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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名：同情者

作者：【美】阮清越（Viet Thanh Nguyen）

译者：陈恒仕

责任编辑：陈飞雪 邹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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请不要一听到“折磨”就拉下面孔，这里还是有足够的补偿、足够的安慰，甚至某些好笑的东西。

——弗里德里希·尼采《论道德的谱系》

目 录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鸣谢

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

第一章

我是个间谍，是个卧底，是个“内鬼”，是个双面人。我还是个有两套思想的人，或许也不奇怪。有人一直把我当作或是漫画或是惊悚电影里某个被世人误解的怪物，其实，我不是。我只是一个能从两边看问题的人。我有时也得意：能够这样做，也是才华哩。没错，这没什么了不起，可它或许是我拥有的唯一才华。有时，我也反思，怎么就禁不住这么观察世界？想着想着，我便扪心自问，我拥有的这点才华真能算作才华？毕竟，才华是你用而非用你的东西。你不能自主“不用”的才华，换句话说，控制你让你为它着魔的才华，是一样很危险的东西。这是我必须检讨的事情。但是，就在我的检讨书最先提到的那个月里，我的这点才华看起来仍不是什么危险的东西，反倒是我的一个长处。唉，福兮祸所伏。

我说的是那个空前残酷的四月。就在那个四月，那场马拉松般的战争，如同所有行将结束的战争，像一个将失去四肢的人，难以继续。那个四月，对于世界上其他地方大多数人，不过是稀松平常、年复一年的四月，但是，对于我们这个小国家的所有人，有太多含义。就在那个四月，战争结束了，从此恢复了……啊，用“和平”两字不合适，对吧，尊敬的指挥官？就在那个四月，我在住了五年的别墅里等待结束。别墅外墙嵌有棕色碎玻璃，熠熠闪光；墙头布有生锈的倒刺铁丝网。在别墅，我有自己的房间，正像我在您的集中营里有自己的房间，指挥官。当然，贴切讲，您给我的房间是与外隔绝的单人牢房。在别墅，每天有仆人清理打扫房间；而您为我安排了一个娃娃脸看守，他可不做清理打扫的活。您别误会，我没在抱怨。写检讨书时，住的地方干不干净不要紧，要紧的是清静。

住在将军别墅，晚上挺清静，然而，一到白天便清静不再。将军手下只有我住在他家里，只有我单身，当然，也只有我才是他最靠得住的副官。每天早晨，我和将军一家在柚木餐桌旁用早餐。我陪将军坐在餐桌一头，边吃边读边议各种简报。餐桌另一头，夫人照管四个听话守规矩的孩子。他们的年龄分别是十八岁、十六岁、十四岁和十二岁。餐桌旁会空出一个位子，这是留给在美国读书的大女儿。用完早餐，我会驾车送将军去他的办公室，离别墅很近。或许，不是人人担心战争结束，不过，将军为此忧心忡忡。他的担忧甚至害怕不无道理。他身材瘦小，但是，举手抬足，风度卓尔。他久经沙场，获得多枚勋章，每一枚都实至名归。子弹和弹片削去了他的一根手指，两个左脚脚趾，不过，除了他的家人和密友，没人知道他左脚的情况。他的雄心壮志从没减弱过，不过，他对两件事情已不抱希望：一是买瓶上等勃艮第葡萄酒，二是与不只懂往酒里加冰块的朋友一起品酒。他既是享乐主义者又是天主教徒，换句话说，是一个有信仰的人，信仰的顺序是：先信美食，后信天主；先信太太，后信子女；先信法国人，后信美国人。他认为，这些信仰给人教益，远非一些国家的斯文加利(1)式人物的说教所能比拟；这帮人蛊惑了越南北方兄弟，也蛊惑越南南方部分兄弟：他们就是卡尔·马克思，弗拉基米尔·列宁，以及毛主席。这不是说，他读过这些圣贤的著作，一个字没读过！我是他的副官，一个衔级不高的情报官，其中一项工作就是先读《共产党宣言》或毛的“红宝书”之类的书，再给他看我的也是抄来的注解。至于他什么时候什么场合表现自己如何了解敌人思想，由他自己决定。他最喜欢拿列宁说的问题说事。只要他认为有必要这么做时，会用上我的注解。“诸位，”倘若身边正好有张桌子，他会用暴突刚硬的指关节敲击桌面，问“怎么办？”如果提醒将军，这个问题，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2)早在他的同名小说里提过，是没任何意义的。如今，有几人记得车尔尼雪夫斯基？列宁才是重要的人。是的，列宁是行动派，把别人提的问题拿为己用，变成他自己的。

这个四月比任何一个四月都阴郁压抑。在这个月，将军面临应该怎么办的问题。他向来有办法，但如今束手无策。他追崇独特文明使命的观点(3)，追崇美国精神，最终却被一只叫“怀疑”的小虫叮咬，陡地患上了失眠症，脸像疟疾患者的脸，白里透青，在别墅里转悠。几周前，亦即三月，南越军队北线失守，从那时起，他会冷不丁出现在我办公室的门口或我在别墅的房间里，阴着脸，扔下一沓情况报告之类的文件。“你信吗？”听他语气，我非回答不可。于是，我要么答：“不信，将军！”要么答：“实在令人难以置信！”邦美蜀，一个风景宜人的高地，一个以咖啡豆闻名的山镇，我的家乡，三月初竟然被洗劫一空，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南越总统绍，实在不愿提他名字，不知哪根神经搭错地方，竟然命令南越守军撤出高地，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岘港、芽庄相继陷落，南越军人为了逃命，竟然跟逃难平民争抢船只，从背后射杀平民，造成数千人死亡，这实在令人难以置信。我在自己的办公室里秘密做着间谍该做的事情：将这些文件拍照。照片会让与我接头的敏很开心。我读这些文件，也很开心，因为它们让我看到南越政权行将灭亡。不过，文件提及无辜平民的惨况，我禁不住生起恻隐之心。或许，从政治角度看，我不该同情平民，但假若我母亲还活着，她会是这些平民中的一员呀。母亲可怜，我是她可怜的孩子。没人会问可怜人是否需要战争，也从未有人问可怜人是否想在海上漂流渴死，或者，是否想被自己的军人掠夺奸淫。假设被自己的军人射杀的数千平民活转过来，怎么都不敢相信他们当初的死法，正如我们无法相信，美国人——我们的朋友，恩人，保护人——竟断然拒绝了我们需要更多援助金的请求。假设有那笔钱，我们会用来做什么呢？当然，买弹药、燃料，买武器、飞机、坦克的配件。这些东西他们以前可是无偿相赠。行为乖张的美国人如今这么做，像给了我们注射器，却不再为我们提供毒品。（“免费东西，”将军满腹牢骚，“让人付出的代价比什么都大。”）

一天早晨，吃完早餐，议完简报上的事情，我为将军点上一支好运牌香烟。他怔怔地瞪着空中，忘记了吸烟。四月中旬夹在手指间的烟卷一点点化作灰，滚热的烟灰终于将他从迷离中烫醒过来。他嘴里蹦出一个有失身份的字眼，孩子们听了忍不住窃笑。夫人叫停了他们，对将军说道：“你再这么等下去，一家人可就都走不了了；事到如今，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才是。”将军装作没有听见夫人的话。说说夫人吧：她的脑袋跟算盘一样细密；她的背直挺如军事教官；她生育了五个孩子，身材仍像处女；她的装束打扮足以令法国学院派画家们浮想联翩。这些画家可是最擅长使用最柔和的水彩与最飘逸的线条。一句话，她集越南女人优点于一身。将军对这份洪福，一辈子心存感激和敬畏。他揉着烫伤的指尖，看着我，说道：“我看，是该叫克劳德安排一架飞机了。”趁他再次专注于被烫指尖的空当，我瞄了一眼夫人，她只是扬扬眉头。“您看得准，将军。”我附和道。

克劳德是我们最信任的美国朋友。我们之间走得很近，近到可以互聊私事。有一次，他喝多了，向我透露了一个秘密。他说他有十六分之一的“黑鬼”血统。我也在喝酒，喝的是田纳西波旁威士忌，跟他一样，也醉眼饧然。“原来如此，”我应道，“难怪你头发黑，皮肤也黑。难怪你跟我们一样，恰恰舞跳得这么好。”“贝多芬，”他继续道，“也有十六分之一‘黑鬼’血统哩。”“哦，”我应道，“难怪《生日快乐》歌你唱得也那么好。”我俩一九五四年就认识了，迄今二十余年。当时，我挤在一条难民船上。他在人堆里一眼看到了我，而且看出了我的天赋。当时，我仅九岁，但心理年龄可不止九岁。早先跟一个早期来越南的美国传教士学过英语，因此，我的英语堪称漂亮。克劳德以前的工作，在外人眼里，是救济难民。如今，他在美国驻南越大使馆工作。他面上工作，是帮我们这个被战争破坏得满目疮痍的国家发展旅游。应该想见，他再能干，要做成这样的事，非脱层皮掉身肉不可。其实，克劳德是美国中央情报局（CIA）的人。在越南还是法国人天下时，他就到了越南。那时，CIA不叫CIA，叫美国战略情报局(4)。胡志明与法国人交战时，寻求过美国战略情报局的帮助。在他发表的越南《独立宣言》里，甚至引用了美国开国元勋的话。他的敌人对此不以为然，说，他一张嘴两张皮，不知道说的是人话还是鬼话。不过，克劳德认为，他立刻就听出胡志明说的是鬼话还是人话。我离开将军书房，到了廊道当头我的办公室，在办公室里与克劳德通了电话。我用英语说，将军已经绝望。克劳德越语一塌糊涂，法语更糟，不过英语还算漂亮。我之所以说他英语漂亮是因为，他的同胞并不是个个能说漂亮英语。

“战争结束了。”我说道。跟克劳德说这话时，打了这么久的战争看来真要结束了。我以为电话那头的克劳德可能会反驳，说，大批美国轰炸机该会很快飞临南越上空，或说，美国武装直升机该会很快空投部队，营救我们。但是，克劳德没有反驳。“我看看下一步怎么安排。”他应道。通话中，我听到他那头人声嘈杂。想象得出，此刻使馆已乱作一团；所有电传打字机不停运转到了烫手程度；西贡与华盛顿之间，急电频传，密如织网；工作人员没有一刻歇息；战败的现实让每个人备受压抑，他们的神经被刺痛得感受不到空调送出的清凉。在此情形下，人易动气。但是，克劳德始终冷静。他在越南生活了很久，即便天气闷热潮湿，身上几乎不见汗水。他能做到神不知鬼不觉地出现在你面前。但在越南，他做不到不招人眼目。他算是知识分子，但却是个醒目的美国种：因为常健身，二头肌发达，孔武有力。南越的学者，通常面色苍白、视力很弱、目光短浅、身形矮瘦。克劳德截然相反：牛高马大，视力如鹰，目光远大，身形健硕。每天清晨，他会让越南侬族男仆蹲坐在他的背上，做上两百次俯卧撑。一旦空闲，他便读书。每次来将军别墅，他胳肢窝下总夹有一本书。我俩通电话的几天后，他胳肢窝下夹了一本平装书来到将军别墅。书名《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作者理查德·赫德。

他将书送给我，送给将军的是一瓶杰克·丹尼威士忌。若可以选择，我更喜欢那瓶酒。不过，也就一想罢了。我细看了书的封皮。上面印满了推介书的文字。文字写得极其夸张，像是少女后援会的语言，但写下这些的却是两个国防部秘书，一个曾来越南进行为期两周调查的参议院议员，一个赫赫有名、语气语调模仿扮演摩西的查尔顿·赫斯顿的电视主持人。他们为什么会这么激动？书富有寓意的副标题应该可以提供线索：《论如何认识和击退亚洲面临的马克思主义威胁》。克劳德说人人在读这本指南。我应道，我也会认真读它。将军啪地打开了威士忌。他没心情讨论书，更没心情东聊西扯，敌军十八个师围城，哪来闲情逸致。他要讨论飞机之事。克劳德两只手掌夹着酒杯，来回搓揉，说，他能做的，只有私下安排将军乘坐一架临时调拨的C-130飞机。被总统点将掌管国家警察总局前，将军一直在空降部队服役，因此清楚C-130只能载九十二名伞兵及其装备。问题是，他告诉克劳德，他光是亲戚就有五十八人。他的确不喜欢夫人那边一些亲戚，更鄙夷其中的几个。可是，若不全部救出他们，夫人会记恨他一辈子。

“还有我手下呢，克劳德？”将军用他正式、毫不含混的英语问道，“他们如何是好？”将军与克劳德不约而同瞥了我一眼。我竭力装出一副不必管我的样子。在将军的随从里，我军衔不高，但是副官，又最熟谙美国文化，陪同将军参加了所有他与美国人的会晤议事。我的一些同胞，虽然其中多数人难免口音，也能跟我说一样漂亮的英语。关键是，他们中几乎无人能跟我一样，聊美国棒球队排名，聊魅力迷人的简·方达，评论滚石乐队和甲壳虫乐队的优缺点，等等。再者，美国人若闭眼听我说英语，会以为我就是美国人哩。我可没自吹自擂，通电话时，我常被误认为美国人。即便他们面对面和我说话，也会惊诧不已，打量着我的脸，问几乎同样的问题：“你的英语说得这么好，怎么学的？”我们这个盛产榴莲、号称共和的国家是美国附庸，美国人以为我跟我的同胞没有区别：要么不会一句英语，要么说洋泾浜或怪腔怪调英语。他们的自以为是，很是气我。因此，我抓住一切机会炫耀我的英语口语或写作，要让他们知道，我运用英语多么游刃有余。相比于一般的受过教育的美国人，我的英语词汇量更大，我的英语语法更精准。不止于此，我懂雅也懂俗的英语。因此，克劳德骂大使，说他死不接受首府即将沦陷的现实，简直是头“笨驴”，空有一个“长在屁股上的卵蛋脑袋”，我能轻松听懂。“不过，官方还没宣布撤离，”克劳德说道，“因为，我们近期还不会撤走。”

将军说话鲜有高声大气，此刻提高了音量。“你们明里没宣布，实际上已开始抛弃我们了。”他咆哮道，“白天，晚上，什么时候你们没飞机飞走。所有为你们美国人做事的都想要出境签证。为了签证，他们天天跑你们使馆。你们撤离了自己的女人，撤离了小孩、孤儿。谁都知道美国人在撤离，怎么就你们自己不知道？”克劳德解释说，一旦官方宣布撤离，西贡旋即出现暴乱，没走的美国人极有可能成为暴乱矢的。解释时，他表情得体：不是理直气壮，而是显得很为难。这种事在岘港、芽庄等地，业已发生。在那些地方，美国人撤离后，留下的人仇雠相向。西贡没效仿它们，出奇平静。大多数西贡人，表现如同破裂婚姻的当事人，只要谁都不向外说出出轨偷情真相，绝不闹翻，直至溺亡。那么，西贡的真相是什么呢？这就是，正在为或曾经为美国人做过这样那样事情的西贡人，总计至少一百万。其中，有替美国人擦过鞋的人，有在美式南越军队里当官带兵的人，有为那点在皮奥里亚或波基普西(5)仅值一个汉堡的钱替美国人行口交的人。他们中相当一部分人相信，一旦共产分子获胜——他们不愿相信结局真将如此——自己要么坐牢，要么被绞死；未婚女则会被强配给野蛮人为妻。他们不能不相信这些，因为，美国中央情报局就是这么宣传的。

“这么说——”将军刚开口，克劳德打断他。“您能坐上飞机，应该感到幸运才是，将军。”将军绝非求人之辈。克劳德喝完威士忌。将军也喝完威士忌，盯着克劳德的眼睛，握了握他的手，说了声再见。将军曾跟我讲，美国人喜欢盯着对方眼睛看，整人时尤为如此。克劳德不认为美国人要整将军。“别的将军只带他们的直系家属上飞机。”临出门，克劳德对将军和我说道，“就是上帝和诺亚也救不了所有人，或者说，他们不愿意救所有人。怎么说都一样。”

他们救不了吗？我父亲会怎么看？他是天主教神父，但我却想不起他布道时提及过诺亚。我承认，每次参加弥撒，我人在现场，心却不知飞去了什么地方。不过，不管上帝还是诺亚能做什么，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将军所有的手下只要有机会，都愿意拯救哪怕多达一百个有血缘关系的亲人，也愿意拯救那些伪亲人，只要他们出得起贿赂。越南人家庭结构复杂，关系微妙。我母亲在世时，受人冷眼，生活孤苦。我是她唯一的儿子，有时很想要个越南式的家庭，但看现在情形，可没有这念头了。

那天晚些时候，阮文绍总统(6)辞职。数周前，我以为他会用独裁者的方式离弃这个国家呢。他的辞职没让我分心：我忙着拟定撤离人员名单。将军好搜根剔齿，面对棘手问题时惯于当机立断。不过，此次拟定撤离人员名单，他全权交由我办。他掌管国家警察总局，要务缠身：须每早审阅呈来的审讯报告，参加联席会议总部会议，与密友电话商议守城弃城等大事。讲到守城弃城，这如同听着最喜爱的歌曲玩抢椅子游戏，很难把握节点。我之所以想到音乐，是因为晚上我在别墅房间里拟名单时，打开索尼收音机收听美国无线广播播放的诱惑乐队、詹尼斯·乔普林、马文·盖伊的歌曲。听他们的歌，人碰上坏事不至于颓唐，顺风顺水时更意气风发。不过此刻，他们的歌起不了什么作用。我每划掉一个名字，感觉如同判了该人死刑。三年前，我们撞开一个共党女特工家的门。当时，她正往嘴里塞一团纸。纸上有我们所有人——从衔级最低军官到将军——的名字。我之前将要抓捕她的情报给了敏，敏没及时转告她。警察将她摁在地上，我只有伸手从她嘴里掏出被唾液浸透的名单。晾干后，白纸黑字证明：习惯监视他人的政治保安处的人，何尝不处在他人监视之下？我没有和她单独一起的机会。即便有，我也不敢告诉她我是自己人，从而暴露身份。我很清楚她的命运会如何。在政治保安处审讯室里，被审讯的人嘴再紧，最终会被撬开，她也会不由自主说出我的秘密。她比我年轻，但跟我一样，也清楚自己会受到什么审讯。和她相视瞬间，我便看出她的内心：她认定我是欺压人民的政权豢养的恶犬，是她不共戴天的仇敌。不过很快，像我必须演戏一样，她没忘记也须演戏。“求求你们了，长官！”她哭道，“我是无辜的！我发誓！”

三年后，共党女特工仍被关在牢里。我一直将她的案宗放在办公桌上，借此提醒自己：我没能营救她。“我也有错，”敏曾愧疚道，“解放那天，我会亲自打开她的牢房。”被捕时，她二十二岁。案宗里有她两张照片，一张是被捕照，一张是几个月前近照。如今，她的视力越来越弱，头发越来越稀。我们的牢房是时光机，可加速囚犯衰老。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看着她两张不同的脸，如此，我更容易做出谁走谁留的决定。能够有幸撤离的人毕竟少数，更多的、包括我喜欢的一些人，只能留下受惩待毙。连续几天，我反复修改名单。这段时间里，春禄守军全军覆没，柬埔寨金边落入红色高棉之手。又过了几晚，前总统秘密逃往台湾。克劳德驾车送他去机场，注意到他的几个行李箱重得出奇，里面传出叮叮当当金属碰撞的声音。翌日上午，克劳德来电话告诉我，两天后我们可以乘机离开西贡，顺便提了前总统应该从国库卷走了价值不菲的黄金。就在那天晚上早些时候，我拟定了名单并向将军报告了拟定原则：一是民主性，二是代表性。据此，撤离人员包括衔级最高者，公认最诚实者，我最愿意与之为伍者，等等。将军认可了我的原则与名单，当然，也认可了由此产生的必然后果：相当一批功高过亦大的政治保安处高级警官将留在西贡。随将军撤离西贡的警官有一名中校，一名少校，一名上尉，以及两名中尉。当然，包括我自己，我还要捎上邦、邦的妻子和他俩的儿子，亦即我的义子。

还是那天晚上，将军拎着那瓶只剩一半的威士忌，来到我房间犒劳我。我趁机求他带上邦一同离开西贡。我和邦不是亲兄弟，但自上中学起，我就有两个结拜兄弟，邦是其中一个，另一个是敏。当时我们三人各自在右手掌上划开一道口子，再将流血的手庄重地握在一起，让血交融，誓言相互忠诚，永不背叛。我的钱夹里有一张邦和他家人的黑白照片。他天生一张像被打烂的俊脸。尽管头戴伞兵贝雷帽，身着熨得挺括的虎纹伞兵作训服，但抢眼的还是他的尊容：两只耳朵如降落伞；下巴永远陷在脖颈肉里；鼻子扁平，如同他的政见右偏得厉害。再看他的妻子灵，诗人或许会将她的脸比作获月(7)：不仅说她的脸丰满圆实，更是说她的脸布满斑点坑洼，都是痤疮后留下的瘢痕。他俩怎能生出德那么可爱的儿子着实费解，这或许验证了负负相乘得正的道理。将军将他们的照片递还给我，说道：“我至少还能为他做这件事。他可是空降兵。我们的陆军如果像空降兵，这场战争就赢了。”

如果……偏偏就没有如果。现实是，将军屁股压着我的椅子边沿坐着，我则站在窗边呷着威士忌。窗外，院子里，一个容量五十五加仑的桶，桶里火烧得正旺。将军的勤务兵将各种机密文件攥成团状扔进火里。夜里空气原本炎热，因为这桶越烧越旺的火，更是热上加热。将军站起身，端着酒杯在不大的卧室里踱步。他仅穿一条宽松短裤，一件无袖汗衫，下颌一层子夜过后冒出的短短须茬。只有内务人员、家人和我，才得睹他这副尊容。白天任何时候，将军在拜访者眼里头发都油光滑亮，着一身浆洗的卡其布军装，胸前佩戴多过选美冠军饰发丝带的勋带。但今晚不同于以往。时不时响起的一阵枪声打破了别墅压抑的死寂。将军一反常态，喋喋不休，怨道：“美国人不是承诺了吗，只要我们言听计从，就帮我们清除祸患？他们挑起了战争，现在厌战了，就出卖了我们。”他又给我的杯子里倒上威士忌，继续道。“能怪谁？归根结底怪自己。我们当时竟然蠢到以为他们会信守承诺。现在除了美国，我们无处可去。”“能这样已经不错了。”我说道。“也许吧。”他应道，“至少我们还能活下来继续战斗。但就目前情况而言，我们真是被耍了。为此，说句什么酒辞好呢？”

我想了想，答道：“不忘雪耻。”

“说得真他妈好。”

我只记得，是在美国上学期间学到这话的。谁说的以及它的真正含义，我忘了。将军一九五八年也去过美国，当时他还是一个初级军官。他在美国时间不长，仅几个月，与同去的一批越南人在班宁堡(8)接受美国特种部队训练。一群绿色贝雷帽的美国兵把反共产主义思想像永久性疫苗一样注射进他的脑子。但它没对我起任何作用，因为我早就是卧底。我六十年代去到美国，在西方学院(9)上学，明是拿奖学金读书的学生，暗是受训间谍。学校位于南加州，面积不大，碧草绿荫，校训是：东西合璧。我是那儿唯一的越南学生。南加州阳光明媚，如梦如幻，我在这里度过了六年时光。期间，我没选择路桥工程、排水工程或其他类似的实用型专业。敏，我的接头人，指派给我的任务是研究掌握美国人思维方式。我打的是心理战。为此，我学习美国历史、美国文学，精熟英语文法，尽量多掌握美国人的粗词俚语，吸大麻并且失去了童子身。一句话，经过努力，我不仅获得学士学位，而且获得硕士学位，成为名副其实的美国通。时至今日，我第一次读美国最伟大哲学家爱默生著作时的情景历历在目：草坪如茵，旁边黄檀林色彩斑斓。正值六月，古铜肤色的艳丽女生，穿着短上衣和短裤，以草地为席晒着太阳。我难以聚精会神，一会瞟瞟女生，一会读读爱默生。书的纸很白，衬得黑字僵硬漆黑——“唯短见浅视者，方惧前后不一。”爱默生写过很多，但没哪句比这句更能反映美国实质。我之所以在这句话下面再三画杠，这便是原因之一，还因为这句话当时乃至现在都让我拍案叫绝，它也反映了我们祖国的实质，在南越，谁若守一不变，则一无是处。

*　*　*

离开西贡那天早晨，我驾车送将军去国家警察总局办公室。我的办公室与他的办公室相望，在廊道尽头。我将选定撤离西贡的五名警官单独召到办公室谈话。“今晚就走？”中校瞪大眼睛，含着泪，紧张问道。“是的。”“我的父母呢？我的岳父岳母呢？”特别喜欢光顾堤岸几家中餐馆的酒仙少校问道。“不能带上他们。”“兄弟姐妹、侄女侄儿呢？”“不能带上他们。”“管家、保姆呢？”“不能带上他们。”“行李箱、衣物、收藏的瓷器呢？”“不能带上它们。”因为性病走路有点瘸的上尉威胁说，要是我不多给他留几个位置，他就自杀。我将左轮手枪递给他，他灰溜溜地走了。对比之下，两个年轻中尉感恩戴德，毕竟他们靠父母的关系才得到现在的好职位，两人诚惶诚恐，如同木偶一个劲哈腰点头。

谈完最后一个警官，我关上办公室门。远处，炮声隆隆，窗户被震得咔咔作响。东边，长平弹药库被敌方炮弹击中爆炸，浓烟滚滚。我感到有必要明悲暗喜一番，于是，取出放在抽屉里的一瓶还剩五分之一、几盎司多的占边波本威士忌。可怜母亲若在世，会劝我：“别喝这么多，儿子，对你身体没有好处。”真的吗，妈妈？潜伏在将军身边，处境凶险莫测。大凡像我这种人，一旦有让神经松弛减压的机会，都不会放过。我喝完威士忌后又驾车送将军回别墅。一路上，风狂雨骤。雨水像迸出的羊水，自城市上空倾泻而下，这是雨季将至的征兆。有人指望雨季能拖住北越军队的进攻步伐。但在我看来是不可能的。我没吃晚饭，而是赶紧将要带走的物品装进帆布背包，包括盥洗用品，在洛杉矶杰西潘尼百货连锁店买的一条斜纹棉布长裤和一件格子棉布衬衣，一双懒汉鞋，三套换洗内衣，一把在专销赃物的黑市上买的电动牙刷，有母亲照片的相框，几个装有在越南、美国拍的照片的信封，一台柯达相机以及《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

背包是克劳德在我从西方学院毕业时送的。所有物品里，它最为实用：既可以当背包，也可以用一根带子将它左右上下系好捆牢，当作拎包。包的生产商位于美国新英格兰，颇有口碑。包由几块棕色软革拼接而成，散发出难以名状、浓郁的混合气味：有秋季树叶气味，有烤龙虾气味，有寄宿学校男生的汗味与遗精味。它的侧边有一块印有我名字首字母的标牌，但最特别的是包底的秘密夹层。“每个男人的行李包都应该有这样的夹层。”克劳德说过，“不定什么时候派上用场。”克劳德不知道，我将美乐时微型相机藏在了夹层。微型相机是敏给我的礼物，价格是我的几倍年薪。我用它偷拍了能接触到的某些机密文件，它或许今后还会发挥作用。最后，我清理剩下的书和唱片，多数是我在美国买的，上面都留下了我回忆的指纹。背包已装不下埃尔维斯、迪伦的唱片，福克纳、吐温的书。即便可以重新买过，在装书和唱片的盒子上写敏的名字时，我的心情难以轻松：它们都太过沉重，和我的吉他一样。我离开房间时，它的共鸣箱正对着我，像一张满是哀怨的脸。

收拾完行装，我开将军的雪铁龙去接邦。把守各关卡的宪兵见我车上的将星标识，均挥手放行。我要去河对岸。河道污秽不堪，两岸到处搭建着破破烂烂的棚屋，住着乡下逃难上来的农民。他们老家的房子和土地已被纵火狂式的军人和操控轰炸机的不折不扣的纵火犯摧毁。我驶过一大片杂乱无序的棚屋，进入四号地区腹地。邦和敏已在啤酒屋等候。我记不清我们三人在这里醉过多少回。每张桌子坐满了陆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军人，他们的枪搁在凳子底下。他们的头发被下手凶狠的军队理发师理得很短，短到颅盖骨线清晰可见，这是刻意所为，他们一旦头部受伤，这种发式利于处理伤口。我刚坐下，邦便给我倒了一杯啤酒，但没允我马上喝掉，说喝酒得先找个理由。“为了重逢，”他举起酒杯说道，“为我们在菲律宾重逢干杯！”我纠正不在菲律宾，而是在关岛，因为马科斯(10)这个独裁者已厌烦难民，不再接收了。邦呜呜囔囔，酒杯在前额上磨来蹭去。“我本以为，情况再坏也坏不到哪去。”他说道，“可现在连菲律宾人都瞧不起我们，是吧？”“谈什么菲律宾。”敏说道，“来，为在关岛重逢干杯。”“他们说，关岛是美国生活的开始。也是国内日子的终结。”邦低声道。

邦不像敏和我，他打心里爱这个被称为共和的国家，自发上战场打仗。他父亲曾是村长，当地干部撺掇他父亲跪在村里坪上进行所谓自我解剖，并将一粒子弹送进了他父亲的耳根。从那以后，邦恨透了越共。如今，假设听凭他自己决断，他无疑会日本武士道般血战到底，也许还会开枪自我了结。因此，敏和我一直劝他，多为妻子和孩子着想。“去美国不是逃跑，”我俩说明，“而是战略撤退。”还告诉他，敏及其家人明天也会撤离西贡。当然，这是骗他。敏将留在西贡，见证邦憎恨的越共解放这座城市。敏细长的手指用力抓着邦的一只肩膀，说道：“即便战争败了，即便国家没了，我们三人还是结拜兄弟。”他望着我，眼里噙着泪。“我们兄弟情谊不会终结。”

“说得对。”邦说道。他一边说着，一边狠劲晃头，不想让我和敏看到他眼里的泪水。“别这么悲悲戚戚。来，为希望干杯。我们会很快夺回自己的国家，对吧？”说这话时，邦望着我。我并不羞于遮掩泪水。我没有亲兄弟，即便有，这两个男人也肯定亲过他们，因为我们志趣相投，自愿走到了一起。我举起啤酒杯。“为回归干杯。”我说道，“为天长地久的兄弟情谊干杯。”随即，我们一饮而尽，又大呼上酒，勾肩搭背，接下来的一个小时里都兄弟情深，和着音乐，忘情唱着。演奏音乐的是啤酒屋另一头的双人组合。长发的吉他手为逃避兵役，过去十年，白天躲在酒屋老板的房里，夜里才敢出来，因此肤色灰白，一脸病态。他的搭档女歌手同样留着长发，嗓音动听，穿条颜色如处女脸颊般晕红的丝质奥黛(11)。奥黛将她纤细身体勒得凹凸有型。她唱的是深受越南人喜爱的郑公山的歌曲。就连南越空降兵也爱听。明天，我要远行，亲爱的——歌声飘漾，盖过嘈杂人声与淅沥雨声。别忘了在家将我呼唤，唤我回到家乡——我心在颤抖。有的民族听从号角召唤，投入战斗。我们不是这样的民族，绝对不是。我们是亚洲大陆的意大利人，召唤我们投入战斗的可是情歌。

明天，我要远行，亲爱的。城市的夜色不再斑斓……邦要是知道，此次一别，数年或许一辈子都见不到敏了，恐怕抵死不会登机。自中学起，我们三人将自己想象成三个火枪手，按照“我为大家，大家为我”原则行事。敏向我们推荐了大仲马的书。推荐理由：其一，大仲马是伟大小说家；其二，流有四分之一黑人的血；其三，鄙视他血统的法国人也殖民过我们。凭此三条，大仲马可以做我们三人的榜样。敏酷爱读书，擅长讲故事，若生活在和平年代，很可能成为我们中学里的文学教师。他曾将厄尔斯坦利·加德纳著的佩里·梅森探案集中的三本译成了越语，此外，用笔名写了一本左拉风格小说，不过，这本小说可以忽略不提。他从未去过美国，却一直研究这个国家。邦也没有去过美国。此刻，邦又在大呼上啤酒，接着问道，美国有没有啤酒屋。“他们有酒吧，有超市，永远不缺啤酒。”我答道。“但他们那里有唱这些歌的漂亮女人吗？”他继续问。我给他倒满酒，答道：“他们那里有漂亮女人，不过，那些女人不唱这种歌。”

吉他手开始弹奏另一首歌曲。“那边的女人还真唱这种歌。”敏说道。双人组合换的是披头士乐队的《昨日重现》。我们三人也跟着哼唱。唱着唱着，我的眼睛湿润了。假如一个人命里不遇到战争，假如官员不外强中干、贪腐成性，假如一个人的祖国没有贫弱到只能靠美国点滴输液式的援助才得以苟延残喘，生活会是什么光景？整个啤酒屋，除了我的两个兄弟，其他年轻军人对于我都是陌生人。然而，坦白说，我同情他们。他们清楚，过不了几天，或战死，或受伤，或被俘，或受辱，或遭弃，或被遗忘，因此，感到无助，只能听天由命。他们是我的敌人，但名义上，也是我同一阵营的战友。他们爱的西贡即将陷落但我爱的西贡即将被解放。对于他们来说等于世界末日，但在我眼里，不过物换星移罢了。既如此，足足两分钟，所有人只管尽情唱歌，只缅怀过往而不去管什么将来：像仰泳的人，看到的是游过的路，哪管前方是飞流直下的瀑布。

离开啤酒屋时，雨终于停了。啤酒屋的出口是一条幽深小巷。小巷两边的屋檐滴着水，巷道里潮湿沁凉。我们三人站在巷口，抽着最后一支烟。就在这时，三个血管灌满酒精的海军陆战队军官，像从黑暗的阴道里冒出来，踉跄着出现在我们眼前。美丽的西贡！他们唱着歌。啊，西贡！啊，西贡！不过傍晚六点，他们已酩酊大醉，作训服上满是啤酒印渍。每个人斜挎一支M16，腰间扎眼地挂有一对睾丸似的多余东西，细看，原来是卡在腰带两边的两枚手雷。和我们一样，他们穿美国生产的军装，戴美国生产的钢盔，持美国生产的武器。但是，没人会当他们是美国军人。这从他们被敲扁的钢盔便可知道。这种照美国人脑袋尺寸制作的钢制水壶似的头盔，戴在哪个越南人脑袋上都过大。走在最前头的家伙，钢盔罩住大半个头，盔边扣在鼻梁上面，晃着脑袋撞到我。他立刻骂将起来，边骂边将钢盔往上顶。我这才发现，他眼神涣散，在拼命聚焦。“嘿！”他喷出一股难闻的气味，说话了。他的南部口音太重，我好不容易才听明白他说些什么。“什么玩意？警察？怎么对待你面前真正的军人？”

敏冲他一弹烟灰。“这位警察是上尉。还不给你的上司敬礼，中尉。”

第二个家伙，也是中尉，说道：“你要这么说，少校，——”第三个，还是中尉，抢过话去：“什么少校、中校、将军，全他妈见鬼去吧。总统跑了。将军——呸！跟烟似的，也跑得无影无踪。哪回他们不是这样，保自己鸟命要紧。结果呢？掩护撤退让我们来干。哪回我们不是这样。”“什么撤退？”第二个家伙说道，“退到哪去？”第三个家伙应和道：“我们死定了。”“不死也跟死差不多。”第一个家伙说道，“我们要做的还不就是去死。”

我扔掉烟蒂。“你们还没死，该回到岗位上去。”

第一个家伙往前上了一步，鼻子几乎碰到我的鼻子，再次瞪着我。“你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你冒犯上司了，中尉！”邦呵斥道。

“我来告诉你你是个什么东西。”这个家伙拿手指戳着我的胸脯。

“你还是闭嘴的好。”我警告道。

“杂种！”他大吼一声。他的两个同伴大笑起来，唱和道：“杂种！”

我拔出左轮手枪，将枪管抵住第一个家伙的眉心。他身后的两个同伴惊得抓住步枪，却没敢继续下一个动作。他们醉了，但还没醉到以为比我两个清醒的兄弟出枪更快。

“你醉了，是吧，中尉？”我声音禁不住发颤。

“是的。”这个家伙答道，“长官。”

“如果这样，我不杀你。”

就在这时，一声爆炸传来，这让我从紧张对峙中解脱出来。我们六个人全都将头转向爆炸传来的方向。很快，从西北方向，又传来一阵阵爆炸声。“是机场那边。”邦判断道，“是五百磅当量炸弹。”后来证明，他的判断完全正确。从我们所在位置，起先看不到什么，过了一会，才见黑烟翻腾着冲向天空。紧接着，从市中心到机场，枪声大作。嗒嗒嗒，是轻武器；亢亢亢，是重武器；橙色曳光弹旋转着连续蹿向空中。两旁的居民听到枪炮声都聚在窗前或门口观望。我将左轮手枪插回枪套。三个海军陆战队中尉，见兀地冒出诸多居民，酒顿时醒了大半，不再说话，爬上吉普车疾驰而去。他们驾车东拐西转，超过几辆电单车，驶到十字路口，吱地刹住，拎着M16从车上翻下来。爆炸声不绝于耳，平民越聚越多。三个家伙站在一杆路灯下。灯光颜色犹如黄疸。他们狠狠瞪着我们这个方向，我的脉搏因此陡然加快。不过，他们只是朝天举枪，嚎叫着，不停射击，直到打光弹夹。我的心脏怦怦剧跳，汗顺着脊背往下直淌。为了不让敏和邦看出我的紧张，我脸上仍挂着笑，又点上了一支烟。

“蠢货！”邦见平民躲在门后张望，大骂道。三个海军陆战队中尉估计用恶语骂了我们几句，随即上车，很快，一拐弯，便没了踪影。邦和我，与敏话别。敏开着自己的吉普离开了。我将车钥匙抛给了邦。爆炸声，枪声，均已停止。邦开着雪铁龙往他家驶去。一路上，他咒骂着海军陆战队。我则缄默不语。你不能要求海军陆战队的人有多温文尔雅。他们的职责就是，在生死关头能迅速做出海军陆战队队员应有的本能反应。至于他们骂我杂种，我的确难受。但是，让我更难受的是，我当时怎么会做出过激反应。我早该对别人骂我杂种无动于衷，可是，说不清为什么，就是做不到。我母亲是越南人，我父亲是外国人，自我小时起，认识的，不认识的，生怕我忘了自己身份，先啐我，后骂我杂种，乐此不疲。他们有时也会变换花样羞辱我，先骂我杂种，然后啐我。

(1)　英国小说家乔治·杜·莫里耶（George du Maurier，1834—1896）所著小说《软帽子》（Trilby）中一个用催眠术控制女主人公使其唯命是从的音乐家。

(2)　尼古拉·车尔尼雪夫斯基（Nikolay Chernyshevsky，1828—1889），俄罗斯革命民主主义者、唯物主义哲学家、作家和批评家、文学评论家，著有长篇小说《怎么办》。

(3)　mission civilisatrice是二十世纪法国人休斯·勒鲁（Hughes Le Roux，1860—1925）提出的观点，即法国对于世界欠发达地区具有独特文明使命。

(4)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缩写为OSS。

(5)　皮奥里亚（Peoria）、波基普西（Poughkeepsie）分别是美国伊利诺伊州、纽约州的城市。

(6)　阮文绍（1923—2001），南越将军，1967年当选为南越总统。

(7)　最接近秋分时见到的满月。

(8)　Fort Benning，美国陆军军事基地，位于亚拉巴马州、佐治亚州交界处，用美国南北战争时期南方军队将领Henry L. Benning的姓命名。

(9)　Occidental College，位于美国加利福尼亚州洛杉矶附近的一所私立文理学院。

(10)　费迪南德·马科斯（Ferdinand Marcos，1917—1989），1965年至1986年任菲律宾总统。

(11)　奥黛，越南传统服装。

第二章

就是现在，每天查我牢房的娃娃脸看守动辄叫我杂种。我一直希望您手下能用好听一点的名字叫我，尊敬的指挥官。他叫我杂种，我也没觉诧异。不过坦白说，杂种两个字总归伤我。他不妨换个名字叫我，比如混种或混血，这么叫也有先例，行吗？或者，叫我梅蒂人(1)如何？法国人就不叫我混血欧亚人，而叫我梅蒂人。欧亚人一词在美国人眼里有几分浪漫，但是并不受法国人待见。在西贡，我偶尔与法国人打交道。尽管越南早已不是法国人天下，这些怀旧执拗的前殖民者仍不愿离开。法国人早年在西贡建立的运动休闲总会是他们聚集之地。在这里，他们品着法国绿茴香酒，嚼着法式鞑靼牛排。过去，西贡的一些街道，如诺罗敦大道、夏斯卢·罗巴大街、阿尔贡码头大街的两旁，可不少见这样的情景。这些街道已改名，但法国人仍叫着它们过去的法语名。他们在运动休闲总会摆出一副傲慢的新贵派头，对越南侍者颐指气使。我与他们打交道时，他们会用边境守卫查验护照的疑忌眼神打量我。

混血欧亚人的发明者不是法国人。当年在印度的英国人拥有这项发明权，他们也忍不住尝了被称作黑巧克力的印度女人的味道。在太平洋地区，美国远征军跟戴太阳帽的盎格鲁人一样，也抵制不住当地女人诱惑。他们为此创造了一个新混合词美亚人，来称呼我这类人。用美亚人称呼我显然是一个错误，但我还真不能怪罪他们，因为美国大兵在我们这个热带国家留下了数量众多的子女，多到可以成立一个小国。美国大兵，英文叫GI，Government Issue的缩写，意思是“政府的孩子”。美亚人也是政府的孩子。我的越南同胞，较之缩略语更喜欢委婉语。他们称我这类人为“生命尘埃”。更考究些，我在西方学院查阅的牛津英语词典将我定义为“佐证了人本性的孩子”。然而，在我了解的所有国家里，法律明文把我归为私生子之类。母亲称我为爱之子，不过我不想多谈。说到底，还是我父亲做得好。他压根不用任何名字称呼我。

也难怪我会追随将军，他跟我的兄弟敏和邦一样，从不嘲笑我不纯正的血统。谈到选我做他随从，将军说：“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你做事的能力，哪怕我让你做的事或许并不是很好。”我不止一次证明了我的能力；此次安排撤离只是展示了我能力的一个方面。做这件事，合法与不合法仅一线之差，我拿捏得恰到好处。撤离的军官名单已拟定，前往机场的客车安排妥当，最重要的是，为保证顺利通行，该打点的钱也打点到位。我用作打点的一万美元，是将军请示夫人后批拨的经费。“可是一笔不小的钱。”夫人坐在她的客厅里，喝着乌龙茶，说道。“这是非常时期，”我说道，“这么一笔钱能让九十二个人撤离，是一笔挺划算的买卖。”夫人不会不知道行情。西贡城里各种传闻如铁轨上跑着的火车，只需将耳朵贴近就能听到：签证、护照和撤离飞机上的座位都有不同的打包价，另据紧迫程度，价格又有差异，可高达数千美元。即便打点也不易，须找到愿意收钱办事的人。我先找到花花太岁少校。他是我在阮慧大街一家名为粉红的夜总会里结识的。当时，夜总会里一会是加拿大广播公司电台播放的震耳欲聋教人迷离的音乐，一会是加州乡村乐队的流行音乐。我俩交流时，要喊着才能让对方听清自己说的话。我了解到他是机场值班军官。我打点了他一笔，相对而言，不多不少的一千美元。他告诉了我谁在我们去机场那天把守入口，上哪儿可以找到带队中尉。

准备已就绪。邦接到了妻子儿子。七点钟，撤离的人集合，等待坐车前往机场。两辆蓝色客车停在将军别墅大门外。所有车窗用铁丝网住。假设袭击者朝车里扔掷手雷，手雷会被反弹回去。当然，若用火箭筒之类的装置向车里发射手雷，车里人只有祈祷上帝佑护了。等在别墅院子里的有好几家人，他们恨不得马上离开。夫人与别墅内务人员站在台阶上。她的几个子女静静坐在雪铁龙后排座上，像外交人员一样不动声色望着站在车大灯前抽烟的克劳德和将军。我拿着撤离人员名单，叫着男人及其家人的名字。被叫到名字的上前一步，我核对后指示他们上哪辆客车。每个成人和孩子均按要求只带一个箱子或一个提包。一些孩子还攥着薄毯或抱着西方面孔的塑料人偶，夸张地咧嘴大笑。邦走在最后，搀着灵的肘弯领她走向要坐的客车，灵空出的手则牵着德的手。德到了可以放开胆子走路的年龄，他的另一只手玩着黄色悠悠球。悠悠球是我从美国带给他的礼物。我朝他做了个敬礼手势，他严肃地皱眉，止住脚，抽开被灵牵着的手，也向我敬了个礼。“全部到位。”我报告将军。“好，那就出发吧。”将军用脚跟碾灭烟头，指示道。

将军还须做最后一件事：与他的贴身管家、厨师、内务以及三个年轻保姆一一话别。他们中有人曾请求跟将军撤离，但夫人没心软，予以拒绝。她认定，花钱让将军的几个军官跟着撤离，心已好得过分。她当然不无道理。我听说有一个将军，人家主动为他手下预留了飞机座位，他竟将那些高价售卖。此刻，夫人和仆人，除了一个人，都在抹泪。没哭的人是老迈的贴身管家。他甲状腺肿大的脖子上系有一条粗大领带。将军在法国人手下当中尉时，他就是将军的勤务兵。俩人一起经历了奠边府地狱般的岁月(2)。将军站在台阶下面，不敢正视他。“对不住你。”将军低着头，拿着帽子，说道。除了在夫人面前，我还没听他在谁面前道过歉。“你一直照顾得我们很好，可如今我们却没能照顾好你。不过没人会伤害你。别墅里有你需要的，尽管拿走，然后离开这里。有谁问起你，你就说不认识我，没为我做过事。至于我自己，现在可以向你发誓，为了我们的国家，我肯定战斗到底！”说着，将军哭了。我将我的手绢递给他。接下来好一阵子，谁也没说话。管家打破沉默，说道：“我向您请求一样东西，将军。”“你要什么，我的朋友？”“您的手枪。这样，我就能用它结束我的生命！”将军摇摇头，用我的手绢揩去他的眼泪。“不许这么做。回老家去，等我回来。到那时，我会送你一把手枪。”管家想行军礼，将军则向他伸过手去。不管人们现在怎么评价将军，我证明，将军是一个真诚的男人。他真诚地相信他说的每一件事情，即使他说的事情不是真的也不会成真。在这点上，将军与多数人没有两样。

*　*　*

夫人给每个仆人一个装有美元的信封，根据他们在别墅的地位厚薄不同。将军将我的手绢还给我，陪夫人上了雪铁龙。这是最后一次驾驶这辆小车，将军决定去机场这一路，由他亲自掌控包着真皮的方向盘，两台客车紧随其后。“我负责第二辆车。”克劳德对我说，“你负责第一辆车。千万别让司机跟丢了。”上车前，我在别墅门口停留了一会儿，最后看它一眼。一个在南越经营橡胶农场的科西嘉人建造了这幢别墅。几代的农场主在这里住过。院旁有棵高高的老罗望子树，树冠荫翳蔽日，枝上挂着一簇簇疙瘩似的酸果，看似死去男人的手指。留在别墅的仆人像站在谢幕台口，一直站在台阶顶上。我挥挥手，向他们告别。他们一只手机械地向我挥动，另一只手攥着白色信封。月光里，信封看似车票，但他们却没有可去的地方。

从别墅去机场的路，跟西贡任何事情一样，本不必复杂，换句话说，给弄得复杂无比：出别墅大门右转上氏春路，左转上黎文决路，右转上洪塔旭路，往使馆区方向驶上一段，左转上巴斯德路，再左转上阮廷绍路，右转上李公路，最后径直驶往机场。不过，到该左转上黎文决路时，将军却拐向右边。“他开错方向了。”我负责的客车司机说道。他的几根手指头让尼古丁熏得蜡黄，他的脚指甲如刀片般锋利。“只管跟着。”我站在车门旁边，说道。为了让车里吹进凉风，车门开着。我身后第一排座位上坐着邦和灵，德坐在灵的大腿上。他的上身使劲前倾，想越过我的肩膀看车前面的景色。街上空空荡荡。广播已通知，鉴于机场遭到攻击，全城实施二十四小时宵禁。街道两旁不见人影，偶尔可见脱逃军人弃下的整套军装。有的军装整齐地码放着，从上至下依次是钢盔、衣服、裤子和靴子，看似人被射线枪汽化后留下的空壳。西贡本不是路不拾遗之城，但没人碰这些军装。

我负责的客车至少载有几个化装成平民的军人，剩下的大部分是女人和孩子。所有人不停咕哝，怨三怨四，我权当没听见。我的同胞就是到了天堂也能挑出刺来，会抱怨天堂没有地狱温暖。“他为什么走这条路？”客车司机很是疑惑。“现在可是宵禁！走这条路会挨枪子，至少会被逮起来。”邦叹了口气，摇摇头。“他是将军。”他说道，语气像是将军没什么不可做的。事实的确如此。可司机依旧一路叨个不停。就这样过了中心市场，拐上了黎利街，直到将军在蓝山广场停下才住嘴。正对我们的是希腊风格外观的国会大厦。之前，这幢建筑是西贡歌剧院。从这里，政客们管理着我们这个乱糟糟闹哄哄的国家。这个国家像是一出跑题的喜歌剧，主唱有文官也有武将。文官们着白色西装，大腹便便。武将们髭须打理精细，着量身定制的戎装。我将身子探出车门外，抬头看见，卡拉维拉酒店顶楼酒吧窗户亮着灯光。我常陪将军去那个酒吧，会见记者，喝喝开胃酒。酒吧阳台是赏西贡市景和周边景致的绝佳处。此刻，那里隐约传来笑声。笑的人一准是外国记者，准备报道西贡行将陷落的情景，还有那些与越南不结盟国家的武官，在观察远方地平线上长平弹药库爆炸的火光以及夜空里噼噼啪啪的曳光弹。

我有一种冲动，恨不得朝传来笑声的酒吧阳台打去一梭子弹，为他们助助兴。将军下了车，我以为他有同样的冲动，但他转而往国会大厦之间草坪上立着的丑陋雕像走去。我后悔把柯达相机放在了背包里，否则就可以拍下眼前的情景：将军向一座巨型雕塑行军礼，其造型是两个冲锋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后面的英雄看似对前面战友的屁股很感兴趣。邦和客车上的其他男人也在向雕塑行军礼，而我脑子里转着一个问题：这两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是在保护晴天里在他们注视下来来往往的民众呢，还是要进攻他们手中机枪枪口瞄向的国会大厦？车上有男人开始抽噎。我也举手向雕像行军礼。就在这当儿，我豁然开朗：问题的答案其实并不模棱两可。南越空军可是轰炸了独立宫(3)，南越陆军枪击并用刀刺杀死了南越第一位总统及其胞弟(4)，争权夺利的南越将军们策动了多得我数不过来的政变。第十次政变后，我认清了这个混乱荒谬的国家，既绝望又愤怒，同时感觉到一抹幽默。在这三种心态的混合作用下，我重新坚定了革命信念。

将军了却一桩心愿后上了雪铁龙。车队沿单行道徐图街经过广场，继续往前行驶。我最后看了一眼季弗罗咖啡店。在这里，我曾先后与一些正经西贡女孩享用法式香草冰淇淋，她们干瘦如木乃伊的舅妈或姨妈陪在身边，寸步不离。再往前，我看到了布罗达德咖啡店。是这家咖啡店让我爱上了可口的法式可丽饼，尽量装作没看见店外穷困潦倒的人，或颠或瘸来来往往。有的手呈杯状，捧在胸前，没手的则用牙齿咬住帽兜朝上的棒球帽帽舌，乞求施舍。截肢军人摇着空空荡荡的衣袖，像失去翅膀的鸟儿；上年纪的乞丐一声不吭，眼镜蛇似的直勾勾盯着行人；街头混混极尽夸张描述自己可怜的境况；年轻的寡妇晃着可能因为肚疼而不停哭闹的婴儿，婴儿没准是租来的；还有各式各样残疾人，展示着世上各种令人恶心的残疾。车队沿徐图街继续北行，经过一家夜总会。很多晚上，我在这里跟年轻女士跳恰恰舞。她们着超短裙，最近还蹬起了看似要撅断脚背的高跟鞋。这一带曾是自以为是皇亲贵胄的法国人金屋藏娇之地。后来，俗气的美国人把这里变成了低俗闹腾的酒吧街。有旧金山酒吧，纽约酒吧，田纳西酒吧。霓虹灯昭示着店名，自动播放机播放着乡村音乐。在酒吧放纵了一夜，谁若良心不安，出酒吧后踉跄往北，至徐图街尽头，便到了一座砖结构巴西利卡风格教堂。将军领着我们经二征夫人街，正好来到此处。教堂前立有一座白色圣母雕像。圣母马利亚双臂张开，眉目低垂，安详宽宏。她与儿子耶稣基督随时接纳徐图街上的所有罪人，虽然他们的信徒与神父们——包括我父亲——常拒我于千里之外。我要求在这座教堂与敏接头，秘密汇报工作。我俩在这里单膝跪地，貌似虔诚，但其实是无神论者，不信天主只信共产主义。因此，我俩礼拜，煞是滑稽。

我们每周三下午见。这个时间教堂人少，为数不多的贵气遗孀，头披镶边纱巾或黑色丝巾，唪诵着经文：“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我早不做祷告了，不过，听她们祷告，也禁不住摇舌鼓唇。她们还跟步兵一样坚韧。周末弥撒，教堂人满为患，体弱的、上年纪的，有时受不住高温闷热晕厥过去，但是她们能定定坐着做完弥撒。教堂穷，安不起空调，但换个角度看，中暑也是表示虔诚的一种方式。说到虔诚，世界其他地方的天主教徒很难比得上西贡的兄弟姐妹，他们大多数跟我母亲和我一样，一九五四年从越共控制的北方逃过来（才九岁的我没有话语权）。敏觉得在教堂碰头饶有趣味，他和我一样曾信天主教。我俩装作是虔诚信教的军官（真正虔诚信教的军官哪有一个礼拜只做一次弥撒？）。我装作告解向他报告自己政治和个人生活的过失，敏轻声说着，当然不是神父之言，而是我的任务。

“去美国？”我问道。

“去美国。”他肯定道。

一得知将军撤离计划，我立刻向敏报告了。上礼拜三在教堂，敏的上级通过他给我布置了新任务。敏的上级是谁，我不知道。这样更安全。从中学开始，我们几个有共同追求的人成立了秘密学习小组，邦则继续走着一条中规中矩的路。成立学习小组是敏的主意，小组成员有三个人：敏、我和一个同班同学。敏是组长，引导我们学习革命经典，讲授党的思想要义。我知道，敏当时还是另一个秘密小组的普通成员。至于那个小组的其他成员，我一无所知。敏说过，隐秘性和层级性对革命至关重要。因此，敏的上面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它的上面又有一个更坚定的机构，如此往上，我估计，最顶层就是胡志明伯伯了。只要胡伯伯活着，他应该是最坚定的革命者。胡伯伯坚信，“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加宝贵。”为了这句话，我们甘愿付出生命。敏很容易理解接受这种信念，也很容易理解接受学习小组、机构和团体的话语。他的革命基因承自他的一位大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国人征召大伯入伍，派他去了欧洲。在那里，他专事挖坟。“最让殖民地百姓兴奋的是看光溜溜的白种男人的尸体。”大伯说过。敏这么告诉我。大伯掏过他们黏黏的粉红色内脏，悠然自得地观察过他们干瘪怪样的阳具，曾因他们腐臭的炒鸡蛋似的脑浆吐到翻江倒海。经他手埋的白种男人数以千计，这些敢死的白种男人个个年纪轻轻，死后得到的无非是蜘蛛似的政客们蛛丝般的哀辞挽语，将他们裹了起来。渐渐地，大伯明白了，原来，法国政府将精华留在国内，遣庸人杂碎去往印度支那。在殖民地任职的要么是校园里欺小凌弱的坏蛋，要么是国际象棋俱乐部里不入流的棋手，要么是血统不纯的会计，要么是舞会上不受待见的可怜虫。大伯到了法国后，能看到这类人个个不受待见，潦倒落魄。“这些在法国毫无地位可言的白种人，”大伯愤愤然道，“竟有脸要我们把他们当半个神看。”后来，大伯爱上了一个法国女护士，更加激进地反对起殖民主义。她是托洛茨基分子，声言只有法国共产党才能解决印度支那问题。在她鼓动下，他加入了法国共产党。为了这个法国女护士，他吞下了像红茶一样难喝的漂流异乡的苦水(5)。他们俩有一个女儿。敏塞给我一张纸条，低声告诉我，这个女儿也就是他的姑妈，生活在法国。纸条上有她名字与她在巴黎第十三区的住址。敏的姑妈，我们的同胞，从未参加共产党，因此不可能被监视。“我想你不能直接寄信到越南。信由她转。她是个裁缝，养了三只暹罗猫，没有子女，个人各项记录清白。你就将信寄给她。”

我摩挲着纸条。先前设想的情景如电影画面浮现在眼前：我拒绝登上克劳德安排的飞机；将军苦求我同他一道离开。“我想留下来。”我说道，“战争快结束了。”敏双手交叉紧握，举在眼前，叹了一口气。“真快结束了？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不光你的将军，还有其他人都想着把这场战争打下去。打久了仗的军人不会甘于退出战场。这场战争打得太久了，他们哪能轻易放弃。我们得有人时刻注意他们的行动，确保他们不给我们带来太多麻烦。”“我不去又会怎样？”我问道。敏抬起头，看着祭坛上方伤痕累累、泛着浅绿的基督。一张欧洲人面孔的基督在十字架上钉着，裆部裹着一块布，死时极有可能光着身子。敏意味深长地笑了，露出一口白晃晃的牙齿。“你去美国比留在这里作用更大。”这个牙医的儿子说道，“再说，就算不为自己，为了邦，你也该去美国。要是他想我们会留下来，他也不会去美国。其实哪用我劝你，你自己就想去。你就承认吧！”

我敢承认吗？我敢坦白吗？美国有超市和超级高速公路，有超音速喷气飞机和超人，有超级航母和超级碗(6)！美国不满足于在浴血诞生的那天给自己一个名字，它开历史先河坚持用USA这三个神秘的缩略字母。结果，这三个字母，如同下注，斩获成功，超越它的只有后来的四个字母USSR(7)。各国可以根据自己的标准，自诩优越于他国，但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一样，能为它的国家词库创造出如此多自恋的“超级”术语？有哪个国家像美国，能做到不仅超级自信，而且真正超级强大？有哪个国家像美国，与世界上其他任何一个国家过招时，能把对方死死摁住、叫它大喊山姆大叔(8)？

“好吧，我承认！”我说道，“我坦白。”

敏笑道：“你真够运气的。我可从没离开过我们了不起的祖国。”

“运气，是吗？你在这里至少感觉如鱼得水。”

“如鱼得水？夸张了。”他否认道。

敏否认我的话，也在情理之中。他同情支持北越革命。他的父母倒没说什么，他的兄弟姊妹却不以为然。越南许多家庭分裂成几派，再正常不过了；有的支持北越，有的支持南越，有的支持共产主义，有的支持民族主义。他们都自以为是为国奋战的爱国者，归属于这个国家。我提醒敏，这个国家可不要我。他说道：“美国也不会要你。”“也许吧。”我说道，“我毕竟不是生在美国。可我生在这个国家。”

出了教堂，我俩互道再见，是真的再见，和之后演给邦看的不同。

“唱片、书都留给你。”我告诉他，“我知道，你一直想要这些东西。”“谢谢。”他使劲握住我的手，说道，“祝你好运。”“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国？”我问道。他同情地看看我，答道：“我的兄弟，我是地下工作者，不是预言家。你什么时候回来，取决于你的将军有什么计划。”将军的车过了教堂。他有什么计划，我不得而知。我只知道，他此刻一门心思要逃离这个国家。本月初，一名持不同政见的飞行员轰炸扫射了独立宫。此刻，通往独立宫的大道两旁拉着横幅，横幅上印着空洞无用的口号：“不给共产分子一寸土地！”“南部不是共产分子立身之地！”“拒绝联合政府！拒绝谈判！”我只能猜想，将军脑袋里装的应该不止这些口号。我看见一个面无表情的卫兵纹丝不动地持枪立在带顶的岗亭里，枪刺几乎顶到了他的下颌。我正想着将军会驶向独立宫哩，谢天谢地，他右转上了巴斯德路往机场驶去。远处某个地方传来一挺重机枪的射击声，时断时续，时密时疏。紧接着传来一颗迫击炮炮弹的沉闷声响，德吓得躲在灵的怀里呜呜直哭。“别哭，宝贝。”她抚慰道，“我们只是在旅行呢。”邦抚摸着德一绺绺头发，问道：“我们还能再看到这些街道吗？”我答道：“总得相信还能再看到它们，对吧？”

邦和我紧挨着站在车门口，他的一只手勾住我肩，另一只手握住我手。我俩将头探出车外。阴暗凄冷的公寓楼从我们眼前闪过，公寓楼上拉着布帘或百叶条的窗户漏出灯光。不知有多少人在窗户后面看着我们。邦和我迎着风，嗅到了各种气味：烧炭味，茉莉花香味，腐烂水果味，桉树味，汽油味，氨水味，还有从堵塞的排水沟里逸出的打嗝似的酸腐味。临近机场，只见一架关了所有灯光的飞机，影影绰绰，轰鸣着从头顶飞过。机场入口处拉起了一卷卷倒刺铁丝网。铁丝网软塌塌地趴着，像中年男人难以挺举的阳具。一队宪兵由年轻中尉带队，拎着步枪，面露愠色，守在铁丝网后面。扣在他们皮带上的警棍悠来荡去。中尉走到雪铁龙驾驶座窗旁，俯身与将军交流了几句，接着，朝我这边瞟了一眼。我站在客车车门旁，正探头往外看，心咚咚剧跳。我曾按花花太岁少校提供的情报找到了他的家，运河边的一个贫民窟。他，他的妻子，他的三个子女，他的父母，他的岳父母，挤住在一起。一大家子靠他薪水生活，可他的薪水不够养活半家人。他这样的年轻军官过的就是这样的生活。上礼拜，一个下午，我去了他家。去了解这个上帝的可怜儿究竟是什么样的男人。他穿一件短袖汗衫，半裸身体，坐在与妻子、子女共睡的木板床的床沿，见到我，像被关进虎笼的政治犯，陡然敏感警觉起来，同时露出一丝恐惧，只不过身体没垮，摆出负隅抵抗架势。“你要我从背后捅自己国家一刀。”他捏着我给他的烟，没点，冷冷道，“你想用钱买通我，让我放走那些懦夫叛徒。你让我教我手下也这么干。”

“我不想兜圈子，侮辱你的智商。”我说道。他的妻子父母和岳父母也在逼仄、闷热、锡皮顶破的屋子里，或坐或蹲或站，饿得形销骨立。我从母亲身上看过类似的样子，她为了我，不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难。我下面的话主要是给他的亲人们听。他们像陪审团，可以做出决定。“我敬佩你，中尉。”我说道。这话不是假话。“你是个诚实男人，如今要从养家糊口的男人中找出一个诚实的，很难。作为报偿，我至少可以给你三千美元。”这笔钱是他所有手下一个月的薪水总和。他的妻子认为不能不表态了，要价一万美元。最后我们议定了五千美元。先付一半，余下一半进机场后交给中尉。我负责的客车从他身边驶过时，他一把从我手里拿过装有现金的信封。我从共党女特工嘴里掏名单时，她看我的眼神和此刻中尉的眼神一模一样。他完全可以向我开枪或阻止我们进入，即便迫于现实收了贿赂，但我敢说，任何一个守信的男人都会这么做：放我们通过关卡。他用履诺保住自己最后的尊严。我将头转向别处，避免看到他受辱的神情。假设——请允许我还有闲心做假设——假设南越军队全由他这种军人组成，能不打赢这场战争？他是我的敌人，但坦白说，我敬佩他。与其敬佩朋友中的最劣等者，不如敬佩敌人中的最优秀者，您同意我的这个观点，是吧，指挥官？

机场如同一座都会，路面整齐铺着砖石，设施齐全。时间近晚上九点，我们的车子驶过一排排活动房、一座座山形墙结构军营、一栋栋外观乏善可陈的办公楼、一间间管状结构的仓库，到了一个名义上在西贡市内实际不属西贡管辖的小小城中城。这块半自治领地一度是世界上最繁忙机场之一。在这个机场起降各种飞机，它们执行各种任务，杀人的，非杀人的，有作战的，有非作战的，有美国航空公司班机，有中情局专属班机。越南将军们将家人安顿在这里，美国将军们则在这配备了进口钢制办公用具的指挥所里运筹谋划。我们的目的地是大使馆武官处。美国人好调侃，给它取了个外号：道奇城。真正的道奇城，跟西贡没什么两样，有维持治安、佩六发子弹左轮手枪的警官，有在娱乐厅跳康康舞的美女。这个被谐称为“道奇城”的地方是撤离中心。在这里，没有维持治安的警官，只有负责守卫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一九七三年大撤退(9)，大批海军陆战队队员由这里飞回美国。当时，他们灰头灰脸，士气低落。自那以后，我就没见过现在这么多海军陆战队队员。与那时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不同，眼前这批没上过战场，几周前才到越南，目光炯炯，胡子刮得干干净净，肘弯处看不到星点吸毒扎针的痕迹，丛林作战服熨得挺括，闻不出一丝大麻气味。我们下了客车，往停车场走，两旁的海军陆战队队员面无表情，盯着我们。停车场挤满了数百名等待撤离的人，个个焦虑躁动。将军和克劳德站在雪铁龙轿车旁。我走了过去。将军将汽车钥匙交给克劳德。“我到美国再把钥匙还给您，先生。”克劳德说道。“不用了，钥匙留在汽车上，不要拔掉。”将军说道，“车反正会被偷走，我不想贼弄坏这台车。克劳德，趁有机会，好好享用她。”

将军离开去找夫人和孩子。我问克劳德：“这里怎么了？乱哄哄的。”克劳德叹了口气。“不奇怪，全乱套了。个个想方设法把自己的亲戚、厨师、女朋友弄出去。你够幸运了。”“是的。”我说道，“美国见了？”他拍拍我肩膀，有些动情。“现在就像一九五四年共产分子占领这座城市的情景。”他说道，“当时，谁想到我们还会夺回这座城市？不同的是，那时我帮你逃离北部，而现在，我帮你逃离南部。你会没事的。”

克劳德走后，我回到了撤离人群。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手持高音话筒，朝撤离人员喊话，要求他们排队。他不知道，越南人素来讨厌排队。供少于求时，我们为了得到好处，会钻、推、挤、搡；一旦此类招数行不通，便贿赂、谄媚、撒谎、渲染自己的难处。我不知道，这些表现反映了基因遗传，固有的文化，还是进化过程中的突变。长期以来，越南人被迫适应各种变化；长达十年生活在美国进口产品催生的泡沫经济中；长达三十年生活在时断时续的战争中，期间，国际政客们玩魔术般在一九五四年将越南锯为两块，日本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一度占领统治越南；被法国人像猥亵娈童猥亵了百年。眼前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不会理会这些历史，连吓带逼指挥难民排起了长队。接着，检查武器。我们是军官，交出枪支肯定难过，但仍然配合，将枪交给了他们。我的是点38短管左轮手枪，这种枪可用于秘密行动、玩俄式轮盘赌和自杀。邦的是男人味十足的点45柯尔特半自动手枪。“这枪专门用来杀菲律宾摩洛族勇士。一枪就可毙命。”我曾这么教德。我教德的知识来自克劳德。这方面知识，不是谁都知道，但克劳德了如指掌。

“证明材料！”武器收缴完毕，坐在办公桌后的使馆官员发话了。他年龄不大，留着十九世纪风格的连鬓胡，一袭米色猎装，戴玫瑰红边框眼镜。我早先从内务部以特优惠价买了通关所需的各种证明材料，给了每家户主。克劳德又为我们搞到了总统特令，使馆工作人员在材料上盖上印戳。接下来又是排队。总统特令让我们享有特权，排到了队伍最前头。后面是一条长长移民队伍，长长移民队伍后面是乌压压一大片满怀希望等待撤离的人群。整个场面看似全世界渴望呼吸自由空气的人都挤在了这里。好歹排在前头，这让我们感到些许安慰，心情自然好受一点。我们带着这份好心情，来到网球场看台，没承想先到的人已占据看台所有座位。后到的只得去到网球场场地。我们加入了晚到者行列，希望在绿色网球场硬地上哪怕昏昏沉沉睡上一觉。管制时期用的红灯投射在网球场人群上面的光，昏沉诡异。人群里有美国男人。看看紧挨他们的越南人，或者看看干脆将自己的手与他们的手铐在一起的越南女人，就知道，这些美国男人已是越南女人的丈夫。我、邦、灵和德找了一块空地，安顿下来。一侧是三个叽叽喳喳的应召女郎，超紧迷你裙与渔网袜直接紧紧地箍在她们肉上。另一侧是一个美国男人、他的越南妻子和两个孩子：儿子约莫五岁，女儿约莫六岁。美国人叉开两腿，仰躺在地上，两只粗壮前臂横在眼睛上面，露出两撇海象牙似的胡子，粉红色嘴唇，一口不大整齐的牙齿。他的妻子坐在地上，两个孩子将头枕在她的大腿上面。她梳弄着他们的棕色头发。“你们在这里等多久了？”灵抱着昏昏欲睡的德，问道。“整整一天了。”她答道，“天太热，又没吃没喝，真难过。他们一直在通知这班飞机那班飞机，可偏偏就没我们的飞机。”灵同情地说了些什么。顺便提一句，世界上所有军队共有一个折磨人的传统，亦即在某次行动中，先是赶死赶活，接着又停止待命，如此反复。此刻就是等待阶段。我和邦已习以为常，没怎么躁急。

我俩点上烟，盯着夜空。黑黢黢的空中时不时让照明弹映得通明。照明弹先是炸开成降落伞状，“降落伞”噼噼啪啪化作无数精子状光点，头部的炫目亮光划过空中，坠向地面，留下一条长长蠕动的烟带。“想听心里话吗？”邦说道。他说话，一如他省子弹好点射的打枪方式，惜字如金。“我料到这天会来。只是不说而已。自欺欺人，是吧？”我点点头，说道：“你内疚的事，其实，西贡其他人也该内疚。我们都料到这一天，可又无能为力。或者，我们自认为无能为力。好在一切都有可能，所谓希望，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他耸耸肩，盯着燃烧的烟头，思忖了一会。“希望很稀。”他说道，“绝望很浓，像血。”他指着拿烟手的掌心上的伤疤，那道顺着弧形生命线用刀划出的伤疤。“记得？”

我举起右手，掌心上有一道一样的伤疤，敏也有。我们每次张开手、要酒、要烟、要枪或要女人，总看见这道伤疤。中学时的兄弟情谊让我们难舍难分。五种亘古不变的品德，亦即忠义、诚实、信念、为朋友两肋插刀以及坚守信念，它们将我们联结起来。我们像传说中的勇士，发誓为对方甘于付出生命。或问，我们当时年仅十四岁，能有什么信仰？我们信仰朋友之谊、兄弟之情，爱祖国，追求独立。我们坚信能随时听从召唤，为结拜弟兄、为民族做出牺牲。不过，当时，我们不知道，我们究竟将怎样受召、变成什么人。比如，我没预料到，邦为报杀父之仇，竟参加了凤凰计划(10)，暗杀敏和我的同志。再比如，对敏和我赤胆忠心的邦绝没预料到，我俩暗中认定只有革命能救越南。我们的政治道路不同，但走上这条道的原因，与我们三人结拜的原因完全相同。无论何时，若为形势所逼，为了兄弟情义不得不死，我完全相信，敏和我会不吝生命。我们对彼此的承诺写在我们掌心上。远处，镁照明弹发出耀眼亮光，亮光里，我举起有伤疤的手掌，另一只手手指划过伤疤。“你的血是我的血，我的血也是你的血。”我说道。这是我们年少时结拜许下的誓言。“知道另外一句话？”邦说道，“绝望或许浓，但情谊更浓。”此话一出，无需多说。还有什么胜过我们的情谊？远处，传来喀秋莎火箭炮的爆炸声。飞行中的炮弹则嘶嘶作响，听似图书馆管理员要求读者肃静呢。

(1)　源自法语metis，意为“混血儿”，指白人（尤其是法国人）与印第安人的后代。

(2)　指奠边府战役（Battle of Dien Bien Phu）。1953年5月，驻印度支那法军制订了以奠边府为基地，准备在18个月内歼灭越军主力，夺回战场主动权的计划。越军为粉碎法军企图，对奠边府实施进攻。

(3)　南越总统官邸。

(4)　指上世纪六十年代南越总统吴庭艳及其弟吴庭柔。

(5)　作者用欧洲人喜好红茶、老派越南人讨厌红茶的习惯作比喻。

(6)　Super Bowl，美国国家美式足球年度冠军赛。

(7)　苏联的英文缩写。

(8)　美国的别称。

(9)　越战后期，美国国内爆发大规模反战运动，直至1973年3月29日，美军完全撤出南越。

(10)　越战期间由美国主导的清除越共的行动，行动自1968年开始，1972年结束。

第三章

尊敬的指挥官，谢谢您和政委在我检讨书上做的批注。您问我，我是被派去监视南越军人和撤离者的间谍，却称其为“我们”，究竟是何意。难道我不应该用“他们”称呼我的敌人？坦白说，我几乎一生和他们在一起，因此，就像我会同情很多其他人，我也会禁不住同情他们。这是我的缺点。这个缺点，很大程度上与我的杂种身份有关。当然，我不是说，杂种天性便同情他人。很多杂种做起事来就是杂种。我要感谢温良的母亲。她教导我，不要将我们与他们搞得泾渭分明，模糊两者之间的界限是值得人人做的事情。说的也是，如果她不模糊女仆与神父之间的界限，或不默许这样的界线被模糊的话，我就不会存在了。

正因为这样，我成了非婚生子。坦白说，每每想到自己的婚事，我心里很不舒服。不过，单身也算是杂种没曾料到的好事吧。大多数家庭不会将女儿许配给我这样的杂种；就是祖上血统不纯的家庭也不接受我，这种家庭的女儿拼了命要找血统纯正的男人结婚，借此挤进升往社会上层的“电梯”。无论我的朋友还是与我素昧平生的人，都认为单身是我杂种的人生悲剧中的一幕，替我感叹唏嘘。但我认为，单身意味着自由，也适合我这个在地下生活的间谍(1)，鼹鼠还是单个钻地打洞最好呀。此外，因为单身，我不用考虑任何后果，可以放肆同眼前三个应召女郎调笑。尽管到处是等待撤离的人，她们依然肆无忌惮地卖弄自己有型的性感小腿，拿着昨天的小报当扇子，扇着文胸挤出来的汗涔涔的乳沟。三人自称咪咪、菲菲、缇缇，都是风尘女惯用的名字，但三人一起倒是够力，很让我开心。她们或许应时应景编的名字，名字和客人一样随意变换。如果真是这样，她们此刻表现不过是职业性的条件反射罢了。这种条件反射乃经年勤学苦练的结果。我对职业娼妓的职业精神有持久的敬重。娼妓、律师均按小时收费，但律师既当婊子又想立牌坊，娼妓更诚实，不遮掩身份。说娼妓只说钱，会漏了重点。同娼妓打交道，正确做法是抱着看戏心态，充分放松，观看时不要质疑戏真戏假。两种做法不正确，一是认定因为自己花钱买了票，这群人只是逢场作戏罢了；二是对所见笃信不疑，陷入虚幻中不能自拔。好比有人一面嘲笑别人提独角兽，另一面自己又眼泪汪汪地要证明存在某种更罕见神秘的物种。好娼妓只有在偏远小港、最暗最僻最脏最破的酒馆客栈一带才能遇见，她们胸膛里跳动着一颗传说是金子般的心。相信我吧，如果娼妓身体有哪个部位是金子做的，也绝不是她的心。若不信我，只能说他碰到的娼妓表演足可以假乱真，该向这种娼妓致敬才是。

我眼前三个应召女郎就是老戏骨。西贡及其周边城镇的娼妓，根据正统研究、野闻轶说以及随机抽样调查，数以万计，甚至可能十几万计。其中百分之七八十不及这三个游刃有余。大多数来自乡村，家境贫寒，目不识丁，除了寄生虫似的黏着十九岁美国大兵毛茸茸肌肤生存外，没有他法谋生。美国大兵的裤兜里鼓鼓囊囊揣着一卷在越南相当值钱的美钞，血气旺盛，患了很多在亚洲国家的西方男人患的“黄热病”(2)，被烧得兴奋不已。他惊喜地发现，在这个绿色植被繁茂的地方，至少在女人眼里，自己不再是克拉克·肯特(3)，而是变身后的超人。因为超人的援助（抑或入侵？），地小物丰的越南不再生产原本产量可观的稻谷、橡胶和锡，而是每年“生产”洋洋大观的娼妓。被我们称作牛仔的男皮条客往做娼妓的农村女孩乱颤的乳房上啪地贴上乳贴，赶着她们上了徐图街酒吧的秀台。在那之前，她们连和着一首摇滚歌曲的舞都未跳过。我控诉美国战略家们：他们蓄意铲除农民赖以生存的村庄，火烧烟熏将那里的女孩赶到城镇，她们几乎别无选择，只能靠用肉体伺候美国大兵谋生，而正是这些美国大兵轰炸、炮击、扫射、焚烧、掠夺她们的村庄，或干脆强行清空她们的村庄。我只不过想提请人们注意：以占领为目的的战争必然导致被占领地的女性沦为向外国下等兵提供性服务的娼妓。所谓捍卫自由的战争会产生不少“令人不快、微不足道的副产品”，这便是其中之一。然而，在美国，妻子们、姊妹们、女友们、母亲们、神职人员们、政客们，如《超人前传》表现的那样，装作不知情，视而不见，闭口不谈，只管迎接他们的军人，备好了好心的青霉素，为军人治疗难以启齿的病患。

我眼前三个演技高超的明星也让我们感受到了另一种“好心”。但她们的“好心”可不是什么好事。她们毫无顾忌与我调情，放浪地挑逗邦。蓄着海象牙般髭须娶了越南女的美国丈夫此刻醒了，也成了被骚撩的目标。邦和美国男人感觉得到，妻子静得可怕，因此只能苦着脸，一动不动，能躲则躲。我截然相反，与她们打得火热，当然，绝没忘记提防她们：风尘女子个个可都备有一个凄惨故事，这些故事能让我心破，最可能的是，让我财破。我不也跟她们一样，有凄惨的故事吗？表演者虽说逢场作戏，但至少有些真东西，比如，的确想借此暂时忘了悲伤。我很了解这点，对此也很擅长。拿眼前来说吧，我们最好放开了打情骂俏，放开了演自己的角色，如此，参与者有机会哪怕装也装得快乐一回。何况，快乐装久了，不定还真就快乐了哩。我就是看着她们，也是快乐！咪咪身材修长，一头顺直的长发；十个手指甲和十个脚指甲涂着粉红色指甲油；手指尖，脚指尖，亮亮的，如软心豆粒糖；喉音很重，说一口听来很怪的顺化方言；听她说话，我全身血管收缩，头也有些晕眩。缇缇，娇小纤弱，夸张的蜂窝式发型(4)增加了她的身高；皮肤让人联想到蛋壳颜色；眼睫毛微颤，还隐约挂有泪珠。我真想将缇缇揽入怀里，额头贴着额头，用我的眼睫毛轻拂她的眼睫毛。菲菲，她们的老大，身体曲线可与藩切海滩上波纹状沙丘相比。母亲一生唯一一次度假，便是带我去了藩切。她从头到脚将自己裹得严严实实，生怕晒得更黑；我则开心得发疯，在太阳炙烤的沙滩上掘坑挖洞。菲菲散发的香味勾起了我温暖、幸福的美好回忆：我十岁时，父亲送给母亲一个小小玻璃瓶，里面盛有颜色如蜜的香水，母亲一年难得用上一次。它的香气跟菲菲身上的几乎一样，反正，我这么感觉。因此，我竟爱上了菲菲。有这种冲动，也无大碍：我哪年不得坠入情网两三回？何况，我很久没坠入情网了。

这个时候，有钱人、有权人和有关系的人才有撤离机会。这三个应召女郎能进到这座空军基地，得归功于一个军士长。我想象，他高大健壮，白色海军陆战队军帽斜扣在头顶。“军士长守卫使馆，可是爱我们女孩。”菲菲说道，“他人好好，好可爱，老记着我们，他说过一辈子不会忘了我们。”她的两个同伴，咪咪嚼着口香糖，缇缇打着响指，一个劲点头。“军士长弄了辆客车，沿着徐图街开过来开过去，只要沿路有我们女孩，只要她们想离开西贡，不管多少，都接上车，然后，跟警察说，带女孩子们和可怜兵娃娃们在一起乐乐。就这样，把我们带进了基地。”听说了这个军士长，这个信守承诺的好人，这个名叫艾德而三个应召女郎没有一个念得出他姓氏的男人，我那颗冷硬的桃心熟透似的，软化了。我问她们为何想离开西贡。咪咪说，还不是因为共产分子，他们肯定会当她们是美国人同谋，将她们关进牢里。“他们叫我们妓女。”咪咪说道，“叫西贡妓女城，对吧？”“甜心，形势我还是看得准的。再说，”缇缇说话了，“就算我们不被扔进牢里，生意也做不下去了。共产国家不允许买卖，对吧？反正，只要是赚钱生意都不许做。宝贝，我这奶子，管你是不是共产分子，可不是免费吃的。”这话一出，三个人又是浪笑又是击掌。她们像上岸放松的俄国水手，满嘴淫词秽语，但深谙价值交换的道理。的确，革命胜利后，等待她们这种女孩的会是什么？我坦白，关于这个问题，我思考不多。

她们的活力和放浪，让时间如同头顶轰鸣而过的一架架C-130，过得飞快。但是，我们迟迟没听到要乘坐的飞机编号。连三个应召女郎和我都开始感觉厌倦。海军陆战队队员，手持高音话筒，像装了假喉的喉癌患者，喊话时叽里咕噜，含混不清。每次喊话会召起一群筋疲力尽的撤离者。他们拾掇起少得可怜的随身行李，拖着沉重步子，走向送去停机坪的客车。过了晚上十点。过了晚上十一点。我躺在被军人平日里戏谑喻为千星酒店(5)的地上，无法入睡，只得望着璀璨星河，跟自己说，我有多么幸运。往后，我蹲在地上，与邦一起又抽了一支烟。再往后，又躺到地上，闷热难耐，还是无法入睡。挨到午夜，我干脆在各栋建筑物间溜达，看看厕所是个什么情形。这是个馊主意。平日里，这里的厕所只供几十个行政人员和军事后勤人员使用，远不够数千名撤离者在此排泄。游泳池这边也好不到哪去。池子自建竣至今，这么多年来，一直由美国人专享。其他国家的白人，在国际控制与监督委员会工作的印尼人、伊朗人、匈牙利人、波兰人，也获准享用它。我们的国家缩略语成灾。国际控制与监督委员会，缩写为ICCS，也可戏解为“我不能控制屎尿”(6)。它的作用是，在美国战略性重新部署其军事力量后，监督北越和南越双方执行停火协议的情况。停火协议实在功德无量。因为有了这个协议，过去两年间，士兵死亡数不过十五万而已，另有必要指标数的陪死平民。想想，要是没有停火协议，得多少人丧生！撤离者将它变成了小便池。这么做，或许因为当地人不得享用游泳池，此刻向池里撒尿，一泄愤懑。不过，更可能的是，他们的确被尿憋急，不得已行此无奈之举。我也加入他们，立在池边，淅淅沥沥尿了个畅快。完后，我回到网球场。邦和灵双手支颐，打着盹。要说睡着，只有趴在母亲大腿上的德了。我一会蹲，一会躺，一会抽烟，如此来回折腾。就这样，到了凌晨四点，终于叫到我们的飞机编号了。我与三个女孩道别。她们嘟着嘴，很有把握地说，会在关岛再见面的。

我们离开网球场前往停车场。那里停着两辆客车，不仅载送我们这组九十二个人，还同时带上其他撤离者，总计约两百人。将军问我，多出的是什么人。我问离我最近的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他耸耸肩。“你们个子不大，我们是按你们两个人合我们美国人一个人的标准来安排的。”将军一脸愠怒，上了客车。我紧随其后。一方面，我也好不恼火，另一方面，又很理智：这种情形司空见惯了。说到底，我们也这么对自己人。摩托车上、公车上、卡车上、电梯里、直升机里，哪都载人如同载货，多到像自杀一样。谁还管什么载量规定，谁还管制造商什么温馨提示。当然，我们对超载见怪不怪，纯粹迫于无奈。但是，若有人认定我们性本如此，我们尽可坦然。“他们会这样对待一个美国将军吗？”车里人挤人。将军紧贴着我，怨道。“不会的，将军，想必不会。”我答道。十有八九也确实如此。车里，因为挤满了先前整日整夜被日晒热蒸的人，不一会，不但热烘烘，而且弥漫着难闻气味。好在很快到了等候的C-130大力神飞机。飞机像是一台装了机翼的垃圾车。跟这种卡车一样，货物由尾部装卸。巨大的货物装卸平板降了下来，让我们登机。经过这张巨嘴便进到空间很大、消化道似的通道，通道壁膜映照着防空灯鬼魅似的绿色灯光。将军下了客车，站到装卸平板一侧，我走到他身旁，一起看着他的家人、他的手下、手下的家人以及一百个素昧平生的人登上飞机。飞机装卸长站在平板上，脑袋扣着一顶篮球形状与大小的钢盔，一个劲挥手催促。“快点，不要扭扭捏捏。”他冲夫人说道，“卵子贴屁股，太太，跟紧点。”

夫人早已迷迷糊糊，对装卸长的粗话没有反应。她的孩子们找事，试着将他反复说的没经过脑子的粗话转译给她，她听了眉头紧蹙。这时，我瞅见一个男人朝装卸平板走来。他将有泛美航空公司标识的蓝色旅行包紧紧抱在胸前，佝偻着，低头往前赶。几天前，我与他在他位于三区的家里见过面。他是内务部一个中层官员，副部长身边秘书这样的角色，不高不矮，不胖不瘦，不白不黑，不灵不笨，或许不做好梦也不做噩梦；他的内心，和他内务部的办公室一样，空空如也。与他打过交道后，我有几次想过此人，可怎么也记不起他没有特征的脸。不过，在他由装卸平板往机舱爬时，我认出了他。我拍拍他肩膀，他惊得一哆嗦，好一会才转过头来，用吉娃娃狗眼似的眼睛瞪着我，装出从未见过我的样子。“真巧啊！”我说道，“没想到在这里见到你。将军，要是没有这位好心先生帮忙，我们还不定能上得了这架飞机哩。”将军僵硬地点点头，微微露齿。这么做是让对方明白，千万别想要他回报什么。“很荣幸。”秘书低声道。他的妻子扯他的胳膊，他的身子因此微微抖了一下。表情若能当刀，看他妻子的表情，她恨不得阉了我，将我的睾丸装进手包一走了事。后面涌上来的人将他俩往上推去。将军瞥了我一眼，说道：“他认为是荣幸？”“算是吧。”我说道。

等其他人都上飞机，将军示意我走在前面。他最后一个进到机舱。舱里哪有什么座位。大人们，有的蹲在地板上，有的坐在包上。孩子们则坐在大人们的膝盖上。运气好的人可以缩在舱内两旁一纵纵隔出的空间，抓牢固定货物的带子。舱内拥挤不堪，人的肉体轮廓因为相互挤压不再分明。有些人可以坐预订座位的飞机体面离开南越。在这架飞机上，没人有体面可言，跟动物一样，肉贴肉，挤在一起。邦，灵，德，还有夫人和她的子女，被夹在机舱的中部某处。装卸平板慢慢升起，哐地闭上了。所有人虫一样被封闭在罐头里。将军、我和装卸长一起倚住平板，膝盖顶着跟前人的鼻子。四台涡轮螺桨发动机开始运转，轰鸣声震耳欲聋，机体抖动，平板咔咔作响。飞机启动，沿着停机坪轰轰地驶往跑道，舱里人跟着左摇右晃前倾后倒，看似一群一边默默祷告一边摇头晃体的教徒。飞机开始加速，惯性将我压在平板上。我跟前一个妇女用手臂抵住我的两个膝盖，下巴紧贴住我大腿上的背包。舱温升高，超过了四十摄氏度，舱里气味也越来越浓。汗臭味、脏衣服酸腐味以及焦虑情绪，弥漫开来。幸亏打开的舱门口传来凉风，舱里空气才有所改善。一个机组人员像摇滚吉他手一样叉开双腿站在那里，他斜挎着的可不是一把六弦电吉他，而是一把弹匣里装有二十发子弹的M16。飞机上了跑道，两侧物体从我眼前一一晃过：有混凝土防护墙，有被切削成两半的巨大铁桶。此外，有一排被弃的战机，它们这晚早时遭俯冲扫射，发生爆炸，燃起大火，因而被毁。散落一地的机翼看似从被虐待的苍蝇身上拔下的翅翼。满舱人又怕又盼，像被一条“静”毯捂住，没发出一点声音。此刻，他们所想应该同于我的所想：再见，越南；Au revoir，Saigon(7)。

突然，传来巨大爆炸声。冲击波将站在驾驶舱门口的机组人员推向人堆。我只看到这一幕，随后好一阵子，什么都看不见了，因为一道强光从打开的舱门射了进来，我瞬间被刺得失去了视力。将军一个趔趄撞上我，我则撞上舱壁，反弹向人堆。被我压在身下的人歇斯底里尖叫，酸臭唾沫喷到我脸上。飞机猛地右转，轮胎与跑道摩擦出刺耳的声音。我恢复了视力，通过打开的驾驶舱门，看到机外腾起熊熊大火。我什么也不怕，就怕烧死，就怕发动机叶片将我绞成肉酱，就怕喀秋莎火箭炮将我打成肉块。顺便提一句，喀秋莎听似一个着魔科学家的名字，还冻掉了鼻子和几根脚趾。我在顺化市外的野地里见过烤焦的尸体；一架支奴干运输直升机被击落，油箱起火，大火将机上三十几个人烧至炭化，尸体与机身金属粘到了一起；牙齿暴露，挂着猿类的狞笑；嘴唇和脸上的肉被烧尽；烧焦的皮肤，如表面光滑的黑曜岩，相当怪异；头发全部化为青灰；谁认得出，他们之前是我的同胞，是人类？我不要那种方式死去。我不要任何方式死去。我的共产主义同志们打到了西贡城外，他们由城外向城内实施远程炮火打击，我可不想死于他们的炮击。一只手揪住了我胸脯，我清醒过来，我还活着。又一只手爪子似的薅着我的耳朵，是被我压在身下的人的手。他们鬼哭狼嚎，拼着命搡掉我。我想立起身来，使劲一撑，结果一掌撑到一颗油腻腻的脑袋，撞上了将军。跑道某处又传来爆炸，舱里惊恐加剧。男人，女人，孩子，叫得更加凄厉。飞机打着旋，猛地刹住，随即向一边倾倒。驾驶舱门不再向着火光，而是冲着漆黑之处。有男人尖叫：“我们都要没命了！”装卸长边想新词，边咒骂，边降平板。一舱人拥向舱口。我被挟着往后倒了下去。为了不被踩死，我用背包护头，顺着平板往下滚去，一路撞倒了不少人。又一枚火箭弹在身后几百米处跑道上炸响。火光将一处停机坪照得透亮。借着火光，我看见最近一处可躲避炮火的地方，一段离跑道五十米远、已被炸烂的混凝土隔离墩。爆炸声渐渐弱了，即便如此，在这个不再平静的夜晚，到处可见火光。飞机右边两台发动机燃烧起来，瞬间变成熊熊火炬，浓烟滚滚，火星四溅。

我跪在地上，两手支撑。邦一只手攥住我的肘，往前拽我，另一只手拉着灵。灵则用空出的手兜胸抱起嚎啕大哭的德。火箭炮和其他各种轻重火炮，流星雨似的倾泻在跑道上。恍如末日的火光中，只见撤离者连滚带爬、跌跌绊绊冲向混凝土隔离墩；箱包狼藉一地；飞机左侧两台涡轮螺桨发动机仍在轰轰转动，产生的气流将小孩吹离了地面，将大人吹得东倒西歪。已逃到隔离墩的低头躲在墩后，呜咽着。突然，有物体——碎片或子弹——呼啸着飞过头顶，我扑倒在地，匍匐前进。邦领着灵也爬着往前，灵表情紧张但坚毅。我们爬到隔离墩，找到一个空处。机组人员该是关了发动机，轰鸣不再，朝我们打枪的声音则因此清晰可辨。枪手应该是瞄准燃烧的飞机，但子弹嗖嗖飞过我们头顶，或打在隔离墩上反弹起来。“是我们的人。”邦双膝收在胸前，一只手搂着蜷缩在他和灵之间的德，说道。“他们生气了。他们也想上我们的飞机。”“不可能。”我说道，“打枪的是北越军队。他们包围了机场。”虽这么说，但我也认为，打枪的很可能是南越军人，他们在发泄不满。飞机油箱炸了，火球将一大片机场照得通亮。我转过脸，不看大火，没料竟看到躲在我旁边的副部长秘书。这个平庸公务员的脸几乎贴住我后背，那对吉娃娃狗眼似的眼睛将他的心思暴露得跟影院招牌上的片名一样清清楚楚。跟共党女特工一样，跟把守机场入口的中尉一样，他乐得见我死哩。

我该他恨。毕竟，我没给他狠赚一笔的机会。事情原委是这样的：花花太岁少校设法为我弄到了他的住址。我没打招呼便去了他家。“是的，我手上有些签证。”我和他坐在他家客厅，他说道，“我和我的同事按公正原则发放。如果只是有特权或有钱的人有机会逃离西贡，很不公正吧。”我嗯嗯着，表示理解。“可是，要真讲公正，”他继续道，“大凡要走的都可以走。显然情况不是这样，这就让我很为难。我凭什么充当裁判，裁定谁可走谁不可走？毕竟，我只是个秘书，没别人想的有那么大本事。设身处地，上尉，你会怎么做？”

“我能理解你的难处，先生。”我说道。我挤出微笑，挤出的酒窝隐隐作痛。我俩在玩一局结果其实早定的游戏。我急不可耐想结束我俩之间的游戏，但过场还得走。既然他拉起了一面其实千疮百孔的贞操幌子，我也得装模作样搞一面。“看得出来，你是一个令人尊重的人，有品位，有自己的价值观。”说到这，我往客厅左右点了点头。我点头的意思是，房子虽说干净整洁，但还得花钱置办一番。客厅粉刷过的墙上爬着几只壁虎，挂了些饰品，如钟、年历、中国字画以及吴庭艳风光时的彩照。吴认为自己是南越总统，而非美国傀儡。这给他招来杀身之祸。这个一袭白色西服的小个子男人后来被杀，成了越南天主教教徒心目中的圣徒。他死得痛苦，与殉道者相称：四肢像捆猪似的被捆在一起；满脸血污；一辆美国运兵装甲车里到处溅有他的脑浆，看似罗夏测验墨迹图(8)。屈辱死状被拍下，各国媒体登载了照片。照片的配文很有艾尔·卡彭(9)口吻，耐人寻味：别惹美国。

“真正不公的是，”我越说越起劲，“在我们国家，诚实的人反倒不得不过赤贫生活。因此，请允许我转交给你我的一个客人的小小心意，他对你慷慨相助表示感谢。你手上肯定有九十二份签证，对吧？”其实，我并不敢肯定他一下有这么多份签证，因此，原本打算先付他一笔定金，应允下次来时付清余款。没承想他给了肯定答复。于是，我临时改变策略，将装有四千美元的信封拿了出来。哪怕他慷慨让利，四千美元最多够买他的两份签证。他拆开信封，用经年累月数钱而起了老茧的大拇指在那叠美钞边一划拉，心里立刻有底：钱远远不够！他用还套在白色信封里的手拍了拍咖啡桌桌面，似乎拍一次还不足以表达气愤，又拍了一次。“你竟敢贿赂我，先生！”

我示意他坐下。和他一样，我也很为难呐，迫不得已做必须做的事情。“这些签证，一没花你一分钱，二不是你的财产，你拿来卖钱，公正吗？”我诘问道，“要不，我打电话给当地警察局局长，叫他逮捕我俩，这样公正吗？再不，叫他收了你的签证，由他亲自公正地重新发放签证，这样公正吗？既然这样，最公正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们还是回到前面说的，我给你四千美元，你给我九十二份签证。按道理，你本不该有九十二份签证，本不该拿四千美元。话说回来，你明天去上班，轻而易举能再弄九十二份签证。不就是九十二张纸吗，对吧？”

但衙门里的“纸”从来不是简简单单的纸，而是命！因此，我拿走了他的“纸”，他当时恨我，现在仍然恨我。不过，这根本影响不了我的心情。此刻，我蜷在隔离墩后面，影响我心情的是，这回又得像先前一样苦等了，而且前景难料。晨曦初露，一抹光明让心情多少有所舒缓。但令人舒心的泛蓝的光曝露了停机坪的狼藉：火箭炮和其他火炮将它炸得千疮百孔、面目全非。停机坪当中是我们的C-130，已成一堆冒烟的烂钢废铁，燃烧的航油释放出刺鼻气味。在我们与飞机残骸之间，原本小堆小堆的黑色物体也渐渐可辨：原来是逃命时被丢弃的箱包，有的绽开，东西散落一地。太阳像乘升降架，级级上升。光越来越亮，越来越刺眼，终于，如同审讯犯人时的灯光，将视网膜刺到麻木，地面上没有了星点荫处。困在隔离墩东侧的人，自老人小孩始，越来越蔫。“妈妈，水。”德要求道。灵只能答道：“没水，宝贝，现在没水，但很快会有的。”

像接到信号，又一架C-130大力神运输机飞了过来。速度很快，下降很急，感觉像神风突击队队员在驾控着飞机。飞机降落在离我们很远的一条跑道上，轮胎与地面摩擦出刺耳的声音。撤离者嗡嗡起来。没有了塔台指挥，飞机径直穿过隔在中间的几条跑道向我们开了过来。人群嗡嗡声扩大成欢呼声。很快，其他动静传来。我小心翼翼探出头，只见几十个，或许几百个海军陆战队队员、陆军、宪兵、空军飞行员、机组人员、机械师，总之，一大群基地工作人员、后卫部队人员，先前一准躲在机库里或护墙后面，此刻不愿当英雄、不愿当牺牲品，飞也似的冲了出来，奔向这架飞机。见此情形，撤离者慌了，玩命向飞机跑去。飞机在距我们五十米处掉了个头，随即降下尾部装卸平板，催促撤离者快快登机。将军与家人在我前头跑，邦与家人跑在我后边。其他人跑得更快，将我们甩在了身后。

第一个撤离者刚踏上平板，我便听到一排喀秋莎火箭炮炮弹呼啸而至。第一枚炮弹落在远处跑道上，轰地炸开。紧接着，子弹嗖嗖飞过头顶。这一次，除了M16步枪声，还清晰辨出AK-47。“他们打到机场边上了！”邦喊道。所有撤离者清楚，能载他们飞离此地的只有这架大力神了。但是，共产军队包围圈越缩越小，能否起飞还是未知数。除了恐惧还是恐惧，撤离者尖叫着，尽快冲上平板。在距隔离墩很远处，一架机身发亮的小飞机，是机头装有探针的F-11“虎”战斗机，冲向空中。一架休伊直升机随后掠过头顶。舱门大开，十几个士兵挤在舱里。机场武装部队找到只要能在空中飞行的东西，自己逃命了。将军推着前面的人往平板跑，我则推着将军。一架双体“阴影”炮艇机自左边停机坪升空。我用眼睛余光瞟着它。它造型有趣，胖大机身悬在两只小船似装置中间。不过，追在它后面的东西可是没趣。一枚拖曳黑烟的热寻导弹旋转着划过天空朝它飞去，燃烧的弹头在一千英尺不到的空中“吻”上了“阴影”。机身顿时被炸成两截，连同碎块人肉，像被击碎的泥鸽(10)一同掉到了地上。撤离者一阵哀鸣，反正死活就这一条道，更加发疯地你推我搡，往机上冲去。

将军踏上了平板。我收住脚，让灵和德先上去，却不见母子俩跟上。我转身一看，俩人不在我身后。“快上飞机。”旁边，装卸长大喊。他的嘴张得很大，大到我能看见两坨颤动的扁桃体。“你的朋友死了，伙计！”二十米开外，邦跪在停机坪上，将灵紧紧搂在胸前。灵白色衣服上洇开一片心形红印。一颗子弹砰地打在我与邦之间的跑道上，反弹起来，一层被击碎的混凝土尘雾随之飘起。我嘴里干得说不出话来，将背包扔给装卸长，一路跃过一地箱包，直直地飞快跑向他们。最后两米，脚在前，我倒地滑了过去，蹭掉了左手手掌与肘部的皮肤。邦发出了我从没听过的声音，一种发自心底、痛不欲生的咆哮。德夹在他和灵中间，两眼翻白。我用力掰开邦和灵，发现德胸口上血淋淋一片，一样的东西穿透了他和他母亲。将军和装卸长在一起大喊。飞机螺旋桨越转越快，噪音越来越大。我听不清他俩在喊什么。“走吧。”我大声催促邦。“要起飞了！”我拽他衣袖，但悲痛让他长了根似的，定在地上纹丝不动。我别无他法，一拳击中他的下巴，不重不轻，刚好使他止住悲嚎，松开抠住灵的手指。我趁机一拉，将灵从他怀中分开。这当儿，德脑袋一软，身体滑到地上。我一把将灵托到肩上，往飞机跑去。邦在后面，含混不清地叫喊。一路上，灵没发出任何声音，她的身体不断撞击我的身体。我的肩上、脖子上，湿湿的，热热的，全是她的血。

飞机已在滑行，一边前滑，一边找没有障碍物的跑道。平板尚未收起，将军和装卸长站在上面，不断催促。喀秋莎火箭炮，或单发或连排，不断飞了过来。我拼命追赶，肺叶紧得如同打结。待靠近平板，我将灵甩给将军，将军一把抓住灵的两只胳膊。邦也赶了上来，边跑边双手托举着德，将他递给装卸长，装卸长尽量轻柔地将他接到手上。其实，轻柔与否已不紧要，德软耷耷的头来回摆动，没了生命迹象。邦随后慢了下来，痛苦地低头抽噎。我抓住他的肘弯，使劲一推，将他推上平板，装卸长顺势拽住他的衣领，将他拖进舱里。我双臂前伸，向前一跃，半边脸、上半身扑在平板上，砂砾碎石硌到了脸颊，吊着的两条腿，在空中蹬踹着，使不上力气。飞机越来越快。将军先一把拉我跪倒在平板上，再一使劲将我拖入机舱。平板在身后收起。前面的人，如一面墙，推压过来，我和将军紧贴着，死死抵住，给仰放在地上的德和灵的尸体留出空间。飞机急遽拉升，响起一阵可怕声音，盖过了机身金属拉伸的声音，盖过了从一侧打开的舱门处传来的声音，舱门边的机组人员端着M16朝地面打了三梭子弹。飞机一个侧旋，舱门外，一块块地面及建筑物随之倾斜打转。就在这一刻，我听出来了，可怕声音不仅来自发动机，更来自邦：他在用头咚咚地撞着平板，撕心裂肺地哭嚎。听着仿佛不是因为世界到了末日，而是因为有人剜去了他的一双眼睛。

(1)　mole，英语中既有“间谍”也有“鼹鼠”之意。

(2)　指对亚洲女性的迷恋。

(3)　Clark Kent，动漫和电影里人物，一个可化身为超人的记者。

(4)　盛行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女式发型，将头发盘于头顶上，用定型液定型。

(5)　军人戏谐语，指夜晚户外露营。

(6)　将国际控制与监督委员会的缩略语ICCS故意说成I can’t control shit（我不能控制屎尿）。

(7)　法语，再见，西贡。

(8)　由瑞士精神病学家罗夏（Rorschach）发明的利用墨渍图版测试人格的方法。

(9)　Al Capone（1899—1947），美国黑手党领导人。

(10)　泥制碟状飞靶。

第四章

飞机降落在关岛。时间一分钟一分钟过去，我抱着德小小的尸体，感觉越来越重，但绝不能把他放在肮脏的停机坪地上。很快，来了一辆运尸体的绿色救护车。我将德放到担架上，医护人员用一条白布单盖住他，接着设法松开邦抱着灵的双手，也用白布单盖住了灵。母子俩被抬上了救护车。我哭了，但哭得远不如邦，看他的阵势，像要将一生积攒的泪水哭干。卡车将我们拉往阿桑军营。一路上，邦和我仍不住落泪。托将军的福，我们得以住进了军营的营房，后来的人则住帐篷。两相比较，我们的居住条件已算奢侈。那天下午、第二天一整天，邦躺在架子床上一动不动。电视在播放西贡撤离，他一眼没看，一句没听。他也不会记得在这个临时难民城的营房、帐篷里，数千名难民像参加一场葬礼，哭声震天，葬下了他们的国家：才活过二十一个年头，就像很多人一样，年纪轻轻便丢了性命。

我、将军家人和另外一百人在营房里看电视。电视画面令人难堪：一架架直升机降落在西贡城一座座屋顶上，将难民送往航空母舰甲板。第二天，电视播放越共分子的坦克碾过独立宫大门，他们的军队在独立宫顶升起民族解放阵线(1)旗帜。溃败画面越来越多，越南共和国临终前的种种，像钙化物，越积越多，在我记忆管道里形成厚厚硬层，晚饭时发生的事情又加厚了一层。晚饭吃烤鸡肉和四季豆。在难民中许多人觉得一股怪味，哪能人吃。也只有孩子们还有胃口。难过的是，用完餐，还得排队将盘碟放进清洗机。他们真的不再是一个主权国家的成年公民，真的沦落为没有祖国而要由美国人保护的难民。将军没碰四季豆，直接倒进了泔水桶。他看着我，说道：“上尉，我的人民需要我。我要到他们中间去，给他们鼓气。走。”“好的，将军。”我答道。说实话，人民是否需要他，他是否能鼓起人民士气，我不乐观。他这么做可能带来什么后果，我也没想过。军人被训练成可以接受任何形式的凌虐，因此，上司向他们训话鼓气，即便是大粪，也尽可随心所欲泼洒。问题是，我们忘了，这里的难民绝大多数可是平民。

回想起来，我没穿沾有灵的血的军装，实在运气。之前，我脱了它，换上了从背包里翻出来的格子棉布衬衣和斜纹棉布长裤。将军在西贡机场丢了行李，只得穿着领上缀有将星的制服。营房外，帐篷城里，没几个人凭脸认识将军。他们只认他的制服、衔级。他向平民打招呼，询问他们的生活。平民们缄默不语，一脸愠色。将军眉头微蹙，欲笑又止。我从他的表情看得出来，他很困惑。我们沿帐篷间土路走着，平民们瞪着我们，没人说话。每往前一步，我的不安便增多一分。走了不到百米，将军遭遇了第一波攻击。一只小巧精致的拖鞋从一侧飞了过来，砸中了将军的太阳穴。将军怔住了。我也怔住了。一个老妇人嘶哑地喊着：“瞧瞧这个英雄呀！”我们往左边一踅身，便见一个黑影，一个我们束手无策的黑影——一个上年纪的妇女——愤怒地冲了过来。我们既不能出手将她打倒在地，又避闪不及。“我的丈夫在哪？”她光着脚，手里攥着另一只拖鞋，尖声质问。“他没在这里，你为什么在这里？我的丈夫在用生命保护国家，难道你不应该跟他一样，用生命保卫国家吗？”

她照着将军下巴啪地抽了一拖鞋。一大群女人，老的，少的，身强的，体弱的，拿着伞、手杖、鞋子、帽子，从四面八方围拢上来。“我的儿子在哪？”“我的父亲在哪？”“我的兄弟在哪？”愤怒的女人们狠劲打着将军，或撕扯将军衣服，或挠抓将军皮肉。将军左闪右躲，扬起手将头护住。我也遭殃，挨了几下飞来的鞋子，挡了几次打来的手杖和伞。我这边拼命护住将军，她们那边不断涌上。在一波波攻击下，将军招架不住，跪倒在地。她们如此愤怒，几乎没错。要知道，就在前天，总理还通过广播，慷慨激昂呼吁军人和平民拼死奋战到最后一人哩。他可是空军元帅，除了尚虚荣、好贪腐同于总统外，不应该和总统混为一谈。但是，做完气势如虹的广播演说，他旋即乘直升机逃之夭夭。不过，此刻用他来为将军辩护，毫无用处。向她们解释，将军领导秘密警察而非军队，也无济于事。何况，后面这事几乎不能为他赢得平民的好感。她们只管叫骂，哪会听什么解释辩解。我从挡在我与将军之间的女人中间拨出一条路来，用身体当肉盾将他护住。挨了不少抓挠、抽打、唾沫后，我终于带着将军突围出来。“快走！”我在将军耳旁喊道，选准一个方向，推着他逃了出去。这可是连着第二天逃命了。好在帐篷城里其他人没采取行动，只是鄙夷地瞪着我俩，大声骂着：“草包！无赖！胆小鬼！杂种！”

我习惯了无妄之灾，可将军哪有这种经历。待终于逃到住的营房外，将军表情惊悚，领上将星被扯掉，衣袖被撕破，一半扣子不见踪影，脸颊脖子被挠抓得东一条西一杠，渗着血，狼狈不堪。“我不能这个样子进屋。”他小声道。“您就在澡房等着，将军。”我说道，“我这就替您去找几件衣服。”我进到营房，问军官们要来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被问及为什么衣服破了、身上有伤，我搪塞道，跟负责这里军事安全的美国人起了冲突，那帮家伙脾气火爆，我就成了这样。去到澡房，见将军站在洗手池前。他已将脸清洗得一干二净，却没法洗去羞辱。

“将军——”

“不要说了！”他只看着镜里自己，“永远不要再提今天的事情。”

自此往后，我俩闭口不提。

第二天葬灵与德。母子俩冰冷的尸体在海军停尸房里摆了一夜，死因得到确认：一颗子弹夺走了俩人生命，子弹规格不明。这颗子弹会一直在邦记忆里旋转。无论朋友还是仇敌，均会谈及此事。这将一直戳痛他，让他不得安宁。葬礼上，邦头上扎了条撕下的白色床单布。盛敛德的小小灵柩落入墓穴，叠放在他母亲灵柩上，母子俩从此同穴相伴。邦跳进墓穴。“为什么？”他脸贴住木制灵柩，哭嚎着，“为什么是母子俩？为什么不是我？为什么，天主？”我也哭了，下到墓穴安慰他，随后，拉拽着他出了墓穴。我俩开始往灵柩上撒土。将军、夫人和精疲力竭的神父在一旁默默看着。这对母子是无辜的，尤其是我的义子德。我几乎当他是我的亲生儿子。挖墓坑的土很肥沃，小岗似的堆在墓穴旁，正待回到原来的地方。我用铁锹铲一次土，就跟自己说，灵柩盛敛的不是两具尸体，而是被弃的两具空壳；真身正去往凡人去不到的乐土，那里住着天使。传经布道的父亲就这么认为，但我没法像他那样想，说服不了自己。

连着几天，我们想着想着就落泪，然后，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有时变变，先呆呆地等下一步安排，然后，想着想着就落泪。自我折磨到身倦心疲时，美国人用飞机送我们到了加利福尼亚州圣地亚哥市旁的彭德尔顿营(2)。这回，我坐的是真正的民航飞机，坐的是真正的飞机座，看到的是真正的飞机舷窗。美国人为我们在彭德尔顿营专门辟出一处。虽说同是难民营，但这里设施提升了不少档次。这证明了，在美国梦这条道上每前进一步，便会享受到相应好处。在关岛，大多数难民住海军陆战队临时支起的帐篷。在彭德尔顿营，所有难民住进了营房。我们像新兵一样集中起来，一丝不苟学有关美国的各种知识。一九七五年夏天，我在这里给巴黎的敏的姑妈去了第一封信。当然，信其实是写给敏的。我和敏商定了隐含各种意义的用语措辞。比如，信若出现天气、健康、法国政局等字眼，他就知道，除了明信，同张纸上有用隐形墨水写的暗信。若无这类字眼，便无暗信，他只需读明信内容。在美国第一年，要用暗信报告的事情不多。毕竟，流亡美国的南越军人几乎不在状态，谈不上酝酿谋划反攻之类的大事。这种情况本身就是有用的情报，不过，实在无需暗信传送。

“亲爱的姑妈，”我当她真是我的姑妈，写道，“很久很久没写信给您了。这么久后，第一封信就给您写可怕的事情，实感内疚。”邦身体、精神状态均糟。我晚上要是失眠，就听他在上铺辗转反侧。他的记忆，像火，炙烤着他的身心。我看得出他脑袋里闪着什么。有敏的脸，他认定我俩抛弃了这个结拜的兄弟。有灵和德的脸，他的手和我的手，可是实实在在沾过母子俩的血。我生拉硬拽着他去到饭堂，否则他在架子床上非成饿殍。饭堂摆着供多人用餐的大桌，饭菜食类味如嚼蜡。整个夏天，几千个难民共用一个没有隔间的澡堂，与素昧平生的人住在同一间营房。将军的待遇没什么不同。他、夫人和四个子女也得和另外三家人住在一间营房。我陪他在他的住处打发了不少时间。“竟和低级军官、吵吵闹闹的小孩们住在一起。”我有一次去看他，他不满道，“如今竟落到了这步田地！”一块块挂在晾衣绳上的床单把营房隔出了各家的空间，夫人和子女的耳朵尖，这些床单哪能隔断邻家动静。“这些动物没日没夜做爱。”将军生气道。将军和我坐在营房门前水泥台阶上。我俩抽着烟。眼下连最廉价酒水也没有，只好喝着茶。“他们毫无廉耻！就在他们孩子面前、在我孩子面前干这事。你知道，我家大女儿有天问什么？‘爸爸，什么是妓女？’她亲眼看到有个女人就在下边厕所旁卖淫呢！”

在与我们一径之隔的另间营房，一对夫妻闹将起来，先是老套对骂，后遽然升级，演变为全武行。我们看不见营房里发生的事情，但抽皮打肉的噼啪声真真切切传到了我们耳里，只听女人惨叫连连。很快，营房外聚集了小群人。将军叹了口气。“都是些动物！好在还有一些好消息。”将军从口袋里掏出一篇从报上裁剪的“新闻”，递给我。“记得他吗？开枪自杀了。”“这算好消息？”我捏着剪报，问道。“他是个英雄。”将军说道。给姑妈信里，我也这么写道。将军给我看的已是旧闻。西贡陷落后没几天，报纸报道了该事。将军在阿肯色州难民营的朋友寄来这篇报道。中心版面登有死者照片：平躺在将军行过军礼的纪念雕塑的底座旁。若无文字说明他自杀了，还以为他大热天睡在地上，忧郁如爵士歌手，望着瓦蓝天空哩(3)。在我们飞往关岛、共产分子的坦克开进西贡那段时间里，这个中校男人去到纪念雕塑前，拔出佩枪，用子弹在逐渐谢顶的头上钻了一个洞。

“是真正英雄。”我说道。他有妻子和好几个儿女，具体多少，我已记不清楚。我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不喜欢他。拟撤离人员名单时，我考虑过他，但最终划掉了他的名字。想到这，我感到内疚。这种感觉犹如一根羽毛，挠着我的颈背。“没想到他会走这步。”我说道，“要是知道的话——”

“我们要是能料到他会走这步就好了。谁能料到？不要自责了。我许多手下就在我眼前死了，每个人的死都令我难过。但是，我们干这一行，死是难免的。不定哪天轮到你我。我们就当他是烈士，记住他好了。”

将军和我以茶当酒碰了碰杯，以此缅怀中校。不过，就我对中校的了解，他也就这件事做得像个英雄。将军或许明白我的心思，说道：“他要是不自杀，应该说，我们还是用得上他的。”

“用他干什么？”

“用他去盯共产分子一举一动，就像共产分子或许也在盯我们一举一动。你想过这事吗？”

“想他们如何盯我们？”

“一点没错。盯我们的有亲共分子，有打进我们内部的间谍，有地下特工。”

“完全可能。”我说道，手掌心湿了，“他们很狡猾，有手段，完全可能干这事情。”

“那么，谁可能干这事情呢？”将军望着我，想听我回答，或者兴许对我起了疑心。他手里端着茶杯。我迎着他的目光，同时，用余光防着他手中茶杯。他若扬杯砸向我脑袋，我好瞬间反应。“在国内，到处都有越共特工，”他继续道，“因此，说我们中间现在可能有他们的人，不是没有道理。”

“您真认为我们中间可能有间谍？”此刻，除了眼球没冒汗，我身上已无干爽之处。“该不会在军情处或在联席会议里？”

“你就想不出一个可疑的人？”他一直盯着我一双冷静到还没冒汗的眼睛，仍握着茶杯。我喝完自己茶杯里余下的一点冷茶。假使此刻有人用X光机扫描我颅内，会发现，里面有只仓鼠疯狂蹬着转轮，拼命想着如何应对。显然，他疑心我们中出了间谍，我若矢口否认，会于我不利。只有间谍才矢口否认我们中存在间谍。因此，我非得说出一个有间谍嫌疑的人不可。这个人一要可以转移将军对我的注意，二还不能是真间谍。第一个蹦入我脑袋里的人就是酒仙少校。我说出了他的名字。果然，产生了我希望的效果。

“他？”将军皱眉，终于不再盯我，而是研究起他的手指关节。他没料到我怀疑酒仙少校，一时感到错愕。“他胖得要照镜子才看得到自己的肚脐。我认为，上尉，你这次的直觉可不靠谱。”

“可能不靠谱。”我说道，装出一副窘样。为了进一步分散他的注意力，我将我的一盒烟给了他。之后，我回到我住的营房，写信向姑妈报告了与将军谈话内容，当然，省略了我心悸、发抖、冒虚汗等细节。彭德尔顿营没什么可让将军消气降火，好在我们在这里没呆太长时间。到达圣地亚哥不久，我便给我以前的教授艾弗里·赖特·海默写了封信，请他帮我尽快离开彭德尔顿营。他是克劳德大学时的室友。当初，克劳德就是向他推荐我，说我这个年轻的越南学生值得培养，需要一笔奖学金来美学习。海默教授当时不仅解决了我的奖学金问题，而且继克劳德、敏之后，成为我最重要的导师。是他指导我的美国研究，也是他甘冒风险，进入一个陌生学术领域指导我的毕业论文《格雷厄姆·格林文学作品中的神秘性与象征性》。读了我的信后，善良的教授立刻行动，先主动担保我；仲夏，又为我在西方学院东方研究系谋得一份文员工作。不止于此，他甚至从我以前的老师们那里为我募集了一笔钱。他的大仁大义令我感动。夏季末，我写信向姑妈报告了这笔钱的用途：买了去洛杉矶的长途客车票，付了在汽车旅馆的几夜住宿费，交了在唐人街附近租房的押金，买了一辆二手一九六四年款福特车。安顿后，我便上周边寻找确实同情难民困境的宗教或慈善机构，逢人便说邦的遭遇，希望有人愿意担保邦。我还真就碰到“先知先觉永恒教会”。它的名字响亮，实际上，不过是一个临街店铺模样的地方，简陋寒碜。它的一侧是一家有一单没一单营生的汽车车体修理装饰店，另一侧是一块铺有沥青的空地，空地是海洛因瘾君子们栖身的场所。在这种环境里，它提供精神产品。牧师圆咕隆咚，叫拉蒙，自我介绍时，打着嘟噜，将名字发成“勒—勒—勒—勒—阿门”。我给他捐点现金，没费多少口舌便说服他担保邦，做邦名义上的雇主。九月，亦即新学年开始，邦和我重逢了。我俩住在我租的公寓，穷是穷，但还算体面。海默教授给我的钱尚有剩余。我去了市里当铺，用余钱买了真不能算作生活必需品的两样东西：一部收音机和一台电视机。

将军和夫人也在洛杉矶安顿下来。担保将军的是一名美军上校的嫂子，上校曾是将军的顾问。将军一家没住别墅，租住一栋平房。住地虽挨着好莱坞，但像是这个城市肚皮上的赘肉，显不出贵来。我写信告诉姑妈，接下来几个月，每次去看将军，总见他陷在沮丧哀伤的泥潭里，不能自拔。他没有工作。虽然他的前手下依旧称其为将军，实际上，他已不再是将军。他喝的啤酒、红酒，廉价不说，牌子也杂，实在有损将军颜面。他心绪难平，时怒时哀，让人联想到理查德·尼克松不久前的表现。有时，他情绪糟到要背过气去，我担心，非得对他实施海姆立克氏急救(4)不可。他的情绪倒不是缘于无所事事。原因出在夫人。夫人为子女找学校读书，夫人写房租支票，夫人买这买那，夫人烧菜做饭，夫人洗碗刷碟，夫人冲洗厕所，夫人找教堂做礼拜。一句话，原本由仆人打理的各种既贱又烦的家务，夫人单个扛了下来。要知道，过去，夫人过的可是金枝玉叶般生活。很快，夫人成了家里抬头不见低头见的独裁者，老黑着脸。将军纯粹成了摆设。他像动物园里经历中年危机而雄风渐逝的公狮，只能时不时冲子女吼上几声。这种生活维持了大半年，夫人的耐心终于透支到了极限。夫人与将军之间一定有过交流，只是我不知道罢了。这不，四月初一天，我收到将军邀请，参加他在好莱坞大道开的一家酒类专卖店开张仪式。店铺所在地可是美国国内收入署(5)的收税热地。这说明，将军终于屈尊，不得不遵守美国梦的一条基本要义：不仅必须谋生，而且，为了谋生，必须有所付出。这就像我在东方研究系里做的事：有时要唱唱黑脸。

若有学生来找系秘书或系主任投诉，我得先替他们挡驾。有的学生虽与我从未谋面，但能叫出我的名字。我在这所学校算是一个不大不小的名人。原委是这样：学生的报纸登了一篇介绍我的文章，说我毕业于西方学院，在校时是系主任得意门生，上了学院荣誉学生名录，是校史上唯一越南校友，如今是获救的难民。文章还提及我的从戎经历，虽然，内容与事实颇有出入。“你那时做什么？”青涩的校报记者问道。他是个大二男生，一惊一乍，戴着牙箍，拿着一支嵌有他牙印的黄色二号铅笔。“当时，我是军需官。”我告诉他，“很无聊的工作。也就是负责跟踪了解各种供应配给情况，确保部队不缺衣少靴。”“这么说，你从没杀过人？”“从来没有。”即便我跟他说的其他话是胡扯瞎编，这点属实。大学校园不是跟人说我从军从警经历的地方。我先在越南共和国陆军部队服役，一个步兵军官。从那时起，我跟随当时还是中校的将军。后来，他被擢升为将军，再后来，掌管国家警察总局。国家警察总局，某些方面，需军队式管理，将军便带上了我。别说在国家警察总局政治保安处工作过，哪怕说目睹过战斗，就是现在，在多数大学校园里，也很敏感。我在西方学院读书几年间，校园和外界一样，反战情绪如同宗教复兴的狂热情绪，如火如荼。当时，在西方学院，在许多其他大学，“Ho，Ho，Ho”，这个人人皆知的圣诞老人的标志性笑声，变成了流行口号“胡——胡——胡志明(6)，越南解放民族阵线必胜！”的前奏。当时，我真羡慕那些学生，他们可以不隐藏政治热情，而我不得不将政治热情埋在心底，扮演越南共和国(7)良民角色。然而，这次回到校园，我发现新一代学生已不像前辈，对政治或世界局势已没有兴趣，不再天天看报纸或电视上关于残暴恐怖事件的报道，眼神也显温和。假如他们真的看到这类报道，作为以“保护一国则须摧毁之(8)”为行动圭臬的民主国家的公民，不会不感到自己负的责任。最重要的是，因为没有被征入伍，他们不再过着生命没有保障的生活。因此，校园回归了本该有的状态：平和宁静。打破校园宁静的只有偶尔噼噼啪啪击打办公室窗棂的瓢泼春雨。我的薪酬最低，工作零碎，如同杂烩，得接听电话、为教授们敲打手稿、整理归档文件、替人取书，除此之外，还要帮助索菲亚·莫利女士，这位戴镶有仿钻莱茵石、角质边框眼镜的秘书。其实，所有这些事情，让学生来做再合适不过。让我做它们，等于慢性自杀。更难过的是，莫利女士似乎还不怎么待见我。

“你从未杀过人，这点很好。”我与莫利女士见面后不久的一天，她说道。她的钥匙链上挂有一个象征和平的小物件，晃来荡去，表明她同情越共。不止一次，我很想找人说，我是越共，是左派同情者，是为和平、平等、民主、自由、独立，总之，为所有我的人民为之牺牲、我为之潜伏的崇高事业而战的革命者。“话又说回来，你若真杀了人，”莫利女士说道，“也不会告诉任何人，对吧？”

“换了你，你会说吗，莫利女士？”

“不知道。”她扭动很女人的臀部，转动椅子背朝向我。我的办公桌很小，被塞在角落里。在办公桌前，我装得很勤奋，倒腾着各种文件、记录。一天工作八小时呐，不如此，手上的活可不足以打发如此漫长的时间。也是坐在这张办公桌前，我让学生记者拍照。我知道，我会上校报头版，一口黄牙在黑白照片里会显得很白。我尽量模仿牛奶包装盒上印的第三世界小孩的样子。美国各个小学都供应这种包装的牛奶，目的是用照片激发小学生的同情心，教他们懂得一分一角地攒钱救助穷苦孩子，能让他们吃上热腾腾的午饭、打得起疫苗。说实话，我真心感激！可是，我自己也是不幸的人，有时禁不住思忖，离不了美国人慈善救济，是否就是因为我伊始便接受了美国人援助呢？我怕被看成是忘恩负义的人，想方设法地制造忙着工作的动静，但又得把握火候，让穿牛油果绿涤纶宽松长裤的莫利女士听着开心但又不至于烦心。我时不时还要替办公室跑跑差，或被系主任叫到紧邻我们办公室的他的办公室。每逢这时，我才搁下假模假样忙着的工作。

东方研究系没有一个教师了解我的国家，因此，系主任很喜欢拉我长谈越南文化和语言。他的年纪在七十与八十之间晃悠，喜欢窝在办公室里。装饰小巢的羽毛是书、论文、摘要，还有一辈子潜心研究东方而积攒下来的小玩意。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考究的东方风格挂毯。我猜想，他原本可能想挂一个真正的东方人，后才用挂毯取而代之。办公桌上立有一个进门就能看见的镀金相框，框着一张全家福照片：他、他小天使般的棕发儿子和他的亚洲太太。他的太太年龄介于他年纪的一半与三分之二之间，严格说，不算漂亮，不过，因为有系蝴蝶结的系主任在身边衬托，想不显得漂亮也难。她的脖颈给猩红色旗袍领口紧紧勒住，将本该漾在脸上的一波笑勒挤到两片像霜染的嘴唇上面。

“她叫玲玲。”见我目光定在照片上，系主任说道。几十年伏案工作，使得这位伟大东方学家的背弯成了马蹄铁状。头往前突，让他看似一条东寻西觅的龙。“我在台湾邂逅我太太。她和家人从中国大陆逃到那里。我们的儿子现在比照片里的样子大多了。你也看到了，他妈妈的基因比我的强大，意料之中的事情。金发和黑发在孩子身上一结合，金发就不大看得出来了。”他是在第五次或第六次与我聊天时说的这番话。这时，我俩已走得相当近了。还是老习惯，他侧身斜靠在过分松软的单人皮沙发上，看似被黑人奶妈抱在温暖宽厚的大腿上。我也被包在另一张配对沙发里，背被又软又斜的沙发靠背皮面吸住，往后倒，两只手臂像林肯纪念堂大理石基座上的林肯一样搭在两边扶手上。“在我们加州的自然界里可以找到类似现象。”他继续道，“许多当地植物被外来的杂草扼制死了。将当地花草与外来植物混在一起，后果往往堪悲。你个人经历想必教会了你这个道理。”

“是，是这样。”我提醒自己要靠他发最低薪水，附和道。

“啊，美亚人呀，总是夹在两个世界之间，从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个世界！你内心一直纠结于自己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旁人也一直在你是东方人还是西方人问题上扯皮，想想，你要是不受这种困惑折磨，会怎么样！吉卜林对这个问题看得太准了，说：‘东方即东方，西方即西方，二者永难相融。’”这是系主任喜欢的一个论题。有一次聊完后，他甚至给我布置了一道作业，作业内容是验证吉卜林观点。他要我将一张纸竖向对折，在左半边顶端写上“东方”两字，右半边顶端写上“西方”两字，然后，在它们下面列出我的东方特质和西方特质。“就将作业当成对自己性格特质的一次梳理。”系主任说道，“我教过的祖辈是东方人的学生最终发现，这样的作业让他们受益。”

系主任给我布置作业这天是四月一日，恰巧是西方人一个有趣传统节日，愚人节。因此，起初，我以为他开玩笑。但他望着我，神情严肃，我也想起他可不是一个有幽默感的人。于是，回到家里，思考了一番，有了下面的成果：

东方

低调

服管

顾忌他人看法

通常寡言少语

总想取悦他人

茶杯常半空

口是心非

几乎总是怀旧

更喜欢跟从

在人堆里方感自在

尊老

有自我牺牲精神

效法祖辈

头发直且黑

较之于西方人则个矮

肤色白里泛黄

西方

偶尔高调

有时独立

有无忧无虑之时

话多（尤其一两杯酒后）

有过一两次我行我素

酒杯常半满

心口一致、言行一致

偶尔面向将来

也渴望领头

但随时可抛头露面

珍惜自己青春时光

活着乃为明天而战

数典忘祖！

眼睛棕色且清澈

较之于东方人则个高

肤色黄里泛白

第二天，我给系主任看作业。他赞道：“漂亮！是一个好的开端。你跟所有东方人一样，是个好学生。”他的话让我心底禁不住涌动着一小股自豪感。跟所有好学生一样，我只盼被认可，哪怕认可我的人是白痴。“但是，有一个问题。”他继续道，“你发现了吗？你列的东方特质有很多与西方特质截然不同。不幸的是，在西方许多东方特质，被看成是负面的东西。这就导致了一个严重问题：你究竟是谁。祖辈是东方人的美国人，至少在美国出生或在美国长大的这些人，深受这个问题折磨，无所适从。他们与你没大区别，也是五五分裂。那么，有什么治疗办法呢？难道在西方的东方人，无论他们前面有多少代人生活在这块犹太教—基督教文化的土地上，一辈子都不能摆脱漂泊感、陌生感、异族感吗？一辈子不能摆脱他们身上古老高尚的儒家文化的残留吗？作为美亚人，你在这方面可以做些事情，让他们看到希望。”

我知道，他这么说是出于好意。因此，我尽量拿出一副严肃表情。“我？”

“对，你！你是东西方共生体具体体现，体现了二者可以合二为一的可能性。我们再也不可能去除你身体上的东方特质，也不可能去除你身体上的西方特质。同理，我们再也不可能去除你心理上的东西方特质。虽然你现在无所适从，但将来会融入成为普通人！看看我的美亚儿子。放在一百年前，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他都会被视为怪种。就是现在，估计中国人仍觉他怪异。但是，在美国，我们一步一步稳稳往前走了。进步速度虽不如你我希望的那么快，但已够快，我们可以相信，等他到了你这个年龄，凡在美国有的机会，谁也不能不给他。他出生在这块土地上，因此，说不定哪天甚至能当上总统哩！像你和我儿子这样的人，比你可能想的还要多。他们大多数不敢发声，一心想隐身于美国生活森林。你这样的人越来越多，再说，这是个民主国家，你可以有自己的声音。上哪得到这么好的机会？在这里，你可以学习如何不被两种矛盾的特质撕裂，学习如何平衡二者并从中受益。两种矛盾的特质，你都想尊重，那么，就调和它们。做到这点，你将成为双方之间的理想沟通者，成为让两个对立民族和平共处的友好使者！”

“我？”

“对，你！你必须努力培育那些已融入美国人血液里、化作他们本能反应的东西，用它们平衡你骨子里的东方天性。”

我再也不能忍住不说些话了，问道：“就像阴和阳？”

“正是！”

我感觉喉咙里一股酸味，像是胃里混在一起的东西方特质回流到喉咙。我清清喉咙。“教授？”

“嗯？”

“假如我告诉您，我实际上是欧亚人，不是美亚人，这会有区别吗？”

系主任和善地打量着我，拿出了烟斗。

“没有区别，亲爱的孩子，没有丝毫区别。”

回家路上，我在一家杂货店旁停车，进去买了白面包、萨拉米香肠、塑料瓶装的一升伏特加、玉米淀粉以及碘酒。感情上，我更喜欢用米磨成的粉，而不是玉米粉，不过后者较易买到。我回到家，放好东西，将列有我东西方特质的纸贴在冰箱上。在美国，穷人也有冰箱，更别说享用自来水、冲水马桶和全天候供电。在越南，连一些中产阶层也享用不到这样的设施。既如此，在美国，我为什么还觉穷呢？这或许与我的居住环境有关。我住在底楼的一室户，光线暗淡。最显著特点是，房里弥漫着肚脐眼屎气味。我是这么写信告诉姑妈的。邦一如既往郁郁寡欢，无精打采坐在红色绒布罩面的懒人沙发里。他整日价窝在房里，只在晚上为勒—勒—勒—勒—阿门牧师看守教会时，才走出房门。勒—勒—勒—勒—阿门牧师拯救灵魂，也“拯救”（节省）金钱(9)，因此，给了邦这份晚间零工。为了证明一个人既能听从上帝也能听从玛门(10)，牧师用根本不够交税标准的现金付他工钱。邦领的是无须报税的现金，因此，还可继续领取救济。领救济，他没觉难为情，反倒理直气壮。拿着微薄薪水为国家服务了那么久，打了一场美国人执意要打的战争，他明白过来：授予他什么勋章，不如给他救济。至于落到这步田地，他只有认命。他能从飞机上一跃而下，身背肩扛八十磅重装备急行军三十英里，再用手枪步枪命中靶心，比电视上任何一个戴面具涂光油的摔跤手更能经得起摔打。但在这里，没有人需要他这种人。

领上救济的当天，邦会用现金买回一箱啤酒，用食品券买回够吃一周的冷冻食品。今天就是如此。我打开冰箱，拿出他分给我的啤酒，去到客厅和他呆在一起。他已经机关枪似的连喝了六罐啤酒，将空罐像扔弹壳扔在地毯上。此刻，他躺在沙发上，拿着第七罐冰啤酒支在额头上。我则将身子陷在房间最精致的家具——一张补丁摞补丁但尚能用的休闲椅里，打开电视。啤酒，无论味道还是色泽都像婴儿尿。邦和我一如既往，闷闷地喝，一直喝到昏昏沉沉睡过去。就在夜与晨，如女人下半身与上半身，交汇之际，我醒了，嘴里难受，像含了一块海绵。一个被砍下的巨大昆虫的头冲我张着口，令我毛骨悚然，定睛细看，原来是木壳电视机，机子上面两根天线耷拉下来。电视在播放美国国歌，画面上星条旗迎风飘舞，叠现着紫色的巍峨群山，直击云霄的战机。终于，荧屏一片雪花，电视机嘈嘈杂杂。我这才一步步挪往卫生间。卫生间门看似一张没牙、满是苔藓的嘴。之后，我回到仄逼的卧室，爬上下铺。邦早躺在上铺。我想象着自己与邦仍像军人一样睡在军营的上下铺。但唐人街附近只有儿童家具专卖区有卖这种床，在俗气的家具店里。经营这些店铺的是墨西哥人，或者是看似墨西哥人的人。南半球的人在我眼里都一个模样。我这么说，估计他们不会光火，因为他们也当着我的面，一口一声“中国佬”叫着。

一个小时后，我仍无法入睡，于是跑到厨房，一边吃萨拉米香肠三明治，一边再读一遍昨天收到的姑妈来信。“亲爱的侄儿，”姑妈写道，“来信收悉，非常感谢。最近这边天气恶劣，甚凉，风大。”信里零零碎碎，什么都写，比如她费事劳神种养玫瑰，伺候店里顾客，去看病结果一切都好。不过，有一个无比重要的信号，亦即“天气”。这暗示，敏的信里还有一封用精磨米粉制作的隐形墨水写的暗信。第二天，邦要去帮拉蒙牧师清扫教会，几小时后才回来。趁这期间，我用水溶解碘，再将溶液涂到信上。一系列紫色墨迹的数字显示出来。这些数字分别代表理查德·赫德《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中哪页的哪行的哪个字。这套密码由敏选定，委实巧妙。这本书自然成了我生活中最重要的书。敏的密信告诉我，越南人民斗志昂扬；国家重建工作进展缓慢，但有序稳妥；他的上级满意我的情报工作。他的上级没理由不满意。逃亡美国的越南军政人员，除咬牙揪发外，就没其他作为。其实，这种情况几乎不需我暗信报告，我还得用玉米淀粉加水调制隐形墨水哩。

这个月是西贡陷落或解放或两者皆是的第一周年。半是排解宿醉，半是排遣心绪，我给姑妈去了一封信，算作对过去一年艰难困苦的回顾。虽说我离开越南是为了监控逃亡美国的南越人，但我坦白，禁不住同情这些可怜的同胞。失落的情绪，像病菌，在他们中间传播。后来，连我想起过往也感茫然失落。“亲爱的姑妈，这一年真是经历了很多。”我在信里拉拉杂杂述说了流亡者们离开难民营及以后的经历。这些经历由流亡者们泪眼婆娑讲述。转述时，我也忍不住心酸流泪。我告诉姑妈，美国政府如何要求每个难民必须找到担保，没有担保的必须留在难民营。担保就是保证难民不会成为这个福利国家的累赘。我们之中有些难民没有关系亲近的担保人，便给雇用过我们的美国公司、为我们当过顾问的美国军人、与我们上过床的情人、兴许慈悲的教会甚至给一面之交的美国人写信，央求担保。有的形单影只离开难民营；有的整家离开难民营；有的家庭，因为不是一个担保人，被拆散、各往东西；有的离开难民营后留在与故乡天气相似的温暖西部，但多数被送到了很远的州。我们说这些州名时，舌头转不过弯来，比如亚拉巴马、阿肯色、佐治亚、肯塔基、密苏里、蒙大拿、南卡罗来纳等。我们用自己的一套英语说新地名，每个音节发音很重，“芝加哥”成了“奇可—阿—狗”，“纽约”近似“牛—阿克”，被断成两节的“得克萨斯”听似“特克斯—阿斯”，“加利福尼亚”简化为“卡—里”。离开难民营前，我们相互交换新归宿的电话号码和地址，知道通过这种“难民电讯网络”可以了解，在哪个城市可以找到最好的工作、哪个州征税最低、哪个地方福利最好、哪个地方最少种族歧视、哪个地方多数人长得吃得跟他们一样。

我告诉姑妈，如果美国政府许可我们聚在一起，我们可以组建起规模可观、自给自足的领地。这块领地会成为美国政治生活屁股上的脓包，不缺现成的政客、警官、军人，不缺银行家、推销员、工程师，不缺医生、律师、会计，不缺厨师、清洁工、女仆，不缺工厂主、机械修理工、文员，不缺小偷、娼妓、杀人犯，不缺作家、歌手、演员，不缺天才、教师、疯子，不缺神父、修女、僧侣，不缺佛教徒、天主教徒、高台教徒(11)，不缺越南北部人、越南中部人以及越南南部人，不缺能人、庸人、蠢人，不缺爱国者、叛徒、中立分子，不缺诚实可信的、腐化堕落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人。这块领地上的居民数量会多到符合选举要求，因此，他们可选出自己的国会议员，从而在美国发出自己声音。这块领地会成为一个小型西贡，与真正的西贡别无二致，会是一个及时行乐、疯癫无序的社会。因此，我们不许聚在一起，政府法令将我们遣散到新世界天南海北。我们无论在哪，只是一个个小族群。这些小族群聚在地下室，聚在教堂，周末聚在后院，聚在沙滩，购物袋里装的不是从物价更高的商店买来的食品，而是自己做的吃喝。他们想做出属于自己文化的主食，但由于只有上中国人的商店才买得到原料，做出的食物脱不了难以接受的中国味。这是我们历经屈辱后的又一次打击，酸甜味道说像也像、说不像也不像我们曾经品尝的味道，说像是因为这样的味道确实让我们想到了过去，说不像是因为它又在提醒我们，真正的家乡味道只存在于梦里。再也品尝不到的还有越南人喜欢的鱼露，制作工序复杂，可将菜肴味道调到恰到好处、妙不可言。啊，鱼露！我们多想吃到鱼露啊，亲爱的姑妈，菜肴不加鱼露，味道有多么不正；我们多想再看看富国岛上规模庞大的酿造园，多想看看一排排盛满上等鳀鱼鱼露的大桶！外国人认为，那种颜色深如墨鱼汁的浓烈调味汁的气味极其难闻，颇多诟病。为此，英语俗语“there’s something fishy around here”有了新含义，亦即“周围有越南人”(12)。就如同特兰西瓦尼亚(13)村民，为了驱走吸血鬼穿挂蒜瓣，越南人用鱼露抵挡那些西方人。西方人到死都无法明白，真正难闻的是奶酪的恶心气味。较之于发酵奶的气味，发酵鱼的气味算得了什么？

尽管如此，出于对接纳我们的美国东道主的敬重，我们只在同胞圈里表露各种感情。我们聚在一起，或坐在刺刺扎扎的沙发上，或坐在癞癞刮刮的地毯上，或膝盖碰膝盖围在饭桌旁。饭桌上放有边像雉堞的烟灰缸，用堆积的烟灰计量时间的流逝。我们嚼着鱿鱼干，连吃完鱿鱼干后的余味也要咂巴好一阵，直到颌骨生疼方才甘休。我们交流着各自听来的不知转了几道口的散落各地的同胞的消息。我们就这样了解到，在加利福尼亚州莫德斯托市，一群同胞被一个农场主当奴隶使唤；一个天真的女孩坐飞机到了华盛顿州斯波坎市，嫁给了在南越认识的美国大兵情人，结果被他卖给了妓院；在明尼苏达州，一个有九个子女的鳏夫冬天离家出走，张嘴躺在雪地里，结果被埋在雪底下，活活冻死；在俄亥俄州克利夫兰市，一个前突击队队员买了支枪，将妻子和两个孩子送走后，开枪自杀；留在关岛的难民，后悔逃离南越，央求回到故乡，从此杳无音信；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个娇生惯养的女孩经不住海洛因诱惑，浪迹街头，后来不见踪影；一个政客的夫人落魄到在老人院刷洗便盆，有一天精神突然崩溃，拿着菜刀砍杀丈夫，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四个没有家人监护的未成年孩子到了美国，在纽约市皇后区混在一起，抢劫了两家售酒的商店，杀死了一名店员，被判入狱二十年；在休斯敦，一个虔诚的佛教徒因为用手打了小儿子屁股，被控犯虐待儿童罪，遭到逮捕；在加利福尼亚州圣何塞市，一个店家因为收了食品券卖筷子，被控违法，不得不缴纳罚款；在北卡罗来纳州罗利市，一个丈夫因扇妻子耳光，被控犯家庭暴力罪，进了牢房；一些男人逃之夭夭，弃妻的生活从此一团糟；一些女人抛弃丈夫自奔前程；一些孩子不和父母、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打招呼便不知去向；一些南越家庭总有一个、两个、三个或更多孩子失踪；在印第安纳州特雷霍特市，六个人睡在一间又小又冷的屋里，烧炭盆取暖，再没醒来，无形的一氧化碳云载着他们去了永恒的黑暗世界。筛滤尽沙土，总得淘点金粒。我们也了解到，一个遗孤被堪萨斯州的一个亿万富翁收养；在弗吉尼亚州阿灵顿县，一个机械修理工中彩票得了几百万美元，一夜暴富；在路易斯安那州首府巴吞鲁日市一所中学，一个女生当选为班长；在威斯康星州丰迪拉克市，一个男生被哈佛大学录取，鞋底还沾着彭德尔顿营(14)的泥土。亲爱的姑妈，还有一个您非常喜爱的电影明星，西贡陷落后，她乘飞机绕着世界从一个机场飞到另一个机场，可没有一个国家许她入境，没有一个美国的影星朋友回她走投无路的电话；她用最后一枚硬币给蒂比·海德莉(15)打了一个电话，后者竟然用飞机将她送去了好莱坞。我们就是这样，先用伤感这块肥皂涂抹身体，然后用希望之水冲洗皂沫。我们信几乎所有听到的传言，尽管如此，几乎每个人都抵死不信，他们的国家已经消亡。

(1)　反南越政府的重要联合武装力量。

(2)　美国4个接纳难民的中心之一。

(3)　原文“—looking up at a sky as blue as a jazz singer”，blue有“蓝色”和“忧郁”之意。

(4)　Heimlich maneuver，二十世纪美国外科医师Henry J. Heimlich发明，即在哽噎者的上腹部迅速向上施压以将异物压出气管的手法。

(5)　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缩写IRS，俗称美国国税局。

(6)　在英语中，胡志明的名字写作Ho Chi Min。

(7)　又称“南越”，吴庭艳在越南南方建立的政府，1975年4月30日，被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和越南民主共和国推翻，翌年越南南北统一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

(8)　越战期间美联社记者Peter Arnett1968年2月7日的有关槟知市报道中援引的一名匿名美国军官的话。

(9)　原文“which aimed to save money while saving souls”中save有“拯救”和“节省”之意。

(10)　Mammon，新旧约时代之间犹太人叫的恶魔名，意思是财富。

(11)　1925年12月25日圣诞节，在越南南部西宁，吴文昭和黎文忠自称得到至尊无上神“高台”的启示，创立了这种越南本土宗教。

(12)　英语fishy有“可疑的”和“鱼腥味”之意。俗语本意是“附近有可疑的人或可疑的事”，作者故意取“鱼腥味”之意，俗语的意思就变成“附近有散发出鱼腥味的人（越南人）”。

(13)　罗马尼亚中西部地区。

(14)　书中前面提到的越南难民进入美国社会前住的最后一个地方。

(15)　Tippi Hedren（1930—　），好莱坞女演员。

第五章

我自己读过很多别人的检讨书，我也记住您在我迄今所写的检讨书上做的批注，因此，我想，尊敬的指挥官，我的这份检讨书很可能不是您习惯读的那种，方方面面不同寻常，不能怪您，原因完全在我。现在，在诚实方面，我是有罪恶感的，而我自成人之后鲜有这样的心理。那么，为什么现在在这种环境里，在一间三米宽五米长的单人牢房里，开始有了这样的心理，想起要诚实呢？或许就是因为我不明白为什么被囚禁于此。至少，做卧底特工时，我清楚为什么不得不用密码的方式生活，但现在，什么都不清楚。如果我将被判死刑——如果已被判死刑，我就这么想的——那么，一定要为自己说明，而且用我自己选择的方式，不管您可能会如何看。

我经受了真正危险，也经受了小小烦恼，窃以为因此应该得到肯定。我活得像被奴役的仆人，像只有领取救济机会作为酬劳的难民。我甚至几乎没有睡着的时候，因为卧底特工受失眠折磨，几成常态。如果将险境比作钉床，或许只有詹姆斯·邦德才能在这种床上安眠，可我无法做到。我做过最像间谍做的事情，是解密敏用隐形墨水写的暗信，加密用隐形墨水给他写的暗信。说来不信，做完这两件事情，总能让我睡个好觉。每封暗信须一字字加密，很费功夫，这就要求通信双方须言简意赅。比如，第二天晚上解密的敏给我的暗信便简明扼要：“甚好，勿致注意，颠覆者均捕。”

我没急着写暗信回复文，等将军的酒类专卖店开张仪式后再做也不迟。将军告诉我，克劳德将出席开张仪式。撤离西贡后，我与克劳德通过几次电话，但一直没见面。然而，将军要当面见我，另有其由，几天后，邦从将军店铺一回到家就这么跟我说。将军刚雇邦做商店职员。这份工作不影响邦隔三差五为拉蒙牧师清扫教会。将军雇邦，是我敦促将军的结果。我很高兴邦如今站着的时间终于多于躺着的时间。“他为什么要见我？”我问道。冰箱门患关节炎似的，开关时嘎嘎吱吱；邦取出我俩所有物中最漂亮养眼的东西：一桶闪着银光的施利茨啤酒。“我们中有内奸。要啤酒吗？”

“来两杯。”

将军店铺的开张仪式定于四月底。这个时间正巧与西贡陷落或西贡解放或两者皆是的纪念日同日。是个星期五，为此，我得向莫利女士，这个穿一双实用鞋子的女人，请示可否早点下班。放在去年九月，我无须求她这样的恩惠，但到了今年四月前，我俩之间的关系有了意料不到的转折。共事后几个月里，我俩渐渐注意起对方，抽烟休息时，办公室同事之间闲聊时，或是下班后、回家前这段时间里。我原以为莫利女士对我心存敌意，其实不然。事实上，我俩后来相处相当融洽，如果“融洽”两个字可以用来形容这种关系的话。她住在洛杉矶西南边克伦肖区一套公寓，在她公寓里，我俩每周大汗淋漓、不戴安全套云雨一到两次；在系主任办公室，每周偷情一到两次；晚上，有时就在我的福特车后排座位上吱吱呀呀演一段春宫戏。

第一次床笫之欢后，她跟我说，我讲道理、替人着想、心地善良，正是这些品德最终征服了她，因此决定“随时”邀我喝一杯。几天后，我便接到她邀请，地点是洛杉矶市银湖区一家提基吧(1)。酒吧常客是身肥体胖着夏威夷风格衬衫的男人，以及穿牛仔短裙、勉强遮住丰满臀部的女人。酒吧门前两侧竖着提基造型的火把。酒吧内，木板墙上钉着一些不知出自哪个太平洋岛国的面具。面具造型忷然，它们的嘴看似在发出“巫格布格”的声音。餐桌的灯是清一色着草裙、跳呼啦舞、赤裸乳房、皮肤深棕色的少女造型，向四周发散出半明半暗的光。酒吧里只有一个侍者，这个女孩也穿草裙，裙编草已褪色，正与她的发色相配；上身系一件用打磨过的椰子壳拼成的比基尼。我和莫利女士喝完第三轮酒，她右手肘撑住吧台，右手掌托住下颏，为我创造了一个为她点烟的机会。我认为，这是男人为女人前戏时所能做的最性感刺激的事。她边抽烟边喝酒，看似崭露头角的小明星，那种通常在离奇荒诞的喜剧电影里戴衬垫文胸和垫肩的少女，操外语说些似露非露、摄魂吸魄的淫词浪语。莫利女士盯着我的眼睛，说道：“我要坦白一件事情。”我面带微笑，希望她注意到我的酒窝。“我就喜欢坦白事情。”我说道。“你身上有一种神秘的东西。”她说道，“别想歪了。我不是说你高大帅气、皮肤黝黑。你也就是黝黑，有点可爱而已。我第一次听说你，第一次见你本人，我最先想的是，‘好啊，来了一个汤姆叔叔(2)的好孩子，一个活生生叛祖忘宗的家伙，一个彻头彻尾白人腔调做派的家伙。嗯，他不是穷酸白人，可也差不多，就一个皮是亚洲人皮、心是穷酸白人心的家伙’。看你跟美国人打交道的样子！白人都爱你，是吧？他们只是喜欢我。白人把我当成裹脚的小巧玲珑的瓷娃娃，把我当成随时卖笑悦人的艺伎，我懒得和他们多说话，没想让他们爱我。我就是说话，至少也不想顺他们的意。白人呐，就爱低眉顺眼的女人，我可装不出。还有做那种发型，把筷子插在头发里的老一套，苏丝·黄电影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我更学不来。白种男人见到我，哪怕丑得像米基·鲁尼，也想我当他们是风流倜傥的威廉·霍尔登、马龙·白兰度，可我骗不了自己。你呢，跟我不同，会说话，这点帮了你不少。不过，你不仅会说话，还懂听人说话。你特别擅长东方人的笑，意味深长，总是坐在那儿，一会点头，一会皱眉，好像很理解同情说话人，但自己却一句不说。这么做，让说话人以为，他们说的，你都字字同意呢。我没说错吧？”

“莫利女士，”我答道，“你说的让我震惊。”“是吗？”她说道，“拜托，叫我索菲亚行不？我又不是你女朋友年老色衰的妈。给我再要杯酒点根烟。我今年四十六岁了，才不怕人知道我年龄呢。跟你说呀，如果一个女人到了四十六岁，一直无拘无束生活，那她在做爱方面没有不懂的事。我说的做爱，跟《爱经》，跟《肉蒲团》，跟我们可爱的系主任说的东方这个东方那个，都没关系。”“你可是为他工作了六年。”我提醒她。“还用得着你提醒。”她戗道，“我不知道是自己幻觉呢，还是真有这样的事情：他每次打开办公室门，什么地方便咣的响一声锣；还有，他的办公室总有一股气味，不知道是他抽烟的烟味，还是他用碗烧香的香味。我感觉他对我有点失望，因为每次见他，我都不鞠躬。他最初面试我，问我是否懂说日语，我跟他说，我出生在加利福尼亚州的加迪纳。你听他怎么说：‘哦，原来你是nisei（第二代日裔美国人）。’听他语气，像知道nisei这个词，就了解了我几分似的。‘尽管你才是第二代，莫利女士，可你把自己的文化忘得一干二净了。你的issei（第一代日裔美国人）父母可是坚守自己的文化。难道你不想学日语？难道你不想回日本看看？’那次谈话后，好长一段时间，我心情很糟。我也问自己，为什么不想学日语呢，为什么就不说日语呢，为什么宁愿去巴黎去伊斯坦布尔，就不愿去东京呢？随后又想，谁在乎这些呢？谁问过约翰· F.肯尼迪说不说爱尔兰语，去没去过都柏林，每晚吃不吃土豆，集不集矮妖精(3)图片？既然没人这么问他，为什么我们不应该忘记我们的文化呢？既然我生在这里，难道我的文化就不在这里吗？当然，我没问系主任这些问题，只是笑着对他说：‘先生，您说得太对了。’”莫利女士叹了口气，“我只能这样。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情，自打我想明白了，我他妈什么也没忘记，我太他妈了解我的文化，我的文化就是美国文化，我的语言就是英语，我感觉我像是老头办公室里的间谍。表面上，我是普普通通不再年轻的莫利女士，一个失了根的可怜虫，我内心想的可就不一样了，我就是索菲亚，你们他妈最好别惹我。”

我清清喉咙。“莫利女士？”

“嗯哼？”

“我想，我爱上你了。”

“我的名字是索菲亚。”她不满道，“有一件事情要说清楚，花花公子。如果我俩在一起，听好了，我说的是如果，那么，我俩谁也别限制谁，你不要爱上我，我也不要爱上你。”她吐出两柱一模一样的烟来。“我只要你知道，我不相信婚姻，我只相信自由的爱(4)。”

“真巧，”我说道，“我跟你一样。”

十年前，海默教授教导我，根据本杰明·富兰克林观点，比自己年长的女情人是尤物。这位美国开国元勋这么写信劝导过一个比情人年轻的男子。我记不住这位美国圣贤信的全部内容，只记得两点。第一点：年长女情人“非常感恩戴德！！”。许多年长女情人兴许如此，但莫利女士绝对没有这样的心理。她倒等着我对她感恩戴德呢。我的确对她感恩戴德。之前，我若想泄欲，只有依靠男人最好的朋友(5)，自慰，满足需求；不说也知道，我没钱嫖妓。如今，与莫利女士在一起，可以无拘无束而且免费地爱。在一个主流人群信奉新教，换句话说，穿紧身胸衣甚至戴贞操带的资本主义社会里，我与莫利女士这种爱无异于一种逆行和挑衅。岂止于此，就是在具有儒家文化特色的共产主义社会里，也是异类。这是共产主义的缺点之一，我希望有一天能够克服这种想法：每个同志应该学习高尚农民，学习他们只把坚硬的锄头用于翻田锄地。在亚洲共产主义国家，除了性，一切都是免费、自由的。迄今为止，东方在性方面还没有革命；共产主义者逻辑是，假如一个人性生活多到生育了六个、八个甚至十几个孩子（根据理查德·赫德的调查），那么，这个人几乎无需为更多性生活进行革命。再看看美国，美国人在性生活方面进行过一场革命，这场革命让他们产生了抗体，使他们抵制新的革命。美国人如今唯一感兴趣的是，将想爱就爱的思想拿到热带地方实践，对用它引发一场新的政治革命不感兴趣。然而，在莫利女士谆谆善诱下，我开始认识到，真正意义的革命离不开性解放。

我的这一洞察与富兰克林前辈的观点相差无几。这位精明的前辈也声色犬马，深刻认识性对于政治的重要性，因此，美国独立战争期间，为了游说法国政府支持美国，他向政客示好，也向女士大献殷勤。回到这位享有美国第一人嘉誉的前辈给他的年轻朋友的信，其主旨是，男人应该有年长的女情人。这话听起来像性别歧视，其实不然，它隐含之意是，年长女人也应该享用比她们年轻的性欲旺盛的男人。如果说好色前辈的信没什么深奥的东西，他的这句关于性的真知灼见倒耐人寻味。基于此，这位观察入微的前辈得出第二个观点：年岁犹如重力，随时光由上往下引发一连串变化。变化始于面部轮廓，南下至脖颈，至乳房，至腹部，依次下侵(6)；如此，年长情人珠黄面槁后，重要部位仍然温软湿润，一个人只需用筐子罩住她的头。

我无需用筐子罩住莫利女士头，因为她的脸部没有年岁刻下的印痕，这令我愉悦。如果说还有什么能让我比跟她在一起更开心的话，那就是给邦也找一个伴。我知道，邦也靠自慰泄欲。他是一个放不开的人，加之他把天主教教义当作苦口良药笃信之，因此，在性方面，矜持局促、刻意回避。倒是在我认为远比性难处理的事情上，如杀人，能做到杀伐决绝。邦的表现从某个角度反映了天主教历史。天主教历史上似乎从没发生过同性恋、异性恋、鸡奸之类的事情，然而，这些事情就藏在梵蒂冈神职人员法衣底下的裤裆里。教皇、红衣主教、主教、神父、修道士，睡少妇少女，养娈童，相互鸡奸，这些事情拿出来说过吗？几乎从未说过！不是说他们做这些事情有什么错——恶心的不是性，而是他们对外装作这些不存在的虚伪。教会以救世主名义，从阿拉伯到美洲，采取折磨、谋杀、征讨、传播瘟疫等手段，让千百万人遭难丧命。这些不是事实吗？他们往往不承认，即便承认，也只有虔诚无用的愧疚。

我不虚伪。自进入燥热冲动的青春期后，我精力旺盛，乐此不疲追求肉欲，用我那只假模假样在胸前划十字祷告的手。尽管父亲没少训诫手淫导致失明、手掌长毛、阳痿（他忘了训诫手淫还可导致从事颠覆活动），但我播种的性叛逆种子还是成熟演变为我的政治革命。如果我因此要下地狱，就让我下地狱好了！其实，我既然已经可以心平气和地对自己施行有时频繁到每小时一次的罪恶手淫，那么，行淫其他只是时间问题。因此，下面发生的事情就不足为怪了。十三岁那年，一天，我从母亲厨房偷来一只剖好的枪乌贼，对它实施了第一次变态行淫。这只枪乌贼，与其他几只同类一道，原本在等待其应有的宿命。啊，你这只倒霉的、无辜的、不能言的枪乌贼！你的长度相当于我手掌长度。被去头、断须、掏空内脏后，你简直就是一只形状合宜的安全套。不过当时我并不知道什么是安全套。你体内有着我想象的那里的光滑与黏润。我也不是说之前我真见过那神奇的部位。那时，在我家镇上的小巷和一些人家的院子里，有在地上爬的女婴，有在路上蹒跚学步的女孩。她们或赤身裸体，或光着下半身。我也就见过这些。当时统治越南的法国人看到孩子裸体，认为有伤风化，将其视为越南人野蛮的证据。既然野蛮，他们便认为，奸掠越南人合情合理。法国人为他们的行径披上神圣外衣，亦即这么做可促使越南人给自己孩子披纱挂布，如此，就没有裸体诱使体面基督徒犯罪。而基督徒，无论精神还是肉体，均令人质疑。可是，我离题远了！还是回到你吧，你这只马上要被奸污的枪乌贼。我完全出自好奇，先将食指然后中指插入你闭紧的洞口，没料到洞竟吸牢我的手指，这让我浮想联翩的脑子禁不住将它与过去几个月里令我神魂颠倒的女体上的禁区联系起来。无需召唤，难以自控，我底下狂躁的阴茎挺立起来。它诱引着我往你而去。啊，你这只令人欲火中烧、令人着魔、令人丢魂失魄的枪乌贼！母亲外出办事，很快会回家；邻居随时可能经过我家简陋厨房旁的小屋，我与属头足纲的新娘的媾和极可能被抓个正着，尽管如此，我还是褪下裤子。我已进入迷幻状态，出于枪乌贼的魔力和越来越坚挺的阴茎。我插入了。真是不幸，竟严丝合缝。我说不幸，是因为从此往后，能到手的枪乌贼逃不过我的行淫，更别提这是兽奸，虽然算不上真正意义上的兽奸——毕竟，不幸枪乌贼啊，你已无生命；当然，如今我明白，这种行淫也会引发其他道德问题——我因此更少顾忌践行此事。虽然，在内陆小镇，枪乌贼属稀罕之物，但我的亵渎之举没有停止。枪乌贼是父亲拣便送给母亲的，因为他自己不乏美味佳肴。神父们总是得到狂热追随者的慷慨照顾。追随者中有一心向主的家庭主妇，有阔绰殷实的教民。他们视神父为身穿丝绒长袍的守卫，把守对进入者严格甄别的夜总会入口。他们邀请神父享用晚餐，为神父们打扫寝室厢房，帮神父料理食物，贿赂神父各种礼物，其中便包括令人垂涎欲滴、价钱不菲、绝非我母亲这类穷人可享用的海鲜。我无所顾忌地将精液射入枪乌贼体内，兴奋得全身抖颤，可一旦平静下来，恢复理智，罪孽感像巨石压在心头。倒不是因为我悖逆道德，而是因为我会剥夺母亲哪怕吃一小口枪乌贼的机会，这我几乎无法忍受。只有六只枪乌贼。母亲很容易注意到少了一只。怎么办？怎么办？我站在小屋里，拿着面目全非、被我玷污的枪乌贼；我亵渎它的白色黏液一溢而出。很快，我满是鬼点子的脑袋蹦出一个办法。第一步，我彻底清洗留在这只一动不动、受到虐待的枪乌贼体内的犯罪证据；第二步，我在它的皮上用刀浅浅地划几条口子，将它与其他几只区分开来；最后一步，等待开饭即可。蒙在鼓里的母亲回到寒酸的棚屋。她先将剁碎的猪肉、粉丝、蘑菇丁、姜片填入枪乌贼体内，然后爆炒，再配以生姜和青柠调制的蘸酱。做了标记的枪乌贼，被母亲端上了桌。遭我始乱终弃的它似宫女，侧身斜卧在碟子上。母亲“吃吧”话音刚落，我便抢在她前头迅疾用筷子夹起它。母亲怜爱地望着我，像说，吃吧。我犹豫片刻，接着将它蘸上调味汁，咬下第一口。“味道怎么样？”母亲问道。“好—好—好吃。”我结结巴巴应道。“这就好。不过，你该细嚼才是，别一口吞下去，儿子。慢慢吃，这样味道会更好的。”“好的，妈妈。”我答道。说完，她的这个听话儿子竟毫无廉耻，露出笑容，开始慢慢咀嚼，细细品尝被糟蹋的枪乌贼，咸咸的，还混着甜甜的母爱。

有人肯定认为，我的描述实在淫秽不堪。我绝不如是想！屠杀才是“淫秽”。折磨拷打才是“淫秽”。三百万死难者才是“淫秽”。手淫，哪怕手淫一只的确违背其意志的枪乌贼，算不算淫秽？我看也未必。我笃信，假若每个人反感“谋杀”两字如同反感“手淫”两字，这个世界会变得更好。话虽这么说，在我不愿动武而愿爱字当先的同时，政治选择和警察职业最终逼得我继续培育加强我人性的暴力面。我年少时展现过暴力面，不过只有一次。即使身为秘密警察，我总宁愿让他人使用暴力而决不亲自动手，只有在聪明诡计没用、被逼无奈时，才允许这种暴力发生。我说的是审讯犯人时遇到的情况。审讯犯人不堪回首。我目睹过太多犯人被审场景，他们的样子一直留在我记忆里，我像人质一样被这些记忆死死控制。比如，那个精瘦的蒙塔格纳德人，脖子紧勒着一圈圈铁丝，面目变形；被关在白房子里脸色酱紫的恐怖分子，起先，没什么能让他招供，最终，暴力使他屈服；共党女特工，将从事特工活动人员的名单塞进嘴里，唾液将纸化成浆，我们的名字就在她舌尖上散发出酸味的纸浆碎末里。这些从事颠覆活动的人，被捕后只有一个共同归宿，不过在此之前，各自须走过备受折磨摧残的支路。我到达将军的酒类专卖店，参加开张仪式，心情和前面提到的囚犯的心情一样，忐忑不安，像养老院牌桌底下的一声窃笑，确信有人要死，或许，要死的人就是我。

酒类专卖店位于好莱坞大道东头，远处是埃及剧院与中国戏院。电影首映通常安排在这两座剧院。每逢此时，媒体麇集，群星璀璨。比较而言，商店在的地方冷清落伍，周围没有树木，却也阴凉。除了做商店职员该做的工作外，邦还得震慑任何可能抢劫偷窃商店的家伙。此刻，他站在一面墙前，收银台后面。墙上嵌有架子，架子上陈列着名牌酒、小偷青睐的小瓶酒，架子不起眼的角落放着封面印有洛丽塔喷绘像的男性杂志。见到我，邦面无表情点点头。“克劳德在仓库里，和将军在一起。”他说道。仓库位于商店后面，天花板上的日光灯嗡嗡响着，空气里有消毒水、旧纸板散发的气味。见到我，克劳德从塑料椅上站起身。我俩相互拥抱。他胖了几磅，但其他还是老样子，穿的甚至还是在西贡时在一些场合穿的皱皱巴巴的运动夹克。

“坐吧。”将军坐在办公桌后面，说道。克劳德和我往塑料椅子上一坐，椅子发出吱吱呀呀略显暧昧的声响。四周除了我们这一边空着，叠摞着各式各样的箱盒。将军办公桌上看着凌乱：一部转盘拨号的电话机，笨重得足可用作防身武器；一个沁着红色墨水的盖印戳用的垫子；一本收据簿，簿里夹有一张蓝色复写纸；一盏灯脖断了的台灯，灯头耷拉着。将军拉开办公桌抽屉，我的心脏因此一紧：时候终于到了！结束叛徒性命的时刻，或用锤击头，或用利刃割脖，或一枪打穿太阳穴，或可能三种手段并用，不为别的，就为享受惩处叛徒的乐趣。好在相比于过去，如今的手段倒也干净利落。回到欧洲黑暗时代，照克劳德在西贡给秘密警察上审讯培训课时所说，我会被五马分尸，头颅会被插在杆上示众。曾有一位皇室成员，性好搞怪取乐，竟活剥敌人的皮，用麦秸填充皮囊，再将其绑缚固定在马背上，游街示众。那是怎样一种取乐啊！我屏住呼吸，等着将军拿出手枪，用不合手术规范的方式一枪崩出我的脑浆。然而，他拿出来的不是枪，而是一瓶苏格兰威士忌和一盒烟。

“怎么说呢，”克劳德说道，“可惜我们没有在更好环境里重逢，先生们。我听说，你们离开‘道奇城’，费了不少周折。”“你这么说，”将军说道，“把事情说轻松了。”“你是怎么撤离西贡的？”我问道，“肯定是坐最后一架直升机撤离的。”

“我老实说吧。”克劳德接过将军递上的一支烟，一杯苏格兰威士忌，说道，“我是在西贡被攻下前，也就提前几个小时，坐大使直升机撤离的。”他叹了口气。“那是我一辈子都忘不了的一天。我们等得真他妈太久了，最后，全乱套了。你们是最后一批乘大飞机撤离的。留在机场和使馆的人，是海军陆战队用直升机营救的。美国航空公司也派了直升机。按理说，外人应该不知道我们直升机停机坪，但事实上，西贡市每个人都知道。原来是我们当初征集了一批身材小巧的越南妇女，要她们在房顶上用油漆刷直升机停机坪序号，问题就出在这里。他们精明吧？之前装作不知道，时刻一到，就不再装了，把所有房顶有停机坪序号的楼围了个水泄不通。该坐直升机的人根本近不了楼。机场那边一样，进去的路被堵死了。码头那边呢，路也不通。大使馆外边堵了几千人，连公车都过不了。他们扬着各种证明材料，结婚证、雇工合同、信件甚至美国护照，叫着嚷着，说我认识谁谁谁，谁谁谁可以担保我，我跟美国公民结婚了。但是，都不管用。海军陆战队队员站在使馆墙上，谁爬上墙，就打谁下去。想塞千把美元贿赂哪个海军陆战队队员，还得离他够近，他才能收钱拉人上墙。时不时，我们爬上墙或去到大门口，看看人群里有没有替我们工作的人。如果有，就指认出来。他们若离得近，海军陆战队队员会把他们拉上墙，或是开点门缝放他们进来。可他们要么被夹在人群中，要么被挡在人群外，我们看到他们，招手要他们挤到墙根来，可他们哪能做到：前面的越南人是不会给后面的越南人让道的。我们只能眼睁睁看着他们，朝他们挥手；他们只能眼睁睁看着我们，朝我们挥手。如此这般，过了一阵，我们实在不忍看下去，只好转身走了。谢谢上帝，没让我听见他们喊叫；场面当时乱成那样，也听不见他们喊叫。我返到使馆里喝口酒，想舒缓一下心情，可是没用。还有，你是没听过无线电传来的呼救声。‘呼救。我是翻译，这里有七十名翻译。请求营救’，‘呼救。这里有五百人。请求营救’，‘呼救。军需处有两百人。请求营救’，‘呼救。中情局酒店有一百人。请求营救’。结果呢？没救出一个。是我们让他们去那些地方等待营救的。那些地方也有美国人，我们通知他们：‘没人过来了。自己想办法脱身来使馆。其他人别管了。’西贡城外也有等待营救的人，他们从各个地方用无线电呼叫：‘呼救。我在芹苴。越共围了上来’，‘呼救。你们把我撂在幽明森林公园。我现在该怎么办？我家人该怎么办？救救我，救我出去’。他们根本没机会逃出来。就是在使馆，也不是所有人有机会撤离。我们撤离了数千人，但最后一架营救直升机飞走时，使馆院里仍有四百人等着撤离。他们井然有序，等着营救的直升机。是我们说，会有直升机来营救他们。四百人一个都没逃出来。”

“天啊，我得再来一杯才能说下去。谢谢，将军。”克劳德揩揩眼睛，“怎么说呢，是我的私事。我在机场同你们分手后，回到别墅睡了一会。我让金一大早来与我会合，去接她家人。到了早上六点，六点过一刻，六点半，甚至七点了，还不见她人影。我的头打电话给我，问我在哪，我把他敷衍了过去。七点一刻，七点半，都到了八点，金还是影都没有。头又打来电话，说：‘还不他妈快点赶到使馆来。大家都上了飞机。’去他妈的头，他也就是个匈牙利杂种而已。我拿起几支枪，开车穿过西贡，去找金。谁还管白天戒严，街上到处是人，人人跑东跑西，设法找路子逃出去。城里乱，城外倒是较静，生活也正常。我看到金的邻居挂出了共产分子的旗帜，就在前一周，同样这些人，挂的还是你们的旗呢。我问他们，金在哪。他们回答说，不知道那个美国佬婊子在哪。我恨不得当场崩了他们。想归想，当时街两旁的人一个个瞪着我，那里肯定有越共，我不能等着被抓，于是开车赶回别墅。到了十点钟，金还没来。我不能再等，坐在车里哭了。过去三十年，我没为哪个女孩哭过，可这次，妈的，我哭了。我开车直奔使馆，到了那里，发现根本进不去。前面说了，围着使馆有好几千人。学你的样，将军，我没拔车钥匙。某个共产杂碎不定这会儿正开着我的贝莱尔款雪佛兰开心呢。接下来，打仗似的，我在人堆里往前挤。抵死不让路给自己同胞的越南人，竟给我让出一条路来。没错，我是又推又搡又叫，他们很多也推我搡我冲我大叫。越近使馆，越难前进，即便这样，我还是靠近了使馆墙根，看到了站在墙上的海军陆战队队员，他们也看到了人堆里的我。我知道，再靠近点，就获救了。我浑身是汗，衬衣也被扯烂，前面堵满了。他们不知道后边有个美国人，我拍他们肩，他们不回头。我只有对他们不客气了，拽头发、揪耳朵、薅衣领，连拖带拉杀出条路来。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起初，我还讲体面，不叫也不喊，但很快就大叫大喊起来：‘让我过去。我是美国人。他妈的。’谢天谢地，挤到了墙根，海军陆战队队员探身攥住我的手，把我拉上了墙。那一刻，我他妈差点又哭了。”克劳德喝完杯中残酒，咣地将杯子重重放到将军办公桌上。“我没这么狼狈过，不过，也他妈从来没因为是美国人这么开心过。”

将军给每人倒上双份苏格兰威士忌。克劳德与我只是静静坐着。

“敬你，克劳德。”我向他举起酒杯，说道，“祝贺你。”

他举起酒杯，问道：“祝贺什么？”

“祝贺你现在终于明白，做越南人是什么感觉。”

他发出一声笑，短而苦涩。

“我刚才就这么想。”

美国无线广播电台播放的《白色圣诞》被定为西贡撤离进入最后阶段的信号。但是，就连这个安排也不是完全按计划实施。原因之一，定这首歌为信号，是最高机密，应该只有美国人及其盟友知晓，事实是，西贡所有人都知道了这个机密。至于第二个原因，克劳德说：“你猜发生了什么？电台音乐主持找不到这首歌的平·克劳斯贝版本。他翻箱倒柜地找磁带，不说也知道，找不到了。”“那怎么办？”将军问道。“最后找到了田纳西·尔尼·福特版磁带，就播放它了。”“那又是谁？”我问道。“我怎么知道？好在曲调歌词一样。”“这事情，”我说道，“也在意料之中。”克劳德点点头。“全乱套了，但愿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不要被提起。”

许多将军和政客，每晚临睡前都会用这句话做祷告。不过，比较而言，有些事才真叫乱。拿西贡最后撤离阶段的行动代号“频风”来说。取这个代号便预示撤离最后阶段会多么混乱。过去一年，我在思考，是否可以凭此起诉美国政府严重失职，至少起诉它文学造诣差劲，导致了严重过失。真不知道，军中哪个主（猪）脑，紧绷两瓣屁股，挤出这个行动代号？难道谁都没想过，“频风”可能教人联想到让日本突击队队员发疯的“神风”？难道谁都没想到，“频风”更有可能教一帮对历史一无所知的年轻人想到放屁产生的效应吗？放屁可以引起连锁反应，所以才有了频率一说，这可是很有名的理论哩。或者，难道是我有眼无珠，不识这位军中主（猪）脑是一本正经的搞笑高手？说不定直戳我同胞痛处的《白色圣诞》也是此君之选。他不想想，我的同胞既不过圣诞节，也从未见“白色”圣诞节。难道这位不知姓名的搞笑者没预见到，美国直升机搅起的污浊气流，打在没能撤离的人的脸上，相等于冲他们的脸放了一个巨大的屁吗？是因为愚昧呢，还是为了讽刺？权衡再三，我还是选择后者，讽刺为美国人保留了最后一丝尊严。这种解读也是事后唯一能补救的。或说这场战争是降到我们头上的天灾，或说这场战争是我们咎由自取，全看你个人立场。不管怎么说，它是一场悲剧。这场悲剧唯一的问题是结束地不干不净，不像喜剧没什么牵挂，它仍让我们，尤其将军，耿耿于怀。这不，将军将话题转到了正事。

“你能来，我很高兴，克劳德。你来得正是时候。”

克劳德耸耸肩。“我的强项之一向来是‘来得正是时候’，将军。”

“正如撤离西贡前你告诫我的，我们遇到了问题。”

“哪方面问题？我没记错的话，我要您提防的可不止一个问题。”

“我们中出了内奸。有间谍。”

像要证实似的，俩人瞅着我，我紧张得胃一阵痉挛，但表面上，我不动声色。将军说出了一个名字，酒仙少校的名字，我的胃这才有所舒缓。“我不认识这个人。”克劳德说道。

“他是个普通男人，并不是出色军官。我们眼前这位年轻朋友做出的决定，带他来到美国。”

“您要还记得，将军，他——”

“那几乎不是问题。问题是，我当时很累，才会犯了一个错误，让你来定撤离西贡人员名单。我不怪你，怪自己。现在，是改正错误的时候了。”

“您为什么认定他是间谍？”

“第一，他是中国人。第二，留在西贡的耳目告诉我，他家人日子过得非常非常好。第三，他很胖。我一向不喜欢胖的男人。”

“不能因为他是中国人，就认定他是间谍，将军。”

“我可不是种族主义者，克劳德。不管手下人什么血统，比如我们身边这位年轻朋友，我一视同仁。但是，这个少校不同，他在西贡的家人现在过得那么好，令人怀疑。他们为什么过得好？是谁让他们旺？共党对我们军官及其家人可是了如指掌，其他军官的家人，在越南的，没有一个过得好，偏偏他家过得好，为什么？”

“这只是间接证据，将军。”

“你以前可没因为只有间接证据而不行动哦，克劳德。”

“这里情况不同。您得按新规则办事。”

“但我也可以让新规则随我，不可以这样吗？”

“您甚至可以打破新规则，但前提是，得知道怎么打破。”

我将已掌握的信息在脑子里过了一遍。首先，我成功地将一个不是间谍的人贴上了间谍标签，尽管这让我于心不安，尽管这纯属偶然。其次，将军在西贡有耳目，说明还有抵抗的敌人。第三，将军虽不能直接但能间接与耳目联络。第四，将军变回了原来的将军，一个永远停不下计此谋彼的人，换句话说，他的每个口袋装有至少一个计谋，袜子里还另备有计谋。将军挥挥手臂，指着周围的商品，说道：“你们两位先生看我像是做小买卖的吗？像是满足于卖酒给酒鬼、黑人、墨西哥人、流浪汉、瘾君子的吗？我在等待时机。战争没有结束。那些共产杂种——是的，他们重创了我们，这点必须承认，但我了解我的人民、我的军人和我的那些手下。他们没有放弃，机会一到，他们愿意战斗并献出生命。我们要的就是，克劳德，机会。”

“说得好，将军。”克劳德说道，“我就知道您不会蛰伏太久。”

“我跟随您，将军。”我说道，“永远跟随您。”

“很好。少校来美国，是你定的，你现在必须改正这个错误，不反对吧？我以为，你不会反对。你无须单独行动，我已和邦讨论过少校的事，你俩联手解决这个问题。我相信，凭你无穷想象力和技巧，你能想出一个解决办法。除了选定少校来美国这个错误，你从未让我失望过，现在，将功补过吧。明白我的意思？好，你可以走了。克劳德和我还有事商量。”

*　*　*

商店里除了邦，没有其他人。他在看电视转播的棒球赛。电视机摆在收银台旁，小小的黑白屏幕画面花花点点，看着头晕。我把口袋里的支票兑成了现金，这是美国国税局的退税。钱不多，但象征意义大。要知道，在南越，悭吝鼠目的政府只管攫取老百姓的财富，从不返还，老百姓对此怨声载道。把拿到手的还回去，这种想法匪夷所思。我们一直是盗窃体制国家，该体制在世界上无出其右：政府设法盗窃美国人，普通民众设法盗窃政府，最不济者设法相互盗窃。我同情流亡美国的南越同胞，同时，不由我不感受到，如今革命的烈焰将沉积的各种外来腐朽的东西烧得干干净净，越南正浴火重生。革命不采用退税，而是按穷苦人多得的原则，重新分配所缴不义之财。穷苦人该如何使用只有在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得到的福利，由自己决定。至于我，我则用资本主义国家的退税买足啤酒，足到可以让邦和我喝到忘了一切，一直喝到下个礼拜。我早就想好要这么喝酒，即便是我临时意起，也是我的选择。自己选择，这是我在美国享有的神圣权利。

“少校？”邦一瓶瓶往袋里装啤酒。我问道，“你真认为他是间谍？”

“我哪知道？我只是一颗卒子。”

“别人让你干什么就干什么。”

“精明家伙，你不也一样。你精明，比我熟悉地形，就负责制订行动计划吧，脏活交给我。过来瞧瞧。”柜台后、收银台底下的架子上，有一把锯短了枪管的双管滑膛枪。“喜欢吗？”

“怎么弄到的？”

“在这儿，弄把枪比选举、开车都容易。甚至都用不着会英语。有意思的是，弄枪这条线还是少校牵的。他会中国话，唐人街到处是华人黑帮。”

“用这种枪会很难收拾。”

“真是天才，我们不用这种枪。”他打开放在柜台底下架子上的雪茄盒，盒里有一支特制点38短管左轮手枪，这枪跟我南越时的配枪一模一样。

“够小巧了吧？”

我又一次陷入无法脱身的境地，又一次将很快看到另一个男人陷入绝境。唯一能抵消我这种悲哀的是邦的表情。一年来，第一次，他看起来这么开心。

(1)　提基，波利尼西亚神话里毛利人和波利尼西亚人的创始者。提基吧通常是供应异国风味鸡尾酒、以波利尼西亚风格装饰的餐馆或酒吧。

(2)　美国女作家Harriet Beecher Stowe所著长篇小说《汤姆叔叔的小屋》中的主人公，也意为听命于白人逆来顺受的黑人。

(3)　爱尔兰民间传说中的妖精，将其捉住后可使之指点宝藏所在。

(4)　原文为free love，free有自由、白白享用之意。

(5)　man’s best friend（人类最好的朋友）本意指狗，作者幽默地借用了这个说法。

(6)　将人的头与足假设为北极与南极，由头至足即由北向南。

第六章

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商店开张仪式开始。将军接待前来道贺的人，热情握手，轻松谈笑，始终保持微笑。鲨鱼生存，须不停游动。政客——将军就是一名政客——好比鲨鱼，也要动个不停。当然，政客动的不是鳍而是两片嘴唇。如果将道贺者比作选民，将军的“选民”有他的旧日同僚，有他的拥趸，有他带过的兵，有他的朋友。清一色中年男人，合计约三十人，相当于一个排。我印象中，到关岛难民营前，他们鲜有不着制服的时候；到了难民营，才穿上便服。离开难民营一年后，在店里再次见面，他们仍一身平民装来。这就证实，他们确实是败北一方。他们的举止太多不得体之处，该连他们自己都觉得羞惭。他们在店里转悠，脚底发出嘎吱嘎吱声响，穿着极其便宜的懒汉鞋，皱皱巴巴的卡其布衣裤，或商家“买一送一”促销、尺寸非大即小的西装，还有商家搭送的领带、手巾和短袜。其实，这些男人更需要古龙香水，哪怕是小白脸专用的香水，反正只要能盖住身上的气味就行，盖住被历史没心没肺地欺骗后留下的证据。至于我，尽管衔级比他们多数人都低，穿着可比他们的得体。这得归功于海默教授送的一些旧衣裤，只需稍加改动，便再合身不过了，比如我身上这套镶有镀金纽扣的蓝色上装和灰色法兰绒长裤。

我如此穿着周旋于这群男人之中。做将军副官时，我与他们都打过交道，认识他们。其中，不少人带过炮兵连、步兵营。如今，他们若还有什么让人畏惧的东西，只有他们还没丢掉的自尊、喷出的口臭，以及，如果有小车，小车钥匙。这些战败军人的各种传闻，我一一报告了巴黎的姑妈，对他们做什么谋生（多数人无所事事）了如指掌。最风生水起的是这个将军，他曾动用麾下精锐抢收肉桂、掌控流通渠道，臭名远扬；如今，这个香料商开一家披萨店。这个前南越军需官，上校衔，患哮喘病，每次与人谈干粮配给会兴奋得不可理喻，如今当门房。这个风流倜傥的少校，过去驾驶炮艇机，如今是一名机械修理工。这个头发花白的上尉，擅长围剿游击队，如今是快餐厨师。这个冷漠中尉与他的连曾遭伏击，只有他活下来，如今是送货工。这样一份名单可以很长，其中相当一部分人只做两件事：等着领救济的日子和浑浑噩噩打发日子。他们窝在美国政府救济难民的房子里，呼吸着污浊空气，人越来越霉，睾丸一天天萎缩。他们无法融入美国社会。难以被美国社会同化这点像扩散性癌症，消耗着他们，此外，他们还患了流亡者易患的疑病症，心情差，身体因此也差，在这种情形下，正常社会或家庭的小病，被他们诊断为绝症先兆。他们认定，他们脆弱的老婆孩子是西方病毒的携带者。孩子掌握英语比他们快，不用母语而用外语反驳他们。妻子们呢，大多数迫于生计，找到了工作，发生了蜕变，不再是男人们记忆里“好看的莲花”。此刻，我面前的酒仙少校便这么评价她们：“在这个国家，越南男人不必能干敢闯，上尉。越南女人自己可是个个敢干能干得很呢。”

“说的对。”我口上附和，心里却想他以前对越南女人哪会有这种评价。来美国后，酒仙少校和其他南越男人，因为念旧，把过去的事记得过于美好了，和我的记忆大相径庭，现在竟满是怜爱地说起她们。“想过搬家吗，少校？搬得远远的，远离所有让你想起过去的人和事，这样，你和你太太或许可以开始全新生活，重燃浪漫之火哩。”

“好是好，可吃饭怎么办？”他很严肃问道，“我们现在住的地方，中餐可是最好的。”我伸手替他整了整系得跟他牙齿一样歪斜的领带。“那好吧，少校。你既然这么说，哪天我开车，你带我去你说的好吃的中餐店。”

“好啊！”酒仙少校满脸放光。用法语说，他天生是一个bon vivant，亦即一个讲究吃喝、喜欢交友的人。在这个新世界，除了将军，他没有敌人。我为什么向将军提起他的名字呢？为什么不提一个罪恶重于其肉体的人的名字，而是这个肉体重于其罪恶的人的名字呢？我离开酒仙少校，穿过人群，走向将军，准备听他哪怕是极其别有用心的政治鼓动。将军站在夫人身边。俩人旁边陈列着霞多丽葡萄酒和赤霞珠葡萄酒。一个男子在采访将军与夫人。男子举着盖革计数器似的举着话筒，一会伸到将军面前，一会伸到夫人嘴边。夫人见到我，笑像电压，增高增强起来。持话筒男子转过身来。他的脖子上挂着一台相机，衬衣胸前口袋里露出一支四色换用的圆珠笔，笔像扒在口袋边往外偷窥的小人。

过了好一会，我认出他来。是桑朵，昵称桑尼。最近一次见他，还是一九六九年，我在美国学习的最后一年。他和我一样，也获得奖学金，在离我的学院一小时车程位于加州奥兰治县一所大学念书。奥兰治县是约翰·韦恩(1)家乡，也是战争犯理查德·尼克松出生地，那个地方的居民爱国爱到疯狂的地步。我想过，“橙剂”(2)十有八九就产在那里，或者至少这名意在纪念该县。桑尼学新闻专业，他给人印象与众不同，亟欲颠覆，不然的话，在南越可用上其专长。还有，他像肩扛一根棒球棒扛一根考查他人是否表里如一的道德棒，准备随时像打击棒球打击他人不合道德的言行。上大学期间，他很自信，或很傲慢。反正，对他的评价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他的性格跟他的贵族血统有关。他的祖父是中国人，这点他从未停止过提醒别人。他的祖父骂起法国人来滔滔不绝、尖酸刻薄。结果，法国人将他押上船，关进船舱，送他去了塔希提岛(3)，从此不得重返故乡。据说，他在塔希提岛结交了患梅毒的高更(4)，后来，罹患登革热，一命呜呼了。或说，他死于一种无法治愈的思乡绝症。桑尼祖父令人尊敬，其言行受坚定的信念的支配。这类人大多数难容于人。因此，我敢肯定他亦遭排斥。桑尼继承了祖父信念强大这点，事事正确，或者自认为事事正确，与右倾保守派唯一也是关键的区别是，他是一个彻头彻尾左派分子。(5)他领导越南留学生中人数不多的反战派。反战派每月聚会一次，地点要么在学生会一间消毒室里，要么在他们中某个人公寓里。聚会时，吃的越来越冷，情绪则越来越热。我参加过他们聚会，也参加过同样人数不多的主战派聚会。反战派与主战派，仅政治主张不同，其他方面，比如，吃喝、歌曲、玩笑、论题均可互通互换。撇开政治派别不谈，所有这些学生的生活都是一只孤独满溢的杯子，他们大口喝着孤独的苦汁；聚在一起，想从对方处得到慰藉。正如此刻聚集在将军店里的前南越军官，希望从同病相怜的同胞身上获得热量，因为流亡生活实在寒冷，寒冷到连加州阳光也温暖不了他们冰冷的双脚(6)。

“我听说你在这里。”桑尼说道。他紧紧握着我的手，脸上泛开一片真诚的笑，眼睛依然闪烁着我再熟悉不过的那份自信。他两片灰白嘴唇的苦行僧似的脸，因为自信平添几分魅力。“再次见到你，真是太好了，老朋友。”老朋友？我想不出与他会到老朋友分上。“桑，”夫人插话道，“刚才采访我们。采访要登在他的报纸上。”“我是编辑。”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递给我一张名片，“这篇采访将登在我们第一期的报纸上。”将军兴致很高，脸色通红，从架上取下一瓶霞多丽葡萄酒。“我的年轻朋友，你在这个新世界努力复兴第四产业中这门精妙艺术，我很欣赏。这瓶酒是我的一点心意。”这情景教我不由得想起当年那些记者，我们为他们提供免费食宿之礼，将他们关进牢房，因为当权者认为他们多报道了，其实也就一点，真相。桑尼此刻或许与我想的一样，再三婉拒，实在拗不过执意的将军，这才收下。我用桑尼笨重的尼康相机拍下这个可资纪念的场景：将军和夫人站在桑尼两侧，桑尼捧着瓶身，将军握着瓶颈。告别时，将军叮嘱：“把这张照片发在报纸头版。”

我和桑尼继续单独呆了一会儿，简略交流了这几年各自的生活。当年，他知道若回南越，很可能收到一张免费机票，他会被送往昆岛(7)，会看到那里的宁静海滩，会住进浪漫法国人花巨大精力建造的闲人勿入、非请莫来的监狱。因此，他决定毕业后留在美国。在我们去年来美国前，他一直在奥兰治县一家报社当记者。他家安在一个小镇。我没去过。小镇名叫威斯敏斯特(8)，或者，按我同胞的发音，叫威特—米恩—特。南越难民的惨况令他不安，他为此创办了美国第一份越南语报纸，报道与越南难民有关的消息，希望借此将我们拢到一起。“今天实在不凑巧，以后找时间好好聊聊，我的朋友。”他扳着我的肩，抱歉道，“我还有约。哪天一起喝咖啡吧？希望再见到你，这会让我很开心。”他的话也让我开心，我没多想就同意了，并给了他电话号码。桑尼穿过越来越少的客人，走了。我四处找酒仙少校，他已无影无踪。除了他，流亡美国的同胞大多数自惭形秽，感到低人一等。这种心理缘于他们在美国的经历。这种经历一是绝对经历，即如前所说，流亡让他们变得破落潦倒；二是相对经历，周围的美国人，相对于他们，牛高马大，不平视也不俯视他们这些新居民，而干脆将目光越过他们头顶投向别处。不过，对桑尼而言，情形相反。他不是一个可以被忽视的人。个中原因跟他的过去，他上大学时的原因不同。我记忆中，那时的他不像现在这么温和或宽容，喜欢咚咚擂着桌子，口若悬河，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巴黎的越南留学生应该都是这种做派。巴黎的越南留学生是越南最早一批共产主义分子，领导了越南革命。和桑尼一样，我的言行也不同于以往。至于原因，随我飘忽不定的记忆一样，可是此也可是彼。记录我过去的文字已被彻底清除。我大学时写的日记，因为害怕它会暴露哪怕一丝我的真实思想，而让我被判有罪，回越南前，我把它们都烧了。

一周后，我和酒仙少校一起吃早餐。早餐店是很接地气的家常饭店。假若沃尔特·惠特曼见到它，必定会激情澎湃，大加赞美这一新美国生活的缩影：这家位于洛杉矶蒙特雷公园的面馆里，实际主供热米粥和油煎饼；店里挤满了食客，绝大多数是顽固不灵、抵死不改生活习惯的中国人，少数来自亚洲其他国家。富美家塑料贴面餐桌，油腻滑亮。餐桌上的锡质壶泡有菊花茶。茶杯破损斑驳，质地色彩与人牙齿上的一层珐琅别无二致。食客们想喝茶，可以随时自斟。我矜持地小口吃着东西，少校则毫无斯文可言，狼吞虎咽，边吃边说，唾沫星和饭渣不时飞溅到我的脸上、我的眼睫毛上或我的碗里。见他吃得这么开心，我不由得既爱又怜这个还蒙在鼓里的男人。

这样的男人会是奸细？难以置信。不过话说回来，他不定是外表憨傻，骨子里精明狡猾，一块天生做奸细的料哩。当然，更合逻辑的推论是，将军具有南越人喜好阴谋的秉性，加之又具有美国人的多疑，因此，不可遏制地认定酒仙少校是奸细。必须承认，其中有我的推波助澜。酒仙少校从来没在奸、谍或谋方面表现出特别才能。在西贡，他在政治保安处的工作是分析汉语通信内容，跟踪堤岸地区各种名目的地下活动。当时，越南南方民族解放阵线在堤岸建立了一个地下网络，从事政治煽动，策划组织恐怖袭击，进行黑市走私。更重要的是，他为我提供堤岸什么地方可以吃到最好中国饭菜的信息，上到承办豪华婚宴、富丽堂皇如宫殿的餐馆，下到沿泥街土道四处流动咣啷咣啷小货车，以及肩上挑着装有各种小吃的架筐深一脚浅一脚地走着沿路叫卖的妇女。到了加州，这方面他同样无所不知。答应带我吃大洛杉矶区最好米粥。此刻，我一边吃着白嫩滑顺的粥，一边同情起酒仙少校。他在蒙市一家加油站干活。因为加油站用现金付他工资，所以他还可以领取救济。他太太在一家生产服装的血汗工厂做缝衣工，穿针走线盯得眼花，钱没赚几个，眼睛越来越近视。“天可怜见，她那张嘴呀。”他哀叹道。此时，他已吃完自己的一份，提腰弓背，像条没喂食的狗，神情幽怨，盯着我还没动过的油煎饼。“她把什么都怪在我头上。怪我为什么不留在西贡；怪我既然这里日子没有先前的好，还留在这里做什么；怪我既然养不起孩子，为什么还要孩子。忘记告诉你了，上尉，我妻子在难民营时怀孕了。还是双胞胎！不可思议！”

我虽心里一片阴霾，但话亮灿灿，恭喜他就要做两个孩子的父亲。我将没动的油煎饼让给了他，他更加开心。“至少，这俩孩子是美国公民了。”他嚼着表皮渣渣的油煎饼，说道。“斯皮尼奇和布罗卡里(9)，是俩孩子的美国名。说实话，要不是护士问起，我们甚至都没想到给孩子取美国名哩。护士这一问，我急了。孩子当然需要美国名。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斯皮尼奇。我以前喜欢看动画片《大力水手》，笑死我了。你瞧波佩，一吃菠菜立马变得超级厉害。谁敢惹叫斯皮尼奇的孩子？取布罗卡里这个名也顺理成章。电视里有个女的说：‘永远要把西兰花吃掉哟。’我记住了她话。跟我吃的不同，西兰花是健康食品。我的这对双胞胎应该强壮健康，必须这样。这个国家不是弱者也不是胖子呆的地方。我要节食，是的，真要节食了！你心地太好。我很清楚自己胖。胖子能吃，除此之外，胖的唯一好处就是，人人爱你，对吧？是这样的！人们笑话胖子，也同情胖子。我上加油站找工作，走着去的，就走了两三条街，可那汗出的。人们看到出汗的胖子，即使有些瞧不起，但终归同情。跟加油站的人说为什么非常需要一份工作时，我先微笑，抖着肚子，后是大笑。加油站老板当场雇了我，因为我能让人开怀大笑又让人同情，这招百试不爽哩。瞧，你就在微笑，在同情我。别太同情我。我现在这份工作挺好，早十点上班，晚八点下班，一周七天班，而且可以走路上班。工作也轻松，在收银机上按按钮而已，一份很好的工作哩。哪次你去加油站，我给你免费加几加仑油。一定得去啊！你帮我们逃到美国，我还没好好谢你，至少能为你做点这事，再说，在这个国家生活不容易，越南人得团结。”

哦，可怜的酒仙少校！那晚，在家，我看邦擦拭咖啡桌上点38口径特制左轮手枪，看他给枪抹油，看他装上六发铜制子弹，看他将枪放在一只买沙发搭送的小抱枕上面。俗丽的红色棉绒枕套上斑斑点点，枪搁在枕头上面，看似给某个被罢黜的王室成员的礼物。“我会隔着枕头向他开枪。”邦啪打开一罐啤酒，说道，“这样，声音会减小。”“好主意。”我说道。电视正在播放对理查德·赫德的采访。话题是柬埔寨局势。他的英伦口音与采访者的波士顿口音形成鲜明对比。我看了一分钟电视采访，问道：“他要不是间谍怎么办？我们可就杀错人了，这就变成了谋杀。”邦呷了一口啤酒。“第一，”他说道，“将军了解我们不了解的东西；第二，我俩不是谋杀，是暗杀，暗杀这事你们过去一直在干；第三，这是战争，是战争，就总会有无辜的人死。”“知道无辜还杀他们，不是谋杀是什么？”“即便如此，也只是悲剧而已，不是犯罪。”

“将军派你干这事，你很开心，是吧？”

“开心不好吗？”他说道。他放下啤酒，拿起手枪。有人天生能写能画，邦天生是使枪高手。枪是他可以引以为豪的工具，握在他手里，如扳手握在机械工手里，得心应手。“男人需要目标。”他若有所思看着手里的枪，说道，“遇到灵之前，我有目标：替父亲报仇。爱上灵后，我把她看得比父亲，或者说，比替父亲报仇这件事还重要。自从父亲死后，我没哭过。和灵结婚后，我去他的坟前大哭了一场，因为我背叛了他，而且从心里背叛了他。我很难过，直到有了德，心情才缓过来。德开始就这么小，我看着他，像看着一个很陌生很丑的东西，纳闷着，自己怎么了，连自己孩子都不爱。慢慢地，他越长越大。有天晚上，我注意到，他的手指和脚趾，一双手和一双脚，那么完美，简直是我的小翻版。就在那一刻，我平生第一次知道，一个人惊奇时是什么感觉，就是爱上一个女人都没有那种感觉。我明白了，当年父亲看我时，一定也和我一样。他创造我，我创造德，这就是自然，是宇宙，是天主意志，它们通过我们表现出来。就在那时，我爱上了我的儿子。我懂了，自己多么微不足道，儿子多么奇妙，他会有一天完全感觉到我感觉过的东西。我懂了，其实，我没背叛父亲。我抱着儿子，又哭了，因为我终于成为一个真正的男人。之所以跟你说这些，是告诉你，我的生活有过意义，有过目标，但现在失去了这两样东西。我曾经是儿子，是丈夫，是父亲，是军人，但现在什么都不是，甚至不是一个男人。如果一个男人不配是一个男人，就是废物。如果一个人不想当废物，唯一的办法就是做点什么，所以，我现在要么自杀要么杀人。懂吗？”

我不但懂了，而且被震惊了。这是我迄今听他说的最长的话。他的悲苦、愤怒和绝望冲开了他封闭的心，更松弛了他的声带。他的情感让他冷硬的脸部变得柔和起来。他带着情感说这番话时，客观上丑的他变得虽说不上俊朗但至少好看了许多。他是我见过的唯一不仅因爱而且因将要杀人而兴奋不已的男人。他是因为不得不杀人成了杀人老手，和他不同，我有过可杀人的机会，然而选择了不杀，因此就杀人而言，迄今还是新手。在南越，杀个男人，杀个女人，杀个孩子，容易得像翻阅一张晨报。只要有理由、有工具，就可杀人。各派的人，许多都不缺这两样。我缺的是杀人欲望，或为杀人披上的各种掩饰真正目的的道义外衣——假借护教，假借卫国，假借清誉，假借正见，或假借保护同志的名义——到最后，真正目的却是，保护自己身体上最柔软的东西，也就是每个男人都有的掩在裤裆里、皱皱褶褶的阴囊卵子。这些现成的借口很适合他们，但不适合我。

我想说服将军，酒仙少校根本不是间谍。可我这个始作俑者，已让将军中了病毒似的认定酒仙少校就是间谍，想清除他的这个病毒，几无可能。不但不能清除，我还得向将军证明，一我能纠正这个错误（其实，哪是错误呀），二我也可以是一个行动派。第二周，我又去见了将军。他的神情明确告诉我，我不有所作为，肯定不能作为一项选择。“他罪有应得。”将军说道。酒仙少校有罪这一点，在他看来，已是酒仙少校前额上黥印般的污点，是我亲手给他留的在劫难逃的小小手印。将军对这块污点耿耿于怀。“不过，你别急。我也不急。执行任何行动要有耐心，要细细谋划。”他在一间仓库里向我强调了这点。仓库布置得作战室一般，气氛肃穆。墙上新挂有越南地图。有展现边境线蜿蜒曲折、中部如细腰的越南壮丽景色的全国地图，有展现越南各地区的区域地图。每张地图上覆盖一块塑料薄膜，看似快要在薄膜后窒息。每张地图旁有用线吊着的各种红色标识物。“一步步把事情做到位，比草率行事把事情做砸了强。”将军嘱咐道。“明白，将军。”我说道，“我想过，就是——”

“不必报告细节，我听着头疼。让我知道结果好了。”

少校的死已成定局。我要做的只是如何杀死他，如何让他的死不让人觉得蹊跷，如何不让将军和我受到牵连。其实，我无须为此劳神，很快就想到了一个现成办法，也就是你在美国经常看到的悲剧，只是这一回，悲剧主角是一个不幸的难民。

海默教授邀我下周六晚去他家共进晚餐。克劳德要重返华盛顿，此行意义重大，海默教授在他住宅为克劳德饯行。除克劳德和我之外，另外的客人只有他的名叫斯坦的男友。斯坦与我同岁，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攻读博士学位，正在撰写关于旅居巴黎的美国文人的博士论文。斯坦有口洁白的牙齿，一头与某牙膏广告模特一样的金发。他在广告里应该会扮演一群小天使般小孩的年轻父亲。早在我一九六三年入学西方学院前，克劳德便告诉我，海默教授是同性恋。之所以告诉我，用他话说，“只是不想你感到突兀”。我不了解同性恋生活，因此满心好奇，一直很想目睹同性恋在他所处的自然环境中会有什么举动。我说的“自然环境”指西方。东方，至少表面上看，没有同性恋。然而，我大失所望：海默教授似乎与其他人没任何区别。若有什么区别，也就是他睿智，各方面品位堪称精致，后者自然包括他看中斯坦与讲究厨艺。

晚餐共上三道菜，均由教授亲手制作，分别是各种青豆混合沙拉、迷迭香土豆炖鸭肉、泰唐苹果脆皮馅饼。餐前饮意大利马提尼酒，餐中饮黑皮诺葡萄酒，餐后饮纯麦芽酿苏格兰威士忌。晚餐地点是教授在帕萨迪纳美式工匠平房里的餐厅。餐厅每样物什，从双悬窗到艺术装饰吊灯再到嵌入式橱柜上的铜饰，要么是二十世纪初真品，要么是仿真品。整个餐厅装修一丝不苟、尽善尽美。教授时不时起身离开餐桌，从几乎应有尽有的爵士乐唱片收藏大全中选取一张，替换唱盘上播放的爵士乐唱片。我们边吃边聊。话题涉及波普爵士乐，十九世纪小说，洛杉矶道奇职业棒球队，以及即将到来的美国独立两百周年纪念日。餐后，我们端着威士忌移步到客厅。客厅壁炉很大，用河鹅卵石砌成。西班牙教会式风格的木质家具，棱角分明，豪华气派。坐垫靠垫均为皮质。墙可谓“书墙”，长宽、色彩不同的书，像教授在大学办公室里的“书墙”上摆放的书，看似随意摆放，实则各得其所。四周满是字母、词句、段落、篇章、皇皇巨著，置身其中谈天说地，委实惬意。这样的夜晚令我终生难忘。或许，周围文献勾起了教授怀旧之情，他说道：“我到现在还记得你那篇论小说《安静的美国人》的毕业论文。那可是我读过的本科生论文中最好的一篇。”我羞赧，微笑回应道：“谢谢。”坐我旁边沙发上的克劳德不以为然：“我不大欣赏那本书。瞧瞧书里写的那个越南女孩，只知道备鸦片，看小人书，说话声音跟鸟样动听。你们见过那样的越南女孩吗？要见过，拜托让我认识。我见过的没有一个不床上床下聒噪不停。”

“哦，克劳德。”教授说道。

“别‘哦，克劳德’，这么说又有什么？不是冒犯你，艾弗里，巧得很，那本书里的美国老兄读起来让人猜想是一个深柜的同性恋哩。”

“只有自己是同性恋才嗅得出对方是同性恋。”斯坦说道。

“这本书谁写的？是诺埃尔·考沃德(10)吗？别搞错了，作者可是派尔(11)。你们听到派尔这名，还笑得起来吗？这本书是一本亲共的书，或者至少是一本反美国的书，怎么说都行，一回事。”克劳德挥动着手，一会指“书墙”，一会指家具，一会指整个客厅，或许是指装修布置精美到位的整个屋子。“他曾经是共产分子，不敢相信吧？”

“你说斯坦？”我说道。

“不，不是斯坦。你是共产分子吗，斯坦？我想你不是。”

克劳德既然说不是斯坦，那就是教授啰。我望着教授，他耸耸肩。“在你这个年纪，”他一只胳膊搂着斯坦双肩，说道，“我很容易受外界影响。我当时很有激情，一心想改变这个世界。共产主义跟许多其他主义一样诱惑我。”

“他现在就在诱惑我。”斯坦捏捏教授手，说道。我起了点鸡皮疙瘩。在我眼里，教授是可以行走的思想。将他看作一具肉体，或是，看到他还真是肉体，不管怎样，我很不舒服。

“你后悔过曾是共产分子吗，教授？”

“没有，我没后悔过。没有那一次误入歧途，我不可能成为今天的我。”

“我不明白，先生。”

他轻轻一笑。“我想，你可以称我为一个重生的美国人。这听起来矛盾。有的听似矛盾的东西其实并不矛盾。比如，我若从过去几十年血腥历史中学到了什么，那就是，捍卫自由，必需强力，这种强力只有美国才能提供。在美国，连我们在大学里做事都有目的。我们将最好东西教授给你们，目的不仅是让世界了解美国，这方面我一直鼓励你们做，更重要的是捍卫美国。”

我呷了一口威士忌。酒闻着有烟熏味；入口柔顺，有泥炭与老橡木味，在淡淡欧亚甘草味的衬托下更加明显，还有无形的苏格兰人阳刚之气的浓缩精华。我喜欢喝不掺兑的苏格兰威士忌，如我喜欢最真实的我。不幸的是，不打折扣的真实，如一瓶难求的十八年纯麦芽酿造的苏格兰威士忌，代价昂贵。“那些没有学到最好东西的人怎么办？”我问教授，“假如我们没法教授他们这些东西，或者，假如他们不愿我们教授他们这些东西，怎么办？”

教授若有所思看着手中呈黄铜色的威士忌。“我以为，你和克劳德，从事你们这行，见过太多你说的这种人了。我很难一下子回答你的问题，只能说，你说的这种情形一直存在。第一个知道如何用火的穴居人，因为懂用火了，便认定生活在黑暗的其他穴居人野蛮无知。自那时起，文明与野蛮便是两个对立物——每个时代有每个时代的野蛮人。”

文明与野蛮最是泾渭分明。可是，该怎么看杀酒仙少校这件事？这是一次意义简单的野蛮行动，还是一次推进革命文明的意义复杂的行动？答案只能是后者，一次充满矛盾、与我们时代相符的行动。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带来各种各样矛盾，并且会因为这些矛盾分崩离析，不过前提是有人行动起来。黑格尔说过，正确与错误对立不是悲剧，悲剧是正确与正确冲突，后者是一种两难选择，但凡想参与历史进程的人不可能回避这样的选择。少校活着有他的道理，而我杀他也有我的道理。问题是，杀少校的道理真成其为道理吗？将近午夜，克劳德和我离开了教授家。一路上，好几次，我想与他说说这个让我良心不安的问题。分手前，我俩站在路边抽着烟。这时，我才问他一个我想象母亲也会问我的问题：“如果他真无辜，怎么办？”

克劳德让我看他吐了一个烟圈。“没有无辜的人。尤其是干我们这行的人。你认为，他手上不可能沾有别人的血吗？他过去可是负责辨别亲越共者，完全可能辨错。这事以前发生过。再说，假如他自己亲越共，那么肯定会辨错，因为他会故意为之。”

“这我肯定不知道了。”

“是无辜还是有罪，这是个大难题。站在这一层面看，我们都无辜；站在另一层面看，我们又都有罪。所谓原罪，讲的不就是这个道理？”

“说得很对。”我说道。我俩握握手，分开了。将自己的道德困惑讲给别人听，如将自己家里拌嘴争吵讲给别人听一样，教人感到乏味。毕竟，除非局内人，局外人不会真有兴趣。在杀少校一事上，很显然，除了酒仙少校，只有我是局内人。可谁想听他有什么想法？克劳德也算给了我一个消弭良心不安的办法，或者，至少给了我一个借口。可是，我不忍心告诉克劳德，不能用他的办法或借口。原罪说对于我而言实在是老一套，要知道，生我的父亲可是每次弥撒上都会说到原罪哩。

第二天晚上，我便开始跟踪少校。周日，第二周连续五天，从五月到六月底，我一般先将车停在离少校上班的加油站半个街区远的地方，等到晚八点他下班。每天下班后，他拎着午餐盒，慢腾腾走着回家。他每次拐过第一个弯，我便发动车，开到那个弯口，停住车，盯着他走过第一个街区。他家离加油站仅隔三个街区，这段路让身轻体健的人走，快的话不用五分钟，但他约需十一分钟。因此，跟踪时，我得与他保持至少一个街区的距离。连续六周，他雷打不动地这么回家，精准如绿头鸭迁徙。沿路经过邻近一片公寓楼，公寓楼外观极其沉闷，了无生气。他家在一栋小小两层楼里，楼里还住有三户人家，楼前是小车停泊处，有四个车位。跟踪期间，我发现，一个车位空到很晚，其他三个车位停有小车；三辆小车车尾护杠瘪陷松垮，看似上年纪的公车司机的屁股。酒仙少校家在的二楼向外突出，两排卧室窗户正对街道，投下的阴影隐没了停泊处小车。晚八点十一分左右，二楼卧室窗户如同阴郁的眼睛，开着，但拉上了窗帘；亮灯的只有其中一个窗户。头两个周日，我将车停在拐角处，盯着少校，看他转向停泊处，消失在阴影里。第三四个周日，我不再从加油站开始跟踪，而是在离他家半个街区的地方候着，借助车后视镜盯梢，直到他消失于停泊处阴影带。阴影带里是一条小径，通到他家楼下。前四个周日，一旦他消失在阴影带里，我便开车回家。第五六个周日，他消失在阴影带里后，我依然候在车里。晚十点，停在第四个车位上的小车回来了。这辆车，跟其他三辆车一样又旧又破。司机是一个华人男子，看着疲惫不堪，穿油渍斑斑的厨师服，拎着油油的纸袋。

杀酒仙少校前那个周六，邦和我开车去了趟唐人街，到了百老汇大道附近一条街道。街道两旁是各种铺位摊点，清一色折叠台上陈列着五花八门的商品。我俩买了印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字样的运动衫、棒球帽，看价钱就知道绝对不是正品。午餐，吃了烤猪肉和面条。之后，逛了一家古玩店。古玩店卖各种东方商品，买主主要是非东方人。商品有中国象棋，木筷，纸灯笼，皂石雕刻佛像，微缩喷泉，精雕细刻的田园风光象牙工艺品，中国明代瓷瓶仿制品，画有紫禁城图案的酒瓶托架，包在印有李小龙头像广告单里的橡胶双节棍，画有云雾缭绕奇山秀林的水彩长轴，罐装茶叶，罐装人参，还有，既不是店里最后一样也不可等闲视之的，红色包装的烟花爆竹。我买了两封爆竹，回家路上在一家市场买了一网兜脐橙。橙子脐眼往外突，很不雅观。

当晚，邦和我待天色全黑，各自带螺丝起子，出门干了一趟冒险活。我俩在住地周围踅摸了一遍，来到一栋公寓楼。楼旁有与酒仙少校住处一样的小车停泊处。即便有人从周边房子窗户往停泊处看，也看不到里面的车子，邦卸下一辆车前车牌，我则卸下其后车牌，用时不到三十秒。之后，回到家里，看电视，上床，睡觉。邦瞬即睡着，我则难以入睡。白天去唐人街，让我记起数年前在堤岸时与酒仙少校做的一件事情。当时，我俩去逮捕一个被疑为越共的男人。政治保安处掌握两份名单，一份灰名单，一份黑名单。越共嫌疑人原本排在灰名单上首位，后升级，虽被列在末尾，但终归入了黑名单。太多人告发他，说他是越共分子，因此，我们不能不“中和”（抓捕）他，少校当时就用了这两个字。他给我看整理出来的厚厚一叠有关该人的材料。他对外职业是米酒商，地下职业是赌场老板，业余职业是越共收税人。我们封锁了他的住地，在附近各条街上设置了路障，每条小巷派有巡逻。各后援分队开始在周边查验身份证件，以期顺便网到逃兵役的，少校则带队冲进米酒商铺子。他们推开米酒商妻子，冲到仓库，发现一道暗门，打开暗门，进入一间隐秘屋子。屋里，赌客们或掷骰子或打牌，赌兴正酣；米酒、热汤免费享用；女服务生个个衣着暴露。见警察冲进暗门，赌客和员工撒腿往后门跑，一队警察荷枪实弹早堵在那里。接下来的场面司空见惯：东窜西躲，歇斯底里，喊叫声，警棍击打声，丁零当啷手铐声，响成一片。混乱场面好不容易被平定下来，屋里只剩下酒仙少校、我和嫌疑人。我看到他，说不出的惊诧。我早将突袭透露给了敏，满以为这个越共收税人不会在场。

“越共？”这个男人挥着手嚷道，“开玩笑吧！我是生意人！”

“你的确是能干的生意人。”少校使劲拎起一个装垃圾用的袋子，里面满满是赌场现金。

“好吧，服你们了。”他一副认倒霉的样子，说道。他的上排牙齿外突，遮住了下排牙齿；一边脸上有颗玻璃弹珠大的痦子，上面冒出三根长长的据说可招好运的毛。“好吧，钱拿走，归你俩了。能为警察事业做贡献，我很开心。”

“简直是侮辱我俩。”少校用警棍狠狠地捅他肚子，叱道。“钱要交给政府，当你的罚金和补缴的税金，不是给我俩，对吧，上尉？”

“没错。”在这种场合，我知道该怎样演戏。

“不过，至于补交税金，那是两码事，对吧，上尉？”

“没错。”我无法帮助这个越共收税人。他在审讯中心关了一周，被打得青一块紫一块，也红一块黄一块。最后，我们的人认定，他不是越共特务，因为有他不是越共特务的铁证：他的妻子给酒仙少校送来一笔数目不小的钱。“我恐怕当初弄错了。”少校塞给我一个装有我那份钱的信封，乐呵呵说道。那份钱相当于一年薪水。我一年薪水，得说清楚，其实根本不够一年花销。假设我拒收少校的钱，他会起疑心，所以还是将钱收下了。当时，我很想将钱用于慈善，亦即帮助那些困于贫穷的年轻貌美的女人。但是，我想起胡伯伯名言，以及父亲以耶稣名义对我的训导（他自己绝对言行不一）。无论耶稣还是胡伯伯，均清楚无误地阐明，钱使人堕落。君不见，亵渎神庙的高利贷者，剥削殖民地人民的资本家，更遑论贪图三十块银币犯下恶行的犹大。因此，我权当替少校赎罪，将钱捐给了革命事业，在教堂将钱交给了敏。“看看我们与之斗争的人是什么样子！”他说道。“圣马利亚，吾主之母，望为吾等罪身祈祷。”周边嗡嗡一片媪妪唪诵祷词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会最终胜利。”敏继续道，“敌人腐败，而我们清廉。”我说这些，是要证明，克劳德的推测没有错，酒仙少校的确是有罪之人。他可能不止于敲诈勒索，还有更大恶行。不过话说回来，就算他做了更坏的事情，也不能说他比其他人更腐败，只能说，还真与其他人没什么两样。

第二天晚上，不到七点半，邦和我穿戴上印有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字样的运动衫与棒球帽，将车开到加油站旁街当头，远远候着。即使有人注意到我俩，想必会当我俩是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生。我的前后车牌已换成偷来的两块车牌，原车牌放在车仪表盘下的小柜里。任何能稍稍分散人们注意力的事情都利于我俩行动，我早料到会有这样的事情，只是不在邦和我的掌控范围。我摇下靠我这边的车窗，听到远处传来的庆祝美国独立日城市焰火表演的爆炸声，以及有人不时用小型武器射击庆祝的清脆枪声。近些地方，有人未经许可燃放小型焰火，有樱桃焰火，有不时射向低空的小火箭焰火，还有炸响的子弹带似的长串中国爆竹。等少校下班这段时间里，邦不许我打开车上的收音机。他收紧下巴，猫背耸肩，神情专注。“想起什么不好的事情？”我问道。“嗯。”接下来好一阵子，他不再言语。我俩盯着加油站。有两辆小车开入加油站，加满油，随即驶离。“我想起那次在沙沥市外执行任务。打头的侦察兵踩上了一颗跳雷，跳雷弹了起来，先是啪的一声，接着乓地炸开。我跟他之间隔了两人，毫发未伤。但是，他整坨卵蛋都给炸没了。最惨的是，倒霉家伙竟然还活了下来。”

我摇摇头，发出同情之声，除此之外，难有更多表示。男人被阉割，痛苦无法言喻。又有两辆小车进站加油。我现在只能为酒仙少校做一件事。“我不想让他感到任何痛苦。”我说道。

“他没时间反应。”

八点，酒仙少校离开了加油站。待他转过第一个弯口，我启动车子，为了不让他看到我的车从他旁边经过，沿着另一条路往他家驶去。他家楼下停泊处的第四个车位还空着，我将车停在了这个位置，看看表，只用了三分钟，少校走到这里还得八分钟。邦从仪表盘下小柜里取出左轮手枪，再次啪地打开转轮，检查子弹，完毕，咔地复位转轮，将枪放在大腿上的红色丝绒枕头上面。我看看枪，看看枕头，提醒道：“你开枪把枕头的填充物也崩到他身上怎么办？留下枕头布碎片怎么办？警察到时会发现它们，进行调查。”

他耸耸肩。“要这样，就不用枕头，不过会有很大响声。”

街当头一处，有人又燃放了一长串中国爆竹，声响跟我小时候过新年时很喜欢听的那种爆竹的声响一模一样。那时，母亲会在紧挨我家棚屋的园子里，找一块地燃放一长串红色爆竹，我塞住耳朵，躲在母亲身后，开心得又喊又叫。炸响的爆竹，如一条长蛇，东蹿西钻，从头炸到尾，或许，从尾炸到头，炸得欢天喜地，火星四溅。

“就一枪。”待爆竹炸完后，我说道，“没人会出来看发生了什么事。外面声音这么大，更没人注意。”

邦看看表。“好，不用枕头。”

他戴上乳胶手套，踢掉脚上的运动鞋。我打开我旁边的车门，下了车，轻轻关上车门，走到停泊处另一头，选定一个位置。这个位置紧挨连接人行道与少校家所在两层楼的几家住户的邮箱的小径。小径经过邮箱，往前十英尺，通到一楼入口。我探头便可见二楼少校家客厅灯光，灯光从拉上的窗帘里透了出来。小径另一边有一道高高木栅栏，木栅栏另一边是一栋一模一样的楼的墙，墙上窗户一半是浴室窗户，一半是卧室窗户。二楼的人站在这些窗口边看得见通到少校家楼的小径，但看不清停泊处。邦只穿袜子，走到他选定的位置，在最靠近小径的两辆小车中间。他跪在地上，头埋在车窗底下。我看看表：八点零七分。我拎着一个塑料袋，袋子外表是一张黄色开心的脸和“谢谢”两字，袋里装着爆竹和橙子。“你真想做这事吗，儿子？”我听到了母亲声音。“太晚了，妈妈。我想不出退路。”

我刚抽了一半烟，少校便现身在停泊处旁。今晚以后，他再不会出现在这里了。“嗨。”他手里拎着午餐饭盒，见到我，迷惑不解，但还是露出笑容。“你在这里做什么？”我也向他挤出一丝笑，举起塑料袋，说道：“刚好在附近，想着把这袋东西送给你呢。”

“什么东西？”他向我走了过来。我俩之间距离近了一半。

“七月四日(12)的礼物。”邦从少校正在经过的小车后面现出身来。我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少校。少校离我不到三英尺，问道：“商场七月四日送礼物？”

他的表情依旧迷惑。我双手捧着袋子递到他面前，他身体前倾，想瞅瞅里面的东西。在他身后，邦提着枪靠了过来。他只穿袜子的脚踩在地上，没发出一点声音。“不必这么费心。”少校说着话，接住了袋子。这是邦开枪的最佳时机。但他竟然没扣动扳机，而是打了声招呼：“嗨，少校。”

少校一手拎着午餐盒，一手提着礼物，转过身去。我随即闪到一旁。他见到邦，刚想说什么，邦的枪响了。枪声在停泊处回响，震疼了我的耳朵。少校一头栽倒在小径上，颅骨裂开。即使这枪没打死他，这么栽倒在地也会要了他的命。他仰躺在地上，前额上的弹孔看似第三只眼睛，汩汩往外淌血。“快动手。”邦将枪插入腰带，低声催促，随即跪在地上，将尸体翻成侧卧状。我弯腰提起尸体旁的塑料袋。袋子上黄色开心的脸血迹斑斑。少校张开的嘴呈现出想说而没说出的最后那个字的发音形状。邦抽出少校屁股口袋里的钱包，站起身，推着我往车子走去。我看看表：八点十三分。

车驶出停泊处。麻木感向我袭来，先大脑，再眼球，延至脚趾、手指。“我本以为他不会看到自己被杀。”我怪道。“我就是不能在他背后开枪。”邦说道，“不要担心。他感觉不到一点疼。”其实，我不是关心酒仙少校疼或不疼，而是关心我的感觉。我俩没再说话，快到家时，我将车驶入一条小巷，在那里，我们给车换上原牌。之后，开车回到家里。脱运动鞋时，我发现白色鞋尖上沾有血迹，于是将鞋拿到厨房，用湿纸巾擦掉血迹，完后，用挂在冰箱旁墙上的电话拨通了将军电话。冰箱门上还贴着我列写东西方性格特质的纸。铃响第二遍时，将军接听了电话。“哪位？”他问道。“事已办妥。”一阵沉默。“好。”我挂断电话，拿着两个酒杯、一瓶黑麦威士忌回到客厅，发现邦已将少校钱包里的东西清空在咖啡桌上。“怎么处理？”他问道。有社保卡、所在州发放的身份证（少校没有车，因而没有驾驶证）、一叠收据、二十二美元纸币、一撮找零硬币。此外，还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与妻子结婚当日的黑白照，俩人很年轻，西式装束，酒仙少校那时已很胖；一张是他俩双胞胎孩子几周大时的彩照，皮肤皱褶，分不出男孩女孩。“烧掉。”我说道。第二天，我会将钱包连同偷来的车牌、塑料袋与灰烬，一起处理掉。

我将一杯黑麦威士忌递给邦时，看见他右手掌心的红色伤疤。“这杯为少校喝。”邦说道。黑麦威士忌味像药水一样难喝，为冲洗掉难受味，得赶紧喝下第二口，而为冲洗第二口难受味，又得喝下第三口，如此这番，邦和我不停地喝，边喝边看电视。电视在播放美国国庆特别节目。这个国庆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庆，而是既伟大又强大的美国的两百岁生日。美国像一个拳击手，过去一段时间出外征战，挨了重拳，有些晕眩摇晃，如今站稳了，又随时可出击了。媒体精英们就这么鼓噪。看完电视，我俩吃了三个脐橙，便上床睡觉了。我躺在下铺，闭上眼睛，感觉脑袋像一间屋子，思想像屋里重新布置的家具；在这间屋里，我磕磕碰碰，见到的东西让我不寒而栗。睁开眼，也是如此。无论闭眼还是睁眼，我总能看到：酒仙少校的第三只眼，因为看清了我的为人，在流泪呢。

(1)　John Wayne（1907—1979），美国演员，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

(2)　一种高效落叶剂，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为橙色，故名“橙剂”（Agent Orange）。越战期间，美军用低空慢速飞行飞机将橙剂喷洒到越共藏身的丛林上，使其落叶。奥兰治县英文是Orange County，故有“橙剂至少是用该县县名命名的”一说。

(3)　Tahiti，又译为大溪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向风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位于南太平洋。这里四季温暖如春、物产丰富。居民称自己为“上帝的人”，外国人则认为这里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4)　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凡·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

(5)　英语中，“保守派”与“正确”都是right，作者幽默运用了一语双关。

(6)　原文为cold feet，还有“失去勇气或信心”之意，一语双关。

(7)　越南头顿市昆岛区。法国殖民时期，该区的最大岛屿昆宋岛是关押抵抗者的地方。1954年由南越政府接收，继续关押包括学生在内的异见人士。

(8)　不是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而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一个市。

(9)　菠菜（spinach）和西兰花（broccoli）的音译。

(10)　Sir 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因影片《与祖国同在》（In Which We Serve）获1943年奥斯卡荣誉奖，同性恋。

(11)　小说《安静的美国人》中的美国特工。

(12)　美国独立日、国庆节。

第七章

我坦白，指挥官，即便您对少校的死无动于衷，他的死可是让我寝食不安。相对而言，他是无辜的，这种相对无辜，在这个世上，是你我所能期盼的最好东西了。在西贡，我大凡有苦恼忧虑，每周上教堂与敏见面时可向他倾诉。但在美国，我孤身一人，做什么、信什么须独自决断。杀酒仙少校的事，敏如果在身边，我知道他会说什么，可就想听他亲口说一遍。正如以前，有一次我将拍有突击营实施直升机空运袭击计划的胶卷交给他，问道：“这么做恐怕会导致无辜的人丧命，是吧？”“当然会死人。”我俩跪在教堂长条座椅旁。他合着双手，挡住嘴，答道。“但他们不无辜。我们不无辜，我的朋友。我们是革命者，革命者永远不可能无辜。我们知道太多，做了太多。”

教堂闷热潮湿，他的话却让我不寒而栗。周围，媪妪唪诵祷词：“自今至永远，及于万世，阿门。”与一些人的认知正相反，革命思想即使在热带国家，也没有热度，令人感觉冰冷，是人造的。鉴于此，有时革命者需要自然的热度，则没什么大惊小怪了。因此，酒仙少校死后不久，我收到一封婚礼请柬，兴致自然很高。索菲亚·莫利出于好奇，与我一道出席了婚礼。我得看请柬才知道新婚夫妇姓甚名谁，然后送他们几句祝福。新娘父亲，前南越海军陆战队上校，一位传奇人物，在顺化战役(1)中、在无美军支援情况下，指挥一个营击退了越共一个师的进攻。新郎父亲是美国银行西贡分行副行长，副行长带家人坐美国银行包机逃离西贡，免遭在难民营要受的胯下之辱。他不经意间彰显与众不同的气质风度。最让他与众不同的是上唇正中克拉克·盖博式的髭须。将自己想象成风流倜傥花花公子的南越男人喜欢蓄这种髭须。他邀请我参加其公子婚礼，因为在西贡时，我作为将军副官，与他打过几次交道。在他心目中，我究竟什么地位，可由我的座位与婚礼台之间的距离——可是很远的距离——看得出来。我们被安排在靠近卫生间的一张桌子，中间隔了几桌小孩与一个乐队，他们减弱了卫生间飘出的消毒水气味。和我俩同桌的有三个前南越低级军官，两个在美国银行两家支行找到了屈尊工作的前银行中层管理人员，一个看上去像近亲的姻亲，以及他们的太太。日子艰难时，以我的身份，不会得到坐在这里的机会。但时至今日，南越人流亡美国已逾一年，其中一些人日子已有了起色。婚礼举办地是一家中餐馆，位于威斯敏斯特。克拉克·盖博式髭须先生与家人住在这郊外的一幢牧场风格房子里。相比于其西贡别墅，住房差了不少，但相比于当晚几乎所有婚礼宾客的住房，不知高出多少档次。威斯敏斯特是桑尼的地盘。我看见了他。他的座位，比我的，距代表权力中心地位的婚礼台近了许多：“克拉克·盖博”希望桑尼给他作正面报道。

餐厅内，诸声鼎沸、忙碌非凡，华人侍者一身扎紧的红色马甲，疾步穿行于摆放如迷宫似的婚宴台桌间。宽敞的餐厅总飘有缕缕淡淡忧伤。新娘父亲坐的位子空着，相当扎眼。西贡被攻陷的最后一天，他率一个营在西贡西边抵挡越共，最终他和他打剩的兵被俘。婚宴开始，将军致辞，大加赞扬被俘的上校。言语感人，催人泪下，在场的老兵频频举杯。他们遥敬新娘的英雄父亲，虚张声势地慷慨激昂，没有他那种英雄之举，这样多少可掩饰羞窘。矛盾复杂的心理如流沙，如果不想被它窒息，只须装笑喝酒即可。哀哀戚戚的酒仙少校就如是说。他的头，像被砍了下来，此刻成了我们餐桌中央的饰物。于是，我笑，大口喝科涅克上等白兰地。嗜娱乐的同胞有各种风俗习惯、发式装扮，莫利女士未曾见过。我边为她细细讲解，边用香槟干邑人头马与苏打水为她调制供奉女神的酒水。乐队伴奏音乐很响，我得喊着说话，莫利女士才听得清。乐队前面的歌手是个矮小精瘦家伙，衣服缀有小块闪光薄片，惹眼的摇滚歌星式的卷发，像路易十四的假发，就差没扑粉，演出鞋金光闪亮；演唱时，把玩麦克风，暧昧地将它圆圆顶部贴近双唇。与我同桌的银行职员、军人，肯定是异性恋，但也绝对爱死了这个歌手。他每每晃着给绸质裤绷得紧得不能再紧的胯部，摆出淫荡挑逗姿势，他们便大声喝彩。接下来，他邀真正的男子汉上台，与他共舞。第一个迅疾响应的竟是将军。将军笑得很开心，和歌手跟着歌曲《黑就是黑》轻快地摇摆，这首歌曾流行于乌烟瘴气醉生梦死的西贡。观众不停喝彩、鼓掌，歌手，梅·韦斯特似的向将军眨眼。将军骨子里喜欢这样，有群男女围拱他、欣赏他、顺从他、不惹他不快。可怜酒仙少校，处死后——不，使其不成危害后——给将军注入了充沛活力，充沛到让他在少校葬礼上贡献了一篇精彩挽词。他盛赞少校，说他温和沉静，自我牺牲，谦逊克己，无怨无悔为国尽忠、为家尽责；少校竟丧命于抢劫横祸，令人痛心；少校人生以悲剧形式过早收场，令人唏嘘。我用柯达相机拍下了葬礼全过程，将照片寄给了巴黎姑妈。葬礼上，桑尼坐在前排悼念者中间，为登报讣告准备素材，不停记录着什么。葬礼后，将军塞给少校遗孀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钱来自克劳德提供的行动经费——俯身看了看在摇篮车里睡着的双胞胎，斯皮尼奇和布罗卡里。至于我，当时只能轻声细语说几句套话，抚慰少校遗孀。黑纱掩不住她如瀑的泪水。“怎么样？”我回到家，邦问我。“你认为会怎么样？”我边诘问，边打开冰箱。冰箱架上永远摆满啤酒。我的良心最受煎熬，其次则是我的肝脏。

婚礼更加剧这种煎熬，因为我目睹新娘新郎如此开心如此清纯。他们婚姻的结局可能是隔阂、不忠、苦难及至离婚，但是，也可能是情笃意深、忠诚不渝、儿女绕膝至于幸福美满呀。我确实没有结婚的欲望，但婚礼会让我想到自己无可奈何被剥夺的东西。每次参加婚礼，假若我开始像烂片中刚出场的硬汉，一边大笑，一边时不时冒出几句玩世不恭的话，那么结束后，我则是一杯冲兑的寡淡鸡尾酒，三分之一开心，三分之一伤感，三分之一悲苦。切婚礼蛋糕仪式后，我就是带着这种心情，领着莫利女士进到舞池。台上，两个女歌手轮流到麦克风前，和我们想必是同性恋的男歌手合唱。我和莫利女士离台不远。正是这刻，我认出了其中一个女歌手，将军的大女儿。南越崩坍时，她还是学生，在湾区(2)过着优哉游哉的生活。上中学时，以及去美国上学后，她会回别墅度暑假，完全学生模样，现在变得几乎让我认不出来。那时，她的名字是“兰”，不是现在的“拉娜”；衣着也极其朴素，是女生常穿的白色奥黛。奥黛将少女裹得严严实实，仅露出袖口以下、脖领以上肌肤，但凹凸曲线分明毕现。因此，曾几何时，许多西方作家为此生出各种近于鸡奸犯的性幻想，好用穿奥黛少女隐喻越南：既轻挑又内敛，故作羞答让人着迷，既给人以无尽暗示联想，又什么都没曝露而让观者一无所获，是似是而非的刺激诱惑，是以摄魂勾魄的下流方式表现的端庄贤淑。几乎所有男性游记作家，几乎所有男性记者，几乎所有不经意观察过越南生活的男人，见穿风拂动的白色奥黛、骑单车上学回家的女生，均会禁不住描写她们。在每个西方男人眼里，她们像蝴蝶，他们做梦都想捕捉这样的蝴蝶，给自己的标本集子里再钉上一个另样标本。

生活中，兰是个假小子。每天早晨，她的母亲或保姆要逼她就范，像约束衣一样给她穿上奥黛。她的多种反抗并不奏效，最后，采取了做一个学业拔尖的学生的反抗方式，和我一样获得了赴美读书的奖学金。提供奖学金的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将军和夫人认为，该大学是共产分子大本营，教授激进、学生革命，个个是引诱单纯无知女生上床的老手。因此，他们决意送她上女子学院。这种学院不存在危险，要说有，最多是女同性恋的勾引。但是，兰没向任何一所这类学校递交申请，抵死要上伯克利。他们不许，她就扬言自杀，将军和夫人当她说说罢了，没有放在心上。没料到，有天，她真吞下一把安眠药，好在她手小，一把也多不到哪去。经抢救、护理，她恢复了健康。将军愿意妥协，夫人却不让步。于是，一天下午，西贡河码头，人头攒动，她跑到那里，投河自尽。两个人跳进河里，将穿白色奥黛浮在水里的她救了上来。最终，夫人不得不顺从她意。一九七二年秋季，兰飞往伯克利攻读艺术史。她的父母倒也满意，认为该专业能熏陶她，让她更多些女性情感，将来也好嫁个人家。

一九七三年，一九七四年，连续两个夏天，她回南越度假。形象全变，像外国女人：长发披肩，发梢烫成卷状；下身牛仔喇叭裤；上衣紧绷，蹦床网似的勒住了丰满乳房；厚鞋底让中等身材的她增高了好几英寸。夫人会叫上兰，在她的会客厅里，据保姆们说，专门给兰讲保持贞洁、培养“三从四德”的重要意义。“三从四德”让人想到一本专门说性然而品位颇高的小说，其名就是《三从四德》。只要提到兰的贞洁岌岌可危，或者，只要提到兰可能失去了贞洁，就像往我想象的炉灶里塞入大量木块，我躲在我的房里，把火越烧越旺，她与她的一个小妹住的房就在廊道另一头。我们到加州后，兰来看过几次将军和夫人。这种场合，将军和夫人没叫我。他们也没叫我参加几个月前兰的毕业暨优秀毕业生颁奖典礼。我听到最多关于兰的话，是将军抱怨这个不孝顺女儿时。毕业后，兰没回到父母身边，选择了独立谋生，改名为拉娜。我设法向将军打听拉娜毕业后情况，这时，将军像换了个人，不愿多说。

此刻，我知道了拉娜的工作，也明白将军为何语塞。台上，拉娜全然不是我记忆中的兰。按乐队设计，另外一个女歌手扮典型天使般的传统越南女性，一袭绿色奥黛，头发又长又直，妆容浓淡相宜，歌是精选女人味十足的民歌，内容或痴情女思念远方当兵情郎，或怀念失落的西贡。拉娜的歌没多愁善感、失落怅然的色彩。她的角色定位为现代性感尤物，而非一步三回头、缱绻缠绵痴女。一条黑色皮质超短裙，让她常使我意乱神迷的私处随时有春光乍泄之虞，连我见了也目瞪口呆。演唱风格狂野刺激，躯干扭动剧烈；扭动中，超短裙上方袒肩裸背露腹的金色绸质吊带衫熠熠闪光。她擅长这种风格歌曲，当年，南越布鲁斯乐队、摇滚乐队也最拿手这种旋律节奏，用它迎合美军和被美国化的年轻人。其实，当晚早时，拉娜唱了一首《骄傲的玛丽》，但听这首歌时，我没认出歌手就是拉娜。此刻，她用粗重沙哑喉音吼着《扭起来喊起来》，将几乎所有在场的四十岁以下的男人招至舞池。我强忍着，不正面看她。南越人喜欢简单而优雅的恰恰舞，也喜欢扭舞。扭舞确如其名，只需扭动身子，无需花样。夫人时不时也扭上一段。她不知道扭舞还与乱七八糟东西联系起来，因此允许孩子们在家里聚在一起跳跳扭舞。但此刻，我瞟了一眼将军那边，他和夫人坐在贵宾桌，就在舞池旁边。俩人像定在座位上，纹丝不动，表情像在吮从他们失去的西贡别墅里那棵浓荫翳日的酸果树上摘下来的酸果。有这种表情，毫不奇怪！瞧瞧拉娜，身体扭得最为疯狂，像操纵一部连着舞池里男人脑袋的隐形棘轮装置。随着她的屁股摇摆晃动，这些男人脑袋也跟着前倾后仰。说实话，我真想加入他们，要不是怕莫利女士生气。莫利女士扭动身子，开心得如同孩子。我脸上配合着漾着笑纹。莫利女士不同于平时，女人味十足。头发烫成大波浪形，一朵百合静卧于发丛中；雪纺连衣裙短到膝盖上方。我不止一次夸过她容貌，看她双膝扭动，不失时机也恭维一番她的舞姿。“很久没这样跳舞了。”音乐停止后，她说道。“我也一样，莫利女士。”我亲亲她脸颊。“叫我索菲亚。”她嗔怪道。

我还没来得及回莫利女士话，“克拉克·盖博”几步上了台，通知在场各位，一位意想不到的嘉宾也来到婚礼现场，一位国会议员。他曾在美国陆军特种部队服役，一九六二年至一九六四年，驻扎南越，现在是我们区的议员。在南加州，他颇有声望：美国政坛冉冉升起的新星，拥有好几张功夫证书，它们保证了他在奥兰治县说一不二。说说他的几个绰号吧。有“凝固汽油弹内德”，有“一拳毙命鬼内德”，有“炸平一切的核弹内德”。叫他什么绰号，一要看叫者当时的心情，二要看当时那块地方出现了什么非要议员解决的问题。不管怎样，这些绰号绝非恶意，而是表达了对他的感情。政治上，他反赤，态度之坚决像二战后马歇尔计划(3)阵营中的人。因为在南加州，张开双臂迎接南越难民的政客不多，他是少数中的一个。美国的南越难民，无时无刻不让美国人想到越南战败，战败刺痛骄傲的心，所以绝大多数美国人，即便不像有些美国人赤裸裸嫌恶我们，看我们时心情也非常纠结。我们危胁到了美国社会黑白种族分明的神圣性与对称性；这里的种族政治，如东方的阴阳，容不下其他的有色人种，尤其是扒美国人钱包可怜可叹的瘦小黄色人种。还有谣传，说我们这种异类爱吃fido Americanus(4)。养这种家犬，美国人可不吝金钱，“狗均”消费比孟加拉国一个忍饥挨饿的家庭年收入还要高出许多。谣传让我们在美国人眼里成了怪物。（其实，说到吃狗肉，真正恐怖的情形不是美国老百姓能想象得到的。灵犬莱西(5)、任丁丁(6)的兄弟姐妹的确让一些越南人大快朵颐，该名声由来已久。但是，越南人吃狗肉的方式与美国人想象的尼安德特人(7)式不同，不是只用一根棍子、烤一烤、撒上盐。越南厨师的聪明才智与创造力达到了美食家水准。他们有七种补肾壮阳的方法烹制狗肉：抽骨髓，烤，煮，制肠，炖，以及花样不少的炒和蒸——真好吃！）尽管如此，议员却还撰文为我们辩护，欢迎难民到他代表的奥兰治县安家生活。

“啊，你们太棒了。”议员手握麦克风，说道。“克拉克·盖博”站在旁边，天使和尤物立于两侧。议员四十来岁，可以说是律师与政客杂交，展示出律师强势与政客圆滑。若用具象代表这两个特点，就是他的脑袋：光，亮，尖，像自来水笔笔头。话语从他这颗脑袋的嘴里流出来，像精细得无与伦比的印度墨水从笔头里流出来，异常流畅。他的脑袋正好是他与较矮的“克拉克·盖博”之间的高度差。较之于“克拉克·盖博”，议员身量宽大不知多少倍，足以往他身体里塞进两个一般身材体量的越南男人。“你们太棒了，女士们，先生们。请你们当自己是美国人，我希望，我的美国同胞也这么看待你们。真心感谢你们给我这样的机会，让我今晚有幸在此与你们一道，在基督教世界中，在美利坚月光下，在加州土地上，在中国餐馆里，分享两位可爱越南年轻人婚典的快乐。请允许我与你们分享我的经历，女士们，先生们。我曾在贵国度过了两年时光。我与高地人民(8)一起生活，与你们将士并肩作战，体会过你们的忧惧，也曾直面你们的敌人。我当时想，现在也这么想，为了你们事业，亦即你们希望、梦想、渴求过上的更加美好生活，我能做的也是最有意义的事情就是牺牲自己生命。你们笃信，我亦笃信，你们的希望、梦想与渴求，会在你们家园得以圆满实现。但是，历史给了我们一次挫折，我等凡人不能理解也不能质疑的上帝，为我们好，考验了我们一次。我在这里要说的是，女士们，先生们，无论挫折还是考验，都是暂时的。你们的将士曾英勇决绝地投入战斗，本可以取得胜利。总统也承诺过给予你们坚定不移的支持。但后来，美国国会支持你们的立场动摇了。许许多多美国人赞同总统做出的承诺。遗憾的是，不是所有美国人都如此。你们知道我指谁。就是那些民主党人、媒体人、反战运动组织者、嬉皮士、大学生和激进分子。美国内部出现了分歧。我们的大学、新闻编辑室和国会充斥了失败主义论调分子、共产主义论调分子以及叛徒。因此，美国力量遭到削弱。你们，说来令人悲哀，让这些人想到的只有他们的怯弱与背叛。我在此要说，你们让我想到的，却是美国做出的庄严承诺！这是对移民到美国的人做出的承诺！这是让你们实现美国梦的承诺！这个承诺，美国人民曾珍惜，在不久将来还会再次珍惜。美国是自由与独立的圣地；美国是爱国者家园，一直以来义不容辞帮助弱小者，无论他在世界哪个地方；美国是英雄辈出之地，帮助朋友，打击敌人，坚韧不拔，始终如一。你们为了民主自由这个共同事业，做出了巨大牺牲，美国这片大地欢迎像你们的人民！总有一天，朋友们，美国将再次屹立于世界，这一天的到来，就是因为有像你们的人民的支持。总有一天，朋友们，你们失去的土地将重新回到你们手中！因为，没有什么能阻挡终归前进的追求自由的事业，没有什么能阻挡人民的意志！来吧，和我一起，用你们美丽的语言，坚定有力地说出我们所有人的信念——”

听众们个个激动不已，自始至终，喝彩声鼓掌声不断。假若议员此刻推出一个关在囚笼里的共产分子，估计他们会兴高采烈，要求他用硕大的拳头掏出赤色分子跳动的心脏。议员已让听众兴奋莫名，然而，接下来，竟还能让听众更加亢奋。他举起两只手臂，做出V形。这个V或许代表victory（胜利），或许代表Vietnam（越南），或许代表vote for me（投我一票），或许代表深存于他潜意识里某种东西。他对着麦克风，用最地道的越南语，喊道：“Vietnam Muon Nam！ Vietnam Muon Nam！ Vietnam Muon Nam！(9)”所有坐着的噌地站了起来，所有站着的腰板挺得更直。他们跟着议员，高呼同一口号：“Vietnam Muon Nam！”这时，“克拉克·盖博”向乐队做了个手势，乐队迅即演奏起了南越国歌。女歌手拉娜、议员、“克拉克·盖博”、我以及在场的所有其他听众，激情澎湃，唱起了南越国歌。没有参与大合唱的只有吃苦耐劳的中国侍者：他们终于可以歇一口气了。

国歌奏唱结束，不少听众拥到台上，围住议员，说着各种祝福话语。其他听众则跌坐在座位上，既疲软又舒畅，像经历了性高潮。我转过头，看到桑尼手里拿着记事本和钢笔，站在莫利女士旁。“很有意思。”他说道，因为喝了一两杯科涅克白兰地，脸色粉红，“刚才这口号，共产党也用。”莫利女士耸耸肩。“口号嘛，不就是一件挂着的套装。”她说道，“谁穿都行。”“说得好。”桑尼说道，“你这句话，我可以用吗？”我过去向莫利女士介绍了桑尼，向桑尼介绍了莫利女士，接着问桑尼是否要去拍一张议员照片。他狡黠笑笑。“本人的报纸经营得还不错，可以考虑雇一个专职摄影师。至于我嘛，已采访过那位好心议员。我真该穿防弹衣才是。他跟我说话，简直像子弹射向我。”

“白人都这德行。”莫利女士说道，“你们注意到没有，一个白种男人哪怕只会说某种亚洲语言的几个词，我们都受宠若惊得不得了？我们对白人的讨好劲，像是恨不得把他当作爱因斯坦来侍奉。”桑尼微笑不语，将她这话也记了下来。“你在美国呆的时间比我们长，莫利女士。”他不无羡慕道，“你注意到没有，亚洲人说英语，得尽力说得地道，不然，有人会拿我们的口音当笑柄？”“在美国呆长呆短不重要。”莫利女士说道，“反正白人总把我们当外国人看。”“看事情还得看另一面，不是吗？”我说道，因为血管里流着白兰地，吐词不大清晰。“要是我们英语说得地道，美国人就会信任我们，更容易把我们当作自己人。”

“你就属于这类人，对吧？”桑尼的眼睛，像贴膜的小车车窗，朦朦的。我以为他变化很大，看来错了。在美国重逢后，我俩又见过几次面。我感觉，如果将他的性格比作音量，他只是调低了音量而已。“那么，你怎么评价我们这位议员？”

“你要引用我的话？”

“是，我要引用，但不会提你名字。”

“能遇到他这样的人，是我们万幸。”我说道。这话一点不假。至少，有两件事证明我的评价恰如其分。

接下来的周末，我有机会进一步了解议员究竟是什么人。周日上午，阳光灿烂，我驾车送将军与夫人从好莱坞出发前往议员的住地亨廷顿比奇市。议员邀请他们共用午餐。将军座驾是雪佛兰诺瓦，除较新外，乏善可陈。我是他们专用司机，反倒比车更加引人注意，因为将军和夫人竟然还有专门的司机开车，可坐在车后排座位上。我的作用是维持他们过去的荣光，或许，将来也能为他们挣些面子。从好莱坞到亨廷顿比奇市，一个小时车程。一路上，将军与夫人聊的多半与议员有关。后来，我问起拉娜。我说，她真是长大了。从车后视镜里，我看到夫人脸阴了下来，拼命压抑着一肚子火。

“她彻底疯了。”夫人像宣告什么似的说道，“我们一直设法不让她到家外面疯疯癫癫。这下好了，如今，她竟做个卖唱的。”夫人说卖唱时，语气像在说共产分子。“她已经无可救药。有人怂恿她，恭维她，说她有卖唱的才华。她还当真。”“她的确很有才华。”我说道。“别拿这话气我！想让她更得意不成？看看她现在样子，简直像荡妇。我培养她，为的是培养出荡妇吗？哪个体面男人会娶个荡妇？你愿意吗，上尉？”我看着车后视镜，夫人也在看着车后视镜，我俩四目相对。“不愿意，夫人。”我答道，“我不愿娶个荡妇。”我说的是真话。话有两方面意思，其中一方面意思是，我见到台上的拉娜，首先想的还真不是结婚。“你当然不愿意。”夫人生气得提高音量，“生活在美国，最坏的事情就是腐化堕落。过去，在国内，我们还可以把它限制在酒吧里、夜总会里、军事基地里。在这里，我们没法阻止孩子们接触黄色、浅薄、低俗的东西。美国人太喜欢这些东西了，也太宽容了。比如他们说的约会，他们没人动脑子想过它究竟意味着什么。你我都知道，‘约会’不就是个幌子。什么父母会不但允许而且还鼓励自己十几岁的女儿做爱？简直令人匪夷所思！这是对子女的道德教育不负责任。哼。”

午餐时，不知怎地，聊着聊着，话题就转到了道德教育责任问题。这让夫人得以在议员和他太太面前重述她的观点。议员太太叫丽塔，卡斯特罗在古巴革命成功后，她成了古巴难民，流亡到美国。陡一看，她很像丽塔·海华斯，不过，比起全盛时期——电影《姬黛》风靡一时——的丽塔·海华斯，老了十到十五岁，重了十到十五磅。“卡斯特罗，”她提起这个名字，语气如将军夫人说到卖唱，“是恶魔。与恶魔在一起的唯一好处，将军、夫人，就是知道什么是邪恶，知道如何分辨邪恶。两位今天光临，我很高兴，因为古巴人民和南越人民是抗击共产主义的兄弟姊妹。”这番话一下子让议员、她与将军、夫人间的纽带变得牢不可断。尤其是夫人，她很是舒爽自在，在管家默默收拾桌上的空餐盘时，终于放开跟议员和他的太太说起拉娜。丽塔听后，立刻表达了同感同情。她与她的议员丈夫都是反共斗士，只是她没抛头露面罢了。在她看来，任何事情决不可孤立看待，每件事情几乎总是一种表征，通过表征可以发现作祟的共产主义病菌，因为病菌，世界才有了贫困、堕落、无神论调以及腐烂的东西。“我绝不允许我家里有摇滚乐。”她攥着夫人的手，安慰夫人因拉娜失去美德而难过的心，说道。“我的孩子们没一个敢在十八岁前约会。只要他们还住在家里，晚上十点前必须回家。我们美国人心软就软在这里：不加限制地给人自由，让他们为所欲为，想吸毒就吸毒，性想乱来就乱来，好像这些事情不是病似的。”

“任何体制都有其‘过’的东西，这些‘过’的东西必须在内部予以扼制。”议员说道，“我们听任嬉皮士盗用‘爱’与‘自由’两个词的含义，直到现在才反击他们，反击的起始点和落脚点均须放在家庭。”坐餐桌主位的议员，和在公众前不同，在这样的私人场合，语气温和，语调沉稳，宛如男爵，向坐在西侧的将军和夫人说道，“孩子们读什么、听什么、看什么，我们必须管，但这是一场很难打的仗，因为他们随时可开电视机、收音机。这就要政府出面。政府定不能听任好莱坞和唱片公司无法无天。”

“你不就代表政府吗？”将军说道。

“一点不错！这就是为何我的工作重点之一是立法，要用立法管住电影和音乐。这不是文化钳制，是带着利齿的建议。毫无疑问，好莱坞和音乐行业的人，一点都不欢迎我。不过，他们见了我、交流后，就不会这样了。他们会了解，我不是那种以摧毁他们创作而洋洋自得的恶魔，只是帮着精炼作品，提高品质。作为分管这方面委员会的委员，我做了不少工作，取得了效果。效果之一就是，我与好莱坞的一些人成了朋友。我承认，我过去对好莱坞的人有偏见。其实，他们中的一些人和我们一样，知道该怎么做，也有激情。我很看重这两点。至于其他嘛，好商量。有个好莱坞家伙在筹拍一部越战影片，征求过我意见。我是要给他的剧本提意见，告诉他哪些合适哪些不合适。为什么跟你说这件事情呢，将军。因为他这部片子讲凤凰计划。我知道你是这方面专家，我呢，凤凰计划影还没有时就离开了南越。或许你可以提些建议，不然，天知道这部好莱坞片子会拍成什么样。”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有上尉。”将军朝我这边点了点头，说道，“实际上，他是帮我处理文化事务的助手。我想，他会很乐意读剧本，提出他的真知灼见。”我问议员这部影片的名字，回答让我吃了一惊。“Hamlet（《哈姆雷特》）？”

“不是Hamlet，是The Hamlet（《村庄》）。导演也是编剧，没当过一天兵，只是小时看过很多约翰·韦恩、奥迪·墨菲(10)的电影。剧本主角是一名美军特战队队员，他的任务是营救一个村庄。我本人在特遣队服役过两年，在南越不少村庄里呆过，但我呆过的村庄没有一个像他这个编撰出来的村庄。”

“我尽力而为。”我说道。小时候，我在越南北部一个村庄生活过，不过几年时间。一九五四年，逃到了南部。不过，不管做什么，缺乏经验从不构成障碍，我照样敢一试身手。比如上次，拉娜令人印象深刻的表演结束后，我便抱着这种心态接近她。想法很简单，她开启了新生涯，我总该当面祝贺她才是吧。当时，她与我站在中餐馆前厅里，旁边是一个巨大木框，木框框着新婚佳人巨幅照。拉娜像艺术品鉴赏师冷静地鉴赏一件艺术品，打量着我，微笑道：“我刚才还想着呢，你为什么总与我保持距离，上尉。”我表示不能接受她的说法，辩解道，刚才根本没认出她。她问，我是否喜欢她眼下的样子。“我变得不像你记忆里的那个女孩了吧，上尉？”

有些男人最喜欢穿白色奥黛、天真无邪的女学生，我不是这样的男人。这样的女生，是越南文化代表诗意清纯的一面，可我无福享用。它如我父亲故乡白雪覆盖的山峰，距我天遥地远，因为我自身就不清纯。我要的、配得上的，只能是不清纯的东西。“你是不像我过去认识的那个女孩。”我说道，“但是，你看起来跟我想象你有一天要变成的那个女人一模一样。”这话从没人在她面前说过，她也没想到我会说出这话，愣了好一阵，才缓过神来。“我知道，来美国后变了的人不止我一个，上尉。比起以前住在我们家时，你现在可是——率直得多了。”

“就是因为我没再住在你们家了嘛。”我说道。这时，夫人走了过来，否则天知道我与拉娜继续聊下去会发生什么。夫人没和我说一个字，一把攥住拉娜肘部，使出她无法抗拒的力气，拽着她往卫生间走去。自此以后，很长时间，我没再见到拉娜。不过，接下来几周，她多次出现在我幻想世界里。我说了，我要的、配得上的，只能是不清纯的东西。可是，出现在我幻想世界里的拉娜，总是一袭白色奥黛，长长黑发时而勾勒出她脸的轮廓，时而掩住了她的整个脸庞。在一座无名的梦幻之城里，憔悴的我与她相见后激动不已。但是，即便在梦游状态里，我清楚，白色不仅是清纯无邪之色，也是哀悼死亡之色。

(1)　1968年1月至1968年3月北越与南越、美国军队之间的一场战役。

(2)　旧金山湾区（San Francisco Bay Area），简称湾区（the Bay Area），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北部的一个大都会区。

(3)　The Marshall Plan，官方名称为欧洲复兴计划（European Recovery Program），是二战后美国对被战争破坏的西欧各国进行经济援助、协助重建的计划。朝鲜战争后，也对亚洲第一岛链与其他第三世界国家进行经济援助，受援国是美国的盟邦。

(4)　作者仿效拉丁双名法的杜撰，意为“忠诚的美国狗”。

(5)　Lassie，英国作家艾瑞克·奈特（Eric Knight，1897—1943）的一篇短篇小说中的一条母狗。

(6)　Rin Tin Tin，美国士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法国的德国军工厂救下的牧羊犬。

(7)　现代欧洲人祖先的近亲，从十二万年前开始，统治着整个欧洲、亚洲西部以及非洲北部，但在两万四千年前消失了。

(8)　越南北部和西北部的少数民族部落。

(9)　意思是“越南万岁”。

(10)　Audie Murphy（1925—1971），美国演员，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

第八章

“白天是我们天下，晚上是越共天下。这点你务必记住。”二十一岁、一头金发的杰伊·贝拉米中士来到湿热的越南的第一天，他的新上司威尔·沙姆斯上尉如此叮嘱。沙姆斯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役，经历了牺牲在滩头的战友的鲜血洗礼；参加过朝鲜战争，在中国人人浪进攻中与死神擦肩而过，活了下来；后来酗酒，特爱喝杰克·丹尼，但也努力，因此得以擢升。他明白，再往上升已无可能，一是因为他的布朗克斯(1)做派，二是因为他的指关节像疙瘩的手戴不了更高级别军官的丝绒手套。“这是政客们打的战争。”他要让新手下知道这点，说话时，抽着古巴雪茄，烟在他嘴前化作雾屏，每个字自雾屏后蹦出。“不过，我只知道，战争就是杀人。”他要营救居住在一个美丽村庄的淳朴蒙塔格纳德人。村庄位于山上，与充满野性的老挝交界。村民受到来自越共的威胁。越共不是一般越共，是穷凶极恶的越共，人称“精共”。精共愿为自己的国家而死，这点在大多数美国人眼里令人敬佩。但不止于此，精共还愿为自己的国家而大开杀戒，白种男人血铁含量高，因此，这种血味最吸引他们。精共在村庄周边稠密丛林里布有游击老手，他们（包括女人）身经百战、历练成精，在高地、伏击带(2)宰杀过法国人。更要命的是，精共在村庄安插了颠覆分子，有批亲他们的人。这些人表面友善，实则诡诈多谋。抗击精共的是村庄农民、十几岁孩子，旗号“人民军”。这群草头百姓经美国特种部队特遣队的十几个队员训练，成了越南自己的反共秘密武装组织。能经历这些就够了。午夜，贝拉米中士独自站在瞭望塔上，这么想着。他从哈佛大学退学，告别了百万富翁父亲、身穿裘衣的母亲，离开了圣路易斯的家，来到遥远南越。能经历这些就够了。这里，丛林美得让人难以置信，人民如此朴实谦恭。在这里，我，杰伊·贝拉米，第一次，也许最后一次，能真正有所作为——在这个村庄。

以上是我对剧本的解读。剧本装在又硬又厚的米黄色马尼拉纸信封里，由导演私人助理瓦奥莱特邮寄给了我。信封上，我的名字是一手漂亮草书，可惜拼错了，这让我嗅到了一丝不大对劲的东西。另一丝不大对劲的东西与瓦奥莱特有关。她打电话给我，来问邮寄的信息并安排我与导演在他好莱坞山(3)的家里见面。自始至终，她竟然连句“你好”或“再见”都懒得说。我如约到达，开门的是瓦奥莱特。与我说话时，她仍用电话里说话的方式，我很费解，“很高兴见到你能找到这里，听说了你很多事情，欣赏你给《村庄》剧本提的意见。”她就这么说着，主语人称代词一律省去，连珠炮似的，没有断句，好像标点文法用在我这儿纯属浪费。话罢，她正眼没瞧我一眼，头一偏，纡尊降贵加鄙夷，示意我进屋。

说话突兀或许只是她部分的性格特点。瞧她模样，活脱脱一个汲汲钻营极品女官僚：发型干净利落，指甲素净，鞋跟低平。这么评判她或许是因为我主观出了问题。酒仙少校的死，婚宴餐桌中央显现的他被砍掉的脑袋，仍影响我，让我评判他人也会失准。那晚的暗杀还像一滴砒霜，滴入了我平静的心灵之湖，水味丝毫没变，但水质已被毒化。毒仍在，影响我心理。因此，或许因为心理，跨过门槛进到铺着大理石地板的大厅那刻，我就怀疑她如此待我，是因为我的种族。看我时，她准只看到我的黄色皮肤，略小的眼睛，以及隐于裤裆下那坨名声不佳的东方男人阳具。一些没多少文化知识的家伙，借助公共卫生间墙上的涂鸦，凭想象讽诮它小如米粒。我该只是半个亚裔，但在美国，谈及种族，一个人不属于此种族就属于彼种族，没有一半一半之说。要么是白种人，要么不是白种人。很有意思，作为南越留学生，在美国上学期间，我从未因自己的种族感觉低人一等。那时，我被划为“外国人”，享受客人待遇。如今，即便我是有卡有证的美国人，有驾驶证、社保卡、居民证，在瓦奥莱特眼里，我依然是“外国人”。她的不认同，如一根针，扎在我自信这个气球的光滑表皮。是我和所有美国人一样猜忌多疑了吗？瓦奥莱特或许患有刻意为之的色盲：只看白色，不看任何其他颜色。这种色盲是美国人愿患的唯一疾病。可我很快发现，她不是色盲。地板铺着打磨抛光的竹片，她在前引路。一个女仆，肤色较黑，用吸尘器清洁一块土耳其风格地毯。瓦奥莱特不就看见了她，避开了她？我的完美英语也没什么作用。即使听我说完美英语，她仍认定我是亚裔男人，她视网膜上烙着的是好莱坞臆想出来的亚裔男人，个个如阉人，真正亚裔男人在好莱坞没有市场。我说的是那些被丑化的形象，如傅满楚(4)、陈查理(5)、陈查理“大儿子”、郝信(6)（原意“单脚蹦跳着唱歌”！），还有米基·鲁尼在《蒂凡尼的早餐》中与其说饰演不如说刻意嘲讽的满口龅牙、架着眼镜的日本人。米基·鲁尼的表演极尽侮辱，连带我对女神奥黛丽·赫本也不怎么痴迷了。我认为她对此明里不说，实际认同。

想着好莱坞丑化亚裔男人，我怒火中烧。到了导演办公室，与他面对面坐下来时，火还在心里烧着，只是没让他看出来而已。不表现我的怒火，是因为，其一，我曾也像所有的爱情弃儿，每逢周六下午便去影院看场电影，沉浸在影片带来的快乐中；每次从电影院出来，走在亮得如有无数盏医院产房荧光灯照耀的阳光里，眨着眼，恍若隔世。而此刻，我竟在这里与这位名声赫赫的大导演讨论剧本。其二，读过剧本后，我认为剧本的最大特效，既非各种爆炸，也非各式开膛破肚，而是这部讲述越南的影片竟没一个越南人有句听着像说话的台词，我百思不得其解。剧本已经擦伤了我敏感的族裔心理，瓦奥莱特又往上削了一把。可是，我表现愤怒无济于事。因此，我强装笑容，尽力表现得体。我在让自己，变得像用绳子扎紧的纸包，不让人看到内容。

大导演打量着我，仿佛我是个溜进已一切安排到位的拍摄现场的群众演员。他面前桌上摆着一部电话机，电话机一侧是尊引人注目的奥斯卡小金人。小金人既代表大导演具有君临影界的至尊地位，又代表他拥有教训敢冲撞他的编剧的权威。他的两只前臂和领口暴露处，体毛浓密卷曲，彰显雄性力量。与他相比，我的体毛算不上体毛，胸脯，腹部，臀部，干净滑溜得像肯娃娃(7)。大导演凭借刚大获成功的两部影片，一跃成为好莱坞最炙手可热的编剧、导演。第一部为他赢得声誉的影片是《希腊人闯美国》。这部获奖影片颇具争议，讲述了希腊裔美国年轻人在充满暴力的底特律街头跌宕起伏的人生。影片多少带有大导演自传色彩。大导演毕竟有希腊人血统，不过，他用典型的好莱坞方式，漂白了自己橄榄色的姓氏。第二部最近获得成功的影片是《威尼斯海滩》。借这部影片，他向公众宣布，对反映非正统美国白人的生活再无兴趣，而转向探索白得像可卡因的白人的生活。《威尼斯海滩》是一个美国梦破灭的故事。一个离不开酒精的记者和他患有抑郁症的妻子，比赛谁能写出“伟大的美国小说”。随着大页稿纸不断垒高，俩人钱渐渐告罄，生活走向死沉。影片结尾，观众看到的是：夫妇俩居住的木屋破败不堪，藤蔓缠绕，太平洋际涯一轮落日，余晖美丽地洒在木屋上。影片由威尔斯投资，融入了迪迪翁与钱德勒作品元素，表现了福克纳预言。哪怕再不愿意说出来，我心里得承认，《威尼斯海滩》的确是一部相当不错的影片，大导演确实才华横溢。

“很高兴见到你。”大导演先开腔，“欣赏你给剧本提的意见。来点喝的。咖啡，茶，白水，苏打水，苏格兰威士忌。喝苏格兰威士忌没有早晚。瓦奥莱特，拿些威士忌，冰块。我说冰块。不要冰块。好。我也不要。我喝威士忌从不加冰块。看看我的风景。不，不是看那个花匠。何塞！何塞！得用力敲窗户玻璃他才听得见，那家伙是半个聋子。何塞！走开！你挡了风景。很好。看这风景。我说那边，好莱坞标志。总看不厌。像上帝箴言从天而降，咚地砸在山上，箴言变成了好莱坞三个字。上帝不是说了，要先有光。电影不就是光。没有光不可能有电影。然后才有了字。看见好莱坞三个字提醒我每天早上要写东西。什么。好吧，那不是好莱坞三个字。我服了你。好眼力。字摇摇欲坠。一个O一半掉了，另一个O全掉了。上帝箴言见鬼去了。不碍事。意思照样看得出。谢谢，瓦奥莱特。干杯。你们国家人怎么说干杯。我说他们怎么说干杯。哟哟哟，是这样吧。有意思。好记。那就哟哟哟。来，敬议员把你介绍给我。你是我打交道的第一个越南人。好莱坞你们人不多。见鬼，好莱坞根本没你们人。真实重要。不是说真实要胜过想象。故事还是第一位。故事的普遍原则必须遵守。但是，弄对细节不坏事情。我让一个真跟蒙塔格纳德人打过仗的美国特种部队的家伙审过剧本。他前面找到了我。他有个剧本。人人都有个剧本。不懂写。但他是真正美国英雄。两次执行任务，徒手宰越共。一枚银质奖章，一枚两边有橡树叶的紫心勋章。你该看看他给我看的宝丽来照片才是。恶心。就算这样，启发了我怎么拍这片子。几乎没改动他的剧本。你怎么看。”

过了好一阵，我才明白，他在问我问题。我听得云里雾里，感觉像英语是第二语言的人听来自另一个英语同样是第二语言的国家的人说英语。“剧本很好。”我说道。

“你肯定剧本很好。但是你。你在剧本边上又给我写了个剧本。你之前哪年哪月哪日读过什么剧本。”

我又过了好一阵，才明白，他又在问我问题。他跟瓦奥莱特一样，说话不像常人，不在乎断句。“没有——”

“我也不这么想。那你为什么认为——”

“可你没把细节搞对。”

“我没把细节搞对。瓦奥莱特，听他说的话。我研究过你的国家，朋友。我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你读过约瑟夫·布庭格、弗朗西斯·菲茨杰拉德。他是研究世界上你那个巴掌大地方的头号历史学家，而她得过普利策奖，她剖析过你们心理。我想我多少了解你们人。”

他气势凌人，我很恼火。我从没这么恼火过，这种恼火让我更加恼火。正因为也只因为如此，我才有接下来的表现。“你连叫声都没搞对。”我说道。

“你说什么。”

我等着他往下说，过了一会才明白他其实在问我问题。“好吧。”我开始露出原形，说道，“如果没记错，第二十六、四十二、五十八、七十七、九十一、一百零三和一百一十八页，这么说吧，剧本里大凡有我同胞角色的地方，不管男女，开口就是叫，没一句台词，只是叫。所以，你们至少得搞对他们是怎么叫的吧。”

“天底下每个人叫都一个样。我说的对吧，瓦奥莱特。”

“对的。”瓦奥莱特说道。她坐在我旁。“天底下每个人叫都不一样。”我说道，“假设一下，我用这根电话线勒住你脖子，使劲勒，勒到你眼珠鼓出来，勒到你舌头发黑。你拼命叫，瓦奥莱特也叫，但是，你俩叫大不一样。你俩叫声是不同恐惧心理的男女叫声，男的知道自己要死了，女的怕自己可能很快会死。俩人心理不一样，生理结构也不相同，音质大相径庭。人人都有痛苦，但痛苦又是每个人独有的，必须用心听才能听出来。要想知道一个人痛苦跟其他人痛苦是否一样，就要听表达痛苦的声音。表达时，声音和声音背后的思想，带有文化和个人色彩。比如，在美国，逃命的人会想到叫警察，他们处理面临的痛苦时，这么做合情合理。但在越南，没人会叫警察，因为给人们造成痛苦的往往是警察。我说的对吗，瓦奥莱特？”

她只是点头，没有言语。

“既然如此，请允许我直截了当指出来。在剧本里，越南人都这么叫：啊嗳嗳嗳呃呃呃呃呃！！！比如，第三号村民，掉进了越共布下的尖竹钉陷阱，人被刺穿，是这么叫的。还有那个小女孩，发现越共潜入了村子，宁愿牺牲自己也要向美军特战队队员报警，被割喉前，也是这么叫的。我听过很多同胞的痛苦叫声，可以相信我，他们可不像剧本写的这样叫。想听听他们怎么叫吗？”

大导演吞咽着唾液，喉结随之一上一下。“可以。”

我站起身，身体前倾，靠住桌子，盯着他的双眼。实际上，根本没看他。浮现在我眼前的是一个精瘦的蒙塔格纳德人的脸。他是布鲁族长者，住在离剧本写的地方不远的一个真实村庄里。有人说，他是越共联络员。当时，我在执行升任中尉后第一次任务。上尉用根生锈有倒刺的铁丝勒着他的喉咙。“项链”勒紧，紧到他每次吞咽，倒刺便刺着喉结。我实在想不出办法救他。老人在叫，但不是因为倒刺扎着喉结。倒刺扎喉结不过预热，真正折磨还在后头。我看着尽管只是预热的场景，心里都在为他叫了。

“是这么叫的。”我说道。手伸过桌面，拿起大导演的万宝龙自来水笔，在剧本封面上写了几个大大的黑色象声字：啊嗳呃呀呀呀呀呀！！！拧上笔套，将笔放回皮质写字垫板上，说道：“在我国，就是这么叫的。”

*　*　*

我离开大导演家，一路往下，离了好莱坞山，前往相隔三十个街区、位于好莱坞平原地区的将军家。我将第一次与好莱坞打交道的经历报告了将军和夫人，他俩很替我愤愤不平。我与大导演、瓦奥莱特会面超过了预定时间。大部分时间里，我克制再克制。我指出，影片讲述越南，可是，影片竟没有一个有像样台词的越南人角色，可能会被视为文化漠视。“说得固然对，”瓦奥莱特插话道，“但是，归根结底，要看谁买票看电影。坦率说，越南观众不会买票看这部电影，对吧？”我压住火。“即便如此，”我说道，“既然一部片子以某国为背景，那么，让该国的人说几句台词，而不像剧本注明到说母语的村民处停拍，难道你们不认为这会使片子更可信，更反映现实，更地道吗？你们认为，让他们真正说话，这样的镜头可能有损片子形象，所以只让他们嘴里发出点声音，权当说话也就够了，是这样吗？你们哪怕让他们说些口音很重的英语——你们懂我的意思，就是那种亚洲洋泾浜英语——只当他们在用美国观众竟也能明白的亚洲语言说话，难道你们连这也做不到吗？难道你们不认为，让美国特战队队员谈情说爱，会让片子更吸引观众吗？这些男人真的只爱战友只为战友而死吗？剧本里一个女人都没有，这让观众只会这么想。”

大导演表情怪怪的，说道：“很有意思。雄辩呀。爱听。可我有个问题。什么问题。啊，对了。你拍过几部片子。一部没有。难道我说的不对。一部没有，零，零，零，零，零。怎么说，都是零。所以，谢谢你教我怎么拍片。立刻从我这里滚蛋。等你拍了一两部片子，再回来跟我谈。到时，我或许愿听你一两句尽管狗屁不值的建议。”

“他为什么这么无礼？”夫人说道，“难道不是他自己请你提意见吗？”

“他只想听奉承话。他以为，我不会有看法，说什么我都会点头。”

“他以为你会讨好他。”

“我没讨好他，他受到了伤害。搞艺术的，要面子。”

“你第一次闯荡好莱坞，看来已经到头了。”将军说道。

“我没想闯荡好莱坞。”我说道。这话要说也不假，因为，好莱坞没想要我。我坦白，大导演确实惹怒了我。但是，我错了吗？大导演自己都承认，他甚至都不知道蒙塔格纳德原来是法语词，法国人用这个词将越南高地几十个少数民族不加区分地统称为蒙塔格纳德人。在这种情况下，我能不生气吗？“我若写一个讲美国西部的剧本，”我跟大导演说，“把所有原住民一股脑叫作印第安人，你会怎么想？你总想知道，骑兵遇到的对手是纳瓦霍人，阿帕切人，还是科曼切人，对吧？同理，你们把这些人统称为蒙塔格纳德人，我就想知道，是在说布鲁族，侬族，还是岱依族呢？”

“那就让我告诉你一个秘密吧。”大导演说道，“听好了。这就是答案：没人鸟你这种问题。”

见我说不出话来，他开心起来。看到无言以对的我，如看到通体没毛的埃及神猫，这种情形很罕见，而且未必是好事。不过，我没当场表示什么。只是过后，驾车离开大导演家后，我才苦笑出来。我苦笑，是因为他如何以我之道还治我之身，治得我哑口无言。我怎么这么没脑子？我怎会幻想他真想听我的建议？一直是勤奋学生的我，见他前花了几个小时通读剧本。一遍不够，又读了一遍。我还花了好几个小时写意见提建议。我所做所为，均基于我的错误想法，误以为我的工作对于这部影片意义重大。我太天真，以为自己能让这个好莱坞电影制作班子改弦易辙，亦即不做将天底下观众变成白痴的同时还掏他们腰包的缺德事。如果他们的影片顺带给观众什么好处的话，不过是提供历史这座矿山一点表层东西。这点东西如同微小但也算亮目的钻石颗粒，可以吊观众胃口。真正的历史，被他们弃于各条深深的巷道，与尸骨做伴。好莱坞啊，不仅仅制造恐怖电影中的怪物，本身就是恐怖电影表现的怪物。这头怪物把我打倒在地，踩在脚下。我败了，大导演会如他所愿，把《村庄》拍成一部白种男人如何将善良黄种人从邪恶黄种人手中拯救出来的史诗，把我的同胞只当作史诗所需的粗料。如此思想，我同情起天真的法国人。他们的信条是，若要利用一国，须实地考察该国。好莱坞效率高出许多：它要利用一国，仅靠想象即可。大导演臆想内容，胡编乱造情节，可我什么都做不了，我气愤难当。他的倨傲体现了一件前所未有的咄咄怪事：越战将是史上第一场由战争失败方而非由战争胜利方书写其历史的战争，书写者是迄今为止人类所能创造的最高效的宣传机器（恕我不敬，约瑟夫·戈培尔及其纳粹党可从未达到领导全球舆论的高度）。好莱坞的高级神父们天生就领悟弥尔顿笔下的撒旦之言：宁愿做地狱里的王，也不愿做天堂里侍班；宁愿当无赖、衰人或反派，也不愿跑有德行的龙套，只要能占据舞台中央，让光聚在自己身上。在这部将要推出的看着精彩的影片里，所有越南人，无论哪方，都是不能入流的角色，被圈定在穷困、无知、邪恶或堕落这个范围。我们不只是没有台词，还将被彻底消灭。这就是我们的命运。

“吃点河粉，”夫人说道，“会让你舒服点。”

我来之前，她在做饭。房里飘着浓郁的牛肉汤和茴香味。这是一种浓浓的情味，我只能用爱与温柔的馥芳之类词语形容。来美国前，夫人可从未下过厨，因此，这种味道更让我记忆深刻。像夫人这种少数阶层的女人，很多事自有其他女人操劳，下厨自然如此，其他还有清洁、保育、教子、缝纫，等等。总之，须夫人躬为的只有完全出于生理上必需的事，就这方面，除了，或许除了呼吸，我实在想不出夫人还有非躬为不可的事情。但如今流亡美国，处处窘迫，家里其他人除最多会烧水外，其他一概不会，因此，夫人不得不屈尊下厨。说到将军，连烧水都不会。他可以盲眼拆装一支M16自动步枪，但要他摆弄煤气灶，则像要他解一道积分方程，难得不知从何入手，或者，他至少假装如此。将军，如同大多数南越男人，压根不愿沾一点与家有关的事。如果将军所为还有什么与家挂钩，只有睡觉、吃饭。他比我能睡能吃。这不，将军早就吃完了河粉。我吃得慢，倒不是因为不想吃，而是因为夫人的河粉仿佛把我化为轻云淡雾，让我穿越时空，回到了母亲的厨房。父亲会将残羹冷炙里发白的牛骨赐给母亲。母亲用它熬汤炼汁。我家太穷，买不起牛肉，因此，母亲和我吃的河粉通常没放补充蛋白质的细薄牛肉。只有极少时候，受苦受难的母亲千辛万苦攒下一点钱时，才能吃到。尽管穷，母亲总能熬制出美味绝伦的汤。我做她下手，烤着姜和洋葱，烤完后倒入铁锅调味。我守在熬着的牛骨汤旁，随时清除汤沫，确保汤汁清爽，汤味浓郁。牛骨汤要熬上几小时，我便在铁锅旁做作业。飘漾的汤香撩逗着我，考验着我的意志力，这简直是一种折磨。或许，母亲的厨房其实并不如我记忆里这么温暖，这不紧要——我吃着夫人的河粉，时不时忍不住停下来，不只是品尝汤的味道，更在回味记忆里牛骨髓的味道。

“好吃。”我赞道，“很多年没吃到这么好吃的河粉了。”

“真是神奇！我从没想到她还有这么一手厨艺。”

“您该开餐馆才是。”我说道。

“真会说话！”显然，我的话让夫人很开心。

“你读了这篇文章吗？”将军从搁在厨房灶台上的一叠报纸里抽出一份刚出的桑尼办的双周刊报。这份报纸我还没看过。让将军不快的是桑尼写的少校葬礼的文章，已经过去几个星期了，以及那场婚礼。关于少校的死，桑尼写道：“警察将他的死定性为抢劫伤害致死。问题是，谁敢打保票，这个前秘密警察部队的警官难道没有想取他性命的仇敌？”关于婚礼，桑尼对演说做了概述，末了评论道：“或许，该是结束谈论战争的时候了。难道战争尚未结束吗？”

“他只是做了该做的事情罢了。”我说道。其实，我知道，文章写得的确过分了。“不过，我看他可能有点幼稚。”

“这叫幼稚？这文章可是谁都可读到。他该是一个记者，也就是说，他该客观报道，不该杜撰、演绎或向人们灌输自己的观点。”

“他这么写少校，也没错吧？”

“你究竟站在谁一边？”夫人问道。问这话时，她全然不像厨师。“记者需要编辑制约，编辑需要敲打，这是办报的不二法则。桑的问题是，自己既是记者又做编辑，得不到制约。”

“您说得绝对正确，夫人。”先前大导演几记重拳打得我没了勇气，我已不像自己，“太多新闻自由，即便对于一个民主国家，也不是好事。”我赶紧表明态度。我自然不信我说的话，然而，我扮演的角色，亦即忠心耿耿的上尉，得信这话才是。真实的我不能不同情这个戴着面具演戏的我。大多数人不戴面具的时间多于戴面具的时间，这恰与我的情形相反。因此，难怪有时我梦见想要扯去面具，结果发现，面具其实就是我的脸。此刻，我重新调整了自己这张上尉的脸，让它更像将军手下，说道：“如果太多观点传来传去，老百姓没法分辨出其中哪些有用、哪些才好。”

“在任何问题上，最多只能允许两种观点或主张存在。”将军说道，“看看选举制度吧，一个道理。过去，我们党派林立，山头太多，结果呢，乱七八糟。在美国，要么左，要么右，就这两个选择，也多了。他们每次总统选举闹得不可开交，可见，也许连两个选择都太多了。一个选择就够了，也许没有选择更好。少等于多，对吧？你认识这个人，上尉。他会听你的话。提醒他，要在越南，我们会怎么做。就算如今在美国，他仍需记住我们在越南的做事方式。”

“放在我们掌权时，桑尼这会该在牢房里出汗才是。”“再显然不过了。”我说道，“说到掌权，将军，我们的光复计划有什么进展？”

“正在推进。”将军后仰，斜靠椅子，说道，“克劳德和议员是我们的朋友、盟友。而且，他俩讲，不只是他们支持我们。但现在是困难时期，不便公开寻求支持，因为美国人民不想再打一场战争。这样，我们得先一步一步将自己人聚集起来。”

“我们要在美国建立一个联络网。”

“我这里有一份准备参加第一次集训的军官名单。我与他们每个人当面谈过。他们个个盼着投入战斗。他们在美国一无所有。他们要重新获得尊重，做回真正的男人，唯一机会就是光复自己的国家。”

“这是先锋队，但光有它不够。”

“先锋队？”夫人诧异道，“你说话像共产分子。”

“可能像，但共产分子毕竟是胜者，夫人。他们胜利不仅仅靠运气。我们或许该学学他们的手段方法。我们不少人很茫然，先锋队可带领他们去往该去的目标。”

“他说得对。”将军说道。

“这支先锋队秘密开展工作，但有时也以别的面孔出现在公众面前。志愿者组织以及其他类似的组织，可以成为先锋队的对外机构。”

“一点没错。”将军说道，“比如这个桑，我们需要将他的报社变成这种机构。另外，还要组织青年团体、妇女团体，甚至知识分子团体。”

“还需要建立各个小组，每个小组相互之间不要往来，这样，哪怕一个小组暴露了、没有了，其他小组照样能安全存活。我们这里就是一个小组，还有克劳德参加的小组、议员参加的小组。这些小组情况，比如我，就不该知道。”

“尚待时日，上尉，一步步来。目前，议员在安排联络接头事项，为我们下一步向泰国派遣人员铺道。”

“泰国将成为我们发动进攻的基地。”

“一点没错。从海上打回越南，太难。我们须借道陆路。克劳德在帮我们筹款。有了钱，我们就能得到所需的其他东西。我们可以聚拢人，可他们需要武器、训练、训练场地；我们还要将他们送往泰国。如你所说，我们得像共产分子一样思考问题，做计划得考虑今后几十年的事情，得秘密生活工作。”

“我们至少已习惯不为人知。”

“是这样。我们别无选择，从来没有过选择，从来没有过真正的选择。就是在选择相当重要时，我们也没有过选择。为了与共产分子斗，我们被逼得什么都做。我们一直被历史推着走。除了战斗，除了抗击邪恶，除了争取不被历史遗忘，我们别无选择。这就是为什么——”说到这，将军拿起桑尼的报纸，“就是战争已经结束的言论，也很危险。我们绝不能让我们的人民越来越安于现状。”

“还有，我们决不能让他们忘记仇恨。”我补充道，“报纸可以从文化这条战线发挥作用。”

“但是，前提是记者要履行其该尽的职责。”将军将报纸扔回餐桌，“‘仇恨’，这两个字很好。一直仇恨，永不懈怠。这八个字或许该当作我们的座右铭。”

“它能不断警醒我们。”我附和道。

(1)　美国纽约市的五个市区（borough）之一，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以穷、乱、差闻名。

(2)　Street Without Joy或La Rue Sans Joie，第一次印度支那战争时期，法国军队给越南境内从顺化到广宁的一号公路取的名字。当时，越南人在公路两旁经常伏击法军。

(3)　Hollywood Hills，属于圣莫尼卡山脉，邻洛杉矶市好莱坞。

(4)　Fu Manchu，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Sax Rohmer，1883—1959）创作的同名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形象极为不堪。

(5)　Charlie Chan，美国作家厄尔·德尔·比格斯（Earl Derr Biggers，1884—1933）笔下的一位华人探长。

(6)　1959年到1973年美国广播公司播出的电视连续剧《伯南扎的牛仔》中卡特莱特家的厨师。其名Hop Sing有“单脚蹦跳着唱歌”之意。

(7)　玩偶芭比娃娃的男朋友。

第九章

我万万没料到，第二周，瓦奥莱特给我打来电话。“我不认为还有什么好谈的。”我说道。“他重新考虑了你的建议。”她说道。我注意到，这回，她说话用了完整句。“他这人脾气急躁，不能心平气和听别人批评。他可是第一次承认了这点。冷静下来后，他认为，你还是提了一些可用的建议。而且，你敢和他理论，他敬佩你这点。没多少人愿意这么做。我一直建议他，该有个顾问，你的表现让你成了理想人选。我们需要一个熟悉越南、能在这方面把关的顾问。越南的历史、服装、武器、习俗，总之，只要书上有的我们都研究过了。余下是跟越南人打交道了，这方面你可以帮上忙。菲律宾有越南难民，我们准备用他们做群众演员，需要有人和他们打交道。”

从遥远的地方飘来母亲沙沙的声音：“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弱一半，你比谁都强一倍。”我出身贫寒，血统暧昧，它们是我的两个劣势。尽管如此，因为母亲始终鼓励我、坚信我，我面对挑战抑或机遇，从不畏缩。大导演给我开出的条件是，去热带天堂拍摄，工作跟带薪度假一样，为时四个月，拍摄再延长也不会延过六个月。当然，如果当地叛乱分子哪天恶从胆边生，天堂或许就不那么像天堂，度假或许变成了打短工，酬劳或许也未必足付。不管怎样，有一点肯定，我需要离开美国的难民生活喘口气。少校的死令我自责，这种心情，如一天打好几个电话不屈不挠讨债的人，烦扰得很。此外，我脑袋深处好像挤有一个天主教唱诗班，唱我的罪，唱诗班前排正中总站着酒仙少校遗孀。葬礼上，我只给了她五十美元，但这笔钱已倾我所有。这次为大导演工作，就算最后真的拿不到足付酬劳，因为食宿全包，也能攒些钱，可拿一部分帮助少校遗孀与他们的孩子。

孩子是无辜的，却遭遇了不公。这方面，他们跟小时候的我一样。不过，对我不公的不是生人，而是亲戚，我的几个姨妈。家族人聚会时，姨妈们不愿我和她们的孩子一起玩耍；厨房里有好吃东西时，她们嘘声把我赶出厨房。新年留给其他孩子的是美好温暖的记忆，留给我的却是一块块伤疤。伤我的竟是姨妈。我记忆里第一个新年是哪次呢？可能是我五岁或六岁过的新年。当时，我跟姨妈的孩子们一起，等着到每个大人面前说些祝健康快乐的吉祥话。我表情肃穆，忐忑不安。轮到我时，我一字不落地说了背下的祝福话，也不像我的大多数表兄弟姊妹磕磕巴巴，很真诚，一心取悦大人。可是，二姨没有赏我红包。当时，母亲这边所有亲戚，男女老少，有母亲的父母，有母亲的九个兄弟姊妹，有我的三十六个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像在一棵虬曲多节大树树枝上栖着，大眼小眼瞪着我。“我的红包不够了。”狠毒巫婆高高地俯视着我，讲出一个理由，“正好少了一个红包。”我木木站着，两只胳膊依旧恭恭敬敬交叉放在胸前，希望有红包变魔术似的出现，或者，起码听到一句歉疚的话。然而，什么也没再看见，什么也没再听到。过了像有几分钟，母亲将手放在我肩上，说道：“二姨真好，给你上了一课，还不谢谢二姨。”

后来，回到家，坐在我俩合睡的木床上，母亲才嘤嘤哭了。虽然其他姨妈、姨爹给我的红包钱，较之于其他孩子的，仅是一半，但他们毕竟给了。不过，这已无济于事。“那是因为你只有一半我们的血。”我的一个表兄不怀好意说道。“你是杂种。”我问母亲什么是杂种。她脸涨得通红。“要是可以，”母亲说道，“我会徒手掐死他。”迄今，没有哪天像那天，让我学到那么多关于自己、世道和人的知识。一个人，无论以什么方式接受了什么样教育，须心存感激。因此，从某方面讲，我感谢二姨、表兄。我在学校里看到学到了许多高尚东西，但我最牢记的是我的二姨、表兄上的两堂课。“哦，他们会后悔的。”母亲啜泣道。她紧紧搂着我，紧得让我几乎窒息。我脸紧贴住她的一个乳房，感到舒爽松弛，一只手抓住她另个丰满柔软的乳房。热热的浓浓的麝香气味，那种潮湿天里大部分时间屁股不沾凳子忙着厨房活的少妇的肉体散发的香气，穿过母亲薄薄的棉质上衣，逸了出来。“他们会后悔的！你要比他们所有人更用功，学得更多，知道得更多。你要比他们所有人都强。向母亲保证，你能做到！”我立下了保证。

这事我只告诉过两个人，敏和邦。当然，略去了关于母亲乳房的情节。当时，还在上中学，我们三个刚进入青春期，经常远离其他人，呆在一起。跟邦讲这事时，我俩在河边钓鱼。他听后，气得甩了鱼竿。“我要是哪天碰到你表兄，”他扬言道，“看我不打破他脑袋，给他好好放掉一半的血。”敏比邦克制。他在那个年纪，就能心态沉稳，凡事三思，以及与他年龄不相称地辩证唯物地分析问题。那天放学后，他请我喝小塑料袋装的甘蔗汁。我俩坐在路边，用吸管吸着甘蔗汁。“你讲的红包是个象征。”他说道，“象征着所有错误的东西。他们把它当血的颜色，因为你的血排斥你。他们把它当命运和运气的颜色，这是落后观念。我们成败，不是因为命运或运气。我们成功了，是因为我们了解世界运行的规律，了解自己须做什么事情。我们失败了，是因为其他人比我们更了解这方面。像你姨妈子女那类人，只管利用事物，从不质疑。只要有用，他们就拥护。你因为置身于外，能看出事物骗人的实质。你眼里的红色跟他们的不同。红色不象征好运气，不象征命运。红色象征革命。”蓦地，我也看到一片红色。它在不停跳动。世界也开始变得有了意义。简单的颜色竟蕴含有这么多不同层次的意义，且力量巨大，不得不谨慎使用。谁要是什么时候看到用红色写的东西，就知道麻烦和变数就在前头。

因此，我给姑妈写信，无论明信还是暗信，不用警示意义如此强的红色。写暗信，我使用密码，即便用作密码的文字读着很不舒服。比如，下面这段来自备受推崇的理查德·赫德《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的一段话，读来心堵：

“越南农民不反对使用空中打击力量，因为他不关心政治，只关心如何养活自己和家人。当然，轰炸村庄，令他不安。但是，轰炸是说服他的有力手段，教他明白，站到并不能保护他的共产分子一边，何其错也。如此权衡，轰炸村庄造成的损失最终不值一提。”（第一二六页）

我用这些“真知灼见”的文字密码暗信报告了姑妈我的决定：接受大导演邀请。我跟姑妈说，这是份可以“削弱敌人舆论宣传影响”的工作。我也密信报告了姑妈将军先锋队的军官名单。我担心，除姑妈外，别人也能看到此信，于是明信写得乐观，字里行间流露出对洛杉矶生活的满意。躲在暗处的审查官或许正在审查难民的来往信件哩。他们想知道，哪些难民因为没能力或根本不愿意做美国梦，发泄失意、抑郁和愤怒。明信写得格外小心，读着像我与其他移民一样喜欢美国生活，因为在这里，追求幸福的权利得到宪法保障。细想，追求幸福的权利其实并非了不起，了不起的是确保得到幸福的权利。有人若问，怎么看保证人人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不过是给每个人一次买彩票的机会。买彩票者中，肯定有人中得几百万巨奖，但也有几百万买彩票的得为中彩的垫背呢。

我告诉姑妈，我正以幸福的名义协助将军落实下步计划，创建一个非营利性慈善机构，募集的捐款可以减免税，名为“越南共和国陆军老兵仁爱联谊会”。它有两个功能：一是为在美国数千名前南越老兵提供服务，满足他们需求。如今，这些老兵没有自己的部队，没有自己的国家，没有身份地位，简而言之，幸福少得可怜。该机构可增加他们幸福感。二是作为对外机构，让将军接受所有光复计划者的捐款。在美国的南越难民，家败心伤，不是主要捐款来源。他们的地位，决定了他们在追求美国梦的道路上举步维艰，难尝幸福，只是为了让美国人感恩自己的幸福。因此，捐款主要来源是愿出钱出力支持美国老盟友的慷慨的个人与慈善基金组织。在议员选区办公室，我们跟他讲了创建联谊会的想法，问他是否可能以某种方式提供帮助。他提到了他的慈善基金会。议员选区办公室，是他的桥头堡，较为低调，设在亨廷顿比奇市临街的一座购物中心。购物中心位于一个主要交叉路口旁，两层楼，外墙淡咖啡色。里有各种店铺商场。紧挨购物中心是美国人在建筑方面为世界做出的最独一无二的贡献，一个停车场。有人诟病社会主义建筑的暴力美学，然而，资本主义建筑的单调平淡又胜几筹？沿大路开上数英里，所见无他，只有停车场和延绵不断的购物中心。购物中心有宠物店、桶装水店、民族风味餐厅、五花八门应有尽有的夫妻小店，诸如此类，满足不同顾客的不同需求。每家店铺是追求幸福的生动广告。为了表现谦逊亲民，议员将总部设在这么一座临街购物中心。总部窗户上贴有白底竞选宣传单，上有大写的“议员”两个红字，有蓝色的议员名字，有上次的竞选口号：“至真不变。”

议员办公室内，一面墙上挂有美国国旗，另一面墙上挂有议员与一些共和党显要的合影。身着燕尾服的显要有罗纳德·里根、杰拉尔德·福特、理查德·尼克松、约翰·韦恩、鲍勃·霍普，甚至理查德·赫德也位列其中。我见过理查德·赫德的著作照，立刻认出他来。议员拿出香烟招待我们。接下来，大家吃喝着，聊起夫人、孩子以及喜欢的运动队。气氛愉快轻松，呼吸着这样的空气，抵消了抽烟产生的副作用。也聊到了我即将到来的菲律宾冒险之旅，将军和夫人对我此行均表赞同。“马克思说什么来着？”将军摩挲着下巴，一边搜索着要引用我为他准备的关于马克思的语句，一边自言自语。“啊，就这句：‘他们没有能力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难道这话反映的不是美国现实吗？马克思讲的是农民，但是，也可能讲的是我们这样的人。我们也没能代表自己，好莱坞在代表我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须尽一切可能确保被正确代表。”

“我懂你想说什么。”议员狡黠笑道。他捻灭手中香烟，两肘撑在办公桌上，说道：“说吧，你眼前这位代表能为你做什么？”听将军介绍完联谊会及其作用，议员说道：“想法很好，但国会目前不讨论这事。现在，大家提都不想提你们国家的名字。”

“理解，议员。”将军说道，“我们不是要美国人民通过官方渠道支持我们。我们也理解为什么可能激发不了他们的热情。”

“但是，他们给予我们的非官方支持则完全是另一码事。”我说道。

“说下去。”

“即使国会不愿资助我们，还有愿资助我们的民众或机构，比如各种慈善基金会。要阻止他们对我们的资助是不可能的。他们愿资助心理遭受重创、生活窘困的我们老兵的事业。毕竟，这些老兵捍卫过自由，与美国军人并肩战斗过，在这个过程中，有时要付出他们的鲜血，有时要付出他们的肢体。”

“看来你一直在跟克劳德学东西嘛。”

“没错，克劳德教给了我某些东西，我牢牢记住了。在西贡，他说过，美国中情局资助各种活动，已是惯例。这些资助不用中情局名义，否则可能会有法律麻烦，至少会招致疑心。中情局资助是通过面向公众的各种机构，控制它们的是中情局的代理人和亲中情局的人，一般说来，他们有自己的职业，有身份地位。”

“真正拿到中情局资助的幸运儿往往就是他们自己，也就是这些面向公众的机构。”

“的确如此。他们虽然称帮助穷人，赈济饥民，传播民主，援救受蹂躏的妇女，或者培养艺术人才，但要了解谁为谁做了什么，有时真的很难。”

“你帮我回答一个问题。有不少很有意义的事业，就我而言，都可能捐助，但坦率说，以我为例，可捐的钱只有这么多，如此一来，捐助的事业跟个人利益关联，这个因素便决定我该向谁捐钱了。”

“个人利益是好事，是人的一种本能，因为有它，人才活着。个人利益可以是爱国的个人利益。”

“绝对正确。那么，问题是：你们机构给我什么个人利益？”

我看着将军，充满魔力的四个字中的两个字已到了他的嘴边。我们若拥有这四个字命名的东西，根本无需他人力量，自己便可跻身于美国公民队伍前列，获得美国社会所有熠熠生辉的宝藏。不幸的是，我们如今有望抓住的只是其中两个字命名的东西，亦即“投票”，另外两个字命名的东西我们没有，便是“金钱”。将军或许有够其私用的钱，但他的钱肯定不够推翻越共。“金钱”“投票”四个字如同魔咒“芝麻开门”，可以打开美国政治体系各个深洞密穴。有意思的是，即便四字魔咒中才两个字从想要获得珍宝的我的主人“阿里巴巴”的两片嘴唇间飘出来，议员的眉头，虽很不明显，但确实像泛开的涟漪，舒展开来。“请将对我们的支持当作投资吧，议员。一笔长线投资。请将我们当作睡着的孩子，这个孩子会醒，会成人。没错，目前他还不能投票，不是美国公民，但终将一天，成为美国公民，他的孩子们一出生便是美国公民。他们必须为某人投票，而‘某人’完全可能是你。”

“你看我上次参加婚礼，听我演讲，应该明白，将军，我已很重视你们社群。”

“说到演讲，”我说道，“恕我不敬，议员，话是自由的，不花钱的(1)，钱可不具有这种特性。不过，既然话具有自由特性，那么，在一个将自由看得高于一切的社会，具有自由特性的东西不被重视，不被兑现，难道这不是一件很可笑的事情？请恕我直言，我们的社群欣赏您的话，不过，在成为美国人过程中，学到了一句话：‘钱说话最响亮。’如果我们参与美国政治生活的最好方式是投票，就须把票投给兑现说过的话、给我们钱的人，这个人很可能就是您。不过，您也知道，美国政治的美妙就在于，我们可以有选择，对吧？”

“可是，有个两难问题。拿我来说吧，你们要我捐钱，可我的竞选需要钱，我的工作人员也需要钱，换句话说，无论对于你们还是对于我，钱说话最响亮。”

“这种情况的确微妙，不过，您说的钱是官钱，须一笔笔向政府说清楚，我们说的钱是非官钱，可以流通到我们手上。我们会为此回报您，方式名正言顺，这就是将军为您动员的选票。”

“说得对。”将军说道，“假如我的国家把我放到这里，为的是要我只做一件事情的话，这就是处理好我这位颇富想象力的年轻朋友说的‘非官钱’。”

将军与我一唱一和，让议员觉得很有意思。将军和我像两只机巧伶俐的小猴，议员则是耍猴人。他看我们蹦跳，乞求得到本不属于我们的东西。其实，在祖国与美国人打交道时，我们便已深谙此道。那时的表演均与“非官钱”比如贪腐有关。南越的贪腐如印度民间故事贤瞽摸象中的大象。我像其中一个贤瞽，能感觉能描述的只是部分。让人困惑的不是看到或感觉到的东西，而是看不到或感觉不到的东西。拿向议员陈述的方案来说，其中一部分我们无法掌控，也摸不清底细，这就是议员如何通过正式渠道将“非官钱”转到我们手里。所谓正式渠道，是在各种基金会做理事会成员的议员、议员的朋友或克劳德的朋友，基金会其实是美国中情局——甚至可能是其他一些不为我知的更加神秘的政府或非政府组织——的面向公众的机构，如光复运动设立的面向公众的联谊会。联谊会的实质，议员心知肚明，因此，他方说出这样的话：“联谊会组织爱国活动时，我只希望不会做非法的勾当。”当然，弦外之音是我们可以从事非法活动，只要别让他知道。看不到的和没说出口的，这两点同等重要。

三个月后，我坐在了飞往菲律宾的飞机上。背包放在头顶的行李架，大腿上搁着一本福多尔版《东南亚》，厚如皇皇巨著《战争与和平》。关于亚洲旅行，书里有一段话：

“为什么去东方旅行？迄今，东方如一张魔网，网住了西方，让它着迷。亚洲地广物博，变化万千，有取之不竭的宝藏，难以穷尽的神奇……在西方眼里，亚洲充满诱惑、挑战、魔力以及各种值得令人神往的东西。它们吸引着一代代西方人离开舒适熟悉的生活，前往这个与其所知、所思、所信截然不同的世界——须知，亚洲占了世界的一半，另一半……东方或许怪异，但其怪异并非不可理喻。即便在亚洲生活了一段时间，你也许依然发现它仍那么神秘，但这种神秘恰是亚洲大陆真正引人入胜之处。”

这些话句句是实，同时毫无意义。没错，东方的确幅员辽阔，物产丰富，充满了无穷无尽的变化。然而，难道西方不亦如此？言称东方有取之不竭的宝藏，难以穷尽的神奇，其背后之意无非是唯亚洲而非西方如此。当然，西方人对自己土地上的宝藏与神奇已习以为常，感觉几近麻木，这正如同我从不关注东方的魅力或神秘。如果说还有什么让我关注，那就是西方。在我眼里，它神秘，难以理喻，真正令我向往。它是一个与我接受教育之前所认知的一切截然不同的世界。同于西方人，东方人总觉得自己土地上的一切无趣乏味。

我将书翻到对我关心的几个国家的介绍。书里将越南说成是“被破坏得最惨重的国家”，这种介绍并不让我觉得意外。书里忠告游客谨往越南，换了我，也不会向没做好准备的游客推荐越南。问题是，书里如此介绍邻国柬埔寨：“轻松，迷人，友善，热情……柬埔寨不仅是亚洲最具魅力的国家之一，更是最让人充满无限遐想的国家之一。”这种介绍让我有受辱之感。毫无疑问，我的祖国，干脆这么说吧，大多数有着熏蒸室般气候的国家，都配得上这般描述。不过，我真了解越南吗？我只是生活在越南而已。一个人生活在某地，可能很难发现其迷人之处与瑕疵，但对第一次踏上该地的游客来说却轻而易举。一个人可以选择天真单纯或选择经历沧桑，但两者难以兼得。到了菲律宾，我起码可当回天真好奇的游客，因为菲律宾位于越南东面，或许我会发现这个国家难以穷尽的万千气象。书里如此描写这个群岛之国让我更加垂涎：“它是一个既老又新、既属于东方又受西方影响的国家，每天在变化，但其传统仍坚韧存续。”这种描写本该用于我。

的确，在走出空调机舱进到闷热潮湿的乘客廊道一刹那，我像回到了南越。到达大厅里，警察斜挎自动武器，这种场景让我想到了南越。它明确无误表明，我到了一个同样独裁的国家。独裁者脚蹬乐福鞋，踩住了这个国家营养不良的脖颈。当地报纸进一步证实了我的印象：显著位置大幅版面登有关于持不同政见者最近被谋杀的报道，配有他们被弃于街头的布满弹孔的尸体照片。谋杀迄今仍是谜案。其实，谜的始作俑者就是独裁者。山姆大叔，跟以往做法一样，认可了这个国家的军管。眼下，暴君马科斯不遗余力地镇压不仅是共产分子而且包括穆斯林的暴动。山姆大叔支持他的行动，为他提供货真价实的美制军用飞机、坦克、直升机、火炮、装甲运兵车、枪支弹药以及其他设施装备，同当初对南越的支持完全一样，只是规模小了很多。菲律宾同样丛林茂密，动植物种类繁多，一些地方人口相当稠密。综观种种，的确，菲律宾是越南的完美翻版。难怪大导演选在菲律宾拍摄《村庄》。

摄制组大本营设在一个省城，位于吕宋岛中央科迪勒拉山北部。科迪勒拉山相当于越南、老挝交界处的安南山脉。在我住的酒店，房间设施有自来水，水流既少且慢；有抽水马桶，每次拉链绳冲水时，抽水马桶发出类似无精打采的叹气声；有呼哧喘气的空调；还有一个随叫随到的妓女，入住酒店时，领我上房间的侍应生这么介绍。我意识到，在一个穷国，自己是有地位的半个西方人，因此不想随便嫖妓，掉了身价。我赏了他小费，打发走他，躺到了床上。床单有些潮，这让我想到家乡。没有什么能躲得过家乡的潮，一切湿漉漉的。那天夜里，晚些时候，在酒店酒吧，我见到了摄制组其他成员。他们没经受过这么极端湿闷的热带气候，因此兴致不如我高。“我每次到户外，从喉咙到卵蛋，感觉像被我的狗舔。”一脸不开心的摄制组美工发着牢骚。他是明尼苏达州人，名叫韩力。嗯，他的汗毛也确实够力。(2)

大导演和瓦奥莱特一周后才到。韩力和他的清一色男性团队早在几个月前就到了菲律宾。他们布景，准备服装，上按摩院体验生活，尝尝闹肚子烂裆的滋味，一句话，汗流浃背忙活了很长时间。第二天上午，韩力带我看影片主景地。它完全是越南中部高地村庄的翻版。在一口鱼塘上方，韩力团队甚至建了一个茅厕。厕纸是一垛香蕉树叶和一些旧报纸。从方便圆孔往下看，可直接看到鱼塘貌似平静的水面。韩力不无得意地告诉我，水里养了不同品种带须的鲇鱼，与湄公河三角洲的鲇鱼同源近亲。“简直是天才之作，”他自我赞叹道。跟其他明尼苏达人一样，他钦佩一个人在困境中表现的聪明才智。这种性格是祖祖辈辈的遗传。要知道，明尼苏达人须与恶劣自然条件抗争，那里冬天非常严酷，有过人饥饿到几近自食同类的历史。“我听说，有人在这种厕所大便时，底下塘里抢食的鱼可多了去。”

小时候，我上的就是这种四面透风的茅厕，并且记忆犹新：刚摆好大便姿势，下方塘里的鲇鱼，为抢得最佳大餐位置，像赶着快马蜂拥而至。现在，我又见到这么逼真的茅厕。但它不会让我觉得亲切，不会让我钦佩同胞与环境相融的意识。我更喜欢抽水马桶，可以坐在光滑的陶瓷坐便器上，搁份报纸于大腿，悠闲读着，而不是用它揩拭屁股沟。西方人用的厕纸，较之于世界其他地方人用于擤鼻子的纸，还要柔软。当然，比方而已，因为用纸擤鼻子，在世界其他地方人看来，实在过于奢侈，想都不敢想。纸不是用来擦排泄物，而是用来写东西，比如，写我正写着的检讨书。西方人真的奇怪，琢磨不透，做事方式匪夷所思，做出的东西却令人惊叹。有力证据便是他们用的舒洁面巾纸和舒洁双层厕纸。我承认追求西方人的享受，推崇西方生活。我实在不愿再过那种真实的乡村生活，不愿再见到心地不善的表兄表弟表姐表妹和刻薄悭吝的姨妈。我不愿再尝那种乡土生活滋味，上茅厕时，屁股接二连三遭传播疟疾的蚊子叮咬。估计，一些演越南人的群众演员会尝到这样的滋味：韩力打算要他们使用这个茅厕，为塘里鲇鱼提供养料。剧组成员当然不用这样的茅厕，而是享用建在干地上一排用化学剂清洁的卫生间。我是剧组成员，因此，韩力邀我第一个“亲幸”这个茅厕，我表示遗憾，予以婉拒。我给他说了个笑话，借以缓和我的听来多少生硬的拒绝。

“你知道，我们怎么辨别菜市里卖的鲇鱼是不是在这样的塘里养的？”

“怎么辨别？”韩力一副准备铭记于心的样子，问道。

“在这种塘里养的鲇鱼，因为老抬头盯着屁眼，长着对眼。”

“这个解释真妙！”韩力哈哈大笑，边笑边拍打我胳膊，“跟我来。我带你去看建的寺庙。真是漂亮极了。特效那帮家伙到时会炸掉它，我真不愿看到那样的场面。”

韩力最中意的或许是搭建的庙，但在我眼里，他建的公墓才是杰作。那天晚上，我第一次见到了公墓。后来，我去巴丹半岛(3)难民营现场招募一百名越南人做群众演员。过了几夜，我回到摄制组，又上公墓转了转。说到巴丹半岛招募，很伤情绪。我遇到了几千名从越南逃出的衣衫褴褛的同胞。之前，我见过不少难民，指挥官，这场战争使得几百万越南人哪怕在自己国家也流离失所，但巴丹半岛这群混乱权且称为人的难民，是全新的物种，西方媒体甚至给他们安了一个新名：船民。乍听，或以为，指的是新发现的亚马孙河流域的土著部落，或是某个已消失的神秘史前族群，该族群留下的唯一痕迹是他们用过的水上交通工具。当然，有人将这些“船民”看作一群背井离乡的人，也有人将他们看作一群遭自己国家抛弃的孤儿。无论怎么看，他们状态极差，身上散发出的气味更差：头发杂乱，粘连成结；皮肤像干枯树皮；嘴唇皲裂；身体上东肿一块西肿一坨，散发出像条旱鸭子驾驶的拖网渔船散发出的气味，亦即满船呕吐秽物的气味。他们太想找份活，听我按剧组标准给的报价，一天一美元，竟没有任何不屑表示。他们急于摆脱绝境的心理，还可由一件事情看出来：没有一个人——重复一遍，没有一个人——为多得些报酬，与我讨价还价。我没敢想过会有一天，我的同胞竟然不讨价还价。“船民”显然明白，供求天平如今不倾向他们。然而，真正让我情绪低落的是，我问其中一个群众演员、一个难掩贵气的前律师，国内情形是否真如外面谣传那么糟糕。“这么说吧，”她答道，“共产分子坐江山前，让我们受害的、让我们提心吊胆的、让我们低声下气的，是外国人。如今，干这些事的正是我们的同胞。我想，这就叫情况改善了吧。”

她的话让我震颤。少校的死，似乎被我忘到了脑后，成了我沥青般过往上的一个黑点。我的良心如一只猫，匀着呼噜好好睡上了几天。但现在，这只猫又被惊醒。越南在发生什么？我又在这里做什么？为了平静不安的心，我只得回想我与莫利女士分别时她说的话。我告诉了她，我打算接下好莱坞这份工作。为此，她做好饭菜为我饯行。吃饭时，我几乎动了真情，悄不冷冒出一个想法：即便对拉娜实有感情，或许，我同时也真心爱着莫利女士呢。莫利女士似乎早料到我会动这心思，一瓢凉水泼下，提醒我说，我俩已相互承诺，爱是自由的，不能相互羁缚。“你别觉得欠我什么。”她吃着橙子冰糕，说道，“你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当然。”我嘴里说道，心里仍难免伤感。唉，一种爱无羁无缚，一种爱缱绻缠绵，我再怎么想要这两种爱，也不可兼得啊。或说，不定呢。的确，任何社会都有不少嘴滑齿俐之人，他们说的做的，在公众面前是一套，私底下又是一套。但是，莫利女士不是这类人。我俩在她卧室里践行完无羁无缚之爱，紧紧拥偎在一起。四周幽黑。她说：“你有这个能力，可以帮他们把这部片子拍出彩来。这部片子本身可能不错，但是，我相信，你能让它拍得更好。你可以为以后的影片该怎么表现亚洲人做出一个范本。这可不是小事。”

“谢谢你，莫利女士。”

“叫我索菲亚。真是讨厌。”

我真能改变什么吗？假若敏或莫利女士知道，我与大导演合作，不过是他的同谋，帮他剥削我的同胞难民，他们该作何想？我看到难民哀伤、茫然的脸后，信心打了折扣。这也是一种提醒：我还有悲情悯怀。它们像筋，将更加粗硬更加革命的东西系连起来。没有前者，后者会散掉。因为这种情怀，我思乡愈炽，仿佛在经历一场高烧，烧得我近于垮掉。就这样，我回到了剧组，去了韩力平地里搭建起的小村庄寻找慰藉。尘土小路，草顶茅屋，屋里的泥土地面，简陋的竹编家具，猪圈，一群夜里发出轻轻喷息的猪，刚孵出的啾啾小鸡，黏稠空气与蚊虫叮咬，一不小心便扑哧陷进去的黏糊的水牛粪堆。此情此景让我神伤，让我生起一种渴望，两样心情交织，使得我头晕目眩。村庄样样具备，只缺人，对我而言，最该在村庄的人是母亲。她在我去美国上大学后不久便离世了，年仅三十四岁。父亲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给我写了封信。信短如电报，直奔主题：“你母亲因肺结核去世，堪怜。葬于公墓，立真碑。”好一块真正的墓碑！他还用其固有方式特别注明，母亲本人无半钱积蓄用于料理后事，因此，墓碑等费用由他支付。信我读了两遍，感到愕然。我不敢相信，这是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写的信。痛苦袭来，像滚烫铅水注入我仿佛空空的腔体。母亲生前的确长年生病，但不至于病入膏肓，除非她之前一直对我隐瞒真实病情。她去世前的最后几年里，我俩很少见面，先因为在西贡上中学，离家数百英里远，后因为去美国上大学，离家更是上万英里之遥。我最后一次见母亲，是去美国上大学前的一个月，与她作一次长久分离前的道别。美国大学为我提供的奖学金只包括一次往返机票，因此，我去美国后，期间没钱回南越过新年或度暑期，换句话说，要回到南越，得在获得学位后，如此，四年里见不到母亲。当我面，母亲表现坚强，一直挂着笑，一口一个“甜点”叫我。她说的甜点，是我小时候特别爱吃的面上有一层巧克力的饼干。每年只有圣诞节，父亲才像主恩赐其子民一样赐我一些饼干。她给了我几样带去美国的东西：一支自来水笔，一个本子，再就是一盒进口的那种饼干。她只在圣诞节才抿嘴咬上一小点，整整一盒，对于她，该是多大一笔钱啊。她识字少，读的时候还要念出声来，字写得羞于见人似的，小点大。我到了十岁，她写的东西由我代笔。本子和自来水笔在母亲眼里，一是象征所有她自己没能获得的东西，二是象征了我或出于天主佑护或出于偶然的基因组合，似乎命中注定要获得的所有东西。饼干我在去美国的飞机上吃光了。大学期间写日记的本子如今已化为灰烬。自来水笔，先没了墨水，后来不知何时被我丢失了。

我跪在母亲墓旁，额头贴住棱棱刮刮的墓冢。此时，我多想身边带着曾被我视为没了用处的东西。我说的母亲墓地，不是母亲在自己村庄去世后长眠的墓地，而是在这里、在吕宋岛，韩力为追求真实而建的公墓中的一块。第一次看到韩力建的公墓，我便请求他将其中最大的墓地留给我。我钱包里保存着一张母亲黑白照。除了我记忆里飞快模糊的母亲的样子，唯有现存的这张照片。照片像保存不当的无声电影胶片，现出一条条发丝般裂纹。我复制了一张，将它贴在墓碑上，用红漆在灰色碑面上写上母亲姓名与生殁日期。三十四年，她的生命长度，只有小学一年级学生会觉得是长得没有尽头的数字，除此之外，谁都会认为它短得匪夷所思。墓冢和墓碑不是用花岗石而是用砖石建成，但好在在电影里，没有观众能分辨出来。何况，至少在电影场景中，她有了一处只有中国旧时官员妻子才配享的安息之地。它虽不是真墓地，但对于一个生前除我之外，在其他任何人眼里充其量是跑龙套的女人，或许是适合她的坟茔了。

(1)　“自由的”和“不花钱的”在英语中都是一个词free，一语双关。

(2)　原文是“His name was Harry. He was hairy”。作者幽默利用Harry（人名韩力）与hairy（多毛）谐音。

(3)　在菲律宾吕宋岛西南部，介于马尼拉湾和苏比克湾之间。

第十章

第二周，大导演到了。他为自己举办了接风洗尘聚会。吃喝可谓丰盛，烤肉、啤酒、肉饼、亨氏番茄酱以及一个大得足以躺在上面睡觉的单层蛋糕。道具组用胶合板和混凝纸浆铸了口仿真大镬，在镬里放上干冰。将从苏比克湾附近酒吧找来的三个头发染成金黄的脱衣舞女投入大镬，让她们扮演被原住民活煮的白种女人。几个当地年轻男人系着兜裆布，晃着也是道具组制作的吓人长矛，乐颠颠扮着原住民。群演的越南人一天后才有戏演，因此，整个营地只有我一个越南人。我在一百多号演员和剧组人员、一百多号菲律宾苦力和厨师间穿来走去。这些当地人觉得，站到大镬旁架子上，往镬里一片片削胡萝卜，做道脱衣舞女汤，实在刺激。我能想见到，这部影片的摄制会生出不少关于好莱坞电影人的故事，故事会讲上几十年，且被一代代夸张放大。至于群众演员，船民，会被忘得精光。没人会记住电影里的龙套。

我不是群众演员，也不是船民，可同情他们。同情的潮水将我推近他们。我虽是剧组成员，但无法与剧组相融，这种排斥的激流，将我冲离了他们。简而言之，我处在一个曾经历过的境地：环境熟悉，却感觉陌生。应对这种情形，通常方式是喝金汤力酒，这可使我强大起来。这是我今晚喝的第一杯，喝完第四或第五杯金汤力酒后，就不再局促了。聚会地点在繁星下，也在用作剧组餐厅的巨大草顶凉亭下。我与韩力开过几句玩笑，目光转向剧组其他男人。他们簇拥着几个白种女孩。来自马尼拉的打击乐队，清一色金色假发，完美演绎着黛安娜·罗斯的《你可知你将去往何方？》。西贡各酒店也有过菲律宾乐队，眼前这个乐队是不是其中一支呢？大导演坐在舞场边一张桌子旁，与号称“绝对主角”的男演员聊天。同张桌旁，瓦奥莱特与号称“绝对偶像”的男演员调情说笑。影片里，“绝对主角”扮演威尔·沙姆斯上尉，“绝对偶像”扮演杰伊·贝拉米中士。“绝对主角”在纽约百老汇外演艺圈闯荡多年，才达到现在的高峰。“绝对偶像”原是歌手，凭一首嗲得听着牙齿发麻的青少年流行歌曲蹿红。《村庄》是他演的第一部电影。看得出，他决意演好角色：剪去了一度被十几岁男孩粉丝们争相效仿的发型，改为美国大兵发式；接受了演好美国大兵必不可少的军训；训练热情高涨得像一个性压抑的兄弟会新成员。他斜倚在藤椅上，惹人注目地穿着白色T恤和卡其裤，光脚蹬双船鞋，露着漂亮脚踝。天气炎热，但他给人感觉如冰激凌般凉爽。“绝对偶像”嘛，真个名如其人，自然洒脱。传言说，他与“绝对主角”不合。这该与“绝对主角”行事风格有关。他是演员极品中的极品，与角色融为一体，始终不愿出戏，甚至始终不愿脱下角色的军装。身上的美国大兵作训服和脚上的作战靴，是三天前穿上去的。三天前，他来到剧组，没要求空调房车，而是要求一顶简易战地帐篷，就这点而言，可能开了电影史先河。前线将士不洗澡修面，他照此而行，几天后，身上逸出了不怎么新鲜的乳清干酪的气味。他系条宽皮带，皮带上的枪套插有点45手枪。其他演员道具枪要么空枪，要么装空包弹，但“绝对主角”枪弹匣满满真弹。我基本可以肯定，下面的传言最先出自“绝对主角”自己的嘴。他在与大导演探讨费里尼，而瓦奥莱特和“绝对偶像”则在回味日落大道的夜店。没人理我。于是，我悄没声息转到了旁边桌子。这张桌子原本就安排给越南演员。

或者，更准确说，这张桌子安排给演越南人的演员。我给大导演的建议产生了实效，他对电影该如何表现越南人作了些改动，一是叫不像之前那么简单，变成了“啊嗳呃呀呀呀呀呀！！！”二是，也是最重要的改动，增加了三个有真正台词的越南人角色，哥哥、妹妹和弟弟。他们父母被精共杀害。哥哥本名平，美国特战队队员亲昵地称他本尼。平恨死了精共，爱死了救他们的美国兵，给美国人当翻译。后来，他和一个黑人美国特战队队员惨死在精共手中。妹妹叫梅，爱上了年轻英俊的理想主义者中士杰伊·贝拉米。精共抓到梅，轮奸她。梅的受辱给了美国特战队队员彻底铲除精共的理由。弟弟影片结尾出场，戴纽约扬基队队帽，乘飞机前往天堂般的地方，亦即他的归宿圣路易斯杰伊·贝拉米家。在那里，他得到一头金色寻回犬和昵称“小机灵”。

这样改动总比没任何改动强，对吧？

我想得简单，以为剧本有了越南人的角色，找演这些角色的越南人应该容易。实际情形并非如此。“我们找了。”昨天，瓦奥莱特与我有空在酒店阳台上品冰茶。她告诉我：“坦率讲，找到的越南人没有一个够得上我们要的演员的标准。他们大多数是业余演员。少数虽是专业演员，可表演过火，估计他们当初受的训练就如此。别评论我说的对不对，你到时看看就知道了。”不幸的是，忍而不发不是我的强项。瓦奥莱特这么说，无非告诉我，越南人没能力演越南人角色，我们必须被代表，由其他亚洲国家的人演。饰演“小机灵”的小男孩来自菲律宾一个备受尊崇的演艺世家。问题是，如果他像越南小男孩，那么我还可以扮演罗马教皇哩。瞧他圆咕隆咚的，营养充足，哪像在越南村庄生活的男孩，明显是典型的替代奶不喝只喝母乳长大的富家子。不过，小演员才能毋庸置疑。他与剧组第一次见面，他母亲便要他表演如何说“feelings（百感交集，五味杂陈）”，说得声音高亮，立刻赢得所有在场人的心。此刻，他喝着苏打水，他母亲坐在旁边，为他扇凉降温。小男孩演戏时，这位维纳斯附体的母亲表现出浓浓的舐犊之情。母爱力量大得惊人，我被深深感染，不由自主跟着她转，对她说的话坚信不疑。她要我记住，总有一天，她的儿子将成为百老汇明星。“你听到了吗？他的feelings说得多好，而没说成peelings。”她悄声提醒我，“他的发音简直可作吐字发音教材！哪像菲律宾人说英语！”演“小机灵”的男孩亦步亦趋学“绝对主角”，入戏很深，执意让别人叫他“小机灵”，不可呼他真名。反正我没记住他的真名是什么。

哥哥的扮演者是詹姆斯·尹。“小机灵”挺有心机，和詹姆斯·尹一起出镜总是轻松地抢了他风头。这搁一般人也难以忍受，何况詹姆斯·尹，在这个剧组，除了“绝对主角”和“绝对偶像”，数詹姆斯·尹名气最响，他自然大为光火。他原是电视演员，被称为“百变亚洲脸”。大多数人识得他脸，但记不住他名。人们常说，“哦，那个是那部警匪剧里的华人”，或者，“那个是那部喜剧里的日本园丁”，或者，“那个是那个东方人。他叫啥名字来着？”他叫尹。尹是韩裔美国人，三十来岁，英俊的五官可塑性强：演的角色年龄，以他自己年龄为基准，可上浮或下降各十年；他可扮任何亚洲人角色，演过不少电视剧，但最可能让他留名青史的是他演的广告片。该系列广告片推销品牌“新”碗碟清洗皂。电视反复播放，家喻户晓。每条广告片中出场不同的家庭主妇，每个家庭主妇遇到如何清洗染上不同油污的锅碗瓢碟难题，帮助她们解决难题的总是同个乐呵呵、无所不晓的男仆。他每次上场为家庭主妇送上的不是他的“那个”而是一瓶随时携带在身的“新”牌洗洁精。家庭主妇们因它而喜惊交加，总问同个问题：他是怎么找到这么富有智慧的洗洁精的？回答时，他总冲着镜头，眨巴双眼，笑意融融，说出一句如今美国人耳熟能详的广告语：“子曰，‘新’者，清也。”

尹酗酒，意料之中。他的脸如计量表，从它上面可精准读出他喝到了什么程度。此刻，他的脸呈朱砂红，表明酒精已自他的脚趾，一路上侵，乱了他的视力、舌头与脑子。这不，他不是异性恋，演妹妹的也不是异性恋，可他在与她调情呢。之前，在酒店酒吧吃生蚝时，尹向我表达过他的那些想法。十几个生蚝冲上侧着湿漉漉的、张得大大的耳朵，偷听他如何色诱我。“真不是冒犯你。”当他手搭在我膝盖上时，我说道，“我还真从没有过这方面的需求。”尹耸耸肩，移开手。“我总以为，男人都可能是同性恋，除非他最终证明自己不是同性恋。不管怎么说，你总不能指责一个想试试你的同性恋吧。”他说道，脸上的笑与我的笑截然不同。我研究过自己的笑，观察过人们对我笑的反应。若用钱币衡量笑的价值，我的笑是法国法郎、德国马克之类的二等国际货币，尹的笑则相当于金本位黄金。他的笑如黄金灿烂，你看见的或专注的只有他的笑。他若当你面笑，他的笑更魅力难挡，难怪“新”牌清洗皂系列广告男仆一角非他莫属。为了表示没因他色诱而心生不快，我拿出高兴样子，请他喝了杯酒。他也请我喝了杯酒。就这样，那天晚上，我俩成了朋友，自此几乎夜夜泡在酒吧里。

尹色诱我，我也色诱亚细亚·秀。秀在《村庄》里演妹妹。她和我一样，是血管里流着两个种族血液的后裔。但是，她的血统比我的高贵：她母亲是大不列颠王国人，时装设计师；她父亲是中国人，酒店业主。她的名字就是亚洲大陆的英文名。这归功于她的父母。他们预见到，因为他们的通婚实属稀罕，所以生出来的孩子，无论男女，注定天赋异禀，优点多多，配用亚洲大陆的英文名，何况，它还是块不受待见的大陆呢。亚细亚·秀，在剧组所有男人面前，当然不包括詹姆斯·尹，有三大法宝，压着他们不敢妄动。第一，她可是年轻，有资本待价而沽；第二，她可是高端时装模特；第三，她可是女同性恋。剧组每个男人包括我，都相信自己持有魔杖，能将她变回异性恋。实在没能做到这步，能做到下面这步也心满意足，亦即说服她：他思想解放，完全可以接受女同性恋，因此可以在一旁看她与别的女人做爱，不会觉得刺眼堵心，绝对不会。我们中有人言之凿凿宣称：高端时装模特只与圈子里的同性做爱。根据这种逻辑，假设我们也是高端时装模特，那么，我们愿意与圈内男模销魂呢，还是愿意与圈外女人苟且？这个问题有损男性自尊，因此，朝在酒店泳池旁的秀走过去时，我心里怀着几分忐忑。“嗨。”我招呼道。兴许因为我的肢体语言或我的眼神，朝她没走几步，她放下手里的《海鸥乔纳森·利文斯顿》，说道：“你很可爱，但不是我的型。错不在你，谁教你是个男的呢。”我虽有心理准备，她的话还是让我受挫。我为自己圆场道：“我想试试，你总不至于责怪我吧。”她没责怪我。就这样，我和她，就像我和詹姆斯·尹，也成了朋友。

好了，前面说的是《村庄》几个主要角色。这些情况写进了我给姑妈的信里。夹在信里有几张我与他们的合照，照片套了膜。我甚至逼着大导演与我合影，照片也寄给了姑妈。寄给姑妈的还有难民营与难民营居民照片，以及来菲律宾前将军给的剪报。溺亡！抢掠！强奸！吃人？报纸上尽是这类标题。当时，将军在我面前读着报道中难民的讲述：如何自越南海滩、河叉出发，横渡大海，逃往最近也勉强愿意接受他们的地方，如香港、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菲律宾；如何在一半船只被风暴、海盗击沉的情况下捡得性命。将军的语气时而惊悚时而得意，声调越来越高。“这就是证据。”将军朝我抖着手里报纸，说道，“这就是共产杂种要赶尽杀绝我国人民的证据！”在给姑妈的信中，我一面用明信表达我读这类报道时的悲伤，一面用密码问：“现在情况果真如此？还是虚假的政治宣传？”指挥官，您认为是什么梦能把难民赶上破漏小船，由海上逃生呢？要知道，连克里斯托弗·哥伦布都不敢乘破船出海呀。假设我们革命是为了人民，一些人民却用逃离的方式投票表态，为什么？当时，我没找到答案。只有到现在，我才开始明白个中原因。

直到圣诞节前，拍摄进展顺利。气温明显转凉，不过用美国人话说，感觉仍像洗温水澡。十二月前，拍的大部分是各种非战斗场景。比如，贝拉米中士刚到越南，街头摩托车飞仔便抢走了他手中相机。这场戏在附近小镇广场拍摄。广场仿照西贡闹市改造。为了逼真，现场布置了雷诺出租车，越南语招牌，路边讨价还价吵吵嚷嚷的摊贩。比如，因告发越南共和国陆军一个贪腐上校，沙姆斯上尉被招到设在同座镇上的司令部，接受将军训斥；作为惩戒，被发配到村庄指挥驻防。比如，风光秀丽的乡村，农家生活，小块小块毗连的水田，插秧的农民，在建的村庄防御工事，督工的美国特战队队员。比如，一个呜呜囔囔的特战队队员，在钢盔上写“我信主，主信凝固汽油弹”。比如，扛着生锈的老掉牙步枪、穿着凉鞋、脚动个不停的村庄民兵，给他们做动员训话的沙姆斯上尉。比如，贝拉米中士训练村庄民兵，教他们瞄准射击、在倒刺铁丝网下匍匐前进、夜间伏击。比如，村庄民兵与没出现在镜头里的精共展开第一轮小小遭遇战，主要是民兵用唯一一门迫击炮炸着黑咕隆咚的地方。

拍摄期间，我的工作是确保群众演员知道管演出服装的在哪里，按时到达拍摄现场，让他们吃饱饭，让他们每周领到一天一美元的酬劳，有角色时他们及时顶上去。我的时间就花在诸如此类事情上。越南人演的绝大多数角色是平民（亦即，可能是无辜百姓，也可能是越共，不管是无辜百姓还是越共，都是可能被杀死的人）。多数人熟悉现实里这类角色，因此，无需我拍摄前叮嘱，他们自己知道在可能被炸死，可能被大卸几块后而死，或被一枪打死前该表现什么心理。第二大类角色是越南共和国陆军军人（亦即，真正的自由战士）。群众演员里每个男人想演这个角色。其实，这种角色，在剧本里的美军眼里，可能是友军，也可能是敌军，不管是友军还是敌军，都是可能被杀死的人。群众演员中有不少前越南共和国陆军老兵，所以很容易找到演这类角色的人。最难的是找人演民族解放战线游击队队员，蔑称越共（亦即，可能是热爱自由的民族主义者，也可能是令人憎恨的赤色共产分子，但管它呢，反正都是要被杀掉的男人或女人）。尽管这里的越共（亦即，所谓的自由战士）只是影片角色，可没人愿意演。难民中曾经是真正自由战士的极度鄙视所谓的自由战士，虽是意料之中但也带来了麻烦。

还是老办法，用钱解决问题。在我力陈利弊得失后，瓦奥莱特应允付给愿演越共的群众演员双倍酬劳。如此厚赏自然让真正的自由战士将一度难以忍受演所谓的自由战士的想法抛到了脑后。说到让他们难以忍受的东西，其中就是他们中有人得演折磨平、轮奸梅的角色。我与大导演之间的龃龉便始于影片里该不该有轮奸梅的镜头。当然，我之前替群众演员争酬劳，已让他恼火。但他的恼火没吓住我。拍轮奸梅这场戏的前一天，午饭时，我坐到大导演餐桌旁，问有无必要拍这场戏。“我觉得这场戏似乎有些牵强突兀。”我说道。“让观众看有些突兀的画面，从来不是什么坏事。”他拿刀叉指我，说道，“他们在某个时候需要点刺激，不然，在影院里坐久了会麻木的。是难堪，我不是说观众难堪。这是战争，战争时期难免轮奸，我有义务把这个事实表现出来。当然，你这种‘越奸’显然不会同意。”

我没想惹他，他却如此讥讽，我怔住了。“越奸”两字在我脑袋里嗡嗡作响，迸出沃霍尔画颜色的电光火花。“我不是越奸。”我终于反驳道。他哼哼道：“你们国家人不是把替像我这样的白人做事的家伙叫作‘越奸’吗？或者‘失败者’更合适？”

说我是“失败者”，我实在没法反驳。在他人眼里，我属于失败的一方。我就是反驳说美国也是失败者，也无济于事。“好吧，我是个失败者。”我说道，“我失败，是因为信了你们美国给像我这样的人的承诺。你们过来说，我们是朋友。我们一直信以为真，其实，你们从来不信任更别说尊重我们。可能也只有我们这种失败者当初才看不清如今明摆着的事实，才看不清你们多么不愿把真想做你们朋友的人当朋友。你们心底认为，只有傻瓜、叛徒才信你们的承诺。”

他会让我滔滔不绝说下去？这不是他的做派。“哦，很有哲理！”他很快打断我的话，“还在这喋喋不休讲对错呢。听你话我怎么感觉像有头道德上的矮种猪在吸我奶子！你以为什么都懂，其实狗屁不懂。一个低能特才，其实没有特才只有低能。你知道，除了你这种人，还有谁鸟那些没人鸟的东西？只有我老得动不了的奶奶。你以为，上了几天大学，放什么屁，别人都得洗耳恭听？就你那学士学位，也就是狗屎，可怜呐。”

兴许，像要求他给我口交，我的话超出了他的容忍限度，可他不也过分，竟威胁要我性命。“他总动不动说要谁谁命。”我将发生的事情讲给瓦奥莱特听，她说道，“他也就是唬唬人。”赌咒说要拿勺子剜我两眼，然后将它们塞入我嘴里，这话，不是纯粹写写轮奸梅，听着可不像唬人。不，轮奸梅的场面，虽非真实，但至少据剧本，也相当暴虐残忍。拍摄时，片场只有大导演、几个相关剧组人员、四个表演轮奸梅的群众演员以及亚细亚·秀。这场面，我得等一年后才能看到，在曼谷一家吵吵嚷嚷的戏院。两周后，我目睹了詹姆斯·尹的重头戏。在这场戏里，越共扒光他上身，将他绑在一块木板上。木板竖着抵住一个群众演员扮的村庄民兵尸体。尹头冲地，表情有些恐悚：等着行将到来的“水疗”。“水疗”他的是先前轮奸梅的四个越共。大导演站在尹旁边，我翻译，指导着他们。自始至终，他没瞅我一眼，我俩已闹崩，相互不再说话。

“按照剧本，这个时候，你们才第一次同敌人面对面。”他指导着四个强奸者。导演之所以选他们演强奸者，是因为在先前几场戏里，他们表现出了特有的凶残毒辣，此外，他们的身体特征与众不同：皮肤呈烂香蕉般褐色，眯缝成一条线似的眼睛透出冷血爬行动物眼睛里的阴冷。“你们伏击了一支巡逻队，唯一活着的就是这个人，一个帝国主义傀儡，一条走狗，一个帮凶，一个叛徒。在你们眼里，没谁比为了几碗饭几块美元出卖祖国的人更令人不齿。至于你们自己，你们营声名赫赫，可如今减员一半。几百个兄弟死了。接下来还有仗打，还有几百个兄弟死去。你们打算为祖国献出生命，但骨子里也贪生怕死。好啦，现在抓到了一个狗娘养的软蛋家伙，一个黄种人皮肤白种人心、背后捅刀子的家伙。你们恨这个杂碎，要他坦白所有反动罪行，要他为所犯罪行付出代价。但是，最重要的是记住这点：你们要把这当作取乐，要演出你们本色，演得自然。”

他们四个，听了导演指导，有些摸不着头脑。个头最高的，演军士的男人问道：“导演要我们折磨这个家伙，还要看起来很享受折磨他，对吧？”

个头最矮的应道：“我不明白，这跟演得自然有什么关系？”

高个子军士说道：“他每次都这么说。”

“可是，要我们演得像越共，本身就不自然嘛。”矮个子说道。

“有什么问题？”大导演问道。

“是呀，有什么问题？”尹也问道。

“没有任何问题。”高个子军士用英语说道，“没有问题。我们可是天下第一。”说罢，他改用越语，吩咐三个同伴。“听好了，别管他说什么。要我们演得自然，其实，我们得演得不自然。我们现在是狗娘养的越共，明白了吗？”

同伴们当然明白。体验派表演方法(1)中最精细的表演技巧此时此地得到了运用：四个一肚子怒气的难民，四个前越南共和国的真正自由战士，开始想象演的越共自由战士的心里如何充满仇恨。一开机，他们不再需要导演提示，居高临下，绕着被倒缚在木板上、头冲地的仇雠，又吼又叫，抽出阳具，做着各种猥亵动作。据剧本，尹饰演的平，又名本尼，在执行侦察任务时被俘。行动负责人是突击队唯一的黑人中士，皮特·阿塔克斯。剧本交代，阿塔克斯寻根问祖，发现自己竟是两百年前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的后裔。克里斯普斯·阿塔克斯在波士顿惨案(2)中被英军杀害，是第一个为白人事业献出生命的黑人，成了著名殉道者。既然此时的阿塔克斯是彼时的阿塔克斯的后裔，前者的命运也将如后者的命运，在劫难逃了。因此，时候一到，执行侦察任务时，他一脚踏入机关陷阱，亦即用竹尖做的捕熊夹子，左脚被死死夹住。越共不费吹灰之力消灭了剩下的村庄民兵，只有阿塔克斯与平还顽强抵抗。后来，阿塔克斯昏死过去，平也打光了子弹。他俩最终被俘。越共对阿塔克斯动用了其臭名昭著、令人发指的腐刑：割下他的阳具，将它塞入他的嘴里。克劳德审讯训练课上介绍过，尽管种族不同地隔上万英里、远在一百多年前，某些北美土著部落对擅自侵入其领土的白种殖民者也曾动用此刑。“看到了吗？”克劳德说道。当时，他给我们播放一张幻灯片，幻灯片是一张古旧的黑白插图，土著人的杀戮场面。他播放第二张幻灯片，一张黑白照片，内容跟前面插图相似，只是残缺尸体换成了一具被越共俘获的美国大兵的尸体。克劳德播放第三张幻灯片。内容是一个美国大兵朝一具越共尸体撒尿。他说道：“谁说我们人类没有共性？”

平的命运此刻攥在四个越共手里。他们留下稀缺的水，不是用来洗澡，而是用来折磨平。饰演平的詹姆斯·尹（也是替身，因为，不需尹露脸的镜头里并非尹）被绑在木板上，头蒙一块龌龊不堪的布。一个越共用阿塔克斯的军用水壶在离头一英尺高上方将水慢慢淋到布上。好在尹不会受如此折磨，受折磨的是替身。水自上往下不断淋在蒙住头的布上，剧组人员封住平的鼻孔，让他嘴里含根呼吸用的管子，因为一个人根本无法在水流下呼吸。受水刑折磨感觉近于溺水，痛苦不堪。曾经活过受审的犯人这么跟我描述过。这种水刑同于古时西班牙宗教法庭法官们描述的水刑。越共来来回回拷问平同样的问题。他们围着平，一边不断将水冲淋到蒙脸布上，一边咒骂，兼以拳打脚踢——当然，全是装样而已。再看平，头拼命左晃右甩！喉咙发出可怕的咯咯声！胸脯腹部剧烈抖动起伏！热带地区的太阳，如索菲亚·罗兰(3)，热辣湿闷，在它底下待上一会，平汗涔涔，四个越共，因不停折磨平，也汗如雨下。拷打人的累，少有人体会。拷打人是非常辛苦的差事。我认识不少专事审问拷打人的人，因为干这行当，他们身体落下不少伤痛，比如腰肌劳损，肌肉挫伤，跟腱撕裂，韧带拉伤，手指、脚趾、手、脚有过骨折，声音嘶哑更是常事。犯人表现千奇百态，或叫，或哭，或哽咽，或一股脑招供，或既想招供又心存侥幸，或干脆胡编乱造。审讯者必须言辞流畅地对犯人或羞辱，或怨懑，或勒令，或激将，须像黄色热线女主持人，全神贯注，临机应变。要说出一大堆诸如此类的话，且不重复，委实耗精费神。至少四个越共表演就不够流畅。不过，他们毕竟不是专业的，因此无可厚非。何况，剧本也就寥寥几字：越共用自己语言拷问咒骂平。在这种情形下，他们只能临场发挥，反反复复用越语骂着一句脏话。这给片场每个人上了一堂永生难忘的越语课。事实也是，剧组大多数人始终不屑学习如何用越语说“谢谢”或“请”，影片杀青时，全体剧组成员倒学会了越语du ma，亦即“操你妈”或“狗娘养的”。至于du ma是“操你妈”还是“狗娘养的”，依个人译义。我不大赞同用污言秽语，不过，不得不钦佩四个群众演员：如将一枚酸橙榨挤到滴汁不留，他们将du ma啐得淋漓尽致，或名词，或动词，或形容词，或副词，或感叹词；语气或恨，或怒，甚至有时还有同情。Du ma！Du ma！Du ma！

拷打、咒骂、水刑后，蒙住平的脸的湿布被揭了下来，露出的自然是尹的脸。尹知道，表演时刻到了，这可是为来年赢得奥斯卡最佳男配角奖的金玉良机。过去，在电视剧里，他饰演戏份很少且转瞬即逝的东方人角色，死过多回，但没有一次像这一回是极度痛苦的死、极其壮烈的死。“这么跟你说吧。”有天晚上，在酒店酒吧，他向我历数电视剧里的死。“我被罗伯特·米彻姆(4)指关节戴了铜箍的拳头打死过，被欧内斯特·博格宁(5)用刀从背后捅死过，被弗兰克·辛纳屈(6)一枪爆过头，被詹姆斯·柯本(7)勒死过，被一个说来你也不知道的性格派演员吊死过，被人从摩天高楼上扔下摔死过，被人从一座齐柏林钟楼窗户推出来跌死过，被华人黑帮塞进洗衣袋抛入哈得孙河淹死过。啊，对了，我还被日本黑帮开膛破肚过呢。但这些死的镜头眨眼就过了，最多几秒钟，有时不到几秒钟哩。我这次的死可就不同了。”说到这，他兴奋莫名，笑得像新加冕的选美大赛王后。“我这次死的镜头，长得简直没完没了。”

既然天赐良机，因此大凡湿布揭去时，拷问过程中，湿布的确来回揭去过好几次，詹姆斯·尹像饿汉一样，把露脸的机会利用得连渣都不愿浪费掉。另外，他清楚，也只有这回，天生伶俐可爱、人气难敌的小男孩抢不了他的戏，小男孩母亲不愿自己孩子目睹这样的场景。只见尹一会苦脸，一会呻吟，一会囔呜，一会哭嚎，一会啜泣，一会咆哮。他的眼泪货真价实，且没止过，好似身体里有口深井，几只桶连续不断将井水打上来，往眼睛外倾倒。他怒吼，惨呼，尖叫，挣扎，扭动；脸上每块肌肉挪离原位；脑袋死劲左甩右摆；呼哧呼哧吐着粗气。呕吐则将戏推至高潮：早餐咸的加醋的香肠鸡蛋化成浓汤黏液，自胃由嘴往外喷出。这是第一次超时拍摄的镜头，结束后全场寂静，怔怔地望着惨不忍睹的尹，一个像从前美国庄园里被拿来以儆效尤而遭受酷刑的倔傲的奴隶。大导演亲自拿块湿毛巾，走到仍被绑缚在木板上的尹的跟前，跪在地上，轻柔揩净他脸。“精彩，吉米，绝对精彩。”

“谢谢。”尹喘粗气。

“来，为了万无一失，再拍一遍。”

这场戏直到拍第七遍，大导演这才满意，宣布关机。中午时分，拍完第三遍，导演问尹是否考虑从木板上解下来用午餐，没承想，尹身体抖颤，气若游丝，答道：“不，不要解我下来。我不是在受刑吗，咹？”剧组人员与其他演员躲进阴凉餐厅里，昏昏欲睡。我仍坐在尹旁边，为他撑伞遮挡毒日，但是，他摇摇头，拒绝了我的好意。拒意之决绝让他看似一头意志坚定的龟。“不要，妈的，我能挺住。不就是晒一小时太阳。平他们当年经受的比这更惨，对吧？”“惨多了。”我附和道。尹的圣徒般受难，再长也就止于今天。他应希望如此。但是，现实中，犯人遭受的撕皮裂肉、伤筋动骨的酷刑，没有几天、几月甚至几年，不会终止。据有关情报，我的同志们就这么处置犯人。我的政治保安处同事们也这么处置犯人。政治保安处拷问时间很长，是因为要查个水落石出，缺少想象力，还是性好施虐呢？“三点都有。”克劳德曾点评，“但是，没有想象力、不性好施虐，会妨碍审讯的全面细致彻底。”说这番话时，他在越南共和国国家审讯中心为秘密警察培训班上课。培训教室窗户像一眨不眨的眼睛，望着远处西贡船坞。克劳德讲授的课程是他拿手的地下工作。培训班连我在内，共计二十个学生，有陆军、有警察，个个经验丰富。即便如此，克劳德授课，如巴黎索邦大学、哈佛大学抑或剑桥大学的教授，气势煌煌，没人不慑于他的权威。“暴力不是获得答案的正确之道，先生们，如果想从被审讯者口中获取情报，想让他们配合。如果使用暴力，获得的答案会很糟糕，是谎言，是误导，更糟糕的是，会是他们投我们所好说的答案。他们会乱说一气，好结束痛苦。所有这些东西——”克劳德一挥手，指着讲台上一堆刑具，其中不少是法国制造的，有警棍，有用塑料汽油桶改造的用于灌肥皂水的容器，有钳子，有战地电话机用的带手摇曲柄的发电机——“所有这些毫无用处。审讯不是惩罚，而是科学。”

我和其他受训人员一字不落将他的话记在本子上。克劳德是我们的美方顾问，我们指望他以及所有其他美方顾问教授最先进的知识，他们没让我们失望。“审讯首先是心理上的，然后才是肉体上的。”他教授道，“甚至不必损伤被审者的肉体，或在肉体上留下任何痕迹。这听来有悖常理，对吧？但的确如此。我们耗资数百万美元，用实验证明了这点。原理很简单，但用好这些原理，要求使用者具有创造力。原理运用可因人而异，或者说，可因审讯人想象力不同而不同。让受审人迷乱、麻木、自惩是基本原理。世界顶尖的科学家，也就是美国科学家，用科学试验展示过这些基本而简单的原理。结果表明，人的心理受环境影响，特定环境里，心理比肉体更易被摧垮。所有这些——”他一挥手，又一次，鄙夷地指着已被视为高卢废品的刑具，旧世界野蛮人而非新世界科学家使用的刑具，用于中世纪拷打而非现代审讯的刑具——“想用它们摧垮实验对象，要花数月，但用袋子套住实验对象的头，用纱布将他双手缠成球状，用塞子堵住他双耳，将他关进漆黑囚室，让他这样独自待上一周，他会变得不再是能对抗你的人，而是一摊水。”

“水，水。”尹说道，“我能喝点水吗？”

我为他取来水。尹虽说受水刑，其实喝不到水，嘴只能接触到浸湿的布。用他后来话说，湿得正好，让他几乎窒息。他两只胳膊仍被绑在木板上，我只能慢慢将水一条细线似的灌进他嘴里。“谢谢。”他咕哝了一句，听似犯人感谢审讯者赏给他一滴水、一口饭或一分钟合眼时间。这时，我听到大导演声音。头一次，他的声音让我听了感觉如释重负。他大声指挥：“开工了，抓紧拍完，让吉米回去游个泳。”

两小时后，拍最后一遍时，尹因为实在禁不住痛苦，哭了。脸上覆盖了一层汗水、鼻涕、呕吐物和眼泪的混合物。我见过这种惨状——那个共党女特工。那可是活生生的现实，惨到让我不敢去想她的脸。于是，我将注意力转向眼前也是人的尊严遭到彻底摧毁但是化妆出来的惨状。大导演要的就是这种惨状，这个镜头拍了好几遍。在尹最后这场戏里，四个越共没能摧垮平的意志、让他供述罪行，恼羞成怒，抡起铁锹，将他打得脑浆迸裂。因为长时间拷问，他们有些筋疲力竭，决定歇歇，先抽根从皮特·阿塔克斯身上掏得的万宝路烟。他们万万没料到，低估了平的意志力。平，跟许多南越兄弟，不论是真正的自由战士还是所谓的自由战士一样，在很多事情上，如加州海边的冲浪人，漫不经心，但在摆脱暴政追求独立一事上，绝不含糊。此刻，平既无看守，又无湿布蒙头，难得这么点自由，于是一口咬断舌头。血，当然假血，像拧开龙头的水哗哗流了出来，覆住他头脸。假血每加仑三十五美元，制造尹血头血脸以及地面血泊的效果，约需两加仑。韩力用祖传秘方自制了脑浆，用燕麦、琼脂混合而成，白里透灰，细碎块，粥糊状。韩力生怕浪费宝贝似的将脑浆一点点涂抹在平脑袋周围的地面上。摄影师拉近镜头，给了平的眼神一个特写。在我站的地方看不到平的眼神，我猜想应该近似于圣徒眼神：既痛不欲生，又涅槃般快乐。尽管受尽折磨，自始至终，他没说一个字，或者，至少没说一个让人听出意义的字。

(1)　method acting，演员追求从内心体验塑造角色的表演技巧。

(2)　Boston massacre，1770年3月英国殖民当局屠杀北美殖民地波士顿人民的流血事件。五名美国人被英国军队杀死。由于被殖民者的奋起反抗，事件恶化，导致5年后的美国独立战争。

(3)　Sophia Loren（1934—　），意大利女演员，以性感著称。

(4)　均为美国演员。

(5)　均为美国演员。

(6)　均为美国演员。

(7)　均为美国演员。

第十一章

随着拍摄一天天进行，我越来越认定，我不仅是艺术项目的技术顾问，而且是打入宣传机构的特务。若跟大导演这类人说其影片是宣传品，他们会矢口否认，认为他的影片是纯粹的艺术。可是，谁骗谁呢？美国拿电影当作软化世界各地防线的手段，好莱坞是急先锋，劲头始终不减地用各种大片，没错，甚至用票房当炸弹，轰炸世界各地观众的心理防线。观众看的影片讲述什么故事不紧要，紧要的是他们观看而且迷上的影片讲的须是美国故事。他们看着这些影片，直到有一天，真就遭到在美国影片中看到的飞机的轰炸。

不出意料，敏很清楚好莱坞的功能就是发射“洲际弹道导弹”，将世界各地美国化。我给敏去了封信，说了拍摄过程中所见所闻，表达了我的担忧。他的回信比以往所有回信都详细。他先回答了我对难民的关心：“这边情况在那边被夸大。牢记我党原则。务必连根铲除党的所有敌人。”其次，他谈到了我怕成为大导演同谋的忧虑：“牢记毛在延安的讲话。”信寥寥几字，但驱走了栖在我肩上的黑乌鸦似的疑虑。有哪个美国总统什么时候认为值得就艺术文学的重要性撰写演讲？我可想不起来。但在延安，毛说了，艺术与文学对于革命，意义非同小可。反过来，他告诫，艺术与文学也可成为占统治地位的敌人的工具。艺术与政治不可分割。政治需要借助艺术，寓政治于娱乐，从而将政治传播到各地。敏敦促我牢记毛的话。他是在告诉我，参与这部影片拍摄是一项任务，意义重大。或许，影片本身说不上重要，但它代表的是美国影片，这点不可小觑。观众或许喜爱或讨厌这部影片，或许只将它当作一个故事，这些是个人情感，毫不重要。重要的是，观众花钱买票看它，说明他们心甘情愿让美国思想、价值观渗入其脑袋脆弱的细胞组织和良莠不分吸纳一切的心灵之土。

敏第一次在学习小组与我探讨这类问题时，我惊诧于他的睿智、毛的睿智，佩服得五体投地。之前，我这个中学生，从未读毛的著作，从未思考过艺术、文学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敏领着我和学习小组第三个成员，一个姓吴的戴眼镜男生，学习毛的讲话，热烈讨论学习心得。伟大舵手关于艺术的论述让我们激动不已。原来，一方面艺术面向大众，可以很通俗；另一方面，艺术在提升审美标准、提升大众欣赏品位过程中，可以很高雅。我们三人，在吴家院子，以十几岁人的意气自信，讨论如何做到这两点。吴母亲不时端来小吃，讨论因此不时中断。可怜的吴，后来因为藏有反政府传单被捕，最终死在一所省属审讯中心。其实，当时他不过是个热爱波德莱尔诗歌的男孩。不同于敏和吴，我从来不是出色的组织者或鼓动者。正因为如此，敏后来说，上级委员会决定，我去做鼹鼠。

说“鼹鼠”时，他用了英文mole。我们不久前英文课上学了这词。教英文的是个教授，他最开心的事情是图解各种句子。“鼹鼠？”我问道，“那种在地底下钻洞的动物？”

“是另一种鼹鼠。”

“还有另一种？”

“当然有。把鼹鼠当作在地底下钻洞的动物，误解了mole作为间谍的意义。间谍的任务不是躲在别人看不到的地方，如果这样，他自己也看不到任何东西。间谍的任务是躲在谁都看得见他、他也什么都看得见的地方。来，我问你：你身上什么东西谁都看得见而你自己却看不见？”

“别绕了。”我说道，“我可答不出来。”

“就是它。”他指着我面部中心道，“谁都看得见。”

我走到镜前，亲眼看敏指的部位。敏在我身后，眼光越过我肩，也看着镜子里的我。还真是这个部位，这个我早已不关注的部位。“记住了，你绝对不是一般间谍。”敏说道，“如果把权力比作鼻子的话，你就是鼻子上的美人痣。”

敏天生具备这样的能力，可以把间谍这样的任务以及其他有潜在危险的任务，描绘得很诱人。谁不想做颗美人痣呢？我记住敏的话，查英语词典，结果发现，mole还可指一类码头或港口，化学计量单位，子宫内一大片异常细胞组织。而且，如果变化mole发音，还是很辣的墨西哥风味辣椒巧克力酱。我后来吃过这种酱，很合我的口味。说了这么多，抓住我眼球、从此让我不忘的，还是那张插图，画的不是美人痣，而是一头动物，一种捕食昆虫的穴居哺乳动物，掌大爪利，眼小，口鼻处长有细管状须。可以肯定，这种模样的动物，除了它母亲，在谁眼里都很丑陋。而且，它的眼睛近于失明。

大导演拍摄影片，有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国装甲师的威猛之势，一个个场景向前推进，把该死的人都碾为齑粉。这便到了影片高潮，在精共老巢的短兵相接。结局是，美国空军让精共巢穴在浓烟烈焰中化为乌有。这个镜头时长不过十五分钟，拍摄却花了数周时间。场景眼花缭乱，武装直升机、火箭炮、枪战，真是热闹。所有精心搭建的场景在地动山摇爆炸中被夷平。大导演用了大量罐装烟火，确保整个拍摄地浓烟笼罩。用的空包弹、雷管、炸药，不计其数，威力之大吓得方圆数里之内的鸟兽隐形遁迹，剧组人员也须用一缕缕棉花塞实耳朵。仅炸平村庄端掉精共藏身洞穴还不够，导演需要逼真的血流成河场面。为此，所有群众演员要被杀掉。按剧本，几百个越共与老挝人将丢掉性命。问题是，只有一百个群众演员。因此，他们中大多数人须死上至少两次，有的还须死上四到五次。战斗高潮后，所需群众演员锐减。所谓战斗高潮，是由菲律宾空军飞行员驾驶两架F-5战斗机低飞至拍摄地上空，投放威力巨大的汽油弹，敌人被消灭殆尽。最后几天，拍摄只需二十个群众演员。人员减少，村庄也变得萧瑟。

在这里，没死的睡觉去了，将死的反倒醒着。连续三个凌晨，村庄回荡着“演死人的越南人，各就各位了”的喊声。应着喊声，几十个缺胳膊少腿演死人的男人，衣衫褴褛，遍体鳞伤，血肉模糊，像一群从地底下冒出的僵尸，摇摇晃晃走出当作化装室的帐篷。有些人一条腿给曲着绑住，手搭着战友，用另一条腿一颠一颠地走路；匀出来的手则拿着白骨外杵的假腿，躺到地上，将假腿摆在身旁。有些人一只胳膊隐在衬衣里，空袖管一晃一晃，另只手拎着惨不忍睹的假胳膊。有些人捧着假脑浆。有些人则小心翼翼握着一把像自肚子里迸裂出来的肠子；肠子其实是白色油亮的生香肠。这是韩力灵机一动想出的点子。拍摄时，韩力适时放出流浪狗，饿极的狗扑向肚子炸开的尸体，疯也似的撕咬内脏。尸体是巢穴里的精共，更多的精共在汽油弹打击中化成灰烬，冒着青烟。没死于轰炸与烈焰的精共，或被子弹打死，或被刀捅死，或被其他什么东西砸死，或在与美国特战队队员、村庄民兵肉搏时被掐死。尸体横七竖八倒在地上，姿势怪异。当然，死的不只是精共，还有许多不幸的没名没姓的村庄民兵，以及四个折磨平轮奸梅的越共。沙姆斯，贝拉米，用最合适的报仇方式，用荷马史诗描述的报仇狠劲，用卡巴刀结果了四个越共性命。这时的画面：

俩人喘着粗气，站在战场上。地面上的余烬，黑烟袅袅，嘶嘶作响。

沙姆斯：听到了吗？

贝拉米：我什么也没听到。

沙姆斯：没错。是和平的声音。

但愿如此！不过且慢，影片没有就此结束。只见一个老妇从精共藏身的洞穴里哭天喊地冲了出来，扑在她的精共儿子的尸体上。沙姆斯和贝拉米怔住了，随即认出她来，肮脏下等妓院的鸨母。她一口黑牙，平日里和和善善。特战队队员常光顾妓院，隔三差五染上性病。

贝拉米：天哪，妈妈桑原来是越共。

沙姆斯：他们都是，孩子。他们都是。贝拉米：怎么处置她？

沙姆斯：由她去吧。我们回家。

沙姆斯将西部片、侦探片、战争片讲的最基本生存守则忘个精光：

永远不要背向敌人或受到伤害的女人。他们刚转身，愤怒的妈妈桑抄起儿子的AK-47步枪，从背后向沙姆斯一通狂扫，子弹由臀部向上至肩胛骨射进他的身体。贝拉米一个急转身，扣动扳机，将弹匣里余下的子弹射向妈妈桑。她倒在地上。表现她的死用了慢镜头，十四道逼真血柱自体内喷射出来，她顿时变成血人。为制造喷血效果，韩力在她身上安置了由他操控的十四个小炸点，此外，在她嘴里放了两个，由她自己咬炸。“味道太恶心了。”事后，我替她擦嘴和下颏上的假血。她说道。“我演得像吗？”“简直震撼。”我说道，“没谁演得出你这种死。”她听了极为满意。

当然，她的死不能同“绝对主角”的死相提并论。为确保无人敢称亚细亚·秀或詹姆斯·尹的表演盖过他的表演，“绝对主角”要求，他的死必须拍十八遍。不过，对“绝对偶像”的表演要求更高，他得将绝对主角饰演的临死的威尔·沙姆斯紧抱在怀里，要知道，影片拍了七个月，“绝对主角”没洗过一次澡。没哪个军人会放过任何可淋浴或盆浴的机会，哪怕只是用肥皂就着钢盔盛的冷水擦擦身子也成。但是，“绝对主角”不以为然，我行我素。他的戏开拍前一天晚上，我向他提到真正军人也洗澡的事。他瞪着我，露出既怜悯又想笑的表情，我已很习惯这种表情，它的含义是：我的裤裆门洞开，且里面什么玩意都看不到。“正因为没有军人这么做过，现在我来做这事情。”他宣称道。如此一来，谁也不敢与他同桌用餐，谁也不敢站在距他十五乃至二十英尺范围内的地方。他散发出的恶臭可苦了“绝对偶像”，每次拍摄，“绝对偶像”不得不俯身紧紧抱着“绝对主角”，给熏得涕泗横流。“绝对偶像”还得哽咽着将耳朵贴近沙姆斯，听他气若游丝的遗言：“婊子！婊子！”

沙姆斯一死，表演舞台全给了贝拉米。他开始呼叫，请求美国空军采取弧光行动(1)，打击精共巢穴。他的上空飞来一架并没出现在画面里的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一颗不剩将三万磅“笨弹”(2)倾泻到精共巢穴，目的不是炸死活人，而是清理地面上的死人。轰炸是场胜利者在精共尸体上的狂舞，是将敢对美国不恭的人从地球上彻底清除，是向世界宣告：“我们忍不住这么做，因为我们是美国人。”这场轰炸是规模空前的电影工业制作，需要挖数条深沟，往沟里倒入两千加仑汽油，布放一千枚烟幕弹、数百支磷光弹、几十根雷管以及不计其数的火箭弹、闪光弹、曳光弹，营造出精共军火库爆炸效果。据剧本，精共军火均由中国、苏联提供。剧组人员一直盼着这个时刻。“在这样的时刻，”最后一周，大导演将剧组人员集中起来，宣言般说道，“我们让世界看到，制作这部影片无异于参战。将来你们子孙问起，在越战中，你们做了什么。你们就可以回答：‘我制作了这部影片。我创作了一件伟大艺术品。’何以知道制作了一件伟大艺术品？这就是，它跟现实一样真实，而且有些画面比现实还要真实。人们会忘记这场战争；关于这场战争，教科书里只有片言只语；学生们甚至懒得去了解这场战争；幸存者不复在人世，尸体化作了尘土，对他们的回忆少而又少，对他们的情感归于冷寂，但很长时间里，这件艺术品仍将光芒四射。它不仅反映了这场战争，本身就等同于这场战争。”

听大导演这番话，你会察出荒谬之处。不是说大导演所言没几分道理，荒谬中也有真理的种子嘛。没错，艺术最终要比战争存活更长；夜息日动的自然界车轮会将千百万将士尸骨碾为尘土，而艺术作品将赫然长存。但是，他自负臆想般话语的意思是，我听得出，他的艺术品，即便现在，也比真正代表越战意义的死去的三百万、四百万甚至是六百万条生命还重要。“他们不能代表自己。他们必须被代表。”谈到在政治上没有觉悟到自己是一个阶级的被压迫阶级，马克思这么论述道。虽然马克思论述的是一个阶级，但还有什么论述比他的话更适用于死于这场战争的人，更适用于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这些群众演员生活浑浑噩噩，竟至于将一天挣的一美元全花在每晚喝酒上。话虽这么说，其实我也乐于参与其中，我的作孽心理随着同他们喝酒也减去了些许。我越发感觉，我为拍摄这部影片所做的事情实在令人不齿。我以为，可以在越南人如何被代表一事上促使大导演做些实质性改变，到头来发现这只是幻想。的确，我对剧本做了这样那样的修改；因为我据理力争，增加了几个有台词的越南人角色。可是，又达到了什么目的？没掀翻这头好莱坞庞然怪物，没改变它前行的方向，反倒助它走得更加顺畅。我是影片技术顾问，负责真实性，就是因为真实这个鬼怪作祟，烂片都自以为能拍成好片。我的任务是要确保影片里那些当陪衬的东奔西跑的群众演员，直至被打死前一秒钟，须是一身地道越南服装、说一口地道越南话的地道越南人。方言的节奏和服装配饰必须真实，至于对于这部影片的真正重要的元素，如情感或思想，大可不必真实。我充其量是个制衣工，保证一件衣服的一针一线不出差错。至于衣服设计、生产、消费，都由这个世界上富有的白种人掌控。他们掌握了生产资料，因而掌握了代表一切的资料，而我们的最好结果永远都是，没名没姓死去前在一旁说上哪怕一个字。

大导演的影片是越战续集，是美国注定要发动的下一场战争的序曲。影片中对群众演员演的角色的杀戮，既是土生土长越南人经历的重现，也是下一次类似经历的彩排。这部影片是对美国人脑子实施的局部麻醉，让他们对已经发生或将要发生的这类事情不会有哪怕微不足道的不适。当然，最后要真正根除各地原住民，还得依靠大型军工企业提供的技术。好莱坞就是大型军工企业的一部分，竭力在影片里根除各地原住民。这点，在按计划准备拍摄最后一个镜头的当天，我终于明白过来。即将开拍，大导演临时决定要用剩下的大量汽油炸药即兴做篇文章。他前一天给特效奇才们下达了指令，只是我不知道罢了：在公墓安放汽油和炸药，彻底摧毁之。按剧本，精共攻打村庄，公墓未遭破坏。现在，导演要增加一段画面，目的是让人们看到，无论精共还是美军，其行为多么违背道德。情节如是：一群拼死抵抗的精共游击队队员藏身于公墓。沙姆斯呼叫支援，请求用155毫米口径火炮发射白磷弹，对埋葬村庄先人的圣地实施轰炸，将躲在墓地的活人、埋在地下的死人一并清除。拍摄当天早上，我知道了此事。“弧光打击行动拍摄取消。”韩力说道，“那帮负责特效的家伙昨晚已经在公墓布置好了。”

“我太喜欢公墓了。它可是你迄今为止最伟大的杰作。”

“三十分钟后，公墓就轰轰炸没了。快去拍张照吧。”

公墓和母亲墓地只是假的。但因为大导演一时心血来潮，因为他莫名其妙的想法，这片韩力搭建的场景要被连根端掉，我出奇地难过。我须最后一次祭拜母亲，看一眼公墓。只有我这样多愁善感。剧组人员在用午餐，公墓空无一人。墓地间布满纵横交错的浅沟，沟里汽油闪着粼光。每块墓碑后绑有雷管、磷光弹。地上支起一捆捆烟幕弹，因为墓碑与草的遮掩，不会出现在镜头里。齐膝深的草，撩刺着我裸露的脚踝与小腿。我脖子上挂着相机，走过一块块墓碑。墓碑上死者名是韩力写的，他从洛杉矶电话簿上抄得这些名字，它们的真正主人想必还活在人世。只有一块墓碑上的名字与墓冢主人相符，亦即我母亲的名字。我跪在母亲墓碑旁，与她话别。过去七个月，没有敬畏之心的天气损蚀了贴在墓碑上复制的照片，脸大部分已变模糊。墓碑上名字的红漆失去了亮色，像路边地上的干血。我想着母亲在人世间如此短暂，想着她几乎没得到任何机会，想着她做出了如此大牺牲，想着她为了娱乐大众还得遭受最后的屈辱，悲从心来。我感觉，她干干的、纸般薄的手，一如生前，轻轻地伸进我的手。

“妈妈。”我额头抵住墓碑，说道，“妈妈，我多么想念您啊。”

我听到酒仙少校空空之音，他在笑。这是我的幻觉？还是天籁真的俱寂？总之，一切出奇地静。我甚至可感觉到母亲魂灵。我以为，可与母亲魂灵说话了，仿佛母亲也想轻言细语说些什么。就在这时，一声震耳欲聋巨响，脸挨了重重一击。我原本跪在地上，重击之力掀起我的身体，将我在一片电光石火中抡了出去。我晕晕乎乎，像被一分为二，一个“我”飞向空中，另一个“我”在一旁观看。后来，有人称这完全是突发事故，起因是一个爆炸装置出了问题，从而引发第一轮爆炸。其实，我已认定这绝非事故。对这起事件负责的只能是一个人，他对细节要求精细严苛，甚至亲自安排一周菜单，就是大导演。但当时，大火中，冷静的“我”认为，因为内心对天主不敬，遭到天惩。冷静的“我”看到，另一个“我”歇斯底里惨叫，张开双臂，胡乱扑腾，像一只折翅的鸟儿。他前边腾起又高又宽的烈焰，炙灼的热浪盖过他，他与冷静的“我”失去了感觉。无助绝望，如一条巨蟒死死缠绞住两个“我”，令人窒息。两个“我”终被绞合为一个我，缠绞的力度让我几乎晕厥。背重重撞到地面。四周烈焰熊熊，浓烟滚滚。浓烟如一头头毛茸茸野兽，冲着我，不断变换模样，忽左忽右，忽上忽下，冒出难闻的汽油味。我的肉体此刻如撒上盐的松软烤肉。我晃晃悠悠站起身，耳朵原本像被塞上，又被一声巨响震通了耳朵，土坷石块，流星雨般带着哨声，自眼前、脑后、耳边、头顶掠过。我抬起一只手护住头，另一只手扯起衬衣捂住口鼻。浓烟烈焰里，我发现一条狭窄通道。泪水和烟尘模糊刺痛了我的眼睛，但顾不得这些了，又一次拼着命朝通道跑去。爆炸再起，冲击波如巨掌重重拍在背部，一块墓碑从我头顶飞过，一枚烟幕弹在通道上翻滚，一团灰白色云蒙住了眼睛。我只能凭对温度的感觉，哪里温度低就往哪里跑，又咳又喘，终于跑到一片开阔地。我依旧什么也看不见，但仍继续奔跑，一路上挥舞双手，喘着粗气，拼命吸入一点氧气。我感受到了怯弱者想感受但从不敢感受的东西，劫后余生的惊悸。恐怕只有与从未输过的赌徒玩俄罗斯轮盘赌竟然还活着的人才有这种感觉，死亡压顶的感觉。是的，说到底，我是个懦夫。就在我要感谢我从不信的天主时，无数只喇叭吹响，我又被震得失去听觉。一片寂静中，地面自眼前消失——将我吸附于地的引力消失——另一种力量将我推向空中。我看到一片火光的残存公墓，随着我被愈推愈高，公墓也在退隐。整个世界离我越来越远，先霭般模糊，接着融入一片死寂的幽暗。

霭般模糊……此刻，我的一生正是如此，一幕幕从眼前闪过。只是放映速度过快，看不清大部分内容，只能看清自己。奇怪，我的生活在倒放，像电影画面倒放，比如，原本从楼上跌落下来、啪地摔在人行道上的人突然从地面跃起，倒飞向空中，倒飞进楼上窗户。闪过的我生活的一幕幕正是如此：我倒着飞快地跑，背景色彩斑驳，像印象派画作；身体渐渐缩小，缩至一个十几岁少年，一个小孩，一个满地爬的婴孩，最后，竟是全裸的小人；我啼哭着，被吸入一条每个母亲都有的通道，进到没有星点光亮的黑洞。在最后一线光亮自眼前消失那刻，我突然想到，死而复生者看见的隧洞尽头的光，其实不是天堂之光。换句话说，他们所见，其实不在前方，而在后方。回忆一下吧，每个人通过人生第一条隧洞时，情景不都如此：隧洞尽头的光照进我们胎儿时所处的幽暗世界，刺激着我们紧闭的眼帘，招引着我们爬往滑滑坡道，坡道将我们送入最终将与死亡相约的世界。我张口想叫，接着，睁开眼睛——

原来，我躺在床上。床边挂着白色布帘，将我与外边隔开。我陷在床里，盖着一条白色被单。隔着布帘传来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金属碰撞的清脆声；轮子在油地毡上的滚动声；橡胶鞋跟与地面摩擦出来的挠心的吱吱声；一台台孤独的电子仪器发出的哔哔声。不知何时何人给我穿上了薄薄绉纱质地衣服。衣服轻，被子轻，然而我感觉身上像压着勒勒刮刮如军用毛毯的重物，如同遭遇非礼。一个一身白的男人站在我的床尾，像患有诵读困难症，吃力读着手里写字板上夹着的图表；头发跟航天物理研究生的头发一样杂乱；圆鼓鼓的肚子不受腰带管束，向外凸腆，盖住了腰带。他正对着一台磁带录音机咕咕哝哝。“病人昨天入院；病情：一度烧伤，吸入烟尘，体表擦伤，脑震荡。他是——”他注意到我盯着他，“啊，嗨，早上好。”他说道，“能听见我说话吗，年轻人？点点头。很好。能说点什么吗？不能？你的声带、舌头没问题。还处在惊吓中。记得自己名字吗？”我点点头。“好的！知道你在哪吗？”我摇摇头。“在马尼拉一家医院。这可是钱花得最值的地方。它的所有大夫不仅是MD，还都是PhD。PhD意思是，全都是菲律宾大夫。MD意思是马尼拉大夫。哈，开个玩笑，年轻的朋友，瞧你黄黄的脸。MD当然指医学博士，PhD呢，指哲学博士。这就是说，看得到的看不到的，我都能分析得清清楚楚。(3)你刚受这么大惊吓，身体状况还能这样，比较而言，相当不错了。嗯，有些伤，不过不算什么，要知道，你本来非死即残，至少断胳膊断腿。一句话，你命大。话虽这么说，我想，你头一定疼得厉害，拿莎莎·嘉宝的曼妙身材打个比方，应该疼到难以置信程度。我绝不建议用精神分析法。若有什么建议，一个护士就行了。不过，我们这儿漂亮护士都出口去了美国。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我挣扎着想说点什么，可就是说不出话来，只好摇摇头。“那好，先休息。记住，最好的医疗，就是要知道什么是相对论。无论你感觉多糟，知道有人比你的情况更糟，就好受了。”

说罢，他穿过布帘，房间里又只剩我。头顶天花板白色，床单白色，被单白色，病号服白色。或许全身白色就没事了，我偏偏感觉不好。我恨白色房间。如今，我独自待在白色房间里，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分散注意力。我可以不看电视，但不能没书读。可房间里甚至没一本杂志或一个病友，减轻我的孤独感。时间像精神病人口里流出的涎沫，一秒钟、一分钟、一小时，滴答着，缓缓流逝。因幽闭而产生的不安恐惧压上我心头。在这种情形下，往事仿佛显现于空空如也的白色墙面。谢天谢地，有人来看我了，把我从幻象侵扰中解脱出来。那天下午，晚些时候，四个群众演员，扮演拷问平的越南人，来到我的病房。他们刮了胡子，换上了牛仔裤、T恤，不再像刑讯者或坏人，恢复了有点失去方向、适应不了新环境却也无害的难民模样。他们只带了一个包有一层薄薄透明纸的果篮、一瓶尊尼获加。“怎么样，头？”最矮个说道，“你看起来状态很差。”

“还好。”我声音沙哑，说道，“不是很严重。你们真不该——”

“礼物不是我们的。”高个子前南越军队中士说道，“导演送的。”

“他还真好。”

高个子中士与矮个子互看了一眼。“你若这么说——”矮个子说道。

“什么意思？”

高个子中士叹了口气。“我实在不想这么快提这事，上尉。来，先喝一杯。至少你还能喝上这家伙送的马尿。”

“马尿也没关系，我来点。”矮个子说道。

“给每人倒一杯。”我吩咐道，“你说‘至少你还能’，什么意思？”

高个子中士一定要我先喝酒。尊尼获加调和威士忌，大众酒，色亮、味甜、暖身，如长相平平但对自己男人贴心贴肺的太太，一口下去，让人感觉舒爽。“传言说，昨天的事是意外。”高个子中士说道，“可这意外也太他妈凑巧了不是？你跟导演吵了架——没错，谁都听说了这事——结果，谁都没事，偏偏你挨炸了。我是没证据。可这事也太他妈凑巧了。”

他给我又倒了杯威士忌。我没表态，望着矮个子。“你怎么看？”

“我看，美国人什么事都干得出。他们连我们的总统都敢干掉，是吧？怎么就不能干掉你呢？”

我的内心像条小狗，陡地警觉起来，嗅着一切可疑气味，听着一切可疑动静。不过，我哈哈一笑，说道：“你们几个疑神疑鬼了。”

“疑神疑鬼的人至少会对一次。”高个子中士说道，“那就是他会死。”

“信不信由你。”矮个子说道，“啊，对了，我们几个今天来，不只是为说这事，还想说声谢谢，上尉，谢谢你拍片期间为我们做的一切。你处处照顾我们，为我们争取更多报酬，为我们跟导演争吵，真是尽力了。”

“说的是，来，让我们用那个杂种送你的酒敬你，上尉。”高个子中士说道。

不管怎样，他们将我当自己人、敬我酒，我的眼睛噙满泪水。我没想到，自己还有要人认可接纳的需求。转念一想，自己突然变得这样脆弱，可能是此次劫后余生留下的后遗症。敏早就告诫我，我们做地下工作，别期望获得勋章、晋升或招摇过市。我也早将这些东西置之度外。因此，他们的赞美，于我确实突兀。他们走后，我回味着他们的话，不用杯子，而直接对着酒瓶喝着尊尼获加，说不出有多舒畅。可晚上，具体何时记不大清楚，喝完酒瓶里的酒，我又倍感孤独。房间里，除了自己，只有乱七八糟的思想。这些思想如诡诈的出租车司机，载着我去到了我厌恶的地方。病房黢黑一片，我看到了另一间全白房间。那也是我曾呆过的房间，在西贡国家审讯中心大楼里。在那个房间，在克劳德监督指导下，我做第一次作业。那时不像现在，我不是病人。病人，贴切说，应该称犯人，他的长相烙在我记忆里，至今清晰。他被关的房间，每个角落安装了摄像头。通过摄像头，我常常细细观察研究他。房间墙面一寸不落被涂成白色。床架、桌、椅、桶，房间里仅有的几件摆设，被漆成白色。连盛饭菜的盘碟、喝水的杯子、一块肥皂也是白色。他只被允许穿白色T恤、白色大短裤。除门外，唯一有口之处是排污口，墙角一个很小的黑孔。

建房刷漆，我都在场。房间全白，是克劳德的主意。在房间安装空调，将室温恒定在十八摄氏度，也是克劳德的主意。十八摄氏度，西方人都觉凉，对犯人而言，则是寒冷。“这是一个试验。”克劳德说道，“目的是观察犯人心理在这种环境里是否失去抵抗力。”所谓“这种环境”，除前述设施外，包括头顶长明的日光灯。犯人只看到日光灯的光，因为看不到阳光，他不知道时间。因为全白，他失去空间感。两者可谓完美结合。最后，在房间墙上安装几个漆成白色的音箱，它们时刻放选定的音乐。“我们该放什么音乐？”克劳德问道，“得是他受不了的音乐。”

克劳德望着我，等我回答，准备给我打分。我很想帮助犯人，可无能为力。就算我不选，克劳德最终也会发现他受不了什么音乐。再说，我若不拿主意，我这个好学生的光环会失去些许亮色。最后，犯人要从目前处境中脱身，唯一真正的希望不在于我，而在于整个南越得到解放。于是，我说道：“选美国乡村音乐吧。越南老百姓受不了这种音乐。那种南方口音，那种稀奇古怪的节奏，唱词写的那些闻所未闻的故事——反正，听乡村音乐让我们有点抓狂。”

“好极了。”克劳德赞道，“那么，选哪首歌呢？”

我做了一些研究之后，去到西贡一家很受白种军人欢迎的酒吧，从自动点唱机上弄到一张唱片，家喻户晓的汉克·威廉姆斯的《嗨，美人儿》。汉克·威廉姆斯是偶像级乡村音乐歌手，鼻音浓重，至少在越南人听来，让乡村音乐听起来十足白人味。连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人，如我，听他这张因频繁播放而嘶嘶沙沙的唱片都难免不寒而栗。在美国，白人可以演奏爵士乐，黑人可以演唱歌剧，但乡村音乐是种族隔离色彩最浓的音乐。一群白人将黑人捆绑起来，动用私刑时，估计很喜欢乡村音乐。不是说乡村音乐一定就是白人对黑人施加私刑时爱听的，但实在想不出，还有别的什么音乐可为私刑助兴。正如贝多芬《第九交响乐》是集中营纳粹军官们，还可能是杜鲁门总统考虑是否用原子弹轰炸广岛时爱听的音乐，因为，古典音乐精妙高雅，恰好适合有精妙高雅思想的人在灭除粗俗野蛮的群氓时听。美国内陆的白种男人野性嗜血，比较而言，属低俗之类，乡村音乐正合他们。在西贡，因为害怕白种军人和着乡村音乐节奏狠揍他们，黑种军人绝不会去到白种战友光顾的酒吧。在那些酒吧，白种军人让自动点唱机不停播放汉克·威廉姆斯之类的乡村歌曲。充满磁性的歌声传达着：黑鬼勿入。

了解了汉克·威廉姆斯的乡村音乐，我自然自信地选定了他的《嗨，美人儿》。这首歌曲，除了我在犯人房间里，其余时间里通过扩音器不停向犯人播放。克劳德指定我做主审，任务是让犯人崩溃。这其实是我在克劳德审讯训练班的毕业考试。犯人先关在房间一周。一周里，房间一直亮着灯，响着音乐。门上窄口一天被拉开三次，把饭菜送进去，除此之外，没任何事情分散犯人注意力。一日三餐无变化：一碗米饭，一百克煮青豆，五十克煮肉，十二盎司水。我们告诉他，他表现如果让我们满意，就有机会选择想吃的东西。一周里，我甚至没看他一眼。一周后，才通过监控视频观察他。我看他吃饭，看他蹲在墙角排污口上排便，看他用桶里水洗漱，看他来回踱步，看他用小臂遮眼躺在床上，看他俯卧撑、仰卧起坐，看他拿手指堵住耳朵。他用手指塞住耳朵时，因为克劳德站在我旁边，我不得不有所反应，于是调高音箱音量。他手指移开耳朵时，我则将音量调低。犯人会抬头盯住一个摄像头，用英语破口大骂：“操你妈的，美国佬！”克劳德呵呵笑道。“至少他开口了。真正头疼的是那些一句话不说的人。”

犯人是代号为Z-99制恐分队中C-7小组的组长。Z-99制恐分队据点在平阳省一个秘密地区。他们策划了数百起手雷、地雷、炸弹或迫击炮袭击与暗杀事件，导致数千人丧生，西贡因此人心惶惶。Z-99制恐分队惯于采用连续两次炸弹袭击的手段，第二次炸弹袭击的目的是，炸死营救第一次遇袭者的人员。将手表改造成自制炸弹的触发装置，是犯人专长。去掉手表秒针、时针，经石英晶体小孔插入连接电池的电线，将分针设定所需延时，转动的分针一旦触及电线，炸弹随即爆炸。不少炸弹由地雷改造而成，要么盗自美军军用物资，要么购于黑市。也有用TNT炸药制造的炸弹。TNT炸药，藏在挖空的菠萝、法式长棍面包甚至女人胸罩里，一点点偷运进西贡。政治保安处为此编了数不胜数的笑话。我们知道，Z-99制恐分队有个表匠，在不确切知道他的情况前，我们称他守夜人。(4)如今，在我看来，他还真就像个守夜人。

我第一次，亦即他接受“治疗”一周后，进入他的房间。他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我没料到他这种表情。“嗨，美人儿。”他用英语说道。我坐在椅子上，他坐在床上。他又瘦又小；身子微抖；头发浓密，又粗又硬；肤色在全白的房间里格外显黑。“谢谢这么给我上英文课。”他讽笑道，“继续播啊！我爱死这音乐了！”他当然不会爱死播放的音乐。他的一只眼睛闪过丁点亮光，转瞬即逝，但我注意到透出的痛苦。也许，是我误读吧。毕竟，他是西贡大学哲学研究生，是有声望的天主教家庭的长子，因为从事革命活动和家里断绝了关系。做正经手表制作生意——成为制恐分子前，他确是表匠——纯粹是赚钱过日子。他在我俩第一次对话时这么说道。这种对话只是引子，相互探探底细。虽东聊西扯，但从话里听得出，我俩心里明白各自角色：他是犯人，我是审讯者。我知道，克劳德通过监控视频在观察我们，这让作为审讯者的我愈加不安。幸亏有空调，不然，我这么绞尽脑汁想如何在守夜人面前亦敌亦友，早就汗水淋淋了。

我列出对他的指控，有颠覆罪，有阴谋叛乱罪，有谋杀罪。不过，我强调说，在没证明他有罪之前，他是无罪的。他哈哈大笑。“你们这些傀儡的主子美国人爱说这话。可这话说得没点脑子。”他嘲讽道，“无论从历史、人道还是从宗教角度看，这场战争的启示正好相反，每个人，在被证明是无罪前，都是有罪的。美国人就这么看我们。不然，他们为何认定我们每个人是越共？他们为何先开枪再问话？因为，他们认为所有黄种人，在被证明是无罪前，都是有罪的。美国人脑子实际很乱，他们无法承认这种矛盾。一方面，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由神决断对错的世界，神认定，人类是有罪的；另一方面，他们相信，这个世界是由世俗者决断对错的世界，世俗者假定，人类是无罪的。可怎么能两者兼得。你知道，他们如何处理这种矛盾？他们不管做过多少有罪的事情，总自欺欺人，认为自己永远无罪。坚持自己永远无罪的人认定，他们做的都是公正的。我们这些认为自己有罪的人，至少在做见不得阳光的事情时，懂得把握分寸。”

他这番关于美国文化与美国人心理的剖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但是，我不能形之于色。我问道：“这么说，你愿被假定是有罪的？”

“你的主子已认定我有罪，也把我当罪人对待，你连这点都没明白，实在不是你自以为的那么精明。也不奇怪。毕竟，你是杂种。跟所有杂交东西一样，你有缺陷。”

现在回想起来，我认为他倒不是存心羞辱我。像多数哲学研究者，只是不擅社交罢了。话糙，不过他用糙言说出了他以及很多人认为符合科学的事实。可我得承认，当时被激怒了。假设愿意，我完全可装作设法找出他的弱点，没玩没了地问他其实根本没答案的问题，把审讯拖得很长很长，保住他性命。可我当时一心要证明，我不但自以为精明，而且确实精明，比他精明；我俩之间，只能一个是主子，另一个须是奴隶。

我怎么向他证明呢？一天晚上，我呆在住处，先前的火气已冷却，心也平静下来。顿悟似的，我，他口里的杂种，感觉一下子对他这个哲学家了如指掌。一个人强大之处往往是其软弱之处，反之亦然。一个人软弱之处其实暴露在那里，关键是你能否看见。就守夜人而言，为了革命甘愿抛弃对越南人以及天主教信徒最为重要的家庭。对信奉天主教的家来说，唯一可以接受的牺牲是为天主做出的牺牲。他的强大之处是做出的牺牲，它必须予以摧毁。我一秒没耽搁，坐到桌前替他写了一份检讨书。翌日上午，他读着我替他写的检讨书，一脸错愕，又读了一遍，之后瞪着我。“你说我搞鸡奸？”“同性恋。”我纠正道。“你要给我泼脏水？”他诘问道，“你想编故事？我从不搞鸡奸，想都没想过。这——这太龌龊了。”他越说声越大，脸涨得通红。“说我承认，因为爱某个男人才参加革命？说我承认，因为鸡奸才与家庭脱离关系？说我承认，因为鸡奸才爱哲学？说我承认，因为鸡奸才要破坏社会？说我承认，背叛革命是为了救落在你们手里的我爱的男人？鬼才相信你写的东西！”

“那好吧，我们会把这份检讨书，连同你男情人的检讨书、你俩的私密亲热照，登到报上。到时，没人管它们真假。”

“你永远别想拍到我这种照片。”

“美国中情局有的是本领齐天的人，懂怎么催眠用药。”他陷入沉默。我继续道：“等报纸登出它们，你就知道，恨你骂你的可不仅仅是你的革命战友。你回家的路也永远被堵死。你的家人兴许能接纳经过我们教化的革命者；就是你革命胜利了，他们兴许也能接纳你。可不管这个国家怎么改朝换代，他们也绝不会接纳同性恋。到时，你就成了牺牲了一切却毫无价值的人。你的战友，你的家人，想都不会想起你。你如果愿意和我说点什么，那么至少这份检讨书不会见报。你的名声，直到战争打完，也不会受损。”我站起身，“好好想想。”他沉默不语，一动不动，只是盯着检讨书。走到门口，我止住脚。“还认为我是杂种吗？”

“不。”他冷冷道，“你是个狗操的。”

我为何那么做？在医院这间也是全白的房间里，我除了有时间，没任何可以支配的东西，来反思这件已被我在脑子里粉饰掉的往事，我在坦白的事情。守夜人先前的诡辩让我恼火，我因此采取了不理智的行动。假设我当时真正做了间谍该做的事，他也不会那么说话。我坦白，当时只图自己开心，该做的、不该做的，都做了，就想做到克劳德要求的，“将他审讯到崩溃”。后来在监控室，克劳德放了一遍我与守夜人的录像。我目不转睛地看。录像里，我盯着守夜人，他则盯着假造的检讨书。他知道，没多少时间可以选择。情形就像他是克劳德制片我导演的影片中的角色，他不能代表自己，我代表他。

“干得漂亮。”克劳德赞道，“这家伙被你击垮了。”

我是个好学生，清楚老师要什么。不止于此，牺牲守夜人这个坏学生，赢得克劳德赞许，我很开心。难道守夜人不是坏学生？他也跟美国人学过，但横竖不接受美国人教的东西。与他不同，我与美国人思想产生共鸣。我坦白，在摧垮守夜人过程中，禁不住当自己是美国人。他威胁美国人，因此一定程度上，就是威胁我。不过，我牺牲他而获得的满足感没持续多久。最终，他让每个人看到，坏学生能做出什么事情。他的所为证明，一个人不拥有生产资料，但可以破坏生产资料；一个人不能代表自己，但可以毁灭自己。他用毁灭自己的方式证明比我精明。在我给他看检讨书一周后的早晨，他做出了决绝之举。当时，我在军官楼，突然接到监控室守卫电话。我赶到国家审讯中心时，克劳德已经到了。守夜人蜷曲在白床上，脸冲白墙，着白短裤白T恤。我们将他翻转身来，发现他脸色酱紫，双眼鼓凸，嘴大张，喉管深处卡着一团白色物体。“我只是上了趟厕所。”守卫嗫嚅道，“当时，他在吃早餐。也就两分钟，他能干什么？”可是，守夜人干出了事情，刻意噎死了自己。过去一周，他表现良好。作为奖赏，我们允许他自选早餐。“我喜欢吃煮蛋。”他要求。他先剥了两个蛋吃了，接着，把第三个没剥壳的蛋囫囵吞进喉管。“嗨，美人儿——”

“关掉该死的音乐。”克劳德冲守卫道。

对于守夜人，时间就此戛然而止。我躺在医院白房间里醒来时才发现，其实，对于我，时间同样戛然而止。我从医院白房间里能看到那间白房间，透过角落里的摄像头看到克劳德与我站在守夜人尸体旁。“这不是你的错。”克劳德说道，“连我都没想到他会这么做。”他拍拍我的肩，安慰道。我什么话也没说，房里的硫黄气味仿佛将我脑子里的所有思想熏了出去，只留一个声音：我不是杂种，我不是杂种，才不是，就不是，绝对不是，除非从某种角度，我的确是。

(1)　Operation Arc Light，越战期间，美军B-52轰炸机执行的轰炸行动。

(2)　dumb bomb，美国俚语，无极端精确制导系统的导弹或炸弹。

(3)　MD意思是医学博士（medical doctorate），PhD意思是哲学博士（philosophy doctorate）。MD也可戏指Manila doctor（马尼拉大夫），PhD也可戏指Philippine doctor（菲律宾大夫）。说话者故意幽默利用MD和PhD的庄谐二意。

(4)　表匠（watchmaker）与守夜人（watchman）的文字游戏。

第十二章

我终于离开令人窒息的医院。大导演已不需要我为影片提供任何服务，影片杀青后，也没人邀请我回剧组参与收尾。我倒是收到一张为我订的机票，要我速速离开菲律宾。飞回美国一路上，我一直思考“代表”问题。不拥有生产资料，可以导致夭亡，然而，不拥有自己代表自己的资料，也是一种死亡。因为，我们若只能被他人代表，这些人不定哪天会像用水管冲刷地板把我们的死从他们记忆的薄板上冲刷得干干净净。现在，我仍受伤痛折磨，尽管如此，边写这份检讨书边禁不住思忖：我是否在代表自己？还是您，读我检讨书的人，在代表我？

邦在洛杉矶机场接我。我见到他，心情好了些许。邦没变，还是老样子。我回到公寓，打开房门发现，虽然房里没任何改善，但也没变得更糟，我舒了口气。老旧的主体空间里最醒目的还是那台北极牌冰箱。邦很有心，在冰箱里备了不少啤酒，足够我用来调整时差导致的种种紊乱，但不够我用来抚平看似突如其来其实已揉入我每个毛孔的伤感。邦睡了。我没睡，读着巴黎姑妈的最近来信。睡觉前，我尽职尽责写好了给她的情况报告。“《村庄》杀青。”我写道，“但更值得关注的是，光复运动收入来源已定。”

“一家餐馆？”邦与我喝第一轮啤酒时，透露了这个消息。我很诧异。

“是的，夫人开了家餐馆。她的厨艺还真不错。”

自从上次吃了夫人做的很拿得出手的越南菜后，我迄今还没吃过一次像样的越南菜。这是一个我联系将军的充足理由。于是，第二天，我给将军打电话，恭贺夫人开始新事业。果不然，他催我过去，说要在他们餐馆为我接风洗尘。餐馆位于横贯唐人街的百老汇大道上，旁边有一家茶馆和一家草药店。“以前在堤岸，是我们包围中国人。”将军站在餐馆收银台后，说道，“现在，他们包围了我们。”他叹了口气，手搁在收银机键盘上，像要将它当作钢琴，狠狠敲出一个高音。“我刚来这里，可一无所有，记得吧？”“哪能忘记。”我说道。其实，他哪是一无所有来这。夫人将不知多少黄金细软缝进自己和子女衣服的夹层，将军也在腰上绑了条钱带，里面不知塞有多少美元。不过，健忘像苹果派一样太美国不过了。说到苹果派，美国人认为，这远胜过上不了台面的派饼和外国闯入者做的教人心生疑虑的食品。美国人和越南人一样，对不了解的食品总满腹狐疑，他们看待这类食品如同看待带来它们的陌生人。我们本能知道，要让美国人接纳我们这样的难民，先得让他们吃得下我们的食品（更不用说还得让他们吃得起、叫得出）。要让他们肠胃不抵触我们的食品，换句话说，要靠卖食品赚他们钱，绝非易事，因此我跟将军说，他与夫人开餐馆，确实很有胆量。

“胆量？我觉得丢人。如今，我竟然开餐馆，你预见到这天吗？”将军指指并不宽敞的餐馆。之前，它是一家炒杂碎小吃店，四周墙上还见斑斑点点闪着黄里透黑的油垢。“没想到，将军。”我说道。“是啊，我也没想到。就是开餐馆，也该开家像样的才是，哪像这样。”他的语气透出虎落平阳的无奈，我禁不住同情起他来。餐馆没做任何翻新：破旧不堪的油毡地板，单调沉闷的黄色油漆，头顶上直晃晃刺眼的灯光。“服务员，”他强调，“都是我们的老兵。那个，是特种部队的；那个，是空降兵部队的。”服务员戴像卡车司机戴的帽子；准是廉价旧货店清仓大甩卖或牛高马大的美国人捐赠的衣服，穿在他们身上，晃来荡去。他们看起来哪像曾经的杀手，倒像头发难看、没名没姓、送中餐外卖的男人，像没买保险、在医院急诊室忐忑不安等着治疗的男人，像无证非法驾车出了交通事故后逃逸的男人，走路左摇西晃，像将军领我去的那张腿长短不一的餐桌。夫人亲自给我端来一碗特色河粉，坐了下来。我吃着河粉，将军与夫人则一旁看着。河粉可谓越南国粹，这是我吃到的最好的河粉之一。“还那么美味。”我嘬了第一口汤，嚼了第一口粉，夸道。夫人无动于衷，跟将军一样，反倒郁郁寡欢。“您真该为您这……这手艺感到自豪。”

“该为卖河粉感到自豪？”夫人说道，“该为拥有丁点大的餐馆感到自豪？丁点大，是一个顾客说的。”“连‘拥有’都算不上。”将军说道，“租的。”与他们的郁郁寡欢相配的是他们的打扮。夫人的头发盘在脑后，用簪别住，像图书馆女工作人员的发髻，没一点情调。以前，她的头发几乎时刻保持蓬松或蜂窝形状，时尚抢眼，让人想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初歌舞升平的日子。夫人的穿着与将军的一样，一看就知道是买来的现成衣服，一件像男人穿的开领短袖衬衫，一条要型没型的卡其布裤，一双通常是美国老百姓穿的帆布胶底鞋。简而言之，他们的穿着，跟几乎所有我在超市、邮局或加油站见到的中年美国夫妇的穿着一模一样。他们穿着这些衣服，跟许多美国成年人一样，看似发育太快的孩子。尤其是美国成年人爱用吸管喝着超大杯装苏打水，这时，配上穿着，酷似小大人。这对开餐馆的小资产阶级夫妇已经不再是爱国的贵族阶层。我跟后者一起生活过五年，不仅畏且恋他们三分。将军和夫人的郁郁寡欢也传染了我。于是，我转移话题，聊起我以为可提振情绪的事情。

“这样一来，”我说道，“餐馆不就可以资助革命了吗？”

“好想法。”将军脸顿时放出光来，说道。我注意到，夫人眼睛瞟向天花板，猜想这大概是她的主意。“丁点大还是不丁点大，反正，我们这种餐馆在洛杉矶还是第一家。”将军说道，“甚至可能是全美国第一家。你也看到了，我们同胞多想尝尝家乡味道。”才上午十一点半，每张餐桌，每个包厢，坐满用餐的人。他们一手用筷子一手用勺，喝着汤吃着菜。餐馆里弥漫着只有在家乡才闻得到的香味，回荡着只有在家乡才听得到的声音：叽叽喳喳的越南话，吧唧吧唧的大快朵颐声，两种声音像比赛，一个比一个响。“可以这么说，我们开餐馆不是给自己赚钱。”将军说道，“利润全部用于光复运动。”

我问，有谁知道开餐馆的真正目的。夫人说道：“可以说谁都知道，也可以说谁都不知道。它是秘密，但又是公开的秘密。上这来的人，吃得有味，因为他们知道在为革命出力。”“讲到革命，”将军说道，“一切差不多准备就绪，连服装也到位了。都是夫人一手操办的。夫人还组织妇女做了不少后勤事情，包括制作旗子。还有夫人组织的活动，那场面真是壮观！你错过了夫人在奥兰治县组织的欢庆越南新年的活动。你真该亲眼看看那场面才好！我等会给你看照片。当时，现场所有人，见到我们的男人穿着迷彩服、军装，举着国旗，又是流泪又是欢呼。我们已组织起第一批志愿者，几个连，都是老兵。他们每个周末训练。我们将从他们中遴选一批精英，实施下一步行动。”将军将身体探过桌面，压低声音，继续说道：“我们准备先派遣一队侦察人员去泰国。任务是，与在那边的我们前哨基地人员取得联系，摸清从泰国去越南的陆路情况。克劳德说了，时机已基本成熟。”

我给自己倒了杯茶。“邦参加吗？”

“当然。他这样的好员工，我实在不愿放走，但是，有谁比他更适合这样的行动？你怎么想？”

我此刻想的是，从泰国到越南的唯一陆路，要穿越柬埔寨或老挝，为了不被发现，须避开大道走险路，穿越瘴疠弥漫的崇山峻岭、草深树密的丛林，沿途只有面目狰狞的猴子、吃人的老虎以及充满敌意、如惊弓之鸟不可能帮助我们的原住民。这些人烟稀少的蛮野之地，对于拍电影再理想不过了，但对于执行一项几乎肯定不成功便成仁的任务，却是凶地险境。关于这点，我无需提醒邦。我这个走火入魔的兄弟，已主动要求参加这次行动。他不是不清楚活着回到美国的希望非常渺茫，恰恰相反，正是因为这样才主动请缨。我看着自己的手，看着刻在手掌上的红色伤疤，蓦地感觉到身体的轮廓、大腿下压着的椅子和维系我身体、生命的脆弱力量。不必花多大力气就能瓦解这股力量，而大多数人想当然认为它坚不可摧。其实，只是没到那个节点。“我想的是，”我不愿细想下去，说道，“邦如果参加，我也该参加。”

将军很高兴，拍了拍手，转向夫人。“我没说错吧？我就知道他也会主动要求的。上尉，我从没怀疑过你的勇气。不过，我清楚，我想你也清楚，你留下来帮我谋划、管理后勤，作用更大，更不要说筹款、跟外界打交道等等，还要你做。我跟议员说过，在美国的越南人正在募集资金，到时派一个援助小组去泰国，帮助那里的越南难民。我们目前做的，某种意义上，就是这件事情。还不够，我们须继续游说，争取更多理解和支持。”

“或者说，至少给他们一个理由，让他们好歹装着相信，这是我们的事业。”

将军很是满意，点点头。“完全正确！我知道，不让你去，你会失望。但两利相权取其重。你在这比去那边更能发挥作用。再说，邦能照顾好自己。好啦，快中午了。我想，该喝杯啤酒了，怎么样？”

我的目光越过夫人的肩，落在墙上的钟上。钟两边分别是一面旗子与一张推销新品牌啤酒的海报。海报上是三个穿比基尼的年轻女子，乳房丰满坚挺，形状大小恰似小孩玩的气球。旗子是已垮台的越南共和国国旗，底色一片亮眼的黄色，其上三道同样亮眼的红杠。将军不止一次提醒我，它是自由越南人民的旗帜。我无数次见过国旗，也经常见这种海报，但还是头次见到这种钟。钟用硬木刻凿而成，呈越南地图形状。见钟如见国，思乡便看钟，因此，分钟与时钟的指针安在越南南部，钟盘上的数字则众星捧月般绕着西贡。制作钟的匠人也流亡海外，理解同胞，知道他们希望钟就该是这种设计。我们如今是离乡背井的难民。之所以是难民，不仅从空间方面看，更要从时间方面看。重返失落的家园，路再遥远也有尽头，而何时走完这段路，却可能遥遥无期。因此，对于背井离乡的人，首要问题永远是时间：我何时才能回家？

“可能钟不准。”我提醒夫人，“时间设置不对。”

“没有不对。”她起身取啤酒，说道，“我设的是西贡时间。”

的确是西贡时间。我怎么就没能看出来呢？西贡时间快十四个小时，看这座钟的时间，还以为是我们比这里快了十四个小时呢。我们这些背井离乡的人，被看作是难民、流亡者或移民。无论被看作哪种人，我们不是像赞扬美国是座大熔炉的人想的那样，只是生活在两种不同的文化里。我们还生活在两个不同的时区，再不愿做这样的时光行者，我们也得一会生活在“这里”时区，一会生活在“那里”时区，一会生活在“现在”时区，一会生活在“过去”时区。只不过科幻小说描写的时光行者，要么向前走，要么往后走，照这座钟，我们这群时光行者的行走方向不同。这非秘密，钟已显示：我们绕圈而行。

吃完午饭，我向将军和夫人简要报告了菲律宾冒险之旅。他们听着我的报告，阴沉的脸亮了，俩人被激怒了。愤怒可以化解悲伤、忧愁、绝望，也是化解悒郁的良药。正所谓，忘记一种痛，可以用感知另一种痛的办法。比如，能否履行法定服役义务，须接受体检（人人能过关，除非你财富缠身）；体检扎针时，医生会用手拍打受检者一瓣屁股，同时将针扎进另一瓣屁股。在菲律宾，我差点变成将军餐馆隔壁中餐馆的食品橱窗里被钩住屁股倒挂的烤鸭。但是，我没告诉他们这段遭遇。此外，我还隐瞒了一件事情，亦即我几乎用命换来的赔偿金。那天上午，四个群众演员走后，又有两个人来医院看我。一个是瓦奥莱特，一个是瘦高个白人男子。男的穿粉蓝色西装，扎一条与埃尔维斯·普雷斯利一样肥大的佩斯利涡旋纹花呢领带，里面衬衣颜色黄得像吃完芦笋撒出的尿。“感觉怎么样？”瓦奥莱特问。“全都是白色(1)。”我本可好好说话，但装得有气无力、口齿不清地低声应道。她狐疑地打量我，说道：“大家惦记你。他要我转告，要不是马科斯总统今天视察拍摄现场，打算亲自来看你。”

“他”，无须指名道姓，当然是大导演啰。我装出既深明大义又不无伤感的样子，先只是点点头，过了一会才说道：“理解。”实际上，只要提他名字，我气不打一处来。“这可是马尼拉首屈一指的医院。”穿西服男子说道。说话时，他冲我笑，他的笑如一柱探照灯光。“我们都想让你得到尽可能最好的治疗。现在好些了吗？”“实话实说，”我开始不说实话，诳他，“我感觉非常糟糕。”“真是可怜。”他说道，“自我介绍一下。”他掏出一张出奇干净的白色名片。名片的边像刀片，看似随时可以伤人，我不由得有些肉跳。“我是电影公司代表。此次来是告诉您，住院所有费用由我们支付。”

“到底发生了什么？”

“你不记得？”瓦奥莱特问。

“只记得是爆炸。一连串爆炸。”

“是一次意外。我这有份报告。”代表说着话，拎起一只暗红色文件箱。箱拎得不高不低，刚好让我看见上面亮亮的金色搭扣。真是高效！我浏览了一遍报告。内容详细，能这么快拿出这样一份报告，这点更让我叹服。要在越南，不给笔“润手费”，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

“我没死，也算是福气吧？”

“福气极了。”他说道，“我这箱里装着您的生活，您的好日子，一句话，一张给您的支票，五千美元呐。医院出具的报告我看了，根据报告，您的伤情是吸入烟尘，一些部位擦伤刮伤，一些轻微烧伤，头部撞伤，脑震荡，没任何骨折骨裂，没任何永久性损伤。伤情并不严重，但公司仍愿满足您所有要求。”代表打开文件箱，拿出一沓装订好的用白纸打印的文件与一张窄长绿色纸片，支票。“当然，需要您签收这张收据、这份电影公司今后不再担责的文件。”

我现在的惨状才值五千美元？应该说，五千美元的确是笔不小数目，我还从没一次见过这么多钱。他们摸准了我的心理。我确实兴奋得有些云里雾里，不过还没傻到一次就被摆平。“感谢你们如此慷慨的补偿。”我说道，“你们能从我的角度考虑问题，能这么关心我，不愧为君子。不过，你们也许知道，或者也许不知道，我的家族很大，我是家族顶梁柱。我要是只考虑自己，五千美元相当可观。可一个亚洲人——”说到这，我收住口，露出深忧远虑的眼神。这招比继续说更管用，可以留出时间让他们想象我头顶上一棵如榕树般的家族大树，大树遮天蔽日地罩着我，上面的几代人的重量狠压在我头上。“——一个亚洲人不能光想到自己。”

“这我听说过。”代表说道，“家庭重于一切。我们意大利人也是这样。”

“没错，你们意大利人就是如此！一个亚洲人得考虑母亲、父亲，得考虑兄弟姐妹、爷爷奶奶外公外婆，得考虑堂兄堂姐堂弟堂妹，得考虑乡里乡亲。而且，我走运的消息一旦传开，我得考虑的人更是数不胜数。不知多少人会向我伸手要钱，我得给呀，这个五十美元，那个一百美元。四面八方，不知多少手拽着我，要这要那，谁我都不能拒绝。我这么说，你就知道我的处境了。唉，你们这钱我宁可一个子儿不拿，倒更省心。当然，还有一个解决办法，这就是，你们给足钱，既照顾了我，也照顾了所有我得照顾的人。”

代表等着我往下讲，我则等着他接过话。最终，他做出退让，说话了。“我不知道亚洲家庭这么复杂，我也不知道，要履行家族责任，多大一笔钱才算合适。你说的家族责任，我理解，是你们文化中重要部分。我非常尊重这种文化。”

我等着他往下讲，他则等着我接过话。“我也说不准。”还是我说了，“不过，虽说不准，我认为两万美元该是够了，该可以满足我那些亲戚的要求，包括我想得到的、想不到的他们的要求。”

“两万美元？”代表两道眉毛呈优雅的瑜伽造型，向上高高拱起，拱得让人直担心两道眉毛会否折断。“啊，你要像我，了解一分一厘的精细赔偿标准，就不会提这样的要求！两万美元呐，至少得损失一根手指头，最好损失大一点的看得见的身体部位。如果换成不太明显的身体部位，得是要紧的器官。当然，可以是你五官里任何一官。”

即便如此，我也符合条件。我从爆炸中清醒后，有样东西一直让我不得安宁，可我说不清它。它像痒，可又非身体的痒。此刻，我知道它是什么了，就是我忘记的某样东西。但是，忘记的某样东西又是什么，我不知道。忘记分三种，我的忘记是最糟糕的一种。知道忘记了什么，稀松平常，比如某些历史日期、数学公式、人的姓名。确实忘记了什么，但忘记忘记了什么，这也许更稀松平常，或者并不多见，这种忘记不啻为天主恩惠，因为在这种情形下，一个人意识不到自己丢失了什么。问题是，明知忘记了什么，可又不知那个“什么”究竟是什么，我为此极度不安。“我确实忘记了某样东西。”我说道，心里充满痛苦，声音也听得出痛苦，“我忘记了某些思想。”

瓦奥莱特与代表面面相觑。“对不起，我不明白您的意思。”代表说道。

“就是部分记忆。”我说道，“爆炸彻底炸没了我的部分记忆，到现在还没恢复。”

“不幸的是，您可能很难证明这点。”

怎么向别人证明，自己忘记了某样东西，或者，自己曾知道某样东西，可如今不再知道它了呢？即便无法证明也不要紧，就跟代表软磨硬泡。纵使躺在病床上不能动弹，我也不会失去骨子里的本能。如卷烟卷或发卷舌颤音，撒谎是一种技能、一种习惯，不易忘记。其实，代表何尝不谎话连篇？他骨子里也同样好使撒谎伎俩，我一眼便看出他这点。讨价还价，同于审讯，不仅允许撒谎且常采取撒谎手段。讨价还价的事情很多，但撒谎一以贯之，为的是得到双方都能接受的不是谎言的东西。于是，我与代表讨价还价，最终敲定了双方都能接受的数目：一万美元。这笔钱比我要求的少了一半，但终归比第一次给我的多出一倍。代表新写了张支票，我签了字。瓦奥莱特和代表离开前，我们相互说了些跟没名气的棒球运动员的卡片一样一文不值的客套话。临出门，瓦奥莱特止住脚，一手攥着门把，回头望着我——这姿势，哪怕由她这种女人摆出来，也够风情万种，无与伦比——说道，“你知道吗？没有你，我们还真拍不出这么一部影片。”

我若信她，无异于信红颜祸水的女人，信拉选票上位的官员，信外太空有小绿人，信警察宅心仁厚，信我父亲之类的神职人员。父亲不仅袜子有不少破洞，灵魂某处也有一个破洞。(2)话虽这么说，我还是愿信她的话。信她小小的没有恶意的假话，又有何妨？丝毫无损。他们走后，我又一个人呆在病房。除了脑袋里轰轰乱响，就是面前的绿色支票。支票证明，我还是一个人，是一个死了比活着更值钱的人。我为这张支票付出的代价，除非他们骗我，其实不大，不过是头上鼓起的一个包、损失了部分记忆。至于记忆，我已太多。既然这么想，为什么我还疑心医院在我不清醒时给我动了什么手术，让我有一种比痛更烦躁不安的麻木迟钝呢？为什么我的记忆里总有一条幻肢，一段我总想倚住实际并不存在的记忆呢？

我带着这些未解的问题回到了加州。我将支票兑换成现金，一半钱存到我之前空空的银行户头上。上将军和夫人餐馆那天，我将另半钱用信封装好，带在身上。当天下午，晚些时候，我开车去了郊区的蒙市。约了和酒仙少校的遗孀见面。那地方像豆腐一样软塌单调。我承认，这笔钱本可用于更有革命意义的事情。可是，还有什么比资助敌人与敌人的亲人更有革命意义呢？还有什么比宽恕更革命的呢？当然，不是酒仙少校而是我需要宽恕，需要他宽恕我对他做的事情。他家楼前小车停泊处没留下任何我杀他的痕迹。两层小楼周围也很平静，没他飘忽不散的阴魂。要知道，我不信有天主，但信有鬼魂。之所以信世上有鬼魂，因为我没怕过天主，但提起鬼魂，我就心惊肉跳。再者，天主将永远不会在我眼前现身，可酒仙少校就有过显灵。他家门开时，我生怕握着门把的手是他的手，紧张得气不敢出。谢天谢地，开门迎我的是他的遗孀。丧夫之痛并没让这个可怜女人的身子变得单薄，反倒厚实了许多。

“上尉！见到你太好了！”她引我进屋，请我坐到碎花沙发上。沙发盖着透明的塑料布，每每挪动身子，屁股底下的塑料布便叽叽哧哧。为了招待我，她已在咖啡桌上备好一壶中国茶、一碟手指饼干。“来，吃点饼干。”她边招呼边拿起饼干塞到我手里。我认识这个牌子，它的生产者正是生产我小时候最爱吃的牛奶巧克力饼干的法国公司。让一种食品既美味又成为罪孽的媒介，也只有法国人才有这种本事。母亲最喜欢吃父亲给的手指饼干。它是父亲的“诱饵”，不过我十几岁时，她每说起父亲给的饼干，都用“礼物”两个字。我还算清醒，知道一个神父随身带着给女孩的手指饼干，是何企图。母亲只是个十三岁的女孩，在父亲用饼干讨好她时。当今或过去，在某些地方，十三岁女孩满可以和人上床、结婚、生儿育女了，或者有时候，这三样东西只发生两样。但是，在同时代的法国或越南，不允许这样。不是我不理解父亲。他做我父亲时，比此刻嘴里含着化着饼干的我大不了几岁。毕竟，眼前放着一个已满十三岁的女孩呀——我承认，有时见特别成熟的美国女孩，我想入非非。一些十三岁美国女孩，比起越南女大学生，更高大丰满哩。但我只想想而已，没有行动。假若连思想都被定罪，所有人都该下地狱。

“再吃块。”酒仙少校遗孀殷勤招呼道。她拿起一块饼干，身子前倾，冲着我的脸伸了过来。若非我截住她的手，接过饼干，她非得母性盈盈地连带她甜甜的手指喂到我嘴里。“好吃，绝对好吃。”我说道，“先让我喝一小口茶。”听我这话，这位贤妻良母眼泪陡地落了下来。“没什么事吧？”我问道。“你刚说的那些话，也正是他喜欢说的。”她说道。我听她这话，毛骨悚然，感觉仿佛酒仙少校此刻就躲在那块像隔开阴阳两界的帘布后面，操控着我的言行。

“我好想他！”她哭道。我将屁股朝她挪过去，盖沙发的塑料布因此又叽叽哧哧响了起来。她哭声减弱，变为啜泣。我轻轻拍拍她的肩。此刻，不管我愿意与否，酒仙少校，以我最后一次见他的模样，不知是否显灵，真真切切出现在我眼前：躺在地上；两眼圆睁，空洞；额上弹孔如第三只眼睛。天主若不存在，也就不存在天惩。但是，这种逻辑不适用于鬼魂。鬼魂无需依仗天主，可施以惩罚。我不用在自己不信的天主面前坦白以求宽恕，但我确实需要安抚宁息酒仙少校的魂灵。此刻，他的脸出现在条桌上供奉牌龛之处，他的眼睛盯着我。那是他年轻时读军校的全身戎装照。如果将他照片里的下巴比作父亲的话，这个下巴做梦都想不到会生出个孙子，亦即第三个下巴。在我安慰他的遗孀时，他眼神幽幽地看着我。供给他在冥世吃的、他不能选择的食品是，一枚发霉长毛的脐橙，一罐积满灰尘的斯帕姆午餐肉(3)，一条“救生圈”品牌的糖果。供品依次摆放在他的照片前。他的妻子绕牌龛挂了一串圣诞节用的灯泡，一闪一闪，照着祭品，与气氛不大协调。即使在冥世，不平等也是不二法则。有钱人仍可尽情享用在阳世的后人敬奉的一盘盘堆如山的鲜果，一瓶瓶香槟酒，一听听肉酱。一些真正的孝子贤孙还烧上纸祭品，不仅有常见的纸车纸房，而且有《花花公子》裸体女郎插页。在冥世的男人日子凄冷幽长，需有身材丰满柔软火辣的女人相伴。我暗暗向酒仙少校发誓，一定为他祭奉一个风情万种的充气六月女郎。

对酒仙少校遗孀，我说的是另一番话。“我向你丈夫做了保证，一旦有需要，我会尽全力帮助你和孩子。”除了这番话，我跟她说的话句句是真。我说了在菲律宾遇到的意外和得到的赔偿金。我将装在信封里的一半赔偿金硬塞给她。起先，她不卑不亢，予以婉拒，听我说“总得为孩子考虑”，这才收下钱。该做的做了，挨不过她的执拗，我去卧室看孩子。双胞胎孩子，一如其他小孩，这个时间还在睡觉。“我的快乐就是两个孩子了。”我俩低头端详孩子时，她柔声细语说道，“这些日子实在难过，我能挺过来，就是因为有他们，上尉。想着他们，也就没那么想着自己，想着我亲爱的丈夫了。”我说道：“俩孩子长得漂亮。”这话亦真亦假。这俩孩子，在我眼里，其实并不漂亮。但在她眼里，当然是一对漂亮宝贝。实话实说，我不是那种喜欢孩子的人，打小嫌恶跟自己同龄的孩子，也嫌恶自己。与很多人不同，我不打算刻意也不想不小心留下自己的种，照顾我自己已经够饿了。眼前这俩孩子，才一岁，还不知道拖累了大人。我看着睡眠中的两个孩子陌生的脸，如看着两个刚从另个星球流放到地球的赤条条、草木皆兵的外星人。

小时的我与这两个孩子比，要说强，也就强一点，亦即我有个教导我什么是罪的父亲。他们就没有我这“福分”。父亲给在他教区的孩子们传教布道时，母亲非叫我听不可。从他那里，我了解了《圣经》、天父的历史、我高卢祖先的故事、天主教教义。那段时间，在我年龄用两手指头算得过来的那些日子，我天真幼稚，不知道这个穿黑披风似的衣服的神父，这个穿着怪异、淌着汗要将我们从热带地区的罪恶中拯救出来的神职男人，竟然是我父亲。一旦了解真相，我便重新思考他教我的东西。首先就是他教的最基本信条。这个是我父亲也是神父的男人向我们这群孩子灌输这条教义时，在我们面前走来踱去，听我们嗡嗡唪诵，观察我们的嘴唇。

问：何谓吾辈承于元始先祖之罪？

答：吾辈承于元始先祖之罪，乃原罪。

于我而言，真正重要也是一直压在我心头上的“问题”正与这个“原罪”有关。找到答案时，我已十一岁。这得归功于发生的一件事情。一次礼拜日教义课结束后，我们这群孩子聚在教堂旁一块泥地上。那是专属于我们的地方。在那里，我们演绎许多《圣经》所不齿的恶行。当时，一只母狗趴在一棵桉树树荫里。只见她的同伴，我父亲那头从国外带来的斗牛犬，吐着舌头在她身边蹿蹦，底下大得出奇气球似的粉红色阴囊晃来荡去，令人目眩。母狗龇牙咧嘴，呜呜怒鸣。我们上着生动的性教育课哩，这时，一个比我们见多识广的孩子主动为我们补充性知识。“公狗母狗，就是这样，很自然的。不过，他——”说到这，他转过头，满眼鄙夷地指着我——“他就像是猫和狗操出来的。”所有人盯着我。我站在那儿，好似站在一条船上，船在漂移、离岸越来越远，他们站在岸上袖手旁观。他们的眼神告诉我，我是非狗、非猫、非人、非任何其他畜生的动物。

“狗和猫，”小丑冲我继续道，“狗和猫——”

我一拳砸向小丑鼻子，血顿时从他的鼻孔里流了出来，但他没出声，而是怔在原地，两只眼睛拼命想看清鼻子受伤的地方，成了对眼。接着，我又一拳砸在他鼻子上，这回，血喷了出来。小丑嚎啕大哭。我拳头连续不断砸向他耳部、脸部、心窝、拱起的双肩。他被砸倒在地，蜷曲着拼命护住身体，我扑了上去压住他。其他孩子围着我俩，喊叫哄笑。我不停地揍他，一直揍到拳头骨节生疼。没一个孩子挺身而出阻止我，让我住手的还是小丑。他原本呜呜地哭，渐渐地，发出像听了好笑得不能再好笑的笑话而笑得背过气去的声音。我立起身。喊叫声、哄笑声，弱了下去。从周围看热闹的这群小妖的可爱脸上，我看到一样东西，不敢说是对我的敬佩，至少是对我的畏惧。回家路上，我脑子很乱，一直想着一个问题：小丑说的话究竟什么意思。我无法说清楚，眼前只有一幅淫秽画面：一条狗骑在一只母猫身上，母猫脸变幻成人脸，人脸正是母亲的脸。我难受极了，到了家、见到母亲，忍不住大哭，边哭边将下午的事情一五一十告诉了她。

“孩子，我的孩子，你不是个怪种。”妈妈将我紧紧搂在怀里，说道。我不停抽噎，脸贴住她丰满柔软的胸脯。她的胸脯散发出她才有的浓浓的麝香气味。“你是天主送给我的礼物。没什么、没谁比你更自然的了。来，听好了，孩子。”我抬起头，泪眼迷蒙，望着她的眼睛，她也在流泪。“你一直想知道谁是你父亲。我跟你说过，你知道谁是你父亲那天，不再是孩子，而是一个男人了。你一定要知道谁是你父亲吗？”

当母亲问儿子是否做好做个男人的准备时，儿子除了说“准备好了”，还能说什么呢？我点点头。下颏抵住她的一只乳房，一边脸颊靠在她的锁骨上，两只手臂紧紧箍住她的腰。

“不许把我要告诉你的事情跟任何人说。你父亲是……”

她说出了他的名字。我两眼困惑。见我这样，她说道：“我为他做饭洗衣时，年纪很小。他总是对我很好，我很想报答他。父母供不起我上学，他就用自己国家的语言教我识字算数。我俩每晚在一起呆很长时间，他给我讲法国故事，讲他小时候的故事。我看得出，他好孤独。他这样的人，村里找不出第二个；我这样的人，村里好像也找不出第二个。”

我从母亲怀里脱出身，双手捂住耳朵，不想往下听。可是，我说不出话来。母亲继续说着。我不愿看到的情景，即便我闭上双眼，依旧一幕幕浮现于眼前。“他教我天主箴言。”母亲说道，“我跟他读《圣经》，背《十诫》，用这方式学习识字、算数。我俩读书时，伴着油灯，肩并肩坐在他的桌旁。后来，有天晚上……不说了。明白了吗？所以说，你不是不自然的，孩子。是天主送你到这个世界。天主自有安排。他为你做好了安排，不然绝不会让你父亲和我之间有那事的。我信这点，你也得信这点。你有你的命。记住，耶稣为抹大拉的马利亚洗过脚，接纳过麻风病人，反对过法利赛人和权贵。耶稣将这个世界给了他顺从的羔羊，孩子，你就是一只顺从的羔羊。”

假设母亲见我在此俯望酒仙少校的孩子，她还会说，我是顺从的羔羊吗？睡着的双胞胎意识不到自己与生俱来的罪恶、意识不到自己注定犯下各种恶行，这种状态会持续多久？有无这个可能：他俩你拱我挤争吮母亲奶头时，小小心里，哪怕瞬间，已有希望对方从自己眼前消失的恶念？酒仙少校遗孀站在我身旁，欣赏着她子宫孕育出来的奇迹，不会想听我暗忖的问题的答案，而是等着我像洒圣水般给双胞胎洒上空洞的赞美之词。我虽不情愿，但还是给了双胞胎这不可或缺的洗礼。她很是开心，说什么都要我吃了她做的晚饭再走。其实，无需多劝。要知道，我平时一日三餐，除了冷冻食品，还是冷冻食品。很快，我明白了，为什么本就胖的酒仙少校，在她的爱护下胖上加胖。她做的煎炸牛肉块无与伦比，她做的清炒牵牛花与母亲做的一样美味，她做的冬瓜汤纾解了我受罪孽煎熬的心，她做的米饭也比我平常吃的松软合口。这种感觉像在合成纤维板上睡了多年后，突然有天睡到了鹅绒垫上。“多吃点！多吃点！多吃点！”她不停大声劝菜，我禁不住想起母亲要我多吃的声音，即便我们每顿饭菜都少得可怜。就这样，我不停地吃，直到吃撑，这才放下碗筷。接着，她要我吃完盘里剩余的手指饼干。

离开酒仙少校遗孀后，我开车去了附近一家专卖酒的店子。店主是一个印度锡克教徒，也是移民，面无表情，留着一部让人过目难忘两边翘翘的大胡子。我这张脸一辈子别指望长出这样的胡子。我买了一本《花花公子》、一条万宝路、一瓶纯净到不见丝毫杂质、漂亮到教人喝了心疼的红牌伏特加。红牌伏特加英文是stolichnaya，包含有列宁（Lenin）、斯大林（Stalin）、卡拉什尼科夫（Kalashinikov）(4)三个人名字中的音节。喝酒是资产阶级享乐，不喝牌子有这三人名字音节在里面的酒，让我少些负罪感。苏联有三样东西适合出口，政治流放犯不算，有武器、小说、伏特加酒。我推崇苏联武器，是职业所致。伏特加酒和俄罗斯小说可谓绝配，我由衷热爱。品伏特加酒，读俄罗斯小说，酒喝得名正言顺；读俄罗斯小说，品伏特加酒，厚书似可读薄。我已出了店子，店里若有俄罗斯小说，我会折回买上一本。可惜啊，没有《卡拉马佐夫兄弟》，只有《洛克军士》幽默系列小说。

我站在停车场里，怕打烂宝贝似的抱着纸袋，一时不知下步该做什么。这时，我瞅见一个付费电话亭。心痒痒地，止不住想给索菲亚·莫利打电话。之前，想过打电话给她，但出于某种乖张心理，偏不让她轻易得到我（恐怕她压根没想过我等着她要我哩），迟迟没给她打电话。这回，照旧没浪费钢镚打电话给她，而是跳上了车，开着它穿过偌大洛杉矶，驶往莫利女士家。给了酒仙少校遗孀一半拿命换来的钱，我多少感到心安。晚饭后，公路上车辆稀少。我开得飞快。一路上，酒仙少校的鬼魂在我耳边笑个不停。到了莫利女士住处，见楼前街边没有空位，我把车停到了远处。我从纸袋里拿出《花花公子》，翻到登有六月小姐照的插页。六月小姐仅蹬一双女式牛仔靴，脖上系一条丝巾，身体舒展，招魂摄魄地躺在一堆麦秸上。我将杂志就这样留在车后座上，好让酒仙少校的鬼魂过足眼瘾，然后带上装有烟酒宝贝的纸袋，下了车。

莫利女士的住地周边，还是记忆中的样子：独门独院的房子依旧淡棕色；房子周边草地像是快要掉完的假发；公寓楼依旧灰不溜秋，单调沉闷如军营。她家窗户拉起了猩红色帘子，透出的灯光温暖柔和。她开门时，我最先注意到她的头发：已留至披肩，原本的烫发变直了。这让她看起来比我记忆中的年轻了许多。黑色T恤，蓝色牛仔裤，简约清爽，又为她减去了几岁。“原来是你呀！”她惊呼，向我张开双手。我俩抱在一起时，我又感觉到了过去的感觉：她身上依旧散发出婴儿爽身粉而非香水的气味；她的体温依旧不冷不热，恰到好处；她的乳房依旧小而柔软，只不过以前让厚实得足可保护任何易碎物品的文胸罩着，今晚则去掉了这种约束。“怎么不先打个电话？快进来。”她拉我进到房里。房里依旧是我熟悉的样子。装饰摆设极为简单，符合甘于简朴乃至艰苦的革命者的精神。轻车简从的切·格瓦拉、胡志明伯伯之类人物是这种精神的化身，莫利女士敬佩这种精神。最大件家具是客厅里一张可折叠的蒲团，她的黑母猫常坐在上面。过去，黑猫一直跟我保持距离，既非惧我，也非敬我。我每次与莫利女士做爱，它蹲在床头柜上，瞪着两只满是鄙夷的绿眼睛，裁判似的看我表演，时不时张开掌、分开爪，在光光的爪缝间舔来舐去。此刻，黑猫依旧在房里，不过没有直接坐在蒲团上，而是趴在桑尼的大腿上。桑尼光脚趺坐，见到我，先是歉疚笑笑。不过，歉疚归歉疚，他将黑猫赶下大腿，立起身。一连串动作，看似很像主人。“很高兴又见到你，老朋友。”他说着话，伸过手来。“索菲亚和我常说到你。”

(1)　原文是all white。“我”本想说“all right”（还可以），但故意装得吐词不清气若游丝地说话，将right发音成white。另外，前面讲过“我”的房间全是白色（all white）。以上皆为作者的幽默。

(2)　神职人员（holy men），holy也可理解为“有洞的”，文字游戏。

(3)　SPAM，美军二战军用口粮，有“灵肉”之称，由明尼苏达州奥斯汀市荷美尔食品公司（Hormel Fc）生产。

(4)　米哈伊尔·季莫费耶维奇·卡拉什尼科夫，苏俄著名的枪械设计师，以设计AK-47突击步枪而闻名。

第十三章

我还能期望什么呢？长达七个月，我杳无音讯，没打过一次电话，最多寄过几张寥寥数字的明信片。莫利女士既非从一而终，也非定要跟人类在一起，更别说厮守哪个男人了。客厅里最显眼的东西，架上的书，表明了她的态度。书将书架压得像苦工的脊背。作者均为思索女性问题的女士，如西蒙娜·德·波伏瓦，阿纳伊斯·宁，安杰拉·戴维斯，等等。西方男人，从亚当到弗洛伊德，也在探寻女性问题，不过，他们问的是“女人需要什么”，他们好歹关注女性问题。见莫利女士这些书，我猛地意识到，越南男人别说探究，连问都懒得问女人需要什么。比如，我对莫利女士究竟需要什么就一无所知。我要是早认真读几本这方面的书，兴许对女人需要什么至少有朦胧认识。我对这些书的了解，遗憾的是，仅止于积满灰尘的封面上的绍介。直觉告诉我，桑尼肯定完整读过一些这方面的书。我拣他旁边一处坐下，全身皮肤难受得起了层鸡皮疙瘩，再瞅他示好的笑，暗火中烧，恶从心起。

“你带来什么？”桑尼朝搁在我大腿上的纸袋点点头，问道。莫利女士为我去取酒杯了。咖啡桌上，已有一对酒杯，一瓶打开的红酒，一个开瓶器，开瓶器上插着一截被葡萄酒浸红的软木塞，一本相册。“烟。”我边说边拿出万宝路，“伏特加。”

我将伏特加递给桑尼。莫利女士从厨房拿酒杯回到了客厅，桑尼给她看我的伏特加。“你还带什么酒来。”她虽这么说，却很愉悦，随手将伏特加搁在红酒旁。晶莹剔透、漂亮可人的红牌伏特加带着俄罗斯的坚忍承受着我们沉默的目光。每一瓶满满的烈酒都蕴含某种意义，一种喝前不晓喝后才知的意义。我本打算与莫利女士一起解读伏特加酒的意义，这个打算，莫利女士心知肚明，桑尼也一目了然。多亏了她，不然我们三个或许就这么泡在尴尬的冰冷水域里面坐下去。“你想得真周到。”她说道，“尤其在我们快没烟的时候。我来支烟，可以吗？”

“怎么样，”桑尼说道，“说说你的菲律宾之行？”

“细细说来听听。”莫利女士给我倒了一杯红酒，又给她与桑尼的杯子添上酒，催促道，“我叔叔跟我说过战争时他在菲律宾的经历，打那时起，我一直想去那儿看看。”我撕开万宝路，抽出一支递给她，自己点上一支，开始讲已滚瓜烂熟的故事。黑猫倨傲不屑，打着哈欠，又跳上桑尼大腿，伸伸懒腰，乜着我，因为无聊，没过多久便睡去了。桑尼和莫利女士抽着我的烟，边听边敷衍地提些问题，兴趣不比黑猫的高多少。我很扫兴，甚至没心情讲那段九死一生的经历，故事没到高潮便草草收尾。我的目光落在打开的相册上。是些黑白照片，展示了几十年前中产阶级生活：地点该是家里，父亲母亲模样的两个人坐在蒙着蕾丝织物的逍遥椅里，儿女们或弹钢琴或用钩针编织东西，穿着、发式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风格，中间一张餐桌。“他们是谁？”我问道。“我家人。”莫利女士应道。“你家人？”我一愣。当然，莫利女士不会没有家人，但很少说起他们，自然从没给我看过他们照片。我只知道，他们住在离这里很远的北边，在多尘炎热的圣华金河谷(1)的一个镇上。“贝琦，埃丽诺。”桑尼探过身，指着照片上对应名字的面孔介绍。“乔治，阿布。可怜的阿布。”

我品着莫利女士的红酒，望着她。“他阵亡了？”

“没有。”她说道，“他拒绝打仗，因为这点坐了牢，到现在心里都很不舒服。不是说他不该这样，换了我，我不定跟他一样呢。我只是希望他更开心些。战争过去了三十年，他虽没上过战场，但到现在还忘不了那场战争。”

“他战斗过。”桑尼说道，“只不过在国内战斗。谁有权利指责他？政府把他家人关进集中营，还要求他去为国家征战？换了我，我也会怒不可遏。”香烟烟雾将我们三人隔了开来。我们脑袋里缥缈的思绪像自嘴里吐出来的很快消散的烟。有那么瞬间，我影子竟映在烟雾上，魂灵似的浮在桑尼头顶。“阿布现在在哪？”我问道。

“在日本。他以前在这里不开心，如今在日本也开心不到哪去。战争结束后，他出狱了。他认为，应该回到同胞身边，这里的白人一直跟他这么说，尽管他在这里出生长大。他去了日本，结果发现，日本人也没当他是同胞。在日本人眼里，他是美国人；在美国人眼里，他是日本人。两头不是。”

“我们系主任或许能帮他。”我说道。

“饶了我吧，当笑话说罢了。”莫利女士说道。我确实说笑。陷入实在不愿陷入的扯不清的三角关系，我不知该说什么。我喝完杯中葡萄酒，定定神，再看葡萄酒瓶，瓶里已无酒。“来些伏特加？”莫利女士问道，眼里满是怜悯。我之前见过她怜悯我的眼神，但远不如此刻这么强烈。渴望潮水般漫过我的心，我一时竟说不出话，只是点点头。她到厨房再取了几个喝伏特加的酒杯。桑尼和我别扭地坐在原地，找不到话说。莫利女士给我倒上伏特加，我喝着酒，味道跟我先前想象的一样：辣口，奇妙。我内心此刻像沾满污渍、表皮裂开的墙面，酒如稀释油漆的溶剂，正可清洗这样的墙面。

“或许我们该找个时间去趟日本。”桑尼建议道，“我很想见阿布。”

“我也想你见他。”莫利女士说道，“他跟你一样，也是斗士。”

要诚实，就喝伏特加，尤其是加冰的伏特加。我此刻喝的就是。加冰伏特加晶莹剔透，干净纯粹，劲道威猛，会让喝的人也激起这种品质。我一口喝完杯中余下的伏特加，准备接下来一场见血的文锋。“从上大学起到现在，桑尼，我一直在琢磨一件事情。那时，你挂在嘴边的总是多么相信自己的人民、多么相信革命。你真该听听他当时说的，莫利女士，可精彩呐。”

“我倒想啊。”莫利女士说道，“真的很想。”

“可你要真听了他的演讲，会问，他既然口口声声说相信革命，为何不回去为革命而战呢？他为何不现在就动身回国，这样，明天不就可以跟他的人民一道，投身革命吗？连你的兄弟阿布，为了他的信仰都坐过牢，如今又去了日本。”

“那你也得看他现在生活成什么样子。”

“我倒很想听你怎么回答我的问题，桑尼。你还呆在这里，是因为爱上了莫利女士？还是因为怯弱？”

他脸抽搐了一下。我击中了他的痛处，他良心的软处，大凡理想主义者都有一块软处，让桑尼这样的理想主义者缴械，易如反掌。只需质问，既然选择了参加某场战斗，可为什么不在这场战斗中身先士卒呢？这是一个敢否献身的问题。他清楚与否不要紧，但我清楚，我是敢于献身的人。他盯着赤裸双足，无地自容。然而，莫利女士看我攻击桑尼，竟没任何我期待的反应，只是理解地看了一眼桑尼，接着瞪我，眼神中怜悯犹在，还多了一样——对我的谴责。到此，我本该收兵，体面退出交锋。可是，我一时迷了心窍。怪就怪灌入的伏特加酒，一时没能排净，我还在心的酒池里扑腾。“你过去一说到人民，语气总是钦佩得不得了。”我说道，“你这么想跟你的人民在一起，回故乡呀。”

“这里就是他的故乡。”莫利女士反驳道。此刻，我多么需要她站在我这边，可她抽着我的烟，开始还击我。“他留在这里，是因为他的人民也在这里。在这里，他也能和他的人民一道工作，也能为他们做事。难道你不明白这点吗？难道这里现在不也是你的家吗？”

桑尼将手放在她的手臂上，说道：“索菲亚。”见此情形，我如鲠在喉，可又吞咽不下。“不要为我辩护。他说得对。”我说得对？之前可从没听他说过这种话。我该因此高兴才是，但我看到一个越来越明确无误的事实：如今，莫利女士心里只有桑尼，我几乎说什么都无法使她回心转意。桑尼一口气喝下杯里余下的伏特加，说道：“我在这个国家生活了十四年。再过几年，在这里生活的时间与在越南生活的时间一样长。我从没想过会这样。我来这里，和你一样，就是学习。在机场告别父母时说的话记忆犹新，我承诺一定学成回去、报效国家。我要获得美国大学学位，获得这个世界所能提供的最好教育，用学到的知识帮助我的人民摆脱美国人的奴役。我当时就这么想。”

他将杯子递向莫利女士，她往杯中倒了双份伏特加。小抿一口后，他将目光投向莫利女士与我之间的什么地方，继续道：“事实是，虽然非我所愿，可与完全不同的民族一起生活，又想不被他们改变，不可能。”他摇动杯中伏特加，酒水打着旋，猛地自惩似的一口喝了下去。“结果是，有时候我感觉有点不像自己。”他说道，“我承认，我胆小怕死，虚伪软弱，死要面子。我承认，你比我更像个男人。我不赞同你的政治主张，甚至鄙视它们，但你本可留在美国，却选择回到越南，为信仰而战，为人民而战。我敬佩你。”

我无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竟使他坦白种种失败，缴械投降。赢得一场与桑尼的辩论，在大学期间我可从未做到。既然我赢了，为什么莫利女士还紧扣他的手，而且还柔声细语宽慰他呢？“别难过。”她安慰道，“我完全理解你的心情。别难过了，好吗？”哦，我得再喝一杯伏特加酒。“瞧瞧我，桑尼。”莫利女士继续道，“我又是什么人呢？一个白种男人的秘书。他叫我蝴蝶小姐(2)，还以为恭维我呢。我抗议过吗？叱责过他吗？没有。我不是照旧微笑，什么不说，打我的字。我没比你强哪去，桑尼。”两人竟当我不存在似的脉脉对视。我给自己、他俩的杯子又添满酒。不过，只有我狠狠喝了一大口。真实的我心底说道：“我爱你呀，莫利女士。”他俩自然没听到我心语，听到的只有演戏的我说的话：“只要想战斗，哪时都不晚，对吧，莫利女士？”

我的话将俩人从魔怔中唤醒过来。桑尼又将目光投向我。他刚用心计，借力打力，反倒使我落了下风。搁在大学时，他准因此洋洋自得，但此刻没丝毫这种表现。“你说得对，只要想战斗，哪时都不晚。”尽管喝了葡萄酒、伏特加酒，他依然清醒，说道，“对极了，我的朋友。”“是呀。”莫利女士附和道。她发这两音时，柔声细气，直勾勾盯着桑尼，表现出我从没见过的如饥似渴，本可干脆利落地说“是”，却特意加了“呀”。我明白了，我与她的关系从此彻底了断。我赢了与桑尼的辩论，但和大学时一样，桑尼以某种方式赢得了听众。

将军也认为，只要想战斗，哪时都不晚。我在给巴黎姑妈的信中报告了他这个观点。他为新近组成的军队找到可训练演习的地方，在距洛杉矶很远的东边，离一处僻远的印第安人保留地(3)很近，位于群山之间。地势狭长，人迹罕至，阳光充足。周末，约两百个男人自驾，驶过公路、穿越荒郊野地，到达选定的低矮灌木丛生的集合地，以前黑社会可能在这儿埋过受害者。这样的聚集，不算奇怪。接下来的场面，在惧怕外族人的当地居民眼里，真是奇怪哩：一群外形迥异的人，着迷彩服，排兵布阵，演练各种奇怪动作。他们不定将我们想象成邪恶亚洲人进攻美国本土的先头部队，扫荡金州(4)的黄祸，复活的梦魇般的酷明(5)麾下。他们的想象当然离谱。事实是，将军手下这批男人，在为进攻我们现在共产主义的祖国而准备，在这个过程中一步步变成新美国人。毕竟，挥舞着枪、愿为自由与独立献出生命，这才是典型的美国作派。前提是，不能剥夺他人的自由与独立。

“两百名精英。”将军曾如此称呼这些男人。他是在餐馆说这话的。他在餐巾上为我勾勒了这支小而精的军队结构。我过后将餐巾藏在口袋里，寄给了巴黎姑妈。按结构图，这支军队包括一个卫戍排，三个步枪排，一个尚未配备重武器的重武器排。“重武器不是问题。”将军说道，“东南亚多的是，到那就能搞到。我们在这里要做的是，帮助他们重整纪律，强壮身体，做足心理准备，找回军队的感觉，让他们看到未来。”他在餐巾上写下各排排长姓名，他的参谋姓名，边写边介绍谁曾是某某旅代理旅长、谁曾是某某师某某营营长等。所有这些情报，我花大气力用密信点滴不落报告了巴黎姑妈，转述了将军说的话：这些男人，哪怕低至列兵，均经验丰富。“在越南时，他们都打过仗。”将军说道，“全都志愿参加我的行动。我没召集所有人，而是先召集前手下。他们联系信得过的人，这些人将来就是军士。军士招募士兵。组建这么一支核心队伍，前后一年多。现在一切就绪，可进行体能锻炼、军事训练、实兵演练了。他们须再次成为战斗队。明白吗？上尉。”

“永远明白，将军。”这便是我又穿上军装的来龙去脉。我不作步兵操练，而是负责记录。此刻，约两百个男人，像印度人趺坐在泥地上。将军站在他们面前。我拿着相机，站在他们后面。和他们一样，将军穿着从陆军用品商店买来的作战迷彩服。迷彩服经夫人裁改，倒也合身。将军一身戎装，不再是卖酒开餐馆整日苦脸的小老板，不再是收银台后收钱找零盘算如何过日的小资产阶级。军装，红色贝雷帽，擦得锃亮的作战靴，领口上的将星，衣袖上的空降兵标识，这一切让将军恢复了南越时的凛凛威风。我的军装呢，是用布裁剪的“盔甲”。子弹和刀能轻而易举射穿、刺破它，不过比起平日穿的平民衣服，它让我多了几分安全感。在场所有其他男人的感觉想必相同：做不到刀枪不入，至少心里上了道护命符，踏实了许多。

我从不同角度拍了这些男人。他们流亡美国后，一切变了。他们因此落到卑贱田地。他们一身工装，或清洁餐桌，或端茶送菜，或护理园林，或做农场帮工，或帮人捕鱼，或干苦力，或看家、守院、伺候人，或无所事事，或打零工。潦倒落魄，活脱脱的破落户。无论在哪，他们都融入背景，被视为“一群人”而非“一个人”。然而，此刻，个个戎装，贝雷帽盖住了蓬乱的头发，谁能无视他们？他们不再像难民营时腰弯背驼，而是挺拔笔直；不再趿拉着跟已磨没的廉价鞋，而是雄赳赳列队行进。他们重振雄风。他们做回了男人。将军就这么称呼他们。“男人们。”他说道，“男人们！人民需要我们。”我离他很远，他似乎没刻意提高音量，但是洪亮。每个字，我听得清清楚楚。“人民需要希望，需要领头人。”将军继续道，“你们就是领头人。你们将让他们看到，一旦勇敢站起来、拿起武器、不惜生命，会有怎样的未来。”我仔细观察这些男人，看是否有人听到牺牲两字，会有所蹙怖。但是，没有一个皱下眉头。军装和集体，这两样东西具有神奇力量。过去，他们每日伺候他人，压根不会思考牺牲两字。不像此刻，他们头顶烈日，随时愿意牺牲自己。“男人们。”将军慷慨激昂，“男人们！人民在呼唤自由！共产分子承诺给自由给独立，但他们兑现了什么？穷困，奴役。他们出卖了越南人民。真正的革命不会出卖人民。即便在此，我们仍心系人民。我们要打回去，解放本该享有却被剥夺了自由的人民。革命为了人民，革命来自人民，革命得助于人民。这，就是我们的革命！”

将军的演讲极其正确，但也极其玄妙，没有回答谁是人民和人民可能需要什么。不过，有无答案，无关紧要。事实上，将军嘴里的“人民”之所以具有强大力量，部分原因就是，这两个问题没有答案。在将军鼓动下，这些男人站了起来，热泪盈眶，齐声高呼：“打倒共产主义！”他们像本能知道何时该溯流而上的大马哈鱼，也本能知道谁是谁不是人民。谁若须别人告诉他谁是人民，十有八九不是人民中的一员。在不久后给巴黎姑妈的信中，我就这么写道。我还将这些戎装男人欢呼的照片、操练演习的照片夹在信里，寄给了姑妈。他们在灰白头发上尉的吼叫声中做俯卧撑；在冷漠中尉指挥下，蹲在一棵棵树后，端着老掉牙的步枪，练习瞄准射击；跟着邦，在印第安人曾狩猎的矮树林里，模拟巡逻侦察。看起来或许滑稽好笑。“不过，千万别给蒙蔽了。”我密信提醒敏，“所有革命的起端，莫不如此：一群男人，前途未卜也甘愿战斗；因为一无所有，所以愿抛弃一切。”这点用于灰白头发上尉和冷漠中尉，再合适不过了。南越时，前者是捕杀游击队的专家，如今沦为快餐厨师；后者带的连队遭遇伏击，他是唯一活下来的人，如今送外卖。他俩，跟邦一样，是真正的亡命之徒，主动加入了赴泰国的先遣侦察行动。他俩认定，与其苟且偷生，不如痛快死去。我若随这些人前往泰国，心里不忐忑才怪。

“你们老婆孩子怎么办？”我问道。我、邦、灰白头发上尉和冷漠中尉坐在一棵橡树底下，衣袖捋至肘上方，吃着午餐。午餐是从陆军用品商店买来的C-口粮(6)，这种食品吃前的样子与排出后的样子几乎相同。灰白头发上尉把勺子在罐头盒里搅得叮当响，说道：“当年，岘港一通乱战，我和家人被打散了。他们没能逃出来。我得到的最后消息是，越共知道他们是我家人，拿这条定他们罪，把他们押去清理沼泽地了。我想，我要么等他们逃出来，要么自己去救他们。”说话时，他习惯咬骨头似的咬着一个个字。冷漠中尉每根情感神经像被切断了，外表看着是人，可除了身体动，面部表情和声音没有一点波动。“看情形，”他说道，“他们全死了。”说这话时，听不出丁点感情，冷得令人发怵，还不如或恸哭或诅咒一场。我不敢追问究竟，换了个话题，问道：“你们几个不打算再回美国，是吧？”冷漠中尉将头炮塔似的转过几度，盯着我。“回来？为了什么？”灰白头发上尉呵呵笑了几声。“听了不要惊讶，孩子。我曾命令不少男人这样那样赴死。如今，或许轮到我了。我不想说得多悲壮。不用替我难过。我就盼着这一天。战争或许是地狱，但这么跟你说吧，就是地狱，也好过这个粪坑样的地方。”说完，他和冷漠中尉起身撒尿去了。

我无须在信里指出这些男人不是没有脑子，至少，现在不是没有脑子。独立战争时，美国民兵相信可以打败英军，谁说他们没有脑子？如今，我们第一支人数不多但将起到宣传作用的革命武装队伍，使用五花八门老掉牙的武器进行操练，不就跟当年美国民兵一样，谁说他们没有脑子？美国民兵逐步壮大，最终成为一支百万雄师。谁敢说，如今这支小小队伍不会发展壮大，成为浩荡之师？“亲爱的姑妈，”我在明信里写道，“不要低估这些男人。拿破仑说过，男人为了钉在胸前的几条小小绶带，甘愿献出生命。将军清楚，许多男人甘愿为一个男人献出生命，是因为他记住了他们的姓名。将军将麾下每个男人的姓名牢记于心。巡查时，他走到他们中间，与他们同吃，叫着他们的名字，询问他们的妻子、孩子、女友、家乡情况。无论谁，要的是被认可、被记住，这两点相辅相成，缺一不可。渴望被认可、被记住的心理，驱使这些清洁餐桌的服务生、端饭上菜的侍应生、门房、园林工、机械修理工、夜间保安、吃救济的攒钱买军装、军靴、枪支，就为了做回男人。亲爱的姑妈，他们亟欲光复南越，渴望国家、妻子孩子、后来人、真正的男人认可他们，记住他们。如果他们失败，就说他们没脑子吧。但如果他们成功，无论他们活着还是死去，他们是英雄，是有远见的男人。或许，不管将军说什么，我会与他们一道回到越南。”

我自己在为可能回越南准备，同时仍竭力劝邦不要回越南。我俩在橡树下抽最后一支烟，完后，便开始十英里越野拉练。那边，灰白头发上尉与冷漠中尉手下的男人们站起身，伸着懒腰，挠着癞癞疙疙的皮肤。“那帮家伙一心想死。”我说道，“难道你没看出来？他们知道这任务如同自杀，没打算回来。”

“生活就是一次自杀性任务。”

“还挺有哲理嘛。”我说道，“可这改变不了你疯了的事实。”

他笑出声，是真笑。逃离西贡至今，鲜见他这样笑，我很诧异。接着，他开始了于他而言一次长篇大论的演说。我俩结识至今，如此演说是第二次。“什么叫疯，就是没理由活着却还活着。”他说道，“我如今活着为了什么？就为了住公寓？那不是家，是没有铁栅栏的牢房。我们所有人——我们所有人都关在没有铁栅栏的牢房里，再也不是男人。美国人当我们老婆孩子面操了我们两次。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是男人。一开始，美国人说：‘我们会救你们黄皮肤越南人。照我们说的去做，照我们的方式打仗，用我们的钱，把你们女人给我们你们就自由了。’结果不是那样，对吧？操完我们又来救我们，不告诉我们，会割掉我们卵子，会割掉我们舌头。问题是，知道吗？我们要真是男人，根本不会让他们那么干。”

邦用词通常像狙击手击杀，但这通话像机关枪扫射。好半天，我才说话。“你没充分尊重这些兄弟过去的所作所为。”虽然他们是我敌人，但我理解他们的军人心，他们坚信自己勇敢战斗了。“你太苛求他们了。”

他又笑出声，这回，不是真笑。“我在苛求自己。不要用男人、军人字眼叫我。留在越南的兄弟们，我连里的兄弟们，才是男人，才是军人。他们死的死，坐牢的坐牢。但至少他们知道，他们是真正的男人。他们太男人了，其他男人就是有枪，也怕得要把他们关押起来。在这里，没谁害怕我们。我们只能吓唬老婆孩子，吓唬自己。我了解这帮家伙。我卖酒给他们，听了不少他们的事情。他们干完活回到家里，不但骂有时甚至打老婆孩子，就想显得是男人。他们才不是。真正的男人保护老婆孩子。真正的男人为了老婆孩子、国家和兄弟，连命都可以不要。他不会看着他们死去，自己还活在世上。可我却恰之相反。”

“不要多想，你是撤退。”我扳着他肩，说道。他抖掉我手。我从没听过他这么不加掩饰地倾吐痛苦，想安慰他，但他毫不领情。这很伤我心。“你当时是得救家人。但是，没救得了他们，不等于你不是个真男人、真军人。你仍然是真正的军人，所以，要像真正的军人一样思考问题。是执行这次没命回来的自杀式任务强，还是参加下波成功希望更大的行动强？”

他将烟蒂啐到地上，用靴子碾碎，拢起小撮土掩上。“他们大多数就这么说。这帮家伙是失败者，失败者总有各种借口。他们穿着军装，说着硬话，装得倒像军人，可有几个打算回国战斗？将军招募赴泰国的志愿者，只有三个人报名。其他人拿老婆孩子做挡箭牌，这些老婆孩子没少挨打。为什么？就因为他们的老婆孩子没能做挡箭牌。给懦夫第二次机会，他照旧逃跑。他们中大多数就是这样的懦夫，光说大话。”

“你谁都不信，简直是个混蛋！”我吼道，“那么，你为了什么去死？”

“我为了什么去死？”他反吼道，“我去死，就因为我现在活在的这个世界没任何值得我去死的东西！大凡有值得去死的东西，就有理由活下去。”

这一回，他说得我哑口无言。他说得对。这话用在先遣队的几个英雄也可能是几个没脑子的人身上，尤其正确。不管他们是什么，如今有了就算不是可以为之死也是可以为之活的东西。他们早盼着脱丧服似的从蝼蚁般的平民生活中解脱出来，穿上合身的虎纹作训服，系上或黄或白或红的围巾。军装就像超级英雄的装束，穿上后会散发出迷人光彩。问题是，他们也有超级英雄有的缺点：生怕别人不知道自己。也是，假若没人知道你，你怎么能是超级英雄呢？

有关先遣队的传闻不胫而走。甚至在这次野地集中前，亦即桑尼表面认输实际赢我的那天晚上，他问起我这批神秘的男人。当时，我俩聊天，如前进的车轮停止了转动，没再继续下去。黑猫幸灾乐祸地看着我落败样子。我俩都没言语，不停地喝伏特加。终于，桑尼问起有关一支准备秘密进攻越南的秘密军队的传闻。我应道，压根没听说这事。他说道：“别装作什么都不知道。你可是将军的人。”

“我要是他的人，”我驳道，“更有理由不告诉一个共产分子。”

“谁说我是共产分子？”

我故作惊讶。“你不是？”

“我要是的话，会告诉你吗？”

桑尼的话无意中道出了地下工作者的两难处境。我们不能像超级英雄，打扮得不男不女、招摇过市，只能遁入隐形披风里，在西贡如此，在美国亦如此。在西贡，我曾参加有其他地下工作者参加的秘密会议，在那些没被盯上的房子的霉臭的地下室里，坐的是装着从黑市上买来的美国造手雷的箱子；跟其他人一样，我头上套一个阴冷的棉质头套，仅露两只眼睛。烛光或油灯的光照着我们，彼此熟悉的只有对方化名、体型、音色和眼白。此刻，看着莫利女士侧身倚住桑尼的手臂，我的眼睛因为葡萄酒、伏特加酒、烟草的刺激，肯定不再有眼白，而变得血红。肺吸入了不少烟，已适应房里污浊空气。咖啡桌上，烟灰缸一如平常，屈辱地堆满了烟蒂和苦涩的烟灰。我将没抽完的烟卷像扔入一口井扔入葡萄酒瓶，烟卷落入瓶底残存的酒里，发出微弱的斥责“呲”响。“战争结束了。”莫利女士说道，“难道他们不知道这点吗？”我站起身，准备离开，走之前想说几句意味深长的话，要让莫利女士永生难忘我的睿智。“任何战争从不会死亡。”我说道，“它们只是睡着罢了。”

“这话也可用于老兵吗？”她好像并不认为我的话有多深奥，问道。“当然可以。”桑尼说道，“老兵若不睡着，怎么做梦？”我差点回应，突然明白过来，他听似提问，其实无需回答。

莫利女士伸脸过来给我亲，桑尼则伸手过来让我握。他将我送至门外。夜如挂着的一块块密密的幕，甚是清凉。我驾车穿过一挂挂薄幕。一到家便上了床。上铺，邦已睡着。我合上眼睛，沉入一片幽暗中。床垫载着我飘过一条黑色河流，到了一个无需护照的陌生国度。那里，有许多警示性的东西，人影绰绰。时光将我的记忆冲洗得只剩下一样预示我不幸命运的东西，一棵古老木棉树，我在那个国度的最后落脚处。我脸颊贴住它的枯硬树皮。在我将从那个梦境进入下个梦境时，渐渐感觉，我耳朵贴住的格格棱棱的树疙瘩其实也是一只耳朵：卷曲僵硬；耳道弯弯绕绕，经历了漫长岁月，里面积有一层如青苔厚硬的屎垢。木棉树一半在我头顶，遮天蔽日，另一半在我下面，隐于盘根错节的地里。我抬头上看，发现原来不只有我枕着的这只耳朵，树干粗大，树皮上鼓着数百只耳朵。它们在听或已听到我听不到的各种声音。耳朵满树，情景很是吓人，我猛地往后一退，掉入了黑色河流。我醒了，汗水淋淋，气喘吁吁。我先是双手紧紧压着两鬓，接着踢去湿漉漉被子、掀起枕头查看一番，才又哆哆嗦嗦躺下。心脏像面被疯狂擂着的鼓，咚咚剧跳。好在没真的见一床割下的耳朵。

(1)　San Joaquin Valley，位于加利福尼亚州。

(2)　从普契尼的抒情悲剧《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中化来。该剧以日本为背景，叙述女主人公乔乔桑与美国海军军官平克尔顿结婚后空守闺房，等来的却是背弃，以自杀了结尘缘。

(3)　Indian reservation，美国政府划分给印第安部落的地区，由美国内政部印第安事务局管理。保留地内的法律不尽同于周围地区，印第安部落具有一定的自治权。

(4)　The Golden State，加利福尼亚州的别名。

(5)　最早于1934年出现在美国连环画里的一个虚构人物，是一个统治名为Mongo星球的冷酷暴君。

(6)　C-ration，一种罐装预制的湿式口粮。它由美国陆军提出，当新鲜食物A-口粮（A-ration）和包装好的非熟食B-口粮（B-ration）难以取得或条件过于恶劣使战地厨房无法展开时以及在紧急口粮（K-口粮或D-口粮）短缺时食用。C-口粮起始于1938年，1940年开始战场测试，之后被大规模采用。

第十四章

颠覆者行事，有时遵照计划，坦白说，有时很具偶然性。集中军训结束两周后，我读到了桑尼写的《往前走，战争已结束》，印在报纸头条。我回想一下，这或许因为我质疑他的勇气刺激了他。我在将军商店的作战室看到了报纸，有该标题的一版展放在桌上的写字板上，给订书机压着。标题表达的情绪或许得到了一些人共鸣，但毫无疑问，将军不以为然。标题下有两张照片。一张是联谊会组织的集会照，集会地点在威斯敏斯特市一个公园里。参加集会的有前南越军官士兵。他们表情严肃，穿棕色衬衣，戴红色贝雷帽，既像又不全像军人。另张照片上是一群穿着没人要的难民服的平民百姓。他们挥着标语牌，扯着条幅，上面写有电报般简洁的抗议政治口号：胡志明=希特勒！为我们的人民争自由！谢谢，美国！很大程度上，该版内容可能在流亡美国的南越人心里播下了怀疑战争是否该继续下去的种子，在流亡各派中制造了分歧，我知道，我对桑尼的刺激可谓无心插柳，取得了我想要的效果。

我用美乐时微型相机拍下了该版。这部相机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最近几周，我还用它拍了将军的文件。我是将军副手，能看到所有文件。自菲律宾回来后，我一直没别的工作，忙着为将军、联谊会、光复运动义务做事。连秘密军队、为政治服务的对外机构，也少不了文秘事务。须做会议纪要，整理文件，召集会议，设计、印制、散发宣传单，拍照，安排会晤，联系捐款人。最重要的工作是，替将军寄收信件。收到信后、将信交给将军前，我会先读一遍。我拍了将军战斗序列的所有材料。他在美国组建了一个连，在泰国组建了一个营，指示联谊会组织公众游行，组织光复运动成员秘密军训，联系在泰国基地的部下。这些在泰国的部下由“搁浅”在陆地的海军上将具体指挥。还有件重要的事情，我拍下了将军的银行对账单，上面记录了将军为光复运动存入的数目不大的钱。这些钱来自一笔笔小额捐款，包括在美国的南越难民出的钱，夫人餐馆赚的钱，几个颇具声望的慈善机构以帮助处境可怜的难民和处境更可怜的老兵的名义给联谊会的钱。

我将情报用邮包形式寄给了巴黎姑妈。邮包里有两样东西，一封信和一件俗气的纪念品。纪念品是一个自动旋转的雪球，上有“好莱坞”三个字。雪球旋转需九伏电池，我在邮包里放了几节掏空的电池。每节都藏有一卷美乐时胶卷。这个方法，比起在西贡联络员和我交换情报采用的方法，巧妙许多。敏第一次说到联络员时，我眼前立刻浮现出一个身段柔软、参加选美比赛的漂亮女孩。越南美人闻名遐迩，实至名归。我想象，她的皮肤嫩白如细砂糖，内心红如朝升太阳，是交趾支那人(1)模样的玛塔·哈莉(2)。万没料到，出现在我门口的竟是一个徐娘半老的大嫂。她脸上的褶子比她的掌纹能藏下更多的故事。她叫卖蒌叶榨汁和特色小吃，亦即香蕉树叶包的糯米饭。每天早晨，我买她一包糯米饭，权当早餐。糯米饭里或有或没有敏给我的信，信卷着包在小块塑料布里。每次，我付给她一小卷皮阿斯特(3)。纸币里或有或没有我给敏的胶卷，或者，用米浆写在纸上的暗信。这种传递情报的方式唯一不足之处是，她的厨艺实在不敢恭维，糯米饭做得像团胶水，我须强迫自己硬吞下去。女仆若看到垃圾桶里的糯米饭，会起疑心：我既然不吃，为何总买它？我向大嫂抱怨过，也就一次，结果挨她一通数落。数落时间之长，长到我得频频看表。用词之新，新到我得借助词典。连在将军别墅附近转悠揽活的三轮车车夫都开了眼界。“你最好赶紧娶她，上尉。”一个失去左胳膊的车夫调侃我，“不然，她可就很快被别人娶走了啰。”

想起这话，我一身鸡皮疙瘩，赶紧倒了一杯十五年的苏格兰威士忌。酒放在将军的抽屉里。将军没付我一分工钱，为让我开心，老实说是让我喝上瘾后离不了他，他很是慷慨，从大量库存中拿出一些品质好次兼有的酒，当礼物送我。我的确需要这样的礼物。我用暗信向敏详细报告了邦、灰白头发上尉、冷漠中尉的行动，包括机票信息和训练基地的方位。这次情报与以往经姑妈转给敏的情报没有实质不同，只是这次报告的是先遣队的行动及其相关保障。因为我的情报，参与行动的人最终将遭遇伏击，也可以说是灭顶之灾。报纸将报道美军或南越共和国军的伤亡人数，和历史书上的死者无异，是“无脸”之人，亦即抽象概念罢了。我向敏报告这些行动，轻轻松松，但写邦的行动报告，用了整整一个晚上。不是因为字数多，而是因为他是我的朋友。“我会一同回来。”我这么写道，其实还没想好怎么回到越南，“这样，我能更准确报告敌人行动。”写归写，我心里想的是救邦，却没想妥如何救他。但是，我向来不会因此停止行动。

因为不知怎么做到出卖邦同时又营救邦，我一个劲喝酒，想借酒激发灵感，喝到第二大杯苏格兰威士忌时，将军走了进来。刚过三点，平常忙完夫人餐馆午市高峰，他都是这个时间回到商店。一如既往，在餐馆收银台后忙活了几小时，他总会窝一肚子火。前南越军人见他，会向他敬礼。这本是对他的敬重之举，却让他哀怜自己不再佩戴将星。偶有不怀善意的平民，通常是妇女，见到将军，会说：“你不是那个将军吗？”她若心底歹毒，会赏他小费，出手还挺阔绰，一般一美元。小费是美国做法，越南人起先认为荒唐，如今也接受了。将军就是经历如此这般后，回到卖酒的店子。今天也一样，他将一把皱皱巴巴一美元纸币扔到办公桌上，等我给他倒一杯双份苏格兰威士忌。照往常，他斜靠在椅子上，闭眼呷酒，大声叹气。不过这一回，他走到办公桌旁，身子前探，敲着桌上的报纸，问道：“你读了这个吗？”

我不想剥夺将军可发泄一通的机会，于是答说没有。他点点头，一脸肃穆，开始挑着内容大声念。“有关联谊会及其真正目的的传言甚嚣尘上。”将军面无表情，声调保持在一条线上，念道，“显然，其目标是推翻共产政权。愿望如是，但能实现到哪步？联谊会以助难民之名募款，很可能将之用于驻扎泰国的武装南越难民谋划的光复运动。另有传言，联谊会投资生意，利润尽入其囊中。最令人失望的是，联谊会向同胞兜售虚幻未来，声称能武力光复南越。我等诚望，为了流亡者有能回归祖国帮助重建之日，应该和平争取和解。果如是，生活将更加美好。”将军折起报纸，准确地放回到它先前位置。“有人一直在为这个家伙提供一些可靠情报，上尉。”

我呷了口苏格兰威士忌，掩饰着咽下了因条件反射而起的口水。“像在国内，将军，在这里我们也泄露消息。看这张照片。我们在做什么，照片上这些人多少知道。桑尼只需拎个桶，到他们中转一圈，这里接一滴，那里接一滴，很快就能得到一两杯情报。”

“毫无疑问，你是对的。”将军说道，“我们可守住情人，就守不住秘密。这话——”他敲敲报纸“——听起来很美妙，对吧？和解，回归，重建。谁不希望那样？可谁因此最受益？共产分子。至于我们，回去后极可能被一颗子弹打进脑袋，或被关起来接受长时间的再教育。这就是共产分子口中的和解、重建的真正意图，就是除掉我们。这个记者趁机向可怜的人民兜售左派思想，他们太想看到哪怕一丁点希望。他越来越捣乱了。莫非你不这么认为？”

“的确如此。”我伸手去拿酒瓶，说道。酒瓶像我，半空半满。“记者要是独立，就总捣乱。”

“我们怎么知道，他只是一个记者？当年，西贡记者中有一半同情共产分子，还有相当一批是共产分子。我们怎么知道，不是共产分子早早派他来美国，任务就是在我们来美国后，监视我们、瓦解我们？你上大学时就认识他，他那时表现得如此同情共产分子吗？”如果我答没有，将军过后从别人那里听到完全不同的答案，我可就处境堪虞。因此，唯有肯定。将军听后，说道：“你是我的情报官，可提供的情报不多啊，对吧，上尉？我第一次见他时，你为什么不提醒我他同情共产分子？”将军很不满意，摇着头，“你知道，你的问题是什么吗，上尉？”我的问题可以列一条长长的清单，不过，干脆回答不知道为好。“你同情心太重。”将军说道，“比如少校，因为他胖，你同情他，没看出他是个危险分子。现在这份报纸又证明了，你一直故意视而不见这个事实：桑尼不仅是左派激进分子，而且很可能是共产间谍。”将军眼神冷峻。我的脸发痒，但不敢抓挠。“该做点什么了，上尉。难道你不这么认为？”

“是的。”我喉咙干涩，应道，“也许是该做点什么。”

接下来几天，我很空闲，琢磨着将军语焉不详的要求。毋庸置疑，一个人总该做点什么。桑尼的报纸登出一条广告：拉娜将在一部名为《幻象》的时俗讽刺剧里既演又唱。这为我提供了做点什么的机会，虽然将军要求的“该做点什么”，很可能与此了无关系。无论如何，我需要休假，即便短如一晚暂时脱离紧张孤独的地下工作。对于习惯黑暗的间谍，观看夜间演出正是理想之选。我本以为很难说动邦去看《幻象》、听魂牵梦绕的祖国音乐。没料想，邦答应得倒也爽快。他已决意赴死，反倒终于有了活力。他甚至让我给他理发。为让头发顺滑光亮，理完发，他给抹了不少百利护发霜。头发因此又黑又亮，可与我俩穿的皮鞋媲美。一路上，邦和我听着滚石乐队歌曲。车内弥漫着百利护发霜与古龙香水气味，雄性得令人陶醉。车一路往西奔往好莱坞，不止于此，更是回到了一九六九年前后，我从美国返回后一段在西贡花天酒地的日子。当时，邦和敏还没孩子，我们三人在西贡的酒吧、夜总会挥霍着每一个周末。青春若不被挥霍，怎能算是青春？

或许，我可以说，因为少不更事才与邦成为朋友。是呀，一个十四岁孩子，受什么驱使，竟一起切开手掌心、成为结义兄弟？更要追问，是什么让一个成年男人还坚守年少时的誓言？较之于年少时稚嫩的理想甚至幻想，成年后的思想与政治信仰，这些所谓成年后所得的熟果，难道不更加重要？说到这，允许我提出一个观点：我们成年后，便不再有年轻时的愚妄言行，其实这是损失，因为，愚妄言行里可有真或部分真的东西。不妨看敏、邦、我三人最初如何结识结义。地点在中学足球场。我是新生。年龄比我大、个头比我高的学生，横行霸道的高年级男生，围着我，打算拿我复制一幕自人类文明以来便不断上演的场景，强者戏耍凌辱弱者或异类。我的确异于他们，但绝不是弱者。这点，很久前痛打骂我“不自然”的村里小丑时，已得到证明。我狠狠教训过小丑，但也没少挨其他人打。因此，一旦动手，也不惧输。当时，出乎意料，另一个男孩，也是新生，从围着看戏的男生中挺身而出，仗义执言。“你们这么做不对。不要把他从我们当中分开。他和我们是一起的。”一个高年级男生很不屑。“你是什么东西，敢说谁谁和我们是一起的？再说，你又凭什么觉得你和我们是一起的？马上滚开。”敏没有“滚开”，结果，先挨了一记耳光，被扇得旋了一圈。我一头撞向扇他的高年级男生的肋骨，将他撞倒在地，骑在他的胸口上，连着两拳砸去。他的一伙跟班扑了过来，我和敏以一敌五。我疯似的还击。我清楚，围观的男生们也清楚，我肯定会完蛋。但为什么邦能不惧一切，毅然站到敏和我这边？他也是新生，但和高年级男生一样高大，尽管如此，也寡不敌众。他先一记重拳，再横着一肘，接着猛劲一推，连撂倒三个，但很快被对方一群人拽倒在地。我们三个遭脚踢拳击棍打，遍体鳞伤，周身见血。我们没觉痛苦沮丧，反倒兴奋莫名！因为我们三个通过了一场仿佛命里注定的考试。这场考试将我们与欺凌者分离开来，将我们与胆小鬼分离开来。当晚，我们溜出宿舍，到了一片罗望子树林。在枝繁叶茂的罗望子树下，我们用刀切开各自手掌，让自己的血与认定亲过亲人的伙伴的血相融，一起盟誓。

实用主义者或彻头彻尾的实利主义者，会无视我的这段经历，把我的情感当作多愁善感。但于我，它表明，我们三人在那个年龄便如何自我定位，如何定位对方。我们还是孩子，便本能知道要做保护弱势的人。邦和我久未谈起这段经历。我俩唱着年少时的歌前往目的地罗斯福酒店。一路上，我感觉，中学那段经历已融入我的血液，也融入了邦的血液。黑白片时代，罗斯福酒店曾是好莱坞大道上名流荟萃的重地，现在，像默片年代的明星一样不再时尚。破旧地毯盖着破旧地板砖；出于某种考虑，大堂摆有各式牌桌、椅子，细长的桌子腿、椅子腿看似鹤的腿。我本以为在这里能见到好莱坞曾经风光一时的人物，比如，系蝴蝶领结、穿粉蓝色上装、大腹便便的成人片制片人，再比如，他们牵着的珠光宝气、上半身熠熠闪光的女士。但看穿着，最好的竟是我的同胞。《幻象》演出地点是酒店一个宽敞的休息厅。往休息厅这段路上，同胞都一身行头有穿缀亮片衣服的，有穿涤纶衣服的，精神焕发。其他一些观看演出的人，估计是酒店住客，穿的则是彩色格子衬衣和运动鞋。装束很随意，胡子拉碴；他们没一个有伴，若说有“伴”，也就是其中一个带了个氧气瓶罢了。我们凡事后人一步，比如，很明显，此刻这些越南人打扮得风光，却没赶上好莱坞以及这家酒店的风光时刻，那些时刻已成过往。

休息厅里倒是气氛热烈。某企业家把这块场地租给《幻象》演出。如此，它成了“难民营”，只不过营中人不似难民罢了：男人们穿的是定制西装，利索挺拔；女人们套上了舞会衣裙，娇媚动人。这些同胞，属于小资产阶级，一心想改变生活境况，终于找到一周不仅正常干四十小时而且还须加班的工作，屁股兜里的钱包鼓了起来，底气增加了不少，开始寻求喝酒听歌之类的享受。我和邦找了靠后一张桌旁坐下。期间，一个楚楚动人、波列罗舞装束的女歌手在演唱范维(4)的《悲情之城》。痛彻心肺般演绎，如忧伤小夜曲，打动了休息厅里的听众。还有别的方式能吟唱出一座悲情的城市，一座被流亡者无时无刻不装在心里的城市吗？在我们抒情歌曲库里，第一高频词是“爱”，第二高频词不就是“悲”吗？是我们喜好悲呢，还是我们学会了悲中作乐？回答此类问题，须读加缪的书或喝科涅克白兰地。在这里，读不到加缪的书，我只能要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

我坚信，钱不花何足为钱，尤其在朋友面前。因此，我虽囊中日见羞涩，但不加思考，一气喝了几大杯科涅克白兰地。见灰白头发上尉和冷漠中尉站在吧台旁喝着啤酒，我也为他俩买了几杯科涅克白兰地，吩咐服务员送过去。不一会，他俩来到我们桌前，要为我们的战友情谊干杯。我还没跟将军再提返回越南，但我一心要去，开心地又给每人买了一杯科涅克白兰地。这种酒，相当于母亲给长大的儿子的吻，让一切变得更加美好。的确如此，边喝边陶醉地看着歌手们轮番上台扭腰甩胯。台上演员，无论男女，或哼鸣，或哭嚎，或喟叹，或诅咒，或怨艾，或咆哮，不管他们如何表现，观众打心底喜欢他们。所有在场的观众，甚至包括邦，听着他们不一定发自心底但肯定发自肺部的歌声，忽忽悠悠，穿越时空，回到了西贡夜总会。在那些地方，香槟除了该有的味道，除了该有的隐含意义，还有让人伤情落泪的东西。眼泪过多，说明人深陷痛苦；没有眼泪，说明人无动于衷。但只需舔上一滴这灵丹妙药，观众便会也只会发出两个音：西贡。

“西贡”两字挂在几乎每个演员包括主持人的嘴上。《幻象》演出过程中，主持人适时进行绍介。他个头不高不低，身材不胖不瘦，穿件还算朴素的灰色法兰绒西装；身上唯一闪亮处是他的眼镜。我看不到他的眼睛，但知道他的名字。他号称“冠绝诗人”，诗作散见于各类文学杂志和报纸，诗风婉约，内容怀旧，关注平日生活。他的一首从淘米中发现生活真谛的诗，我记忆尤其深刻。至于他发现了什么真谛，我已忘记，只记得在诗中，他敦促人们于最卑微琐事中发掘意义。有时，我手插在米粒中，淘着米，便想起他来。在我们文化里，如此大诗人，为了普通百姓竟在满是歌酒的夜晚屈尊主持，我引以为豪。我们尊重所有越南诗人，认为他们总能教些重要东西。“冠绝诗人”自然如此。他为桑尼的报纸写过专栏，介绍过奇异诡谲的美国生活，分析过美越间的文化差异与冲突。这晚介绍歌手时，他也没忘记顺带简要传授越南或美国文化知识。轮到介绍拉娜时，他的开场白是：“你们中有人也许听说了美国人是喜欢做梦的民族。没错。有人说，美国是福利之国，其实，是做梦之国。在美国，我们可以梦想任何东西，同意吧，女士们，先生们？我要告诉你们，我有什么美国梦。”他握着麦克风，小心翼翼，如握着一管炸药，说道，“我的美国梦是，在死前看一眼生我的土地，回到西宁吃一口老家院子里柿树上熟透的柿子。我的美国梦是，再回到家乡在爷爷奶奶外公外婆的坟前烧香祭拜；在一切终归晏然宁静之时，在再也不闻枪声之时，在唯有欢声笑语之时，游遍美丽的祖国。我的美国梦是，回到越南，从城市走到乡村走到田野，从岘港走到大叻，从金瓯走到朱笃，从沙沥走到桥河，从边和走到邦美蜀，观看未经历战争的男孩女孩嬉闹玩耍——”

主持人驾驶的列车载着我们穿过越南大大小小的城镇，而且还在前行。不过，我在邦美蜀站下了车。邦美蜀，我的故乡，一座山镇，一座红土之镇，出产世界最好咖啡豆的高地之乡，有许多水量充沛、喧腾不息的瀑布，有被人类扰得不得安宁的愤怒的大象，有仅围兜裆布、赤脚袒乳、半饥饿的嘉莱人。邦美蜀，我父母去世的地方。我的脐带就埋在母亲在这里的一分薄地里。在这里，英雄的人民军打响了解放越南南部的一九七五年总战役的第一枪。邦美蜀，我家所在之地啊。

“这就是我的美国梦。”“冠绝诗人”还在继续，“无论我穿什么吃什么说什么语言，我的心始终如一。这就是为什么我们今晚聚集于此，女士们，先生们。现实中，我们不能回到家园，但借助《幻象》，可以梦回故土。”

听着“冠绝诗人”的动情之辞，所有人激情澎湃、发自内心地鼓掌赞同。他很明智，清楚我们聚集在这里，不只是听他说，还另有所望。“女士们，先生们，”他抬起手，示意安静，继而说道，“请允许我向你们推出另一个美国梦，我们越南人自己的梦幻传奇——”

拉娜，如今同于约翰、保罗、乔治、林戈之类的名字，人们只认这一个名字。她几步到了台上。看她装扮：上身一抹无带红色丝绒胸衣，下身一条豹纹迷你短裙，戴黑丝手套，蹬齐大腿的细高跟皮筒靴。高筒靴，细高跟，一块裸露的平滑肚皮，任何一样都让我心脏停跳一拍。此刻，三样竟一并展示在我眼前，我的心被彻底制伏，像被一队洛杉矶警察合力撞击。我大口喝着科涅克白兰地，让酒浸漫心头，使它活泛开来。浸泡在酒里的心，轻易地让拉娜如火之歌点燃。听她第一首歌竟然是《我好想你要我》，我的心便烈焰熊熊。我之前听过的版本，演唱者均为男歌手。它原是英语版，后来，有了与原版不相上下的法语版、越语版。无论什么版，都是我这代人中单身汉、婚姻不幸福的男人最爱听的歌。词曲淋漓尽致表达了单相思的伤感。南越男人爱单相思，有裂纹的心是继烟、咖啡、科涅克白兰地之后的致命弱点。

听着她的歌，我满脑子只有一个想法：哪天晚上能和她来场永生难忘的爱，爱个死去活来。估计在场的每个男人有和我一样的想法。她在麦克风前只是轻轻摇摆身子，但声音足以摇动所有人的心扉，不，准确说，足以让我们着魔，纹丝不动。没人说话，一个没有，只是偶尔有人抬起夹烟或端酒杯的手，全身心地投入。她唱第二首歌时，听众们依然如此。第二首歌名为《砰砰》或《我的宝贝一枪撂倒了我》，节奏略快。原唱者雪儿。比较而言，我更喜欢南茜·辛纳特拉的二度演绎，因为她的长相更加迷人，当然，这个理由让我略显肤浅。不过，我了解到南茜·辛纳特拉只是白金唱片女王，没亲历过暴力与枪杀。她这方面的知识仅来自她父亲弗兰克的黑道朋友。拉娜截然不同。她在西贡出生长大。那里的匪徒一度猖獗到须动用军队上街弹压。虽是首府，手雷袭击和恐怖主义爆炸案是家常便饭，越共小规模的攻击更习以为常。南茜·辛纳特拉演唱《砰砰》，真懂它的含义？于她，这首歌与唱给青少年听的口水歌没什么两样。而对越南人来说，“砰砰”是我们生活的音轨。

南茜·辛纳特拉还有绝大多数美国人有的缺陷，只懂英语。拉娜的《砰砰》韵味丰富，语言多样：有英语，有法语，还有越语。比如，最后一句歌词，先是法语“Bang bang，je ne l’oublierai”，后是重复的范维版越语“我将永不忘记”。在西贡经典通俗歌曲的殿堂里，三语版《砰砰》是最令人难忘的经典之一。它巧妙地将爱情与暴力，借用一个难以解释的故事，编织起来。该故事说的是，一对恋人，不顾青梅竹马，或者正因为青梅竹马，竟开枪射杀对方。我们的记忆里有一支无形手枪，砰砰射着我们的脑袋，射入脑袋的子弹就是我们忘不了的东西。我们忘不了爱，忘不了战争，忘不了爱的人，忘不了仇雠，忘不了家，忘不了西贡，忘不了焦糖味粗糖冰咖啡，蹲在路旁吃的一碗碗汤面，躺在椰树间吊床里边摇边听的朋友弹奏的吉他，在小巷、广场、公园、草地光着脚裸露着上身比赛足球的场面，珍珠项链般缭绕于崇山峻岭间的晨雾，沙滩上无壳牡蛎的阴唇般润湿，娇羞欲滴的爱人用越语发出的最勾人魂魄的呢喃，打谷的嚓嚓声，停靠街边的三轮车里仅靠念着家人获得的温暖入睡的车夫，露宿每座城市每条人行道上的难民，伴我们度过漫漫长夜缓缓燃烧的蚊香，新摘的香甜厚实的芒果，对我们不理不睬而让我们愈加憔悴的姑娘，死去或失踪的男人，被炸毁的街道民房，我们光着身子在其中游水嬉闹的小河溪流，我们偷窥如鸟儿清纯的天仙少女沐浴戏水时藏身的树丛，摇曳烛火投在枝条搭建的棚屋的墙上的光影，泥泞路上、乡村小径上不成调的丁零当啷的牛铃，萧瑟村庄里饿犬的哀鸣，气味刺鼻却让人垂涎三尺的美味榴莲，在父母尸体旁恸哭的孤儿，不到下午便被汗水湿透而变得黏黏的衬衫，云雨后爱人流出的黏液，我们的各种窘境、艰难，被村民追赶屠宰的猪东奔西突时发出的凄厉惨叫，夕阳映照下一片火红的群山，拂晓时分自大海波涛中冉冉升起的皇冠般朝阳，母亲攥着我们的滚烫的手。忘不了的东西难以穷尽。归根结底，我们一生不能忘记的最重要东西就是，我们一生都做不到忘记。

拉娜演唱完，观众鼓掌、吹哨、跺脚。她向观众鞠躬，优雅退台。我一直呆呆地静坐着，软在座位上，连掌都拍不动了。“冠绝诗人”介绍下一个演员。我的耳朵里只有“砰砰”。拉娜回到演员专座。她左边座位，坐的是紧接她表演的演员，自然空着。我跟邦说，我离开一会，十分钟后回来。他反对：“别干这事，你这没脑子的混蛋。”但是，我没再多想，穿过休息厅，走向拉娜。与女人打交道，最难的是迈出第一步，最重要的是不要瞻前顾后。不要瞻前顾后，说易做难呀。即便如此，接近女人，万不可瞻前顾后。一旦多想肯定失败。中学时，我最初几次接近女孩，顾虑太多，踟蹰不前，结果，次次无果。好在小时候受过的欺侮竟粗硬了神经，让我反倒认为，遭人拒绝总强于没机会遭人拒绝。后来，我抱着佛祖也认同的消除挂碍恐怖的禅的心态，继续接近女孩，到如今，便接近女人。我挨拉娜坐下，抛弃杂念，顺从本能，遵循我与女人打交道时三条首要原则：不征求她同意，不同她打招呼，不给她先说之机。

“我第一次见你时，可没想到你能唱得像今天这么好。”我说道。她看着我，眼神让人联想到古希腊雕塑的眼神，看似空茫，却有蕴意。“你怎么能想到？我那时才十六岁呢。”

是呀，那时我不也就二十五岁，又懂什么？我倾过身子，靠近她，好让她在音乐里也能听清我说话，也方便递烟给她。我的第四条原则：给女人一个不是拒绝我而是拒绝别的什么的机会。假如她婉拒我递的香烟——任何一个越南女人，如果正经，应该婉拒才对——我便有理由自己抽上一支，她看我抽烟时，我还能说上几秒钟。没料到拉娜接过香烟。也好，这给了我另一个机会：像以前为莫利女士点烟的同时点燃了她的春情，我也可用暧昧的火苗点燃拉娜的香烟。

“你父母怎么看你做的事情？”

“他们认为，唱歌跳舞是浪费时间。估计你也这么想吧？”

我给自己点上烟。“我要是这么想，会来这里吗？”

“我父亲说什么，你可都同意。”

“我只同意你父亲说的某些东西。不过，我不动辄反对什么。”

“这么说来，你站在我这边啰。”

“音乐和唱歌给我们活力，给我们希望。如果我们还能感受、感动，说明我们不枉活着。”

“而且说明我们还有爱。”她扭过脸，冲另一个方向吐烟。其实，我乐意她将烟吐向我的眼睛或我身体的任何一处哩。“我父母担心唱歌会毁了我，担心我嫁不出去。”她说道，“他们想的就是，我该找个有地位有钱的人，明天就嫁了。你没钱没地位，是吧，上尉？”

“你愿意我有钱有地位吗？”

“你要这样，会比现在更没趣了。”

“你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个这么想的女士。”我说道。我一直盯着她的眼睛，做到这点，何等艰难，要知道，她乳沟的引力多么巨大。谈及所谓西方文明，我对其中很多东西有意见，但乳沟不在我的攻击之列。中国人或许发明了火药面条，西方人可确实发明了乳沟。乳沟的深奥内涵很多没得到充分认识。男人盯着女人一对半掩半露的乳房，不可简单定性为好色。他更多是在自觉或不自觉地思索将动词“裂开”具象化的乳沟的意义。(5)“裂开”有双重意义，一是切开，二是并拢。女人的乳沟完美诠释了看似相悖的意义：一对乳房是两个分开的物体，又是统一的整体。乳沟的双重意义还表现在：它既将男女分隔开来，又具有那种顺着光溜溜陡坡往下滑行时产生的不可阻挡的力量，把男人吸引到她的身上。男人没有女人这样的乳沟，若有，或许也就是那种大多数女人发自内心喜欢的“沟”，他鼓鼓囊囊的钱夹一开一合时露出的“沟”。女人，只要想，随时可以打量我们，我们为此还洋洋自得哩，可我们若盯着女人的乳沟，便会受到斥责。问题是，男人若对女人的乳沟视而不见，也几乎同样会被责怪。是呀，对女人美轮美奂的乳沟，男人居然能抗住巨大诱惑不瞟上一眼，女人会认为这等同于对她的羞辱。女人这种想法的确不无道理。因此，纯粹出于礼貌，取第二支烟时，我以欣赏的眼光瞥了一眼拉娜的乳沟。吊在金链上的金质基督受难像，在她不可思议的波峰间，一起一伏。我生平第一次祈求，成为真正的基督徒，这样就可以被钉在她乳沟里的这个十字架上。

“再来一支烟？”我问道。我将一盒烟递了过去。我俩的目光又一次相遇。对刚才打量她乳沟的老到做法，我没显得得意，她也没表示什么。她没言语，接受了我的提议，伸过纤细的手，从烟盒里捏出一支，用两片甜甜的嘴唇将它夹住，待我替她点上后，缓缓地吸着。烟卷随之缓缓缩短，留下一截细长烟灰，轻轻一吹，灰飞烟散。男人若挺过了女人抽第一支烟这段时间，便有机会登陆女人身体的滩头，进入下一轮战斗。拉娜抽完了第二支烟，我竟未阵亡，信心倍增。我占了她椅子的头发烫成峰状的女歌手回来后，我自信满满，站起身，对拉娜说：“去吧台。”我的第五条原则：在女人面前，用肯定句，比用问句，更可能少遭拒绝。她耸耸肩，将手递给了我。

接下来一个小时里，拉娜又登台演唱了几首歌曲。她的表演炙烤着全场，也炙烤着我小臂上的寒毛。在几次下台歇息间隙，我了解到了如下情况。她爱喝伏特加马提尼酒，我先后给她点了三杯。每杯调以上等烈酒，酒液晶莹剔透，酒面上浮着一对圆滚滚的橄榄，嵌在橄榄里的红椒部分凸在外面，形似奶头。她的签约公司是位于时尚之区布伦特伍德的一家艺术机构。她有过男友，不止一个。女人在男人面前谈论过往男友，无非给这个男人传递一个信号：她在拿他与过往不怎么样或很怎么样的男友们进行比较打分。我知道什么场合说什么话，因此不会唐突问政治、宗教方面的问题。不过，她自己说了出来。她持的社会、经济观点，可谓进步。她支持控制生育、枪支、租金，推崇同性恋自由、民权共享，崇拜甘地、马丁·路德·金和释一行禅师(6)，主张非暴力、世界和平、瑜伽修身，认为迪斯科具有革命能量，呼吁建立各国夜总会联盟，赞同第三世界国家自己决定自己的命运，坚持民主是自由的民主，反对资本主义泛滥，提议给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戴上社会主义小山羊皮手套(7)。合她口味的歌手有比莉·哈乐黛、达斯蒂·斯普林菲尔德、艾维斯·方和庆璃。她认定，越南人也可以唱布鲁斯风格的歌曲。在她心目中，假如不能住在洛杉矶，纽约是她的另一座理想生活之城。我了解她这么多，其中最重要一点就是：结婚前，多数越南女人不会坦露自己的观点，结婚后也再没了自己的观点；拉娜爽快自由地表达自己的观点。

一个小时后，我朝邦招手，要他过来。我太想多他两只耳朵，从而减轻我的两只耳朵承受的压力。在科涅克白兰地作用下，他也有些饧然，话比平常不知多出多少。拉娜不在意与一个普普通通男人交流。接下来一个小时里，她和邦如两个同路人，走在记忆小径上，忆着西贡、流行于西贡的歌曲。我静静呆在一旁，大口喝着科涅克白兰地，偷偷欣赏拉娜的两条美腿。一双腿比《圣经》还长，当然，比《圣经》多了不知多少乐趣，长得没完没了，像印度的瑜伽修行者，又像美国的一条闪着微光穿越美加大平原或美国西南部沙漠的公路。拉娜两条美腿仿佛命令我用心欣赏它们，不愿听我说个“不”字，甚或不愿听我模棱两可的回应。我被它们紧紧攫住，失去了自由。这时，只听拉娜说道：“那你的太太孩子呢？”泪水顺着邦的两边脸颊流了下来。这陡地破除了拉娜施于我的魔咒，让我从混沌中清醒过来。拉娜和邦的聊天，不知何故，已由西贡与西贡的歌曲转到西贡的陷落。其实，也没什么奇怪。流亡者听的歌曲大部分充满了因失落而生的感伤和幻想，这些元素让他们不由得不想起他们陷落的城市，关于西贡的话题最终自然转到了西贡陷落、尚留在西贡的人的命运。“他们死了。”邦说道。我惊诧不已。除了我，邦从不与其他任何人谈灵和德，甚至几乎不与任何人搭话。这就是漫步于记忆小径时产生的问题。在这种雾笼霭绕的小径上行走，难免失足跌倒，虽然尴尬，但是值啊。我看到令我更加惊诧的一幕：拉娜竟将邦拥入怀里，将他那颗抵死不愿贴住她脸颊的丑陋的头硬压在她的脸颊上。“可怜的男人。”拉娜说道，“真是个好可怜好可怜的男人。”我爱极妒极我的最好朋友，这种情感巨浪般吞没了我。拉娜变得超凡脱俗，如一尊无量佛，端坐在其浑圆屁股上。我亟欲验证我想要她的这一设想，用眼睛端量她的婀娜玉体，用双手抚摸她的双乳，用舌头舔她的每寸皮肤。她只关注啜泣的邦。邦极度悲痛，以至于麻木，似乎浑然不察完全暴露在他眼皮底下让人如痴如醉的深壑般乳沟。看着此情此景，我预感，我会有一天拥有她，她也会有一天拥有我。

(1)　居住在越南南部、柬埔寨东南部的人。

(2)　Mata Hari，巴黎脱衣舞女，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法德两国的双面女间谍。

(3)　南越货币。

(4)　Pham Duy，南越歌手。

(5)　裂开（to cleawe），乳沟（cleavage），在英语中两词同源。

(6)　Thich Nhat Hanh（1926—　），越南佛教禅宗僧侣、诗人、学者及和平主义者。

(7)　with kid gloves，意为“小心谨慎对待”。书中意思是，要用社会主义手段管束泛滥的资本主义市场。

第十五章

我检讨的很多内容，让您读来，尊敬的指挥官，让那位我耳闻很多的神秘“无脸”政委读来，可能完全不像越南人的检讨。美国梦，好莱坞文化，五花八门的美国民主，诸如此类合在一起，使得美国在我们这样的东方人眼里看似一个眼花缭乱的国家。在理解美国人性格、文化、习俗以及爱情等方面，我的一半西方人血统或许发挥了作用，也许我天生理解这些东西。要理解的最重要一面是，在越南，一方向另一方求偶，而在美国，两人平等约会。约会是种很实用的习俗，按照这种习俗，男女双方约定一个彼此认可的时间见面，像赴一场谈判，就合作办一家可能盈利但也可能亏损的公司进行商谈。美国人将约会理解为，无论短线还是长线，均事关投资和收益。越南人则认为，爱情和求偶事关亏损。毕竟，真正合算的求偶，只是那种说动了无法说动的女子嫁给自己的求偶；说动早就查黄历选吉日急不可耐要将自己嫁出去的女子的求偶，不是合算的求偶。

显然，拉娜是那种必须追求她的女人。我给她写了不少信，表达了心声。信的字体用古板得像远古生物的修女教我的漂亮得无可复加的草体，信的文体用维拉内拉诗(1)、商籁诗(2)或说不出是什么诗体但真心可鉴、情笃意坚的对诗。她让我坐在她的客厅里的摩洛哥风格垫子上。我抱起她的吉他，为她唱范维、郑公山或漂流海外的情歌新宠德辉(3)的歌曲。她的回报是，许我欣赏她如印度神话里迷人仙女般的神秘微笑，为我预留观看她演出的前排座位，愿意继续听我聊天唱歌。最后这种回报，一周也就一次。在百无聊赖的下午，呆在将军卖酒的店里，我会跟邦说起我与拉娜的事情，语气既感激又痛苦。邦的反应，预料得到，无动于衷。“跟我说这个，小情种。”有天，听完我的话，他又用惯常的点射风格说道。他的注意力只有一半在我身上，另一半则在进来的两个年轻顾客身上。他们像两只负鼠，鬼鬼祟祟，往货架间过道走去。看他俩年龄和智商，均是很小的两位数样子。“将军知道了怎么办？”我俩坐在柜台后等着将军。将军下午总要过来。“将军怎么会知道？”我说道，“又没人告诉他。拉娜和我不会让感情烧昏头，想着哪天结婚，去跟他说这事情。”“既然没想结婚，干吗爱得这么‘死去活来’？”他用我讲与拉娜的事情时用的话问道。“难道我们这样，非得结婚？难道不能为了纯粹爱情？婚姻和爱有什么关系？”他哼哼道：“天主让我们来到世上，是让我们结婚。爱就是为了结婚。”我琢磨着，他是否要像观看《幻象》那天晚上打开话匣子。但这个下午，我俩谈论爱情、婚姻、死亡，很明显，没对他产生什么作用。或许，这是因为他的眼睛此刻盯住了悬挂在店里后方墙角上的凸面镜。镜子像单筒望远镜，映出两个年轻人的一举一动。他们仰慕地盯着冷藏啤酒，被琥珀色玻璃瓶反射出的荧光灯光迷住了。“婚姻就是奴役。”我说道，“天主当初造我们，是让我们成为人——如果真有天主的话——而不是想让我们彼此成为奴隶。”

“你知道什么让我们是人？”镜子里，矮点年轻人将一瓶啤酒顺进了口袋。邦很不耐烦地叹了口气，从收银台下取出棒球棒。“我们是人，是因为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能操自己的生物。”

他的这个观点或许可表达得更委婉些，但他从来不是喜欢委婉的人。他更喜欢拿打残身体恐吓两个小偷，两个小偷被吓得跪在地上，交出了藏在夹克里的物品，一个劲磕头，求邦饶命。邦教训他们的方式，就是我们上学时受罚的方式。越南教师力主体罚，但美国人已弃用。美国人再没打赢过战争，这可能是原因之一。对于越南孩子，暴力始于家，继续于校。父母打孩子，教师打学生，像给波斯地毯掸灰，为的是掸去孩子或学生自满愚妄的尘埃，这样，他们会变得更美。我父亲也好体罚。较之于多数人，他对道德的要求更高，他的体罚方式也更高明：用戒尺，像敲击木琴敲打学生的手指关节。可怜的关节被敲打得青一块紫一块红一块，伤痕累累。有时，我们该打，有时冤枉。但即使我们无辜的证据摆在父亲面前，他也从未有过任何歉疚。所有人有原罪，因此，即使体罚错了，从某方面看，也是公正的。

母亲也有罪，但她的罪可不是原罪。我这种人不怎么担心原罪，更担心不是原罪的罪。还在追求拉娜时，我就担心，和她一起犯下的罪永远都不够，毕竟我俩一起将犯的不可能是原罪(4)。不过，转念一想，我和她一起可能会有犯够的时候，毕竟我还没尝试过，怎么就知道犯不够呢？很有可能，当她的春情被因我俩心灵撞击、肉体痉挛而产生的火花点燃时，我会领略到什么是无穷无尽。换句话说，我最终或许会知道何谓永恒，而无须为此求助于这样的教义：

问：何谓信徒信条？

答：笃信主，全能之父，天地之创始者——

连这两个小偷都可能听过这样的教义。对于美国人民，基督教思想不可或缺。为此，他们在天底下最珍贵的文件——美元纸币——上给这些思想留有位置。“主，我们信仰所在”这句教义，就是现在，也须印在他们钱夹里的美元纸币上面。两个小偷在哭，邦用棒球棒轻轻敲着他们额头。“求求你了，饶了我们！”至少这两个白痴还知道害怕，信仰的两大动机之一。用棒球棒解决不了的问题是，他俩是否知道信仰的另一大动机：爱。因为某些原因，教会爱，比教会害怕，难上加难。

将军按惯常时间到了店里。我和他随即出发了。我开车，将军坐在后排座位上。这一次，他不像往常，话极少，也没埋头读文件箱里的文件，而是瞪着车窗外面。这么做，他往常会认为是浪费时间。一路上，他只给我下过一道指令：关掉音乐。往下，我俩谁也没说话。但我听到有把无声的大提琴在演奏不祥的旋律，旋律的主题定是将军日思夜想的：桑尼。桑尼指责联谊会、光复运动，说它们秘密活动，并就此在他的报纸上撰文。他的指责抨击，如同易于传播的流感，很快在流亡美国的南越人当中流传开来，且一个个变成确凿事实。这些事实又被不断渲染，变成了谣言。谣言传到我耳朵里时，就成了将军倾家荡产资助光复运动组织，或是将军独吞所得不义之财。至于不义之财，或说是美国政府给的钱，目的是让将军对美国在战争后期没有帮助南越保持沉默；或说是不但有开连锁饭店赚的钱，还有贩毒、开妓院、勒索小生意人而得的钱。有人嗤之以鼻，说光复运动是场骗局，那些在泰国的男人是鸡零狗碎，乌合之众，花着在美国的南越人的捐款。也有人赞不绝口，说那些男人是百里挑一的突击队队员，嗜血成性，渴望复仇。总之，谣言很杂，传播很广，大致拼构出如此画面：将军坐镇指挥那些没脑子的男人前往越南赴死，或是将军像亲赴菲律宾的麦克阿瑟，将回到越南，亲率这次英勇的进攻。谣言不断传到我的耳里，肯定也传到了夫人耳里，自然也传到了将军耳里。毕竟，我们三人在收听同一嘈杂的谣言调幅广播。收听该广播的还有酒仙少校。此刻，他肥胖的身躯就在副驾驶座位上，肉多得快溢出来。我不敢扭头看旁边，但用眼睛余光能看见他正面对着我，三只眼睛瞪得很大。他额头上像第三只眼睛的洞，不是我钻的，但我的谋划导致了这个致命结果。如今，已死的他就用它继续盯我。他不止是鬼魂，而且是旁观者。“我很想看看这个小小故事怎么收尾。”他说道，“不过，我已知道它会怎么收尾了。难道你不知道？”

“你刚才说话了？”将军问道。

“没有，将军。”

“我听到你说话。”

“我一准在自言自语吧。”

“不要自言自语。”

“是，将军。”

不自言自语的唯一问题是，除了自己，实在想不出还有其他更想与之说话的人。听自己说话更有耐心。每个人最了解的人是自己，同时，最不了解的人也是自己。我像在一个鸡尾酒会，只想自言自语。可酒仙少校像讨嫌的客人，对我要他滚开的暗示视而不见，一个劲插话。“谋划都有生命，对吧？”他说道，“这个谋划是你生的孩子，现在，只有你才能杀死它。”在还余下的去乡村俱乐部的路上，酒仙少校就这么在我耳边絮絮叨叨。我舌头上挤满了想说给他听的话，但我竭力管住舌头，久了，舌头开始肿胀疼痛。我最望他做的，也是我曾最望父亲做的，就是从我生活中消失。我在美国收到父亲给我的信，他告诉我母亲已过世。我给敏去了一封信，写道，如果真有天主，那么，母亲不该死，该死的是父亲。“我多么希望他死！”事实上，我从美国回去后不久，他也死了。我本以为，他的死会给我带来满足感，结果并非如此。

“这是乡村俱乐部？”我们到达目的地后，将军问道。我查对地址，确实与议员请柬上的地址一致。请柬上的确写着这就是乡村俱乐部。我也疑惑。之前，我脑袋里的图景是这样的：我们的车前行在蜿蜒的路，路上没有其它车辆；再往前，便驶上了一条铺满砾石的专车道；车道尽头，有着西服背心、系蝴蝶结领带的男仆迎候；梦幻般开场后，进入静寂的秘密场所，地上铺黑熊毛皮，观景的阔大窗户间墙上挂有角枝鹿头，鹿的犀利与透着智慧的目光穿过雪茄烟霭；户外是一大片舒展开阔的高尔夫果岭，养护果岭必需的水量超过一个第三世界国家城市的用水量；精力旺盛的银行家们，四个一组，练习高尔夫；掌握高尔夫挥杆技术，一要有战争般野蛮狠劲，开膛破肚式解体工会时，这种狠劲不可或缺，二是最后一击时，须做到避税所需的精细。但此刻，映入眼帘的不是令人舒心惬意的高尔夫球场，不见源源不断提供的表面满是酒靥般小坑的高尔夫球，听不到怡然自得的欢声笑语。我们到的这个地方是阿纳海姆一家牛排餐馆。餐馆档次让人想到挨家挨户推销吸尘器的推销员。这种餐馆，对于私人宴请，尤其宴请的客人中有理查德·赫德，似乎不够体面。顺便提一句，理查德·赫德正在做巡回讲座。

我将车泊在停车场。停车场里只有两类车，一类是美国车，一类是复古德国车。我跟着将军进到牛排餐馆。餐馆老板的言谈举止有弹丸之国大使味道，既傲又卑，两者融合巧妙。他听我们说议员名字，身体不再像刚才那么僵硬，柔到头恰能略略低下。他领我们穿过迷宫似的用餐隔间。隔间里坐着雄性十足的美国男人，穿各式彩色菱形毛背心或缀有领尖扣的牛津纺衬衫，面前是数量吓人的一大堆大脊骨牛排和羊肋骨肉，正大快朵颐。餐馆老板带我们上了二楼的一个包间。包间里，议员与几个人围坐在一张大得足以躺下一个男人的圆桌旁说着话，每人手里端了一杯喝的东西。见此情景，蓦地，我明白过来，其实是议员刻意安排，让我们晚于其他人到场。在议员起身这当儿，我稳稳有些发慌的心。有史以来，最危险生物是穿西服的白种男人，而我此刻就和其中有代表性的几个共处一室呀。

“先生们，很高兴你们参加这次活动。”议员说道，“请允许我介绍几位。”他介绍的几个分别是，两个实力雄厚的商人，两个靠竞选上位的官员，两个律师，赫德博士。议员和赫德博士自然是重量级人物；其他几个，包括将军，是半重量级人物；我呢，当然是零重量级人物。这次聚会，赫德博士是第一焦点，其次是将军。议员这次安排，目的是帮将军或者说为将军提供一个机会，让他结交这些可能成为他的鼓吹者、支持者、投资者的人，扩大他的人脉圈。赫德博士是将军最最需要结交的对象。“赫德博士哪怕为你说一句话，”议员跟将军说道，“就能为你的事业打开多扇大门和滚滚财源。”因此，赫德博士两旁的座位特地留给将军和我。我不失时机拿出带来的他的书，请他签名。

“我注意到，这本书你读得很仔细。”博士窸窸窣窣翻着书页，说道。这本书没哪页没被我折过，像被水泡过似的，胀大了不少。“这位年轻人研究美国人性格。”议员说道，“据将军和我说的情况，也据我自己对他的观察，恐怕他比我们还了解我们。”听议员这么说，桌旁几个男人呵呵笑了，我也笑了。“如果你研究美国人性格，”赫德博士边在扉页上签名边问道，“为什么读这本书？它讲美国人少，主要讲亚洲人。”他将书递还给我。我拿着这本重量不轻的书，答道：“我以为，要了解一个人的性格，一条途径似是去了解这个人怎么看待别人，尤其他怎么看待那些与我们相像的‘别人’。”赫德博士目光越过无框眼镜上沿，定在我身上。他的眼神总令我不安，尤其是这个男人写了下面这段话：

“一个普通越共战士不会反对真正的美国。他反对的是他的统治者编造出来的纸老虎。他本人不过是一个充满理想主义思想的年轻人，一个受到了共产分子蒙蔽的年轻人。假如他了解真正的美国，会认识到，美国其实是他的朋友，而非他的敌人。”（第二一三页）

赫德说的普通越共战士，准确说，不是指我。我不是一个普通越共战士。然而，他是按类论越共战士，因此也谈到了我这类人。来这之前，我又读了一遍他的这本书，发现有两处论及了我这类人。如将我的面分为A面B面，论我A面时，他写道：

“激进的越南知识分子是我们最危险的敌人。他可能读过杰弗逊、蒙田、马克思、托尔斯泰的书，因此自然会问，为什么他的人民迄今没有享受到被西方文明倍加称颂的人权。他是属于我们争取不过来的那类人。他已将自己的生命交付给激进的事业，不可能再回心转意。”（第三〇一页）

赫德的这种分析不无道理。我这类人最让他们不安，不会被他们争取过去。论我B面时，他写道：

“推崇美国的越南年轻人掌握着南越通向自由大门的钥匙。他们品尝过真正的可口可乐，发现它原来竟是甜的。他们看到了美国人的瑕疵，尽管如此，对我们会真诚友善地消除瑕疵充满希望。这些年轻人是我们务必培养的对象。他们最终将替代独断专行的将军们，毕竟，后者接受的是法国人的训练。”（第三八一页）

赫德谈的这些类型，像书的纸页明摆着，确实存在。多数越南人是一本页数很多的书，绝不只是一张纸。不过，看赫德博士打量我的神态，我认为他没视我为一本厚书，只当我是一页纸，一张上面的内容易读易懂的纸。我要向他证明，他错了。

“我敢打赌，先生们，”赫德博士将注意力转到桌旁其他人，说道，“你们中只有这位年轻人通读了我这本书。”自桌旁漾开一片笑声，笑的人并没觉尴尬。不知怎的，我感觉，我倒成了笑柄。“通读？”议员说道，“得了，理查德。这几位最多也就看过封底，读过封底文字。多一点，我可就要大吃一惊了。”又一阵大笑。赫德博士没觉这是羞辱，反倒显得很开心。在这个场合，他就是国王。但是，他没把头顶上的著作皇冠当回事情。鉴于他的书受欢迎的程度，鉴于他在周日谈话节目里的出镜率，鉴于他身为华盛顿某智库常驻学者的尊贵地位，毫无疑问，他听过太多赞扬，因此赞扬于他已淡如白水。喜欢他的人很多。空军将军们尤甚，聘他为战略顾问，常托他游说总统及其顾问们，宣传轰炸产生的各种非同一般的效果。参议院和众议院议员们，比如议员先生，以及像他的选区一样有生产用于轰炸的飞机的那些议员，也喜欢赫德博士。“说到我这本书，”赫德博士说道，“为了给我留面子，老实话可以少讲点，客套话可以多讲点，能这么做，似乎够了。”

其他人又大笑起来，只有我旁边的中年男人没有大笑，连咯咯小笑都没有。他穿蓝不蓝灰不灰的西服，一条颜色不抢眼的条纹领带像狗链一样勒住脖子。他是律师，主打人身伤害官司，也擅长集体诉讼。他一边挑挑拣拣吃着一盘华尔道夫沙拉，一边说道：“你说留面子，很有意思，赫德博士。世道变了，对吧？二三十年前，估计没哪个美国人会面不改色地说‘留面子’这话。”

“我们今天说的很多话，估计二三十年前，美国人做不到面不改色地说。”赫德博士说道，“‘留面子’有它的用处。我是以一个在缅甸与日本人打过仗的老兵身份说这话的。”

“日本人当年可难对付。”议员说道，“我父亲就这么跟我说。尊重敌人没错，实际上，尊重他们是一种高贵行为。我们为他们提供过一些援助，看看他们因此取得了多大成就。如今，随便沿哪条街开车，一路上总能见到日本车。”

“日本人在南越也有过大投资。”将军说道，“他们在那销售摩托车、磁带录音机。我就曾有一套三洋立体声音响。”

“三十年前，他们还占着你们国家呢。”议员说道，“知道吗，日本人占领越南期间，一百万越南人死于饥荒？”他的问题是提给其他几个穿西服的男人的，等他们评论。这次，他们没哈哈大笑，也没咯咯小笑。“不会吧。”主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说道。一个人吃完沙拉，等着上嫩牛排、烤土豆，在这个空当里，听到这么一个数字，也就只能说“不会吧”。好一会儿，每个人像对着视力表认真检查视力的病人，眯眼盯着各自盘里食物或杯中鸡尾酒。我呢，则盘算着如何让议员无意弄得冷场的局面暖起来。将军和我原本做到让参加晚餐会的人感觉开心就行了，但议员提起饥荒这种美国人不知为何物的事情，让晚餐局面变得复杂起来，给我俩增加了任务与难度。饥荒两字只能让他们想到冥世里骨瘦如柴的死人的画面。将军和我不是要给他们描绘这样的可怕画面。须知，一个人永远不该要求他人想象跟自己一样，这种精神换位让多数人心里很不舒服。因为，如果他们心里还有别人，他们只要求别人同于自己，或者至少可能同于自己。

“那场悲剧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我说道，“说句实话，我们在美国的同胞多数已不大关心过去，他们的心思更多放在如何成为美国人上面。”

“成为美国人？他们怎么做？”赫德博士问道。他的目光再次越过眼镜上沿定在我身上，给我感觉，审视我的不是一双而是四只眼睛。“他们——也就是我们——也主张拥有生命的权利、自由的权利以及追求幸福的权利。”我答道。之前，我也这么回答过很多美国人。除赫德博士外，桌旁其他人都点头赞同。我忘了，赫德博士是从英国移民到美国。他的四维视线，亦即他的两只眼睛和两块眼镜镜片，一直锁定我，让我心慌。“那么，”他问道，“你幸福吗？”这是一个只有很亲近的人才可问的隐私问题，如同问我的薪水。在越南，这么问挺正常，但在美国，这是禁忌。然而，更难堪的是，我不知如何回答。如果回答不幸福，这会让美国人认为我不是好人，因为美国人将不幸福视为道德失败与思想犯罪。可是，如果回答幸福，这又让我显得品位太低或愚妄自大，无异于自我炫耀或幸灾乐祸。

这时，几个侍者肩托有主菜的菜盘进到包厢，面色凝重，像等着为埃及法老殉葬的仆从。我以为，面前一旦摆上大块肉，赫德博士就不再注意我。我错了。待侍者退出，他仍追问刚才的问题。我答曰不是不幸福。这个双重否定像浮在空中鼓鼓的气球，听似圆滑，其实不堪一击。过了一会，赫德博士说道：“我以为，你‘不是不幸福’这话说明，你在追求幸福，只是尚未抓住它。我想，我们大家都是如此，对吗，诸位？”其他几个满嘴牛排和红酒，含混不清地挤出了一声同意。一般说来，美国人不信任知识分子，但畏权威、服名气。赫德博士不仅有相当的权威和名气，而且一口英国腔。英国腔，对于美国人，作用好比训狗时的刺激哨音。我没被英国人殖民过，英国腔于我毫无影响。我打定主意，在这场临时发起的研讨会上，不可为他左右。

“那您呢，赫德博士？”我问道，“您幸福吗？”

博士不为我的问题所动，拿着餐刀分开盘里的豆子，然后，对准了一条窄薄的牛排。“很显然，你已明白，”他说道，“这个问题不会有合适的答案。”

“难道肯定的答案不是合适的答案？”地方法官助理说道。

“并不。因为幸福，美国式幸福，是损人利己的游戏，先生。”赫德博士说话时，头缓缓做弧形运动，他要确保目光扫过每个人。“一个人要是幸福，其幸福参照物肯定是他人的不幸。参照过程，可以很肯定地说，是两极互换过程。假设我说我幸福，他人则肯定不幸福，而这个‘他人’极可能是你们中的某位。可是，假设我说我不幸福，这可能会让你们中某些先生感觉更幸福，但也会让某些先生不安，因为在美国，人人都应该幸福。我相信，我们面前这位聪明的年轻人凭直觉已认识到，一方面，所有美国人的确享有追求幸福的权利，也就仅此而已，另一方面，很多美国人肯定得不到幸福。”

一片乌云降到餐桌这方天地。不便说的话说了出来。这些话若由将军和我这类人在一群彬彬有礼的白人中间说出来，我们自己都会被吓个半死。我们这些难民永远不能也不敢质疑多数美国人笃信的所谓迪士尼乐园思想，亦即美国是地球上最幸福的地方。但是，没人敢指责赫德博士，因为他是英国移民。他在这个场合的独尊地位证明，英国当初能在北美建立殖民地，不无道理。他的英国血统和英国口音，催醒了沉睡在许多美国人心里的盎格鲁崇拜和自卑情结。看得出来，赫德博士深知自己的独尊地位，看到让美国东道主不爽，很是开心。在这种氛围里，将军接过赫德博士的话。“我敢肯定，尊敬的博士言之有理。”他说道，“但是，即便幸福得不到保证，自由还是可以得到保证。后者，诸位，比前者重要。”

“赞同，赞同，将军。”议员举起酒杯，说道，“移民到美国的人不就一直这么认为的吗？”其他客人甚至赫德博士，也举起酒杯。赫德博士听出将军转移话题，脸上现出神秘莫测的笑。适机转移话题是将军惯用的招数。他懂如何读懂众人心思，这种本事，募捐筹钱时，作用非同小可。如我早前经由巴黎姑妈给敏的信里写的，将军的募捐取得了一定进展，他从克劳德引荐的为数不多的机构那里成功募集了一批资金，还有部分募集的钱来自他的美国朋友。这些人因公务或其他事务访问过南越，与在资助将军的机构任理事会成员的美国人一样，背景深厚，神通广大。他们当礼物给联谊会的钱，照他们的标准，数目不大，几乎引不起审计部门或记者的注意。但是，美元一旦到了别的国家，比如泰国，霍克斯波克斯(5)，亦即汇率，便显出威力。在美国或许只能买到一个火腿三明治的绿色美元，在泰国难民营能兑换成五颜六色的泰铢，够一个战士生活好几天。再加点泰铢，就可为一个战士配上最新橄榄黄军装。这些捐款，名义上帮助难民，实际上用于为秘密军队购买食物、制服等必需品。话说回来，秘密军队不也是由难民组成吗？枪支弹药由泰国安保部队提供。安保部队的花销由山姆大叔提供，这笔钱完全透明，得到了国会全票支持。

何时适合讲我们参加聚会的真正目的，当然，须由议员视情况而定。喝了几杯鸡尾酒、吃烘烤冰淇淋时，议员认为时机已到。“诸位，”议员说道，“今天，我们在此聚会，重续友谊，为的是一件重要事情。将军此番来，是要给我们讲讲我们的老盟友，也就是南越军人们目前的困境。当今世界看起来还没糟到不堪的地步，我们应该感谢他们。印度支那落到了共产分子手中，已是不争的事实。但也请注意，我们还保有一些地方：泰国，台湾，香港，新加坡，韩国，日本。它们是我们抵挡共产主义浪潮的堤坝。”

“别忘了你们还有菲律宾，”赫德博士说道，“以及印度尼西亚。”

“绝不能忘记。马科斯、苏哈托当初能腾出手镇压他们那里的共产分子，就是因为有南越军人这道防火墙。”议员说道，“因此，我认为，我们要感谢南越军人。但是，仅仅口头感谢远远不够，还得为他们做些实事。这就是我为何请诸位相聚于此。现在，我把时间交给印度支那历史上最优秀的自由卫士之一，由他来谈。将军请。”

将军推开面前的空酒杯，身子前倾，两肘撑住桌面，双手叉握。“谢谢你，议员。能与诸位见面，敝人不胜荣幸。诸位以及诸位的同仁制造出了这个世界上最伟大的武器，民主。没有你们小伙子和枪炮的支持，我们不可能与强大的敌人展开那么长时间的战斗。切勿忘记当今形势，诸位，与我们为敌的不仅有我们误入歧途的兄弟，更有整个共产世界。苏联人，中国人，朝鲜人——他们也与我们为敌。当然，与你们友好的众多亚洲国家的人民站在我们这方。我怎能忘记与我们共同战斗的韩国朋友、菲律宾朋友、泰国朋友？我怎能忘记澳大利亚朋友、新西兰朋友？诸位，我们打的不只是越南战争，也不只有我们在战斗。这是一场自由与暴政之间的大规模冷战，我们打的只是这场大规模冷战在越南进行的一场战斗——”

“现在，没人否认东南亚地区仍有麻烦。”赫德博士说道。之前，我只见过南越总统敢打断将军讲话。不过，此刻，即便将军恼火，他肯定恼火，也会不动声色。这不，他只是微微一笑，表示乐意听赫德博士的观点。“但是，无论过去有什么麻烦，”赫德博士继续道，“该地区已经平静了许多。当然，柬埔寨除外。反倒是其他地方存在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些问题让我们担忧，比如巴勒斯坦问题，红色旅(6)问题，苏联问题。各种威胁发生了变化，而且像癌症一样扩散开来。恐怖分子袭击了德国、意大利和以色列。阿富汗如今变成了另一个越南。我们应该担忧这些问题，不是这样吗，将军？”

将军眉头微蹙，一表示担忧，二表示理解当今形势。将军和我一样，身为非白种人，清楚与白种人打交道，须耐心忍性，因为，非白种人很容易惊吓到白种人。即便与开明的白种人打交道，非白种人也别期望很快深入。至于普通白种人，非白种人几乎别抱任何能和他们打交道的希望。将军和每个在美国生活多年的非白种人一样，深谙不同白种人的秉性、微妙心理以及白种人中的种种差异。我们非白种人吃他们的食品；看他们的电影；通过电视与日常交往观察他们的生活与心理；学习他们的语言；领悟他们种种难以言传的暗示；对他们的取笑报以大笑；谦卑地接受他们纡尊降贵的做派；在超市、牙医诊所，竖着耳朵在一旁偷听他们间的聊天；为了不伤他们，他们在场时，不说母语，以免他们神经兮兮。我们非白种人是史上研究美国人最全面透彻的人类学家，不过，美国人永远不会知道这点，因为，我们用母语写各种实地观察记录。这些记录以信和明信片形式被寄回祖国。国内亲朋读着这些观察报告，笑得前仰后翻，继而百思不得其解，继而心生敬畏。议员先前说我比白种人更懂白种人，听似戏谑，不过，我们或许真比他们更了解他们。至少，我们对他们的了解肯定多于他们对我们的了解。有时，最后这点会导致我们疑虑重重，总想着他们怎么看我们。我们会看着镜子里的自己，不断自问：这是我们吗？这是我们在白种人眼里的样子吗？尽管我们认为了解白种人，我们也知道，即便我们，被动也好主动也罢，与他们密切接触多年，他们有些东西仍旧不为我们所了解，包括制作蔓越莓汁的窍门，抛掷美式橄榄球的正确方法，各种秘密社团的秘密社规。说到秘密社团，包括大学里的各种联谊组织，它们似乎只招募那种放在德国纳粹时期能加入希特勒青年团的人。我们不知道却相当重要的东西，还包括这样的秘密场所。我在给巴黎姑妈的信里写道，我们这种人难有机会出现在这样的隐秘包间，即便我们中有人有此经历，也屈指可数。将军，和我一样，意识到这点，因此高度警惕，生怕有所冒犯。

“你提到了苏联人，很有意思。”将军说道，“正如你所写，赫德博士，斯大林和苏联各个民族，在性格方面，与其说近似于西方人，倒不如说更近似于东方人。你说，冷战是不同文明之间的冲突，不止于国家之间的冲突，甚至不只是意识形态之间的冲突，这个观点绝对正确。冷战的确是东西方之间的冲突。苏联人实际上就是亚洲人，但与我们不同，从不了解学习西方人思维、行动的方式。”无需赘言，将军所说正是我在为这次聚会或者说这次面试做准备时，替他从赫德的书里提炼总结的要点。此刻，我仔细观察赫德博士，看他反应。他竟不动声色。尽管如此，我很自信，将军这番话对他产生了作用。没有哪个舞文弄墨的人，不想听到别人以赞许的态度引述自己的观点。这类人，无论多么盛气凌人或矜持自谦，其实是一群敏感、防卫心理极强的生物，如影星，脆弱得不堪一击，但远没有影星富裕与风光。只需挖掘到一定深度，就能看到他们白白的、肉肉的、像埋在地里的根块的自我。总是可以拿他们说的写的东西当作挖掘出他们自我的利器。为帮将军挖掘出赫德博士的自我，我加了把力，说道：“我们应该与苏联人斗争，关于这点，没有异议，赫德博士。但是，并非人人知道为何这么做。与苏联人斗争的理由，与您提出的为何同苏联人在越南的跟班进行斗争，以及我们现在为何仍须继续与他们斗争的理由密切相关。”

“你指什么理由？”苏格拉底式的赫德博士问道。

“我来告诉你。”议员说道，“不是我的话，是约翰·昆西·亚当斯在谈到伟大美国时说的话。‘无论自由与独立的旗帜已在或将在何处飘扬，她的心与那里的人们同在，她的祝福与他们同在，她的祈愿与他们同在……她’——美国——‘总是抱着美好意愿，希望天下人均享自由与独立’。”

赫德博士又露出了笑容，说道：“很好，议员。就是英国人也不能与约翰·昆西·亚当斯辩论。”

“我还是不明白，我们怎么就败了。”地区法官助理一边示意领班再上一杯鸡尾酒，一边说道。“我以为，”那个主打人身伤害官司的律师说道，“诸位想必也如此理解，我们之所以失败，是因为我们过于谨慎。我们担心声誉受损。我们如果干脆接受声誉短时受损的结果，就可以打出雷霆万钧之势，让你的越南人民看看，哪一方真正该是胜者。”

“或许只有像斯大林和毛才能在当时做出恰如其分的决策。”将军说道，“已死几百万人，再死几百万人又有何妨？你不也写过类似的话，赫德博士？”

“你读过我的书，读得比我想的还要细致，将军。毫无疑问，我俩一样，目睹过最残酷的战争。因此，我谈到美国越战失败的真正原因时，若有任何逆耳之词，你会谅解。”赫德博士将眼镜顺着鼻梁上推，直推到两个眼睛终于通过镜片看东西的位置。“指挥越战的美国将军们指挥过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你们推崇的日本人战法了如指掌，但无法放开手脚主导战争。美国将军们本可发动一场一举荡平一切的战争，东方人懂而且敬畏这样的战争，看看美国轰炸东京、广岛、长崎就明了这点。但他们不得不，也可以说，主动选择打一场消耗战。东方人视这样的战法为软弱，相当正确。我说错了吗，将军？”

“要说东方还有什么用之不竭的资源，”将军说道，“这就是人。”

“说得对。接下来，我再和你谈谈别的方面，将军。得出这样的结论，我感到悲哀。可是，我目睹了支撑这个结论的论据。不仅书里有，档案中有，缅甸战场上也有。因此，不由得我不得出这样的结论：在东方，人多命贱。用东方哲学的话说——”赫德博士顿了顿，“生命如草芥。或许，这个结论不通人情，有违人性，但事实就是，东方人不像西方人这么尊重生命。”

在给巴黎姑妈的信中，我写道，听完且明白了他的观点，即便侍者送来了鸡尾酒，好一阵子，全桌人陷入沉默。议员晃动杯中酒，问道：“你怎么看，将军？”将军呷了一口加苏打水的科涅克白兰地，答道：“毋庸置疑，赫德博士说得对，议员。道出真相之言往往逆耳。你怎么看，上尉？”

将军的问题让所有人的目光集中于我。我端着满满一杯马提尼酒正往嘴边送，才到半路，很不情愿地放下酒杯。不过，喝了三杯马提尼酒和两杯红葡萄酒，我感觉脑袋里充满真知灼见，亟待释放。“我觉得，”我说道，“请允许我不能苟同赫德博士的观点。其实，东方人认为，生命肯定有价值。”将军皱皱眉头，我顿了一下。其他人的表情倒没什么变化。不过，我能察觉出空气中紧张的静电在加剧。“如此说来，你认为赫德博士的观点是错误的。”议员说道，他的表情和语气透着一种约瑟夫·门格勒大夫(7)对待某些囚犯时想必会有的温和。“哦，不。”我赶紧应道。我开始冒汗，贴身衬衣随之濡湿。“我的意思是，你们也了解，诸位，生命在我们看来只是有价值——”我又停顿了一下。听众们随之朝我这边轻微到无法察觉地倾过身子——“而在西方人看来，可是无价呀。”

几位将头转向赫德博士。他朝我举起鸡尾酒，说道：“若由我本人表达你刚才的意思，不会比你表达得更好，年轻人。”此话一出，紧张随之终于彻底消除，接下来，大家以爱抚宠物的情感用嘴唇轻触慢抿鸡尾酒。我与将军交流了一下眼神，他赞赏地点了点头。见东道主满意我们的表现，我认为可以问自己的问题了。“这问题或许很幼稚，”我说道，“可还是忍不住问。我们本以为来的地方是一个乡村俱乐部哩。”

好像我说了一个好笑得无以复加的笑话，东道主们听后哄堂大笑，连赫德博士似乎也被逗乐，喝着曼哈顿鸡尾酒，咯咯地笑。将军和我笑也不是，不笑也不是，等着答案。议员瞥了一眼领班，领班点点头。于是，议员说道：“诸位，时刻到了，我们现在就去乡村俱乐部。别忘了端上鸡尾酒。”领班在前面引路，我们端着鸡尾酒，紧随其后，顺过道走到当头，见一道门。领班将它打开，宣布道：“先生们，到了。”里面才是我之前料想的房间样子。墙全部镶着木板，木板墙上饰有一个雄鹿头，头上的鹿角足以挂我们所有人的外衣，空气里弥漫着烟味，灯光昏暗，皮沙发上坐有几个着紧身衣的年轻女子，她们本就妩媚，在昏暗灯光里愈显迷人。

“诸位，”议员说道，“欢迎来到乡村俱乐部。”

“这是怎么回事？”将军小声说道。

“我过后给您讲，将军。”我悄声答道。见议员示意两个年轻女子，我喝完鸡尾酒，将酒杯交给了领班。“将军，上尉，让我介绍两位。”议员安排陪我们的两名女子站起身来。高跟让她们增高了不少，比将军和我高出了两到三英寸。陪我的女子，吹胀起来似的，身量庞大，一头金发，一口釉质白牙，但牙齿不如她北欧日耳曼人的蓝色眼睛刚硬明亮。她一手端着一杯嘶嘶冒着气泡的香槟酒，一手夹着一个长长的烟嘴，插在烟嘴里的烟卷尚余一半。她是个老手，我这样的人，她见过成百上千。当然，我几乎没资格指责她的狡黠老练，因为她这种人，我亲近过的也非少数。我尽力调动脸部肌肉与两片嘴唇，做出微笑模样。但是，议员介绍我们时，我心里无论如何也提不起往常有的兴趣，或许，是因为她将烟灰弹到地板上的大咧做派。她这种铁女子美吸引不了我，不过，我倒注意到她下颏底下的一条纹路。这是在原汁原味的脖颈皮肤与上了一层白底的脸部之间露出的一圈褶子。“你再说遍你的名字？”她莫名其妙大笑。为了让她听清楚，我朝她倾过身体，差点一头扎进她深井似的乳沟，就在那刻，她身上浓浓香水味，像麻醉用的氯仿，熏得我一时天旋地转。

“我喜欢你的口音。”我撤回身子，说道，“你一定是南部什么地方人。”

“佐治亚州，甜心。”她又大笑道，“你一个东方人，英语还真说得漂亮。”

我大笑，她也大笑。我瞟瞟将军和他的红头发女伴，他们也笑声不断。屋里，每个人放开了笑。侍者们又送来了香槟酒，不用说，再往后，大家会有一段良辰美景。赫德博士亦不例外。他递给他的乳房丰满高耸的女伴一杯酒，接着，递给我一杯酒，说道，“如果在我的新书里引用你令人难忘的妙语，年轻人，我希望你不介意。”女伴们没兴趣听这些东西，但也都望着我，等我答话。“还有什么能比这更让我开心呢。”我说道，其实我相当不开心。至于个中原因，在这种场合，哪敢说出来。

(1)　villanelles，十六世纪法国的一种十九行诗。

(2)　sonnet，又称十四行诗。

(3)　Duc Huy，南越歌手。

(4)　隐喻拉娜已非处女、“我”已非童男。

(5)　Hocuspocus，施魔法时惯用的无实义咒语。

(6)　Red Brigades，成立于1970年的意大利极左翼恐怖组织。

(7)　Josef Mengele（1911—1979），德国纳粹党军官，奥斯威辛集中营的“医生”，绰号“死亡天使”。

第十六章

我开车送将军回家。车停到屋外时，刚过午夜。屋里看不到灯光。就在这当儿，他的话让我吃了一惊。“我一直在考虑你回越南的请求。”将军没有下车，坐在后排座位上，说道。我在后视镜里能看到他的眼睛。“我这里需要你，但是，尊重你做出的勇敢选择。问题是，你与邦以及其他人不同，没经过战场考验。”他说起了灰白头发上尉和冷漠中尉。按他所说，他俩是战争英雄，是他可以在战斗中托付性命的真正男人。“因此，你需证明也能做到他俩能做到的事情，需做必须要做的事情。能做得到吗？”“当然能，将军。”我犹豫了一下，但仍问了一个答案明摆着的问题：“做什么？”“你知道要做什么。”将军说道。我坐在驾驶座上，手扶着正正的方向盘，心想，别真摸准了将军心思。“我只想确保做对事情，将军。”通过后视镜，我望着他，说道，“究竟要做什么？”

将军窸窸窣窣地在口袋里找着什么。我打着火机。“谢谢，上尉。”一时间，火光照亮了他的脸，他的表情完全不同于先前。很快，将车内照得半明半暗的火苗灭了，他的脸随之湮没在黑暗里。“我曾被关在共产分子监狱里两年。从来没同你说过我怎么落到那步，对吧？嗯，没必要描绘细节了。这么说吧，当时，敌人把我们的人包围在奠边府。我说我们的人，不止是法国人、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德国人，还有我们越南人，几千人被包围了。我主动请战，前往奠边府营救他们。我清楚这是赴死，可不能袖手旁观，听凭弟兄们战死。后来，奠边府被攻陷，我和许多弟兄一起被俘。我被关进了监狱，失去了两年时间，但从不后悔当初的决定。我之所以能成为今天的我，就是因为那次主动请战，就是因为熬过了那段牢狱岁月。当时，没人要求我主动请战，没人告诉我要做什么，没人和我说后果。所有那些东西，我自己心知肚明。你明白吗，上尉？”

“明白，将军。”我答道。

“很好。你做完要做的事情，就能重返南越。你是个很聪明的年轻人，上尉。我信任你，你自己计划好细节。不必请示我。我替你安排机票。你做完事情后，就能拿到机票。”将军推开一半车门，又停住。“乡村俱乐部，咹？”他呵呵笑道，“这我可得记住。”我看着他上了甬道，往黑乎乎家走去。房间里，夫人，估计一如过去在西贡别墅里的做法，可能靠在床头读书，等着将军回家。她知道，一个身为将军的人公务繁忙，经常午夜过后才能回家。可是，她是否心知肚明，将军公务里具体有哪些？南越也曾有类似的“乡村俱乐部”？在南越，有时驾车送将军回到别墅，我会只穿袜子偷偷站在廊道里，听他们房间里是否传出与伤心有关的动静，但总是静悄悄的。想必夫人故意装糊涂罢了。

巴黎姑妈回信了。暗信的文字慢慢显现出来，很简短。“勿回。”敏写道，“我们需你留美，非返越南。遵此令。”一如过去，我将信在垃圾桶里烧了。直到这时，烧信仍是唯一消除证据的手段。不过，这次烧信，我坦白，如烧给地狱，或者烧给阎王（非天主），求阎王保邦和我平安。当然，我没同邦说烧信的事情，只跟他说了将军开出的条件，想听他的建议。邦一如既往，说话直白。“你蠢。”他说道，“可是，你执意回国，我也挡不住。至于干掉桑尼，没什么下不了手。这个家伙多嘴。”他只知道说这些让我心定的话。当时，我俩在一家桌球厅。他给我买了几杯酒几轮桌球。桌球厅里，个个如兄弟，这种气氛让人感到踏实。每张绿色台尼的球桌上方是一汪独聚的光，光与球桌合为一体，像室内液体培育植物的水槽。这种水槽里生长一种雄性勃勃带刺的植物，在阳光充足、空气清新的环境里见不到。从咖啡店出来去夜总会或回家之前这段时间里，南越男人最可能去的地方就是桌球厅。在这里，他们发现，打桌球与做爱同理，酒喝得越多，越难精准瞄准该瞄准的目标。因此，夜越来越深，一轮比一轮耗时更长。晨曦初露，如巨大煤块的夜远未销蚀。我俩周身麻木，出了桌球厅，到了寂寥的街上。街上空无一人，只通过一家炸面圈店的窗户看到一个满身面粉的面包师，他已开始忙碌。早在这个时间点前，我俩打第一轮桌球时，邦还相当清醒，主动提出帮我。“这事我来干。”他看着我归拢散在台面的桌球，说道，“你就跟将军说是你干的。我帮你干掉他。”

他主动提出帮我，我毫不惊讶。我谢过他。我不能接受他的帮助，决定自己跨过一道将杀过人的与没杀过人的隔开的坎，闯入一片许多人在我之前便闯过的旷野。将军说得对，一个男人只有接受并通过了这样的仪式才能回到南越。我需要的是一样能证明我杀桑尼是神圣的东西，可没有这样的东西。或问，为什么一定需要这种东西？因为，天主，假设真有天主，会要求我们认同杀人是神圣的事情。若说天主不这么要求，哄谁呢？回顾父亲布道中一段重要对话吧：

问：何谓人？

答：人乃肉灵一体的生物。天主造人，依照自己的形，故人像天主。

问：人是肉体还是灵像天主？

答：主要是灵像天主。

据这条教义，我无需照镜子或看其他人的脸找出与天主相像之处，只需审视他们或我的内心就知道，人像天主：因为天主杀人，所以，人亦杀人。

不过，我说的不仅是广义的杀人，还有狭义的谋杀。邦对我举棋不定不以为然。他俯在球桌上方，两手撑着握着的球杆。“你总想学知识。”他说道，“这回好了，没什么比杀人更能让你学知识。”他击打主球时加了侧旋，主球撞击目标彩球后，缓缓回到与下一个目标彩球同一条线上的位置。“你怎么看爱和造物？”我问道，“是结婚、生子吧？你应该推崇这种知识呀。”他将屁股靠住球桌边，双手攥着球杆，搭在肩上。“你考我，是吧？好呀。关于生命和造物，说法多了去。但像我这样的人去杀人，大家都会很开心，没人想说它。要是每个礼拜日，神父布道前，有个勇士站起来跟大家说，他为了他们杀了谁谁谁，大家才更喜欢这样的礼拜日呢。他们不能杀人，至少能听听别人怎么为他们杀人。”他耸耸肩，“当然，永远不会有这样的事。所以，给你一点实实在在的建议吧。人喜欢装死。怎么知道一个人是真死还是假死？用手指压他的眼珠。如果他假死，就会动；如果他真死了，就不会动。”

我在电影里看过很多杀人场面，因此，可以做到亲手枪杀桑尼。但是，我做不到用手指揉压桑尼滑溜溜鱼眼一样的眼球。“为什么不干脆补上一枪？”我问道。“因为，聪明人，那会动静很大。一开枪，就是砰的一声。再说，谁管你只给他一枪？我们有时杀越共，还不用枪，用别的东西。说句让你宽心的话吧，你这不是谋杀，连杀人都不是，也就是暗杀而已。要是没问过你的克劳德，去问问他吧。以前，他会找到我们，说：‘这有一张采购单，去采购几样东西。’我们就会带着采购单，趁夜色摸进村里。越共恐怖分子，越共同情者，越共合作者，越共嫌疑轻的，越共嫌疑重的，肚子里怀着越共崽子的，脑子里想着当越共的，公认是越共的，父母是越共因此属于培养中的越共的，全是我们的采购目标。常常是，还没采购完，就没了时间。只可惜有机会时没有全部采购完他们。别犯我们的错。趁这个越共还没‘长大’，趁他还没把其他人发展成越共，干掉他。就这么简单。没什么可难过的，没什么可伤心流泪的。”

事情要是这么简单就好了。要杀掉所有越共，谈何容易，杀了一批，又会涌现出一批：有脑子里想着成为越共的，有抑制不住激情要参加越共的，有在你我看不见的地方忘情云雨繁衍下一代越共的。说到桑尼，他不会是越共，要知道，真正搞颠覆的人，因为工作性质不会口无遮拦。或许，我的判断错了。搞颠覆的人也宣传鼓动，会使出浑身解数，用一张嘴将他人说得血液沸腾、摩拳擦掌。可这么说来，在美国，宣传鼓动的人不应该让人一看就知道是共产分子，因为，这会使得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组织起来，对抗他。他应该看似反对共产主义，让那些真正反对共产主义的人的脑袋被他灌输的思想烧得发昏，让他们心里的仇恨发酵膨胀，怂恿他们铤而走险，玩命送死。照这么看，将军或夫人，极有可能是这种人。并非没有这种可能。敏就言之凿凿告诉过我，敌人最高层里有我们的人。“解放后，你看到一些获得我们勋章的人，会大吃一惊。”他说道。难道我现在该惊讶不成？如果将军和夫人是越共同情者，可真有趣。假如哪天一起被称为人民英雄，我们该会笑曾有的有趣经历。

我将邦的建议抛在脑后，转而去找另一个也是唯一我还能与之说话的人，拉娜，上她那里寻找慰藉。过了一周，我带上一瓶葡萄酒到了她的住处。她在家穿一件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圆领无袖运动衫，一条褪色的蓝色牛仔裤，妆化得极淡，看似一个在校大学生。她的厨艺也是大学生水平，不过无妨。我俩在客厅一边吃晚饭，一边看电视剧《杰弗逊家人》。这部电视连续喜剧讲的是一群不被承认的美国第三任总统、《独立宣言》撰稿人托马斯·杰弗逊的黑人后裔的故事。吃完饭，我俩喝了一瓶葡萄酒。酒入肚，软化了里面淀粉结成的沉沉的硬块。从客厅窗户望出去，可看到远处一座小山上灯火明亮的大师级建筑。我指着那个方向，告诉拉娜，大导演就住在那里。他的新片即将上映。我跟拉娜说过在菲律宾差点丢命的冒险经历，以及哪怕疑神疑鬼，我猜测大导演曾设法取我性命。“不瞒你说，”我告诉她，“我有一两次幻想过怎么杀了他。”她耸耸肩，捻灭手里香烟。“我们都幻想杀人。”她说道，“不过一闪念罢了。比如，哦，我要是开车碾过那人会怎么样。或至少幻想某某人要是死了会怎么样。比如，我幻想过我母亲死了。当然，我不是真想她死，但就是万一……是吧？感觉我在美国变得像个疯子了？别这样。”我抱起她的吉他，将它搁在大腿上，手指一划，拨出几个西班牙情调的音符。“既然都在说心里话，”我说道，“我也想过杀了我父亲。当然，也不是真要这么做。也就是万一……我跟你说过他是神父吗？”她两眼圆睁。“神父？我的天哪！”

她的惊讶发自内心，这让我觉得她很是可爱。在夜总会化妆成那样，一身流光溢彩歌坛女王装扮，其实她的内心依然纯净，纯净得令我冲动难抑。我恨不得将身体里乳汁一样柔润滑溜的浆液涂抹到她温软白皙的肌肤上。我想和她演绎最古老的辩证法，亚当的命题和夏娃的反命题，他们综合生出了像我和拉娜这样的人类。人类是烂熟的苹果，不过落到了离天主的智慧树很远很远的地方。我的意思不是说，我和拉娜，在纯洁方面，也赶得上先祖亚当和夏娃。如果说亚当、夏娃最初偷吃天主智慧树上的禁果已属不逆，我和拉娜则足以让先祖亚当、夏娃感觉耻辱。因此，我很想和拉娜做的事情，其实是《人猿泰山》中泰山和珍妮在湿热丛林里做的事情。亚当夏娃式结合也好，泰山珍妮式结合也罢，好过一个越南女孩与一个法国神父的结合吗？“母亲过去常跟我说，我是她和神父因爱而生的孩子，做这样的孩子没有任何过错。”我告诉拉娜，“归根结蒂，妈妈说，我们是龙和仙女结合生出来的后代。还有什么结合怪得过这样的结合？话虽这么说，人们照旧看不起我。因此，我怪罪父亲。随着长大，我幻想着有一天他会站在教民面前，说：‘这就是我的儿子。你们也许认识他。现在，让他站到你们面前，你们应该接受他，应该像我爱他一样爱他。’反正，我就幻想着他说诸如此类的话。哪怕他悄悄看望我们，悄悄和我们一起吃顿饭，悄悄叫我一声儿子，我也会觉得幸福。可是，他从没这么做过。于是，我幻想他遭雷劈，遭一头发了疯的大象踩踏，患上绝症，或是一个天使下到布道坛，站在他身后，朝他耳朵吹响招他回到造物主身边的喇叭。”

“你没有幻想亲手杀死他。”

“哦，我还真幻想过，用枪杀了他。”

“你宽恕他了吗？”

“有时，我认为我宽恕了他；有时，我又不这么认为，尤其我想到母亲的时候。这么看来，我想，我还没真正宽恕他。”

拉娜靠拢过来，一只手搭在我的膝盖上。“或许你把宽恕标准定得太高了。”她说道。她的脸从没像此刻这么贴近我，我只需稍倾身体，我的脸就与她的脸贴到一起。就在这时，我做出了平生最乖张的举动。我巧妙拒绝了与她亲吻，准确说，我身体后仰，与她漂亮的脸、微露细缝的双唇拉开了一段距离。“我该走了。”我说道。

“你要走了？”从她的表情，我看得出，她从没听过哪个男人这么说话。哪怕我要她去犯所多玛(1)人犯的最邪恶的罪，她都不会像此刻这样震惊。我趁还没改变主意，将吉他递给她，站起身来。“有件事我得先做了，然后才能回来做要做的事。”这回轮到她身体后靠。她一脸好奇，像是要添些戏剧效果，在吉他弦上划拨出几个音符。“听起来很严肃嘛。”她说道，“不过，知道吗？我喜欢严肃的男人。”

她若知道我将严肃到何种地步，就不会这么说话。我开着车，径往桑尼住处而去。从拉娜住处到桑尼住处一小时车程。一路上，我稳稳掌着方向盘，均匀地深呼吸，以此将后悔离开拉娜的心情与要会桑尼的紧张心情平复下去。克劳德曾教我用意念控制呼吸。他跟南越佛庙里的僧人学了这套呼吸法。万事均可归宗到宁心静气。一个人慢慢呼吸，便可消除生命里的白噪音(2)，其思想因此变得自由安宁，从而与其冥想对象合为一体。“当主观与客观合二为一时，”克劳德说，“扣扳机时，手就不抖。”我将车停在桑尼住处附近的拐角。我的思想已像一只在海滩上空翱翔的海鸥，托举它的不是它的意愿或它的振翮，而是自然的轻风。我脱下蓝色开领短袖马球衬衫，换上白色T恤；蹬去棕色懒汉鞋，脱下卡其裤，换上蓝色牛仔裤与米色帆布鞋；最后，穿上正反两面可穿的风衣，将有格子图案的那面朝外，戴上浅顶软呢帽。我拎着一只订阅《时代》杂志免费得的大购物袋。袋里装有一个小背包，刚换下的衣裤鞋子，一顶棒球帽，一个金色假发，一副墨镜，以及一支拧上了消音器的瓦尔特P22手枪，下了车。之前，将军给了邦一个装有现金的信封。邦用里面的钱从上次卖给他点38手枪的华人帮那里买了这支手枪和消音器。接下来，他指导我演练杀桑尼的过程，直到我烂熟于心。

我停车的地方与桑尼住的楼之间的人行道上空无一人。美国人没有街上散步的习惯。我几次观察邻居，验证了这点。到达公寓楼入口，我看看表，刚过九点。桑尼这栋外观灰灰的两层公寓楼同于一家工厂，工厂里住的人做着许多相同且让人腻味的美国梦。他们以为自己的美国梦与众不同，其实，打个比方，都是某个已失落的原件的复制品罢了，而且，还赶不上原件哩。我按响了楼层对讲机。“阿啰？”对讲机里传来桑尼的声音。我报了我的名字。过了一小会，他才说话。“我这边按，你听到铃响就推门进来。”进到楼里，避免碰到人，我没乘电梯，改走楼梯。上到二楼，我探头观察楼道，确认空无一人，这才走到他的门口，敲了敲门。很快，门开了。

房里有家的味道，煎鱼味、蒸米饭味、香烟味混在一起。“我知道你为什么来找我。”我这边往沙发上坐，他那边说道。我攥着大购物袋。“我为什么来找你？”我反问道。“为了索菲亚。”他说道。他趿拉着一双粉红色毛绒拖鞋，不过，他的表情与我的表情一样，非常严肃。他下身一条宽松长运动裤，上身一件灰色毛线开衫。打字机小人似的蹲在他身后的餐桌上，卷纸滚筒吐出的纸耷拉着。打字机旁胡乱堆着各种文件。餐桌正上方的枝形吊灯与餐桌上的烟灰缸之间，飘浮着正慢慢消散的烟云，像是桑尼大脑运转时排的废气。透过烟云可以看到，餐桌上方的墙上挂着一只与将军和夫人餐馆里一模一样的钟，时间也一样：西贡时间。

“我俩还真从没谈过她的事情，是该谈谈了。”他说道，“上次聊天不愉快，我很抱歉。我和索菲亚要是做得得体的话，你在菲律宾时，就该给你去封信把事情说清楚。”我没料到他会替我着想，他的关心听起来也是真诚，这让我猝不及防。“是我的错。”我说道，“我没先写信给她。”我俩对望了一阵。他笑笑，说道：“我真不懂招待客人，都没给你喝点什么。喝点酒怎么样？”我答，不需要了，但他仍一跃而起，去了厨房。他这么做一点不出邦的预料。我将手放在大购物袋里的瓦尔特P22手枪上，可下不了决心站起身来，照邦的叮嘱，尾随他进到厨房，干净利落一枪打进他的耳根。“这么做对他好。”邦说过。的确如此。可是，沉在胃里的淀粉硬块将我定在沙发上。沙发罩是专为在汽车旅馆幽会的人设计的，有毛刺，痒痒的，可以防污。打量房间，只见耐磨地毯上一堆堆书，像用于加固的沙袋，挨墙摆放；一台古董似的电视机顶上放着一台银色立体音箱，音箱传出声音，很低，是广播；椅子上方墙上挂有一幅出自业余画手仿狂人莫奈风格的油彩斑驳的画，这幅画诠释了一条有趣的原理：要使环境变美，无需美的东西。在一间丑陋的房里放上一件更丑陋的物什，反衬之下，前者会增色不少。还有一种人人做得到的能让世界多些美的办法，不是改变世界，而是改变看世界的角度。所以，桑尼拿着一瓶波旁威士忌从厨房回到了客厅，瓶里的酒只余有三分之一。

“听到了吗？”他朝音箱方向点点头，问道。我俩各自双手捧着酒杯，将它搁在大腿上。“柬埔寨人不断袭击与我们交界的城镇，等他们闹够了，我们干脆打了过去，整个拿下了他们。你可能会想，我们仗已打得够多了，没人想再打仗了吧。”其实，我想的是，与红色高棉在边境上的冲突，对于将军，是千载难逢的时机，它可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让他们关注别处，而不是盯着越南与老挝交界的方向。“打赢了柬埔寨，也带来了问题，”我说道，“这就是，大家情绪给调动起来了，想着再战。”他点点头，呷了一口波旁威士忌。“打败的好处就是，败方不想再打了，至少一段时间内不想再打。当然，这不适用于你的将军。”我正要表示反对，他抬起手，说道，“请原谅。我又开始谈论政治。我发誓，今晚不再谈政治，兄弟。要知道，让一个认为一切都是政治的人不谈政治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就连波旁威士忌也是政治？”我问道。他笑道。“好吧，就按你的意思，波旁威士忌或许与政治无关。除了谈政治，我不知道谈什么。这是我的兴趣，也是我的弱点。大多数人受不了我这点，但索菲亚能忍受。我跟她很谈得来。这就是爱。”

“这么说，你爱上了她？”

“你没爱上过她，对吧？她说过，你没有。”

“如果她这么说，那么，我想也是吧。”

“我理解。即便你没爱过她，失去她也不好受。人性如此。你想夺回她，不想失去她，是因为她和我在一起。可是，你能否从我的角度看问题？我和她之间没有任何算计。在那次婚礼上，我和她有了交流，之后我俩欲罢不能。爱就是能够和某个人轻轻松松、不遮遮掩掩地交流，同时，两个人在一起哪怕一句话不说也感觉舒服。至少这是我想到的唯一可以表述爱的方式。我之前没恋过爱，爱上她后，很奇怪，总想找个恰当比方来表达我的感觉。比如，我是风车，她是风。听起来很好笑，对吧？”

“不，一点不好笑。”我低声道。我知道，我俩打开了一个比政治还说不清道不明的话题。我低头看着捧在手里差不多空了的酒杯，透过杯底波旁威士忌酒面，看见了手掌上的红色伤疤。“她没错。”他说道，“在婚礼上，是我给她留的电话号码，是我要了她的电话号码。我跟她说，要是我写一篇日本人如何看越南人的文章，会多有意思。‘日裔美国人，’她当时纠正我，‘不是日本人；是越裔美国人，不是越南人。’‘你必须说自己是美国人，’她说，‘美国不会主动接纳你。如果你不主动说自己是美国人，如果你心里不想着自己是美国人，美国会抛弃你，会把你扔到集中营一样的地方，扔到印第安人保留地一样的地方或扔到农场一样的地方。再说，如果你不把美国当家，你能去哪？’我们哪都可去，我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不在这里出生，’她说，‘可我出生在这里，所以，没别的地方可去。我要是有了孩子，他们也没别的地方可去。他们是这里的公民。这是他们的国家。’就在那刻，听了她的话，我心底涌起一股以前从没有过的冲动，想和她生个孩子。我以前可从没想过结婚！从没想过做父亲！”

“可以再要一杯吗？”

“当然可以！”他往我杯里添上酒。“你这个没脑的杂种，”我脑袋里响起邦的声音，“事情给你越弄越糟。把事情办了。”“啊，”桑尼继续道，“我也清楚，要孩子、做父亲，可能性不大，更多是梦想。索菲亚过了生育年龄。不过，可以领养孩子。现在，我不能光想着自己，该为别人着想了。以前，我只想改变世界。我现在仍然想。问题是，我过去怎么从没想过改变自己呢，这真是好笑。革命就是开始于自我改变！只有这样，革命才能继续下去，因为，我们会不断内省，不断审视别人可能怎么看自己。我遇到了索菲亚，情形就是这样，我懂得从她看我的角度看自己。”

说完，他陷入沉默。我杀他的心被动摇软化了，软到我抬不起右手，伸到购物袋里拿枪。“听着，”我说道，“我有件事向你坦白。”

“你是要坦白，你真爱索菲亚。”他露出毫不做作的替我难过的表情，“我真同情你。”

“我来这里，不是因为莫利女士。我们谈谈政治吧，可以吗？”

“悉听尊便。”

“我以前问过你，你是不是共产分子。你说，如果是的话，也不会告诉我。可是，假设我告诉你，我是共产分子，你怎么想？”他摇摇头，微微一笑。“我不信假设。”他说道，“玩这种猜你可能干什么猜你是什么人的游戏，有什么意义？”“不是游戏。”我说道，“我真是共产分子。我是你的同盟。我当越共特工已很长时间，是革命者。你怎么想？”

“我怎么想？”他满脸不信，欲言又止。接着，他的脸因生气而涨得通红。“我压根不信，这就是‘我怎么想’。你来这里是给我设圈套。你要我说，我也是共产分子，这样，你就可以杀我或告发我。对吧？”

“我在设法帮你。”

“你怎么设法帮我？”

我无法回答。我坦白，我到现在也不明白，当时怎么鬼使神差地向他表明了身份。或者，准确地说，我当时不清楚，但现在，或许真清楚了为什么。我戴了太久面具，到了桑尼这里，以为可以安安全全地摘掉它。一种本能，一种非我才有的本能，驱使我冒冒失失做出如此举动。我不可能是唯一抱有这种想法的人，亦即认为，别人只要了解我的真相，我就会得到理解，而且，或许会得到爱。可是，如果一个人摘去面具，别人却没有用爱心待之，反倒生惧、生恶、生怒，怎么办？如果一个人暴露的真实自己，在别人看来，与其原先的面具一样招人嫌恶，甚至更甚，怎么办？

“是将军让你这么做？”他诘问道，“我看得出，你们两个人想阴谋搞掉我。我要是死了，对他、对你都有好处，绝对的。”

“听我说——”

“因为我得到了索菲亚，你嫉妒，尽管你根本不爱她。我早知道你会生气，但不知道你会如此下作，诱我上钩。你认为我蠢到了什么程度？你以为，说自己是共产分子，就会立刻在索菲亚眼里又变得迷人不成？你不认为，她会察觉出你在孤注一掷，会当面耻笑你吗？天哪，我都想象不出她会说什么，哪天我告诉她——”

我和他相距只有五英尺，如果开枪，似乎不可能打不中他，但喝了太多葡萄酒和两大杯波旁威士忌，加上往事的火上浇油，我极可能射偏。子弹穿过传出无线广播声的音箱，声音被打得低了下去，但没有消寂。他看着我，呆若木鸡，目光定在我握的枪上，因为加装了消音器，枪管长出了几寸。我的呼吸停止，我的心脏不再跳动。我的枪一抖，他惨叫一声：又一颗子弹射穿了他扬起的手掌。他陡地意识到死到临头，猛地蹿起，转身就跑。我飞身跃过咖啡桌，追了上去，在他跑到门口前，朝他射出了第三颗子弹。子弹打在肩胛骨与脊椎骨之间。他踉跄了一下，但没有止步。此刻，我位置极佳，邦就这么教我：在他后面，相距一英尺，正好是他的视线盲区，此刻开枪，十拿九稳。咔，咔，两声轻微枪响，一颗子弹射入耳根，一颗子弹打进头骨。桑尼脸朝下，扑倒在地，鼻子在毫无同情心的体重作用下，被生生撞断。

我俯瞰趴着的尸体：尸体一边脸枕在地毯上，血从头上弹孔里汩汩涌出。从我站的角度，亦即尸体的背后，我看不到尸体的眼睛，但看到尸体的一只胳膊弯曲着贴着身子，掌心外翻，露出血糊糊的弹孔。我胃里淀粉硬块已化解，化解后形成的液体在胃里晃荡，随时可能喷出。我深深吸气，缓缓呼气。我想到了莫利女士。她此刻可能在家；黑猫可能趴在她的大腿上；她可能在一边读激进女权主义者的文章，一边等桑尼的电话，一个她再也等不来的电话。电话意味着一种吁求，吁求可以衡量我们与天主的亲疏，只有我这类爱的弃儿才会不断吁求烦扰天主。现在，桑尼跨过了最大的坎，留在世间的只有他冰冷的、越来越暗的黑影般尸体，他的生命之灯永远熄灭了。他的毛线开衫背部洇开一片深红色，他的头周围泛开一圈光晕般的血。一阵恶心和寒冷袭来，我不由得簌簌发抖。母亲声音响起：“你会比他们所有人都强，会吧，儿子？”

我深深吸气，缓缓呼气，一次，两次，三次，身体的剧烈抖动因此减轻，变成了微微颤栗。“记住，”我脑袋里响起邦的声音，“你还有必须要做的事情。”我这才想起还有一连串需做的其他事情：脱下风衣、T恤，穿回蓝色开领短袖马球衬衫；脱下牛仔裤、帆布鞋，穿回卡其裤、懒汉鞋；穿上翻过来纯白面朝外的风衣；脱下浅顶软呢帽，将长齐颈底的金色假发套在头上；戴上棒球帽；架上墨镜；最后将购物袋和枪放进背包。一切收拾停当。金色假发、棒球帽和墨镜是邦的主意。在家时，邦要我在卫生间镜子前戴上这些东西，看看什么效果。镜面积攒了一年来飞溅的牙膏沫，雾蒙蒙的。“看见了吗？”他说道，“你现在这样子就是一个白人。”尽管戴上这些普通得不能再普通连假面舞会或万圣节派对都不用的化装道具，在我眼里，化装后的我依旧像原先的自己。假如一个人不知道我的真模样，那么，我看起来不像化装后的自己。

我用手巾揩去留在酒杯上的指纹。就在用手巾包住门把手时，我好像听到桑尼呻吟，低头望着他被子弹打爆的脑袋后部，没听到他发出任何声音，听到的只有我耳部的血流引发的嗡嗡声。“你知道下一步必须做什么。”邦声音响起。我双膝跪在地上，脸凑近桑尼，盯着他的一只没阖上的眼睛。晚饭吃的东西已化作液体，直往上涌，涌至喉咙口。我用手紧捂住嘴，将它们硬咽下去，口里留下一股酸腐味道。桑尼张开的眼睛空洞无光。他肯定死了。但邦跟我说过，有时，死了的人不知道自己其实还未死。于是，我伸出食指，慢慢地、一点点地靠近他的眼睛，没有任何反应。我的食指悬在离它一英寸的地方，接着，往下，悬在离它仅几毫米的地方，还是没有任何反应。我的食指继续往下，触到了软软的橡胶似的眼球，其质感像一枚剥了壳的鹌鹑蛋。他的眼睛竟眨了一下，身体竟也抖了一下，我惊得倒蹿出一英尺，同时，将一颗子弹打进了他的太阳穴。“现在，”邦声音响起，“他死了。”

我深深吸气，缓缓呼气，胃里液体差点喷了出来。距我开第一枪过了约三分多钟。我深深吸气，缓缓呼气，胃里翻腾的液体将将平稳下来。待一切归于静寂，我打开房门，照邦所说大模大样走了出去。“深呼吸。”克劳德声音响起。我深深吸了一口气，沿楼梯往下跑去。楼道回荡着我的脚步声。下到一楼厅里，我再次深深吸了一口气，就在这时，进出楼的门开了。

进来的是一个中年白种男人。岁月像一台割草机，割去了他头顶上大片头发，留下宽宽的光秃秃的头皮。圆滚滚的上身裹着一件合体但廉价的西装，看得出，他做的应该是一份收入不高却外表要紧的工作，赚的应该是佣金提成。脚上的翼尖鞋鞋面闪着亮光，像冷冻鱼表皮。我之所以注意到这些，是因为我一直盯着他。这可是邦说的大忌。“不要看人。不要给人想再看你一眼的理由。”不过，他根本没瞅我一眼，而是目不斜视，当我是看不见的鬼魂，或者，更可能的是，当我不过是一个普普通通白种男人，打我身边走了过去，身后留下一条人造费洛蒙的气流，那种廉价商店卖的男性味过浓的古龙香水气味。我穿过气流，赶在门关前走了出去，来到街上，呼吸着南加州飘浮有细细雾霾微粒的空气，想到这下可去任何想去的地方，激动不已。我硬撑着走到车旁，跪在车轮边，放肆呕吐，直吐到胃里空空如也。排水沟里一片秽物，尽是些没消化的茶叶。

(1)　Sodom，《圣经》里的一座罪恶之城，因居民罪恶深重而被主焚毁，事见《圣经·旧约·创世记》。

(2)　原本是一个技术术语，这里指生命里干扰关注某个对象时的思想的杂音。

第十七章

“正常。”第二天早上，邦说道。他拿出将军送他的一瓶上等威士忌，要用它清除血肿一样淤积在我脑子里的那些想法。“这事必须做，我们正好是必须做这事的人。明白了吧。干杯。”我俩一饮而尽。“你知道轻松起来的最好办法是什么吗？”我想过，就是回到拉娜那里。离开桑尼公寓后，我确实找了拉娜，可即便与她度过的一晚将令我久久回味，我还是忘不了对桑尼做的事情。此刻，听邦这么问，我摇摇头，很缓，生怕摇疼了受伤的脑子。“回到战场。就是到了泰国，你也会感觉比在这里轻松。”如果邦所言是实，那么，谢天谢地，我不必久等。我们第二天离开美国。这么安排有两个目的，一是帮我避开可能陷入的任何法律上的麻烦，二是帮我避开刺杀桑尼计划的遗患，莫利女士。她一旦听说桑尼的死，估计，起先惶惑，旋即便会想是我，被她抛弃的爱人。将军相信，我会如约如期杀了桑尼，上周就给了我机票。当时，在他的办公室。桑尼的报纸在他办公桌上。我刚想开口，他扬起手，说道：“什么也不用说，上尉。”我收住嘴，转而看机票。当晚，我写信给巴黎姑妈。用密信告诉敏，没遵照他的指示留在美国，是我自作主张。我回去，目的是救邦。我没说如何救邦，因为我没想好办法。不管怎样，是我害得邦陷入这样的境地，我要尽力帮他安全脱身。

枪杀桑尼后第三天，估计除莫利女士，还没人留意到桑尼的失踪，我们启程了。冷冷清清，只有将军和夫人到登机口送我们。踏上前途未卜之旅的有四人，邦、我、灰白头发上尉和冷漠中尉。我们像被弹出去，将由一架圆筒样亚音速波音客机载着飞越太平洋。“别了，美国。”飞机爬升时，灰白头发上尉望着舷窗外景致说道。我坐在过道边，无法看到外面。“受够你了。”上尉说道。冷漠中尉坐在我和上尉中间的座位上。他同意上尉的话。“我们为什么老把美国叫做美丽的国家？”他问。我无以应答。我昏昏沉沉，感觉酒仙少校与桑尼紧挨我坐在左右两侧，很不舒服。这才是我第七次坐喷气式飞机。之前上大学时，从越南到美国，再从美国回越南，各一次；与邦一道由西贡逃往关岛，后由关岛转到加州，两次；自美国去菲律宾，由菲律宾返美国，两次；这次是第七次乘坐飞机。重返美国希望渺茫，我不无遗憾地留恋起美国的方方面面：不耽误看电视的加热即食便当；空调；秩序井然的道路交通，而且竟然人人守则；相对，至少相对于越南，较低的枪杀死亡率；现代小说；言论自由，在美国，言论也许没有美国人自以为的绝对自由，但较之于越南，不知自由多少；性解放；或许，最重要的还是弥漫于美国社会的麻醉药，或称乐观精神，它经由他们的思想，源源不断、倾泻般表现出来，将没有快乐意识的黑种混儿为表达绝望、愤怒、仇恨、虚无等情绪趁夜色四处涂鸦的东西，冲刷粉饰得不留痕迹。当然，美国也有许多不太让我着迷的东西，可为什么要盯着它的负面呢？要带着反美情绪说美国负面、令人悲观的东西，由邦说好了。他一直没融入美国社会，因此，离开美国，如释重负。“我在美国这段时间，跟一直躲在别人家里一样。”当飞机飞到太平洋上空某片空域时，他说道。他与我隔着过道，坐在另一排靠过道的座位上。机上的日本服务员开始送日式天妇罗与猪排，饭菜的味道比起我在登机口听将军最后说的两个堵得我哑口无言的字，好上太多。“躲在房子里，”邦说道，“‘听’别人怎么生活，只在晚上出来。现在，我可以自由呼吸，要回到人人看起来和我们一样的地方去了。”“是跟你一样。”我说道，“我看起来不像他们。”邦叹叹气。“别骂这怨那。”他一边向我茶杯里倒将军在登机口送他的威士忌，一边说道，“你的问题不是你想得太多，而是，你让所有人都知道你在想问题。”“这么说，我干脆闭嘴好了。”我赌气道。“你怎么了。”他不解道。

经东京转机，在共二十个小时的不眠之旅后，我们到达曼谷。我已精疲力竭，因为一路上无法入睡。每次阖眼，要么酒仙少校的脸，要么桑尼的脸，便浮现出来。这两张脸我不敢久看。因此，接下来，一点不怪：从行李传送带上拎起背包时，我感觉它比之前重了。是的，毕竟背包又加进了我的罪孽、恐惧和焦虑。鼓鼓囊囊的背包是我的唯一行李。在美国时，出门前，我们将门钥匙交给结巴的勒—勒—勒—勒—阿门牧师，托他卖掉我们的东西，所得钱归他的永恒先知教会。我的全部家当如今装在背包里。其中，《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破坏模式》放在包底的夹层里。书磨损得厉害，书脊已裂开，整本书沿着书脊几乎一分为二。“所需的其他任何东西，到了泰国，会提供的。”将军告诉我们，“那边事务由我们在泰国基地的海军上将和克劳德共同负责。克劳德在泰国的身份是他以前用过的，援助难民的民间机构的工作人员。”克劳德在到达厅迎候我们。他上穿夏威夷风格衬衣，下着亚麻布裤，与我在海默教授家见到他的样子比，除了晒得黝黑，没任何变化。“见到你们太棒了，弟兄们。”他跟我和其他几个边握手边招呼道，“欢迎来到曼谷。兄弟们以前来过这里吗？我想没有。我们在这呆一个晚上。先痛快喝酒。我请客。”他紧紧地，真心地，搂着我的双肩，领我穿过人头攒动的大厅，往出口走。或许，这只是我的心理罢了。顺便提一句，此刻，我心里很乱，感觉，和克劳德经过当地人面前时，他们个个似乎在打量我俩。我暗忖，当中是否有敏的人。“你气色很好。”克劳德说道，“准备好做这事了吗？”

“当然。”我答道。其实，我的恐惧焦虑，在体内某处，像水箱里开滚的水，不停翻腾。我将邦、将自己带到了灾难边缘，却不知如何脱身，没有任何明晰的计划。面对这种情形，如立于绝壁顶，头晕目眩。不过，计划往往都是当时没有，一旦被逼到某个境地，也就被逼了出来。关于计划，我在克劳德面前几乎只字不能提。克劳德似乎总能掌控自己的命运，至少在西贡陷落前如此。此刻，他又搂紧我肩。“我为你骄傲，兄弟。我只想要你知道这点。”我俩接下来没有说话，只管往前走，让骄傲之情随各自血液流动。他第三次使劲搂着我肩，说道：“我要让你见识什么是你生命里的最好时光。”我笑笑，他也笑笑。他的言下之意是，这次的最好时光可能是我生命里最后一次。他的热情体贴让我感动，这是他表达爱我的方式，又或许如为临刑前犯人提供最后一顿酒饭。他带我们出了到达厅。已是十二月下旬，气候宜人，一年中，这是这个地区的最好季节。我们上了一辆面包车。克劳德说道：“去酒店睡觉调不过来时差。不到晚上，我是不会让你们睡觉的。明天，我们动身去基地。”

司机将车开上一条挤满面包车、卡车、电单车的路。四周喇叭鸣个不停，人高声武气地喊着吼着。一个到处车多人多、情感丰富却不懂表达的都市，情形大抵如此。“曼谷让你们几个想到家了吗？”克劳德问。“跟西贡差不多。”灰白头发上尉说道。“是差不多，但也不同，”克劳德说道，“这里没有战争，没有难民。有也在边境，我们去的就是那里。”克劳德给每个人递上烟。我们将烟点上。“最早有老挝人越过边境跑到了泰国。泰国边境地区现在有不少老挝赫蒙族人。他们境况不好。帮助难民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了乡村。”冷漠中尉摇头说道：“老挝。那里的共产分子很坏。”克劳德说道：“共产分子还有不坏的？不过，老挝是印度支那地区最接近天堂的国家了。战争期间，我在那里呆过一段时间，感觉真是好极了。我爱那里的人，他们是这个地球上最温和最好客的人，当然，他们想杀你时则另当别论了。”他吐出的烟，迎着吊在仪表盘上方的小小电风扇扇出的风，被吹回到我们这边。过去，某时某地，克劳德，还有其他外国人，也认为我们是地球上最温和最好客的人了吗？还是，他们一直认为，我们是好战挑衅的民族？我以为，该是后者。

司机将车开离了主干道。克劳德捅捅我，说道：“你做的事，我听说了。”我做的事？什么事？克劳德没说话，盯着我。我明白过来，他指的是我做的那件不能明说的事。“啊，是。”我低声说道。“没什么可难受的，”克劳德说，“据将军告诉我的情况，是那家伙自找。”“我可以肯定地告诉你，他没有自找。”我说道。“我说的不是这个意思，”克劳德说道，“我的意思是，他那种人我见得太多了。他们专做一件事，就是不满这不满那，自以为是，不受虐不舒服，从来没任何事情让他们开心过，都到了不绑了毙了他们他们就开心不起来的地步。你知道，这类人面对行刑队时说什么吗？说，早该这样了！你做的事唯一不同的是，那个可怜家伙没时间想起说这话。”“权当像你这么说的吧，克劳德。”“不是我这么说。”克劳德说道，“书上就有。他是那种心里充满负罪感的人。”

克劳德指的书的章节浮现在眼前。书是他上审讯培训课时用的手册，名为《库巴克》(1)。我们很认真读了。手册定义分析了几类被审者的性格特点。与克劳德所言有关的一段文字，没等听我脑子发出指令，便涟漪一样在我眼前泛开。

“这类人的心底世界死硬、无情、脱离现实。他们似乎一生在不断提醒自己要有负罪感。有时，他们似乎决意赎罪，有时，又固执认为，一切错皆错在他人。无论何种情形，他们总会一成不变地搜寻这样那样的证据或外部迹象，证明他人比自己罪孽更深重。他们经常完全陷入这样的泥淖，拼命证明自己受到的待遇确实一直不公。其实，他们可能一直刻意寻求不公正待遇，目的是自惩，让自己的良心安稳下来。有强烈负罪感的人，若得到某种方式的惩罚，可能会停止抵抗、转而合作，原因是，这种惩罚会诱发他们的感激之心。”

或许，桑尼正是这类人。我再无机会与他对质，因而这点永远无法证明了。

“到了。”克劳德说道。我们到了一条小街。小街上空横架有一道虹似的装饰霓虹灯光。人行道上满是看起来倒也像人的人：老少皆有，胖瘦不一，脸色苍白；有的剪着当兵的短发，有的留着嬉皮士长发；个个已经或即将醉态百出；不少人亢奋异常，又嚎又叫。小街两边，酒吧、夜店一家紧挨一家，家家门口立着女孩，四肢裸露，脸妆化得很是精细。我们将面包车停在一家酒吧前。酒吧门口上方竖有一块巨大招牌，招牌上黄色“金公鸡”三个字特别显眼；两个女孩把着门，不让它关上。俩人看上去二十岁左右，或十有八九在十五岁与十八岁之间；她们的鞋跟足有六英寸高；穿的衣服，姑且称之为衣服，露背小背心和比基尼短裤，这种穿着感觉甚至不如她们的笑容来得结实；俩人的笑容可爱温柔，让人想到幼稚园女教师的笑容。“哦，有意思。”灰白头发上尉说道。他咧嘴笑着，嘴咧得很开，我能看见顶里面在烂掉的几颗大牙。连冷漠中尉也说话了：“不错。”不过，中尉说话时仍没笑容。“很高兴你们喜欢这个地方，”克劳德说道，“尽情享用吧。”冷漠中尉和灰白头发上尉进了酒吧。邦却突然说道：“不进去了。我走走。”“什么？走走？”克劳德说道，“你想单独要个伴？没问题。我为你找一个。这些女孩都是老手，懂得怎么接待放不开的客人。”邦摇摇头，流露出几近恐惧的眼神。“那好吧，”我说道，“我陪你走走。”“绝对不行！”克劳德说道，一把拽住邦的肘弯，“我懂。不是人人习惯这种场合。可你一走，也剥夺了你这个好兄弟的机会，教他享受不到生命中难得的一个夜晚。听我的，进去，坐下来，喝喝酒。不要你碰谁。如果不想看，连看都可不看，就闭眼坐着。你这么做可不是为自己，是为你兄弟。怎么样？”我用手推推克劳德的胳膊，说道：“好了。松开他吧。”“你也可以和邦一样。”克劳德说道。

是的，我也和邦一样。至少从表面看，邦的道德观也传染了我。这种道德观很可能是一种要命的病。克劳德见很难劝动邦，放弃了努力，进了酒吧。我递给邦一支香烟。我俩站在原地抽着烟。不时有商贩扯我俩衬衣推销东西，我们权当没见。但是，我俩没法不注意到一大群一大群经过且时不时撞着搡着我俩的游客。“天哪，”我听见身后有人说话，“你知道那婊子拿着你那坨卵子要干什么，哥们？”“那婊子连卵子英语都说不圆。”另一个人说话。“她想说好长的鸡巴，可说出来的英语鬼都听不懂。妈的，我想，那个婊子捏老子卵子，以为是在捏老子钱包呢。”邦扔掉烟，说道：“我们快走吧，要不我会杀人的。”我耸耸肩。“去哪？”他的目光越过我的肩，手指向我身后。我转过身去，看见了那张引起他注意的电影海报。

我俩找了一家影院，看《村庄》。影院里满满的，都是当地居民。他们还不懂电影是一门神圣的艺术，观看时，擤鼻涕该用纸巾或手绢；不要野餐似的又吃又喝；不要打孩子，当然，也不要给哭闹的婴儿哼上一段摇篮曲；不要隔着好几排座位你亲我热地呼朋叫友；不要与同座讨论放映过的、正在放映的以及还没放映的情节、画面；不要自电影开映到结束四仰八叉坐在座位上，大腿顶着旁座人的大腿。话虽这么说，可谁能指责这些当地人错了呢？观众若对一部影片没任何反应，又凭什么检验观众喜欢还是不喜欢这部影片？影院里，叫好声鼓掌声不断，由此可见，观众该非常喜欢这部影片。连我都被电影情节或被画面完全吸引。观众反应最强烈的是推向高潮的战斗，这一段让我受时差影响的心脏跳得比先前快了许多。或许因为响起了贝多芬式预示大难临头的音乐，地狱般重复的音符不断回荡在魔窟似的深洞里：咚—咚—嗒—咚—嗒—咚—嗒—嗒嗒嗒塔；或许因为直升机翼片转动的嗖嗖声，配合高速镜头，变成低沉的轰轰声；或许因为画面交互出现的贝拉米的眼神、沙姆斯的眼神、越共女孩的眼神，贝拉米和沙姆斯骑着空中战马，越共女孩通过防空炮瞄准十字线；或许因为空中炸开的炸弹；或许因为野蛮越共经历血浴，也是他们可能有的唯一洗浴的画面；或许因为前述所有东西，我竟想拿起枪，像《旧约》里愤怒的主惩罚其子民，与影片里的美军一起痛宰看起来虽不百分之百但也基本像我的越共。毋庸置疑，他们百分之百看起来像与我一同观看影片的观众。尽管如此，观众们看到离自己并不算远的邻国越共被各式美国造武器打得要么汽化似的尸骨无存，要么粉身碎骨，要么皮开肉裂，要么鲜血四溅时，竟欢欣鼓舞，又叫又笑。我在座位上扭动身子，陷进影片的脑子此刻彻底清醒过来。我想却无法合眼，眼睛最多眨巴几下，因为，影片到了下个场景。从头到尾，只有这个场景才让观众彻底静了下来。

这是我在菲律宾时唯一没目睹拍摄的场景。这个场景，大导演没设计音乐，只有梅的惨叫声抗争声，烘托她声音的四个越共的狂笑、咒骂、讥讽。痛苦的画面在如此混响声里展开。没音乐，反倒凸显连呼吸都能听到的观众的静。母亲们，先前影片出现开膛、枪击、刀劈、枭首的画面时，都懒得拨转自己孩子的脸，此刻用手捂住了孩子们的眼睛。摄影师使用长镜头，从洞穴几个幽暗角落进行拍摄：洞穴中央地上，章鱼一样蠕动的人形。这是全身赤裸的梅。她被四个半裸的越共压在身下，不停挣扎。画面是强奸者的背与四肢。时不时晃过梅光着的身子，但只露很少部分，大部分给按设计的姿势摆放的越共的腿、胳膊与屁股挡住。肤色深浅不同的肉体，猩红色血，撕烂的黑色、褐色衣服。这些元素构成了文艺复兴时期画作的整体色调。上艺术史课的记忆早已模糊，此刻，一幕幕因此竟又浮现在我眼前。穿插于长镜头间的是几个特写镜头：梅被打烂的脸，哀嚎的嘴，流血的鼻子，一只肿得无法睁开的眼睛。延时最长的镜头是这样的画面：梅的脸占了整幅银幕；另一只眼睛睁着，眼珠在眼眶里翻动；血从嘴里喷出，染红了她的嘴唇；她惨叫：

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妈！

我一阵痉挛抽搐。画面终于切换，经由梅的眼睛，观众看到红皮肤魔鬼般的越共。他们喝家酿米酒，满脸通红；牙齿呲露，上面结有一层苔藓样物质；本就眯缝的眼睛，因为亢奋，上下挤闭，成了一条线。观看到此，或许，观众心底恨不得将这帮家伙从这个世界上彻底清除。接下来，大导演满足了观众的心理。它是战斗收尾，一场肉搏战，血腥恐怖。医学院上解剖课时也可将这段当作教学片。

影片最后出场的是纯真的“小机灵”。他坐在休伊直升机上。机舱门没有拉上，飞机慢慢上升，天澄静碧蓝。飞机下方是被战争摧毁的家园，他定定地看着，嘤嘤哭泣。他的目的地是一个女人乳房不仅产奶也产奶昔的国家，美国大兵这么告诉他。我看到这样的画面，如有人钦佩枪械大师天才般的技艺，不得不认可大导演的才华。他将美丽与恐怖合一的概念打造为一部实实在在的作品，让一些人兴奋莫名，却让另一些人看到死亡，归根结底，让人只感受到一样东西：毁灭。银幕开始由下往上移动片尾字幕。我心底掠过一抹羞耻，因为，这部充斥残虐暴力毁灭的影片有我的助虐。当然，我也自豪，因为，我挑选的群众演员为影片做出了贡献。他们演的是一些上不了台面的角色，但他们尽力将这些角色演得上得了台面。比如，字幕里出现的饰演一、二、三、四号强奸者的四个老兵，第一次拍电影的饰演绝望的村民、死去的女孩、瘸腿男孩、贪腐军官、漂亮护士、瞎子乞丐、伤心的难民、生气的文员、哭哭啼啼的寡妇、理想主义的学生、温柔的妓女、妓院里的疯狂男人等角色的其他群众演员。我引以为豪的还有所有幕后奉献的同仁，比如，字幕里出现的韩力。这位艺术家，凭着对场景细节苛求到疯狂这点，无疑会获得一项奥斯卡奖提名。有一个小插曲。为了真实表现影片最后那场战斗，他竟雇用当地一个盗墓人从附近坟场盗来真正尸体，用于布置战场。警察前来拘捕他，他真诚悔罪，说道：“我当初真没想到，这是非法的，警官先生。”当然，事情得以化解，办法是速将尸体送归原处，大导演另向警察管辖的仁爱协会，或称地方妓院，捐了一笔数目不小的钱。这种插曲丝毫不损韩力极富价值的工作。字幕里出现瓦奥莱特的名字，头衔是制片助理，这让我苦笑。不过，我随即心里承认，在这列论资论功排名的长长字幕里，她有资格排在我前面。字幕里出现驾车源源不断运送补给的技术高超的司机们的名字、一心一意提供医疗服务的急救队成员的名字、每天提供高效交通服务的司机们的名字。说实话，我提供的服务更加专业。尽管如此，看到他们的名字，回想他们所做的事情，我也觉温暖亲切。字幕里出现训狗师和狗的名字。影片里，美国突击队队员收养了一条当地狗，狗虽可爱却是杂种，字幕将狗称为“狗狗斯米梯”。训狗师的工作是教它听懂一些指令表演一些动作。字幕里出现长相怪异的驯兽师的名字。剧组包了一架DC-3，将驯兽师、一头关在铁笼里的凶猛的孟加拉虎和两头大象运了过来。字幕里，两头大象分别被称作“阿伯特”和“考斯特罗”。驯兽师负责调教驯化它们。实话实说，我虽然熟谙两种文化、两门语言，但我的这些技能，与训狗师驯兽师的技能比，算不上独门功夫。字幕里出现德莉娅、玛丽贝尔、柯蕾松等负责衣物清洗的女工的名字。她们的高效工作和乐观精神令我敬佩，可话说回来，这些值她们排名在我前面？字幕继续滚动，出现更多洗衣女工的名字。直到出现鸣谢市长、几位市政议员、旅游局局长、菲律宾军方、第一夫人伊梅尔达·马科斯以及费迪南德·马科斯总统的字样，我才明白过来，我的名字根本就不会出现在字幕里。

电影音乐停止，大串字幕告罄。我对大导演的芥蒂已烟消云散，代之而起的是心里沸腾的愤怒和杀意。他没能在现实中除掉我，到头来用一种虚幻方式成功谋杀了我，用一种我如今越来越不陌生的方式将我干干净净地抹掉。我走出影院，怒气和杀意远没消退。内心，相比于还算温和的夜晚，燥热了许多。“你觉得影片怎么样？”我问邦。虽然看完电影，但他一如平常，不想说话。他抽着烟，挥手叫出租车。“啊，‘你觉得怎么样？’”终于，他开始看我。“你想确保我们的人把戏演好。”他说道，“可是，我们的人甚至连人都不是。”一辆出租车叮铃哐啷开了过来，停在路牙边。“呵，想当影评家？”我说道。“只是我个人看法，你这个大学小男生。”他说着话，爬进出租车。“我只知道，要不是有我，”我砰地关紧车门，说道，“我们的人甚至连一个角色都没有。他们只会在片子里当炮灰。”他叹了口气，摇下车窗。“你所做的只是给了那些白种人一块遮羞布。他们现在可以说了，‘瞧见了吗？我们的片子也用了黄种人。我们不恨黄种人。我们爱他们’。”他朝车窗外啐了一口吐沫。“你想方设法玩他们玩的游戏，对吧？可游戏由他们操纵。你什么也操纵不了。换句话说，你什么也改变不了。你没法从他们内部入手做什么改变。你一无所有时，只得从他们外部入手改变东西。”

一路上，我俩没再说话。到了酒店房间，邦几乎倒头便睡着了。房间很暗，我躺在床上，烟灰缸搁在胸脯上，边抽烟边思忖。那是唯一敏许可、将军也赞同的任务，要颠覆一部影片、改变它代表的内容，一句话，不让它歪曲恶解我们的形象，我怎么就做砸了呢？酒店外，汽车喇叭鸣个不停。房间天花板上竟现出了躺着的桑尼和酒仙少校，他俩像习惯了一直这样呆在上面打发时间，这教我不得安宁，难以入睡。隔壁房间里，床的弹簧被压得嘎吱嘎吱，且没变化。这种声音无助于催眠。弹簧嘎吱了很久，久到匪夷所思。估计，隔壁该躺着一个可怜女人，默默承受对方没有花样的动作。我同情起她来。突然，动作的男人像打完一场仗，粗着嗓门大吼一声。我的心因此落地：俩人活已干完。我错了，没完哩。吼声刚停，只听他的伴带着欣赏的语气、拉着长长的声音，低沉地发出了男人味十足的交媾请求。我委实吃惊。不过，后面还有意想不到的事情。其实，自将军和夫人上机场为我们送行后，意想不到的事接二连三。说到机场送行，当时，将军穿大翻领西装，夫人一袭淡紫色奥黛。将军送我们四个英雄一人一瓶威士忌，合影，挨个握手送我们上飞机。我走在最后。跟我握手时，将军攥着我的手，说道：“跟你说一句话，上尉。”

我退到一旁，让其他乘客登机。“我听着呢，将军。”“你知道，夫人和我一直视你为义子。”将军说道。“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这点，将军。”他和夫人的神情都很阴沉，我很习惯，因为父亲看我时通常是这样的神情。“我们这么待你，你怎么能——？”夫人说道。我已惯于伪装，挂出一副惊诧的表情：“我怎么能什么？”“想着法子勾引我们的女儿。”将军说道。“大家都在议论这事。”夫人说道。“大家？”“各种风言风语。”将军说道，“那次婚礼，你跟她说话，我就该看出苗头，可我没看出来。我没想过你竟然会怂恿她在夜总会里寻求什么发展。”“还不止这点。”夫人插话道，“不过，就是在夜总会，你俩已够招摇。大家看到了。”将军叹了口气。“你想毁掉她，”他说道，“这事，我几乎无法相信。尤其你还曾住在我们家，曾视她为孩子，视她为妹妹，我就更无法相信了。”“是妹妹。”夫人强调。“你让我失望了，我很难过。”将军说道，“我想过留你在美国，留你在身边。要不是这件事情，我本决不会让你走的。”

“将军——”

“你不该这么没脑子，上尉。你是军人。所有事情，所有人，各有其所。你怎么以为，我们会让女儿与你这类人在一起？”

“我这类人？”我不解道，“您说的我这类人是什么意思？”

“哦，上尉，”将军说道，“你是一个不错的年轻人，可你也是，算提醒吧，一个杂种。”他们等着听我说什么。但是，将军说的最后两个字像往我嘴里塞进了一团东西，噎得我说不出话来。见我无话可说，将军和夫人摇摇头，表情既气又哀外加责备，径自走了。我立在登机口，拿着威士忌，想立刻当场打开酒瓶，或许喝几口酒有助于我吐出将军塞进我嘴里的两个字。它们卡住我的喉管，味道像一只让越南肥沃的泥浆彻底浸透的毛袜。我早忘了，最低贱的人随时会被招待的这种待遇。

第二天大早，太阳还没出来，天色仍暗，我们起了床。吃早餐时，除了进食声，没人说话。之后，克劳德驾车载着我们从曼谷出发，往基地驶去，需要一天。目的地在与老挝交界处不远的林地。克劳德将车拐上一条是土路的支路，这时，太阳已沿自己的轨道慢慢滚落到我们身后。路两旁是外皮白色的白千层树林，路面坑坑洼洼，为避大洞小眼，车左拐右转。深入到林中一公里处，到了一个军事检查站。所谓检查站，其实是一辆吉普车与坐在车上的两名穿橄榄绿战斗服的年轻军人。他俩脖子上挂着求菩萨佑护的护身符，M-16枪搁在大腿上面。我真真切切闻到了一股浓浓的大麻气味。他俩懒得从车里起身，甚至懒得睁开半闭的眼睛，挥挥手便放行了。我们沿路上车辙继续往前开，一头扎进了林子更深地段。树林干高枝细，抬头望去，如一双双瘦骨嶙峋的手，影影绰绰。终于，我们从林海里冒出头来，到了一处空地，这里建有一座座小小的四方吊脚棚屋。好在棚屋窗户映着照明电灯，不然，这里真是完全与世隔绝的野林荒地。棚屋顶盖着假发似的棕榈树叶，连接吊脚棚屋的门与底下地面的是长条木板。狗吠声将屋内人影招到门口。我们从车里爬下来，一个班规模的人影也朝我们这边拢了过来。“是他们，”克劳德说道，“越南共和国武装力量最后一批还在战斗的男子汉。”

在将军的办公室，我见过这些人的照片。拍照时的状况或许更好，但现在几乎无法将照片上神情坚毅的自由战士与眼前这些面黄肌瘦的游击队队员挂上钩来。照片上，他们脸修整得洁净光亮，脖子上系着红色领巾，清一色丛林迷彩服、战斗靴、贝雷帽，站姿挺拔，身披滤过树林的阳光。而眼前，他们没蹬战斗靴，没着迷彩服，代之的是橡胶凉鞋与黑色衣裤；没系前南越突击队传奇标识的红色领巾，代之的是农民系的格子围巾；没戴贝雷帽，代之的是丛林工人戴的宽边帽；脸不洁净光亮，胡子拉碴，头发没剪理，又长又乱；曾明亮灼人的眼神如今像煤块，黯淡无光。每人持一把AK-47步枪，弹夹弯曲如香蕉，特征鲜明。这样一支枪中尤物，配以他们的模样装束，产生了一种奇特的视觉效果。

“他们为什么看着像越共？”灰白头发上尉疑惑道。

他们十几个人领我们去到指挥官住的棚屋。我们发现，看似宿敌的不只是他们。指挥官的棚屋外有一条窄细的廊道，廊道上站着一个身形瘦小的男人，电灯的白光照在他的背后。“那不是——”邦诧异道，但马上止住嘴，没继续荒唐可笑的问题。“大家都这么说。”克劳德说道。海军上将举手招呼我们，露出似曾相识的宽厚笑容。他的脸瘦削，棱角分明，差一点便可称俊朗；看他的脸如看到一个气度不凡的传统文人或是旧时中国官员的脸。他的头发近于白而非全白，头顶的发渐渐稀疏，整部头发修剪齐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山羊胡，他的胡子既不像年轻人胡子乱蓬蓬，也不像上年纪人胡子一大把又长又散，而是打理规整得煞是好看。“欢迎到来，男子汉们。”海军上将说道。他语调温和的声音，在我听来，也像极了新闻短片里胡志明文雅平静的录音。“你们这段路程可是不短，一定累了。请，进屋去，一起坐坐。”

跟胡志明一样，海军上将自称伯伯，穿着简朴，与他的游击队队员相同，黑衣黑裤。还是跟胡志明一样，房间布置简单，很像文人的房间。棚屋就只有这么一间朴素的房，我们光脚坐在用芦苇秆编织的地垫上。刚到，面前又是一个模样言谈举止极似胡志明的大人物，我们个个局促。房间里见不到一张床，估计，这位简直是胡志明的魂具体再现的海军上将准睡在木板地上。靠一面墙立着竹子做的书架，一张竹子做的简易办公桌和一把椅子挨另一面墙摆放。吃饭时，我们喝的是将军送的威士忌。海军上将一边吃饭喝酒一边问我们在美国这些年的情况。轮到我们时，则问他怎么“搁浅”在这片林子里。他笑笑，将烟灰弹进半个椰子壳做的烟灰缸里。“战争最后一天，我指挥一条载满了从码头营救出来的海军陆战队队员、其他军人、警察和平民的运输船。我本可以跟许多船长一样，开往第七舰队(2)。但是，美国人已宣布不打仗了。如果我投奔他们，无望再拿起枪。美国人完蛋了。他们那些白种人败了，自然会将亚洲丢给黄种人。因此，我将船开往泰国。我有泰国朋友，知道泰国政府会让我们避难。泰国人，不像美国人，没地方可退。当时，泰国政府快要和共产分子开战，因为共产分子打到了泰国与柬埔寨交界的地方。老挝呢，和我们一样，快倒台了。明白了吧？我们太多同胞想得到别人的拯救，我跟他们不同，不要谁来拯救我。”说到这里，他顿了一会儿，又露出笑容。不需提醒，我们知道，自己是他指的“太多同胞”中的一员。“天主拯救了我们。”海军上将继续道，“我不需要美国人拯救。我在船上、在我的人面前发誓，我们将继续战斗。这场战斗会持续几个月、几年，如果必要，甚至几十年，但在天主眼里，算得了什么。”

“这么说，”邦说道，“您认为，我们真的可东山再起，伯伯？”海军上将捋捋山羊胡，答道。“我的孩子，”他捋山羊胡的手仍没停，“想想耶稣，想想他如何领着他的信徒，坚守信念，听从主谕，踏上传播基督教义之途的。我们就像耶稣的信徒。这个基地有两百名信徒，有一座可以向受奴役的祖国传播自由之声的无线发射台，有枪，有炮。我们有的，耶稣及其信徒从没有过。他们有的信念，我们却有。还有一点也重要，不，是非常非常重要，天主站在我们这边。”

邦又点上一支烟。“耶稣死了，”他说道，“他的信徒也死了。”

“所以，我们会死。”冷漠中尉说道。他的外表，他的语气，尽管他知道死意味着什么，或许，正因为他知道死意味着什么，很静很冷。“死不是坏事。”他说道。

“我不是说，你们执行这次任务定会牺牲。”海军上将说道，“我想说的是，会有这一天。不过，假如你们在这次任务中牺牲了，请记住，你们拯救的人，会像耶稣信徒拯救的人心怀感激一样，感激你们。”

“他们拯救的人有很多是不想被拯救的，伯伯。”邦说道，“所以，他们反倒被不想被拯救的人弄死了。”

“我的孩子，”海军上将不再笑，说道，“你这话听起来不像是一个有信念的人。”

“您要是指宗教信念、反共产主义信念、自由信念或是其他类似的大信念，是的，我不是有大信念的人。以前是，但现在不再是。我不想拯救哪个，连拯救自己，我都不想。我只想杀共产分子。您要的不就是我这样的人。”

“我可以接受你的说法。”海军上将说道。

(1)　KUBARK，冷战期间，美国制定的反间谍审问指南。

(2)　United States Navy Seventh Fleet，美国海军旗下的远洋舰队之一，隶属于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属下的太平洋舰队。

第十八章

我们用了两周适应当地气候，熟悉一同执行任务的其他人。其中三个人我压根没期想还会见到，是邦、敏和我曾经在西贡那家啤酒屋的巷口撞见的三个海军陆战队中尉。当时，他们唱着“美丽的西贡！哦，西贡！哦，西贡！”如今，他们留了胡子，头发长了不少，没变的仍是他们让人一眼便看得出的缺少脑子。西贡陷落那天，他们逃到码头，跳上海军上将的船。“打那后，我们一直在泰国。”三人中领头模样的中尉说。他，与两个同伴一样，自小在湄公河三角洲摸爬滚打，太阳下的生活让他们的肤色与众不同。他们三个的肤色又深浅不一。领头的，浅棕色，另外两个，一个中棕色，一个红茶般深棕色。他们三人与邦和我虽心存芥蒂，仍握了握手。“我们三个要和你们一起穿越边境。”浅棕色的说道，“所以，最好相互关照。”我曾对他拔枪相向，不过，他选择只字不提过去。我也闭口不谈。

侦察小分队共十二人，选定夜幕刚降临的一个晚上出发了。向导是一个老挝农民和一个老挝赫蒙族侦察兵。老挝农民被迫当的向导。早先执行侦察任务的海军上将的人将他抓了回来。他熟悉我们将穿越地区的情况，因此，被用做此次行动的向导。他不会越语，这不要紧，赫蒙族侦察兵会越语，可以翻译。说到赫蒙族侦察兵，即便远看也能看出，他的眼睛没有生气，如废弃宫殿的暗淡破烂的窗户。他和我们一样，也一身黑色装束，与我们不同的是，戴顶褪色的旧绿贝雷帽。帽子尺寸过大，帽檐罩住耳朵与眉骨上边。浅棕色中尉与中棕色中尉跟在他身后，前者拿AK-47，后者持大口径M79，卡在枪管前短粗的枪榴弹，酷似短粗的人造金属阴茎。跟在他俩身后的是冷漠中尉与灰白头发上尉，他俩不愿用敌人用的AK-47，使的是M16。紧随他俩的是骨瘦如柴曾负责铁路运输的军官，背的是M3与一台PRC-25无线报话机。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随队队医紧随其后，一边肩挎战地急救包，因为规定，执行这次任务人人须带武器，因此，另一边肩挎着M14。早先，一天夜里，空气里弥漫着茉莉花与大麻的芳香，我俩聊起了哲学。“哀伤沉重，悲苦沉重，除此之外，”他问我，“还有什么实质沉重却又轻飘若无？”见我答不上来，他说道：“虚无主义。”虚无主义就是他的人生哲学。他后面是牛高马大的机枪手，抱挺M60。我与邦跟在机枪手身后；我配的是AK-47，邦的是M16。殿后的是深棕色中尉，扛着B-40火箭筒。

我们没穿防弹背心，没戴防弹钢盔，而是将一个用金属薄片压制成的钱包大小的圣母马利亚像放在心脏部位的口袋里，当作护身物。圣母马利亚像来自海军上将，他希望它能佑护我们。我们多数人早盼着离开基地。之前，我们天天讨论战术，准备干粮，辨识地图，熟悉将穿越的老挝南端线路。三个海军陆战队中尉早先仔细侦察过那一带地形，老挝农民向导的家就在那一带。“走私贩，”向导不容置疑地告诉我们，“过去一直在边境两边活动。”我们时不时收听《自由越南电台》节目。电台设在用竹子搭的简陋棚屋里，紧挨海军上将住处。电台播放海军上将讲话、译自报纸的消息、与越共思想感情格格不入的流行歌曲。过去一段时间播放的是詹姆斯·泰勒与唐娜·莎曼的歌曲。“共产分子恨死了爱情歌曲。”海军上将说道，“他们不相信有爱情，不相信有浪漫，不相信有娱乐。他们认定，越南人民只能爱他们的革命，只能爱他们的国家。可是，越南人民爱听爱情歌曲，我们要为他们服务。”爱意浓浓的情歌，御着电波，飘过老挝，飘入越南。我口袋里有一台半导体收音机、一个耳机，因此，可以收听电台广播。在我看来，这两样东西胜过枪，胜过金属薄片圣母马利亚像。克劳德不信奉圣母马利亚或任何神，我们出发时，他用世俗的方式祝福。“一路好运。”他与我们一个个击掌，叮嘱道，“速去速回，不打草惊蛇。”说易做难呢，我这么想着，但没说出口。估计，我们多数人或许跟我想的一样。克劳德走到我面前，本能地觉察出我的忐忑，使劲抓住我的肩。“照顾好自己，兄弟。一旦有人开枪，就低下头。交火的事让老手去干。”他的叮嘱，让我感动。我有什么能力，他了解得八九不离十。他希望我平平安安。他，还有敏，教会了我做情报工作须掌握的所有技能，教会了我生活中怎么做到不抛头露面。“我们等着你们归来。”克劳德说道。“再见。”我说道。简单的出征仪式结束。

我们出发了。天上一钩弦月。每个人都被一种乐观感染，情绪高涨。一次行动无论多么艰险，开始阶段，参加行动的人有时会很乐观。它像一种氦气，充盈了我们双肺，托着我们前行。然而，一个小时后，我们脚步沉重起来，或者，至少我的脚步越来越沉。我肺里的氦气已泄光，疲态渐显，像水珠一滴滴浸透一块毛巾，慢慢浸透我的全身。行军几小时后，我们到达有一片水的地方，灰白头发上尉发出“休息”的命令。水面映着月光。我坐在水边，放松酸疼的大腿，看看手表，只能见似实还虚的磷光指针。指向凌晨一点。我感觉，两只手，像看似与手表脱离的指针，脱离了我的身体，像有自己的意识，想从我胸前口袋里掏出一支烟来，捏着把玩它，这种渴求电流般刺激着我全身神经。邦坐在我旁边，似乎没有半点这种渴求，只是一声不吭吃着饭团。水里逸出淤泥与腐烂植物混合的气味，难闻刺鼻。水面上，一只燕雀大小的死鸟随波起伏，羽毛正在脱落，浮在它的周围，形同皇冠。“是弹坑。”邦呜囔囔道。弹坑是美国人留下的脚印，说明我们进到了老挝境内。继续往东，一路上，我们看到了更多类似的弹坑，时而一个，时而一片。许多白千层树被连根炸断，弹片将它们削切得支离破碎，碎块断枝散落在地面上，经过时，须小心择路。我们到达一个村子附近。周围也布满弹坑。弹坑边支着用杆撑开的罾：当地农民在这些弹坑形成的水塘里养鱼，网用于捞鱼。

将近拂晓，灰白头发上尉下达“停止前进”的命令。我们停在一个，据老挝农民向导说，连这一带边境居民都极少来的偏僻的地方。歇息的地方在一座小山山顶。山顶的白千层树超然物外。我们在树底下铺开雨衣，将带头罩织有棕榈树叶的网状伪装披风盖在身上。我躺在地上，头枕着背包。背包里装有干粮，以及赫德的《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书藏在背包假底夹层。我带着它，以备不时之需。歇息这段时间，须有两三人轮流站岗放哨，每人每次三个小时。我倒霉，被抓了差，站中间那班岗。感觉也就刚拉下帽檐遮住脸迷糊了小会儿，牛高马大的机枪手便开始摇我肩膀，说时间到了，叫我上岗。说话时嘴里呼出的气喷到我脸上，腥臭恶心。太阳已升得很高。我嗓子焦干。借助望远镜，我能看到远处的湄公河。大地像卧着的一具巨大绿色躯干，湄公河如一条棕色带子，将躯干分为两半。我能看到，木材烧出的烟由农屋、砖厂飘出，或问号状或惊叹号状。我能看到，水稻田里，农民光着小腿蹚着泥水赶着水牛犁田，水牛的四只蹄子小半没入了泥水。我能看到，乡村的大路小径上，机动车辆从远处看，像患关节炎的海龟，吃力痛苦地爬行。我能看到一座某个已衰亡的部族建造的寺庙，古寺庙砂岩般销蚀瓦解，已成废墟；某个被遗忘的暴君的头像俯视废墟，空洞的眼睛蒙上了化作尘埃的帝国的灰土。我能看清整个地形地貌，它无遮无掩曝露在阳光下，不再像夜晚看似怪物。蓦地，一种强烈的渴求攫住我，强烈到使我眼中的大地变得模糊，至于抖颤起来。我想起来，小分队带了各种必需品，却偏偏没带一滴酒。这让我觉得不可思议，也让我躁急不安。

接下来的夜行军更加艰苦。我晕晕乎乎，不知是脚在走路，还是骑在一头暴怒的野兽背上。苦涩的胆水在喉管里上上下下，两只耳朵仿佛肿大起来。仿佛在冬天，全身冷得发抖。我抬头，看见树枝间时现时隐的星星，它们仿佛是在一个透明的雪球里飞舞的雪片。桑尼和酒仙少校从雪球外望着我，用巨大的手晃动雪球，他俩的笑声隐约可闻。我的两条腿感觉不像踩在地上，唯一让我感到实实在在地在这个世界上的实实在在的东西是我手里的步枪。我像离开桑尼家后的那天晚上紧握拉娜的胳膊紧握AK-47。当时，她开门见我，并不惊诧：她知道我会回到她的身边。我向将军隐瞒了拉娜与我做过的事情。其实，我真不该隐瞒。世上只有一件他永远不能做到而我已做了的事情。我都杀了一个男人，还有什么我不敢做的事情。哪怕是属于或来自他身上的东西，我也敢碰。此刻，就连林子的气味闻着也像拉娜的体味。到了一片竹林间，我们停了下来。我将背包抖落在地，跌坐在邦与冷漠中尉中间。屁股底下泥土的润湿让我想起了拉娜。头顶飞着麻麻密密的萤火虫，萤火照亮了树枝。林中各种动物仿佛嗅着我们的气味，注视着我们的一举一动。有些动物天生能在黑暗中看清东西。但只有人，虽然没有这种能力，却刻意寻找一切可能的途径，进入体内的黑暗人这个种群，遇见任何洞口，任何门，总之，任何一个口子，都想进入，而且不满足于从一条途径进入，总想穷尽一切可能进入的途径，哪怕是条最肮脏最禁忌的途径。那晚，我与拉娜的所作所为让我想到这点。“我去撒尿。”冷漠中尉边说边站起身。他进了林中暗处。在他消失的地方，上空大片萤火，齐整地一灭一亮。“你知道我为什么喜欢你？”事后，拉娜问道，“就是因为我妈恨的东西你身上全有。”她的话没让我生气。我被强行喂食了太多的恨，肝脏因此变得肥大厚实，再多些恨，对它几乎不会产生任何影响。假设敌人哪天割去我的肝脏吃了，像传言中柬埔寨人做的那样，应该会咂巴着嘴，称道它的美味。我用恨培育的肝脏，像法国鹅肝，只要尝过一次并懂得欣赏，还有什么比它更加美味？冷漠中尉的方向传来树枝折断的声音。“你没事吧？”邦问我。我点点头。我一直关注着那片萤火。整齐划一一闪一灭的萤火照映出一根根竹子的轮廓。这样的情景像在荒郊野外庆祝圣诞节。竹林底下的灌木丛传来一阵窸窸窣窣声响，冷漠中尉模糊的身影从竹林里冒了出来。

“哎，”他说道，“我——”

突然，一道强光闪过，旋即一声巨响。我眼前白晃晃一片，耳朵被震聋。土块、石块雨般向我砸来。我吓得伏在地上，蜷成一团，手臂护住头，耳朵嗡嗡作响。有人在叫，不是我在叫。有人在诅咒，不是我在诅咒。我抖掉落在脸上的土。头顶，萤火全灭，竹林一片黢黑。有人在叫，是冷漠中尉在叫。他的身体在蕨草丛里痛苦扭动。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箭一般向他冲了过去，中途撞到了我。灰白头发上尉从黑暗处现出身来，命令道：“占据防守位置，妈的。”邦在我旁边，背向乱作一团的地方，嘁里喀嚓拉着枪栓，接着转身瞄向黑黢黢的地方。周围同样一片嘁里喀嚓：其他人也拉栓上膛，做好交火准备。我也不例外。有人打开手电筒。我背向亮着的手电筒，即便如此，仍可见明晃晃的亮光。“腿不见了。”队医的声音。冷漠中尉惨叫连连。“照着我，我给他包扎。”“整个山谷的人都听见了。”浅棕色中尉没好气应道。“他挺得过去吗？”上尉的声音。“要能送医院，兴许挺得过。”队医说道。“别让他乱动。得让他闭嘴。”浅棕色中尉说道。“准是地雷。”上尉说道，“不是伏击。”“要么你要么我让他闭嘴。”浅棕色中尉说道。有人捂住冷漠中尉的嘴。惨叫变成呜呜低鸣。我回头望：浅棕色中尉为队医打着手电筒，后者用止血带包扎冷漠中尉被炸断的腿的伤口。其实，包扎已无任何意义：膝盖以下已被炸断，膝盖以上像折断的木桩，一根骨头支突在外，断骨边缘如交错的臼齿。捂住冷漠中尉嘴的是上尉，他的另一只手使劲捏住冷漠中尉的鼻孔。冷漠中尉揪着队医与上尉的衣袖，胸脯大起大伏。浅棕色中尉关掉手电筒。冷漠中尉的挣扎、窒息声渐渐地弱了下去。终于，没了任何动静，死了。他死了吗？他若真死了，我为什么还听见他在惨叫？

“我们得离开这里。”浅棕色中尉说道，“现在没人来。天一亮，他们就到了。”上尉没说话。“你听到我说的了吗？”上尉“嗯”了一声。“那就赶快行动。”浅棕色中尉说道，“得赶在天亮前离开这里，越远越好。”上尉说道：“就地埋了他。”浅棕色中尉说道：“这会耽误太长时间。”于是，上尉命令我们扛上尸体上路。我们分掉冷漠中尉的弹药，他的背包交由老挝农民，他的M16交由浅棕色中尉。牛高马大的机枪手则将自己的M60交由中棕色中尉，一把拎起尸体。正要开拔，机枪手突然问道，“他的腿呢？”浅棕色中尉打开手电筒，照到被炸断的腿。它像一道菜横在一层被炸得丝丝缕缕的蕨草上面，血肉模糊；被炸烂的黑衣成条状，粘在肉上；一根不完整的白森森断骨自锯齿状裂开的肉里伸出。“他的脚呢？”浅棕色中尉问道。“被炸飞了。”队医说道。蕨草上沾满粉红色碎皮、碎肉与其他碎的组织，已经爬满蚂蚁。浅棕色中尉抓起断腿，一抬头，看到我。“你拿着。”说着话，将断腿递了过来。我想不接，但我不接，别人得接。母亲声音响起：“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弱一半，你比谁都强一倍。”既然我不做别人也得做这事，那么，我又何尝不能？不就是一截肉与骨头。只是肉上满是黏黏的血，肉里嵌进了土粒沙砾，有些硌手。我接过断腿，掸去上面的蚂蚁。一个男人虽然瘦小，他的一条断腿却略沉于一支AK-47。上尉命令出发。机枪手将尸体一把悠到肩上，走在前面，我跟在他后边。尸体的衬衣在背部处裂开一条大口，露出的大片肉，在月光里，闪着幽幽蓝光。

我一手搂着断腿，一手抓着挎在肩上的AK-47的枪带。搂着一条男人的断腿比扛着一具男人的尸体，似乎吃力许多，加上一路上我想使断腿距身体尽可能远，因此，断腿越来越沉。这让我想起曾因离经叛道行为受到的父亲的惩戒。父亲罚我站在教室前面，一只胳膊平伸，像天平一样托住《圣经》。我至今没忘记那种惩戒。没忘记的还有灵柩里的父亲。他的尸体白得像冷漠中尉的支在肉外面的断骨。教徒们在教堂里祷告安灵的声音至今在我耳边嗡嗡响着。当时，他的助祭打电话到警察总部找到我。我这才知道父亲已死。“你怎么知道这个电话号码？”我问道。“从神父放在桌上的文件里找到的。”我听这话，条件反射地看了看放在我桌上的文件。那是一份调查上一年，亦即1968年，发生的一起普通事件的秘密报告，实在不值一提。事情是这样的：广义市附近有一个几近萧瑟荒芜的村庄。美军一个排对它展开所谓平定行动。他们杀了所有水牛、猪、狗，轮奸了四个女孩。之后，他们又将四个女孩，连同其他十五人，包括妇女、儿童、老人，赶到村子的坪上，实施枪杀。一个事后忏悔的下等兵为这起事件提供证言。他的排长却在报告里言之凿凿宣称，杀死的十九人都是越共，不过没缴获枪支弹药，只缴获了一些铁锹与锄头、一把弓弩、一杆火铳。“我没时间。”我回应助祭。“你不得不来。”助祭说道。“为什么我非得去？”我诘问。助祭在电话那头顿了很久，说道：“对他而言，你很重要；对你而言，他很重要。”听他这话，我无需再问，明白这个助祭知道谁是我父亲。

因突发事件的仓促行军，两小时后，相当于父亲葬礼弥撒时间，在一个山谷谷底停了下来。谷底溪水潺潺，藤蔓缠绕。我用一根藤刮了刮脸。三个海军陆战队中尉开始挖掘浅浅的坟坑。我放下断腿。搂过断腿的手满是血，黏黏的，像粘上了一层胶水。于是，我跪在溪边，用冰凉的溪水将手洗净。等坟坑挖好，我的手也干了。天边露出一抹淡淡的粉红色亮光。冷漠中尉的织有棕榈树叶的伪装披风卷成一团，上尉将它展开，铺在地上。机枪手将尸体摆放在披风上面。我这才意识到，我的手不得不又要沾上血污。我从地上拾起断腿，接在尸体上该连接的部位。借着粉红色天光，我看清了尸体两只眼睛睁着，张着的嘴松松垮垮吊着。冷漠中尉的惨叫仍在我耳边回响。上尉合上尸体的眼睛与嘴巴，用披风裹住尸体。就在他和机枪手从地上抬起尸体时，断腿打披风里滑溜下来。我这边已开始在裤子上擦着黏糊糊的手，别无选择，只得又拾起断腿。待尸体放入坑底，我跪在坑边，探下身子，将断腿塞入披风，摆到尸体膝盖下面的位置。我帮着将挖出的土填回坟坑。一些发亮的虫子，一伸一缩，蠕动着从土里爬了出来。坟挖得很浅，一两天后，坟里尸体的气味会逸出。一些野兽会嗅味而来，扒出尸体，将它吃掉。“我想知道的是，”我跪在坟边。桑尼蹲在一旁，说道：“中尉今后在这带出没，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走路？他的眼睛里会不会爬出虫子呢？”“没错。”酒仙少校从坟里冒出头，冲我说道，“鬼魂今后会是什么样，还真难知道。瞧我现在，除了脑袋上的洞，完完整整，不是一摊恶心的烂骨腐肉。为什么会这样？你解释一下，咹，上尉？你无所不知，事事精透，不是吗？”我倒希望自己能够回答。可是，要我此刻答复实在太难了。我的脑袋也像有一个洞，昏昏沉沉(1)。

第二天，整个白天，平静无事。没人发现我们。又经过一段短途行军，傍晚，抵达湄公河岸。月光里，河水波光粼粼。您当时在对岸某处候着我们，指挥官，“无脸”政委也在候着我们。那时，我对此毫不知情。不过，往外扯那些想起来可怕的钻进我们肉里抵死不愿出来的蚂蟥时，我隐隐觉出某种不祥之兆。若非做向导的老挝农民从他的脚踝处扯出一条蠕动的手指粗黑色东西，我们还不知道自己肉里钻进了蚂蟥。我一边费劲往外扯一条钻入小腿的小吸血鬼，一边不禁想：要是拉娜这样吸附在我身上，该多好。骨瘦如柴的铁路运输军官用无线报话机呼通泰国基地。上尉向海军上将报告了情况。这当儿，三个海军陆战队中尉又一次展示他们的一技之长：用藤条将竹子捆在一起，做了一只竹筏。按照安排，先由四个人以竹子为桨，划着竹筏，渡到对岸，系牢拉过去的一条渡河用辅助牵引绳。接着，再由其中一人拉系在两岸树上的绳索坐竹筏回到这边。如此来回四趟，所有人便可乘竹筏渡过湄公河。先头小组定在午夜前渡河，由赫蒙族侦察兵、机枪手、浅棕色中尉以及中棕色中尉组成。中棕色中尉负责牵引绳与接应。先头小组渡河时，其他人沿无遮无掩的河岸散开，蜷缩在织有棕榈树叶的伪装披风里，背对河，枪瞄向如一头蹲着的巨兽的广密树林。

半小时后，中棕色中尉拉着绳索坐着竹筏回到了我们这边，将老挝农民、深棕色中尉与队医接到了对岸。顺便提一句，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在冷漠中尉的坟头说了几句祈福安灵的话：“我们所有生者其实正在死去；不死的人只有死者。”“这话到底什么意思？”浅棕色中尉问道。我明白队医的意思。我母亲已逝，因此不再会死，我父亲亦同此理。我则不同，此刻就在这边河岸上，还没死，因此属于将死之人。“我俩究竟属于哪类人？”桑尼与酒仙少校异口同声地问。“我俩是要死的人，还是已死的人？”我一阵颤栗，眼睛顺枪管看向幽暗树林。在这片不得安宁的树林里，我看到其他形形色色的阴魂。人与野兽的阴魂，植物与昆虫的阴魂，死虎的阴魂，死蝙蝠的阴魂，死铁树的阴魂，以及其他各色各样的阴魂。无论死的形形色色植物，还是死的形形色色动物，与死前一样，仍不消停，你争我夺，想在死后世界里占得一席之地。整个树林是上演一出搞怪剧的戏台，死亡负责搞笑，生命负责严肃。这对角色你唱罢来我登场。活着时，担忧终归到来的死亡。死后，被活时的往事牵扰。

“哎，”上尉嘘声说道，“到你们了。”这时，距第二批渡河估计已过半小时。传来竹筏刮蹭河岸的声音，中棕色中尉又回到我们这边。邦和我站起身。桑尼和酒仙少校也站起身，准备一同渡河。我至今记得当时河水喧腾，而我则抱着沉甸甸的武器，膝盖酸疼。我至今记得当时在心中抱怨不公：桑尼与酒仙少校的鬼魂要缠我一辈子，可母亲，自过世后，无论我多少次呼唤她，再没来看我。我至今记得我们几个当时的模样，站在岸边，裹着伪装披风，脸涂得漆黑，攥着用提炼出来的矿物质制作的武器，哪看似人类。我至今记得上尉一边递给我桨一边说“你来划”，就在这时，我耳边乍地抽鞭子似脆响，他的头瞬间爆裂，脑浆溢出。一小点湿软物溅到我脸颊上，河两岸遽然雷般炸响。对岸远处，枪口的火光如波纹般泛开。手雷的爆炸声撕裂了空气。中棕色中尉刚从竹筏往岸边跨出一步，一枚枪榴弹带着哨声从我身边飞过，击中竹筏。竹筏被炸烂，燃烧起来，火星四溅。中尉被炸飞，落在拍打着河岸的浅水里。他躺在水里，没全断气，发出一声声惨叫。

“趴下，蠢货！”邦一把将我拉倒在地。骨瘦如柴的前铁路运输官已开始还击，端着轻机枪射向树林。他的枪声锤子般敲打着我的耳膜。我感觉得出各种枪炮火力的密度和飞过头顶的子弹的速度。我趴在地上，脸压入土中，心脏如气球，充满其中的只有恐惧。我和邦当时在岸上往下的斜坡上，在树林中复仇阴魂的瞄准线下方，因而躲过伏击的子弹。“开枪，妈的！”邦吼着。林子里数十只疯狂的、杀气腾腾的萤火虫不停闪灭，它们可是枪管喷出的火光。我要开枪还击，须抬头瞄准，但枪声很响，我甚至能感到子弹打进地里。“开枪，妈的！”我端起枪，瞄向树林，一扣扳机，枪托在后坐力作用下，重重撞向肩膀。我的枪管喷出火光，黑夜里出奇的亮，要置我们于死地的对手一看瞬间便知道我的确切位置。顾不了太多，我只能不断扣动扳机。肩膀在枪托的不断撞击下剧疼。就在换弹匣的空当，我感觉，这边与对手的交火声和对岸互不知底细的双方的交火声，合在一块，震疼了我的耳朵。我害怕邦随时一跃而起，令我跟他迎着对手的枪弹冲杀过去。我清楚，自己无法做到这步。我怕死。我贪生。我太想活久一些，多抽一支烟，多喝一杯酒，多享受几秒钟性爱。如此过后，我或许可以去死。不过，十有八九，我更想活下去。

突然，对方停止射击，只有邦和我还在冲着黑暗的树林不停开枪。这时我才注意到，骨瘦如柴的前铁路运输军官没再与我们一道还击。打光了子弹，我朝他那边望去，借着月光，见他耷拉着头，枪无声地横在面前。邦还在不断开枪。他打完最后一颗子弹，不得不停止射击。河对岸，双方早已停止交火。几个男人用我听不懂的语言大呼小叫。我们这边，有人从黑黢黢的树林深处用我们的语言喊话：“投降吧！不要做无谓的牺牲！”喊话的男人一口越南北部口音。

河岸静寂，只有河水沉吟嘶语。没了哭爹喊娘的惨叫，中棕色中尉也死了。我转向邦，他望着我。月光里，我看得清他的眼白。他的眼白，因为泪水，闪着亮光。“要不是为了你，你这个蠢货杂种，”邦说道，“我愿战死在这里。”他哭了。自我认识他以来，这还是我第三次见他哭。妻儿的死如天塌地陷，他悲愤交加，哭了；与拉娜说起往事时，他愧疚痛苦，哭了；这次，因为战败，他哭了，但很平静。我们这次行动终了，邦还活着，因此，我的谋划，说不上聪明甚至还疏忽大意，但不管怎样，达到了目的。我成功救了邦。不过，后来，事实表明，我只是帮他免于一死罢了。

(1)　原文为I，too，had a hole in my head。一语双关，既呼应酒仙少校头上的“洞”，又有“昏昏沉沉”之意。

第十九章

“只是让他免于一死？”指挥官看样子着实伤心，手指头落在我检讨书的最后几个字上。他的另一只手拿着一支蓝色铅笔，选蓝色是因为斯大林也曾用蓝色铅笔。他这么跟我说。他还有一点像斯大林，是个对别人的材料百改不厌的编辑。他没有哪一次不指出我检讨书里的错误和文不对题的地方。他没有哪一次不督促我增删内容，或重新措辞。“你虽没明说，但意思看得出来，说在我这里的日子生不如死。这么说不大符合事实。对吧？”说这话时，他舒适地坐在自己的竹椅上，他这么说似乎相当合情合理。我也舒服地坐在他为我准备的竹椅上，有那么一会儿，也觉得他这么说相当合情合理。但我很快想起，就一小时前，我还一直坐在一间没有窗户、红砖搭建的单人牢房里呢。自湄公河遭遇伏击后的一年里，我被关在那间牢房，一遍一遍不知写了多少份检讨书。我刚重写的一份此刻就在指挥官手里。“或许您看问题的角度与我的不同，指挥官同志。”我说道。过去一周，我没和任何人说过话，陡然开口，一下子还不太习惯。“我是囚犯。”我继续道，“而您管囚犯，因此，您可能很难体会我的心情。反过来，我可能也很难体会您的心情。”

指挥官叹了口气。我的新检讨书共计三百五十四页，厚厚一叠放在他椅子旁的桌上。他将最后一页放到这叠检讨书上。“我还得跟你说多少次？你不是囚犯！那些男人才是囚犯。”他说道，手指向窗外一排排房子。那里关着一千名囚犯，其中，有湄公河伏击中的幸存者，包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邦。“你的情况很特殊。”他点上一支烟，“你是我和政委的客人。”

“大凡客人，说走就可走，指挥官同志。”我顿了顿，观察他的反应。我想他给一支烟，一旦惹他生气，便没指望了。不过，今天，他难得好心情，眉头都没皱一下。他简直是歌剧演员坯子，高颧骨，五官精致。在老挝，他以一个山洞为家，打了十年仗。这段经历竟丝毫无损他的堪称俊朗的面容。不过，他的阴郁有时让他失去了本该有的魅力。这种阴郁是一种无法祛除、让人心情不得清爽的病。他和集中营的其他所有人，包括我，都患有这种病。它是这里的军人与囚犯思乡念家时的哀伤。这种哀伤像不停流淌、不停被吸收进衣服从而使得衣服一直濡湿的汗水，正如我此刻坐在竹椅上，汗流浃背。指挥官至少可享受电风扇。集中营只有两台电风扇，指挥官享用一台，另一台，据我的娃娃脸看守说，放在政委的房间里。

“或许，有比‘客人’更合适的两个字：病人。”指挥官又一次用编辑的口吻说道。“你去过稀奇古怪的地方，接触了危险思想。把传染性思想带进一个不适应它们的国家，绝对不行。替我们的人民着想吧。他们不接触外来思想已很长时间，他们的脑袋还没准备好，因此，一旦让他们接触到这些思想，真可能导致灾难性后果。假设你从我们的角度看事情，会明白，即便我们不忍心看到你这么一个革命者受到如此待遇，但为了防疫，将你隔离，直到治愈你，这么做很有必要。”

理解指挥官的话有些费劲，但我终归能理解他的观点。的确，他有理由疑心我这样的人，我一辈子都在承受他人的疑忌。尽管如此，将我关进单人牢房，每天只给我一小时放风活动筋骨，每次我都脸色苍白、被太阳刺得睁不开眼，我很难认同近一年来他们的做法合情合理。我对此也有反映。我与指挥官每周见面一次，他审查点评我的检讨书，我做自我批评。此外，我会跟他讲我的待遇。他肯定记住了我的意见。这不，我刚张嘴又要提待遇一事，他说话了：“我知道你要说什么。还是老话，我要看你的检讨书，政委要听我关于你每次自我批评的情况报告。我们根据这两方面判断你的检讨是否达到了满意的标准。一旦达到，我们将进入下一步，也就是，对你进行再教育的最后阶段。一句话，也就是政委认为，你已做好准备，快被治愈了。”

政委认为？迄今，我与这个“无脸”又称政委的男人没打过照面。其他囚犯也没谁近距离见过他。只有在每周训话时，他们才远远看到他。他坐在会堂台上的桌子后面，囚犯们集合起来，在台下听他政治训话。我连去会场远远看他的机会都没有，因为他的政治训话，用指挥官的话说，最多相当于小学教育，专门针对彻头彻尾的反动分子，亦即被洗脑了几十年满脑子反动思想的傀儡走狗。“无脸”男人特许我不听这种过于简单的政治课。我要做的是，一心一意反省、写检讨书。这还真是其他囚犯享受不到的待遇。我难得睄过几回政委。当时，我在规定的活动区内活动筋骨，远远看见他在所住竹屋的阳台上。集中营背靠两座小山，他住在其中一座大些高些的山的顶上。两山山底集中了看守用的厨房、饭堂、军械库、厕所、仓库等设施，此外，便是为我这类特殊人员准备的单人牢房。铸有倒刺的铁丝网将集中营看守所在的内营与关押囚犯的外营分隔开来。外营的囚犯，包括前南越军人、负责安保的军官、行政官员，须慢慢接受改造。铁丝网的一个口子旁，靠内营这边，有座凉亭，供外营囚犯家人探监时使用。囚犯们的情感变得跟仙人掌(1)一样，唯其如此，才可能活下去。但他们的妻子见到丈夫、他们的孩子见到父亲，终归忍不住哭。须知，一年里，他们最多见上两三次面。更何况，即便住在离集中营最近的城市，他们每次来须火车、长途客车、电单车不断转换，历尽千辛万苦。过了凉亭便是外营，由几座哨塔围住，再往外便是光秃秃的平坦荒地。哨塔上，戴太阳帽的看守借助望远镜，可将探监的女人看个仔细，用囚犯们的话说，过足眼瘾。指挥官住处前有个露天平台，站在平台上，不仅可将用望远镜偷窥女人的看守看个清清楚楚，还可看见布满弹坑的荒地和一片光秃秃的树木。远望去，树木像立着的牙签，上空飞蹿着一群群乌压压的老鸦和蝙蝠，它们变换着队形，给人不祥的感觉。每次来指挥官的住处，进屋前我总要在平台上逗留一会，尽情享受一会单人牢房里享受不到的景致。在单人牢房里，即便没真正接受治疗，我肯定被热带地区的太阳烤得身上没了细菌毒素。

“你老抱怨我们每周见面一次这事搞得太久。”指挥官说道，“可是，要开始治疗你，充要条件是你检讨得怎样。你写了一年才写出这样的检讨书，不是我的错。就是这份检讨书，我认为，也算不上很好。除了你，没人不坦白曾是帮凶，是帝国主义走狗，是被洗过脑的吹鼓手，是为殖民主义者出力的买办，或是背叛祖国的外国人跟班。你认为我蠢也好不蠢也罢，我不在乎。我清楚，他们的坦白投我所好。可你偏偏不愿投我所好。这么做，是聪明透顶还是愚蠢到家？”

我仍头昏脑胀，坐的竹椅下的竹子地板仿佛起伏摇晃。单人牢房漆黑逼仄，每次从里面出来，至少需一小时，才能适应外面的光与空间。“啊，”脑子像件破碎的外衣，我努力拾掇好它，说道，“我这么想，没经过检讨反省的生活，过得没有意义。指挥官同志，谢谢您给我机会检讨反省我的生活。”他点点头，表示认可。“没人像我这么悠闲，什么都不做，只管写和反省自己的思想。”我说道。我的声音，在单人牢房时像离开我身体的孤儿、躲到结满蜘蛛网的角落，此刻回归我的身体，恢复了正常。“有些方面，我聪明；有些方面，我愚蠢。比如，我能认真听您的批评与修改建议，这说明，我够聪明。同时，我太愚蠢，怎么也不明白，一份又一份地写了这么多检讨书，为什么到现在还达不到您的高标准？”

指挥官透过镜片审视着我。镜片将两只眼睛放大了一倍。他在黢黑山洞里住了十年，视力因此变得很弱。“你的检讨书哪怕勉强达到满意标准，政委也会让你进入到他说的口试阶段。”他说道，“但我认为，你写的他称为笔试的东西，读起来不像真心检讨。”

“我难道检讨得还不多，指挥官？”

“内容也许很多，但形式没什么改变。检讨书讲究内容，也讲究形式，红卫兵在这方面做出了示范。我们要求内容与形式统一。要烟吗？”

我暗喜，但没形于色，而是装作无所谓，点点头。指挥官投飞镖一样将一支烟塞到我干裂的两片嘴唇中间，用我的火机为我点上烟。火机是他从我这里收缴的。我将烟吸氧般吸入体内，烟溶入两片肺叶，一双抖颤的手随之平稳下来。“就是在这份改过后的最新检讨书里，你也只有一次引用胡伯伯的话。这只是症状之一，你的检讨书还有许多，但就这个症状已充分说明，你不大喜欢我们自己的传统，更喜欢外国知识分子和文化。为何如此？”

“我被西方毒化了？”

“正是。瞧，要承认这点并非很难，是吧？这就怪了，你怎么就不能写进检讨书呢？当然，我能理解你为何没引用《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或《林海雪原》里的话。我们这代北越人都读过这些书，但你恐怕读不到。不过，你可以提越南最伟大的革命诗人素友呀。你没有，而是引用范维、披头士的黄色音乐。为什么？政委还真有一套黄色音乐，但他拿来，用他话说，是为了研究。他曾主动提出让我听听那些黄色音乐，我谢了，不听。我为什么要被那些腐朽堕落的东西毒化？拿你说的歌曲与素友的《从此》做个比较吧。那可是我在高中就读过的诗。在诗里，他说‘真理的太阳’如何‘照耀到我的心灵’。革命对我的影响正如他诗里所说。我去中国步兵学校接受培训，就带了一本素友的诗集，它是我的精神食粮。我希望，真理的太阳也能照耀到你的心灵。说到这里，我还想起他写的另一首诗。讲的是一个有钱人的孩子和一个仆人的孩子。”指挥官闭上眼睛，开始背诵其中一节：

有一个孩子生活富足，

西方制造的玩具多得数不清楚。

可另一个孩子只有旁观的命啊，

远远地、默默地，望着玩乐的富家子。

他睁开眼睛。“这样的诗值得引用，不是吗？”

“您要是给我这本诗集，我会读的。”我说道。过去一年，我除了读自己写的文字，没读过任何别的东西。指挥官摇摇头。“下一阶段，你没有时间读任何东西。不过，你拐弯抹角说，只要读一本诗集，知识会比现在多，这说法几乎站不住脚。你没引用胡伯伯语录或革命诗句，只是一个方面。你竟然不引用越南的民谚俗语？啊，也许你是南越人——”

“我生在北越，在那里生活了九年，指挥官。”

“你后来选择了南越。不管怎样，你和我这个北越人有共同的文化。可是，你不愿引用我们的文化。连这样的民歌你都不愿引用：

父亲的善举像泰山一样伟大

母亲的美德像源头汩汩而出的清泉一样充沛久长

全心全意敬畏母亲敬重父亲

唯有如此，孩子遵循的道方得通达圆满。

你读书时连这么基本的东西都没学过？”

“我母亲的确教过我这些。”我说道，“我的检讨书明确表达了我对母亲的敬畏，也解释了为什么不敬重父亲。”

“你母亲与你父亲之间真不该有那种关系。你可能认为，我这么说没有良心。恰恰相反。你真命定不幸，我看到你的处境，非常同情。一个孩子在源头就被毒化，生活怎么可能圆满？我不得不佩服越南文化，可不是西方文化，它能解释你的不幸。‘才与命往往是对死敌’。这是阮攸(2)的话，难道你不认为很适合你吗？你的命是杂种命，你的才，用你的话说，是能从两边看问题。你要是只从一边看问题，命会好得多。要想不是杂种命，唯一办法是选一边。”

“您说得对，指挥官同志。”我说道。他或许真对。“可是，唯一比懂得该做什么还难的事情，”我继续道，“是真正做该做的事情。”

“我同意。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和你面对面时，你倒是没什么道理不懂。怎么写出来的东西总与我唱反调？”指挥官给自己倒了一杯没过滤的装在回收的汽水瓶里的米酒。“很想喝酒？”我想喝口酒的欲望跟我想做爱的欲望同样强烈，撞击着我的喉管。尽管如此，我摇摇头。“茶，谢谢。”我说道，声音嘶哑。指挥官给我倒了杯带颜色的温水。“你来这里的头几周，那样子让人看了很难过。简直就是一个狂躁的疯子。把你隔离起来，对你有好处。这不，你现在不想喝酒了，至少肉体上是这样的。”

“如果您认为酒精害我，您为什么还喝呢，指挥官？”

“我不酗酒，不像你。战争期间，我学会了自律。一个人住在岩洞里，会重新思考一生。连屎尿该怎么处理，都得思考。你有过这样的思考吗？”

“偶尔。”

“我听得出，你话中带刺。对这里的设施还不满意吗？对你的住房还不满意吗？跟我当年在老挝的经历比，你这根本不算什么。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我们这里一些客人不开心。你以为，我装作不解？不，不是装，我打心里诧异。没把他们关在地牢里笼子一样的地方；没给他们戴上镣铐，让他们腿脚动弹不得，慢慢废掉；没往他们头上倒石灰水；没把他们打得皮开肉绽。相反，允许他们自耕自给，允许他们建自己的住房，允许他们呼吸新鲜空气，允许他们享受阳光，允许他们用自己的劳动改变这个乡村。比较一下吧，他们的美国盟友当年把这片地方毒化成什么样子。现在，这个地方，树活不了，什么都活不了。当年没爆炸的地雷、炸弹，如今要无辜者的命，让无辜者变成残废。这里原来是多么美丽的乡村，现在成了不毛之地。我尽量让客人们了解这些可以今昔对比的东西。他们口头上同意我的对比，但从他们眼睛里，我能看出，他们心里并不认同。跟他们比，起码，你在我面前不说假话。不过，说实话，你这样反倒不是最明智的策略。”

“为了革命，我一直过着地下生活，指挥官。革命现在至少可以给我回到地面上生活的权利吧，至少可以给我对自己所做的事情决不说假话的权利吧。远的不说，至少在您让我再回到地下生活之前，我可以有这些权利吧。”

“你又来了。莫名其妙地又跟我拧起来。难道你不明白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敏感时期？要让我们的革命重建我们的国家，还需几十年。在任何这样的时期，绝对诚实不总受到鼓励。不过，有些事情得如实面对，所以，我把它放在这里。”他指着摆放在竹柜上的大玻璃缸。缸上盖有一块黄麻布。这个玻璃缸看一次够矣，但之前，他让我不止一次看过它。此刻，他又欠过身，扯去盖在缸上的黄麻布。我别无选择，只有将目光又转向缸里的展品。这件展品，说句公道话，真该放在卢浮宫或其他专门展示西方成就的伟大博物馆里。缸里盛有甲醛，泡在甲醛里的是一个浅绿色怪物似的东西，它像来自外太空或大洋最深最诡异的地方。美国弗兰肯斯坦发明的脱叶剂造就了这个婴儿的肉身，有一个身子，两个脑袋，四只闭上的眼睛，两张像打哈欠永远张得大大的天生痴呆儿般的嘴；两张脸各朝不同方向；一双手蜷曲，抵住胸脯；两条腿打开，露出煮过的花生米似的男性生殖器。

“想象他母亲会是什么感受。”指挥官用手指敲着玻璃缸，“或想象他父亲会是什么感受。想象他们的惊叫：‘这是个什么东西呀？’”他摇着头，喝着米酒。米酒呈稀奶色。我舔着嘴唇。发干的舌头在两片干裂的嘴唇上刮来擦去的声音，我听来已够响亮，指挥官却并没听到。“我们本可以直接枪毙了这里的所有囚犯。”他说道，“比如，你的朋友邦。他这么一个参与过凤凰计划的杀手，让行刑队枪毙了他，一点不冤。可你还在保护他开脱他，这反映你的品行与判断力出了问题。好在政委总宽大为怀，认为任何人，即便他们和他们的美国主子动辄杀人，都可被改造过来。我们的革命给了他们劳动赎罪的机会，表明我们宽宏大量。美国人，美国人的傀儡，做不到这点。这些所谓领头人许多从没在地里干过一天活。一个人对农民生活一无所知，怎能领导一个农业社会走向未来？”指挥官懒得用黄麻布盖住玻璃缸，又给自己倒上一杯酒。“有些囚犯认为现在的伙食太差。为什么会这么想？唯一解释就是，他们缺乏了解。我当然知道他们受苦，可是，我们都曾受苦，而且我们仍须继续受苦。国家在恢复元气，要完全恢复元气，需要的时间比这场战争的时间还要长。可这些囚犯只关心自己的苦痛，对我们过去经历的一切置若罔闻。我无法让他们理解，他们现在每天摄取的热量，比我们的革命军人在战争时期摄取的热量还多，比被赶到难民营里的农民摄取的热量还多。他们认为在这里不是接受再教育，而是受迫害。这种顽固不化的思想表明，对他们的再教育远不能一蹴而就。你虽然也拧，但比他们强许多。说到这里，政委评价过你接受再教育的进步情况，我完全同意他的评价。那天，我就是和他谈到你。他对你真是相当宽容。你叫他‘无脸’男人，他甚至没因此动怒。是的，我懂，你不是在讽刺他，你只是讲一个明摆的事实。可他对于自己的，呃，自己的状况一直相当敏感。换了你是他那种状况，也一样敏感，对吧？他想今晚见你。你真很荣幸。迄今，还没哪个囚犯与他近距离面对面过，我不是说你也是囚犯。他想跟你当面澄清几个问题。”

“什么问题？”我问。指挥官与我均将目光投向我的检讨书手稿。手稿齐整地叠放在竹桌上，用一块小石头镇住。三百五十四页啊，可是我借着浮在小碗油面上的灯芯燃烧的火光写出来的。指挥官用中指敲着这叠手稿。顺便提一句，他的中指指尖已被削掉。“什么问题？”他自问自答，“从哪说起呢？啊，该吃饭了。”一名看守端着一个竹盘站在门口，他的皮肤略呈黄疸色。在这里，看守也好，囚犯也罢，多数人肤色略呈黄疸或寡绿或死灰，之所以如调色板三色并有，是因为罹患热带疾病，另加恶劣伙食。“什么饭菜？”指挥官问。“斑尾林鸽肉、木薯羹、炒白菜和米饭，长官。”我平常一直吃煮木薯羹，但烤斑尾林鸽腿、胸脯肉，让我垂涎欲滴。木薯这种东西，即便再饿，也得硬咽才能下到肚里。它入到胃内，变得梆硬，顶着胃壁。胃想消化它，实属徒劳。每天若吃木薯，不仅从饮食角度看令人生厌，从胃肠科学角度看也非健康。它在胃里要么结成令人痛苦不堪的砖块，要么化为喷射状排出的液体。因此，肛门口像有条老想窜出来的小鱼，总有被咬啮的感觉。在单人牢房里，看守要到早上八点，且分秒不差，才会清理用于盛屎尿的空弹药箱。因此，我想拼命控制肠道的蠕动排泄，可肠道像一时打结的水管，不定什么时候，往往就在看守刚放回清理完的空弹药箱不久，便喷射而出。如此一来，固体的、液体的排泄物会在弹药箱里沤上一天一夜，恶臭熏天，还把弹药箱锈蚀出裂缝，渗出流到地上。尽管如此，娃娃脸看守说，我没权利抱怨。“可没谁天天来端我的屎尿。”他从牢房铁门上的一条口子乜视着我，诮道。“你可是什么都被服侍到了，就差人帮你擦屁股，还抱怨什么？”

“谢谢，长官。”指挥官严禁我泄露哪怕一点我过去的东西，从而暴露身份，因此，我不能称看守“同志”。“这是政委的命令，目的是保护你。”指挥官告诉我，“囚犯们要是知道你的秘密，会杀了你。”因此，在集中营，知道我身份的只有两个人，亦即政委与指挥官。渐渐地，我尤其对指挥官产生了猫一样的情感，既依附又怨恨。他拿着蓝色铅笔，在我的检讨书上没完没了地东划西改，逼我一遍遍重写。问题是，我还要检讨什么？迄今，除了被西化，我没做过任何错事。不过，指挥官说得也对：我就是太拧。若按他的要求写，我本可早结束被隔离关在单人牢房的痛苦日子。“共产党万岁！”“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万岁！”“学习光辉榜样胡志明同志！”“让我们建设无与伦比的美丽社会主义！”我不怀疑这类标语口号，可怎么也做不到将它们写进检讨书。要我说自己被西方毒化，没有问题，可要我将这话写在纸上，实在勉为其难。将陈词滥调的话写在纸上，似乎跟杀人一样，都是犯罪。我写了杀桑尼和酒仙少校的事。但指挥官说，我是在以此表功，而不是认错，因为他认为杀他们不是犯罪。就算不是犯罪，我也不可细写。要知道，指挥官认定我表功的事可能在一些人眼里就是犯罪。既然如此，我若细写，会越写越黑。

我拒绝使用恰当的形式进行检讨，指挥官为此怫然。这不，吃饭时，他又向我表明了他的态度。“你们南越人就是好日子过太久了。”他说道，“你们觉得吃牛排理所当然，我们北越人靠定量口粮维生。我们已将肥腻的各种小资产阶级习性取向清除得干干净净。可你呢，不管写多少遍检讨书，还是抛弃不了你骨子里的小资产阶级习性取向。你的检讨书处处暴露了你道德上种种缺陷、你的个人主义思想所带来的自私自利以及你对基督教的迷信。从你的检讨书里看不出有集体主义意识，看不出历史唯物主义信念。你的检讨书表明，你认为没必要为救国为民的事业牺牲自己。说到这，引用素友的另一节诗，倒是合适：

我是千千万万家庭的儿子，

我是千千万万条已枯萎生命的弟弟，

我是千千万万幼小孩童的哥哥，

他们失去了家园，饥饿如影随形。

与素友比，你只是一个挂名的共产主义者。实际上，是一个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我不是指责你。一个人很难摆脱其阶级与出生的影响。你的阶级，你的出身，使你堕落。因此，你必须按照胡伯伯和毛主席对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提出的要求，改造自己。令人高兴的是，你现在表现出一点点革命集体主义意识。令人不高兴的是，你的语言还是暴露了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的痼疾。你的检讨书不清晰，不简练，不直接，不朴实。你用的是精英的语言。你必须为人民而写！”

“您说得千真万确，指挥官。”我说道。胃里的斑尾林鸽肉、木薯羹开始溶解，其中的营养成分为我的大脑补充了能量。“我很想知道，您怎么评价卡尔·马克思，指挥官同志。他的《资本论》，准确地说，可不是写给人民读的。”

“马克思不为人民写作？”他的瞳孔陡然放大。通过他放大的瞳孔，我能看到，他的内心瞬间变得像他曾住的洞穴阴沉。“秉性就是秉性！看看你有多么小资产阶级！革命者在马克思面前永远谦卑。只有小资产阶级才敢拿自己与马克思比较。不过，你放心，他会有办法治你这种有精英思想、有西方习性取向的人。他建了一间一流的考试室。你的再教育最后阶段将在那里进行。他将亲自负责整个过程，让你脱胎换骨，从美国人变回越南人。”

“我不是美国人，指挥官。”我说道，“我的检讨书要是还能反映什么，难道您没读出来，我是一个反对美国的人？”我的话一定有什么特别好笑的东西，因为，他听后，确实笑了起来。“反对美国的人也是美国人的一类。”他说道，“难道你不明白，美国人也需要反对美国的人？毕竟，被爱好过被恨，而被恨总好过被遗忘。你反对美国只说明你是个美国的反动派。我们呢，打败美国人后，不再说自己反对美国。我们就是百分之百越南人。你也必须努力变成百分之百越南人。”

“不是冒犯您，指挥官，越南同胞大多数不会把我当作同胞。”

“这进一步说明，你须下更大气力去证明你是同胞。很明显，你把自己当作越南同胞，起码有时这么想，所以，你在进步嘛。我看，饭也吃完。斑尾林鸽肉味道怎样？”我实话实说，好吃。“我要是告诉你，刚才吃的‘斑尾林鸽’肉，其实不是‘斑尾林鸽’肉，会怎么样？”我又将目光投向盘里堆着的连肉带筋被我啃吮得精光的细小骨头。指挥官则盯着我，看我的反应。管它是什么，我还想再吃一份呢。“有人叫它‘耗子’，但我喜欢叫它‘田鼠’。”他说道，“不过，叫什么无关紧要，对吧？终归是肉嘛。再说，我们没别的肉吃，只有吃它了。知道吗？我曾看见一条狗吃我们营里军医的脑浆呢。呃，狗没有错。它的同伴吃掉了军医的肠子，它只有吃脑浆不是？这类事情，战场上常见。死了那么多人，说起来难过，不过也值。那些空中海盗往下面扔炸弹，只是炸着我们，没有炸着我们家乡不是？更别说我们还解放了老挝人民。这就是革命者的工作。牺牲自己，拯救他人。”

“您说得对，指挥官同志。”

“严肃话题我看谈够了。”他一抖一挥黄麻布，盖住用甲醛泡着婴孩的玻璃缸。“我让你来，是想以个人名义，祝贺你完成了再教育的笔试阶段，尽管，我认为，你只是勉强通过。你的检讨书暴露了你的局限性，为此，你还应继续自我批评。不过，这一年来，你有了很大进步，你该为此高兴。你是个好学生。但要成为革命需要的辩证唯物主义者，尚需时日。好了，我们去见政委吧。”指挥官看看手表上的时间。真是巧了，他戴的手表也是我的手表。“他在等我们。”

我与指挥官从他的住处下来，经过看守住的营房，到了两座小山之间的一条狭长平地。这里有十几孔砖窑，其中一孔砖窑是单独关我的牢房，其他砖窑关着别的囚犯。人被关在砖窑，汗流不止，全身抹了油似的。囚犯们用马口铁做的碗敲打窑壁，用这种方式相互传送信息。为此，他们发明了一套简易密码，也很快教会了我如何使用它们。他们传送给我的信息中，有些是表达对我的敬意。他们视我为英雄，这很大程度上归功于邦。邦常问候我，问候的信息，须由隔在我们之间的囚犯接力传送。邦与其他囚犯认定，我长时间地被关禁闭，是因为，我是不屈不挠南越共和国的斗士并在政治保安处工作。每个人，包括指挥官，都清楚，在集中营，真正拍板人是政委。因此，他们将我的境遇归罪于政委。关在我旁边砖窑里的囚犯们，每周听政治训话，也算近距离见过政委。他的模样着实令人恐悚。他受的苦让咒他的囚犯开心。不过，他的“无脸”证明了他对一项事业的忠诚以及为此做出的牺牲，尽管囚犯们鄙夷他的事业，但一些囚犯仍敬重他。看守们谈论“无脸”政委，也语气复杂，既敬又畏，还有见鬼似的恐惧，但绝无半点嘲讽讥诮。也是，哪怕同伴间聊天，也决不可对政委不恭，保不准中间谁去告发同伴有反革命思想。

暂时拘禁我，我理解。单独关我，不让我与外界接触，我也理解，因为革命必须保持高度警惕性。我不理解也希望政委解释的是，看守们为什么怕他？更宽泛地说，为什么革命者惧怕革命者？“难道我们大家不都是同志？”早前见面时，我曾问指挥官。“我们都是同志，”他答道，“但是，不是所有同志有同样高的思想觉悟。虽然某些事情我自己就能办好，不大喜欢非得征得政委同意，但我承认，马列主义理论、胡志明思想，他永远比我懂得多得多。我不是学者，他可是学者。是他这样的人带领我们走向真正没有阶级的社会。但我们迄今还未清除各种反革命思想，我们对出现的各种反革命错误绝不姑息纵容，因此，我们相互之间也须保持高度警惕性。不过，大部分时间，我们须警惕自己。在洞里那段岁月，我明白了，生死斗争，归根结底，是自我斗争。外来入侵者或许杀死我的肉体，但只有我才能杀死自己的精神。这一点，你务必牢记于心。我们给了你这么长时间，就是要让你明白这个道理。”

我跟他往政委山上的住处走，边走边想，为了让我明白这个道理，他们花的时间似乎太长了吧。到了通往政委住处阳台的楼梯底下，我和指挥官止住步。娃娃脸看守和另外三个看守早候在这里。“从现在起，政委负责教育改造你。”指挥官蹙着眉，从头到脚审视了我一遍，说道，“不瞒你说，他看你，跟我看你不同。他认为，你被教育改造过来的可能性很大。你对酗酒、嫖妓、听黄色音乐诸如此类的社会邪恶上瘾成性；你写东西的形式是反革命形式，令人无法接受；布鲁族同志的死和表匠的死，你难脱干系；你本可不让那部电影歪曲侮辱我们，但你连这都没做到。要是完全由我做主，凭这些，我会用劳改治疗你。你可记住了，要是政委还没有教育改造好你，我仍可劳改你。”

“不会忘记。”我说道。我清楚还没有跳出他的掌心，补充道：“谢谢，指挥官同志，谢谢您为我做的一切。我知道，因为我的检讨书，在您眼里我有些反动。不过，请您相信，在您的批评教育下，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确实是发自肺腑之言。”（不管怎么样，我学到了很多东西这点，确实是事实。）

我的一番感恩戴德的表白，让指挥官的心情好了不少。“我还是给你一些忠告吧。”他说道，“囚犯们跟我讲他们认为我想听的东西，可他们不懂，我想听的是他们的真诚。教育来教育去，要的不就是学生的真诚？要的不就是让学生真诚地说出老师想听的东西？记住我说的话。”说完，指挥官转过身，挺胸抬头，腰板笔直，往山下而去。

“政委等着。”娃娃脸看守说道，“上去。”

我整理了一下已消瘦的自己，抖擞起精神。指挥官有一台从南越一家医院缴获的美国秤，我用他的秤称体重，发现比过去轻了四分之一。指挥官很在意自己体重，对称重以及由此获得精确数据乐此不疲。他极其严格地纵向研究肠道动态，研究样本取自看守、囚犯包括我的排泄物。通过计算，他得出结论：从集中营所有人的肠道里排泄出的废物总重量，每日约六百公斤。这些废物由囚犯们自己收集，并由他们亲手送到地里作肥料。要科学管理农业生产，肥料计量必须精确。我走前，看守督后，爬上楼梯，敲响了政委的门。期间，我感觉肚子工厂在不停运转，将先前吃的斑尾林鸽肉加工成硬砖块。这些砖块第二天将用于革命建设事业。

“进来。”政委在屋里说道。这声音……

他的住处仅一间房。房间长方形，面积很大，与指挥官的住处一样简朴：竹墙，竹地板，竹家具，竹梁支撑的茅草屋顶。我走到房间专门用于会客的地方。这里摆有几把矮竹椅、一张竹咖啡桌、一座圣坛。圣坛上供有一尊镀金的胡志明半身雕塑。雕塑上方挂着一面红旗，红旗上印有一行金字：没有什么比独立和自由更加宝贵。房间中央是一条长桌，桌上堆满各种书和文件，桌周围摆有椅子。一把吉他斜靠着其中一张椅子，吉他共鸣箱的弯曲造型很是眼熟。长条桌一头有台唱机，它看似我撤离西贡时留在将军别墅里的那台唱机……一张大床摆在离门最远处，蚊帐云一样将床罩住，有个人影在蚊帐里面晃动。我光脚踩在竹地板上，感觉沁凉。所有窗户敞开，风沙沙吹进来，拂动蚊帐。一只手，皮肤被烧过，通红，分开了蚊帐。他从床最里处现出身。他的脸完全变形，令人毛骨悚然，我吓得赶紧将目光转向别处。“好好看看。”政委说话了，“我真的这么吓人吗？吓得你连我都认不出吗，我的朋友？”我又将目光转向他，只见他的两片嘴唇被烧没，两排齐崭崭的牙齿露在外面；两个干瘪的眼眶塌陷下去，两个眼珠凸出；鼻子已经不见，只留有两个孔眼；没有头发、没有耳朵的颅面像块巨大瘢痕；整个看似被当战利品砍下、串在绳上悠来荡去的焦干的头。他开始咳嗽，喉结像颗弹子在喉管处上下滚动。

“难道我没告诉过你，”是敏的声音，“不要回来吗？”

(1)　一是指囚犯们耐得住没有感情的生活，二是指他们不敢轻易表露感情。

(2)　阮攸（1765—1820），越南古典诗人。

第二十章

他就是政委？我还没来得及说话，或者说，没来得及发出一点声音，几个看守合力抓牢我，塞上我的嘴，蒙住我的眼睛。“真的是你？”我想喊，想冲着幽暗处的他大声喊，但只能发出含混的声音。与此同时，我被拽出房间。他们拽着我沿山坡而下，蒙眼布刺勒勒扎着我的眼睛和脸，我的两只胳膊被死死扣住，走了不足百步，到了一个地方。“打开门。”娃娃脸看守的声音。门吱扭一声，我旋即被推进有回声的感觉封闭的屋里。“抬起胳膊。”娃娃脸看守的声音。我抬起胳膊。有人解开我的衬衣扣子，脱去我的衬衣。几只手解去我的裤带，裤子随即落到脚踝处。“瞧见了吧。”另一个看守的声音。他惊羡地吹了声口哨。“这杂种的话儿真大。”“哪有我的大。”第三个看守的声音。“得，那就掏出来给我们瞅瞅呀。”第四个看守的声音。“等我干你妈时，你会看到。”

他们或许还说了些别的话，但有粗糙的手指捏着泡沫耳塞塞上我的两只耳朵，有人拿毛绒绒的东西罩住我的被塞上的耳朵，我什么都听不到了。我又聋又哑又瞎，被推倒在一块垫子上面。啊，垫子！过去一年，我可是一直睡在冷冰冰的地板上呀。几个看守用绳子绕着胸脯、大腿、手腕、脚踝将我绑缚起来。我就这么四仰八叉地被绑在垫子上，只能稍稍扭动躯干。接着，他们用类似泡沫的东西包住我的手脚，用丝质头套套住我的头，自拉娜的内衣之后我感受到的最柔软的织物。我停止挣扎蠕动，平静下来，好透过头罩呼吸。接下来，我感觉到粗糙水泥地因脚步走动产生的震动。往后，我隐约听到门咔嗒关上。再往后，我感觉不到任何动静。

此刻，我被单独关在这里，还是有人看守我？封闭空间越来越热，我的火气越来越大，我的恐惧越来越烈。背底下垫子吸汗速度不及流汗速度，汗水集聚于背底。我的双手双脚也濡湿黏滑。蓦地，一阵恐慌、一种行将溺亡的感觉袭贯全身。我想拼力挣脱束缚，叫出声来，可身体几乎不能动弹，除了鼻子吭哧出气，发不出其他声音。为什么这样待我？敏想从我这里得到什么？他肯定不会让我死在这里！不会的！这是我要经历的最后的考试，务必冷静。不就是考试？我每次都拿第一。我这个东方人是无可挑剔的学生，系主任不止一次这么评价我。用海默教授的话说，我研读了西方文明最精华的内容，传播西方文明的火炬交到了我的手上。克劳德曾语气肯定地说，我是越南最优秀的代表，是天生的情报人员。“记住，你不比任何人弱一半，”母亲对我说过，“你比谁都强一倍！”他们说的对。过去一年，政委一直研究我，也研究邦。他设计了这场考试。无论考什么，我都能通过。他与指挥官不同，对我检讨书的大部分内容早了如指掌，尽管如此，仍一直审查我的检讨书。他本可释放我和邦，给我俩自由。他本可告诉我他就是政委。可是，为什么要单独关我一年？这么想着，我又无法平心静气，差点被塞嘴布噎得背过气去。冷静！慢慢呼吸！我再次努力控制情绪。现在该做什么？怎样熬过这段时间？自我被蒙住眼睛到现在，如果没估计错，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我好想舔舔嘴唇，可嘴里塞着布团，嘴上一有动作便犯恶心。一旦呕吐，我不被噎死才怪。他什么时候才来我这里？他还要将我弃在这里多长时间？他的脸究竟怎么了？看守会喂我吃的，肯定会的。我一直不停地东想西想。时间像上千只蟑螂，在我身上爬过，这种感觉让我痛苦恶心得发颤。

我开始哭自己。蒙眼布底下的泪水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功效，它洗去了遮住我思想之眼的尘埃。啊，我看得见了。借思想之眼，我看见桑尼与酒仙少校。他俩围着躺在垫子上的我转着圈。“你怎么最后到了这个地方？怎么会落到让你最好的朋友，你的结拜兄弟，监视你死的地步？”酒仙少校说道，“难道你不认为，你若不杀死我，原本可过完全不同的生活？”“我更可过不同的生活。”桑尼怨道，“你知道吗，索菲亚还在为我伤心流泪？我试着去看她、安慰她，让她过上安宁的生活，可她看不见我。而你呢，你这个我厌恶的人，反倒时刻看得见我。不过，我得说，看你现在这样，确实多少开心宽慰。公道终归没亡啊！”我想回应他们的指责，叫他们等着我的朋友，亦即政委，解释发生的一切，可我就是在脑袋里也说不出话。我只能呜呜囔囔，以示反对，结果只让他俩大笑不已。酒仙少校用脚踢我的大腿，说道：“瞧瞧你是怎么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吧。”说罢，他更使劲踢我，我气得发抖。他不断用脚踢我，我气得抖个不停。终于，我清醒了：哪是酒仙少校踢我，真有人，一个我无法看见的人，用脚跟蹬我小腿。门感觉咔嗒又关上。要么有人不知不觉进了屋；要么有人一直呆在屋里，刚出去。过了多久时间？我无法确定。我之前睡着了？之前若睡着了，那么，一准几个小时，或许，整整一天过去了。应该没错，不然的话，我怎么会饿？因为，我终于听到胃咕噜咕噜响。世上最响的是胃受煎熬时发出的声音。尽管饿了，我的胃此刻的响声还较温和。它若极度饿，会像野兽咆哮。我现在还没饿极。不过是吃的斑尾林鸽肉，其实是耗子肉，刚消化，胃开始有饥饿感。难道他们不喂我吃？为什么要这么待我？我之前究竟对他做了什么？

我记得这种饥饿感，我小时常有。即便一日三餐都有得吃，母亲只吃少许、将大部分留给我吃，我也难得吃饱。“我不饿。”她总说。我长大了，明白母亲为了我而饿自己，会说：“我也不饿，妈妈。”我俩看着少得可怜的饭菜，谁都忍着不吃，你推我让。最终，母亲对我的爱，唉，总是这样，战胜了我对她的爱。我咽下的不止是本该母亲吃的饭菜，还有爱怒交织又咸又辣的调料，比起同情这种甜甜的调料，更烈更刺激。为什么该我们挨饿？我的胃呐喊。即便在那个年纪，我已懂得，假如富人能匀给所有挨饿者每人哪怕一碗米饭，前者因此只是少些财富，但后者可免受饥饿。既然解决办法如此简单，为什么总有人挨饿？仅仅因为缺乏同情心？“不是这样。”敏说道。按照他在学习小组所说，《圣经》和《资本论》提供了答案。仅拿同情心永远说不动富人心甘情愿分享其财富，永远说不动当权者主动放弃其权力。还要通过革命，才能变不可能为现实。革命将让所有人，穷人也好，富人也罢，获得自由……不过，敏说自由，是各阶级和各集体的自由，而非每个个人的自由。是的，不是每个个人的自由。很多革命者，作为个人，死在监狱。这也越来越像是我的宿命。将死于此的感觉越来越强烈，汗越流越多，我越来越饿，我越来越留恋生活，我的火气越来越旺，尽管如此，我越来越挡不住的还是阵阵袭来的困意。在我迷迷糊糊将睡未睡之时，先前蹬我小腿的脚又在踢我，这一回，踢我的肋部。我晃着头，想侧身，可被绑着，动弹不得。它又在踢我。该死的脚啊！魔鬼般的脚啊，不让我有片刻休息。它的脚趾像枝角刮擦我裸露的皮肤，顶我的大腿、臀部、肩膀、额头。我恨呀。它很鬼精，每当我即将入睡时，便一秒不差地开始扰我，不让我尝尝星点渴求的睡眠滋味。除了黑还是黑，这考验我的神经。饥饿令我痛苦。但是，一直无法睡上一会的滋味则是更大折磨。我有多长时间没有睡觉了？我在这间准是考试室的屋里呆了多久？他何时过来解释发生的一切？我实在无法知道。让我还知道时间流逝的只有这只脚与几只手。脚会瞅准时机踢我，几只手偶尔替我掀掀头套，松松塞在我嘴里的布，往我嘴里喷水润润我的喉咙。每次，我还没来得及说一两个字，嘴里的布又很快被塞实，头套又很快被拉至脖颈。哦，让我睡一会吧！我快触到睡眠这片幽暗之海的海面了……这时，该千刀万剐的脚又开始踢我顶我蹬我。

这只脚铁定心不让我睡觉，不到我死绝不罢休，慢慢地，从来没见如此之慢，取我性命。它是法官、看守、刽子手。哦，脚啊，同情同情我吧。脚啊，你的一生也是被践踏的一生，也是被逼着蹚垢涉污的一生，你被在你之上的身体其他部位视若虚无，因此，在所有有生命的存在当中，你最该理解我的感受呀。脚啊，若没你，我们人类将在何方？是你将我们从非洲送到了世界各地，然而，你的功绩却极少被提及。显然，较之于，比如，手的待遇，你的待遇粗陋。你若让我活着，我将不吝笔墨赞颂你，让我的读者认识你的重要性。哦，脚啊，求你了，别再踢我顶我蹬我，别再用你的粗茧硬皮磨擦我的皮肉，别再用你没修剪的锋利趾甲划刮我。我不是说你的老茧和趾甲是你的错。都是你主人的错，你的主人疏于对你关心护理。我坦白，我同样没关心护理好我的双脚，亦即你的亲戚。但我保证，你只要让我安稳睡上一觉，我将痛改前非，精心伺候我的双脚，哦，所有的脚！耶稣基督曾为有罪的人清洗双脚且亲吻它们。我会用他的这种方式礼拜你。

脚啊，你才该象征革命，而不该是拿着斧头镰刀的手。然而，你要么被我们藏在桌底，要么被我们捂在鞋里。我们虐待你，像中国人一样将你层层捆绑绞裹。我们会这般伤害手吗？求求你了，不要踢我顶我蹬我。我认识到了，人类，除了一掷千金给你穿这套那之外，没真正展示过你。之所以如此，无需多言，就是因为你不能代表自己呀。脚啊，我反思，之前为什么一直没想过你呢，即便想过，也微乎其微。手则自由自在，为所欲为，甚至可以写字！难怪描写手的文字，从古到今，多于描写脚的文字。脚啊，你我都是世上被践踏之类。你若让我睡上一会，你若——

这回，动我的不是脚而是手。有人扯头套，先将它扯松，再将它扯至我的耳朵上方，但它仍套在我的头顶。接着，这只手扯去耳罩，拔出泡沫耳塞，我这便听到凉鞋蹭地声，听到椅子或凳子腿在水泥地上的拖擦声。“你这白痴！”敏的声音。我的眼睛仍被蒙住，手脚仍没松绑，动弹不得，光着的身子湿漉漉。有人往我嘴里灌水，水不断流入焦干的喉咙，直至我被呛住。“难道我之前没叫你不要回来吗？”声音像来自距我很高的空中，天花板上某处。啊，是他的声音。我即便再难受痛苦，也肯定能辨出他的声音。“你是叫我不要回来，可是，我怎么能不回来？”我泣不成声，说道，“我母亲在世时说过，鸟儿总要还巢。难道我不就是那样的鸟儿吗？难道这里不是我的巢吗？难道这里不是我的根，不是我的出生地，不是我的祖国，不是我的家吗？难道这里的人民不是我的同胞吗？难道你不是我的朋友，不是我的结拜兄弟，不是我真正的同志吗？告诉我，你为什么这样待我。我就是对有深仇大恨的敌人，也不会这么做啊。”

敏叹气。“永远不要低估你对死敌能做出什么。拿你父亲那样的神父爱挂在嘴边的话来说吧。什么话来着？啊，己所欲，施于人。这话听似不错，不过，事情其实从不会这么简单，因为，你知道，问题是，怎么知道己所欲的是什么？”

“我一点都听不懂你的话。”我说道，“你为什么要折磨我？”

“你认为我想这么待你吗？我在竭尽所能确保你不至于更惨。指挥官早就认为，我既然很想听你检讨，那么，我教育你的方式太过温柔。有一类牙医认为，用钳子拔掉所有牙齿，就能治愈牙疼。他就是这类牙医。我要你别做的事，你偏偏做了；如今落到这个境地，咎由自取。好了，你若想牙齿一颗不少离开这里，你我就得把各自角色演下去，演到让指挥官满意为止。”

“请别生我的气。”我啜泣，“要是你也生我的气，我真受不了了。”他又叹了口气。“你还记得你写的，你忘记了某样东西，可想不起忘记的是什么吗？”我说，我已记不起这么写过。“当然。”他说道，“人的记忆是短时记忆，不过，时间有的是。之所以安排你在这间考试室，为的就是让你记起你忘记的东西，至少记起你忘记写进检讨书的东西。我的朋友，我在这里，就是帮你发现单靠你自己无法发现的东西。”他用脚踢了踢我后脑。“都在这里，都在你脑袋里这块地方。”

“可是，这跟不让我睡觉有什么关系？”我问道。他笑了。他的笑不是学生看《丁丁历险记》时乐而发出的笑，而是那种或许有些神经质的人发出的笑。“你应该和我一样清楚，我为什么不能让你睡觉。”他说道，“你脑子里有个保险箱，里面藏着你最后的秘密，我们须打开这个保险箱。让你醒着时间越长，越可能打开它。”

“可是，我一切都坦白了呀。”

“不，还没有。”敏的声音，“我不是批评你刻意隐瞒。我给了你很多机会，让你用指挥官满意的形式写检讨书，可你没做到。你如今在考试室，是自找的，不怪别人。”

“可是，我还该检讨什么？”

“我若教你检讨什么，你的检讨就不算真正的检讨。”敏的声音，“不管怎么说，你现在的境遇不像你想的那么无法忍受，你该宽慰才是。还记得我们以前的考试吗？每次考试，你总得满分，我总失几分。我跟你一样拼命看书背书，即便如此，也总考不过你。答案在脑袋里，可考试时，我就是想不起来。答案的确就在脑子里。脑子本身不会忘记它们。我每次考完看课本，脑子里的答案就出来了，嗐，不就是它们吗？我一直都知道的呀。你要完成再教育，就必须回答一个问题。这个问题的答案，我知道，你其实知道。我甚至现在就可以问你这个问题。你答对了，我给你松绑，给你自由。准备好了吗？”

“问吧。”我信心满满，说道。我唯一需要的就是一次考试，借此证明自己。一阵窸窸窣窣的纸声，他像在翻书或我的检讨书。“什么东西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

难道这个问题暗藏玄机？答案岂不是明摆着？他还想要什么答案？我的脑子像被某种又软又黏的物质缠绕住，我能感觉到那下面硬实的答案，但又说不清。或许，他要的就是明摆着的答案。终于，我给出了我认为他想听到的答案。“没有什么，”我说道，“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1)

敏在叹气。“差不多了，可还没完全到位，换句话说，还是不对。答案就在那里，可就是不知道答案是什么，这真令人沮丧，难道不是吗？”

“为什么，”我哭道，“你为什么要这样待我？你可是我的朋友，我的兄弟，我的同志呀！”

接下来，很长的沉默。我只听到翻动纸张的窸窣声，以及他呼吸困难发出的嘶嘶声。他鼻孔使劲吸气，以保证吸入哪怕一点点空气。终于，他说话了。“没错，我是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同志，到死都是。作为你的朋友、你的兄弟、你的同志，我告诫过你，对吧？我的告诫再清楚不过了，也只能做到那一步。你寄来的信，不光我读，还有别人读。我寄给你的信，不光你读，还有别人读。在这里，人人背后都有别人监督。你不听我的告诫，坚持回来，你这蠢货。”

“邦会被杀死。我得回来保护他。”

“而你自己也会被杀死。”敏的声音，“看你制订了个什么计划。要不是我在这里，你俩不知道会在什么地方。我们是三个火枪手，对吧？或者说，如今，我们是三个活宝(2)才对。没人会主动申请来这个集中营。可是，我意识到你俩要回来，就强烈要求来这里当政委。你俩被俘后，我强烈要求把你俩送来这里。你知道这个集中营关什么人吗？专关选择负隅顽抗的人，专关继续打游击的人，专关悔罪态度恶劣、顽固不化、不彻底坦白的人。邦已两次闹着要行刑队枪毙他。要不是我，指挥官早就乐得遂了他意。至于你，要是我不保护你，你活下来的概率又有几成？”

“你把这么待我叫作‘保护’？”

“要不是我，你可能早死了。我是政委，可我上面还有更多政委。他们也在读你的检讨书，跟踪你的进展。是他们下令对你进行再教育。我能做的只有把再教育你的事揽过来，说服指挥官我的办法管用。否则他早就派你排雷去了。那样的话，你死定了。我为你争取到了一年时间，让你呆在单人间里写检讨书。谁能享受到这种待遇？那些囚犯们为了得到你这种特殊待遇，恐怕杀人都干。我这么说，一点不夸张。我让指挥官把你关起来，算是帮了你一个大忙。在他眼里，你是最危险的颠覆分子。好在我说服了他，让他相信了，治疗你比杀了你更利于革命。”

“治疗我？难道我还没证明我是一个真正革命者吗？难道我没为祖国解放事业做出了几十年牺牲吗？你最该了解这些呀！”

“你须说服的人不是我，是指挥官。你不用他那种人能明白的形式写检讨书。你口口声声说自己是革命者，可你的经历，准确地说，你这个人，暴露了你不是革命者。你这个冥顽不化的蠢货，你这类人让世上指挥官这类人感到对他们是威胁，对此，你不会不知道吧？既然知道，为什么还固执用这种形式写检讨书？……”脚将我捣醒。我竟然小睡了一小会，虽然只是一小会，但感觉真美，美得像在沙漠上爬行很久，终于尝到了哪怕是一滴泪水的液体。“不要睡。”敏的声音，“你能否活着，取决于你是否醒着。”

“你若不许我睡，会要了我的命。”我说道。

“在你脑子开化之前，你不可以睡。”敏的声音。

“我什么也开化不了！”

“你这么说，说明，你近于开化了。”敏的声音。他在笑，这种笑让他几近变回我的中学同学敏。“想想我俩怎么会在这里见面，我的朋友，难道不好笑吗？你之所以到这里，是因为救邦；我之所以到这里，是因为救你俩。让我们寄希望于我的计划比你的计划结果更好吧。不过，说句实话，我请求上级派我来这里当政委，不纯粹是出于友谊。你见过我的脸，或者准确说，你见过我没有脸的脸。你能想象出，我的妻子、我的孩子们见到我这个样子，会怎么反应吗？”敏嘶哑道，“你能想象出他们的恐惧吗？你能想象出，我每次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有多恐惧吗？虽然，老实说，我很多年没照过镜子了。”

想到他自我流放，远离家人，我低声哭了。敏的妻子也是革命者，是我们姊妹学校的一个女生，品行端正，身材婀娜，容貌端庄，一字概之：美。当年，若非敏捷足先登，我可是会爱上她的。如今，敏的儿子该七岁，女儿该八岁了。两个孩子简直是小天使，唯一缺点是时而拌嘴打架。“你的……你的这种状况，我想，永远都不会让他们看了害怕。”我说道，“你怎么看自己，就以为他们同样怎么看你，纯粹是你想象。”

“你什么都不懂！”他大吼一声。接下来，又是沉默。期间，只有他费劲吸气出气的嘶嘶声。我能想象他原本完整的嘴唇与脖颈如今变成伤疤的样子，但是，实在没力气过多想象，只想睡上一觉……他又用脚捣我。“我发了火，请原谅。”敏的声音柔和许多，“我的朋友，你无法感受我的感受，只是以为知道罢了。我的样子恐怖到吓得我的孩子大哭，吓得我的妻子不敢让我碰她，吓得朋友不敢认我。我的感受，你能知道吗？过去一年，邦见过我，但没认出我。诚然，他坐在会堂后面，只能远远看我，我也没叫他来我这里，让他知道我是谁。我若真这么做，肯定对他没任何好处，相反，还可能给他带来很大伤害。尽管如此——尽管如此，我还是做梦都希望他能认出我，哪怕他一旦认出是我，只想杀了我。我失去他这样的朋友，这种痛苦，你能想象吗？你兴许能想象。可是，一个人脸上、身上的皮肉，被凝固汽油弹烧掉，这种痛苦，你能感同身受吗？你怎么可能感受这种痛苦？”

“既然这样，你告诉我呀。”我哭道，“我想知道你究竟碰到了什么！”

接下来，又是沉默。不知沉默了多久，脚又捣我。我蓦地意识到，他已在讲他遇到的事情，但我迷迷糊糊，没注意他的开始部分。“我当时还穿着南越军装。”敏继续道，“我在的部队人人感觉劫数已到，愁云惨雾。无论军官还是士兵，满眼恐慌。还有几个小时，西贡就要解放，我开心兴奋，不过没表露出来，但我不掩饰对家人的担心，尽管他们应该平安无事。我的妻子带着孩子们呆在家里，一起的还有我们一个传令兵，他负责保证他们安全。解放大军的坦克逼近我们据守的大桥，我的上司命令死守。在这种情形下，我开始担心起自己的安全。我不想在战争最后一天被解放西贡的部队开枪打死，盘算着如何避免这样的命运。突然，有人在喊：‘谢天谢地，空军来支援我们了。’我们的一架飞机飞到头顶，为躲避防空火炮，飞得很高。因为飞得太高，投弹成了问题。‘飞再低些，’有人大声喊叫，‘这么高，怎么轰炸？’”敏在笑，“的确，怎么轰炸？可飞行员仍开始往下投弹。一见投弹，军官士兵惊慌失措。我也恐惧呀。我看到，投下的炸弹，不是落向对方坦克，而是慢慢悠悠，落向我们这边。炸弹看着落得慢，其实很快。我们赶紧跑。可又能跑出多远？凝固汽油弹爆炸了，烟云火海一下子吞没了我们。我还算幸运，比其他人跑得快，烟火只是舔了一下我。可是，那个痛啊，哦，真痛极了！我无法跟你形容身上着火的感觉，只能说，像被架在火上烧。我也无法跟你形容那个痛，反正，我一辈子都没那么痛过，简直撕心裂肺。若要我告诉你我当时痛到什么地步，我的朋友，唯一办法是让我烧你，可我永远做不出这种事情。”

在西贡机场停机坪，在菲律宾《村庄》拍摄现场，我也曾与死神擦肩而过，但这两次经历毕竟不同于被火炙烧。我最多被轻微灼伤。我试着将它放大一万倍，放大到被凝固汽油弹炙烧的程度——这种由哈佛大学发明的凝固汽油弹被认为不是一般意义的火，而是西方文明之光，克劳德在培训课上这么告诉我们。但是，我仍无法想象敏经受的痛。我的肉体已溶解，我的思想也在溶化。我只能感觉睡的渴望。不过，即便我的脑子处于溶化的黄油般状态，依然清醒：此刻不是谈我自己之时。“我无法想象。”我说道，“根本无法想象。”

“当时，我能活下来，是奇迹。我现在就是活着的奇迹！我是个里外翻了个个的人。要是没我亲爱的妻子，我也就死了。当时，她不见我回家，便四处找我，终于在一家陆军医院找到了我。我奄奄一息，被列入难救活因而可救可不救的伤员。她找了能找到的所有管事的人，他们命令还留在西贡的最好的外科大夫为我动手术，我得救了！可是，我为了什么活下来？没了皮肤没了脸，痛苦；那种时时刻刻被火烧的感觉几乎同样痛苦。有好几个月，天天感觉像被火烧。药效在时，那种感觉还可消除；药效一过，它又会回来。那种痛苦，只能用生不如死形容。就这个词也无法形容那种痛苦。”

“我想，我知道生不如死是种什么感觉。”

“你刚刚知道一点罢了。”

“你真的不必这么待我！”

“这么说，你还没懂我用意。某些事情，只有感受什么是生不如死之后，你才会明白。我要你感受我曾感受、仍在感受的东西究竟是什么东西。假设你不回来，我本不会让你感受。可是，你回来了，而且指挥官时刻盯着。说到指挥官，要是我不管你，由他管，你会没命的。你让他害怕。你就像站在他曾住的岩洞洞口的影子，一个能从两边看事物的怪物。他认为，你这类人携带有破坏革命纯洁性的病菌，因此必须被清除。我要做的就是证明，不必清除你，而且可以释放你。我建这个考试室，就是这个目的。”

“你真的不必这么待我。”我低声道。

“可是，我必须这么做！现在对你做的一切，是为你好。指挥官只会用他熟悉的唯一方式摧垮你，那就是摧垮你的肉体。我唯一救你的办法是跟他说，我将实验一些如考试的新方法，它们不留痕迹，但肯定同样达到目的。所以，你至今没受过一次拷打。”

“我该感恩戴德不成？”

“是的，你确实应该。不过，现在，你要最后一次修改你的检讨书。改动大，指挥官才会接受，换句话说，除了已有之外，你必须给他看新东西。”

“我全都检讨了！”

“总有没检讨的东西。这就是检讨的本质所在。我们不完美，因此，永远不可能停止检讨。就是指挥官和我，也必须按照党的意愿，相互进行自我批评。管军事的指挥官与管政治的政委，生动体现了辩证唯物主义。指挥官和我是矛与盾，两者对立统一，统一后的力量比我俩单个力量都要强大。这种强大力量就是真正的革命意识。”

“如果你知道我忘了检讨什么，告诉我呀！”

敏又在笑。我听到纸张被翻动的窸窣声。“那就让我引用你检讨书里的内容吧。”敏的声音，“‘可以证明这个女共党特工从事颠覆活动的名单被塞进嘴里，名单化为纸浆。有我们名字的纸浆就在她的舌尖上面，散发出酸味。’你的检讨书共有五处提到了她。我们了解到，你从她嘴里掏出这份名单。我们也了解到，她当时瞪着你，对你恨之入骨。可是，我们不了解，她后来的命运如何。你必须告诉我们，你们对她做了什么。我们必须知道这点！”

她的脸又在我脑海中浮现：皮肤像农民的皮肤，呈棕色；鼻子宽扁，很像当时在电影放映室里围住她的几个医生的鼻子。“可是，”我说道，“我对她什么也没做。”

“什么也没做！你认为，她的命运就是你忘了你已忘记的事情，是吗？可是，她的悲惨命运怎么可能被忘记？谁读你的检讨书都应该能想得到她的命运。难道她还可能会有与读者想到的不同的命运？”

“可是，我对她什么也没做！”

“正是如此！难道你还不明白，需要检讨的所有东西是怎么弄清楚的吗？你当时确实什么也没做，这正是你必须承认的罪行，也是你必须检讨的罪行。我说的对吗？”

“也许吧。”我声弱如蚊。他又用脚捣我。我若说“是的”，他会让我睡上一觉吗？

“我该休息了，我的朋友。我又感觉到那种痛。它要跟我一辈子。你知道，我怎么忍受它吗？靠吗啡。”敏在笑，“吗啡的确神奇，可是，只麻木我的肉体和大脑。我的思想怎么办？我发现，对付痛的唯一办法是，想象还有人比你更痛。他人的痛可以减轻你的痛。说到这里，你还记得我们在中学学过的话，潘佩珠说的话吗？‘对于一个人，最大的痛是失去祖国的痛。’你面前这个还像人的人失去了脸，失去了皮肤，失去了家人，就拿你来想象，我的朋友。你失去了祖国，还是我把你流放到海外。你因为失去了祖国承受着巨大的痛。虽然，你在密信里没有明说你的痛，但我能从字里行间深深感受到你的痛。可如今，你回来了，我再也不能去想象你有比我更大的痛了。”

“我现在就很痛苦。”我说道，“求求你，就让我睡上一会吧。”

“我们是革命者，我的朋友。痛苦造就了我们。我们多么同情人民遭受的痛苦，所以，选择为人民承受痛苦。”

“这些我懂。”我说道。

“那么，听我说。”我听到椅子腿刮擦地面声。他的声音本已高高地在我上方响着，此刻，像从更高的上空传下来，音量也提高了许多。“请理解，因为我是你的朋友，你的兄弟，才这么待你。你只有在不能舒服睡上一觉的情形下，才能充分理解过往种种恐怖。我跟你这么说，是因为我有这样的经历。自从遭遇不幸以来，很少睡过一次囫囵觉。相信我，我说我知道你的感受，确实如此；我说必须这么做，确实如此。”

我已经够害怕，他为我开出的疗方让我怕上加怕。肯定有人对他做了什么！我是那个人吗？“不！怎么可能。”我想如是告诉他，可心里想着，舌头却不听使唤。我要或想着要告诉他，我被误以为是那个人，要知道，我连人都不是。我只是一个不真实的存在，一本记事簿，一本密码书而已。不！我连这些都算不上！我就是一只苍蝇，一条爬虫，一堆非黄非白的烂污。我甚至连这些也算不上！我是——我是——我根本就是——

我又听到椅子腿刮擦地面声，闻到娃娃脸看守身上特有的恶臭。一只脚捣我，捣得我身体微颤。“求求你，同志。”我说，“就让我睡一会觉吧。”娃娃脸看守又一次用像长了刺的脚捣我，边捣边哼哼道：“我才不是你的同志。”

(1)　在原文Nothing is more precious than independence and freedom中，nothing可以理解为“没有任何东西”，也可以理解为“虚无”、“一场空”等表状态、结果的意思。政委要的是后者，而“我”一时没有醒悟过来，取的是前者的意思。下同。

(2)　The Three Stooges，美国喜剧片名，最早版本始于20世纪20年代后期，后被改编成电视剧。

第二十一章

该囚犯成年后，一心追求生理享受，时光流逝，从不知需要哪怕暂时改变自己的生活。他的朋友敏组织的学习小组接纳了他，敏让他懂得了历史科学道理。学习的书由敏选定，书名用红色标出。书上说，一个人若掌握历史的规律，就掌控了历史的记叙，把它从一心想垄断时间的资产阶级手中夺取过来。“地主、老板、银行家、政客和校长，他们规定我们何时醒、何时干活、何时吃饭、何时睡觉。”敏说过，“我们以为，我们的时间属于他们。事实上，我们的时间属于自己。农民、工人、被殖民的大众，该觉悟了！所有被视同于无的人，该觉悟了！让你们潜在的反抗本能变成自觉行动吧！看准时机，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资本主义的纸老虎、走狗、献金人手里夺取时间这块金表！如果你们懂得这么做，便掌控了时间，也掌控了自己的命运。你们可是绝对多数。他们，殖民统治者、买办、资本家，可是绝对少数；他们一直竭力要让地球上生活在底层的人相信，历史最终由资产阶级掌控。我们是先锋队，必须要让所有非白种人与底层阶层相信，历史最终由共产主义者掌控！对被剥削者进行压榨，终将导致他们揭竿而起。但是，加快他们的反抗步伐，重新设定历史的钟，启响革命的闹钟，这些任务就落在我们先锋队的肩上。嘀嗒——嘀嗒——嘀嗒——”

该囚犯，不，称其为学生吧，躺在垫子上一动不动。他明白，这是敏主持的学习小组的最后一次学习。要成为具有革命意识的人，他首先必须是有历史意识的人，记得起过往发生的一切。要做到这点，只能必须一直完全醒着，即使这最终会让他丧命。话虽这么说，他若能睡上一觉，该有多美。他会因此更好理解学习内容呀！他扭动身体，痛苦挣扎，他想睡，可每次努力皆被瓦解。这种情形持续了也许数小时，也许数分钟，也许数秒。突然，有人揭掉他的头套，掏出他的塞嘴布。他得以大口喘气，大口吸着空气。接着，看守粗糙的手拿掉耳罩和耳塞。最后，揭去刮刮棱棱的蒙眼布。光！他可使用眼睛了，但又以刚才睁开眼睛的速度迅即闭上眼睛。悬在他上方有几十，不，几百盏灯；它们被固定在天花板上，齐刷刷猛烈照下来，他眼前白晃晃一片，即便闭眼，亮晃晃的光依然穿透红色的眼帘。有脚顶他的太阳穴，娃娃脸看守说话了：“你，不许睡。”他睁开眼，看见一大片散发出光和热的灯泡，齐整地纵横排列。明亮的灯光照得考试室一览无遗：一间房，长约五米，宽约三米；墙面、天花板被刷成白色，水泥地板被刷成白色，就连铁门也被刷成白色。娃娃脸看守，穿黄色制服，立正姿势站在角落。除他外，另有三个男人，围着他站在垫子边，一左、一右、一脚当头。他们穿实验室白色工装，外套海绿色医用服，双手背于身后；手术专用口罩与不锈钢护目镜掩住脸部，六个眼球像以垫子上的他为中心的绕轨行星。很明显，此刻，他不仅是囚犯、学生，更是病人。

问：“你是谁？”左边男人问。难道他们至今还不知他是谁？他是计划执行者，是随时窃取情报的间谍，是洞中鼹鼠。他想说话，但舌头肿大，充塞了嘴。“求求你们了，”他想说，“让我阖上眼睛吧。然后，我会告诉你们我是谁。你们想知道的东西就在我舌尖——我是在被你们煎熬的共产分子。你们是否在说，我只算半个共产分子？啊，这让我想起金发少校的话。槟椥之仗后，他负责清点共产分子尸体，遇到一个数学问题：一具只剩头、胸脯与两只胳膊的共产分子的尸体，算一具尸体吗？用他话说：哪怕半个共产分子，也是共产分子。”说到这里，提一句美国军人爱挂在嘴上的话，“好的共产分子就是死的共产分子”。照此说法，垫子上的这个病人肯定是不好的共产分子。

问：“你是做什么的？”

右边男人问，是指挥官的声音。这声音刺激了他，愤怒像一柱红色的火从他心底腾起。不过，他没出声，而是紧绷身体，似要绷开绑缚的绳子，直到皮肤被勒得火烧一样痛才停止。“我知道你在想什么！你认为，我是叛徒！是反革命分子！是没有家、没人信任的杂种！”不过，怒火来得快，消去亦快，他陷入绝望，低声哭了。他做出的所有牺牲将永远得不到认可赞扬吗？他将永远不被任何人理解吗？他将永远孤独无助吗？为什么非得他承受这些折磨？

问：“你叫什么名字？”

在垫子一头的男人问，是政委的声音。多么简单的问题。他张开嘴，可舌头竟僵着，说不出来，他吓得一缩。他竟忘了自己的名字？不，不可能！他给自己取了美国名字；他的越南名字，是他母亲，世上唯一理解他的人，给他取的；他的父亲根本没想过给他取名，从不叫他儿子或名字，即便在课堂上，也只叫他你。不，他永远不会忘记自己的名字。谢天谢地，他终于想了起来。他活动僵在黏黏舌槽中的舌头，大声说了出来。

政委说话了：“他连自己的名字都说不对。医生，我看，有必要给他注射血清。”听这话，左边男人应道：“很好，照您说的办。”医生从背后抄出手来。他的两只戴着齐肘的白色橡胶手套的手，一只拿着一颗步枪子弹大小的一次性用量针剂瓶，另一只拿着注射器。他很麻利地用注射器从瓶里抽出一种无色透明液体，蹲到病人身边。病人开始发抖，扭动身体。见此情形，医生说道：“反正要注射，你要是动来动去，情况只会更糟。”这话让病人安静下来。针扎在病人的肘窝，虽然刺痛，但几乎让病人松弛。这是不同于恍惚欲睡的感觉。不过，只能说“几乎”，而非真正彻底松弛。“求求你们了，”他说道，“把灯关上。”

政委说道：“灯绝不能关。难道你还不明白，你必须‘看见’？”指挥官哼哼道：“他永远看不见，哪怕亮上世界上所有的灯，他也看不见。他地下生活过得太久，成了睁眼瞎！”“好了，好了，”医生拍着病人胳膊，对他们说道，“讲科学的人必须做到永不绝望，至少，在给一个人的思想动手术时，不可绝望。我们看不见也触摸不到他的思想，要做的就是让病人一直醒着，以此帮他看见自己的思想，直到他能像别人观察他那样观察自己。这非常非常重要。要知道，我们一方面最了解自己，一方面又最不了解自己，好比把鼻子紧贴书页，书页上的字就在眼前，可就看不清。要想看清字，眼睛须与书页拉开一段距离。因此，我们要能把自己一分为二，使两者隔开一段距离，就能比其他任何人更清楚地看见自己。这是我们实验的实质。为此，我们还需一样工具。”医生指着地上一个棕色皮革背包。病人之前没有注意，但是，此刻一见背包，就知道它的用途：一部军用战地电话机。见到这种电话机，他又开始微颤。“苏联人给我们提供了血清，用它可有助于我们让病人说真话。”医生说道，“这样东西呢，是美国人的。注意到病人眼神吗？他记起了以前在审讯室里见过的情景。不过，我们不会用电线把他的奶头、阴囊跟电话发电机上的蓄电池一端连接。我们要做的是，”医生手伸进背包，拿出一根黑色电线，“把这个夹住一根脚趾。我们不用摇柄，否则电量太大。我们不要痛苦，不要折磨，要的只是刺激他，让他醒着。因此，我调小了输出电量，用电线把电话机与这个连起来。”医生举起一块手表，“秒针每转过十二点，便会有电流通到病人脚趾。电量小，刺激时间短。”

医生选了病人一只脚，解开裹住它的里面有填充物的麻布袋。病人抻着脖子想看医生用的设备，可头怎么抬、脖子怎么抻，也高不到哪去，自然看不仔细，仅见连着脚趾与背包的黑色电线。医生早先已在背包里换上手表。“六十秒计时，诸位。”医生说道。嘀嗒……病人等着秒针转过十二点时击向他的电流，紧张得身体微微发抖。他目睹过类似情景：实验对象每次被电击，会发出凄厉惨叫，痛苦地抽搐扭动。经过十次最多二十次电击，他的双眼便像陈列窗里动物标本的眼睛，只映出玻璃的反光；人活着，却看似死了，或者说死了，却看似活着。克劳德曾带训练班学员实地观察并实验这种审讯。他预先警告：“谁要是嘻嘻哈哈，或不停摇动摇柄，我会一把拽开他。开不得玩笑。”病人还记得，当克劳德没要求他摇动摇柄时，如释重负。看着实验对象被电击得抽搐痉挛，他也吓得一抽。他很想知道，这种电击是什么感觉？如今，他竟成了实验对象。秒针滴答转动，他淌汗，簌簌发抖。秒针转过十二点，一股静电猛地击来，刺激得他身体腾起。倒也不疼，但着实吓得不轻。“看见了吗？完全没有伤害。”医生说道，“只要不断换着脚趾夹电线，连烧灼印都不会有的。”

“谢谢，医生。”政委说道，“现在，我想和病人单独呆一会。诸位能否回避一会？”“多长时间都没问题。”指挥官边往门口走边说道，“病人脑袋脏了，需彻底清洗才是。”指挥官、医生和娃娃脸看守都走了出去，但桑尼和酒仙少校还站在屋里的一个角落，饶有兴致地细细观察病人。政委在一张木椅上坐定，除了病人的垫子，这是屋里唯一的家具。“求求你，”病人说道，“就让我休息一会吧。”政委一声不吭。又一股静电击来。政委向前探身，拿出一本之前一直没拿出来的薄薄的书，悬在病人眼睛上方。“我们从你在将军别墅的房间找到了这本书。”

问：“书名是什么？”

答：“《1963库巴克反情报工作审讯手册》。”

问：“‘库巴克’指什么？”

答：“CIA的化名。”

问：“‘CIA’指什么？”

答：“USA的中央情报局。”

问：“‘USA’指什么？”

答：“美利坚合众国。”

“瞧，我对你什么也不藏着掖着。”政委坐直身子，说道，“我读了你在书页空白处做的笔记，也看了你划线的段落。我们对你做的每件事，都依据这本书。换句话说，你的考试是开卷考试，考试内容你都熟悉。”

“想睡……”

“不能睡。我在观察你，看这种血清对你是否有效。这是克格勃送的礼物，当然，你我都知道大国送礼图的是什么。他们将各种技术、武器、思想拿到我们这样的小国实验。他们一本正经把这样的实验称作冷战。我们一直是实验品。哼，冷战，真是好笑，没看看这场战争对于我们有多热！说好笑，也没那么好笑，要知道，被笑的可是我俩。”（“我以前认为，被笑的是我俩呢。”桑尼说道。“别说话。”酒仙少校说道，“我想听他怎么说。有东西可听！”）“一如既往，”政委继续道，“他们的各种工艺技术，已为我们所用。看见这些灯泡了吗？美国生产。供电的发电机，美国生产。不过，汽油从苏联进口。”

“求求你，把灯关掉。”病人说道。天花板上横竖排列成网状的灯泡散发出热量，将他烤得汗流不止。见没反应，病人又求了一遍。仍不见反应，他这才意识到，政委离开了房间。他合上眼睛。有一阵子，他以为睡着了。很快，电流像虫子叮咬他的脚趾。“我坐牢时亲身体验过这些手段。”克劳德跟训练班学员说，“就算你清楚会有什么在你身上发生，它们作用起来，还是让你猝不及防。”他指的是如今政委手上的油印手册《库巴克》介绍的手段。在克劳德的审讯培训课上，《库巴克》是必读材料。该病人，当时可不是病人，或者说还是学生，反复读过这本手册。手册讲的各种案例、审讯对象以及审讯工具，他熟稔于心。他了解了为什么隔离犯人、让犯人失去各种感官能力、联合审讯、注射各种药剂如此重要。他掌握了诸如“笨蛋伊凡”、“披着羊皮的狼”、“漫游奇境的爱丽丝”、“火眼金睛”、“爱的弃儿”等审讯手段。一句话，手册所有内容他都滚瓜烂熟，自然包括不按套路出牌的审讯重点。因此，娃娃脸看守进到屋里，将电线夹在他的一根手指上，他没惊讶。接着，娃娃脸看守又将他的脚包裹起来。期间，病人呜呜囔囔说了些连自己都不明白在说什么的话。娃娃脸看守一声不吭。娃娃脸看守给病人亮过二头肌上的蓝墨刺青，生于北，死于南。他参加了进攻西贡。因为所在旅是最后一支进攻西贡的部队，等他随部队赶来解放西贡时，战争已结束。尽管如此，刺在二头肌上的字或是谶言，还真应验：他在南方险些让梅毒要了性命。传染梅毒给他的是一个探监的囚犯妻子，她用自有的唯一资源贿赂了他。“求求你，把灯关掉。”病人说道。照管他的不再是娃娃脸看守，换了一个十几岁的看守。小看守送来吃的东西。他不是刚吃吗？不饿呀。但是，小看守仍用金属勺将米粥强行灌进他嘴里，逼他咽下。他们严格遵照手册，不再为他提供有规律的一日三顿，而是在他无从预知的情况下，随时逼他进食。他像诊治病人绝症但自己也突然患上该病的大夫，知道了该病的前期症状和恶化趋势，可就束手无策。他试着告诉小看守自己这种感受，却被小看守一句“闭嘴”堵了回去。小看守照他肋部踢了一脚，走了出去。电流像虫，又在咬他，这一回咬的不是手指，而是一只耳朵。他晃着头，然而电流如嘴，死死咬着，不让他睡。他感觉脑子糙糙的，似要裂开。母亲的奶头，在他每次吮吸后，准是这种感觉。“我的小饿虫呀，”母亲这么叫他，“你出生才几个小时，眼睛都还没睁开呢，偏就知道找奶吃，还一找一个准。你一咬住奶头，就松不开嘴呢！时时都想吃奶，那个猴急样。”从母亲奶头流出的第一丝奶的滋味估计堪比玉液琼浆。他记不得它是什么滋味，只记得它没有这种滋味：悸悚，有人拿一节九伏电池刮他舌面的刺激金属味。

问：感觉如何？

政委回到了屋里。他穿实验室白色工作服，戴手术用口罩、不锈钢护目镜、白色橡胶手套，拿着记事本与自来水笔，居高临下看着病人。

问：“我刚才问，‘你现在感觉如何？’”

答：“我感觉不到自己的身体。”

问：“但是，你能感觉到自己的思想吗？”

答：“我的思想感觉到所有事情。”

问：“现在想起了？”

答：“什么？”

问：“想起你忘记了什么吗？”

病人脑子一闪，感觉真想起他忘记了什么。他只要能清楚说出忘记了的东西，他们就会松开此刻夹在他鼻子上的电线，他则可不再尝电池的味道，灯则会被关掉，他则能，哦，睡上一觉。他低声哭了。眼泪滴入淼淼“忘记之海”。咸咸泪滴虽微不足道，海水却因其发生了变化。水面分开，往事像块黑曜石石碑自海底缓缓升起。它原是掩埋在海底的死去之物，他竟不知它的存在。如今，它复活了。石碑上刻有各种亦图亦字的符号：三只晦涩费解的老鼠图形，一连串矩状图形，波浪状曲线，散布的日文汉字……以及一台电影放映机。他记起来了，之前忘记的事情不就发生在被叫作电影放映室的屋里吗？

问：“谁叫它电影放映室？”

答：“警察。”

问：“为什么叫它电影放映室？”

答：“有外国人来时，它被当作电影放映室。”

问：“那么，什么时候没外国人来？”

答：“……”

问：“那么，什么时候没外国人来？”

答：“屋里有审讯的时候。”

问：“怎么审讯？”

答：“手段很多很多。”

问：“举一个例子？”

只举一个例子！可举的例子太多太多。电话电击法自不必说，此外，有坐飞机法，有水鼓法，有简直是天才发明的不留疤痕的针法、纸法、电扇法，有按摩法，有蜥蜴法，有灸法，有电鳗法。这些手段没写进手册，连克劳德也不知道它们的出处，他只知道，早在他从事审讯这个行当前，已有人使用这些手段。（“这么列举下去可没完没了。”酒仙少校说道，“他也吃够苦头了。”“不。”桑尼说道，“他现在直冒汗呐。嗯，我俩有好戏看了！”）

问：“谁在电影放映室？”

答：“三名警察。少校。克劳德。”

问：“还有谁在电影放映室？”

答：“我。”

问：“还有谁在电影放映室？”

答：“……”

问：“还有谁——”

答：“共党女特工。”

问：“她怎么了？”

嘴里曾含着化为纸浆的名单的共党女特工，他怎会忘记？她的那份警察名单上也有他的名字。被抓时，她正硬着喉咙要吞下嚼烂的名单。在电影放映室，他观察着她，断定虽然给敏名单的人是他，但她并不知道他的真实身份。不过，她是敏的情报联络员，应该知道敏的真实身份。电影放映室很大，中央摆着一张桌子，桌面盖块黑色橡胶。她赤身裸体躺在桌上，四肢分别与四条桌腿给绳子连着，固定在桌面上。天花板上只亮一盏白炽灯。遮光帘布将窗户遮得严严实实。灰色金属折叠椅东一把西一把靠在墙边。屋当头立有一台索尼电影放映机，正对放映机的墙上挂有一块幕布，幕布是审讯共党女特工时的背景。克劳德站在放映机旁观察审讯。酒仙少校原本主持审讯，但把此位禅让给三名警察，坐在一把折叠椅上，远远地看，不停淌汗，脸色怫然。

问：“你当时在哪？”

答：“跟克劳德在一起。”

问：“你做了什么？”

答：“我一旁看着。”

问：“你看见了什么？”

他们录下了病人的回答。病人压根想不起考试室里有台录音机，自然不知道已被录音。病人恢复正常后的一天，政委给他播放了这段录音。许多人听自己录音，不敢相信是自己的声音，这令他们不安。病人也不例外。他听自己录音，如听陌生人说话。这个声音说道：

“我什么都看见了。克劳德跟我说，这种审讯不堪入目，但我得看着。我问：‘真的非得这么做吗？’克劳德说：‘你和少校说，他负责。我只是顾问。’于是，我找了少校。少校说：‘我做不了主。一点主都做不了！将军要知道她怎么弄到这份名单，而且现在就要搞个水落石出。’‘可是，这么做不对。’我说道，‘难道你没看出来？没必要这么做。’少校坐在椅上，一声不吭。克劳德站在放映机旁，也一声不吭。‘让我单独跟她呆一会儿，就一会儿。’我跟三名警察说。礼仪场合，南越警察着白色制服，戴白色帽子，因此，美国人称其为白鼠。不过，这三名警察没一个像鼠，不过是三个普普通通南越男人：瘦小；因为常开敞篷吉普、骑电单车，皮肤晒得黝黑。他们穿的不是白色制服，而是执行任务时的制服：白色衬衣、淡蓝色裤子。没戴配套的淡蓝色帽子。‘让我单独跟她呆呆，就两三个小时。’我说道。三名警察中年纪最轻的哼哼道：‘他想第一个尝她的鲜呗。’我又恼又羞，脸涨得通红。年纪最长的说道：‘那个美国人没想管我们怎么干。你也别管。来，喝瓶可乐。’角落有台北极牌冰箱，储满了汽水。年纪最长的警察拿着一瓶已打开瓶盖的饮料，硬塞到我手里，接着，领我走到少校身边的椅子旁。我坐下。握着冰冷瓶子的手指冰得麻木起来。

“‘求求你们了，几位长官！’共党女特工哭求，‘我是无辜的呀！我发誓！’‘无辜？所以有所有警察名字的名单？’年纪最轻的警察讥诮道，‘你的意思是，看到名单搁在旁边什么地方，饿坏了，忍不住吃掉它？’‘不是的。不是这个意思。’共党女特工抽噎。她需要充分理由解救自己，可不知何故，找不到这样的理由。其实，无论她有什么理由，无论理由多么充分，也不可能让这三名警察不对她做他们决意要做的事情。‘别说那么多了。’年纪介于年纪最轻与最长之间的警察解开裤带，拉下裆链，说道。他的阳具已勃起，将内裤顶得老高。共党女特工发出憎恶的声音，头扭向一边，却没能避见年纪最轻的警察。他早褪下裤子，一只手使劲撸着阳具。我坐在他身后，只看到他两瓣塌瘪的屁股，以及共党女特工恐悚的眼睛。她清楚，这已非审讯而是直接判决她。判决书由三名警察手中的工具书写。年纪最长的，准已做父亲，不停抚弄阳具。他的私处，如同多数成年男人的私处，奇丑无比。他的阳具短而粗。我之所以看得这么清楚，是因为年纪最轻的已侧过身去，将阳具凑近共党女特工的脸。‘哦，好好瞧瞧。’他说道，‘它喜欢死你了！’三人充血的阳具长短不一，一个上举，一个下弯，一个折向一边。‘求求你们了，别这么对我！’共党女特工紧闭双眼，摇晃着头，哭求道，‘我求求你们了！’年纪最长的哈哈笑道：‘瞧她扁平的鼻子和棕色的皮肤，倒是有些柬埔寨人血统，或者占族人(1)血统。这样的女人个个是欲女呢。’

“‘别废话了。’中间年纪的警察别别扭扭爬上桌，将下身移到她的两腿之间，‘叫什么名字？’她没吭声。他问第二遍时，她心底某种本能的东西仿佛乍醒。她睁开眼睛，望着他，一个字一个字说道：‘我姓越，名南。’三名警察均愣住，过了好一阵，爆出大笑。‘这婊子可是在找干呢。’年纪最轻的说道。中间年纪的，一边笑着，一边笨拙地将身体压住了不断尖叫的共党女特工。他喘着粗气，用力推送下身。另外两名警察旁观，拖着褪到脚踝的裤子，露出丑陋的膝盖，一步一挪，绕桌转着。在我眼里，这三个家伙像围着一大块奶酪的老鼠。我的同胞从不知排队为何物，没谁想排在后面。这三只老鼠也不例外。旁观的两只老鼠更是生怕再次落后，你推我搡。结果，不是这个就是那个挡住视线，我只能看见他们汗涔涔的下身，以及共党女特工两条不停蹬踹的腿。她不再尖叫：年纪最轻的警察捂住了她的嘴，她再无法出声。‘快点。’他催促道，‘怎么干这么久？’‘我想干多久就干多久。’中间年纪的说道。‘你倒是挺享受，咹。’（‘别说了！’酒仙少校用手遮住眼睛，喊道，‘简直看不下去！’）可是，我们不得不看下去。终于，中间年纪的剧烈痉挛抖动，到了高潮。这种高潮，除非大家同时做同样事情，比如，在群体狂欢乱交的场合，该避人耳目。向来如此。中间年纪的警察竟在这里独自表现高潮，旁观的同伙自然无比憎恶。‘该我干了。’年纪最轻的警察撤去捂住共党女特工的手，说道。共党女特工因此又能尖叫。年纪最长的赶紧又捂住她的嘴。‘真脏。’年纪最轻的边撩衬衣边抱怨。不过，他没因脏而作罢，爬上桌，选准位。中间年纪的还没完全拉上裆链，软软的阳具还趴在假发似卷毛丛中，年纪最轻的已迫不及待，开始重复中间年纪的警察先前的动作，也就几分钟，便兴奋难抑，到了高潮。最后轮到年纪最长的警察。他爬上桌。这一回，视线没被挡住，我清清楚楚看见共党女特工的脸。没人再捂住她的嘴，她想叫就可叫，但没再叫，或者说，再也叫不出声。她直直瞪着我这个方向。痛苦现于她的嘴部、眼部，如越拧越紧的螺丝，越来越剧烈。我感觉，她眼睛朝着我，但压根没看我。

“年纪最长的警察也完事。屋里，只有共党女特工的抽咽声与三名警察吸烟的咝咝声，除此之外，没任何其他声音。年纪最长的正往裤头里掖衬衣，见我盯着他，耸耸肩。‘我们不干，别人也会干的。我们干吗不干？’年纪最轻的说道，‘跟他说这个，白费口舌。要他干，他鸟都硬不起来。瞧，他饮料一点没喝呢。’的确，我忘了手里还握着一瓶饮料。它已由冰变暖。‘你要不喝，’中间年纪的说道，‘给我喝。’他见我没反应，很是生气，三步到我跟前，一把夺去我手中饮料，小喝一口，旋即苦着脸。‘不冰的饮料实在难喝。’他边说边狠狠瞪我一眼，随即将瓶子递还给我。我木木地看着瓶子。我的脑袋像手指一样麻木。‘等等。’年纪最长的警察说道，‘没必要逼他喝温饮料。这里还躺着个人等着清洗呢。’他拍打共党女特工膝盖。他的话，加上他的拍打，使她苏醒。她抬起头，瞪着我们，眼里充满仇恨。若将她的仇恨比作火，这火猛烈到屋里所有人该被烧成灰化为烟。假设归假设，一切如旧，我们仍肉是肉血是血，丝毫没变。她的血肉之躯也依旧被绑缚在桌上。中间年纪的警察一边大笑一边用拇指摁住瓶口，使劲晃动瓶身。‘好主意。’他说道，‘不过，会很黏的哟！’

“的确，记忆很黏。后来，三名警察朝她身上、桌上泼了好几桶水，用拖把清理了地板。即便如此，我一准还是踩到洒在地板上黏黏的饮料。（‘当时，是我命令他们用水清洗的。’鬼魂酒仙少校邀功道，‘我可以告诉你，要他们干完那事后清洗，他们可老大不乐意呢。’）共党女特工呢，仍赤身裸体被绑缚着，不再尖叫甚至不再抽咽，而是死般的静，眼睛又一次闭上，头后仰，背曲成弓状。三名警察用饮料冲洗净留在她身体上的他们的秽物，将空瓶插进她的阴道，露出瓶口往下小部分瓶颈。‘我能看见她的里面。’中间年纪的对阴道充满好奇，俯身，像妇科医生一样透过瓶底看着阴道深处。‘让我也看看。’年纪最轻的用肩攘开他。‘我什么也没看见。’他抱怨道。‘逗你玩呢，笨蛋！’年纪最长的大声说道。逗他玩！可不是逗他玩吗？不过，这实在是既拙劣又龌龊且卑鄙的玩笑。这点，不仅克劳德知道，天底下人都知道。三名警察还在扮医生将饮料瓶当窥镜，克劳德走到我面前，说道：‘看见了吗？就这样。我没教他们这么做。我是说，这么用瓶子。完全是他们自己想出来的。’

“这三名警察是好学生。这点与我相同。他们学东西很快，且能触类旁通。我也一样呀。所以，你能否关上灯，能否关掉电话机，能否不再电击我，能否念及你我曾是或许现在仍是最好的朋友，能否理解我真做了完全彻底的检讨？历史这条船若当初驶上与现在不同的航道该多好。我若当初做名会计该多好。我若当初恋对一个女人该多好。我若当初不那么游戏爱情该多好。母亲若当初能狠点心该多好。父亲若当初不来越南而上阿尔及利亚拯救灵魂该多好。指挥官若不必改造我该多好。我的同胞若不猜忌疑心我而视我为同胞该多好。我们若捐弃前嫌、不仇雠相报该多好。我们若能承认我们都不过是他人游戏中的傀儡，该多好。我们若当初不同室操戈该多好。我们若不分裂，亦即各自以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资本家或现实主义者自居，该多好。南越僧侣若当初不自焚该有多好。(2)美国人若不以拯救越南人的名义插手越南事务该多好。我们若当初抵制美国人销售的东西该多好。苏联人若当初不称我们为同志该多好。毛若当初不像苏联人也当我们为战友，该多好。日本人若当初不教会越南人黄种人其实也可称王称霸，该多好。法国人若当初不一心要教化我们，该多好。胡志明若当初不接受马克思辩证唯物主义，该多好。马克思若当初不解析社会，该多好。我们若不被市场这只无形的手操控摆布，该多好。英国人若当初打败了新世界的犯上作乱者(3)，该多好。新世界原住民当初第一次见白种人时，若断然拒纳他们，该多好。越南历代皇帝与汉人若当初不龃龉不断该多好。我们若不曾上千年受治于汉人，该多好。汉人若当初不只是用火药制作鞭炮焰火，该多好。释迦牟尼若当初不降生于世，该多好。若不曾写有《圣经》这部书，该多好。耶稣基督若当初不被钉上十字架，该多好。亚当与夏娃若仍娱悦欢情于伊甸园，该多好。龙王与仙后若当初不交媾生下越南人，该多好；他俩后来若不劳燕分飞，该多好；他们的一百个孩子中，当初，五十个若不随仙后母亲入山林，另外五十个若不随龙王父亲下大海，该多好。传说的凤凰若不仅摔落在越南村野自燃而死，且自灰烬中涅槃，该多好。若无光和神谕，该多好。天地若当初不分开，该多好。过往一切，无论闹剧抑或悲剧，若从未发生过，该多好。语言之蚺若当初不咬上我，该多好。我若当初不来人世，该多好。父亲若当初无法侵入母亲身体，该多好。你若不再要求我一遍遍修改检讨书，该多好。我脑袋里若不再出现以上这些东西，该多好。假设前述一切是真的，请问，你能就让我合眼睡上一觉吗？”

(1)　越南中部偏南的民族。

(2)　越南僧人释广德于1963年自焚。他的自焚加速了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肇始于越南的“入世佛教”的传播，导致了南越的吴庭艳政府在1963年被推翻。

(3)　指美国独立战争。

第二十二章

“你当然不可睡觉。革命者睡不着觉。他们担心梦见可怕往事，不敢入睡；他们忧虑这个世界的沉疴痼疾，时刻不敢合眼。”指挥官这么说道。我躺在垫子上，像一块置于显微镜下的标本玻片。随着咔嗒如快门发出的脆响，我意识到医生的实验获得了成功。我被一分为二：肉体仍在垫子上，元神似由一台无形陀螺仪从痛苦的肉体里分离出来，穿过明亮的天花板，浮在高空。从这个高度看分离的肉体与元神，委实有趣：下方是晃悠悠的肉体，如发出微光的蛋黄，其上是如黏黏蛋清的元神。我同时被如此一抑一扬，就是桑尼和酒仙少校也识不出这样的变化。他俩识得的仍是被抑的我，亦即一直没能合眼的躺在垫子上的我的肉体。这不，两人眼睛越过围着肉体的医生、指挥官与政委的肩，想看个究竟。医生、指挥官与政委不再穿实验室工装、戴不锈钢护目镜，而是换上了有红色军衔领章的黄色制服，屁股上的枪套插着手枪。地上是人与鬼魂，浮在空中的则是我的元神，一个眼观六路、耳听八方、非世之所有的圣灵。我高高在上，超然世外，看到，指挥官跪了下来，手伸向已非完全人的我，食指慢慢近到我的眼球，轻轻按压它，让我可怜的肉体一阵抽搐。

我的肉体：“求求了，让我睡觉。”

指挥官：“我满意了你的检讨，你才可睡觉。”

我的肉体：“可是，我什么也没做呀！”

指挥官：“的确如此。”

我的肉体：“灯太亮了。要是您能——”

指挥官：“越南的遭遇，全世界看得清清楚楚，但大多数对此没任何作为，不止于此——竟还幸灾乐祸。你也如此。”

我的肉体：“我发出了声音，不是吗？没人倾听我，是我的错吗？”

指挥官：“不要找各种理由！我们不靠嘴巴抗议。我们愿成为烈士。医生、政委和我还活着，纯粹运气。你根本不愿牺牲自己解救我们的女特工，她却愿牺牲自己保护政委。”

我的肉体：“不，我——”

指挥官与政委与医生（异口同声）：“承认吧！”

我看到自己无奈承认指挥官的指责。我还听到自己认识到后说，之所以受到惩戒或接受再教育，不是因为做过的事情，而是因为没做过的事情。我因为感到了羞耻，哭了，先是啜泣，接着大哭，哭得稀里哗啦。什么也没做，这是罪呀。我犯的就是这样的罪。一个人什么都不做，就要受惩。我就是这种人呀！我不只是啜泣，不只是大哭，更是悲嚎。情感如劲猛的龙卷风，将内心之窗冲击得抖个不停、噼啪欲裂。悲嚎不忍卒听，其状惨不忍睹。在场的，除了指挥官、政委以及浮在空中的我的元神，都移开目光，不想看我哭得一塌糊涂的惨样。

政委：“满意了吧？”

指挥官：“他倒是承认了无所作为。可是，布鲁族同志和表匠同志的事情该怎么办？”

政委：“他当时也没办法去解救那两位同志。至于我们的女特工，毕竟活了下来。”

指挥官：“我们解救她时，她可是连路都走不了了。”

政委：“或许她的肉体垮了，但她的精神没垮。”

医生：“那几个警察后来怎么样了？”

政委：“我抓到了他们。”

指挥官：“他们付出了代价。难道他不也该付出代价？”

政委：“该。不过，他杀了两个人，应该有功。”

指挥官：“杀了桑尼和酒仙少校？那两条可怜虫的命还抵不上我们女特工受的伤。”

政委：“你说得也对。可他父亲的命总抵得上吧？”

我父亲？怎么回事？就连桑尼和酒仙少校，正因为指挥官对他俩生死做出的刻薄愤愤不平呢，听到政委的话，也都竖起耳朵。

指挥官：“他对他的父亲做了什么？”

政委：“你自己问他。”

指挥官：“你！看着我！你对你父亲做过什么？”

我的肉体：“我什么也没做！”

指挥官与政委与医生（异口同声）：“说出来！”

我看着躺在地上嘤嘤哭泣的蛋黄般的我，不知该笑还是该同情他、陪他哭。难道我忘了以前给敏的信里怎么说父亲的吗？我希望他死。

我的肉体：“写归写，我没有当真！”

政委：“你要诚实，不说违心话。”

我的肉体：“我没想要你杀了他呀！”

政委：“你当然要我杀了他！你以为随便给什么人写信？”

是呀，当时，我可是给一个革命者写信，他可是一个有权有势的委员会的委员，当时就知道自己有一天会成为政委。我可是给一个政工干部写信，他掌握了政治整容术，能改造人的灵魂和思想。我可是给一个朋友写信，他对我有求必应。我可是给一个作家写信，他看重每个句子的力量，看重每个字的分量。我可是给一个兄弟写信，他比我自己都清楚我的需求。

指挥官与政委与医生（异口同声）：“你做过什么？”

我的肉体：“我要他死！”

指挥官摩挲下颏，不敢信自己耳朵似的望着医生。医生耸耸肩，意思是，他只负责打开病人的肉体和思想；至于肉体和思想里有什么，与他无关。

医生：“他父亲怎么死的？”

政委：“听刺杀他的人说，朝他的头开了一枪。”

指挥官：“你以为我不知道，为了救他，你编故事。”

政委：“问我的女特工吧。刺杀他父亲，她一手安排。”

指挥官低头盯着我。怎么了，指挥官？如果说，我因为无所作为可被视为有罪，那么，正因其如此，难道不该许我有所作为吗？我的有所作为，就是要父亲死。指挥官是无神论者，在他看来，这个神父亦即我父亲，其实是殖民者，是用精神鸦片毒害大众的毒贩，是所谓的天主的代言人。所谓的天主害得数百万棕色皮肤的人成了牺牲品。神父借其名义，宣称这种牺牲乃自我救赎，这种自我救赎是燃烧的十字架，它的光照亮去往天堂的艰难之路。因此，杀死他不是谋杀，而是对他的公正审判。这正是我一直想写的话。

指挥官：“我好好想想。”

指挥官转身出了房间，医生跟班似的紧随其后。屋里只留桑尼、酒仙少校以及政委。政委扭了扭不算是脸的脸，慢慢在椅上坐定。桑尼、酒仙少校目不转睛看着。

政委：“瞧，我俩将各自的角色演得多好！”

我的肉体：“关掉灯。我眼睛被刺得什么也看不见。”

政委：“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肉体：“幸福？”

政委：“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肉体：“爱？”

政委：“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肉体：“我不知道！”

政委：“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的东西是什么？”

我的肉体：“我真希望死了才好！”

没错，就是这话，我先是抽噎，继以哭嚎。此刻，我终于明白究竟想要什么，明白一干人究竟想要什么结局。桑尼和酒仙少校听了拍手赞同。政委拔出手枪。终于到了！死会痛苦，但瞬间即过。想想活着遭受如此多如此漫长的痛苦，死的瞬间痛苦又算什么？子弹上膛，声音清脆，如当年父亲教堂的钟声。那时，每个礼拜日上午，母亲和我在简陋茅屋里会听到教堂钟声。我俯望自己，能看出两个我，儿时的我与成人的我。我一直无时不处于分裂状态。对此，我有错，但错不全在我。我的确选择过两种不同生活，我的确选择做个有两套思想的人，可看看人们一直以来对我怎么以杂种相称，就知道我难以不做如此选择。别说我个人，就是越南也如此。它时乖运蹇，被折腾得如杂种，完整的国家被分裂为北南两国。如果要说越南选择打一场不是内战的内战，也就选择了分裂和死亡，这种说法只部分符合事实。越南可没选择被法国人羞辱，可没选择让他们将自己分裂为北部、中部、南部三块，这种三位一体违逆天意。越南可没选择将自己交由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在吹着空调、西装革履的白种男人操控的冷战棋局中，逆来顺受地扮演对立的卒子。我这一代越南人是遭轻贱没自主的一代，尚未出生就被分裂。我亦如此，胚胎时，便是两个我来到迥异于母亲子宫的人世，几乎没人接纳有两个我的我。人们无时不欺侮我，逼我在两个我之间做出选择。这种选择非一个难字了得——岂止难，实在是一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怎能选择一个我对抗另个我？这回好了，我的朋友要帮我从这个满是思想狭隘者的狭隘世界解脱出来。思想狭隘者将我这种有两套思想、两张面孔的人视为怪种，对任何问题只要一个答案。

可是，等等——他在做什么？他将手枪搁在地板上，跪在我身旁，解开裹住我右手的布带，松开了绑缚的绳子。我看到自己将右手举至眼睛上方，手掌上象征兄弟情谊的红色疤痕展露。肉体和元神均看着我的朋友将手枪置于我手上。是苏联造托卡列夫手枪。它的设计仿美国造柯尔特手枪，因此，它的重量对我而言并不陌生。但是，我无法握牢举起它，我的朋友不得不帮肉体弯曲手指，使它们包住枪柄。

政委：“只有你能为我做这事。愿意吗？”

说完，他身体前倾，将枪管抵住自己的眉心，帮我稳住握枪的手。

我的肉体：“你为什么要这样做？”

我问着话，大哭起来。他也低低地哭了，眼泪顺着瘆人的不是脸的脸滚落下来。我很多年没如此近距离看他。我年少时的结义兄弟去哪里了？除在我记忆里，已无处可寻。只有在我记忆里，我才看到他往日真诚的脸：严肃，闪烁着理想主义和光芒高高的、轮廓分明的颧骨，薄细的嘴唇，挺直修长、高贵典雅的鼻梁，让人联想到才智过人的浓眉，以及因才智潮水的冲刷而上移的发线。若说他的脸上此刻还留有我能认出的东西，便是他的眼睛。因为泪水，它们尚显出生气。此外，我能认出的便是他的音色。

政委：“我哭，是因为我几乎无法忍心看你受这样的折磨。可是，不这样，我无法救你。用别的方式待你，指挥官不会同意。”

他的这话让我大笑起来，不过，躺在垫子上的肉体只是轻微地颤了颤。

我的肉体：“这样做怎么救我？”

他噙满泪水的眼睛露出一丝笑。我认得出他的笑。他笑时，露出白白的牙齿。只有牙医的儿子才有如此洁白的牙齿，其他越南人哪有这样的牙齿？他的笑一点没变，变的只是他的脸，或者说，他没了原来的脸。因此，他露出白牙的笑看似浮在虚空里，似柴郡猫(1)的笑，诡异狰狞。

政委：“我们现处在一个相当棘手的境地。你只要完成了自我救赎，指挥官就会让你离开这里。可是，邦怎么办？即便邦也可以离开这里，你俩又将做什么？”

我的肉体：“如果邦不能离开这里……我也不走。”

政委：“这样一来，你俩就要死在这里。”

他将枪管更紧抵住眉心。

政委：“先开枪杀了我吧。我要你杀我，不是因为我的脸。我不会为了脸而死。为了脸，我只会把自己流放到这里，这样，我的家人永远不必再看见这么一个东西，但是，我还会活下去。”

此刻，我的肉体和元神均隐形遁迹。这支枪就是我。钢制枪身传导着他说话产生的振动，预示一列火车头在隆隆逼近，将碾碎我与政委。

政委：“我是这里的政委，可看看我负责的是所什么学校？你这样的人竟然要在这里接受再教育，而且不是因为你无所作为，而是因为你受教育太多。可是，这种再教育又让你学到什么？”

我的肉体：“我旁观，什么也没做！”

政委：“我来告诉你任何书里不会有的东西。在每座城镇、每座村庄、每片辖区，干部们的训话千篇一律。他们让没接受再教育的民众相信，我们在这里做的一切都是秉着再教育囚犯的良好愿望。事实上，各级委员会、每个政委根本不关心改造这些囚犯。这点个个心照不宣。干部们颠来倒去的官腔套话只是掩藏一个可怕的真相——”

我的肉体：“我要我父亲死！”

政委：“这就是，我们既已掌权，就用不着法国人或美国人玩弄我们，我们可自己玩弄自己，而且玩弄得毫不逊色。”

在我的肉体的上方，光亮刺眼。我再也无法确定，能还是不能看见东西。因为灯泡散发的热，握枪的手掌心出汗湿滑。枪柄因此滑溜，难以握紧。政委用双手稳住枪管。

政委：“你之外的任何人要是知道我说了这些不允许说的话，我也会被再教育。但是，我怕的不是被再教育。是我给别人的教育让我不得安宁。一个教师，如果教连自己都不信的东西，怎能活下去？我看你现在这个样子，怎么活下去？我已无法活下去。来，扣扳机吧。”

我想我说了宁愿先开枪杀了自己，但却听不到自己的声音。我想将枪口移离政委、对准自己的头，可根本没力。政委始终居高临下，眼睛一动不动盯着我一堆枯骨般肉体。他体内深处某个地方传来隆隆声响，接着爆发：他在大笑。什么东西这么好笑？是这场黑色喜剧？不，说黑色喜剧，听来过于沉重。这间亮堂堂的屋里只能上演光明轻喜剧，换句话说，一场笑死人的白色喜剧。这不是说，他笑了很久，久到让他笑死的地步。其实，他很快止住大笑，松开我的手。我的胳膊随之一软，落于身侧。枪当啷砸在水泥地板上。桑尼和酒仙少校，就在政委身后，盯着地板上的手枪，一脸很想做什么的神情。无论桑尼还是酒仙少校，估计，谁若能拾起手枪射杀我，该多么畅快。可惜他们不再拥有肉身。政委和我虽然拥有肉身，可又不忍开枪。或许正因为这点，政委才大笑。他的没有脸的脸仍咄咄逼人地俯视肉体。他的狂笑倏忽消失，快到我怀疑刚才是否真的听到他的笑声。我认为，从政委没有脸的脸上看到了哀伤，但无法确认。他要借助眼泪、牙齿表达情感，可此刻，他不再哭也不再笑了。

政委：“对不起。我自私软弱。我要是真死了，你会死，邦也会死。指挥官盼着把他拖到行刑队前毙了了事。至少现在你可自救，就算不救我，还可救我俩的朋友邦。能这样就好。”

我的肉体：“求求你，让我睡一觉后再谈这个，行吗？”

政委：“先回答我的问题。”

我的肉体：“可是，为什么非得这样呀？”

政委将枪插入枪套，接着，再次绑缚住我被解放的右手，这才立起身。他高高地俯视我。可能因为他立着我躺着，我从他没有脸的脸上看出了恐惧，还有另一样东西……一抹内心疯狂投下的隐约可见的阴影。当然，这抹阴影或许只是光从他的头后照过来产生的。

政委：“我的朋友，指挥官也许会因为你曾要你父亲死准你离开这里。但是，你须答出我的问题，我才会让你走。记住，我的兄弟，这么做，是为你好。”

他举起手，朝我做了个再见手势，露出掌上红光般歃血盟誓的红色疤痕，离开了房间。“他说的这些话可是你有生以来听到的最危险的话。”桑尼一屁股坐在空出的椅上，说道。酒仙少校往一旁挤桑尼，硬要坐同张椅上。“‘为你好’只会是不好的事情。”酒仙少校说道。像接到提示，高挂在四个墙角上方的音箱喀喇喀喇，嗡嗡作响。之前，还是政委为我播放听似陌生人声音的我自己的录音时，我这才注意到这几个音箱。正想着他们下一步会做什么，突然，传来人的尖叫。桑尼和酒仙少校可以捂住耳朵，我却不能。即便将耳朵捂严实，他俩仍受不了像婴孩痛苦时发出的尖叫，眨眼间，便隐形遁迹。

某处，有婴孩不断尖叫，婴孩痛苦我也痛苦，让我难以忍受。我看到自己使劲闭着眼睛，好像如此便闭上了耳朵。尖叫在考试室里回响。在这种情形下，不可能思考。这么久以来，我第一次，没想着睡觉而想要别的，要安静。“哦，求求了——”肉体喊道，“别叫了！”喀喇一声，尖叫止住。原来是播放磁带！旁边没哪间屋里有婴孩在受折磨，刚才的尖嚎是专门往考试室播放的录音。接下来，让我难受的，只有一直亮着的灯、灯持续散发的热以及夹住我小拇指的电线橡胶箍圈。然而不久，音箱又喀喇喀喇。肉体条件反射地绷紧身体，等着往下的动静。传来人的尖叫，多么刺耳，竟至于我不仅感觉不到自己，而且感觉不到时间流逝。时间不再似如铁轨直线流逝，不再如日晷圆周流逝，不再随背底下汗的积聚而流逝。时间如一盘没完没了重复播放的盒式磁带；它在我耳际嗥叫；它在尖声大笑，笑我们自以为可用手表、闹钟、革命和历史控制它驾驭它。对于我们，我说的是所有人，时间渐渐告罄；只有这个要命的婴孩，这个尖叫的婴孩，占有世上所有时间。说来就是这么矛盾，婴孩自己对此竟一无所知。

“求求了——”我听到自己再次乞求，“——别播了！你要我做什么都行！”世上最脆弱的生物也能强大到无与伦比，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情？我曾朝母亲如此尖叫吗？如果是，宽恕我，妈妈！那绝不是因为您。我是一个个体，但又由两部分组成，一个卵子与一个精子。我若曾如此尖叫，准是因为留在我身体里的神职父亲蓝色忧郁的基因，时间，如玩杂耍的华人将身体弯折到匪夷所思的地步，也折回到很久之前，让我看见我形成的过程：父亲的精子，如一群不顾一切、蛮力十足的狄夷，一群披盔戴甲、不达目的不罢兵的嗷嗷进攻的游牧民，铁定心要刺穿母亲卵子构筑的长城，侵入她的子宫。于是，有了存在于母亲子宫里的胚胎的我。于是，有了如今人模人样的我。有人尖叫。尖叫的不是婴孩。形成我的最初细胞，裂变，裂变，裂变，裂变成上百万细胞，裂变成无数细胞。我有了肉体。我的肉体是我的国、我的族。我是庞大的国与族的皇帝、独裁者，享用母亲的专宠。有人尖叫。尖叫的是共党女特工。我被包裹在母亲逼仄的水族池，不知独立、自由为何物。我凭借几乎所有感官（除了不能睁开眼睛），亲证了最为神秘奇妙的经历，一个人存在于另一个人体内的经历。我是一个玩偶体内的玩偶，听着像节拍器发出的再规律不过的声音，母亲平稳有力的怦怦心跳，进入休眠状态。有人尖叫。尖叫的是母亲。我从母亲子宫出来后听到的第一个声音是她的尖叫。我头在前，被一股力量推着，来到一间子宫般温热潮湿的屋里。接我的是一个模样普通得让人过目即忘的接生婆，她用一双骨节嶙峋的手将我拽出母亲的阴道。几年后，她告诉我，如何用大拇指的锋利指甲划断粘连着我舌头的系带，因此，我更容易吮吸、说话。她还眉飞色舞地告诉我，母亲当时生我，使了很大劲，结果，将我推出的同时，推出了肠道废物。换句话说，我是被混合着血与排泄物这种充满母性的浪潮冲到一个陌生世界的岸上。有人尖叫。我不知道谁在尖叫。有人割断我的脐带，抱起我满身血污与排泄物的赤裸的紫色肉体，朝向抖颤摇曳的灯光。展现于我眼前的世界影影绰绰。我听到用往后是我母语、之前从未听过的怪怪语言说话的声音。有人尖叫。我知道谁在尖叫。是我在尖叫。我叫着一个字。这个字，自政委第一次提问，便一直在我眼前晃悠——空——然而，直到此刻，我才看清它的形，听到它的音——空！——这个我一遍遍叫着的答案——空！——谢天谢地，我终于开窍。

(1)　英国作家刘易斯·卡罗尔（Lewis Carroll，1832—1898）在《爱丽丝漫游仙境》中虚构的一只猫，该猫以其奇怪的笑闻名。

第二十三章

我悟到了答案“空”，便完成了我的再教育。余下要说的，一是我如何将元神与肉体胶为一体，二是我如何到了如今这个地方，准备从这出发经海上逃离越南。这两件事情，同于我一生中其他任何重要事情，实属不易。尤其逃离越南，我何尝想可不得不。对于我，或对于所有其他完成再教育的人，越南还给我们留下什么？在这个革命社会里，我们这类人甚至包括视我们为革命者的人，已无容身之地。我们不被视为这个社会的成员。了解这点，较之于考试室里经受的一切，更加伤我。一个人的痛终有消的一天，但一个人一旦了解某个真相，这种了解将一直如影随形，至少伴至其思想衰竭的那天。问题是，对于我，一个有两套思想的人，何时才会思想衰竭？

痛，在我叫喊着“空”的那刻，业已减轻。回顾过往，答案其实摆在那里。既如此，我为何花这么长时间才醒悟呢？我为什么非得经过这么多年教育、再教育，非得让美国纳税人、越南人付出这么大代价，更遑论让自己受到这么大伤害，才终于找到其实早就明摆着的答案呢？这个答案的确匪夷所思。即便几个月后，亦即现在，栖身在暂时还算安全的“领航员”家里，脑子重过一遍当时醍醐灌顶的情景，我都禁不住大笑。当时，我先大叫，后大笑。是情绪逐步释放呢，还是情绪愈加变激？是的，政委进到屋里关掉灯和音箱传出的声音，我仍大叫。他解开绑缚我的绳子，抱住我，我仍大叫。他捧住我的头，将它贴在他的胸前，直到我的叫声减弱。“好了，好了，”他安慰道。考试室里已变得幽暗，除了我的抽噎声，终于安静下来。“我知道的，你现在也知道了，对吧？”“对，”我仍抽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

我知道的是什么？一个笑话。它最后的笑点就一个字：空。如果说，一个我因为“空”这个笑点受到极大伤害，那么，另一个我则视“空”为不折不扣的天大笑话。因此，我在幽暗的考试室里，身体剧抖，先是恸哭，接着啜泣，最后狂笑。终于，我歇斯底里的笑招来娃娃脸看守和指挥官。他们查看究竟因为什么闹出这么大动静。“什么事情这么好笑？”指挥官厉声问。“空！”我喊道。我终于混沌大开。我终于说出正确答案。“难道你不明白我的话？”我喊道，“答案就是空呀！空，空，空！”

除了政委，没人懂我的话。我的反常让指挥官很是恼火，他说道：“看看你对他做了什么。他疯了。”指挥官与其说在意我，倒不如说在意集中营其他人的心理。须知，集中营里出了个喋喋不休喊“空”的疯子，这对于集中营其他人的心理，不是件好事。我不是疯，是气呀，气自己怎么这么久才悟到空，虽然，事后思忖，我之前的冥顽不化不可避免。一个好学生不可能明白空。只有搞鬼搞怪的学生，只有难以理喻的白痴，只有自作聪明的笨蛋，只有看似有趣其实无聊的马戏团小丑，才明白空呀。道理如此，我仍因为这么久没知道明摆着的答案痛苦万分。受痛苦驱动，我一把推开政委，双手握拳，狠狠擂着额头。

“住手！”指挥官命令道。他转向娃娃脸看守。“阻止他！”

我不仅擂着额头，而且头往墙上猛撞。娃娃脸看守一人费尽力气也没能阻止我。政委和指挥官只得出手，帮着将我又绑缚起来。唯有政委理解我为何如此自惩。我真冥顽不化呀！我怎能忘记，任何一个所谓真理意味着至少两面，一个本无生命的信念至少有两种以上且均冠冕堂皇的说法。这些说法如人人可穿的套装，无生命的信念穿上这些套装，竟有了生命？至于给无生命的信念穿上哪件套装，视情而定。如今，我追随的信念穿的套装穿烂了。我气，但还理智。无论怎样，我不会去劝指挥官省悟。在他看来，空只有一个意义——否定，不存在，如“那里什么都没有”。他明白不了，空也意味着肯定，亦即这个似非却是的事实：空的确是某种存在的事物。他这类人领悟不到这个听似笑话的哲理。他们的确危险，因为，正是他们极其虔诚地宣传空的东西，要求其他所有人为空的东西献身，对空的东西顶礼膜拜，不能容忍谁嘲讽讥笑空的东西。“满意了吗？”政委和他俯视着我。他问政委。我一会抽噎，一会啜泣，一会大笑。“我们现在又得叫医生。”

“叫吧。”政委说道，“最难做的已做了。”

医生送我回单间牢房，房间不上锁，我也不戴镣铐。我已不受约束，可随意走动，却偏偏不愿活动。我蜷缩在牢房角落，有时，娃娃脸看守须好言好语才将我哄出角落。我也主动走出过牢房，但次数极少，而且只选在晚上而非阳光充足的白天出来，因为我患上结膜炎，眼睛过敏，受不了阳光。医生给我开出治疗处方：改善伙食，多晒太阳，常做运动。但是，我只想睡觉。醒时，除非指挥官在我牢房，我像梦游，不言不语。“他还是什么话都不说吗？”指挥官每次来都问。我接住他的话：“空，空，空。”念叨空时，我像笑容怪异的痴呆儿，蜷缩在牢房角落。“可怜的小伙子。”医生会说，“经历了这些事情，他有点，怎么说呢，神志不清了。”

“既然这样，治呀！”指挥官会大声道。

“我将尽力，可所有问题出在他的脑子。”医生会指着我伤痕累累的额头，说道。他只说对一半。所有问题肯定出在我的脑子，可是，出在哪个脑子呢？不管怎样，医生苦思冥想，终于想出一个能让我慢慢恢复的治疗办法。这个办法最终会统一我的元神与肉体。“或许，”他坐在我旁边的一张椅子上，说道，“让你做件你熟悉的事情，有助于你的恢复。”有一天，我抱着两只胳膊，下颏搁在胳膊上，蜷缩在牢房角落。我用一只眼睛斜睨着他。“你接受口试前，每天在写检讨书。当然，就你脑子目前状态而言，我想你现在没法写任何新东西。不过，只重复以前写检讨书的动作，兴许会有好处。”我双眼盯着他。他从文件包里抽出厚厚一叠纸。“这个看着眼熟吗？”我小心翼翼打开抱着的两只胳膊，伸手接过这叠纸。我先看第一页，接着看第二页、第三页。就这样，我用手指捏着，慢慢地，一张张地，数着标有页码的纸，一直数到第三百零七页。“你认为这是什么？”医生问道。“我的检讨书。”我呜囔道。“完全正确，亲爱的小伙子！很好！我现在要你做的就是誊写一遍检讨书。”他唰地从文件包里又抽出厚厚一叠纸，另加一把笔。“一个字一个字地誊写。能为我做这事吗？”

我木木地点点头。他出了牢房。牢房里只剩我、面前一叠厚厚的检讨书以及一叠厚厚的白纸。我呆呆地看着这叠白纸最上面一张，拿笔的手颤个不停。就这样，过了很长时间，恐怕好几个小时，我这才吐出小截舌头，开始誊写检讨书。刚开始，一小时只能抄寥寥数字。渐渐地，一小时能抄好几页纸。啊，经历了这么多这么久，才有了可抄检讨书的一天。我抄呀抄，一年多的生活随之一页页原原本本展现在我眼前。我滴着口水，纸被滴得斑斑点点。渐渐地，撞伤的额头开始消肿愈合。我越来越深刻理解检讨书的字字句句。我从字里行间读懂了这个男人。我对检讨书展示的这个男人，这个智商存疑却从事情报工作的间谍，愈发同情。他是愚蠢呢，抑或聪明反被聪明误？他过往的择边站队是正确呢，抑或错误？难道这些问题不是所有人也该扪心自问吗？难道这些问题只由两部分组成的我才该关心吗？

誊抄完检讨书，我已恢复足够判断力。我在这份检讨书里找不到前述问题的答案。医生再次检查时，我提出一个请求。“什么请求，亲爱的小伙子？”“再多给一些纸，医生，再多给些纸！”我的理由是，要将写检讨书阶段结束后，亦即在接受没完没了的口试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写下来。他又拿来不少纸。于是，我将他们在考试室里对我所做的一切以及我的感受写在了新的纸上。可以想见，我多么可怜这个有两套不同思想的男人。他一直没认识到，他这种人充其量不过是低成本影片里的角色，好莱坞片或日本片，讲的是军事试验搞砸后的恐怖情节。一个有两套不同思想的人怎敢认为可代表自己，更遑论可代表他人，包括他一身反骨的同胞？他们不可能被代表，切勿听代表他们的人口吐莲花。随着越写越多，我感受到另外一种让我惊诧不已的东西：我竟然同情折磨我的男人。难道他，我的朋友，不因曾那么待我精神也受到折磨吗？当我写完，当我写完那刻冲着明灿灿亮晃晃灯光大声叫出可畏的那个字，我已敢肯定，他的精神不会不受折磨。既如此，我余下要做的便是请求医生让我再见一次政委。

“这个想法很好。”医生拍着我写的东西，满意地点着头，同意道，“你差不多完全好了，我的孩子。你差不多完全好了。”

自口试结束到现在，我没见过政委。他让我一个人慢慢恢复身心。不过，我想的是，他不见我是因为，曾那么待我，内心一定非常矛盾，即便他须对我做那些事情，为的是我须自己悟出答案。关于他提的谜一样的问题，没有人能甚至连他也不能为我提供答案。他能做的，唯有通过不无遗憾、令我痛苦的方式，加速我的再教育，促我尽早悟出答案。因此，他想我该恨他才是，自然不愿再见我。不管怎样，在他的住处，我和他又一次且最后一次见面。我能看出，他不知说什么好。他给我递上一杯茶，之后，用几根手指不停敲着膝盖，之后，像在研究我新写的东西。折磨者与被折磨者之间的高潮已过，相互还能说什么呢？我也一时茫然。我坐在竹椅上，目不转睛地望着他。我的元神和肉体仍是分离。与此同时，我从他那张不是脸的可怕脸上察觉出，与我一样，他也处于元神与肉体分离的状态。肉体的他是政委，元神的他是敏；肉体的他是审讯我的人，元神的他是唯一我能向其倾诉的人；肉体的他是折磨我的魔鬼，元神的他是一心救我的朋友。或说，这是我的视幻觉。不，将他人、将自己看作一个不分离的整体，亦即聚焦时看到的人比散焦时看到的人似乎更真实，这才是真正的视幻觉。当我们眼里的自己与别人眼里的我们不统一时，我们便去照镜子，总以为镜子里的自己才是真实的我们。同理，当我们以为自己最能看清自己时，这是自欺欺人。由此类推，当听我的朋友说话时，我如何知道听到的不是我的幻觉？我不知道。他不是就我状况堪忧的身体和精神嘘寒问暖，而是直接告诉我，邦与我可以离开这座集中营，离开越南。听他这话，我只有尽我所能判断，他在戏弄我呢抑或当真。之前，我一直认为，我会死在这里。他语气如此肯定地告诉我这个消息，我委实惊诧。“离开？怎么离开？”

“安排了卡车。在门口等着你和邦。我听说你准备见我，就不想再拖了。你们将去西贡。邦在那里有一个表亲，肯定会找他。这个人曾两次试图逃离越南，但两次被抓。至于第三次，因为有你和邦，他会逃成的。”

他的安排让我一时没回过神来。“你怎么知道我们能逃成？”好半天，我才问道。

“我怎么知道？”从他没有脸的脸上，我看不到表情，但我从他的声音听得出，他高兴，或许，也苦涩。“因为我花钱给你们买来了逃跑机会。我给了相关官员钱。他们确保相关警官会适时对你们网开一面。你知道钱从哪来的吗？”我不知道。“女人给的钱。有些女人想死了要见关在这里的丈夫，为了见到丈夫，开什么价都愿接受。她们给的钱，看守拿走一部分。其余的，指挥官和我拿了。我分得的钱，一部分寄给了我的妻子，一部分上贡给了我的上级，余下的用来当你们的买路钱。在一个共产主义国家，依旧能用钱买到你想买的任何东西，难道不是件很了不得的事情吗？”

“没什么了不得。”我嘟囔道，“很可笑。”

“哦？我不能说，拿这些可怜女人的钱和金子，笑得出来。不过，你要知道，你毕竟干过革命，因此你也可以凭检讨书就能获得自由。但邦跟你不同。除了钱，没什么可让他获得自由。毕竟，我必须用钱买通指挥官——一大笔钱，因为邦的罪可不少，也不轻。再说，你们必须离开越南，可要保证你俩能离开越南，除了花一大笔钱，没任何其他办法。我的朋友，为了我们三人的友谊，为了救你们，我才拿女人的钱和金子。你还认我这个朋友吗？还爱我这个朋友吗？”

在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就是他这个无脸男人不断折磨我，用他的话说，为了我好，为了让我悟到空。尽管如此，此刻，我从他身上认出了一个没变的敏。只有一个有两套思想的男人才能理解一个无脸的男人啊。我上前抱住他，低声哭了。我知道，他让我获得自由，但他自己永远无法自由。除非死——就他生不如死的状态而言，死至少是一种解脱——他不能或者不愿离开这座集中营。他的这种状况带给他的唯一好处是，他能看到别人无法看到或者也许看到却听之任之的东西，因为，他在镜子里看到他没有脸的脸时，理解什么是空。

但是，下面的说法究竟意味什么？我究竟终于悟到了什么？没有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然而，这话也可说成“空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这两个说法看似差不多却大相径庭。第一个鼓舞人心的说法是胡志明为其信念穿上的套装。不过，他不再用它。他怎么能用它呢？他都死了。第二个说法理解起来颇费脑子。它是一个笑话。这个笑话是反穿胡伯伯用过的套装，这种触感只有一个有两套思想的男人或一个“无脸”男人才敢穿它。它前卫怪异，适合我用。通过这件反穿的套装，这件看上去不合时宜的套装，我终于明白，革命者如何从改变政治的排头兵变成集权聚势的保守者。我们不是唯一经历这种蜕变的另类。难道法国人和美国人没有过完全相同的蜕变？他们曾是革命者，但后来蜕变为帝国主义者，殖民、占领我们这个不顺从其意的小国，打着拯救的幌子剥夺我们的自由。我们革命比他们时间长得多，为此流的血比他们多得多，但在蜕变上后来居上，很快证明，学起法国主子和美国主子的各种最恶劣做法，我们是最好的学生。我们也能糟践这样那样的宏伟理想！我们以独立、自由——提起这两个词就腻味！——之名解放了自己，接着便剥夺了被我们打败的同胞兄弟的独立、自由。

除了无脸男人，领会这个笑话——一个关于为独立、自由发动的革命到头来竟可使独立、自由变得一文不值，变成一场空的笑话——也只有有两套思想的男人。我就是这个有两套思想的男人，一套是东方思想，另一套是西方思想。这两套思想合成的我，姑且称为“我们”吧，一同经历了太多。我们遇到的每个人想强力拆开我们，想逼我们做出非此即彼的选择，但政委不这么做。他给我们看了他的手掌，我们给他看了“我们”的手掌。双方手掌上的疤痕没被磨去，依然如双方年轻时那般鲜红。甚至在经历了这么多之后，双方身上没留下其他印迹，只留有这道疤痕。我们的手，政委的手，紧紧握在一起。政委说道：“你走之前，我有件东西给你。”他从办公桌底下拽出我们已破损的背包，拿出《亚洲共产主义与东方式破坏》。书还是我们最后一次见到的样子：书脊深深裂开，整本书已快分离。装订线已断开脱落，几近分为两半的书用橡皮箍箍住。“我们”竭力拒要该书，但他仍把它放入背包，将背包塞到我们手上。“以备你什么时候给我写信用。”他说道，“或者，以备你什么时候读我的信用。我也留有一本。”

我们虽不情愿，但只得接过背包。“亲爱的朋友——”

“还有一件东西。”他拿起我们的手稿，亦即检讨书与之后写的东西，示意我们打开背包。“考试室里发生的一切，你知我知就行了。所以，也把这个带走吧。”

“我们就想要你知道——”

“走吧！邦在等着呢。”

就这样，我们扛着背包，出了政委的房间，有一种从此永远放学的感觉。无须再写作业，无须再读书，无须再看老师凶巴巴的眼神。作无聊诗、玩幼稚文字游戏，不去想任何比这两样东西严肃的东西，否则，不倒在信仰破灭抑或轻无一物的重压下才怪呢。

娃娃脸看守送我们到了集中营大门。指挥官和邦在那里等着。他俩旁边是一台发动的苏联产莫洛托夫牌卡车。我们不见邦已有一年又好几个月。邦见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看你这样子，真惨。”说“我们”吗？瞧他自己又是什么样子？我们的元神笑了。我们的肉体没笑，怎么能笑得出来？我们可怜的朋友穿着补丁摞补丁的破布，像具由醉鬼操控的木偶，一瘸一拐，走在我们前面。他的头发越来越稀。他的皮肤泛出丛林里腐烂植物的颜色。他的一只眼睛罩着黑眼罩。我们知道，不宜问他究竟遭遇了什么。几米开外，倒刺铁丝网后面，站着三个穿着破衣的面黄肌瘦的男人。他们目不转睛地看着我们。我们终于认出，他们原来是我们的同志：赫蒙族侦察兵，满脑子哲学思想的队医，浅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你看起来不只是糟糕。”赫蒙族侦察兵说道，“比糟糕还糟糕。”队医竭力谐笑，嘴里仅剩一半牙齿。“别理他。”他说道。“他这是嫉妒你。”轮到浅棕色中尉，他说道，“我知道你这个杂种会第一个离开这里。祝你好运。”

我们不敢说什么，只是微笑，扬起手与他们告别。之后，和邦一道爬上卡车。娃娃脸看守推上卡车后挡板，插上闩。“咦，”指挥官仰起头看着我们，问道，“你还是没什么可说吗？”我们其实有很多话要说，只不过害怕一旦出言不慎，惹他一怒之下收回释放我们的成命，因此，听他这么问，只是摇头。“随你了。你已检讨所有错误，也没更多东西可说，对吧？”

的确，有什么可说！“空”这个字万万不能说。汽车上了路，扬起浓云般红尘。飞扬的尘土呛得娃娃脸看守咳个不停。我们看着指挥官往回走，看着赫蒙族侦察兵、队医、浅棕色中尉用手遮挡着眼睛。随着卡车拐过一道弯，整座集中营便消失于我们的视野。我们问邦其他同志的情况，他告诉我们，当向导的老挝农民试图逃跑，跳进湄公河，从此了无踪影；深棕色海军陆战队中尉两条小腿被地雷炸断，流血致死。听到这些，我们起始缄默无言。他们死，为了什么事业？还有数百万人，在统一越南、解放自己的旷日持久大战中，往往在不能自己选择的情形下，付出了生命，为的又是什么？跟这些人一样，我们也牺牲了一切，不过好歹还有一分幽默感。无论谁，只需稍稍超然事外，认真思考前述问题，即便再怎么迟钝、不懂讽刺，都会因我们——一个曾多愿牺牲自己与他人的人——着实被愚弄了一场而大笑不已。想到这里，我们笑了起来。我们大声地笑，不停地笑。邦当我们是疯子似的看着我们，问我们究竟在笑什么。我们揩去眼睛上的泪水，答道：“空。”

一路上，翻山越岭，过了不知多少关卡。道路颠簸，人被颠得几近散架，时间一长，变得麻木。就这样，两天后，莫洛托夫牌卡车终于将我们卸在西贡城外。我们拖着疲惫沉重的脚前往领航员住处。沿途经过的街道肮脏不堪。街两旁的居民个个面露愠色。邦脚跛，因此，我们走得也慢。西贡城，被捂住嘴似的，静得蹊跷。或许，这是因为越南再次陷入战争。莫洛托夫牌卡车司机这么说。红色高棉在越南西部边境不断挑衅，越南忍无可忍，大举进攻，一举拿下了柬埔寨。中国惩罚我们，今年早些时候，亦即在我接受口试那段时期的某个时候，攻打越南北部。和平的日子又一次终结。这些形势并没让我们有什么不安，我们不安的是，从城外到领航员亦即邦的表亲住处一路上，竟然没听到哪怕一首浪漫歌曲或一段流行音乐。在过去，路边咖啡厅里，半导体收音机里，少不了播放这样的歌和旋律。吃晚饭时，顺便提一句，晚饭没比指挥官的饭菜好上多少，领航员证实了指挥官先前没明说的话：当今越南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只允许播听红色革命音乐。

一个人民被称为黄种人的国家禁止播听黄色音乐？奋斗这么久，可不是为了这样的结局。我们禁不住大笑起来。领航员看着我们，好生奇怪。“我见过更糟的呢。”他说道，“我两次接受再教育，见过比这糟得多的事情。”他曾试图坐船逃离越南，被判有罪，须接受再教育。前两次逃跑，他没带家人，希望先独自冒险逃到一个能让他赚钱寄回家的国家，希望他的家人靠他的钱能活下去，或者，希望一旦确认逃跑线路安全，他的家人可靠他的钱逃离越南。但这次，他带上了妻子、三个儿子和他们的妻子儿女、两个女儿和她们的丈夫儿女以及三家姻亲家人。他认定，第三次逃跑一旦被抓，会被送到北边一座集中营接受再教育。迄今，被送往那里接受再教育的人杳无音讯。因此，他带上了一大家族人：要么一起经公海逃出去，要么一起命沉大海。

“成败概率多少？”邦问领航员。南越时，领航员是一名经验丰富的水手，邦相信他的判断。“五五开吧。”领航员答道，“因为，迄今为止，外逃的人中只有一半有音讯。至于另一半，稳妥起见，就当他们没有成功，死了。”邦耸耸肩。“情况听起来已够乐观。”他说道，“你怎么看？”他问我们。我们望向天花板。桑尼和酒仙少校平躺在天花板上。上面的壁虎被他俩吓得了无踪影。他俩如今习惯了异口同声说话，此刻又齐声道：“想想，人最终要死，这个概率可是百分之百。你们活着逃出去与死在海上的概率各占百分之五十，可是相当理想。”他俩的话让我们吃了颗定心丸。我们将目光转向邦和领航员，严肃地点点头，表示赞同。邦和领航员将我的严肃点头视为我开始变得正常的一种表现。

接下来两个月，亦即等待逃离越南这段时间，我们继续补充完善前面写的东西。越南几乎所有物资商品常年匮乏，但不缺纸张，因为周边人个个被要求定期写检讨。就连我们，一个检讨书写到已无可写的人，也不例外，而且须呈交当地干部，由其审查。重返西贡至今，我们什么也没做，即便如此，仍须检讨。因此只得绞尽脑汁，发挥想象，编造些事情。尽是鸡毛蒜皮，比如，在某次自我批评会上不够积极、热情不高。这么写倒也可应付过关。每次写完检讨书，总会加上一句：没有什么比独立与自由更加宝贵。

时间到了逃离越南的前夜。我们用藏在背包底部夹层里政委给的金子支付了邦和自己的逃离费用，将政委也有的用作密码的书放入藏金子的地方。我们带的东西中，书第二重，第一重是手稿。手稿就算不是我们的遗书，也算是我们的证词。我们能留给世人的也只有这些文字，它们最能代表我们，向一心想代表我们的人说声“不”。第二天，与先前成千上万逃离革命的难民一样，我们将奔向大海。按领航员计划，第二天下午，散在西贡的几家人将装作做一次不到一天的短途旅行，离开各自的家。他、他的妻子、邦、我们将坐客车，花三个小时，前往南边一个村子。有戴一顶圆锥形遮阳帽的渡工在村子的河边等候。接头时，问的暗语为“能送我们去参加叔叔的葬礼吗？”答的暗语是“你们叔叔是一个了不起的人”。我们将登上小船。背包始终不离我们身。橡皮箍箍住的书和没装订的手稿已用防水塑料布包住。渡工将划小船过到河对岸的村子，领航员家族其他人在那里等着与我们会合。大家逃离越南坐的一艘拖网渔船将泊在河的入海口，该船能载上一百五十人，他们将几乎全部藏在舱里。“舱里会又闷又热，”领航员警告说，“而且又腥又臭。”船舱原本只能容五十人，一百五十人挤在里面，加上没通风口，一旦船员压上舱盖，呼吸将变得极其艰难。然而，比稀薄空气更沉重的是，我们知道就是宇航员的生存概率也比这艘船上的人生存概率大。

我们将用带子将装有书与手稿的背包绕肩环胸绑住。无论我们是死还是活，这两件东西将不离我们的身体。此刻，借着这盏油灯的光，我们给手稿补充一点不多的内容吧。自回答政委的问题后，我们面对更多问题。这些具有普遍性与永恒性的问题会锲而不舍地索求答案。与掌权者斗争的人夺权后，会做什么？革命者成功后会做什么？吁求独立、自由的人为什么褫夺他人的独立、自由？我们周围有数量可观的人，至少从表面上看，笃信空，理智还是非理智？我们能回答这些问题，但我们的回答只关乎自己。我们的生死经历教会我们永远同情最最被轻贱的人。我们内心的罗盘，受我们的经历这个磁场的导引，无论发生什么，将指向受苦受难者。因此，就是现在，我们心里还装着那个被煎熬的朋友，那个结拜兄弟，那个政委，那个无脸男人，那个说出了不能说的话的敢言者；想着他如何依赖吗啡才能入睡；想着他如何想着一觉睡去，永不醒来；想着他或许也在想着空。回到我们自己，从直面空到认识“空”到终于从空中看到不是空的东西，我们花了多长时间啊！这会是母亲当时的感受吗？她关注过自己的体内吗？看见她的体内原本是空的地方竟然存在了一样东西，亦即我们，她震惊于这种神奇吗？她从不想要到想要一个不配为父亲的人在她体内播下的我们这颗种子，这个转折点是在何时？她何时开始不再想着自己而是想着我们？

第二天，我们将与一群素昧平生的人共历险境。这是一群被迫踏上这趟航程的水手。他们是否能全部安然无恙抵达航程终点，不得而知。这群水手中，有婴儿，有孩童，有为父为母的，有其他成人，但无年长者，因为年长者怯于这样的航程；有男人，有女人，有单薄的，有精瘦的，鉴于整个越南被强制节食，不会有胖的；有肤色浅的，有肤色深的，有介于这两种肤色间的其他各种肤色的；有语音优雅的，有语音粗鄙的；有不少华裔越南人，在越南，因其华人血统遭到排挤迫害；有不少接受过不同程度再教育的人。所有这些人，包括我们，被统称为船民。这天晚上早些时候，我们用领航员的收音机偷听“美国之音”，第二次听到这个名词(1)。想到我们将被算作一个船民，心里很不是滋味，感觉像被视为人类进化史上的低等种群，并由此联想到人类家族中被遗忘的一支，亦即某个已不复存在的远古两栖人部落，仿佛看到他们海草当冠，从氤氲洋雾里现身。问题是，这群船民毕竟不是原始人，也得不到怜悯体恤。这群船民如果真的安全抵达彼岸，他们中有人很可能忘了自己的苦难，反过来排斥别的遭受苦难的人。果如是，也几乎不是咄咄怪事，因为我们知道，世上不乏如此人性者。但是，我们不是自私忘义之人。发生的就让它发生了吧——是的，尽管经历了诸多磨难，尽管看到了空——我们永远视己为革命者。有人讥诮我们被幻象愚弄、做大梦，也不无道理，但我们永远是所有生灵中最能看到希望的人，是不会停止寻求革命的人。很快，我们将看见红日升起在地平线上，从那里看，东方永远是一片赤色。不过此刻，我们从窗户往外望，只看到一条幽暗的小巷：空无一人，两旁住家的窗帘拉得严严实实。可以肯定，我们即使孤灯独亮，绝非唯一未眠之人。绝对不是。未眠的绝不可能只有我们！西贡一定有数以千计的人，与我们一样，正凝视黑夜。攫住他们脑子的有惊世骇俗的思想，非同寻常的渴望以及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谋划。我们永远等待合适的时机与正义的事业。不过，眼下无他，我们只想活着。就在我们在手稿上写下最后这句话，这句我们不会也不会由人修改的话时，毫不隐瞒，我们笃定做即将到来的一件也是唯一一件事——纵使死亡相逼，我们一定兑现此话也是诺言：

我们会活着！

(1)　“我”在菲律宾协助大导演拍片时第一次听到这个名词。

鸣谢

这部小说里的许多事件确有其事，不过，我不揣冒昧，对细节和时间做了一些改动调整。写西贡陷落和越南共和国崩坍的最后几日，我参阅了大卫·巴特勒的《西贡陷落》、拉里·恩戈尔曼的《雨前的泪水》、詹姆斯·芬顿的《攻陷西贡》、迪尔克·哈尔斯特德的《白色圣诞》、查尔斯·亨德森《晚安，西贡》、帝奇亚诺·坦尚尼的《解放之路！攻下西贡》。我要特别感谢弗兰克·斯奈普，他的重要著作《体面间隙》为我写克劳德飞离西贡与表匠提供了灵感。写南越监狱、警察以及越共活动，我参阅了道格拉斯·瓦伦丁的《凤凰计划》、让·皮埃尔·德布利斯与安德尔·孟拉斯的手册《我们控诉》、张如颡的《一个越共的回忆录》以及一九六八年一月版《生活》杂志上的一篇文章。阿尔弗雷德·麦考伊的《关于刑讯的一个问题》为我了解美国审讯手段自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到越战到也由美国主导的伊拉克战争与阿富汗战争的发展变化提供了不可或缺的帮助。为了了解劳改营，我参阅了黄生通的《改造》、黄光玉的《变向的南风》以及陈志武的《失去的岁月》。写试图进攻越南的南越反抗分子，万象老挝人民军军史博物馆展出的为数不多的缴获的他们的物品与武器提供了线索。

南越反抗分子绝大多数已被遗忘，或者说，根本未为人知，但必须指出，写电影情节的灵感来自他们。埃莉诺·科波拉的纪录片《黑暗心脏》和她的《手记：〈现代启示录〉的制作》、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为DVD版《现代启示录》的发行写的评论为我提供了许多真知灼见。以下著作也有裨益：罗纳德·伯根的《走近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让·保罗·沙耶与伊丽莎白·文森特的《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杰弗里·乔恩的《好莱坞大导演：弗兰西斯·科波拉》，皮特·考伊的《〈现代启示录〉书与科波拉：一部传记》，迈克尔·古德温与纳奥米·威斯的《先锋：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的一生与高光时刻》，基恩·菲利普斯与罗德尼·希尔的《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面对面》，迈克尔·舒马赫的《弗兰西斯·福特·科波拉：一位电影制作人的人生》。我亦得益于迪尔克·哈尔斯特德的文章集《末日终至》、克里斯塔·拉伍德的《回顾〈现代启示录〉》、迪尔德丽·麦凯与帕德马帕尼·佩雷斯的《末日不再！伊富高人群众演员及〈现代启示录〉的制作》、托尼·伦内尔的《电影史上最疯狂的电影》以及罗贝特·塞拉斯的《制作〈现代启示录〉与心理的考验》。

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

阮清越

洛杉矶，星期二，四月的最后一天，这一天是我的战争四十年纪念日。美国人称之为越南战争，取胜的北越一方称之为抗美战争。究其实，两种称名皆犯了片面性错误，须知这场战争的战场也延伸到了老挝和柬埔寨，且对这两个国家造成了巨大伤害与破坏。然而，无论美国人还是越南人，均选择忘记这样的事实。

其实，称名无关紧要，因为对于任何一个亲历战争的人，战争不需要称名。战争就是战争，过去是，现在是，将来还是，这就是为什么我的亲人和我自己就将这场战争称为“战争”。每逢这场战争纪念日，大家会说起战争期间发生的各种事情；我的家人经历的，其他越南难民经历的，均是这场战争期间发生的所有事情中的一部分。明确这点意义重大，因为美国人有一种倾向，谈起战争时，想到的总是“在那里”战斗的战士，不将战争与移民或难民联系起来。这种倾向说明大多数美国人不了解，不少在美国的移民或难民如何因为战争——许多都有美国插手——逃到了美国。

我的家人和其他难民逃到美国，带来了各自的故事，但除了自己人之间交流，多数不为外人所知。漂泊海外的越南人多达四百万，与多数相比，我的家人已是幸运。战争期间，三百万越南人失去了生命，我的亲人无一伤亡；成千上万越南人在乘船海上逃难过程中命沉海底，我的亲人安然无恙。但是，我的亲人也历经艰险才来到美国。

我踏上美国本土时仅四岁，随后被带离父母，交由一个素不相识的美国家庭照看，我的父母则独立谋生。我记忆里，这家美国人住的像是一个很小的公寓，或者可能就是一辆房车；夫妻俩很年轻，没有孩子，因而不懂如何照料我。于是，我又被送到一个有几个孩子的家庭，房子也较为宽敞。这家人要我教他们用筷子。现在回想起来，他们当时那么要求，其实是想表达接纳了我的善意罢了，不过我当时没有领会他们的心思，反倒因为自己不会用筷子暗暗自责。

越南，于我而言，是一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国家。我在加州圣何塞一个越南人居住区长大。期间，我听说了很多关于越南的事情。在这块飞地里，我吃的是越南人食品，上的是越南人教堂，学的是越南人语言，听的是越南人故事。越南人故事，无一例外，永远是关于失去与痛苦。我的父母，我认识的所有人，失去了家园、财产、亲人、祖国以及宁静祥和的心态。他们看航空邮寄来的信和照片，信封倒是漂亮，红蓝两色，但信的内容全是穷困、饥馑、绝望。我的父母收养了一个女儿，亦即我姐姐，她被留在了南越。我只看过她的唯一一张黑白照片，照片上的她楚楚动人，但神情孤寂。我根本记不起还有这么一个姐姐。我也记不起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从来没见过外公外婆，因为我的父母在一九五四年，也就是十几岁的时候，逃往越南南部，而他们仍留在越南北部。如今，几位老人皆已离世。

逃离南越后，我的父亲再没见过他的母亲，再见他父亲是在四十年后；我的母亲再没见过她的父母，再见她的姊妹是在二十年后。我的父母逃离南越，为的是远离暴力，但暴力依然找上门来。来美国后，他们开了一爿杂货店，结果，在我十岁那年的圣诞夜遭遇抢劫，被劫匪开枪打伤。当时，我在家看动画片，等着他们回家。哥哥接到了电话，告诉了我发生的事情，而我竟然没哭，哥哥因此狠狠骂了我一顿。

我再回越南已是二十七年后，之所以间隔这么长时间，是因为我对越南有一种恐惧，其实不仅是我，在美国的越南人很多都有同样心理。在美国的越南人让我感觉既亲又疏，但毕竟还有亲的一面，而越南这个国家给我的感觉则完全是异国他乡。我对越南的记忆，是通过美国电影、美国书籍，它们的语言是英语，一种我在某种程度上没有明说、潜意识里认定是母语的语言。我的周围都是难民，他们讲着蹩脚英语，我不由自主地用美国人眼光审视他们：刚下逃难的船，怪模怪样，滑稽可笑，且个个深仇大恨。我不是他们这副模样。我也无法想象，怎么能同时过好两种不同语言的生活。于是，我决定精通一门语言，放弃另外一门语言。就在努力精通英语及其文化过程中，我也深刻了解了美国人究竟如何看待越南人。

《现代启示录》让我看到美国水兵如何屠杀满满一舢板的平民，看到一个叫马丁·西恩的美国军人如何残忍枪杀一个受伤的妇女。《野战排》让我看到观众中的美国人在电影出现美军杀死越南军人的画面时如何兴高采烈；电影里的场面，虽然虚构，但也让我愤怒得全身发抖。我明白了，我的英语即便完美到无可附加的地步，我的言谈举止即便完全美国化，在美国人眼里，我依然是“那个国家的人”，是“烂污”，是“异族”。我就读的中学，大多数是白人，亚裔学生少得可怜。午餐时，我们聚在一起，缩在一个角落，就这样，还自诩为“入侵的亚洲人”和“黄祸”。

类似的事情在我认识的越南人中比比皆是。对于许多越南人，比如在华盛顿越战老兵纪念馆里看不到二十多万阵亡南越战友名字的南越老兵，这场战争远未结束。因为，无论活着的还是阵亡的南越老兵，在美国人眼里，不属于“越战老兵”。美国人认为，他们保护了越南人，拯救了越南人，越南人要做的就是对美国感恩戴德。战争结束后数年里，美国接纳了成千上万东南亚难民，要找出比我们更爱国的绝非易事。看看在美国的越南人，有帮助美国起草《爱国法案》的教授，有帮助美国设计出用于伊拉克战争的穿透地下工事炸弹的科学家，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场也有越裔美国军人的身影。

这些越裔美国人为美国拼搏，但同时也没忘记为自己在美国争取一席之地。他们在加州奥兰治县，亦即越南本土之外最大的越南人社区、人称小西贡的所在地，建起了自己的越战纪念馆。这个纪念馆告诉世人，越南人比美国人更加包容，它的标志性雕塑是一名美国军人与一名南越军人并肩站立的雕像。每年四月，数千南越难民、老兵及其子女在这里集会，讲述他们的故事，纪念他们口中的“黑色四月”。

今年的“黑色四月”是战争结束后第四十个年头，是反思与我们的战争有关的一切的时刻。有人或许认为，我的这个难民家庭是美国梦的生动证明——我的父母生活无忧；我哥哥从医，且主持着白宫一个顾问委员会；我自己是一名教授、一个小说家。其实，我家的故事也是一个离不开失去和死亡的故事，我家之所以来到美国，不就是因为美国发动了一场死难三百万越南人（还不包括邻国老挝、柬埔寨二百多万人）的战争？其实不仅是越南人，来到美国的菲律宾人，很大原因不就是造成二十多万人丧生的美菲战争？大量朝鲜人避难美国，不就是因为一场两百多万人殒命的战争及其引发的一连串事件？

关于上述战争的起因与担责，可以各持一端，但以下事实断无异议：战争的爆发和结束都发生在这里，因为有公民支持战争机器的运转，而饱受恐惧的难民则为了逃离我们挑起的战争来到美国。让公众知道这些战争故事，或者，让公众知道，读到的、看到的、听到的这些表面上是各个家庭的故事，究其实质，都是战争故事，这是制止军事工业体系无序疯狂的一个重要手段。请记住，不要指望这个体系的良心，他们不会认为战争是地狱，因为战争是他们的财源所在、兴隆之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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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鸣谢

我们的越战永远不会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