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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瑙河之旅

作者：【意】克劳迪欧·马格里斯

翻译：蔡佩君

品牌方：99读书人

目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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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沟槽的问题（源头问题）

1.一块碑

2.多瑙埃兴根，还是富特旺根

3.报告

4.布雷格源头的道德学家和几何学家

5.中欧：国家后方22，或是泛德意志？

6.不懂你

7.微型人

8.时间的铁道

9.蛮族女子

10.布里加赫的源头

11.梅斯基尔希的教堂看守人

12.锡格马林根的导览者

第二章 工程师纽维克洛夫斯基的多瑙河世界（德国南部的多瑙河世界）

1.相信乌尔姆

2.多瑙河上游的两千一百六十四页以及五点九千克

3.困于信念和辩才之间的工程师

4.多瑙河的黑人女孩

5.德国的乡土风情

6.占领乌尔姆

7.赤手空拳对抗第三帝国

8.丧礼

9.一磅面包

10.在市场

11.侮蔑行为档案

12.格里帕泽和拿破仑

13.走动疗法

14.从劳因根到迪林根

15.恶的媚俗

16.空墓

17.因戈尔施塔特的玛丽路易丝·弗莱瑟86

18.罗马壁垒

19.圣殿与玫瑰

20.雷根斯堡

21.在帝国议会堂

22.无物六点

23.圣枝主日的驴儿

24.巨轮

25.修道院中的艾希曼

26.韦斯霍芬的双下巴

27.在帕绍市

28.克林希德和古德鲁恩，或两个家族的故事

29.“蓝色因河”华尔兹

第三章 在瓦豪低地106（奥地利的多瑙河世界）

1.林茨的支流

2.苏莱卡

3.A.E.I.O.U

4.搏斗交锋

5.一道轻烟

6.毛特豪森

第四章 中央咖啡馆（维也纳）

1.诗人之像

2.维特根斯坦之家

3.圣斯蒂芬大教堂

4.不喜欢瓦格纳的女爵

5.斯特鲁德宫的阶梯

6.多禄泰

7.诗人的谎言

8.维也纳前的土耳其人

9.血痕

10.其他的维也纳人

11.有价值的工作

12.甘兹巷七号

13.卢卡奇在维也纳

14.我只是问问

15.和平常一样吗，先生？

16.约瑟夫馆

17.现实的歌舞场

18.伦勃朗街三十五号

19.在现实边缘

20.维也纳社和脱衣秀

21.卡尔·马克思宅院

22.奥图舅公

23.在刑法博物馆

24.快乐生活，轻松死去

25.贝格巷十九号

26.太空漫游

27.回头一瞥

28.词语、词语、词语

29.艾克哈特绍

30.卡农顿

31.想被同化的少数民族

32.海顿在此，大家放心

33.更阴沉也更荣耀

第五章 城堡和小屋（布拉迪斯拉发）

1.红虾药房

2.我们的城堡在哪里

3.那无足轻重的欲望对象

4.向他的每堂课致意

5.一个劳工阶级的多瑙河星期天

6.路边墓地

7.塔特拉山区

8.旧书、生命和律则

第六章 潘诺尼亚古地（匈牙利的多瑙河世界）

1.亚洲的门户？

2.微服的国王

3.柯奇斯

4.雪里的坦克行迹

5.在潘诺尼亚的泥地

6.可悲，马扎尔人

7.楼梯间的皇室头像

8.瓦茨的客栈老板

9.圣安德烈

10.布达佩斯的冰激凌

11.玫瑰丛里的墓

12.史诗、小说、女人

13.中欧和反政治

14.两封电报

15.曲线玲珑的启蒙

16.多瑙河旁的图书室

17.一小块斯大林

18.考洛乔

19.博亚的终曲

20.佩奇的葡萄酒

21.假沙皇

22.莫哈奇的小提琴

第七章 安卡祖母（穿行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之间）

1.“以数个民族的思维”来思考

2.绿色的马

3.有智慧的参赞提波维勒

4.通多种语言的鹦鹉

5.雷瑙的胸像底下

6.常青的生命力

7.蒂米什瓦拉

8.一个德国人的命运

9.奥克塔维安之墓

10.暧昧的朱庇特

11.东方的城市

12.外西瓦尼亚主义

13.在钟塔

14.在沉默的边缘

15.关于一次自杀的假设

16.苏博蒂察，或谬误之诗

17.诺维萨德和邻近地区

18.边区人

19.斯大林主义者的维特

20.贝尔格莱德轶事

21.在铁门

第八章 可疑的地图（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世界）

1.“他们看不起土耳其人”

2.一个黑盗客的自传

3.多瑙河的手稿

4.鞑靼人和切尔卡西亚人

5.阿根特·罗耶斯可

6.波浪与海洋

7.马其顿问题

8.绿色保加利亚

9.切尔卡斯基的故事

10.撒旦创造的世界

11.哥特人的《圣经》

12.鲁塞

13.声势宏大的博物馆

14.伊凡诺沃的涂鸦

15.鹳鸟和灯柱

16.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家

第九章 Matoas，快乐之河（罗马尼亚和河口三角洲）263

1.通往邪恶之路

2.神和薄煎饼

3.改换了地点的会议

4.元帅的窗户

5.马哈拉与前卫

6.诗是吃角子老虎

7.在乡村博物馆

8.广岛

9.图拉真的胜利

10.黑海

11.色雷斯骑手

12.死城

13.在边境

14.在河口三角洲

15.“进入大海”

第一章　沟槽的问题（源头问题）

1.一块碑

亲爱的朋友：

威尼斯市市府官员茅利齐欧·塞康尼先生提议我们举办一项展览，展览名称为“旅行的建筑：旅馆及其历史与乌托邦”，展览提案见附件说明书。建议展出地点是威尼斯。目前有部分组织和机构已表示有意协办。阁下若有兴趣和我们合作……

这封恳切的邀请函是几天前寄到的，并非写给特定的人，也不知这邀约是发给谁的。由市府当局赞助的温情美意，超越个人而拥抱了全体：这全体指的是人类全体，不然，至少也是那广泛而流动的文化知识社群。随信附上的提案由图宾根大学和帕多瓦大学的教授共同执笔，根据某种严格的逻辑而草拟，并附带一份参考书目。其目的在于将旅行的不可预测性、路途的复杂多歧性、延误的偶然性、入夜后的不确定性，以及任何旅程的不对称特质，化为有如论文般无法更动的秩序。整套架构拟定了某种求生法则的初稿。如人所尝言，如果生命是一趟旅程，我们就是地球的过客。

在这个以星球的标尺治理和运作的世界里，诚然，旅行的冒险和神秘好像都已不复存在。即使波德莱尔笔下的旅人——他们出发去寻找闻所未闻的事物，准备好面对探险中发生海难的不测，但即使有未可预见的重重灾难，他们在未知当中找到的却正是离开家时打算脱离的那份无聊乏味感。然而，移动总比什么都没做好：火车飞驰过乡野的时候从车窗往外看，举面迎向微风，就感觉有什么东西经过，穿流体肤。空气悄悄钻进衣服里。自我膨胀又收缩，像只僧帽水母。一点点的墨汁流出瓶外，稀释到墨色的海洋。但这束缚缓缓舒张，好像换下制服，代之以一套睡衣，反而比较像是学校课表中规定的一小时休息时间，而不是什么伟大的解除动员的许诺。即使感觉到那无情蔚蓝的天空在未决的现实下铺展开来，也都是虚幻妄想，像诗人贝恩[1]所说的。太多自满而专断的预言者告诉我们，观光业者报价清单中“全部包括”的条款里，是连一阵清风扬起都算在内的。不过幸好留给我们的还有归类的冒险、图表的刺激、方法论的诱惑等。接受威尼斯市府官员委托进行策划的图宾根大学教授也许也觉得，这个世界实在无聊得很，难以挑战奥德赛之旅，那种旅行是属于个人的真实而独一无二的经验。但他在第三页引用了黑格尔的话来润饰自己的文章，以此鼓舞自己，更响应这位出自同一座大学城之神学院的哲人，主张方法即经验的建构。

就在出门前，在信箱中发现这封有系统的计划书，我现在来到一条木椅旁俯瞰狭窄的水流，心中对这个计划产生好感。隐藏在这些逻辑的段落和指示箭号下面的是一则微型的赋格的艺术。长椅散发出好闻的木头气味，一种男性的强悍，令人想起隆河河谷的骑士，而我面前的布雷格河——还是多瑙河？——是流动的青铜丝带，闪着褐色的光辉；也多亏森林里的几块积雪，生命显得冷洌而清新。天空和风中都带着许诺。周遭环境结合一种善意的松弛状态，快乐的秘密结盟，也许再加上一声“亲爱的朋友”这样热络的召唤——让我产生信心，甚至接受了我们这位德国同事在威尼斯观光计划书中提出的精心架构，他将黑格尔的逻辑学和各种旅馆的类别加以综合，看起来还蛮有道理的。

旅行竟还有建筑，令人感到欣慰，而为这建筑贡献几块石头也是有可能的，虽然旅人不像是会建造风景的人——因为那是固定在原地的工作——反而像破坏风景的人。这是霍夫曼[2]作品中的人物R男爵的态度，他四处旅行，欣赏风景，若为了享受或创造美丽的全幅风景，必要时他会把树砍了，把枝裁了，把崎岖的表面弄得光滑，把整片树林铲平，把农田摧毁，如果这些东西挡了他的好视野的话。但即便破坏也是一种形式的建筑。根据特定规则和计算所从事的解构，一种解体又重组的艺术，或说创造另一种不同秩序的艺术。当爬满植物藤蔓的墙突然倒塌，出现一片宽阔的景象，遥见远方落日余晖中的城堡，这位R男爵又多停留几分钟，目不转睛地望着这个他一手搬演出来的奇景，然后掉头疾去，不复归来。

每种经验都是严格方法导出的结果，即使是R男爵眼中那远方夕阳的清澈透明，或来到黑森林这张木椅旁所感受到的雪一般的沁凉气息。正是在这分类当中，在试图将之归类的条目中，生命闪现，充满挑逗，这样做的时候更暴露出生命不可承受的神秘而诱人的余绪。这两位文思泉涌的学者草拟的计划也是一样的，其所采纳的形式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让我们在一个数字和下一个数字之间极小的裂缝中，瞥见旅行无尽的起伏变化。它把旅馆分为几类：豪华型、中产阶级式、简朴型、工人阶级式、地区风格型、码头区型、“欢迎大型旅游团”型、村舍型、亲王型、修道院型、慈善机构赞助型、贵族型，还有商业行会的旅馆、海关和税务局的、邮局和卡车司机工会的旅馆。唯有科学化的分类图表才能真正凸显日常事物和事件的形而上学的幽默、其中的关联和顺序等。举例来说，在第五节，专谈场景，这场景当然就像可能会出现在旅馆中的一样。在某个地方我们读到：“2.13.色情：求爱——卖淫。2.14.沐浴。2.15.卧室。2.16.警铃。”

我不知道黑森林的纽埃克这个地方的这家旅馆应该归在哪一类，旅馆就在离这条木椅一两英里远的地方；二十三年前，我就坐在这家旅馆里看着一个小小的啤酒杯垫，上面有福斯坦堡啤酒的广告（一个圆形的硬纸板，金色的底图上有一个类似红龙的图案，有蓝色的边线），而我的生涯也就这样决定了。出发与归来，“为了认识我的地理之旅程”，那个巴黎狂人是这样说的。距离长条木椅不远的地方有一块碑，碑文表示此地为多瑙河的源头或说源头之一。事实上，它是在强调这里是最主要的源头。旋律之河——诗人荷尔德林[3]是这样称多瑙河的：诸神之间深藏的辩论，连接欧洲和亚洲、德国和希腊的通衢，沿着这条路，诗与文字在神话的年代降临，将存在的意义带到西边的德国。对荷尔德林来说，河岸犹有神祇，藏匿着，且为徘徊在流亡之夜及现代疏离中的人们所误解，但却生生不息，犹然长存。深眠于德国土地，只因现实的单调平凡而变得无趣，但注定要因某种乌托邦的未来而再度苏醒，唤醒心的、自由的、和解的诗篇。

这条河有很多名字。有些人称上游为多瑙河，下游为伊斯特河，有时候又用一个名字指称全河。老普林尼[4]、斯特拉博[5]，还有托勒密[6]就曾想过上下游的分野在哪里：也许是伊利里亚[7]，也许是铁门。古希腊诗人奥维德称为双名河的这条河流，将德国文化随着其所梦想的精神的奥德赛之旅，往东方牵动，和其他文化的无数混杂变形相融合，并在这些变形中找到自身的完成与衰落。德国学者断断续续地沿河而下，行囊里装着最新的风尚与引言；如果诗人只荡着醉舟，他的替身便遵循让·保尔[8]的建议，一路搜集并记录的不只是视觉意象，还有老旧的开场白和戏单、车站的闲聊、史诗与争战、丧葬和形上的铭文、剪报，以及贴在小酒馆和礼拜堂的告示。拉马丁[9]有一作品即题名为《东方之旅的回忆、印象、反思及地景》。你可能会问，谁的反思和印象？独自旅行时——这是常有的事，我们得一路计较盘缠；但偶尔生命对我们不错，可与四五好友同游，让我们得以看世界，也许只有匆匆几瞥，而好友会在最后的审判中为我们作证，并以我们之名道出。

在两次旅行之间，我们试图将鼓鼓的笔记档案转载到纸面上，把一捆捆的东西、便条纸、小册和目录转成打字的纸页。文学是移动的房屋；每次换地址，就遗落某个东西，而其他的东西又在我们先前忘记的“安全地方”冒出来。真的，我们就像孤儿，荷尔德林在写多瑙河源头的诗中如此说道：川流不息，在阳光中熠熠闪烁，如生命本身的流动，但感觉它会反射回来，却是一种让人目眩不堪的幻觉，像墙壁上不存在的光点，耀眼的霓虹。

乌有的颤栗却将事物点燃，留在沙滩上的锡罐、汽车的后视镜，一如夕阳让窗燃烧。河流无所加添，而旅行无关道德——这是魏宁格[10]旅行的时候说的。但河流是一位高超道士，沿着河岸对命运大轮及轮辐间的缺口大作文章。每一段旅程中，在放松、安逸的片刻里，都至少会有一些关于南方的知识拼凑。多瑙河并不在意河岸上的孤儿，只是不断朝海的方向流去，朝至高的信念流去。

2.多瑙埃兴根，还是富特旺根

这里是多瑙河主要的源头，布雷格河源头有一块碑这样写着。虽有此镌刻的文字，几个世纪以来关于多瑙河源起何处的辩论依然热烈，事实上也是富特旺根和多瑙埃兴根两座小城争辩不休的问题。而广受敬重的沉积学家——同时私下钻研稗官野史的史家阿梅狄欧，最近提出一个大胆假设，又让事态变得更复杂。他主张多瑙河源自一个水龙头。我们不想把自古以来关于这个问题的文献回顾一遍，包括从古希腊史家希罗多德的前辈赫卡忒乌斯，一直到在报摊上都买得到的近期《梅里恩》旅游杂志，但至少要提一下，多瑙河的源头就像尼罗河的源头一样无人知晓，亘古以来即是。好几世纪的渊博评论中两河彼此牵扯，而多瑙之水只在两河的比较和模拟中与尼罗河彼此辉映混合，若非实际如此，至少在语言上是。

河的源头是希罗多德、斯特拉博、恺撒、老普林尼、托勒密、神秘的西姆努斯[11]、塞尼卡、梅拉[12]和埃拉托色尼[13]研究、推测或探求的对象。有的人想象或确认源头是在海西造山运动中隆起的德国中部林山。有的人认为在北欧神话中的极北乐土，有的人认为在凯尔特人或塞西亚人的土地上，还有的人认为在阿卜诺巴山或西方之国，其他的假设则提到河的岔口，一支流入亚得里亚海，还有关于黑海河口形形色色的描述。不管是追溯史前时代的历史或神话（“让阿尔戈号”的英雄[14]在多瑙河一路航行，远至亚得里亚海），还是今天我们的探查，都迷失在广袤无垠中，迷失在浩瀚的地理中：伯恩高地原始多瑙，即今少女峰和艾格峰隆起之处，与其上之泉，原始的莱茵河、内卡河和美因河所注入的最初的多瑙河，到第三纪中期所谓的始新世时（即距今六千万年到两千万年前），出水口是在今天的维也纳；它流入覆盖整个东南欧的萨尔马提亚海的西提斯湾，那里是海洋最初的母亲。

阿梅狄欧对于远古和印欧史前史并不特别敏感，他跳过原始多瑙，加入富特旺根和相距不到三十五公里的黑森林小城多瑙埃兴根关于源头的争辩。众所周知，根据官方的说法，多瑙河的发源地是在多瑙埃兴根，当地居民更引其地方法则，言之凿凿，以保证该市真为源头所在。即使在罗马皇帝提比略的时代，就已宣扬那从山边迸跃而出的小泉是多瑙河之源，此外，我们发现布雷格和布里加赫这两条河的汇流处也是在多瑙埃兴根；再根据旅游指南、官方文献、乡谈野谚等所确认的最新意见，两河在此处汇流即构成多瑙河的起源。创造并包围了所谓中欧地带的这条河流，其起源是古老王公领地完整的一部分，如同福斯坦堡的城堡、藏有《尼伯龙根之歌》和《帕西法尔》手稿的宫殿图书馆、与当地领主同名的啤酒，还有让欣德米特[15]成名的音乐节一样。

“这里就是多瑙河的源头。”多瑙埃兴根的福斯坦堡公园中，有一块碑如此标明。但是布雷格河的源头立了另一块碑，布雷格河发源地的地主沃兰博士解释，在所有可能的源头当中，这条河的源头是最深入黑森林的——更精确地说，距出海口是两千八百八十八公里——比到多瑙埃兴根的上游还要长四十八点五公里。这位沃兰博士所拥有的河流源头，距离富特旺根有几公里，他挥舞着各式各样认证过的文件向多瑙埃兴根力争。这是法国革命略为迟来的残余影响，在“德国的不幸”的边远荒林小城回荡，有如中产阶级的专家和小地主起而反抗封建贵族及其盾徽。富特旺根的好市民组织起来支持沃兰博士，而每个人都还记得那一天，富特旺根的市长率领一群市民，神情不屑地将一瓶取自布雷格河的水倒入多瑙埃兴根的泉源中。

3.报告

我手边带了一份阿梅狄欧的报告，连同一封巨细靡遗的信函，以便在他加入我们之前先确认一下地点，再和他讨论。应该快了。这份报告采纳了富特旺根的说法，虽然某些地方略有出入，但基本上主张多瑙河的源头是布雷格河；所以布雷格河应是真正的多瑙河，而布里加赫河因离黑海没那么远，所以为布雷格的支流。这份报告语锋锐利，有如信使徒宣教，其科学的精确性带着人道主义的风雅，却又有忧郁之兆。我们在其中看到的不只是一位探究山崩、大规模岩层变化，以及奠定沉积学里程碑的研究者，还是一位非常谦让、退避的作者，写了一些较不为人知的文章，像是《心不在焉颂》，也翻译了一些苦恼不安又一丝不苟的德国浪漫诗。

我们从报告中得知，最初吸引他的一定是小旅馆，那间靠近布雷格河源头、有着斜顶和木墙的旅店。他的报告提到许多旅店，这份资料是真正的历险叙述，因而在旅程中每个阶段他都做了记录，就像那些寻找尼罗河源头的探险者撰写的文字一样；有家小旅馆的花园里有石矮人，或门上垂有枝叶，或有古老的自动钢琴，或有木梯通往阁楼。写这份报告的人在某方面是非常和蔼而自信的，但字里行间确实有一种逃逸的企图，显然在寻觅藏匿处的某个人踏上了堕落的偏航，他在寻找遁迹之所；那些小旅馆都是适合喝酒谈天的好地方，但是在有斜顶的房间略偏黑暗的角落里，作者正在寻找一些不一样的东西：森林里的女巫小屋，童年的秘密基地。但不像害怕永远无法赶上自己的项狄[16]，这份报告的作者是想让自己迷失，他给了误导自己的方向。

来到源头处之前，他在富特旺根参观了钟表博物馆，在数以千计的各种形状尺寸的钟面、齿轮、指针、因时间的运动而启动的机械钟、钢琴以及“钟摆森林”——他说的，带着某种压力——当中徘徊了数小时之久。信里头说，那围绕在他周遭的等时性运动仿佛生命的秘密节奏，将时间自动分节，全然纯粹，全然空洞。在信中，存在，似乎是一自足完备而不断回归到开端的动作，有如摆锤晃动于两个循环而分立的极点之间，什么都没有，唯独抽象的摆动本身以及将之下拉的地心引力。因此，最后，经过岁月的折损，身体终于达到无法挽回的静止状态。

他拐到源头去，几乎可以肯定是为了逃避那僵滞的感觉，到外头散步清醒一下是借口。要转移自己对于自身内在的凝视，并用于分析他者的身份或事物的现实及本质——这是最好的办法了。

现象是如何出现在世界和心灵的地平线上的？“这本书是蓝的，这个烟灰缸是圣诞节礼物。”保罗·博齐教授在《整体、身份、机会》（1969）中如此写道。但他马上强调这两个词语的不同，即蓝的可见特质和圣诞节礼物的质性之不同。前者是透过电磁波和视觉神经的脉冲而到达大脑皮层的，后者则只存在于收礼者的心中，但对于当时进入房间而未被告知的观察者而言，这层意义并不存在。

沃兰博士所有的土地上，汩汩流出的水真的是多瑙河的源头吗？或者只是有人设想（认为、相信、宣称）这是多瑙河的源头？显然，阿梅狄欧想要回到事物本身，回到其对于意识所产生的最初作用。于是他从富特旺根出发，决意以观察所见描绘多瑙河的源头，先将所有先入为主的说法放到括号中，而以其最纯粹的形式来掌握。

他的报告一开始就审慎而有说服力。布雷格河之水从山腰一个小斜坡的地上冒出来，斜坡继续往上延伸了数十码。阿梅狄欧顺势上坡，同行者还有玛达莲娜和玛莉亚·吉欧狄塔，最后三个人的鞋、袜和裤管都湿了。那草地几乎是浸在水里的，整片土壤也都湿透了，无数小水流漫布其上。两姐妹虽然湿透，行动起来却比阿梅狄欧多了份从容，阿梅狄欧的魅力主要在于他令人觉得可靠的魁梧体格，很像皮埃尔·别祖霍夫[17]，然而他的文笔则完全从容优雅，轻盈而精确地记下细节，有如停在花朵上的一只蝴蝶。现象学是对的：事物纯粹的表象是善而真的，而土地的表面比其凝胶状的内里空洞更实在。圣奥古斯丁规劝我们不要踏出我们的自我，他在某种程度上是错的，因为一直留在里面的人会迷失在白日梦中，最后落得对几个从恐惧的残渣中生出的妖魔焚香膜拜，像每夜祈祷以驱逐的噩梦一般虚空而阴险的妖魔。

描写斜坡草原的这几页，我们的沉积学家笔调有力。他找到了史诗作者那种古典的丰饶，在处理细节的时候掌握了一条普遍法则的存在，将细节全兜拢在单一和谐的整体中。科学帮助我们清醒，向前行进，发现那个世界毕竟还是善的，其结构安全无虞。任何受过扎实科学教育的人，即使身处变动以及不断失去自身身份的事物中，也都会觉得自在。

阿梅狄欧被归在此类，也许有一点不情愿，也或许是不安，所以他（像报告中所说）要自己回答这样的一个问题：“在源头更上坡处，到底是哪一条延伸出这股泉水？”自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以来，河流一直是代表追问身份的意象，最开始就是那道古老的难题：人有没有可能把脚伸入同一条河中两次。笛卡尔也是，他最著名的试验就是拿了一块又硬又冷的白蜡靠到火边，形状、大小、紧实度和颜色都改变了，但还是一块蜡。就是在这条河边，一六一九年十一月十日纽贝格的多瑙河边，多亏巴伐利亚公爵的慷慨，他在一间冬天有暖炉的房间里，开始可以清楚确实地思考事物。

从泉的小洞冒出的水，显然来自更上头的湿润草地，证据就是搭在玛莉亚·吉欧狄塔肩上的玛达莲娜举起来的一只脚，腿形很美，而脚底已湿透了。土壤吸收了无数涓涓细流，又使之回渗，回到白日之下源头之泉出现的地方，就在沃兰博士立碑处。学者阿梅狄欧因此自问，这草地中饱满之水源自何处，那就会是多瑙河的发源地。他沿着涓流而下的小水流径往上溯，不到百码就发现了一座十八世纪的屋子，侧面有一柴房。眼前还有“一条突出的长沟，也许是一条管子，通过靠近柴房的地方，往泉洞方向涌出丰沛的水”。而泉洞，当然是在比较下坡的地方。“毫无疑问，”他继续说，“沿着斜坡流下的渗入泉洞变成源头的水，就是来自上坡这条沟。”水只会往下流，不可能往上流，或流到管子里。（难道这里是全世界唯一这个最简单的物理定律行不通的地方？）

如果河是可见的水，暴露在天光之下、人眼之中，那这条沟就是多瑙河。到目前为止这份报告都无可批评。如果在另一个地点、另一个时间来到河岸，每次都指着水说“多瑙河”，那就是指认了多瑙河本身——多亏逻辑学家奎因的理论，才有这种以示范证明来定义的方法。多瑙河是存在的，毫无疑义。如果阿梅狄欧气喘嘘嘘地爬上坡，用食指一再指着布雷格河的源头，浸润草原的小水流，还有充实小水流的沟，说这是“多瑙河”，那么这就是多瑙河。

但沟的水又是哪里来的？某个不可见的水中神祇吗？报告就在这里绊住了，因为科学家向流传的臆测让步了：他采纳了乡野奇谈。他告诉我们，玛莉亚是第一个踏向山顶小屋的人。她前去从窗户窥看底楼，向房里一位怪怪的老妇询问。她从老妇那里得知，水是从一处凹地流到沟里的，那凹地总是满满的水，因为有一个水龙头谁也没法把它关上；而那又是和“一条铅管”接在一起的，“管子可能跟这房子差不多老了，上帝才知道它的尾端在哪里”。

这等无稽之谈没有必要多加评论，只让人想起那草率的斯皮克船长所写的尼罗河探源的书。斯皮克的对手理查德·伯顿，还有皇家地理学会权威但心存偏见的詹姆斯·麦昆都说，他写的东西简直会败坏地理学的声誉。而我们这位学者阿梅狄欧虽然十分擅长以实验来验证假设，这次却没有检查一下是不是真的有个水龙头。他只是从别人那里听来，这个人又是从第三者处得知，而这位第三者在报告中只是随意一提，我们根本无法判断此人是否可靠。即使希罗多德在那么久以前，都只有当报信者是亲眼目睹时，才会相信他们的话。也许是因为玛达莲娜的问题，阿梅狄欧察觉到什么而迟疑了，她跟在后面，天真又美丽，她喊道：“嘿，如果把水龙头关起来，你想会发生什么事？”想到布拉迪斯拉发、布达佩斯、贝尔格莱德完全没水的景象，想到一大片干涸的河床底部露出古物、骨骸的遗迹，一定让他的心思飘向某种因果关系的形而上的冥想。如果这边发生什么事情，那边会怎样？不必说，什么也不会发生，但还是……

4.布雷格源头的道德学家和几何学家

首先，水龙头并不存在。要循着阿梅狄欧的路走并不难。从我在下坡这里的这张木凳到布雷格河源头只有几步路，然后，一路踩着湿鞋袜，往上穿过草原到小屋。水在草中闪闪发光，源泉缓缓流淌，树木绿意盎然，感觉很好，还有那气味也好。旅人想到自己被天地绝高的客观性所包围，顿觉渺小无措。野地上的那些小水流有可能就是多瑙河吗？众人皆称极致之河的那条河，流域广布八十一万七千平方公里的土地、每年注入黑海的水量达两千亿立方米的多瑙河——有可能吗？河谷下几百米以外，水流快了起来，熠熠生辉，已经符合“甜美之流”的美誉，这是希腊诗人赫西俄德形容伊斯特河的字眼。

我走向那间小屋的步伐有如纸上的句子。脚下试踏饱含水分的土壤，避开水洼，好像笔在纸上的空白处绕行穿越。书写应该像那些流过草地的水——全然随意、清新而羞怯，但永不枯竭。如此谦虚、赧然的生命之歌，有如玛达莲娜那般专注而深切的表情，不是那种枯燥、恼人的书写，像一条整治不良的河道。

天文学家开普勒曾责怪自己的灵魂是个吝啬的东西，躲在文学的小角落里，不敢问天关于万物创造的法则。专注于纸上作业的人最后可能会发现，他们不过是薄纸的剪影，在风中颤抖萎缩的相似物。旅人渴望的就是这阵风——冒险，驰向山顶。他就像开普勒的数学，他想加入上帝和自然法则的计划，不只是恣意而为；他也想要爬那一小段路到那小屋，当个光荣的先行者，像蒙布拉西姆[18]之虎，在敌人的火攻包围下登顶，征服并解放其原来居住的土地。然而，风并不是拂上我们的脸，而是扫过我们的背。将我们推开，推离我们出生的地方，推离那块许诺之地。于是，旅人深入自己过敏处、面对自己的不平衡，希望透过那些在日常生活中搓磨的背心上开裂的破洞，至少会有来自真实生命的一阵风或一道气息穿入，虽然中间隔着现实的屏障。文学的演练变成一个策略，在距离外的舞台布幕中保护那些补丁处处的破衣服，不让那些小小的破洞完全关起来。作者的存在是一个战争状态，德拉卡萨[19]先生如是说。

我爬上斜坡，来到小屋。我爬吗？我到了吗？第一人称单数的使用确实是很有问题的，一个旅人，面对着事物的客观性，特别会发现自己被人称代名词绊住而遭到阻碍。雨果沿着塞纳—马恩河漫步时，若受够了从笔尖冒出而蔓延的发臭的自我字眼，他会很乐意把那东西丢掉。然而另外一位同样杰出、对于文字和代名词的自我中心一样怀有敌意的旅人（司汤达游览法国各地）却说，毕竟，这样的方式便于说故事。

所以，我看看小屋，我绕行一圈，我仔细检查，我拿信中的描述来比较。任何一种知识的分支所面对的问题都是这样：如何让南海那无限延展的广大范围，符合“南海”这面蓝色地图的描绘。你的文人天性不求精确，喜欢漫步闲逛，然后对科学应有的严谨发出一点道德的批评。约翰逊博士[20]说了：“我们永远是道德学家，偶尔才是几何学家。”

真相是，小屋里没有什么水龙头。房子年代够久了，厨房还标着一七一五年。一位干瘪老太婆突然出现在门口，厉声警告我们别想偷东西，但是可以听一卷录音带（一个人得付二点五马克），里面会描述黑了的壁炉、十八世纪的器具，以及以往的风俗习惯。我们把五马克放在她的手掌心，那手活像百年老树的树皮，让人油然而生敬意，当然也生畏。厨房全是黑的，有烟熏培根和往昔的气味。录音机里的声音是老妇自己的声音，这样她就省得一再重复说那些老话。事实上她只要做一件事，以一个权威的手势结束录音带里的陈述。她又老，脾气又怪，孤单一人，也习惯于她的孤寂，对于被称为生命的过客以及她活了一辈子的黝黑厨房，她无动于衷。只有听见自己录下的声音说出“苏利纳”，那无比遥远的黑海的多瑙河口，这时她的表情才稍显柔和。

没有什么水龙头，完全没有，无论是在屋内还是屋外。浸湿草地而变成布雷格河源头的水，是从立在地上的一根管子流出来的。再高一点的地方有几片白色的东西，也许是融雪和当地其他小水流共聚的水量让草地永远湿透。无论如何，水从管中流出而漫溢。老妇将一块挖空的木头放在管口，形成一道沟槽。管子把水注入这原始的沟槽，然后又灌进一个水桶里。老妇就从这里汲取她所需要的水。水桶总是满满的，过多的水不断溢流，顺坡而下，漫溢整片草地，让土地蓄着水。而山坡下那洼地就涌出布雷格河的源头，也就是多瑙河的源头。

这不是什么新发现。“多瑙古人”（Johann Herm.Dielhelm的笔名）在一七八五年写了一本伟大的著作，说到阿卜诺巴山有间小屋，屋顶一道沟槽将水注入多瑙河，另一道注入莱茵河。他又提到弗莱堡路最高点一家叫做卡尔特赫贝格旅舍（“天凉旅舍”的意思）的小客栈，屋顶向两边倾斜，一边屋顶上的水会注入莱茵河，另一边注入多瑙河。所以自古以来，沟槽的问题就是河流源头问题之辨的主导原因。在多瑙古人博大精深的论述中，是沟槽将水注入一条已经存在的多瑙河，但是根据阿梅狄欧的说法，除了关于水龙头的错误以外，那沟槽就是多瑙河的源头，是多瑙河本身。我们所知不多，而在开始大谈我们自己的观点以前，至少要对问题做两次以上的辩论，中世纪的哥特人就是这么做的，而劳伦斯·斯特恩也如此要求，即一次在喝醉的时候，第二次在宿醉过后。无论如何，哥特人也对着伊斯特河神发誓，而在雷蒂亚地区[21]的一些铭文中，多瑙河神和众神之王朱庇特是具有同等地位的。

5.中欧：国家后方[22]，或是泛德意志？

我们要不要举手对多瑙河神发誓，说这沟槽就是多瑙河？这么说吧，这种说法少考虑了一个最重要的基本因素。注水入源泉的沟槽，其水也是来自源泉。于是我们再度发现自己立于多瑙文化之中，在“平行行动”的世界中——平行世界是罗伯特·穆齐尔[23]虚构的委员会。为了庆祝弗兰茨·约瑟夫[24]皇帝统治七十周年，这个委员会准备颂扬奠定奥地利文明的基本原则——直言之，就是欧洲文明之基，但是他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于是发现全部的现实都化作一阵烟，而雄伟的建筑物只是空中楼阁。

润泽土壤，又受其润泽的沟槽，也许就是暂离岗位的学者强词夺理的演绎，但可以确定的是，在多瑙埃兴根，公认的源头所在，多瑙河流入布里加赫河，也就是流入它自己的一条支流。有一个圆形容器搜集着源泉之水，旁边一块碑文说着，真正的多瑙河，那细小的源流小河，一度与布里加赫河平行而流，约两公里之后和布里加赫河以及布雷格河汇聚成一条河，就称为多瑙河。但碑文又说，自一八二〇年以来地底下就有一根导管，控制主源水流的流向，把水导向布里加赫河。因此真正的多瑙河只有两百米长，是布里加赫河的一条小支流，虽然多瑙河正式开始的地方还要上去一点，在前面提到的三河汇流的地方，此外与之相会的还有一条摩泽尔河，是从巴特迪尔海姆流下来的小溪流，小得可以略过不谈。但再往下游二三十公里一个叫伊门丁根的地方，多瑙河不见了，至少有一部分消失了：落入一个岩缝中，往南四十公里处再度冒出，当地称为阿赫河，并注入康斯坦茨湖，也就是莱茵河（莱茵的源头和多瑙河一样充满争议）。所以多瑙河从某个标准上来说是莱茵河的支流，不是流向黑海，而是北海——莱茵对多瑙的胜利，尼伯龙根人对匈奴蛮族的报复，德国对中欧的主宰。

自从《尼伯龙根之歌》这部史诗问世以来，莱茵河和多瑙河就彼此对立挑战。莱茵河是齐格飞，象征着日耳曼的美德和纯粹、尼伯龙根人的拥戴、骑士的英勇精神、对于日耳曼灵魂命运大无畏的爱。多瑙河是潘诺尼亚古地[25]，匈奴人的阿提拉王国，是在《尼伯龙根之歌》的结尾压倒日耳曼价值的东方、亚洲之潮流：当勃艮第人穿越此地前往危险的匈奴朝廷时，他们的命运，也就是日耳曼的命运，便从此注定了。

多瑙河经常笼罩在一种象征性的反德氛围中。沿着这条河，不同的民族交会、融合、通婚，而不是像莱茵河，神秘地监护着种族血统的纯正。多瑙河是维也纳的河，是布拉迪斯拉发的河，是布达佩斯的河，是贝尔格莱德和达契亚[26]的河，这条河就像包围希腊世界的海洋，拥抱着哈布斯堡家族的奥地利，其神话与意识形态已被多重的、跨国的多民族的文化采用为象征。它拥抱了一个帝国，其中统治者对“我的子民”发表谈话，而国歌以十一种不同的语言唱出。多瑙河是日耳曼—马扎尔—斯拉夫—罗马尼亚—犹太的中欧，挑衅似的与日耳曼帝国对立；它是“国家后方”的世界，乌兹迪尔[27]从布拉格对之发出赞美；它是“在国家背后”的内地世界。

不过，多瑙—阿赫河的说法似乎变成泛德意志的意识形态象征，把多民族的哈布斯堡君主统治视为条顿文明的一支，是中东欧在文化上日耳曼化的一个策略或理性的工具。伟大的奥地利史家舍尔必克就高唱这种论调，他赞美萨伏伊的尤金亲王[28]，反对腓特烈大帝和普鲁士至上论，最后还变成纳粹主义者。

今天，“国家后方”的中欧被理想化，代表着不同民族间的和谐，在哈布斯堡帝国后期，这无疑已是十分真切的现实，各民族达到相互容忍的结合；一旦和谐不复存在，为之惋惜是可以理解的，若比较起两次世界大战之间多瑙河流域土地上的和谐容忍为极权野蛮主义所取代，更是如此。不过哈布斯堡家族的中欧使命在某方面也是一种权宜的意识形态，源自于德国对奥地利政策的失当。玛丽亚·特蕾莎[29]和普鲁士腓特烈二世的争战，阻断了舍尔必克在一九四二年出版的书中所说的“Deutsche Einheit”，即德意志的统一。奥地利和德国的分歧在接下来那段时间逐渐扩大——也就是从拿破仑战争到一八六六年的普奥战争，这段时期见证了哈布斯堡权力的逐步衰落，特别是它在德国的领导权。哈布斯堡统治的奥地利无法为德意志带来统一，普鲁士便出面主导这一理想，奥地利只好在其超国家的帝国中寻找新的使命与新的认同，对于各民族和文化都是严酷的考验。

哈布斯堡的神话将多瑙河与莱茵河对立，神话的基础乃一历史的伤口，伤口愈恶化，神话就变得愈精致。第一次世界大战初露终战的迹象时，霍夫曼斯塔尔[30]就对“奥地利人”大加赞美，称赞他们一直有自我消遣的能力，能对历史采取怀疑的态度，他将奥地利人和有国家崇拜的普鲁士人对照，说奥地利人是辩证思考的信徒，而且充满高贵的狂热。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奥地利共和国这个新生小国，帝国的孤儿，产生了认同危机，激起无限上纲的论调，“奥地利特质”，许多论文书写着永远且全然不同于德国人的“奥地利人”。

奥地利试图起而对抗纳粹主义，也为这传统的对立再添一对矛盾。拒绝认同德国的成分，使奥地利人不断谈论着自己的认同，安德里恩—魏尔堡男爵在十九世纪时便如此论断。这种内省最后凝结为讨喜的自我贬抑，发现“身为奥地利人”是一件无法界定的事。的确就在这里，他们发现了自己的本质——破格，更令人欣慰。

多瑙河与莱茵河是渐流渐远，抑或注定就是那些德国河流的延伸，秘密地往东流？中欧在不同时期提出的无数政治计划，摆荡在多国联盟方针（费迪南大公或波波维奇[31]所提出者）以及德国优位的计划（如瑙曼[32]所主张者）之间。作家看到的，几乎一径是“国家之后”的多瑙河，而史家则也注意到多瑙河流域之奥地利具有德国特质，莱茵黄金经常就闪烁在蓝色的多瑙河上。

政治学家和历史学者对于奥地利的广泛辩论，大多和德国元素所产生的作用有关，不论内容是关于奥地利和帝国内其他民族的关系，或是“德国人”与“奥地利人”之间的近似或差异。奥、德的前景不是单单意味着德国民族主义，在历史上某些时刻里譬如一九一八年的大灾难之后，倾向与德国联合的民主派和社会主义者出现了——更暗示了要认同有可能带来进步的文化，约瑟夫二世和十九世纪开明政治时期就是这样。一九三八年的并吞（纳粹德国对奥地利），是德意志领导权和进步精神之共生状态的倒错，悲哀而且诡谲。

中欧和德意志精神的关系充满争议，也经常衍生出戏剧化的主题，阿格聂里（Arduino Agnelli）谈到舍尔必克的例子时就指出此一状况。舍尔必克视哈布斯堡王朝为普遍理念、帝国理念及中欧理念的综合，就他看来，此综合颂扬了德意志的普遍性、多瑙河地区源远流长的日耳曼历史使命，以及对此一使命的觉醒。舍尔必克反对“小德国”的理想，也反对“大德国”的原则，前者指的是德意志精神与普鲁士精神的同一，后者高举维也纳的传统。事实上他是以“泛德意志”前途之名，反对任何一种“奥地利的”形式。根据这样的观点，奥地利理念似乎是“本质为德意志的理念”，全部的中欧亦然——舍尔必克一九三七年所写的一篇文章即专论此旨；奥地利是“德意志灵魂、德意志荣耀、德意志伟业的一部分”，而哈布斯堡王朝的使命是在中欧和东欧坚持优越的日耳曼理念，在该地区创造一个普遍的文明，一个神圣的、罗马的、帝国的、日耳曼的文明。

那么，顺多瑙河而下，是不是就通过了某种卡洛林王朝式的大宇宙？舍尔必克不是种族主义者，他认为德意志文明意味着神圣罗马帝国的基督教普遍性，应该要超越所有国家，而对所有以赤裸权力为基础的政策加以更高的伦理价值。他谈到德意志民族与中欧其他民族的和平相处，谈到认可每个国家的充分生存权。但是他认为德意志民族最适合领导中欧，无可争议，他是唯一可以为文明与普遍性代言的人，神圣罗马帝国就属德意志民族。

舍尔必克对生物种族论调没有兴趣。相反地，他支持不同种族的通婚和融合。他没有忘记自己的家族就是捷克后裔，虽然德意志化已经有好几代，但他以为只有德意志血统才是文明的基石，可在中欧建造“文化国家”（Kulturnation）。其他国家可以提升到文化的高度，但只有借由德意志化，也就是一如他自己的家族变成德国人，才可达到。另外一途是留在自己民族性的高度，也就是较低的位置，敬仰并服从。斯拉夫人可能变成德国人，就像蛮族可以变成罗马子民，但是更高的文化，即“Kultur”，只能是德意志文化，就像以往的希腊罗马文化一样。

这种德意志普遍性——托马斯·曼称之为“不顾一切的德意志化”，已指出其中经常遭到扭曲之精神价值的紊乱、对于秩序的激情，以及暗中对混乱的嗜好关系到欧洲文明的一个层面，即一种Kultur的强度，在自身中结合了生命与价值、存在与秩序之间的张力。舍尔必克所作的比喻，必定显示了当德意志的优越性受到威胁时，这种普遍性有多可能被扭曲成最沙文主义的野蛮暴行。在德国人和斯拉夫人面对面的广大区域和长久历史中，笼罩着感伤力与宁静之精神性的“德意志命运”，尤其是一种活过对立冲突的生存方式。德国在中欧的出现被误用、扭曲，结果得到最不能忘记的教训就是纳粹主义。然而正是这个德国的出现，是历史上的重要篇章，而其投下的阴影是一大悲剧，纳粹主义的遗祸我们无法遗忘。今天，我们自问关于欧洲的问题，就等于是在问欧洲和德国的关系。

我们的成长过程中都看到过大军压境般的“世界精神”（Weltgeist），而我们应当向赫尔德[33]学习，在它似乎犹自沉睡，甚至尚未萌芽的时候，就了解它在哪里。也许要到我们学会感觉——此处指近乎生理意义的感觉——每个国家都注定有其兴盛之日，绝对没有哪个文明较伟大，哪个文明较差，而是一连串兴衰的更迭过程，到那时，我们才会真正平安。生活与阅读意味着思考全部历史、全部国家的“人类精神历史”，那也是赫尔德试图透过世界文学事件来追索的，而赫尔德的探索过程并不将这种精神之永恒普遍性的想法归结到单一模式中，另一方面也不忽略体现此精神的各种不同形式。他喜爱希腊形式的完满，但这并没有使他低估拉脱维亚民俗节庆的歌谣。

赫尔德就如同德国“狂飙时期”[34]的所有作家，他也极爱河流，滔滔狂奔的青春激流，充满丰饶的生命力。现在看着这纤纤细流、这新生的多瑙河，我在想，若一路追随到河口三角洲，我会穿越的是不同民族和国家血腥争战的竞技场，还是听到一个结合了不同语言和文化的人类种族大合唱。我在想，我会见到的是一连串的战场，过去的、现在的，以及未来的，还是伟大的匈牙利贵族卡罗伊伯爵所深信的“多瑙河联邦”。他从未放弃这个想法——即使他的信念迫使他在流亡伦敦时要卖掉雨衣以支付食物开销。

6.不懂你

以为这条河流单纯而清白，也许是个欺人的允诺，这样的世界并不存在。参观一次集中营，似乎就让赫尔德所构设的人类大世系为和谐整体之想象，变成一纸荒唐言。最有可能的是，那个想象，以及我们从该想象衍生的完满意义，不过是我们自己对于外在事件无知无感的混乱所加诸的要求。不论如何，十八世纪的威尼斯人葛利塞里尼（Francesco Griselini）所说的那种一丝不苟的旅人，其“多瑙”之旅当很快会结束。明天傍晚，就在布雷格河这里，还有其他人会来，但是我们迫不及待，检验了这不成熟的终旅所提出的假设，我们快速探访了伊门丁根，如同前面说到的，多瑙河在伊门丁根落入一个岩缝中，然后重新出现汇成阿赫河，一同注入康斯坦茨湖。一位沿河岸散步的先生亲切地告诉我们，夏季时，这里的河床完全是干涸的。但在几公里外不远的乌尔姆，被称为多瑙的那条河即使在夏天也是又宽阔又可行船。因此，在更下游处的图特林根，多瑙河水在夏季时会上涨，今晚我们就可到达那里；这上涨的河水来自周围山间的小河和支流，和多瑙埃兴根或富特旺根都没有什么关系。

像所有人一样，多瑙河也是一个“不懂你”（Noteentiendo），像我记得的在墨西哥市立博物馆墙上看到的一幅画当中的人物。那是名为《家系图》（Las Castas）的十六幅联画，描绘爱与后代繁衍，有如英国小孩玩的蛇梯棋图案。十六方幅的图画，每一幅中都有三个角色，男人、女人、小孩，男与女的不同血液迫切呼喊要求融合，而他们的结合生出了那沉静的小孩。下一幅，小孩长大了，接下来成为婚姻的主角，又生出一个小孩，他注定要延续这条通婚融合之链。西班牙人和美洲印第安女性通婚的结晶，所谓的梅斯提佐人（Mestizo），其子为卡斯提佐人（Castizo），有穆拉脱人（Mulatto）和西班牙女人结合生给他漂漂亮亮的摩里斯科人（Morisco），如此这般，到了奇诺人（Chino）、罗伯人（Lobo），两者结合生子吉巴洛人（Gibaro），又有穆拉塔（Mulatta）妇人与吉巴洛生子阿尔巴拉札多（Albarazado），阿尔巴拉札多又是坎布荷（Cambujo）之父，坎布荷再生桑百戈（Sanbaigo）……这幅联画对于其中的社会和种族等级作了严格的分类和区辨，衣着式样都不同，但最后却不由自主地颂扬了多变而叛逆的爱情游戏，它打破了所有封闭的社会阶层，将每一组完整分类的纸牌打散、重排，把方块、梅花、黑桃等等全混在一起，让牌戏更有趣、更好玩。

在倒数第二幅画中，坦特恩尔艾尔（Tente En El Aire）和穆拉塔女子的爱情结晶让我们这位绞尽脑汁的匿名分类者有江郎才尽之叹，想不出其他名称，于是称之为Noteentiendo，意思是“不懂你”。多瑙河是也不是“不懂你”；他在许多地方由许多对父母所生，多亏生存赋予我们的复杂而隐密的架构，提醒我们每个人都是一个“不懂你”，就像有着德文姓名的布拉格人，或有着捷克文姓名的维也纳人。但今晚，沿着这条据说夏天有时会干涸的河流，与我一同踩踏的步伐就像水道一样不会有错，当我沿着河岸之弧度而行转时，也许，我会在河流之中知道我是谁。

鬈发、行止温和的西格蒙·冯·毕尔肯（Sigmundvon Birken）比较主观，不倾向私人的历史书写，他把多瑙河反复无常的弯曲——开始时向东，然后向南蜿蜒，之后又转向北——视为神意下的一道计谋，以阻挡土耳其人的进犯。这位巴洛克诗人关于多瑙河的作品出版于一六八四年，处理了河岸、乡间，以及从河的源头到出海处沿岸城镇的古代及现代名称。作者以最大的毅力，勤奋搜集了大量各式素材，他写道，我们这尘世的故乡居住着不完美，而无法确定并重构的地名，他就留下空白，请读者参照自身的经验以及个人情感喜好填入。

也许书写事实上就是填满存在的空白，那在每时每刻会突然开裂、浮现在空间物体之间的无用感，将物体卷入无止境的荒芜孤寂和无意义之中。卡内蒂[35]曾写道，恐惧创造名称，以便转移自己的注意力。旅人阅读并记录名称——他的火车所经过的站名，步履所及的角落街名，然后放心继续前进，满足于那虚无的节奏秩序。

冯·毕尔肯寻找事物的真正名称，他告诉我们，他动身旅行，为了亲眼观察许多人写过，但很少亲自探访的多瑙河源头。塞巴斯丁·缪斯特[36]所写的《宇宙结构学》，写到多瑙河的泉源来自大洪水（XI, II），冯·毕尔肯并不完全相信，他希望自己去发现，这条河的名称是否真如不少语源学家所说的，是因为声音，因为源头丰沛水量的轰隆作响。然而，他喜好妙语如珠和夸张无度的巴洛克品位，绝不会让自己只满足于浩瀚江河因关掉一个水龙头而河床干枯的景象。

7.微型人

吉吉说，这样的玩笑字眼只可能出自我们这个年代的人口中，他们怀疑大自然是否还存在，而大自然是否是宇宙的神秘情妇，或者可能已经被人造物所驱逐。吉吉坐在布雷格河附近一家小酒馆内，面前是一瓶古特德，这家酒馆是“天涯沦落人”相会的地方，即使只是为了短暂的聚合。他继续说，多瑙河此时此刻受到威胁不是没有理由的，维也纳和海恩堡之间计划建造一座巨大的水力发电厂，根据绿党的抗议之说，这座电厂会破坏“多瑙低地”的生态平衡，夹河两岸茂盛的土地会受到威胁，包括其中有如热带般丰富的动、植物和各类生物。吉吉是一位精力充沛的散文家，文笔带着古典的忧郁，但更特别的是他固执又挑剔，随时随地准备和人抬杠，此外也有点没耐性，部分是因为玛莉亚说的话，她试图替去年勘察山坡状况的结果辩白，虽然只是大概说说，就直接蹦出一句老掉牙的话：“在隧道的尽头看见光芒。”这种话就够惹恼吉吉了。

吉吉继续说，歌德认为非自然的事物可能并不存在。歌德的大自然拥抱并展现所有的事物，正是大自然，她以难以掌握的反讽，引发并创造所有形式，即使是那些显然和她有所冲突，而对人类来说似乎是“非自然”的形式。即使最受剥夺、无生孕育力的个人，自认被自然之母逐出她的怀抱，其实也属于大自然，在永恒无歇的盛大表演中扮演着大自然安排给他/她的角色：水龙头和沟槽都是河神的封臣。

但是在布雷格河附近的这座小酒馆，桌子的另一头有人持怀疑的态度。环绕我们的第二自然象征、媒介、建构的丛林——启人疑窦，怀疑背后不再有原初自然，而人造物和各类生物工程已加以仿造并取代她据称是永恒的定律。事实上，诞生在多瑙河环境中的奥地利文化，带着幻灭后的清明，指责后现代主义的虚伪不实，弃之为愚蠢无意义的谎言，却也明了它是不可避免的。

诚然，即使歌德在其晚年较深奥的作品中也没有忽视那种恐惧：在《浮士德》第二部中，他不只说了一个在实验室中创造的“微型人”的故事，更施法术般召唤出非自然大获全胜的景象，古老的母亲挫败消失，被风尚、人造物、虚伪表象所模仿而取代。在从现代到后现代的过渡中，也就是《浮士德》第二部，水龙头已经比河流更活生生、更可触知，而管线系统随时可以切断生命之水的供应，如《圣经》（《启示录》）所预示的。在海恩堡附近兴建发电厂的计划，引发了极度强烈的抗议，反对者说这会使土地和生命干涸，母亲会羊水流尽、变得不孕，低地中泥泞原始的丛林将永远消失。

闲坐在布雷格河畔小酒馆中挑剔辩论的人，心底深处其实是害怕像“微型人”一样生命受到威胁，他们安居其间的土地变成干透的河床，而心中的腐质土壤也可能这般干燥。他们依然在微笑中怀着秘密的希望，像歌德即使面对《浮士德》中无情描绘的人造物狂欢宴会时也怀有的希望。对于坐在小酒馆的我们，就像对于其他每个人，两难之处就如歌德在晚年所提出的，但是以魔鬼靡菲斯特风格般未加以解决的困境：有造物能力的伟大自然是否为一种无尽的范围，连在那些划时代的事件中人们无视她的存在时也加以涵容，还是她也陷入虚造万物嘉年华式的漂流中，再也没有其他？原子弹是否为人类可憎的发明，将危及永恒的和谐？或者那是模仿上帝创造赋予生命的太阳而产生分裂和爆破，只不过在规模上小得愚蠢？

必须说，这种对立面让人感觉是琐事一桩，寒意在小酒馆里浮现，即使时间到了的轰隆巨响是宣告夏天提早结束的豪雨，那仍可能代表我们这甜蜜季节的终结。女侍的脚趿着木屐，在镶木地板上来来回回，给上帝更大的荣耀，也给在座的客人启发，这就足够构成在这世界多待一会儿的理由或者就只是待在这小酒馆，听吉吉大发议论，然后看着他周围一张张的脸孔。玛莉亚忙着吃她的香肠蘸芥末，法兰切丝卡静静听着，微不足道又极吸引人，像冯塔纳笔下的艾菲·布里斯特[37]。水的诱惑如不远处的溪水清柔流淌，无所遮掩，澄澈的表面又如深海几不扬波，比展现其洞穴般深幽的底处更无可测量，只唤起一种温柔、沉静的无穷感。

年轻的歌德在如山的奔流中想见清新、勃发的青春，奔腾直下平原，滋养万物。在狂飙时期，河流负着前革命的希望，象征着天才、进步的生命和创造力。在《百科全书》中，“热情”一词被比做涓涓细流，蜿蜒，变宽，水势愈来愈大，愈来愈有力，浩浩荡荡终至涌入大洋，“泽被有幸受其润泽的土地，带来丰沛的孕生力量”。几十年后，奥地利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格里帕泽[38]的诗行却以相当不同的语调想象一道溪流的起源，他眼中的河流不会发展壮大，而是在历史中逐渐迷失，失去清澈无阻的发源初期那种微小但和谐的宁静，变得片刻不得安宁，混乱翻腾，终而溶解于大海的虚无中。

多瑙河是一条奥地利的河流，而奥地利也不信任历史，历史解决矛盾的方式就是干脆排除矛盾的存在，不信任那超越并取消未来之限制，且让死亡更靠近的矛盾综合。也许对今天的我们来说，老奥地利常常像是个和气友善的国家，因为这个国家的人不太相信他们的世界会有未来。他们不想解决老帝国的矛盾，而是不断延宕，他们知道，任何最终解决都可能意味着构成帝国多面复杂性的极重要成分会被破坏，因此也代表着帝国本身的终结。

要到布雷格河的林中谷地，必须走下一个小斜坡，尽管只有一两码的距离。河流从那里开始，也从那里下倾。沿河而走，应不难找到休息之地，也会有迂回、延迟，因为就像里尔克说的，想得胜是没有意义的，唯一重要的是生存。

8.时间的铁道

德国钟表博物馆是富特旺根的骄傲，各种形状、种类的钟表的“丛林”——珍贵的、家用的、自动的、有音乐的——都是为了测量时间。其中最突出的，自然首推黑森林咕咕钟，首位制造者据说是一名波希米亚工匠，也有人说是一位名叫弗兰茨·安东·克特勒的人在大约一七三〇年时造出来的，或者出自他父亲（也叫弗兰茨）之手。此地还可以看见有摆锤的钟、天文钟、太阳系仪和石英钟。我们不禁怀疑，若无这些以相当不同的运动方式估算时间的钟表器具，时间是否会独立运行，怀疑时间是否只是这些测量和观察的集合。

站在无数摆钟之间，不会想到亚里士多德或圣奥古斯丁那些关于时间的形而上思索，而是会思及较为谦卑的时序的不和谐。譬如，数个月前，出现了意大利新法西斯党（M.S.I.）推出的庆祝萨罗共和国[39]四十周年的海报。海报上，党徒们摆出法西斯手势敬礼的手，因握在拳头里的短剑而拉长，这些图案也寓言了时间容易因弹性的度量而变动，不论是个人的或历史的。在一九四八年那场著名的竞选活动中，标示着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终结以及的里雅斯特[40]与意大利统一的一九一八年，已属遥远的过去，无法再唤起暴烈激情：一九一八年到一九四八年之间的三十年已找到一个安全的港湾包容这些事件，激情已尽。但是萨罗共和国和最近的庆祝活动之间相距的四十年，却是一段短暂的时光，太短暂了，无法将激情抚平：那些海报上显示即将参加的人大有可能造成混乱、街头斗殴、伤亡等。

许多年前或数十年前的事件，我们觉得如此贴近，而不过几个月的事实或感觉却仿佛无穷遥远，永远消失了。时间变薄，延长，收缩，凝成可以触摸的块状，或如雾团消解于无形。似乎时间是由无数铁道所组成，交错分岔，驰往各种不同或相反的方向。近几年来，一九一八年离我们近了些，因为先前被遗忘在过去的哈布斯堡帝国的终结，又返回当下，成为众人激辩的话题。

时间不是单向列车，也不是以同样的速度往一个方向前进。不时有另一列车从对面驶来，从过往驶来，有一段时间，过去与我们并列，与我们擦肩而过，同在我们的当下。时间的单元——譬如大家在史书中读到的，第四纪地质时期或奥古斯都时期，或者在我们还是小学生的时期或深爱着某个人的时期——都是神秘而难以测量的。萨罗共和国到现在的四十年似乎很短，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四十三年歌舞升平的好时代，却仿佛无尽漫长。拿破仑帝国好似比意大利基督教民主党主政的时期还长，虽然后者久得多。

伟大的史家，像布罗代尔[41]，就特别注意处理时间持续（durata）的神秘面向，还有我们称为“当代性”的暧昧特质。这个词，如在科幻小说当中，根据其在空间中的运动而意义有别。譬如，弗兰茨·约瑟夫皇帝对于住在意大利戈里齐亚省的某个人来说是同时代人，周遭环境中经常会发现他存在的痕迹，但是对于住在蒙费拉托丘地的人来说他却属于一个遥远时代。对汉姆生[42]而言，他在色当之役时已出生，一直活到朝鲜战争刚开打时，这两起事件在某方面是由同一个地平面所涵盖，但对在一九〇三年英年早逝的魏宁格而言，两场战役一者发生在他出生前的过去，另一者则属于遥不可及的未来，一个他甚至无法想象的世界。

布洛赫[43]曾言，“非当代共存性”（Ungleichzeitigkeit）间隔了个人和社会阶级的情感和习惯，是了解历史与政治的关键之一。对我们来说尤为当前的难关，对孩子们而言却已是无可挽回、不可知的过去，真不可思议。如此看来，在缺乏理解的情况中，每个人都是受害者也是加害者。比我小十岁或十五岁的一代，无法理解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伊斯特拉半岛[44]的人口迁移是我的现存的一部分，就像对我而言，无法真正确实地理解，一九六八年、一九七七年、一九八一年等年份都是标示着截然不同时期的里程碑，各时期虽有着悬殊的差异，对我而言却是相互重叠的，有如旷野风中起伏的野草。

历史要到后来已成为过去时，才开始存在，而几年之后在年鉴中被决定、记录下来，整体的关联性才对事件赋予角色和重要性。保加利亚的投降对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果和随后一个文明的终结有决定性作用，卡罗利伯爵谈到这起事件时写道，他活在这起事件的时代，但当时并未了解到其重要性，因为“在那时，‘那个时刻’还没有变成‘那个时刻’。”小说里也是如此，比方说滑铁卢战役对士兵东戈来说，他在打仗的时候，战役并未存在[45]。然而，在我们所生存的纯粹的现在，唯一的面向，是没有历史的。没有片刻有所谓法西斯时期或十月革命存在，因为在一秒钟的片段里，只有吞口水、手的移动、向窗外的一瞥，这些短暂的动作才能发生。古希腊哲学家泽诺否认有弓射出箭的动作，因为在每个单一片刻中，箭都是静止在空间中的某个点，而一连串不动的片刻不会构成运动，所以也许可以说，不是这些“没有历史的动作”片刻的接续创造了历史，而是由历史的书写所带来的互联关系和添加创造了历史。生命，如克尔凯郭尔所说，只有在回望时才能够被理解，即使必须活过这段生命并往前看——也就是，望向未存在的什么东西。

9.蛮族女子

靠近多瑙埃兴根源头处有一座雕塑，雕塑中的多瑙河是一个柔弱的宝宝，被代表巴尔的女性形象所怀抱，巴尔是环绕此地的缓丘区域。在大河的图像表现中，婴孩的形象倒是不常见，大河总是被描绘成庞然巨物，壮硕而成熟，一如装饰着维也纳阿尔贝蒂娜美术馆门面的喷泉雕塑。在布达佩斯，由米克洛什·伊柏尔设计、矗立于恩格斯广场上的多瑙喷泉，主角也是雄壮直挺的老年男性形象，连头发都像极了米开朗基罗画的摩西像，倚着一把令牌，左手持龟壳，衣袍下方露出一段鱼尾。在喷泉雕塑之中，只有多瑙河忠诚的支流——提苏河、德拉伐河和萨伐河——被描绘成阴柔的女性形象。

马尔西利的伟大著作《多瑙河大全》[46]的书内插图也是如此。这些插图将此河拟人化为一个阳刚、精力充沛的老年男性，有如帝王般仁慈的农神萨图恩，尚未遭受水力发电厂、运河开凿以及那些自命地球主宰、不屈不挠的小矮人各种伎俩威胁的巨人。确实，在德文里，多瑙河Donau在词性上属阴性，而维也纳刑法博物馆中有一幅弗里德里希（O.Friedrich）于一九三八年所绘之图，描绘一个溺水的身体，标题为《多瑙河母亲》（Mother Donau）。在一次私人参访中，一位和善的刑法顾问带我在博物馆内到处参观，他说，这幅画的价值中等，因为警察局只拨得出这么多经费，只好求诸比较不出名的艺术家。不过罗马纳佛那宫里贝尼尼的“四河之泉”中，象征欧洲多瑙河的形象是一个成年男性。

一千六百年前，有位女孩对多瑙埃兴根的源泉十分熟稔，女孩有着金发和蓝眼，很像那种后来注定会让托马斯·曼心驰神往的模样。至少在奥索尼厄斯的诗里是这么形容的。奥索尼厄斯是位修辞学教师，也是罗马皇帝瓦伦提尼安一世之子格拉提安的私人教师。奥索尼厄斯随罗马军队出征施瓦本蛮族，罗马军队就驻扎在布雷格河和布里加赫河交会处附近。罗马人为了报复先前兵败沙隆而来，一如预期获得胜利，奥索尼厄斯这位文人也获赏一名奴隶女孩，他给她起了一个名字叫比苏拉，也许是出自阿勒曼尼语，意味着这位蛮族小女子灵活敏捷，或者如人所言，指涉河流源头的分叉。

奥索尼厄斯当时年五十有八，他爱上了比苏拉，女孩随他回到罗马，随即获得自由人的尊严。在给友人保罗的书信中，我们读到这位老诗人、学者强烈而惊人的热情，读到他对这名挚爱的女子的尊重，他满心虔诚，感谢命运赐给他的意外礼物。

奥索尼厄斯知道如何写诗、教授文法，而且也不愧为修辞学教师，他任由宇宙谜样的构筑自行运作。他不可能自问究竟为什么，必须经历这许多次跨越阿尔卑斯山的长征、战役以及罗马军队那些谋略，才让他找到与一个女人同在的欢乐。一只我们渴望紧握和亲吻的手也能唤起激情，因为它来自遥远之地，因为“宇宙大爆炸”的发生，地质上的第四纪，一度谦逊地为那些手指赋形，匈奴人自亚洲大草原的迁移更添加了诱惑力。

奥索尼厄斯为比苏拉写诗。不是什么伟大的诗，因为来自波尔多的这位教授太讲究音步格律，当然也非天生的诗人，从他赋咏摩泽尔河的冗长诗篇即可知一二。光爱情不足以成诗，即便有时爱情或许是必要的；构思对句描述内心热情的人，有时会较注意上联而非下联。但奥索尼厄斯的对句却极高贵，颂扬比苏拉的两面特质：金发碧眼，她是日耳曼人，但就仪态衣着，她是罗马人；莱茵河的女儿，又因为接近多瑙河源头，她变成拉丁子民。奥索尼厄斯非常爱看她如罗马人的打扮，但也没有要求随他迁居罗马的这名他挚爱的女子断绝与过往源头的关系，抛弃日耳曼的山林和河流。取得新的认同不代表背叛前一身份，而是以新灵魂丰富原有的自己。

诚然，是比苏拉随奥索尼厄斯来到罗马，而非他留在施瓦本地区。在每次的文化交会中——和谐或冲突、不同的个体之间或单一的个人经验——总是不可避免有一抉择的片刻，在这片刻中自视为属于此文化而非彼文化，虽两者仅有很细微的差异。没有所谓先验的选择。博尔赫斯在一则短篇中描写了离开族人而帮助保卫拉韦纳及其大教堂的日耳曼伦巴第战士，以及抛弃自己的世界而加入某印度部落的英国女士，其实是一个铜板的两面，在上帝眼中都是一样的。

也许比苏拉是在拉丁世界发现了自我，一如最后捍卫着罗马帝国的两个伟大的蛮族人——埃提乌斯、斯提里科，他们比罗马人和那些软弱的皇帝更是罗马人；或如博尔赫斯短篇里的英国女士，在一群印度人当中找到真正自我。认同，是永远开放的追寻，而执意捍卫本来的出身，就如同在其他情况下之自愿归顺而转换身份一样，有时很可能会是一种退化的被奴役形式。你不认为自己的命运或你的族人的命运悲惨，奥索尼厄斯可能会这样对比苏拉说；也许再加上一句：和依然是日耳曼人的你相比，罗马女人于他有如幽灵、傀儡、玩偶。

10.布里加赫的源头

在源头之争中，布里加赫的支持者很少，虽然多瑙埃兴根一段溪流的偏向把多瑙河的一小段变成布里加赫的支流。唯有布罗伊宁格（M.F.Breuninger）在一七一八年出版关于多瑙河探源的短论，选择了布里加赫河，但他举出的理由最终只有一个，而且不是很有说服力：因为其水冷洌。那块碑十分含蓄、毫不张扬，没有提到多瑙河；这地方宁静，被宽广的草地和平和的气息所包围。没有小酒馆，只有一条长凳，（碑上写）是由“地方建屋互助会”所立。

小泉水从土中冒出，流入静止的水塘，底部有金属管集水，将之导入地底，又在几码远外倾流而出，形成小溪流向河谷流去。这样的话，那早期的金属水管若遭些微破坏，多瑙河的面貌也就会改变了……

寂静深沉，和风沁凉，仿如使人想起生命的可能，扬帆前航，留下船尾波浪如沫。有风若是，任何委身于枯燥乏味的人都会马上感到罪恶，因为自己竟躲在种种微小恐惧的习惯背后，好像卡夫卡小说中的单身汉。事物仿佛覆着一层纱罩，使之模糊，阻止我们对它的欲求。在内心枯索的片刻，我们害怕开放空间；需要一个闷塞、密闭的房间，固守壕沟，安排我们薄弱的防御工事。但潘诺尼亚古人的一对颊骨，再一次，松解这壅塞之感，扫开停滞在角落的腐味空气，让一切又开始流动，平缓自由，就像那让布罗伊宁格先生如此喜悦的水。不久之后，我们顺着布里加赫河道来到它与其他河流汇合的地方，我便想起《塔木德》里的话，还有贝托尔多的话——前者简洁，后者雄辩，但两者同样都谈到没有女人的男人。

11.梅斯基尔希的教堂看守人

教堂广场三号，梅斯基尔希的圣马丁教堂对面，有一块匾额，说这栋小房子，位于初发的多瑙河岸旁的这个小镇，就是哲学家海德格尔少时所居之处。一栋灰矮的房屋。街上，装点着锤制铜饰的破落窗台前，有一株矮小的老树；为了我们不知道的原因，有人在树干上安了钉子。

三号现在住着考夫曼一家人，我问到海德格尔的时候，开门的女士问我指的是不是教堂看守人的儿子或侄子。海德格尔一定会很高兴：发现自己被称为当地某教堂看守人的儿子，而不是鼎鼎大名的哲学家，不是光耀门楣、彰显家族之名的名人，而是因其家族荣耀之名、因为谦虚继承父亲职业之名，而有了自己的认同和尊严，在世上有了一席之地。他也许会觉得自己受到传统的接纳和庇护，被引进这风景之中，这世代的常轨：发现自己置身存在的谦卑而真实的方法。

但海德格尔不止一次重复声称他是黑森林的庄稼人，事实上这却亵渎了那忠诚和谦卑的情感。过于强调与某个平凡而亲密的小区——它的森林、家庭、方言——同为一体，便暗示对真实性的独占权，几乎成为独有而专擅的商标，仿佛他与自己这块泥土的真诚连带，便不留任何空间给其他人对其他泥土和土地——他们的小木屋、租赁公寓、高楼大厦——表示忠诚。海德格尔老了后住在他著名的黑森林小屋中，享受独居退隐的生活，缺少所有舒适的生活设备；他虽然有着民胞物与的情怀，但也许不是真的了解谈存在的牧师特有的谦卑；谦卑不是他的，因为他固执，尽管无意，坚持着他的头衔，是精神的牧师，存在的总管。

海德格尔强调自己与黑森林和林中人的关联时，也很了解那世界性进程，正威胁着要将每个人连根拔起，脱离其与世界以及与人的基本关系。受到严酷条件的启发，他肯定自己的忠诚，但是让他只接受自己门外的那片森林为真，只有他知道名字的那些农人，只有那举斧伐木的动作，只有阿勒曼尼方言中那个特别的词。其他农人、森林或词语，此山此海之外的风俗习惯，他无法见及或触及的事物，只能通过二手资料取得的东西，他发现都是抽象的、非现实的，有如只存在于枯燥的统计学中，是宣传的发明。这些抽象化不是活的、可触摸的、像存在之导师自己一样有血有肉的；他无法用自己的感官加以感受，就像他可以感受到黑森林的气息一样。

海德格尔和法西斯主义不幸的纠葛，不是偶发的插曲，因为，就毫不可耻但破坏力不会因此更弱的那方面而言，法西斯主义也是一种态度：某人知道自己是隔壁邻居的好朋友，但是未能了解其他人也可能是他们隔壁邻居的好朋友。艾希曼[47]被关在耶路撒冷受审时，发现审问他多月，而他也深感敬意的以色列军官雷斯上尉的父亲已死于奥斯维辛集中营时，他惊慌恐怖，这时的他是真心的。他惊恐，因为他的缺乏想象力让他看不到隐藏在受害者统计表背后的脸孔、形貌、表情。

个体真实性的宣称，变成一个攻击群众者的姿势，他忘记自己也是其中一员。真实性的修辞、“扎根”的修辞，却表达出真正的需求，虽然表达方式被扭曲了：即是需要一个未被异化的政治和社会生活。它透露仅有积极法律、纯粹形式上之法体的不足，法体或可制裁非义不公，而与之抗衡的是合法性，也就是一个真实的权威或可赖以建立的价值。

但是将法体与合法性对立，诉求于“温情”价值（社群、情感亲密性等）以对立于韦伯的“除魅世界”（Disenchantment）以及民主的冷漠，便意味着毁灭那些政治游戏的规则，那些使人为他们认为神圣之价值而奋斗的政治游戏，也就是建立一个独裁的法体，而否定所有合法性。召唤爱以对抗法律，是对爱的亵渎；那是利用爱为武器，剥夺其他人的自由，也剥夺爱本身。

不管如何，成功地反对扎根崇拜的正是海德格尔自己。他在其最伟大的著作中便告诉我们，“移位是在世存在的基本方式”，没有遗落和迷失，没有沿着消失于林中的小径浪游，就没有悟道，没有听见存在真正语言的可能性。

梅斯基尔希教堂看守人的儿子从小受到古老施瓦本宗教精神的熏陶，他深知要出发追寻真理和爱，就必须斩断根源，远离家乡，让自己脱离和我们的源头的所有联系，如同《福音书》上那难解的段落，耶稣问母亲：“我和您有什么关系？”如果说海德格尔在某些方面靠近血缘和泥土的迷思，那另一方面他也接近卡夫卡对真理的感知，鼓励男人往沙漠去冒险，往更远的地方去，远远离开许诺之地。也许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受到纳粹灭绝政策和因此造成的荒芜世界而苦恼的犹太诗人策兰[48]，居然走上前往海德格尔小屋的路径，爬进小屋，和这位弗赖堡大学的前校长有一番真诚的对话，而后者在一九三四年时还曾让其哲学为新兴的纳粹帝国服务。

环绕小屋的黑森林已变成超越的、普遍的哲学地景。在森林里逐渐廓清的明亮中，如同我在斯内齐尼克山[49]周围的开放空间，无一物可加掌握，唯有事物出现的地平面，海德格尔象征着更伟大的思想的谦卑，如同人聆听存在的“所在”。

海德格尔明辨，导向科技的胜利以及——如同他所说——存在的遗忘，整个过程是客观且必然的。他的洞察，让相对的事物变成绝对；他认为科技是现代特有的灾难；他忘了掘耕土地的犁已经是宰制和人工技术，而罗马帝国的某个文人也可能有同样深刻的感受，自然消失了，人异化了，并已听过虚假的动词“存在”变成非人称的词位变化。

海德格尔没有天真质朴的灵魂，不像魏歇特（Weichert），他不相信诉诸美好情感和简朴生活就可以恢复和谐。他对科技全面进击的解析没有任何说教，哲学家就该这样，他们的任务是以思想把握自己的时代，理解其法则，而非谴责时代的邪恶不公。但这并不是说他是那场凯旋的冠军，虽然常有人这样说。地震学家以里氏震极衡量地震强度，没有为受害者哀叹，但这不是说他们赞同地震。和考夫曼太太在门口谈话，她好像不太愿意让我进去，我瞥了一眼那阴暗狭窄的走廊，看来在这屋里度过的童年不会太快乐。隔邻的前门上镶了一位税务顾问的名牌，在这个数学心智已成为主要精神的时代，那倒是发挥这精神的重要职务。

12.锡格马林根的导览者

多瑙河岸这座城堡的围墙内，曾经住着一个人，他是二十世纪沾满血腥的舞台上的另一要角，他在此受苦，更引发了整体战争的噩梦。他望着河流逆着拱门浩荡奔流，想象它以凶猛而毁灭的姿态，淹没塔楼和大厅，将最好的瓷器和一切拖曳而下，直奔河口，一路将历史粉碎，并深深掩埋在千禧年泥泞的瓦砾堆中。最终灭绝的幽灵带给他某种酸腐的安慰，使得他混淆了自己所追寻的奔放飞翔和残酷无情的全面瓦解。而全面瓦解真的发生了。

这天天色灰蓝，雪和多瑙河静静流动的气息，河上的鸭群和芦秆，没有让四十年后旅行至此的德国学者想起那毁灭的景象。没有皇家空军在他头顶呼啸而过，弹如雨下，他也没有被勒克莱尔[50]军队的塞内加尔人挥舞着短剑追赶。沿岸这些地方仿佛邀人来歇脚：旅人无意赶路，情愿停下脚步，携着人和景致，甚至图特林根的那间房间，那是他几个小时前才离开的地方，还有在那房里度过的几个小时、沉睡的河流，和浮出海面的双耳瓶。旅行，是这个惯于久坐的男人的常态，他到哪里都保有自己的习惯和根性，试图以空间的移动来掩饰时间的侵蚀，一再重复类似的事情和手势：坐在桌前、闲聊、爱、睡觉。许多拉丁文格言以死亡语言的全副权威装饰着锡格马林根城堡大厅，其中有一则颂扬对本土的爱，驻足的灵魂安居在自己的住所，没有离家而去的渴望：Domimanere convenit felicibus，至乐在我家。

锡格马林根城堡耸立于多瑙河上游河岸，还不是个和谐完满的地方，而是离别、远走、流放之地。即使其领主，即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亲王中，最被人津津乐道的也是那些远离他乡变成异国统治者的人（譬如十九世纪罗马尼亚的卡罗尔一世），还有那些一九四四年一夜之间被驱逐的人，他们被驱离，是因为要收容随德国人撤退的附敌者，法国维希政府，包括那毫无实权的贝当元帅及总理皮埃尔·赖伐尔。这座城堡见证了悲剧的一幕，描绘了德国的堕落，以及随之而来的，德国在多瑙河流域之欧洲影响力的减退。

一位年轻女子导引访者参观城堡。她音调平板，念经一般介绍它的历史、它的艺术、十七世纪的挂毯、拿破仑送的大炮。我问她贝当元帅的住处在哪里，她耸耸肩，好像生平第一次听到这个名字。不久，她指出一些房间是赖伐尔住过的。“维希”和“赖伐尔”两个词触动她的记忆，于是她开始滔滔不绝地说了一堆日期和细节，但她从没听过什么贝当。

这个导览者准备不充分又零碎拼凑的知识，必然会让塞利纳[51]高兴，他会在当中发现历史那亦悲亦喜的精神分裂症，那也是他在锡格马林根此地所经历过的，他在大灾难时代和维希政府一同到达此地。《流亡城堡》（Castleto Castle）一书以锡格马林根此时期为基础并加以描写，塞利纳写道：“如果我喋喋不休，我讲的都是废话，追根究底我就像许多导游一样。”他这本书在某方面，其实就是旅游指南，历史的入门手册，不然的话，对塞利纳而言，也记录了他的疯狂错乱。他自己在《北方》（North）中就预言，十年之后不再会有人知道谁是贝当，不然就会以为是哪个杂货店老板的名字。

塞利纳在锡格马林根时，同行的还有妻子露赛特、友人维格和爱猫贝贝，杂在通敌者和其他逃亡者之间，各种国籍的难民乌合成众。塞利纳已经被BBC形容为“人类的敌人”。整个自由世界都不再认为他是伟大的人民之声，像他早期著作给人的印象，那时他还在文中谴责存在和社会的残酷不仁。现在他是邪恶的背叛者，要追缉的反犹分子，和纳粹屠夫不相上下的残渣败类。在那纸糊的城堡宫殿，封建者古老画像嘲弄的面具环顾下，塞利纳尽其所能减缓生病者的痛苦，给病痛者吗啡，把氰化物给那些自知气数已尽的人。底下，多瑙河和它几个世纪形成的弯曲河道和帝王般的传统，对他好似发臭的历史之河，换句话说就是遍存邪恶和暴力之河。在塞纳—马恩河的细浪拂岸和海风轻扬中，塞利纳已听过未被历史腐化的生命之声，纯粹抒情的语调，没有一丝虚伪；但拖着沉重历史的多瑙河，只让他觉得恐怖，而他那个世纪的所有伟大主角，他都觉得是“多瑙河的黑帮”，就像霍亨索伦—锡格马林根的众亲王。

塞利纳鄙视锡格马林根城堡的新主人，虽然因为选择了法西斯主义，他的命运已经和这些人挂钩。他鄙视他们，因为他们目中无人，因为他们不像他们的追随者活在难堪的肮脏中，共享堵塞的马桶；因为他们——像贝当一样——自认“代表”更优越的事物，因此也赖虚妄为生，和真实生活的泥泞污秽隔离。但塞利纳却是从沸腾的底处发言，那里的痛苦时时对人残酷相逼。他以受伤野兽般嘶哑的声音呼喊，他谴责邪恶的卑劣和愚蠢。他的执著专一终于演变成扭曲，最后把和这整个故事相关的所有角色统统打成一片，譬如，希特勒和布鲁姆[52]，因为他们一样表现了权力意志，是群众爱戴的受益者，因此也是权力拥有者。他像个痛苦内疚的弥赛亚，觉得自己支持了纳粹屠夫，因为他看着他们失败。

在锡格马林根那发臭、浸血的嘉年华中，一切都失去意义，可以彼此互换：软弱无权的贝当，自任多瑙河司令的狂人科尔佩绍，还有赖伐尔，在全面崩溃的时候还指派塞利纳为圣皮埃尔岛和密克隆岛的总督，还有法国通敌者、美军炸弹、纳粹集中营，一样骇人听闻，群魔乱舞。此般混乱让塞利纳无比痛苦，这“历史线索从我的侧身穿进穿出，从头到脚，恍惚浑浊，从脑袋到屁眼”。

塞利纳和蛇发女妖美杜莎面对面了，他看到了生命骚动和污秽背后的空无，像被轰炸过的房子，只剩门面没倒。他也极力反复说到那灵光乍现的虚无，就像任何的绝对经验一样，那可能是迅雷般的顿悟，而非苦口婆心的说教可传达的。极爱塞利纳作品的吉吉也有办法直视美杜莎的脸，但他用乐观的善意掩盖事实，冷静地拿最好的牌，或者传酒给大家喝，也许他这样对生命的一切与虚无是比较彻悟的。

塞利纳的作品中，庄严和衰败紧紧相依。他最荒谬骇人的一部作品《给大屠杀的小品》（Bagatelle spourun massacre），是文学中少数真正称得上越界的作品，罪大恶极，无可宥赦，而希望越界的作家们纵有太多无害的破格操作，却也拥有豁免的保证和健康保险。塞利纳这部作品中，有冗长乏味的段落，一个中下阶层的店家老板在发泄他对自己那穷困而没有目标的阶级的种种偏见，书中也有令人亮眼的描述，冷不防地捕捉了我们宁愿没有发生的那些二十世纪的骚动不安。塞利纳的观点时而幽暗难解，时而因恨而鲜明，他剥开文化工业的狂热活动，在那不孕而冷感的兴奋中、在老是单调又勉强的早泄中，他揭露一道暴力的暗流。那狂热的动员，跋扈征召个体进入研讨会、辩论和访谈的军事调动，是过分拥挤房间的歇斯底里，歇斯底里的世界每个门上都挂着“客满”的牌子。

不求克服暴力，但同时又不敢直面暴力的集体意识，在感伤和激情的空虚膜拜中将自我本位及压抑升华，塞利纳用了令人难堪的话来形容，是一种“抒情坐浴盆”的文化。后者不解性的根底真相和爱的广泛真理，是过渡到伟大谎言的王国，是爱欲激情的脉搏，耙拢起来合理化自欺欺人的表象。塞利纳这位性和爱之乡愁的诗人，毫不留情揭露情感的伪装、真正的性和真正的爱的欠缺，血液冲到下腹，而必须借着引颈仰望、发出轻声的情绪喟叹，使自己变得高尚。他揭露无能的爱，还有事实上不爱时便强迫将性变成情绪支撑的懦弱行径，结果把别人绊倒，摔断一条腿。抒情坐浴盆，不像伟大的宗教，总觉得需要用糖衣包裹药丸。

反动者塞利纳，执念于即将来临的全体灭绝战争，苦恼难安，以刺耳有力的声音表达出真实的艰困感，甚至是诅咒，而他暗示诅咒本身也变成那疾病的征兆和结果，是给生者的处方，听来却如无意间反讽了《长夜漫漫的旅程》（Journey to the End of the Night）那伟大的篇幅，敞开于死亡深渊之上的篇章。

因此，这伟大的反叛者在《长夜漫漫的旅程》中对于战争的恐怖以及人类虽然生于其间却无法想象其真实面貌的情形，写下令人难忘的扉页，并以颂扬火线部队为真理的瞬间而收场。童年受过残暴虐待的诗人，说服自己对健康成长过程——只随时准备被鞭打，而宠爱付之阙如——的流逝而抱憾。另一小册《分期付款的死亡》（Deathon the Install ment Plan）采纳了令人咋舌的反犹太老调，他透过叙述者（一位父亲）的口中说出，把这些陈词滥调写成愚蠢的偏见；一度以卑贱无名、无发言权者之名发言的无政府主义者，遗憾基督教会已经腐蚀了白种人的优越性。塞利纳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三部曲，将所有意识形态拢在单一全包的谎言网络，不管右派、左派、民主派、法西斯，甚至反犹太主义，全并到对社会全然弃绝的态度中，这样的弃绝不再指向犹太人的全球密谋，而是所有征服者、所有有权势者的密谋，包括犹太人，还有银行集团，还有越共，还有太空站。

塞利纳自己被邪恶的揭示所迷惑。他倾听堕落的声音，贝尔纳诺斯[53]说，他像个贫民窟里的告解神父，但没法像一些老到的告解神父，在前一个忏悔者和下一个忏悔者之间打个小盹，因为可以想见之罪愆的重复叙述令其疲劳：塞利纳却无法看到邪恶的刻板平庸。他那个世代的法国作家以为他们可以重复纪德[54]的话说“我活过了”，而他也像他们一样追求“生命”却不怀疑这种做作姿态实为妄自尊大。就像他自己所写的，他竭力高声嘶吼，以为借此便可防御自我那处女般纯真的无知。他高傲自恃自己不是办事员，好似这样会保证他拥有某种特殊的真实性，又好似海明威的喧哗原本就应该比卡夫卡的办公室例行生活更为诗意。

把“办事员”当做侮辱之词，简直是陈腐的低俗；但佩索阿[55]、斯维沃[56]很喜欢拿它来当诗人的最佳形容词。后者不像阿喀琉斯或狄俄墨得斯，在战车上喧嚷吆喝，却比较像尤利西斯，知道自己一文不名。随着旅行将旅人抹除于街谈巷议的杂音中，非人格性将他隐藏于事物的冗长繁琐，他在非人格性的揭显中表露自身。卡夫卡和佩索阿的旅程不是进入黑暗长夜的尽头，而是更令人迷惘的平庸失色的夜晚，意识到自己不过是一个用来悬挂生命的钩子，而多亏这种意识，在这生命的底部，或可找到某种最后一道真理的残余。

弥赛亚将前来扶持无名者和卑微者，不是壮硕的生命；“赤贫者”维吉利欧·乔提（Virgilio Giotti）的诗，从他对妻小及他在市政厅职务的爱，照耀出谦虚和清明，不是聂鲁达式的澎湃；聂鲁达原本还把他的回忆录命名为《我承认我已活过》（IConfess That IHave Lived）。然而，塞利纳也承认夸示个人生命机能之徒劳，那一段落间他的伟大闪现：“我的生命结束了，露西。我不是正在开始，我正以文学作为生命的结束。”他可以对单一个体撕裂般的痛苦感同身受，就像他穿越德国逃亡期间所照顾的唐氏综合征小孩，在他们的眼中，他读到一种能够超越历史屠宰场的尊严，但他无法承认自己所犯的错误。犹太灭绝行动之后，他从未发出真正悔悟的言语，他无法感受到，他未直接接触的人也有确凿可感的人性。

锡格马林根的城堡有一座教堂，也有一座博物馆。泰尔海姆（Thalheim）祭坛圣像画师于一五三〇年绘制的圣乌苏拉的传奇有三折，为其中之一，我们的视线被引向一弓箭手怀有恶意的眼神，而耶稣被钉十字架的受难图以及被戴上荆棘之冠的场面，则描绘了兽类般的群众，残忍的嘴、猥亵的鼻、可憎的舌。那一切撕扯的暴力，粗俗又退化，塞利纳或许在其中照见自己，因为他知道自己也属于那匿名的群众，就像麦斯克希画师所绘的天使报喜图和耶稣降生图当中的场面。那是塞利纳伟大的理由：只有贫困可怜的人受剥夺的经验，让一些反动者变成了真正的诗人，虽然他们做了偏差的政治抉择。汉姆生和塞利纳都是这样，多亏他们经历了饥饿与卑贱的漂泊，而欠缺这样的历程，使得荣格尔[57]族般的表象变得十分枯燥乏味。

塞利纳是无政府主义的，自我毁灭的；喂养他的轻蔑态度所造成的诗和智识的后果，他承受着。这种轻蔑很简单：若一个人怀着有成见之嫌的形上体系，任何措辞或态度或人性的肯定，在他听来都会显得很低能；而这套体系又时时衬着幽微难解的生命背景。人权的宣称，听来有如轻率言语漫天四射那般荒谬，因为它无情得不足以对应存在的深渊。但人若面戴冷笑接受它，仿佛自己无所不知，仿佛自己最受启发、最能诠释那深渊，那这个人差不多也是荒谬的，也一样缺乏神秘深度。塞利纳或许嘲讽过那些谈民主的人，但是依据关于嘲笑的纯粹机械法则，最后一个被戳破的饶舌者，也可能同样有权利嘲笑他说的每个字，甚至变成蔑视。塞利纳的确也是个虚伪的信徒，虽然他很谨慎地将这个对自己的定义通过Y教授的口中说出：“指控我的人都有钱可拿，我可不。”这确实是伪君子会说的话。卡夫卡虽然本人就是个办事员，确实也没有塞利纳庸俗。但是，卡夫卡是犹太人……

第二章　工程师纽维克洛夫斯基的多瑙河世界（德国南部的多瑙河世界）

1.相信乌尔姆

你相信乌尔姆吗？塞利纳在横越残破的德国土地逃亡的过程中这样问道。他怀疑（语气带着刻薄的戏谑）乌尔姆是否还存在，轰炸有没有把它给毁了。当可感知的事实为暴力所涂销，那么想象它的存在就变成信仰的行为。但是所有真实的一切，每个片刻都在被涂销，即使有幸不是总发生在枪弹炮火的血污剧场中。然而，事物在一点一滴中被细细涂销，人们只好去相信，相信那些事物依然存在。融入每个身体姿势并存活其间的信念，赋予对生命坚定的信心，让人得以经历世事而心无纷扰。普鲁士陆军元帅的侄孙，毛奇伯爵[58]，是色当之役的胜利者，也是战场的哲学家，他对耶稣基督有坚定的信仰，一九四五年，第三帝国人民法庭将他以反对希特勒之名判处死刑，他前往受刑时态度仿佛去赴一场不愉快但不可避免的晚宴邀约。

人不需要信仰上帝。相信被创造的事物就够了，就足以让人游走于万物之间而相信事物是存在的，深信这张凳子、这把伞、这根烟、这份友谊，是不可推翻的真实。怀疑自己的人是迷失的，就像害怕做爱不成的人真的就做不成了。有人为伴，我们感到快乐，感觉到世界无可怀疑的存在，一如所爱的人的身体给我们确定感，那肩膀、那胸脯、那臀部的线条，起伏澎湃如海一样不可否认。而就像艾萨克·辛格[59]告诉我们的，绝望的人可以表现出有信仰的样子，信仰随后就会到来。

因此，当火车就表面看来是载着我前往时，我相信乌尔姆，也相信我和朋友的约定，就像在求学的时候我相信乞拉朋吉的存在，这个印度小镇的存在有地理书为证，书上又说这是世界上最多雨的地方，年降雨量十三米。只是，书上别的地方又说，火奴鲁鲁有十四米。我的朋友舒兹抗议，如果事情是这样，那么世界降雨量纪录保持者就应该是火奴鲁鲁，而不是乞拉朋吉。但其他人的哲学相比之下没那么严苛，他们摆脱此一困扰的方法，是坚持严格区分两种命题，去除其间任何关联，因此可以免于矛盾，就好像某本小说写“那是个美丽的黄昏”，而另外一本小说写“那是个暴风雨的黄昏”，两者并不相抵触。

此处的多瑙河犹青嫩，奥地利还很远，但这河流显然已是曲折迂回的反讽大师，它的反讽创造了中欧文化的伟大，创造了战胜自身荒芜、压制自身弱点的艺术；感觉事物的两面性，同时有其真实性，隐藏但单一。反讽叫人尊重生命的误解和矛盾，一页的正面和背面分离，从未能会合，即使在时间和永恒之间、在语言和真实之间、在乞拉朋吉的降雨量和火奴鲁鲁的降雨量之间，两者是完全相同的东西，还有地理书上所有其他的降雨量统计。对于世界的不均衡和畸形缺陷的包容、对于从未碰到的两条并行线的包容，并不会减损我们的信仰，相信那些并行线终会在无尽处交会，但信仰不会强迫它们在那之前就交会。

因此，我预期乌尔姆不会只是一个被夷平的城市火车站中一个写有“乌尔姆”的标示，就像塞利纳当年到达时所见。我已经过了利德林（Riedling），那是哈布斯堡家族在多瑙河上的第一个前哨据点，也是鹳鸟喜爱踯躅的地方。在这列火车上，我没像塞利纳当年一样，受着炸弹的威胁，也没有野狼、幽灵、鬼火之类的东西出没。十七世纪中期有一位自愿成为乌尔姆人的人，名叫马丁·蔡勒，他写过一本小书《诚实的旅游指南》（Fidus Achates或the Faithful Travelling Companion），里面就指导人们如何避免那些东西。还是老样子，也许听从蔡勒的另一个忠告是比较谨慎的做法，那就是：出发前立遗嘱。所有遗嘱的安排、遗产、捐赠、附加条款，都准备好了以后，就可以自由之身踏上旅程，解除生命的负担，卸下所有责任和职务，进入那神秘、快乐、无政府的领地，而一个人只有在鞠躬下台以后才会来此，不管下的是哪个台。

2.多瑙河上游的两千一百六十四页以及五点九千克

乌尔姆位于多瑙河上游，殆无疑问。但是严格说来还会流多远呢？它的起源在哪里，终点又在哪里？范围和本体如何界定？其概念为何？工程师纽维克洛夫斯基一辈子都在替“多瑙河上游”标界，他在空间和时间中一英寸一英寸地检查、分类、记录，一旦立下标竿，水的颜色和风俗习惯就又改变了，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景象，和不断累积创造这景观的几百年的时光。纽维克洛夫斯基就像福楼拜和普鲁斯特一样，把整个生命奉献给作品，给书写，给书。成果是三大册的著作，共两千一百六十四页（包括图例），重达五点九千克，这本书如标题所示，不是研究多瑙河，而是比较含蓄的。这本书即是《乘航多瑙河上游》（Navigationand Raftingonthe Upper Danube，1952-1964）。

纽维克洛夫斯基在前言中具体指称论文研究的对象是伊勒河河口和维也纳之间六百五十九公里长的部分——伊勒河在乌尔姆附近注入多瑙河，当然也包括该区域所有支流和支流的支流。第三册的引文中，他却好像为着高于私利的理想服务一般，语带无私地承认，“多瑙河上游”的概念——及空间——是依照考虑的角度而改变的。从严格的地理学观点，是包含源头和格纽瀑布之间的一千一百公里；从水文的观点，是从源头到和马尔希河交会处的一千零一十公里；而从国际法的观点，则延伸为两千零五十公里，一直到铁门之前，也就是到旧土耳其领地的边界。地域观念较狭隘的巴伐利亚人，认为上游到雷根斯堡桥为止，甚至用它来为一家水力发电公司命名，至于雷根斯堡和帕绍之间短短的一段则已属多瑙河下游。第一次世界大战流行的军事词汇里，就军事补给而言，“多瑙河上游”指的是雷根斯堡和格纽之间的一段。

工程师纽维克洛夫斯基充分意识到这些过度的混乱，于是仔细钻研、考查、对比、联结所有这些分类的假设，提出通论，他自己从航海科学的观点出发，认为多瑙河上游是伊勒河和维也纳之间的六百五十九公里。纽维克洛夫斯基是林茨水道工程主任，从一九〇八年开始担任普亨瑙（Puchenau）和毛特豪森之间的“多瑙河司长”，直到一九二五年。而从一九一〇年到他去世的一九六三年之间，针对这个主题，他替专业杂志写了超过一百五十篇的文章，还有演讲、展览、散见各处的文章和一部博士论文。从一九五二年到一九六四年他去世后的这几年间，有三册大书出版，成为他毕生的纪念碑。

三册书中什么都有：前罗马时期到现代的航行史，航行路线和船只种类，独木舟、汽船，推进器和船板，船只的组件和传动装置，以及这些东西随着世纪、地域之别而不同的名称，各种支流的特性和差异，旋涡和浅滩，无数种的木筏和驳船，所使用的各类木材的优缺点，导引护航的船只，渡口与交会处，扎木成筏，船夫的组成和习俗，关于河流的传说和迷信，征税权，统治者和使节的航行旅程，衍生自河水的诗歌、戏剧及小说等。

纽维克洛夫斯基的“多瑙河上游”是一个“多瑙河世界”，这是世界，同时也是他自己的地图，连自身都涵括在内的“全部”。如果我们在一生的旅程中都真正感到安全，最好就是把“全体”放在口袋里，工程师注意到仓促旅人的实际需求，因此也不忘准备一本薄薄的、内容浓缩的五十九页随身小册。他把自己的百科全书编排、分类、图式化，再细分，变成章节，除正文外又有附录、索引、插画和地图。一八八二年出生的这位工程师，对于“全体性”有极大的热忱，他是系统化之魔，启发了伟大的十九世纪哲学家。他可称得上是黑格尔或克劳塞维茨的信徒，他知道世界为了形成秩序而存在，所以那散乱的细节或可由思想加以串联。在将这份“通论”付梓之前，他说他将之视为“命运交付予我之任务的完成”。

所有的全体性，即使是黑格尔的，都是一种用来嘲弄诸神的奉献，克尔凯郭尔语带干戈地如此形容。许多世纪，或者宁可说许多文化中，即使善于抽象冥思的天才也注定要被嘲笑，因为他们宣称把转瞬即逝的存在细节都一一归类。圣托马斯·阿奎那和黑格尔都难免遭人揶揄，海德格尔也差不多。事物滑稽的一面却不能削弱黑格尔、圣托马斯或海德格尔的伟大：每个真正伟大的思想都必须以全体性为怀，而这种张力随其伟大，必然带有讽刺模仿的成分，一种自我谐仿（autoparodia）的暗示。

纽维克洛夫斯基的博士论文以及后来的三大册书，构成了他的胜利，他的全体性成就，而全体性的达成唯有赖世界的无序被分类编排，辑成一本书。纽维克洛夫斯基尽可能地设定许多范畴，他驯服现象，分明条理，但对于善变易逝的细节、独特的事件，他同样敏于关照。他的研究也处理天气变化、风、未可预期的灾难事故、船上发生的事件（不论致死与否）、自杀与谋杀、河神、乌尔姆一百三十二位船长的胸像，以及献给每一位的短诗。他描述桥墩守护神的头部，记录放太多盐巴在汤里面的随船厨师会受到的处罚，也列出身兼小酒馆老板的船夫姓名及其店址。

他是个有本事的系统组织者，比如他提到表示一种平底船的Zille这个词的各种发音和拼法（Zilln, Cillen, Zielen, Zülln, Züllen, Züln, Zullen, Zull, Czullen, Ziln, Zuin），还有无数其他专有名词。他是个细心认真的工程师，记录所有不同种类船只的尺寸，各自的载重量和吨位。他对全体性的渴望拥抱着世界——实际的或可能的世界，因此这位全方位的科学家也变成一丝不苟的历史学家。他知道过往无所不在，因为在宇宙的某个部位旅行或生存，就是曾经存在的一切的意象，透过光而传递。百科全书编纂者的任务，就是制造完整的图像：他的多瑙河是所有事件的同步存在，“全部”的共时性知识。譬如，他提到在一五五二年，萨克森的穆里斯公爵十一团部队搭乘七十艘木筏来到巴伐利亚，而十九世纪末萨尔茨堡地区有一百三四十艘独木舟，沃尔夫冈湖有六十艘，阿特湖上有二十五艘，奥尔陶斯湖有五艘，格伦德尔湖、哈尔施塔特湖以及格蒙德湖（Gmundersee）有两三艘。

纽维克洛夫斯基坦承受到缺乏“完整性”的折磨，因为对于全体性的轻微偏执而苦恼。他记述了斐迪南三世之妻，玛利亚皇后，于一六四五年三月十三到十四日从林茨到维也纳的航程，他条列了这一行程中的五十二艘船，每艘船都标明指派使用者：第一宫廷大臣凯文胡勒（Khevenhüller）伯爵、三位西班牙随侍公主及毕勒胡雅（Villerual）女伯爵、皇后的告解神父、亲王本人的告解神父、轿子及轿夫……论及描写河上航行的文学作品时，他就强调其中矛盾及技术上不精确之处，听起来有问题的地方，以及与航海科学互不兼容的“诗的”概念。这张纸，也就是文学，应该贴紧真实世界，像博尔赫斯想象的帝国地图。纽维克洛夫斯基关于多瑙河上游的书与河流彼此相适相应，就像手伸入手套一般。他暴露诗人谬误之处，绝不妥协，他很高兴在缪斯那里看到的不是他所鄙视的亚里士多德式的“相似性”，而是真理本身。评论林茨电台在一九五二年九年八日播放的广播剧，C.H.瓦青格编剧的《从船工到汽船》（Fromthe Watermentothe Steamers），纽维克洛夫斯基严肃地说道，这出广播剧“呼吸了多瑙河的气息”。

偶尔，在纽维克洛夫斯基系统化的精心架构中，我们会遇上一丝不完整性的裂隙，感觉某个偏离的细节出现。工程师伤心感叹罗马皇帝卡拉卡拉在帕绍再过去三英里处按下的一个里程碑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还明智地慎选了河上几段具有历史意义的航行，包括载着驻奥斯曼帝国众使节的军舰和船只，却突然提到“某个叫做斯蒂芬·策尔瑞（Stefan Zerer）的人”曾通过此地，一五二八年他在雷根斯堡上船后沿着多瑙河航行了一小段。

必须承认，即使是纽维克洛夫斯基精构的建筑有时也会摇晃：一时任性，怪癖突发，把桌上的纸堆和剪报搞混，生命溜了进来，瞬间迫近。譬如在整理船夫的俚语和行话时，他自然会埋首于和这个主题有关的工具书，详细注解并加以评析，但当他在J.A.舒特斯的著作《多瑙河航行》（Travelsonthe Danube，1819）中发现无政府主义的宣称时，他吓呆了，或者应该说，深受蛊惑。

该书第一卷第十二页中，舒特斯写道，他曾经打算编纂船夫用语的辞典，但是放弃了这个计划，因为，他说，你只能看船夫彼此嚷嚷些什么来学他们的语言，不需要时时刻刻求助于辞典。纽维克洛夫斯基尴尬了，一时了解到只要看着那些手势和脸孔，听河岸上那些声音，便能真正掌握一个单词，它特殊的韵味和色彩。这语言只有在那环境，一群恶徒彼此扰嚷叫骂的生动中，才保有丰富性。他们都是些魁梧的家伙、狂饮的酒鬼，他们的恶名昭彰在许多帝国发出的忧心命令中都可以获得证明，命令还由伟大的巴洛克传教士亚伯拉罕在圣克拉拉亲手盖印批准。但那些刻薄下流的话、不成体统的手势，那些脸孔、黑话，现在都消失了，被河水带走，被时间的潮水冲刷，没有一本辞典可以挽回，舒特斯早就知道了，而这就是他干脆放弃了这件差事的原因。也许纽维克洛夫斯基此刻终于知道，多瑙河的水流也终将带走并吞噬他五点九千克写满多瑙河上游的纸页，但是他马上打起精神，压制未发现的内心激流造成的那种虚无震动，继续工作，还责备舒斯特没有完成他的辞典。

事实上，纽维克洛夫斯基没有被来自虚无的狂风所袭击。他劳苦功高的一生彻底投入那两千一百六十四页，也受到这些书页的保护。他的生命在其中成长，如城堡中的庭院——那黑色的封面和厚重的体积是一座坚不可摧的堡垒，一个没有失信或背叛的信仰。

他胜过其他信仰崇拜者的地方，是不可能否认的。信仰上帝的人可能觉得自己突然被抛弃了，甚至十字架上的耶稣也曾有此感觉；而他可以看到真实世界在他周围、在他脚下消失。后来变成以色列地方官员的那个虔信者哈伊姆·科亨，怀着祖先的正统信仰去了奥斯维辛，但是当他从集中营归来后，连他的上帝都遭到了灭绝，化成瓦斯灶里的一堆灰。还有革命、共产主义、历史的弥赛亚式救赎，也都可能变成挫败的神，或不存在的神，凯斯特勒[60]和其他人都有类似说法。斯万完全活在他对奥黛特[61]的激情中，最后才发现自己虚掷半生在一个不值得他这么做的女人身上。即使盲目而非理性的激情生命之爱，那对有些人来说蕴藏着无比吸引力和欲望的爱，也可能在片刻之间溃败，就像生命力的情色魅力最后变成像揽着肮脏抹布的法斯塔夫一样，而在风中飞舞的旗帜不过是块破毛巾。

但另一方面，多瑙河就在你眼前，即使只是多瑙河上游。它没有消失，也没有做出无法达成的承诺；没有让你失望，川流不息，并开放给人检视。对神学的危害，对意识形态的倒错，对受挫之爱的痛苦，它一无所知。它只是在那里，可知可感，清明如真理，而将一生奉献给它的信徒，感觉生命共此河水而川流不息，和谐统一，牢不可分。这种无止息的共鸣掩盖不了一个事实，即两者，河神与信徒，都往河口流去。那就好似纽维克洛夫斯基学着奎因，恒常以手指河，并说着“多瑙河”，也好似这恒常的姿势会为他的生命而打败时间，以一种必然将获得回报的热情。

3.困于信念和辩才之间的工程师

那么，纽维克洛夫斯基是个有信念的人吗？八十岁生日过后不久，引传记作者的话来说，死神即“仁慈而迅速”地降临，让他从容安详地遗世而去，这似乎可证明他是有信念的人。米可斯泰特[62]说过，信念，是对于自我生命和人格的当下拥有，是将每个片刻都活到最充实的能力，不是疯狂驱使自己尽快燃烧，又紧盯迫近的未来去消耗每一片刻，希望此生——全部的生命——可以因此快快结束，终至摧毁了生命。没有坚定信念的人，会在期待结果之中消耗殆尽，而那结果总是尚未到临，也从未存在。那是一种阙如的生命，不断在希望中被消灭，希望痛苦的现在已然过去，或者流感痊愈、通过考试、结婚、提出离婚申请、做完一项工作、开始度假或者收到医师诊断之后，痛苦的现在就会过去。

另一方面，“辩才”，也就是对知识的组织，是推动文化的大齿轮，是发热的活动机器，无能生活的人可以借此来欺骗自己，不让意识到生命与价值缺乏的毁灭感逼近，不去看到自己的无用。离开图书馆前往渔人区时，我在想，纽维克洛夫斯基的两千一百六十四页，是否是围在修辞高墙当中的棱堡，阻挡他的视野和对于自身空虚的意识。

我不知道纽维克洛夫斯基是一个有信念的人还是一个雄辩家，在他的数千页中，他是沉静地聆听了心中恶魔的声音，还是试图逃离他的恶魔。他突然寿终正寝，似乎暗示了一个从容前行而不曾有过痛苦的生命。每个生命都是由其能否被说服——不管是深是浅——所决定，一如每趟旅程都在定驻和飞奔中展开。整部书中，纽维克洛夫斯基以迷人的坚持，不断回到“少女号”的故事，这艘欢乐船满载一百五十名施瓦本和巴伐利亚的少女，是一七一九年符腾堡大公卡尔·亚历山大在《帕萨洛维茨和平协议》[63]之后，送给以拓殖者的身份继续驻留巴纳特[64]的非服役军官，让他们能娶妻生子，以便巩固施瓦本人在巴纳特的地位，而施瓦本人果真因此成为东南欧历史和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元素。这一百五十名少女的随性自在传颂于歌谣和故事中，而载着她们的那艘船便是进行这趟旅程的理想船具，此外，要以一个深怀信念者的身份开始这趟旅程，不匆不忙，也许还要希望永远不要到达。

4.多瑙河的黑人女孩

纽维克洛夫斯基调查了献给多瑙河的纯文学作品，提到赫尔曼·施密德所写的《黑人女子弗兰策尔》（Franzelthe Negress），一则被遗忘的优美故事。故事发生在一八一三年，写劳芬船工剧场演员之间的故事。我们的工程师已对劳芬做过巨细靡遗的描写。故事的女主角弗兰策尔，是拿破仑战争的女儿，更精确地说是一位黑人（拿破仑皇帝军队中的号手）和一位德国女子的结晶。故事叙述她因肤色而遭遇到的困难和屈辱，她对戏剧的抱负——但却没有发展机会——还有她对汉奈的爱（汉奈是个演员，替她写了一出戏，《示巴女王》，戏中她只因为肤色便赢得演出要角的机会）。阴谋将相爱的两人拆散，汉奈背叛了她，但又悔悟，将她遣走，却又一路追随她到多瑙河下游接近土耳其边境的地方，她和一群黑人演员在此地的市集表演。他娶了她，一起回到劳芬。

这一小则多瑙河的“剧场罗曼史”，揭示了种族主义的残酷，揭开了其中的偏见，又将之消解如一幕舞台幻景，背后有各自的人性真实，超越肤色的现实，一如剧中角色的处理。故事并不说教，但那位施瓦本演员出于对黑女孩的爱，于是编造了黑肤而亮丽的示巴女王的故事，他的直觉暴露了种族主义的所有野蛮肤浅。风向着它要的方向吹，而没有人可以永远确定自己的天赋和缺点。伟大的塞利纳谈到“你的白人女仆和你的黑人邮差之间的纯朴情怀、与世无争”，就智识上而言，比赫尔曼·施密德这则故事略逊一筹，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后者被人遗忘也不无道理。

5.德国的乡土风情

乌尔姆是德国乡土风情的代表市镇，是老德国和神圣罗马帝国的市镇。多瑙古人盛赞它是“多瑙河畔第一城”，为施瓦本地区增色甚多。旧日编年史赞美其资产阶级贵族的彬彬有礼，赞美市政当局的古老权利和繁荣的经济，根据一则古老韵文，乌尔姆的经济力量甚至可媲美威尼斯、奥格斯堡、纽伦堡和斯特拉斯堡。

援引这些文句时，多瑙古人在批注中也说那些城市已有衰败的征兆，因为已失去往昔的骄傲，坐困愁城，但他也回想起乌尔姆古老的富裕，尤其是市政当局的独立地位、让这个城市得以与帝国权威分庭抗礼的自治特权、无需上告之权，以及这个自由市经过几百年争取到的不受帝国本身管辖的整套权利、自由、权限以及免税地位。一三七六年查理四世[65]皇帝包围乌尔姆城，阻止居民抵达位于城外的教堂，市民决定在城内另造一座，一三七七年奠下大教堂的第一块基石，到了一八九〇年它变成世界最高的大教堂。编年史叙述，热衷炫耀乌尔姆财富的自治市长路德维希·克拉夫特自掏腰包在基石上覆盖一百个弗洛林金币，其他贵族也效法他，纷纷在基石上丢下一把一把的金币银币，“荣誉市民”随之，最后是“一般人民”。

乌尔姆是德国人的神圣罗马帝国民族主义的核心，奠基于习惯法的旧德国的中枢，遵循历史传统、认可差异，反对任何中央权力、任何形式的国家干预，甚至反对任何法典的统一。虽有萨翁（Saon），即施瓦本的霸主，努力促成，帝国的普世主义仍未能成功变为紧密团结的国度，陷于对任何形式政治统一的离析拒斥，不然就分裂成一群地方政府，或拥有市政特权的群岛，各自为政。十三世纪的法条集编“施瓦本垂训”（Schwabenspiegel）将各种社会阶级及其差异相关的这些自由权编纂为成文法典；而由阶级分离中产生了曲折、刺痛的德国乡情，地方自主意识，社会分裂，伦理与政治的冲突，以及如海涅所称的，“德国的悲情”的复杂纠葛。

习惯法认可各式权威和特权的镶嵌拼组，为数世纪累积下来的体制的多样性辩护，也反对任何定于一尊的法典、任何统一立法的形式。受启蒙思想影响的法学家蒂鲍特[66]提议建立一套法典，以平等与理性之普适性的名义，消弭差异和特权，萨维尼[67]却加以反对，他诉诸习惯法、人与人之间差异性的辩护，以及保护这些差异的法律，认为这些都是历史有机演化的结果，而非来自某种“抽象的”理性主义。

结果，在德国，自由、民主意义的自由，遭到阶级和市政组织的自由权、护卫几世纪以来逐渐生成之社会不平等的古老权利的反对。决定人的价值和权利的不是普遍的人性，而是具体的历史事实：对奥斯纳布吕克的长老莫泽（Möser）而言，捍卫德国旧有的自由权以对抗极权专制，即意味着捍卫封建制度和自由民的独立性。因此德国的乡土性本质上是极保守的，并听从圣保罗和路德的建议，不放弃自己的社会地位，而是尊重“自然的”阶级结构。

让此叙事诗的主角人物灵活鲜明的阶级骄傲，并非单是一桩与低层阶级保持距离的状况，更是一种骄傲，它嫉妒地针对在上面的人而捍卫着自己的疆界。霍夫曼的《故事》（Tales）中有这么一则：制桶师傅马丁不准女儿嫁给一位年轻的贵族，因为他打算把女儿嫁给一位殷实的桶匠工会代表。浮士德向玛格丽特攀谈，说她是位美丽的年轻贵族小姐，她谦虚但也骄傲地回答，她不是年轻贵族小姐，而是年轻民女。

有时候，像乌尔姆的“帝国自由市”，是顽强特权对抗平等式正义的化身，有时候却主张个人的自由以对抗极权式的“贫等”——譬如，反对纳粹式的中央集权主义。德国的乡土性将个人限制在狭隘的范围中，限制在分裂成一个个停滞隔离的社会，一般而言，这种情况倾向于将（G.卢卡奇言中的）个人变成一个“市民”，一个布尔乔亚，而非所谓的“公民”。结果是那种可怜的、倒退的内在孤立，“与政治无关”且“无可救药的德国式的”，托马斯·曼是这种处境的最伟大诠释者，也是其代表，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处境一再以拟人化的方式出现在德国文学的角色里，即所谓的“古怪孤立的独行客”，朱塞佩·贝维拉夸将之定义为“夹在特别敏锐的天性和无法让其独特异禀自由发挥之社会中一种深刻不安的表达”。

霍夫曼和让·保尔的许多角色都是独行客：大使馆里的职员、税务员、乡村教师或卖弄学问的学者，全是受到苦痛的怀旧情感和井然有序的严格所驱使。他们浓烈的内在情绪，被狭隘的社会习俗所包围，如置身令人窒息的野草间，于是情绪经常被扭曲，化为怪诞诡异的无所节制。

夏尔·诺迪埃[68]追溯德国文学中奇幻文类的勃发，原因在大量的狭隘限制及特殊的风俗。由习惯法所支持的地方自主意识，是奇幻文学的温床，因为就法律和习俗的多样性而言，一个人在城门处就开始冒险，进入焦虑未知的世界。过往的存留，给现实一种特别的氛围，极度痛苦又有幽影幢幢。即便海涅——又一位法律史学派大师的弟子——他的抒情讽刺作品也是德国乡土性中法律自主意识的产物。独行客更是德意志内向性的人格化身，体现了伦理与政治之间的分裂。这个，比方说，唤起许多个人良知，对纳粹主义进行道德的抗争，但或许也因此阻挠了有组织的政治抗争行动。乌尔姆的乡土风情以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轰炸告终，轰炸结果只让这个市镇原有的一万两千七百九十五栋建筑中的两千六百三十三栋幸免于难。

6.占领乌尔姆

德国乡土风情中有种狭窄和缩抑，就像乡土风情的原词“Idyll”，在希腊诗中的意思是田园生活的小图画或宜人风情画。德国历史上有时是幅员广大为时长久的完整帝国，但常常是衍生自地方性的环境，崛起于不比一个行政区还广的地平线。譬如，有位历史学家叙述发生在一七〇一年一桩准备占领乌尔姆的秘密计划，密谋占领者是与法王路易十四联军的巴伐利亚军队。其中有些人打扮成农夫村妇，成功渗透该城，任务是打开要塞大门让军队进入（他们做到了）：“贝尔特曼中尉手上会抓一只小羊，小队长克伯勒带几只鸡，哈巴赫中尉打扮成妇人，提一篮鸡蛋……”

多亏这次奇袭成功，巴伐利亚军队成了乌尔姆的主人——这个城市今天就位于德国巴登—符腾堡和巴伐利亚两个邦的交界；巴伐利亚军队当时与路易十四结盟，后者以中央集权和帝国主义的现代化，摧毁地方封建势力，这位太阳国王的政策因此属于相当不同的历史篇章，是一页包含了罗伯斯庇尔、拿破仑和斯大林的历史，但这位法国专制君主的德国盟友却带有中世纪的、狭隘的、“乡土”的地方自主意识，而这风土性很快就会被现代历史，特别是法国的现代历史，清除殆尽。

7.赤手空拳对抗第三帝国

在乌尔姆，德意志内向性的成果绽放。汉斯和索菲·朔尔两兄妹因参与反抗希特勒政权的行动而于一九四三年遭逮捕、判刑并处死，这对兄妹正是来自乌尔姆，今天该城有座大学就以他们的名字作为校名。两人的故事是一则绝对抗争的楷模，以“伦理气质”对抗“统治权力”，他们成功反抗了对邪恶的接受，而几乎每个人都认为接受邪恶是明显而无可避免的事。如戈洛·曼所说，他们赤手空拳对抗第三帝国的庞大势力，他们与纳粹党国的政军机器对抗的武器没有其他的，不过是那架滚轮墨印机，他们制作反希特勒的传单，四处分发。他们很年轻，他们不想死，但面对这样光荣的日子，放弃它的诱惑也很痛苦，索菲在行刑当天如此冷静地说道；但他们知道生命不是最高的价值，只有当生命为某个比它更大的东西服务，像阳光一样给予光明与温暖，生命才会变得可爱而美好。因此他们从容就死，没有颤抖，知道这世界之国王也受到了判决。

8.丧礼

德意志内向性的寓言剧，另有一幕也发生在乌尔姆，在市政厅的广场前。一九四四年十月十八日，他们举行了埃尔温·隆美尔元帅的国葬，伦德施泰特元帅也在场。着军服的群众前来凭吊，他们相信隆美尔是为第三帝国而牺牲，但其实他却和七月二十日暗杀希特勒的密谋有所牵连。面对选择受审或自我了断，他服下毒药。这也是德意志内向性的吊诡。隆美尔当然不害怕被处死，若说赫尔穆特·毛奇是公开面对纳粹人民法庭，后来被处绞刑无所畏惧，隆美尔当然也不缺乏这种勇气。隆美尔写给妻子的信，除了表达对她深切的爱意，也显现出一个光明正直者的责任心。当时，他或许相信自己是在为他那已然摇摇欲坠的国家做一桩功德，避免因自己的所作所为而造成全德国的困境和不安——因为国人会看到一个伟大的军人居然突然变节，成为祖国的敌人。

他以冷静自持以及最高的（虽然也是吊诡的）牺牲，压抑了良知的声音，而间接带给那个他曾试图击垮的希特勒政权一个很大的优势，也帮助了他想暗杀的希特勒本人。他所受的整个养成教育，阻碍他清楚地区分他的国家和政权，即使是在那样的时刻；那个政权其实正在将国家引上歧路，又加以背叛，却号称自己就是国家的体现。也必须说，在创造国家与政权的等同而引发致命后果的过程中——从“严惩战败者”的《凡尔赛条约》开始，联军应该担负的责任也不小，他们迟钝地不信任德国最高指挥部许多成员打击纳粹主义的提议。灌输尊敬和忠诚的德国式教养，在隆美尔所做的决定中必定发挥了显著作用；尊敬和忠诚本身是伟大的价值：忠于那些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支持自己的人，也忠于自己的荣誉誓言；但这种教养方式是如此根深蒂固，无法动摇，即使原有的土壤已变成臭气冲天的沼泽烂泥。这种忠贞之心如此强大，有时竟使一个人无法察觉自己所落入的是何种陷阱，不知道自己这样并不是将信念奉献给上帝，而是给了可怕的偶像；而凭着真实信念之名，他对抗不实且不合法的职责，要求的正是这个信念。

施陶芬贝格[69]，谋杀希特勒计划中实际执行放置炸弹工作的人，也是在忠于国家和忠于人性两者间挣扎，而这或许可以帮助我们了解在德国进行有组织的武装反叛运动之不易。但这种进退维谷的处境确实也不是只发生在第三帝国，在普遍的忠诚和对任务的忠诚之间，在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之间，都是两难——后面这组对比是马克斯·韦伯提出的，他对于体系与价值的矛盾提出卓见，而我们的文化就是在这两者之间移动。纳粹主义的罪行中，我们也必须提到德意志的内向性。乌尔姆市政厅前的那次国丧骗局中，一个正直之人的悲剧却因为幕后的安排而变成一桩谎言。

9.一磅面包

乌尔姆的面包博物馆做了很棒的一个清单，条列十年之间（1914-1924）一磅面包的价格。一九一四年你买一磅面包要0.15马克金币；一九一八年，0.25马克纸币；一九一九年，0.28（还是纸币）；一九二二年，10.57马克纸币……一九二三年，220000000马克纸币。到了一九二四年，价格回降到和一九一四年差不多的价格，0.14马克金币，但是环境完全不一样了，因为购买力已不同以往。

我完全无意去掌握什么经济学和货币科学的法则，或对那些错综复杂的纠葛做知性的检视，我只看见金融程序的数学线条时分时合时而三级跳，带着生命无法预测的不规则性、事件的偶然和巧合，以及所有可能发生的激情和创造。光看报纸的外行人常以为财政患了脑膜炎了，像银行家拉菲特向路易·菲利普所暗示的一样。

这个做德语研究的外行人，让他自己的无知藏在文学隐喻的屏障之后，他并不真的以为脑膜炎的病例是一种精神症，一阵狂热的伪饰，一如有办法显得冷静而自制的狂人，或临床上的白痴——根据二十世纪初维也纳心理治疗界一位名人所说，这种人会让人以为其聪明才智甚高。财政的统计学看来可靠，但不值得相信，是永远不会上演的一出戏剧纲要而已。

一磅面包卖二点二亿马克那样令人头晕的非真实性，是“浮夸的二十世纪”的真实状况，就像鲁道夫·布伦嘉伯[70]，在一九三二年的大作《卡尔和二十世纪》（Karlandthe Twentieth Century）当中所写，若不是因为这句话，这位作家是会被忽略的。这是少数几部成功描写历史和世界经济学自动机制的小说，这机制吸收个体生活，变成单纯的统计学资料，在集体过程的反刍中将个体压扁碾碎、回收利用，同时将普遍性的观念降级为数字无边性的法则。小说所表现的大规模的通货膨胀，主要倒不是在德国，而是在奥地利。将生产过程理性化的泰勒，占据了神的地位，他使得个体变得多余而无用。全球法则和客观的经济数字——生产、失业、贬值、价格和工资——变成书中的角色，或说幽灵，但依然造成实在的威胁，像某出古代悲剧中的暴君，是人类命运的仲裁者。

卡尔的一生，他的梦想、希望，以及本身对自身遭遇的无法理解，都由无所不在的机制所组构并拆解，一如洋流和海风的相遇形成浪峰，又使之碎散；但即使在这里——每个生命，即使最短暂的，也呼求着永恒——一滴水滴也会抗议，发自深刻的痛楚，抗议不想被它所属的社会整体大洋所吞噬。卡尔一直未能察觉那诱陷他的网，而关于卡尔的小说就是我们自己生命的故事，在我们不知道谁是老板、谁是编辑的报刊上不定期连载的系列；连载中充斥着令人发指的地方新闻、隐藏在耸动头条下的一桩桩诈欺事件。布伦嘉伯的书给我们一种真实而切肤的恐惧，恐惧那读者意外发现竟是不可避免的第三次世界大战——让我们感受到那一小条面包卖两亿两千万马克是如此不祥的真实，不论多么无法想象；他们是血与肉的庞大数字，是某部荒谬史诗中的巨人。

10.在市场

乌尔姆的渔人区的确迷人，召唤着游人的可爱小街道、慷慨供应鳟鱼和芦笋的小酒馆、露天的啤酒屋、沿多瑙河的人行道、映在蓝河（Blau）上的老房子和紫藤，蓝河是“当地”的河流，谦虚地贡献水流给那大川。

空气甜美清新，阿梅狄欧挽着玛达莲娜的手，而吉吉则忙着比较各种旅馆的优点。法兰切丝卡的脸庞映在俯瞰运河的老窗玻璃上，而生命缓慢而宁静地向前流，像这些穿过暮色的神秘的水。小城是诱人的，一八七五年的统计中提到的五百四十八家啤酒屋似乎成功地调和了反叛诗人克里斯蒂安·舒巴特[71]和一心一意想飞翔却像块石头落入多瑙河中的著名裁缝师，阿尔布雷斯特·贝尔伯林格[72]，也调和了很大程度是发源于乌尔姆的德国新电影，还有著名的设计学院。此地风华的又一证明包括最著名的乌尔姆之子，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他写了一小段斯文的四行诗，诗中说恒星，可不管什么相对论——一径永恒地沿着牛顿为它们铺成的轨道行进。

市政厅中有一块匾额，上面写到开普勒是在乌尔姆公开发表《鲁道夫星表》[73]并发明一种称重仪，由乌尔姆市公开采用。猪市场有另外一块匾额。这块匾上的文字语气略带高傲，颂扬一八七〇年德国的胜利以及威廉帝国的建立，其中说：

Auchaufdem Marktder Säue

wohntechtedeutsche Treue.

（即使在猪市场，也跳动着忠诚的德国之心。）

小猪（Säue）和忠诚（Treue）的押韵，已经在不知不觉中讽刺影射了几年之后的转变：富强的第二帝国变得庸俗粗野。一七一七年在渔人广场上的同名建筑中，有人画了另外一个城市的景观，那是多么不同而更加温柔的精神：那是魏森堡，也就是贝尔格莱德。基尔特画师夏佛勒（Johann Matthäus Scheiffele）的画，目的是将载运部队从乌尔姆出发，沿多瑙河而下，前去与土耳其人作战的渡船化为不朽。已经被攻占的贝尔格莱德是那场战争中的重要战略地点。另有一些人乘坐人称“乌尔姆条板箱”的老旧大艇，自乌尔姆出发，他们是准备前往巴纳特定居的移民，所谓“多瑙河的施瓦本人”（Donauschwaben），他们在两世纪的时间内，从玛丽亚·特蕾莎的时代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会对多瑙河盆地的文化和生活做出初步的重要贡献，但如今贡献已被抹除。我自己的多瑙河之旅主要就是一趟前往巴纳特的旅程，紧紧跟随着那如今已消失，但事实上是倒转过来的扩张，因为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德国人便逐步退出欧洲东南部，的确可称为外移。

11.侮蔑行为档案

矗立在乌尔姆中央广场的大教堂，有世界最高的尖塔以及异质的建筑风格，始建于一三七七年，不计后来的整修工作，则是完成于一八九〇年。教堂本身有些不协调的地方，破纪录的成就中经常会发现的那种略嫌失态的格调。玛达莲娜带着一脸困惑向上凝视尖塔，并试图说服自己一切都没问题，但她的鼻子却指出穿过空中的一条大胆不安的弧线，与之相对的是那丛神圣建筑，透露出石块最单调乏味的一面。

介绍大教堂的无数出版物中，最杰出的是斐迪南·特兰（Ferdinand Thrän）制作的指南，精确而讲究，他不只提到每个细节，更详加描绘，从圆柱的雕饰到一位虔诚的会众成员，磨坊主华姆斯（Wammes），为了替教堂工程集资而捐出一条工作裤义卖的所得（六先令又二生丁）。特兰除了撰写大教堂指南之外，也是一位新哥特风格的建筑师，而且因为他顽固地相信拱门的某项“法则”，差点把大教堂给毁了，他自信这法则是他的独门创见。他的博学大作《乌尔姆大教堂：同物之确实描绘》（The Cathedralof Ulm, an Exact Descriptionofthe Same，1857）的封面上，印刷师傅可能是一时大意，忘了将作者的名字印上去，这似乎遵循了斐迪南·特兰个人无悔的命运，但维也纳国立图书馆的馆员用铅笔加了上去，至少保存在阿尔贝蒂娜宫的那一份是如此。

此疏忽之例，是特兰遭受到的众多不当对待当中的一种。特兰是十九世纪间乌尔姆大教堂的建筑师兼修复者，也是一个对粗鲁言行特别敏感的人，证据是他保存好几年、细心记载的《无礼遭遇档案》（Fileof Rudenesses Received），收在盒里，束之高阁，藏匿大教堂，未出版也无人知晓。特兰好似灾星，老是被人欺负，但他似乎怀着痛苦的喜悦，强调生命就是侮蔑和恶搞，无以改变，只好严格记录其中的凌辱暴行。如果真正的写作源于渴望记录生活中无处不有的困扰，那么特兰就是真正的写作者。文学在此是会计结果，是得与失的底账，不可避免之亏损的资产负债表。但是账册的条理分明，记录的精确完整，也许会带来一种快感，抵消实际注记下来之言行的可憎。萨特说他认为性行为的高潮和前戏比起来是平庸无奇的，同样，我们也注意到特兰在记录那无法令人满足的最终愉悦时所具有的满足感。

侮蔑档案的制作者将侮蔑行为分门别类、施以控管，变成掌控无耻世界及横行其中之羞辱情状的大师。特兰告诉我们，他在一八三五年以私人应试者的身份参加在斯图加特举行的考试，对于他得到的好成绩，他只是一笔带过，却大谈必须清晨即起有多么痛苦，谈旅程中的不适和关卡人员的无礼，谈劣质啤酒和喝了以后的恶心感觉，还有它的价格：七十七个弗洛林金币加四十七个十字币。他成为道路工程督察员时，不得已必须依礼拜访有影响力的人士，财政顾问和政府部门主管等，奴颜婢膝前去致意；但是有一位长辈总是坚持和他一起去，因为这位长辈认为他不够圆滑，脑袋不灵光，无法只身进行这种拜访活动。

进行大教堂修复工程时，特兰和他的上司以及政府当局起了冲突，后者指责特兰花钱太多，他在报纸上巨细靡遗地报告口角、批评、与对手争执的内容、对于合约条款的法律争议、罚金、上诉、针对其账目的造谣毁谤、知名人士的侮辱和专制、对于引进煤气照明的争执、对手的阴谋等这个对手无法阻止符腾堡国王颁给他一枚金质勋章以表彰他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但却阻挠官方公开这项荣誉。

特兰觉得自己是“被追捕的猎物”，但他的怨恨不限于针对迫害他的敌人，因为他不屑那些纯为卑鄙的个人动机。错不在那善妒而心怀恶意的个人，生命的全部就在造冤施辱，整件事情就是一桩侮蔑。特兰公正无私地记下人的狡诈和事的卑鄙，工程督察鲁沛—洛伊特林根（Rupp-Reutlingen）的阴谋，毁了他的中堂的那场暴风雨的恶毒——让大教堂里散落满间泥灰，还有给他薪水但不附带津贴的决定，以及他发了高烧、十一次从马背上掉下来——原因是他那匹老马是匹驽马，但这却是他微薄的薪俸所买得起的唯一马种——他的四个小孩的死，经常发生的使他从鹰架上跌落的意外，最后可能碰上掉落多瑙河被人用船钩拖起时的麻烦，而且拖起来时还有被刺伤之虞。悲剧和骚扰放在同样的高度，因为生命真正的悲剧就在于，生活是不折不扣的、惹人厌的事情。

中欧文学中有这种自我伤害意识膨胀的例子，这种人因如此完整记录自己的不幸而感觉战胜了生命的愚蠢和不公不义。特兰是格里帕泽和卡夫卡的小哥，有点像在编制自身的灾难地图。在他的报表中，揭露了生命中所有的恶劣和怨怼。承受并记录这类事情的人，就可以把生命傲慢的总表在她面前晃晃，然后爬到她头上，高高在上地睥睨生命，活像老师把成绩单发给某个资质差劲的学生的情景。

特兰受了政府当局和私人的轻蔑、上级和邻居的侮辱，但是他感到骄傲，因为别人对他的轻侮，他认为正证明了他自身的尊严、拿他当笑柄等行为的拙劣，以及生命的不完全，而这种不完全反而显示出真正顶天立地的人格。迪菲连（Dieferlen）教授在为自己百岁生日所写的文章中回忆起特兰这个人，说他顶着一头长发和浓密的大胡须，忙着整修几成废墟的大教堂，这里杂草蔓生，仓鸮和蝙蝠侵占了哥特式花饰窗格，冰冷的风从破窗灌入，讲道时还伴随着麻雀在讲坛上方啾啾嚷嚷。特兰也许正喜欢那种荒芜落寞。譬如，他满足地指出，那麻雀雕像，乌尔姆的象征，早已坍落成碎片，无法抵挡“万物的稍纵即逝”，又说以黏土新塑成的麻雀还藏在地窖，等待当局决定是不是将它们放上老位置，塑像耐心等待他们结束争吵，一方面也逐渐剥落坍塌——不过还好，不如为了它们的命运争执不休的顾问们凋零得快。

这位记录侮蔑情事的档案员乐于描述生命的凋萎，那会将他自己从这世界抹除，但更会消除所有那些侮蔑不公。死亡的普遍性矫正了愚蠢和卑鄙的普遍性。但正如托马斯·曼所说，每一本反对生命的书，都会诱使我们去生活；特兰以顽固的拒绝对付事物的狠恶，背后其实也对现实保有一份缄默的爱，爱那些他以执著的精确性测量的河流和道路。也许生命真正的朋友不是那些对着她大献殷勤的多情求爱者，反而是举止笨拙、被拒绝的爱人，他们觉得生命对他们毫不垂顾，一把甩开他们，如特兰所说，弃之如一件老旧家具。

12.格里帕泽和拿破仑

距离城市几公里的埃尔欣根修道院附近，是一八〇五年十月十九日“乌尔姆投降典礼”的所在地，换句话说是奥地利将军马克——托尔斯泰在《战争与和平》中提到的“不幸的马克”——向拿破仑投降之地。一块石碑纪念拿破仑这方的阵亡者、法兰西以及当时和这位皇帝结盟的几个德意志联邦的军人：纪念一八〇五年巴伐利亚、符腾堡、巴登和法兰西大军的参战士兵。河流旁的迷雾森林，这番风景或可入画，一幅战争场景图，有个豁口代表内伊元帅突破奥地利防线的地点。

多瑙河此段一直是大型战役的战场，譬如赫希施塔特或布林德海姆战役，在西班牙王位继承战争期间的一七〇四年，尤金亲王与马尔伯勒公爵于此战役中携手大败路易十四的法兰西军队。但多瑙河沿岸的这些战役是老欧洲的战役，前革命、前现代的，胜败交错，延长着绝对君权政体之间的平衡，直到一七八九年。多瑙河的帝国是那传统世界的最高体现，而在乌尔姆打败奥地利人并进占维也纳的拿破仑，却是现代性的化身，强逼狠进推向老哈布斯堡多瑙河世界秩序的脚边，这番追击到一九一八年才告结束。

格里帕泽对拿破仑的观察是这种奥地利精神的典型表现，其观察是前现代也是后现代的，看出了现代性扫荡了由多瑙河所代表的对传统的象征防御。格里帕泽见证过拿破仑于一八〇九年胜利攻入维也纳，这位精明、看法片面的思想家，否认自己为不羁的想象所主宰，也否认面对现实时是带着主观的狂傲，但连这点他自己也有所察觉，还认为会危及他心灵的道德平和感，甚至影响作为诗人的创作事业。格里帕泽是模仿者也是先驱、十九世纪奥地利剧场的经典人物，在哈布斯堡文学中是第一个“没有个性的人”[74]，也创造没有个性的人。他是个分裂、矛盾的个体，深深佩服他自己老是达不到的人格的统一性，他认为那是一种更高的品行。格里帕泽性格复杂，疑神疑鬼，是卖弄学问的组织者，也自行监督着对自我的抑制，吹毛求疵地反对快乐，分裂于狂烈热情和自我毁灭的贫乏中，难怪卡夫卡如此嗜读他的作品——格里帕泽这个作者伪造了自己的画像，暴露自己所有的负面性格，在日记里他还采用一个讨人厌的角色，叫做费塞慕尔那（Fixlmüllner）的他我（alterego）。

当生命被剥夺、不足，抵御之法就是坚守边线，拒绝加入。多瑙河文化对于生命的隐含面极为敏感，所以一向对此种防御策略驾轻就熟。这种誓言发现“平行行动”的空洞性，也一如卡尔·克劳斯[75]，誓言赞美前后方世界的文化，并没有忽略全体性，它见证过全体性被连根拔除，它眼见原来有秩序、和谐的巴洛克宇宙被整个翻转。格里帕泽经验自己的习性，那不是某种心理学的偶发事件，而是时代支配的结果，自我与整个世界的不平衡。像他之后的卡夫卡，不让这些习性遮蔽他客观的法律感、世界感，而这世界在维也纳的传统中仍是一个上帝所创造的世界。

格里帕泽肯定不能像黑格尔一样，在拿破仑身上看见骑在马上的时代精神，他自认是个有社交野心的人，运用权力攀爬，但不是以高远理想为名义，而是出于不受束缚的自我中心。拿破仑事业的结果，事实上是格里帕泽的剧本《奥图卡国王的兴衰》（King Ottocar：His Riseand Fall，1825）的源头，在剧中，他将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和波希米亚的奥图卡相对照，前者是王朝的奠基者，谦虚运用权力的化身，而后者的目的是操纵权力以实现个人野心。因此对他而言，拿破仑是主体性自传统的宗教年代突破而出的象征，并以民族主义向群众渗透，而终结了十八世纪理性主义的、容忍的世界主义。

拿破仑代表着“病态年代的热病”，但像热病一样，他也代表“能消除病态”并引向康复的暴力反动。格里帕泽称他是“命运之子”，为他冠上一道光轮，像哈姆雷特一样，是被召唤来矫正一个“脱序”时代的人；但这个科西嘉人欠缺哈姆雷特的谦逊，因认识到身上背负的巨大任务，而意识到自身的不足。相反地，拿破仑是渺小的，因为他宣称要变得伟大，但只有在他失败时，在宗教的赎罪中，在承认自己的虚荣时，他才真正变得伟大，一如戏里的奥图卡，当他在战役中、在爱情中，被击垮、被羞辱，耄耋袭至，沦入真实人生的赤贫状态，他才得以起而为真王。

对格里帕泽而言，号称在现代时期政治已取代命运的拿破仑，代表着极权主义，生命被视为全然政治的，个人的存在被历史和国家所闯入，又被社会机制所吞没。现代社会和拿破仑主义典型的整体动员（格里帕泽只抓住那大首领的元素，而忽略其对于民主和自由解放的刺激），与之相抗衡的是约瑟夫二世的国家忠诚服务者之民族特质，后者以克己的精神尽忠职守，但也划定了政治干预的界线，护卫公共和私人领域的区分。

格里帕泽称拿破仑的单边主义“骇人”：拿破仑“不论在哪里都只看见自己的理念，牺牲一切来实现”。奥地利传统对抗意识形态的集权主义而保卫可感知的细节、独特的个体、不能被简化为系统的那生之侧面。在晚期的伟大剧作《哈布斯堡的阋墙》（Family Strifein Habsburg）中，鲁道夫二世是一位沉默的皇帝，而有像鲁道夫一样的宗教观点，也尊重不可预料、时而乖戾的个体性，因为宗教的超越感禁止我们从尘世阶层制度中制造偶像，并为我们指向更高之处，即连反常的事物也可以在上帝的计划中找到位置。一个纯粹世俗的、历史的角度，对待看似微不足道、次等的事物，有着教条主义般的粗暴：格里帕泽指控拿破仑一心一意就想拿下“主要点”，而无视“次要点”——那从外表看是边缘而次要的事物，在这位捍卫“微小殊异事物”的奥地利诗人眼中，却有其独立尊严，不能因为专横独裁的全盘规划而被牺牲。

奥地利文化受到一种超越历史的巴洛克一体性的启发，不然就是一种追随现代历史洪流中溃散的后历史的断片化。在两种情况中，它都拒绝接受纯粹历史评价的标准，我们则是根据这标准为现象赋予重要性，并以伟大程度来加以安排。奥地利文化护卫边缘的、稍纵即逝的、次要的种种，从旨在燃尽此类事物以便达成更重要结果的机制中，偷得休憩与缓解。

相对地，拿破仑是现代狂热的化身，他歼灭短暂无用之物，不耐烦地瞬间辗绝生命，以便继续推进。约瑟夫·罗斯[76]的小说《百日谣》（The Balladofthe Hundred Days）找来关于这位皇帝会早泄的流言，拿这事来象征他的狂热躁进，他刻不容缓地分派任务，总是有事情要做，而且无时无刻都在想下一件事，甚至不能稍稍放松寻欢作乐——因为没有信念的人并不希望行动，而是希望已经有所行动了。

就欧洲其他地方的拿破仑神话来说，奥地利的观点是不协调的。拿破仑神话各有各的调：从司汤达和陀斯妥耶夫斯基所呈现的一位白手起家的伟人的魅力，到莱昂·布洛伊[77]的天生般的热情。格里帕泽确实掌握了拿破仑现代性的某个侧面，但是他把这个侧面拿来和约瑟夫启蒙的、官僚的精神特质相对照，在其巅峰时代，后者的特质是极有创意的，但在拿破仑时代，它虽仍保有伟大进步的伦理政治传统中那种坚毅的抵抗力，却已转化为冻结的、超保守的机制。无论如何，格里帕泽的目的是颂扬鲁道夫一世的“庄严稳重”，“一个完全沉默而冷静的人”，但是在剧中，他变得苍白而渺小，被奥图卡的伟岸形象所笼罩，犹如被击垮的巨人。但是，鲁道夫这个耐心的理论家，再一次采取智慧的行动，因为他的审慎乃是一种政治技巧，而奥图卡虽梦想伟大，却被动地自我迷惑，陷入令人目眩但与政治无关的梦想里。

格里帕泽在《奥图卡国王的兴衰》一剧中，赞扬哈布斯堡家族东方政策的开始、家族成功成为奥地利之统治者、命运注定转向东方，以及其在多瑙河地区的使命。奥图卡象征了被德意志民族的神圣罗马帝国消灭于中欧的波希米亚，而鲁道夫正是头戴帝国之冠者。但在剧中，奥图卡也以现代化者的角色出现，也就是将波希米亚德意志化的人，这位君王喜爱德意志文化元素，也将之引进自己的国家，以便将其王国打造得更有效率，更加进化；他鄙视那些不愿意脱离古代原始生活节奏的臣民，他们不愿意脱离十九世纪时还被称为“没有历史的民族”的斯拉夫民族的农业世界。

奥图卡开始引领他们进入历史，但他却死了，这位波希米亚的君王开始将人民德意志化，以便胜过德意志人，但根据格里帕泽和哈布斯堡家族悲观的看法，这样做反而毁了他的权力和独立性，格里帕泽以为这“进入历史”的做法是一种堕落。不论如何，波希米亚都是一个暧昧的字眼——这种情况至少将维持一个世纪——可以指称捷克人，也可以指波希米亚地区的德意志人，所以至多代表一个难以界定的认同，就像所有边界纠纷的案例。最糟糕的是，这是一种极敏感的认同，永远不满别人对他们所采取的态度，不管那态度为何。这出戏有很长一段时间被封锁，因为怕激怒波希米亚人，格里帕泽也叙述他去探访奥图卡之墓、请求其原谅的情形——到了布拉格，他看到周围许多人都拉长了脸，一脸不悦。

13.走动疗法

根据传统说法，十七世纪在乌尔姆，人们保存了亚哈随鲁[78]这个流浪犹太人的鞋。垫上那种可维持数世纪的鞋底，就可以踏上任何旅程。有一段时间医生还认为，走路是维持心灵平衡的良方。意大利版的《霍夫曼故事》全集中，有一则小注，提到作者拿来当模型创作的一个真正人物，注释中说：“威廉·冯·葛罗特斯（F.Wilhelm C.L.von Grotthus，1747-1801）试图以长途徒步旅行的方式来对抗家族遗传的精神疾病。他在贝鲁特因精神错乱而死。”

14.从劳因根到迪林根

阿勒曼尼人[79]建立的古城塔楼众多，最突出的当属那削细、高耸的白马塔，传奇骏马，长十五英尺，多瑙河可一跃而过。劳因根城就像附近的迪林根，有神学研究的传统，学院和讲堂，吸引人宁静冥思的施瓦本宗教气息，以及虽有激烈教派斗争的纷扰而犹谦卑喜乐的精神性，是德国乡间教区的特征，特别是在施瓦本地区，虽然劳因根从一二六九年以后就正式成为巴伐利亚的一部分。小城学院众多，像封建伯爵沃尔夫冈于一五六一年建立的名人中学，现已为历史所湮没。这是一个教区神父、牧师及教师集中的地方，如戴格勒（Deigele），人称施瓦本的门德尔松，他所作的圣歌，于今犹在某些乡村教堂传唱，表达顺从上帝的亲近以及几乎可称为快乐的感觉，即使我们在歌吟之中也听见生命的阴影、短暂和虚无。劳因根是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老师大阿尔伯图斯的出生地，他的塑像现立于市政厅对面。在著作《论动物》（Deanimalibus）中，这位博学的圣者甚至提到他说是因地之便在本地的多瑙河中观察到的鱼。

十八世纪德意志的省份中，在施瓦本和巴伐利亚，有让·保尔的老师和教区神父在此有限范围内活动的足迹。他随着他们循走乡间小径、他们的生命之路，用着蜿蜒、崎岖、复杂缠绕的措词，米特那[80]在此中察见于语法中重现“全一”之流动核心的尝试。

那语法也反映帝国的状况，神圣罗马帝国，那在歌德《浮士德》中是惊异的源头，它惊异于帝国究竟何以能够维持不坠。让·保尔的语句似乎都是附属子句而无主要子句，若非投射到地方，就顶多是由一个极难寻得的中心所扣连；反映政治和社会的拼组，拥挤着边缘的、特殊的，以及例外、特殊条款和缺乏任何固定中心结构的分离物体，一如已然日薄西山的德意志帝国。

即使从那个世界，真正囤积讽刺素材的仓房，让·保尔也得以感觉到生命的解体、不足。人在地上一遭，于他犹如持续的坠落，像一落体。他是一位存在主义的诗人，被诠释为缺乏信念，亦即缺乏真实生活，但他也是一位精明、狡猾的战略家，多亏有诗，他将信念的领土、绝对意义的片刻，狠狠驱逐于匮乏和世俗的沙漠之外。让·保尔与歌德和席勒同时代，一位反古典的作家，古典派的大人物都和他保持一定距离，而他也疏远他们。他为文讽刺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域意识，但在某种程度上又是那褊狭地平面上的囚徒。他将椅子拉到炉边，戴上睡帽，开始讲他那小老师马利亚·伏兹（Maria Wuz）的故事，他嘲弄那些以为大世界就在过道另一端的人，但他自己和政治“大世界”可没有任何瓜葛，但刚好在那些年间，古典文学正逐渐站稳脚跟，像浮士德，开始与人类历史齐步走。

但让·保尔为分歧发声，在后来的欧洲文学中将以更暴烈的方式浮现，有排挤或驱除德国古典主义之势。他掌握隐藏在文字背后的空无、价值及其基础的遮蔽，与那吞没所有事物、将大自然化为残尸、把当下涂销的虚无主义。这位擅写居家之乐和宗教朴实性的温和诗人，也是一位（通过将之调转为梦的迂回曲折）想象死基督之冷血寓言的诗人，一个宣告上帝不存的死基督。让·保尔道出了虚无主义——价值的毁灭和有限的现实，而当时的古典文化认为那是可以克服的。他注意到人缺乏与自己的认同，又深入梦和无意识的复杂纠葛，深入他的角色亟欲见到另一个自我的黑暗长廊。只有幽默可以治疗这分离的痛楚，因为虽然它会将这有限缩小，甚至加以粉碎，但它会怀着欣然同情而做，将之开向那超越有限的无限，但同时也赋予普遍意义。

黑格尔不喜欢让·保尔，这倒可以理解，因为他拒绝将现实——而且是当时的现实——视为精神的完全而圆满的自我实现。对让·保尔而言，世界满是坑洞和裂隙，从中传出耳语和超越的强风，对无限的反思。事实上他在《吉本凯斯》（Siebenkäs）中写道，在这世界中，总是得为他者着点色，以使世界完整。现实对他而言是依于“他方”的。让·保尔不是“现代人”，如果现代性的意思是有系统地将所有事物全部纳入的有力思考；但他可以说是“当代人”，如果这意思是说此人特别感受到现实的不完全和片段性，感受到它的僵滞状态。

不管这个人所持的意见和自承的信念为何，使这个人与众不同的主要就在于这种“在外”的有或无，不论是以思想或以人出之，他们感觉活在一个本然即美好完满的世界，或是不完满而往“在外”开放的世界。旅行也许总是朝向在那暮空中焕发红紫光彩的远方目标，在海平面或山的线条之外，到日出的国度，而那时它会与我们一起落下。旅人走向黄昏，每一步都朝向日落，引导他到终将消逝的火红线条。让·保尔写道，旅人就像残者，悬于两个世界之间。路途遥远，即使只是从厨房移到西向的房间看见窗格攫住地平线的火红，因为房间很大，未知的国度和一生的时间还不够完成从育幼室走到卧室的奥德赛式漫长旅程，走廊上有小孩追逐，餐桌上有瓶盖如仪队在欢呼中爆开，而书桌上有少许书和纸；一生的时间不够容纳过多的尝试，例如关于厨房和餐厅之间来来回回，特洛伊和伊萨卡之间的起起伏伏。

但现在，在劳因根和迪林根之间，真的天色已晚，映红的天空不只是堪称有象征价值的意象，也是不可否认的气象事实。在劳因根，我们依约和阿梅狄欧在铸钟者之家前面会合。现在他突然沉默了，成了嵌在他脑内松果腺之缄默的囚徒。玛达莲娜两颊粉红更甚平常，傍晚的透明和她心的透明在她的脸庞上相互调色，而喜好研究德国事物的人，必定熟知歌德用以反驳牛顿但徒劳无功的《色彩理论》（Theoryof Colors），现在却想歌德可能并不是完全错的：光，如牛顿所言，是被传导的，但我们有幸看不见光波的长度，而是看到绿色、蓝色，和这黄昏与玛达莲娜双颊的泛红。

啊，让这个傍晚时分永远下去吧，也让我们永远不要到达迪林根，一如我们从不曾跨越地平线。生命之河流在我们的血管，如同在马利亚·伏兹那位学校教师身上，在沉淀于我们内部的每一次心跳，一如在他那里，时间的些许淤塞有一天终会升高到心的部位，而将我们覆盖；但现在，此时此刻，洪流并未淹没我们，而是将我们环抱。夕阳也映照在法兰切丝卡的脸庞，轻淡，谜样，犹如风中的一面旗帜。一个小时的欢愉，感官贪爱着那古典而完美的圆满，充分绽放的女性特质已无可再变化，成熟女性窈窕淫浪的曲线，世纪末荡妇无可指责的极致优雅。单是欢愉需要可感和有限的部分，而不爱超越在外的事物。但如果连最短暂的序曲或毁灭的微光也悄悄渗入欢愉之中，它只因超越在外之召唤而出现，它爱那犹在变化中之事物的谜样——我们身边那勉强的不完整性、风的冲击和笔直的线条、少女、傍晚时分高挺的树木。

现在，法兰切丝卡和其他人走在前。“我们”——我书写用的这个语言有所不足，其文法并不包含列举动词之变化（coniugare）和词尾变化（declinare）所需的双数，没错，也是结合和婉拒生命之连续实质所需的双数——“我们”稍微落后了。但即使走在前面的那些身形，那些第三者，也与我们合一。行过朦胧平畴的路程即将结束，迪林根已不远，连这夜晚时分的和谐交融也将告终。解散是存在的不完美，是其欠缺；生命碎散成极小的时间片段，其中一无所有——因此全部合起来亦然。

让·保尔就像后来出现在斯维沃小说中的老人，对他温和的性格来说，生命之光总是抹着生活恐惧的阴影，恐惧老是缠着他的幸运的眷顾。生存之中有太多也有太少，琐细的烦事急促堆积，令人喘不过气，重要的事情却没有。那些害羞的教师是缺席的游击战中最佳的战略家，逃避它锥心的纠缠。他们努力想享受生活，将生活从吞噬一切、无刻不能没有信念的组织中解放，就像让·保尔故事中的另一位主角，校长福洛瑞安·费伯（Florian Fäbel）替他的毕业班学生计划到菲希特尔贝格旅行，这趟旅行完完全全将他吞没。他全神贯注地研究地图，却没注意他们经过的地方，他大声念出布辛[81]指南中对于一栋建筑的描写，结果没有时间抬头看看建筑本身。

让·保尔的那些态度温和的校外教学家们，以激进的同种疗法，以不断退缩的过程，来抵抗不足。他们寻找一个空无的空间，纯粹的悬置，其中闪烁着精华事物之光，或至少是它的反射；为此，他们清空现实中所有的阻碍，所有劳烦长物。当风雪使窗景黯淡，马利亚·伏兹合上眼睛，在结霜的大地洒下春天的意象。成人的他用整个傍晚时分回忆童年，特别是母亲准备晚餐时他便合眼陶醉在快乐中的那些片刻。退缩自乘为数学的平方，光在二次方的记忆中闪烁，此时他重拾那些还记得或梦想着快乐的片刻，又退到时间之外，楼梯底藏着童年玩具和瞬间的暗柜，而对马利亚·伏兹而言，那童年的翠绿犹在覆盖大地多年的雪底闪耀。

让·保尔喜欢当下——未来犹未或已成过往时，他等候并悲叹，在当下时却又藐视挥霍。纯粹的当下并不存在于时间当中，时间在每一刻毁灭它；它存在于时间之外，也就是说生命之外，纯化在记忆和书写中。他在小说《昆图斯·费克斯兰的一生》（Lifeof Quintus Fixlein）中说：烟，从煎熬的存在中升起，像锑的烟雾，结晶为喜悦的新蕊，那正是诗或意象的花朵，书写将之从逐渐消逝的生命中抽出。家庭的田园诗，如让·保尔所吟咏者，于是有了宇宙的面向，而居家的世界婚姻中的爱、小小的家务、快乐的一天、蜡烛和棺木——都嫁接并植入无限性的肌理。观察时间——被网走，这位马利亚·伏兹的作传者体察到“吾人存在的虚无”，誓言“藐视、理当取得并享受这样一场无足轻重的生命”。

每趟旅程，像现在前往迪林根，都是对匮乏的抗拒，因为我们旅行不是为了到达，而只是旅行，并在逗留之中激起纯粹的当下。真正出发的那人是谁？让·保尔引入昆图斯·费克斯兰的一生的故事，他说某次在旅途中，他遇见一位艺术机构主管，和他说话的时候他假称自己是昆图斯·费克斯兰，也就是他所创造的那个角色。也许不只让·保尔，每个写作的人都是自己的塑造者，把“我”的人称代名词硬塞给另一个人，另一个真正在路上旅行的人。在这无与伦比的暮色中朝迪林根走去的人是谁？他所跟循的不是道路车辙，而是此刻由笔在纸上画过的路径。任何将自己的命运交付给纸张的人都是可怜的卡夫卡的影子：他已经抓住门把，准备进入挚爱女子的房间时，就像卡夫卡已经准备进入米莲娜的房间了，却又松了手，转身，回到制表的科学里。

艾萨克·辛格的角色不转身，他们冷静地走进房间，因为他们不怕面对生命和无法预料的危险。他们接受胜利的时刻而无骄傲，接受失败的时刻而无忧容，因为在他们身体的自信中有一个根深蒂固的信念，相信成败皆属必然法则，像高潮与低潮。害怕挫败的人，像泽诺·科西尼或约瑟夫·K这些人物，却无法接受，撤退到文学，退到纸页之间，无法和失败的幽灵共舞，侧身而行，以调戏来控制他，殷勤求欢并加以推迟。文学为失败提供庇护，因为它从生命中偷取，然后转移到纸页，但也因此使生命更加空虚，更加贫瘠。让·保尔说书写者将其所有感知和理念都只保留在他所写的东西里，如果有人把他的纸都烧掉，他的一切就被剥夺了，再也无法知道。没带笔记本四处游走时，他是完全愚蠢而无知的，“自身的苍白剪影和抄本，是他的代表者和监护人”。

但纸是体贴的，因为它传授谦卑，且使人看见自我的空无。写了一页的人，半个小时后在等公交车时，发现自己一无所知，即使是刚刚写下的东西。他学会承认自己的卑微矛盾，而在思索自己的满纸荒唐言时，恍然大悟人人都把自己的心血当做宇宙的中心。你在那里有个小小容身之所，每个人都是。也许这书写者对于每个人的金字塔有一种手足情感，他们都像他，将幻想使劲推入坟墓的时候还想象自己是被选中的灵魂；也许他了解了，最终众人皆在前往虚无的推挤中还彼此伤害真是愚蠢。书写者建构一个普世密教团体，一个共济会，一个愚蠢的密会总部。他们自己，从让·保尔到穆齐尔，也写关于愚蠢的散论和颂词，这并非偶然。

但书写的这种不足之处帮助我们发现智识的鄙琐和相对性，因此可让人渐渐产生友谊和相互的宽容。书页教我们不要把某些东西看得太重，即使比较接近卡夫卡而非艾萨克·辛格的人，也从《城堡》和《致米莲娜的信》学到他必须转动手把，打开那扇门，走进房间。不久之后，他就会欢喜地看着自己的小孩大闹他的纸堆，把纸拿来折纸船或射飞镖。我那只颇受敬重的天竺鼠布飞托二世啮咬那本《道德谱系学》的封面时，沾满灰尘的高贵胡须还高高扬起到底层书柜的顶端，对尼采的忠诚告诉我，让它去吧，事实上还要对他能平静地看透那超越善恶的世界感到高兴。

让如此意识到愚蠢的文人们，由于知道无法实现自身的这种自知之明，而得以继续耕耘他对写作文字的热情吧，那会帮助他继续走下去，像让·保尔的一个角色一样，靠陈腐的引言、程序表、节目单、讣闻、海报等为生；写下闪现的事物，尽其所能抓住意象和文句。当笔记本涂满了，心神也会宁静一点，若无其事地向走过的时间吹吹口哨。即将入夜，我们在迪林根，黄昏的忧郁已消逝。从容接受命令是有可能的，要这最后几个小时的魅惑结束。柯尼斯街（Königstrasse）的中世纪走道和巴洛克建筑，将我们引向冥想般的静默，对于古老街道有着轻松而朴素的德国式的熟稔，似乎只为在时空之中延长一座广场如此投入的静谧。

小旅馆很舒适，暗色的木头、大大的啤酒杯，还有床上凫绒被围成的小圆顶。我们互道晚安，各自入房道明天见。明天是多么愚蠢的字眼！生命的梦，是在太硬的床垫上梦到的，让·保尔这样说，但睡在一起，又造成文法上的不足：那是信念。

15.恶的媚俗

金茨堡，哈布斯堡时代人称小维也纳的小城，一七七〇年四月二十八日，市民都出来向玛丽·安托瓦内特致敬，她正要前赴与路易十六的婚礼——婚礼的队伍有三百七十匹骏马和五十七架大马车——在那不久之后，她也将赴断头台之约了。

但是在这些美丽的房屋里，这些整洁、亲切的街道上，在小酒馆“金葡萄”的招牌和一串金葡萄旁边，诱发我们来思考的不是玛丽皇后。这里是约瑟夫·门格勒的出生地，他是奥斯维辛集中营的典狱大夫，可能也是所有死亡集中营中最凶残的刽子手。他一直隐匿在此地——在一座修道院里——直到一九四九年，一九五九年也曾潜逃回来参加其父的丧礼。在奥斯维辛，总是微笑从容的门格勒，曾经将小宝宝扔到火中，硬从母亲的怀抱将婴儿取走，然后砸开他们的脑袋，从子宫中取出胎儿，对双胞胎做实验（特别是吉卜赛人的双胞胎），挖出眼珠用线串起，挂在房间墙壁上，然后送去给奥特朗·冯·斐书尔（Otranvan Verschuer）博士（柏林人类学研究所所长，一九五三年以后甚至还在明斯特大学担任教授），在人体注射病毒，又烧他们的生殖器。他逃过逮捕已四十载，现在可能还活着。我们得说即使以杀人为乐，又强迫被害者的儿子观看的人，也有能力爱自己的父亲。

恶人也有共谋：门格勒被美国人从狱中释放，或许经英国人协助逃脱，修士窝藏他，并受到巴拉圭独裁者的保护。纳粹主义绝对不是这世界有过的唯一一种暴行，今天许多人却以谴责不再是威胁的纳粹暴力，来掩盖其他暴行，加诸其他种族和肤色的受害者，似乎表白了“反法西斯主义”的信念，良心就可以安稳了。但是纳粹主义也的确是高峰，无可超越的邪恶高潮，社会秩序和暴行之间所曾有过的最接近的关联。看这位微笑、有虐待狂的医生，若以病理学加以解释，他是病人，因无可控制的冲动而犯罪，可谓误判曲解。在他藏匿的金茨堡的修道院，他没有挖人眼珠或内脏，我也不以为他有逃避现实的症状。他会规规矩矩，像一位安静、谨慎的绅士，可能会浇浇花，并恭敬地参加晚祷。他不会杀人，因为他不能，因为周围环境禁止他，他会听命牺牲，不会大惊小怪，接受真正的环境对于他的野心所加的限制，就像学会接受不能变成大富翁或和好莱坞大明星上床的生活。对上帝的恐惧是智慧的开端，如果没有法律，没有恐惧，没有障碍，去阻止人们做出在奥斯维辛可以做而不会受到惩罚的种种活动，不仅门格勒博士，也许每个人都可能变成门格勒。

门格勒所犯的罪，构成集中营的历史上最可怕的一章。就像每个罪犯的激情，连他对酷刑的享受也透露出巨大的平庸性，空洞如犯罪时的愚蠢微笑。一位被迫协助他做实验的犹太医师有一次问他，这灭绝的事还要进行多久。门格勒微笑，用他悦耳的声调说：“Mein Freund, esgehtimmerweiter, immerweiter。”（我的朋友，会一直下去，一直下去。）那着迷的、弱智的词句包含邪恶和所有的愚钝：一种仪式性的套语机械的、狂乱的重复，介于迷幻流行歌曲的副歌和宗教连祷之间，是被残酷所毒害的脆弱心智在喃喃叨念。

其时，门格勒被一种逾矩的行为所蛊惑，他加以实施，犹如一种膜拜，认为会给日常生活投下“更崇高”的光芒。他所做的事除了残暴之外，还是极度愚蠢的，是每个人都可以做到的事，而他出于被媚俗所迷眩的无知，还认为此事是保留给被选中的少数的。

也许由于认定逾矩会伴随着不快乐感，逾矩的修辞便将犯罪描述为带有自己的救赎，而不需要更多的净化。暴力因此似乎等同于救赎，让人感觉它将一种清白无辜植入精神之本能欲望的冲动。逾矩的神秘，一个充满教化噱头的字眼，因邪恶之故而颂扬邪恶以自我欺瞒，并蔑视所有的道德。邪恶那阴郁但被魔咒蛊惑的鲜艳色彩，比善那清醒朴实的黑白，更有吸引力；邪恶的行为引人崇拜，几乎就像射杀一个朋友，如魏尔伦之射杀兰波，便能让人写出魏尔伦那样的诗。

对逾矩的迷恋，古已有之。犹太传统有言，邪恶达于高峰时，弥赛亚便将到来。根据更极端的教派的说法，助纣为虐，使恶得胜，将加速其到来，那也是救赎的来临。面对隐藏在人心深处的隐晦暴力，我们所有人都像古代的诺斯替教徒[82]，希望说服自己，我们的行为纵使为肮脏和残酷所玷污，也无损隐藏在灵魂中的真金；我们希望被允许，或者更好是受命，自由驾驭暴力，好似自己是无辜的。

逾矩所违反的若是性行为的法规，就简单了。因为违犯色欲禁忌，若是出于能负责任之人，且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就不构成邪恶；而纵欲的狂热只是荒谬而已，并没有害处。但当门格勒把未同意参与这场游戏的人的生殖器给割去时，事情就不同了。当我们的欲望，一如每种欲望，可理解地拒绝被压抑时，唯有以他者的痛苦为代价才能满足。弗里茨·朗[83]著名的电影《M》当中的谋杀者，拉斯柯尔尼科夫，所犯的罪行不是一时兴起，而是出自真实难挨的激情，必须因为本身的痛苦而受到尊重，不是通过使他人受苦而获得满足。艺术特别喜欢这种极端、异常的例子，但即使我们渺小的日常生命都密布着自己的欢愉和他人的权利之间的冲突，反之亦然。

逾矩的神秘性，目标并不是爱罪人，更是爱罪的本身，且因为相信唯一被禁止的事情是性，于是拿性冲动当做理由，颠倒每次的冲动，坚称这批准或召唤了冲动的满足。也许门格勒的性冲动和他这种嗜性有关，而在奥斯维辛，他的性冲动获得了满足，但值得质疑的是，这是否就使他的行为合理化，而他竟被看成不受约束之人，不受任何道德的限制，如传言所说，我行我素地生活。

受到救赎的逾矩强烈影响的艺术，事实上只能荣耀三等的违法者，他们是邪恶的仆役而已。此类艺术——譬如热内的小说——让我们看到的救赎者——犯罪者典型，都是窃贼、强暴犯、杀人魔：残酷、闷闷不乐的犯罪者，他们零售着恶德。没有人敢想象，有个罪恶的弥赛亚在国家领导者的脑袋里，他下令投掷原子弹或将某个城市夷为平地，腐败的州长盗用要给医院的款项，军火制造者将国家推入战火中以便从中获利，或大老板羞辱下属等等。对于街头凶手比对办公室里的灭绝者有较多的同情，这是对的，想到前者因为环境的匮乏和不快乐，较为情有可原；但任何提出这种论点的人都是在诉诸价值，也是追求善的正直之人，即使那纯粹是因为他不希望承认的任性念头。

另一方面，若救赎者是将邪恶推至极端之人，那么下令投掷原子弹的领导者、靠战争牟取暴利的人、镇压罢工的黑道大老板，或者贪污的州长，都比开膛手杰克更是真正的弥赛亚。天真的艺术家赞美后者，着迷于他的色欲倒错，着迷于他信以为伴随这种行为而生的性刺激；但或许是按下原子弹按钮或从他人身上骗取财物的人，在获得满足中体验一种变态的性高潮，在认为性刺激使所有行为变得高贵的那些人心中，应会提高他所受的尊敬。门格勒蜜糖般的温柔，他的言语和微笑，他希望这些会赋予他死亡天使的面貌，但都表示出各种对于邪恶之迷恋，真实而愚蠢；那是每种半文化特有的表情，期望以假冒的阴影弃物来弥补自己的低俗贫乏。被禁的行为通常就像扔出窗外的垃圾一样陈腐，也正因它折磨人，使人痛苦，所以也是迟钝的。约瑟夫·罗斯谈到纳粹时说，蛇发女妖美杜莎是平庸的。门格勒的受害者是悲剧里的角色，但门格勒自己则不过是昏聩胡乱状态中的一个角色而已。

16.空墓

“多瑙河的地图，即使在往后，也像一幅军事地图。”罗马尼亚作家特罗斯特在讨论过一六三二年布林德海姆之役和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围攻多瑙沃斯后不久如此写道。还不到新山的地方，有奥伯豪森一地，它的田野林地之中有一小块属于法国的地，它被买下，因为这里有共和国军队第一精锐部队士兵拉图尔·达维涅（Théophile Malo Corretde Latourd’Auvergne）的石棺。他原是国王卫队的士官，后来参与美国革命，又加入法国大革命，最后在拿破仑的军队里担任列兵，死于多瑙河旁的战役。

石棺现在是空的，他的遗骨已经被移到巴黎。在孤寂野地里，石棺被犹如仪仗队的一方树林所守护着。同样的地点也埋葬着步兵队第六分旅的指挥官德弗提，他也在同一天阵亡，不过主角还是这位列兵，“法国第一近卫步兵，于法兰西共和国八年十月八日阵亡”。看过这个墓碑之后，新山那种文艺复兴景象看起来多么装模作样，又文绉绉的！教堂，宫殿，贵族宅院，高贵庭园，矫饰、匠气的厢房，在多瑙河畔重现意大利艺术的优雅，活像古装剧的舞台场景。但这废弃的坟墓却诉说着光荣，法文中的“lagloire”，同时也透露出它的徒劳；它体现了一种生命的意义，这生命因为对新旗帜的信仰而拿起武器，而不是拿来替地方王公贵族之间的战争服务；也代表在每个骑兵队和飘扬的旗帜背后不断扩大的空虚；同时，也代表那无尽不仁的天空背景，在宇宙历史的胶卷上，一队士兵衬着这个背景前进，迎向死亡的召唤。

德国王公的纪念碑是博物馆里的东西，但共和国和拿破仑军队列兵的石棺，像革命本身，含蓄纪念着伟大的自由梦想。另一方面，现在以蒂利[84]命名的兵营，使人想起其他的战争，由一个王朝所征召而非为理想献身的强大武力。当然，拉图尔也加入了，拿破仑为了个人的野心将他及成千上万的人一起牺牲了——就像他对梅特涅[85]所说，语带嘲弄——他准备为了自己的成功让他们去送死。但是拿破仑征服者的行径并没有阻止人们聚集到他的麾下，为伟大而真正的——虽然也马上就变质了的——革命而奋斗。

吉吉和阿梅迪欧爱极了这“lagloire”的氛围，但他们也爱分析的精确性，他们被笛卡尔高中所吸引，不只因为那盒状的建筑，也因为它的名称。一六一九年，笛卡尔就在这小城度过冬天，在他舒适、温暖的房间，获得了著名的概念启发。玛莉亚不见了；玛达莲娜在学校外面，等那两位男士和管理员闲聊完毕。她那凹凸有致的挺立身材、披散的秀发，好像在说清晰明确的观念和真正的荣耀之间是没有冲突的，那真正的荣耀来自一个人的光度，来自那些福音教徒称为土地之盐、世界之光的人。

心灵需要“几何学的精神”，一则公理的证明亦然。可见事物的王国必须用标尺来衡量，命运的弧度则多亏其所在的纵横轴坐标系统。只有确认了可见的事物，才能使我们触及其界，引导我们的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到那光的源头，在玛达莲娜身上，在法兰切丝卡的沉默中。连那来自隐藏之源头的光和沉默，连那更超越的和不可见的，都清晰而像几何般的，毫不含糊。那光的几何可给予整个生命秩序和激情的清晰，而不只是一堆等式。该是吉吉和阿梅迪欧结束与管理员闲聊的时候了，别让玛达莲娜一直等着。

17.因戈尔施塔特的玛丽路易丝·弗莱瑟[86]

就像中世纪编年史家的名字一样，这位有说服力的作者名字也总是和她的出生地合在一起称呼，简直就像是一个单词。因戈尔施塔特的玛丽路易丝·弗莱瑟，肯定是和这个巴伐利亚小城因深具争议性的根源相结合，这小城历来总是夸耀它的军事骄傲，未遭到破坏的堡垒，多次被围城但从不曾被攻下。今天，有一条著名的输油管道就是从因戈尔施塔特连到意大利的里雅斯特的。

因戈尔施塔特是个有着军事传统的小城，从阿道尔夫一六三二年的围城，到三十年战争中帝国的伟大将领蒂利之死；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戴高乐和图卡切夫斯基元帅都曾囚禁于此的著名要塞，到现在著名的先驱者学校也位于此。《因戈尔施塔特的先驱者》（Pioneersof Ingolstadt）是玛丽路易丝·弗莱瑟在一九二八年到一九二九年间所写的一出剧作的名称，一九六八年曾加以修改，造成众议纷纷，就像许多在描写身处的小地方时没有好好咬文嚼字一番的作者一样，她遭到镇上舆论的排斥和辱骂。

她还有另一出更值得注意的戏剧，《因戈尔施塔特的炼狱》（Purgatoryat Ingolstadt），而就像《炼狱》以及她的其他剧本一样，《因戈尔施塔特的先驱者》简洁深刻地描绘了乡村中令人窒息的暴力及个人的痛苦，特别是女人：她们苦痛的呼喊就像夜间此刻的幽暗中河流上方鸥群的凄厉尖叫一样刺耳难耐。

玛丽路易丝·弗莱瑟被布鲁诺·法兰克[87]称为“中欧最美好的胸怀”，她自身经历了那窒闷、骇人的女性境况，也加以描述；她承受了暴力的遭遇，她用自己那糊里糊涂，也许是可怜的方式加以反叛，然后用其诗作的史诗性格加以克服。她用一种深沉的无距离感认同女性的驯服地位，以至于几乎被压垮，但她又从其中爬起来，在创作中对这经验赋予一个坚定、客观的图像。她的作品，特别是剧作，有种干涩的、写实的精确性，又带着精力充沛的工人阶级般的自然主义和想象力道。是布莱希特将她引介到骚动的柏林世界而成名。这圈子马上正确地看出她是人民文学的模范：丰富的现实，不受“写实主义”老套和地域色彩的影响，是唯一可以与当时德国境况相比拟的文学——因此造就玛丽路易丝·弗莱瑟在长期被忽略之后近几年重新被发现。

认识了布莱希特，对这位女作家而言在知识上是幸运的，但在现实生存上却可能是不幸的。她和布莱希特的关系，让她感受到亟欲挣脱的必要，她经历了她的艺术中所控诉的男性的不诚实和女性的顺服，强迫混杂了共谋和屈从、文化和性、投降和反抗，排除了平等，并在抗议之下接受让男性的意志不可避免以暴力主宰女性意志。她写道，布莱希特总是消费人们，而她自己也没有逃离消费商品的角色。

玛丽路易丝·弗莱瑟就像《因戈尔施塔特的先驱者》里的角色贝塔，她是共同造成自己不幸命运的被害者，因为她把自己服从的角色视为理所当然，深深嵌入情感当中，更用自己的行为来制裁。她在和布莱希特或其他人的关系中，是个激情的人，温柔又反叛，受到保护和虐待，但总是毫无防备；她从来没办法让自己变成平等的伙伴，从没有平等的权利，也许因为她没有感觉自己是这样——因此是深植在传统女性特质的最极端。如果是对卢·安德烈亚斯·莎乐美，还有我在学校认识的一些女孩！——布莱希特是不会这样作威作福的，只因为从第一刻开始，他就知道，整个生命甚至比脑袋还更快地知道，他是不可能这样的，而这样做的念头也绝不会出现。

受害者有时候替践踏她们的男人铺平了路，虽然这一定不会令男人更没有罪恶感。玛丽路易丝·弗莱瑟的作品中完全没有糊涂的情感，但她也证明像她这样的女子会有什么遭遇。

18.罗马壁垒

地方民间传说认为建造这些墙的，是魔鬼。这则传说，以及其他相关的政事，都由魏森堡中学的校长，约翰·亚历山大·多德兰恩所记录下来，收在一篇旁征博引的专题论文里，论文的标题极长而且枝枝节节的。而那些墙，现已变成倾坍的石界。中世纪晚期的农民，最远也只能看到他所耕种的田地，壁垒是罗马帝国建造以标示疆界的防御工事，一路延伸到黑海，这壁垒的意念是不可思议的、超人的，就像纯粹意念之超越日常可及的立即性，看来必定是出自鬼斧神工。但不是魔鬼，而是历代罗马皇帝，从奥古斯都到维斯帕先、从哈德良到马可·奥勒留和康茂德，以石线画出了那边界。界线的这边是帝国，罗马的理念和普遍管辖权所在；另一边是蛮族之地，那使帝国渐生恐惧的蛮族，他们不再想去征服或同化他们，只想阻止其迫近而已。

就像Raetiasecunda和Germaniasuperior[88]的农民在罗马人放弃了这些乡野地方之后一样，连当代人也难以理解这些土石散布的广袤，而视之为魔鬼工程，也许是帝国主义的魔鬼吧。罗马人的意思当然也是——主要就是——统治，而它所宣称拥有的普遍性是统治权的面具，本身却注定灭亡，虽然她老是佯称具有永恒性。每个宣称代表普遍性和文明的权力，总会有付出代价，把武器交给那些不久之前还被认为是粗野不文的次等人的时候。受到鄙视的蛮族变成新欧洲的塑造者，随后，几世纪以来被认为是没有历史、卑贱无名的奴隶种族斯拉夫人，知道他们的时代到了，而过去用三轮车推着白人四处跑的华人，现在则雄踞世界一方。

对每个人而言，都有他的时代，他在历史上的使命。那壁垒，从田野和灌木丛中冒出的废墟，诉说着罗马帝国的伟大时刻，彼时世界的基础和统一。我们的历史、我们的文化、我们的欧洲，都是那罗马壁垒的女儿。那些石块道出对边域的渴望，一种为自我赋予范围和形式的需求。帝权是关卡，是屏障，是防御模糊和个人主义的粗野不文的壁垒。连我现在看到的这个开口都是线，是形式，一个领域的严密前线，在那领域中，性欲之爱无限的——因此也是不真实的——潜在性变成真实。我们亲吻，我们爱着一个开口、一种形式、一道壁垒。当然，虽然在神秘的面容和斜眼瞥视之下，连罗马帝国的疆界都像古董奇玩，珍贵但冷门，就像多德兰恩校长那博学的研究论文。

19.圣殿与玫瑰

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一世为了纪念挣脱拿破仑势力的德国解放战争而建立的纪念碑，称为“解放大殿”（Befreiungshalle），雄踞多瑙河上方，从百米外耸立的米歇斯堡山（Michelsberg Hill）俯瞰小城凯尔海姆。这位生性浪漫的巴伐利亚君王，在一八三六年游希腊的时候想出了这个点子。一八四二年放下第一块基石，一八六二年时建筑终于完工，正式奉祀，而此时这位国君早已从政治舞台上消失多年，被一八四八年民主事件还有他对美丽的劳拉·蒙戴兹的热情所淹覆，根据格里帕泽的说法，他在劳拉的臂弯里从一个国王变成一个男人。

这座圆形的建筑物自一八一三年到一八一五年战争的荣光中矗立，看起来像个储气槽——纪念人类的成就，同样艰巨而恒久。环形立面装饰着十八座石灰雕像，高六米，由巨大的方柱所支撑，雕像分别代表着参与反拿破仑战争的十八个德裔民族（包括了波希米亚人和摩拉维亚人）。殿内，十八座由卡拉拉大理石建造的白色胜利女神像，高三点三米，各持一个铜盾，上刻战役名称，而顶上的匾额则刻着伟大将领之名。

这座白色、有点笨拙的万神殿，和环绕“储气槽”四周的原野比起来，显得苍白无力：缺少巴黎荣民院那种从破损旗帜当中显现的荣耀，那风的、烟硝的、虚荣的绚烂，让一场战役有如生命。一八一三年的德国战争，统一国家的起义和改革的精神由开明的普鲁士政治家和将领如施泰因、沙恩霍斯特、格奈泽瑙、约克、克劳塞维兹向外传播，但这些和这座纪念建筑所暗示的民族主义浮夸语汇没有丝毫共同之处。在那些时日里觉醒的德意志世界——特别是普鲁士，但不单只是它——经历了短暂的进步、改革和公民自由的希望，然而几十年后竖立起这座纪念碑的德意志世界已经停滞在反动和复辟之中。它已经在国家之爱和自由之爱之间造成分裂，后者让他们震惧；于是它开始以开明自由为代价，号召民族统一。俾斯麦和威廉的德国至少有部分否定了施泰因和洪堡的德国。诚然，路德维希一世统治的巴伐利亚，时而反动时而开明，却代表着最值得瞩目的替代选择，不同于普鲁士领导下的德国统一和后来由普鲁士主导的德国民族主义。但这丧礼般的“光荣”已经沦为一八一三年开明爱国主义的化石或反讽而已。

路德维希一世对古希腊及其争取独立的过程充满浪漫之爱，竟使得他在希腊摆脱土耳其的统治之后，强迫自己的儿子奥托任希腊国王，更赞助了另一座德国光荣纪念碑的建造，即瓦尔哈拉神殿，距离雷根斯堡几公里之处俯视多瑙河的“多林斯式”殿堂。这座有着北欧神话名称的白色古希腊神殿，象征着期望中的希腊与德国的结合共生。古希腊民族多利安人后代的德国人，会是新欧洲的希腊人，并为这个欧洲赋予一个新的、普遍人性的文化，一如古希腊人对古代世界的贡献。对荷尔德林而言，这已经是个无政府的革命梦想，开放给全世界的自由与救赎的乌托邦。

瓦尔哈拉神殿似乎带着这样的梦想，像那些关于大力士赫丘力斯之苦劳的影片，由史蒂夫·里夫斯（Steve Reeves）和西尔维娅·柯丝奇娜（Sylvia Koscina）主演，带着希腊神话本身的味道。殿内有一百六十一座伟大德国人的胸像，有些人只有名字（如歌德），有些人还加上职业（如莫扎特，作曲家），有些人又加上严正的界定（如克罗普斯托克，神圣的吟游诗人）。直到路德维希的时代都还有人得以列位这座万神殿，甚至今天，如果有人渴求不朽，在经过复杂的行政程序之后他也有机会站上殿堂。不过梅特涅是对的，他不喜欢这个地方，而黑贝尔[89]根本不想被人看到死在这里。

瓦尔哈拉像个蜡像，和周围在风中俯仰的草、百米以下闪烁的多瑙河水、树木的阴影比起来，很容易看出它的徒劳无用。我们也容易偏爱诗而非文献，真实而非人为，生命而非事物以及保存事物的博物馆。但就像某个小学的复印式刊物所刊载的一则有力寓言给予我们的暗示，或许偏好花而非柱子也可能是一种修辞，是对于生命的触犯，而生命渴望爱，反对私密的悲伤。这个寓言是一个小女孩所写，刊在一九七三年五月的《圣维多报》（Giostrino, La Gazzettadi San Vito）。作者莫妮卡·法瓦雷托是特里斯特一所小学一年级的学生。故事的题目是《玫瑰》。“玫瑰很快乐。她和其他花朵都相处得很好。有一天，玫瑰跌倒了，她逐渐凋萎，快死了。她看到一朵纸花，就对它说‘你真是一朵漂亮的玫瑰！’——‘但我是纸玫瑰啊！’——‘你难道不知道我快死了吗？’玫瑰死了，不再说话。”

这个小故事道出了几乎所有关于生命的脆弱和死亡无法穿透的悲伤，提醒我们，事物的确比生命长久一点，但它们也注定要消失；而面对死之悲哀的人，颂扬真实而损抑人为是没什么意义的。倘若倾听他们的啜泣，他们多延续一会儿的渴望，我们就是忠于生者的眼泪的，即使那是人造的事物，就像这座伪瓦尔哈拉的多林斯柱。

我不知道这个不为人知的一年级小学生现在怎么样了，在做什么，她是不是立志要成为大作家，还是这天赋的灵光一闪终成独一无二、无法重复的启示，而她现在不过是个普通的女孩。诗是无人性的，风往哪里吹它就往哪里飘，不属于那在页底签署的名字。有时是妙手偶得之，像拖曳在页面的涂鸦，却变得如此迷人；或是某些姿势，一个人无意间透露的优雅，自己都不知道，或许也永远不会知道。

20.雷根斯堡

即使《风俗书》（Volksbuch）——通俗版的浮士德传奇——也赞颂雷根斯堡的名气和那座石桥，编史者写到这帝国自由市[90]兼主教辖区的宏伟都市，是数世纪的世界奇迹。而在一五一七年，马克西米利安一世这位英勇的帝王还称它是“很久很久以前德国所有富裕知名的城市当中最繁荣的一座”。颂辞和怀旧之情萦绕着这座辉煌的哥特式和罗马式都市，内布百座塔楼，广场和小径上历史层层堆砌，而浓缩在每块雕琢的石块中。

对此城的颂辞充满整座图书馆，但总是着眼于过往的雄伟——einst，很久很久以前——像马克西米利安皇帝早在一五一七年就说过的话。教堂、塔楼、贵族家宅、雕刻图案，在诉说着过往的雄伟和光荣，那是只能纪念不能拥有的，总是曾经而从来不是未来的。

居民的怀旧之情守护着往日的遗迹，而那又涵养着更早年代的残余和记忆。“这个城市老了，”约翰·施梅勒（Johann Andreas Schmeller）在一八〇二年说，“议会里的讲话像在十五世纪。”但即便是在十五世纪，他们就已经在感叹失去的辉煌。也许是因为这样，而不只是因为塔楼，雷根斯堡被比为布拉格，那金色城市似乎也只存在于消失的辉煌记忆中，而且永远如此。

雷根斯堡人挚爱他们的城邦，也学习着保存在每个城门和每个柱顶的记忆。娴熟地方掌故的人总是热切而稳重——即使他们的宝藏中不只可以找到古物珍藏，还有一页页的历史，还有红胡子腓特烈[91]策马通过石桥——这些博闻学者遇上其他过往的学者，而他们在各自岁月里也热衷于守护消失的年代。

在微缩编印密密麻麻的六百六十五页里，卡尔·鲍尔一块石头一块石头地重构城市地图，标示每座房屋和重要建筑的历史与意义、几百年前居住在巷弄中的鬼魂、拱廊、大门、美好亲切的小广场。在这本出版于一九八〇年的书中，他详细记述了十字街十九号的房子，为我们描述了一八四一年在此逝世的雷根斯堡史家甘培兹海默（Christian Gottlieb Gumpelzhaimer）。甘培兹海默强烈热情的所在就是这座城市的过往，在《雷根斯堡的历史、传说与惊奇》（History, Legendsand Wondersin Regensburg，1830-1838）第一卷中，他就详述了对这座他生于斯的城市之古往的爱。

雷根斯堡自一六六三年起成为帝国议会的永久所在地，是神圣罗马帝国的“心脏”所在。这或许也是它天生有着怀旧痕迹的原因。神圣罗马帝国本质上从一开始就是落日的反影，期盼再度旭日东升的梦想；是罗马这普遍意念的回音，虽然罗马帝国的政治结构早已分崩离析。当然，就如较为明智而节制的史家所认为的那样，神圣罗马帝国并非教会思想家所设想的普遍帝国；它并不自认是“基督教国家”，或和西方基督教重叠（尤利乌斯·冯·菲克尔如此认为）；巴勒克拉夫也写道，它并不暗示拥有普遍管辖权。从奥托大帝到亨利四世和红胡子腓特烈，从萨克森人到萨利人再到施瓦本人的朝代，杰出的日耳曼统治者都想要一个强大的德意志君主国，一个坚定统一的国家，他们倒也建造出来了，一面还沉迷于统治世界的绮想。

虽然如此，不只人有起伏荣枯，像希罗多德说的，观念亦然——这里是指帝国的观念。在很多的道路上，历史状况不断改变，帝国观念的含义也会改变。帝国真正的政治重要性愈是流失（不管是因为诸侯亲王的独立权力，或臣服于王朝利益，如哈布斯堡王朝），对于帝国主题所具有的普遍情感就愈生强烈，那主题却是在掩盖权力的真空。因是，在日耳曼政治局势不确定、受到外来干预之威胁的时期，亚历山大·冯·罗伊斯[92]警告，如果帝国毁灭，世界秩序便将瓦解。

帝国的狂热是欠缺的狂热，理念的宏伟和现实的贫乏之间缺乏平衡，邓南遮[93]在描写留着长发的西吉斯蒙德[94]的命运时就说了：“那暴烈的帝国精神，握有一些城堡而非世界。”帝国概念伸向乌托邦的未来，但是它依靠着神秘的过往，取用消失而遥远的光芒。那荣耀总是很久很久以前，就如马克西米利安一世口中雷根斯堡的荣耀。

石桥下的多瑙河河面宽阔，迟暮中显得深黯，水上划出几道波峰，仿佛在唤起失去的种种经验，那已逝或将逝的河水，其实从未消逝。空气与黑水上飘满微风，带着反影和色泽、声音、鸟的羽翼、微屈而浸于阴影中的草；但当我回到有着许多塔楼的城内，感觉就像滑进一本书的两页之间，老甘培兹海默重新唤起过往世纪的书和卡尔·鲍尔重新唤起甘培兹海默的那本书。在两页之中无尽微小的空间里或者也许不是两页，而是同一页的两面——我觉得很自在，不必遭受险恶天气事件的折磨。德国作家海因里希·劳勃（Heinrich Laube）在一八三四年时曾幻想老雷根斯堡的闲情古风，唇色甜美的女孩被亲吻时会放低眼睛，歌曲如此忧伤而短暂如多瑙河上的波浪，而且看不到半个警察和文学批评家。这田园风光不喜动员，也避开警察的规定和文化工业的警察。

老实说，我不是来寻找不在的东西，虽说过去确实多少和我在雷根斯堡的停留有关。元帅要来和我见面，约在著名老石桥的一头，虽然我是从另一侧进城的。这可不是一时兴起，元帅是一个喜欢桥的女人，还喜欢把桥连接到河岸的拱门——从中学的时候就是，那时她的笑声那么具有穿透力，会把华丽吊灯上的罗马蜡烛变成夜空中满天闪现的彗星。

我不记得我们之中是哪一个先给她取这个福楼拜式的绰号。多年来她一直住得很远，先是在维也纳，然后林茨，现在是雷根斯堡，和她丈夫及两个女儿；这对女儿就像她的翻版，即使今天，对我们这些老同学来说那都是生命延续性和事物忠诚性的最有力的保证。时间的力量有时叫人怀疑，但在这些年里时间却只增添她的光彩，是向她进贡的封臣，以母性的温柔丰富她的霸气，为她的活力添加深刻的颖悟魅力。这位元帅还是张牙舞爪，还是会甩头，用那高傲不羁的大方气息，把笑声送给晚风。在学校的时候她就像个游牧女王，还让老师在称赞她的文章或翻译时，提醒她德性比文字能力重要，他这样说：“要记得，quiproficitlitterisseddeficitmoribusmagisdeficitquamproficit……”

元帅爱极了拉丁文，这个科目她的分数很高，多亏这样，她在其他领域偶尔天外飞来的一笔才得以被原谅。她以无可羁绊的清明神智驰骋生命，其中却也有种古典的锐利思辨，两者的合成整饬了世间混乱的尘埃，事物各就各位，主词放在主格，受词放在直接受格。任何人如果看见她在她最喜欢的十月末某日，笑着从海水中浮现，是不可能被误导的，那就是她。

雷根斯堡正适合元帅，那取之不尽的记忆、风格和图像，而这些还是构成基本的统一基调。宏伟的大教堂正面，一整林的图像从石中浮出，动物、脸孔、幻想或甚至怪物般的生灵，繁衍的生命丛林揭示更高的和谐共鸣，创造的一体性。从深渊中窜出的横眼斜目，被一种基督教的勇气所驯服而转为柔美，这种勇气向生命的多元，也向无数生物当中的每一个说“是”，只因为它认为这些都是上帝创造的，是宇宙构思中的图像，其中没有所谓的怪物。

元帅也是那野蛮但信基督的森林中的造物。她从石中冒出，将自己投向放浪的飞行，但她知道自己是那整体的一部分。以往或现在，她的生活都不太容易，或者应该说，生命其实不曾对强者比较好，或说对那些试图掩饰自己的脆弱以避免依赖他人的人，生命不过是给予支持和安慰。对那些有意识地活着的人、了解自己处境不稳的人，生命是艰难的，但对于弱者，或者应该说是那些展现弱点以便将重量都丢到他人身上的人，对那些被当做美丽和高贵的灵魂而宠爱、怜悯或溺爱的人，生命是放任的。连耶稣也对马大很严格，而当她忙着张罗午餐，马利亚却坐在门口舒服地听他说话，他也觉得很自然。不过，向基督做出最深刻的信仰告白的却是马大，他的告白也许更甚于彼得的告白。

当元帅真难啊！世界要求她应该不断扮演她的角色，不允许她有牙痛或瘀青，而将每件事都堆到她看似强壮的高贵肩头上。但即使那颗心也认识脆弱的容貌，会颤抖，并感受从深处升起那心灵暗地的幽灵，但不论如何，就像雷根斯堡的圣雅各布城门上的寓言，它将幽灵赶回混沌之中，将之炼在幽黯的虚无，卸除其武装。宁静的夜晚，永恒的生命，在夜祷的言语。如果和元帅当同学更久，我必然会改变信仰。

21.在帝国议会堂

市政厅内的议会堂，是神圣罗马帝国永久议会的集会地。无人的大座上坐着皇帝，他因为亲王和行会而逐渐变得无能，或者是自己轻忽帝国运作，经常像是行政者而非执政者。周围是留给选帝侯、亲王、帝国自由市的团体。雷根斯堡在一六六三年成为帝国议会永久会址时，皇帝已经是没有实权的角色。在这原本应该是统治世界的会堂中，世界本身不见了；世界的缺席让人想起“没有一件事是只由自己的范围所界定的”。借用对德国的过去充满向往的十九世纪浪漫诗人阿尼姆[95]的戏剧《洞》里的台词。“皇帝与帝国”（Kaiserund Reich）这说法中的und，是脆弱的连接词，但也像一个去连接词，一无所有，仅是虚无，而作用只在于分割。帝国已蚀，伟纳·奈夫（Werner Näf）如是写道，其焦点在亲王和行会，而中心——皇帝——似乎变成纯粹抽象。

核心阙如，凝聚力和政治统一性短少，在心中唤起的不是施瓦本的腓特烈二世那清明、透彻的凝视，他正视事物的本相，不含一丝深奥的意义，而是在心中唤起西班牙哈布斯堡家族的闪躲目光，集中在事情隐藏扭曲的一面，在黑暗与晦涩：传统将这种目光归于奥地利的唐·约翰，勒潘多海战[96]的胜利者，他是罗马帝国皇帝查理五世和出身于雷根斯堡中产阶级的美丽女儿芭芭拉·布隆贝格的私生子，出生在唐德勒巷的一栋房子里。芭芭拉·布隆贝格十八岁时，已孤七年的皇帝四十六岁，形容老去，忧郁消沉，由于——普拉滕有诗行这样说——对于虚幻事物的虚荣感，这虚幻事物让他像老帝国一般衰落，即使中世纪遗产的没落需要他来领导一个现代世界权力的兴起。

由于惦念着这次恋情，还有这位他从未再见面的女子，查理五世在临终时——真的是在逝世前的几个小时——秘密遗赠她一大笔财富，六百个金币。我们不小心地做爱，布莱希特的文句。奥地利的唐·约翰长大，在勒潘多赢得胜仗，却未赢得快乐，他注定属于生命幽黯的屈斜，而非生命的清澈。

帝国议会堂墙壁上的双头鹰，确定了一个阴影幢幢、抑郁的景象。衰落的伤感似乎没有影响那些秘书或书记，是他们结束了“茶点小桌”的历史。这城市过去常常提供提神的小点心给帝国议会代表们，就放在茶点小桌上，有酒以及甜点，主要都是秘书和书记在这里大吃大喝。某次集会，有个成员似乎过度贪杯，开会的时候原本应该做记录的，他却睡着了，开始酣声大作，干扰了与神圣罗马帝国休戚相关的讨论进行，结果世界大乱。市议会因此取消点心款待的传统。

22.无物六点

“我知道你喜欢‘无物’，不是因为它的极小价值，而是因为可以轻松玩笑，所以我想，如果一个礼物愈接近零，你会更欢迎，更喜爱。”开普勒在一六一一年新年送给他的朋友兼保护人华肯菲尔斯（Johannes Matthäus Wackhervon Wackenfels）的礼物，是一篇小论文《论六角形雪片》（Strenaseu De Nive Sexangula），文章开头就是上面引述的文字；接下去是他的疑惑，为什么落雪会凝成细小的六角星形，而这篇严格又轻松的论文通篇在反讽的空间内游戏，介于极小和全无的空间。在布拉格的时候，科学家写下这本小书，一六三〇年他在雷根斯堡去世，去世之处现在是开普勒博物馆，而这本小书现在就在入口处待价而沽。他为他的实验制作许多仪器和装置，博物馆甚至保存了他所爱的圆桶，上面的机件是他发明来确切测量桶中还剩下多少酒用的。

巴洛克文学充满对“无物”的颂歌，充满智性和诗的夸张修辞，为主题的难以捕捉而蛊惑。无物，比上帝的永恒性还要难掌握，也被挑战或胜出于概念之不可能性的决心所挑动。开普勒开始解释雪片的六角形结晶的形成，他检视了各种假设，以一系列的消去和否定法努力加以筛检和排除，他滑入无法察知的向度间最微细的空隙，让这份送给朋友的礼物有遗落的危险，就像波斯人献给国王的可亚斯佩斯之水[97]，他们用双手将这水捧来送给国王。

这事物的玩笑语气将论文化约成无物，但在玩笑的面纱背后发言的科学家，却相信真理和严谨，他认为几何学是创造物的神性比例，他用严格的精确加以研究，他知道知识可以让神秘感更加丰富，而真正的神秘不是让心灵自愿陷落于迷信的那种，而是让理性用可以支配的仪器不断加以探索。最接近神性计划的是几何学家。一六二〇年，亨利·沃顿爵士写信给培根说，他在开普勒于林茨的研究里，看到一幅图，一幅风景画，又说开普勒说过：“我画风景画，以数学家的身份。”

色彩、光线、阴影、树木、草丛，自然中种种事物如此丰沛而看似无序，但都臣服于法则、比例和比率，是线条和角度的相互游戏，而辨识其真面貌的正是数学家。但数学家一无所有，也得不到什么，开普勒这样告诉他的贵族赞助者。或许因为口袋空空，所以他的笔就玩弄着抽象，他用零的圆圈符号圈起“无物”，他只知道符号，不认识事物。因此他会转而思索雪也是很恰当的，雪会融化成无物，而雪的拉丁文nix，听起来就像无物一词——Nichts。

开普勒坚持太阳系就某方面来说是宇宙的中心。他讨厌无尽，那对他而言是混乱，他将灵魂交给他的造物者，由雷根斯堡福音教派牧师希格斯蒙·多瑙尔（Sigismund Christoph Donauer）所侍奉，他以“符合神之仆人的人性方式”给他慰藉。但在那篇可喜的关于雪之无物的短论中，他丢弃、消减、否定，以不断排除的方式来进行，几乎像在效仿雪花的融化。这位自认为是“数学家、哲学家和历史学家”的人，欢欢喜喜地活在上帝创造的宇宙中，但我们自己的精确性却变得较不易控制了，也许用数学家的方式来描绘我们生活的场景并不太明智。这种做法可能会变成无法挽回而且太过简单的抽象化，结果是一个圆圆的零——像那雪，将整个景观连同其间的居住者勾销于无形。

23.圣枝主日的驴儿

雷根斯堡很长一段时间都保有“圣枝主日之驴”（Palmesel）的传统，在复活节前的周日，拿着耶稣骑木驴的偶像上街游行，以纪念他在受难周之前欢喜进入耶路撒冷城。在这个传统中，主角似乎是驴儿，这备受蔑视和虐待的动物居然有这样光荣的一刻。一般传统总是羞辱驴子，在现实生活中叫他承受鞭笞，在日常语汇中拿他来侮辱。驴儿拉货车、驮重物，承载生命的重担；而生命，我们知道，对于伸出援手者是不知感恩也不仁不义的。生命允许自己被粉嫩的小说世界和色彩缤纷的电影所吸引，喜欢耀眼的命运胜过现实的平凡散文，所以阿斯科特赛马会上的赛马要比乡间小径上的驴子更让人喜爱。

但诗又比生命更高超，能够歌颂驴儿的尊严。让耶稣在马槽里不受寒冻的是驴，而不是纯种良马。诗人荷马把只手抵抗特洛伊围攻战而拯救希腊人的英雄大埃阿斯，比喻为背负重担的驴，而打击变得沉重伟大一如忒拉蒙（大埃阿斯之父）之盾。驴的逆来顺受，也被比喻为耶稣，为了救人类而受折磨。

驴的力量具有古代英雄的特质：耐心、冷静、谦卑、不屈不挠，不从自己的道路上退缩，胜过骏马的紧张发作和惊跳，正如尤利西斯胜过特洛伊王子帕里斯一般。为此之故，自阿普列乌斯[98]之后，驴就因其性能力而受到赞美。这种能力不是公牛式的傲慢，若为表现男子气概倒是不错，也不是小公鸡一般惹人厌的毛躁好色，而是谦卑耐力的化身，面对生命无所惊慌的毅力。阿普列乌斯的《金驴记》（Golden Ass）当中，美丽而眼光甚高的科林斯夫人对驴的赞美，大大弥补了日常语言中对驴的侮辱。卡内提的《马勒加斯之声》（Voiceof Marrakesh）中，作者描写一只被打得半死的驴子突然跃起：展现的暴乱活力，似乎道出所有受屈辱、受压迫者的内心。

24.巨轮

位于施特劳宾郊区的圣彼得教堂墓园，石块散落在教堂周围、在花园里，见证那些现在安息在他们阶级骄傲中的平静生命：这里埋葬着亚当·莫尔，啤酒酿造商，市政参事，巴伐利亚国家卫队的中尉，逝于一八二六年。阶级骄傲确定了个体和社群之间的谦诚和谐，但是一旦其他律则或心之所欲使个体陷入与社会秩序的冲突，诱使他去破坏秩序，即使他不希望，这样的和谐也会变成野蛮状态。教堂内三座小礼拜堂的其中之一是艾格妮丝·贝尔瑙尔之墓，她是奥格斯堡一位理发师的可爱女儿；一四三五年十月十二日，巴伐利亚埃内斯特公爵下令，要将她以施巫术之罪名溺毙于多瑙河，因为她嫁给了他的儿子阿尔伯特，而这门不当户不对的联姻威胁到了家族王朝的政策，甚至国家的法律与秩序。

艾格妮丝的坟墓上有她手持念珠的像，脚旁有两只小狗，象征婚姻的忠贞，即这位平民之女和她的贵族配偶结合的忠贞。雕像是由埃内斯特公爵——杀她的凶手——所竖立。黑贝尔在以这故事为题材的剧作中加以采用，这个传说是国家理性的一则寓言。埃内斯特公爵非常景仰艾格妮丝的美德和人格，还有她和儿子心心相连的纯洁之爱；但他在极不愿意的状况下决定以残忍的方式将她处死，是着眼于这婚姻所激发的政治后果，以及随之而来的复杂影响——混乱、战争、暴动、邦国的分崩离析、兄弟阋墙、生灵涂炭。执行这个牺牲仪式，或说犯下罪行之后，公爵以邦国之名向牺牲者的道德毅力和清白无辜致上敬意，因为现在她再也不构成危险了，他为她建造墓室，使她永垂不朽，自己则退隐于修道院。他的儿子阿尔伯特不惜与父为敌、执戈相向，为自己也为妻子复仇，但很快就为了政治和王朝之故而妥协，为了邦国而和让他变成鳏夫的父亲和解。他接过父王的令牌，后来和较为匹配的家世出身者二度缔结婚姻。

艾格妮丝被溺于多瑙河，始终都拒绝放弃丈夫以救己命。由于她浮在水面上，公爵雇用的行凶者只好把她那头传奇的鬈发绑在一根竿子上，将她的头扯到水下直至溺毙。正式的罪名是行巫术。创作于启蒙世纪即将结束时的作家“多瑙古人”改写了这段轶事，此时他不再能把她视为女巫，反而像个优良的中产阶级市民，把迷信拉下凡间，嘲弄她对阿尔伯特公爵的“可耻”诱惑；而公爵也不是裹着武器的小宝贝，而是正值盛年的骑士，在奥格斯堡遇见她，又在马技比武大会中向她求爱。当年判艾格妮丝施巫术有罪的法律学家艾梅朗姆·鲁斯培格和认为她轻佻无德、恬不知耻的多瑙古人，其实一脉相承，今天这样的想法也还很普遍，如果一家之父为一个二十岁的姑娘抛妻弃子，那么只有女孩这方有罪，而他是无辜的受害者。

玛丽路易丝·弗莱瑟没有写一出关于艾格妮丝的剧作。真是可惜，她一定会从艾格妮丝的角度来写的。这个故事在一八五一年由黑贝尔写成一出悲剧，无可否认充满诗的力道。黑贝尔对这位高风亮节又可人的女子满怀敬佩，她像《浮士德》里面的玛格丽特深知基督教信仰的教导，而她饮酒时，酒顺喉而下如滑入水晶容器。艾格妮丝必须死去，“只因为她的美与善”，因为当世间秩序受损，上帝不是用锄头而是用镰刀介入，义与不义一律腰斩，那“就不再是罪或无罪的问题了，而只是因和果的问题”，也就是说，纯粹事关乱源的消灭。黑贝尔无比着迷于这种对于国家理性的热情：个人的高贵纯洁只为了提升那些与全体同类的人的庄严神圣性，比如埃内斯特公爵和诗人自己。全体总是正确的一方，而为之牺牲的个人本身愈是无辜、愈是可钦可佩，全体就愈显得正当。

诗被召来歌颂牺牲，那也是一种自我奉献，因为那是压抑，压抑了诗本质上对于个人、对于受害者、对于艾格妮丝的可贵同情。“巨轮已经辗过她了，”埃内斯特公爵在她死后说道，“而她现在就在转动这巨轮者的身旁。”这句话就像所有对客体的关怀，都为主体的灭绝和自我灭绝而欢呼，也是令人怀疑的，因为每种关于全体的大论，也都让多瑙古人那类的褊狭庸见提高为某种崇高事物。有一种关于客观性的修辞，其扰嚷的蛮横似乎讽刺模仿了社会集体需求和组成之个人之间的关系。许多人不请自来，大谈“全体”，其欢腾鼓舞的语调重复着黑格尔的话，“刨木时必有削屑掉落”，那些说法是黑格尔思想的滑稽模仿，也拙劣模仿了所有有责任的谈法，后者考虑了社会和政治事实，却不过分强调。

黑贝尔确信，这种“暴力”是“合法的暴力”。支持全体的人的确总是确信某些事实上有待证明的事情：即他就代表着历史和全体利益。但很可能刚好相反：悲剧里说，阿尔伯特和艾格妮丝若结为连理，有破坏巴伐利亚公国之虞；又说若公国基础遭到破坏，可能会为皇帝重振中央权威、制服王公贵族的努力加上助力，像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不过历史或全体也许希望让帝国胜过各公国的地域主义，若是如此，埃内斯特公爵就会变成主观野心的代表，而艾格妮丝的婚姻就不会是违法悖德，而是全体意志的表达。很有可能在那一刻，是艾格妮丝体现了Weltgeist——世界精神。

世界精神的律师并无登记，而以此头衔自任的粗声嚣嚷却没完没了。想要与时代共进，想要随浮于游行队伍，是一种倒退的渴望，渴望让自己没有了一切选择和冲突，简言之，就是剥去自己的自由，渴望发现无辜，深信有罪是不可能的，因为也不可能做选择或独立行动。在黑贝尔的悲剧中，诗是妖惑之声，引起这种幻觉，这种弃绝：剧中不只艾格妮丝是无辜的，她的谋杀者更是。埃内斯特公爵说到这桩罪行：“有些事情，是必须在梦中执行的，譬如这件事。”

格里帕泽也写过一部关于国家理性的剧作，《托雷多的犹太女子》（The Jewessof Toledo），剧中，西班牙的大公们决定杀死拉埃尔，因为这位魅力无双的可爱女子让卡斯提尔国王神魂颠倒，深陷情欲之网，连国政都荒废了，国家已暴露于敌人的攻击、战争、屠杀和灭亡之下。但（套用马克斯·韦伯的区分）格里帕泽将信念伦理和责任伦理加以对立，说明两者的理由，以及不因其中一者而牺牲另一者，虽然同时也让冲突无法调解，而这冲突其实无以解决，因而也是悲剧的。必须杀死拉埃尔的西班牙大公们追求的是“善，而非正义”，他们认为他们已尽到对国家的责任，但没有想到此事的结果反倒降低了这项行动的罪责，而使他们对普世戒律的违犯有了正当理由。他们承认自己是有罪的凶手，只要求遥远而神秘的上帝开释。

事件的必然性——他们如此看待其行动——不表示有正当理由，或清白无辜；普遍历史对奥地利人格里帕泽而言，不等于是普遍判断，而对德国人黑贝尔来说却是。世界的道德判断不应该和世界事件的发生等同；事实不等于价值，或事情之应然面。相对于黑格尔将现实等同于理性，奥地利文化提供了一个偏轨：总是有可能出现不同发展的事情、在虚拟式中变化词形的历史、一个反讽的缺席。在格里帕泽的剧作中，国君总是缺席或者不适任，严格说起来，国君不在那里，只能被代表，但也代表得不完全。

这是典型的奥地利式诠释。施特劳宾是施康奈德的出生地，他是《魔笛》的作词者，维也纳神话故事兼民间戏剧的诗人，他随性挪用所有现实以发明其他可能的、别有他意的现实，以对抗辗过艾格妮丝的巨轮，他的工具就是帕帕吉诺和帕帕吉娜的淘气装腔，连萨拉斯妥[99]都不能要他们放弃他们的内在自我、他们的爱、他们的恶作剧。

25.修道院中的艾希曼

在博根贝格，每年的圣灵降临节都会举行游行活动。农人赤足走七十五公里的路，从霍尔茨基兴到博根，两支高十三米的蜡烛，从一个肩膀换到另一个肩膀，轮流扛着。朝圣者穿过巴伐利亚的林地，再远一点就是波希米亚森林了——施蒂夫特[100]的森林，由来已久的宁静，活过四季轮回的世世代代，古老的宗教虔信。曾经，巴伐利亚的樵夫在砍一棵树的时候，会脱下帽子向上帝祈祷赐予它们最终的宁静，对于树有一种宗教感觉：它的生长和衰老使我们对于树有一种兄弟的情感。没有一种生物可以被排除在救赎之外，或从永恒中删除。就像艾萨克·辛格的角色，我们应该为死去的蝴蝶或掉落的叶片朗诵葬礼祷词。

巴伐利亚森林有其预言者，Waldpropheten，像一八〇〇年左右在温德贝格修道院里工作的“磨坊人”（Mühlhiasl），他们传播启示录，宣扬新世界的诞生。一九三四年，阿尔道夫·艾希曼在温德贝格的修道院住了一周，进行一种灵性的静修。特罗斯特告诉我们，访客留言簿上有他为自己受到的殷勤招待表示谢意之文字，亲手写就，其中表达了强烈的经验和刻骨铭心的联系感。“以信交信”，一九三四年五月七日，艾希曼在修道院志上如此留言。这位大屠杀的技术官僚喜爱冥想、专注自我、林中的宁静，也许还喜爱祷告。

26.韦斯霍芬的双下巴

会议的相片里看到肿胀的颈背、笑声颤动的双下巴、葡萄酒袋般的便便大腹、啤酒下肚挥汗狂笑的猪仔相，你会知道为什么酒神狄俄尼索斯必得是葡萄酒神，不是啤酒神。那是在下巴伐利亚地区的菲尔斯霍芬举行的圣灰星期三（基督教大斋节首日）的集会，一个可上溯到过去的市集和牛市的传统政治集会。这个民俗节庆在从前是展现农民世界的活动，近来有部分转变成帕绍“尼伯龙根大会堂”；节庆展示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胜利（代表该党），以及弗兰茨·约瑟夫·斯特劳斯的胜利；他的相貌让他有资格出头，活力四射混合汗水挥洒，还有对政治的出众才能（让他成为国际观点的领袖），普罗又反动的本性所具有的粗俗、精力和煽动力。一直到一九五七年，菲尔斯霍芬都不是史特劳斯和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舞台，而是属于拜恩党，一个巴伐利亚的政党，以及那位好咆哮的领导者约瑟夫·鲍姆加特纳。卡尔·阿莫瑞[101]写道，拜恩党依然是真正的草根政党，根植于民众、农村以及宗教等传统；十九世纪初伟大的大臣蒙特格拉斯使开明自由派势力得以掌权，但拜恩党所倚赖的传统势力，好几个世纪来就代表着自由派以外的另一个选择。

蒙特格拉斯创造了一个由官僚机制所领导的开明、专制的邦国，一个以进步和理性为名的政治机器，但也给社会套上了一件紧身夹克。根据启蒙的逻辑所致，这个巴伐利亚的国家机器循着现代化的道路发展，进行改革，在公民权利方面也有显著成果，但却因为束缚的社会，因为强迫将社会整合到行政管理的齿轮，这完美的运作于是告终。反对者——“黑派”，不管是农民或神职人员——代表着传统，却也是反动和退步的民粹主义；但同时他们真的是代表了人民的真实需求，自由权和独立的模式、古已有之的地方自主性，他们有理由不愿意看到这部分被激进、绝对的专制政治所彻底破坏。

进步、专断的理性以及或保守或开明的其他各种分支之间，自古冲突无止无休。卡尔·阿莫瑞认为他喜爱的巴伐利亚人民濒临消失了，巴伐利亚历史上两种势力的对立，在过去曾经确保了某种辩论的基准，以及针对掌权政治团体的替代可能性，现在他却看到两股势力慢慢混合，无可挽回。渐渐地，机器吞噬了那些曾经反对它的民粹因素，将之转化为这部机器齿轮中的一齿，包含在设备当中的甚至还有那股普罗保守派的愤怒，过去，它经常挥舞着启蒙理性的令牌对抗这股愤怒，但现在，民众的政治力量所形成的不再是由下对上的抗议，而是直接成为权力的核心。

基督教民主联盟达成了这种完美的极权管理，因此，这种官僚机器和人民内在意志的共生状态，在巴伐利亚取得了无可匹敌的统治地位。鲍姆加特纳的拜恩党曾经组成排除基督教民主联盟的联合政府，统治了三年，依然是传统巴伐利亚地方自主意识及其真正工人阶层的声音，固有的优缺点一个不缺。联合政府于一九五七年解散，不久之后，一场暧昧的审判将鲍姆加特纳从政治舞台上淘汰。从那时开始，基督教民主联盟就成为巴伐利亚的唯一权力，教会与之相比都显得无力。它继承了两个敌对的传统，将之合而为一，现在它就代表全体。菲尔斯霍芬因此成为一面小镜子，反映了世界的划一，全面的整合，在西方社会中将启蒙与民众的浪漫主义、理性化与非理性、无可抵挡的规划与随机的混乱无组织，种种截然对立的实体，都结合在单一支配的机器中。

27.在帕绍市

我们在《尼伯龙根之歌》的第二十一个冒险故事中得知“在帕绍市，有位主教在统治”。这部伟大的中世纪史诗中提到的这位主教，是皮尔格林，他好像是勃艮第家族和克林希德家族的亲舅，但事实上帕绍的整部历史都笼罩在这主教区的恢弘庄严之中。打从第六世纪起就有无数的颂词，赞美这有三个名称、三河来会的我们在《尼伯龙根之歌》的第二十一个冒险故事中得知“辉煌、繁华”城市之荣耀和美丽，巴伐利亚邦的威尼斯，可爱又富丽；其主教辖区一度延展至奥地利和匈牙利，主教统领着古代的潘诺尼亚地区和古城阿奎莱亚的宗族社会。帕绍一直到一八〇三年都是帝国自由市，更是成为国君的主教的驻在地。山顶上，主教要塞可眼观八方，有瞄准市民和市政厅的大炮，以确保秩序，保留一处空间给宗教的奉献、神职专权、巴洛克的光辉、扎实的古典研究和感官的舒畅满足。

凯尔特人、罗马人以及巴伐利亚人共同生活的博尤德鲁（Bojodurum）或巴达维斯[102]，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心脏地带，一八〇三年并入巴伐利亚邦，等于是臣服于外来势力。帕绍的千年历史、阶层分明的传统，在某些时候使它成为欧洲的首要都市之一，容易聚结为骄傲的地方爱国意识，让皮科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即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说出这样的话：成为帕绍的大教堂教士比成为罗马教皇还要困难。

尽管与这个城市和尼伯龙根传说的悲剧、英雄世界有关联[103]，主教国君三个连队的士兵似乎并未创造出伟大的战士传统。一七〇三年，指挥卫戍部队的奥地利将军下令市民抵抗围攻的巴伐利亚人时，他们却以严重的热病使他们无法行动为由而告假不战，一七四一年时，米努奇伯爵向巴伐利亚选帝侯报告，该城已被攻克，不费一弹。旅行者和编年史家都证实了神职人员的快乐生活——音乐、礼拜仪式、热可可、糖果和调情——无数的啤酒屋和女孩们的柔顺性情。希腊文化狂的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一世让自己的儿子奥托到新近解放的希腊当国王，外带一组巴伐利亚官员，敏尼斯特·鲁哈特（Minister Rudhard），他是地道的帕绍人，前往雅典时取道帕绍，他从他携来的啤酒桶大饮一番，还边唱着最具巴伐利亚风的歌曲，歌里描述一个叫汉斯·约格的小伙子向他的小姑娘求爱。巴伐利亚官僚进驻希腊之后马上就建造了一座很大的制酒厂和啤酒屋，根据大臣的秘密史官瓦斯特尔胡伯（Wastlhuber）的说法，这措施把“雅典变成了慕尼黑的郊区”。

帕绍的啤酒一直占有领先的地位。隐退而忧郁的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弃世的诗人，注定以悲剧方式自了，但他总是赞美帕绍啤酒，乞求他的朋友弗兰茨·罗森贝格（Franz X.Rosenberger）帮他弄五十公升，二十五公升给他，二十五公升给他的妻子。两个善为讽刺之文的作家，萨洛蒙（Ernstvon Salomon）和阿赫特恩布施（Herbert Achternbusch），一个带着法西斯无政府式的调调，一个则有着强制的革命气质，都曾以讥讽口吻叙说这个天主教的却又崇尚享乐的社会是如何挨过第三帝国和它的瓦解的。

帕绍位于三条河流的交汇点——多瑙河、水色灰蓝的因河，以及黑水上闪着珍珠的伊尔茨河。这里似乎只有河岸，浮在水上又与河同流的城市。天空是矢车菊的蓝，河水耀眼、愉悦的光线和山丘混合了金色和近乎白色的宫殿和教堂大理石，而雪的洁白、森林的气息、流水的清泠，都为主教与诸侯建筑的雄伟壮观赋予一种细致、怀古的温柔；浑圆封闭的圆顶线条和蜿蜒在拱门与列柱下的街道，为一种距离的氛围所衬托。

在帕绍，浑圆、弧线、球形弥漫，是一个球一般封闭而有限的宇宙，主教在上覆顶，保护有加。它的美，是母性的美，温暖，调解了有限性的诱惑。但拱顶的弧线溶入河岸母性的弧线，又进入波浪的弧线中滑宕而去，渐渐消隐。水的善变和轻盈赋予宫殿及教堂一种空气般的浮摇感，看似遥远而神秘，如晚风中的城堡一般不真实。

帕绍是水的城市，拱顶巴洛克式的盛美望向那稍纵即逝的景象，那水流，水中色彩和所有其他事物的汇流，那是真正的巴洛克的秘密源头。三水交汇有着海洋的自由和温暖南方的气息，邀人纵情于生命和欲望的流动。截然分明的形式轮廓、街道口的刻饰或广场上的雕像，都唤起那些爱神形象和从浪花中同时升起的水泉女神，一切与水合一，像喷泉的塑像射出水流。

在帕绍，旅人感觉河的流动是对海的向往。那种活到最完满的感觉，那种血脉贲张的赠礼，或脑内善意分泌的某种化学酸，我真的在帕绍的巷弄间和河岸边感受到了——或者只是因为我正在这间圣马可咖啡屋的小桌前试图加以形容，所以以为自己感受到了？在纸上，人可能会假装，或发明种种的欢喜。书写可能不是真正能够发声表达孤寂、生命的虚无，还有纯为空洞、被剥夺或者恐怖的那些片刻。书写这件事在某方面填补了那空洞，赋予形式，让那恐怖得以表达出来，从而战胜它，即使是极小的胜利。现存在众多崇高的悲剧记录，但对于将死或希望死去的人而言，即连那些关于忧伤的极佳书写，听起来都有如捏造，面对当下的忧伤是那么可怕的不足。

绝对的被剥夺感无法言语。文学谈论它，有时到了驱魔的程度，克服它，转化成其他东西，将它无法屈服、无法接近的他性（alterità）翻转成世说新语。迟疑的旅人在旅途中不知道要追索哪一条线，重读自己的笔记时惊讶地发现，他快乐了一点，自在了一点，特别是比他实际在路上时所以为的自己更加坚定而果敢。他发现他为困扰自己的问题提供了干净、清晰的答案，希望有一天自己能够相信那些答案。

因此，我们加入、再度确认文学。文学中，每件事都变得更优美，像帕绍的街口和广场一样欣悦。而旅人不再注意他血管中测量时间的单调脉搏，他渐渐像那位来自纽伦堡的商人学徒；这年轻人在一八四二年从帕绍寄出许多愉悦的书信，赞颂这里的葡萄酒、图书馆、货栈、经商交易，和某个美丽的特瑞丝；虽然他感叹午餐的时候自己无法坐在她旁边的位子上，只能坐她叔母的隔座，这位女性长辈体积庞硕，穿得鼓鼓的，从开胃菜一直叨叨絮絮说到甜点时刻，却只是关于她的病痛、不适、疾患，和家庭医师格哈丁格医师为她开的药，诸如此类。

28.克林希德和古德鲁恩，或两个家族的故事

市政厅的大厅堂中有一幅巨幅油画，由费迪南德·瓦格纳（Ferdinand Wagner）所绘，他是偏好以历史场景为题材的十九世纪后期慕尼黑画派的艺术家。画中描绘克林希德皇后由保罗门入帕绍城的景象，由其叔亲皮尔格林主教伴随，市民为她送上敬意和礼物，欢迎她入城。这幅画没有给人《尼伯龙根之歌》中那种阴森严酷的感觉，反而像辉煌的舞台布景，十九世纪后期以这样的场景来搭配神话的重生，也像弗里茨·朗电影《尼伯龙根》（The Niebelungs）中壮观的布景。瓦格纳所描绘的背景中，是克林希德正在前往潘诺尼亚与阿提拉[104]成亲的路途上，这是她复仇计划的第一步。

史诗中以宏伟气势叙述这场复仇，它证明了一种家族的精神特质，和传统北欧神话成对比的精神特质。在《尼伯龙根之歌》里，在森林中遭背叛加害的屠龙英雄齐格菲，事实上是他的妻子克林希德替他复仇的，她下嫁英勇的匈奴国王阿提拉，以便利用他庞大的军队去消灭她自己的兄弟，也就是谋害齐格菲的勃艮第亲王。这个故事的北欧版本出现在冰岛史诗《埃达》（Edda，约作于十一或十二世纪），故事中也是阿提拉的游牧民族消灭了杀害这位英雄的人，在这版本中英雄的名字是齐古德；在《埃达》中，阿提拉也娶了齐古德的遗孀，名为古德鲁恩，而下手杀害齐古德的也是她的亲王兄弟们。两个故事版本都赞扬神话英雄，他杀死毒龙，也是光明和源泉力量的化身，接下来则是对加害者和他们面对匈奴大军压境时的英勇表现和不可避免的结局大加赞美。作者（或作者群）颂扬日耳曼民族的战士美德，他们挑战命运，虽然知道必败。史诗就是用这种方式来解析勃艮第王朝的衰落，这个王朝在蛮族大迁徙的时代被匈奴势力所压倒。

但两个版本中却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在《尼伯龙根之歌》中，克林希德企图为她所爱的人报仇，而必须让自己的兄弟被杀，他们一个不亡，她就一天不安。但在《埃达》中，她深爱齐古德，也为他的死而悲痛，但她试图阻挠阿提拉为她兄弟设下的陷阱，而不是像在德国版本中那样一手主导灭亡计划。她没有因为兄弟杀其夫而在他们身上寻求报复，反而转向屠害她兄弟的阿提拉和匈奴人。

《尼伯龙根之歌》中最重要的是爱情，建立于自由选择上的婚姻誓约、心灵的趋向和刻意选取的忠贞对象。《埃达》的故事则是由家族精神所主宰，注定忠于无法选择的血缘关系，因为那超越所有个人的情感，是由自然的必然性所结合。爱情来来去去，婚姻可能破裂，但兄弟姐妹的关系是既定的，就像外貌和发色一般是史诗的、客观的。

文化史和个体生命一样，一个人所在的家庭和所建立的家庭之间经常有紧张和对立，在前者，人的身份是儿子或兄弟；在后者，身份是配偶或父母亲。在《埃达》里，前者占优势是很自然的：那铁的语言具有必然性的热情，而非自由的热情。在《埃达》的世界里，只有不可避免的事物和事件，战役中一败一亡，像刺藤上耸立的白蜡树，铅灰色天空下的马，异族珠宝的血红。这是原本如此无可改变的世界，博尔赫斯对此深深着迷，在这世界里，裁断是非者为剑，否则即世道；死亡在此意味着体会到气数已尽、生命将了。

文学通常较倾向于坚持原生家庭的史诗整体性，其中个人的角色如合唱团里的一个成员：《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族，家庭气氛和谐而一致；布登勃洛克家族，对于商号荣誉徽章的集体忠诚比那位外籍妻子格尔达神秘双眸的魅力、比美丽的托妮对年轻的莫顿的爱，都还要强烈；或《百年孤独》，布恩迪亚斯家族成员就像中国长城一样固执如磐石。

打破这宗族社会限制，进而松解家族统一性的社会转型，尚未消除我们对于传说之联带性的乡愁。诗经常责备史诗家族窒息人性的压迫，但是也多次向其致敬，像是被一种似乎无可质疑的统一性所诱惑，如生命本身。

另一种家庭，人所建立的家庭，是一场充满陷阱和引诱的奥德赛之旅，万分艰辛又世事难料。充满意识和强烈感情的家庭生活危险丛生，在诗中并不经常受到充分的处理，也许是因为恐惧，恐惧的觉醒带来除魅的作用，因此大家比较喜欢逃到童年的庇护中。

在世界文学的扉页上，我们发现许多像布登勃洛克和布恩迪亚斯这样的家族，但是像荷马所描绘的赫克托耳、安德洛玛刻和阿斯提阿那克斯那样的形象却极少：这样的生命攀升到伟大的高度，以婚姻和父母的爱为中心，环绕着把父亲的头盔当玩具的阿斯提阿那克斯，还有希望儿子超越自己的为父者的希望。

伟大的诗歌是能够处理爱欲激情的，但是要最伟大者才能表现我们奉献给小孩的那种更深、更痛苦的爱——更根深、更高绝——而那是很难谈论的。

荷马赞颂的那种情感的成熟是和菲薄的家族田园诗相对立的，后者不了解世界，敝帚自珍。赫克托耳对安德洛玛刻和阿斯提阿那克斯的爱，使他成为能向所有人开放的英雄，能够尽朋友之谊、兄弟之爱、孝亲之意的男人，对他者也发出人性的善意。今天，有艾萨克·辛格这位作家，循着对家庭单位特别注重的犹太文学传统，将婚姻神秘性描绘为世界的舞台。肖洛姆·阿莱克姆[105]那些漂泊而古怪的故事，意第绪文学的经典，让我们看到角色的幽默和深度，像牛奶商人泰夫叶，主要的身份是父亲，而父职又是所有情感中最强烈而深刻的。

当代为婚姻和家庭生活赋诗的最伟大诗人应属卡夫卡。他不认为自己能够应付那种冒险，也并非不知其中的负担和困难。然而他深刻感觉到他被排除在外的那种身份伟大的一面；他虽然欣羡之，却因为害怕种种束缚或能力被剥夺，而逃之夭夭。卡夫卡和他的孤寂反映在他的许多角色中，有些故事里那些邋遢、惹人厌的单身汉，赁居小房，穿过幽黯的梯间过道，像游牧民族横越沙漠。他们旅经空旷领地不会踩到任何一道线，而这领地也是卡夫卡离开父亲的家之前所必须突破的空间，家的“单一有机体”和“失去形状的供养我们的乳头”总让我们内疚却耽溺，他对注定不会成为他妻子的未婚妻菲莉丝如此写道。

29.“蓝色因河”华尔兹

帕绍有三条河流交汇，较小的伊尔茨河和较大的因河注入多瑙河。但为什么由三河交汇而成并继续流往黑海的河流，会称为多瑙河？两个世纪前，雅各布·萧伊希策（Jacob Scheuchzer）在其《赫尔维希亚古地志》（Hidrographia Helvetiae）的第三十页提到，帕绍的因河比多瑙河还宽、还深，水量较多，而水道也较长。梅茨格和普洛斯曼两位博士实际衡量过两河的宽度和深度，结果也支持他的论断。那么多瑙河是因河的支流？而约翰·斯特劳斯要作的圆舞曲或许应该是《蓝色因河》？这条河至少比较有资格说是蓝色的。显然，由于我打算写的书是关于多瑙河的，所以不可能接受这个理论，就像某个天主教大学的神学教授不可能否认上帝的存在一样，因为那正是他研究的对象。

还好，有一派科学将我从困窘之中拯救出来，即所谓的感知学，根据其说，若两河汇流，主要的河流应该是在汇流点上和接下去的水道成较大角度者。眼睛感知（建立？）该主要河流的连续性和统一性，而感知另外一条为其支流。所以让我们把自己交给科学吧，也为了审慎起见，不要注视帕绍的三河汇流处太久，或者老在检查那角度的大小，因为如果在一点上凝视太久，眼睛会变模糊，把一个东西看成两个，感知的清晰性随风而去，结果可能会给多瑙河上的旅人带来不太愉快的打击。

可以确定的是河往下流，去确认沿途中汇流、波浪交融的所有河流的源头，实在没什么意义。没有一宗家谱能保证百分之百的蓝色血液。带着一副躯壳推挤磨蹭的众色人等，没法提出不可更变的出生证明，不知其所来，不知真正的名，因河还是多瑙河还是什么；但它知道往哪里去，也知道何所终。

第三章　在瓦豪低地[106]（奥地利的多瑙河世界）

1.林茨的支流

窗户面向多瑙河，俯瞰这条大河和上方的山丘、点缀着树林和洋葱状教堂圆顶的景观。冬天，冷冷的天空和片状的积雪，山丘与河流温柔的弧线似乎失去重量和惯性，变成一幅素描羽毛似的线条，忧郁的优雅纹章。林茨是上奥地利的首府，希特勒最爱的城市，他还想将它变成多瑙河最壮观宏伟的都会。第三帝国的建筑师施佩尔[107]描述这些未实现的计划，建造媲美法老王的庞大建筑，使希特勒像卡内蒂所说的，证实了他超越古往今来之建筑的狂热需求、他的好与人争、对打破纪录的执迷。

林茨，一个许多诗歌都会顺口用“Provinz”（乡村）来押韵的宁静市镇，今天是奥地利的工业都会，根据几年前做的一份调查，这里有若干比例的年轻人患着神经疾病，而人们对国家的司法系统特别持有怀疑态度。人民对宗教的虔诚似乎尚未消失，让十八世纪的英国旅者感到惊讶：市集广场上，面对三位一体大柱——全中欧都可看到这种大柱——竖立于市镇广场上，纪念瘟疫幸存者，并荣耀造物的尊严——一群人在冷飕飕、雪纷纷的晚间大声祈祷。一份好战的主教辖区报呼吁被施蒂里亚的工厂解雇的工人团结起来，拿起武器对抗管理阶层；鼓动人们抵制南非政府，以抗议其种族隔离政策，对大使馆投弹，要求释放被逮捕的黑人神父米卡查瓦（Smagaliso Mkhatshwa）。

在希特勒的梦想里，他想建造的巨城林茨会是他年老时的藏身之处，在巩固了第三帝国之后他就要在此终老，这帝国会寿延千万年，而他要将之托付给适合的继承者。就像所有冷酷的独夫、杀害千万人的凶手、灭绝整个民族的屠夫一样，希特勒也是个多愁善感的人，情绪为自己的心思所感动，也将自己包裹在田园幻想之中。有时，他会向心腹透露，他在林茨的生活要远离权力，而像个慈悲好心的老祖父，愿意随时给来访的后辈一些意见，他会说——想到被罢黜的可能性，但这是他绝对不会准许的事情——也许根本没有人会来看他。

在林茨，他度过了快乐的时光，这满手血腥的独裁者幻想过重新发现一种童年，没有大计划和野心纠缠的季节。他也许还怀旧般地幻想那空洞的未来，在此处他享有无比的安全感，已经奋斗一生的人、已经为统治天下而战斗并且得胜的人、已经实现梦想的人、再也不会感到挫折的人，所具有的安全感。他一想到那个未来，也许会受到早日达成目标的渴望所折磨，又被无法达成的恐惧所啃啮着。他想要时间过得快一点，以便快一点确定他可以成功；换句话说，他欲求死亡，而在林茨他梦想生活在类似死亡的甜蜜安稳之中，不受生命之惊喜或挫败的干扰。

那房屋的窗开向多瑙河，现在的地址是下多瑙区六号，这可能会向他显示另外一种生活方式，一种中庸感，一种他不管怎么样都不会学到的风格。此屋属于多瑙河汽船航运公司所有，现在依然是，而它见证了阿达尔贝特·施蒂夫特二十年寂静的生命，以及悲剧的死亡，他是奥地利十九世纪最不出世的作家，他退隐山林，只求用中庸、无私来重复简朴的日常姿态，以遏止生命的混沌。

一八四八年到一八六八年，也就是一直到他死去为止，施蒂夫特都从窗口俯视多瑙河，这深受喜爱的奥地利景致，对他似乎包含了转化成自然的数世纪历史，被土壤所吸收的帝国和传统，像碎落于地的叶片和树木。那知名的风光，缺乏强烈的色彩或斑斓的效果，却教导他对自然事物要常怀敬意，虔敬注视生命借以展露本质的微小事件，而不是那些风起云涌的剧变和炫目的奇迹；教导他抑制贫乏的野心和个人热情，顺从伟大客观的自然、世代、历史等法则。

在他的小说里，以及更多的短篇故事中（很多是在这个房间里写的），施蒂夫特以多变的熟练探索中庸的秘密，以及接纳限制的秘密，接纳限制让个人能够将自己的虚荣置于比私人事物更高的价值之下，开放自身给社会性、给与他者的对话——特别是建立在审慎、尊重他人独立性及其保持自我距离的需求上，一种对邻居的亲爱。

这种防御的情感在施蒂夫特的艺术中不是没有影响。他的小说《晚夏》（The Late Summer）描述了主角海因里希困难的成长过程，他正在发展的人格被一个贫乏无趣的世界所威胁，现代生活在原本和谐、完整而“古典”的个人发展上抛掷了一种客观的障碍。海因里希为成长所付出的代价是对世界的部分弃绝，以一种贵族式的孤独拒斥事物本然的平凡无序状态。绍尔斯克（C.E.Schorske）曾指出，对福楼拜的主角而言，世界的贫乏已然进入他们的灵魂，未像敌人一样在其面前耸立，反而已然在暗中变成其人格的结构，变成他们本然的一部分。在《情感教育》（Education sentimentale）中，弗里德利克·莫洛（Frédéric Moreau）虽然就浸处于生活和历史的当下片刻，为之逐渐侵蚀，但和《晚夏》的主角海因里希的仪式——与现代之庸俗保持距离、自以为可以使内在的自我不受影响——相比，前者有着更痛苦、更强烈的感受。福楼拜描写我们的真实，而施蒂夫特似乎坚持磨掉峥嵘头角，将断裂崩解包容在封建的田园诗歌中，即使他仿油画的版画是通过一种激切逃避现实深渊的努力而生动的。

施蒂夫特并不是没感觉到这些黑暗深渊、命运的混乱和非理性，或是无法理解的突发打击，譬如说，他所写的一个关于犹太人命运的悲剧故事《俄巴底亚书》（Abdias）就透露了这些信息。他没有刻意不正视悲剧，但是他拒绝为之所迷惑，也排斥对悲剧事物的崇拜，那种他看到通过后期浪漫主义潮流而弥漫于欧洲文化的激情和反常。我们在他的故事中看到忧郁、弃世、孤独，但更重要的是他对于崇拜孤独和不快乐的态度所做的强烈谴责。在《隐者》（The Recluse）中，有一个年轻人说他无法在事物中发现喜乐，一位老妇人告诉他，这话完全不对，说再也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我们快乐，这样的话也绝对不能被允许。

施蒂夫特在明显的单调中、在日复一日的重复里寻求这种喜乐。在家中他写作，照管植物（特别是仙人掌），修理家具并打光，包括还在这间房子里摆着的书桌。他会画图，定时出门散步；他会赞美周周日日的连续，他会倾听水流的潺潺，感受在他的作风和生活节奏里平和的律动。那温文的韵律节奏，丰富的微妙起伏，对他来说就是快乐，他也渴望当下的片刻不要过去。

说到快乐，他拥有得很少，他领养的女儿自溺于多瑙河中，而他自己在忧郁和身体疾痛的危机时刻，以一把剃刀提前结束自己的性命。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的不快乐——所以他知道所有的例外、反常、戏剧性，那些渴望英雄命运者所关注的焦点，只会带来无比的悲惨和痛苦。他的角色几乎都全神贯注于打扫、折叠洗干净的亚麻布、整理抽屉、修剪玫瑰；他们的生活重心就是谈话、婚姻、家庭。对于以惊世骇俗为务，夸谈逾矩败德的做法，施蒂夫特用家庭的史诗性来对抗，以难得的秩序与连续性的原创、以自己承受痛苦的能力来对抗。

就这方面而言，他着根于保守的奥地利传统，忠于由来已久的精神和谐，忠于长期的时间，而不管短期的变化和号外新闻的耸动意图。另一位伟大的奥地利作家，和施蒂夫特同时期的格里帕泽，他有一个故事主角是“贫穷的街头音乐家”，当别人请他说说自己的故事时，他很惊讶，因为他觉得自己没什么故事，他不相信他的日子，不管背后的意义有多丰富，这样的连续并没什么特别。这些角色爱生命，简单的现在，卑微但令人满足的时时刻刻，因此也不希望在辉煌壮烈的事件中——不管是个人或历史的事件——扮演主角。如果可能，事实上他们会逃避重要的事件。像穆齐尔后来所写的，当全世界都以为他们经历了巨大惊人的事情，老奥地利的人喜欢摆出事不关己的样子，冷冷地说道：“嗯，发生过这样的事情……”施蒂夫特去世时，丧礼上指挥诗班的人也是，像他自己说的，“没有历史”的人。那人是安东·布鲁克纳，伟大的现代音乐家，他是林茨大教堂的管风琴师，没想过当个艺术家，只想（对他也是最重要的）做个像样的工作，善尽宗教义务。

施蒂夫特的家务秩序相比希特勒梦想的纪念性建筑更是一种神秘的事物。施蒂夫特的故居，现在是一个以他为名的文学学会的所在地，我在里头寻找那种秩序的痕迹，通往那一尘不染之神秘的钥匙。同时，一些学会的职员在电话上热烈讨论关于前几天去世的一位要人的讣闻事宜。他们的问题是，要用“不会忘怀”还是“无法忘怀”来形容。辩论转趋激烈，翻了很多字典，大声念出，然后又有人提出前例为证……我要走的时候，讨论还在进行。这种讲究精确修辞规则和仪节的老实，对于死亡、对于其形式的要求，并非不恰当，但这种学究般寻找适当庄严的表达，生出了趣味的一面，连死亡都被切成小块，让它从高高在上的台座走下来，定位在善良、实在的每日事物中。林茨大教堂的入口有一张海报，上面写着：“只有当你能够再度微笑的时候，你才是真正原谅了。不要硬拖着所有事情。”

2.苏莱卡

法尔广场（Pfarrplatz）四号，现在林茨的堂区办公室所在，一块匾告诉我们，根据传说，这里是“玛丽安娜·维勒梅尔，原姓荣格——歌德的苏莱卡”出生之地。这激烈的恋情在教区内并不完全合宜，即使在歌德的一生中，从他最早对于弗里德里里·布里翁的年少之爱开始，他的心和教区教堂之间就有不容置疑的私情。

玛丽安娜·荣格的出身不明，可能是在一七八四年十一月二十日“来到这舞台上”的。她跑龙套、跳舞，在合唱队里唱歌。或者，从环绕舞台的一个大蛋形里冒出来，穿着丑角的服装，跳一支舞。维勒梅尔，一位银行家，参议员，普鲁士政府的财经代表，也写政治和教育册子，他喜欢看表演，以及参加表演后的晚宴。他在法兰克福的一场这类表演中看到十六岁的玛丽安娜，就给了她母亲两百个金币和一笔年俸，然后把女孩带回家了。他有乡村住宅，靠近法兰克福和奥芬巴赫之间的一座老磨坊，玛丽安娜学习各种礼仪、法文、拉丁文、意大利文、绘画和歌唱。十四年的共同生活之后，维勒梅尔认为娶她为妻会是好事，而歌德开始出现在他们宁静的生活圈，也让他有点担心。

歌德六十四岁的时候创作力正旺盛，他写了《西东诗集》（West-östlicher Divan），在读过约瑟夫·普格史塔（Josephvon Hammer-Purgstall）翻译的哈菲兹[108]波斯抒情诗之后，他做了精彩的重写，意图从东方永恒的黎明中汲取生命力，逃离拿破仑最后战役所激起的狂暴现实。

歌德喜欢以波斯服饰装扮自己，进入一项传统，在其中，整个可触知的现实，一丝一毫，都变成生命之神圣一体借以显现的象征。他的存在，书写于尘土，因酒而欢喜，朝向无尽开放，改变了颜色，同时短暂又永远，就像形同波斯高官亭阁的罂粟花。现在他再也不爱希腊雕塑截然的轮廓了，反而喜欢水的流动。但即使那水也是形式，是轮廓，是喷泉的嬉戏摆弄而成的流动但清晰的姿态。这位伟大的古典诗人依然喜爱形式，喜爱有限而分明，但他现在寻找的形式，像喷泉中之水或挚爱的身体的形式，不是严格的静定，而是流动的、变化的，简言之，是生命。

《西东诗集》中有一首抒情诗，美丽的苏莱卡说所有事物在神的眼中都是永恒的，而在瞬间当中，一个人可以爱在她自己身上的人，她温柔、稍纵即逝的美当中的这神的生命。苏莱卡知道她只是消失中的片刻，一个波峰或一朵云的镶边，但她清醒而满足于片刻化身为那道流动。她不被无休的变化所迷惑而痛苦难堪，在无常易变的生命中，她感到非常自在，没有必要加速或强迫自己蜕变，就像歌德也不需要打破四行诗的格律和音韵，以掌握变化事物的开放、潜发的旋律，又把自己的歌向它靠拢。

歌德结识了玛丽安娜，而玛丽安娜在《西东诗集》变成了苏莱卡。这层关系造就了史上最伟大的情诗，但还有更伟大的事物。《西东诗集》和其中所包含华丽的爱之对话，挂着歌德的名字。但玛丽安娜不只是诗中被爱、被歌咏的女人，她也是整部诗集中最纯美高贵的几首抒情诗的作者。歌德将她的诗收入集子里，以他的名字出版。一直要到一八六九年，诗人辞世后多年，而苏莱卡也已去世九年后，才由语言学家赫尔曼·格林（Hermann Grimm）公之于世：这名女子写了《西东诗集》中几首崇高美好的抒情诗；玛丽安娜向格林道出这个秘密，还给他看与歌德的通信，这些书信她一直忠诚地私藏着。

舒伯特把诗谱成音乐，当时这些诗就已经以歌德作品之名流传于世，现在也一样，书中挂着他的名，而在喜爱这些舒伯特歌曲者的回忆录中，他们每次都只能查看艾利希·特鲁恩兹（Erich Trunz）评论版歌德作品的注释，才能知道哪些诗行是由枢密院顾问所写，哪些又是这位从蛋形中穿着丑角服装跳出来、被她的银行家朋友花了两百个金币带回家的小女伶所写的。

让我们惊讶的不只是模仿，融合于激情对话中的声音的那种结合，像爱之行为中的身体或在真正共同分享的生命之中的感觉和价值。这其中当然还有恶行，一个男人占用女性作品的典型案例，也许也是最极端的案例；挂男性之名的作品，通常，就像这本歌德的书，也是征用女性劳力的作为。但是不只如此。在《西东诗集》中玛丽安娜写了几首诗，都可列入世界抒情诗的上选之作，但之后她就不曾再写。当我们阅读到她咏东西风的诗歌、成为存在气息的情歌，很难想象她之后未再创作。就像写了关于即将凋萎的玫瑰的小寓言的那个刚入小学不久的小女孩，玛丽安娜的抒情诗也证明了超越个人的诗特质，生成其诗的那种神秘的联系和元素的碰撞，像生成雨水的因素随机，或至少是不可预测的结合所造成的某种程度的水汽凝结，雨伞的销售暴增，而出租车供不应求。

若想想她的杰作是如何产生的，生于奥地利的玛丽安娜大可以援引穆齐尔珍爱的奥地利时期，“就是这样发生了”，一些出乎意料的完美接触发生在灵魂和世界之间，一只手写诗，另一只手可能在沙上或纸头无心地涂涂写写，都没有想到要申请专利或为自己涂写的东西确保智慧财产权。玛丽安娜让诗用歌德的名字流传，她全心奉献，也非常了解，区别所属你我，在一个真正爱的结合中是多么没有意义。但是那些以另一个人的名字所出版的她的诗作，也道出刊印在每页脚注或诗集封面的姓名都是徒劳多余的：诗像空气和季节的消逝，不属于任何人，甚至不属于作者。

也许，玛丽安娜·维勒梅尔觉得诗只有在从像她所经历的一种整体经验跃生而出时才有意义，一旦那个片刻过去，诗也就没了，没有用了。“一度在我的生命中，”她在许多年后说道，“我感觉到某种高贵的情感，感觉能够说出既甜蜜又真诚的东西，但时间并不是把它们摧毁，而是把它们给模糊了。”她对自己不公平，因为，她变换承受着那种丰满的溶解性以及高贵的凋萎，对此的觉醒和作风显现了灵魂伟大的高贵和情感的深挚；这也是一种诗，不亚于那些遥远的热情岁月所经历者。玛丽安娜比歌德还高贵、心胸还宽大，歌德用他那结合了康健体力和不安全感的焦虑所致的狡猾策略，把她归档。始终对玛丽安娜怀着爱慕之心的维勒梅尔，也比这位诗人还要慷慨大量。

无疑地，即使没有一八一四年到一八一五年间那段点燃的激情，以她的聪慧和精致的文艺修养，玛丽安娜也可能会写出多册好诗，而在文学史占有一席之地。经常出入文艺圈的人多半有能力成为相当好的作家，事实上经常也是如此。真正的烂书罕见，而就文学风格互渗过程的一般程度而言，严重的文学失误也属例外，就像有一般识字程度而会出现醒目拼字错误的可能性一样。玛丽安娜必然可以写五到十本的诗文集，任何一个国家的文艺文化都会出产千百本这样的书，带着生理分泌般规律而自动的节奏。

她宁可沉默。她那几首诗在全部的抒情诗中是上好之作，而虽然有些敏锐的学者注意到她，但这不足以让玛丽安娜·维勒梅尔在文学史上找到位置。文学是一个传续的体系，它不满足于区区几行优美的诗，而是需要生产机制——作品的伟大或陈腐不太重要——并借此建构其分销网络、版本的循环、评论、话题、奖助、教科书、演讲。玛丽安娜的诗在这机制中可以做的就是不多。结果，写了《西东诗集》中最棒的几首诗的玛丽安娜，在文学史中依旧是被歌德所爱和歌颂的女子，名字却没有登录在诗人之列。

3.A.E.I.O.U

这晚又冷又安静。一群玩雪橇的小孩子也没能消解这街道的宁静和空虚，他们那沉重的大陆忧郁。林茨的弗里德里希门（Friedrichstor）上，一眼看到腓特烈三世皇帝那谜样的著名的起首字母——他去世的地方大概不远，在老城区十号。这几个大字过去常印刻在他的物品和建筑之上：A.E.I.O.U，也许是代表Austri aeestim perareor biuniverso（世界之尊属奥地利），或者Austria eritinor beultima（奥地利将永立于世）。即使腓特烈自己也感觉，这跨越世界和时间限制的帝国似乎已有衰落之虞，要因战败而屈服。他甚至在日记中悲叹奥地利的旗帜不代表胜利，也试图借由逃避和静待其变的策略以抵挡困境的逼临。静待其变的策略，几世纪来成为格里帕泽和韦费尔[109]所高声赞美的哈布斯王朝伟大的定力。但腓特烈的按兵不动却是不愿行动，采取防御的姿态，不求胜利，但求幸存，他像约瑟夫皇帝一样不喜欢战争，因为知道他们每战必败。

亚当·万德鲁什卡[110]曾指出，逝世于一四九三年的那位腓特烈三世就已经显现出后来被哈布斯堡神话冠上圣名的典型特质：无能和智慧的结合。无能行动被转译为精明谨慎、深谋远虑，而犹豫不决和冲突被提高到正常表现的层次，渴望和平和安宁，又混合着一种承受无止无休且难以解决之冲突的能耐。

对A.E.I.O.U这几个起首字母，后来有比较不敬的诠释，而在后现代主义中已变成密码，一种不相符和闪躲防御的象征，标出我们扭曲而寒酸的自我。那些壮观、痛苦的求生策略，经常让我觉得是一种单薄的盾牌，不比希腊英雄阿喀琉斯的盾更具保护力，今晚也让我觉得它皮革般强韧却不力。我在这几个字中看到一种有尊严的、讥讽的智慧，却几乎错过掌握最终事物的启示，掌握那创造并救赎的爱的启示，那在“圣灵降临”圣乐中唤起的爱。

有A.E.I.O.U承载着荣耀和衰亡的符号，这多瑙河的夜散发出一种内陆的孤寂，平原和税务局的厌怠，它们协力造成生命庞然的单调，唤起对海的乡愁——对海不止息的变化、让事物飞扬的海风的怀念。内陆的天空下除了时间别无他物，反复滴答计数着，像兵营里的早操，时间的监狱。在一家二手书店的橱窗内，看到一本由名誉长官德摩格尼（G.Demorgny）所著的《多瑙河与亚得里亚海》（Danubeet Adriatique，1934），提供了处理外交问题的一份记录，主要的问题和多瑙河的航运以及对中欧和巴尔干国家的政策有关。这书白色封面上的蓝色标题，此刻很吸引人，不是因为对于多瑙河问题的分析，而是因为它令人想起另外一种蓝，大海的召唤。多瑙河建筑的赭色和橘黄，加上那确定而忧郁的对称性，就是我自己生命的颜色，边境的、属地的、时间的颜色。但那蓝，那多瑙河文化所不知的蓝，是海，张满的帆，目标为新的印度群岛的航行，而不是只在“地理学及地图制作研究所”的图书馆。

可以理解，在内陆时间的监狱里，人会向往海上永恒的自由，像斯拉泰伯[111]，在阅读和研究易卜生的伟大与严谨时，老是想着莎士比亚宽广开放的空间。如果突然发现肯定证据，证明梅尼斯（Gugliemo Menis）博士所提到的一则古老但未成立的假设，在此刻也会是一件不错的事；梅尼斯博士这位帝国政府的顾问，达尔马提亚地区的主管医检官和卫生官员，在他的书《亚得里亚海：描述与图说》（The Adriatic Seadescribe dandillus trated，1848）中第二百五十页写道：“可信的作者们宣称，根据老普林尼的说法，桂多河（Quieto）就是恩斯特河，为多瑙河的支流，巨人阿耳戈斯建造的船就是顺着这条河由科尔基斯[112]到达亚得里亚海的。”

桂多河在伊斯特拉[113]海岸靠近奇塔诺瓦的地方注入亚得里亚海。如果那些作者依然可信，那我就不会循着这条前往巴纳特的路，像施瓦本拓殖者一样登上他们的“乌尔姆条板箱船”；我会向海走去，到亚得里亚海上的岛屿，那些地方，在某些时候，似乎对我而言，开始于大爆炸的连载小说不属于老掉牙故事的文学，而出生和死亡都是可以被接受的。如果是斯韦沃的泽诺或穆齐尔的“没有个性的人”，就会相当了解这场游戏，不管其中有多少高招，即使胜了也没什么意思。那不值得大费周章，事实上我们有义务假装没注意，不过时间那种哈布斯堡的赭色却暗示着（虽然是悄悄地暗示），或许，二氧化碳那粗鲁的分子如果没有放肆地让整个工业动起来的话，可能会比较好一点。

没有个性的人，那些锁在内陆光说不练的探险者，口袋里老放着避孕工具，而中欧文化整个看来也是一个大规模的知识避孕过程。爱神阿芙罗狄忒是在史诗的大海上诞生的，在那里——如康拉德所写——我们克服了对自身罪孽的宽恕和我们不朽灵魂的救赎的问题；我们记得，我们一度是诸神。

4.搏斗交锋

在林茨，黑鹰广场（Zumschwarzen Adler）宫，贝多芬在此待过一段时间，而一六八〇年拉依蒙多·蒙特库科利死于此地，他是一位伟大的陆军元帅、军事理论家和帝国亲王。嘉布遣修会教堂有一块墓志铭，请旅人在坟前暂停一下——阴森的巴洛克风格将他的内脏保存在此地，而他的尸体则葬在维也纳。蒙特库科利与古斯塔夫·阿道尔夫及路易十四对决，在吕岑受伤，而在什切青被虏。一六四六年他将瑞典入侵者逼退到波美拉尼亚地区[114]，一六七三年又逼迫传奇人物图连内[115]的军队撤退到莱茵河以外的地区。一六六三到一六六四年，著名的拉巴（Raba）河战役，他击溃入侵匈牙利的土耳其人。

嘉布遣修会教堂黑漆漆的，墓碑上的拉丁铭文虽然是以大写刻成，却几乎难以辨识。必须费力寻找，好像这微弱的午后光线是为了在名声的虚荣上搬演一出巴洛克的寓言。蒙特库科利就像一把帝国的古剑，捍卫着中欧的权力平衡——三十年战争和对抗土耳其人的战争——并将帝国的灭亡往后推延了数百年：延后那由戒慎精明、保守的怀疑、妥协的艺术，还有生活的艺术所结合起来的势力全面崩解的到来。他挥剑护国，就像尤金亲王，剑影延伸整个中欧直到一九一四年，即使到那时候也只是被一些以不同手段、为不同目的而开打的不同战争所动摇。因为全面战争不再只是动员和歼灭那些为王室和朝廷所操纵的专业军队，而是所有民族、群众，被动员起来为了理想而战、而亡，为了祖国、民族、自由、正义等等，要求全面牺牲以及全面歼灭敌人的理想。而敌人，不再是冲突利益的化身，而是邪恶本身（暴政、野蛮、受诅咒的种族）。

蒙特库科利在世界政治的大舞台上战斗，但他的战略和角度都是内阁里出来的，军队犹如在竞技场上彼此对决，比较不关心得胜，而是不要输，企望凯旋一场，获得一点优势，然后签订外交协议以确认那份优势。这位伟大的指挥官当然可以迅速移动，闪电袭击，但是他的兵法首重中庸节制，衡量过的几何队形、对细节和规则仔细评估后的认知，一种对事物的冷静“思量”，没有这些，光是熟悉士兵所身处的那种“无穷的状况”是没有用的。

在蒙特库科利身上没有——也不可能有——那种经常充斥在十九世纪以降的战争文章中顽固、热切、神秘又神圣的感觉，把战争当做一种天意、使命，甚至对个体和民族的教育来看待、来经验、来教诲。对这位帝国的陆军元帅而言，兵法仅是一门知识，因历史的恶意而变成必要，更广义地说，因为生命的恶意；而当理解力相信必得承认这种必要性时，也必须学习它的文法和逻辑。

在什切青的监狱中，或是三十年战争或对土耳其之战后的空当，蒙特库科利就将这文法付诸文字：《论战争》（Treatiseon War）、《兵法箴言：论与土耳其人在匈牙利之战》（Aphorismofthe Martial Art, ofthe Warwiththe Turkin Hungary）及其他著作。他对兵器和装备、实体细节、“战场之后”长矛，以及纵深防御战术（至少要部署三道）都非常注意，一丝不苟，但他并没有因此见树不见林，失去对战争与政治之关联的了解。这位大指挥官知道，要赢得胜利，就必须了解战争的远因和近因、士兵的能力，意即国家的社会和政治体质，并确定人的类型、特质和个性。三个世纪之后，毛泽东在关于革命战争和游击队武装冲突的著作里，就以无比的洞见指出，连最小的战争行动都必须对整体的政治和社会状况有全面了解。唯有如此，才能将每个具体现象结合到整体中，并呈现它真正的意义。如此，这位指挥官或许便能成功地对（极可能使人失去判断力的）立即因素取得逻辑上的控制，以普遍法则统驭每个只是个案的具体事件，如此避免了在片刻的仓皇混乱中“陷溺于战争的大洋”。

蒙特库科利当然不可能知道黑格尔的辩证法，那让毛泽东得以看见每个具体事例中的偶然性，使他超越使人晕眩、扭曲的暴力。蒙特库科利擅长更为审慎的计谋，将数据之海加以组织、细分、再细分，而掌握让他得以面对事实的逻辑和修辞——面对排山倒海、无可预测的战争事实。在《论战争》里他提到数学家的习惯，说数学家从“原理和主要命题开始，这是三段论思维方式的可靠基础所在，像稳固的基石”，然后由此着手进行实际应用的具体范例。在其几何学的严格性、对地图学和拓扑学的热切投入背后，却有和他甚为崇拜的马基亚维利一样的忧郁悲观，深信一个文明创造出“以生活在对法律和上帝的恐惧中”的结构，“如果没有做好防御工作”，是没有用的，而要保护我们所珍爱的一切，我们必须喜爱和平，也知道如何打仗。

蒙特库科利极其聪明，但又保守，墨守成规，他赞美长枪兵和老式长矛骑兵的方阵、身穿铁甲驾着同样全副武装的马匹的人，但现在燧发枪手已经让强调战技的对抗落伍了。但即使是他对这种即将过时的古典法则的坚持，也透露出对秩序的强烈喜爱，知道秩序会斥离恐惧，而任何时候，在斗争和生存的混乱中，我们都需要抓住一些熟悉的东西，让自己有熟悉的感觉，因为就像他的马基亚维利所教导，在熟悉的事物里，人不会受苦，或至少会少受一点苦。

旧兵法是对抗生活之残酷之难以逆料的防御策略，热爱那注定又滑稽又痛苦的严谨精准，因为我们采取抗拒死亡的手段和终极的徒劳之间总是有落差。葛哈德·李特（Gerhard Ritter）指出，海因里希·冯·布罗[116]认为他发现战事成功的秘密在于军事行动的作战角度，至少要有六十度，如果可能的话大于九十度。他这样是将生命托付给数学，而数学是精确的科学，只因为它抽象且不受世界影响。戈尔茨嘲笑这种精确的乌托邦式想法，好像巡逻队如果没有查查对数表就不能横渡小溪。但让小溪受制于对数，其中有一种防御性的（和自我毁灭的）渴望，一种不可能的冀求，希望架设障碍物来抵挡命运的不堪，强迫命运进入分类的图式而加以主宰。卡夫卡和卡内蒂都写过伟大的作品，探讨智性思维当中这种怀旧的错乱，把自己包围起来以抵抗世界，因害怕飓风却窒息而亡。

吉吉有点落队了，天都快黑了还没到教堂这边来。他和法兰切丝卡及玛莉亚在一家昏暗的糕点店外头。三个人都站在门口，手里拿着蛋糕，店内透出的微光衬着他们的轮廓，一时之间好似有什么神秘的不安把他们留住了，冻结在那出入口。

多瑙河继续往前流，无意落入水中的一片纸屑已经消失，遗落到我们还未到达的未来。水流的边缘像一把剑切割河水，波纹骚动，喷溅的水花在夕阳中闪烁，一阵光芒在河心点亮；河水以它平和、冷静的节奏有目标地继续流。选择、细分、否决、消去、排除，战斗、砍杀、伤人再清理，快刀斩断阻碍自由流动的乱麻……

我们必须再度上路，接受河流如王者般的生机，带着大大小小的支流顺向前进，对目的了然于心。我们必须相信水流和它的果决，涤净我们思想中造成阻碍、使思想害怕面对任何形式之果决的琐事长物。如安普塞[117]所说，如果旅行是一场取消边界、扩大视界的战争，那么最好以几何的方式来旅行，像蒙特库科利行伍一般制定计划，或像我们前面不远、位于波登布鲁恩（Pottenbrunn）的陶特曼斯朵夫（Trauttmansdorf）城堡博物馆里面的锡兵连队一样，这些迷你士兵正在行进。对称性泯除所有差异，你从营队的颜色就可以加以分辨，将士兵整队、划一，然后齐步前进，无所畏惧。军队行列的严格顺序，在任何情况下都是一种避免出击、回避战斗的方式，像弗兰茨·约瑟夫，他举行演习或阅兵，相信这些动作有助于驱除战争的恶魔。腓特烈二世说，一个伟大的将领从来不会让自己处于被迫战斗的情况，因为他的计算和天赋已经将事情摆平，冲突对抗不再有益，因此也荒谬。就像任何一种真正的科学，战争的科学也是，最佳状况下应该是取消自身，自我解套。

以这种渐渐消除的方式，最后就只会剩下和平，完全的和平。从《伊尼德》（Aeneid）的战场偷回的田地就可以恢复为《农事诗集》（Georgics）[118]中亲和勤奋的景况。不幸的是，现实总是会打击这些几何乌托邦的成果，把锡兵丢得满地都是，最后堆到储藏室或扫进垃圾堆。但若把追求或维持和平的事业留给各类将领的战略计划去执行，肯定是不明智之举。史蒂凡诺·亚孔慕吉（Stefano Jacomuzzi）写过，两次世界大战之后，连文学也不爱阅兵了。蒙特库科利去世之处的隔壁，小招牌上写着“利地亚”私人征信所，保证审慎而有效率的婚姻前线调查工作，另外一种几何学、计算、作战角度，另外一种战争。

5.一道轻烟

林茨的城堡博物馆内有一幅十九世纪的版画，描绘毛特豪森一景。缓丘、村舍，一派与世无争，多瑙河上船只满载乘客，轻快摇曳，乡间郊游一般充满田园气氛。河上的汽船愉快地喷出一道烟。

6.毛特豪森

这个集中营是最惨无人道的一个，上万人在此丧命。最可怕的景象，恐怕更甚于毒气室的，是囚犯集合、排队等候点名的一个大广场。广场空空荡荡，阳光灼热，空气窒闷。没有一个地方比这空荡的空间更能让人想象，想象这些石头之间发生过什么事情。就像那些禁止塑造神像的宗教中的神祇脸庞一样，灭绝和全然屈辱的状况也是禁止描绘的，不容艺术或想象的介入，不像希腊众神那些可爱美好的形容。文学和诗从未成功适当描摹出这种恐怖，即使最高贵的篇章在这些事实的赤裸陈述面前，也要黯然失色。一个作家，不管多伟大，没有一个能够安坐书桌前，和事实较劲，那些事实，忠实而具体转述了发生在监禁营房和毒气室里之种种。只有待过毛特豪森或奥斯维辛集中营的人能叙述那无边恐怖之一二。托马斯·曼和布莱希特确实是伟大的作家，但如果他们想写一个关于奥斯维辛的故事，结果可能会变成说教的煽情读物，比不上普里莫·莱维[119]的《如果这是一个人》（Sequestoéunuomo）。

也许受害者所写的也不是对事件的最佳叙述，反而是刽子手的记述，比如艾希曼或鲁道夫·赫斯（Rudolf Höss），奥斯维辛的指挥官为最佳，或许是因为，如果要描述地狱的真正景象，就只能不折不扣地引述，不加评论，不带人性。用愤怒或同情陈述故事的人，会不知不觉地美化，把某些精神的力量传达到纸上，减弱了读者对于那残酷非人情境的震惊。这就是为什么，如果在一个轻松而亲切的午餐会上偶然遇上集中营的生还者，或在同桌临座者的手臂上发现他的集中营编号时，感觉会那么尴尬。他所经受的经验无法想象，而词汇和表情又不足以表达，两者之间总存在使人麻痹的落差，使之几乎如同一桩例行公事。

关于集中营最伟大的书，就是鲁道夫·赫斯在他被判死刑和行刑之日中间所写的东西。他的自传，《奥斯维辛的指挥官》（Kommandantin Auschwitz），不偏不倚、忠实地陈述了搅乱所有人类衡准的残酷暴行，让生活和现实无法忍受，那本来是会使人错乱的，因此也阻碍描写、阻碍重述的可能性。在赫斯的文字中，灭绝过程的叙述就像是出自斯宾诺莎的上帝之口，或是那个对生灵的受苦、悲剧和邪恶一概漠然的自然。他的笔一丝不紊地记录发生的事，耻辱和懦弱、受害者中卑贱和英勇的轶事，屠杀中骇人的部分，还有当轰炸开始时，刽子手和受害者之间一时自动产生的一种诡异的连带感情。

赫斯不是一般的官僚，以同样的效率执行拯救或谋杀的命令；他不是像门格勒那样的虐待者，更不是艾希曼，因为受到以色列人的审问而叙述并修正自己的经验，还试图逃避自己的罪行付出代价。赫斯在被判死刑后开始写自传，并没有人要求他。我们不知道他的动机，也不能解释为他想使自己获得升华，因为结果无非是一幅罪犯的自画像。这本书似乎遵从一种对真实迫切而绝对的要求，对自己活过之生命加以确认的需求，确实记录、归档，绝对不涉及个人。为此之故，这本书就是一个纪念碑，对野蛮暴行的记录，当许多人一再难堪地企图否认，或遮遮掩掩，或掺水稀释，这本书是个珍贵的回应。奥斯维辛的指挥官，谋杀了成千上万无辜者的凶手，并不比否认奥斯维辛存在过的福里松教授更变态。

我步下死亡阶梯，通往毛特豪森的采石场。奴隶背着石头爬上这一百八十六个阶梯，他们因为精疲力竭而坠地，或是因为SS禁卫队员故意绊倒他们，使他们因为背负重石而倒地，也有被鞭打或子弹所击倒。阶梯原本就高度不一，阶石几乎无法踩踏，而阳光炙烈难挨。残杀之举我们犹有印象，想到古代嗜血神祇渴欲人类牺牲，美洲特奥提华坎的金字塔和阿兹提克偶像，即使比较温和而文明的诸神也没有阻止虐待者施加暴行。赫斯的书骇人——骇人得极具启发性——因为事实的连锁如史诗般，显示了借由事物的机械大轮，一步一步，我们竟到达某个点，我们不只变成纳粹警察或第三帝国军队里的一个厨师，只是恐怖景象中的“临时演员”，反而变更成灭绝过程中的主角和导演——变成奥斯维辛的指挥官。

阶梯很高，我没有背石头也觉得很累，汗流浃背，而且没有SS队员对着我虎视眈眈。阿多诺[120]说过，在灭绝营之后就不可能写诗了。这话不对——事实上正是诗证明了它不对，例如萨巴[121]，他知道在“梅当奈克之后”写诗的意义何在，梅当奈克是另一座可怕的集中营[122]，而他也的确写了《梅当奈克之后》（Dopo Maidenek）。这说法不对，也是因为不只是纳粹，还有殖民征服者、奴隶交易、古拉格群岛和广岛——在这样的事情之后，“爱好和平”的声韵就都有问题了。

虽然如此，矛盾的是，阿多诺的话也正确，因为集中营是将个体完全取消的极端事例，那种个体性被取消后，诗就没了。在毛特豪森的这些阶梯上，会感觉，实实在在地感觉到，个体的多余，其灭亡，其消失，像恐龙或霍加狓，绝种或濒临绝种的动物。

不只是纳粹标志，历史整体和全体过程都共谋，朝向这种个体的消解。艾希曼的审讯记录，是彻底破坏责任和创造力的存在分派中一个极端的凭证。艾希曼没有杀人，他安排火车，运送那些要被杀的人。似乎没有一个人该负责，因为每个人，即使是在高层，都是由一连串的命令传达所联系；或者每个人都有责任，连那些犹太人组织亦然，他们被纳粹逼迫合作、挑选要被遣送的犹太人。在这些阶梯上，孤单一人感觉到被世界精神所压垮的众多生灵当中的一个，而所谓世界精神显然透露了心智的不稳定性，而你就只感觉到那一人，被集中营里的当差者在手臂上刺青为记的奴隶当中的一人。

但在这些阶梯上，个体也将自己变成独一无二的人，无法被抹杀，比特洛伊城墙下的赫克托耳还伟大。在奥斯维辛毒气室入口，一位少妇转向赫斯——赫斯写道——她轻蔑地对他说，虽然她有办法，但她不想让自己中选获救，她决定和她受托照顾的小孩们共存亡。说话时她头抬得高高的，她证明了一种不可思议的抗拒力，证明以个体对抗威胁抹杀其尊严、其意义之作为的能力。在各类集中营里，一如在毛特豪森的这些阶梯上，发生过许多这类的英勇事迹，阻挡了屈辱潮水的岩地。

站在阶梯上的时候，我在心中看见一张照片。那是刚才在营中看到的许多照片中的一张。一个不知名的男人，从外貌看可能是巴尔干种族的人，东南欧人。他的脸因为鞭打而变形，双眼充血肿胀，带着忍耐、谦卑但坚定反抗的表情。他穿了一件补丁外套，裤子也有仔细缝补的痕迹，保持了对仪节和整洁的喜好。即使身在这地狱，也要保留对自身人格和尊严的重视，对一条破烂的裤子也一样，让那些禁卫队员或造访集中营的纳粹官员的制服，虽然缀饰得金光闪闪，却像是从当铺租来的道具服装，还深信大屠杀可以让他们千年永存。好吧，他们总共存活了二十年，比我去爬山时常穿的那件老风衣的寿命还短。

第四章　中央咖啡馆（维也纳）

1.诗人之像

维也纳。进入中央咖啡馆，你左手边的第一张桌子坐着一个彼得·阿尔滕贝格[123]模样的假人，他忧郁深陷的双眼和招牌大胡须，让他有如海象一般。假彼得·阿尔滕贝格静坐在拥挤的桌椅间，读着报。我紧邻着他坐下，这个静坐不动、满嘴胡须的绅士，装扮老式又仿佛带着我熟悉的神采，有时我竟然忘了他只是个木造假人而已。我偷瞄邻座的报纸，在咖啡馆里我经常这样。那很可能是今天的报纸，其他人都在读的。也许是咖啡馆的侍者每天早上塞到他手指间的。

在二十世纪早先几年，这位无家可归的诗人爱上无名的旅馆房间和风景明信片，他坐在维也纳的咖啡馆里，写下他那些闪电般的、晦涩的道德预言，还有对微小事物的速写（脸上的阴影、脚步的轻盈、一个动作的残暴或不顾一切），生命在这些事物上显现其魅力或其微不足道，而历史泄漏出那依然不可解的裂痕，黄昏将至的不祥预兆。我邻座的这个假人在夕阳余晖中隐藏他自己，躲在匿名与沉默中，而且，即使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不景气中挨着饿，他还是拒绝了一份工作，因为他只在意如何结束自己的生命。当时同桌还坐着一个布隆施泰因先生，化名托洛茨基[124]；他的样子毫不起眼，据说当时奥地利情报机关曾告知一位部长要为会在俄国发生的革命做准备，部长的回答是：“谁会在俄国发动革命啊？难道你要告诉我是那个整天坐在中央咖啡馆的布隆施泰因？”

假人并不会让我们想起真实的阿尔滕贝格，因为当他趴在咖啡馆小桌上写着他那些短篇寓言，活像翻船的水手攀着一块浮板时，自己也知道生命中真真假假总是掺杂在一起，所以自己也不会比一具蜡像真实到哪里去。我们的人生就是一个舞台，里面也有观众，阿尔滕贝格告诫我们不要太当真——也不要太不当真——就当成是莎士比亚的一出戏，感觉我们既在戏里也在戏外，想要的时候就外出散个步，夜里出去呼吸沁凉的空气，然后将真实与不真实混合在一起。

在中央咖啡馆，你既在室内也在室外，至少你可以得到这样的幻觉。高处的玻璃拱顶，覆盖着某种冬季花园，让大量的光线流泻进来，使得窗框在强光中都看不见了，但雨却透不进来。维也纳文化的主流已揭露逐渐增加的抽象性及生命的非真实，更被集体信息的机制所吸收，而将自身转化为一个表演舞台。阿尔滕贝格、穆齐尔还有许多同时期的伟大人物都了解，在他们存在的最深处，区分存在——即使是自己的——和在无数模仿中复制和再生产的形象，有多么困难：经济崩溃的假谣言不同于因这样的谣言所造成的真实危机，让所有的消费者抢着去提款，或者梅耶林的悲剧[125]也不同于让它变成充满戏剧性的那些陈词滥调。抗议生命如戏这全盘想法的那些人，即使不会自欺地认为自己可免于受影响，现在自己也上台了。几可乱真的阿尔滕贝格假人完美地再现了这一虚构，而维也纳是这种对于真实生命之描写的最佳场景。

但那些在小桌上振笔涂鸦的流浪文人，那些充满嘲讽、落寞的身影，是在为个体性进行最后的反击，为了醉人心弦的最后一道银光进行反击，那就是自身，也唯有自身，不能被纳进生产线的。那隐藏的、无法触及的真理，对他们来说不是不存在的东西，他们更不会像唠叨的理论家，念着万物皆空，幸灾乐祸等着看真理的消亡。在维也纳，当代的现实等同于表演本身，就像阿特曼（Robert Altman）在电影《纳什维尔》（Nashville）中精彩呈现的，也和巴洛克世界即剧场的意义重叠，在其中，每个人都扮演了具有普遍意义的角色和戏份，即使自己不知道。然而，我们这位谨慎的木造邻居建议我们不应该把正在发生的事情看得太认真，事情各自发生，而主要都是靠机缘，结果也可能大大不同。

2.维特根斯坦之家

在第三区，昆德曼巷十九号，旅游指南老实告诉我们。这是保罗·恩格尔曼在一九二六年替维特根斯坦建造的，维特根斯坦也参与了设计工作。起初，这栋维特根斯坦应姐姐委托建造的房子好像完全不存在，因为门牌号码从十三号直接跳到二十一号。道路全在施工中，挣扎在似乎早已放弃的整修“工作”当中。我们不难发现房子是在另一边，入口是在公园巷。一列方块彼此挤压，还有它那脏污的黄赭色，这房子看起来就像一个空盒子。现在这里是保加利亚大使馆所在地，他们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取得此地并加以整修，辖下的文化部门也在这里。现在是下午六点，门开着，几扇窗内有光，但看不到人；阳台有一张桌子和四张翻上来的椅子。花园里有两座醒目的大铜像，是西里尔和梅妥狄乌斯[126]两位斯拉夫圣人的铜像，显然不是维特根斯坦放在那里的。

这位曾经如此严格探索思想的可能性和限制的哲学家所委托建造的建筑物，那形式中的几何理性，此刻似乎显露出一种可叹的无用。我们会想，维特根斯坦对于这栋建筑物的期待是什么，他是想建一栋房子，还是证明一个真正的房子——或我们所说的家或者家庭——的不可能性？谁知道在他心中，那些正方形样式在理念上要描摹的是何种限制？它们在美学上应该省却的是什么样的无法表达的空间和形象？

3.圣斯蒂芬大教堂

大教堂前的广场，地上标示了一个不规则的五边形。这没什么特殊，只是表示图形底下有两座小礼拜堂。但很特殊的是，一本旅游指南竟错指这块五边形的地原是保留要建造一座纪念碑，但历经种种设计之后，终究没有完成。这信息是错误的，但是透露对于那空无、那缺席的一种兴趣，那些不存在但奥地利人却还是要去表达的事物，像穆齐尔的“平行行动”，由不会发生的事件和没有发起的行动所组成。奥地利文化总是渴求完美的全体性，生命和谐而完整的统一，如果我们要完成一个圆圈，填满事物间的空白空间，还有每个个体和社会中出现的裂缝，奥地利文化正让我们了悟那些总是欠缺的东西。

有时候那空白空间可以用来取代历史早已装箱移除的某些东西。克里斯蒂安·雷德在一本维也纳“另类指南”中提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竖立的共和国纪念碑，一九四五年以后又被放回圆圈所在的地方。纳粹在一九三四年时曾将之移除，摆在一个仓库里。千万别乱丢东西，你不知道什么时候还能用上。几乎每个家庭里，比较善感、愤世嫉俗、没安全感的男人们都会遵循这种奥地利式的谨慎，不断拖延清除东西的工作。家里的女人开始春季大扫除，扔掉旧东西、旧报纸以及一些不太有用的垃圾时，他们就变得有点慌张。

4.不喜欢瓦格纳的女爵

女爵玛莉亚·韦切拉不喜欢瓦格纳的音乐，她还真的说过她没法消化他的音乐。一八八八年十二月十一日维也纳歌剧院上演瓦格纳《指环》（Ring）四部曲的第一部《莱茵的黄金》（Rheingold），她的反感让她有了借口不和母亲及姐姐同去剧院，在她们正聆听欣赏侏儒阿尔贝利希因贪爱黄金而诅咒爱情时，她却和哈布斯堡的鲁道夫大公幽会，她几周前才认识了这位帝国的当然继承人。她溜出家门，就在这个马洛卡南巷街角，进入奉皇储之命等在这里的马车，被载到皇宫，一个仆人助她躲过守卫的监视，带她到这个皇位继承者的房间。九点钟她已回到家，准备好迎接从剧院归来的母亲和姐姐两人。

梅耶林悲剧，一八八九年一月三十日，哈布斯堡家族的鲁道夫和玛莉亚·韦切拉神秘死于打猎行馆，是一个悲伤的小故事，一个世纪以来却激发了大众的想象力，唤起真诚的同情，给共同殉情的英勇浪漫添油加醋，暗示了国家理性所主导的阴谋诡计中大加渲染的情节和假设。那出悲剧是一则可怜又感人的故事，因乏善可陈却具有灾难性的高潮而生的误解，让生命脱轨，抛入毁灭的通俗剧。

玛莉亚·韦切拉死时还不到十八岁。死去之前的夏天，还未亲身认识皇储之前，她就已经从远处爱上他了，怀着无比欢欣，像一个不设防的灵魂，渴望屈身于某种绝对，毫无保留地奉献自己；爱慕着，以便说服自己如诗一般存在着，给予尚未形成的性格以意义，否则这性格会在空虚、莫名的忧伤中逐渐消磨萎靡。这位皇储刚过三十，大家都知道他思想开放、傲慢浮夸、生活放荡，还有一股迫切跋扈的冲动，使他不时大肆挥霍，滔滔不绝地自吹自擂，又多疑易怒，而他发怒的受害者通常就是他的妻子，史蒂芬妮大公夫人。

根据玛莉亚的母亲海莲娜男爵夫人在传记文章《梅耶林》中所述，玛莉亚·韦切拉常到赛马场和普拉特园[127]看大公。她向贴身女仆透露鲁道夫已经注意到她了，而不久之后他就对她吐露热切的情感，还发誓绝不会爱其他人。少女和青年共处的又甜又苦的短暂季节里，她经历了心灵和感官的奔腾翻动，这是感情学徒生涯的第一步，在爱的路上第一次接触的驰骋和迷惘中摸索自己的路。

在普拉特园中的大道上交换的目光，以及随后的幽会和编造的托辞，对于玛莉亚而言应该是第一组变动中的弦音，各种情感的交响演练，在众乐器犹不明朗的试音的嗡嗡声中，准备合奏出辉煌统一的爱的乐章。但就在几周之后，一切却以在梅耶林的死亡告终，骇人听闻的结局，殿堂里的一声枪响和僵尸之貌已降临这娇嫩的身体，文件里的验尸报告细节详实，用词精确，却只使得所谓梅耶林之死的谜更深沉难读了。看着男爵小女的画像，面貌娇美但毫无表情，只透露出她十八岁年纪冷淡而浅薄的优雅，我们会想到那些发生在学校里的年轻生命的悲剧，因第一次的污点或轻微的斥责而夭折，被同样的绝对与偶然的交缠所碾碎，因一场阻挠而消沉不振，而我们这些人，剩余的幸存者，在大踏步前进时对于这种阻挠只会接受，对他们而言却是无法克服。

在记述中，海莲娜·韦切拉详载了这个故事和结局——至少是她的结局版本，但注定只会是众多版本其中的一种——其中最悲痛的细节，而还有其他更有问题的说法与之相抵触，譬如齐塔皇后的幻想之言。这本小册子刊印于一八九一年，后为奥地利警察查禁，是一本乏味而感人的小书，结构松散，当然，也充满母爱的叨叨絮语，但是带有另一种同样强烈的意识：正派的名声。韦拉切男爵夫人热切希望将女儿从她要为这场悲剧负主要责任的指控中解脱出来，最重要的，她也希望反驳那些闲言碎语，说她是知情者，还鼓励这桩不法恋情。

点缀这个禁爱故事的种种侦探故事般的细节，这本小书激切而愤怒地道来，最轻微的语调或笔法的变化就可能使一桩伟大的冒险或命运游戏的捉弄变得难堪而寒酸：无意中发现的爱人赠送的烟盒、来源不明的精巧物品、秘密交付的信件、小小的谎言，柔顺的莱丽斯女伯爵的阴谋串通。在说到这死亡案件的卑鄙和企图掩盖丑闻的隐瞒手法时，这本书就变得更有张力：玛莉亚的尸体躺在那里三十八个小时，没有人伸手帮她瞑目，留取适当的尊严；尸身被装进马车的样子好像要掩饰这是一具尸体的事实；当局和家族协商如何处理这令人尴尬的死尸；粗糙的棺木；仓促的埋葬；直到遗骸移葬他处之前，她的坟墓好几个月都没有立碑，没有标名。

主要问题是名声，名声指挥着这首巴洛克的终曲和这解体的寓言；也是一种激动之情，有着一厢情愿之感受的所有绝对性和非理性，因为它不拥抱一个人及其生命的全部，而是单一部分的切割和过度膨胀。这本书里所呈现的鲁道夫和玛莉亚的故事，是一种抽象而狂猛的激情，不能等同于爱，就像我们不能把心理或想象的狂热误认为是诗的灵感。

这种激情之爱是后浪漫的，而浪漫主义（布洛赫写道）在某方面是仿佛已经失落的绝对性的替代，以部分取代之，不论那是什么，反正它要来填补所有价值的缺位。在爱情里寻找这种替代时，就会变成柔肠寸断但过度夸张的修辞，不管苦痛如何深切，也是一种过度膨胀的愁绪伤感。那是幻想渴望，参与其中的人并不爱对方，他们爱的是自己的渴望。爱与死的浪漫诱惑也暗示着这种炽情狂恋的贫乏，无所创造也无所繁衍，不论在肉体上或精神上。

这样的激情也有能力创造伟大，那就是诗的描述。事实上福楼拜就有过亘古的洞见，他说热情可能同时是真也是伪：爱玛·包法利没有获得满足的热望和逃避举措，正是爱情的反面，但是爱玛同时经历了她自己企图遮掩的命运的无诗意和虚假的诗意，而这经历的强度，确实是欠缺爱情的证据。

世故而放荡的十八世纪，已经用对激情和爱人行为的化学分析将爱情分解了，至少表面如此。套句常听的话，把脑袋摆到心的位置。但实际上，就像在《危险关系》（Lesliaisonsdangereuses）里，正是那种精准冷酷的数学让人得以探听爱情的深度和全面性、其中的冲突及温柔，心灵越是受到证据罗网的筛滤，心灵的毁灭就似乎越是震撼。是这种几何学的精神让攻心巧计成为可能。那种世俗化、揭开事物幻象的文化，解除了许多过度膨胀迷恋的神秘；后来出现的感伤文化则害怕那种严厉苛刻，而不断回头说教，大谈美德和正直，虽然有时候他们是自欺欺人，在天真的情感迸发、在欲望的心跳中寻找这些价值，于是错把心情当真理，把主观的心理当道德的探索，把激动情绪误为生命的诗歌。

如果说这些浪荡子小说的主人公有着马基亚维利式的智慧，撒谎发誓他的爱永远不变，也自知在撒谎，浪漫派的主角则更是对自己撒谎，以自己的欢愉为借口，把他欲求的对象拖入毁灭深渊，不顾其伴侣和她的需求，还确信自己是在听从神的声音。鲁道夫大公带着一脸英俊相貌和天花乱坠的说辞，混淆自己的好色和解放的使命，把玛莉亚变成他剧中的女主角，寡廉鲜耻地将自己提高到他人命运之主宰者的地位。

相片中的梅耶林景致一派恬静悠然，很适合全家度假的那种奥地利乡村景致，更适合弗兰茨·约瑟夫身着猎装驰骋的父亲形象，而不是一场狂风暴雨般的悲剧。这位皇帝是从凯特琳·施拉特那里得知这桩不幸消息的，这位女士有着谨慎沉着的气质，他逃避皇后伊丽莎白时常爆发的情绪，就是在这个对象身上寻求慰藉。皇帝和这位施拉特夫人共处时，她会为他准备咖啡，但不消说，这共处的时光当然不如皇储那般剧烈激情。想知道别人脑袋里或心里想些什么并不容易。今天的科学家也没有那位冯·霍夫曼教授那么高明，这位维也纳医学院的名医向学生解释，根据对鲁道夫大公陛下的验尸结果，梅耶林悲剧是“头盖骨缝的早发性接合”的结果。

5.斯特鲁德宫的阶梯

这阶梯往下旋绕的流畅样式和波浪起伏般的节奏，给多德勒尔[128]的一本长篇小说带来灵感，背后的动机似是纵浪生命之流，如顺阶梯而下。这几段阶梯状似维也纳的一颗小小的“心”，唤起宫殿穹顶弧形而慈母般的拥抱，唤起广场以及沿着皇宫区周围那宽阔、接纳的空间。步下这些阶梯时，感觉有如诞生于一条生命的大河，自在如归。

奥地利经常是一个令人感觉自在的地方，处于熟悉感和距离感的和谐状态，也是约瑟夫·罗斯深爱的地方。此时，各书店正有一本书准备上架，为多德勒尔的旧情妇所写，书里列出所有鄙陋、邋遢、自私的行为，还有那些供人休息和过夜的地方，全都很容易把一场私通变成日常琐事中最可怕的经验。那生命之流，在阶梯起始如此诱人，最后却可能落为洗衣机里的一堆肮脏衣物。多瑙河不是蓝色的，不是当初卡尔·伊西多尔·贝克在诗中描写的那样，他的诗却给了斯特劳斯的华尔兹一个迷人、虚妄的题目。多瑙河是金黄的，像匈牙利人说的aszöke Duna，但那种“金黄”是一种马扎尔人的英勇，或者法式的豪情，因为在一九〇四年，贾斯东·拉维诺耶（Gaston Lavergnolle）称它是“美丽的金黄多瑙河”。凡尔纳更实际，还想到要把一部小说命名为“美丽的黄色多瑙河”。混浊的黄是水色，在生命阶梯的底层越沉越黄。

也许真理只在完整而恒久的爱里，不然就是在坦荡的兽性淫欲中，自顾寻求立即的满足而不自欺欺人，说除了色欲之外还有其他，而爱恋关系中种种层次分级却是典型的人类发明，经常不过是一连串的错误和暴行，装点着深情的媚俗言语。我不确定自己是不是有兴趣检查一下多德勒尔那位燃着复仇念头的情妇所言是否为真，当然，维也纳就像其他城市，是一个流言蜚语、恶意中伤无所节制的地方，或许更甚，因为它是一个伟大又俗气的城市。这是卡尔·克劳斯恨透了的维也纳，卑鄙耳语满地流窜，滋养了他凡事讽刺的狠劲。自从十九世纪末那些流行喜剧的天才，如莱蒙德（Ferdinand Raimund）或奈斯陀（Johann Nestroy）以来，歌颂维也纳魅力的伟大诗人就掌握了这种魅力，在充满野心和残暴却伪装成欢乐气氛的背景中呈现出来，那种伪装也把维也纳变成历史的阴沟，如克劳斯所说，是“世界末日的气象站”。

6.多禄泰

这是一家公立当铺，外观怪诞，卡内蒂在长篇小说《迷惘》（Auto-da-Fé）里给它另一个名字。几乎正对这家当铺的是以烟味弥漫著称的哈维卡咖啡馆。当铺门外有个男人站在一辆汽车旁，腋下夹了一包东西，也许是一幅画。他纹丝不动地站着，脸色僵硬如腊，比中央咖啡馆里阿尔滕贝格的木造假人还要假。

7.诗人的谎言

一首写于十六世纪中的诗，沃尔夫冈·施梅泽尔（Wolfgang Schmeltzl）把维也纳比喻为巴别塔，因为他听到周围的人说着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德语、法语、土耳其语、西班牙语、波希米亚语、斯洛文尼亚语、意大利语、匈牙利语、荷兰语、叙利亚语、克罗地亚语、塞尔维亚语、波兰语和迦勒底语。当然在说话的这个希腊人警告我们，诗人爱说谎，此语夸大，但还是……

8.维也纳前的土耳其人

离维也纳歌剧院不远的卡尔广场上，仿造的巨大帐篷入口将艺术之家美术馆遮覆，馆中目前最主要的展览为“维也纳前的土耳其人”，即指公元三世纪土耳其人的围城，以及一六八三年的奥土战役，这是东西方最大规模的一次正面冲突。参观者一时间有如置身于某位奥斯曼土耳其大将的营帐，土耳其军队总指挥穆斯塔法（Kara Mustapha）的帐篷雄伟壮观，就架设在现在的圣乌尔里希教堂附近，今属本市第七区。

这想象的帐篷占地广大，无论如何总会让人想起奥斯曼大将的样貌，他体现了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夸耀排场的崇拜。自一六八三年七月以来围绕维也纳而竖起的两万五千座土耳其士兵营帐内，穆斯塔法也让他的一千五百名妻妾暂宿于其中几座，由七百名黑人太监保护，同时还在营地建造喷泉、浴池，皆于短时间内赶造完成却无损其富丽。

土耳其大将的头颅现在保存在美术馆隔壁的维也纳历史博物馆，此馆也有一项展览。一六八三年九月十二日，帝国军队在洛林的查理（Charlesof Loraine）指挥下，与波兰国王杨·索比耶斯基（Jan Sobieski）统领的波兰军队合作击垮穆斯塔法，他被逐出战场，又在格兰一役被打败。撤退到贝尔格莱德时，苏丹王的特使来见，他带来一条丝绸；土耳其诸王若使他们的最高统治者——“神在世间的替身”——蒙羞，就要接受丝绸赐死。大将在地上铺上他的祈祷垫，将脖颈交给行刑者，以安拉之名接受自己的命运。数十年后，帝国军队占领贝尔格莱德，有个人挖出了他的尸首，以凯旋之姿将他的头颅带回维也纳。

参观者进入仿造帐篷的入口时，自己马上就会变成展览的一部分，不确定只是在做白日梦，幻想自己成了猎物——无数被当做奴隶带入侵略者营帐中的俘虏之一——还是一个掠夺者，像索比耶斯基手下的一个骑兵，在打了胜仗之后整天搜刮营地，连穆斯塔法的帐篷也大肆掠夺一番。

展览的目的不是要对比胜利者和被征服者，更不是文明人对比野蛮人，而是要呈现胜利失败一切皆空，这些念头如影随形笼罩着每个国家，有如个人身上的疾病和健康或年少与衰老。

漫步在这些展览厅时，西方参观者可能会想着九月十二日的胜利真是件好事，拯救了维也纳和欧洲，但他不会觉得自己只是洛林的查理和杨·索比耶斯基之剑的继承者，或是号召人民为信仰起而抵抗的伟大传道者，如圣克拉拉的亚伯拉罕（Abrahamof Sancta Clara）——他说礼拜的教规应让位给炮队的大炮——或弗留利的嘉布遣会修士马可·达维安诺（Marcod’Aviano）所挥舞的十字架的子嗣。漫步在这些战利品还有沉船的残骸之间，参观者反而会觉得自己是一个统整于碎物中的历史之子嗣，虽然这些东西四散各处犹如被掠劫后的营地；一段由新月旗也是十字架、由嘉布遣斗篷的帽带也是伊斯兰教头巾所组成的历史。

展览的布置故意不同于之前举行的一六八三年事件的庆祝活动。五十年前，基督教社会党的总理陶尔斐斯以其统合、专制的天主教之名赞颂维也纳的解放，他以天主教至上反对纳粹主张和布尔什维克主义。若干年后，国家社会主义党竖立的青铜纪念碑上，被征服的土耳其人不是拿着新月旗，而是戴着大卫之星的犹太人徽章。土耳其人就等于敌人，也就是犹太人，这样的简化曲解，在今天大有成为悲剧事实的危险，单看对于季节性外籍劳工的排斥态度便可知。我们不要变成明天的犹太人，二十世纪博物馆里一幅阿卡巴·贝克朗姆（Akbar Bekhalam）的画这样诉说着，该馆展出的是土耳其画家的作品，呈现他们的国家及土耳其移民当今的处境。

一个不同的问题，其实也是新问题的阴影，逐渐笼罩着土耳其人和欧洲人的关系，特别是和德国人，只有非常透彻地明了问题所在才能避免趋于毁灭。三百年前土耳其人被驱逐之后，现在再度返回，但不是带着武器，而是作为劳动力，带着外籍劳工（移民劳工）刻苦耐劳的精神重新回来，历经贫穷和屈辱后，逐渐在他们以贱役苦劳征服的土地上生根。德国许多城市里，学校看不到德国学童，教室里满是土耳其裔的小孩；把没落归因于出生率下降的西方人，以焦急难耐的心情响应着他们自己造成的社会机制。也许时候到了，社会和文化的历史差异会揭露彼此兼容的困难，而且是出以激烈的方式。我们的未来，一部分要看我们阻止这颗仇恨的定时炸弹引爆的能力，以及新的维也纳之役将兄弟变成外国人和敌人的可能性。

历史显示，指谁是外国人不只无意义而且残酷，实际上也不容易。钻研土耳其文学的阿雷修·彭巴奇（Alessio Bombaci）提醒我们，十八世纪时，土耳其人觉得“土耳其人”这个字眼对他们是一种侮辱，而他们的历史就是不同民族之间长期无休的斗争，这些源于中亚草原的部落民族是在奥斯曼帝国行将灭亡的时候才开始意识到他们有共同的认同。土耳其第一个统一的名称是由各个民族，经常还互相仇视的民族所赋予的，manalik-i-Rum，指塞尔柱王国。

但所有的历史和认同都是由这些差异、这些多元性、这些不同种族和文化元素互相交流借用所构成，使每一个民族和个人都是同种之后。代表哈布斯堡的鹰抵挡了大土耳其的入侵，而鹰翼所覆之地所容纳的种族多样性和文化多重性，却不下土耳其，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帝国结盟，奥地利的宣传海报和报章高唱着与宿敌携手作战的颂歌。

欧洲与奥斯曼帝国的遭逢，是两个原本彼此厮杀的世界逐渐取得谅解、进而彼此互补的伟大例子。伟大的西方作家会叙述两个世界遭逢的故事绝非偶然，伊沃·安德里奇[129]对桥的形象相当着迷；桥一再出现在他的小说和故事中，在激流深壑、种族和宗教的重重阻难中，好不容易架起的沟通方式。那是一个箭来枪往的地方，但一步一步，敌对者终于结合为一个世界的地方，像一面史诗壁画，色彩斑驳又和谐统一，就如在巴尔干狭路相逢的土耳其士兵和黑盗客——流窜各地抵抗土耳其士兵的土匪——彼此愈趋相似。

布置于展览最开始处，是维也纳第一次被围城（1529年）的一幅壮观地图。该次围攻由苏莱曼大帝亲自指挥，这位奥斯曼帝国鼎盛时期的苏丹在锡盖特堡围城中逝世，死亡的消息保密了好多天，以免影响军队士气。传令员被带到他涂上香油端坐王位的尸体前，他听取传令员的报告而不作回答，死亡的威严伪装成帝王般的不动如山。这面维也纳地图由大片的蓝色所包围，就好像那个世界，如古人以为，是被海洋所环绕。土耳其人认为维也纳是“金苹果之城”，是这帝国几近神秘的一面，不计代价都要征服；亚洲草原的游牧民族，他们是蔑视所有腐败的城市区的“野驴”，似乎希望在维也纳，众城之城，将这个与他们对立的世界占有。历代进逼维也纳的苏丹，也许想象这个地方是那普世的“罗马伊斯兰教”帝国的首都，根据伟大的罗马尼亚史家约尔加[130]所言，这正是他们渴望建立的国度，纵使十三世纪波斯神秘诗人贾拉勒丁·鲁米（Jalalud-din Rumi）说过希腊人来建造，土耳其人来摧毁这样的话。

这个展览是影片和小说的混合，简直就是把我们置入围城之内，充满英勇行径、残暴和歇斯底里，在大厅中借着录像视觉效果之助，也将我们带上战事现场。穆斯塔法没有驻防山丘的战略失误，是奥斯曼土耳其军队的致命伤，到了下午五时土耳其军队就已是强弩之末，这大半要归功于洛林的查理的闪电佯攻策略。基督教军队由六万五千到八万人组成，伊斯兰军队则在十七万人之众。死亡人数各为两千（加上围城中死难的四千人）和一万，加上无数伤者和俘虏，以及因各类疾病伤亡者和撤退及随后的追击中被切断联系的兵员，追击又引发无情暴行和宽大侠义的种种轶事。根据一位意大利编年史家记载，在卡伦山做了弥撒的索比耶斯基向洛林的查理公开说，身为国王的他必须留在波兰，真正上战场的功劳只归波兰士兵。不过，九月十五日那天索比耶斯基和当时已重返维也纳的利奥波德一世会面，还是一个伤感情、令人尴尬的外交事件。

发生在大场面背后的这种插曲也是历史的一部分——连一些不实的传说也包括在内，比如有人说围城导致维也纳第一座咖啡馆的建立，建立者是一个野心勃勃的加利西亚—亚美尼亚骗子寇契次基（Koltschitzky）。维也纳这些以土耳其人为主角的展览，就像其他所有展览，给人一种虚幻的感觉，仿佛我们的生命和历史、所经历的事件都不真实。这种种经常就如一部电影般展开，似乎已然发生，好像电影已经有了结局，一个我们不知道但已存在胶卷上的结局。

好像它本身就是一项展览，展方也展出贝尔维德宫殿和花园，萨伏伊的尤金王子曾居于此地，他在一六八三年于维也纳首度迎战敌人，英雄出少年，成为击败土耳其人的胜利者。宫殿里，生命变成本身的象征。花园中雕像、喷泉和装饰皆如寓言般自四季的丰硕中升华，神化战胜新月旗之荣耀，而花园本身的对称性就是文明的凯旋，这个文明偏爱生活在有限之中，压制另一者的莽撞冲动，而历来皆言，那另一者是以无限制的空间来思考的。

我们这些后代人、旅客和参观者，现在走在精心布置的对称性中，走在我们所爱的那些边界和约束里，像某个壮观场面里的临时演员，比如阿贝尔·冈斯[131]的某部电影。二十世纪博物馆里当代土耳其艺术家展出的一些灰蒙黯淡的绘画和摄影中，出现了其他面孔和姿态，新移民者卑微受辱的尊严，他们在任何壮观的演出中都没有任何戏分——也许是还没有，也许永远没有。“我们的祖先曾驰骋于此地，”一帧摄影有如此的说明文字，“而我们在这里清扫街道。”但这段题词不是在寻求安慰，因为内文又坦诚地说道：“错在我们，不在奥地利人。”

9.血痕

血痕并不总会很快淡去，中国大作家鲁迅有过这样的文句。在军事历史博物馆中，于萨拉热窝遇刺身亡的弗兰茨·斐迪南大公的制服上有血污犹留在短大衣上，衣袖上有个破烂缺口，左胸位置也有一个洞。除了制服外另有一顶插了大支绿色羽毛的帽子，毫发无伤，十分醒目。一九一四年六月二十八日射穿的伤口依然开放着，留给全欧洲。也许还要有第三次，也是最后一次的大灾难施以悲惨治疗，因为两次世界大战并未能找到一个稳定力量，以取代在萨拉热窝被动摇的均衡。弗兰茨·斐迪南在六月二十八日当天的菜单包括清炖肉盅、凝蛋冷盘、奶油果品、时蔬炖牛肉、维勒鲁瓦式鸡肉盘、甜果粥、莱茵式甜杯、奶酪、水果及甜点。

那些血污提醒我们没有任何事物会消失，事物总是存在，生命中重要的片刻不会被束之高阁。我的朋友经常嘲笑我，因为在我的心目中，学生时代在一起的那些女孩子依然美丽清新如年少时代，时间对她们没有影响，或说没有影响我看待她们的方式。我承认连血痕之间也有差别待遇：大公的血保存在玻璃下，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在法庭大楼附近示威却被警察杀害的六十五个示威者的血迹，已被雨水冲刷而去，被往来的足迹磨尽了。

10.其他的维也纳人

维也纳也是一个墓园的城市，庄严慈蔼，如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Zentralfriedhof，中央墓园，是大规模军演中操练分列式的中队，目的在于拖延时间以获得最终的胜利。墓园的主要入口，二号门，从左手边开始，专为埋葬名人——伟大的维也纳人的墓区，构成一组前锋卫队，负责抵挡万物生命的短暂无常，但却不像拿破仑在滑铁卢的卫兵那样可以立即组成方阵，这个队伍根据弹性战略而出击，好似有意使自己蒙羞一样；声东击西，包抄死亡，戏弄取笑，树丛间打游击，打算阻挠镰刀稳扎稳打，四下挥砍。清晨五点，这堆石碑、半身像和纪念碑在朦胧间犹无法分辨，不透明、无颜色，如隐藏在云雾笼罩的夜色凄迷中，虽然间或有奉献的烛光透黑暗而出。包姆加特纳先生紧紧握着一把猎枪——他方才还告诉我他拥有这把枪已经四十年了——他的一只手撑在枪上，安详亲密若长久共处后的熟稔，好似音乐家抚摸他的小提琴而感到心满意足，他爱琴不只因为它的表现，也因为它的外形、弧线、木材的质地和色泽。

这是第一次我同人在墓园之中时，旁边的这个人手中握的不是花束、铁锹或祈祷书，而是枪和弹匣。但今日，在天明之前的一两个小时，维也纳的中央墓园是一座森林、丛林、皮袜子的树林、屠格涅夫的大草原，黛安娜女神或圣休伯特的辖地，不是祈祷或埋葬的地方，而是潜伏、射击、狙杀古老亲属的地方，没有人会为之举行追悼仪式，哀悼颂祷。今晨，在中央墓园，主要工作是射猎，即使包姆加特纳先生不愿听到这个字眼。他谈了一些限制动物数目的必要、合法的措施：它们造成破坏，好像是因为数量过多，还有其他原因。他是维也纳市政府当局雇用的三位猎手之一，工作是把非法居住在这座死者都城（套句奥地利人的话，一座“其他的维也纳人的城市”）的生物数量维持在适当平衡，如果它们在此世显得生气蓬勃、子孙繁衍，就在当下让它们变成尸骸，免得太过兴旺。死者无害、可敬而且低调，不会造成问题也不会伤害任何人。生者才麻烦，吵闹、好攻击、搞破坏，所以必须控制数量，免得它们愈发猖獗。譬如野兔，对虔诚的家属在坟前放下的三色堇有无比的热情——其破坏力和罪责就像所有的热情。它们会啃啮花朵，连根拔起，扯成碎片，不以饱腹为满足，更大肆屠杀，像貂来到养鸡场一样。确实，共和国总统们安息之所满地散落着被扯烂咬碎的三色堇。

这小小的不敬就有必要发出猎杀令吗？好吧，不管如何，这道猎杀令是非常节制而且受严格管理的。包姆加特纳先生的双管猎枪只对准公雉、野兔等，这些动物的射杀也有明确的规定。这里有人说，奥地利过去是相当守秩序的国家，现在也是，猎枪是受到严格管制的物品。违法者会受到严厉处分，没有那种出没于意大利的周日猎手，那些人沉浸在拥有生杀大权的幼稚快感中，不分青红皂白轰掉野生动物和人类——猎人：比好食三色堇的野兔更该成为包姆加特纳先生注意的对象。

此人现在正蹲在我旁边的草地上，他那壮硕如父亲的块头正准备从黑暗中现身；他不是个爱扣扳机的疯子，对于射杀和让任何似乎还可以动的生命停止呼吸的事，可不存在什么愚蠢的快感；他不沉迷于老套的诡辩，杀人者和受害者的图腾式结合云云，而他的确也没显露那种庸人的兴奋之情，反而心平气定有如一位老园丁。他射得很准，只做该做的事，因为奥地利是一个守秩序的国家，但在不是因自己的过错导致空手而返的情况下，他却一点也不会显得太懊恼。

我猜想，刚开始的时候他并不太喜欢我跟着他，因为通常是不准有人在场的。在墓园入口，他向夜班守卫解释我是一位教授（这头衔在此地很受尊重），通过维也纳市长所属部门的帮忙特别获准参观。在这阴冷的拂晓时分，天光逐渐透过云霭而出，我经历的不是猎杀的伟大冒险，而是我的名声和荣誉臻于顶峰，因为我正在写的这本关于哈布斯堡家族时期中欧状况的书——也就是维也纳市政府特别允许我在此清晨时分蹲在中央墓园草地上的原因——对于现实的影响力不可能大过于此了，对于限制和禁令的压力也不可能更甚于此。

我们经过坟间，来到墓园的边缘。坟墓已逐渐可辨。卡斯特利，善写通俗喜剧，性情开朗又多产的作家，他的坟墓上有承蒙保护动物联合会提供的铭文；而薄雾中出现一支高耸而简朴的十字架，上头刻着一句话总结彼得·阿尔滕贝格的一生：“他爱过也看到了。”阿道夫·卢斯（Adolf Loos）的丧葬纪念碑是一块未加装饰的立方体，至于创造了更倾轧不合的几何学的音乐家勋伯格，他的墓碑也是一块立方体，不过是扭曲的立方体。

包姆加特纳先生凝观四周，细听每一声窸窣，详查叶片，半明之中仿佛无绪。他本可以想射哪里就射哪里，即使是在众多十字架和依然新鲜的花圈间，但是他很小心，避免失误，因为墓园的这一区全由他负责——其他部分则是他另外两位同事的职权范围，他得注意分工，而万一胡乱射猎以致毁了一盏祈愿灯或擦伤了正细心看护某个坟墓的天使，他也是要负责的。再过几个小时，探墓的亲属来了，如果发现他们挚爱的亡者的相片像西部片里的墨西哥帽一样被打得满是窟窿，或是墓石上沾了一只死不逢时的兔子的血迹，他们会知道要向谁抗议的。“这种事不应该发生，但却可能会发生。”他这句话说了好多次，但语气平静。

我们来到墓园的最后一排，地势略高，视野良好。边坡是由松软泥土、破瓦残砾和此刻沿着大道推扫累积的腐烂草叶堆积而成。这个区域的泥土特别适合尸体快速腐烂，十九世纪的政府当局和土地所有者也知道这一点。在墓园的建造规划阶段，土地所有者争论不休，根据土壤腐性强弱而标出价格，甚至散发宣传小册彼此辱骂，譬如一八六九年市政府参赞米特拉赫尔博士对拉斯基男爵的攻诘。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尚未整理，是延伸于树林和环绕维也纳电车公司中央修理厂边墙之间覆满绿草的一大片地。再走远几步是一个写着帕布斯特家族的墓碑，底下刻着auf Wiedersehen——“再相逢”。这片草地虽广，也是由社会所包围的一小片自然，为对称性所包围，一边是大道和丧葬业，一边是市立运输公司；但连这极限的空间也像大针叶林或稀树平原，被文明所环绕，又根据动物世界的古老法则而调节，嗅着气味、匍匐爬行、寻找食物、求偶交配、设下埋伏又躲避伏击；事实上，连花园里的花圃或栽了一株植物的小盆，这法则都支配着。

无色的草坪迅速转成绿茵，林间听闻第一声鸟叫和扑翅之声，从俄罗斯迁移而来的大渡鸦展翅飞翔，而东边柠檬皮般淡无血色的太阳升起。即使在郊区的树丛间，不会错认的清晨气味还是使我们感到全身舒畅，一种自在的喜悦，想聆听、触摸、观看事物的兴味。一只母鸡已经在草地上玩了几分钟，一派不可侵犯的模样，另一只雉鸡似乎想加入它的领地。还有点距离，它小心地接近，而我旁边的猎人正在瞄准。虽然在我常去的斯内齐尼克山，我习惯去拆解猎人设下的陷阱，此刻却觉得自己好像一个叛徒，一个与自己相悖反的人。我们每个人都是这样遇上自己的命运的吗，小心谨慎却一无用处？我站着不动，自问是否有什么可能的威胁正在形成，原子或微生物的威胁、星际大战、周期出现的病毒，或悄然进行的动作，正要取我的性命，就像身旁这人的枪如今正准备取那只雉鸡的性命，因种种偶然的无止境连环而被挑选的对象。

在这荒谬、充满罪恶感的等待中，我想起一八七四年一次耗费巨资（一百万弗洛林）的行动，觉得遗憾，那次，费尔宾格（Franz Felbinger）和胡德兹（Josef Hudetz）以气动方法为葬的计划失败。根据该计划，死者会通过由压缩之空气启动的管道系统直接被射到其坟墓所在地。于是我想象墓园的空气会充满不断抵达的尸体尖锐的报到声，这只雉鸡可会在半途中飞起来呢。

但这紧紧牵制着宇宙的偶然性——以各种形貌伪装，虽仍是彻底奥地利的、官僚的——相互作用，却决定给予雉鸡缓刑。就在目标要进入绝对可靠的射程内的时候，从树林边缘，靠近帕布斯特家族“再相逢”的地方，一辆卡车满载枯叶和其他破片碎砾噗噗噌噌一路驶来，那些废物是墓园园丁——几乎和猎人一样早起的鸟儿——沿着小径清扫、准备给倒在我们附近的东西。雉鸡一惊，逃得无影无踪，而包姆加特纳先生准许自己大骂一声“该死”，却热络地和坏了好事的人寒暄起来。

我们往出口移动，因为一般的访客不久就会陆续来到。大体来说，这天清晨保有了维也纳嘲弄死亡的精神，奉承死神却又揶揄它，向它献殷勤，但同时由于没法永远摆脱它，只好想办法挑它毛病，像对待一个愈来愈让人感到厌烦的情人。大门口处我们遇见包姆加特纳先生的一位同事。他射到的野兔是宇宙逆差的写照，也呈现出生命的原罪。再过几个小时，野兔会是令人高兴的战利品，然后是香嫩的盘中餐，但现在它还在恐惧和溃逃，一个未求生也不该死的生物的痛苦，生命之谜，不久之前还在野兔身上显现而如今已不存在的奇怪东西，连科学家也不得其解之事物的真实本质，但如果要加以界定，他们必须求助这连环的套套逻辑，即“与死亡对立的现象组合”。就像在世界剧场上其他跑龙套的人一样，我的角色无足轻重，因此也没有直接明确的责任可言，但不知怎的，那只野兔确实留予人一种愧疚感。

11.有价值的工作

现在的劳工与受雇者部门，以前是艾希曼的办公室，他以前就在这里指挥着大批官僚执行第三帝国的种族政策。接受审判时，艾希曼回忆在维也纳时是“我生命中最快乐、最成功”的时期。在这个奥地利民族诗人格里帕泽在十九世纪时定义为“灵魂的卡普阿[132]”的城市，一个通晓自我神秘化艺术的情妇的城市中，那工作显然一点也不会使艾希曼尴尬。一九三八年“德奥合并”[133]之后举行的那次（必然只是形式上的）公民投票，根据前述那本另类旅游指南的说法，只有一千九百五十三个维也纳人反对第三帝国的并吞，即使当年自杀死亡的人数为一千三百五十八人，而往年平均的年自杀人数是四百人。

12.甘兹巷七号

其中一名自杀者，在一九三八年三月十六日从这栋房子的窗口往下跳。他是伊贡·傅利德（Egon Friedell），一位保守主义的历史学家和评论家、赋咏生命短暂的诗人，也是喜剧短篇的作者，故事中以尖刻的反讽重估所有的限制，带我们一窥恒久超越我们之渺小的无限性，反而因此使我们看得更清楚。从窗口往下跳，是他所说的最后一个笑话，以来抓他的盖世太保为代价的笑话。房子正面破败失修，灰泥剥落；几个铸铁的阳台像要支撑起饰面，却更显可怜。傅利德是个犹太人，而纳粹主义以德意志种族纯粹之名将他逼到那个窗口。正门名牌告诉我们，现居此屋者有姓波可奈（Pokorny）、佩卡雷克（Pekarek）、克里泽（Kriczer）、乌邦切克（Urbanck）的人。有句老话说，每个真正的维也纳人都是波希米亚人。

13.卢卡奇在维也纳

我在靠近国家剧院的兰特曼咖啡馆，同座的是沃尔夫冈·克劳斯，一位散文作家，也是奥地利文学协会的创办人，这个协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无数个寒冷的年岁，为西方世界和东欧国家架起了一道真正而且稀罕的桥梁。他告诉我有一次卢卡奇在这家咖啡馆的地下室演讲。一定是一九五二年左右，克劳斯说，他记得那场演讲一味重复苏维埃的宣传语言。听众不多，约三十来个，但那场演讲也同时向许多共产主义国家广播。

那次演讲受到很大限制，但也几乎引起全世界的兴趣，让大家看到卢卡奇如何努力追求客观性，几至似是而非的程度，也清楚地看到他让自己为更高价值服务的能力。他的姿态从伟岸降至谦卑，到几乎同麦克风一样平凡的地位，带着所有服务行为都暗含的共谋危险，但也有对于自我的崇高超越。

卢卡奇和维也纳精神正好对立，不管如何，就这方面来说他是一个地道的匈牙利人，对维也纳精神没有任何好感。维也纳，这个已变成他流亡之地的维也纳，是当代焦虑（Angst）的城市，他在《理性的毁灭》（Destructionof Reason）一书中如此统称；这本书似乎就是他思想的讽刺谐仿。维也纳是个失败之地，虽然失败被面对普遍事物和各种价值体系时的反讽和怀疑论所掩饰了。在那怀疑论之外，也许只剩超越性的反映，那和辩证思考是格格不入的。卢卡奇是杰出的现代思想家，他以强力范畴来推论，用系统方式看世界，在必然性之外树立稳固的价值。维也纳是一座后现代的城市，现实让位给对现实及表面事物的描绘，强力范畴减弱了，普遍事物在超越中实现，或消解为蜉蝣般的存在，而必然性的机械运作却吞没所有价值。

奥古斯托·诺彻（Augustodel Noce）说过，《理性的毁灭》似带着秘密的恐惧，恐惧尼采会比马克思盛行。这正是西方社会中已然发生或正在发生的情况。诠释的交互作用，已然向社会过程自动机制屈服的权力意志，毛细管般、触角般广布的需求组织，以及一种模糊、集体的贪欲潮流，似乎已经排挤了确立现实法则以便改变现实、使世界接受裁判以便改变世界的思考类型。文化作为一种奇观，已打败革命的观念。

《理性的毁灭》中，卢卡奇对抗着再度凯旋复兴的尼采的幽灵，这本书的写作是反对前卫、反对否定，因而也是反对维也纳——纵使维也纳也以一种讥讽的方式代表每一种专横否定，伪装成愉快且宽容之愚昧的后现代傲慢。但卢卡奇没有时间操心这些形而上的幕后动作，那些维也纳世界舞台的颠倒翻转。“只要他在发言，”托马斯·曼说，“他就是对的。”他强调的纯粹是卢卡奇的辩证力道。这世界的幽灵景况迫使卢卡奇必须向卡夫卡让步，卡夫卡可能可以教他一点：一个人在保持沉默时，有时候也是对的。但沉默不是辩证的，不是黑格尔式，而是神秘的或反讽的，或两者皆具。沉默不是马克思，是维特根斯坦或霍夫曼斯塔尔：那是维也纳的。

14.我只是问问

在维也纳的展览中有许多照片以东欧犹太人为主题，其中一个主角是一位老修伞人，帽沿拉得低，蓄长须，鼻端架了一副眼镜，正搓拈着合股线卖力修补伞骨。这帧照片中，老师傅的深色衣服陷入阴影中，但脸部和手却映着光芒，有如一幅伦勃朗的画作，涵蕴尊严的神圣性，没有任何暴行足以摧毁。也许，他小店的窗户会在某个行动计划中被捣毁，比如我们在旁边几幅照片里看到已遭破坏的屋宅。暴力或可扯掉修伞人的长须，或取走他的性命，但是没有任何事物能够剥夺他那意义的丰富性，和表现在他那沉静的举止、他的整个身体中，那种气定神闲的自信。

跨在鼻上的眼镜背后，他的双眼认命地看着伞骨和混乱的缝补处，但眼中似又闪着某种淘气的光芒、狎昵的讽刺，像一位认识到世界可能在一夜之间毁灭殆尽的智者，但是那外在虚象不应看得太重，它的承诺或威胁亦然，因为《律法书》（Torah）警告我们，不要崇拜任何偶像，即便是上帝的话语。

老人是“永远不受伤害的”犹太人，如约瑟夫·罗斯所言，是不受外在侵扰、帝王般的乞丐，他一身长袍，在每次毁灭后重新再起，将恐惧给法老王、给集中营指挥官、给促狭的小官僚或办公室老板，自己则带着压制不了的生命力，以及借宗教之助加深这股生命力的爱家庭的力量。逐渐感觉内在受到撕裂的西方，在它的窗口下，犹太人，或富或贫，都像行乞者的国王一样来来去去——那些大胆、固执的游民和乞丐——四处游荡、乞讨，遭人耻笑和攻击，却可以耸个肩就算了；没有自己的家，但是有一本《律法书》为根本，如国王般深植于生命中，却又可以四处为家，好似全世界就在他所熟悉的小镇范围，每一条街巷他都摸得清楚，像他生长的那条街道，而每个人都说着家乡话。有一回，在离维也纳只有几公里远的布尔根兰州首府艾森施塔特城的犹太博物馆举行的一场文学研讨会中，一个与会的维也纳犹太教拉比在进行讨论时，用一种略为谨慎的语调问我：“不过，你不是犹太人，对吗？”在我还没机会回答事实上我不是犹太人之前，他自己就先举起双掌说：“我只是问问。”好像要避免误解或造成我的忧虑。

15.和平常一样吗，先生？

各自生活，互不干扰，这是老维也纳人的态度，一种随和的容忍，但很容易像阿弗雷德·波尔卡（Alfred Polkar）说的，变成“各自死去，互不干扰”的愤世嫉俗的漠然。圣马克斯教堂十九世纪早期的墓园（毕德迈尔风格）已全然被遗忘。墓碑上铁雕的装饰已被锈蚀，铭刻其上的文字模糊难辨，用来形容那些姓名的字眼“难忘的”，逐渐湮没于遗忘。那是一座天使无首、蔓藤野草缠覆旧坟的丛林里的石碑。一个天使倒持火炬，手小心地举到额头高度，神情深虑，指示这里就是莫扎特的埋葬地，这个简单的空冢上还放着新鲜的野菊。

此处有许多马其顿人、希腊人、波兰人和罗马尼亚人的坟墓：“这里安息着克鲁塞胡·康斯坦丁·连许，骑士勋爵菲利普·连许之子。”秋意浓厚的林荫道上，遗忘之意也正浓，而来到墓园的访客，就像维也纳通俗喜剧中常常出现的丑角，因死亡念头的牵引而思考起爱情。不是想及劫难或情意，而是想及贪欲、床笫，简言之，想起某些狎玩的、温存的片刻。这种终将消亡的丰富性，产生了忠贞、记忆，或与时间的游击战。我突然很想溜到某个电话亭，用手里的几先令，给早已傲然投入生命、无所反顾的旧女友打电话。幸好，现在有自动拨接。

无名墓园（Friedhofder Namenlosen）旁的小酒馆房间，也给旅人心灵带来一点喜悦的休憩时光，舒适的客房。小酒馆属莉欧波汀·皮冯卡（Leopoldine Piwonka）所有：新酒Sturm，味淡，冒着酒泡，接待处则洋溢着一种奥地利式的友善好客。无名墓园埋葬着在多瑙河找到的漂浮尸身。不多，纪念他们的花是新鲜的，而有些坟上还有名字。在这里，死亡最大，是根本，对所有人都堪称友好，这种无名性我们大家都有份，我们这些罪人，夏娃之子。只有平等、弃绝、剥夺一切，特别是丢弃我们那虚荣自负的认同，对死亡才算公道，也才对得起生命的真实。埋葬于此的人或可像堂吉诃德一样说：“我知道我是谁。”

和这些小小的十字架比起来，道尔福斯时代建造的奥地利法西斯风格环形礼拜堂既无生气，又不痛不痒，被遗弃的大垃圾箱，配不上维也纳人对死亡的那种虔诚又不敬的熟稔。我的朋友昆兹比约瑟夫·罗斯更能体现那种文化，他把自己的娱乐花费分成两部分，一份献给肉体的爱神，一份给庄严美丽的丧礼花环，手笔之大，连死者最亲的亲属都会自叹弗如。他们说，每当昆兹来到花店的时候，老板就会热心相问：“和平常一样吗，先生？”

16.约瑟夫馆

这是医学史的研究机构及博物馆，由约瑟夫二世皇帝为他的军医所设立的古代学院，也是维也纳医学院的母体。皇帝命人以石蜡建造解剖模型，如真人般大或者更大，切成无数水平或垂直剖面，使参观者可以看见人体内五脏六腑的完整组织，以脑为中心分岔出去的神经束分叉交错的状况，神经与肌腱、肌肉、血管、动脉等所组成的迷宫。有一个水平切割的女性头部切面，从前面看，是一个柔和的嘴形和微合的双眼，但从上方，我们看到脑内回旋盘绕的情形。一个男性头部则具有新古典雕像的纯粹漠然，双唇弯成一抹典雅的微笑，在那优美而无色的正中矢状切面，呈现了一个半脑的灰白质以及小脑的“生命之树”。一个女性腹部内壁已被清除干净，可看到生殖器官安然留置背部，假金发散在她的肩膀上，喉部围着项链。

那些完美、任人摆布的人体“地形”，那神经末梢和黏鞘网络，保护着我们的器官，使我们能反射、发明或游戏十四行诗的各种变化，为一张脸而神魂颠倒，想象上帝的存在。这个蜡像展览馆不是恐怖之屋，因为真相使我们自由，而了解人体由什么东西构成，使它更值得我们去爱。每句真话都是肉体做成的，而那些被解剖的人形向我们显示身体的自然，带着一丝优雅，又充满光辉。即使畸形的胎儿、连体婴等的模型，都在提醒，那是和我们自身有关的。与此同时，大学正在举行选举。一面墙壁上有“耶斯”团张贴的宣传布告，他们要求学生强制打领带，禁止所有左派运动。布告上还说，六月一日某个纳克斯医生会讲课，是“保守性学”系列活动之一，讲题为《手淫：大举屠杀？》。

17.现实的歌舞场

克丽斯塔·杨纳塔（Christa Janata）带我去参观旧犹太墓园，湖巷九号。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克丽斯塔是“维也纳社”的吉祥象征，这个传奇的维也纳前卫团体现在已进入经典之列。她和艾特曼（Hans Artmann）、拜尔、鲁姆等人为友，以无比神往的惊异看着他们的肆意无度，嘲弄一切人事，就是不嘲弄自己。她所写的诗数量可能比他们还多，只有拜尔例外，而她现在写的却一定多很多。她人美而且心无妄想，熟悉人间世道，又对他人怀有尊重与情意，不像那些精通如何哄骗中产阶级以至于自己终于变成其中一员的作者们，他们写的东西没有重点，只会耍些走钢索的伎俩。

星期日的街道空空荡荡。我们到罗吉巷的富克斯酒馆喝杯咖啡。维也纳——卡内蒂的维也纳——也是世界的阴沟，连怎样堕落都知道。店里三四个顾客分别显出不同程度的酒瘾。有个老克罗地亚人在喃喃自语，有人把一个杯子放到他手里他都没有发现。另一张桌子上，三个人在玩牌，其中一个人活生生就是勃鲁盖尔画中的人物，满脸横肉，饱经风霜；第二个人的身体因啤酒而肿胀成没有身形可言的面团一般；而第三个人，唯一的女人，脸部垮向一边，像一幅表现主义的画像。突然间，一个手拿铁锤和钉子的疯子闯了进来，他开始到处敲打钉子，锤进桌子、板凳。这是维也纳吧间的典型场面，却是真枪实弹的歌舞场，赤裸而残酷，非文学所能含纳，文学若想模仿这种简单，只会落得做作而充斥着学术味道。老板娘很冷静而且脾气好，但可能再过一两年她就会像她现在的这些顾客一样变得粗鲁起来。“过了五十岁，你就看不出年纪来了！”一个喝醉酒的客人充满豪气地对老板娘说。克丽斯塔看了我一眼，好像在问我她看起来像不像那个年纪的人（她刚满五十岁），也像在说她感觉是这样。

18.伦勃朗街三十五号

约瑟夫·罗斯一九一三年时落脚的地方，那时他刚从加利西亚来到维也纳，以全名摩希斯·约瑟夫·罗斯的名字在维也纳大学注册。房子灰灰的，被郊区的单调晦暗所包围；楼梯很暗，没有特色的庭院里有一棵发育不良的树。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要变成忧郁的专家并不困难，而忧郁可是支配维也纳和整个中欧的主调。这里有着寄宿学校和兵营的忧伤，对称性、生命无常、世事皆枉的忧伤。在维也纳，你感觉人们活在过去，也一直如此，往日的包围连欢乐都加以隐藏、保护。那是一首歌谣，“亲爱的奥古斯丁”的歌，奥古斯丁这个四地漂泊的酒鬼，总是活在过去的日子，蛰居在过长的结语中，在日出与夜晚之间，在不断往后拖延的告别里。这暂歇，是偷偷飞逝时光的片刻，然后充分享受，一种生活的艺术：活在虚无的边缘，一如本应如此。

19.在现实边缘

即使一流的经济学，在维也纳都可能变成一种虚无的艺术。熊彼特（Joseph A.Schumpeter），经济学这门难以掌握之科学的大师，在他的个人资料中也有为写一本小说所做的笔记，根据阿瑟·史密西斯（Arthur Smithies）在讣告中所述，这本小说原本要叫做《雾中船》（Shipsinthe Fog）。我们这篇从未写成的小说笔记中，精明却优柔寡断的主角亨利——为一个英国女人和来自的里雅斯特、国籍不明的男人所生——准备到美国投身商业经营，吸引他的不是利润，而是经济活动的知性复杂度，是数学和热情的交织，经济学的通则和生命机缘的不规律性在此间彼此贯穿、交叉。

在这断简残篇般的秘密自画像中，熊彼特勾勒了一个典型的哈布斯堡时代的角色，那多民族熔炉的后代和孤子，他的消失只留下一种深刻的、不属于任何确切世界的感受，但他也深信，由混合、压制和省略所组成的无法掌握的认同，不只是多瑙河之子的命运，也是普遍的历史状况，是每一个凡人，也是每一个自我。

熊彼特和霍夫曼斯塔尔及穆齐尔是同时代人，他生在一个伟大的科学时代，科学，如数学，开始发现本身的缺乏基础。他像维特根斯坦，属于穆齐尔精神性与精确性的双生概念所形容的那种生活风格和思维。他是一个立意以科学分析的严格性敲响精神之暧昧深处的知识分子。他有着一种谦虚的寡言，禁止所有太过简化的意见，也出于诚实和表里一致，强迫自身留守能够以理性加以检验的范围，同时却意识到在可知领域的界限之外，生存的大问号逐渐逼近，那关于价值和生命意义的大问。熊彼特对经济发展定律的精辟研究，是这种思想之数学的范例，以热切的怀旧之情，像布洛赫的小说，看望着数学领域之外的情思和现象。

这本书中，亨利的成长过程如作者本人，为母爱所包围，在高贵、精致的社交关系的纯洁互动中往来。也许在这个故事里，熊彼特希望反映出世纪末维也纳中产阶级自由派的种种，根据绍尔斯克的理论，这些人想把自己在经济上的崛起隐藏在贵族唯美文化形式的面具下。亨利的一生，最后浪费在这种社交方式中，逐渐消逝成某种优雅超脱，真真假假的暧昧交换，无止境地逃避一切真实。亨利会发现他在每个国家、每个社会阶级或团体都格格不入，还发现要在家庭、朋友，或所爱的女人那里停靠是不可能的。我们的主角于是发现自己一无所有，只剩他的工作，但这也只是从船难中救起的一片漂浮残骸：“没有目的、没有希望却有效率地工作着。”

史密西斯指出了一个反讽情况：熊彼特提供给对手论证来推翻他自己的理论，他以这种反讽旁观着随着他的著作而流行起来的误解，在其中，科学清晰的绝对严格性和暗藏的对衰亡的渴望彼此结合。这种误入歧途与历史中之缺陷相亲近，和不可动摇的理性清明密切携手，也是老奥地利的遗产。熊彼特的一生充满误解和自相矛盾的目的；他直觉的产生和受到肯定其间的长时延宕，拖延其书之成功——该世纪最伟大经济学著作——的世界大灾难，他当财政部长和一家银行董事的失败经验等，虽然他是少数能了解状况并指出正确应付之道的人。

熊彼特就像亨利，心中没有愤懑或轻视。他不怪世界使他失望，或将事物的荒谬性归罪于他人。奥地利文化已经教会他谦逊一笑，那微笑会揭开所有确定性的面具，但遮掩心慌无助的窘境，并感激愚蠢的每日配额，因为心灵正需要它以便继续存活。这个发展出契约动态理论和自由企业理论的经济学天才，（像穆齐尔一样）认为心灵是个年老的银行家，而熟练掌握那些计算对于生活是必需的，但不是充分的。他在一份笔记中说，历史可以从已丧失的机会方面来书写，因为他知道，如果事情是这样发生的，同样大有可能不是那样发生。

20.维也纳社和脱衣秀

从卡特纳大道到嘉布遣修会地下墓穴所在的广场，这段小小的通道上，紧邻卢斯所设计的著名酒吧旁，曾经有一家艺术会所，称为Strohkoffer，“麦秆箱”。这是维也纳社的总部。在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停滞的保守气氛中，这个团体重新发现了一项传统，在当时是超现实主义、达达主义和通俗路线，企图阻挡愈来愈强的、剥除个体立即感官经验的疏离感，也追求各种程度的诗的实验：在蒙太奇和文字游戏中，在语音的戏耍和随机发生，在广告和无意义文字的混合，在嘲弄的挑衅，在种种大计划像指挥鸟群合唱、建造一列长十公里的房子，还有印行专门给单身者阅读的假报纸。

这些杂耍玩家给奥地利沉闷的文化气氛带来了某些生气，众员之中有一位真正的诗人，康拉德·拜尔，约逝世于一九六四年。但在他们号称要转化生活的种种炫耀的“行动诗”中，有些行径充满傲慢的天真，像脱掉裤子象征对父亲律法的不从；有些是可悲的放肆行径，像按个按钮就自发反应，傲慢地自认是新福音的传播者，要滑稽搞笑、纵欲狂欢、神经控制，而这其实一点也不新鲜。

现在几乎没有任何学术书卷会为这种“行动诗”喝彩。这些自诩高超的意识形态把戏，有照片为证，作者会赤裸地现身观众面前，把他们的那话儿浸到冒着泡泡的大啤酒杯里，当场尿尿，或者相偕做猥亵姿势——也就是说，这些都是原创而天真无邪的。但是啊，这种种行为中欠缺的是创新、真正的无意义、不可预料的幻想，以及反讽。那些裸体和姿势，就像军事学校的制服一样容易预料。如今这些破坏偶像者都摇身一变，军校学生变成公证人，在大学讲课，还瞧不起一九六八年的种种事件。这过去的酒吧所在，社团成员常常留连的地方，现在，克丽斯塔告诉我，是另一家酒吧——还没开门——通常的节目是脱衣秀，或许和昔日那些矫揉造作、自命不凡的脱衣秀根本没有太大差别。从脱衣秀到脱衣秀是个合逻辑的转变，这可会让约瑟夫·罗斯暗笑不已。

21.卡尔·马克思宅院

这个闻名遐迩的大规模工人住宅区，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不久由社会主义的地方政府，“红色维也纳”所建造，住宅区的兴建起自改革的渴望、对进步的信仰、建造一个向新阶级开放并将由其领导的新社会的意志。今天，我们很容易就会对这划一的、如兵营般的灰色一笑置之。但这庭院和花圃却散发出一种忧郁的愉快兴致，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小孩的游戏——在这些住宅兴建之前他们都可能会是住在茅舍或鼠穴，也相信那些家庭的骄傲——在这些房屋中，他们第一次有机会活得有尊严，活得像人。

这座现代的纪念碑呈现许多在两次大战之间产生的进步幻觉——已然崩溃的幻觉。但是它也见证了真正的大举进步，或许只有狂妄的无知会低估它。一九三四年，这些住宅变成维也纳工人大暴动的中心，当时的奥地利法西斯派总理道尔福斯以血腥暴力的手段加以镇压。右派是爱国的，但是他们开火开得更凶，而且宁愿是对准自己的同胞而不是这个国家的侵略者。

今天，我们自觉被那股现代潮流及其承诺所遗弃。维也纳在两次大战间流亡的年代，也是见证了许多意识形态的确定性和伟大的革命希望没落的舞台。

在希特勒和斯大林掌权的年代，在许多人的心中和思考中崩溃的，最主要是对于共产主义的信仰。叛党而去的人，等于被全体所遗弃，马内斯·斯佩贝尔[134]以维也纳为背景的一本小说如是说：这位地下的共产主义战斗分子曾宣示效忠革命，并在法西斯独裁政权统治下的国家秘密行动，但后来觉得身处异境，周遭无人，不为所有社会接纳，从生命自身被流放了。

那些见证和诅咒“失败之神”的人，在两次大战间的维也纳街上和咖啡馆里经常可见，有如徘徊流亡之地，他们经验过革命战斗精神作为整体的世界观，而政治抉择则涉及终极事物的疑问思索。这些背离斯大林式共产主义的人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教训，因为他们保留了马克思主义的、统一的、古典的人的意象，相信宇宙人，有时候这意象会天真地表现在过往的叙事形式中。自己的梦想暂时受挫，他们却不认为自己就因此有权在智识上放肆、不负责任。

昨日流亡者留恋不舍却也坚定的决心，或可教我们如何在今天的状况下正确地活着。成为意识形态的遗孤是自然的，因为人总有一天会失去自己的父母。这是一个悲伤的时刻，但不是诱引我们亵渎亡逝之父的时刻，因为这不表示我们要放弃曾经被教导的事物。政治战斗精神不是一座秘教教堂，每件东西都固定不动；那是每天的工作，不是花一次力气就救赎了全世界，而是时时可能犯错、刻刻有待矫正的。马克思主义也经历过这个开明世俗化的阶段，不是盲目崇拜或救助越南孤儿的时候，而是意在成就成熟的人格，有能力抵挡不断的失望幻灭。离开共产党不再意味着失去一切的时候已经到了，而这或许可以是不离开它的理由。但处于无人之境的昔日的游牧者，是怀着一种价值感面对空无，多亏有此价值感，世俗化过程才意味着从独断教条中解放，不是被动、无所谓的臣服于既存的社会机制。这些游牧者，如斯佩贝尔所说，是在历史的范围之外，活在过往的回忆和未来的梦想，而从来不是活在当下。奥地利也是这样的命，而（斯佩贝尔还说）在流亡者的咖啡馆，老奥地利又死了一次，这次是永远死了。

但这次的死，包括这次的流亡，也是抗拒后现代性低级趣味贫化过程的一个方法，如同卡尔·马克思宅院是对抗道尔福斯枪支的举动，也对抗着采取对抗是愚蠢的可能想法。这座公寓住宅有着简朴无华、灰暗庞大的现代性，因其密致而突出。六十年后若有人重新发现它，并根据一些异想天开的进步品位加以赞美时，就是另外一回事了，他们可能还会想把这座公寓住宅重新恢复为社群生活的模型——在的里雅斯特就有人这样做，结果糟糕透了。将当时具有历史必然性而如今却已被剥夺除尽的那些形式加以恢复，是一场后现代的白日梦——那是吸收了冒牌货和俗丽趣味的喜悦，吸收了无所主张的意识形态。简言之，那是一个没有了基础的文化，和卡尔·马克思宅院严格、牢固的地基不可同日而语。

22.奥图舅公

玛利亚希佛街。奥图舅公住过这里，我的亲舅公。数十年来，历史的波涛就这样将他扔来掷去，但很侥幸的，他最后总是会被冲到更安全的地方。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在的里雅斯特任奥地利军官，负责供应补给，他尽忠职守，做事谨慎，使他没有太大困难就度过物资短缺的几年。一九一八年，意大利人进入的里雅斯特，他被佩提第·迪·罗雷托（Petittidi Roreto）将军召见。他比约定的时间稍微晚到，结果看到外头一小群人已经把他以前的同事痛打一顿，一边吼着：“赶走奥地利饿人魔！”他们的攻击心已彻底获得满足，结果没给他同样的待遇。将军惊讶于他的登录册做得一丝不苟，便请他在这艰难的过渡时期负责配给，还带他一起上剧院包厢，他们在那里庆祝的里雅斯特的解放，热烈欢迎的掌声和“意大利万岁”的欢呼，也自动如雨般落在我舅公身上。

法西斯上台前夕，他转往维也纳，在经济大危机的年代，他的工作经历使他获得一份类似的工作。他告诉我，有时候，在举行示威游行之前，会有一些社会主义分子到他的办公室，通知他隔天他们会要求他交出两百英担的面粉。他说会准备出一百英担，但最后以一百五十英担达成协议。然后他们会问，办公室中最少使用的房间是哪一间，因为到时候很可能得向一些窗户扔掷石块。纳粹占领时期，他已经退出，不事公务，其间他曾帮助一些被迫害的社会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也许是因为这样，一九四五年俄国占领期间，苏维埃当局便请他照管供应事宜以及分配食粮。他以老大的年纪受封为马耳他勋爵，之后曾出于本能反应拒绝了一个重要职位，该职位后来牵扯上很棘手的纠纷。后来他又升为第二级爵士，在罗马待了半年，住在勋爵宫殿，同住者是一位很老的男仆，舅公虽然年过八十，还会亲自帮助男仆走动或喂食。“来吧，乔万尼，咱们上山溜溜。”他会这样对他说，于是两个人就着氧气筒深深吸一口气。他总是从诸般事件中回身而过，有如舞蹈专家，在拥挤的舞池里也不会和别的舞者擦身碰触。

23.在刑法博物馆

导引我参观刑法博物馆的这位和善的警官，对他指给我看的罪行和罪犯很是骄傲，大概就像佛罗伦萨的乌菲齐美术馆馆长会对他的拉斐尔及波提切利作品感到骄傲一样。他虽然是个忠贞的执法者，但连他也难掩对于撬窃保险箱的贼王布莱特威瑟的温厚偏爱。此人深受维也纳人的爱戴，一九一九年他下葬在迈得林墓园时，维也纳人还来凭吊他。

这座博物馆有两帧令人难忘的照片，两个女子，受害者和谋杀者。谋杀者是一位生活优渥的女士，约瑟芬·卢纳，强壮、肥胖，目空无人的样子，有着贵妇人般的方形的、道学家的下巴，反透露出她内心藏着的老巫婆。受害者是安娜·奥古斯丁，十四岁，棕色的发辫，明亮害羞的眼睛，比较像个小孩而不是少女，她看起来无依无靠又不能保护自我。安娜来自外省，在卢纳家帮佣。卢纳太太虐待她，先是子虚乌有指责她做了不道德的行为，威胁要告诉她家人。接着对她拳打脚踢，又把她关起来，让她饿肚子，对她残忍施暴，心狠手辣。约经一年的折磨拷打之后，安娜死了。约瑟芬·卢纳被判死刑，但又转为终身监禁，当时维也纳对于女性犯案总是如此处理，一直到一九三八年纳粹废除这项对女性的厚待。她的丈夫知情但未加入虐待之举，结果被关了几个月。

安娜的童年，她那孩童般的眼神，稚嫩而无辜，呼喊着复仇。发生在这小东西身上的事情，也以各种方式发生在其他许多人身上，否定了世界的历史。人类所有高贵的成就，如果放到这情形上衡量，都不能补偿这种恐怖，或将这个难以磨灭的倾向自世界万物消除。就像阿尤沙·卡拉马祖夫（Alyosha Karamazov）看到一个将军命令他的狗把一个小男孩撕成碎肉，人在这种情况下会了悟到，上帝并不是万能的，他不能原谅约瑟芬·卢纳，也不能设想世界最终会有和谐状态，让这矮胖的屠妇加入受佑者之列。

这暴力也是社会的暴力。安娜绝不敢反抗，或者趁自己还能跑的时候逃跑，女主人对她施虐后差遣她去买东西时，她遵命照办。没有人教过她要知道自己也有同样的权利，女主人的社会权威灌输给她一种胆怯的卑屈，更助长了他人的残暴恶行。约瑟芬·卢纳自己是绝对不会折磨高官的女儿的，可能连想都不曾想过。她之前也不曾虐待过任何人，不曾因为这种节制而感到难耐。但当她看到这么一个完全无所防备的女孩，当然也不是很开朗伶俐，她就恶从胆边生，内无阻力，外无障碍，便任凭犯罪欲望恣意横行。

弱者必须学习让强者害怕，不然就要知道，她们也可以强悍地向卢纳太太以牙还牙——如果想要，就能够驱除自己内心的恐惧。那些屈膝服从的人不敢，因为他们就像英国作家吉卜林小说中的大象，已经忘了自己是有力量的。一旦它们记起，准备好随时挥动象鼻给伤害它们的人一顿好打，那动物园里可能就会太平无事了。

24.快乐生活，轻松死去

对格里帕泽来说，在布里登瑙（Brigettenau）和利奥波德城中间的大公园，奥格腾公园，是个有趣而快乐的地方，至少在他一八四八年所写的一本小说《街头穷乐师》（Poverosuonatore）中所描述的民俗节庆期间是如此。今天的奥格腾，笔直且几乎光秃秃的大道，让人想起所有几何形状中潜藏的孤寂，是一个让退休者在三个已被忽略的颓圮炮塔下遛狗散步的公园，这三个废弃不用的反空袭塔台像矮胖的野人废墟一样森然耸立。

就像格里帕泽的小说，对消失中的熟悉和谐感致上忧愁、悲伤的道别，老维也纳正是一个向快乐道别的场景。阿梅狄欧正准备审慎比较维也纳Most和Sturm两种新酒种类，而吉吉在讲述他叔叔的故事让小姐们笑个不停，他的这位叔叔在他母亲临逝前向她保证他会娶某个女人，自然他也绝没有背弃这个神圣的誓言；只不过结婚之前总会先订婚，然后有好多事情要处理，于是他到八十三岁的时候还处在订婚状态，也一心一意要尽快结婚，这个愿望却因为他的意外猝死而没有实现。法兰切丝卡轻扬着头，这是她的习惯姿势，颈部因而显得突出，在傍晚的光线中透着白。岁月还没有完成她的肖像，也没有让我们瞥见那张于沉默中涉渡海洋、让水流过脸颊发际的脸庞以后会是什么样貌；一张美丽、不加修饰的脸孔，在寻找朴实而正常、不会引人注意的停泊点。

即使这样四处游荡虚晃也有结束的时候——也许可让自己看起来像个惬意悠游的人，但事实上我们每个人都在寻找正直专业的人，要可靠而出色。修辞的机制约束着我们，使我们就范；被拉一下，就会跑回我们的狗窝，吠叫出生命的严肃性设定要表演的音乐。

这些树的树干枝叶闪耀着一种不同于天空灰蒙阴郁的光彩，反应出格里帕泽所描绘的节庆风光，书页之光唤出了一百三十年前奥格腾公园的花草树叶。这“街头穷乐师”从来就是一无所有，也不想拥有的乞者，他用宗教热情喜爱着音乐，但却恶狠狠地刮着他的小提琴，他以不利索又过分拘泥的公正，成就了自己的失败，在他生存和社会地位的逐渐衰落中，发现与生命之流有种谦卑、隐匿的和谐，每个当下的完成，简言之，是“信念”。卡夫卡以为“街头穷乐师”是个已然弃绝一切因而可以充分品味生命的人，那弃绝使他无所牵挂；卡夫卡把他比为福楼拜，比为《情感教育》中的阙如与空无。格里帕泽的主角生活“在真实中”，如福楼拜所说的；但对格里帕泽来说，简单和真实与艺术契合，和他对音乐的献身契合，但对福楼拜和卡夫卡来说，艺术迫切的召唤使人和人的真实相隔绝。从另一方面看，贫穷乐师的艺术吱嘎刺耳又讨人烦，虽然他大言不惭崇之为和谐。不过，他失败的一生却救了他，将他从历史和社会规定的角色中拯救出来，允许他加入微不足道的争吵，允许他浪费时间肆意挥霍，允许他因为荒谬的小事而快乐，用他蹩脚的姿势去接近一种莫扎特式的轻盈。

奥地利特性是飞逸、逃脱、浪迹的艺术，是放手等待的艺术，像舒贝特·汪德尔（Schubert Wanderer）所说，等待一个一直在追求、预测，但从没人知道的国家。在这未知的国家，人都活在不断的透支中，这是奥地利；但这也是生活，文雅且快乐，即便是近乎一无所有。格里帕泽同时期有一位有教养的诗人、酒鬼兼捡破烂的人，叫做费迪南德·邵特（Ferdinand Sauter），一生徘徊在维也纳的酒吧，他为自己做了一则墓志铭：

多所经历，一无获取，

快乐生活，轻松死去。

25.贝格巷十九号

“他还活着的时候这里都没什么访客，现在大家都要来。”载我到弗洛伊德住家和诊疗所的出租车司机这样说道。这些房间远近皆知，我自己过去也常来，但每次都留下很深刻的印象；在那气氛中，感觉到这位十九世纪的绅士降临深层世界时所带有的敬意和父亲般的忧郁。入口处有他的帽子和手杖，好像弗洛伊德方才进屋来，有他的医药袋、旅行箱和一个皮革覆盖的瓶子，他去森林散步的时候常常带着这个长颈水瓶，他以一家之长确实因循惯例的风范爱着这个水瓶。

相片和文件数据挤满了以前应该是他书房的所在，弗洛伊德和其他新科学创立者的相片，知名著作版本的照片，大多都只具有资料性，颇为乏味：现在这里不再是弗洛伊德的书房，而是教育性质的精神分析博物馆，实际上也简化为每次言谈和报告惯常出现的刻板公式。

小小的等候室里有一些弗洛伊德实际收藏的书：海涅、席勒、易卜生，教给他进入深处世界的旅程中不可或缺的审慎、精确、人情练达的典籍。散步用的手杖和饮水瓶告诉我们关于弗洛伊德伟大一面的种种，他对事物度量的敏感和对秩序的爱，与自身和解、无有狂躁的简单；穷究人性暧昧的深渊时，他学习也教导如何更加珍惜那些家庭的山间出游，以及更大的自由。

在所有这些事物中，精神分析的讨论如今所剩无多：众调滥发、不讲语法，经常将精神分析降格为不自知的自我讽刺模仿，还把俄狄普斯情结应用到废物处理或币值不断攀升之类。弗洛伊德的真正继承者不是夸夸其谈的意识形态大师，把精神分析当泡泡糖吹出各种形状，而是以无比耐心帮助某些人活得更容易一点的治疗师。那个样式朴实可靠的皮包，让我想起我所亏欠的那些人，他们帮我维系那一点点自信，那与自我黑暗深处共处所必须具备的最低限度的能力。

希姆尔街（Himmelstrasse，意为“天堂街”）的尽头，悠然可见维也纳森林的一角，在一个唤做贝勒玉（Bellevue，意为“美景”）的地方，有一块竖立于一九七七年的纪念碑，以不无浮夸的修辞说道：“一八九五年七月二十四日，在此地，希格玛·弗洛伊德博士发现了梦的秘密。”某个秘密先生，像喜剧里的骗子一样终于揭开面具，想到这样实在不免好笑。

比较会愿意想到有一片风景，想到弗洛伊德望着这景致，详读着那远方城市的弧形轮廓，一如阅读人心蜿蜒曲回的地图，从未被彻底穷究的内在。那夸饰的铭文中令人动容的一个词是“博士”，实际上代表着学院的尊严，代表要求甚高的研究投入，其取得没无一点值得骄傲。

26.太空漫游

上多瑙街九十五号，位于多瑙河河渠岸边，是IBM中心。入口一块纪念牌告诉我们，在这个地方，一八六七年二月十五日，于今已不存的黛安娜浴池，约翰·斯特劳斯的《蓝色多瑙河》举行首演。黛安娜浴池肯定比现在这个箱形的建筑物还吸引人，一度奉献于无常世事的神殿、文明卖弄风情要求免除悲剧的地方，现在安置着电子科技的人才，而这些脑袋并不会干扰那华尔兹的荡漾回旋，就像库布里克在电影《2001太空漫游》（2001：ASpace Odyssey）中充分应用那首圆舞曲，现在这些人才也与世界声息相闻，同步起舞。如果日本人宣布发明一种很快可以比美人脑复杂度的计算机，那么也许在遥远的未来有一天，它可以谱出这种华尔兹的旋转韵律，一种不断逃离又总会回返的喜悦——虽然更为遥远而纤薄。

这些电子科技的人才，像他们所驾驭的宇宙飞船，是遨游太空之音乐的一部分。在圆舞曲不断的重复中，有某种永恒的东西，而不只是过去的回音，那是弗兰茨·约瑟夫时代的永恒，而俗谚有云，该时代就结束在斯特劳斯之死——但是将过往投向未来的无止境投射，像旅行过太空的久远事件，对于注定将在某时某处加以接收的东西而言，那事件已是未来。

这座IBM中心也是商业世界的心脏，但是连斯特劳斯——勃拉姆斯所崇拜的天才艺术家——也是工业制造场所，为大众市场生产消费物品——不过这些消费品神奇地接近了诗的彼岸。建筑物上所挂的那块纪念匾让我们觉得自己有点像《太空漫游》里的计算机哈尔，它变得愈来愈有人性，像人一样会犯错，有情感的痛苦和恐惧。任何喜欢圆舞曲的人都应该试着不要因为一九八二年有计算机被提名为“年度风云人物”而苦恼。

27.回头一瞥

施瓦兹潘尼尔街（Schwarzpanierstrasse，意为“黑西班牙人街”）十五号的建筑物上有块匾说道，直到一九〇四年为止，在这个地址曾有一栋房屋矗立，是贝多芬去世之所。一位难缠的门房在看守着，厉声斥我离开。同一栋房子，在一九〇三年十月三日、四日之间，魏宁格在此射穿自己的心脏。自杀之前几周，他描写回望刚走过的路时一种迷惑枉然的感觉，漠然的街道笔直的延长，诉说着时光的无法逆转。最后，这就是一切，恍悟万事皆空的回头一瞥。

28.词语、词语、词语

赫姆斯庄园（Hermesvilla），外观略似新艺术风格，坐落在维也纳城边满是鹿和野猪的狩猎园，是伊丽莎白皇后所钟爱的地方；这位神秘、抑郁，甚至令人难以忍受的弗兰茨·约瑟夫的妻子，就是那害羞腼腆、离群索居、引起民众诸般遐想的女子茜茜。汉斯·玛卡特（Hans Makart），维也纳当时（该庄园建于1882年到1886年）的官方室内设计师兼绘图家，受委托在她的卧房绘上以《仲夏夜之梦》为本的场景，他草绘设计图而由继任者执行绘制。

皇后的床是一具名副其实的丧葬卧榻，色彩柔和阴暗，由忧郁的寓意画所包围，而出自莎士比亚戏剧的场景则充满冰冷但迎合感官的淫欲挑逗，这风格在装饰健身房的神话图案中再度出现；伊丽莎白在健身房中伸展她雌雄同体的身体，她以虔诚的态度运动，有如从事某种灵性活动。庄园对于皇后冷感、无力的柔性而言可说是适当的住处，她对于生猛狂放、渴望撕裂般狂喜的性爱毫无感觉，严重到以禁欲的自恋培养洁净、纤雅的身体线条，让男人渴望而自己不觉有必要回报，这使她高兴，更变本加厉变成以贞洁的态度迷恋着女体的美。她甚至请哈布斯堡王朝的大使们为她取得各国中最美丽的女子的画像。茜茜的内在有一种阴阳同体的纯洁，厌恶性的生理面，唯在升华和缺席之中才有爱的能力。

茜茜的挫折经常企图于诗中加以转化，将她苦无孕生的经验化为受上帝拣选、有别于凡人的象征。皇后写抒情诗，而当她想将自己灵魂的精华和可预测的秘密托付给她的诗篇——虽然经过谨慎的掩饰——也不全然不对。在旧哈布斯堡帝国，连中学生想写诗都是一件很微妙的事，像霍夫曼斯塔尔要发表他才情焕发的年少诗篇时，都不得不以笔名出之。而像伊丽莎白这样对规定程序不屑的皇室人，也得把自己的诗留给自己，或给少数她信任的密友，事实上她把诗收藏在一个盒子里，附上留给继承人的谨慎嘱咐。

伊丽莎白的诗，如总标题所示，构成了诗的日记；也就是其中记录的不是每日事件，而是事件背后隐藏的意义，企图烛照事件，但为每日的枯燥乏味所扑灭或掩盖的灵光闪现。茜茜的诗是缺席的诗，是忧伤的诗，是关于生命所应是而非然的诗；那些诗和她实际经历过的生活相反。茜茜一生的故事无人不晓：一位巴伐利亚小公主，巴伐利亚路德维希亲王的表妹，嫁给弗兰茨·约瑟夫；这段婚姻初时幸福快乐，但当家族和宫廷的气氛逐渐变得充满压抑，婚姻也愈来愈像一场折磨；她对自己皇后角色的渐趋不耐烦，对丈夫小孩的漠然无感，她的忧郁和不安，她逐渐频繁地旅行和缺席，对于各种事物的疏离感，甚至对自己的疏离，最后荒谬地死于日内瓦，死在意大利无政府主义者卢切尼（Luccheni）的手中。

她的诗显示她渴望过自己的生活，她对宫廷的反叛，到了实际发言批判哈布斯堡体制并公开表明共和主义信念的地步。但她的诗说的多半是完满的欠缺，说那无法界定也不愿界定的乡愁，向这种遥远、少了什么东西的感觉投降的乡愁：这是什么东西她没法形容，但那欠缺是实实在在的，是经常在她生活中出现的感觉，猛然落入这颤抖晃动的空无，就在那里生根了。这些抒情诗的背景主要是海，难以形容的宽阔无垠，海浪的轻柔碎语，像灵魂的细语没有间断、无可言传。茜茜是海鸥，没有归巢或目标的一只海鸟，就像巴伐利亚的路德维希亲王，那位和她十分相像的表兄，是一只鹰，国王一般却与世无涉，不适合世间。赫姆斯庄园中有一幅葛雷福勒（Gräfle）所绘的路德维希画像。这位喜爱美、天鹅和鹰类的统治者，体态丰肥，鬈发，带着浓重的粗俗感。

这位皇后在得意的时候还认为，她的诗行无论如何平庸且时而僵硬，都是大诗人海涅从“远处”通过某种媒介的作用而授她写下的。伊丽莎白的诗的确有着海涅的风格，用他常用的诗韵和抒情诗题材，这些在十九世纪有许多模仿者，几乎形成一种刻板成规的诗语言。

陈腐的音乐并没有消除吟唱者声音中极度痛苦的个人性，就如生命的单调不会减轻一个人在过这种生活时的感受强度。伊丽莎白将内在深处真正的冲突和热情所托付的，是那惯用风格的非个人旋律，对她而言那就像没有文字的歌，一个待她任意填满内容的架构。即使这些热情，譬如她对阿喀琉斯的疯狂，都有时间记录，是当时时代气氛的一部分；但伊丽莎白就像路德维希一样，直接体验这种热情，那是悲惨、枯乏的自我存在的一部分，在精神失常边缘，忧郁地痛苦挣扎。虽然古怪反常到残酷漠然的地步，而弗兰茨·约瑟夫却能以真心爱意和无比肚量加以忍受，不过伊丽莎白也可以是宽大为怀的，皇帝惨败在普鲁士手下返回维也纳的时候，她就去接他，在众人面前亲吻他的手。

虽然有四个小孩，但是她不会付出更多的吻。她焦躁不安的性格缺乏信念，不知有价值和放松的性爱，片刻或当下都无法安于生命。为此之故，伊丽莎白将她的真本性在诗中吐露，一只野生候鸟。那些诗行时而充满旋律性，时而顿挫拙劣，任何人都写得出来，形成一种大家都可以使用，也的确有许多人使用的公用韵脚辞典，而个人的痛苦在其中有如沉溺大海。另外一位同样出身高贵而不适任的统治者也写了相当类似的抒情诗，墨西哥的马克西米利安国王[135]，他是生而为海洋之人而非王位之人，虽然他不像伊丽莎白，他能够面对自己的命运，保持清明的责任感。茜茜的诗不在极端平庸的书写本身，而在于她切身寂寞的忧伤和全然肤浅的表达之间所产生的紧张。皇后所写的诗是每个人的或无人的“诗日记”，但皇后和许多作者——有些也成功了——共有的这种命运，使她变成文学世界里，她内心的声音和“词语、词语、词语”之间经常重复的对话里，一个渺小但真实的人格。

29.艾克哈特绍

在这座位于蓝色杉林中的小城堡，或说狩猎行宫中，哈布斯堡古老的历史落幕了。在这里，最后一位皇帝查理一世宣告退位。的里雅斯特的人称他为“漏斗卡洛”，因为他嗜酒，而时人对他的印象是一个条件受限但性情很好的人。不过他不只是性情好，更是真正的善人；而善在这生中正是皇帝的美德。他去前线探访，来到伊松佐，亲眼目睹这骇人、无益的残酷杀戮，于是宣布要不计任何代价停止这场战争。停止战争，看出了战争极端的愚蠢，这样的勇气并不输于开启一场战争所需要的勇气——这是真正的皇帝所当有的勇气。

小城堡有种居家住屋的平静气氛，屋顶上有一个扎实的鹳鸟巢。这种舒适、平实的素朴，是哈布斯堡家族终结的适当场景，这是个充满母性和父性形象的朝代——从伟大的玛丽亚·特蕾莎到最后一位具象征性的皇帝，弗兰茨·约瑟夫，他具有祖父般的魅力，有智慧，还有一点点粗心。猎园当中有一棵大树，树枝长成一个宽广的大厅，比皇宫内部的厅室更加壮观。这棵树从没想过退位。乡间到处张贴着告示，宣布要种植Sieglinde，一种马铃薯的名称，听起来有瓦格纳的味道。

30.卡农顿

在这个古罗马城市废墟中，当它还不是废墟的鼎盛时期，马可·奥勒留（121-180）写了他的《沉思录》（Meditations）的第二卷。“我的城市也是我的国家，是罗马，只要我是安东尼。身为一个人，这就是宇宙。”马可·奥勒留可胜任罗马皇帝之职，毫无骄傲地接受这交付给他的地位和责任，自知是世界公民，与世上其他人地位平等，更是活在宇宙中的一个简单生物，所有事物不断流动变化过程的一部分，他准备好接受自己生命的抛物线，而不是一派郁郁不乐。他“知晓自己天赋的政治本质，作为罗马人和罗马皇帝，已为他的地位做好准备”。而作为一个士兵，他知道如何进击一堵墙，若无法独力攻下，也不羞于寻求协助；但他也承认众人平等，因此打败萨尔马提亚人[136]的人也是凶手，像所有杀人的人一样。

这位罗马皇帝是伟大的作家也是伟大的导师。他对生命的态度中有着虔诚、尊重和热忱，但没有偶像崇拜，因为他知道那只是“意见”。在和瓜第人及马科曼尼人[137]作战时，他领军来到匈牙利城门，攻入马尔希河和莱塔河间的领地。河那边，一拨拨儿的蛮族攻势逼近，注定延伸到以后的几个世纪。他捍卫帝国，但未让自己被这种情绪所左右，或让自己“变成恺撒”——这是他的说法，因为他知道捍卫帝国只是他的责任，并非绝对价值。“亚细亚、欧罗巴，”他写道，“都是宇宙的一小部分。”

他注意终极和实质的事物，知道一个人是由他所相信的价值所组成的，这价值以其高贵或鄙俗的痕迹烙印在人的特征之上，这确实是可能的情况。他写道：精神援引在其中形成的意象，而每个人的价值完全是依据他所重视的价值而定。这或许是一个人的本质中最令人不解的直觉，了解其生平和本性的关键：我们等于我们所信仰者，我们供奉在心目中的神祇，而这宗教，不管崇高或迷信，都在我们身上烙下不可磨灭的印记，烙在我们的面貌、举止上，变成我们存在的模式。

马可·奥勒留虽然相信宇宙统一在无止无休的转化中，却不让心智活动和生命的原理相混淆，好似那不过是一种生理性的脑分泌作用。他要求在评鉴判断时，作为宇宙暂时性部分的心智活动必须高于这个宇宙，即使他实际上并不缺乏丰富的知性能力，通晓生命以及造成生命之生物结合所借以组成的物质，“伴随着某种兴奋的薄膜的损耗和精液的遗泄”。

这位爱好和平的皇帝也为了一件事而自喜，他并未过早证明自己的雄性活力，而是在正确的时间展现；他不同于后来继承帝王冠冕的哈布斯堡后代——犹号称是罗马帝国的后代——他无惧改变，因为没有改变就不会有任何事情发生。这位哲学家皇帝谨记柏拉图对于哲学和修辞学的区分，他感谢老师鲁斯提可教导他要远离修辞和诗，远离修饰雕琢的言谈。马可·奥勒留希求真理，对他而言，诗是谬误。我们这些安贝托·萨巴的读者，很容易就可以反驳他，给他看可以达于诗的真理，而那真理不只修辞，甚至哲学也无法掌握。

马可·奥勒留或许不知道他是一位伟大的诗人，甚至当他感谢诸神“没有让他想变成作家”时。他的诗是道德存在的诗，是和另外一种诗相对的，即是以想象解除所有约束的那种诗，所谓的约束包括逻辑和伦理，就如同被对缪斯女神的神性狂热所渗透的人琢磨出来的那类。他所反对的诗，是那些被赛壬之歌所迷惑或像闲懒度日的食莲者般渴求遗忘的人所写的诗。就这方面而言，这位皇帝虽然旅经偏远的潘诺尼亚古地，逝世于远离罗马的文多波纳，却会是嘉达[138]所称的不移动者，以耐力定性成就自身人格。而游牧诗人——波德莱尔所谓的“真实旅人”——却是毫无目的地漫游，经验各种事物，刻意分散其具体的人格同一性，让自我遗失，消解于虚无。

马可·奥勒留意在建构自我的大无畏旅程中，并未否认兰波以解体为目的、自我取消的旅程。但皇帝想说的也许是，思想和世界于哲学足矣，但言语艺术则需要诗学教范、手册、藏书等等，可不容易带着走。他在卡农顿所写的文字，几乎就像在警告未来的多瑙河旅人，他们被书卷和参考数据压得直不起身，掉着书袋像祈祷小书支撑自己的空虚，奥勒留的话是对的：“抛开对书籍的渴求吧，除非你想不知所云地走向你的死亡……”

31.想被同化的少数民族

艾森施塔特城已在莱塔河的另一边了，该河标示着它所属的匈牙利王国的边界。从这里开始潘诺尼亚古地的沉闷，平原上低矮的房舍半合着，宛如惺忪睡眼，伊尔米兹人家屋顶的鹳鸟巢和纽迪德湖边的芦苇，用麦秆和泥巴做成的屋顶，还有匈牙利埃斯特哈齐家族宅邸的赭黄，这颜色在整个匈牙利王国领地内处处可见。以艾城为首府的奥地利布尔根兰州，已不再由封建领主而是由州官所统治，该地区的“首长”泰奥多·克利（Theodor Kery），人称Landesfürst，“主公”之意，这是因为他统治该州的方式就像典型的马扎尔大王，虽然听众较往昔的贵族为少，却同样会以一句“我绝对不会错”的话就把讨论给结束了，还在自己生日的时候像封建地主一般接受他人致敬。

克利不想用某种方式阻止流言，他自命拥有蓝色血统的谣言，在当时还挑起州立法咨询机构的兴趣，因为有一条通往其乡村别墅的道路是以公共经费建造的。此人是社会党，据说和总理西诺瓦茨走得很近。西诺瓦茨也来自布尔根兰州，为克罗地亚裔。他似乎总结了其民族的命运，是克罗地亚少数族裔及逐渐逼近之同化命运的示例。克罗地亚人在这个区域住了四百五十年之久，正面临快速减少的情况：马丁·波拉克（Martin Pollack）估计，在下一次人口普查的时候只会剩下一万人。

在全欧洲，事实上都出现了一种小国的觉醒，激烈甚至颇具攻击性地主张保有少数民族中的自我认同——巴斯克人、科西嘉人、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等皆然，但是布尔根兰州的克罗地亚人却在加速自己的被同化。马丁·波拉克在他的调查过程中发现，他们热衷共促本族的灭绝，热切程度如同卡林西亚地区[139]的斯洛文尼亚人强烈主张民族独立一般。

克罗地亚的地名已逐渐消失，主要保留在教会当中，如霍尔斯坦—佛里史坦（Hornstein-Vorištan）教区中的弥撒时间表。艾森施塔特城的文法教师约瑟夫·佛拉希兹（Josef Vlasits），也是命名委员会的成员，强调克罗地亚少数族裔对于自己的语言态度不够积极，但是史坦布鲁恩—史提卡布隆恩（Steinbrunn-Štikapron）混合行政区的前市长——也是克罗地亚行政区和双语行政区市长及副市长会议的成员，弗利兹·罗巴克（Fritz Robak）——主张一个人可以改换其语言如同改变政党倾向或改宗，并告诉波拉克，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他曾试图说服铁托[140]相信克罗地亚少数族裔不是被迫同化的，事实上他们希望被同化，不过他的说服没有成功。

罗巴克是社会主义者，所以可能倾向同化，因为克罗地亚农民若被德国同化，会放弃传统的天主教信仰。“您看看这里，”他指给波拉克看地图上的一个小点，显然满意，“在这个村子，长生村（Tschantschendorf），以前有很多克罗地亚人，现在一个都没了……”

有些年轻人想抗拒，怀着对于过往的向往，这是第三代特有的情怀了，这也是在卡夫卡的布拉格的年轻犹太人的特征，他们要重新发现犹太教——要恢复祖父母辈所使用的克罗地亚语言。但是他们的父母希望取消学校里的克罗地亚语教学，小孩的德文才能学得更好，更容易融入奥地利社会。他们认为克罗地亚语充其量当做方言，在家里说说就好。可悲吗？约瑟夫·布洛伊（Josef Breu）教授不以为然，他对改变的看法如同黑格尔和歌德。“世界是一连续的运动，”他说，“如果所有事情都要一直保持原状，我们可能还在用凯尔特语。”

32.海顿在此，大家放心

艾森施塔特城是海顿之城，他的出生地也是安息地，有一座纪念其生平并保留遗物的博物馆。一七六六年十月十八日的《维也纳日报》（Wienerisches Diarium）说他的音乐如纯净的水，又继续将之与盖勒特的诗相比较，认为这是对他的音乐的最高赞美，即使这个盖勒特现在只有研究德国文学的教师认识。海顿呈现了完好和谐的整体、无有阴影的万物世界，他是最后一个如此表达的人，或者就是最罕见的一人。博物馆里有他的一阕四重唱作品，也是对最为精纯之宁静的道别，如《亲爱的奥古斯丁》（lieber Augustin）这首歌曲，或绍特的墓志铭，或穷音乐家的与世无争：

我的气力已尽，

人老体虚……

死神来敲我的门，

我无所畏惧地开启，

感谢上帝！

一首和谐的歌曲

就是我的生命。

这样的自信让海顿在法军围攻维也纳时不为炮弹所动摇，他以童稚般的天真给众人安全感：“海顿在此，大家放心！”他的话充满一个内在全然自由而坚定者的确定性。弗洛伊德写道，这个人在他的无意识中知道没有任何一件事能够威胁到他。

33.更阴沉也更荣耀

再去一次维也纳。一个人，但是感觉自在。“犹记得那无尽的距离感，在旅馆，无名无姓。”邓南遮一九〇〇年四月十日在维也纳所写，当时是《乔康达》[141]在维也纳的首演，主演乔康达的是伊蕾欧诺拉·杜瑟（Eleonora Duse）。这种孤独亲密的感受是一个人重返家园时的感觉，而多年离家后这个家已有所改变。

人的认同部分是由他们住过的地方、走过的街道所构成，也在这里留下了部分的自我。斯内齐尼克山的地图，上头林间空地和步道的名称，只是一幅人的画像，呈现了我所经历以及我现在的样子。有时候，地方也可能是隔代回返的，从某种柏拉图式灵魂的前世回忆中浮现，在其中看到自己。维也纳也是这样的地方，我在其中重新发现熟悉的和知名的事物的魅力，如同友情和爱，随着时间益发鲜美。在维也纳这种自在轻松的感觉可能是源于这个城市的地位，它是十字路口，离去和回返的地方，有名或无名之人的所在，他们因为历史而聚集在此，又因历史而解散，进入四方流浪的短暂无常，这是我们的宿命。

这座城市就是一个大咖啡馆，讲究步骤的习惯和自由来去的场景。它也引我们想起死亡，想起走出咖啡馆的最后出口，将我们所有人，如罗斯小说中的角色，拉到嘉布遣教会的地下墓穴，以便了解死亡究竟为何。不过答案却不是在那里。我在参观历代皇帝陵墓时，突然想起最近看过的一篇未发表的手稿当中的一段文字。作者说到小时候一件让她很惊讶的事：笃信宗教的老师有一次问她死亡是什么，她说不出来，于是老师说那是“灵魂从身体分离出去”。小女孩很失望，她得不到更精确的说明，而她在想死亡应该是“更阴沉也更荣耀”的东西。这小孩在想的必定是另一种荣耀，不是那些庄严宏伟的陵墓，更不是某个哈布斯堡官员向一个抱怨自己籍籍无名的作家所保证的话：“等吧，等你死后，你就知道了！到时你就会变成大名人了！”

第五章　城堡和小屋（布拉迪斯拉发）

1.红虾药房

布拉迪斯拉发。一家叫“红虾”的旧药房，位于米哈尔斯卡街，入口前厅的天花板上有幅壁画，描绘了时间之神。在正厅中环绕他的药剂和合剂像一个自信的挑战，而在他面前摊开的书卷似乎有驱逐时间之神的权力、阻挡其进犯的架势。这十八世纪的药店现在已经改建为药学博物馆，严格对称的设计仿佛阅兵游行，展现谦虚但坚定的兵法，以对抗时间。架上的壶罐，有深靛、宝绿、天蓝各种颜色的，饰以花草图案和《圣经》引句，活像博物馆里著名战役浮雕中的锡兵行伍；那些酊剂、香膏、镇痛软膏、对抗疗方、泻剂、催吐剂都坚守岗位，严阵以待，随时可以依照战术要求出动。连以缩写明示的标签都像是军事暗语：Syr.,Tinct.,Extr.,Bals.,Fol.,Pulv.,Rad。

草药医生之职，在致力打击时间的消耗，恢复身体健康和容光，如修复一座文艺复兴时期宫殿的立面。但这座小博物馆小巧宜人，炎夏当季，这里却安静而舒爽，很像在教堂里或某个乡间小酒馆的蔓棚底下。看着炼者小制药间里的蒸馏器，或者为纪念帕拉切苏斯[142]在布拉迪斯拉发期间而竖立的帕氏半身像、装乌头草和肉桂皮的罐子、十四到十八世纪关于药学的论文，还有巴洛克时代草药医生的守护神圣伊丽莎白的木雕像，感觉就像沉浸在一种细致、谦虚的中产阶级亲密感中。

这座对抗时间侵犯的博物馆是一座历史的博物馆，是时间在世间的分支——其肇端和破坏的中介者——但也是挽回曾经有过之事物的疗方、记忆和援救者。书架上，奥地利药商协会的会刊两侧各是厚厚一大本的《匈牙利药典》（Pharmaceutica Hungariae）及《波松药本纲目》（Taxa Pharmaceutica Posoniensis），后者是杨·尤斯图·托科斯（Jan Justus Torkos）所著，于一七四五年以四种语言出版：拉丁文、斯洛伐克文、匈牙利文及德文。布拉迪斯拉发，斯洛伐克的首都，是中欧的“心脏”之一，过往世纪层层堆栈，未解决的冲突和裂痕、未愈合的伤口以及未调和的矛盾，永远呈现在当下。记忆，也是医药的一个分支，将一切保存于玻璃之下，包括伤口开裂处和造成伤口的激情。

中欧的人不懂遗忘的科学，不知要将事件了结归档。那本以四种语言出版的药书，还有其中的形容词“波松的”，都使我想到在学校的时候，我和朋友经常讨论城市的名称，讨论我们最喜欢哪个称呼：布拉迪斯拉发，是斯洛伐克文；普雷斯堡，德文；还是波佐尼（Poszony），从Posonium衍生而来的匈牙利名称，Posonium指的是古罗马时期多瑙河沿岸的一个前哨站。对于这三个名称的着迷，为一个混成的、多国的历史赋予了特殊的魅力，有点幼稚的是，一个人偏好其中哪一个，就代表他对世界精神所采取的基本立场。也就是说，我们得在三者中做选择：出于本能地赞美像德国一样伟大、强势的文化，即创造历史的文化；或心存浪漫地崇拜像马扎尔人[143]一样的叛逆、冒险、英勇民族的辉煌功绩；或者是对于被征服、隐埋，像斯洛伐克这样的小民族的同情，而他们长久以来都是一个有耐心、不被重视的下层阶级，一块卑微、肥沃的土壤，数世纪等待着开花结果的那一刻。

布拉迪斯拉发，这个过去因为杰出的钟表制造者和此类工艺品的收藏家而著名的小城，现在在齐多夫斯卡（Zidovská，希伯来文）街的博物馆展出这些收藏，在这里会意识到彻彻底底由冲突交织而成的年代的跋扈存在。斯洛伐克民族最古老的都城，为匈牙利王国首都达两个世纪，而王国在一五二六年莫哈奇战役后，即被土耳其人所占领[144]。哈布斯堡家族是到布拉迪斯拉发来为圣斯蒂芬授予匈牙利王冠的，而犹为年轻少妇的玛丽亚·特蕾莎在父亲查理六世皇帝去世之后，也到布城请求匈牙利贵族的协助，当时她怀里还抱着新生儿约瑟夫。当时在布拉迪斯拉发，最重要的是支配一切的匈牙利人，某种程度而言也有奥地利—德意志人，至于斯洛伐克农民这个低下阶层，在相关事件上不论如何都是无足轻重的。

维也纳人一直到一九一八年都还把布拉迪斯拉发看做是农村郊区，不到一个小时就到了，到那里享受它的白酒——这一传统名产在公元九世纪大摩拉维亚斯拉夫王国时期就存在了，由葡萄酒商的守护神圣乌尔班在照料着。我们在城里闲逛，穿过迷人的巴洛克广场和被遗忘的偏僻小径，觉得历史虽然不断过去，却处处留下痕迹，留下充满生命力的事物，再度为我们而茂盛。伟大的十九世纪斯洛伐克诗人拉狄斯拉夫·诺佛梅斯基（Ladislav Novomesky）有一首诗是关于他遗失在咖啡馆的一年，就像丢了一把旧伞。但事物会再度出现，我们生命的旧伞，几年来这里丢那里忘，总有什么时候会再度回到我们的手里。

2.我们的城堡在哪里

这是佛拉狄米尔·米拿齐（Vladimir Minác）在一九六八年所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Hrad，城堡，宏伟的塔楼和结实的对称自布拉迪斯拉发高高耸起，一座结合了哨兵强悍无畏的忠诚和童话故事般的遥远的巨大堡垒。斯洛伐克处处有城堡、要塞和气派的宅邸；在这里，山峰丘顶布满难以攻克的城堡，角塔延伸堆栈如迪斯尼乐园般的幻想（却是实实在在的），但在远处，庄园建筑和低矮的附属房舍，通常是黄赭色，一点一点变小，融入更常见的大农舍广布的平畴。

但米拿齐似乎想说这些城堡是属于其他地方的，在另一页不是由斯洛伐克人所创造的历史里。住在这些大宅院里的士绅大多是匈牙利人。斯洛伐克农人的住家是drevenice，由麦秆和干马粪做成的木屋。欧塔瓦河谷的欧拉夫斯基·波札默克城堡中，有一幅画展露了尼可劳斯·埃斯特哈齐白嫩的容貌和丰满的双手，而城堡下方村庄里农民的手，即使在今天，都是泥土的颜色，皱缩、多节，如石间盘根错节的树根。这些手的不同之处，就象征了这些民族的历史。斯洛伐克人几世纪来都是被践踏的民族、微贱低下的阶级，和撑起他们的农屋的麦秆和干粪不无相似之处。如果历史只是由国王、皇帝、大公、亲王、胜利、征服、暴行和掠夺所组成的，米拿齐写道，那么我们没有历史。在匈牙利民族诗人裴多菲的一首诗中，斯洛伐克人被描绘成一个红鼻子的补锅匠，穿着洗过太多次的工作服，虽然诗人的语调是善意的。

但十九世纪概念中标示的“没有历史的民族”——有如他们是命中注定永远离不开土地和从属地位的神秘族群——是因为某种政治或军事上的失败而导致其统治阶级丧失。米拿齐愤慨地为斯洛伐克人说话，说他们在这卑贱但需要耐性的重建工作中有其功能，在这工作中从来未把破坏性的暴力加诸他人，只是长久以来那就是一个失败的游戏。一八四八年时，革命的希望燃烧全欧，斯洛伐克人也向他们的匈牙利主子提出所谓的“利普托夫斯基·米库拉什（Liptovsky Mikuláš）宣言”（而匈牙利人当时也在反抗哈布斯堡王朝），要求他们拥有最基本的权利。匈牙利统治当局以逮捕和强硬的镇压手段回应。而奥地利那边，过去虽曾镇压一八四八年的起义，现在却试图和匈牙利人交朋友，斯洛伐克人就交给他们去处理。一八六七年后，奥匈帝国双重君主制时期，斯洛伐克人面对的命运就是高压统治。特别是依据一八六八年的匈牙利法律，斯洛伐克人被看成不过是马扎尔民族中一个幸存的族群，否定其独特身份和语言，阻碍其经营的学校，他们的要求遭到镇压，必要的时候不惜流血，社会方面的抱负被抑制，议会代表也处处受阻。鲁多维特·霍洛提克（L’udovít Holotík）的一篇调查研究提出的数据，清楚地显示匈牙利人在社会和经济方面的压倒性优势，将斯洛伐克人局限在农事生活，文化发展或资本主义企业没有他们的份，遑论中产阶级的形成。这是造成人口大举外移的原因，大部分移往美洲。保护这个国家的因素，最重要的就是教会，不论是天主教或新教，他们设立学校，致力维护遭到鄙视的斯洛伐克语。

语言的问题即使在大斯拉夫兄弟民族及其解放运动之中都引发难题。一些领导奥地利斯拉夫运动的捷克人，为使运动更统一而发挥功效起见，主张以捷克文当做书写的文字，即使在斯洛伐克也要用。但同时这做法也使斯洛伐克语落到居家使用的方言的地位，显然是附属的语言。即使杨·科拉尔（Ján Kollár，1793-1852）这位同化为捷克人的伟大斯洛伐克知识分子也抱着这样的立场；但是他的同胞反对，他们认为这代表着认同的丧失，并要求其语言应具有独立地位。

在捷克和斯洛伐克敌对的今天依然存在的这些紧张关系[145]，在当时则逐渐破坏了斯拉夫文艺复兴运动的统一性，主要受害的便是奥地利斯拉夫运动。事实上，就一方面而言，斯洛伐克是被强行推到边缘，但保有其原初性格不受影响的民族，他们自认是最原始的、纯正的斯拉夫摇篮，孕育其古老一统的文明，因此对于其他以农业为主的斯拉夫人，如鲁塞尼亚人[146]和斯洛文尼亚人，特别感到有亲近的血缘关系。早在十八世纪，杨·巴塔札·马金（Jan Baltazár Magin）就为文赞扬这种原始、无缺陷的纯粹性，这篇《自辩》（Apo1ogia）是他以拉丁文写成的，为反驳特尔纳瓦大学一位教授米哈尔·班齐克（Michal Bencsik）的贬抑之论。后来转向捷克语并以捷克文写作的斯洛伐克人杨·科拉尔，在他作于一八二四年的长诗《斯拉瓦的女儿》（The Daughterof Sláva）中表达了这种高昂的亲斯拉夫主义。这种弥赛亚式的亲斯拉夫主义，最开始是以斯洛伐克文字呈现的，不只比捷克人更早，表达也更为旺盛有力。

这些酝酿的想法很容易发展成不同甚至彼此冲突的理念。一个可能的发展是俄罗斯一系的泛斯拉夫主义，另外一个是奥地利斯拉夫主义，后者由强硬派的领袖米兰·侯札（Milan Hodža）所支持，他倾向弗兰茨·费迪南提出的三组理念和计划。但如果捷克人所支持的奥地利斯拉夫主义不能予人在一个合意的帝国架构中确保自身地位的希望，斯洛伐克人就会面临不同的状况：在被迫匈牙利化，同时和捷克人彻底分离的压力下，他们很难看出自己逃离少数民族处境的方法。颂扬一八四八年革命的诗人兼爱国者勒多维特·史图尔[147]写了一本书，名为《斯拉瓦与未来世界》（Slaviaandthe Worldofthe Future），他在书中预言了哈布斯堡帝国的解体。

评论家兼科学学院院士史丹尼斯拉夫·施马特拉克（ŠtanislavŠmatlak）告诉我，斯洛伐克文学是世界文学法庭里的原告，套用尼采的用语，有其“巨大的歼灭力”。施马特拉克为在布拉格举行的和平会议写了一篇文章，他称赞那艰苦但爱好和平的传统，是贯穿斯洛伐克国家文学的一条主线，从亚库伯·亚可贝乌斯（Jakub Jacobeus）的《斯洛伐克人的悲苦、怨叹与希望》（Gentis Slavonicaelacrimae, suspiriaetvota，1645）或米哈尔·因斯提托利斯（Michal Institoris）的《对太平盛世的渴望》（Desideriumaureaepacis，1633）——两部痛责战争悲剧的拉丁文作品——一直到贺维耶兹多斯拉夫（Pavel Hviezdoslav，1849-1921）于致命的一九一四年所发表的《血腥十四行》（Bloody Sonnet），贺氏是斯洛伐克民族诗的开山祖，他的雕像在每个大小城镇的中央广场几乎都可以看到。

这些主题也出现在近来的文学作品里。米哈利克写了一首关于女仆之梦的诗，而瓦列克的诗行则谈到一位老祖母的一生，日子的痕迹就像是用鞭绳划下的，或者像上流士绅的四轮马车轮割出沟槽的平野——渗透着血与汗的沟槽。多产的小说作家法兰提谢克·施凡特那（FrantiŠekŠvantner，1912-1950）在一个名为《神父》（The Priest）的精彩故事中，描绘了一九四四年全国反法西斯主义的起义期间一种卑微、不确定的伦理政治良知的觉醒，这良知是从好几个世纪反复不变，完全受季节、土壤、农作物生产周期所限制的农事生活中逐渐浮现的。文森特·席库拉（VincentŠikula）的小说三部曲，把国家事件的历史带入一般生活，由下往上看，从微贱、受压迫阶级的观点来看。甚至《千禧年蜜蜂》（The Millenial Bee）也是利波托夫地区[148]一个泥水匠家族的故事，作者彼得·亚洛什（Peter Jaroš）因为这部作品改编的电影于一九八三年威尼斯电影展参展而成名。

这些人民的经历并不容易。布拉迪斯拉发市立博物馆展出的一个盾徽上，哈布斯堡的双头鹰有“subumbraalarumtuarum”（在你羽翼的庇护下）的文字，但斯洛伐克人没有任何羽翼的庇护，他们并非受到宽容的、一视同仁的奥地利政府所统治——一般斯拉夫民族经常将奥地利的统治提高到神话的地位——反而是受制于匈牙利人鲜明的国族主义的宰制。斯拉夫民族有必要自我保护，高举自身不可摧折之本质的神话，对抗权力以及着迷于权力的文化，这权力否定那些一直处于阴影之中的人有任何尊严和未来，这需求说明了为什么出现泛斯拉夫意识形态，或说认同古老民族的主张。

十九世纪的哲学家在追溯历史之“变”的必然法则时，对于小国的处理经常是既不细致也不乐观，而许多斯拉夫国家就是小国家。着迷于政治“大世界”者常常忘了，即便强权大国也曾经是小国，兴衰起落大家迟早都会面对，而即使最弱小的国家也会有抬头的一天。

但必须摆脱大国——大国之强其实可能为时不久——歧视和冷漠对待的小民族，也必须摆脱他们自视为小的情结，摆脱这种感觉，即必须不断纠正或取消自身渺小的形象，或完全翻转，或以一次选举的象征来荣耀自己。长期被迫致力于决定并捍卫自我认同的民族，容易使这种态度拖延得更久，即使已经没有必要。他们转向自身的内在，全心维护自己的身份认同，全意争取他人应该给予认可，如此一来，可能会变成把所有精力投注在这种捍卫工作上，反而缩小了经验的视野，在与世界交往的时候便有欠缺宽宏大量的危险。

卡夫卡虽然对犹太小区的生活及其文学十分着迷，却悲伤而坚定地说出诗人必须从任何小民族的文学抽离，他们因为被迫保护自身不为外界所影响，全然投入这种生存的挣扎，而不能容忍伟大的作家。朱利安诺·白奥尼写过，卡夫卡有意识地要成为被少数、受压迫文学所排斥的伟大作家，那种少数文学只专注于捍卫自己的国家民族认同和文化，迫切渴望可以带来安慰的正面的声音；被排斥，因为这样的作家在他周围造成了一种空无，挑拨分裂，会危害小社群的紧密团结。

作家不是一家之父而是儿子，他必须离家，走自己的路。如果他见证小国真受到剥削，或者如果他受到无限制的压迫并且承担起责任，如果他同时又以所有艺术或所有解放经验所必需的坚定的自我疏远来超越这种压迫，那么他对于这个小国就是忠贞的。即使在今天，捷克和斯洛伐克的关系也还必须摆脱不断攀升的对于彼此的怀疑和不信任，一方面是旧有偏见的阴影，另一方面也是持续不断的彼此报复。

斯洛伐克文化中最活泼的倾向便展现了这种解脱的自由，而只因为它爱恋自己这块翠绿舒畅的土地，所以也能够自曝失败和缺点。一九二四年，小说家施特凡·克契梅里（Štefan Krěméry）抱怨说要写一本斯洛伐克的社会小说真是困难：政治状况束缚太紧，观点和经验太过有限。如今虽然警察国家的管制没有松懈，还是会觉得这个国家的人民开始重新拥有自己的历史，或正朝这个方向走。公家建筑和贵族士绅的宅邸风格，那高耸于斯洛伐克平原上农舍平房的奥地利匈牙利风格，似乎逐渐和后者融合，不再以其宏伟壮观压倒它们。

佩吉诺克，一个被葡萄园所环绕的古老帝国自由市，其城堡和壁垒融合而不易分辨，当地有一家小酒馆，提供很简单的住宿，但是有很好的鱼和白酒。或许正义之神已经快刀斩除邪恶乱麻，让一度为封建领主所独享的鱼和白酒，能出现在一般人的餐桌上——正义之神的雕像出现在欧拉夫斯基·波札默克的公家建筑屋顶上，手持天平，而不是剑，更不是骇人的土耳其弯刀。

斯洛伐克虽然对一九六八年春天的起义事件贡献很大，但是却诡异地没有受到苏维埃和亲苏势力在八月时的反动镇压，反而受益，而这场反动却压制了捷克文化，加以歼灭。当时布拉格可以说是被彻底破坏，而一九六九年极权统治复辟，虽然在压制公民自由和个人权利上手段必然是十分残酷的，但另一方面，不论是因为政治考虑或出于对斯洛伐克的泛斯拉夫（也就是亲俄罗斯的）传统的信赖，当地民众的政治分量却增加了。因此，斯洛伐克正处于历史复兴的阶段，在种种事务上扮演逐渐重要的角色。一九六八年布拉格之春以来，光辉之城布拉格似乎缺乏照料，给人一片死寂的印象，但布拉迪斯拉发，虽所受之苦并不少，却更洋溢生气和欢乐，处于扩张阶段的活力世界，看到的不只是往昔的忧郁，更是望向成长和未来。

3.那无足轻重的欲望对象

虽然我们人在以酒为傲的斯洛伐克，要一杯啤酒似乎是非常合理的事情，因为捷克斯洛伐克制造的啤酒是世界上最优良的少数品种之一，但这个希望几乎不可能实现，就像在布努埃尔任何一部著名电影里要做爱或吃东西一样。阿梅狄欧虽然口渴，但逐渐习惯了，吉吉却很快沉下脸色。不论是在最著名的餐馆，像Vel’ki Franiškani，或是普通的酒吧，要杯啤酒对侍者来说好像都是很奇怪的要求。在某个酒吧里我们要了啤酒，但无所获，在其他地方又有人教我们，可能要直接点皮尔森或百威啤酒，这是两个最有名的牌子。

基耶夫旅馆是东欧国家典型的大旅馆，豪华但沉闷，而且名声不太好，在这里外国人要什么有什么，从最昂贵的利口酒到女伴——一些科威特的阿拉伯人来这里和她们度过数个春宵，发出的声响让隔房那些比较含蓄的旅客有点尴尬。但即使在基耶夫，啤酒也是怪物，有天晚上，旅馆门房鬼鬼祟祟地从柜台底下拿出一瓶微温的啤酒给我们。

河谷开展，河流绵延，越过城镇，穿过山丘，从低地到塔特拉高山[149]，我们的追寻变得愈来愈紧张、无措，而我们参考的旅游指南还继续一页又一页地赞美各个地方不同种类的啤酒，告诉我们各个的酒精浓度、酒桶中的不同压力、色泽的细微变化和冒泡泡时的细微差异。有人把啤酒不可得归咎于分销机制突然出现的问题，然后开始反省我们的社会主义信仰，有人则说可能是斯洛伐克的民族主义分子抵制捷克国家饮料的结果。我们来到塔特拉区一个小镇，波得比耶（Podbiel），进入一家小酒馆，看见桌上有泡沫浮动的大啤酒杯，轮到我们的时候啤酒桶却宣告空了。在特伦钦，巨大的城堡底下，侍者终于捧了几杯啤酒朝我们走来，但是在距离我们的桌子只剩下几步的地方，他绊倒了，玻璃杯碎洒一地，于是扫碎片、洗地板、清地毯、拿开晾干，这漫长而一丝不苟的工作再度延迟了我们欲望的满足，直到不可知的未来的某一站。

4.向他的每堂课致意

贡多拉街是布拉迪斯拉发大学哲学系所在地，大学以哲学家兼教师的柯梅尼欧为正式名称，柯梅尼欧的著作《世界图解》（Orbis Pictus），在斯洛伐克老城镇的图书室里可以找到四种语言的古老版本。这些建筑的高贵庄严让我想起一个特殊的人，他使我从在校时期开始便对德国文化产生兴趣，更激发我去探索多瑙河的世界。此人在中学任教，年轻的时候曾在中欧这些大学讲授意大利文，他会用充满感染力的热切口吻和煽动表演，叙述中欧的文化。我叫他特朗尼。他变胖了以后有点像拿破仑，有点像夏洛克[150]。他脸部有突出的特征，从不刮胡子或洗一洗，像一个伟大演员不可穿透的面具，似乎注定要在伟大的世界舞台上扮演主角的人物，注定要当伟人，但是命运却指派他来给中学生教德文。

学生和老师有许多合理的理由可以抱怨他，他热情、戏剧性、沉默寡言的性格并非没有阴暗面，而他观念上的开放可能也没什么值得赞美的，但是多亏他的天才，我们才有了一些最基本的直觉知识。他不认为我们是不值得他展现天赋的听众，或他的天赋能够——也必须——在更崇高的地方自我证明，不，他反而为了我们而钻研如何有力呈现他的行动，好像我们就是法国谐歌剧院的观众，或将颁予不朽之荣耀的瑞典皇家学会。

对我们他只说德文或的里雅斯特方言。要教我们了解诗是什么时，他就念了但丁关于海中女妖塞王如何误导水手的诗段，而当他要让我们了解什么在他的眼中不配为诗的时候，就念卡度奇（G.Carducci）所写关于蒂蒂的段落，蒂蒂不单只穿几根羽毛，吃的东西也只比柏树果子多一点。他说，一个没品位的意大利文教授才会心不甘情不愿地挤出几文钱给他的女儿去谋生。不过有一些约定俗成的习惯必须尊重：如果有人去按卡度奇教授家的门铃，来开门的绝对不可能是裸体的教授女儿。你应该先思考一下，他用方言说，因为你不一定非生小孩不可，但是如果有了女儿，就要爱她、宠她、抚养她。但他最愤慨的时候，是念到诗人为了审慎和投机之故而马上修正、出现怀旧召唤往昔的段落。“啊，怀着如何温暖的心，我愿与你同在……以如何温暖的心啊！但是，我的小柏树，让我走吧……”真正、真正过分的，是他的评论：“这好像在说：‘玛格莉丝，我要去巴黎了，我该请你祖母来吗？’——‘啊，那就太好了，可怜亲爱的老阿妈，她会很高兴的。’——‘可是你知道，我只去两天，而且我有很多事情要做，她又住在郊区，我得换三趟火车再搭巴士……’——‘算了算了，谁又要求你什么了！’”

他想教我们要鄙视那种烂乎乎的滥情，片刻虚假的慷慨，好像衷心允诺给你太阳、星星、月亮，深信自己大方的动机，但是真正来到重点的时候，就为了种种合理、正当的理由，抽回原先的允诺。他以他的方式真心喜欢我们，希望帮助我们面对生命的冷酷无情。“因为明天我要你们背出三百行，”他会这样说，“背不出来的人就不及格。我知道这不公平，因为怎么可能一天背三百行，不过生命就是这样不公平，要求你做出不可能做到的事，所以我是在训练你们能够面对，不让生命顿时将你们击垮。所以明天，靠你自己啰。”

多亏这个人，这个在家长会中老是被批评的标靶，我不只去发现中欧文化，还学到最重要、最不凡的道德教训。如果他真的私下非法授课，那就是他自己无法严守道德，对不起自己，不过他教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而鄙视不对的。就像在其他课堂上，我们这堂课也有受害者，一个肥肥的、胆怯的男生，脱帽的时候会脸红、流汗，不会和人对骂，结果老是遭到残忍的嘲弄，而这残忍在我们生活之中是不自觉的，但也不因此而不该受到指责；如果不用由内或由外强加的精确法律加以控制的话，这残忍就会动辄升高，尽管我们不做，还是可能伤害到在那当下特别衰弱无力的人。

他认为我们没有一个人是无辜的，也没有一个人知道自己是有罪的。有一天，特朗尼正在用他充满戏剧性的表情教我们德文里的强变化动词时，这男生的邻座同学，叫桑德林的，突然抓过他的自来水笔，折成两半。我还记得这受害者的脸马上变红，汗涔涔的，又因为受到不公对待，而且知道自己无法反击，眼里满是泪水。老师问桑德林为什么这样做，他回答：“我很紧张……我紧张的时候就无法控制自己……我，我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本性。”特朗尼的回答让大家都很吃惊——也让攻击者很高兴而对受侵犯者造成更大的羞辱，他说：“我了解。你不得不这样，你生来就是这样，那是你的本性。我们不能怪你，这就是生命，就是这样……”然后他继续上课。

十五分钟之后，他开始抱怨空气很闷，他松开领带，解开背心的纽扣，打开窗户，又砰的一声用力关上，告诉我们他的神经很紧绷，然后一阵狂怒爆发，他抢过桑德林的钢笔，折断他的铅笔，撕掉笔记本，扔得到处都是。然后他假装努力恢复镇静，告诉桑德林：“真的很抱歉，亲爱的孩子，我突然觉得好紧张，我天生就是这样，这是我的本性。我实在没办法，生命就是这样……”然后他又回到德语强动词。

从那时候开始我便了解，强壮、聪明、愚蠢、美丽、懦弱和虚弱，都是一些情状和角色，每个人都迟早会碰上。不诚实地将作为推给生命的不幸或本性使然的人，不管是在一个小时之后或一年之后，都会出于同样无法摆脱的理由而受到报应。对于人、人的德性、人的兴衰荣枯，也是同样的情形。关注“最后解决”的“第三帝国”官员，不可能想象得到只过了几年，犹太人就建立了一个有着庞大坚固的军事力量和效率的国家。布拉迪斯拉发这个如今熙熙攘攘的首都，却是一群曾经长期受到践踏者的城市，唤起我们心中这类的回忆和反省，包括遥远的过去那关于正义的一堂课。

5.一个劳工阶级的多瑙河星期天

《星期天》（Nedel’a）是诺佛梅斯基最重要的一本书，出版于一九二七年。在其生涯早期，诺佛梅斯基就给自己提出一个国家认同的问题——当时他还年轻，听过有人否定这国家的存在。不论在作品或实际行动上，他都是个前卫诗人和充满战斗力的共产主义者，他同时为民族文化和国际主义的观点而战斗，为流经他的血管脉搏的——他的诗中这样说的——“东方的忧郁”，也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而战斗。在为革命的斗争中，他看到所有被压迫者的解救，他的同胞也会因此被解救——产生完全无产阶级的国家。斯洛伐克不稳定的前线防御，经常使这个国家落入外族的统治，而这在他的抒情诗中变成了没有边境的世界的象征。

但评者施特凡·克契梅里在《星期天》中看到的“忧郁的多瑙河队伍”，不只是诺佛梅斯基所颂扬的卑微、忧愁命运的行进，也是弥漫他所有诗篇的一种矛盾的忧郁，使之成其大，成为斯洛伐克文化和政治的神经中枢之一。开始时，诺佛梅斯基的艺术是反叛艺术，poésiemaudite，革命的诗和诗的革命的共生关系。那是对于既有的弥漫全欧的前卫运动之状况的否定，那种前卫是想以坚持社会性的诗，推翻现实，并创造一个新的现实，一种不受异化的链条所牵绊的新人类。

但如果开始时，诗的忧郁是因为在异化的世界里感到徒劳，那么之后——随着真正社会主义的降临——是生存于世的徒劳感，需要劳动的散文而不是革命期待的诗来表达，而新的体制既没有达成这革命的期待也没有辜负，只看个人如何看待。革命虽已成事实，却还得重复更早以前所写的诗句，会更令人难过，那是等候革命来临前的一个意气消沉的片刻：

童稚的诗篇，

未曾改变世界的容颜。

诺佛梅斯基从未落得这般失望幻灭，即使当他在一九五一年被捕，被指控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还坐牢到一九五六年。许马特拉克坐在克拉斯托纳地下室餐厅，周围装有温和芬芳的美酒的酒桶，详详细细地告诉我关于诺佛梅斯基的一切，诺氏不只代表他自己写过的诗，也是近来斯洛伐克历史的模范。

诺佛梅斯基于一九六三年获得完全的平反，一九七六年去世，生时并未支持布拉格之春的起义行动。今天来赞美这个人，部分是在赞美一个代表共产主义延续性之主张的人物。

人们会有一种印象——根据通常对此主题保持沉默的惯例，这仅止于印象——斯洛伐克人比较容易和一九六八年苏联镇压行动恢复统治的结果妥协。如恩佐·贝提查[151]当时所述，一直到布拉格之春前夕，布拉迪斯拉发都一直有效扮演着反对起义的角色，结合对内部民主化的强力介入和精神上亲苏维埃的立场。一九六八年后所引进的既是真实的也是纯粹形式上的改变，提高了斯洛伐克在国家内部的重要性，相对于捷克和捷克文学中的荒漠，也给予斯洛伐克人某种程度的满意和补偿。

如果说捷克文学一直被官方所排斥，现在几乎只存在于流亡者之间，而那些留在国内的作家必须选择当鬼魂、寄生虫，或卡夫卡的动物，在地底下挖通道，今天的斯洛伐克文学则自成强力的有机统一体，即使它嚣嚷着要求有新的“史诗”，新的正面态度，有协力合作而非反对的政治和社会功能。梅纳契可（Ladislav Mňa ko）所提出的批评中当然有某种机会主义的味道，这位作家移居以色列，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所写的《迟来的报道》（Belated Reportages）是对于斯大林恐怖统治的严词告发，出版后广受欢迎；一篇名为《热病》（Fever）的故事里，约瑟夫·寇特（Jozef Kot）以批判的眼光呈现一九六八年的起义，但这个故事完全不能和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一些捷克斯洛伐克知识分子奴颜屈膝的歌功颂德相比，当时有些知识分子还赞同消灭自己的朋友和党内同僚。

现今在斯洛伐克文学中经常可见的肯定的史诗特性，并非西方国家的诗文品位所能接受，不过那对于这样一个国家而言也许是适当的；这国家有专制的官僚精英在施压，觉得自己受制于自身的历史，更甚以往，因此是处于一个主动出击而非模仿的阶段。世界已经改变了，即使完全不可能是由诺佛梅斯基的诗篇所促成。

6.路边墓地

诺佛梅斯基有一首诗是关于一座斯洛伐克墓地的。在许多山村里，墓地是没有围墙的，不然便几乎看不到。这些墓地开放，延伸至田野，或就在路旁，比如靠近波兰边界的马提亚索夫策（Matiašovce）；再不然就是落在村镇的边缘，好像是自家屋前的花园。这种与死亡的漠然熟悉，在其他地方再度出现，比如波斯尼亚的穆斯林墓地，静静地坐落在住家的果树林里——这些东西，我们这个西方世界神经质地逐渐敬而远之，但是这种熟悉性对于事情的应然有其度量，一种个人与世代、土地、自然、构成自然的元素以及主导结合与分散之法则之间的联系感。

墓地旁棚屋的窗户内，出现宽阔、和善的面孔，像极了建造那些房屋用的坚固的好木材。那些不知忧伤为何物的墓地，告诉我们对死亡的恐惧是多么欺人而肤浅。这些墓地和每日生活并肩同在，而不是远离日常生活，或许我们应该学着从另一面看待死亡。米兰·鲁福斯（Milan Rúfus）有诗行如下：

只有在我们面前死亡才迸发恐惧。

在背后

一切突然变得无辜又美丽。

一个嘉年华的面具，

午夜之后我们用它来装水

畅饮，而如果流汗，就用来冲洗。

7.塔特拉山区

在难以形容的落日时分，紫罗兰色的暮霭中，高塔特拉山（VysokéTatry）已呈现为黑色轮廓，分享着所有高山所具有的神秘深沉。阿梅狄欧和吉吉讨论着光线的作用，折射的效果，远方事物和我们对这些事物的感知之间的关系。此时，我们都相信这蓝紫色的黄昏一定存在某个地方，且是某种方式的永恒存在，在超越天王星的界域或上帝的心中，这柏拉图式傍晚的理型，不朽且长存。感觉那轮廓、那光线、那灿烂，实实在在包含了我们所度过的这些天，以及其中的秘密，有如童话里的神灯，擦摩一下就会有神魔出现。

从暗林中驱车而过，头灯突然照到一个指示牌，“马特利阿里，2km”。卡夫卡曾在马特利阿里的疗养院住了几个月，从一九二〇年十二月到一九二一年八月。光线不意从黑暗中挑亮这个指示牌的这一刻，我想起一张卡夫卡和一群人合拍的照片，他的脸上带着腼腆、几乎是幸福的微笑，背景是马特利阿里的这些树木。那张衬满黑漆、全然神秘的树叶的照片，和我们此时同样经过的这片树林，都像已然被吹散的无尽单薄的墙。照片凝定于片刻中的那个生命，已永久消失了。连卡夫卡的作品也不能完全道出它的秘密，因为那也是纸，虽然更为真切而实在，但仍旧比不上存在的消失，即使如这般消失到我们行经的林阴。

塔特拉山区的度假地，如Tatranska Lomnica，夸饰着投合观光需求的美好时代的华丽。现在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人，大部分的观光客都来自西德[152]。这些度假地的优雅多少带着炫耀的非真实性，像只有度假旺季才存在的地方，或者就把原有的生存和社群生活给压倒或完全抹除。当人们不再是为了享受静谧或被禁止的娱乐，而是为了庆祝他们所属阶层或生活方式认为应当的度假仪式而来，庸俗便战胜一切，浮华而世故。一个放荡的人纵情享乐并不算庸俗，但如果他放纵自己时关心的不只是享受快乐，还想着做出有意义的姿态，使自己显得高人一等，这便是庸俗了。

一个发挥其历史和政治功能的精英阶级——发号施令的贵族或当权的军事阶级——也可能是可憎而枉法的，但并不下流或势利，因为做的是真正超越个人的无私工作。来此创造了卡普里岛[153]神话的名人，经常被污名化为庸俗，因为这群人行径怪异可厌，没有任何代表性，却因为自己其实可预期的任性善变或卖弄优雅，而自以为代表着什么。于是我们也不会不愿意离开这个塔特拉山区大旅馆的餐厅，即使食物不错，而多亏这国际气氛，我们还得以好好享用一杯啤酒。

8.旧书、生命和律则

战后，捷克斯洛伐克的二手书店对有兴趣从事德文研究的人而言是一座宝山。原本居住此地好几个世纪的德裔家族被驱逐：这种行为目的是要对纳粹主义的恶行施加报复，却剥夺了这个国家一个主要的组成部分。这些家族离开了，也把他们的书都卖掉了。在二手书店里，伸手就可触及捷克斯洛伐克境内的德国文化被清洗的过程。许多年过去了，这悲剧的迁移痕迹现在几乎磨灭殆尽，可以找到的书籍很少。不过，我们找到了《画刊》（Lectureillustrée）的合订本，这是发行于十九世纪末、令人喜爱的法文杂志，还找到两巨册约瑟佛·柯赫尼克（Josepho Kachník）博士所著的《天主教伦理》（Ethicacatholica）（通论和专论），出版于一九一〇年的欧洛牧齐（Olomucii），柯赫尼克是摩拉维亚地区欧尔牧兹市（Olmütz，旧名即Olomucii）神学院的教授。

柯赫尼克教授的这部作品不以原创性为诉求，只在阐释教会的义理。他涵盖了各种范围的人类行动、行动所提供的替代选择以及所遵守的规则；他研究自由和行动的必要、人类律法和宗教律法的秩序及性质、义务与例外、习俗与偏差、环境与热情、各种罪愆和各种美德之间的区别。其中有通奸行为的研究和酗酒的现象学，他也处理道德和社会价值，其中的阻碍，正在减弱或加剧的状况，使良知发生困惑的幻觉，以及不知不觉的自欺，那是良知试图蒙蔽自我的工具。

其中有一章特别具有心理洞见和修辞能力，专门讨论过于自责的良知，即有些人有着神经质的无能，对于罪特别无法释怀，处处见到罪恶，还有人发狂般执意不断要向一个又一个的告解神父告解，却不允许自己被人说服，或让人治疗其没有理由的恐惧；也有人迷失自我而不断朝自己的极度苦痛和骄傲的荒漠走去，对于什么公平、什么不公平做道德的挑剔，意见时时刻刻在摇摆。

这位条理分明的博士有其幽默博学的一面，教会为主的结论略显天真，但是他洞察了这种良知之中执迷不悟的一面，对于教会视为罪恶或邪恶的东西过分严苛，这事实上是一种疾病，一种来自“体质”的精神倾向，来自忧郁气质和器官的机能失常。有自责倾向的重度忧郁是精神和脑部某种有害作用的结果，侵害了个体的身心完整性。过分严苛的良知和道德没有关系，而是混合了固执的骄傲，不愿使自己相信那不是罪恶，不是神经质的焦虑。有这种良知的人“没有理由地害怕自己正在犯罪，不管是行为之前或之后，在完全不是罪的地方发现罪孽，因为微不足道的原因而无意义地折磨自己，甚至当他相信某件事是合法时，却还是坚持那有可能是错误的”。

博士注意到，胆怯害羞的男孩女孩可能会由于无知而被一些和第六诫相关的顾忌所困扰而内疚，但适当的教导很容易帮助他们解开这结。他力主告解神父对于过分自责的人要有耐心，虽然不是去迎合他们不由自主的惧怕，而是给他们所需要的坚定，避免他们陷于强迫、自满的罪恶情结，而在听告解的同时仔细深入他们所有的幻想、狂躁和假设的罪，尤其“如果是关于那些丑恶的人”。对于有过分自责倾向者，他提出许多规劝，其中之一是不要和其他精神症患者同处，但尤其重要的是要克服社交的恐惧和对孤独的喜爱，那并不代表深刻和精神的高超。他鼓励他们接受人际往来和社交行为，连歌德的魔鬼靡菲斯特都知道，那是我们每个人真正发现自我的条件。

在《画刊》其中一卷中，一位法国相术士描绘了克蕾欧·梅侯德（Cléode Mérode）这位性感女演员的嘴——十五岁时“宽阔、热切、好奇”，但是后来“紧闭嘴……像是合乎一个自足自满、没有什么好学习的人……”，这位法国相术士和神学家自傲的拉丁文似乎是对立——但皆充满魅力和智慧——为两种不同的理解和生活方式。相术士从可爱的女演员嘴上读出的故事，是一种可以意会但不能言传的故事，一个不知不觉也不希望如此却逐渐倾向忧郁的生命。那是一个黑暗深处和短暂表象的生命，它来了，只让人感到无法选择也无法解释。另一方面，道德的神学家不让自己被模糊难辨的存在牵引、被一种心灵状态的幽微阴影或矛盾呢喃所牵动或因而绝望。他希望把事情弄清楚，建立法则，固定概念的普遍性质。

站在生命这边比站在法则那边更有趣，接受流动的、自发的创造性而不是规范律则的对称性。但诗乃存在于但丁的三行联句形式中，而不是暧昧无形的东西。道德创造力是一种能够发现律则并自由加以建立的能力。唯有将生命沉浮波动的矛盾纳入秩序的力量，才能对那些矛盾做出公道的评价；如果我们在矛盾及含糊不清的动荡中看到存在的至高真理，而以为这就是心智的活动，那么那些生命的矛盾就是被修辞给歪曲误判了。马可·奥勒留则做出相反的警告。

当我们将所有姿态和行动混淆，以“这就是生命”的哲学为名，把它们通通放在同样的平面上来看待——特朗尼教授可不许我那同学桑德林用这样的说辞逃过处罚——正义的面貌将会黯然，而生命力本身会变得悲伤，为谬误的枷锁所钳制。法律的意义和严格性不会窒息热情，而是赋予它力量和真实性。如果克蕾欧·梅侯德学过拉丁文，读过柯赫尼克博士的专论，悲伤的阴影或将不会落在她可爱的唇间，因为欧尔牧兹博士所说的重点是，我们不可以让自己被诡辩和“忧郁的秉性……”所征服。

第六章　潘诺尼亚古地（匈牙利的多瑙河世界）

1.亚洲的门户？

向日葵和玉米的金黄在原野延展，有如夏天已经在这丘陵间驻扎。匈牙利——十八世纪哈布斯堡国务大臣，重商经济的支持者霍恩尼克，希望将它变成帝国的谷仓；匈牙利散发着这温暖、鲜明的芬芳色彩，延伸到大大小小建筑的橘赭色泽。

如果不是旅行开始变得有点危险，至少谈论旅行的托辞是如此，因为最费心——或费心搜集参考——的书目资料，并不替不可靠的知识提供服务。在匈牙利，人们说着一种黏着型语言[154]，你没办法假装像随着维也纳人漫步街头那样来去自如。旅人比平时更感到多余，像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流行于匈牙利作者之间那些“搭便车小说”中的角色，这些小说家生长在国内政治低荡、强调开明福利的时代，一旦他们认为匈牙利社会的进步过于缓慢时，就不耐烦地抓狂。因此他们陷入一种无力而空虚的状态，视存在为游动的、不间歇的事物，像他们的主角那样漫无目的地流浪，搭到什么就靠什么四处游荡。

于是我沿河而写的多瑙河笔记，最后可能会变得类似那些作者的“牛仔裤散文”（套用塞林格的词），变成散漫的闲聊对话。再说，连比较端庄合宜的穿着也不能保证不会受到随意的批评。铁幕——在奥匈边界分隔两大世界强权影响力所及之两半球的铁幕——会让人提出一些夸大而简化的隐喻定义，提出关于普遍历史的简练优雅的公式，比如梅特涅亲王的说法，他说一过了中间穿过维也纳的连恩大道，就来到了巴尔干，也就到了亚洲。

这强烈却有点散漫的马扎尔风光，可能就是东方了，亚洲大草原、匈奴人和培辛尼格人，以及星月旗的鲜明记忆。齐奥朗[155]盛赞多瑙河盆地是许多生机勃发却卑微无名的民族的混合，不知有史，或说不知有西方史学家发明出来的意识形态的时期划分；他认为，就像一个文化的子宫和元气，尚未因民族主义或进步而耗掉生命力。

这种本能的感想，虽自称不受意识形态的影响，本身却就是意识形态创造出来的。在布达佩斯的面包糕点店或书店待上半晌，就知道任何一个认为奥地利以东大约就是亚洲之始的人是在说谎。当我们进入匈牙利大草原，确定就是进入一个部分可说是“他者”的欧洲，一个和欧洲土壤形成大为不同的成分所构成的大熔炉。二十世纪最伟大的匈牙利诗人翁德雷·厄岱[156]的诗是阴郁的，为据说长久以来便加诸匈牙利人身上的负担所压迫；这负担就是选择东方或西方，一个必要却常常是不可能的选择。匈牙利的历史上，选择通常是别人给予的，从土耳其人的征服到与哈布斯堡以及苏联集团难分难解的关系皆然。不然就是被迫抉择：“西方放弃我们了，我们只好转向东方。”社会民主党领袖加尔拜（Garbai）在一九一九年短暂的苏维埃共和国时期[157]如此说道。十九世纪，小说家席格蒙·克梅尼[158]断言匈牙利的功能就是捍卫哈布斯堡帝国的多民族性格，将亲德意志和亲斯拉夫的态度切断，避免其中任何一者太过嚣张，自命优越。

马扎尔人的民族热情以英勇剽悍的狂暴贯穿匈牙利历史，这热情诞生自古代民族一拨又一拨的入侵和迁移，匈奴和阿瓦尔人、斯拉夫和马扎尔人、鞑靼人和库曼人、亚吉格人和培辛尼格人、土耳其人和德国人，一个各族活动彼此交叠、层层累积的土地。民族的迁移造成破坏，也带来文明，像土耳其人，不只带来掠夺，也引进伊斯兰文化。他们制造混合，每一种民族主义和对于族群纯粹性之执迷的神秘根源，就像传说匈牙利人起源于匈奴一般。亚努斯·潘诺尼欧斯（Janus Pannonius）这位十五世纪的诗人和人文主义者，是克罗地亚裔，也属于泽林尼贵族家族，而这家族孕育了匈牙利“史诗”中的英雄和诗人。马扎尔民族诗人裴多菲的母亲，不会说匈牙利语，而伟大的爱国者谢契尼伯爵[159]，也是这国家的文化良心，十四岁的时候才学匈牙利语。抗议哈布斯堡家族、主张收复国土的象征科苏特[160]别在纽孔上的郁金香，却是奥斯曼土耳其统治者引入，并在其民族诗中颂扬为土耳其文明之象征的花朵。民族的“热情”是一种迫切的必要，不只要是，更必须变成激烈的爱国者——就像在约卡伊·莫尔写于十九世纪中叶的小说《新主子》（The New Squire）的主人公。

匈牙利各种文化兼容并蓄，像马赛克般镶嵌的文化地图，各种互异的主权在其中繁荣，偶尔则彼此交错：哈布斯堡的领土、土耳其的辖区、外西瓦尼亚的封邑。十八世纪末期，奥斯曼帝国势力逐渐撤出，奥地利管辖权在整个国家建立起来。军事领袖蒙特库科利元帅在他的书《一六七七的匈牙利》（Hungaryinthe Year1677）中写道：匈牙利人“骄傲、好动、健谈、不易取悦。他们保有其祖先塞西亚人和鞑靼人的本性。他们渴望无所羁绊的放纵……每个人都是善变的海神普洛忒斯，一下充满爱意，一下又无情无义，忽而高扬，忽而低沉，这一刻汲汲要求，下一刻又拒绝接受……”

这位活力澎湃的元帅无意表达种族歧视。他支持反改革、德国化的纲领，他认为马扎尔人的地方主义是持续血腥的混乱，完全欠缺清楚明确的法律，是一个不受拘束、不断离心的多重体，必须由有制度的、统一的帝国加以驯服，使之重回合乎秩序、肯服从的同一体，“以铁棒统治，强悍驾驭”。哈布斯堡帝国的统治虽顾及不同世纪中发生的历史现象的不可避免的差异，但一八四九年到一八六〇年间所采用的专制政策，灵感也是来自于类似的均等化做法。

然而这种均等化和中央集权的现代化做法，在哈布斯堡数世纪之久的统治政策中却是一个例外，哈布斯堡王朝其实比较倾向于依赖有弹性的审慎，抱着警觉的淡漠态度。哈布斯堡的主权不是路易十四、腓特烈大帝或拿破仑等人那种均等化、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而是倾向管理由普遍主义和中世纪的地方自主意识提出来抗衡现代国家的抗拒力。哈布斯堡的统治方式不是遏止异议或压制矛盾，而是以一种永远是暂时性的平衡加以覆盖和平息，实质上也允许各民族继续为其所为，如果要有什么动作，也就是让鹬蚌相争。帝国的统治者，根据定义，就是海神普洛忒斯的角色，以灵活的流动性改换面具和政策，也因此无意将海神的子民转化成一群身份一致的公民。相反，他允许他们由爱过渡到反叛，或反之而行，从绝望到欢喜，一个无止尽也无进展的游戏。他不希望对各个民族强加严格的统一性，而是让他们做自己，共同生活在其异质性当中。

这个国家不去侵犯或吸收社会——应该说是各个不同的社会——反而尝试尽量不去管。哈布斯堡官僚很谨慎，也有远见，不过似乎自我设限，只专注于绘制美丽、整齐的地图，比如一八一六到一八二〇年间负责地图绘制的机关所研究制作的多瑙河地图，主事者是工程主管奥图·希耶洛尼米（Otto Hieronymi）和河运督导官瓦萨尔伊（Paul Vásárhelyi）。在这些地图之后，河的生命静静流淌，载着船只、钓线，无需求助地图。

匈牙利这个国家似乎希望忘记政治，或至少降低政治干扰的程度，缓和并稀释变化，让人民相信改变的发生需要很长的时间，以世代为单位比以个人为单位更能看出其中的变化；尽量长时间保持现状，人事、感觉、热情、记忆的现状。亚诺什·奥洛尼[161]，裴多菲的好友，有一首诗，我们看到其中有个老人在拨击齐特琴，弹出马扎尔古调，埋藏并保存在人民记忆中的民族缩影，诉说着古老事迹的声音，匈奴骑兵马蹄敲响的回音。一八六七年的和解协定引进奥匈帝国的双重统治，是哈布斯堡家族转化其内在伤口——匈牙利分离主义——为疗方的最伟大尝试：在帝国治下给予他们空间，以便拔掉齐特琴的毒牙；允许反抗势力存在并让匈牙利有维持完整的作用，甚至强化之，以便求得自身的生存。

史家对于一八六七年的和解协议在政治和经济上可否称得上是奥地利人对匈牙利的胜利，仍有争议。奥匈共治当然不能说是和谐关系，而是两个组成分子的紧张对立，此事实人尽皆知，我们只消挑几个插曲和几件轶事便可知。卡罗伊伯爵告诉我们，他的曾祖父曾经建造一座还愿礼拜堂，以感谢上帝让哈布斯堡军队在柯尼格拉茨战败，而他的母亲每回必须经过维也纳的时候，都会搭马车闭上眼睛穿过，这样就不会看到这个城市。匈牙利的政治领导人物蒂萨在一九〇三年曾说，奥地利总理柯尔博是一位杰出的外国人，而对于匈牙利的前总理班菲而言，由于内莱塔尼亚[162]的关税而经济上遭受损害的匈牙利人应该被视为阵亡者，他们的家人也应受到相应的对待。

或许奥匈双方的连带感现在才有某种程度的显现，因为帝国已亡，如今有个东欧集团，于是产生出怀念“中欧”的情绪，激发了类似奥地利和匈牙利版本教科书并行，并纠正双方各自的民族主义偏见的计划。同样的，多民族的“多瑙河普遍性”的基础和共同奥匈文化的知识，就是共同文化意识形成的先声。连恩大道并不是分隔欧亚的边界。

2.微服的国王

索普朗的哈布斯堡建筑忧郁、对称的庄严感，为身着牛仔裤搭便车的旅人略为不自在的感觉提供了一副端庄而稳固的支架。在坦普隆姆街二号，我穿过一个上方饰有铁冠的通道入口，进入中庭，爬上几个阶梯。几乎没有光，铁栏杆已锈迹斑斑，但阴暗中每一阶都有雕像，有宏伟，有平凡，都带有那种笼罩着最传统的写实模拟艺术的神秘性——模仿摆出官架的人物那平庸无奇的透明性，而创造出形象的艺术。阿尔汉布拉宫的阿拉伯花饰，或米开朗基罗的囚徒系列，都是永恒的，但阶梯上这些气势压人而忧郁的雕像，像我们一样无足轻重，像我们一样逐渐老去，在半明半暗之中，因为可以体谅的对斑驳众物的疏忽，渐渐腐朽倾圮。它们展示着无用和孤寂，耄耋的晦涩难解。

这城市一点也不炫耀。坚固而玄秘，好像在它那逐渐颓败的端庄背后还藏着什么东西。靠近李斯特博物馆的地方，一个穿睡衣的男子从一楼的窗户探出来。他很年轻，一头光滑油亮的头发，有一张被一种温和、空洞的表情所歪曲的吉卜赛脸庞。他肢体严重伤残：身体像个空袋子一样下垂，他昏沉麻木的样子只有在经常反复的抽搐中才有一点颤动。我们经过的时候，他的身体更向外探，努力吐出长长的声音、词语，或词语的重顿，是匈牙利语。吉吉停下来听，想了解他在说什么并以手势响应，但他因自己没做到而生气，还抱怨这值得非议的宇宙的创造者。

如果能理解那陌生人想对我们说的话，也许我们就什么都了解了。当然，我们不知道那位口涎不停流淌的伤残青年是否有什么清楚、慎重的意念要表达，但是他以他的人和他的可能性所允许的方式，突然向我们倾来，是迫切要说些什么，也就是，要对我们说些什么。

建造者弃而不用的石头，那一块石就变成重要基石。也许我们遗于污秽之中的那个陌生人就是那块贵重石块，假扮成乞丐的国王，王公身份的囚徒。但也许他是我们的解放者，因为只要唤他一声兄弟，就能免除我们所有的恐惧，免除看到令人作呕的事物不由自主发出的颤栗，免除我们的无能。也可能他是三十六位正直者当中的一人，别人不知道，他自己也不知道，但根据希伯来传说，因为有他们，世界才继续存在。

多瑙河文明的虚构、反讽的掩饰，帮助我们逃离无可忍受的痛苦震惊，继续走下去。于是，我们得感谢这些虚构，即便那就是他们唯一能做的。要停在那扇窗口，面带我在吉吉脸上发现的那种表情，此人必得听到其他的声音，其他的呼喊。穆齐尔不可能写出这样的福音，陀思妥耶夫斯基几乎做到了。从此以后，从在索普朗的那个上午之后，卡夫卡的皇帝将会是那个苍白的青年——他的信息尚未送达，但一直在路上。

3.柯奇斯

依照约定，在索普朗会有一个同伴加入我们，我唤他柯奇斯。其实应该说我们加入他，因为他一直在等我们。他是个很有天分的评论家，文化的大领主，会说数种语言，他的书，套用一般说法，在国际学术界里受到很高的评价。虽然上了年纪，却仍精力充沛，有一张宽阔的潘诺尼亚脸孔，深色双眸里某种难以测度的东西，却被坦率、迷人的微笑给中和了。他的指间经常夹着一支烟，点燃之前会在桌缘或椅边有节奏地敲上几下；夹烟的手伸向周围的空间，像在空中画魔圈的巫者，又如希望使威胁延迟片刻抵达，而烟会驱散邪恶或永远消除。

柯奇斯在党内小有势力，因此是很有用的同伴。他用那根未点燃的烟，像专家导览一样，指向人事物，铁铸的阳台和沉寂的喷泉、二手书店橱窗的旧书，还有偶尔出现在人群当中的他觉得就人类学而言很有意思的脸孔。也许这一切都是适合一个知识分子的角色，他在这世界的阶层分配中有其位置，也意识到自己的附属地位。他在历史事件中游走，但不是像一个创造作品的艺术家，也不是指挥布展的博物馆馆长，而是像指出展品并加以评论的导览者。

在党内，柯奇斯有小小的已被免除的势力。他不再能发号施令，但享有尊重和优待，好比一个公司的前总裁，不再掌权，但还有专用轿车和司机。他的政治生涯很像一则寓言。年轻的时候他被排除于学术之路以外，因为他不同意对拉伊克[163]的指控——拉伊克被共党领导者指控为铁托派分子，又因叛国的罪名而被处死。柯奇斯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以斯大林主义者重新出头，却从未亲身参与拉科西[164]的政权，但他坚定支持党的绝对地位。

他太有教养而心思敏锐，无法相信苏维埃天堂。冷战那几年，他一定会想世界已经濒临广泛的终极冲突的边缘，会一举决定全世界革命的成败。西方是纯粹的社会机制运作，经济过程的权力意志受到强者摆布，受制于事物之所然。多吸引人，你可以这么说，但也野蛮而残酷。共产党统治的东方必须从事物之应然面出发，对现实加以纠正，建立公平和正义的制度，为不断涌现的事件赋予意义。

在匈牙利，卢卡奇确认了马克思主义的古典命题，根据命题，立即的自发性是非真的，只能从形式的规训中取得意义。斯大林主义的仪式似乎是形式、秩序，是加诸尼采式“原子的无政府”之上的原则主张。西方自由主义看似无定形的自发性、无道德的活力，随机的自我本位，只不过是和所有伦理准则割离的一种需求的过程。有一个东西是国家，另外一个是社会。迟至一九七一年，一位坚定的异议作家提波尔·戴瑞[165]，写了一部小说，吐露他对美国青少年“通俗文化”错乱、没原则的天真所感到的厌恶，那是一个在原欲流动的零点上运作的社会。

在歌革和玛各之战[166]发生前夕，柯奇斯认为国家对社会进行完全控制是非常可以理解的，控制包括限制或压抑在战时经济和规训之下所产生的自由权利。即使在一九五六年，这种主张似乎受挫的短暂时日里，柯奇斯的立场还是亲苏维埃的，和取代拉科西的纳吉[167]政府相左，纳吉后来决定退出苏联主导的华沙公约。至于柯奇斯，他甘冒个人危险，自始至终捍卫东欧集团的完整。有一段时间他确实站在异议立场，反对卡达尔[168]的政策，卡达尔主张的自由主义后来使得匈牙利成为共产东欧最民主、最繁荣的“西方”，但柯奇斯当时却觉得他的政策太拘谨、太独裁了。

过去数十年，匈牙利的政治特征是手段善于变化，而柯奇斯就是无数例子当中的一个，而这些例子又与机会主义无关或少有关系。坚信斯大林主义、也是拉科西左右手的安德拉·赫格杜斯（AndráHegedüs）在一九五六年匈牙利反苏革命时，被苏联坦克从愤怒的人民当中救出，带过边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变成了自由派知识分子，是独立批判和修正主义的代表。他办了一份期刊《现实》（Va1óság），针对国家如何治理，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打开了一个没有偏见的社会和政治辩论的空间，让赫吉杜斯受到异端的指控。也有人走同样的路，但是倒过来，一九五六年支持起义暴动，后来却抱持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立场。

匈牙利历史本身造就了这些“变节”的情况。有一九五六年被放逐的反叛者回来了，重新占有重要职位；真正优惠的待遇，政府保留给没有党派的人——至少许多老的激进战斗派是如此认为。卡达尔本人就是这种转变的缩影，他的转变理由是献身于更高的使命。他原先是地道的强硬共产主义者，法西斯主义年代里从未疲于暗中斗争，受过斯大林主义分子的警察的酷刑，他们拔了他的指甲。这个人在一九五六年支持苏维埃对匈牙利的镇压，致力于后来变成领导国家走向独立、不受苏联摆布的政治家，尽可能提高国内自由和福利的程度。

生命是一场妥协，卡达尔曾在为他的生日举办的公开庆祝会中如此说道，而真正的捷径，有时候就是那条看起来最远的路。今天的柯奇斯，手里夹着一根未点的烟，看似正在走那条捷径，找到机会就停下来，也许就坐在一条长凳上看风景。他一度相信的那种革命战争战时经济，变成了社会主义的真正弱点。当权力直接执掌社会之鞭，全面掌管其问题，负起每个细节的责任，控制所有细目，这种极权主义（如马希摩·萨瓦多利〔Massimo Salvadori〕所说）会转而抗拒自身，从内部加以破坏，一如长时间受到巨大压力的人体器官的运作。一九五六年的革命，可以说就是这种权力过度施展后造成的半身不遂，是试图侵入并控制社会生活各层面的庞大党国事业的崩溃。卡达尔利用了一则折衷而闪躲的公式：“不反对我们的人就是赞同我们。”采取妥协，将上述极权主义翻转，给各种组成分子和态度活动的空间，不再根据单一标准严格控管，只以开明的观点从正面加以限制：只要“不反对我们”就好了。卡达尔长长的捷径和他的妥协，是典型的哈布斯堡策略。从依据苏维埃模型塑造的体系的裂缝中，诞生了某种东西：不只怀念中欧的乡愁，连形式都与它和它的伦理政治风格相符合。

柯奇斯也以他的方式，找到了他自己暗指的中欧，一条个人的捷径。他告诉我他正在撰写一篇讨论巴比契（Mihály Babits）的专题论文。这个主题的选择自有意义，因为这是一个次要的选择，但又不完全如此。现今体制的意识形态偏好马克思主义的作家，不然也许更喜欢伟大的民族经典，如裴多菲或弗洛斯马提[169]，共产主义更自称是弗洛斯马提的合法继承人。也许更受喜欢的是以“爆炸”手法诠释或揭发资产阶级的堕落和危机的人，像翁德雷·厄岱。革命诗人如阿提拉·尤赛夫（Attila József）则较为可疑，因为他们的激进可能会和党的路线冲突，即便米克罗斯·夏波齐（Miklós Szabolcsi）讨论阿提拉·尤赛夫的不朽文章，实际上也证明了和匈牙利的今天息息相关的文化自由。

米哈伊·巴比契是个特别的例子。在文学简介中，在现有的文化辩论中，他受到尊敬，只是为了一部算是边缘的经典——他得到的是一种充满敬意的遗忘。巴比契是一个着迷于传统的人道主义者，但也是与传统决裂的大师，这在现代抒情诗中已以许多方式发生了。他尝试遏止这种决裂，他在规律的形式中发现可喜的媒介，很像把救生圈扔给现代诗的大洋中惨遭海难的水手。巴比契极力反对战争的狂热和恐怖，接受了贝拉·库恩[170]所领导的共产主义共和国中文学主席的职位，但是自称是反马克思主义者，但他后来面对霍尔蒂[171]的法西斯体制时还是退出了，慎重采取反对立场。他反对所有非理性的思想，而在他精心雕琢的诗的珠宝上，他赋予了一种人类苦难的感悟。他对“事物中的泪水”很敏感，但是最重要的是个体和受践踏之阶级的苦难。

他从未赞美胜利者，这对柯奇斯来说必定是值得称道的事。也许柯奇斯在他的诗行中看见自己的反影，诗人说他想把一切浓缩到他的十四行诗中，却从未成功踏出自我和他自己的僵局。诗人死了，巴比契在一首诗中如是写道；其他地方他又说，用手书写如在沙上涂鸦，是没有用的。诸神已死，人类继续活着。也许柯奇斯的诸神死了，但他当然继续活着，和善厚道，乐于助人，而他会花心思去聆听这位诗人的呢喃。巴比契也以同样的审慎态度引领流浪的字母和词语通过他的纸的迷宫，不让疲困侵袭自己，聆听从多瑙河上传来的船只和引擎的沉沉噪音；他希望有某个神或可提供一个河床，给予由他的唇间流露的词语所构成的河流，以便河流可以在规矩的河岸间流向大海而消失在彼方。

巴比契的诗，在今天不可能变成一面旗帜，在意识形态辩论中招摇，或在台面下的左右冲突中站立，这冲突也就是匈牙利文化和政治中保守势力和进步势力的冲突。他的声音清晰，但是和婉，一片世外桃源，如诗人自己小时候看到的环境，就在塞克萨德的葡萄园间，那是一个潘诺尼亚的世外桃源，因此对暴力也不陌生，那暴力却是巴比契有时候强迫自己忽略过的。

4.雪里的坦克行迹

我们刚刚离开费尔特德，十八世纪封建领主艾斯特哈奇家族的凡尔赛宫，这个家族拥有两百万英亩的土地，他们和其他贵族成员一起建立起整个匈牙利国家。

我们在这几公里的地方来来去去，随意漫游，像搭便车的旅人的路线或古拉·克吕德[172]著名的红色运货车在老旧的乡间路上徘徊：我们走着“之”字形的路。虽然迎风向前，却好似有人故意引领我们，如此这般，来到莫雄马扎尔古堡。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日晚上，来此地报道匈牙利反抗运动的《米兰邮报》（Corrieredella Sera）通讯记者阿尔贝托·卡瓦拉利，自己倒成了头条——关于他的新闻标题就占了九栏——因为据说他被苏军俘虏了。事实上，当晚他待在一位反抗者的藏身处，企图前往维也纳却不成功的他想抢在前一天去维也纳发布消息：正如一般所认为的，革命还没有成功，反抗势力逐渐衰竭……苏联已经准备镇压了。卡瓦拉利用他典型简洁的笔锋，叙述该晚的混乱和雪，汽车车轴以下都埋在雪里，路面消失在泥泞和黑暗中，枪声、受伤的人、爱国者架起的路障、在黑暗中不小心遇上的苏联坦克——他们正在维也纳和布达佩斯特之间布下天罗地网，把匈牙利与外界隔离。

跟随他的路线来往布达佩斯和维也纳，我们似乎是在追踪他的足迹，而他在一九五六年十月到十二月间所写的一些文章，在消失于树丛或街垒背后陌生的面孔上捕捉这划时代事件的真义，对这趟匈牙利之旅等于是一种摘要。这是对一趟无害旅程的悲剧摘要，我们把它携带在身上，像贝拉尔旅行地中海时随身携带《奥德赛》，以诗为旅游指南，用来指认地方和街道。而三十年的时间已经融化了那雪，也抹去了坦克的行迹，即使抹不去对坦克的记忆。在当时，如何评断很清楚：卡达尔是背叛和屠杀的共犯，苏维埃控制下的抵押品，已经被利用够了，可以丢弃了。三十年过后，只能公平地说，他把自身的一切贡献给国家，他以才干和正直，循着现实可行的唯一道路来走，为的就是匈牙利的好。

凡此都没有修改当时对他的评断，而是用不同的评断来包围他，没有否定原先的判断，而是创造一个对比，好像把一个人十年前和十年后的照片并比对照一样。今天对卡达尔的正面评价不代表过去对他的负面评价就是错的，或者当时反对他是不必要的。

过去有一个未来，是过去所变成的某种东西，也是会转化过去的东西。如同脸孔、人物、“我”，经验了过去，回头看的时候却发现那不是单数，而是复数的。旅行过这些三十年前史诗般的记载中所标示的那些地方，感觉好像切过薄如纸页、目不可见的障碍物，不同层次的现实，虽非肉眼或历史的红外线或紫外线所能析见，却如在当下，与我们同在，此时无法印在胶卷上的形象或刹那，但却是存在的，其存在就像我们无法掌握的电子，很难捕捉的经验。

不知道是否有哪个科幻小说家发明了一种时空相机，能够复制百年或千年的历程中发生过的所有事情，也许是一系列放大的照片，用镜头大小框出空间部分。比如特洛伊古城，还有层层堆起的九个城市，或单是一个石灰岩块，现实的每一碎片都需要考古学家或地质学家来破解。也许文学不过就是运用于生活本身的这种考古学。当然，只在三度空间旅行的任何人——即便旅行就定义而言，事实上是四度空间或多度空间的——面对第四度空间的奇想时都不免惊惶，很难理清众多既矛盾又不然的春秋论道。你会觉得有一点像刚从囚牢被释放的枢机主教明曾蒂，在多年牢狱生活后，对于眼前的事物充满困惑。回答问题之前得先深深吸一口气，四周看看，卡瓦拉利请他说些话，这位匈牙利首席主教的回答可能就是你会想说的：“我礼拜五再回答你吧，等我搞清楚这世界是怎样回事。”

5.在潘诺尼亚的泥地

匈牙利电视正在播《葛兰拜先生们》（The Glambayas），米罗斯拉夫·克尔雷札（Miroslav Krleža）所写的一出恶毒的名剧，电视剧由耶诺斯·多摩凯（János Dömölky）执导。很少有作家像克尔雷札这位克罗地亚文学的大家长一样，以如此力量万钧的气势描绘潘诺尼亚地区的世界，萨格勒布[173]和布达佩斯之间这块区域众多民族文化纷陈共处的状况。一种阴暗、执迷的形象贯穿他的书写，那就是潘诺尼亚的泥土，匈牙利和克罗地亚之间的平原，充满黏糊糊的土壤、沼泽、湿叶和血迹斑斑的脚印，那是几个世纪的迁徙和不同文明的冲突斗争所遗留下的痕迹，在那平原和泥地上不断压覆，错综如蛮族马匹的蹄印。

克尔雷札一八九三年生于萨格勒布，一九八一年亡故，作品在许多国家被翻译成各种语言。他是一位出色的作家，极度充满入世的活力。其诗擅长处理遭逢和冲突，克罗地亚人、匈牙利人、德国人，以及多瑙河世界中所有其他民族的遭遇。他有充沛的多语言文化素养和热情，一位表现主义派的知识分子和诗人，喜爱做评论层次的辩论，但同时用心于跳跃、断裂、富攻击性的妙语和讥讽的恶言。他的作品题材虽然多面而且难以计数，中心题旨却是十九世纪文明的崩解，特别是指奥匈帝国的解体，以及社会秩序崩溃之后释放出来的非理性和病态势力的暴动。克尔雷札从对于这种纵欲的、虚无的衰败的谴责，吸取其对极权主义的犀利分析力——表现最明显的就是在《葛兰拜先生们》，一个描绘哈布斯堡王朝之衰亡的幽暗、残酷的图像。他认为极权主义是从那种腐败衍生出来的，然后像癌细胞一样扩散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整个欧洲。

克尔雷札是南斯拉夫工人运动的激进人物，曾被尤斯塔夏政府当局[174]逮捕，他没有放弃共产主义，但是他早期激烈的反斯大林主义态度——不论是对斯大林本人或在后来对抗法西斯主义时期——都使他和党处得很不好。当时指控他、高喊要取他的首级的人当中有一个是吉拉斯[175]，当时是个党同伐异的专制主义者，虽然后来他变成异议分子的代表。一直替克尔雷札辩护的是铁托，铁托比知识分子的吉拉斯更了解，克尔雷札和他的独立性对于革命的新南斯拉夫是无价资产，而这位作家确实是新南斯拉夫的父亲和家长，与铁托地位相当的“伟大人物”。

克尔雷札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者，后来在塞尔维亚人占多数的南斯拉夫王国里是个爱国者，但不久就厌恶了反动的君主体制，于是回到他克罗地亚的根，以及从马克思式的国际主义观点所诠释的多瑙河文化，而他正是这种国际主义最有勇气的捍卫者。

他的潘诺尼亚是一个民族和文化的大熔炉，个体在其中发现自身认同的多元性、不确定性，虽然也有其复杂性。葛兰拜家族所代表的奥匈帝国士绅阶级，陷入了潘诺尼亚的泥地中；而被吸入潘诺尼亚泥地的，则是他最杰出作品《菲力普·拉提诺维次的归来》（The Returnof Filip Latinovicz）当中的主角。此书出版于一九三二年，深为萨特所欣赏——也许太过奖了——萨特视之为一则个体认同危机的寓言，描绘消解于虚无之个体的疏离，自知自己所属阶级是堕落了，而自我也在逐渐分解支离。

克尔雷札作品繁多，太多了：诗、小说、戏剧、散文，质量高下不一。他的优点在于其思想的复杂性，有能力掌握日常社会生活、社会进程和自然律则之间的关系；一瞥之间，就在最普通的姿势中发现死亡的啃噬，看见宇宙的必然律、原子的汇聚和传播、隐藏在理念运动中费解的生物仪式。他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过度洋溢若泥沼的繁生，残暴好斗又落魄羞辱的修辞，腐烂堆积，有时便导致过度的自我重复。

克尔雷札反哈布斯堡的批评确实是很片面，见解偏执，但另一方面，对帝国又充满许多怀旧的理想化——但，如果要掌握生命和历史的本质面，一种客观的精确所无法达到的绝对人性价值，那么，除了过分扭曲的事实外，诗和道德的真实有时候就需要这种偏执的激情。伟大的讽刺诗人都知道这事，他们都固执偏见，但多亏一种有远见的坚持，所以能唤起对生命中某个永恒片刻的认识。维也纳不是像卡尔·克劳斯所描绘的那么堕落不堪，尤维纳利斯[176]笔下的古罗马亦然，但是若没有克劳斯或尤维纳利斯愤怒的揭丑扬恶，面纱就不会被撕扯而去，我们就无法知道人类的面孔可以有多么极端的表情、多么变态的怪貌。

克尔雷札的作品，特别是后期小说《旗帜》（Banners），旨在做一个汇总，构成一部潘诺尼亚的百科全书，不只是克罗地亚生活，更是二十世纪初期的布达佩斯和匈牙利的一幅不朽的纪念壁画。克尔雷札对于多瑙河帝国确实很严苛，但同时他的抗议也与那个界域的文化深深交融，就如我们在克劳斯的散论中所说，那是哈布斯堡文化与自身对抗的声音。

克尔雷札在生命后期所写的回忆录——唤起整个哈布斯堡社会的多样性，也略带温存的一本书——形容自己是一个“来自阿格拉姆的人”，阿格拉姆是他的家乡萨格勒布的德文名称。那皇室与帝国的广大结合，使得他这样的人——还有其他许多人，包括曾经指控他，但现在也对旧中欧开始产生怀旧之情的吉拉斯——也知道要去爱那哈布斯堡文化，或至少以对抗的方式去了解它。

6.可悲，马扎尔人

多瑙河将许多乡镇串起犹如一列珍珠。一九五六年，杰尔提出最强烈的要求，对较为温和的布达佩斯以及纳吉政府发出最后通牒，当时他们认为纳吉政府太过亲共产党。杰尔是个美丽静谧的小城，老街通向河岸，犹如在星期天早晨散步来到拉巴河的河岸和绿水，这条河在杰尔注入多瑙河。卡瓦慈博士街五号的门面是一个大奖章，一对骄傲高贵的马扎尔小胡须装饰着裴多菲的容颜；耶稣会教堂里，窗户为阳光镀金后的绿叶所环绕，有脸孔片刻间出现在那光线中，比彩绘玻璃的光芒更令人感动的一种美。阿尔寇马尼街，拿破仑住过一些时候。阳台散发出一种宁静、节制的优雅，女像柱和配剑之狮特别突出。

科莫恩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多瑙河对岸，属捷克斯洛伐克，这地方是马扎尔精神象征的浓缩。一八四八年的将军克拉帕卡（1820-1892）的雕像，代表马扎尔人的反抗精神；纪念约卡伊·莫尔诞生的匾额，提示了和解协议之后特别加强灌输的那种民族幻觉，匈牙利统治阶级用和解来为自己套上一个生命力和光辉的面具，而把马扎尔精神转化为指涉自身的陈词滥调。约卡伊在自由主义的乐观气氛中成长，笔下的匈牙利贵族形象光辉，但约瑟夫·厄特佛希[177]则将他们描绘成压迫阶级兼寄生虫。厄特佛希是个小说家，也执笔撰写对待各民族的开明法条（1868年），但却不受重视。

伟大的匈牙利文学不是以英勇的匈牙利光荣为傲的文学，而是揭发匈牙利命运悲惨黑暗一面的文学。即使是裴多菲，吟咏祖国和马扎尔之神的大诗人，也抨击贵族自私的内心和民族的怠懒。翁德雷·厄岱写道“阴郁的匈牙利土地”，形容自己“可悲，是马扎尔人”，宣称“马扎尔人的救世主有一千零一个”。因为在他们的国家，泪水更咸，而他们死去却没有获得任何救赎。出生在匈牙利的人，脑袋上都已经有了价格，因为（如他在另一首诗中所说）这个国家是发臭的死人的湖；心力交瘁的匈牙利人是“世界的丑角”，诗人更感叹，在他内心背负着那整片忧郁的平原。

马扎尔文学是充满这类伤痕的合辑，带着被遗弃的孤寂感，让匈牙利人感到他们是“身处宇宙的边缘”，我们在阿提拉·尤赛夫的一首诗中读到这样的句子。一派诉诸大众品位的作家群中，为首的拉斯洛·尼米特（LászlóNémeth）曾说，匈牙利文学是处在一种“永恒的死亡痛楚”的境况。在匈牙利，有一个问题不断被重复，像是贯穿历史的叠句：从莫哈奇战役到一九五六年的反抗运动，我们总是会被打败吗？什么时候匈牙利人才会变成胜利者？这个问题在历史老师说到拉科齐反抗运动[178]时，学生会向老师提出来——这场反抗行动被哈布斯堡家族镇压，连官方党报都谈到了；提波尔·戴瑞就提出过这个修辞目的问题，连卡达尔也不例外，虽然他也说这永远的失败者的命运已然是过去式，不是现在式。

约卡伊和其他许多作家所灌输的民族的幻觉，如此一来被彻底绝望的醒悟以及来自阴影的声音所抵消了。我们不应该说自我指责和自怜自艾必然会比沾沾自喜更真实：匈牙利被德国、斯拉夫和拉丁世界所逼，被邻居威胁，但不必然是被奴役。虽然受到土耳其长期统治，多次起义都失败，但匈牙利也曾经是统治者，对治下的斯拉夫人或罗马尼亚人施加一己的意志。它不是一个被世界历史所遗忘的边域，而是曾经对历史有贡献的国家。

因此部分重新肯定约卡伊美好的乐观主义，并非不公平。我们必须说，在他一八七二年的小说《现代大富翁》（AModern Midas）中，他自己就呈现了一种忧伤，远非那种刻板的、“充满地方色彩的”匈牙利大草原的忧郁。在这本书中，赚了许多钱却对自己变成中产阶级感到失望的船工米哈伊·提玛尔，在多瑙河上的一个小岛，一个隐密而无人知晓的岛屿，找到了属于他的庇荫和快乐。约卡伊的这本小说是小型的多瑙河的《鲁宾孙漂流记》，是关于一个白手起家者的故事，但他辛苦建立起来的生活却被社会所破坏，而他不像鲁宾孙，并不希望重回这样的世界。他的岛变成一个天堂，一个伊甸园，一个南海上的环礁岛，即使他忧郁的纯真不是受到海洋的保护，而不过是多瑙河上一片狭地。

科莫恩还有一块纪念匾额，以两种语言写成，告诉我们这栋房屋是弗朗兹·莱哈尔[179]的出生地，他是制造幻觉的超级大师，他那些两拍的音乐虽然悦耳，却不过是斯特劳斯圆舞曲的怀旧情感堕落成的无耻的庸俗。轻歌剧中优雅灵巧的手势，用一句“服务生，来杯香槟！”解决生命所有的问题，但无法掩盖一个事实：那些不过是附庸风雅，是高尚灵魂的模仿。他的商业事业是性感煽情的愤世嫉俗，用纸板做成的，虽无傲慢之气，但也使人无视于生命的严肃性。

7.楼梯间的皇室头像

埃斯泰尔戈姆。在这里，盖萨——一个世纪之前在阿尔帕德的领导下由俄国大草原来到这里的匈牙利亲王——于公元九七三年建立其居所和法庭。这里是他的儿子，后来成为匈牙利首位国王的圣斯蒂芬的诞生之地。这位基督教国王将国家改为基督教国家，打败非基督教的培辛尼格人，他终结了大草原上巫师和流浪神祇的管辖权。这个小镇今天是匈牙利首席主教的教区。庞大的新古典风格大教堂雄踞在多瑙河之上，充满衣冠冢般的阴冷、死去的不朽性，也散发着一种冰冷短暂的权力，或傲慢。

埃斯泰尔戈姆曾经发生许多战争，蒙古人的入侵和土耳其人的攻占。一五九四年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中，巴林塔·波拉希（Bálint Balassi）阵亡了，他是匈牙利文学史上最早的一位诗人。纪念他的博物馆没开，开门的女孩一问三不知，而入口处有好几堆石灰。大厅楼梯下弃放着茜茜这位迷恋匈牙利的皇后的胸像，雕塑手法很传统，而塑像上的笑容展现了贴切的非现实感，十足就是这位难以取悦又梦想成为海鸥的皇后的神情。连世界史都是由地址的变动所构成，但经常是未完成的变动，背后遗留下一批旧家具。令牌、皇冠和黄袍，最后都落到买卖破烂的人手中。清洗哈布斯堡帝国的过程中，谁知道是哪里出了错，让茜茜沦落到塞在楼梯间的命运。也许是为了不要让我们失望，可能再次碰上一座休馆的、荒废的博物馆，柯奇斯并没有带我们去看他挚爱的米哈伊·巴比契的博物馆。

8.瓦茨的客栈老板

这个小镇，满是血腥记忆的小镇，真的很美，到处是文艺复兴和巴洛克建筑。贵绅尼古劳斯·恩斯特·克雷曼[180]，曾从维也纳旅行到鞑靼人的克里米亚，时间上甚至比“多瑙古人”还早。在途中，他就曾抱怨过匈牙利的客栈老板，特别是瓦茨地方的老板，他说你会在其中发现“客栈老板缺乏文明的集大成”：食物和饮料都差劲，装在肮脏的餐具里，价格又高得离谱，但瓦茨更糟。有一座特蕾莎学院，是玛丽亚·特蕾莎皇后下令建造给贵族子弟学习的老学院，后来被改建为监狱，霍尔泰掌权时期，这里是囚禁并清除工人运动激进分子的地方。

9.圣安德烈

圣安德烈，多瑙河的蒙马特。房屋的色彩和街上展示的画作渗入河流的颜色中，一股轻松流荡的快乐气息包围着行人，温柔地吸引他循着如画的小径来到河岸，静静流淌的河。这个小城有着塞尔维亚的气氛，虽然日渐消逝。十七世纪末，奥斯曼土耳其人反抗帝国军队推进的期间，圣安德烈收容了大量来自巴尔干半岛的难民，都是为逃离土耳其人的统治。有阿尔巴尼亚人、希腊人、波斯尼亚人、达尔马提亚人，特别是由族长克尔诺耶维契（Arseniji Crnojevi）带领的塞尔维亚人。塞尔维亚人是懂得经营的生意人，他们同希腊人为这个小城带来繁荣和一种富裕的格调，有着巴洛克、洛可可以及新古典风格的教堂，商贾巨子的家宅，宁静广场的和谐，还有著名商家的招牌。

随族长落脚此地的八百个家庭中，至今犹存者有六七十个。旅行总是一种救援行动，记录并搜集行将绝迹或消失的某个东西，行将淹没于波涛中的岛屿最后一块登陆处。

居维叶[181]将旅行者分为博物学旅行者、地理学旅行者以及植物学旅行者。对植物学来说事情比较简单：他可以小心采拾某种植物的最后一份样本，保存在他的植物标本室，如果气候或天气允许的话，他甚至可以移植到另一个盆子里带走。人类地理会让事情稍微复杂一点，因为你很难将某个消失中的风景固定在逐渐增加的参观者面前，或是保存濒临绝种的少数民族，他们的道路、风俗和那些在市场上指手画脚的人。塞尔维亚人在圣安德烈的存在渐趋式微，却一点也称不上可悲，因为他们不同于最后幸存的几个摩和克族人[182]的孤立绝境，反而是紧密结合的一群人，继续在匈牙利世界扮演他们的角色。

植物学旅行者一定有许多东西要采集，小心翼翼，将东西放在标本室，免于被万事之轮转辗碎的必然，即使找到时总是已经太迟了。不过，伤悲有之，却没有什么圣骨盒可以阻止它到来。连当代的陶瓷艺术家玛格特·科瓦奇（Margit Kovács）美丽灿烂的作品中也带着伤悲，这些陶瓷作品在一座十八世纪的房子里永久展示，房屋为塞尔维亚商人狄米席次·霍祖（Dimši Vazul）所有。玛格特·科瓦奇的人物中，痛苦是哑然无言、难以言传的，一种创造了生命和痛苦之伟大母性的忧伤。但是在那沉默当中，有一种无法动摇的尊严，比忧伤更神秘，那是存在的谜，是虽为悲剧但却幸福的谜。

临上车前往布达佩斯之前，再走几步。小旧书店里看见一册书，内有几封尼农·兰克洛斯的书信，吉吉想起在莱比锡教了三十年音乐的大师欧兰比欧·葛拉狄斯卡（Eulambiodi Gradisca）写过一部歌剧，叫做《尼农·德·兰克洛斯》（Ninonde Lenclos），于特里斯特的威尔第歌剧院演出。一出华丽而无价值的歌剧，吉吉说，内容是说一位堪称优秀的学徒，音乐才华毋庸置疑，可惜江郎才尽。追随威尔第的优秀门徒是悲剧人物，他们一度出头，但在工作中浪费了生命，而那生涯不管多么值得尊敬，却从一开始就是注定有限的。狡猾追随勋伯格或庞德的人同样有能耐而无大用，他们成功掩饰了吾生也晚、无法自命原创者的事实，于是多亏他们的附庸风雅而使悲剧得以避免。利希滕贝格曾以作品题献的“遗忘陛下”，快，趁大师刚吃饱饭，一边晃着钥匙，和他几个跟随时髦的同事在一起的时候，发出即刻遗忘大师欧兰比欧的命令吧！

10.布达佩斯的冰激凌

布达佩斯是多瑙河畔最可爱的城市。它自成一格，像维也纳，但也有其奥地利对手所不具备的强壮本质和生命力。布达佩斯有一种首都的实质感，在历史上占有一席之地的城市所具备的雅致和宏伟，虽然厄岱曾感慨马扎尔人的生活“灰暗，色如尘土”。诚然，现代的布达佩斯是近来才形成的，和十九世纪时的城市相当不同，像米克沙特[183]所写，十九世纪四十年代这城市喝着塞尔维亚苦艾酒，说着德语。布达佩斯大都会的辉煌是建立在政治和经济成长的坚实基础上的，也展现了诱人幻想的一面，乔治·克罗斯（György Klösz）的摄影艺术便以神奇的透彻性捕捉了这一面。如果现代的维也纳和它壮观的林荫大道是模仿奥斯曼（Georges-Euène Haussman）的巴黎，布达佩斯模仿的就是维也纳这个进口的都市计划：是模仿的模仿。或许这就是为什么它仿佛一首诗——柏拉图所说的诗的意思——而其城市风光使人联想到的不是艺术，而是艺术的感觉。

布达佩斯在世纪之初带动了一种特殊文化，并非偶然，它提出了一个问题——年轻时代的卢卡奇问了，但还有其他人也曾提出来——探问灵魂和形式之间有何关系，在非实在的多重性之后是否有一种生命本体，而事物之所然的作用和必须存在的真实之间可能有何关系。虚构的舞台背景因一八九六年匈牙利建城千年的盛大庆祝活动而达于极端。它激发了巧艺和实验的意义，寻找并建构新的语言，而这正展现在伟大的匈牙利前卫艺术和音乐中。它鼓舞了散文家，因为散文家的手艺呈现知识分子极度痛苦而反讽的生涯起伏，他们悟到立即性是多么缺乏原真，而生命偏离了其意义有多远；但是知识分子的目标，不论多么拐弯抹角，都为了那终究无法达到的对意义的超越——超越的若有似无，就表现在这种对意义之不存的了悟上。

年轻的卢卡奇居住的地方离维达杭亚城堡不远，这座城堡建造于一八九六年到一八〇八年间，位于城市公园里，公园从英雄广场开始延伸，卢卡奇可以看到千年的匈牙利官方文化讲究门面的波坦金效应。这座城堡模仿十五世纪时外西瓦尼亚地区由亚诺什·匈雅提[184]所建的一座无名城堡，本质媚俗，各种异质的风格挤成一堆：哥特式的大门、新罗马式的堆石、一点文艺复兴式的装饰、巴洛克风的立面，和一座高塔，它所模仿的是现位于罗马尼亚锡吉什瓦拉的一座迷人塔楼。一九一五年常在贝拉·巴拉兹[185]家中聚会的所谓“周日社”的一群朋友（包括卢卡奇、豪瑟〔Arnold Hauser〕和曼海姆〔Karl Mannheim〕），常探问“适当生命之可能性”的问题，一种充满意义的生命。他们知道自己生活在一个“现实性逐渐减弱”的年代，如卢卡奇所言，一个动荡和危机的历史时期，他们分析了几件事情，而为美学和社会学开启了新的道路，包括个体在这否定价值的客观世界主张价值的可能性，凸显那些反对空洞现实者的悲剧处境的可能性，以及坚持散文家反讽之宽容态度的可能性——抱持这种态度的人，不管如何也不希望悲剧性地拒绝面对这个现实，也就是，死亡的现实。布达佩斯动人的媚俗，就是激发真实生命之追寻的场景，也激发了对真，或伪，或形式的探索。

布达佩斯的光芒，是一个正在失去性格的城市的部分补偿，是庞然大物和旺盛精力的混合，呼应了匈牙利首都和哈布斯堡之鹰的混种结盟，但又被建筑的折衷特性所背叛。旧议会是个例子，米克洛什·伊柏尔以文艺复兴风格建造的歌剧院，以及斯泰因德尔·伊姆莱设计的新哥特巴洛克风的议会厅都是。曾有一说：野心勃勃的新中产阶级希望为自己建立一个象征性的过去。希望将城市狂热的变形，以及使得第七区被称为芝加哥的骚动的工业扩张，掩盖在泡沫般轻盈的表面下，并不计代价炫耀马扎尔文化，而自从资本主义发展将其传统连根拔起以来，这种状况就变本加厉了。一九〇七年，盖萨·连哲（Géza Lengyel）尝斥责这种空泛、做戏的表象，布达佩斯“灰泥堆起的虚荣外观”遮蔽了完全不同的现实，就如布洛赫之贬抑维也纳林恩大道，指其缺乏风格只掩盖了价值的欠缺。一九〇〇年，雷希那（August Lechner）设计了邮政储蓄银行，米克沙·罗特（Miksa Róth）的艺术也有其用，这位用乳白色的玻璃征服全世界的人以玻璃窗，如同席格蒙·奎特纳（Zsigmond Quittner）所规划的葛雷斯汉保险公司（Gresham Insurance）建筑，呈现了“商号的经济力量”，但其主要目的在于将权力的残暴性减低或美化。

一八六七年和一九一四年间，布达佩斯的“小美国”洋溢着活泼轻松的欢腾气氛。约卡伊·莫尔赞扬传奇实业巨子莫里兹·桑多（Moritz Sándor）的老布达佩斯，赞扬他的干劲、卖瓜的小贩、多瑙河岸的椰子和水中倒影，还有著名的律师年度舞会。他就像早他一个半世纪的那个很讲究的贵绅克雷曼，特别注意粗鲁不文的人事物，甚至把无礼的乡巴佬分门别类，第一名是三十七号的出租马车车夫，第二名是剧院窗口的售票员。

即便纠缠着这个大都会的硕大无度，也带着这种旧时光的雍容，似乎允许乡间才有的熟悉感，也提供尽情享受生活的环境，有河堤，有长长的林荫大道，生命在里头快乐而神采焕发地流动，强壮而无忧的健康活跃着。阳台、门面、壁缘和人像柱，都掩饰着青年卢卡奇和他“周日社”的朋友以优越而具洞悉力的敏锐所探索的现代的悲剧性。即使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四五年的轰炸，也仅能揭露在粉碎倾圮的建筑、壮观的倒塌雕像背后，贫穷和黑暗的后街小店，美好年代有能力加以隐藏，而只有法西斯主义，现代最暴力、最极端的疾病，使之加剧，也以吊诡的方式将之全然揭露。

在今天，游荡者依旧沉浸在这辉煌和掩饰的考古学中，在坚固和幻象的这种混合中，追究表达苦痛挣扎的韵文以及世界之散文提升到诗的地位的磅礴过程。罗斯福广场上谢契尼雕像周围的其他塑像，海神尼普顿正确地代表了航海，而司谷女神克瑞斯代表着农业，伏尔甘被召唤出来象征工业，而弥涅尔瓦，思想和智慧的女神，则为商业的寓象。在裴多菲广场，当然屹立着这位民族诗人的塑像，一九八四年的“柯维纳”旅游指南（调和胆量和谨慎，像一个从不确定股市稳定性如何的人）说“他是至今为止最伟大的匈牙利诗人”。不论如何，一八九六年时为了庆祝匈牙利建城千年而竖立在英雄广场上的纪念碑当中，包括神秘的阿尔帕德，以及其他匈牙利历史英雄如亚诺什·匈雅提或科苏特，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功绩和战役、荣誉和光辉的纪念碑，展现装扮成神话英雄的中产阶级精神。

多瑙河川流宽阔，晚风穿过露天咖啡馆带来一丝旧欧洲的气息，旧欧洲或许已在世界边缘，不再制造历史而只是消耗历史——就像法兰切丝卡可爱的嘴正吸吮着冰激凌，在这弗洛斯马提广场的洁波德点心店。法兰切丝卡用半合的眼看着她的生命悄悄溜走，那对佳眉微微纠结，也许，是在抱怨时光匆匆。欧洲也是这样的咖啡馆，这里你再也找不到“世界精神”的总管，顶多是分店的职员，不做决策，只是执行，还有偶尔来到的美女在此谈着自己。

校园相片中的脸庞透过摄影师工作室的橱窗看着我们：即将毕业的六年级生，男孩准备开始抽第一根烟的阶段，女孩穿着海军装系着领带，都望向未来，而未来以一种他们或许此刻才懂得的速度朝他们飞奔而来，冲到教室门口，如同被同步加速器里的粒子所轰炸。森岱·玛利安娜有着黑发、深眼和高傲的鼻子，好像在保证会卖力对付即将来临的艰苦磨练，而不落入老渔夫的渔网，至少，要先搞点小破坏，闹翻他的数值区块。奇思·佐丹是每个班上一定会有的小胖子，而且有早一步跳入油锅的危险，就像上体育课的时候他总是会把跳高的横杠给碰落在地，但他的表情——从每个人都别着姓名牌的毕业生照片上看是，当老师很满意自己打的成绩而将报告交还给他时，他还笑得出来的表情——成绩栏上打的正是“不及格”。也许他将来也能够对其他狭路埋伏、带来悲剧信息的人如此一笑化解。

多瑙河在巨大的桥墩下冗长地流着，如厄岱所述，唤起塞纳—马恩河的奔流甚至死亡，因为布达佩斯是巴黎的反影，如一面摄政时期的镜子。也许欧洲是结束了，历史在其他地方被决定，而这里不过是历史中一个无关紧要的外省，是其他帝国的按钮间。欧洲精神靠书籍喂养，像辛格短篇里的魔鬼，噬啮图书馆里的书卷，或像蛀虫，蚕食女士们的帽子、披肩，和其他华服美饰。

我们不该理所当然地以为欧洲命运已无可挽回，注定要扮演这种歌剧里知心密友的次要角色。对中欧气质及其种种的熟悉，无论如何都会让我们无法相信所谓无可挽回的命运，反而相信非决定性的原理。诚然，在布达佩斯，你可以感受到这种“散场后”的欧洲的感觉，但这个城市不像维也纳，只是一个记忆过往荣华的背景。这还是一个底子厚实、活力充沛的城市，唤起欧洲能够拥有也应该拥有的长处，假如它能找到利用其多重能量、统合各方力量的方法，而不是在无限期的取消中，在恒常停顿的状态下，消耗自身。在布达佩斯，人会强烈想到欧洲的衰退，或那使人害怕或注定的衰退，却只因为欧洲还在。太阳仍高挂天边，散发温煦光芒，但同时也被云幕遮蔽，使我们不得不思及它的衰退。早在十九世纪匈牙利文化中的前卫就是这种黄昏和新晨的混合，有巴托克音乐中的新秩序，还有自我折磨的三角关系，翁德雷·厄岱、峨东·戴欧希（Ödön Diósy）和他们的丽达，她像许多女人一样是致命美女也是受害者，发染成蓝色，鼻孔一点红，如同贝壳瓣；她是一个世纪末的（也是复古的）爱情故事的女主角，但厄岱的诗揭发了尖锐真相的核心，又加以赞颂。

布达佩斯的建筑兼容并蓄，向历史的姿态让步，本身已是沉甸甸的，又经常缀以更沉重的装饰；偶尔出现不属于任何风格的东西，如某种奇异的未来面貌，好似科幻电影如《银翼杀手》（Blade Runner）里面呈现的城市景象，有点复古又显现未来感：一个后历史的而无风格的未来，拥挤着杂乱、混种的群众，国家种族无法分辨，居住在简陋小屋和摩天大楼的马来印第安黎凡特人，第十二代计算机和从过往捡来的生锈的脚踏车，第四次世界大战遗留下来的瓦砾堆和超级机器人。这大都会未来的建筑景观既古老又超新，摩天大楼直插云霄，庙宇庞然如米兰火车站。布达佩斯的折衷共容、风格的混成，像今日的每座巴别塔，召唤出一个灾难幸存者满街游走的可能未来。哈布斯堡时代的后嗣是真正的未来人，因为他比大部分的人更早学习到没有未来的生活，在没有任何历史连续性的状态下生活；而那不是生活，只是求生。但沿着这壮丽的大道，看见世界盎然优雅若是，没有显现东欧集团国家的忧郁，即使幸存也如此令人神迷、雍容豁达，而或许，有时候几乎是快乐的。

11.玫瑰丛里的墓

古尔·巴巴（Gül Baba），埋葬在玫瑰山丘上的十六世纪伊斯兰圣者，他的墓地为宁静和美丽所包围，有玫瑰花园看管。它俯视布达佩斯，却不是用统治者骄傲的目光，而是一种在安拉之中安息的祥和距离。这座墓前，这相安无争的环境中，我们不再害怕死亡。那是安息和休憩，横渡沙漠后寻得的一片绿洲。

12.史诗、小说、女人

古董书店里我买到一本拉丁文写成的诗学手册。书名是Institutiones Poeticaeinusum Gymnasiorum Regni Hungariaeetadnexarumprovinciarum，一八三一年于布达出版。正如书名所言，这是一本文法学校的教科书。所以在一八三一年，化外之地的潘诺尼亚地区的学童是用拉丁文写功课的。

手册里有简介、分类、再分类，不断开展心智的几何学，这是学养的第一保证。接下来的章节既精练又毫不留情：Definitio Poeseos（诗的定义）、DeMateria（论素材）、DeForma（论形式）、DePeripetia（论急转）、DeMachina（论奇迹的安排）……有一段专门讨论一个不怎么有骑士精神的问题：“女人可以作为史诗的主角吗？”史诗的全体性，将世界包容于统一与和谐之中并克服每个微小细节的全体性，能够让女人作为主角人物吗？女人不是形而上之厌女结构中偶发的意外造物吗？她们不是仅是没有形式的质料、无能超越自身的被动感应吗？

谁知道用这本手册的学生如何在作文中响应那样的问题。就是在那些年或稍后，亚诺什·奥洛尼自问了比上述问题更为严肃的关于史诗的问题。他在思索，在他所处的这个需求并生产“娱乐”艺术的“工业”时代，是否还有可能达到史诗的全体性，因为史诗预设的是一个充满意义的生命，将每个细微事物联系起来的全体的气息。这时代的社会却连一丝丝史诗的天真都不允许，没有埃利奥特，没有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是一个“奥西恩”[186]的时代，不是荷马的时代，挽歌般哀叹万物之流逝的时节。奥洛尼觉得现代是个维吉尔式的时代，不容创新，只允许文化的扼要重述。他在诗中写道，世界是件旧外套，二手的。同时期，西格蒙·克梅尼，外西瓦尼亚的小说家兼评论家，则大力主张小说的任务是除魅。

针对史诗和小说的大辩论，始于德国歌德和黑格尔的时代，而于卢卡奇早期作品中达于高潮，辩论不只涉及文学的问题，更关乎生命和历史的本体、真诚存在的可能性以及现代世界中个体的完成，这问题在奥洛尼的作品中找到睿智的声音。一如普希金，他知道他的时代“耽溺于严肃的散文”，自己身为史诗作家，他说他的诗行召唤着往昔的匈奴骑者，但假如他们企图放任自己飞奔的冲动，就会摔下马来。他又说，尽管如此，现代诗人还是可以想象如果不能当荷马，就当塔索[187]，并从中获得个人的安慰，然后调和史诗的天真和中产阶级价值的追逐，这多亏他在情感上自觉与生活保持距离，也多亏暗中包抄那情绪距离的知识上的乡愁。

用这种方式，奥洛尼希望他的作品或可变成一种“口传叙事诗”，坚定地奠基于文化陶冶；他还提及《符利斯尤夫的传说》（Sagaof Frithjof）、《哈洛德》（Childe Harold）、《尤金·奥涅金》（Eugene Onegin）[188]。真正人民的诗人，在今天是一个有学识的诗人，他说。他模仿旧歌谣，但是他这样也是创造了自己的歌，歌中吸收了古代的精神，因此也真正接触到人民，变成共同传承的一部分。对马扎尔诗人和爱国者来说，真正重要的是民族，过去到现在的连续，又将投射于未来。客观传统与其说是诗的根源，不如说是诗本身。

13.中欧和反政治

乔治·康拉德（György Konrád）的书因为被禁而未以匈牙利文出版，反而以译本于德国发行，受到大众的喜爱，但吉吉不喜欢。康拉德是以小说《造访》（The Visit）出名的匈牙利作家，连意大利都知道这本书。被禁的书标题是《反政治》（Antipolitics），副标题是“中欧的反思”。中欧变成拒绝政治的暗码，或说代表着国家和国家理性对生存之各个层面的侵犯。雅尔塔密约的批准，使欧洲分裂于两强权之间，康拉德似乎认为，这分裂是冒充伟大但却错误的全球政治所造成的典型悲剧后果，这种政治确实也是专制而无诚信可言的。

针对敌对之两集团的意识形态，康拉德提出弹性的知性策略加以对抗，由一种平衡感和经验的现实论所激发，既是自由的也是容忍的。对他来说，中欧的感性也意味着个别特殊性对极权纲领的抗拒。以中欧这个名称，康拉德构想并且希望一个统一的欧洲，独立于两大强权；而这是深信似为当前世界历史轴心的美俄冲突，会像几十年前德法的对抗一样，有朝一日将变得荒谬而且不负责任。因此在布达佩斯，欧洲不只存在于河岸的咖啡馆，也存在人民脑中。虽然如此，吉吉的说法也许不完全是错的：中欧之于康拉德，就像之于昆德拉，变成一个高贵，但也含糊而笼统的字眼，虚幻地主宰每一种政治抱负和期待。康拉德自己也说，他所希望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的结合，事实上只有在权力垮台的时候才会发生，也就是，发生在一种特殊的悲剧状况中，而他一点也不希望这情形会发生在这世界上。

14.两封电报

一九一九年五月十五日，一位匈牙利外交官席拉塞男爵自瑞士贝克斯的萨兰饭店发给在布达佩斯的人民代表贝拉·库恩的电报：“建议匈牙利请求美国保护，若可能就宣布匈牙利是美利坚联盟之一州。”两天之后，贝拉·库恩发出简洁的回复：“来讯得悉。”这里，政治好像在模仿歌舞秀。多瑙河的历史不乏未实现的多国联邦计划，从韦塞连尼男爵在一八四二年提出的德意志—马扎尔—斯拉夫—拉丁联邦或一八四二年所设想的开放给所有国家参与的多瑙河联邦共和国，到谢契尼一八四九年的多国计划；从科苏特迟来的心意转变（在他比较激烈的时候曾坚持地图上没有克罗地亚）到罗马尼亚人奥雷尔·波柏维奇的宏伟计划，时间是一九〇六年，名称是“大奥地利合众国”。这些计划没有一个实现。席拉塞男爵的电报看起来像是一则玩笑——但如果想想后来在雅尔塔发生的事情，也许就不会觉得那么好笑了。不论如何，想象和得州或怀俄明州接壤的匈牙利，便可知政客具体而精心规划的行动会产生何等的矛盾，而过程却是相当客观的。看这两封电报，男爵和人民代表就有如在等待世界历史的戈多时聊天打发时间的弗拉迪米尔和艾斯特拉贡。

15.曲线玲珑的启蒙

城堡山，靠近Bécsi Kaput，即所谓的“维也纳城门”，有一座雕像，以隐喻的方式纪念费伦茨·寇钦泽[189]，一个启蒙时代的人。女性身形提着一盏灯，象征理性之光，她体态纤细，曲线玲珑的线条轻盈而柔和。以女性面貌呈现的启蒙，柔化了理性的棱角，似乎稍稍去除了其知性枯燥的一面、那进步的自我坚持，也为之赋予一种柔软甚至含情脉脉的理解——这种东西或可将启蒙从进步和暴力的辩证中解脱出来，根据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著名分析，这种辩证正将我们的文明推向致命的堕落。

这天多的是波浪起伏的线条和感官的喜悦。佛图那街九号甚至给我们以幸运女神福图那柔顺的胸部线条，一位不太有名的费伦茨·玛吉塞（Ferenc Medgyessy）于一九二一年所刻，这柔软的模型是地球的曲线。同一条街四号，以前是佛图那小馆，现在则是匈牙利商业餐饮服务博物馆所在。阿梅狄欧显然因为这个名字而大受启发，他一生都在给事情分门别类，像裁判先生，此刻已开始阐述有关爱欲和旅行艺术的关系的理论。他将主题细分为几个项目：爱欲和马车、爱欲和驿站、火车上的冒险、放荡的漫游、港市和内陆城镇的关税、首府和外省乡镇的差异、飞机和性无能（主要原因，但不是唯一的原因，是飞航时间短暂，而且经常会被打断）。

商业餐饮服务博物馆吸引的是食客，而不是贪色的人。其中展示各种糕点的海报图片，如约瑟夫·奈什（Joseph Naisz）所自创者，保证有来自扎拉[190]的黑樱桃酒、库拉索甜酒、茴香酒和罗望子口味；展示了状如高耸庙堂壮观的蛋糕，唤起灿烂记忆的糖果蜜饯，用巧克力和奶油塑造成各种形状，奇西的菠萝蛋糕，吉赛拉女伯爵的水果大拼盘。还有其他美食：丽达的覆盆子面包，金字塔般堆栈的诱惑，乘着一个裸女于贝壳中的菜肴，而女子状似将献身天鹅：天鹅看起来也同样可口，正将长颈向女子伸去。这些精巧佳肴最后却让人觉得有点恶心，每种钟情最后都会腻。但是昔日的糕点店虽然改建，抽屉的把手却完全保留老样子，就像在四十年前的阜姆[191]和的里雅斯特所用的那种：一个极微小的暗示，暗示一个安于现状的中欧、神秘的童年宝藏、遥远的家乡气息。

我们在玛尔格特岛停留，根据俗谚，这里是爱情开始和结束的地方。心意和场景的变化无常，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匈牙利小说多所触及，那些生产线小说题名为《布达佩斯最美丽的女子》或者《相约玛尔格特岛》之类，似乎都配合这些枝叶繁茂的花圃、公园、旅馆、美好时代的亭阁等充满爱抚的刻板气氛，还加上玫瑰花丛间嬉戏的喷泉。但即使这类诱惑也会触动灵魂，如那些老掉牙的圆舞曲，还带来一点点幸福的允诺，它诱发了沉思喜乐事物时会有的一种忧郁。爱情可能会结束，这种想法总叫人心痛，即使是通过通俗情歌里陈腐的歌词表达出来。那晚，在玛提亚斯小馆，吉卜赛小提琴手演奏着《云雀之歌》。这些都还是二十世纪初的“装饰”，喜欢匈牙利吉卜赛音乐的退休士绅所属的风格。但《云雀之歌》是首可爱的歌，小提琴手演奏起来得心应手，有大师之风，而至少这一晚，爱情没有结束。即便是在某个平凡的夜晚，也有可能在某个谬误中发现真实的生命。

16.多瑙河旁的图书室

卢卡奇晚年有张照片是在八十六岁时照的，他站在书桌旁，桌上满是书和报纸，背景是他位于布达佩斯的贝尔格莱德滨河道二号五楼的住家内的庞大图书室。他略弓着肩，右手握着他有名的雪茄，半隐身侧：雪茄是很适当的伴侣，对于毕生投注于国家大事件的主角生涯，雪茄也是一种安慰，比起世界精神或世界史的核心线索更是安慰，也更为忠心。

照片拍摄的时间距今不久，照片上是一个坚强、富战斗力的老人；塞满工作台的报纸——他在准备的演讲或辩论——似仍传达着对他充满意义的手势，某种他所相信之本质事物的具体表达。八十六岁的他，不只身受癌症之苦，还有逐渐剥夺其心智专注力的硬化症；但在一九七一年，他还是那个可以宣布他“不再有能力判断《社会存有者之存有论》（Ontologyof Social Being）”的人，当时他正尽晚年全部的精力书写并修改这本哲学著作，他希望在还有能力掌握自身所有能力之前完成它，要比疾病快一步。他冷静地对自己衰弱的身体状况做出判断，也知道何时不再能主控并评价自己的著作，于是他将工作交给弟子，谦卑但自信地确知，他是将作品交给历史去评断。他也肯定知道历史不会忽视这本书，让它湮没在遗忘之中。

卢卡奇记录了自身健康状况的衰退，像一个自觉时候已到、对社群不再能有贡献的爱斯基摩人的姿态，告退舞台：他走出冰屋，离去就死。卢卡奇向清明心智和活力告辞的这个象征性姿态，也代表战胜了自己的无能，知道自己清晰的逻辑判断力偶尔会遭到掩蔽，这是极有智慧者之了悟。卢卡奇生前最后几个月不是处在迟钝无动的状态，而是充满动力，没有多愁善感，或眼见生命沙漏逐渐漏尽的人所怀的忧思。

但在最后一张肖像里，容貌似乎已改变。表情是疲倦、反讽的。卢卡奇以厚道的困惑眼光凝视一个不再属于他的领地，一个他再也不能主宰的领地，几乎就像在观看舞台上某出疯狂的喜剧，而为这样的启发感到惊讶，又回头自嘲那惊讶之情。表情是告别的表情，发现每一次告别的神秘性、忧伤和荒谬误解的表情。追求现实和理性统一的这位哲学家，在他晚年最后的那张肖像中，我们似乎在年老的卢卡奇表情中瞥见了年轻卢卡奇的殷盼，当年年轻的他所撰写的文本——从《灵魂与形式》（Souland Form）到《小说理论》（The Theoryofthe Novel）——精彩描绘了生存及其意义之间、灵魂和语词之间、本体和现象之间的鸿沟。

但在摆姿势照相时，卢卡奇面对摄影师的那种反讽、谜一般的眼神，也纳入了图书室对面的墙壁。他在那里看到的，不是伊尔玛·赛德勒（Irma Seidler）的形象——那位他年轻时为之写了许多文章的女子，而是爱妻葛特鲁德（Gertrude Bortstrieber）的三幅肖像，他和妻子共同生活在最纯粹的和谐幸福之中，长达四十多年。伊尔玛代表他对生的渴望，象征着存在与艺术作品、真正的生和日常的平庸之不可能达于协调。尤其，她是男性自我中心的象征形象，这男性爱的并不是女人，而是他自己对于女人的幻想，牺牲实在的人而追求文学的幻象，其目的是以此促成艺术作品的诞生。多年之后发现的一封未寄书信的草稿中，卢卡奇告诉伊尔玛他想自杀。伊尔玛和他分手之后又经历过一场不快乐的婚姻，自杀的人变成她，时间是一九一一年，而他却活下来了，身强体健，比她多活了六十年。

卢卡奇年轻时所写的书是他的杰作，比后来精雕细琢的《欧洲现实主义研究》（Studiesin European Realism）的正统教条，或其他拙然呆板的训诲著作说得还要明白清晰，后面的这些著作只透露他向斯大林主义妥协的征兆。但卢卡奇之所以伟大，不只是因为他年轻时就向自己提出存在的问题：是否有一种旋律可以将个体的生命组成一个由某个意义所烛照的统一体；他也寻找这个问题的答案，并接受对于暧昧不明的乡愁所给予的任何答案中所隐含的局限，以及任何具体社会和历史现实中所隐含的局限，舍此，生命不过是空洞的修辞。

书柜对面的墙壁，照片中卢卡奇眼中所见，是葛特鲁德的三幅肖像——今天仍悬在那个地方，就在参观者的眼前。在他对于伊尔玛自我中心而充满抒情的爱意之后，又和耶莲娜·葛拉班可（Jelena Grabenko）（一个无政府主义的革命分子，有着弥赛亚式、陀思妥耶夫斯基式的观念，想法类似年轻时的卢卡奇）有过一段短暂的失败婚姻；之后他娶了葛特鲁德，两人共同生活了四十年，直到他一九六三年去世。

葛特鲁德代表史诗形式中的爱与婚姻，这个女人的认可是卢卡奇所需要的，不计任何代价，和她在一起，他无法忍受不和谐。他说，连和她在一起显然也有疏离的时候，但——不同于先前的亲密关系——现在“那些时候对我而言是无法忍受的”。或许他对于黑格尔式与“世界精神”的和谐给予过多信任，而很快就倾向于用“世界精神”之名来描述自己最原始的直觉（也许正是因为这个原因，他对自己内在深处的精神实在并不确定）；但卢卡奇宣称，他最高的自我意义来自于了解到他们共享的生命，对葛特鲁德而言也是丰富而有发展的。

葛特鲁德沉默的说服力，也许就是使卢卡奇变成共产党员的推力。从那时开始，他的经历就和共产主义的历史不可分割，变成一则历史教训，充满事实，也因为对于客观理想的严肃奉献而获得清晰启发。有时，这涉及一种傲慢的身段——自我与事件之必然性的一体认同。卢卡奇犹记自己年轻时对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热情，但后来对此保持沉默，他（像一个有罪的秘教主义者，如斯特拉达所言）同意将自己的灵魂奉献给最高理想，自愿接受此一行动所隐含的污点。对卢卡奇来说，即使自传也带有一种客观、超越个人的价值，个体的历史和世界及社会的普遍进程之间的关联就是证据。

卢卡奇主要关心的是强调他的人生的统一和一贯性，他有条理且有机的人格形成过程。“在我身上，每件事情都是某件事情的延续。我相信我的成长发展中没有无机的成分”，他这样宣称，语气中有一种不容置疑的率直，就像一个年高德劭者，一生就代表着历史的伟大过程，而我们会原谅他这样的态度。卢卡奇是执著努力为生命和事件赋予意义的伟大典范，而且对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具有充沛的信心：“我将一九五六年诠释为一个伟大的自发运动。这运动需要某种意识形态。我在多次公开演讲中都试图将这个任务揽在自己身上。”他的思想是一个宏大的企图，要将世界的混乱多面性简化为统一体、为理性法则，即使我们很清楚看到这种运作方式所需付出的努力和代价，明显如同斯大林主义。

对卢卡奇，葛特鲁德是生命，而她的神秘不少于未表达出来的对于生命的渴望。三幅肖像中，有两幅描绘年老的葛特鲁德，第三幅则是一个年轻貌美的女子，眉头波浪鬈发下是一张清纯迷人的脸庞。历史，以及时间的长度，在这几张肖像之间流转，和伊尔玛不幸时光的故事同样动人。连布洛赫在叙述他和卢卡奇的友谊及分歧的时候也说，他们的故事中必定有些东西遗落了。

成熟后的卢卡奇，伟大之处在于他用以抗拒生命流失成为模糊虚无的力量，他以严格的纪律从虚无中夺取意义的片刻——就像他每天午餐过后必定不顾一切要和葛特鲁德共处的一小时——如果不然，让自己受到琐细事物随机的影响，这片刻就会在忧虑来袭之前溃散。

卢卡奇在那房间生活，献身于冥思，也知道这活动不会失去其生命。在他沉重的暗色木制书桌前，有一座翁德雷·厄岱的胸像，匈牙利的叛逆诗人，使他想起自己年轻时深爱、后来却加以摒弃的前卫艺术。从窗户望出去是伟大的多瑙河，但是卢卡奇也许毫不懂得欣赏，因为他对大自然不太敏感，在他眼里，自然因为没有读过康德和黑格尔而有所损其完美。布洛赫曾指责他对自然、对“事物中的泪水”缺乏理解；当然，如果要从卢卡奇的作品中获得安慰，我们得要有健康的身体，且不过分受苦难的影响，不过布洛赫那里也有留给黑暗的空间，留给当我们觉得被世界遗弃或摧折时的片刻。

或许是最后一次面向摄影师的这位面有倦容、高深莫测的老人背后，升起了一座伟大德国文化的图书室，不只描绘了世界，也坚持给予自身一个解释，一个意义。我从这些书籍中抽出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哲学论》。有些命题卢卡奇在空白地方做了批注。我们会想，观看世界的时间已不长了，而那凝视是否在思考着一个可能性，如简论中第四〇〇三号命题所述——最深刻的哲学问题，并非确确实实无意义而没有任何获得解答的希望，除了认识问题的无意义性之外。

17.一小块斯大林

切佩尔，布达佩斯南边多瑙河上的岛屿，是匈牙利的一个工业和政治中心，一处钢铁制品和工厂的工人阶级区。一九四九年以及随后的几年，许多热切的年轻共产党员来到这里，目的是仿效斯达汉诺夫运动[192]建造一个革命新社会。一九五六年，切佩尔变成反布尔什维克革命的基地，反对共产主义苏维埃的中心。那几周当中在工厂里设立的工人议会，变成最激烈的武装以对抗俄国坦克的力量。其他地方的起义者纷纷放下武器时，苏联仍在围攻一座由工业无产阶级搭建的堡垒。这是卡瓦拉利在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九日、十日之间所写的文字。无产阶级正在进行自由革命——远远超过中产阶级能力范围的自由革命。在现代，史诗——使人能够以勇气和质朴之心面对死亡的全观视野——主要成了工人阶级的特征。从他们身上，现代埃利奥特的性格或将浮现——这性格在工人身上依然存在，以最纯粹、实质的硬度。

一九五六年秋，雅尔塔决定了欧洲的秩序，欧洲开始崩解、溃散。维持完整所需的庞大力量，突然间揭露了其昂贵的代价，而举重者的血管膨胀到即将破裂的极点。那几天，在布达佩斯，他们拆卸了斯大林的巨大塑像。在当地报道这些事件的年轻记者，就像当年面对帝国败亡的罗马史家塔西佗。“斯大林纪念碑已被推倒，”卡瓦拉利写道，“但是基座上还留有靴子的残片，人们正爬上极长极长的阶梯，背着石头、铁锤，甚至锯条，一把一把敲碎，独裁者的脚也一块不留。我记得我们也爬上了那长长的阶梯，以便看远一点，还捡了‘一小块斯大林’当纪念品。但是为了逃开四面包围而来的武装车，跑着跑着马上就掉了。但是他们，匈牙利人，在枪林弹雨中依然爬上阶梯，敲打、击断、粉碎一切。坦克来了他们也没爬下来，我还记得当坦克履带隆隆转的声音愈来愈大时，两名女工还在耐心地锯着靴子。”

当时严重动摇近乎崩解的秩序重新建立起来了，虽然是以不同的形式。斯大林的雕像没有组装回来，或拖回原地，但雕像残片也还没有变成纪念品，仍是有用的东西，虽然是另做他用。一九五六年的匈牙利革命虽然带来激烈的转变，但部分却似乎遵从了那隐藏在后、统治世界历史的君主政体，最关心的是阻止大型事件的后果或加以中立化，让事情一旦结束之后就仿佛不曾发生过一样。

18.考洛乔

通往大主教宅邸的入口处，宁静而不受干扰，上方有一顶主教职帽。夏末闷热，黄杨木丛覆满蛛网，蛛网若丝般极细，编织过程就像自然或个人的种种投资，和结果的寒酸很是不成比例。一阵热风袭过街道如一游牧者，大道提供了一处浓荫的阴凉。中央广场上，在三位一体塑像必有的圆柱基座中，有一雕饰刻画了圆柱的全部，其中又包含自己的形象，然后如此层层描绘若无止境，像舍赫拉查德说着一千零一夜的故事，里头有故事是关于舍赫拉查德讲故事的……但所有故事都是吊诡，像无止无休的镜射游戏。每个说故事的人都在讲述世界，而这个世界又有他自己在里面。描述一对深邃眼眸的大胆叙述者，深沉而几乎察觉不出惊讶的表情，在那些深暗之水中辨识出所有反影中可见的事物，包括他自己焦急凝视的面容。

考洛乔以传统T恤衫和女上衣而著称，红色的刺绣如波浪般环着颈线，如海岸退潮时犹见泡沫打旋的样式。买几件这样的T恤衫，本身不是什么形而上的动作，但适时出现的宽阔开襟，却是牛顿的苹果、笛卡尔的一块石蜡，是发现了丰富、无可争论的事实。

在考洛乔，艺术却不只迎合女性的虚荣，也迎合丧葬事物的虚荣：木头雕刻、绘以色彩的塑像，生动如最后的审判；风格化的有浓厚古意的形象，壮阔如天地、如死亡。坟墓之上升起一个女性头像，黑如夜，有如来自复活岛或来自古代的刍像。不过它纪念的是一九六九年去世的寇康奈·拉什罗尼（Kakony Lászloné）。另一边是纪念死于一九八〇年的阿波斯托·帕奈（Apostol Pálné），纪念碑是红的，温暖的深砖红，这颜色嵌入土地如一朵野花，强韧而漠然。

19.博亚的终曲

午后赭黄色的光线，河上镀金般的绿——像那宽阔优雅、黄色建筑环绕的贝克广场（Béke Tér）——这场景最适合为在多瑙河岸的哈布斯堡王朝历史写下终曲——或更确切地说——跋。最后一位皇帝查理，一九二一年的时候曾企图再度为自己戴上圣斯蒂芬的皇冠[193]。这一企图失败了，也引发了一场小战役，事实上这场战斗小到不足以打断在布达佩斯进行的一场重要的足球赛。一艘英国炮舰将他和皇后齐塔从博亚（Baja）送往马德拉岛，他的流亡之地。就是在这岸边，教廷大使为他赐福。带着祝福，哈布斯堡家族最后一人顺多瑙河而下，一条代表他皇冠的河流，前往黑海，地中海，大力士赫丘力斯的砥柱，前往流亡之地。

河就这样继续流着，流着。但是荷尔德林这位吟咏多瑙河的伟大诗人，对它的赞颂不只当它是日耳曼祖先神秘的旅程，顺流前往夏之日，前往黑海岸边与太阳之子的所在，也当它是赫丘力斯从希腊到北方净土的旅程。荷尔德林心目中的诗应该是要疗愈现代生活可怕的分裂，而在他渴望将生命的两半合为一体的急切需求中，却又将自己撕扯成两半，而对他来说，多瑙河是旅行，是西方和东方的相遇，是高加索和德国的会合，是古希腊春日的复返，要在德国的土地上再度绽放，将诸神重新带回生命之中。诗人有着流向古希腊和高加索的渴望，而多瑙河是通往这救赎之旅的道路。然而，在他咏多瑙河的赞美诗中，河流像是往上流的，从东边、从希腊，流往德国和欧洲，带着晨曦和再生来到黄昏的土地。

于是河流回到了源头，那黑海的出口，那些听来高不可攀的名字，它们有可能不是终点，而是进入生命的入口吗？也许每一趟旅程都引向源头，寻找自己的容貌，和将之从无有当中唤出的命令。旅人正在逃离现实的限制，那使他陷入不断反复再反复的限制，去寻找自由和未来；或不如说，寻找依然开放，也受限于选择的未来之可能性——童年，他的出生地，那整个生命在面前展开的地方。

也许他希望在那里，多瑙河流向之处，他的面容不会折磨他的对世界的厌倦，而他的双眼，不会害羞而渴望地如此张望，像是沿路走来却遗失了他的神祇的人，而是会再度张开着谜般的双眸，有如高兴地看花园里的猫咪玩耍的小孩被相机捕捉到的神情。甜蜜的欺骗就是这些，长久与我们同在且不易失去，幻想可以回到家园饮一口泉源之水，而心灵的诗再度近在咫尺。维吉尔是诗人，因为，即便太晚，他还是了解到《伊尼德》必须焚毁，又必须声明为什么这是不可能的。梦想一趟奥德赛之旅，梦想完成和归乡的旅人，必须要能实时停止，才不会不知不觉变成一个喜剧角色；要能在多瑙河边坐下，挥一杆鱼竿。假如他这样做了，或许，就会发现某种合宜救赎的方法，即使就像荷尔德林在他的《多瑙颂》中所说：“河流所为者何，无人知晓。”

多瑙河，对阿提拉·尤赛夫而言是一条“混浊、智慧而伟大”的河流，而多瑙河水以其单调的流动，意味着古老时代，意味着许多世纪同时并存，胜利者和被征服者的汇流，各个种族的影响在时间和河水中交融，如其血管中母亲的高加索血液与父亲罗马尼亚外西瓦尼亚血液的交融。他的多瑙河是“过去、现在和未来”。尤赛夫是伟大的诗人，作品成功融合了诗中无政府的自由和理性、人道、爱意和社会连带感。个人和政治的绝望，在一九三七年将他推到火车的轮下。在他的多瑙河诗中，涉及对父亲的记忆。据米克罗斯·夏波齐的说法，尤赛夫的父亲抛家弃子，也从不知道自己的儿子成了诗人。尤赛夫死后若干年，有人告诉他他生了一个闻名全匈牙利和全欧洲的作家儿子，他讶异不已。

书写多瑙河并不容易，因为，如弗兰茨·涂姆勒（Franz Tumler）几年前在他的《多瑙河命题》（Propositionsonthe Donub）中所说，这河的流动如此连续而不可分，不知那缝合和切割存在结构的命题和语言。深处是静默的，尤赛夫在诗中如此写道。如果我们坚持使之发言，就有硬要它说出雄辩而风格化之修辞的危险，就像两位罗马尼亚诗人，狄米提·安杰尔（Dimítrie Anghel）和史蒂芬·奥克塔维安（Stefán Octavián）的《世间卡门》（Carmensaeculare），诗中，多瑙河和多伊那，民间诗歌的寓言化身，进行的高贵但无益的对话。

20.佩奇的葡萄酒

Dem Deutschen Bécs, dem Ungarn Pécs——俗谚有云：“德人有维也纳，匈牙利人有佩奇。”安宁而僻静，这城市——德文称Funfkirchen，五座教堂之意——拿来和维也纳相比并非夸大，也配得上自中古时期以来就不断赞美它的一长串颂歌。佩奇的气候人人称赞，冬日温和，夏风清爽，秋日绵长而宜人；文化传统中有丰富的罗马古迹，可以比美沙特尔[194]；有编年史家、学者，一所创建于一三六七年的大学，以及格奥格·克林摩（Georg Klimó）主教图书馆。颂歌中也提到它的酒，如一度为德国人所喜爱的迈切克酒、斯洛文尼亚人偏爱的希克洛什酒、巴奇卡地区[195]的塞尔维亚人成年男子必饮的欧佛—波隆叶酒（Alfo-Baranyer）。

波隆叶是一个边境地区，亚历山大·巴克赛（Alexander Baksay）形容它是两条河流铺成的地毯，混生而成层。除了匈牙利和德国少数民族，这里还有塞尔维亚人和修卡奇人（Schokatzi），后者是来自巴尔干半岛的斯拉夫裔天主教徒，他们张开手掌以做出十字架的样子，而通常只有女人会读与写——或许是为了不让男人为文字这类琐事而烦扰，也使对女人的剥削更完整。他们说在波隆叶地区的奥曼萨（Ormánság），考选委员问过一位应征地方文职的人会不会读写时，得到的回答是：“不会，但我会唱歌。”

德意志少数族群在此地的表现特别强悍，波隆叶的委员会一般人称“施瓦本的土耳其”。八十年前，力主德人团结抗拒“马扎尔化”的亚当·穆勒—古腾布鲁姆（Adam Müller-Guttenbrunn）代表巴纳特的施瓦本人以及外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他们都坚定地忠于奥地利，反对一八四八年的匈牙利革命。然而，主要在佩奇和博尼哈德孕育发展出来的匈牙利德语文学，如今却高声颂扬在反哈布斯堡、反奥地利的土地上（这仍是对一八四八年的影射）所建立的施瓦本人与匈牙利人的紧密结合。逝世于一九七二年的威汉姆·克纳贝尔（Wilhelm Knabel），在一九六七年十一月十一日发表一封公开信，明确提出理论，说明匈牙利德语作家当前的功能。他自己的诗以德语和施瓦本方言写成，模仿现实，颇具价值，就像艾丽卡·亚慈[196]以其文集《深根》（Deep Roots）为代表的那些作者的散文作品，那是率直的本土派声音。评论家如贝拉·森德（Béla Szende）很欣赏这些作品，说他们带有“触动所有人心的质朴”。匈牙利的德人社群在哈布斯堡时期受到马扎尔化的威胁，一九一八年之后没落情形更严重，而纳粹时期又被德意志沙文主义所连累，一九四五年以后则受到压抑和忽视。这个社群经过一段时间全然沉寂之后，现在开始有人努力恢复其活力、找回意义，即便是做作的努力。他们作为不同文化之中介者的角色承受了不少压力，类似在十九世纪所扮演的角色，当时，德裔匈牙利籍的犹太人杜齐·拉佑斯（Dóczi Lajos）——或称路德维希·杜齐（Ludwigvon Dóczi）——就将歌德的《浮士德》译成匈牙利文，把墨达赫[197]的《人之悲剧》译成德文。

这些德语作家坚持匈牙利爱国主义，是在尝试抹除双重统治时期马扎尔人与德意志人彼此冲突的记忆，甚至化解纳粹当权的第三帝国时期更为紧张的关系。最后这个时期的状况相当复杂。由亚克布·布雷耶（Jakob Bleyer）所领导的匈牙利德语团体的德意志民族运动，并不认同纳粹主义，虽然布雷耶怀有“民族性”的意识形态；而希特勒虽然注意这些德意志少数族群的利益，也未曾试图并吞他们所居住的地区。同时，亲希特勒的霍尔泰，匈牙利法西斯（或说附和法西斯）政权的领导人，发动了民族主义的政策，强硬压制匈牙利的少数民族，当然也包括德裔少数民族。

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几年间，匈牙利政府认为德裔少数民族和纳粹是同路人，于是施以压制和驱逐。但如今，匈牙利德语作家受到布达佩斯的鼓励和赞助，公开宣称效忠匈牙利民族和社会主义。而当时，纳粹组织的拥护者确实在波隆叶地区最多，特别是博尼哈德——除非这说法也是犹太人的造谣中伤，如众所周知，犹太人得为任何可以想见的罪恶负责，包括纳粹主义。希特勒也一定是犹太人，因为根据反闪族主义者的观点，只有犹太人才会犯下这种罪……根据德意志民族主义领袖布雷耶的说法，在希特勒时期，纳粹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的匈牙利通讯记者是犹太裔的，他另以笔名为匈牙利报纸写反德国的文章，以激发人民的斗志。

21.假沙皇

和沿尼罗河旅行的史帕克船长一样，我们偶尔也放纵自己岔出预定路线，离开河岸往其他方向探看，稍后再在下游一两英里的地方会合。阿梅狄欧提议转往塞格德一游，因为他邂逅过一个叫克拉拉的女孩，她来自塞格德而且穿条纹丝袜。

烟尘满覆的平原puszta是厄岱描绘过的马扎尔的阴郁景观，这里的匈牙利生活，他说，灰如贱土。路沿南部低地平原的边界延伸，如海之无边，小库曼尼亚的吟游诗人裴多菲如是写道，还有远处的鹳鸟和鬼火。在这空旷、荒凉的地景上，生命可有可无地流过，像牛群一般往无尽遥远之处移动。唯一正在发生的事情是时间的流逝。裴多菲的一首诗说，岁月飞逝如一声枪响后的群鸟四散。

在阴暗沉闷的傍晚，渡过蒂萨河——米克沙特称之为懒散的匈牙利尼罗河——并不是很愉快的事，如同离开家乡的土地而进入异国。我服从书本的权威，急着要找出蒂萨河和穆列什河交会处的黄岛（Yellow Island），以及米克沙特所说的旅店，他说那里“可以吃到全世界最美味的鱼汤”，但是文学似乎不属于可证的事物，也就是说不属于准确的科学之列。因此，是否真如多瑙古人所言，蒂萨河三分之二是水，三分之一是鱼，狗鱼、鲤鱼，多得不得了，一千条不到一个达克特币，还有待证实。

米克沙特为鲁道夫大公所赞助写作的巨作，《奥匈帝国图文录》（The Austria-Hungarian Monarchy Describedand Illustrated），所写的城市描绘中，这位厚道的叙事者说：“如同几乎所有居住在平原上的民族，塞格德的诗意也是比山上还少。”即使陷入情网，塞格德的居民似乎也无甚有活力，宁愿看父亲来挑选嫁妆够分量的女孩，或至少是够强壮、挑得动大麻袋的肩膀。

市容破落，有着车站前庭的气味。它那位严苛的诗人写道，这城市的历史“充满各种各样的灾难”，有天灾有人祸。也许这么多的灾厄是在惩罚市民的反叛精神，惩罚他们根深蒂固的民主传统。连富有的中产阶级市民都同情农民起义的伟大领袖杜索（György Dózsa），而使得赢得斗争的贵族将杜索逮捕、刑求，割下他的头当做礼物送给塞格德的行政官布拉修斯·帕尔菲（Blasius Pálfy），作为警告。暴力在这个地区似乎是家常便饭。一五二七年，从拉第斯劳斯·席拉吉（Ladislaus Szilágy）的贵族宅邸窗口，几支火枪连续射出，打中假沙皇伊万，“可怕的黑人”，他率领一帮盗匪威吓潭美斯（Temes）河和蒂萨河之间地区；此人的真名是弗兰茨·费克特（Franz Fekete），是斯拉夫历史上层出不穷的假沙皇之一。假沙皇乃篡位的盗匪，最初是受到劫掠欲望的鼓动，后来因为他们的实力坐大（但非意图如此），居然发展到具有政治影响力的地步，最后却仍被驱逐恢复其盗匪的真面目，如杂草一般被铲除。

弗兰茨·费克特坚称自己是塞尔维亚专制君主家族的后裔，他集合了一支五千人的军队——有人说是十万人，大部分是农民，开始横扫该国，肆意劫掠。他的保镖队伍由六百个士兵所组成，他称他们是他的“土耳其禁卫军”，也许是一时被这种气派冲昏头，才将自己和君士坦丁堡的苏丹，伟大的苏莱曼一世相比，这位苏丹赢得了莫哈奇战役，并征服了匈牙利。

莫哈奇战役大败之后这段时期，住在维也纳的哈布斯堡皇帝费迪南德以及投靠土耳其（当时土耳其主宰该国）的外西瓦尼亚总督亚诺什·萨波亚（Janos Zápolya）争夺匈牙利王位。两权争霸使得假沙皇得以窜起，进入“伟大的世界”，时而与这方、时而与那方结盟，玩弄起政治场上的马基亚维利权谋手段。

谁晓得这个“可怕的黑人”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或历史召唤他来参与的是哪一部分，或者他所想的究竟是不是仅止于强取豪夺。也许在不知不觉也无意的状况下，他开始养成一种双重人格，其中一种性格因为所戴上的面具而逐渐转化。博学的史托亚次可维茨（Stojacskovics）称他是塞尔维亚第七任君主，而巴纳特的老史学家施维克质疑此种美称，只把他归为盗匪之流。他在塞格德被打败，受伤后逃往森林，却被人追赶，连同最后几个追随者都被击杀身亡。

死亡显然很适合塞格德。大教堂广场上，有一座三面雕刻著名人物半身像和肖像的大理石万神殿。百科全书编纂者欧波查·切里·亚诺斯（Apaczai Cseri Janos）的肖像是一具骷髅，覆一件有衣领的上衣，但没了两颗牙，手指骨骼拿着一本书，《1653年马扎尔百科全书》（Magyar Encyclopaedia MDCLIII）。学识一如死亡吗？是僵化存在及其流动的致命力吗？离大教堂不远的塞尔维亚教堂里，连圣母也不赐予解放。这位巴尔干圣母的额上有冠，但是冠冕刺入她的肉中，血往下流到她怀中圣子的头上，沾上他的双唇。这阴森忧伤的宗教图像丝毫未唤起五月的连祷，或晨星的祈愿。

22.莫哈奇的小提琴

绕道之游结束了。一五二六年匈牙利王国惨败给土耳其人、如今飞灰湮灭的古战场，是一田玉米和许多向日葵。天色阴沉，空气闷热，随处点缀着一丛丛蓝色的绒毛花和绽红花的鼠尾草，令人想到生命不只是战争，但这想法没什么用。在这方面，莫哈奇就是一座博物馆，一座沉痛的博物馆，所展示者无他，就是生命本身，它的稍纵即逝，它的永恒。有人在枣椰树旁放了一些鲜花：古战役之挫败依然令人难过，而死者却是新逝。

许多木刻雕像插在泥土上，有如拆卸帐篷留下的长钉或柱子，提示了战役的秩序和无序，令人困惑的对称，火药爆开的瞬间，以及暴力与死亡无法改变的定性。那仓促、朴拙的雕刻手法在人和马的头部显现，将死骏马的鬃毛、巨型的头巾、被压扁的锤茅、因痛苦和暴力而扭曲变形的脸孔、十字架和新月图案、被套上枷锁的奴隶、滚到伟大苏莱曼的脚底下的头颅，一切都是抽象的，只掌握本质，以木头简单刻成的雕刻物瞬间影射，在麦田摇曳之中重复着它的暗示。

伟大的苏莱曼的头部装饰着闪耀蛮族光芒的金属垂饰，风拂过就叮当响，而那低抑的声响，混杂着其他刀剑颤动的铿锵，是远方喧扰的回音，一种穿透数个世纪的声波，如今听来十分轻柔，仿佛是自古时传来的忧伤音响，触动我们以音乐般的魅惑而非纷扰苦难的叹息。

那地方就像被翻倒得乱七八糟的棋盘，而风中的玉米穗浪像是战士的佩件。生命似是永恒，而每个战斗姿势仿佛都是永恒，在上帝和虚无之前，永远刻出暴力、啜泣、哭号、喘息、溃逃的形象，以及临死者眼中迷茫的世界。在这些灼热的战场上，一位伟大的集体雕刻师向每次死亡的永恒现存、向战斗的几何学，竖立起纪念碑，纪念那一丝不苟追求混乱的秩序，阵式的分布和溃散，阳光底下的尸体和微粒。

莫哈奇战役如同科索沃战役，是划时代的片刻，是决定一个民族好几个世纪的命运的战役。根据古老传说，莫哈奇战役当天，距之两百年前由拉约什国王在佩奇种下的一株橄榄树突然不结果了。叙述一五二六年八月二十九日[198]事件的文献，譬如伊斯特万·布罗达里茨（István Brodarics）所写的《莫哈奇的匈牙利与土耳其之战》（Deconflictuhungarorumcumturcisad Mohatzverissimadescriptio，1527），构成了匈牙利文学史中的一段。苏莱曼率领的强大军队逼临之际，匈牙利国王拉约什二世根据古老习俗，将一把沾血之刀传送到家家户户，说服每个人接受他的号召，在他的旗帜之下武装起来对抗异族。但是匈牙利贵族却比较急于削弱国王的权力，而不是抵挡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威胁，他们对国王的呼吁充耳不闻，不然就是忙于内斗。由于军队实力耗弱，拉约什二世试图暂缓对决，以强化实力，但在军事会议上，出席的贵族受到大主教托莫里的鼓动，极力主张迎战。

多瑙古人写道，国王耸耸肩，一派事不关己的态度，前去面对他的命运，这一战结果将如何，他心知肚明，还先命令人要给他的狗群一周洗两次澡。这位编年史家告诉我们，一上战场，护卫给他戴上盔罩，他的脸色一阵发白，然后就冲锋陷阵去了。上路几个小时之后，他的马攻击他，在一条叫切勒河的小溪泥沼中将他压碎，就这样死了。一百年前波隆叶地区还传唱过一首歌谣，赞美覆盖国王的石南。土耳其人掳获的战利品，多瑙古人一项一项地记录，这是巴洛克文学中非常多见的点名诗，似乎渴望为世上一切事物命名。

约瑟夫·波尔斯凯（József Pölöskei）的大城门，朱拉·伊列斯（Gyula Illyés）的喷泉，克拉雷（Király）、奇斯（Kiss）、小夏波（SzabóJnr.）、帕尔·寇（Pál Kö）的雕塑——像树木般移植到匈牙利的大洋洲或非洲雕刻，再以装饰性的地方艺术或外西瓦尼亚艺术的花接枝——看似单座纪念碑，统一多样有如自然，状阔齐声一如战争。一切皆不动，但那静止捕捉了战场上霎时孤注一掷的对冲，以及死亡的绝对片刻。

天气热，我们在阴凉的树丛下坐着。阿梅狄欧拿出跟他一起旅行的老小提琴，即兴做了一个谱架，开始拉奏起来，而背景里垂饰的叮当声依然不断。

仅此一次，阿梅狄欧未拉奏古典乐段，反而奏起吉卜赛音乐，从前庭流浪到内院的歌谣，有如一个意第绪文学中的吟游诗人。那音乐是对战争的响应，回应着金属的铿锵声。在肖洛姆·阿莱克姆的小说中，何赛拉·梭罗维（Jossele Solovej）——夜莺何赛拉——拿起小提琴，弹奏出心之所阙。梭罗维，独语着苦痛的Solovej——意第绪语作家伊斯瑞·贝可维齐（Israel Bercovici）的一首诗就游戏了这个令人迷惑的意第绪字眼，Solovej，夜莺；他根据音节将此字分解，并想象夜莺是那道出vej的独唱者，vej，忧郁之意。

阿梅狄欧近视的双眼往远方望去，穿过他那十九世纪的镜片，望向遍野的人马尸骸。他的小提琴诉说着已然逝去和将会逝去的什么。但对消失中之心灵的诗篇所怀有的心痛，是念旧，抓住飞逝爱情的尾巴，像流浪的犹太音乐家势不可挡的快速旋转。小提琴对抗着战场、大世界、划时代事件血光四溅的怒光。树下坐着的我们感觉好像在自己家里。也许有时脸色苍白，像运气不佳的君王，但之后我们耸耸肩，多谢想象的观众犒赏的几文钱，那一定会落入表演者的帽子里，然后，彼此互道再会，我们都离开了，各走各的路。

第七章　安卡祖母（穿行于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之间）

1.“以数个民族的思维”来思考

这个故事是米克罗斯·夏波齐告诉我的，在他位于多瑙河畔靠近布达佩斯的格德的乡间住家里。那晚，河缓缓地流，流向远方的出口，我们谈着潭美斯瓦的故事——Temesvár, Timi oara, Temeschburg[199]——这个在东欧历史上担任要角的（匈牙利的？罗马尼亚的？德意志的？）城市，从鞑靼人的时代谈到土耳其人和尤金王子，一路谈到弗兰茨·约瑟夫时代。几年前，夏波齐制作过一系列电视节目，意图唤起匈牙利在二十世纪最初二十年蓬勃焕发的文化景象，有着年轻的卢卡奇、翁德雷·厄岱、贝拉·巴托克等人的伟大年代，不论主次，去追踪每个人物的足迹，重建其生命事件，即使那灿烂、热情的年代已过——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因为霍尔泰亲法西斯政权的建立而戛然终止。

经过许多研究，夏波齐镶拼出来的图案已几近完整，只缺一小块镶板。他找不到一个叫做罗贝特·莱特（Robert Reiter）的人的线索，根据匈牙利人名先姓后名的原则或许应叫做莱特·罗贝特，一位匈牙利前卫诗人，曾经是最受抨击的一个实验团体的成员。真正的文学评论家是侦探，而这引起争议的活动的吸引力，或许并不在于制造复杂的诠释，而在于运用猎犬般的嗅觉，引领他在抽屉或图书馆翻箱倒柜，找出某人一生的秘密。如此，夏波齐找到了他要找的人。也就是，他得知莱特·罗贝特还活着，住在罗马尼亚的蒂米什瓦拉，他现在叫做弗兰茨·利布哈特（Franz Liebhard），以德文写带点传统风味的诗、十四行诗以及按照abab押韵的东西。他改了名，改了国籍和文风，现在被尊为巴纳特德语作家的元老——属于居住在罗马尼亚的德裔少数民族。一九八四年八月，大家为他庆祝了八十五岁的生日。

布达佩斯科学研究院出版的匈牙利实验诗选集里说罗贝特·莱特是罗马尼亚的德语诗人，以此称呼闻名的他（也）用施瓦本方言（也就是十八世纪初占有巴纳特的拓殖者的语言）写过诗，这位作者，也就是弗兰茨·利布哈特，在访问中说他已“学会以数个民族的思维来思考”。他的身份则比他双重姓氏所暗示的更复杂。首先，那个姓氏不是双重的，而是三重的。“利布哈特”是他一个朋友的名字，一位在意外中丧生的矿工，作者在一九四〇年代取其姓，作为忠诚的象征。于是莱特·罗贝特先是变成罗贝特·莱特，作品以此署名，后来又变成弗兰茨·利布哈特。但是这个德文姓氏又透露了作者的身份，一个来自巴纳特的施瓦本人，借着一九五二年以德文出版的《施瓦本记事》（Swabian Chronicle），替他的族人说话，也就是先臣属于维也纳、后受布达佩斯管辖、现则为罗马尼亚境内摇摇欲坠的少数民族——巴纳特的德意志人。

莱特·罗贝特何以突然沉默了？通过什么途径由匈牙利语返回他的母语德语？数年前有位文评家将他和兰波相提并论，自然是基于那神秘的缄默和蜕变，而不是因为他的诗。他第一首发表的诗刊于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匈牙利著名的前卫杂志《今日》（Ma），诗题为“树木”，但是他在诗中行走语言的钢索，倒很少谈到树林。杂志名称里的“今日”，已退为昨日或前日。如今，老人莱特—利贝哈特用着保险的押韵诗和意象，描写美丽、熟悉的树林，还有其间宜人、素雅的芬芳。

2.绿色的马

莱特—利贝哈特的故事是往前一步或退后一步，是尤利西斯般可歌可泣的归乡，还是因抗议而离家出走，结果颓丧而返、发誓忘怀过去重新来过的人的匍匐归来？所谓“以许多人的思维来思考”是统整的综合，或异质的混合？是加法或减法？变得更丰富，或变得籍籍无名的方式？也许有部分是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所以我现在在巴纳特和安卡祖母在一起，安卡祖母年已八十，内心早有了答案。我们突击的出发点是Bela Crkva（意为“白教堂”），她的故乡。一九一四年哈布斯堡帝国的铁路时刻表为符合使用当地最通用之名称的原则，称此地为费赫坦普隆（Fehértemplom），此地现在属南斯拉夫，当时则是匈牙利王国的一部分。今天，官方三种语言的标示中，此地之名分别是塞尔维亚语的Bela Crkva，匈牙利语的Fehértemplom，以及罗马尼亚语的Biserica Alb。德文名称Weisskirchen已经消失。这里的教堂有天主教、新教、俄罗斯正教、希腊正教以及罗马尼亚正教各教的。有些教堂，如同斯洛伐克的教堂，已成废墟。

这次再度从多瑙河的主线偏离，是有历史正当理由的——当然，除了心理因素之外，这心理因素是指安卡祖母果断的作风。她就是要这样，而不是按照上下游顺序先经过阿帕丁、诺维萨德、泽蒙、潘切沃，她不要依照宏大的时空次序的安排，先来的不可后到，四不一定在三和五之间。现在我和安卡祖母在一起，她是决定什么先来的人，她的决定带着神色自若、无需系统秩序者所具有的冷静确信。

因此我们要从白教堂市前往巴纳特地区和周围的多瑙河流域各地，有如沿着轮辐放射，而经常回到中心的轮毂。不论如何，即便是寸步不离地沿着河道掉书袋前行的多瑙古人，到了这个地方也让自己偏离主线，兜游一番。他甚至完全放弃了河流，譬如，他曾在距多瑙河约有百里之遥的潭美斯瓦住了下来。但是他，还有安卡祖母，是完全正确的，因为这地区整体就是“多瑙”，因为，容我引述博学的巴纳特地区编年史家施维克的说法，多瑙河是这地区的生命、神经系统，也正是它的历史。穆勒—古腾布鲁姆援引其旨说道，没有这条“普遍历史的”河流，没有和河水息息相关的世界历史，这些地方都不过是湿地与平野罢了。潭美斯瓦的城墙就是多瑙河岸，而白教堂市的教堂就是那些沿岸地带的白杨和垂柳。

安卡祖母给我看她出生的房子，那是卓然有成的商人、行政官兼客栈老板的米兰·伍可维奇（Milan Vukovié）的家，基于匈牙利民族意识，他把自己的姓氏用匈牙利文的拼法拼成Vukovics。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此屋前面可看到在贝尔格莱德代表罗马尼亚少数民族的约恩·吉安（Jon Gian）博士的马车，他是许多曾经向安卡祖母求婚的人当中的一个，但却是少数几个没有变成她丈夫的人，因为他知道她已结过婚，一生以公正无私的殷勤态度服侍，并且埋葬了其中的四个。小孩，她从没有过。

白教堂市是巴纳特地区的一个小城，位于多瑙河左岸，离贝尔格莱德约有一百公里，也是潘诺尼亚和哈布斯堡帝国的中心之一。今天，巴纳特地区是构成伏伊伏丁那自治省的三个区之一，现今塞尔维亚的一部分[200]。此地区在伏伊伏丁那的东北部，与罗马尼亚接壤，边界很长。伏伊伏丁那另外两个区是多瑙河南边的斯雷姆（Srem，古罗马人称Syrmium），以及西北部的巴奇卡。但古史中的巴纳特地区很大一部分现在位于罗马尼亚境内，因此称为潭美斯瓦的巴纳特也很有道理，其首府就是潭美斯瓦，或称蒂米什瓦拉。法兰切斯可·葛利塞里尼（Francesco Griselini），一位文艺复兴时期的威尼斯人，曾于一七七四年到一七七六年间旅行了这些地方，并在其如今依然颇具价值的著作《书信集》（Lettereodeporiche）当中加以描述。他探索边境地区，述及这地区周围是多瑙河、蒂萨河、穆列什河以及外西瓦尼亚的阿尔卑斯山脉。巴纳特地区各民族杂处，不同种族、权力、管辖权层层重叠。这个地区见证过与奥斯曼帝国的遭逢和冲突，哈布斯堡的统治，匈牙利人追求独立——接着是统辖的——顽强意志，还有塞尔维亚人及罗马尼亚人的再生。

伏伊伏丁那的一部电视纪录片谈到了二十四个不同的种族团体。葛利塞里尼比较含蓄，他说不同民族有十个，细数如下：瓦拉几亚人（即罗马尼亚人）、拉西安人（Rasciani，即塞尔维亚人）、希腊人、保加利亚人、匈牙利人、德意志拓殖者、法国人、西班牙人、意大利人以及犹太人。实际上，是尤金王子在一七一六年打败土耳其人、重新夺回潭美斯瓦后，一位有智慧和抱负的总督梅尔希将军才整顿湿地，排干沼泽，并招来许多国家的移民，才使这片原本荒芜的平原再度充满人气。一七三四年，贝茨克雷克城内都是西班牙人，他们在该处建立了一个新巴塞罗那。

最大的移居拓殖团体是德意志人，十八世纪时在玛丽亚·特蕾沙和约瑟夫二世的号召下来到此地。大部分来自施瓦本、法尔茨或莱茵等地区，乘坐乌尔姆平底船沿多瑙河而下。他们是坚毅、勤奋的农民，将不毛沼地翻成沃土。本是旧德意志中心地带的施瓦本，如此这般被移植到巴纳特，即使今天，在现今属罗马尼亚的地区，某些村庄里还是可以听到施瓦本或阿勒曼尼方言，感觉就像在德国的符腾堡或黑森林。

德意志人当然不是唯一来到此处的民族，还有斯洛伐克人，多数为新教徒；塞尔维亚人则因为土耳其人从背后逼近，被迫在数世纪间一波一波涌入此地，此外还有其他民族。国家出现，世界在其权力之前颤抖，博学的施维克如此写道，但它们也很快就向世俗事物的短暂无常致上敬意。每个人在另外的人面前都会发抖，就像土耳其人面对攻克贝尔格莱德的帝国军队，帝国军队面对反攻成功的土耳其人一样。几年、几十年、几百年过去了，城市的法规改变了，各种族或宗教信仰者的数量也改变了——大熔炉未停止运作，将其中成分熔解再合成，燃烧，消耗……

即便在十九世纪末，潘切沃还有塞克列人[201]的村庄，而贝茨克雷克却未有曾经是一个西班牙城镇的记忆。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叶，人们都还不能以民族主义或民族主义运动的方式来思考。当时，总督梅尔希招来德意志农民来垦殖，却无意要将这些地方“德意志化”，只是希望有技术的农民和技匠来此居住，帮助开发和启蒙。一如约瑟夫·卡布伦纳（Josef Kallbrunner）所言，这些德裔移民也可以是罗马尼亚人或斯拉夫人，只要他们学有所长，能够传播和推广，有典型德意志人苦干实干的勤奋精神。

今天共同生活在南斯拉夫伏伊伏丁那省的五个主要种族，分别是塞尔维亚人、匈牙利人、斯洛伐克人、罗马尼亚人和鲁塞尼亚人，他们在一九七四年宪法的保障下和平共处。同时还有数世纪以前从达尔马提亚南部和波斯尼亚及黑塞哥维那（简称波黑）来的少数邦耶瓦济人和修卡奇人，但是（由于某种奇怪的原因他们信奉塞尔维亚天主教，因此）塞尔维亚人和克罗地亚人都说他们与自己同宗，虽然这两个民族总倾向认为是自成一族。这种民风是真实的，即便多少受到宣传大话的压迫，但谁知道人们是否还继续重复着那句罗马尼亚古老谚语：“谁见过绿色的马，或是聪明的塞尔维亚人？”安卡祖母引这句话时并无愤懑，她自己就有部分塞尔维亚血统。而谁又知道莱特·罗贝特对于德意志人，以及叫做弗兰茨·利贝哈特的那个人对于匈牙利人各有什么看法？

3.有智慧的参赞提波维勒

在所有友好的官方陈述中，各种族团体常常是彼此勾肩搭背，称兄道弟，夸赞对方的优点。但对会说所有语言的安卡祖母而言，不同民族却是彼此重叠，相互冲突。去白教堂市的路上，经过罗马尼亚人的村庄史特拉札（Straža），这让安卡祖母逮到机会——暂忘她自己挚爱的祖母就是罗马尼亚人——大骂罗马尼亚人是窃贼和只穿半只凉鞋、衣衫褴褛的偷儿，而他的父亲驾着马车，一手持火炬，一手持枪，从当中驶过。她骂过罗马尼亚人后，又对规矩、勤勉的德意志人致敬；但过一会儿，她真心回忆起波佩斯库总统，白教堂市的前大法官，谈起“罗马尼亚人的温文儒雅”，说德意志人的优良言行经常隐藏着愚顽的脑袋和贪婪的心肠，她称他们是“吉卜赛贱民，比现在开着奔驰到处神气的吉卜赛人更差劲”。此外，身为坚强的反共产主义者，她回忆了纳粹占领时期的恐怖以及雪中游击队员的英雄故事。

白教堂市有个热爱德意志的家伙，他的名字倒是一点也不德意志，叫做班·马兹（Ben Mates），有一回他在一家酒馆里大发议论，说要拿塞尔维亚人的头颅当滚球玩。安卡祖母的母亲刚好经过，她冷静地回他一句：“您请便吧，马兹。今天你这样对待我们，明天我们就会这样对你。”事实上，最后也是以牙还牙。一九四四年末跨入一九四五年时，德意志人被迫从巴纳特和巴奇卡撤走，一律被遣送到劳动营或集中营——后来甚至变成死亡营，这些都是以集体责任的名义处理，每个人都有罪责，而这变成了一种报复和种族迫害。太早过世的斯洛文尼亚共党领袖卡尔岱是少数对此报复措施提出异议的人，将一个合群而具有经济生产力的团体驱逐，这种做法他深觉遗憾。

安卡祖母对铁托和共产主义心怀仇恨，她提到幼时受到的不公对待和社会压迫，虽然她的语气冷静无偏私，但她对秩序的爱以及斯拉夫情感使得她喜爱苏联，为此之故她瞧不起美国和里根，“烂演员一个！他在电视上讲话的时候，就好像成天都在听他犹太顾问的悄悄话。”安卡祖母体现了历史偏见和愤懑的集中本质，这其中当然也有反犹意识——犹如老树干上的一只铃。但是她谈到勒温格先生的时候，这情绪又突然消失了，根据她的描述，这位律师勒温格先生变成了古老犹太智慧和尊严的化身。

在这种种荒谬的偏见中或有些许真理，因为在历史的过程中没有一个民族、一个文化——个人亦然——可以免于责难。不断无情地提醒自己我们内在的缺陷和阴暗面，以及我们的自我，可以是有希望的起点，大家以文明和宽容的方式共同相处——比官方的政治宣言所夸谈的乐观主张更有希望。

在安卡祖母的内心，这些冲突全然非个人的，与己无涉。每种偏见都认可旁边的人也有抱持偏见的权利，或更可以说，有抱持偏见的必要。在白教堂市，我们也看到过全匈牙利都看得到的那种低矮房屋，淡红或黄赭，都是平房，给中欧一种穆齐尔所形容的塌鼻子的外貌。帕提桑卡街有德意志人的房屋，维护得比较好，壁缘有装饰，窗户上有女性头部的石膏像。窗户以明亮的罗马尼亚彩色花砖贴饰，开向后面的花园。传说巴纳特地区的施瓦本人很富有，还用金币做衣服纽扣。白教堂市现在只剩一个德意志人，很老了——自从德意志人出亡后，马其顿人和波斯尼亚人移入，被当地人蔑称为“拓殖者”，连早几十年来此的波斯尼亚人和马其顿人也这样称呼新来的人。Weisskirchen，德文的白教堂市，如今在定居萨尔茨堡的流亡社群中续存，萨尔茨堡发行了一册又一册关于过去的记忆、旁征博引的卷册，感人，却也满怀怨怼。新近出版的一本书有六百六十六页，印得密密麻麻的，题目是《巴纳特区白教堂市的家乡书》（The Homebookofthe Cityof Weisskircheninthe Banat），由阿佛列特·库恩（Alfred Kuhn）编辑。“我跟他很熟，那个德国小烂人！”安卡祖母说。

老提波维勒住在这些房屋的其中一栋。他曾是市府参赞，经常造访安卡祖母家。他是真正的绅士，她说。一九一四年对塞尔维亚的战争刚爆发时，当地一些德裔要人有天晚上就聚会讨论铲除当地最有势力的塞尔维亚人的可能性——你知道，就是会在正门挂着黄花环和圣伊凡康乃馨的那几家人。经过冷静的讨论，这建议几乎要取得多数人的赞同时，老提波维勒，一个常识丰富的人，说话了，这个想法本身可能不错，但白教堂市离塞尔维亚边境很近，如果塞尔维亚军队突然进击，占领此地，城里所有德意志人都会被报复残杀。那怎么办呢？会议和平解散了。

当晚的情形并未减低安卡祖母对提波维勒先生的敬意，即使铲除对象的名单上可能也有她父亲的名字。但不管如何，安卡祖母还是使用“gedža”，即“塞裔人”，这个字眼，称呼多瑙河右岸的塞尔维亚人，那些好几个世纪臣服于土耳其人统治的人，但同时她告诉我她绝对不会嫁给塞尔维亚人，即使是那人来自左岸。“但你到底是什么人？”我问她。“塞尔维亚人啊，”她骄傲地回答，“我们家族可是最古老的塞尔维亚家族之一。”

4.通多种语言的鹦鹉

在白教堂市还有比较不粗暴的国际关系，比如施学克（Schescherko）的鹦鹉。这位施学克是个富豪，而他的房子——已成废墟的房子旁边现在是一个灰暗多尘的巴士站——靠近中央广场，波佩斯库总统“宅邸”的所在地，令人印象深刻的角塔形建筑，以及“实科中学”[202]——根据安卡祖母的说法，这是匈牙利王国内最棒的一个中学。施学克这栋房屋内有一个大如房间的笼子，里头住了一只会唱歌的鹦鹉。以前常有小孩用德文请求它表演一下，一开始鹦鹉会忸怩作态一番，用带着施瓦本腔调的德语回话，但最后它还是纾尊降贵，用匈牙利文唱一段《查尔达的公主》。有人喊“安可”（用德文，当然），它先是踌躇一会儿，然后用匈牙利文唱出相同的段落。但如果有人继续要求再来一个，它会激动地拍翅膀，操起德文，用德人皆知的委婉说辞相应，好比“哥兹语录”。把“舔我的屁股”这种语词提高到文学地位的，最早的著名文本就是歌德的戏剧《贝利兴根的哥兹》（Götzvon Berlichingen）。

5.雷瑙的胸像底下

瓦斯科·波帕是当代南斯拉夫重要的诗人，也为这些地区发言。他的一首诗里有个场景，在弗尔沙茨的公园里雷瑙[203]的胸像底下亲吻。弗尔沙茨是南斯拉夫巴纳特的行政中心，离白教堂市和罗马尼亚边界仅数公里。费伦茨·赫才克（Ferenc Herczeg）在一九〇二年就将他的小说《异教徒》（The Pagans）献给这座他出生的城市，献给弗尔沙茨的女人——这位聪明、浅薄的匈牙利小说家以时兴的优雅装饰的热情，贵绅阶级华而不实马戏般的技巧，风靡全欧洲。这部小说有如一幅大壁画，全心处理匈牙利史上最初的种族和宗教之间、马扎尔人和培辛尼格人之间、十字架以及其祖先的神圣橡树之间，种种斗争关系。他的叙事辞藻丰富如万花筒，重新召唤出培辛尼格游牧民族的金色群落，防止灵魂升空并将之拉回平地的匈牙利平原之风，还有同化并消失于巴尔干潘诺尼亚迷雾中的蛮族移民。

瓦斯科·波帕——最初以罗马尼亚语书写，但是多年来已经转以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文写作他的诗——以更为有力的方式唤起野蛮的冬日和往昔的狼群。已书写成的文学如一面凹镜，架在地球犹如一个穹顶，像在保护我们的无能，无能直接呼唤事物，表达情感。精心培养的文学品位和谨慎含蓄的手法，阻止单纯的追随者谈论孤独和大平原上的风，谈论印在家乡泥泞土地上的迁移痕迹。但如果一个二流的作家，或应该说是一位严格的诗人，回忆起风或古老时代的艰苦，我们也许就可以通过一段极好的引文来提及那些事物，以他人文字为媒介，不必害怕落入煽情的“本土色彩”。于是文学依赖世界，一如两个半球的相互依赖，两面镜子彼此反射，如看着蛮族的镜子，在其间交换生命的困惑难解，或者我们的无能掌握。

雷瑙的胸像过去放在公园中，但现已移到弗尔沙茨的博物馆。然而，他的出生地现在已经是在罗马尼亚那边，离蒂米什瓦拉不远，那里的德文中学就是以他的名字命名。这位伟大的奥地利诗人，雷瑙，也有斯拉夫和匈牙利的血统，他死于一八五〇年，是一位善写孤寂和苦难的杰出诗人。他的性格吸引人，同时也被虚无、被敏感本性中丝丝纤维通体经验到的宇宙忧伤所侵蚀，那种忧伤是超音乐的、牵动神经且自我毁灭的。他的《浮士德》容或负面而绝望，却是歌德以来写浮士德故事写得最好的一部，至于歌德那种古典主义，无论如何总是相信人类历史具有某些意义的理念，却在全欧洲被一个彻底的危机所颠覆，那即是，对于无意义和虚无的深信。

他的浮士德自杀了，因为他觉得自己不过是上帝所做的一个含糊的梦，或说是模糊又邪恶的一切事物所做的梦。这部作品极具诗的价值，雷瑙周游各地的多重国族性，满溢到不知有多瑙本土色彩的普遍性当中。雷瑙曾组织一个国际性的文学社团，秉持中欧文化统一的精神而成立，现在社团就是以他为名。一九一一年，亚当·穆勒—古腾布鲁恩，巴纳特地区德意志文化的伟大提倡者，抗拒马扎尔元素“挪用”这位诗人的企图，反对他们募资在其出生地（现属罗马尼亚）建造纪念碑并刻上“致雷瑙·米克洛斯，一位以德文写作的匈牙利人”的做法。赫才克有时候是激烈反德意志的，他的母语是德语，但他却是匈牙利民族主义者，和伊斯特万·提梭同样抱有些许沙文主义的态度。这态度连在《异教徒》中也出现，有时候他甚至大为同情邦耶瓦济人。不过，在他出版于一九一六年、回溯一八四八年革命的小说《七个施瓦本人》（The Seven Swabians）当中，主人公提到他觉得有责任以“德意志人的忠诚”的名义，和匈牙利反抗者站在同一边，因为他一辈子都和他们住在一起，而现在，作为一个德意志人，也就是说一个正直的人，他不能在他们身陷危机的时候抛弃他们，即使他们起而反抗的对象是奥地利—德意志的维也纳政权。

环绕弗尔沙茨的平原笼罩在忧郁中。生于布达佩斯、双亲是塞尔维亚人、现定居于维也纳的当代奥地利作家，米洛·多尔（Milo Dor），写了一本名为《不过是记忆》（Nothing More Thanthe Memory）的书，其中描绘了一个兴旺的塞尔维亚家族的没落，体现在梅子白兰地酒瓶的忧郁迟缓，酒一旦喝光了，酒瓶丢弃了，忧郁就都转化了，如弃掷于潘诺尼亚的大海，但里面没有任何纸片信息。这忧郁，如雷瑙的虚无主义，带着一种空虚感，却是和乡愁以及对价值和意义的需求相关的。瓦斯科·波帕有一首诗，说自己是“我们健忘的小孩，不带原罪”。他以前卫诗人时而太过单纯的热情，赞颂新时代的自由，但记忆的阙如以及道德冲突意识的欠缺也让这些小孩有着在善恶这一边的群众的面貌，无形无色，无罪无乐，无知而空洞。

6.常青的生命力

“真是个伟大的绅士！”亲马扎尔的安卡祖母站在亚当的墓前这般说，亚当在一九一四年因被怀疑是塞尔维亚间谍而遭匈牙利人射杀。这是她最喜爱的一句用语。安卡祖母是雷瑙的浮士德渴望变成的人，但他没做到：充沛的活力，魔鬼般冷静的不动性，如自然的壮阔史诗。她八十岁，却有着年轻人的精力和敏捷。她以鹰一般的圆眼，从上俯瞰生命，好似生命只能被那些根植于自有土地的人来看，当他们从自己拥有的领土往外看时，便看不到个人的小忧小虑或心境的微妙变化，而是看到田野、森林、季节的变迁。

她现在住在的里雅斯特一栋小公寓，生活极为简朴，这也无所谓。她自己身上就怀有那种高空俯瞰的从容和自信。安卡祖母令人想起克罗齐在生命末期所写的东西，那些东西让其追随者大为惊讶，他苦思且着迷于发现一个纯粹生命的片刻，不可被化约为任何道德或精神层面的片刻，一种不可驯服、完全不知有所谓的价值和反思的“常青生命力”。克罗齐也用“经济的”这一语词来表示这个片刻，对于能量扩张的肯定。安卡祖母在金钱方面对于他人很大方，而自己的生活则很简约，但对她来说，生命是借与贷的总账，青春、婚姻和老年都和资产息息相关，不管是增是失，砍了树木或得到田地，血液流动就好似金钱的脉动，很有巴尔扎克小说角色的调调儿。她指给我看一栋橘赭色的房屋，那是下巴纳特地区最大猪肉商拉札尔·隆古（Lazar Lungu）的家，他还追求过她。“你想和猪一起生活吗，安卡？”她的父亲问她，又说，“金钱很重要，非常重要，但不是一切。选一个你喜欢的年轻人，我会替你把他买过来。”

农村生活的豁达性，施加了一种非关个人的风格，排除任何关注自身利益的主体性。安卡祖母有过四个丈夫。其中两个——与她生活二十年的第二任丈夫，以及她老了以后才认识的最后一任丈夫——她钟爱非常，另外两个她只是耐心承受着。爱与苦恼，不论如何，对她堪为楷模的奉献都没有丝毫影响，因为对她来说，婚姻是完全客观的事情，所涉及之情感的不确定本质只能搔到表面。

她的生命中没有抱怨这回事，从不抱怨自己的烦恼或他人的忧虑。她对自己和他人都没有怜悯，也从没想到恐惧死亡或因他人的亡逝而心绪低落，即使她会对人实时伸出援手，却不觉得这有什么大不了，更不知道有牺牲这回事。在她的世界里，事情就是这样发生了。她给我看一个老朋友住的地方，一个被病痛打倒的女人，像个植物人一样活着，只对偶尔的恐惧或温柔的迹象有反应。在白教堂市时，安卡祖母就和她一起度过晚间时光，在床侧陪她，却没有任何消沉厌倦之感。她和她说话，好几个小时，抚捋她的头发，抹去她下巴的口涎，还推她到阳台看过往的人群。都是些惹是生非的残渣，安卡祖母这样说。但是她从没想过她正在做的事情可能会被称为慈善行为。这样的概念对她而言不存在：这事就是做了，没有别的。

和安卡祖母在一起的时候，会觉得对她没有什么好担心，她也绝不可能感觉失落或困惑。她融入了潘诺尼亚的数个世纪。年纪八十，她恰如其分的美好体态硬朗且自信。她爱她那昨日世界，但不会把它理想化，她也详细告诉我当时法官们一些偷偷摸摸的勾当。那房子，她还记得，是齐曼律师的家——而他的妻子，是普特尼克医师、莱考夫代书、药剂师许洛塞，还有奈梅特上校的情妇。她用手指仔细掐算着。再过去几米的一栋房屋，诉说的不是哈布斯堡时代的故事，而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浮沉。那是一位磨坊主人麦尔罗施的房子，被铁托政权没收充公。前主人的女儿拒绝离开，而当警察把她的家具统统丢到中庭后，她就把自己包在毯子里，天天睡在入口处，长达两年，最后南斯拉夫当局同意还给她住家的一部分。整修的工作如今还在进行。东欧国家总是处处可见建筑工事，看似充满活力但从来没完工。一年之后回到同一个地方，有砖块、工具、碎石堆、梁木，都是暂时状态的表征。时间缓缓过去，让来访者更觉得这些国家可靠而熟悉，用已知的事物给予他安慰。

安卡祖母喜欢不同社群的许多墓园，还带我去看波佩斯库总统东方样式的陵寝、被刺二十三刀身亡的百万富豪波波罗尼奢侈的墓穴、药师施米茨每天傍晚会去探望的妻子埋葬的礼拜堂，他去那里告诉亡妻当天发生的一切，询问她的意见。她爱墓园，因为拥有坟墓就是拥有土地，是财产范围的标示；事实上她经常回到白教堂市，主要是和协调会以及邻居争论葬地的问题。她叫我想起我一个朋友的母亲，她因为自己家族的墓穴让她忌妒的熟人家族墓穴相形见绌而感到很骄傲，但是也有一点伤心，因为丧仪也包括服丧。结果她会带一丝遗憾地说：“想想看，这么好的家族墓穴，却几乎是空的！”

7.蒂米什瓦拉

多瑙古人说，潭美斯瓦，古巴纳特地区首府，“几百年来遭遇到许多灾厄。”蒂米什瓦拉的可爱带着轻微的忧郁，虽然地方空旷绿意盎然，每块石头却都诉说着一段古老多难的历史。葛利塞里尼形容它小酒馆和热病特多，后者是由乌鸦大批出没的沼泽地所产生的瘴气所致，他也提到催吐剂的大量使用。玛丽亚·特蕾莎时代讲究平衡的风格、沉重的匈牙利折衷主义，以及更为炫目的罗马尼亚装饰风格色彩交错出现。在宽阔、寂静的中央广场，如同中欧所有大广场，竖立着三位一体柱。一五一四年，贵族的军队在城门口击败领导农民起义的伟大领袖乔治·杜索，他赤身裸体被捆在一张红色炽热的铁椅上，肉和骨被人用钳子剥离。

石头也让人想起亚诺什·匈雅提，成功对抗土耳其人、伊斯兰教统治、阿里帕夏[204]，以及一八四八年奥地利围城的将领。有一座倾圮的红赭色小房屋，窗台上有天竺葵花，我们发现一块纪念匾额，上面说一七一六年十月十三日，尤金王子就从这里进入了蒂米什瓦拉，将这个城市从土耳其人的统治中解放出来。保卫此地的帕夏被要求投降时，他回答他知道自己不可能成功，但是他觉得有责任使这场战斗变得更艰困，这样对声威远震的尤金王子来说，赢了会更光荣。观光手册则喜欢强调，这个城市可以夸口是第一个有电车的地方，而且诞生了泰山，也就是强尼·怀斯穆勒[205]。

除了匈牙利和塞尔维亚少数民族以外，蒂米什瓦拉也是罗马尼亚德裔人聚集的中心。人数约有三十万，但正逐年递减，急速消失。另一个主要中心是外西瓦尼亚地区的七本堡（Siebenbürgen），萨克森人在此居住了八个世纪。此城是首府，老多瑙人所诉说的无数故事都是以七本堡为史诗的中心。过去有过一个文学咖啡馆，但是二十世纪初最著名的聚会点是隆诺维希街的理发店，主人安东·戴内斯（Anton Dénes）不只是费加罗，也是当地一位文豪的埃克曼[206]。这位文豪是弗兰茨·卡普斯（Franz Xaver Kappus），里尔克《给年轻诗人的信》（Letterstoa Young Poet）就是写给他的。卡普斯坐在理发店的椅子上有如土耳其人纳斯尔丁：这位诙谐的智者就在这家理发店里，用玩笑讽刺的话语让征服世界可怕的帖木儿无言以对。

卡普斯的小故事都是机智的轶事、笑话和街谈巷议。要分辨他所写的东西，以及隆诺维希街的生活和小史诗传说，并不容易，后者都汇聚到理发店，也都是关于他的事。那些轶事都是多年沉积的古老历史的遗屑，田园情事和种族冲突的残余，都被风吹扬如尘土，扫进这家理发店里。不久之后，理发师就会拿起扫帚清扫地板，把那些沉积碎屑再送回街上，连同他刚才剪完的顾客头发。

潭美斯瓦是巴纳特地区首府，因此也是施瓦本人，即巴纳特德裔人的首府，他们不像外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不会愤而挺身捍卫他们的民族意识。二战结束之后，巴纳特德人马上就受到严苛的恶劣对待：财产被征收、集体放逐到苏俄、被歧视。阿尔诺·豪瑟[207]，这位在罗马尼亚文化和政治生活地位显赫的德语作家，一九六八年发表了一部小说，《雅各布·布尔曼的问题报告》（The Problematical Reportof Jacob Bühlmann），叙述并分析了他的同胞的漫长迁徙以及其党的种种错误。一九七二年，齐奥塞斯库[208]本人正式谴责了罗马尼亚政府几年前所决定的政策——强迫塞尔维亚人和德裔人迁移，以及对其财产的征收。

罗马尼亚人的国家现在鼓励利用少数民族的语言出版作品。专门的出版社出版杂志和大量以匈牙利语、德语、塞尔维亚语、斯洛伐克语、乌克兰语、意第绪语及其他语言书写的书籍。此种推动却伴随着严厉压迫的政治控制：若要申请签证出国，如许多德裔人，就不准出版。对总统齐奥塞斯库表达夸张而奉承的敬意是绝对必要的。

这样的结果就是艰困但沸腾的文学生活，混合着直率与缄默，又笼罩在受迫害的威胁下。这类文学的中心，除了主要出版社和杂志总部所在的罗马尼亚首都布加勒斯特以外，就是巴纳特，蒂米什瓦拉附近的地区，以及七本堡，即外西瓦尼亚地区，包括布拉索夫（德文名称为Kronstadt，克伦城）、锡比乌（德文名称为Hermannstadt，赫曼城）和克卢日（德文名称为Klausenburg，克劳森堡）这三个城市。德意志文化特别发达的中心是布科维纳地区，它在哈布斯堡时期就已经是文风鼎盛。这是雷佐利[209]、玛奎尔·施佩柏[210]以及伟大的（也是极端的）保罗·策兰的家乡；但是布科维纳的首府切尔诺夫策现在属于苏联。

虽然在伏伊伏丁那，德裔人口现已降低到四五千人，但在罗马尼亚——或应该说是在巴纳特和七本堡——德意志文化还是很活跃。一九四四年到一九八四年出版了一千多部文学作品，方言写成的诗也有了新的生命。尼可劳斯·贝尔凡格（Nicolaus Berwanger）是个非常有抱负的德俄文化领导者，后移居西德，他在几年前宣告了以“世界语地下刊物”的方式写作的需要。真正的诗应该是私密的，如异议者被禁之声那样隐蔽，但同时又应该说给每个人听。他身为领导者的立场不可避免使他倾向世界语的普世性。另一方面，赫塔·米勒的故事，名为《低地》（Lowlands），像岁月的逝去一样简单又复杂，更有着“地下刊物”——一种总是非官方的诗语言——的存在真实性。赫塔·米勒写乡村的故事，如同巴纳特许多早期作家，但她的乡村是一个缺席的地方，隐晦难解的事物在缺乏宾词的句子中无意义地展开，说着世界以及个人同自身的压迫疏离。

多亏奥地利因贝恩哈特（Thomas Bernhard）、汉克（Peter Handke）或伊能霍费（Innerhofer）等人而盛行的异化的新“乡村文学”，赫塔·米勒得以一种原创的方式去探索其黑暗、情感的根源。她将之理论化的时候，偶尔会（如同她的取法对象）落入刻板的态度，但没有一丝傲慢。赫塔·米勒也像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一样受到严苛的政治压抑，被迫噤声。

威胁迫在眉睫，每个德裔罗马尼亚作家都经历过这种激发诗情的异化、双重感情和认同危机。这些作家脱离了德意志世界，呈现出与其语言源出处相异的罗马尼亚生活的事实。另一方面，如果选择离开，移居西德，就会发现来到了一个和自己的世界迥然不同的国家，在某种意义上来说是“比较不德意志的”。他会继续书写他所离开的国家，而那个国家，随着时移事往，也会改变，变成他乡。有时候这种转变的强度会变得无法忍受，我在布加勒斯特认识的一位年轻诗人罗尔夫·波塞特（Rolf Bossert），那时他正在等待出境许可，后来也得以逃离这个国家。但几个月后，他在寻得庇护、也小有诗名的西德自杀身亡。

综观德语类的罗马尼亚文学，会看到各种境况，那些又变成时代的多元性，因为活在不同的境况、怀有不同的情感，就意味着生活在不同时代。巴纳特德裔人的文化协会已与罗马尼亚共和国和社会主义的理想充分结合，这协会以亚当·穆勒—古腾布鲁恩的名字命名，这位十九世纪的作家大力鼓吹德裔人与巴纳特的种族融合，共同对抗马扎尔化，因此，它绝对是抱有民族主义的。一八四八年反抗运动发生时，巴纳特施瓦本人就像外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不知如何行动，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倾向忠于哈布斯堡家族，但又被匈牙利人所包围，而其立场遭遇了匈牙利人的威胁，也就是敌人的威胁，这个威胁在奥匈和谈之后清楚浮现。但，譬如在白教堂市，一八四八年的动乱导致了德裔人和塞尔维亚人的正面军事冲突。后者围攻白教堂市，最后将之攻下。“多瑙河的施瓦本人”起而与塞尔维亚人对抗，他们这是在支持匈牙利对抗奥地利的斗争，因为塞尔维亚人与匈牙利人不和，所以这些塞尔维亚人就等同于是维也纳的盟友。

一九〇二年时，潭美斯瓦有十二份德文报纸、十二份匈牙利文报纸及一份罗马尼亚文报纸。但马扎尔化的过程深深侵入了德语世界。穆勒—古腾布鲁恩描述了这种民族性的逐渐丧失、德语学校的减少、姓名的马扎尔化，弗兰茨·约瑟夫的肖像也逐渐从施瓦本人的家屋中消失。外西瓦尼亚的德裔萨克森人积极捍卫其民族认同，而巴纳特的施瓦本人却乐意让自己被同化，为小孩取匈牙利文的名字，或者自己的名姓也采用马扎尔文的形式。一九一六年发生过一件有趣的争议，潭美斯瓦市长质疑穆勒—古腾布鲁恩及其所宣称的德裔少数也应享有权利，原来，这位大力支持马扎尔化的市长也是施瓦本人。

一八四八年事件，很显然依旧代表着混乱和地狱。穆勒—古腾布鲁恩小时候经常拿已被敲碎的一个纪念碑的石块来玩——那纪念碑是一个狞笑的动物头部雕刻。纪念碑的竖立，开始时是为了荣耀潭美斯瓦对抗匈牙利反叛者的行为，石雕的头部象征民族革命的恶魔，而这些恶魔已被帝国的美德所征服。纪念雕刻后来被匈牙利人拆除，但对小孩子来说，那些散落一地的恶魔仍是活生生、十分可怕的。即使在今天，安卡祖母也会指着白教堂市的某栋建筑说：“这里，革命之前这里有一个……”她的意思是“一八四八年的革命之前”。

8.一个德国人的命运

我们回到白教堂市，十月一日街三十五号，过去这里是一个叫佛格特的人的家，他是一个富有的德裔企业家和地主，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也还留在巴纳特。安卡祖母告诉我，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占领期间，纳粹国防军一位中尉被分派住到他家，而佛格特也常常让这位军官吃山珍海味。一九四一年国防军进入白教堂市，由约瑟夫·杨柯（Josef Janko）博士率领的德军执行了所谓“独立巴纳特”的政策。“尤金王子”师部的建立目的只在全力保卫巴纳特，当有人建议将这一师部调到其他地区进行其他任务时，这位热切要将当地德意志民族性与纳粹彻底隔开的杨柯博士，甚至还提出强烈抗议。

德国军队强悍，人人害怕，纳粹第三帝国势力依然强大，而富有的佛格特也还丰衣足食，生活安稳。夏天时，他的农工清晨两点就下田工作，一直做到晚上十点，然后才回家，聚在主人房子后面的小屋用餐，那是全天唯一的一餐。众人同用一锅汤汁，里头只有几片面包屑和带脂肪的肉屑。一天晚上中尉无意间来到小屋，发现这群人，就问他们怎么这么晚还在这里吃东西。农工们立即下跪，以颤抖的声音恭敬地回答他们是在用晚餐。军官一脚踢倒汤锅，叫来佛格特，对他吼道他是个大混蛋，有辱德国人的名誉。然后告诉这些农工，从现在开始他们要到当地餐馆用餐，由他付钱。我问安卡祖母这位中尉后来下落如何。“啊，谁知道？”她说，“也许在战败撤退时被林子里的游击队给杀了吧。也可能是他曾经请到餐馆用餐的其中一个家伙杀了他。”

9.奥克塔维安之墓

安卡祖母突然说她想走一趟七本堡地区，去锡吉什瓦拉，探望奥克塔维安的墓。我问这个奥克塔维安是谁——她说去看这个人的墓，就文法上来说我应该要问这个人“以前”是谁，但要我用过去式去说一个人，或者任何一个人，我都觉得很怪。安卡祖母权威但依然可爱的脸孔陷入沉思，几乎有点发窘，虽然很难想象她会知道什么叫发窘。“呃，他是个年轻人，一个军官，追求过我。那时我十七岁，我喜欢他，我们可以说是半结姻缘了。然后——你知道是怎么回事——可能是好玩，我也不知道，我把他甩了。”“那他呢？”“他？举枪自尽了。”我问她当时会不会很难过。“不会，”她斩钉截铁地回答，“那时候不会，一点也不会。我连想都没再想。但是这几年过了我突然想去看他，去看看他的墓。”

所以，另外一个人早已过期的债，带我来到外西瓦尼亚，进入一个罗马尼亚—德意志—匈牙利多民族交嵌的地带，过去八百年由匈牙利盖萨二世国王带来的萨克森拓殖者所居住的地方。之后在一二二四年，国王安德烈二世特许他们保有特殊自由权和优待。这个族群很早就在这个地区生存，现在则逐渐没落。德意志文化同犹太文化一直是中东欧的统一元素和文明种子。

锡比乌（赫曼城）和布拉索夫（克伦城）的市镇广场上，在德国本身或许已不存的德意志传统形象，在这里却像古罗马的拱门和水道，赋予中欧一种整合文化面貌的标志和封印。

萨克森人虽因其名而一直被认为是一个整体，最开始时他们却都是来自德国各个不同的地区，有“萨克森人的希罗多德”之称的史家费德利希·陶伊屈（Friedrich Teutsch）这样告诉我们，他带着遗憾纠正他父亲，也是一位著名学者的格奥格·丹尼耶·陶伊屈（Georg Daniel Teutsch）所持有的一元论观点。好几个世纪以来，萨克森人一直保有骄傲的独立地位。他们和匈牙利人以及塞克列人——自称为阿提拉匈奴人后裔的马扎尔部落，其成员都享有贵族的特权——都是受到认可的民族，而罗马尼亚人必须对抗这三者，以建立自己的民族尊严，特别是在十九世纪时。萨克森人都是独立自主的农民和稳健的中产阶级，很少是封建地主或农奴。他们虽然孤立，与原出的国家隔离，却一直是“有教化的国家”，也不倾向让其领土并入德国，但迫切希望保有自己的文化认同。

安卡祖母的主要目的地是在锡吉什瓦拉的坟墓，但那不会妨碍她在外西瓦尼亚其他路线和地方绕一绕的兴致。锡比乌的艾敏奈斯库书店见证了德语文学在罗马尼亚依然活跃而丰富。如同在布拉索夫时，《喀尔巴阡评论》（Karpathen-Rundschau）的编辑霍斯特·舒勒（Horst Schuller）告诉我的，各类作品分殊甚大。当然，有本地诗人如裴德·巴特（Peter Barth），他不久前才逝世，是布卢门塔尔的一位药剂师，一天可写十首方言诗。但也有布加勒斯特的《新文学》（Neue Literatur），一份出众且与时俱进的期刊，和欧洲其他地区的评论相比亦不逊色，虽然后者享有较大的资源和较少的限制。一九七〇年到一九七五年，有一个名为“行动团”（Aktionsgruppe）的政治文学团体，以左翼观点批评政权，批评火力甚猛。只要提几个人，像裴德·莫苍（Peter Motzan）、史蒂芬·希奈特（Stefan Sienerth），特别是格哈特·切伊卡（Gerhardt Csejka），一位现居布加勒斯特的年轻评论家兼散文家，就足以证明其特殊不凡的活力和丰富的进取精神，一个没落社群的精神成长。几世代之前，厄文·维史托克（Erwin Wittstock）为我们呈现了萨克森省份的活泼景象，今天，他的儿子约阿希姆（Joachim Wittstock）却要我们“注意正在发黄的事物”。罗马尼亚的德语文学，特别是评论，并不形成孤立的边缘地带，而是以知性上殊异且高度分化的状况，成为一个逐渐没落之团体的活跃中枢。

即使在移民者之间，四十年前离乡的人，如海因里希·齐利希（Heinrich Zillich），和后来不断的移民潮之间仍有相当大的差异，前者继续描绘着一个不再存在的国家，后者每人都各拥不同的家乡印象和时光记忆。几年前，连阿弗雷德·季特纳（Alfred Kittner）也觉得是离开的时候了，他是诗人兼评论家，德高望重的长者，保护了几个世代的作家，也是保罗·策兰的朋友。传奇的季特纳相信诗的永恒，他所扶持的新潮流年轻实验作家，每一个都对他微笑，心想他已经过气了，但是每一次，十年过去，许多不知感恩的孩子都从地图上消失了，老父亲却还在——如今亦然。

也许季特纳离开罗马尼亚是错的。也许他的任务就是守护他的世界，直到最后。切伊卡告诉我，如果再有四五个重要作家离去，我写的这些散论就没人要看了。但是，既然不论到哪里，有组织之文化的机器都会错误宣称它代表每个人，那么，不为任何人而写或许也有其优势。

10.暧昧的朱庇特

在锡比乌的布鲁肯塔尔博物馆中有一幅卡罗·谢尼亚奈[211]所做的天神朱庇特和花神福洛拉。塞缪尔·布鲁肯塔尔（Samuelvon Bruckenthal）是玛丽亚·特蕾莎派任七本堡大公国的总督，他是一位相当能干的政治家，其智慧使之足以在效忠中央开明政府和注重地方自主意识之间保持协调平衡。如今以他为名的博物馆馆藏，都要归功于他的收藏。

谢尼亚奈的朱庇特是一种令人反感又不安的春药，图中的天神正在诱惑一个可以预料是秀色可餐的“小东西”。身体阳刚有力，脸庞周围浓密的白须，这是一个看起来比较像老女人的老男人形象，表情淫荡而暧昧。这幅画使我想起费里尼电影《爱情神话》（Satyricon）里头交换性别的暧昧角色，或是海涅·穆勒[212]剧中的腓特烈二世由一个外表跋扈阴险的老女人所扮演。谢尼亚奈是波隆那人，属于卡拉奇[213]一派，但是他的朱庇特似乎更属于黑海那边的希腊拜占庭世界，那多瑙河之水流向的地方，一个分不清脉动的混浊世界，地中海东边特有的心灵异象。

11.东方的城市

克伦城（现称布拉索夫）有座黑教堂，其古老壁面令人想起路德赞美诗，“坚固堡垒是吾天父”。这教堂是德裔人信仰和清明的要塞，屹立抵御群聚和混杂的堡垒，而谢尼亚奈的朱庇特是代表这交错混杂、形态多变的神。教堂内有一座记载是一六四七年的墓。墓刻有文字如下：“我知道，并且信仰。”全副武装的战士雕像，头盔、颈甲一应俱全，还有一把大胡须，使人想起德国版画家丢勒的骑士，骑士循着生命的轨道勇往直前，既不向死亡的恐惧低头，也不屈服于恶魔纠缠不休的谄媚。

教堂对面是一间学校，校名以洪特鲁斯之名命名，还有洪特鲁斯本人的纪念碑。就如同这所学校，上述这种德式伦理是彻底新教的，带着宗教改革的持重、坦率、坚毅。多亏这种热切、坚忍的美德，德意志人总像中欧的罗马人，也从一个不同种族的大熔炉中创造出单一的文明。黑教堂里光彩夺目的土耳其地毯，见证了奥斯曼土耳其在外西瓦尼亚的存在，它诉说的是另一种信仰，但其对于安拉，唯一的征服者，完整而全意的奉献，这样的信仰也是和任何草率的模棱两可态度相对立的。

这些萨克森城镇的诗，是中产阶级手工艺匠的诗，坚实而忧郁，有种严格的精确性，是阿道夫·梅申朵夫（Adolf Meschendörfer）佩服他父亲和当校长的祖父的地方，而梅申朵夫本人是克伦城这“东方城市”的诗人，“东方城市”也就是欧洲东方边境的城市。萨克森传统对于其法令和传统权利感之间、各种基尔特工会之间，如制革者和马具商的争吵，都感到自傲，更自豪于其完全独立于所有权力所在的地位，一六八八年时，这种立场竟使得克伦城的鞋匠向德意志皇帝宣战，（在奥匈帝国双重统治时期）更奋力抗拒马扎尔化过程。连匈牙利小说家日格蒙德·莫里兹[214]在他以七本堡为背景的历史小说中，也提到禁止任何军队进入克劳森堡（克卢日）城内的法令——不管那军队是来自伏伊伏丁那或由皇帝本人所派遣。这位小说家也向捍卫该城市的骑士的英勇无畏表示敬意。

这种市民诗歌是一首秩序和反复的忧郁诗歌，对于习俗和地方抱有条不紊的热情，企图从生命的有限无常中抽取某种保证和持续而稳定的幻觉。德意志中产阶级手工艺匠的精神特质包含对家、对家庭、对友谊的爱，以及从其普遍人性中跃然而出的节奏；诞生、交合及死亡，店家、啤酒屋、烟、牌戏、教堂礼拜，还有睡眠。海因里希·齐利希有一个短篇，故事里老布烈兹每天晚上都会在同一个时间走到一条叫做“苏伊士运河”的巷子，张开腿，松开裤裆，安安静静撒一泡尿，有时从黑暗中回应经过的人的招呼，不管是镇代表或老师；而这不可避免的晚间仪式是一种牢固的保证，多少抗拒了生命的痛苦无常和不假思索的喜新厌旧。

咖啡馆的傍晚有种愉悦的宁静，但很快便悄悄流逝，落入空寂忧郁，一步一步抹除个人的生命，以及德国社群整体的生命。早在一九三一年，梅申朵夫的《东方之城》（The Cityinthe East）就描写了主角深爱他的家乡克伦城，最后，当他孑然一身时，唯一能做的事情就是写故事，写他对这挚爱城镇的记忆，在博学而多情的抒发中，不断回望过去，寻找逃离真实生命之恐怖的出口，如同斯韦沃小说里的蹒跚老者，借着落笔于纸上，而与那恐怖保持距离。不过，安卡祖母可不写东西，也不觉有必要这样做。

12.外西瓦尼亚主义

这些德裔市民墨守成规，时而温和时而忧郁，偶尔又变得相当荒谬。一八四八年的纷扰时节，外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意见不一，拿不定主意要不要接受与匈牙利合并。克伦城赞同，赫曼城反对——反对程度之激烈，甚至若有人想要进入该城，城门站哨者都会问他支持哪一边：皇帝，还是叛党。如果回答“叛党”，就不准进入。似乎都没有人想到，打算进城那人可能是在说谎。

一八四八年的运动在萨克森人当中是一片混乱，其他地方也一样，矛盾沸腾着，开明自由的运动和革命的运动互相抵消，就像反抗哈布斯堡王朝的匈牙利人却对罗马尼亚扬库的反抗运动怀有敌意。外西瓦尼亚的整个历史是分歧意见、矛盾目标、冲突对抗、国家之间的合纵连横所交织的错综网络。譬如，莫里兹或米克洛斯·尤锡卡[215]的小说，就显示了奥斯曼帝国强势影响该地区的时期，外西瓦尼亚的王公如何在哈布斯堡家族和土耳其人之间循着一条中间道路前进。

如同有时发生在种族混合的边陲地区，这民族的熔炉和各种纠纷不和也带来了一种觉醒，发现彼此有许多共通点，一种特别的身份，对立纠缠，其冲突扰攘却别有独特性。这样的觉醒对于陷入斗争中的每个对手而言，都是适当的。外西瓦尼亚一直是匈牙利文化的摇篮，至少从十八世纪的米克洛许·贝特连（Miklós Bethlen）的自传或领导“库路茨”（Kuruzzen）游击队反抗哈布斯堡的匈牙利贵族拉科齐二世的《忏悔录》（Confessions）和《回忆录》（Memoirs）以来就是如此。这里也是罗马尼亚民族意识的摇篮，孕育了在十八、十九世纪宣称延续了达契亚地区拉丁元素以及建立罗马尼亚语言民族统一性的文学传统。

将《浮士德》译成罗马尼亚文的翻译者和诗人，路希安·布洛加（Lucian Blaga），专研十八世纪的外西瓦尼亚文化，不过，他别具诗意的外西瓦尼亚尤其是存在于其散文中所颂扬的村庄里，一个他所爱的村庄，没有对失落的农人身份的叹息，或对村民的憎恶仇恨，只有一种神秘想象的生命模型，一个理想的“咪欧利查的空间”，意即罗马尼亚灵魂的风景。罗马尼亚民谣中，咪欧利查指的是一种小绵羊，那是牺牲的象征，为他人之故而谦卑接受的牺牲，如此自己的死方不会引起复仇或报复的行为。

但是另有一部阴暗而高潮迭起的作品，《失落的村庄》（The Lost Village，1999），作者是匈牙利裔的外西瓦尼亚人戴索·夏波（DezsöSzabó，一位追根究底、深受煎熬的知识分子。夏波因阅读尼采作品而深受影响，又执迷于纯粹而绝对的马扎尔民族主义，大力宣扬对泥土和种族的崇拜，主张法西斯式、反市镇人民的沙文主义，而未腐化的外西瓦尼亚村庄对他而言最是理想。然而，随着霍尔泰反革命的胜利，他作为一个真正的尼采追随者，领悟到民主并非唯一腐化的影响力，法西斯主义也是——尤其严重地败坏了传统原始的纯粹性，将之碾碎在人为的、歪曲的现代化过程底下。于是他向各种事物宣战，向“德意志—犹太—斯拉夫中产阶级”，向法西斯主义，最后也向纳粹主义，这些扼杀纯粹马扎尔精神的凶手宣战。

“外西瓦尼亚主义”一词影射民族的多重性，由一种归属感所结合，感觉隶属于一个混杂合成的世界部分。萨克森人当然对其独立地位的结束深感挫败，这种地位原是在一八七六年由匈牙利政府所认可的，当时，他们废除了“萨克森伯爵”，也就是代表其“国家普遍性”的伯爵爵位，将之纳入一个国家整体。许多小说和短篇，有些出于善意，有些出于愤怒，都描述了人们对这种新地位的接受和反对，而匈牙利和德国的小孩会彼此互掷石块。

不过，萨克森人几个世纪来对于其独立地位已建立起一种感觉，致使其领袖鲁道夫·舒勒（Rudolf Schuller）得以在一九〇八年宣布他们不希望“单做德意志人，而要做七本堡的德意志人”；他们决心捍卫自己作为萨克森人的独特存在，根本不去支持受到“马扎尔化”的威胁的施瓦本人——他们冷眼旁观，接受匈牙利那“另一群德意志人”会被迫让步的可能性。

德语作家试图在对外西瓦尼亚独立地位的忠诚和“德意志民族性”以及哈布斯堡王朝之间取得平衡，也就是忠于弗兰茨·约瑟夫，但把他当做奥地利皇帝，而不是匈牙利国王看待。阿道夫·梅申朵夫虽然不是完全没有德意志民族意识，但推崇德意志民族性乃普世主义，体现神圣罗马帝国拥抱各个民族的理想，包括德意志人、凯尔特人、斯拉夫人。他嘲笑发明了“哥特人”的那种醉心条顿民族的种族主义者，因为普世主义的概念，在他的想法中不能局限于一个种族或风格——背负普世主义之名者当然是德意志人——而是注定扩展到全欧洲，甚至广及拉丁或斯拉夫地区。但德意志皇帝是个叛徒——如克伦城一位教区神父在书中所说，因为这皇帝抛弃了东方的德意志人，日耳曼理想的标准承载者和先锋，而让他们走向毁灭。根据海因里希·齐利希在小说《边陲和时代之间》（Between Frontiersand Times，1937）的说法，总是向他们的邻居“让步”的萨克森人，觉得被维也纳宫廷给抛弃了。

这部作品确实有沙文主义和反犹主义的面向，但齐利希在描述了多民族的外西瓦尼亚大熔炉及其纷争时，对各种族群并非没有同情之心。主角卢茨的朋友分属各种不同国籍，而虽然开始时卢茨很惊讶地发现有位牧师是罗马尼亚人，也几乎无法相信故乡山的那一边还有一个国家——罗马尼亚，而最后，他的一位朋友尼古拉斯当上罗马尼亚中尉，而在新的罗马尼亚——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并吞了外西瓦尼亚的罗马尼亚，这位朋友变成了一个象征，不是象征与传统的决裂，而是代表了延续的希望。

对蔑视条顿人心胸狭窄、好逞口舌的齐利希而言，德意志民族是伟大的（如他所写），因为它不希望如同目光如豆、没有远见的小民族，只坚持自己民族的权利，更要坚持普遍的理想和价值，“伟大的”以及“对每个人都好”的事物，一种能将中欧和东欧所有民族统一起来的元素，否则各民族将自行其是，彼此疏离；德语，像古代的拉丁语，是共通语言，故也是普遍语言，此外各民族各自的语言也要如百花齐放，虽然每种语言的范围都不出使用该语言的地区。这种“全德意志”的态度是一刀两刃，有利有弊。纳粹时期，它以普世性为名反对国社党本质上的野蛮种族主义，但也可能为纳粹提供意识形态武器和激情，助纣为虐。

齐利希本人也在民族主义的言语和超国家的博爱腔调中摇摆。小说结尾，卢茨，这个外西瓦尼亚的萨克森人，并未移居德国，而是留在新罗马尼亚的母国，（他说）原因是，萨克森人的任务现在是要将一度交给奥地利和匈牙利的东西再交给罗马尼亚。这是他们的责任，他们作为德意志人的方式——这工作并不简单，因为“要做个在东方的德意志人很难，无比艰难”。

确实艰难，连维也纳人或柏林人都无法理解：哈布斯堡家族和霍亨索伦家族[216]都背叛了他们最勇于自我牺牲的先锋哨兵。边陲和中央的关系总是困难重重。居于边陲，不管是地理的或文化的边陲，总感觉自己是民族的保管者和诠释者，感觉被国家的其他部分所误解，那简直有辱他们的名声。在厄文·维史托克的一个短篇中，赫曼史塔的佛格特家族在家中虔诚地挂上了俾斯麦的肖像，但在齐利希小说中，俾斯麦却被指控为抛弃东方的德国人以避免和匈牙利交恶。我把这个疑问向安卡祖母提出来，她却只回答，俾斯麦那种人一定是犹太人。

13.在钟塔

奥克塔维安的坟墓是在锡吉什瓦拉，这个城市让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217]神魂颠倒，这里是七本堡之珠，角塔固防、难以侵入的“外西瓦尼亚的纽伦堡”。沿着依同业公会命名的哥特式房屋和塔楼蹄铁匠公会、制鞋匠公会、裁缝公会、制革匠公会、铜匠公会迷人街道的寂静攀上了城堡要塞。萨克森人称薛斯堡（Schässburg）、匈牙利人称谢格斯瓦（Segesvár）的锡吉什瓦拉，让人想起了布拉格：石头的神秘和那些通道，引人通往其他秘密空间，引向出人意表的事物。细长、尖锐的铁旗覆于塔楼顶端，被天空清楚地衬托出来，屹立风中、竞技场上无畏无惧的勇士，正等待出征，等待未知的命运。城里寂静安宁，但如果你抬头看看那些旗帜，你想号角随时会响，开始某一场不确切但也不可避免的战役。

恐怖和屠杀没有饶过这象征性的优雅。一七八五年三月三十一日，贵族安德烈亚斯·梅兹（Andreas Metz）从阿尔巴尤利亚[218]捎信给任锡吉什瓦拉议会成员的兄弟米海（Mihai Metz），他很高兴地报告了一七八四年农民大造反的领导人侯烈亚（Horea）和克洛什卡（Clo ca）被处死。在与封建地主抗争的过程中，他们向皇帝约瑟夫二世求助，并要求他遵守承诺过的事。皇帝被迫以血腥平息造反，即使支持他改革的盟友就是这些农民，而不是他们起而反抗的那些贵族。由于安德烈亚斯·梅兹的提示，克洛什卡死于轮式刑具之下，而侯烈亚在被吊上轮车之前还享有被马刀刺穿身体两次的特权。之后，他们的尸体被大卸四块，头颅悬梁示众，尸身其他部分则吊在街上，“借以警告其他瓦拉几亚的叛乱者”。

我没有和安卡祖母去墓地，有些事情应该是由两人自己去解决，不需第三者在场的，而她必须和她的中尉和解。她和奥克塔维安在一起时，我爬上了十三世纪的钟塔。高居塔楼的第四层是一个钟的装置，有每周各天的符号，上了鲜艳的色彩，约一米高，午夜时交替，每个符号各有其位，时间到了就跳出来。我在后面，确切地说是在钟里面，还有标示分秒的滑车和绞盘，过分漆饰而显得拙劣的数字以及其他种种——甚至已经过去的年岁，那离安卡祖母认识奥克塔维安已经好久。毕希纳[219]的《沃伊采克》（Woyzeck）里头那个船长是怎么说的？“天哪，我一想到一天内世界就转了一圈——您了解，在一天内呢！——我就觉得发毛。失去的、耗掉的这些时光，这样浪费……看到我那件挂在墙上的外套，我就想哭，外套在那里，照样挂着……”

从这样的制高点看，生命整体就像一次浪费，一次时间的遗落，一个可能消亡的机置。如钟的滴答报时，现实也是一个机置，不断反复的组具，永远只朝下一步移动的一条装配线。任何热爱生命的人或许都应该同时喜爱齿轮的交互作用，不只因为前往遥远岛屿的旅程而兴奋，也要对取得通行证的麻烦的官僚程序而着迷。信念，和每个过去时日的一般运作相反，包含对于其他什么东西的爱，比生命还大的某个东西，只有在裂口上、在停滞时才闪现，那时机器停止运转，政府和全世界都放假去了（想想vacation里vacare的强烈意义，代表空无、缺席、欠缺），一切都不存在，唯有高高在上、不为所动的夏日阳光。世界，如博尔赫斯所言，是真实的，但它为什么一定要我们这么难过？毕竟，人想做的事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偶尔逃逃学，但也对老师保持尊敬……

星期一的符号就在我后面，而代表星期日的是一个呆滞、红透的脸庞——而我的旅游指南上说，星期日不只是太阳之日，也是金色、财富之日。我从窗口往下看，安卡祖母已经结束探访回来，向我示意可以下来了。一位操着德语方言的路人向我们推荐了一家啤酒餐馆，虽然罗马尼亚此时有食物短缺的危机，我们在这里还是尝到了很不错的香肠。

14.在沉默的边缘

比斯特里察因德拉库拉伯爵而成名。不是历史上那名真正的伯爵，刺魔弗拉德，此人的棺木还展示在锡吉什瓦拉。而是指布拉姆·斯托克的小说中发明出来的那个吸血鬼（小说里这个城镇的名字是德文的Bistritz）。不过我比斯托克小说的主角乔纳森·哈克幸运多了，因为我有安卡祖母的保护，她对任何妖魔鬼怪、任何想吓人的东西都有免疫力。

斯托克小说里文学的钟表装置堪称完美，显示出机械装置可以多么充满诱惑力。除此之外，还有一件让多瑙河的旅人感到有兴味的事情——在第三章，德拉库拉伯爵歌颂了赛克列人，他自己所源出的匈奴部族，这个善骑的游牧部落几世纪以来阻挡了马扎尔人、伦巴底人、亚伐人、保加利亚人和土耳其人的侵犯，而且每个人都是贵族，因为马背之上人人平等，他们也热爱自由。赛克列人和马扎尔人很难区分，至少从记忆湮灭的远古以来便是如此。近年，匈牙利作家乔杰·柯华茨（György Kovács）和罗马尼亚作家露希雅·戴美特利厄斯（Lucia Demetrius）就在小说作品中描绘了这些人。一本标题为《野玫瑰》（Wild Roses）的民谣选集于一八六三年出版。和这些玫瑰的红艳比较起来，关于德拉库拉的电影和书里恣意喷发的血，不过色如水罢了。

根据斯托克小说所述，德拉库拉的城堡距离布科维纳的边境不远，现在这个地区是苏联的领土。一八六五年，费迪南德·库恩贝格（Ferdinand Kürnberger）这位维也纳文艺副刊的大家，预测哈布斯堡帝国那些偏远、未受破坏的东部地区将会产生令人耳目一新的新文学，以德语写就，但却是孕育自那奥地利—罗马尼亚—犹太—俄罗斯—鲁塞尼亚民族大熔炉的文化。普鲁特[220]初酿的新酒必将以奥地利人的方式取代乏味的莱茵地区酒种。这个希望实现了，但却是在这个正要借其东方领土换上新面貌的帝国不再存在的时候。布科维纳的首府切尔诺夫策，在一九一八年之后变成了一个活泼的多种族文艺中心，有作家如伊锡克·蒙格（Isik Manger）、雷佐利、阿福雷德·玛奎尔—施佩柏（Alfred Margul-Sperber）、罗塞·奥斯兰德（Rose Ausländer）及其他人。雷佐利的《轻骑兵》（Hussar）中，一个“无家之人”兼“无所不能的多语能力者”，如同他作品中其他的角色，以一种难以捉摸又忧郁的诗意，道出了那座巴别塔拥挤的暧昧，讽刺地让真伪交替，各个角色往返互换。

那个世界已经消失了，而它最伟大的代言人，保罗·策兰，也对那消失、那死亡和突然的沉默，表达了最终真相。策兰的诗是推到极端的奥菲斯之诗，落入夜晚、落入死者之域的一首歌，融化为生命的含糊呢喃，将每种形式都粉碎，不论是语言的或社会的，以便找到那开启历史监牢的神奇密语。以现代诗中最高深的隐喻，诗人要成为一个救赎者，自己去背负存在的邪恶，而再次为事物寻找真正的名，因为那名已被沟通的谬误语言所抹销。在包覆个体的错纵中介罗网中，诗人是拒绝因罗网之包围而被打落成堆的异类，反而奋力将之撕裂，揭开被隐蔽之存在的深度。但如同荷尔德林或兰波的例子，这样的冒险经常是致命的，因为罗网之外一无所有，而诗人遂将堕入那虚无。

策兰也在寻找这种“极底的无底”，如他的最后一首诗所说。策兰一九二〇年出生于切尔诺夫策，一九七〇年逝于巴黎。他经历了犹太人的大屠杀，父母也在大屠杀中死去，名副其实的最深之夜，歼灭了所有历史或真实生命的可能性，而后来他就必须面对将根落生于西方文明的不可能。有人说，他身上总结了那诞生自现实与个体之断裂的整个世纪的欧洲诗篇，但同时也传达了那些救赎世界的梦想，又在这种对自身殉道的描绘中毁灭了自己。

他的诗伸出了沉默的边缘之外。那是从无言之中撕裂而出。从无言之中流溢的一个词语，来自错误、异化之沟通的残渣和不可能性、他那难读的诗行，以最大胆的词汇和句法构成的诗行，都织入这些否定、这些拒绝，表达出来的，只有可能的情感原真性。

策兰经历自身的撕裂和大屠杀，那是绝对的邪恶。然而，这邪恶并不存在，艾瑞克·怀尔[221]要我们小心这种蛇头女怪美杜莎般的诱惑，完全正确。即使最惨绝人寰的行为也和现实作为一个整体有历史的——也即是相对的——关联。但在这具体经验情况中，邪恶被视为绝对的暴力，连试图了解其原因和动机的反思，都不能使人忘记这情况，那是全然痛苦的承受，除非心智愿意自我扭曲，接受褊狭的和解，而那会冲淡忧伤，阻碍对于悲剧的真正理解。

策兰将自己放在被征服者的一边。他也许是最后一个奥菲斯诗人，在被扼杀之前，将诗带到使人目盲的原始纯粹中。一个世纪以来，这些对语言和存在的极端否定，构成了真实与社会异化相对抗的一种形式。如今它们不再使人愤慨，却变成可贵的毁谤对象。今天如果有人踏上那条路，纵使是出于个人的真诚，（根据提托·裴尔利尼[222]的观察）也很有可能遭遇可怜的命运，很容易被异化的沟通机制所吸收。不过，我们在策兰身上体会到这种根本的、根深蒂固的弃绝：将传统终结同时取消自身的人的姿势。

柏拉图对诗的排拒我们无法接受，但我们被迫要面对它。那种只要求自身之救赎的诗，会有自满的危险。自满，只因为它模仿了冲突，模仿一个人自己真实心灵状态的苦恼或者平庸，模仿了柏拉图认为会使真理和正义的追求变为不可能的事物。今天，当然没有人能经历柏拉图所经历的问题，但只以诗养诗的那种诗，甚至可能坏了诗。一如押韵的四行诗和精心排比的韵文，即便在黑暗中摸索的语词片段，都可能无止境地从其自身的煎熬中自我重复或再生，而转向修辞，不论那修辞如何伤痕累累。策兰的牺牲也是在驱除这种危险。不可能的信念促使他陷入沉默、消失，只留下他的“瓶中信”给时人和后人。策兰在夜晚消失，纵身塞纳—马恩河河水寻死。他的一行诗写道：“我将光投向我的背后。”诗就是那耀眼的光，告诉我们，他，和他的诗，消失到何处。

15.关于一次自杀的假设

寻找精确解答的诱惑所造成的一个小小的知识上的挫折。布科维纳是罗伯特·傅林克（Robert Flinker）的家乡。傅林克，一位受卡夫卡影响的精神科医师和作家，用德文写了关于谜样的试练、莫名的罪恶及神秘裁决的长短篇小说。虽然明显受到卡夫卡的影响，但身为一个作家，他本人就是充满私密性且不安的。傅林克是犹太人，纳粹占领期间过着藏匿的生活。一九四五年解放之后，他自杀了。我对此人的命运曾经十分着迷。我想象一个有办法忍受死亡时时迫近的人，最后却无法适应自由和噩梦的终结；或者是一个可以熬过纳粹邪恶统治的人，却无法把斯大林主义当做解放的笑脸而接受。想到走了希特勒，换来斯大林，这个人干脆自我了断。

但是沃夫尔冈·克劳斯告诉我，傅林克是为爱自杀的，因为一场迷恋和变心，他就像一个少年那样深受打击。关于一个小说家的可能小说就此烟消云散。但换个角度看，不能都是同样一回事吗？当一个人对生命感到厌倦，于是选择更无意识、更直接的方法将这生命结束，比如癌症或心脏病。那么为什么不来一段不快乐的爱情？傅林克无法马上达到这一点，因为自由竟等于斯大林而自杀，也许需要的是某个中介者，于是他随意找了一个女孩子，但这人要是能推他下海的人，那就是他需要的。

16.苏博蒂察，或谬误之诗

返回白教堂市的途中，我们绕了好大一圈，去了匈牙利，之后又进入南斯拉夫，来到苏博蒂察，因为安卡祖母说了，如果我想了解那些地区，就得去那里看看。出乎意料，如在梦中，那是一个充满美好迷人的错误和违纪的城市。十四世纪初，希吉斯蒙国王[223]的亲信文书盖布里·萨姆列尼（Gabriel Szamleni）赋予这城市专有的公民权，并盖上皇帝印玺。后来才知道这是伪造的，还有其他类似文件也是，而这位文书最后被施以火刑。十六世纪时，在落入土耳其人之手以前不久，苏博蒂察有一小段时间是自封为沙皇的冒险者伊欧伐的驻地和领地。

这个地方被玛丽亚·特蕾莎变成了一个自由市，有她那时代的建筑中那种兼有经济力和忧郁感的味道，该世纪早期处处弥漫这种气息，也许还带有过多的、放纵无拘的新艺术风格。房屋以蓝黄的色调尖声呼叫，看起来像贝壳，有着各种装饰和夸张的点缀，大胸脯的爱神丘比特像，蓄着大胡子的女像柱，下肢还变成狮腿，然后又没入无有特定形状的漩涡中。

一座荒废的犹太教堂似乎从迪斯尼乐园里冒出来，有着膨胀的拱顶和耀眼的色彩，悬在破窗之间的假桥，长满杂草的台阶。市政厅是彩绘玻璃和阶梯的一场狂欢，各类壁面雕饰的混成。这里，新艺术风格倾巢而出。那是一种不兼容元素的净化和重叠，好像每个从维也纳或威尼斯或巴黎回来的市府参事，都草绘出他看到的断片。而市政厅就是这一切的总和。布洛赫谴责维也纳世纪末的折中主义是一种表现出价值全然欠缺的美学，隐藏在金币背后的美学，也就是说媚俗；而在这里，他会找到真正无耻的媚俗例子。伪造似乎是苏博蒂察之诗。记录该地史事、文笔令人着迷的史家丹尼罗·季什（Danilo Kiš）曾幻想，伪造，更是革命者秘密的分裂人格，为了逃离现有的政权，于是改变、复制、掩饰，又失去其身份。当代塞尔维亚文学中最重要的一本书《波里斯·戴维多维奇之墓》（ATombfor Boris Davidovich）当中的角色都是世界史中的人物，但彻头彻尾是一群伪造者、受害者和屠夫。

我们会猜想，为什么这种媚俗特别会在苏博蒂察爆发开来？附近的松博尔，议会建筑呈现出沉着的几何秩序，代表一个市镇的团结，专注于研究和规划建造连接多瑙河及其他河流的运河。松博尔附近有修卡奇人落居；苏博蒂察则是邦耶瓦济人，他们是几世纪以来陆续从塞黑哥维那迁移过来的，根据十九世纪末一本书的记载，邦耶瓦济人不像马扎尔人那样喜爱红润丰满的女人，他们比较喜欢苗条白肤的美女。由于靠近匈牙利边界，苏博蒂察也是一座边城，生气蓬勃，各种语言都通行。举例来说，有时候会忘记自己是在南斯拉夫还是在匈牙利。基德里切沃路因道路施工，架起了波浪状的铁栅，某个显然会说不少种语言、粗心却爱疯狂的家伙，在上面写着，J'ait'aime（我爱你）。

17.诺维萨德和邻近地区

回到多瑙河。诺维萨德曾经是“塞尔维亚的雅典”，塞尔维亚文化和政治复兴的摇篮。今天则是伏伊伏丁那的首府。公家机关和议会里使用五种官方语言（塞尔维亚语、匈牙利语、斯洛伐克语、罗马尼亚与和鲁塞尼亚语），即使塞尔维亚人在政府和军队整体中占有无可置疑的优势。乡间地区很美，彼得罗瓦拉丁城堡，带着被奥地利人和土耳其人占领过的记忆，雄踞多瑙河之上，而藏在附近弗鲁什卡山森林里的，是东正教修道院，院中的偶像和令人难以忘怀的静谧。

在诺维萨德的市集上，甚至会看到穿着斯洛伐克民族服装的农妇。如同在诺维萨德，伏伊伏丁那整体展现了一种多民族性格，几乎如同一种统一体中的多元性在此地浓缩了，而这种特性构成了南斯拉夫的普遍特色，且不时会受到经济危机和来自各个共和国[224]之离心力的威胁。前章提到的那个电视节目的某次访谈里，在日蒂什泰负责文化自治事务的罗马尼亚人，约恩·佩特罗维奇（Jon Petrovi），说到他去罗马尼亚的时候，感觉就像在异国。彼得罗瓦茨区（Ba ki Petrovac）是斯洛伐克人聚集的中心，有蓬勃的文化传统。一九四八年铁托和斯大林公开决裂之后，对有些斯洛伐克人来说这是段难挨的时期，因为他们被怀疑为支持斯大林，而搬迁到斯洛伐克的其他人则受到迫害，因为他们被怀疑是铁托派分子。电视上，他们的主教尤莱伊·施特鲁哈利克（Joraj Struharik）有着红彤彤的大鼻子，就像一个特爱啤酒和香肠的人。鲁塞尼亚人把自己和斯洛伐克人以及乌克兰人划分得清清楚楚，而从文化上去寻求身份认同——这是其发言人尤利扬·拉茨（Julijan Rac）的说法。

匈牙利人有报纸、杂志、出版社和蓬勃的本土文化，如同斯洛伐克人，而且更甚。几年之前，厄文·辛科（Erwin Sinkó）过世，他在诺维萨德是个大人物，曾在贝拉·库恩的共和国扮演过重要角色，之后流亡莫斯科，开始写回忆录《一部小说的小说》（The Novelofa Novel）。回忆录中，他叙述了在斯大林大整肃时期的莫斯科，要使自己的小说《乐观主义者》（Optimists）出版的困难——这本书厚达一千两百页，广阔描绘了一九一九年的匈牙利革命，尤其是内容让人联想起斯大林统治的恐怖年代。《一部小说的小说》是卓越的见证，一个自认一直未为任何人而写的作家的故事，他这样想，因为他的书和日记似乎注定了永远不会出版，而辛科就活活演出了一部没有读者的作品的戏剧，他自己是完成之文本的幻影，将生命浸掉，但无目的也无出口。

有一段文字很精彩，时间是一九三六年三月十八日，他记录了高尔基[225]和马尔罗[226]的对话，马尔罗当时到苏联访问。此段对话精彩捕捉了一种无人能逃离的、彻底的愚钝。两人讨论了陀思妥耶夫斯。高尔基不屑，说他不过是个好说教的神学家；马尔罗虽然承认提出大哉“天问”的陀思妥耶夫斯基有点过时，却观察到还有一个细致而可贵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关心着连带感和未来。

从没有一个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读者说出这种蠢话，不管这个读者多单纯或多么没准备，也不论译本有多差劲，版本有多糟糕。风往它要的方向吹。当时，高尔基和马尔罗，两位高度受推崇的作家，创了世界纪录：没有人比他们更不了解文学。他们并未受胁迫，也没有威胁可以当借口：如果根本不谈陀思妥耶夫斯基，斯大林也不会把他们送到西伯利亚。让他们这样做的原因，也许是一种更严重的懦弱，隐约渴望出众，共谋为文化辩论设定基调。他们可以宣称已达成目标，创下了令人羨慕的纪录。

伏伊伏丁那有许多吉卜赛人，他们不只是会拉小提琴，也是语言学家，像特里芳·狄米奇（Trifun Dimi），吉卜赛语字典的编撰者。此外，在罗马尼亚的锡比乌，他们有族长根据古老部落法律解决纷争（至少初审时如此）。伏伊伏丁那的官方问卷调查问到“国籍”时，越来越多的人就回答“南斯拉夫”。不过，有位住在诺维萨德的意大利人说他觉得自己像《鞑靼人的沙漠》（The Desertofthe Tartars）里面的德罗哥中尉，陷入泥沼，等待永不会发生的事。

18.边区人

安卡祖母不太愿意谈Grenzer，那传奇的、非正规的军事边区部队。在她出生之前约二十年，这个部队就被弗兰茨·约瑟夫驱散了。但好像在那之前不久，她的祖母和其中一个柴卡斯人发生恋情，在白教堂市这样一个秘密和丑闻都不容易隐瞒的小世界里，这桩恋情掀起了不小的骚动。柴卡斯人因其所乘坐的船而有这样的称呼，“柴卡斯”载着士兵和领航员，多数是塞尔维亚人，在多瑙河快速移动，神秘出没。这支小舰队的目的是对抗土耳其人，十八世纪时曾经正式成为边区军事的一部分，有固定防线，远至巴纳特地区，作业动员都是在“柴卡斯”上，或称警卫队所。这段军事边区，在卡尼奥拉[227]和巴尔干诸国之间长一千公里的狭长单调地带，是帝国的防御线，多瑙河流域统一性的灵魂，此防线坚固如罗马人的工事，其善于迁徙又如逃离土耳其人和封建领主宰制、蜂拥而至的游牧民族。

边区人享有独立地位，形成单一的军人和眷属社群，服从克内兹，即地方官，也服从远在天边、无可得见的皇帝，却不屈服于任何王公权贵或封建领主。这千里地带包括了各种民族，汪达人、德意志人、伊利里亚人[228]和瓦拉几亚人，但其国籍都是混合而无法界定的。边区人，特别是在最开始的时候，大部分是克罗地亚人，不过这名称本身就包含各种不同种族。很大一部分由塞尔维亚人所组成，他们住在所谓的“萨度家”（Zadruga），一种财货、血缘不分的家族小区，由亲属关系、爱和财产所构成的综合体。边区人替帝国抵御土耳其人的攻击和进犯，但组成分子包括一些狂野的冒险者，其中不乏黑盗客（Haiduks）和乌斯寇客（Uskoks）之类的土匪，许多农民也加入，以便逃离封建地主的掌控。

大公权贵痛恨这些四处打劫、不受控制的民兵，抱怨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更甚于抱怨土耳其人的侵犯。不过边区人可不受胁迫，就像他们不把伊斯兰教部队看在眼里。海因里希·齐利希有一则故事，说到边区人如何好好教训了某个傲慢的匈牙利男爵。这位男爵的地产紧邻边区人的领土。由于两方的争执就发生在边区线，很难说哪一方的法律适用，是封建法条，还是边区领土上通用的规矩。为了避免争议，他们将男爵绑在一条横跨边界线的长板凳上，上半身在男爵领地，下半身在边区这边，他们一方面把贡金交到他手上，一方面结结实实对着他伸到这边的屁股鞭打了一顿。

数个世纪以来，这个曾经构成防止瘟疫蔓延的“防疫线”的边区，有充满混乱无序的历史，但也是段纪律的历史——一条铁链将所有民族联系起来，其国度是界于异土之间的无人之境。边区历史是一段野蛮的故事，充斥残酷不文的苦难，也是忠诚的故事，当然也有可怕的劳役和狂暴的生命力，还有军人大谈当年的英勇——有个故事就说到一个五百步兵的帝国部队曾经保护两名潘盗尔[229]，以免他们被挟持。尤有甚者，边区历史是强悍、骄傲独立的历史，谨慎保护其自主性不受外力掌控。一八七一年，一道帝国谕令将这个有数世纪历史的边区团体解散，一八八一年又是一道解散令将之终结，置于匈牙利的管辖之下，边区人深感受到背叛。施维托查·米列提契（Svetozar Mileti），匈牙利塞尔维亚人的无冕国王，曾公开谴责弗兰茨·约瑟夫，而米海洛·卜平[230]写道，他的父亲，一位旧时的塞尔维亚裔边区人，告诉过他“你切不可加入皇帝的军队，皇帝不守信诺，皇帝在边区人眼中是叛徒。”

柴卡斯人充满进取精神，因此建立了边区人最后的功业，而这却在安卡祖母的家族历史留下了不快的记忆。就像许多为了忠于某个理念或某项口号旗帜而牺牲性命的人，他们也被自己效忠的对象所出卖了。关于仆人效忠主子的伟大奥地利迷思告诉我们，仆人确实忠心耿耿，但主子经常不忠诚。

19.斯大林主义者的维特

可以想象，白教堂市本身就是一部美好的文学。每个民族都可傲称拥有自己的文化，譬如塞尔维亚人，他们就很有理由因一位法学家而感到骄傲——此人刚好就是司法部长，名为格利札·葛希齐（Gliša Gersi），是公法和行政法方面的专家，修习罗马法和战争法，也撰写过一部从法律面探讨一九〇九年巴尔干半岛危机的重要著作。专业偏好及语言方面的限制，自然而然使我对以德文书写的文学特别感兴趣。白教堂市也不乏德裔住民：一九一〇年有6062名德人，匈牙利人有1213名，塞尔维亚人1994名，斯洛伐克人42名，克罗地亚人29名，罗马尼亚人1806名，鲁塞尼亚人3名，捷克人312名，罗马尼亚人42名，还有1343名驻军或来自其他地方的人。29人注册为“其他”，而有250人有“犹太教信仰”。总计11524人中有8651人能够读写。

白教堂市的德语文学似乎主要是女性的活动，从事者多半为特殊阶级的女士。“连官员的‘女儿们’都在写，有些颇有诗的天分。”我们在纳格（Nagl）、蔡德勒（Zeidler）、喀斯特尔（Castle）合著的大部头奥地利文学史中读到这样的叙述，其中有一章专门讨论巴纳特文学。近来最抒情的声音来自悉达·梅克尔（Hilda Merkl），她用充满怀乡情感的韵文颂赞这个城市。但白教堂市最杰出女诗人却是玛丽·尤珍妮·葛拉齐（Marie Eugeniedelle Grazie），巴纳特区“白色小城”独来独往的忧伤夜莺。一八六四年出生于白教堂市的这位内向、神经质的作家，吟唱了对她家乡的颂歌，有火车站人员以各种语言报站，有她童年的黄金城图里奇糕饼店，有一脸怒气的波斯提奇先生——他是黑狗杂货店的老板，有迷人的塞尔维亚女士拉度洛维奇太太——她会在众人欣羡的目光中优雅地坐进马车，有驰骋的黑盗客，有埋葬在山丘上的土耳其士兵，多瑙河上的冰在春天裂开——安卡祖母也形容过那景象，表情更是丰富——还有从尼罗河流域飞来的鹳鸟。

在小说《多瑙河的女儿》（Daughterofthe Danube）中，作者通过内丽这个角色来写自己，比如她对家乡的爱，注定过着孤立的生活，确实就是病态的孤独，这是对于女性解放感到骄傲，但完全感觉不到快乐的结果。另外一部小说《吉卜赛人》（The Gypsy），写于一八八五年，谈到人类古老的悲伤。在作品中人类的痛苦完全没有唤起任何人的同情或注意，只能用小提琴诉说自己苦难的命运。

不久前才过世的安德亚斯·利林（Andreas A.Lillin），可能会是白教堂市最后一位德语作家。他身为坚定的斯大林派，自然也倾向以大规模编制呈现故事，更代表着社会主义的写实信条。他的小说《碾磨麦子的地方》（There Wherethe Wheatis Milled）是一部生猛有力的农村生活写照，歌咏共产主义社会的建构和世界精神，而这世界精神就算是以五年计划的模样出现，也必然是为了每个个体着想的——虽然个体或许不做此想，甚至认为自己倒霉抽了下下签。

但是啊，时间改变一切，确定者会崩溃，而在事物和观点的快速移变中，循规蹈矩者的生活甚至变得更为难料、更为忧郁。安德亚斯·利林捍卫着整全性，却发现自己愈来愈孤立，捍卫意识形态系统的大统一而使世界紧密结合，他是唯一，或少数，如此努力的人。周遭的人事物都改变了，铁托的南斯拉夫退出共产党情报局[231]，罗马尼亚选择了民族为主的社会主义道路，斯大林主义在苏联境内也开始受到质疑，全世界的共产党员都开始开辟新的道路，再也没有人咒骂前卫艺术不过是布尔乔亚的堕落，而疾呼每个人都应该写像《静静的顿河》[232]这样的小说。

约阿希姆告诉我，安德亚斯·利林就像许多守护永远不变之真理的人，底子里既脆弱又敏感，是个斯大林主义者，在无法动摇之信仰的盔甲保护中为自己追寻情感力量的纤细灵魂。他就像每个人一样，为变动的世界和消失的真理、为曾经挚爱而今疏远的面孔、为事物无法计算的损失而痛苦。他希望为模糊而短暂的川流世事赋予一张不会改变的面孔，一个予人稳定感的秩序。他周遭的世界改变越多，越陌生，他就越将自己封闭在固执的孤寂中，既痛苦又悲哀，即使表面上一派严苛而不妥协。他的最后一本书《我们挚爱的族人》（Our Dear Kinsfolk，1983）的写就，是为了反对罗马尼亚的德裔人外移到西方。作品充满严厉的训诲，企图将这种悲剧的出走描述成资本家所策划的邪恶阴谋。

利林在孤独和遗忘中去世，是已然消失的巴纳特德意志性的多元图像中一个小小的断片，这个多元图像却有其诡异的一面。一九四一年的一份报告中，弗尔沙茨市立博物馆馆长弥勒克讨论了纳粹党徽的古老象征意义。他写道，巴纳特地区最早出现这个符号的时间可上溯到六千年前，而符号的名称事实上出自斯拉夫文。精通德语的安卡祖母告诉我，他们以前在家里的时候都对狗说德文，但她坚决否认这有任何鄙视的意思，她可是克雷姆林博士的仰慕者，此人是匈牙利德裔民众党的领袖。

20.贝尔格莱德轶事

波兰幽默作家斯丹尼索夫·耶日·雷茨[233]有一次从潘切沃望向多瑙河右岸，望着贝尔格莱德和卡莱梅格丹城堡，他说，站在右岸，感觉如在自己家里，在旧哈布斯堡王朝的疆域之内，但是对他来说，河的对岸马上就是“国外”，是异外之域。事实上，多瑙河是奥匈帝国和塞尔维亚王国的分界。一九〇三年，安卡祖母的一位叔辈是国王亚历山大·欧布连诺维奇（Alexander Obrenovi）的贴身卫队成员。在国王被暗杀事发前的前几个小时，这位叔辈就已经听到风声，但他不敢反对，也不敢支持，于是丢掉制服，跳下多瑙河，但在下游某个地方被一个匈牙利海关人员救起。他在白教堂市度过余生，一个擅离职守的塞尔维亚人，被判了死刑，但却在双头鹰的保护下幸存。

波兰作家安德烈·库辛涅维奇[234]引述了雷奇的话，同意这位同行兼同胞的情绪和想象观点。库辛涅维奇的小说总以一种急切、幻觉般的诗性唤起双重统治的破裂。他也远望那失去的疆域，不过对他来说那仍是世界之境。对于雷奇和库辛涅维奇而言，贝尔格莱德是在另一边，越过界了。

贝尔格莱德在哪里，在哪一边，很难说，要掌握这个不可思议的城市易变的认同和不凡的生命力，也很难，这是一个多次再生又不断抹除过去痕迹的城市。贝尔格莱德有过许多伟大的时期，但每个时期“都以惊人的速度消失”，佩地亚·米洛萨夫列维奇（Pedia Milosavljevi）如此写道，而这变成他对这个首都善变一面之爱的宣言。贝尔格莱德的历史并不活在少数犹存的纪念碑上，而是活在不可见的底层，时代和文明如落叶归土，落在各式各样、层层堆积、肥沃的土壤，而这个多元城市就是根植于此——一块不断翻新的土壤，而其文学经常就代表这种种变貌的伟大熔铸。

在贝尔格莱德，多瑙河帝国的子孙应会真正觉得自在，是在自己的土地上。若说今天的斯洛文尼亚最具哈布斯堡的景致特色，那么南斯拉夫就是双头鹰的继承人，体现其混成的、超国家的性格，发挥其介于东西方的调解作用，为分歧而对立的世界和政治集团的中介——而代表这个国家的首都，则维系着离心力大的各民族之间不易控制的整体平衡。南斯拉夫是个真正多民族的国家，意即它是从无法整合到一个清楚或主要部分的多民族性中建立起来的。就如“奥地利人”这个词，“南斯拉夫人”也是穆齐尔式的一个想象概念，暗示着理念的抽象力，而非一个事实的偶然具体性；也许它是抽象化操作的结果，是最低公分母，一旦将个别国家移开，便会显示它们所共有的部分，但这部分却不能和其中任何一者完全等同。

铁托大元帅晚年愈来愈像弗兰茨·约瑟夫，当然不是因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他曾在其麾下作战，而是因为他意识到自己从弗兰茨·约瑟夫那里继承了一个超民族的多瑙河遗产，而他渴望接受这份遗产。但就连吉拉斯，铁托政府中伟大的异端分子，实际上也变成中欧的官方代表，以最权威、几近神秘的声音，宣告中欧重现，再生为一个政治和文化的理念，甚至以调和的方式将中欧理想化。如同哈布斯堡的马赛克式融合，今天南斯拉夫的多样融合也是壮观而危险的。它在国际政治中扮演相当重要的角色，也决心制止并取消其内部解体的倾向。它的凝聚对于欧洲的平衡是必要的，若内部崩溃，将会破坏大环境的平衡，如同往昔世界里双重统治解体的影响一般。

贝尔格莱德是不容描绘的，其多种变貌或可经验或召唤，但却无法描述。在小说《伪装者》（The Fakers，1974）中，五十岁的南斯拉夫小说家莫默·卡波尔（Momo Kapor）叙述了克内兹—米海洛伐街的轶事，这条街是贝尔格莱德最美、最壮观的街道；也叙述了困惑世代的故事，这个世代在旧贝尔格莱德的大旋涡中失去青春和生命，旧的消失，新的贝尔格莱德或应该说好几个新的贝尔格莱德——不断更迭，出现了，充分施展了魅力，又很快消失在不断加速的历史和社会脚步里。他的“伪装者”被生命在克内兹—米海洛伐街的现实舞台上洋洋炫耀的允诺所吞没，夹在意识形态严格性的残余和西方繁荣光芒之间、在剧痛的真实和伪装的情绪诱惑之间、在压抑的社会主义危机和花花世界的迷思中，不得动弹。卡波尔以这本书写出了微型的《情感教育》，关于一个身为第三世界先发队的国家（虽然有时候会被认为“失踪了”）在战后年代怀有的希望和梦想。贝尔格莱德是种种失望挫折之迂回的背景，但也在此背景中，生命穿越挫折再生，还有其色彩的突然改变如同克内兹—米海洛伐街上的米玛·拉杰夫斯基（Mima Laševski）的模特儿形象所遗留的惊异。

21.在铁门

前往“铁门”的水翼船从贝尔格莱德出发，靠近萨瓦河注入多瑙河的地点。我们出发时，安卡祖母不经意地指出一九四一年四月六日德军轰炸该城期间，她和第二任丈夫藏匿在残破瓦砾堆里一整天的地方。当然，她没受伤，事实上两人都安然无恙。太阳高挂河上，将河水和雾气转化为闪烁滟光。我们快速顺多瑙河而下，两岸之间，图拉真[235]的纪念石记录了他进攻德凯巴鲁斯国王[236]治下的达契亚人的战役，而水里布满陷阱、旋涡和其他威胁，直到南斯拉夫和罗马尼亚交界、接近保加利亚的捷尔达普建造了大水坝和水力发电厂。这庞大的工程生产了大量电力，但也改变了景观，抹除了无数过去的痕迹。譬如几年前，多瑙河上还有一个阿达·卡列岛（Ada Kaleh），为土耳其人所居，咖啡馆和清真寺一应俱全；但如今，阿达·卡列岛已经消失了，沉没水中，栖居在水底世界仿佛着了魔的缓慢年代中，有如波罗的海上神秘沉没的维涅塔（Vineta）。

公元前七十四年，在铁门这里，古罗马将军库利欧（Gaius Scribonius Curio）表示不愿穿过多瑙河对岸的黑暗森林，也许因为他代表着一个有秩序而无敌的文明，面对各式各样民族和文化的多重交迭，隐约感觉厌恶，那种彼此混合、无从分辨的交错，即使今天在塞维林堡的出土文物亦可为证。我到水力发电厂一游，夹在一群来上户外课程的学生中间。电厂有着难以撼动的宏伟壮观，带着一种好大喜功的恐吓暗示。我们看的纪录片介绍电厂兴建的过程，看到巨大的石块倾置水流之中，河水被劈开，大卡车的巨轮不可抗拒地滚滚前进。我们虽然习惯了不断批评开发的观念，也担忧生态平衡受影响，但五年计划的魄力、这些理性化和科技战胜大自然的影片，依然使我们惊讶，不由得猜想，现在受到水泥控制的河水，真的已被驯服了吗，或者它只是暂时受压抑，正顽强思索着复仇之计？

但这史诗般的成就确实有其伟大和客观的诗性，令人想起罗马水道，帖木儿穿山而过的道路，或英国作家吉卜林的大象，但我们看不到那诗性，因为我们对于自身文化中的科技普遍怀有极度的反感，这当然也是可以理解的态度。或许我们应该不以进步的修辞或任何启示录的恐怖意义来看待这些现代的金字塔，而分别给予公正评价，如吉卜林在《造桥者》（Bridge-Builders）中给予英国工程师和印度神祇同等的重要性，赞美“进步”所成就的丰功伟业，但也不时提醒其限制。影片精彩而深刻，但不乏暗藏某种为政权所用的修辞。不过这却被参观的学童给抵消了，虽然女老师用好听的声音耐着性子管教着，学童们还是在大厅暗角玩着烟火，你推我挤，这景况又大致在工程的庄严和生命的鲁莽之间重新建立起平衡。如果没有那些小朋友的调皮喧哗，我可能不会那么欣赏这巨大的工程。

我们搭巴士到靠近保加利亚边界的克拉多沃。对于一个准备不全的西方人来说，此后的地理愈来愈模糊。费利克斯·哈特劳勃（Felix Hartlaub）这位德国作家在“暴风眼”写了很精彩的笔记，“暴风眼”指的是纳粹国防军的特种突击部队。他说，在他心目中，过了贝尔格莱德，就开始有一阵无形无状的雾气，模糊地笼罩在他所在的巴尔干土地上，以致他搞不清自己究竟身在何处。我也是，在克拉多沃等巴士的时候，不知道自己在哪里。

第八章　可疑的地图（保加利亚的多瑙河世界）

1.“他们看不起土耳其人”

一八六〇年法国科学家兼探险家纪尧姆·勒尚（Guillaume Lejean）溯白尼罗河而上直到冈多科罗[237]，也到了蓝尼罗河，（根据百科全书）他为这些河流绘制了第一份可靠的地图。但在一八五七年到一八七〇年之间，他也在巴尔干半岛旅行，筹制四十九大页之多的地图绘制材料，完成了其中的二十页，包含所有细节。他的一位朋友兼同行，维也纳人费利克斯·菲利普·康尼兹（Felix Philipp Kanitz）于一八七五年到保加利亚旅行，却遗憾地表示该国部分的地图不精确又不可靠；至于多瑙河附近的地方，地图上有标示的并不存在，存在的却没有标示。他同意基培特教授的说法，保加利亚是东欧最鲜为人知的国家。其他的地图绘制者常会捏造一些城镇或加以移动，差别好几百公里。制作出来的地图河道偏移，还任意添加支流，无中生有。康尼兹校正了勒尚值得称道的地图，这些地图精确度不比尼罗河地图，于是他说保加利亚是“完全不为人知的国度”。多瑙河比尼罗河不为人知，而对于居住在多瑙河下游的民族，知道的一定又比南太平洋诸岛还要少，贺尔托教授如此坚称。

地图绘制无疑有了些许进步，但东欧的所有国家中，保加利亚仍然是最不为人知，一个鲜少有人涉足的地方，之所以成为注目的焦点，通常是为了一些不大可能、无法证实的阴谋伎俩，对轰动的谋反事件进行的想象审判，大屠杀的指控（和否认）等，土耳其少数民族发言人受访的内容，根据西方媒体，这少数民族被杀害到剩下一人。西方的共产主义者如果听到某个人——特别是当此人非党员时——到过保加利亚，马上会表现出一种冷漠、嘲讽的怜悯态度，如果此人之后还保有正面形象，他们就要啧啧称奇了。

保加利亚人热衷于强调事物的正面部分，而他们的友善好客、尽其所能地表示慷慨热情，也是一种充满欢庆气氛的教导，历史、文学和文化里的一堂课，要让外国人了解他们的国家以及对国家的爱。我们的翻译员柯坦卡是个活泼、快乐的女孩，喜欢rakia，当地所产的一种极佳的烈酒，也喜欢晨间短暂的时光。她生动地解释了她的国家的伟大之处，和善又不容抗拒地要她的客人去证实每一个细节，像要你珍惜美好一天的人的那种率真和热切。

旅人对于这种毫无保留的对国家的爱不太习惯。几乎在每个地方，每个人都会展现出某种程度的怀疑。自嘲，不管动机如何，有理或没理，都不是西方衰败文化中所特有的。即使在匈牙利或罗马尼亚，代表官方体制的那些人都觉得应该表现一点异议者的味道。除开具体的政治或社会动机，无论地域，反对，首先就是面对普遍的现实所表示的异议态度。但从五一劳动节的游行预演，到拥挤且储物丰富的餐厅或报摊，保加利亚都凸显出一种生气蓬勃的史诗气象，如同受到监督的新兵，虽然准备大闹宿舍，但对兵营和国旗都充满诚挚的认同。

在维丁，柯坦卡花好长时间详述巴巴·威达（Baba Vida）的古老城堡。它首先为罗马人所有，后来由保加利亚人占领，最后属土耳其人。但她不太了解来客对奥斯玛·帕斯万托格鲁（Osman Pazvantoglu）清真寺所展现的高度兴趣，这座清真寺的顶端不是新月符号，而是一个心形标志。十八世纪末十九世纪初，奥斯玛，位高权重的维丁总督，将这个城市变得前所未有的辉煌，但也更为现代而欧化；他反叛苏丹塞利姆三世，用他个人的符号取代新月旗，那是一个心形图案。发生在一九六六年的那场叛乱也是一个矛盾，索非亚小说家维拉·穆塔夫齐华（Vera Mutaf ieva）的小说《动荡年代纪事》（Chronicleofa Restless Time）就以此为背景。奥斯玛帕夏对推动许多进步改革的开明苏丹发动叛变，自封为土耳其禁卫队的首领，一个被塞利姆三世解散的组织，他本人却不是一个固步自封的保守者，他号召基督徒服役，号召被奥斯曼帝国压迫的保加利亚农民，还有盗匪之徒组成的卡寨利（Kardz lij），不论在传说或现实里，这些人都会视情况所需变成反抗土耳其的游击战士。

奥斯曼土耳其的这位异议者一点也没让柯坦卡动容，她证实了诗人拉玛丁的观察，一八三三年诗人在迷人的普罗夫迪夫[238]停留，此城也住了土耳其人、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他说保加尔人[239]“轻视也厌恶土耳其人”，这种情绪依然强烈，而怨恨犹新。保加利亚不吹嘘社会主义的建立是国家的再生，或说复兴，而保加利亚和苏俄的兄弟情谊最主要则是建立在十九世纪共同对抗土耳其人、争取解放的斗争历史基础上的。

每个战场和每段轶事皆以充满热情的方式叙述出来，巨细靡遗。亲切、博学、热忱的女孩向小学童解释普列文[240]围城之战时每个壕沟阵地、每场攻击的情形，围城的状况在环形全景剧场中重现。高踞季普卡高地的纪念碑即在纪念这场决定性战役，纪念碑前总是放有新摘的花，就像在莫哈奇。世纪末的城市图画上简单而数量众多的清真寺和光塔，几乎不复见；人们匆匆行过的残破废墟，或那不真实、孤立的形状，证实了波斯可维契的观感，这位创立了布雷拉天文台的拉古萨天文学家兼数学家，早在一七六二年就因为看到奥斯曼帝国的遗迹已荒废至此而大感震惊。

根据可以计算的数目，保加利亚大约有七十万土耳其人，虽然官方否认他们的存在。据官方说法，他们是“伊斯兰化的保加尔人”，过去常被称为“泼马客”（Pomak）——现在已被迫采用保加利亚文的名字。《索非亚新闻报》（Nouvellesde Sofia）每天会刊出土耳其人（或应该叫“泼马客”）的访谈，根据国际特赦组织或安卡拉报纸的报道，这些人多已神秘失踪了，但是保加利亚当局却说他们活得好好的。今天轮到达米安·克里斯托弗（Damjan Christov），安东诺沃一个汽车和拖拉机站的监督，他满面笑容地回答有关其失踪的问题。

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五百年的统治必定是一段可怕的日子，烧杀劫掠、大斩人头，坐享掠夺来的成果。保存在索非亚的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地下室的辉煌圣像就足以告诉我们，土耳其人在十四世纪末所侵扰的是多么崇高而宏伟的文明，之后这文明又使之淹没了五百年之久。十九世纪，试图振兴往昔文明之前，保加利亚人必须记起它们还存在，重新发现并取得自己原有的认同，就像阿普利洛夫[241]，他原本以为自己是希腊人（由于与奥斯曼土耳其结盟的希腊教会所采取的文化上去国籍手段的影响），是在读了《保加尔人今昔》（Bulgarsof Yesterdayand Today）之后，才恍然大悟自己是保加尔人。该书出版于一八二九年，由乌克兰学者韦涅林（Yuriy Venelin）所写。书籍在保加利亚认同的形成上地位重要，由基连达的派伊西修士（Paisyof Khilendar）于一七六二年撰写的《斯拉夫保加利亚史》（Slaveno-Bulgarian History），后来的人不断以手抄写，这本书标示着在数世纪的沉默之后，保加利亚认同的再度出现。

被压抑的保加尔人长达好几世纪的反抗，对一个文明而言是极其不凡的证明。但每一个文明都会记得被他人压迫而被迫臣服的暴力，如果土耳其人在保加利亚横施暴逆，比如一八七六年的巴塔克大屠杀，可想而知他们在自己辖地的其他地方也不会太手软。为什么一旦过了这个边界，怨恨就好像持续得更久？原因当然不在于保加利亚人的脾性，他们是慷慨而好客的民族。柯坦卡解决了这个问题，她说土耳其人不存在于保加利亚，因此也没有所谓逐渐减少或受压迫的少数民族。相关者的意见不算数。罗多彼的史诗诗人，作家安东·唐契甫[242]说到他曾经和住在舒门附近的一位官员争辩，因为这家伙坚称自己是土耳其人，而根据唐契甫的说法，他有文件证明自己是成吉思汗的后裔。这里好像不知道有民族和公民权的区别。住在保加利亚的人就是保加尔人，就是这样。我举此地人十分崇拜的苏联为例，说它就是在单一国家内有许多不同民族共存，此时我们美丽的柯坦卡一言不发，但也丝毫没有被说服的样子。

2.一个黑盗客的自传

贝洛格拉奇克高耸的崖巅和自古老的罗马石造工程中拔地而起的土耳其城堡很难分辨。他们赫然耸立，如一只孤立暗伏的猛禽俯瞰大地——巴尔干恶劣、忧郁的景色，总会感动多愁善感的旅人，那是不可侵犯的背景，是卡寨利和黑盗客横行的地方。整个巴尔干半岛都是反叛者黑盗客的舞台，匈牙利、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的歌谣和故事中都有他们的踪影，但他们真正的故乡可能是保加利亚，在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的好几个世纪中，实际上就等于是民族自由与独立的火炬。首屈一指的民族复兴作家卡拉非洛夫（Lyuben Karavelov），以及革命诗人烈士，保加利亚的民族诗人赫利斯多·波特夫（Khristo Botev），都在作品中对黑盗客大加赞颂。在泼马客的冷漠和佐巴基人（orbadž，未成为伊斯兰教徒，但却对土耳其统治抱有好感的富裕民族）的敌意的环伺之下，半为爱国者、半为盗匪的黑盗客便起而与土耳其人斗争——不过，他们和土耳其人有时候却极其相似。他们是永远的游击战士，称霸山谷沟壑。乡间吟游诗人、编年史家和旅人，都认为他们既凶狠，又很难对付，奉命加以逮捕的土耳其警察、非正规军骑兵以及所谓的“阿诺军”——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统治下服役的阿尔巴尼亚人——都无功而返。

格奥格·罗森（Georg Rosen）写了关于黑盗客的书，也翻译其通俗诗歌，但他怀疑黑盗客不间断的游击战实际上是捍卫了保加利亚民族，还是阻碍了经济发展、贸易和工业。潘那尤·希多夫（Panajot Hitov）可能是这群爱国的亡命之徒当中最有意思的人；通过他以生猛活力所书写的自传，我们对黑盗客反抗奥斯曼帝国专制统治的行径以及他们对保加利亚解放的贡献，才有了比较适当的了解。

他的巴尔干出身让黑盗客仿佛别具一格，也带点混乱和野蛮，但这纯粹是一种刻板印象。“巴尔干”是带有侮辱意味的形容词。阿拉法特就曾经指责叙利亚意图“将黎巴嫩和整个中东地区巴尔干化”。任何人如果看过塞拉耶佛的街道、那如镜般闪烁耀眼的集市，看过索非亚的整洁有序，然后将之与被列为文明楷模的城市或国家相比较，就会把“巴尔干”这个词当做是一种赞美，如同一般人说到“斯堪的纳维亚”一样。

3.多瑙河的手稿

保加利亚真正的第一位现代诗人，佩科·斯拉菲可夫[243]，就是在维丁落入水中，将许多手稿遗失在一条名为齐巴尔（Cib r）的小河。其他诗作则不幸遭多瑙河夺去，就像献予无常与遗忘的仁慈之神，似乎每一部与河流相关的文学作品都应祭献自身于多瑙河，从纽维克洛夫斯基的皇皇巨著到其模仿者的成果皆然。斯拉菲可夫大方挥霍其生命和作品，他在季卡（Šika）战斗，最后陷狱伊斯坦布尔；他赞美他的国家、爱与失落。手稿落入多瑙河旋涡中这样洒脱的消失，见证了他无所吝惜的豪情。如果他的儿子潘秋[244]，一位尼采式的诗人，也是生命的诗人，所写的那些让所有人在后面紧追不舍的关于未来的诗篇也落水的话，这其中的反讽就更完满了。

在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末期及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才取得某种程度的地图身份，过去他不只是欧洲的一个偏远外省，更是响应着伟大文化酵素的声音，那是连欧洲至今都未能经受的文化之声：尼采、施蒂纳、易卜生、斯特林堡，当代思想和感觉的伟大先锋之声，他们撕开一个又一个现实的面具，移除一个又一个的立足之处，追求生命的本真，发现其无所著的实相。由于比别的国家更晚重新意识到国族性，保加利亚同时生活在各种时期当中。根据杨娜·马可娃（Yana Markova），尤斯·奥图（Jus Autor）文艺社的主管也是文化事业的权威的说法，即使在一九四五年之后，保加利亚还是有村镇从没看过戏剧表演；就如伊万·瓦梭夫[245]的《枷锁》（Underthe Yoke）著名的最后一章所述，生平第一次观看某出爱国戏剧的庄稼人，对于演出英雄知识分子，后被土耳其人吊死的列夫斯基的主角盛大款待，却没有给演出邪恶帕夏的演员好脸色看。这部小说出版于一八八九年，是保加利亚最杰出的“民族小说”。如果我们观察这个国家在过去四十年所取得的进步、繁荣以及教育的普及，我们很难不钦佩为这些大幅进步领路的社会主义。

但保加利亚不懂戏剧，对于一个受过伊斯兰教统治的土地，一个诞生许多不安的托尔斯泰式或尼采式知识分子的国家，这是可以想见的。艾米里安·史丹涅夫（Emilyan Stanev）写作于一九五八年到一九六四年间的小说《伊万·巩达雷夫》（Ivan Kondarev）就对这些知识分子做过描写。史丹涅夫在他关于鲍格米勒教派[246]的小说中带入尼采的概念，追求生命而无视道德的伦理严密性；这是对于宗教纯粹性的追寻，拒斥任何提供安慰的教条中介，终至凝视着深不可测的生命之河，在试图把握住生命之纯粹、非关道德的流动时，它却如水穿流指尖，流过善恶之界而消失无痕。

柯坦卡就像每个生龙活虎的人，对于生活的乡愁简直毫无感觉。她对自己的国家十分骄傲，干了好几杯拉基亚烈酒之后依然面不改色，叫人羡慕。也许她那蓬勃的生气，借用瓦梭夫的话来说，是奥斯曼土耳其人统治下的遗产。瓦梭夫是反抗土耳其人统治的声音。在其保加利亚史诗小说中，瓦梭夫写道，压迫特别使人们快乐；因为当政治领域关闭时，社会便会在带来立即快感的事物中寻找安慰，树底下的豪饮、爱情、繁殖都是。“被奴役的人自有其与生命和解的哲学。”这就是伟大的瓦梭夫，保加利亚人视他为守护神，而他的文字却大可能使这个国家的任何掌权者尴尬不已。但是保加利亚今天最让人着迷的部分也是与生命的和解——是因为另外一个不同的统治枷锁吗？

4.鞑靼人和切尔卡西亚人

在奥斯玛·帕斯万托格鲁反叛旗帜下供职者，也有一位鞑靼苏丹，后来被锡利斯特拉的帕夏所打败。千年的岁月中，多瑙河岸接收了一波又一波各式各样的迁徙民族，而维丁是历史的死胡同。有拉古萨人、阿尔巴尼亚人、库尔德族流亡者、来自黎巴嫩的德鲁士族（康尼兹忆道，他曾经看到他们像猛禽一样被关在笼子里）、吉卜赛人、希腊人、亚美尼亚人、西班牙犹太人，特别是鞑靼人和切尔卡西亚人[247]，鞑靼人比较早到，但更多是在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移入，那是一个或可称为民族交换的时期。许多亲俄罗斯的保加利亚家族因为俄国和土耳其交战不断而迁移至比萨拉比亚和克里米亚地区，而土耳其统治者接收了许多不愿受沙皇统治的鞑靼人和切尔卡西亚人，并将他们迁移到保加利亚（特别是在一八六一年到一八六二年间），这样的漫长迁移对于新来者和为他们腾出空间的保加利亚人而言都是悲剧。

在广为接受的形象中，鞑靼人温和、勤奋、彬彬有礼，即使保加利亚人和亲保加利亚的旅人都这么认为；但切尔卡西亚人却是粗鲁的土匪、盗马者，无所事事，只会当土耳其人凶狠的看门狗。瓦梭夫的一个短篇里，开枪射杀克利斯多·波特夫这位保加利亚反抗运动的诗人殉难者，就是切尔卡西亚人札姆巴拉萨特（Džambalazat），黝黑可怕，一如中古骑士故事里的异教战士。切尔卡西亚女人出了名的美貌，亲保加利亚者并不否认，但那美丽却是出于一种挑衅而几近贬抑的淫荡，隐匿在污秽废物堆中野蛮而霸道的身体。

保加利亚人出走克里米亚而切尔卡西亚人迁入保加利亚，这双向流动的双重放逐，是一首关于征服之虚幻的叙事曲。切尔卡西亚人定居在保加利亚村落，以洗劫强夺在各地散布恐怖之时，同时经历了一场触痛欧洲心灵的悲剧——这悲剧几年之后再度上演，即一八七六年土耳其人对布加尔人的大屠杀。切尔卡西亚人出亡高加索，和他们与俄国人的战争有关。战争由夏米尔领军，托尔斯泰在他写于晚年的经典中篇，《哈吉穆拉特》（Hadji-Murad）对此人有过描绘，在这部作品中，托尔斯泰本能的诗意压倒了自己执意放弃诗的决心。切尔卡西亚人在特拉布宗或在萨姆松[248]登船，卫生状况极其骇人，人畜死尸成堆共处，饥饿病痛侵袭，传染病又带来灭绝和死亡，人数骤降到可怕的地步。一八六四年九月在萨姆松，共有六万个生还的难民以及五万个死者，运送他们离开的船，船尾留下一路抛入水中的尸体。

当他们到达划派给他们的多瑙河畔地，特别是洛姆周围的地区，切尔卡西亚人的族长埋葬了那些没被当做垃圾扔掉的死者，希望借此占有这块收留了亡故凡躯的地方。在那块土地上，他们插下军刀，根据古老习俗，相信这样会延续古有传统，事实上，他们这是在肯定其民族情结的终结。这个高加索民族传说中曾经享有的自由，却因为可悲的官方程序而终结了，所谓的官方程序在劳工介绍所把高加索的造反者变成了一群困惑的群众。

支持切尔卡西亚人之道义的委员会在伦敦成立，抗议的信息传达给俄国人，而切尔卡西亚人的族长则出现在惠廷顿社[249]，供社员发挥怜悯，并满足其对异国情调的好奇。他们的悲剧却大于英国人道主义者所能理解的，不只因为被俄国人驱逐，更因为他们（相信这是自己的选择）所进行的迁移，也很像是凯旋行军到另一个被征服的土地，一块由苏丹国王提供给他们的土地。大约十年之后，对于切尔卡西亚人问题采取反俄国、反土耳其立场的伦敦俱乐部开始抗议了——事实上整个欧洲皆然——抗议土耳其人对保加利亚反抗者的大屠杀。康尼兹写道，一趟保加利亚的游历，里程碑就是消逝之民族的古坟。

5.阿根特·罗耶斯可

切尔卡西亚人的领地在靠近洛姆的地方沿多瑙河形成一块狭长地带。在洛姆小镇中有一个帝国多瑙河汽船航运公司的分支行政机构，主管是阿根特·罗耶斯可（Agent Rojesko）；为了不让他的房子飘入病人和尸体的恶臭，一连几个礼拜紧紧关闭面对多瑙河的窗户，当时载满感染伤寒的切尔卡西亚人的船只正陆续抵达。纪录、报道，还有旅行者的证词，都说罗耶斯可不眠不休地工作，勇敢地预防并遏阻传染，帮助难民张罗食物和落脚之地，提供药物和工作机会。

沿着河，在这些地图绘制呈现上还不是很确定的地区，会碰到许多下述人物：商人、领事、医生和冒险者，他们是法律与命令的前哨或先锋，不过一旦被迫稍微往前一点，就会被混乱所吞噬。传奇的罗耶斯如此，他结合了奥地利官员的精确性格和一个失败的探险者的进取精神；巴洛齐医生如此，他奉命来到载了满船切尔卡西亚人离开萨姆森的船舰上；“西班牙人”（其实是西班牙裔的犹太人）亚历山大·泰德希（Alexander Tedeschi）也是如此，他最后在瓦尔纳[250]任奥匈帝国和法国的领事。之后还有“洛伊德·特利斯提诺（Lloyd Triestino）号”的官员和军官，以及邪恶的圣克莱尔，一位英国前上校，后来以“沉船者”之名变成小小的地方总督，和保加利亚人为敌而与土耳其人和盗匪亲善——有点像康拉德《黑暗之心》里的库尔兹、变成国王的吉卜林角色，以及阿拉伯的劳伦斯三者的混合。一旦工作或任期结束，这些人就不见了，有如上岸后便消失在群众之间的水手，除了在某个行政机关的卷宗里，一概不留痕迹。

6.波浪与海洋

保加利亚所受的磨难，远比这些别具特色的巴尔干高加索混合更为久远，具有迥然不同的神秘深度。事实上，它是根植于东南欧农业文明和入侵之大草原游牧民族的古老遭遇。保加利亚是大斯拉夫的主要核心之一，事实上西里尔和梅妥狄乌斯两兄弟便是在此地区创造了一种新的语言，所谓的旧教会斯拉夫语。原始保加尔人来自亚洲中部阿尔泰山，于七世纪由阿斯巴鲁汗（Asparuh Khan）率领越渡多瑙河，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帝国，数次与拜占庭帝国交手都是势均力敌，但保加尔人却逐渐被早到一个世纪而被保加尔人所征服的斯拉夫人吸收。保加尔人和被征服者融合，接纳他们的语言，被斯拉夫文明强大的同化力和凝聚力所吸引。斯拉夫文明在开始的时候有时好像是把扩张的领导权委托给其他民族，譬如阿瓦尔人以胜利的征服者之姿受托进行斯拉夫化，却很快消失了，因为他们推动的是斯拉夫文化而不是自己的文化。

但比这股不断浮出的斯拉夫潜流更深远的是色雷斯人[251]的元素，形成整个喀尔巴阡—多瑙—巴尔干文化之底层的广大民族社群。安东·唐契甫写过关于其国家起源的史诗性神秘叙事作品，带着包容土耳其传统的敬意，说到色雷斯人如海洋，来自里海和亚速海的乌诺共都里（Unogonduri）和欧诺古里（Onoguri）部落的原始保加尔人，是翻腾搅动原始海洋的波浪，而斯拉夫人是土地，是捏造泥土、为土地塑形的有耐心的手。现代保加尔人便兼容了这三个元素。

回到起源之作为，尼采认为其实无足轻重，但对保加利亚文化而言却很平常，而且是在真实情感和狡猾戏弄之间来回摆荡。有着真正原始的保加尔人容貌者，今天会是理所当然的赞美对象。一百年前，勒斯勒尔教授却深信原始保加尔人乃源自萨摩耶人[252]。不论如何，“素朴”画家兹拉修·博亚杰夫[253]确实生动掌握了一种特殊的保加尔人容貌，就在他所画的高大忧郁的猎人身上，在那专注而魁梧的喀拉卡阡（Kharakachan）游牧民族，倚着牧杖犹如牧羊人之君。

保加利亚文学一直充满史诗特征，一九五六年，斯大林主义强调的纪念碑式史诗风格才开始崩溃。季米特洛夫[254]在一九四五年五月十四日发函作家协会，指定文学要负起引导和教化的责任。季米特洛夫死后保存的遗体以亚细亚的崇礼仪式展示于索非亚，如同斯大林的遗体在莫斯科。季米特洛夫发给作者协会的信函目的在于将该国文学的整体导入单一局面。如今局势已变，保加利亚未曾经历“布拉格之春”或“匈牙利之秋”——至少未正式经历过——对所谓异议者或修正主义一无所知，但是一九五六年四月党大会（Plenumof April）、一九六九年日夫科夫[255]对索非亚年轻人的演说，以及一九七一年的党大会，是深远改变了文学状况的几个比较重要的事件。今天，有了伊斐洛·佩特罗夫（Ivailo Petrov），保加利亚小说甚至发挥善意的幽默，轻讽了官方的乐观主义，比如他一篇充满喜感的小说《共和国最佳市民》（The Best Citizeninthe Republic），故事是关于一个正经的家伙，为了领一个准备颁赠给他的过誉嘉奖却被官僚程序和相关的繁琐手续折磨得焦头烂额。我在想那可怜的安佐叔叔，被排山倒海而来的嘉奖和随之而来的义务所拖累而不知所措，他是否也是原始保加尔人的后代。

7.马其顿问题

长久以来，一如血腥的史页和激昂的文学所见证，保加利亚一直宣称拥有马其顿，不论在政治或种族方面。马其顿问题或许可以欧梅利奇（Omeri）先生的故事来总结，这是亚当·汪德鲁希卡告诉我的。欧梅利奇这个名字是在南斯拉夫统治下时的称呼，第二次世界大战被保加利亚占领时改称Omerov，马其顿共和国成立（为南斯拉夫联邦的一部分）之后又变成Omerski。他的原名Omer则是土耳其姓氏。

8.绿色保加利亚

科兹洛杜伊，一八七六年，克利斯多·波特夫就是在这里攻占了沿多瑙河而上的“拉戴茨基号”，与两百人在保加利亚登陆，揭竿起义，战斗时却立即落败，当时他二十八岁。这位浪漫的革命诗人在诗中邀人于日暮时分倾听巴尔干人吟唱一首黑盗客歌谣。他梦想一场国家和社会的解放，巴尔干半岛所有民族结为兄弟之邦，而全人类的宗教得以形成。在他的思路里，革命阶级就是农民。这符合保加利亚农民民粹主义的民主传统，比邻近受大庄园制度压迫的国家更广为流传。

保加利亚农民运动的性质一直是开放而进步的，我们从其伟大领袖史坦波利斯基[256]身上便可以看出。它没有我们在其他“绿色”运动中看到的倒退或法西斯色彩，比如罗马尼亚军人寇德列阿努[257]所设想的“绿人”。保加利亚进步的知识分子大多出身乡村教师。隐匿树林之间的小镇波兹炎契（Bozjen i），一个不受污染甚少改变的地方，便可使我们多少认识这谦卑、宁静、没有古老野蛮暴行的农村侧面。日夫科夫出生的房子也带有这种特色，素朴生活的小小空间却诞生了革命领导的天赋。不过不要对这理想田园风光产生任何过度的幻想，我们得记住康尼兹说过的话……看到被辛劳农事压得变样的妇女，很难想象一个二十岁的妇人还是十七岁少女时的模样。

9.切尔卡斯基的故事

所有地方的农村文化都在消失当中，即使是保加利亚，不过在这里有一位诗人，援引最后片刻的神话想象，描绘了农村文化之消失于时间的深渊，召唤出反讽的魔法，仅此便足以引人想象消亡的过程。约丹·拉迪奇可夫（Jordan Radi kov），年六十，他本人就属于农村世界，而这个农村世界在他的故事里幻化成童话想象的村庄切尔卡斯基（erkazki）。切尔卡斯基为雪所覆盖，地上有猪鸡，地位不下村里的男男女女，魔鬼埋伏在最出人意料的地方，雪橇会自己发动，枪会自行发射，松鸦和玉米穗轴同市长或猎场看守人一样有话要说；还有一个被监禁的气球，随风旋转，它对所有居民包括警察展开了斗争。

切尔卡斯基的吟游诗人是纯正的口述传统之声。他所叙述的那些丰富奇妙而荒谬的事件，是在小酒馆里口耳相传的故事，是编来不停地漫谈生活，而不是马上要变成历史的，是十足的谎言，每个人都会告诉他的朋友，最后连自己也相信了。只要神话故事一直讲下去，生活就可以继续。切尔卡斯基的故事隐藏在民家和日常工具之中，插在劈柴圆木里的斧头，井里的水桶，就是这些东西在窃窃私语，让故事不断流传。

拉迪奇可夫在他索非亚的家中写着冬日，写着动物，写着结冰的多瑙河和差他去用小斧头破冰、取回一点水的父亲。他也写童年的吉卜赛人和土耳其人，而帮我们做口译的柯坦卡加了一句，这是一个诗的特权的例子，因为保加利亚没有土耳其人，只有保加利亚人。拉迪奇可夫是寒冷、雪、冬日见证者的诗人。他是个善用反讽的作家，把世界变成一个肥皂泡泡；但也是乐天的农稼人，立足于他所叙述的完整史诗世界，润饰结局，修整后果；他熟知死亡，也懂得聆听所有生物的声音，如屋顶上的鹳鸟，梁木里的蛀虫。

拉迪奇可夫是当今保加利亚最负盛名的作家。他追寻深藏在寻常率真性格里的智慧，掩盖于看似愚蠢背后的聪慧，伪装成纯朴无知和乖戾固执的诗意狂狷，假扮为桑丘的堂吉诃德。他抒写冬日冰寒的多瑙河，如一些泉水上的冰有着奇妙形状；他是巫师，解放禁锢于那冰中的角色和故事。他告诉我，以前他的父亲总是会拿着一把探测杖去寻宝，每天傍晚他会和朋友聚在一起计划隔日的探勘。告别的时候不免有点感伤，我在门口问他，究竟他父亲有没有发现过宝藏。没有，他回答，眼皮眨都不眨。

10.撒旦创造的世界

艾斯库斯教堂壁上刻有文字，告诫大家要诅咒异教徒。艾斯库斯位于多瑙河附近，现在称为吉根。刻文的时间大概早于十一世纪。诅咒对象毫无疑问是鲍格米勒教派，一二一一年沙皇的宗教会议谕令对鲍格米勒教徒发出了一系列驱逐宣告。鲍格米勒教派于公元十世纪起源于保加利亚，十四世纪已经广泛流传于整个巴尔干半岛。他们是洁修教徒[258]和阿尔比教徒[259]的同道，也同样遭到残酷屠杀以及火刑对待。他们宣称上帝创造了精神和天神的世界，但可感知且短暂易逝之表象所属的地上世界，却是撒旦这个魔鬼所为。鲍格米勒教派继承了摩尼教和诺斯替教派的二元论，后两者甚至是维吾尔人之亚细亚帝国的官方宗教，也经常和类似的异教徒，如使徒保罗信徒和弥赛亚信徒混淆，鲍格米勒教徒想象世界是由刚愎自用的神所创造，以此解释邪恶和悲伤在善恶斗争中屡屡获胜的结果。撒旦——堕落的天使，有些人甚至认为它是上帝的一个儿子，是耶稣邪恶的兄长——是宇宙创造者，邪恶不义之造物的主宰，是世界的“管家”，至世界终了皆为善神之敌，又或根据最激进的二元论者的看法，它不休地与善神作对。整个现实都服从撒旦；服从它的旨意而繁衍、延续生命，如诺亚之所为，因此也变成使邪恶长存的共犯。摩西和《旧约》的先知亦然，而《旧约》是一部荣耀和暴力的书。世上每个王公和有权势的人都是邪恶的仆役，耶路撒冷是邪魔的，而施洗者约翰也是黑暗的使者：亚历山大·涅夫斯基教堂地下室的圣像中，他毛发耸立，因邪恶的力道颤动着，愤懑的表情好似个幸灾乐祸的人。

造物的苦难和死亡，让鲍格米勒教徒提出的问题不可能弃置历史的档案堆里便作罢，他们问谁应该为生灵所遭受的不义暴行负责。反抗邪恶也是抗议不公不义，鲍格米勒教徒为受到压迫的农民发声，宣道反对社会阶级的划分，反对世间的侯王。艾米扬·史丹涅夫有两部小说描绘了鲍格米勒教徒所处的纷扰骚动的保加利亚，一本是出版于一九六八年的《普烈斯拉夫亲王西宾的传奇》（The Legendof Sibin, Princeof Preslav），一本是两年后出版的《反基督》（The Anti-Christ），不仅提供了历史的全貌，也是一则寓言，侧写人类追求真理的渴望所释放出来的种种疑问和混乱无序。西宾亲王不只经历了异端和迫害异端所造成的政治动荡，也经验了精神的冲突，被善恶的混合、创造力与毁灭力的并存，以及无法分辨两者的困境所撕裂。

自然的光辉将心灵提升到宗教的永恒意义，不过也许就是撒旦把树木弄得飒飒作响，在其间吹入生命之力。破坏原则否定最高的神性造物，但连这种否定，对于造物过程和道德生命本身都是必要的，因此也可能是善的、神授的，即使这种直觉可能转而成为撒旦的诱惑，为了使人腾达，让他们看到世界大轮的转动。善与恶是万物运行的杠杆。异教徒的殉道，杀害他们的那些人的愤怒，一切似乎都是必要的。

史丹涅夫描绘了一个人的沮丧，因为他能明察万物中真伪的混合，在受伤临死的雄鹿眼睛里，在感官享乐中，在禁欲中，在每一次尝试理解并接受暧昧的企图中。混乱无序使人心沸腾，异教徒众怒怨，酝酿了社会暴动，制造出更多对立的异端，致使人们同时在纯洁和堕落中寻找上帝。对绝对真理的追求焚毁了每一种真理，更吊诡地变成万事万物同一均等，无所差别，而对于纯洁的渴求和从罪恶中解放的需求，最后却落得狂欢纵欲的乏味。追逐本质的生命却变成不断否定生命的所有面貌，适得其反。

史丹涅夫以尼采式的感性处理鲍格米勒教徒的戏剧，也使他得以写出关于动物的奇妙故事。在临死的雄鹿眼睛背后，基督徒的良知试图破解悲痛和罪恶的秘密，在这永无终止或答案的追寻中受折磨的灵魂。被卷入这疑问旋涡的西宾，有时便对原始保加尔人之神唐格拉——那话语简洁、漠然超脱的神祇——充满向往之情，天宇覆盖着大草原，覆盖众生万物，任其所然，心灵精神无所苦恼或困惑。

“异教的刺藤”到处蔓生，生长，又被连根清除，在塞尔维亚如此，在波斯尼亚、俄罗斯以及西方皆如此，但保加利亚是异教徒土地之最，“被诅咒的保加尔人”的土地。柯坦卡对此甚感骄傲，但也有点懊恼。保加利亚将这个重要的宗教运动传遍全欧，这伟大的历史角色正称了它的爱国心，但是也和另外一种说法甚相矛盾，那就是，“我们保加尔人从来不是无神论者”。

11.哥特人的《圣经》

尼科波利斯，就在这多瑙河畔小镇（如今已变成一个小村庄）附近，苏丹巴耶塞特在一三九六年歼灭了一支由匈牙利国王希吉斯蒙率领的基督教军队。当时的编年史家和旅行者，有巴伐利亚的马可·波罗之称的施尔特贝格[260]，主要都强调法国骑兵如何忽略一切战略规划，以轻蔑的高雅姿态浩浩荡荡一头栽到失败当中。在尼科波利斯所在之区，有一群哥特人在大约一千年以前来此定居。其中有位乌菲拉主教，他将《圣经》译为哥特文，标示着德语文学的肇始。于是，这河岸两边不管还有没有德人的踪迹，就某种意义而言却是德意志特性的开端，由此迈向西方，而西方过了几个世纪之后却转而朝向东方，如河之逆流，最后，东方在其他划时代迁徙的压力下撤回原路线，再度西进。

12.鲁塞

根据埃利亚斯·卡内蒂所说，在鲁塞（或者卡内蒂所称的“鲁什克”），世界的其他地方都叫欧洲，如果有人要沿多瑙河上行到维也纳，人家就说他要去欧洲。但是老实说，鲁塞是很“欧洲”的地方，可以说是维也纳的小翻版，十九世纪商家的黄赭色调，开阔迷人的公园，世纪末建筑的折衷主义，加上人像柱和其他装饰的繁复缀饰，以及新古典主义后期的对称性。在那里会觉得很自在，踏实勤奋的中欧氛围，带着港市悠久而精彩的繁荣样貌和重工业的沉重印象。沿街而行，或在广场逗留，会乍见维也纳或阜姆的转角，多瑙河风格的统一性让人放心。

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年代以前，有“小布加勒斯特”之称的鲁塞港一直是保加利亚最富裕的城市，也是该国第一座银行的所在地。土耳其总督米德哈特帕夏整修了这座城市并加以现代化，建造旅馆，引进铁道，根据他曾经亲自会见的豪斯曼在巴黎所采用的原则，将街道拓宽。一对姓埃利亚斯的意大利姐妹（父亲是拉萨尔制帽公司的代理人）就在一九二〇年之前不久出生于鲁塞，她们都还记得冬日积雪有房子那么高，夏天就到多瑙河里戏水，记得“泰特凡”土耳其糕饼店、阿斯特吕克夫妇创办的法国学校、每天早晨背负优格和河鱼的农夫，还有卡尔·柯提斯的摄影工作室“巴黎写真馆”，她们就是在那里拍班级照片的。也记得不要露白。

不过在十九世纪末，这个城市不那么受到限制。代表欧洲各国的领事和各种不同国家的商人让晚间生活多姿多彩。在这样一个夜晚，有个希腊玉米商赌博把钱都输光了，更输掉了他靠近多瑙河的新古典主义宅邸，还有自己的妻子。九月九日广场的街角是地方储蓄银行所在，银行建筑的立面描绘了这个世界的面貌——贪婪而混沌，同时又因繁文缛节而动弹不得。老银行门口周围是横眉斜目的面孔浮雕，一个好色神祇的头部，一个金钱之神，大把胡子招摇着，突出又融入新艺术风格的繁复装饰中。他用淫荡的眼睛睨视着。更高处出现另外一个完全不同的头部，为月桂枝叶所环绕的一个严肃而无表情的头部：也许是银行创立者，养育了金融之魔，现在则有国家来当他的守护神。

13.声势宏大的博物馆

奥斯曼帝国统治的最后阶段，鲁塞是爱国者和革命者的上岸地点，他们在罗马尼亚集结，特别是布加勒斯特和多瑙河口的布勒伊拉岛。眺望多瑙河的童卡妈妈（Bab Tonka）博物馆是纪念一位英勇坚毅的保加尔女性，她是爱国秘密行动的灵魂人物，鼓舞了鲁塞的革命委员会于一八七一年成立，并于一八七五年和一八七六年起义，但两次行动都被血腥镇压。童卡妈妈面容严肃，下颚方正，表情略似一个为了祖国捐出四个儿子——二死二流亡——而有点太过自满的人，还宣布不惜再捐出四个儿子。博物馆里也有一幅米德哈特帕夏的肖像，头戴毡帽，身穿双排扣西装，戴一副颇似意大利的加富尔所戴的眼镜。他是天才，却身陷最棘手的状况。他清楚看见奥斯曼政权的衰落，甚至其不义，也致力于开明改革和国家现代化的工作，但由于他决心捍卫他所欲改革的土耳其统治权，于是从改革的人变成绞刑发令者。多瑙河岸边有一栋黑木镶嵌的黄屋，是他情妇居住的地方。

童卡妈妈博物馆声势很大。伊万·瓦梭夫于小说《枷锁》中颂扬一八七六年的起义，但他有勇气称这次行动“可悲而不光荣”，指出革命运动中的矛盾，以及保加利亚人的无能，当时都还没有做好解放的准备。为此之故，作品在今天被视为经典的瓦梭夫，是真正的爱国作家，而他的伟大小说则是关于保加利亚及其再生的真正史诗——写实，带有悲剧性，有时甚至还挺幽默的。

14.伊凡诺沃的涂鸦

距离鲁塞两公里靠近伊凡诺沃之处，高踞险峻崖巔有一座十四世纪的石造教堂。石室覆以乔托式色彩的壁画，夜蓝色的天空和景致仿佛出自锡耶纳的画。一个被鞭挞的耶稣静静地看着你。壁画美极了，保存在高山上的堡垒里，俯视如梦似幻未被玷污的平和风光。这些壁画是保加利亚沙皇之古都特尔诺沃[261]文艺学派的拜占庭风格的产物，表现了包含五百年之宁静的高贵文明。这些壁画面对的威胁已不再来自土耳其人，而是，除了潮湿之外，来自参观者胡乱涂刮在石上的姓名。这种企望永恒不朽的破坏行径早有著名前例可循，譬如诗人拜伦，就曾用自己的名字污了苏尼翁角的海神庙。但，时间却也使得这些破坏行为变得高贵了，十八世纪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用以毁坏一面神奇蓝色天空的涂鸦，现在却会吸引有兴趣的目光，受到的保护比那面天空不惶多让。维克多·雨果看到什么特别差劲或愚蠢的事情时曾说：“如果有哪件事情是我不能忍受的，那便是以为明天所有这一切都会变成历史。”

15.鹳鸟和灯柱

伊凡诺沃和鲁塞之间有一小镇，曾有一只鹳鸟老爱在灯柱上筑巢，对于可能造成的危险和伤害毫无所知。市政委员会多次下令逐之不果，于是另竖一支灯柱，特别供鹳鸟之用，这只鸟最后还真的选择新立的灯柱当做它季节性的家。保加利亚充满这种善心——有著名的玫瑰谷，曾让巡视众堡垒的毛奇元帅分了心，这个国家也非常关心动物和描写动物的诗。

16.埃利亚斯·卡内蒂的家

在鲁塞，斯拉维扬斯卡街，一条直通港口的大街的十二号，一座铁铸阳台的旁边，犹刻有巨大的石造大写字母C。这栋三层楼房属卡内蒂的祖父所有，现在是一家家具店。这个“西班牙裔犹太人”区如今犹多为低矮房舍，绿意处处，一般是平房。鲁塞的西班牙裔犹太人一度人数众多，擅于创业经商，但有点与他人隔绝。保加利亚的犹太人所受到的待遇不错：纳粹的同盟逼迫索非亚政府让犹太人戴上戴维之星的标志，保加利亚人却对戴有臂章的犹太人展现同情之心——汉纳·鄂兰（Hannah Arendt）在那本关于艾希曼的书中这样说道，一般而言他们也试图阻挠或缓和反犹太人的措施。

卡内蒂就是在此区的房子度过他的童年的。市立博物馆馆长史托扬·尤丹诺夫（Stojan Jordanov）是个和善而学识丰富的人，他带我们参观这栋古尔克街十三号的房子——卡内蒂在他的自传[262]里曾小心翼翼地避免透露此处地址。大门前的路依然“多尘而寂静”，而花园中庭已不再如此宽广，部分已经过改建。中庭左手再爬上几个阶梯，来到卡内蒂的家。房子隔成几个小公寓，第一家住着达可维一家人，我们被请进最后一个门，迎接的是屋主法可娃太太。房间里塞满各种东西，乱七八糟叠成一堆——地毯、被单、盒子、旅行箱、椅上的镜子、纸袋、假花、拖鞋、地图、南瓜。墙壁上有破烂的巨幅明星海报，一张玛林娜·福拉迪（Marina Vlady），一张带着胜利微笑的年轻的狄西嘉（De Sica）。

在这些房间里，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向世界睁开了眼睛——一位注定以超群能力预卜并描绘大世纪的诗人，这世纪的狂乱迷惑也扭曲了对世界的观想。在所有零星琐碎的事物当中，在每个从无形无状的宇宙划割出来的空间中不曾或缺的神秘中，某些无法恢复的东西已然失落。卡内蒂的童年也消失了，连他那细细铺陈的自传也无法加以把握。我们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在苏黎世的卡内蒂，但是我知道他不会太赏识我们侵犯其领域的这个举动，寻找他的秘密地方并加以指认的企图。他在自传里搜寻自我，《迷惘》一书的作者——他之所以获得诺贝尔奖，这本自传或许是关键因素。诺贝尔委员会颁奖给两个作者，隐匿的过去那一位，以及重新现身的现在这一位。前者是个神秘而无可归类的天才，也许已经消失而无法唤回。就是他，在一九三五年三十岁的时候，出版了二十世纪伟大著作之一，他唯一真正伟大的作品《迷惘》。这本书出版后几乎可说立即从文坛消失，之后被遗忘了三十多年。这部难以想象的艰深著作不做任何让步，也拒绝被文化建制所同化；这是一个知性的疯狂错乱反而毁灭生命的怪诞寓言，一幅缺乏爱以及昏愦的图像。文学共和国有其善意的接触方式，原是本书理想的中介者，但它却出于最明显的原因而排斥这部作品——绝对而极端的伟大非其所能承受。这部为我们的生命投射一道光芒、成就几乎无人能比的作品，很长一段时间可以说是被忽略了，而卡内蒂以性格的坚定面承受了这样的忽略，那性格或许也在委婉谦虚中掩盖着对于自身天赋的顽强自觉。

《迷惘》的作者有可能不会因为本人的缘故而赢得诺贝尔奖，即使有过去其他作品的帮助。这些作品要被接受，也许需要另外一个作者，在三十年后重新跃入镁光灯的照耀下，伴随那部因为名气，仿佛身后之名的名气，而时来运转的作品，引导我们阅读、诠释、评论。这就好像卡夫卡的《审判》在几十年后重新被发掘，而老了也更加有礼的卡夫卡亲自现身，引导我们进入他的迷宫世界。

自传从他在鲁塞的童年开始，是对于自我形象的建构，强迫的自我评论，与其说他是在讲述一个生命的现实，不如说是将之固定于叙述之中。卡内蒂要告诉我们的是《迷惘》的诞生过程，但事实上对于那本书或那位不可思议的作者，一个必定面临过巨大灾难和虚无的作者，他什么都没说。甚至没有表达出那位作者的沉默和缺席，那个他我，吞噬他的黑洞；虽然如果将之呼唤出来，或许将造就另外一部伟大作品。相反，他修润峥嵘头角，以和解的权威的语气调节正反是非，好像希望向我们保证，事实上所有一切多少都是它应有的样子。结果是，他同时说了太少，又说了太多。

我想，要他接受这个判断并不容易，当然这判断一如其他是可以辩驳的，但这是基于对他个人和他关于真理的教诲的喜爱。卡内蒂有时候就像他书中的权威人物，有控制生命的欲望，如同他在《群众与权力》一书中所探讨和揭发的。每个伟大的作家都被他所揭露出来的恶魔所困扰，他认识他们，因为他自己也面临被恶魔征服的危险。有时他好似想要把握住这个世界，或至少把握自己的形象，只拳紧握那隐而未言的欲望：只有卡内蒂可以谈论卡内蒂。葛拉齐雅·亚拉·埃利亚斯（Grazia Ara Elias）曾致函卡内蒂，说到她也是在鲁塞出生成长，还记得卡内蒂一家以及他的自传中提到的梅那西莫夫医师，但卡内蒂并没有回她的信，也许想到有其他人也可以宣称拥有鲁塞、医师及其他事情的记忆，让他感到不适应吧——只因为他写过这些，他便认为这是他独有的财产。

卡内蒂曾经写给我的书信，无比慷慨地允许我进入他的生命，也帮助我进入自己的生命。这些，正如同其全部人格和他的《迷惘》，都形成我存在的要素和精华部分。我对其自传的阅读方式或许不为他所喜欢，但任何曾经从他那里学到如何察觉权力的千百种面貌的人，都有义务抗拒他的姓名的权威，即使当他自己也曾一度戴上那权力的面具。法可娃太太把门关上的时候，也许是此生最后一次，我环视着那些杂乱的房间，曾经有一个不知名的小男孩在这里玩耍和成长，一位以忠诚为训、抗拒死亡加诸人类之厄运的诗人。

第九章　Matoas，快乐之河（罗马尼亚和河口三角洲）[263]

1.通往邪恶之路

跨越多瑙河和保加利亚与罗马尼亚边境、连接鲁塞和久尔久两城的桥，桥名乃为颂扬双边的友谊，长度二千二百二十四米，号称欧洲第二长桥，仅次于位于里斯本横跨塔霍河的桥。古代编年史家格利果·乌瑞舍（Grigore Ureche）说过，罗马尼亚的领土位于“通往邪恶的路”上，意思是几个世纪来对东欧的侵袭都是取道于此。不只亚济格斯人、罗梭兰人、阿瓦尔人、库曼人及培辛尼格人的冲击，还有每天生活中常见的误解和误会，都会造成伤害和流血。罗马尼亚农民面对命运中无法理解的每个转折，都有办法耸耸肩说“这就是生活”，而或许那也是一种自我准备，以认命的态度顺应逐渐消逝的时间，这是乡村诗人扎姆菲雷斯库最赞佩的地方。

说到罗马尼亚精神，认命似乎是一种陈腐的说法，但这样肯定的人不只有言语流畅的演说家和煽情的诗匠而已。连创作力旺盛、作品已构成了一部民族史诗的小说家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264]都曾在一九〇五年写到其民族天生能接受自己的命运，而齐奥朗赞美这个民族能接受铁链束缚的天命，受他人统治的时候能坚忍克制，是“被奴役的贵族”。罗马尼亚有俗谚骄傲宣称，低垂的头不会被砍；而诗人、农人兼爱国者的乔治·科苏布茨[265]在诗歌《受压迫者》里说：“受虐、遭笞、唾面自干，我们接受耻辱与毁灭的宿命。”

《羔羊》（Miori a）是一首关于忍气吞声准备被牺牲的民间叙事歌谣，自从这首歌谣产生以来，对命运说“是”的态度就被颂扬为内在高贵的表现，接受和平的召唤。由学者安德莱·奥泰提雅（Andrei Otetea）所领导的团队编写了一本充满意识形态的史书《罗马尼亚民族史》（Historyofthe Rumanian People），将一种“人类情感”追溯到德凯巴鲁斯国王时代的达契亚，暗示它是一个“勤奋、有着深刻民主修养”、从未有宰制他族之欲望的民族；德凯巴鲁斯国王是罗马皇帝图拉真最聪明而难缠的对手。这部史书同时将公元一世纪时布雷毕斯塔斯国王之统一达契亚视为通往社会主义的第一步，不只如此，具体而言更是通向齐奥塞斯库总统政权的第一步。

这种温和、忧伤的田园诗情甚至深得与共产党路线不同的学者之心。在重新建构好几世纪的事件时，罗马尼亚的历史，如狄努·乔雷斯库（Dinu C.Giurescu）以其别出心裁的手法所呈现的，弥漫在书的开头所说的乡间风光与林间气味的和谐感，好似切合生命永恒之流，又与历史的到来和连续不断的浮游因子并进。那文静和谐的风景也见识过悲剧和暴力：扎哈里亚·斯坦库[266]在小说中描绘出一条纷扰多事而愤怒的多瑙河，斗争与历史在其间浮沉；他描绘了饥饿、赤足的农民，因被奴役而粗率，却能够揭竿而起，如同一九〇七年的大暴动，且展现出他们的智慧，未被假宿命之名所进行的压迫所惑。

这是通往邪恶之路，编年史家如是说，是盖塔人与罗马人的剑对冲时的弯刀之路；是跨越多瑙河的马其顿步兵之路，步兵用长矛折弯又高又挺的小麦，为骑兵开路；是塞西亚人奉为神祇的铁剑之路；是被土耳其人劫持的小男孩之路，奥斯曼帝国的木造枷锁交换其他铁的统治（引史家米亥伊·彻尔瑞〔Michai Cserey〕的话）之路；是谷物之路，摩拉维亚大公斯特凡[267]就在这里燃烧草茎以阻挡土耳其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前进；也是受压迫折磨、屠杀劫掠、奴役和暴力的农人之路。科苏布茨有诗云：身负马鞍与枷锁，但我们依然忍耐。

邪恶在于背负太多历史，在于位在十字路口，至少世界历史的道路上这里是一个选择点，这条路上屠杀事件不断，连次要的地方都不能幸免。传说几年前奥地利克莱斯基总理说过，奥地利退出了历史，感到很高兴。哈布斯堡帝国每个善良的继承者或后人因为发现自己是站在世界大舞台上而失望，他不过是被一种力量——任性善变如维也纳古老民间魔幻喜剧的精灵或鬼魂一样的力量——派遣到这世界历史的舞台上去扮演一个小角色。由于缺乏塔米诺的自信，也怀疑更高的神力提供给他的保护，这些跑龙套的演员巴不得退出舞台，不要引人注意地从两侧出场。

我们的脚步不是引向假设的出场，而似乎是深陷柔软、松碎的土壤，一脚踏上一层腐叶土就因重量而下陷，另一脚缠入更深的土层，陷入去年掉落腐烂于湿土中的叶子。为了重建这个国家历史和文明的完整过程，伟大的史家尼可拉·尤嘉[268]大胆进入这民族生命中最难穿透的深处，这深处未曾在文字记载和过去的知识阶级与上层阶级的文件中留下任何记忆，只以植根于往昔世纪的习俗、动作和每日行为的形式存在。

尤嘉进入这腐土的深处，追溯生物汁液由根部上达枝叶的途径，发现古老的各个层次，虽深埋却依然有饶富生命，如奥斯曼迁移的痕迹，更远以前还有来自亚洲中心进入神秘“罗马尼亚人的土地”的突雷尼族。毕安卡·瓦洛塔·卡瓦佑提（Bianca Valota Cavallotti），尤嘉的孙女也是其史家志业的继承者，认为尤嘉发现了拜占庭—土耳其—蒙古的统一性和连续性，如地底水流的流动，是古老而未曾间断的“喀尔巴阡—巴尔干共同体”，源自远古之前的色雷斯人基地，继之以多民族的希腊元素，而希腊元素在多瑙河各侯国的历史中，特别是在商业层面，是非常重要的。

这座种族与文化的大熔炉是历史最原始的媒介，一片尼罗河流域般的软泥地，细菌在此繁殖滋长，一切却仍混沌不明。如果公元前八世纪受塞西亚人强逼的西梅瑞安族人[269]，如希腊智者涅斯托耳所暗示的也属于色雷斯人的话，又如果（希罗多德和斯特拉博等古代历史家所称呼的）盖塔人的沙漠远远延伸，几乎与主宰多瑙河三角洲的古老奥德里西人的王国相接壤，那么，沿着这条河到其河口，就意味着进入辛梅利亚人的原始迷雾，迷失于终点，但事实上更应该说是回到初始。

彭培厄斯·特罗格[270]提到过一位Histrianorum Rex，盖塔人的国王，曾与塞西亚人作战。查士丁尼皇帝的时代，多布罗加地区[271]称为小塞西亚——不久之前，这对我都只是名称而已。想象的词语脱口而出，唤起模糊的回音，如同以前在学校的时候我们常说特雷比宗，而不知道这地方是不是就是特拉布宗；我们知道米特里达特是本都的国王和比提尼亚的统治者，但不太晓得地图上哪里可以找到本都和比提尼亚；我们喜欢说“奇里乞亚”和“卡帕多西亚”，就像我们依然喜欢把听起来很了不起的名词挂在嘴边。不过，当我在同乡彼得罗·康德雷（Pietro Kandler）所著的博学之作中读到，更早期的时候多布罗加—小塞西亚称为伊斯特里亚，意义就完全不一样了：名称有了色彩和气味，是真实的红土和白岩，远眺着我的海洋。

那么伊斯特里亚人就是色雷斯人吗，如同阿波罗多罗斯[272]所以为的那样，或者根据普林尼和斯特拉博的观点，是属于科尔基斯人，还是他们格皮德人[273]？那么，寻找金羊毛的旅程就是归乡了，回到从高处选取的海岸，让我明了人是可以不朽的，而金羊毛和古希腊的双耳瓶就从我的海中浮起？这是多瑙河开的玩笑，古人的错误衍生的一笔糊涂账，古人以为多瑙河即伊斯特河分为两支，一条流入黑海，另一条（称Quietus或Timavus）流入亚得里亚海。如此一来，伊斯特里亚就是黑海的土地，但也是亚得里亚海的白色半岛。

也许来自黑海的色雷斯人带来了关于多瑙河土地的谣言，或者也许带来了这些黄金般的名称的人是科尔基斯人，他们随着“阿尔戈号”水手循多瑙河、萨瓦河以及卢布尔雅那地区前进，然后把船只扛到肩上。黑海有一个阿斯提（Absyrtis），如亚得里亚海的阿比斯提（Absyrtides）诸岛，是为米狄亚[274]所杀的兄长阿斯提的肢体分散后形成的地方。

学者严厉批评被词语所诱惑的神话学者：“斯特拉博和普林尼说阿斯提是在阿比斯提诸岛被杀害，是不可原谅的，阿比斯提诸岛事实上是在威尼斯湾。”《马丁涅尔辞典》（Dizionariodi La Martinière）如是说。这样一来，乐趣不是完完全全被排除了吗，即便其允诺只是在古老地理学者的错误里闪烁？我当然不是打算相信他们，根据科学的方式，定期否定所取得的结果，回到早已被抛弃的假设。显然，古地理学家梅拉也无法抵挡贝尔纳多·贝努西（Bernardo Benussi）在这方面对他的批评，贝努西的批评发表在卡波狄斯特利亚[275]的帝国高等中学档案记录中，当时这位作者虽然年纪仍轻，（根据作者介绍）却已经是“一位正式教师、图书馆员及班级导师”。

起源的意义不大，因为不可能取得，也总是不确定，即使尤嘉也无法发现其文明的最初基础。如库尔提乌斯[276]所说：“历史不知任何民族的起源。”因为历史不存在，是历史学家借由提出问题、加以探讨，而创生并制造了历史。每一种系谱都会回到大爆炸。关于罗马尼亚人的拉丁起源，或达契亚人—盖塔人—拉丁人—罗马尼亚人的连续性的讨论，史家和罗马尼亚的民族主义意识形态者都不时一再提出，但这问题的重要性也许和富特旺根与多瑙埃兴根关于多瑙河起源的争论一样不足为道。

2.神和薄煎饼

布加勒斯特，除了节电措施使得某天晚上不太像一座光明之城以外，这座巴尔干半岛的巴黎，如果往东南的方向走，代表着一种更深层的、亵渎的衰落意象的流出（emanation），是法国首都之城市意象的逐渐衰落，是十九世纪的衰落，更是欧洲的衰落。如同在新柏拉图哲学和宗教中从一个本质到另一个本质的过渡，在这个例子中亦然，从“一”、从“理念”的派生，在事物的各种层次不只是一种衰退——更暗示着朝向救赎的某种隐晦模糊的冲动。

法国巴尔干风格越变越沉重、华丽，着迷于装饰，厌恶空白；巴黎风格建筑的阳台和铸铁，炫耀着夸张的弧线、花彩和装饰，古典主义的更庞大，折衷主义的更鲜明而沉重，加上新艺术风格奇异的圆柱、柱头和明亮的圆顶。新艺术与辉煌和邋遢同在，还有彩绘玻璃和破旧的阶梯。

百货公司宽敞的“青年艺术”风格入口挤满吉卜赛人，不远处，利普斯康尼市场摊位上摆着味道奇怪的糕点，还有看起来刚刚戴过、体温余留的胸罩。一个夸张的巴黎风格通廊通往一系列的店家，展示着图画和手工艺，不过打烊关门之后，那些黑色的铁门就像倚墙而立的棺木。

利普斯康尼十二号有一个匾额，纪念民族诗人爱明内斯库[277]新闻报道式的活动，这位诗人书写生活的方式，好似他的存在是由一个陌生人来叙述。一位批评家扎哈里亚指他患了病理学上的“行走自动症”，换地址换得太过频繁了。街门开向一个中庭，雕带装饰丰富，垃圾同样满庭；其中一个角落有个龛，里头有座女性塑像，新艺术风格的情色性却被周遭的邋遢情景中和了，女像有如照管着房客到处堆放的垃圾袋。在建于一八〇八年的曼努克老爷旅馆，红地毯覆盖着木造阶梯，一堆顾客挤在中庭里喝啤酒或咖啡，靠近也是木造的拱门或柱廊的楼上座位也挤满了顾客。底楼的桌椅间有个小养鸡场。

布加勒斯特不只是群众和市集的城市，也有微风轻吹、优雅宽广的空间，绿意盎然的公园和通往僻静湖畔的林荫大道，有十九世纪的庄园和卢佩斯库女士——著名的国王的情妇——所居住的世纪末风格宅邸，还有新古典主义建筑以及斯大林时期风格的其他建筑。这是一个真正的首都，有那种气派，开阔、雄伟，对空间毫不在意地挥霍。虽然有些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苏维埃风格的摩天大楼，比如斯堪太亚宫[278]，但基本上这座城市是像巴黎一样水平延展的。不是像西方许多现代城市向上发展，而是往平原延伸。

利普斯康尼的市场摊位或中庭里恣意放纵曲线的雕像前方的垃圾，不是对巴黎式优雅的否定，反而是一种延续，最低阶的一群天使昭告并扩散之，将高贵优雅与最平凡易逝的事物混合。在这普罗提诺[279]式过程中，最高层级的存在从纯粹的丰沛中流溢而出，广被低下层级；灵魂下降到繁生的物质之流，并在其下散开；巴黎的通廊变成地中海黎凡特人的集市。高贵雅致的风格带上一种暧昧的外观，有如俗丽彩妆的脸孔，但每种化身也都取得人性，那汗臭淋漓的人性，指手画脚又高声呼喊的卑鄙、痛苦的生命有限性，安贝托·萨巴称之为暖和生命的咸湿气息。

巴黎的巴尔干化是一种神秘宗教的感性，在肉身的腐败中带来对救赎的渴望，沉湎于有限事物麇集的低贱之中，而不忘自身的起源和神赐的命运。罗马尼亚大熔炉中难以分辨的生物底层，不断将形体淹没的万花筒。罗马尼亚文化中有那么多关于基础和形式对立的讨论，并非巧合。马克思主义者盖雷亚[280]观察后说道，在落后、半资本主义的国家，社会形式不同于经济政治上已开发的国家，是先于社会基础的，因此上层结构一直虚弱而摇摇欲坠，下层结构则不断侵蚀、吞噬。布加勒斯特的某些地区，即使在今天，都给人一种印象，好像在见证这无止境的被吞没的过程，看着生命力消溶所有明确的界线。这混成的种族底层是多元的，是古老混合不断变易的面貌：美丽的法纳尔人[281]女子深橄榄绿的眼睛和高挺的鼻梁，还有来自马其顿的阿罗蒙人或库索夫拉克人孙辈的黑而脏污的头发，都穿梭于群众之间，如同大锅炉里沸腾的泡泡。

低下阶层如同破碎饰品的片段，内含高级事物以及对高级事物的记忆；如果拜占庭的绘画传统已融入罗马尼亚的民俗艺术和瓦拉几亚农民艺术中的还愿图当中，那么若深潜于民间文化，我们或许可以发现往上回溯到神圣艺术之严肃性的道路。于是，摊子旁边带着淡漠的神情贩卖腰带环扣的这个吉卜赛女人高挺的胸部，在作家葛利夏·雷佐利的眼中，也许就显现出往上回归的道路，是救赎的报信者，这些报信者属于天使阶层的最低阶，但正因为如此而依然存活至今，活在存在的缠斗混战中。雷佐利热切吟咏布加勒斯特的情色。在利普斯康尼区的这些街道中，我了解到葛利夏对于性的救世怀旧之情，这情感在他对布加勒斯特的书写中上升到最高处，上升到虚无，而坠入这个吉卜赛女人宽阔的骨盘，夹挤在她的双股之间，臣服于她专横却又可以亲狎的皇后仪态，就像是在追求或发现曾经有过的含糊允诺。

即使这名吉卜赛女人的衣衫着实令人难忘，我却不相信她是神的报信者，虽然在这人民的历史和种族都可以拍卖的集市里可能有无数的神祇——一直到十九世纪，摩尔达维亚和瓦拉几亚公国里还有七十种不同的货币流通，例如阿斯帛银币、巴尼辅币、戈比、克莱塔、达克特、弗洛林金币、加本、格罗申辅币、列弗、欧图尔、泰勒银币、皮塔克、波特罗尼克、先令、提菲、乌吉、图特、第纳尔金币，甚至可能还有鞑靼人的迪拉姆币。通货膨胀在这里是灾难，但在某种程度上，其汇率对于生命的流动和交换是有贡献的。在这里，许多神被膨胀，被消费，如同食摊上摆着的油腻腻的薄煎饼。目前来说，最新近的神就是齐奥塞斯库，他的肖像到处都是。

这对神的消费很像按小时出租的旅馆房间，显露出历史一个基处的空白，短暂易逝的事物踏步而过。齐奥朗，还有他开放而彻底的幻灭，即使不是源自布加勒斯特本身，也是从罗马尼亚世界这些繁茂的深处所衍生；或者如同他自己所写，是生自新鲜和腐败、太阳和粪肥的混合。不过真正根深蒂固的笑声，嘲弄的不只是对秩序和价值的信仰，也嘲弄混乱和虚无的设想；齐奥朗目眩于那怀旧的腐败过程，无法有真正怀疑的能力，也无法幽默以待。齐奥朗一再剥除所有哲学和意识形态的面纱，自欺地认为他是在看着所有破产的信仰循着世界历史的狭道一一从眼前通过，行进已然结束，他却未了悟自己也参与了这宇宙的展示。他寄生于艰困，在绝对的否定中逃避，在存在和文化的矛盾对立间舒适地泼洒，炫耀其中的激情，却没有试着理解每日可见的善恶之间、真伪之间更为艰巨的竞争。

在利普斯康尼的摊位间为求糊口的讨价还价，会使哲学家领悟到绝对的否定只是简单的权宜措施，是一次解决所有问题，而不让自己受到各种可能怀疑的影响。齐奥朗是诞生于这集市的杰出子弟，但他也做了聪明的事情：躲在他巴黎的小阁楼里，让自己和那快活的、人性的贫困保持距离。利普斯康尼也是一场庸俗筵席，但导致这情况的价值的欠缺，同样也产生虚无和死亡的苦恼，而暧昧的轻浮又试图减轻这苦恼。那种庸俗也值得尊敬：过分谨慎，如同我们知道的卡夫卡，是违背生命。

3.改换了地点的会议

作家协会所在地，意大利罗马尼亚文学会议举办的地方，是一栋十九世纪后期的建筑，有着装饰繁复显眼的新艺术风格。代表意大利的——假设真的有什么人可以代表什么事的话——是我们四个人，毕安卡·瓦洛塔、安贝托·艾柯（Umberto Eco）、罗伦佐·连季（Lorenzo Renzi），还有我本人。也许是为了向两国文化密切的关系致敬，会议开始由一位著名的学者宣读了一篇导言，这位学者在罗马尼亚学界地位崇高，看起来却一点也不老。他外形不错，自己也知道，说话的时候显然很喜欢用他那大而修长的手拨弄一头长而浓密的黑发，却透露了他已到了可以养老的年龄。他相当聪明、和善，深具文化修养和创意。当一些要人发表不可避免的刻板演讲时，这位学者就抬起眼睛盯着天花板，一脸嘲弄无奈的表情，却也不试图掩盖；但轮到他的时候，他站起来，不疾不徐地宣读了一篇平凡无奇、内容重复的文章。他举止神秘而优雅，人很亲切，却可以在短时间内突然发动凌厉的攻击。人际关系上他是开放的，殷勤、颇得外交迂回之道，但也勇敢发表尖锐的评断和陈述，态度轻蔑，是那种可能置他于危险之境的言论。他深知游走困境之间的艺术，看起来好像只是试图避免风暴，但实际上却是坚定地跃上马鞍，驾驭全局。

他历经的年代，从铁幕时期到斯大林主义，是值得历史学家加以撰述的年代，但这都没有让他怡然的风度或天性的热诚受到些微干扰。他，就像雷佐利小说人物塔朗郭利安先生，诚恳和伪装复杂纠结、无法分割，但你会觉得他是一个可以信赖的人。他的文化修养不只是一种个人特质，更反映了罗马尼亚知识阶级的程度、训练的严谨、兴趣和知识的广泛、思想的严格和开放。

比演讲和论文宣读更重要的，是中场的对话和非正式的闲谈，谨慎以对和另有所指的谈话方式皆有。这场仪式也有大权在握者齐奥塞斯库的崇拜者在监督，不过即使个人专制和政府经济方面的失败，与旧时特权阶层波维尔主宰的罗马尼亚和农民的悲惨处境比起来，似乎都算很大的进步。许多人碎碎低语，也有人比较坦白，公开批评政府、国家和党。一位学者向我介绍他写的一本书，说我可以一直读到倒数第二章，不必怀疑，但应该跳过最后一章谈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之事件的部分。他努力地指出来，这章从头到尾都是错的。会议中宣读了最有趣的一篇论文的毕安卡对此颇有疑虑，虽然她温文尔雅地压制了自己的感情。身为伟大史家尤嘉的孙女，她从祖父那里继承了一种对于民族情感的历史体认，又转嫁到一种国际性的意识，她想要给我们看的是一个不同的罗马尼亚，她所爱的罗马尼亚，而如同所有的祖国，是一个只存在于这种爱当中的罗马尼亚。

我们的讨论难免受到某种监看，一些年轻人也难免提出一些诱导性的问题。结果，我们隔天的活动被移到另一栋大楼——尤嘉研究所。大部分的听众没有被告知，自然都还是根据正式议程所指示去到作家协会。只有少数聪明积极的年轻人听到换地点的风声而得以加入我们。听众主要是受到安贝托·艾柯名气的吸引而来，也由于对意大利抱有同理心，并且有很大兴趣与外国文化接触，但大多数人在另外一个地方苦苦等候，我们却在寥寥无几的听众面前继续我们的讨论。

4.元帅的窗户

“在那个房间里，”诗人兼艺评家葛利果·阿波尔（Grigore Arbore）指着皇家宫殿，现在则是共和国宫的一扇窗户，告诉我，“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四点，米哈伊国王逮捕了安东尼斯库（Ion Antonescu）元帅，国家的军事独裁者。”[282]安东尼斯库是墨索里尼一样的人，想变成巴多格里奥[283]却不成，且为时太晚。一九四一年一月，他解散“铁卫军”，一个由其政府所扶植的法西斯军团，并宣布为非法组织。安东尼斯库与纳粹结盟，一九四一年六月苏军进入时积极站在纳粹一边，企图保护罗马尼亚在政治军事上的独立；而如果罗马尼亚没有死亡集中营——虽然反犹情绪很普遍——也没有将犹太人驱逐到其他国家集中营的事情，或许有部分要归因于他的策略，或者至少是因为他打出审慎等待的牌。

根本上，他的态度是为了让纳粹相信，犹太人是被迫待在他们所在的地方，无法逃离，一旦战争结束，就可以决定他们的命运。一九四四年他已经开始和俄国人进行交涉，但在八月的那一天，交涉犹在进行，也还没有结论，而元帅拒绝了国王要他宣布立即停火的命令。这位独裁者当时正打算一步步脱离与纳粹同盟的关系，但评估若要达到这一步可能支持的力量还不够大，这下他却因为拒绝立即脱离纳粹而被逮捕，完全出乎意料。

在今天的罗马尼亚，似乎有某种十分谨慎的暗示：要修正对于一九四六年六月被处决的这位“首领”的评断，但可能性极微。安东内斯库的故事是典型的法西斯主义寓言，触及欧洲右派内部的分裂。安东内斯库在镇压贝拉·库恩的匈牙利共产主义革命上扮演积极角色，占领布达佩斯，也是典型的反动人物。作为独裁者，他和纳粹联盟，但对罗马尼亚境内法西斯主义的发展采取压制手段。在那几十年间，法西斯主义在某种程度上被其他人视为是可以加以运用的一股势力：西方强权想用它来歼灭共产主义，对付苏联，而苏联则加以扭转，借着和希特勒结盟来争取强化自身实力的时间。但这游戏在某一点上还是崩溃了，法西斯主义不再对目标有帮助，不管是政治上的或其他方面。它反对每件事，每件事也都和它作对，而其命运变成狂热、恶名、铤而走险的最后一招。

法西斯主义的某些支流，或说与之有关的右翼组织，努力在状况开始解体之时跳出这股浪潮，将其尚武的国族主义和黑色的超激进主义划清界线，但安东内斯库成功做到的只是先退了一步。

他的被捕似乎让纳粹大吃一惊，包括十分活跃的德国驻布加勒斯特大使法布里蒂乌斯。那几个月的悲剧，在布加勒斯特的那些日子，也带有某种不真实且怪诞的成分，荒谬并存的例子，吊诡的分歧。一位后来继续留在布加勒斯特成家的意大利前武官，回忆了当时的整个过程。战争期间他在意大利大使馆工作。墨索里尼当时从萨洛[284]指派新的大使，从布加勒斯特的意大利人里头选中了他。这位新使节去晋见安东内斯库，安东内斯库接受了他的到任国书，承认他为盟国的大使，但也告诉他，身为一个绅士，他没有办法将意大利国王所指派的那位大使逐出使馆，虽然那人现在代表的是敌方政权。于是到战争终了之前一直如此，俄军来临的前夕，国王的大使——即敌方政权的大使——都还留在大使馆，没事做，也不受干扰。德国人和罗马尼亚人都假装没看到，但出于礼节，也为展现信任，当敌方军队行进通过的时候，这位武官还是拿起他的步枪在门前站岗。现在他说，当时如果敌军派遣分队对这有名无实的大使馆发动攻击，他也没决定要怎样处置那把装有弹药的枪。

5.马哈拉与前卫

马哈拉（Mahalá），布加勒斯特的郊区，藏有取之不尽的故事、阴谋诡计、奸险处境和流浪汉的冒险，供伊翁·鲁卡·卡拉迦列（Ion Luca Caragiale）入戏，他的戏剧是罗马尼亚戏剧的经典。十九世纪末，在那郊区的咖啡馆，他采撷命运的故事和命运的讽刺，个人的悲哀以及反映（当时刚成为统一国家的）新罗马尼亚纷扰的发展过程、社会阶级的种种状况，特别是贪婪笨拙的统治阶级。他自己不只是描绘那世界的诗人，也是其中的人物。这位多产的喜剧作家，也写短篇小说和小品，还是记者、剧场提词人和校对者。他创办期刊，如《罗马尼亚闲话》（The Rumanian Humbug，1893），也在车站开啤酒屋和餐厅，却经常倒闭。

他活泼轻松的喜剧是完美的无用机制，具有当下准确性的一出轻歌舞剧，也解开社会和生活的矛盾。如果卡拉迦列是罗马尼亚的拉比什[285]，那么欧涅斯可（Eugéne Ionesco）是从卡拉迦列学到他那门技艺的。这位法国的罗马尼亚欧涅斯可，事实上是属于前卫文学作家，在许多批评家眼中和达达运动有特殊关联，前卫文学在受到西方注意之前，还经历过一段“罗马尼亚孕生期”：查拉，乌尔木兹（Urmuz）在语言中对主体的自我毁灭以及其象征性的自杀，还有弗吉尔·特奥多雷斯库（Virgil Teodorescu）以自己发明的语言写了如下文字：“Sobroe Algoa Dooy Fourod Woo Oon Toe Negaru……”

欧涅斯可的世界在法国，但他的根却生在这片罗马尼亚达达主义的土壤中，也从其中汲取对于全面谐拟的兴趣，谐拟讽刺赋予其对话生动活力，甚至烙印在他形而上的丑角容貌上，巴斯特·基顿式的表现，这丑角容貌是他的杰作。卡拉迦列或许比欧涅斯可更擅长操作无稽和荒谬，因为要强调存在及其社会戒律的庄严虚无，他有时会被迫以明白的方式凸显这非真实性，那种训道的安排很可能变成解释笑话一样，没什么必要。

卡拉迦列不需要扭曲现实，明白地嘲弄，来揭发其间的虚假和空无。他只消呈现其原貌，引述习惯用语，习惯用语一出口实际上就透露了现实的虚无性，那虚无是如此正常，反倒会使人更加困惑不安。他的角色的言谈并非一听就是荒谬，反而非常合理，但正因为如此反而更荒谬。他们是肥皂泡沫般的人物，但不是讽刺的模仿，而是忠实的呈现。

至于欧涅斯可，虽然荒谬的刻板运作让他不能达到真正伟大的地位，但的确比卡拉迦列伟大，因为他也表达了死亡的深切痛苦、存在的黑暗以及其受挫却无法抑制的对于永恒的渴望。他最无情的挖苦主要是针对荒谬、话多、人们信以为真的理论家，那些满嘴似是而非的诡辩和流行话头的食客。在《秃头女高音》（The Bald Primadonna）当中，史密斯一家的中产阶级市侩性格表现在重复溜出报纸上的流行话和常用语，和爱跟潮流的知识分子的市侩性格没什么差别，后者却常嘲笑中产阶级，还说真正的诚实在于模棱两可的双关语，而“只有稍纵即逝的事物才会持久”。

前卫派出于对自身的忠诚，不用那一连串现已沦为最不可避免之重复的前卫新奇技巧。巴托洛梅乌斯一世——文人界的一位大师，曾在作品《灵魂即兴》（Impromptuofthe Soul）中给可怜的作者订法规；他不喜“创造者”这个词。作为可敬之实验主义——也就是说雄辩术——的诚实代表人，他比较喜欢“机制”这个字眼。想到欧涅斯可还有他的实体模特儿，我猜他是不是也想到了罗马尼亚达达主义者米亥·寇斯马（Mihai Cosma）的隽永话语：“文学，本世纪最好用的厕纸。”

罗马尼亚文化现在谨慎而不无善意地运作其伟大的前卫传统。早在一九六四年，欧涅斯可的《犀牛》（Rhinoceros）一度上演，当时这位剧作家是恶名昭彰、彻头彻尾的反共产主义者。不过在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对于被怀疑以虚无主义方式“终结诗艺”的作家，政府都以庸俗马克思主义的伪古典主义之名严格施压，连伟大的革命诗人图道尔·阿尔盖济（Tudor Arghezi）也惹上了麻烦。一九四五年，妮娜·卡西安[286]带着半挑衅、半谨慎驱魔的意味，给诗集取名为《我曾是个颓废诗人》（Iwasa Decadent Poet）。马林·索雷斯库[287]（在1968年写有《乔纳》〔Jonas〕）给予欧涅斯可的《国王驾崩》（The King Dies）适当而正面的响应，这样的诗人也不能如其所愿地获得成功，遑论贝克特那部更加杰出的《等待戈多》（Enattendant Godot）了。

6.诗是吃角子老虎

在一个接近郊外的地区，住着意第绪语诗人伊斯瑞·贝可维齐。他对我说，文学是一架吃角子老虎：生命和历史丢进去——或者猛力投掷——一连串风暴事件、某晚的一道独特光芒、爱的问题或世界战争，但永远无法预知会出现什么结果，几个硬币或一整把响叮当的钱币，瀑布般的诗。贝可维齐人虽然害羞而谨慎，诗却敏锐纤巧；他被家庭的温和高贵和执著的悲怀所包围，而那已然征服数世纪的暴力和集体迫害。他整齐朴素的小房子里的图书室，是东欧犹太人的小方舟，当他朗读自己的诗——比如《夜莺》——而他那刚从医院回来的医生妻子在准备午餐时，我们似乎了解了辛格故事的某些部分，那婚姻的秘密以及犹太家庭生活充满热情的壮阔史诗特质。

书册当中有一本犹太艺术家以萨哈·贝·莱巴克（Isahar Ber Rybak）的集子，一册标题为《什泰特勒》（Shtetl）的版画和插画，什泰特勒是一座东方犹太小镇的名称。这是一个夏加尔的世界，一样的神奇而不可抹灭，甚至更强烈、更诗意。莱巴克是比伟大的夏加尔更伟大的艺术家，虽然生时曾在巴黎，而这个城市给了他以及他关于东方家乡的诗在西方文化中的地位，也赋予他一些名气，但他从未像他所应得的在国际流通，或许永远也不会了。几年之前，时间和后代或可为他讨得公道，修正其价值，给予更好的评价。但时间不可能是个绅士，还去发现藏在媒介之后的信息。今天，媒体就是信息，它们修改并抹灭历史，如同奥威尔《1984》里的老大哥。文化工业毁了后代，对当前的胜利没有所谓的重新检视，而莱巴克的荣耀时刻永远不会真正到来：多半只是一些拥护者有心无意、三分钟热度的重新发现。“已经有的人，还是会给他……但没有的人，连他原有的也会被拿走。”但如果大世界迫使一个人鞠躬，他总是可以像贝尔托多那样，朝错的方向弯腰。莱巴克不凡的辉煌只在阴影中闪耀。

罗马尼亚的意第绪文学地位特殊。犹太人，包括犹太作家，大多已离开罗马尼亚，留下来的人几年内多半出人头地。“我们有新鲜血液，”贝可维齐拿着意第绪语文学评论给我看的时候如此微笑着说道，“新诗人。也许他们开始写诗的时间很晚，也不急着发现他们的天赋。譬如这一个，是七十九岁的新人；还有这家伙，现在出版了两卷诗集，第一卷出版的时候七十六岁。”

大多数的例子都不是多愁善感的吟悲诉苦，在年届该写遗嘱和遗言之时偶尔会侵袭年老者的那种后青春期的文学抒发。这些抒情诗内敛而含蓄，毫无二手的情感，也显露了对于当代诗艺形式的觉察和掌握能力。所以“新诗人”是何意？文学的吃角子老虎中不断会有惊喜，甚至取笑代沟之说。

7.在乡村博物馆

乡村博物馆，在赫雷斯特劳湖（Her str u）畔，不只是布加勒斯特最有名的景点，也是好几个世纪罗马尼亚生活的缩影。罗马尼亚的生活可以同时借由反复和农民世界的缓慢演化来衡量：木造小屋和教堂、泥和稻草覆成的屋顶、有着大花被单的床，形成一个看似静态不变的宇宙，如大自然，但事实上的确以耐心地缓慢速度变化着，有如大树的生长和老去。罗马尼亚的文明如木材，有木材的优点和气力，是日常器皿坚固而认真的温和，是家中的桌椅，保存着庞大树林的记忆，那是古老时代最初的人民为躲避侵略者暂时寻求庇护的地方。

在许多罗马尼亚文学作品中，乡村是世界的中心，也是观看世界的角度。希望颂扬民族精神的科苏布茨，希望写出罗马尼亚乡村的史诗，而实际上创造出这种史诗的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也将他的抗议、反叛艺术根源——虽然是在其叙事力宽广而稳定的眼界内——落定在一九〇一年与杂志《播种者》（Sem n tórul）一同诞生的政治文化运动，而这份杂志鼓吹一种根植在忠于农民传统的复兴和进步。用农民党的领袖伊翁·米赫拉谢[288]的话来说，罗马尼亚民粹主义宣扬农民群众的凝聚团结，并肯定他们是全国“唯一同质的阶级”。

乡村世界的拥护者能够以坚强的政治理性对抗封建制度和资本主义的剥削，但他们将过去理想化了。大片土地的扩张，和不足以养家糊口的小地产，是十九世纪通过的农业法，特别是一八三一年的组织条例所造成的矛盾结果。该组织条例破坏了长久以来的习惯法，确立了现代意义的私有财产制。古老农民小区因此失去对村庄的控制权，而加诸农村群众的新的农事契约使得他们落得任由地主摆布的地步。

一九〇七年共产党革命之后开始写作的尤嘉，抗议旧时特权阶层波维尔的宣称，他们宣称很早以前就拥有土地，尤嘉召唤出古老乡村小区的和谐形象，那时，波维尔和其他人是平起平坐的。连萨多维亚努这位支持民主和革命的作家，都描绘了一个农民和主人皆为具有同等权利之自由人的古老世界；不过，也有反叛的无政府主义者如潘奈特·伊斯特拉提[289]，他颂扬黑盗客对抗封建地主、统治者以及残酷腐败的高级教士时所用的手段，血腥横暴的仇杀，他遥指集体和谐的原始时代，当时的波维尔不是地主，而是各种小区里的首领人物，而土地只属于小区。连爱明内斯库都辩称“古老阶层”没有“现代”资本主义剥削的作为，而扎姆菲雷斯库在《乡间生活》（Country Life，1894）中也称颂这民族的传统秩序，包括农人和贵族，而贬斥心狠手辣的新富阶级如农庄管家，用他们的钱破坏了与土地的联系。

这浪漫的反资本主义将古代的农民世界过分理想化了，形成牛棚般温暖的小区气氛，但那里却经常被阴郁贫穷和黑暗暴力所笼罩。经常被片面指控为疏离的都市社会解放了个人，或至少为个人的解放奠定基础。但美化了农民世界的知识分子，像尤嘉，并无意恢复那失落的田园。这种理想化的做法促使他们不是回到过去，而是和眼前的邪恶斗争。对过往时光的怀旧之情使他们寄望未来。农村博物馆里的房屋、教堂、农田、风车和压榨机都是真的东西，踏入这些真实的小屋，看着古董的面包盒和6月初的叶子，确实是地地道道如扎姆菲雷斯库所称的“乡村生活”。在真正的今日农村，可能没有一件东西不是假的。如果你想找到原有的事物，到博物馆去。

8.广岛

“广岛”是布加勒斯特人给该城某一区所取的名字，齐奥塞斯库正在此区大肆破坏、夷平、摧毁、搬移，目的——可能要和蓬皮杜总统媲美，以符合巴尔干的巴黎之称谓——是建造他的大中心，荣耀其功绩的纪念碑。古中国的秦始皇因为不确定要破坏还是建设，于是分身投入两种相互冲突的热情，建造了万里长城又焚毁所有书籍。齐奥塞斯库的夸大妄想似乎出于一种独特的毁灭方式，至少就这个法老王般的建造计划而言，这种毁灭是从一地到另一地的移动。他没有摧毁建筑，事实上还经常加以保存，他是把原有的宏伟建筑移到附近其他地方，有时候是几十米、有时是几百米以外的地方，粉碎原有的地景，借此腾出一片新的空间，属于他的空间。

他搬移一座十八世纪的教堂，连同地基，移到五十米以外；他搬移房屋和整栋的公寓；他把一座小礼拜堂移到紧邻晚一百五十年才建造的廉价公寓，如果两者搭配不起来，就这里卸一砖，那里拆一瓦，然后一起丢弃；他修改都市计划，判断过程就像小孩在堆沙堡一样。为了放大其统治的影响力，齐奥塞斯库充满权威的肖像需要被人的空无所包围，他的肖像必须让城市空无一人，就像苏丹穆罕默德·图拉克（Muhammad Tughlak）之于德里。至于齐奥塞斯库，他喜欢这样搬移，他是大货仓的所有人，要把几世纪的局面一概打包装箱。

国民大会建筑和父权象征的教堂在这块三百六十度皆夷平的地方兴起，附近的广场、街路、大道、小径，构成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坑洞洼地、堆高的砂石、移动的吊车、石砾和断垣残壁。废弃杂物自有一种神秘的壮观，这延长的搬移造成的荒废景观中，有一种死沉沉的神奇，底土的、盲目灰暗生命的王尊幼体，在地底通道和缝隙间匍伏，沿着废水排水管流动，朝向地底中心隐密的宝藏地。

这些开挖见天的地下密室像突然被狠狠摔入光线里的鼹鼠和蝙蝠，或六脚朝天的昆虫，但这白日天光突然射入黑暗地域，并未驱散地底王国的神秘，而若非如此这地底还将隐匿难见。曾有房屋筑于其上、如今被翻动开来的那潮湿阴暗，是源头的沼泽，现在被迫挖得更深，里头深埋着生命本身的根。房屋向上耸立，明亮的餐室、小孩的游戏间、图书室，这一切都忘记底下那无容貌的地层。存在并不记忆，也不希望记忆，其所源出的黑暗深处，连同自身的分泌和废弃物，甚至连其本质的尘世性之思想也放流到下水道。垃圾场和下水道的考古学或许会为我们揭开秘密的、颠倒的城市历史，一如埃内斯托·萨瓦托[290]在小说《有关英雄与坟墓》（Of Heroesand Tombs）里所创造的辉煌历史。

但世界不只是这位阿根廷作家所描绘的地狱般的阴沟。垃圾和废物之间，某种珍宝在闪耀，是地精埋在地底深处的宝藏。我们小时候，如果有一个玩具锡兵或巧克力的锡箔纸永远神秘消失，就会以为它是滑入某个空隙，落进未知的国度，在那里它们受到欢迎，被拱上王座，如同被美人鱼诱惑到海底世界的渔夫。

文学受到深渊和废物的吸引，与其说其状悲惨、待人救赎，不如说是一个角落躲藏着消失的魔力。往地下的旅行，从尤勒斯·维尔纳的地心之旅到苏西和比利比西规模较小的下水道之旅，都比其他旅行来得好玩，因为这种旅行穿透最秘密、难以接近的内核，神秘火热的中心，使人幻想地球还是一个炽烈火球的时代，不然就是被遗弃的存在事物，永不再现的。

在小说《老人与军官》（The Old Manandthe Officer）中，米尔恰·伊利亚德[291]进入老布加勒斯特的地窖，故事中的角色神秘消失于地窖中，好似射入空中的箭却不曾落地。小说中，国家秘密警察试图破解这些失踪和巫术怪谈背后的政治意义，结果却迷失在神秘叙述的迷宫中。叙述这些故事的老校长萨哈里亚·法拉玛（Zaharia Farâma）受到当权者的质问，他们想从他口中挖出其信以为真的国家机密，众人畏惧的安娜·鲍克（Anna Pauker）则命令他说出这些幻想，最后法拉玛活得比这些人都还久。

对伊利亚德来说，纯正、不朽的民族神话和伪误、技术官僚的权力神话是相冲突的。这位精心探索神话的伟大学者也许错了，或许他太美化过去了。那古老的神话，我们今天以为是未堕落之真理的神话，或许在最初时也是技术官僚的令牌，权威力量囤积的神秘，环绕着秘密警察的谜。许多世纪的时光抹除各式各样的秘密警察及其权力，于是只剩下关于其神秘的故事，纯粹真实如同不再私怀企图的寓言，只是为了流传而存在。当足够的时间过去后，齐奥塞斯库命令下进行的工程所造成的各种重现和吞没，或将变成诗和神话的源头，像从前人所做的破坏。

9.图拉真的胜利

阿达姆克利西是图拉真凯旋纪念碑所在地。原来由这位罗马皇帝于公元一〇九年为庆祝他战胜达契亚人和萨尔马提亚人而建造的纪念碑，后来只剩下一个圆柱底座。现在的建筑物是根据古老形状重建的，于一九七七年建成。图拉真竖立这座纪念碑，是为了纪念他打败达契亚人国王德凯巴鲁斯，罗马尼亚则将德凯巴鲁斯视为民族英雄及历史伟人，而德凯巴鲁斯的后代重建纪念碑之举，则是向双方的荣耀致敬，对成者，也对败者。

德凯巴鲁斯是历史真实人物，同时也具象征意义，他是天才型的政治战略家，数世纪以来已成为诗和民谣的描述对象，罗马尼亚自由的象征。罗马尼亚人尊之为被压迫的身份而战的豪杰，自认是他的后代，但同样也是他敌人的后代，是被侵略的达契亚人的子孙，也是拉丁征服者的子孙。达契亚人和罗马人的综合以及此一综合体数世纪的延续，在罗马尼亚是民族观念和情感的基础。狄努·乔雷斯库在他的《罗马尼亚民族图解史》（Illustrated Historyofthe Rumanian People）中，提到图拉真凯旋纪念碑附近的一块石碑，是某个名叫戴素斯（Daizus）的人的儿子所竖立，他在对抗克斯托波克人的战役中落败。从这块石碑当中我们知道，戴素斯和他的父亲柯摩素斯（Comozus）都有着达契亚人的名字，但他的儿子都已经用了拉丁名字：伊乌斯特斯（Iustus）和瓦连斯（Valens）。这位史家很高兴发现这个三代之间发生的罗马化的过程，对该国的拉丁性感到骄傲的罗马尼亚爱国主义也是好消息——他们自豪是斯拉夫大洋中的一块拉丁土地，这个事实遭到沙皇的大臣哥尔恰可夫的反对，却让意大利首相加富尔很称心。

10.黑海

据希腊智者涅斯托耳说，原居住在黑海周围的住民将此内陆海名之为“黑”，希腊人解释意为“不友善的”（axeinos）。后来他们在海岸周围建立城市，将之变成希腊人的内海之后，便又将之形容为“友善的”（euxeinos或Euxine）。但即使在今天，词语的力量仍在黑海投射了一个茫茫大海的意象，广袤沉重的湖，流放、寒冬与孤寂之地。魏宁格将之与尼采联想在一起，总是阴沉的脸孔，无法平静。康斯坦察和马马亚之间著名的海滩，一到泳季，包括旅馆和观光客，都不能削减这名称的魔力。“那海水时而阴黑，如同夜的摇篮。”温提拉·霍里雅（Vintila Horia）如此写着。沉重的气氛、懒洋洋油腻腻的海、大旅馆佯装自命的豪华，都符合这名字沉闷、隐晦的魅力，以及其所唤起的古老而野蛮的情思。

康斯坦察，古名托米斯，奥维德流亡之地，现在是个重工业、贸易及船业发达的地方。建筑的折衷主义浓厚，甚至是沉重，新艺术风格阴郁如纪念碑笼罩着，今天的海在浓云之下真的是灰暗一片，港口区的吊车又加重了海平面铁锈般的感伤。霍里雅在一篇关于奥维德的小说里想象着这位流亡诗人听着海鸥凄厉的叫声，仿佛在哭喊着：“米狄亚亚亚！”尖锐刺耳有如发自那野蛮巫女本人。即使没有想象力任性怂恿，潮湿海风沉甸甸落在心上，而气压计对血压的影响，效果都不亚于米狄亚所熟用的巫术和毒药。

高湿度混合着某种文学的记忆，导致了生命的流失吗？两者是否结合起来以揭显生命的乏味、欠缺意义、无力的孤寂，像一面无风时的旗帜？吊车有如一艘废弃巨船的金属桅杆，是卡戎摆渡于冥河上的船，从国有造船厂下水，而整个城市是一艘庞大无名的船舰，还来不及道别就起航，在死寂中漂浮，连道别时的憾恨和乡愁都一起带走。海水是异教徒的尸布，最终的航行，再过去便是无知无识之地，这么多问题都没有答案，只有朦胧晦暗的炼狱，如同以往一样的现实，一样不完美，一样未成熟而不在乎，欲望和情感都稀薄了，好像唯一的秘密是磨钝事物的棱角，而真理不过是减弱了的兴趣。

基督教的来世包含灵魂和身体，异教的来世只有幽灵。也许是因为这缘故，异教的来世比较现代而可信：那是一座电影院，重复播放已然不存的现实的影片，仅存生命的剪影。也许剪影也无话可说，他们厌倦了总是要给人刺激的剧情。淡漠、无语，彼此擦身而过，如同走在一起但没有拥抱的情人照片。在这股干热的风中，连瞥见消失在转角的爱人，也不会带给我们任何痛苦感伤，而那就是地狱的入口。

黑海的风带来这种忧郁，奥维德——该地的广场以他的名字命名——可能会求助于爱神厄洛斯，而呼唤她来对抗时间潮水无意义的退落，并非不适时。不过那种刺激的真正药方可能无法满足他，不是在托米斯，因为他不是爱或性的诗人，而是谈情欲的诗人，而情欲需要的是大城市、大众媒体、沙龙的八卦和知名度。高明的情欲作家，不论奥维德或邓南遮，都精通营销，他会设定行为规范，发明流行话，又宣扬公式，像邓南遮，不然的话就会开启风尚，规定如何妆扮，像奥维德。但这并不会妨碍这样的诗人变成伟大的诗人，有时上述两人便是如此。不过不论如何，他需要一个可以表演的重要舞台，特别是一个复杂、多面的社会，一个社交媒介的网络和制造现实的机制，让媒介和信息、经验和信息、产品和广告混在一起，无法区分。情欲的诗人若要如此生存，必须处于事物的潮流中；他需要罗马，或帝国的拜占庭，或巴黎，或纽约。在十九世纪只管家务的乡土德国，要谈情欲很困难，甚至不可能，在古老的盖塔人当中更不成。那些在萨尔马提亚的冬天，对奥维德来说一定很寒冷。奥古斯都的报复方式的确是狠招[292]。

11.色雷斯骑手

康斯坦察博物馆的神明带着谜样的面具，在这面具里，对于他们幽暗起源的不在乎逐渐变成错乱的堕落。一座可以上溯到公元前一世纪的阿波罗像有着美丽的女性头部，比稍微过去一点的爱芙罗黛特的头像更为女性化、更媚惑；农业女神伊西斯有着肉感的丰满双唇。这古希腊秘密仪式中的三人一组神像，提醒我们死亡和再生的循环，本都之臣服于命运女神，在某个柱楣上，爱神厄洛斯正出发猎狮，面部和表情却像一个淘气小童。

这些塑像，如其隐藏的色欲一样难以形容，却带我们回到这文明多重混成的底层，回到那各式种族、时代和神祇，混杂成堆如同港区陋巷。尤嘉以为这社群的原始基础，一种喀尔巴阡—巴尔干—拜占庭的混合，可以在色雷斯人身上发现，据希罗多德的观点，那是“在印度人之后，世界最伟大的民族”；他觉得，如果他们团结在一起而且由单一首领领导，而不是在不同时代分散成许多民族，他们可以是最强大的民族。

事实上，博物馆里凌驾众神之上的塑像是色雷斯骑手。他没有名字，也不是神，他只是一个隐藏的神的象征，不能用肖像来亵渎的，也许因为他就像上帝，不可描绘也难以形容，而骑手正是他勇敢无畏的战士。色雷斯骑手跨坐马背，那神圣的动物，往前疾驰，披风在背后扬起。其中一个塑像受到时间的侵蚀，马匹和骑士头部都不完整，但另一座像则毫发无伤，身躯容貌十足是奋勇力战者的表情。

传统证明了色雷斯人和盖塔人的沉着，对于死亡也能平静接受：如同《伊利亚特》当中环绕着色雷斯王瑞索斯的光环，还有他金色的武器和坐骑，白如雪，疾如风。这种平静是与死亡相熟，是无有恐惧和焦虑，而恐惧焦虑只会引发对生命的盲目崇拜。色雷斯人为诞生而哭泣，因为诞生带来了多少问题，他们欢庆终结，终结使人免于疾厄，或引人前往至福。盖塔人无惧于死亡，更自由地选择了死亡，而非监禁或奴役。

这种沉着由何而来？来自对大自然律动的熟悉，从中引发树叶般的敏感，如其所然地生长和掉落？还是来自对不朽的信仰，相信死亡是真正永恒生命的开端，与隐藏的神扎尔莫克西斯同在的生命？瑞索斯在睡眠中遭到攻击而死；那环绕他的金与白，是“信念”的光晕，不受那场夜间谋杀的影响，而荷马，他的敌人的后代，让这团光辉流传千古。也许色雷斯的骑手是信念的形象，死亡无法摧垮他，于是他安座马背，沉着驾驭，马这阴间的动物，变成他忠心的伴随者。他驾马何去，要穿越哪个山关？在斯内齐尼克山的林中的波模齐尼亚基（Pomonjaki），一天早晨旭日初升，雾气自草地蒸发而去，形成无法穿透的光幕，遮掩更远处的树林。人形起身，往那光幕移动，隐入其间消失到光的灿烂中，他从我的视线里逐渐退出，但在完成或感知那消失的过程时，没有任何恐惧或失落的感觉。

真正的神秘是如同那早晨一样光明而纯粹的，它瞧不起诡计和奇迹，不屑煽情的废话和秘密仪式。博物馆里有一座格莱坎（Glýcon）的雕像，格莱坎是三形同身的怪兽，有狗或羚羊的头、人类的眼及头发、蛇的身体和狮的尾巴。公元二世纪在帕弗拉戈尼亚[293]，人们把格莱坎当医神来膜拜，这种崇拜远及罗马。它可能是这种含糊变形情节的守护神。不过，比较平凡的说法是，它让我们想起一个狂妄的花招。阿波努太邱的亚历山大（Alexanderof Abonuteichos）是个大骗子，他训练了一条蛇，再把它伪装起来。然后蛇以昂贵的索价为信徒提供占卜和神谕。追随者和后来的世世代代的人们都不知道如何信仰上帝或面对宇宙微物和空无。由于无法理解《福音书》和卢克莱修，他们的精神逐渐转向看似复杂其实廉价的知识玩意儿，并从贩卖超自然的小摊位寻求慰藉。生命、死亡以及命运的奥秘，和一个在木箱中被锯成两半的女人合为一体，然后那个女人跳出来，向观众鞠了躬。

崇拜格莱坎，表示他们没法看透这花招。再下去不远，那从海中浮现，又指引我们向海去的希腊双耳细颈瓶内，或者那告诉我们伤痛中难以言明的一切的哀凄女人美丽无比的头部内，藏有什么难解的神秘啊。当这个迷人忧伤的女人问起我们：“你的星座是什么？”——看似不在意的阿波努太邱的亚历山大大概也会这么问——你会引以为奇吗？

12.死城

对荷尔德林来说，德国先祖沿着多瑙河而行的旅程是朝着夏日的移动，朝向阳光的土地，希腊和高加索。我抵达希斯特里亚——也就是伊斯特里亚——对我而言是有着夏日与亲密地方之名的死城。这个时候，晚间，来到此地，感觉很怪，更怪的是我是独自到来：伊斯特里亚这个名字应该是和绝对的光、日正当中，以及不知何谓孤寂的亲密性结合在一起的。

不过这里，这考古学的大城，是一片荒漠。城门关着，若干没有冒烟的烟囱和卡车，看起来就像古代米利都人的聚居地废墟一样荒芜。我翻过城墙，走在蓟和野生燕麦梗之中，走在宙斯的神殿和大会堂遗迹中，巨大的通道和圆柱如石碑屹立，还有深不可测的罗马浴场。寂静、透明的夜晚笼罩着许多世纪的坟地，一条草蛇消失在石间，鸟在倾圮的墙上尖鸣。废墟向海倾斜，因海藻和渗出物而形成红色的海。

死城有着毁灭物的永恒性，石头没有说出米利都人抵达这岸边发现此城的时刻，只诉说着抹除一切的波浪、哥特人、斯拉夫人和阿瓦尔人，诉说着生命停止的片刻。石间一个十字架纪念着死于（溺毙？）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三日的巴纳特·艾弥尔、希米翁·米海和普拉东·艾弥尔，但在那数世纪的沉寂中，为一个不知名的当地神祇所建造的神殿遗迹简直夺去了基督大会堂的光彩，虽然现在是天主教奉告祈祷的时刻。

古城颇大，道路纵横交错，向外辐射或陷入迷宫，过一会儿就找不到回去的路了。就像在吉卜林的死城里的白蛇，在这同时保留了每一道声音的透明空气中，感觉自己好像聋了，不再能听到现实的声响。堆积在这断垣残壁的数世纪的死亡，不是一个阴影，吞噬意象的黑暗。相反，它们是一道清明、不可移动的光，在这光中眼睛可以辨识每一个物体。它们是一面镜墙，将人和外面世界的声音隔开。我们穿越这过往的瓦砾堆，不是目盲，而是失聪，被那非现实所包裹，有时甚至显得笨拙而古怪，如同那包围重听者的感觉。

我们感到无所庇护，随时会受到趁人不备的攻击。侦探小说中有盲人会干下可怕的谋杀案，或是自己就是极佳的侦探，但聋人却不会。连老年都好像聋多于盲。虽然词典在用词上颇为慎重，而人也总是可以说服自己——像医生对吉吉的某个叔辈所说，那不是真的耳聋，不过是听觉接受度减退。而这个叔辈的回答是：“听不到你在说什么。”

13.在边境

很快我就会再回到河边，不到终点不离开。再过去，罗马尼亚的大草原巴拉甘（Brgan）往西延展，一个荒芜与流亡之地，炙热的夏日，冰寒的冬天和永无止境的地平线。这是安东尼斯库政放逐吉卜赛人的地方，这场流放，扎哈里亚·斯坦库已用小说《拘留营》（The Camp）将之提升到纪念碑的地位。一九四五年以后，罗马尼亚的德意志人也被遣送至此。萨多维亚努和潘奈特·伊斯特拉提曾歌颂大洋般的平原上的落日，蓟刺和农人的挣扎，吉卜赛人的小提琴，还有勾起内心乡愁的鸫鸟的哨啸。

在丹尼斯山丘脚下，巴巴达格北边不远，是传说“阿尔戈号”水手返回科尔基斯时下锚的海湾。近岸之水面空荡，水色无力，无色的山坡上几座突兀的工厂凸显出郊区的邋遢。多瑙河开始要分流并展开，像破裂酒罐流出的酒，如同诗中所说受伤的英雄坠下战马。不过。这终点的前兆平静而庄严，充满繁殖的生命力。多瑙河在巴尔塔一片浩瀚错综的水之丛林中和草地融合，浓密的树高悬河水之上，形成液体的洞穴，深流的密穴，深绿且如夜之蓝，无法分辨何处是土壤，何处是河水和天空。植被覆盖一切，处处攀爬纠结，枝衍蔓生，一个彼此反射的游戏。

布勒伊拉岛长六十公里，位于多瑙河的主流和“旧”多瑙河之间，是一个水的伊甸园，被藤丛所统驭。我们从吉本[294]那里读到，就在靠近这里的地方，哥特人同意将他们的妇孺交给罗马人，但拒绝交出武器。在布勒伊雷，河流再度汇合形成一壮大水流，称得上工商业如此繁荣的城市，一个繁忙热闹不输附近的加拉茨的河港。

这古时的商业要邑，现在是金属制造和造船业的重镇。高贵但沉重的十九世纪风格的黄赭色调，加上点缀着新艺术风的漩涡雕琢与人像的新古典主义式装饰，逐渐让位给一种不明确的中东暧昧，如一东方港口，酝酿所有由海中冲刷上岸的元素。十九世纪期间，布勒伊拉也是准备革命的保加尔流亡者聚集的中心。瓦梭夫描述这些爱国者，所谓的Chšovi，还有他们在城中小酒馆里彻夜不眠的讨论。

列宁广场的多瑙餐馆中，墙上贴着张扬的红壁纸，室内装潢模仿世纪末的样式，但灯光昏暗，房间有限空间中朗朗月光和灯光结合起来，也没法让人看清楚菜单。我刚刚走过的共和街，两边排列着折中风格的建筑，颜色从黄赭到橙红，我在最近几年间穿梭过许多这样的街道，在匈牙利，在斯洛伐克，在巴纳特，在整片潘诺尼亚地区许许多多大大小小的市镇。在这餐馆的半明半晦中，我感觉所有那些街道最后都聚集到这个广场并终止于此，永远，好似这是我的多瑙河世界的边境——我的边境。

土耳其人在布勒伊拉留下他们的记号，但更甚者是希腊人，从将财富炫掷于希腊正教教堂的商人，到内战之后于一九四八年到达此地的马可斯（Markos）的农民。布勒伊雷的诗人潘奈特·伊斯特拉提，在这座他所出生的城市为人怀念，也被拿来炫耀。他是一个希腊走私者之子，但他父亲从不知道他。博物馆里有一张一九二一年他在尼斯街道上拍的相片，头戴宽边帽，阅读着《人道报》（Humanité），姿势颇似那个告诉我们种种关于受折磨的傲慢、一个失落世代无辜而狡诈的天真的菲茨杰拉德——哭喊着自己的永劫无赦，而潘奈特·伊斯特拉提也正属于那失落的世代。

曾企图割喉自杀的他，从尼斯的医院寄了一封信给罗曼·罗兰，那是写于自杀前夕走投无路的呼救，信中他两次中断哀怨之诉，转而叙述他童年时代的趣事。罗兰对这位旅行过半个世界、做过各种不可思议的工作的“来自东方的叙事者”着迷不已，这位“巴尔干的高尔基”、漂泊玩忽的诗人，又着手帮他和他的作品在法国打知名度。几年之后潘奈特·伊斯特拉提变得名闻遐迩。他的作品总是以罗马尼亚和巴尔干为主轴，虽然有时以他自修而成的法语写就，却被翻译成二十五种语言；一位曾让托马斯·曼畏惧、毕恭毕敬地寄上《勃登布鲁克家族》（Buddenbrooks）手稿的评论大师格奥尔格·勃兰兑斯[295]，曾不加思索地宣称他喜欢潘奈特伊斯特拉提胜过全欧任何一个当代小说家。这位作家受到共产主义的阻挠，因批评苏联政权而招致正统左派的愤怒。一九二五年他放下所有写作计划，以便全心投入帮助居住在德涅斯特河和蒂米什河之间、当时正受到罗马尼亚政府压迫的人们。

罗兰将他一个接一个不断展开的故事比拟成多瑙河的转折蜿蜒，比拟成伊斯特拉提在小说《琪拉·齐拉琳纳》（Kyra Kyralina）中描绘的河流与河岸的纠缠，被其波光粼粼及其消隐所感染，被河湾周围埋伏的奸险、厄运、残酷所震慑。他抒写东方的错乱和矛盾，那没有秩序的状况，从中我们似乎可以同时预期救赎和暴力。他叛逆的无政府主义态度使他成为受害者和被征服者的兄弟，但从文学的观点，他在叙述复兴或鼓吹报复时，所产生的作品却不是最好的，比如《黑盗客》（Haiduks）。

如同许多反抗谬误道德的人常会遇上的结果，潘奈特·伊斯特拉提这位替弱者和被侮辱者辩护的人，终究也逃不掉生命机能论的天真诱惑，而不了解那将诡异地招致强者的权力滥用。许多形式的性爱被颂扬为自由酣畅的欢愉，但那也会变成陷阱，将其受害者吸入生命的漩涡和迫害者的魔掌。对伊斯特拉提来说，聆听苦难的诗人和赞颂没有律则、不求进步的生命的修辞家，存在就像某个东方的妓院，内部装潢油腻腻的，而门口帘幕轻飘，款款邀人入内。

布勒伊拉和附近的加拉茨这两个地方，非常适合他编织故事的方式，让人想起集市上的说书人。多瑙古人曾经给加拉茨套上放荡之名，特别提到每个街角群聚的妓女。今天，这两座城市，特别是有多瑙河的汉堡之称的加拉茨，并没有展开红地毯，而是造船厂、起重机，一座钢的冥府；虽然如此景象只存在于记忆短暂者的脑中，而他们已然忘记曾经发生在那斑烂缤纷的昔日世界的人类大屠杀。如果要说的话，这两座城市，特别是加拉茨，象征着罗马尼亚独立于苏联的野心，也象征着这些野心计划所导致的经济危机。

普鲁特河标示着与苏联的分界，绵延数公里，河水曾经被赞美为纯净而有益健康，过了这边界多瑙河便不再有调节的功能。边境散发着不安的气味，害怕被碰触，如同攫住卡内蒂的性格的恐惧——“他者”的一种莫名的恐怖。普鲁特河如同其他的边境，包括包围自我的界限，是一条想象的界线，生长在界线那边的草和这边的草是一样的。也许看似如此开放而世界性的多瑙河文化，也造成了这些焦虑感而将事物排除在外。那是一个数世纪摆不开对抗土耳其人、斯拉夫人以及其他人的壕沟、堡垒的文化。“因此不管往哪个方向发动攻击，多瑙河都是军事行动的重大基地，也是一条最终的防卫线，适于抵抗来自任何方向的攻击……”（《战略地理学论文》〔Saggiodigeografiastrategica〕，西罗尼上校〔Col.G.Sironi〕著，Turin，1873，p.135。）

14.在河口三角洲

谢契尼伯爵，东南欧信息沟通的先驱，也是匈牙利民族复兴的元老，在一八三〇年十月十三日写了一封信给友人拉萨·富塔·波波维奇（Lazar Fota Popovich），表示他很高兴认识塞尔维亚亲王米洛什·欧布连诺维奇（MilošObrenovi），而且知道他坚定支持“调节”的工作，也就是确保多瑙河适航性的计划和工程。谢契尼当时刚从君士坦丁堡和加拉茨回来，他是去那里宣传其宏伟计划的成果。他来到河口三角洲，更越过了三角洲，越过其心目中伟大水道的界限，回程中却生了重病，病况非常严重，在返家的船上写给华德斯坦伯爵的信，他甚至认为可能是他的政治遗言和死前遗嘱。

因此在那几个月中，由于种种原因，谢契尼伯爵经历了“终结”的经验。“调节”很适合这个“终结”，或终结的途径。实际的终结是工程师、公证人，或其他擅长计算、账目以及精确登记事项者的工作。死亡为生命——非常粗略的生命——重新找回秩序的尊严：随意的金钱流动固定成一纸遗嘱的明确项目，那些偶发的外遇关系消失到空气中，在讣闻和吊唁中让位给合法配偶，而悲死悼亡之伤痛比生命中任何时刻更受到监视和衡量。亚历山大·贺克什（Alexander F.Heksch）在他出版于一八八一年、厚达七百四十五页的多瑙河专论中，努力重新追溯谢契尼的足迹，修正早先的描述当中的细节，其中根据他自己的描述而修正的部分都加注了更正日期。当时他还不担心，也进行得很顺畅，没有多加考虑，不过越接近终点，他便越觉得一切都有必要重新整理。

终结时所特有的离心的缓和过程和加以记录的地图之间，有连带关系。船只漂流而入，如浮木一般迷失在河口三角洲，这三角洲是一个巨大的消亡，支脉、小溪、叉流各自散开，如垂死时的身体器官，各自对其他部分的兴趣逐渐减低。同样，河口三角洲也是完美的运河网，精细的几何成品，“调节”的杰作。是受到控制的伟大死亡，如同铁托元帅或其他伟大的世界历史人物之死——一个等同连续再生的死亡，丰沛孕育的动植物、芦苇和苍鹭、鲟鱼、野猪和鸬鹚、白蜡树和藤丛，数万种的鱼类和三千种鸟类——生命以及生命形式的实验场。

一株被连根拔起的橡树在水中腐烂，有只秃鹰闪电般向一只白顶鸟俯冲。一个小女孩脱下凉鞋，一只脚在船边晃着。三角洲是一座在茎藤间蜿蜒的水径迷宫，是调节水流的运河和穿过迷宫之路径的地图。河口三角洲的故事可以在环绕利波瓦渔人的芦苇和小泥舱的佚名故事里找到，在漫覆其间的结冰与解冻现象中，但也存在成立于一八五六年的“多瑙河欧洲委员会”的档案纪录里——该组织在一八七二年到一八七九年间提拨了七十五万四千六百五十四法郎的款项在苏利纳建造堤防。

在旅行笔记中比较容易快速记下关于运河之事，但记不下小水径，容易记录关于工程师康斯坦丁·巴斯基（Constantin Barsky）的事——他是多瑙河和黑海之间加纳拉（Canara）运河的评论专家，也写了这方面的文章，那是一世纪之前的著作了——但不容易记下关于可瓦留夫·唐（Kovaliov Dan）的事，一个利波瓦的船夫兼渔人，居住在通往苏利纳的支流的第二十三个里程碑旁；或者那个小尼可莱，我们对他所知不多，除了每当他一下船女孩亲吻他时脸上会泛起羞涩的微笑。为了证明此事存在，应该有一本关于尼可莱的书，叙述他面对俯身向他的那张脸时他那羞怯的神情。但书本都不说这个，只回到简短的摘要、对帝国的征战与衰亡的概说、议会厅里的秘史、法院的对话或诗山灵地的高谈，这对尼可莱真不公平。

船在水上滑行，藤丛在两岸往后退。一只鸬鹚栖息树上，张开翅膀拍干，姿势衬着背后的天空，鲜明直如十字架，蚊蚋纷飞如一把毫不在乎随便铸造的生命之币；而专研多瑙河文学的那位德语学者并不嫉妒卡夫卡或穆齐尔和他们那描写黑色教堂和没有说服力的委员的天赋，而是羡慕法布尔[296]和梅特林克[297]这些蜜蜂和白蚁的吟游诗人；他还知道米什莱[298]在写过法国大革命史之后，也希望写下鸟和海的历史。博物学家林奈鼓励我们去数一数鸟骨或蛇皮、观察鸟飞行和操纵方向时的羽翼并加以区分时，他就变成了一个诗人。夏日与河流的呢喃需要一个致力将之化为文字、同时放任自己接受它魔力的人，一位瑞典分类学家的所有特殊标点：断句的逗点、细分句子的分号，以及终结其对比分殊工作的句号。

诚然，图尔恰，这个陆地上最后一个市镇、也是船只出发之地，有河口三角洲博物馆，博物馆目录有助于描绘金雀、寒鸦、千鸟、鹳鸟、苍鹭、鹈鹕、水獭、鼬鼠、山猫、狼、黑刺李、野玫瑰、大戟属植物、柳树。尤其，在研究植物者，或说科学家之间，林奈不只堪称真正的植物学家，偶尔也担任起业余者的身份，包括诗人、神学家、图书馆员及杂家。其杂乃综合世界种种，而那到头来又都是真实世界，而业余植物学家了解，如果只自认是国王派令的博物学家，如布封[299]，面对古老的母亲将不知所措；结果也许为了描述奔跑的野兔的运动，就得像这位法国绅士一样，求助于离题的做法，谈蛮族时代的民族迁徙。

昨天我在三角洲博物馆，今天我来到三角洲，亲闻其味，见其颜色、倒影，潮水上易变的阴影，阳光中闪烁的翅膀。水流的生命穿过指间，警惕我们自身感知能力的不足——即使在今天的喜悦中，我们站在船的甲板上如荷马史诗中傲坐马车之上的国王——我们的感官已经过千年时光而萎缩，嗅觉和听觉比不上从每一丛波浪般翻动的草捎来的信息，我们早已和生命的流动分离。我们就像不再需要将自己绑到桅竿上的尤利西斯，像不再需要塞住耳朵的水手，因为女妖塞壬的歌已交给超音波，自我的国王陛下是无法分辨的。鸬鹚从上空飞过，张开鸟嘴，伸长脖颈，仿佛一只史前鸟飞过远古沼泽，但三角洲庞大的合唱团，所有低沉伴奏的数字低音，在我们的耳里不过是一阵呢喃，我们无法捕捉的一个声响，消失无声的生命细语，只留下我们和那“减退的听觉接受度”。

错不在多瑙河，它在这里清楚显示和富特旺根附近传说的水龙头无关。错在于一个人面对水流的闪烁和乐音时，觉得有必要掌握那一点无稽，却只是为了轻蔑地否定，或者岔题不谈水龙头滴水的假设以便逃避那河水之歌。可能连船上某个铅管工，而非尤利西斯，所写的航海日志，也会泄漏什么，而不是像一艘小舟快速而坚定的滑行，而尼可莱一定会知道怎样用树皮和纸张做出这样的一艘小舟的。大家知道，书本是非常没有把握的冒险，而文学组织是有远见的保险公司，很少发现有什么诗的灾难不受到良好保护的。不过在这甲板上，这三角洲的曲径间，要以平静的心作个笔记，需要海上的“所有冒险”当子句，包括运输过程中货物的损害、吊钩造成的破坏、与货物中污染物质的接触、偷窃、非法开箱、交递不成、疏散、故障和渗水等等。

这是光辉的一日，船像一只动物在河的各种水道间漫游。在旧河口三角洲，近基利亚处，泥浆逐渐转成干地，看似无底的渗流转为土壤，可建筑、种植和收成，水道和运河形成一个三角洲，柳树和白杨从刺藤丛和柽柳之间拔起，白的黄的大朵睡莲像古老宇宙志中原始海洋上的岛屿。靠近苏俄边境有城旧基利亚，一个希腊殖民地和热那亚人的贸易港口，十四世纪时，公证人安东尼欧·狄·庞佐（Antoniodi Ponzo）记录了地毯、酒、盐及十二岁奴隶的销售额。十七世纪，尼可洛·巴喜（NiccolòBarsi）修士提到每天捕捉到的两千条鲟鱼。如今，城中展现的是教堂的高耸塔楼，高塔让小说《无尽的河流》（The Endless River）当中的利波瓦渔民深深感动，那是奥斯卡·华特·齐赛克[300]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小说。

通往圣格奥尔基[301]的支流长一百一十公里，是最长的支流，在马赫穆迪亚附近正好流经萨尔索维亚（Salsovia）城堡，君士坦丁大帝就是在此将李锡尼[302]处死。河左岸是热带森林和低矮的沙丘，是蛙与蛇的领地，这里夏天温度可达六十摄氏度。事实上，三角洲的文学多倾向于描述寒冻季节而非酷热的夏季。齐赛克描写渔人破开河上的冰以便寻找渔获，而斯蒂芬·班努列斯库（Stefan Bànulescu）则描写克利华特风（Crivâ），一种寒冷刺骨的季风；他描写嚎啸的暴风和河上结冰开始破裂融化时的清脆声响。三角洲文学最突出的是史诗般壮阔的剧情，但另有伟大的备用主题，那当然就是多瑙河的泛滥，漫淹农村的多瑙河，淹覆牛儿、农舍、林中避难小屋的大潮，动物不论饲养或野生率皆漂流而去，牛儿、雄鹿、野猪，在滔滔大水里。

萨多维阿努眼中的三角洲也是各民族的汇聚地，有如多瑙河将各世纪各文明的碎屑、历史的残片，都带向海去，泛滥的时候又随处分撒。虽然如此，这些残余之物生命并不长；泛滥的时候被扫离岸边，消失于土壤中，如同河上浮沉的树叶和其他浮渣。萨多维阿努说了，多瑙河的故事是在一瞬间诞生和死亡的，如在阳光下干涸的水坑。斯蒂芬·班努列斯库的一个短篇描述了冬日暴风雨中一个小孩的丧礼，船只载着他的尸体到处寻找小山或沙丘以便掘土掩埋，狂暴的河水看似要冲刷掉那寒酸的埋葬地，冬天连悲剧和哀伤都抹却了，那岌岌可危的坟墓，那没有名字的故事。

我们常在萨多维阿努和班努列斯库的故事中碰到吉卜赛人，好似这在社会边缘流浪的民族是一个适合居住在三角洲那古老且被遗忘世界的族群。百年前，此地真的是非正常人和亡命者的据点，给来自各地的亡命之徒以庇荫的三不管地带。管辖此区的土耳其人在此并无军队驻扎，只有一支强征当地农民组成的民兵部队，非正规且未受任何训练。这些民兵和藏身沼泽中、原应加以打击和管制的逃兵和盗匪结合起来，不过两边的人也几乎难以分辨。十九世纪的旅游指南，譬如阿曼德·许怀格—列申费德（Amandvon Schweiger-Lerchenfeld）男爵所写的重要指南，谈到了满丛林的各类人种，土耳其人和高加索人、吉卜赛人和黑人、保加尔人和瓦拉几亚人、俄国人和塞尔维亚人、航行自远方的水手、冒险家、违法者和逃犯。“谋杀是当今的秩序。”克里米亚战争后，大批人涌向保加利亚，诺盖人、鞑靼人和切尔卡西亚人，途中因疾患而人数锐减。

今天的三角洲人口为两万或五千或六千人，主要居住着利波瓦人，这些渔民蓄着象征父长的长须，在十八世纪为逃避宗教迫害而逃离俄国土地。这些旧礼仪派教徒随菲利普修士离开摩尔达维亚，在布科维纳寻求庇护。他们排斥教士阶层、圣事、婚姻和兵役，特别是拒绝发誓效忠沙皇或为沙皇祈祷，另一方面则选择死于火刑柱或禁食而死当做至高的赎罪行为。在奥属布科维纳，约瑟夫二世允许他们不崇拜，也免服兵役。这位开明的皇帝可能瞧不起他们禁止接种疫苗或不服用药物的原则，但他确实欣赏这些人温和勤奋的特质、对法律的尊重——以及最重要的——他们的心灵手巧，这项优点让他们成为最优秀的工匠和庄稼人，技术程度高于其他民族。到了该世纪中期，许多利波瓦人决定接受僧侣统治，并根据古老仪式举行弥撒；到了该世纪晚期，更有些人加入了希腊正教教会。

今天在河口三角洲的利波瓦人都是渔民，其他则在罗马尼亚的工厂或业界担任各类职务。不过他们主要还是靠河维生的民族，如海豚或其他海中哺乳动物一样傍水而生。在岸边，他们黑色的渔船看起来就像海滩上在阳光底下休息的动物，准备跳水、潜匿海中的海豹。水上也有他们以木头、泥土和麦秆建起来的房屋，屋顶铺以硬木条，还有小孩乘独木筏前往的学校。利波瓦人的色调是黑与蓝，柔和清明如尼可莱金棕发下的眼眸。船经过他们的房屋时，人们都来到门口窗前，用愉快殷勤的口吻要我们停下来看看他们的地方。有些人则划了几下桨，跟在我们旁边，要用鲜鱼和我们交换雷基酒。

水与陆地没有清楚的区别。村里房屋和房屋之间的通衢有时是草径，有时是运河，长着灯心草和睡莲。干燥之地和河流交互融合，有丛枝为顶的Plauri[303]，有的漂浮如浮木，有的底部固定如岛屿。三角洲也有威尼斯的一面，并非巧合：维尔科沃，以及它那座有许多圆顶的教堂。

多瑙河的旧河道上，在二十三英里双重弯处，通往苏利纳的运河附近，住着看管鹈鹕保护区的萨哈利亚·哈拉连比（Zaharia Haralambie）。他长久的一生都听着鹈鹕的啼鸣，拍翅的声音。他像其他利波瓦人一样，有张坦然率真的脸，一种无惧的天真。我们一上岸就将我们包围的小朋友潜入水中喝水，来回彼此追逐，水陆不分。女人都健谈、和蔼，一股随和的亲近感，让齐赛克在小说中怀抱刺激的爱欲幻想。河口三角洲纵情于川流，那释放诸般事物的水的宇宙，任其解脱让水流带走的叶片。

多瑙河止于何处？在这不息川流中是没有终点的，只有一个现在分词形式的动词。河的支流自行其道，要中止的时候便中止，一条早些，一条晚些，如心脏、指甲和毛发，死亡允许它们从对彼此忠诚的约定中解脱。在这迷津中，哲学家很难用一根指头指着多瑙河，他所夸耀的精确性变成一种不确定、环状的姿势，含糊地包围一切；在这方圆四千三百平方公里的河口三角洲，处处都是多瑙河，处处都是终点。

十八世纪德国地理学家布辛提到有七个出海口，古时的阿米亚努斯[304]也这样说；一七六四年的克里曼说有五个，希罗多德和斯特拉博也这么认为；毕尔肯根据他在老普林尼的著作中找到的地名，列出了七个出海口：Hierostomum，即圣口；Narcostomum，即懒口；Calostomum，即美丽之口：Pseudostomum，即假口；Boreostomum，即北口；Stenostomum，即窄口；Spirostomum，即螺旋口。

正式的支流从图尔恰开始算共有三支：往北到基利亚，分从四十五个出海口，在苏联领土出海，带走多瑙河三分之二的水量和碎石；其次是苏利纳的中间水道，因一八八〇年和一九〇一年间的运河工程而得以直接注入黑海，运河的建造也使之有航行功能，具有象征意义，路线笔直而确定；往南的支流到圣格奥尔基，此流迂回蜿蜒，而手册中多瑙河的正式长度计算就是取此支流。严格来说，还有第四条，即杜纳瓦特（Dunav）运河：从前述三条支流岔出的这一条运河往西南回流，进入拉济姆大湖，从同样支流分出的德雷诺夫（Dranov）运河河水也注入此湖。

要确立河流的出海口，像寻找源头那样逞口舌之争是不适当的。人、动物和河流，都应该让它们安息，连名字都不必问。也许根据名称来选择多瑙河河口是可以被允许的，比如喜欢缓慢蜿蜒结局的人，Narcostomum可给予保证；又如果受到最后的文字洗牌的吸引，Pseudostomum这个假口可能手握王牌。坚持和魔法使我应该会投向圣口，因为根据毕尔肯之言，靠近圣口的地方曾经有个城镇，古称Istropolis，意为多瑙之城。

如同人们将名字和日期混淆，搞错年代，混淆生者和死者时一样，困惑的状况每况愈下。因此最后的决定只可能根据传统，那独断的选择，符合十足虚无主义的年代。如果没有真相，操作性衡准可任意决定，如同棋赛的规则或高速公路法规的路标指示。引向苏利纳的直线有助于最终决定，而多亏运河沟通导致有效率的适航性，这条路线对于所有喜爱“调节”的人也有很强的诱惑力。因此，我们就当多瑙河是结束在苏利纳吧。

15.“进入大海”

艺术，这最高级的符号语言，证明选择苏利纳是对的。宁静而缓慢地朝终点流去的多瑙河，这被驯服的多瑙河岸，妇人跪在水边洗地毯，并摊开来晾干。铁锈的船在潮水上摇晃，暗示这还是一个活动的港口，但小城似在解体的状态中打着盹，因幽禁在河床过久而无动于衷，为何如此，它也记不得原因了。商店里面可说是空空荡荡，只有一点猪油和罐装食物，连市场的摊位也是空的，虽然大量白萝卜的过度供应暗示着对充裕的嘲讽。

一场随意且无特色的现代化过程毁了这个旧土耳其城市，多尘的街道、碎石和发育不良的树木四处点缀。调节乘客载运量的小站门是关的，一小群犹豫的人若有似无地排着队，没有一个人知道可否以及何时买票。几个半着制服的士兵正忙着执行某项不太确定的任务。法鲁（Farul）旅馆有东西可以嚼嚼，但如果要喝一杯得坐到中庭去，那里却不供应食物。

苏利纳是被疏散、被遗弃的象征，一个电影场景，镜头很久以前就拍摄了，工作人员在离开的时候却遗留下布景、服装、侧景，好像不再会用到。曾经是俾斯麦的反对者的法学家康斯坦丁·法兰慈（Constantin Frantz），支持组成一个联邦的、多民族的中欧，其中德意志作为统一的元素，但不逾越，他梦想一个多瑙河联邦——原原本本按照他的话来说，这联邦也包括出海口、三角洲以及苏利纳的这座标志着河流入海之处的灯塔。自那时候起，许多水已流过桥下，岸边细波这样说。已经上映的那部电影是关于多瑙河的旧欧洲：诉说着爱情、外交计谋以及美好时代时尚生活的故事，背景设在“欧洲多瑙河委员会”当时的环境里，尽管小心翼翼，或甚有着和十九世纪政治如此密不可分的秘密韵事，这委员会还是负责扩展并组织苏利纳港口的工作。

这段历史现在已经打包，从苏利纳撤出，留下几栋土耳其房屋、向使用此港口的船舶征收的费用所得而建造的灯塔，以及一两栋立面略带有新艺术风格的建筑。如今，来到苏利纳的是漂浮于多瑙河上的垃圾。让·巴尔（Jean Bart）——又名尤金·波特兹（Eugen P.Botez）——的小说《欧罗城》（Europolis，1933）认为人类的命运也来到了苏利纳，如一艘沉船的残骸。这想象的城市仍活在一个丰饶辉煌的氛围，一个坐落在重要贸易路线上的港口，在这里人们遭遇来自遥远国度的人，在这里，人们梦想财富，瞥见财富，甚至经营财富，但更在这里失去财富。

小说里，这个希腊人聚居地和其间的咖啡馆，是此种逐渐衰落之繁荣的背景，虽然多瑙河委员会在这繁荣之外又为之提供了政治及外交的尊严——或至少是尊严的反映。然而，这本书是关于破碎之希望的故事，关于堕落、欺骗、孤寂、不快乐和死亡的故事。是一阕终结的交响曲，这城市是一个欧洲首都的微型，在小说里逐渐变成一座贫民窟和被遗弃的停泊处。

我向海边走去，想看看河口，把手脚浸到那变迁事物的混合中，或者触碰那连续性的消散，假设的消融点。尘变成沙，我脚下的土已经是海滨的沙丘，鞋子沾上了可能就是河口的水潭里的烂泥，那小小扭曲的河口，多瑙河在此逐渐失血。背景中可以看见海。被遗弃的船场中和亚麻色的土地同在的，是犹在施工之工程的沙砾，石南丛和沥青的气味；坟墓区——东正教徒的、土耳其人的、犹太人的、旧礼仪派教徒——彼此之间只有一石之遥。一九二四年五月十七日起生命不再有续集的西蒙·布隆史坦，年六十七；像空旷平原上溃散落地的长矛，一丛丛的栅栏护卫着无名的土耳其人的遗骨；一个石造圆柱纪念大卫·贝亚德船长，他在一八七六年，四十六岁的年纪，溺死在苏利纳。玛格利特·安·普林格死于一八六八年五月二十一日，二十三岁，埋葬之地紧靠威廉·魏博斯特之墓，他是“阿戴莉亚”号的大副，为了救玛格利特溺水而死。

玛格利特和威廉，如同保罗和维珍妮[305]、海洛和利安德[306]、珊塔和漂泊的荷兰人等其他结合了爱、死亡和大海的神话人物。每座墓地都是一则连续的口传叙事诗，为产生并提示每一部可能的小说。在这沙地上非法圈围出一小块地，在那里竖立所有我看过的停业了的酒馆、餐厅和咖啡馆的招牌，眼也不眨地就把你逐出店家。不管怎样计账还是令人安心：给人限制和支配亏损的幻觉，强迫将丧礼队伍的悲伤变成户政记录里的平凡无奇。

午后仍是最饱满丰富的，天空中挤满海鸥和苍鹭，大批的苍鹭发出嘈杂、刺耳而单调的鸣噪；长满粗毛的大猪只在泥泞里拱土觅食，有时候，在一瞬间，它们的影子会拉长，扭曲投射在沙丘上，变得庞大无比。这是一个猪的海滨，其形状在滩上变成抽象轮廓。一些被弃置的雷达设备堆在一起，如同船壳，或巨鸟，古时传说有着黄色羽翼、会背负道行高超的道士腾空而去的仙鹤。海油腻且混浊，有汽油味，制造出通常可想见的废弃物。无法找出分界线——根据阿米亚努斯的说法，来自外海的鱼只会撞上这条由多瑙河的水流所形成的界线。不过更难的是找到河流所在，如果我们相信萨落蒙·施怀格[307]的说法，这条河应该是整个冲向黑海，在海中形成一条笔直的线，两天之后到达君士坦丁堡时依然无损，依然纯净可饮。

空气很闷，我口渴，有人从远处对我喊叫，但我听不懂他说什么。猪还在巨大金属鸟附近拱土觅食。猪鼻在掘探的泥坑就是多瑙河，到处都不见古书中所说的被海水接收的清澈河水。我们的旅程为什么必得结束在空无——阿尔盖济诗行中提出的问题。海平面宽阔而灰黯，一道高耸却被冲破的墙；太阳以白叉刺穿大海，一朵云的边缘滑过而沉得更低；她的睫毛，当眼睛半合的时候……如果不是身在令人疲乏的东欧国度，我会从海滩上的某个小酒馆向她呼喊。根据旅游指南，这个河口三角洲是候鸟迁徙会合的地方，夏天有六条迁徙路线，秋天有三条；只要有人能追踪即使只是一种鸟类的全部轨迹及其一生历程，如布封原本想要做的那样，或许就能知道一切——柏拉图式的乡愁，遥远距离的情欲。埃乌斯塔乔[308]和拜占庭的史特凡努（Stephanosof Byzantium），塞西亚人称多瑙河的下游为Matoas，“快乐之河”。海鸥和苍鹭狂鸣着。有只猪用长牙掘起一簇草，嚼成碎片，然后用愚蠢、残酷、窄挤的两眼瞪着我看。

没有所谓的河口，看不到多瑙河。没有任何东西保证这藤丛和沙丘间泥泞的溪沟源自富特旺根，或曾经包围玛格丽塔岛的沿岸。但是河口，许多的、无数的河口当中的一个河口，是“调节”一部精心制作的多瑙河笔记所不可或缺的，而我在寻找它，如同一个人翻遍口袋、抽屉，寻找钥匙，寻找一个出不来的字眼，遗失的一页。你的护照里少了一个戳印，没有这个印，你无法离去。在心中没有架起高桅杆、往海上航去的船，没有海上的棚屋。

纸页、官方文件、官僚程序的世界，从本质上而言就会遭遇瓶颈，但在最后一刻，没有人知道是怎么的，一切都没问题了。错误在于刻意要往这方向寻找河口，在这个众多溪流的扩张和散布本能地连接上沙丘和海滨、海平面和海的开放、无界的空间。一个和善但衣衫褴褛的军人骑着脚踏车在泥泞间行进的时候被挡下来问话。看来得往回走了：当他向广袤无限当中遥远的一点挥手的时候，向那吞没在经验上其实是有限状态的汪洋无边挥手的时候，手势活像那位了无生气、人却亲切的巫师泰吉欧—赫莫斯（Tadzio-Hermes）。但这位微笑而衣冠不整的军人往那方向伸出手臂时，我看到的是港口的入口处，还有哨亭，守卫站在一座胡乱漆上颜色的路障前面，检查进入港口的人，并要求出示通行许可。

多瑙河水经过适当的导引，在保留给码头人员的港湾区里入海，在港区主管的监督之下消逝于海面。要到尽头得取得通行许可，但是管理员也是凡人，他们并不真正了解这个外国人要的是什么，不过他们看他不讨厌，便答应让他绕一圈，看看那没什么可以看的东西，一条流入海中的运河，背景是堆在突堤上的绞盘、锚柄、条板箱，还有包装上的橡皮戳章，出入港的许可证。

那，就这样了？三千公里的胶卷放好后我们起身，离开戏院，找找卖爆玉米花的摊位，然后漫不经心地往后方的出口走去。看不到什么人，即使有人也正匆忙离去，因为天色已晚，码头已空。但是河水不断地流，平静而确信地流向海去，而这已不再是一条运河、一个限制、一项调节，而是往外的流动，开启并纵身进入整个地球的所有水和海洋，加入深居底处的生物。上苍啊——马林有诗行这样说——让我的死亡如同河流注入大洋吧。

[1]贝恩（Gottfried Benn，1886-1956），德国诗人，作品充满表现主义的色彩，诗集有《陈尸所》、《肉欲》等。（本书脚注均为译者所注。）

[2]霍夫曼（E.T.A.Hoffmann，1776-1822），德国浪漫派后期作家、音乐家。

[3]荷尔德林（1770-1843），德国诗人，将古典希腊诗文形式移植到德语中，深受席勒赏识，唯其作品在二十世纪才重新被发掘。

[4]老普林尼（23-79），古罗马军人、从政者、博物学作家，最有名的著作，也是唯一流传者为三十七册的《自然史》，为罗马帝国日常生活各方面观察的总汇。

[5]斯特拉博（前64？-23），古希腊时期的地理学家及历史学家，主要描述从印度、埃及到不列颠各民族的历史地理、风土民情。

[6]托勒密，公元二世纪时的天文及地理学家，著有《天文学大成》、《地理学指南》。

[7]伊利里亚，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大体上是今天的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

[8]让·保尔（1763-1825），原名里希特尔，德国浪漫文学先驱，见本书第二章。

[9]拉马丁（1790-1869），法国浪漫派诗人。

[10]魏宁格（Otto Weininger，1880-1903），维也纳出身的早慧作家，代表作《性与个性》影响时人如维特根斯坦甚深。

[11]神秘的西姆努斯（Pseudo-Scymnus），公元一世纪的民族志和地理学者。

[12]梅拉（Pomponius Mela），公元一世纪的古代地理学家，著有《世界概述》。

[13]埃拉托色尼（前276？-前194？），古希腊天文学家、数学家及诗人。

[14]希腊神话中与伊阿宋一起出航寻找金羊毛的英雄。

[15]欣德米特（Paul Hindemith，1895-1963），德国现代乐派作曲大师。

[16]项狄，英国作家劳伦斯·斯特恩（1713-1768）创造的小说人物。

[17]皮埃尔·别祖霍夫，小说《战争与和平》的男主角。

[18]蒙布拉西姆，意大利作家萨加里（Emilio Salgari）系列小说中虚构的东南亚岛屿。

[19]德拉卡萨（Giovannidella C asa，1503-1556），意大利作家及神职人员，以拉丁文和方言写作。

[20]指塞缪尔·约翰逊，十七世纪英国作家、著名辞书编纂者。

[21]雷蒂亚地区，泛指德、意、奥、瑞士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区。

[22]国家后方（Hinternational），根据International（国家之间）一词衍生的双关语。

[23]罗伯特·穆齐尔（1880-1942），奥地利人，奥匈帝国瓦解后，自我放逐到德国，被后世认为是二十世纪最重要的作家之一，代表作《没有个性的人》。

[24]弗兰茨·约瑟夫（1830-1916），一八六七年起为奥匈帝国皇帝兼匈牙利国王。

[25]潘诺尼亚古地，古罗马省份，主要在多瑙河西南，包括今天的奥地利、匈牙利、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和黑山共和国的部分。

[26]达契亚，古代罗马帝国领土多瑙河以北的部分，包括喀尔巴阡山脉和外西瓦尼亚地区，今为罗马尼亚中部和西部。

[27]乌兹迪尔（Johannes Urzidil，1896-1970），捷克作家。

[28]公元一六八三年，奥斯曼土耳其帝国二十万大军围攻维也纳，尤金亲王领军解围。如果维也纳沦陷的话，伊斯兰势力将取代基督教进入欧洲，神圣罗马帝国也将灭亡，尤金亲王在此役之后成了哈布斯堡王朝的英雄。

[29]玛丽亚·特蕾莎（1717-1780），奥地利女大公、匈牙利和波希米亚女王，后成为神圣罗马帝国弗兰茨一世的皇后。

[30]霍夫曼斯塔尔（Hugo Hofmannsthal，1874-1929），奥地利作家，致力于宣扬奥地利的文化。

[31]波波维奇（Aurel C.Popovici，1863-1917），生于匈牙利的罗马尼亚人，激进的民族主义捍卫者，强烈质疑奥匈帝国在罗马尼亚施行的政策。

[32]瑙曼（Friedrich Naumann，1860-1919），一九〇七年起担任德国国会主席，一九一八年创立德国进步党。

[33]赫尔德（1744-1803），德国哲学家、路德派神学家，作品《论语言的起源》等一系列著作都成为狂飙时期文学运动的基础。

[34]狂飙突进运动发起于十八世纪六七十年代之交的德国，为一富有反封建和宗教权威之政治意义的文学运动，代表人物为赫尔德、歌德、席勒等人。

[35]卡内蒂（Elias Canetti，1905-1994），生于保加利亚多瑙河畔的德语作家，一九八一年诺贝尔奖得主，代表作有《迷惘》、《群众与权力》及自传三部曲等。亦见第八章。

[36]塞巴斯丁·缪斯特（Sabastian Münster，1488-1552），德国的数学家、希伯来文教授，也曾经当过修士。是第一位绘出世界四大洲地图的人。

[37]冯塔纳（Theodor Fontane，1819-1898），德国文学家，《艾菲·布里斯特》为其最著名的小说，书名取自女主角之名。

[38]格里帕泽（1791-1872），奥地利诗人、剧作家。

[39]一九四三年，逐渐失势的墨索里尼在希特勒及纳粹的支持下逃亡到意大利北部，与残存的法西斯党羽在萨罗建立一个共和政府，史称“萨罗共和国”，企图重整士气，取得意大利北部和中部的领导权，但他所领导的意大利法西斯党却已是强弩之末。

[40]的里雅斯特，意大利古城，与斯洛文尼亚交界，纪元前为古罗马所管辖，在历史上曾隶属奥匈帝国、南斯拉夫、意大利等，本书作者即来自的里雅斯特。

[41]布罗代尔（F.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史家，主要著作为《菲利普二世时期的地中海和地中海地区》。

[42]汉姆生（Knut Hamsun，1859-1952），挪威作家，一九二〇年诺贝尔奖得主。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因被控于纳粹占领挪威期间通敌，遭到判刑。

[43]布洛赫（Ernst Bloch，1885-1977），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作品有《乌托邦精神》。

[44]伊斯特拉半岛，位于巴尔干半岛西北部，曾属奥匈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属意大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划归南斯拉夫，但西北端仍属意大利，土地的分割造成人口迁移。

[45]出自司汤达以拿破仑时代为背景的小说《巴马修道院》。

[46]此书原名Danubius Pannonico-Mysicus, Observationibus Geographicis, Astronomicis, Hydrographicis, Physicis Perlus tratusetinsex Tomosdigestus，1726年出版。作者马尔西利（Luigi Ferdinando Marsili，1658-1730）为意大利博物学家、地理学家，也是军人。

[47]艾希曼，被控负责执行遣送犹太人到死亡集中营的纳粹党卫军中校，一九六一年被移往以色列受审。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成书《艾希曼在耶路撒冷》，独发议论，认为艾氏是一个遵从命令的官僚，他所体现的不是“极端的邪恶”而是“邪恶的平庸”。

[48]策兰（Paul Celan，1920-1970），德语作家，出生于罗马尼亚北部原属乌克兰的地区，自罗马尼亚集中营死里逃生，战后辗转各地，一九四八年移居巴黎，四十九岁自溺于塞纳—马恩河。毕生坚持以德语写作，重要诗作有《死亡赋格》。亦见第七章。

[49]斯内齐尼克山（Mount Snežnik），位于斯洛文尼亚和意大利边界之高山。

[50]勒克莱尔（1902-1947），法国将军，加入戴高乐将军在非洲组成的自由法国军队，后逐渐受到提拔。

[51]塞利纳（Louis-Ferdinand Céline，1894-1961），法国小说家、医生，创造了法语文学中新的写作手法。

[52]布鲁姆（Léon Blum，1872-1950），法国社会党右翼领袖，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被维希政府囚禁，战后出任总理（1946-1947）。

[53]贝尔纳诺斯（Georges Bernanos，1888-1948），法国小说家、评论家，以长篇小说《在撒旦的阳光照耀下》而一举成名。

[54]纪德（AndréGide，1869-1951），法国作家，一九四七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

[55]佩索阿（Fernando Pessoa，1888-1935），二十世纪最著名的葡萄牙诗人、作家。

[56]斯维沃（Italo Svevo，1861-1928），出生于的里雅斯特的意大利作家，从商，小说作品为乔伊斯所发掘，最著名作品为《泽诺的意识》（1923）。

[57]荣格尔（Ernst Jünger，1895-1998），德国小说家，早年具有军国主义思想，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期成为和平的拥护者，代表作为《和平》、《玻璃蜜蜂》。

[58]毛奇伯爵（Count Helmuth J amesvon Moltke，1907-1945），任职纳粹军方最高指挥部，却是军方抗暴运动的重要人物。

[59]艾萨克·辛格（1902-1991），出生于波兰的犹太小说家，后定居美国，作品深刻描绘波兰和美国的犹太人生活，著有《卢布林的魔术师》等。

[60]凯斯特勒（Arthur Koestler，1905-1983），匈牙利裔英国作家，作品充满科学想象力，因帕金森症自杀。

[61]斯万与奥黛特是普鲁斯特《追忆似水年华》中的人物。

[62]米可斯泰特（Carlo Michelstaedter，1887-1910），意大利哲学家，完成代表作《雄辩与修辞》之后即自杀身亡。

[63]一七一四年至一七一八年土奥战争，奥地利转败为胜后所签订的和平协议。

[64]巴纳特，土奥战争后自土耳其手中夺回的失地，约为今日南斯拉夫与罗马尼亚交界地带。

[65]查理四世（1316-1378），德意志和波希米亚国王、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在其治下布拉格成为帝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中心，死后葬于布拉格。

[66]蒂鲍特（1772-1840），德国法学家，著有《罗马法制度》，总论成为德国关于罗马法的基本教科书。

[67]萨维尼（1779-1861），德国法学家，法学史学派的创始者。

[68]夏尔·诺迪埃（1780-1844），法国小说家、诗人，浪漫主义文学运动的核心人物之一。

[69]施陶芬贝格（1907-1944），德军上校。

[70]鲁道夫·布伦嘉伯（Rudolf Brunngraber，1901-1960），维也纳出生的奥地利作家。

[71]克里斯蒂安·舒巴特（1739-1791），德国音乐家、诗人、作家。

[72]阿尔布雷斯特·贝尔伯林格（1770-1829），发明滑翔翼的先驱者。

[73]开普勒制作的天体运行表，献给赞助者鲁道夫二世，故名。

[74]典出奥地利作家穆齐尔的经典小说《没有个性的人》。

[75]卡尔·克劳斯（1874-1936），维也纳剧作家、诗人、讽刺作家，当时重要文化杂志《火炬》的创办者。

[76]约瑟夫·罗斯（Joseph Roth，1894-1939），多产作家，政治记者，出生于施瓦本地区。

[77]莱昂·布洛伊（Léon Bloy，1846-1917），法国作家，虔信天主教的社会改革倡议者。

[78]亚哈随鲁（Ahasverus），《圣经》中的波斯国王。

[79]阿勒曼尼人，公元三世纪前期住在今德国美因河及多瑙河一带的日耳曼部落。

[80]米特那（Ladislao Mittner，1902-1975），德语文学学者。

[81]布辛（1724-1793），德国神学家、地理学家。

[82]诺斯替教徒（Gnostics），公元一到三世纪流传于地中海东部地区的密教信徒。

[83]弗里茨·朗（Fritz Lang，1890-1976），出生于维也纳的电影导演，后移居美国，代表作《大都会》是表现主义的经典之作。

[84]蒂利（1559-1632），历史上通称蒂利伯爵，十七世纪初三十年战争天主教联盟军的统帅。

[85]梅特涅（1773-1859），奥地利首相，主张镇压欧洲各地反君权的民主运动。

[86]玛丽路易丝·弗莱瑟（Marieluise Fleisser，1901-1974），以剧作家成名，曾因与布莱希特的关系而中断写作生涯，到晚年作品才再度被发掘。

[87]布鲁诺·法兰克（Bruno Frank，1887-1945），德国剧作家、小说家，后流亡美国。

[88]皆为罗马帝国省份名称。

[89]黑贝尔（Friedrich Hebbel，1813-1863），德国剧作家、诗人，作品擅长处理复杂的心理问题，代表作有《吉格斯和他的指环》。

[90]自由市、神圣罗马帝国治下的行政单位，由富有的市民阶层统治。

[91]腓特烈一世（1122-1190），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史称红胡子腓特烈一世。

[92]亚历山大·冯·罗伊斯（Alexandervon Roes），十三世纪史家，以其帝国理论著称。

[93]邓南遮（Gabrieled’Annunzio，1863-1938），意大利前卫诗人，积极参与政治运动。

[94]西吉斯蒙德（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

[95]阿尼姆（Ludwig Achimvon Arnim，1781-1831），德国民间传说的研究者、戏剧家、诗人和故事写作者。

[96]抵抗奥斯曼土耳其帝国扩张的一场战役，发生于一五七一年，为史上最后一场以帆桨战舰为主的大型海上战役。

[97]可亚斯佩斯（Choaspes）之水，流经古代波斯帝国首都的河流，据史家希罗多德说，此河之水乃波斯国王居鲁士唯一愿意饮用的水，可保多年不坏。

[98]阿普列乌斯，公元二世纪的罗马作家、哲学家，著有长篇故事《变形记》，又名《金驴记》。

[99]此三者皆为《魔笛》中的角色。

[100]施蒂夫特（Adalbert Stifter，1805-1868），奥地利作家，多写波希米亚森林，在当时很受欢迎。

[101]卡尔·阿莫瑞（Carl Amery），作家，德国绿党创始党人之一。

[102]巴达维斯（Batavis），为古代凯尔特人的拓垦地，后罗马人在此建立要塞城堡。

[103]这部十二世纪的史诗成于帕绍。

[104]阿提拉，匈奴人首领，公元四三四年至四五三年在位，武功强悍。

[105]肖洛姆·阿莱克姆（Sholem Aleichem，1859-1916），俄国犹太人，后定居美国。作品包括五部小说、三百多个短篇以及戏剧作品，多部剧作曾搬上舞台，最著名者为《屋顶上的提琴手》。

[106]奥地利西北部多瑙河沿岸低地。

[107]施佩尔（Albert Speer，1905-1981），德国建筑师，后成为希特勒御用建筑师，曾任纳粹军备与战时生产部长。

[108]哈菲兹，十四世纪波斯神秘诗人，有《诗颂集》（Divan）流传。

[109]弗朗茨·韦费尔（Franz Werfel，1890-1945），奥地利小说家、剧作家、诗人。

[110]亚当·万德鲁什卡（Adam Wandruszka，1914-1997），出生于乌克兰，后定居维也纳的历史学者。

[111]斯拉泰伯（Scipio Slataper，1888-1915），意大利作家。

[112]科尔基斯，古代地理学中黑海东端高加索南部地区，希腊神话中一块富饶的土地。

[113]伊斯特拉，巴尔干半岛西北部伸入亚得里亚海的半岛，西临威尼斯湾，今属意大利。亦见第九章。

[114]波美拉尼亚地区，即今中欧北部波罗的海沿岸地带。

[115]图连内（Turenée，1611-1675），法国将领。

[116]海因里希·冯·布罗（Heinrich Dietrichvon Bülow，1757-1807），普鲁士军人，军事作家。

[117]安普塞（1478-1527），德国基督教神学家，与路德对立的温和宗教改革者。

[118]两者皆为古罗马诗人维吉尔的作品。

[119]普里莫·莱维（Primo Levi，1919-1987），意大利作家、化学家，因参加反法西斯运动被捕，从奥斯维辛集中营里死里逃生，将经验写成回忆录《活在奥斯维辛》。

[120]阿多诺（1903-1969），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音乐理论家。

[121]萨巴（Emberto Saba，1883-1957），本名Emberto Poli，的里雅斯特出生的意大利语诗人，母亲为犹太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曾四处隐匿，逃避迫害。毕生受精神疾病之苦，以简朴、抒情的自传诗著称。

[122]位于今波兰东部卢布尔市附近。

[123]彼得·阿尔滕贝格（Peter Altenberg，1859-1919），原名Richard Engländer，奥地利作家。

[124]托洛茨基（Leon Trotsky，1979-1940），原名Lev D.Bronstein，俄国犹太裔革命家，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之一。

[125]指奥地利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之子鲁道夫大公与情人玛莉亚·韦切拉的神秘死亡。

[126]公元九世纪斯拉夫语字母的制定者，并以此斯拉夫文翻译《圣经》。

[127]普拉特园，皇室专属猎场，十九世纪改为公园，供大众休憩。

[128]多德勒尔（Heimitovon Döderer，1896-1966），奥地利小说家，作品描写不同历史时空下的维也纳生活。

[129]伊沃·安德里奇（Ivo Andrié，1892-1976），南斯拉夫作家，作品多以家乡为主题，一九六一年以《德里纳河大桥》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130]约尔加（Nicloa Iorga），见第九章及译注。

[131]阿贝尔·冈斯（Abel Gance，1889-1981），法国电影导演，作品有《拿破仑》等。

[132]卡普阿，意大利古城，九世纪时曾被伊斯兰教徒洗劫一空，现保留中世纪重建后的面貌。

[133]“德奥合并”，特指法西斯德国并吞奥地利。

[134]马内斯·斯佩贝尔（Manès Sperber，1905-1984），奥地利小说家、评论家、心理学家。

[135]马克西米利安（Maximilian，1832-1867），奥地利大公，墨西哥皇帝，弗兰茨·约瑟夫的弟弟。因墨西哥保守派和法皇拿破仑三世的阴谋而就任墨西哥皇帝，但其政策及措施不符两方的期待，最后死于墨西哥。

[136]萨尔马提亚人，公元前四世纪到公元四世纪时的游牧民族，多居于巴尔干半岛东部到欧俄南部地区。

[137]瓜第人及马科曼尼人，两者皆为古代的日耳曼部落，由美因河附近逐渐往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迁徙。

[138]嘉达（C.E.Gadda，1893-1973），意大利随笔作家、小说家。

[139]卡林西亚地区（Carinthia），奥地利南部与斯洛文尼亚交界地区。

[140]铁托（Tito，1892-1980），前南斯拉夫总统。

[141]《乔康达》（La Gioconda），意大利剧作家蓬基耶利的四幕歌剧。

[142]帕拉切苏斯（Paracelsus，1493-1541），中世纪著名的瑞士医生、炼丹家。

[143]在本书中通指匈牙利民族。

[144]莫哈奇之役为土耳其第一次入侵匈牙利之大战，由土耳其苏丹苏莱曼一世领军，匈牙利国王和贵族皆无心抵御而败，战后匈牙利人引入奥地利势力与土耳其抗衡，最后导致匈牙利国土一分为三。亦见第六章的描述。

[145]作者写作时两国尤为同一国家。

[146]鲁塞尼亚人（Ruthenian），源自斯洛伐克东部和乌克兰西部的民族。

[147]勒多维特·史图尔（L’udovitŠtur），史图尔连同一群人将安东尼·贝尔诺拉克（Anton Bernolák）订定的斯洛伐克语做了最后的标准化。

[148]利波托夫地区（Liptov），斯洛伐克西北部盆地区。

[149]塔特拉高山，斯洛伐克北方与波兰交界处的高山区。

[150]夏洛克，莎士比亚《威尼斯商人》中无情的放高利贷者。

[151]恩佐·贝提查（Enzo Bettiza），意大利作家，成名作《督察员》描述一九四八年意大利小镇一个共产党员的故事。

[152]本书写作时，德国尚未统一。

[153]卡普里岛，意大利旅游胜地。

[154]黏着型语言（agglutinativelanguage），语言的类型分类术语，指由词素序列构成词语的语法过程，土耳其语、芬兰语、日语等即是此类语言。

[155]齐奥朗（Emil Cioran，1911-1995），罗马尼亚出生的哲学家，后专以法文写作。

[156]翁德雷·厄岱（Endre Ady，1877-1919），作品受到法国象征主义文学的影响。

[157]由匈牙利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共同组成的苏维埃政权，抗拒协约国的影响力。

[158]席格蒙·克梅尼（Zsigmond Kemény，1814-1875），匈牙利小说家，作品擅长处理心理问题。主编《佩斯日报》，对匈牙利政界很有影响力。

[159]谢契尼伯爵（István Szécheny，1791-1860），匈牙利改革家、作家，引导了匈牙利贵族中对政治的讨论风气，立意将匈牙利现代化。

[160]科苏特（Lajos Kossuth，1802-1894），匈牙利民族解放运动领袖。

[161]亚诺什·奥洛尼（János Arany，1817-1882），被认为是匈牙利现代诗的创始者之一。

[162]内莱塔尼亚（Cisleithania），一八六七年奥匈帝国体制建立后，哈布斯堡帝国分两半为治，西半部辖区称为内莱塔尼亚，由哈布斯堡家族以奥地利皇帝之名统治；在东半部则由该家族以匈牙利国王之名统治，称外莱塔尼亚（Transleithania）。

[163]拉伊克（Laszlo Rajk，1909-1949），匈牙利共产党元老级人物。

[164]拉科西·马加什，匈牙利共产党政治家，斯大林的拥护者。

[165]提波尔·戴瑞（Tibor Déry，1894-1977），出生于布达佩斯的犹太作家，卢卡奇誉之为“他那时代最伟大的人性描绘者”。

[166]歌革和玛各，典出《圣经》中《启示录》，指由撒旦统治的敌对势力，将在世界末日显现。

[167]纳吉（Irme Nagy，1896-1958），匈牙利共党中的铁托派，一九五六年反苏联抗争的象征人物。

[168]卡达尔（János Kádár，1912-1989），一九五六年匈牙利起义事件后上台，采取重大经济改革措施，是为“匈牙利模式”，同时谨慎抵抗来自苏联的反改革压力。

[169]弗洛斯马提（Mihály Vörösmarty，1800-1855），匈牙利诗人，诗风结合爱国情操与古典手法，被认为是匈牙利最伟大诗人之一。

[170]贝拉·库恩（Béla Kun，1886-1938），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一九一九年短暂任苏维埃共和国的主席，一九三七年苏联大清洗时被打为托洛茨基分子，后遭处决。

[171]霍尔蒂，曾任奥匈帝国海军上将，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政府解体后，在协约国的支持下成立法西斯政权，进行血腥的恐怖统治，一九二〇年一月恢复君主制。

[172]古拉·克吕德（Gyula Krúdy），匈牙利当代作家、记者。

[173]萨格勒布，今克罗地亚共和国首都。

[174]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由纳粹支持建立的克罗地亚极右政权。

[175]吉拉斯（Milovan Djilas，1911-1995），南斯拉夫政治家、作家，代表作为批判共产党的作品《新阶级》。

[176]尤维纳利斯，公元一、二世纪的罗马讽刺诗人，作品讽刺罗马社会的腐化和人类的愚蠢。

[177]约瑟夫·厄特佛斯（József Eötvös，1813-1871），匈牙利作家、政治改革家，属基督教自由派。

[178]一六七〇年匈牙利贵族拉科齐和维塞连尼所领导的反抗哈布斯堡的起义。

[179]弗朗兹·莱哈尔（Franz Iéhar，1870-1948），奥地利轻歌剧作曲家，作品有《风流寡妇》等。

[180]尼可劳斯·恩斯特·克雷曼（Nicolaus Ernst Kleemann），十八世纪的旅行家，在一七六八年进行了这趟中欧之旅。

[181]居维叶（1769-1832），法国博物学家，比较解剖学和古生物研究的先驱。

[182]摩和克族，过去居住于哈得孙河上游的美洲印第安部落。

[183]米克沙特（Kálmán Mikszáth，1849-1910），匈牙利小说家，作品擅长讽刺一战之前的士绅阶级。

[184]亚诺什·匈雅提（János Hunyadi，1407-1456），匈牙利民族英雄，匈牙利国王的军事将领，领导对土耳其人的长期抗战。

[185]贝拉·巴拉兹（Béla Balázs，1884-1949），匈牙利电影理论家、导演、剧作家。

[186]传说三世纪爱尔兰英雄，也是吟游诗人。

[187]意大利文艺复兴后期诗人，作品试图在当时的史诗规范与自己的抒情幻想间取得平衡，主要作品有史诗《被解救的耶路撒冷》。

[188]三部作品皆为传说改编，分别取自冰岛传说、拜伦长诗以及普希金的韵文小说。

[189]费伦茨·寇钦泽（Ferenc Kazinczy，1759-1831），匈牙利作家，匈牙利语的改革者。

[190]扎拉，旧南斯拉夫西部港口城市，今名扎达尔。

[191]阜姆，港口城市里耶卡的旧称，现位于克罗地亚境内。

[192]斯达汉诺夫运动，苏联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所展开的提供劳动生产力的运动。

[193]亦即成为匈牙利的国王。

[194]沙特尔，法国西北部重镇，以中世纪哥特式圣母大教堂闻名。

[195]巴奇卡地区，前南斯拉夫佛伊伏丁纳自治省的一个区域。

[196]艾丽卡·亚慈（ErikaÁts），属于匈牙利战后中生代的女诗人。

[197]墨达赫（Imre Madách，1823-1864），匈牙利诗人、剧作家，代表作《人之悲剧》是十五幕的戏剧史诗，以悲观的哲学观点探讨人类的历史。

[198]即莫哈奇之役当天。

[199]该城市的三种称呼，分别为匈牙利语的潭美斯瓦、罗马尼亚语的蒂米什瓦拉和德语的潭美旭堡，作者在以下会混用前两者。

[200]作者写作当时，伏伊伏丁那犹属未分裂的南斯拉夫的自治地区，地位如同科索沃。

[201]塞克列人（Székely），马扎尔人的一支。

[202]“实验中学”，旧时主要教授自然科学及现代语文的中学。

[203]雷瑙（Miklós Lenau，1802-1850），潭美斯瓦附近出生的德语作家，毕生摇摆于维也纳和施瓦本心灵故乡之间，最后病逝于疗养院。

[204]阿里帕夏（Ali Pasha，1741-1822），“帕夏”为奥斯曼帝国高级文臣武将的尊称。

[205]强尼·怀斯穆勒（Johnny Weissmuller），五度获奥运金牌的游泳健将，泰山影集中最受注目的主角。

[206]埃克曼（Eckermann），意指歌德晚年的助手兼助理。

[207]阿尔诺·豪瑟（Arnold Hauser，1892-1978），匈牙利所属之潭美斯瓦出生的作家，艺术史家，在布达佩斯、维也纳、柏林、巴黎等地修习艺术史及文学，著有《社会艺术史》等书。

[208]齐奥塞斯库（Nicolae Ceausescu，1918-1989），在罗马尼亚共产党中起家，一九六七年成为罗马尼亚国家领导人，最后因为人民和军队的反抗而丧命。

[209]雷佐利（Gregorvon Rezzori，1914-1998），布科维纳出生的作家，也是戏剧演员，到过罗马尼亚、德、奥等地，卒于意大利托斯卡纳。

[210]玛奎尔·施佩柏（Marqul Sperber，1898-1967），乌克兰出生的诗人，也是译者和出版商，对罗马尼亚德语文学影响甚大，死于布加勒斯特。

[211]卡罗·谢尼亚奈（Carlo Cignani，1628-1719），意大利历史画家。

[212]海涅·穆勒（Heiner Müller，1929-1995），萨克森地区出生的二十世纪伟大欧洲剧作家，作品充满政治关怀。

[213]卡拉奇（Agostino Carracci，1557-1602），意大利画家、版画家，代表作《圣哲洛姆的最后圣餐》。

[214]日格蒙德·莫里兹（Zsigmond Móricz，1879-1942），杰出的二十世纪匈牙利散文诗人，多描写小村镇的人事物，曾为进步文学期刊《西方》的编辑。

[215]米克洛斯·尤锡卡（Miklós Jósika，1794-1865），匈牙利小说家和爱国者，为最早写匈牙利历史小说者。

[216]霍亨索伦家族，十五到二十世纪初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的统治家族。

[217]恩尼亚·席维欧·皮可洛米尼（Enea Silvio Piccolomini），后来的教皇庇护二世，人文主义者、诗人、历史学家。

[218]阿尔巴尤利亚，匈牙利城市，现位于罗马尼亚中西部，古来为重要的政教中心。

[219]毕希纳（Georg Büchner，1813-1837），德国剧作家，作品《沃伊采克》呈现了一个异化人格的心理状况。

[220]普鲁特，今罗马尼亚和乌克兰交界河流的流域。

[221]艾瑞克·怀尔（Eric Weil，1904-1977），法国哲学家。

[222]提托·裴尔利尼（Tito Perlini），意大利文化理论研究者。

[223]希吉斯蒙国王（Sigismund，1368-1437），神圣罗马帝国皇帝，兼任匈牙利国王和波希米亚国王。

[224]一九八九年之前的南斯拉夫由克罗地亚等六个共和国，和科索沃及伏伊伏丁那两个自治省所组成。

[225]高尔基（Maxim Gorky，1868-1936），俄国作家，苏联作家协会首任主席（1934），提出社会主义写实主义的创作原则。

[226]马尔罗（AndréMalraux，1901-1976），法国作家，曾任法国文化部长（1958-1968）。

[227]卡尼奥拉，今斯洛文尼亚的西部地区。

[228]伊利里亚人，古代分布于亚得里亚海东岸地区的民族。

[229]潘盗尔，十八世纪以野蛮劫掠而恶名昭彰的克罗地亚士兵。

[230]米海洛·卜平（Mihajlo Pupin，1854-1935），匈牙利物理学家，后移民美国。

[231]共产党情报局（Cominform），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交换情报的机构，实为苏联控制东欧国家的手段，铁托的退出代表南斯拉夫与苏联决裂，时为一九四八年。

[232]《静静的顿河》，俄国作家肖洛霍夫的作品。

[233]斯丹尼索夫·耶日·雷茨奇（Stanislav Jerzy Lec，1909-1966），擅写箴言的作家。

[234]安德烈·库辛涅维奇（Andrei Kusniewicz，1904-1993），小说家，诗人，作品多有自传成分，著有小说《死亡语言课程》等及回忆录《混合的习俗》。

[235]图拉真（Trajan，53-117），唯一非意大利出生的罗马皇帝，在位期间对内大兴土木，对外积极扩张，领土直达波斯湾。

[236]德凯巴鲁斯（Decebalus），领导达契人各部落对抗罗马军队，长达数十年，最后在公元一〇五年败给图拉真而自刎。亦见第九章。

[237]冈多科罗，苏丹南部贸易重镇，位于白尼罗河东岸。

[238]普罗夫迪夫，仅次于首都索非亚的保加利亚老城。

[239]保加尔人，即保加利亚人。

[240]普列文，位于保加利亚中北部。

[241]阿普利洛夫（Vassil Aprilov），于一八三五年建立保加利亚第一所世俗中学，以保加利亚语教学。

[242]安东·唐契甫（Anton Doncev），保加利亚多产的当代作家。

[243]佩科·斯拉菲可夫（Petko Slaveykov，1827-1895），诗人、政论家、记者，作品跨各种文类。

[244]潘秋（Pencho Slaveykov，1866-1921），保加利亚文学重要现代诗人，作品关怀民族的解放，代表作为《血之歌》。

[245]伊万·瓦梭夫（Ivan Vasov，1850-1921），有保加利亚文学之父的美誉，作品文类涵盖历史小说、诗、散文及报告文学等。

[246]鲍格米勒教派，保加利亚十到十一世纪的异端教派。

[247]切尔卡西亚人，高加索民族的一支。

[248]萨姆松，黑海岸的土耳其城市。

[249]惠廷顿社（Whittington Club），一八四七年成立于伦敦，兼具教育和娱乐功能的文艺社团，成员以中产阶级为主。

[250]瓦尔纳，保加利亚东北部港口。

[251]色雷斯人，属印欧人种，起源难以确定，最早以巴尔干半岛为生活中心的种族。

[252]萨摩耶人，居住在西伯利亚的蒙古人之一支。

[253]兹拉修·博亚杰夫（Zlatio Bojadjiev），保加利亚古典主义画家。

[254]季米特洛夫（Georgi Dimitrov），保加利亚共产党领袖，一九四六年在苏俄支持下赢得选举，于十一月出任该国总理。

[255]日夫科夫（Todor Zivkov，1911-1989），保加利亚共产党总书记兼国家元首（1954-1989）。

[256]史坦波利斯基（A.Stamboliski），二十世纪初保加利亚农民党领域，参与了欧洲各国农民党所组成的“绿色国际”的创办。

[257]寇德列阿努（Corneliu Codreanu，1899-1938），罗马尼亚法西斯倾向的准军事组织“铁卫军”的创建者。

[258]洁修教徒（Cathars），中古欧洲一个基督教派别，强调持守“清洁”与苦修。

[259]阿尔比教徒（Albigensians），起源于十一世纪法国阿尔比的基督教派，十三世纪时被列为异端。

[260]施尔特贝格（Johann Schiltberger），十五世纪的巴伐利亚贵族，著有与今天俄国地区为主的《旅行记》，是中世纪地形和历史的重要记载。

[261]特尔诺沃，历史悠久的古城，于中世纪时发展成保加利亚最重要的政治、宗教、文化、经济中心，此时的建筑及其他文艺成果都臻于极高的艺术水平。

[262]这部自传为童年回忆录《得救之舌》（Die Gerettete Zunge），一九七七年出版。作者在一九八一年七十六岁时获诺贝尔文学奖。

[263]“多瑙河”在色雷斯—佛里几亚语中的名字，意为“带来好运者”。

[264]米哈伊尔·萨多维亚努（Mihail Sadoveanu，1880-1961），曾将下段所述的民间歌谣写成小说《小斧头》。

[265]乔治·科苏布茨（George Co buc，1902-1974），有“人民的诗人”之称，曾将但丁的《神曲》译为罗马尼亚文。

[266]扎哈里亚·斯坦库（Zaharia Stancu，1902-1974），作品描写乡间生活的小说家。

[267]斯特凡大公于一四五七年至一五〇四年在位，为领导罗马尼亚人民抵抗土耳其人的民族英雄。

[268]尼可拉·尤嘉（Nicola Iorga，1871-1940），罗马尼亚历史学家、政治家，著书八百多部，以十卷的《罗马尼亚史》为最著，毕生工作对罗马尼亚精神生活影响深远；一九三一年至一九三五年任罗马尼亚首相兼教育大臣，一九四〇年被法西斯的铁卫军暗杀身亡。

[269]西梅瑞安族人，当时横行于小亚细亚的游牧民族。

[270]彭培厄斯·特罗格（Pompeius Trogus），古罗马历史家，生活于奥古斯都执政时期。

[271]多布罗加地区，即多瑙河下游和黑海之间地区，北中部属罗马尼亚，南部属保加利亚。

[272]阿波罗多罗斯，公元前一世纪的希腊学者，以诗体作《希腊编年史》。

[273]格皮德人，古老的日耳曼部落，自今瑞典南部往南迁徙，六世纪时在今南斯拉夫地区被阿瓦尔人所击溃。

[274]米狄亚（Medea），希腊神话中科尔基斯的公主，帮助伊阿宋取得金羊毛，后来残暴地弑其兄并加以分尸，又毒死伊阿宋篡位的叔父，最后因为伊阿宋的背叛而亲手杀害自己的子女。

[275]斯洛文尼亚西南部港市，现名科佩尔。

[276]库尔提乌斯（Ernst Curtius），十九世纪德国考古学家、历史学家。

[277]爱明内斯库（Mihail Eminescu，1850-1889），诗风抒发激情，充满革命性，受到法国浪漫派的影响，被视为当时最优秀的罗马尼亚诗人。

[278]斯堪太亚宫（Scànteia），罗马尼亚共产党党报大楼。

[279]普罗提诺，公元前二世纪的罗马哲学家，新柏拉图学派的代表人物，以“流出之喻”解释宇宙的开展为一种日光的流出作用。参见傅伟勋《西洋哲学史》。

[280]盖雷亚（Dobrogeanu-Gherea，1855-1920），罗马尼亚社会主义思想及运动的先驱。

[281]法纳尔人，来自君士坦丁堡的法纳尔区的希腊人，多富有，十八世纪奥斯曼土耳其以之治理罗马尼亚地区的人民。

[282]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罗马尼亚年幼的米哈伊登上王位，由安东尼斯库摄政。

[283]巴多格里奥（Pietro Badoglio，1871-1956），意大利军人，墨索里尼垮台后由国王任命为总理。

[284]在罗马失势的墨索里尼在希特勒的支持下于萨洛另立了一个政府。

[285]拉比什（Labiche，1815-1888），法国喜剧作家，内容多取材小市民的生活，主要作品有《意大利草帽》、《贝吕松先生的旅程》。

[286]妮娜·卡西安（Nina Cassian，1924—），罗马尼亚多产诗人，也是古典音乐作曲家，一九八五年移居纽约。

[287]马林·索雷斯库（Marin Sorescu，1936-1996），罗马尼亚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诗人和剧作家。

[288]伊翁·米赫拉谢（Ion Mihalache，1882-1953），于一九一八年成立农民党，曾任罗马尼亚政府农业部长，一九四五年共产党取得政权之后，他成立了流亡政府，后被捕，死于狱中。

[289]潘奈特·伊斯特拉提（Panait Istrati，1884-1935），出身贫寒而自学而成的罗马尼亚作家，作品受到罗曼·罗兰的赏识，但最后仍在贫病中死于布加勒斯特的精神疗养院。代表作有以克里米亚战争时的东欧为背景的《琪拉·齐拉琳纳》等。

[290]埃内斯托·萨瓦托（Ernesto Sábato，1911—），阿根廷小说家、记者，散文家，小说作品剖析阿根廷社会的社会及思想冲突。

[291]米尔恰·伊利亚德（Mircea Eliade），罗马尼亚当代的宗教史家、作家。

[292]据说奥维德写《爱的艺术》激怒了奥古斯都皇帝，而他似乎又和皇帝的女儿有染，因而被放逐到黑海边的托米斯。

[293]帕弗拉戈尼亚（Paphlagonia），古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地区，在黑海之南。

[294]爱德华·吉本，十八世纪英国史家，《罗马帝国兴亡史》作者。

[295]格奥尔格·勃兰兑斯（Georg Brandes，1842-1927），丹麦文学评论家、学者，文学与政治思想倾向自由激进，不受本国保守分子欢迎，但对二十世纪北欧文学影响甚巨，著有《十九世纪文学主流》等书。

[296]法布尔（Jean Henri Fabre，1823-1915），法国昆虫学家，著有十卷的《昆虫记》。

[297]梅特林克（Maurice Maeterlinck，1862-1949），比利时象征主义诗人和剧作家，但其散文著作《蜜蜂的生活》《花的智慧》更广为人们所阅读。

[298]米什莱（Jules Michelet，1798-1874），法国浪漫主义历史学家，除史作之外更写了一系列自然科学著作。

[299]布封（Buffon，1707-1788），法国博物学家，曾任皇家博物馆馆长。

[300]奥斯卡·华特·齐赛克（Oskar Walter Cisek，1897-1966），罗马尼亚前卫小说家。

[301]圣格奥尔基，罗马尼亚中东部城市。

[302]李锡尼（Licinius），罗马皇帝，公元三〇八年至三二四年在位。

[303]Plauri，漂浮的植物小岛，为罗马尼亚的观光重点。

[304]阿米亚努斯（Ammianus），公元四世纪罗马史学家。

[305]法国作家Bernardinde Saint-Pierre（1737-1814）抒情作品中的男女主角。

[306]希腊神话中希腊青年利安德每夜泅泳渡海与情人海洛相会因而溺毙。

[307]萨落蒙·施怀格（Salomon Schweiger，1551-1622），曾奉哈布斯堡王朝鲁道夫二世之命旅游巴尔干半岛，探看地理和风土。

[308]埃乌斯塔乔（Eustathios），十六世纪意大利解剖学家，现代解剖学的奠基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