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　网

张平 / 著

人民文学出版社

版权信息

〔精〕红袖添香–002

天　网

张平◎著

设计：近　浔
排版：叶知秋

出版：人民文学出版社
开本：720×1280／768×1024
印数：电子书册，不限量。
ISBN：978-7-02-01127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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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张平

1954年11月生于西安，1982年毕业于山西师范大学中文系。全国政协常委，中国作家协会副主席，民盟中央副主席，国家一级作家。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主要作品有《天网》、《抉择》、《十面埋伏》、《国家干部》、《孤儿泪》、《凶犯》等。一些作品被改编为电影、电视剧。
作品曾多次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长篇小说《抉择》获第五届“茅盾文学奖”。

引子

“大凡新官到任，总免不了有人要来给你交代些私房话、贴心话，有提醒，有暗示，有忠告，有劝勉，因人而异，因事而异。对老百姓来讲，那可全是秘密。有好话，也有坏话。更有甚者，那些劣迹累累，善于逢迎拍马的下属、下级、同事，所谓的朋友、知己、至交，会一下子围过来，给你献计献策，调嘴弄舌，充做说客、谋臣。用心良苦，一腔热忱。巧言令色，居心叵测，假仁假义，故作高深。看似披肝沥胆，直言不讳，实则是偷梁换柱，欺天诳地！什么某某人不可用，某某事不可办；什么某某某心术不正，某某某有野心；什么某某地方是个马蜂窝，某某家伙是个告状专业户……如此如此，这般这般。

“老百姓把这叫做‘活档案’、‘内档案’！能压你一辈子，活活咬死你！

“最要命的则是那些当官的，耳根子一软，预防针一打，变色镜就戴上了。好的能看成坏的，坏的会当做好的。冤案成了死案，恶霸成了善人！

“假如一个村、一个乡、一个局、一个厂，甚至是一个县一个地区要是有上这么个软耳朵领导，只怕这地方就全得完蛋！不只会让老百姓报国无门，有冤难伸，说不定还会姑息养奸，认贼作父，以致让豺狼当道，鬼蜮横行！

“在这儿，我要警告一些人，我刘郁瑞可是个铁耳朵！耳听为虚，眼见为实！不管是谁，有话尽管说，有事敞开讲，但若想在我这儿处心积虑谋算人，我头一个先看扁了你！在我面前讲别人坏话的人，保不住哪一天也会在别人面前算计我！

“是好是赖，出水才看两腿泥。人归人，事归事，啥问题就是啥问题。出了汾西的事我管不了，可在汾西县，不管啥人啥事，我刘郁瑞保证一视同仁，保证没有任何框框和前提！

“你们也耳听为虚，眼见为实。假如你们发觉刘郁瑞言行不一，净说了些大话空话，不要等到他下台的那一天，就到他门前驱邪打鬼放鞭炮！我保证他卷起铺盖立马走人！”

……

——摘自刘郁瑞讲话录音

一

在昏暗的路灯下，刘郁瑞有些发怔地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一副惨状。

瑟缩在街旁的竟然是两个年近古稀的老人和一个顶多五六岁的小女孩。

汾西县是个山区，虽是三月份，气温仍然很低。尤其是晚上，更是冷风飕飕，寒气逼人，毫无一丝春天的感觉。今晚的风又特别地大，天气也格外阴沉，给人的感觉犹如雪窖冰天。寒冬腊月似乎人们都麻木了，惟有春天的寒流才会让人觉得如此刺心彻骨、风苦雨凄。

已经快深夜十一点了，虽说是在县城的大街上，但此刻已人迹杳无，惟有阵阵寒风，裹着尘沙纸屑，逼得你透不过气，睁不开眼。

然而，这两老一少却像几个土塑一样，一动不动地坐在大街旁。

刘郁瑞使劲揉了一把眼角，有些无法相信地默默地瞅着眼前的这一切。

三个人的衣服全都破得不能再破了，身上脏得也不能再脏了——真是蓬头垢面，衣衫褴褛，面如菜色，一身灰黑。只要你看看两个老人的神色，你就会明白，没有十年八年的煎熬，一个活生生的人是不会变成这样子的。

老头儿的脸颊黑而僵硬，像是被岁月和风沙磨出了一层洗不掉的老茧和疤痂。脸上的纹路不是弯的，而是又深又直，犹如一道道裂痕。真是颈项枯瘦，形销骨立。眼窝深陷，瘦得怕人，须发皆灰，有如干蒿，一看就知是常年饥寒劳苦所致。脸上一无任何表情，合着两眼，神色木然地坐在街旁路灯下，一任风扑沙打，活似一座破败古旧的泥雕！

最让人吃惊的是，老头儿腰里竟捆着一条绳子，绳子的另一端，则拴在他身旁的老婆婆身上！看样子，是怕那个老婆婆跑了或是丢了。因为任何人一眼就看得出来，那老婆婆根本就是个精神病患者。老婆婆也一样拱肩缩背，衣不遮体，骨瘦如柴，面若锅底，而且满面痴滞，毫无感觉也毫无意识，身子一晃一晃地斜睨着远处。

最凄惨的则是那个小女孩了。这么冷的天，居然赤脚穿着一双满是窟窿眼儿的破单鞋，一条破得不能再破的裤子只到了半腿里，脚上手上，连脸上也全是冻疮。此刻正冻得满脸青紫，浑身打抖，鼻涕眼泪流得哪儿都是。但你也看得出来，小女孩对这一切早已习惯了，尽管冻成那样，却也不喊不叫、不哼不哭，只是呆呆地顺从地偎在老头儿身旁，有些茫然地痴痴地瞅着每一个走到跟前的来人。

老头儿身前铺着一块白布，白布上写着几溜毛笔字。由于时间久了，白布早已变得灰黑，但字迹依旧清楚：

有冤难伸，上告无门

我叫李荣才，今年六十九岁，汾西县贾家峁乡花峪村人。一九五九年，大队会计对我有意见，诬我贪污二百元，捆我打我吊我关我，抄我家，封我门，没收我家财产，让我戴了二十多年的帽子。逼得我妻得了疯病，逼得我儿得病早死，逼得我儿媳改嫁，给我撇下这一老一少、一病一孤。我告状告了二十多年，告不动人家官官相护。真是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乞求各位父老乡亲同志朋友，给点帮点，一分两分，一口两口，救我一家活命度日，来世做牛做马相报。

破布上，扔着三三两两的分币。破布旁放着个破盒儿，里头依旧放着一些分币和毛票儿。

刘郁瑞默默地蹲在那里，看得好半天也抬不起头来。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他简直无法相信这种事情竟会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老头坐着的地点，几乎跟县委大门面对面！

尤其是在今天，正是他亲自接待来信来访群众的日子，那张硕大的布告就在县委门口醒目招人地贴着。然而，离那张布告几十米远的地方，却又铺着这样的一块告示。真是比肩而立，昭然相对。对他，对县委，简直是一个天大的讽刺！

这是在向他示威么？世界上似乎很少有这种示威方式。会是几个叫化子么？叫化子绝不会这么晚了呆在这么冷的大街上。那么，这是在行骗么？并不是没有发生过这种事，利用孩子，利用病人，利用自己的残疾，利用各种欺骗方式来赚钱的人不乏其例。在大街上，在火车站，在汽车站，在广场上，人们对此早已司空见惯了。也正因为见多了，以致把人们的同情和怜悯也几乎给磨光了、刨平了，把人们的心灵也看麻木了。如果说，以前凭这种方式还可以赚到钱的话，而如今则早已无用了，不灵了。其实，你只要看看眼前就会明白，即使是在如此恶劣的天气里，在大街旁坐着这样令人心寒的三个人，也不知坐了有多久了，而破布上所扔下的钱，只怕连一顿饭钱也不够！

天气实在是太冷了，尤其是在西风猛刮的深夜里，偶尔一个两个的过往行人，谁也是匆匆而过，顶多瞟上一眼，然后便又急急地走了。若想再等来一分两分的钱，看样子，实在是太难太难了。

其实，只要你细看一眼，就会清楚这两老一少根本就不会是什么骗子和想赚钱的人。真正的骗子和只想赚点钱的人，学不来这模样，也做不到这份儿上。你什么也不必看，只要留意一下那脸上的颜色和那干枯皲裂的手，立刻就会清清楚楚。

那么，真会像白布上讲的那样，上天无路，入地无门么？

一阵旋风陡然卷过，尘沙飞扬，扑打得人脸上生疼。碎屑纸片满地乱转，搅得人睁不开眼。刘郁瑞急忙用手遮住脸。再松下手时，才发现眼前这两老一少依旧那样木然地坐着，不避不躲，不遮不拦，一动不动。最让人看不下去的还是那个小女孩，满脸满身都是灰沙，连耳朵眼儿、鼻孔里也全是尘土，不住地哆嗦着，仍是那样呆呆地痴痴地毫无表情地默默地瞅着你。

那眼光真能把你的心给瞅碎了！

等到风小些了，刘郁瑞瞅着老头儿轻轻地问道：

“老人家，眼下中央有文件，让落实政策哩，你没去找找领导呀？”

老头儿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默默地坐着，眼睛也始终闭着，一动不动，一声不吭。直到刘郁瑞又问了一遍，好半天了，才慢慢地回了一句：

“我找了他们二十多年了。”嗓音沙沙的，像一棵百年老树在风中摇曳。

“现在跟过去不一样啦，上边有政策。”刘郁瑞尽量搜寻着老百姓能听懂的语言。

“……我刚从上边回来，跟过去一样，啥也没变。”老人的眼睛依然闭着，脸上也依然看不出任何表情。

“那你先找找村委会呀，老这么着咋行。”

“逼我害我的就是村支书，他以前是会计，这会儿是支书。以前不给我分口粮，眼下又不给我分口粮田。我的家这会儿还让他封着。人家说了，我这一家就是死在外头、烂在外头，骨头也别想再回到这村里来。”

刘郁瑞一下子愣在了那里，良久，才接着说道：“那你找找乡里呀？”

“罚我关我处置我的就是乡里。副乡长是村支书的外甥子。我连乡政府的门也进不去。过去说我不学大寨净告状，这会儿又说我是告状专业户。找着他们也没用，白找。”

刘郁瑞再次愣在了那里。好一阵子，才又说道：

“那你找找县里呀……你没听说现在的书记叫刘郁瑞，就是想为大伙办点实事哩。来了汾西的头一桩大事，就是要管管县里这么多年的冤假错案。今天他就在信访办值班接待上访群众哩，你咋没去找找他？”刘郁瑞大概是有点急了，便像自我表白似的说了这么一通。

“……找了。值班的不让我登记。”老人的嗓音依旧沙沙的，就像是绝望的呻吟。

“不让登记？”刘郁瑞一震：“为啥？”

“说我来迟了，让我下一回再来。”

“胡说八道，哪有这样的规定！”刘郁瑞陡地来了气。刘郁瑞清楚，对上访者，从来也没有因为来迟了就不让登记的说法。

“我清楚，他们是不想让我去见刘书记。”老头的眼睛依然闭着，但话音却透出了一种说不出的凄然。

“那你去县委大院找呀。他眼下就住在办公室里。”

“我去了。门房师傅不让我进去。他说我一家子都是神经病。神经病不能进县委。”

刘郁瑞又一次愣在了那里，像呆了似的，久久地怔着，好半天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刘郁瑞初来汾西，便约法三章。大会讲，小会说，三令五申，反复强调，以致连门卫、司机也多次打了招呼，对门卫更是讲过多次。可以说，这约法三章在县委大院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第一，凡是到县委来找县委书记的群众，任何人不准以任何借口挡驾。包括县委办公室和信访办公室。第二，对上访群众，任何人都不准对上访者故意撒谎。书记在，不准说不在。书记开会出外，要如实讲清。不准说不知道啥时候结束、啥时候回来。第三，对上访群众，不管是什么人，只要是来县委大院的，都要热情接待。如书记有事，要求等候的，要给上访者安排好坐的地方，要端茶倒水。如是远道而来的上访者，则要尽力安排好食宿。

这三条看似容易，但要真正执行起来，也绝非容易。若不是刘郁瑞火冒三丈，认真追究计较过几次，只怕不会那么容易行得通，或者是名存实亡，刮阵风也就过去了。

如今，县委大院的人对这三条好像都习以为常，渐渐地认可了。连门卫也好像习惯了。只要不是醉汉和寻衅闹事的，稍一盘问，一作登记，便立刻放行。有时候，即使是神经有点不大正常的人，还真的看不出来。

然而，偏是在今天，偏是在他一周一次值班接待上访群众的日子里，却发生了这样的事情。登记员不给登记，门卫不给放行，以致让这一老一病一少冻饿在县委门口的大街上！

凡刘郁瑞值班接待上访群众时，上访群众总是出奇地多。今天也一样，一直忙到晚上十点左右才算完。草草吃了点东西，临时有了个念头想在街上溜达溜达。如若不是半夜只身跑出来，只怕这件事至今还会被蒙在鼓里，以致会对这两老一少一无所知。

到底是怎么了？这究竟是无意的疏忽，还是有意的阻挠？

怎会那么巧，在同一时间里，两个地方都以同样的借口，把这一家人拒之门外？

见刘郁瑞不吭声了，老头儿却像自言自语似的说了起来：

“刘书记是个大忙人哩。像我这样的人想见见刘书记哪有那么容易。就算刘书记真是个好书记，这一县的干部也不会一下子全都跟着他变好了。我这也是麻缠事，牵连的人多哩。刘书记刚来不久，脚跟没稳，犯不着为我这么个棺材瓤儿得罪一大片领导。我寻思了，这会儿也不必这么忙着找他。”

老人的嗓音不高，却深深地触动了刘郁瑞。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个瘦骨嶙峋、蓬首垢面的老头儿，居然会设身处地地去为一个县委书记着想，一时间，竟让他鼻子有些酸酸的。末了，他像是跟老头儿商量似的说道：

“老人家，可你得过日子，一家人得生活呀。老这么下去也不是个办法，至少也得有个地方住么。天这么冷，老的不说了，也得为小的想想呀。”

“惯啦。”老头儿没有悲痛，也没有哀伤，仍是那样木然地坐着。“谁让他们跟了我。没法子，这是命。几十年啦，哪天不是这么挨冻受怕过来的。能活到现在，也算是她们的造化。”

“……那今儿晚上有住的地方么？”

“我后半晌才从地区赶回来。能让我一家子安安稳稳地坐在这儿也就不错了。”

“城里和附近也没个亲戚么？”

“别说没了，就是有，谁还敢同我这样的人来往。”

“可你这一家子今儿晚上总不能老这么坐在大街上吧。再这么下去，还不把孩子给冻坏了。”

“这点钱，别说找地方住了，连顿饭也不够。再等等吧。住倒好说，哪儿不能将就一夜。只是这肚子，老不能这么饿着……”老头儿的眼皮眨了一眼，接下来便什么也不说了。

刘郁瑞沉思片刻，猛地在衣兜里掏了起来。看来身上的零钱并不多。前前后后，上上下下，身上所有的兜儿都掏完了，连毛票分币都算上，也就是个十来块钱的样儿。刘郁瑞瞅了瞅，一把把钱塞在老人手里，然后说道：

“老人家，你听我说，今晚你就随便找个小卖部买点垫点，然后找个旅店暂时住上一夜。到明天你一定回家去。别的我不敢保证，可我保证你能分到地，分到口粮，能住进家里，保证不会有人再往村外赶你。至于你的问题，随后咱们再调查解决。老人家，不瞒你说，我就是那个县委书记刘郁瑞。我刚才也是瞎吹哩，说是要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却让你一家子冻在大街上，真是对不住你老人家了……”

“……刘书记！”老人陡地瞪大了眼，朝刘郁瑞脸上盯了一阵子，浑浊的眼里好像有个什么东西在跳，闪了一闪，紧接着又猛然闭住了。“刘书记……我刚才就听出来了，你一准是个好人。刘书记，我找了你好些日子了，没想到会在大街上等住了你……”

老人依旧像泥塑木雕一样，干枯的脸上依旧看不到任何表情，然而，两颗浑浑的老泪，却从那深陷的眼窝里，慢慢地滚落了下来。

二

送走了李荣才一家，已是夜里十一点多了。回到办公室躺在床上，睡意和困乏却一丝儿也没了。李荣才一家三口冻饿在大街上的惨状在眼前怎么赶也赶不走。

刘郁瑞初来汾西，家眷仍在洪洞。其实也没什么家眷，眼下也就老伴一个。孩子大都成了家。还有两个没成家的，儿子正在大学念书，小女儿则上了中专。他的最大的外孙女都已经五岁了，平时常跟老伴住在一起。外孙女缠着姥姥不放，姥姥也舍不得外孙女。外孙女伶牙俐齿那调皮的样子，让刘郁瑞一想起来就乐。前不久，在大学读书的儿子回家时，把女朋友也领了回来，也是个大学生。他很满意，一家人都满意，在别人眼里，他这个家真是没说的。每逢节假日，一家人聚在一起，处处充满了祥和和欢乐。然而今天晚上，却不知为何，一想到家，不由得就想起了大街上的那三口人。

他的外孙女刚过五岁，学钢琴却学了快两年了。两只小手在琴键上飘来飘去就像两只花蝴蝶。而那个年龄相仿的小女孩，却在寒风刺骨的大街上，连顿饭也吃不上，科头跣足，鹑衣百结，小小的手指头一个个冻得跟胡萝卜一般！

你来汾西几个月了。几个月来，一道道指令，一次次讲话，开会、广播、文件、材料，曾说了多少，写了多少！而且是那么动听，那么果决。但就在你的县委门口，就在汾西县城的大街上，这一家三口竟像供人展览似的几乎能冻馁倒毙在那里！

这能没有你的责任么？如果说，别的你可以推诿的话，那么，发生在眼前的这桩事你是无论如何也推诿不了的。

难怪会有人在县委门口的那张布告上悄悄写下几溜字，把你说成是卖狗皮膏药的吹牛大王！

也难怪在县委县政府大院有人背过弯放凉话，骂你务虚不务实，投机取巧，好大喜功，专会干一些脸上贴金、干吹喇叭、日哄百姓的事情！

就算这里头事出有因，也至少说明你做得很不够，远远不够！只这一件事，就足以让人看透了你。你跟那些善于逢迎拍马、狗苟蝇营的领导并无二致，一上任便牛皮烘烘地吹上一气，干打雷不下雨，干上几件有屁股没屁眼的事，到时候一抹脸子，照旧那么一副德性……

在县委门口，在县城大街上，曾有多少人看到过这一家三口和铺在地上的那块救命告示。即便是县委县政府大院里的干部们，又有几个人没看到过？然而，始终没有一个人来说过，也没有一个干部来汇报过！好像全都是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又好像全都在成心瞒着他刘郁瑞一个人！

究竟是怎么了？是一下子全变了，还是原本就这样儿？你自个儿觉得轰轰烈烈的事情，说不准别人早看歪了你。也正像人们常说的那样，新官上任三把火，反正是日哄人哩，那就你哄我，我哄你，大家都在哄。放上一阵子，热闹一阵子，也就过去了。究底里，其实一切照旧！

还有比这种冷漠鄙夷更让人感到可怕的么？还有比这种虚假蒙骗更让人感到可悲的么？

作为一个县委书记，整日里好像总也被人前呼后拥着，然而，一到了夜深人静，只剩了一个人时，却会明显地感到一种窝儿还没暖热的感觉。在今晚，这种感觉更是如此强烈。

“十年文革”，一次次极左思潮，老百姓心寒意冷，创巨痛深。冤假错案比比皆是，海似的一片。别看汾西县这么个弹丸之地，遗留问题也一样云屯雾集，如山似海。刘郁瑞原本想，像汾西这样一个不算大的偏远县份，冤假错案、遗留问题，以及那些死案、无头案、疑难案，究竟能有多少？整个县委县政府几班人，下决心花大力气，集中力量解决，一月两月，三月五月，甚至泡上它一年两年，还怕解决不完？只他自己一个人，这几个月来，接待上访群众就达一千四百多人次。光登记簿就厚厚地记满了十七本！

然而，上访群众依旧源源不断！近的解决了，远的又闻声而来。旧的解决了，新的又冒了出来。有时候，瞅着办公桌上那厚厚的登记簿，连刘郁瑞自己也不禁赫然发呆，瞠目结舌，越想越觉得不可思议。我们共产党执政才多少年，而这个偏远县份又才有多少人口，怎么就能生出这么多的案子和问题！这还不包括公检法系统、纪检系统、监察系统已经解决和正在解决的案子和问题！

封建社会的县太爷假如碰到这么多的案子，那还不把他忙日塌了！

最多的一次，在刘郁瑞坐班的一整天里，前前后后一共接待了一百零九个上访者！这还不算已经登记了的，因为时间太晚只好回家走了的那些人。

这些天来，上访的明显不如过去那么多了，但远道而来的人则增多了，而且有不少是两次三次的上访者。这就是说，比较复杂的问题也增多了。

今天一整天，刘郁瑞仍然接待了四十多个上访者。除了个别提意见提建议的外，绝大多数仍是疑难案和遗留问题。其中不少都是远道而来的农民，有的往返一次，得整整四五天！

刘郁瑞惊诧之余，不禁又有些怅然若失。近处的解决了，能跑能走的解决了。远处的呢，跑不了走不动的呢，没解决的又还有多少！

还有那些不敢来找的，或者已经绝望了的，宁可把冤屈埋在心底里，也不愿意来找的，又还有多少……

真是冰冻百尺，积重难返。人生是有限的，解决一个，会影响一大片；冤枉一个，也一样会影响一大片；冤枉几十年，冤枉一辈子也解决不了，影响会更大更远，会影响人的一生，会影响整整几代人！而人的忍耐，也一样是有限的……

对刘郁瑞所做的这一切，汾西人能吵翻了天。各种各样的议论应有尽有。但对这些，刘郁瑞从来不往心里去。

老百姓的嘴，你是挡不住的。

关键看你是在怎么干。有口皆碑，哄不来，也逼不来。

然而，今天晚上的事，却实实在在刺痛了刘郁瑞的心。这种救命喊冤的事，几乎就发生在他的眼皮子底下！没人管没人问，登记也登记不上，连县委大院也进不了。尽管只这么一桩事，给人的震动却如此之大，就好像这几个月的宣传和努力全都白费了。不管你怎么想、怎么干，汾西人仍是不相信你。老百姓不买你的账，干部们也一样是不信任你。

真会是这样么？刘郁瑞无论如何也无法相信这一切。就像被骗子们骗得一文不名、倾家荡产时，仍然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一样！

李荣才的家在贾家峁乡。刘郁瑞上任不久就去过那里。

乡长魏晓明是全县最年轻的干部之一，三十出头，农大专科生，精明强干，才智卓异，业务上没说的。乡党委书记赵亮，也还不到四十，也一样卓尔不群，出类拔萃，而且给人的印象是个原则性很强的人，个人素质也没的说。就在前不久他俩还一起来县委汇报过工作。他当时还颇为满意。生产上、服务上、法制建设上，都让他觉得不错。风华正茂，年轻有为，这也是县委对他们一致的评价。

然而，偏是在这么一个什么也不错的乡里，却会冒出这么一档子事来！

是他们不知道，还是知而不报？或者是不想管，管不了？抑或是还有别的什么更为复杂的缘由？

绝不可能不知道。这个叫李荣才的老人告状告了二十多年了，作为所在乡的乡长和乡党委书记怎么会不知道！知而不报，不想管么？那又是为什么？管不了？一个农民的事情，一个乡长、乡党委书记都管不了，那还能管得了什么！如果这一切都不存在，那么更为复杂的缘由又会是什么？就因为被告人是村支书？被告人的外甥又是个副乡长？即便如此，对一个乡长和乡党委书记来说，也不存在不能管、管不了的理由。至少也可以做做工作，说服了他们让李荣才一家先住回村去，多多少少让这两老一少过点人的日子。如果这一条也不存在，那么，就只剩了一个理由：官官相护，朋比为奸！

除此而外，还会有什么更为复杂的理由！

真是驴粪蛋外面光。汇报时说得多好听：大力解决了一批遗留问题、冤假错案；政策落实了，告状的上访的明显减少了；群众心情舒畅，生产热情和积极性大大提高了……

刘郁瑞本想明天一早再打电话询问此事，但此时却越想越气，越想越憋得慌。想到后来，不由得一下子从床上翻起，也不管是啥时间，抓起电话，一下子便摇到了贾家峁乡：

“不管是书记还是乡长，哪个在让哪个接，睡下了也马上叫起来！”

乡长正好在，而且没睡，没半分钟便接了电话。魏晓明听明来由，像是松了口气似的说道：“这事呀，知道知道。这是老早以前的事啦，根本就不是我们手里的事情。而且，上边对这件事也早有批示和定论，我们不好过问的呀。”魏乡长并不隐瞒，实话实说。

“闹了半天，这个案子你们不仅知道，连背景也挺清楚么！”刘郁瑞听对方这么一说，更是来了气：“就算过去不是你们手里的事，现在也不是你们手里的事？你是乡长，你们乡里的事不是你手里的事，还能是谁手里的事？要这样，我这县委书记啥也不必干了，你这乡长也啥也不必干了，谁手里的事让他找谁去，像话吗？你们乡里的事你们不好过问，又让谁过问去，那还要你这乡长书记的干什么？”

“刘书记，你听我说。”魏晓明小心翼翼而又极具耐心地说道：“你还不知道，这桩案子复杂得很。一时半会儿的也给你讲不完。有些事电话上也不好讲。还有那个老头儿，听人说，那脾气犟得很，是个远近闻名的告状专业户。给什么条件也不答应，就是非要告到底不可……”

“那也要看人家告的是什么，告得对不对，真正冤不冤。如果真是冤枉的，人家为啥不告，为啥不犟？人家从五九年就开始告了，如果不冤枉、没问题能告这么多年？你们就成心没有解决人家问题的意思么，反说人家是告状专业户……”

“刘书记，不是不解决，是不好解决。刘书记，这样吧，改天我上去专门给你汇报一下这件事。”

“不是改天，明天一早你就上来。先用你的车把老人孩子接回村去。第一要有房住，第二要有粮吃，第三不准有任何歧视！只要老头没被判刑定罪，那他就还是我们的公民，就应该受到政府和法律的保护！这件事你我都有责任。让这样一家人受冻挨饿，流浪街头，这不只丢你我的脸，而且丢了我们政府的脸，丢了共产党的脸！”

刘郁瑞越讲越气，越讲越动感情。他一手握电话机，一手不由自主地指指划划：

“你告诉那个支书，他再敢这么干我撤他的职！我让那个老农民告他迫害罪！就算那个李荣才是个罪犯也得给出路，也得让生活么。何况，还有个病人，还有个五六岁的小孩！这是谁家的天下？他有什么权力不许人家进村，不给人家分地，不让人家吃粮？他是共产党的支书，还是国民党的支书？就算没了党性，还有没有点人性？你告诉他，要是逼得老人出了事，我头一个饶不了的就是他！我跟他没完……”

此时此刻的刘郁瑞，真是疾首蹙额，切齿拊心，连他自己也好像有些不明白，如何会如此愤怒和动情，以致等到电话打完好久了，仍然僵僵地站在那儿，怎么也回不过神来。

怎么能不气！不管你讲了多少，规定了多少，他们该怎么干就还怎么干。也不管他们汇报时说得有多动听，多有条理，多么地超群绝伦、明效大验，究底里还是在日哄你、应付你，依旧是花里胡哨、官样儿文章。也不管平时见了你有多恭顺、多热情，表现得那么尽心竭力、至善至美，其实，背过弯儿把你说的讲的根本就全当耳旁风、过眼烟云！也许他们早就习惯了这种工作方式和思维方式，只要能日哄得领导高兴喜欢信任就行了，至于干好干坏则全是扯闲淡！政绩在这里全无用处，有用的惟有人际关系和信任程度。一个人能否升职和重用，那只须看他是属于哪个圈里的人。至于是干才还是庸才，是否有群众基础，老百姓到底拥护不拥护，那反倒谁也不去在乎……

想来想去，越发没了睡意。他又叫起了通讯员，连夜从信访办公室里取来了有关李荣才的所有材料。

今天晚上的事情，实在让他憋不住。刚才乡长的话虽然让他动火，但也让他隐隐约约地感到这个案子绝不会像想像的那么简单。越是这样，也就越发想看看这早有定论的李荣才一案究竟是咋回事。而白天的事情又太多，他几乎没有时间去细细地审阅某个人的档案和材料，也只有在夜里。再则，刘郁瑞也就这么个执拗脾气。他从来也不会像某些领导那样，能把一桩生气窝火、牵心挂肚的事搁置一旁，然后心安理得、平静坦然地去干别的事情。对他来说，那样干，简直比受刑还要难受。

当通讯员把李荣才的材料抱来时，刘郁瑞又不禁呆在了那里。

他怎么也没想到这么一个老农民的材料会有如此之多，放在办公桌上，足有二尺多高！一袋一袋的，满满当当地堆了一桌子。

几乎全是李荣才的上诉材料，而且大都是李荣才本人所写。至少也有几十万字。一个半文盲的老农民，只上诉材料就写了这么多，这里头除了冤屈和愤恨外，还有着一种世界上惟中国人才会有的韧性和精神！

最最让人感慨的是，在这一份份字迹歪斜、有好多纸张已经发黄的上诉材料里，从头到尾，自始至终都会给你一种强烈的感觉，那便是对共产党的极度信任和依赖。一字一句，一点一滴，都好像是在向自己的亲人倾诉衷肠，申辩冤情。

他始终是在向共产党告状，而绝不是告共产党的状。

好多地方让他看得分外动情，以致有好几回让他的眼睛都湿润了……

三

从晚上十二点到凌晨四点多，刘郁瑞从头到尾，把李荣才的所有材料大致翻了一遍，来龙去脉也基本清楚了。

其实，案情再简单不过了，涉及的也仅是一桩原本只定为二百多元的所谓贪污案。

1958年前后，李荣才曾在本村铁业社当会计。因在同大队会计打交道的过程中，多次发现问题，于是便于五九年春天写了一份揭发材料，交给了当时的驻村工作组，揭发了大队会计贾仁贵侵吞公款的问题。

揭发材料最终落在了当时住在本公社的工作队指导员的手里。而当时工作队指导员则是大队会计贾仁贵的远房舅舅！

于是，事情很快便发生了截然相反的变化。

时隔不久，大队会计贾仁贵也给驻村工作组写了一份揭发材料，揭发李荣才有贪污行为。

贾仁贵的揭发材料立刻有了回应。公社工作队迅速派专人进驻大队铁业社进行全面清查。查账封账，二十天后，在全体社员大会上，宣布李荣才贪污公款二百九十七元，并宣布其为贪污分子，撤销了会计职务，勒令其接受群众监督和改造。

于此，李荣才开始告状。

同年十月，在李荣才的不断上访下，公社工作队派专人两次进驻花峪大队，经再次查账，宣布李荣才贪污公款四百六十元。

第二年年初，县工作队三次进驻花峪大队铁业社，再度查账后，宣布李荣才贪污公款五百三十元。

1960年，贪污数额增至六百元。因交不出“赃款”、“赃物”，李荣才被抄家封门。从此一家人流离在外。

1961年2月，李荣才小女儿冻饿致死。

1961年4月，李荣才老伴精神失常。

1962年，李荣才两度被大队强制进行劳动改造，两度逃脱，继续上告上访。

1964年，“四清”工作开始。李荣才闻讯赶回，但仍被定为贪污分子。同时又增加了两条罪状：坏分子，盗窃分子。

1965年，李荣才的大儿子不堪忍受生活和精神上的高压，离家出走，同李荣才“脱离父子关系”。

1965年底，贪污数额增至七百八十元。并宣布没收其全部家产。

1966年初，李荣才在大队煤窑强行劳改时，因煤矿冒顶，左腿两处骨折，一手指也被砸掉。因无法继续劳动改造被遣回大队接受群众监督。

1968年10月，大队会计贾仁贵被任命为大队革委会主任。在“清理阶级队伍”中，李荣才被五花大绑，挂牌在大队公社轮番游斗。

1970年，李荣才被宣布为“漏划富农”。

1971年，又查出李荣才手上有两条“人命”。至此，李荣才已成为贪污分子、坏分子、盗窃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分子。

1971年10月，李荣才逃跑未遂，惨遭毒打，肋骨被打断两根，身上多处受伤，大口吐血。后又高烧、昏迷、脱水，送至医院被确认为无可救治。被拉回村外小窑“家中”，竟奇迹般地活了过来。第三日清醒，第五日可进食，十日后居然能坐，不足一月便可行走。两月后，在腊月天，李荣才拄着拐棍又继续上告！

1973年，李荣才在“学习班”关押期间，突然中风，卧病不起一年有余。

1974年，大队革委会要挟李荣才，如若不承认交代、继续上告，将连同李荣才的二儿子和未过门的哑巴媳妇一齐游街批斗。李荣才为成全二儿子的婚事，被迫写了一份“悔过书”和“保证书”。承认交代了所有的“罪行”，并保证不再上告。

1977年，“文革”结束，李荣才再度上访。为此，儿子、儿媳一并被赶出家门。原先腾出来的一间房屋再度被封。

1978年9月，汾西县落实政策办公室在李荣才不断上访之下，委派了一个专案组，重新审查李荣才一案。前后审查四个月，没有结果。

1979年，县委二次派出专案组，前后查证一百零九天，也没有结果。

1979年底，县委三次派出专案组，前后调查一百多人，历经一年零四个月，仍无结果。

1981年，在中央落实政策工作小组的批示过问下，汾西县落办、地区落办和省落办组成联合调查小组，第四次审查李荣才一案。经过七个月的核实，否定了三百二十元的“贪污”数额，但仍有四百多元由于“证据不力，不予定案”。

1982年春节，联合调查组撤离后，村支书贾仁贵在大队广播上，仍旧宣布李荣才为贪污分子。李荣才的家再度被抄被封。李荣才的二儿子急火攻心，大口吐血，死在送往医院的半路上。哑巴媳妇扔下小女孩也一去不返。

……

至此，李荣才没有房产，没有责任田，没有口粮田，一家人除了身上的破衣烂衫外，再无他物。真是上无片瓦、下无立锥，有如断梗飘蓬，整年流离失所。如今仍在四处乞讨，到处流浪……1982年春节，李荣才系着疯老伴，拉着小女孩在太原上访，省委省政府所在地府东府西街围观者达数千人，轰动太原城！后在临汾地委上访，围观者数不胜数，几次造成交通堵塞，车辆断流……

前前后后，李荣才总计上访一千六百多次，被遣返六十多次，被收容四十多次，被斗二百多次，被拘审七次，进“学习班”十数次，抄家封门九次……

李荣才告状告了近三十年，从一个壮年汉子，告成一个古稀之人；从一个贫下中农、模范社员、先进会计，告成一个贪污分子、反革命分子、坏分子、阶级异己分子、反攻倒算分子、盗窃分子……

这期间，死了女儿，死了儿子，疯了老伴，走了媳妇。而他则浑身是病，遍体是伤，患有关节炎、静脉炎、偏瘫、脑动脉硬化、肺气肿……李荣才自己说，他脑子也不行了，每天只能想两个钟点的问题，要不，就会一夜一夜地疼，疼得满地打滚，死去活来……

因这一桩二百多元的“贪污”案，各种各样的工作队曾九次进驻花峪村，“文革”后仅这四五年里，关于此案的专案调查组，前后成立过六个。专案组的人员累计达五十多个。所有专案组调查的时间，加在一起，竟有三年之多！至于这其中所耗费的各种费用，也许比这二百多元的贪污款项要多出几十倍、上百倍！

真是今古奇观，闻所未闻！

最令人惊叹的还是李荣才。这个羸弱瘦小、病骨支离的老农民，虽然历尽磨难，久处逆境，却始终没屈服过，也从未绝望过。李荣才在材料上写道：

“这一个共产党不管，我就找另一个共产党。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我的事就会有人管……”

……

看看就要天亮了，刘郁瑞越看头脑越清，心情却愈看愈沉。

一个几百元的案子，居然能拖这么久，能拖得这么大，就像滚雪球一般，滚到最后，滚得山沉海宽，谁挡就压垮谁！

刘郁瑞开始翻看这些材料时，就一再告诫自己，一定要持中间立场，一定要头脑冷静。在没有真正了解案情以前，切不可任意介入个人情感，更不可偏袒这一方而无视另一方。

然而，等他一看进去时，就发现自己怎么也冷静不下来，怎么也控制不住感情，更无法使自己的爱憎不受情感的左右。那种不偏不倚、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理性态度，他好像怎么也学不来。有时候，他对自己也不禁有些怀疑，老是这么好动感情，怎么能当好这个县委书记？反过来，他又常常这么反问自己，假如遇见任何现象和问题，都能那么无动于衷的话，那么，这个县委书记就能当好了？

一个共产党的书记，假如没有强烈的爱憎感情，对老百姓毫无爱心，毫无正义和是非感，对人世间的痛苦和灾难毫无忧患意识，那他连人都不是！假如因为能这样，或者必须这样，才会升职，才会当更大的官，那还不如一具行尸走肉！对刘郁瑞来说，如果这样，宁可再去当教员、当农民！

让刘郁瑞感到惶惑和悲愤的是，一个老农民二百多元的一桩贪污案，经过其几十年的上访告状，不仅从未真正得到解决，连生活上都从未有人真正过问过；不仅如此，反而层层加码，一次比一次处理得重，对一个老农民的迫害简直达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就算一个人贪污了这么些钱，也不该做到如此地步，他也毕竟是个人。动物还物伤其类，人与人之间何以会如此同类相残！其手段，其性质，其程度，其残酷，真是惊世骇俗，令人不寒而栗！

最让人感到不可思议和无法理解的，则是一些对李荣才上访材料的所谓“批示”和“回复”。面对着一个老人搅着血和泪的陈诉，他怎么也想像不出来，这些“批示”和“回复”怎么能写得如此冷漠、刻板，貌似公允和千篇一律的公式化。

在这一份份的材料上，批复的大都是这样一些文字和语句：批转。照转。转。交。转交……有的干脆就只是一个专用章。

在一份上诉材料上，就留有这样的几行字：

交山西省信访局阅处。

转临汾地区信访办阅处。

转汾西县信访办。

转贾家峁乡落办。

转花峪村党支部。

诸如此类的“批示”和“回复”，或多或少，几乎在每份材料上都有。有好多最终都转回到了花峪村党支部。似乎这种材料他们根本没有认真看过，因为这种批复的执笔人，好像一点儿也没意识到，被告人正是支部书记。转给党支部，也就等于把这一份份材料又交到了被告人手里！

从北京到最后落入被告人手中，最快的居然只用了不到十天时间。

十天！而李荣才这个患过中风、腿部曾两次骨折的老人，从花峪村赶到北京，只怕比这时间要长得多！这就是说，当老人穴居野处，千辛万苦来到北京，来到太原，并以乞讨为生，风餐露宿，流浪街头，日复一日地在等待着回音、等待着批复时，他的材料却早已转到了他所要告发的人手中了，以致等到人家派人来抓他时，他还在企望着、等待着、企盼着……

是因为上访的人太多了，还是因为这些单位的办事员太少了？或者是因为像李荣才这样的上访人太多而让他们厌烦了？从而使得他们这样信手一挥，甚至连看也不看便塞进了信袋？

殊不知这种麻木，渐渐又促成了老百姓那种深深的麻木。同是一种麻木，前者比后者更为可怕，更为残酷，也更令人毛骨悚然！

更有甚者，有些批复在有意和无意之中，起到的作用实则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甚而是落井下石，雪上加霜。你简直闹不明白这些字句是在怎样的一种心态下写出来的：

“全国人民都在抓革命促生产，而李荣才这些人却为何整日告状？要斗私批修，要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

“李荣才的问题早已定案。既已定案，如何又长期在外告状？基层组织是否应对此负责？”

“看看这份材料吧，是否应引起我们足够的警惕？如果所有的地、富、反、坏、右分子都不承认自己有罪，那我们这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岂不要改变颜色了吗？这岂不是很危险的吗……”

“让这样的一个老人，带着一个疯婆婆和小女孩，常年在外流浪告状，社会影响极坏。拨乱反正，也要注意安定团结……”

当然，也有一些真正希望解决问题的批示，用词也表现了一种关注和重视：快转、速转、急转、速交、尽力解决、尽快解决、彻底解决、从根本上解决等等。

但效果呢？好的效果，还是坏的效果？也就不再过问，不得而知了。

何况，这种带批复的上访材料，最终又往往要落到上访者对立面人的手中！

在一份材料上，李荣才写了这样一段话：“我告的就是他们，可你们总是要我去找他们，是不是你们都是一伙的？行政部门，行政部门，这世界上还有没有能管得了行政部门的地方……”

这一段话，竟是如此强烈地震撼了刘郁瑞！

告的是他们，却让去找他们。告的是行政部门，找的也是行政部门。讲出来谁也会认为是个很滑稽、很可笑、很荒诞的笑料，然而，却偏偏是千真万确的社会现实！

也许正是因为存在着这么一个荒谬的社会公式，所以，才上演了这一幕幕社会悲剧。真是越告越惨，越告罪越多、罪越大，以致告得妻离子散，家破人亡！多少年来，就在老百姓中间流传着一句民谣：饿死不讨饭，屈死不告官。莫非到现在了，这句话仍然能够成立？

这究竟是哪儿出问题了？

不过，刘郁瑞还是在心底里暗暗替李荣才感到庆幸。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还算等到了今天。今天同过去相比，毕竟有了很大很多的不同。

看着这一份份上访材料上写得密密麻麻、歪歪斜斜，但又极为认真、极其细心的蝇头小字，刘郁瑞心中不禁涌出一种难言的钦佩和敬意，以致让他感到这位老人是这样地了不起。纵观这些材料，有一点是这样地清楚明白：凡是经这位老人认定的东西，也就是说，只要他觉得你干的这些事不符合共产党的章程和标准，不像一个共产党员的行为，或者不像共产党说的那样，他就死也不会认同你，更不会屈服于你。他认定了这是共产党的天下。共产党的天下不会倒，这些邪门歪道、为非作歹的东西就肯定长不了。所以，他从来都信心十足，从来也不绝望。

刘郁瑞突然感到，不能再等了，更不能再推了，李荣才这样的悲剧再也不能重演了，而“共产党”这三个字也再不能让那些毫无人性的家伙们糟蹋下去了。假如有朝一日老百姓对这三个字彻底失去了信心，失去了希望，连告状的也没了，大地一片死寂，那才将是最最可怕和无可补救的！

四

信访办公室主任许克俭走进来时，刘郁瑞已经洗漱完毕，正准备去食堂吃早饭。许克俭也没吃早饭，两人便一块儿去了食堂。

早上的食堂人很少，还算清静。两人各要了一份馒头小菜米汤，找个角落坐了下来。

许克俭五十出头，在信访部门干了十多个年头，也算是个老信访了。人显得有些瘦，两鬓已经发白，但气色还算可以，身板也总是挺得笔直。话很少，干什么都显得极有耐心。跟别人交谈，听别人说话，他可以好长时间不插一句。脸也总是板得很严肃，什么时候都是一副不苟言笑的样子。

刘郁瑞跟许克俭在一起的时候，常常觉得有些别扭。他从来也不会主动向你讲些什么。总是你问一句，他答一句。你不问了，他就等着。时间再长也不会轻易开口，以致有时候你都把他忘了，猛地发现他原来还在。他说起话来，也可谓滴水不漏，谁也别想在他的话里头挑出点什么毛病来。而且好像从来也不急，天大的事到了他这儿好像都能让它平稳下来，极具耐心，绝少发火。严谨，稳妥，心里不管有啥，脸上则显不出什么。这便是刘郁瑞对许克俭的第一印象。

也许这一切都同职业有关吧。在信访办这样一个部门里，假如没有这种脾性和本事，也许连一天也呆不住。从“文革”到现在，拨乱反正，落实政策，纠正历史问题，平反冤假错案，一起起，一拨拨，几乎没个断头，哪一次也少不了信访办。这么多年积压下来的问题，就好像要在一天内得到解决似的，什么人也有，什么问题也有，什么要求也有，冲击和压力像潮水一般涌进信访部门。作为信办主任，不仅首当其冲，而且比别人担着更多的责任和压力。但压力并不等于权力，责任也不等于能解决问题。谁也明白，像信访办这种单位，真正的实权并没有多少，下边全是民，上头全是官，充其量也就是个查访机关，问题的解决和最终的裁决还得看上头。所以，也不管老百姓说了多少个七七七、八八八，文件上讲了多少遍这重要那重要，但究底里并没有多少人在心里把这么个部门当回事儿。

如今的事又难办得很。不管什么事，只要有人一打招呼，问题就立刻复杂起来。如今的人，又谁也摸不透。有些人看上去很不起眼，神通倒大得很。而有些看上去极简单的案情，办起来偏是难上难。连老百姓也说了，如今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你若想公公正正地去办一起案子，拦的挡的瞧热闹看笑话放凉腔说冷话的不知有多少。反过来，若是有人打了招呼走了关系要化公为私把案子压下去私了了，反倒立刻就会全线绿灯，而且无声无息，全都认可。即便只是个查访机关，查访来的东西，谁也不敢保证是否有用。若是哪个有身份的领导说了话，那就等于一锤定音。查访来的东西再多再有力也是枉然，一切都得围着人家的话转。

表面上，谁也不敢这么讲，可暗地里谁也不会不承认这是事实，没法子！别说只是个县一级的信办主任，就是地区一级、省一级的信办主任，也照样如此。试想，身在此职此位，你敢随便表态？你敢信口开河？你敢一是一、二是二，说一不二？如若你说了不算，算了不说，那你在当官的面前会是个啥样子？在老百姓眼里又会是个啥样子？

于是，就只能变得这么耐心，这么不苟言笑，这么从不轻易表态，这么绝少发火，这么严谨稳妥，这么从不喜形于色、怒形于色、悲形于色，让你什么也看不出来。

也许，正是这种原因，才使得许克俭和许许多多这类干部会有这种举止和个性。

能责怪他们吗？假如每一个领导都能言行一致，心怀坦荡，秉公办事，执法如山，那他们还会变成这样？

刘郁瑞一边慢慢地吃着，一边琢磨着该怎样同许克俭谈。他一大早把许克俭叫来，一是为了进一步了解情况，二是想尽快着手把李荣才的问题彻底解决了，三呢，这几天日程安排实在太紧，他只能抽早上时间讨论这些问题。刘郁瑞明白，作为信办主任，李荣才一案他肯定比自己更清楚，也更知道该怎么办。问题是怎样才能掏出他的真心话。

他瞥了一眼许克俭，发现他吃得更专心，连眼也不抬，就好像身边没这么个县委书记，而且，那样子看上去绝不像装出来的。刘郁瑞明白，这一手可是许克俭的绝活儿，你肯定比不过他。末了，刘郁瑞尽量放轻嗓音，像是说悄悄话又像商量似的：

“老许呀，李荣才的材料我昨晚翻了翻。今天找你去，就是想了解了解。你先说说，李荣才这案子是不是不能再拖啦？”刘郁瑞问了这么一句，并没等他回答，紧接着说道：“我这会儿也没啥好主意，昨晚想了大半夜，想来想去，觉得这事情还得你办。你这人稳稳当当的，我也放心。我看这一两天你就组织人，马上成立一个专案组，由你挂帅，尽快下去，从头到尾把案子彻底调查清楚。至于信访办的工作，我就另找个人暂且替你。你尽管放心去办。什么时候办完了，什么时候解决了，什么时候再回来。你看这样行不行？这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没跟别人通气哩。你再好好想想，最好能尽快给我一个答复。你说呢？”

刘郁瑞一口气就说了这么多。他知道许克俭轻易不会插嘴。其实，许克俭也插不上嘴。话说完了，饭也吃完了，刘郁瑞拍拍手站起来，也不等许克俭说什么，又接着说道：

“好啦好啦。你慢慢吃。吃完了，再到我办公室里来。”说完，转身便离开了食堂。

刘郁瑞刚出食堂门，便听到身后慌乱的脚步声。他明知是许克俭，并不回过头去，只是朝前走。直到许克俭急急地喊了一声刘书记，他才侧过头来，但脚步依旧没停。

“老许呀，你不是还没吃完么。”刘郁瑞显得很亲切，很随和。

“……不，不，刘书记，是这样，这件事……刘书记，你看……”许克俭跟在刘郁瑞身后，左也不是右也不是。一时竟语无伦次，乱了方寸。看那样子，同两分钟以前的许克俭简直像换了一个人。

刘郁瑞依旧头也不回，一直到走进办公室，才慢慢说道：“老许呀，你这是咋啦，有话慢慢说么。来，坐下说，坐下说。”

你想这许克俭咋能不急。刘郁瑞这一手也够绝的，就是要让他急一急。其实，刘郁瑞自己也清楚，像李荣才这案子，并不是许克俭这样的人能办得了的。李荣才一案，前前后后几十年。几起几落，又牵扯了那么多人，盘根错节，错综复杂。连中央落实政策领导小组视察山西时都插过手，如今只凭一个许克俭如何能把这桩案子给翻过来？

对这一点，刘郁瑞清楚，许克俭更清楚。问题是刘郁瑞心急如火，而许克俭可是稳如泰山。如若不使出这么个邪法子，只怕这许克俭啥道道也不会给你痛痛快快地讲出来。说不定还会跟你兜圈子、卖关子，翻过来再让你去求他。

实在没法子，刘郁瑞也只能这么干。别看刚才那番话婆婆妈妈的，可里头啥也有。由你调查，由你挂帅，由你定案，办不好解决不了就别回来，并且已经有人顶替了你的位置。万一栽了，可就啥也没了。如今诸如此类的事例时有发生，看似委以重任，实则等于免掉了职务。像许克俭这样小心谨慎而又分外精明老于世故的人，又如何会不明白这里头的厉害，又如何会不忧、不急？

刘郁瑞明知他着急，并不忙着让他开口。先把他摁在沙发上，然后，又端过一杯水，递过一盘瓜子来，这才摆出一副认真的样子坐在他跟前听他说。

“刘书记，李荣才这事情我还没给你汇报哩。有些情况我怕你还不太了解。让我下去，根本就顶不了事的呀！”许克俭依旧一副火烧火燎的样子。“刘书记，让我挂帅，那可万万使不得。”

“我不是给你说了，刚才那只是我个人的想法，还没跟别人商量嘛。”刘郁瑞抓起一把瓜子，一边嗑一边像是啥主意也没有似的，“你要有想法、有意见，这会儿说出来也不迟么。”

“刘书记，昨天晚上你急着要材料，是不是李荣才又告到上头去了？”许克俭稍一稳下来，立刻又显出那种小心翼翼的样子。

刘郁瑞见他这么问，也不说破，只是说：“他那是常年四季地告哩，啥时候停过。连上头的人都认得他了，这你还不清楚。”

“我是说，他这回是不是又在上边找见什么人了？或者是又拿回什么批文了？”许克俭仍然在试探着。一副不见兔子不撒鹰的架势。刘郁瑞本想实话实说，可见他这样子，觉得还是含糊一些好。也许在许克俭眼里，像李荣才这种案子，只一个县委书记也并不牢靠，何况，还没摸清你是真办假办。假如这次真的有什么来头，许克俭心里自然就有了底。心里不发毛，自然就敢说话了。于是，刘郁瑞有意绕过圈子：

“老许呀，这个你就别问啦，我这会儿就只想听听你的。”

“刘书记，那么多材料，也不知你昨晚看得咋样。”

“大致翻了翻。具体的地方还不了解，但大体上还是看明白了。”

“……刘书记，李荣才这事儿，也不知你到底怎么看，不知你觉得……”许克俭突然吞吞吐吐起来。

“咋？”对许克俭的试探，刘郁瑞好像浑然不觉，一心一意在嗑着瓜子。许克俭不禁又有些着急起来。

“刘书记，材料你也看了，你说李荣才这事冤不冤？”急归急，可还是在探你的口气。刘郁瑞觉得又好气又好笑。你说这是给你汇报哩，还是给你兜圈子哩？

“你说哩？”刘郁瑞漫不经心地又把球踢了过去。刘郁瑞就是非让他陷进来不可。如果在这件事上，让这个信办主任老是处在一种进可以攻、退可以守、随时都能一溜了之的位置上，那这案子的解决可就被动了许多，也难了许多。要真正解决问题，具体承办人的态度可是关键。

“刘书记，你大概也能知道一些。我到信访办时，李荣才这案子已经有好些年了。李荣才一直不服，一直上访，到县信访办就来过无数次，找我也找了无数次。对李荣才的案子，我也认真核查了解过，曾找过不少当事人。前前后后，我接触过上百名与此案有关的人。每一次调查，都有几十、上百份的证明材料。原来是个很简单的案子，却越弄越复杂，越弄越扎手。按说，这件事我本应早些给你汇报的。就是因为太复杂、太牵扯精力，怕连累你，所以，就暂时没给你汇报。你昨晚大半夜了突然派人取材料，闹得我想了一晚上也没能合一眼。到这会儿了，我也实话实说。这案子我想着你原来肯定是知道的。你一直也没给我说过，我就想着你怕是有什么难处。我这么想，也就更不好给你说了。就是直到这会儿，我还是不知道该给你咋说。”许克俭低着头，眉头蹙成一个大大的疙瘩。他的表情极为诚恳，说的话也极为诚恳，以致让刘郁瑞也不禁为他那一脸难色和忧虑所深深触动。尤其是他的这些话，更是让他感慨万端。他没想到许克俭真会想得这么细、这么深，而且，这种思考里头还有一种独到的体察和入微的忖度，也真够难为他的了。

像许克俭这样的位置，办事也确实难。权不大，事不小，干的又全是门面活儿。干好了，有光有彩的是别人；干坏了，里外不是人的可是他自己，而责任又全在他身上。他又不能像别的领导那样，可以不担任何责任。在他下边，直接面对着的便是最基层的整天整夜又哭又闹要求解决问题的群众；在他上头，则是工作上同他没有任何关系而在最后裁决上又有着生杀大权的领导。领导不满意，他干不成；群众不满意，最终闹到领导那儿，他也干不成。出了问题，领导可以一推一个六二五，而挨板子的却只能是他。就这么个两头挨打的官，你又能要他咋样？刘郁瑞对自己刚才的态度不禁有些后悔起来。用那样的方法委实有些太残忍了。你管着他，你是一把手；你要他办事，又不表明态度，他又敢怎样？是你太卑鄙了？还是他太圆滑了？瞅着许克俭两鬓斑白的面庞，他觉得心疼了，便赶忙说道：

“老许呀，今儿就是咱两个人，到这会儿了，你就啥也不要担心，咱就敞开说话，有啥说啥，就是说下错话、反动话也不必怕。你也明白，我这也是初来乍到，啥事不得靠下边人去干。这些天，咱们在一起呆的时间也不算少，我是个啥样的人，想必你也清楚。没别的，无非就是希望老百姓不再背过弯来骂咱们。就像李荣才这案子，你肯定比我更清楚，老百姓也一样很清楚，如果没有问题，如果不觉得冤枉，人家怎么会告了二十多年？都告成那样了，可还在告，真是家破人亡，九死一生，没冤没屈谁会这么告？反过来，就算人家有问题，就算那二百元贪污是真的，也不该把人家整成那样。人心都是肉长的，咱们是人，人家也是人，将心比心，咋能忍心干出这些事来。要不是昨晚我亲眼所见，只怕有十个人给我说我也不会相信这是真的。看看李荣才一家人，我们这些年都干了些什么！难道我们共产党的干部就只会整人？‘文革’结束到现在，这都多长时间了，为啥李荣才这事就是解决不了？我这会儿也给你说实话，李荣才的案子一没来头，二没什么上级批示，就是因为昨晚我看见了，我才下决心非办不可。说实在的，我当时很有气，也很生你的气。李荣才一案你从来没给我露过半句口风。就算别人瞒了我，你信办主任为啥也要瞒我？我也很气自己，我来汾西这么长时间了，为啥大伙都这么跟我离心隔肚？难道到这会儿了还是没有一个人信得过我？反过来，也只能说明自己做得还远远不够。昨晚看了那些材料，才觉得事情并不那么简单。今天听了你说的这些，更感到事情并不是想像中的那么回事。但不管怎么说，我一大早找你来，目的也只有一个。李荣才一案不管有多难办、多复杂、多棘手，也一定要尽快解决，无论如何也要在我手里把它给解决了。至于怎么解决，那还得听你的。办这种事情，你经验多，也了解得多。有一点你尽可放心，你什么责任也不必负，只要给我出主意就行。”

许克俭眼睛一眨不眨地瞅着刘郁瑞，直到刘郁瑞话讲完好半天了，眼睛还是那样瞪着。也许，他根本没想到刘郁瑞会给他讲出这么一大堆话来。也许，他从来也没碰到过一个县委书记能跟他脸对脸地说了这么多大实话，没官腔，不摆谱，不端架子，没一处是虚的，抱诚守真，披心相付。一个县委书记能同你这么交谈，你还有什么不能说的。

“刘书记，有你这些话，我也就放心了。”许克俭不由得也说了一句大实话。“昨晚上想了一晚上，我最担心的就是怕你给我一个囫囵瓜让我啃。你的电话半夜里一打来，一提“李荣才”这三个字，我就明白这信访办要有大事干了。你到汾西县这些天来，虽说干了不少大事实事，硬仗也打了几场，但究底里，那些事真正的难题并不多，阻力并不大。当事人全在你手下，要办的事也都在你的权力范围。只要你有决心、敢碰硬，不讲面子，问题就不难解决。而李荣才此案，可是绝非寻常。因为此案你光有决心、不怕阻力还远远不够。你想解决它，就得重新审查。要审查，就得有证人，有证词，有证据。若这些证人、证词、证据的出处都在我们的管辖和权力范围内，那也好说，问题是恰恰相反。有好多不仅我们管不着，而且有许多证人还是我们的上级，甚至是比我们大得多的领导。最最难办的是，这些能够给我们提供证词、证据的证人，恰恰就是历年来处理李荣才一案的那些当事人。换句话说，就是这些人给李荣才定的案，下的结论，批斗、劳改、抄家、封门，其实都是在他们的直接参与下干的。整李荣才的正是他们，如今解决李荣才一案，又还得再去找他们。李荣才告了几十年，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贾仁贵，而是这一大批领导干部。不断地上告，不断地被整。解决了多少次也解决不了，没别的，就是因为这啊！刘书记，你说不要我负责任，我很感激你。说实在的，我今年五十多岁了，干到这一级也就到头了。我倒没什么可怕的。就算撸了我这个科级官衔，总少不了我的退休金吧。我只是担心你。万一弄不好，你开罪的可是一大片。我也是替汾西人想哩。像咱这穷县份，真正能碰上一个像样的书记，实在是不容易。能干的，有魄力的，再加上没私心的，咋能到了这儿来。又远又穷，只有干的，没有捞的。有根有底的，更不会到这儿来。如今好容易来了一个，若为李荣才这么一件事，再把人家给弄跑了，那才真是划不来呀！刘书记，我可不是有意吹你哩。你敢下决心碰李荣才这桩案子，只这一件事，我就明白你是真格的。只要你没顾虑，我还有什么可怕的。窝窝囊囊一辈子，还不如有头有脸地活一天。昨晚我也想了，假如在我这一任还是解决不了李荣才的问题，只怕我到死心里都会不安生。我真的只是担心你呀。”

许克俭这一番话，还真把刘郁瑞怔在了那里。他怎么也没想到像许克俭这样的人居然能说出这么一番话来。且不说他这戴高帽子用意如何，只是他那一番对案情的理解和分析，就足能让你刮目相看。这至少能说明两点：第一，许克俭对李荣才一案确实非常清楚；第二，许克俭并不是那种随波逐流、毫无是非感的人物，而且如何能尽快地落实此案，只怕许克俭也早已胸有成竹，或者肯定会有一套他个人的想法。想到这儿，他不禁拍了拍许克俭的肩膀，很是动情地说：

“老许，谢谢你了。谢谢你能这么支持我的工作。关于李荣才这个案子，我再给你说一遍，这一回不管阻力多大，也非要解决不可。咱们只管放手去办就是。就是办错了也不怕。有了问题咱们从头再来。至于责任，假如我这个县委书记连自己手下的人也保护不了，甚至把什么责任也往手下人身上推，那他还有什么脸面再在汾西呆！好了，咱们长话短说，言归正传。对李荣才这一案，你有啥想法，有啥主意，觉得怎样处理才好才快，你只管说出来就是。说完了咱们再商量。”

“刘书记，让我说，现在商量这些还为时尚早。眼下最最关键的，并不是这个。”

“唔？”刘郁瑞不禁瞅了许克俭一眼。

许克俭到了这会儿，也不再说什么，只是默默地沉思着。良久，才从随身带来的皮夹子里头，拿出一沓纸来，默默地瞅了瞅，然后才慢慢地给刘郁瑞递过来。

刘郁瑞并没忙着接，显得格外专注地盯着许克俭。他从许克俭那张脸上，好像看到了一种异样的东西。

“这是二十多年来，曾亲手处理过李荣才一案的所有干部名单。”许克俭字斟句酌地说道。

刘郁瑞又一次怔在了那里。他怎么也没想到，许克俭竟要交给他一份这样的东西。在许克俭那种异样的表情和举止里，他似乎感到了这沓纸的分量。

他沉默了一阵子，然后小心翼翼地接了过来。

这的确是一份详细的干部名单。有地址，有时间，有职务，有名字，而且每一名干部都有一段详略得当的注释和介绍。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李荣才一案最后一次的专案调查为止，所有参与了此案的乡级以上的领导干部，全都记在上头。

1959年驻花峪大队工作组组长×××，现任×地区×部副部长。驻贾家峁工作队指导员×××，现任省×厅厅长。工作队副队长×××，现任×县县委副书记。

1959年驻汾西县工作队队长×××，现任×地区×部部长。指导员×××，现为省顾问委员会委员。

1962年驻贾家峁公社工作队队长×××，现任×县县委书记。工作队指导员×××，曾任行署副专员，现离休在家。

1962年驻汾西县工作队队长×××，现任×地委副书记。工作队指导员×××，现任本地区人大副主任。

1964年驻贾家峁工作队队长××，现任×县县长。工作队指导员×××，曾任地委秘书长，现已离休。

1964年驻汾西县工作队队长×××，现任省×厅厅长。工作队指导员×××，现任行署副专员。工作队副队长×××，现任×县人大主任……

……

刘郁瑞看着看着，头就有些大了起来，头皮也越来越木，连耳朵里也嗡嗡响了起来。这一个个的人名和职位，就像一块块石头一般向他砸来。

别的且不说，在这些人名单里，目前仍在汾西的就有一大片，整天都围在自己的身旁。而且有不少都已成为他最得力的助手和最信得过的干部。

还有那些尚在地委、行署任职的大员，有不少竟是他的顶头上司！至于那些在省、省政府部门工作的领导，更是身居要职，声名显赫！在这些名单里，居然还有不少曾是他过去的和新交的同事、同级、朋友……他们时常在一起开会，在一个座上吃饭、碰杯，在一个宾馆里下榻，可谓志同道合，亲密无间，以致情同手足，无话不谈……

细致入微的许克俭，在最后还给他罗列了一个表格。

李荣才一案从1959年开始，在这二十多年里，汾西县曾换了七任县委书记，贾家峁乡曾换了十一任党委书记。各种各样的工作队、工作组曾九次进驻花峪村。这其中，直接参与了此案的乡级以上干部总共有一百六十六名。

其中：

县处级以上干部三十七名。

地级、厅局级干部十四名。

省级干部七名。

中央级所属机关干部两名。

在所有这些干部中，现在仍在任的共有一百零四名。

仍在汾西工作的有三十三名。

仍在临汾地区工作的有八十九名。

……

所有干部中，约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干部接受过调查。

在所有接受调查的干部中，除了有四名干部确认李荣才一案有冤情和约有百分之十左右的干部持中间立场外，其余均认为李荣才一案证据确凿，不容置疑。而且大都提供了证词，或者签署过自己的意见和表示过自己的看法。

而真正为李荣才鸣冤并提供过证词的却只有一人！而且最后居然又撤回了证词！

……

震撼之余，刘郁瑞深深地疑惑了。让他无法理解的是比例的反差竟会如此之大，大得让人不可思议，令人费解！

在这种正常的调查中，却潜藏着如此大的不正常。

在这种稍一留神稍一思考就会明了的、破绽百出、极不正常的案情中，却又有着如此不正常的调查结果，实在令人深思！

而这张所谓的干部人名单，简直就是一张新的“护官符”！

一百六十多个干部呀。刘郁瑞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怎么会有这么多！

可是，你能断定这一百六十多名干部都是坏干部，都有问题么？或者至少都不能算作是好干部？

恐怕谁也不能。

好干部，坏干部，有问题，没问题，并不能仅从一件事判断出来。

但对一件事、对一个人如何处理，如何对待，却至少可以判断出某个干部的某一方面。

那么，在这件事上，惟有你的感觉和看法是对的，而他们全都错了？

刘郁瑞再一次疑惑了。莫非是自己的判断出了问题？也许你一开始就成了感情的俘虏，受了表象的迷惑，放弃了理性的思考，从一开始就全错了？

难道会是这样？

他猛然打了个寒战，对自己的这种疑惑再度疑惑起来。说不定正是许许多多像他这样的干部，在审理李荣才的案情时，面对着这一大堆材料、这一大堆证据、这一大片作为人证的领导，也像他一样疑惑了、退缩了，从而使此案再次维持原状，从而使这一大片人证像滚雪球似的再次增大，从而使李荣才再一次失去了平反的机会……

他慢慢地抬起头来，默默地瞅着许克俭，许克俭也正默默地瞅着他。四目一对，他再一次震颤了。从许克俭的目光里，他突然看到了那么多的东西：担心，忧虑，急切，期望，怀疑，渴求，猜忌……

面对许克俭的目光，他突然感到自己刚才的举止言谈竟是那样地幼稚可笑。他原本想着此案肯定会很复杂、很棘手，然而却没想到竟会这样复杂、这样棘手。难怪他一个电话打过去，这个从来也稳稳当当、平平静静的许克俭便会一晚上也没合一眼。

“李荣才告了几十年，面对的并不是一个贾仁贵，而是这一大批领导干部！”他不禁又想起了许克俭的这句话。

也难怪许克俭眼里会流露出这种眼神……

他明白，此时此刻，任何话都是多余的，关键的关键是看你下一步的实际行动。

末了，他慢慢走过去，再次拍了拍许克俭的肩膀说：

“老许呀，看来，我刚才在食堂的想法实在太欠考虑了。我现在收回我的意见。我八点半还有个会要开，今天就到此为止。至于下一步怎么办，我最迟明天一早给你个答复。你让我再想一想。不过，有一点绝不会变，李荣才这桩案子我是办定了。你用不着担心，也用不着怀疑，没什么好怕的，要怕，我就不来汾西了。”

五

刘郁瑞开完会回到办公室时，贾家峁乡乡长魏晓明已经等了他快一个小时了。

“李荣才那一家人你给安置了？”刘郁瑞第一句话就这么问。

“安置了。”魏晓明一边大口地喝着水，一边显得有些疲惫地坐在沙发上说道：“昨晚你一来电话我就做了安置。派专人给花峪村那边打了招呼，让他们开锁腾房，人要住进去，生活也要安排好。今天一早，我就让司机把李荣才一家接了回去。”

“你没去看了看？”刘郁瑞皱了皱眉头。“花峪村的支书可是贾仁贵，让他安排李荣才的生活你放心？”

“我们乡的硅铁矿今天开工，我一早就去参加了那儿的开工典礼。我想一两天内抽时间去看看。花峪村的贾仁贵，我想还是可以放心的。”

“……哦？那个贾仁贵你觉得还不错？”

“嗯。”魏晓明点点头。“总的来说还可以。”

“谈谈你的看法。”刘郁瑞显得很认真地说道。

“贾仁贵是个老支书，一直干得很稳当。工作能力也很强，布置下的任务都能很及时地完成。据反映，群众基础也不错。除了李荣才，基本上没什么告状的。他们村有林场，有小煤矿。尤其是这几年，人均收入提高得很快。在我们乡，算是个较有希望的村子……”

魏晓明完全是一副赞扬的口气。村支书贾仁贵在他嘴里，简直可以说是完美无缺。而看魏晓明的样子，这些话也完全是由衷的、真诚的，并没有丝毫的遮掩和矫饰。

魏晓明是个很年轻的干部，年龄刚过三十，农业专科学校毕业，入党也还不到两年。他当乡长比刘郁瑞当县委书记早不了几天。刘郁瑞初来汾西到贾家峁考察时，魏晓明当时对贾家峁还没有完全熟悉。当时，大部分汇报工作都是由别人完成的。在贾家峁刘郁瑞虽然呆的时间不长，魏晓明也刚当乡长，但刘郁瑞对魏晓明的印象还不错。小伙子精明利落，脑子很快，也有事业心，尤其是办事充满青春活力，极少那种官油子作风。他觉得这魏晓明真是棵好苗子。当时，魏晓明曾领着他转了几个村子。他还记得魏晓明一再要他去花峪村看看，说那是个不错的村子。刘郁瑞没去。刘郁瑞不想光在那些条件好的村子里转悠。贾家峁乡是汾西这个贫困县里的贫困乡。既是贫困乡，他也就愿意多在那些更为贫困的村子里转转。所以，偏偏没去过花峪村。

也许，花峪村真像魏晓明说的那样好。李荣才告了几十年都没能告倒的人物，如果真没几下子，只怕早垮了。

“李荣才呢，你了解不了解？”刘郁瑞把话题转了过来。

“我刚去贾家峁那会儿，他找过我两次。以后就再没接触过。”魏晓明依旧说得很实在。

“他找你干啥？”

“告状呗。他一来就说贾仁贵这样迫害他、那样迫害他。说他根本就没有贪污过公款，还说贾仁贵才是贪污分子。那老头呀，说话冲得很。”

“你咋处理的？”

“头一次我让他走了，说我了解了解再说。当时，我找了不少有关他的材料，又了解了不少知情人。结果，发现同他本人讲的出入很大；而且乡里的不少干部对他都有看法。据说，李荣才人缘也不大好，在村子里很少结交人。常年不劳动，也不理家，就是个告状。大儿子早就跟他闹翻了，二儿子就是因为劝他他不听才给气病的。如今又拖着个孙女，拉着老伴，北京、太原的到处跑，到处找人，听说连省里人也都怕了他……”

魏晓明说的还是那么实在、那么公允、那么中肯，然而，话里头则全是贬义。在他嘴里，这个李荣才几乎一无是处。同对贾仁贵的评价相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好容易等他说完了，刘郁瑞才问道：

“那你对这个案子是咋看的？”

“咋说哩，让我分析，我觉得他说的那些就不可能。他这案子又不是解决了一次两次了。只去年这一次，连中央来的落实政策领导小组也插了手。连同省、地、县共同组织了一个专案组，九个人查了半年多，也还是认为他有问题。你想，就算下边的人对他有成见，中央来的人还会对他有成见？省里的也会有成见？再说，就算一回两回查错了，也不至于回回都错吧。他这个人呀，我看也确实有毛病，脾气倔得很，就是认死理。听说人家贾仁贵早就给他说了，只要他不告了，别的就全给他抹了。而且分粮分地，过去的也再不说了。可他偏是不听，就是要告。你说这个人也真是的，就算你不是贪污分子，也不该非把人家告倒不可呀！”魏晓明起初还是平心静气的，说到后边，好像气也多了，话音也变了，对这个李荣才似乎有着一肚子的烦恼。

“所以，第二回他来找你，你就对他不客气了。”刘郁瑞替他说了这么一句。

“刚开始我也没咋样呀。第二回他一来我就劝他。我说你年龄这么大了，还告啥呀，回去好好过日子吧。别一个人再闹得这么四邻不安了。再说你这么闹，值不值呀。说你贪污，不也就那几百块钱么。那么长时间了，又没人再追究你，就算你告赢了，跟现在还不一样？你到底图了啥了？要是连自个儿也贴进去，岂不更亏了。回去吧，只要你回去，我就让他们给你分地腾房子，别再这么四处流浪啦。不为别的，也要为孩子为你那老伴想想么。我当时还说，回去了，如果生活上有困难，还可以在乡里申请救济，这个我可以想办法，我还保证没人会歧视他。刘书记，你说我说的这些有错没错？我又没给他打官腔，就是实话实说。”

刘郁瑞没吭声，连头也没抬。

“结果你猜咋着？”魏晓明好像又来了气，“他说我刚来就跟贾仁贵穿一条裤子了，还说他说了那么多我一句也没听，别人说的就全信了。还说我年纪轻轻的就日哄人哩，最后居然骂我欺软怕硬是个假共产党。不管咋着，我还是个乡长哩，平时有哪个农民敢这样说我。”

“明着骂比背过弯骂还强点。”刘郁瑞依旧头也不抬，像是自言自语地说道。“我看让这些人骂骂也不错，至少还知道有人骂。让我说，你就是日哄人哩么。这么年轻，就变着法儿日哄人家，不是个假共产党是啥？”

“呀，刘书记，你咋……”魏晓明陡地瞪大了眼。

“呀啥哩，你也不想想你说的那一套，让人家咋说你。人家说他没有贪污，你却说贪污不贪污的，不也就那几百块钱。人家找你告状哩，你却说就算你告赢了，跟现在还不一样？你说你说的这是人话么。明摆着就是日哄人家么，还嫌人家骂你。倒个个儿，换了你会咋样？假如有个人平白无故地把你老婆逼疯，把你儿子逼死，把你的房子也占了，再把你揍个七死八活。然后说，只要你别吭声，老老实实的，就算没这回事，你答应不答应？你说说，是不是这个理儿？”刘郁瑞依旧慢条斯理地说着，只是那张脸板得很沉。

“刘书记，我又不是不同情他，我真的是看着他怪可怜的……”

“看着他怪可怜的，就觉得他该有个可怜样儿。要是他还敢说三道四的，立刻就觉得他不可怜了，一点儿也不值得同情了，是不是？人家没情绪还会找你主持公道。”

“刘书记，你不清楚，他那问题实在太复杂了，实在太难办……”

“难办就日哄人？一是一，二是二，就是你办不了，也该给人家讲清楚么。你说的那一套，跟贾仁贵说的一模一样，人家还不说你俩穿一条裤子？贾仁贵是支部书记，贾仁贵的外甥子又是你们乡的副乡长，你又明摆着糊弄人家，那还不叫欺软怕硬？”

“我今天来就是想给你汇报实际情况么。他们两方，我并没支持这个，不支持那个。”魏晓明的话音明显低了下去。

“我说这些，也没有别的意思。我只是想提醒提醒你。我们都是国家干部，老百姓找上门来，我们至少也应该有个客观的态度。好好了解了解那段历史，认真分析分析案情。尤其不要一上来就摆出个乡长的架子，拒人于千里之外。我且问你，你去花峪村，去过李荣才那个家没有？还有，你真正心贴心地跟村里的老百姓了解过没有？”

“……”魏晓明想说什么没说出来。

“不用说，我看你没有。你去花峪村，接待你、招呼你、整天陪着你的，肯定都是贾仁贵这些人。你吃的是这些人的饭，听的是这些人的话，对李荣才还能有好印象？假如你是个法官，让你办这案子，你只坐在被告家里了解情况，又吃又喝的，在被告嘴里还能听到说原告的好话？何况，在乡里还有个贾仁贵的外甥子，整天都在围着你转。你想想，在你这个圈子里，又有几个会替李荣才说话的？耳濡目染么，就算你心里并不想支持这个，不支持那个，其实，你的脚根子早歪过去了。只怕你想客观也客观不了。我再问你，对这桩案子，你真正核查过没有？对案情你认真分析过没有？”

“听人说，那原始账目早就给毁了，据说还是李荣才给毁的，已经没法查了呀。”

“据说？据谁说？”

“……连李荣才自己也交代承认了，悔过书都写过了，这总是事实吧。”魏晓明看样子确实看过材料。

“假如他不写，就连他的儿子和未过门的媳妇一块儿拉到街上去游斗，他咋敢不交代，咋敢不写？如果是你，你写不写？”刘郁瑞依然一副平心静气的样子。

“可他毁账的动机还是成立的。毁了账也就等于毁了罪证。李荣才作为怀疑对象，我看也是对的。”

“那为什么你不怀疑贾仁贵？贾仁贵就没有毁账的动机？你为啥不从这方面想一想？说人家是贪污犯，又无账可查，这本身不就很值得怀疑么？你再想想，有动机，也得有条件。当时工作组一进村查账，第一步就是封账、封柜、封门，李荣才立刻就停职检查靠边站，紧接着不久就被打成贪污犯，成了‘四类分子’、专政对象，他还有什么条件再拿到账再毁了账？如果你真是客观的，那你反过来再想想，是不是贾仁贵才存在这种作案的条件？”

“那按你的分析，刘书记，是不是你觉得这个案子倒是贾仁贵有问题了？”

“我这会儿并没这个意思，我只是想说凡事都应该自个儿多动动脑子，不要人云亦云，跟着别人瞎起哄。就像你刚才说的，那么多人都说他有问题，所以，你也就认为他必是贪污犯无疑。”

“刘书记，确实是这样么。我当时还专门去县里看过李荣才的材料，那么多人都出了证明，全都说得有根有底。有的说是查账查出来的，有的说是揭发出来的，还有的说是李荣才本人交代出来的。我也不是没想过这些，既然当初把他打成贪污分子，总是有依据的么？何况，有那么多人当时都说有依据。”魏晓明显得有些固执。

“问题是你总是只想这些，而不去想想那些。你想过没想过，如今提供证词的这些人，在当初都是些什么身份？把李荣才定为贪污分子，这个决定并不是贾仁贵做出来的，而是当时的工作组、工作队，还有当时公社领导、县一级领导。如今你找他们作证，他们会说当时的决定是错误的，没有依据的？我这么说，也仅仅只是猜测和分析。既要核实，就应该全面地客观地去分析去了解。假如我是个外来人，一点儿不知内情，找你了解这个案子，若听了你刚才那些话，只怕在你这儿就把李荣才给整死了。就是中央来的又能怎么样？那还不一样得听你说？”

“……”魏晓明终于不再说什么了。

“我也不是批评你，我只是觉得你还年轻，又刚当了乡长，社会上的事经历得太少。弄不好就会被假象迷惑了，让别人算计了。你是一乡之长，一个乡近万口子人都眼巴巴地盯着你哩。咱们又是山区老区，老百姓对咱们的干部依赖性很强。你应处处小心才是。尤其是不要冷落了老百姓的心。”

魏晓明默默地听着，好像若有所思。刘郁瑞瞅着这张年轻的脸，不禁感到了一种稚嫩和孩子气。他年纪毕竟还小。李荣才开始告状的那些年代，他才多大？只怕才刚刚学会走路。他们虽然生在、长在十年动乱的岁月中，但他们并没有那种刻骨铭心的切身体验。社会的震荡，很少会真正触及到他们幼小的心灵。在中国的文化里，只要你没有娶妻生子，似乎就永远只能是孩子。尤其是一个人的童年、少年和学生时期，不管多么艰难困苦，都会受到父母的爱护，受到整个社会的爱护。所以，他们并没有经历过那种运动的痛苦，也并不真正懂得那种人整人的残酷。等到他们真正进入人生、懂得人生、了解人生的时候，这一切都已经结束和开始结束。拨乱反正，一切都开始恢复常态，也正是在这个时候，他们考上了大学，或走上了工作岗位。而这痛苦的岁月留给他们的，只是一些淡淡的记忆。

也许，这正是他们这一代人和这一代干部的缺陷。他们没有艰难岁月的切肤体验，却要来管理这个从震荡和阵痛中解脱出来的社会。这就难免会产生许许多多的问题。

但你能去责怪他们么？他们没有这种经历，这是他们的幸运。他们有文化，有知识，有真正的理想，这也是他们的幸运。问题是如何去引导他们。但什么课也好补，惟有这种课程则是最难补的。

魏晓明临走时，刘郁瑞又给他交代了几条。

第一，李荣才的生活问题，应交代给专人安排。要落到实处。尤其是两个老人的身体，要尽量照护好。还要做做李荣才大儿子的工作。赡养父母，是做儿子的义务，这是法律。老人把你养大了，你说一声断绝关系就断绝关系了？过去没有照顾，那是历史造成的，我们可以不再过问。但如果现在还这样，那我们非追究不可。

第二，也要做贾仁贵的工作。一个支书，代表的是党的形象，更不要以个人利益影响了整体利益。一个七十岁的老人，就算他过去真的贪污过二百多块钱，也不能不让人家住房，不让人家吃粮。谁也没有这种权力。人家告你，就算你没有问题，至少也不要高姿态么。他是村民，你是村支书，你想咋干就咋干？说什么只要他不告了，就让他住房，就让他进村。这是支部书记说的话？你转告他，过些日子我会去拜访他的。到时候，我没有这么多好话给他听。

第三，要给乡里所有的干部讲，县委对李荣才的问题很重视。乡里要积极配合，任何干部都不应对这一次调查暗中阻拦或者漠不关心。要当做一件大事来看。首先，乡政府和乡党委要重视起来。

对刘郁瑞这几点，魏晓明没再说什么。不过从他那颇不以为然的眼神来看，似乎他认为这样未免太有点小题大做了。

不过，刘郁瑞心里清楚，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他就是首先要让贾家峁乡里的干部们明白，李荣才的案子不会再这么拖下去了。他希望至少在贾家峁这个地方，不会有这样那样的人动不动就跑来为什么人说情，不会有这样那样的人在他跟前说三道四，惹他心烦。

惹他心烦的事实在是够多的了。

六

吃午饭的当儿，有人给刘郁瑞送来一包东西。

送东西的人是旅馆服务员。昨天晚上是刘郁瑞敲开了他们的门，让李荣才一家在他们那儿住了一晚上。今早李荣才被车接回时，特地留下了这些东西，并一再嘱咐要亲自送给刘书记。

回到办公室，刘郁瑞打开一看，除了一封信外，其余的则是几十本薄薄的农用历书。刘郁瑞看了好半天才算看明白，这几十本农历，竟是李荣才几十年来上访告状的跟日记差不多的“大事记”！

从1959年开始，一直到现在，每本历书上都记满了李荣才上访时的所见所闻和所经历的事情。同那些上访材料上所写的字体一样，仍是密密麻麻、歪歪斜斜的。然而，却写得很认真，记得很细心。

瞅着这几十本“日记”，刘郁瑞心中不禁再度翻腾起来，这实实在在是位压不倒、打不垮的老人！这种毅力和精神，真是撼人心魄，旷古绝伦！

感慨之余，他默默地拆开了那封信。

刘书记：

躺在旅馆里，怎么也睡不着。我这脑子早就坏了，不能老这么想问题，可今晚不知咋了，就是想个没完。多少年了，我是头一回住这么好的地方。住在这么好的地方，心里却从来没这么难过过。我想，这么多年的苦大概要熬到头了吧。我一辈子找了一辈子领导，盼一年又一年，眼泪都流干了，做梦也没想到，却会在大街上等了个县委书记，在半夜里拾了个县委书记！是不是老天爷开了眼啦，要不像你这样的领导咋会找到我！

这是我这几十年找领导记下的东西，大概对你会有点用处。交给你我心里踏实。要是有个三长两短的，也不怕再落到别人手里。

头疼得实在受不了了，就写这些吧。我的身子我明白，我是活不了几天啦。赶死能碰到你这样的书记，我想，我也能合眼啦。这辈子不行了，就让我下辈子报答你吧！

李荣才

虽是短短的几句话，却把刘郁瑞看得鼻子酸酸的，好半天也平静不下来。看来自己年龄真的是大了，会变得这么好动感情。

一早就阴得很沉的天气，此时终于淅淅沥沥地下起雨来。渐渐地，雨点越来越密，越来越大，天气也越来越冷，越来越暗。到后来，雨点中竟又飘出了雪花……

看样子，下午哪儿也去不成了。

刘郁瑞拿过李荣才的那些“日记”，默默地翻了起来。

这些“日记”大都很简短，有的只是一两句话，但只要稍一回味，便不难领略和想像当时的环境和气氛。

在这些“日记”里，李荣才写了他那案子的起因和经过。写了他的怀疑和冤屈。写了当初查账时，账本是谁拿走的，以及他对账本丢失被毁一事的看法和气愤。写了那些领导出尔反尔的态度和蛮横。写了他怎样游街，怎么被斗，怎样挨打，怎样被五花大绑饿得昏死在地上，怎样被踢得满地打滚，大口吐血。写了老伴怎样被吓疯，女儿怎样被饿死，儿子怎样被气得吐血暴亡，以及那个哑巴媳妇怎样被逼得弃家不返……

在这些“日记”里，更多的则是李荣才上访告状时的经历和所见所闻：找领导的经过，领导的态度，领导说的话，还有对领导的评价和看法。其中包括上访告状时所遇到的冷漠、歧视。一些领导对他的批评、训斥、讽刺，甚至谩骂，还有上访时沿街乞讨，捡垃圾，拾菜帮，病倒在大街上的遭遇和凄凉……

刘郁瑞越看越感到悲愤，越看心里越无法平静。这简直就是一部血泪斑斑的苦难史，又不啻于一部令人发指的官场百丑录！真是无法想像，不可想像！如果有哪家报刊想把它登出来，几乎不必加工，就足以轰动全国！如若隐去年月日，只怕谁也不会想像出这种事居然会发生在新中国！

最让刘郁瑞动感情的还是这个李荣才。这位朴实耿直的老农民，虽然含垢忍辱，历尽磨难，受到的痛苦简直是骇人听闻，然而，在这位老人的心底里却始终抱着一个不倒的信念和忠诚，那就是永远相信党，永远相信新社会。只要共产党在，他就跟你没完！因为他认定共产党是堂堂正正，最为公道的。否则，他就认为你是假共产党，他就会告你、指责你、鄙视你！

“日记”里有一段李荣才指责贾仁贵的话：“你那一套啥时候也摆不到桌子上。你有权，可那是共产党的权。有朝一日，共产党看透了你，早晚要收拾你！你这样儿的人还会是党员，你就不配！”

真是一字千钧，掷地有声！这才是老百姓最最实在的心态！

在这两年的“日记”里，有几处特别令人注意。

……

1978年12月20日。今天在公社找见赵副书记，他一见我就说，咋又是你。我说是上头让我找你调查么。他说，你以为你的问题能调查？你以为调查就只听你的？你跑到上头胡说八道，兴许还能日哄人，可只要一调查，你就全完蛋。我说是上头让我找你哩，你要说你不管，我就再找别人。他说，你的事我管不了。

……

1979年1月18日。下了雪，才算等着了史副部长。史部长在门口对我说，你的问题查过啦，有许多问题没法落实。我说，是不是又不查啦？史部长说，等研究了再说。我说，那我啥时候再来呀？史部长跺着脚说，咋也得过了年么，这么冷，回吧回吧。我说我连家也没有，咋过年呀。史部长摆摆手，就把门关住了。

……

1979年9月11日，今天才听说县里又成立了专案组，还让一个县委副书记当组长。见到这位副书记，还以为认错人了，原来这副书记就是史部长。闹得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他对我说，你老老实实回家待着吧，有事就会通知你。还给我规定了三条，说以后不要再在上头乱跑了。

……

1981年4月29日。今天史书记把我叫了去，一开口就问，你又到上边告状去啦？我说你们都不管，我不找咋办。他说，你告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接受教训？你告到上边，上边还不是要让下边来解决？还不是要让我们来解决？我说那我该咋办呀。他说给你说让你回去么。我说贾仁贵连村子都不让我进，我咋回呀。他说那能怨谁，你给人家说两句好听的不就完了。我说他害了我一辈子，倒让我给他说好听的。他说你这人就是认死理。我没听他的，我想我还得接着找。

……

1982年11月14日。今天史书记一见我就发了火，你这人怎么还是到处乱跑。我告诉你，你现在的问题可不是一般的问题。你这问题是中央和省里插了手的，地区和县里复查了的，谁要想翻案，那可是政治问题。我说我是冤枉的，我死了也要告。他说，你是不是还要去告我？我告诉你，我可不怕你告。

……

1983年1月11日。史书记今天见了我就说，一瞅着你就头疼。我说何书记让我找你么。史书记嗓门老大地说，你老这么找何书记顶屁用！你以为何书记说话能算数？就算何书记能管了我，还有能管了他的哩。你不是又到地委去了吗？不是也找见顾书记了？顾书记对你咋说的你以为我不知道？你以为顾书记对你会有好印象？你明白不明白，你再找何书记，只怕连何书记到时候也得让你牵连了……

……

刘郁瑞默默地看着，默默地揣摸着、思考着。尤其是最后这一段“日记”，让刘郁瑞沉思了好久。何书记也就是前任县委书记。何书记在汾西县也是花了大力气的，解决了不少实际问题。在李荣才的问题上，听说也是主张尽快彻底解决的。只是谁也感到奇怪，何书记在汾西只干了不到两年便被调离，而且另行安排的只是一个闲职……

他无论如何也不会相信何书记的调走，会同李荣才一案有什么关联。但假如不是这个原因的话，会不会也算是其中的一个因素？

不可能，太不可能了。然而，他又不能不相信李荣才的这些话都是真的。李荣才不会在自己的记事簿上编瞎话。就算他想编也编不来这些。

刘郁瑞突然感到了一种莫名其妙的困惑，这究竟算是一桩什么案子？说它简单，它真是简单得不能再简单了；说它小，也小得不能再小了。但说它复杂，却又复杂得无法想像；说它大，则大得令人张口结舌，触目惊心！

如果说，许克俭交给他的那份人名单，给他带来的还仅仅是一种震撼的话，那么，李荣才的这几十本“日记”，则让他陷入了一种无法解脱的深思和困惑。因为他清楚李荣才“日记”上记下的那些人都是谁。

地委顾副书记，即现在刚升职不久的临汾行署专员顾加辰。

县委史副书记，即现在仍在任的汾西县委副书记史伍德。

公社赵副书记，即现在仍在任的贾家峁乡党委书记赵亮。

再加上花峪村支部书记贾仁贵，便似乎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这是一条线。在这条线上牵着村、乡、县、地四级政府。这条线上的四个人在这四级政府中都身居要职，权重位尊。这条线也许还会伸得更长更远，牵在这条线上的人物也许还会更多、更大！

这是一条你看不见、摸不着，然而又如此明显、无时不在的线。如果你能连接在这条线上，这条线就会成为你的保险索。如果你不在这条线上，这条线就很可能成为你的绊脚链。

这条线好像恰恰是由于李荣才一案的缘故而连接起来的。说起来似乎谁也觉得不可思议，但似乎又找不出任何别的解释。

无法相信么？在社会现实中，尤其是在这两年，这种现象还少么？不仅不少，似乎还正在形成一种迅速发展的趋势。你若发现了某某人的劣迹，你若要去告发他、揭露他，结果往往会出现这样的局面：揭发者越告越臭，被告者则越告越结实，甚至越告越稳，越告越红。你告到纪委，他会同纪委拉上关系；你告到检察院，他会同检察院有了牵连；你告到政府，他会同政府打成一片。任你告到哪儿，他立刻都会在哪儿接通关系，打通关节，以致最后使他同各个部门、各级政府全都结成铁板一块！

真是今日碰钉子，明日碰钉子，钉子碰了千千万，脑袋碰成个铁蛋蛋！

这实在是一个难解的当代中国社会之谜！

对刘郁瑞来说，不管你承认不承认有没有这条线，在处理问题时似乎也有必要从这里去想一想。因为有些问题，或许会在这里找到线索和答案。

他一开始就没轻看了李荣才这桩案子，然而，现在看来，他还是想得过于乐观过于简单了。

窗外，雨夹雪仍在下着。刘郁瑞再次感到了阵阵寒意。

天上的灰云，也压得更沉了。

七

到了第二天，刘郁瑞总算理清了头绪。

他原本计划让副书记史伍德再次负责此案的复查。一是因为史伍德分管着这一头，二是以前两次史伍德都曾是李荣才一案的负责人。但现在他改变主意了。他决意让县纪委书记尹远负责此案。

他原本想让贾家峁乡党委书记赵亮和信办主任许克俭任副手，现在也变了。他去了赵亮，加上了乡长魏晓明。同赵亮相比，怎么着也觉得魏晓明更好把握些、更透亮些。

他没安排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落实政策办公室主任一是身体一直不佳，二是一直在打报告要离开汾西。

刘郁瑞这样安排，并不是对此事有什么犹豫。实在是李荣才“日记”里的那些话给他的印象太深，感觉太强烈了。

如果具体承办人不积极或者根本不想办这件事，甚至阳奉阴违极力反对办这件事，那么，这件事十有八九会办不成或办得似是而非。想起来也真够怕人的，连北京下来的领导亲自作了批示，而且派人插了手的事情，都会让他们如此从容地打了折扣、钻了空子，而如今他们手持盾牌，身靠后台，再又占据要职，应付你一个刘郁瑞那还不是一碟小菜！

别说史伍德了，就是赵亮这么一个乡党委书记不听你的，成心跟你捣蛋，只怕你一时半会儿的也毫无办法。

史伍德对李荣才说得再明白不过了：“你告到上边，上边还不是要让下边来解决？还不是要让我们来解决？”“你老这么找何书记顶屁用！就算何书记能管了我，还能管了他哩！”

所以，就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所以，就有恃无恐，朝里有人好做官。

位置就意味着权力。而且一旦给予，就很难再收回了。所以，位置实在太重要了，尤其是在解决李荣才的问题上。

当他叫来许克俭，并把自己的想法告诉给他时，这个信办主任却沉默了，好久不说一句话。

“你是不是觉得纪检书记拿不下来？”刘郁瑞不是没想到这一点。纪检书记尹远确实很年轻，只有三十来岁。

“不，尹书记很有魄力，敢作敢为，正义感很强，绝对能胜任。我是说……刘书记，我有个想法，也不知当讲不当讲。”

“给你说过了，不管啥话，在我这儿直说不妨。”

“昨晚我也想了，刘书记，咱们这个调查组，我觉得……不应少了史书记。”许克俭好像憋了好大劲才说出来的。

“噢？”刘郁瑞一怔。

“刘书记……我是这样想的。要是没史书记参加，调查时也许问题会少些。但那样，说不定会给以后造好多麻烦……咋说哩，比方平时办啥事，谁要是意见跟你不一致，又不在圈子里头，他就会横挑鼻子竖挑眼，行动说话就随便得多，时时占据主动位置。但是如果把他放进圈子里头，那就不一样了。只要是圈子里形成决议的事，他若还在外头说三道四，那可就违犯了组织纪律、组织原则，不仅可以批评他，别人也会另眼看他，他也就处处被动，处处对他不利……”

有道理！刘郁瑞猛一下从沙发上站了起来，一边走动，一边顺着这个思路思索起来。假如这么看问题，贾家峁乡党委书记赵亮也不应避开。也就是说，既要让他们参与，又不能被他们左右。这样，一旦定下来的东西，他们既无法阻拦，也不好再讲什么了，即使跑到上头也无话可说。但是，如果让他们参与进来，调查组出现了争执和分裂，又该咋办……

许克俭像是猜透了他的心思似的，瞅了瞅他，又接着说起来：

“刘书记，我是这样想的，史书记要是参与进来，那你也应该进来……我是瞎想哩，你看这样成不成，尹书记仍是组长，你和史书记都是副组长……”

主意不错。刘郁瑞不禁默默地瞅了许克俭一眼。这个信办主任，真是精透了，满肚子都是心计。让我这个一把手县委书记当副组长，真亏他想得出来。然而，你又不能不觉得这一招实在是高明！三个组长，力量对比是二比一。组员再加上许克俭、赵亮、魏晓明，还是二比一，至少也是一个半对一个半。如果再加上几个具体办案人员，力量对比就更强了。

主意确实不错，然而，不知为何，刘郁瑞不禁又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悲哀。就这么一个案子，却要让他费如此周折。是不是一朝遭蛇咬，三年怕井绳？这个社会是不是让自己看得太坏了？这一百多个干部，莫非你一个也不相信？这一百多个干部，真的会全是坏人、不讲原则的人？这里头难道没有一个是真正的共产党人？如果真是这样，我们的国家岂不早完蛋了！

他再次惶惑了。难道真是众人皆醉你独醒？以你现在的架势，分明是要以这一百多个干部为对象，向他们摆出了挑战的姿态。一百多个乡级以上干部呀……

许克俭仿佛再次猜透了他的心思，恰到好处地又开口说话了：

“刘书记，我还有个想法。”许克俭的嗓音轻轻的、慢慢的，但字字入耳，意味深长。语气、音调，都很有分寸。即便是正在沉思、烦闷或者是恼火的人听了，也绝不会厌烦。“我觉得我们这次重审李荣才一案，声势一定要造得很大。要让任何人都觉得县委这一次是下了决心的。其实，这样做，也确有必要。一个老农民告状告了近三十年，这本身就是件了不起的大事。而这个老农民告状的对象又是共产党的支部书记。作为党的政府，作为县委，对此必然会高度重视。当然得花大力气去解决。这根本不需要有什么顾虑。别人也没什么可说的。何况，这个案子又是悬案、疑案，连中央、省里插手也都没解决了，所以，也更应该大张旗鼓地去办。我想这一点你也一定想到了，要不为何这次不以落实政策为名，却让纪检书记出马？既是告党的支部书记，就让党的纪检书记去调查，这本身就大快人心、大得人心！”

“……”刘郁瑞本想说点什么，嘴动了动，却没说出来。这个许克俭，简直把你给摸透了。

“咱们这样做，”许克俭在话里头第一次用上了“咱们”这个词。“也许会惊动一些人，但其实是把所有的人都给稳住了。这也是咱们大造声势的真正目的。因此，既然是要全面彻底，那他们就会觉得迟早每个人都会被重新调查、重新取证的。于是，每个人反倒都会静静地老老实实地坐在家里，等着咱们派人去找他，想着该怎样应付。但对解决案子来说，真正的用意则不在这里……”说到这儿，许克俭突然打住了，只是静静地瞅着刘郁瑞。

“说呀说呀，往下说往下说。”刘郁瑞摆摆手，似乎完全沉浸在对方的话语里，好像什么也没有去理会，真是一脸的真切和坦诚。本想卖点关子的许克俭，反倒像是被什么触动了。也许，在这张脸面前，他实在不忍心再去做什么。于是，便换上了一副毫不含糊的口气说道：

“咱们这次只需速战速决，直入轻取。”

“哦……此话咋讲？”刘郁瑞把脸扭了过来。

“咱们这次重审李荣才一案，决不可重蹈覆辙，再走老路。再这么干，只会把事情越闹越大，越闹越复杂。这一次审案，咱们谁也不去调查。即使调查，也是个别有重点地进行。既是查案，咱们就只尊重事实；既是贪污案，那就只能以账为据。账上有就有，账上没有就没有。”

“问题是没账。没账怎么查？”

“既没账，凭啥定人家贪污？没凭没据，空口无凭么。光凭你们随便写几句话就能说人家是贪污犯？退一万步说，就当这个案子是个悬案糊涂案，也只能糊涂案子糊涂断。”

“……”刘郁瑞猛然一震，顿时又陷入沉思。糊涂案子糊涂断……老实说，这个念头也不是没在脑子里闪过。然而，今天经别人嘴里说出来时，还是让他感到震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如何还会再出现这种词语：糊涂案子糊涂断，于情于理，都简直无法让人接受……不能，他不能这么干……

“刘书记，要想快，想彻底，没有比这更好的法子了。”见刘郁瑞犹豫起来，许克俭分明有些着急了。“以前此案大动干戈，拖延了这么久，闹成这么个样子，坏事就坏在所谓的调查上。这种事，只要有一个人定了调，尤其是那些大点儿的领导说了话，别的人就不好再说什么。中国人就这样，要不是给逼急了，谁会为不关自己的事情去开罪别人、开罪领导？何况，又是那么一大片人。其实，究底里，那么多干部，不见得都是坏人。所以，咱们也大可不必对他们去追究什么。这是体制形成的，也全怨不得他们。让我说，他们大多数人也都盼着这件官司能早点了断，也省得总挂在心上不踏实。咱们不找他们调查，而又尽快地解决了问题，我看他们绝大部分人对此不会有什么小动作。即使有，也赶不上趟。中国的事，干成了不容易，干成了再想毁掉也不容易。何况，这回又还是个县委书记挂帅压阵，想搞小动作，他也得掂量掂量。所以，我想也不会有什么后遗症。反过来，假如咱们再去找他们调查，他们除了厌烦、担心、紧张，甚至感到窝火、有压力外，并不会对此有什么好感。不仅会不配合，不合作，说不定还会串在一起，建立攻守同盟，变得更加强硬起来。反正是法不责众，又有后台撑着，天塌下来自有大个儿去顶。连老百姓也说了，现在的事，谁也不怕谁。于是，就咬定一口，过去那么说了，今天还那么说。到头来，仍会是乱麻一团，越搅和越复杂，越闹越不可收拾。弄不好，要是有个什么人使点坏，写上一封联名信什么的，不仅使上边恼火、疑惑，而且会让咱们更加被动，更加不好收拾，最最要命的是，李荣才这个无头冤案，可就又不知要拖到哪年哪月去了。刘书记，我们总不能让那个老人死不瞑目呀……”许克俭这番话说得真是言真意切、语重心长，连刘郁瑞也不禁被深深地打动了。

老实说，上下级交流谈心，能说到如此程度，也算是说到家了。不沾官腔，不打埋伏，不设关卡，实实在在都是最生活化的语言。每一句好像都摆不到桌面上，然而，每一句都是毫不做作的大实话。也许这才是最有效益最好接受最真实的语言系统。

良久，刘郁瑞才似问非问地说道：

“……行么？要这样，干部们会咋想，老百姓又会咋想？再说，还有李荣才呢，李荣才又会咋想？他盼了几十年，莫非盼到的就是这个……”

“刘书记，李荣才这个案子，我觉得咱们想得实在够多够细够周密的了。只看你这两天的样子，我就打心底里服了你。我年龄也不算小了，见过的县委书记也不是一届两届的了。还没有一个能像你这样，为一个普通百姓的事这样苦思苦想，放心不下。一般来说，能让人去管管这事，然后再布置下去说上几句鼓励的话，就很不容易了。办好了自然好，办不好就再搁起来。反正是管也可，不管也可。哪有像你这样的。只凭这一点，李荣才就该感谢你一辈子。老实说，以前对李荣才这个案子，我从没怎么热心过。对李荣才这个人，我一方面同情他，另一方面却厌烦他，对他没多少好感。这个老头，不管啥时候找你，总也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你要有啥让他不顺心的地方，或者有些不好给他讲的话，他就会说你、数落你，甚至说你不是真共产党。他把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想得太高、太理想化了。他总是觉得只要是共产党，就肯定会绝对地公正廉洁、一尘不染，只能一心一意地为老百姓着想。即使是在一些极细小的事情上也应该如此。所以，他越找领导，开罪的领导就越多，对他的反感就越大。没别的，就是因为他不能容忍一个共产党的干部有任何毛病和不足。可笑吗？一点儿也不可笑。这儿是老区，老百姓差不多都这样。只是越这样，问题就越多，以前我曾想过，李荣才想碰到一个真让他满意的干部，只怕是难了。没想到老天开眼，刘书记，到这会儿了，我没必要再那么吹你捧你，李荣才算他运气，他如今总算找到了一个。这两天，想来想去，总算明白了你在老百姓中间的威望为啥会那么高。好了好了，我一说就又走题了。我说这么多，只想说明一点，只要你在这儿，任何人对这个案子都无权指手画脚！老实说，找他们调查、取证，他们并没这个资格。什么工作组组长、工作组队长、公社书记、革委主任、军管代表，当初他们处理此案，其实没有什么依据。一是当时的社会环境决定了他们要那样做，二是他们个人的政治素质也决定了他们会那样做。他们出证明，写看法，抛开个人因素外，都凭借什么！无非是以讹传讹，别人说什么他们也跟着说什么。说人家贪污，他们哪个拿得出正儿八经的真凭实据来？说实话，李荣才这么多年告成这样子，还不是因为他是个最最下层的小人物。若是个有头有脸、有根有底的，他们还会这样？只怕这么些个人，谁也少不了迫害罪、诬陷罪的嫌疑！返回来，咱们再说李荣才。李荣才所有的上访材料我都详细地看过，我同他本人也谈过不止一次两次。他所有告状的目的就只有一个，那就是要求给他平反。除此以外，并没有别的要求。就连他要告的人物贾仁贵，也只说是因为他告了贾仁贵贪污，贾仁贵才把他打成贪污犯，也并没有要求对贾仁贵咋样咋样。我想，当下最要紧、最实在的就是给老头平反，他最关心最需要的也只是这个。所以，我想李荣才对此也不会有什么别的想法……”

两个人的性情简直像倒了个个儿，许克俭的话突然多得像悬河泻水，滔滔不绝，而刘郁瑞则始终沉默着，一直没再吭声，一直没再抬头，只是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想着。照他那样子，不经心的人，也许会以为他是睡着了。

一直等到许克俭终于打住了话头，一直等到两个人都沉默起来，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刘郁瑞才慢慢地说道：

“好了，你忙你的去吧。让我再想想。”

八

刘郁瑞想了又想，结果是怎么也没能绕出许克俭“设计”出来的那个怪圈子。就好像陷在一座迷宫里，无数条路都是死胡同，惟有这条路才能绕出去。

不这么办吧，还真是没法子。这么办吧，又实在有点不甘心，糊涂案子糊涂断，刘郁瑞搞了一辈子政工，还从来没有碰到过这样的难题！但转来转去，最后又还是转到了这儿。不论从哪头看，这也确实是最简单、最省事、最少麻烦，而又最实际、最具效应的法子。

只是，是不是太有点那个了……假如真这么办了，只怕别人想怎么议论就会怎么议论，想怎么说就会怎么说。

“对这个案子他们谁也无权指手画脚……他们就没这个资格！”也确是如此，你们解决了几十年、高压了几十年，各种各样的手段无所不用其极都没解决了的案子，到头来，凭什么去指责别人、议论别人！

想着想着，刘郁瑞不禁感到有些憋气。看来，这个县委书记就该让许克俭来当！别看这么个弹丸小县，哪个拉出来不比你强？反过来又觉得有点不可思议，你刘郁瑞不过平平一介书生，凭什么领导这么多能人和干才！

凭什么？论点子，论主意，论才干，也许你真不如许许多多人。但你能站住脚，行得开，也许只凭了一条，那就是不怕鬼、不信邪，凡事不琢磨你有啥来头，不看你有啥根底，不从流俗，不欺暗室，不当和事老，不做太平官，堂堂正正，一身正气！

没别的，只能凭这个！这才是你的真家伙、真本事！

要能压住阵、根底硬，要的就是这个。纵你有千条主意、万个计谋，没了这个，就会只剩了邪气；而只要有了这个，则就光明磊落，正气凛然！

只要你不隐恶，不虚荣，不投机，不媚俗，不谋私，不徇情，不枉法，也就大鬼小鬼全不怕，绝不在乎你咋议论。

渐渐地，刘郁瑞终于稳下心来。

他私下先同纪检书记尹远谈了谈，然后又找了另外几个县委常委商量了商量。两天后，在例行的县常委会上，他把李荣才一案及自己对专案组人事安排的想法作为一个正式问题提了出来。

几乎没遇到什么阻力，甚至连成立专案组由尹远任组长、刘郁瑞和史伍德任副组长一事也几乎一致通过。除了史伍德个人有些想法，说他想在会后同刘郁瑞谈谈外，一无任何异议。

他没想到会这么容易。

不过，想想也应在情理之中。几天来，县委书记刘郁瑞在大街上把李荣才捡回来一事，早已传遍了县委大院，传遍了整个县城、整个汾西。许克俭说过，这件事一定要造成声势。其实，这声势根本不必自己人为地去造。只要你真心想去做，下决心要去做，只要你向来言行一致、心口如一，声势自然跟着就来了。

连老百姓都知晓了的事，那些跟此事有关联的人会不知晓？也正如许克俭所说，声势一出来，就把他们稳住了。正确地说，应该是镇住了。于是，他们对面上的事也就顾不上了。于是，阻力也就相对地减少了。至少在眼前是这样。

到这会儿，这出戏就看你怎么去唱了。满世界的人都在瞧着你，你的一招一式都会有人去品评，去咂味。主角的毅力和力量、功夫和本事，到了这会儿，才真正需要显示出来。

专案组一共九人。除了组长、副组长外，组员还有许克俭、赵亮、魏晓明、落实办的副主任和专门负责具体事务的业务人员。

谁也明白，这组长、副组长的其实都是虚的，具体承办人并不是他们。而如今，这种现象也比比皆是。鸡毛蒜皮的事，动不动都要把主要领导、最高领导全挂上。许多人对此也颇多非议，纯粹是搞形式，走过场。其实，不谋其政，不知其甘苦，看上去是个虚设，有时候也真有必要。作为承办人，挂上领导，自然会理直气壮、信心陡增，找领导也容易，汇报也方便，事情就好办了许多，阻力也少了许多。作为领导，挂上名，事情就更好把握，更容易体现自己的意图，虽然会麻烦些，却会减少许多不必要的意外。于是，也就更直接、更放心。所以，看似虚的，实则一点不虚。所谓虚虚实实，实实虚虚，有中无，无中有，大概正是这个道理。有如跑龙套，虽说是搞形式，走过场，虚有其表，名不副实，然而，这一招一式、一举一动，哪场戏又能少得了。

虽说这确实不正常，但还是那句话，你没法子！

专案组成立了，但并没有立即召开例行的专案组会议。刘郁瑞想先放一放，摸摸底。专案组会议要决定审查方案，这是需要慎重的。这专案组里有两个人让刘郁瑞觉得还不摸底。一个是主动要私下同他谈谈的县委副书记史伍德，一个则是只在电话上打了招呼的贾家峁乡党委书记赵亮。

史伍德曾两次负责对李荣才一案进行重新复查，而赵亮则一直是李荣才所在乡的负责干部。可以说，对李荣才一案的几次处理，赵亮都是直接参与了的。

让这两个人再次参加到李荣才一案的专案组中来，这一直是刘郁瑞考虑的焦点。即使到了现在，他还是有点把握不住，这样做到底是错了，还是对了？也许，真会像许克俭说的那样，让他们参加，是先麻烦点而后就少点麻烦。不让他们参加，可就先也麻烦后也麻烦，至少也是先觉着不麻烦，越到后头越麻烦。

真是走进八卦阵里了，事情还八字不见一撇，就先搅得你七颠八倒，一片迷糊。

等一见到史伍德时，刘郁瑞立刻就明白，许克俭给他出的那些主意还真是对了。

史伍德见到他的头一句话就是：“刘书记，你不应再把我拉进这个专案组里来。这件事我不能再参与了。”

刘郁瑞伸伸手让史伍德坐下，自己也一屁股坐下来，然后才微笑着说：

“说说你的理由。”

“李荣才这件案子我搞了几年了，光大的专案审查就负责过两次。李荣才在这事上对我成见很大。刘书记，大概你还不清楚，这个老头厉害得很。不只处处说我的不是，而且见了面都不搭理我。我这会儿并不想说这个案子的是与非，也不想议论李荣才究竟冤枉不冤枉。我只是觉得既然他对我成见很大，所以，从哪头讲，也还是不参与的好。当然，我个人也不是没有责任。去了我，也算小惩大诫了。回避回避，对重审案子有好处。”

“就这？”

“还有，以往对这桩案子的处理，好多人都有看法。下边的说法就更多了。什么官官相护、恃强凌弱、草菅人命、假公济私，什么难听的话都有。既然有这么多议论，让我留在专案组里就更不应该了。考虑到影响，考虑到专案组的工作，所以，我觉得无论如何也不能再参与了。”

史伍德说得很诚恳，听上去也入情入理，很能打动人。史伍德的口才很好。刘郁瑞自来汾西时，第一次跟史伍德打交道，对这一点就印象很深。不仅口才好，而且讲话很有条理，逻辑思维很强。不管是什么事，只要给他一讲，一条一条的，就能立刻归纳出来。他并没上过大学，但从他的话里，你能感到他读书很多。遣词造句，都很得当。即使让你感到有时有点卖弄的味道，但也很少会引起你的反感。史伍德是秘书出身。听人说材料写得呱呱叫。他曾在现任行署专员顾加辰的手下工作过一段。据说顾专员对他就很赏识。他被派到汾西，原来只是县委组织部的一般干部。随着顾专员的不断升职，他也一步一步当了组织部办公室主任、组织部副部长，一直到了现在的县委副书记。但刘郁瑞对史伍德的印象始终不错，对他也一样颇为赏识。史伍德机敏、干练，上下关系也能搞好，尤其是史伍德那一笔字，就让他喜欢得不得了。虽然史伍德长得并不精干，个子不高，身材也不大匀称，但也许是刘郁瑞认定了字如其人的古训，所以，他始终很信任这个史伍德。尽管对史伍德也有不少这样那样的议论，刘郁瑞却从没在心里放过。

这也许跟刘郁瑞的个性有关吧。他很少会无端地去猜忌人和琢磨人。即使是自己的对立面，他也从不把人家想得那么坏。

然而，今天的感觉则与往常有些不同。也许是因为与看了李荣才的那些“日记”有关吧，他突然感到对史伍德这个人有些看不透。瞅着史伍德和和善善的面孔，听着他这些知情达理的话语，他怎么也想像不出他在李荣才面前能摆出那样一副面孔。两者之间，或者不相信李荣才，或者不相信史伍德。如果非得选择的话，他宁可相信前者。他不相信李荣才会无端地编出那么多瞎话来瞒哄他这个县委书记。但如果让他完全不相信史伍德，他也办不到。不管怎么说，李荣才那也只是一面之词。他毕竟还没听过史伍德对李荣才一案的个人看法。

他首先得打掉史伍德的顾虑，让他愿意留在专案组里，他不经意地摆摆手说：

“好了好了，这也算是问题么？第一，他一个七十岁的老农民，你一个堂堂的县委副书记，他能跟你闹什么成见么？就算有成见、对你有点不满，你还能跟他计较去？连这也想不开，咱们怎么去领导这一县的人。再说，既然有成见、有不满，就更应该参与进来么。不参与怎么消除成见，消除不满？第二，既然有人说长道短，那就更不该回避。你要真回避了，岂不更让人说闲话？说实话，你说的这些，我并不是没有想到。我也是替你着想哩，要不，为啥我也参与了进来？如果这回调查，最后还是维持原判，那他们再骂官官相护，岂不是连我也捎上了？我都不怕哩，你还怕啥？如果调查后做了重新处理，也没人告了，也没人骂了，那咱们也算是知错改错，补过纠偏了。知错能改方为圣贤。夸还夸不及哩，又有谁会责怪咱们？你说说，你有啥可担心的？”

刘郁瑞这番话也真是头头是道，处处是理，而且一口一个咱们，一时间，竟把史伍德说得怔在了那里。也许，他没想到刘郁瑞会这么说。不过，史伍德毕竟不是魏晓明，顿了顿，立刻又接着话题说了起来。

“你能这么想，我还有啥好说的。不瞒你说，我觉得在这件事上，让我担心的其实是你。”史伍德显得既真切又诚恳。“你这次让尹远当组长，我也知道大概是你的用意，主要是要让尹远负责。你参加进来，也就是挂挂名。可我想，既是挂名，挂在前面就不算挂名了？挂名也应该挂在前面么。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我个人倒没什么，可让你也这样，群众会咋看？干部们又会咋想？谁知道他们会去咋议论？时间长了，说不定还会弄出什么是非来。刘书记，我觉得这并不是件小事……”

听到这会儿，刘郁瑞才渐渐听出些味道了。史伍德说刘郁瑞是假，说他自己才是真。把他史伍德排在尹远后边，他有意见。刘郁瑞曾想过史伍德要找他私下谈谈都可能要谈些什么，但却没想到史伍德会谈这个。转了一大圈，却弯在这里。他突然觉得以前把史伍德想像得太简单了点。连这种鸡毛蒜皮的事情也计较的人，凡事要小心对付才是。

“刘书记，还有一点，这也只是我个人的想法。”史伍德依旧显得恭敬而又认真。“让你这次在专案组里挂名，我觉得实在太有点欠妥。”

“为啥？”刘郁瑞不禁问道。

“第一，你是县委书记、一把手，那么多大事重要的事都等着你去抓，像这种事，就不应该让你再去分心。第二，这本是个小案子、小事情，信访办、落实办足够了，如今实行法制，让法院去办也行么。为啥又要把县委书记扯进来？如果都这样，那还不乱套了？第三，虽说是个小案小事，可又是十分难缠的老问题。尤其是那个老头儿，要是给缠上了，真能闹你个没完没了，没明没黑。刘书记，让你进专案组，我真不明白是谁出的这主意。让我进去，倒还可以理解，还有的可说，不管咋着，这也都是我分管的么。可让你挂名，无非就是想让你来承担责任。刘书记，我实在是有点担心你，万一真给陷进去拔不出来，对县委的影响会有多不好。说的不怕经过的怕，我是亲身经历过的，你就不知道这种事情多耗费精力……”

说到这份儿上，刘郁瑞也就越来越明白了史伍德此番话的真正用意。他不仅想把自己的名字挂在前头，而且连刘郁瑞也不想让进来。说了这么多，也就只这么一个主题：要他史伍德进专案组，就得由他负责，就得由他任组长。刘郁瑞不该进来，别人也不能进来，因为他分管的就是这个工作。想到这里，刘郁瑞不禁有些吃惊。直到这会儿，他才有点儿感到了史伍德的分量……

是不是把人家想得太卑鄙、太坏了？可你对他讲的这些怎么想怎么琢磨，也只能朝这个路子上来。除此而外，好像再想不出别的。

他猛地又想起了许克俭，真是卤水点豆腐，一物降一物。史伍德想得绝，许克俭想得更绝。许克俭似乎早就把什么也想到了，什么也算透了。真是一个司马懿，一个诸葛亮。两军对阵，智斗在先……那么，你自己是谁？刘备？还是阿斗……

一时间，又让他感到是这样地好气好笑。假如中国的官儿都当到这份儿上，那一个个都还不得活活累死。怪不得连外国人也都直吵吵，在中国，想办成一件什么事，功夫在其外而不在其内。绝大部分精力的耗费，往往都不在事情本身！

就像眼前的史伍德，假如要想说服他，只怕是并不容易，因为你就摸不透他。有如老虎咬刺猬，无处下口。想到这儿，刘郁瑞终于明白，这场谈话，早该结束了。他对你有戒心，你就别想让他说出痛快话、真心话。弯子绕来绕去的，什么结果也别想绕出来。一点儿也没必要，跟这种人谈话实在太累。于是，他摆摆手，但仍是心平气和地：

“好啦好啦，我说伍德呀，你是不是想得太多啦，都是些鸡毛蒜皮的事，用不着这么费心思么。让我说，既然常委会都通过了，就用不着再变来变去的了。我看，就这样吧。”

“刘书记，这都是我反复考虑过的。我觉得你还是考虑考虑。”史伍德分明有些急了。

“我会考虑的。不过，在没有变动以前，一切都暂时照这么办。”

刘郁瑞终于一锤定了音。

九

两天过去了，专案组的碰头会却一直没能开成。

事情太多。开了一次现场会，出席了一次乡镇煤矿开工典礼，陪着省林业厅厅长在山上转了一整天。

两天来，屁股在县委办公室里坐了没两个小时。然而就在这么点时间里，刘郁瑞算了算，他至少也接了有近二十个电话。电话的内容几乎全都跟李荣才一案有关！即使是讲别的事情，也一定要把这桩事捎带着说两句。

“刘书记，那可是个马蜂窝，从来也没人主动想捅的。就是要捅，也犯不着你亲自动手么。刘书记，我觉得你还是不管的好……”

“……我还以为别人瞎侃哩，原来真有这档子事呀！不妥不妥，刘书记，你听我说，啥事也可以管，闹得再大也不怕。惟有这事可真是不该管的。你犯不着为那个倔老头背黑锅么，为了他一个，何必影响一大片……”

“让我说，这件案子你办不好要砸锅，办好了也要砸锅。好比老鼠掉进饭锅里，捞也一锅臭，不捞也臭一锅……咋讲？我说老刘，你是装糊涂还是咋的。李荣才一案，省里查过，地区查过，连中央也批示过。人家拿着上方宝剑都没弄下样子，咱这又是何必？返过来，就算你给李荣才平了反，又能咋的？莫非你比省里中央的干部还强，你让人家咋看你？”

“郁瑞呀，别的话你可以不听，可这回这话你一定要听。我告诉你，这事儿就算你想办，也不要办得那么绝对、那么彻底，得留有余地……不，不，不是干打雷不下雨。你甭笑，你想想，以前几次重审，为何最后的结果都差不多？每一次查，都能少那么一点，都能减轻一点。为啥？郁瑞呀，这里头学问大着哩。所以这回呀，你也得这么着，各打五十板！这个有问题，那个也并不是没问题。你懂不懂？这就叫政治艺术，要站稳脚跟，有时候还非得这么办……”

……

如此如此，这般这般。几乎全是一个调子，这桩案子很复杂，认真不得，办不得。就是要办，也只能安抚安抚，两方都不必去得罪……

刘郁瑞一再告诫自己，凡事要尽量冷静，不要那么过于冲动，不能生气，不能发火，再说人家也是为你好，所以，只需听就是。可听到后来，还是给气得够呛，尤其是难受。

打来电话的人，并没有一个是曾经参与过这桩案子的人。可以说，都是局外人，都是“关心”自己的人。再说俗点，都是别人说的窝内的人，一条线上的人，圈子里的人。曾经参与过此案的，可能正如许克俭预料的那样，全给稳住了。然而，却没想到，倒是这些人沉不住气了，电话一个接一个地打了过来。

这些人到底是咋了？每个人都清楚这是桩错案冤案，可每个人竟又是这样一副态度。谁都觉得这是应该办的事，却谁也劝他不要去办！究竟是咋了？怎么会这样？是社会把他们变成了这样，还是他们把社会变成了这样？

为什么？

刘郁瑞不禁感到心头好沉。假如这个社会上有一半是这样的干部，也许这个社会就真没什么希望了……

或是同流合污，或是砥柱中流。这是每个人都必须选择的。作为刘郁瑞，他只能选择后者！有人曾当面说过他，老刘呀，论你的能力，就是当个地委书记也绰绰有余，可快五十了，才当了这么个县委书记，混成这样子。一句话，这官场上的事，只怕你还没悟透。

也许这话还真有点道理。可他从来没后悔过，没认同过。就是到了今天，也仍是这样。即使连这么个县委书记也当不上，他也绝不想变一变。

如果真那样，凡事都悟透了，那刘郁瑞也就不成其为刘郁瑞了。

人也一样，既有大仁大义、三贞九烈、舍身请命、宠辱不惊的，也有庸碌委琐、趋炎附势、沽名钓誉、苟且偷生的。假如都成了一类，历史也就无从发展，社会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了。

想到这些，刘郁瑞立刻又振作起来。考虑了一阵子，便打电话给许克俭，下午四点，准时召开碰头会。他实在太忙，除了下午四点到六点是个空外，近几天就再没有整块的时间来讨论这件事了。他本来想要是实在不行，这碰头会就交给尹远和许克俭算了。然而，一想到史伍德和到现在仍然吃不准的赵亮，他顿时又感到这个碰头会他非参加不可。别看自己是副组长，但多他一个少他一个可绝不一样。挂名是挂名，实际还是实际。不管怎么说，他毕竟还是个县委书记。

老实说，就是到现在，他也一直认为李荣才一案实在是个小案子。他之所以这么殚精竭虑、大动干戈，无非是不想把这个案子再办砸了，再这么拖下去。让他感到困惑的是，还不在案子本身。有时候，甚至会让他产生出一种奇怪的感觉，这究竟是在办案？还是在作案？以致连他自己也想不明白，这么谋算来谋算去的，到底是在干什么！

中国的政治家，其实是最难当的。

中午十二点半，刘郁瑞刚从食堂走出来，便碰上了迎面而来的贾家峁乡党委书记赵亮。

真会找时间。刘郁瑞一边打招呼，一边打量着这个又精明又强干的赵亮。老百姓说了，最忙最有实权的官儿是：单位有人催，家里有人追，路上有人随，吃饭有人陪。其实，找领导办事，最精明的那些人从来也不会干这种傻事。关键是恰到好处。

刘郁瑞觉得赵亮就应归到最精明的这一类。凡事都会做得恰到好处，不过火也不落后。即使像谈话、汇报、总结这类事情，也都会做得又适当又及时。一般像县委布置下的任务或者活动，也一样会完成得很好、很圆满。纵然有突出或者另有创新的地方，也会做得很有分寸，很少会做得太过或太扎眼。

大概这就叫做成熟和稳当。所以，同赵亮打交道，总会给你一种老成的感觉。其实，赵亮也就三十七八岁。拿他的年轻跟他的言行相比，往往让人觉得有些脱节。

“刘书记，吃过啦？”赵亮一脸的亲切和热忱。

“你是不是还没吃？”刘郁瑞随口问道。

“吃了吃了。我就想着你这会儿大概有点时间，所以，刚才就吃了。刘书记，这会儿跟你谈点事，不影响你吧。”

“你大老远地跑来，就是影响影响也怕啥哟。我也正想跟你谈谈哩，走吧，到办公室里谈。”刘郁瑞说话很随意，却是一脸的严肃。两眼也不瞅别处就直往办公室里走。赵亮则像是个小学生似的跟在后头。

一见这样子，赵亮在心里就好像先怵了三分。听村里的老百姓讲，那刘书记就像个神仙。一见那架势，就让人又敬又怕。其实，刘郁瑞从来也没想过摆架子。那架子其实就是他的真样儿：骨架宽、身板壮，威威武武，一脸严峻。刘郁瑞不想问题跟人寒暄打招呼时，还能看到他脸上的慈祥和和气。一旦想起问题来，就只剩下了郑重和严肃。他又不会像别人那样能变出几副脸面，脸是这样却又能想着那样。所以，一想事就露出真样儿，这真样儿还真能唬住一些人。

刘郁瑞一路走，一路琢磨着赵亮要跟他谈些啥。四点钟才开会，他提前找来，无非还是李荣才的事。刘郁瑞隐隐约约感到，说不定赵亮已提前去过史伍德那里，两人把要说的话早商量好了。

当刘郁瑞走进办公室时，也打定了主意，既想摸摸底，自己就尽量少说，先看看赵亮怎么说、说什么。

赵亮就好像看透了刘郁瑞的心思似的，坐下来扯了两句闲话，并不去打问什么，然后，就像做汇报似的说了起来：

“刘书记，我知道你忙，就说简单点。我来也就两件事。一件是树苗子的事。自从县委采取了新的植树造林措施后，群众劲头很足。这些天，乡党委也一直在琢磨这事，怎样让群众能用最少的钱收到最好的效益。经研究，我们觉得，沟坡地应以栽果树为主为好，荒山荒沟则应大力种植木材树。种植木材树应该稳扎稳打，种一棵保一棵，种一块活一块。而栽果树，则应集中力量，采取规模种植和经营……”

老实说，这些话还真让刘郁瑞满意。岂止满意，简直是说到刘郁瑞的心底里去了。这些话实实在在，有点子有行动又联系实际，一听就是费了心思认真考察过的，就是想挑剔也挑剔不出什么。这正是赵亮的长处。能干，也能干到点子上。当然，说到最后也不白说。点子有了，决心下了，任务布置了，要求也就来了。他要求县委协助乡里解决果苗来源问题，同时也希望县里能给贷点款。

刘郁瑞几乎没怎么考虑就全答应了，并要赵亮以他们乡的做法尽快写个材料，争取在植树造林活动正式开展以前分发给其他乡镇。刘郁瑞甚至还想在近期下去看看。如果有必要的话，就在贾家峁开个现场会。贾家峁在植树造林方面一直搞得就不错，而且还有几个植树造林专业户，在外头很有影响。

趁着刘郁瑞兴致颇好的当儿，赵亮又恰到好处地谈到了第二个问题。

“刘书记，另外还有件事，我本来想一会儿在会上谈的。可后来想了想，还是应该先给你谈谈。你大概也想到了，也就是李荣才那件事。刘书记，我觉得，这个专案组，还是别让我参加了吧。”

“我给你打电话时，你不是同意了么？”

“刘书记，我现在也不是不同意。只要你让我参加，我不会有意见。这会儿也只是跟你商量哩。我只是觉得这件事我还是不参加的好。”赵亮说话的节奏明显地慢了下来。

“为啥？”刘郁瑞并不看他。

“从工作关系来看，我觉得还是回避回避好。案子归案子，工作归工作么。上下级关系，整天打交道。我不参加，也免得让人说闲话。”

“李荣才是你们乡里的农民，对这桩案子你又很熟，你能不能谈谈对这案子的看法？”

“你刚才说正想找我哩，我就想过大概是这事。刘书记，咋叫我说呢。”赵亮显得很为难的样子，但看得出，该怎么回答，赵亮已胸有成竹。“说实话，到这会儿，我也觉得这案子实在算不得一个案子。几百块钱，而且连账也找不着了。你说他贪污，他说你贪污，其实都无凭无据。所以说，只因这几百元就闹腾了几十年，这才真叫冤哪。”

“哦，照你这么说，这案子肯定是冤枉的了？”

“肯定有问题么。没问题李荣才咋会告了几十年。退一步说，就算没冤枉，只这几十年的折腾，也真够冤枉的了。”

“这两个人你都熟悉，能不能说具体点？”

“要让我说，假如抛开这桩案子不谈，分开来看，这两个都算是个能人。”赵亮字斟句酌地说着，表情也格外认真。“李荣才并没念过什么书，只上过两年私塾。但却能写会算，凡是村里的活儿都提得起放得下。尤其是记性好，别看快七十的人了，凡他经过的事，甚至别人说过的话，连时间地点也都记得一清二楚。而且人品也不错。家里再穷再苦，也从没小偷小摸过。即使一家饿着肚子，门口长着的瓜果庄稼，也从没拿过摘过。贾仁贵呢，也真是没说的。老早就入了党，一直在村里当干部，又是多年的老劳模。也没念过什么书，全靠自学，学了不少文化。一成立初级社就当了会计，后来又当上了革委会主任、支部书记。人能干，点子也多。他们那个村条件很差，但一直搞得还不错。我以前也给你说过，这么多年来，除了李荣才，几乎没什么告状的、打官司的，这在咱们这儿并不容易。在群众里头，威信也不低。上面布置下的任务，也都能及时完成。这几年，他们搞植树加工，成绩不小，尤其是他们那儿的专业林场，连地区也很重视。总的来说，对他，我们还是比较满意的。”

赵亮遣词运句，虽然很有分寸，但听得出来，他对贾仁贵的评价似乎更高些。尽管他用的都是些中性词，但还是能让人感觉到他对贾仁贵的那种偏重。

不过，在心里刘郁瑞对此并没有计较什么。他们在一个乡毕竟共事过多年。即使是比这更高的评价，也应该是正常的。

“这些算是他们的优点。但要说毛病，两人也都不少。”赵亮继续说道，“李荣才脾气倔，性子犟，又爱认个死理。而且从来也不听人劝，连儿子的话都不听，领导的话就更不用说了。一句话不满意了，不管什么人他都敢闹。这么个案子能告这么多年，至少有一半是因为他那个性所决定的。放在别人身上，也许问题早解决了。贾仁贵呢，也是个急性子、暴脾气。当了这么多年干部，有了些成绩，但也变得很傲气，不容人。也许他自己认为自己很清白，所以，就特别容不得那些说他不三不四的人。这也是一般基层干部的通病。清廉、忠诚，但也固执、保守。嫉恶如仇，再加上方法简单，所以，就难免做出一些过火的事。”

虽然这些话几乎是在为贾仁贵做辩护，但你又不能不觉得他分析得很在理。刘郁瑞并没见过贾仁贵，假如真像赵亮分析的这样，那么，这个案子似乎真的得从头另看了。也许真会是这样。此案之所以能闹这么久这么大，不仅是因为别的因素，只怕更多的是性格使然。

“刘书记，你想，这么两个人碰到一起，还有闹不起来的？就这么你告我、我告你，你想整倒我、我想整住你，你是犟脾气，我也不服软，一直闹到这份儿上，一直闹了这么多年。”赵亮就像做总结似的这么说道。刘郁瑞听到这里，不禁皱了皱眉头。如果说，前边的那些分析还有些道理的话，但后边这些结论就未免太牵强了。于是，说道：

“可你有权他无权，你是官他是民。就算脾气不好，也不至于把人家逼得家破人亡，连房子也给封了，连口粮田也不给分吧。脾气不好，就把人家闹成这样子？”

“谁说不是。要不，我们咋就一直在批评他！”赵亮也好像一下子来了个大转弯，“不管怎么说，你也是个支书嘛，咋能这样对待你的村民。这样做，根本就是违犯党纪国法的呀。对这一点，我们从来也没客气过，就在前天我们还在批评他。不过，这回他听说你也过问了这件案子，态度变多了。已经把李荣才的房子全给腾了出来，口粮和责任田也马上准备给分下去，在生活上也准备尽快救济一些。不过，他也是觉得冤呀。一说起这些就掉眼泪，说他为党为国家干了这么多年工作，却让人告成这样。想想这些，我觉得他有些情绪也能理解。”

“问题是人家究竟贪污了没有么。要是真贪污了，你闹情绪当然可以理解。假如人家没贪污，你闹啥情绪。”

“说真的，这一点我也谈不清楚。不过，这要看他们谁说了。要按贾仁贵说的，没贪污咋会给他戴帽子？那一届届的工作队、工作组，还有那一级级的政府全都制造的是冤案？为啥全都始终认定他是贪污分子？若要听李荣才的，也一样有理。说我贪污，你们拿出凭证来？空口无凭，说我贪污就贪污了？你再听听那些作证的说，也一样理直气壮。没证据？没证据咋就把你打成贪污犯了？那为啥不打别人就打你？还有那本账，也一样是个打不清的官司。一个说是交了，一个说是还了；一个说是对方把账毁了，一个说是对方捣了鬼了。刘书记，真是说不清呀。”

“那你个人怎么看？你倾向于哪一个？”刘郁瑞好像非要知道真相不可，硬是有点穷追不舍。

“刘书记，别说我了，前两年就连中央落实办也来了人，做了批示，动用了那么多人力物力，查了那么长时间，也还没把事情闹清，你想想我能闹清么？要不，我为啥一直觉得我还是不介入好。”赵亮好像很明白刘郁瑞的用意，偏是真人不露相，恰到好处地又把话题转了回来。

“照你这么说，这案子就没法子了？”

“要让我说，也不是没法子。我也是瞎说哩，我觉得最好的法子就是把这件事暂时搁一搁，让两面都冷一冷。等到双方都平静下来，然后再处理不迟。”

“要是李荣才不服继续上告呢？难道仍然啥也不用去管？”

“我不是这个意思么。你想想，事情闹得这么大，哪能不去管。我想，两方面都应该做做工作。贾仁贵不管咋说，总还是个党员干部，所以，要服从党的组织纪律。对他应以批评教育为主。该检查的就检查，该道歉的就道歉。李荣才呢，毕竟是个村民么，应以安抚和帮助为主。该劝的就劝一劝，该救济的就救济一些。年龄大了，生活上多照顾一些。等到冷静些了，两人见见面，把话讲明白，把气理顺，思想通了，怨气也就少了、没了。到那会儿，还有啥事不好解决的……”

刘郁瑞突然觉得，赵亮的话竟是那样地容易感染人。若不是他亲眼目睹过李荣才一家的惨状，亲眼看过那些材料和那些“日记”，也许真会被这个赵亮说服了，真会觉得这些办法更合情合理。同乡长魏晓明相比，赵亮果然更精明。

那么，反过来，你能认定赵亮这样说，就一定是居心叵测或者是别有用意么？或者，他真的是想站在贾仁贵一方，想方设法地要阻止你重审此案？

只怕是不能，也不可能。

合理的解释也许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真是这样想这样看的。他这样说，确实是在替你着想。内心深处并没想到帮谁不帮谁。

刘郁瑞看了看表，赵亮好像也明白这场谈话该结束了，很快打住话头，不再说什么了。

刘郁瑞显得温和而又直截了当地说：

“你说的这些，也不是没道理。在你之前，也有人给我这么说过。如果早几年的话，我也许会照你的法子试试。可现在不行。第一，李荣才年龄大了，我们总不能把这桩案子拖到人家死后再解决。第二，有些事情能放，有些事则不能放。人家觉得冤枉，告了几十年，告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到这步田地了，你却说要人家冷静冷静，等冷静了再给解决。人家一直不服么，你咋叫人家冷静下来？说这种话是不是太不道德了？就是现在解决了也已经太迟太迟了，又咋能忍心再放一放？说到这儿，我对你还有几点要求。一、成立专案组是我的意思，县委常委会也已经通过。作为当事人、所在乡党委书记，你应积极配合，尽量给予协助。二、作为专案组成员，从现在起，再也不要讲不想参加的事了。你说你同当事人是上下级关系，那么，我就不是了？你怕得罪他，那我就不怕得罪你了？话不能这么讲么。三、进了专案组，所有的议论到此为止，不利于工作的话不说，不利于工作的事不做。最后一点，也是顶要紧的一点，乡里的工作一定不要放松。眼下马上就是春耕大忙季节，手头的工作一定要全力抓好。尤其是不要因为这个案子背思想包袱。这一段乡里的工作做得很好，希望以后做得更好。好了，就这些。你要有什么想法还可以再提出来。”刘郁瑞显得很严肃的目光里，流露着一种亲切和信任，让赵亮顿时感到振作和激动起来。赵亮一下子从沙发上翻起来，嗓音也陡地亮了许多。

“刘书记，你放心吧，我知道我应该怎样去做。”

等到赵亮离开好久了，刘郁瑞才觉得赵亮最后这句话很有意思，潜台词很丰富，让你怎样去理解都行。

下午四点，专案组第一次碰头会准时召开。所有人员全部到会。会议最后讨论决定，由许克俭和落实办副主任带队，首先对当事人进行调查和核实。其他进程将再行讨论研究。

调查方案顺利通过，没有人提出异议。

赵亮果然表现不错，什么话也没说，但脸色表情很好，显出一副热情、关切、积极配合的样子。两次表决，都几乎是第一个举手。

惟有史伍德沉着脸，显出一副不失身份的自矜和有点等着瞧的架势。

刘郁瑞明白，等着瞧的大有人在，绝不是一个两个。

十

专案组还没下去，贾家峁乡便出了事。

乡里的两个专业户林场遭到村民集体抢劫，出事地点恰是李荣才所在村庄，也就是一再受到魏晓明、赵亮称赞，被誉为是造林典型的花峪村。

凌晨五点多，刘郁瑞便接到电话，并且得知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已经赶到现场，乡派出所和县公安局也已派人赶去了。

事态看来很严重，尤其是正在植树造林的季节，出现这种事就更让人关注。

刘郁瑞饭也没吃，喊来司机就上了车。通讯员临上车时塞给他两个面包，原想在车上胡乱咬两口，然而一到车上，却一点食欲也没了。

脑子里感到很沉。据电话里讲，参加哄抢林场的村民很多，一下子抢了两个林场。林场主人都挨了打，其中一个被摔成重伤，已经送往医院抢救。林场损失很大，这些村民不仅抢果苗，而且对已经长成的果树和还没成材的木材树也大加砍伐。不论从哪头看，也应是一桩特大恶性案件。

这是自他上任以来，在他工作期间发生的第一起哄抢大案。如果情况属实，像如此大的哄抢规模，在整个地区也应是少见的。

怎么会这样！赵亮前两天找他时，虽然也讲到了果苗问题，但并没有提到这方面的任何问题。形势不错，一切都很好，而且一再提到了花峪村，说村支书贾仁贵如何如何能干，村子里搞得如何如何好。除了李荣才外，几乎没什么闹事的，还多次提到了花峪村的植树造林工作做得如何如何好。

然而，刚过两天，便冒出这么一桩大案来，而且还是集体哄抢！是赵亮有意隐瞒了什么，还是真的天有不测风云？

作为所在乡的党委书记，在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以前，多多少少也应该感到一些问题、发现一些苗头的，除非你根本就不称职。

而赵亮则不应是那种不称职的一类。

假如赵亮真的是向他隐瞒了什么，那么，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这两年，群起而哄抢的事时有发生，原因大都不外乎这么两个：一是承包不合理，二是因为“红眼”病。

那么，发生在花峪村的集体哄抢，则又因为什么？

最会在车里抓时间睡觉的刘郁瑞，此时却毫无睡意。实在是关系重大，事态太严重了。

贾家峁乡是离县城最远的乡之一。七十多里山路，全是土路。而贾家峁乡离花峪村还有二十多里，等再赶到出事的林场时，已经快九点了。

一到现场，刘郁瑞立刻就明白了为什么两个林场会同时遭到哄抢：因为两个林场几乎就挨在一起。

一道山岭隔出两条山沟，两个林场便分别设在这两条山沟里。

左边是花峪村的林场，右边则是西岭村的林场。两个村子都属贾家峁乡管辖。

林场都搞得不错。虽是三月时节，还不到枝繁叶茂的时候，然而这两条山沟则已是青翠一片，在四周光秃秃、黄扑扑的荒山秃岭中，有如沙漠中的两块绿洲！

山沟两边山坡上，栽种的几乎全是清一色的松柏，从下而上，黑压压的一眼看不到顶。大的已有胳膊粗，小的也有多半人高了。刘郁瑞知道这种树长势极慢。老百姓讲，三年人不见，三十年不见人。意思是说，这种树长到三年还没草高，长到三十年才能像人那么高，足见其成材不易。而这里的松柏能长成这样，可以想见主人所付出的心血和劳累！

沟底里则全是果树。有杏、有梨、有桃、有苹果，而且都已到了挂果的树龄，棵棵茁壮茂盛，长势喜人，树冠都修剪得很有水平，树枝上全都缀满了即将开放的花苞花蕾。有些开得早的，已经绽出了一片两片的花瓣，尤其是栽在高处向阳地方的杏树，已是银花怒放、芳香扑鼻了。

瞅着山沟里的这些果木，刘郁瑞不禁对林场主人产生了一种深深的敬意。能在一个荒山沟里栽活这么多果木，而且能栽得如此之好的人，绝不是个一般人物！刘郁瑞多少懂得一些林业知识，他一看就知道林场主人一定是个既会栽种又会管理的人才。这些果木不仅栽种得疏密有致、远近相宜，而且非常清楚什么地方应该栽种什么树木，搭配安排得非常合理，真是井井有条、顺理成章。难怪这些树会长得这么好、这么壮。

林场的破坏程度并没有想像中的那么大。据在场的人介绍，主要是因为林场主人拼死保护，林场才有幸免遭更大的毁坏。

即使如此，林场被毁坏的景象还是令人心疼。许多都已长成的果树被连根挖起，横七竖八地倒下一片。花苞、花蕾被揉碎在地上，艳红艳红的，像一摊摊血迹。山坡上的松树柏树，被毁坏的也不少。细小的被当做树苗子给挖掉了，而粗一些的，则被砍伐了许多。半尺高的树茬子，比比皆是，随处可见。其实，这些树木根本还没成材，被这样糟蹋掉，实在是太可惜了。

刘郁瑞径自在林场里走着，看着，一声不吭，脸色也越来越变得阴沉。跟在一旁的人，谁也不敢吱声，谁也明白刘郁瑞此时此刻会是一种什么心情。

也不知过了多久，刘郁瑞回转身来，对身旁的乡长魏晓明问道：“赵亮呢？”

“赵亮到医院去了，有个受伤的正在医院抢救。”魏乡长小心翼翼地答道。

“是谁？”

“是林场主人的妻子。”

“伤得很重？”

“很重。是从山腰里摔下来的，脑部受了重伤，一直昏迷不醒。”

“有危险么？”

“看来是有危险。具体情况还不太清楚。”

“花峪村的那个贾支书呢？”刘郁瑞的话分外瘆人。

“也一块儿去了医院。”

“那村长呢？”

“……村长也是贾仁贵。”

“……嗯？”刘郁瑞一震，表情也更为严峻。魏晓明脸一红，赶忙说：“他只是暂时代理，村长的选举早就准备进行的。”

“这会儿用不着解释这个。”刘郁瑞指了指眼前的景象，用一种低沉的却又撼人魂魄的音调说道，“说说这个吧，究竟是怎么回事？”

魏晓明好像从来也没见过这阵势，不知是给懵住了，还是因为无法回答，怔怔地愣在那里，好半天也没说出一句话来。

“你总不至于说，事前你一点儿也不知道吧。”刘郁瑞又逼问了一句。

“……知道一些。”魏晓明脸涨得很难看，有些结巴地说，“只是没想到会这样……乡里对此应负主要责任。”

“好了，我现在不是听你做检查。具体点，先把情况谈谈。”

“这里发生的事情，从现在看，主要是因为要求重新承包林场引起的。”魏晓明谨慎地仍然有些不安地汇报起来。“十几天前，花峪村林场专业户贾小飞夫妇曾来找过我们，说是村委会做了决定，要求在全村范围内重新招标承包林场，另立合同。贾小飞夫妇认为这不合理。第一，他们的承包期还没满，不应该提前单方面中止合同。第二，这林场是他们一手建起来的，就是重新承包，也应由他们来承包。贾小飞夫妇还说，如果村委会硬要撕毁合同，他们就上访告状，就是到了北京也要把官司打到底。”

“你们是咋处理的？”刘郁瑞插话问道。

“我们当时还专门看了他们的合同书。合同期限确实没满。十五年的合同，还差七八年。于是，我们便对他俩说，看合同，村委会的决定是不合理的。不过，我们还得调查调查。等调查完了，再给你们答复。然后就让他们回去了。第二天，我们就叫来了花峪村村支书贾仁贵。据贾支书讲，这并不是村委会要这么做的，实在是群众意见太大。主要原因是承包金额太低。因当初是刚刚开始试验着搞承包，没有任何经验，也没进行过任何核算。再加上对政策理解不深，人们都担心这种承包制长不了，所以，才定了个每年只须交款一千五百元的合同。而现在看来，这个合同显然太不合理了。仅去年来看，贾小飞夫妇仅果树收入就一万多元。今年估计要超过两万。这还不算山沟两旁每天都在增值的木材树。群众闹得很厉害，村委会实在压不住了，所以，才经过研究做了这么个决定。”

“那你们又是怎么处理的？”

“我们当时觉得贾支书讲的也不是没道理。我们几个碰了头后，便对贾支书说，第一，单方面中止合同，是不合法的。如果要求中止或重订合同，必须征得两方面同意。第二，对贾小飞夫妇和村里的群众要做工作，要积极引导，避免发生矛盾和冲突。第三，要求花峪村村委会尽快地拿出一个两方面都能接受的议案。贾支书当时全都表示同意。说他回去后，马上就同大伙商量。”

“再以后呢？”

“几天后，贾小飞夫妇又找到了乡里，说是村里的决定他们无法接受。村里的决定是，如果贾小飞夫妇要求继续承包，承包金额每年必须提高到两万元，否则，就由其他村民承包。贾小飞夫妇认为这不公平，是要逼迫他们交出承包权。而支书贾仁贵随后来了则说，这个标准是村委会讨论了好几次才定下的，就这，群众意见还大得很。要按群众的意见，承包金额还要比这大得多。”

“你们下去实地了解过没有？”刘郁瑞皱着眉头问了一句。

“原本都定好了，就是准备要下去了解了解的。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拖了几天，就出了这事……”

“当时呢？当时再没做工作？”

“做了。我们当时也认为承包金额太高，所以，要贾支书再给群众做做工作。贾支书当时很为难，不过，他还是表示他会想办法解决这件事的。”

“于是，你们就相信了，就再没下去，就一直等到现在这个结果，是不是？余下的我看你也不必再说了，我看你也不会比我知道的多多少。就连贾支书也算上，他肯定也会给你说他啥也不清楚，他当时什么也不知道，是不是这样？”

魏晓明一时僵在那里，什么也说不出来。大概正如刘郁瑞所说，对眼前的这一切，他真的并不清楚，贾支书也确实没给他说点什么。当他抬起脸再想说些什么时，刘郁瑞已经转身走开了。他跟着走了没两步，便被刘郁瑞的话挡了回去：

“你在这儿处理现场，一会儿开碰头会再谈！”

魏晓明瞧着头也不回的刘郁瑞，也没敢再说什么，有些发怔地呆在那里好半天也没动一动。

参加哄抢的村民，除了跑掉的，当场被抓的还有四十来个，都暂时被看守在沟口的两孔土窑洞里。

据公安局和派出所的同志讲，他们是凌晨四点五十接到报案，赶到现场时是五点四十。他们赶来时，这些村民根本不怕他们，怎么劝也劝不住，直到后来朝天鸣枪，铐了几个后，这才有了效果。刚才经过初步审问，这些参加哄抢的人，全都是花峪村的村民。基本上是有组织的。有人串通，有人约定时间，有前导，有后应。还专门有几个人对付林场的狗。他们四点钟开始行动，四点二十赶到现场，然后以鸣放爆竹为信号，从四面一齐涌进林场。据初步核实，参加抢劫的大约有九十多个人，约占花峪村人口总数的四分之一。

林场主人贾小飞夫妇，自从办起这个林场后，一家人就一直吃住在这里。他们是一对年轻夫妻，都只三十来岁，有一个四岁的小孩，养着一只黑狗。据派出所的同志讲，幸亏这对年轻夫妇拼死阻拦，要不损失会大得多。那只黑狗被当场打死，小孩也受了惊吓。当时，贾小飞在沟里阻拦人群，贾小飞的妻子在山坡上阻拦人群。据那些哄抢的村民说，那贾小飞真是不要命，谁挖树就往谁的镢头下爬，身上好多处都受了伤，后来被几个人捆住了手脚，就这，也拼命往镢头下滚。贾小飞的妻子更是烈性，谁砍树就往谁的砍刀上扑，要不，就死死地抱住砍树人的腿、胳膊，又喊又叫，又抓又咬，大概是有个人被弄疼了，就使劲推了她一把，一下子把她从山崖上推了下来，往下滚的时候，头撞在了一大块石头上，被撞得鲜血淋漓，当场就昏死过去，直到现在也没醒过来。就因为她这么一摔，把十几个人都给吓住了，全都悄悄地逃了回去。所以，经她保护的那面山坡上，基本上没什么损失。

给派出所和公安局报案的是西岭村林场的主人。他们同贾小飞夫妇关系一直很好。据他们说，贾小飞其实就是他们的指导老师，一直给他们传授果林栽培管理技术。要不，他们当初也不会在这儿办林场，也不会办得这么好。昨晚上那些人来哄抢贾小飞的林场时，因为两家林场几乎挨在一起，所以，他们的林场也遭了殃。他们是兄弟俩，一看事情闹得这么大，知道拦也拦不住了，便一个人留下守着，一个人急忙跑回村里打电话报了案。报案后，又在西岭村叫了不少人赶来帮忙，这样对保护林场也起了不小的作用。所以，相比来看，西岭村林场的损失要更小些。

“这两个人的情况怎么样？”刘郁瑞问道。

“两个人也都挨了打。一个伤重些，已经送到了乡医院。另一个伤较轻，除了胳膊上被砍伤外，别的地方没什么大的伤害。”派出所的民警一边说一边指着不远处：“刘书记，他就在那儿，要不要让他过来？”

话音没落，刘郁瑞早已走了过去。这个胳膊受伤的林场主人，是个将近五十岁的中年人。受伤住院的是他的弟弟。此时他胳膊已经被包扎起来，用夹板吊在胸前。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的，鼻子上还有残存的血迹。一听说眼前的人就是县委书记刘郁瑞，一时竟止不住地呼哧呼哧地哭了起来。

刘郁瑞把手伸过去，轻轻地像是抚摸似的握着这双粗大而又干枯的手，说：

“你们的事我都听说了，你们都是好样的。这两个林场多亏了你们。对你们的行为，县里一定要给予表彰。”

“刘书记……”林场主人一听，顿时激动得不知如何是好，一边抹着眼泪，一边说了起来：“刘书记，你一定要为贾小飞做主呀！他比我们小，可我们从来也都叫他师傅，他可真是个难得的好人，有学问，有本事，我们有啥闹不明白的地方，他总是随叫随到，热心帮忙。我们的林场能搞成这样，真是亏了有他呀！花峪村有这么个能人，他们不但不用，还那样对待他，真让人寒心哪。你不晓得，他们夫妻俩闹起这么个林场，有多么不容易。我是亲眼看着他们夫妇俩搞起来的，我啥不清楚？当初这个山沟，那是个啥样子？光秃秃的一片，别说长庄稼长树了，就是草也不好好长呀。放羊的都不肯到这儿来。当时村里搞承包，别人都争着要好地，就他只要这个山沟沟。他从小就爱摆弄树，做梦都想办个林场。那么多人笑话他，连亲戚朋友也说他傻。他啥也不顾，硬是承包了这道山沟。一年一千五百元，放在别人身上，只怕五百元也不会到这地方来。村里明明是坑他，可他也认了。一承包下来，两口子就搬了过来。那住的是啥地方，你一会儿看看去，那也能叫人住的地方！为办这林场，真是啥罪也受了，啥苦也吃了。头一年整地，第二年就开始栽树苗。只头一年的树苗子钱就花了四五千！那会儿的钱还值钱着哪！光我知道的，只头三年的树苗子就花了近两万块！这还不算每年要交的一千五百元，这还不算肥料款、农药款、运费、路费、来来回回上上下下四处取经学习的差旅住宿费，这还不算他们没明没黑、没年没节、没冬没夏的血汗钱！这么多年，他们欠了一屁股债，连家里的房子也卖了。为的啥，不就是为的这一片林子呀。要说挣钱，干啥不比这挣钱多，他爱的就是这个！树就是他的命根子！所以，他不想别的，吃再大的亏也认。可如今刚见了点利，村里就硬逼着人家把这片林子交出来，生着法子不让人家承包了，凭啥呀？就按合同书上的十五年算，到头来只怕连本钱也赚不回来哩，这么干不是杀人么！其实，他挣啥钱了，拿去年来说，所有的果子毛收入一共才八千多块，除去运费和那些杂七杂八的费用，还能剩多少！我帮他找的买主我还不知道，收入的那点钱，只怕连这些年他借钱的利息也不够！后来听说要把承包金额提高到每年两万，这还讲理不讲理啦！前两天，贾小飞两口子就觉着可能要出事，把啥话也给我们说了。真能气死人呀，刘书记，到这会儿了，我也豁出去啦，我就实话实说。我又不是花峪村的，我也不怕他，他能坑了他们村的人，他坑不了我！刘书记，我给明说了，这些都是那个支书贾仁贵捣的鬼！这些事全是他操纵指使的！那是个恶霸，什么坏事也少不了他，这一带的老百姓哪个不晓得，哪个不恨他！贾小飞说了，其实，群众有啥意见，村里人哪个不清楚这林场是咋办起来的，这是用命换来的呀。说是大伙要求重新承包，其实，是贾仁贵想承包，想让他的儿子、侄子、外甥子承包。老百姓谁不明白，这林场要是交回村里，哪能轮到老百姓承包呀。贾小飞说了，贾仁贵威胁他好几回了，说他要是不听话，不把林场交回来，出了事他就不管了。还对他说到时候只怕你后悔也来不及，还要贾小飞承担一切后果！承担啥后果？这个贾仁贵真是太黑了。其实，贾小飞从来也没敢惹过他，逢年过节的也总要孝敬孝敬他。果子下来，哪回不是先拣好的给他搬几筐。贾仁贵那些亲朋好友，拿上贾仁贵一个条子，哪个来了不是又吃又拿！就这，还嫌不够呀，也不想想，贾小飞哪有那么多给他，债还还不完哩，就是想要多的，也得等等么。做人咋能做到这份儿上！刘书记，别的我不知道，可这全是真的，你可以打问打问，要是我说了半句假话，把我判刑治罪我也认。刘书记，你真的要给贾小飞说说公道话呀，咱这儿要是没了他，这林场可就真的要完啦……”

刘郁瑞一直默默地听着，没插话也没表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

然而，他的心底里却像开了锅一样在上下翻腾，脑子里也好像一下子全乱了。原来所有成形的东西仿佛一下子又全变了样。就在前不久，乡党委书记赵亮还在他面前如数家珍似的把花峪村和贾仁贵夸得像一朵花。能干、精明，治村有方，群众基础很好，老学员、老干部、老劳模，清廉、忠诚，先进支部、造林典型，除了李荣才，几乎没什么告状的。然而，这才多久，一个基层的老农民面对着他，却把这个贾仁贵说成是一个恶霸，骂得一钱不值！同是对一个人的评价，差异竟会如此之大，大得简直让人瞠目结舌，不可思议！难道真的是上下两层天，立场不同，观点看法就会截然相反？

刘郁瑞默默地瞅着眼前这位满脸青肿、胳膊缠着绷带、眼里挂着泪花的老农民。他的脸是那么黑、那么瘦，又是那么地粗糙，脸上的表情又是那样地淳朴和善良。这是一位典型的中国农民，如若不是给逼急了，他是绝不会为另一个并不是自己亲属的人如此请命直言的。

刘郁瑞明白，光凭这些话就对某个人下结论，当然还远远不够。但对一个人进行判断，这些话绝不是不起作用！

就在此时，刘郁瑞又得到进一步的报告，经初步审理，现已确定，几个领头闹事的，确实都是干部子弟，其中有好几个都是贾仁贵的本村亲戚！

刘郁瑞不禁又一震。如果说，刚才那位林场主人的话或许还有些偏激的话，那么，眼前这个事实就不能不让他感到吃惊了。

这就是说，支书的亲戚有这么多参加了哄抢，而大都是指挥组织者，那么，这个支书在事前是不会一点儿也不知道的。如果真是如此，就让人有些无法明白，一个多年的村支书，怎么会如此缺少理智，如此没有水平，干出如此愚不可及的事情！真的是利欲熏心，于是就无法无天了？退一步说，就算他没有明确表示让人们去抢去偷，从现在的情况来看，至少也是受了他的暗示和怂恿的，否则，这些人怎么敢这样横行无忌、肆无忌惮！

他简直不敢相信，也无法相信。

末了，他对派出所所长说：

“能不能带出几个来，让我跟他们谈谈？”

“咋不行。要一般的，还是领头的？”

“都要。你看着带吧。”

第一位被带出来的是个四十出头的老实农民。让派出所的刚诈唬了两句，鼻涕眼泪就全给吓出来了：

“……我真的不晓得会闹成这样呀。要晓得是这，打死我也不敢来呀……不是不是，我哪有这胆子，这都是听别人说的呀。说是这林场果园又要归公啦。归了公，这些树还不晓得都是谁的哩，这会儿不抢也是白不抢，谁抢到可就算谁的……哎呀，这都是他们说的呀。他们还说，法不责众哩，这么多人，你怕啥的。还说眼下这树苗子好贵的，一棵值几十块哩。过几天村里分配下任务，你到哪儿弄钱买树苗子去……”

“他们都是谁？”刘郁瑞问。

“……刘书记，我不敢说呀。要是说了，我这一家子可就没法在村里呆啦。刘书记，我真的不晓得能闹成这样呀。你就把我放了吧，我家里七老八小的……”

“放了？”刘郁瑞厉声质问道：“你懂不懂你都犯了什么罪？这也不晓得，那也不晓得，就晓得半夜拿着家伙挖人家的果苗砍人家的树？我告诉你，这跟到人家家里抢东西是一回事！还拿着斧头、镰刀、镢头，还把人家打成重伤。这就叫持刀行凶抢劫，你懂不懂？公安局的就在这儿呢，你问问，这至少得判多少年？到这会儿了，你还不说实话！”

“刘书记，我实在是没法子呀。我真的是不敢哇……”

“那好，一会儿就让公安局的把你带走。到了公安局再说可就迟了。”

“刘书记……”农民终于哇一声大哭起来，一边哭一边嚷，“这都是贾支书的侄子这么说的呀。我原本不想来，他们硬逼着我来。后来又听他这么说，心里想着人家是贾支书的侄子哩，人家都不怕哩，咱还怕啥呀。刘书记，我真的不是故意想这么干的呀……”

等到公安人员把这个农民带走，一直走老远了，还能听到他哇哇的哭声。

第二个被带过来的是个二十来岁的愣头青，有文化，啥都懂，说话却很冲，一副桀骜不驯豁出去的劲头：

“没人告我，也没人找过我。是我自己听说了，就跟着来了……我当然知道这犯法，可他们有钱有权的也这么干哩，我为啥不干！这法律敢是只对老百姓的……我没得红眼病！就算有，也眼红不到这儿来。我清楚贾小飞两口子办这果园费的啥辛苦。我跟贾小飞一无冤二无仇，老实说，我们关系好着哩……为啥？这还不明摆着！这果园子要还是贾小飞两口子的，我保证不会来。谁要是敢来我都会跟他过不去！可这会儿这果园子已经不是贾小飞的了，那我当然要来……谁说的？村委会定的呗！我们村的事，只要人家说定了，那就是村委会定了。其实，你们还不明白！啥鸡巴村委会，还不就是人家一家子！人家暗里早几个月前就定好了，今年赶秋天要把果园收回来。他贾小飞夫妇还蒙在鼓里哩。还在那儿没明没黑地整地哩，修剪哩，购化肥哩，买优良品种哩！到了后来还要跟人家讲理哩，还想跟人家打官司哩……不同意？他不同意就能由了他！在人家眼里，他贾小飞算个啥东西，老百姓又算个啥东西！啥事不是人家说了算！人家要收回来，那迟早还不得收回来……群众？这村里啥时候有过群众！群众还不就是个裤衩子！群众就是人家一家子！人家说个啥就是群众说个啥，人家有意见，就是群众有意见！这一套，你们还不清楚……到上边反映？谁敢！贾小飞落这么个下场，还不就是因为到上边反映去了！一个是支书，一个是农民，人家上边会为了你一个农民去得罪一个支书？这会儿的当官儿的谁还会干这傻事？李荣才不也到上边反映去了？那又是个啥下场！人家是党员哩，是支书哩，人家有权有势，外甥子就是副乡长，你敢反映？你敢告人家？告人家还不就是告自己！想找死了是咋的……啥？我当然知道，我当然知道这就是刘书记！要不是刘书记在这儿，这些话我还不说哩！阎王好见，小鬼难缠。刘书记在这儿，我有啥说啥。我跟着这帮人抢果园，没别的，就是因为这不公道！我们老百姓没有红眼病，有红眼病的是那些村干部！既然这果园老百姓得不上，我为啥不来砍，为啥不来抢？归人家贾小飞我没意见，要是再让他们把这林场弄走了，我迟早还要来抢！明的不行就暗的！我们老百姓吃不上，你们也别想心安理得地吞下去！说老实话，我这会儿啥也不怕。不仅不怕，心里还快活着哪！幸亏我跟着来了，要不咋能见到刘书记！怕的只是他们，难过的也只是他们。只怕他们做梦也没想到会把事情闹得这么大，连刘书记也给闹出来了。原本只想吓唬吓唬老百姓，哪想到会吓着了刘书记！我真不晓得他们一会儿咋给刘书记交代，大概真是老天开眼了……”

小伙子脸上没有悲哀，没有忧伤，也没有丝毫的怯意，被带走的时候，甚至还笑了一笑。然而，这一切，却让刘郁瑞觉得要多难受有多难受。一个有文化的年轻农民，如若不是愤懑绝望到极点，绝不会以这种形式说出这种没高没低、阴阳怪气的话来……

第三个被带过来的是领头闹事的一个，三十来岁，是支书贾仁贵的表侄，曾当过村里的民兵连长，块头很大，面相威猛，但此时话头却很软，低着头，一副蔫塌塌的样子，怎么问也不肯抬起头来。

“既然知道这是犯法，为啥还要领头干这事？”刘郁瑞问道。

“……我不是有意要领头的，我只是有意见。我找别人也没有要闹事的意思，就是串门儿拉闲话。我是觉得果园承包得不合理，就跟他们坐在一块儿发牢骚。说到后来，大伙就都来了气。也不知哪个咋呼了几句，我们就一起跟着来了。原本来了也不是要咋的，就只是想挖些树苗子。哪想到，一来就来了这么多人，而这些人又敢这么干。说实在的，真没想到大伙的意见会这么大……”

“到底是大伙儿的意见，还是个别人的意见？”刘郁瑞止不住地打断了他的话，有些生气地说，“我这会儿问的只是你，你说你对承包有意见，究竟是啥意见？”

“一年只交一千五百元，这太低了么。地是集体的，为啥让他一家发财？”

“发啥财了？”

“去年就卖了一两万斤果子。今年至少还要翻一番，这明摆着的么。”

“那前几年呢？人家借了那么多债，连房子也卖了，这你知道不知道？”

“……”一阵沉默。

“光看见人家摘果子，就没看见人家咋种果子？还有，既然你也想发财，为啥自己不去承包一个山沟，自己去办一个林场？见人家树上有了果子，不想着那果子是咋来的，光想着把人家的果子抢过来夺过去，这能叫意见？我看还不如一个贼！贼还知道偷东西不光彩，所以，只敢暗里偷偷摸摸地来。而你却敢明着去抢，去打！谁给了你这么大胆子！说啥不是有意领头的，没有闹事的意思，串门儿拉闲话，就像你说得这么简单？我且问你，闹事前后，你们在一块儿到底是怎么策划的？在支书那儿是怎么商量的？主意到底是谁出的？”

“……啊！”这汉子猛一下抬起头来，分外惊慌地，“这、这都是谁说出来的？”

“现在是在问你！”刘郁瑞原本只想诈唬一下，却没料到会把这汉子吓成那样。“你不说就以为别人也不说？公安局的也在这儿呢，其实，你啥不明白，你说的这些将来都要记录在案的，就按你现在的态度，只怕判你个十年八年也不多！你要不服，那就试试看，我倒要看看哪个不长眼的敢为你说情！”

“刘书记……”这汉子愣了一阵子，便一下子瘫软了。“我说的真都是实话呀。我原先真的是不想闹事，只是见他们都那么硬气，我才跟着闹的呀。贾支书那儿，我去是去过，可我并没说啥呀……那都是他们说的呀……”

“到这会儿了，你还不讲实话！”

“我说的真的都是实话呀！贾支书那儿，我就只去过一回，前几回都是他们去的，都说了些啥，我真是不知道呀！我去的那回，有好些人哪，也没说别的，就只说要去林场挖树苗……还说大伙儿都要去……贾支书当时……倒也没说啥，只是说，你们仁的不仁，义的不义。到了这会儿，我也管不了这么多啦。贾支书也很有气，他说你们也晓得，这两年，我这支书还顶啥用，我的话有谁听过，啥都乱了套啦。还说，你们就看着办吧……”

虽然只是这么几句话，却气得刘郁瑞两眼发黑，浑身打抖。他知道眼前这个支书的亲戚，此时给他讲出来的这些话顶多只有三分真情，但这也足够了！一个党的支部书记，居然能心安理得地同这些闹事的坐在一起！居然还能堂而皇之地说出这些话！如果这还算不得是在支持、是在怂恿，那至少也是在暗示他们可以这么干！如果要追查真正的肇事者，第一个跑不了的就应该是这个贾支书！

一个突然而来的欲望顷刻间变得如此强烈。此时此刻，他极想看到这个贾支书！又极想到这个花峪村去看一看！

十一

十一点的样子，刘郁瑞把所有的人都甩在了山沟林场里。他让司机把他送到村口，然后独自一人走进了这个花峪村。

这是个不算大也不算小的自然村，坐落在一条大沟的边缘。村子的大部分缘沟而建，缘沟而建的大都是窑洞；另一小部分则是在沟旁的平地上，大都是砖房。细心的人一看就会发现，建在沟旁平地上的砖房正不断增多，而且有不断发展的趋势，而在沟边缘上的住户则在逐渐减少；在平地上建房的一看就是有钱有办法有权有势的，房子大、院落宽，而仍然住在土窑洞里的，则就差多了，无论从哪一方面看，两者也无法相比。

缘沟而建的窑洞大都是土窑，院落也都很小，而且都很古老、破旧。所以，学校、磨房、村委会、庙堂，甚至连舞台也都在这里。

刘郁瑞站在沟沿上，望着在沟旁平地上建成的一座座院落和房屋，不禁感慨万端、忧心忡忡。在平地上建房，住房条件是改善了一些，但却占去了多少好地！在这沟壑纵横的黄土高原，有这么大一块平地，就等于有了一件千金难买的无价之宝！旧社会的地主老财，也舍不得把房子建在这么好的土地上呀，刘郁瑞感到一阵阵说不出的心疼。

刘郁瑞初来汾西，曾查看过数百个村庄。他有这么个印象，条件越好、越富有的村子，浪费土地的现象反而要少；条件越差越贫困的村子，滥用耕地的事却反会层出不穷！

对这种现象，刘郁瑞百思不得其解，莫非这些村里的干部真的还不如过去的地主老财？一个村里的老百姓，如果把权力交在这样的人手中，岂不要贻害万代？

刘郁瑞一边看一边想，慢慢从沟沿上走下来。在村子里转了好半天，才算找到村委会。

在两孔又低又矮、破旧不堪的土窑洞前，刘郁瑞像挨了一棍似的愣住了。这哪里还叫什么村委会，只怕连老百姓的猪圈牛棚也不如！

两孔破窑门前，挂着两个破烂得都已经裂了缝的木牌子，连字迹也看不大清了：

花峪村村民委员会

花峪村党支部

窑洞口是一大堆粪土，粪土旁拴着的两头牛正在悠闲地咀嚼着，一大群鸡忙忙碌碌地在粪堆上刨来刨去，窑洞上的两个窗户也让砖给砌实了。

看样子，这村委会至少也有两三年没进去过人了。

会不会搬走了？但搬走了还会把牌子扔在这儿？

一个老头儿走过来，刘郁瑞走过去问道：

“老人家，这还是村委会么？”

“咋不是，你瞅不见那俩牌子？”老头儿步不停头不转。

“那平时在哪儿办公呀？”

“办公？这会儿还办啥公，不就是个吃吃喝喝么。吃吃喝喝就去家里，那儿方便。”老头儿像石头似的砸了这么两句，依旧步不停头不转地走远了。

真是一针见血。

难怪会有那么多人替人家说话。不管你是什么人，也不管你是干什么的，领导也好、采访的也好、调查的也好，只要你来到这个村，第一个去处就是人家家里！休息在人家，招待在人家，吃吃喝喝也在人家，只怕临走时拿点土特产什么的也一样得在人家家里！到了那会儿还怕你嘴不软、手不短？还怕你不给人家说话，不替人家办事？

而他自己则绝不会失去什么。既然是在家里办公，是在家里接待，那么，集体的东西，怎么往家里扛，用的花的，怎么去报销，也不怕你别人说闲话！

一举数得，真是绝了。

走着走着，刘郁瑞再次怔住了。

他看到了一个漆得光亮的木牌子，上面写着几个漂亮的大字：

贾家峁花峪村小学校

然而，挂着牌子的地方，却是一溜破破烂烂的土窑洞，那破烂的程度简直让人无法形容！

而且没有校园！教室门口紧挨着的就是几个牛圈、猪圈！

正是上课的时间，有头拴在门口不远的驴突然放声大叫，一只母猪带着一群猪崽在粪堆上拱食，一只牛旁若无人地在撒尿，发黄的尿水直向教室门口流去。

做教室的土窑洞，窗户都很小，有个窗户框子快掉了，居然用根绳子拴着，窗户上啥也没有，大概是怕鸡狗蹿进教室去，窗户上都被砖头、石块、土坯砌了大半截，远远瞅去，就像一排土碉堡上的枪眼。

刘郁瑞是教员出身，对学校有着一种特殊的情感。每到一个地方，他总想到学校转转。看看学校的设施，看看学校的教学情况，而且也总爱和教师们聊聊。他知道教育的重要，也清楚教师的甘苦，尤其是在一个贫困县，他感到更应该关心教育、关心教师。

他曾走访查看过无数个学校。由于教育经费太少，他常常为那些破旧的校舍和设备得不到及时更换而感到说不出的难过和内疚。然而，像今天这样教室如此破烂、环境如此恶劣的学校，他还从未见过！以致让他感到，这些破破烂烂，随时都可能倒塌下来的窑洞，只怕老百姓的牲口也不会养在这里！

他瞅了阵子，慢慢走过去，轻轻推开门，又轻轻地走进了教室。

教室里的光线极差，大白天，窑顶上还亮着一盏电灯。即使如此，教室里头依然是黑乎乎的。

刘郁瑞好一阵子才看清了教室里的样子。教室里几乎没有木制的东西，连教师的讲桌也是用半截砖临时垒成的。学生则更不用说了，清一色的土台土凳，而且破损坍塌的不少，有两个学生干脆就站着。尤为让人吃惊的是，教室后头的侧墙上，大概是怕塌下来，竟用一根木头长长地支着。

正在讲课的是位女教师，见有人进来，便招呼住学生，从讲台上走下来。奇怪的是，教室很暗，她却戴着一副深色的变色镜。

“……你是？”女教师轻轻地问。

“是从县里来的。”刘郁瑞赶忙解释道。

“那到办公室里坐吧。”

“不啦，我就只是看看。这么暗，你咋还戴眼镜？”

“我……眼睛有病。”

“眼睛有病……啥病？”

“……眼底出血。”

“哦！”刘郁瑞顿作肃然。“……那得好好治呀。”

“现在好些啦。”

“公办民办？”

“我是民办教师。”

“教了多少年啦？”

“十九年。”

“……就一直在这儿？”

“嗯。”

刘郁瑞一阵沉默。十九年，这并不是一个简单的数字。这位女教师年龄也就是三十七八。这就是说，她已经把一生最好的年华全都放在这个偏僻的山村小学里了。

“十九年了，为啥还没转正？”刘郁瑞不禁问道。“县里有规定，在偏远山区任教的民办教师，教龄在十五年以上的就可以转正么。”

“他们说我眼睛有病……不给转。”女教师把头低了下去。

“……你的眼是咋病的？”

“那是前年的事啦。我在课堂上正讲课，讲着讲着，就啥也看不见了……我当时都吓哭了，学生们也都跟着哭。我当时还以为再也教不成书了。不过现在……总算好些了。”

“家在哪儿？”

“侯马。”

“侯马！”刘郁瑞一惊。侯马市离这儿有三四百里。

“我爱人在侯马上班，后来把孩子也接走了。”

“你为啥不去侯马？”

“十几年啦，我……舍不得。再说，也没人愿意来这儿。”

刘郁瑞又一阵沉默。良久，又轻轻问道：

“你叫啥？”

“我叫郭梅。”

“郭老师，条件这么差，你却一直坚持在这儿，汾西的老百姓真得好好谢谢你。等我回去后，一定给乡里、县里的有关干部谈谈，让他们把你的问题尽快解决了，好让你能安心工作。”

“……你是？”

“我会想办法的。”

“那就谢谢你啦。不过，恐怕是不行了。今年的转正名额已经让人给占了。”

“占了？这学校还有你这样的？”

“没了。人家已经调走了。”

“……转正后就调走了？调哪儿了？”

“转行调到乡政府去了。”

“转行了？谁有这么大本事？”

“是……贾支书的……最小的儿媳妇……”

“……嗯？”刘郁瑞一震。“多大了？”

“二十多了。”

“二十多！那教几年书了？”

“……就两年。”

刘郁瑞久久地怔在那里。只教了两年书，居然就占了人家教龄十九年，而且还在带病工作的名额，居然还改了行，调到了乡政府！真有本事，也真有这个胆！

刘郁瑞有些发狠地往外走，走了两步，又折回身来说道：

“这些事你都反映过没有？还有，像这么危险、这么差的教室，你也没向他们反映过？”

“……他们都知道。也说过日后要给解决的。这校舍也是才搬过来的。原来的学校还是不错的。”

“才搬过来的！那原来的在哪儿？”

“离这儿不远，就是那儿的几孔砖窑，校园也挺大的。”女教师指了指不远处一个向阳的地方。

“为啥要搬过来？”

“说是马上就要在沟上头的平地上盖新学校了，村里就投标把那儿给卖了。”

“卖了！卖给谁了？”

“……卖给贾支书了。”

“卖给贾支书了！”刘郁瑞勃然变色，连嗓音也带了愤怒。“他买那窑干什么？”

“听说他那小儿子就要结婚了，媳妇就往那里头娶哩。不过，贾支书也说了，过些日子就集资盖新学校了，新学校比那儿还要好。”

占了学校的转正名额，还要占学校的房子。要不是亲眼所见，刘郁瑞简直不敢相信这会是真的。真是利欲熏心、贪得无厌、专横跋扈、无法无天！他怎么敢！

尽管是在女教师面前，还是把刘郁瑞气得脸色铁青。好一阵子，才算压下火来，放缓了语气对女教师说：

“……你安心工作吧。你的问题会解决的，这些问题都会解决的……”

刘郁瑞离开学校，三步两步便来到了原来的学校前边。

果然是一处好地方，不仅向阳，而且视野广阔，院子又极大。在下半个村子里，这算是最好的一个去处了，尤其是靠着大路旁，行车出入都极方便。难怪支书会这样不择手段地要把它弄到手。

院子里显然是一派要办喜事的气氛。几孔砖窑已被白灰刷得雪白，窑洞里画梁雕栋，明窗彩户，全然一副宾馆的布置，丝毫

看不出窑洞的样式。几个木工正在院子里叮叮咣咣地忙活着，看样子正在赶做家具。

门口附近有个运肥的农民正在往平车里装土肥，刘郁瑞凑过去，一边帮忙，一边问：

“听说是支书的儿子搬到这儿啦？”

“唔，那还有假？”

“这儿原来不是学校么？”

“支书要占哩，还管它学校不学校。”农民忽然有些警觉起来，“……你是哪儿的？”

“外地的，来找个人，人不在，闲转转。”

“看你也不像个本地的。歇着吧，别脏了你。”

“没事。反正也没的干。”刘郁瑞像是随意地指指那院子，“也没人有意见？”

“意见？活腻了想吃家伙咋的！”

“就那么怕？”

“不怕？你到这村里住两天试试。”

“这么一大块地方，连窑带院子，能值多少钱？”

“那要看给谁了，要是我们这样的，一万两万的也拿不走，要是给了人家，嗨……”农民不吭声了。

“他掏了多少？”

“只怕你猜也猜不着。”老半天，农民才咬出两个字来，“六百。”

“六百？那不等于白给了！”

“就这也不错了。你是外地人，哪懂得我们这儿的事。”

再往下问，农民便啥也不肯说了。又闲聊了几句，临走时，刘郁瑞问：

“李荣才住在哪儿？”

“李荣才！”农民好像吃了一惊。“你找李荣才……你找他干啥？”

“咋？找他还会有啥麻烦？”

农民迟疑了一阵子，然后指了指村子下方：“往下走吧，哪儿最破最烂哪儿就是他家。”

说完了，农民也不管车子装满了没有，把铲子往车上一扔，拉起车子，像是逃避什么似的，慌慌张张地一溜烟便不见踪影了。

刘郁瑞莫名其妙地感到了一种恐怖的气氛，以致让他感到自己就好像是个探子！就好像来到了敌占区！

他慢慢地顺坡往下走着。越往下走，路就越陡越差，有些地方难走得几乎让人直不起腰来。尤其让他感到发愣的是，这个村子是这样的破烂，这样的穷！乡长和书记曾异口同声地对他说过，这个村子的人均收入增长很快，尤其是这几年，在乡里一直名列前茅。是他们真的哄了他，还是他们从来就没到过这里？这里正是村子里住户最多最密集的地方，但一般的人又往往很难走到这儿来。只在上头看，自然是个好村子。一排排青砖瓦房，道路宽阔，整齐划一。只要走不到这儿来，谁也会认为这是个好村子、富村子。但作为乡长、乡党委书记，尤其是赵亮，在这儿工作十好几年了，莫非真的从来没来过这儿？

看着不远，走起来老半天也到不了。这正是山村的特点。好一阵子，才算到了李荣才的家门口。

刘郁瑞有些惊诧地默默地打量着眼前的情景。

他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多次被查、被抄、被封的家门竟是个破烂得让人不堪入目的地方！

他曾想像过李荣才的住处会很差，但眼前的现实还是同想像相差了十万八千里。简直让你无法形容，简直连牛圈马厩也不如！

说是房子，其实根本算不上是房子。四孔浅窑，因一直坍塌，便刨齐了，在窑洞前支起一溜木棚似的前檐，显得又矮又低。年久失修，所有的门窗几乎全都沤烂了。有两处框子都已掉了下来，整个窑面则已被雨水冲刷成一道道的豁缝，上面长满了荒草荆棘。窑面上的土不断地塌在前檐上，把那些瓦片全都埋没了。有一处前檐已整个地塌了下来，折掉的椽子吊在半空里，在风中来回摇动。院子里又潮又凹凸不平。去年的荒草虽然是干枯的，也仍有半人多高，比那些早已坍塌得不成样了的院墙还要高出许多！远远瞅去，四孔浅窑就像四个灰不溜丢的黑窟窿！如此一个住处，比那些被遗弃了的已经迁往沟上平地里的人家的旧住处还要差得多得多！

又是在村子的最低层，几乎挨着沟底。又阴又冷，毫无一丝生气。

这地方怎么会住人！刘郁瑞突然感到自己的两腿竟是如此沉重，以致让他迈不进去，无颜再见到李荣才那一家人！

一棵弯曲的老槐树在门前默默地站立着。灰黑的枝杈在风中哆哆嗦嗦，像是在承受着这不堪的重压和冰冷，又像是在陈述着人间的悲苦和辛酸。

同样是家，同刚才他见到的那个金碧辉煌、光彩夺目的住处相比，简直就是两重天地，两个世界！

良久，他终于移动了脚步。然而，也就在这时，身后突然有个人厉声喊道：

“喂！干什么去！”

嗓音很冲很壮，像一头怒吼的山豹。

刘郁瑞猛然转回身来，看到身后不远处站着一个横眉立目、满脸杀气的汉子，正气势汹汹地盯着他。

刘郁瑞几乎被吓了一跳，紧接着便意识到这个人已在他身后跟了好久了。

从这汉子强横无忌、盛气凌人的喊声中，他立刻清楚这人在村里绝不是一般人物。但如此凶声凶气地喊他则因为什么？莫非会认错人了？不会。是因为他做错了什么？他想了想也没有。从他那质问的喊声里，也分明不知道他刘郁瑞是谁，无非就是不想让他走进去。猛然间一个念头袭来，难道……

刘郁瑞冷冷地注视着眼前这个汉子。这汉子也仍是那样横眉竖目地注视着他。见他不做声，又喊了起来：

“就说你哪！没听见是咋的！你是干啥的？”

口气越来越凶，也越来越放肆。确实是在喊他，目的也极为明确，就是不想让他到这儿来。刘郁瑞直觉得头渐渐胀大起来，但他还是不想往更坏处想，他盼着这一切最终会是个误会，他不能相信在汾西县至今还会有这样的事情。

“聋啦！他妈的，嘴里让啥塞住啦？说的就是你！你到底是干啥的？到那里头要干啥，咹？”这汉子几乎是在咆哮了。

刘郁瑞一时被气懵在那里。老实说，从小到大，还很少有人这样对待他。即使是在“文革”中，也很少有人这样面对面地辱骂他。按刘郁瑞的相貌体魄，大凡往哪儿一站，就是不吭声，不少人也就给镇住了。就算猜不出他是个县委书记，也至少能看出这一位是个国家干部。而今天这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这汉子太骄横、太有恃无恐了？还是因为刘郁瑞又困又乏，风尘仆仆，把以往的威气全给遮住了？或者是因为如今若是个像点样的官员，肯定会随从如云、车水马龙，而眼前则是个单身客，又是独自一人跑到这地方来，肯定不会有什么来头，所以，也就不把你放在眼里了？

但不管怎样，看来，眼前这个汉子此时根本就没把你放在眼里。看那架势，只要你敢不听他的，他随时都会冲上来收拾你，而且没有任何道理可同他讲。他突然又想起刚才那个拉粪农民急急慌慌、落荒而逃的样子，也难怪他会怕成那样。

“你是干什么的？”刘郁瑞厉声反问。

“你管？”这汉子毫不示弱，而且步步紧逼。“我告诉你，没事就到别处去，别自找麻烦！”

“为什么？这地方不能来？”刘郁瑞眼都直了。

“你龟孙子想挨揍了是咋的！我再给你说最后一遍，没事马上给我爬开！你别把老子给惹火了……”这汉子已经逼到了眼前。

监视！刘郁瑞直觉得浑身都在冒火。确实是在监视！猜想终于被证实了。果真会是这样！竟然会是这样！真是触目惊心，骇人听闻！

“妈的，听见了没有，没事就赶紧给老子爬开！”这汉子的唾沫星子几乎就溅在了刘郁瑞的脸上。

刘郁瑞再次被气懵在那里。面对着这条虎豹一样的恶汉，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一时竟束手无策，几乎到了等着挨打的地步！

也就在此时，在他身后颤颤抖抖地传来一声：

“刘、刘书记？”

刘郁瑞转过身来。一个形似枯槁的老人费力地扶在门框上，正睁大了眼睛痴痴地瞅着他。刘郁瑞一眼便认了出来，是李荣才！

“……刘书记。”李荣才也一下子认了出来，“刘书记！”

李荣才伸出一只手来，摇摇晃晃地迈了一步，似乎要走过来，然而，却像被什么绊了一下似的，一下子便摔倒在地上了。

刘郁瑞急忙奔过去，赶紧去扶老人。虽然这一跤跌得很重，但老人仍在极力挣扎着，想让自己站起来。一边挣扎，一边嚷着：

“刘、刘书记，真是你呀！刘书记……”

一缕鲜血慢慢地从老人的嘴角流了下来。

“老人家，是我。我是刘郁瑞。”刘郁瑞不知道是在安慰李荣才，还是在安慰自己。他本想把李荣才扶着站起来，但怎么也扶不起来。好一阵子他才明白，李荣才的两条腿已经变得硬邦邦的了，怎么弯也弯不过来。腰背好像也一样，僵硬僵硬的，别说站了，连坐也坐不住！难怪他刚才摔倒的时候，就像一段枯朽的木头一样整个直直地扑倒在地上，直磕得满脸是土，好多地方都给磕破了。把他扶起来不容易，让他站起来更难。

老人的全身都明显地浮肿着，浑身抖得是那样厉害。但老人依然在极力挣扎着，依然要使劲爬起来。

“刘书记……你咋的才来。刘书记，总算……把你盼来了……”两颗浑浑的老泪慢慢地从李荣才深陷的眼眶里滚了出来。

身后一阵混乱的脚步声响。刘郁瑞转脸看了一眼，只见身后那个汉子此时正满脸惊愕，一边慌慌张张地往回跑，一边惊恐万状地不时向后瞅着。转眼之间，便不见人影了。

刘郁瑞瞅瞅怀里的老人，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愧疚和悲愤。他甚至都说不清究竟是他保护了老人，还是老人保护了他。

假如不是“刘书记”这三个字，说不定那个凶汉今天真会让他过不去。

假如今天在这儿的不是刘书记呢？那又将怎样？他不能往下想了。

“刘书记，家里坐，家里坐呀……”老人尽管仍那样趴在地上挣扎着，嘴里却在不住地招呼着他。

刘郁瑞顿时又感到一阵揪心的难受，一使劲，把老人像抱着似的扶了起来，和老人一块儿踉踉跄跄地走进院子里。

刚下过雨，院子里泥泞不堪。好不容易才走过去。瞅着地上凌乱无章的脚印，他想不明白老人是怎样从屋子里走过来的。也许是因为老人听到了外边的叫嚷声，听到了他的声音……多少天了，老人居然还记着他的声音。

推开门，一股发霉的潮气和一种说不出来的气味迎面扑来，直呛得人有点喘不过气来。屋子里阴森森凉飕飕的，比室外的气温还要低好多。

一个塌得七高八低的土炕上，连张光板席也没有。李荣才的老伴在炕上躺着。此时她的样子比前些天更差了，脸色如灰，两眼浑浊，两颊深陷，头发七零八落地散着，几乎是没个人样了。看她躺着的样子，至少有两三天没起来过了。那个小女孩则一脸极度恐怖的表情，战战兢兢地在炕角坐着，满脸的冻疮仍然没好，有几处尚在往外渗着发黄的脓水。依旧青肿着的手上握着一块黑乎乎的窝头，像是受到巨大惊吓似的正痴痴地向他瞅着。

也许是磕得重了，李荣才不时地呻吟几声。刘郁瑞费了好大劲，才把老人放在炕上。他想让老人坐下，刚一松手，老人骨碌一下子又栽倒在炕上。他想让老人躺下，老人却死活不肯躺。折腾了一阵子，总算把老人半躺半坐地靠在了被子上。

那被子已全然不像个被子了。那破烂衰败的样子，好像连铺也铺不开了，就连里外也分不清了，至少有一大半已经烂成一丝一丝的了。

几个破碗，一口掉了老大一块的铁锅，其余便什么也没有了。没有水壶，没有暖瓶，没有桌子，没有板凳，没有一样家具。墙上有个壁柜，也已经塌得不成样子了。没有电，没有油灯，没有水缸，连水也没有！只有院子里屋檐下那个脏兮兮的破瓷盆里，盛着半盆浑浑的，大概是下雨滴下来的泥水，可能就是这一家人赖以生存的水源了。

没有任何可吃的东西，连烧火用的柴火也没有！没有盐，没有油，连锅盖也没有。惟有墙根的破罐子里，还剩有一罐底发霉的玉茭面，这也就是支撑着全家活命度日的口粮了……

真是家徒四壁，一贫如洗！

从他见到李荣才到今天，算算已经十天过去了。他本以为经他三番五次地过问，李荣才一定会像他们说的那样，真的已经给安置好了。至少也不至于饿着冻着。然而，怎么也没想到，今天摆在他眼前的，依然是这样一副惨状！

依旧是愁云惨雾，目不忍睹！

一阵阵撕心裂肺般的痛苦不断向他袭来，好大一阵子说不出一句话来。让他难过的不仅仅是因为他手下的那些人欺骗了他，而是眼前这一家人和这样一个住处给他带来的悲切和震颤！

“……刘书记，你咋的才来呀……”度日如年的李荣才，似乎每时每刻都在盼着他。

假如他再迟来上几天，假如不是这个突如其来的哄抢林场案，说不定等他再来时，这一家人早已冻馁在这里了……

他瞅着眼前这两个几乎是处于昏迷状态的老人，瞅着这个满脸恐惧、满脸冻疮、痴呆呆地盯着他的孩子，瞅着门框上一道道仍然清晰可见的封条，瞅着屋子里院子里的这一切……

浑身止不住地一阵颤栗，两行泪水渐渐地从他脸上淌了下来……

十二

等到刘郁瑞叫了司机，又找了几个村民，把李荣才一家抬上车，送往医院时，已经是中午十二点多了。

直到这时，刘郁瑞才感到肚子有些咕咕叫。从清晨到现在，没吃一点东西，也没喝一口水。不过，他并不觉得很饿，只是觉得嗓子里火辣辣地难受。

他在村子里又转了转，然后找见了支书贾仁贵的家。

支书的家自然是在沟上头。其实，也用不着找，最宽最高最大最阔的住处便是支书家。

门楼就很有气势，宽宽的两扇大门，被漆成了猩红色，刺眼夺目，光彩照人。门口居然还蹲着两只张着巨口、威风凛凛的大石狮！门的宽度可以径直开进客货车和吉普车，这在山区的一个小村里，可以说是绝无仅有！整个门楼又高又深，而且做工精细，斗拱飞檐，雕梁画栋，四周镶嵌着各种各样的琉璃和装饰。刘郁瑞大致估算了估算，只这一个门楼的造价，至少也得七八千块！

也就这么一个门楼，刘郁瑞立刻便从心底里看扁了这个支书贾仁贵！

把一个门楼精心设造成这样的一个村干部，早已把他那种作威作福、不可一世的心态暴露无遗。如若在这上头，他尚能朴朴实实、普普通通的话，那则说明他多少还懂得一些礼义廉耻，至少在面子上还想摆出一副清廉正派。而如今，他竟连这些都给丢掉了，连起码的脸面也会不顾了，只能说明他不仅没了任何涵养，而且连人味也没了。

院子出奇地大，差不多占了一亩地！院子里倒是利用得很好。有果树，有花草，还有菜地和葡萄架。疏密相间，错落有致，看上去真是花了一番工夫。院子外是公家的，院子里自然就成了自己的，自己的当然就要下工夫。化公为私、巧取豪夺，扩大院基自然不失之为最简便最见效最长远的一种。

一溜七间大瓦房，清一色的东北红松！前前后后，从上到下，全是一砖到顶。两丈开外的大梁，足有两围粗。房间进深至少也有七米！

进屋时，刘郁瑞怎么也想不明白这个贾支书要这么多房究竟要干啥。他的大儿子二儿子，一人一座庭院，也跟这差不多少，都早已住了进去。他最小的三儿子，也已占了学校的那一块庭院。眼下这座院子里就只他夫妻两口，何必要建这么多的房、这么好的房？这房子并不是旧房，听人说，是去年后半年才翻新重盖的。照理说，夫妻两人，这么大的房，就两间也足够了。

当他一走进屋里来，刘郁瑞就立刻明白这个贾支书为什么要建这么多房了。一间做仓库，一间做过厅，一间做卧室，然后一溜四大间，全都做了一个老大老大的会客厅！这个会客厅居然比县委、县政府的会客厅还要大，还要排场。高级沙发，新式茶几，以及各式精致的茶具，簇新明亮，富丽堂皇，一应俱全，应有尽有。

最让人扎眼的则是客厅四周墙壁上挂得满满当当的奖状、奖框和锦旗。有奖给村委会的，有奖给党支部的，更多的则是奖给支书本人的！奖状的内容也是各式各样的，先进、模范、标兵，有计划生育的、有民兵建设的、有植树造林的、有文明建设的、有农田水利的，还有两张居然是爱民模范！发奖单位有乡一级的、县一级的，甚至还有地区一级、省厅一级的。

直看得刘郁瑞目瞪口呆。

也难怪赵亮和像赵亮那样的许许多多的干部，总是对这个贾仁贵交口称赞，极力推崇。但凡进了这村，来到这间会客厅里，立刻就会让你肃然起敬，心悦诚服。

也难怪这个贾支书会把各种日常和接待工作都放在家里。除了吃喝方便、行动方便和让人觉得更为近乎外，这里头似乎还有着更深层的因素。有如原子辐射，除了表面上的东西外，那种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才更让你感到惧怕，也才更具威慑力。

支部和村委放在家里，家也就成了支部和村委；支部是我的家，整个村子自然也就成了我的家。

家长制，家天下，自然而然就形成了。

绝对的权力必然导致绝对的腐化！

是他在演变社会，还是社会演变了他？这究竟是哪儿出问题了？

院子里陡然间一阵急急慌慌的脚步声，紧接着又响起一阵急急慌慌的喊声：

“刘书记！刘书记是不是来啦！娃他妈，刘书记来过没有？”

不用说，喊着的人便是房子的主人贾仁贵了。

这时，院子里一个女人的声音也响起来：

“刘书记？哪个刘书记？”

“县委的刘书记嘛！”

“有个人刚来找你哩，那敢是刘书记！”

“去哪儿啦？”

“在家在家。”

又是一阵脚步声，客厅门口便现出一对男女来。男的五十来岁，不显老，也不算年轻。个头适中，一身质地很好的中山服，微微发福，但脸色并不好，长脸，胡子很浓，眼很深，眉很黑。由于腰有点弯，身子有点前倾，于是就显得很有威势，让人敬畏。即使笑起来的时候，他的嘴也绝不张开，于是，又让人感到了他的权势和身份，使一般的人不能不对他尊重。

刘郁瑞明白，没有几十年的工夫，这张脸是变不成这样的。

从相貌上判断就没问题，一看就知道这是贾支书。

刘郁瑞不认得贾仁贵。贾仁贵开过“三干会”，自然认得刘郁瑞。一见面，就像久别重逢的老朋友似的，慌慌忙忙，激动万分地扑了过来：

“呀，刘书记，你可真让我好找哩！满村里都转遍了，影子也不见！真怕你是回去了哩！”

两只手伸过来，说话间早已把刘郁瑞的手抓在了怀里，一边摇着，一边轻轻地拍着，亲热得令人感动，令人眼花缭乱，却又看不出丝毫假情假意。

“娃他妈，这就是刘书记么。你看你，连刘书记也没认出来。我常给你说哩么，刘书记的样子，汾西县没有第二个……”

毫不做作的表情，真心真意的称颂，一切都这么实实在在、自自然然，绝不让你感到半点虚伪和出格。

“娃他妈，快备饭快备饭。门前门后先叫几个帮手，就咱家里的那些东西，拣好的做，咱院里的那只芦花大公鸡，凑势就宰了它。快去快去呀，刘书记忙哩，哪年哪月才能到咱这儿来一回……”

不问你，也绝不跟你商量，但又丝毫不让你感到意外和难堪。顺顺当当，就尽入彀中了。就算你有一肚子气，到了此时，只怕也已经把一大半消下去了。

那些大大小小的干部，是不是都是这样纷纷落马的？

“刘书记，你坐，你坐呀！我这就沏茶去，你一定是累坏了。你先歇会儿，喝点水，等会儿咱们随便吃点，到炕上躺一躺，然后咱再说别的。这山高坡陡的，别说走了，就是坐车也熬人哩，刘书记，你坐你坐，就在咱自己的家里哩，啥也能随便。你坐吧，我马上就来，马上就来……”

尽管就他这么一张嘴，尽管刘郁瑞始终没说一句话，但整个客厅里却好像处处都洋溢着热情和亲切。就算你是一块冰，也能把你给融化了。

刘郁瑞的脸却自始至终都紧紧地绷着，一言不发，无任何表情，好像就只看着你如何表演。

有如一台戏，演到这会儿，其实已没什么看头了。因为刘郁瑞是从后台看过来的。他已经看到了林场，看到了学校，看到了郭梅，看到了幕后的最深处，以及李荣才那一家人……所以，再等看到这儿时，早已清楚了这是个什么角色。没看头，自然也就没什么效果了。

等到贾仁贵沏好茶走进来时，也好像觉察到了这一点，又客气了一阵子，见仍然没反应，也就不再说什么了，只是有些紧张地悄悄地瞅着刘郁瑞，时不时地说一声：

“刘书记，喝水……喝点水吧，刘书记。”

刘郁瑞依旧一声不吭，也依旧不看他一眼，仍是那样默默地站着，像是很细心地一件一件地瞅着屋子里的什物和摆设。

在一张发黄的小照片前，刘郁瑞停住了。

这是贾仁贵年轻时的一张照片。也不知道当时是谁给拍摄的。照片下方写有一溜小字：攻打临汾支前留念。当时的贾仁贵也就十七八岁的样子，扛着扁担和另外几个人站在一起。小伙子英气勃勃，一身朝气，纯真无邪地显出一脸腼腆憨厚的笑容。

刘郁瑞突然觉得有些心疼起来，以致让他感到有些不忍心。照片上的年轻人，也许才应该是真正的贾仁贵，就像墙上的那些奖框锦旗，并不面面都是假的。

那么，今天的贾仁贵，又是从哪儿来的？

按说，像他这样一个在农村基层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党员、老干部，本应当有着一个好的结局和归宿。年龄到了，儿女也成人了，在村子里德高望重，受人尊敬，晚年的日子本应过得更充实更自在。

为什么非要把别人，其实也是把自己逼到了一条绝路上？

刘郁瑞转身弯下腰来，把茶几上早已放好的茶水端在手里，慢慢喝了两口，然后轻轻问道：

“今年多大啦？”

“……啊。”贾仁贵像是被吓了一跳似的怔了一怔，然后赶忙答道，“五十四啦。”

“哪年入的党？”刘郁瑞并不瞅他，眼睛仍然在别处盯着。

“五一年。”

“当了多少年村干部啦？”刘郁瑞的话很轻很柔，同他的脸色似乎毫不相称，听不出有任何不满和光火的地方。

“快三十年啦。”贾仁贵渐渐变得自然起来。

“村里有多少党员呀？”

“以前一共有七个，现在还有三个。”

“……还有三个！”刘郁瑞感到吃惊。

“有三个去世啦，一个调走啦。”

“就没发展过？”

“……也准备发展哩，都不太合格呀。”

“另外两个党员都在村里做啥？”

“……一个在家，一个在外跑运输哩。”

“在家的那个干啥工作？”

“刘书记，他、他已经老啦。”

“老啦？多大了？”

“快八十了，啥也做不了啦。”

“……那另一个哩，他现在在家吗？这会儿能不能来见见我？”刘郁瑞想再摸摸底。

“刘书记……他不在家。”

“你咋知道不在家？”

“……他是我家大小子。”

“是你儿子？”刘郁瑞像是没听清似的问。

“嗯。”贾仁贵点点头。

刘郁瑞受到震动，一时怔在那里。

整个村里其实只能算有两个党员。一个是支书，一个是支书的儿子！

入党便意味着权力，把住入党的关卡，也就扼制住了权力的转移。党员越少，权力则越稳固。发展党员就只发展自己的儿子，也就等于保住了权力的世袭地位。

这大概就是这些人最深层的思想基础。

可笑吗，只怕没人会对此笑得出来。

可悲吗，可悲得令人不寒而栗！

也不知过了多久，刘郁瑞又问道：

“听说村长也是你？”

“也就是个代理，临时凑合凑合。”

“既是支书，为啥还要兼村长？”

“……都不够格，没党员呀。”

“那你这村长要兼到哪年哪月去了？”

“有几个苗子不错，就准备发展哩。”

“你儿子是党员，可以让你儿子当么。”刘郁瑞不知是在试探还是在揶揄。

“人家不干，嫌麻烦哩。”贾仁贵倒是直话直说。

刘郁瑞却给气得差点背过气去，压了好半天才算把火气压住。末了，又问道：

“你刚才到医院去了？”

“去看了一趟，都已经给安置好了。唉，咋会闹到这份儿上。”

“那女的伤得怎么样？”

“挺厉害的。不过医生说了，要能挺过今晚，也就没事了。”

“赵亮呢？”

“赵书记还在那儿。他这会儿正急着哩。他是不晓得你在这儿，要不，早就过来了。你来了就好了，我们也就有靠了。”

“今天砍树抢果园的事你是咋看的？”

“还不是因为不听劝么！两下里都劝不住，没法子呀！”

“闹事之前你也劝过？”

“咋没劝，好话真是给说尽了。啥话也说了，就是不听劝么！”

“你的话他们也敢不听？”

“主要是意见太大……”

“你的话你侄儿子也敢不听？你表弟也敢不听？还有那些连话也不会说的老实疙瘩也敢不听？”

“……”贾仁贵猛地呆在那里，好一阵子了才说，“哦，我当时不知道他们是要去抢果园呀！”

“那你当时都知道些啥，都劝的是啥？”

“我、我真是不知道呀，要是知道，还能不拦住他们。”

“那责任看来不在你了？”

“我也不是没责任。不过，刘书记，群众意见实在太大呀，都嫌承包不合理。一年才交一千五，也确实太少啦。”

“当初的承包合同不是你办的？”

“是呀。”

“当时就没人有意见？”

“……当时是当时，现在不同了呀。再说，那会儿人也不懂。”

“这会儿懂啥了？懂得有利可图了？还是懂得去砍去抢了？”刘郁瑞有些气愤地把喝光的茶杯掼在茶几上。贾仁贵愣了一愣，赶忙又端来茶壶添上。

屋子里一阵沉默。

良久，刘郁瑞忍不住地又问了起来：

“你几个儿子？”

“三个。”

“最小的也要娶媳妇啦？”

“是呀是呀，这你也晓得啦？”贾仁贵一怔。

“听说新房是原来的学校？”

“……哦，是……”贾仁贵又一怔。“不过，就要盖新的啦。过了夏收，我们就集资。反正那些旧窑也没用啦，村里就投标卖啦。”

“就卖给你啦？”

“谁出的钱多就卖给谁。我等着急用，就买下啦。”

“六百块钱就是最多的？”

“……”贾仁贵一时怔在那里，半晌无语。

“你最小的儿子都要娶媳妇了，那你肯定都当爷爷啦？”刘郁瑞婆婆妈妈的，竟是问个没完没了。

“当啦，早当啦。大孙子都十多岁啦，孙女儿也都八九岁啦。”贾仁贵如释重负，慌忙答道。

“唔，那你这些孙子孙女的也都在那些破窟窿里上学念书？”

“……都在都在。还有外孙子外孙女。”

“我且问你，十年树木，百年树人，这个你懂不懂？”

“……懂，懂呀。”

“懂你娘的屁！”刘郁瑞终于一下子爆发了。老实说，他原本什么也不想跟他谈。了解了解，问问情况，然后再酌情严肃处理。没想到问了几句，却让他越问越气，越问越火，越想越怒。怎么也没想到这个干了几十年村干部的贾仁贵，竟然会是这样的一个货色，竟然会混到这种地步！以致让他止不住地破口大骂，好像全然忘了一个县委书记的身份，似乎这憋了好久的怒气、愤恨，顷刻间不由自主地全都倾泻了出来：

“让我说，你将来肯定不得好死！你这会儿活着也是个大大的活死人！共产党要你这种东西真是丢人败兴瞎了眼！”

贾仁贵顿时给惊呆了：“……刘、刘书记，咋、咋了？”

“你作恶多端，任意妄为，横行乡里，鱼肉百姓，你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你不得好死！十年树木，你却怂恿村里的人到林场果园里乱砍滥伐，指头粗的小树都不放过！百年树人，你却把村里的学校占为己有，把那么多的孩子全都赶了出来，连你的孙子孙女也不放过，全都塞到那随时都会倒塌下来的破窑洞里。误人子弟，乃至杀人父兄，像你这样赶尽杀绝，心狠手毒，你说说你能算个什么东西！你说说你能得好死！”

像是被这冰雹般的怒骂给砸懵了。贾仁贵愣怔着，怎么也回不过神来：“刘书记……我，我这是咋了呀……”

“你睁开眼好好看看，几十年了你都在这儿干了些啥！你迫害无辜，私设刑罚，侵吞土地，霸占公房，毁坏林业，篡改政策，化公为私，巧取豪夺，真是无恶不作，肆无忌惮！你说说，你算什么共产党！还不如国民党，还不如过去的地主老财！过去的地主老财还知道学文化，还知道他们沾了有文化的光！你没有！贫农加党员，你沾的就是这便宜！就是过去的地主老财掌权，也肯定不是你这样子！也肯定没胆量像你这么干！你以为这天下是共产党的，共产党的江山倒不了，你是党员，这天下就成了你的！三十年就发展了一个党员，这党员就是你的儿子，你真干得出来！假如我今天不是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是个过去的县太爷，只怕你连晚上也等不到，登时就让你这脑袋搬家！”

“刘书记，你、你是不是听别人瞎说什么啦，我在这村里干了这么多年，领导来过那么多，啥时候有人这样过呀……”

“就算你今天没撞在我手里，迟早也会有一天，共产党要跟你算总账！这会儿你什么也不要给我讲，该你讲的时候哪一个也跑不了你！我现在只让你办三件事，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时间里，第一，马上把你霸占的学校给腾出来，所有的学生都要搬回去！光线要亮，桌椅要好，校园要平，老师需要什么就配备什么。第二，马上把李荣才一家的住处整好修好，柴米油盐得一应俱全，铺的盖的要全部翻新，这一家人要吃得好住得好。第三，贾小飞的林场果园，马上要派人全部整理好。该补种的补种，该赔偿的赔偿。贾小飞两口住院的药费、护理费，一切由村里负担。至于别的，三天后咱们再酌情处理。我现在就只看你这三件事，只看你这三天！”

“……刘书记，你听我说呀，你看是不是……”贾仁贵还想再说些什么，刘郁瑞却早已摆出了没有任何讨价还价余地的架势，依旧怒不可遏地：

“你还站在这儿干什么！烧水，备饭！马上到林场把所有的工作人员全都叫来，所有人的饭都在你这儿吃！还有，马上给我通知你们的乡长和乡党委书记，准备在这儿开现场会！我今天就在你这儿破个例，就是要吃你的喝你的，还就是要收拾你！像你这种贪官污吏的东西不吃你吃谁！”

……

十三

现场会是在林场果园里开的。

不到下午四点，贾家峁全乡所有的支书和村长全都到齐。也许是因为事关重大，也许是因为刘郁瑞亲自坐镇，这么多年了，在贾家峁召开现场会，还从来没有像今天这么快、这么准时、这么及时过。

惟有花峪村的支书贾仁贵没能来。因为他已经丧失了参加会议的资格。也就是在两小时前，在贾仁贵自己家那顿还算丰盛的午餐中，在贾仁贵家那个豪华高级的会客厅里，他被宣布停职检查，等候处理。除了在三天内，必须完成刘郁瑞所交代的三件事外，在贾家峁他已丧失了全部权力。

这顿午饭，其实是一次扩大了的乡党委会议，对这一决定，没有任何异议，表决全部通过。

等于是在贾仁贵家里做出了这一对贾仁贵的处理决定，在汾西县，还从来未有过这样的先例！

其实，除了让贾仁贵迅速腾出被占的学校以外，其余的两条，也根本用不着贾仁贵去干了。

李荣才的房屋，已经有好几个邻居亲戚自发地去修缮去整理了，这其中还包括李荣才的大儿子。有好几个人哭诉说，他们不准让任何人接近李荣才，要不是乡亲们暗中接济，这一家人早冻死饿死了。

贾小飞的林场果园，那些参加哄抢的村民，正在卖力地干着。清扫的，整理的，补栽的，培植的，来来往往，一片忙碌。有几个村民交代说，贾仁贵不仅指使策划了这场林场哄抢案，实际上还等于亲自参加了这次哄抢。出事的晚上，村民们出发时，贾仁贵就挺身在门口站着！

下午五点，简短的现场会开完后，刘郁瑞又在林场召开了全村村民大会，同时把所有参加哄抢的村民也一并带到了现场。

在会上，首先由乡党委书记赵亮宣布了对花峪村支书贾仁贵的处理决定。然后，由公安局局长宣布了对哄抢林场一案的初步处理决定，除了少数几个组织者和骨干外，其余暂时各留各家，听候处理。

最后，由林业局局长谈了谈有关植树造林方面的政策和规定。说到后来，林业局局长不禁动了感情：

“……你们这一带，祖祖辈辈守着的都是不毛之地，别说苹果大梨了，连枣也是酸的呀！人家贾小飞辛辛苦苦七八年，栽上了，种活了，长成了，苹果、梨、山楂、杏、桃、沙果、核桃，应有尽有，连油松也长得那么好！你们明白不明白，在你们这儿，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真是了不起呀！出了这么个能人，有了这么个技术人才，这还不是我们大伙的福气！可你们倒好，偏要听信别人，把人家的树给砍了，把果园给毁了，究竟是为啥！害人害己，照你们的话说，这是作孽呀！”

刘郁瑞此时插话说道：“你们不学法，不懂法，别人就利用这一点让你们犯法！别人偷牛，你们拔橛子！到头来，还不是你们自己坑自己！为啥要这么干，你们都说怕。这也怕，那也怕，怕什么！自己吓自己！我看你们不如贾小飞，更不如李荣才！假如你们村能有一半像李荣才那样的人，你们也绝不会成了今天这个样子！”

“刚才我同县委刘书记也谈了。”林业局局长继续说道，“既然人家贾小飞能办起这样好的林场，你们为啥不能？你们这儿有不少地方的土质看来很适合栽种果树和木材林。在咱们这深山野峪，大伙要想尽快富起来，贾小飞的路子看来就是你们的路子……”

“看见人家碗里有肉，就得想想人家碗里的肉是咋来的。”刘郁瑞又插话了。“得想想办法让自个儿碗里也有肉。靠抢、靠偷，死乞白赖偷偷摸摸地把人家的肉夺到你自个儿碗里，这算什么本事！自己吃不到肉，看见别人吃肉，就砸人家的饭碗。要穷就一块穷，大伙全都要了饭也心安理得。若谁家想过好日子，就想方设法非把你日塌了不可！老子穷，你他娘的也别想富！”

会场上不少人止不住地笑起来。

“甭笑！”刘郁瑞仍是一脸严肃。“这就是咱们中国人最大的坏毛病！如果一个村里有一半都是这种人，这个村，我看就算完了！只怕八辈子也别想富起来，就算给你一座金山，也照样讨饭！”

会场上顿时一片寂静，人们好像都在思考着什么。

“到现在了，为啥还这么穷？”刘郁瑞继续说道，“为啥这么多恶事坏事偏是出在你们村？没别的，就因为敢使坏的那些人最喜欢的正是你们这样的人！连过富日子也不敢想的人，注定只能当奴才！”

长时间的寂静。会场上所有的人好像都被这几句话打动了、震撼了。

过了一阵子，林业局局长又接着说道：

“刚才我们同刘书记商量了商量，既然咱们村有这个条件，又有贾小飞这个样板，我看你们村就大有盼头，大有干头！让我说，你们家家都能办林场，人人都发果林财！”

会场上渐渐活跃起来，有些人在小声议论。

有个胆大的嚷了一句：“可我们没钱呀！”

“这个，我们也考虑过了。”林业局局长说，“我们争取让县农业银行给你们贷一些，你们自己再筹集一些，至于树苗子问题，咱们林业局尽量想办法解决一些。这样，我看也就差不多了。每家每户，都能承受得起。”

会场上又一阵骚动，有个人嚷道：

“咱们没人家贾小飞那本事，就怕弄不成呀。”

刘郁瑞这时说话了：

“我给你们想两个办法，你们看行不行。第一个，县里给贾小飞贷款，由贾小飞签订抵押承包合同，把你们村所有能栽树的沟坡地全部承包下来，也就由贾小飞做你们的法人代表，由贾小飞统一规划，统一安排，这也算是咱们县里的果林试点，把咱们村办成一个大林场！场长自然就是贾小飞。你们呢，就全成了林业工人，靠工资吃饭，也就不再是农民了。”

会场上顿时议论纷纷。过了阵子，有个老农瓮声瓮气地说道：

“……这不行。要这样，那贾小飞不成了地主，我们又成了长工啦。我们可不想再给人扛长工。”

林业局长觉得有些好笑：“这根本就是两回事么，咋能联系到那儿去！”

“那好，这不行，咱们就再说第二个。”刘郁瑞接着说道，“就像林业局局长讲的那样，咱们家家都能办林场，人人都发果林财！你们都自个儿办林场，自个儿建果园，自个儿经营，自个儿管理。贾小飞呢，我看就让他免费当你们的技术顾问。你们要是担心，这个也让他签合同，得让他负责到底，保栽保活保成，只要你们全力配合，保你们家家都能成了林业专业户，怎么样？”

人们又议论起来，有人在喊：

“那敢情好呀，就是不晓得人家贾小飞肯不肯……”

刘郁瑞说：“贾小飞的工作由我们去做，我想他会同意的。”

立刻有人嚷起来：

“只要人家乐意，我们还有啥说的！”

“我们早就盼着这个呀……”

“贾小飞要是肯答应，我们就选他当村长！”

……

“我的话还没完哪！”刘郁瑞提高了嗓门。“贾小飞要是成了你们的技术顾问，可就是你们的老师啦。人常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啥意思，就是要对老师尊重。可如今，你们村里的人把人家的果园也抢啦，把人家的媳妇也推到了医院里。你们说说，这事情该怎么处理？总不至于再像李荣才那样，眼瞅着让人家任意整治，就是冻死在炕上，饿死在大街上，也没人敢去看望，没人敢去帮忙。这还叫乡亲吗？这还不等于帮着人家整人！将来若要有什么事碰在你自己头上，你又会咋想？又会咋办？”

会场上沉默了一阵子，不少人七嘴八舌地嚷起来：

“你放心，我们再也不会那样了！”

“毁了人家东西的要给人家赔偿！”

“医院的钱要给人家出！”

“凡是抢人家果园的，每人罚他给人家白干半月活！”

“要加倍罚款！”

……

“不要，不要！”刘郁瑞喊道，“这些都不要。我只要你们到医院去看望看望人家。一来赔个情道个歉，二来也算是认老师，联系感情么，日后你们还要靠人家指教呢，这对大家都好！”

“行！行啊！这还不行吗？我们今晚就去！”会场上的人全都嚷了起来。

“刚才我们已经通了电话。”刘郁瑞接着说，“乡医院说，贾小飞媳妇的伤已经过了危险期，现在已经没什么危险啦……”

会场上的人高兴得鼓起掌来。

“还有，我刚才已经同你们乡和林业局商量了，目前咱们县的土地承包合同，都是十五年不变。现在，我先给你们通通气，这事回去县委就立刻研究。今后，凡是承包山地植树造林办林场办果园的，一律三十年不变！凡是在荒山野岭上栽种松柏木材的，一百年不变！这个，咱们县政府到时候要同你们立合同。有朝一日，有哪个再想随意撕毁合同，想把你们的血汗和成果据为己有，你们就拿上这合同，跟他打官司！有县政府的大印在上面，我保你们输不了！”

会场上顿时一片欢腾。

此时此刻，刘郁瑞心里也感到了一些欣慰，虽然他说的这些，如要办成，还为时尚早，说不定还会碰到许多阻力。但他从老百姓的喜悦中，感到了政策放宽正符合老百姓的心愿。不管怎么说，今天这个会议，总算把老百姓心头上的阴影，多多少少给抹去了一些……

他瞅着眼前这些衣衫褴褛、满脸灰黄、吃尽了苦头的村民们，心里反倒更加沉重起来。

闭塞与蒙昧结伴，苦重和忍耐同行。山高沟深，交通不便，长期封闭式的生活和古老的文化传统养成了他们一个共同的性格特点：听话和顺从。这么多年来，他们惟支书贾仁贵马首是瞻，虽说历尽磨难、受尽欺压，然而一旦离开一个依靠对象，哪怕是个最可恶的依靠对象，反倒会乱了方寸，无所事事。由别人做主惯了，一旦给了他自主，他反倒会四顾茫然，不知所措。

这种现象，难道仅仅是这么一个小山村方有的吗？

要真正把他们发动起来，真正让他们富裕起来，实在太难太难，要做的工作也实在太多太多了。

晚上，刘郁瑞和几个村民代表专程到乡医院看望了贾小飞夫妇和西岭林场受伤的那个林场专业户。

贾小飞的妻子确实已没了危险，伤情已基本平稳，而且估计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后遗症。贾小飞和西岭林场的那个农民，伤都不重，很快就能出院。

对刘郁瑞的想法，贾小飞自然一百个同意。他说他早就想让大伙跟他一块儿干了。当初他曾找过贾支书好多次，说大伙都搞，就不会有意见了。贾支书就是不同意，一提就给挡了回去，说只你一个就够麻烦的了，还想添乱呀。

末了，贾小飞乘没人的当儿，对刘郁瑞千嘱咐万嘱咐地说道：

“刘书记，你千万得小心哩。可别以为贾仁贵只是个村支书，这些年他的能量可是越来越大。李荣才告了这么多年，反倒让贾仁贵哪儿也拉上了关系。在这上头，贾仁贵也舍得花钱。乡里、县里、地区，还有省里，逢年过节，他就让他的大儿子拉上一汽车东西跟他到处跑。你别看他这会儿有些软了，那是因为他犯在你手里了，一时还没缓过劲来。等缓过劲来，他绝不会这么善罢甘休了。他那个人，我是知道的，没了支书这个位置，他一天也活不了。当了一辈子官，哪能一下子丢开。再说，他哪能咽下这口气，丢了这个人。何况，他还有三个儿子。除了老三有点傻外，他把老大老二都弄成了专业户，财大气粗，关系很广。他还有着一大把亲戚，有不少在乡里、县里干着一份好工作。他那外甥子不就在乡里当副乡长？刘书记，这可是好大一片呀。你千万得提防着点，别有个什么闪失让他们算计了你……”

刘郁瑞瞅着这张年轻而又好像分外成熟的脸，心里不禁又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激动和难过。他眼下带着一身伤，妻子又摔成那样，林场也让人给抢了，却没有想自己，反倒一心记挂在别人身上。一个县委书记让这样的一个人替自己担心，他所做的工作是不是太差、太不够了？

还有，如今的老百姓是不是对现实有点太悲观、太失望了？

在晚上连夜召开的乡党委扩大会议上，除了党委书记赵亮和乡长魏晓明做了深刻检查外，刘郁瑞在会上也做了一次全面的反省：

“大家的检查我看还是比较深刻的，作为县委书记，我也有责任。但现在的问题不是怎样做检查，而是怎样杜绝这类事情再发生。我们总不能老是这样前边做检查，后边出问题；检查深刻，问题不断。要防患于未然。我建议，从明天就开始，立刻把全乡所有的村支部、村委会重新健全和充实一下。不合格的村长、支书要立刻毫不留情地全部撤掉！都要像花峪村这样的人当支书、当村长，我们共产党在老百姓眼里会是个什么形象！这种人不管他过去有什么功劳，只要他现在腐化堕落了，就要立刻撤掉！有一个撤一个，有一百撤一百！要像割癌瘤一样割得干干净净！越彻底越好，越快越好！想发财想赚钱就别当官，可以经商去、搞买卖去、跑运输去。只要不违法，发多大财，我们也允许。反过来，若要想当官，你就得公正廉洁、奉公守法、修身洁行、大公无私！你就得吃苦，过苦日子。至少现在得这样。老百姓都不富，你当官的凭什么吃香喝辣！一个村干部，如果在村里把自家的房子盖得最高、最大、最宽、最阔，如果不是赃官贪官，至少也是个混官，不称职的官！像花峪村这样的支书，我建议应立即撤掉！对他的党员身份也要进行核实和考查。还有像花峪村这样的村子，党员少，村委会干部的任选，可以破例。不是党员的也可以当村干部。另外，今后我看要规定这样一条：不管县里、乡里，凡干部下基层，如果没有必要的话，一律不要提前打招呼，更不要一落脚就是村长家、支书家。吃了人家嘴软，拿了人家手短，你还怎么开展工作，还怎么进行工作检查？老百姓又会怎样看？你挂着一嘴油从村干部家跑出来，老百姓还会接近你？还会再给你反映情况说实话？我们基层干部最忌讳的就是这个，许许多多的事情首先坏就坏在这上头……”

……

十四

刘郁瑞从贾家峁回来的第三天，重新调查李荣才一案的专案组，也住进了贾家峁乡和花峪村。

临行前，对专案组的工作人员又进行了一次调整，补充增加了林业局和教育局的两位同志。专案组的工作任务也扩大了，除了对李荣才一案进行核查落实外，同时还要对花峪村村委会和村支部的工作进行全面整顿和调查，对整顿调查的进展和出现的问题，要随时向县委进行汇报。

专案组下去时，原定由信访办公室主任许克俭带队，现在则由县纪检委书记尹远亲自带队。

几天来，刘郁瑞的心情一直没有轻松过。花峪村的贫穷破败和村干部的专横跋扈，以及村民们无可奈何、忍气吞声的情景时时在他脑子里萦绕闪现。

应该说，花峪村林场被抢一案，绝不是个偶然事件。它的出现，不仅暴露了县委基层工作中的弱点和不足，而且也反映出我们基层政权中的危机和问题。

为什么一些在旧社会饱经地主恶霸压迫的农民，在今天又会演变成一个新的地主恶霸式的人物？又会用当初压迫过自己的手段，来压迫今日的村民？

难道这就是我们社会的循环方式？如果不是，这种现象又是怎么发生和出现的？

很特殊，但也很典型，它至少在一些地区，具有一定的普遍性。

最最让人感到困惑和不安的，则是我们的一些干部，对这种现象所采取的有意或无意的遮掩和保护！殊不知，他们遮掩和保护的，恰是一种正在否定和推翻自己的势力和力量！经你保护的东西，最终则势必将你吞噬！

得民心者得天下，失民心者失天下！封建主子都懂得的古训，我们共产党人也会给忘了？讲起来，也许人人都懂，然而在日常工作中，真正具有这种危机意识的人，可能就很少很少了。

不过，有一点，刘郁瑞想得很坚定，既然发生了，就一定要抓住不放。一定要以这个事例为典型，在全体党员干部中间进行一次全面而深刻的反省和教育。这样的事绝不应再发生了。

专案组临行前，刘郁瑞特意交代了两句话：绝不姑息，绝不手软，但也要实事求是，言必有据。不论调查核实什么问题都不应带有任何前提。

让刘郁瑞没有想到的是，专案组下去的第二天一早，许克俭便来了个电话，花峪村支书贾仁贵这两天一直不在家中，而且去向不明！

这就是说，主要当事人不在，专案组根本无法开展任何工作！

怎么会！他能去了哪儿？大案在身，又是停职检查，要去哪儿，则是必得请示，必得允许方可，如何会一声招呼不打，便不见踪影了？刘郁瑞对着电话，不禁愕然无语。

“刘书记，不用说，肯定是活动去了。”许克俭在电话中说道。

“活动？活动什么？”刘郁瑞仍有些发怔。

“就是找人拉关系呗！为自己说情，想法子解脱呀！”

“就他？做了那么多坏事、恶事，又闹出那么大的哄抢林场案。任意查处一件，开除他十次党籍也够了，他还有脸去活动，他怎么张得开嘴！除非哪个不长眼了才会给他说情！”刘郁瑞顿时又来了气。

“刘书记，事情可没那么简单哩。就像李荣才那件事，你还没看明白？让咱们看，那可真是千冤万冤。可要听人家说，这贾仁贵反倒是个又正派又能干的老党员、老支书。反正上头的人又不会一个个都像你那样，微服私访似的在村里挨家挨户地跑个遍。到头来，还不是凭嘴说？人家说个啥，不就是个啥。你一套，他一套，到底听谁的，还不是要靠关系。贾仁贵几十年的不倒翁，靠什么、凭什么，这个人家还不懂？”

“那咱们就等着瞧，咱就看看他到底能找些啥样的人出来！”

“这个可就错了。刘书记，咱们可不能等他。本来已经够被动的了，再等，岂不要全县人都在暗中嗤笑咱们？他这一跑，其实是一箭双雕。一来就是要让人瞧瞧，我贾仁贵并不尿你们，从来也没怕过你们，你们并不能把我怎么样。二来也真的是去活动，四处说情，找关系为自己开脱。咱们倒不是怕他活动，而是怕添麻烦。上面的人不了解情况，谁知道贾仁贵会怎样编排，会说些什么？假如真的要有上十个八个不明真相的人跑来为他说情，你又能把他们怎么样？别说生气了，只怕这解释说明就得好好费你一番口舌。再说，为这么一个人，我们真值得去得罪那么多人，真值得整天去发火，去打嘴官司？”许克俭在电话里，依然是那样详尽周密和细致入微，犹如隔岸观火，总也是那么冷静、那么不动声色。

刘郁瑞沉默了。也真是如此，你能说这不是实情？有几个人会像你这样，专门下到最底层去了解情况？何况你下去时，并不是专为李荣才一事而下去的。若不是突然冒出个哄抢林场事件，只怕贾仁贵这会儿照样还是支书，李荣才一家照样还躺在那又冷又暗又潮又破的烂窑洞里，说不定早已……

“刘书记，听人说，你头天晚上走，人家第二天就动身了。坐着他儿子的客货车，装了满满一车东西。还有，人家的亲戚朋友好多也都走了，连他那个外甥子副乡长这两天也不见面。利益相关，十指连心，刘书记，来势凶猛呀。老百姓都说了，别看人家只是个村支书，只怕刘书记也不是对手。刘书记，我看这贾仁贵也是背水一战，肯定要撑到底了。让我说，到了这会儿，既然他这么干了，也就不能再怪咱们手下不留情。他有他的招儿，咱有咱的法子。”

“好了，有话就直说吧。”刘郁瑞的心绪越来越不好了，而许克俭则还是那样不慌不忙，侃侃而谈，“既然他跑了，咱们就立刻发文件通报全县，让他限期回村，否则将从严处理。”

“这不成通缉了么？贾仁贵这会儿又不是刑事犯。”

“通报不是通缉，根本两回事呀。”

“但实质一样么。处分批评可以通报，这是原则问题。”

“那贾仁贵讲过什么原则？停职检查期间，不跟任何人打招呼，就擅自外跑。我们专案组下去几天前就通知了他，让他近期不要外出，务必在家等候，而今这么多人下来了，他却不见踪影，这干的叫什么？再说，我们通报他，让他限期回来，也是对他的批评么。刘书记，你想想，如果不这样，那还有什么好办法。”

倒也是，在对方没有任何原则意识的情况下，任何原则也毫无作用。你越讲原则，他反倒越能钻你的空子。对这种人讲原则，几乎等于白挨！再说，事到如今，也确实没什么好办法。如果真的就这么等上他十天半月的，可就要多被动有多被动，不仅你这个专案组灰透了，连整个县委也灰透了。沉思片刻，刘郁瑞说道：

“好吧，你一会儿让尹远来个电话，我们再商量商量。”

“尹书记比我还急哪！他更没问题。刘书记，只有这个法子啦，这么办也才能挽回一些影响。我觉得发了通报后，最好再在《临汾日报》发个消息，或者在临汾电视台发布一则启事，这样效果就更好些。一来表明了我们的态度，对他绝不手软；二来也就等于告诉了每一个人，这个贾仁贵现在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三呢，也等于我们施加了压力，使他今后能老实些。”

以毒攻毒？我们的权力如今真是这么苍白无力么？按说，照一般人看来，一个县委书记对付一个村支书，那还不是大手摘黄瓜，手拿把掐？然而，现实偏非如此，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作为整个一个专案组，居然得用这种非常手段来对付这样一个人物！好像根本不成体统，但回头一想，又似乎不得不如此。

“刘书记，你千万别犹豫了。对付这种人就得用这种办法，这对你以后的工作也有好处。别看就这么个贾仁贵，要是这会儿由了他，让他得了逞，可就等于轰起了一大片，以后谁也敢这么干。要是镇住了他，也就等于镇住了一大片。日后谁再想这么目无法纪、任意妄为，那他也得掂量掂量……”

杀鸡给猴子看？这是不是又用上了贾仁贵的手段？贾仁贵惩治李荣才，用这种手段对付全村的人。而如今你又用这种办法给贾仁贵施加压力，目的居然会如出一辙！循环来循环去，怎么又循环到你自己头上来了？这种循环方式是不是太有点让人悲哀、让人寒心了？

……惟一的解释也许只有这一点，那就是手法一样，最终目的并不一样。他是为了私，你是为了公；他是为了巩固个人地位，你是为了巩固国家政权；他是为了个人私欲，你是为了全体公民的利益。

手段人人可用，目的迥然不同。一个阴暗委琐，一个堂堂正正。如此，也就释然了。

但不管怎样，最最让人可气的还是这个贾仁贵！做了那么多丑事、鬼事、见不得人的事，偏是能厚着脸皮到处找人拉关系。而且他要找的人，绝不会是一般的人，肯定都是些有头有脸有身份有位置的人！

正如许克俭所说，他这么干，就是不尿你，根本没把你放在眼里。不只如此，他还要找人来压你、制服你，至少也是要说服你。九九归一，还是表明他不怕你！就算有些怕，那也是不服气、不认输，更不会认罪！他要找人，肯定是要为自己辩解、开脱，他要说明自己是对的、清白的、无辜的，或者还会倒打一耙，反诬他人，颠倒是非，瞒天过海。如此而已，还会有别的！

他绝不相信贾仁贵会从心底里认为自己的所作所为没有任何错误，没有任何罪过。

明明知道自己有错、有罪，还偏要开着车，拉着一车东西去找人，去拉关系，他没把你这个县委书记看在眼里，也没把党纪国法看在眼里，说到底，也没有把他要找的那些人看在眼里。

同贾仁贵恰恰相反。李荣才忍辱含屈告了几十年，上访了那么多地方，找了那么多干部，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他相信这个国家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共产党是光明磊落、刚正不阿的，只要共产党还在，他的冤案就一定解决得了！这个共产党不解决，那个共产党也会来解决，迟早有一天会解决，他打心底里相信共产党，相信共产党领导的人民政府。

而贾仁贵拉着满满一车东西四处找人，到处拉关系，则已在心底里把这个国家和政府看扁了、看灰了。在他心里早已没了罪恶感、是非感，早已没了人民政府和国家政权，也早已没了法律正义和共产党！他根本就不相信共产党，更不相信共产党的章程和信义。只要有钱、有关系，就可以腐蚀一切、得到一切，办成任何事情！“共产党”这三个字在他眼里早已失去了任何意义！

被共产党和人民赋予了权力的贾仁贵，有着共产党员身份的贾仁贵，已经不再信任共产党，已经把共产党领导下的一切看得这么昏暗，而且把共产党的正义和法度早已踩在了脚下。

而依旧贫穷苦重、饥寒交迫，依旧生活在最底层的李荣才，即使是在受尽凌辱、惨遭迫害的情况下，对共产党却始终坚信不疑，从不动摇！

这个古怪离奇的方程式，是如此地令人费解和不可思议，然而却又是客观存在和铁的事实！

发人深省，令人震撼，而又让人不寒而栗。

想到这里，刘郁瑞不禁感到一阵深深的悲哀和激动，以致两眼湿润，心潮起伏，久久无法自已。

面对着这样的人民，我们还有什么好说的。

已经几十年过去了，人民和历史还会再等我们几十年么……

二十分钟后，县纪检委书记尹远就打来了电话。

尹远年轻气盛，血气方刚，性情直爽，颇具正义感，但性子急，容易冲动。在敢说敢干、敢斗敢闯方面，自然比许克俭要强。而在深思远虑、多谋善断方面，则不如许克俭。他们俩在一块儿，正好取长补短。

“……这个狗日的贾仁贵，真不是个东西。”尹远果然又气又恼，一接上便骂。“原本还想着他不至于这么坏，谁知道他真是坏透了！啥事也干得出来！这就叫顶风作案呀！明知你们要下来，偏是要跑，跑了和尚还能跑了庙！”

“你们通知他家里了没有？”

“通知啦，家里人也在装蒜，一会儿说啥可能是做生意去了，一会儿又说啥大概是看病去啦，一会儿又说说不定是哪个朋友家有急事，把他叫去啦。还说啥反正他这会儿也没啥可干了，也该到外边散散心啦。到后来，竟还撒起泼来，说人是你们管着的，你们都不知道哩，我们咋能知道？我们不找你们要人了，你们反倒逼上门来！刘书记，你听听，这都叫什么话！贾仁贵没瞧起咱们，连他家里的人也没瞧起咱们！人家有恃无恐，胆子大着哩！”

“赵亮、魏晓明呢，他们也一点儿不知道？”

“他们呀，我看贾仁贵更没把他们放在眼里。平时还夸人家这、夸人家那。这会儿又一口一个没想到这、没想到那。没想到下了通知人家居然会不听，没想到人家就这么不声不响地开车跑了，没想到贾仁贵反应会这么强烈。赵亮刚才还给我说哩，他说他最没想到的是，居然没一个人给他通风报信。他在这儿当这么多年的党委书记，真是白当了！过去是贾仁贵日哄他，如今老百姓又不信任他。他可真是没脸再在这儿干了，连我也替他难过哩。”

刘郁瑞没吭声。老实说，直到这会儿，他最看不透的还是这个赵亮。以前把贾仁贵夸得像一枝花，而如今却突然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自我批评做检查，只有他快当利索。而如今又对尹远讲出这么一大堆话，甚至不想再在这儿干了，在尹远跟前试探露风，希望能把他调走。一前一后，反差会这么大，变化会这么快，实在令人费解。还不如魏晓明。魏晓明在做反省时，甚至还为贾仁贵做了些辩护，说成绩归成绩，问题归问题，不能因现在的问题把过去所有的成绩都一概给否定掉。就是到了事后，也始终没有随意表态。他并不认为魏晓明这种态度完全对，而是感到可以理解。人嘛，干什么总得有个过程。像赵亮，可就不一样了。前些日子找他时，他就觉得有些不大对劲，尤其是在贾仁贵的问题上，那种前后不一、左右摇摆的表现和举动，就好像有什么短处捏在别人手里，总是看别人的脸色行事。甚至你说个啥，他就是啥，始终顺着你的来。他真有点怀疑，在史伍德、贾仁贵面前，他是不是也会是这个样子？如果你说赵亮是在耍两面派，也不确切，就好像他在这件事上极力要回避什么，竭力想躲开什么。在别的问题上，赵亮还算是个赵亮，而一到了这个问题上，就好像立刻矮了半截，赵亮就不是赵亮了。他似乎不想触怒任何人，也不敢触怒任何人。

“那魏晓明呢？”刘郁瑞又问。

“蔫啦，连句话也没了。刘书记，这回对他打击可不小。魏晓明原来还想在植树造林上拿第一哩，哪晓得会跌在这上头。如今又出了这档子事，他啥时候经过这些。”

“你告诉他俩，假如乡里的工作，真因为这事给垮下来，那就趁早辞职别干了，像那样子还能拿了第一！你现在就转告他，花峪村的问题我就不算在内。他不也说了，问题归问题，成绩归成绩。假如还能拿第一，我照样给他第一！告诉他们，一不能背包袱，二不要受影响，三也要积极参与，不能放松。尤其是要防止再出现贾仁贵和花峪村那样的人和事。好了，这是有关他们的，咱们再接着谈咱们的。刚才许克俭给我来了电话，我是想再听听你的。”

“许克俭给我说啦。刘书记，咱们根本没什么可顾虑的！不瞒你说，这事我原本还不想给你说哩，我们纪检委发个通报，那是我们份内的事。就是出了问题，那也是纪检委的问题，那也只是我的责任。跟县委没关系，跟刘书记没关系，跟任何人也没关系！谁要找就找我好了。我先给你说好，纪检委发通报的事，我可没给你请示过。别人说了那是别人的事，跟纪检委没关系。”尹远半开玩笑半当真，话说得却一点儿不含糊。

“你这家伙！你以为我怕负责任？你是组长，我还是副组长哩么，有啥事就不跟我商量了？”

“哟，你不说我还给忘了。既是这，我就更不怕啦。别的事可以商量，这件事我做主了。说实话，底稿我都拟好了。”

“是嘛，那就念给我听听。”刘郁瑞半信半疑。

“这没问题。我这就念给你。”

一阵哧哧啦啦的响，看样子果然有。

“刘书记，你听着。”尹远在电话里一字一板地念了起来，“汾西县纪律检查委员会关于花峪村林场哄抢案及花峪村党支书贾仁贵违纪行为的通报。3月25日，于贾家峁乡花峪村林场发生了一起特大哄抢事件。参与哄抢的人数总计有九十七人，形成哄抢事实的有六十二人。哄抢中伤三人，其中重伤一人。据初步计算，经济损失折合人民币约两万八千余元。案发后，经汾西县公安局及贾家峁乡派出所审理，现已查明，此案的发生、形成均与支部书记贾仁贵知情不报、放任不管有直接责任。在九名主要肇事者和组织者中，有六名同贾仁贵有亲戚关系。据查，案发前两小时，几名主要肇事者尚在支书贾仁贵家集聚。支书贾仁贵对此均已承认。事件发生后，经乡党委和乡政府决定，鉴于此案性质恶劣，事关重大，对此案直接责任者花峪村党支书兼代理村长贾仁贵，已令其停职检查，等候处理。极为恶劣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案发后，在停职检查期间，贾仁贵居然目无法纪，没向任何人请示，擅自弃案而走，至今未归，在干部和群众中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作为林场哄抢一案的主要责任者，同时也是即将重审的李荣才一案的主要当事人，在两案并发期间，做出了与其身份完全不符的行为，严重违犯了党纪法规。为此，县纪检委特通告全县，责令其必须尽快归回，并视其表现酌情严肃处理。”念完了，尹远顿了顿，问道：“刘书记，你觉得咋样？”

“这肯定不是你写的。”刘郁瑞对内容并不评价。

“可不是！”尹远坦率得令人好笑。“要让我写，绝不会这么转弯抹角，客客气气！”

“我倒觉得还可以。”

“口气太软了。我给你说吧，凡贾仁贵后面都有‘同志’两个字，我一律没给念出来。要加了‘同志’，那才窝囊呢。”

“我看还是加上好。”

“你咋的跟许克俭一个口气！到这会儿了还称他‘同志’？有他这样的同志，我感到耻辱！我看只这一个案子，判他三年五年也不为过。啥样的一个东西，都尿到咱们头上了，还称他同志！”

“好了，这不是实质问题么。在没有定案前，这还是必要的。何况，这是代表组织，不是代表个人。你一会儿告诉许克俭，关于在报纸上、电视台上发消息的事，就不要再提了。我们再给他个机会，看他下一步如何表现。还有，在通报上再加上一点，要各乡镇务必以此为戒，把各项工作真正做到实处，以防类似的事情再次发生。尹远呀，你这次下去，别以为这只是件小事，千万不可操之过急，免得因小失大。贾仁贵不在，专案组工作不能因此停下来。你们可以先跟李荣才谈，可以先查查账，还可以找群众了解了解。对这两起案子要一视同仁，谨慎再谨慎。还是那句话，要实事求是，言必有据，核查问题不要带任何前提。”

尹远笑了笑没再吭声，也许尹远觉得他太小心翼翼了。不过刘郁瑞清楚，尹远咋呼是咋呼，具体办起来则是另一回事。

下午四点多，通报便印好送来了一份。果然一切没变，而且都加上了“同志”二字。刘郁瑞又细细看了一遍，感到既有分量，又不失之偏颇，而且这样做确实可以挽回一些影响，让人感觉不到有什么被动之处。尤其是几个词的妙用，比如“弃案而走”，给人的感觉好像是弃案而逃；“尽快归回”，又好像是尽快归案；真是费了心思，下了工夫。

他知道这是许克俭的“杰作”。老实说，他并不喜欢这种东西。他更喜欢的是尹远那种性格和作风。但现实生活好像让人们不得不如此：既需要尹远，也一样需要许克俭。

这大概也算是一种“中国特色”。

十五

一阵脚步声，县委副书记史伍德应声走进了办公室。

史伍德依旧一副干练麻利的样子。落座，倒水，端杯子，不失身份又很有分寸的寒暄，显得既轻松又自然。不过，让刘郁瑞看来，则感到多少有些做作。之所以有些做作，肯定是要跟他谈一些比较难谈的事情。因为难谈，所以，得把主要精力放在怎样开口上，而别的，自然也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这个你看到了么？”刘郁瑞好像要抢先切入主题，把还带着油墨味的通报轻轻递了过去。

一看标题，史伍德愣了一愣，看了一遍，像是没有明白似的，又匆匆看了一遍，然后抬起头，有些发怔地：

“这个，事先请示过县委了？你事先知道不知道？”

“哦，啥意思？”刘郁瑞不答反问。

“刘书记……这样做，是不是……有点太过头了。这个通报本身就有问题么！”史伍德一时竟显得有些失态，一副乱了方寸的样子。

“说说你的看法。”刘郁瑞不动声色地说道。他没想到史伍德会有这么敏感的反应。

“不管怎么说，贾仁贵也还是个老党员、老劳模、在基层工作了几十年的老干部呀！就算他有错误，也不能一概抹煞，一棍子打死么。这样做，对一个老同志的打击实在太大了，这太过分了吧！大伙看了，会觉得寒心的。没有功劳，也有苦劳，能在基层坚持这么多年，绝不是件容易的事情。何况，他还是县地一级的劳动模范，是我们多年扶植培养起来的先进典型，如今这么干，那还不等于自己打自己的耳光！我觉得这份通报很有问题，如果不是出于个人目的，绝不会写出这样的文字来。刘书记，如果这个通报还没有发送出去，我认为还是立刻收回为好。我建议县委应立刻对此进行讨论研究，不要匆忙做出决定，免得造成不良影响。”说到此时，史伍德已经恢复了平静，但口气依然很硬，甚至还有一点儿撒泼的味道。同以前的史伍德相比，简直判若两人。

这大概也是通报发出后的第一个反应吧。刘郁瑞默默地瞅着史伍德有些涨红的脸。说实在的，史伍德的反应之强烈，是刘郁瑞所始料不及的。如果不是感到过分刺激的话，一个平时还算谨慎的人，是不会做出这种举动的。他居然要求立刻收回通报，甚至要县委立即重新讨论研究。为了什么？是什么让他这样冲动？

仅仅是为了一个贾仁贵么？

“你真的觉得太过分了？”良久，刘郁瑞才这么问。

“刘书记，这还不过分么？这个通报一发出去，贾仁贵这个老同志还不就完了。我们惩前毖后，也还是为了治病救人嘛。你看看，这都写了些啥，什么知情不报、放任不管；什么擅自弃案而走，造成极为恶劣的影响；什么严重违犯了党纪法规。刘书记，这些词语都是以前对付阶级敌人专用的词语呀！”

刘郁瑞有些发怔地瞅着史伍德，他没有想到史伍德今天一上来就这样赤裸裸地为贾仁贵做辩护，毫不掩饰，毫无忌讳，完全一副光膀子上阵的劲头。这究竟是怎么了？居然这样不讲方式，立场鲜明！史伍德今天来他这儿的目的莫非就是这个？是这个通报刺激了他，还是这件事情本身触痛了他的神经？末了，刘郁瑞问道：

“那你觉得现在该咋办？”

“我觉得在没有弄清贾仁贵为啥而走之前，不应该这样草率地通报全县。可以先通知他的亲属把他找回来么。就算等一等也没什么坏处。等他回来了，把事情问清楚，我们再做处理也不迟。”

“要是找也找不回来，等上十天半月的也等不回来，那又该咋办？”

“不要把问题想得那么复杂么。我看他不会等那么久才回来。他并不是不知道家里出了事，他能不着急？”

“你咋知道的？”刘郁瑞冷冷地反问一句。

“……这，”史伍德脸一红，紧接着说道：“这也是人之常情么。”

“人之常情？”刘郁瑞不禁有些生气了。他简直有些不明白这个史伍德为啥会这样死乞白赖地公开为贾仁贵辩解。就好像这份通报通报的不是别人而是他自己！退一万步说，就算通报的是他自己，也不应气急败坏到这种程度。想了想，刘郁瑞努力让自己冷静下来，竭力用平静的口气说道：“如果按人之常情，贾仁贵就不该私自外跑么。他这一跑，算上今天，已经第四天了。他要着急，也早该回来了。就是不回来也应该回个口信留个地址，为啥到现在仍然音讯全无？连他家里也不知他去了哪儿，你说到哪儿找他去？”

“他家里人说的那些还不都是些气话。你要真找，还怕找不着？”

“气话？你是说这就像媳妇跟婆家怄气哩，媳妇赌气回了娘家，只要你跟娘家说点好话，赔个情道个歉，这媳妇自然就回来了，娘家人也就不说气话了？”刘郁瑞嘴里说得好像很轻松俏皮，脸上却铁青乌紫，绷得吓人。你想，这刘郁瑞心里如何会不气，不管你说一千道一万，也不管你怎样忍让，他就是这么死缠硬磨，步步紧逼，好像非要见个高低不可。

“刘书记，你看你说到哪儿去了，我不是这个意思么。我的意思是说他们有情绪，有意见，只要说通了，再让他们去找，还能找不回来？”

“这还不一样。就照你说的，那应该到哪儿找去？他又会去了哪儿？”

“他还能去了哪儿，还不就是去找找那些认识的老领导、老上级，诉诉苦、喊喊冤，总是觉得委屈么。”

“这么说，他肯定也去你那儿了？”刘郁瑞猛地问道，眼神也更为冷峻起来。

史伍德显得有些措手不及，尴尬了一阵子，有些不自然地：“去过。”

“那他肯定也给你诉了不少冤枉。”

“说实话，我也真替他冤枉哪。干了一辈子工作，当了一辈子模范，哪晓得会跌在这上头。就说林场那事情吧，要说有责任，也不能说他没责任。可要说全是他的责任，只怕也说不过去。那么多人要闹事，他一个人咋能拦住？再说，人家也没给他说啥时候闹事，他总不能没明没黑地老等在村口吧。说领头闹事的有好多是他的亲戚，那也不假。可正因为是他的亲戚，人家才不怕他。如今的村干部又不比过去，说话早不像过去那么算数了。人家想听就听，不听你又能咋的？要钱没钱，要权没权，还不是空架子一个。”

一番话，顿时又把刘郁瑞气得两眼发黑。他刚才还在想，史伍德那样激烈地为贾仁贵辩护，也许他心里真是那样想的，真的以为贾仁贵是个好人，真的替他冤枉，而现在，这种想法则彻底给摧毁了。他没想到史伍德居然会同贾仁贵毫无二致，全都把眼下的社会看得这样灰暗，而且明知有错，却又拒不认错，甚至认为有错也不应是他的错。想到这儿，不禁有些愤然地说道：

“像你说的，这并不是某个人的问题，而是政策的问题、社会的问题，是不是？”

“刘书记，这都明摆着的事情，我也是实话实说么。”

“你的意思是不是说，如果现在仍然像过去那样，一个村子里所有的钱，所有的财产，所有的土地使用权，全都集中在某一个人手里，任其支配，任其所用，那才叫有钱，那才叫有权？那样老百姓才会听你的，你的话才能算数？否则就没人听了，不算数了，指挥不灵了，全都成了空架子了？”

“刘书记……”史伍德正想说什么，立刻便被刘郁瑞的话打断了。刘郁瑞不容分说地接着讲了下去：

“我们共产党绝不是仅仅靠钱靠权才能统治这个社会！想当初，我们共产党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可老百姓为什么偏偏会跟了我们？流血牺牲，让日本鬼子拿刺刀挑了也不肯背叛共产党，为啥？就因为老百姓明白，共产党是最无私的，是为了绝大多数人的。我们靠的就是这个！过去是这样，现在也是这样！民心所向，才是共产党的根本！如果说没钱没权，老百姓就不听你的了，你的话就不算数了，让我说，这根本就不是共产党，至少也是个假共产党、冒牌共产党！你攥住老百姓的粮食和财产，然后叫老百姓听你的，这能叫共产党？”

“刘书记，你曲解了我的意思么。”史伍德的口气有些软了下来。“我的想法也不是这样么。再说，我今天来，也不是要跟你探讨这些问题……”

“那好，咱们就接着谈贾仁贵。他跟你诉了那么多苦、那么多冤枉，可他跟你说过如何敲诈、如何威胁林场专业户了没有？人家苦干了七八年，投资近十万，债台高筑，倾家荡产，刚刚得利，就想方设法要把林场据为己有，这他跟你说过没有？合同没到期，人家也不同意，他就鼓动群众闹事，甚至公开谩骂恐吓，扬言出了问题他不负责。闹事前，几个领头闹事的骨干，一直在他家坐了大半夜，这他跟你说过没有？他明知马上就要出事，一不采取任何措施，二没给任何部门请示汇报。闹事者拿着斧头砍刀出发时，他就站在他家大门口，几乎就等于是在夹道欢送！出事后，有两个村民回村给他汇报请示，说三个专业户被打伤，伤得很重，生死不明，他居然没做任何表示，更没让人报案或采取补救措施，而是回家关门去睡大觉！要不是祸及西岭林场，及时被发现，这还不知会闹出什么样的恶果。这些，他都给你说了没有？案发后，一直等到公安局来到现场，他仍关门躺在家中，甚至连出事现场也没去看一看。后来几经催促，才同乡里的干部一块儿到医院跑了一趟。即使在停职检查后，也拒不认错、拒不检查，而且在没有给任何人打招呼的情况下，擅自外出，至今不归，这个他又给你讲过没有？还有，李荣才一案的复查工作，五天前就给他打了招呼，他当时也做了表示。然而，他明知自己是此案的主要当事人，却偏要在专案组下去前离家出走，这个，他又给你讲过没有？你也是专案组的主要成员，莫非你连这个也不清楚？”连刘郁瑞也有些不明白，他竟能一口气说了这么多。而且越说嗓音越重，越说火气越大。想想也真是生气，没法不气！两天来，因贾仁贵的突然出走，县委大院几乎吵翻了天，整个汾西县城一片沸沸扬扬，专案组的工作一直处于极度的尴尬被动之中。然而，谁也没能想到，贾仁贵私自外跑找的第一关系居然是县委副书记史伍德！而今天看史伍德的架势，当时不仅没有劝阻，没有对其进行批评教育，竟至于还是一副完全认同的口气，极力为其辩解，公开为其喊冤叫屈，甚而至于对县委和专案组的做法进行指责！这就是说，对贾仁贵所做的一切，从头到尾他都一直站在对方的立场上，对贾仁贵本人，他也从未有过任何反省和检讨，对县委的一系列决议，也从来都是阳奉阴违！假如真是如此，可就更令人难以置信了。

史伍德硬撑着架子，虽然显得有些发怵，说话却依旧振振有词：

“这些，都得有证据么。光听别人背后说这说那的，也只是一面之词。”

“都写到公安局的审讯记录上了，连押也画了，还不算证据？”

“那也得经过检察院和法院最后确认么。在本人没有最后承认和法院没有判定前，我们行政机关无权这样做的。”

“本人不承认，法院没有最后判定，也不等于他没有了任何嫌疑。而按你说的，连对他的嫌疑也不该有，就连他擅自离家出走，也没有任何错误？”

“我没这个意思么。他也并不是没有嫌疑，不打招呼外出，也分明是不对、欠妥的么。”

“既然这样，我觉得我们党的纪检委发布这份通报，就完全有必要，没有什么过分的地方。纪检委对一个有重大嫌疑，而且毫无组织观念、蔑视党的纪律的党员进行严厉批评，并通报全县，限其尽快返回，有什么不可，又有什么过分的地方？如果连这也叫过分的话，那李荣才呢？对李荣才做的那一切又该叫什么？！在本人从来没有承认过、在公检法从来没有确认过的情况下，你们作为行政人员，却把人家强行定为贪污犯、盗窃犯、反革命、坏分子，横加了无数罪名，关押、批斗、捆绑、吊打、劳改、监禁、封门、抄家，至今不给口粮，不给分地，甚至不让回村，害得人家家破人亡，流离失所，你说说，这又该叫什么！”

“那都是以前的事了，又不是现在。”

“以前？就在这个月，就在前几天，李荣才家的门还封着！直到今日，李荣才仍然没有分到一分地，家里仍没分到一口粮！李荣才一家至今还躺在医院里！李荣才一案你曾亲手审查过两次。你是真不清楚，还是在装糊涂？刚才的那些话出在你口里，真让我难以置信。你还知道过分，还知道治病救人？同样都是国家的公民，你的做法看法为何会判若两人，截然相反？李荣才也曾找过你无数次，那时你都给他说过些什么？如今贾仁贵也来找你，你又对他说了些什么？老实说，假如我不认识你，不知道你是个堂堂的县委副书记，我还真闹不清你是以什么身份在为贾仁贵说话！”

刘郁瑞越说越气、越说越狠，连自己也有点不解，这番话竟会说到这份儿上。谈话一开始，他就一再告诫自己，不许发火，不许生气，不许高声，不许多说，然而却不知为何，竟至于发了这么大火，生了这么大气，声音这么高，又说了这么多！而且明明知道自己冲动了，却偏是压不住。老实说，就是直到这会儿，他对史伍德的举止言谈，还是有些无法理解。退一步说，就算处理得过分了，处理得有些偏颇，作为一个县委副书记，何至于这样不辨是非，强词夺理？

他本想冷静一下，再接着跟史伍德认真谈谈，没想到史伍德脸色却越变越阴，终于拍案而起，跟刘郁瑞翻了脸：

“刘书记，自你来到汾西，我一直都信任你，也一直尊重你。我觉得我尊重你你也应该尊重我！对别人的一些议论，我原来并不相信，但今天听了你的这些话，我相信了！你一开始就听信了他们，把我当成了对立面，从来也没信任过我！其实，我什么不清楚，他们执意复查李荣才一案，那是醉翁之意不在酒！后来成立了专案组，让纪检书记当组长，让我当副组长，以为我不知道那是他们捏弄好的！他们收拾贾仁贵，其实是借贾仁贵来打击别人，排除异己！是在打击我，排挤我，要我的好看！不要把别人都当做傻子，要来就来明的，偷偷摸摸、拐弯抹角的算什么本事！我史伍德这个县委副书记，在他们眼里究竟算什么！你告诉他们，也不要把人给逼急了，兔子急了还咬人哪！”

“那好，既然这样，咱们下午就开个组织生活会，有什么要说的，咱们就面对面的全都讲出来。”

“这也吓不着谁！我可不是贾仁贵，他们想怎么捏巴就怎么捏巴！告诉他们，我史伍德还没怕过谁，有本事，就让他们把我调走，把我撤了！”

史伍德说到这里，腾地站起来，猛一转身，狠狠地把门帘一摔，便冲了出去。等到刘郁瑞反应过来，早已踪影全无了。

刘郁瑞有些发怔地站在那里，史伍德一口一个“他们”，却分明是对着自己。莫非他真是这么看的？史伍德的发作，本在预料之中，但他那一副无赖的口气，却又让人始料不及。不过，紧接着他便明白了，今天这一回合，正是李荣才一案的并发症，也是贾仁贵给他带来的第一个麻烦。

而这一切，也许仅仅只是个开头……

十六

史伍德这一走，整整三天没露面。甚至连一次必他参加的县委工作会议，也托病不出。刘郁瑞把电话打到他家里，接电话的是他的妻子，一听话音就知道这是个工于心计的女人，在电话里，又热情又亲切，像是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呀呀，是刘书记呀。在家里伍德整天都把你挂在嘴上，把你夸的呀，这也好，那也强，多能干，多有魄力。一直也没机会跟你坐坐，啥时候有空儿，在家里吃顿饭聚一聚，也不晓得你肯不肯呀？刘书记，我可跟你说定啦，到时候不来可不行呀，要不，我到家里熬也要把你熬来。我给你说，我家里那个史伍德呀，实在是个死心眼儿，从来也不会虚虚套套的，心里有啥，嘴里便是啥。不像别人，一肚子鬼心眼儿，偏长了一张蜂蜜嘴。心狠嘴甜，反倒讨人喜欢。哎呀呀，刘书记，真想跟你坐坐哩，伍德呀，这几天病的呀，没明没黑地折腾人，这不，喝了药，刚刚睡着，刘书记，你看要不要把他弄醒了……”

真是利嘴利牙，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两口子都是这么一副好口才，你想插话都插不上，连放下电话也不容易。

他当然不相信史伍德会真病了，也绝不相信史伍德的妻子会不知道他们较量的事。他知道史伍德借病不工作，是给他摆谱儿、闹情绪。不过，从这一点上来看，史伍德这个人还不是那种官油子。官油子能大能小能高能低，这儿跟你吹胡子瞪眼大吵大闹，那儿跟别人嘻嘻哈哈神吹鬼谝无事一样。今儿跟你吵了翻了脸，明天又会登门请安赔礼道歉，不会闹情绪也不会生气。即使当面能把你骂得像个不共戴天的仇敌，过不多久再见到你又会笑容满面、谈笑风生像几十年的知心朋友一样，过后依旧我行我素，让你毫无办法。

史伍德并不像这种人，所以刘郁瑞才打电话给他，并且还想跟他再谈谈。

然而，在吃午饭时，却突然得到一个消息，史伍德这几天都在临汾！

原来如此。

一提到临汾，刘郁瑞立刻就想到了行署专员顾加辰。史伍德曾是顾专员的秘书，而顾加辰升职为行署专员后，史伍德才被提拔为县委副书记。他们的关系向来都很密切，这是人所共知的事情。史伍德在汾西县说话很有分量，他身边也有不少人围着，跟这也不无关系。不用说，史伍德肯定是找顾专员去了。就算还有别的事，顾专员那儿也是必去无疑的。

刘郁瑞顿时窝了一肚子火。他倒不是怕史伍德会给顾加辰说些什么，而是史伍德的所作所为让他感到愤怒！

一有矛盾一吵架就往上头跑，这算什么行径！这种人说起来甚至比那种官油子还要不如，还要有破坏性。似乎觉得只要抱定了一个粗腿，这个天下就可以任他所为，顺我者昌，逆我者亡。在他的眼里可以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们，我史伍德还没怕过谁！有本事，就让他们把我调走，把我撤了！”怪不得他会这么说。他突然明白以前的何书记为啥在这儿只干了一年多就给调走了。假如一个县里有上几个这样的人，那就什么也别想干成，除非你想做傀儡！一切都得由着他们，一切都得听他们的，所有的权力都得交给他们，他们想怎么干就可以怎么干。

朝里有人好做官。就因为他们觉得背后有靠山，就敢为所欲为，别的人都得让他三分。

一个李荣才，一个贾仁贵，如此明明白白的事情，在他们手里，就可以搅得是非不分、香臭不辨，以致颠倒黑白、指鹿为马！

他当然不会怕你。我上边有人，你还能领导我？我想听你的就听，不听你的你也没辙。你干好了我脸上也有光有彩，你干不好我正好把你挤走。反正我不是一把手，可以闹情绪，可以撂挑子，若要闹起来你还得喝我这一壶，想把我撤了，想把我调走也没那么容易！就算你能找到上头，能说出对与不对来，那也至少要给你一个坏印象：不会用人，不会团结人，再坏点，不能容人，不会干，没本事，连个人也闹不住！

这正是副职的好处和可怕处。

要真是这样，可就比无赖还要无赖，比十个官油子还要让你头疼！

刘郁瑞猛然间又想起史伍德老婆电话里的那一番话来。这会儿琢磨起来，可是要多损有多损，要多气人有多气人。她不仅骗了你，也耍弄了你，连一个县委书记她也敢玩儿，就更不用说别人了。这还只是他的老婆！

娘的，他实在不明白这些人为啥当官当得连人性也没了！老百姓的苦难、贫困、安危，甚至性命他们都可以置若罔闻、视而不见，甚至为虎作伥、助纣为虐，只要是为了鼻子尖前的那点利益，就可以把所有的东西都给扔掉。人格、灵魂、党性、原则，全都可以踩在脚下。

他突然想起了私访时一位老农说的话：“共产党的天下非让这帮子东西给日塌了不可！”

也真是的，共产党里头怎么会生出这样的一群东西！垃圾、渣滓、蛀虫、害群之马、锅里的老鼠！

刘郁瑞又在骂娘了。骂了一阵子，又强迫自己冷静下来。

生气归生气，现实归现实。就是再有问题，你也得一步步来。你明知他不是个东西，可你还非得跟他打交道。你得说服他，得给他做工作，得跟他谈心，解决问题办事情还得征求他的意见，还得让他同意！至少现在你必得如此。

因为你得领导他，他是你的部下，也是你的同事，还是县委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也许这才真正是一个县委书记最大的悲剧。

面对着一个敌人，你首先得去对付自己身边的人！闹不好，说不定敌人打不倒你，你倒被自己窝里的人给吃掉了。

古往今来，中国人吃了几千年这样的亏，而如今这个亏还在吃，人人都清楚，人人都得吃，到底是谁种下的这苦果！

第四天，贾仁贵回来了，出现了。全县通报后第四天才露面，真可谓用心良苦，颇费一番心思了。不迟也不早，不亢也不卑，看上去像是听了你的，其实，让人一琢磨，也并不是全听了你的。至少也能给人这么一个印象，我可不是因为怕了你才回来的。

贾仁贵在县里一露面，头一个来见的就是刘郁瑞。贾仁贵的样子也确是如此，虽然显得格外恭顺听话，但一点也不显得害怕。一见到了刘郁瑞，立刻显出一副又规矩又老实的样子，既像是认错又像是辩解似的说道：

“刘书记，这几天我到闺女家去啦。闺女生了个儿子，过百日哩，非让住几天不可，我那亲家执拗得很，死活也不让走。真是没办法，结果一下子耽搁了这么多天，也真把我急坏了。”

刘郁瑞知道他是在说谎，不过，还是问了一句：“去了你闺女家，你家里人为啥不知道？不是说你看病去了么？”

“先去医院看的病，看了病，才去的闺女家，去闺女家的事，家里人起先确实不知道。”

又是谎话，编都编不圆。刘郁瑞也清楚这会儿对他也没什么可问的了。对这些谎话也懒得去拆穿，便换了个话题问道：

“通报你看到了？”

“看到啦看到啦。”贾仁贵回答得又快当又麻利，而且显得又轻松又不难过，就好像看到的是一件与己无关的东西似的，一点儿也不在意地：“我昨天就看到啦，要不赶这么紧就回来啦，本来还想再住两天哩。刘书记，我真不知道这件事催得这么急，要是知道，我当初就不该走的。”

“你当初会不知道？”刘郁瑞一听就又来了气。“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知道是知道，就是不晓得会这么急么。”

“胡说八道！”刘郁瑞不禁又勃然大怒。“不晓得会这么急？那么个林场让近百个人差点给毁了，人伤了好几个，损失三两万，一切都亟待处理，你不晓得会这么急？李荣才一家给逼得死的死、病的病、伤的伤，至今还躺在医院里，你不晓得会这么急？一个村子一多半壮劳力都参加了抢劫，公安局现在还审着好几个，农忙将到，村里却让你糟蹋成这样子，你还不晓得会这么急！那你晓得什么？停职检查，你却擅自外出，一跑就是七八天，到现在还不思悔改，仍然满口谎话、鬼话，你是骗别人还是骗自己！你这么干到底想干什么！”

然而，不管刘郁瑞怎么骂、怎么发火，贾仁贵始终是一脸恭顺，一声不吭。任凭你山崩地裂，我自默然不动。一直到最后离开，也没辩解，也没反驳，只是低下头挨骂，甚至连动也不动，反正你说什么也听，说什么也不吱声。

不过，到后来刘郁瑞也看出来了，贾仁贵摆出的这一副又听话又恭顺又老实又规矩的样子，其实，就是让你看的。贾仁贵好像要的就是这个效果。让你批，让你火，让你发泄，让你收拾。面子上如此，而究底里，则是一副胸有成竹、底气十足的劲头。他并不怕你，又故意让你收拾，其实，在心里似乎已经有底了，有准备了，有靠了。因为他一定是觉得能对付得了你，至少已经有了对付你的办法，所以，才会摆出这种样子。再则，这样子，也正好能让你消消气。

这就是说，他这几天并没有白跑。一定是有什么人已经给了他什么承诺，他才会像吃了定心丸一样对一切都满不在乎。

他一定是觉得有把握了，才这么跑回来，见他一面后，然后再回家去等待。

他等待的会是什么呢？

刘郁瑞明白，自己这会儿也只有等待。他倒要看看，这等来的都会是些什么。

贾仁贵走了，刘郁瑞想了想，便给贾家峁乡尹远挂了个电话。

“他回来就好，正等着他呢！”尹远依旧火气很足。“我看这回回来咋交代！刘书记，我先给露点风，过两天回去再详细给你汇报。我告诉你呀，这一回咱们可查出东西来啦，只从账面上看，问题就很大。刘书记，不是一般的大呀！没想到这个贾仁贵胆子会这么大，干脆就是明干！一共才查了两年的账，就查出了近两万的亏空。实在是吓人哪！”

“尹远，我给你说，一定要有证据，证据也一定要确凿。”刘郁瑞小心翼翼地嘱咐着。对尹远的这些话，不知怎么着，他总是觉得有些不踏实。“另外，在没有确认以前，一定不要当小道消息乱传。”

“放心放心，这个我还不清楚。”尹远的口气显得非常自信。“过两天我回去了咱们再详细谈，保准你会大吃一惊。另外，这贾仁贵的民愤也大得很。自从你来过后，老百姓胆子大多啦，也敢说话啦，揭露出来的问题很多也很严重，我们连想都想不到。这贾仁贵简直就是个地主恶霸、土豪劣绅，他妈的真是坏到家了。要放到土改和镇反那会儿，枪毙他十回也够了。我这会儿只给你举一个例子，他那三儿子，脑子不好，有点傻，原先由他做主，找了个姑娘定了亲。那姑娘长大后死活不愿意，贾仁贵就替人家把结婚证偷偷领了，然后找了几个人，把那女的摁住剥了衣服，居然在这么多人面前，让他那傻小子把人家强奸了！那姑娘一气之下就跳了崖，结果没死成，摔成了残废。到这会儿他又不要人家了，办了个离婚证硬把人家推出门外，直到这会儿，那姑娘还在家里躺着哪！我们还去看了一回，挺漂亮的一个姑娘，硬是给活活毁了，你说这贾仁贵是人不是人！”

刘郁瑞听到这儿，也不禁气得直打冷颤。简直没有一点人味了，活活的就是一个畜生！

“刘书记，还有李荣才的事我们也查得差不多啦。这几天我们集中力量查了李荣才的账。人家李荣才这账才真叫账呢，一笔一笔都记得那么清楚，来源、支出、收入、去向，一点儿也没有含糊的地方。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会在这种账上查出问题来。就算真有问题，人家也不会写在账面上么！账确实丢了两本，不过，听人说，那账好像还有个副本什么的，要是把那找出来，李荣才的问题一下子就清楚了。”

“很好。”刘郁瑞的情绪总算好了些。“我看这几天你们的收获不小。我还是那几句话，一要抓紧；二要实事求是；第三，对这两件案子都不要带任何前提，更不要在审查问题时带有任何倾向性。要用事实说话，要让群众，不管是什么人全都心服口服。对你呀，我还得说两句，心再细点，办事再周密点，嘴再严点。”

“刘书记，你啥时候变得这么婆婆妈妈的，我告诉你，我是组长，你可只是个副组长……”

尹远在电话里笑了起来。

刘郁瑞没笑，他想笑也笑不出来。对他来说，这些消息都应该是对案情有利的消息。但这些消息的内容却让他心情越发沉重了。

何况，这些消息也仅仅是个消息，要等到最后确认还远远不够。而且贾仁贵还一直没回去过。要让他自己承认，只怕还早得很。尤其是等他回去了，谁知道又会发生什么变化！证人们还会不会再出头作证？作了证的还会不会再翻供？贾仁贵当了几十年村干部，并不是没有根基，何况，他还有那么多家属、亲戚！

至少这会儿还不是笑的时候。下午四点，刘郁瑞接到电话，地区农牧局局长张光海一行人要来汾西进行工作性考察，下午六点左右赶到。

紧接着，刘郁瑞又得到一个通知：行署专员顾加辰一行人，将在三两日内到汾西考察工作，考察对象主要是春耕生产及植树造林。

应该说是正常的，但刘郁瑞还是感到有些突然，而且偏是在这个时候。

哄抢林场果园的事还没处理，却在此时要来考察植树造林！

刘郁瑞想了想，立刻给几个有关单位打了电话，要求他们想办法调整手头的工作，并做出相应的安排。同时又让通讯员马上通知县委各常委，明天一早召开县常委扩大会议。

不管怎么说，行署专员到县里考察工作，怎么着也是件需要认真应付的事情。

五点五十分，农牧局局长张光海一行把车开进了县委大院。

张光海同刘郁瑞是一般人常说的“三铁”关系：同乡、同事、同学。同是洪洞人，还同是一个乡；在中学曾同班三年，后来又同在洪洞县委共事。多年来，从未断过交往，两个私交甚笃，绝非一般关系可比。所以，一见面，自然熟得很。

“局长大驾光临，在下有失远迎，多多得罪了。包涵包涵。”刘郁瑞很随便地开着玩笑。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喽。”张光海也以牙还牙。

“哟哟，这穷乡僻壤，山高皇帝远，你们哪个来了不是钦差大臣，巴结还来不及哩！”

“还能比得上你这一方诸侯，大权独揽，想咋就咋，功高还震主哩，我们算个啥。”

“得得，我可没你这嘴皮子功夫。你说，先到家歇一会儿，还是先吃饭？”

“走一路，都饿啦，先吃饭先吃饭。”张光海一点也不客气。“还怕你没饭哩。”

“你赶着灶王爷来的么，还会没饭？没好的还没赖的。”

“知道你抠门儿，我这回来特地带了两瓶古井贡。我告诉你，这可是我掏钱买的，绝不违犯你的法令。”

“哄鬼去吧，你还掏钱买酒？你要掏钱买酒，那酒厂还不得关了门。”

“哈哈，一听你这话，就肯定知道你是个贪官！怪不得有人说，当了三年的县太爷，抓住就杀，保准没错……”

一边走，一边鬼谝神侃地来到了小餐厅。

张光海果然带了两瓶古井贡，一瓶给了随行人员，一瓶留给自己和刘郁瑞。他坚持要了一张小桌，而且远离大伙，非要单独跟刘郁瑞吃饭不可。

没办法，只有破例。不过，刘郁瑞也乐意。老朋友见面，两人独坐，自可无话不谈。政务纷繁，就此放松放松，也应是一大趣事。

几杯酒落肚，话也就多了起来，而且有啥说啥，毫无羁绊。

“郁瑞呀，老实说，我还真是羡慕你哩。别看这么个小穷县，怎么着也比我强得多。宁当鸡头，不当凤尾，唉，像我现在这样，可真算是完啦。”张光海此时一扫刚才局长的派头和架势，竟然一脸委顿，满口叹息。

“狗屁，啥时变得这么悲观了？”刘郁瑞有点揶揄地，“你咋的，我咋的，还不一个样？年龄差不多，倒是都干不了几年啦。可你这大局长还能比我次了？事不多，权不少，专车一辆，房子一套，下了班，老婆娃子都在眼跟前。你说你这不全是滋润日子，真是瘦猪哼哼，肥猪也哼哼。”

“我说老兄，你这话可就差了。进了地委大院，局长能大把大把地抓，可这县委书记才有几个？当官当到我这份儿上，就算到顶了，你倒也说的不假，舒服是舒服点儿，可身上舒服了，心里也能舒服了？你说说，我这算什么狗屁官儿。其实，你也清楚，农牧局农牧局，是能管了农，还能管了牧？上有地委行署，下有县委县政府，还有乡，还有村，还要你农牧局干什么？纯粹就是聋子的耳朵，这个谁不明白。”

“照你说的，我这也上有地委行署，下有乡、有村，我也一样没干的了？”

“老兄，我这回来就是想给你讲这个。你跟我们不一样，只要你在这个位置上，至少也能干点事情。而且只要你在这个位置上站住了、站稳了，那就会比我们强。说俗点，只要不出事，就至少还能升一级。你想想看，哪个县委书记干到最后，只要是没出问题，不都得往高处再调整一级？”

“得得得，你喝多了是不是，今儿咋竟讲这些……”

“你不要插嘴。”张光海并不听刘郁瑞说什么。“你听我把话说完。这一辈子当官只当到县处级，等于没当。只有到了厅局级，那才算进了圈子。成了厅局级再离休退休，这晚年生活才算真正有了靠。你还会有车，住房也上了档次，病了全报销，可以住高干病房……”

“你小子脑子里整天就只想这个？我看……”

“你别打岔。我告诉你，这些我们都没份，已经没了。而你还可以有，至少也还有希望。所以，郁瑞呀，你千万要珍惜眼前的这个位置。退一万步讲，就算你不为自己着想，只想为老百姓办点实事，可假如一旦没了这个位置，你还能做什么？你连自己也坐不稳、保不住，你咋还为别人着想，咋还为老百姓办事？”

渐渐地，刘郁瑞从光海的话里头似乎听出了些什么。也许，这瓶子古井贡，并不是白让你喝的。刘郁瑞瞅着老同学这张微微红涨的脸，觉得这些话并不全是开玩笑。不过，他还是不想破坏掉眼前这轻松的气氛，依旧用开玩笑的口气说道：

“我明白啦，你小子今天来这儿喝酒，肯定是想说点什么，是不是？”

“好，果然痛快。既然你也听出来了，咱也就不必再绕圈子。郁瑞呀，你可知道顾专员这次为啥要来汾西？”张光海的话音明显低了下去。

“不就是视察工作么。”

“视察工作，你真这么想？”

“……那你说还有别的意思？”

“顾专员的行程，原来只安排了霍县、洪洞，并没有汾西，汾西只是临时加上的。”

“越说越玄了，你咋知道的？”

“行程表是我排定的，这一回我是主要随行人员，我咋会不知道。”张光海打住不说了，只是盯住刘郁瑞看。

“你别卖关子好不好，能不能利索点。”刘郁瑞故意显出一副不耐烦的样子。

“你最近跟史伍德闹崩了？”

“……”刘郁瑞一愣。“你咋知道的？”

“这你别管。我只问你这到底为啥？”

“史伍德是不是去你那儿了？”刘郁瑞拉下脸来。

“你先回答我。到底为啥？就只是为了那个贾仁贵？”

刘郁瑞一下子愣在那里。

原来如此！这一切，张光海原来全都知道。这就是说，张光海此行，就是专为此而来的！那么，顾专员呢，顾专员难道也会专为此而来？一个堂堂的行署专员，难道真会为了一个小小的村支部书记，兴师动众地来到这里，花费上这么多人力、物力和时间？

他无法相信！

还有，这张光海呢？他若是专为此而来，是为了提前告知他、保护他呢，还是要他改变主意，放弃以前的做法？也就是要为史伍德开脱，为贾仁贵说情，要他不要再去得罪这么多人，会不会是这个？从他的言谈举止来看，多半会是这个。

“说话呀，怎么不吭声了？”张光海一副很关心的样子。见刘郁瑞依然不吭声，便伸过手拍了拍刘郁瑞的胳膊说道：“郁瑞呀，若真是为了那个贾仁贵，让我说，那可实在是不值得。”

“光海，我觉得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

“不是我不了解情况，而是你根本没有政治嗅觉！”张光海有些激动又分外关切地说，“你知道不知道史伍德跟顾专员是什么关系？还有，你知道不知道贾仁贵跟史伍德是什么关系？贾仁贵跟顾专员又有什么关系？”

“就算有关系，那也摆不到桌面上。再说，也总得看看是什么问题吧。”

“摆不到桌面上？”张光海像是不认识似的瞅着刘郁瑞。“你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你一天到晚到底都想了些啥，知道些啥？我告诉你，贾仁贵家里那面最大、最耀眼的锦旗，就是顾专员亲手发的！你清楚不清楚这意味着什么？”

刘郁瑞再一次愣住了。

说实话，他还真不知道这个：顾专员曾亲手赠送过贾仁贵一面锦旗！

这就是说，贾仁贵这个“模范人物”，曾是顾专员亲手培养的。贾仁贵这面“红旗”，也应是顾专员亲手树起的！

如今谁要想搞掉这个贾仁贵，这就等于搞到了行署专员头上！

这个公式也许有些荒唐，但事实确应是如此。连你也想到这里了，人家还会不往这里想？

顾专员呢，会不会也往这里想？

如果会呢？

也许正像张光海所说，顾专员这次来并不是没有来头。

“郁瑞呀，到这会儿你总该明白了吧。”张光海伸过手来，又一次轻轻拍了拍他的胳膊，然后举起酒杯，向刘郁瑞晃了晃，像是喝苦水似的一饮而尽。喝完了，拿起酒瓶：“喝，喝呀，今天就这一瓶，酒要喝光，话要说完。他们喝完了让他们走，咱不管他们。”

刘郁瑞咕咚一口，震得满屋子都响。

张光海给刘郁瑞斟上酒，瞅了瞅刘郁瑞，又接着说道：

“说实话，我原本是要同顾专员一块儿来的，之所以提前来，也就是想跟你聊聊这个。郁瑞呀，我这会儿就只劝你一句，为了对付一个村支书，冒这么大风险，实在不值得。”

“我真不明白连你也会为贾仁贵这样的人说情。说实话，我也没想到你会这么熟悉史伍德和贾仁贵。我真有点怀疑，史伍德是不是曾经找过你，连这个贾仁贵说不定也去找过你。”

“就算是吧。”张光海好像并不否认。“这么说，你是想改变主意了？”

“我要是不想改变呢？”

“刘郁瑞，你别这么犯傻好不好！”张光海一下子又冲动起来。“说到底，你不就是为了那么一个李荣才么。是，李荣才是个可怜人，临汾大街上哪个人不知道。大正月天，一家三口在地委门口磕头喊冤，谁见了谁掉眼泪。可为啥就是解决不了？那么多年了，莫非所有的人都是贪官赃官，就你一个人是青天大老爷！同情并不是政治。你知道顾专员对这个李荣才有多讨厌！顾专员当地委副书记分管落实政策时，中央领导小组到临汾视察，顾专员给人家汇报得很好，可就是这个李荣才拦车告状，把顾专员弄得下不了台。你想想顾专员对这个李荣才能有好印象？你再想想顾专员为啥要亲手把锦旗发给贾仁贵？然后你再想想李荣才为啥告了几十年却告了那么个下场？”

“那咱们就全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眼看着这个老农民冻死、饿死，谁也不要去管！”

“你又在唱高调了是不是？这不是能耐，是死心眼！是，李荣才很冤；是，贾仁贵不是个东西。还有，你刚才说的都对。史伍德找过我，贾仁贵也找过我。可我实话告诉你，他们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我心里清清楚楚，我从来也没拿他们当人看过！问题是你得面对现实，你没有办法，你也没有别的选择。我这次来，绝不是为了他们，我只是为了你！其实，你也明白，李荣才的事用别的办法也不是解决不了，只要他通融一点，多少让些步，满天的云就全散了，所有的善后工作都可以进行。再说这种事又不是只他这一个，‘文革’、反‘右’，冤枉过多少人，都像他那样，不全都乱了套。而贾仁贵那样的村干部，也不是一个两个，你能一下子全除了？就算你要彻底解决李荣才的问题，也用不着除掉贾仁贵，更不必去激怒史伍德，还要连顾专员也捎上。你这是充好汉还是犯神经？假如有一天，连你自己也给陷进去，连你的位置也保不住，你还咋去保别人？只怕到了那会儿，像李荣才那样的人，会遭更多的罪，会受更大的冤。我告诉你，我也只劝你这么一回，你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就只当我白说。老实说，史伍德、贾仁贵，他们算个！我给他们说情？我只是担心你！要换了别人，有这些话我还要暖肚皮……”

刘郁瑞再没说一句话，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喝着。他知道也没必要再说什么了，对这个老同学他已无话可说。他也没再发火，他不想再同这个老朋友发火。尽管他绝不想改变主意，但他还是不想失去这个老朋友……

有时候，若想说服一个人，语言似乎毫无作用，尤其是想法根本相左的两个人。与其再争论下去，还不如沉默为好。

刘郁瑞知道，这也一样是李荣才一案的并发症。贾仁贵给他带来的麻烦正在加大，尽管方式各有不同。

十七

一觉醒来，已经七点了。洗刷完毕，胡乱吃了两块饼干，常委扩大会议的时间就到了。

人到得很齐，连史伍德也准时到会。除了纪检委书记尹远不能脱身参加会议外，所有通知到会的无一缺席。

史伍德脸上一副平和的气色，若无其事地跟身旁到会的人一一打着招呼，甚至主动向刘郁瑞点头示意笑了笑，就好像他俩之间没发生过任何事情。

会议开得很简短，主要是布置工作。尤其是对顾专员到县里考察一事，要求大家积极配合，把各自的工作做得更细一些、更实在一些，严禁花里胡哨、浮夸虚报，成绩是成绩，不足就是不足。

接下来，几个主要负责人也讲了讲，在具体问题上做了一些补充。

史伍德也讲了话，其中有一条建议谈得非常好，很重要又很得体，既切合实际，又很合乎时宜。史伍德的话也讲得很利索、很漂亮，讲到快结束时，又不失时机地加了点小幽默，把会场上好多人都给逗乐了。最后，他表示完全同意刘郁瑞书记的所有提议，并希望大家能全力配合。

不偏不倚，不卑不亢，就像一个技艺高超的演员，虽然是在演戏，但却演得入情入理，让你挑不出一点儿毛病。

直到这会儿，刘郁瑞才真正感到了这个史伍德绝非一般人物。每同他接触一次，对他以前所产生的看法就得变更一次。变得越多，这个人物就越模糊，越不可捉摸，就好像怎么也看不清，怎么也看不透。

这种不可捉摸、怎么也看不透的人物，才真正是最难对付的人物。

不过，刘郁瑞从史伍德那平和安稳的神态上，还是看到了一种东西，那就是眼下的史伍德，已经调整好了心绪，已经胸中有数，对事态的演进好像也已经知道了将会朝什么方向发展，所以他才会表现得这么从容大度、宽让有礼，对一切都已不放在心上。那意思就是在说，反正你迟早得输在我手里，我也就不必再在乎什么。

那是一种即将胜利的神态。尽管他仍在做出一副听话、服从、维护、支持、敬重和恭顺的样子。

会场上所有的人好像也都看出了这一点，尽管会议开得很顺利、很正常但自始至终都流露出一种不易察觉的紧张和不安的气氛。人们好像都已经预感到了将要上演一场大戏的序幕正在徐徐拉开。似乎史伍德表现得越充分，人们的压力和担心也就越多、越大。

常委扩大会议结束了，刘郁瑞才猛然记起了张光海。虽然是老朋友，但毕竟也是来考察工作的地区农牧局长，无论如何也怠慢不得。

紧赶到招待所时，方知张光海六点多就带着人到各乡镇去了，并给他留了话，说他们来考察，是属于工作性质的，不需要安排专人招待，也不要任何人陪同。

也好像他们之间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一样，再没有留下任何别的，连地址去向也没有。

他知道张光海的脾气，说归说，牢骚归牢骚，但干起工作来则绝不含糊，完全是另一个样子。从这个架势来看，刘郁瑞也明白了张光海昨天晚上的那些话，绝不会再对他说了。他说过只劝他一次。刘郁瑞知道他说得到就做得到。几十年了，谁都清楚谁，他绝不会再讲第二次。

这正是洪洞人的性格。

然而，惟其这样，才让他心里感到更加难受。

他昨晚想得很多，别人喝了酒，会睡得像死了一样，他则不同，稍喝多点，反倒会无法入睡，头痛嘴干，晕晕乎乎地能折腾大半晚上。一瓶古井贡，虽然一多半都让张光海给喝了，但他依旧怎么也睡不着。张光海的那些话，翻来覆去地在他脑子里转。

假如从另一个角度去理解，张光海的有些话也不无道理。就像李荣才，也许真可以用另一种方法去解决，虽然会不尽如人意，但却实惠、稳妥。或者也正如他所说，这样做，不仅是为了能保护别人，而且也是为了保护自己。假如连自己也保不住，那还谈什么保护别人。

但如果要这样做，则是必须付出代价的。不仅自己失去了信誉，同时也让老百姓失去了对自己的信赖。为保自己，那你自己又是谁？你是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尽管你也一样是个人，是个共和国的普通公民，然而，你现在的位置则是共产党给的，你并不代表你，你代表的只能是共产党！所以，影响这个位置信誉和声望的任何事情，你都无权去做，更不能利用这个位置来保护自己。在这个问题上，任何冠冕堂皇的理由都根本不能成立！

假如中国的官场上，有一半的人这样想、这样做，为了保住自己的位置而拼命保护自己，从而对任何东西都弃之不顾，那么，共产党的信誉还凭什么而存在？没了信誉，没了老百姓的信赖和拥护，共产党又凭什么而存在？

假如真有这么一天，连共产党也不存在了，你们的位置又会在哪里？你们这些人将会变成什么？

这就是说，你没有任何别的选择，宁可失去自己，宁可失去自己的位置，也绝不能让共产党失去信誉！

虽然眼下你这样做，本身就意味着一场悲剧。但即使如此，也只能认了。

所以，正因为如此，他并不埋怨张光海，也不会生他的气。这并不仅仅因为他是自己的老朋友，不因为他所说的这些只是为了自己。

几天来，他粗粗统计了一下，专门为了贾仁贵的事，直接把电话打到他办公室里来的人，至少也已经有了十五六个。

自然，敢给他打电话，并且能把电话打到他办公室的人，不是老熟人、老上级，就是一些很有身份的人。

居然还有两个是省里的，还有一个是运城的。

他实在是服了这个贾仁贵。他居然能找到这么多为自己说话的人，而且居然能知道这么多同刘郁瑞相好的关系，并且能一个个打通他们，然后让他们为自己说话。

短短的几天工夫，贾仁贵要跑多少地方，要动用多少关系，这能量实在大得怕人！

听人说，贾仁贵曾拉了整整一汽车东西，看来，这一汽车东西并没有白扔。

最让刘郁瑞不可理解的是，贾仁贵不论到了任何地方，也不论找的是什么人，对他刘郁瑞本人都大加赞扬，从未说过一个“不”字。说他是个少有的好县委书记，说他有能力，有本事，正直、无私、不讲情面，深受老百姓的拥护和爱戴……

他没想到贾仁贵会这样捧他，而且居然用的是这种词句。

刘郁瑞的一个老上级就在电话里这么批评他：

“小刘呀，你到底是咋啦，非要整掉这样一个拥护你的人！一个能这样评价你的村干部，我首先就觉得他很了不起！即使你收拾他，他也绝不否认你的成绩，也绝不歪曲你的形象，这本身就是一个明证，说明他是一个诚实的党员！至少也说明他很有人格！要让我说，能说出这些话的人，我不相信他是个很坏的人。就算他做了些错事，本质也不会坏到哪里去。老实说，我根本就不相信你说的那些，作为一个县委书记，不仅要会用人，还要懂得怎样去看一个人……”

真是高明！原来他还真小看了这个贾仁贵。他到处捧他，要的就是这个效果。

他不禁又想起了张光海。张光海自己也承认，贾仁贵曾找过他。那么，贾仁贵找他时，曾给他说了些什么？张光海是否也接受过贾仁贵的东西？

毫无疑问，贾仁贵也一定找过专员顾加辰了。他给顾加辰也会这样说吗？还有史伍德，史伍德给顾加辰又会说些什么？

他脸前又现出了贾仁贵昨天见他时的样子，还有史伍德在会上的那一副样子。

那是一副有恃无恐，表面上不哼不哈，其实，却是洋洋得意的样子。

这就是说，顾专员曾给他们说了些什么？又会说些什么呢？

张光海说，顾专员原来并没打算来汾西。难道他真会为此而更改了原先的安排？

对这些，他实在无法相信，然而又不能不往这儿想。

顾专员明天就到汾西。至少，他在心理上得有些准备。

晚上快十一点了，许克俭却敲门走了进来。

许克俭是连夜从贾家峁赶回来的。瞅着许克俭有点着急不安的样子，刘郁瑞就明白肯定是出什么事了。

没想到居然是许克俭和尹远之间有了事。两人对如何处理贾仁贵一事发生了争执，几乎是吵了起来。

尹远认为经过几天的调查落实，贾仁贵的所作所为，全都属于严重犯罪，应立即送交司法机关，正式立案审查。几天来，已在账面上查出近五万元人民币的亏空，其中被确认为贪污的有数千元。仅此一项，就足够让他坐牢了。其他像霸占公房、侵吞土地、化公为私、敲诈勒索、迫害群众，甚至私设刑罚、乱抓乱审等等，这些违法乱纪的事至少有几十起。这还不算李荣才和贾小飞的两个案子。所以，尹远认为事不宜迟，应立即移交司法机关处理。

而许克俭则认为虽然贾仁贵在许多问题上确实触犯了法律，事态严重，数额很大，但从目前的情况来看，若送交司法机关，证据还远远不足。从账面上看，确实有五万多元的亏空。但从法律的角度来看，其中确能认定为贾仁贵贪污的数额却仅有两千多元。其他的恶劣行为，则都可以从不同的角度去解释，说他违法也行，说他违纪也行。像霸占校园一事，他居然确有手续，虽然六百元买下一个学校，事情如此荒谬绝伦，但从法律的观点来看，你也不能说他的手续完全不成立。贾仁贵的宅院基地确实严重超标，但这在村里是普遍现象，而且是老早以前批的基地，严格说，也只能是违纪行为。从目前情况看，确实违法的，能够成立的也就是那么几起，而且这还要看当事人的态度。所以，许克俭认为不应立即移交，就是移交也还不到时候。

刘郁瑞瞅着两眼有些发红，而且明显有些瘦了的许克俭，心里涌出一股说不出的滋味。看来，他确实是费心费力了。假如没有这些人这样尽心尽力地干，说不定他真会一事无成。他特意泡了一杯好茶，轻轻送过去说道：

“那五万多元的亏空，你怎么看？”

“刘书记，五万元亏空，一点儿也不假，让我看，数额只怕比这还要大。贾仁贵这家伙可是够黑的了。不过，这家伙也实在太滑，像一些大桩的款项，他从来不亲自经手，而且村里的会计都是他自己的人，都是他的亲戚。只要不危及自身，肯定都会死保他。反过来，贾仁贵为了自己，也一定会全力保护这两个人，于是，你保我我保你，肯定铁在了一块儿，所以，我觉得想在会计身上有什么突破，暂时还不太可能。只有在现在问题的基础上，从外到里，也就是从外围着手，再一步步查进去，这才可能找到足够的证据。”

“这亏空都是从哪儿来的？”

“这也是先从群众嘴里了解到问题，最后才一步步查出来的。其中最大一项，便是以平价计算从群众手中征购提留粮，然后，以高价卖出，这一里一外，一年就多出近万元。而这近万元并没表现在账面上。还有，比如每年以平价拨付的化肥，村里都要加价卖给群众。这些多余款，也没表现在账面上。这些亏空都有案可查，也无法抵赖，所以，他们就都承认了。但他们全都一口咬定说这是集体研究决定的，是为集体办了事。”

“这些多余的款都到哪儿去了？”

“这正是问题的要害。起先他们谁也说不出个样子，一会儿说是用于集体福利啦，一会儿又说是用于生产建设啦，然而，等贾仁贵回来后，他们一下子全改了口，说这笔款全都投资给村里新开的一座煤矿了。”

“那煤矿的负责人咋说的？”

“问题就出在这里。煤矿的负责人是贾仁贵的二儿子！”

“哦……”刘郁瑞不禁怔住了。半晌，才有些生气地，“那也得有手续么！”

“刘书记。”许克俭显得有些无可奈何，颇为生气地，“那还不好办么，随时都能给你补上，需要啥样手续就给你出什么手续。”

“村里的账上为什么没有这些钱的去向？不能想说干啥就干了啥呀。几万块呀，并不是个小数目。”

“人家说了，当初这些钱只是暂借，所以，就没表现在账面上。今年经村委会研究，才把这些钱算做投资，还没……”

“屁话！简直一派胡言！”刘郁瑞越听越气。“这么大一笔款数，咋能想怎么干就怎么干！想怎么说就怎么说！暂借？就算是暂借，借给私人也一样是犯法的！把公款借给私人相当于贪污挪用！”

“刘书记，这你又外行了，人家那矿是集体的，不是个体的。”

“个人承包，也属于个体性质。”

“人家从来也没承包过。办个体矿，个人承包，人家还嫌那麻烦，嫌那利息少，交税多。说是集体的，不也就是村办的么。老子又是村长又是支书，集体还不是个人的？这样更光彩更能放手干，也更好要钱。乡里也给钱，县里也给钱，煤管局也给钱。而且还能集资，还能免税。据说，这个矿连投资带贷款，前后总共花了国家六十多万！其实，这个矿根本就不是什么新矿，只是把原来的老矿稍稍翻新了一下，前后花了还不到十万元！其余的钱，买了一辆轿车、一辆面包、两辆客货车，这全都成了贾家父子的专用车。另外，又买了几辆大卡车，组织了一个运输车队，名曰运煤，其实，什么都干。车队的队长，便是贾仁贵的大儿子！矿是集体的，钱是国家的，但好处却全在个人手里。他们要的就是这个名义。在集体的名义下为所欲为，大捞特捞，但钱却是以集体的名义贷的，想怎么拖就怎么拖，想怎么欠就怎么欠。就算我干垮了、不干了，这些钱也算不到我头上！而且这些贷款也增加了他们的保险系数。几十万贷款，足可以吓跑任何竞争者，而且摊派捐赠，给集体增添福利的事也永远不会挨到他们头上。据村里人说，几年了，矿上和车队没给村里添过一分钱的福利！甚至连建学校也要让老百姓集资！一年喊一年，贷款还了就有钱了，可一年又一年，贷款就是还不了！你说说，他们玩得有多黑！国家的几十万他们都敢这么玩儿，那几万块在他们手里又算什么！”按许克俭的本意，好像是想给刘郁瑞压压火的，没想到越说越多，越说越止不住，连他自己也火了起来。

“……妈的！”刘郁瑞狠狠骂了这么一句便再也说不出一个字来。对这些人，他简直不知道该用什么来形容。他们上害国家，下坑百姓，贪得无厌，胆大包天，真是十恶不赦！由此他不禁又想起了李荣才，对这样一个曾经揭发过他们的老农民，他们竟是如此卑劣、残忍地加以报复和迫害，举止行径令人发指！而他们给李荣才罗列的罪名居然是贪污，贪污的数额仅有二百多块！

真是滑天下之大稽！

想到这里，刘郁瑞不禁痛苦万分，悲愤不已，好久好久也说不出一句话来。

其实，让刘郁瑞最为痛苦的则是，面对着这样一个祸国殃民的罪犯，你却找不到更多的证据！他们趁着改革这个机会，利用我们的机构体制给他造成的空子，给我们的国家和集体造成了如此大的损害，却让你抓不到他的黑手！法律在他面前居然无能为力！以致连国家政权在他面前也显得如此软弱！

“照这么说，我们又没法子了……”刘郁瑞像是在呻吟似的说道。“就眼看着这伙人为非作歹，无法无天？”

“法子也不是没有，就看我们这会儿咋干了。”许克俭顿了顿，悄悄瞅了一眼刘郁瑞，只见刘郁瑞正脸色凶狠地睥睨着一旁的窗户，就好像面对着一群不共戴天的恶魔和仇敌！许克俭陡然被吓了一跳。也许他从还没见过刘郁瑞能气成这个样子，赶忙接着说道：“从目前情况看，我们只能坚持两点。第一，要做长期呆下去的准备。只要调查组不撤，只要抓住不放，他们的马脚迟早会一点一点地露出来，而他们的内部也会慢慢分化、瓦解。第二，对于我们查出的问题，先不要急于宣布，更不要让他们摸到我们的底细。这样，主动权就始终会握在咱们手里，他们也始终会处于一种惶惶不可终日、被动挨打的局面，时间长了，他们在心理上就会垮掉，他们圈子里的人也会更多地分化出来。到那时，就会有更多的问题暴露出来。这就叫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若要不报，时辰未到，天网恢恢，疏而不漏。所以，我觉得，就现在的情况看，我绝不同意尹远书记的观点，急急忙忙地把问题全部移交给司法部门，这看上去是要严肃处理，其实，是在帮贾仁贵的忙。”

“……噢！”刘郁瑞也有些不解地看了许克俭一眼。

“其一，交给司法部门，第一步便是提交给检察院。我们并不是不相信检察院，我只是怀疑，检察院会不会像我们这样，整日蹲在下边，如此广泛地进行调查？他们只能跑一跑、问一问，这正好给贾仁贵他们造成了空子，一个个‘围追堵截’、‘轮番攻击’说不定全都会被拉下马来拖进水里。而我们的专案调查组，只要长期蹲在下边，长期住在一起，这本身就是一道防护墙，他就是想送也送不进来，想拉也拉不出去。纵然他有金山银山，对这伙人也毫无办法。至少这个集体他腐蚀不垮。”

“……嗯，有道理，这个我们不能不防。”刘郁瑞点点头。

“其二，交给司法部门，等于移交了所有的权力，在司法部门没有判定前，我们行政机关就再没有任何权力过问，人家怎么处理，处理到什么程度，可以说，你会一概不知。你只能等到正式宣判出来。而这样等，第一，没有时间限制，谁知道会拖到什么时候。第二，等到宣判出来，如果让人大失所望，莫非还能再推倒从头再来？或者，再移交给上一级法院？要这样，还不让他们笑破肚皮？第三，假如等上仨月俩月，一年半载的，人家以为此案司法机关不应受理，再给推出来呢？岂不更拖延了时间，同时也等于给人家洗清了罪名，李荣才当初也曾告到了法院，结局不就是如此！”

真是分析到家了，这一条一条的，真让你不能不服。倒不是因为许克俭能想出这么多，而是因为事实确是如此。这种现象可以说是司空见惯了，何况是在汾西这块法制如此不健全的地方。

“刘书记，还有，”许克俭像解说论文似的，“交给了司法机关，并不等于真正地诉诸法律，其实，是等于把此案交在了某些人手里。是否能按法律办事，那就要看这些人的素质。”说到这儿，许克俭明显地压低了嗓音。“刘书记，你觉得这些人可靠么？”

刘郁瑞没吭声。老实说，他还没有来得及考虑到这些问题。

“还有，你也不是不清楚，刘书记，在咱们汾西县，分管公检法的可是县委副书记史伍德。”许克俭把后边的几个字咬得很重。

刘郁瑞再次沉默了。

分析到这儿，也许才算是分析到了问题的最实质处。这真是一个迷宫一样的怪圈。法律是由人掌管执行的，而这些人又受着另一些人的掌管。若在任何一个环节上出了问题，法律就会因人而变形。这就是说，在中国，尤其是在汾西，要搞好法治，首先得搞好人治！否则，再好的法律在某些人手里，也会变成可以任意揉搓的面团，想要什么样就能变成什么样。

假如真要像尹远说的那样，把案子立即移交过去，其实，是等于把此案交给了史伍德。再说难听点，等于把此案又回交给了贾仁贵！

虽然有点耸人听闻，但你也不能不觉得惟有这个结论才更合理些。就算你想得太悲观、太夸大了，那你也不能不防。

看来此路真是不通，还是许克俭有理。

“刘书记，其实我们也用不着太悲观。”许克俭的理好像还没讲完。“不管怎么着，我们目前已经查出了他两千多元的贪污问题。这两千多我觉得他是无法抵赖的。只凭这一点，在我们组织内部对他做任何处理都足够了。只要咱们揪住不放，再摆出一副长期作战的架势，就不愁找不出他的破绽。另外，还有一点，那就是要想办法把群众鼓动起来，敢于揭发，敢于作证，要能这样，就能挖出他们的所有问题。”

然而，刘郁瑞对此却再次感到了有些悲观，脑子里不禁又浮现出他在花峪村时所碰到的那一幕幕令人震颤而又难忘的情景。那一张张灰黄而麻木的脸，那一张张任人宰割而又无动于衷的脸，至今让他铭心刻骨。那是一种被彻底镇服、对一切都感到绝望了的模样和表情。李荣才告状三十年，告到如此下场，于他们这种冷漠和绝望应该有着最直接的关系。整个一个村里的人，全都会变成这种样子，真让人感到无比地惶惑和寒心！这须经过多大的压制和多少年的沉积才会形成。而想在短时间内，把他们真正鼓动起来，又谈何容易。

“刘书记，想做到这一点，确实很难。就像村里的那个老农民，他闺女被贾仁贵的傻儿子强奸，又逼得跳崖自杀，至今仍躺在炕上，我们找了几次，他却无动于衷。他说六〇年那会儿，多亏贾仁贵借给了他家一袋子小米，他一家子才没给饿死。他闺女那条命其实是人家贾仁贵给的，这会儿既然贾仁贵想要，就让人家拿去吧。还说他那闺女这会儿能活着，就算是她的福气了。真让人听得又生气又难受。刘书记，像这种类似的情况，并不止一个两个。”

之所以如此，就因为六〇年那一袋子米！为了这一袋子米，连闺女的贞操和性命他都允许人家任意拿去！这个老农也许就没想过，那一袋子米本应该是谁的！同在一个村，为何别人都在挨饿，甚至饿死，而他家却还有米借给别人！

是麻木、愚昧？还是因为贫穷、无奈？

就在这会儿，许克俭又说了一句让他感到意外的话：

“群众能不能鼓动起来，刘书记……我觉得，这就要看你了……看你能不能顶住。”

刘郁瑞默默地瞅着两眼布满血丝的许克俭，一时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许克俭并不再看他，只是把头深深地埋下去，嗓音有些微弱地：

“刘书记，我们都知道，你这会儿的压力最大。听说好多人都在为贾仁贵说情，史伍德也为这件事跟你闹翻了。还有，顾专员马上又要来汾西。这些……”

原来，他们什么都知道了，知道得还这么详细。消息居然会这么灵通，这实在是刘郁瑞所没料到的。但一细想，倒也在情理之中。在法制越是不健全的地方，小道消息的传播速度会越快，对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会越敏感。

“刘书记，这两天，连村里的群众都吵乱了，说是贾仁贵拉了一汽车东西，蹿到上头搬粗腿去了。特别是贾仁贵回来后，群众的情绪就更不稳了。那家伙让人四处造谣，乱说一气。甚至还说到了你。”

“……都说了些啥？”见许克俭不说了，刘郁瑞催了一句：“说呀。”

“……他们说你早已改变了主意，已经跟史伍德和贾仁贵讲和了。还说上头有人批评了你，你也有些后悔了，不想再同这个贾仁贵作对。贾仁贵的大儿子，也就是那个给他拉着一汽车东西到处跑的运输队长，居然还说，在县城里，你特意把他父亲叫了去，还给他父亲表示了歉意，还说你给他父亲说，你是听信了别人的谎话，才误解了他父亲。”

“他们说的这些……你相信了？”刘郁瑞并没感到愤怒，只是轻轻地，嗓音也很柔和地问了一句。

“不，我没相信过。从来也没相信过这些鬼话。”许克俭猛然抬起头来，但依旧是一脸的担心。“可大伙会怎么看，村里的老百姓又会怎么看？”

“只要你不相信就行。老实说，我最担心的就是你，只要你能坚持住，那我就放心了。”

“不，刘书记，我们是担心你。”许克俭的脸上一时间竟涌上了一种小孩般的忧虑和依赖感。“顾专员是不是真的要来？要是他来了，你该怎么办？”

“你是不是觉得我会垮了？”刘郁瑞直直地盯着许克俭，就像许克俭是另外一个人似的。

“你怎么会垮。刘书记，我从来也没这么想过。”许克俭看了一眼刘郁瑞，又渐渐把头低了下去。

“那好，我这会儿就给你说实话。不管顾专员来不来，我不会垮，更不会垮在这件事上。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就不会有人敢为贾仁贵这样的败类公开说话，更不会明目张胆地为这种败类来整我。没人敢公开这么做，他们还没这个胆量！除非他们将来另找别的借口来整我！所以，你尽管放心，我这会儿绝对垮不了，要垮也不在今天！至于顾专员来不来，那是我的事，我知道我该怎么做。而你现在要干的事，就是稳下心来，把花峪村的事儿继续查下去。你不用担心，更不用怕，只要……”

“刘书记，我没这意思。”许克俭显得有些生气地抬起头来，陡然间像换了个人。“我从来也没怕过，要是怕，我就不会到花峪村去。我今年已经五十多岁了，要干也是最后这一届了。我从来也没指望过什么，只希望自己临退休前别再干下什么亏心的事。刘书记，你都不怕哩，我还会怕什么。我担心也不是担心别的，就是担心你会顶不住，让汾西县几十万人再寒一次心。我们都知道，这次比任何一次压力都大……”

刘郁瑞目不转睛地瞅着许克俭，猛然间，他好像才发现，除了消瘦和眼睛发红外，许克俭头上的白发似乎也增多了不少。刘郁瑞心里顿时感到一阵深深的愧疚。许克俭他们这些天来一头插进这个案子里，面对着那些并不容易对付的人和事，心里所承受的压力绝不会比他更小。老实说，许克俭当初并不是没有选择的权利。如果他不想干，他本可以找出许多的理由。如今他这么干了，在别人眼里，就等于他跟了你，成了你的人，进入了你的“圈子”。尽管你对这种说法恨之入骨，但又不能不正视它、面对它，因为有许许多多的人都这么看。如果他也是这么认为，那么，在他选择了这个“圈子”时，也一样是要承受压力和冒风险的。这在某些地方并不是没有先例，一旦某个“圈子”里的主要人物垮了，这个“圈子”里的人就全要跟着垮掉，全都会被打入另册。所以，对他们的担心也应该理解……

“老许，我知道，这些天，你们都辛苦了。”刘郁瑞不知是在表扬还是在表示歉意。良久，刘郁瑞又说道，“好了，时间不早了，你也该休息了，晚上好好睡个觉，明天我会给尹远打电话的。”

“刘书记，你放心，这个案子我会查到底的。”许克俭慢慢站起来，也不知是在表示心意还是在打消刘郁瑞的顾虑。“要说的也都说完了，我明天一早就下去。”

刘郁瑞本想再说句什么，想了想，又觉得也不必要再说什么了。

许克俭从包里拿出一个厚厚的纸袋来，递给刘郁瑞说：“这是这几天的调查记录，我稍稍整理了整理，你抽空看看。”

刘郁瑞掂了掂纸袋的分量，很沉。

许克俭走到门口，突然又转过身来：

“刘书记，还有件事，我先透个风，不过，还没最后确定。在贾仁贵大儿子那个汽车队里，有一辆汽车是私人投资的，据有人反映，说那辆汽车名义上是私人的，实际上是贾仁贵垫了钱的。这个人是乡里的一名干部。”

“谁？”刘郁瑞一震。

“赵亮。”

“……你们查过没有？”

“查了，看来是真的。那个开车的就是赵亮的小舅子。”

刘郁瑞像挨了一棒似的呆住了。直到许克俭走了好久了，仍然一动不动地愣在那里。

假如这反映属实的话，这就是说，在贾仁贵儿子的车队里，有一辆车是赵亮的，而这辆车是用贾仁贵的钱买的。就算这辆车的产权实际上并不属于赵亮，那么，至少这辆车每年所收入的利润应归赵亮所有！这也就意味着这辆车每时每刻都在为赵亮积累着财富，而且开车的司机还是赵亮的内弟！

难怪赵亮的态度始终都那么暧昧……

回想起接触到李荣才一案的前前后后，刘郁瑞不禁感慨万千。他来汾西快一年了，对处理冤假错案和落实政策问题，曾经三令五申，大会讲，小会说，层层落实，处处把关。然而，偏是李荣才这么一个案子，赵亮居然会瞒了他那么久！若不是在风雪天碰着了李荣才一家，只怕到这会儿还在瞒着他。他不禁又为李荣才的侥幸而感到后怕，若是李荣才在那时让贾仁贵发现了抓回去，也许这一辈子他俩都不可能见面了……

他又想起了赵亮对贾仁贵的评价，虽然也说了不少缺点和不足，然而惟其如此，才是对贾仁贵最好的保护和辩白。

也难怪在李荣才的“日记”里，赵亮居然又会是那样的一副形象……

也许，当初并不是仅仅因为钱，赵亮才如此袒护贾仁贵，但至少也是因为他袒护了贾仁贵，才会和贾仁贵有了钱的联系。

他实在不明白，一个小小的贾仁贵，居然能腐蚀掉这么多人，居然能把这么多干部拉过去。他猛然记起一个投机商说过的话：共产党的官实在便宜得很……

这些人真的会这么贱？

殊不知，他若敢给你一辆车时，他至少在你的保护下，已经攫取了几辆、几十辆车！而且只要你敢接受，你就永远成了他的变相奴仆和保镖，你的政治生命也就到此结束了，连你的最起码的人格也跌了进去。

你连人也不是了，还怎么做党员，还怎么做共产党的干部！你不知道你付出的将会是什么代价，真是恶劣至极又愚昧透顶！

一时间，刘郁瑞的脑子真是乱极了，骂来骂去，也不知道是在骂谁。

躺在床上，又闭不上眼睛，伸手拿过许克俭留下的调查记录，一页一页翻着看了起来。

一看就看进去了，一直看凌晨四点多，一直看完才放下手来。

其中有几处，给他的印象又是如此强烈。

都是关于贾仁贵的调查记录：

……

调查员：你家老三媳妇，当民办教师还不到三年，根据什么条件就转为公办了？

贾仁贵：这不关我的事，要问你们问教育局去。你没必要来问我。

调查员：教育局说这是你们村委会推荐的，你是村长又是支书，当然得问你。

贾仁贵：人家学习好嘛！教学质量高，政治条件也够，群众同意嘛！

调查员：既是如此，为啥一转正就又转行调走了？

贾仁贵：……有了病了么。

调查员：啥病？

贾仁贵：一个女孩家，我知道人家有啥病！

调查员：不知道啥病，为啥让她刚转正就转行？那郭梅呢？郭梅教了快二十年学了，曾在全县得过两次第一，为何不转正？

贾仁贵：你别用这种口气来教训我！告诉你，我不是犯人！一没偷二没抢，你没权力来审查我！我入党那会儿，只怕还没你哪！

调查员：这是例行调查，你应该如实回答。

贾仁贵：我再给你说一遍！这不关我的事！要问你到别处问去，我拒绝回答这些问题！

……

调查员：你三儿子的第一个未婚妻被强奸时，听说你当时就在院子里站着。

贾仁贵：我再说一遍，那不是强奸，那是在闹房！新婚闹房，人家年轻人想咋闹就咋闹，我当老子的能进去管？

调查员：我们调查过了，那姑娘一直就不同意嫁给你儿子，而且当时也没举行过结婚典礼。

贾仁贵：结婚证都领了，还不算结婚？不同意咋领的结婚证？

调查员：那姑娘说了，她从来也没领过什么结婚证。

贾仁贵：……她没领？她没领那结婚证是咋来的？

调查员：那是你领的。

贾仁贵：胡说八道……你们也领一个试试！

调查员：你不要骗人了，我们都查过了，乡政府登记处既没有男女双方的医院检查证明，也没有双方的签字和手印。那上面的两个手印都是你摁的。

贾仁贵：你们……你们这是血口喷人！你们串通一气……想陷害我！我告诉你们，要再这样，我非到上面告你们不可！

……

调查员：去年夏收期间，你下令把两个人关了十几天，有没有这回事？

贾仁贵：那是村委会的决定。他们偷了集体提留田的麦子，大家都很生气，他们又不交代问题，当然要关他们。

调查员：根据国家宪法，除公安司法机关，任何人和任何部门都无权关押、拘审国家公民。上级也多次讲过这个问题，你是支部书记，应该知道这是犯法的。

贾仁贵：抓贼还犯法吗？正是大忙季节，哪有时间往公安局送。再说，我们那也不叫关押，是让他劳动改造。

调查员：但性质是一样的。你说人家是贼，偷了麦子，但当时并没有证据。

贾仁贵：我儿子亲眼看见了，那还有假，我儿子还写了证词哩，那还不叫证据？

调查员：据我们了解，你儿子揭发的这两个人，都是你儿子的邻居，你儿子想扩大院基，让这两家腾地方。这两家人不同意，所以，你儿子就报复人家。

贾仁贵：放他娘的屁！就由他们说啦，他们说个啥就能成了啥！你不是说得有证据么，那让他们把证据拿出来！

调查员：当然有证据。还有，在关押期间，不让人家吃，不让人家喝。晚上还找了几个人，把人家脸蒙住，两个人都被打了个半死。有一个人的肋骨都断了，有没有这回事？

贾仁贵：放屁！全他娘的放屁！证据，拿出证据来！

调查员：人家的血衣和当时医院的检查单都还保存着哩，仅此一项，就足够了。

贾仁贵：我告诉你们，你们想用这些来整我，是不是？没门！我不怕！好好打听打听去，我贾仁贵怕过谁！想随随便便整掉我，没那么容易！

调查员：关于李荣才的问题……

贾仁贵：李荣才的事你更不用来问我！省里、地区、县里的调查结果就在那儿放着哩，不明白就自己看去！告诉你，你别想再在这儿问出什么来！我啥也不会说，我拒绝回答一切问题！我告诉你们，我贾仁贵吓不倒，也倒不了！你们根本就没权力来调查我！你们以为你们靠住了个刘书记，天下就成了你们的了？我告诉你们，刘书记也有错的时候，这话也不怕你们传给刘书记。刘书记这么干，也是受了别人的骗！我从来也没恨过刘书记，迟早有一天刘书记会改口的！要是到了这一天，我看你们见了我再咋说！我告诉你们，你们来整我，我贾仁贵在心里也没恨过你们！我恨的只是那些小人，我倒要看看他们会有什么好下场！娘的，这成了什么世道了，牛鬼蛇神成精了，阶级敌人还想翻天哩……

……

这个贾仁贵，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真是个不伦不类的怪胎……刘郁瑞嘟囔了一句，终于睡着了。

这时候，东方已渐渐发白，天就要亮了。

十八

又过了整整三天，行署专员顾加辰才算到了汾西。

随行人员有农牧系统、林业系统、物资公司、行署办公室等方面的负责同志，连司机带干事有二十五六号人，坐着六辆小轿车、一辆面包车，浩浩荡荡开进了汾西县城，把一个不算小的县委大院塞得满满当当。

刘郁瑞正好在城关镇召开推广新式山地犁现场会，现场指导时，还兴致颇高地犁了一个来回。等接到消息赶回来时，顾专员一行已在县委小客厅里坐了有一阵子。

三、四月风大，又是在田间开现场会，刘郁瑞穿着风衣，戴着风镜，也没顾上卸，就急匆匆走进了小客厅。

进了门，大概是没想到会有这么多人，愣了一下，还没找到主角顾加辰，顾加辰便发话了：

“嗬！你们都瞧瞧！我们的刘书记像不像个中央大干部！”

大概是因为专员开的玩笑，大伙都使劲地笑着，紧接着大概是看到顾专员脸上并没有一丝笑意，于是，笑声便陡地全没了。

刘郁瑞赶忙向顾专员走过去，叫了一声，老远便伸出手去。

顾加辰依旧在沙发上坐着，纹丝没动，面对着刘郁瑞伸过来的手，就好像没看见一样。

“顾专员，刚到呀？”刘郁瑞依旧伸着手，热情地问着。

“要等你招呼呀，我们这伙人非饿死不可。”顾加辰又像开玩笑似的说了一句，但脸上依旧没一丝笑意，而且一直没朝刘郁瑞伸过的手看一眼。良久，才似握非握地在刘郁瑞的手上拍了一下，然后一把推开，依然没有一丝笑意地：

“好啦好啦，找个地方坐下吧，这么多人不就等着你嘛。”

虽然只是几个细小的动作，却几乎把屋子里的人全看呆了，客厅里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静悄悄地连咳嗽声也没了。

刘郁瑞当然也清楚这是怎么回事，这等于是给了他一个下马威、杀手锏。几天来的猜测、怀疑、推想、分析，就在这几个细小的动作中一下子全给证实了。顾专员此行确实很有来头！

不过，刘郁瑞并没想到顾加辰会在这么多人面前，故意让他下不来台，给他这么一个难堪，手伸出去足有一分钟，就是不跟你握！

领导的威严和权势，也常常会在这些地方有意无意地显示出来。然而，今天这种举动，则又加进了另外一层含意，那就是要在这么多人面前，有意地要表现出领导的好恶和倾向性。

也许因为早有准备，刘郁瑞也没感到太大的意外。他依旧笑着，依旧没事一样同所有来者一一握手，一一打着招呼。

张光海也在场。他的脸上毫无表情，刘郁瑞同他打招呼时，甚至连头也没点一下。然而同他握手时，刘郁瑞却分明感觉到了，张光海握得很紧、很有力。

刘郁瑞不禁一阵激动。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惟有这种方式才能表达自己的心态。而且，刘郁瑞也分明地感到，此时此刻的张光海，已经是前嫌尽释，剩下来的只有体谅、理解和支持了。

“好啦，小史，你接着讲吧，刚才我看你讲得就很不错，挺有意思。这一段在下边还是有收获，长进不小么。好了，接着讲接着讲。”顾加辰面对着史伍德微微笑着，脸上顿时布满了慈祥和赞许，一边催促，一边表扬着，同时又显出一副听得很有兴致的样子。

这自然又是一种好恶和倾向性的表态。较之刚才的那种表情，这次给人的印象更深刻、更强烈。这一冷一热，所面对的对象又是一正一副，使在场的人，尤其是在场的汾西县的干部，在心底都不能不感受到一种极大的震动。

大概这正是一些人所希望得到的临场效果。

尽管你是正书记，但在此时此刻，却没了你的位置，很随意地就被冷落在一旁。而人家是副书记，却分明因人而抬高了身价，一时间便成了表演场上的中心。有时候，影响的大小，权势的轻重，身价的高低，并不仅仅取决于位置；有时候，一个被看好的副职，比之一个即将离退休，或者一个前程黯淡的正职，影响力要大得多，说话也有力得多，身边的人也会多得多。

谁也不敢小瞧这种效果。假如这种效果久了，随之而来的必然就会是这种局面。到了这种局面，你在此地的政治生命也就等于结束了。这倒不管你的位置存在不存在。

至少，这也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刘郁瑞当然不会不清楚这一冷一热的用意，但此时他也毫无办法，只能坐在那里，默默地承受着这种效果给他带来的压力。他注意到，在场的许多人，尤其是汾西县的一些干部，连正眼也不敢瞅他。

史伍德仍在侃侃而谈，嗓音不高不低，节奏不紧不慢。刘郁瑞明白，史伍德越是在人多的场合，他那讲话技巧便越发挥得出色。说实话，今天史伍德讲得确实不错，又生动又抓人，而且又极富感情色彩。

听了好一阵刘郁瑞才听明白，史伍德讲的好像是植树造林活动在贫困山区的经验和教训。刘郁瑞很快也被史伍德的讲话内容吸引住了。应该说，只从内容上来看，史伍德讲得也不错，看来他确实下了一番工夫，有引证，有实例，也有科学依据，而且还有长期的实地考查数据。这正是顾专员这些人此行真正需要的东西。

刘郁瑞从没听过史伍德讲过这些东西，在近一个月来汾西县委所有有关植树造林工作的会议上，史伍德也从未讲过这些。

不过，渐渐地，刘郁瑞终于听出一些弦外音了。史伍德所举的例子当中，凡是成功的，都是在他所推崇的干部所在地出现的。而凡属失误的实例，则与此相反。

这就是说，他所表彰的那些人和地方，都是属于他所认可的那个“圈子”。反之，再好，他也会弃之不谈，或者作为一种经验的旁证，轻描淡写地一笔带过。

当史伍德再次以极为推崇的口吻举到一个典型实例时，刘郁瑞的头嗡的一声胀大了。

史伍德讲到了贾家峁，讲到了花峪村！

史伍德把贾家峁的植树造林工作称之为贫困山区中的“样板”，而花峪村则被称为山区植树造林活动中的一株“奇葩”。说花峪村林场的出现，是花峪村党支部和贾家峁乡党委多年扶植、精心培养的结果，是大胆进行改革，实行区域经济责任到人的典范。

在史伍德的通篇讲话中，却只字未提花峪村林场专业户贾小飞，更没有提及花峪村林场被哄抢、贾小飞夫妇被打的事实。多处提到的则是花峪村党支部和村委会，并对其工作做了很高的评价和全面的肯定。

刘郁瑞默默地坐在那里，虽然一声没吭，但心里却怒火中烧，越听越气。这不啻是一次对他的公开挑战，而这种挑战居然会如此地不顾事实！花峪村林场被哄抢，贾小飞夫妇受伤住院，直接责任者贾仁贵被停职检查，这一重大事件已在全县通报，并且抄送地委、行署、农林系统，可以说，在座的这些人无人不知、无人不晓。面对这一切，史伍德居然能面不改色，不慌不忙，侃侃而谈，泰然处之，就好像花峪村没有发生过任何事情！

客厅里的气氛紧张极了，尤其是汾西县的干部，好多人的脸色都成了白的，就连一向以稳健著称的郭县长也显得不安起来。

刘郁瑞本想插两句话，但一想人家这只是个经验材料，既是经验，当然也就是以前的事情，你要在此时反驳他，他肯定会以此再反驳你，何况，他还没有讲完。后边他到底会怎么讲，只能坐下来听他讲完，想到这里，刘郁瑞也只有耐着性子听下去。

然而，这时顾专员却插话了：

“挺好，我看这贾家峁的经验就很不错，尤其是那个花峪村林场和花峪村村委会的做法就很值得宣传宣传。对了，我好像记得那个村里的支部书记叫什么贵来着？”

“叫贾仁贵，是多年的老支书了。”史伍德立刻回答道。

“对，对，叫贾仁贵，你看我这记性。我记得两年前我还亲手给他发过奖。像这些老同志、老党员，都是我们的宝啊。从解放到现在，从没松过套，也从没怨言，勤勤恳恳，兢兢业业，实在不容易呀。我看这回要是有机会，咱们就到贾家峁走走，到花峪村走走，我看就这么定了吧。既然来了，就在下面认真转一转，好了，我就讲这两句，小史你接着讲。”

对刘郁瑞来说，这不啻又是一记重击和一次对自己公开的蔑视。这其实也等于是一次关于贾仁贵的公开的表态。虽然这一切都进行得这么自然、这么随意，但它所表现出来的效果则是一种强硬的警告和指责，贾仁贵任何人也动不得！他们不仅要保，而且还要专程去看看！在这种时候，指名要去花峪村，这本身就是对贾仁贵的保护和支持！又分明是对他刘郁瑞的奚落和讥讽。

刘郁瑞只觉得自己脸上火辣辣的，连身上也止不住地抖起来。他一再强迫自己安定冷静下来，但好像怎么也不起作用，脑子里一时真是乱极了。在顾加辰他们到来之前，他曾做过各种各样的猜测和分析，有过各种各样的心理准备，却万没想到他们竟会这样做，无论如何也没想到，只怕任何人都不会想到。

渐渐地，刘郁瑞终于强迫自己冷静了一些。他不能生气，越生气越容易当众出丑，他们也正等着这个。怎么办？他努力地思考着自己的对策，想着如何能扭转眼前这个局面，只是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什么办法也想不出来。你只能干坐在这儿，而且你只能一言不发。首先你不能在这个时候进行反驳，因为人家初来乍到，这也仅仅是个初步的概括的情况介绍，你是在欢迎人家到来，不是迎头反击。你不能这样做，人家大概也清楚你注定了只能这样坐冷板凳，而这个冷板凳又是你自找的，因为你来迟了，正好被人家冷落在一旁。

只能在以后想办法，但以后你又会有什么办法？你能让你的顶头上司听了你的？而且好像还是专来找你茬儿的顶头上司！就算你会以事实说话，据理力争，他会听你的么？你能把他说服了么？假如他根本就不听你的，你又将怎么办？

他不是别人，是你的上级，是罩在你头上，可以说是掌握着你的位置、有着生杀大权的顶头上司！虽说这是在你的地盘上，这儿的一切应是你说了算，但人家一旦来到你这地盘上，这一切立刻就得打折扣！

他可以让你失去影响，可以让所有的人都不听你的，或者不敢听你的，让你的决议通不过，让你想要做的工作无法进行，以致让你全军覆没，最后让你的权力丧失殆尽。

虽然你可以不去想这些，不去顾虑这些，但这却是实实在在的存在，你又不能不去正视它、面对它。

你必须想出办法，想出对策，否则，就会被它无声无息地“淹”掉，或者，就只剩了一条路可走——这也正是人家所希望你走的，就是承认你是错的，把过去的做法全都改正过来。李荣才维持原判，贾仁贵官复原职，恶霸仍做恶霸，冤鬼仍是冤鬼。惟其这样，一切也就平安无事了。大家脸上都好看，你也仍是稳稳当当的县委书记。

雨过天晴，皆大欢喜，太阳红红亮亮，世上太太平平。

现实中，多少人不就是这样过来的么？

可是，如果那样，你刘郁瑞还是刘郁瑞么？在老百姓眼里你会成了一个什么样的东西？你连人也不是！

连人也不是了，还有脸做什么县委书记！

没有退路，也没任何中间道路可走。考虑来考虑去，不就是因为这顶乌纱帽么。他要愿意拿就让他拿去！

不过，也绝没有那么容易。当一切事实、一切证据都摆在他眼前时，再看他们还会怎么说。不管他们究竟是什么人，但只要披着一张共产党员的外衣，至少在表面上他就得维护共产党的原则和信义，多多少少得收敛一些。就像眼前这样也就到顶了。不管怎样拐弯抹角、巧使心计，他还是没有胆量明目张胆地同你交锋。“贾仁贵到底犯了什么法，你为什么要让他停职检查？”连这样的一句话，他们也没敢问，只怕他们还没这个胆量！

只要我手里握住证据，掌握着他们的犯罪事实，那……猛然一个念头又袭了过来。假如你没了证据呢？顾专员、史伍德不是专程要去贾家峁花峪村走走？今天在这里是给汾西县所有的主要干部发了一个信号。等到去了花峪村时则又是给整个汾西发了一个信号，到了那时，还会有人给你作证么？没了证人没了证词，你还有什么证据？没有证据你的事实又如何成立？

这就是说，你所依靠的东西也是虚的，说不定这一切还掌握在人家手里。

就像眼前这么多干部一样，一个个都紧张得连头也抬不起来，连看也不敢看你一眼，到时候谁又敢同你一道与这个你根本不是对手的人物相抗衡！

还有，他眼前又浮现出尹远、许克俭，还有李荣才、贾小飞，还有花峪村那一群满脸灰黄、神色木然的村民……

“我们依靠的是人民群众”，这句整天挂在嘴边上的话，有时觉得竟是如此地模糊和遥远，更多的时候，他们似乎反倒成了需要保护的对象……

一阵掌声，把他从思考中拉回了现实。

“不错，不错，确实不错么！”大概是史伍德讲完了，顾加辰一边带头鼓着掌，一边很高兴地评价着，“你谈的这些我看可以作为一个材料整理出来，然后交给办公室。必要的话，可以作为全区的经验材料。”

“已经整理出来了。”史伍德依旧表现得格外谦虚地，“《山西林业》杂志的一位编辑也看过了，他们准备全文发表。”

“好嘛，他们杂志上能发，咱们地区报上我看也可以连载。好了，回头你把材料交给办公室一份。小李，”顾加辰这时转过脸来，对行署办公室的副主任李华说道，“你回去给报社的同志商量商量，看这篇东西能不能尽快发出来。”

就这么一唱一和、一来一回，客厅里好像也显得颇为热乎，颇为融洽，然而，客厅里的气氛还是越来越紧张，因为作为主角的县委书记刘郁瑞，始终被冷落在一旁，也始终没吭一声。

一般来说，要是有人遇到这种情况，大多会找上一些话题，主动地想办法打破这种尴尬的局面，使自己不显得那么难堪、那么冷落、那么被动。然而，今天的刘郁瑞却好像是憋住劲了，就是一言不发，始终阴沉着脸，冷冷地坐在一旁。应该说，这本身也不失之为一种战略战术。

于是，气氛就越来越紧张，越来越瘆人，因为你只要看到了刘郁瑞那样子，就会感到随时都会闹出什么事端来。

刘郁瑞大概是看出了这一点，不管你们怎么表演，怎么想夺我的戏，然而主角却是我。只要一开了戏，迟早都得让我出来。如果不出来，着急的反倒会是你们。因为既然戏已经开了，就不能让这台戏再砸了，否则，只会大家一齐出丑。末了，连顾加辰也好像终于憋不住了，便转过脸来问道：

“郁瑞，小史这篇东西你看过没有？”

“没有。”刘郁瑞显得不卑不亢，话音不高不低地答道。很简单，很干脆，也不解释也不多说一句。

“你瞧瞧，纯粹一个官僚主义。”顾加辰故技重演，说着笑话却绷着脸。然而，这一次却笑声全无，连史伍德也包括在内，场上所有人脸上的表情都显得格外担心，只怕这两人会碰撞起来。

惟有刘郁瑞知道，不管他怎么做，这会儿也绝不能顶撞，更不能吵架。说一千道一万，人家是上级，同上级吵架，你就是再有理也会没了理。就算你下了台，也没人会同情你，“官大一级压死人”，这是中国的传统。下级不能冒犯上级，就像晚辈不能冒犯长辈一样。“与其做出来，也不能说出来”这句常常吊在中国人嘴上的话，大概就包含着这个道理。

既是主角，到这会儿也该考虑怎么收场了。顶撞、吵架并不解决任何问题，也一样挽不回你失去的面子。因为顶撞、吵架，在一般人看来，本身就更是丢面子的事。

“顾专员，我看时间也不早啦。”刘郁瑞看看表，终于用一种客客气气的语调说道：“大家赶一路也都累啦。我看是不是先安顿下来，洗一洗，歇一歇，然后吃饭。有啥要说的，咱们吃完饭再谈，你看怎么样？”

“也好也好，就这么办。反正我们都是客人，你这当东家的就看着办吧。”

这一回，所有的人都像松了口气似的笑了。

十九

下午两点半，原定的县委、县政府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工作汇报会议，不得不向后推迟了近一个小时。

开会前五分钟，顾专员突然通知刘郁瑞和史伍德，说是先要同他们一块儿谈谈。

这好像又是在向人们提供信息，不迟不早，就在开会前五分钟，所有的人都到齐了的时候。一是表明顾专员不仅已经了解了刘、史二人有不和，而且还要插手解决这个问题。二也是表明了对史伍德这个人的看重，至少也表明了主要是因为史伍德，顾专员才会插手解决这次纠纷。为了这个，即使是像这么多人参加的会议，也可以随意丢在一旁。

当然，还有更深一层含义。选择这个时间，对刘郁瑞来说，则增加了压力和负担。你要是听我的，或者依从我，自然一切无事；但你要是把我惹翻了、气恼了，我随便找个借口不参加你这个会，你安排的这一切就全得泡汤！不仅大大丢了你的脸，而且会影响到你一系列的工作安排。至于别的，就更不用说了，只怕各种各样的谣言和猜测会让你受不了。

刘郁瑞在顾专员的客房里坐了好半天，才似乎隐隐约约地感到了这一点。

他走进顾专员的房子里时，不禁吃了一惊，他发现离开会只剩几分钟了，顾专员居然没有一点儿开会的样子，好像没做任何会前的准备：皮鞋没穿，外套依旧在衣架上挂着，趿拉着一双拖鞋，端着一杯刚泡上的热茶，把整个身子都陷在沙发里，好像根本没什么会要等着他去参加！

顾加辰五十来岁，个子不高，不胖不瘦，黑黑的脸上很难看到一丝笑容。据人说他是秘书出身，所以，同上边关系不错。近期就有人风传，说他很有可能替代现任的地委书记贺光，升职为临汾地区地委书记，所以，他的身价在近期也陡然上涨。如果他真的成为地委书记，这就意味着地委和行署这两大块都成了他的势力范围，所以，他目前的一举一动，都会成为整个地区一般干部注视的热点。真可谓踩一脚，便会地动山摇；挪一步，当可牵动千家万户。也难怪他的脸总那么沉着，总显得那么威严和不可捉摸。

然而，当刘郁瑞进去时，他却显出少有的和蔼和亲切，让你一点也看不出来这是装出来的。说话的口气也变了，热情而又柔和，同上午的顾专员相比，活脱脱地像换了个人。

“坐吧坐吧，随便坐。”他很随意地招呼着，像是对待一个极熟识的老朋友。“郁瑞呀，我刚才就想说哩，你好像是瘦了，也显老了。我记得你年龄也不算小了，也该有五十了吧。”

明知故问。如今新老交替，谁该上谁该下，年龄卡得很死，像他们这些县委书记，谁多大谁该换了，年龄几乎等于公开的，谁会不知道。作为上级领导，更会一清二楚。

“郁瑞呀，不是我抱怨你哩，我那门槛是太高了还是咋的，是人不是人的，还都踢破我那门槛哩，咋就没见你来过一回？连我老婆也说了，光听人吵吵刘郁瑞哩，也不晓得人家到底是个白脸还是黑脸？”

话音没变，话里头可就有了味了。真可以说是贬褒分明，恩威并举。

“忙？当县委书记还能不忙？在下边忙，到了上边还忙？开会的时候还忙？白天开会忙，晚上还忙？听说地委贺书记的家你还去哩，对我这个当专员的有意见还是咋的？”

到这会儿可分明就是在敲你了。敲了你还要让你觉得都是自己人，还要让你感到亲切，还要让你感激他。

“去的办公室？那我的办公室好像你也没沾过边吧。好啦好啦，我说过了，我不是要埋怨你。我让你到我那儿多走走，也不是要你咋的。就算我不是地委书记，我还是个副书记么，还挂着个专员的牌子么，我还是愿意多听听你们下边发生的事情，即使这不算是关心，那也应是我工作中的一部分吧。”

刘郁瑞明白他只能谨慎小心地坐在那儿听他说。他明白他在开会五分钟前把他找来，绝不是只为了说这两句话。让他有些不明白的是，仅这一套开场白为何就会这么长？不就是为了缓和一下饭前小客厅里的那种紧张关系么？不就是为了博得一些好感么？其实，也根本不必要，有话照直说就行了，对这些人前一副脸人后一副脸的领导，刘郁瑞也见多了。人后的夸奖和礼让，其实是为了在人前更有力地压你和收拾你，反正背过弯的事情谁也不知道。笑得再亲说得再甜也一钱不值。其实，好多人栽就栽在这上头。背过弯儿捧你，人面上又好厉害地收拾你，还让你无话可说。背过弯儿并不丢人家的人，人面上可就丢尽了你的人。官场手段，由此可见一斑，由此也可以想见他同顾专员的隔阂之深。

“哎，小史哩？小史怎么还没来？这个史伍德。”顾加辰显出一副恨铁不成钢的样子。但从这种话的口气里，也可以想见史伍德同顾专员的关系并非一般。

刘郁瑞也清楚史伍德不会在这会儿来，因为这还不到他该来的时候。

“郁瑞呀，既然提起小史了，咱就说说这个小史。郁瑞，你老老实实给我说，你俩最近是不是闹矛盾了？”

“顾专员，一定是史伍德给你说啥啦。”刘郁瑞居然咧嘴笑了一笑。

“没有没有，这个你放心。郁瑞呀，别看人家都说这个小史是我的人，给我当过秘书，是我提拔起来的。其实，这小史我看跟你都一个德性，就是有天大的事也从不来家走走，前些日子来临汾，听人说他住了几天，结果连个电话也没有。后来还是在宾馆小西楼吃饭时才碰到他。其实，那会儿早有人告诉我了，说他跟你顶了嘴。可他就是啥也不对我讲，还一个劲在我跟前吹你的牛皮，把你夸的呀，你说说这个史伍德到底算个啥样的货……”

也许会是真的。尤其是在别人跟前，甚至在你最为密切的人跟前说你所恨所不满的人的好话，这其实也是一种最巧妙最有用的整人的办法。不仅显得你人格高尚，而且会获得更多的人同情和支持，会争取到更多的好感和舆论，同时也表明了自己并不想与你为敌，这也为能够最后和解铺平了道路，只要你肯回头，我们照样是好朋友、好关系。就像贾仁贵一样，即使是在心里恨透了你，指桑骂槐、破口大骂时，也没忘了有意要捧你两句，说他并不恨你，说你只是听信了谎言。也就是说他同你没有任何矛盾。他还是希望最终能同你成为一家人。

他们要的也正是这个效果。

“郁瑞呀，你也清楚，小史我几乎是看着他成长起来的。他毛病很多，缺点也不少，可我觉得他心眼还不坏，实实在在的，从不在背过弯鼓捣人，至少不害人。人嘛，哪有十全十美的。所以，不管怎么说，你还得多扶着他点。你总是比他大，工作时间也比他长。当然，我也并不是要你掩盖矛盾，滋长错误。我的意思是，在眼下，你们一定要搞好团结。当然了，假如你们真是拢不到一块儿，实在是闹不成，我也可以考虑对你们进行调整调整，地委和行署也总不能眼看着一个班子垮下去么……”

这无疑是在对他摊牌了，有抚慰，也有威胁，而且并不夸张。对他来说，这并不是做不到的事。如果一个班子长期不和，进行调整是自然的，也是正常的。只是调整的最后结果则谁也无法预料了。

就在这时，史伍德进来了。不迟不早，恰到好处，正是时候，就好像这半天在旁边偷听一样。

“咋回事嘛，这么久才来！不知道外面有个会在等着嘛！”顾专员陡地显出一脸恼怒，对史伍德一点儿也不客气。“坐吧坐吧，我正好有话要给你说！”

史伍德一声没吭，点点头，赶忙找了个地方坐下来。

虽是这么严厉，但还是一眼就让人看得出来，假如关系到不了一定的份儿上，是不会像训儿子似的这样大声呵斥的。

过了阵子，顾加辰缓了口气，好像有点歉意似的说道：

“我这年龄大了，脾气也不好啦。小史呀，以后不能再这样了么。我们刚才正说你哩，你年龄也不小了嘛。不是我有意要在郁瑞面前批评你，不管什么时候，脑子里总得有这么一根弦，那就是要顾全大局。人人都这么说，其实做起来并不容易。我看在这一点上你就没做到，至少是没做好。你和郁瑞的事我已经听人说了，不管这事到底为啥，我第一个要批评的就是你。郁瑞是正职，你是副职，是郁瑞领导你，你只是个助手。我要告诉你的是，在任何时候，即使是在你占理的时候，你也没有任何权力可以顶撞上级，更不能同上级吵架，闹意见。这是组织纪律！如果没有这一点做保证，一个领导班子还怎样去工作，去领导群众……”

假如是一个不知底细、不晓内情的人，听了这么一番话，一定会感动不已。甚至连刘郁瑞也有些被打动了，因为他觉得顾专员在讲这些话时，那表情、那态度一点也不像是装出来的。他甚至有点怀疑这些天对顾专员的那些传言是真的还是假的。也许，顾专员真的是并不了解内情。也许，真的是怨你自己，没有及时地把这些天来发生的情况如实地反映上去……

史伍德始终一言不发，微微低着头，默默地坐在那儿，耐心地听着这一切。

“小史呀，我再给你讲一次，你记着，这也是最后一次。你最大的缺点就是任性，对什么事情总是自以为是。你很聪明，也能干，这我不否认，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何况，你还算不得智者，至少现在还不是。因为你经验还太少，你工作了才几年？说实在的，这一点你远远不如刘郁瑞。我不是有意夸他。在有些方面，我也比不过刘郁瑞。你要为自己感到幸运，能在这样的书记手下当助手，这是最好的学习机会。好了，时间也不早了，今天就说到这里，不过，我还要警告你一点儿，下次要再发生类似的事情，我看你趁早就别干了，还是回地区当你的秘书去。”

说到这儿，连刘郁瑞也有些不自在起来。一个上级，当着别人的面这样夸奖自己，从小到大，好像还是第一次碰到。假如说，当他刚才进来时还带着一肚子情绪的话，到了此时，可以说是早已心平气和，前嫌尽释，甚至在心中还感到了一种说不出来的轻松。就连饭前在那么多人面前受到的那种冷遇，此时想来，好像也算不得什么了。

假如说，顾专员此次谈话就是为了达到这个效果，那么，到了此时，可以说这个效果已经完全达到了。以致让刘郁瑞也觉得，就算顾加辰此番话有此目的，他也会不以为然，不去在乎了。

“郁瑞呀，说了他，我还得再说说你。我刚才也说过了，不管怎么着，你总是比他大，工作时间比他长，经验也比他多，所以不管有什么事，第一你不能客气，该批评就批评，该敲打就敲打，该狠狠收拾就狠狠收拾，绝不要以为他给我当过秘书，就给他留点面子、随意迁就，这其实是害了他。如果真要这样，到时候我可要收拾你。第二呢，既然你比他大、经验多，就得多帮着他点，有了不对的地方，既要批评，也要多担待着点。要扶扶他么，总不能看着他跌跤吧。要是出了问题，有了什么闪失，就算不丢你的脸，那也是丢我的脸吧。当然，如果他犯了大错误，谁也不会姑息他，我更不会。不过，你总不至于眼看着他犯错误不去管吧。第三，一班人的工作你一定要做好。首先要搞好团结，团结搞不好，那还怎么工作！尤其是要做好人的思想工作，不要搞一言堂，更不能搞家长制，我绝不是批评你有这些问题。我只是想提醒你，你刚来汾西不久，要多听听大伙的意见，把事情办得更稳妥一些，更实在一些……”

这些话，好像也全在理上，尤其是这种循循善诱的语调，更是容易让人接受。当然，也有些话让刘郁瑞感到值得玩味，但在这种气氛里，竟让他无法开口。本来，他还想说点什么，但顾加辰却在此时看了看表，显得有些吃惊的样子嚷道：

“呀，怎么这么久啦！好啦好啦，我看就说到这儿吧。郁瑞呀，我再嘱咐一遍，这个小史我就交给你啦！还是那两句话，该批评的就批评，该担待的就担待。要是出了啥事，可别怪我日后来找你算账……”

顾加辰笑了，史伍德也笑了笑，刘郁瑞想笑却没笑出来。

刘郁瑞觉得顾加辰最后这句玩笑话并不太像玩笑话。

到了会场时，已经快三点半了。

顾专员的随行人员大都没到场，主要是汾西县委、县政府的负责干部。会场上烟雾缭绕，气管有毛病的郭县长不时咳嗽几声。

刘郁瑞走进会场，尽管雾腾腾的一片，他还是一眼便发现了纪检书记尹远，看样子好像是刚到不久。他有些纳闷，他并没有通知尹远来开会。想了想，感到有些不妥，觉得有必要嘱咐他两句，因为他并不了解情况。他示意尹远出来一下，尹远立刻出来了。

尹远一出来就嚷嚷道：“刘书记，我憋了一路的气，这顾专员真的是为收拾你才来的？是不是史伍德告了你的状？他们到底想干什么？”

“谁给你讲的这些？”刘郁瑞正色说道。

“打电话的人可多了，我啥不知道！大伙都气坏了，说史伍德洋洋得意的，就好像他已经成县委书记了，还公开地在会上为贾仁贵唱赞歌！你说说，像他这样子，谁会不气！”尹远一脸怒气，一副要拼的劲头。

刘郁瑞感到有些出乎意料，会场上那么多干部脸都成了白的，一声不吭。原以为都是给震住了，却没想到并非全是如此。人生气的时候，脸照样会白，不仅生气，甚至还把电话打到尹远那里。

“刘书记，我不怕，我今天来就是想看看他们要咋的！我……”

“你听着。”刘郁瑞一下子打断了他的话。“你没接到我的通知，根本不应该来参加这次会。既然来了，我只要求你三点。第一，在会上一句话也不准说。第二，如果要说什么，我到时候会点你的名让你说，我不点你你一定不要说。第三，会上老老实实呆着，会下也不准议论。如果有什么事，开完会来找我。”

“那也不能……”

“我再说一遍，会上要说什么，那是我的事，用不着你来乱说。要不，你就不要参加会。”

刘郁瑞一说完便扭头走进了会场，也不管尹远有什么反应，还想说些什么。

会场上，顾加辰已经坐在了自己的位置上。刘郁瑞吃惊地发现，就像变戏法似的，顾加辰的脸陡然间又变得那么威严、阴冷，刚才的那种慈祥、平易全然不见了，就好像刚刚大发雷霆，把谁怒斥了一顿一样，以致让会场的气氛顿时又紧张起来。

瞧着顾专员的样子，刘郁瑞好像渐渐悟出了些什么，也许他刚才的猜想是对的，顾专员在客房里做的那一切，无非是想在这儿堵住你的嘴，以便他在大庭广众面前无论做什么时，你也不好再说什么。就算他不再说什么，那如今的样子，也至少显得你像挨了批评一样。

也许，这就叫做权术。

顾专员的脸始终一直板着，说话的口气也一直很严厉。他先是谈了谈他此行的目的，然后谈了谈他在其他地方所看到的成绩和问题。接下来便谈到了汾西的事，简单地谈了一些好的地方，余下的便全是问题了。

“成绩是有，但我们也听到了一些不好的反映。当然了，我们并不是以反映来论是非，但既然有反映，就说明有问题么。而且反映问题的并不是个别人，而是很多。我可以给你们公布一个数字，就在这一个月内，连电话算上，有三四十个！大都来自你们汾西，而且都是干部。反映的问题也比较集中，比较深刻。我想，这么短的时间里接到这么多的反映，这不应该是个偶然的现象吧……”

刘郁瑞很吃惊，确实很吃惊。他没想到这么多天来竟会有这么多人到上边打他的小报告。问题很集中，毫无疑问，肯定是指李荣才、贾仁贵的事了。从顾专员的口气来看，他相信这些数字不会是假的。他突然有些明白顾专员为何要改变原有安排特意要来汾西的另一层原因了。不仅仅只是为了一个贾仁贵，为了一个史伍德，而且还是因为这几十名干部的“反映”。几十名干部，这绝不是个小数字！作为一个专员，是不会忽视这个数字的。

那么，这么多人越级直接给行署专员反映问题，究竟是为了什么？是因为这里头有切身的利益？还是为了贾仁贵，为了史伍德？或者，是因为正好可以趁此机会接触到更高一层的领导，以便引起对自己的重视，从而为以后的工作打下更好的基础，甚至使像提干、升职、调动那样的事情也变得更有可能？抑或是借此把自己更紧地拴在某一条线上，使自己变得更安全更保险一些？

为了一个小村的支部书记，也许这是他们之所以向上反映的一个最小最小的原因。而正是为了其他这些不可告人的原因，才使得这件案子变得如此错综复杂，积重难返。

几十个人哪，难怪顾专员对此会这般重视。

“咱们抛开别的不谈，只从这么多的反映来看，这难道不应该引起我们一些主要领导的重视么？”顾加辰的脸越板越沉了，语意所指也越来越明显。“我说这些，绝不是想要批评谁，我这次来汾西，也只是想看看，并没有别的目的。今天坐在这儿，本是想先听大家谈的，可我觉得这并不是件小事，又不能不谈，所以，就借这个机会再说几句。刚才我也批评了一些同志，不论干什么，都应该以大局为重，不要老是自以为是。别人什么也不对，就自己的对，什么意见也听不进去，只要觉得不是自己的人，就怎么看也不顺眼……”

这本是刚才顾加辰批评史伍德的话，然而，这会儿听来，怎么听也好像是冲自己来的。刘郁瑞觉得自己好像被施了魔法一样，怎么转好像也是在人家的圈子里。连自己也觉得这分明是在收拾自己，若让别人听了那还会想到谁的头上去！尤其是前边的话同后边的批评连起来一听，不是你又能是谁！

但却有史伍德为证，这些话确实是批评他的。你无话可说，只有忍着听着。

“老实说，对这些现象我很生气。还有，像什么团团伙伙，以人划线、搞宗派、立山头，对有不同意见的，甚至借机报复，穿小鞋、坐冷板凳，打击一大片，尤其是在班子里闹不团结！最近地委行署领导进行了研究，凡县局级主要负责干部，如果因闹矛盾而影响了工作，一律就地免职，并不再考虑工作安排！这不是要吓唬谁，假如一个班子老是不和，老是闹矛盾，那还怎么工作，在群众中又会产生什么影响！”

一般来说，某个部门主要领导有了矛盾，上级领导前来调停时，是不会这么大喊大叫的。满口的喊团结，其实是加剧了分裂。越讲不要闹矛盾，就越会加深矛盾。这等于当众亮相，把矛盾公开了。好处不多，坏处不少，并不利于解决问题，顾专员不会不清楚这一点，除非他是为了借此来压谁。就算不清楚这些，那么，他这些用语如果是放在一个书记和一个县长身上，倒还说得过去。一般来说，书记、县长不和，那是常有的事。而如今这样做则是对一个正职和副职。像这种情况，还实不多见。史伍德只是一个副书记，而顾专员却要对此大讲特讲，除了有意要抬高史伍德的身价外，只怕还有别的更多的用意。

“另外，我在这里还要强调一点，这也是地委和行署一致的意见。那就是不要把眼光老盯在过去的事上。从‘文革’后期我们就开始落实政策，一直落实到现在，我们纠正了大批冤假错案。在这一点上，我们做出了很了不起的成绩，也赢得了群众的拥护。但我们现在需要强调的是，落实政策早已不是我们当前的主要任务。当前的首要问题是如何把生产搞好，把粮食产量抓上去，如何让群众脱贫致富。我们代表的是一级政府，不是过去的七品县令，专管老百姓打官司。何况有些人的私欲是没完没了的。像‘右派’问题，‘插队’问题，还有什么‘六二压’问题。解决了本人，还有子女问题；解决了户口，还有工作问题；解决了工作，还有职务问题；解决了职务，还有房子问题。我不是说不能解决，而是要有个界限。不能随便依着他们，迁就他们。要那样，还有完没完！尤其是我们还要注意到有这么一些人，借口落实政策，大刮翻案风。贪污犯说他没贪污，偷盗犯说他没偷盗，连地主富农也说他没剥削过人，想要回土改时分出去的房子和财产，这岂不要乱了天了……”

刘郁瑞的脑子只觉得嗡一声大了好多。把李荣才的问题放在这里头讲出来，纯粹是偷换概念，而且还打着“地委和行署意见一致”的旗号，甚至还上了纲、上了线。

顾加辰讲话讲到这会儿，才算讲到最实质的问题上了。

“我想在这里以我个人的意见宣布一条。关于这个我还要带回地委和行署，以便尽快形成一个决议。这一条就是，凡是以前已经落实过、已经解决了的问题，就不要再随意反复。尤其是那些经过一级政府，比如像乡、县，甚至是地区和省里都插手解决过，已经定了案的东西，更不要任意推倒重来，这不是随便出出风头就算完了，这里头牵扯到很多人力、物力，还牵扯到许许多多人的思想情绪，还牵扯到对组织、对大多数人的信任问题，这里头还关系着我们党的威信和声誉！难道这些人全都错了，错了一次、错两次，难道还会错十次、八次、无数次！很简单的一个道理么……”

刘郁瑞听到这儿，只觉得再也坐不住了，冒着这么大的压力去解决一个老农民的冤案，居然会被说成是出风头。党的威信和声誉难道是靠掩盖错误来维护的？他好几次都差点忍不住要跳起来进行反驳，但一次又一次还是被理智压下去了。不能，这是你的上级在给全体干部讲话，而且并没提到你的名字，就算提到你的名字，你也不能在这会儿反驳。

让刘郁瑞没想到的是，纪检委书记尹远却在此时站起来说话了：

“顾专员，你的话，我有些地方没听明白，我想在这儿说两句。”尹远脸憋得通红，嗓音有些发颤。

“……你叫什么名字？”顾专员也不知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我叫尹远，是县委纪检书记，是李荣才一案的专案组组长。我有些不清楚刚才顾专员讲的是不是李荣才这个案子？”

“是又怎么样？不是又怎么样？”顾专员脸色更加瘆人。

“我觉得我们应该实事求是，经过这些天的调查，我觉得李荣才确实很冤枉的，这件事我想具体……”

“冤枉了又怎么样！”顾专员猛地打断了尹远的话，话音也变得更加严厉起来。“我也没说过他不冤，问题是怎样对待这个问题！我冤不冤？‘文化大革命’中斗我批我，五七干校、学习班，什么罪没受过，谁敢说我不冤？还有你们刘郁瑞书记，他冤不冤？‘文革’中他受的罪一点也不比我少！站板凳、戴牌子、上街游斗、住牛棚，差点没给整死，你能说他不冤？冤了怎么办？秋后算账，以牙还牙，把当初所有整过我的人全都一棍子打死？全都判刑、坐牢、枪毙？要成了这样，我们这社会还会存在？那不全乱套了！”说到这儿，顾专员缓了缓口气，“这是历史造成的，我们怨不得某个个人。要正确看待这一切。就算他有些不理解，我们也可以耐心教育。我们也不是没给他解决过问题，而且问题也应该算是基本解决了。可他就是不服，就是一直要告么，非要把当初整他的人全告倒不可，这是不是成了报复狂了！而且他还骂那么多干部都不是真共产党，这是一种什么心理……”

听了这些，刘郁瑞不禁感到目瞪口呆。他没想到顾加辰对这件案子居然会这么清楚，有这样一种看法，而且成见还会如此之深！

“顾专员，我觉得这个问题不应该这样来看，李荣才的事情同别的事情并不同……”尹远好像是憋足了劲，显出一副不屈不挠的样子，但紧接着又被顾专员打断了。

“那你觉得应该怎样来看？你要是抱着这种态度，我看你就根本没资格当专案组组长！”顾专员终于恼羞成怒，雷霆大发。“就算我讲得不对，那也请你允许我把话讲完么！到底是你在这儿讲，还是我在这儿讲？我在这儿讲这些，并不是批评谁，更不是批评你！如果你觉得不对，等我讲完，你怎么批评都可以，而且我绝不会在半路打断你！我现在再说一遍，我现在讲的这些都是我个人的意见，如果有谁不同意，随时可以同我交换看法，但不是现在。尹远同志，你觉得你还有什么要说的么？”

“……没了。”憋了好半天，尹远终于说了这么一句，然后扑通一声坐了下来。

刘郁瑞感到一阵说不出的痛苦。这倒不仅仅是因为尹远不听他的正告，一味要在会上进行反驳。他之所以痛苦，是因为他感到了尹远所受到的那种深深的伤害，而这种伤害对他的影响将会是深远的。

会场上静了一阵子，顾专员又接着讲了起来，但话音明显地柔和了一些，话题很快转了，他的脸色也变得不那么阴沉了。

刘郁瑞突然明白，这倒不是顾加辰变了，而是尹远的那些话起了作用。不管力量有多么悬殊，地位的差别有多大，但只要你是对的，而且你也敢坚持这么做，那就不管最终结局如何，它总是会产生影响的。

顾加辰讲完后，便是县林业局和农牧局的同志做汇报，然后是郭县长做汇报。

郭县长做报告时，顾加辰又特意插了一段话：

“老郭呀，这两年我知道你身体不大好。身体不好，工作可以少干，但权力不能随意丢掉，小事可以糊涂，但大事一定要清楚，尤其是那些原则上的事，更不能不负责任地推给别人去处理。在汾西，你资格最老，大伙都很信任你，刘郁瑞刚来不久，情况不很熟悉，所以，有些事情还得你多操心，要做掌舵人嘛……”

“顾专员，这你放心。”郭县长咳嗽了一声，亮亮嗓子说道，“自刘书记来，我们一直合作得不错。他是书记，我觉得还是他掌舵好。说实话，我干了这么多年了，还没见过像他这样能坚持原则的县委书记。我并不是有意要夸他……”

“好啦好啦，”顾加辰一边笑了笑，一边打断了他的话。“表扬别人，也不要贬低自己，刘郁瑞不错，你也不错么。行了，你再接着汇报吧。”

刘郁瑞觉得自己的眼睛有点发潮。他没想到这个身体一直不好的郭县长竟会说出这样一番话来。在这种情形里，他能这么说，简直是等于在公开反驳顾加辰了。而且说得那么直率，那么毫无忌讳！也许，这就叫做正气。说真的，他还真是低估了汾西县的这些老同志，尤其是低估了这些老同志的正直和勇气。

最后是刘郁瑞做汇报。由于时间已经很晚了，他只是概括做了些介绍，李荣才和贾仁贵的事他只字未谈。

他不想在会上谈，他准备在晚上认真地、全面地、详细地给顾加辰谈一次。

会议结束后，他又独自一人想了好久，考虑自己用什么方式谈最好。

然而，等他晚上走进顾加辰的客房时，顾加辰根本就没听他讲。话一出口，立刻就被顾加辰打断了：

“好啦，我知道你要跟我谈啥。不就是说李荣才冤枉、贾仁贵有问题么，我给你说，这件事我并不比你知道的少。你不是说我不了解实际情况么，那好，我也正想到那儿看看，我倒要看看那儿究竟发生了什么大不了的事，如果你坚持要讲，那等我看过后了解后咱们再谈也不迟。郁瑞呀，我还要说你一句，有不少人给我反映，说你自从来了汾西，没干下什么成绩，收买民心的事倒是干了不少……”

“收买民心！”刘郁瑞一震，不禁生气地说道，“这叫什么话。如果民心可以收买，我们共产党的天下早完了！”

“这话是有些不对，可有些事情你也确实应该考虑考虑。你刚来汾西才多久，为什么就会有那么多同志对你有意见？从另一角度来看，有些人能说出这种话来，不也值得你深思么？退一步说，我的话你可以不听，那么，大伙的话你也可以不放在眼里？你年龄也不小了，在临汾地区的县委书记里头，你是最大的，你应该有个全面的考虑……”

刘郁瑞清楚，到了这会儿，他确实是没什么可说的了。

他突然觉得有些后悔，刚才在会上，他为啥没像尹远、没像郭县长那样说几句。

……

二十

七点二十出发，整整转了快三个小时了。连县委、县政府的吉普算上，总共十多辆车，在蜿蜒起伏的山岭上，颠颠簸簸地行进着。大多是山路、土路，尘土飞扬，遮天蔽日，有如一条黄龙，拖了足有几里路长。

天阴着，云层显得很低，冷风飕飕地刮着，让人想到这里好像仍是冬天。其实，在这比平川县海拔高出几百米的山区，几乎可以说是没有春天，尤其是闹春寒的年份，春天显得更短。天总是那么冷，风总是那么大，山岭上的颜色也总是那么灰黄灰黄的一片。等到风刮得少了，山岭上的颜色变青了，天气好像猛然一下就热了起来。于是，夏天就来了。

吉普车不挡土，又压在最后，整个车就像在黄土里裹着。刘郁瑞坐在里头，全身上下，灰扑扑的一片，连鼻孔里、耳廓里、眼睫毛上也都沾满了土。别人坐一阵子，就在身上拍打拍打，惟有刘郁瑞坐在车里纹丝不动。

刘郁瑞明白今天的行程大都是按史伍德的意见安排的，而史伍德此时就坐在顾加辰的车里。每到一个地方，也大都由史伍德来做介绍，顾专员的脸也一直侧向史伍德一边，偶尔也问刘郁瑞一句两句的，但紧接着就又把脸扭过去了。

对这些，刘郁瑞并不放在心上，他觉得这都可以理解，惟一让他无法理解的是，他们把今天上午行程的最后一站居然安排在花峪村！

看看表，已经十一点多了，这就是说，不仅要在花峪村看看，还要在花峪村休息，在花峪村吃饭！

无论休息或是吃饭，看来必是在贾仁贵家无疑了，因为花峪村并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安排这么多客人，而且是如此高等的客人！

这就是说，这一行人，包括刘郁瑞自己，都将会受到贾仁贵隆重的接待！会的，因为贾仁贵他能做到。那么大的一座院落，那么豪华的一个大客厅，还有专为上边来人而特意安排下的那个极为舒适的客房，他一定能做得很好，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满意。

他还会做什么呢？他一定会像受了委屈的孩子一样拉住顾专员的手，说不定还会掉下泪来。他会在那整个客厅都挂满了的奖状、奖框和锦旗中，找到当年顾专员亲手赠给他的那一个，诉说他这几年的思念、感动和忠诚，说不定他能感动所有在场的人。

顾专员呢，毫无疑问，也将会同他握手，将会给他安慰，也一定会给他鼓励，甚至还会有更多的表示……

他们将会在一起吃饭、一起碰杯，说不定还会坐在一个炕头上促膝谈心。

村里的老百姓呢，只怕会全都傻了眼，别的放在一边不必说，只这一大溜汽车停在贾仁贵家门口，只这行署专员的身份，就足以让全村人目瞪口呆、心惊肉跳了。等到所有的人吃饱喝足、满嘴流油、嘻嘻哈哈、兴高采烈地从贾仁贵的门里走出来时，也许所有的人都会认定，贾仁贵的天下是铁打的，下一辈子也倒不了！花峪村还是人家贾仁贵的！

那么，专案组呢？很可能一下子就灰了。首先组里的人就会发生内乱，说不准立刻就会有人不干了。在外头，专案组也会一下子冷清下来，不会有那么多人来找了，也没人敢再来反映了，更没有人会来作证人、出证词，很可能连原来作了证的也会变卦！

还有，许克俭又会怎样？还有尹远……

尹远昨天一开完会就不见了，而且一直再没露面，昨晚和今早他专门派人去找也没能找到……

他真替他们担心。他们的心理压力要更大，情绪也会更差。

你自己呢？面对着即将发生的一切，你又将会怎样？

他突然感到自己的力量是这样单薄，而自己又是这样地孤单。真是回天乏术，再也无力挽回眼看着就要到来的败局。

车在贾家峁乡政府门口暂停时，他没下来。

赵亮和几个乡里的干部满面红光地在门口等待着。车还没停稳，赵亮便慌慌忙忙地向顾专员那辆车奔了过去。他居然把顾专员的车认得那么准，顾专员也没下来，车门一打开，赵亮便把大半个身子都伸了进去。好一阵也没缩出来，好像有说不完的话、问不完的问题。

车来贾家峁乡政府，是要赵亮他们也一块儿去花峪村。赵亮的车也在门口停着，看来早就安排好了，赵亮早就接到了通知，由此来看，贾仁贵也一定早就被通知到了。

赵亮没到刘郁瑞这儿来，也许是因为有些难为情，见了面没什么话好讲。倒是有个副书记来打了打招呼，说是魏乡长病了，不能随行。随行的还有一个副书记和一个副乡长。这时候，刘郁瑞注意到，那个钻进车里的副乡长正是贾仁贵的外甥。不用说，只从脸上看，他们就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

魏晓明病了，不能随行，病，在此时此刻，也许是一种最好的逃避方式。在中国，凡官场上的失意者，尤其是在遭受重大挫折时，往往都会“病”上一场，位置高的，会住进高干病房；位置低的，则会躺在家里。时间有长有短，这要看情况而定，有时候甚至会病上几个月，甚至一年半载。这一来会赢得一些同情，二来也好避避风头，三来也是一种表现自己情绪的较为合理的有效方式。不管出现什么问题，不管有什么意见，你总不能再来医院找我。慢慢地，就是有天大的事，也会变得小了、变得没了。正如老百姓讲的那样，屎干了就不臭了。等到那会儿再出来，一切也就风平浪静了。你自己呢，也会感到一切都过去了，心理上也会渐渐平衡起来，就会觉得一切事情都像没发生过一样。连老百姓说不定也会原谅你，那么好的一个人，硬是让人给气病了。

既保住了自己的位置，也保住了自己的名誉，同时也保住了同上级领导的关系。而且最最主要的是，那些最为棘手、最为难办的事也全让你绕过去了。

这大概就是病的好处，而它的好处还远远不止这些。

刘郁瑞一晃一晃地坐在吉普车里，他奇怪自己竟会想到这些。莫非，去病上一场，是不是也算是可供自己选择的一种方式……

天更沉了，风也更大。老百姓讲，立了春要刮百日牛犊子风。尤其是在这汾西的高垣山区，三月的黄风更是逼人，夹着黄土高原的尘沙，滚滚不断，三十米开外就会看不见任何东西。

翻过一道岭，越过一条沟，再爬上去，就会有一片平地，也就到了花峪村口了。

离村子越近，刘郁瑞的心情也越沉，甚至隐隐约约地竟还有些紧张起来。

他在激烈地思考着，思考着即将到来的斗争和较量……

车子刚从坡下爬上去，吱的一声，陡然刹住了，车里的刘郁瑞整个身子猛然前倾过去。

一阵黄风滚过。刘郁瑞看清了，所有的车都在前头停着。

再往前看，刘郁瑞一个愣怔，不禁呆在了那里。

在花峪村村口，在村口这条必经的路上，竟然黑压压地跪倒着一大片人！

刘郁瑞有些不相信地又仔细地瞅了一眼，依然再次怔在了那里。

确确实实是一大群人跪在那里，而且都双手支地，跪得那么虔诚，跪得那么死心塌地！

好像所有车里的人都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惊呆了，没有一个人下车，也没有一个人叫喊，更没有一个人敢去摁动汽车喇叭。除了风声，再没有任何声响。

这一大片人至少不下三百，除了那些不该来、不会来、不能来的，整个花峪村的村民几乎全跪在了这里！所有的人头全低着，看不到一张脸，也看不到一个人在动，活似一群凝固着的泥塑。

似乎都在等着，都在等待着那即将爆炸的一刻。

刘郁瑞猛然觉得全身一阵剧烈的颤栗，一种无以言表的激动和悲怆阵阵袭来，他止不住地埋下头去，直觉得鼻子有些发酸，眼里便有什么东西渐渐溢了出来。

他明白这一村的老百姓全都跪在这里，那将意味着什么！他当然也明白老百姓跪在这里是为着什么！

恍惚中，有一种直觉告诉他，花峪村有救了！花峪村的老百姓也有救了！连他自己，也似乎有救了。

他突然感到是这样地内疚和惭愧，他真是轻看了这些衣衫褴褛、满脸灰黄的农民，他曾觉得他们是那样地懦弱和胆小，又是那样地自甘贫贱和不可自救，甚至在心底里对他们产生过一种深深的失望和轻视。没想到他错了，而且错得这样严重，就像今天这种局面，他并没有任何力量去拯救他们之中的任何一个人，到头来，反倒是他们正在以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在拯救他！

他实在不忍心再去看一眼这一大片下跪着的人群。下跪，本是一种最为原始的礼仪形式，演变到今天，已经成为一种最为低贱、最为可怜又最为屈辱的乞求方式。而眼前的这一群农民，却正是用这种低贱而又怯弱的乞求方式，来表达着他们同命运的抗争和对强力的抵御！

也许，这是他们惟一可供使用的方式……

以柔弱抗衡强梁，这种方式中国农民曾沿用了几千年！然而，惟其这样，才让刘郁瑞感到如此揪心而又激动不已，以致让他止不住地流下泪来……

本能告诉他应该走下车去，但他却怎么也动不了身子，他不愿意让别人看到他脸上的泪水，也不知道该怎样去面对眼前这一大片下跪着的人群。

隐隐约约地，他好像觉得有人下了车。于是，有了响动，有了说话声，渐渐地，又听到了喊声，不是一个人的喊声，而是几十个人、几百个人的喊声，这喊声并不激越，也不凄厉，然而，却是如此地惊心动魄、撕心裂肺！

他觉得有人朝他这辆车急急慌慌地跑了过来，他清楚，确实到了该他下车的时候了，他使劲在脸上擦了两把，没等那个人跑过来，他便打开车门走了下来。

风依旧那么大，尘沙打得人脸上生疼，打得人睁不开眼，天也依旧阴得很沉，天地四野一片昏暗。

迎面跑过来的是赵亮，也不知是因为风逼的还是因为着急，只见他脸色煞白、嘴唇青紫，一喘一喘地上气不接下气，以致跑到刘郁瑞跟前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

他没有看一眼赵亮，也没想听他说什么，只是抬着头一直往前走。十几辆车，相距足有百十来米。他看到走在最前头的顾专员的那辆豪华车车门仍紧紧地关着，车窗也紧紧闭着，他知道顾专员仍在车里没有下来。

路不宽，跪着的那一大群人，前前后后长长的一大溜，好像一眼望不到头。跪在最前头的都是一些老人，其中一个头发花白、足有七十来岁的老头，两手支起一大块白布，白布在风中来回摇摆着，看不清上面写着什么东西。

一阵马达响，顾专员的车开始往后倒了。但车倒一段路，那些跪着的人便向前爬一段路。人们好像都知道这辆最豪华的小车里坐着的一定是最大的官，而且都知道今天要来的就是顾专员，人们都在拖着长音呼喊着：

“顾专员，我们有话要跟你说呀！”

“给我们做主呀，顾专员……”

“顾专员，这村里我们没法活呀！”

“贾仁贵是个大恶霸，把我们坑苦了呀！”

“顾专员、顾专员……”

“为我们伸冤呀……”

……

顾专员的车仍在后退，退过随后的第二辆车、第三辆车、第四辆车……

前边跪着的人群终于被挡在前头了。于是，人们的呼喊声陡然高亢和凄厉起来：

“顾专员！你不能走哇！”

“顾专员！我们要跟你说话呀！”

“顾专员！你不能不管我们呀！”

“顾专员——”

许多人声嘶力竭，一时间竟满脸是泪，泪水搅着黄沙，在皲裂干枯的脸上流过，像是伤痕，又像是血迹！倒车时扬开的尘土，不断地被风卷起，向跪着的那些人猛然裹去，于是，这些人不时地被淹在滚滚的黄沙里。

车倒在离刘郁瑞不远的地方停住了，赵亮慌忙迎上前去。车门陡地开了，露出了顾专员那张狂怒的脸：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你到底是怎么安排的？怎么会出现这种事情！”顾加辰一副气势汹汹、怒不可遏的样子，好像是碰到了一群无可饶恕的仇敌。“这是在闹事，你懂不懂？临汾地区从来还没出现过这种事情，这是一个阴谋！告诉你，我要追究这件事的直接责任者！我看，第一个要负责任的就是你！”

“顾……顾专员。”赵亮一时给吓呆了，本来就苍白的脸，此时更是毫无人色。“早上还打电话来着，一点事情也没有呀。”

“一点事情也没有，咋会冒出这么多人来？这是有组织、有预谋的，早就策划好了的！我看你这乡党委书记是白当了！你的工作到底是怎么做的？”顾加辰怒气冲天，嗓音也越来越怕人。“这件事到底是什么性质的问题，你还看不出来？这绝不是一起偶然的事件！”

刘郁瑞本想上去说两句，但见顾加辰怒不可遏的样子，便明白此时谁也插不进话去。何况，顾专员话中有话，看上去是冲着赵亮的，其实，谁都清楚到底是对着谁的。

围在一旁的地区林业局局长这时忍不住地说话了：

“顾专员，不管是啥问题，我看你这会儿还是跟群众见见面好。我看他们倒是没什么别的意思，就是想见见你谈谈村里的事。”

“我不见，见了又让我怎么说？”顾加辰依旧坐在车里，连下车的意思也没有。“这明明就是冲着我来的，你们连这个也不清楚？让我这会儿去见他们，岂不是让我当众出丑？他们这是在公开地、有组织地闹事，莫非还要让我去安慰他们、去鼓励他们？今后要是再出了这种事又该怎么办？这样子谁都学得来！借磕头闹事的人我又不是没见过！一磕头就把你们磕软了，是不是？人家就是抓住了你们这个弱点，才这么一而再、再而三，大年初一闹到临汾地委还不算，今天又有这么多人闹到了你们的车头上，你们还没有吸取够教训呀？”

“顾专员，今天情况特殊，我觉得……”林业局局长还想说什么，但一下子又被顾加辰打断了：

“特殊也不行！情况特殊性质也是一样！你们谁也不要劝我，这是原则问题，我绝不会随意迁就他们！我对群众没意见，群众是无辜的，问题是在群众的背后！我们要警惕那些幕后的策划者！我的话到此为止。赵亮，你和郁瑞暂时留下来处理问题，其余的全都跟我马上回去！今天的安排一律取消，回去后再另行决定。注意，你们俩处理问题要严防事态继续扩大，你们给群众把话说明，就说这是顾专员说的，要有什么问题，可以直接通过当地政府向上反映，要是有冤案，那还有法院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么，不相信政府不相信组织，是不是把我们的国家看得太黑暗了？还有，对这些动不动就下跪的行为要进行批评！这是封建的东西！都解放多少年了，对这种落后愚昧的东西为什么就忘不了！另外，还有一点，对这些人一定不要随意许愿，许愿就是迁就，就是鼓励！这不仅是个组织原则问题，也是个动机问题！好了，有事回来再谈，这件事我要听取你们的汇报！”

话刚说完，车门砰一声便关住。但紧接着又猛然打开了，顾专员又伸出头来：

“赵亮，我希望你记住我的话！我只给你三天时间，三天以后你必须把这件事给我查清楚！谁在幕后策划，谁是组织者，谁是领头的，你要亲自给我汇报，我等着你！”

车门再次砰地关住，三倒两倒，车身转过，一阵引擎声，小车转眼便不见了。

刘郁瑞明白，顾加辰最后这几句话，无疑是等于把上方宝剑交在了赵亮手里。不仅把刘郁瑞排斥在外，而且也等于给这件事的性质定了调。

没多会儿工夫，十几辆车大部分都开走了，只剩下了县委和乡里的几辆灰不溜秋的吉普，还有那一大群依旧跪伏在那里的满脸灰黄、满身是土的老百姓。

赵亮虽然好像拿上了顾专员的上方宝剑，然而，顾专员一走，似乎顿时又缩了一格。在刘郁瑞跟前，他变得更加谨小慎微，战战兢兢，一句话也不敢多说，一个动作也不敢多做。让他处理这件事，其实，他比任何人都清楚，他没这个胆，也没这个能力，连顾专员都算上，只怕对这件事也毫无能力去处理。

而惟有刘郁瑞能办到，这谁都明白。

刘郁瑞同谁也没再商量，谁也没去搭理，他放开步子急急忙忙地朝那些村民跑了过去，把身旁的那些干部全都甩在了后头。

由于是慢坡，刘郁瑞有些气喘，脚步也有些凌乱。他终于抢到了那个年龄最大的老人跟前，赶忙伏下身去，把半条腿支在地上，用力地把老头扶了起来。也不知道是跪的时间长了，还是因为天太冷，老人浑身都在颤着，腿和腰也变得僵硬僵硬，尽管有刘郁瑞用力扶着，依然老半天也直不起腰来。

刘郁瑞只觉得鼻子又是一阵发酸。

这个老人看上去至少也有七十多岁了，头发灰白，满脸皱纹，此时沙尘满脸，一身是土，谁也说不清他在这阴冷的风沙天里跪了有多久了。

刘郁瑞无论如何也没想到这一村的百姓竟会爆出这样一个举动。顾专员说了，这绝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他说对了。刘郁瑞也相信，它肯定有组织者、有领头人。但这些人绝对都是自愿的，而且，他相信这些组织者和领头人你根本用不着去查，他们自己就会站出来，他们还会主动来找你。为了抗击邪恶，为了自己的命运，这应是一次真正的觉醒。只有豁出去了的人，才会毫不退缩地跪在这儿。

还有一点，顾专员也说对了，不要鼓励，也不要许愿，确实不要。因为任何人也没这个资格。这件事的本身，就应是一次力量和勇气的显示。对刘郁瑞来说，恰是这件事给了他对正义的信心和对邪恶的勇气，给了他希望，也给了他力量，真是光明在人间，共产党垮不了！

顾加辰说了，这样子谁也学得来。恰恰是这一点他错了。这种封建落后愚昧的东西，放在今天，并不是人人都能做得到的。它确实愚昧、确实落后，但这仅仅只是它的外壳。人，不管是多么卑贱的人，总是有点尊严、有点精神的。假若不是因为受尽苦难和凌辱，假若不是被逼到绝路上，假若不是因为灾难重重而又想拼命挣扎着活下去，去求得一息生存的权利，求得一线微茫的希望，没有什么人会随意做出这种举动，谁也不会！

后边的人这时也都赶了上来，都学着刘郁瑞的样子，把前边的老人一个一个地扶了起来。

没有语言，语言在这时是多余的。

渐渐地，人们都慢慢站了起来。后边的扶起了前边的，前边的叫起了后边的。

没有人拍土，也没有人再呼喊。只有黄风依旧，裹着尘沙，不时地打在人们脸上、身上。

终于，人们都围在了刘郁瑞身旁。

慢慢地，刘郁瑞看清了眼前这一张张的脸，这些脸，有好多是前不久哄抢果园时所看到的。他还看到了贾小飞，看到了头上依然缠着绷带的贾小飞的妻子，他甚至还看到了他曾帮着装过粪的中年汉子，还有怕受到连累连父亲也不敢认了的李荣才的大儿子……

终于，有人在说话了：

“刘书记，这是我们全村人联名写下的请命书，我们要和贾仁贵把官司打到底！”

刘郁瑞早已看到了那块写着几个血红大字的请命书，这正是跪在最前头的那个老人手里举着的东西。几个血红大字的下面，签满了密密麻麻的名字，这分明是一份血书！

“刘书记，我们谁也不怕，就是把官司打到北京也不怕。”

“刘书记，这是我们自己的事，我们受够了，只要是共产党的天下，我们就输不了！”

“刘书记，我就是今天这事的挑头的，要是出了事，就来找我好了，我给老婆娃子都讲了，就是坐了牢我也要把贾仁贵告到底！”

“刘书记，我们不会连累你，除了我们，这事事先谁也不知道。”

“刘书记，你放心好了，我们的事情我们管，我们自己给自己做主了！”

……

刘郁瑞一句话也说不出来，望着这一群满脸灰黄、土头土脑的老百姓，听着这一句句朴朴实实的语言，不禁心潮激荡，再次受到了深深的感动，也再一次被震撼了。

二十一

刘郁瑞离开花峪村时，已经快晚上九点了。

花峪村村民的这次集体行动，事先确实谁也不知道。乡里不知道，贾仁贵一家子也不知道，连驻在村里的专案组事先也不知道任何消息。

顾专员要来花峪村的消息其实是贾仁贵一家子和他的那些亲戚朋友张扬出来的。顾专员来到汾西的头一天，花峪村就有消息传开了，而且是一个接着一个，什么刘郁瑞挨整了，顾专员在全县大会上批了刘郁瑞，表扬了贾仁贵。刘郁瑞已经做了检查了，尹远要被撤职了，专案组的工作是错误的，马上也得撤销；还说顾专员马上要来花峪村，要亲自宣布撤销专案组和对贾仁贵停职检查的处分……一时间，满村里沸沸扬扬，议论纷纷。刚开始还有些人不相信，还觉得这肯定又是贾家人的谣言，然而，等到贾仁贵一家在头一天就张灯结彩，打扫院落，擦洗玻璃，清理房屋，杀猪宰羊，逮鸡剥兔，甚至还从远地请来了高级厨师，炉火整夜通红，香气溢满全村时，人们才清楚，这一回确确实实不是谣传，而是真格的。

连专案组的人最后也给懵住了，群众一拨接一拨地来找，起先还一劲儿地辟谣，到后来只好推说还没接到通知。许克俭不断地给县里挂电话，但每次挂过去，都是说还在开会。等到晚上九点挂到县委，听到的仍是正在开会时，许克俭也已经意识到了事态的严重性。

晚上十点，他终于接到了乡里的通知，说明天早上顾专员一行要来花峪村考察。许克俭问了一些问题，对方一概回答不清楚或不知道。

许克俭这才明白那些传闻确实是真的！而且他还明白，他接到通知的时间至少比贾仁贵晚了整整一天。因为贾仁贵一家已在大清早就忙活开了，而且也已经明明白白地告诉所有的人，接待工作将是在贾仁贵家里进行。

专案组明摆着已经给撂在了一旁，连村里的群众也早已看出了这一点，来这儿打听情况的人也明显地少了。

刘郁瑞原来还猜想着，这些消息可能是尹远带回来的，因为一开完会尹远就再没露面，刘郁瑞觉得尹远很可能是连夜回贾家峁找许克俭商量对策去了。然而，到了花峪村才知道，尹远根本就没回来过，连许克俭也不清楚尹远到底去了哪儿。

这就是说，尹远根本就没有参与过这次村里发起的行动，尹远一开完会就失踪了，直到现在也不知道他人在哪里。

许克俭和专案组所有的人都一样，对这次行动的起因和发生也毫无知晓。

这简直就是一个谜，也可以说是一个罕见的奇迹。这么大的一个举动，保密工作居然会做得如此出色。

据许克俭分析，这全然就是一个自发的行动。可以说，连那些挑头的也算上，刚开始也都是不自觉的，没有意识到会这样去做，而且也没有想到竟会有这么多人来参加。

起因仅仅是由于个别人起初有这么个念头，但立刻就被人们认可了。最令人感慨的是那些老人，他们立刻表示愿意挺身而出，而且自动负起责任，自愿做了这件事的领头人。总共有六位老人从头到尾都参与了这件事，而且分头去组织人，并告诫所有的人保密，绝不能连累刘书记和专案组的任何一个人。

刚开始并没有组织那么多人，一直到今天早上，据他们估计，也就是七八十号人，没想到他们往村口走时，后边却越跟越多，队伍也越排越长。想必是在晚上就一传十、十传百，很快就传遍了全村，于是，就有这么多人都跟来了。

许克俭他们一直被蒙在鼓里。专案组一般都在下午或晚上工作，早上一般都起得迟一些，而且早上老百姓大都要到地里劳动，这时村子里冷清些是正常的，而专案组住的地方又离村口较远，等到十一点多快吃饭的时候，他们才知道出事了，顾专员一行十几辆车竟被几百村民挡在了村口！

贾仁贵一家人，包括他家的亲戚和关系密切的，也不知是因为确实不知道，还是因为知道得迟了，已经没法拦阻，也已经再无法发出消息了，或者是因为害怕没敢出来，抑或是因为判断错误，想来这些土头呆脑的老百姓未必有这种胆量！但不管如何，这一家人自始至终也没有任何人露过一面。

连许克俭听说后，也一下子呆在了那里，好久好久不知道该怎么办。按理说，村支书被停职检查，专案组实际上已在代行其权力和职责。村子里爆出这起事件，这本身就是一种严重的失职行为。应该说，不管你是否知道，这责任都是无法推卸的！

确实不知道，也确实太出人意料了。许克俭说了，他做梦也没想到这些一向老实巴交、胆小谨慎的村民们竟能做出这样的事！

但回头一想，也应在情理之中。自李荣才告状一事有了转机，此后又出了个林场哄抢事件，紧接着专案组进村，贾仁贵被停职检查，还有刘郁瑞微服私访，痛斥贾仁贵，召开全村村民大会，又召开了全乡现场会。这一件件、一起起的事情，终于撩动了老百姓沉寂多年的心髓，人们渐渐地开始觉醒了，平时亲眼目睹贾仁贵一家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种种行径，此时又不断地听到从专案组那里揭发出来的种种丑行和罪恶，再加上这几年改革开放，眼看着别处的农民一天天富起来，而自己却依旧如此贫困，依旧饱受欺压，毫无出头之日，这一切都会促使他们进行激烈的思考，促使他们迅速地觉悟。勇气增加了，胆子也大了，然而正当他们充满希望、憧憬着即将到来的解脱和幸福时，却猛然又听到了与此相反而又让他们绝望的消息，他们如何能不痛苦，又如何能不气愤？于是终于爆发了这样一次破天荒的举动。也许，他们已经知道，对他们来说，这是一次活命的关口，也是最后的机会。失去这次机会，说不定即将到手的东西又要失去了。

人在绝望时，做出任何举动都应不足为奇！

这便是这起事件的原原本本和前因后果。虽然令人震惊，但也并不奇怪。

事情发生后，村子里异常平静，没有慌乱，没有害怕，更没有退缩，而且全都憋足了劲，全都豁出去了。

那张三百多人签名的联名请命书，村里人已经抄写了好多份。准备分发到各级政府，要把这场官司打到底。县里不行地区，地区不行就去省城，就去北京！

“刘书记，我们知道，你是好人。我们知道你为难，我们绝不连累你。我们知道他们关系多、根子硬，可我们人多，我们不怕！告不赢我们就不回来，我们受够了！”

这是他们一致的口径。

他们真是在这么做了，正在筹集钱，筹集粮票，连谁去哪儿谁去找谁都安排好了，一两天内就准备出发。

刘郁瑞把那些老人和主事的叫到一起，像是商量似的说道：

“你们能不能再给我点时间，再等上个三天五天？你们说我为难，可你们就不为难？好赖我还是个县委书记，办什么事，解决什么问题，怎么也要比你们强点。我不是不相信你们，也不是小看你们，但你们毕竟都是汾西偏远山区的老百姓。到了外头，别说你们村了，就是连这个汾西只怕知道的人也不会多。出了门，人生地不熟，要花钱，要住店，你们连个介绍信也没有。你们有好些人恐怕连火车都没见过。到了城里，两眼一抹黑，别说省委了，只怕连地委的门也进不去。万一要是闹出个乱子，有上个三长两短，到时你又找谁去？所以，我觉得你们是不是还是先听听我的？这事情先交给我，先让我去办。说老实话，就算你们费了好大的工夫，花了许许多多的钱，找到了上级领导，批示下来，也还不是得让我去解决？与其那样，何必还要绕那么大一个圈子，为啥不让我先来试试？你们说了，人家贾仁贵有后台，有顾专员给人家撑腰，就算有这么回事，可县官还不如现管哩，我要不同意，顾专员还能越级管到你们这儿来？除非他先撤了我。不过，要撤我也不是一天两天的事，就算他能撤了我，等到撤我的那会儿，说不定我已经把这件事办了。违纪的要处分！犯罪的要服刑！谁也甭想在我手里逃过去！只要我还能管了事。我不是在这儿给你们吹牛皮，我要想吹牛皮，那也应该是往上吹，给你们吹我也得不到啥好处，也犯不着。我就只说实话。我这会儿就只要你们再等上几天，如果几天过去了，仍不见任何动静，那你们再告也不迟。我绝不会再劝你们，就是你们连我一块儿告我也绝不拦挡。你们是不是再商量商量，看这样行不行？”

花峪村的老百姓，大概还从来没见过一个县委书记跟他们这么说话的，也没怎么商量，便一口答应了。

晚上不到十一点，刘郁瑞便赶回了汾西。刘郁瑞没让赵亮跟他一块儿回县里，让他继续留在花峪村处理问题。让他留下来，一是觉得他是乡党委书记，应该留下，虽然此时的他在花峪村已没了影响力，群众不再会听他的。二呢，也主要是想让他留下来继续在群众中“熏陶熏陶”。对一个在经济上有污点、跟贾仁贵有着各种关系的乡领导来说，此时让他留在群众中多听听、多看看，也许会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教育”。三呢，也算是刘郁瑞心中的一个小九九，让赵亮留下，也就稳住了顾专员，免得他再疑神疑鬼，生出什么枝节来。

顾专员住房的灯仍亮着，顾专员还没有睡。刘郁瑞也知道他今天晚上不会睡得那么早。

一路上，刘郁瑞一直在思考着，想着他见了顾加辰该怎样说。

老实说，他今天在花峪村的所作所为，同顾加辰所要求的截然相反。顾加辰认为今天的事是一起有组织有计划的阴谋，是在闹事，本身就是极端错误的，所以，一定要坚决、严肃地予以处理。尤其是对组织者和领头人不能留情，要当做一个政治问题来看。而刘郁瑞不仅没有这样做，而且也没有这样看。他虽没对此正面评价，但也没做任何批评。这种做法当然有欠妥的地方，但他对这一点没有做过任何哪怕是很轻微的指责，因为他明白，至少在眼前他不能这样去做。只要他一看到那些衣衫褴褛、满脸土色的面孔，就会感到一阵揪心的疼痛，除了惭愧和内疚外，他便说不出任何话来。对这些没有索取也没有任何要求、只希望能生存下去的农民来说，他根本找不出任何理由去指责去批评他们。放过那些蜕化变质、横行霸道、作威作福、鱼肉百姓、十恶不赦的东西不去处理，反过来倒要对这些人进行惩处，人性何在，良心何在！你的立场去了哪儿？而你这个政权则是在保护什么人？你的专政机器又是在专谁的政？

但他并不能把这些话说给顾加辰。因为他是上级，在组织里他也是你的直接领导。个人服从组织，下级服从上级。三大纪律第一条就是一切行动听指挥。这些，在他没入党前，就不知道背过了多少遍。可以说，早已溶化在血液里了。就算你还有你的党内民主，但最后还得有领导的党内集中。在领导发出明确指示后，即使有意见，也不得在行动上有任何反对的表示。否则，就是在搞阴谋；否则，就有动机不纯之嫌。

那么，在眼下这种情况下，究竟该怎么办？该怎样去说？

照实说，也就等于公开违抗，必然要发生争执，以致最后闹僵，对事情没有任何好处。那是简单、鲁莽，甚至是粗暴！他不能这样做。

说谎话，编瞎话？就说问题还在处理中，对这些人已经进行了批评教育，他们已经有了一些悔过认识，有些已经承认了错误。无非就是先稳住他，说过了，也就全扔了。然后依旧我行我素，该怎么干仍怎么干。处理完了，有了结果再如实汇报，不管他再做何感想，反正一切都已成了事实。这倒不失为一种办法。但却显得人格低下，品行恶劣，甚至有些太卑鄙。这个，他也一样做不来。

想来想去，看来也只有这一种办法了，那就是摆事实、少说话。如实地把所有的情况和所有的问题都摆出来，把这一起事件的起因、发生、结果、现状，以及这些人的态度和他们准备怎样去告状等等所有的情况全部如实汇报，然后再看他怎么办，再看他怎么说。

刘郁瑞明白，不管怎样，这次见面和交谈，对他来说，都将是很困难的。

顾加辰依然像上次见到的那样，趿拉着拖鞋，把自己陷在松软的沙发里。

顾加辰显得很平静、很安详，就好像他今天没有碰到过任何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任何不愉快一样。见了刘郁瑞进来，甚至微微笑了一笑，并且亲自给刘郁瑞倒过一杯水来。

刘郁瑞先是概括地汇报了一下，起因是什么，怎样发起的，怎样组织的，目的和要求是什么。发起人和组织者都是些谁，这些人的态度和现状。讲到这里，刘郁瑞便拿出一份联名请命书来，交给了顾加辰，同时说道：

“他们这次行动完全是保密的，乡里不知道，贾仁贵不知道，工作调查组也不知道。我们已经详细问过了，他们确实不知道。这份请命书是三百多人联名写的。写在最前头的几个人都是组织者和领头人，他们是主动承认的。他们的目的就是要告贾仁贵的状。这封请命书上，列举了贾仁贵十八条罪状，每条罪状都有具体事实和证明人。他们说，他们不仅要告到地委、省委，不行了就要到北京去告。他们把什么都准备好了，随时都能出发。只告状队就有三十多个人，而且都是有文化的壮年人……”

刘郁瑞说到这儿便止住了。顾加辰已经不再听他讲话，整个思绪和注意力早已溶进了那份请命书里。

顾加辰看得少有地仔细，尤其是那十八条罪状，每一条好像都要反复看过。虽然看得如此细致，但脸色的变化似乎并不大，依旧很平静、很安详。

不过，刘郁瑞看得出来，这正是顾加辰精力最集中、心神最专注的时候，以致当行署办公室副主任，也就是顾加辰的贴身秘书走进屋里时，他的眼神也没动一动。

办公室副主任叫李华，是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长得很英俊、潇洒，身材适中，举止得体，不吸烟，不喝酒，为人既谨慎又稳重，文章也写得很漂亮。以此也可以看出顾加辰的一贯作风。凡在顾加辰身边的人，都很体面，至少在外表上不会给他丢份儿。

李华轻轻走进来，见状也没有说话，微微对刘郁瑞以目示意，便悄悄地坐在了一旁。

顾专员看了很久。看完了，又粗粗地翻了一遍，这才把东西放下来，轻轻擦了擦眼睛，好半天也没说话，像是在琢磨，又像是在沉思。

良久，顾加辰又把这份请命书拿起来，默默地瞅了两分钟，然后朝李华伸过去：

“小李，你也看看这个。”

李华悄然站起接过，然后又轻轻坐下。

屋子里又是一阵寂静。

刘郁瑞默不作声，静静地等着顾加辰说话。

顾加辰的脸也渐渐地越来越沉，越来越严肃。终于，像是商量似的问了一句：

“郁瑞，你觉得这东西，到底有多少真实性？”

刘郁瑞并没有正面回答，又从自己的文件包里拿出一沓子材料来，这是专案组搜集的部分揭发材料和专案组几天来关于贾仁贵的调查报告，稍作整理，一并交给了顾加辰。

顾加辰这次没怎么看，略略翻了翻，便丢在了一旁，又接着问道：

“你真觉得事情会有这么严重？”

“是的。贾仁贵的问题只从目前调查的情况来看，就已经很严重了。有些已超出了法律的范围。”

“照你说的，这个贾仁贵真是犯了罪了？我看没那么严重吧。”顾加辰从沙发里站起来，慢慢在屋子里踱着步子。“对一个犯了错误的同志，我们究竟该怎么对待？即使是犯了较为严重的错误，我们是抱着治病救人的态度呢，还是一棍子打死？我觉得这个才是我们首先要注意的问题。”

“顾专员，这我知道，但贾仁贵的问题确实不是一般的问题。据了解，问题可能还要大得多……”

“好了好了。你们所说的那些问题，我并不是没听到过。就按你们的现有材料看，不就是两千来块钱的事么。何况，还没有最后认定，而且人家也不承认。你说说，从现在的情况看，这能算个什么问题？就算你落实了，顶大不也就是个党内处分么。至于其他的那些事情，又能算些什么问题？”

刘郁瑞不禁感到有些吃惊，他没想到顾加辰居然对专案组的工作进展如此了解，同时也没想到顾加辰谈起这些问题时竟会这样轻描淡写。他原本想着，假如把这些事实摆在顾加辰面前时，作为一个专员，至少也会引起他的关注，让他改变一些看法。然而没想到竟会这样。这就是说，对贾仁贵的那些事，顾加辰不仅全都知道，而且早已在他心中有了定论。难怪那天晚上他想如实给顾加辰汇报时，顾加辰一句也没听他的……

“你也是个多年的老干部了，有些事也不是不清楚。”顾加辰继续一边踱着步子一边慢条斯理地像是在做他的工作似的，“比如像干部和群众，这本来就是一对矛盾。干部就是要管理，既要管理，怎么会没意见，怎么会不得罪人。而且是几十年的老干部，又不像咱们，可以不断地挪挪地方，你想想，那意见还会少了？意见多了，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激化矛盾，就会生出种种事端，打架、谩骂、攻击、打小报告，甚至公开闹事、告状。你瞧瞧，这不全来了？”

从这两天的接触中，刘郁瑞越来越清楚地发现，顾加辰不论对任何问题，只要是他认为对的，即使事实完全相反，他都能给你谈出一大套理论来。而且这些理论好像全都有根有据，既有很大的感染力，又有很强的说服力，以至于让你不由得去反省，得再回头去看看、想想，究竟自己是对了还是错了，甚至会使你很快动摇、犹豫、怀疑起来，最后让你改变主意，改变想法，一切都依了他的。还有一个可怕的特点，那就是他在要你改变主意时，好像总是在说服你，引导你，并不是在压服你、批驳你。即使是在发怒的时候也是如此，他所说的那些话也依旧找不出任何毛病。依旧逻辑性很强，依旧具有说服力和感染力。上级听了会信服，同级听了会佩服，下级听了会慑服。一般的下层干部，要碰上什么问题，如果听到他这样的一套理论，只怕早就软化了。因为在这种说服和引导中，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也许这正是他能干得稳稳当当，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出奇制胜的法宝。在眼下的中国，真是可以打遍天下。

“面对这种情况，我们究竟该怎么办？”顾加辰依旧在侃侃而谈。“比如像那个李荣才，不就告了贾仁贵几十年，结果告出什么来了？什么也没有。这么多年来，我们派了多少工作组、调查组、专案组，一查就是几十天、几个月，甚至一年多，查出什么来了？还是什么也没有。为什么？我看这里头首先就有个立场问题、态度问题。领导和群众有了矛盾，首先我们做上级的应怎么看？是处理问题，处理矛盾？还是处理人？尤其是当矛盾激化的时候，我们又该怎么办？一有人反对谁，我们立刻就拿掉谁？只怕谁也无权这么做。尤其是对那些得罪过自己的人，那些自己看不惯的人，更不能一上来就抱着偏见去处理他们。假如是借处理问题排除异己、打击异己，甚至拉帮结派，强行消除与自己意见不同的人，那就更是大错特错了。我并不是说汾西县现在就已经出现了这种情况，我只是说我们应该提高这方面的觉悟和警惕。这几年，告状的事谁没有？如果有人告我，省里立刻派上一个专案组，一驻就是几天几十天，那我还工作不工作了？整个行署不就全垮了，瘫痪了？如果有人告你呢？老实说，反映你问题的人并不是个小数目。我已经给你透过风了，科级处级的不下三十个。你到汾西这才有几天？你说说，要是我也学你的法子，派上一个专案组，再把你停职检查，你又会做何想？我能这样做么？不能。要那样，我们的政府不就全乱套了？我们的政权又如何取信于民？党组织的威信又在哪里？再说，如果真要查什么人，那还怕查不出问题？连我算上，照样查得出问题来。你呢，也一样，只要我想查你，需要啥问题就能查出啥来……”

这大概就是顾加辰的说话艺术，听上去，全然是在说服你，全然是一副循循善诱，热心开导甚至是一副协商讨论的口气，然而都会让你听得毛骨悚然、不寒而栗。听上去绝对不是在吓唬你、威胁你，稍一琢磨立刻就会明白这实实在在地在吓唬你、威胁你，是对你的最后通牒。而且他的这种谈话，根本就让你插不上半句话，他摆的那种架势也就不允许你插话。因为他那种口气会让任何人都明白，谁要想插话或半路打断他，那就等于是对他的冒犯，是对他的顶撞！所以，你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耐心地、老老实实地听下去。但往往又是这种情况，等他这套连贯性很强的谈话讲完时，实际上也就等于这场谈话已经结束了。他不会听你的任何解释和意见，除非他还有兴趣，否则他什么也不会再听你的。

“好了，我看今晚的话就到此为止吧。我也不想再说什么了，该说的都说了，到底该咋办，晚上我想想，你也再想想。时间也不早了，你也该休息啦。”果然是这样，这几乎是在下逐客令了。“至于今天这起事件究竟该怎样定性、怎样处理，我还是希望你能尽快拿出一个方案来。刚才地委来了电话，要我马上回去，我准备明天一早就走。这里的事，就交给你了。老实说，我对你是放心的。我惟一希望的是，我的那些话没有白说。好啦好啦，回去休息吧，我知道你还想说点什么，有话以后还有的是机会么，过些日子咱们再好好谈。”

话说到这儿，自然是非走不可了。路人家已经给指出来了，你没有任何别的选择，这就看你走不走了。所以，你说什么也是白说，什么也不必说了。

刘郁瑞出了门，李华也悄悄跟了出来。

他们年龄相差很大，但却比较熟悉。每逢地委行署开会，经常会碰在一起聊聊。刘郁瑞也很喜欢这个李华。刘郁瑞觉得他很有才气，刘郁瑞就这么个毛病，不管他是什么人，只要有才，他都会喜欢。

夜深了，风也停了，云层也薄了许多，月色朦朦胧胧，更显得四野神秘而又沉寂。

两人都知道有话要说，但都默默无语。走了一阵子，李华才轻轻说道：

“刘书记，我昨天就想跟你谈谈，可一直没机会。顾专员明天一早就回地区，这一走，只怕更没机会了。”

“有啥就说吧，我也正想听听你的。”刘郁瑞语气很诚恳。

“我希望你能明白，我这并不是替顾专员说话，我只是想谈谈我个人的想法。”李华也显得非常诚恳。

“我知道。”

“刘书记，我跟了顾专员这么多年，对他的脾气，多少也有些了解。其实你也清楚，顾专员是个很要强、很要面子的人，心又特别地细。有时候别人说过的一些话，连人家也早就忘了，他却还记着。而且又特别地认真，凡是说过的、布置下的事情，总是要求你不折不扣地去完成，去执行。哪怕是有一点出入，他也不会轻易放过。我这些年做秘书，笔记本不知用了多少。平时他说过的话，有些好像是随意说的，但十天半月后，他常常又会突然提起。你要是说不上来或者是忘了，就会惹他生气。甚至会发很大的火。刘书记，我说了这么多，也不知你听明白了没有，我的意思也就是这么一个，刘书记，我觉得你千万别把顾专员的话不当一回事儿。你一定要明白这个。”

“我明白你的意思。”刘郁瑞的话里好像不带任何感情。

“刘书记，我也了解你这会儿的心情。”李华继续小心翼翼地说着。“像我们这些做下级的，有时候常常要受到很多的委屈，甚至还要去办一些违心的事情。说实在的，贾仁贵这个人，并不是没问题，还有史伍德，我并不是有意在背后说别人的坏话，我确实是看不惯这个人。还有李荣才的事，谁不知道这里头有冤情。可是，有时候，有些事情确实不像我们想的那么简单。当上级领导同我们的意见相抵触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刘书记，我觉得，必要的情况下，我们也得甘心受点委屈。我这并不是庸俗，也不是投机。受点委屈，其实，也是为了保全自己。也许你会说，我不怕这个。话是能这么说，可实际情况并不是这么回事。保全了自己，也就保全了大伙，保全了更多的人。万一连自己也丢了，就算你不怕，那么，你手下的那些人呢，还有那些老百姓，他们又会怎么想、又会怎么看？你是县委书记，并不是只代表着你一个，你不为自己着想，也应为别人想想……”

刘郁瑞只是默默地听着，默默地想着，什么也没回答，什么话也没说，脑子里好像一片空白，眼前仿佛没了任何东西，天地间只剩了一片混沌和昏暗……

回到自己的房间，突然浑身感到像散了架一样地疼痛难忍而又疲累到极点。自从到汾西以来，自从当了这个县委书记，他曾经历过无数困难和挫折，不知熬过多少不眠之夜，也曾经受过无数压力和打击，但似乎从来也没像今天这样心情沉重、创巨痛深。

平日里，他为自己作为一个几十万人口之众的县委书记和为自己所拥有的权力，常常会在暗中感到惊讶和自豪，甚至会感到不可思议和格外得意。然而，此时此刻，他好像才终于明白，这个县委书记居然是如此地渺小和一钱不值，所拥有的权力竟是这样地可笑和可怜！难怪过去的七品县令会被人称为芝麻官。而你如今只怕连芝麻官也不如！过去的芝麻官还是朝廷任命的，谁要是想撤掉它，没有皇帝的御批，只怕他还不敢。而如今，只是地区这一关你就过不去。若是得罪了哪个主要领导，人家要是有了这个意思，那就注定了你必须下台的命运。其实，也简单得很，象征性地开个会，然后下个文，在上边一备案，你就全完了！立刻就什么也不是了。今日还是万户侯，明日就让你做阶下囚！难怪如今的下级见了上级，会那样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上级随便一句话，就能吓你个半死！过去还能出个包公，还能出个海瑞，而如今，若想当个包公海瑞，只怕还没成形，就能让你夭折在娘胎里！

几十年了，他从来没像今天这样想过丢官保官的事。

1974年在洪洞县那会儿，他便是出名的不怕丢官的实干派。那会儿他刚进县常委，兼着县委政府两个办公室主任。正当年轻，敢作敢为，啥也不怕。有人告状，说他提拔得太快，“泥里水里行不行”？一气之下，他在城关镇找了个最穷的村子蹲了点。打井造水地，责任到人头，其实是变相承包。两年就搞了水地两千八百亩。原来一年产粮十四万，后来一季产粮就七十万！劳动日分红两块五。那村子原名晋村，因为富，人们硬把它叫成了金村。送公粮，晋村的人偏要绕进洪洞城里走，老百姓讲，“就是要让城里人看看金村的骡子屁股有多大？！”因为他敢想敢干，老百姓在背过弯就这么讲，“跟着刘郁瑞，犯法不犯罪。”所谓犯法，就是指当时的极“左”路线。还有两句：“×××扯蛋，刘郁瑞说了算！”×××，指的便是当时县里的一个主要领导。

1976年，从晋阳来了个县委书记，一来就把刘郁瑞做了右倾翻案风的典型，撤了常委，解除了两个主任的职务，动员了洪洞六千人，写了他十天大字报！说刘郁瑞在洪洞走一步摇三摇，老虎屁股摸不得，太岁头上动不得。指名道姓在会上批：你刘郁瑞敢不敢引火烧身？敢不敢让工作组查查你？“敢——”刘郁瑞像打雷似的喊了这么一声，把全场的人都吓得目瞪口呆，好半天也没人吱一声。

这一声喊，喊来了四个调查组，查了他整整一年零四个月，让他住了一年零六个月学习班。新县委书记当时在会上讲，说刘郁瑞蹲点的地方是反大寨的桥头堡，是资本主义的黑窝子。说如今金村人觉悟了：“金村人民愤怒了，怒火燃烧起来了，要把刘郁瑞烧得原形毕露！”

四个调查组六十多人查了一年零四个月，结果不但没查出一分钱的问题，反而查出刘郁瑞当初为打井自己垫上的三百元钱村里至今还没还！

刘郁瑞最终被平了反，官复原职，那个县委书记不得不承认自己是错误的。刘郁瑞那会儿平心静气地对这位书记说：“你让四个调查组查了我一年零四个月，你在洪洞只干了两年，敢不敢让我查你一个月？要是查不出问题，撤不了你的党籍，我在你腿下钻三回，然后回家种地去！你敢不敢？”那位书记居然一声没吭。刘郁瑞紧接着又说：“你说我成了金村人的臭狗屎，今天咱俩就手拉手进金村，比试比试打个赌，你从西边往东吃，我从东边往西吃。我敢说你连窝头也吃不上。我敢保证我每家五个盘子一壶酒，饺子不重样，不是汾酒是竹叶青，你信不信？敢不敢？”那位书记依旧一声没吭。没多久，那位书记就自动要求调走了。

老实说，那会儿虽是挨整，却又何等气魄！何等胆壮！真是舍得一身剐，天王老子也不怕！当了官不怕，丢了官也不怕！虽然也是下级对上级，但从来也没怕过。嘴上不怕，心里也不怕！只要老百姓拥护，就好像这世上没了任何可怕的事。敢作敢当，理直气壮，响当当的一条硬汉，真是八面威风。

而如今，这才过了几年，却如何会变成这样一副模样！以至于会感到如此孤立无援，绝望透顶。

是年龄大了？还是因为官位高了？摸摸你的良心，你究竟是怎么了？当初是因为老百姓拥护你，你才敢顶敢闯、敢作敢为，而如今，老百姓也一样拥护你，你为何反而缩头缩脑、怕三怕四，以至于见了领导唯唯诺诺、吞吞吐吐，连响屁也不敢放一个。到底是你变了，还是社会变了？

只怕终究还是你变了。顾前想后，深思熟虑，折腾来折腾去，还是折腾在这个怕字上！怕这怕那，怕来怕去，其实，还是怕在这个位置上！还是怕丢了你的官！什么连你也保不住，还怎么去保护别人；什么保全了自己，也就保住了大伙；什么不为自己着想，也该为大伙想想……其实，全是瞎话、鬼话、狗屁话！

你连老百姓也保护不了，保你又有什么用？

位置并不会贬值，贬值的只能是人格！

你曾说过，你刘郁瑞当上这么个县委书记，并不是朝里有人。那么靠的是什么？还不是靠老百姓的拥护！

你当办公室主任时，曾经对县委书记说过，你敢不敢跟我手拉手在金村走一走！

如今，你当了县委书记，有朝一日，你敢不敢再对顾专员也这么说，咱俩在花峪村手拉手走一走！

假如你不敢说，说不出口来，到了那时，你刘郁瑞才真正是没靠了，你才真正会感到孤立无援，绝望透顶！

而今天，还远远不到那个时候，这就看你想往哪条路上走！

困得要死，却怎么也睡不着，已是深夜十二点多了，眼睛还在睁着。

电话铃声突然大作，他猛地一惊，急忙爬起一把抓过。

“刘郁瑞吗？”电话里的声音清晰而又熟悉。

“谁呀？”刘郁瑞一时想不起来。

“我是贺光。”

“……”刘郁瑞愣了，是地委书记贺光！

“还没睡吧？”

“贺书记，还没哩。”刘郁瑞一时竟不知该说什么，他没想到贺光会在这会儿打来电话。

“我知道你不会睡。郁瑞，这几天，压力不小吧。”贺光的声音很近很近，仿佛就在眼前。

“没……没有。”刘郁瑞突然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动。

“你别骗我了。你们那儿有个叫尹远的纪检书记，把你们那儿的事全给我说过了，你的情况我已经知道了。”

尹远！原来尹远跑到地委找贺书记去了！

“不光是他，还有许多同志也给我反映过了。还有位老同志，是拄着拐棍到我这儿来的。郁瑞呀，大伙都是支持你的。”

“……贺书记！”刘郁瑞觉得嗓音有些发颤，连话也说不出来了。

“郁瑞，我这会儿并不想跟你多说什么。你要相信组织。你还要记着，现在你脚下踩着的那块地方，是我们的老区，抗日战争、解放战争都是我们的根据地。当年，为了保护共产党，数以千计的老百姓把血洒在了那块地方。不论什么时候，我们也不能忘了这个。郁瑞，你明白我的话么？”

“贺书记，……我明白！”刘郁瑞努力地忍着，但眼泪还是汹涌不止。

今天，这是他第二次流泪了。

……

二十二

四天以后，刘郁瑞召开了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便是对贾仁贵一案的研究和处理。

几天来，刘郁瑞为这次会议的召开做了精心的准备，但直到他坐在小会议室时，心里还是对这次会议能否开好拿不准。

地委书记贺光的电话，给了他信心和勇气。这并不是地委书记说了话，他才感到胆子壮了，腰杆硬了。他之所以激动，是因为他得到了理解，得到了一种认识上的升华和感情上的共鸣！他曾想过，即使贺书记没给他来过电话，他也绝不改变态度，也肯定会把这件事干到底。

但是，假如没有贺书记这个电话，他能像现在这样坚定果决、毫不犹豫么？个人的因素至关重要，但组织上的支持也必不可少。

因为个人毕竟是组织中的一员，假如现在的书记不是贺光而是顾加辰，只怕你面临的困难和压力就会大得多。

尹远回来后，刘郁瑞毫不客气地批评了他。刘郁瑞觉得，不管怎样，这种反映方式都是欠妥的。尤其是这种做法很可能会引起上一级组织的矛盾和不和，而且不经过组织批准擅自往上跑，这本身也是一种无组织无纪律的表现。

尹远梗着脖子，满脸红涨地说：

“我接受你的批评，可我觉得我并没啥错。我反映情况是代表我个人，个人反映情况也应该是允许的。再说，同他们相比，我要光明正大得多！我心里没鬼。史伍德是县委副书记，他不打招呼，一跑就是好几天，又经过谁批准了？作为县委副书记，反映问题应该直接找地委，为啥他要跑到行署去？是我在制造矛盾还是他在制造矛盾？顾专员到汾西，是以行署的名义视察工作，为啥要把手插进党委的事务中来？他又经过哪一级组织批准了？直到现在地委仍不知道这件事，连贺书记也一直被瞒着，这又都是谁在制造矛盾？找到地委，是明里来明里去，我对谁都承认，对谁都这么讲。而他们，顾专员不是说有几十个人给他反映过情况吗？为啥没有一个敢站出来像我这样公开讲？他们的胆子都让狗吃了？他们的脑子里又有什么组织和纪律！什么时候见过他们这种反映方式？”

尹远确是如此。一回来便逢人就讲，说他到地委去了，还去找了地委贺书记，跟贺书记谈了差不多有一个半小时，并且说他把什么问题都反映上去了，李荣才、贾仁贵、史伍德，甚至还有顾专员。什么事情都说到了，哄抢果园，老百姓在村口拦路，以及花峪村里的贫困和丑恶。

不过，尹远毕竟还没有忘记组织观念，他没有谈到贺书记的态度，也没说过贺书记曾说过什么话。他也没说过贺光给刘郁瑞打电话的事，因为他并不知道打电话的事。

但贺书记晚上的那个电话，还是很快就传开了。电话的内容竟被传得面目全非，而且有种种说法，甚至完全相反！

刘郁瑞并没给任何人说过，电话是在深夜打来的，汾西仍是手摇电话，怀疑的对象也就只能是那些话务员了。但不管怎么说，话毕竟是传开了，而且引来了轩然大波。

然而，紧接着又传出一条消息来，说贺书记很快就将被调走，接任的将是行署专员顾加辰！这种传言早就有过了，然而，此时又再度传开，肯定是有人在推波助澜，借机把水搅浑，惟恐天下不乱。

直接引起的效果，便是在所有的人和事上都罩上了一层模糊和神秘的色彩。

对上级组织的依靠，也就往往会带来这一系列的副作用。

关键还是在你自己，这就要看你究竟是虚晃一枪，还是在动真格的！

在会前便做了周密的安排，并对各种可能发生的事端和细节都做了多方面的推测。

他用审视的目光默默地注视着会场上的一举一动，脸色始终显得严峻而郑重。他知道，有时候，眼睛和面孔也有重要作用，何况是在这种时刻。

常委扩大会议开得时间很长。

参加的人也很多。财政局、审计局、林业局以及公检法系统的负责同志都参加了会议，贾家峁乡党委书记赵亮和乡长魏晓明也被特邀参加。

几天来，赵亮明显地消瘦了，脸也憔悴了许多，眼圈有些乌黑，眼袋也肿大了起来。尤其是那种躲躲闪闪的神色，更是显得心事重重，思绪缭乱。自刘郁瑞离开花峪村后，赵亮再没来见过他。即使是在花峪村时，赵亮也没有真正同刘郁瑞交谈过。他发觉赵亮一直在躲他，尤其是今天，只要刘郁瑞的眼神扫过去，他不是急忙把头低下，就是赶紧把脸转到一旁。这种躲躲闪闪里头，好像更多的是一种畏惧，是一种恐慌。

刘郁瑞也始终没再找过赵亮，他看得出来，赵亮躲他是一方面，另一方面也似乎正在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所以，他想再给他留一些时间，让他能更多地去思考一些问题。他知道他目前仍在观望，以便做出最后的抉择。

看来，这个会确实是太重要了，从目前来看，它不仅是一场真正的较量，而且也是整个县委、县政府，整个汾西县城，以至是整个汾西几十万老百姓注目的焦点！

这里头当然也包括赵亮这些人在内。这次会议的成败将很可能成为他们政治生涯中的分水岭，以至会影响他们一辈子！

但是，反过来说，假如这次会议失败了，该通过的通不过，该处理的处理不了，到头来，贾仁贵还是贾仁贵，李荣才还是李荣才，一切照旧，并无变化，那么，你赵亮又会如何？就算你躲过了这一次，莫非能永远躲下去，就会像无事一样，无忧无虑，心安理得地过一辈子？

刘郁瑞发现，不知为何，他总是在走神，他不断地强迫自己一次一次把思绪拉回来。看来，自己的思想顾虑也确实太重了。

顾专员说过，秘书李华也说过，到行署顾专员那儿反映过自己问题的，科级、处级不下三十个。他默默地瞅着会场上这些人，究竟有多少是在那三十名里头？老实说，他从来没想过去查一查这些人到底都是谁，他宁可永远不知道。因为他从来没恨过这些人，更没想到要与这些人为敌。但是，假如这些人坚持要与你为敌，就是要与你过不去呢？别看这会儿都绵绵善善、平平静静的，假如，等到表决时，他们都突然一个个跳将出来，全都表示反对，你又将怎么办？

不可能，他不相信会这样。

但真要可能，真是这样呢？

那也没办法。那就看看他们到底能走到哪一步？

会议在八点整准时开始。

县委常委、纪检委书记尹远，首先对专案组这些天来的工作情况做了概括性的汇报，并简单地介绍了一些案情的调查进展情况，以及自己对这些情况的观点和看法。尹远今天的表现非常稳妥持重，讲得客观、实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显得格外成熟老练。这也许是刘郁瑞一再嘱咐的结果。作为专案调查组组长，应以理服人，用事实说话。否则，只会适得其反，反而给人造成口实。

接下来，便由信访办主任许克俭对专案组的调查工作做了详细而全面的汇报。许克俭刚开始显得有些紧张，但很快便平静了下来，并且充分发挥了他那讲话极具条理性的特长。他讲话的嗓音不高不低、不紧不慢，对每一个案例，既有客观的评述，又有精到的分析。而且这些案例在此之前，一直处于高度保密之中，绝大部分是属于第一次公开。当许克俭把这一件件、一桩桩的事情，用几近文学的语言、生动而形象地表述出来时，不仅具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而且一次次强烈地震撼了会场上的每一个人！当讲到那些在光天化日之下极度的丑恶和罪行，讲到那些好像是出现在旧社会的悲惨和凄苦时，每个人都被深深地触动了，有如颤栗的灵魂在受到一次次的鞭挞和拷问！讲到丑恶处，直听得人们目瞪口呆，惊心动魄；说到悲凄时，不少人连眼圈都红了起来。场上的两个女干部，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流，擦了一遍又一遍……

连刘郁瑞也听得鼻子阵阵发酸。其实，这些事情，刘郁瑞早就听过了。然而，再次听到时，还是让他感到是这样地动情和感伤，对贾仁贵的行径还是感到如此愤恨和震怒！

许克俭汇报了两个多小时，会场上始终很静，以致许克俭讲完好一阵了，好多人依旧一动不动。

再接下来是由县审计局宣布对花峪村和花岭村煤矿财务情况的初步审计结果。仅从1979年到1982年，花峪村财务累积亏空达七万二千余元。其中已经认定为贾仁贵贪污性质的款额达三千九百余元。1979年以前的账目仍在继续审计核查中，估计问题要远大于此。花峪村煤矿历年来账目不清，保管不善。从初步调查和审计情况来看，仅从1981年算起，亏空额便高达十一万元，而实际收入和开支相差数额竟高达三十多万元！从贾仁贵一家的财产和收入来看，据初步估算，以花峪村村民的最高收入计算，两者之间的差额仍高达八万多元！这还不算贾仁贵已经隐藏了的财产和至今没有交代的银行存款！

人们再次被惊呆了。这才仅仅是不到四年的账目！这还不算贾仁贵每年的奢侈和挥霍！要知道，贾仁贵在花峪村当了三十年的村干部，将近二十年的村支书！

其实，根本用不着说那么多，只这一点就足够了。

等会场的情绪稍稍平静后，刘郁瑞慢慢站了起来，由他做总结性的发言。本来他只想简单说几句，因为会开到这里，也确实用不着多说了，但不知为什么，他一站起来，一说了两句，一种说不出来的情绪便汹涌而至，讲话也就一发而不可止，越说越激动，情感也越来越炽烈：

“……我想大家肯定没想到，我也没想到，只怕谁也没想到，在我们今天竟还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是到现在，我还是觉得无法相信，可它确实存在，是实实在在，任何人也没法掩盖的事实！我很气愤，但更多的是惭愧，是难过。我第一次去花峪村的时候，我就是这种感觉。我是从后沟里走到这个村里去的，所以，我第一眼看到的就是这个村子里最穷最苦的地方。假如我要是从大路上进去，说不定也要给蒙骗住。房子都很大很宽，都是新房。可那只是一小部分人的地方！我这里举一个例子，经我们刚刚落实，截止到三月底，这个一百多户的村子里，已经断粮的有二十三户！即将断粮的还有将近四十户！这就是说，这个村子里有一半以上的农民即将挨饿！据调查，这个村子里有九户全家只有一床棉被！其中有一个抗美援朝负过伤的老战士，大儿子三十四岁，二儿子三十一岁，三儿子二十七岁，全是光棍！那个老战士的一条军用棉裤已经穿了二十多年，现在仍在他儿子腿上穿着！可是反过来你再去看看贾仁贵家，再去看看他那几个儿子的家，还有他那些亲戚的家！仅贾仁贵家里的家具我们粗粗算了一下，就价值三万多元！二十英寸的彩电就有三台！为了正常供电，他还专门有一台小发电机，而村里到现在还有百分之三十的家户无钱装电！为什么？就因为他有权！他把村里最好的地全都分给了自己的亲戚和亲属，还有那些甘为他当奴才的人。最赖的地则分给了其余的村民。但公粮他们几乎从来不缴，缴公粮最多的反倒是这些分地最差的村民！不仅要替他们缴公粮、缴提留，还要给他们缴电费、缴医疗费，甚至还要代他们缴农业税！这些村民缴纳的农业税比其他村高出几乎一半！真是骇人听闻，肆无忌惮！是谁给了他这样的权力？到底是谁？让我说，没别人，那就是我们！”

刘郁瑞说到这儿顿住了，好像是在努力使自己的情绪缓下来，他只觉得自己的脸发涨，手在抖，好一阵子，他才缓了缓语气接着说道：

“我们的调查组到了一个村民家里去了解情况，这个家已经断粮快半个月了，一家人除了借点粮食，然后全家人整天都在山里挖野菜、摘干果。其实，这会儿有什么野菜，我们的调查组揭开锅一看，大半锅都是麸皮拌草根。好几个同志当场就落了泪。这家里有两个孩子都才十多岁！可你们猜这家的主人咋对这些同志说？他说了，你们可千万别在外头说呀，要是传到人家耳朵里，我们可真没法活了……一家人饿成这样，几乎到了要逃荒的地步，还觉得可以忍受，还觉得不那么可怕，然而，比这更让他们感到可怕和恐惧的居然是这个支部书记贾仁贵？古人说，苛政猛于虎。我看这个贾仁贵比老虎还要厉害、还要凶！简直就是吃人不吐骨头！他手下有个民兵队，可以任意抓人、关人、打人、监视人。他们不仅在花峪村这么公开地干，而且大摇大摆地在乡里、在县城里这么干，甚至在临汾、在太原的大街上也敢这么干！李荣才就让他们在汾西城里、在临汾、在太原的大街上像公安局抓罪犯一样抓了无数回！我们统计了一下，只在年轻人里头，就有一半人挨过这些人的打。有三分之一的人被抓过、关过。被打致伤的有十六人，其中有四人至今还留有残疾！大家好好想想，这个花峪村已经变成了个什么样的地方！人间地狱，活活的一个人间地狱呀！为什么会这样？究竟是因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在保护他！就是到现在，还有人在为他辩护！居然还有人说，就算他现在有错，他以前也还是有功劳的，他是老劳模，解放临汾那会儿还当过支前标兵。照这种逻辑，那蒋介石不也有功劳，阎锡山不也有功劳？蒋介石还打过日本人，阎锡山还打过蒋介石！那他们也一样不该被打倒！还有那清朝皇帝、慈禧太后也一样不该被推翻，因为他们也有功劳，当初还跟八国联军作过战。要这样，我们还能叫共产党吗？如果我们手下都成了贾仁贵这种东西，我们又成了什么？在老百姓眼里我们又成了一群什么东西？恶霸头子！土匪的总后台！新的土豪劣绅的代言人！我一点儿也没有虚夸。还有些比喻我不想说，也说不出口，可老百姓那儿有！只怕我们谁听了也会起鸡皮疙瘩！而且，我也绝不相信你们没听到过！更让人无法相信的是，在我们中的有些人居然会同贾仁贵这种人同流合污、沆瀣一气，公开地成了贾仁贵的代理人！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为了金钱竟然不惜出卖自己的人格和灵魂！不仅丧失了一个党员的资格，只怕连做人也不够格！虽然这只是极个别人，但害群之马、落锅老鼠，势必祸及全局！还有更多的人，明知贾仁贵是个什么人，但为了不失去个人利益，不使自己受到影响，怕触怒了别人，于是，就装聋作哑，丧失良心，甚至睁着两眼，任凭别人指鹿为马！无非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个钱，一个权，就是因为这两个字，不仅害了自己，害了别人，而且害了国家，害了老百姓，最终势必还要危害到我们的党！前些日子我在街上就听到老百姓这么讲：共产党的天下非让这帮狗日的糟践了不可！连老百姓也在骂，也在着急，而我们的有些党员却能无动于衷！就算你没做过亏心事、坏事，但睁只眼，闭只眼，也一样是助纣为虐，为虎作伥！也一样是帮凶，是在犯罪！”

有好几次，刘郁瑞都想忍住不说了，但不知为什么，就是忍不住，停不下来，说到后来，几乎就是在骂大街了：

“我想在座的各位，肯定有不少人曾在贾仁贵那儿吃过、喝过。我也吃过，可我敢说，那些山珍海味、美酒佳肴，我一口也没咽下去。那天我很饿，但我就是咽不下去。我觉得那些都是老百姓的血，老百姓的肉！吃了老百姓的肉，喝了老百姓的血，然后再跟着去糟践老百姓，再把贾仁贵这类东西捧起来，我看这种人连畜生也不如！我真想不明白，那么多奖状锦旗是怎样贴到贾仁贵那金銮殿里去的！我看那真像一张张人皮！我本来不想骂人，可我一想起这些来，觉得就是骂上他八天八夜也不解恨！这些天，有些事情，到现在想起来还让我后悔。今天我首先做检查，让贾仁贵的事情拖到今天，至少也有我一大半责任！我觉得我这县委书记真是白当了，也不够格！假如再让贾仁贵这种东西继续横行乡里，鱼肉百姓，就是给我个地委书记、省委书记我也没脸去干！我宁可回家务农去，宁可像花峪村的老百姓一样去啃野菜根！我以前就说过，我刘郁瑞，农民家庭，教员出身，当了十年干事、十年秘书，半年前才当了这么个县委书记，身后没靠山、没关系，所以，谁也不必担心我朝里有没有人。既是这样，我也就绝不怕你有什么来头！我不怕，就是因为我不怕丢官！今天我就要看一看，看看有哪些人还敢为贾仁贵这种东西擦脂抹粉、鸣冤叫屈。如果谁要不服，那你就算碰上了！就是皇亲国戚我也要跟你干到底！就算你能撸了我，我明天下台，今天也要把你揪出来！让老百姓好好瞅瞅你是个啥东西……”

窝了这么多天的气，憋了这么多天的火，就像开了闸似的一古脑全都倾泻了出来。他明知道有些话不该说，有些话肯定会有人传到上边去，但他此时此刻好像全然不顾了，所有的忌讳和顾虑好像全给扔在了脑后。当年的威武和气魄好像在这一瞬间全又回来了。他好像到了这会儿才真正明白，想当好一个县委书记，就首先得当好一个党员，当好一个真正的人！惟有如此，才会活得堂堂正正，理直气壮，光明磊落，无所畏惧！

其实，也再简单不过了，只要你身后跟着老百姓，就没有什么可怕的！

会议最后一项，由县委常委、县纪检委书记尹远提议，对贾家峁乡花峪村党支部书记贾仁贵做出如下处理：开除党籍，并撤销党内一切职务。同时提交贾家峁乡政府，建议撤销其代理村长职务。关于其财务和其他问题，将由县专案调查组继续审查落实，必要时将提交县司法机关处理。

表决时，县委所有常委以及所有与会人员一致举手通过，没人弃权，更没人反对。刘郁瑞注意到，连史伍德举手时，也并不比任何人落后。

刘郁瑞也终于明白，表决如此一致，这并不是因为他这一通骂街似的狂怒的讲话，实在是贾仁贵的行径太可憎、太可恨了。

即使是一个恶人，也不会在一个公开的场合去为另一个恶人进行声援和袒护！

吃过午饭回到办公室时，刘郁瑞在办公桌上发现了赵亮的辞职书和检查。在检查中赵亮交代了自己在经济上同贾仁贵的来往，并承认自己犯了不可挽救的错误，很诚恳，也很痛心，悔恨之情溢于字里行间。检查写得很长，看来是在会议之前就写好了。但赵亮在会前并没交出来。在会前，本来应有很多时间和机会的，但他没交，无非是想再观望观望。他还是存有最后的侥幸心理。

检查确实很深刻、很感人，可是，毕竟有些太晚了。

二十三

第二天，关于开除贾家峁乡花峪村党支部书记贾仁贵党籍并撤销其一切党内职务的决议通报，迅速发送全县各级政府。在通报上，刘郁瑞在打印前，特意要求写明，抄送临汾地委，抄送临汾行政公署，抄送临汾地委纪检委。

他绝不是想以此来激怒顾专员和地区的一些领导，而是特意要申明自己的态度。其实，他也知道，很可能在会后不久，顾专员就已经得到了消息，要激怒也早激怒了。与其看着他们那样做，倒不如自己公开了反显得更光明磊落些。

他也清楚，这件事绝不会到此告一段落，何况，李荣才一案还并没有结束。仅贾仁贵这一事给他带来的冲击和后遗症，随着时间的推移，就将会越来越大、越来越猛。他明白，有那么一些人，是绝不会轻易放过他的。这笔账迟早会要找他来算，只要他们找到借口。

不过，他也毫无办法，他只能等着。

该来的，迟早是会来的。

对贾仁贵开除党籍、撤销党内一切职务的决定，当天晚上县广播站就以本县头条新闻对全县播出。

紧接着，地区报、地区电台、电视台也迅速予以了报道。

没多久，省报和省法制报也均在头版以重要新闻刊出。

影响越来越大，刘郁瑞收到的读者来信和来电也日渐增多。然而，刘郁瑞的心情却越来越显得沉重起来。

贾仁贵的问题不断地有很大的进展和突破，花峪村的老百姓也越来越感到欢欣鼓舞。新的村委会正在成立，新村长也即将开始选举，贾家峁乡党委的一名副书记也临时作了花峪村的代理支书，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顺利地进行，而惟有李荣才的问题毫无进展，一直僵在了那里。

没有任何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没有明确的证据，没有人证，也没有任何证词。

原来还寄希望能查到那份“副本”，其实也并不是什么“副本”，而是有关李荣才“贪污”的原始单据的存底。但查到最后，还是像那个账本一样的结局，那份原始单据不知在什么时候已经被人销毁了。

紧接着便传来一个消息，李荣才的老伴已久病不起，进入了病危阶段，只怕就要不久于人世了。

刘郁瑞因为难过不禁萌生了这么一个念头，一定要想办法在李荣才老伴活着的时候，把李荣才的问题给解决了！尽管李荣才老伴是个毫无知觉的疯病人！

他连着打了几次电话催问此事，到最后，干脆让司机把许克俭连夜从贾家峁拉了回来，认真地同许克俭谈了一回。

没想到的是，许克俭对此事显得既为难又没办法：

“刘书记，得有证据，哪怕有一个证据也行。这不能急，得慢慢去找、去查。”

“那这要等到啥时候去了！”刘郁瑞不禁有些焦虑，“莫非还要等到连李荣才也不在了的时候再去解决？你当初不是也说过，糊涂官司糊涂断么，如今咋又变过来了？你也清楚，这明摆着就是一起冤案么！”

“刘书记，现在可不同了。”许克俭有些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我当初是那么劝过你，可现在我还要劝你，这会儿绝不可那样办，尤其是在眼下。因为你刚刚处理了个贾仁贵，查出了几千元的贪污，开除了他的党籍，撤销了他的职务，不只震动了汾西，而且震动了整个临汾和山西，尤其是震动了你的顶头上司：地区行署和地委。在眼下，有多少双眼睛在盯着你，巴不得立即在你身上找出一些污点来。你开除贾仁贵，靠的全是确确凿凿好多方面都认定的事实和证据。你也清楚，他那几万、十几万的亏空，为何只认定了几千元的贪污？而这几千元的贪污我们曾找过多少证据，每一笔、每一处，都找过多少地方多少人，查过多少账本，找出过多少原始单据，最后又让多少有关单位来确认！我们可以说，我们现在做出这样的处理，谁也会心服口服，没有任何人能找出任何毛病和问题。而李荣才，我们现在又该怎么办？当初有那么个想法，是当时还没有查出这么个贾仁贵。如今你再想那么办，糊涂官司糊涂断，不是明摆着给人找口实么？如果有人找来我们该怎么回答？只怕连贾仁贵找上来我们也无话可说。何况，还有个史伍德，还有个顾专员，还有那一百六十多个乡级处级干部，不都在虎视眈眈地盯着我们？而且还有前几次处理这个案子时，他们曾出具了那么多证词和证明。人家手里抓着一大把证据，而我们并没有。”

“他们那叫什么证据，一看就知道是伪证么。”刘郁瑞有些愤然又有些无奈地说道。

“伪证在没有被确凿的证据推翻以前，也仍是证据。这些天，你一直在讲法治，法治中最重要的一条，就是重证据，重事实。刘书记，我们只有继续找，继续查。”

“照你说的，就只有这么等下去了？”

“是的，没办法。”

刘郁瑞顿时久久地怔在那里。他原以为，只要贾仁贵的问题解决了，李荣才的冤案自然而然也就解决了，哪想到居然还是这么麻烦！贾仁贵的麻烦虽然也很大，既有来自上层的，也有来自下层的，然而等到群众觉悟了、觉醒了，问题一下子就被暴露了出来，难题也就很快迎刃而解了。因为贾仁贵的真正阻力和难点其实是在下边。真正掌握着他的罪行和问题的则是那些下层老百姓。而李荣才的问题恰恰相反，真正掌握着他命运的则是上层的那些领导和干部！贾仁贵因为有老百姓的揭发和控告，有老百姓敢于出来作证和申诉，再加上县委的支持，他只好束手就擒。李荣才呢，你必须去找那些干部，因为老百姓并不知道内情。除非那些干部，也就是当初整过李荣才的那些领导，愿意实事求是地把真相说出来，李荣才的问题才会真正解决。但如果这些干部愿意这样做，那也就等于承认自己当初错了，当初的那些处理确确实实是在整人，是以讹传讹，而要做到这一点，可就太不容易、太难了，何况，这件事上还牵扯着那么多大大小小的领导！有哪个人在此时的情况下，愿意为一个不久于人世的老头去得罪这一大片，去推翻这一大片？

何况，现在又加上了这么一个贾仁贵，他已被开除党籍，劣迹累累，而且很可能即将成为一个罪犯，甚至要被判刑，要去坐牢。假如有谁承认自己当初确实错了，确实是冤枉了李荣才，不也就等于承认了自己当初同这个罪犯贾仁贵同流合污、沆瀣一气了么？只怕谁也没这胆量敢这么在自己和同伙脸上抹黑！

刘郁瑞再一次陷入深深的困惑之中。

把群众真正发动起来并不容易，然而，要把这些干部真正发动起来只怕会更难！何况，还有不少位置和权力都比你高得多、大得多的干部！对他们进行“发动”，简直就有点像天方夜谭！

但你也没有别的办法，只能把希望寄托在这些干部身上了。刘郁瑞不相信这一百六十多名科级、处级以上干部，会没有一个人出来仗义执言，老老实实地为老头说句良心话。

他让许克俭增加一些人力分别到这些干部家中去做重新调查，去时每个人都带有对贾仁贵进行处分的复印件，对这些去走访的人一再嘱咐，第一要有耐心；第二态度要诚恳、要和蔼，要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第三，要不怕挨训，因为这些人都是领导，好多都是比县委书记还要大得多的领导，尤其是有许多是外地的领导，很可能随时都会挨训，甚至会被轰出门去。

一天，两天，一个星期……半个月过去了，派出去的人走了，回来了。然后，又接着出去，接着回来，陆陆续续，凡能查找到的，都去调查过了，最后一个一个都空手而返。

没有任何突破，也没有任何新的内容。

态度好点的：

“不都已经调查过了么。也都已经给你们写过了呀。反正就是那些内容，不需要再写了么。”

“不写啦不写啦，我都写过几遍啦。要写就还是那些话，没有任何意义呀！”

“没问题没问题，肯定是有根据的么。没根据就能判他贪污？虽说我没亲眼看到过，但肯定是错不了。”

“我啥也不知道。你们要让我写东西，我也没法写。说实话，我那会儿只是个一般成员，人家让咋干就咋干。其实，我们知道啥？真贪污假贪污，我更是不清楚。”

……

态度不好的：

“你们想把我们当玩物耍是不是！既然不相信，就不要再来找了好不好！一趟又一趟的，多少回了！到底是他犯法了还是我犯法了！”

“你们汾西人真是闲扯淡！这还有完没完啦！我告诉你们，你们以后再也别来登我的门！我也绝不会再给你们写一个字！”

“给我这么个文件是啥意思么？咋啦？你们以为贾仁贵出了问题，李荣才就没问题啦？这不是笑话么？根本就是两码事么！贾仁贵就是给枪毙了，李荣才也照样是贪污犯！”

“证据？他贪污了钱，你们倒来问我找证据？凭什么！谁给的你们这权利？告诉你，就算没证据，判他个贪污犯也一样不冤枉他！”

“你们说他没贪污，你们拿证据么？凭啥要让我们出证明？真是岂有此理！”

……

“岂有此理”这个词儿能从他们嘴里说出来，这才真是岂有此理！

这些调查人回来汇报一回，就让刘郁瑞饱饱地气一回。这些人全都是国家干部，党的干部，为何都会这么不负责任，这么不讲道理？而且都会如此口径一致，根本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

甚至连当时抱着同情态度，曾认为李荣才的贪污确是冤案的那些人，甚至还有因为抱此种态度曾经被处分被调走的那些人，这会儿居然都改了口径，或者态度暧昧，闪烁其词；或者装神弄鬼，苟合取安；或者忍气吞声，委曲求全。

怎么了？这到底是怎么了？是因为司空见惯，让心肠变得麻木了？还是因为苟且偷安，被人家给吓趴下了！

岂不知，这样做本身就等于是在草菅人命，落井下石！

但不管怎样，依然没有任何进展，刘郁瑞几近绝望了。

他又连着两次给许克俭去了电话，如果实在不行，就按以前的办法做，糊涂官司糊涂断，先把老人的问题解决了再说。如果出了什么问题，一切由他刘郁瑞担着！

刘郁瑞豁出去了。他从来也不相信，一个人如果不被冤枉，会告状告了近三十年！以致告得家破人亡，倾家荡产！以致人都快要死了，仍然在告！如果确实没有冤气，为了二百多块钱，能告成这个样子？只怕任何稍有良知、稍有头脑的人，都绝不会相信！

即使退一万步讲，就算老头贪污了这二百多元，同这三十年的血泪和生命的代价相比，也早该抵消了，也早该解决了！只二百多元钱的问题，却能把一个人害成这样！

没什么可考虑的了，就这么办了！刘郁瑞觉得，只要他问心无愧，就应无所回避，无所顾忌。李荣才和他的老伴都被折磨成那样了，良心在告诉他，他绝不能等到两人都不在世了，再把平反书放到他们的棺材里去……

然而，事情的演变往往会这样，有时候，已经让人感到彻底绝望了，事情却会在意想不到的地方突然出现了转机。恰如古人所讲，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古人讲的全是诗情画意，而摆在刘郁瑞面前的则让人锥心泣血、肝肠寸断。

就在刘郁瑞深感绝望的时刻，他突然收到了一封信。

这是一封挂号寄来的信件，信件很厚，信封上印着“急件”两个字，“县委书记刘郁瑞同志亲启”一行字分外醒目，醒目得让人感到不安和起疑！

信写得很长，字迹秀丽、工整，但却给人一种颤颤悠悠的感觉。

刘书记：

您好！工作忙吧？

本来我应该亲自去见您的，可是因为种种原因，只怕是不能了。而且我也觉得没脸去见您，也无颜面对汾西的任何一个人！我真怕见到您时，连这写信的勇气也会失去。

我在报纸上看到了有关您的报道。而且根据报纸上的介绍，我又找到了我所能找见的所有登载您的事迹的报纸杂志！这当然不是全部，也许只是一小部分了。我是从这些文章和报道中渐渐了解了您的。尤其是看了最近您排除种种阻力，终于把一个蜕化变质分子贾仁贵开除党籍后，使我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您。也使得我终于有了勇气提笔给您写了这封信。

我与您同姓，叫刘玉杰，连名字也有同音之处。我想我们年龄也差不多，我今年五十二岁，比您大也大不了几岁。我们的经历好像也有点相似。我也当过教员，干过秘书，后来也当过县委副书记，不同的是，您当了县委书记，而我则到了地委组织部工作，但我们同属正县级。我们所在地区并不同，您在临汾，我在运城，但我们同属晋南。

我们相同之处这么多，但惟有一点不同，那便是人格和品行。您活得堂堂正正，威风凛凛，玉洁松贞，至大至刚！而我却忍辱含羞，委琐卑下，如蚁附膻，狗苟蝇营！我并不是有意要捧您，也不是在故意糟践自己。今天我要给您说的，都是心里话。

也许您会纳闷，我们素昧平生，并不相识，这人是不是有点发神经？刘书记（我是真心实意地这么叫您，我觉得惟有您才像个真正的共产党的县委书记），我希望您一定要耐心看下去。

我曾在汾西呆过将近一年。1959年，我曾当过汾西县贾家峁乡的工作队副队长。写到这儿，您大概就会明白了，我曾经是个什么人，曾做过什么样的事。我觉得我现在也没什么可顾忌的了，所以，一切都实话实说。我首先要告诉您，李荣才一案纯粹是个冤案！李荣才根本就是被诬陷、被冤枉了的。而这个冤案的最终形成，可以说就是我一手制造的！至少也应是制造者之一！

这件冤案的前前后后、原原本本，我一概清楚，至今仍历历在目。

其实，原因也很简单，一句话就可以说清楚，那就是公报私仇，徇情枉法！没别的，就因为我们工作队的指导员是贾仁贵的舅舅（他因患癌症已死去多年了，大概这也是报应），就因为我们这些人恃强凌弱、为虎作伥，才害得李荣才一家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算起来，大概是五九年三四月份吧，进驻贾家峁的工作队分成了几个工作组。而我作为花峪村工作组组长，来到了花峪村，一方面进行社教活动，一方面发动群众积极生产和揭发坏人坏事。经过两天的动员，群众写了不少揭发信，其中有一条是揭发当时的大队会计贾仁贵的，说他多次发现贾仁贵在账目上有涂抹现象和有贪污行为，并要求工作组查账并公开账目。

在这么多的揭发信里头，这是一封很有分量的揭发信。作为本村的工作组组长，我是有权处理这封揭发信的，也有权按信上的去做，立刻封账，然后进行查账，并公开所有的账目。应该说，如果这样做，肯定是迎合了绝大多数社员的要求和愿望的，广大群众也早就盼望着工作组能这么做。

但我没有。而是把这封信转交到了工作队的指导员手里。而且我当时早就知道，信中被揭发的贾仁贵，就是指导员的外甥！

刘书记，从这儿您就能看出，我是多么地卑鄙无耻了。然而更为卑鄙无耻的还在后头！

信交到指导员手里，自然立刻就给压下了。如果仅是这样，事情也许就会到此为止了。但问题是李荣才并不会就此罢手。李荣才是个富于正义感，性格又颇为耿直的农民。还有，那就是这个李荣才太相信我们这个工作组了。因为他觉得工作组是共产党的工作组，所以，就必然会主持正义，为老百姓除害谋福利。于是，他就一直在催、一直在找，最后一直找到公社工作队那里。就这么着，厄运便降在了他的头上。

同年9月，大队会计贾仁贵也给我递交了一封揭发信，说是大队铁业社账目不清，铁业社会计有贪污行为，并要求工作组立即封账查账。

如果说，我那会儿要是恢复上一点良知的话，把信压住，跟贾仁贵谈谈，事情也许就不会像今天这样了。因为我当时非常清楚，这分明就是在报复李荣才。

我依旧没有这样做，而是把信又交给了贾仁贵的舅舅。

工作队迅速做出反应，立刻加强了花峪村工作组的力量，在一夜之间便查封了大队铁业社的所有账目，并且立刻停了李荣才的会计职务，同时安排了人全面进行查账。

整整查了有二十天。查完账了，我第一次感到有些内疚。因为在李荣才的账目上没有查出任何问题！在那些工整认真的账簿上，我看到了李荣才的正直，也看到了李荣才的品行！他确实是一个好社员、好会计。

但那时就好像已经上了贼船，欲罢则不能了。只能继续同流合污，朋比为奸。想来真是犯罪，真是犯罪呀！最后我居然把账簿交给了工作队指导员，指导员又把账簿交给了贾仁贵，然后由贾仁贵在账簿上做了手脚！他也居然真的干得出来，把一些账目栏里的“1”字改成“4”字，把“6”字改成“8”字，把“7”字改成“9”字，甚至还改换了原始凭据，重填了原始凭账。这些我都清清楚楚，至今历历在目！

老实说，这些涂改的账簿，只要是稍有一些财务常识的人，都会一眼就能看得出来。但当时的工作队大都不是业务部门的干部，除了我们这些当教员的，一般都在行政部门工作。所以当时，确实蒙骗了不少人，连公社工作队队长、公社书记、公社社长，甚至连县工作队队长和县委、县政府的一些干部都给蒙骗了。

李荣才呢，也就祸从天降，从此便成了贪污犯、坏分子、阶级敌人！

但李荣才并没有罢休，他也绝不会罢休，只怕放在任何人身上也不会就这样承认自己是个贪污犯。于是，李荣才便不断上访，不断上告。对贾仁贵他们来说，当然这也包括我，这实在是个令人头疼惧怕的事情，做贼心虚呀！为了根除隐患，他们便干脆把账给销毁了。他们后来说他们曾把账又交还给了李荣才，是李荣才把账毁了，这纯粹是弥天大谎，栽赃陷害！因为我就是见证人！

以后的事也就不必再说了。贾仁贵们志得意满，弹冠相庆，逢凶化吉，洪福齐天；李荣才一家则大难临头，含垢忍辱，苦海无边，惨不忍睹……

我也得到了应有的回报。一年后，我从教育界调了出来。因贾仁贵的舅舅当时是新绛县的一位公社书记（当时临汾和运城同属晋南地区），我也就成了这个公社的办公室主任，其实，也等于是这位公社书记的秘书。我维护了他，他也提拔了我。从此后，我便仕途得意，一帆风顺，从一名穷教师，成了现在地委组织部的要员……

然而，惟有我的良心却从来也没有安稳过！我从来也没真正过过一天心安理得的日子！仕途得意，却好像整日都生活在牢笼里，我的灵魂每时每刻好像都在遭受到无情的拷问和鞭打！我从来也没有真正活得像个人。

一年前，我去太原，就在太原火车站，我居然看到了李荣才！

如果不是铺在地上的那块布上写的东西，打死我也不会认出这就是当年的李荣才！当年的李荣才，曾是多么强壮、多么精明的一个农民。而当时眼前的李荣才，却囚首垢面、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简直已不像个人样了。还有拿绳子系在他身上的疯老伴，还有那个令人心碎、万般可怜的小女孩……

刘书记，您知道我当时怎样了，我一下子僵在了那里，眼泪流得我抬不起头！

我一把掏出了我身上所有的零花钱，至少也有六十多块吧，塞在那个小女孩手里转身就跑，我并不仅仅是因为怕让李荣才认出了我，而是因为不愿意再看到自己亲手制造的罪恶！

我一边跑，一边仍在止不住地哭。一直等到跑进专门来接我的小汽车里，我仍在流泪。

我从来也没像那天那样，难受得无法自已。

我想，我这真是鳄鱼的眼泪，你凭什么哭？你还有脸哭？还有你给的那一把钱，那是在赎罪，还是想让心里能好受点？

可我的心能好受得了么！尤其是从那以后，那一家人的惨相，时时都会出现在我的眼前，怎么抹也抹不去。

刘书记，如果说贾仁贵的罪恶不可饶恕，罪有应得的话，那我的罪更是十恶不赦，在劫难逃！假如当初我就处理了贾仁贵的话，贾仁贵也许不会在那条罪恶的路上越走越远，不会再让那么多的老百姓遭难受害，更不会把李荣才一家害成这样！您说说，这一件事上，让我手上沾上了多少罪恶和鲜血！

我想，我也应该受到报应！但任何报应也减轻不了我的罪恶，也减轻不了我内心的痛苦和悔恨。

这一辈子我真是白活了，我从来也没有活得像个人！真是瞒心昧己、欺天诳地，您想想，我怎么会有好报！

这些天，我一直在想您，也真想见见您，真想看看您长的是个什么样。刘书记，像您那样活在世上，才真算是活过了！仰不愧天，俯不怍民，襟怀坦白，怀瑾握瑜。假如我要能像您那样，即使是活上一天，也可死而无憾了！

也许您已经看到了，我写了这么多，始终没提到“共产党员”这几个字。因为我觉得我根本不配！虽然我名义上是个共产党员，是个共产党的干部，其实，就连我自己也没承认过自己是。惟有您，您才般配！您才是一个真正的党员，一个真正的县委书记，一个真正的人！

我想，这辈子也许不会见到您了。不过，我对此也并不后悔，因为至少我还给您写了这么多话，假如您真能看到这些，我的心也会稍稍轻松些，我的灵魂也会稍稍安稳些。也算是一个不配做党员的党员所提供给您的一份教训吧。

与此信同时寄出的还有我的两份证明，也许会对您有用。这大概是我对这个社会所能做的最后一点贡献了。

此致

敬礼！

刘玉杰
4月6日

果然还附有两份证明书，其实，也就是两份关于李荣才和贾仁贵的完整的证词。

第一份是关于李荣才的。

证明书

我叫刘玉杰，现在运城地委组织部工作。

1959年，我是晋南地区汾西县贾家峁公社工作队副队长，进驻贾家峁公社任花峪大队工作组组长。在此期间，大队铁业社会计李荣才曾揭发过大队会计贾仁贵有贪污嫌疑。而后贾仁贵也写信揭发李荣才有贪污问题。同年九月，我们对大队铁业社的会计工作进行了封存和全面调查。

经过近一个月的查账和调查落实，没有查出李荣才任何经济问题和其他问题。李荣才财会工作严肃认真，账面清楚、工整，各种手续、凭据一应俱全，完全符合当时颁布的财务工作条例，可以这么说，不仅没有任何问题，也没有任何差错。

因为这项工作是在我的一手安排下进行的，所以对封账查账、手续的移交，以及最后的查账结果，我一概清清楚楚。而且我是第一位也是现在惟一的一位见证人（原工作队指导员已于1968年因病去世）。为此，特予以证明。

此证明我将提交运城地区公证处予以公证。因此，它也具有法律效用。

证明人：
运城地委组织部 刘玉杰
1984年4月9日

（此证明书上附有手章、手印及地区公证处印章）

另一份证明书是关于贾仁贵的。

证明书

1959年9月至12月，在我任汾西县贾家峁公社工作队副队长及贾家峁公社花峪大队工作组组长期间，曾由我经手，对花峪大队铁业社的财会工作进行了清查和封存。

在查账期间，花峪大队铁业社所有的账簿均由工作组直接保管。查账完结后，所有账簿也均由工作组封存。在此期间，铁业社会计李荣才从未接触过这些账簿。随后因李荣才被撤销铁业社会计职务，工作组便将其所有账目，由公社工作队决定，直接移交给花峪大队会计处，由花峪大队会计贾仁贵一手保管。后因花峪大队铁业社解散，这些账目在工作组的监督下，一并封存于大队会计处。当时决定不经大队和公社及工作队批准，任何人都不准擅自开封。

因此，关于这些账目中有一些账目账簿丢失和被销毁的问题，跟李荣才无任何干系，直接责任应由大队会计贾仁贵担负。

据我所知，贾仁贵曾在那些被丢失和被销毁的账簿上进行过涂改和抽换。其中有一部分是我亲眼所见，知道这件事的除了已经去世的原工作队指导员外，还有当时工作组的张志强和吴春保。

特此证明。

此证明我将提交运城地区公证处予以公证，因此，它同样具有法律效用。

证明人：
运城地委组织部 刘玉杰
1984年4月10日

（此证明书上有手章、手印及地区公证处印章）

刘郁瑞把这封信和这两份证明拿在手里翻了一遍又一遍，就好像无法相信这会是真的似的。这实在有些太突然，太意想不到了。简直就是一出恶作剧，就像一个有点神经不正常的家伙在故意开你的玩笑。直到他仔仔细细地看过那些手章、手印及公证，一遍又一遍审视着这些书信的内容时，他终于渐渐有些相信了，这些东西应该是真的。

这就是说，只凭这两份证明，即使只是其中的任意一份，李荣才的冤案就可以全部彻底地翻过来了。这两份证明足可以完全推翻那几十万字的各种所谓的调查和证明！因为这个刘玉杰是第一个，也是最直接地参与了这起冤案的负责人。有如一座高得吓人的摩天大厦，它的底座有一天突然间不存在了，这座虚幻中的大厦也就随之瓦解了。因为这些年来，他们那些所有参与了这件事的人，所有的依据都是在此基础上产生的，基础不存在了，所有这些人的依据点也就全然没有了。

事情的最后解决没想到会这么简单，会这么彻底。真可谓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功夫！

然而，刘郁瑞的心情并没有因此感到丝毫地轻松，而且越琢磨心情也越发沉重了起来。

他并不是在怀疑这封信的真实性，而是对这个写信的叫刘玉杰的人感到惶惑和忧虑。

他隐隐约约地觉得，这个人说不定是出了什么事了。

几乎是在一瞬间他便做出了这么个决定：他一定要尽快见见这个人！

二十四

第二天正好是个星期天。打了两次电话都未能联系上，最后还是决定驱车前往运城。

为保险起见，刘郁瑞还叫上了法院和检察院的两位同志一同前往。如果情况属实，这两位同志本身也可以作见证人。

汾西距运城也并不远，四个小时多点儿便赶到了。

几个人草草在街上吃了点饭，然后驱车去地委，很快便打听到了刘玉杰的住址，并且知道了刘玉杰是地委组织部的副部长，提供消息的是一个门卫，他并没听说刘玉杰最近出过什么事。

然而，等找到他的家时，才知道确实是出事了。刘玉杰经医院检查，已经被确诊为晚期肝癌，住院已快有二十天了。

晚期肝癌？这么说，刘玉杰已危在旦夕了。晚期肝癌的存活期，最高也只有几个月！

一听到这消息，刘郁瑞立刻就明白了，难怪刘玉杰会在此时给他写了这么一封信，难怪他在信中会有这样的口气！

刘郁瑞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悲伤和心酸！赶往医院途中，他停下车，在商店里买了几瓶高级营养品和一束白色的玉兰花。花虽是假的，但至少也有一些象征意义。

他本来就想像着刘玉杰的病情会很严重，然而，当真正见到本人时，还是让他大大地吃了一惊。

眼前的刘玉杰已面如死灰，形如枯槁，连头发也大都脱落，简直已不成个人样了，而且已时不时地处于一种肝昏迷状态。发作时，全身搐动，狂呼乱叫，好几个人都压不住。待清醒后，又剧痛不止，如肝肠寸断，痛苦万分，以致浑身颤栗，大汗淋漓，即使是注射了杜冷丁，也仅能维持片刻。他的整个嘴唇都因为疼痛难忍而被咬烂了……

站在病床前头，瞅着刘玉杰那痛苦万分的挣扎，刘郁瑞的心里不禁感到了一阵阵强烈的震颤。

刘郁瑞是在十六号收到信的，而刘玉杰的信和证明分别写于六号、九号和十号。这就是说，刘玉杰的信和证明全是在病床上写出来的！全是在疾病的极端折磨下一个字一个字写下来的！

他实在想像不出他在写这些东西时，曾付出了多大的痛苦和气力。难怪他的字能写成那样！

然而，在他的信中却丝毫没有流露出自己肉体上经受到的折磨和痛苦。可以想见，他心灵深处所经受的痛苦和折磨要更甚于此！

他对他感到极端难过，同时也感到了一种深深的敬意和钦佩之情。一个人在如此的状况下，还能对自己的过去时时进行痛苦的反省和忏悔，并能付之于行动，这绝不容易！也绝不是一般人都能做得到的事情！

也不知过了多久，刘玉杰终于有些清醒了。

当有人俯下身来告诉他，说汾西县的县委书记来看望他时，他的眼睛陡地睁大了。

“……刘书记？你，你是刘郁瑞？你就是……”他的声音居然还很清晰，但一缕细细的血迹从他嘴角慢慢延伸了下来。刘郁瑞见状急忙俯过身去，轻轻地、努力地带着笑意说：

“刘部长，我是刘郁瑞。你写的信收到了，我特意来看看你。”

“……刘、刘书记，是不是还有什么没讲清楚的地方？”刘玉杰有些焦急地问道。“要是还有啥……需要讲的，就、就快些告诉我。我还来得及……”

“……”刘郁瑞突然感到一阵说不出的激动，差点没掉下眼泪来：“不，啥也没有，就是来看看你。刘部长，我真的很想看到你。”

“刘书记，我、我只想问你一句，那、那个李荣才，是不是已经……不在世了？”此时此刻的刘玉杰，好像仍然对这件事念念不忘。

“没有，他还在，他的老伴也还活着。刘部长，你好好养病吧。我已经安置了他们。”

“噢，那就好，那就好了。李荣才总算看到了……我也，多少能心安些了……”刘玉杰好像是在默默地忍受着剧烈的疼痛，整个脸上都密密地渗出了一层细细的汗珠，脖子上、太阳穴上的青筋不住地跳过来跳过去。

刘郁瑞的眼圈止不住地又有些红了。他没想到眼前这个如此备受折磨的人，却似乎已不再关心自己，而是仍在时时惦念着别人。人之将死，其言也善。这倒不是因为人性在此时会有什么变化，而是因为恰在此时人性才会更饱满地流露出来。

“刘部长，谢谢你。”刘郁瑞再次俯下身来，分外诚恳地说道，“我替李荣才一家，也代表汾西县委和整个汾西的老百姓，向你表示感谢，谢谢你……”

“不……刘书记。”两颗浑浑的眼泪从刘玉杰那深陷的眼眶里慢慢滚了出来。“我有罪……有罪呀。不论做什么，也、也都晚啦，也都减轻不了……我的罪过……”

像是一阵突然而至的剧痛袭来，刘玉杰止不住地啊了两声，然后使劲咬着早已破裂的嘴唇，痛苦万分地呻吟起来。刚刚擦过的嘴角，又涌出了一道血痕。也不知过了多久，刘玉杰好像终于忍住了痛楚，显得极度虚弱，极度疲累地指着身旁小柜上的一个抽屉，对刘郁瑞气喘吁吁地说道：

“刘，刘书记……你……你把……那……里头……东西……拿、拿出来，那……也是我……早就写……写好了的……他们不让我……这会儿寄给你……正……正好你来了……你、你拉呀，拉开……”

刘郁瑞赶忙拉开抽屉，只见里头是一个大文件袋，文件袋里放着好几封信。有寄给运城地委的，有寄给临汾地委的，有寄给汾西县委的，还有寄给李荣才本人家中的，其中仍有一封是寄给自己的。打开一看，原来都是那两份证明的复印件。给自己的那封信里，除了这两份证明的复印件外，还有那封复印了的长信。

“……刘书记，我是怕……怕你万一……收……收不到，就复印了一份。另外，给地委、县委的信里，我、我还写了份悔过书……我要向组织……向所有的人……都承认，我、我……是个罪人……”

这时刘郁瑞才注意到，在给地委和县委的那些信封里，除了那两份证明的复印件外，果然还有一份悔过书。

悔过书写得很长。在长达十数页的文字里，他如实而又全面地叙述了自己的罪过，原原本本地把李荣才如何被冤屈、被陷害，贾仁贵如何阴险奸猾、如何行使报复，以及自己和贾仁贵的舅舅如何朋比为奸、如何助纣为虐的全过程尽数写了下来。他认为自己犯了如此不可原谅的罪行，而且又一直隐瞒了这么多年，既坑了国家，又害了个人，这更是罪上加罪。在临死之际，他希望各级组织能对他的问题彻底公开，让所有的党员和干部都能从中汲取教训。

刘郁瑞的眼睛再次湿润了。他没想到刘玉杰会做得这么彻底，对自己会这么无情。他甚至突然感到，他应该原谅他，能这样做，仍然不失为一个真正的共产党员……

此时的刘玉杰越来越显得痛苦，越来越显得支撑不住了。他努力地示意着让刘郁瑞把属于刘郁瑞自己和汾西县委的那两封信带走，同时表示他会尽快地把其余的信寄送出去，最后，他像是在拼命挣扎似的说：

“……刘、刘书记，来、来世再……再见啦……等下辈子……再、再像你那样……好好活！……好好做……人……”

说到这儿，刘玉杰突然一阵剧烈的抖动，顿时又陷入了昏迷状态，浑身抽动着，两手乱抓乱晃，几个服侍的人赶忙扑上去压的压，摁的摁。紧接着，两名护士端着针盘也急匆匆地走了进来。

刘郁瑞知道自己该走了。他把那束白色的玉兰花悄悄地放在了病床一旁的桌子上，转过身来又默默地瞅了刘玉杰一眼，然后深深地鞠了一躬。

走出门来，让凉风一吹，刘郁瑞才感到脸上湿漉漉的。他知道，那是为刘玉杰流下的眼泪。

回去的路上，一车人都默然无语。

刘玉杰的惨状，一直在刘郁瑞眼前晃来晃去。从刘玉杰的身上，他想了好多好多。

这真是一个人生的悲剧。一个人活在世上，即使犯了十恶不赦的滔天罪恶，但有时也往往会隐藏过去，会逃避掉法律和人间的制裁，但惟有良心和人性的制裁不会那样轻易地给逃避掉。它会折磨你一辈子，让你痛苦一辈子！即使是失去良知和人性的人，他也会在恐惧和惊怕中，提心吊胆地生活一辈子，有如一座无形的牢狱，它比有形的牢狱也许更惨酷、更痛苦！

在生活中，又有多少像刘玉杰这样的人呢？也许会有很多很多，他们仍在有如牢狱的深渊中苦苦挣扎，永无出头之日……

刘玉杰在死前还做了这么多，使自己的灵魂终于得到了一些安慰，使他的痛苦或多或少地得到了一些减轻。而那些心中备受谴责和痛苦，却至死也不肯说出，把这一切连同自己的肉体一同埋进棺材的人，他们的灵魂又将如何呢？只怕这谁也无法知道，谁也说不清了……

还有，刘玉杰是因为得了绝症，是因为他知道自己即将离开人世，这才说出了这一切，这才使得李荣才的冤案得到澄清。

假如，刘郁瑞实在不想再用“假如”这两个字去联想，但他反来复去地怎么也止不住地要去这么想。假如，刘玉杰要是没患绝症，仍然身体健康，仍然身居要职，仍然有权有势地活在世上，那么，他还会不会说出这一切，还会不会做出这一番忏悔，向所有的人承认自己的罪过？

他不想去想，也不愿意再这么去想。

这真是个说不清的世界！

然而，既然刘玉杰这么做了，不管怎样，人们也应该理解和感谢他，他总算不失为一个好同志，不失为一个没有丧失良知的真正的人！历史只能这么去写，也应该这么去写。

……

一回来，刘郁瑞就病倒了。

迷迷糊糊的，晚饭也没吃。当通讯员急忙把医生叫来时，一量体温，连医生也吃了一惊，居然高烧到四十度！

赶忙打针、吃药，最后又开始输液。晚上十点左右，烧终于退了。

也就在此时，许克俭突然打来电话：李荣才老伴已经不行了。据医生说，只能维持几个小时了。现在已遵照李荣才的意思，将李荣才的老伴运回了家里。

刘郁瑞一手吊着输液瓶，一手拿着电话，有些发狠地说道：

“你告诉医生，不论用什么办法，也一定要让老人活到明天早上。你告诉李荣才，他的问题已经彻底解决了。我马上让人连夜起草文件，你让他等着，我明天一早赶到，我要亲自去……”

瞧着刘郁瑞的神色，通讯员和医生谁也没敢劝他。他们知道谁也劝不住。

第二天清晨五点多，刘郁瑞拿着连夜起草并经他审阅又连夜打印出来的关于李荣才平反的文件，由通讯员搀扶着，摇摇晃晃地上了那辆212吉普车。

一路坎坷，震得刘郁瑞头痛欲裂。因为恶心，车不时停下来。一路上，整整呕吐了六次，吐得什么也没有了，仍在吐……

八点多，终于赶到了花峪村。

这是刘郁瑞这一个月来，第三次进花峪村了。刘郁瑞强打起精神，不要别人扶他。慌得通讯员紧随其后，一步也不敢离开。

村里的人好像全知道了刘书记今天要来，好多人等在路上跟刘郁瑞打着招呼。

李荣才的院里院外，已经挤满了好多人，每个人脸上都笼罩着一种悲切的气氛。

李荣才的家已由村里整理收拾过，但依旧是一个败破穷困得令人难以想像的家。

乡长魏晓明、纪检书记尹远、信访办主任许克俭，还有乡里和专案组的一些同志都早已在家里等着了。

屋子里很暗。李荣才的老伴躺在炕上，灰灰的脸上没有任何血色。一看到这张干枯的脸，就明白她已经支撑到生命的尽头了。一盏忽明忽暗的小油灯和那一头稀疏灰白的散乱的头发，似乎在向人们诉说着自己一辈子的冤屈和辛酸。

乡里的医生轻声地告诉刘郁瑞，老人仍然活着，心脏仍在微微跳动。

人们自动闪开一条路，刘郁瑞慢慢地走到炕头。

李荣才和他的小孙女默默地在炕头上坐着，小油灯一闪一闪地映照着两张木然而呆滞的脸。

屋里院外，顿时静极了。没有泪水，也没有任何声息，好像所有的人们都在这窒息一般的昏暗里，静静地等待着生命终止那一刻的来临。

刘郁瑞在炕沿上坐下来，俯下身去，瞅了瞅老人那张枯木般的脸，然后把老人的一只手轻轻地拉在怀里。

面对着这位已毫无知觉、疯了多年的老人，刘郁瑞觉得自己欠了她好多好多，纵然是怎样努力，也已经无法补偿了。作为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他做得实在太少、太不够了。

他轻轻地抚摸着老人的手，像是对着一位神志正常的亲人，使劲地，显得格外深切、动情地说道：

“老大娘！我们给你报告消息来啦！我告诉你，你家老伴李荣才的冤案，咱们政府已经彻底给解决啦！这也是你老人家盼望了好多年的呀！老大娘，你和你老伴李荣才，为这事一直上访了几十年，这说明你信得过咱们政府，信得过咱们共产党呀！你和你的老伴，都是好样的，党和政府要感谢你们呀。今天我代表政府，向你老人家做深刻检查，向你老人家表示歉意，是我们对不住你呀！请你老人家能原谅我们！你老伴和你孙女的生活问题，我们一定会妥善解决，你老人家可以安心啦……”

刘郁瑞嗓音不禁有些发颤，说到后头以至于有些哽咽了。

屋里屋外，顿时一片抽泣声。

两道泪水也终于从李荣才紧闭的眼里流淌出来，像河水一样汹涌不止。

信访办主任许克俭这时拿出文件，一字一顿地念了起来：

“李荣才，男，现年七十一岁，贫下中农出身，曾任小队会计，大队铁业社会计。1959年因揭发大队会计有贪污行为，遂遭打击报复，被定为贪污分子，并被强行改造、批判、揪斗、抄家、封门、扣发口粮。李荣才对此一直不服，历年来，在各级部门共上访一千六百余次，但均未得到及时解决，并继续遭受打击和迫害。现已查定，当时所定二百九十七元贪污款及历年来所定贪污款项，均属诬陷及不实之词。经决定，现予以全部否定并彻底平反……”

李荣才的眼泪一直流淌着，流淌着。

李荣才的儿子和那些邻居们更是泣不成声，哽咽不止。

惟有李荣才的老伴依旧一动不动地躺在炕上，对人间的冷暖悲欢毫无知觉，没有血色的脸上一无任何表情。

二十五

清明谷雨一过，汾西的山山岭岭霎时间像换了个世界。风没了，沙没了，转眼间，天地陡然一新，草长莺飞，花红柳绿，姹紫嫣红，一片生机。

风调雨顺，今年又是一个好年景。

看着就到了五月端午节，天气出奇地好。刘郁瑞在乡下视察了两天，麦地里谷穗饱满，金黄一片，实在喜煞人。

回到县委，还没进办公室，就见通讯员用一种异样的眼光瞅着他，隐隐约约地让他感觉到好像是出了什么事。

一进办公室，才明白是出了什么事了。

整个办公室里，到处堆满了粽子！

办公桌上、茶几上、窗台上、文件柜上，甚至沙发上、椅子上全是粽子！各色各样的粽子，堆得像一座座小山！

刘郁瑞呆了半晌，有些责备地对通讯员说：

“咋搞的么！都是谁送来的？”

“我咋能知道。”通讯员有些调皮地。“我还想问你哪。那么多人，好些我也没见过，我咋能认识那么多人。”

“没给你说过吗？群众送东西，坚决不能收么！”刘郁瑞显然生气了。“给你讲过多少遍了。”

“我有啥办法。”通讯员显得有些委屈地，“人家硬要送，我咋能拦得住。又都是些老百姓，不就是自己做的几个粽子么，不放下人家就不走，要不就要往我那儿放。我能咋办。”

“你要耐心点，给人家好好……”

话没说完，门帘一掀又走进一个人来。这人身材又高又壮，虽然年龄也不小了，依然红光满面，声如洪钟，手里提着一大兜粽子。

“刘书记！还怕你不在哩。刚才门还关着，总算见着你啦。”来人爽直口快，像老熟人一样热乎。

刘郁瑞老半天才认了出来：老教师吴勇！

一个月前，吴勇曾为把他的起义划成投诚一事在信访办上访过他。

“问题解决了吗？”刘郁瑞赶忙问道。

“解决啦解决啦！”吴勇显得格外激动地。“刘书记，多亏了您啦，我跑了几年也没人管，你一过问就给解决啦。现在我啥问题也没啦，一切都很好。刘书记，我也没啥事，就只来看看您。过节啦，让我老婆做了几个粽子，送来让您尝尝。”

“问题解决了就好。心意我领了，可粽子一定不能收。你瞧，这两天不在，这小鬼给我闹了多少麻烦！这么多粽子，我一年也吃不了呀！”

“那我不管！”吴勇站得笔直，一副军人姿态，像是在完成什么任务似的。“他们是他们的，我是我的。我老婆说了，要是不亲自交到刘书记手里，就不让我回去见她！”

“哪有那么严重。”刘郁瑞笑笑，随即很严肃的，“你也看到了，还是拿回去让家里人吃吧。”

“刘书记看不起我是不是？”吴勇说着便把粽子堆在身旁的茶几上。见刘郁瑞要拦，他赶忙躲了一躲，因为腿有毛病，差点摔倒。刘郁瑞急忙扶住他，他猛一下子站直了：“刘书记，你别拦，你不收我是不会走的。”说着，没等刘郁瑞再说什么，便转身一拐一拐地走出门去。

刘郁瑞无可奈何地苦笑了一下，没再去拦。

通讯员见状，偷偷笑起来，见刘郁瑞瞪他，急忙想溜出去。

“回来！”刘郁瑞叫住了他。“马上到食堂去，让管理员马上派几个人来，把这些粽子全都搬过去。给管理员说，凡在食堂吃饭的职工，一人十个，一律免费赠送。就说这都是老百姓送来的，凡是吃粽子的，都要想想自个儿给老百姓做过多少事！”

刘郁瑞这么说，好像也是给自己说的。说真的，这一屋子山一样的粽子，个个都应是老百姓的心意。可自己，究竟为老百姓做了些什么？

他所做的这一切，难道不都是自己分内的工作，难道不是自己应该做的？

既如此，老百姓为何还这般感谢你，这样给你送东西？！

是老百姓自己把这些看颠倒了，还是社会把老百姓弄颠倒了？

就在通讯员走出去没二十分钟，他的办公室里又来了许多送粽子的客人。有好些他都记不起、不认识了，但他们都是那般热乎，那般感激，那般让你无法推却。

韩晓瑜来了，郭梅来了，刘黑娃来了，还有刘家庄的村长、西岭村的林场专业户……

花峪林场贾小飞夫妻来时，居然用车拉了一筐粽子一筐黄杏！

贾小飞已经是花峪村的村长了。他说这是全村人集体送的！一家三个粽子三个杏，于是，就送来了这么两筐！而且必得收下，否则，就没脸回去见那一村父老！

一样的口径，一样的方式。然而，越是如此，就越是让刘郁瑞感到心疼！

最让刘郁瑞没想到的是，连那个叫刘五儿的女人也跑来给他送了一兜粽子！

刘五儿，刘郁瑞一眼就认了出来。两个月前，她曾找到他的办公室，说她被人强奸了。为此事，刘郁瑞在电话里曾经把有关单位，如县妇联和公证处等全都骂了一通。

“你的事他们怎么处理了？”刘郁瑞急忙问道。说实话，这些天，他几乎忘了这件事！

“刘书记……早都解决了。”刘五儿低下头来，仿佛不愿再提此事。

“把那个家伙抓起来法办了？”刘郁瑞止不住又问了一句。

“……没，没有。刘书记，你不要问了。那事，真的解决了。”刘五儿眼圈微微一红。

“没有？既然没有抓起来法办，那咋能叫解决了？”刘郁瑞顿时有些生气起来。

“刘书记，你千万别再过问了。他们真的给解决了。”刘五儿见状，急得眼泪也快流出来了。“……他们，给了钱了。”

“给钱了？多少钱？给谁了？”刘郁瑞有些茫然。

“给了六百元……刘书记，你一定不要再问了。我求你了。真的，刘书记，求求你……”

刘五儿说到这儿，匆匆在脸上抹了一把，低下头来，跌跌撞撞地跑了出去。

刘郁瑞一时僵在了那里。

六百元！这么说，这件事是私了了！

六百元就让一个强奸犯逍遥法外，是中国人太不值钱了，还是法律太不值钱了？

想了半天，还是气得忍不住，抓起电话又摇了起来，公安局占线，再打到妇联，终于叫着了妇联主席。

妇联主席一听是这事，在电话里嗓音都有些变了：“刘书记，是刘五儿她自己撤了诉，死活也不告了呀。自你打了电话，我们立刻就插手这件事。那强奸犯有点傻，他家人一听说你过问了这件事，赶忙私下找了人说合，结果六百元就私了了。我们怎么说也不顶事，连公安局去了也一样。刘书记，真是没办法呀！就算私了，六百元也太少了呀。可这刘五儿就认了，而且怎么劝也不改口……”

刘郁瑞再一次僵在了那里。

真的是私了了，真的只有六百元。

即使如此，刘五儿竟仍在感激他，仍在念念不忘，以致跑了这么远的路给他送来了一兜粽子，用来表示自己的心意！

吃午饭散发粽子时，刘郁瑞对着食堂里大大小小的干部，止不住地讲了一通话：

“……我实在想不明白这些乡亲们为了什么要给咱们送东西。我并不是指那些行贿送礼的勾当！今天我不想骂那些人。我只是想说说这些粽子。这些粽子都是老百姓为了表示谢意而送来的，谢什么？我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咱们汾西是老区，想当初，解放临汾打日本，游击队、八路军进山出山时，老百姓曾给我们送过多少东西！我有一个朋友讲过，那会儿，老百姓穷啊，可见了游击队、八路军，宁可一家人饿着，也要把东西塞给你。鸡蛋、果子、点心，走一路塞一路，要是不收急得都能哭了。那会儿老百姓为啥？是为了能赶走小日本，打倒阎锡山！为了能过好日子！可如今，八路军、共产党得了天下，解放了几十年了，老百姓还在这样送，这又为的啥？是为了不再让他们受欺负？是为了咱们能正正派派地工作？还是为不要再出了贾仁贵那种人？我真是想不明白！真是越想越脸红，越想越惭愧！这究竟说明了啥……”

所有的人都默默地听着，好像是在沉思，又好像是在忏悔。

这其中的道理并不难懂，然而，你琢磨进去，想真正弄懂，似乎也并不容易……

等到吃完午饭，刘郁瑞又办了些事回到办公室时，不禁又愣住了。

李荣才提着一小兜粽子，默默地坐在办公室里等着他。看样子，他已经等了好久了。见刘郁瑞进来，赶忙想站起来，然而把腰弯下去，好半天也挺不起来。

刘郁瑞慌忙跑过去，把李荣才又扶在沙发上：

“快坐下快坐下。”刘郁瑞让李荣才坐好了，一边倒水，一边问道：“是不是等了好久啦？”

“反正也没事，哪儿也是坐着。我晓得，你忙哩。”

刘郁瑞把水端过去时，才发现李荣才穿着一身崭新的衣服，头也好像是刚洗过，连鞋袜都是新的。但脸上的皱纹依旧那样深，也依旧那样瘦，衬着新衣服，反更显得面容憔悴，病骨支离，几十年积累下来的沉疴、顽症，并不是一下子能够消除掉的，何况是年过古稀之人。想着第一次见面的情景，刘郁瑞不禁又有些心酸。

“老人家，这些日子，过得还好吧？”刘郁瑞像是安慰似的问道。

“好，啥都挺好。大儿子也搬回来啦，房子也翻新啦，孙女孙子也上了学啦，吃喝也不用愁了，我也该知足啦。”李荣才依旧那样微微地合着眼睛，目不旁视，脸上也毫无表情。

“老人家，这么大老远的，是不是又有啥事啦？”刘郁瑞隐隐约约地觉得老人好像有什么心事。

“过节啦，来看看你。也没个啥，包了几个粽子让你尝尝。”老人一边说着，一边把粽子慢慢地放在茶几上。

刘郁瑞默默地瞅着老人，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这么样的一个老人，身体又是这样坏，竟然会跑了几十里路来给他送粽子！也不知过了多久，刘郁瑞才又轻轻地问道：

“生活上还有啥问题吗？”

“……没啦。”不知为何，李荣才的眼圈有些红了。“刘书记……”

“……你是不是还有啥没解决的事？”

“……没有，没有。……刘书记，我就是想跟你说说话。”李荣才的眼里慢慢滴下两颗泪来。“刘书记，不打扰你吧。”

“有啥你就说吧。我听着哩。”见李荣才这样，刘郁瑞也不禁感伤起来。

“刘书记，我今年已经七十多啦，老伴也死了。我心里明白，我的日子也不多啦。像我这样子，有吃有喝的，还要咋的。如今，儿子媳妇对我也好了，孙女呢，也大些了。我这心里，到这会儿，也没啥可牵挂的啦。可是刘书记，只要一想起我这事来，我就难受呀。我从四十来岁告状，一直告到这把年纪，心里总是觉得屈得慌……”说到这儿，李荣才泪流不止，泣不成声。过了好半天，才终于止住。“刘书记，若要在二十年前碰到你，若要在二十年前把我这事解决了，我还能给国家做点贡献，可如今我老啦，啥也干不了了。想起来，也只能怪自己的命不好哇。不过，我也想啦，你如今把我的事情解决了，从今而后，我也就再不打搅你啦。你是县委书记，我不打搅你了，也算是给国家做了点贡献……”

说到这儿，李荣才禁不住声泪俱下，久久地窝在沙发里恸哭不止。

刘郁瑞默默地站了起来，走到窗前，一边望着远处，一边任凭自己脸上的泪水流淌着，流淌着……

……

七个月后，李荣才在他的小屋里溘然长逝。

安葬时，全村数百人集体送葬，哭声震天，数里不绝……

刘郁瑞闻讯，亲笔给李荣才写了一副挽联：

群山披素，近泪无干土。三十年蒙冤，志勇不倒。痛定思痛，多少人痛悼斯人难再得。

松柏悲鸣，低空有断云。七十岁平反，忠诚不灭。伤后忧伤，千百世最伤此世不重来。

精神永存！

据说，这副挽联，至今还挂在李荣才的灵堂上。

附录
李荣才日记摘抄

1959年12月11日。我找工作队长，工作队长说，你今后不要再来了，老来影响不好。我说我告状咋不来？队长说你贪污了公款还告啥状？我说我哪儿贪污了，你们拿账来让我看看。队长说查你的账还能让你看？后来说，你回去吧，到时候会让你看的。

1959年12月18日。县里来的工作队长挺凶的，又拍桌子又瞪眼。他说今后只许你老老实实，不许你乱说乱动。我说我又不是“四类分子”。队长说这还不容易，一会儿就宣布给你，啥帽子也能给你戴。我说我可冤枉的呀。队长说像你这样子冤枉你也活该。后来就让人把我推出来了。

1959年12月26日。工作队在广播上讲了大半夜，大都是在骂我。说我是新阶级敌人，要把我搞垮搞臭，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永世不能翻身。要进行无产阶级专政。听着听着，老婆就窝到炕上了。脸跟墙似的，口吐白沫。我跟娃和闺女怎么拉也拉不展。后来总算醒了，却不说话。我说不怕不怕，咱又没做下亏心事。是共产党就总有个说理的地方。老婆后来就直在自个脸上抓，抓得净是血印子。把娃和闺女可吓坏了。

1960年1月8日。在矿上干了几天了。矿长还算不错。我对他说我是冤枉的。他说冤枉的事多哩，你这算个啥事。我说我咽不下这口气，你能不能托熟人去县里给我捎点东西？矿长说，老老实实的吧，你想砸我饭碗子？人家赶你来时就交代了，要把你看管紧，该收拾就收拾。我是见你这人还不赖，下不得手。你可不要逼我。

1960年11月13日。今儿娃和闺女急慌慌地一块儿来见我。一见面，娃们说我瘦了我说娃们瘦了，哭得让人好心酸。后来我也哭。我是心疼娃和闺女。咋瘦成这样，正长个哩，最看不下去的是我闺女，脸上就没个血色。娃们一准是饿成这样的。哭完了，娃才说，家里把门封了，说是让交贪污款哩。还说娃他妈在娃他舅家住了阵子，让妗子给骂出来了。队里不让住也不分粮，看来只好到外头要饭去了。闺女宽我的心哩，她说要饭也不只是咱一家，听说山下还能要下不掺糠的玉米馍哩。我一听就哭了，害了我咋的还要害我的老婆孩子哩！你工作队咋的，你工作队就不是共产党领导的？不行，我还得跑，反正是没活路了。

1961年4月24日。今天才听说，闺女在过年那会儿就死了。我一听就傻了，接着就闹了起来。后来才听人说，我拿头在墙上一下一下地撞，几个人都拉不住。矿长来了，扇了我两个嘴巴，才把我扇哭了。矿长骂我，你死了个丫头片子要咋的，大小伙子还死的一个一个的哩！再后来就派人把我关在一个土窑里，我在窑里整整哭了一天一夜。闺女一准是给饿死的呀，这闺女从小就知道疼人，有啥也舍不得自个吃，总是让爹妈吃。都是我，都是我，都是我把闺女连累了的！我真是对不住闺女呀！这么多年，跟着我，没吃过一口好饭，没穿过一件好衣服，连学也没念过一天……

1964年9月17日。从矿上逃出来，快三年了，头一回跑了出来。家门仍然封着，邻居见了我都直躲。后来才有人告诉我，说我老婆和儿子在村外打了个窑洞在那儿住着。我一见了那窑就直落泪，那哪是窑，分明就是个土窟窿。大儿子不理我，二儿子只是哭。老婆坐在炕上也不抬头，我叫了好几声也不吭气。再一看，才知道不对了。她根本就没个人样了。娃说妈六一年那会儿就疯了。我把她摇了又摇，她也不瞅我。我抱着她直哭，我说我是荣才呀，你还认的不认的……

1964年10月4日。“四清”工作队队长今天对我说，你是咋搞的，你的账咋给少了两本。我一听呆了，就说，我当时都交给工作队和大队了，一本也不少的。当时他们拿账时还给我打了收条的呀。队长问我，收条还在吗？我说我的家都给封了，也不知道还在不在。队长想了想，就让人拆了封条开了门。还算好，那收条还在。在墙缝里塞着，抄家时没给抄走。队长说，有了收条就好办。我们能查清你的问题。

1964年12月19日。工作队今天让我和大队会计贾仁贵当堂对质，没想到贾仁贵却说他根本就不知道收条的事。工作队拿出收条，贾仁贵却说，我从来也没见过这东西，要问你们就问原县工作队队长去。我说我是从你手里拿的收条。他说你血口喷人。我一听急了，说，你还是个共产党员哩，你谎话满嘴咋不嫌寒碜。

1965年1月6日。今天才听人说，工作队长为我的事情吃了头子。说原先的县工作队队长，就是现在省里办公厅的一个大官儿。工作队派人去了解，让人家给了个白脸。县里知道了，就把现在的队长给免了。我一听不好，紧接着就听到新队长来了。我赶紧去找老队长，老队长没想到昨天就走了。这回可坏了大事了，我的收条还在他手里哩，这可是个证据呀，这个要是也丢了，那可真是掉进黄河也洗不清了。

1965年1月8日。今天总算在公社找见了老队长，他一脸的灰样了。他拍了拍我，说我是个好人。我说你也是个好人。他说你今后准备咋办？我说不解决了就一直告。他又拍拍我说，可惜我官太小了。我说你这么好的人肯定能上去。后来我问他收条的事。他说外调时就没给他拿回来。估计是在新队长手里。他写了个东西让我去找新队长要。

1965年1月9日。今日回来，立刻知道事情全变了。广播上已经讲过了，一切又翻过来了。广播上骂我是贪污分子想翻案。我连家也没回就去找工作队。新队长看了一眼老队长写给我的东西，就随手摞到了一边。不说条子净训我，你清楚不清楚你现在是啥身份？你不要跟无产阶级专政作对！后来我向他要收条，他拍了一下桌子叫起来，再闹就把你绑起来！

1966年6月23日。今天总算能写东西了。二月份在矿上挖煤，给石头砸了。说是冒顶，当时整个人都捂在里头了。我想这下可完了。人死了不要紧。要紧的是我这冤枉可就没人管了。活着是个冤魂，死了也是个屈鬼。哪晓得又硬是给刨了出来。腿坏了，骨头折了两处，脚腕子肿得像桶。指头断了一个，鼻子也撕开了。不过，现在总算好些了。也许我的冤枉还没了结了，阎王老子不要我。今天矿上和大队都来了人，看了看我的伤，后来就对医生说，让他快点出院，医疗费可不能老花在“四类分子”身上。

1966年10月3日。好不容易来到太原，一来就碰了个钉子。人家说，这是啥时候了，你还往这儿跑！“文化革命”哩，你不闹革命跑这儿来干啥？后来又有个人对我说，你这老头才憨哩，人家这会儿是有冤的伸冤，有仇的报仇，专门造当官的反哩，你告的可是啥状？你要告谁找几个人把他揪出来不就得了？人家这么一说，还真把我说懵了。后来一寻思，一准是胡说八道哩，这共产党的天下还能乱得了！没人管，咱先放下。宁可不告也不造反。

1969年6月13日。大队民兵咋会跑到太原来抓我？回来后就清楚了，原来贾仁贵成了革委主任。他一上任就先收拾我。他见了我第一句话就说，你再在外头乱告，就没你的好果子吃，你现在已经成了大队和公社的“典型”，要想想你的下场。我说我早把你看透了，别看你现在张狂，共产党早晚要收拾你。他说你这“四类分子”还配讲共产党。我说你才不配哩，你啥也不配。只要你害不死我，我就要告到底。

1969年6月21日。这些天整天挨斗。大队给我做的牌子有四五十斤重，用铁丝挂在脖子上，把脖子都勒烂了。我的牌子上写的是“贪污分子”、“坏分子”、“盗窃分子”。每到一个地方，就让我们挂着牌子站在日头底下。斗完了，还让我们承认罪行。我从来都不承认，打死也没承认过。那一天在大队批斗，贾仁贵就坐在台上。他们让我交代，我指着贾仁贵说，他才是贪污分子。他们就用枪托砸我磕我，把我拉到日头底下晒了两个多小时，直到把我晒昏过去了，才把我拉回来。我醒过来寻思了半夜，还是逃了好，要不非让这家伙整死不可。我这会儿死了可是白死了。

1969年12月19日。我一问日子，才晓得已在这儿躺了七八天了。是那天下雪跑出来了，腿疼脚疼，身上的伤就没好过。从大队到公社，二十多里路，衣服就湿完了。到县城三十多里，没走一半天就亮了。在一个菜窖里躲了一天，又饿又冻。冰碴子衣服贴在身上，疼死人。晚上又走，到了县城就往火车上挤，一上火车就觉得不对了。烧得迷迷糊糊的。还算好，碰上两个当兵的，照护得真是没说的，又让喝又让吃，闹得我还哭了阵子。可惜人家在半路下车了。解放军咱一辈子也忘不了人家。到了太原，让人扶着进了候车室，一躺下就啥也不知道了。醒来才知道进了收容站。他们问我我一直没吭声。我要说了我准完了，肯定要给抓回去。看来还得跑。

1970年5月12日。省里的干部敢是哄我哩。那人态度还挺不错的，我一见了他他就说，你还不回去等啥哩，现在又搞运动哩，工作队都进村了。我一听就往回跑。哪晓得一到家就又给抓住了。我对工作队说，不是一打三反么，我找你们汇报情况呀。工作队说了，打的就是你这号东西。正四处抓你哩，你倒撞上来了。我说你们既是工作队，至少也该听听我的。他们说，你的材料我们早看过了，我们早就清楚你是个啥东西。这回他们可黑了，把我绑在树上，整整一天一夜。我受不了了，就大喊冤枉。见我喊，他们就用牛屎往我嘴里塞。

1970年6月8日。今天把我押在汽车上，五花大绑，还戴着牌子。我当时真怕了，他们是不是要毙我？可又一想，我又没犯法，他们凭啥毙我。到了麦地里，才知道又是批斗会。念批斗稿时，才知道他们把我划成了“漏划富农”。我一听差点没急晕过去。我咋的会成了“漏划富农”？我爹、我爷爷都是扛活出身。土改时我还分了地主富农的地，咋这会儿倒成了“漏划富农”了。不过，想着想着就不急了。他们说我是“漏划富农”那能算数？我这贫下中农成份可是毛主席的法令定下的，他们想改就能改了？

1971年12月15日。这么多年了，总算在家里过了这么多日子。人家都说我命大，又活死了一回。那天想逃，让人家给逮住了。拉回来就乱打了，又是砸又是踢，到后来吐了血才不打了。越吐越多，他们大概怕了就找了个医生，说是肋骨给打断了。再后来我就啥也不知道了。醒来后却躺在小土窑里。一头是我的二儿子，一头是我的疯老婆。儿子说是医院让他把我拉回来的，当时说我已经不行了，让他安排后事。我儿子连坑都挖好了。没想到我又有了气，活过来了。在家住了这些日子，才知道儿子难了。光这一个疯子娘就够娃累的了。如今再摊上一个我。大儿子早不跟我们过了。也不怨他，谁能老这样受下去。这老二脾气好，只是我把娃连累了。还有我这老婆，也是我给害的。还有我那闺女。今儿好好地哭了一回。又拄着拐棍在闺女的坟头坐了坐。我的好闺女哩，下辈子可别再托生到穷人家……

1972年2月25日。又开始告了。今儿在太原，总算找着了一个青天。听说还是省革委不算小的一个干部。本来见不着人家，正跟一个小干事说哩，大概是好多天没咋吃东西了，说着说着就跌在地上了。人家又是喊又是叫的，幸亏我眼睛早早睁开了，要不一准非给送走了不可。这下倒是惊动了这个大干部。也不知道人家姓啥叫啥，不过，一看就知道是大官儿。胖胖的，威威武武的，问了两句，然后就听我讲。也不知人家是哪儿人，看样子能听懂我的话。听完了，便拍了一下桌子，对我说，我给你写封信，你马上去找他们。如果还是办不了，就再来找我。我一听趴在地上就磕头，心里想这下可好了，这下可好了。信写得很简单：如果这些上访材料上的问题属实，有关单位应迅速予以查处。该平反的要平反，该赔偿的要赔偿。就算有问题，生活上也要给出路。

1972年3月18日。回到县里，找到县革委主任。县革委主任把那封信看了又看，好不容易看完了，才说，你回吧，过几天就让人调查你的事。我说，我回去他再收拾我咋办？主任摆了摆手，我会给他们打电话，只要你不乱跑乱窜，我保你没事。

1972年3月23日。回到家，才知道贾仁贵不仅还是革委主任，而且又要当支书了。有人说，你别再告了，再告人家还要当公社书记哩。我说他就是当了县委书记我也要告他。晚上贾仁贵派人把我叫到大队。当时就只有我两个人，他笑着说，我看你就别告了，只要你不再告我，咱啥也好说。我说你把我害成这样，我凭啥不告你？你又不是没问题。他说就算我有问题也挨不上你来管，我是主任，我有权，这会儿是我管你你管不着我，这么个理儿你还看不出来？我说你那理儿啥时候也摆不到桌子上，你有权，可那是共产党的权，有朝一日共产党看透了你，早晚要收拾你。到那时候你还不如我。他一下子就翻了脸，说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你别以为上面有人给你写下个什么条子来，你就想翻天了，上面的人也不会只听你的。到时候只怕你更没好下场。我说我啥时候也没怕过你，只要你害不死我，只要你还在台上，我就要告你。他说那好，咱就等着瞧。

1972年3月26日。那天我就没敢在家里呆，怕他再整我，我连夜就跑到了县里。受罪我不怕，我只是怕他再整住我。要再让他关起来，可就告不上他了。今天到了县上，总算又见到了县革委主任。县革委主任又拍桌子又瞪眼，告你说不要再乱跑乱窜了，你咋的又这样乱跑一气？我的话你都不听你还听谁的？我说我怕他再整我，他要再整我，我连你也见不上了。主任说为啥人家老整你，整你的人多了，又不是他一个，你也不想想，为啥这么多人都整你？我说你们就只听他的，从来也不听我的，我说他贪污了大队的款，你们就不查。他说我贪污了钱，你们就信了。由着他把我往死里整。他听着听着就气了，说你再这样，怎么整也不过分。我说那你要我咋样，我又不是不听你的。他说你别告了，现在就回去。别的事都好说。我越想越不对，他的话和贾仁贵的都是一个味儿。都是在哄我哩。贾仁贵支书都快当上了，他能不知道？只要贾仁贵在台上，我的问题还能解决得了？不行，还得找省里的领导去。

1972年4月2日。今日刚到临汾，就碰到了儿子。娃说在临汾找了我一天了。娃拉住我让我马上回家，娃说贾仁贵说了，只要我答应不告了，就立马开锁拆封条，让我一家住回去。我说那贪污的问题哩，到底是谁贪污了，是不是在大会上宣布给我平反？娃说爹你咋这样死心眼，拆封条开锁还不等于平反了，人家给咱脸，咱也该拾起人家的脸。我说咱这脸早让人家踩烂了，到这会儿了人家也没把咱当人看。要是听了他的话，这么不明不白地住回去，那还不等于承认了咱贪污了。你妹子也白死了，你妈也白疯了，你爹也白告了。娃一听也没话了，只是呼哧呼哧地哭。娃今年三十了，连个媳妇也讨不上。都是我害的娃。娃后来说，我是看着爹遭罪哩。爹要不肯，就由爹吧。一句话把我也说哭了。娃可真是个好娃。就是为了娃，我也非告不可。

1972年11月27日。又给抓回来了。上次没出临汾就给抓了，这回没到太原又让逮住了。主要是老了，跑不动了。他们这样抓我，我明白是为啥，就是怕我再去见那个省里的领导。一抓回来就挨斗，昨天是在公社水利工地万人大会上批斗，他们拿枪把子专在我脚腕子、膝盖子上磕，大概是想把腿弄坏了，我也就跑不动了。幸亏我穿得厚，都没伤着筋骨。只是肿得厉害，疼得火烧火燎的。一两个月里头只怕真的是没法动了。

1973年5月17日。我怕我这回是完了，摔了跤，就成了半身瘫痪。右半个身子真是动不起来。听人说，贾仁贵在大队广播上都讲了，说我这是人不打天也打哩，做了亏心事就要遭报应。我一想也真伤心，好人不长寿，祸害活千年。不过，医生说了，男左女右，我是右边，不算厉害，活动活动，慢慢地说不定还能好起来。果然不差，这些日子，我又能走了，手也能拿笔了。等我再好一些，我还要告他。我死不了你也别想好活着。

1974年5月14日。走了四天才算走到县城，真不行了呀。一路走得我直哭。我啥罪也受得，就是受不了这个。我敢是真的走不动了。好不容易赶到县城，还没落脚，又让他们给抓住了。民兵连长对我说，都成啥样了还告状？我说都成啥样了你们还抓？他笑笑说，我说你呀，还是认了吧，胳膊还能拧过大腿？我没笑，我说你看我能认么？他不吭声了。我说我死也不认。

1974年10月11日。贾仁贵心好毒。竟要拿我儿子开刀。娃好不容易才找了个媳妇，媳妇虽说是个哑巴，可人还是不错的。娃挺愿意。人家也不嫌弃啥。没房住，疯子娘，“四类分子”爹，人家都不嫌，就图娃是健全人。正月说媒，三月定亲，如今婚期都定了，贾仁贵偏在这会儿派人找上门了。说是要我写检查，写保证书，要我承认所有“罪行”，要不然就在万人农田大会战上，把我和儿子一块儿拉去批斗。我说我儿子又没犯下啥。那人说，那还不好找，你儿子每天到地里挖野菜、拾柴火，在山上又挖又刨的，那还不算破坏农田基本建设？我说我宁可死了也不准他动我儿子。那人说，你这是何必哩？如今的事，还不是人哄人哩，你就给他写上一份，到时候想翻不就翻了。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要硬来，倒霉的还不是你自己。我说你走吧，让我想想。

1974年10月15日。三天三夜也没睡了个囫囵觉。咋办哩，你说贾仁贵的心咋能那么黑？可想来想去也想不下个好法子。我是跑不动，人家这几天又看得紧，眼看着儿子婚期一日比一日近。要是真让儿子挨了斗，那可就没完了，谁晓得能斗到啥时候。儿子背黑锅不说，媳妇也肯定吹。要这样，娃可真惨了。那就写吧，可要一写，就啥也完了，这东西抓在人家手里，这辈子就算栽到底了。再想翻过来哪有那么容易，可明知这是个火坑，你也非跳不可。娃呀，爹可不能再害你啦。那就写吧，我就不信我碰不到个清官儿，那总得调查么，屈打成招的事也多哩。

1974年10月17日。今天我对人家说，我想好了，你们让写我就写。不过，有一条，我儿结婚可得住到我那房子里去，就是一间也行。要不，我就不写。没想到人家也答应了。我说你们说吧，你们咋说我咋写，我又不知道该咋写。人家说这好办，咱们商量着写不就行了。其实是人家说一句我写一句。越写越气，越写越不是味儿，眼泪多的能流半碗。你说咋能把人逼到这份儿上？下面就是人家让写的东西。我全都抄了下来。有朝一日老天会作证，这绝不是我李荣才想下的，没有一句是我想写的。

毛主席语录
坦白从宽，抗拒从严

悔过书

在轰轰烈烈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通过领导对我多次耐心谈话、耐心帮助交代党的政策，又加上贫下中农、革命群众对我的教育，我认为自己在思想上确实有所提高，有所进步。从而认识到自己以往一贯的所作所为，的确是罪恶深重，影响极坏，败坏党的威信，破坏农业学大寨，真是十恶不赦。深感对不起党和毛主席，对不起贫下中农和革命群众。因此，从今以后，我一定保证做到以下几条：

一、我承认我犯的所有罪恶事实。根据这些罪行，按照党的政策，我接受大队党支部和革委会对我的所有处理意见，接受党和贫下中农对我的教育和改造。

二、保证退赔所有的赃款赃物，老实认罪，永不翻案。

三、今后我要紧跟伟大领袖毛主席，活学活用毛泽东思想，改造自己的世界观。下定决心，脱胎换骨，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将功赎罪，改恶从善，情愿在生产劳动中接受贫下中农的监督，以观后效。

认罪人：李荣才
1974年10月16日

1975年4月16日。这回新来的工作队长比哪一回来的都厉害。说了没两句就大喊大叫的，说我从来都没安分过，属核桃的，就得砸着吃。我说你要是不管，我就找上边去。他说那你就等着吧。第二天，就来了辆吉普车，工作队长带着人找到我，说，上边有人要找你谈哩。我一听，胡乱收拾了一下赶紧就上了车。这辈子是头一回坐着小汽车，一路上真把人颠坏了。到了县里，哪儿也没去，一下子就把我拉到了公安局。什么人也没见，就把我推进了看守所。原来他们都是骗人哩，根本就不是谈话，是让公安局关了我。

1975年4月20日。这几天光是让我跟犯人一块儿干活。谁也没找我谈过什么。跟犯人熟了犯人问我，你犯的是啥罪把你逮了的？我说大概是嫌我告状吧。犯人说这咋就能进了公安局，凭这不能抓人。我说我可让抓了不知多少回了，啥时候还给你讲这讲那的。犯人说，这里可不一样，抓你得有逮捕证哩。我说就没人给过我呀。犯人说，你可真是憨了，批呀斗呀的那都是些假犯人，这里头的才是真犯人。你没犯法，又没逮捕证，你凭啥跟他们来？我一想也是个理，就赶紧向他们要逮捕证。后来总算找着了个管事的，他说，你老实呆着吧，那东西还不方便，啥时候要啥时候给你。我说我又没犯法，凭啥抓我？那人说，你犯法不犯法可不管我的事。我只管抓人，至于犯了啥法，那不管我的事。这话我想了一夜也没想明白。明明他们抓了我，咋说不管我的事？

1975年4月27日。这两天病得很厉害，啥也吃不下去。今天让我去劳动，我说我头疼得不行了，得去看看病。看守瞅了瞅我就准了假。我没去看病，从看守所劳动的地方跑了出去，居然没一个人拦我。我一直跑进了县委大院，把门的也没问我。我一下子就找到了县委任书记。任书记还记得我，说，你从哪儿来的？我说我从公安局跑出来的。他说你快回去吧，别把事闹大了。我说我就没犯法，也没逮捕证，他们凭啥抓我？他说你的事我知道，你说没犯法，为啥当时都承认了。我说那是逼的。他说人家逼你就承认了？我说那得有证据呀。他说，你承认了嘛，还有那么多人也都说你贪污了。我说，他们说我贪污我就贪污了？你们查账么？他说，你先回去吧，过两天我就让他们放了你。我想了想，就出来了。走到大街上，又想了半天，看来还得回去，去哪儿也不比局里强多少。于是我又跑回了局里。还是没人搭理我。

1975年4月30日。今天他们说要放我。放我时，问我要钱。我说我哪儿来的钱？他们说，你不交钱就别走。我说不走就不走，是你们抓的我，又不是我要来的。他们一听商量了半天说，那就先欠着，等你回去了再说。我说我的问题还没解决哩，你们也没找我谈过话，为啥非要让我走？他们一听就火了。说你这人赖不赖，让你走你就走，别不识好歹。我说我来的时候就是跟你们解决问题来的。既然要放我，就得把问题说清楚。后来有个人对我说，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走你的吧。我一听，只好出来了。

1975年5月3日。今天才打听清楚，我的啥问题也没解决，是他们在骗人。我想了想，可不能这样平白无故地回去。我又找到公安局，进了看守所坐在那儿不走。他们一看也急了，说，还没见过你这号人哩，赖在公安局看守所里不想走。我说你们抓了我，让我咋回去哩？问题也不解决，连手续也没有。后来他们商量了一阵子，就给我开了个手续，还盖了个章。我看了看，至少能证明我没犯法，我就拿上了。手续是这么写的：

贾家峁公社：

你们社花峪大队李荣才，因长期在城里流窜被收容，经教育，现放其回村参加农业生产劳动。

汾西县公安局（章）

1975年5月5日。我今天回到公社，公社见了公安局的手续，也在上头盖了一个章，写了一句话。

花峪大队：

让其回村参加劳动。

贾家峁人民公社（章）

1975年5月7日。今天回到大队。贾仁贵不见我。我见了民兵连长。民兵连长看了看条子，拿上走了。过了一会儿，又把条子给了我。说这是大队研究了的。我一看上边这样写着：

不交赃款赃物，不能开门。不回村劳动，不能分自留地。不交口粮款，不能吃粮。

花峪大队革委会（章）

看了条子，我就明白了，他们是连村里也不想让我回了。这一准是写了悔过书才弄成这样的。他们拿了我的悔过书，也不怕我告状了。他们觉着我是告不赢了。我想了，反正是没路走了，我还得告。

1977年8月19日。今天我要接着去告状。好些人都偷偷跑来告诉我，说眼下不一样啦，要落实政策哩。这些日子腰腿都疼得厉害。我试了试，还走得动。看来还得在这上头记些事情。脑子不好使了，免得忘了。儿子说别告了，既然要落实问题哩，他们还会不来找咱。我说哪有那事，只要贾仁贵还是支书，咱们的事没人管。儿子说，家里一分钱也没有，亲戚朋友都借遍了，你拿啥告？我说我刨药材还攒下二十来块钱，不要你的钱。

1977年8月23日。我找了贾仁贵，让他落实我的问题。他说你不是保证不告了么，说话算数不算数？我说我不是告，是找你们落实问题。他说，那还不一样。你的问题是早就落实过的，这你还不清楚？我说我的问题落实没落实，你最清楚。他说算了吧，你也是明白人，当初你要不闹我我会闹你？如今我看咱们也算两清了。回去安安分分过日子吧，到时候你的那几间房我会考虑的。我说，你要是这态度，那我还得去找上头。他说，你最好想想吧，咱丑话说到前头，先小人后君子，到时候可别怪我翻脸不认人。我想了半夜，我还得找上头。我这问题要是落实不了，我这几辈人都要让他踩在脚底下。

1977年8月30日。这几天一直找，总算找见了公社书记。书记听了没几句，就让我去找赵副书记。说赵书记分管这事。我一看见赵书记就知道坏了，这赵书记原来就是以前工作队的副队长。他头一句话就说咋又是你！我说我要落实我的问题，他说你的问题不在落实之列，你以为啥问题都要落实落实吗？我说我是冤枉的。他说你说你冤枉就冤枉了？地主富农也说他们是冤枉的，就让他们再翻起来？我说你话不能这么讲么。他说对你这号人就没啥好讲的。落实政策也不是让你们这些人再翻天。如果不老实，照样专政。我想了想，跟他真是没啥好讲的。我还得找上头。

1977年9月13日。在县里找了这么多天，也找不住一个领导。哪个领导都不听我说，都说让我去找落实办。到了落实办，办事员就说，你登记上先回去吧。我说你总得给我个大致时间呀，我不能没完没了地老等着。他说早着哩，这么多大问题都挨不上哩，哪能顾得上你这事。我说我找你们主任。他说找见谁也是这。今天见到村里的人，才听说大队又把我的房子给封了。我心里真是凉透了。我那儿媳妇正怀着孩子呀，他们咋就不怕作孽。这回我又连家也没了。再说我咋有脸再见儿子和媳妇。

1978年2月18日。从腊月到现在，在太原有一个多月了。大正月，信访局的人也这么多。院子里、过道里，哪儿也挤满了人。我老了，他们都还让着我。反正都是一样的人，谁也可怜谁。就是那些办事员太成问题。每天就在我们这些人堆里跳来跳去的，就是谁也不搭理。上了班，手里拿张报，不管有多少人围着他，就只是看。问急了，就训你两句：给你们说过多少遍了，不要来了，不要来了，你们听不懂是咋的？也没人敢说啥。就这么等着吧，说不定哪天能碰见个管事的也许会好些。在大城市里还好活些。饿得不行了就在饭馆里拣些剩菜剩饭。在垃圾堆上拾废纸也能卖点钱。

1978年4月29日。今天那个办事员把我领到了落实办，对里头的一个领导说，陈主任，就是他，几个月了都不走，你看咋办吧。我一听是主任，赶忙就跪了下来。我腿不好，弯不下来，结果连头也碰破了。脑上流了好多血，他们几个人怎么拉也拉不起来。我说陈主任，我实在冤枉呀，我求你啦，救救我这一家子吧，我告了二十年了，都老成这样了，等不下几天啦。陈主任见我这样子，一边让人给我包伤口，一边就看我的材料，后来就在材料上批了几句话，让我马上找地区。材料上批的话我都记了下来。

临汾地委落实办：

由省信访局转来汾西县李荣才上访材料，据本人反映，因揭发本村原大队会计贪污问题，被反咬一口，栽赃陷害，多年一直流落在外，要求彻底清算账目，以账论处，实事求是，尽快地处理给本人生活造成的困难。应按党的有关政策给予处理，并将处理结果回报我办。

山西省委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
陈 1978年4月29日

1978年5月5日。今天找见了临汾地委落实办。落实办的人见了材料，几个人碰了碰头，又在材料上批了两句，让我去找县里。

汾西县委落实办：

你县李荣才4月29日上访省落实办，省落实办转于我办。据李荣才反映，因揭发原大队会计贪污问题，而多年受害，要求实事求是地给予尽快处理。希你办按党的政策给予尽快处理。

临汾地委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
（章）

1978年9月6日。四个月了，县委总算成立了个调查组，专门查我的问题。县落办主任病了，就让县组织部副部长史伍德当了调查组组长。史副部长专门找我谈了话，他问我，你真的没贪污吗？我说真的，要贪污了还会老这么找你们？他又问，你凭啥说你没贪污？我说，说我贪污那是他们说的，他们应该把我咋贪污的讲给我，下一步才该这么问。他说，那他们说你贪污你就贪污了，你不是也说他们贪污了么？我想这史部长咋净是些怪问题，便急了，说，史部长，这你该问他们呀。我说他们贪污了，不只没人查，他们反倒又发财又升官。他们说我贪污，连证据也没有，就立马把我打成贪污分子，一辈子也不想让我翻身。他们凭啥这么干？史部长火了，说，你闹什么情绪哩，我调查你的问题哩，你还这样，要换了别人，你还不把人家告了！怪不得没人想管你的问题。我看你这态度就有问题。我赶忙说，我没闹情绪呀。我心里想，看他那样子我好像是个犯人似的。后来他摆摆手，说你先回吧，过两天就派人去调查。我说，我往哪儿回呀，我又没地方住。他更火了，你没地方住是不是还想住到我家里去？我说我等着还不行？他说随你的便。

1978年11月19日。两个多月了，调查组总共才下去过三次。史伍德一次也没下去过。好不容易找到他，刚说了没两句，他就没好气地说，什么事也要我亲自下去跑，我这个部长还干不干工作了？我说史部长，眼看着就冬天了，我那一家子不能老住在野地里吧，我那儿媳妇又刚生了孩子。他说，你的问题麻烦得很，不是一下子查得清的。你先回去，住房问题我会跟他们谈的。我怕他发火，不敢再说什么，就出来了。

1978年12月18日。就要腊月了，一切还是照旧。儿媳妇抱着孩子早就回了娘家。老伴病也重了，有时候连饭也不知道吃，房子没给腾，也没人找我谈话。我去公社，找见赵副书记，他说，你认为你的问题能调查？你以为调查就是光听你的？你跑到上头瞎说一气，也许还能哄哄人，只要一调查，你就露馅了，全完。我说那也没让我知道知道调查结果呀。赵书记说，老老实实回家呆着吧，有了结果自然会通知你。

1979年1月16日。看看要过年了，什么事情也没个影儿。今天县里，从上午到晚上，一直等到半夜了，才算等着史副部长。史部长没让我进屋，在门口对我说，你的问题查过啦，有许多问题没法落实。我说，是不是就不查啦？史部长说，等我们研究了再说吧。我说，那我啥时候再来呀？史部长跺跺脚说，这么冷，快回吧，过了年再说。我还想再说点啥，史部长就把门关住了。

1979年2月19日。年过完了，又来找史副部长。一打听，才知道史伍德去党校学习去啦。我急得直跺脚，看来这事是没影了。我赶忙又去找县委，县委的人说你找落实办吧。我又赶紧去落实办，到了落实办一打听，才知道落实办主任病了还没出院。想去看看人家，两手空空地也没钱买些啥东西。想想还是等等吧。

……

1979年8月10日。来太原二十来天了，总算又见着了省落办的陈主任。陈主任好一阵子才想起我来，说，你的事还没解决？我说没哩，头一回查了四个月啥也没查出来。第二回查了一百多天，没查出我一分钱的问题，反倒查出了他们的问题。可大队和公社说查账组动机不纯，结果又不算了。啥问题也没解决。陈主任说，有啥问题么，查了一年多了也查不清。想了想，又在材料上写了两句：

临汾地委落实办：

汾西县李荣才二次上访材料转我办。据本人反映，原大队会计即现任支书同公社某些领导一直阻碍对此事的调查落实。本人要求尽快地落实问题。应按党的有关政策迅速处理。对处理结果应尽快给省落办予以汇报。

山西省委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
陈 1979年8月9日

1979年8月20日。在路上病了几天，今日找见了临汾地委落办的人，他们也批了两句：

汾西县委落实办：

你县李荣才8月9日二次上访省落办，省落办转我办。希按省落办批示迅速处理，并将处理结果迅速回报。

临汾地委落实领导小组办公室（章）

1979年9月11日。县委这回又成立了个专案组。还让一个县委副书记任专案组组长。今天我去见这位副书记，还以为我认错人了，原来这副书记就是史部长。闹得我好半天说不出话来，没想到他这么快就成了县委副书记。他说要解决我的问题。最后给我规定了三条：第一，不能耍态度闹情绪。第二，要老老实实配合调查。第三，在调查期间，不能再上访告状。

……

1980年7月24日。今天专案组的人找我谈问题，问了我那么多没边没缘的事。后来我急了，我说，你们就不能老这么调查么，都快一年了，你们净找的是领导。这些领导那会儿都处理过我、批过我、斗过我，找他们还有我的好话？专案组的人说，不找咋办，你这案子一回一个样，今天是二百，明天是七百，到后天又成了六百，人家当初这么处理，肯定都各有各的依据么。既是落实问题，不找人家还行？我说这么个查法是落实我的问题哩，还是找我的问题哩，光听他们的，还不把我诬死了。专案组的人说，不这么查，那你说说该怎么查？要通情达理么，怪不得这么多人都说你有问题，像你这样，我们看也有问题。我还要说啥，他们就不听了，说，回去吧，我们绝不会冤枉一个好人。

1980年10月12日。今天在县里找到了专案组组长史伍德。我说，我这问题查了一年多了，啥也没落实，反倒没完没了地让我交代这交代那。我真是受不了啦。史书记说，老毛病又犯啦？给你说过的，不要耍态度闹情绪么。专案组的人也给我反映啦，说你态度有问题，不好好配合，你要注意哩。我说我像个犯人似的，整天让他们审来审去，心里哪能好受了呀。他们居然问那两条人命的事，要我老老实实地说。就是“文化大革命”那会儿，我也没受过这号罪。那会儿斗一顿批一顿也就完了，哪有这样一年半载的像审贼似的审过来审过去。他说，是你要落实你的问题么，不问你怎么行？还有，那悔过书不是你写的？当初你啥也承认了，这会儿又啥也不承认，不问清楚还行？我说那是逼的呀。他说逼的？我这会儿逼你你也承认？后来他又说，好了，回去吧，你的问题会查清的，该落实的都会给你落实。

1980年12月17日。又要过年了，一家人还是吃不上、住不上。好不容易找见了史书记，他头一句就好不高兴：我一见了你就头疼。我说我没法子不找你呀，你是专案组的组长，别人都说让我找你么。他说不是给你说了不要乱找人么，见了谁也瞎说一气。我说我真的没法子，不信，你到我住的地方瞧瞧，就啥也明白了。他说那怪谁？我说你咋了呀，说话的口气也成了这样？他说你这人真是成问题，谁管你的事你就告谁，你是不是还要去告我？我说我啥时候又告了谁啦？他说公社的书记你没告过？工作队的队长你没告过？我说那是反映事情哩，咋就是告啦？他说那不是告是咋的？又说，我告诉给你，我可不怕你告。我一出了门就哭起来，哭得好些人都停下来看我。我想我到底是咋了，他们都跟我过不去？

1981年3月11日。今天专案组的人要撤走，我抱着副组长的腰不让他上车。哭得我眼睛都肿了。我说你们不能这么平白无故地把我审了一年多，啥结论也没有就这么走了呀，就算我贪污了，也给我讲明白么。副组长说，我们让大队给你腾了两间房，就算不错了，你知道我们做了多少工作？我说要是只为这几间房，我早不告了，还这么没明没黑地找你们干啥？他说，是上边让我们回去的，我们有啥法子。我们也想给你落实解决哩，可你也明白，这能由我们？你这问题这么复杂，也不是一时半会儿能解决得了的。要不你就再找上边吧。我说我哪敢再找呀，再找你们又说我告你们哩。后来我见副组长也哭了，就把他的腿放了。兴许真的是不由他。

……

1981年4月12日。一到太原，就听人说，陈主任给调走了。我听得心都凉了。陈主任是个好人，就是下边不听他的话。批了两回让下边给他汇报，都不顶事。后来才听人说，落实办其实啥权也没有。人家下边想听就听，不听他也管不着。

1981年4月18日。听说中央落实政策的领导要来山西，等了几天也没消息。前天听人说已经到临汾了，赶到临汾了说人家还在太原。昨天才听人说，人家早到运城了，我只好又到临汾来等着。今天下午总算等着了，而且好见得很，是个年轻后生，他听不懂我的话，就只看材料，看完了对我说，你回县里等着，一两天内我就到汾西。出来了才听人说，那哪是中央的领导，顶多是个跑腿的。我想也是，那么年轻咋会是中央领导。

1981年4月29日。今天史书记把我叫了去，一开口就问，你又到上边告状去啦？我说你们都不管，我不找咋办。他说，你告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汲取教训。你说说，你告到上边，上边还不是要让下边来解决？还不是要让我们这些人来解决？我说那该让我咋办呀。他说，你找的那人已经来过啦，人家让我再找你谈谈。我给你说过了么，不要告了不要告了，老这么告对你有啥好处？告也不是白告？我说，那人来了都咋说的呀，是不是这回走了就再不来了？史书记说，人家在这儿住了几天了，你的所有的材料人家都看了，对你的事全都了解过了，人家还来干啥？我给你说，你还是回吧，你的问题，过些日子再说。我没听他的。我想，出了这村可就没这个店了，我还得去找。

1981年5月3日。今天见着了那年轻人。没说了两句，他就说，你别说了，说我也听不懂，我去了汾西啦，你的事情可是个麻烦事，你就没账么，怎么查？我说，你来汾西，也该找找我呀。光听他们的，我这回不又是白找啦？他说，落实调查你的问题，怎么能只找你一人，这就不合程序么。你这个人也应注意影响哩，你知道那么多人都说你啥？我说我就闹不懂你们是啥程序呀。前头查我，一天到晚地审我查我，这回却连个面也不见，就说查过了，你查过了也给我句话呀。那人见我满脸是泪的样子，就说，你等两天吧，等我给领导汇报了再说。

1981年5月6日。这年轻人没哄我，今天把我领到了中央来的领导那里，我一看就知道这才是真的中央干部。很有派头又很和气，进来让我往沙发上坐，还让人给我倒水。我原来本想进去磕头，大概人家有防备，一下子就把我拉住了。中央领导旁边有个人挺面熟，想了半天也没想起来。我这辈子头一次见中央来的干部，哭得好半天也说不出话来。中央领导先是翻了翻我的材料，然后就让我说。我说两句，那个挺面熟的人就翻译两句。过了阵子，我一下子想起来了，那个挺面熟的人原来就是从前处理过我的另一个工作队队长！他姓顾，听说在地委当副书记哩，咋会在这儿碰见他？真是冤家路窄。不过还好，他也没说啥别的。我说完了，他们就让我在外边等一会儿。好半天，那个年轻人才出来了，把材料给我说，你拿着这个回县里去吧，给了县落办就行了。我见材料上批了这么几句：

汾西县委落实办：

该案拖了如此之久，该是落实解决的时候了。要实事求是，尽快查清。落实问题应以调查结果为准。

中共中央落实政策工作
领导小组（章）

……

1982年1月18日。联合调查组查了七个月，我左等右盼，他们早就说完了完了，马上就给我宣布结论，直到今天，才给我送来这么个文件。我一看就呆了，好半天也回不过神来，这到底算个啥呀。我从头到尾抄了一遍。

中共汾西县委政策落实领导小组
中共临汾地委政策落实领导小组
关于李荣才问题的复查结论

李荣才，男，现年六十八岁。汾西县贾家峁公社花峪大队社员，家庭出身中农。

1959年，由花峪大队会计揭发，经大队查账并宣布李荣才贪污公款六百三十六元七角钱。后经县、社工作队认定，贪污款确定为三百九十元。

此后经历届工作队查账，贪污款额多有反复，但均未正式确定。

1964年在“社教”、“四清”运动中，经大队、公社及县工作队多次复查，并经县委批复，贪污数额定为七百八十元。

1971年，“一打三反”运动中，经花峪大队革委和贾家峁公社革委报县军管组，于1971年1月8日批准其贪污额为七百六十五元八角五分。

以上本人多次申诉不服。

现经多次复查，原定贪污七百六十五元八角五分，其中，有销售产品不记收入贪污三百二十元四角八分，不是事实，予以否定。其余四百四十五元三角七分，原定是利润不上交而贪污，经调查研究，证据不力，无法认定，不予定案。

1982年1月1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