夺富于民

——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

石俊志 著

中信出版社

目录

序

前言

张汤

第五琦

刘晏

杨炎

蔡京

贾似道

阿合马

脱脱

序

本书介绍了八位著名的历史人物：张汤、第五琦、刘晏、杨炎、蔡京、贾似道、阿合马和脱脱。

在古代人的眼里，这八个人都是坏人，他们盘剥百姓，搞乱了天下。

以朝代划分，这八个人可以分为两组：张汤、第五琦、刘晏和杨炎是汉唐时代的人物；蔡京、贾似道、阿合马和脱脱是宋元时代的人物。

宋元史籍中有《奸臣列传》。蔡京、贾似道和阿合马都被史家们列为奸臣。脱脱虽然未被列为奸臣，但在我国古代民间戏曲和市井小说中，是个大白脸，身穿蒙古戎装，手持令箭，镇压汉人起义，纵兵屠城，无恶不作。

汉唐史籍中没有《奸臣列传》。张汤被司马迁编入《酷吏列传》，是个舞智御人的小人。他推行的虚币敛财政策，使百姓陷入生活绝境，数百万人铤而走险，冒死盗铸虚币大钱，其中数十万人被处死。第五琦铸行虚币大钱，搞得天下谷价飞涨，百姓活不下去，四处逃亡。逃亡百姓饿死、病死的，不计其数。死难者的尸体横竖交错，相枕在逃亡的道路上。刘晏接替第五琦的工作，不敢再度发行虚钱，只好改变盐法，用以收敛百姓的钱财。当时，食盐的生产成本每斗约为六文铜钱。刘晏改变盐法之后，百姓要花费六百文铜钱才能买到一斗食盐。从此，百姓冒死贩卖私盐的违法活动日益猖獗，成为唐宋两代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杨炎更是心性险恶，只顾自己的好恶，不顾公道，害人害己。他改变税法之后，百姓向朝廷缴纳的钱币赋税比原先增加了四十多倍。百姓无钱纳税，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生活陷入困境。此外，杨炎敛财，还造成了唐代的钱荒，使当时的商品经济迅速衰败。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在现代人的眼里，这八个人都可以被辩证地来看待：如果他们推行的财政政策是错误的，他们就加速了封建王朝的灭亡；如果他们推行的财政政策是正确的，他们就实施了社会的改革，也推动了历史的进步。但是，如果我们不站在历史的进步或退步的角度上看问题，而是站在当时百姓生死存亡的立场上看问题，就可以清楚地看到，这八个人推行的财政政策，给当时的百姓带来了极大的痛苦。

这八个人所推行的财政政策并不完全相同，他们有的增加课税，有的发行虚钱，有的实行盐、铁、茶、酒官营，手段五花八门。虽然他们所用的手段不同，但是他们的财政政策的目的却完全一致。那就是，把百姓的财富收敛到朝廷，用这些财富来解决朝廷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

此外，这八个人还有四个共同的特点。

第一，他们都担任过财相的工作，曾经掌握各自朝廷的财政大权。张汤是御史大夫，西汉初期的朝廷财政属于御史大夫的职权管辖范围。第五琦、刘晏和杨炎，都官至同平章事，属于掌管唐朝财政大权的宰相。蔡京和贾似道是宋朝的丞相，阿合马和脱脱是元朝的副相和首相，他们的职位都包含着财相的职权内容。

第二，他们都曾经暴敛百姓的财富，使百姓生活陷入极度的困境，同时使当时的社会经济出现了明显的倒退，甚至使当时的朝廷走向灭亡。张汤敛财，结束了文景盛世，中国古代第一轮商品经济高峰开始走向衰败。第五琦、刘晏、杨炎敛财，结束了大唐盛世，开元、天宝时期的经济繁荣，从此一去不返。蔡京敛财，引发了人民起义和外族入侵，北宋王朝灭亡。贾似道敛财，主要是掠夺地主的土地，结果也使南宋王朝走向覆灭。阿合马敛财，华夏大地惨遭蒙古大军的蹂躏。脱脱敛财，天下物价飞涨，引发了红巾军的起义并导致了元朝在中原统治的结束。

第三，他们都圆满地完成了皇帝交予的任务。张汤敛财，为的是汉武帝攻打匈奴。汉武帝使用张汤收敛的钱财赏赐战士，取得了征讨匈奴的胜利。第五琦敛财，为的是唐肃宗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使用第五琦收敛的钱财开支军费，打败了安史叛军。杨炎敛财，为的是唐德宗平定藩镇。唐德宗得到杨炎收敛的钱财，发动了旨在消灭藩镇割据的战争。蔡京敛财，为的是攻打西夏。宋徽宗使用蔡京收敛的钱财，收复了湟州、鄯州和廊州。贾似道敛财，为的是抵抗蒙古大军的入侵。宋理宗和宋度宗两代皇帝，使用贾似道收敛的钱财，与蒙古大军奋战了十六年之久。阿合马敛财，为的是忽必烈攻打南宋。忽必烈使用阿合马收敛的钱财，花费了二十年的时间，终于消灭了南宋。脱脱敛财，为的是治理黄河以及镇压汉人起义。元顺帝使用脱脱收敛的钱财治理黄河，使泛滥成灾的黄河重归旧道。

第四，他们都没有好下场。他们身为宰相，敛财成功后都被贬官，其中六人死于非命，两人被流放。张汤被大臣们陷害，汉武帝下令审查他，他就自杀了。刘晏被贬谪到忠州做刺史，唐德宗派太监去把他缢杀。杨炎被贬谪到崖州做司马，还没有走到崖州，就被唐德宗赐死在路上。贾似道被贬为高州团练副使，途径漳州，在木绵庵中被押送官郑虎臣杀死。阿合马被王著刺杀，忽必烈下令开棺戮尸，把他的尸体喂了狗。脱脱被流放到云南大理，哈麻派人追上他，假传圣旨，用毒酒将他毒死。其余两个下场好一些，蔡京被流放海南岛，刚走到长沙就病死了。第五琦的下场最好，只是被流放到夷州，几年后又被起用为官。

敛臣们掠夺百姓，支持战争，讨好皇帝，得罪同僚，同时还得罪了贵族乃至皇亲国戚，最后都遭到贬官甚至杀身的悲惨下场。

石俊志先生根据正史人物传记，结合各朝《食货志》，为这八个人分别写了故事，主要讲述这八个人实施的敛财政策及其产生的政治、经济影响。石先生将这八个故事合在一起出书，邀我为之作序。

在我熟识的朋友当中，石先生读书最多，涉猎的范围也非常广泛。除经史子集之外，他研究的领域还包括数学、金融学、法学以及社会学等，且都有相当成就。因此，石先生读史，颇有不同常人的心得体会。一同喝茶聊天时，我们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的一些观点我是赞同的。我把石先生的读史心得记述下来，于是就有了上面的这些话。

这就算是序言吧。

宋海
2017年1月9日

前言

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盛衰兴替，都有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多方面的原因。

然而，传统史学对于中国古代各王朝的败亡，多归咎于其军事失败或政治失败，很少分析其经济原因。

马克思主义主张：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采取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研究方法，分析中国古代各王朝的经济变化，才是找出其败亡原因的关键。

第一，从经济角度研究古代社会是一个比较可靠的视角。

记述历史的人，大多难以摆脱其政治立场。因此，史书典籍中记载的帝王将相、社会精英们的政治、军事活动，言论主张，多有虚假伪造。经历了历代朝廷的更替，政治立场不断变换，后世变本加厉，篡改史书，更使历史变得扑朔迷离。但是，无论是伪造历史，还是篡改历史，都是围绕着政治立场展开的，很少在社会经济状况的记述方面蓄意作伪。于是，从经济角度研究古代社会，我们就获得了一个比较可靠的研究视角。

第二，了解历史财经人物是拨开各王朝败亡迷雾的钥匙。

中国古代各王朝经济状况的剧变，往往出自朝廷实施的变法改革。这些变法改革的目的，大多是为了富国强兵。富国强兵需要长期的经济建设和军事建设，所需时间长远，皇帝等不得。于是，就出现了特别聪明的大臣，实行变法，希望使国家财政迅速地丰裕起来，自己也可青史留名，成为历史上的财经明星。

本书介绍了中国历史上八位财经明星：张汤、第五琦、刘晏、杨炎、蔡京、贾似道、阿合马和脱脱。希望读者通过了解这八个人物对经济所做的改革，明白他们所处王朝盛衰兴替的经济原因。

尽管文献典籍多有虚伪，我们在介绍这些人物的生平时，仍然采用正史的记载，不增不减，保持其原来面貌。但是，对于这些人物参与的重大历史事件，我们通过经济分析，结合文献记载，考证出土文物，分辨真伪，力图达到进一步接近历史真实面目的研究目的。本书内容曾分十六期刊载于《当代金融家》杂志，原题为《中国古代八大敛臣》。经出版社改定，本书标题有所变动，但内容基本保持原貌。我们认为，只有掌握了真实的历史信息，我们才可以经过研究思考，探明是非，借鉴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点燃认知未来的智慧之光。

真伪属于客观的界定，是非却是主观的认识。辨真伪易而明是非难。真伪以客观为准绳，是非靠立场来判断。对历史人物功过是非的判断，主要有两个立场：一是帝王的立场，二是百姓的立场，两者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历史活动的价值取向，又有两个利益目标：一是当前利益，二是长远利益，两者也经常处于对立状态。如果站在百姓是否幸福的角度上，兼顾百姓的当前利益和长远利益，我们对历史人物的功过是非，就有了可供判断的立足点；我们对历史发展的预测，也就有了逻辑严谨的思考。

为了方便读者们了解这些历史人物的生平，我们在每个人物故事的后面附上人物年表，以供参考。

张汤

张汤是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人，自幼具有司法断案的才能，巴结皇亲国戚混入朝廷，为汉武帝做了许多坏事。张汤的生平事迹，被司马迁记载在《史记·酷吏列传》中。

汉武帝攻打匈奴，搞得朝廷财税枯竭。为了解决朝廷燃眉之急，张汤献上三条计策，世人称之为“张汤三策”。这三条计策，都是货币改革的措施，即通过发行虚币大钱，收敛百姓的财富，用来支持战争。张汤实行虚币敛财的政策，搞得百姓生活陷入绝境，数百万人铤而走险，冒死盗铸虚币大钱，其中数十万人被朝廷依法处死。

张汤为官清廉，却不得人心，被众臣陷害，丢掉了性命。

司法天才

张汤少儿时，父亲任长安县丞。有一天，父亲出门，令张汤在家中看守。不料，老鼠偷吃了张家储藏的肉。父亲发现丢失了肉，非常生气，就用鞭子抽打张汤。事后，张汤挖开鼠洞，捉住了偷肉的老鼠，找到老鼠吃剩下的肉，就起诉老鼠的罪状。张汤对老鼠进行拷打审问，记录供词反复纠察，追究罪行，上报判决意见。最后，张汤将老鼠和吃剩下的肉摆放堂前，宣布判决，在堂下分尸处死。父亲看到张汤写的“法律文书”像老练的法官所写，十分吃惊，就让他学习刑狱律文。父亲死后，张汤出任长安的官吏，任期很久，却得不到晋升。

汉武帝的外祖母名叫臧儿，是燕王臧荼的孙女。燕王臧荼是秦末汉初群雄并起时项羽册封的诸侯王，后来被汉高帝刘邦击败杀死。燕王臧荼死后，臧儿流落民间，嫁给王仲，生了王娡。这个王娡就是汉武帝的亲生母亲。王仲死后，臧儿改嫁田氏，生了田蚡和田胜。田蚡和田胜是汉武帝的亲娘舅。田蚡在汉武帝时期做过丞相，田胜官至九卿。

张汤在长安做官时，田胜犯罪，被关在长安监狱里。张汤竭尽全力帮助照顾田胜。后来，田胜出狱，被封为周阳侯，对张汤非常友好，把张汤介绍给权贵要人。张汤从此官运亨通，扶摇直上。

秦汉朝廷中央机构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九卿中有治粟内史，负责朝廷财政。汉武帝即位时，将著名的酷吏宁成调任治粟内史。此时，张汤来到治粟内史衙门任职，担任宁成的属官。

宁成是穰县（今河南省邓州市）人，曾经以郎官、谒者身份侍奉汉景帝。宁成对待自己的长官，一定要任意欺凌心里才痛快；对待自己的下属，永远都十分严厉。宁成残忍、任性、使威，也十分狡猾，逐步升任到济南都尉。这时候，济南太守是另一个著名的酷吏，名字叫作郅都。

郅都是杨县（今山西省洪洞县）人，汉景帝时期任中郎将。济南瞯氏的族人有三百多家，骄横奸猾，没有一任太守能够制服他们。汉景帝任命郅都为济南太守。郅都一到任就把瞯氏族中为首作恶的人全家处死，其余的人都吓得双腿发抖。过了一年多，济南治安大大好转，达到了路不拾遗的程度。

宁成和郅都到了一起，臭味相投，相见恨晚，在一起做了一些争强斗狠的事情。

郅都治理济南有功，后来被升任中尉，负责长安的治安。郅都死后，长安附近的皇族有许多人暴虐犯法，没有人敢管。汉景帝召来宁成任中尉，负责长安的治安。宁成的治理方法效仿郅都，但廉洁方面却不如郅都，而皇族豪强人人惧怕他。

汉武帝即位后，调宁成任治粟内史，主管财政，位列九卿。宁成不是个廉洁的官员，一旦掌握朝廷的财权，就如同老鼠掉进了粮仓，有什么就吃什么，皇亲国戚们都揭发他的贪污问题。他被判处耻辱的髡刑，被剃去头发，并用铁箍套在脖子上。当时，九卿一级的官员犯罪，该死的就杀掉，很少受到耻辱刑罚。宁成受到最严厉的耻辱刑罚，自认为朝廷不会再起用他做官了。于是，他打开刑具逃跑，伪造符信，出了函谷关。在关外，他借钱买了一千多顷田地，雇了几千户农民，做起了富翁。几年后，天下大赦，他就公然出头组织黑社会流氓团伙，专门探听官员们的隐私过失，借此敲诈勒索。他出行时，有几十人骑马跟随保卫，驱赶百姓的派头，比郡守还要威风。

宁成担任治粟内史的时候，张汤成为宁成的属官，两个人特别投缘。于是，张汤的官运来了。宁成认为张汤的才能无人可比，就把张汤推荐给上司，调任茂陵尉，主持陵墓土建工程。后来，田胜的哥哥田蚡出任丞相，调张汤担任丞相府的属吏，并把张汤推荐给汉武帝，担任侍御史。

张汤成为侍御史，作为御史大夫的属官，掌管监察事宜，就有了施展司法天才的机会。

皇室大案

张汤在长安为官，照顾了在监狱中服刑的田胜。通过田胜的关系，他进入宫廷社会，终于接近汉武帝。此后，汉武帝开始重用张汤，其原因并不是他能够特别照顾汉武帝的亲人，而是他能够特别严酷地审判汉武帝的亲人。

汉武帝的爷爷是汉文帝。汉文帝的皇后是窦皇后，生了刘嫖和刘启。刘启继位，便是汉景帝，封他的姐姐刘嫖为馆陶长公主。宫廷中，刘嫖的势力很大。汉武帝是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本来与皇位无缘的。汉景帝册立栗姬所生的长子刘荣为太子。刘嫖经常送一些美女给汉景帝享用，栗姬妒火中烧。因此，刘嫖与栗姬的关系不好。刘嫖有个女儿，世人称作“陈阿娇”，就是传说中汉武帝幼时说要“金屋藏娇”的那个“阿娇”。刘嫖要将陈阿娇嫁给太子，被栗姬一口拒绝。刘嫖无奈，便将女儿许给了汉景帝的第十个儿子刘彻。刘彻的母亲王娡在汉景帝的女人中，属于夫人的等级，级别不高，但是很有心计。此后，刘嫖与王娡联手，终于扳倒了太子刘荣，让刘彻当上太子，后来又即位皇帝。于是，陈阿娇就成了皇后。

陈阿娇倚仗拥立汉武帝继承皇位有功，骄横无此。后来，汉武帝越来越不喜欢阿娇，开始宠爱一个出身低微，名字叫卫子夫的女人。陈阿娇感觉自己被冷落，心中不胜恼怒。为了重获汉武帝的宠爱，陈阿娇找来一个名叫楚服的女巫，暗地里进行“巫蛊”活动。“巫蛊”的操作方式，是将仇人的名字写在木头人身上，再将这木头人埋于地下，由女巫对其进行诅咒，给其降灾。

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陈皇后的“巫蛊”活动暴露了。汉武帝勃然大怒，命令张汤审理此案。张汤受命后深入调查事情的原委，丝毫没有留情，依法判处楚服死刑。接着，他又深入追查参与者和知情者，最后受株连被杀者达到三百多人，皇后陈阿娇也被判为“大逆不道”，丢掉皇后的位子，被幽禁在长门宫。

扳倒了皇后，汉武帝十分高兴，就提升张汤为太中大夫。张汤与赵禹一起制定各种法令，严格法律条文，法律越发严酷。

升任九卿

赵禹，斄县（今陕西省武功县）人。赵禹以佐史的身份补任京城官府的官员，由于廉洁而担任令史，侍奉太尉周亚夫。周亚夫转任丞相，赵禹就出任丞相史，大概相当于丞相的文书。丞相府里的人都称赞赵禹廉洁公平，可是周亚夫并不重用赵禹。周亚夫说：“我知道赵禹的才能品德无人可比，但是他执法森严苛刻，不可以在高层官府当官。”

到了汉武帝时期，赵禹因为主办文案而积累功劳，升任御史。汉武帝认为赵禹有才能，又提升他为太中大夫，和张汤一起编定各种法令。赵禹和张汤一起制定了知情不告的惩办条例，官员们得以互相监视检举。从此，西汉王朝的法律越来越严酷。不久，赵禹升任中尉，又改任少府，张汤也升任廷尉，两人都位列九卿，成为朝中重臣。

张汤和赵禹友好交往，张汤以对待兄长的礼节对待赵禹。赵禹为人廉正傲慢，当官以来，家中没有食客。公卿登门拜访，赵禹始终不回访答谢，刻意追求断绝好友和宾客的请托，独立按照自己的原则行事。赵禹办案，只凭法律条文，判后不再重审。赵禹对待自己属下官员非常严格，时常追查属下官员的隐秘罪行。张汤则为人奸诈，总想耍些小聪明控制别人。开始任小官的时候，张汤就与长安的富商田甲、鱼翁叔之流私下交往，结党营私。此时，张汤官至九卿，便结交天下名士大夫，自己内心虽然与他们不和，但是表面上却伪装出仰慕他们的样子。

在司马迁撰写的《史记》文中，宁成、赵禹、郅都、张汤等四人都是酷吏，但这四个人性格不同、行为方式不同，下场也不同。

宁成性情残忍、任性、做官不廉洁，做事也没有什么原则。所以，宁成早期在朝廷为官时采用残酷手段强化社会治安，获罪后逃跑，后在关外买田地，成为富翁，又组织黑社会破坏社会治安。

赵禹执法森严苛刻，制定了知情不告的惩罚条例，启动了汉武帝一朝酷吏横行的朝廷风气。但是，赵禹到了晚年执法变得轻缓，被人们称为平和。在张汤死后十几年，赵禹寿终正寝，老死在家里。

郅都做事机械，不知道权变，结果落得个身首异处的下场。当时，郅都治理济南有功，升任中尉，负责长安的治安，不料遇上了废太子刘荣的案件。有人举报刘荣侵占宗庙土地修建宫室，郅都就将刘荣召到中尉府审问。刘荣索要刀笔，打算写信向汉景帝谢罪。郅都下令官吏不许给他。窦太后的侄子魏其侯窦婴派人暗中把刀笔给了刘荣。刘荣写信向汉景帝谢罪后，就在中尉府自杀了。刘荣的奶奶窦太后得知此事，大发雷霆，指责郅都执法过严。郅都被免官，窦太后仍然怒气未消，令人依据朝廷法律陷害郅都。汉景帝想释放郅都，说：“郅都是忠臣。”窦太后说：“刘荣难道就不是忠臣吗？”于是，朝廷下令斩杀了郅都。

张汤为人圆滑，依靠田胜的支持，宁成的举荐，学习郅都严酷执法的为官之道，官越当越大。张汤能够揣摩汉武帝的心思。陈阿娇一党三百多人的鲜血，为张汤的仕途升迁铺平了道路。

于是，张汤雄心勃勃，准备大干一场了。

权大于法

汉武帝崇尚儒术。所以，张汤审理案件，事事依据儒家经典。张汤奏请朝廷，任命博士弟子中熟读《尚书》《春秋》的一些人担任廷尉史，作为他的文书。张汤让这些人评议、修改有疑问的法律条文，力求使这些法律条文符合儒学精神。

张汤向汉武帝呈奏拿不准的案件，一定要预先给汉武帝分析案件的原委，并提出处置方案。汉武帝认为方案正确，张汤就接受，记录下来作为判案的法规，并以廷尉的名义公布，用来颂扬汉武帝的圣明。汉武帝认为方案错误，张汤就认错谢罪，将错误全部揽在自己的头上。顺着汉武帝的心思，张汤总能列举出正、监和掾史中的贤能人才，说：“他们本来向我建议过，就像皇帝批评我所说的一样。但是，当时我没有采纳他们的建议，我竟然愚昧到这种地步。”久而久之，由于张汤总能保持这种谦虚的态度，他的过错就经常被汉武帝释免。

有时候，张汤向汉武帝呈上奏章，汉武帝认为奏章很好，张汤就说：“我不知道应该这样奏议，这是正、监、掾史某某人写的。”张汤举荐官吏，宣扬别人的好处，掩饰别人的过错，就到了这种程度。

有些案件中的罪犯，汉武帝想要严办，张汤就将他交给执法严酷性格暴躁的监史审理；有些案件中的罪犯，汉武帝想要释免，张汤就将他交给执法宽松性格平和的监史审理。总之，张汤审理案件，一味揣摩汉武帝的意思，惩处轻重，只按皇帝的意思裁决，全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办事。

用句现代语言来说：张汤真是个老江湖！除了一味揣摩圣意，不按法律的规定办事之外，张汤对待案件中不同的当事人，也采取不同的办法。在这方面，张汤有些像个侠客，很有些扶弱锄强的味道。

张汤亲自审理的案件，如果被惩罚的犯人属于社会强势群体，他就想方设法玩弄法令，巧言诋毁，严加惩处；如果被处理的犯人属于社会弱势群体，他就找机会向汉武帝口头陈述，即使法律条文规定应该判刑，他也要请求汉武帝明察裁定。于是，汉武帝往往释免了张汤送呈他亲自裁决的犯人。

御史大夫

张汤能够当大官，是由于他自身修养好。与宾客饮酒吃饭，张汤可以做到不分彼此；对待老朋友的子弟，无论是当官的还是贫穷的，张汤都能一视同仁，给予特别宽厚的照顾；拜访各位公卿，张汤乐此不疲，不避寒暑。所以，张汤虽然执法严酷、内心嫉妒、办事不公平，却能得到非常好的名声。他属下的那些官吏，都依附于精通儒家经典、特别有学问的人士，打着春秋大义、道德文章的旗号，干着颠倒黑白、残害百姓的事情。张汤如此虚伪奸诈，丞相公孙弘却屡次称赞张汤的美德。

淮南王刘安是刘邦的孙子，汉武帝的堂叔，组织门客们撰写了《淮南子》一书。传说中，刘安还是豆腐的发明者。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汉武帝以“阴结宾客、拊循百姓、为叛逆事”的罪名下令捉拿刘安，刘安自杀身亡。

张汤奉命处理此案，穷追不舍，刘安家人、宾客、朋友纷纷被杀。许多人受到牵累，连汉武帝都看不过去了，提出要释免其中两个人。

汉武帝想要释免的这两个人，一个名叫伍被，是淮南国的官员，任职中郎；另一个名叫严助，是汉武帝朝廷的顾问。

伍被是天下著名的学者。当时，淮南王刘安喜欢学术，屈身礼贤，召集了上百的英俊博学之士，其中伍被的名字列居首位。据说，刘安阴谋叛乱，伍被曾多次私下劝阻。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刘安谋反的事情被朝廷发觉。伍被到官府自首，供出刘安谋反的情况。汉武帝认为伍被平时总是称颂朝廷圣德，所以想要释免他。

严助是著名的辞赋家。当时，郡国向朝廷举荐贤良，参加对策的有一百多人。汉武帝认为严助的对策最好，因此提拔他为中大夫，成为朝廷的专职顾问。

建元三年（公元前138年），闽越兵围攻东瓯，东瓯向汉朝告急。当时，汉武帝年龄还不到二十岁，缺乏经验，只好向他的舅舅太尉田蚡请教。田蚡认为：越人互相攻击，是平常的事情。况且，越人多次反复背叛，不值得汉朝前去救援。秦朝时，已经抛弃了那块地方。所以，朝廷不必理睬东瓯的请求。严助不同意田蚡的看法，便与田蚡展开辩论。汉武帝听从了严助的意见，出兵援救东瓯。然而，汉军还没有到达战场，闽越的军队就撤退了。

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闽越又出动军队攻打南越。南越谨守汉朝的规定，不敢擅自出动军队，立刻派人送书，报告朝廷。汉武帝称赞南越守道义。于是，汉武帝派出大量军队，由两位将军率领，浩浩荡荡，南下讨伐闽越。刘安上书谏阻。汉朝军队还没有跨越南岭，恰好闽越王的弟弟余善杀了闽越王，投降汉朝。于是，汉朝军队就此撤回。

汉武帝表扬刘安好意进谏，赞扬将士出征之功，令严助到南越传达天子的旨意。南越王叩头说：“南越有幸，能得到天子出兵诛讨闽越，我就是死了也无法报答！”于是，南越王派太子跟随严助入朝侍奉汉武帝。

严助返京途中，汉武帝下诏书给刘安，并派严助赴淮南国当面传达。严助圆满地完成了任务，并与刘安结为好友。此后，严助在会稽郡做过三年太守，没有什么政绩，被汉武帝调回京师，专职撰写文章，歌颂汉武帝的圣德，写了数十篇颂赋。

刘安来到京师时，送给严助厚礼，两人私下交往，议论朝政。刘安出了事儿，严助就遭到张汤的指控。

汉武帝想要释免这两个人。张汤争辩说：“伍被本来就是策划谋反的人，理应处死。严助是皇帝亲宠的人，可以随便出入宫廷禁门，竟然也暗中勾结诸侯，不杀他，以后这类事情就不好管了。”于是，汉武帝同意了张汤的判决，处死了伍被和严助。

张汤处理案件，排挤大臣，自己邀功的事情，大多如此。在这个案子里，汉武帝唱的是红脸，张汤唱的是白脸，两人一唱一和，就把事情办了。汉武帝赢得了爱臣如子的名声，又铲除了不听话的亲戚和大臣，自然非常高兴。久而久之，张汤愈加受到汉武帝的宠信，官职晋升为御史大夫。

西汉朝廷实行三公九卿制度。三公为丞相、太尉和御史大夫。丞相是“百官之长”，“掌丞天子，助理万机”；太尉掌军事；御史大夫“掌副丞相”，主管监察。

张汤的官职晋升到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是皇帝之下百官之上职位最高的三位官员之一。

伪忠受宠

汉武帝登基以后，匈奴浑邪王率数万人归降，朝廷赏赐了重金；汉武帝命令大军出塞攻打匈奴，朝廷又花费了大笔军费；山东发生水旱灾害，贫苦百姓流离失所，朝廷还支出了大量救济物资。结果，朝廷仓库空虚，财税枯竭。

张汤迎合汉武帝的旨意，请求铸造白金和五铢钱，采用虚币敛财的方式，搜刮民间资财，充实财政。张汤每次上朝奏事，谈论国家的财用，都讲到太阳偏西，汉武帝忘了吃饭。丞相只是空占职位，天下的事情都由张汤来决定。结果是，百姓不能安居乐业，发生骚乱。官府兴办的事情，没有使朝廷得到利益，而奸官污吏一起侵夺盗窃。张汤就使用严酷的法律惩治这些百姓和官吏。于是，从公卿以下，一直到平民，都痛恨并指责张汤。而张汤生病时，汉武帝亲自去看望探病。张汤的尊贵已经达到这样的地步。

匈奴请求和亲，大臣们在汉武帝面前讨论。

博士狄山说：“和亲有利。”

汉武帝询问：“和亲都有哪些利呀？”

博士狄山回答说：“战争是凶器，不能轻易多次动用。汉高帝刘邦攻打匈奴，被围困在平城，极度危险，于是就缔结和亲。汉惠帝刘盈、吕太后时期，天下安定和乐。后来，汉文帝刘恒想要对付匈奴，北方边境骚扰不宁，苦于战争。汉景帝刘启时期，吴、楚等七国反叛，汉景帝在两宫之间往来商讨，忧心忡忡有好几个月。吴、楚被打败之后，汉景帝终生不再主张战争，天下富裕充实。如今，自从陛下派兵攻打匈奴，国库已经空虚，边境百姓十分贫困。由此看来，不如和亲。”

汉武帝问张汤。张汤说：“狄山的观点，是愚蠢儒生的观点，无知。”

狄山说：“我是愚忠，御史大夫张汤却是伪忠。张汤处理淮南王、江都王的案件，用严酷的法律来放肆地诋毁诸侯，离间疏远皇上的骨肉至亲，因而使各封国藩王不能自安。我本来就知道张汤是伪忠。”

汉武帝变了脸色，说：“我派你驻守一个郡，你能够不让胡虏进来掠夺吗？”

狄山回答：“不能。”

“我派你驻守一个县，你能够不让胡虏进来掠夺吗？”

“不能。”

“我派你驻守一个要塞城堡，你能够不让胡虏进来掠夺吗？”

狄山害怕自己辩词穷尽会被交给官吏治罪，就说：“可以。”

于是，汉武帝派狄山前往边塞守城。一个月后，匈奴砍下狄山的头颅离去。从此以后，大臣们都震惊害怕，不敢乱发议论了。

张汤三策

张汤陆续提出三项币制改革措施，即发行皮币白金、铸行三铢钱和铸行五铢钱。后世有人将其称为“张汤三策”。张汤三策的基本思想是通过发行虚币的方式，将民间财富集中到朝廷，用来解决朝廷财政资金匮乏的问题。张汤的建议得到汉武帝的大力支持，并被迅速贯彻实施，效果显著。

张汤提出的第一项币制改革措施是发行皮币白金。皮币白金的法定价格极其高昂，远远超过其制造成本。朝廷发行皮币白金的目的，就是用来收敛贵族和百姓手中的半两钱。

皮币是白鹿皮。皇家苑囿中养着白鹿，杀鹿取皮裁成一尺见方，四周绣上水草文，每张皮币法定兑换四十万枚半两钱。皮币被确定为王侯宗室朝见天子或聘问献享必须使用的礼物，所以王侯宗室一定要购买。因此，皮币成为朝廷收敛贵族手中半两钱的工具。

白金是使用银、锡金属合铸而成的钱币。当时，皇室库府中存有许多银、锡金属。将银、锡金属合铸成钱币，作为法定货币，进入流通，便被称为白金。白金有圆、方、椭三种形制，应合天、地、人，合称为白金三品。白金三品表面铭刻的花纹也分为三种：圆形文龙，方形文马，椭形文龟。文龙的白金重量八两，每枚法定价值三千枚半两钱；文马的白金重量略低，每枚法定价值五百枚半两钱；文龟的白金重量更低，每枚法定价值三百枚半两钱。朝廷发行白金，作为法定货币，可以用来收敛百姓手中的半两钱。

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就是汉匈战争决战的这一年，汉武帝朝廷开始发行皮币白金。由于皮币白金的材料都出自皇室，属于皇家财产，而不是出自掌管朝廷财政的大司农（即治粟内史），所以通过兑换收敛的半两钱也归皇家所有，而不是归朝廷财政所有。汉武帝得到这些钱，主要用于赏赐将士，掌控军队。而支持战争的开支，还是要靠朝廷财政和地方财政来解决。朝廷发行大量虚币，兑换半两钱收购物资，造成严重的通货膨胀，百姓手里的半两钱大幅度贬值，百姓迅速陷入贫困。

张汤提出的第二项币制改革措施是铸行三铢钱。就在发行皮币白金的同年，西汉王朝颁布了铸行三铢钱的法令。铸行三铢钱的实施主体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官府，朝廷只是采取了给政策的方式。战争造成朝廷财政匮乏，也造成地方财政匮乏。朝廷发行皮币白金，虽然发行利益落在皇帝自家的腰包，但仍可用于赏赐战士，控制局势。然而，许多军事开支需要由地方官府支付，因此造成地方财政枯竭。所以，朝廷命令地方官府销毁半两钱，更铸三铢钱，从中渔利以减轻地方财政压力。

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铜钱，是重量只有四铢的半两钱。汉代的重量单位一斤折合十六两，一两折合二十四铢。半两钱应重十二铢。但是，当时的半两钱实际上早已大幅度减重。汉文帝时期铸行的铭文“半两”的钱币，已经是法定四铢了。张汤提议铸行三铢钱，是将过去铭文“半两”法定四铢的钱币，更铸为铭文“三铢”实重三铢的钱币。熔毁半两钱，更铸三铢钱，每枚钱便可以渔利一铢。官府渔利一铢，民间资财便减少一铢，百姓愈加贫困。无奈之下，百姓争相盗铸三铢钱，致使钱币流通愈加滥恶。同时，三铢钱与半两钱并行流通的情况更加使钱币流通与兑换出现了混乱。况且，朝廷并没有从更铸三铢钱的措施中得到直接的经济利益。所以，战争结束后不久，更铸三铢钱的法令就被废止了。

张汤提出的第三项币制改革措施是铸行五铢钱。铸行五铢钱的措施可以分为两个步骤，分期依次完成：一是朝廷命令郡国铸行五铢钱，这种钱被称为郡国五铢；二是朝廷自己铸行五铢钱，这种钱被称为赤仄五铢。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匈战争已经结束，西汉王朝经济千疮百孔。为了解决战后的货币流通问题，张汤奏请朝廷命令郡国铸造五铢钱。此时，三铢钱已被废除，市场上流通的是实重四铢的半两钱。铸行五铢钱，比流通中的半两钱多一铢，每枚需要增加一铢成本。朝廷自然不愿承担这种成本，便将这种成本转嫁到郡国身上，命令郡国铸造五铢钱。此时，郡国的财政也十分困难，被逼无奈只得粗制滥造，所以郡国铸造的五铢钱质量非常糟糕。

到了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汉武帝谋财工商的政策取得了惊人的成果。算缗告缗令的实施，使得无数商户破产。他们的财产大量涌入朝廷，从而使朝廷的财政状况出现了明显的好转。张汤趁机奏请朝廷命令京师铸造官方赤仄五铢钱。由于国库变得充盈，京师铸造的赤仄五铢钱质量精良。不过，朝廷不会让自己吃亏，赤仄五铢钱法定以一当五，即一枚赤仄五铢钱可以换取五枚郡国五铢钱或五枚半两钱。通过铸行赤仄五铢钱，朝廷又发了一笔横财，百姓又遭受了一场浩劫。

为了保证一枚赤仄五铢钱可以换得五枚旧钱，朝廷规定赤仄五铢钱作为唯一的法定纳税货币。朝廷下达了这样的法令，百姓为了完税，就不得不忍痛以五枚旧钱兑换一枚新钱的价格，向官府兑换赤仄五铢钱。

废半两钱

汉武帝初期，半两钱还是全国统一流通的钱币形态。经历了张汤三策的货币改制，半两钱制度便逐步被五铢钱制度所代替。半两钱制度并不是一下子改为五铢钱制度的，而是经历了一个逐步改变的过程。这个改变的第一步，就是张汤奏请朝廷，命令地方官府销毁半两钱，更铸三铢钱。然而，这项措施的结果并没有能够废掉半两钱，而是出现了半两钱与三铢钱并行流通的局面。

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汉匈战争结束，半两钱仍然没有被废除，而是废除了三铢钱。张汤奏请朝廷命令郡国铸行五铢钱，结果出现了半两钱与郡国五铢钱并行流通的局面。又过了两年，张汤奏请朝廷命令京师铸造官方赤仄五铢钱，半两钱就与郡国五铢、赤仄五铢三币并行流通。

半两钱被彻底废除，发生在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朝廷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的时候。这时候，朝廷下令确定上林三官五铢钱为唯一合法流通的钱币，废除其他一切种类的铜钱流通。然而，这已经是张汤死后的事情了。

从发行皮币白金，到铸行三铢钱，再到铸行五铢钱，由张汤推动的这三项货币改制，将自秦朝以来的半两钱制度最终推向了坟墓，代之而起的是五铢钱制度。

半两钱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种在全国范围内统一流通的货币形态，是战国时期秦国以至秦代和西汉初期社会经济生活、商品交换活动最核心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特别是在汉文帝及汉景帝时期，半两钱在当时商品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中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为文景盛世的出现提供了货币条件。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西汉朝廷下令废除各种钱币，朝廷新铸的上林三官五铢钱被指定为唯一合法流通的钱币，半两钱便彻底地退出了流通领域，五铢钱制度从此正式确立。

天下愁苦

发行皮币只是敛掠贵族的财富，发行白金才是敛掠百姓的财富。白金的法定价格远远高于其铸造成本，其中差距有多大，已经无从考证。但是，从百姓盗铸的情形来看，这差距应该是极其悬殊的。

据《史记·平准书》记载：尽管法律规定私自铸造各种钱币的人都要被判处死刑，但是官吏和百姓中偷铸白金的人还是多得数不清。自铸造白金和五铢钱以后的五年里，赦免了因为牵涉私自铸钱而被判处死刑的官吏和百姓几十万人。没有被朝廷赦免而遭杀害者，多得数不清。赦免自首者一百多万人，估计自首的人还不到半数，另外半数的人没有自首。除了私自铸钱，好像天下没有更值得关心的事情了。犯法的人太多了，官府不能把他们全部杀掉。

数百万人盗铸钱币，其主要原因可以归纳为两个方面：一是朝廷通过发行白金，兑换半两钱，将百姓洗劫一空，百姓已经活不下去了，只得盗铸白金，以维持生存；二是白金过于昂贵，一枚圆形白金就可以兑换三千枚半两钱，大约可以维持一家人一年的生活。因此，百姓铤而走险，冒死盗铸白金。

在这生死抉择中，百姓的痛苦是不言而喻的。汉武帝临死前，轮台罪己，对自己的罪恶发出了深切的忏悔：“朕即位以来，所为狂悖，使天下愁苦，不可追悔。自今事有伤害百姓，糜费天下者，悉罢之。”

张汤提出的币制改革措施，搜刮了上至王族宗亲的私人财产，下至黎民百姓的民脂民膏，为汉武帝击败匈奴，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这种虚币敛财的做法，令民间经济遭受重创。百姓为谋生计，不得不铤而走险私铸白金。私铸白金的人数多到以百万计，朝廷杀也杀不过来。同时，皮币白金的发行，严重破坏了当时的半两钱制度。因此，白金在发行后第五年，终于被废止。

从政治和军事的角度来看，张汤推动的三项货币改制措施是成功的，达到了为汉武帝敛财以支持战争的目的；但是从经济的角度来看，张汤推动的三项货币改制措施却是失败的，致使国民经济濒临破产。

自公元前119年至公元前116年，短短的三年时间里，张汤密集地推出这三项币制改革，无不是为皇家和朝廷敛财。为此目的，张汤不惜盘剥百姓，掠夺贵族，克扣地方。张汤的这些做法，得罪了百姓，得罪了群臣，也得罪了郡国贵族。于是，一些大臣联手诬陷张汤，决心置张汤于死地。

危机四伏

汉武帝的朝廷中有个官员，名叫李文，河东（今山西省运城市）人，曾与张汤有隔阂。李文出任御史中丞，即御史大夫的首席佐官，多次从宫廷文书中发现可以用来中伤张汤的问题。李文便借机发挥，不肯为张汤保留余地。张汤属下有个死党名叫鲁谒居，知道张汤痛恨李文，就指使人呈报紧急事变奏章告发李文。汉武帝收到奏章，将此事交给张汤处理。张汤审理判决，杀死李文。

汉武帝问：“上书告发紧急事变的线索从何而来呢？”

张汤明知此事是鲁谒居阴谋策划的，却假装惊奇说：“这大概是李文的熟人怨恨他而为。”

鲁谒居患病躺在房东家里，张汤亲自前往探望病情，替鲁谒居按摩脚，两人的亲密程度竟至如此。

此时，张汤又得罪了赵王。

赵王名叫刘彭祖，是汉景帝第八个儿子，汉武帝同父异母的哥哥。赵王为人虚伪不实，逢迎谄媚，对人过度谦敬，而内心严酷，惯用法律、诡计来陷害人。朝廷给赵王派来国相，命令国相遵奉汉朝的法律来治理赵国。赵王就穿上帛布单衣，亲自到馆舍门前迎接，多设可疑之事来诈骗国相。如果国相言论有失，赵王就记录下来。当国相准备用汉朝的法律来治理赵国的时候，赵王就拿出这些记录威胁国相。倘若国相不接受威胁，不听从赵王的摆布，赵王就上书告发，举报国相的失言，并诬陷国相贪利作奸。赵王在位六十年，历任国相任期没有能够超过两年的。赵国的国相们都是因罪去职，事情严重的被处死，事情不严重的被判刑，没有落得好下场的。张汤遇上了赵王，那就算倒了霉。

赵国人以冶炼铸造为职业，所以赵王多次为铁官的事情打官司。张汤不支持赵王，并常常编排赵王的过失。因此，赵王也反过来寻找张汤的隐私。鲁谒居曾检举赵王，赵王早就怀恨在心。于是，赵王将张汤和鲁谒居一并告发，说：“张汤是大臣，鲁谒居是小吏。鲁谒居有病，张汤竟然给他按摩脚。所以，我怀疑张汤和鲁谒居两人合谋干了大坏事。”

汉武帝将此事交给廷尉处理。鲁谒居病死了，鲁谒居的弟弟受到牵连，被押在导官署。张汤因为处理别的囚犯，也来到导官署，遇到鲁谒居的弟弟。张汤暗地里帮助鲁谒居的弟弟，表面上却假装不理睬他。鲁谒居的弟弟不知道张汤在帮助他，对张汤的态度非常愤怒，就托人上书告发张汤和鲁谒居密谋，共同策划按紧急事变告发，共同陷害李文的秘密。汉武帝将此事交给著名的酷吏减宣处理。

减宣曾经与张汤发生过矛盾，抓到这件事情，就追根究底地进行调查。

被害身死

没等到减宣将调查的结果报告汉武帝，张汤又出事儿了。

有人偷了汉文帝陵墓里的殉葬钱。丞相庄青翟上朝，约了张汤一起向汉武帝谢罪。到了汉武帝面前，张汤想到按照规定只有丞相四季巡视陵园，丞相应当谢罪，陵园失窃与自己无关，因而不谢罪。庄青翟谢罪后，汉武帝令张汤查办此事。张汤准备按照知情条文处置庄青翟。庄青翟十分害怕。庄青翟属下三个长史都认为张汤是个祸害，不除掉的话，大家都不安全，因而合谋策划陷害张汤。

长史是高级属官。庄青翟的三个长史分别是朱买臣、王朝和边通。

朱买臣是会稽（今浙江省绍兴市）人，攻读《春秋》。严助托人向汉武帝举荐朱买臣。朱买臣因为熟悉《楚辞》而与严助都得到汉武帝的宠信。两人分别担任侍中、太中大夫，在朝中很有些权势。当时，张汤在朝中只是个小官儿，在朱买臣等人面前跪着听候差遣。不久，张汤升任廷尉，办理淮南王的案件。淮南王与严助有交情，所以张汤在办案时将严助牵连进来，杀了严助。朱买臣心里自然十分恼怒。后来，张汤当了御史大夫，朱买臣从会稽太守的职位调任主爵都尉。几年后，朱买臣因犯法被罢去主爵都尉的官职，暂任长史。这时候，张汤已经出任御史大夫，位列三公。朱买臣拜见张汤，张汤坐在床上不动。张汤手下丞史一类的属官对待朱买臣也很不礼貌。朱买臣精通楚文化，特别要面子，此时遭到张汤的慢待，心里十分痛恨，常想将张汤害死。王朝是齐地（今山东省）人，凭着儒家学说担任右内史，是京师地方的行政长官。边通学习纵横家的学说，是个性格刚强暴烈的人，曾经担任过济南王的丞相。

朱买臣、王朝和边通三人，过去的官职都比张汤高。但是，他们丢了官，暂任长史，要对作为御史大夫的张汤行跪拜之礼。张汤屡次代理丞相的职务，心里明白三个长史原来地位很高，就常常凌辱欺负他们。

因此，三位长史合谋对庄青翟说：“当初张汤与你约定一起向皇上请罪，结果他却出卖了你。现在，张汤又要用陵园失窃的事情来处置你，这是想替代你丞相的位置。我们知道张汤的隐私，让我们来收拾他。”

于是，三位长史派属吏逮捕并审问张汤的亲信田信等人，指控张汤每次向汉武帝奏事之前，田信总能预先知道，并根据情报囤积物资发财致富，所得利益与张汤共同分享。

汉武帝听说了这些供词，就问张汤说：“我想征用某类货物，商人总能预先知道，并囤积该类货物，好像有人把我的想法告诉了他们一样。”

张汤不谢罪，并假装惊讶地说：“的确像有这种事。”

这期间，减宣上书报告张汤和鲁谒居的事情。汉武帝果然认为张汤心怀奸诈、当面欺骗君王，于是就派了八批使者按照记录在案的罪状审问张汤。张汤说自己没有这些罪过，不服。于是，汉武帝就派张汤的好友、著名的酷吏赵禹审问张汤。

赵禹来了之后，责备张汤说：“你怎么这么不知本分？你办案夷灭的家族不计其数。如今人家告你的罪状都有证据。皇上把你下狱很为难，想让你自己想法子处理。你何必要多此一举地对证答辩呢？”

听了赵禹的话，张汤认为很有道理，就给汉武帝写信谢罪说：“张汤没有尺寸之功，从文书小吏做起，陛下宠信我，让我升官位列三公。现在，我无法推卸罪责。然而，设计陷害我的是三位长史。”写信之后，张汤就自杀了。

民不思念

张汤死后，家里财产总值不过五百金，都是所得的俸禄和皇帝的赏赐，没有别的产业。张汤的兄弟和孩子们想隆重地安葬张汤。

张汤的母亲说：“张汤担任天子的大臣，被恶言诬陷而死，落个这样的下场，还厚葬什么？”

于是，张汤的尸体被牛车拉出去下葬，下葬只用了棺材，没有用外椁。

汉武帝听说这事，说：“不是这样的母亲就不能生出这样的儿子。”

于是，汉武帝下令穷究此案，诛杀了诬陷张汤的三个长史，释放了田信。追查此案过程中，丞相庄青翟自杀了。

汉武帝怜惜张汤，逐渐提拔张汤的儿子张安世为尚书令、光禄大夫。后来，张安世官居大司马，封富平侯。张安世的子孙八代封侯，其家族墓地位于长安，2008年开始被考古挖掘。

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张汤自杀两年之后，上林三官五铢钱取代了半两钱过去在货币体系中的地位，成为主要的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铸行上林三官五铢钱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将铜钱铸造机构纳入皇帝的私有经济之中。秦始皇时期，掌管国家度支的是治粟内史，掌管宫廷度支的是少府，主管统一铸造铜钱的机构属治粟内史管理，即在朝廷财政的管辖范围之内。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汉武帝增设水衡都尉，管理皇室财产，属官有上林、均输、御羞、禁圃、辑濯、钟官、技巧、六厩、辩铜九官令丞，其中钟官负责铸钱，辩铜负责分别铜金属的种类。从此，统一铸造铜钱的机构开始归属水衡都尉管理，被纳入皇帝的私有经济之中。

秦代铜钱是朝廷统一铸行的。自从汉高祖刘邦打破了秦朝铸币权的统一，允许百姓铸钱，一百多年以来，地方是可以铸钱的。中央朝廷统一铸钱，不允许地方或民间铸钱，是秦始皇暴政的标志之一。因此，汉武帝恢复中央朝廷统一铸钱，停止郡国铸钱，且将铸币利益收归皇室所有，臣民们是不赞同的。慑于酷吏的压力，汉武帝在位时大家未敢反对。汉武帝死后六年，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年）的盐铁会议上，贤良、文学就提出了反对上林三官专铸铜钱的意见：“废天下诸钱，而专命水衡三官作，吏匠侵利，或不中式，故有薄厚轻重。农人不习，物模拟之，信故疑新，不知奸贞。”这意思是说：废除了天下各种钱币，统一由上林三官铸钱，结果官吏和匠人们偷工减料，从中渔利，所以钱币不合规格，薄厚轻重不等。农民不习惯这种钱币，用熟悉的旧钱来比较新钱的薄厚轻重，相信旧钱，不相信新钱，辨别不出新钱的真假。

与贤良、文学辩论的官方代表是御史大夫桑弘羊。桑弘羊对贤良、文学的上述观点未做反驳。从经济学的角度分析，贤良、文学的观点，应该是反映了当时的客观情况。然而，现代学者大多认为钱币铸造集中到中央朝廷，其质量必然提高，形制必然规范。张汤搞垮了半两钱制度，创建了五铢钱制度，还是功不可没的。

张汤是个清廉的官吏，他死的时候家境贫苦，无钱厚葬，有棺无椁。张汤是个残暴的官吏，他帮助汉武帝虚币敛财，结束了文景盛世商品经济的繁荣局面并造成全国百姓的普遍贫困。张汤发行虚币，引发了数百万百姓盗铸虚币的违法大潮。张汤严酷打击盗铸虚币的百姓，无数人被处以死刑。张汤不得民心，“张汤死，而民不思”，这就是司马迁所述百姓对张汤的态度。

张汤年表

汉文帝时期（公元前179—前157年）

时间不详

张汤出生在杜县（今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官宦家庭里，父亲任长安县丞。

汉景帝时期（公元前156—前141年）

父亲死后，张汤任长安的官吏，任期很久却得不到晋升。

汉景帝后元三年（公元前141年）

汉景帝去世，汉武帝即位。汉武帝调宁成任治粟内史。张汤成为宁成的属官。

汉武帝建元六年（公元前135年）

田蚡出任丞相，调张汤任丞相府的属吏。此后，田蚡将张汤推荐给汉武帝。汉武帝任命张汤为侍御史。

汉武帝元光五年（公元前130年）

张汤审理陈皇后案，三百多人受株连而死，陈皇后被幽禁。汉武帝任命张汤为太中大夫。此后，汉武帝晋升张汤为廷尉，位列九卿。

汉武帝元光六年（公元前129年）

汉匈战争爆发。

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

张汤审理淮南王刘安案，将刘安的许多亲信处死。此后，汉武帝晋升张汤为御史大夫，位列三公。

汉武帝元狩四年（公元前119年）

汉匈战争决战。张汤主持制造皮币、白金三品，更铸三铢钱。新钱与原有的半两钱并行流通。张汤实行虚币敛财，百姓陷入困境，数百万人铤而走险，冒死盗铸虚币大钱，其中数十万人因此被朝廷依法处死。

汉武帝推行盐铁官营、颁布告缗令。

汉武帝元狩五年（公元前118年）

张汤奏请朝廷令诸郡国铸造五铢钱。新钱与原有的钱币并行流通。

汉武帝元鼎元年（公元前116年）

张汤奏请朝廷令京师铸官方赤仄五铢钱。一枚赤仄五铢钱兑换旧钱五枚。新旧钱币并行流通。

十二月，张汤受同僚大臣陷害被捕，自杀在狱中。

汉武帝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

白金三品被废止，从此退出流通领域。

汉武帝元鼎四年（公元前113年）

汉武帝诏令天下，只有上林三官五铢钱是法定钱币，废止其他各种钱币。

从此，半两钱货币体系彻底终结，五铢钱货币体系代之而起。

第五琦

“第五”这个复姓，是个罕见的姓。唐肃宗时期有个宰相，姓第五，名琦，字禹珪，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人，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出生在一个平民家庭里。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禄山举兵叛乱。为了筹措平叛战争的军费，第五琦作为朝廷分管财政的丞相，发起了货币改制。第五琦通过铸行虚币大钱、收兑百姓旧钱的方式，将百姓的财富掠夺一空。他采取扩大名义货币发行总量的措施，从百姓手里收购军用粮草，致使天下谷价飞涨。于是，百姓活不下去了，四处逃亡。逃亡的百姓饿死、病死不计其数。死难者的尸体横竖交错，相枕在逃亡的道路上。

太子一党

第五琦幼年丧父，跟着哥哥第五华过生活，是个恭顺之人。成年后，第五琦做事干练，自以为拥有富国强兵的本领，但是长期得不到施展才能的机会。

第五琦出身平民，难以出人头地，只得投靠权贵，在太子党韦坚的手下，从一个小小的属员做起。

韦坚的妹妹是太子李亨的妃子。因此，韦坚是名副其实的太子党。唐玄宗做了几十年皇帝，太子长期不能接班。所以，太子党的日子不好过。天宝元年（公元742年），韦坚任陕郡太守、水陆转运使、缘河及江淮租庸转运处置使，收敛赋税钱财贡献朝廷。在此期间，韦坚全力为朝廷做事，搞得风生水起，很有些政绩。于是，他的仕途上就出现了政敌。当时的首相李林甫担心韦坚迟早入朝取代自己，危及自己的地位，便与亲信们一起编造韦坚的罪状。天宝三年（公元744年），韦坚被削夺诸使职务，授守刑部尚书，失去了实权。天宝五年（公元746年），韦坚与河西节度使皇甫惟明夜游，同过景龙观道士房，被李林甫知道。韦坚是皇亲国戚，正牌的太子党，与地方军事长官勾结，似乎要策划太子提前接班，此事非同小可。李林甫将此事报告了唐玄宗，唐玄宗着实吓了一大跳。唐玄宗立刻将皇甫惟明贬为播川太守，然后派宦官前去将其杀死；同时将韦坚一贬再贬，最后贬至遥远的岭南。然而，李林甫还是不放心，就派人去岭南将韦坚杀死。韦坚一案的爆发，有数十人受到牵连获罪。太子李亨几乎被吓破了胆，上书表忠，要求与韦坚的妹妹离婚。

韦坚任水陆转运使时，第五琦就在韦坚的手下做事。韦坚案发被贬官，第五琦作为韦坚属下，也被贬官。此后，过了十多年，第五琦终于升迁到须江丞，仍然是个小官儿。

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第五琦已经四十三岁，过了不惑之年，仍然是须江丞，官运却还没有降临到他的头上。

然而，天下就要出大事了！

渔阳鼙鼓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第五琦四十四岁，好不容易刚刚当上了一个小官儿，就赶上天下大乱。

这一年，边镇胡人将领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发动叛乱。范阳地处今天的北京，古称渔阳。安禄山率领十五万人马，从范阳起兵南下，奔袭京师长安。

唐玄宗已经做了四十多年皇帝，似乎天下无事，唯有歌舞升平。唐玄宗正在尽情享乐，不料安禄山的叛军铺天盖地打过来，把唐玄宗打了个措手不及。正是：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

为什么突然就爆发了战争？究根溯源，大唐王朝的经济、政治、军事等方面都已出现了严重的问题。

初期，大唐帝国军事强大而经济疲弱。唐王朝工作的重心放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外发动军事侵略，扩张版图；二是对内施行经济管制，强化统治。在此政策下，以均田制为基础的小农经济，就成为维系大多数百姓贫富均衡的必要条件。武则天掌权之后，担心李氏家族成员夺回政权，便将大部分精力放在宫廷斗争上，逐步停止和放松了对外的军事侵略和对内的经济管制。于是，大唐王朝统治地区的商品经济，便如雨后春笋般地成长起来。唐玄宗登基以后，更是不务正业，一味追求享乐，商品经济更加无所节制，好似无人管理的荒草，疯狂成长，一发不可收拾。

商品经济的快速成长，造成百姓贫富分化，土地兼并风起，破坏了传统的小农经济，均田制度逐步瓦解。久而久之，失业的流民愈来愈多，经济危机逐步形成，威胁着大唐王朝的政权稳定。同时，除了经济危机之外，大唐王朝的政治、军事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衡。

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初期，首相李林甫，御史大夫王鉷，给事中、判度支杨国忠，在朝廷中形成了三足鼎立的局面。杨国忠是唐玄宗的贵妃杨玉环的从堂兄，是个非常善于机变的人。杨国忠的官职不高，给事中只是个五品的官员，但是判度支却掌控了全国的财政。财政是唐玄宗当时最关注的事情。杨国忠下令将全国各地库存的粟帛集中起来，运输力量不够就换成金银，运到京城，然后请唐玄宗带着大臣们来参观。唐玄宗见到这么多的金银财宝，心中大喜，以为天下物质已经极大丰富，百姓可以各取所需了。御史大夫负责监察，很有可能揭穿杨国忠的把戏。于是，御史大夫王鉷就出了事儿。据说，王鉷的弟弟王銲有一个朋友名叫邢縡，有人告发说邢縡打算造反。这关系虽然离着王鉷远了点儿，但唐玄宗还是赐王鉷自杀了。紧接着，做了十八年首相的李林甫病死了。唐玄宗便任命杨国忠为御史大夫、右相兼吏部尚书。于是，杨国忠接手了王鉷和李林甫分管的工作，开始总揽行政、监察、财政、人事大权。由此，大唐王朝的权力出现了严重的失衡，从一贯坚持的分权与制衡迅速走向集中，政治危机逐步形成。

朝廷大权从分权与制衡走向集中的同时，军政大权也出现了严重的失衡。唐王朝李氏皇室是北方鲜卑后裔。唐玄宗担心汉人将领势力过大，便支持边镇胡人将领发展军事势力。在唐玄宗眼里，胡人没有文化，不懂政治，容易驾驭。在唐玄宗的纵容下，驻守河北地区的胡人将领安禄山将其统辖军队的人数扩充到十八万余人，人数超过了唐玄宗直接掌控的禁军。唐代初期，皇帝直接掌控军队的人数比边镇驻扎军队的人数要多，军事布局呈现内重外轻的态势。但是，此时皇帝禁军只有十万，其余四十九万军人分散驻扎在边镇，唐王朝内重外轻的军事布局已经改变为内轻外重的局面。

天宝十四年十一月，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南下。

战争爆发了。

讨要官职

第五琦的才干是为朝廷从民间敛财。

战争的爆发给第五琦带来了展示才华的机会，战争需要经费，战争需要第五琦。但是，第五琦出身卑微，难以崭露头角。怎么办呢？第五琦正在发愁的时候，机会来了。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初，第五琦在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手下做录事参军，是个掌管文案的官员。安禄山的军队摧枯拉朽般杀将过来，贺兰进明不敢与之对抗，迅速丢失了防地。唐玄宗大怒，派宦官带着刀去见贺兰进明，说：“如果再不能收复失地，就斩你的头。”贺兰进明十分恐惧，却想不出打败敌军的办法。第五琦劝贺兰进明多用财帛，厚赏勇士，出奇兵拼死一战。听从第五琦的建议，贺兰进明果然收复了失地。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六月，唐玄宗放弃京城长安，逃往蜀中。贺兰进明派第五琦去蜀中向唐玄宗报告战况。第五琦对唐玄宗说：

“当务之急是打仗。军队的强弱在于军费是否充裕。朝廷赋税收入的来源主要在江淮地区。如果陛下给我在江淮地区筹办军费的官职，那么您就不必为赏赐将士所需的费用发愁了。”

第五琦一针见血地指出，朝廷打仗需要钱，自己能够为朝廷从民间敛钱，为皇帝分忧解愁。唐玄宗见到第五琦如此直截了当地指出战局关键，当面讨要官职，为其忠诚直率所感，十分高兴，当天就任命他为监察御史，兼任江淮租庸使。监察御史是个虚衔，江淮租庸使却是实职，可以在江淮地区征收赋税。此时，北方地区被安禄山的叛军占领，朝廷的赋税主要出自江淮地区。第五琦做了江淮租庸使，唐王朝平定叛军的军费，就主要靠第五琦筹集了。

不久之后，传来太子李亨即皇帝位的消息。唐玄宗命令韦见素、房琯诸位丞相奉传国玉玺前往灵武，正式将皇位传给太子李亨。李亨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唐肃宗需要组织军队攻打安禄山叛军，所以更需要第五琦这样的敛财高手，为其筹措军费。不久，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殿中侍御史，加授山南五道度支使。第五琦执行任务迅速及时，办事没有错误缺漏，很快又被迁任司金郎中，兼御史中丞，原有所任职务依旧担任。

第五琦到任之后，切实兑现了向唐玄宗及唐肃宗承诺的事情。《新唐书·第五琦传》有载：当战争进行时，第五琦随着战事的发展，及时筹办军需，百姓不增加赋税而国用富足。

第五琦从百姓手里收敛来巨额资财，为唐肃宗提供着必需的军事开支，解决了唐王朝的燃眉之急。因此，第五琦日益受到唐肃宗的重用。

在此后的短短三年里，第五琦迁司虞员外郎、诸道盐铁铸钱使、度支郎中，迁户部侍郎、判度支，河南等道度支、转运、租庸、盐铁、铸钱、司农、太府出纳、山南东西、江西、淮南馆驿等使。第五琦制定了食盐专卖制度，并设立了食盐专卖经营机构网络，盐铁使这个官职，就是从第五琦才开始设立的。

然而，在这三年里，战争并没有结束，而是越打越大，并且日益惨烈。

八年战乱

安史之乱竟然乱了八年之久。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十一月，安禄山在范阳起兵叛乱。唐玄宗派著名将领、御史大夫封常清带了六万人马前去镇压。封常清的部队远不是叛军的对手，被打得落花流水。十二月，安禄山攻占洛阳。封常清的部队与右羽林大将军高仙芝的部队会合一处，退守潼关，封闭了叛军进攻的道路。当月，唐玄宗下令处死封常清和高仙芝，命令西平郡王哥舒翰前去迎敌。

唐玄宗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一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国号大燕。然而，战局却发生了逆转，各地军民纷纷起兵平叛，朝廷的力量转向强大。朝野大多认为，安禄山叛乱的原因是由于杨国忠的骄纵。杨国忠担心哥舒翰统兵回朝后会诛杀自己，便鼓动唐玄宗命令哥舒翰出潼关收复陕洛。于是，战局又出现了戏剧性的变化。六月，哥舒翰率军出关，落入埋伏，成了俘虏，哥舒翰的部队几乎全军覆没。潼关失守，叛军直扑长安，唐玄宗带领禁军、皇室及部分官员逃往四川。不料，唐玄宗刚出长安两天，随行的禁军就哗变了。哗变的将士们杀死杨国忠，逼迫唐玄宗缢杀杨贵妃。当地百姓要求唐玄宗留下来，带领百姓一起平定叛军。唐玄宗命令太子李亨留下宣慰百姓，自己带领人马继续逃奔四川。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即皇帝位，唐玄宗就成了太上皇。十月，第五琦在彭原见到唐肃宗，建议以江淮租庸收上来的钱购买物资，逆江、汉而上至洋川，然后再陆运至扶风，以补充军需。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山南五道度支使主持此事。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一月，做了整整一年皇帝的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害，叛军内部出现了分裂。唐朝的军队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扭转战局。唐朝的军队九月收复长安，十月收复洛阳，安庆绪率领叛军退守邺城。十二月，唐肃宗迎唐玄宗回到长安。叛军留守范阳的将领史思明率八万部众投降唐朝。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四月，史思明再次反叛。十月，唐朝的军队包围了邺城，安庆绪向史思明求救。史思明率领十三万大军救援邺城。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唐王朝六十万大军与史思明叛军在安阳河北展开决战。由于缺乏统一指挥，唐朝军队大败，战况惨烈，伤亡众多。

杜甫在《石壕吏》一诗中描述了当时的状况。

三男邺城戍。一男附书至，二男新战死。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室中更无人，惟有乳下孙。有孙母未去，出入无完裙。老妪力虽衰，请从吏夜归。急应河阳役，犹得备晨炊。[1]

这些事情都是借用一位老太太的话说出来。三个儿子战死两个，孙子还在吃奶。结果，老太太被抓壮丁做了火头军。

四月，史思明诱杀安庆绪，并在范阳自称大燕皇帝，改范阳为燕京。九月，史思明率军南下，再次攻陷洛阳。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与唐玄宗矛盾激化，唐玄宗被软禁。唐肃宗与前线将领之间也出现了矛盾，地方军事割据倾向凸现。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三月，史思明被他的儿子史朝义杀害。叛军将领多不愿为史朝义出力，叛军集团内部再次出现严重的分裂。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唐玄宗、唐肃宗父子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十月，雍王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率诸道兵马及回纥兵收复洛阳。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一月，史朝义被唐朝军队追赶，穷蹙自杀。至此，安史之乱终于结束。

宫廷争斗

太子李亨灵武即位，做了皇帝，即唐肃宗，太子党们都舒了一口气。但是，唐肃宗的日子依旧不好过。唐肃宗感觉到，皇帝的位子坐不稳，这个位子好像还不如不坐。山河已经破碎，安禄山的叛军随时可能来攻打。人心已经涣散，各路勤王将领随时都可能哗变。更可怕的是，爸爸太上皇唐玄宗还带领着一帮老臣，与自己身边的太子党们早就是冤家对头，以后会有什么矛盾尚未可知！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朝的军队收复了长安，唐肃宗就费尽心思地将太上皇请回长安，把他的卫队缴了械。此后，唐肃宗和太上皇住在一起，双方尚能相安无事。不料，时间久了，太监出来搅局，唐肃宗和太上皇父子双方的关系就紧张起来。

唐肃宗即位于乱世，正值朝廷态势狼狈，不得不对各路勤王军人极力犒赏，恩重刑寡，威信难以树立；君臣之间，相互猜忌提防。各路将领和大臣们不可靠，唐肃宗不得不依靠近臣。唐肃宗身边最亲近的人就是宦官。唐肃宗一味重用宦官，宦官的权势越来越大。唐肃宗的宦官总管李辅国，是个权力欲望极强的人，乘机崛起。朝廷大小诸事，李辅国认可之后，才能送到唐肃宗手里。李辅国只是个太监，见识有限。但是，李辅国知道唐肃宗与太上皇之间互有猜忌。于是，李辅国就想方设法打击与太上皇亲近的人。为了使太上皇集团分散瓦解，李辅国率领禁军，武力逼迫太上皇移宫。刑部尚书颜真卿率领部分官员给太上皇上表问安，李辅国就奏报唐肃宗，将颜真卿贬到蓬莱做长史。文臣武将看到太上皇势力衰败，纷纷转向唐肃宗表示效忠。在李辅国的积极推动下，太上皇权力尽失，树倒猢狲散，再也无力与唐肃宗对抗。于是，在新皇帝与太上皇两派之间的斗争中，李辅国为首的宦官一党，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李辅国掌握了禁军，掌握了朝廷大权，做了兵部尚书。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李辅国开始谋求宰相职位。

宦官做宰相，真是天下奇谈，从唐肃宗这里就不能接受。唐肃宗与朝臣们共同运作，使李辅国的计划落了空。不知道是老天爷帮助李辅国，还是李辅国真的有什么高招儿。几个月之后，唐玄宗病死了，唐肃宗也得了重病，奄奄一息。这时候，唐肃宗的皇后张氏准备谋杀太子李豫，立自己的儿子越王做皇太子。李辅国和他的亲信宦官程元振率领禁军杀死了张皇后和越王，活活把唐肃宗给吓死了。唐肃宗和太上皇都死了，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做了皇帝，就是唐代宗。这时候，李辅国的功劳更大了，干脆直截了当请唐代宗靠边享清福，朝廷的事情就请皇帝不要再管了。

“请皇帝在宫中享乐，外面的事情交给老奴我来处理。”

权力掌握在李辅国手里，唐代宗无可奈何，只得隐忍不发，尊称李辅国为“尚父”，等机会铲除他。宦官集团也不是铁板一块，唐代宗从李辅国的亲信禁军将领程元振这里打开了缺口。唐代宗与程元振两人联手对付李辅国。唐代宗即位两个月后，就将李辅国的元帅行军司马及兵部尚书两个职务解除，并命令他居住到宫外去。这还不算完事，又过了几个月，有“盗贼”到李辅国家里，将他杀害了。

李辅国死后第二个月，吐蕃军队攻入长安，唐代宗逃奔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不久，郭子仪赶走吐蕃，迎接唐代宗返回长安，文武官员都反对宦官专权，唐代宗就乘机罢免了程元振，宫廷争斗才算告一段落。

食盐专卖

天宝十五年（公元756年），第五琦被任命为江淮租庸使，他所采取的第一个措施，就是加强征收赋税，以供军需。

此时，一般赋税已经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第五琦对吴地产盐开始征税，对蜀地产麻及冶铜开始征税。第五琦将征收赋税所得用来收购当地特产，经江陵、襄阳、上津这条水路转运到凤翔。

按照旧例，全国财赋收入都应该归入属于朝廷财政的左藏库，太府按时呈报数目，尚书比部审核出纳。当时，京城有势力的将领，从左藏库中索取财物，无法制止。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后，便请求把全国财赋收入全部归入大盈库，纳入皇室财务，由宦官掌管，皇帝亲自批准支取，集中用来赏赐军队将士。从此以后，全国财赋收入便成为皇帝的私有财产，主管的官员无法核查其数量多少。

第五琦加强了赋税征收，统一交由皇帝支配。然而，这些措施加在一起，仍然远不能满足战争的需要。因此，第五琦奏请朝廷实行食盐专卖。天下百姓都要吃盐的，第五琦建议控制食盐销售、垄断食盐价格，从而强行收敛百姓手中的钱财。朝廷批准了第五琦的建议，任命第五琦为盐铁使。于是，第五琦在全国范围内雷厉风行地推行了食盐专卖制度。

第一，第五琦在各地设立了盐监与巡院负责榷盐事务；第二，第五琦建立了食盐特许生产制度，设立盐籍，规定凡从事盐业生产的人家，皆为亭户，免除杂徭，隶属于盐铁使管理，其他人等一概不许从事盐业生产；第三，第五琦规定，亭户所煮之盐必须悉数交付监、院，由官府加价出售。自唐玄宗天宝年间至唐肃宗至德年间（公元742—756年），食盐的市场价格是每斗十枚铜钱。第五琦规定，盐监与巡院从亭户手里收购食盐的价格为每斗十枚铜钱，官府对每斗食盐加价一百枚铜钱，即官府以每斗食盐一百一十枚铜钱的价格出售。于是，朝廷从每斗食盐的交易中，可以获得一百枚铜钱的收益。食盐专卖制度的建立，在当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为唐王朝困竭不堪的财政注入了新的活力。当时，向唐王朝纳税的百姓人数大约为一千七百万，每人每年食盐数量约为一点七斗，每斗朝廷获益一百枚铜钱，每年朝廷在食盐专卖这一项措施上就可以获益二亿九千万枚铜钱。此外，逃户、客户等户籍外人户吃盐，需要支付更高的价钱。因此，朝廷每年从食盐专卖中的获益，就达到了四亿枚铜钱。

但是，对于大规模战争而言，四亿枚铜钱只不过是杯水车薪，九牛一毛。第五琦需要想出更多的办法，筹措更多的钱。于是，第五琦想到了货币改制，只有通过改变钱币制度，发行虚币大钱，才能掌握更多的钱。

大钱当十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在朝廷组织军队包围邺城，并准备与史思明援军进行决战之前，担任铸钱使的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大钱。

“乾元重宝”是典型的虚币大钱，法定直径一寸，每千枚法定重量十斤，一枚“乾元重宝”法定兑换十枚流通中的“开元通宝”。“开元通宝”法定直径八分，每千枚法定重量六斤四两。在直径和重量两方面，“乾元重宝”比“开元通宝”都要大一些。但是，一枚“乾元重宝”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按含铜量计算，朝廷用十斤铜就可以从民间兑换六十四斤铜。所以，反复兑换更铸，铸行“乾元重宝”就成为朝廷发财的捷径，成为朝廷为了支持战争而从民间掠取钱财的有效手段。

战争需要钱财，从民间敛财，需要有冠冕堂皇的理由。唐肃宗批准了第五琦的建议，并向天下颁布实行。

唐肃宗不仅命令铸行“乾元重宝”大钱，以一当十，并且详细阐述了铸行“乾元重宝”的理由：

“货币的产生，由来已久，历代都有继承和变革，各个时期货币的轻重贵贱都有不同。周代开始施行九府钱币之法，确实体现了货币流通的必要。汉代改造五铢钱，又弘扬了钱币的改铸之法。铸造钱币的原则，就是要大小适用兼顾，主币与辅币相平衡。凡事对公私两个方面都要有好处。制度必须按照实际需要而变通。但是，现在由于战争尚未结束，国家财政空虚，我们还是需要想些办法来解决财政困难。西汉时期，卜式捐财物助军，表达了爱国的热诚；桑弘羊献富国之策，体现出忠君的智慧。善言修订法令，为的是方便百姓。现在，御史中丞第五琦奏请改革钱币制度，以新钱一文当旧钱十文，另行新铸，但也不废除旧钱。这个办法，既能够充实朝廷铸钱的资本，又可以让朝廷获得十倍的利益。这就是所谓的“于人不扰”，即在不扰乱百姓的情况下，朝廷获得利益。这种事情古代早有案例。因此，同意各地铸钱监另铸以一当十的新钱，钱文叫作乾元重宝。至于开元通宝旧钱，依旧通行使用。第五琦所建议对采铜铸钱者拘捕处理办法，应当立刻制定法律条款上报审批。”

于是，货币改制顺利进行，“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二品铜钱并行流通。朝廷以少换多，收敛了大量的钱财。

当年十月，唐王朝组织大军包围了邺城。第二年三月，唐王朝六十万大军与史思明叛军在安阳河北展开激战，唐朝军队惨败。

暴敛天下

仗打败了，痛定思痛，唐肃宗决心重新组织军事力量，继续战斗，努力消灭叛军。此时，为了准备更大规模的战争，唐肃宗更需要钱了。为了让第五琦能够更多地从民间收敛钱财，在他原有各项官职保持不变的基础上，唐肃宗加授他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于是，第五琦成了总管天下财赋的宰相。[2]

第五琦铸行“乾元重宝”，从民间收敛巨额钱财，支持了战争。虽然唐朝军队对史思明叛军的战斗并没有取得胜利，但是朝廷对第五琦筹措军费的功劳还是给予了充分的肯定。铸行以一当十虚币大钱的办法真好使，好得出乎意料！所以，第五琦刚刚当上宰相，就下令铸行更大的铜钱，以便从民间收敛更多的钱财，扩大敛财战果。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重轮的“乾元重宝”大钱，每枚法定兑换五十枚“开元通宝”。根据规定，这种新铸铜钱仍然铭文“乾元重宝”，只是加大了重量，加厚了外郭，其法定直径为一寸二分，每千钱重量为十二斤。由于外郭厚重，所以人们称这种钱为“重棱钱”或“重轮钱”。

于是，“重轮钱”“乾元重宝”和“开元通宝”三品铜钱并行流通。朝廷仅用十二斤铜铸造一千枚“重轮钱”，就可以从民间兑换含铜总量高达三百二十斤的五万枚“开元通宝”，朝廷从中获利二十多倍。因此，朝廷只要不断地销毁旧钱更铸“重轮钱”，很快就可以将民间的大部分钱财划为己有。同时，市场上虚币大钱泛滥，引起严重的通货膨胀，每斗米的价格居然涨到七千钱。百姓平生积蓄的“开元通宝”价值瞬间缩水，几乎化为乌有。市场上的粮食物资，被官兵用大钱洗劫一空。百姓活不下去了，四处逃亡。为了活下去，百姓不得不开始盗铸大钱。京城里，许多人在盗铸钱币，犯禁的人越来越多。当时郑叔清任京兆尹，数月间杖刑打死的犯禁者就有八百多人。

这种情形与汉武帝铸行白金三品及王莽铸行大泉五十的情形相似。但是，汉武帝和王莽都是帝王，权威无上，错了也无人敢来问责。第五琦只是宰相，事情出了差错，难辞其咎。

第五琦暴敛天下，搞乱了币制，搞乱了物价，造成百姓大量饿死，盗铸泛滥成灾。朝廷内外认为这一切都是第五琦改革币制带来的弊病，每天都有攻击他的奏章上报朝廷。因此，第五琦不久就丢掉了宰相的职务，并且丢掉了那许许多多的兼任职务，被贬到忠州做长史。然而，第五琦没有能够走到忠州，半路上又出了事儿。

有人告发说，第五琦曾经接受过他人赠送的二百两黄金。于是，朝廷派御史刘期光追问此事。第五琦回答说：“二百两黄金重十三斤，我身为宰相，不会自己随身带着。如果该笔黄金的交接都有凭证，请按照法律治罪。”刘期光得到这个回答，认为第五琦没有否认受贿二百两黄金，就打了一个马虎眼，立即奏报朝廷，请求革去第五琦忠州长史的官职，给予治罪。于是，朝廷免去第五琦的官职，将他发配到夷州，从驿站急速遣送，并交由各地官府派专人将他递解到目的地。

创造虚钱

唐肃宗将第五琦赶出朝廷，并不意味着朝廷不缺钱了。相反，唐肃宗立刻要求百官研究钱币改制的问题。经过讨论，百官认为新钱不宜销毁更铸，但可以改变兑换比率。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变“重轮钱”“乾元重宝”及“开元通宝”之间的法定兑换比率，一枚“重轮钱”法定兑换三十枚“开元通宝”；一枚“乾元重宝”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一枚“开元通宝”旧钱法定也兑换十枚“开元通宝”。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它实现了名义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一枚金属货币的名义价值被法定为十枚它本身的价值。从此，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虚钱”与“实钱”概念上的区别。

这种货币制度安排很不容易被大家理解，唐肃宗不得不颁布诏书予以说明。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六月，唐肃宗诏令说：

“创立制度要根据不同时期的情况。最近颁布铸行新钱的制度，只是变通权宜的办法，大家都知道这办法不能持久。听说官炉铸钱之外，百姓盗铸的钱很多。盗铸者熔毁小钱，更铸新钱，不受约束地粗制滥造，造成危害。官府惩罚治罪的人数虽然很多，但是这种犯罪行为却仍然不能禁绝。况且当前物价越发上涨，人心不安。处理办法要变通，才能达到消除各种钱币之间兑换价格矛盾的目的。原先法定价格为五十文的重轮钱，应当减价做三十文使用。旧开元通宝钱应当一文当十文使用。一文当十文的乾元重宝钱，应当按照以前的法律规定使用，即仍然一文当十文使用。现在命令京城及畿县内，依照这个办法处理。各州采用何种办法，等待朝廷今后的决定。”

唐肃宗在京城和京城附近地区搞的实验，不久就有了下文。在实验开始后的第二个月，朝廷就将这个新制度推广到全国使用。

在这种货币制度安排下，商品交易时，需要用名义货币即虚钱来计价；实际交割时，还要用金属货币即实钱本身来交割。此时出现的虚钱，不同于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是朝廷铸行比流通中旧钱略大略重的钱，法定其与流通中旧钱的兑换比率，以一当多地兑换流通中的旧钱，从而实现掠取民间财富的目的。而此时出现的虚钱，则是朝廷直接对流通中的旧钱宣布法定价值，以一当多地代表旧钱本身行使虚币大钱职能。这种奇怪的货币制度，是在第五琦连续铸行虚币大钱之后产生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掠取民间财富。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玄宗和唐肃宗先后去世，朝廷对钱币流通又进行了全面的改制：“乾元重宝”钱从一枚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虚钱改为法定兑换三枚“开元通宝”实钱；“重轮钱”则被分为大小两种，分别可以兑换两枚和三枚“开元通宝”实钱。不久，朝廷又将所有钱币的价格统一起来，全部以一兑一地进入流通，虚钱的概念终于停止使用。

元帅举荐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第五琦被控受贿二百两黄金，让朝廷给法办了！

第五琦是穷孩子出身，深知江湖险恶，行事谨小慎微，早已建立好各种人脉关系，以便随时请求搭救。

宝应元年（公元762年），第五琦被法办后仅仅三年，就被重新起用，做了朗州刺史。第五琦任朗州刺史，政绩显著，所以升官的机会又来了。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第五琦被召入朝廷，任太子宾客。第五琦还没有走到长安，就发生了吐蕃入侵的事情，长安被吐蕃兵给占领了，唐代宗带领朝廷文武百官逃往陕州。关内副元帅郭子仪奏请朝廷，任命第五琦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充关内元帅副使。

郭子仪是唐朝名将，早年以武举高第入仕从军，积功至九原太守，一直未被重用。安史之乱爆发后，郭子仪任朔方节度使，率军勤王，收复河北、河东，拜兵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获得了宰相的头衔。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郭子仪与广平王李俶，即后来的唐代宗李豫，一起收复西京长安、东都洛阳，因军功加官司徒，封代国公。唐肃宗至德三年（公元758年），郭子仪进位中书令。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郭子仪因承担相州兵败之责，被解除兵权，得到一个闲职。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太原、绛州兵变，郭子仪被封为汾阳王，出镇绛州，不久又被解除兵权。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仆固怀恩勾结吐蕃、回纥入侵中原，长安失陷，郭子仪被再度起用，任关内副元帅，担负起与吐蕃作战的责任。

仆固怀恩是铁勒人，唐朝名将。安史之乱期间，仆固怀恩随郭子仪作战，任朔方左武锋使，骁勇果敢，屡立战功。仆固怀恩与回纥关系良好，曾出使回纥借兵，并嫁二女与回纥和亲。安史之乱中，仆固怀恩家族中有四十六人为国殉难，可谓满门忠烈。因为这些功劳，仆固怀恩被升任尚书左仆射兼中书令、河北副元帅、朔方节度使，加太子少师衔。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安史之乱被平定后，仆固怀恩受到朝廷猜忌，自感不能被唐王朝所容纳，便勾结吐蕃、回纥入侵中原。吐蕃入侵中原这一年的年底，郭子仪的部队赶走吐蕃，收复长安，迎回唐代宗。仆固怀恩则继续凭借军事力量与唐王朝对抗。不久之后，仆固怀恩因病去世。

在抗击吐蕃入侵的战争中，有了关内副元帅郭子仪的举荐，第五琦就当上了粮料使，为郭子仪驱逐吐蕃筹措军用粮草。战后，第五琦被任命为专判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第五琦多次被封爵，为扶风郡公。再后来，第五琦又被加授京兆尹，改任户部侍郎，判度支。

大历四年（公元769年），第五琦任关内道铸钱等使、户部侍郎，奏请朝廷在绛州汾阳、铜原增置五炉铸钱。

第五琦前后负责国家财赋十多年，一向官运亨通、左右逢源，其中原因不仅是因为他具有治理财政的才能，更重要的是他在朝廷里还有很好的人际关系。甚至宫内太监，他也能够与之深交，成为很好的朋友。这里面，大太监鱼朝恩就曾经给予他许多帮衬。

宦官帮衬

鱼朝恩在唐玄宗时期入宫当太监。安史之乱发生后，鱼朝恩随唐玄宗出逃，负责侍奉太子李亨，颇得信用。太子李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此后，鱼朝恩历任三宫检责使、左监门卫将军，主管内侍省。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九月，唐肃宗派遣朔方节度使郭子仪、河东节度使李光弼、关内节度使王思礼等九大节度使，集结大量的步兵和骑兵，号称六十万兵马，向邺城大举进发，准备一举歼灭安庆绪的叛军。这么多军队集结在一起，唐肃宗当然不放心，就派鱼朝恩担任“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对于唐肃宗的嘱托，鱼朝恩心领神会。到了前线，鱼朝恩不仅观容了军容，而且还参与了指挥。

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十月，邺城刚刚被围的时候，史思明就亲率十三万大军挥师南下救援。十二月，史思明出其不意地打下了魏州（今河北省大名县）。史思明前锋军队所屯驻的滏阳距邺城仅仅六十里地。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正月，史思明在魏州自封为“大圣燕王”。对李光弼而言，这不啻在对唐军和他本人进行示威和挑衅。李光弼迫不及待地向鱼朝恩提议，分兵北上进逼史思明，就算不能取胜，与之相持也足以解除唐军腹背受敌的危险。但是，鱼朝恩断然拒绝了李光弼的建议。作为观军容宣慰处置使，鱼朝恩认为自己是全军的统帅，怎么能让麾下一个节度使指手画脚呢?!再说了，敌寡我众，胜负马上就见分晓，有什么好担心的？然而，此时的鱼朝恩并不知道，这场仿佛已经胜券在握的战役很快就因为他的愚蠢和瞎指挥而导致惨败。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三月，唐朝六十万大军在安阳河北与史思明十三万军队展开决战，唐军惨败。史思明占领洛阳后，与据守河阳的李光弼相持达一年半之久。

上元二年（公元761年）二月，史思明为诱使李光弼部离开河阳进行野战，散布谣言说，洛中将士皆幽州、朔方人，思乡心切，兵无战心。鱼朝恩信以为真，屡次上言给唐肃宗，请命李光弼率军攻取洛阳。结果李光弼的军队与史思明的叛军战于邙山（今河南省洛阳市北郊），李光弼大败，河阳、怀州失守，鱼朝恩也狼狈地逃回陕州。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唐玄宗、唐肃宗父子相继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十月，雍王李适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率诸道兵马及回纥兵收复洛阳。唐军收复洛阳后，鱼朝恩被封为冯翊郡公，开府仪同三司。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军进犯泾州，不久逼近京师，唐代宗逃往陕州。当时禁军离散，仓促之际，一时难以召集，鱼朝恩率驻陕州军及神策军奉迎，军威方振。因此，唐代宗对鱼朝恩倍加宠信，任他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专典神策军，时常出入禁中，权宠无比。

第五琦与鱼朝恩私交甚密。有了鱼朝恩在朝中的强援，第五琦自然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官场上一帆风顺。

不料，大太监鱼朝恩出事了。

鱼朝恩以保驾有功，被封为天下观军容宣慰处置使，并统率京师神策军。永泰年间（公元765—766年），鱼朝恩被加封为国子监事，兼鸿胪、礼宾等使，进封郑国公。鱼朝恩掌握朝廷大权，干预政事，贪贿勒索，迫害无辜，慑服百官，不把皇帝放在眼里。

大历五年（公元770年），宰相元载密奏请杀鱼朝恩，并以重金贿赂鱼朝恩亲信周皓、皇甫温二人，暗中观察此人。三月寒食节的时候，皇宫举行宴会，鱼朝恩参加。宴会结束后，鱼朝恩回家之际，唐代宗叫他留下来讨论事项。鱼朝恩一到，唐代宗便责难他图谋不轨。鱼朝恩为自己辩护，周皓与左右将之擒获，用绳子将其勒死。

第五琦与鱼朝恩关系密切，鱼朝恩出了事，第五琦自然受到牵累，被贬任处州刺史。后来，第五琦又被调任饶州刺史，继而为湖州刺史，又任太子宾客、东都留守。

功过是非

建中三年（公元782年），唐德宗打算起用第五琦，便把他召回长安。第五琦到了长安，第二天就去世了，终年七十一岁。古人云，人活七十古来稀。第五琦一生做官，虽然仕途坎坷跌宕，却似一个不倒翁，推倒又起。

古今学者对第五琦的功过是非有着不同的看法。古代学者多认为第五琦功过各半，而现代学者多认为第五琦功大于过。

《旧唐书·第五琦传》对第五琦的评价，是古代学者最具代表性的评价：

“第五琦办事迅速及时，百姓没有增加赋税，而国家财丰物足。第五琦的能力，都可以赶上刘晏了。然而，第五琦实行铸钱变法，使物价上涨而危及自身，是多么愚蠢啊！”

古代学者称赞第五琦，说他的办法没有增加百姓赋税，却使国家财丰物足，这种说法是有问题的。尽管第五琦没有增加百姓赋税，但是他通过食盐专卖、价格垄断的方式，将百姓手中的钱财大量地收敛到朝廷，造成百姓贫困，其做法与增加赋税的效果是一样的。第五琦发行虚币大钱，使百姓手中的钱币大幅度缩水，更是将百姓的财富掠夺一空，从而使朝廷获得了镇压安史叛乱的军费。第五琦采用巧妙的手段，将百姓的财富转移到朝廷，才使国家财丰物足。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

现代学者对第五琦的评论多是赞誉。张家骧先生在《中国货币思想史》中将第五琦发行虚币大钱称为“第五琦的名目货币主义主张”。齐涛和马新先生在《刘晏杨炎评传》中说：“在安史之乱后的财政危机中，为唐王朝不辞辛劳、苦苦支撑的人物是第五琦。此人颇有才干，精于经济。”钱穆先生对第五琦发行虚币大钱未做评论，只是对其盐政做了一些批评：“第五琦推行盐政时，其中一弊是官吏太多。凡一政府，冗员太多，机关太多，必遭失败。”

分析第五琦暴敛民间财富政策的功过是非，我们应该确立两种观察角度：一是站在人民是否幸福的角度上看待这个问题。第五琦给当时的人民带来了巨大的痛苦。第五琦搜尽民财，使得人民大量地死于贫困之中。二是站在帝王政权稳固的角度上看待这个问题。第五琦为唐王朝提供了战胜安史叛军所必要的军费，保障了唐王朝政权的稳固和持续。

我们假设另外一种可能，如果第五琦没有能够从民间收敛到足够的财富，供唐王朝组织军队消灭安史叛军，那么战争是否会长期持续，人民所将遭受的苦难是否会更大？

这一点，只能靠进一步的考证和分析来探索了。

第五琦年表

唐玄宗先天元年（公元712年）

第五琦出生在京兆长安（今陕西省西安市）一个平民家庭里。

唐玄宗天宝元年（公元742年）

在陕郡太守韦坚手下做事。

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

因韦坚获罪而受到牵累，被贬官。

唐玄宗天宝十三年（公元754年）

任须江丞。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安禄山以诛杀奸臣杨国忠为名，在范阳起兵叛乱。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在北海郡太守贺兰进明手下做录事参军，劝贺兰进明多用财帛，厚赏战士，收复失地。

六月，唐玄宗放弃长安，逃往蜀地。贺兰进明派第五琦去蜀中向唐玄宗报告战况。第五琦向唐玄宗索要在江淮地区筹办军费的官职。唐玄宗任命第五琦为监察御史、江淮租庸使。七月，太子李亨在灵武（今宁夏回族自治区灵武县）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十月，第五琦在彭原见唐肃宗。唐肃宗任命第五琦为殿中侍御史、山南等五道度支使。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

加度支郎中，兼御史中丞。实行食盐专卖，收敛百姓钱财。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迁户部侍郎，专判度支，领诸道转运盐铁等使。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以一当十。为平定安史之乱提供了大量的钱财。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任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总管天下财赋的宰相。奏请朝廷铸行重轮的“乾元重宝”，以一当五十。每斗米价格涨到七千枚铜钱，百姓活不下去了，四处逃亡，病死、饿死在道路上。

十一月，被贬为忠州长史。

唐代宗乾元三年（公元760年）

被人诬告受贿，免官，流放夷州。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起用为朗州刺史，政绩良好，任太子宾客。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吐蕃入侵，唐代宗逃往陕州（今河南省陕县），任命郭子仪为关内副元帅，组织防御。郭子仪奏请第五琦为粮料使，兼御史大夫，充关内元帅副使。不久，第五琦又被改任京兆尹。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

由京兆尹改任判度支，兼诸道铸钱盐铁转运常平等使。七月，又兼京兆尹。

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

与刘晏分理财赋。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

因鱼朝恩案受牵连，贬任处州刺史。

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

改任饶州刺史。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

改任湖州刺史。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

召为太子宾客。

唐德宗建中三年（公元782年）

唐德宗准备起用第五琦，召他回京师。八月，第五琦到达京师，一天后，去世。

[1] 《全唐诗》卷二一七《杜甫》，三秦出版社，2008年版，第818页。

[2] 唐朝实行三省六部制，三省为尚书省、门下省和中书省。唐朝初期，三省的长官都应该是宰相，后来要加“同中书门下”才是宰相。所以，唐朝的宰相一般有好几个。

刘晏

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省菏泽市东明县）人，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出生在一个世代官宦家庭里。

安史之乱时期，第五琦发行虚币，造成民不聊生，无数百姓病死、饿死在逃亡的道路上。唐肃宗将第五琦贬出朝廷，任命刘晏接替第五琦的工作。刘晏不敢再发虚币，只好改变盐法，强化食盐专卖制度，暴敛百姓钱财，用来支持平叛战争。当初，第五琦实行食盐专卖，朝廷每年从中获利六十万贯。刘晏改变盐法后，朝廷每年从中获利达到六百万贯，相当于从前的十倍。当时，食盐的生产成本每斗约为铜钱六文。刘晏改革盐法之后，百姓要花费铜钱六百文才能买到一斗食盐。而当时的百姓并未觉得疲惫困苦。从此，百姓贩卖私盐的违法活动日益猖獗，成为唐宋两代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曹州神童

《三字经》说：“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彼虽幼，身已仕。”这意思是说，唐朝的刘晏只有七岁的时候，就被作为神童举荐给朝廷，做了官员，官职是“正字”。他虽然年幼，却已经进入了朝廷官员的行列。

开元年间，天下和平富庶，百姓安乐。唐玄宗志得意满，便于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率领宗室、百官及四方部族的首领前往泰山，举行封禅大典，将自己的丰功伟绩祭告天地。

唐玄宗一行人马途经曹州。刘晏被当地官员举荐，向唐玄宗进呈文章《东封书》。

此时，刘晏年仅七岁，是个奶气未退的娃娃。唐玄宗读了《东封书》，自然不相信这篇文章是个娃娃所写，因此命令宰相张说当场出题，在行宫的中书省进行策试。面对试卷，刘晏应对裕如，挥笔立就。张说向唐玄宗报告称刘晏是“国瑞也”。封禅泰山之际出现了国瑞，真是大吉大利！唐玄宗十分开心，让随行的妃子们出来一起观看。武惠妃让刘晏坐在自己的膝上，为刘晏画眉拢髻。唐玄宗当场任命刘晏为秘书省正字，刘晏成为当时最年幼的朝廷官员。

唐朝秘书省设有监、少监、丞、秘书校书郎、正字等官职，其中秘书校书郎十人，正九品上；正字四人，正九品下。刘晏获得“正字”官职，就是朝廷正式在编的官员了。当年年底，刘晏便与家人一起迁往京师居住。

第二年，唐玄宗在勤政楼大设声乐，罗列百戏，将刘晏召至楼上，与嫔妃们一起看戏。这一次，武惠妃又将刘晏放在膝上，为他涂粉施黛。唐玄宗问刘晏：“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回答：“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当时朝廷反对官员结党营私，一贯打击朋党。“朋”字中有两撇，无论楷书、隶书，都是向左倾斜。所以，刘晏一语双关，回答得十分巧妙。戏台上，教坊名伶王大娘表演百尺竿戏。王大娘头顶高竿，竿尖头上有象征瀛洲的木山，小人儿持绛节出入其中，载歌载舞。武惠妃令刘晏即兴赋诗，刘晏应声咏道：

楼前百戏竞争新，唯有长竿妙入神。

谁谓绮罗翻有力，犹自嫌轻更著人。

唐玄宗听罢哈哈大笑，诏令赏赐刘晏牙笏及黄文袍。

青年名士

不久，靠着神童的声望，刘晏进入文学名士社会群体。于是，刘晏的青年时代便在为官、读书、交友、游历中匆匆度过。对此，史书中没有详细的记载，刘晏自己也没有留下相关的文字，但是刘晏的朋友们却留下一些诗句，从中我们可以发现青年刘晏当时的生活状况。

《全唐诗》中载有王昌龄的一首诗，名为《洛阳尉刘晏与府掾诸公茶集天宫寺岸道上人房》，诗云：

良友呼我宿，月明悬天宫。道安风尘外，洒扫青林中。

削去府县理，豁然神机空。自此三湘还，始得今夕同。

旧居太行北，远宦沧溟东。各有四方事，白云处处通。

从这首诗中，我们知道刘晏此时已经迁任洛阳尉。洛阳属于京县，设尉六人。洛阳尉的品级为从八品下，在县中协助县令“分判众曹，收率课调”，是个负责财赋的官职。洛阳尉的品级比正字要高，所以刘晏迁任洛阳尉属于升迁。刘晏在这个位置上，并无多少业绩，却有很大的才名。刘晏与文学名士们集会饮茶的活动，被唐代著名诗人王昌龄记载在诗词中。

此外，《全唐诗》中还载有李颀的一首诗，名为《送刘四》，诗云：

爱君少岐嶷，高视白云乡。九岁能属文，谒帝游明光。

奉诏赤墀下，拜为童子郎。尔来屡迁易，三度尉洛阳。

洛阳十二门，官寺郁相望。青槐罗四面，渌水贯中央。

听讼破秋毫，应物利干将。辞满如脱屣，立言无否臧。

岁暮风雪暗，秦中川路长。行人饮腊酒，立马带晨霜。

生事岂须问，故园寒草荒。从今署右职，莫笑在农桑。

此时的刘晏少年得志，风华正茂，与王昌龄、李颀等文人名士往来甚密。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刘晏作为洛阳尉被朝廷三任三免，以至李颀在诗中说他“尔来屡迁易，三度尉洛阳”。刘晏第一次被任命为洛阳尉，可能是从秘书省正字任上晋升而来。刘晏第一次被免洛阳尉，迁任何处，担任何种官职，已无从考证。刘晏第二次被任命洛阳尉，后来又被免职，迁任何处，担任何种官职，也无从考证。刘晏第三次被任命洛阳尉，结果又被免职。但是这一次被免洛阳尉，却是一次晋升，晋升为夏县（今山西省夏县）县令。

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刘晏向唐玄宗呈献《东封书》，一举成名天下，被朝廷授予“正字”官职。整整二十年之后，天宝四年（公元745年），刘晏被任命为夏县县令，终于得到独当一面治理地方的机会，开始施展他的政治抱负。

唐朝时期，夏县属于绛州，是河北较大的县份。按照唐朝的制度，县有赤、畿、望、紧、上、中、下七个等级。赤县即京都所治，共六县；畿县为两京旁邑辖县，共八十二县；其余县份，皆按“户口多少，资地美恶为差”分为望、紧、上、中、下五个等级。夏县为望县，县令可以是六品，也可以是从六品。

用了整整二十年时间，刘晏终于从正九品下的官职，慢慢地晋升到六品官员了。

刘晏在夏县的政绩不错。《旧唐书·刘晏传》对刘晏在夏县的政绩给了三个字的评语：“有能名”。《新唐书·刘晏传》对刘晏在夏县的政绩给了九个字的评语：“未尝督赋而输无逋期”。这就是说，刘晏作为夏县县令，工作能力是远近闻名的，教化子民也是卓有成效的。在刘晏任职夏县县令期间，县衙不用催收赋税，而百姓缴纳赋税却十分积极，没有人逾期不缴。从这些文献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刘晏在夏县为官的大概情形。

在夏县，刘晏参加了“贤良方正”的制举策试，被举为贤良方正，并转任温县（今河南省温县）县令。温县是河南府属县，属于畿县，县令为正六品。刘晏迁任温县县令，较夏县县令的职务略有擢升。

刘晏做了将近二十年的地方佐吏、十年的县官，三十年青壮时光转眼过去。到了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刘晏的命运突然出现了转机。

三十年过去，唐玄宗终于想起刘晏，将他召回朝廷。感谢上苍！唐玄宗居然活了这么久！再一次感谢上苍，经过了这么多年之后，唐玄宗居然还能想起刘晏！

刘晏的官运来了！

乱世能臣

回到朝廷，刘晏的第一个官职是侍御史。侍御史是御史台的官员，从六品，比温县县令的品级还要低。但是，侍御史的权力很大，可以参与朝中许多大事。

刘晏被召回朝廷当年十月，范阳节度使安禄山举兵造反，从此天下大乱！

第二年（公元756年），安禄山的叛军攻占潼关。唐玄宗逃离京师，南下奔蜀。唐玄宗的禁军在马嵬驿兵变，杀死杨国忠，逼迫唐玄宗缢杀杨贵妃。随后，唐玄宗继续逃奔蜀地。太子李亨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年号至德，遥尊唐玄宗为太上皇。

唐玄宗奔蜀途中诏令诸王子为各地节度大使：太子李亨被任命为天下兵马元帅，领朔方、河东、河北、平卢节度大使；永王李璘为山南东道、岭南、黔中、江南西道节度大使；盛王李琦为广陵大都督，领江南东道及淮南、河南等路节度大使；丰王李珙为武威都督，领河西、陇右、安西、北庭等路节度大使。唐玄宗向这些王子们充分授权，允许他们在辖地招兵筹饷，还可以在辖地任命郡县官员。

唐玄宗诏令下达之后，各王子多数并未实际赴任，只有永王李璘奔赴山南东道上任。此时，刘晏也逃到了襄阳，一头扎进李璘的防地。李璘请刘晏担任重要官职，刘晏坚辞不就。刘晏写信给唐玄宗的宰相房琯说：“如今王子们出了深宫，带兵打仗，一旦他们打算成就类似齐桓公、晋文公那样的霸业，朝廷可怎么收拾呀？”

此时，太子李亨已经在灵武即皇帝位，是为唐肃宗。刘晏反对唐玄宗任命诸王子为节度大使，反对诸王子分割天下，拒不接受永王李璘的任用，这态度恰好符合唐肃宗的意思。不久，唐肃宗下诏任命刘晏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主管江淮租庸事。刘晏受命后，立刻南下。刘晏行至吴郡时，李璘的军队已经公开反叛唐肃宗。刘晏便与采访使李希言谋划抗拒李璘。李希言驻守余杭，打了败仗，逃来依附刘晏。刘晏对李希言陈述了防守计策，并发动义兵坚守壁垒。这时候，李璘兵败，一路掳掠州县，听说刘晏已经有了防备，就绕道向西逃走。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害，叛军内部出现分裂，唐朝军队从劣势转向优势。

李璘的叛乱，不久就遭遇彻底的失败。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唐肃宗调集多路兵马讨伐李璘叛军。李璘的势力急转直下，部下人人自危，将领们纷纷逃离。李璘率领余众南下，准备逃往岭南，逃至大庾岭时，被江西采访使皇甫侁派兵追上杀死。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唐朝军队收复西京长安；十月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率叛军退守邺城。十二月，唐肃宗登丹凤门，封赏功臣。在这一次朝廷封赏中，刘晏被擢升为彭原（今山西省宁县）太守。彭原曾作为唐肃宗的行都，在各州中地位较高，彭原太守的品级应在三品以上。

此前，刘晏用了三十年时间，官位从九品升至六品。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刘晏回到朝廷。仅用了两年时间，刘晏的官位便从六品升至三品。在这两年中，刘晏为什么晋升得如此迅速？其中原因主要有三：一是安史之乱爆发，刘晏作为乱世能臣脱颖而出；二是刘晏能够审时度势，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三是在李亨与李璘兄弟两人的斗争中，刘晏能够迅速地做出正确选择，没有站错队。

在李亨与李璘兄弟两人的斗争中，许多士大夫缺乏政治敏感，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唐代大诗人李白，便是因为当时接受了李璘的聘用，从而成为政治斗争的牺牲品。李璘兵败被杀后，李白被捕入狱，然后被流放到夜郎，至死都没有能够返回政治舞台。

初掌财权

至德二年（公元757年）十二月，安禄山叛军驻守范阳的军事首领史思明率部投降朝廷。但是，唐肃宗对史思明十分不放心，派人伺机杀害他。乾元元年（公元758年）四月，史思明再次反叛朝廷。九月，唐朝军队将安庆绪的叛军围困在邺城，史思明发兵救援安庆绪。

乾元二年（公元759年）二月，史思明的军队来到邺城城下。三月，唐朝六十万军队与史思明十三万军队在安阳河北展开激战，唐朝军队大败。在此阶段，刘晏由彭原太守转任陇州刺史，又转任华州刺史。乾元二年年底，刘晏被任命为河南尹。

乾元年间，为唐肃宗筹措军费的财政大臣不是刘晏，而是第五琦。乾元元年（公元758年），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法定每枚兑换十枚流通中的开元通宝。乾元重宝比开元通宝略大一些，以一当十，朝廷铸造乾元重宝可以获利六倍。乾元二年（公元759年），第五琦又奏请朝廷铸行重轮乾元重宝，法定每枚兑换五十枚流通中的开元通宝。重轮乾元重宝又称重轮钱，比一般的乾元重宝又大一些，以一当五十，朝廷铸造这种重轮钱可以获利二十六倍。第五琦连续两次发行虚币大钱，引发了严重的通货膨胀，市场上每斗米的价格涨到七千文铜钱。百姓平生积蓄的开元通宝价值大幅度缩水，几乎化为乌有。市场上的粮食物资，被官兵们用虚币大钱洗劫一空。许多百姓饿死，尸体布满道路。于是，第五琦被罢官，流放夷州。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加授刘晏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判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接管了原先由第五琦负责的工作。于是，刘晏掌握了朝廷的财政大权。

唐肃宗将第五琦罢免，并不意味着朝廷不缺钱了。相反，唐肃宗立刻要求百官研究钱币改制的问题。经过讨论，百官认为乾元重宝不宜销毁更铸，但可以改变乾元重宝与开元通宝之间的兑换比率。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朝廷下令改变“重轮钱”“乾元重宝”及“开元通宝”之间的法定兑换比率，一枚重轮钱法定兑换三十枚开元通宝；一枚乾元重宝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一枚开元通宝旧钱也法定兑换十枚开元通宝。

这是一个很奇怪的安排，它实现了名义货币与金属货币在概念上的分离，一枚金属货币的名义价值被法定为十枚它本身的价值。从此，中国古代钱币出现了“虚钱”与“实钱”概念上的区别。

在这种货币制度安排下，商品交易时，需要用名义货币即虚钱来计价；实际交割时，还要用金属货币即实钱本身来交割。此时出现的虚钱，不同于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过去朝代的虚币大钱，是朝廷铸行比流通中旧钱略大略重的钱，法定其与流通中旧钱的兑换比率，以一当多地兑换流通中的旧钱，从而实现掠取百姓财富的目的。而此时出现的虚钱，则是朝廷直接对流通中的旧钱宣布法定价值，以一当多地代表旧钱本身行使虚币大钱职能。这种奇怪的货币制度，是在刘晏接替第五琦作为铸钱使的这一年出现的，其目的也是为了掠取百姓财富。

刘晏初掌朝廷财权之时，唐朝军队在与史思明叛军的对抗中处于劣势，唐王朝需要大量的钱财来支持其军事行动。

上元官吏

刘晏初掌财权在上元（公元760—761年）年间。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刘晏接替第五琦掌管朝廷财政大权。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刘晏被罢官贬谪通州，将朝廷财政大权移交给了元载。

上元官吏务剥削，江淮之人尽白著。

这是唐代诗人高亭的《讥元载诗》，被载入《全唐诗》中。

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刘展率部在江淮地区叛乱。田神功奉朝廷命令带领军队前去讨伐，一路上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江淮百姓饱受其苦。这场战乱一直持续到上元二年（公元761年）才告结束。此时，河北被安史叛军割据，河南、山东、荆襄和剑南都驻有重兵，这些地区的赋税都不上缴朝廷。所以，朝廷的军费筹集便全部压在江淮和江南百姓身上。田神功乱杀江淮百姓，打乱了江淮地区的正常生产，使该地区出现严重饥荒，出现了人吃人的惨象。但是，朝廷为了维持平叛战争的进行，仍然千方百计地对江淮地区百姓进行搜刮。除了名目繁多的苛捐杂税，朝廷还要把百姓的粟帛强行收走一半，甚至收走十之八九，谓之“白著”。江淮百姓活不下去了，便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起义军多达十余支，人数达到数十万。

高亭有诗“上元官吏务剥削”，其中“上元官吏”指的是谁呢？《全唐诗》中，高亭这首诗的题目是《讥元载诗》。从题目上看，“上元官吏”无疑指的便是元载。元载是唐代著名的奸相，贪污腐化，罪大恶极，结果被唐代宗诏令自杀。

但是，上元年间负责朝廷财政的主要官员却是刘晏，负责江淮赋税的主要官员也是刘晏。早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唐肃宗就诏令刘晏为度支郎中，兼侍御史，主管江淮租庸事。当时，元载出任洪州刺史，并不参与江淮赋税征收之事。至德二年（公元757年）九月以后，元载被任命为度支郎中，开始从事赋税征收事宜。上元元年（公元760年），唐肃宗加授刘晏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度支、铸钱、盐铁等使，刘晏便开始全面掌握朝廷财权。上元二年（公元761年）十一月，刘晏出了事，被贬为通州刺史。于是，元载被朝廷任命为户部侍郎、度支、铸钱、盐铁、江淮转运等使，接替了刘晏的工作。

从刘晏和元载的任职时间和岗位职责来看，上元年间江淮赋税的主要负责人是刘晏，元载作为度支郎中，应该也参与了此事。

元载掌管了朝廷财权，却对征收赋税的事情毫无兴趣，一门心思钻营宰相的位置。

元载的继父姓景名升，是唐太宗李世民某个儿媳妇元妃的奴仆。景升侍候主子有功，元妃便赐给他元姓，改名元升。于是，元载也就跟着改姓为元。元载幼时或许有过自己的姓氏，采用元姓之后便不再提起。元姓源于鲜卑拓跋，是北朝皇族的姓氏，十分高贵。当时掌权大太监李辅国的妻子也姓元，元载不失时机地与李辅国的妻子认了宗亲。认了这个亲戚，就有了大太监李辅国的支持。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四月，元载真的做了宰相。

元载接替刘晏掌握朝廷财权，只做了五个月便升任宰相。作为刘晏的好友，元载做了宰相，就把朝廷的财政大权交还给刘晏。

出任财相

上元年间，刘晏初掌朝廷财政大权，正值春风得意之时，为什么会被贬出京师，贬到通州任刺史？其中缘由，是他得罪了一个小人，这个人的名字叫作严庄。

有人告发鸿胪卿康谦与史朝义相通，此事牵扯到司农卿严庄。与史朝义相通是通敌罪，杀头的罪。于是，康谦和严庄两人双双被捕入狱。

康谦是个商贾出身的官吏。朝廷将康谦交给酷吏敬羽审问。敬羽只用了一天的时间，就打得康谦须发皆无，膝盖和脚踝的骨头粉碎，看上去像鬼一样。结果，朝廷将康谦处死了。

严庄是个小人，诡计多端。早在安禄山起兵叛乱初期，严庄便是安禄山的心腹，帮助安禄山出谋划策。后来，杀害安禄山，策立安庆绪，都是这个严庄从中谋划。此后，安庆绪将严庄当作兄弟对待，安氏王朝的大小事情都由严庄主持。唐朝的军队逼近东都时，严庄奉安庆绪的命令，将囚禁在东都的唐朝大将哥舒翰、程千里等人统统杀害。唐朝的军队攻占东都之后，严庄投降唐朝，得到唐肃宗的赏识，被任命为司农卿。

这一次，严庄与康谦被控通敌，康谦很快就被整死，而严庄却被无罪释放。唐肃宗召见严庄，以示慰勉。

严庄与康谦被捕入狱时，刘晏派官员把守严庄的家，防止其内外串通信息。所以，严庄记恨刘晏。这时，严庄见到唐肃宗，就诬陷刘晏泄露禁中机密，指控刘晏矜功自傲，怨恨唐肃宗。本来，严庄的诬陷并无证据，可以不予理睬。但是，当时的宰相萧华嫉妒刘晏的才能，小题大做，将此事交给酷吏敬羽处理。敬羽非常有办法，刘晏也非常配合，于是刘晏很快就被罢了官。刘晏被赶出朝廷，贬谪到通州，担任通州刺史。

几个月后，唐玄宗和唐肃宗先后去世，唐代宗即位。大太监李辅国拥立唐代宗有功，又掌握着朝廷禁军，所以在朝中独断专行。唐代宗大权旁落，十分气恼，想方设法铲除李辅国。不久，元载帮助唐代宗杀死了李辅国，唐代宗便拜元载为宰相。元载与刘晏是铁哥们儿，就将刘晏召回朝廷，将朝廷财政大权交还给刘晏。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刘晏被授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主管官员选拔任命，同时兼领财政大权的宰相。

在铲除大太监李辅国的事件中，元载出了力，同时禁军将领程元振出力更大。程元振也是个太监，与李辅国原本是一伙儿。程元振手里也掌握着一部分宫廷禁军。唐代宗将程元振策反过来，扳倒了李辅国，便将李辅国统领禁军的权力移交给程元振。于是，程元振在朝中的势力迅速膨胀。多年来，刘晏与程元振交往甚密。作为主管朝廷官员选拔任命，兼领朝廷财政大权的宰相，又有程元振统领禁军为自己撑腰，刘晏更加踌躇满志，准备大干一场。

不料，安史之乱尚未平息，吐蕃打过来了。

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月，吐蕃大举内侵，占领了河西、陇右。边境告急，程元振截流军情不报，继续作威作福，胡乱指挥。待到唐代宗得知军情严峻，长安已经无兵可守。唐代宗只得仓皇逃出京师，奔往陕州。陕州驻有部分禁军，统军的首领名叫鱼朝恩，也是个太监。唐代宗到了鱼朝恩的防区，随行的程元振便无法控制百官。于是，朝野上下都将抵御吐蕃失败的责任归咎于程元振。太常博士柳伉上书弹劾程元振，请求将其斩首以谢天下。唐代宗顺势而为，下诏削去程元振官爵，放归田里。

郭子仪收集散兵，围逼吐蕃，将吐蕃逼出长安。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十二月，唐代宗率领百官由陕州返回长安。程元振已获罪离开朝廷，刘晏因与程元振交厚受到牵累，被免去宰相的职务。

唐代宗返回京城后，程元振从老家三原潜入长安，企图再见唐代宗，以求任用。结果，程元振的活动被御史发现，上疏弹劾。唐代宗便下令将他流放溱州。程元振行至江陵（今湖北省江陵县），被仇家杀死。

疏通漕运

刘晏被罢免宰相，转任太子宾客，不久又被加授御史大夫，仍旧兼任东都、河南、江淮、山南等道转运租庸盐铁使。此时，战乱尚未结束，朝廷内外粮食短缺，京师的米价达到一千钱一斗。官衙的厨房里没有隔夜的存粮，朝廷的禁军吃不上饭。于是，京畿百姓将未成熟的粮穗掐下来供应京师。

刘晏接受任命之后，将运粮进京的事情作为最主要的任务。刘晏深入各个地方调查研究，所到之处，认真分析情况，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到了江淮地区，刘晏发现了许多问题，于是上书给宰相元载，报告情况，提出通过漕运解决京师吃粮问题的方案，请求朝廷给予支持。刘晏的这篇书信，被全文载入《旧唐书·刘晏传》中。刘晏在书信里阐述了漕运可以带来的四种利益：

1. 京城三辅地区百姓赋税过重。从淮、湖漕运粮米，可以将京城三辅地区百姓的赋税减少一半。

2. 东都凋敝破败，百姓残留户口只剩下百分之一。如果漕运畅通，东都的物资供应充足，百姓便可以返回东都居住。

3. 漕运贡赋进入京师，有利于炫耀国威，震慑天下，从而减少戎虏入侵和将领叛乱的风险。

4. 漕运畅通，各种各样的物资汇入京师，天下形势便可追比贞观、永徽盛世。

刘晏在书信中还阐述了漕运中存在的四项困难。

1. 自宜阳、熊耳，至虎牢、成皋的五百里中，可以看到的居民只有一千余户，居处没有一尺木椽，炉灶里没有一星烟火，野兽游走，鬼魂号哭。不改变沿途百姓的贫困状况，朝廷想在此路上实施漕运，是很难成功的。

2. 自战乱以来，朝廷没有治理过黄河、汴水。因此，黄河、汴水堤岸崩塌，树木毁坏，到处淤塞，舟船难行。

3. 东垣、底柱、渑池、北河之间五六百里，戍守巡逻长期停止。歹徒们在黄河两岸集聚，抢劫货物。朝廷的漕运粮食也将面临被抢劫的危险。

4. 自淮阴至蒲坂，绵延三千里，戍卫的军队驻所遥遥相望。这些驻所的将领都是三公、诸侯。他们常常说衣服没有棉絮，粮食一半是豆类，军士们饥寒交迫。因此，漕运物资一到这里，往往被截留下来供应军队。面对这种情形，负责漕运的单车使者们权力太小，无法控制。

疏通漕运面临着许多困难，需要切实解决。刘晏需要宰相元载的支持。这时候，元载正在朝内专权，见信后立即将漕运之事全部委托刘晏办理。因此，刘晏才得以竭尽才能，疏通漕运，将大量的粮食运到京师。这一年，刘晏漕运粮食到达京师之时，唐代宗十分高兴，派遣卫兵在渭河桥鼓吹迎接，派使者骑快马慰劳刘晏说：“卿是朕的萧何。”

从此以后，通过漕运每年运来京师的粮食有四十万斛，关中即使发生水旱灾祸，京师的粮价也不再飞涨了。刘晏疏通漕运有功，再次被晋升为吏部尚书，又兼任湖南、荆南、山南东道转运、常平、铸钱使。

这时候，第五琦重新被朝廷起用，他滥发虚钱的过失处分已被解除，被任命为京兆尹，户部侍郎，京畿、关内、河东、剑南、山南西道转运、常平、铸钱、盐铁等使。于是，刘晏与第五琦两人分理天下财赋。

改革盐法

早在至德元年（公元756年），安史之乱刚刚爆发，因为朝廷财用不足，唐肃宗命令第五琦到各地推行食盐专卖，获取利益供应军用。后来，第五琦获罪被贬，刘晏接替了第五琦的职务，着手改革盐法，盐法便更加严密。从此，朝廷垄断了食盐的生产和销售，获取其中的全部利益，没有丝毫遗漏给平民百姓。最初，朝廷每年来自食盐专卖的收入为六十万贯。刘晏改革盐法后，朝廷在这方面的收入逐步增长，最后达到初期的十倍，即每年六百万贯。在每年一千二百万贯的朝廷总收入中，食盐专卖这一项收入就占据了半数。

刘晏改革盐法，令朝廷收入剧增，平民百姓苦不堪言，而盐商大贾们却发了横财。

刘晏改革盐法主要有三项内容：

1. 引入商人与商业机制，改官运官销为商运商销。官府衙门将食盐加价卖给商人，再由商人运到各地加价销售。

2. 查禁不法私盐，保护盐商大贾的特许经营和垄断利润。从此，平民百姓非法贩卖私盐的活动日益猖獗，成为唐宋两朝最为突出的社会问题。

3. 加强对食盐生产的管理，培养理财官员。

唐代著名诗人白居易在《盐商妇》诗中对刘晏改革盐法后盐商大贾们损公肥私、豪华奢侈的生活以及社会贫富分化的状况进行了揭露和抨击：

盐商妇，多金帛，不事田农与蚕绩。南北东西不失家，风水为乡船作宅。

本是扬州小家女，嫁得西江大商客。绿鬟富去金钗多，皓腕肥来银钏窄。

前呼苍头后叱婢，问尔因何得如此。婿作盐商十五年，不属州县属天子。

每年盐利入官时，少入官家多入私。管家利薄私家厚，盐铁尚书远不知。

何况江头鱼米贱，红脍黄橙香稻饭。饱食浓妆倚柁楼，两朵红腮花欲绽。

盐商妇，有幸嫁盐商。终朝美饭食，终岁好衣裳。

好衣美食来何处，亦须惭愧桑弘羊。桑弘羊，死已久。不独汉时今亦有。

起初，食盐的生产成本大约每斗六文钱，市场价格大约每斗十文。第五琦刚开始实行食盐专卖，每斗价格定为一百一十文，朝廷每斗赚取一百文。刘晏改革盐法，每斗价格定为三百文，朝廷每斗赚取二百九十文。但是，百姓用三百文还是买不到一斗食盐，因为中间增加了盐商的环节，百姓要用六百文才能买到一斗食盐。

唐代著名诗人杜甫在《井盐诗》中写道：

“自公斗三百，转致斛六千。”

一斛折合十斗，每斛六千文便是每斗六百文。六文的生产成本，卖到百姓手里便涨到六百文，其中五百九十四文，即将近一百倍的利润，被朝廷和盐商大贾们瓜分了。

刘晏改革盐法，引发了平民百姓非法贩卖私盐的活动。《新唐书·食货志》分析说：刘晏制定盐法后，商人纳绢代缴盐价的，绢价每千文提高二百文，所纳的绢都用来备办将士们的春服。包括担任汴水陆运、两税、盐铁使时，准许商人们使用漆器、玳瑁、绫绮来代缴盐价。这些都是不实用的东西，估价却很高，结果高估了盐价，扩大了盐利虚数来欺骗朝廷。于是，亭户违反盐法，不断私卖食盐，缉私的士兵遍于州县。盐价越来越贵，商人乘机牟利，边远地区的贫苦百姓饱受食盐高价之苦，有的人只好淡食。巡查的官吏很多，冗员浪费朝廷的钱财，当时朝野都认为这是个大弊病。其后，军费日益增加，盐价更贵，有的甚至以谷子数斗换食盐一升。贩卖私盐的犯法活动，丝毫没有停止过。

平抑物价

地方将领李灵曜反叛，河南节帅所占据的地方多数不遵守朝廷的法令，征收的赋税都不上缴朝廷，朝廷控制的州县日益减少。但是，刘晏通过扩大食盐专卖收入作为补充，没有加派百姓的赋税，而朝廷的收入也与往年相同，议论的人都称赞刘晏的理财能力。

京师地区盐价暴涨，唐代宗诏令取三万斛食盐供给关中。刘晏组织运输，从扬州运输食盐到京师，仅用了四十天的时间，就完成了运输任务。对此，人们都以为这是有神相助。朝廷在贫瘠地区收缴的物资，价格低贱，运来京师不敷运输成本。刘晏将这些物资储藏在淮、楚之间，用来换取铜材和木材，铸造铜钱，每年可以铸造一亿多枚铜钱。刘晏属下各道的巡院，各自招募能走善跑的人传递信息。全国各地设置的驿站遥遥相望，四方货物价钱高低及其变化，即使距离很远，不几天也能传入刘晏的耳朵。因此，刘晏能够掌握各种货物的价格信息，通过低买高卖，使天下货物价格得以平稳。刘晏每次入朝谒见，在路上骑着马，拿着马鞭子计算朝廷的财赋增减，争分夺秒地工作,一刻也不停歇。天刚亮他就起身处理政务，直到深夜才停下来休息，即使休假日也不荒废。事情无论轻易繁杂，刘晏总能够当天分析问题，当天解决问题，从不让问题遗留过夜。刘晏的住宅低矮粗陋，饮食简单，家里没有丫鬟和小老婆。但是，刘晏任职时间长久，又管着吏部，势力可比宰相，许许多多高官大使进出他的门下。

江淮的茶橘甜美，刘晏常常将茶橘上贡给皇帝。当地的官员们也将茶橘上贡给皇帝。茶橘长熟了，大家争先恐后地将茶橘送给皇帝，不惜在各地封山断道，用来阻碍他人的呈送速度。刘晏用丰厚的钱财收买封山断道者，所以经常能够率先将茶橘送到皇帝手中。刘晏巴结皇帝总是走在大家的前头，所以遭到众人的忌恨。他馈送四方名士十分周到，特别是给予那些搬弄是非者丰厚贿赂，让他们不讲坏话。于是，大家都说他的好话，皇帝便对他十分信任。

唐代宗执政时期，朝廷的军国大事都依靠刘晏。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唐代宗去世，太子李适即位，是为唐德宗。刘晏的好日子结束了，灾难即将降临。

枝繁叶茂

朝廷言官们多次请求罢免刘晏的转运使职务，刘晏也坚决要求辞职。但是，唐德宗不予批准，并加封刘晏关内、河东、三川转运、盐铁及诸道青苗使。

除了管理天下财赋，刘晏还主持吏部的工作，负责对文武百官的选拔、授职、考核等事务。刘晏推究处置优劣分明，部下对他都敬畏佩服。

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元载获罪，唐代宗诏令刘晏审理，结果元载的全家都被赐死。

后人评论，元载的功劳之一便是选用了刘晏和杨炎两位理财高手，使他们两人为唐王朝战后财政的恢复做出了贡献。刘晏审理元载的案子，结果元载全家被赐死，杨炎便认为是刘晏害死了元载。杨炎心中不忿，誓为元载报仇。数年后，当杨炎做了宰相的时候，便不惜一切手段将刘晏置于死地，此是后话。

刘晏深谙为官之道，又长期掌管吏部人事工作，在朝里朝外广结善缘、培植党羽，门生故吏遍天下，可谓枝繁叶茂。

少儿时，坐在武惠妃那双美丽的大腿上，刘晏也曾有过不结朋党的豪言壮语。他对唐玄宗说，天下唯有“朋”字不正，从而表明了他忠于朝廷的志向。然而，数十年后，武惠妃早已去世，刘晏编织的官僚朋党网络却遍布天下，盘根错节，坚不可摧。

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十二月，宰相常衮上奏说，刘晏是朝廷德高望重的老臣，应该成为百官的师表，建议任用他为左仆射，不必再兼任许多事俗的职务。常衮表面上推崇尊重刘晏，实际上则是担心刘晏威望过盛，可能会被皇帝重用，所以想办法削减他的权力。唐代宗收到常衮的奏报，认为刘晏所掌管的事务刚刚取得成效，难以找到合适的人选来接替他，所以任命刘晏为左仆射，并继续掌管选任官员及兼任各使的职务。

起初，刘晏分设诸道租庸使，谨慎选择台阁士大夫担任这些敛财的职务。当时朝廷经费不足，暂停天下官员委任，唯独租庸使可以任命，以便收敛天下钱财，解决朝廷财政困难。结果，有数百人被任命为租庸使。这些人，都是刚刚开始做官的精英人才。他们作为租庸使，能够依章办事，从速督察，从百姓手里收敛了大量的钱财。权贵们向刘晏推荐私人，期望自己人能够通过充当租庸使进入仕途，刘晏都尽力给予办理。但是，刘晏对这些走后门的人，只给予官职和俸禄，不让他们真的管事。因此，刘晏手下管事的人，都是那些恪尽职守的官员。

刘晏曾经说：“当官的拥有高官厚禄，就重视名声而轻视利益；为吏的没有晋升的机会，就重视利益而轻视名声。”于是，刘晏将核查、出纳等工作统统委托给有名望的士大夫，一般小吏的工作只是遵照文件执行。

刘晏所任用的人，即使在数千里之外，遵守规定办事就像在刘晏眼前一样。他们将所有的事情都向刘晏报告，就连打呵欠伸懒腰以及玩笑嬉戏的事情也不敢隐瞒。管理下属官吏，只有刘晏才能做到这种程度，其他的人没有能够与他相比的。

木秀风摧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

刘晏党羽丰满，无人胆敢与之抗衡。当朝宰相常衮打算削减刘晏的权力，未能成功。不料，唐代宗死后，有个人跳了出来，冒天下之大不韪，骤然出手害死了刘晏，自己也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这个人就是杨炎。

唐德宗即位后，任命杨炎为宰相。刘晏仍为尚书左仆射，知三铨，兼任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此时，言官们多次奏言可以撤销转运使这种职务。杨炎便准备从撤掉刘晏的转运使职务入手，打击刘晏的势力。

当初，刘晏任吏部尚书，相当于组织部部长，杨炎任吏部侍郎，相当于组织部副部长，两人各自倚仗权势意气用事，互不相容。奸相元载被朝廷诛杀，杨炎作为元党被贬出朝廷，任道州司马。面对杨炎官场受挫，刘晏非常高兴，在朝廷上肆无忌惮地谈论这件事。刘晏的话传到杨炎耳中，杨炎自然十分恼火，绝不肯善罢甘休。刘晏与元载曾经发生过一些矛盾，当时人称元载获罪就是刘晏极力促成的。早年间，杨炎官场得意，曾经得到元载的大力提携。刘晏与元载作对，杨炎岂能袖手旁观。杨炎现在出任宰相，追忆旧事，对刘晏愈加愤恨难平。于是，杨炎决心不顾一切，扳倒刘晏。

有一种传说，说唐代宗宠爱独孤妃并钟爱独孤妃生的儿子韩王李迥。刘晏揣摩圣意，曾暗中上书奏请立独孤氏为皇后。如果唐代宗听从了刘宴的意见，当时还是太子的唐德宗李适就很难在太子位上继续坐下去，更不用说继承皇帝宝座了。

杨炎做了宰相，便流着眼泪对唐德宗说：“幸赖祖宗保佑，先帝与陛下之间没有受到贼臣的离间。不然的话，社稷动摇，刘晏、黎干之流的阴谋就会得逞。如今，黎干已经服罪，而刘晏仍然掌权，臣身为宰相，不能公正处理此事，真是罪该万死。”

另一个宰相崔祐甫上奏说：“这件事不大清楚。陛下应该豁达宽赦，不应该对捕风捉影的事情寻根问底。”

朱泚、崔宁也与崔祐甫一起解救刘晏。崔宁的言辞十分坦率，杨炎大怒，将崔宁调出京师，令其镇守鄜坊（今陕西省延安地区）。不久，杨炎免去刘晏的转运使等职务，将其贬出京师，任忠州刺史。

至此，刘晏的噩运并没有结束，杨炎又在筹划着针对刘晏进行更严厉的打击。

杨炎得知庾准与刘晏素有矛盾，就举荐庾准出任荆南节度使，以便监视刘晏的举动。庾准诬告说，刘晏曾给朱泚写信，要求朱泚来解救他，信中有许多怨恨朝廷的话。于是，杨炎伪造证词，向唐德宗证明此事。唐德宗信以为真，便派太监赴忠州处死刘晏。太监缢杀刘晏后返回京师，诬告刘晏据忠州谋反。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刘晏被害身死。不久，唐德宗下诏公开宣布刘晏的罪行，天下人多认为刘晏死得冤枉。刘晏的家属被迁到遥远的岭南居住，因刘晏案件而被牵连获罪者多达数十人。

贞元五年（公元789年），唐德宗醒悟，觉得刘晏谋反证据不足，便任命刘晏的儿子刘执经为太常博士，任命刘晏的小儿子刘宗经为秘书郎。刘执经上书请求削去自己的官职来为父亲追认官职。

于是，朝廷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加授司徒。

有功于国

刘晏死后二十年，韩洄、元琇、裴腆、李衡、包佶、卢征、李若初相继在朝廷中掌管财权。当初，这些人入仕为官，都是刘晏征召任用的。

刘晏被害身亡以后，他的门生故吏们为他阐明功绩，鸣冤叫屈。陈谏认为刘晏的功劳仅次于历史上的管仲、萧何。于是，他撰写文章详细论述，大概意思如下：

“开元、天宝年间天下户口有一千万，至德年间以后因战乱而减少，饥荒病疫相继，天下户口损耗十分之九。刘晏充任使职时，唐王朝统治地区的户口数量已经降到不足二百万。刘晏统筹计算天下经费，细致察访州县灾害，免除徭役开仓救济，不使百姓流离死亡。起初，州县衙门征用富裕百姓实施漕运，称之为‘船头’；征用富裕百姓主管邮递，称之为‘捉驿’；在赋税之外又横征暴敛，称之为‘白著’。百姓忍受不了这些没有名目的赋税，都背井离乡去做盗贼。上元、宝应年间，有袁晁、陈庄、方清、许钦等人率领民众在江淮作乱，十年才平定下来。刘晏开始用官船漕运，官吏主管驿站事务，停止了许多没有名目的赋税。此外，刘晏制定盐官法，以辅助朝廷开支。自广德二年（公元764年）至建中元年（公元780年），黜陟使核实天下户口，收录三百余万，唐王朝统治地区的户口数量逐步回升。做帝王的爱护百姓，不在于赐予，而在于使百姓耕耘纺织，过劳动致富的生活。朝廷在一般年景平征赋税，在荒年免去赋税并救济百姓。每年经济增长百分之十，那就是很好的治理。刘晏尤其能够把握轻重缓急，未雨绸缪，及时解决问题。每当州县荒歉刚露端倪，刘晏便计算官府的盈余，先下令说：‘蠲免某物，赈贷某户。’百姓还没有感到困乏，刘晏的奏报就已经送往朝廷。言官中有人讽刺刘晏不直接借贷，却多以低价出售粮食的办法来救济百姓。其实，低价出售粮食给面临困难的百姓是个好办法。善于治病的人，不使病情发展到危险；善于救灾的人，不使困难发展到救济。因为，采用简单救济的方法有许多弊病。救济量少就不足以救活人，救济量多则会使国家费用缺乏，而国家费用缺乏就要对百姓增加赋税。采用简单救济的方式，存在着两个主要的弊病：第一，不是每个百姓都能得到救济，获得救济的百姓多数属于侥幸；第二，低级官吏们作弊，百姓中强者得到的救济多，弱者得到的救济少。这种情况，即使将刀锯刑罚摆在低级官吏们面前，也不能杜绝。采用低价出售粮食给困难百姓的办法，能够获得两个主要的好处：第一，灾祸之乡，缺乏的是粮食，其他物产仍在。官府低价出售粮食，交换当地其他物产，依靠人力将其他物产转运到富饶地区，或者官府自己取用，就会使朝廷收入不缺乏。第二，多出售菽粟，放开卖粮运送，使低价的粮食散入村闾。此时，贫民致力农耕，不能到集市交易，粮食在民间辗转买卖，其间利益百姓共沾，自然免去饥荒，不须等待朝廷命令驱使。此外，刘晏又推行常平法，丰年就高价收取粮食，饥年则低价售出粮食，大约各州常常储米三百万斛。刘晏既能够使天下粮食价格平稳，又能够使官府经常储备粮食以备救急。他这样做，难道还不是大家所说的有功于国家的人吗？”

刘晏年表

唐玄宗开元七年（公元719年）

出生在曹州南华（今山东省菏泽市）一个官宦家庭。

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

被任命为秘书省官员。十一月，唐玄宗赴泰山封禅，途经曹州一带。刘晏向唐玄宗上《东封书》。经测试，唐玄宗认定他确实是个神童，即任命他为秘书省正字。

唐玄宗开元十四年（公元726年）

陪伴唐玄宗听戏。唐玄宗召刘晏入宫听戏。他坐在武惠妃的大腿上。唐玄宗问他：“卿为正字，正得几字？”他回答：“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

唐玄宗天宝三年（公元744年）

在洛阳尉任上。与王昌龄并洛阳府掾诸公聚于天宫寺岸道上人房。

唐玄宗天宝四年（公元745年）

任夏县令。

唐玄宗天宝五年（公元746年）

在夏县令任上，有能名。刘晏治县，政绩很好。他参加了制举策试，举贤良方正，转任温县县令。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任侍御史。十一月，安禄山叛乱，率军南下。十二月，安禄山攻占东京洛阳。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正月，安禄山在洛阳称帝。六月，哥舒翰攻打叛军，兵败潼关。唐玄宗逃往蜀中。刘晏南逃襄阳。

唐肃宗至德二年（公元757年）

正月，安禄山被他的儿子安庆绪杀害。唐朝军队从劣势转为优势。永王李璘大军南下。刘晏与江南东道采访使李希言合谋抗拒永王。二月，永王率军南下，被擒杀。刘晏因功被任命为余杭太守。三月，刘晏由余杭太守改任淮南西道行军司马，赴汝南就任。九月，唐朝军队收复西京长安。十月，唐朝军队收复东京洛阳。安庆绪率领叛军退守邺城。这时，刘晏已经被改任彭原太守。

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

由彭原太守改任陇州刺史。

这一年，唐朝军队将安庆绪的叛军围困在邺城。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乾元重宝，以一当十。

唐肃宗乾元二年（公元759年）

由陇州刺史改任华州刺史。

三月，唐朝六十万大军与史思明战于安阳，唐军大败。第五琦奏请朝廷铸行重轮的乾元重宝，以一当五十。

唐肃宗上元元年（公元760年）

刘晏被召入朝廷，接替第五琦管理朝廷的财政工作，被任命为户部侍郎，兼御史中丞，充度支铸钱盐铁等使。接受第五琦的教训，刘晏不敢再发虚钱，只好另辟蹊径。他改革盐法，暴敛百姓钱财，用来支持平叛战争。当时食盐的生产成本每斗约为铜钱六文。刘晏改革盐法之后，百姓要花费铜钱六百文才能买到一斗食盐。朝廷在食盐方面的收入，上涨了百倍，成为朝廷最重要的收入来源。

唐肃宗上元二年（公元761年）

十一月，司农卿严庄涉嫌私通史思明。刘晏派吏严守严庄的家，不使串通消息。严庄被释放后在唐肃宗面前诬陷刘晏，刘晏被贬为通州刺史。

唐肃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三月，唐肃宗去世。大太监李辅国拥立太子李豫即皇帝位，是为唐代宗。六月，刘晏被召回朝廷，仍任户部侍郎，兼京兆尹，充度支、转运盐铁铸钱等使。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正月，史朝义兵败自缢，安史之乱终于被平定。刘晏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平章事，成为掌管朝廷财政的宰相。十月，吐蕃攻打长安。唐代宗逃往陕州。

唐代宗广德二年（公元764年）

正月，因程元振案，被罢免宰相职务，改任太子宾客。三月，起复为河南、江淮等道转运使，主持疏通东南漕路。刘晏上书给元载，讲述疏通漕运的必要性和存在的困难，请求元载支持。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

第五琦的过失处分已被解除。刘晏与第五琦两人分理天下财赋。

唐代宗大历四年（公元769年）

三月，由户部尚书改任吏部尚书。

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

鱼朝恩被缢杀。刘晏因受牵累被贬为饶州刺史。

唐代宗大历七年（公元772年）

与韩滉分理东西财赋。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

奉诏审理元载案。元载一家被杀。

唐代宗大历十三年（公元778年）

十二月，加封尚书左仆射。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

五月，唐代宗去世，唐德宗即位。韩滉改任太常卿。刘晏独掌天下财赋。杨炎入朝为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逐步掌权。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正月，杨炎奏请颁布两税法。

杨炎向唐德宗进言，说当年唐德宗为太子时，刘晏参与了废黜太子的阴谋。杨炎又向唐德宗建议，罢去刘晏所兼诸使。于是，唐德宗诏令天子钱谷皆归金部、仓部，罢刘晏所兼转运、租庸、青苗、盐铁等使。

二月，唐德宗用杨炎之言，以奏事不实为借口，贬刘晏为忠州刺史。

三月，杨炎举荐司农卿庾准为江陵尹兼御史中丞、荆南节度使。七月，庾准受杨炎指使，奏报刘晏致书朱泚求营救，又擅召补州兵，欲拒朝命。杨炎对此向唐德宗做证。唐德宗秘遣中使缢杀刘晏。

十九日后，唐德宗下诏赐死刘晏。刘晏家属徙岭南，相牵连而遭贬逐者数十人。天下百姓多认为这是个冤案。

唐德宗兴元元年（公元784年）

朝廷允许刘晏归葬。

唐德宗贞元五年（公元789年）

朝廷授予刘晏的大儿子刘执经任太常博士，刘晏的小儿子刘宗经任秘书郎。刘执经上表请求削官赠父。朝廷追赠刘晏为郑州刺史，后又加赠刘晏为司徒。

杨炎

杨炎，字公南，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人，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出生在一个忠孝名门家庭。

平定安史之乱的战争，使得各地节度使的势力得以扩张，形成了各地武装割据的局面。唐德宗即位后，决心取消藩镇割据，恢复中央集权。于是，他任命杨炎为宰相，改革税法，收敛民财，用来发动平定藩镇的战争。杨炎实行两税法，百姓向朝廷缴纳的钱币赋税比原先增加了四十多倍。百姓们无力纳税，因而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市场流通中的一部分钱币被朝廷收缴，另一部分钱币被百姓保藏，用于商品交易的钱币骤然减少，钱荒立刻爆发。商品交易失去了货币媒介，倒退为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易迅速衰败。从此，大唐王朝一蹶不振，直至灭亡。

欺世盗名

杨炎天生就是一个做官的材料。

中国古代人可以粗略地分为三个阶层：百姓、官员和皇帝。百姓与官员是父子关系，百姓是子民，官员是父母。官员与皇帝也是父子关系，官员是子臣，皇帝是君父。百姓与皇帝是爷孙关系，百姓称皇帝为万岁爷。如果算上老天爷，那就形成了百姓、官员、皇帝和老天爷四个辈分。皇帝与老天爷也是父子关系，皇帝是儿子，老天爷是父亲，所以皇帝也被称作天子。父亲爱护儿子，儿子孝顺父亲，父子关系构成了整个天下大家庭。因此，父慈子孝是社会的基本行为准则。官员的主要工作是教化子民，让“儿子们”学好，走正道。百姓要做官，首先要看他的品行，百行孝为先，要有孝行，才能够做官，才能从儿子晋升为父母。

杨炎的孝行感天动地，特别适合做官，而且是家传的。

杨炎的祖父杨哲，由于孝行不凡，朝廷在杨家门前竖立牌坊，予以表彰。

杨炎的父亲杨播，是个非常有名的隐士，曾经考中进士，却隐居在家里，不出来做官。唐玄宗曾征召杨播入朝任谏议大夫。然而，杨播入朝不久，就辞去了官职，回家奉养父母。杨播的孝行感动了上苍，天地间出现了祥瑞，朝廷为此在杨家门前竖立牌坊，予以表彰。杨播的姓名被收入《逸人传》中。

杨炎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孝行更能感天动地。父母去世后，杨炎哭坟，竟然哭出来白雀飞于天，紫芝生于地的奇景。朝廷在杨家门前竖立牌坊，予以表彰。杨炎一门三代，皆因孝行品德被朝廷表彰，门前竖立了三座牌坊，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

祖父、父亲和杨炎，祖孙三代都以忠孝闻名天下。特别是杨炎和他的父亲，都有办法搞出些灵异祥瑞来，令当时的天下人仰慕不已。

然而，杨炎的曾祖父却真的是个烈士，为唐王朝守土抗敌，死于战场。

杨炎的曾祖父杨大宝，唐高祖武德初年（公元618—619年）担任龙门（今山西省河津市）县令职务。武德二年（公元619年）十月，已经自称皇帝的大军阀刘武周派宋金刚进军绛州，攻打龙门。杨大宝率众坚守城池，拒不投降。宋金刚的军队攻破了龙门，将杨大宝杀害。此后，唐王朝追封杨大宝为全节侯。

杨炎是烈士后代，出生在这样一个唐王朝建国初期死难烈士的家庭里，可谓根红苗正，属于朝廷重点培养的对象。

唐代做官的途径，主要是以科举取士，再经过吏部考试铨选官吏。杨炎具备了做官的品行，踏入仕途却不是通过科举，也不是由朝廷召授，而是由当时驻在凉州（今甘肃省武威市）的河西节度使吕崇贲任命为掌书记，从出任节度使的幕僚开始的。

但是，安史之乱爆发，杨炎的忠孝品行第一次遭受到严峻的考验。

叛军占领长安后，凤翔府成为唐王朝反攻叛军的一个重要的前哨基地。为了拉拢地方势力，唐肃宗即位后，一面把在当地颇有名望的杨播封为“散骑常侍”，赐号“玄靖先生”，一面由副元帅李光弼奏表杨炎为判官。然而，杨氏父子二人都不应朝廷之征。后来，唐肃宗又拜杨炎为起居舍人，但是杨炎仍然辞禄不受。再后来，杨炎就以丁忧为由，在家为父母守孝，未曾赴任。安史之乱期间，国家用人之际，自始至终，杨氏父子都没有参加平叛工作。唐肃宗认为杨炎不忠于朝廷，不孝于君父，在安史之乱平定后，只给杨炎一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未再重用。

文才超群

杨炎须眉很美，有风度，气宇轩昂，文辞豪迈清丽，汧（今甘肃省千河）、陇（今甘肃省）之间，人称小杨山人。

杨炎能诗会画，《全唐诗》中录存了他的诗句，《唐朝名画录》将他的绘画作品列入“妙上品”。然而，杨炎的才华更多体现在文学方面。唐代宗时期，杨炎被朝廷征召为礼部郎中，与长于文学的常衮同知制诰，代皇帝草拟诏制。杨炎所草的诏书，有几篇流传至今，辑入《唐大诏令集》和《全唐文》中。杨炎所撰写的私家碑铭也同样脍炙人口。杨炎撰写的《李楷洛碑》，文辞十分工整，当时的文士没有不能背诵的。唐德宗做太子的时候，曾将杨炎撰写的《李楷洛碑》悬挂在墙壁上，每日咏诵。

论出身，杨炎是烈士后代，朝廷重视；论品行，杨炎三代孝行，声名斐然；论才华，杨炎撰写的文章，脍炙人口；论仪表，杨炎须眉俊美，气宇轩昂，是当时的美男子。所有这些条件，都符合封建王朝选拔人才的标准。所以，杨炎理应官运亨通。作为烈士后代，杨炎由着性子干些坏事，朝廷也不十分与他计较。

杨炎最初做官，是在河西节度使幕府任掌书记。神乌县令李大简曾经喝醉了酒羞辱过杨炎，这时与杨炎同在一个幕府中任职。杨炎率领左右的人将李大简反绑起来，用铁棒打了他二百下，打得血流满地，差点将他打死。节度使吕崇贲爱惜杨炎的才华，没有责备杨炎。

杨炎是个双重人格的怪人，尽管貌美才高，但是性情残忍，史书记载他的劣迹甚多，《旧唐书》对他的评价是：

“炎早有文章，亦励志节，及为中书舍人，附会元载，时议已薄之。后坐载贬官，愤恚益甚，归而得政，睚眦必仇，险害之性附于心，唯其爱憎，不顾公道，以至于败。”

这几句话的意思是：杨炎早年以文章显名，也有志向重节操。到了担任中书舍人的时候，杨炎依附奸相元载，当时舆论已经开始贬低他。后来因为元载的事情受到牵连被贬官，杨炎更加愤愤不平。回到朝廷执政，杨炎对于过去无论多么细小的事情都要报复，心里怀着阴险害人的心肠，做事情完全出于个人的爱憎，全然不顾公道，结果落得身败名裂。

杨炎虽然文才超群，相貌英俊，但是怀着这样阴暗的心理做事情，自然不能长久。杨炎做了两年多的宰相，由于阴谋害死了同朝大臣刘晏，犯了众怒，也惹恼了皇帝，结果被罢免了宰相，并被皇帝赐死，此是后话。

投靠元载

杨炎沽名钓誉，忠孝之名满天下，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特别是在安禄山的军队攻入京城，山河破碎，君父危难之际，杨炎不能尽忠尽孝于朝廷，所以被唐肃宗所鄙视。安史之乱被平定后，杨炎出来做官，却不被重用。宝应元年（公元762年），唐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至此，杨炎官运却出现了明显的转机。

当时的宰相名叫元载，是历史上著名的奸相，与杨炎同是凤翔人，两人是老乡。

唐肃宗病逝之前，大宦官李辅国举荐元载做了宰相。元载善于揣摩圣意，在唐代宗时期做了十二年宰相。元载执政期间，官场上流行着一条潜规则，那就是谁要做官，只要找元载行贿就行。当时，京师长安随处可见从全国各地前来买官的人，只要他们手里有钱，没有不称心如意的。

元载为相多年，权倾朝野，家中汇集了境外的各种奇珍异宝，资财不可胜数。元载在公然收受贿赂的同时，越发奢侈腐化起来。他花费巨资，在长安城中建造了一南一北两处豪宅，恢宏壮丽，冠绝当时。他又在长安近郊建造了一处园林，其内设施、物件应有尽有。他在城南还有大片的肥沃土地，并建有数十处别墅，婢女奴仆就有一百余人，他们穿的都是绫罗绸缎，比一般百姓穿得都好。元载的妻子王韫秀以及三个儿子元伯和、元仲武和元季能，更是穷奢极欲，胡作非为。元载每次上朝，王氏便纵容元伯和等出外肆意游玩，无恶不作，完全不符合大臣子弟的行为举止。元伯和倚仗其父权势，贪婪成性，专好聚敛财货。皇宫中没有的美女和难以听到的美妙音乐，在元载的府中都能看到和听到。元氏兄弟们都蓄养着众多姬妾，将大量金钱花在她们身上。

月满则亏，水满则溢。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三月，面对元载及其家人、党羽的倒行逆施，忍无可忍的唐代宗终于下令，命左金吾大将军吴凑前往宰相的办公地点政事堂，逮捕了元载及其党羽，元载的妻儿也一并收监。经审讯后，元载等人在如山的铁证前，供认不讳。不久，元载及其妻王氏、三子均被判处死刑，其女虽然出嫁，也被判入后宫做奴婢。

杨炎投靠元载，很得元载的赏识，扶摇直上，先做了一个司勋员外郎的小官，后改兵部员外郎，转礼部郎中、知制诰，迁中书舍人，迁吏部侍郎、史馆修撰。唐代宗一朝十余年间，杨炎由从六品散官，转为正四品上阶，可谓时来运转、官运亨通。在此期间，元载对杨炎亲重无比，两人往来甚密。《全唐诗》中录存杨炎的诗词仅有两首，其中一首便是《赠元载歌妓》：

雪面淡眉天上女，凤箫鸾翅欲飞去。

玉山翘翠步无尘，楚腰如柳不胜春。

元载被诛杀时，杨炎作为元党受到牵连，贬谪为道州（今湖南省道县）司马。

官拜宰相

杨炎被贬在道州，正在生闷气的时候，突然京师传来消息，唐代宗死了，杨炎的官运来了。

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五月，唐代宗病逝，太子李适即皇帝位，这就是在后代史学界引起许多争议的唐德宗。

一朝天子一朝臣，唐德宗登基后，议用宰相。当时执政的宰相崔祐甫举荐杨炎为相。唐德宗早闻杨炎的名字，立刻接受了崔祐甫的建议。当年八月，唐德宗诏令杨炎回京，拜银青光禄大夫、门下侍郎、同平章事。

杨炎初任宰相，就做了一件让大家广为称赞的事情。

当初，根据朝廷的旧制，天下赋税收入都归入属于朝廷财政的左藏库。其主管部门太府寺在春夏秋冬四季将左藏库收支数字上报，尚书省刑部的比部司负责复核左藏库收支数字的真实性，上下牵制，没有遗失。唐肃宗时期，第五琦担任度支、盐铁使，京城里有许多高官权贵，毫无节制地从左藏库支取钱财，第五琦不能禁止。于是，第五琦就将赋税收入全部归入属于皇室的大盈内库，交给皇帝亲自管理。从此，皇帝取用国家赋税收入的钱财就非常方便，因此不再将国家赋税收入的钱财交还给左藏库。此后，国家赋税收入被皇帝私自收藏，朝廷相关部门不得知其数额的多少，无法计算国家财物的增减。这种情况延续了差不多二十年。皇帝的事务繁忙，许多工作交给宦官们处理。宦官们就将许多假名字列在簿籍中，冒名顶替的达三百多人，都是从这笔钱财中领取俸禄供养，盘根错节牢不可破。

杨炎做了宰相，在唐德宗面前跪拜磕头，论奏此事时说：

“赋税收入是国家的根本，百姓的命脉。天下治理动乱、平衡物价都取决于它。所以，前代各朝都要选用重臣来掌管它。即便如此，仍然担心不能管理好，出现管理失败。国家大计一旦丧失，天下就会动荡不安。先朝临时规定由宦官统领此事。使用没有文化的宦官掌握国家的根本，国家丰歉盈亏，即使大臣也不能知道，于是朝廷就无法规划天下利害。臣不才身为宰相。陛下大德，一心怜悯百姓，我一定按照陛下的意图尽心竭力做事。考察当前朝廷弊病，没有比宦官掌管国家大计的弊病更严重的了。所以我请求将财赋大权移交给相关部门，计算出皇宫一年所需经费的多少，根据计算数目供奉，不敢缺欠。这样，才可以议政。希望陛下明察。”

唐德宗立刻同意了杨炎的建议，下诏说：

“所有赋税收入全部归入左藏库，一切依照旧式，每年从收入总数中酌量取三五十万进奉大盈库，而度支必须先将收入总数报告朝廷。”

杨炎使用只言片语就改变了先皇诏令的制度，议论的人都认为杨炎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朝廷内外都称赞杨炎的才能。

匡救时弊

隋、唐的典章制度沿袭北朝，其基本经济制度是均田制，即按丁给田的制度。在均田制的基础上，隋朝的赋税制度采用租调制，唐朝的赋税制度采用租庸调制。

隋朝的租调制是在开皇新令中与均田制一起颁布的，其主要内容是：丁男授露田八十亩、永业田二十亩，妇女授露田二十亩。丁男一床即一夫一妇，每年缴租粟三石，另缴调绢一匹即四丈、棉三两或布一端、麻三斤。单丁及仆隶减半。丁男每年服役一个月。

唐朝的租庸调制是在隋朝租调制基础上的进一步完善，其主要内容是：丁男授田一百亩。每丁每年缴租粟二石，另缴调绢二丈、棉三两。不产绢棉的地方，缴布二丈五尺和麻三斤。丁男每年服役二十天。不愿服役的人，可以缴绢或布等实物，一天折合绢三尺，谓之“庸”。

唐朝的租庸调制是“以人丁为本”的赋税制度，即“有田则有租，有家则有调，有身则有庸”。唐朝的租庸调制承袭隋朝的租调制，修改部分主要表现为征收量的进一步减轻；劳役制度也考虑到百姓的农时，采用了允许以绢代役的灵活政策。这样的赋税制度有利于社会经济的稳定发展。

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唐玄宗崇尚道德，以宽厚仁爱作为治国的根本，所以没有严格整理户籍。结果，人口户数日益繁衍增长，百姓迁徙死亡，贫富等级变化，田亩增减变化，都不能完整地在户部的统计数字中体现。依照旧制，守边的人丁免征租庸，六年期满解除兵役返回故土。当时，唐玄宗正在从事对夷狄的战争，守边的士兵许多死在边境。边境的将军们邀宠隐瞒真情，不将死亡的士兵名单申报朝廷，所以死亡士兵在原籍的户籍仍在，没有死亡记录。

唐玄宗天宝年间（公元742—756年），王鉷任户口使，一心聚敛财物，认为丁男的名籍还保存着，人却不知哪里去了，必是为了隐瞒课税而躲藏起来了。于是，王鉷按照这些户籍的人口，除去六年兵役的免征，累计征收这些人家三十年的租庸。天下百姓叫苦连天，却无处申告，租庸的弊病由此可见一斑。

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安史之乱爆发，朝廷征兵服役，饥荒瘟疫流行，转运粮草、各种劳役同时兴作，人口户数减耗，户籍空虚。此后，军国费用依赖于度支、转运二使的供给；各地军队的镇守，出征所需物资由当地节度使、团练使供给。征收赋税的机构许许多多，不相统辖。于是，国家纲纪大坏，朝廷不能检核诸使，诸使不能检核诸州。各地进贡的财物，全都归入内库。权臣奸吏，乘机贪污，或者公开假托进献，私下贪赃盗取，动辄成千上万。河南、山东、荆襄、剑南拥有重兵的地方，留给地方使用的财物都十分优厚，朝廷赋税收入却寥寥无几。官职名目，因人设置；俸禄多寡，地方自行增减。因此，征收赋税的名目共有数百个，已经废除的名目，实际上并没有停止征收；重复的税项，没有被除去，新旧重叠，没有限度。百姓奉命缴纳各项税款，耗尽血汗，卖掉亲人，成年累月缴纳税款，无休无止。官吏乘机施行苛政，蚕食百姓。富裕多丁的人家，大多入朝做官或入寺为僧，采用各种方式逃避劳役；贫困人家没有收入，却增加了赋税。因此，天下残破，百姓成为流民，安居本土的不到百分之四五，这种情况延续了二十多年。

唐德宗即位后三个月，就破格任命杨炎为宰相。面对赋税弊病，杨炎一上任便奏请实行两税法。杨炎乘奏对之机，恳切谈论赋税的弊病，于是请求制定两税法，以便统一赋税的名目。杨炎说：

“所有各种工程的费用，哪怕征收一文钱，都要先计算总数，然后向百姓征收，衡量支出的多少来制定征收的数额。不分主户客户，以现居住地登入簿籍；人不分丁男中男，以贫富为等差。没有固定居所而行商的，在所在郡县缴纳三十分之一的财产税，估计与定居者所缴纳的赋税相等，使他们不能侥幸获利。定居者的税，分为秋季、夏季两次征收，当地如果感到不方便也可以变通。凡租庸杂徭全部省去，但人丁统计的制度不废，人口登记注销依照旧式。田亩的税额，以大历十四年垦田亩数为标准，平均征缴赋税。夏季征收不超过六月，秋季征收不超过十一月。一年之后，地方户口增加而百姓赋税负担减轻，或百姓离散而税收不均的，对地方官员进行奖惩，根据考核升降其官职。此事，由尚书度支统一负责。”

唐德宗赞成杨炎提出的办法，下诏告谕朝廷内外讨论。然而，掌管赋税的官员觉得这办法不好，认为租调法推行了四百多年，旧制不能轻易改变。

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批准了杨炎的建议，正式颁行两税法。据《旧唐书·杨炎传》记载，两税法的实施使天下人得到了便利：百姓不必硬性规定而自愿定居；百姓赋税负担不增加而财政收入增多；官府不造户籍却能得到真实人数；贪官不用惩戒而无法谋得私利。从此，赋税钱财，全部收归朝廷。

独揽朝政

杨炎匡救时弊，美名大扬。

唐朝的宰相不是一人，而是数人，各有兼职，分别在中书省、门下省、尚书省掌握大权。宰相们上午在政事堂议政，下午回各自衙门办公。杨炎的宰相之职是“门下侍郎、同平章事”，通常在门下省上班。

杨炎任职数月之后，主政的宰相崔祐甫患病，经常不能处理政事，另一个宰相乔琳被罢免，杨炎便开始独揽朝廷大权。

崔祐甫制定的措施，杨炎予以废除。

当时，朝廷正在为唐代宗修造元陵。由于安史之乱造成社会经济衰败，朝廷财用紧缺，杨炎削减修造元陵的工程费用，引起贵族及朝臣们的不满。

杨炎建议开挖丰州陵阳渠，征发京畿百姓到西城服役，搞得人心骚动，这件事也就没有成功。

正在此时，发生了梁崇义叛乱事件。

唐德宗准备派淮西节度使李希烈统帅各路兵马讨伐梁崇义。杨炎劝谏说：

“当初，李希烈给李忠臣做干儿子。李忠臣非常亲近和信任他。最终，他却驱逐李忠臣并夺取了李忠臣的位子。这样忘恩负义的人，怎么可以信任呢？李希烈平时没有一点功劳，尚且蛮横不守法度，将来平定叛贼之后，如果依仗功劳要挟朝廷，陛下将如何去控制他呢？”

当初，杨炎从南方返回朝廷，途经襄、汉时，执意劝说梁崇义入朝。梁崇义没有听从杨炎的意见，却萌生了反叛之心。不久，杨炎又派他的手下李舟驱马疾速赶去劝说，梁崇义态度坚决拒不从命，终于发动叛乱，这都是因为杨炎逼迫导致的。到这时，唐德宗打算假借李希烈的兵势来讨伐梁崇义，杨炎又出来坚决反对。

唐德宗不能说服杨炎，只好说：“我已经任命李希烈了，我不能食言。”

于是，朝廷命令李希烈统帅各路兵马前去讨伐梁崇义。李希烈真的能打仗，打得梁崇义落花流水，最终跳井自杀。然而，李希烈也真的不是忠臣。一年之后，李希烈拥兵叛乱，自封为楚帝，年号武成。

假公报恩

杨炎心胸狭隘，专心于报恩复仇。道州录事参军王沼对杨炎有过小恩，杨炎便举荐王沼任监察御史。

杨炎感激奸相元载的栽培恩德，专门推行元载的旧制来报答他。当初，奸相元载曾提议在原州（今宁夏回族自治区固原市）建筑城池，以堵塞吐蕃入侵的主要通道。此事还没有实行，元载就被朝廷诛杀了。

为了报答元载的知遇之恩，提携之情，杨炎决心完成元载建筑原州城的遗愿。建中二年（公元781年）二月，杨炎上书奏请建筑原州城。

当时，在边境筑城的工程主要依靠戍边的士兵，而戍边的士兵还要自己种地解决口粮问题。杨炎事先下达文书给泾源节度使段秀实，叫他准备工料筑城。

段秀实答复说：“安边退敌要有长远打算，应当慢慢筹措计划，不宜草率行动。再说，现在正值春耕，请等农闲时再做此事。”

得到段秀实的回复，杨炎十分恼怒，立刻征召段秀实入朝任司农卿，委派邠宁别驾李怀光前去监督建筑原州城，委派检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御史大夫平章事崔宁分别统帅士兵一万人随后协助。

一个月后，唐德宗诏令泾州准备工料筑城。

泾州士兵愤怒地说：“我辈保卫国家的西大门，已经十多年了！最初治所设在邠州，刚刚开始种地植桑，安居乐业，却被迁到这里，安排在草木丛林中，手劈脚踩，才建起营垒。现在，朝廷又要派我们到塞外建筑城池。我们究竟犯了什么罪，才要遭受这样的惩罚呢？”

李怀光监领朔方军，法令严峻，不断地诛杀大将。泾州副将刘文喜利用士兵的怨恨情绪，拒绝接受出塞筑城的诏令，上书请求罢免李怀光，重新任命段秀实负责此事，不然就任命朱泚负责此事。于是，朝廷任命朱泚取代李怀光，监督建筑原州城。然而，刘文喜还是不肯接受诏令。

不接受诏令就是叛乱。此时，泾州城中有精兵二万，刘文喜命令士兵关闭城门拒守，又派他的儿子作为人质到吐蕃求援。当时，正值天气炎热干旱，人心不安。群臣都请求赦免刘文喜，但是唐德宗不准。唐德宗减少衣服车马等宫廷费用，供给士兵，泾州城中叛乱军士应当领取春服，朝廷也照例赐给。唐德宗命令朱泚、李怀光等军队建筑营垒，包围了泾州城，准备攻打。泾州别将刘海宾斩下刘文喜的头颅，传送到朝廷，此事才算告一段落。

如果不是刘海宾效忠朝廷，一定会发生边患。这都是由于杨炎出于个人喜怒，改换将帅，泾州将帅因此结下怨恨的缘故。

然而，建筑原州城的计划最终还是没有实现。

陷害刘晏

刘晏是唐代宗朝廷的重臣，曾任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属于宰相地位。

当初，奸相元载获罪，时任左仆射的刘晏负责审讯弹劾。结果，元载被诛杀，杨炎也受到牵连，被贬在道州任司马。所以，杨炎对刘晏恨之入骨。

杨炎出任宰相，立刻公报私仇，对刘晏进行打击报复。杨炎先将刘晏兼任的东都、河南、江淮、山南东道转运使、租庸使、青苗使、盐铁使等多个职务尽数免去，将天下钱粮管理全部收归尚书省户部的金部司和仓部司，然后又将刘晏贬出京城任忠州刺史。

杨炎得知司农卿庾准与刘晏有矛盾，就任用庾准为荆南节度使，指使他诬陷刘晏据忠州反叛。建中元年（公元780年）七月，庾准的报告被送到朝廷，杨炎添油加醋地在唐德宗面前进谗言，终于促使唐德宗下达了赐死刘晏的诏令，并将刘晏的妻子和儿女放逐到岭表。

朝廷内外的人们都认为这是个冤案，因此都对杨炎不满。

藩镇军阀李正己上表请求追究杀害刘晏的理由，指责朝廷误听谗言。杨炎恐惧，就派心腹分别前往各道制造舆论：裴冀，前往东都、河阳、魏博；孙成，前往泽潞、磁邢、幽州；卢东美，前往河南、淄青；李舟，前往山南、湖南。根据杨炎的指令，这些人到各地散布舆论说：“刘晏获罪，是因为他在唐代宗时期依附奸邪，阴谋策立独孤妃为皇后。如果独孤妃成为皇后，她的儿子韩王李炯就可能成为太子，唐德宗就可能做不成皇帝。所以，唐德宗厌恶刘晏，找个茬儿杀了他，并不是刘晏有什么其他的罪过。”这个说法确实具有很强的说服力，由不得众人不信。

有人密奏唐德宗说：“杨炎派五位使臣前往各镇的目的，是害怕天下人将杀害刘晏的罪名归到自己的头上，所以将过错推给了皇上。”

唐德宗派宦官向李正己查询此事，李正己答复说杨炎确实在散布这样的言论。从此，唐德宗便产生了诛杀杨炎的念头，只不过要等待合适的时机，寻找合理的借口，而杨炎却对日益临近的危险毫无察觉。

谪途殒命

唐德宗给杨炎找了个政治敌人，这个人的名字叫卢杞。

唐德宗提升卢杞任门下侍郎、平章事，迁任杨炎为中书侍郎，依旧任平章事，令两人同掌朝政。卢杞没有文才，相貌丑陋。杨炎轻视并厌恶卢杞，经常托病在其他阁中休息，不肯与卢杞一起吃饭。卢杞对杨炎也怀恨在心。

依照旧制，中书舍人负责尚书六部，与六部商议处理奏报之事。开元初年，朝廷取消了中书舍人这一职权。此时，卢杞请求恢复中书舍人的职权，杨炎坚决反对，卢杞更加恼怒。卢杞秘密启奏中书省主书的过失，将此人贬逐。杨炎愤怒地说：“主书是我手下的官吏。主书有过失我自己会惩治他，卢杞为什么侵犯我的职权？”于是，杨炎和卢杞的矛盾不断升级。

当时，唐德宗曾经在宰相群臣中访求担当大任的人，卢杞推荐张镒、严郢，而杨炎则推荐崔昭、赵惠伯。唐德宗认为杨炎的议论疏略空洞，于是罢免了杨炎的相权，迁任左仆射。几天之后，杨炎入朝谢恩，在延英殿应对，退出时驱车疾归，不到中书省告谢，卢杞对此更加恼怒。不久，卢杞便引荐严郢出任御史大夫。

此前，严郢任京兆尹，不肯依附杨炎。杨炎怨恨严郢，指使御史张著弹劾他。结果，严郢被免兼任御史中丞一职。杨炎早就听说源休与严郢有矛盾，就将源休从流人提拔任京兆尹，叫他刺探严郢的过错。源休任官后，与严郢关系很好，杨炎十分愤怒。此时，张光晟正在谋划刺杀回纥首领。得知了这一消息，杨炎便派源休任回纥使，希望借回纥人之手，杀了源休。源休到了回纥地区，险些丢了性命。不久，严郢因测量土地不实而获罪，改任大理卿。人们都为严郢的贬官感到惋惜。到了唐德宗需要人才的时候，卢杞便利用人们同情严郢的心理，又获知严郢与杨炎有很深的矛盾，就举荐严郢出任御史大夫，希望借严郢之手，扳倒杨炎。

严郢就任御史大夫，果然出面寻查杨炎的过失，决心将杨炎置于死地。

杨炎的儿子杨弘业很不成器，经常犯法，受贿请托，无恶不作。御史大夫严郢审查杨弘业，便查出他父亲杨炎的许多问题。

当初，杨炎准备建造家庙，需要出售东都的私宅，卖钱支付建造家庙的费用。杨炎请河南尹赵惠伯代为出售这栋私宅，赵惠伯便采用了官方收购的方式，将杨炎的私宅买下，作为官署。

严郢发现了这件事，深入追查。此时，赵惠伯刚从河中尹、都团练观察使等职卸任。严郢奏请追捕赵惠伯，严加审问。结果，确有此事。严郢认为，杨炎身为宰相，强制官吏购买自己的私宅，高估宅第的价格，属于贪赃行为。

卢杞召大理正田晋评罪。田晋说：

“宰相对于百官，相当于监临官。监临官在管辖区内，与官府买卖之间谋取额外的利润，应将其盈利的数额作为主管官员向部下索贿的数额论罪。据此，理当削夺杨炎的官职。”

卢杞恼怒，将田晋贬为衡州司马，另召其他官吏给杨炎依法论罪。这一次找来的官吏比较配合，他认为：“对杨炎应该按照监主自盗论罪，处以绞刑。”

开元年间（公元713—741年），萧嵩准备在曲江南岸建造家庙，不久后发现这个地方是唐玄宗临幸的地方。皇帝临幸过的地方，建造家庙似乎不妥，所以萧嵩放弃了在这个地方建造家庙的想法。

杨炎准备建造家庙的地方，恰恰正是萧嵩不敢建庙的地方。于是，有人造谣说：“此地有王气，杨炎有意占取它，一定是图谋不轨。”这谣言被上报到朝廷，唐德宗更加恼怒。当台司禀报了杨炎的详细案情之后，唐德宗诏令三司使共同复核。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十月，唐德宗下诏说：

“尚书左仆射杨炎，假托文才，连续登上清贵要职，虽然贬谪远方，但是虚名仍存。朕初即位，一心想要弘扬教化，致力于破格提拔人才，招纳时贤，将杨炎从郡佐中提拔上来，升任宰辅，信任无疑。然而，杨炎却不思尽忠，竟敢为非作歹，进用邪恶，陷害忠良，既虚伪又顽固。杨炎结党攀附，动及故旧，败坏法度，欺君行私，只要对自己有利，就不顾及国家的安危。加上内无训诫，外有勾结，放纵欺诈，贪赃受贿。查其行迹，本末倒置，轻恩弃德，实在有负于我！问罪论刑，难以宽赦。但是，朕对于将相，义贯始终，顾全大局，特加宽大，使贬远方，以儆百官。可贬任崖州司马同正，并从驿道兼程遣送。”

杨炎被遣送崖州，自知凶多吉少，路上赋诗一首：

一去一万里，千知千不还。

崖州何处在，生度鬼门关。

果然，杨炎没有能够走到崖州，走到距崖州一百里处，就被唐德宗的使臣追上赐死。

推行两税

杨炎虽然死了，但是他所推行的两税法却引发了钱荒，继续影响着后世。

当初，唐德宗即位后三个月，就破格任命杨炎为宰相。杨炎一上任便奏请实行两税法。建中元年（公元780年）正月，唐德宗采纳了杨炎的建议，正式颁行两税法。从建中元年正月实行两税法至建中二年十月杨炎被赐死，不到两年的时间里，天下民财几乎被洗劫殆尽。

其实，两税法的许多内容，譬如夏秋两次征税、根据贫富征钱、按照土地亩数计税等，在唐德宗的父亲唐代宗时期就已经开始实施。杨炎所拟两税法，是在唐代宗税法改制的基础上所做的进一步改革，其主要突破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将“量入为出”的财政收支原则改为“量出以制入”；

二是将“以粮绢计税”的赋税征收计量方法改为“以钱计税”。

过去朝廷收支采用“量入为出”的原则，即朝廷收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是一种以人为本的计税办法。朝廷按照人丁征收一定数额的粮绢，然后根据税收总量预算制订朝廷开支计划。即朝廷从百姓手里收多少钱，就花多少钱。杨炎提出“量出以制入”的财政收支原则，是一种以朝廷为本的计税办法。朝廷按照需要支出的数量，向百姓征收铜钱。即朝廷需要花多少钱，就从百姓手里收多少钱。

此时，唐德宗正在准备发动削藩战争，用钱的地方实在太多，就在实行两税法的当年，朝廷就“量出以制入”地从民间征得铜钱三百亿文。唐代的经济鼎盛时期在唐玄宗天宝年间，当时朝廷每年税收铜钱不过二十亿文，两税法所征收铜钱相当于天宝年间每年朝廷税收征收铜钱数量的十五倍。此外，天宝年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约为九百万户，经过安史之乱，建中元年百姓向朝廷纳税的户口数量下降至三百万户。折算下来，实行两税法时，平均每户缴纳铜钱的数量达到天宝年间平均每户缴纳铜钱数量的四十五倍。

过去朝廷征税，只按人丁征收粮绢实物，税额长期保持不变。唐初期实行均田制，每个人丁耕地面积都是一样的，所以按照人丁征收一定数额的粮绢，是十分科学合理的。百姓种田织布，将自己生产的部分产品缴纳给官府，不需要采用钱币进行折算。杨炎将“以粮绢计税”改为“以钱计税”，特别是两税法实行初期要求百姓缴纳铜钱，当年便将百姓手中的铜钱几乎洗劫一空。钱荒从此产生。百姓有钱不敢花，藏着留待明年纳税之用；朝廷积极备战，用铜钱从国内外市场收购军用物资，余下储备主要用于发放军饷和赏赐战士。于是，市场上流通的铜钱就很少了。

实行两税法之后，唐王朝统治下的百姓都需要将自己生产的产品出售，以换取纳税所需要的铜钱，结果造成生产产品价格迅速下跌。此后，随着朝廷对铜钱收敛力度的加大，即使产品价格下跌，市场上也找不到铜钱了。于是，朝廷只好采用“以钱计税折收粮绢”的办法，继续向百姓横征暴敛，以支持军费开支。

建中二年（公元781年），削藩战争爆发。朝廷的军队虽然连战连捷，但是耗资巨大，两税法收敛的三百亿文铜钱不过杯水车薪，在备战初期就已经用掉大半，此时需要更多的铜钱补充战争费用。开战仅仅十多个月，“量出以制入”的方法就已经失效，朝廷已经无法从百姓手里搜刮钱财，于是转向商贾借贷。商贾们不愿意将钱借给朝廷，官员们就用大棒伺候，打得有些商人上吊自杀，终于筹得二十亿文铜钱，也仅够两月军费。建中四年（公元783年）六月，朝廷终于将商人们的铜钱搜刮干净，便采纳判度支赵赞的建议征收间架税，凡居于房内之人，每大间交两千文钱，每中间交一千文钱，每小间交五百文钱，再次筹得大约三十亿文铜钱。自此，民间铜钱被搜刮殆尽，朝廷连军饷也发不出来了。

领不到军饷的军队开始哗变，京师长安被哗变的军人占领，唐德宗率群臣逃到咸阳。哗变的军人拥立朱泚在长安做了大秦皇帝，唐德宗再逃至汉中。后来，唐德宗不得不布告天下，承认错误，赦免叛乱，表扬勤王的军队，终于收住了逃跑的脚步。

爆发钱荒

两税法的实施带来了钱荒，钱荒的出现和持续给唐朝繁荣的商品经济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

钱荒即为铜钱之荒，民间无钱，物价自然暴跌。百姓出售产品，却无人有钱来买，致使农商破产，百姓生活潦倒不堪。不仅如此，由于百姓手中无钱，商品交换只好退回到以物易物的原始方式。这是货币经济的严重倒退，是对以货币为媒介的商品经济的严重打击。唐德宗之后，继任几代皇帝虽多次下诏钱帛兼用，绫、罗、绢、布、粟均为法定货币，以扩大货币总量，然而，这些措施都没有能够抑制住商品经济的衰退。从唐德宗的军队哗变开始，大唐王朝慢慢失去了中央集权的统治力量，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大唐帝国从此处于风雨飘摇之中。

钱荒还使社会财富流向特殊利益阶层，地方官吏借朝廷之名逼迫百姓以钱纳税，社会豪强趁机发放高利贷牟取暴利。相反，百姓手头无钱，朝廷只好再次改收粮绢为税，但由于物价暴跌，百姓缴纳粮绢的数量比两税法之前增加了数倍。于是，社会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社会矛盾也进一步激化。

钱荒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诸多影响，其中还有一点非常突出，即中国货币法制的重点从此出现了划时代的转变。过去的一千年中，中国历代王朝货币法制的重点都是限制百姓盗铸铜钱，抑制由于铜钱流通总量过多引发的通货膨胀。唐代钱荒的爆发，使货币法制的重点转向限制百姓销毁铜钱，抑制由于铜钱流通总量过少引发的经济萧条。为此，朝廷还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措施。譬如，开放民间采矿冶铜，以供朝廷铸造铜钱，增加铜钱的供给。再如，禁止百姓销毁铜钱铸造铜器，禁止百姓蓄钱和挟钱出境，以限制铜钱流失。

唐朝关于货币法制重点的转变，影响到后世各个王朝的货币立法。到了宋代，宋王朝将抑制铜钱减少的法律进一步制度化，形成了一整套保护铜钱流通总量的法律法规。

后人评说

唐德宗去世后，其子唐顺宗即位，但因风疾不能说话，只做了六个月哑巴皇帝就传位给太子，即唐宪宗。唐宪宗很得太宗遗风，将父亲奉为太上皇，自己集中力量消灭藩镇，并且很有一些建树，创造了类似“贞观之治”的“元和中兴”。藩镇势力不敌朝廷，只好拱手称臣。唐宪宗打仗同样需要钱，“以钱计税”的办法也就被继续延用，以便从百姓手里搜刮钱财物资。后来，唐宪宗因重用宦官，在宫廷斗争中被宦官刺死，朝廷迎来了下一位皇帝，便是唐穆宗。

唐穆宗即位，已是赐死杨炎四十年之后的事了。由于战争已经平息，唐穆宗就专心于舞蹈和杂耍。此时，针对杨炎的两税法，又有一个姓杨的人出来说话。这个人名叫杨于陵，是当时的户部尚书。他选择的时机非常好，成功地废黜了“以钱计税”的办法，解决了百姓赋税过重的问题。至此，为患民间四十年的钱荒问题终于得到了初步的缓解。

现代学者对于唐代的钱荒，大致保持一致的看法，即承认钱荒对经济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破坏作用。但是，大家对两税法的评价却截然相反，大多持赞扬的态度，认为两税法是税收制度的一大进步。

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的进步意义在于有助于商品经济的发展；研究赋税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量出以制入”，意在限制滥征，减轻人民负担；研究货币史的学者认为，两税法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商品与货币关系的发展。然而，古代学者对于两税法却多持否定态度，认为两税法是唐德宗为了准备战争的无奈之举，并且使百姓陷入了长期的苦难之中。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经历了两税法导致钱荒爆发的过程，曾赋诗诉说两税法给人民带来的苦难。在说明两税法产生的原因时，诗中说：“兵兴一变法，兵息遂不还。”至于两税法存在的问题，诗中说：“私家无钱炉，平地无铜山。胡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关于百姓承受的苦难，诗中说：“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殚。贱粜粟与麦，贱贸丝与棉。岁暮衣食尽，恶得无饥寒？”

两税法“以钱计税”，确实是我国古代税收制度上一个伟大的创举。但是，如果它没有立即导致钱荒的爆发，没有导致大唐商品经济走向衰败，它就是适合当时经济发展状况的税收制度。不幸的是，事实恰恰相反。试想，民间市场的铜钱，一部分流出境外换得马匹和军械，一部分储藏在朝廷库府，准备战争军饷及赏赐战士，百姓手头仅余的一点铜钱也被藏起来留待来年纳税之用，正常的商品经济无论如何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发展，货币经济也绝对不可能在没有货币的情况下进行。因此，两税法实施之后，商品经济衰退便成为注定的结局。

杨炎年表

唐玄宗开元十五年（公元727年）

杨炎出生在凤翔府（今陕西省凤翔县）一个忠孝名门家庭里。

唐玄宗天宝十四年（公元755年）

安禄山起兵造反。

唐肃宗至德元年（公元756年）

六月，潼关失守，唐玄宗仓促奔蜀。七月，太子李亨灵武即位，是为唐肃宗。唐肃宗封杨炎的父亲杨播为“散骑常侍”，由副元帅李光弼奏表杨炎为判官。杨炎父子都不应朝廷之征。

唐代宗宝应元年（公元762年）

四月，唐肃宗去世，太子李豫即位，是为唐代宗。杨炎庐墓守丧。五月，元载被任命为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成为宰相。

唐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

元载成为宰相，杨炎就被起用为司勋员外郎。十月，吐蕃入侵，唐代宗奔陕州。

唐代宗永泰元年（公元765年）

杨炎被任命为检校兵部郎中、殿中丞。

唐代宗大历元年（公元766年）

杨炎赴四川。

唐代宗大历二年（公元767年）

杨炎从四川回到朝廷，由检校兵部郎中升任吏部郎中、知制诰。

唐代宗大历八年（公元773年）

杨炎由吏部郎中擢为中书舍人。

唐代宗大历九年（公元774年）

杨炎由中书舍人升任为吏部侍郎。

唐代宗大历十二年（公元777年）

刘晏奉诏审理元载一案。唐代宗赐元载自缢。杨炎受到元载的牵连，被贬为道州司马。

唐代宗大历十四年（公元779年）

五月，唐代宗去世，太子即位，是为唐德宗。八月，杨炎被召回朝廷，任同平章事，成为宰相。杨炎奏请将天下财赋皆入左藏库，由度支掌管，不再入于宫中的大盈内库。唐德宗批准了杨炎的意见。

唐德宗建中元年（公元780年）

正月，杨炎实行两税法，废租庸调制，成效显著。杨炎极力排斥刘晏。二月，刘晏被贬为忠州刺史。七月，刘晏被害死。

杨炎实行两税法，百姓向朝廷缴纳的钱币赋税比原先增加了四十多倍。百姓们无力纳税，因而流离失所，卖儿卖女，生活陷入困境。同时，市场流通中的一部分钱币被朝廷收缴，另一部分钱币被百姓保藏，用于商品交易的钱币骤然减少，钱荒立刻爆发。钱荒的爆发，使商品经济失去了货币媒介，倒退为以物易物的原始状态。于是，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迅速衰败。

唐德宗建中二年（公元781年）

二月，唐德宗任命卢杞为御史大夫、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月，卢杞擢用严郢为御史大夫，构陷杨炎。十月，杨炎被贬为崖州司马。杨炎行至距崖州百里时，被唐德宗赐死。

蔡京

蔡京，字元长，兴化军仙游（今福建省仙游县）人，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正月十五出生在一个进士门第。

蔡京在宋徽宗时期曾经五次被任命为宰相。[1]宋徽宗要继承父亲宋神宗的遗志，富国强兵、收复国土。为了实现宋徽宗的政治目标，蔡京发行虚币当十钱，从百姓手里收敛了大量的钱财，用来攻打西夏。攻打西夏的战争，取得了辉煌的胜利，宋军收复了大面积的国土。蔡京为朝廷敛财，不仅用于攻打西夏，而且还用来开办学堂、救济贫困和倡导奢华。蔡京的敛财政策，使百姓的生活日益艰难，终于引发了大规模的起义。镇压起义的战争不仅使北宋王朝经济崩溃，而且还导致了外族入侵。于是，这个中国古代文明程度极高的王朝，迅速走向灭亡。

进士门第

蔡京一族人中，有二十多位考中进士。在宋代，考中进士的人可以做官。所以，蔡京一族人做官者很多，有几个还做到宰相、副相级别的高位。

蔡京的父亲蔡准、弟弟蔡卞、儿子蔡翛、侄子蔡仍、孙子蔡衍都曾考中进士。蔡京的同高祖兄弟蔡确和蔡襄，连同他们的子孙，更是几代进士，官员和学者不计其数。

宋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蔡京的父亲蔡准考中进士。蔡准离开仙游老家，迁居杭州，做过许多官职，最后做到侍郎。蔡准与学者名流往来甚密，与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学士苏轼关系不错。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蔡准邀请苏轼同游西湖。苏轼作《和蔡准郎中见邀游西湖三首》，记录了此事。

蔡京的弟弟蔡卞，文采比蔡京还要惊人。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蔡卞和蔡京同榜考中进士。蔡卞做官的资历比蔡京还要深些。唐宋八大家之一的王安石，很赏识蔡卞的文采，将女儿嫁给他。

蔡京的同高祖兄弟蔡确，宋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考中进士，官职做到副相。野史里说他曾梦到有人告诉他：“等你父亲考中状元时，你就是执政了。”蔡确醒来笑道：“真是开玩笑。我的父亲已经很老了，而且已经辞官归隐。你却说他要考中状元，怎么可能呀？”此后，蔡确果然做了副相。正当他陪伴皇帝的时候，有人进来报告本届进士的名次，其中状元的名字竟然是蔡黄裳，正是蔡确的父亲。野史中的这个故事，说明蔡家是个读书之家，退了休的老人家还要去参加科举考试，并且还考中了状元。

蔡确的同祖父兄弟蔡襄更是了不起，名列北宋四大书法家。宋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蔡襄考中进士。此后，蔡襄做过杭州知府。他还搞过水利工程，研究过荔枝、茶叶等农作物，撰有《荔枝谱》《茶录》等书。蔡襄长长的胡须很美。宋仁宗一天偶然回头问蔡襄说：“你的胡须非常漂亮，晚上睡觉时，你是把它盖在被子之下，还是把它放在被子外面呢？”蔡襄一时回答不出，回到家里，晚上睡觉时思索宋仁宗的话，把胡须放在被子里面和外面，都感到不适，结果一夜无眠。蔡襄博学多闻，天下的事无所不晓，天上的事也晓得很多。所以，传说他死后做了阎罗王。蔡襄病重时，兴化郡守李遘梦到一位神仙紫绶金章，自称是来迎接下任的。李遘询问谁是他的下任。神仙说：“我是阎罗王，蔡襄要来接替我。”次日，蔡襄去世。李遘作挽诗道：“不向人间为冢宰，却归地下作阎罗。”

蔡京的次子蔡翛，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考中进士，后来官至礼部尚书。蔡京的侄子蔡仍，即蔡卞的儿子，王安石的外孙，在宋徽宗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与蔡京的孙子蔡衍同榜考中进士。

文人墨客

北宋四大书法家为“苏、黄、米、蔡”，即苏轼、黄庭坚、米芾和蔡襄。有少数人认为“蔡”原本是指蔡京，因其“人品奸恶”，后人遂将其改为蔡襄。

在蔡京生活的时代里，大家都夸奖蔡京的书法冠绝一时，就连狂傲的米芾都曾经表示，自己的书法不如蔡京。据说，有一次蔡京与米芾聊天，蔡京问米芾：“当今书法什么人最好？”米芾回答说：“从唐朝晚期的柳公权之后，就得算你和你的弟弟蔡卞了。”蔡京问：“其次是谁呢？”米芾回答说：“当然是我。”

除了书法，蔡京的散文也写得非常好。蔡京著有散文集《保和殿曲宴记》一卷、《太清楼侍宴记》一卷、《延福宫曲宴记》一卷，均被南宋的王明清收入《挥麈录》中。

蔡京一家教育子孙，专攻文墨，不染稼穑。蔡京的孙子们五谷不分，甚至不知粮食来自何处。《独醒杂志》提到，有一天，蔡京问他的孙子们说：“你们天天吃饭，试着说说米是从哪来的？”其中一个孙子说：“从舂米的石臼里来的。”蔡京大笑。另一个孙子说：“不对，我见到米从席子里出。”当时京师运米使用席囊盛装。

蔡京的书法无人能比。早年为官时，蔡京有两名侍从，侍候蔡京非常尽心。天气炎热，这两个侍从主动为蔡京挥扇驱暑。蔡京非常高兴，就在这两个人的扇子上提写了杜甫的诗句。这两个侍从很生气，觉得好好的扇子，怎么让蔡京搞得脏兮兮的。几天之后，两个人都换上了新衣服来上班，告诉蔡京说，扇子被亲王以两万钱的价格买去了，两人各发了一笔横财。

这个亲王，正是端王赵佶，后来做了皇帝，是为宋徽宗。宣和年间，宋徽宗与蔡京在保和殿议事，提起此事。宋徽宗说：“那两柄扇子，我至今还藏在御府里。”

蔡京属于文人墨客，宋徽宗也是文人墨客，两个人都达到了超级国手的水平。宋徽宗创立了瘦金体书法，诗词歌赋、琴棋书画无所不精。宋徽宗文化造诣深厚，迫切需要知音，需要高手的赏识。于是，宋徽宗和蔡京两个人走到一起。在宋徽宗二十六年的皇帝生涯中，蔡京五次作为宰相，时间长达十四年。宋徽宗为什么如此倚重蔡京？第一，蔡京是宋徽宗的艺术知音，而且是个难得的知音，只有像蔡京这样的超级文化艺术高手，才能深刻理解宋徽宗的艺术造诣。第二，蔡京能够为宋徽宗敛财，能够将百姓手里的钱收缴过来，供宋徽宗肆意挥霍、攻打西夏，并用来兴办学堂、兴办社会救助设施。宋徽宗不仅有艺术上的爱好，还有政治上的理想，即富国强兵，扩张疆土。在这两个方面都能满足宋徽宗要求的，天下似乎就只有蔡京了。

入朝为官

蔡京初入宦途，是在宋神宗时期。

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宋英宗去世，宋神宗即位，年号熙宁。宋神宗即位后，立刻依靠王安石发动了轰轰烈烈的变法革新运动。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蔡京二十四岁考中进士，出任钱塘县尉，两年后升任舒州推官。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蔡京被调入朝廷任流内铨主簿，从事官员管理的工作。就在这一年，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变法运动受挫。此后，蔡京做了几年修订官制、学制的工作。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蔡京被朝廷任命为贺辽道宗生辰使，出使辽国。蔡京圆满地完成了出使辽国的任务，回国后即被任命为中书舍人。宋代的中书舍人，一般为四至六人，主管中书省的吏、户、礼、兵、刑、工等六房，承办各项文书，起草有关诏令。蔡京被任命为中书舍人时，他的弟弟蔡卞已经是中书舍人。依照制度，入官以先后为次序。蔡卞请求排在蔡京的后面，以表示弟弟对哥哥的尊重，朝廷批准了蔡卞的请求。蔡京、蔡卞兄弟二人同掌中书令，朝廷以为这是值得夸耀的事情。第二年，宋神宗任命蔡京为龙图阁侍制，权知开封府。开封是北宋的皇城，开封府的职务就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市长，是个非常重要的职务。

此时，蔡京的同高祖兄弟蔡确在朝廷中任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位居副相，掌握着朝廷中许多实际权力。蔡京依附蔡确，打算用贪图定策之功来陷害宰相王珪，进一步扩大蔡确的权势，却没有成功。

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宋神宗去世，宋哲宗即位，权力掌握在宋神宗的母后高氏手里，司马光被任命为宰相，开始了元祐更化运动，全面否定王安石变法。

司马光一上台，立刻废除雇役新法，恢复差役旧法。朝廷开始打击王安石新法党人，蔡氏兄弟们都成了被打击的对象。蔡京见风使舵，立刻投靠了司马光，从新党骨干转为旧党先锋。对于司马光关于五日内恢复差役法的要求，大家都不能做到，只有蔡京如期完成了任务。蔡京负责开封府的政务，不到五天，就在开封府辖内各个畿县废除了王安石的新法，恢复了差役旧法，辖内没有一例违抗。这件事情被报到政事堂，司马光听了十分高兴，说：“假如每个人都像蔡京这样，天下还有什么政令不能被贯彻实行！”

然而，蔡京并没有能够躲过肃清新党的运动大潮，弹劾他的奏章如同雪片般飞入朝廷。苏辙说，蔡京文学政务一窍不通，只不过是依靠与王安石的亲戚关系，做了开封府的知府，应该将其立刻免职。监察御史孙升说，蔡京自恃与副相蔡确是同宗兄弟，不奉朝廷法令，任情肆己，放纵奸强，特别不适合做京城的知府。于是，朝廷罢免了蔡京开封府的职务，将他贬为真定知府，然后又迁为知成德军，再后又迁为知瀛州。此时，蔡确已经被罢免副相。朝廷找了个茬儿，说蔡确作诗讥讽太皇太后高氏，将他贬谪到岭南去了。

蔡确曾为副相，老迈年高，被贬岭南，眼见不能活着回来了，朝廷官员们难免物伤其类，内心惨然。于是，大家想办法给蔡确的兄弟蔡京一点儿优待，将他从瀛州调任成都知府。不料，谏官范祖禹上书反对，说蔡京不是端厚之士，不宜担任成都知府这样重要的岗位。结果，蔡京被迁任江、淮、荆、浙发运使，跟着又迁任知扬州，迁任知颍州，迁任知郓州，迁任知永兴军。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蔡京终于被任命为成都知府。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太皇太后高氏去世，宋哲宗亲政，蔡京的机会来了。

官运跌宕

宋哲宗亲政，绍述熙丰，起用新党，王安石一党纷纷登台。熙宁和元丰都是宋神宗的年号，“绍”是继续的意思。宋哲宗是宋神宗的儿子，他要继续宋神宗的事业，所以要绍述熙丰，改年号为“绍圣”，重新启动变法运动。

在此形势下，蔡京被调回朝廷，出任户部尚书。蔡京的立场也迅速从旧党转为新党，并且比一般新党还要坚决果断。

章惇出任宰相，复行新法。关于复行雇役法的事情，大家讨论起来，意见难以统一。蔡京对章惇说：“只是采取熙宁成法实行罢了，还讨论什么呢？”章惇认为蔡京的话很对，雇役法的事情便被定下来。司马光主张差役法，王安石主张雇役法，两人各持己见，互不妥协。十年之间，蔡京两次莅临其事，司马光势力大时就帮司马光，王安石势力大时就帮王安石，翻手为云，覆手为雨，蔡京的这种政治品行为同僚们所不齿。

蔡京的弟弟蔡卞被任命为副相，就推荐蔡京做翰林院学士兼侍读、修国史。

章惇、蔡卞打击元祐党人，较元祐党人打击熙宁新党的行为有过之而无不及，造成了白色恐怖。当时的民谣云：“一蔡二惇，必定灭门。籍没家财，禁锢子孙。”又云：“大惇小惇，入地无门。大蔡小蔡，还他命债。”

此时发生了文及甫的案子，朝廷命令蔡京审理此案。蔡京逮捕了内侍张士良，逼他交代陈衍的事情。然后，蔡京给陈衍定下大逆不道的罪名，将其杀害。蔡京同时弹劾刘掣、梁焘，使他二人被贬而死，其子孙皆被禁锢。蔡京还将王严叟、范祖禹、刘安世流放远方。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宋哲宗去世，政治形势又发生了变化。宋哲宗没有子嗣，继承人要在弟弟们中间选择。宋神宗的皇后向氏主张立端王赵佶，章惇反对。但是，向太后坚持立端王为皇帝，于是端王即位，是为宋徽宗。此时，向太后听政、掌权，章惇被罢免，曾布出任宰相。向太后反对王安石新法，朝廷又起波澜，熙宁新党又一次处于被贬黜的危险境地。

在这种形势下，蔡京被贬为太原知府。因为蔡京还没有做完修国史的工作，向太后批驳了这项任命。几个月后，谏官陈瓘弹劾蔡京与近侍勾结。结果，陈瓘被贬，蔡京也被贬任江宁知府。为此，蔡京怏怏不乐，故意拖延时间不去上任。御史陈次升、龚夬、陈师锡接连不断地上书揭发蔡京的罪恶，蔡京被免职，贬谪到洞霄宫做提举，居住在杭州。

向太后听政只有六个月的时间，便还政给宋徽宗。第二年，宋徽宗建年号为“建中靖国”，表示不偏不倚，消除党争。正在此时，向太后去世了，宋徽宗立刻转向王安石新党。转过年来，宋徽宗改年号为“崇宁”，表示遵崇“熙宁”变法，打击元祐党人，起用王安石新党。

再说蔡京到了杭州，十分郁闷，几乎愁出病来。俗话说，否极泰来，蔡京在杭州遇见贵人了，这个贵人就是太监童贯。宋徽宗喜欢书画古玩，派童贯去三吴地区询访。童贯在杭州遇到蔡京这样的书画古玩专家，自然不肯放过，就在杭州住下来，一住就是几个月。蔡京见到童贯，喜不自胜，竭力巴结，不舍昼夜。凡是蔡京所画的屏障、扇带之类的东西，童贯每天都派人交到宫中，并且附上蔡京的言论，奏报到宋徽宗的住所。从此，宋徽宗开始对蔡京有好感。

宋徽宗崇信道教，时时与一些道士论道。左街道录徐知常经常给宋徽宗献上符水，出入元符后殿。太学博士范致虚一向与徐知常友善，两个人勾结起来在宫中为蔡京制造舆论。没过多久，宫女和太监们都异口同声地称赞蔡京。宋徽宗打算效法熙宁、元丰时期实行变法改革。起居舍人邓洵武是蔡京的同党，撰写《爱莫助之图》献上，表示如果继续实行王安石的变法，那就非用蔡京不可。于是，宋徽宗决定起用蔡京。

敛财宰相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七月，蔡京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成为副相，赐坐延和殿。宋徽宗对他说：“宋神宗创立新法，宋哲宗继承他的遗志，却两次遭受变故，国策迄今未定。我要继续父兄的志向，变法图强，你能够教我怎么做吗？”蔡京磕头谢恩，表示愿意誓死效力。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正月，蔡京被晋升为尚书左仆射，成为宰相。

宋徽宗亲政，立刻任命蔡京为宰相，其原因有三：第一，宋徽宗立志变法图强，富国强兵，而蔡京是王安石的亲戚，地地道道的新党领袖继承人，是宋徽宗实行变法的最佳人选；第二，蔡京书法冠绝一时，是宋徽宗的艺术知音，两人兴趣相投，容易沟通合作；第三，蔡京是个敛财高手，与王安石相比较，有过之而无不及，他能够为宋徽宗从民间收敛大量的财富，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蔡京作为放逐之臣而被起用，很快得志。宋徽宗急于看到蔡京的作为。因此，蔡京迅速地采取了三项经济措施：第一，在全国范围内实行方田法，扩大公田数量，以增加朝廷军队的粮草；第二，在江淮七路实行对茶叶的官方专卖，以增加朝廷的财政收入；第三，改革盐法，废止旧盐钞，使朝廷得到一笔意外之财。当时，富商巨贾积存盐钞数十万缗，蔡京将其统统作废，使这些富商巨贾们一下子变为流民乞丐，甚至有跳河和上吊的。

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于拓边。蔡京入相，拓边之议再兴。蔡京一面从民间收敛钱财，一面着手组织军队开始打仗。

首先，蔡京向南开拓黔中，修筑靖州。辰溪瑶族百姓起义，杀死了溆浦县令，蔡京悬出重赏，招募勇士，杀掉一个瑶民首领赏给三百匹绢，还授予官位，并不追究杀人的原因和过程。荆南郡守马珹说：“瑶民也不都是反对朝廷的，其中有生瑶，还有省地瑶。现在不知道叛乱的瑶民是哪一种瑶民。如果仅仅按照首级计算行赏，我担心会有冤枉和滥杀的。”蒋之奇知枢密院，揣度蔡京的意图，批评马珹不为国家着想。于是，蔡京罢免了马珹，命令舒亶代替他，期望舒亶剿绝群瑶。

其次，蔡京向西攻打西夏。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七月，王厚、童贯率军收复湟州。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四月，王厚、童贯率军收复鄯州、廊州。王厚克复三州及河南地，开拓疆土三千余里，其四至：正北及东南至西夏国界；西过青海至龟兹国界；西至卢甘国界，东南至熙州、河州、兰州、岷州，连接阶州、成州地界，计招降边民首领二千七百余人，户口七十余万，前后六战，斩获一万余人。

战争不仅消耗生命，而且消耗金钱。蔡京敛财拓边，单靠方田法、茶叶专卖、废止盐钞，是远远不够的。因此，蔡京要发行虚钱，只有发行虚钱，才能真正达到大规模收敛民间财富的目的。

行当十钱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刚刚被任命为副相的时候，就立即下令重新推行宋神宗时期的各项新法。此时，有个名叫许天启的熙宁党人，当时担任陕西转运副使，为迎合蔡京，请求朝廷铸造当十钱。王安石变法时，曾经大量铸行折二钱。此时若铸行当十钱，名义价值比折二钱骤增五倍，侵害百姓利益意图过于明显，蔡京颇有顾虑，所以暂铸折五钱，试行以观其效。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五月，蔡京下令陕西、江州、池州、饶州、建州，将准备当年铸造小平钱的铜料用来铸造折五钱。折五钱铭文“圣宋通宝”，其重量比小平钱略重一些。折五钱名义价值是折二钱的两倍半，试行成功，未出问题。不久之后，蔡京即下令按照陕西大钱形制铸造折十钱，限当年铸行折十铜钱三亿文，折十铁钱二十亿文。蔡京之所以这么做，一是认为折十钱在折五钱已经进入流通的基础上铸行，比折五钱仅大两倍，不会引起市场剧烈反应；二是估计当时钱币流通总量约为两千亿文至三千亿文，初行折十钱的数量占钱币流通总量的份额较小，对货币购买力影响不会太大；三是考虑折十钱在宋仁宗时期已有先例，可以参照祖制铸造。

早在宋仁宗康定元年（公元1040年），宋军攻打西夏，陕西供应军费不足，所以奏请朝廷铸造大铜钱与小平钱并行，大铜钱以一当十。此后，又造折十铁钱，引发民间盗铸，于是钱法大乱。朝廷经过频繁调整钱法，方才逐步平息了钱法的混乱。蔡京比照陕西大钱的形制铸造当十钱，是为了托借祖制，取得货币改制的合法性。

折五钱铭文“圣宋通宝”，折十钱铭文“崇宁重宝”。从出土文物看，折五钱“圣宋通宝”数量极少，其原因是铸行不久后即改铸折十钱“崇宁重宝”。当时铸造较多的是“崇宁重宝”。

北宋时期铸行虚币大钱，多采用“折”字表示其折合的数量。宋徽宗时期铸行的当十钱，最初也被称为“折十钱”。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十月，宋徽宗下令将“折十钱”改称“当十钱”。《皇宋通鉴长编纪事本末》载：“诏改折二、折十并作当二、当十称呼。”陆游《家世旧闻》卷下亦载：“初，熙宁间铸折二钱，故崇宁大泉始亦号‘折十’，已而群阉谓徽宗乃神宗第十子，而‘折’非佳名，遂称当十，已而遂降旨云。”可见，宋徽宗初年应称该钱为“折十钱”；崇宁二年诏改之后，应称该钱为“当十钱”。但是，文献记载中多有混淆。

朝廷铸行当十钱之后，百姓盗铸，钱法大乱。为了严禁百姓盗铸，朝廷多次颁布禁令。但是，巨额利润的诱惑仍然使盗铸现象十分严重，许多人不惜以身试法。崇宁四年（公元1105年），尚书省言：“访闻东南诸路盗铸当十钱，率以船筏于江海内鼓铸，当职官全不究心，纵奸容恶。”百姓盗铸当十钱，将小钱销熔为铜，浇铸为大钱，即可获得数倍利润。为了躲避官府的缉拿，这种违法活动已经发展到在江海水面船只上进行了。

朝廷铸行当十钱，使百姓的财富迅速涌入朝廷。朝廷的钱太多了，多得花不完。于是，蔡京提出三件事情：兴办学堂、救济贫困和倡导奢华，将朝廷富余的钱财花出去。兴办学堂和救济贫困是大家能够理解的事情，而倡导奢华，却遭到士大夫阶层的反对。于是，蔡京就提出了“丰、亨、豫、大”的理论。

兴学救困

王安石变法的主要内容有三：理财、强兵和育才。蔡京继承王安石变法，特别重视育才。早在铸造当十钱的前一年，蔡京就提出兴办学堂的基本思路。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刚刚被任命为副相，就奏请朝廷：“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

蔡京的兴学思路主要包括以下内容：第一，确立了以学校为主的培养、选拔人才机制；第二，确立了全国办学的思路；第三，明确了办学经费的来源；第四，确定了地方县学升州学、州学升太学的升学模式；第五，规定了监司、知州、通判、县令佐在学校发展、人才选拔中的义务和责任，规定了奖惩措施；第六，完善了在校学生的管理办法，以及对违纪学生的处罚办法；第七，制定了学校的管理者、教授的俸禄待遇；第八，规定州、县建立小学，十岁以上儿童都应入学接受教育；第九，规定外任官员子弟入学、升学办法；第十，规定了教学的内容。

蔡京的办学思路是清晰的，学校制度是比较全面、系统的。很快，蔡京在全国各地建立了州、县学校，每路设置提举学事官二员。蔡京要求知州、通判、县令佐对学校的建立、经费钱粮的筹措、教授的选择、学生的考核、教学的内容监督等事宜负责。为了实现学校培育人才的目的，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蔡京作为宰相，把太学三舍法推行到全国实施。三舍法是王安石变法的一个内容，用学校教育取代科举考试，把太学分为外舍、内舍、上舍，实行班级教育，从中选拔官员。蔡京把太学三舍法推广到全国，进一步以学校教育取代了科举考试制度。

兴学同时，蔡京极力推行社会救助制度。蔡京当政期间，社会救助制度的发展，在世界历史上都是罕见的，其标志就是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的普遍建立和发展。

居养院安置鳏寡孤独者，冬天还收养流浪乞丐。在蔡京的主持下，朝廷以皇帝的名义下达诏书：“在京遇冬寒，有乞丐人无衣赤露，往往倒于街衢，其居养院止居鳏寡孤独不能自存之人，应遇冬寒雨雪有无衣服赤露人，并收入居养院，并依居养院法。”对于因自然灾害如水灾等造成的孤遗及小儿等，朝廷要求就近由居养院收养，并以皇帝名义下达诏书：“见在人户如法赈济，如有孤遗及小儿，并侧近居养院收养。”

收养鳏寡孤独者的机构是居养院，救治病患者的机构则是安济坊。居养院早在元符年间就已经在各地建立，而安济坊多数是在崇宁年间建立的。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朝廷设置安济坊，收养患病的穷人，并要求各地郡县都设置安济坊。

漏泽园是国家提供给贫苦百姓的坟地。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中书言：“州县有贫无以葬，或客死暴露者，甚可伤恻。昨元丰中，神宗皇帝常诏府界以官地收葬枯骨。今欲推广先志，择高旷不毛之地，置漏泽园，凡寺观寄留辎椟之无主者，若暴露遗骸，悉瘗其中，县置籍，监司巡历检察。”宋徽宗批准了这项奏请。

蔡京推行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制度，将原先相对临时的、规模较小的救助点发展成为经常性的、规模庞大的救助机构。这些机构的救助地域从京师、京畿，延伸到市镇城寨乃至偏远的乡村，救助对象和范围都得到了扩大。蔡京推行的居养院、安济坊、漏泽园制度，无疑是北宋社会救济制度发展的顶峰，在中国古代历史上是空前的，后来的元明清三代都没有能够达到蔡京主政时期的水平。

丰、亨、豫、大

蔡京兴办学堂、救助贫困，群臣是理解的。然而，蔡京倡导奢华，群臣却很有意见。于是，蔡京就提出“丰、亨、豫、大”的理论，终于将宋徽宗乃至朝廷群臣引向奢侈享乐的道路。

宋徽宗即位初期，十分节俭。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二月，宋徽宗斥责内侍郝随、刘右端主持营造宫苑过当。宋徽宗对首相曾布说：“禁中修造，华侈太过。墙宇梁柱，涂金翠毛，一如首饰。又作玉虚，华侈尤甚。”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五月，提举后苑修造所言，内中殿宇，修造合用金箔五十一万七千斤。宋徽宗责备说：“用金箔以饰土木，一经靡坏，不可复收，甚亡谓也。请其支金箔内臣，令内侍省重行责罚。”宋徽宗有意识地抑制宫廷中的过分营造，体现出即位新君一新政治的姿态。

然而，宋徽宗的这种做法并没有能够坚持下来。随着皇位的稳固，当蔡京的茶、盐、货币等政策，将源源不断的财富聚集到京师的时候，这些堆积如山的财富激发了宋徽宗追求享乐的本性。

宋徽宗开始肆意挥霍，却还是害怕有人批评他过度奢华。

宋徽宗曾举行大宴，拿出玉盏、玉卮让辅臣们看。宋徽宗说：“我想使用这些器皿，但又怕人们认为我太奢华。”蔡京说：“我过去出使契丹，看到契丹朝廷使用的玉盘、玉盏都是后晋时期的真品。契丹人拿着这些玉盘、玉盏向我炫耀，说我们宋朝没有这样的宝物。现在我们有了这些宝物，用来祝寿，是符合礼仪的。”宋徽宗说：“先帝造一个小台只有数尺，就有许多人上书提出批评。我非常怕他们说什么。”蔡京说：“如果我们做的事情符合道理，人们说什么，也就不用怕。陛下理应享受天下的进奉，小小的玉器，不足为虑。”

蔡京告诉宋徽宗，大家的言论是不必理睬的，因为我们奢华享乐是有道理的。为此，蔡京提出了“丰、亨、豫、大”理论。

“丰、亨、豫、大”的典故出自《周易》。上震下离为“丰”卦，“丰亨”象征丰厚盛大。上震下坤为“豫”卦，“由豫，大有得”象征欢乐，大有所获。蔡京把“丰亨豫大”引申为“值此太平盛世，理应尽情享乐”。

有了蔡京提出的理论根据，宋徽宗开始大搞宫殿园林建设，并设立应奉局，主管奇花异石的搜集和运输。宋徽宗喜欢花石，奸臣朱勔就大肆进奉“花石纲”，奇花异石运到京师，一花价值可达数百万，一石价值可达数千万。朱勔进奉花石被加官晋爵，地方官员纷纷效仿，引起许多正直朝臣的不满。蔡京解释说：“皇帝没有让你们进奉声色犬马，只不过要了一些山林竹石，这都是人们扔弃的东西，你们怎么还会有意见呢？”

彗星来了

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二月，天上出现彗星，这是上天对人间不满的兆头。于是，有人乘机上书，指责蔡京的过失，蔡京被罢免了宰相的职务。

蔡京第一次出任宰相就这样结束了。他只做了三年宰相就被罢免，其原因并非是天上出现彗星，而是在宫廷斗争中遭遇了失败。蔡京在宫廷斗争中失败的原因有三：

第一，蔡京对元祐群臣的打击过度，引发了多数官员的反抗。蔡京平定黔中、收复湟州、鄯州、廊州，功高显贵。此时，元祐群臣大部分已经被贬出朝廷。然而，蔡京还是觉得不过瘾，命令裁量他们的罪状，以司马光为首的“奸党”的名字，被刻在石头上，蔡京亲自书写大碑，在郡国遍布颁行。这就是所谓的“元祐党人碑”。被列入元祐党人者，子孙皆被牵累，不得在京师以及京师附近做官。蔡京打击同僚数量过多，于是，他就遭到了众多同僚官员的反对。

第二，蔡京提倡“丰、亨、豫、大”，引导朝廷花天酒地、淫侈奢靡。蔡京的这种主张，与士大夫阶层的传统理念发生冲突，他因此遭到了士大夫阶层的强烈反对。

第三，蔡京发行当十钱，使朝廷迅速集聚了大量的钱财，却侵夺了官员及百姓的切身利益，并且引发了百姓的盗铸，正常的生产和商品交换都遭到破坏。蔡京实施虚币敛财，损害了多数人的利益，他因此遭到了天下百姓的一致反对。

得罪了官员，得罪了士大夫，得罪了百姓，蔡京只好下台了。

针对蔡京的虚币敛财政策，群臣纷纷上书提出批评。御史大夫沈畸上书指出，历史上各朝发行虚币大钱都是为了战争，这种措施怎么能够用于太平时期？铸造虚币大钱利益巨大，百姓自然盗铸。在这种情况下，盗铸者是杀不完的。此时，宋徽宗也感到铸行当十钱确实不妥，即诏令当十钱仅用于京师、陕西、河东、河北。随后，宋徽宗又令当十钱仅在京师所辖地区流通，其余各地全部禁止。百姓手中的当十钱，限期三个月内送交官府，以小钱偿还。私人铸造的当十钱，也限三个月内上缴官府，计算铜的价值增加十分之二，也以小钱偿付，隐藏者依法论处。但是，当十钱已经在全国流通，如何能在一部分地区禁止使用，宋徽宗的诏令执行起来十分困难。

当十钱原来的法定价值较高，法定价值一旦变更，百姓凭空遭受巨大损失。此外，有的地方可用当十钱，有的地方禁用当十钱，而官府收购当十钱的价格较低，百姓不愿将当十钱卖给官府，就违法私自将当十钱贩运到可以使用的地区使用。因此，朝廷一方面命令官府搜查车船，对缴获私运钱币者给予奖励，另一方面对失察官员进行处罚。但是，即便如此，由于私钱多而滥，还是不能完全禁绝。

蔡京罢相之后，宋徽宗采用了官方收购的办法，取消当十钱的流通，对私铸的当十钱，根据含铜量，偿付铜价的一点二倍；对于京师以外地区私铸的当十钱，每枚支付三枚小平钱。京师地区官方出纳及百姓贸易，诏令采用大小钱混合使用的办法，即一枚当十钱只能当一枚小平钱使用。于是，当十钱出现了至少三种价格：兑换铜价的一点二倍；兑换三枚小平钱；当一枚小平钱使用。

于是，钱法越来越乱，执法越来越严。钱币流入市场，不知是否私铸，百姓恐罪，纷纷将钱币抛掷江河之中。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张茂直上言建议在市场上设置木箱，让百姓将钱投入箱中，以避获罪；已经抛弃在江河中的钱币，朝廷命令当地官府组织打捞。

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被罢免宰相的第二年，蔡京再次被任命为宰相。

方腊起义

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台谏官纷纷上言，述说蔡京的罪恶。于是，蔡京第二次丢掉宰相职务，主持修撰《哲宗实录》。

然而，三年之后，蔡京再次主政。

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五月，蔡京第三次被任命为宰相。不料，第二年十一月，何执中出任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成为宰相。宋徽宗将蔡京封为太子太师、鲁国公。蔡京第三次失去了宰相的职位。

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四月，何执中致仕。道士林灵素告诉宋徽宗说，宋徽宗是上帝的长子，是神霄玉清王，下凡来当皇帝。蔡京是左元伯仙，下凡来辅佐宋徽宗治理天下。宋徽宗对此深信不疑，自称“教主道君皇帝”，并诏令蔡京总领中书、门下、尚书三省事务。这是蔡京第四次出任宰相。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六月，蔡京第四次被免去宰相职务。此时，蔡京已经七十四岁。蔡京这一次被免去宰相职务，名义上是因为年老，实际上是因为反对北伐辽国。接替宰相职务的人，名字叫王黼，是个惹是生非的家伙。王黼出任宰相四年，北宋王朝不断出事，先是方腊起义，后是联金灭辽。

虽说蔡京已经辞职，但是他的敛财政策，却逐步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根据蔡京的敛财政策，各级官府搜刮民财，百姓活不下去了，纷纷举旗造反。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十月，方腊在睦州青溪（今浙江省淳安县），以诛朱勔为名，聚众揭竿而起，自称圣公，建元永乐，设置官吏将帅。方腊和他的主要追随者都信奉摩尼教，认为光明最终必将战胜黑暗，又讲究团结互助，提倡节俭、素食、戒酒。所以，方腊起义可以说是摩尼教起义。此外，方腊在发动起义时，痛斥“赋役繁重，官吏侵渔”的苛政，表示将推行“轻徭薄赋，以宽民力”的政策，提出了推翻赵氏王朝腐朽统治的奋斗目标。

方腊振臂一呼，各地响应，不少私茶贩子、私盐贩子投奔方腊。几天之内，起义军发展到十万人。有了人马，方腊就开始攻城略地，起义军所向披靡，到处劫富室、杀官吏。十二月，起义军占领了睦州（今浙江省淳安县）、歙州（今安徽省歙县），又攻克了杭州这个北宋王朝的东南重镇。至此，起义群众数量接近百万，四方大震。

宰相王黼为了粉饰太平，隐瞒实情不报。御史中丞陈过庭认为王黼隐瞒军情是造成起义蔓延的主要原因。他在上报宋徽宗的奏疏中说：“致‘寇’者蔡京，养‘寇’者王黼，把这两个人拿下问罪，则‘寇’自平。”

宋徽宗闻报大惊，立刻下诏罪己，下令废除花石纲，撤销造作局，免除起义地区的公私债务，三年不收田赋。

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正月，宋徽宗派童贯率十五万大军攻打方腊。童贯三战三捷，杀害起义军五千余人，俘虏起义军数万，生擒方腊。八月，方腊在开封被杀。

方腊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朝廷花费了无数钱财，北宋王朝的财政更加紧张，百姓的生活更加艰难。

童贯去打仗，宋徽宗便宠信另一个太监梁师成。梁师成被任命为检校太傅，代皇帝颁发诏书命令，所以权势日盛，贪污受贿，卖官鬻职，无恶不作。于是，朝纲败坏，北宋王朝日益走向没落。

联金灭辽

宋徽宗时期，辽国国力日益衰落，诱发了北宋王朝北伐辽国的野心。

政和元年（公元1111年），童贯出使辽国。辽国有一位汉族的官员名字叫马植，对辽王朝心怀不满。马植遇见童贯，就向童贯献上联金灭辽之计。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马植逃奔宋朝，见到宋徽宗，又一次提出联金灭辽的主张。

此时，金国日益强盛，辽国逐渐衰败。辽国已经不足为虑，金国却成为宋朝的主要威胁。因此，北宋王朝中许多士大夫反对联金灭辽。然而，燕云十六州在辽国手里，这使宋朝北部边境无险可守。收复燕云十六州，是宋朝长久以来的最大心愿。此时，辽国国力衰败，对于北宋王朝来说，似乎是收回燕云十六州的最好时机。面对如此巨大的诱惑，宋徽宗无法抵制，终于接受了马植联金灭辽的主张，赐马植皇家赵姓。马植改名为赵良嗣。

政和五年（公元1115年）正月，阿骨打称帝，国号大金。九月，金军攻克辽国的军事重镇黄龙府（今吉林省农安县），辽国天祚帝亲率七十万大军反攻黄龙府。结果，辽军大败。

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三月，赵良嗣从登州（今山东省蓬莱市）泛海北上，会见阿骨打，双方达成协议：金军攻打辽中京（今内蒙古自治区宁城县），宋军攻打辽南京又叫燕京（今北京市）；宋军攻取燕京后，燕京及所管州城归宋朝，宋朝将原来给辽朝的岁币银绢五十万两匹转送金朝。这项协议在历史上被称为“宋金宣和海上之盟”。既有盟约，金军便毫无顾虑地开始攻打辽国，而宋军却被调去镇压方腊起义。

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正月，金军攻破辽中京；三月金军攻破辽西京。至此，辽五京已经失去四个，所存者只有燕京。辽国天祚帝逃奔夹山（今内蒙古自治区武川县），金军集中兵力追击，无暇顾及燕京。此时，童贯已经剿灭了方腊起义。于是，宋徽宗任命童贯为河北、河东宣抚使、蔡京的长子蔡攸为副使、名将种师道为都统制，率军十五万，攻打燕京，发动了燕山之役。

国力衰弱，朝纲败坏，战争又起，而宋徽宗的另一个太监李彦又给宋徽宗惹了一场大祸。李彦核查西北地区的田亩，没收百姓土地三万四千三百余顷，先后杖死良民千余人，造成破产者无数。于是，京东、河北百姓群起反抗，朝廷更加难以稳定局势。

蔡京因为反对联金灭辽，已经丢掉了宰相的位置。宋辽之间订有盟约，持续百年和平，此时战端一起，前途莫测。儿子蔡攸前去对辽作战，蔡京悲愁交加，赋诗一首赠给儿子：

老懒身心不自由，封书寄与泪横流。

百年信誓当深念，三伏征涂合少休。

目送旌旗如昨梦，心存关塞起深愁。

缁衣堂下清风满，早早归来醉一瓯。

燕山之役，宋军屡战屡败，最后请来金军攻占了燕京。宋朝花钱从金军手里仅买回了燕京及周边的几座空城，宋徽宗收复燕云十六州的梦想终成泡影。

然而，买回燕京也算是个胜利。宋徽宗重赏功臣，封首相王黼为楚国公，封童贯为徐国公、豫国公，封蔡攸为英国公。

镇压方腊和联金灭辽的两次战争，使北宋王朝元气大伤。辽国既灭，唇亡齿寒，宋金战事开启，使北宋王朝面临的局势雪上加霜。

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十一月，王黼被罢免宰相职务，蔡京再次被任命为宰相。这一次，是蔡京第五次担任宰相职务，他已经七十八岁了，老眼昏花不能做事，一切政务都交给小儿子蔡絛处理。蔡京第五次担任宰相，只做了一年。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蔡京第五次也是最后一次被免去宰相职务。蔡京似乎很不愿意辞职，不知他是渴望挽救北宋王朝日益衰败的时局，还是感到自己的人生接近尾声。当童贯告诉他宋徽宗令他上章辞职时，他流下了眼泪，说：“皇上为什么不能容我再干几年呢？这一定是有人进谗言诋毁我呀！”童贯回答说：“不知道。”

宋徽宗命令词臣代蔡京写了辞呈，不予批准，命令词臣再代蔡京写了第二道辞呈，还是不予批准，命令词臣代蔡京写了第三道辞呈，宋徽宗才终于降旨批准蔡京辞职。

病死谪途

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十月，金兵分两路大举南下侵宋，西路军自大同进攻太原，东路军自平州（今河北省卢龙县）进攻燕京，北宋王朝上下一片惊恐。

十二月，宋徽宗准备南下逃往镇江避难，任命太子赵桓为开封尹，组织勤王部队抵挡金兵。太常少卿李纲上书反对：“名分不正而当大权，何以号召天下？”宋徽宗无奈，只得下诏禅位于太子。太子赵桓即皇帝位，是为宋钦宗。

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正月，宋徽宗以去亳州烧香为名出避江南，后驻镇江。

一朝天子一朝臣，宋徽宗下台，他的亲信大臣、宦官们就都出了事。这时，金兵围攻太原府，逼近京师开封府。太学生陈东等上书说：“今日之事，蔡京坏乱于前，梁师成阴谋于后，李彦结怨于西北，朱勔结怨于东南，王黼、童贯又结怨于辽、金，创开边衅。宜诛六贼，传首四方，以谢天下。”

山河破碎，百姓流离失所，人们不能怪罪皇帝，只能说大臣们不好，尤其是宋徽宗最亲信的六位大臣、宦官，理应承担责任。此事传开，天下哗然，口诛笔伐，不杀六贼不足以平民愤。北宋王朝祖制不得杀害大臣。于是，宋钦宗决定分别逐步处置六贼。李彦和梁师成是宦官，容易收拾，宋钦宗便将李彦赐死；将梁师成贬为彰化军节度副使，派人将其在途中缢杀。朱勔和王黼是大臣，不可诛杀，宋钦宗便将朱勔罢官放归田里；将王黼贬为崇信军节度副使。

二月，北宋王朝以亲王和宰相为人质，允割三镇，允交犒金，金军终于北撤，京师解围。三月，人们纷纷议论宋徽宗将在镇江复辟。宋钦宗与宋徽宗相互猜忌，关系日益紧张。宋钦宗将宋徽宗劝回京师软禁。四月，侍御史孙觌上疏弹劾蔡京、王黼、童贯，要求早正典刑。于是，朝廷下旨处死王黼，将蔡京贬至衡州（今湖南省衡阳市）安置，再徙移韶州（今广东省安陆市）、儋州（今海南省儋州市）。然而，蔡京却没有能够走出那么远。七月，蔡京途经潭州（今湖南省长沙市），病死于城南崇教寺，草葬于当地漏泽园，终年八十岁。蔡京死前数日，作下一生中最后一首《西江月》词，概括了自己一生的宦海沉浮。

八十衰年初谢，三千里外无家。

孤行骨肉各天涯，遥望神京泣下。

金殿五回命相，玉堂十度宣麻。

追思往事漫繁华，到此番成梦话。

蔡京病死潭州的时候，朝廷下旨处死童贯，两人同朝共事十余年，未能同生，却得同死。

八月，蔡京的儿子英国公蔡攸、礼部尚书蔡翛被赐死。蔡攸、蔡翛被赐死，其罪名并不是汉奸，而是“复辟罪”。他们兄弟二人的罪名是扬言宋徽宗将在镇江复辟。九月，朝廷下旨处死朱勔。至此，宋徽宗最亲信的大臣、宦官们基本上被清洗干净。

宋钦宗清除了父亲宋徽宗的党羽，却不能抵抗金兵南下。十一月，金兵攻破开封。第二年四月，宋徽宗和宋钦宗被金兵俘虏北去，北宋灭亡。

蔡京年表

宋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

正月十五日亥时，蔡京出生在一个高级知识分子家庭里，籍贯隶属福建兴化军仙游县。

宋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

正值王安石推行新法的第二年，蔡京与胞弟蔡卞同科及进士第。蔡京被选拔为钱塘县尉。

宋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

蔡京由钱塘县尉调任安徽舒州推官。胞弟蔡卞娶妻王安石次女，具体年份不详。

宋神宗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

七月，蔡京被调入朝廷，任流内铨主簿。十月，王安石第二次被罢相，出任江南签判，次年隐退江宁。

宋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

八月，蔡京兼贺辽道宗生辰使，出使辽国。十月，蔡京试中书舍人。十一月，蔡京的弟弟中书舍人兼侍讲蔡卞请求排在蔡京之下，朝廷同意了他的请求。

宋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

十一月，蔡京为龙图阁侍制，权知开封府。

宋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

三月，宋神宗去世。宋哲宗继位，才十岁。太皇太后高氏垂帘听政，废除新法，打击变法派。蔡京、蔡卞兄弟成为被打击对象。

宋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

二月，司马光废雇役法，复差役法。闰二月，蔡京的同高祖哥哥蔡确被罢免副相职务。司马光出任宰相。蔡京被罢免知开封府职务，出守真定，未赴任又改任知成德军。四月，王安石去世。

宋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

十二月，龙图阁侍制、知成德军蔡京迁任知瀛州。

宋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

六月，本来决定任命龙图阁侍制、知瀛州蔡京为宝文阁直学士，迁任知成都府，谏官梁焘、范祖禹等皆言不可。于是，诏令蔡京为江、淮、荆、浙等路发运使。七月，迁任知扬州。

宋哲宗元祐五年（公元1090年）

五月，龙图阁侍制、知扬州蔡京迁任知颍州府。六月，龙图阁侍制、知颍州府蔡京迁任知郓州。

宋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

闰八月，龙图阁侍制、知郓州蔡京迁任知永兴军。

宋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

闰十二月，蔡京迁任成都知府。

宋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

九月，高太后去世，宋哲宗亲政。

宋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

三月，蔡京被任命为权户部尚书。

宋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

十月，蔡京的弟弟蔡卞迁任尚书右丞、同知枢密院事，与章惇、曾布同为执政核心。蔡京被升任翰林学士兼侍读、修国史。

宋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

五月，宋哲宗去世，宋徽宗即位，向太后权同听政。蔡京受命起草哲宗遗制。

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

正月，向太后去世。十一月，起居郎邓洵武进《爱莫助之图》，劝宋徽宗说：“陛下必欲继志述事，非用蔡京不可。”

宋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

五月，蔡京回朝。七月，蔡京被任命为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成为副相。八月，置安济坊、居养院。奏请：“以学校为今日先务，乞天下并置学养士。”十一月，更茶法。

宋徽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

正月，蔡京升任尚书左仆射，成为宰相。三月，更盐法。五月，令陕西及江、池、绕、建州铸当五大铜钱，以“圣宋通宝”为名，继而又令舒、睦、衡、鄂钱监，用陕西钱样铸造折十钱。六月，收复湟州。九月，诏诸州立党籍碑。

宋徽宗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

二月，置漏泽园。四月，收复鄯州、廊州。五月，奉诏书写元祐党籍碑。十一月，更科举法，取士并由学校升贡。

宋徽宗崇宁五年（公元1106年）

正月，彗星出西方。二月，蔡京第一次被免去宰相职务。

宋徽宗大观元年（公元1107年）

正月，蔡京复相，为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

宋徽宗大观三年（公元1109年）

蔡京引疾辞职，第二次被免去宰相职务，以太师身份，提举编修《哲宗实录》。

宋徽宗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

蔡京第三次被任命为宰相。

宋徽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

十一月，蔡京第三次被免去宰相职务。何执中被任命为宰相。

宋徽宗政和六年（公元1116年）

四月，何执中致仕，蔡京总领三省事，又成为宰相。

宋徽宗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

六月，蔡京致仕，第四次被免去宰相职务。十月，宋金相约联合灭辽。十一月，王黼为宰相。方腊起义。

宋徽宗宣和三年（公元1121年）

四月，童贯平定方腊。

宋徽宗宣和四年（公元1122年）

四月，童贯、蔡攸率师北伐。五月，宋军失利，退守雄州。十月，宋军败于卢沟河。十二月，金军攻入燕京。

宋徽宗宣和五年（公元1123年）

四月，金人将燕京六州归还宋朝，宋朝捐岁币数百万。十一月，因招纳平洲张毂事，宋金纠纷。

宋徽宗宣和六年（公元1124年）

十一月，因国事日非，王黼罢相。蔡京第五次被任命为宰相。

宋徽宗宣和七年（公元1125年）

蔡京以目疾致仕，第五次被免去宰相职务。十二月，金军入寇。十二月二十三日，宋徽宗内禅，宋钦宗即位。十二月二十六日，太学生陈东带领数百同学伏阙上书，请诛六贼：蔡京、王黼、童贯、朱勔、梁师成、李彦。

宋钦宗靖康元年（公元1126年）

正月，宋徽宗逃亡镇江。宋钦宗全部答应金人条件：“犒师之物金五百万两，银五千万两，绢、彩各一千万匹，驼骡之属以万计，以亲王宰相为人质，割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二月，金军北撤。三月十五日，在李纲等人劝解下，宋徽宗回銮。宋钦宗将宋徽宗软禁。蔡京责授崇信军节度使，德安府安置。四月，蔡京移德安府衡阳安置，不久后移韶州安置。七月，蔡京再移儋州安置。

七月二十一日，蔡京病逝于贬谪途中的潭州崇教寺，草葬于寺后当地漏泽园。

十一月，金兵攻入宋朝京城开封。

宋钦宗靖康二年（公元1127年）

三月，金人立张邦昌伪楚皇帝。四月，金人虏宋徽宗、宋钦宗二帝北撤回国。

北宋灭亡。

[1] 宋朝宰相不再由三省长官充当，而是以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又增加参知政事为副相。后改为尚书左仆射是宰相，尚书右仆射是副相。

贾似道

贾似道，字师宪，台州（今浙江省台州市）人，南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出生在一个抗金名将家庭里。

贾似道是南宋晚期的宰相。他在南宋灭亡之前的十六年里独掌朝政。在这十六年中，为了抵抗蒙古军队的入侵，南宋军民与蒙古大军进行了浴血奋战。为了筹措军费，贾似道采取措施收敛民财。但是，贾似道收敛民财的办法不是发行虚币，也不是提高食盐垄断价格，更不是增加税收，而是设立公田。贾似道实行的公田法不是没收地主土地，而是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即采用官方统一价格，将每个地主超过三百亩土地中的三分之一买过来，成为国有土地，租出去收取地租，用来充当军饷。贾似道收敛民财，并没有引起百姓的反抗。但是，贾似道也没有能够挡住蒙古大军南下，他在鲁港战败，被贬谪为高州团练使，途中被押送官杀害。

将门之后

贾似道的祖父名叫贾伟，南宋高宗绍兴二十七年（公元1157年）考中进士，曾任开江（今四川省开县）守将。贾伟当年写信给丞相赵雄，告发武兴太守吴挺横行霸道、鱼肉百姓。有一次，受到宋孝宗的召见，贾伟趁机奏请削弱郭棣、郭杲的兵权。宋孝宗表示赞许，采纳了贾伟的意见。于是，贾伟得罪了吴挺、郭棣、郭杲三人。后来，这三个人联手排挤他，致使他含冤而死。

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权臣韩侂胄发兵北伐金国。这是南宋第一次大规模主动用兵中原，旨在收复被金国占领的中原国土。结果，宋军大败而归。第二年，礼部侍郎史弥远发动了一场宫廷政变，将韩侂胄杀死。从此，史弥远掌握了朝廷大权。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少年时便开始为父鸣冤，坚持了十年，直到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终于使贾伟的冤案得以平反。此后，贾涉为官任事，直到病死，都是在史弥远独掌朝政的情况下，从事抵抗金军入侵的战争。

南宋晚期有三个宰相在朝廷中独掌朝政，他们是韩侂胄、史弥远和贾似道。韩侂胄时期，南宋大军北伐中原，惨败而归；史弥远时期，南宋联蒙灭金，灭金之后便爆发了宋蒙战争；贾似道时期，南宋抵抗蒙古军入侵，国土逐步沦丧。这三个宰相在南宋朝廷中依次专权，时间总共长达半个多世纪。他们相继主持着对外民族的战争，都是后世公认的奸臣。我们看到，在元朝晚期蒙古丞相脱脱主编的《宋史》中，和平时期南宋的宰相大多是忠臣，战争时期南宋的宰相大多是奸臣，这是一件十分蹊跷的事情。脱脱编撰《宋史》，其中有无民族政治偏见，尚需进一步考证。至于这三位奸臣的生平事迹，在《宋史》中多有描述，其中有无被歪曲的成分，也难以辨别。所以，我们只好姑且信之。对于他们的生平事迹，我们暂时采信《宋史》的记载，供读者们参考，听凭诸位仁者见仁、智者见智。

回过头来，我们继续说贾似道的父亲贾涉。

一开始，贾涉靠着父亲贾伟的功劳被任命为高邮尉。后来，他被迁任万安丞。不久，宝应县缺少县令，朝廷便差遣他出任宝应县令。贾涉到任后，请求修筑城池抵御金兵。工程刚刚开始，因母亲去世，贾涉便丁忧离职回家守孝。

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金兵攻打光州，朝廷起用贾涉修建宝应县的城池。贾涉圆满地完成了任务，被升任真州通判、大理司直，后来又改任盱眙军知军，成为一个地方的军事长官。

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金兵进入黄、濠、滁、扬、真、盱眙等州，宋军屡败，朝廷震惊。山东人李全、杨友等招兵买马，起兵抗金，号称“忠义军”。贾涉被任命为淮东提点刑狱兼楚州节制本路京东忠义人兵，对各路忠义军进行收编。

金国太子和大将仆散万忠、卢国瑞等率领着几十万金兵大举入侵，并用计诱降忠义军将领石珪等人。贾涉担心石珪等人无力支撑，立即派陈孝先进军滁州，石珪与夏全、时清进军濠州，两处兵马形成掎角之势。贾涉又命令季先、葛平、杨德广增援陈孝先、石珪；命令李全、李福截断敌军退路。几天后，前线传来捷报，石珪多次击败金兵。这时候，金兵围困安丰的部队总共有一百多个营寨，攻城器具刚刚准备完毕。石珪率兵解除了安丰之围，李全率部活捉了金军大将仆散万忠，宋军大胜。自此，金军六七年不敢进军淮东。

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贾涉身患重病，上疏请求辞官养病。此时，金兵再次大举进犯。贾涉带病率军出战，大败金兵，将缴获的京、河地区的户籍册和官印等送献朝廷。不久，贾涉因劳累过度去世，朝廷追任他为龙图阁学士、光禄大夫。

皇亲国戚

贾似道是抗金名将贾涉的儿子，名副其实的忠臣之后。

但是，贾似道并不是贾涉的嫡子，而是小老婆生的庶子。传说当年贾涉从钱塘乘舟路过龟溪，见一美貌少妇在岸边洗衣，就上前调戏，问她能不能跟自己走。妇人嫣然一笑，回答说：“有夫安得自由，待夫君回来，你可与他商量。”贾涉尾随美妇人至家，美妇人的丈夫果然愿意将妻子送给贾涉做妾。这个妾便是贾似道的生身母亲胡氏。

胡氏生了贾似道之后，便被贾涉的大老婆赶出家门，嫁给一个石匠。贾似道长大成人，做了大官之后，才把母亲接回家。

贾涉不仅会打仗，而且很会生孩子。贾涉的大老婆为他生了一个如花似玉的女儿，就是贾似道同父异母的姐姐，宋理宗最宠爱的贾贵妃。

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宋宁宗去世，养子赵昀继位，是为宋理宗。宋理宗赵昀是宋太祖赵匡胤的远支后代，父亲只做过县尉一类的小官。开禧三年（公元1207年），因为宋宁宗和他的堂兄弟吴兴郡王的儿子们均已夭逝，宋宁宗只好将宋太祖赵匡胤的十世孙赵与愿立为太子。嘉定十三年（公元1220年），太子赵与愿去世。嘉定十四年（公元1221年），宋宁宗又立吴兴郡王的养子赵贵和为皇子，更名为赵竑。此时，史弥远擅权，与赵竑产生了矛盾，千方百计地阴谋废掉赵竑。所以，赵竑做了三年皇子，却没有当上太子。到了宋宁宗去世时，史弥远便拥立家道衰落的赵昀做了皇帝。

宋理宗即位后，中宫尚虚，朝臣议立中宫，广选天下美女。结果，前任丞相谢深甫的女儿谢道清与贾似道的姐姐同时入选。谢道清气质庄重，贾氏容貌美丽。宋理宗当然想立美丽的贾氏为皇后，然而，决定权在杨太后手里。于是，杨太后召见两位淑女测试。测试中，贾氏历言父亲贾涉攻城野战之功，谢道清却缄默不语。杨太后问谢道清：“谢丞相当朝时曾做过什么事？”谢道清回答：“先丞相不曾用兵杀一无辜。”杨太后传旨赐饭，谢道清端饭便吃。贾氏矜持不食，搞得杨太后不喜欢，讥讽道：“食者自饱，不食者自饥。”于是，谢道清被封为皇后，贾氏被封为文安郡夫人。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贾氏被封为才人，第二年晋升为贵妃。

贾氏被封为贵妃这一年，贾似道二十岁，因为父亲的功劳出任嘉兴司仓。

姐姐做了皇贵妃，贾似道便是国舅爷了。没多久，贾似道被宋理宗召见问话，贾贵妃在宫中侍奉汤药来帮助他。觐见后，贾似道被提升为太常丞、军器监。

做了国舅爷，便是皇亲国戚，贾似道为所欲为，白天逛妓院，夜晚在西湖中宴饮。宋理宗夜间登高，看到西湖中的灯火与往常不同，对左右人说：“这一定是贾似道。”第二天，宋理宗临朝询问，果然是贾似道在西湖上夜饮。于是，宋理宗命令京兆尹史严之给其告诫。史严之说：“贾似道虽然有些纨绔少年的习气，但是他的才能却可以派大用场。”不久，贾似道被任命为澧州知州。

蒙古入侵

纵观中国古代皇帝专政的历史长河，南宋时期的经济最为繁荣。经济繁荣的原因是百姓具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强制劳役已经很少针对普通百姓，而是主要针对罪犯。百姓可以通过经济活动获取财富，通过科举考试获取官职。刑罚的减轻赋予百姓更大的思想自由，由此产生的创造性思维便获得了更大的发展空间，从而使得社会劳动生产力得以提高。然而，任何事物都是双刃剑，都具有优劣两个方面的效果。经济繁荣使得朝廷获得了巨大的财富，诱发了帝王北伐中原、收复国土的理想；经济繁荣又使得百姓生活水平提高，导致了百姓贪图享乐、厌恶战争的情绪。所以，君臣百姓物质享乐的增加一直伴随着南宋王朝版图的缩小。

随着百姓地位的提高，大臣们的地位更是达到了中国历史上的顶峰。南宋王朝继承了北宋王朝不杀大臣的规则。因此，大臣们敢于对皇帝讲真话、讲道统，要求皇帝守规矩。南宋的大臣们动不动就撂挑子，以辞职归隐要挟皇帝。

这种情形发展到了南宋晚期，就愈加突出了。宋宁宗、宋理宗、宋度宗这三位南宋皇帝，无不渴望北伐中原、收复国土。宋宁宗开禧北伐，攻打金国；宋理宗联蒙灭金；宋度宗抗蒙守土，三位皇帝都生活在战火不熄的年代里。为这三位皇帝做事的宰相，就是宋史上臭名昭著的奸臣韩侘胄、史弥远和贾似道。

蒙古大军入侵之前，南宋王朝处于史弥远擅权时期。

宋宁宗时期，史弥远杀死韩侘胄，开始把持朝政。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宋宁宗去世，史弥远拥立宋理宗即位，更加独断专行。宋理宗绍定年间（公元1228—1233年），蒙古军队多次向南宋强行借道，攻击金国。史弥远对蒙古军队在南宋国境的横行霸道一味姑息，并且制定了联蒙灭金的政策。绍定六年（公元1233年）十月，史弥远病死，结束了他长达二十六年的擅权专政。

三个月后，金国在蒙古国与南宋的联合攻击下灭亡。

史弥远死了，宋理宗得以亲总庶政，第二年改元“端平”，亲自组织发动了三件大事：（1）罢黜史弥远党羽；（2）起用道学之士；（3）收复三京，即收复东京开封府、西京河南府和南京应天府。

此时，金国已经灭亡，三京处于蒙古大军的势力范围。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八月，宋军与蒙古军在洛阳城下交战，宋军大败。

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调集蒙古大军南下攻宋，宋蒙战争正式爆发。

然而，此时的宋蒙战争，还轮不到贾似道登场。

鄂州和议

宋理宗在位三十九年，在此期间，贾似道不断晋升。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年仅二十九岁的贾似道被任命为湖广总领。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贾似道又被晋升为户部侍郎，成为年轻的副部级官员。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贾似道以宝章阁学士官衔兼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江西路安抚使。一年之中，贾似道升迁至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调度赏罚，得以便宜行事。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贾似道被加封为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贾似道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此时他年仅三十八岁。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贾似道被加封同知枢密院事，相当于现代的国防部副部长，又晋爵为临海郡开国公。宋代非赵氏宗室不得封王，贾似道被封为开国公，已经是宗室外人士的最高爵位了。

作为皇亲国戚，贾似道霸气十足，威慑朝野，文武官员们都十分惧怕他。御史台曾经弹劾贾似道的两名部将，贾似道便坚决辞职以示不满。孙子秀新任淮东总领，有传说贾似道已经密奏皇帝不让孙子秀出任此职，丞相董槐十分害怕，请示皇帝如何处置，皇帝告诉董槐并无此事。董槐仍然不敢派孙子秀赴任，最终还是委派贾似道的好友陆壑出任淮东总领。

贾似道在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被加封参知政事，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被加封知枢密院事，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改任两淮宣抚大使，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被派到前线，开始与蒙古大军作战。

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宋蒙之间的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四年，蒙古大汗蒙哥亲自率军攻打四川，派皇弟忽必烈攻打鄂州（今湖北省鄂州市），派元帅兀良哈台由云南进入交阯，攻打广西、湖南。蒙哥发布文告，宣布南宋违背盟约的罪过。

宋理宗派赵葵在信州驻军，抵御广西的蒙古军；派贾似道在汉阳驻军，支援鄂州。同时，贾似道在军中被任命为右丞相。[1]十月，鄂州城东南角被打开缺口，南宋军民重新将其筑起，不久又被打破，大将高达率领众将士在城墙缺口与蒙古军浴血拼杀。贾似道由武汉赶来鄂州，亲自督战。十一月，蒙古军攻城紧急，城中死伤人数达到一万三千人。贾似道秘密派遣宋京到蒙古军营中请求议和，提出南宋向蒙古称臣，并向蒙古输送岁币的条件。但是，忽必烈的代表赵璧拒绝了贾似道的请求。正在此时，蒙古大汗蒙哥在四川钓鱼山去世。合州守臣王坚派阮思聪越过急流跑到鄂州向贾似道报告。贾似道再次派宋京到蒙古军营请求议和。这一次，忽必烈的代表赵璧答应议和。于是，蒙古军拔寨退兵，向北撤离。

贾似道向忽必烈求和，史称“鄂州和议”。此项和议并无正式文本，只是贾似道做了一个求和的动作，可能也没有向朝廷请示，更没有得到朝廷的批准。此后，蒙古大军攻打南宋，总是以征收岁币为借口，扩大了贾似道求和事件的法律效果。但是，鄂州和议在历史上是个重要的时间节点。从此，忽必烈班师回朝，开平称帝，成为蒙古大汗，继续组织力量攻打南宋；贾似道获得了南宋王朝的褒许，逐步掌握了朝廷大权，开始了贾似道持续十六年的擅权时代。

蒙古军主力撤离后，留下大将张杰、阎旺带领少数部队等候与兀良哈台转战湖南的部队会合。第二年二月，兀良哈台的部队抵达，两军会合，组织北撤。张杰在新生矶搭建浮桥，率部队北撤。贾似道采用刘整的计策，毁断浮桥，杀了断后的蒙古士兵一百七十人。贾似道向朝廷报告，说自己已经肃清了敌人。宋理宗认为贾似道对朝廷有再造之功，召他以少傅、右丞相的身份入朝，百官到郊外迎接，慰劳他的仪式采用了前朝给予丞相文彦博的规格。

独掌朝政

当初贾似道在汉阳时，左丞相吴潜采用监察御史饶应子的建议，把他调到黄州，分派曹世雄等人率部守卫长江的大门。黄州虽然处于长江下游，却是兵家必争之地。吴潜派贾似道驻扎黄州，是相信贾似道有能力守住黄州。但是，贾似道却认为吴潜是在嫉妒他，想害死他。有消息说，吴潜在办理紧急事务时，先办后奏，经常不事先请示皇帝。此外，皇帝没有儿子，想立自己亲弟弟荣王赵与芮的儿子孟启为太子，吴潜却不同意，让皇帝很不高兴。得到这个信息，贾似道就向皇帝提出立太子的策略，同时让沈炎弹劾吴潜指挥措置无方，导致全州、衡州、永州、桂州都被蒙古军占领。贾似道的建议非常符合皇帝的心思。于是，皇帝就召集大臣讨论立孟启为太子，并将吴潜贬到循州，把他的同党都驱逐出朝廷。

吴潜被赶出朝廷，贾似道作为右丞相就开始独掌朝政。

高达在守卫鄂州城时，仗着他的勇敢，对贾似道非常轻视。每当见到贾似道督战，高达就嘲笑他说：“戴高冠的人怎能督战呢？”每次作战，高达必须得到慰劳，才肯出战。否则，他就让士兵们在贾似道的门口喧哗。吕文德奉承贾似道，派人呵斥士兵们说：“贾宣抚在这里，你们怎么敢这样？”曹世雄、向士璧在军中，军务诸事都不向贾似道报告，所以贾似道恨透了他们。

此时，贾似道当政，趁着核查各军的费用，将曹世雄、向士璧判定以侵占盗用军费的罪名，贬到远方的州。贾似道经常向皇帝进言，要求诛杀高达。皇帝知道高达有军功，拒绝了贾似道的建议。不久，朝廷论功行赏，吕文德居功第一，高达却居功第二。

宋理宗以为贾似道打败了蒙古军，天下终于安定，就将宝庆元年后一年改元“景定”。就在宋理宗改元景定的这一年，忽必烈在开平称帝，年号中统。

忽必烈做了蒙古皇帝，有的蒙古贵族却想拥立忽必烈的同父同母弟弟阿里不哥即位，兄弟俩争夺大汗位置，准备开战。为了避免腹背受敌，忽必烈派翰林侍读学士、国信使郝经带着书信来到南宋，要求和好息战，并且征收岁币。

贾似道刚刚让廖莹中等人撰写了《福华编》，称颂他在鄂州的战功，怎么蒙古人就来要岁币了呢？全国人民都不知道贾似道在鄂州与蒙古军议和，答应每年向蒙古帝国缴纳岁币。于是，贾似道密令淮东制置司在真州忠勇军营拘留了郝经等蒙古使者。

此时，宋理宗在位已经三十六年了，越来越贪图享乐。内侍董宋臣、卢允升以为皇帝敛财来向皇帝献媚，接受贿赂，引荐追求名利的人，给这些人重要的官职。他们又任用外戚子弟做监司、郡守，在宫中修建芙蓉阁、香兰亭，引进倡优傀儡，供皇帝游宴取乐。内侍们还在暗中玩弄权柄，御史台有议论的，就让皇帝宣谕他们离职，美其名曰“节贴”，打着减少群臣开支的名号，排斥异己。

贾似道初掌朝政，立刻驱逐董宋臣、卢允升所引荐的林光世等人，全都罢免了他们的职务，并且勒令外戚不得出任监司、郡守。从此，外戚的子弟门客都收敛形迹，不敢干涉朝政。于是，贾似道的势力骤然上升，可谓权倾朝野。

行公田法

贾似道知道，无论是否向蒙古缴纳岁币，蒙古军都会再次南下，攻打南宋。所以，南宋朝廷需要富国强兵，需要从民间收敛钱财，扩军备战。

贾似道收敛民财的办法不是增加税收，不是增发纸币，也不是实行盐铁茶酒官营，而是设立公田。贾似道实行的公田法不是没收地主土地，而是采取了赎买的政策，即采用官方统一价格，将地主多余的土地买过来，成为国有土地，租出去收取地租，用来充当军饷。

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殿中侍御史陈尧道、右正言曹孝庆、监察御史虞虑、张晞颜等人上书谈论廪兵、和籴、发行纸币的弊端，提出买公田的方案：

“建议按照前朝祖宗规定的限田办法，从两浙东路、两浙西路、江南东路、江南西路的官户或民户超过限额的田亩中，抽出三分之一买作公田。如果我们买到一千万亩公田的话，每年就会有六百万至七百万斛的地租收入。有了这笔收入，可以获得五个方面的利益：一是得到军饷来源；二是减少征购粮食；三是提高纸币价值；四是平抑物价；五是实现富国。”

由于宋蒙战争，朝廷采取了征粮、低价收粮、增发纸币等措施，给广大平民百姓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采用公田法，收购地主多余的田地，不会影响广大平民百姓的正常生产和生活，是个劫富济贫的措施。

宋理宗批准了他们的建议。公田法在贾似道的主持下，在平江、嘉兴、安吉、常州、江阴、镇江六个州开始实行。

六州买公田，每亩起租达到一石或以上者给价二百贯；起租达到九斗或以上者给价一百八十贯；起租达到八斗或以上者给价一百六十贯；起租达到七斗或以上者给价一百四十贯；起租达到六斗或以上者给价一百二十贯。

每个地主占有土地的限额是三百亩，拥有田地数量在三百亩以下者，不必将田地卖给官府。

如果某个地主有一千亩田地，超过三百亩的那部分田地要拿出三分之一卖给官府，即从七百亩田地中拿出二百三十三亩卖给官府。地主还可以剩下七百六十七亩田地来维持生活。占有田地少于三百亩的平民百姓，不受公田法的影响。此外，官府买公田是给钱的，每亩一百二十贯至二百贯不等。一百二十贯就是十二万文钱，在当时也是个不小的数目。

对于田地达到五千亩或以上的地主，支付收购田地价款，付给百分之五的银子，百分之五十的官告，百分之二十的度牒，百分之二十五的会子[2]；对于田地达到一千亩，不足五千亩的地主，支付收购田地价款，付给百分之五的银子，百分之三十的官告，百分之三十的度牒，百分之三十五的会子；对于田地达到五百亩，不足一千亩的地主，支付收购田地价款，采用度牒、会子各半；对于田地达到三百亩，不足五百亩的地主，支付收购田地价款，全部采用会子。

公田法听起来非常好，合情合理。然而，这个办法在执行中却有问题。

当年秋收之后，每亩起租达到一石的田地，官府收购只给四十贯钱，而且一半是官告和度牒。百姓们拿到这些官告、度牒不能转售，六州的百姓骚动，而朝廷派去工作的刘良贵、陈訔、赵与訔、廖邦杰、成公策等人都分别得到奖赏。廖邦杰在常州，害民特别厉害，他将多家百姓的田地归并在一起计算，然后算出超额部分，向百姓强行购买，搞得百姓中出现了为抗拒官府买田而自杀的事件。

针对这些问题，浙江安抚魏克愚上书说：

“对四路的民田规定每户占有限额，收购超过限额的田地，目的是为了免除和籴，更有利于国家粮食储备。出主意的人莫不以为自己是大公无私、忠于朝廷的。然而，这个办法并没有产生什么好处，却出现了许多弊病。最近，给事中徐经孙在对丞相陈述的意见中非常详细地谈了在江南西路买田的弊病。而在两浙西路出现的弊病，比徐经孙所谈的还要厉害。”

然而，魏克愚的奏疏并没有得到朝廷的重视。

推排打量

公田法原本不错，只是执行起来就走了样。两浙西路有价值一千贯的良田，贾似道只用四十贯就为官府买了过来。官吏们更是恣意操作，买公田数量成为官员们的政绩。买公田数量多的官员被朝廷封赏提升，买公田数量少的官员被朝廷斥责贬谪。官员们只好千方百计地算计百姓的田产。不管清官赃官，能够将百姓手里的田产买过来的才是好官。百姓田地缺少或贫瘠、欠租逃跑，一律由田主赔偿。六州的百姓，破产者甚多。当包恢出任平江知州时，采用肉刑来推行买田法，更是取得了辉煌的政绩。

因为纸币会子贬值，贾似道开始制作银关。银关是代表一定数量白银发挥流通手段职能的纸币。贾似道制作银关，采用“贾”字形状的印文发行，一贯银关兑换三贯会子。银关发行后，纸币会子更加贬值，物价更加上涨。

贾似道又推行推排打量法。例如一户有田若干，公田官要查契书文凭，看买卖来历，何时何地买的何人的田地。田地的主人要与卖田人对证，若对不出来，或对证不实，即系欺骗朝廷，没收其田产。这就是“推排”。如果对证无疑，还要丈量土地尺寸。契书上写八十亩，如果丈量出的土地比八十亩多了，那就是隐匿田数，也算诓骗之罪，将其田产没收。这就是“打量”。无论是“推排”还是“打量”，有违法者就要逮捕入狱，甚至有生命之忧。推行“推排打量法”，朝廷没收的田地不计其数，被拘的人成百上千。结果，朝廷的钱多了，而民力却凋敝了。有太学生作诗讽刺贾似道说：

三分天下二分亡，犹把山河寸寸量。

纵使一丘添一亩，也应不似旧封疆。

中华大地的领土，大部分被蒙古军占领了。作为丞相的贾似道，却在一寸一寸地测量百姓的土地。即便经过测量，每块地都能多出来一亩，国家的领土也没有过去那么多了。

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南宋王朝选派官员任官田所分司，平江、嘉兴、安吉各一位分司，常州、江阴、镇江共一位分司，凡公田的事务全部交由分司负责。

当年七月，彗星在柳宿出现，光辉照亮天空，长几十丈，从四更起在东方出现，到太阳升高时才熄灭。御史台、平民都上书，说这是因为公田法不好，民间愁怨导致彗星出现。贾似道上书极力申辩，并请求罢去他的官职。宋理宗极力挽留他说：“公田不能施行的言论，早在你刚刚开始建议的时候就已经有了。当时我就阻止了这种言论。如今实施公田法，公私都充裕。一年的军饷就靠它了。假如因为别人的话而停止它，虽然可以使一时议论的人畅快，可是国家大计怎么办呢？”

京学生萧规、叶李等人都上书言事，批评贾似道专权；江东转运司校文谢枋得、天府校文方山京，也都上书指责公田法不好；前秘书监高斯得也通过驿亭驰送封表，竭力陈述公田法丧失人心，导致天变。不久，萧规等人被判处黥面充军发配；谢枋得、方山京相继遭到弹劾；高斯得虽然未被处分，不久便被罢官。

当年十月，宋理宗病逝，终年六十岁，在位三十九年。太子孟启即皇帝位，是为宋度宗，改年号“咸淳”。

频繁辞职

两宋时期，朝廷不杀大臣，所以君臣关系比较融洽。大臣对皇帝不满意，可以辞职撂挑子。皇帝不会因为大臣辞职，将其列入叛离的行列。因此，两宋时期的大臣提出辞职者很多，而提出辞职次数最多的，就是这位贾似道了。

贾似道拥立宋度宗有功，所以每次朝见时，宋度宗都要对贾似道答拜，称他为“师臣”，大臣们便称他为“周公”。然而，刚刚埋葬了宋理宗，贾似道就弃官而去。然后，贾似道让吕文德报告朝廷说：“蒙古军进攻下沱，情况紧急。”朝中大惊，宋度宗和谢太后亲手写下诏书起用贾似道。于是，贾似道返回朝廷，想凭着经筵官的地位得到太师的尊荣。朝廷告诉他，按照以往的惯例，任何官员都必须先被授为镇东军节度使，执持符节，才可以拜为太师。贾似道生气地说“节度使是最粗鲁的人做的”，以表示不愿意被任命为节度使。但是，他却同意接受符节。此时，京师许多人众围观，官员们将符节请出。不料，贾似道又说，时辰不吉利，命令将符节退回。宋朝的制度，符节一出就不得撤回，以示执节不屈。贾似道公然违背惯例，众人都惊骇感叹。

然而，军情报告却是假的，下沱地区并无战事。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贾似道又请求辞职回家养老。大臣、侍从从宫中传来挽留他的圣旨，一天之内就有四五道。太监送来皇帝的赏赐，一天之内就有十几次。皇差晚上躺在贾似道的房子外面，守候着他，怕他离职而去。于是，贾似道被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一个月三次赴御前讲席，三天一上朝，到中书堂治理大事。宋度宗赐他在葛岭修建宅第，让他在家里办公。官吏们抱着文书到他的宅第里请他签署。实际上，大小朝政，一切都由他的馆客廖莹中、堂吏翁应龙决定，他只是在文件末尾签名而已。这一年，京城米价飞涨。朝廷勒令平江、嘉兴的富户运米入京。运送不及时者，官府对他们捆绑鞭打拘留，活活被折腾死的十有七八。太常寺簿陆逵说：“买公田本是为了免除和籴的弊端。现在勒令运米，这比和籴的害处还重。”贾似道听后十分恼怒，把陆逵调出京城，任命为合州知府。陆逵还没有到任，就被吓死了。

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贾似道再次称病请求辞职离任。宋度宗哭泣着挽留他，他不答应。宋度宗只好减少他的工作时间，令他一个月两次赴御前讲席，六天一上朝。

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宋度宗诏令贾似道入朝可以不拜，退朝时皇帝起身避开席位，目送他出殿后才坐下。接下来，宋度宗又令贾似道十天一上朝。

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明堂礼制成，在景灵宫祭祀。天下大雨，贾似道希望皇帝在雨停后再走。胡贵妃的父亲胡显祖担任带御器械，请求皇帝比照开禧年间的例子，乘逍遥辇回宫。宋度宗问胡显祖：“贾似道是什么意见？”胡显祖骗他说：“平章已经允许皇上乘逍遥辇回宫了。”于是，宋度宗就乘逍遥辇回宫了。贾似道大怒道：“我是大礼使。皇帝去哪里我都不能事先知道，这让我怎么办事。我要辞职。”当天他就出了嘉会门。宋度宗挽留他不下，只好罢免了老丈人的官职，哭泣着废掉胡贵妃，把她送出皇宫去做尼姑。贾似道这才心满意足，回朝做事。

宰相辞职逼得皇帝废贵妃，这真是旷古奇闻了。

蟋蟀宰相

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蒙古大军围困襄阳。襄阳保卫战持续了六年，直到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守将吕文焕投降蒙古军，襄阳才沦陷敌手。

当时襄阳被围，情况十分紧急，贾似道却每天坐在葛岭，建起楼阁亭榭，将漂亮的宫女、妓女、尼姑娶来做妾，夜以继日地在群妾之中淫乐。贾似道的府第是个吃喝淫赌的安乐窝，只有以前和他一起赌博的人，才可以随意出入，每天在这里纵情赌博。贾似道的府第就像现代土豪的豪宅，警卫森严，异常诡秘，一般人不敢窥视。有一位小妾的哥哥来到贾府，站在府门外，像是打算进入，不料被贾似道看到，竟然被捆缚投入火中。有一次，贾似道与群妾们蹲在地上斗蟋蟀，与他亲近的客人进来，对他开玩笑说：“这难道就是军国重事吗？”

贾似道与群妾斗蟋蟀的事情被载入《宋史·贾似道传》。所以，后世人们称贾似道为“蟋蟀宰相”。世界上最早的研究蟋蟀的专著叫《促织经》，相传为贾似道所著。这部书共有两卷，分为论赋、论形、论色、论养、论斗、论病等章节，对养玩蟋蟀的方法要领进行了详尽的论述。

贾似道建造多宝阁，收集了无数的奇珍异宝，每天一次登阁玩赏。他听说余玠有一条玉带，非常精美，便向余玠的家人索要。此时，余玠已经去世，这条玉带也已经殉葬了。贾似道命人挖开余玠的坟墓，把玉带取走。余玠是南宋末年最能打仗的将军，守卫四川十余年，多次打退蒙古军，战功卓著，官至兵部尚书、右丞相兼枢密使。对于余玠这样的大人物，贾似道尚且敢挖坟掘墓，掠取他的珍爱之物，对于普通百姓，贾似道更是毫无顾忌，巧取豪夺。贾似道看中的东西，如果物主不给他，便会有牢狱之灾。贾似道一心玩乐，不理朝政，累月不入朝办事。

贾似道玩物丧志，玩珍宝、玩女人、玩蟋蟀，都达到了国手的水准，甚至成了著书立说的大家。这些生活琐事，被蒙古人编写在《宋史·贾似道传》中。这些事情的真伪，已经无从考证。南宋灭亡前十六年，都是贾似道独掌朝政。在这十六年中，为了抵抗蒙古军队入侵，南宋军民与蒙古大军进行了浴血奋战，宋蒙之间的仇恨也深深地刻入双方军民的心里。蒙古人撰写《宋史》，其可信度究竟几许，尚未可知，如今我们只好姑且信之。

更有野史讲述了贾似道小妾李惠娘的一个悲惨故事。这个故事进一步说明，贾似道是一个欺男霸女、无恶不作、不折不扣的大坏蛋。

有一天，贾似道带着他的一群小妾游西湖，见到少年秀士裴舜卿。李惠娘脱口说了一声：“美哉，少年！”回到府里，贾似道杀了李惠娘，将她的头颅装在一个锦盒里，召集妻妾们开会说：

“李惠娘爱慕少年，我成全了她。这是我送给她的聘礼。我已经打发她走了。你们哪个愿意效仿，相爷我一律为其纳聘！”

众小妾你看我，我看你，叽叽喳喳，小声议论，不知此事是真是假。

贾似道冷笑一声说：“你们不信？不信打开锦盒一看便知，里面都是奇珍异宝！”

一个小妾走向前去，抱起锦盒小心翼翼地慢慢地打开。突然她惊叫一声，晕倒在地。那锦盒被扔出老远，李惠娘血迹未干的头颅滚了出来。众妾吓得失声尖叫，面如土色，东躲西藏。贾似道哈哈大笑，对众妾说：“谁还敢说‘美哉，少年！’，就跟惠娘同样下场！”

这个故事被编成各种版本：杂文、戏曲、市井小说，在民间广为流传。近代著名京剧《李惠娘》，将这个故事编成人鬼恋情的鬼戏。剧中，李惠娘死后，贾似道继续迫害裴舜卿，将他监禁在贾府里。李惠娘的鬼魂前来解救，与裴舜卿产生了一场人鬼殊途的爱情故事。

贾似道专权恣肆一天比一天厉害，他害怕别人议论自己，就尽量采用权术驾驭。他不吝官爵笼络一时的名士，又给太学加餐钱，放宽科举考试的恩科，用小恩小惠收买文人。从此，大家都不批评他，他就更加作威作福、肆意横行。

请求出战

除了不断上书请求辞职之外，贾似道还不断上书请求去前线与蒙古军队作战。

自从襄阳被围困以来，贾似道每次上书都请求去襄阳与蒙古军队作战。但是，暗地里他又指使御史台上书不许自己离开朝廷。吕文焕守卫襄阳，上书报告情况紧急。贾似道又向朝廷申请前往襄阳作战。宋度宗将此事交给公卿们讨论。监察御史陈坚等人提出：如果贾似道去前线作战，顾及襄阳就顾及不到淮北，顾及淮北就顾及不到襄阳，不如留在朝廷里指挥全国各个战场。于是，贾似道在政事堂设置机速房，在机速房里指挥调度边防部队的军事行动。

当时，众人议论多认为高达是有能力援救襄阳的将军。监察御史李旺就率领朝廷一些大臣来向贾似道提建议。贾似道说：“我如果任用高达，吕文焕怎么办呢？”李旺等人退出后感叹说：“吕文焕的地位安定了，赵家皇帝的位置就危险了。”吕文焕在襄阳，听说高达可能来救援，也担心自己前线统帅的地位难保，就让门客们讨论对策。有一个门客说：“这个事情容易应对，现在朝廷想派高达来救援，是因为襄阳军情紧急。如果我们报告朝廷说我们打了胜仗，高达就一定不会被派来了。”吕文焕认为这个门客说得对，就谎报军情，说襄阳大捷。于是，高达没有被派赴襄阳。后来，襄阳被蒙古军队占领。贾似道说：“我起初多次请求赴襄阳前线，皇帝总是不允许，假如早点儿让我去襄阳督战，襄阳就不会被蒙古军队占领了。”

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南宋王朝大办丧事。宋度宗下令百官参加胡氏的葬礼，葬礼使用皇帝的仪仗。这个传说中被贾涉从河边带回来，生了贾似道之后，又被贾涉的大老婆赶出家门，嫁给石匠的女人，死后的坟墓比皇陵还要高大。出殡这天，大雨滂沱，山洪暴发，遍地泥泞，百官们立于水中不敢稍动。

前线上的将士在浴血奋战，襄阳、樊城军事要地已经落入敌手，宋蒙战争已经打到生死存亡的关头，南宋王朝却在大办丧事。这还不算，紧接着宋度宗也死了，又办了一场大丧事。

宋度宗去世，嫡子赵㬎即位，年仅四岁，是为宋恭帝。谢太后成为太皇太后，垂帘听政。

兵败鲁港

蒙古大军攻占了鄂州，太学生们都说，这次一般将领都不足以对抗蒙古军，非贾似道亲自出马不可了。于是，贾似道在临安设立了都督府，抽调各路精兵，调集粮草辎重，准备北伐。

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正月，贾似道率军出征，运送金帛辎重的船，头尾相接有一百多里。到了安吉，贾似道的乘船在堰中搁浅，刘师勇派一千人进水拖拽，却不能将船拖动。贾似道只好换乘其他船只继续前进。到了芜湖，贾似道将蒙古军俘虏放还，让他们带上荔枝和黄柑，送给蒙古大军的统帅伯颜，并派遣宋京到蒙古军营，重谈十六年前鄂州和议的条件。

十六年前，贾似道与忽必烈鄂州和议，答应南宋向蒙古称臣，年年上贡岁币。然而，南宋非但没有给蒙古岁币，而且还袭击了忽必烈撤退时的殿后部队。此次战斗，伯颜军势强大，志在必得，当然不会再上贾似道的当。伯颜不答应和议，贾似道只好准备迎战。大将夏贵率领部队从合肥前来会合。夏贵从袖中拿出编书给贾似道看：“宋历三百二十年。”这意思是说，宋朝只能管理天下三百二十年。自赵匡胤建立宋朝以来，两宋历时已近三百二十年，如今气数已尽，抵抗也没有什么用处。贾似道低头不语。

宋军出战部队总共七万多人，主力部队由孙虎臣率领，驻扎在丁家洲。贾似道与夏贵率领少数部队驻扎在鲁港。二月庚申日夜晚，孙虎臣报告战事失利。贾似道仓皇而出，呼叫道：“孙虎臣败了！”

贾似道召见夏贵商议军事。孙虎臣也随即赶到，抚胸哭道：“我的士兵没有一个人服从命令。”夏贵微笑着说：“我们已经血战抵挡敌人了。”贾似道说：“现在我们怎么办才好？”夏贵说：“各部队已经吓破了胆，我们还用什么作战？您只有进入扬州，招纳溃散的士兵，在海上迎接皇上。我只有退守淮西了。”于是，夏贵解开船缆，乘船离去，退守淮西，不久就投降蒙古军，做了汉奸。

贾似道和孙虎臣乘单船奔向扬州。第二天，败兵大批涌来，遮蔽了长江。贾似道派人登岸挥动旗帜招纳他们。士兵们都不来，还有人用脏话谩骂他。

贾似道无奈，只好檄告各郡郡守到海上迎接宋恭帝，并上书请求迁都。各郡郡守这时都逃跑了，贾似道找不到人，只好带着自己的亲随进入扬州。

贾似道兵败鲁港，知枢密院事陈宜中上书请求诛杀贾似道。太皇太后说：“贾似道三朝元老，勤勤恳恳，我怎么忍心因为一时的过错，失去对待大臣的礼节。”于是，朝廷只罢免了贾似道平章、都督的职务，任命他做祠官。

当年三月，朝廷废除了贾似道的各种不体恤百姓的政策。朝廷诏令：“买公田的办法为害百姓十分严重，积怨招祸，已有十多年了。从现在起，公田拨给佃主所有，令佃主在打仗时率领租户当兵。”贾似道买公田的政策正式结束。

朝廷还下令释放被贾似道流放贬谪的众人，恢复吴潜、向士璧等人的官职，诛杀贾似道的幕僚翁应龙，贾似道的党羽廖莹中、王庭自杀。四月，兵部尚书高斯得请求诛杀贾似道，没有被朝廷批准。贾似道上书请求保全性命，自己住在扬州不敢回朝廷。于是，朝廷下令削去他的三个官职。五月，王爚向朝廷上书指出，贾似道既不为忠义而死，又不为孝道而死。于是，太皇太后诏令贾似道回家完丧。七月，黄镛、王应麟请求把贾似道迁往临州，朝廷没有答应。王爚入朝见太皇太后说：“本朝权臣酿祸，没有像贾似道这么厉害的。朝野不知多少人上疏，陛下都压抑而不实行。如此不体谅人言，如何向天下人谢罪呢？”太皇太后无奈，只好将贾似道徙到婺州。

命丧木绵

婺州人听说贾似道要来，众人联合起来写文告驱逐他。监察御史孙嵘叟等人都认为朝廷对贾似道的处罚太轻，不停地弹劾他。朝廷只好将他迁到建宁府。翁合上奏说：“建宁府是名儒朱熹的故里，即使是三尺高的儿童稍微懂点儿事的，听说贾似道要来就呕吐恶心，何况见到他本人！”

当时国子司业方应发请求把贾似道流放到广南，中书舍人王应麟、给事中黄镛弹劾贾似道，朝廷都没有听从。侍御史陈文龙请求顺从众意，陈景行、徐直方、孙嵘叟以及监察御史俞浙一起上疏，要求加重对贾似道的处分，朝廷才决定贬谪贾似道为高州团练使，循州安置，没收他的家产。

贾似道兵败鲁港，蒙古大军进逼临安，南宋王朝岌岌可危。贾似道身为朝廷重臣，将国家引入灭亡的边缘，自然有不可推卸的责任。然而，贾似道的军事失败，不只是他个人的错误，还有更为复杂的社会原因。南宋王朝的失败，是否只是由于贾似道贪图享乐、不懂军事，众人也有不同的观点。

《宋史·贾似道传》说贾似道贪图享乐、不懂军事。当时的敌我双方代表人物文天祥和忽必烈却对贾似道在鄂州的表现给予极高的评价。

文天祥说：“己未鄂州之战何勇也！鲁港之遁何哀也！”

这意思是说：“当年贾似道在鄂州作战，那是多么的勇敢啊！今天贾似道在鲁港临战逃走，这是多么的怯懦啊！”

当年蒙古大军攻打鄂州，遭到贾似道的抵抗，久久不能破城。忽必烈批评部下说：“吾安得如似道者用之。彼守城者只一士人贾制置，汝十万人不能胜，杀人数月不能拔。汝辈之罪也，岂士人之罪乎！”

这意思是说：“我要是有贾似道这样的人物为我所用就好啦！他们宋军守城只靠一个读书人贾似道，你们十万蒙古军人居然杀人数月都不能把这座城池攻下来。这是你们的错误，不是读书人的错误。”

宋度宗的父亲是宋理宗的弟弟荣王赵与芮，平时与贾似道关系不好。这时候，贾似道垮了台，赵与芮就招募能够杀死贾似道的人，派到贾似道被贬谪的地方，寻机杀死他。有一个县尉，名字叫郑虎臣，很愿意去办这件事。贾似道出行时，还有几十个侍妾。郑虎臣将这些侍妾赶走，抢夺了贾似道的宝玉，撤去轿子和遮阳伞，让贾似道在太阳底下暴晒行走。郑虎臣命令抬轿子的人唱杭州的歌嘲谑他，还经常点名斥责他，污辱他到了极点。贾似道来到古寺中，墙壁上有吴潜南行所提的字。郑虎臣呼唤贾似道说：“贾团练，吴丞相怎么会到这里呢？”贾似道惭愧不能回答。

孙嵘叟、王应麟向朝廷奏报说，贾似道家中储有御用服饰车马器物，有反叛朝廷的情状，请求朝廷批准将他斩首。朝廷派人追赶贾似道，准备审问他。朝廷派去的使者还没有到达，贾似道就出了事。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八月，就在贾似道出兵北伐的当年，郑虎臣押送他到达漳州木绵庵，这里便是贾似道的死地。

郑虎臣多次讥讽贾似道，催促他自杀。贾似道不愿意死，说：“太皇许我不死，如果你有朝廷的诏令，我就死。”郑虎臣说：“我为天下人杀你，我就是为此而死也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于是，郑虎臣将贾似道拉过来杀死了。

贾似道终年六十三岁。

贾似道的垮台，在于兵败鲁港，造成他失败的人物是孙虎臣；贾似道的被杀，在于途经木绵庵，造成他丧命的人物是郑虎臣。两位虎臣都是贾似道的克星。市井小说《醒世恒言》里有一卷《木绵庵郑虎臣报冤》，说的是郑虎臣的父亲郑隆是太学生，被贾似道黥贬流放而死，郑虎臣公报私仇，在木绵庵杀害了贾似道。

四个月后，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伯颜率领蒙古大军攻打临安，宋恭帝上表请降。三月，蒙古大军将宋恭帝俘虏，带去北方。

五月，陈宜中、张世杰等人在福州奉宋度宗的庶子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郑虎臣擅杀朝廷大臣，当然犯下死罪。丞相陈宜中捉到郑虎臣，将其处死。

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四月，宋端宗惊恐成疾去世，年仅十一岁。丞相陆秀夫奉宋度宗的另一个庶子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

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二月，在蒙古大军的不断打击下，南宋小朝廷退至广东崖山，与蒙古大军展开了最后一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宋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殉国。南宋王朝的后宫、大臣及军民千千万万人随着宋末帝跳海殉国，浮尸出海者十余万人。

至此，南宋王朝彻底灭亡。

贾似道年表

宋宁宗嘉定六年（公元1213年）

贾似道出生在一个抗金名将家庭。他的祖父贾伟曾经做过开江守将。他的父亲贾涉率领忠义军两次大破金军。

宋宁宗嘉定十年（公元1217年）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被任命为真州通判、大理司直，后来又改任盱眙军知军，成为一个地方的军事长官。

宋宁宗嘉定十六年（公元1223年）

贾似道的父亲贾涉病死。

宋宁宗嘉定十七年（公元1224年）

宋宁宗去世。权相史弥远拥立宋太祖赵匡胤的远支后代赵昀即皇帝位，是为宋理宗。宋理宗广选天下美女，贾似道的姐姐被选入宫，封为文安郡夫人。

宋理宗绍定四年（公元1231年）

贾似道的姐姐被封为才人。

贾似道因为父亲的功劳被任命为嘉兴司仓。

宋理宗绍定五年（公元1232年）

贾似道的姐姐被封为贵妃。

贾似道见到宋理宗，被任命为太常丞、军器监。

宋理宗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

贾似道考中进士。

宋理宗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

任湖广总领。

宋理宗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

加封户部侍郎。

宋理宗淳祐五年（公元1245年）

以宝章阁直学士任沿江制置副使，知江州兼任江西路安抚使。再迁升京湖制置使兼知江陵府，调度赏罚，得以便宜行事。

宋理宗淳祐九年（公元1249年）

加封宝文阁学士，京湖安抚制置大使。

宋理宗淳祐十年（公元1250年）

以端明殿学士移镇两淮。

宋理宗宝祐二年（公元1254年）

加封同知枢密院事、临海郡开国公。

宋理宗宝祐四年（公元1256年）

加封参知政事。

宋理宗宝祐五年（公元1257年）

加封知枢密院事。

宋理宗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

改任两淮宣抚大使。

宋理宗开庆元年（公元1259年）

忽必烈率军攻打鄂州。贾似道赴鄂州督师。在军中，贾似道被加封右丞相。蒙古军攻打鄂州不下。贾似道遣宋京与蒙古军商讨停战条件，提出给蒙古岁币，要求蒙古大军撤军。蒙古人不同意。此时，蒙古大汗蒙哥死在四川钓鱼山。贾似道再次求和，蒙古人同意撤军。

宋理宗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

二月，兀良哈台率领蒙古大军从湖南转入湖北，与忽必烈留下的部队会合，一起北撤。蒙古军队在新生矶制作浮桥。贾似道采用刘整的计谋，毁掉浮桥，杀死断后的蒙古士兵一百七十人。贾似道向朝廷报告，说自己肃清了敌人。宋理宗认为贾似道对朝廷有再造之功，召他以少傅、右丞相的身份回朝。

宋理宗景定四年（公元1263年）

贾似道实行公田法。

宋理宗景定五年（公元1264年）

宋理宗去世，太子孟启即位，是为宋度宗。贾似道辞职归隐，朝廷将他召回。

宋度宗咸淳三年（公元1267年）

贾似道又提出辞职回家养老。朝廷不准。

宋度宗咸淳五年（公元1269年）

贾似道又提出辞职回家养老。宋度宗哭泣着挽留他，给他减少工作时间。

宋度宗咸淳六年（公元1270年）

宋度宗诏令贾似道入朝不拜。

宋度宗咸淳八年（公元1272年）

宋度宗在景灵宫祭祀。胡贵妃的父亲胡显祖担任带御器械，不听贾似道的指示。贾似道以辞职相要挟。宋度宗将胡显祖罢官，又废掉胡贵妃，才将贾似道留住。

宋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

正月，樊城被蒙古军占领。二月，襄阳守将吕文焕献城投降蒙古军。

宋度宗咸淳十年（公元1274年）

贾似道的母亲胡氏去世，宋度宗诏令百官参加胡氏的葬礼。紧接着，宋度宗去世，皇子赵㬎即位，是为宋恭帝。

宋恭帝德祐元年（公元1275年）

蒙古大军攻占了鄂州。贾似道率军出征，到达鲁港。蒙古大军攻打宋军在丁家洲的主力部队，宋军大败。贾似道逃奔扬州。朝廷将贾似道贬为高州团练副使。八月，贾似道被押送到漳州木绵庵，被县尉郑虎臣杀死。

宋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

一月，伯颜率领蒙古大军攻打南宋京城临安，宋恭帝投降。

陈宜中、张世杰等拥立宋度宗的庶子赵昰为帝，是为宋端宗。郑虎臣擅杀朝廷大臣，陈宜中捉到郑虎臣，将其处死。

宋端宗景炎三年（公元1278年）

四月，宋端宗惊恐成疾去世，年仅十一岁。丞相陆秀夫奉宋度宗的另一个庶子赵昺为帝，是为宋末帝。

宋末帝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

二月，在蒙古大军的不断打击下，南宋小朝廷退至广东崖山，与蒙古大军展开了最后一场战斗。在这次战斗中，宋军全军覆没，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殉国。南宋王朝的后宫、大臣及军民千千万万人随着宋末帝跳海殉国，浮尸出海者十余万人。

南宋灭亡。

[1] 宋朝采用文人统兵，军事统帅有时加封右丞相头衔，相当于副相的头衔。宋朝右丞相的地位低于左丞相。

[2] 官告属官方封赠身份文书，度牒属僧道身份文书，可免丁钱徭役。两者都有市场价格。会子是南宋纸币，南宋末期已经出现贬值。

阿合马

阿合马是回族人，是个天生的理财能手。不知道他出生在哪一年，只知道他在元朝初期忽必烈朝廷中掌握财政大权，时间长达二十年之久。

阿合马用尽心思搜刮民财，为忽必烈攻占中国全境、消灭南宋王朝和镇压南宋人民反抗，提供了必要的军事物资条件。蒙古大军攻入南宋，所到之处，以元朝中统宝钞兑换宋朝交子和会子。在阿合马的主持下，元朝中统宝钞一贯，兑换宋朝交子或会子五十贯，使南宋货币大幅度缩水，被蒙古大军征服地区的南宋百姓生活迅速陷入困境。阿合马搜刮民财无所不用其极，伤害了百姓，得罪了同僚，惹恼了皇亲国戚，终于被人阴谋刺死。阿合马死后，负责审理这件刺杀案的大臣孛罗继续说他的坏话，忽必烈便将他开棺戮尸，把他的尸体喂了狗。

宋蒙战争

南宋理宗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调集蒙古大军南下攻宋，宋蒙战争正式爆发。

这时候谁也没有想到，宋蒙战争居然打了四十五年，直打到宋末帝赵昺祥兴二年（公元1279年），宋军兵败崖山，宰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殉国，战争才算基本结束。

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使得宋蒙两国经济消耗巨大、生产处于停滞，两国人民陷入极度贫困与痛苦之中。宋蒙两国人民之间的仇恨也到了极点：蒙古军队所到之处，无不实行灭绝人性的屠城。越是如此，南宋人民越是誓死不降。根据蒙古宰相脱脱编写的《宋史》记载，崖山战后，南宋军民跳海殉国者多达十万之众。南宋军民誓死不当亡国奴，遭到元朝统治者的切齿痛恨。元朝统治者将其统治下的人民分为四个等级：一等蒙古，是高贵的民族；二等色目，是西夏、回族、西域各色各样的民族；三等汉人，是金国曾经统治过的中国北方汉族、契丹及女真民族；四等南人，是南宋人民，处于最低贱的地位。不仅如此，元朝统治者及其吹鼓手们不断地咒骂南宋君臣。他们把南宋末代的几个皇帝都说成是荒淫无度的昏君，把南宋末代的几个宰相都说成是贪污腐败的奸臣。他们指责南宋王朝贫穷落后、积贫积弱，甚至百姓也不是好东西，是天下最下贱的种族。

然而，无论如何，南宋王朝被蒙古大军灭国，却经历了漫长的过程。

宋蒙战争爆发前一百零八年，北宋王朝被金国灭国。康王赵构逃奔南方建立了南宋王朝。中原大地沦陷金国之手，宋金两国形成南北对峙的局面。端平元年（公元1234年），南宋王朝与蒙古联合灭了金国。不料，蒙古在灭掉金国的第二年，便发动了旨在消灭南宋王朝的战争。

蒙古帝国位于漠北草原，由一个极小的部落迅速崛起，靠着血腥的杀戮形成了庞大的军事帝国。南宋宁宗开禧二年（公元1206年），成吉思汗正式建立了蒙古帝国。当时，南宋的北面是金国，金国的北面是西夏，西夏的北面便是蒙古了。宋理宗宝庆三年（公元1227年），成吉思汗死在征伐西夏的道路上。两年之后，成吉思汗的儿子窝阔台被推举为蒙古大汗。此时，西夏已经被蒙古吞并。窝阔台继承成吉思汗的事业，开疆扩土，攻打金国。于是，宋理宗绍定七年（公元1234年），南宋王朝与蒙古帝国联合击灭了金国。

金国灭亡，南宋王朝便与蒙古帝国接壤。宋蒙战争立刻爆发。

蒙古大军兵分三路，大将阿术鲁率领东路军，攻打两淮；窝阔台的第三个儿子阔出率领中路军，攻打荆襄；窝阔台的第二个儿子阔端率领西路军，攻打巴蜀。宋军在两淮、荆襄和巴蜀三个战场上均遭惨败。

两淮战场上，蒙古军队于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攻克固始（今属河南省固始县）、六安（今属安徽省六安市）、霍丘（今属安徽省霍邱县）等县；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攻克光州（今属河南省光州市）；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蒙古军队号称八十万大军围攻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蒙古军队骚扰两淮，威胁长江沿岸，江北百姓纷纷南渡。宋理宗诏令沿江州郡官府，安置流民。

荆襄战场上，蒙古军队于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攻克枣阳（今属湖北省枣阳市），包围襄阳（今湖北省襄阳市）。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军队攻克襄阳。不久，均州（今湖北省丹江口市）、房州（今湖北省房县）等京西南路九郡全部落入蒙古军队之手，江陵形势危急。

巴蜀战场上，蒙古军队于端平二年（公元1235年）攻克沔州（今属湖北省武汉市）。端平三年（公元1236年），蒙古军队攻克阳平关（今属陕西省宁强县），进而攻克成都。

南宋方面虽然在战争中损失惨重，但尚能维持。嘉熙元年（公元1237年），蒙古军队围攻安丰军（今属安徽省寿县），遭到南宋军民的拼死抵抗。经历三个多月的激战，蒙古军队将士阵亡一万七千余人，被迫渡淮而去。嘉熙二年（公元1238年），蒙古大军围攻庐州（今安徽省合肥市），日夕用攒炮攻打，久未能下。在巴蜀战场上，南宋大将余玠守蜀，更使蒙古大军停滞不前。

兄弟相残

宋蒙战争初期，蒙古军队并无重大建树，其主要原因有二：一是作战方式原始，将领们一味组织抢掠财物、屠城杀人，所过之处皆为废墟，疆土未有开拓；二是蒙古宫廷内部陷入汗位纷争。

淳祐元年（公元1241年），窝阔台去世，他的妻子马真氏称制，汗位争夺长期没有结果。五年之后，窝阔台的长子贵由继承汗位。贵由即位两年后去世，他的妻子斡兀立海迷失听政，汗位争夺重新开始。淳祐十一年（公元1251年），蒙哥被推举为大汗。蒙哥是成吉思汗幼子拖雷的儿子，他改变了攻宋战略，在临近南宋的边境实行屯田，建立基地。同时，蒙哥命令他的四弟忽必烈率军南下，攻打大理王朝。宝祐元年（公元1253年），蒙古军消灭了大理王朝，南宋陷入腹背受敌的境地。

宝祐六年（公元1258年），蒙古大军兵分三路，攻打南宋。宝祐七年（公元1259年），蒙哥亲自率领的军队攻至钓鱼城（今重庆市合川区），遭到当地军民的顽强抵抗。钓鱼城数月攻打不下，蒙哥死于军中。

此时，忽必烈正在率领军队进攻鄂州（今属湖北省鄂州市）。听到蒙哥去世的消息，忽必烈便接受了宋军统帅贾似道提出的“鄂州和议”，班师北归。这时，宋蒙战争已经进行了二十四年，从此转入一个新的阶段。

蒙哥暴亡，大汗的位子由谁来继承就成了问题。蒙哥是拖雷的长子，他的母亲名叫唆鲁禾帖尼。唆鲁禾帖尼为拖雷生了四个儿子：蒙哥、忽必烈、旭烈兀和阿里不哥。

景定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的同父同母弟弟阿里不哥依照幼子监国的传统，在和林被蒙古贵族推举为大蒙古国的大汗。几乎同时，忽必烈在开平（今内蒙古正蓝旗）称帝，改元中统。于是，忽必烈与他的弟弟阿里不哥之间，立刻爆发了一场血腥的战争。这场战争打了四年，阿里不哥终于不支，败下阵来。中统六年（公元1265年），阿里不哥硬着头皮来到大都，向忽必烈请罪，被赦免。一个月后，阿里不哥被“病死”。

在这期间，阿合马出人意料地登场了。

身世之谜

关于阿合马的身世，《元史·阿合马传》只给了六个字：“不知其所由进。”这意思是说：“我们不知道阿合马进入朝廷的缘由。”

根据学者们的考证，阿合马是花剌子模国、锡尔河边的别纳客惕城人。这个城曾经是汉代大宛国的国都所在。由于蒙古大军攻占了花剌子模国，阿合马自幼便落入蒙古弘吉剌部，成为蒙古人的奴隶。弘吉剌部盛产美女，忽必烈迎娶弘吉剌部的美女察必为妻，阿合马便作为察必的陪嫁奴隶，进入了忽必烈的家庭。

公元1243年，年仅十六岁的察必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便是后来的太子真金。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真金已经二十岁了，察必被立为皇后。当年，忽必烈任命阿合马管理中书省左右各部，兼各路都转运使。此时，阿合马初露头角，便掌握了朝廷的财政大权。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成为掌握朝廷财政大权的宰相。[1]

阿合马做了宰相，但是他在忽必烈的眼里仍然是个奴隶。因此，他的身世并不重要，他的年龄也不重要，他的人格更得不到皇帝的尊重。在元朝的历史记载中，我们找不到关于阿合马身世的任何信息。特别让我们感到惊奇的是，作为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宰相，阿合马死后被忽必烈下令开棺戮尸，尸体被喂狗。

蒙古人统治中国时期，宰相得不到应有的人格尊重，官吏们也得不到应有的人格尊重，百姓们更得不到应有的人格尊重。作为朝廷的高级官员，尸体被喂了狗，这种情况并非只发生在阿合马身上，元朝的许多高级官员都遭到了同样悲惨的下场。

蒙古人入主中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中原文化，最核心的变化就是“人”的社会地位出现了卑微化。这种人格卑微化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盛行全民劳役；二是君臣关系主奴化。

劳役又称徭役，是中国古代百姓因官府强制而提供的劳作。劳役形式的出现最早可以追溯到先秦。秦汉以后，劳役经历了一个从繁重到减轻的演化过程。魏晋到隋唐，尤其是均田制瓦解之后，朝廷往往采用以实物或货币代役的形式，劳役形式便逐渐弱化。到了宋代，劳役形式更加少见，几乎完全成为战俘或者罪犯的工作。

元代盛行全民劳役，除了采用古代派民夫充劳工的模式之外，还实行了职业户计制度——百姓按照职户被分为各种不同户计去服劳役：充田役的被称为民户，充军役的被称为军户，充站役的被称为站户，充工匠的被称为匠户，煮盐的被称为盐户，另外还有儒户、医户等等。

蒙古人依靠野蛮屠杀汉人的方式入主中国，其生活方式从游牧单一活动向农耕及多种经济分工转化。蒙古人将被征服地区的汉人及各民族百姓按照职业分工编定户计，世袭承担劳役。因为全体百姓都被编入诸色户计，故呈现“全民劳役化”的情形。全民成为蒙古贵族的役户，直接造成全民百姓社会地位的卑微化。

与此同时，元朝的君臣关系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远古时期，“臣”具有奴隶的性质。春秋战国时期，随着职业官僚制度的建立，君臣关系出现了雇佣的性质，俸禄和效忠成为雇佣双方各自应尽的义务。到了唐宋时期，科举制度发展起来，稳定的士大夫阶层逐步形成，君臣关系的主奴性质进一步淡化。宋代盛行理学，士大夫崇奉的儒家思想有了追求的终极目标：道和理。在君臣关系上，除了强调“忠君”之外，宋代的士大夫阶层还强调“道”和“道统”，强调君臣双方都要服从于道，道统先于君统。

元代的君臣关系倒退到中国远古时期的状况，呈现为主奴关系。朝廷内外大臣都成为忽必烈的家奴，忽必烈想打就打，想杀就杀。到了元朝末年，这种情况更加严重，元顺帝杀掉的一品大臣就有五百余人，这与宋代不杀文臣的情况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在元代，任何人成为皇家的奴仆家臣都是十分荣耀的事情，并且能够带来巨大的权势利益。元代实行职业户计制和全民当差，百姓不再是编户齐民，而是退化为皇帝奴仆们的依附民。

人的地位的卑微化，严重地影响了人的创造性思维和劳动生产力。明朝因袭元朝制度，人的地位没有能够得到有效的恢复。清朝又是落后民族入主中国，中华文化中那种百姓均应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彻底衰败，劳动生产力也随之下降，政治经济便逐渐落后于世界各国。

在这种情形下，阿合马的身世不明就是一件可以理解的事情了。

发行纸币

阿合马还没有登场，忽必烈就已经大量地发行了纸币。帮助忽必烈设计纸币制度的人是元朝的副相王文统。

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忽必烈在北平即大汗位。当年，他发行了蒙古政权自己的纸币——中统宝钞，同时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作为货币流通。于是，中统宝钞成为忽必烈统治地区唯一合法流通的货币，元朝从此建立了单一纸币流通制度。

从理论上讲，忽必烈发行的纸币是有物权准备的。《元史·食货志》说：

“钞始于唐之飞钱、宋之交会、金之交钞。其法以物为母，钞为子，子母相权而行。”

这意思是说：中国古代的纸币始于唐代的飞钱、北宋的交子、南宋的会子、金朝的交钞。纸币的发行管理办法是以实物为母，以纸币为子，子母相权衡而行用。也就是说，纸币代表实物的价值行使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

从现代金融学的角度来看，唐代的飞钱并不是官方发行的纸币，而是民间使用的一种商业汇票，代表铜钱的价值行使支付手段的职能，一般只能一次性使用。北宋的交子才是官方发行的多次流转使用的纸币，依靠铜钱准备而发行，代表铜钱的价值行使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交子发行伊始，北宋王朝便为其制定了发行限额制度、发行准备制度和定期界兑制度。南宋王朝关于纸币会子的发行和管理，继承了北宋的纸币制度。在北宋的交子及南宋的会子的流通制度中，铜钱准备为母，交子及会子为子，子权母而行，即纸币依靠铜钱准备而进入流通，代表铜钱的价值行使流通手段的货币职能。交子从字面上看，强调纸币在代表铜钱流通时所行使的交换职能；会子从字面上看，强调纸币在代表铜钱流通时所行使的支付职能。交子和会子都遵循定期界兑制度，即自票面注明的发行日期起，有效期三年，界满作废。有效期满两年后至满三年之间的一年时间里，持票人可以凭票向官方指定机构兑换下一界的新票。金朝的“交钞”在制度上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它不再实行定期界兑制度，而是改变为可以无期限流转，磨损到一定程度时，才向官方指定机构兑换新票的一种新型纸币。

忽必烈发行的纸币被称为“宝钞”。忽必烈建立的宝钞流通制度，继承了前朝纸币的流通制度，并进一步予以完善，更加强调纸币的发行要以物权为准备。物权是价值本体，纸币作为物权价值的代表进入流通，行使货币职能。

忽必烈即位后发行的纸币，最初曾仿照金朝纸币“交钞”，并以“交钞”为名，以丝为物权准备，其货币单位采用“两”，规定“交钞”一两兑换白银半两。

几个月后，忽必烈开始发行“中统元宝钞”，后称为“中统宝钞”。中统宝钞最初被称为中统元宝钞，意思是用它来代表白银元宝行使货币职能。但是，中统宝钞的货币单位并没有采用白银的货币单位“两”，而是采用了铜钱的货币单位“文”和“贯文”。“贯”的意思是一串，一贯文便是一千文。中统宝钞的票面有“一十文”“二十文”“三十文”“五十文”“一百文”“二百文”“五百文”“一贯文”“二贯文”共九种。从中统宝钞的面文来看，它是代表铜钱行使货币职能的。但是，既然铜钱已经被禁止流通，百姓肯定不能用中统宝钞从官府兑换出铜钱来。当时的情况应该是百姓使用自己积蓄的铜钱，向官府兑换中统宝钞，然后使用中统宝钞来进行日常生活的各项支付。北宋交子和南宋会子的发行准备皆采用铜钱，而中统宝钞的发行准备不再局限于铜钱，而是包含了铜钱、丝、白银和黄金等多种实物。

忽必烈开始发行中统宝钞的时候，宋蒙战争尚未结束，并且还在逐步扩大。又用了大约二十年的时间，直到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蒙古军队攻破崖山，南宋王朝被消灭，战争才算基本结束。

忽必烈在发行中统宝钞的第二年下达谕书，重申中统宝钞的运行规则：一是中统宝钞发行后无限期通行流转；二是允许百姓以中统宝钞在官库兑换白银等货物，只收工墨费百分之三；三是中统宝钞一贯法定兑换交钞一两，法定兑换白银半两。

忽必烈始发中统宝钞时，蒙古军队已经占领了成都。忽必烈最初发行的中统宝钞，就在中原地区和四川地区流通。至元十一年（公元1274年），大将伯颜率领二十万蒙古军队攻打南宋，占领了南宋大片的国土，中统宝钞的流通区域迅速向南方推进。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蒙古军队攻入临安，元朝廷下令收兑南宋纸币交子和会子，规定中统宝钞一贯收兑南宋纸币交子或会子五十贯，通过纸币兑换的方式对南宋人民实施了大规模的掠夺。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宋军兵败崖山，宰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殉国，南宋灭亡，中统宝钞便通行南宋全境。

盐铁大臣

忽必烈与阿里不哥争战期间，阿合马出场了。

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忽必烈立察必为皇后，任命察必的陪嫁奴隶阿合马管理中书省左右各部。此时，忽必烈正在漠南对付阿里不哥，他的统治地区山东传来了李璮叛乱的消息。李璮是宰相王文统的女婿。李璮叛乱了，忽必烈就杀了王文统，任命阿合马接管王文统负责的朝廷财政工作。

阿合马初掌财政，并没有从增发纸币入手敛财，而是采用了盐铁官营的手段。他奏请朝廷下达财政管理条款规章，向各路运司宣布解说。第二年，因河南的钧州、徐州等地都有冶铁业，阿合马奏请发给授宣牌，以增加朝廷的冶铁业上的收益。

忽必烈将开平府升为上都，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相当于今天的北京市副市长，并继续管理中书省各部事务。阿合马奏请任用礼部尚书马月合乃兼管三千户人口，专营冶铁事业。仅用了一年的时间，这些冶户就向朝廷缴纳了一百零三万七千斤铁。阿合马用这些铁锻造农器二十万件，换了大约四万石粮食运进官府。

阿合马绕了好大一个圈子，冶铁、锻器、换粮食，最后还是为了粮食，是为官府筹措粮食。为什么要给官府筹措粮食，原因是战争又一次升级了，忽必烈需要发兵平定李璮的叛乱。

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正月，阿合马说：“太原百姓煮小盐，越境贩卖。百姓贪图小盐价格低廉，争相买回食用。因此，解州官府生产的盐卖不出去，每年解州盐税收入只有七千五百两。呈请从今年起，解州盐税增加五千两，不论是僧户、道户、军户、匠户等，平等缴纳赋税。至于百姓煮小盐的事情，可以听从自便。”

这年八月，忽必烈免去阿合马负责中书省左右部的工作，破格晋升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从此，阿合马就成为掌管忽必烈朝廷财政大权的宰相。

独断专行

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正月，忽必烈的朝廷设立了制国用使司，阿合马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该使司的长官。过了一段时间，制国用使司上奏朝廷：“第一，东京每年缴税的布匹质量恶劣，不能供朝廷使用，特请将这些布匹就地换成羊。第二，真定、顺天的金锭银锭不合规格，请令改铸。第三，别怯赤山出产石棉，织成布，火烧不燃，请派官员组织开采。”又奏道：“国家费用繁多，今年自皇上来到中都，已支付纸币四千锭，恐怕来年财政来源不足，建议衡量轻重缓急规划开支。”十一月，又奏：“恒州峪所采的银矿石，已达十六万斤，每百斤矿石可提炼银三两、锡二十五斤。采矿所需资金，建议从卖锡所得中列支。”对于阿合马的这些奏请，忽必烈统统给予批准。

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正月，忽必烈的朝廷设立了尚书省，撤销制国用使司，任命阿合马为平章尚书省事。阿合马为人足智多谋、巧舌善辩，凭借收敛民财成效卓著而自负。众人都称赞阿合马的能力。忽必烈急切盼望国家富强，求贤若渴，考核阿合马的办事能力，发现他很有成绩。忽必烈见到阿合马与宰相线真、史天泽等人争辩，经常把对方问得说不出话来，所以赞赏阿合马的才智，授给他政治权力，对他的话言听计从，不知道他在朝廷中独断专行已经很过分了。

首相安童忍无可忍，向忽必烈进言说：“我最近提出：尚书省、枢密院、御史台，应当各自遵循常规呈奏议事，其中重大事情由我们这些当宰相的人议定后，再报告给皇上批示。这个程序是皇上已经批准的。现在，尚书省把一切事务都包揽了去，直接报告皇上，不再经过我们，这是违反原先制定的规则的。”忽必烈说：“你说得对。难道阿合马因为我信任他，就敢这样胡作非为吗？他不同你商量是不对的，应该照你说的办。”安童又进言道：“阿合马所用下属官吏，左丞相许衡认为其中许多人是不称职的。然而，这些人的任职已经获得皇上的批准，发文执行了。如果就这样算了，恐怕日后会有人说三道四。请皇上降旨考核他们，考核一段时间后，我们自然会知道他们是否称职。”忽必烈同意了安童的意见。当年五月，尚书省奏请清查全国户口。御史台提出反对意见说：“百姓正在捉捕蝗虫，劳困混乱，清查户口的事情应当暂缓。”于是，忽必烈下令停办此事。

设立尚书省初期，忽必烈曾经降旨说：“凡量才选拔各类官吏，吏部拟定资格等级，呈报尚书省，由尚书省报中书省审核，再报送皇上批准。”到这时候，阿合马提拔自己的亲信，不由吏部拟定，也不与中书省商量。首相安童将这事上告到忽必烈那里，忽必烈派人查问阿合马。阿合马说：“事情不分大小，都委托给我去办理。我所用办事的人，应该由我来挑选。”

安童只好向忽必烈奏请：“从今以后，只有重刑案件和晋升上路总管的人事任命，才属于我做首相的职责。其他的事务，都交给阿合马处理。这样，或许能够使分工的规则明确。”

忽必烈批准了安童的请求。

废子改钞

宋蒙战争期间，南宋地区流通纸币交子和会子，蒙古统治地区流通纸币中统宝钞。蒙古大军不断向南宋地界深入推进，所到之处便废除南宋王朝发行的纸币交子、会子，改用忽必烈蒙古帝国发行的纸币中统宝钞。

这一政策，是在阿合马主持下实施的。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三月，阿合马主持的尚书省再次奏请忽必烈，要求将核实户口的事情写成命令诏谕天下。同年，尚书省奏请增加太原盐税，以一千锭为常年定额，令太原路兼管。这两件事情，都是为了从百姓那里敛收钱财，忽必烈均予批准。

至元八年（公元1271年）对于忽必烈来说，是个重要的年头。就在这一年的十一月，忽必烈建国号大元。

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尚书省被并入中书省，忽必烈任命阿合马为中书省平章政事。至元十年（公元1273年），阿合马的儿子忽辛被任命为大都路总管兼大兴府尹。首相安童见阿合马专权一天比一天严重，就上奏皇帝说，从大都路总管依次而下，官员多数不称职，请求选人代替他们。

不久，安童又上奏皇帝说：“阿合马、张惠，依仗宰相之权，干经商之事，目的是搜刮天下资财，严重地伤害百姓，使百姓贫困而无处诉冤。”阿合马说：“谁说出这样的话，我们当与他们在朝廷上辩论。”安童再次上奏皇帝说：“中书省左司都事周祥，经商牟利，证据确凿。”忽必烈下旨道：“像这样的人，验证事实后应该当众处罚，立刻贬官。”其后不久，枢密院奏请皇帝，建议任用阿合马的儿子忽辛为同佥枢密院事。忽必烈予以批驳，说：“忽辛连胡商的事情都搞不懂，难道可以让他担当机要事务的重任吗？”

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大将伯颜统率蒙古大军攻打南宋，已经渡过长江，胜利的喜报一天天传来。忽必烈命令阿合马、姚枢、徒单公履、张文谦、陈汉归、杨诚等人商议在江南地区实行盐法、钞法及买卖药材事宜。

这几个人商议后，阿合马向忽必烈报告参会者各自的意见：“姚枢说：‘江南的旧纸币交子、会子若不许兑换铜钱或物资，必然导致百姓破产。’公履说：‘伯颜已经张榜通告，交子、会子继续流通，不必换成宝钞。如果我们现在突然说，应将交子、会子换成宝钞使用，会对百姓失去信用。’张文谦说：‘是否更换，应该问一下伯颜。’陈汉归和杨诚都说：‘用元朝发行的中统宝钞替换南宋王朝发行的交子、会子，没有困难。’”

忽必烈说：“姚枢和公履都没有认识到事物的要领。关于这件事情，我曾经问过陈严。陈严也认为南宋地区流通的纸币交子、会子，都应当迅速更换为我朝的宝钞。今天商议已定，就按你的话施行。”

从这段对话来看，阿合马的主张是在蒙古军队攻陷南宋地界之后，尽快在当地使用中统宝钞收缴交子、会子。

从此，随着蒙古军队攻占江南各地，中统宝钞便逐步替代了交子、会子，流通到各个军事占领区，为蒙古大军收购物资，攻城略地，提供了便利。

称职宰相

阿合马又上奏皇帝说：“北方的盐和药材，姚枢和公履都说可以让百姓自由贩卖。臣等认为这件事情如果让百姓去做，恐怕会出现混乱而影响了朝廷的商品专营。我们打算在南京、卫辉等路，登记收购药材，蔡州运出食盐十二万斤，禁止众人私下贸易。”

忽必烈说：“好，就照你说的办吧！”

阿合马又上奏皇帝说：“近来，因为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已经结束，所以减免了对编户民众的征税，又撤销了转运司官署，责令各路总管府兼管按税率征税事务，因而导致国家经费不足。我认为不如核实户数的多少，按照区域远近，设立都转运司，酌情增加旧有定额，选用廉洁精干的官吏分管转运事务。此外，允许百姓与官方一样从事冶铁，官方组织生产，专卖衙署负责销售，依然禁止百姓私造铜器。这样，民众的积极性不受压抑，而国家经费就可以充足了。”

于是，有关部门奏请设立各路转运司，任用亦赤烈金、扎马剌丁、张暠、富珪、蔡德润、纥石烈亨、阿里和者、完颜迪、姜毅、阿老瓦丁、倒剌杀等人为转运使。有个名叫亦马都丁的官员，因为拖欠官方银两获罪被撤职，已死，但是欠债却还很多。中书省呈文请求裁处。忽必烈说：“这是经济事务，还是同阿合马商量吧！”

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正月，伯颜率领的蒙古大军攻打南宋的都城临安，幼帝赵㬎请降。忽必烈接受了赵㬎的投降，封他为瀛国公。当年五月，陈宜中、张世杰在福州奉赵㬎的哥哥赵昰为帝。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赵昰病死，年仅十一岁。陆秀夫奉赵昰的弟弟赵昺为帝，南宋王朝抵抗蒙古入侵的战争还在继续。

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正月，京西发生饥荒，忽必烈拨出一万石粟米救济饥民，并指示阿合马扩大粮食储备，预防未来粮食短缺。阿合马奏道：“从今以后，御史台不告诉中书省，不准擅自召见管理仓库的官员，也不准追查钱粮的数目。中书省集会议事，御史台人员被召而不到者，应予治罪。”阿合马就是这样打压御史台的官员。当年四月，中书左丞崔斌奏道：“前些时候因为江南官员繁杂，委任了些品行不端正的人，所以就派阿里等人前去清洗他们。现在，已经有了确凿的证据，却将情况隐瞒，而阿合马不让皇上知道，这是欺君之罪。杭州地广，朝廷委派官员肩负的担子是不轻的。阿合马沉迷于私爱之中，将没有才能的儿子抹速忽充任杭州的达鲁花赤，佩戴虎符，这哪里是量才授任的原则呢？”接下来，崔斌继续上奏皇帝说：“阿合马先前曾经自己陈词，请求免去他的子弟的官职。现在，他身为平章政事，承担宰相的职务，儿子与侄子有的当上行省参政，有的当上礼部尚书、将作院达鲁花赤、领会同馆，一家人都处在重要位置，自己违背了先前的言论，亏损了公正的原则。”忽必烈下旨，将阿合马亲属的任职一齐罢免。但是，忽必烈终究没有把这些事情看作是阿合马的罪过，也没有给阿合马任何处分。

忽必烈对淮西宣慰使昂吉儿说：“当宰相的人，要明白天道规律，察知地理状况，竭力去治理人事，兼有这三个条件，才算是称职。阿里海牙、麦术丁等人，不可以担任宰相。回族人中，只有阿合马才够条件担任宰相。”阿合马竟然被忽必烈称赞到这种程度。

在忽必烈眼里，回族人中只有阿合马才是个称职的宰相。

瞒上欺下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正月，宋蒙两军战于广东崖山，宋军战败。接到战报，宰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昺跳海殉国，十余万军民亦跳海殉国。

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四月，中书省奏请设立江西榷茶运司，和各路转运盐使司，宣课提举司。没过多久，朝廷任用阿合马的儿子忽辛为中书右丞。至元十七年（公元1280年），中书省呈奏皇帝说：“阿塔海和阿里说，现在设立宣课提举司，官吏多达五百余人。左丞陈严、范文虎等人说他们侵掠百姓，又吞占盗取官钱。请求撤销这个机构。”

阿合马奏告皇帝道：“皇上过去有旨，要登记江南粮食数量，多次行文索取，但地方官吏多不据实上报。于是，我们与枢密院、御史台及朝廷大臣中的各位长官集会商议。大家都说，如果设立运司，官吏多、薪俸高，应该在各路设立提举司，由都省、行省各委派一人充当这职务。如今，各行省未曾派人去做这件事情，就请求撤销机构，并将此事归罪于臣等。然而，臣所委任的人，有的到任才两月，他们累计侵用官钱总计只有一千一百锭，与过去官员所管四年所侵用官钱的数量做比较，是个很小的数目。当今设立提举司，不到三个月就撤销，难道不是他们害怕他们自己的奸邪行为暴露，所以提出撤销机构的方法来销痕灭迹吗？我认为，应该命令御史台派出能干的官员一同前往勘查，凡有违法的行为，全部据实报告。”

忽必烈说：“阿合马所说的正确，还是叫御史台选人前去。如果自己能够廉洁，才可以指责别人。”

阿合马曾经上奏皇帝说应该设立大宗正府，管理皇室宗亲的事务。忽必烈说：“这事情哪里是你这等人所应该说的，这是朕的事！然而，宗正的名目，朕不了解。你说的很对，可以考虑考虑。”

阿合马打算清理核算江淮行省平章阿里伯、右丞燕帖木儿立省以来的一切钱谷，奏请皇帝派遣不鲁合答儿、刘思愈等人前往检查核实，了解到他们擅自更换朝廷任命的官员八百人，自行设立左司右司的官职以及铸造铜印等事，便将这些事情报告给忽必烈。

忽必烈问道：“阿里伯等人用什么理由作为辩解？”

阿合马说：“他们说行省往日曾经铸印。我说往日是因为江南局势未定，所以斟酌时势所宜，自行处理。现在与往日时局不同。此外，他们又擅自支用粮食四十七万石，奏请撤销宜课提举司及中书派官的指令，征收纸钞一万二千锭有余。”

于是，忽必烈下令处死了阿里伯和燕帖木儿。

被刺身亡

作为中书省平章政事，阿合马权倾朝野，专权日久，愈来愈放任自己贪婪横行。他推举奸党郝祯、耿仁升入朝班共事，与他们阴谋串通，专门干些蒙哄欺骗的事情。他拒绝免除贫民拖欠的赋税，造成许多百姓流离失所。京兆等路每年征税高达五万四千锭，他还认为没有征足。平民百姓有靠近城郊的良田，他就将这些田地霸占过来，占为己有。

阿合马一伙奸党，内部互通财货贿赂，对外显耀威势刑罚。对此，朝廷中的官员彼此相视无言，不敢与其评论长短。有个宫廷警卫名叫秦长卿的，愤怒地向忽必烈上书揭发，结果被阿合马迫害，死在狱中。事情的经过，详见《元史·秦长卿传》。

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三月，忽必烈正在上都，皇太子真金陪着他。

有个益都千户名字叫王著，平素憎恨邪恶。因为天下百姓怨恨阿合马，王著就秘密铸造了一只大铜锤，发誓要击碎阿合马的脑袋。还有个妖僧名字叫高和尚，在军队里施展法术，结果法术没有应验，在军队里混不下去了。由于惧怕遭受惩处，高和尚杀死了自己的徒弟，将徒弟的尸体装扮成自己的尸体，使了一个金蝉脱壳之计，诈死逃出了军营，别人都不知道。王著与高和尚走在一起，商量要联手干掉阿合马。

王著与高和尚合谋，在三月十六日这天，诈称皇太子真金回到大都，要进行礼佛活动，以此集结了八十多人，夜间进入大都。第二天凌晨，他们派两名僧人到中书省，叫他们购买斋醮用品。中书省里有人起了疑心，盘问这两个僧人，这两个僧人都没有说出实情。到了中午，王著又派崔总管假传旨意，命令枢密副使张易发兵若干人，于当晚会合在东宫前。张易没有发现他们的破绽，信以为真，立即派指挥使颜义带兵一同前往。王著自己骑马去见阿合马，谎称皇太子真金马上就到，命令中书省官员都到宫前等候。

阿合马派右司郎中脱欢察儿等数人骑马出关，向北走了十多里，遇见高和尚众人，假装太子的人责备脱欢察儿无礼，将他们几人全部杀死，夺取了他们的马匹，众人向南冲进健德门。

这时候，已经到了入夜二更时分，没人敢问他们。众人来到东宫之前都下了马，唯有伪装太子的人在马上指挥。他呼唤中书省官员来到跟前，斥责阿合马几句，王著立刻将阿合马拉下去，用藏在袖中的铜锤敲碎他的脑袋，阿合马顿时死去。

开棺饲犬

接着，众人呼唤左丞郝祯前来，将其杀掉，又囚禁了右丞张惠。枢密院、御史台、留守司的官员们都在远处观看，猜测不出原因。尚书张九思认为其中有诈，在宫中大声呼喊。留守司达鲁花赤博敦拿着木棒向前，将骑在马上冒充太子的人击落在地。宫中守卫拿起弓箭，乱箭齐发，众人惊恐跑散。宫中守卫将作乱的人捉住，只有高和尚等人逃走。王著并没有逃跑，而是挺身而出，请求拘禁。中丞也先帖木儿用快马急报忽必烈。当时忽必烈正驻扎在察罕脑儿，听到情况后大怒，当天赶到上都，命令枢密副使孛罗、司徒和礼霍孙、参政阿里等人骑马急回大都，讨伐作乱的人。三月十八日，大都守卫军人在高梁桥捕获高和尚。三月十九日，孛罗等人回到大都。三月二十日，根据忽必烈的命令，孛罗在街头刑场将王著、高和尚处死。王著和高和尚的身体都被剁成肉酱。枢密副使张易没有能够察觉这事情中的阴谋，还派兵前往伙同作乱，也被同时处死。王著临刑时大喊道：“王著替国家除掉坏人，今天死了，日后一定会有人为我记述这件事情！”

阿合马死了，忽必烈还没有透彻了解他的罪恶，指示中书省不要审讯他的妻子和儿子。待到询问孛罗，孛罗将调查阿合马的问题全盘奏报，忽必烈才完全了解了阿合马的罪恶，于是大怒说：“王著杀死他，确实正确呀！”

于是，忽必烈命令挖开阿合马的坟墓，劈开棺材，将阿合马的尸体扔在通玄门外，乱刀剁碎，让狗将其吃掉。百官和平民百姓，都涌来围观称快。

阿合马的儿子和侄子都被依法处死，他的财产和家属都被没收官府。阿合马家里的金银财宝无数，家属众多，有小妻五十人，侍妾四百多人，都被没收官府。阿合马的妾中有个名叫引住的，没收她的储藏物品时，在柜中搜到两张制好了的人皮，两只耳朵都在。一个太监专管这个柜门的锁钥。经过审讯，引住也不知道这两张人皮是什么人的，只是说：“求神加害于人时，将神座放在人皮上，应验非常快。”此外，抄家人员还搜到二匹丝绸，上面画了一幅画，画中是一座有幕帷的宫殿，披甲骑马的士兵有好几重，团团将宫殿围住，士兵们都紧拉弓弦，挺起钢刀向宫殿内指着，如同击刺的行动。作画的人姓陈。又有个名叫曹振圭的，曾经推算过阿合马出生的年月。还有个名叫王台判的，曾经非分地援引过图谶的话。他们的言词行为都涉及图谋不轨。事情奏报朝廷后，忽必烈命令剥掉这四个人的皮，用来示众。

前任后任

忽必烈的时代，元朝一直面临着“国用不足”的问题，即财政需求巨大与财政收入不足两者之间的矛盾问题。产生“国用不足”问题的根源，是经久不息的战争。

忽必烈即大汗位，首先遇到蒙古集团内部的叛乱。发动大规模叛乱者主要有四人：一是忽必烈的亲兄弟阿里不哥；二是前任大汗蒙哥的儿子昔里吉；三是成吉思汗继承人窝阔台的孙子海都；四是成吉思汗的后代乃颜。这四个人各自都控制着一些蒙古军队，都想当大汗。所以，这四个人与忽必烈的军事冲突持续久远，时缓时剧。此外，忽必烈还面临着江南汉族人民持久不息的军事反抗。为了转移矛盾，忽必烈到处征兵，连续不断地发动对外侵略战争，将心怀不轨的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和南人送到国外战场上去拼命。频繁的大规模战争，耗费了大量的生命，却有利于忽必烈统治的安全和稳定。但是，战争需要物资，忽必烈需要一些有能力从民间收敛钱财的高级人才，这些人才被后世称为“敛臣”。

忽必烈即位之初，首擢擅长理财的金国汉族大臣王文统为平章政事，作为掌管朝廷财政大权的宰相，专门负责从民间收敛钱财。王文统组织实施了中统宝钞的发行工作，起草颁布了一系列经济法律制度。工作了一年多，王文统采用发行纸币的方式为忽必烈从民间收敛了大量的物资。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王文统因李璮谋反案受到牵累，与他的儿子王荛一起被忽必烈杀害。

此后，接替王文统出任理财大臣的是西域回族人阿合马。阿合马掌握元朝财政大权长达二十年之久，连年暴敛钱财，自然树敌甚多。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益都千户王著等八十余人，乘忽必烈赴上都之机，诈称皇太子真金回到京城做佛事，将阿合马骗至东宫前，用所藏铜锤将其击杀。忽必烈回到京城之后，知悉了阿合马的罪恶，遂追治其罪，剖棺戮尸，将其尸身喂狗。

阿合马死后，汉人卢世荣继任财政大臣。面对宝钞贬值的问题，卢世荣提出“厚天下之利以实钞法”，主张增加纸币的发行准备。然而，他仅工作了四个月，就被革职问罪。有人对忽必烈说，卢世荣在监狱里很费粮食，忽必烈就下令杀害了卢世荣，将他身上的肉喂鸟了。此后，接替卢世荣工作的是西域人桑哥。

至元二十四年（公元1287年），桑哥被任命为尚书平章政事，成为宰相，开始改革钞法。此时，南宋王朝虽然已被消灭，汉民族对蒙古铁骑的抵抗却没有立刻结束，各地汉人的武装起义，此起彼伏，接连不断。蒙古军人东征西杀，镇压着汉人的起义，并继续向更广阔的地域扩张。忽必烈两征日本、三征安南、两征缅甸、征占城、征爪哇，一场又一场的战争耗费着大量的人力、财力、物力和生命。增发纸币已经解决不了朝廷财政上的窘况，忽必烈只好诏令更张造币，发行至元宝钞，以解财政之急。至元宝钞一贯文法定兑换中统宝钞五贯文，是典型的虚币敛财措施，即通过发行信用货币，掠夺天下资财。桑哥为忽必烈发行至元宝钞，是在朝廷财政困窘的情况下，通过大量发行纸币的办法，来解决军费不足的问题。至元二十八年（公元1291年），桑哥被忽必烈杀害，其党羽也多受牵连被杀。

元朝的敛臣们为忽必烈从民间收敛了大量的钱财，支持了元朝的对外侵略战争。他们的办法无非是变更钞法，增加课税，实施盐、铁、茶、酒官营，千方百计地盘剥百姓。他们掠夺了人民，支持了战争，讨好了皇帝，得罪了同僚，并且还得罪了贵族乃至皇亲国戚，最终都落得身死族灭的悲惨下场。

阿合马年表

宋宁宗嘉定初期（公元1201—1218年）

阿合马出生在花剌子模国，锡尔河边的别纳客惕城。

宋宁宗嘉定十二年至十四年（公元1219—1221年）

蒙古大军攻占花剌子模国，阿合马成为蒙古弘吉剌部的奴隶。这时候，他大约三四岁，身高不过车轴，所以在屠城中属于可以不杀的人口。

宋理宗嘉熙年间（公元1237—1240年）

忽必烈迎娶弘吉剌部的美女察必，阿合马作为陪嫁的奴隶进入忽必烈的家庭。

宋理宗淳祐三年（公元1243年）

察必生了第二个儿子，这个儿子就是后来的太子真金。

元世祖中统元年（公元1260年）

忽必烈在开平即大汗位，发行中统宝钞，禁止黄金、白银和铜钱流通。

元世祖中统三年（公元1262年）

察必被立为皇后。真金被封为燕王。阿合马被任命为领中书左右部，兼诸路都转运使，全面负责朝廷的财赋。

元世祖中统四年（公元1063年）

忽必烈将开平府定为上都，任命阿合马为同知开平府事。

元世祖至元元年（公元1264年）

八月，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平章政事，成为总管朝廷财赋的宰相。

元世祖至元三年（公元1266年）

阿合马以平章政事的身份兼任制国用使司。

元世祖至元七年（公元1270年）

忽必烈立尚书省，罢制国用使司，阿合马被任命为平章尚书省事。

元世祖至元九年（公元1272年）

忽必烈建国号大元，并尚书省入中书省，任命阿合马为中书平章政事。

元世祖至元十二年（公元1275年）

伯颜率军伐宋。蒙古大军所到之处，以元朝中统宝钞兑换宋朝交子和会子。在阿合马的主持下，元朝中统宝钞一贯，兑换宋朝交子或会子五十贯，使南宋的货币大幅度缩水，南宋百姓生活迅速陷入困境。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

伯颜攻打南宋京城临安，宋恭帝投降。

元世祖至元十五年（公元1278年）

忽必烈表扬阿合马说，回族人中，只有阿合马可任宰相。

元世祖至元十六年（公元1279年）

蒙古军队攻克崖山，南宋宰相陆秀夫背负小皇帝跳海殉国，南宋灭亡。

元世祖至元十九年（公元1282年）

王著刺杀阿合马。忽必烈回到京城之后，知悉了阿合马的罪恶，遂追治其罪，剖棺戮尸，将其尸身喂狗。

[1] 元朝中书省总领行政，一般不设中书令，只有右丞相和左丞相，右丞相的地位高，相当于首相。左右丞相下设平章政事四名，属于副相。元朝的首相和副相，都被称为宰相。阿合马被任命为中书省平章政事，属于副相的职务。

脱脱

脱脱，字大用，蔑儿吉䚟氏，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出生在一个蒙古官宦家庭。脱脱是元朝末年元顺帝朝廷的首相，主政期间做了三件大事——开河、变钞、修三史，对当时以及后世的政治、经济、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为了筹措治理黄河的资金，脱脱奏请朝廷印制“至正交钞”纸币，用来购买治河物资，并解决朝廷用度不足的问题。结果，印制纸币过多，造成物价疯狂上涨。百姓因为物价上涨，手中的货币贬值缩水，生活迅速陷入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治河工程启动了。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趁机发动了以河工为主力的红巾军起义，将那些生活陷入困境的百姓招入起义队伍，与元朝官军展开浴血奋战。在起义军的不断打击下，元朝终于灭亡。然而，脱脱主修的辽、金、宋三史却保留了下来，对华夏民族的思想意识，产生着深远的影响。

官宦家庭

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做过元朝的首相，脱脱的伯父伯颜也做过元朝的首相。脱脱幼时被寄养在伯颜家中。伯颜是元朝的十朝元老，在元顺帝初期担任首相。伯颜当权时期，废科举、贬汉人、擅权滥杀，不把皇帝放在眼里。因此，伯颜被后人视为权相。

脱脱祖上几代，都为蒙古宫廷做护卫侍从。脱脱的高祖父探马哈儿，担任过皇宫宿卫；曾祖父称海，跟随元宪宗蒙哥征伐宋朝，死在四川；祖父谨只儿，做过太子真金妃子寝宫的护卫总领。真金是忽必烈的儿子，是皇太子。真金虽然没有做过皇帝，但是元朝自忽必烈之后的皇帝全部都是真金的子孙。谨只儿护卫的真金的妃子，正是忽必烈的继承人元成宗铁穆耳的母亲隆福太后。

忽必烈去世时，太子真金早已去世，皇帝的位子就传给了忽必烈的孙子、真金的第三子铁穆耳，便是元成宗。真金有三个嫡子：甘麻剌、答剌麻八剌和铁穆耳。忽必烈死后的三十九年里，元朝的皇位就在这三个人及其子孙之间快速地更替流转，竟然相继出现了十个皇帝。

脱脱的伯父伯颜，在这十个皇帝在位期间，一直做着朝廷的各种官职，可谓十朝元老。到了第十个皇帝——元顺帝即位的时候，伯颜成为朝廷的首相。

伯颜能够官运亨通、经十朝不倒，是因为早年与元武宗海山的关系密切。伯颜能够成为首相，则是因为他坚决支持海山的儿子元文宗图帖睦尔与甘麻剌的孙子阿速吉八争夺皇位，后来又支持海山的孙子元顺帝妥懽帖睦尔继承皇位。

伯颜十五岁时，奉元成宗之命在真金的第二个儿子答剌麻八剌藩王府邸侍奉王爷的长子海山。后来，海山统军御边，多立战功，被封为怀宁王。伯颜跟随海山东征西讨，战功累累。

大德十一年（公元1307年），元成宗铁穆耳去世。铁穆耳没有儿子，海山回大都奔丧，被拥立为皇帝，是为元武宗。海山即皇帝位，便任命伯颜为吏部尚书。

此后，元朝的皇帝，就像走马灯一样地变换着。伯颜的官运，却一直顺畅亨通。

海山只做了三年皇帝就死了，皇位传给他的同母弟爱育黎拔力八达。爱育黎拔力八达死后将皇位传给自己的儿子硕德八剌。硕德八剌在一次宫廷政变中被杀害，皇位传到真金的长子甘麻剌的儿子也孙铁木儿手里。这个皇帝没有庙号，史称泰定帝。泰定帝死后，同佥枢密院事燕帖木儿拥立海山的儿子图帖睦尔在大都即位，是为元文宗。首相倒剌沙拥立泰定帝的儿子阿速吉八在上都即位，史称天顺帝。于是，元文宗与天顺帝之间的皇位争夺战立刻爆发。伯颜和燕帖木儿一起，坚决支持海山的儿子图帖睦尔称帝，并且最终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阿速吉八则死于战乱之中。

真金的子孙们一个一个地死去，转眼就死了六个皇帝：铁穆耳、海山、爱育黎拔力八达、硕德八剌、也孙铁木儿和阿速吉八。这期间，皇帝之间的斗争充满了阴谋与血腥，大臣们面对着皇帝们的滥杀和死亡，面面相觑，束手无策。

元朝皇帝的权力远远大于首相，君臣之间呈现主奴化的倾向。元朝只出现过两个权相，敢于挑战皇帝的权威，其中一个是燕帖木儿，另一个就是脱脱的伯父伯颜。

宫廷斗争

元文宗图帖睦尔争夺皇位成功，封燕帖木儿为首相，封伯颜为银青荣禄大夫，负责宿卫皇宫。不久，元文宗的哥哥和世㻋即位，是为元明宗，立元文宗为皇太子。几个月后，元明宗被阴谋害死，他的皇后八不沙也被谋杀，他的长子妥懽帖睦尔被贬到高丽，后来又被贬到广西。

元明宗死了，元文宗复辟登上皇位。

元文宗再次当上皇帝，更加倚重燕帖木儿，下诏书追封他的父祖为王，召收他的儿子塔剌海为养子。燕帖木儿的弟弟撒敦被任命为知枢密院事，他的儿子唐其势被任命为宣徽使。燕帖木儿掌握了朝廷大权，充分享受着以奴欺主的快感，他娶了泰定帝的皇后为夫人，又娶了皇帝宗室的四十个女孩儿做小老婆。

不久，元文宗死了，燕帖木儿请立元文宗的儿子燕帖古思为皇帝。但是，元文宗的皇后卜答失里坚决不许。卜答失里眼见着皇帝们一个一个地死去，她不想自己幼小的儿子在宫廷斗争中被杀害，所以提出立元明宗的次子懿璘质班即皇帝位。懿璘质班年仅七岁，做了皇帝，便是元宁宗。一个多月后，懿璘质班暴死，燕帖木儿再次提出立燕帖古思为皇帝。卜答失里更加恐惧，提出立元明宗的长子妥懽帖睦尔为皇帝。这一年，妥懽帖睦尔已经十三岁，被贬到广西。

燕帖木儿争不过元文宗的寡妇卜答失里，心里不禁连连叫苦：“乖乖，我的傻娘娘啊，咱们害死了他爹，你怎么还要立他做皇帝呀？”

燕帖木儿将妥懽帖睦尔接到京师。妥懽帖睦尔一路冷冷地看着他，对他的问候不予回答，搞得他心里发毛。

跟那个傻娘娘讲不清道理，跟这个小孩子无法沟通，这孤儿寡母的，可真难对付呀！燕帖木儿这个权臣做得实在不爽，他只好努力推迟新皇帝登基大典的时间，自己想办法解决这个无解的困局。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风流”，家里藏着许多皇帝宗室的女孩，可以有效利用，燕帖木儿用了几个月的时间，昼夜荒淫，终于累得尿了血，一命呜呼。

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燕帖木儿死了，在卜答失里皇太后的主持和伯颜的支持下，妥懽帖睦尔即皇帝位于上都，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元顺帝。

回头看看，又死了三个皇帝：元明宗、元文宗和元宁宗。元顺帝不想马上死掉，他用少年的眼光，冷冷地看着这个世界，他要采用铁血手段，保护自己的生命。

权相对付不了元文宗留下的孤儿寡母，皇帝对付他们却绰绰有余。元顺帝登基七年后，将皇太后卜答失里流放东安州，将她的儿子燕帖古思流放高丽，并令人将他们母子在流放地分别处死。

这一朝，元顺帝在皇位上坚持了三十七年，总共杀害了五百多名一品官员，有效地保护了自己的生命，却将元朝引向灭亡。

伯颜拥戴元顺帝登基有功，被任命为中书右丞相，成为元朝的首相。

当初，脱脱被寄养在伯颜家里，跟随着伯颜，耳濡目染，从小就了解到蒙古宫廷斗争的残酷与血腥。

脱脱生而聪慧，与一般的孩子不同。等到上学，他请求他的老师吴直方说：“让我整天端坐读书，还不如每天记诵古人的嘉言善行可以终生受用呢。”长大一些之后，他的力气过人，可以拉开一石的弓弩。

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脱脱十五岁，伯颜支持元文宗登上皇位有功，脱脱就被任命为皇太子私属人口的怯薛官。同年，继承前辈的官衔，脱脱被任命为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大约是五品的官职。

第二年，脱脱朝见元文宗。元文宗见到他高兴地说：“这个孩子将来必有大用。”

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元文宗授给脱脱虎符，任命他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脱脱年仅十八岁，就成为卫戍皇帝的亲军统领，伴随在皇帝身边，亲自参与皇帝与亲人们之间的阴谋和残杀。

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元文宗和元宁宗相继莫名其妙地暴死。至顺四年（公元1333年），燕帖木儿去世，元顺帝登基，伯颜成为首相，脱脱更加官运亨通。

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脱脱二十一岁，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掌握军权的朝廷大员。

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燕帖木儿的女儿、唐其势的妹妹伯牙吾氏被立为元顺帝的皇后，唐其势就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唐其势不满伯颜的专权，率兵发动宫廷政变，被伯颜逮捕处死。唐其势的弟弟塔剌海是元文宗的养子，藏在后宫里面。伯颜搜查到后宫，皇后伯牙吾氏用衣服掩护弟弟塔剌海。伯颜命令士兵将塔剌海拉出斩首，献血溅在皇后的衣服上。伯颜命令士兵抓捕皇后，皇后向元顺帝呼喊道：“陛下救我！”元顺帝说：“你兄弟谋反，我岂能相救！”于是，皇后被迁出宫殿。紧接着，伯颜将皇后毒死在开平百姓的房子里。

伯颜杀害了元顺帝的老婆和小舅子，也就是前任首相燕帖木儿的女儿和儿子，功劳很大。于是，元顺帝就赐予伯颜“答剌罕”称号，世代承继。

杀害了皇后伯牙吾氏、皇后的哥哥唐其势和皇后的弟弟塔剌海，伯颜便无所顾忌，废除科举，贬压汉人，擅自授予官爵，赦免死罪，任用奸邪佞臣，杀害无辜，各部队精兵收归自己使用，府库里的钱钞丝帛听凭他随意支取。对此，少年元顺帝愤愤不平。

大义灭亲

脱脱已经长大成人，常常忧虑伯父出事，牵累了自己。他在私下里请教他的父亲马札儿台：“伯父的骄傲放纵已经十分厉害，万一皇帝震怒，我们的家族就要诛绝了。为什么不在他未败之前想想办法呢？”

马札儿台认为脱脱说得很对，但又有些疑虑，迟迟未下决心。脱脱又问自己的老师吴直方。吴直方说：“古书中有‘大义灭亲’的话。大夫只知道忠于国家罢了，别的又有什么可以顾虑的呢？”

此时，元顺帝前后左右都是伯颜培植的亲信党羽，只有世杰班、阿鲁是皇帝的心腹，每天和脱脱在一起。脱脱和这两个人结下了很深的交情。此外，有个人名字叫杨瑀。元顺帝还是王爷的时候，杨瑀就在王爷府里侍奉过元顺帝。这时候，杨瑀在奎章阁广成局担任副使，可以在宫中出入。元顺帝知道杨瑀可以信用，每次与脱脱、世杰班、阿鲁等三人议事的时候，就让杨瑀参加。

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秋天，元顺帝留在上都（今内蒙古自治区锡林郭勒正蓝旗草原）。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商议准备在城东门外袭击伯颜，由于没有把握而停止实施。

伯颜日益专权，诬陷郯王彻彻秃，奏请皇帝赐郯王自杀。元顺帝不同意，伯颜就擅自传旨行刑。伯颜又上奏将宣让王帖木儿不花、威顺王宽彻普化贬官，声色愤怒严厉，不等皇帝传旨就予以执行。元顺帝更加痛恨伯颜，决定驱逐伯颜。这一天，元顺帝对脱脱哭诉，脱脱也掉下了眼泪。

脱脱回来与老师吴直方商议。吴直方说：“这事情关系到宗庙国家的安危，不可以不保密。你和皇帝议论时，有谁在场？”脱脱说：“有两个人在场。”吴直方说：“你的伯父挟震主之威，这两个人如果贪图富贵，把你们的话泄露出去，皇帝就会面临危险，我们就会被杀头。”于是，脱脱将那两个人请到家里，设酒奏乐招待，日夜不许他们出门。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商议，准备在伯颜上朝时抓捕他。脱脱命令卫士严格检查出入宫门的人，殿前螭首低凹之处都布置了士兵。伯颜见到后大吃一惊，召脱脱责问。脱脱回答说：“皇帝住的地方，不得不这样防御。”于是，伯颜开始怀疑脱脱，增加卫兵保护自己。

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二月，伯颜邀请太子燕帖古思去柳林射猎。脱脱与世杰班、阿鲁一起商议用所掌握的兵力以及宿卫士对抗伯颜。戊戌这一天，脱脱扣留了京城城门的钥匙，命令亲信布列在城门之下。当夜，脱脱奉元顺帝到玉德殿，召近臣汪家奴、沙剌班以及中书省、枢密院的大臣先后入宫朝见，让他们出五门听候命令。元顺帝召杨瑀和江西人范汇入宫起草诏书，列举伯颜的罪状。诏书起草完毕，夜已四更，元顺帝命令中书平章政事只儿瓦歹携带诏书去柳林，宣布将伯颜调任河南行省左丞相。第二天，脱脱坐在城门上，伯颜派骑兵到城下问询原因。脱脱说：“皇帝有旨驱逐丞相。”于是，伯颜统领的兵士们纷纷散去。

伯颜奔赴河南，路过真定，当地一位老人手捧装满酒的酒杯献给他。伯颜问道：“你见过儿子杀父亲的事情吗？”老人说：“没有见过儿子杀父亲，只见过臣子杀国君。”伯颜低头面有惭愧之色。三月，元顺帝诏令将伯颜流放到南恩州阳春县安置。伯颜还没有走到流放地，就暴死在龙兴路驿站的客房里。

主修三史

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脱脱扳倒了作为朝廷首相的伯父伯颜，自己却没有能够当上首相。元顺帝把首相的位置给了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任命脱脱为知枢密院事，让他掌管元朝的军事大权。

几个月后，马札儿台称病辞去首相职务，元顺帝下诏让他以太师的身份回到宅邸。不久，元顺帝任命脱脱为首相，封马札儿台为忠王。

脱脱做了首相，全面更改伯颜的旧政，恢复科举取士法，恢复太庙四季的祭祀，平反昭雪郯王彻彻秃的冤案，召还宣让王和威顺王，让他们返回原先的领地。

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元顺帝诏令编写辽、金、宋三朝史书，任命脱脱为都总裁官。

三史的修撰工作并不始于脱脱。早在金朝击灭辽朝之后，金朝就已经两次修撰《辽史》。元朝击灭金朝之后，元世祖忽必烈中统二年（公元1261年），翰林学士王鹗上书，请求重修《辽史》，并著《金史》。但是，忽必烈刚刚登基，急于巩固统治地位，无暇顾及修史之事，便将王鹗的建议暂时搁置。

元世祖至元十三年（公元1276年），元军攻克南宋京城临安。中书左丞董文炳提出收缴宋朝史官所记文献典籍。于是，大量的宋朝文献典籍由临安运往大都，存于国史院。此时，元朝掌握了金人修撰的两部《辽史》和金朝《实录》，以及宋朝的大量文献典籍，修撰三史的文字资料已经具备。又过了三年，元军攻至崖山，彻底灭亡南宋。至此，忽必烈皇位坐稳，便下令修撰三史。但是，史官多为汉人，坚持汉族传统史观，与蒙古统治者不能合拍。辽、金、宋三朝在时间上是重叠的，三者关系如何确定，大家的意见无法统一。因此，修撰三史的事情又一次被搁置，历经数十年不能实施。

脱脱做了都总裁官，接手三史的修撰工作，力排众议，提出三朝历史各自独立修撰，这才解决了长期未能解决的问题。此外，脱脱为修撰三史的工作制定了五条原则：前四条确立了帝纪、志、表、列传的修撰参照标准，最后一条指出，“疑事传疑，信事传信”。有了这五条原则，修撰三史的工作就更加具备了可操作性。

在脱脱的领导下，三史修撰工作突飞猛进，几十年悬而未成的史书仅用了两年半的时间就全部修撰完成。

修撰史书是为了让大家懂得历史，并且以史为鉴，避免重蹈历史错误的覆辙。皇帝担负的社会责任最大，最应该懂得历史。于是，脱脱重开经筵，恢复了为皇帝开办的讲论经史的御前讲座。脱脱亲自负责经筵工作，挑选儒臣以讽劝讲经。于是，朝廷内外一致称脱脱为贤相。

有一天，元顺帝来到宣文阁。脱脱上前奏道：“陛下即位以来，国内无事，应该留心儒学。臣多次听说陛下身边的人阻止此事。假如经史不值得看，那么当时世祖为什么要用这种学问来教导裕皇呢？”

当初，元世祖忽必烈立嫡长子真金为太子，用儒家经史来教导他。但是，真金英年早逝。忽必烈死后，真金的儿子继承皇位，追尊真金为皇帝，庙号裕宗。

脱脱到秘书监取来真金学过的书献给元顺帝。元顺帝非常高兴。

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曾经寄养在脱脱家里。每当他有病吃药时，脱脱总要尝过确认没毒，才进呈给他吃。元顺帝曾经驻跸云州，遇到狂风暴雨，山洪暴发，车马人畜都漂流沉溺其中。脱脱抱着爱猷识理达腊独自骑马上山，这才使他免于灾难。爱猷识理达腊六岁时，从脱脱的宅邸返回皇宫。元顺帝抚慰脱脱说：“你的勤苦功劳，朕是不会忘记的。”

于是，脱脱用自己的钱财，花了十二万二千锭钱钞，大约相当于六十一亿文钱，在健德门外建造大寿元忠国寺，为爱猷识理达腊祈福。

辞任首相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脱脱三十一岁，身体渐弱，算命的说他流年不利。于是，脱脱上表辞职，元顺帝不准。脱脱连续上表十七次，坚决请求辞职。于是，元顺帝终于批准了他的请求，免去他的首相职务。

元顺帝封脱脱为郑王，封地在安丰，赏赐钱巨万，脱脱辞而不受。于是，元顺帝赐给他松江的田地，为他设立稻田提领所，负责管理他的田地。

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别儿怯不花出任首相。因为以前的怨恨，别儿怯不花诬陷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元顺帝诏令将马札儿台流放甘肃。脱脱极力请求和父亲一起去。在流放的路上，脱脱认真照顾他的父亲，不时查看车马、房屋、帐篷，吃饭时查看食品的精粗。到了甘肃，马札儿台刚刚住下，元顺帝又将他迁到西域撒思地区。马札儿台到达黄河，元顺帝又召他回到甘州就养。几番折腾，马札儿台就死了。元顺帝感念脱脱的功劳，召他回到京师。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元顺帝任命脱脱为太傅，负责宫傅，全面管理东宫的事务。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朵儿只、太平都被免除了丞相的职位，元顺帝就任命脱脱重新做了首相。元顺帝赐给脱脱上等的醇酒、名马、裘衣、玉带。脱脱重新当上首相，该报仇的报仇，该报冤的报冤，切实地威风了一下。当时，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在端本堂学习，元顺帝就命令脱脱负责端本堂的事务。

治理黄河

元顺帝时期，中原一带百姓唱着这样一首歌谣：

堂堂大元，奸佞专权。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官法滥，刑法重，黎民怨。人吃人，钞买钞，何曾见。贼做官，官做贼，混愚贤，哀哉可怜。

元顺帝时期爆发了全国性人民大起义，其根源是开河和变钞。开河是因为黄河决口泛滥，需要疏浚河道，修筑河堤。变钞是因为治河费用巨大，朝廷需要用钱。

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黄河水暴涨，白茅堤决口，金堤决口，黄河改道，洪水淹没了两岸大地，形成了方圆数千里的黄泛区，汪洋一片一望无际。沿河州郡的百姓，先遇水灾，后遭瘟疫，死者过半。同时，黄河大水冲毁了山东盐场，严重影响了元朝的财政收入。

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元朝在济宁郓城（今山东省郓城县）设立行都水监，任命贾鲁为都水使。

贾鲁上任后，沿黄河实地考察，往返数千里不辞劳苦，取得治河第一手资料，并向朝廷进献绘图报告，提出两个治河方案：一是就决口以下新河道北岸筑堤，限制决河横流；二是疏浚下游河道，堵塞决口，让河水返回旧河道。尽管他的方案没有被采纳，而且朝廷又将他调离行都水监，但是他对河患严重性的认识促使他更加坚定了自己的治河主张。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黄河决口的洪水流向东北注入沛县，冲入大运河，危及漕运和盐场。这年冬天，脱脱再次出任首相。他召集群臣商讨治河方案，贾鲁以都清运使的身份参加了治河讨论会。会议上，贾鲁再次提出自己的两个治河方案。

脱脱决定采用贾鲁的第二个方案，他对群臣说：

“皇帝正在为百姓担忧，做大臣的就理当替皇帝分忧。然而，事情很难办，就像疾病很难治。自古黄河水患是个难治的病症。今天，我一定要治好黄河的疾病。”

对于群臣的反对意见，脱脱一概不听。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脱脱奏请元顺帝任命贾鲁为工部尚书、总治河防使，全面负责治理黄河的事务。

于是，贾鲁指挥十五万民夫和两万士兵，开始了黄河治理史上著名的“贾鲁治河”。治河工程从四月二十二日兴工，七月就凿成河道二百八十多里。贾鲁堵截黄河决口采用了船堤障水法。他在来水的方向逆流排列数十艘装满石块的大船，连成方舟，河水将方舟冲到决口处，贾鲁即令船工凿沉船只，阻塞决口。贾鲁组织民夫疏浚河道，堵截决口，使黄河水复归故道，南流与淮水汇合入海。不久，治河大功告成，贾鲁回朝，向元顺帝呈上《河平图》。

为了表彰脱脱在治理黄河上的政绩，元顺帝赐予他世袭答剌罕的称号，并命令儒臣欧阳玄撰写《河平碑》，记述脱脱的功劳。元顺帝赐给脱脱淮安路作为封地，当地的官吏由他自行任命。

贾鲁治河工程耗资是相当可观的。据统计，所用木桩大约两万七千根，榆柳杂梢六十六万六千根，蒲苇杂草七百三十三万五千束，竹竿六十二万五千根，碎石两千船，绳索五万七千根，所沉大船一百二十七艘，其余苇席、竹篾、铁线、铁锚、大钉等等物资不计其数。这次治河工程总计用去中统宝钞一百八十四万五千六百三十锭。一锭五十两，折合铜钱五万文，这次治河工程总计用钱数量约为九百二十三亿文。

这次治河工程如此浩大，在我国古代治河史上是不多见的。

变更钞法

开河是治理黄河，变钞则是变更钞法。为了筹措治理黄河的资金，脱脱奏请朝廷印制“至正交钞”纸币，用来购买治河物资，并补充朝廷用度。结果，印制纸币过多，造成物价疯狂上涨。百姓因为手中的货币贬值缩水，生活迅速陷入困境。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治河工程启动了。白莲教首领韩山童趁机发动了以河工为主力的红巾军起义，将那些陷入生活困境的百姓招入起义队伍，与元朝官军展开了浴血奋战。

变更钞法是在贾鲁治河前一年实施的。

元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为了筹集治理黄河的资金，同时解决朝廷财政用度不足的问题，在首相脱脱的组织下，朝廷发生了一场变更钞法的辩论。结果，朝廷决定铸行铜钱、发行至正交钞，两种新的货币与原有的各类古旧铜钱、中统宝钞以及至元宝钞等五种货币并行流通。

当时，脱脱打算变更钞法，召集中书省、枢密院、御史台的有关官员，以及集贤院和翰林院的学者们共同开会，讨论变更钞法的可行性。吏部尚书哲笃为了迎合脱脱的意思，建议改变钞法，以纸钞一贯文，代替铜钱一千文为母，铸造至正通宝铜钱，铜钱为子，代表纸币流通。同时，印制至正交钞。大家唯唯诺诺，不敢说话。这时候，集贤大学士兼国子监祭酒吕思诚出来反对。吕思诚认为，钱钞的使用方法，应该是以虚币代表实币进入流通，岂能本末倒置，用实币代表虚币流通。况且，将历代古旧铜钱、至正铜钱、中统宝钞、至元宝钞和至正交钞五种货币并行流通，其中有实币也有虚币，百姓若藏实币而支出虚币，对朝廷是很不利的。

左司都事武褀解释说，至元宝钞中有许多是假钞，所以我们要更改钞法。吕思诚反驳道，至元宝钞并不假，是有人造假。如果发行至正交钞，一样会有人造假。至元宝钞就像一个老亲戚，老老少少都认识他；至正交钞就像个新亲戚，虽然人们不敢不认这个亲，但是大家不认识他。所以，倘若印行至正交钞，造假钞的情况会更多。何况，祖宗的规矩，岂能轻易改变呢？双方争来论去，武褀再次提出钱钞兼行，吕思诚就责骂武祺没有专业知识，一味巴结首相。

双方意见不能统一，首相脱脱倾向改革钞法。于是，会议决定草拟方案上报元顺帝。元顺帝批准了改革意见，下诏指出，中统宝钞以“文”为货币单位，虽然当时没有铸行铜钱，钱钞兼行的意思已经有了。后来印制了至元宝钞，一贯代表铜钱五贯，名义上是代表铜钱流通，实际上并没有铜钱流通。年长日久，宝钞就成了虚币，物价就出现了上涨。所以，我们必须进行改革。元顺帝批准铸行至正通宝铜钱，与至元宝钞、中统宝钞及历代各类古旧铜钱并行流通。元顺帝还批准了印制至正交钞。至正交钞一贯法定兑换铜钱一千文，兑换至元宝钞二贯。至正交钞钞面文字为“中统元宝交钞”，只是加盖至正交钞字样，便可以兑换二贯至元宝钞。盖个图章就将一贯钱变成两贯钱，百姓手里的钱自然迅速缩水。所以，民谣唱道：“钞买钞，何曾见。”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元朝成立了宝泉提举司，主持铸造至正通宝钱，并印制至正交钞，令民间通用。未过多久，就发生了严重的通货膨胀，物价上涨了十倍，经济危机爆发。

“开河变钞祸根源，惹红巾万千。”百姓活不下去了，治理黄河的工地上，河工们举起了反元的大旗，贫困百姓迅速加入起义队伍，全国范围大规模的起义爆发了。

红巾起义

红巾起义是在治理黄河的河工群众中爆发的。

治河工地上，两万多名官兵腰挎刀剑，手持皮鞭，驱赶着无数的河工。上至六七十岁的老翁，下至十六七岁的少年，一刻不歇地挖泥担土，稍有怠慢，就会遭到一顿毒打。反抗的河工，还有被杀头的危险。官府拨下来的修河款项全是纸币，一再贬值，还要被管理河工的长官们层层盘剥，发到河工手里时，已经所剩无几。于是，整个修河工地上怨声载道，大有烈火干柴，一点就着的态势。

有个信仰白莲教的读书人，名字叫韩山童，找到他的朋友刘福通说道：“河工们的处境已经困苦到极点了，天下形势已经纷乱，此时不反更待何时？”

刘福通很赞成韩山童的意见。于是，两个人就想出一条妙计，用一块大石头凿了一个石人，这尊石人只凿了一只眼，背上凿了十四个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两人偷偷将这个石人埋在即将挖掘的黄陵岗附近的河道里，并在工地河工中散布一首歌谣：“石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

这一天，一伙儿刚刚开到黄陵岗干活的河工挖河时，挖出了一个石人。

“一只眼的石人出现了！”

“身上还有字：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

来看石人的河工越来越多，一时间挖出一只眼石人的消息传遍了整个工地。韩山童、刘福通觉得时机到了，便通知白莲教首领集会。于是，白莲教起义爆发了。

起义军头裹红巾，所以被称为“红巾军”。红巾军提出以“明”灭“暗”，即以红巾军的“明”消灭元朝统治的“暗”。这就是元朝被推翻之后，明朝的来历。韩山童声称天下大乱，弥勒降生，明王出世，又自称是宋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原之主。

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五月，韩山童和刘福通组织了三千人在颍州（今安徽省阜阳市）宣誓起义，韩山童被推奉为明王。地方官府派兵前来镇压，韩山童被捕牺牲，他的妻子杨氏带着他的儿子韩林儿逃到武安山（今江苏省徐州市）躲藏起来。

刘福通举兵占领朱皋，进攻罗山、真阳、确山、舞阳、叶县等地。九月，刘福通攻克河南汝宁府及息州、光州，队伍发展到十万人。当时，各地响应刘福通发动起义的有：萧县人李二，号称芝麻李，发动起义攻占了徐州；蕲州人徐寿辉和黄州人邹普胜，发动起义攻占了蕲水县和黄州路；江西人邓南二和邓州人王权，发动起义攻占了邓州、南阳；襄阳人孟海马，发动起义攻占了襄阳；定远人郭子兴，发动起义攻占了濠州。这些起义队伍都“以红巾为号”，时称“红军”。

白脸元帅

民间戏曲和市井小说中，镇压红巾军起义的蒙古元帅是个大白脸，身穿蒙古戎装，手持令箭，杀气腾腾。这个人，就是元顺帝朝廷的首相脱脱。

当时，红巾军起义的消息传到大都，元顺帝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立刻召来文武大臣，商议怎样镇压起义军。脱脱主张武力镇压，并奏请任命他的弟弟御史大夫也先帖木儿为知枢密院事，率领军队十万多人讨伐红巾军。

也先帖木儿率领大军攻克上蔡，驻兵沙河。到了夜里，红巾军前来劫营。也先帖木儿慌张逃窜，丢弃了全部的军用物资和武器。逃到汴梁，他收集溃散的兵卒，驻扎在朱仙镇。元顺帝认为他不熟悉军事，就任命别的将领前去代替他。然而，他擅自返回京师，在昏暗的夜色里进入城中，仍旧担任御史大夫。陕西行台监察御史十二人弹劾他丧师辱国之罪。脱脱大怒，将陕西行台御史大夫朵儿直班调任湖广行台平章政事，其余的御史都被调任各府添设判官。从此，没有人再敢谈论也先帖木儿兵败之事。

红巾军首领芝麻李占领了徐州，部队发展到十万多人，控制了京杭大运河上的漕运，直接威胁到元朝的经济命脉。元顺帝几次派军前往，都不成功，只好派脱脱亲率大军围剿。

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脱脱亲自率领两万人马前往徐州，讨伐芝麻李的起义军。九月，脱脱的军队到达徐州，攻打西门。红巾军出战，用铁翎箭射中脱脱的马头。脱脱毫不畏惧，从容指挥，大败起义军，直攻入徐州外城。第二天，蒙古军队从四面围攻，起义军抵挡不住，蒙古军队攻入徐州城，芝麻李逃走。脱脱缴获了芝麻李的黄伞旗鼓，焚烧了他积存的物资，追捕他任命的官员，然后下令屠城。徐州全城男女老少，一律被处死。脱脱杀人无数，天下震动。元顺帝派中书平章政事普化在军中任命脱脱为太师，依旧任右丞相，催他还朝。

芝麻李逃出徐州，一个月后被捕。脱脱命令将芝麻李押送京师，行至河北雄县，下令将他处死。

元顺帝派枢密院同知秃赤率军攻打颍州、亳州。脱脱只好带领军队返回朝廷。元顺帝赐给脱脱上等的醇酒、珠衣、白银、宝鞍。皇太子在自己的宅邸设宴款待他。元顺帝诏令将徐州改名为武安州，树立碑石表彰脱脱的功绩。

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张士诚占领高邮。朝廷屡次招安，张士诚拒不投降。元顺帝命令脱脱率领诸王及各行省的部队前去讨伐。跟随脱脱出征的人员，都受脱脱节制。西域、西番都派兵前来助战。脱脱出兵场面盛大，可谓空前，旌旗排列千里，锣鼓响彻云天。

十一月，脱脱的部队到达高邮。辛未至乙酉，脱脱连战连捷。于是，他分兵平定六合，红巾军的势力暂时被压制下去。

临阵换将

脱脱恢复首相职位之前，曾经伴随父亲前往西部，别儿怯不花企图将他害死。哈麻屡次向元顺帝进言，将脱脱召回到离京城较近的地方，以防不测。因此，脱脱非常感谢哈麻。此时，脱脱掌管朝廷大权，就提升哈麻为中书右丞。

然而，脱脱更信任汝中柏。汝中柏以左司郎中的身份参加商议中书省事务，平章以下的官员见他议事都不敢表示异议，唯独哈麻不屈服于他。因此，汝中柏在脱脱面前经常说哈麻的坏话。脱脱听信了汝中柏的谗言，将哈麻改任宣政院使。所以，哈麻怨恨汝中柏，也怨恨脱脱。

脱脱将要出兵，任命汝中柏为治书侍御史，让他在朝中辅佐也先帖木儿。汝中柏担心哈麻成为后患，对自己不利，就打算除掉他。脱脱犹豫不决，让汝中柏先与也先帖木儿商议。也先帖木儿认为哈麻曾经有功于自己，不同意除掉他。哈麻知道后非常害怕，决定先下手为强，于是找到奇皇后说：“皇太子册立之后，册宝及郊庙的礼节迟迟没有举行，这都是脱脱兄弟暗中指使的。”于是，奇皇后信以为真，与哈麻联合在一起，决心除掉脱脱。

恰好，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上书称病在家中休养，监察御史袁赛因不花接受哈麻的指示，上奏章弹劾也先帖木儿。袁赛因不花上奏章三次，元顺帝才给予批准，责令也先帖木儿交出御史台的官印，到京城门外听旨，任命汪家奴为御史大夫。

同时，元顺帝下诏指责脱脱用兵时间过长，耗费钱财过多。元顺帝派河南行省左丞相太不花、中书平章政事月阔察儿、知枢密院事雪雪接替脱脱指挥各路部队，削去脱脱的官爵，将他安置在淮安。

雪雪是哈麻的弟弟，对于接管脱脱军权这件事情特别上心。

十二月辛亥，皇帝的诏书到达军中，参议龚伯遂对脱脱说：

“大将在军中，君王的命令可以不服从。况且，丞相出兵时曾经接受皇帝的密旨，现在按照密旨一心一意进兵讨贼就是了。先不要打开诏书，打开就不好办啦！”

脱脱说：“皇帝下诏书而我不服从，那就是与皇帝对抗，君臣的大义何在？”

脱脱不接受龚伯遂的建议，执意打开诏书。听完诏书之后，脱脱磕头谢罪道：“臣非常愚笨，蒙受皇帝的恩宠，委以军国重任，日夜战战兢兢，唯恐不能胜任。今天卸去这副重担，皇帝对我恩重如山啊。”他立刻取出兵器铠甲和名马三千匹，分赐给各位将领，让他们各率本部服从月阔察儿、雪雪的调度。客省副使哈剌答说：“丞相这一去，我们这些人必定死于他人之手。今天宁可死在丞相面前！”哈剌答一面说着，一面拔刀自刎而死。

毒酒夺命

元顺帝命令将脱脱安置在淮安。不久，元顺帝又下令将脱脱迁移到亦集乃路安置。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御史台大臣仍然认为对脱脱的惩罚太轻，列举他兄弟的罪行上奏。于是，元顺帝下诏将脱脱流放到云南大理宣慰司镇西路，将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流放到碉门，脱脱的长子哈剌章安置到肃州；次子三宝奴安置到兰州，并将脱脱的家产没收入官。

脱脱走到大理腾冲，知府高惠见到他，想把女儿嫁给他，要为他建房供他居住，还答应保护他的安全。脱脱说：“我是个罪人，怎敢想到这些！”婉言拒绝了高惠的请求。

九月，元顺帝派官员将脱脱转移安置到阿轻乞。高惠怨恨脱脱不娶他的女儿，便首先派铁甲军包围了脱脱的住地。十二月己未，哈麻假传圣旨派使者用毒酒将脱脱毒死。这一年，脱脱年仅四十二岁。听到脱脱的死讯，中书省派尚舍卿七十六前往，为脱脱更换棺材服装入殓。

同年，哈麻被任命为中书左丞相，他的弟弟雪雪被任命为御史大夫。

当时，哈麻的官职只是宣政院使，以下级官僚的身份与上级斗争，竟然扳倒了首相。哈麻假传圣旨，杀害首相，其胆量之大，更是令人难以置信。分析其中原因，哈麻可能得到了元顺帝的密旨，至少得到了皇后奇氏的支持。

奇氏是高丽人奇子敖的女儿，出生在高丽幸州。高丽向元朝贡献美女，奇氏被选中，入宫服役。初时，元顺帝宠幸奇氏，皇后伯牙吾氏醋意大发，将奇氏打得遍体鳞伤。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唐其势谋反失败被杀，皇后伯牙吾氏是唐其势的妹妹，被伯颜毒死。元顺帝立伯颜忽都为皇后，奇氏在皇宫里的地位便升高。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奇氏为元顺帝生了一个儿子，名字叫爱猷识理达腊，母以子贵，就被立为第二皇后。

依照元朝皇室惯例，爱猷识理达腊幼年被寄养在脱脱家中，称呼脱脱为“奶公”，他的童年玩伴是脱脱的儿子哈剌章。

至正十三年（公元1353年）六月，爱猷识理达腊被立为皇太子，但是久久未能被授予皇太子册书宝玺。恰好，脱脱在这段时间里担任首相。所以，哈麻可以利用皇太子不能被授予册书宝玺的事情，诬陷脱脱从中作梗。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三月，脱脱被流放云南，爱猷识理达腊便获授予册书宝玺，并穿上九旒冕服，拜谒太庙，完成了成为皇太子的最后一道程序。

余音不绝

脱脱不是死于镇压起义的战争，而是死于元朝的宫廷斗争。这场斗争的焦点，是元顺帝的第二皇后——奇皇后对脱脱的阴谋陷害。奇皇后陷害脱脱的目的，是保卫她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的皇位继承权。

脱脱死了，他所主持实施的开河、变钞、修三史等三件大事，继续影响着历史的发展和变化。开河和变钞引发的全国性人民大起义，已经势不可当，虽然遭受着元朝官军的围剿，却是此起彼伏，愈演愈烈。修三史对后世华夏民族思想意识的影响，则更加长久深远，余音不绝。

此外，脱脱奉养教育的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在努力修习了汉家儒学之后，竟然抛弃孝心，先灭恩师，后争皇位，直接把矛头指向他的父亲元顺帝，发起了太子党与帝党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爱猷识理达腊幼时被寄养在脱脱家中，启蒙于脱脱的家庭教师、南人学者郑深，自幼学习《孝经》等儒家经典。六岁时，他返回皇宫，元顺帝继续精心培养他。

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十月，爱猷识理达腊入学端本堂，开始接受系统的儒学教育。端本堂的总管大臣，又是脱脱。汉人大臣李好文以太子谕德的身份负责教导。李好文辑录儒家经典及历代史籍，编纂了《端本堂经训要义》十一卷、《历代帝王故事》一百零六篇、《大宝录》及《大宝龟鉴》等教材，用来教育爱猷识理达腊。

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爱猷识理达腊十七岁，参与害死了他的恩师脱脱，当年被授予皇太子册书宝玺，完成了登上皇太子宝座的最后一道程序。从此，他发动了与他父亲元顺帝之间的血腥政治斗争。

自从脱脱被贬之后，元顺帝不理朝政，沉迷宴游，政柄落在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手里。皇后奇氏和皇太子早有逼迫元顺帝禅位的计划，只是缺乏大臣们的支持，所以未能实施。脱脱被贬之后，皇太子扶助哈麻当上中书左丞相。哈麻就到处散布舆论，抨击元顺帝“日趋于昏暗，何以治天下”，又吹捧太子“皇太子年长，聪明过人，不若立以为帝”。这些言论传到元顺帝耳朵里，元顺帝大怒道：“朕头发没白，牙齿没落，怎么就突然说我老了呢！”于是，有人告发哈麻、雪雪兄弟二人谋反，元顺帝便下令将他兄弟二人杖死。

紧接着，皇太子又依靠资政使朴不花、右丞相搠思监出面活动，欲使左丞相太平同意迫使元顺帝禅位。皇太子的活动，遭到左丞相太平的反对。于是，皇太子大兴冤狱，先除掉太平的支持者右丞成遵、参政赵中，然后逼死太平，继而驱逐诤臣陈祖仁、傅公让等人。皇太子的专权擅政，激起了朝臣们的强烈不满。皇太子“欲尽逐帝近臣”的活动，更加激化了帝党与太子党之间的矛盾。

皇太子篡位登基的最后一道障碍，就是在朝外掌握军队的孛罗帖木儿。当时，元朝依靠察罕帖木儿和孛罗帖木儿两支地主武装镇压人民起义。在这两支部队中，元顺帝明显地偏爱孛罗帖木儿，从而使孛罗帖木儿成为帝党，形成了皇太子扳倒皇帝的一大障碍。

察罕帖木儿在镇压起义过程中遇刺身亡，他的养子扩廓帖木儿——历史上著名的蒙古大将王宝宝，接管了这支部队。于是，皇太子支持扩廓帖木儿，并准备伺机除掉元顺帝的后盾孛罗帖木儿。

元朝日益衰败，有些人想起了脱脱，认为脱脱倘若不死，元朝的形势不致如此糟糕。

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监察御史张冲等上书洗雪脱脱的冤案。于是，元顺帝下诏恢复脱脱的官爵，归还他的家产。这时候，脱脱的弟弟也先帖木儿已经去世。元顺帝召脱脱的两个儿子哈剌章、三宝奴回朝，任命哈剌章为中书平章政事，封为申国公，分管视察大同；任命三宝奴为知枢密院事。

此时，各路红巾军的领袖正在纷纷称帝，自相残杀。至正二十年（公元1360年），陈友谅杀害徐寿辉，称帝，国号汉。至正二十三年（公元1363年）正月，明玉珍称帝，国号大夏。七月，朱元璋与陈友谅大战鄱阳湖，陈友谅兵败身死。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朱元璋害死小明王韩林儿。至正二十七年（公元1367年），朱元璋率军歼灭张士诚的部队。

各路红巾军自相残杀，各路蒙古军也在自相残杀。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三月，皇太子以孛罗帖木儿拥兵自重以及藏匿老的沙等“逆臣”为由，削去其兵权。孛罗帖木儿亦以“清君侧”为名发兵大都。皇太子打不过孛罗帖木儿，就偷偷从光熙门逃走。元顺帝交出几名太子党，孛罗帖木儿就得胜撤兵。皇太子心中不服，继续召扩廓帖木儿讨伐孛罗帖木儿。于是，孛罗帖木儿第二次兴兵攻打大都。这一次，发兵的名义不是“清君侧”，而是“谋易太子”。

至正二十四年（公元1364年）七月，皇太子战败，逃奔扩廓帖木儿驻扎在冀宁（今山西省太原市）的大营。孛罗帖木儿带兵入京，被元顺帝任命为右丞相。元顺帝软禁了奇皇后，打算派兵追击皇太子，被老的沙劝止。

皇太子本来打算效仿唐肃宗灵武即位故事，在冀宁称帝，被扩廓帖木儿劝阻。孛罗帖木儿出兵讨伐皇太子和扩廓帖木儿，却屡战屡败。于是，元顺帝逐渐对孛罗帖木儿的专权产生不满。

至正二十五年（公元1365年）七月，元顺帝派人暗杀了孛罗帖木儿，将其人头送到冀宁，并且处死了老的沙等人。同年九月，扩廓帖木儿扈从皇太子返回京师，奇皇后趁机要求扩廓帖木儿拥兵威胁元顺帝禅位给皇太子。扩廓帖木儿知道了奇皇后的计划，决定不参与皇太子与皇帝之间的斗争。当军队行至大都三十里外时，他就将兵士们遣散回营。因此，皇太子与扩廓帖木儿反目成仇。

至正二十六年（公元1366年），监察御史圣奴、也先、撒都失里等又说：“奸臣陷害大臣，以至临敌换将，我国的军事衰落从此开始，钱粮的亏损从此开始，盗贼横行从此开始，百姓的极端困苦也从此开始。如果脱脱不死，全国怎么会有今天混乱的局面！请求封脱脱为一字王，确定谥号并加封功臣之号。”元顺帝同意了他们的这些意见。但是，由于元朝的局势已经岌岌可危，朝廷已经无力顾及此事。

帝党与太子党的斗争没完没了，给红巾军的反元战争创造了良好的机遇。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朱元璋的部队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上都，元朝灭亡。

脱脱年表

元仁宗延祐元年（公元1314年）

脱脱出生在一个蒙古官宦家庭。

元文宗天历元年（公元1328年）

脱脱的伯父伯颜支持元文宗即皇帝位有功。脱脱被任命为皇太子私属人口的怯薛官。同年，继承前辈的官衔，脱脱被任命为成制提举司达鲁花赤，大约是五品的官职。

元文宗天历二年（公元1329年）

觐见元文宗。元文宗见到他说：“这个孩子将来必有大用。”

元文宗至顺二年（公元1331年）

被任命为忠翊侍卫亲军都指挥使，成为卫戍皇帝的亲军统领。

元文宗至顺三年（公元1332年）

元文宗去世。元宁宗即位一个月后也去世了。妥懽帖睦尔从广西贬谪地被接回京师，等待即皇帝位。

元顺帝元统元年（公元1333年）

权臣燕帖木儿去世。元顺帝即皇帝位。脱脱的伯父伯颜被任命为首相。

元顺帝元统二年（公元1334年）

六月，脱脱被任命为同知枢密院事，成为掌握军权的朝廷大员。

元顺帝至元元年（公元1335年）

燕帖木儿的女儿伯牙吾氏被立为皇后。燕帖木儿的儿子唐其势被任命为左丞相。唐其势发动宫廷政变，被伯颜逮捕处死。伯颜还杀死了唐其势的弟弟——元文宗的养子塔剌海，并将皇后伯牙吾氏迁出皇宫，毒死在平民的房子里。

元顺帝至元五年（公元1339年）

脱脱与世杰班、阿鲁商议准备在东门外抵御伯颜，由于没有把握而停止实施。

元顺帝至元六年（公元1340年）

脱脱趁伯颜去柳林打猎的机会，发动政变，将伯颜拒之城外。伯颜被流放到南恩州，死在驿站。元顺帝任命脱脱的父亲马札儿台为首相，任命脱脱为知枢密院事，统掌朝廷军事大权。几个月后，元顺帝免去马札儿台首相职务，任命脱脱为首相。

元顺帝至正三年（公元1343年）

元顺帝诏令编写辽、金、宋三朝史书，任命脱脱为都总裁官。

元顺帝至正四年（公元1344年）

脱脱因身体虚弱，辞去首相职务。这一年，黄河决口，洪水泛滥。沿河州郡的百姓先遭水灾，后遭瘟疫，死者过半。

元顺帝至正七年（公元1347年）

别儿怯不花出任首相，陷害马札儿台。马札儿台被流放甘肃，脱脱随从侍奉。马札儿台去世。

元顺帝至正八年（公元1348年）

脱脱被任命为太傅，负责宫傅，全面管理东宫事务。

元顺帝至正九年（公元1349年）

脱脱再一次被任命为首相。元顺帝的儿子爱猷识理达腊开始在端本堂学习。元顺帝命令脱脱负责端本堂的事务。脱脱决定采用贾鲁的方案治理黄河。

元顺帝至正十年（公元1350年）

脱脱变更钞法，印制至正交钞，引发通货膨胀。

元顺帝至正十一年（公元1351年）

治理黄河工程开工。韩山童号召河工起义，以红巾裹头，成立了红巾军。各地纷纷响应，全国性大起义爆发。

元顺帝至正十二年（公元1352年）

脱脱亲率两万大军前往徐州，攻打芝麻李的起义军。脱脱攻克徐州，下令屠城。徐州的男女老少全部被处死。

元顺帝至正十四年（公元1354年）

张士诚占领高邮。朝廷屡次招安，张士诚拒不投降。元顺帝派脱脱率领大军前去攻打。脱脱到达前线。哈麻向奇皇后进谗言，诬陷脱脱有意阻碍举行授予皇太子爱猷识理达腊册书宝玺的仪式。奇皇后与哈麻联手陷害脱脱。元顺帝免去脱脱的军权。

元顺帝至正十五年（公元1355年）

脱脱被流放到云南大理。哈麻为了免除后患，派人追上脱脱，假传圣旨，用毒酒将脱脱毒死。

元顺帝至正二十二年（公元1362年）

元顺帝下诏恢复脱脱的官爵，归还他的家产，召回他的两个儿子到朝廷做官。

元顺帝至正二十八年（公元1368年）

朱元璋的部队攻入大都，元顺帝北逃上都，元朝灭亡。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石俊志著. -- 北京：中信出版社，2017.9

ISBN 978-7-5086-7677-7

I. ①夺… II. ①石… III. ①货币制度－研究－中国－古代 IV. ①F822.9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7）第122094号

夺富于民——中国历史上的八大聚敛之臣

著者：石俊志

出版发行：中信出版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北京市朝阳区惠新东街甲4号富盛大厦2座 邮编1000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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