美国和中国地位平等的国家，但是，它在21世纪只有次要的影响力。德米特里·特列宁恰当地指出，“莫斯科要得到区域和全球的认可，仍需经过漫长而艰苦的跋涉”。[6]俄罗斯在战略裁军和能源安全这些传统强项上的影响也明显变小。由于页岩气革命、欧盟能源政策的合理化、对中国的战略依赖和世界各地发现可替代的新能源，把俄罗斯作为能源大国这种看法也日益受到质疑。

普京试图通过欧亚经济联盟、集安组织等各类机构再次确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影响。但是，因为苏联加盟共和国巩固了自己的主权，中国和其他区域性大国也变得更加活跃，俄罗斯的影响力毫无例外地正在减弱，并有可能进一步减弱。由于普京成功“吞并”克里米亚和扰乱乌克兰东部，俄罗斯对基辅的影响创下了苏联解体后的新低。即使将世界按势力范围划分为俄罗斯掌管的东方和欧洲主导的西方，在这个背景下，莫斯科的地位仍比乌克兰广场示威活动前、甚至比10年前的橙色革命之后更低。

俄罗斯在其他地方的影响或者在减弱，或者依然微不足道。它让自己成了欧洲-大西洋安全的破坏者。它几乎没有为解决中东冲突提供帮助。相反，它对阿萨德政权的坚定支持加剧和激化了叙利亚战争和“伊斯兰国”的崛起。尽管“转向东方”，但它对亚洲的地缘政治和经济活动的参与是非常有限的。俄罗斯的行为和言论不时引发阵阵浓厚的兴趣，但几乎都是负面的评论。正如我们在乌克兰、格鲁吉亚和叙利亚所看到的，它的意志和创造能力仍未经证实。

不管是在东方抑或西方，俄罗斯自己的国际利益是零星的和微不足道的，这种下滑的情况是有象征意义的。作为“孤独的大国”[7]，它在世界上没几个朋友，而那些朋友——白罗斯、委内瑞拉、尼加拉瓜、叙利亚、津巴布韦、苏丹——大都声誉欠佳。它与中国和印度等国家保持了良好关系，但和他们的关系中，俄罗斯处于次要地位。以北京为例，尽管中俄双方有能源交易，但是比起中俄“战略伙伴关系”，北京更致力于发展与美国、东亚和欧盟的关系。

莫斯科经常坚持认为俄罗斯是欧洲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它是欧洲-太平洋大国、世界性的大国。然而，它要获得对这些身份的认可仍有困难，尽管它一直在努力。华盛顿至多把俄罗斯视为地区的合作伙伴。欧洲的决策者们把俄罗斯看作一个破坏者、一个失职的玩家，而亚洲人认为它是一个局外人。俄罗斯仍然是全球第二大核武器国家，但其重要性比以前要小得多。俄罗斯极力表明它毫无疑问是安理会这个主要机构的局内人，然而这个机构正在经历一场信誉危机，其组成和运作方式因其过时、落伍而备受谴责。[8]

当然，改变也有风险。普京已经习惯了通过俄罗斯委屈的形象增强其政权的合法性，重申自己反对邪恶的西方。要承认变化并改变意味着承认他对国际关系的处理存在问题。即使这个国家的人们对外界事务普遍兴趣不大，但是承认问题不仅令他个人觉得难堪，而且可能导致政局不稳。普京对乌克兰危机的处理凸显了这些风险。他用一波民族主义情绪来提升他的知名度，但是他发现这样做让他的回旋空间受到限制；他不断迫于压力去彰显实力。[9]

把外交政策上的改革从国内改革中分离也很困难。戈尔巴乔夫写完关于“俄罗斯和世界的新思考”时认识到了这一点。[10]普京这一代人也敏锐地察觉到了这种困难。对于保守派和改革派来说都一样，很难想象在旧的政治系统中建立新的外交政策。建立新的外交政策会对维持政权的许多支柱提出质疑：不透明、不负责的治理；大规模的制度腐败；过时的经济模式。它会有利于执政当局去神秘化，当局之所以能够继续掌权，既依靠其光环也依仗其业绩。从物质利益上说，它会削弱能源这些关键部门的既得利益。

但是，继续采取以前熟悉的做法面对的风险会更大，就算风险不是那么紧迫。意大利作家朱塞佩·迪兰佩杜萨（Giuseppe di Lampedusa）曾经说过，“如果我们想要按原样保存事物，那么它将不得不发生改变”。[11]如果俄罗斯的外交政策是为了获得权力，而不是增加本国利益，那么它会努力以任何形式维持其大国形象——传统的或现代的、军事的或经济的、来硬的或来软的。在这个千变万化的世界，一切皆有可能，俄罗斯有可能将自己重新定义为全球参与者。但是，如果它要坚持自己不变的戒律，它就不能这么做；这个戒律框定着19世纪欧洲大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俄罗斯不能适应新的世界格局，它将依然落后，不仅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而且落后于处于上升通道的东方国家。它将无法起到什么作用，无法反对别人的议程、捍卫自己的利益。这样的结果不仅仅令人遗憾；而且它将埋没俄罗斯的巨大潜力，并错过当前国际形势带来的前所未有的机遇。

变化的实质

如果改变俄罗斯外交政策是毋庸置疑的，那么确定哪些是莫斯科必须要改变的将是更大的挑战。目前，北美和欧洲假设俄罗斯应该学习西方列强为它设定的“好”榜样，成为一个有“正常”外交政策的“正常”国家：亲西方、后帝国主义、真正的多边主义、抛弃其残留的大国心态。

这是不切实际的。一方面，西方国家并没有处于如此强势的地位，能把国际上的习惯做法强加给他人。在过去的10年中，美国和欧洲的外交政策有重大失误，而全球金融危机已经严重破坏了西方的道德和经济地位。更重要的是，俄罗斯不能盲目地按照国外的模式来改变自己的外交政策，而要考虑自己的长处和局限性。虽然俄罗斯“特殊”的概念在过去一直被夸大，但它仍有一定的正确性。最“现代”的外交政策必须从俄罗斯的实际出发，俄罗斯拥有横跨欧亚大陆十分之一以上的陆地面积和数千件核武器，是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蕴含丰富的自然资源。它还必须考虑这些因素：人口压力[12]、呈缩小态势的工业基地以及周围存在多个弱小邻国。

制定新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其主要的标准应该是回报，实际上这是唯一恰当的标准。从以下方面考虑：（1）一旦实现所追求的目标，俄罗斯人民的福利将会提高；（2）提升能力，有助于实现这些目标。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因此，与美国、欧洲或者中国合作的目的不是为了争取地位或者受他国欢迎，而是能实质性地保证俄罗斯的国家安全、推动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

内容优先

俄罗斯外交的最大缺陷在于关乎形式而不在乎内容。虽然所有的政府都会犯这样的错误，但是俄罗斯犯的类似错误更多。摆出一副不可一世的态度、强硬地要求别人的尊重、战略伙伴关系泛滥（以及随之而来的货币贬值）、宣扬金砖国家团结的神话，所有这些都只是对幻想的一种痴迷。这种哗众取宠凸显了俄罗斯唯我独尊的意识和与微小的实际贡献之间的脱节。

因此，新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第一项任务就是要更关注具体的成果。目前，俄罗斯外交政策偶尔会有一些改善的迹象，但是还太少、还不够协调。第5章指出，俄罗斯在亚洲多个机构中已参与了高层的活动，但在这里的进展仍乏善可陈。同样，多年来莫斯科已采取各种举措，如梅德韦杰夫提议建立一个新的欧洲安全架构。不幸的是，这些举措都缺乏具体的内容，并显然别有用心。尽管它一再呼吁签订“赫尔辛基-Ⅱ”（Helsinki-Ⅱ），从而更新1975年的赫尔辛基协议，但是克里姆林宫花了一年多时间才拿出了毫无价值的文件。难怪西方政府怀疑俄罗斯的想法，认为它企图破坏北约，而不是真诚地希望建立一个更好的欧洲-大西洋安全系统。[13]

梅德韦杰夫项目表明，莫斯科往往更关注它的提案能否得到它所期待的回应，而不是它的实用性。过度政治化而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内容使此类提案往往无法落地，更不用说能有进一步的进展。重形式而不重内容的问题还严重拖累了俄罗斯的双边关系。过多的框架协议和《谅解备忘录》往往充当了安慰剂，掩盖了它不能达成实质性交易的事实以及它对达成实质性交易缺乏诚意。中俄天然气谈判长达10年，这个传奇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

这些缺点不仅令人气恼、让人分心，而且给俄罗斯的利益带来了不利的后果。对天然气协议（和其他能源协议，如建设东西伯利亚—太平洋石油管道支线）的拖延把北京推向中亚地区，北京与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迅速谈判并开始执行长期协议。这反过来使中国成为中亚主要的经济体伙伴和新兴战略参与者（见第5章）。

俄罗斯决策者面临的更大挑战可以概括为“少说话，多走路”。公开承诺会更密切地参与亚洲活动是值得称赞的，但是如果没有恰当的后续行动就毫无意义。相比泛泛地谈论建立“国际关系的多中心体系”和“全球治理非制度化的机制”[14]，莫斯科专注于与中国、印度、巴西和其他非西方世界的经济互动会更好。如果俄罗斯要打消那种有害的想法，即它更感兴趣的不是结果而是地位，它必须采取更加务实的方法。

促进一个积极的议程

普京（以前是叶利钦）政府的俄罗斯外交政策的特点之一是追求“反议程”，其主旨是阻止其他国家，而不是推进俄罗斯的国家利益。多年来，它一直致力于对付美国的“单边主义”，破坏北约，在能源安全方面分裂欧洲，防止苏联国家与西方国家建立更紧密的联系。

在一定程度上，反议程是每一个国家的外交政策的一部分。这对力量被削弱或力量相对下降的国家而言尤其如此，力量削弱、力量相对下降这两种情况对俄罗斯都适用。虽然如此，但是莫斯科几乎没有在任何一个外交领域构想过一个建设性的议案，更不用说寻求建设性议案了。它对全球治理的贡献主要在于：它按照惯例强调国际法的首要地位；它通过零和镜头看后苏联空间；它转向东方，没有对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安全建设或经济一体化做出太大贡献；它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即使在好的时候，也是竞争多于合作。

欧亚经济联盟看起来是个例外。然而，莫斯科的“积极”提案是有条件的。其主要目标不是促进欧亚整合，从而互惠互利，而是为了保护俄罗斯在后苏联空间的战略领先地位；它对于任何不直接密切控制的整合模式都不感兴趣。[15]欧亚内部地区的创建是在各式各样的挑战面前的一个防御措施，这些挑战有：伊斯兰极端主义、西方自由主义、中国的经济和政治的影响以及苏联加盟共和国苏醒的独立意识。

在俄罗斯与美国的关系中，可以非常强烈地感受到反议案的负面影响。除了一些短暂的时期之外，俄美之间的关系总是很艰难，这是有许多原因的。但一个关键的因素是，莫斯科大部分时候都偏执于防止华盛顿实现其目标，而不是试图推进自己的计划。这种消极的做法不仅在日常领域显而易见，如北约东扩和导弹防御。而且在俄罗斯的利益不太明显或俄罗斯意在从美国的行动中获益之时也同样如此，比如：防止伊朗和朝鲜的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镇压伊拉克和阿富汗叛乱（重启政策之前）；美国与日本、韩国和东盟各成员的安全合作。

这种行为往往被认为是本能的反美国主义和“嫉妒的文化”二者的产物。[16]我们可以更厚道地说，俄罗斯在后苏联时代面临的国内挑战不允许它的决策者制定自己的积极战略。[17]不管如何解释，在西方及西方之外的地区，大家都公认，除了拒绝，俄罗斯什么也做不了。[18]

2013年9月普京就叙利亚化学武器的外交尝试对这种说法提出了挑战。这是莫斯科首次用建设性的行动来解决严重的国际问题。通过确保阿萨德同意拆除库存武器，普京似乎认为俄罗斯扮演着全球生态系统的关键角色：反对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扩散、促进地区稳定、加强国际规范。但是从一开始就有人对克里姆林宫的动机表示怀疑。普京的倡议是由于支持国际规范，如《化学武器公约》，抑或其真实目的是为了限制美国的行动并削弱它的影响力。当然，这些目的并不是相互矛盾的，但与其他地方一样，莫斯科面临的巨大挑战是，确保俄罗斯外交的积极成果不仅仅只是玩弄地缘政治的副产品。

发挥优势

俄罗斯面临的一个巨大挑战是让自己重新成为世界的领导者，在这个世界上，历史渊源几乎对一个国家的地位和影响力不起什么作用。因此，需要找到能够最大限度发挥其长处的方法，而不应该认为得到地位、拥有影响力是理所当然的。

领土。俄罗斯最大的王牌是其广袤的地理范围，这为影响众多的国家、政府和社会提供了无与伦比的机会。世界，或至少欧亚大陆，是俄罗斯的盘中餐，尽在它的掌握之中。但这种机会也是一把双刃剑。一个先进的、开明的俄罗斯将是善治、法治、公民社会和企业创业的典范。相反，如果俄罗斯沉湎于往日的辉煌之中，要求获得别人的尊重，而不是赢得对方的尊重，那么它很可能会发现它的庞大规模将给自己和别人带来永恒的焦虑。

俄罗斯远东地区的情况解释了这种二分法。一方面，这么多的俄罗斯领土位于亚洲，这使它在与世界最有活力的亚太地区往来时具有很大的优势。没有什么内在的原因使得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不能重新成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和大革命爆发伊始那个开放的、国际化的商贸城市。[19]而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西伯利亚地区）作为自然资源、基础设施以及粮食和水安全开发区也具有相当大的潜力。另一方面，只要俄罗斯东部地区仍然是管理不善、腐败和忽视的代名词，这些都不会发生。在这种情况下，这块区域将成为一块磁铁，吸引各种不安全因素，从害怕中国的经济主权到人口下降的后果。换言之，只有当国家有意愿、有能力接受变化之时，它的规模才能成为一种优势。这比下面这些要求更高：主持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建设一座崭新的桥梁和大学校园[20]，或启动宏大的基建工程，如西伯利亚大铁路和贝阿铁路。

资源。俄罗斯另一个明显的优势在于它的能源和其他自然资源。这又是一个令人喜忧参半的优势。在普京时代，富饶的资源阻碍了改革，它为腐败的精英们寻租提供了无穷无尽的来源，是维持停滞不前的经济部门的资金。从2003年开始，由于全球大宗商品价格的大幅上涨，普京政府并没有觉得有必要做出艰难的政策选择，如实行法治、提高国家和企业治理的质量、进行必要的经济和社会改革。

如果使用得当，俄罗斯的资源可以成为它重新崛起的跳板。如果不在能源部门推行结构和体制改革，能源部门就不能为整个经济的最佳运行奠定基础，从良好的公司治理到加强与外国伙伴的合作和尖端技术的结合都是如此。如果不将能源与俄罗斯外交中令人不快的方面相联系，莫斯科便可以重新确立声誉，成为可靠的能源供应商的。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滥用所谓的“能源武器”实际上已经削弱了俄罗斯在欧洲、亚洲和后苏联空间的影响力。受到中断天然气威胁的困扰，欧盟已经推进了分拆和互联改革，同时寻找替代的供应来源。苏联加盟共和国寻求减少对俄罗斯能源的进口和天然气管道的依赖，他们的努力都取得了一些成功。而中国和其他亚洲潜在客户也通过寻求供应多样化来应对能源供应的不确定性。

幸运的是，对莫斯科来说能源关系处理不当的后果并非是致命的。欧洲仍然大量需要俄罗斯的石油和天然气，西方的公司依然有兴趣在俄罗斯能源部门开发新的资源。中国将继续以2013—2014年的石油和天然气协议为基础，并参与到其他项目中去，目前一个具有前景的投资是在克拉斯诺亚尔斯克边疆区巨大的万科尔（Vankor）油田占10%的股权。[21]与日本、韩国和越南等其他亚洲国家的合作也有很多可被挖掘的潜力。但是，俄罗斯不能以为丰富的自然资源自然而然地等同于国际影响力。

身份。俄罗斯的身份多样性是它能够重申自己是全球大国的关键。它可以堂而皇之地宣称，它有兴趣在各个地区发展并对许多问题保持关注。同时，也面临着这样的风险：如果没有重点则可能摊子铺得太大；追求宏伟的目标却没有能力，也无法保证真正达成这些目标。

在新世界格局的情况下，俄罗斯要么需要利用它的身份，要么抛开这些身份。如果它在亚洲事务中起不了什么作用，或者当欧洲、亚洲都不认为它可以作为文明之间的桥梁时，它宣传自己是一个欧洲-太平洋大国毫无意义。同样，在对二十国集团这样的架构表现出极小的兴趣之后，假装自己是美国和中国的地缘政治平衡者，或者“新”的全球规范的制定者也是毫无意义的。只有能证实自己明显具备达成结果的能力，认为自己具备某种身份才具有说服力。

人才。文化和教育是讨论俄罗斯的比较优势时常常谈论的两大主题。即使在冷战时期，俄罗斯的文化和教育仍受到西方国家的普遍好评。虽然中俄关系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恶化，中国也同样对俄罗斯的文化教育给予高度评价。今天，当外界普遍对克里姆林宫持有负面态度时，俄罗斯的作家、音乐家、科学家和国际象棋选手仍然非常受人尊敬。

开发这些宝贵的资源是目前面临的挑战，而这个挑战仍然是可以完成的。几十年来，俄罗斯一直声称自己优秀的教育体系孕育出了最先进的科研成果和高技能的劳动力。目前，这一点受到了严重的威胁。[22]俄罗斯不仅远远落后于西方，而且落后于中国和印度。在最近（2014年）的上海世界大学学术排名中，只有莫斯科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这两所俄罗斯的大学进入前500名。[23]俄罗斯科学家们继续闪耀着光芒、令人称赞，但他们的光芒却是在欧洲和美国大陆上闪耀着。[24]

越来越多的俄罗斯学生出国留学，然后选择留在国外，不返回自己的祖国。在许多人眼里，这个国家没有未来。[25]根据俄罗斯联邦统计机构（Rosstat）统计，俄罗斯2013年移居国外的人数比2010年（33578人）多五倍（186372人）。[26]如果俄罗斯要具有国际竞争力，这些移民和不回国的人正是俄罗斯需要的人才。但是，除非莫斯科解决教育系统内部和社会上贪污成风这些深层次的问题，否则它不可能具有国际竞争力。

建立信誉

俄罗斯已经有几百年的不良国际声誉[27]，冷战和苏联解体后过渡期的困难使它的声誉更为不堪。“帝国主义野心”和“苏维埃心态”这样先入为主的看法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也很难改变。但在充满忧虑的20世纪90年代，许多西方观察家都倾向于把俄罗斯的失误看作深深的恶意。

这种负面的看法在普京时代变得更糟。克里姆林宫几乎无法成功地把俄罗斯树立成正面的形象，尽管他们请来西方的公关公司，建立“今日俄罗斯”和“俄罗斯世界”这样的机构，并慷慨地为索契冬奥会（510亿美元）和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亚太经合组织峰会（220亿美元）这样的工程出资。[28]

引人关注的是，并非只有西方对俄罗斯持有负面看法，非西方国家对俄罗斯持负面看法也很普遍。在中东地区它的“喜欢”评级不出所料地低[29]，但是，同为金砖国家，他们对它的看法也不怎么样，如巴西（2014年“喜欢”与“不喜欢”的评级分别为24%和59%）和南非（“喜欢”与“不喜欢”的评级分别为25%和51%），最出人意料的是，很多拉美国家对它的评级也有些糟糕。[30]唯一与众不同的是中国（“喜欢”与“不喜欢”评级分别为66%和23%），中国领导人一直提到中俄合作伙伴关系，许多中国人也佩服普京在面对西方（特别是美国）的“嚣张气焰”时态度强硬。[31]

制定有效决策的一个挑战就是应对声誉受损的问题。没有什么可以消除错误的决定带来的损坏。[32]也就是说，莫斯科采用过激的言辞和恫吓对自己并没有什么帮助。那些言辞和恫吓反而让人们总是把俄罗斯想象为侵略者，即使它并不是唯一有罪的一方。正是政策有不足之处、沟通出现了问题，这才导致俄罗斯在2006年切断对乌克兰的天然气和2008年格鲁吉亚战争这两个事件中承受了最大的责难。

2013年9月主动要求叙利亚销毁化学武器这样的公关事件，最多只是获得了部分成功，这不只是因为受到随后的事态发展的影响。正如在别处指出的那样，普京写给纽约时报的公开信明显表现出幸灾乐祸，这引起了美国的愤慨。虽然俄罗斯因为说服阿萨德放弃化学武器而获得了一些赞誉，但是，在大马士革的平民遭到肆意屠杀时，因为它表示默许而声誉受损。（要不是事态发展超出了克里姆林宫的控制，俄罗斯的声誉损失本可能会更大。当时，伊拉克和叙利亚东部“伊斯兰国”暴乱分散了人们的注意力。）

最近，乌克兰危机凸显了俄罗斯信息攻击战的成功和失败。在俄罗斯国内，信息攻击战一直非常有效。普京利用“西部敌人”、乌克兰“法西斯”和俄罗斯自由主义叛徒的形象，把他的支持率提高到前所未有的水平。克里姆林宫的竞选在乌克兰东南部虽然没有达到它的预期，但也赢得了些许成功。当地的居民对波罗申科政权和西方持有敌对情绪，然而他们对“独立”或加盟俄罗斯联邦政府的积极性也不大。[33]

但是，最大的公关失败一直是俄罗斯在国际上的失败。和其他情况一样，问题可能更多源于莫斯科的行为上，而不是莫斯科公关的不足。尽管如此，它的公关也是有问题的。过分的语言、粗劣的假消息、拒绝承担责任，这些都使人们认为俄罗斯咄咄逼人、越来越鲁莽。俄罗斯战斗机急剧增加，导致几架客运飞机几乎全部失事，这更加加剧了这种印象。[34]

与中国的对比令人惊讶。虽然北京一直坚持对中国东海和中国南海的主权，但是它没有像俄罗斯那样被人妖魔化。一方面源于它的全球重要性，一方面源于它的行动一直比较谨慎，还因为北京在言论上始终比较克制。例如，它总是小心地把美国称为合伙人、而不是敌人，尽管他们相当不同。[35]

展望未来

在后苏联时代，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缺乏战略目标。俄罗斯决策者们构思了宏伟的计划：多极的世界秩序、俄罗斯是东西方之间的桥梁或平衡国、俄罗斯是不可或缺的大国等，他们还对单独的事件做出了战术性的回应。然而，他们一直缺乏有条理且系统的方法来确保俄罗斯的利益增长。

俄罗斯外交政策的超反应性不利于追求长期目标。在亚太地区，莫斯科的工具主义和不冷不热的参与破坏了让俄罗斯成为重要角色的努力。和美国往来时，它把自己定位为华盛顿的主要合作伙伴，但又害怕自己过于随和宽容，它被这两种心态撕裂了。它有一种近乎病态的、想被他人接受的需求，同时它也声称自己是独立的、全球大国的中心。从概念上说，这两者之间存在一种严重的割裂关系。

如果俄罗斯要想成为新兴世界秩序的主要参与者，它需要少关注自己的“外在”形象和“辉煌”的成就，多关注自己的长远目标。在叙利亚问题上，它想作为国际上的一分子解决该问题，还是更愿意为了保证其举足轻重的地位，继续“可控的”冲突？在后苏联空间，它希望看到外围国家稳定、能正常运转，还是更喜欢他们脆弱、更容易受它的支配？在欧洲-大西洋安全问题上，它是想提高导弹防御的风险，还是即使它对某些具体细节持不同意见，但它仍然愿意找到化解这个问题的方法？对这些问题的答案不一定那么明确。然而，短期收益固定无益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这一点是显而易见的。

这可以从它对乌克兰的政策表现出来，不少人把它对乌克兰的政策描述为一系列的胜利。强迫亚努科维奇退出结盟协定谈判？是的。接管克里米亚和破坏乌克兰东部？是的。让西方难堪？是的。提高普京在国内的地位？是的。这样做的结果是，俄罗斯和普京发现，如果它采取了更加节制的行为和更有远见的做法，它将处于更好的境地。莫斯科本可以利用2013年期间亚努科维奇和布鲁塞尔不断积聚的失望情绪。它本可以等待欧盟及其主要成员对乌克兰和东欧伙伴关系失去兴趣，当时这种迹象已经十分明显。[36]它本可以利用奥巴马由于国内外情势紧张而分心这个事实。它本可以依赖于乌克兰国内生产总值下滑和对能源的依赖来加强俄罗斯的影响力。它可以做到这一切且几乎没有风险。

改革的具体步骤

总的方法和原则的改革需要执政者改变他们的心态，乐观一点来说，可能需要几十年。然而，普京的领导层可以按照一些比较具体的步骤去更有效地建立国际关系。这需要将危机管理和长期的能力培养相结合。有时候，这样做的效果立竿见影，而在其他情况下，可能需要几年的时间才能取得实实在在的成果。但这些措施的目的都是促进俄罗斯成为一个有全球影响力的国家，让它自己和邻国和平相处，并能更好地应对现代世界的各种挑战。

与乌克兰和解

法国伟大的政治家塔列朗（Talleyrand）曾经提到莫斯科的乌克兰政策，他说：“这比犯罪更严重，这是一个错误。”[37]前面说过，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受到了乌克兰危机的损害。今天的问题是，普京是否有解决的方法以及可能需要采取什么样的形式？他能改变俄罗斯在乌克兰东部的军事行动和国内兴起的极端民族主义吗？还是在政治存亡的紧急关头被迫踏上一条对抗的道路？

克里姆林宫最重要的任务应该是远离军事升级并且首先避免俄罗斯军队的全面干预。把苏联入侵和占领阿富汗与乌克兰危机相比，似乎有些牵强附会，但相似的是，这些干预时间长、成本高、每一步都逐步削弱自己的力量。一旦进行干预，俄罗斯会发现它几乎不可能不受到严重的间接损失。美国军队撤出伊拉克和阿富汗是现当代与此相似的事件。更糟糕的是，乌克兰是一个距离最近的、高度不稳定的邻国，它将继续构成一个重大的生存挑战。

尽管有许多失误，但克里姆林宫手中仍保留了一些重要的王牌。第一，位于基辅的波罗申科政府只能与俄罗斯合作，没有其他的选择。没有俄罗斯的合作，乌克兰东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将无法控制。这一现实将继续对该政权施加压力，保证俄罗斯在该国长期的（减小的）影响，巩固俄语作为官方语言的地位，这对保住莫斯科的面子十分重要。

第二，乌克兰在未来几年面临着巨大的挑战。这些挑战包括国家建设（或国家修复）、经济复苏、现代化和发展法治，与俄罗斯和欧洲建立一个更稳定的关系。如果基辅未能成功应对这些挑战，也不会令人惊讶。由于乌克兰面临的困难，俄罗斯将不仅在能源这样的领域提高它的影响力，而且它的影响力将得以全面提升。

第三，令人怀疑的是，美国和欧洲（除了波兰）是否愿意维持对乌克兰的长期承诺。在出现MH17事件之前，柏林和巴黎一直向基辅施压，希望它向莫斯科妥协，答应简政放权、保证俄语的地位以及不加入北约。克里姆林宫缺乏进一步的行动，他们很可能在一段合适的时间间隔后恢复这些努力。事实上，他们（和其他大多数欧洲国家一样）只想让乌克兰问题消失。即使奥巴马政府公开支持基辅，由于众多国内外外交政策的重点不同，它对乌克兰的未来也持怀疑态度。如果乌克兰当局不能好好执政，原本犹豫是否掺和进来的美国就会进一步动摇。在这一事件中，西方的“乌克兰疲劳”将很快再次出现，2013年与亚努科维奇的交易对此提供了越来越多的证据。

这表明，如果莫斯科合作更耐心，它将得到更多的回报。克里姆林宫将用俄罗斯的比较优势代替军事升级、公开动摇波罗申科的地位以及诋毁乌克兰的国家身份[38]，这些比较优势有：与乌克兰精英关系密切、对重工业（特别是军事）的相互依存[39]、作为主要的能源供应商（抵制敲诈基辅诱惑）的举足轻重的地位，对乌克兰未来抱有长期的兴趣。总之，它会优先考虑与基辅的积极关系，而不是被西方的（不存在的）东欧地缘政治野心所左右。

支持现代化也有强有力的战略数据。通过显得更加通情达理，莫斯科将限制基辅的回旋空间，淡化西方利益，并最大限度地减少俄罗斯因过去的政策失误而造成的声誉损失。如果乌克兰在未来几年变得更加混乱，这种情况看起来也很有可能，那么俄罗斯的力量就会因为采取了克制的措施而加强。乌克兰不太可能成为一个运转正常、经济繁荣的国家，但是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俄罗斯仍然因为拥有一个稳定的邻居和可靠的经济合作伙伴而受益。无论使用哪种方式，只要莫斯科进行长远规划，它就会获益更多。

发展欧亚多边主义

过去，普京试图推动关税同盟和集安组织这样的区域组织的发展，作为俄罗斯扩大影响的工具，但是由于苏联加盟共和国对其主权的关注，这种尝试受到了约束。这些组织的公信力也因为他们未能解决地区安全和经济问题遭到了破坏，比如，在2010吉尔吉斯斯坦危机期间，集安组织的作用微乎其微。

自2011年以来，海关联盟的组织机构已经有了一些发展势头，它发展成了欧亚经济联盟。然而，克里姆林宫的急于求成可能会危及欧亚联盟的未来。莫斯科越是大力促进欧亚一体化，越让人们怀疑它在推进新帝国主义，特别是随着乌克兰事态的发展，情况越是如此。哈萨克斯坦和白罗斯已经开始反对“政治化”一体化。[40]为了反对欧盟制裁，莫斯科强制推行组织纪律，这引起了不小的怨恨。

克里姆林宫对这些问题的关注会让它付出代价。迫使其他人做出艰难选择的代价在于，它鼓励他们寻找缓解俄罗斯压力的方法，很明显，这种方法就是向欧盟和中国求助。相反，莫斯科可以采取措施，让它喜欢的区域组织充满诱惑，包括工作层面更加公平。截至2015年4月，欧亚经济委员会四分之三的部门负责人是俄罗斯人。[41]由于国家的技术水平不同，有些失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太不均衡会给人这样一个印象，即欧洲经济组织是俄罗斯的代言人。莫斯科也可以在共同关税问题上做出一些让步。由于欧洲经济组织的输入成本增加，许多商品的价格上涨，价格水平没有竞争力，哈萨克斯坦的制造业因此遭受了严重损失。结果，从俄罗斯进口的商品把许多当地的商品挤出市场。[42]

莫斯科领导的机构改善声誉的另一个方法是增加会员。这样，集安组织将不再只是一个有负面含义的独联体机构，而将成为泛欧亚的一个组织。莫斯科可以邀请中国、印度、土耳其和伊朗甚至欧盟加入，他们可以成为正式会员或准会员，或作为观察员。集安组织早早转变不太可能，其地理范围逐步扩大是有可能的，有点类似于东盟的发展。同样，欧洲经济组织把会员扩大到苏联之外的范围，可以产生重要的经济和安全效益：促进区域贸易、增加大型基础设施项目的发展前景、树立横跨欧亚大陆的互信机制。

最后，如果莫斯科对它的“竞争对手”——东部伙伴关系——这样的多边组织更宽容，它将受益于此。在这种情况下，它会继续发展，因为它知道欧洲东部伙伴关系、各种协会的协议和自由贸易区远不是可以治疗后苏联空间伙伴成员弊病的灵丹妙药，这些弊病包括：管理不善、高层腐败和没落的行业。不过于敏感反而会更容易获得回报，可以减轻加入欧洲东部伙伴关系的国家对俄罗斯意图的紧张感，减少与布鲁塞尔关系中的敌意。

稳定与欧洲的关系

俄罗斯在当前无序世界的命运以及在无序的国际体系中的地位，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俄罗斯能否重建与西方的关系。与莫斯科民族主义的信念相反，万一失败，不会有“东方的”或本土的其他方法可以替代。俄罗斯会发现自己变得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落后，无法应对大量的国内外挑战。乌克兰危机凸显了它对国际能源和货币市场的严重无力感。

莫斯科的注意力集中在欧洲而不是美国，这是有道理的。原因如下：第一，施政纲领相当充实。经济的相互依存并不能保证运行平稳，但是正如我们所看到的，它确实为未来的合作关系提供了动力和基础。第二，欧洲第一的做法将帮助俄罗斯实现在后苏联地区的目标。尽管普京的行动越来越招人讨厌，但欧洲人还是愿意达成和解。特别是克里姆林宫可以依靠主要的欧洲国家，包括德国和法国，去阻止乌克兰、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加入欧盟（特别是北约）。

当然，当普京加大了对乌克兰的军事行动，威胁着波罗的海国家，对摩尔多瓦和格鲁吉亚施压，并调整了对能源问题和东部伙伴关系的说辞，这样的假设看起来就不那么安全了。如果他遵循“不伤害”政策，即避免进一步的挑衅和对抗行动，事情会变得更容易一些。大多数欧盟成员都在寻找一个借口，一个不管是不是关于乌克兰的借口，来加强北约联盟、增加自己的国防开支。他们热衷于捕捉任何合理的迹象，给莫斯科降温，让事态恢复正常。

在能源关系问题上，俄罗斯的首要任务是恢复它是可靠的供应商的声誉。这绝不会排除如下可能性，即发展亚太地区（及其他地方）的新兴市场、及时扩大北溪项目、使通过乌克兰运输天然气的问题最小化。但是，它确实需要采取不那么政治化和情绪化的做法：减少对欧盟分拆规定的投诉、停止把俄罗斯的天然气从欧洲转向亚洲的威胁、（尽可能）让乌克兰的商业关系与目前的政治和安全紧张局势脱钩。[43]

国际安全合作

由于叙利亚内战的棘手问题和伊朗核发展计划的挑战，俄罗斯将继续在国际安全治理中发挥作用。问题是发挥什么样的作用？这在第3章中曾经提过。期待莫斯科对大马士革和德黑兰的决策有变革性的影响是不现实的，它不具备那样的影响力。然而，它可以更灵活地运作，从而最大限度地发挥其影响力。

在叙利亚问题上，克里姆林宫无条件地与大马士革结盟，这不仅让后者利用他们结盟的条款，也使俄罗斯在中东地区声誉严重受损。如果俄罗斯保持一个更公平的立场，它成功斡旋的机会将会增加；它在该地区的重要地位将免受影响，比如和土耳其的关系；当一切顺利时，如成功解除化学武器之后，它可以获得更大的好处。

在国际安全合作方面，莫斯科可以起到带头作用。它可以依靠北方配电网的成功来解决欧亚大陆中部的安全管理问题。虽然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他国家，但是克里姆林宫是否愿意从常规的地缘政治思维转向正和方法至关重要。矛盾的是，美国保留在该地区的大量驻军是符合俄罗斯利益的。它可以帮助俄罗斯进入阿富汗，有助于遏制塔利班的威胁，阻止伊斯兰极端主义的蔓延。它也可以缓解对中国崛起的忧虑。鉴于俄罗斯不太可能恢复以前的中亚霸主地位，在没有任何单一力量能够成为主导的“多中心”环境中，俄罗斯可以获得既得利益。

更具体地说，在恐怖主义和毒品贩运等其他跨国犯罪问题上，情报共享仍有相当大的改善余地和需要。跨国犯罪问题的威胁非常大。俄罗斯过去是主要的过境国，现在是阿富汗毒品的主要目的地，估计有300万的海洛因吸食者。[44]鉴于问题的严重性，莫斯科应该恢复与华盛顿的禁毒合作，并参与中亚各国政府打击毒品犯罪的行动。虽然俄罗斯不愿意卷入阿富汗的国家建设，但是它已经开始适度参与一些技术领域的合作，如警察培训和设备。

在与美国的关系急剧恶化的背景下，要求俄罗斯撤出各种武器控制协议的呼声越来越高，如《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和1987年由里根和戈尔巴乔夫签署的《中程导弹条约》。然而，莫斯科无力承受国际核武器政权瓦解的后果。一场新的军备竞赛会破坏俄罗斯的经济发展，而且很有可能导致普京体制的崩溃（或更糟）。这样做将会出现“自杀性的治国之道”。[45]

与此相关的是，如果俄罗斯平静地回应美国的导弹防御计划，它则可以从中获益。但如果尖锐地指责防御计划，说它会对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则只能换来华盛顿的强硬态度，压缩奥巴马操纵国内批评者的空间。[46]事实上，美国可能需要花上几十年才能有能力挑战俄罗斯的战略防御能力，即使只是名义上的挑战。[47]莫斯科不应该扬言对一个不存在的威胁展开报复，而是应该将重点放在更可能加强核不扩散机制的方式上。这些方式包括协助伊朗的民用核能计划的协调措施（利用德黑兰更开明的政权）、一个对平壤不那么宽容的态度，以及更全面涉及联合预警系统发展的情报共享系统。

拥抱亚洲

在未来10年内，俄罗斯不太可能成为东亚地区的主要参与者。但是，它可以利用亚洲事务日趋分散的特点，扩大自己的影响。

最合理的方法是成为能源的主要供应商。现在，它已与中国签订了主要的石油和天然气协议，允许中国企业进入上游项目，大规模合作的前景广阔。然而，它还需要做大量的工作，将这些协议变为现实。

因此至关重要的是，俄罗斯应大力发展与其他亚洲国家的关系，如日本、韩国和越南，也要保护它与主要欧洲客户之间的能源纽带。虽然中俄关系在近几年有所发展，并受到乌克兰危机的推动，但如果莫斯科仅依靠中国的需求，则是有勇无谋。即使政治关系保持不变，经济情况也可能会改变。多元化市场将有助于俄罗斯降低风险。

说到多元化，与东京恢复友好关系会让俄罗斯受益颇多。虽然在克里米亚事件之后，日本参加了七国制裁，但它这样做时十分勉强，它这样做仅仅因为它是美国在东亚地区的主要盟友，有义务支持华盛顿。只要有机会，东京就会尽快恢复与莫斯科的关系正常化，包括通过“2+2”的部长级流程来恢复邦交。对莫斯科而言，与日本的往来将为它更广泛地进入亚洲事务而不那么依赖中国奠定基础。但是如果它试图与东京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把与东京的关系作为对付北京的手段或者平衡中俄伙伴关系的手段，从而挤压日本在领土问题上的影响力，这就不可行了。只有当双方按照自身的价值往来时，这个往来才有价值，双方才能真正和解。

要认真对待与亚洲的关系，有两个需优先解决的事项。一是加强俄罗斯的多边外交，尤其是在工作层面。一方面要改善关系网络。但它也需要对该地区做出更大的承诺，例如在能源开发或食品和水安全领域。莫斯科的一些想法开始时可能很难有吸引力，但重要的是传递的信息。它传递的是一个更专业、更坚定的态度，并表示推动转向东方的决心。

所有的一切都取决于俄罗斯东部地区的发展情况。没有什么比解决俄罗斯远东地区和西伯利亚东部的管理不当和发展落后的问题更能提高俄罗斯在亚洲的地位了。这将是一个跨越几十年的巨大项目，需要坚定的政治决心、金融资本和外部投资。困难确实令人生畏。但是，除非莫斯科打算长期解决这项国家任务，否则俄罗斯将继续是亚太地区的一潭死水。

西方能做什么、应该做什么？

这是一本关于俄罗斯外交政策的书，而不是关于西方对俄政策的书，关于西方对俄政策可以自成一册。也就是说，对北美和欧洲决策者可以获得的启示值得简要讨论一下。从普京在乌克兰和其他地区的对外（和俄罗斯国内）政策，他们可以得出什么结论？西方行动的可能性和局限性是什么？

软实力的优点

最重要的教训是，西方政府能够对莫斯科施加的“强硬”手段是有限的。虽然俄罗斯的经济低迷，但它并没有面临崩溃。它拥有世界上第三大黄金和外汇储备，它的主权债务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很低，它的贸易顺差很大。对俄实施制裁，这是西方因为反对俄罗斯在克里米亚和乌克兰东部的行动而发出的重要信号。然而，没有证据表明，直接经济压力将使普京政府让步。相反，制裁增强了固有的强烈的围城心态。[48]评论家们发现，俄罗斯对于疼痛的忍受能力远大于西方国家能够或想要施加给它的痛苦。[49]这种情况可能会随时间推移而变化，但不会太快。只要普京在国内继续享有极高的支持率，他将继续对外持强硬态度。同时，欧洲人是否愿意坚持强硬的路线并做出牺牲，这还是个问题。只要俄罗斯的战术稍为温和一点，就足以打破西方的共识了。

同时，西方的“软”对策对拉动俄罗斯社会有强大的力量。尽管普京决心以传统主义和保守主义为基础，建立“新”的国家理念，但是一项项调查表明，公众，不仅仅包括年青的一代，欣赏“西方”的价值观，如法律规则、政治多元化、媒体自由、独立的司法制度。[50]他们羡慕西方的技术成就，也羡慕其生活质量。

换言之，俄罗斯人对西方政策制定者的道德和意图感到愤慨不已，但是他们显然很容易受到西方影响。他们支持普京在乌克兰的行动，认为俄罗斯是伟大的。但他们也希望体验西方人习以为常的生活形式、接受他们的观点。当制定对俄政策时，政府需要把西方软实力带来的这种持久诱惑力考虑进去。这表明，积极的刺激政策，如签证自由化和学生奖学金，很可能比马格尼茨基法案和各种制裁对俄罗斯的未来进程更有效。

新现实主义

在上一章中，提到“假装”的游戏——过去，西方决策者喜欢欺骗自己，认为他们对普京政府有着共同的兴趣和认识。[51]很明显，他们并非如此。乌克兰事件和2012年初普京转向专制深刻说明了这一点。莫斯科和西方国家之间的主要问题不是沟通的失败，显然双方的沟通对两国关系并没有什么帮助。双方有着更根本的、更根深蒂固的分歧。双方不仅对俄罗斯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分歧，而且对全球治理、国际法，甚至对可以接受什么样的国家行为都存在着分歧。

在过去25年里，这些分歧加剧了。他们一直以一种或另一种形式存在。几乎不可能再认为，只要西方在20世纪90年代能够对俄罗斯“更友好”——不那么求胜，更加慷慨——事情就会有很大的不同。这种说法低估了长期结构性因素的影响，正是这个因素塑造了俄罗斯战略文化（第2章与第3章中讨论过这个问题）。

在这种没有希望的背景下，没有可行的方法能够替代“可以合作就合作，需要竞争就竞争”这个屡试不爽的方法。西方政策制定者认为普京为了自己的利益会采取合作态度，这样想是危险的。事实上，只是当它有助于克里姆林宫实现其特别的、往往十分狭隘的、利己的目标时，俄罗斯才会感兴趣。在讨论稳定乌克兰东部局势、防止伊朗核武器化、管理阿富汗和中亚地区的安全环境方面牢记这一点至关重要。

西方政府在捍卫国家利益时需要更多的承诺，而不是表达歉意，即使他们在捍卫国家利益时经常会引起不快，他们也应如此。试图讨好莫斯科不仅是不道德的，而且是无效的。如果认为理解俄罗斯的“合理关注”，克里姆林宫会采取更合理、更灵活变通的做法，这就太天真了。相反，犹豫不决、虚情假意加上宿命论只会鼓励普京争取更多利益，要知道，他对斗争有着更大的兴趣，无论是在苏联加盟共和国的主权、能源关系和欧洲未来的安全，还是在全球治理的规则方面，他都是如此。

在这一点上，不恰当的历史负罪感毫无用处，特别是对北约的扩大有负罪感，则更是如此。感谢北约和欧盟，在过去的20年中，欧洲中部和东部的国家可以拥有无与伦比的安全与繁荣，波罗的海国家设法保持独立。[52]通过军队的定期轮换和快速反应部队的建立加强了北约在波兰和波罗的海国家的力量，这一直遭到莫斯科的谴责。[53]但是，至少表面上联盟开始认真对待共同防御的承诺。在“往来”的幌子下希望俄罗斯不再侵略是自找麻烦：北约消亡、欧洲-大西洋的安全环境逐步恶化、西方的制度和规范持续弱化。

寻求积极议程

正如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一直错误地以美国为中心，一些西方领导人也很容易通过扭曲的俄罗斯视角开展与第三国的关系。他们常对莫斯科如何应对西方特定的行动感到十分焦虑——从北约东扩到导弹防御和马格尼茨基法案。虽然这么说有些夸张，但是克里姆林宫对西方决策行使了事实上的否决权，西方有时候过于讨好，近乎姑息养奸。

但它也通过另一种方式起作用。一些西方政治家似乎更愿意反对俄罗斯，而不是贯彻他们自己的积极议程。格鲁吉亚吹捧萨卡什维利，乌克兰吹捧亚努科维奇都明显地反映了这一点。推动2013年与基辅签订《联合协议》的主要目的不是为了维护欧洲的规范和价值观、建立一个更强大的欧洲，而是为了抵销关税同盟带给俄罗斯的地缘政治利益。[54]为了达成这个目的，某些欧盟成员主张用彬彬有礼的态度对待亚努科维奇，即使他未能满足欧盟的条件，特别是释放前总理尤利娅·季莫申科时更是如此。

这种毫无原则的做法的风险是显而易见的。欧盟让一个有庇护关系的精英控制，将自己置于出卖的原则危险之中。欧盟为一些政权提供便利，这些政权唯一的优点就是具有挫败普京的能力，造成的结果只会诋毁和破坏欧洲的项目。政策制定者不应该犯和莫斯科同样的错误，寻求地缘政治的反议程。[55]例如，加快苏联加盟共和国加入北约的进程一定会适得其反，不是因为它会激怒普京，而是因为它将超出联盟可承受的范围，并因此打破欧洲安全局面。

这样的考虑与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后的未来密切相关。西方政策不应该惩罚俄罗斯、支持乌克兰，最好是与莫斯科合作，但是有必要的话，也不用这样做。与制裁不同，制裁往往是一种简单的方法，用来替代更难的举措。乌克兰需要的是长期不变的政治承诺、丰富的资源、极大的耐心，经历了金融危机后的西方不具备这些东西。这也意味着让基辅政府坚持它在政治和经济改革方面的承诺，即使它明白乌克兰的问题不会很快得到解决。

最后，西方政府需要确定他们想要什么，然后恰如其分地投入到工作中去。如果不是真正想要帮助建立一个可以自己运作的乌克兰，那么他们最好把注意力投入到他们所相信的东西上。在乌克兰问题上，与许多其他问题一样，不成熟的政策比没有政策更糟糕。[56]

自我疗法

只有西方处理好自己内部的事务，才能与俄罗斯进行有效的沟通。尽管他们主导的时代已经结束，但是西方国家和组织仍然在世界上发挥强大的影响力。这可能会持续几十年，当然，这需要他们克服一些缺点，而这些缺点在最近几年削弱了他们的影响力。

有一些积极的迹象存在。美国经济稳步增长，欧洲统一不再像之前那样充满矛盾。但是，要恢复西方主导的规范和组织机构的信誉需要更多的努力。美国的国内政治有如此多缺陷，它的对外关系有如此不良后果，很难让美国成为道德领袖。[57]除非欧洲国家能够清楚地说出一个具有前瞻性的愿景，并付诸行动，否则他们会发现，从今天无序的世界中出现的国际体系最终会让自己边缘化。在此过程中，很多传说中的欧洲软实力将纯属无稽之谈。

欧洲的安全问题亟待解决。长期以来，北约的欧洲成员把这个任务外包给了美国。关于责任共享的话题经历了无休止的争论，但北约的28个成员中只有5个成员的国防开支达到了国内生产总值的2%，这是北约规定的国防开支的门槛。[58]结果，不仅在欧洲，而且在俄罗斯和其他非西方国家，特别是中国，北约已经失去了公信力。乌克兰危机已经动摇了北约的政治基础，但目前还不清楚这种状况会持续多久。很有可能在与俄罗斯的关系稳定下来之后，大多数北约成员将回归常态。

可以从这一切中得出结论：没有可靠的硬实力，就没有有用的软实力。要想在当代国际环境中保持长期的影响力，经济发展、技术进步和文化的力量比军事力量更有效。但这并不意味着军事实力已经变得可有可无。不幸的是，大多数欧洲政府似乎都在这种错误观念中进行运作。

展望未来

几乎没有理由相信，普京政府将会很快支持俄罗斯渐进式的对外政策构想。它仍然相信，自己采取的对外关系的行动是成功的，它的原则是健全的，俄罗斯的国际财富是稳步上升的。因此，它认为没有什么理由需要减少自己的超级大国意识，或改变它对有争议的领域采取的行动，如与后苏联的邻国相处以及与西方的互动。

克里姆林宫也面临一个难题。俄罗斯的未来取决于它在政治生活、经济和社会等许多方面的转变。这些突然的转变本质上是不稳定的，并会引起对目前支撑政权的支柱问题的质疑。执政党必须平衡权宜之计与最后的必然性，超越自己的眼前利益，从而获得更多的国家利益。如果没有受到业已存在的危机或外部的战略冲击，它不太可能做出这样的选择。今天所看到的情况是：持续的军事建设、对俄罗斯的邻国日益增加的压力、遭到欧洲的疏远、与美国公开的对抗。

从更积极的一面来看，这种对抗的过程很难长时间维持，特别是考虑到俄罗斯的经济持续低迷。“吞并”克里米亚之后，普京的人气如日中天，他面临的挑战是，在“短暂的战争胜利”这个记忆开始褪色、公众的注意力再次转向日常生活之后，如生活水平、住房和社会服务，他将如何继续合法执政、受人欢迎。说到保持“稳定”，这确实不错[59]，但在目前的国内国际背景下，几乎不能奢望俄罗斯保持一成不变的保守主义。

这让我们回到现代化这个概念。自从普京返回克里姆林宫，这个概念已几乎不复存在。俄罗斯是否愿意改变内部政策决定了它应对各种外交政策挑战的能力。俄罗斯未能解决僵化的政治制度、法治的缺失、大规模的寻租和人力资本外流问题，处于严重不利的境地。全面现代化是现代外交政策的必要条件，是确保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处于重要地位的关键。改革的重点不是让俄罗斯看起来像美国或欧洲，而是要凭借自身的能力，创造一个更安全、更有能力的国家。只有通过现代化，俄罗斯才能对邻国产生吸引力，成为一个可以信赖的亚洲事务参与者，并在对美欧关系中增进自己的利益。这样的俄罗斯能够引导区域和全球治理，并受到它所渴望的尊重。

当然，现代化进程有许多途径。中国改革开放的经验与亚洲邻国或中、东欧国家的经验是完全不同的。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要想现代化，需要灵活机动、不按教条、放弃或至少更新身份和战略文化的概念，并促进国内社会充满活力，用崭新的视角看待自己在世界中的地位。

这种改革的推动力已经成为近代每个新兴全球大国的标志，如18世纪末的大不列颠、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的美国、改革开放的中国。在未来的10~15年里，普京统治下的克里姆林宫的感性世界和俄罗斯身处的现实世界之间的紧张关系会变得日益明显。这样，俄罗斯的统治者可能会意识到，真正的力量和伟大不是来自历史传统或命运感，而是达尔文主义，即适应不断变化的外部环境的能力。

[1] 题记：Lao Tzu,Tao Te Ching(Harmondsworth:Penguin,1986[1963]),p.81。

[2] 见Dmitry Suslov and Andrei Tsygankov在“Russia's Foreign Policy:Total Success or Utter Failure?”中的评论，Russia Direct,November 13,2012 (http://www.russia-direct.org/content/russia%E2%80%99s-foreign-policy-totalsuccess-or-utter-failure); 也见Sergei Karaganov,“A Lop-Sided Power,”Russia in Global Affairs,December 26,2013(http://eng.globalaffairs.ru/number/A-Lop-Sided-Power-16279)。

[3] 如果把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驾马车作为事实上的总统任期，那么2018—2024年将是普京的第五个任期。

[4] 有关“战略”制定和实施之间脱节的讨论，见Andrew Monaghan,“Defibrillating the Vertikal?Putin and Russian Grand Strategy,”Chatham House Research Paper,October 2014(http://www.chathamhouse.org/sites/files/chathamhouse/field/field_document/20141024DefibrillatingVertikal.pdf)。

[5] 这句话最早出现在1863年出版的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i Chernyshevsky）的小说《该怎么办？》（What is to Be Done?），以响应伊凡·图格涅夫（Ivan Turgenev）的《父与子》（Fathers and Sons）。列宁后来把它收录到1902年一个同名的小册子里。

[6] Dmitri Trenin,“Hold Off on Champagne:Hard Slog Lies Ahead,”Carnegie Moscow Center,September 19,2013(http://carnegie.ru/eurasiaoutlook/?fa=53040).

[7] Lilia Shevtsova,Lonely Power:Why Russia Has Failed to Become the West,and the West Is Weary of Russia(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0).

[8] 见证巴西、印度、日本、德国以及其他许多试图改变安理会的组成和规则的漫长活动（没有什么成果的活动）。又见Kishore Mahbubani,The Great Convergence:Asia,the West,and the Logic of One World(New York:PublicAffairs,2013),pp.227-46.

[9] Tony Paterson,“A New Russian Revolution:the Cracks are Starting to Appear in Putin's Kremlin Power Bloc,”The Independent,July 27,2014(http://www.independent.co.uk/news/world/europe/a-new-russian-revolution-the-cracks-are-starting-to-appearin-putins-kremlin-power-bloc-9631894.html).

[10] Mikhail Gorbachev,Perestroika:New Thinking for Our Country and the World(London:Fontana,1988).

[11] Giuseppe Tomasi de Lampedusa,The Leopard(London:Everyman's Library,1998 [1958]),p.22.他在这本书里描述了1860年5月意大利复兴（统一）运动开始之时西西里社会的衰退时期。

[12] 虽然由于生育率和预期寿命的增加，近年来人口有所复苏，但是俄罗斯的人口仍将在未来几十年显著下跌。最主要的原因是，相对于其他几十年的统计数据，20世纪90年代出生、目前处于生育年龄的女性人数少很多。同样严重的是劳动人口的数量下降。2011年Rosstat（政府统计机构）估计，劳动人口将从1.02亿人口减少到2030年的0.91亿人——Philip Hanson,“The Russian Economy and Its Prospects,”in Philip Hanson,James Nixey,Lilia Shevtsova,and Andrew Wood,Putin Again:Implications for Russia and the West,Chatham House Report,February 2012,p.22.其他预测甚至更为悲观。2014年高等经济学院报告提到，2030年人口将下降1500万。——见Olga Tanas,“Russia Takes Double Punch as Vanishing Workers Fan Prices,”Bloomberg,September 17,2014(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4-09-16/russia-takes-double-punch-asvanishing-workers-fan-prices.html)。

[13] Richard Weitz,“The Rise and Fall of Medvedev's European Security Treaty,”German Marshall Fund Paper,May 2012.

[14] 2013 Concept of Participation of the Russian Federation in the BRICS.

[15] 20世纪90年代，它反对新生的GUUAM集团（格鲁吉亚、乌克兰、乌兹别克斯坦、阿塞拜疆、摩尔多瓦）就是一个例证。

[16] 在苏联，嫉妒这种文化体现在一个带有讽刺意味的口号中“每个人都同样贫穷”。21世纪的国际关系可以说是“每个国家都遭到同样的挫折”。

[17] 费奥多尔·卢科亚诺夫认为，在20世纪90年代“俄罗斯试图寻求一个一致的、独立的政策，但客观情况……迫使它对比目标和现实可能性，总是调整政策”。——“‘Vigor,Toughness and Tolerance,’”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7,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 number/Vigor-Toughness-and-Tolerance-15152).

[18] Marie Mendras,in debate with Fyodor Lukyanov,“Talking Point:the Logic of Russian Foreign Policy,”Open Democracy,December 13,2012(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oliver-carroll-fyodor-lukyanov-marie-mendras/talking-pointlogic-of-russian-foreign-policy).

[19] John Stephan,The Russian Far East:A History(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California,1994),pp.84-86.

[20] 修建俄罗斯奥斯特罗夫大桥（“俄罗斯岛大桥”）特别有争议。它的成本超过10亿美元，建设中延误多次，还发生了不少事故。也有人戏称为“通向荒野之桥”，因为它只能为5000人服务。“Vladivostok's New Iconic ‘Golden Gate’ Bridge Opens to Ordinary Traffic,”Siberian Times,August 1,2012(http://siberiantimes.com/business/others/news/vladivostoks-newiconic-golden-gate-bridge-opens-for-ordinary-traffic/).

[21] Alexei Lossan,“Rosneft to Sell 10 Percent Stake in Largest Oil Field to Chinese Company,”Russia Beyond the Headlines,September 8,2014(http://rbth.com/business/2014/09/08/rosneft_to_sell_10_percent_stake_in_largest_oil_field_to_chinese_com_39607.html).

[22] Karaganov,“A Lop-Sided Power.”

[23] Academic Ranking of World Universities 2014(http://www.shanghairanking.com/ARWU2014.html).泰晤士高等教育世界大学排名在2014—2015得出了一个非常相似的结果，除了一个例外，即新西伯利亚大学取代圣彼得堡大学成为俄罗斯第二所进入世界前400的大学（http://www.timeshighereducation.co.uk/world-university-rankings/2014-15/worldranking）。

[24] 2010年安德烈·海姆（Anderi Geim）和康斯坦丁·诺沃肖洛夫(Konstantin Novoselov)因为他们对石墨烯的研究工作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这凸显了这一点。当问及怎样才能让他回到俄罗斯工作，海姆回答说：“转世之后。”Howard Amos,“Nobel Winners Tell Why Russia Lacks Allure,”Moscow Times,October 21,2010(http://www.themoscowtimes.com/news/article/nobel-winnerstell-why-russia-lacks-allure/420700.html).

[25] 这与中国学生的情况很不相同。虽然中国在海外留学的人数众多，但是大多数返回了中国，有些是在西方公司或国际组织工作一段时间后回国。例如，笔者的一个熟人在美国斯坦福大学获得博士学位，后来去世界银行工作了5年时间，然后在上海市政府得到了一个高级职位，随后他去了上海证券交易所。

[26]“Disenchanted with Putin,Some Russians Vote with Their Feet,”Reuters,July 24,2014(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4/07/24/russia-putin-emigrationidUSL6N0PI4TH20140724).

[27] 俄罗斯的不良声誉因为一些臭名昭著的作品而更加糟糕，如Marquis de Custine 1839年的游记，Empire of the Czar:A Journey through Eternal Russia。

[28] 事实上，可以说索契奥运会降低了俄罗斯在发达国家中的声誉。西方媒体的报道特别关注运动会的大规模贪腐和俄罗斯敌视同性恋权利。

[29] 2014年皮尤全球态度调查中，中东对俄罗斯的评级如下：埃及（24%“喜欢”与71%“不喜欢”），约旦（22%~75%）和土耳其（16%~73%）。奇怪的是，以色列（从21%~77%到2013年在2014年30%~68%）和巴勒斯坦（从29%~57%到41%~46%）对俄罗斯的看法变得更好——“Russia's Global Image Negative amid Crisis in Ukraine,”July 9,2014(http://www.pewglobal.org/2014/07/09/russias-globalimage-negative-amid-crisis-in-ukraine/)。

[30] 同上。又见“Global Opinion of Russia Mixed,”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September 3,2013(http://www.pewglobal.org/2013/09/03/global-opinion-of-russiamixed/)。

[31] 其他地方有相反的趋势，乌克兰危机提高了普京在中国的受欢迎程度；2013年对俄罗斯的“喜欢”与“不喜欢”的评价，只有49%~39%——“Global Opinion of Russia Mixed”。

[32] 前记者安格斯·罗克斯伯勒（Angus Roxburyh）作为美国公关公司凯旋公司的一员，在克里姆林宫工作。他沮丧地发现：“克里姆林宫希望我们发布消息，不加改变地发布消息”——The Strongman:Vladimir Putin and the Struggle for Russia(London and New York:I.B.Tauris,2012),p.191。

[33] 见第2章，第86条注释。

[34] Thomas Frear,Lukasz Kulesa,and Ian Kearns,“Dangerous Brinkmanship:Close Military Encounters between Russia and the West in 2014,”European Leadership Network Policy Brief,November 2014.

[35] 阎学通认为，中国与俄罗斯有合作关系，与美国有竞争关系，与日本有对抗的关系。在北京清华-卡内基全球对话会议（作者出席）上的讲话，2013年12月4日。

[36] 作者与欧盟政策制定者的对话。

[37] 这句话原本是在1804年阴谋暗杀拿破仑的昂基安公爵执行死刑后所说的话。

[38] 在2013年瓦尔代俱乐部会议上，普京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是“一家人”，乌克兰是“我们伟大的俄罗斯的一部分，或者俄乌世界的一部分”（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6007）。

[39] 到目前为止，军事产业合作一直是冲突的主要受害者之一，见Julian Cooper,“Sanctions Will Hurt Russia's Rearmament Plans,”Moscow Times,August 12,2014(http://www.themoscowtimes.com/opinion/article/sanctions-will-hurt-russia-s-rearmament-plans/505006.html)。

[40] Nursultan Nazarbaev,cited in“Eurasian Economic Union:Searching for Agreement,”Astana Calling,No.338,January 10,2014,p.4.

[41] Eurasian Economic Commission website(http://www.eurasiancommission.org/en/act/chairman/paos/Pages/default.aspx,accessed April 6,2015).

[42] Nargis Kassenova的评论，“Discussing the Eurasian Customs Union and its Impact on Central Asia,”Central Asia Policy Forum 4,February 2013,p.2.

[43] 值得回忆的是，即使在冷战时期，苏联也能与西欧客户做天然气业务。

[44] 据联合国称，阿富汗每年的鸦片产量为375吨，该产量的21%到达最终目的地俄罗斯——Amie Ferris-Rotman,“In Russia:a Glut of Heroin and Denial,”Reuters,January 25,2011(http://www.reuters.com/article/2011/01/25/us-russia-heroin-idUSTRE70O22X20110125)。也见“8.5 Million Russians,or 6 Percent of the Population,Are Drug Addicts,”UPI,September 17,2013(http://www.upi.com/Top_News/World-News/2013/09/17/85-million-Russiansor-6-percent-of-the-population-are-drug-addicts/31811379422389/)。

[45] 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在《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一书中认定自杀式的治国之道是帝国解体的最终原因。

[46] 美国共和党人对奥巴马的愤怒反应可以证明这一点。当时，奥巴马对梅德韦杰夫说，2012年他当选美国总统后，导弹防御政策方面会有更多的“灵活性”。参见第6章，第69条注释。

[47] Dmitry Suslov,“Cancellation of the Chicago Summit Suits Russia,U.S.Interests,”April 19,2012(http://valdaiclub.com/usa/41380.html).

[48] 制裁措施包括拒绝俄罗斯国有银行进入欧洲的资本市场；禁止新的武器销售；限制俄罗斯石油业先进技术和设备的买卖。

[49] Clifford Gaddy and Barry Ickes,“Can Sanctions Stop Putin?,”Brookings,June 3,2014(http://www.brookings.edu/research/articles/2014/06/03-can-sanctions-stopputin-gaddy-ickes).

[50] See“Russians Back Protest,Political Freedoms,”Pew Global Attitudes survey,May 23,2012(http://www.pewglobal.org/2012/05/23/russians-back-protests-politicalfreedoms-and-putin-too/).

[51] Lilia Shevtsova and David Kramer,Crisis:Russia and the West in the Time of Troubles(Carnegie Moscow Center,2013),p.138.

[52] James Sherr,Hard Diplomacy and Soft Coercion:Russia's Influence Abroad(London:Chatham House,2013),pp.125-26.

[53]“Russia ‘to Alter Military Strategy towards NATO,’”BBC News,September 2,2014(http://www.bbc.co.uk/news/world-europe-29026623).

[54] Pekka Sutela,“Ukraine Spared the EU and Itself,”Bloomberg,December 6,2013(http://www.bloomberg.com/news/2013-12-06/ukraine-spared-the-eu-and-itself.html).

[55] 塞缪尔·查拉普认为：“在地缘政治拉锯战中俄罗斯和西方国家之间没有赢家。”或者说，赢家是“功能失调、极为腐败的政治经济体系，它源于俄罗斯和西方在乌克兰政策上没有实质性交流”——“Ukraine's False Choice,”Foreign Policy,February 7,2014(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4/02/07/ukraines_false_choice_russia_eu)。

[56] 罗德里克·莱恩在克里米亚被“吞并”后不久观察到，“如果西方国家不准备做出这样的承诺，它不应该一开始就深深地卷入乌克兰的事务。”见“When Is the Right Time to Negotiate with Russia over Crimea?,”Chatham House Expert Comment,March 24,2014(https://www.chatham house.org/media/comment/view/198437)。

[57] 一个令人尴尬的例子是，2013年10月白宫和国会之间有关债务上限的僵局迫使奥巴马第二次取消东南亚四国之旅。可以预见的是，这使得亚洲对华盛顿提出的所谓的“支点”或“再平衡”的诚意引起了相当大的争议。Jane Perlez,“Cancellation of Trip by Obama Plays to Doubts of Asia Allies,”New York Times,October 4,2013(http://www.nytimes.com/2013/ 10/05/world/ asia/withobama-stuck-in-washington-china-leader-has-clear-path-at-asia-conferences.html?_r=0).

[58] 这5个国家是希腊（2.5%）、土耳其（2.3%）、英国（2.2%）、法国（2.2%）和葡萄牙（2.1%）——World Bank,“Military Expenditure(% of GDP)”(http://data.worldbank.org/indicator/MS.MIL.XPND.GD.ZS)。

[59] 接受总统候选人提名之后，普京演讲的主题是“稳定”——“Putin Nominated as Presidential Candidate,”CBC News,November 27,2011(http://www.cbc.ca/news/world/putin-nominated-as-presidential-candidate-1.983075)。

第8章
2030年的俄罗斯与世界

人类的事业始于凌乱，终于凌乱。

——约翰·高尔斯华绥（John Galsworthy），1933年[1]

在过去的20年里，俄罗斯的外交政策经历了无数次的波动。有时候是愉快的——普京的第二个总统任期、格鲁吉亚战争之后，以及2013年9月外交干预叙利亚的化学武器问题之时。有时候莫斯科的国际关系是混乱的、无效的，比如在叶利钦任总统的大部分时间里就是这样。

在普京时代，俄罗斯政治巩固、经济增长、社会有序。然而，即使在国内相对稳定的这段时间内，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经历了不同阶段，各个阶段之间似乎没有什么关联。这几个阶段包括：2000—2001年与欧洲的初步和解；美国“9·11”事件之后，普京亲美的“战略选择”；2003年之后，俄罗斯与西方逐步出现危机，在格鲁吉亚战争中达到顶点；在2009—2010年关系重启后的鼎盛时期；从2011年开始，俄罗斯传统主义和反美主义重新抬头；目前俄罗斯和西方的关系危机。

外交关系的变迁有不同原因。大的国际发展趋势，如2004年之后全球能源与大宗商品价格猛涨、中国崛起、世界经济不景气，这些都对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也受到更多独立事件的影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及阿拉伯之春的草根运动。发生在俄罗斯家门口的事件更是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尤其是橙色革命、2011—2012年反普京抗议活动以及亚努科维奇的倒台。

不仅仅是俄罗斯领导人，各国领导人都喜欢提到战略眼光和长远考虑。但真正做出决策远比这些复杂，它受到许多随机的、不可预测因素的影响。在考察了普京的外交政策之后，发现很难说他的政策比他前任的政策更有战略还是更被动。在前面的章节中，挑选了一些反复出现的主题：“超级大国”意识、全球大国的中心——俄罗斯、必不可少的想法和对文明独特性的信念。然而，尽管这些概念很有影响力，但是他们无法帮助人们了解克里姆林宫的决策。乌克兰事件表明，不断发生的各种事件会打乱并重新确定所谓的自然秩序。可以得出的唯一可靠的结论是，俄罗斯的外交政策一直被打上了矛盾突出和“事件不断”的烙印。今天看来，它那有关国家利益的永久神话和以往看起来一样令人怀疑。剩下的只是一个令人困惑的混合体：保守、原始、有时务实。

四种设想

由于存在这么多变数，要确切地预测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未来走向极不明智。然而，勾勒出到2030年为止的四种发展设想还是有可能的。正如序言所说，这些设想的目的不是预测，而是暗示，暗示在不同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可能会以什么方式发展。有些设想可能会显得比其他设想更可能发生，但它们都有可能发生。最终真正发生的可能是对它们中的几种情况的综合。

第一种设想是“软威权主义”，以相对较轻的停滞为特征，与勃列日涅夫后期的“停滞”类似。[2]第二种设想是“硬威权主义”，强调个性化、不民主的政权，它的许多特征都能在普京2012年重返克里姆林宫之后找到。第三种是“政权分裂”，这个设想主要考虑如果发生政治权威崩溃、经济危机和社会动乱会怎么样。最后一种是“第二波自由主义”，它设想俄罗斯会进入现代化和民主化的真正进程。总之，这四种设想包括许多原则，并有可能在未来15年里重塑俄罗斯外交政策。

软威权主义

在一定程度上，这种设想是在回顾从前。它假定2030年的俄罗斯将类似于普京时代的俄罗斯。政治体制将是半威权主义或软威权主义，由一个卓越但不专制的领导人来领导。尽管存在政治反对派，但只有一个真正的权力中心，任何挑战权力的企图都将被断然拒绝。经济状况将与普京和梅德韦杰夫先后担任总统时一样，会进行有限的多样化和现代化的尝试，开展像斯科尔科沃创新中心这样的几个大项目。但是，能源和自然资源将继续占主导地位，这是国家（和个人）的财富和国力投射工具的重要来源。

在外交政策上，俄罗斯将确立身份、规范和价值观的传统释义。莫斯科将仍然对苏联加盟共和国保有世袭的心态，并会关注其他国家，首先关注美国和中国。同时，它会谨慎对待帝国的负担，如在政治抗议和经济赤贫的情况下，维护不得人心的政权。其做法会被简单地定义为“半帝国主义”或世袭主义，旨在以最低的成本和风险来获取优势。偶尔会有警戒红线，例如，重新推动格鲁吉亚或乌克兰获得北约成员资格这样的事件。但总的来说，莫斯科会避免对抗。

对于亚洲，情况也类似。2030年的俄罗斯将处于政治停滞状态，它将采取谨慎的做法，这是受到能力和战略缺乏的限制所致。决策者将继续加强与北京的合作伙伴关系，力求最大限度地提高资源出口，并参与亚洲多边机构的活动。尽管它会偶尔表示出对日本、印度和越南的友好，但俄罗斯并不会重新调整亚洲政策。相反，它会变得更加依赖中国。在许多领域，莫斯科只能希望出现最好的情况——北京坚持解决边界问题；朝鲜半岛不出现大的冲突；中美关系紧张得到控制；伊斯兰极端主义不会导致中亚政权的崩溃。它会试图利用各种机会，但俄罗斯成为欧洲-太平洋大国的梦想仍将是不切实际的。

在这个设想的方案中，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将喜忧参半。执政集团将继续把美国看作战略风向标，但不期望美国成为合作伙伴。它有时可能会想提醒华盛顿俄罗斯的存在。但是，它会小心避免出现如2004—2008年和2014年初关系大幅恶化的情形。事实上，华盛顿和莫斯科可以达成一定的共识。比起竭尽全力为双边关系投资，他们可能更愿意双方行为可控、甚至没有冲突，并且能在武器控制和打击伊斯兰极端主义这样的独立事件上进行合作。

为了应对美国与日俱增的冷漠态度，莫斯科可能会更多地转向欧洲，尤其专注于与欧洲的经济合作。然而，俄罗斯和欧盟之间不太可能保持长期的友好关系。普京政府的战略文化的特点是2030年的莫斯科将会停滞不前。俄罗斯会继续奉行全球主义，持有以美国为中心的观点，特别是当欧洲无法将其国际地位恢复到20世纪90年代的水平时更是如此。与现在相比，未来将会更加强调与欧洲主导国家的双边关系，比如与德国和法国的双边关系。

在软威权主义的情境下，除了俄罗斯的国际地位不断下降，很难想象会有任何其他情形发生。它不仅无法赶上中国，而且很有可能在接近2030年时落后于印度、巴西等其他非西方国家以及崛起中的国家，如土耳其和印度尼西亚。它远不可能成为一个新兴的或“兴起的”经济体[3]，反而会沦为世界倒退国家的行列。快进到2030年，俄罗斯成为一个重生的伟大的国家这样的神话和它的影响力下降这样的现实之间会有十分明显的差距。它会发现自己被国际决策边缘化，并可能正在为了在自己的部分领土上行使有效主权而奋斗，如在俄罗斯远东地区和北高加索地区。俄罗斯政权将继续粉饰自己，而不是增加影响力。

软威权主义的设想会遇到两个明显的困难。一是精英和普通人之间互不信任，而不信任暂时中止的情况可能只会持续很短的时间。自2012年初以来，普京强硬的统治表明，“稳定”的停滞只是一个幻想。它至多只是不同政治倾向之间的一个过渡阶段。这个设想的另一个缺点是，克里姆林宫可能希望俄罗斯可以从外部颠覆性的影响中隔离开来，但是俄罗斯不是孤立存在的。它将不可避免地受到区域和全球趋势的影响，从气候变化到技术革命；它还会受到国际权力转移的影响。在这种动态环境下，几乎不能选择停滞。决策者需要做些什么，什么都可以，这种外部压力会加剧。在这种情况下，提出了这个问题：“下一步做什么？”

硬威权主义

一个可能的解决方法是出现公开的专制制度。20世纪30年代，德国经济崩溃、恶性通胀、政治分裂、社会解体、外交政策蒙羞。当俄罗斯出现类似情况时，可能会出现公开的威权主义。大家渴望恢复稳定，将希望寄托在“强有力的领导人”身上。

但是，由于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紧张局势日益严重，俄罗斯硬威权体制似乎更有可能出现。一个富有魅力或毫无魅力的领导者可能会发现需要或有机会通过严格实施“垂直权力”来集中政治权力，重申对经济的紧缩政策，取缔一些非政府组织的活动，建立安全和军事机构。自从普京重任总统后，他已经采取了许多这样的措施。在硬威权主义的情况下，这些措施将得到加强，并变得更具侵略性，深深渗入到私人领域。

然而，政策实施仍会有所节制。我们这里所说的是威权主义而不是极权主义。威权主义政体在许多方面会采取镇压手段，但它也将采取拉拢收买和调解的方法——截至目前，这类似于克里姆林宫的做法。它不愿意诉诸公开的暴政，仅仅因为暴政代价巨大，而且难以持续。

人们普遍认为，一个更加专制的俄罗斯会产生积极的外交政策，鉴于莫斯科在乌克兰的行为及其与西方对抗的事实，这似乎更有说服力。俄罗斯将会高度重视它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缘政治的平衡、对苏联解体后外部介入邻国表现出公开的敌意、不断扩军备战，并在外国“干涉”俄罗斯内政时做出激烈的反应。俄罗斯可能会倒退到冷战时期的战线上，这是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战线之间永久的结构性分界。

然而，强有力的专制政权仍需在一定的范围内运行，同时也要注意两个关键因素。一是关注权力的限制。“强有力的领导人”很可能怀有让俄罗斯成为全球大国的愿景，但由于能力的缺乏，这一野心无法实现。正如在别处所指出的那样，拥有大核武库和常备军本身并不意味着具有很大的力量投射能力。同样，莫斯科可能会发现，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意味着，即使俄罗斯资源丰富，它对邻国的影响力也在逐渐减少。能源安全的地缘政治大都取决于全球能源和商品市场的状态。

其次，一个专制政权需要在侵略性外交政策和维持其国内地位这二者的政治和财务成本方面保持平衡。它会面临艰难的支出抉择，例如，是提供资金给昂贵的外国探险项目以彰显俄罗斯的国力，还是用这些资金确保养老金高于生活成本？商品价格水平也是一个关键的变量，确定了人们对积极的外交政策的经济承受能力。

此外，还有一个战略风险的问题。俄罗斯将在与美国的军备竞赛中失败，假以时日，也可能输给中国——这可能导致政权垮台。这一点很值得让最傲慢的领导者们深思。[4]

帝国复兴需要巨大的成本，还面临着其他的困难。这表明，即使在强硬的威权领导下，俄罗斯也可能会对其邻国保持相对克制的行为。需要重申的是，为了在乌克兰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重现俄罗斯的影响力，普京青睐聘请代理人、采用混合战，而不是指派大量正规部队作战。到2030年，苏联加盟共和国将独立40年，并与其他各国建立了紧密的关系网，不仅与美国和中国，也与土耳其、伊朗、印度、巴基斯坦和欧洲国家关系紧密。莫斯科将对允许格鲁吉亚和乌克兰成为北约或欧盟成员的动议做出强烈反应。然而，在大多数情况下，它会通过非军事手段施加影响，必要时，会威胁实行经济制裁和切断能源的方式。

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会因为强硬的政治倾向变得更为复杂，这一点我们在普京的第二个任期内可以看到——2011年后对俄罗斯国内的镇压和对乌克兰的政策。然而，不应排除俄罗斯反西方主义的可能性。一个专制政权会拒绝自由民主的价值观，强调国家的伟大。但是，它也可能同时寻求与某些西方国家政府建立功能性的关系，鼓励西方企业投入资金和先进的技术，并支持人员的接触，不仅通过旅游，而且通过科学、文化和体育进行交流。[5]它会希望保持广泛的合作和交流——“选择性接触”——这种合作和交流的基础是，当面对共同的外部威胁，如伊斯兰极端主义的严重升级时，被视为重要的合作伙伴。[6]

按照一般的逻辑，这样的俄罗斯很可能会与中国有着良好的关系。近期双边合作的扩大恰逢两国加强专制控制，普京和习近平分别寻求政治主导权，这自斯大林和毛泽东之后未曾见过。另一种可能性貌似也是合理的。一旦莫斯科实行公开的专制政权，中俄伙伴关系可能会成为最大的受害者。到2030年，中国早已活跃在远东和中亚，很可能成为后苏联欧亚地区的头号大国，这个结果与俄罗斯大国愿景的原有设想显然不符。这并非偶然，近年来有一些关于中国意图的可怕声音，这些声音都来自俄罗斯“大国”使命的倡导者。[7]

转向东方之后的失望情绪也有可能导致克里姆林宫通过欧亚联盟加紧在苏联解体后的整合力度，或重回欧洲。这并不是说，它会与北京对抗或从亚洲撤出。但是，俄罗斯争取获得认可，这可能促使它与欧洲的组织机构和国家达成和解，因为即使在“亚洲世纪”，俄罗斯的未来也取决于西方。与其说这是源于积极的吸引，不如说是源于双方制衡中国或减小中国力量的共同利益。正如莫斯科期待北京对抗美国，它也可能会寻求合作伙伴以对抗潜在的“新霸主”。

尽管俄罗斯试图表现出自信，但是专制的俄罗斯会极度没有安全感。它深知自己的弱点，可能会选择一个内向型的、几近极简主义的外交政策。它将集中精力，解决有限的重要事项：加强核能力和常规能力，应对直接的安全威胁；通过进口替代这样自给自足的方法，维护经济主权；控制或隔离地区冲突。这样的俄罗斯容易出现语言过激，偶尔可能会猛烈抨击，但在大多数情况下，它将会慎重行事。毕竟，任何专制政权的首要目标和最终目标是自我保护，而这需要在较长时期内拥有相对良好的国际环境。

这种体制的最大威胁来自无法适应或遏制外部和内部的变化。它和第一种设想面对的难题是一样的，即几乎不可能把俄罗斯从它周围的世界中隔离开来。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比照苏联，当人们意识到他们生活的体制失去了所有的效用和合法性，尤其是与自信、繁荣的西方相比更是这样时，国家就解体了。在2030年，这样的对比可能会增加数倍，其基准不仅来自西方，也来自新兴的和业已存在的非西方大国。

政权分裂

政权分裂虽然今天看来不太可能，但还是应该考虑这个设想，它往往以急剧的政治动荡和内乱作为标志。它的出现源于多种因素相结合：全球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低迷、普京死亡或丧失总统权、精英们自相残杀式斗争、社会经济瘫痪。

这种设想可能会有几种发展方式。我们可能会看到俄罗斯的魏玛共和化：真正的多元化、公民行动主义、经济和文化的自由化与无力的机构、宏观经济不稳定和极端民族主义并存。[8]另一种糟糕的可能性是领土解体，包括所有或部分北高加索地区分裂出去、在俄罗斯远东地区丧失政治和经济主权。俄罗斯退变为现代俄罗斯大公国不太可能，但俄罗斯联邦的根本原则可能会遭受相当大的压力。

也有可能像2003年的格鲁吉亚和2004年、2013—2014年的乌克兰那样，民主情绪的爆发导致政权更迭。在格鲁吉亚，职能政府顺利取代混乱的局面，进行了大改革。然而，在乌克兰，橙色革命之后不久就没有了目标，留下了一个不能正常运转的、腐败的政体，反政府示威活动之后很可能会步此后尘。

在这种令人迷茫的情况下，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会极不稳定。为了明白事情如何发生，有必要回忆一下1992—1993年的早期叶利钦时代，当时有几种外交政策派别相互竞争：自由主义西化派、大国主义、帝国主义和所谓的实用主义。[9]在担心俄罗斯进一步解体的背景下，这些派别相互作用、相互制约。他们之间关系紧张，其后果是制定了一个达成各方共识的对外政策。[10]政策制定取决于是否必要、是否迫切，例如叶利钦的当务之急是确保权力在握，而不是长期目标。在俄罗斯联邦面临解体或力量受到削弱的情况下，各种问题被放大了很多倍；在一个独立或近乎专断的国家，任何连贯的外交政策都会被扼杀。

在政治和经济不稳定的时期，往往会重新提出一些特定的主题。一个是民族主义或超民族主义的兴起，这个主题触及了人们的不安全感，并保证提供简单的解决方法。[11]今天，俄罗斯民族主义的情绪主要是针对美国和从中亚、阿塞拜疆过来的穆斯林流动工人，到了2030年国家分裂，这些人仍然可能是替罪羊。美国仍然是全球领先的国家，穆斯林占俄罗斯人口的比重将会越来越大，而俄罗斯的许多邻国将继续把伊斯兰教作为主要宗教。因为失去斯拉夫身份，人们会更加焦虑。在完成转型并成为一个全球性的大国时，中国也可能会持有民族主义偏见。

政权解体可能带来俄罗斯帝国主义野心的结束。在急剧不稳定的条件下，民族主义将采取防御政策，更少投射自己的力量，不那么排斥外国的影响。到2030年，俄罗斯将失去对邻国有效干预的能力。偶尔可能会因为俄罗斯族对少数民族的待遇爆发民粹主义。但在后苏联空间，莫斯科不大会追求任何形式的、全面的帝国主义。

人们很自然地认为无政府状态会加剧反西方的情绪。然而奇怪的是，它可能产生相反的效果：重新激起对西方规范和价值观的兴趣。普京政权的瓦解将使人们怀疑专制主义以及俄罗斯可以走“自己的道路”这样的论断。到2030年，长期以来把民主与窃贼统治和民族屈辱联系在一起的这种现象可能已经消失，人们将重拾这种信念，即政治多元化和西式法律规则对一个正常运作的社会而言，不仅可行，而且必要。

也就是说，这种“亲西方主义”，如果可以用这样一个简单的词来描述的话，将最为脆弱。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民主理想无法在陌生的、不稳定的环境里扎根，很快就被保守主义所取代——特别在政治精英们中更是如此。如果国内稳定仍不确定，如果与欧洲和美国的关系并没有带来实实在在的好处，历史会重演吗？

在政权分裂的情况下，俄罗斯将不再是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包括在欧亚大陆也是如此。它会成为国际政治的舞台和对象。我们可以假设其他参与者会寻求利用其弱点。尤其是中国，可能会扩大它在欧亚大陆的影响力，不仅在中亚地区，也将进一步向西扩大到高加索，甚至更远的地区。同时，它还会加强在俄罗斯远东地区的经济霸权。北京甚至可能希望重新获得“不平等条约”中失去的领土[12]，虽然它不太可能使用武力达到这个目的。

“贫穷和不满”会带来这些不良后果：俄罗斯在政治上陷于瘫痪、经济衰落和社会意志消沉，而且它的不良后果不限于此。一旦俄罗斯陷入混乱、暴力和分裂，很难想象会有比它更不稳定的国家。这样的俄罗斯将会让西方和亚洲的政策制定者们非常头痛。它不仅不会有效地参与合作，不能应对伊斯兰极端主义和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这样的主要威胁，而且它可能成为全球环境恶化的中心地带，其环境的恶化程度远比今天的无序世界更令人担忧。

第二波自由主义

这种设想基于这样的假设，即俄罗斯最终会经历重要的现代化过程。无论是从绝对力量来看还是相对于中国这样的新兴超级大国来说，克里姆林宫的未来都可能不断倒退。因此，它最终会认真对待改革。其主要驱动力不是把大马士革转换成西方民主资本主义，而是暗示它已别无选择。在这个阶段，停滞不可持续、专制无效、无政府状态令人厌恶。政治和经济自由化可能是唯一的选择。[13]

这种自由主义与美国和欧洲主流社会对自由主义的理解会有很大不同。套用邓小平的一句名言，那就是“有俄罗斯特色的自由主义”[14]，它最多被人看作半自由主义。虽然如此，现代化改革还是会在各个方面取得真正的进步，包括政治多元化、真正的（如果说不完美的）法制、运作的机构、有竞争力的经济和日益进步的公民社会。

这种外交政策产生于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第二次浪潮”[15]，它是西式的国际主义。它的运行规则有许多重大变化，包括对伟大和权力这两个概念的重建。俄罗斯将从传统的、强调以军事实力和地缘政治平衡为重点，调整为更加积极地参与多边进程为重点。它将利用它的自然资源优势，这样做的时候它会突出其可靠性以及影响力。最重要的是，它的目的是实现德米特里·特列宁提出的愿景，成为一个伟大的国家和一个重要的参与者。如果没有第一个目标，就不可能实现第二个目标，这是必须接受的事实。[16]

在第二波自由主义的设想中，后帝国时代会采取承认苏联加盟共和国主权完整的政策。苏联加盟共和国将会在俄罗斯对外政策中失去他们的“特殊”地位，他们对莫斯科达成目标是否有关和是否实用决定了双边关系的密切程度。莫斯科不再单纯追求美好的愿望，如欧亚一体化，而是会侧重于能源、基础设施和电信领域的具体项目以及与乌克兰、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和阿塞拜疆等主要国家合作的农业项目。而且，它还将减少不再与俄罗斯有迫切利益关系的国家之间的活动。

这样的“自由主义”做法可能会导致俄罗斯被美国、中国和欧盟这些主要国际事务的参与者挤出后苏联空间。但事实上，局势可能与此相反。在自由的情况下，莫斯科可以追求积极的参与政策，其重点是让俄罗斯参与进去而不是把其他国家挤出去。随着时间的推移，后帝国时代应采取一个明确的政策，这有助于消除苏联加盟共和国对其霸权的疑虑。[17]它反映出一个更加公平、基于利益的合作态度。在2030年，俄罗斯从苏联继承的许多王牌，包括语言和文化的共性、跨精英网络和紧密的经济关系，仍然起着重要作用。对它的邻国而言，与经济和战略都很自信的中国或道德入侵的西方相比，这样一个后帝国时代的俄罗斯将会是一个吸引力更大、威胁更小的合作伙伴。[18]

宽松的制度有助于俄罗斯与美国和欧洲的关系建立在更稳定的基础上。价值观的趋同有助于建立信任、更好地消除误解。这样，俄罗斯会更容易在大规模杀伤性武器防扩散、全球金融管理以及解决国际冲突方面达成共识。当与欧盟和个别成员保持“现代化伙伴关系”有了实质性的内容时，莫斯科在西方的利益重点会从美国转移到欧洲。

也就是说，在这种设想中，俄罗斯与西方的关系不宜理想化。即便在一系列“完美”的条件下，如一个拥有开明先进的政权的莫斯科、一个有着负责任的政府的华盛顿、一个复兴的、投入的欧洲，也可能需要几十年才能建立持续的、平衡的相互关系。认为莫斯科会顺从地默认西方的目标和利益也过于天真。优先事项互相冲突、政策上存在显著的分歧、甚至有时公开争执，这些都将继续存在。再开明的俄罗斯政治家仍然会把俄罗斯的利益放在首位，并批评那些削减俄罗斯利益的西方行为。在20世纪90年代的前5年，自由和民主的政权和叶利钦政府不会差别太大。它可以变成让西方十分沮丧的合作伙伴，动荡不安、超级敏感，有时甚至与此完全相反。更糟糕的是，因为需要增加其国内的合法性，它可能会投入民粹民族主义的怀抱。[19]

鉴于俄罗斯的自由派往往对中国持有偏见，预计莫斯科和北京的关系可能会出现问题。然而，虽然自由主义的政权无疑会优先考虑与欧洲和美国的合作，并对中国的意图保持警惕，但是它仍然承认与北京保持良好关系的价值。[20]到2030年，中国可能成为俄罗斯石油、天然气和许多其他商品的主要客户。两国将继续共享长长的边界线，并在稳定的中亚和东北亚地区保持强烈兴趣。这些共同点表明，莫斯科将避免与北京关系的恶化，即使他们之间的规范缝隙会加大——鉴于中国政治自由化的压力，这一点并无把握。

然而，莫斯科会与东京、新德里和其他国家保持更紧密的联系，并以此为基础，在亚洲采取更多元化的政策。为此，它可能会与日本在有争议的岛屿问题上达成共识。它很可能作为亚太地区的大国及可以制衡中国的力量与美国建立关系，并会更积极地参与亚洲多边论坛。这种互动不仅对它在亚洲的关系很重要，而且总体上也鼓励它采取更追求地域平衡的政策。虽然莫斯科的前景仍将以西方为导向，但在实践中，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将反映亚洲-太平洋地区的崛起，后者将成为全球政治和经济活动的主要中心。

在所有的2030年的设想中，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外交政策可能是最自信、最张扬的。它为真正的现代化展示了最好的前景，对苏联加盟共和国采取了一种新的策略，与欧洲和美国建立了更积极的关系，在亚洲进行了更多样化、更实质性的参与。在其他形式的国家治理失效之后，它有可能更具有普遍的合法性，并从国际友好关系中受益。总之，它会拥有为胜利而战的机会。[21]

但是，不能保证第二波自由主义会比第一波更成功，或者保证比已经尝试过并喜欢的其他形式的统治更成功。但有两点要注意。

首先，新自由主义的政权可能无力承受重蹈20世纪90年代的覆辙，也无力承担骄傲自大的后果。这需要在把握政治现实时更聪明，在精英和民众达成共识方面做到更兼收并蓄，对西方的预期不要过高，在与一系列国外伙伴的合作上更专业。

其次，当自由主义重返俄罗斯时，国际体系将继续向前发展。俄罗斯可能会发现，除了在一些优势领域，它不再被看作领先的国家。在这种情况下，它将不得不从头开始重建它的地位和影响力。它不能依靠历史口碑，它需要通过表现出绝对力量证明自己的可靠性。这意味着会有相当大的心理挑战和政策挑战，而最自由的政权可以协调俄罗斯的利益追求和与世界合作的心态。

结论

这本书重点解决了三个问题。首先，动态的、不确定的国际环境，即新世界无序，对俄罗斯有什么启示？第二，普京的外交政策怎样应对不断变化的区域现实和全球现实？第三，在未来的10~15年间，俄罗斯在国际体系中面临什么可能？

当然，很难给出明确的答案。许多问题仍不断出现，他们带来的后果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仍不确定。尽管如此，我们可以以普京时代的发展为基础，特别是以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的阶段为基础，做出一些初步判断。

第一个结论不言自明：俄罗斯面临一个极具挑战性的国际环境，在未来数十年，如果它要繁荣发展，这种环境对它的能力提出了极大的要求。传统观点认为，美国和欧洲以及西方的规范和制度是世界转型时期最大的受害者。但实际上，最可能的受害者是那些无论在哪里都不愿意或无法适应的国家、组织和社会。

骄傲自大、非现代化的俄罗斯和任何国家一样脆弱。辽阔的地域、丰富的自然资源和多重的身份是它的优势，也是它的劣势。虽然它并没有面临迫切的生存威胁，但是国内衰退和国际上被逐步边缘化是真实的。在一些主要方面，俄罗斯还没有做好准备，带领西方国家进行调整以应对衰退。此外，有一种说法叫作“不能再有任何闪失了”，这增加了结局更激烈、更不愉快的可能性。如果普京的体制解散，任何政治权力都可能出现崩溃。[22]如果经济遭受长期危机，政治和社会稳定带来的后果可能是灾难性的。如果俄罗斯的战略财富进一步下跌，它会成为别国地缘政治野心的牺牲品，以及区域和全球不安全的主要来源。

其次，普京政府还没有把握面对任务的艰巨性。这表明，俄罗斯在较长时期内通过改革，成为一个经济有竞争力的、充满活力的社会以及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国，这种需求并不紧迫。它一直专注于美国和欧洲的问题。但是正如经文上所说的，没有看到自己眼中有梁木。克里姆林宫看到了西方政治上的功能失调、经济衰退和道德权威沦丧，却看不到自己的经济模式的短板，政治制度和价值观不可持续。它在各种胜利的光芒中喜不自胜，如“吞并”克里米亚，但它没有认识到这种行为给俄罗斯的战略利益带来的不良后果。它表现得好像俄罗斯的困难只是暂时的，且是他国的过错造成的，一直以来应对国内外挑战的正确方法是加强传统机构和习惯。[23]多年来，经过各种调整，俄罗斯外交政策的核心原则和基本文化本质上没有变化，它依然在自己的世界里运行。

最后，“没有什么是注定的”。过去和现在的不足并不意味着俄罗斯注定在后美国世纪成为一个弱小的国家。虽然它的几张王牌没有以前那么重要（也更具两面性），但在许多方面，它仍是一个“幸运”的国家。[24]它仍有机会应对目前甚至未来所要面对的、巨大的国内外政策的挑战。这个世界处于变化与无序之中，所有的结局，无论好坏，都有可能。但是，成功将取决于自知之明和对转型的真正承诺。如果俄罗斯抓住机会，它没有理由不能重新成为一个稳定、繁荣和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当代超级大国。但是，如果它继续固守现状和幻想永恒，它肯定会被历史前进的步伐甩在后面。

[1] 题记：John Galsworthy,Over the River(1933),chapter 1(https://ebooks.adelaide.edu.au/g/galsworthy/john/over/chapter1.html)。

[2] 虽然对于停滞时期没有确切的时间表，但它大约指从苏联的增长放缓（1973年左右）到1982年勃列日涅夫逝世这段时期。

[3] 金砖国家这个概念的创始人吉姆·奥尼尔（Jim O' Neil）认为，俄罗斯不再是一个新兴经济体，而是几年前兴起的一个发达经济体，在牛津分析年会上的展示，2012年9月。

[4] 从理论上说，自上而下的威权现代化可以解决外部力量投射和经济的审慎之间的紧张关系。但这在实践中已被证明是一个矛盾。在20世纪70年代末，中国自下而上、而不是自上而下地进行了社会经济转型，而在俄罗斯，威权主义直接抑制了“技术”现代化和自由的现代化。既得利益和失去控制的恐惧已经压倒所有其他考虑。见Bobo Lo and Lilia Shevtsova,A 21st Century Myth:Authoritarian Modernization in Russia and China(Carnegie Moscow Center,2012,http://carnegieendowment.org/files/BoboLo_Shevtsova_web.pdf)。

[5] 普京一直认为西方企业是政治和经济支持的有用资源。正如第6章所指出的那样，尽管由于乌克兰危机，德国商业游说团体的影响力已大大减少，但是它在软化柏林对俄内外政策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6] 这并不是不合理的希望。例如，美国政府对乌兹别克斯坦侵犯人权的行为采取了放任的态度，这是因为它希望塔什干更积极参与反恐和反叛乱。Catherine Fitzpatrick,“Did Clinton Go Soft on Human Rights during Uzbekistan Visit?,”The Atlantic,November 1,2011(http://www.theatlantic.com/international/archive/2011/11/did-clinton-go-soft-on-human-rights-in-uzbekistan-visit/247643/).

[7] 德米里特·罗戈津过去一直是“中国威胁论”的坚定支持者，他目前是俄罗斯负责国防和航天工业的第一副总理。虽然为了与克里姆林宫的亲北京路线和自己的官方职责保持一致，罗戈津已不再发布反中国的言论，但是假设他已经完全改变了看法是不切实际的。

[8] 魏玛共和国从1919年建立的共和宪政政体开始，到1933年1月阿道夫·希特勒宣誓就职德国总理时结束。

[9] Margot Light,“Foreign Policy Thinking,”in Neil Malcolm,Alex Pravda,Roy Allison,and Margot Light,Internal Factors in Russian Foreign Policy(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6),pp.44—70; 也见Bobo Lo,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Reality,Illusion and Mythmaking(Basingstoke:Palgrave Macmillan,2002),pp.40-65.

[10] Lo,Russian Foreign Policy in the Post-Soviet Era,pp.154-55.

[11] 经济不安全和民族主义的兴起之间的关联对希特勒在20世纪30年代的德国具备吸引力，以及对当时国家社会主义兴起起到了关键的作用。

[12] 按照《瑷珲条约》（1858年），《北京条约》（1860年）和《中俄伊犁塔尔巴哈台通商章程》（1864年）这些“不平等条约”，清帝国失去了现今的俄罗斯远东地区以及中亚广大的领土。

[13] 这让人想起温斯顿·丘吉尔的名言：“民主是最糟糕的政府形式，只是要除去人类尝试过的所有其他政府形式。”

[14] 原句来自邓小平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意思是有计划的社会主义经济，但它具有商品经济的特点。

[15] 早期的叶利钦时代（1992—1993年）标志着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自由主义的第一波浪潮。

[16] Dmitri Trenin,Post-Imperium:a Eurasian Story(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p.242.

[17] 有人认为，苏联加盟共和国的政权会无法忍受自由主义的俄罗斯，尤其担心民主影响的“传染”。这是可能的，但它很大程度上将取决于莫斯科是否想要在它的邻国推广民主。叶利钦时代的经验表明，俄罗斯不可能走上这条路。

[18] 这在中亚地区显然与中国有关，在那里既有欢迎精英的热情态度，也有普遍的仇外情绪

[19] Ivan Krastev,“Would Democratic Change in Russia Transform Its Foreign Policy?,”Open Democracy,February 7,2013(http://www.opendemocracy.net/od-russia/ivan-krastev/would-democratic-change-in-russia-transform-its-foreign-policy).

[20] 现代俄罗斯自由主义之父叶戈尔·盖达尔（Yegor Gaidar）认识到了这一点，“Rossiya zainteresovana v stabilnom razvitii Kitaya”(“俄罗斯在稳定发展的中国拥有既得利益”)，2002年5月(www.gaidar.org/otvet/may02_01.htm，2007年访问该链接，后来该链接过期了）。

[21] 一个更有活力的未来这个前景也可能鼓励俄罗斯“失落的一代”从国外回到祖国，这种情况在几个中部和东部欧洲国家都出现了。

[22]“正如1991— 1992年发生的那样，很可能在一个制度强大的政体建立之前，目前的政府开始解体。”莉利亚·舍夫佐娃说道。见Lilia Shevtsova and Andrew Wood,Change and Decay:Russia's Dilemma and the West's Response(Washington: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2011),p.238。

[23] Vladimir Putin,remarks to the Valdai Club,September 19,2013(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6007); also address to the Federal Assembly,December 12,2013(http://eng.kremlin.ru/transcripts/6402).

[24] Sergei Karaganov,“Lucky Russia,”Russia in Global Affairs,March 29,2011(http://eng.globalaffairs.ru/pubcol/Lucky-Russia-15154).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孤独的帝国 : 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 / （澳）波波·罗著 ; 袁靖，傅莹译. -- 北京 : 中信出版社，2019.1

书名原文: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ISBN 978-7-5086-8839-8

Ⅰ.①孤… Ⅱ. ①波… ②袁… ③傅… Ⅲ. ①对外政策－研究－俄罗斯 Ⅳ. ①D851.2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066785号

Russia and the New World Disorder © 2015, Royal Institute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9 by CITIC Press Corpor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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孤独的帝国——俄罗斯与新世界无序
著者：[澳]波波·罗
译者：袁靖 傅莹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字数：319千字
版次：2019年1月第1版
京权图字: 01-2017-1968
广告经营许可证：京朝工商广字第8087号
书号：ISBN 978-7-5086-883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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