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倪墨炎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3

ISBN 978-7-02-010114-6

Ⅰ.①叛…Ⅱ.①倪…Ⅲ.①周作人（18851967）—传记Ⅳ.①K825.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233419号

责任编辑 宋强

装帧设计 柳泉

责任印制 李博

出版发行 人民文学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朝内大街166号

邮政编码 100705

网址 http：//www.rw-cn.com

印刷 北京铭成印刷有限公司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等

字数 428千字

开本 720毫米×1020毫米 1/16

印张 25.5 插页2

印数 1—5000

版次 2014年2月北京第1版

印次 2014年2月第1次印刷

书号 978-7-02-010114-6

定价 38.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调换。电话：01065233595

关于本书的说明

本书初版名为《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上海文艺出版社1990年月出版。出版后得到社会广泛好评。胡乔木同志致作者长信中热情肯定了本书，同时指出书名“不很切当”。读者对书名也有议论。

2003年8月，本书经修订，由上海人民出版社再眰。编辑部提议书名改为《苦雨斋主人周作人》，作者同意。

现在本书由人民文学出版社三版。因考虑到：周作人必须在1924年鲁迅离开八道湾那大院后，才能成为“苦雨斋主人”。二版书名恰恰不能概括他一生中最辉煌的新文化运动时段。遂改为现书名。

现在的书名与初版书名，又遵循了胡乔木同志意见，似较合适。

本书从初版到三版，经增删修订，字数从三十五万至四十三万，以使更努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

2013年5月10日

初版小引

周作人以叛徒与隐士自许。他在《〈泽泻集〉序》中说：“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之前。”叛徒，是指旧社会、旧秩序、旧思想、旧文化、旧传统的叛逆者；而隐士，却是脱离现实、回避社会矛盾、追求闲适生活的人。周作人自称集叛徒与隐士于一身。他是叛徒也是隐士。

周作人还自称他的灵魂里有两个鬼，指挥着他的言行：流氓鬼与绅士鬼。有时流氓鬼起着主导的作用，有时绅士鬼占了优势。两个鬼经常在他身上争吵、打架。周作人说：“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这和他以叛徒与隐士自许，是同样的意思。

周作人还自称是“在十字街头的塔里”。他“在十字街头”，表示他在现实之中，在社会之中，在民众之中；但他又在“塔里”，意味着他又脱离现实，脱离社会，脱离民众。这也就是说：他既是叛徒又是隐士。

周作人多次自述的世界观中的矛盾状况，是诚实的。早在青年时期，他就是民主主义革命者，他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的《人的文学》等论文和诗歌、散文等创作，都曾有力地推进了新文化运动的进程。他又是探求国家前途的寻路者。他接受社会主义思想，他向往“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社会制度，他拟去苏联考察，他宣传日本空想社会主义者们“试验”的“新村”，他英勇地反帝反封建。这一切都是他作为叛徒的风采。这是他一生中思想发展的顶峰期。1920年代中期以后，他隐士的一面逐渐上升。正当鲁迅创作小说、散文、杂文、诗歌和领导左翼文艺运动取得辉煌成绩的时期，他却鼓吹“文艺无用论”，提倡闲适和趣味的“性灵小品”，乃至宣传“苟全性命于乱世”。抗战初期，他丧失民族气节，成了汉奸。在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阳光下，他生活了十八年，多少做了一些于人民有益的工作，但已无可挽回他的“千古之恨”。他的一生的大是大非，几乎在他活着的时候就已“盖棺论定”了。

然而，周作人的一生，也留下了不少发人深思和逗人兴趣的问题，例如，当年毛泽东何以没有访问鲁迅却访问了他？周恩来等人创办的觉悟社，何以请他去天津演讲？毛泽东、周恩来两位中国无产阶级革命的领袖，早年都和他有过直接的接触，难道出诸偶然？鲁迅、周作人兄弟之情断裂，实情如何？1939年元旦周作人遇刺，到底是谁搞的鬼？周作人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一枪就会使他屈膝投降，还是另有缘故？他出任伪督办，据说当时在北京的共产党和国民党地下组织负责人事先有过商量，有人前去劝进，真相如何？他既失足了，何以救助一个又一个共产党人和抗日人士？被救助的共产党人，为何在他生前没有一个出来为他说一句话？汪精卫为何对他大为赏识？既然赏识，何以又会被赶下督办的宝座？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为何痛斥他为“反动作家”？抗战胜利后，他为何提出要去解放区，并派人前去探路，是异想天开，还是别有原因？他在法庭上怎样为自己辩护，又有哪些人出庭作证？新中国成立后，他既然被剥夺政治权利，何以又能出席政治协商会议的一些会？……

本书力图以科学的态度，对周作人这个充满矛盾的历史人物的一生进行解剖，同时严格按照史实回答人们的种种疑窦。

本书以随笔散文的形式写作，力避煌煌大论的架势，注意可读性、趣味性，为求更多的读者。我想读者是会赞同我的做法的。

是为小引。

倪墨炎

1989年12月12日本书付型之时

二版自序

周作人一生，有其对社会作出贡献的辉煌时期，也有其对民族犯罪而跌入黑暗深渊的时期，是一个复杂的历史人物。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他在文学理论、散文创作、诗歌创作等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和奠基性的贡献。正是这些贡献，使他在中国现代文化史上有着光彩夺目的地位。在中国，他是“人的文学”的口号的提出者。他发表了《人的文学》等一系列论文。在总结新文学运动前十年的成绩的时候，胡适说：“我们的中心理论只有两个：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一个是我们要建立一种‘人的文学’。”周作人的《人的文学》，“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1]。周作人用白话文所写的散文，被誉为“美文”，很快获得了广大的读者。它显示了新文学的一个方面的实绩。胡适说：“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2]郁达夫在总结新文学前十年的散文成就时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3]周作人是以白话文写诗最早的诗人之一。他的《小河》等篇受到广泛的好评。朱自清在总结新文学前十年的诗歌创作时，认为“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在诗歌形式上有突破和建树；而“周启明氏的《小河》长诗，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在内容上也很值得肯定[4]。胡适则说得更干脆：“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5]。周作人在儿童文学、民俗学方面的贡献，也都有着开创和奠基的意义。新文学没有周作人，将会在它的辉煌中失去多少光泽，这是难以想像的。

杰出的文学家都是有其思想光芒的。周作人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成就，是和他的民主主义思想分不开的。他在提出“人的文学”同时，提出了“人的发现”。所谓“人的发现”，实际上也就是人权的发现。由人权主义而产生的自由、平等、民主，在长期处于封建统治的中国，在五四时期，是锐利的思想武器。妇女问题是对民主主义者思想深度的试金石。周作人是在我国最早提出“发现妇女”的人。他认为，妇女问题实际上是社会制度问题，只有社会主义才能真正解放妇女。虽然，他当时对于社会主义的理解是不完整的，甚至是不很科学的，但他已站在那个时代的思想的最前沿，是无可否定的。在他个人来说，他的思想已发展到了他所能达到的顶尖。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退潮，由于种种主客观的原因，周作人的政治热情逐渐衰落．慢慢向隐士倾斜。这种思想境界影响了他的文学创作。他在1928年以后写的杂感随笔《闭户读书论》、《哑巴礼赞》、《麻醉礼赞》等，充分反映了他这种思想倾向。

周作人的复杂性，导致了对周作人的评价意见纷繁。而分歧意见最多的，是在1928至1938的这10年间。有人为他惋惜，惋惜他由战士而逐渐成为隐士；有人感到遗憾，遗憾再也不能读到他早年那样具有力度的散文、随笔、杂感和论作。但也有人对他是称许的，认为这个时期的周作人，才显示出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本色，他的文学创作才超脱了政治功利的负荷，写出了“真性情”。笔者在本书中，对这段时期的周作人的各种表现并不回避；虽是一家之言，但自信是客观的、公正的和真实的。

如果说新文化运动退潮后周作人的政治热情开始衰退，成了他人生第一次命运转折的话，那么从1939年起他接受华北汉奸临时政府委任，出任伪北大图书馆长职务，并从此丧失民族气节，则是他人生的又一次重大转折，这次转折永久地影响了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人生命运。对于周作人从1939到1949年的担任伪职和坐牢的10年，以及新中国成立后的18年，文化界和学术界对有些事也有一些不同的评说，但分歧并不复杂。本书对周作人在这些年的表现，作了如实而详尽的介绍。

本书是在原作《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一书基础上重新撰写而成，因此需费些笔墨向读者介绍一下原书出版后的情况，多少可以让读者知晓我重写此书的动机。原书1990年7月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出版后，不但受到读者的欢迎——在一年多的时间里印了三次，而且受到文化界广泛的关注。老师邵伯周写了《不美化，也不丑化》，发表于《鲁迅研究月刊》；陈丹晨写了《评（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发表于《文学评论》；陈思和写了《彼时彼地与此时此地》，发表于香港大公报；当时在曰本讲学的张铁荣写了《读（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发表于日本出版的《中国近代文学研究》1990年第3号，又发表于国内的《读书》杂志；江曾培写了《读（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发表于《书林》杂志；杨剑龙写了《真实地勾勒历史人物》，发表于《上海鲁迅研究》第五辑。《文汇读书周报》和《文学报》为此还发表了对我的专访文章。众多的评说几乎异口同声地讲：本书既不美化也不丑化，真实地勾勒了周作人这个历史人物。他们的评说和关爱，至今仍使我倍受鼓舞。

值得一提的是，鉴于此书出版后各方面的反响不错，我就寄了一本给胡乔木同志。怎么会想到要寄给胡乔木同志的呢？事情要稍微说得远一点。1985年秋，上海市编辑学会成立，创办会刊《编辑学刊》，理事们推举我兼任主编。在我国，最早提出要建立编辑学的是乔木同志。他在1982年就提出建立编辑学的问题，并建议有些大学可开设编辑专业。1984年7月，他就编辑学和编辑专业的问题，给中央有关部门写了信。我就把他的信刊载在《编辑学刊》创刊号上。以后，我们的刊物每期都给他寄去。老实说，『也一定很忙，全国又有那么多书刊，我们的刊物寄是寄了，他会不会看，实在很难说。不意，在1989年的一次关于叶圣陶的学术讨论会上，他竟提到了本刊。他在发言中说：上海的《编辑学刊》上曾介绍过叶圣陶一个人编《中学生》的事。其实，叶圣陶在编辑事业上的贡献，是超过他在文学事业上的贡献的。我们看到他这篇发言，很受鼓舞。乔木同志是看我们的刊物的，有的文章他还看得相当仔细呢，可见他在阅读上的平易近人。因此我在给他寄《编辑学刊》时附上我的一本新书，想来也不算是太唐突吧。

我所以寄本书给乔木同志，还有另一个原因。我听上海旧书店的朋友说：乔木同志在书店的栈房里，买去了不少周作人的书。书店的朋友还和我说起：两年前，当报上刊载《知堂集外文》出版的消息时，他要秘书打电话来，询问此书是哪里出版的，哪里可以买到。从这两件事使我觉得：乔木同志是比较关注周作人的著作的。或许，他会愿意看看我的这本关于周作人的书。我想，至少，让他知道有这么一本关于周作人的书，也是好的。书寄去后，乔木同志不但认真地读了，还亲笔给我写了封不短的信，全文如下：

墨炎同志：

你去年秋天送给我的关于周作人的书，我最近才粗粗看完了。谢谢你的好意。现在略为说几句读后感。

你用了很大的苦功写成的书是值得看的。你搜集的资料很丰富，我看后知道了许多过去不知道或不清楚知道的事。你也尽力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你的努力没有白费。

我想说的一点意见是，你用的书名我觉得不很切当。周氏的一生似不宜用叛徒与隐士来概括，那只是他早期的自许。他后来的行事表明他只是民族的叛徒，也说不上是什么“隐士”，这个书名未免有些把他理想化了。第15节的题目和内容对不上号。第100节所说，恐是当时特殊条件下的特殊反应，后来他的言行并没有表现出思想的重大变化。

223页说斯威夫特的两篇作品“是说理文，但它却富于知识而且写得很生动”，大误。那两篇都是讽刺文，《育婴刍议》尤为沉痛辛辣尖锐。我想你写时恐未再看这两篇作品，否则当不至于把反话当作正话，况且译者加了不短的后记和前记。

后记中关于回忆录的一段话如果单独写一段杂文是可以的，说得也过分，放在后记里很觉枝蔓。

以上的意见未必中肯，写出来供你参考吧。不必为此表示特别感谢。

我看时感到关注的是周氏的三种未出版的译书。你既然比较了解情况，加上你在出版局工作，能否探听一下这些译稿的下落，有关出版社有何打算，上海的出版社能否承担某一、二种书的赔钱的出版？显然，这些书稿不应一辈子埋没掉。这事我因精力差不想直接过问了。

祝好

胡乔木

三月八日，九一年

读了这封信，我的心情不免有点激动，是不言而喻的。乔木同志对于周作人的一生及其著译，十分熟悉，他对周作人的评价，具有指导意义。这也是我公布乔木同志的信的重要原因。

鉴于原书问世后引起各方面广泛关注，得到全国广大读者的喜爱，因此事隔十多年后，我在不断听取各方面意见，进一步收集资料基础上，作了重新思考，删除了原作品中的一些不足之处，增加了许多新内容，并配置了图片，使之图文生辉。现在这样应算作是一本新书了，并赋予了新的书名。

倪墨炎

2003年5月25日

[1] 胡适：《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初版。

[2] 胡适：《胡适文存二集·五十年来之中国文学》，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初版。

[3] 郁达夫：《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4] 朱自清：《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上海良友图书公司1935年版。

[5] 胡适：《谈新诗》，《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1年版，第234页。

- 第一章 与秀才和流氓擦肩而过（1885—1906）

- 1.和尚转世

- 2.家庭变故

- 3.农村避难

- 4.读书生活

- 5.秀才和流氓都没有当成

- 6.进了南京新学堂

- 7.第一本书

- 8.创作小说

- 第二章 东瀛留学做了日本女婿（1906—1911）

- 9.到了日本

- 10.学习多种外文

- 11.筹办《新生》

- 12.硕果累累的翻译活动

- 13.《域外小说集》

- 14.发表长篇论文

- 15.参加留学生活动

- 16.做了日本女婿

- 第三章 在辛亥风云变幻的日子里（1911—1917）

- 17.在辛亥风云中

- 18.当了绍兴教育会长

- 19.短篇小说《江村夜话》

- 20.从事儿童学研究

-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1917—1923）

- 21.进了北京大学

- 22.遇上张勋复辟

- 23.加入《新青年》行列

- 24.《每周评论》的一员

- 25.《人的文学》

- 26.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

- 27.新诗创作

- 28.五四运动前后

- 29.新村会员

- 30.天津觉悟社邀请演讲

- 31.全家移居八道湾

- 32.新潮社主任编辑

- 33.工读互助活动和建立新村支部

- 34.文学研究会发起人

- 35.在《新青年》内部分歧中

- 36.病中的诗

- 37.山居的心境

- 38.美文

- 39.情笃爱罗先珂

- 40.学生冰心、许地山、俞平伯……

- 41.兄弟之情断裂

- 42.情断以后

- 第五章 十字街头的塔里的叛徒和隐士（1923—1929）

- 43.《自己的园地》

- 44.创办《语丝》

- 45.在“非宗教”争论的潮流中

- 46.热心民俗学

- 47.支持女学生的斗争

- 48.舆论上的支持

- 49.面对五卅运动

- 50.在十字街头的塔里

- 51.关于“费厄泼赖”

- 52.并非闲话的争论

- 53.与蔡元培商榷

- 54.在“三一八”斗争中

- 55.继续抨击“正人君子”

- 56.《雨天的书》

- 57.《陀螺》和《狂言十番》

- 58.译作四种

- 59.任中日教育会会长

- 60.爱日本，更爱中国

- 61.办《骆驼》

- 62.女师大的命运

- 63.悼念李大钊

- 64.斥《顺天时报》

- 65.抨击国民党“清党”

- 66.《语丝》被禁

- 67.《泽泻集》

- 68.谈龙和谈虎

- 69.受到“左”的围攻

- 70.消沉

- 71.编集旧作成新书

- 第六章 鼓吹“文学无用”和提倡“性灵小品”（1930—1937）

- 72.创刊《骆驼草》

- 73.《艺术与生活》

- 74.答问和希腊神话

- 75.重视儿童文学

- 76.“文艺无用”与“性灵小品”

- 77.与胡适复交

- 78.坐看云起时

- 79.为李大钊后事奔走

- 80.五十自寿诗

- 81.去日本探亲

- 82.刘半农逝世前后

- 83.《夜读抄》

- 84.苦茶与苦竹

- 85.与鲁迅的争论

- 86.鲁迅逝世之后

- 87.散文艺术的下坡

- 第七章 从留平教授到文化汉奸（1937—1949）

- 88.北大留平教授

- 89.出席“更生”座谈会后

- 90.胡适的规劝

- 91.遇刺

- 92.落水的思想原因

- 93.当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

- 94.日本之行

- 95.在“治安强化运动”中

- 96.汪精卫的随员

- 97.鼓吹“大东亚战争”

- 98.实施奴化教育

- 99.与革命者的联系

- 100.下台

- 101.下台以后

- 102.南行

- 103.太阳旗下的文学活动

- 104.散文艺术的衰败期

- 105.与其日本主子唱点反调

- 106.关于“反动老作家”

- 107.“破门”事件

- 108.被捕

- 109.受审

- 110.狱中生活

- 111.狱中著作

- 112.狐死兔悲

- 113.出狱

- 第八章 边缘人生十八年（1949—1967）

- 114.夜报小品

- 115.致周恩来信

- 116.关于毛泽东的批示

- 117.没有能写出深刻的检讨

- 118.小品文中的鲁迅

- 119.奋力译书

- 120.译书的成绩

- 121.难忘的1956年

- 122.回想及其他

- 123.待遇的波动

- 124.苦雨斋的生活

- 125.专政对象

- 126.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 初版后记

- 二版后记

- 三版后记

第一章 与秀才和流氓擦肩而过（1885—1906）

1.和尚转世

1885年1月16日（阴历甲申十二月初一），浙江绍兴城内东昌坊口周家新台门里一个孩子降生了。他就是后来名盛一时而又经历了坎坷人生的周作人。

我并不想对周作人的一生作出生正逢时或生不逢辰的结论。任何时代都可能造就英雄、伟人，任何时代也都可能毁灭一个人的一生。这里面包含着许多复杂的因素。周作人降生前45年，即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资本主义侵略者的兵舰、大炮，冲开了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大门。中国从此结束了漫长的封建时代，开始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历程。从周作人降生到1967年5月6日逝世，他经历了大半个世纪。这是动荡、流血、困苦、奋进、不断出现希望的历史时期。周作人有他个人的动荡、流血、困苦、奋进和不断出现的希望，有他的沉浮和坎坷的人生道路。本书拟以传带评的方式，勾勒周作人的一生。或许从他这一滴水，也能见到那大半个世纪的大海。

周作人是个平凡的人。他来到人世，没有什么异兆，只是哭声很少。就是肚子饿时，他努着小嘴左右觅食，却也不哭。第三天，孩子的母亲把小孩递给比她小三岁的丈夫时，说：“这孩子是耐性子。阿大像我的，他是像你的。”年轻的父亲搂着孩子，脸上露出了欣喜的笑容。

孩子降生的周家，是门楣还没有倒而内骨子已经在衰败下来的封建士大夫的家庭。这有一定的典型性。在那个时候，几乎所有封建士大夫家庭都失去朝气，以或快或慢或隐或显的形式衰败下来。47岁的祖父周福清（字介孚），曾考取进士，当过三年多的翰林院庶吉士，因此而在周家老台门门口悬挂过“翰林”的大匾额，匾上还特地刻上“钦点翰林院庶吉士周福清”，着实为周家显祖耀宗了一番，因而在族人和邻里中有较高的威望。他又出任过江西省金溪县知县。他热衷仕途而又不善周旋官场、巴结上司，倒常表现出绍兴人的执拗脾气，喜欢说几句话中带刺的尖刻话，或者对上司犟头犟脑的发几句牢骚，终至于被参劾革职，断送了他多少年寒窗得来的功名。被革职后，他又不肯就此罢休，为谋取一顶乌纱帽，不惜变卖家产，捐了个内阁中书。二孙子周作人诞生的时候，他正在京城候补。祖母孙氏早已去世。继祖母蒋氏，生活在绍兴老家。

父亲周凤仪（小名伯宜），这年24岁。他考取过秀才，但以后仕途不济，一直闲居在家。生性忠厚懦弱，体质单薄多病，和当时的许多封建大家庭的大少爷一样，他一无专长，无所事事，还抽上了鸦片烟。要靠他中兴周氏门第，可说是已经无望。母亲鲁瑞，这年27岁。她出身农村的绅士家庭，兄弟都是秀才。她本人以自修获得看书的能力，是一位能干、开通的妇女。家里的大小事情，多数是由她拿主意的。

长兄豫山（后改名豫才），即后来的鲁迅，已经5岁。如果照实际时间算，兄比弟长三年又两个月。[1]

在封建家庭里，孩子降生后，照例由辈分最高的家长取名。在京候补的祖父接到二孙子降生消息的家书时，正好有一位姓魁的官员来访，祖父就将他取名为“櫆寿”，号“星杓”。因为“櫆寿”的名字既不好写又有点怪里怪气，后来在参加县考时请求改名，祖父改为同音的“奎绶”。1901年进水师学堂学习时，在这所学堂担任“监督”的叔祖周椒生，采用《诗经·大雅·椷朴》中“周王寿考，遐不作人”的典故，取名为“作人”，号“朴士”。从此，他就以“作人”之名行世。当时鲁迅号“孤孟”，他就自号“起孟”。1909年春夏间，章太炎写信邀兄弟俩学梵文，把“起孟”写成了“启明”，以后“启明”就成了他的号。由此发端，他还以岂明、开明、难明、不明为笔名。现在已经查考到的，他一生共用过九十多个笔名，常用的还有：独应、仲密、周逴、遐寿等。

孩子满月那天，亲友们前来祝贺弥月之喜。周家老台门的大厅里一时挤满了人。理发师剃去一撮胎发后，孩子被裹在大红棉袄里由年轻的父亲抱给亲友们看时，亲友们异口同声地说：“像爹！像爹！”平日少言寡欢的年轻父亲这时也喜笑起来。

然而在邻里间却有一种传说：周作人是老和尚转世的。这是一位堂房的叔叔，那天半夜里回家来，走进内堂的门时，仿佛有一个白须老人站在那里，转瞬间却不见了。而就在后半夜，周作人诞生了。绍兴民间有一种说法，投胎到大户人家来的，往往是前世修行得道的和尚。那位堂叔恍惚间看到的老人，肯定就是老和尚。邻里间也就相信了。这当然是无稽之谈，但它好像对周作人的一生也产生了微妙的影响，以致他后来多次提到过这个传说，自嘲是和尚再世。

周作人的一生就这样开始了。

2.家庭变故

周作人诞生的时候，这一家还有着四五十亩水田，过着算是富裕的生活。

周作人的童年，除了体弱多病外，是在平静的生活中度过的。4岁，弟弟周建人诞生。6岁，他在家中私塾开蒙。9岁，他和祖父的姨太太生的所谓“庶出”的叔父伯升一起在家中的厅房里就读，塾师是一位同族叔辈的童生。而就在这一年，家中发生了一起重大的事件。

这是周家难忘的1893年。先是在这年的2月16日（阴历壬辰除夕），79岁的曾祖母戴氏病逝。不到一个月，祖父周介孚（福清）从北京带着妾潘氏和少子伯升奔丧回家。“百日”过后，丧事已毕，周介孚渐思走动。这年浙江举行乡试，朝廷发布了正副主考的名单。正主考殷如璋是周介孚的“同年”（同一年考取进士），两人相识。亲友中有人提议，邀集几家有钱的秀才，凑成一万两银子，写成钱庄的期票，由周介孚去交给主考，买通关节，取中举人，事成后对周介孚当另有报酬。9月1日，周介孚离家往上海方向出发。3日，到了上海，打听到主考从京南下先到苏州，他即雇船由上海向苏州进发。5日晚到了苏州。周介孚独自起草了一封给殷如璋的信，信中写明“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在考卷上“均用‘宸衷茂育’字样”为记号，请考官阅卷时注意。他将这信，并一万元期票，及他的名片，一起装入信封。7日，殷如璋的官船抵苏州阊门码头。周介孚即派仆人陶阿顺将信送去。不巧，这时官船上殷如璋正和副考官在谈天。殷接信后有意放着不拆。不料陶阿顺在岸上等久了，大声嚷嚷：“这是银信，为何不给回条！”于是事情拆穿。殷如璋将陶阿顺扣留，与信一并交苏州府收审。苏州府即转解到浙江。浙江当局即将正在考场中的周伯宜（他就是密信中的“小儿”，周作人的父亲）扣留；又查出姓马的官卷是会稽人马家坛，也扣留；顾、陈、孙、章四人，信中只有姓而无名，无从查拿。周介孚在事发后，畏罪逃之夭夭。

在古代小说戏曲中宣传的“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是骗人的。在封建社会中，官员犯法和一般老百姓犯法，处理就是不一样。周介孚犯了法，衙门随时会来捉拿，但他是有过进士身份的人，衙门也不至于乱来。为了怕公差来骚扰时吓了小孩，能干的鲁瑞决定把大儿子、二儿子送到娘家去生活，身边只留下5岁的三儿子。已故的姨太太养的伯升，连自己的母亲是何方人士都不知道，哪里去找外公外婆，当然只好留在家里，等待父亲最后的发落。家人扬言周介孚没有回家，其实他就躲在百草园的三间屋里。眼看着因他一人而全家不宁的状况，使他很不安，他终于到会稽县衙门自首投案。

周介孚考试行贿案，光绪皇帝特别重视，多次发出“上谕”，成了“御案”，因而显得尤为严重。此案最早是由御史褚成博向皇帝报告的。光绪皇帝在10月11日的“上谕”中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若如所奏各情，殊堪诧异。着崧骏严切根究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文中的崧骏是当时的浙江巡抚。接着，皇帝又是一个“上谕”：“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着即行革职，查拿到案，严行审办，务得确情，按律定拟具奏，该部知道。”文中的“该部”是指吏部，官员要先行革职，然后才可法办。科举考试历来为朝廷所重视，买通关节的双方都是要问斩的。但到了清朝末年，考试制度已经败坏，卖官鬻爵盛行。考试舞弊，考官受益，已成了公开的秘密。有的穷翰林甚至花钱想得到一次考官的差使，以至周介孚投案后竟敢侃侃而称：“交通关节者已不止一科，京闱乡会试舞弊幸中者更指不胜屈。”正因为这样，当时官场对周介孚大都采取了同情的态度。1894年1月18日，浙江巡抚报告审讯经过的奏折到京。奏折叙述了案发经过，节录了周介孚等人供词，崧骏并提出了他对该案的看法：一、买通关节尚未成为事实。“查该革员中途求通关节，较之交通关节已成未中者，情节似有区别。”二、所开一万两银元的期票还是一张虚票，行贿也还没有成为事实。“其所开洋票系属自写虚赃，与议单文券不同；且财未与人未便计赃科罪。”三、“揆其事后闻拿投首，尚有畏法之心。”因此，“应否比例量予酌减科断之处，恭候钦定”。这份奏折当天就交给刑部去议。刑部对此案也采取了宽减的态度。过了13天，1月31日，刑部复奏，最后的处理意见是：“臣等详加查核，该革员虽有交通贿买之情，究未遂其交通贿买之计，其事尚属未成，若竟照交通贿买关节例拟以斩决，未免过严。衡情酌断，似应量予末减，应如该前抚所奏，已革内阁中书周福清应请于斩罪上量减一等，拟杖一百流三千里。”这份复奏到了皇帝那里，皇帝认为减刑太过。当天他就下了一道谕旨，其中说：“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于减等。周福清着改为斩监候，秋后处决，以肃法纪而儆效尤。”

从此，周介孚在杭州监狱里监候了八年。每年秋天，都担心着是否受刑。而每到这时，家里都要变卖家产筹集一大笔钱，到官场去疏通。周介孚家在当地尚属富裕，但底子不厚，经这么八年的折腾，家境就急剧地衰败而一蹶不振了。这可说是周家衰落的转折点。到了1901年八国联军入侵以后，清政府赦了一批囚犯，周介孚才被赦出狱，结束了八年的监禁生活。这时他已六十三岁了。

周介孚是一个很普通的封建士大夫。有些书因为他是鲁迅的祖父，就把他说得如何如何的清廉，怎样怎样的耿直，恐怕都不免溢美。虽然他没有在知县任上大刮地皮而致富，但他要是真的那么清廉和耿直，也何至于去行贿考官，并想从中也得到一点好处！他是科举出身，被革职后又去买官候补，还想为儿子亲友在考场中舞弊，他固然因此而成了腐败制度的牺牲品，但从中也可见他对官场的热衷。当时不少士大夫中风行纳妾，他也没有例外。当然，我们不必把他说得特别坏，但也不必美化。要是他没有鲁迅这个孙子而只有周作人这个后代，在某些人的笔下恐怕要被写成十分糟糕的人物了。还是还历史人物以历史面貌为好！

3.农村避难

由于周介孚案发，十三岁的鲁迅和九岁的周作人被送到农村亲戚家避难。

周作人的母亲鲁瑞，出身在农村相当显赫但也在衰落的绅士家庭。鲁瑞的父亲鲁晴轩，是举人，在户部做过主事，于1884年病逝。鲁瑞有两个哥哥，长字怡堂，次字寄湘，都是秀才。鲁瑞姊妹三人，丈夫也都是秀才。鲁家在离绍兴城三十华里的东北角的农村安桥头，靠近曹娥江，杂住在农户之中。鲁家台门朝北，屋宇低矮，鲁晴轩中举后，竟连“文魁”的匾额都无处悬挂。不久，鲁家就搬到离安桥头约五华里的皇甫庄租屋居住。周作人兄弟避难就是在皇甫庄。

周作人兄弟到乡下后，鲁迅住在大舅父怡堂处，周作人住在小舅父寄湘这边。周作人年纪尚小，小舅父把他交给一位叫“唐港妈妈”的老女仆照料同睡。他常尿床，这实在是一件很尴尬的事。小舅父家只有四位表姊妹，不能作伴，他只好每天到大舅父这边和鲁迅一起活动。兄弟俩除在室内活动外，也少不了参与农村生活，和农家孩子往来。周作人兄弟自幼年起当然不断地来到外婆家，但那是逢年过节，不过几天的时间罢了。这次来到农村，一住就是几个月，使他们能和农民们，特别是农村的孩子们朝夕相处，真切地了解农村的生活。

他们看到了农民生活的贫困。鲁迅后来说过：“我生长于都市的大家庭里，从小就受着古书和师傅的教训，所以也看得劳苦大众和花鸟一样。……但我母亲的母家是农村，使我能够间或和许多农民相亲切，逐渐知道他们是毕生受着压迫，很多苦痛，和花鸟并不一样了。”[2]

他们也看到了农民心灵的纯朴。鲁迅后来在《社戏》等小说中所写的纯朴农民的活动，是和他们的这段农村生活分不开的。

他们也接触了农村的民间戏曲艺术。《社戏》中就写了当年农村演社戏的情景。在演《目莲救母》的时候，鲁迅还去当过“义勇鬼”：“爬上台去，说明志愿，他们就给在脸上涂上几笔彩色，交付一柄钢叉。待到有十多人了，即一拥上马，疾驰到野外的许多无主孤坟之处，环绕三匝，下马大叫，将钢叉用力地连连刺在坟墓上，然后拔叉驰回，上了前台，一同大叫一声，将钢叉一掷，钉在台板上。”这里所说的“马”，其实是一根舞台上的马鞭罢了。从这段记载里，可见鲁迅对民间戏剧的感情，他不只是一般的观众。

农村是广阔的天地，生活是如此的丰富多彩。当时九岁的周作人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由于周作人后来很少谈到这段生活，我们只得借用鲁迅的记述来说明那时生活的情景。周作人晚年还这样回忆说：“我大约向来是够浑浑噩噩的，什么事都记不清；十岁以前的事情，至今记忆的很是有限。”[3]但这段生活对于周作人也不可能毫无影响。周作人后来的人道主义思想的形成，除了书本的影响外，恐怕和他所见到的劳动农民生活的困苦也是有关系的吧。

周作人兄弟俩住在秀才舅舅家里，也读到了一些书。大舅父家有一部道光年间木板雕印的《荡寇志》，开本较大，绣像比较生动，像赞也用篆隶真草各体分书，显得相当精工。鲁迅从小喜欢绘画。他特地买了“明公纸”来影绘这些绣像。绣像约有百来幅，鲁迅花了很多时间把它们影绘完，装订成一册。每当鲁迅聚精会神地影绘绣像的时候，周作人就伏在桌边张着小嘴津津有味地旁观着。当然他是不许动手的。

周作人兄弟在皇甫庄住了五六个月，到年底因了租屋期满或别的原因，外婆家非搬家不可了。小舅父决定搬回安桥头老家去，大舅父则迁往小皋埠。外婆先去安桥头，然后在两个儿子间轮流住。小舅父家都是女孩，不大方便，周作人兄弟就一起跟随大舅父去小皋埠了。

大舅父一家到小皋埠住在秦家。主人秦少渔是大舅父前妻的兄弟，是诗人兼画家的秦树铦的儿子。秦树铦也是个举人。秦家造有娱园，和住房连在一起。娱园是当地著名的庭园之一。在围墙之内造有假山流水、亭台楼阁，起初很引起周作人兄弟的兴趣。但这种精心结构的庭园，毕竟像是放大了的盆景，玩过几次以后，就使人觉得没有周家自己的百草园那样充满生机。百草园所有的碧绿的菜畦、光滑的石井栏、高大的皂荚树、紫红的桑椹、长吟的鸣蝉、肥胖的黄蜂、忽然从草间直蹿云霄的叫天子，这里都是没有的。秦少渔是抽上鸦片、不务生计的败落子弟。但他很风趣，能画梅，爱看小说，那时铅印或石印的说部，他几乎都有藏。鲁迅就常去和他谈天，还借小说来看。鲁迅在这里第一次读到了大量的旧小说。周作人后来回忆说：“我因为年纪还小，不够参加谈天，识字不多，也不能看书，所以详细情形都说不上来了。”[4]但鲁迅的好读还是给了周作人深远的影响。

到了第二年的春夏间，祖父已判了斩监候，估计家里不会再受到什么骚扰，周作人兄弟就从农村回家了。在大半年的避难生活中，兄弟俩都增长了许多农村的知识。鲁迅在学业上也有几种明显的变化：一、对影绘图画产生了兴趣，回城后继续影绘；二、阅读面更广泛；三、开始买新书，第一部购得的新书就是大舅父家里表兄所藏有的那种《毛诗品物图考》。在潜移默化之中，周作人也逐渐养成好读书好买书的好习惯。

4.读书生活

周作人和他哥哥是在1894年春夏间从小皋埠回到城里老家的。鲁迅原是三味书屋的学生，回家不久就去上学。1895年春节后，十一岁的周作人也进了三味书屋。鲁迅刚上学时，特地花两块钱买了一张旧的两只抽屉的书桌，而这次周作人上学，正逢家里大量用钱的时候，只得搬去一张旧八仙桌。以八仙桌当小孩的书桌，实在大而无当，但也只好将就着用了。

三味书屋，对于周作人说来，是既熟悉又陌生。走出新台门，不过几十步之远，跨过石板桥，有一个小小的回廊，廊下临河是整齐的石砌的踏阶，上船下船，洗衣洗菜，就是下雨天，这里也都很方便。这在绍兴是典型的独门独户的小康之家。周作人经常看到高而瘦、须发花白的寿镜吾老先生、衣着干净的寿师娘及他们的孩子在这里进出。三味书屋就在回廊尽头的黑油的钉满竹条的大门里面。几年前大哥豫才就在三味书屋读书。但三味书屋里面的读书生活，周作人是陌生的，也是他所向往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他被领进课堂。课堂正面墙上，挂着一块匾，上写“三味书屋”四个大字。匾下是一幅中国画，画着一只肥大的梅花鹿伏在一棵古树下。这鹿和古树的画，似乎散发着祥和宁静的氛围。这里没有孔子牌位。周作人先向那匾和鹿跪拜，算是向孔子行礼；第二次是拜先生，寿先生站在一旁微弯着身子谦和地答礼。礼毕，怯生生的周作人被引进门上有小匾曰“读余小憩”的课堂，他的那张八仙桌就在里面。这里只有两个年龄最小的学生，除周作人外，另一人是寿禄年。这两个小学生由寿镜吾老先生的儿子寿洙邻辅导，洙邻自己也读书。周作人被引进小课堂时，他已一眼扫视全屋，看见大哥正坐在屋角双屉桌旁，而伯升叔就坐在小课堂小门的旁边。他们都投来鼓励的目光。全课堂的人也都友好地注视着他，表示欢迎。略息一会儿后，寿老先生就让周作人拿着课本《中庸》，给他上第一课。寿先生打开《中庸》，以自己独有的语腔，朗读了一段《哀公问政》：

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卢也。

寿老先生先读了这几句，并略作讲解。《哀公问政》在《中庸》的半当中。寿老先生教书怎么会从半当中教起呢？这是因为周作人进三味书屋前，已在一位族叔那里读过半年书，已读了《大学》和半部《中庸》。寿老夫子就是接着那位族叔继续教下去的。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还谈及这段经历：“第一天所上的‘生书’，我还记得清清楚楚的是《哀公问政》这一节，因为里边有‘夫政也者，蒲卢也’这一句，觉得很好玩，所以至今不曾忘记。”又说：“我刚才拿出《中庸》来看，那上边的两句即‘人道敏政，地道敏树’，还不能晓得这里讲的是什么，觉得那时读不进去是深可同情的。”[5]这是经历坎坷的周作人暮年的说法，多少有点自我解嘲。但要十一岁的孩子读这样深刻的政论，确实是太难了。难怪当时绍兴民间流传一首童谣：“大学大学，屁股打得烂落！中庸中庸，屁股打得好种葱！”这是说学生读不懂《大学》、《中庸》，常要被老师打屁股。

然而聪明的周作人没有挨打过。他对三味书屋和老小两个寿先生都有好感。虽然家里多灾多难，还不大会替父母分忧的十一岁的孩子，在三味书屋中却得到了不少欢乐。老师寿镜吾宽厚待人，使学生觉得尊而可亲。他自己也喜欢读书，读得入神时常常摇晃着脑袋乃至摇晃着身子，着实有点幽默感。有一次他闭目养神，醒来突然大叫：“屋里一只鸟！屋里一只鸟！”学生以为他着了魔，因为屋里没有什么鸟。原来是一只大蚊子停在他的近视眼镜片上，逗得学生们哄堂大笑。三味书屋后面有一个不大的花园。学生们读书厌了，常常溜到花园里，或者爬上花坛去折腊梅花，或在地上、桂花树上寻蝉蜕，最好的工作是捉了苍蝇喂蚂蚁，静悄悄的没有声音。学生溜到园里的太多、太久了，老先生在里面大声叫道：“人都到哪里去了！”学生们就一个一个陆续溜回来。学生有了错事，老先生也用戒尺。他叫学生伸出手来，轻轻地扑五下，再换一只手也扑五下。他用的是“蒲鞭示辱”的意思，目的不在打痛学生，而在使学生知错。

周作人在三味书屋，读了《中庸》，然后是《论语》、《孟子》。由于父亲的病逐渐加重，他的家务不断增加，很影响了他的正常学习。1896年10月，父亲病逝。这时他才读到《诗经》的《国风》，就停止了学业。从此他就告别了三味书屋。周作人后来回忆说：“十岁以前的事情差不多都忘却了。现在所记得的是十二岁往三味书屋读书时候的事情。那时所读的是‘下中’和唐诗，当然不懂什么，但在路上及塾中得到多少见闻，使幼稚的心能够建筑起空想的世界来，慰藉那忧患寂寞的童年，是很可怀念的。”[6]文中所说的“下中”即下半册《中庸》。

父亲死后，祖父仍在牢里。本来是由潘姨太太和祖父的小儿子伯升随侍的。因伯升去南京水师学堂学习，1897年春节，就叫周作人补伯升的缺，去杭州陪侍祖父了。周作人和潘姨太住在杭州花牌楼的一条小巷里，离监狱不远。周作人每隔三四天去看望祖父一次，并陪坐在那里，早上去下午回。这样的生活竟过了一年半，于1898年6月才回到绍兴老家。在这一年半中，周作人没有进什么学校或私塾，完全靠自学。正式功课，即读经作文，是祖父规定的，读的是《诗经》、《书经》等等，并学作八股文和试帖诗，《诗韵》就曾抄写了三遍。后来祖父还规定逢三作文，逢六作论，逢九作策，这都是要拿去给祖父看的。除此之外，他就广泛涉猎。祖父在牢里看的图书集成局印的“四史”，明季南略和北略，明季稗史汇编，官书局的《唐宋诗醇》，木板印的《纲鉴易知录》等等，他也都是可以随便翻阅的。但聪明好学的周作人所看的书远不限于此。从他当年断断续续的日记中，可以看到他所披览的野史杂集是极为惊人的。如《壶天录》、《读史探骊录》、《淞隐漫录》、《阅微草堂笔记》、《徐霞客游记》、《春融堂笔记》、《唐人合集》、《历下志游》、《淮军平捻记》、《梅岭百鸟画谱》、《虎口余生记》、《间架结构》、《书法菁华》、《酉阳杂俎》、《花镜》、《三异笔谈》、《四异丛书》、《四梦汇谈》、《张太史塾课》，以及《史记》等等，不下数十种，其中还有是自然科学的、工艺的和美术、书法的书。他阅读报纸，关心国内外大事，重要事件他还记在日记中。为了扩大知识领域，他曾托人购买《寰宇琐纪》、《四溟琐纪》等书。这样的读书量，当然远远超过学校或私塾中所能学到的东西。

从少年时代起，周作人便养成了好读的习惯。这在他一生中的任何时候都没有改变。

1898年6月，母亲以自己有病的名义，把周作人叫回绍兴。她其实并没有病，而是记挂出去了一年半的儿子。周作人回到家里，于1899年3月再进三味书屋。周作人这天的日记记有：“往三味书屋上学，同砚二人：寿斌、许焯然。”以后四五天“往读”，四五天在家闲住。后来，“往读”越来越少，在家忙于家务、走亲访友、上街闲荡越来越多，甚至几个月不上三味书屋。1900年就不再进三味书屋，而是开始了新的自学生活。

只在私塾里断断续续读过二三年书的周作人，后来考取了相当于中等专门学校的南京水师学堂。他在学堂里很快就掌握了各种现代课程的知识，还取得了优异的成绩。这和他自学所获得的丰富知识是分不开的。他以自学所获得的知识，还为他后来作为文学史上有影响的作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历史上自学成才的名人很多，周作人是其中的一个。

5.秀才和流氓都没有当成

周作人从杭州回绍兴后，虽一度再进三味书屋，但主要在家自学。1898年12月，举行县考。在封建社会，参加科举考试是知识分子求出头之日的唯一正路。在等级森严的封建社会里，科举考试却有它一定的民主性。虽然参加考试的大都是富裕的封建地主家庭子弟，一般劳动人民连书也读不起，当然对于科举考试无从问津，但也允许中下层的寒士参加考试，而且在考试面前基本上做到人人平等，那比靠门阀、依权势来取得官位的，多少要民主一些。但是封建社会的科举考试，考的是规定程式的八股文和试帖诗，考试题目一般又取自“四书”，这就框住了有志考试者们的思想，也框住了他们的狭隘的知识，结果常常是熟读四书而知识贫乏的人及第，而在文、史、哲、经等各方面有真才实学的人，却报国无门。到了晚清，卖官鬻爵成了制度，考试舞弊又是公开秘密，科举考试已走入了末路。

周作人的家，因一场不成功的考试舞弊案，受到了突如其来的重大的劫难，但周作人还是和他从南京学校里回家来度假的大哥，去应这年的县考。这条已经走入绝境的道路，并不是完全没有了吸引力的。

清朝政府规定：一个考生，先要参加县考；县考后，再经府考；府考后，再经院试；院试通过，才算是一名合格的秀才了。绍兴是文物之邦。在会稽、山阴还没有合并为绍兴县之前，仅会稽一县，考生就有五百余，而秀才的定额不过四十名。这场竞争应该说是激烈的。而即使得到了秀才的桂冠，还得去考举人、进士，那真可说是路远而任重！

周作人与他大哥于1898年12月18日参加会稽县考。次年1月10日发榜，大哥鲁迅在3图37，周作人在10图34。当时出榜，每50人为1图，会稽考生500余人，共11图。鲁迅考得不坏，是187名，15岁的周作人的名次可实在太后面了。1月13日举行府考。鲁迅已回南京去，周作人又参加了府的考试。聪明的周作人考出了较好的成绩，发榜时他在4图47，名次大幅度上升了。1899年11月7日周作人参加院试。三天后发榜，周作人名落孙山，没有当上秀才。

值得注意的是，周作人虽然投入了这场县考、府考、院试的三级考试，但在这期间，从他当时的日记可见，他仍然对于各种“杂籍”感兴趣，他购买了《思痛记》、《搜神记》、《东莱博议》、《百鸟图说》、《百兽图说》等等，甚至还购买了《七剑十三侠》，阅读一过，竟觉得“颇新奇可喜”。这就是周作人青少年时代的情趣，也是他的“杂学”的最初的基础。

周作人没有当上秀才，却差一点当上流氓。他在准备应考期间，结识了邻里间一位叫姜阿九的小流氓。那时家里除了母亲外没有能管束他的人。他就常常跟随姜阿九，整天在绍兴城内外游荡，但也没有真的惹出什么事来。周作人在1924年写的《破脚骨》一文中曾回忆说：“我在往江南当水兵以前，同兄弟在乡间游手好闲的时候，大有流为破脚骨之意，邻近的几个小破脚骨都有点认识，远房亲戚的破靴党不算在内。我们因此不曾被人撞过，有一两次还叨他们的光。”文中所说的“破脚骨”，是绍兴人对流氓的特称。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还这样记述那段生活：“说是玩耍也就是在城内外闲走，并不真去惹事，总计庚子那一年里所游过的地方实在不少，街坊上的事情，知道的也是很多。游荡到了晚上，就到近地吃点东西。”这种情况，严格说来还不能算是流氓，不过是吊儿郎当罢了。这种吊儿郎当的日子恐怕也为时不长，这时期他不但仍看书很多，而且在1899年12月2日（阴历十月三十日）的日记中还鞭策自己说：“转瞬仲冬，学术无进，而马齿将增，不觉恧然。”他不愿意把生命消耗在游荡之中。他是要奋起直追的。

徘徊在秀才与流氓之间的周作人，终于找到了一条新的出路，那就是：去南京进洋务派办的洋学堂去。

6.进了南京新学堂

按照大哥南京来信的安排，1901年9月11日下午，周作人由绍兴城北昌安门外30华里的小镇姚家埭乘了去西兴的航船。姚家埭是典型的水乡小镇。这里港河纵横，桥梁众多，镇上有三家杂货铺、两家南货店、两家茶食店、两家水果店、三家中药铺、三家豆腐店、三家茶馆、两家理发店，还有饭馆、米店、棺材店、鞋匠店等等。周作人在10天前就来过这里，接洽同行的人。他几次横穿全镇，很喜欢这座颇有生气的水乡集镇。它与外婆家安桥头相距不过四五华里。去西兴的航船，是一种特大的木船，船舱上有竹叶编成的船篷，晚上船舱里铺上板，旅客不但可以坐还可以卧。在黄昏的薄暮中，航船渐渐离开了绍兴的县境。听着船尾上“吱呀”的摇橹声和船头上哗哗的水声，周作人心头泛起离家的惆怅，但他又不免有点激动，他正踏上新的生活道路，他憧憬着旅途的目的地——南京。

周作人于9月18日抵达南京。21日即参加江南水师学堂的考试。他考的是额外生。学校里已有头班、二班，额外生是原计划外补招几名。考试是写一篇论文，题目是“云从龙风从虎论”。阅卷教师对周作人的论文批曰：“文气近顺。”参加考试的共59人，录取3人：正取1人，备取2人。发榜出来，周作人得了个备取第一。叔祖周椒生是本校管轮科监督兼汉文教习，阅卷教师因而略予方便是很可能的。接着复试，也通过了。周作人从此就成了这所学校的学生。

这是一所新办不久的学堂，相当于后来的中等专门学校。校内分驾驶、管轮和鱼雷三科。周作人进校时，鱼雷科已停办。他学的是管轮科。学生入校后，膳宿、衣靴、课本、仪器全由公家供给，还每月发给“赡银”，学生以学习年限分为三班，一班（是最高年级）每月发银四两，二班（是三四年级）每月三两，三班（是一二年级）每月二两。[7]周作人因为是一年级的额外生（副额），每月只一两。所学功课，不论是哪一科，一星期中都是五天洋文课和一天汉文课。所谓洋文课是指汉文课外的一切课程，因它们都是用洋文教学的。据《江南水师学堂简明章程》所载的课程为：

一、驾驶学生所习以精求英国文法为第一要义，然后次第授以几何、代数、平三角、弧三角、中西海道、星辰部位、升桅帆缆、划船泅水、枪炮步伐、水电鱼雷、重学、微积、驾驶、御风测量、躔晷、绘图诸法、轮理机要、格致、化学，凡为兵船将领应知应能之事均应学习。

一、管轮学生原为将来管理兵船机器之选，故精习英国文法后，所习勾股算学较驾驶学生更须精深，并加习气学、力学、水学、火学、轮机理法、推算绘图诸法，除在堂分时课授外，再由洋教习领赴堂外机器厂、绘图房、鱼雷厂、木厂、打铁翻砂铸铜，学习修理轮机器各项手艺，俟造诣渐深即责令学生等试造机器以证实效。

一、学堂设汉文教习六员，驾驶管轮学生分时授课《春秋》、《左传》、《战国策》、《孙吴兵法》、《读史兵略》诸书，并有经济之文以扩知识，定期由教习命题作论呈送改阅。

两项学生每日傍晚放学后，均由赴习艺操场习泰西跳跃攀跻各种武艺以壮筋骨。[8]

上述课程中，“重学”大概是现今物理学的一部分，是介绍重力（地球吸引力）、物体重心等知识的；“躔晷”是指天文历律，古代《方言》中称：“躔，历行也，日月为躔。”“气学”、“力学”、“水学”、“火学”，不知具体是指什么知识，大概是物理、化学方面的吧。从这份课程设计，可见周作人当年的学习情况。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除上述课程外，还有体操、兵操等课。体操除舞哑铃、跳木马、翻单杠等等外，每星期必须爬桅杆一次，好手能爬到顶上像虾蟆似的伏在桅尖上。既是海军学校当然要学游泳，但因为游泳池里淹死过学生，池早被填平，上面还造了“伏魔大帝”的庙，学游泳也就无从说起了。兵操除操练队形外，就是打靶。周作人就在这里开始了新的学习生活，学习他过去所没有接触过的新知识，发展他的聪明才智。

汉文课中学古代兵法大概要到二三年级开始，初时还是要学一般的策论的。在周作人看来，汉文课最为轻松，因为容易对付。周作人入学一个月，就遇到了全校汉文分班考试，策论的题目是：“问孟子曰，我四十不动心，又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平时用功，此心此气究如何分别？如何相通？试详言之。”这样的怪题，一些老学生都被考得一败涂地，周作人却考得很好。发出榜来，考得最好的24人作为头班，二班20人，其余五六十人都在三班。周作人是头班第20名。对于八股作文，周作人已有一套对付的办法，不是顺题演义就索性翻案，都能写得头头是道，文字简练，不枝不蔓，使改卷教师省力，也容易讨好。有一次教师出的题目是：“问汉事大定，论功行赏，纪信追赠之典阙如，后儒谓汉真少恩，其说然欤？”周作人就做了一篇短短的翻案论文，开头就写道：“史称汉高帝豁达大度，窃以为非也，帝盖刻薄寡恩人也。”教师加了许多圈，发还时还称赞说好。

周作人在八股文上不花什么力气，他却把精力用之于博览群书，广泛涉猎。当时流行的书报杂志，如《新民丛报》、《新小说》，梁启超的著作，严复和林琴南的译书，他都大量杂览，甚至还去买了两本佛经来阅读。他还读了很多小说，除旧小说，还读晚清时盛行的新小说。周作人后来在《我学国文的经验》中说：“我们正苦枯寂，没有小说消遣的时候，翻译界正逐渐兴旺起来，严几道的《天演论》，林琴南的《茶花女》，梁任公的《十五小豪杰》，可以说是三派的代表。我那时的国文时间实际上便都用在看这些东西上面，而三者之中尤其是以林译小说为最喜看，从《茶花女》起，至《黑太子南征录》止，这其间所出的小说几乎没有一册不买来读过。……我在南京的五年，简直除了读新小说以外别无什么可以说是国文的修养。”[9]周作人杂猎群书，因而知识要比只读教科书的学生广博得多。

周作人无论汉文课或洋文课，成绩都很好。学校里一年两次考试，名列前五名者，可得不少奖赏，足可回家作一次旅费，住在校里也大可吃喝受用。周作人就常常得到这类奖赏。他多数用来买书。1903年9月至1904年3月，他因病半年不能上学。回到学校赶上考试，他仍在前五名。

这学校管理不严，学生生活散漫。高年级学生可以一人占一间房，墙上挂着不少单条字画，桌上陈设着花瓶、自鸣钟。早上出操打靶时，他们睡大觉，临到打靶快完，才由听差叫醒，蓬头垢面地赶到靶场，胡乱打上三枪就算交差。晚上吃吃喝喝，还搞赌博等不正当活动。高年级学生对低年级学生也很傲慢专横，如在狭长的走廊上走路，他们有意螃蟹似地撑开了两肘，慢慢走着，后面低年级生虽有急事也不好僭越。因此低年级生也常常起来反抗高年级生，每争吵一次，高年级生就失败一次，威力也就减少一层。

周作人好读书，对同学比较随和，从没有惹是生非的事。他很痛恶高年级学生的作威作福，后来自己成了高年级生，就从不欺侮低年级生。他和听差、工役的关系也很好。住在伏魔大帝庙里的打更老人，喜欢和人谈太平天国的故事，和周作人就很谈得来。周作人患病期间，穷学生哪里住得起医院，是同学柯采卿自动借给他六七块钱，才住进了医院。从医院出来，开书店的朋友刘寿昆让他在书店里休养了十多天。后来周作人全身浮肿，听差刘贵特地烧了盘乌鱼来，说是乌鱼可以治水肿，要周作人吃。这都可见周作人平时的为人，很得到了周围人的爱护。

1905年冬，北京练兵处要派学生出国去学海军。周作人和几位同学上北京应考。他各科的考试都是及格的，但因为眼睛近视，没有被录取。第二年夏，江南督练公所决定派他和几位同学去日本学建筑。秋天，他们告别母校，告别故乡，告别祖国，东去日本。从此，他结束了在江南水师学堂的已有整整5年的学习生活。在这5年生活中，这位聪明好学的青年开始在形成自己的世界观。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在南京的学堂里五年，到底学到了什么呢？除了一点普通科学知识以外，没有什么特别的东西。但是也有些好处，第一是学了一种外国语，第二是把国文弄通了：可以随便写点东西，也开始做起旧诗来。这些可以笼统的说一句，都是浪漫的思想，有外国的人道主义，革命思想，也有传统的虚无主义，金圣叹梁任公的新旧文章的影响，杂乱的拼在一起。”这是说得比较合乎实际的。

7.第一本书

在江南水师学堂里，不少人把学习洋文当作敲门砖，只要考试应付过去了，毕业了就把它丢掉了。周作人却对英文产生了很大的兴趣。这是因为他偶然得了一本英文的《天方夜谭》，他读着读着，喜欢得不肯释手。

这是一本伦敦纽恩士公司发行的三先令六便士的插图本《天方夜谭》。它是印给孩子们看的书，所以装帧颇为华丽，书中有不少细致优美的插图。特别吸引周作人的，是书里一则又一则引人入胜的故事。读着这些故事，周作人感到“技痒”，很想把它们译成中文，介绍给中国的读者阅读。他终于决定先译《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他译此文时，又对某些情节作了改动。原故事中阿里巴巴死后，他的弟弟凯辛娶了他的寡嫂。周作人觉得这不合礼教。为使故事适合中国国情，他把这段情节删掉了。原故事中的女奴，凯辛将她作为儿媳，周作人把她改为行踪奇异，不知去向。这是1904年年底至1905年初的事。周作人为翻译这篇故事，真到了废寝忘食的地步。甚至于阴历大年初一，他也整天的扑在译书上。他这天的日记上就记着：“元旦也，人皆相贺，予早起译书，午饮于堂中。”周作人是用文言文译的，全文共一万余字。他用“萍云女士”的笔名，把它寄给了《女子世界》。不久便在这刊物上连续刊登出来。1905年5月，还以《侠女奴》的书名出版了单行本。这是周作人著译的第一本书。

在这本书的卷头，有一段译者的说明。这段说明后来没有被编入《苦雨斋序跋文》或别的任何集子。它的全文是：

有曼绮那者波斯之一女奴也，机警有急智。其主人偶入盗穴为所杀，盗复迹至其家，曼绮那以计悉歼之。其英勇之气颇与中国红线女侠类。沉沉奴隶海，乃有此奇物，亟从欧文移译之，以告世之奴骨天成者。

从这段短短的说明，很可见年轻译者的思想境界。

正当《侠女奴》在《女子世界》第12期刊载完毕的时候，周作人又以“会稽碧罗女士”的笔名，在同期《女子世界》上发表《题侠女奴原本》的长诗，以扩大《侠女奴》的影响。这说明年轻译者的头脑很灵活，并不是只啃书本的书呆子。这首长诗是周作人早期重要著作之一。它没有被收入任何集子，周作人后来也从不提到它，估计作者自己也把它忘了。今将全文录下：

采得薪归日暮时，绿林巢穴侈新知。敝囊满载驰驴去，侥幸人间暴富儿。

不意量金起祸胎，贪夫形役剧堪哀。石门不启飞磷火，何处孤魂泣夜台。

金钱费得唤缝尸，敌计虽深那得知。不道春光终泄漏，粉书已上小罘罳。

一误何堪再误来，朱门红粉费疑猜。巡逻终遣旁人觉，掩耳何曾有疾雷。

驱骡踯躅向前村，暴客俄为座上宾。可惜一声河满子，空教肠断卖油人。

请君入瓮已堪伤，灌顶醍醐那可当。三十七人齐拼命，殉财千古吊金伥。

对门侨寓费深心，揖盗多从孺子婴。汝欲报恩侬报怨，两家情事不分明。

姓名假托苛琪亚，监察难逃史拉夫。再入侯门非易事，却教空送好头颅。

居然妙手胜空空，舞踏蹁跹唱懊。羯鼓冬冬声忽断，筵前血洒杜鹃红。

行踪隐约似神龙，红线而今已绝踪。多少神州冠带客，负恩愧此女英雄。

这其实是一首叙事诗，概述了《阿里巴巴和四十大盗》的情节，表现了年轻诗人的概括能力和叙事能力。

《侠女奴》在《女子世界》连载时，周作人又着手翻译另一部小说《玉虫缘》。《侠女奴》的发表，译者没有得到什么报酬，但这并没有影响周作人译书的兴趣。《玉虫缘》的出版，也只以该书50部见酬，周作人也同意了。就在《侠女奴》连载完毕的《女子世界》总第12期的封底上，也刊出了《玉虫缘》的出版预告：

奇趣！小说玉虫缘预告 定价三角 四月出版 小说林发行

法国赤贫之夫因缘一玉虫，一月获百五十万金之巨富，其中如山羊图之变幻，髑髅之怪诞，暗号文之离奇巧妙，非有精心耐力不足探索其一二，寻常一记事之文而含有种种侦探小说之意味。碧罗女士从英文移译，初我为之润辞，文笔简峭，奇绝妙绝。

文中的“初我”即丁初我，小说林社和《女子世界》的主编，当年是他直接和名不见经传的周作人联系的，并且给这位未曾一面的投稿者多所鼓励。《玉虫缘》是美国作家爱伦坡的中篇小说，原名《黄金甲虫》。小说的故事梗概是：莱格阑在苏利樊岛，偶然得了个金甲虫，见其状甚怪，颇像人的骷髅。他在海边拾得的一张羊皮纸上，把这金甲虫的形状描绘下来，以便给友人看。友人拿到这张羊皮纸，不意掉在火炉边。经火炉烘烤，纸上出现了一个人的髑髅图，并有一大片字迹，是由数字和符号写成。经过研究，发现这是海盗的暗号。根据暗号的指示，他们掘得了海盗所埋藏的巨额珍宝。情节曲折，故事生动，近乎后来的侦探小说。周作人仍以文言文翻译，共18000字。在译文之后写有译者的附识：

译者曰：我译此书，人必疑为提倡发财主义也。虽然，亦大有术，曰有智慧，曰细心，曰忍耐。三者皆具，即不掘藏亦致富，且非独致富，以之办事，天下事事皆可为，为无不成矣。何有于一百五十万弗之巨金。吾愿读吾书者知此意。乙巳上元，译竟识。

这篇译者附识，说明青年周作人思想的深刻性。他认为通过这则故事，可以学习的是智慧、细心、忍耐三种美德；有了这三种美德，不但掘藏，不但致富，而且干天下任何事都能成功。这里就含有哲理的色彩。这篇译者附识，也没有被编入《苦雨斋序跋文》和周作人的别的集子。

《玉虫缘》是周作人著译的第二部书。它以“碧罗女士”的笔名，实际时间是1905年6月，由上海小说林社出版。

《女子世界》连载完《侠女奴》后，从总第14期（约于1905年4、5月间出版）起，又开始连载了“会稽萍云译述”的中篇小说《荒矶》。这部小说的原作者是英国的柯南道尔（周作人只译姓为陶尔），他是流行世界的《福尔摩斯探案》的作者。在《荒矶》的正文之前，译者有一段“附言”，全文如下：

此文为英小说名家陶尔先生所著。先生著述有《福摩斯全案》行于世，其声价无待言。此其小品中之一，叙惨淡悲凉之景，而有缠绵悱恻之感。今兹译者不文，重辱先生，重辱阅者。

此文本名The Man Crom Achemgle，日译易曰荒矶，今仍之。译者未能读日译，从原本述出。拙不能文，甚自愧也。

先生著作，素以有趣味闻。彼作小说，不喜如理想派之高远落漠，亦不如写实派之平凡无味，故凡所作，皆奇趣可喜。然我译此，则觉悲惨甚。未知阅者以为何如。

从这篇“附言”可见年轻的译者以自学获得了相当丰富的世界文学的知识。《荒矶》写一青年获得了一份遗产，却是一块荒芜的不毛之地。但他决心在这荒地上进行奋斗。这故事是很激励人的。它是周作人的第三部译作，但好像没有出版单行本。

周作人初步掌握了英语以后，开拓了阅读领域，很快爱上了西欧小说。他当时是一个穷学生，每月的津贴不过一二元，生了重病还是同学借钱给他才得以住进医院。可是他却奇迹般地凑足了16块钱买了一部8册的美国版的《雨果选集》。可见他对西欧小说热衷的程度。他的接连译出三部小说，也正是这种热衷的表现。

8.创作小说

在外国小说的影响下，周作人也写起小说来了。他在《知堂回想录》中谈起他曾写过《孤儿记》。这是1906年的事。其实在这之前，他还创作过两篇小说，可能是他忘了，因而没有提及。

在《女子世界》总第13期（约于1905年2、3月间出版）上，周作人以“萍云”的笔名发表短篇小说《好花枝》。《女子世界》中有“文艺”栏，其中又有小栏目“因花集”（诗歌）、“唱歌集”（歌曲）、“小说”、“丛谈”等。《好花枝》登在小说栏内，题目前还特地注明“短篇小说”。《好花枝》是一篇散文化的小说。文字优美，富于抒情味，周作人后来所追求的淡泊平和的文风已有所透露。小说的情节很简单：女主人公阿珠，夜坐绮春阁。时三月上旬，天气晴和颇暖，月色如银。绮春阁在山阴道上，东临镜湖，高阁直上十尺。月光下，北窗梧叶肥大，庭前绕砌芳草如罽，竹数十竿，森森而立，隙地是海棠、桃、杏、棕榈树、菜，一畦马铃薯、落花生，还有十数畦的花，莳牡丹、荼、佛桑、蔷薇、紫荆，佳花种种，正在争艳斗媚。好花枝！不意俄顷之间，月黑风大，斜雨急打。阿珠十分气闷，想：妒花风雨真恶，无情！无情！一会儿，阿珠恍惚间发现日光已偷偷入阁，照其罗袜。侧耳细听，阁外并无风雨，地无润湿痕迹，佳花竞开如故。万绿丛中，两株夹竹桃正大花怒放，红绿相映更令人可爱。原来，刚才的风大雨急，竟是一场梦！但，“阿珠出倚栏看，花不落？花竟落！满地胭脂片伴泥土，花薄命，花薄命！！零落至此。无情云雀，就地啄花片，蹂躏，侧眼视，啅啅鸣不已。”花虽不遭风雨摧残，但也逃不过鸟的蹂躏。忽然间，阿珠发现落花了的空枝上又开出了两朵花，难道真有落花返枝的奇迹！其实，那是两只蝴蝶，蝴蝶飞去，仍剩空枝。小说就到此结束。小说结束后，当时流行的做法，作者都要出来说上几句，以点明主题，或发表感慨。周作人在这篇小说之后也有几句话：“萍云氏曰：五浊恶世！何处是人间世？落花返枝之世界，吾惟于梦中或得见之，然吾恐无此梦福。”又说：“吾以此，深悲我女界，吾见有许多同胞甚苦，‘锦衾延寂寞，红泪谢欢娱。’女界何多缺陷，此其一。”这些话，或许就是这篇小说的主旨所在吧。

这篇小说情节简单，但写得跌宕有致。风和月明之夜，忽而风雨大作，好花枝遽遭摧残。这是情节的第一个起伏。那知这是梦境！那么花枝应无恙。这是情节的第二个起伏。谁知花枝竟遭鸟雀的蹂躏。这是情节的第三个起伏。落花枝上忽而又有了两朵花，难道真有“落花返枝”的奇迹。这是情节的第四个起伏。原来不是什么“落花返枝”，而是两只蝴蝶。这是情节的第五个起伏。一篇1200多字的情节简单的短篇小说，竟写得如此的波澜起伏，跌宕有致，说明20足岁的作者的聪明机智，和相当高的文学造诣。

在同一期《女子世界》中还发表了周作人的另一篇小说《女猎人》。《女子世界》创刊于1904年1月，在上海出版。第一年按月出版，共12期。1905年共出版5期，已不能按时出版。1906年停刊。1907年补出一期，即总第17期，也是最后一期。很可能因该刊从1905年起已不能按时出版，而编者认为《女猎人》写得不差，搁着可惜，所以在总第13期发稿完毕后，又增加篇幅，把它作为“附录”刊印在该期的正文之后。它的署名是“会稽萍云女士假造”。《女猎人》共约4000余字。它写女猎人和朋友一起去原始森林打猎。那天红日初升，她们发现芦苇丛中有一狮子夜出觅食而归。女猎人举枪射击，中其股，狮子怒吼一声，窜入芦丛中不见了。她想野烧芦苇，使狮子无从躲藏，但草嫩绿湿不受燃，只好作罢。于是她们改路，沿途猎取了一些小动物，以为佐餐。晚上，她们在树上作巢住宿，在树下架起帐篷藏马，帐外放着猎得的已死的小斑马。夜里，飞禽走兽在四周鸣叫，彻夜不息，令人恐怖。她们听着羚羊跑过去了，斑马跑过去了。一时万籁俱寂，似狮子出来了，接着听到了它在草丛中缓步而行的声音。这时晨色苍然，女猎人往树下一望，只见躯体庞大的狮子，正在帐篷前拖死斑马。她就举枪射击，击中其股。狮痛怒吼，就丢弃了死斑马，直向她冲来。约相距20码时，已可见狮的牙齿，她又射击，击中其前胸。狮少却后，又猛扑过来，她又连射三枪，都打中狮的两肩。这时狮已血肉狼藉，前体破碎，终于倒毙。不一会儿，太阳升起。她在河边又发现一群狮子，连射三枪，又打死了一只。一天中猎获两只狮子，使她乐不可支。几星期内，她竟猎获八头狮子，然后凯旋而返。小说就到此结束。

小说所取的显然是异国题材，是参考英国星德夫人的《南菲搏狮记》而写成的。小说前有周作人写的“约言”，说明他写这篇小说的宗旨，其全文如下：

作者因吾国女子日趋文弱，故组以理想而造此篇。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聊且快意耳。然闻之理想者事实之母，吾今日作此想，安知他日无是人，继起实践之有人，发挥而光大之，是在吾姊妹。

是篇参译英星德夫人《南菲搏狮记》。而大半组以己意，惟所引景物，随手取拾，且猎兽之景，未曾亲历，所言自知未能略似。阅者不足深求，致胶柱而鼓瑟。人名地名，亦半架空（今假定书中主人翁为篆因女士，其地为寿眉之山），无所据也。

或谓传女猎人不如传女军人。然女军人有名之英雄，而女猎人无名之英雄也。必先无名之英雄多，而后有名之英雄出。故吾不暇传铁血之事业，而传骑射之生涯。

周作人写这篇小说是要激奋我国女子坚强。正如小说在结尾时所说：“第一主义当主精神之健全，而其二则必需体魄之健全。”又说：“强权世界，腕力与脑力并重，何事不如此。”青年作者的爱国之心，跃然纸上。

这篇小说的写法很有特色。全篇分四节，第一节是第三人称，是作者进行叙述，还夹着发点议论。第二、三节是女主人公篆因的第一人称，这是小说的主要情节，是由女主人公自叙的。第四节又是第三人称，由作者进行叙述和发表议论。小说的写景十分出色，山麓、草原、密林、河谷，宛入其境。作者自称“随手取拾”，“不足深求”，其实他青少年时到过绍兴山区，写景有一定的生活基础。由于写景的笔触很多，又写得出色，因而整篇小说颇有浓厚的散文色彩。这与《好花枝》是一致的。

继《好花枝》和《女猎人》之后，周作人于1906年夏天又写了篇《孤儿记》。这篇小说篇幅较长，达20000余字，称得上是中篇小说了。它写一个孤儿阿番，从小贫苦，住在土洞里，以乞讨为生；长大以后，偶然一次偷窃行为，被逮入狱，罚作苦工；因为袒护同牢的犯人，将看守长杀死，被处死刑；临刑时，他将余剩的钱全部拿出来，说：“送给孤儿们。”这篇小说前半篇是创作的，描写孤儿的土穴生活很下了点功夫，但当主人公阿番长大以后，作者写不下去了，就拿雨果小说的某些情节来凑，因而出现了当时中国并不存在的孤儿院等等。周作人自称它是“半做半偷”的作品。后由上海小说林书社作为“小本小说”丛书的第1册出版。周作人得稿酬20元。这是他生平第一次拿到稿费。过去他译的小说和创作的小说，发表或出版后只得到一些书刊，是没有稿费的。

周作人还在《女子世界》总第16、17期合刊上，以“病云”为笔名，发表过《女祸传》，是据《旧约》里的夏娃故事改写而成的，很为女性说了一些话。但它是列在“史传”栏里的，不作为小说。周作人还在该杂志上写过一些杂文、随笔，也是为妇女伸张正义的。

这是周作人最初写小说的情形，以后他的兴趣注重于散文和翻译方面，但对小说也没有完全忘情。

[1] 周豫才于1918年发表《狂人日记》时，始用笔名“鲁迅”，以后以“鲁迅”之名行世。本书为叙述的方便，概称“鲁迅”。

[2] 鲁迅：《英译本〈短篇小说选集〉自序》，《集外集拾遗》。

[3]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1970年版，第15页。

[4] 周启明（作人）：《鲁迅的青年时代》，中国青年出版社1957年版，第21页。

[5] 《知堂回想录·父亲的病（上）》，该书有多种版本，任何版本都可以查。

[6] 《儿童剧》序一，上海儿童书局1932年版，第4页。

[7] 朱有主编《中国近代学制史料》第一辑上册，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524页。

[8] 同上。

[9] 周作人：《谈虎集》（下卷），北新书局1928年版，第399页。

第二章 东瀛留学做了日本女婿（1906—1911）

9.到了日本

1906年夏，鲁迅接到家信，说母病要他回家。回到家里，原来家里已安排好要他结婚。这时周作人已被批准往日本留学。鲁迅婚后不久即重返东京，周作人跟随同行。

路经上海，周作人剪去了辫子，轧了一个平头。他比鲁迅略胖，剪辫以后，显得和善、厚道而又俊气。

到了东京，周作人住进了鲁迅原已居住的伏见馆。对于周作人来说，日本的一切，都是很新鲜的。伏见馆在东京的本乡区汤岛二丁目，是中等偏下的下宿。下宿本身的等级也大有高下之分：大的三四层楼房，佣人众多，有点像是旅馆的样子；小的则不到十间房间，只用一二个下女，有时是房东自己的女儿充任。伏见馆虽是三层楼，但只有十来间房间可供居住。鲁迅、周作人住二层楼的第一间第八号。房间里装有干电池的电铃。偶然需要茶水什么的，一按电铃，下边就叫：“八番样！”意思是“八号的先生”，下女就上楼来。房间里有一个火盆，主要用来烧水，冬天也可取暖。住客还可借到一套茶具，长期使用。这里还有一间浴室，每星期烧水二三次，住客可以轮流入浴。房间里的坐具，即垫子之类，既可借用，也可自备。一般中国留学生，不习惯于坐垫子，就用桌椅，这于日本的房间不很相宜。鲁迅过惯俭朴生活，就用垫子坐用。周作人到日本后，也和哥哥一样，坐用垫子，而且他觉得穿着和服，坐在垫子上，可以盖住两脚，比用桌椅垂脚而坐要暖和得多。周作人的童年并不是在富贵生活中度过的，倒是很感受过困顿生活的滋味，因而在生活上没有什么追求。他到日本后，第一件事就是进中国留学生会馆办的日语讲习班学日语。鲁迅当时的学籍在东京独逸语学会所设的德语学校。兄弟俩除上学外，就在住处安静地自学。伏见馆住的都是中国留学生。要不是后来住进的几位留学生太吵闹的缘故，兄弟俩一直会在这里住下去的。

1907年春，兄弟俩迁居中越馆。中越馆在本乡区的东竹町，离伏见馆不远。这里原是三口之家：二房东老太婆、她的兄弟、她的女儿。他们留出楼下两间、楼上一间出租。鲁迅、周作人租了楼下两间，另一个留学生租了楼上的一间。因为寄居的共三人，警察一定要以公寓论，后来遂挂了“中越馆”的牌子。这里的房饭钱略贵，而伙食却较差，老太婆总是给他们吃一种圆豆腐和一种豆瓣酱汤。那时公费留学生的津贴，进国立大学的每年500日元，进专门高校是450元，别的学校则一律400元。鲁迅、周作人当时在学德语、日语，每人每月是33元。交房东房租和饭钱10元左右，伙食不好，自己得买咸牛肉罐头之类，这样就占去了一半津贴；再缴上学费，那就所剩无几了。好在兄弟俩过惯了俭朴的生活。他们的主要精力都用在学习上。

在中越馆住了一年多，1908年4月，许寿裳找到了一所日本著名作家夏目漱石住过的房子，在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硬拉周氏兄弟一起去住。共住五人，高大的铁门旁边的电灯上便标明为“伍舍”。这房屋规模宏大，房间清洁华丽，庭园广阔，花木繁盛，为大家所喜爱。鲁迅自幼喜欢花木，在庭园的空隙处，又种了牵牛花等花草，充满了生气。“伍舍”坐落在坡上，居高临下，和一条大道平行，可远眺。许寿裳后来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回忆说：“西片町是有名的学者住宅区，几乎是家家博士，户户鸿儒。我们的一家偏是五个学生同居。房屋和庭园却收拾的非常整洁，收房租的人看了也很满意。由西片町一拐弯出去，便是东京帝大的所在，赫赫的赤门，莘莘的方帽子群进群出。此地一带的商店和电车，多半是为这些方帽子而设的。方帽子越是破旧的，越见得他的年级高，资格老，快要毕业了。”这样的环境对于学习当然是极好的。但这里的房租和饭钱却大为增加——伙食比中越馆好得多了。这使本来经济已很拮据的周氏兄弟，几乎到了入不敷出的地步。这样支撑着总算过了年。幸亏后来五人中间发生了意见，有两位先行提议散伙，周氏兄弟和许寿裳三人找了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伍舍”存在了不到10个月，就此结束。西片町是知识分子居住区，十九号的房屋虽较小，但仍清静。房东是顺天堂医院院长左藤进。他们租了两间房：周作人和许寿裳合住一间，鲁迅好熬夜单独一间。不久，许寿裳的朋友蒋抑卮来东京治病，三人就挤在一间里，另一间让蒋暂住。蒋抑卮很快在西片町十号找到住处，但仍经常来谈天，和鲁迅很谈得来，后来成了鲁迅的朋友。周作人不善应酬，常常一旁听着，沉默着，使蒋抑卮觉得他很骄傲，像一只鹤。因此周作人还曾用过“鹤生”的笔名，这是后话。

总之，周作人到日本后，一直和鲁迅生活在一起，过着极为俭朴的生活，保持着勤奋学生的本色。

10.学习多种外文

周作人到日本后，第一件事是学习日语。他进的是中国留学生会馆所办的讲习班，每天学习时间是上午9时至12时。教师是30多岁的菊地勉。他在黑板上能写很标准的中国白话文，说话却仍是日语，不作口头翻译。周作人每星期只去三四次，教学进度完全跟得上。但是，这类讲习班是私人所办，毕业了也没有文凭，进学堂有所不便，因而第二年（1907年）夏，就改进法政大学的特别预科，至1908年7月学完。一般大学预科除学习日语外，还要学普通中学课程的基础知识，学习期限三年，毕业后可进入大学本科。周作人已在南京学过中学基础课程，因此进了特别预科，学习期限一年，除学日语外只学英算历史。英算他也学过，他着重学的是日语和日本历史。这两门课他也很容易掌握。因此，他虽缴了一年的学费，去上学的日子却只有百分之几。到期终考试时，接到学校通知，他才赶去应考，因迟到缺考一门，总分却仍是第二名。周作人聪明，学习方法对头，不是那种死啃教科书的“眼睛石硬”的脑袋，因而学习效果显著。

周作人到日本后，生活上都由鲁迅照料，很少上街，很少和日本人接触。因此他虽掌握了日语的基本知识，但不善于对话。直到1909年8月间鲁迅归国后，周作人的日语对话水平才有了很大的提高。

1907年秋，周作人正在奋发学习日语的同时，又参加了俄语的学习。这是周作人学习的第三种外国语。此事由绍兴同乡陶望潮发起，邀了周作人、鲁迅、许寿裳、汪公权、陈子英等，共6人。每人每月学费5元，每晚上课1小时。教师是俄人玛利亚·孔特夫人。她30余岁，不会日语，上课只用俄语。周作人往往课前依靠字典进行预习，上课时只注意听，主要听发音，进步很快。他认为俄语发音虽然不很容易，但总比英语好，拼音又很规则，便于掌握。同学中也有发音总是不准而不容易学的。周氏兄弟学习俄文，原是为了读俄国文学作品，向往其中的革命精神。后来终因学费太贵，大家散了伙，周作人也中断了学习。

周作人学的第四种外文是希腊文。1909年4月，周作人进了美国圣公会办的立教大学商科预科。这所大学里设有希腊文课，而且学的是希腊正统古文。周作人还常常到与立教大学有关系的也是圣公会办的“三一神学院”去听希腊文的《福音书》的讲义，那里用的是现代希腊语。至1911年4月，周作人离开立教大学。周作人当时想掌握《福音书》的内容，并把它译成像佛经那样古雅的汉文。后来周作人改变了这种“复古”的想法。但他因此而同时掌握了希腊古文和希腊现代语文。他很喜欢希腊古典文学。以后他又译了多种希腊古典作品。

周作人在留学日本期间，还学过第五种外国文，那就是梵文。章太炎那时想学佛经，想了解印度教，因而想学梵文。1909年春夏间的一天，章太炎给周氏兄弟写来一封信，全文如下：

豫哉、启明兄鉴：

数日未晤。梵师密史逻已来，择于十六日上午十时开课。此间人数无多，二君望临期来赴。此半月学费弟已垫出，无庸急急也。手肃，即颂撰祉。

麟顿首。十四日。

应邀前往智度寺听密史逻讲课的，只周作人一人，鲁迅（豫才，章太炎写成豫哉）没有去。梵文字形难记，音也难学，字数又多，一下子有点弄不清楚。周作人觉得太难，要学成恐非易事，因而及早中止了。这梵文班他前后只去了两次，当然说不上掌握什么知识。

周作人到日本先后学了4种外文，其中日文和希腊文都达到了相当的造诣。这除了他天赋聪明外，也可看出他旺盛的学习精力，奋发的求学精神。掌握了多种外文，是他留学期间最大的收获。

11.筹办《新生》

鲁迅在《呐喊·自序》中写到：他在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习的时候，“有一回，我竟在画片上忽然会见我久违的许多中国人了，一个绑在中间，许多站在左右，一样是强壮的体格，而显出麻木的神情。据解说，则绑着的是替俄国做了军事上的侦探，正要被日军砍下头颅来示众，而围着的便是来赏鉴这示众的盛举的人们”。这给了鲁迅强烈的刺激。鲁迅明白了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因为愚弱的国民，即使身体强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所以最重要的是在改变他们的精神，而他认为能改变人们的精神的，当推文艺。于是，鲁迅想提倡文艺运动了。

周作人到日本，正是鲁迅拟提倡文艺运动的时候。周作人当时的文艺观，从他在南京译《侠女奴》、《玉虫缘》和创作《苦儿记》可见，是同情弱小、鼓励反抗的，是“为人生”的。这和鲁迅当时的文艺观正是一致的。因而，周作人被派到日本来虽是学工科的，却偏爱文艺，跟着鲁迅投入文艺运动了。

他们首先筹办杂志。鲁迅后来回忆道：“在东京的留学生很有学法政、理化以至警察、工业的，但没有人治文学和美术；可是在冷淡的空气中，也幸而寻到几个同志了，此外又邀集了必须的几个人，商量之后，第一步当然是出杂志，名目是取‘新的生命’的意思，因为我们那时大抵带些复古的倾向，所以只谓之《新生》。”

所说的“几个同志”，其实是四人：鲁迅、周作人、许寿裳、袁文薮。“邀集”的人大约是指撰稿的人，如苏曼殊等。鲁迅找好了瓦支的油画《希望》，拟作《新生》创刊号的封面画；从外国画册中选好了插画；印好了《新生》的稿纸；分头约人写稿。

周作人为《新生》写了《三辰神话》的文章，是谈关于日、月、星的神话的。周作人到东京后，读到了鲁迅订购的美国该莱编的《英文学里的古典神话》。他还购买了人类学派安特路朗的《习俗与神话》、《神话仪式和宗教》等书。后来他又研读关于希腊神话的书。现在自己要办刊物了，他就跃跃欲试地写了关于三辰神话的文章。但他的文章还没有写完，《新生》已面临着夭折的命运。

《新生》的四个发起人之一的袁文薮，因要去英国留学，离开了东京，说好到了伦敦就寄稿来，但一去音讯全无。《新生》还未出阵，就折去一员大将。接着隐去了若干担当文字工作的人，随后又因资金不足，《新生》终于没能新生。

《新生》虽然没有办成，但作为指导思想的“为人生”的文艺思想，以及用文艺在国民精神中进行思想革命的思想，对周作人都有很深远的影响。

12.硕果累累的翻译活动

《新生》虽然没有办成，周作人的文艺活动却没有停止过。日本的学校里，学生上课，是不点名的。只要参加每学期的考试并且及格，就行了。周作人能轻而易举地掌握学校的课程，因而不大经常到课堂去，他有很多时间从事翻译的工作。那时留学生的经费很少，只能勉强生活，要买书籍等，就得另想办法。译作的稿费就成了周氏兄弟重要的经济来源之一。

周作人于1907年3月译成《红星佚史》，同年11月由商务印书馆作为“说部丛书”的第8集第8编出版。《红星佚史》是由哈葛德和安特路朗合撰的。林琴南曾译出过哈葛德的《鬼山狼侠传》，周作人读了很感兴趣。安特路朗是研究神话和希腊文学的。他著的《习俗与神话》和《神话仪式和宗教》，周作人都购买过。正是这两位作者，引起了周作人对于《红星佚史》的注意。小说原名《世界之欲》，是据希腊盲诗人荷马的著名史诗《奥德赛》的人物故事衍化而成。它以阿迭修斯与美人海伦的爱恋为主线，展开了跌宕曲折的悲欢离合的情节。美王后海伦胸前挂有星石，璀璨发光，“自石下坠，有红质滴滴如血，落于衣上，随滴随灭，而衣无黦”。红色星石在小说中多次出现，成了海伦美丽神奇的象征。因此周作人把小说改名为《红星佚史》。小说中的十几首诗是由周作人口译、鲁迅笔述成“骚体”诗的。周作人为《红星佚史》写了序，其中有一段云：

中国近方以说部教道德为桀，举世靡然，斯书之翻，似无益于今日之群道。顾说部曼衍自诗，泰西诗多私制，主美，故能出自由之意，舒其文心。而中国则以典章视诗，演至说部，亦立劝惩为臬极，文章与教训漫无畛畦，画最隘之界，使勿驰其神智，否者或群逼桚之，所意不同，成果斯异。

周作人认为西欧文学能“舒其文心”，而中国封建文学却“使勿驰其神智”，束缚人们的思想。这代表了他青年时期的文艺思想。

《红星佚史》的出版，给了周氏兄弟以极大的鼓舞。而且稿费200元也不是一笔小数目，兄弟俩可以买好多早已想买的书。周作人这时就买了一部十五册的英译屠格涅夫选集，他那时十分佩服屠格涅夫的小说。《红星佚史》的成功，使周作人立即又着手了另一部小说的翻译，那就是《劲草》。它就是俄国亚历克赛·康斯坦丁诺维奇·托尔斯泰的历史小说《谢列勃里亚尼公爵》，英译本改名为《可怕的伊凡》。周作人据英译本译出，改名为《劲草》。它写很有信心而又很凶暴的沙皇伊凡四世，人称“可怕的伊凡”的一些历史事件。小说着重刻画了一位敢于坚持正义的忠心耿耿的银公爵。当年周作人翻译起草，鲁迅修改誊正，两人边写边议论，说说笑笑，虽是阴冷的冬天，也不觉得寒冷和困乏。全书10余万字，译完后他们就满怀希望地寄给了商务印书馆。不料很快被退了回来，附信说此书已经有人译出付印。接着果然看到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另一译本，改书名为《不测之威》。但周氏兄弟认为自己的译本有一定的特点，仍想找机会出版，鲁迅并补写了一篇序。鲁迅在序中称自己的译稿“比附原著，绎辞意，与《不测之威》绝异”。序中还指出：“欧人慎重译事，往往一书有重译至数本者”，即在中国，也早已有“两本并行，不相妨害”的先例。序中还说到：银公爵“坚洁之操，不挠于浊世，故译称《劲草》云”，说明译者改变书名的缘由。这部译稿，鲁迅在1913年还曾投寄给出版单位，又被退回，不幸在投寄给《庸言报》馆后遗失。

周作人在日本翻译的第三本小说是《匈奴奇士录》。作者育珂·摩尔（今通译约卡伊·莫尔）是匈牙利著名作家，写有百余部作品，擅长历史小说。他与匈牙利爱国诗人裴多菲是同时代人，曾一起组织了革命的作家小组，从事民族民主革命活动。他曾参与1848年爆发在首都布达佩斯的革命运动，失败后受到奥地利统治者的追捕。周作人在本书的《小引》中有一段介绍他的文字：

育珂名摩尔，匈加利人也。于一千八百二十五年二月生于科摩伦。就学巴波大学，进为博士。四十八年匈加利独立之战，育珂亦与，为奥人所忌，及维拉戈思战败，则物色之，遂窜迹山林中，数月不出，事平归蒲陀沛思著书。六十一年，推为议员。至一千九百零五年卒。所作小说，都二百五十余卷，别有国史及自传等甚多。其国人理特耳著《匈加利文学史》，言氏为小说，长于创造，益以意象挺拔，作之藻采。故每成一书，情态万变，且秾丽富美，妙夺人意。自《天方夜谭》以来，鲜仇对也。

这些介绍都合乎史实，可见周作人对他的关注和了解。《匈奴奇士录》原名《神是一个》，写1848年革命中匈牙利人民反抗奥地利民族压迫的斗争。译者在《小引》中说：“匈加利故黄人，而民殊杂糅，中以摩陀尔人为主，什克勒义云边人，亦其近族，古匈奴也。其民自称阿帖拉之众。阿帖拉者，匈加利语曰遏谛来，匈奴之长。”在独立战争中，摩陀尔人和什克勒人力量很强，引起其他非匈奴族的民族的猜忌。奥地利统治者从中施展阴谋，挑拨离间，独立战争才告失败。译者根据小说的内容，才改名为《匈奴奇士录》。全书以文言文翻译约6万字，为商务印书馆所接受，被编入《说部丛书》第2集第51编，于1908年10月出版。小说以独立战争为背景，穿插着爱情故事，故封面上标明为“言情小说”[1]。

过了几个月，1908年底，周作人又完成了第4本译稿《炭画》。它是波兰作家显克微支的中篇小说。译者为它写了一则《小引》，简要地介绍了作家和作品：

显克微支名罕理克，以一千八百四十五年生于奥大利属之波兰。所撰历史小说数种皆有名于世，其小品尤佳，哀艳动人，而《炭画》一篇为最。《炭画》云者，谊取简略图形，如稿本也。丹麦评骘家勃兰兑思作《波兰文章论》，称之曰，“其人才情美富，为文悱恻而深刻，如《炭画》一篇，实其上乘，书言有农妇欲救其夫于军役，遂至自卖，盖杰作也。”又美国人冠丁言，此文作于一千八百七十八年，时著者方客美洲加厘福尼，自云所记多本实事，托名羊头村，以志故乡之情况者也。民生颛愚，上下离析，一村大势，操之凶顽，而农女遂以不免，人为之亦政为之耳。古人有言，“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叹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讼理也。”观于羊头村之事，其亦可以鉴矣。己酉二月，译者记。

文中的一些议论，是译者另有寓意的。过了十八九年之后，周作人解释说：“那时是宣统元年，清廷大有假立宪之意，设立些不三不四的自治团体，文中那些迂曲的话即是反对这个而说的，因为我相信中国的村自治必定是一个羊头村无疑。”[2]可见，周作人早期的文学翻译活动是“为人生”的。于此也可见他当时的政治思想。

但是这部译稿的命运却又不佳。它先是寄给了商务印书馆，被退了回来，附信中说：“行文生涩，读之如对古书，颇不通俗，殊为憾事。”这批评周作人并不能接受。他在1926年写的《关于〈炭画〉》中还说：“我至今还是很爱他，觉得这是我的译文里的最中意的一篇。”收到退稿后，1913年4月间，他又寄给了中华书局，结果又因“不甚合用”而退稿。后经鲁迅托人，这部译稿才于1914年由文明书局出版，1926年由北新书局重新出版。

周作人于1910年又翻译了《黄蔷薇》，与《匈奴奇士录》是同一作者的作品。可见他对于匈牙利民族民主主义作家育珂·摩尔的爱好。它也是周作人用文言翻译的。这时鲁迅已经回国。仅3万余字的译作，一时竟也找不到出路。直到1920年经蔡元培介绍，才由商务印书馆于1927年8月出版。周作人在1910年为该书写的序中说：“戊申五月余曾译《Egy az Lsten》一卷，易名《匈奴奇士录》，印行于世。顾尤爱其《A Srga Rózsa》，辄复翻为华言，并存原题，曰《黄蔷薇》。是书一八九三年作，育珂年已六十九矣。”序中又说：“育珂生传奇之世，多思乡怀古之情，故推演史事者既多，复写此以为故乡纪念，源虽出于牧歌，而描画自然，用理想亦不离现实，则较古人为胜，实近世乡土文学之杰作也。”说明周作人对于育珂的推崇。

周作人在留学期间，于课业之余，以1907至1910年短短的3年间，译出了5种小说，这是智慧和勤奋的结晶。而这5部译作，也反映了周作人同情被压迫民族、鼓吹民主革命的思想倾向。

周作人译作硕果累累，当然和鲁迅多方面的帮助和合作分不开的，也和鲁迅的督促分不开。这里有一个因译书而鲁迅请周作人吃“麻栗子”的故事。1908年间，章太炎希望有人能将德人德意生（Deussen）的《吠檀多哲学论》英译本译成中文。这个“希望”落在了周作人头上。但周作人觉得这部哲学论著“实在不好懂”，倒不如译邬波尼沙陀的英译本。章太炎欣然同意。可是周作人又迟迟没有动手。周作人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此事时说：“大概我那时候很是懒惰，住在伍舍里与鲁迅两个人，白天逼在一间六席的房子里，气闷得很，不想做工作，因此与鲁迅起过冲突，他老催促我译书，我却只是沉默的消极对付，有一天他忽然愤激起来，挥起他的老拳，在我头上打上几下，便由许季茀赶来劝开了。……为了不译吠檀多的关系，那么我的确是完全该打的；因为后来我一直在懊悔，我不该是那么样的拖延的。”[3]周作人说鲁迅“挥起他的老拳”，其实可能不是的。绍兴人有种特殊的打法：形似捏起了拳，但大拇指顶住了中指，使中指关节突了出来。这突出的中指打在头上很痛，但不会打伤，如真用老拳那是很容易把人打伤的。这种打法，叫“吃麻栗子”，或叫“吃栗子块”。周作人吃了“麻栗子”，但吠檀多的书还是没有译出来。

13.《域外小说集》

周作人留学期间的翻译硕果，还应该包括《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前面介绍的5种译作，虽也得到鲁迅的修改润饰，帮助译述作品中的诗歌，但主要的翻译工作还是周作人单独完成的；而《域外小说集》却是兄弟俩合作的成品。因此，把它们分开来作介绍。

《新生》杂志没有办成，为杂志准备的翻译稿也就没有用上。周氏兄弟就把这些翻译稿编集出版。鲁迅后来回忆当时的情形说：“我们在日本留学时候，有一种茫漠的希望：以为文艺是可以转移性情，改造社会的。因为这意见，便自然而然的想到介绍外国新文学这一件事。但做这事业，一要学问，二要同志，三要工夫，四要资本，五要读者。第五样逆料不得，上四样在我们却几乎全无：于是又自然而然的只能小本经营，姑且尝试，这结果便是译印《域外小说集》。”[4]

鲁迅所说的搞文艺活动的五个条件中，最重要的是资金。没有必要的物质力量，一切就都成了空话。就是“小本经营”，何尝不要财力。正好1908年冬，绍兴同乡人蒋抑卮来东京治耳病。鲁迅、许寿裳认识他，就暂住在“丙字十九号”周氏兄弟的住处。蒋抑卮是有钱的商人，在上海开有绸缎店，又是浙江兴业银行的大股东。他是秀才，又读些讲时务的新书，思想比较开通。他答应垫付《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的印费约200元，这两本翻译小说集才得以面世了。

《域外小说集》的第一册和第二册的扉页上都印着：会稽周氏兄弟纂译。版权页上，第一册出版日期：己酉二月十一日（公元1909年3月2日）；第二册出版日期：己酉六月十一日（公元1909年7月27日）。第一册印数1000册，第二册印数500册。其余各项两册相同——发行人：周树人；印刷者：长谷川辰二郎；印刷所：神田印刷所；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隆绸庄。这绸庄就是蒋抑卮开的店铺。

《域外小说集》的初版书，现在已不容易看到了。1921年群益书社出版的两册合订本，增加了不少周作人后来的译作。为使读者了解这两册域外小说集内容的原貌，今抄录其目录如下：

在这16篇译文中，迦尔洵的《四日》、安特来夫的《谩》和《默》是鲁迅所译，其余都出自周作人的手笔。鲁迅在筹划两本集子的出版上，很费精力；周作人则在翻译作品上花了工夫：兄弟俩的分工合作是成功的。

从目录可见，周氏兄弟注意的是俄国、波兰、捷克（即波思尼亚）等国家的现实主义作家的作品。鲁迅后来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说过他们当时的翻译思想：“在翻译，而尤其注重于短篇，特别是被压迫的民族中的作者的作品。因为那时正盛行着排满，有些青年，都引那叫喊和反抗的作者为同调的。”“因为所求的作品是叫喊和反抗，势必至于倾向了东欧，因此所看的俄国，波兰以及巴尔干诸小国作家的东西特别多。”周作人在《鲁迅的文学修养》中也说过：当年他们的文艺活动，“脉搏却与当时民族革命运动相通”，“翻译方向便以民族解放为目标，搜集材料自然倾向东欧一面，因为那里有好些‘弱小民族’，处于殖民地的地位，正在竭力挣扎，想要摆脱帝国主义的束缚，俄国虽是例外，但是人民也在斗争，要求自由，所以也在收罗之列，而且成为重点了”。当时的翻译界，包括林纾在内，译的多是英、美、法的名家的名作，而周氏兄弟却独具慧眼偏重于被压迫民族的现实主义之作，这和他们当时的民族民主主义思想和“为人生”的文艺思想，是分不开的。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出版后，鲁迅还在1909年4月18日的上海《时报》上登了一则广告：

《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

是集所录，率皆近世名家短篇。结构缜密，情思幽眇。各国竞先选译，斐然为文学之新宗，我国独阙如焉。因慎为译述，抽意以期于信，绎辞以求其达。先成第一册，凡波兰一篇、美一篇、俄五篇。新纪文潮，灌注中夏，此其滥觞矣！至若装订新异，纸张精致，亦近日小说所未睍也。每册小银円三角，现银批售及十册者九折，五十册者八折。总寄售处：上海英租界后马路乾记弄广昌隆绸庄。

会稽周树人白[5]

这虽是一则广告，但也概括了该书的内容、译者的意图和装帧的特点。可惜在绸缎庄里寄售，不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如在书店经销，销售可能会好一点。但作为该书“发行人”的周树人，已尽到了自己的努力。

《域外小说集》第一、二册出版后，知音很少。据鲁迅说，在东京只卖去各20册，在上海寄售的也差不多。第三册当然无从谈起了。但发行量很少的《域外小说集》却引起了日本文学界的注意。在第一册出版后不久，5月1日东京出版的《日本及日本人》杂志第508期就登载了一则消息说：“在日本等地，欧洲小说是大量被人们购买的。中国人好像并不受此影响，但在青年中还是常常有人在读着。住在本乡的周某，年仅二十五六岁的中国人兄弟俩，大量地阅读英、德两国语言的欧洲作品。而且他们计划在东京完成一本名叫《域外小说集》，约卖三十钱的书，寄回本国出售。现已出版了第一册，当然，译文是汉语。一般中国留学生爱读的是俄国的革命的虚无的作品，其次是德国、波兰那里的作品，单纯的法国作品之类好像不太受欢迎。”看来，《域外小说集》在国内外毕竟也还有知音。

《域外小说集》的出版并不顺利，但它们不是周氏兄弟文学事业的结束，而是开始。

14.发表长篇论文

周作人不仅勤于翻译，也勤于写作。从1907年起，他开始在《天义》、《河南》等刊物上发表论文。这些论文的观点与鲁迅是一致的，有的还可以与鲁迅当时的名篇媲美。

《天义》半月刊，1907年6月创刊于日本东京，名义上是何震主编，实际上是她的丈夫刘师培（申叔）主持其事。该刊以宣扬无政府主义而闻名。晚清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人民大众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矛盾，集中表现为革命人民推翻已沦为帝国主义走狗的清王朝的斗争。为了推翻封建王朝，当时国外的各种社会思潮都被介绍到中国来。而无政府主义思潮当时在抨击封建主义和揭露帝国主义的斗争中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鲁迅不是只读教科书的留学生，而是积极寻找革命武器。他有一套日本社会主义者编的《社会主义研究丛书》，其中一册是《共产党宣言》；他也看无政府主义的书。周作人有一本英文版的克鲁泡特金的《一个革命家的自叙传》，其中说到19世纪中俄国青年的变化，解说屠格涅夫小说《父与子》中巴扎洛夫的“虚无主义”的真相，指出世间关于“虚无党”的歪曲传说之不可靠。鲁迅要周作人把这一段节译出来，送给刘申叔去。周作人就据此写了《论俄国革命与虚无主义之别》，以“独应”的笔名，发表在《天义》第11、12卷的合刊上。文章指出：俄国革命源于“苛政未熄，天灾流行，民困莫苏，丧乱遂亟”。又说：虚无主义者并不是“唯以喋血为快”的暴徒，而是一种理论派别，是为反抗沙皇专制统治的产物：“俄国历世以来，家庭专制极重，盖以久用奴制，积习甚深，莫可挽救，有虚无主义起，将冲决而悉破之。”年轻的作者认为这种理论于中国有用：“虚无主义纯为求诚之学，根于唯物论宗，为哲学之一枝，去伪振敝，其效至溥。近来吾国人心虚伪凉薄极矣，自非进以灵明诚厚，乌能有济！”周作人还以“独应”的笔名，在《天义》上发表《读书杂拾》、译文《妇女选举权问题》、诗歌《绝诗三首（刺女界也）》等。这些文章的许多观点，乃至某些文句，和鲁迅的《摩罗诗力说》、《文化偏至论》是一致的。

《河南》月刊创刊于1907年12月，由同盟会会员张钟端（鸿飞）等主持，任总编辑的也是刘申叔。鲁迅在《河南》上发表《人之历史》、《摩罗诗力说》、《科学史教篇》、《文化偏至论》、《裴多斐诗论》、《破恶声论》等论文。周作人在《河南》上发表了他的长篇论文《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来论文之失》和《哀弦篇》，还发表了他所翻译的俄国契诃夫的短篇小说《庄中》和美国爱伦坡的短篇小说《寂寞》（后改题为《戚施》和《默》均收入《域外小说集》）。

周作人在《论文章之意义暨其使命因及中国近时论文之失》这篇18000余字的论文中，着重论述了这样的观点：一个民族要立足于大地并得到发展，要两个条件：“一曰质体，一曰精神。”而精神的条件比质体的条件尤为重要。质体是指“人、地、时三事”：“同胤之民，一言文，合礼俗，居有土地，赓世守之，素白既具，乃生文华之数者为形成国民所有事，亦凡有国者所同其也。”而精神呢？“斯犹众生之有魂气”，也就是一国的国民精神，“又可字曰国魂”。为什么有的民族“足自集其群，使不即于漓散”，能够不为他族所灭——“无归于他宗”，而且不断发展壮大，形成自己的文化，“造诣所及，光华美妙，并世莫伦，或以余光福人间世，普遍大千，靡不受福”，即为人类作出贡献呢？为什么有的民族，遇到“潮风所被”而能“自立于两间，不至为洪流所漂泛”呢？作者认为，这里面固然有物质的条件，但主要是精神的力量。他说：“由是观之，质体为用，虽要与精神并尊，顾吾闻质虽就亡，神能再造，或质已灭而神不死者矣；未有精神萎死，而质体尚能孤存者也。”作者甚至认为：从一国的精神，可以预测国家的将来。他说：“哲人觇国，讨探其盛衰兴废之故，或反观既往，以远测其将来，亦但视精神之何如而已。”

那么，一个民族的精神主要表现在哪里呢？即从哪里可以窥探一个民族的精神呢？周作人认为：主要是文章。他所说的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指文学。他说：“盖精神为物，不可自见，必有所附丽而后见。凡诸文化，无不然矣，而在文章为特著。”这就是说，各种意识形态都是表现国民精神、民族精神的。文章还阐述了这样的观点：随着人们穿食住行的生活必需条件的发展，文化也随之而产生和发展。“迨文明渐进，养生既全，而神明之地，欿然觉不足，则美术兴焉。凡自土木金石绘画音乐，以及文章，虽耳目之治不同，而感人则一。特文章为物，独隔外尘，托质至微，与心灵直接，故其用亦至神。言心声也，字心画也。自心发之，亦以心受之。感现之间，既有以见他缘，亦因可觇自境。……故使读一国书，苟能撷文苑之华，因以溯思潮之迹，则生民情趣，正不难知……。”周作人认为，文学和建筑（土木）、雕刻（金石）、绘画、音乐一样，都能感人；而文学特别能细致地表现人的心灵。因此，如读一国的文学优秀之作，可以上溯而看到这个国家思潮发展之轨迹，还可以知道这个民族人民的生活情趣。这也就是说，文学是最能表现国魂、民魂的。

那么，最能反映中国国民思想的文学，又是怎样呢？周作人认为：中国人的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文学也因之而凋零。他说：“中国之思想，类皆拘囚蜷屈，莫得自展，而文运所至，又多从风会为转移，其能自作时世者，殆鲜见也。”思想受到严重的束缚，文字上也多是人云亦云地“多从风会”，而很少能从当时的时世出发提出独到的见解。这种局面的造成，周作人认为，首先是由于长期以来的孔孟之道的思想统治：“夫孔子为中国文章之匠宗，而束缚人心，至于如此，则后之苓落，又何待夫言说欤。”儒家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当然不只反映在文学上：“况乎历来中国文人，皆曰士类，则儒宗也。以是因缘，文字著作之林，遂悉属宗门监视之下，不肯有所假借。道学继起，益务范人心。积渐以来，终生制艺，制之云者，正言束缚。”和思想统治密切相关的，凡稍有新的思想萌发，立即就遭到统治者们的摧残：“拘挛臣伏，垂数千载，牛山萌蘖，既摧折于古之小儒；根叶所遗，暴君又重而践踏之。嗟夫，丰林之木，将坐此以终歼欤，未可知也。”实际情形也确实是如此。

怎样改变中国当时的现状，怎样救国呢？周作人认为：首先在于振奋中国的国魂、民魂。他反对洋务派、维新派的救国方案。他说：“海内之士，震于西欧国势之盛，又相牵率，竞言维新，图保国矣。其言非不甚美，然夷考其实，又不外实利之遗宗，辗转未尝蜕古者也。谬种始自富强之说，而大昌于近今。”周作人何以称重“实利”者为“谬种”呢？因为在他看来，一个国家即使“贸易盛，工业兴”，而如果“精神萎衰，有走阪之势”，那么在世界风浪面前，仍然有“坐致摧残”的危险。理由很简单，国家民族没有“自集其群”的精神支柱，就会“漓散”犹如散沙，怎么可能振奋图强呢？所以到头来“富强之说”也必然落空而成了空话。

周作人的这一系列重视国魂、民气的观点，和鲁迅在《文化偏至论》中的“掊物质而张灵明”的主张，是一致的。鲁迅指出：“重其外，放其内，取其质，遗其神，林林众生，物欲来蔽，社会憔悴，进步以停，于是一切诈伪罪恶，蔑弗乘之而萌，使性灵之光，愈益就于暗淡：十九世纪文明一面之通弊，盖如此矣。”把物质和精神对立起来的观点未必全面，但针对资本主义社会普遍的追求物质享受而精神衰颓的现实来说，周氏兄弟的观点是正确的，是有进步意义的。

《哀弦篇》也是近万字的长篇论文。周作人在该文中阐述了这样的观点：每个民族都必须是有声音的。这声音表现在哲学、社会科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等各个方面。一个民族即使到了危亡的关头，也还有哀音，哀音可以使人们重新振作起来，因而也就还有希望。如果到了连哀音也没有了，真正是一片寂寞了，这个民族可真正到了灭亡的边缘了。文章举了古今中外的许多事例：希腊的史诗，罗马的神话，爱尔兰的牧歌，俄国的小说，乌克兰的民间故事，德国的诗，欧洲的文艺复兴，中国屈原、宋玉等人的诗篇，等等，无不是民族的声音。文章特别指出了当时国人对印度、波兰的偏见，是没有根据的。作者说：“热中之士，熹言政治，危言慑人，则辄引印度波兰为诟病。夫印度自昔与中国相通，其亲有若肺腑，且佛教之被吾民，谊在不可谖。波兰则素不闻知，无所爱憎，今独何怨于二国而鄙夷之若此。不知印度波兰固亡矣，特较震旦则万万有胜。”何以印度、波兰“万万有胜”于中国（震旦）呢？周作人指出：在世界重物质轻精神的潮流下，印度哲学仍存，吠檀多哲学“足维民德”。而波兰是“任侠之国”，人民的反抗斗争不绝；维比支奇的歌曲《波兰未亡》在人民中流传不衰；到了19世纪，更有从事新文艺创作的勃洛靖斯奇、密克威支、斯洛伐支奇、克刺莘斯奇等作家，其作品影响及于国外，以后又有显克威支等作家不断出现。印度和波兰的声音不绝，因而这两个国家必将重新崛起。值得担心的倒是中国：“华土物色之暗淡也久矣。民德离散，质悴神亏，旧泽弗存，新声绝朕”，所有的是街头熙熙攘攘之声，实际上是一派萧条之感，“乃不觉婴心而来，令人森然，如过落日废墟，或无神之寒庙者，其凄清也如是，盖所谓死寂者是也。”中国已到了“死寂”的地步，难道还不应向国人大声疾呼吗？鲁迅在《摩罗诗力说》中曾呼吁：“今索诸中国，为精神界之战士者安在？”周作人本文的主旨也正是同样的意思。

周作人的几篇论文，都洋溢着强烈的爱国主义激情。他说：“夫中国者吾之故土，宁不欲歌美而甚念之？然今不免自诅所亲，刺其苓落者，盖诚出于无如何，而为吾之长恨者矣。”正是因为热爱祖国才指出其弊病的。这是当年周作人真实的情怀。

15.参加留学生活动

周作人到日本的时候，正值留学生革命运动处于低潮时期。1905年9月，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这曾激起了留日学生的强烈抗议，陈天华愤而投海，秋瑾等革命派主张全体留学生归国，并立即付诸行动。留学生革命运动进入了高峰，但随之就进入了低谷。虽然一部分留学生仍留在日本坚持学习，但人数已大为减少，许多革命骨干走了，留学生中的革命元气大受损伤。

周作人1906年秋到日本时，就和鲁迅刚到日本时“赴会馆，跑书店，往集会，听讲演”的情形有所不同。除了客观的原因外，也有主观的因素。周作人的个性好静不好动，连上街采购生活用品都常由鲁迅代劳，参加留学生的活动当然就更少了。

但周作人还是参加了一些留学生的革命活动。

1907年7月，徐锡麟在安庆起义，刺杀了巡抚，但起义失败，被杀害。绍兴的秋瑾原与徐锡麟约定响应起义，未成，也被杀害。消息传到日本，震动了留日学生，特别是浙江籍学生。接着召开浙江同乡会，会上有人主张打电报给清廷政府，要求不乱杀人；鲁迅等革命派反对打电报，理由是革命失败，只有再举，没有打电报给统治者的道理，痛斥也无用，何况只是抗议呢。主张打电报的人说：“便是猪被杀也要叫几声！”鲁迅回答：“猪只能叫叫，人不是猪，该有别的办法！”周作人是很注意这次会议的，他的观点也和鲁迅一致。他后来在《鲁迅小说里的人物》、《鲁迅的故家》、《知堂回想录》等书中都记下了此事[6]。

留学生的革命活动有所低落，但革命者的斗争并没有减弱。1904年光复会成立。1905年光复会与兴中会、华兴会联合成立同盟会，革命活动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徐锡麟、秋瑾案发生后，光复会员陶成章、龚未生、陈子英亡命来到东京。由于鲁迅早已是光复会会员，又都是绍兴人，陶、龚、陈就经常来鲁迅寓处谈天，周作人也大都是参加的。周作人《关于鲁迅之二》（写于1936年鲁迅逝世后）中曾回忆到当时的情形写道：

当时陶焕卿（成章）也亡命来东京，因为同乡的关系常来谈天，龚未生大抵同来。焕卿正在联络江浙会党中人，计划起义，太炎先生每戏呼为焕强盗或焕皇帝，来寓时大抵谈某地不久可以“动”起来了，否则讲春秋时外交或战争情形，口讲指画，历历如在目前。尝避日本警吏注意，携文件一部分来寓属代收藏，有洋抄本一，系会党的联合会章，记有一条云，凡犯规者以刀劈之。又有空白票布，红布上盖印，又一枚红缎者，云是“龙头”。焕卿常笑语曰，填给一张正龙头的票布何如？数月后焕卿移居，乃复来取去。

周作人虽不是光复会成员，但从这段记载可见，他和革命党人关系密切，是同情和支持革命党人的。

周作人在1907年曾和陈子英、陶望潮等一起学习俄文。陶望潮也是光复会员。1908年，又和鲁迅、许季茀、龚未生等，每逢星期日，去民报社听章太炎讲《说文解字》。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中说过：“前去听讲……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这应该也是反映了当时周作人前去听讲的心情的。

周作人和革命党人的密切联系，还有不少记载。但这些联系，并不是周作人的革命实际活动。如果可以把人的个性分成革命活动家型、艺术家型、学者型等等的话，周作人是属于学者型的。他好静，好学，好钻研学问，但不热心社会活动。他具有民主主义的革命思想，他同情和支持革命者，但他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革命行动。

16.做了日本女婿

周作人和鲁迅、许寿裳等五人，于1908年4月8日住进本乡西片町十番地吕字七号，即后来被称为“伍舍”的那座院子时，有一位脸盘圆圆、做事利索的贫穷姑娘，为住客们办理伙食。她叫羽太信子。过去有些记载说她是房东的女儿。日本学者木山英雄在《北京苦住庵记》中指出：这种说法不对。羽太信子是“供应饭食的人”[7]，用中国通行说法来说，她是小厨娘一类的角色吧。1909年初，周作人与鲁迅、许寿裳因“伍舍”散伙而搬进十番地丙字十九号时，羽太信子也跟了过来继续为大家办理伙食。她对于住客中最年轻的周作人，似乎特别有好感，慢慢地他们就亲近起来。

羽太信子的父亲羽太小泽，是体力劳动者；母亲没有正式的职业。她的弟弟重久，妹妹芳子、福子，都还在少年、童年时代。这是一个贫困、勤劳、人口众多的家庭。

23岁的周作人和21岁的羽太信子的日益亲近，鲁迅是看到的。鲁迅对信子和她的一家并无恶感。他不反对弟弟与她的亲切。周作人终于向鲁迅表示了他要与信子结婚，鲁迅同意，并表示将从经济上支援他们。1909年春，许寿裳打算回国任教，鲁迅对他说：“你回国很好，我也只好回国去，因为起孟将结婚，从此费用增多，我不能不去谋事，庶几有所资助。”[8]可见他对周作人与信子的结合，是抱着理解和帮助的态度的。

1909年6月，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结婚，新婚夫妇仍住在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羽太信子从此脱离日本国籍，加入了中国国籍。这种因婚嫁而改变国籍，在当时的日本政府和中国驻日使馆，都看作是平常的事，手续简便。从此，周作人也就成了日本女婿。

这年8月，鲁迅离日归国，周作人和信子仍住在十九号内。鲁迅在时，周作人的日常生活，都由鲁迅照料，乃至上街购物，也由鲁迅包办。鲁迅归国后，小家庭的生活就要由周作人自己处理了。周作人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留学日本的开头几年，“我始终同鲁迅在一处居住，有什么对外的需要，都由他去办了，简直用不着我来说话”，所以日语也没有学好。后来，“鲁迅要到杭州教书去，我自己那时也结了婚，以后家庭社会的有些事情，都非自己去处理不可，这才催促我去学习；不过所学的，不再是书本上的日本文，而是在实社会上流动着的语言罢了”。日本女婿的生活，促使周作人学会了日本社会生活的语言，而且促使他了解日本社会。

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还录下了1910年他写的记钓鱼的一篇没有题目的短文。它反映了周作人当时生活的一斑。且看它的全文：

庚戌秋日，偕内人、内弟重久及保坂氏媪早出，往大隅川钓鱼。经蓬莱町，出驹入病院前，途渐寂静，隘但容车，两旁皆树木杂草，如在山岭间。径尽忽豁朗，出一悬崖上，即是田端。下视田野罗列，草色尚青，屋宇点缀其间，左折循崖而下为大路，夹路流水涓涓然。行未十丈许，雨忽集，以雨具不足，踌躇久之遂决行。前有田家售杂品，拟求竹笠，问之无应者。重久言当冒雨独行，乃分果饵与之使去，而自先归。遂至田端驿，乘电车至巢鸭，欲附马车而待久不至，保坂媪请先行。未几车至即乘之。意媪去未远，留意观之，见前有人折旗负包而行，呼之果媪也。令同乘。至铃本亭前下车，雨已小霁。归家饥甚。发食合取团饭啖之甚旨，其味为未尝有也。未几雨复大至，旁午重久亦返，言至川畔而雨甚，因走至羽太家假伞而归，所持饵壶钓竿，则已弃之矣。是日为月曜，十月顷也。

从这篇短文看来，周作人生活并不怎么拮据。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有位“保坂氏媪”，好像是保姆，或是临时雇的女佣。周作人的小家庭生活，靠他的官费留学生的津贴当然是远远不够的了。鲁迅每月都得给他寄钱。鲁迅的薪水也不多，绍兴家里早已入不敷出，靠变卖家产生活。寄给周作人的钱，主要也是变卖家产而来的。

1910年12月，周作人和羽太信子的小家庭由西片町十番地丙字十九号，迁到了麻布区森元町。这里离立教大学较近，周作人前往听课较方便。这里地处偏僻，但附近有芝公园和赤羽桥，都是可以去走走的地方。去热闹的芝园桥购买物品，步行前往即可。去神田有电车，周作人有时晚饭后，步行去神田逛旧书店，然后坐电车回来直到家门近旁。如果说西片町是知识分子聚居处，那么森元町是以小市民为主的杂居处。森元町的房租也要比西片町便宜一半。居民间的关系也不同。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在本乡西片町一带居住时，“似乎坐在二等的火车上，各自摆出绅士的架子，彼此不接谈”；在森元町呢，“这好像是火车里三等的乘客，都无什么间隔，看见就打招呼，也随便的谈话。不过这里也有利有弊，有些市井间的琐闻俗事，也就混了进来”。例如，他们家的右邻是一个裱糊工，家有一妻一女，女系前妻所生。或许是后母故意放纵，也可能后母真的不能管教，她渐渐流为“不良少女”了，每天午后总有男子在胡同里吹口哨，召她出去，父亲打骂也无用。这类事，邻里间就随便地谈论着。森元町的住处，大概是信子找来的，好像她更熟悉这样的环境。

周作人在立教大学并不学某种专业，而是学希腊文，特别注意学古希腊文。他还想继续留在日本，学习法文。鲁迅却认为没有必要，希望他早日回国工作。鲁迅在1911年3月7日致许寿裳的信中曾谈及此事：“起孟来书，谓尚欲略习法文，仆拟即速之返，缘法文不能变米肉也。使二年前而作此语，当自击，然今兹思想转变实已如是，颇自闵叹也。”鲁迅回国两年，考虑问题比周作人更能从实际出发了。

在信函催促周作人归国无效的情况下，鲁迅于1911年5月赶到日本，要周作人夫妇归国。这时周作人也就只好偕羽太信子回国了。

周作人归国后，暂时闲居在绍兴家里。这年10月，他写了一首诗：

远游不思归，久客恋异乡。

寂寂三田道，衰柳徒苍黄。

旧梦不可道，但令心暗伤。

这说明，这位当了异国女婿的游子，在回到故土以后，还很留恋着他乡的生活。

[1] 有人说本书为《说部丛书》第10集。我手头的是“中华民国四年十月十六日再版发行”的版本，封面上印着“说部丛书二集第五十一编”；封面上还印着“言情小说”四字，也不是如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所说的“爱情小说”。

[2] 《关于〈炭画〉》，发表于1926年6月14日出版的《语丝》第83期，后收入1926年11月由北新书局再版的《炭画》。岳麓书社《知堂序跋》所收序文有差错。

[3] 《知堂回想录》，香港三育读书文具公司1970年版，第223页。

[4] 鲁迅：《域外小说集·序》，收入上海群益书社1921年出版的《域外小说集》合订本。

[5] 录自郭长海：《新发现的鲁迅佚文〈域外小说集〉（第一册）广告》，《鲁迅研究月刊》1992年第1期。

[6] 周作人的记载和鲁迅《朝花夕拾·范爱农》中所记，很有出入，可能两人所记的是不同的两个会议。请参见拙著《鲁迅革命活动考述》（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7] 木山英雄：《日中战争时代的周作人——北京苦住庵记》，日本东京筑摩书房1978年版，第5页。此书已有中译本，赵京华译，三联书店2008年出版。

[8] 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三联书店1949年版，第36页。

第三章 在辛亥风云变幻的日子里（1911—1917）

17.在辛亥风云中

周作人自日本回到故乡，深感在封建专制统治下，“民生颛愚，上下离析”，寂寞和惆怅之感隐隐而生。倒不如六年的东京生活，使他觉得自由自在。从此他把东京称作自己的“第二故乡”。回家不久，他在一篇随笔中写道：“居东京六年，今夏返越，虽归故土，弥益寂寥；追念昔游，时有枨触。”正是他当时心境的写照。

然而没有多久，10月10日，武昌起义成功，革命力量势如破竹，很快席卷全国。接着杭州光复。接着绍兴光复。这给了一切不满封建统治的人们以极大的振奋。绍兴光复的第二天，范爱农特地从乡下赶到县城，脸上挂着从来没有见过的笑容，邀鲁迅一起去看看光复后的绍兴。可是遇到这样的大事，周作人却仍然躲在家里，足不出户。有人根据这点，就说周作人是反对这场革命的，或说他对这场革命抱着冷淡的态度，都不免轻率，但他的“好静”到了如此程度，也不能不令人吃惊。

在绍兴光复后一个多月，由鲁迅、陈子英、孙德卿支持，绍兴部分越社青年办起了《越铎日报》，于1912年1月3日创刊。办报的宗旨，鲁迅在《越铎出世辞》中说是：“爰立斯报，就商同胞，举文宣意，希冀治化。”并说：报纸将“纾自由之言议，尽个人之天权，促共和之进行，尺政治之得失，发社会之蒙覆，振勇毅之精神”。初期的报纸确是这样做的。周作人是该报的积极撰稿者。绍兴光复时他足不出户，但他在报纸上接连发表的文字，却表明他是辛亥革命的拥护者和战斗者。

在1912年1月18日的《越铎日报》上，他以“独应”为笔名，发表了政论《望越篇》。周作人在文章中热情欢呼这场推翻了清皇朝的革命：“中国受制于北虏，既二百六十余年，其局促伏处专制政治之下者，且二千百三十载矣。今得解脱，会成共和，出于幽谷，迁于乔木，华夏之民，执不欢忻！”这是周作人对这场革命的基本态度。但他又认为，二千余年的封建统治不应轻估，封建主义的影响不是一场革命所能清除的。他说：“顾返瞻往迹，亦有不能不惧者，其积染者深，则更除也不易。中国政教，自昔皆以愚民为事，以刑戮慑俊士，以利禄招黠民，益以儒者邪说（专指宋儒），助长其虐。二千年来，经此淘汰，庸愚者生，佞捷者荣，神明之胄，几无孑遗。种业如斯，其何能臧，历世忧患，有由来矣。”因此，他提出希望：“今者千载一时，会更始之际”，国人应“洗心涤虑，以趣新生”，而不应“伈伈伣伣，以求禄位”，这正是考察“国人性格之良窳，智虑之蒙启”的时候，要不然，“利欲之私，终为吾毒”，那真只好“撮灰散顶”，去诅咒“先民之罪恶”了[1]。周作人在这里提出了应把辛亥革命引向深入，应在意识形态方面，在国民性上，清除封建统治的影响，中国才会出现新生的面貌。从这里可以看到周作人对革命理解的深度和广度。

接着，周作人又在1912年1月22日的《越铎日报》上，发表《望华国篇》，继续阐发他的必须清除封建统治的思想影响的观点。他认为，千年以来，由于“政教为虐”的统治，使国人“种性日离”即离开了人性，以致“以利禄为性命，以残贼为功业”。这种人，“利之所在，不问恩仇，虽异族可君，同种可杀也”；他们“不受制于人则为暴于国”。有感于此，周作人写了下面一段话，对一系列历史事件和近现代政治人物作出了他的评价：

中国之事，一治一乱，治者其服刑之日，而乱者其得志之秋。故视近古史书，历历皆罪恶之迹，亦历历皆耻辱之痕也。罪辱如斯，而悲哀则安在？悔改者又谁欤？顽迷之民，不知自觉，坐令覆辙屡践，长其罪恶而重其耻辱，可哀也夫。其事一征之于五胡之世，再征之于金，三征之于元，四征之于清，而人皆不知悟。伍征之于太平天国时，曾、彭之助贼，杨、李之争权。六征之于今，袁、冯之徒，无异于曾、彭；焦、陈之狱，孙、黎之彼，亦杨、李之渐。而今陶君复损于私剑矣。车过腹痛之感，如何可言，使君辈存，令此人死，华土之人，其永劫不悟者矣。呜呼，陶君经营伟业，福被吾族，今不死于异族，而死于同种之手，岂命也夫！……

这段话集中地反映了周作人的历史观和政治观。他认为，历史上五胡、金、元、清，是由于汉族自身的“政教”造成的。他十分可贵地站在太平天国一边，称镇压这场农民革命的曾国藩、彭玉麟为“助贼”，并指责了杨秀清、韦昌辉（文中的“杨李”似应为“杨韦”）的“争权”。必须说明的是，当时周作人对孙中山的误解。1905年成立同盟会后，原光复会部分成员和原兴中会部分成员之间存在矛盾，以致1908年光复会重新自行开展活动。1912年1月光复会首领陶成章被兴中会人士暗杀，不少光复会员对孙中山也有怀疑。周作人虽不是光复会员，但他的看法和不少光复会员是一致的。文中提到的“焦、陈之狱”，是指辛亥革命后湖南军政府都督焦达峰、副都督陈作新，被立宪派发动的兵变杀害的事。此事是革命派丧失对立宪派的警惕造成的，但孙中山没有直接的责任。周作人认为袁世凯、冯国璋是曾国藩、彭玉麟之辈，是对的；但因“焦、陈之狱”而把孙中山与黎元洪相提并论都指为争权的杨、韦之辈，是出于一时的误解。至于周作人对陶成章被暗杀而发的感慨，基本上是正确的。从焦陈之狱、陶成章被刺等事件的发生，周作人认为辛亥革命后，革命必须深入发展，否则会重蹈像太平天国那样的覆辙。从中可见周作人当时政治思想的深刻性。

周作人还以“独”的署名在《越铎日报》上发表《尔越人毋忘先民之训》、《民国之征何在》、《庸众之责任》等短评。这三篇短评中，有的可能是鲁迅执笔或经鲁迅修改的，但它们和《望越篇》、《望华国篇》的思想是一致的。它们反映了鲁迅、周作人兄弟俩当时基本一致的政治观。[2]

《越铎日报》从1912年1月15日起设有“译件”专栏。为这个专栏提供稿件的，主要是鲁迅、周作人。这些译件的民主革命立场都很鲜明。例如第一天（15日）的译电《南京特别通信》就是反对袁世凯支持革命临时政府的，全文如下：

南京特别通信（译大陆报）

袁世凯对于和议毫无信实，故共和党人已绝望而为最后之预备，以攻北京。彼等曾宣布俟和议决裂，即当进行云。停战期限于下星期日已满。黄兴自被举为临时政府陆军总长后，即行分配民军为四大队，由四处北上，其第一队由徐州、山东，第二队由湖北、荆州，第三队由安徽、河南，第四队由上海海道而登秦皇岛。

近日海上，迁延之和议，共和党一方面各领袖已多所怀疑，故陆军总长黄兴及次钮永建已拟派队北上决战云。北上之预备，各处民军现已齐集南京，预备北上，所有衙署局所及学校皆已改为民军之驻扎地，且各军每日仍切实操练，以期皆成劲旅；而一切军需物，前数日已由上海江南制造局运到。

这条消息译自英文版大陆报。鲁迅不通英文，它出自熟谙英文的周作人之手当无疑。像这样的消息，当然能振奋人民群众和革命者。在15日同一天，还载有译自东京《朝日新闻》的通讯《边境之危机》。这篇长篇通讯连载了五天，译者署名“起孟”，更可说明不少译件确实出于周作人之手。

《越铎日报》上的“译件”专栏刊至当年的2月底，可以确定为周作人翻译的约30余件。这些译件除报道革命活动外，还报道了反动派的动态，这确实也是人民群众所希望了解的。如1月18日刊载的“紧要译闻”中有关于张勋的动态的，很有代表性，今抄录如下：

张勋现仍盘踞南京北部徐州等处，毫不减其凶焰。手下仍有二十二万兵士，期再攻南京。但南京现安稳，而民军亦竭力守卫也。

张勋既得袁世凯之允许援助，复思得东三省红胡子以为助。因彼等嗜杀人如饮食为尤甚，民间一闻彼等之来，无不恐惧云。

张勋曾派多数侦探到南京，但被民军搜获许多，即行杀却。尚有一部分，因值下令剪发时，彼等亦只得随众剪去。但此等既无辫，亦就不能回告张勋，因张遇无辫者一概杀无赦故也。（译大陆报）

前面说过，周作人虽不是光复会员，但他在感情上是倾向于光复会的。对于陶成章的被刺，他也十分关注。在陶被刺几天后，他就在1月19日的《越铎日报》上及时地刊载了有关译件，把这不幸事件的经过简略地告诉乡亲们（陶成章是绍兴人）。这则译件全文如下：

陶公被难之后报

十四日晨中，陶成章君被杀于圣马理病院。推求其故，拟由浙江民军官吏嫉妒所杀，虽未确切，然在诸说中最为可信。初汤寿潜被选为交通部长，举陈英士、章太炎、陶焕卿三人自代。陈、章皆辞不就而转荐陶君。陶君亦辞。蒋尊簋乃举为浙都督继汤之后。数日前，陶君曾登报广告，此后不复与闻浙事。广告出后，有一人匿名投书各报，评陶君退隐之事云：浙民军中有数人暗斗甚烈也。蒋君现亦在上海。十五晚谣传蒋被暗杀或谓已辞浙都督之职。刺陶君凶手犹未弋获。据病院小使言，二人皆操粤语，于十四日晨二点半时，由园中入，出手枪相胁。使告以陶君卧室。陶君方卧，二人呼之起，射之，一中首一中体部。病院中人闻声出追，二人复以枪相拔，遂逸去。法国警察正在查究，犹无所得。陶君致力于革命事业，已有十余年，即组织光复会者。四年前女士秋瑾被逮，陶君以全力谋救不果。浙江反正，陶君之力居多也。（译大陆报）

当时由于种种原因，中国发生的政治事件，常常由外人办的报纸先予报道。《越铎日报》设立“译件”专栏，就能及时地把国内发生的政治事件告诉读者。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文报纸中是不多的，在地方报中更少。这是《越铎日报》的创举，也是鲁迅、周作人的创举。

18.当了绍兴教育会长

辛亥革命后，革命临时政府成立。浙江军政府教育司由沈钧儒出任司长。沈钧儒曾任浙江两级师范学校校长，该校的不少故人，这时都转到教育司来，其中钱夏（玄同）、朱遏先是与周作人一起在东京听过章太炎讲《说文解字》的同学。经朱遏先推荐，教育司委任周作人为课长，不久又改任为本省视学。这是1912年二三月间的事。因信子分娩在即，周作人没有去上任。5月中旬，他到上海去接信子的兄弟重久和妹妹芳子。信子分娩，她和孩子都需人照料，虽然家里已有佣人，但有妹妹帮助，当然更为放心。重久是护送妹妹来华的。当时芳子是十五岁。以后芳子一直住在周家。1914年2月，芳子与周作人之弟周建人结婚，那是后话。

到1912年6月，信子产后满月，周作人才去杭州上任。当时教育司在头发巷办公。周作人来迟了，暂时连办公的座位也没有，他就整天在宿舍里看书，看倦了就在床上一卧。钱玄同称他为“卧治”。视学的职务应该到本省各地去察看，但他几乎足不出头发巷，连教育司里有几间办公室也没去看过，只到过楼下的客厅（可看到报纸）、饭厅和楼上的宿舍。这样的“卧治”不到一个月，他就得了疟疾，只得告假回家。他领了一个月的薪水大洋90元，正好作为回家的费用。从此他就离开了教育司。

周作人回到绍兴，暂时没有职业，在家里作文、译书、整理旧稿，同时和绍兴教育界人士交往。辛亥革命后，王金发领导的绍兴军政分府曾想整顿教育，如委任了一批光复会员或具有进步思想的人为几所中等学校的校长，其中包括委任鲁迅、范爱农为山会师范学校校长、学监。但没有多久，封建保守势力又控制了这些学校。鲁迅辞去校长职务后，继任者就是绍兴孔教会会长傅励臣。范爱农也被排挤出校，而竟至失业。周作人回绍兴不久，就遇到了7月10日范爱农溺水而死的事件。周作人在日本留学时就认识范爱农。辛亥革命后范爱农与鲁迅共同领导师范学校，经常在鲁迅家商议工作、评论时政和饮酒谈天，因而周作人对他也比较了解。周作人没有直接参与教育界错综复杂的斗争，但他是站在范爱农一边的，是十分同情范爱农的遭遇的。他一面把范爱农不幸的消息写信告诉在北京的鲁迅，同时还写了《哀范爱农》诗：

天下无独行，举世成萎靡。

皓皓范夫子，生此叔季时。

傲骨遭俗嫉，屡被蝼蚁欺。

侘傺尽一世，毕生清水湄。

今闻此人死，令我心伤悲。

扰扰使君辈，长生亦尔为！

周作人的这首诗修改后和鲁迅的《哀范君三章》一起发表在1912年8月21日绍兴《民兴日报》上。两首诗的思想感情是一致的。鲁迅赞扬了范爱农的“白眼看鸡虫”，周作人赞扬了他的“傲骨遭俗嫉”；鲁迅揭露了“狐狸”、“桃偶”之辈，周作人痛斥了“蝼蚁”之群。这里再一次表明了周作人的政治态度。

辛亥革命后，王金发领导的绍兴军政分府作为整顿教育的另一措施是改选教育会。可是1912年第一次改选的结果，会长为罗扬伯，副会长为周豫才（鲁迅）、傅励臣。罗、傅都是自由党成员，是《阿Q正传》中“假洋鬼子”一流的人物。傅还是绍兴孔教会会长。这样的人物怎么会当选正副会长的呢？原来他们在选举中舞弊。这使教育界哗然。军政分府只得请教育会评议会讨论这次选举是否合适。在人言啧啧之下，罗扬伯只得辞去会长之职。不久，鲁迅离开绍兴去南京教育部工作。绍兴教育会几乎陷于瘫痪状态。于此可见教育界斗争的激烈和复杂。1913年3月，绍兴教育会重新选举会长，平时对人随和、思想进步、不参加派系纠纷的周作人，被选为会长。当时周作人在教育界还没有正式的工作。过了几天，绍兴省立第五中学聘请周作人为英文教师。周作人这才真正成为绍兴教育界的一员。

绍兴教育会会长没有什么特权；教育会除军政分府每年有几百元的经费外，也没有什么收入。会长几乎是尽义务的。周作人担任会长后，即与周建人一起起草章程，整顿会务，第二年又颁布了《绍兴县教育会修正章程》，使教育会的工作正常化。他创办了《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于1913年10月出版第1期，以后每月按时出版。在这月刊上，刊载了《教育部公布教育会规程》、《绍兴县教育会章程》、《教育部颁小学校教则及课程表》、《教育部公布小学校令》等，使教育界人士便于遵循和参考，这使月刊有着机关刊物的性质；刊物上不断介绍外国的各种教育思想，如周作人写的《遗传与教育》、《家庭教育一论》，周作人译的《民种改良之教育》、《游戏与教育》，周建人写的《民种改良说》等；刊物还介绍了不少现代科学知识，如周建人写的《微生物与人生》、《博物小识》，周建人译的《健康与疾病》等；刊物还发表了不少民间风俗的调查报告，关于文物古迹的调查报告，关于儿童教育、儿童文学、玩具研究、儿歌研究等方面的文章；刊物还刊载了不少学校活动的简讯，交流了动态。这是一份在浙江省内外有影响的教育刊物。

周作人领导的教育会还主办了小学校成绩展览会等活动。1914年9月出版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10期是小学校成绩展览会专号。周作人写了《小学校成绩展览会杂记》一文，在专号上发表。

周作人还不断改进教育会的工作，并改组了《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从1914年11月起，出版《绍兴教育杂志》，仍每月一期。原月刊篇幅较少，每期十至二十页，撰稿者面不广，有几期周作人、周建人兄弟的文章占了大部篇幅；新杂志篇幅增加至六十页，撰稿者的面大大扩大。刊物设了“论说”、“学术”、“实验”、“杂俎”、“教育疑问”、“小说”、“纪事”、“法令”、“专件”等栏目，这是一份内容丰富的教育界的综合性刊物。

由于周作人具有民主主义思想，倾向进步，能干实事，又能团结各方面人士，教育会内部的派系倾轧大为缓和，教育会的工作也就不断取得成绩。1915年4月，绍兴教育会按照每两年选举一次的规定进行选举，周作人又一次被选为会长。他受到各方面的拥护。他主办的《绍兴教育杂志》，一直出版到1919年1月。他于1917年3月离绍去北京工作。杂志在他离绍后继续按时出版，说明他的建树是有根基的，有影响的，为世人所承认的。

周作人在任教育会长时期，还做过一件不为人注意、但很有意义的事，那就是绍兴中小学课本的改变。辛亥革命前，出版新式学校教科书最多的是文明书局，广益书局也印一些。1903年起，商务印书馆编辑出版《简明教科书》、《最新教科书》，为各校所采用。但正在筹备成立新书局的几位出版家，认定民主革命必定胜利，清王朝必定会被推翻，就暗中编写了新的教科书。辛亥革命后，他们就于1912年1月1日宣告中华书局成立（中华民国也于这天宣告成立），并立即出版事先编好的《中华教科书》，内容新鲜，思想进步，风行一时。商务印书馆感到自己的教科书已落后，赶紧请人编辑，到这年秋天才开始出版《共和教科书》，但已落在中华书局后面。中华书局再接再厉，1913年又编辑出版《新制教科书》，1914年编辑出版《新编教科书》，1916年又编辑出版《新式教科书》。在民国初年，教科书的编辑出版，中华书局处于领先的势头。一般中小学校，由于辛亥革命前用的是商务版教科书，革命后就仍沿用商务版。周作人任会长后，审核了几种教科书，要求绍兴各校改用中华版。本来，采用何种教科书，是由各校自定的。周作人的要求，实在有点越俎代庖，但各校却同意了他的意见。从商业的观点来看，这对商务印书馆是一个打击。中华书局事先并没有对周作人或绍兴教育会进行任何幕后活动，因而是一个出乎意料的收获。这件事，表面看来只是教科书的变换，实质上却反映了周作人支持革命、倾向革命的政治态度，并希望绍兴教育界在革命后出现新的面貌。

周作人在第五中学任英文教师，也曾对教材作了改革。他删去了教科书中的不少内容，而从《格利佛游记》、《格林童话》、《欧文笔记》等英文书籍中选择补充。这使学生接触到了新的思想和世界名著。周作人的这种做法，在当时的中学教师中是少有的。

1917年2月20日，周作人接到鲁迅要他去北京工作的信。3月5日，他向中学校长说明了北行的事，辞去了英文教师的职务。这时，周作人连任教育会长又满两年，正是教育会重行选举会长的时候。3月18日下午，绍兴教育会进行选举，周作人和周建人参加了这次选举，选出阮建章为会长。周作人连任两届会长共四年，至此圆满结束。从此，他去北京参加首都的教育界、全国的教育界的活动。

19.短篇小说《江村夜话》

辛亥革命后，周作人在1914年7月出版的《中华小说界》第1卷第7期上，发表了标明为“社会小说”的《江村夜话》。从这篇小说中可以看出他当时的政治思想和文艺思想。

小说写水乡初秋雨后复晴的傍晚，一个渔夫两个农民甲、乙，在村口河边饮酒聊天，后来住在祠堂里的塾师也加入了进来。正在谈笑间，远远来了两人：一是村农，刚从镇上回来的；一是十多岁的村童，遍身是泥，看样子是刚从水田中捉鱼来的，手里还拎着两尾鱼。渔夫问：“噫，若来将得甚消息来耶？”那村农说：“无他，惟闻米又增值，且媪死矣。”农民甲、乙听了叹气，渔夫也叹气说：“终竟死矣，冤孽哉！”那村农又说：老媪死时，无人看见。今天地甲又来促迫她走，才发现死于廊下。她已无家人，死后无人敢去入殓，邻舍都怕连累，甚至不敢接近。谁如果敢去埋葬，谁也要家破人亡。这些谈话使塾师十分吃惊，急问：这是怎么回事？渔夫呷了一口酒，就道出一则故事来。

原来，邻村有一老农，家境尚可温饱，为人忠厚懦弱，是城中某富豪的佃户。他有一女儿，风华正茂，垂涎者甚众。那年，富豪之子前来收租，老农杀鸡办宴，盛情招待。豪子却看上了他女儿，不用说立刻就做出了缺德的事。豪子扬言将娶那女孩为妻。老农信以为真，对人说豪子将做他女婿。村人们劝他别痴心梦想，小心上当，他并不以为然。几个月后，女儿怀孕了。未几，老农到城中那富豪家去，却被拒之门外。第二天，来了一批差役，声称老农抗租不交，就拘捕他的一家，捣毁全部家具。女儿被拘不久即暴死，父子也不能幸免。只有老媪，当时正外出拜佛，才没有被捕。但富豪仍不断地逼迫她。现在她也死去了，竟没有人敢为之入殓！

听罢事情的经过，塾师愤慨地说：“衅皆由豪氏，在理宜尽法以治。”农民乙微笑道：“彼家有田八百亩，孰敢一嗅之者！”塾师怒曰：“则先藉（没收）其田八百亩。”农民乙曰：“彼与当路皆稔（他们与当权者都很熟），先生又胡能藉之。”塾师等听了，只有愤怒地吐气。

这篇小说确是“社会小说”，它揭示了地主豪绅残酷压迫农民的事实。周作人早期是同情被侮辱与被损害者的人道主义者。他的人道主义思想，促使他成为比较坚决的民主主义革命者。辛亥革命没有推翻封建剥削制度，没有完成民主革命任务。周作人在辛亥革命三年后发表这篇小说，就有着值得重视的社会意义。

这篇小说和周作人十年前创作的小说相比，开掘更见深刻，文字也显得凝重老练。小说中的几段风景描写，却仍然具有散文美的特点。请看小说开头的一段：

仲秋天气，为候阴阴然，时鸟鸣虫，皆应候而叹，有异夏日，如感秋气，百凡风物，咸凄然如无欢者。顾虽尽芳菲之节，而未入凋零之会，故当凉淡中，仍函和爽之意。居水乡小市，临此物华，其趣致为足乐。于时田事方忙，农家丁壮，多夜作陇中，车水出田，以乡间秋每苦潦，桔槔声恒彻夜不绝。老人则皆居守，夕食既已，就门外纳凉，据小几而坐，与邻右老翁谈村市琐事。而村人之事，樵、苏、渔、猎者，夜来罢作，亦多来共话。每当夕阳入地之顷，河滨坐人，三五皆遍。隔岸语声相闻，至三更不已。

这是一幅多么平和淡泊的风景画。而在这幅平和淡泊的风景画之后，却使人意外地引出一个血淋淋的故事来。这样的情景反衬，给读者留下强烈的印象。这又是一幅多么富有地方色彩的风俗画。水乡村头傍晚的生活场景，跃然纸上。这样的风俗画，读者会很自然地想起鲁迅小说《风波》中所描绘的水乡农村傍晚的另一幅风俗画。对这篇小说，无论从思想性还是从艺术性来看，都应予以重视。它说明，周作人未必没有写小说的才能。但从现有材料看来，这是他最后的一次小说创作。

20.从事儿童学研究

周作人主持教育会工作，主办教育刊物，开展各种教育界活动，在课堂上教学“It is a cat”“It is a book”之外，还写作和翻译了很多作品。如他写的随笔《读书杂录》，在《绍兴教育杂志》上连载了10期。他的另一篇随笔《艺文杂话》在上海出版的《中华小说界》上发表。他还创作了前面已作介绍的短篇小说《江村夜话》，作为“社会小说”刊登在《中华小说界》上。《中华小说界》还发表了他翻译的《希腊拟曲》二首。他还译了显克微支的《酋长》，蔼夫达利阿谛斯的《老泰诺思》、《秘密之爱》、《同命》，须华勃的《拟曲》等，在《绍兴公报》等报刊上发表。他还写了介绍外国文学的《希腊之小说》、《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和《英国最古之诗歌》，在《小说月报》、《绍兴公报》等处发表。他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绍兴教育杂志》上还发表了大量关于教育的文章。这个时期，他在写作上是有收获的。

这时期他的写作活动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对于儿童文学的研究、翻译、收集、整理的工作。他任教育会长后，接触小学教学工作较多，因而对儿童学有了兴趣，由儿童学而又引起他对儿童文学的爱好。对于儿童文学，他在日本留学期间也有过接触，但在1913年至1914年达到了热衷的高潮。这时期他购买和阅读了国外大量的关于儿童文学的著作，如日文的《日本民谣集》、《日本传说集》和日本学者所著的《儿童研究》、《童话之研究》、《民歌之研究》、《儿童之文学》、《儿童学纲要》、《歌谣字数考》等，英文的《伊索寓言》、《格林童话集》和英国学者的《儿歌比较研究》等。周作人还收集和研究了近年国内商务印书馆出版的《童话》，中华书局出版的《中华童话》、《世界童话》等书刊。为了把外国的优秀童话引进中国，他翻译了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公主》等名篇，并编写了《安兑尔然传》（即《安徒生传》），在《绍兴公报》、《叒社丛刊》等报刊上发表。他翻译了日本黑田朋信的《游戏与教育》，先后刊载在《越铎日报》和《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周作人还撰文介绍了《幼稚唱歌》、《幼稚游戏》等书刊。

周作人还写了一系列儿童文艺论文。这在以前和当时，我国都没有人这样重视过儿童文艺。在我国近代和现代的儿童文艺史上，周作人的一系列论文，具有开创性和奠基性的意义。他写的《童话研究》、《童话略论》，经鲁迅修饰后，先后发表在《教育部编纂处月刊》上。接着他又写了《儿童研究导言》、《儿歌之研究》、《玩具研究》等论文，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等刊物上发表。周作人认为，儿童教育应遵循自然规律有助于儿童的正常发展。他在《儿歌之研究》中说：“幼稚教育，务在顺应自然，助其发达，歌谣游戏，为之主课。儿歌之诘屈，童话之荒唐，皆有取焉。以尔时小儿心思，亦尔诘屈，亦尔荒唐，乃与二者正相适合，若达雅之词，崇正之义，反有所不受也。由是言之，儿歌之用，亦无非应儿童身心发达之度，以满足其喜欢多语之性而已。童话游戏，其旨准此。”周作人的儿童教育思想，他对于儿歌、童话、游戏在儿童教育中的重要性的认识，都是和旨在束缚儿童头脑的封建主义教育思想相对立的。这些论文的战斗性也即在此。

周作人认为，儿童文艺大致分两大类：一类是作家创作的，如《安徒生童话》；一类是流行民间，经收集整理的，如《格林童话》。周作人对这两种儿童文艺都很重视。他曾翻译安徒生的童话介绍给国人，还把安徒生童话编入教材让学生诵读。他也十分重视民间儿童文艺的收集整理。就在他写《童话略论》、《儿歌之研究》的期间，曾印了《采集儿歌童话启》1500张，随《越铎日报》分发。它的全文如下：

采集儿歌童话启

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即大人读之，如闻天籁，起怀旧之思，儿时钓游、故地风雨、异时朋侪之嬉戏，母姊之话言，犹景象宛在，颜色可亲，亦一乐也。第兹事体繁重，非一人才力所能及，尚希当世方闻之士，举其所知，曲赐教益，得以有成，实为大幸。谨立条例八则如左：

一、儿歌例如越中之“一颗星、隔梭灯”等是，又小儿谜语，及游时所歌，亦含在内。童话例如《老虎外婆》、《呆女婿》皆是。此地乡里传说故事亦属之。

二、儿歌童话，须记明绍兴落脚地名。但外县外省者，止须注县名省名。

三、录记儿歌，须照本来口气记述。俗语难解处，以文言注释之。有音无字者，可以音切代之，下仍加注。童话可以文言叙说，但务求与原本切近，其中语句有韵律如歌词者，仍须逐字照录，如《蛇郎》之“宁可吞爹吃，不可嫁蛇郎”等是。

四、寄儿歌童话者，务求写明姓名住址，以便质疑求教，但发表时愿署别字或不署名者听。

五、寄稿者姓名，每月总汇发入教育会月刊发表一次。

六、寄稿以本年十二月为满，不论收集多少，当详明编理，订为一书印刷发行。

七、寄稿者俟书出版后各赠一册，以答高谊。

八、收稿处在绍兴城内试弄教育会及东昌坊口周宅。

中华民国三年正月十日，周作人启。

这份启事还刊登在1914年1月20日出版的《绍兴县教育会月刊》第四号上。一年过去了，响应者只有一人。绍兴不算穷乡僻壤，可那时知识分子很少，能注意到儿歌童话的更少。周作人只得自己动手搜集。从1913年至1915年初春，他搜集的绍兴民歌约200余首。以后就一直没有整理。1936年5月，他写过一篇《绍兴儿歌述略序》，在北京大学的《歌谣周刊》上发表。直到1958年他才整理而编成《绍兴儿歌集》，但并没有出版。

周作人还从古籍中分门别类地抄录了大量童谣、儿童谜语，仅《孺子歌图》中他就抄录了50首之多，总共抄录了数百首。他还从《酉阳杂俎》等古籍中抄录所记的故事，加以解释，总题为《古童话释义》，在《绍兴县教育会月刊》上连载发表。这些古代儿童文艺作品，虽被收集起来了，但也没有能出版。

周作人在民初所做的儿童学研究和收集儿童文艺作品的工作，为他在五四新文化运动后从事儿童学和民俗学的研究，打下了深厚的基础。

[1] 周作人：《知堂回想录》中所录《望越篇》，与《越铎日报》上文字颇多出入。今据《越铎日报》文。

[2] 关于《越铎日报》上的这几篇短文的情况，请参阅拙著《鲁迅革命活动考述》。

第四章 新文化运动的骁将（1917—1923）

21.进了北京大学

周作人于1917年3月27日离开绍兴，于4月1日抵达北京。当天他就住进了大哥鲁迅早已住着的南半截胡同绍兴县馆。

从绍兴到北京，经过水路、陆路，不过是五天的行程，但在周作人的一生中，却具有重大的转折意义，他将进入新的人生道路。

略事休息后，4月3日，周作人即去北京大学拜访校长蔡元培，蔡不在。第二天去蔡元培家，蔡正外出。5日，蔡元培亲至绍兴县馆访问。因学期中间大学本科不便安排新的课程，蔡元培希望他先在预科教国文。周作人擅长英文、希腊文，还懂得古英文、古希腊文。这方面的教学正可发挥他的特长；而国文教学恰是他所不感兴趣的。他觉得与其在北京教大学预科的国文，不如回绍兴仍在中学教英文；何况家属们也都在绍兴。主意定后，他去向蔡元培说明，并表示在北京玩几天后，即南回故乡。蔡元培表示挽留，初次相见的陈独秀、沈尹默也竭力劝他留在预科教国文，他都婉言辞谢了。

蔡元培是我国民主主义革命家和杰出的教育家。他在1912年出任临时政府教育总长时，就提出一系列改革教育的主张。但因动荡的政局没有能使他的主张付诸实践。1916年9月，正在德国考察、学习的蔡元培，接到北洋政府教育总长范源濂的电报，促其归国就任北京大学校长。11月他回到国内。关于他应不应该去就任北大校长，革命党人中展开了一场论争，不少人认为他不应去就任。北京大学的前身，是戊戌维新运动中成立的京师大学堂。戊戌政变后，它的主体是仕学院，成了封建官僚的进身之阶。辛亥革命后，改名为北京大学，起初有所变更，但在北洋政府统治下，北京大学仍然陈腐不堪。蔡元培认为，正因为它陈腐，所以他要去改革，这正是实践他教育主张的好机会。他甚至表示：“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孙中山支持了他的想法。这年12月，蔡元培正式被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1917年1月，他到校任职。到校后，他即着手整顿和改革北京大学。他以“兼容并包”的方针，“网罗众家”，征集各种人才。到校后的第10天，他就聘任《新青年》主编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可见他的“兼容并包”还是有倾向性的。一时北京大学人才济济，出现了朝气蓬勃的新气象。早在1914年，就有人向鲁迅表示愿推荐周作人去北京大学教英文学，鲁迅并没有和周作人商量就婉言谢绝了。蔡元培掌校后，实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学校日新月异，同时又急需各种人才。鲁迅和许寿裳这才主动向蔡元培推荐周作人。求才若渴的蔡元培当然不会放走具有真才实学的周作人的。

就在周作人向蔡元培表示不任预科教职并即将南回的第二天，即1917年4月11日，蔡元培致函周作人，聘请他为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每天中午前后工作4小时，月薪120元。周作人和大哥商量后，觉得不好再推辞，就答应了。国史编纂馆原直属于中央政府的，因为缺少经费，把它隶属于北京大学，编纂馆就成为编纂处了。编纂处除几位历史学家外，还有编纂员专管外文资料。收集日文资料的是沈兼士，周作人的职务是收集、翻译英文资料。周作人就在图书馆堆放英文杂志的小间里办公。这给了他翻阅不少英文杂志的机会，有些文章他觉得好的，就翻译了出来，在《新青年》上发表。

过了五个月，到了9月初，新的学期开始了，各系都设置了不少新课程。9月4日，北京大学发出聘书，聘请周作人担任文科教授，仍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他在中国文学系开设两门课：希腊文学史和近世欧洲文学史。此后，他就忙于编写这两门课的讲义。讲义逐章写好，由鲁迅逐章修饰，随后逐章印刷出来发给学生。这些讲义后来编集起来，名为《欧洲文学史》，作为“北京大学丛书之三”，于1918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周作人的长达几十年的北京大学教授的生涯，就这样开始了。从此，他沉浮的天地是北京。

22.遇上张勋复辟

周作人到北京才一个月，遇上了张勋复辟事件。

辛亥革命后，政权落入了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军阀手中。袁世凯死后，北洋军阀内部的矛盾尖锐起来，不久就发生了总统黎元洪和总理段祺瑞的争权夺利的斗争。1917年5月，黎下令免去段的总理职务，段指使八省军阀宣告“独立”。这时驻在徐州的军阀张勋，以“调停”为名，带兵入京。张勋不是北洋系统的军阀，历来主张清皇朝复辟。他的部下都不剪辫子，人称“辫子兵”，以示对清皇室的忠诚。他进京后就演了一出复辟的丑剧。7月1日，他们重新捧出了小皇帝溥仪，宣称“共和解体，补救已穷”，溥仪又重新“临朝听政”，“定为大清帝国”。接着，他们又发布了十几道“圣谕”，“锡封”了一批大臣、巡抚、都督和亲王、一等公、大学士等等。本来，辛亥革命后就有一件怪事，那时算是把清皇朝推翻了，但仍允许皇帝住在故宫里，设立小朝廷，每天照样上朝。一批红顶花翎的遗老仍然在这里进进出出。张勋复辟后，遗老们也都活跃了起来。但这场复辟丑剧，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一些军阀抱着各种动机表示反对，丑剧闹了12天，终于覆灭。

周作人是好静的，几乎近于不问政治，但张勋复辟事件发生在他眼前，使他无法安静了。7月1日，那天是星期日，周作人原拟和鲁迅一起去琉璃厂，因而起床很早，不料会馆的工人进来说：“外边都挂了龙旗了。”前几天已听到张勋活动的一些风声，因而他们并不感到意外，但心里是很不愉快的。这天晚上周作人饮酒大醉。

7月3日，鲁迅因张勋复辟愤而辞去教育部职务。这天的鲁迅日记记有：“上午赴部与侪辈别。”鲁迅后来在《不是信》中说：“对于教育部，其实是脱离过两回，一是张勋复辟时，一就是章士钊长部时。”从中可见鲁迅对复辟事件坚决反对的态度。当时周作人的政治见解和鲁迅是一致的。

7月7日，周氏兄弟离寓避难。这天的周作人日记记有：“上午有飞机掷弹于宫城。一时同大哥移居东城船板胡同新华饭店。”掷炸弹的是南苑航空学校的航空队，为反对张勋复辟而向皇宫轰炸。这天的鲁迅日记记得较详：“上午见飞机。午齐寿山电招，同二弟移寓东城船板胡同新华旅馆，相识者甚多。”这很可见当时避难情况之一斑。

7月9日，周作人日记记有：“上午寄家信。由日邮不通，改托齐君打电报至家。又往青林堂买点心。夜店中人警备，云闻枪声。”当时交通阻塞，吃饭困难，晚上也不得安宁，气氛相当紧张。

7月12日周作人日记记有：“晨四时半闻枪炮声，下午2时顷止。闻天坛诸处皆下，复辟之事凡11日半而了矣。出至八宝胡同，拟买点心，值店闭。至崇文门大街亦然，遂返。晚同大哥至义兴局吃饭，以店中居奇也。”辫子兵的复辟活动被平定下去了，但商店不开门，街头仍萧条。“义兴局”是齐寿山开的粮店。这天的鲁迅日记是：“晨四时半闻战声甚烈，午后二时许止。事平，但多谣言耳。觅食甚难。晚同王华祝、张仲苏及二弟往义兴局觅齐寿山，得一餐。”兄弟俩的日记正可互相对照和补充。两人的字里行间都透露了极度紧张后的释然的心情。

张勋复辟丑剧就这样平定下去了。7月13日周作人日记记有：“上午同大哥往访铭伯、季茀二君。饭后至馆一转。……三时后回店。途中见中华门匾复悬上，五色旗东城已有，城外未见。”欣喜之情溢于言词。7月14日，兄弟俩平安回寓了。这天的周作人日记写道：“上午十时先返寓。大哥随亦来。令徐坤往取铺盖来。途中五色旗已遍。”文中的徐坤，是周家的工人。这天鲁迅所记的是：“时局小定。与二弟俱还邑馆。”张勋复辟事件带来的风波，就此结束。

张勋复辟丑剧不过演了十几天，但给周作人的影响却是深远的。他后来多次谈到这次复辟事件对他思想上的震动使他更深地认识了中国改革的艰巨性。他说：“我来到北京，正值复辟的前夜，这是很不幸的事情，但也可以说是一件幸事，因为经历这次事变，深深感觉中国改革之尚未成功，有思想革命之必要。”他还说过：这次复辟事件，“无论大小事情，都是在眼前演出，看得较近较真，影响也就要深远得多；所以复辟一案虽然时间不长，实际的害处也不及帝制大，可是给人的刺激却大得多，这便是我在北京亲身经历的结果了。”周作人后来写出《思想革命》等名篇，都和这次复辟事件有关。

复辟丑剧过后不久，周作人写了两首七言绝句：

天坛未洒孤臣血，地窖难招帝子魂，

一觉苍黄中夜梦，又闻蛙蛤吠前门。

落花时节无多日，遥望南天有泪痕，

槐茧未成秋叶老，闲翻土偶坐黄昏。

第一首是直接写复辟事件的，对孤臣遗老们稍予讽刺。当时商会在前门，经常发表一些替清室辩解的话，复辟事件平定后，他们也发表为复辟事件辩解的议论，所以有“蛙蛤吠前门”之句。第二首则是写风波过去，诗人又过着平静的生活。诗中“土偶”是指《支那土偶考》，当时诗人正在翻阅该书的第一分册。至于“南天”云云，或许是动乱以后更想念南方的眷属，诗人不免有点伤感了。

23.加入《新青年》行列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候，正是《新青年》的鼎盛时期。以《新青年》为核心的新文化运动，已揭开了序幕。从1916年底到1917年初，《新青年》接连发表了陈独秀的《宪法与孔教》、《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再论孔教问题》等一系列论文，和李大钊的《青春》、吴虞的《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等文字，都猛烈地抨击封建礼教、向往民主主义的生活。在文学领域中，陈独秀在该刊登载的通信中最早提出要进行文学改革，要提倡写实主义。在1917年1月出版的该刊第2卷第5期上，胡适发表了《文学改良刍议》。下一期，又发表了陈独秀的《文学革命论》。新文学运动也就此揭开了义旗。

《新青年》创刊后，周氏兄弟就十分关注。据鲁迅日记，他于1917年1月19日，寄给在绍兴的周作人《青年杂志》一包共10册。据周作人日记，他是在24日收到这包杂志的。《新青年》第1卷原名《青年杂志》，从第2卷起才改名为《新青年》。到1916年12月，正好出到总第10期。可见鲁迅是一本不缺地收集着，并一本不缺地寄给了周作人。周作人收到后，不但和周建人一起认真阅读，而且还借给张梓生等人，说明他对这份刊物也很重视。周作人到了北京，从其日记可见，他是逐期购买《新青年》来阅读的。1917年4月20日就记有：“购《新青年》三之一，回寓已五时。”8月3日记有：“买《新青年》三之二、三各一册。午返寓。下午阅《新青年》了。”同月14日：“往街买《新青年》三之四。”9月3日：“购《新青年》一册。……晚饮，因陈酒，颇醉。阅《新青年》了。”吃酒醉了，也还是一口气读完了这期《新青年》。10月6日：“至图书馆借罗马文学史一本。又取《新青年》三之六来，即阅了。”《新青年》第3卷共6期，周作人一期也不缺。每得一期就记在日记上，得到后立刻就阅读。以后也一直是这样。

周作人到北京之初，交往最多的，也是《新青年》的同人。在他到北京后的第十天向蔡元培表示要南返故里的时候，第一次见到陈独秀、沈尹默，刚上任的文科学长陈独秀曾劝他还是留在北京。在北京大学文科聘请周作人为教授后，他和陈独秀的关系进一步密切。周作人日记1917年9月24日记有：“访蔡先生，不值。见陈君独秀而返。”10月6日记有：“得陈独秀函，下午往大学访之。”11月19日又记有：“访陈独秀君。”此后，为给《新青年》写稿，为教学上的联系，两人间的往来就更频繁了。

周作人与李大钊交往较晚。1918年11月，《新青年》同人商议创办《每周评论》，周作人参加了陈独秀、李大钊主持的筹备活动。以后周作人与李大钊的关系密切起来。在1919年的周作人日记中，就记有不少两人的交往：“访李守常君，交杂志会费二元六角。”（杂志是指《每周评论》，是由同人们捐款办起来的。）“得李守常君函。”“在守常处得《少年中国学会报》一本。”“寄守常函，附稿。”等等。因李大钊的关系，周作人与中国少年学会有了联系，如为《少年中国》写稿，去中国少年学会演讲。以后，周作人与李大钊一直保持着很好的友谊。

周作人第一次见到胡适，是在1917年9月19日，胡适刚受北京大学聘请到校不久。周作人早已从《新青年》上读到过他的文章，大有相见恨晚之感，因而在这天的日记上特地记下一笔：“同君默往看宿舍，遇胡适之君。”以后他们同在文科当教授，都在文科研究所当指导教师，交往的机会就更多了。

刘半农是在周作人之后进北京大学的。他在理科的预科担任国文教授兼文科国学门研究所教员。他们很快就交往起来。周作人的日记中也不断记到了他。

和周氏兄弟交往最为密切的是钱玄同。他和鲁迅、周作人同在东京听过章太炎的讲课。他在杭州先后和鲁迅、周作人同过事。周作人到北京后不久，钱玄同就不断地到绍兴县馆里来。周作人日记1917年8月9日记有：“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十一时去。”同月27日记有：“晚玄同来谈，至十一点半去。夜风雨。”9月24日记有：“晚玄同来，谈至十一时半去。”同月30日又记有：“玄同、蓬仙、燮和三君来。玄同留饭，谈至十一时去。今日旧中秋。”以后几个月，周作人日记中都有同样的记载。周作人后来在《鲁迅的故家》中回忆：“有一位疑古先生，即是《呐喊》序中的金心异，常来谈天，总在傍晚主人下班时走来，靠在唯一的藤躺椅上，古今中外的谈起来，照例去从有名的广和居叫蹩脚的菜来，炸丸子，木犀肉，酸辣汤之类，用猫饭碗似的器具盛了来，吃过了直谈至十一点钟，回到后孙公园的师大教员宿舍去。”钱玄同和胡适、刘半农一样是《新青年》的积极撰稿者。《新青年》原由陈独秀一人主编。该刊于1917年8月出版第3卷第6期后，就改组编辑部。1919年1月出版第6卷第1期起，改由陈独秀、钱玄同、高一涵、胡适、李大钊、沈君默（这时已改名尹默）轮流担任执行编辑。钱玄同走访绍兴县馆最勤的时期正是《新青年》编辑部改革的时候。他是向周氏兄弟约稿来的。鲁迅在《呐喊·自序》中记有这样一段问答：问：“假如一间铁屋子，是绝无窗户而万难破毁的，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不久都要闷死了，然而是从昏睡入死灭，并不感到就死的悲哀。现在你大嚷起来，惊起了较为清醒的几个人，使这不幸的少数者来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你倒以为对得起他们么？”答：“然而几个人既然起来，你不能说决没有毁坏这铁屋的希望。”这段话是当时钱玄同鼓动周氏兄弟写稿的核心思想。而首先响应钱玄同的劝说的，是周作人。他在1917年9月17日，就有一篇翻译的论文《陀思妥夫斯奇之小说》，交钱玄同转编辑部，发表在改革编辑部后的《新青年》第4卷第1期上。接着在第4卷第2期上又发表了《古诗今译》。这古诗是希腊拟曲——谛阿克列多思的牧歌第十。当时《新青年》正在提倡白话诗，白话译诗也是一种尝试。以后，周作人真是“一发而不可收”，译文、随感录、论文、新诗，几乎每期《新青年》上都有他的文字发表。他很快就成了《新青年》的主要撰稿人。有时，杂志编辑部开会，邀请周氏兄弟参加，说明这时他们和《新青年》同人的关系更为紧密。周作人确已成了《新青年》行列中的一员。

24.《每周评论》的一员

十月革命后，以反帝反封建为内容的新文化运动正在向纵深发展。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德、奥等同盟国签字投降。中国在大战中是在协约国方面的，也算是战胜国之一。但帝国主义者仍然把中国视为殖民地，北洋政府的外交政策仍然是投降主义的政策。以先进知识分子为领导的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的政治运动，也就逐渐高涨起来。新文化运动为新的政治运动作了舆论准备。为了及时对国内外大事发表评论，为了更便于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新青年》同人感到每月一本的杂志已不够及时了，几经酝酿，决定增办一份周报——《每周评论》。

《每周评论》是由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主持编辑的。1918年11月27日下午，在陈独秀的文科学长室召开了创办《每周评论》的会议。会议原拟12月14日出版创刊号。周作人出席了会议。他作为发起人之一，承担每月三元的资助。在周作人日记中就有“访李守常君交杂志会费”的记载。

刊载在《每周评论》创刊号上的发刊词，是陈独秀执笔的（署名“只眼”）。其中说，赞成两个主义：“第一不许各国拿强权来侵害他国的平等自由。第二不许各国政府拿强权来侵害百姓的平等自由。”又说：“我们发行这《每周评论》的宗旨，也就是‘主张公理，反对强权’八个大字，只希望以后强权不战胜公理，便是人类万岁！本报万岁！”[1]

陈独秀这篇发刊词，道出了当时办刊的指导思想。这样的指导思想，在周作人出席的办刊筹备会上，当然是大致议论过的。但后来这个周刊所讨论的问题，已超出了“平等自由”。办刊之初，急需稿件，为了使周刊能如期出版，周作人特地写了《人的文学》一文，于12月10日往访陈独秀并交了稿。陈独秀读了稿，对《人的文学》极为赞赏，于14日给周作人一信：

启明先生左右：大著《人的文学》做得极好，唯此种材料以载月刊为宜，拟登入《新青年》，先生以为如何？周刊已批准，定于本月二十一日出版，印刷所之要求，下星期三即须交稿（唯纪事文可在星期五交稿）。文艺时评一栏，望先生有一实物批评之文。豫才先生处，亦求先生转达。此颂健康。弟独秀，十四日。

周作人于15日接信后，17日就起草《平民文学》，交陈独秀在《每周评论》上发表。接着他又写了《思想革命》交《每周评论》。《平民文学》、《思想革命》也都是周作人当年的代表作。以后他还不断地为《每周评论》撰文。

《每周评论》创办后，周作人与陈独秀、李大钊的关系更为密切了。当年周作人的日记，就不断地记着“访仲甫”、“以文交与仲甫”、“访李守常君”、“至文科访守常，交《每周评论》稿”，等等。

《每周评论》是综合性刊物。李大钊、陈独秀的政治态度越来越鲜明，越来越坚决。他们以匕首式的短文，抨击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封建主义的毒害人民和北洋政府的腐败无能。《每周评论》在五四运动中起了极大的鼓动作用。

李大钊、陈独秀不但是理论家、宣传家，而且是革命活动家。他们都积极领导和参加人民群众的革命运动。1919年6月11日，陈独秀在新世界商场五层顶楼上往下散发传单，被警察厅密探抓住。李大钊得到陈独秀被捕的消息后，立即把消息透露给报界，一时北京、上海各报都刊载了陈独秀被捕的消息。李大钊又通过北京大学学生组织，发出《致警察总监函》、《致上海通电》，全国各地学生组织、社会团体纷纷响应，也发出通电，要求释放陈独秀。刚经过五四运动、六三运动的北洋政府怕事态扩大，虽然陈独秀早已是他们的眼中钉，早已想把他置于死地，但这时也只得释放。陈独秀于9月16日出狱。李大钊、刘半农、胡适都写诗表示欢迎和庆贺。李大钊的《欢迎独秀出狱》中写道：

你今出狱了，

我们很欢喜！

他们的强权和威力，

终究战不胜真理。

什么监狱什么死，

都不能屈服了你；

因为你拥护真理，

所以真理拥护你。

陈独秀获释后，就由李大钊雇了骡车，都扮成商人模样，护送到天津。陈独秀又由天津乘海轮去上海。

陈独秀被捕，是“五四”时期的一件大事。周作人是在第二天才得到消息的。6月14日下午，他不顾个人安危，去警察厅访陈独秀，不予接见，一直交涉到晚上7时才回家。9月18日，得知陈独秀释放的第二天，立即赶至箭竿胡同陈独秀家访问。

陈独秀被捕期间，《每周评论》由胡适接编，但李大钊仍过问编务。两人在编辑方针上有很大分歧。李大钊主张刊物和当时政治斗争密切结合，胡适主张多刊载学术性文章。6月23日，为讨论《每周评论》事，胡适在六味斋邀12人饮宴，周作人前往出席。但此后，他仍然把稿件面交或邮寄给李大钊。由于反动派加紧对“过激主义”者的迫害，李大钊于7月20日离京返乡，至9月间才返京。就在他离京那天出版的《每周评论》第31期上，载有胡适的文章《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说什么宣传“外来进口的‘主义’是没有什么用处的”，主张一个一个具体问题的研究。在原则问题上，李大钊决不退让。他在乡间起草了《再论问题与主义》，发表在《每周评论》第35期上。他指出：在一定时期中，“必须有一个根本解决才有可能把一个一个具体问题都解决了的希望”。并举了俄国十月革命为例。问题与主义的论争就这样爆发了。8月底，《每周评论》第37期刚出版就被反动政府查封。但论争仍在继续。

李大钊、陈独秀是理论家、革命活动家，周作人是作家、学者，他们之间有一定的距离。但周作人当时正以自己的方式探寻中国发展的道路。他关注俄国发生的革命，读关于社会主义的书，推崇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做法。因而当《每周评论》内部发生争论时，虽然没有写文章参加论争，但从他当时信奉某些空想社会主义的倾向来看，他是主张“谈主义”的，是比较接近李大钊、陈独秀一边的。

25.《人的文学》

前面我们介绍了周作人参加《每周评论》的活动。因为活动有连续性，不便中间刹住，所以只好一直写下去。现在要回过头来，再介绍周作人一生中最重要的文章之一——《人的文学》。

周作人把《人的文学》交给陈独秀。陈独秀从它的内容和篇幅考虑，认为发表在刊物上较宜，就登载在1918年12月出版的《新青年》第5卷第6期上。

周作人在文章的开头便说：“我们现在应该提倡的新文学，简单的说一句，是‘人的文学’，应该排斥的，便是反对非人的文学。”

周作人提出了“人的发现”的口号。他说：人是客观存在的，但人类并没有发现它。他提出“人的文学”，并非是为时髦，而是根据客观存在提出来的。“世上生了人，便同时生了人道，无奈世人无知，偏不肯体（察）人类的意志，走这正路，却迷入兽道鬼道里去，旁皇了多年，才得出来。”周作人还引述史事，以论证人的发现的重大意义。他说：“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周作人所说的“人的发现”，其实就是人性的发现，人权的发现，人道主义的发现。所以周作人又说：“我们希望从文学上起首，提倡一点人道主义思想，便是这个意思。”

从人道主义出发，周作人提出了“人的理想生活”。这种理想生活，首先便是改良人类的关系。改良了人与人的关系的理想生活，周作人认为主要是两点：“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换一句话，便是各人以心力的劳作，换得适当的衣食住与医药，能保持健康的生活。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除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这是人道主义的乌托邦构想的理想生活。周作人认为这种理想生活知道的人太少，不能立地实行。“所以我们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人类的意思。”

周作人又说明：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不是“悲天悯人”或“博施济众”的慈善主义，而是一种“个人主义的人间本位主义”，是顺乎人性发展个性的人道主义。个人得到发展，人类也就有了发展。他说：“第一，人在人类中，正如森林中的一株树木。森林盛了，各树也都茂盛。但要森林盛，却仍非靠各树各自茂盛不可。第二，个人爱人类，就只为人类中有了我，与我相关的缘故。”所以周作人更明确地说：“我说的人道主义，是从个人做起。要讲人道，爱人类，便须先使自己有人的资格，占得人的位置。”

说到这里，那么，什么是人的文学，也就可以明白了。周作人说：“用这人道主义为本，对于人生诸问题，加以记录研究的文字，便谓之人的文学。”而非人的文学，“全是妨碍人性的生长，破坏人类的平和的东西，统应该排斥。”可见，人的文学也就是写人性、歌颂人性的文学。例如两性的爱，就应该写“男女两本位的平等”，写“恋爱的结婚”，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又例如亲子之爱，是本于天性，写这种天性的爱的文学，也便是绝好的人的文学。

人性论，人道主义，是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思想武器，在反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中曾起过战斗作用。在以后的人类历史发展中，也有着积极的意义。在中国“五四”时期这个特定的历史环境里，周作人拿起了看来似乎并不新鲜的思想武器，却演出了历史的新场面。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物质和精神深重压迫下，人们生活没有自由，精神也没有自由，更不要说有什么人权的保障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宣扬人性论，鼓吹人道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显然具有反帝反封建的积极意义，是起了进步的历史作用的。

周作人的《平民文学》，发表后也颇引人注目。一年多前，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就提倡“国民文学”。陈称：“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说他的“三大主义”是为了“求革新文学，革新政治”。周作人则明确提出“平民文学”。他说：“我们说贵族的平民的，并非说这种文学是专做给贵族或平民看，专讲贵族或平民的生活，或是贵族或平民自己做的，不过说文学的精神的区别，指他普遍与否，真挚与否的区别。”在形式上，他并不以为“古文多是贵族的文学，白话多是平民的文学”。他说：“文学上原有两种分类，白话固然适宜于‘人生艺术派’的文学，也未尝不可做‘纯艺术派’的文学。纯艺术派以造成纯粹艺术品为艺术唯一之目的，古文的雕章琢句，自然是最相近；但白话也未尝不可雕琢，造成一种部分的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那便是虽用白话，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可见，贵族文学和平民文学，并非以文言所写还是白话所写来区分。他认为：“将可以做碗的磁，烧成了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做了一座纯白的观世音”，“他虽然是一个艺术品，但是一个纯艺术品，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他指出平民文学的标志，“是内容充实，就是普遍与真挚两件事”：“第一，平民文学应以普通的文体，写普遍的思想与事实。”“应记载世间普通男女的悲欢成败。”“第二，平民文学应以真挚的文体，记真挚的思想与事实。”“人类的事，便也是我的事。我们说及切己的事，那时心急口忙，只想表出我的真意实感，自然不暇顾及那些雕章琢句了。”但是，周作人又说：“既是文学作品，自然应有艺术的美。只须以真为主，美即在其中，这便是人生的艺术派的主张，与以美为主的纯艺术派，所以有别。”真实反映现实，真实反映人生，这就是周作人当时的文学主张。有人说：周作人从未主张过“为人生”的文艺。这不合乎事实。周作人后来文艺思想有了变化，这是以后的事，本书在后面将有叙述。

接着，周作人又发表了《思想革命》一文。他再次指出：“文学革命上，文字改革是第一步，思想改革是第二步，却比第一步更为重要。”因为，白话文也可宣传荒谬思想，而且比文言文宣传荒谬思想影响更坏。他所说的荒谬思想，主要是指违悖人性、无视人权、压迫和戕害人民群众的封建思想。

《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和《思想革命》的发表，在思想界、文学界引起震动，推动了文学革命的深入发展。傅斯年在当年发表的《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中说：“白话文学的内心应当是，人生的深切而又著明的表现，向上生活的兴奋剂。（近来看见《新青年》五卷六号里一篇文章，叫做《人的文学》，我真佩服到极点了。我所谓白话文学内心，就以他所说的人道主义为本。）”他又说：“我们现在为文学革命的缘故，最要注意的是思想的改变。至于这文学革命里头应当有的思想是什么思想，《人的文学》中早已说得正确而又透彻，现在无须抄写了。”[2]胡适说：文学革命有两个作战口号，第一个是要建立一种“活的文学”，这是文字工具的革新。这口号是他和陈独秀提出的。第二个是要建立“人的文学”，这是文学内容的革新。这口号是周作人提出的。胡适在《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的导言中说：“次年（七年）十二月里，《新青年》（五卷六号）发表周作人先生的《人的文学》。这是当时关于改革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他又说：“这是一篇最平实伟大的宣言。周先生把我们那个时代所要提倡的种种文学内容，都包括在一个中心观念里，这个观念他叫做‘人的文学’。”胡适还认为：所谓“人的文学”，说来极平常，只是那些主张“人情以内，人力以内”的“人的道德”文学。胡适的这些评论，可见周作人《人的文学》等文章在新文学运动中的重要地位。

关于文学革命运动，鲁迅在《〈草鞋脚〉小引》中说：“最初，文学革命者的要求是人性的解放，他们以为只要扫荡了旧的成法，剩下来的便是原来的人，好的社会了，于是就遇到保守家们的压迫和陷害。”[3]鲁迅所说的要求“人性的解放”的文学革命者中当然包括周作人在内的。他的“人的文学”的主张，正是“扫荡旧的成法”是向往“好的社会”的。鲁迅的分析，可以说，是对周作人《人的文学》等文字的正确的评价。

26.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

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不但提出了“人的发现”，还提出了“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这在当时，可说是难能可贵的。

周作人在这篇文章写道：“欧洲关于这‘人’的真理的发见，第一次是在十五世纪，于是出了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两个结果。第二次成了法国大革命，第三次大约便是欧战以后将来的未知事件了。女人与小儿的发见，却迟至十九世纪，才有萌芽。”周作人所写的时间表后来稍有修正：“西洋在十六世纪发见了人，十八世纪发见了妇女，十九世纪发见了儿童，于是人类的自觉逐渐有了眉目。”[4]前已说过，人的发现是指人性的发现，人权的发现，人道的发现。它们对中世纪的封建统治是重大的冲击，促进了宗教改革，造就了灿烂的文艺复兴的文化繁荣和发展。作为民主主义革命的理论基础的人权主义思潮，当它登上人类的历史舞台，就产生了巨大的力量。但如果女性没有被发现，那“人的发现”也只发现了一半。“中古时代，教会里还曾讨论女子有无灵魂，算不算得一个人呢。”作为同样是人的女性，不承认女性也有人性，也有人权，那“人的发现”的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直到民主革命进入高潮期的十九世纪，女性的人权才被得到承认，女性的解放才历史地提到议事日程，何等迟缓的历史进程啊！而儿童的发现更在其后。周作人却在20世纪将近20年代的时刻，一举同时提出了三个发现。这是历史的进步还是历史的落后呢？中国落后了：直到这时才开始有了人权的自觉。而接触西方文化的周作人，他发觉如果不是同时提出女性的发现和儿童的发现，那“人的发现”是破碎的。在特定的历史环境里，不能不承认这是周作人思想的进步。

在新文化运动中，和周作人一起的先进分子中，大都也是从人性、人权的角度，亦即“女人也是人”的角度，来谈论妇女的问题，但周作人又有他自己的特点。周作人说：“想来想去，妇女问题的实际只有两件事，即经济的解放与性的解放。”而正是在这两件事上，周作人谈出了独到的见解。

当时不少人都认识到了：妇女的解放必须在经济上得到解放或独立。如果妇女没有独立的经济地位，仍要依赖于男性，那还奢谈什么解放。在这问题上，周作人却进一步认识到，妇女在经济上的独立或解放是一个社会问题。社会如果没有得到改造，妇女在经济上的解放是不可能的。在《人的文学》中，他谈到了“人的理想生活”，要建立一种新的“人类的关系”：“第一，关于物质的生活，应该各尽人力所及，取人事所需。”“第二，关于道德的生活，应该以爱智信勇四事为基本道德，革命一切人道以下或人力以上的因袭的礼法，使人人能享自由真实的幸福生活。”在这样的理想社会中，妇女经济上的解放，当然也就不成问题。《人的文学》写于1918年12月，而在1918年10月写的《爱的成年》中，他已表示了同样的思想。他说：“女子解放问题，久经世界识者讨论，认为必要；实行这事，必须以女子经济独立为基础，也是一定的道理。”怎样达到“女子经济独立”呢？必须是社会的改革。他引用英国凯本德（Edward Carpenter）的《爱的成年》中的话说：“我们不可忘记：如无社会上的大改革，女子的解放，也不能完成。如不把我们商贩制度——将人类的力作，人类的爱情，去交易卖买的制度——完全去掉，别定出一种新理想新习俗时，女子不能得到真正的自由。”凯本德在这段话之后加上一注，意思更为明了：“女子的自由，到底须以社会的共产制度为基础；只有那种制度，能以女子为母的时候供给养活他，免得去倚靠男子专制的意思过活。”周作人也曾担心，女子经济独立了，能自力更生了，到生产孩子时怎么办。凯本德认为，社会改革了，“女子为母的时候”，当然会有“供给养活他”，周作人也相信这很好。周作人接着又引述了英国蔼理斯（Havelock Ellis）的《性的进化》的话：“民种的生殖，是社会的职务。所以我们断定说：女子生产，因为尽她社会的职务，不能自己养活，社会应该供养她。女子为社会生一新分子，于将来全群利害，极有关系，全群的人对于她，自应起一种最深的注意。”[5]周作人也很赞同这种说法。周作人当时从民主主义思想出发，接受了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因而对于社会改革的理想是很向往的。不久，他就和日本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思潮一拍即合，这点本书后面即将介绍。但在妇女解放的问题上，能与社会改革联系在一起，不能不说周作人的看法，在当时是具有突出的深刻性和先进性的。

妇女的问题，周作人认为，除了经济上的解放外，还有性的解放。在《人的文学》中，周作人说：“两性的爱，我们对于这事，有两个主张。（一）是男女两本位的平等。（二）是恋爱的结婚。世间著作，有发挥这意思的，便是绝好的文学。”男女平等，恋爱结婚，这是新文化运动中很普遍的话题，也是很通常的“新思想”。但不久以后，周作人提出了男女性生活的平等。他认为，男女在性生活的过程中，男女在生理、心理上的欲求是不一样的。有些女子“性的要求不是为种族的继续，乃专在个人的欲乐”，周作人认为也是正常的、正当的。但是女子的这种性的特点和要求，得不到男子的注意，更谈不上尊重，实际上是以男子的满足为满足。他说：“关于性的事情也以男子观点为依据，赞扬女性之被动性，而以有些女子性心理上的事实为有失尊严，连女子自己也都不肯承认了。”于是他指出：“女子的这种屈服于男性标准下的性生活之损害决不下于经济方面的束缚，……那么女子这方面即性的解放岂不更重要了么？”但是女子性的解放谈何容易，他的结论也不免是悲观的：“相信在文明世界里这性的解放实在必要，虽比经济的解放或者要更难也未可知；社会文化愈高，性道德愈宽大，性生活也愈健全，而人类关于这方面的意见却也最顽固不易变动，这种理想就又不免近于昼梦。”周作人的担忧不是没有根据的。就是到了今天——21世纪之初，因为文章中写到了“同居”、“性生活”、“性欲”这些文字，仍会有人跳出来指为“只盯住脐下三寸”，是“庸俗化倾向”。周作人在上个世纪20年代竟提出了男女在性生活上的平等，真可说是惊世骇俗之言。然而于此也可见周作人对人权主义的认识的深刻，也可见他的民主主义思想的深度和广度。

关于“儿童的发现”，周作人认为是在“女性的发现”之后，是“人的发现”的“三部曲”中的第三部。他在《人的文学》中说：在封建时代，“小儿也只是父母的所有品，又不认他是一个未长成的人，却当他作具体而微的成人，因此又不知演了多少家庭的与教育的悲剧”。而在“中国讲到这类问题，却须从头做起，人的问题，从来未经解决，女人小儿更不说了”。其实，“儿童的发现”，也就是认识到了儿童也和成人一样，具有他的人性、人权，应该平等地对待，而不能任意地损害。他说：“到了人类，对于恋爱的融合，自我的延长，更有意识，所以亲子的关系，尤为深厚。近时识者所说儿童的权利，与父母的义务，便即据这天然的道理推演而出，并非时新的东西。至于世间无知的父母，将子女当作所有品，牛马一般养育，以为养大以后，可以随便唤他骑他，那便是退化的谬误思想。”在儿童的问题上，周作人的历史功绩是：1.他在提出“人的发现”的同时，提出了“儿童的发现”，因而也就有了“解放儿童”的命题，引起了广泛的注意；2.他在辛亥革命时期就提出了要建立儿童学，在新文化运动中再次提出应建立儿童学。特别是由于儿童历来不予重视，适合于儿童的读物很少，儿童文学也很少。他在儿童教育、儿童文学方面给予了很多的关注。他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史上的重要的开创者和奠基者。

27.新诗创作

文学革命的口号提出来了。文学革命关于形式和内容的主张，在理论上也有所论述了。接下来，就要有新文学的作品，才能显示文学革命的实绩。小说方面，鲁迅的《狂人日记》已经发表，它起了奠基石的作用。诗歌的领域，一直是旧文学最活跃的场所。传统的五七言绝句、律诗，长期占领着诗歌领域。怎样用白话文写诗，是一个新的课题。胡适、刘半农、鲁迅、周作人、沈尹默、李大钊、沈兼士等人，是最早进行这方面尝试的一批人。

周作人的新诗创作，是较为成功的。胡适的新诗创作，写得最早，因而影响较大。但胡适初期的新诗，有着明显的旧诗的痕迹。胡适在《尝试集·再版自序》中说：“我做的白话诗，比较的可算最早，但是我的诗变化最迟缓。……从那些很接近旧诗的诗变到很自由的新诗，——这一个过渡时期在我的诗里最容易看得出。”胡适承认，他早期的诗，“实在不过是一些刷洗过的旧诗”；即使是稍后一些的诗，也“都还脱不了词曲的气味与声调”。以至史家称胡适的新诗是“解放小脚”的诗。周作人的新诗，却一开始就较自由，不用格律，不押韵，完全口语化。朱自清在《中国新文学大系诗集·导言》中说：“给诗找一种新语言，决非容易，况且旧势力也太大。多数作者急切里无法甩掉旧诗词的调子；但是有死用活用之别。……只有鲁迅氏兄弟全然摆脱了旧镣铐，周启明氏简直不大用韵。他们另走上欧化一路。走欧化一路的后来越来越多。——这说的欧化，是在文法上。”周作人的新诗表明了：旧诗的影响完全可以摆脱，白话文可以写出新内容的好诗。

周作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第一首诗是《小河》。第6卷第2期的编者很有眼力，把这首诗排在该期之首。发表后，赞声四起。朱自清说：“周启明氏的《小河》长诗，便融景入情，融情入理。”胡适在《谈新诗》中说：“周作人君的《小河》长诗，……是新诗中的第一首杰作，但是那样细密的观察，那样曲折的理想，决不是那旧式的诗体词调所能达得出的。”[6]这首《小河》很长，但为了让读者能见到它的丰采，几经斟酌，还是决定抄录于下。这诗在《新青年》发表时，有一段引言，收入诗集《过去的生命》时，删去了引言，诗句排列上也有不同。今据《新青年》原样抄录：

小河

有人问我这诗是什么体，连自己也回答不出。法国波特莱尔提倡起来的散文诗，略略相像，不过他是用散文格式，现在却一行一行的分写了。内容大致仿那欧洲的俗歌；俗歌本来最要叶韵，现在却无韵。或者算不得诗，也未可知；但这是没有什么关系。

一条小河，稳稳的向前流动。

经过的地方，两面全是乌黑的土。

生满了红的花，碧绿的叶，黄的实。

一个农夫背了锄来，在小河中间筑起一道堰，

下流干了；上流的水，被堰拦着，下来不得：

不得前进，又不能退回，水只在堰前乱转。

水要保他的生命，总须流动，便只在堰前乱转。

堰下的土，逐渐淘去，成了深潭。

水也不怨这堰——便只是想流动，

想同从前一般，稳稳的向前流动。

一日农夫又来，土堰外筑起一道石堰。

土堰坍了；水冲着坚固的石堰，还只是乱转。

堰外田里的稻，听着水声，皱眉说道，——

“我是一株稻，是一株可怜的小草，

我喜欢水来润泽我，

却怕他在我身上流过。

小河的水是我的好朋友，

他曾经稳稳的流过我面前，

我对他点头，他向我微笑，

我愿他能够放出了石堰，

仍然稳稳的流着，

向我们微笑；

曲曲折折的尽量向前流着，

经过的两面地方，都变成一片锦绣。

他本是我的好朋友，——

只怕他如今不认识我了；

他在地底里呻吟，

听去虽然微细，却又如何可怕！

这不像我朋友平日的声音，

——被轻风搀着走上沙滩来时，

快活的声音。

我只怕他这回出来的时候，

不认识从前的朋友了，

便在我身上大踏步过去：

我所以正在这里忧虑。”

田边的桑树，也摇头说，——

“我生的高，能望见那小河，——

他是我的好朋友，

他送清水给我喝，

使我能生肥绿的叶，紫红的桑葚。——

他从前清澈的颜色，

现在变了青黑；

又是终年挣扎，脸上添出许多痉挛的皱纹。

他只向下钻，早没工夫对了我的点头微笑，

堰下的潭，深过了我的根了。

我生在小河旁边，

夏天晒不枯我的枝条，

冬天冻不坏我的根，

如今只怕我的好朋友，

将我带倒在沙滩上，

伴着他卷来的水草。

我可怜我的好朋友，

但实在也为我自己着急。”

田里的草和虾蟆，听了两个的话，

也都叹气，各有他们自己的心事。

水只在堰前乱转；

坚固的石堰，还是一毫不摇动。

筑堰的人，不知到那里去了？

八年一月二十四日

周作人的这首长诗，形式是完全新颖的，语言完全口语化，而内容是寓言式的，能使人引起种种联想，有的联想甚至远远超过作者的原意。因而这首诗使人感到面目一新，真是达到了一鸣惊人的效果。周作人的短诗，也很有特色。流畅的白话文，结构上的散文化，积极向上而又淡泊无奇的意境，使人感到清新可喜。读他的诗，如读他的散文。他在《过去的生命·序》中曾说：“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诗如其文，诚哉斯言！下面就抄录两首以飨读者：

两个扫雪的人

阴沉沉的天气，

香粉一般白雪，下的漫天遍地。

天安门外白茫茫的马路上，全没有车马踪迹，

只有两个人在那里扫雪。

一面尽扫，一面尽下：

扫净了东边，又下满了西边；

扫开了高地，又填平了洼地。

粗麻布的外套上，已经积了一层雪，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雪愈下愈大了；

上下左右，都是滚滚的香粉一般白雪。

在这中间，仿佛白浪中浮着两个蚂蚁，

他们两人还只是扫个不歇。

******

祝福你扫雪的人！

我从清早起，在雪地里行走，不得不谢谢你。

八年一月十三日

北风

好大的北风，

便在去年大寒时候，

也不曾有这么大的风。

我向北走，只见满路灰尘，

隐约有几个人影；

但觉这风沙也颇可赏玩，

也是四时里一种风景。

北风在空中呜呜的叫，

马路旁发芽的杨柳，

当着风不住的动摇：

这猛烈的北风，

也正是将来的春天的先兆。

二月十八日

这两首短诗都写于1919年。周作人从1919年初开始写新诗，到1923年以后就不大写了。他写的新诗大部分收入1930年1月出版的《过去的生命》，但也有不少诗没有收入集子，像前面抄录的《北风》就是其中之一。鲁迅在《集外集·序》中说过：“我其实是不喜欢做新诗的，——但也不喜欢做古诗，——只因为那时诗坛寂寞，所以打打边鼓，凑些热闹；待到称为诗人的一出现，就洗手不作了。”周作人写新诗的境况有点类似。但周作人的创作新诗毕竟是有成绩的。在新诗的草创之初，他以自己的辛勤耕耘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28.五四运动前后

周作人是新文化运动的骁将。但他却错过了参加五四运动的机会。所幸的是，他目睹了六三运动的情形。

周作人于1917年4月1日到北京，和大哥鲁迅一起住在绍兴县馆，家属都在绍兴。1918年6月20日，他第一次回乡探亲，到9月10日返京，过了一个愉快的暑假。假期里没有发生什么大事。他写了几篇《随想录》，抄录了儿歌74章，读了不少书，走访了一些乡亲故友。

第二年，1919年3月31日，周作人第二次离京南下。他先到绍兴，然后陪同信子及孩子由上海去日本。这是护送信子带着小孩回娘家去的。5月14日离开日本，经朝鲜，抵达天津，于18日到京。这次行程匆匆，却正逢北京发生了五四运动。

新文化运动，大大提高了青年学生和人民群众的反帝反封建的觉悟。十月革命的炮声，鼓舞了中国人民的革命斗志。由于李大钊等先驱者的宣传和介绍，中国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人民群众，开始初步地意识到只有走俄国革命的道路，才能救中国。五四运动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发生的。以北京大学的学生为首的青年人走上街头，干预国政，痛斥反动政府的腐败无能、丧权辱国的行径，提出了“外争国权，内惩国贼”的口号。一群学生还闯进卖国官僚的住宅，出于义愤，痛殴了卖国贼，真是大快人心。周作人在日本，从报纸上知道了北京发生的这场震惊中国和世界的运动。回到北京，鲁迅和朋友们又告诉他这场运动中的许多动人细节，使他感奋不已。

然而运动还在继续发展。5月5日，为了援救被捕学生，北大召开了学生大会，校长蔡元培出席，大会决定成立北大学生干事会，并要争取全市学生联合行动。当天，北京中学以上学生联合会成立。军阀政府害怕事态扩大，5月7日，被捕学生全部获释，但军阀政府又提出了“追查肇事学生，依法惩办”、“严禁学生扰乱社会秩序”等条件，却只字不提惩办卖国贼。学生们继续罢课，以示抗议；并外出讲演，坚持斗争。6月1日，军阀政府颁布两道命令：一是表扬卖国官僚，一是取缔学生的爱国行动。这激起了学生和人民群众的愤怒。6月3日，学生重上街头讲演。军阀政府大肆逮捕爱国学生，这更引起社会各界的反对。各地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工人罢工。特别是上海的日本资本、英国资本和美商、法商、华商的工厂、电车场的工人，唐山、长辛店、沪宁沪杭的铁路工人，以及其他一些大城市工人，参加了罢工斗争。这使反动政府和帝国主义者十分惊慌。反动政府被迫改组，并在巴黎和约上拒绝签字。这场斗争就这样取得了胜利。在这次斗争中，工人阶级第一次走上政治斗争舞台，显示了巨大的力量。

周作人返回北京后，斗争正在深入发展。6月3日下午，他在国文系教授室，听说军警捉了许多中小学生，一部分就关在北大第三院法科那里。周作人即和陈伯年、刘半农、王星拱等共四人，前往法科，自称系北大代表，慰问被捕学生，要求进去，被守在那里的军警挡在门外。这时一批批被捕的学生还在被关进来，有的是十三四岁的初中生。每进来一批，先关在里面的学生就鼓掌高呼，表示对后来者的欢迎。周作人在大门口一直交涉到晚上7时半，仍不得进去，只得回寓。第二天6月4日，下午2时至第二院理科参加教职员会，讨论营救被捕学生，没有什么结果。他又回到文科，这时门外已驻兵五棚，形势紧张。到晚上7时，他才回家。6月5日，斗争已发展至全社会，全市罢市罢工罢课，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声援进步学生。学生继续上街演讲，虎视眈眈的军警则包围着他们。周作人这天的日记记有：“下午三时半出校，步行至警署前，因有学生讲演团阻，不能前。忽有马队驱众北退，遂由天安门出城。”当天晚上，他把这段遭遇写成了《前门遇马队记》，交李大钊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后收入《谈虎集》。这篇记叙散文记下了当时的情形，而在艺术上又表现了淡泊平和的风格，是他的代表作。为使读者了解当时情形，又可领略周作人的散文艺术，特把它抄录于下：

前门遇马队记

中华民国八年六月五日下午三时后，我从北池子往南走，想出前门买点什物。走到宗人府夹道，看见行人非常的多，我就觉得有点古怪。到了警察厅前面，两旁的步道都挤满了，马路中间立站许多军警。再往前看，见有几队穿长衫的少年，每队里有一张国旗，站在街心，周围也都是军警。我还想上前，就被几个兵拦住。人家提起兵来，便觉得害怕。但我想兵和我同是一样的中国人，有什么可怕呢？那几位兵士果然很和气，说请你不要再上前去。我对他说，“那班人都是我们中国的公民，又没有拿着武器，我走过去有什么危险呢？”他说，“你别要见怪，我们也是没法，请你略候一候，就可以过去了。”我听了也便安心站着，却不料忽听得一声怪叫，说道什么“往北走！”后面就是一阵铁蹄声。我仿佛见我的右肩旁边，撞到了一个黄的马头。那时大家发了慌，一齐向北直奔，后面还听得一阵马蹄声和怪叫。等到觉得危险已过，立定看时，已经在“履中”两个字的牌楼底下了。我定一定神，再计算出前门的方法，不知如何是好，须得向哪里走才免得被马队冲散。于是便去请教那站岗的警察，他很和善的指导我，教我从天安门往南走，穿过中华门，可以安全出去。我谢了他，便照他指导的走去，果然毫无危险。我在甬道上走着，一面想着，照我今天遇到的情形，那兵警都待我很好，确是本国人的样子，只有那一队马煞是可怕。那马是无知的畜生，他自然直冲过来，不知道什么是共和，什么是法律。但我仿佛记得那马上似乎也骑着人，当然是个兵士或警察了。那些人虽然骑在马上，也应该还有自己的思想和主意，何至任凭马匹来践踏我们自己的人呢？我当时理应不要逃走，该去和马上的“人”说话，谅他也一定很和善，懂得道理，能够保护我们。我很懊悔没有这样做，被马吓慌了，只顾逃命，把我衣袋里的十几个铜元都掉了。想到这里，不觉已经到了天安门外第三十九个帐篷的面前，要再回过去和他们说，也来不及了。晚上坐在家里，回想下午的事，似乎又气又喜。气的是自己没用，不和骑马的人说话；喜的是侥幸没有被马踏坏，也是一件幸事。于是提起笔来，写这一篇，做个纪念。从前中国文人遇到一番危险，事后往往做一篇《思痛记》或《虎口余生记》之类。我这一回虽然算不得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但我却是初次。我从前在外国走路，也不曾受过兵警的呵叱驱逐，至于性命交关的追赶，更是没有遇着。如今在本国的首都，却吃了这一大惊吓，真是“出人意表之外”，所以不免大惊小怪，写了这许多话。可是我决不悔此一行，因为这一回所得的教训与觉悟比所受的侮辱更大。

这篇记叙散文写得很冷静，很客观，用白描手法写下了当时的真实情形，文中没有一句剑拔弩张的字句，但作者爱什么憎什么，却是一点也不含糊的。这就是周作人的散文艺术，这就是当时周作人的政治倾向。

29.新村会员

周作人虽然不是政治活动家，但他也是寻路者。他想寻找一条合乎他人道主义理想的救国救民的路。他很注意十月革命后苏联的情形。他曾想去苏联考察，这事和蔡元培商量过，后来没有成行。当他听到日本新村的消息时，他很向往，特地著文介绍。他终于去了日本新村，并加入了新村，作为一名会员。

他先在1919年3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第6卷第3期上，发表《日本的新村》。他是根据武者小路实笃所著的《新村的生活》一书的内容介绍新村的。周作人在文章的开头说，新村比托尔斯泰的主张已大大发展了，是更合乎理想，真是人类的福音。他说：“俄国托尔斯泰的躬耕，是实行劳动主义了；但他专重‘手的工作’，排斥‘脑的工作’；又提倡极端的利他，没杀了对于自己的责任：所以不能说是十分圆满。新村运动，却更进一步，主张劳动，提倡协力的共同生活，一方面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一方面也尽各人对于个人自己的义务；赞美协力，又赞美个性；发展共同的精神，又发展自由的精神。实在是一种切实可行的理想，真正普遍的人生的福音。”可见周作人对新村评价之高。

新村是由日本白桦派理想主义作家武者小路实笃发起，在日向（地名）选了一块地方，有20余人，实行共同劳动、平等分配的所谓“人的生活”。周作人在《日本的新村》中，引了许多武者小路实笃的话，来介绍关于新村的理论，例如：

（理想）社会的造成，是将用暴力得来呢？还不用暴力呢？那须看那时个人进步的程度如何了。现在的人还有许多恶德，与这样的社会不相适合。

新时代应该来了。无论迟早，世界的革命，总要发生；这便因为要使世间更为合理的缘故，使世间更为自由，更为“个人的”，又更为“人类的”的缘故。

对于这将来的时代，不先预备，必然要起革命。怕惧革命的人，除了努力使人渐渐实行人的生活以外，别无方法。

俄国十月革命后，采取了一些有利于劳动人民的革命措施，同时对一些反动分子作了必要的处置，使相当数量的人道主义者觉得十月革命后，穷苦的劳动人民有了“人的生活”是好的，但布尔什维克进行暴力革命，不够理想；要是能和平实行“社会主义”，那真是人类的福音。武者小路实笃就是这样一位理想主义者。那么，他们的所谓“人的生活”又是怎样的呢？我们再从周作人的介绍文章中转引几段武者小路实笃的话吧：

人的生活是怎样呢？是说各人先尽了人生必要的劳动的义务，再将其余的时间，做个人自己的事。

各人应该互相帮助，实行人的生活。现在文明进步，可以做到使一切的人，都不必有衣食住的忧虑；但实际上，现在为了衣食住在那里辛苦的人，还那么多，很是不好的事情。……据我想这最好的方法，只有各人各尽了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能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这一法。……这样我们才能享幸福的人的生活。

劳动也有几种，有我们生存上必不可缺的劳动，与不必要的劳动。现在将这必不可缺的劳动，专叫一部分的人负担，其余的人都悠游度日，虽说在现今是不得已的事情，决不是正当的事。

从这几段话，我们可以知道，他们的“人的生活”的理想是：一、人与人之间是平等的，应该互助，而不应损人利己；二、人人都应劳动，不能一部分人劳动，一部分人不劳动；三、人人都尽义务的劳动，人人都能得到生活必要的衣、食、住。而这一切，是通过和平的手段得到的，即通过和平的手段，可以改造资本主义社会而使人人平等。

为了宣传日本的新村，接着，周作人又写了《新村的理想与实际》。周作人虽然没有说过反对暴力革命的话，但新村的“人的生活”的构想实在太合乎他当时的人道主义理想了。他对于新村的介绍，是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的一次集中表现。他说：“新村的理想，简单的说一句话，是人的生活。这人的生活可以分为物质的与精神的两个方面。物质的方面是安全的生活，精神的方面是自由的发展。”所谓“安全的生活”，就是人类不是相斗而是相助的生活。他说：“以前的争存，固然也有同类互助与异类相争，但同类中也一样剧烈的争斗。现在是想将生存竞争的法则加以修正，只限于人与自然力或异类的中间，若在人间同类，不但不应争斗，而且还应互助了平和的生活才是。”所谓“互助了平和的生活”，周作人解释说：“也就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生活。”

谈到生活与劳动的关系，周作人进一步介绍新村的理想是：“人人有生存的权利，所以应无代价的取得衣食住，但这生活的资料，须从劳动得来，所以又应尽劳动的义务。”这种关系，和“不劳动者不得食”不同。新村的劳动是对于人类——社会——的义务，并非将力气来抵算房饭钱。如果说“一日不劳动，一日不得食”，那与资本主义社会下的以一日劳动换得一日生存，就没有什么两样了。

关于人的精神生活，新村是主张自由的，是允许发展个性的。周作人介绍说：“新村的理想的人的生活，是一个大同小异的世界。物质的生活是一律的，精神的生活是可以自由的。”这里所说的“小异”，就是指人的个性可以得到充分的发展。所以周作人又说：“新村是个人主义的生活。”

总之，新村的人的物质生活有保障，而精神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是允许个人发展自己的个性的。

当武者小路实笃等人在日向办起实际的新村时，周作人十分向往。1919年7月，他终于去日本日向的新村。7月2日，他离开北京，由塘沽东渡，6日到门司，7日到了日向。在马车行门口，一位穿劳动服装的人近前向他问道：“你可是北京来的周君么？”答：“是。”那人便说：“我是新村的兄弟们差来接你的。”接着又有两人迎上来同样的自我介绍，十分亲切。这使周作人很感动，他简直觉得好像感受到了“同类之爱”。他说：“新村的空气中，便只充满这爱，所以令人融醉，几于忘返，这真可谓不奇的奇迹了。”

在去新村的路上，周作人遇到了不少新村的人，包括武者小路实笃。晚上住在武者家里，大家纷纷向他介绍新村的情况，直到深夜12时，才各散去。这一日他身体颇疲劳，精神却极舒畅，所以睡得非常安稳，一觉醒来，隔壁田家的妇女，已都戴上圆笠，将要出坂工作去了。

8日，他和武者到“村”里各处走走。新村的所在，本是旧城的遗址，仿佛一个半岛，山川如铁蹄形，风景优美。这里有田家旧草舍改建的公共住室、厨房、图书馆等等。又有不少人和他交谈，介绍新村情况，直谈到晚间12时。

9日，周作人参加了劳动——在种过小麦的地里种甘薯。周作人脱去了外衣，单留下衬衫和短裤、布袜，去掘地。不到半小时，他腰已痛，右掌上又起了两个水泡。他只得放下锄头，到豆田拔草。后来又去种薯苗。他还和新村成员一起，在草地上同吃了麦饭。回到寓所，虽然很困倦，但他精神却极愉快，觉得30余年来未曾经过充实的生活，只有这半日才算能超越世间善恶，略识“人的生活”的幸福，真是极大的喜悦。他根据亲眼所见，认为：“新村的生活，一面是极自由，一面却又极严格。村人的言动作息，却自负责任，并无规程条律，只要与别人无碍，便可一切自由；但良心自发的制裁，要比法律严重百倍，所以人人独立，却又在同一轨道上走，制成协同的生活。”在周作人看来，真是十分理想的生活。

周作人终于加入了新村，并缴纳了会费。新村有两种会员：凡愿入村协力工作，依本会精神而生活者，为第一种会员；真心赞成本会精神，而由于种种原因未能入村实行此种生活者，为第二种会员。第一种会员的义务、权利，一律平等，共同劳动；平时衣食住及病时医药等费，均由公共负担。第二种会员除为会务尽力之外，应每月捐金50钱以上，“以忏除自己的生活不正当的恶”。周作人是第二种会员。在他此后的日记上，还不断有缴寄会费的记录。

周作人的这次日本之行，是先到日向新村，然后再到东京信子家，可见他一睹新村的迫切心情。他于7月16日才由日向到东京，途中访问了大阪、京都、滨松、东京四处的新村支部。8月10日，他带着信子、孩子和妻弟重久回到北京。绍兴县馆规定是不许住女眷的，鲁迅事先在邻近租了民房，周作人一家就安置了下来。他的一个多月的日本之行，到此才告一段落。

早在东京时，他就写好了《访日本新村记》。回国后，在《新潮》杂志上发表。这篇访问记中有些重要的记载，可以使人们进一步认识新村的性质和周作人当时的思想状况。他写道：

新村的土地，总共约八千五百坪（中国四十五亩余）；住在村里的人，这时共十九人，别有几人，因为省亲或养病，暂时出去了。畜牧一面，有母马一匹，山羊三头，猪两只，狗两只，此外还有家鸡数种。……现在村中的出产，只有鸡卵，却仍然不够供给，须向石河内（地名）田家添买；当初每个一钱五厘，后来逐渐涨价，已到四钱，这一半固然是物价增加的影响，但大半也因为本地人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有钱人，聊以种田当作娱乐，不妨多赚几文的。此地风俗本好，不必说新村，便是石河内村，已经“夜不闭户”，甚可称叹；只有因袭的偏见，却终不能免，更无怪那些官吏和批评家了。石河内区长也有几分田地在下城，新村想要收买，区长说非照时价加倍不可，其实他钱也够多了，何必更斤斤较量，无非借此刁难罢了。……

新村的农作物，虽然略有出产，还不够自用，只能作副食物的补助。预计再过三五年，土地更加扩充，农事也更有经验，可以希望自治，成为独立的生活；这几年中，却须仗外边的寄赠，才能支持。每人每月米麦费六元（约中国银三元半），副食物一元，零用一元，加上一切别的杂费，全部预算每月金二百五十元。这项经常费，有各地新村支部的寄赠金，大略出入可以相抵；至于土地、建筑、农具等临时费，便须待特捐及武者先生著作的收入等款项了。我在村时，听说武者先生的我孙子（地名）新筑住屋，将要卖去，虽然也觉可惜，但这款项能有更好的用途，也没有什么遗憾。新村本部更在日向，其余东京、大阪、京都以至福冈、北海道各地，都有支部，协力为新村谋发达。……

从这些记载，使我们了解了新村的实在情况，同时也可发觉新村存在的问题，如：一、新村并不能自身做到“各尽所能，各取所需”，连光是饭食也不能自己解决，主要靠各地的捐助，和武者小路实笃自己的稿费等。二、新村在上层人士中，如那位有房产的区长，没有能得到支持；在下层人民中，也没有能得到理解，如“本地人的误解”，“以为他们是有钱人，聊以种田当作娱乐”。三、新村的人和外界有着密切的不可分割的政治的经济的各种关系，如有的人在新村，家属都在村外；如武者的家产、稿费，也是从外界得来的，这都说明新村不可能是世外桃源。可见，武者小路实笃等人，不满于资本主义社会，不满于人压迫人的现实，但他们想通过和平的途径，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建立一块“社会主义”的“飞地”，这是乌托邦的空想，是不可能实现的。同时，新村的理想主义者们提出非暴力的主张，对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必然带来消极影响。后来新村不能再维持下去，终于解散了。

周作人对于日本理想主义的新村的向往、支持和宣传，集中反映了他的政治思想和哲学思想，反映了他世界观的重要方面，对此作较为详细的介绍，显然是必要的。

30.天津觉悟社邀请演讲

周作人在一段时期里集中宣传新村思想，这使“新村”出了名，也使“周作人是新村主义者”出了名。天津觉悟社周恩来等人就来邀请周作人演讲。[7]

周恩来求学于南开学校，1917年毕业后去日本留学。五四运动爆发后，他回到天津，立即投入爱国学生运动，并成了天津学生联合会的领袖人物，随后又成立觉悟社。周恩来等人听到日本有“新村”的事，很希望周作人能为他们作些介绍。

《周作人日记》载：1919年9月20日，“与志希约定十月廿五日往天津讲演”。估计觉悟社从未与周作人有过联系，因而托志希先与接洽讲演的事。志希即罗家伦，浙江绍兴人，当时是北京大学学生，是新潮社的编辑，与周作人过从甚密。对于觉悟社的邀请，周作人爽快地答应了。演讲最后约定于11月8日，并指定天津李锡锦为联系人。

此后，从周作人日记中所知，他正在为天津的演讲作准备，并正儿八经地写讲稿。11月2日记有：“作天津演稿《新村的精神》，未了。”11月6日记有：“作演稿，未了。”11月7日记有：“作演稿，下午了。”一篇四五千字的讲演稿，周作人竟写了五六天，那是因为不巧他的孩子患病，不是这个“发热”，就是那个“呕吐”，他每天从北大讲课回来，还得照料孩子们求医吃药，但讲稿终于在去天津前夕写好了，说明周作人对这件事是认真对待的。

去天津演讲的经过，周作人日记中也有反映。11月8日记有：“上午同重君至东站乘火车，午至天津，寓芝迺馆。下午在各书店得《三重吉集》等五册。往东马路青年会。四时至三戒里李宅闲谈。晚回会饭。七时至新学书院讲演，题为《新村的精神》。九时返旅馆。十一时睡。”日记中所写的“重君”，是羽太重久，周作人妻子的兄弟，陪同往天津走了一趟。到天津下火车，无人接站。他们自己找到了芝迺馆。此馆是日本人开的。周作人1919年8月从日本带领羽太信子等回北京时，由塘沽路过天津，也曾在此馆住宿一晚。周作人那天还主动到联系人李锡锦家“闲谈”。第二天，他们上街买了点玩具，演讲后九时许就乘火车回北京。

由于周作人，还有其他一些人，在报刊上不断发表关于“新村”的文字，媒体又推波助澜地宣传，一时间，日本“新村”成了知识界、青年界的热门话题。

周作人在《新村的精神》的演讲中说：“新村的目的，是在于过正当的人的生活。其中有两条根本上的思想：第一，各人应各尽劳动的义务，无代价的取得健康生活上必要的衣食住；第二，一切的人都是一样的，尽了对于人类的义务，却又完全发展自己个性。”他又说：这两条思想的根据，“并不由于经济学上的某种学说，所以并不属于某派社会主义；只是从良心的自觉上发出的主张：他的影响，也在精神上道德上为最重大”。他还着重谈了“新村的精神”。他说：“新村的精神，首先在承认人类是个总体，个人是这总体的单位。人类的意志在生存与幸福。这也就是个人的目的。但现在我们能完全的达这目的么？我们能不妨害别人的生存而生存，不妨害别人的幸福而幸福么？当然是不能的。现在人的生存与幸福的基础，便全筑在别人的灭亡与祸患上。这是错的，是不正当的，因为这是违背了人类的意志了。人要求生存与幸福，应在自己的范围以内，努力去做，不能侵害了别人的自己。”这种“新村”的精神，周作人在已发表的关于“新村”的文章中，也都有所阐述。在这篇演讲中，周作人还介绍了“新村”的组织系统和加入“新村”作为会员的条件。周作人还以当时刚产生的“南京的启新农工场有限公司”、“北京的平民新组织”、“龙华的新村”，与日本的“新村”作了比较，指出了它们的异同。

周作人这篇演讲《新村的精神》，发表于1920年1月《新青年》第7卷第2号，但后来没有收入集子。这可能因为本文不少内容和他的其他关于“新村”的文字有所重复的缘故吧。[8]

有人认为在对待新村主义的态度上，鲁迅与周作人的思想已发生分歧。这说法没有什么可靠的根据。鲁迅曾对新村主义是肯定的。在他译日本新村主义作家武者小路的剧本《一个青年的梦》时写的《译者序》中说：“《新青年》四卷四号里面，周启明曾说起《一个青年的梦》，我因此便也搜求了一本，将他看完，很受些感动：觉得思想很透彻，信心很强固，声音也很高。”又说：“我对于‘人人都是人类的相待，不是国家的相待，才得永久和平，但非民众觉醒不可’这意思，极以为然，而且也相信将来总要做到。”这就是鲁迅对这个剧本的肯定的态度，也是对新村主义肯定和接受的态度。但是，鲁迅虽然一度表示接受或不反对新村主义，然而他却不是新村主义者。1925年发生的“费厄泼赖”的讨论和鲁迅《论“费厄泼赖”必须缓行》的发表，也可以说，在某种程度某些方面是对“新村主义”的批判。而在周作人，新村主义和他的人道主义思想纠缠在一起，影响了他较长的一段时期。

从这里，可见当年的鲁迅和周作人的思想，有相同，有相异，有相互影响，有各自的取舍。

31.全家移居八道湾

周作人到北京工作已两年了。他在1917年9月就得到了北京大学的聘书，聘请他为文科教授兼国史编纂处编纂员。月薪240元，以后可以增加到280元。这张聘书是长期有效的。1918年，北大改变聘请办法：第一年聘请是试用性质，第二年6月如果再送续聘书就是长期的了。无论是老办法还是新办法，周作人都是长期聘请的教授了。

周作人在文学写作上也站住了脚，正在得到越来越高的声望，而且还在方兴未艾的势头上。

鲁迅在教育部的工作更为稳定。当时的政府规定，政府机关工作人员工作一年以上，如无特殊事故，是不可以随便辞退的。他在文学上取得了重大成就，是众所公认的首屈一指的新文学作家。

鲁迅、周作人已成为新文化运动中举足轻重的骁将，正在得到进步文化界同人的拥护，正在受到越来越多的年轻人的爱戴。

当时北京是全国的文化中心，是新文化运动的发祥地。鲁迅、周作人都必须在北京继续生活、工作和参加文化革新运动。

兄弟俩商量将在北京长期住下去，应举家迁居到北京来。这个问题之所以会提到议事日程，一是周作人夫妇要生活在一起。这时周作人已有一子两女，长期分居两地，生活上有许多不便。二是绍兴族人多次提议要卖去祖屋。在卖去祖屋以后，全家就没有必要非住绍兴不可了。鲁迅在1919年1月给许寿裳的信中谈到：“在绍之屋为族人所迫，必须卖去，便拟挈眷居于北京，不复有越人安越之想。”可见这事大概是在1918年底或再早一些时候定下来的。

全家迁居北京的主张，曾得到在绍兴的母亲和三弟周建人的赞同。一般老年人容易留恋故土，但母亲鲁瑞的思想却是开通的，她只提出一个条件：希望到北京后住自己的房屋，不要住租屋。鲁迅和周作人决定在北京买屋。

自从父亲过世以后，家里事务几乎都由鲁迅协同母亲操办。周作人留学日本期间，生活上也都由鲁迅照料，乃至上街采购日常用品，也由鲁迅代理。这次在北京购置房屋的事，自然就落在鲁迅头上。据《鲁迅日记》所载，从1919年2月起，鲁迅先后往报子街、铁匠胡同、鲍家街、广宁伯街、辟才胡同、蒋街口、护国寺等多处看屋。教育部同事齐寿山、林鲁生、张协和、徐吉轩及同乡人寿洙邻（寿镜吾之子），曾帮他四处打听，看屋时又常常陪同前往。7月10日，在徐吉轩陪同下往八道湾11号看屋，比较满意。鲁迅之所以看中这里，一则这里屋多，适合一家人口多的特点；二则这里有个大院子，院子西头还有棵大杏树，孩子们可以在这里游玩，当时周作人、周建人都有了孩子。

周作人于7月2日离京去日本，8月10日携妻子、儿女、妻弟等一行回到北京，住进鲁迅事先租好的绍兴县馆隔壁的房子。这时八道湾房子已经买下正在修理。周作人对于大哥作主办的事，从不表示异议。直到10月19日，周作人一家在鲁迅陪同下，乘马车去西直门外参观农事试验场，在归途中才第一次去八道湾看屋。11月，房子接近修竣，周作人才多次去八道湾。

1919年11月21日，周作人一家和鲁迅，搬入八道湾11号居住。

由鲁迅安排，院子最里的坐北朝南三间房子，给周作人夫妇、周作人孩子、周建人夫妇和孩子居住。院中坐北朝南三间，是母亲、朱安的住室，中间一间为吃饭间。鲁迅自己住大门口坐南朝北的一间，另一间是贮藏室。

稍事安顿后，鲁迅于12月1日告假返绍，于29日携母亲、妻子、周建人、周建人妻子芳子、周作人二孩子、周建人孩子到京。周作人带了佣工徐坤等到车站迎接。共有十几口的大家庭至此才告团聚。

周氏一家迁入八道湾后，由周作人妻子羽太信子当家。本来，一家在京团聚，解除了后顾之忧，兄弟三人正可全力投入新文化运动了。周建人在到北京之前，已在《新青年》上发表文章。周氏三人雄踞文坛，一时成了文化界的美谈。但家庭中的不和也已开始萌芽。首先是周建人和妻子羽太芳子的不和，正在逐渐表面化。至于羽太信子与鲁迅的不和，并因此而引起周作人与鲁迅的不和，那还是后来的事。

32.新潮社主任编辑

在《新青年》的影响下，外国各种社会思潮，民主主义、空想社会主义、无政府主义的各种流派被介绍到中国来。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更引起了中国先进知识分子的注目。长期在封建主义统治下的中国，思想界开始活跃起来。尽管当时人们对各种社会思潮还没有深刻的本质的认识，甚至把国外已趋于反动的思潮也作为进步思潮介绍到中国来，但反对守旧、要求变革，是当时中国思想界的主流。蔡元培对各种思想流派采取“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方针，实际上维护了各种新思潮的介绍和传播。蔡元培主持工作的北京大学，就成了全国思想活跃的中心。

在这样的思想环境中，北京大学部分学生，从1918年下半年起，开始酝酿办一份提倡新思想新文化的刊物。这件事得到了周作人、胡适等教授的支持。学生办刊物，这在北京大学还是创举。办刊物首先遇到的是经济问题。酝酿这件事的核心人物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康白情等，都是文科学生。他们就去和文科学长陈独秀商量，可否帮助解决经费问题。傅斯年是黄季刚的得意门生，而黄季刚是北京大学有名的顽固派，经常在课堂上大放厥词，泼妇骂街式地攻击新文化运动。因而对傅斯年的举动，陈独秀颇存疑虑。他曾问及周作人：“他们可不是派来做细作的么？”（细作即奸细、间谍之意）周作人回答说：“他们既然有意学好，想是可靠的吧。”胡适也为傅斯年等人的活动作保。陈独秀这才答复他们：“只要你们有创办的决心和长久支持的志愿，经济方面可以由学校负担！”这给了大家很大的鼓舞。

北京大学学生所办的第一份刊物《新潮》，就在1919年元旦出版了。刊物一面世，就以鲜明的倾向告诉人们，它是和《新青年》采取同一步调的，是新文化运动的又一支生力军。创刊号上的《新潮发刊旨趣书》提出了“本志的四个责任”。一、“同人等以为国人所宜最先知者有四事：1.今日世界文化至于若何阶级？2.现代思潮本何趣向而行？3.中国情状去现代思潮辽阔之度如何？4.以何方术纳中国于思潮之轨？持此四者刻刻在心，然后可云对于本国学术之地位有自学心，然后可以渐渐导引此‘块然独存’之中国同浴于世界文化之流也。此本志之第一责任也。”二、抨击中国宗法社会的“恶劣习俗”，“无灵性的人生规律，桎梏行为，宰割心性”等等。三、“群众对于学术无爱好心，其结果不特学术消沉而已，堕落民德为尤巨。”本刊“窃愿鼓动学术上之兴趣”。四、特别寄希望于青年同学：“总期海内同学去遗传的科举思想，进于现世的科学思想；去主观的武断思想，进于客观的怀疑思想；为未来社会之人，不为现在社会之人；造成战胜社会之人格，不为社会所战胜之人格。”《新潮》提出的四个责任中，以第一责任为最重要，它要让国人了解今日世界之潮流以及闭塞、落后的中国怎样才能进入世界之林。这实际上是探求中国走什么样的道路。

《新潮》创刊后，得到蔡元培和《新青年》同人的支持。蔡元培在创刊号上就发表了《大战与哲学》。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协约国胜利而告结束。中国也是战胜国。蔡元培谈了这次大战中取得胜利的意义。第2期又发表了蔡元培的《劳工神圣》。第4期发表了《蔡校长致公言报记者函》、《蔡校长答林琴南君函》，都是新文化运动中重要的文献。李大钊的论文《联治主义与世界组织》、《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青年厌世自杀问题》，鲁迅的小说《明天》，胡适的《李超传》和《上山》等诗，周作人的《访日本新村记》和《背枪的人》、《京奉车中》等诗，都先后在《新潮》上发表。

《新潮》创刊后，深受青年学生们的欢迎。创刊号一再重印，印数达1万册。《新潮》也因此遭到反动派、顽固派的攻击。北洋政府执政者徐世昌竟令教育总长傅增湘致函蔡元培要求停办《新潮》，遭到蔡元培拒绝。此后对蔡元培和《新潮》的攻击没有间断。

《新潮》创办之初，原定每月一期，七八月暑假停刊，一年出10期，每卷5期，一年共两卷。章程规定，每出满一卷，改选一次职员。创刊之初，社员21人：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顾颉刚、康白情、潘家洵、俞平伯、杨振声、吴廉、毛准、张崧年、汪敬熙、谭鸣谦、高元、成平、黄建中、陈兆畴、陈嘉蔼、刘敌、潘之耿、戴岳。第一次选出的职员是：主任编辑傅斯年、编辑罗家伦、书记杨振声；主任干事徐彦之、干事康白情、书记俞平伯。主任编辑等三人负责刊物的编辑工作，主任干事等三人负责出版、发行等事宜。刊物出到第1卷第5期，五四运动爆发了。学生连续几个月罢课，北京大学成了运动的中心，校里日常的工作都停顿了下来。新潮杂志社多数成员都积极投入运动，无心再写稿编刊物。直到几个月后，北京大学恢复了正常生活，《新潮》才于这年的10月出版第2卷第1期。这时社员已有34人，原21人中自愿退出3人（成平、黄建中、刘敌），新增加16人：王仲宸、王伯祥、江绍原、何思源、李小峰、宗甄甫、孟寿椿、高尚德、郭绍虞、孙伏园、陈达材、叶绍钧、叶麐、赵承易、刘光颐、刘秉麟。第二次选出的职员是：罗家伦（编辑）、孟寿椿（经理）、顾颉刚（赠阅、交换）、高尚德（广告）、王仲宸、宗甄甫、李小峰（记录及校对）。职员的设置和第一次略有不同。第一次选出的职员傅斯年、杨振声、俞平伯都已出国留学。

为了扩大工作范围，新潮杂志社改为学会性质的新潮社，除出版《新潮》月刊外，还出版《新潮丛书》。这套丛书从1920年2月起陆续出书，第一种是王星拱的《科学方法论》，第二种是陈大齐的《迷信与心理》，第三种是周作人选译的外国短篇小说集《点滴》，第四种是《蔡孑民言行录》。由于主持编辑工作的罗家伦估计错误，以为蔡元培和周作人的著译一定销路很好，两种书竟一次印了1万册和7千册。结果大量积压，造成资金短缺，别的书就无法再印了。

新潮社举行了第三次职员的选举。当时社员已有40余人，部分教师也加入了进来，其中包括周作人。几年来社员毕业后不断流动，已有一半以上在国外和外地。对这些社员，选举职员时采用了通讯选举的办法。到1920年10月28日，通讯选票都寄来了，选举的结果，周作人当选为主任编辑，由周作人指定毛准、顾颉刚、陈达材、孙伏园等4人为编辑；孟寿椿当选为主任干事，由孟寿椿指定王仲宸、孙伏园、高尚德、宗甄甫、李小峰、郭绍虞等6人为干事。此后，新潮社没有再举行第四次选举，该社的编辑工作就一直由周作人负责。

周作人出任主任编辑，表明他对新潮社的全力支持。但从他担任主任编辑后，新潮社并没有明显的起色。这是因为：一、约有四分之三的社员去了国外或外地。傅斯年、罗家伦、徐彦之、杨振声、俞平伯、孟寿椿等骨干人物，都去国外留学。在京社员反而是少数。新潮社的稿源成了大问题。二、经费仍然困难，积压的书仍然积压。三、周作人是教授，和学生有一定距离，他工作又忙，不能经常到新潮社领导工作，也不能亲自去组稿，只能在家看看现成的稿子。这样，《新潮》月刊只出了两期，即出到第3卷第2期，就停滞不前，没有再出版了；《新潮丛书》也进展缓慢，直到1922年3月才出版了第五种陶孟和的《现代心理学》，到1923年3月才出版了第六种潘梓年和李小峰合译的《疯狂心理》。这时，新潮社另行出版一套《新潮社文艺丛书》，周作人比较关心，也比较为读者所欢迎，因而接连出版了好几种：第一种是冰心的诗集《春水》，第二种是鲁迅译的爱罗先珂的童话剧《桃色的云》，第三种是鲁迅的《呐喊》，第四种是李小峰译的法国孟代的童话集《纺轮的故事》，第五种是孙福熙的散文集《山野掇拾》，第六种是李小峰译的爱华耳特的童话集《两条腿》，第七种是周作人译的诗歌小品集《陀螺》，第八种是李金发的诗集《微雨》，第九种是冯文炳（废名）的短篇小说集《竹林的故事》。在这套文艺丛书之外，还出版了李小峰、张近芬创作翻译的64开小诗、小品集《浪花》，鲁迅的学术著作《中国小说史略》，李小峰译的南非须林娜的短篇小说集《梦》，川岛的散文小说集《月夜》，林兰辑集的《徐文长的故事》第一集，林兰译的安徒生童话选集《旅伴》，Y.D.译的英国司托拨的《结婚的爱》等。1925年3月北新书局成立，新潮社的出版发行工作均由该书局代理，新潮社只进行一些编辑活动。1927年8月北京大学被军阀张作霖接管，新潮社就完全停止活动了。

周作人在新潮社成立之初，就给予了热情支持，主持编辑工作后，出版了《新潮社文艺丛书》和其他文学书籍，部分地显示了新文学运动的实绩。新潮社的成立和发展，培养和锻炼了一批包括冰心、叶绍钧、郭绍虞、俞平伯、孙伏园在内的作家，在新文学运动中更有着深远的意义。这中间，都有着周作人的一份功绩。

33.工读互助活动和建立新村支部

在“五四”时期被介绍到中国来的各种社会主义思潮中，以日本武者小路实笃为代表的“新村主义”——它的理论和实践，经周作人等人的宣传，有着广泛的影响。根据新村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加上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思想的影响，中国少年学会的部分会员和新潮社的部分会员发起成立“北京工读互助团”，得到蔡元培、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等著名人士的支持。正在北京筹备设立新村支部的周作人，更热心地支持这个活动的开展。

北京工读互助团成立于1919年11月。出面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中国少年学会的骨干王光祈和新潮社骨干徐彦之。据《工读互助团简章》说明：该团的宗旨是“本互助的精神，实行半工半读”。简章规定：团员每日每人必须做工4小时；若生活费用不能支持，得临时由团员公议加增做工钟点；工作所得，归团体公有；团员生活必需之衣食住，由团体供给；团员所需之教育费、医药费、书籍费，由团体供给，书籍用后归团体所有；凡团员有怠于做工情事，由团员会提出警告，经继续三次警告，仍不努力尽职，即令其出团。到12月，陆续有一些人报名了。工读团分为三组：第一组27人，设在北京大学附近，营业要目是：（一）素菜食堂，（二）石印及装订，（三）洗衣；第二组19人，设在工业专门学校、法文专修馆、北京师范学校附近，营业要目是：（一）素菜食堂，（二）洗衣，（三）制造小工艺（如浆糊墨水等）；第三组人数未定，设在女子高等师范附近（本组全由女子组成），营业要目：（一）编织，（二）小工艺。三个组的开办费约需1000元。这笔钱从哪里筹集呢？决定由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胡适、周作人等出面募捐。

在1919年12月下旬或1920年1月初的北京出版的一些报刊上，登出了《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今据1920年1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7卷第2期所刊载的全文，抄录于下：

工读互助团募款启事

做工的穷人没有力量读书、受教育，这不是民智发达上一种缺憾吗？读书的人不能做工，教育越发达没有职业的流氓越多，这不是教育界一种危机吗？占全国民半数的女子不读书、不做工，这不是国民的智力及生产力一种大大的损失吗？父兄养子弟，子弟靠父兄，这种“寄生的生活”，不但做子弟的有精神上的痛苦，在这财政紧急的时代，做父兄的也受不了这种经济上的重累。同人等因此种种理由，特组织“工读互助团”，来帮助北京的青年，实行半工半读主义，庶几可以达教育和职业合一的理想。倘然试办有效，可以推行全国，不但可以救济教育界和经济界的危机，并且可以免得新思想的青年，和旧思想的家庭发生许多无谓的冲突。照眼前试办的预算，需费不过千元。凡赞成此举者，请量力捐助为荷。

发起人 李大钊 陈独秀 蔡元培

胡 适 周作人 顾兆熊

陈溥贤 王星拱 高一涵

张崧年 程演生 陶履恭

李辛白 孟寿椿 徐彦之

罗家伦 王光祈

关于缴纳捐款等事，请与北京大学新潮社徐彦之君接洽。

这份募捐启事发表后，捐助者不算少，共募集980元。北京工读互助团后来分为四个组展开了活动。

对于工读互助团的活动，李大钊、陈独秀、蔡元培等进步人士都寄予了极大希望。蔡元培在1920年1月1日的《时事新报》增刊上发表《国外勤工俭学会与国内工学互助团》一文，他说：“我们理想的世界，就是全世界的人都能合于‘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公则。尽所能，便是工；不管他是劳力，是劳心，凡是有益于人类的生存，文化的进步，都是。所需有两种：一是体魄上的需要，如衣、食、住等是；一是精神上的需要，如学术是。现在有一部分的人，完全不作工；有一部分的人，作了不正当的工：所以，正当的工人不能不特别劳苦，延长他工作时间。而且，除了正当的工人以外，都是靠着特殊的势力，把人类所需的逾量攫取，逾量的消耗。所以正当的工人，要取所需，常恐不足，就是体魄上的需要，勉强得到了，精神上的需要，或者一点都没有。”[9]蔡元培认为，普及高等教育，是和平解决这些社会矛盾的办法。因而他十分重视中国工读互助团。他在1920年1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1卷第7期上发表的《工学互助团的大希望》，认为全国各地如果都办起工读互助团，那“全中国的最重大问题也可解决”；“要是与世界各团体联合起来，统统一致了，那就世界最重大问题也统统解决了。”[10]

这些思想和周作人的思想是颇一致的。只是周作人的空想社会主义思想更带有人道主义的色彩。正当工读互助团的活动在北京知识界作为一件新鲜事议论纷纷之际，周作人也忙碌了起来。据他日记所载，1919年12月10日，“下午往校，四时半至守常处，赴工读互助团会，六时散”。这次会很可能是讨论那份募款启事的。12月23日，“捐工学互助团银十元”。1920年1月7日下午，他去工读互助团参加会议。1月18日写《新村运动的解说——答胡适先生的演说》，对胡适《非个人主义的新生活》的演说中对新村提出的质疑作了答辩。周作人此文发表于1月24日《晨报》和1月26日《民国日报》。1月23日，“晚工学互助团孟君持仲甫函来访，属明日讲演”。第二天下午，他应邀“至工读互助团赴谈话会”，并发表了演说。28日，“下午至工读互助团闲话”。29日下午，他又去工读互助团第一组参加会议。周作人还和第一小组、第二小组、第三小组、第四小组保持着通信联系。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正当工读互助团的活动趋于高潮的时候，1920年2月，周作人宣布新村北京支部正式成立。为了扩大影响，他还特地在《新青年》等报刊上登载了启事：

新村北京支部启事

本支部已于本年二月成立，由周作人君主持一切，凡有关于新村的各种事务，均请直接通信接洽。又如有欲往日向实地考察村中情形者，本支部极愿介绍，并代办旅行的手续。支部地址及面会日期如下：

北京西道门内八道湾十一号周作人宅，

每星期五及星期日下午一时至五时。

但是工学互助团的活动很快进入了困境。到1920年三四月间，各工读小组就不能再继续开展活动了。把工学互助团作为空想社会主义的一种试验，它的失败是必然的。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要建设一块“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飞地”，是不可能实现的幻想。作为一种勤工俭学的活动，工学互助团之所以失败，是因为团员中的个人主义、自由主义的泛滥，导致无法进行集体主义的劳动。而且，中国社会的普通劳动力是廉价的，团员们的半天劳作不足维持他们的生活，更不要说支付高等教育的费用了。工学互助团的三四个月活动，把募集来的近千元费用花完，也就结束了。

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胡适、季陶、李大钊、王光祈、陈独秀都在《新青年》上发表文字，总结经验教训。胡适在《工读主义试行的观察》中认为：工读互助团要把它作为新组织、新生活，“挂什么金字招牌”，所以失败了；如果只是作为勤工俭学，“靠自己的工作去换一点教育经费，是一件极平常的事，——美国至少有几万人做这事”，是可以成功的。李大钊在给陈独秀信中（发表时题为《都市上工读团底缺点》）则说：“我以为在都市上的工读团，取共同生产的组织，是我们根本的错误。都市的地皮、房租这样富贵，我们要靠资本家给劳动者的工资和商贾小业的蝇头，维持半日读书半日作工的生活，那里能够？……我觉得工读团要想维持，还是采取纯粹的工读主义才是。其有一部分欲实行一种新生活的人，可以在乡下购点价廉的地皮。先从农作入手。”李大钊认为在城市里组织集体劳动是失败的原因，不如改为单纯的勤工俭学活动。至于要作“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新生活的试验，可到农村去进行。李大钊当时正从民主主义者向启蒙共产主义者过渡。他对日本新村的做法，并不抱否定的态度，多少还接受了它的影响。陈独秀在《工读互助团失败底原因在那里？》中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是因为组织得不好，是“人的失败”，不是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希望各地的工读互助运动不要停顿下来。当时天津、上海也在筹备工读互助运动，但事实上不会不受到北京失败的影响而停顿下来。

周作人也认为北京工读互助团的失败，并不能影响对于新村主义的信仰。他在3月28日出版的《工学》第1卷第5号上发表《“工学主义”与新村的讨论》一文，回答人们对新村提出的问题，再一次表示了他的人道主义理想和信仰。他仍然积极开展新村支部的活动，接待了不少来访者。

周作人于4月7日接待了来访者毛泽东。毛泽东当时也是寻路者，正在探求中国应走的道路。他来访问新村支部，希望更深入地了解新村的情况。

这时期可说是周作人宣传新村主义的高峰。随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进一步传播，日本新村运动又并没有什么发展，加上周作人政治热情的衰退，他也就不大宣传新村运动了。

34.文学研究会发起人

新文学运动经《新青年》创导后，应者云集。除《新潮》、《少年中国》外，还有《新社会》旬刊，也是注重文学的综合性刊物。专门刊载新文学作品的杂志，从无到有，开始出现，如泰东图书局于1919年4月出版的《文艺丛报》月刊，等等。报纸的新文学副刊，不断涌现。《时事新报》的副刊《学灯》，创办于1918年3月，到1919年下半年，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新文学作家的作品，鲁迅的小说，胡适、郭沫若、刘半农、周作人、康白情、俞平伯的诗，鲁迅、周作人的散文，胡适、周作人、鲁迅、刘半农的文学评论，都显示了新文学的实绩。越来越多的青年作家正在加入日益壮大的新文学开拓者的队伍。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形成文学流派，出现文学社团，已成了历史的必然。

《新社会》旬刊，是由瞿世英、郑振铎、耿济之、许地山、瞿秋白等人创办的。他们都和北京社会实进会有关。创办这份旬刊，就是为了鼓吹社会改造、进行家庭革命（解放妇女等）。他们又都爱好文学，旬刊每期都刊有不少文学作品。该刊出至1920年5月第19期时被北洋政府查禁。8月，他们又创办《人道》月刊，只出一期即被迫停刊。他们商议，拟办一种文学杂志。经与商务印书馆联系，该馆愿意改组《小说月报》，不同意另办文学杂志。为便于与出版社联系，他们决定先成立一个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他们邀请当时名盛文坛的周作人参加。由于文学见解接近，周作人欣然同意。一批新潮社的作家也参加了这一活动。

周作人很重视成立文学研究会的事。1920年11月12日，他出席了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室召开的文学研究会筹备会，会上推定由郑振铎起草会章。11月23日，周作人又出席了在东城万宝盖胡同耿济之家开的会，共7人，进一步讨论了文学研究会成立的事，并推定由周作人起草文学研究会宣言。

在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作的沈雁冰，已接编《小说月报》。该刊将从鸳鸯蝴蝶派手中夺取过来，以改革后的新的面貌与读者相见。文学研究会的同人们决定以该刊作为自己的主要阵地，以个人名义为它供稿。

经过几次酝酿，文学研究会于1921年1月4日，在北京中央公园来今雨轩召开成立大会，到会21人。周作人没有出席这次大会。会上由郑振铎报告了本会筹备经过，接着逐条讨论了会章，对原草拟的有几条作了修改。会章通过后，以无记名投票方式选举郑振铎为书记干事，耿济之为会计干事。大会还讨论了成立读书会、筹募基金等问题。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影响深远的文学团体——文学研究会，就这样正式诞生了。

革新后的《小说月报》——第12卷第1号，以崭新的面貌，于1921年1月10日在上海出版了。作者全部是文学研究会会员，周作人、沈雁冰、冰心、叶绍钧、许地山、潘垂统、瞿世英、王统照、耿济之、孙伏园、沈泽民、郑振铎等，都写了作品。周作人既有论文又有翻译小说，他的论文排在本期署名文章的首位，可见编者沈雁冰的重视。在这期刊物上，一开始就是《改革宣言》；并在“附录”的栏日下，刊载了《文学研究会宣言》和《文学研究会简章》。这两篇文学研究会的重要文献之所以排在“附录”之下，因商务印书馆同意文学研究会会员以个人名义给该刊写稿，却不同意该刊成为文学研究会刊物。周作人起草的《文学研究会宣言》全文如下：

文学研究会宣言

我们发起这个会，有三种意思，要请大家注意。

一、是联络感情。本来各种会章里，大抵都有这一项；但在现今文学界里，更有特别注重的必要。中国向来有“文人相轻”的风气；因此现在不但新旧两派不能协和，便是治新文学的人里面，也恐因了国别派别的主张，难免将来不生界限。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大家时常聚会，交换意见，可以互相理解，结成一个文学中心的团体。

二、是增进知识。研究一种学问，本不是一个人关了门可以成功的；至于中国的文学研究，在此刻正是开端，更非互相补助，不容易发达。整理旧文学的人也须应用新的方法，研究新文学的更是专靠外国的资料；但是一个人的见闻及经济力总是有限，而且此刻在中国要搜集外国的书籍，更不是容易的事。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渐渐造成一个公共的图书馆研究室及出版部，助成个人及国民文学的进步。

三、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我们相信文学是一种工作，而且又是于人生很切要的一种工作；治文学的人也当以这事为他终身的事业，正同劳农一样。所以我们发起本会，希望不但成为普通的一个文学会，还是著作同业的联合的基本，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这虽然是将来的事，但也是我们的一个重要的希望。

因以上的三个理由，我们所以发起本会，希望同志的人们赞成我们的意见，加入本会，赐以教诲，共策进行，幸甚。

这篇宣言同时在1921年1月出版的《新青年》第8卷第5期发表，北京的一些报纸杂志也予转载。这虽是周作人为文学研究会起草的宣言，但实际上也是他个人的政治思想和文学思想的宣言，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观点。叶圣陶后来在谈到这篇宣言时说：“宣言说了发起这个会的三点意思。第一点是联络感情，第二点是增进知识，第三点是建立著作工会的基础。这第三点意思很可以注意。用‘著作工会’这个名词，非常特别，所说的意思很新鲜。……要不是受到马克思主义思潮的影响，宣言里决不会用‘著作工会’这个名词。要不是把文学工作看成关系群众的共同事业而不仅是个人的劳动，宣言里也不会提到什么‘著作同业的联合’和‘谋文学工作的发达与巩固’。说第三点意思很可以注意，理由在此。”[11]这篇宣言没有收入周作人的任何集子，但在研究周作人时是不应忽视的。

这篇宣言，曾经过鲁迅的修改和润饰。鲁迅、周作人当时思想上没有大的分歧。鲁迅很赞成成立文学研究会的事。当时政府有一条规定：凡政府工作人员不得加入任何党派社团。鲁迅在教育部工作，因而不参加文学研究会。但他和文学研究会的观点是一致的。他后来有几种著译是作为文学研究会丛书出版的。可见文学研究会也是把他看作自己人的。

在《文学研究会宣言》、《文学研究会简章》之后署名的是12位发起人：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叶绍钧、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

文学研究会成立后，周作人在文学界的交往更广泛了，他发表的著译也更多了。在文学道路上，他迈出了新的一步。

35.在《新青年》内部分歧中

周作人到北京的时候，《新青年》正进入鼎盛时期。随着国外各种社会思潮在中国的介绍，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开始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所传播。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革命队伍正面临新的分化和组合。《新青年》同人原是以民主主义思想为基础团结在一起的，现在内部也产生了分歧，这是很容易理解的。李大钊已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布尔塞维克的胜利》等论文，陈独秀的思想也有了新的发展，而胡适仍然停留在美国式的民主主义思想上，对马克思主义抱着反感和抵制的态度。

《新青年》的前五卷是由陈独秀主编的。1919年出版的第6卷，由6个人分期编辑：第1期陈独秀，第2期钱玄同，第3期高一涵，第4期胡适，第5期李大钊，第6期沈尹默。有人说这是《新青年》同人团结的表现，也有人说这是《新青年》内部分歧的反映。事实如何呢？各人都按自己的思想编辑《新青年》，特别突出的是，胡适在他编的第4期以首篇地位发表了他自己写的《实验主义》，而李大钊则在他编的第5期发表了《马克思学说》、《马克思学说批评》、《马克思研究》、《马克思传略》等论文、传记，以及他自己写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简直是一期“马克思主义专号”。第5期出版正逢五四运动，不少同人积极投入了运动，接着又是陈独秀被捕，刊物的出版受到了影响。直到这年11月才出版第6期，这时陈独秀已经出狱。

《新青年》第7卷该怎样编呢？同人们在1919年10月5日进行了讨论，决定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这天周作人日记记有：“下午二时至适之寓，议《新青年》事，自七卷始由仲甫一人编辑，六时散。”新青年社并不是一个团体，它没有严密的组织，也没有“社员登记”之类的事，它只是一个编辑部，进行编辑组稿活动罢了。周作人、鲁迅都以主要撰稿人身份参加编辑部的会议。自五四运动后，北洋政府进一步“重视”了意识形态领域的统制，《每周评论》被禁，陈独秀被捕，《新潮》月刊受压，就是他们“重视”的表现。《新青年》由陈独秀在上海编辑出版，然后运到北京发行，这是较好的办法。

周作人对陈独秀重新主编《新青年》抱积极热情的态度。除第4期全部刊载人口问题的文章、第6期是“劳动节纪念号”，周作人没有能写文章外，第7卷其他各期都刊有他的著译，有时多达3篇。

当第7卷已编完，行将考虑第8卷的时候，陈独秀曾有一信给在京的12位编辑者和撰稿者，其中包括周作人。信的全文是：

守常、适之、申甫、玄同

孟余、孟和、百年、尹默 诸兄公鉴：

慰慈、抚五、逷先、启明

《新青年》七卷六号稿已齐（计四百面），上海方面五月一日可以出版，到京须在五日以后。

本卷已有结束，以后拟如何办法，尚请公同讨论赐复：

（1）是否接续出版？

（2）倘续出，对发行部初次所定合同已满期，有无应与交涉的事？

（3）编辑人问题：

①由在京诸人轮流担任；

②由在京一人担任；

③由弟在沪担任。

为时已迫，以上各条，请速赐复。

弟独秀四月廿六日

陈独秀的信，在京同人进行了一次讨论。周作人日记1920年5月11日记有：“下午……至公园赴适之约，共议《新青年》八卷事，共十二人，七时散。”参加讨论的，大概就是陈独秀信上所写的12位。共议结果，仍然是由陈独秀在上海主编。

在《新青年》第8卷第1期（1920年9月出版）上，刊有一则《本志特别启事》，其中说：“本志自八卷一号起，由编辑部同人自行组织‘新青年社’，直接办理编辑印刷发行一切事务。凡关于投稿及交换告白杂志等事，均请与上海法租界环龙路渔阳里二号新青年社编辑部接洽。”这是《新青年》与群益书社订约已满期，决定不再订约，独立自办了。而实际上，渔阳里二号是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的活动地，《新青年》从第8卷起逐渐成了发起组的机关刊物。

从《新青年》第8卷起，一些《新青年》的老同人不再写文章了，而支持最力的，是周作人。周作人在第1期上没有作品；第2期1篇：翻译的小说；第3期2种：译诗23首、一个翻译剧本；第4期3种：论文1篇、诗作3首、翻译小说1篇；第5期3种：论文1篇、翻译小说1篇、随感录3篇；第6期翻译小说3篇。

《新青年》从第8卷起，大块文章多了，政治论文多了，但不及过去的丰富、活泼。陈独秀多次写信给北京同人，要他们写稿。1920年12月上旬，陈独秀又给守常、玄同、适之、孟和、一涵、慰慈、豫才、启明、抚五诸君写信，说明“弟日内须赴广州，此间编辑事务已请陈望道先生办理，另外新加入编辑部者，为沈雁冰、李达、李汉俊三人”。这是编辑部的重大变化。中国共产党即将成立。陈独秀以更多的时间参加建党等革命活动去了，信中所说的编辑部的4人，都是积极参加筹备建党的骨干。但陈独秀并不想把《新青年》立即办成共产党人的机关刊物，因而不久他又写信给胡适、高一涵，信中说：“《新青年》色彩过于鲜明，弟近亦不以为然，陈望道君亦主张稍改内容，以后仍以趋重哲学文学为是；但如此办法，非北京同人多做文章不可。近几册内容稍稍与前不同，京中同人来文太少，也是一个重大的原因，请二兄切实向京中同人催寄文章。”胡适对《新青年》的倾向早就不满，接到陈独秀这封信后，立即写了回信，并提出了改变《新青年》现状的三种办法：一、让《新青年》成为一种有“特别色彩”的杂志，另外办一个哲学文学的刊物；二、从第9卷第1期起移到北京编辑，并发表宣言，“声明不谈政治”；三、停办《新青年》。胡适还把陈独秀的来信和他的复信抄送守常、豫才、玄同、孟和、慰慈、启明、抚五、一涵诸位，请他们发表意见。

这时的《新青年》内部已不可能回到“五四”以前的境况了。各人的政治道路已有明显的分歧，《新青年》同人的分裂已势在必然。周作人病中看了陈独秀、胡适的信后，请鲁迅代写了他的意见：

赞成北京编辑。但我看现在《新青年》的趋势是倾于分裂的，不容易勉强调和统一。无论用第一、第二条办法，结果还是一样，所以索性任他分裂，照第一条做或者倒还好一点。

过了几天，周氏兄弟在给胡适的信中，再一次表示：可用第一、二条办法，但反对“不谈政治”的声明。鲁迅执笔的这封信中说：“至于发表新宣言，说明不谈政治，我却以为不必。这固然小半在‘不愿示人以弱’，其实则凡《新青年》同仁所作的作品，无论如何宣言，官场总是头痛，不会优容的。”这当然也包括周作人的意见。

李大钊十分重视周氏兄弟的意见。他自己是赞成第一条办法的，即分裂就让他分裂，但也不反对第二条。他认为周氏兄弟的意见是和他一致的。

陈独秀坚决反对《新青年》移回北京编辑出版。这样，分裂就成为事实。《新青年》第8卷第6期付排时，法租界巡捕房包探到印刷厂没收全部稿件。从这期起，《新青年》就移到广州印刷，第6期到1921年4月1日才重排出版。

自从《新青年》迁到广州后，从第9卷第1期（1921年5月出版）起，进一步具有“特殊色彩”，写稿的人有一大批是当时的共产党人，每期领头的论文是：《从科学的社会主义到行动的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历史上的变迁》、《马克思派社会主义》、《马克思底共产主义》、《马克思学说》等等。这时《新青年》老同人中继续写稿的，除李大钊外，有周作人及鲁迅、胡适、刘半农，直至1921年10月出满第9卷（6期）后暂时停刊为止。《新青年》在1923年6月至1924年12月曾出过4期“季刊”，自1925年4月至1926年7月共出版5期“不定期刊”，那是从内容到形式都是中国共产党的机关刊物，主编人是瞿秋白，周作人和鲁迅、胡适、刘半农一样，无从再为之写稿。

在《新青年》的老同人中，李大钊、陈独秀投入到中国共产党的活动中去了；胡适、高一涵于1922年在北京创办了《努力周报》；1921年10月《晨报副刊》创刊，孙伏园主编，周作人、鲁迅、刘半农、钱玄同的稿件，逐渐汇集到这里，后来他们创办了《语丝》周刊。《新青年》同人在20年代初期大致分成了这样三股力量，不可避免地分道扬镳了。

在《新青年》的演变过程中，在《新青年》遇到曲折和困难的时刻，周作人支持陈独秀的编辑工作，是有意义的。

36.病中的诗

《新青年》内部的分歧，是五四运动高潮过去后，革命队伍发生分化的反映：一部分人投入到更深刻的社会革命中去，成了时代新浪潮的弄潮者；一部分人退出了潮头，成了观潮者；更有甚者成了阻潮者。这种革命队伍的分化，在周作人身上也有反映。

正是在这个时候，周作人病了。静卧在病床上，周作人清理着自己的思想。

开始发病还是在1920年12月下旬。22日下午，他在北大参加歌谣研究会的会议，傍晚回到家里感到很疲乏。24日有发热的感觉。25日一量体温，是38.5摄氏度，而且咳嗽。29日经医生诊断，是肋膜炎。在家里，经过医治和调养，到3月初，身体逐渐复元，他就握笔写诗写文了。这时他写了一首《梦想者的悲哀》，反映了他当时的思想境界。全诗如下：

梦想者的悲哀

“我的梦太多了。”

外面敲门的声音，

恰将我从梦中叫醒了。

你这冷酷的声音，

叫我去黑夜里游行么？

阿，曙光在那里呢？

我的力真太小了，

我怕要在黑夜里发了狂呢！

穿入室内的寒风，

不要吹动我的火罢。

灯火吹熄了，

心里的微焰却终是不灭，——

只怕在风里发火，

要将我的心烧尽了。

阿，我心里的微焰，

我怎能长保你的安静呢？

一九二一年三月二日病后

他从梦中醒来，但他找不到曙光；他感到自己的力量太小，在黑夜中简直会发狂；但他的心头的火，即使遇上了什么风也是不会熄灭的。这正是他当时思想矛盾的心情：他的心在燃烧，但他找不到曙光所在之路。

到了3月下旬，他的病情突然恶化了，而且来势很猛。3月29日他住进了山本医院。这家日本人开的医院收费昂贵，鲁迅向齐寿山借了50元，才把周作人送进医院的。以后鲁迅每隔一二天即去医院探视，每隔数天必向朋友或钱庄借款，自己也累得几乎生了病。在病情稍趋稳定后，周作人的诗兴却勃发起来。他后来在《知堂回想录》中回忆当时的境况：“在医院里的时候，因为生的病是肋膜炎，是胸部的疾病，多少和肺病有点关系，到了午后就热度高了起来，晚间几乎是昏沉了，这种状态是十分不舒服的，但是说也奇怪，这种精神状态却似乎于做诗颇相宜，在疾苦呻吟之中，感情特别锐敏，容易发生诗思。我新诗本不多做，但在诗集里重要的几篇差不多是这时候所作。”这里所说的“诗集”，是指《过去的生命》。他在病床上写的诗中，很有几首是值得注意的，其中一首又写到了他的“探路”：

歧路

荒野上许多足迹，

指示着前人走过的道路，

有向东的，有向西的，

也有一直向南去的。

这许多道路究竟到一同的去处么？

我相信是这样的。

而我不能决定向那一条路去，

只是睁了眼望着，站在歧路的中间。

我爱耶稣，

但我也爱摩西。

耶稣说：“有人打你右脸，连左脸也转过来由他打！”

摩西说：“以眼还眼，以牙还牙！”

吾师乎，吾师乎！

你们的言语怎样的确实啊！

我如果有力量，我必然跟耶稣背十字架去了。

我如果有较小的力量，我也跟摩西做士师去了。

但是懦弱的人，

你能做什么事呢？

四月十六日

这是革命队伍分化期诗人寻觅不到自己的道路所发出的心声。诗中的耶稣、摩西是比喻，即种种主义他都能够接受，但他都不能跟从。他对自己提出了疑问：你能做什么事呢？在五四运动前后，正是革命的高潮期，周作人对自己的人道主义信念是何等的坚定，他的从人道主义出发的“人的文学”的口号曾得到了多么广泛多么响亮的反响，他对新村主义又是何等的热衷而有信心。然而在尖锐激烈的社会斗争面前，在错综复杂的革命队伍的分化面前，人道主义思想并不能为他指出新的道路，他陷入了苦闷和彷徨之中。这和当时鲁迅的思想境界有相似之处。鲁迅曾说：“后来《新青年》的团体散掉了，有的高升，有的退隐，有的前进，我又经验了一回同一战阵中的伙伴还是会这么变化”，“成了游勇，布不成阵了”，“战斗的意气却冷得不少”。两个寻路的人，两个新文化运动高潮期中的骁将，都陷入了苦闷彷徨的思想低谷。

然而，周作人当时也和鲁迅一样，并不消沉。这从他病中的诗里，也可找出证据，例如：

苍蝇

我们爱说，

爱一切众生，

但是我——却觉得不能全爱。

我能爱狼和大蛇，

能爱在山林里的猪。

我不能爱那苍蝇。

我憎恶他们，我诅咒他们。

大小一切的苍蝇们，

美和生命的破坏者，

中国人的好朋友的苍蝇们啊！

我诅咒你的全灭，

用了人力以外的，

最黑最黑的魔术的力。

四月十八日

这首诗表明人道主义者周作人，在寻路中陷入思想彷徨的境地，但仍然是爱憎分明的：爱一切众生，憎恶和诅咒“美和生命的破坏者”！他同情弱小的民族，同情受苦的人们，憎恶掠夺别人的帝国主义者，憎恶一切反动势力，憎恶杀人的军阀。但他找不到能更好地爱他所爱、憎他所憎的道路。他的这种心情，在《孩子》一诗中也有流露。这诗的后半首是：

荆棘丛里有许多小花，

长着憔悴的嫩黄的叶片。

将他移在盆里端去培植么？

拿锄头来将荆棘掘去了么？

阿，阿，

倘使我有花盆呵！

倘使我有锄头呵！

这诗是象征性的。他对于荆棘丛中小花的心情，何尝不是救国救民族救人民而找不到路的无可奈何的心情。

到了5月下旬，周作人病情渐趋稳定。5月24日，鲁迅由齐寿山陪同前往香山碧云寺租下般若堂西厢房。27日，鲁迅又同佣工王鹤招到碧云寺打扫西厢房。31日，周作人出院回家。在家住了一宿，6月2日下午，由鲁迅、周建人、周丰一护送，周作人住进了碧云寺。王鹤招也住在般若堂，陪侍周作人。鲁迅以后就不断往返于北京与香山之间，自己也常累得进医院看病。周作人在香山住了四个月，身体已基本复元，9月21日离山回家。从周作人3月住进医院到9月下旬从香山回家，这半年多时间里，鲁迅向朋友和钱庄借了700余元，钱庄的月息是1分5。周作人的一场病，变成了鲁迅的一身债。这是兄弟间的深情。

在香山养病期间，周作人也写了不少诗，总题为《山居杂诗》，后来也收入了诗集《过去的生命》。这些诗，和他在医院时写的一样，反映了他的思想从高昂的自信转向低徊的苦闷、彷徨的心情。

特别要在这里提一下的，周作人在香山养病期间，还发表过一篇文艺短论《新诗》。他在文章中说：“现在的新诗坛，真可以说消沉极了。”老诗人以为功成而告退，新诗人也不见出来，充塞诗坛的是些半吊子的作品。“大家辛辛苦苦开辟出来的新诗田，却半途而废的荒芜了，让一班闲人拿去放牛。”这是多么令人焦急的事！他又说：“诗的改造，到现在实在只能说到了一半，语体诗的真正长处，还不曾有人将他完全的表示出来，因此根基并不十分稳固。”诗国的这种情况，很有点像民国成立以来革命尚未成功一样。“现今的诗坛，岂不便是一个小中国么？”所以诗歌的革新必须奋力坚持下去，才能取得胜利。周作人的看法是正确的，说明他是赤诚地关心着新文学的发展的。他的这篇《新诗》，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有着不容忽视的地位。周作人在患病期间写了那么多新诗，是他的主张的身体力行，是他的理论的实践，是为新诗的建设作出的贡献。

37.山居的心境

周作人在香山养病期间，除了写诗，还写了不少散文。从考察周作人思想发展的角度来看，这期间的散文，是不应忽视的。很有些散文，表述了他思想发展转折期的一些心境。例如，在《山中杂信（一）》中，就有这样的一段：

清早和黄昏时候的清澈的磬声，仿佛催促我们无所信仰、无所归依的人，拣定一条道路精进向前。我近来的思想动摇与混乱，可谓已至其极了，托尔斯泰无我爱与尼采的超人，共产主义与善种学，耶佛孔老的教训与科学的例证，我都一样的喜欢尊重，却又不能调和统一起来，造成一条可以实行的大路。我只将这各种思想，凌乱的堆在头里，真是乡间的杂货一料店了。

在五四运动前，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民主革命是一致的，因而没有发生过什么思想混乱。五四运动以后，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新青年》同人中的几位，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宣传到投入实践活动，他们正在组织无产阶级政党，正在掀起新的革命运动。这对周作人来说是陌生的，也不是他所向往的。他所向往的，是和平方式的社会主义。带有空想社会主义试验场色彩的日本新村和北京工读互助团，他曾寄予了多少热望，但都无可挽回地失败了。他的人道主义的“和平社会主义”思想动摇了。人道主义并不能为他指出新的道路，他产生了思想混乱。这一段话正是他思想混乱的自白。

周作人在思想转折期产生思想混乱，主要是指他的宏观思想而言的。就微观来说，遇有人间不平事，他仍然富于正义感。对于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军阀统治者们压迫人民的事，他敢于站出来为人民伸张正义。即使山居养病期间也是如此。例如，这年6月3日，国立专科以上8校教职员向政府索薪，得到学生们和其他高校教职员们的支持，师生1万余人游行请愿，向徐世昌为总统的北洋政府索取欠薪。游行队伍到新华门时，遭到军警镇压，伤10余人。第二天的报上说：这些人是自己碰伤的。周作人读报后，十分气愤，立即写下《碰伤》一文，交《晨报副刊》发表。文章写得很冷静，用讽刺的反语写道：近日报上说有教职员学生在新华门外碰伤，大家都称咄咄怪事，但在我看来，一点都不足为奇，觉得碰伤实在是情理中所能有的事。三四年前，浦口一只小轮碰在一只军舰上，立即沉没。过了一二年后，一只轮船碰在当时国务总理所坐的军舰上，也立即沉没，死了若干没有价值的人。可见，碰伤在中国实是常有的事。至于责任，则完全在碰伤者自己。有一种见毒蛇，见到它就要死，责任就在见者而不在蛇。小孩伸手到火边烫伤了手，责任在小孩而不在火。经周作人这么一说，就使人举一反三，这种强盗逻辑掩盖强盗行径，在中国确实是常有的事。用反面的笔法写到这里，周作人却在最后以正面的文字写了一段结束的话：

听说，这次碰伤的缘故由于请愿。我不忍再责备被碰的诸君，但我总觉得这办法是错的。请愿的事，只有在现今的立宪国里，还暂时勉强应用，其余的地方都不通用的了。例如俄国，在一千九百零几年，曾因此而有军警在冬宫前开炮之举，碰的更厉害了。但他们也就从此不再请愿了。……我希望中国请愿也从此停止，各自去努力罢。

周作人的这段话是发人深思的。当然不必引申为：周作人一定是在主张武装斗争。但他认为请愿只会造成“碰伤”，何必一次次的重复呢！应该用别的斗争方式。

周作人接着又写了《实在情形》、《廉耻与秩序》等短文，抨击时弊，表明了他的般若堂并非世外桃源，也表明了他的战斗力。

然而，周作人当时的宏观上的思想混乱，不可能不影响到微观上的战斗力。他在卧病期间，又读了几十种佛经。他的人道主义思想和佛经的普爱众生、忍辱、施舍等教义结合起来，甚至使他用来回避现实的挑战。在《山中杂信（三）》中，有一段话是值得注意的：

我在这里不能一样的长闲逸豫，在一日里总有一个阴郁的时候，这便是下午清华园的邮差送报来后的半点钟。我的神经衰弱，易于激动，病后更甚，对于略略重大的问题，稍加思索，便很烦躁起来，几乎是发热状态，因此平常十分留心避免。但每天的报里，总是充满着不愉快的事情，见了不免要起烦恼。或者说，既然如此，不看岂不好么？但我又舍不得不看……。但苦痛究竟是苦痛，所以也就赶紧丢开，去寻求别的慰解。我此时放下报纸，努力将我的思想遣发到平常所走的旧路上去，——回想近今所看书上的大乘菩萨布施忍辱等六度难行，净土及地狱的意义，或者去搜求游客及和尚们（特别注意于方丈）的轶事。

周作人是有正义感的。现在，在接触现实生活中的不平事，他尽量用佛经的教义使自己平静下去。这对于养病，或者是有好处的。他的个性原是好静不好动的。这次养病和养病以后，受佛经的影响，似乎更追求宁静、平和、冲淡的生活了。但是，他也并没有完全忘了笔的战斗。

38.美文

周作人在病中还写过一篇文章叫《美文》。他所说的美文，是指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还包括“诗与散文中间的桥”——散文诗。他说：“在现代的国语文学里，还不曾见有这类文章，治新文学的人为什么不去试试呢？”他认为：有许多内容既不能作为小说，又不适于做诗，不妨写成散文。这种散文的条件，“同一切文学作品一样，只是真实简明便好”。文章最后说：希望大家努力，“给新文学开辟出一块新的土地来，岂不好么？”周作人为新文学提出了一个新课题，那就是要开拓散文领域，要发展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

周作人这么想就这么做了。他在病中写了很多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和散文诗，为我国的散文画廊增添了新的光彩。

周作人在“五四”前后所写的散文，主要是杂感、文艺评论和读书随笔。它们都有着心平气和地说理的特点，很少有剑拔弩张的句子。到了他养病期间，他写了不少篇叙事或抒情的艺术性散文。这些散文形成了独特的风格：题材的平凡日常，结构的平淡无奇，词章的朴实无华，文字节奏的舒徐闲适。正是他的艺术性散文的平淡和平凡，使人感到它所写的确是生活的真实，使人感受到了真实生活的美和丑。“真实简明”，确是周作人散文的风格。这种风格的形成，因素是多方面的，有性格的因素，有生活经历的因素，有文化素养的因素。日本古典作品如俳句、短歌、物语，中国历代散文尤其是明清散文，都使周作人多少受到影响；而佛经的因素，似乎也不应低估。

周作人这时写的《山中杂信》（共六篇），就是这种平淡、朴实、舒徐的散文。周作人住的是碧云寺般若堂西厢，每天见到的主要是和尚，而和尚们的生活是枯燥呆板的。但是周作人的散文却写出了这枯燥呆板生活的波动和生气，出家人的生活应该是平静的，但这里也有争斗，请看周作人的一段记述：

三四天前大殿里的小菩萨，失少了两尊，方丈说是看守大殿的和尚偷卖给游客了，于是又将他捆了起来，打了一顿，但是这回不曾送官，因为次晨我又听见他在后堂敲那大木鱼了。（前回被捉去的和尚，已经出来，搬到别的寺里去了。）当时我正翻阅诸经要集六度部的忍辱篇，道世大师在述意缘内说道，“……岂容微有触恼，大生嗔恨，乃至角眼相看，恶声厉色，遂加杖木，结恨成怨，”看了不禁苦笑。或者丛林的规矩，方丈本来可以用什么板子打人，但我总觉得有点矛盾。而且如果真照规矩办起来，恐怕应该挨打的，却还不是这个所谓偷卖小菩萨的和尚呢。

这里既有事情的记叙，又有作者的感想，而这感想又颇使人感到幽默。记叙条理清楚，作者在记叙中随时发表感想和富于幽默感，是周作人散文的特点。周作人还善于对日常小事进行很细致的记述，并风趣盎然。这里也举出一段：

我们院子里，有一群鸡，共五六只，其中公的也有，母的也有。这是和尚们共同养的呢，还是一个人的私产，我都不知道。它们白天里躲在紫藤花底下，晚间被盛入一只小口大腹、像是装香油用的藤篓里面。这篓子似乎是没有盖的，我每天总看见他在柏树下仰天张着口放着。夜里酉戌之交，和尚们擂鼓既罢，各去休息，篓里的鸡便怪声怪气的叫起来。于是禅房里和尚们的“唆，唆——”之声，相继而作。这样以后，篓里与禅房里便复寂然，直到天明，更没有什么惊动。问是什么事呢？答说有黄鼠狼来咬鸡。其实这小口大腹的篓子里，黄鼠狼是不会进去的，倘若掉了下去，他就再也逃不出来了。大约他总是未能忘情，所以常来窥探，不过聊以快意罢了。倘若篓子上加上一个盖，——虽然如上文所说，即使无盖，本来也很安全，——也便可以省得他的窥探。但和尚们永远不加盖，黄鼠狼也便永远要来窥探，以致“三日两头”的引起夜中篓里与禅房里的驱逐。这便是我所说的长闲逸豫的所在。我希望这一节故事，或者能够比那四个抽象的字说明的更多一点。

抄一段周作人的散文请读者欣赏，有点像戏院里看折子戏。有时评论者说了半天还没有能说清楚的风格、特点，听一段折子戏，看一段作品，往往能从一斑窥全豹。

周作人在养病期间还写过两篇《西山小品》。一篇是《一个乡民的死》，写寺里养着两匹马的马夫，是个独身，没有什么亲戚，生了病，无人照应，寂寞地死去了。另一篇是《卖汽水的人》，写住在寺里的一个卖汽水的人，是个20岁左右的青年，微黑的脸，有点狡狯，也有天真的地方。他把三四角一瓶卖掉的汽水，都记账为二角一瓶，多下的钱都存在一个和尚那里。这事被掌柜知道了，把他辞退了。他走了，作者感到十分寂寞。他的亲和的微笑的狡狯似的面貌，仍不时地在作者眼前浮现。这两篇散文都是写人的。叙述委婉，描写素淡，平和而抒情，都是出色的艺术性散文。周作人曾把这两篇散文，连同他在1923年写的《昼梦》、《寻路的人》，都编入他的诗集《过去的生命》。周作人在这本诗集的序中说：“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周作人的意思是把它们作为散文诗来写的。他把《山中杂信》作为一般散文，而把《西山小品》作为散文诗，可以看出周作人对散文诗的见解。毫无疑问，周作人的这些作品是我国现代文学中最早出现的散文诗之一，他是最早把散文诗这种文体引进国内的作家之一。自从鲁迅的《野草》出版后，我国文学界长期以来把散文诗固定为那种短小的、具有象征色彩的、富于哲理的内容和形式。其实，写景的、叙事的、记人的散文，有意境，有诗意，也是散文诗。散文诗的领域应该是广阔的。

周作人的艺术性散文，刚露头角，就显示了它的独特风采。散文诗必将有重大的发展，这是可以预料的。

39.情笃爱罗先珂

俄国盲诗人爱罗先珂的到来，使周作人人口众多的家庭，更增加了热闹，同时也使周作人多了一些工作。

爱罗先珂是俄国乌克兰库尔斯克州人，生于1889年12月31日。他的名、父称、姓是瓦西里·雅科夫列维奇·耶罗申科。中国报刊上对他的介绍是从日文材料转译的，把耶罗申科译成了爱罗先珂。以后大家叫习惯了，就不再改变了。周作人写文章有时还称他“爱罗君”。

爱罗先珂4岁时瞎了眼睛。9岁进了莫斯科的盲人学校。他富于音乐天才，能弹琴歌唱。在盲人学校毕业后，他就在酒吧间、舞厅、有钱人家里弹唱。积了一笔钱后，他于1908年（19岁）去英国伦敦皇家学院和盲人音乐学院学习。1913年他曾在伦敦近郊的哈罗乌访问过克鲁泡特金。接着，因和校长不和，他被学校开除。不久，他就回国。1914年4月，由俄国世界语者协会派他到日本联系工作。他在日本认识了秋田雨雀等著名作家，并开始用日文和世界语写作。1917年他去缅甸，在盲人学校当教师。1918年去印度，第二年被英国殖民当局驱逐出境，他又到了日本。他在日本发表的作品很多，后来有人为他编集，计有《天明前之歌》（1921年出版）、《最后的叹息》（1921年出版）和《为了人类》（1924年出版）。同时，他积极参加社会进步活动。1921年5月因参加五一示威游行被逮捕，同月又因出席日本社会主义者协会第二届代表大会再次被捕。接着，日本政府宣布了驱逐爱罗先珂的命令。7月，他被日本警察拳打脚踢和人身侮辱（如扒开他的眼睛看他是否真是瞎子）后押解到当时为白匪和日本军队占领的海参崴。他想经由中国东北回祖国去，没有成功。后来他就到了上海。

爱罗先珂在日本的遭遇，为日本文化界所同情，也为中国作家所关注。鲁迅就是在爱罗先珂遭到迫害后，最早译出他的童话《池边》，在《晨报副刊》上发表的。

爱罗先珂到上海后，先是在日本人开的按摩院当按摩师。日本的世界语工作者写信给当时任上海世界语协会的负责人胡愈之，要他对爱罗先珂有所照顾。同时，日本朋友又写信给北京的鲁迅、周作人，说有这么一个人已到了上海，要他们和胡愈之联系。经鲁迅介绍，北大校长蔡元培决定聘请爱罗先珂到北大讲授世界语，月薪大洋200元。这在当时是不算低的薪金了。1922年2月爱罗先珂到了北京。蔡元培考虑到爱罗先珂能讲流利的日语，鲁迅、周作人都精通日语，周作人家里又是通用日语的，他们又都同情爱罗先珂，因而和鲁迅、周作人商量，是否让爱罗先珂住在他们家里。2月24日，爱罗先珂由郑振铎、耿济之陪同，来到了八道湾周宅。

爱罗先珂到北京后，先是到各处用世界语讲演，由周作人做翻译兼向导。3月3日，爱罗先珂去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讲演，周作人陪同前往并作翻译。3月5日，周作人又陪同爱罗先珂至北京大学三院讲演，并任翻译。5月1日，爱罗先珂去孔德学校讲演；6月11日，爱罗先珂去北京法政学校讲演，也都由周作人做翻译兼向导。周作人后来回忆说：爱罗先珂“想象丰富，感情热烈，不愧为诗人兼革命家两重人格。讲演大抵安排得很好，翻译却也就不容易；总须预先录稿译文，方才可以。预备时间比口说要多过几倍，其中最费力的是介绍俄国文学的演说，和一篇《春天与其力量》，那简直是散文诗的样子。最初到北大讲演的时候，好奇的观众很多，讲堂有庙会里的那样拥挤，只有从前胡适博士和鲁迅，随后还有冰心女士登台那个时候，才有那个样子”。真是盛况空前。后来正式上课，情形略有改变，不必周作人去当翻译，大致由讲师用英语说明一下就行了。

爱罗先珂性喜热闹，爱好音乐戏剧。他到北京不久，4月2日就参加了北大第二平民夜校游艺会，会上他一面弹着六弦琴，一面唱哥萨克起义的英雄拉纯的歌。5月1日他在孔德学校讲演时也弹起了六弦琴，唱起了《国际歌》。他爱到公园去领受大自然中的各种声音。他爱到动物园听老虎叫。他对音乐戏剧又爱发议论。这年12月，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戏剧实验社演出。爱罗先珂去听了，觉得不很满意，回来写了一篇《观北京大学学生演剧和燕京女校学生演剧的记》，由鲁迅翻译后在《晨报副镌》上发表。他批评得较尖锐，认为这些大学生是在学习中国的旧戏和优伶。演出者不服气，本来是完全可以反批评的，但有人却写了篇《不敢盲从》，在“盲”字上特地打上引号，文中凡是“看”、“观”等字也都打上引号。用意自然是很明白的。这篇文章也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副刊编辑部立即收到了不少来信来文，指责作者的这种做法。周作人先是写了一段短文寄给编辑部，他说：“爱罗先珂先生是个盲人，大家都是知道的。他的议论无论如何不对，尽可自由地反驳，何必拉到他的残疾上面去。我不能断定这《不敢盲从》的题目里已经含有刻薄的意思，但是文中许多用引号标明的看字却已确实地证明是在嘲弄他的眼瞎这件事了。我不愿意因了这一点事便牵涉到作文者的人格上去，但我可以宣言这篇文章的‘文格’确已完全没有了。”周作人说得很有分寸，但又说得很有分量。接着，他又发表了《爱罗先珂君的失明》，介绍了爱罗先珂幼年失明的经过。他失明后，却很努力，“虽然眼睛看不见，却同人家一样的读书作文，思想谈话”。爱罗先珂在作文谈话中喜欢用“看”、“观”等字，如“看老虎去”、“观剧”，这在周围的人不免凄然和不安。周作人还介绍了爱罗先珂在日本受压迫受侮辱的情形，和“当然得了世人的不少的同情”。文章最后说：“我希望大家对于爱罗君一方面不要崇拜他为超人的英雄，一方面也不要加以人身的攻击；即使当做敌人也未始不可，但必须把他当作人看，而且不可失了人间对待残疾的人的礼仪。”这篇文章，周作人写得心平气和，字里行间流露了对爱罗先珂的同情，同时也说明了对残疾人的起码的态度。文章很有说服力，因而引起更多的读者对爱罗先珂的同情。鲁迅也写了文章，措词较尖锐地批评了《不敢盲从》的作者。幸亏爱罗先珂是盲人，他又不懂汉文汉语，因而这么一场热闹的论争，他大概并不知道，否则他一定会十分愤慨的。

爱罗先珂与鲁迅、周作人一家相处十分融洽。他很爱和周作人、周建人的孩子们玩。小孩咬音不清，叫他“爱罗金哥”或“伊和希珂先”。他常常喊着“寂寞呀寂寞呀”。他说：“这样的夜间，在缅甸是遍地是音乐。房里，草间，树上，都有昆虫吟叫，各种声音，成为合奏，很神奇。其间时时夹着蛇鸣：‘嘶嘶！’可是也和虫声相和协……”北京虽然寂寞，蛙声是有的。不久，爱罗先珂买来了蝌蚪，养在院子的池里。当蝌蚪生出脚来的时候，他又买了四只“咻咻”叫着的小鸭。小鸭到院子的池里洗澡，翻筋斗，并把生了脚的蝌蚪都吃光了。当孩子们告诉他：“伊和希珂先，没有了，虾蟆的儿子。”他明白了事情的经过后，“唉唉”地叹着。鲁迅的《鸭的喜剧》与其说是小说，不如说更是一篇写实的散文，记述了当时真实的情景。

爱罗先珂的作品宣传尊重人性，宣传博爱，宣传人道主义，这和“五四”时期知识界流行的民主主义思潮相合拍的。因而他为中国的读者所注意。鲁迅、周作人、胡愈之、巴金、夏丏尊等著名作家，都翻译过他的作品。他的作品在中国编集出版的竟有五本之多：《爱罗先珂童话集》，鲁迅、胡愈之等译，鲁迅序，1922年商务印书馆出版；《桃色的云》，三幕童话剧，鲁迅译，1923年北京大学新潮社出版；《枯叶杂记》，是“上海生活的寓言小品”，胡愈之译，192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过去的幽灵及其他》，演讲集，周作人等译，李小峰、朱枕薪编，1924年上海民智书局出版；爱罗先珂来到中国，也促进了世界语在中国的传播，胡愈之特地把他的几篇世界语作品（散文、演讲词、诗）编为一集，叫《一个寂寞底灵魂的呻吟》，1923年由东方世界语传播社出版，以供初学世界语者的阅读。爱罗先珂在中国留下这么多作品，又是名家翻译、整理，影响是不小的。

爱罗先珂在北京叫着“寂寞”的时候，接到了国际世界语学会的通知，1922年7月3日他就从北京出发去芬兰参加世界语学会的年会。周作人亲自送他上火车，并替他找好了座位。事后他写了《送爱罗先珂君》一文，在《晨报副镌》上发表。周作人写道：“其实他决不是什么危险人物，这是从他的作品、谈话、行动上可以看出来的。他怀抱着对于人类的爱与对于社会的悲，常以冷隽的言词，热烈的情调，写出他的爱与憎，因此遭外国资本家政府之忌，但这不过是他们的心虚罢了。他毕竟还是诗人，他的工作只是唤起人们胸中的人类的爱与社会的悲，并不是指挥人去行暴动或别的政治运动；他的世界是童话似的梦的奇境，并不是共产或无政府的社会。”这是周作人对爱罗先珂的认识和评论。这认识大体是正确的，实事求是的。爱罗先珂原定10月回北京的。10月过去了，爱罗先珂仍音讯全无。周作人想念之余，就写了篇《怀爱罗先珂君》。他写道：“爱罗君现在什么地方，我实在不能回答：在芬兰呢，在欧俄呢，在西伯利亚呢？有谁知道？我们只能凭空祝他的平安罢。他出京后没有一封信来过。……飘泊孤独的诗人，我想你自己的悲哀也尽够担受了，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住在沙漠上的人们再添加你的忧愁的重担也罢。”爱罗先珂的没有回来，也无消息，周作人不免伤感，但也洋溢着深情。

爱罗先珂终于在11月回到了北京。他虽在好几个国家浪游过，但乡愁很重。这次途经祖国的国土去芬兰开会，使他更想念俄罗斯母亲了。1923年1月，他从北京到了上海，又从上海去杭州玩了一次，于2月底回到北京。4月中，他终于离开了北京，回莫斯科去。4月15日，周作人陪同爱罗先珂出席了日本人丸山之招宴，鲁迅等在座。16日中午，张凤举在广和居为爱罗先珂饯行，周作人陪他出席。也就在这天，爱罗先珂告别了和睦地居住了一年多的周宅，告别了北京，回他想念中的祖国去了。周作人写了《再送爱罗先珂》，说：“他所公表的提早回国的理由，是想到树林里去听故乡的夜莺，据说他的故乡哈耳珂夫的夜莺是欧洲闻名的，这或者真值得远路跑去一听。但据我的推想，还有一个小小的原因，便是世界语学者之寂寥。不怕招引热心于世界语运动的前辈的失望与不快，我不得不指点出北京——至少是北京——的世界语运动实在不很活。”或许是这两个原因都有。

爱罗先珂回去了。从此他再也没有来中国，没有来北京，连一封信也没有寄来。虽然，他始终保存着他在北京和周作人、鲁迅一起拍的照片，说明他没有忘怀北京的朋友。他去了，留给周作人的，是美好的回忆，深挚的怀念，和人道主义思想在某种程度上的共鸣。

40.学生冰心、许地山、俞平伯……

周作人活跃在文坛上，也活跃在学校的讲坛上。他是很繁忙的。

他在北京大学每周的教课是9小时：欧洲文学史3小时，日本文学史2小时，英文和日文小说选读各2小时。

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于1920年9月，聘请他讲授欧洲文学史，每小时给3元，每星期2小时，平均每月9小时，给27元。周作人生病期间，女师大仍付兼课费。他病后继续去上课，直到几年后女师大不复存在。

周作人又接受了燕京大学的聘请。1922年3月4日，应胡适的邀约，到胡的住处，和燕京大学校长司徒雷登与刘廷芳相见，谈定了去燕京大学兼任新文学系主任的事。正式上任从这年的7月开始。以后他一直兼职到1931年，近10年之久。周作人除担任系主任外，还须担负现代国文方面的课。他一个人忙不过来，学校派留校毕业生许地山来帮他做助教。周作人担任的课程是：国语文学4小时，与许地山各半；再单独担任文学通论、习作和讨论等。每周上课共8小时。这样，周作人每周必须有四个半天到燕京大学工作。他在燕大的职位是副教授，每月薪资200元。

当时燕京大学的校址在崇文门内盔甲厂，是北京城的东南隅。从西北隅的八道湾到盔甲厂，是一条穿过北京城的对角线。幸亏北京大学在这对角线的中间。如果坐马车，从八道湾到盔甲厂是1小时，步行是2小时。从北京大学到盔甲厂，时间正好是一半。常常是，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上好课，请工友到外面去叫一盘炒面，外加两个鸡蛋，只花二三角钱就可以吃得很饱。有时从课堂下来，来不及吃，就只好在路上吃。从北大出来，经汉花园往东，再由翠花胡同出王府井大街，再到东安门的东安市场；或者经汉花园往南，取道北河沿，再到东安门的东安市场。来不及吃饭时，就在东安市场买两个蛋糕，在路上大嚼。从王府井大街向东，便是东单牌楼，这里商店多，市容繁盛，要在这里买点心吃也可以。从东单往南，走不多远拐东，或在苏州胡同拐弯再转至五老胡同，或更往南进船板胡同、钓饵胡同，出去便是沟沿头，它的南端便是盔甲厂。在燕京大学上好课，差不多已4点半了。步行回家，到家已在6点余，冬天天色就已昏暗，真有点披星戴月了[12]。可见，周作人的兼课，虽然待遇优厚，但也付出了相当的辛劳。

周作人除在三所学校教课外，还被国语统一筹备会邀为语法编纂会会员；被选为新潮社主任编辑，负责编辑《新潮丛书》和《新潮文艺丛书》；参加《新青年》编辑部的一些活动；被选为歌谣研究会主任；参加发起成立文学研究会，起草宣言等工作。他的社会活动是很多的。他还经常应邀到一些学校讲演；爱罗先珂在北京时，他常陪着做向导和翻译。

在繁重的教学和频繁的社会活动外，周作人又勤于写作。如1922年1月至6月，他发表的作品和译文共61篇，平均每月10篇，每隔三四天就有一篇作品诞生。

由此可以看到，不到40岁的周作人，精力是何等充沛，工作效率是何等的高啊！

周作人还有一项繁重的工作，那就是对青年作者的帮助：接见他们的来访，为他们写信，解答他们提出的问题，替他们看稿、改稿，给他们的集子写序跋。三所大学中，都有一些崭露头角的青年作家，是他的得意门生。

俞平伯是北京大学的学生，新潮社中脱颖而出的诗人、散文家。他刻意学习周作人的风格，因而他的散文以平和、冲淡而略带涩味见称。他的散文集《燕知草》、《杂拌儿》、《杂拌儿二集》，都由周作人写序。周作人还给俞平伯写过大量的书信。1933年北新书局出版的《周作人书信》，所收最多的就是给俞平伯的信。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弟子，这是文坛所共知的，也是他们双方都承认的。

周作人在北大还有一位弟子是废名（冯文炳）。他的成名比俞平伯稍后一些。他努力以周作人的平和冲淡的散文风格来写小说。因而他的小说有散文之美，有诗的意境，而不追求曲折的故事情节。这大为周作人所称赞。废名的小说集《竹林的故事》、《桃园》、《枣》、《桥》、《莫须有先生传》，都由周作人写序或跋。废名在《知堂先生》一文中曾说：“前天往古槐书屋看平伯，我们谈了好些话，所谈差不多都是对于知堂先生的向往。”于此可见他俩对周作人的态度。

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最接近的，当然是他的助教许地山。许地山于1917年至燕京大学学习，1920年毕业，得文学士学位，接着又进燕大宗教学院学习。1922年毕业于宗教学院，得神学士学位，被留校任国文系助教。许地山在1920年就参加了郑振铎、瞿世英、耿济之的《新社会》旬刊的编辑活动，很早就和周作人有过联系。周作人曾接受他们的邀请去作过讲演。文学研究会成立时，许地山也是十二位发起人之一。许地山当助教后，周作人曾和他一起开展教学活动，周作人日记中就有“与许地山共招燕京大学学生开茶话会”等记载。1923年8月，许地山赴美国留学，离开了周作人。1927年留学归来，回母校任教，周作人这时仍在该校任职。

周作人在燕京大学最赏识的学生是冰心（谢婉莹）。周作人任教于燕大时，冰心已是四年级学生。一年后她以优异成绩毕业，并即赴美国留学。虽然师生之谊只一年时间，但冰心已名誉文坛，又是文学研究会最早的会员，周作人早就对她注目。1922年8月，当日本作家由于不懂中文，把冰心的《爱的实现》说成是“自由恋爱的赞礼”并大加嘲笑时，周作人就把这篇作品译成日文，在日本刊物上发表，以纠正日本作家的误会。周作人还为此写了《关于〈爱的实现〉的翻译》一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说明了他译这篇作品的原委。他很器重冰心。周作人被选为新潮社主任编辑后，决定编一套《文艺丛书》，第一本就是冰心的诗集《春水》，于1923年5月出版。当年有位日本作家曾问他：“文坛上露头角的得意门生很多罢？”他答道：“不多，只二三个，现任清华教授的俞平伯，用废名这笔名的冯文炳以及冰心。”冰心留美后归国回母校任教，就与周作人成了同事。

周作人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任教后，也很有几个成名的学生，如卢隐、冯沅君、陆晶清、苏雪林等等。当然不能说这些学生都是受周作人影响的，但也有自称接受他的教诲的。如苏雪林在《周作人先生研究》中就曾自称：“周作人先生是现代作家中影响我最大的一个人。自从五四运动后我就爱读他的作品，除了他清涩幽默的作风学不来以外，我对神话、童话、民俗学等等兴趣的特别浓厚，大都是由他启示的，虽然我于这几项学问只能浅尝，无法去作专门的研究。”[13]

周作人是忙碌的。他有那么多的教学任务，那么多的社会活动，又写了那么多的作品。不论从哪个角度考察，他都获得了累累硕果。

41.兄弟之情断裂

在周作人的生活中，1923年发生了一件不容忽视的事件，那就是他和鲁迅决裂了。

我们在前面多少写到了一点兄弟间的怡怡之情。那么，透过这怡怡之情的纱幕，兄弟间存在着什么矛盾呢？何以矛盾尖锐化而到了决裂的地步呢？

矛盾的起点是家庭经济问题。鲁迅结婚后，并无子女。周作人结婚后，带了羽太信子回到绍兴，很快就生儿育女，同时信子还要其妹其弟也在绍兴生活。在日本的信子父母，也要周家经济上给予接济。信子的妹妹和周建人结婚后，也有了孩子，但家庭的重点支出仍然是周作人这一房。当时周作人在绍兴中学教书，每月工资起初是50元，后加至68元。周建人在绍兴的小学里教书，收入更低。鲁迅在北京工作，月薪300元，尽管当时有欠薪，但也补发，每月工资300元的收入是不成问题的。他要向绍兴老家寄钱，还要向日本羽太家寄钱。鲁迅这一房是三兄弟中收入最高、人口最少的一房，这就造成了兄弟间严重的收支不平衡状态。但当时由母亲主持家政，鲁迅作为长兄又竭力维护家庭的团结，因而矛盾并不突出。然而隐蔽着的矛盾也不是没有露头。《鲁迅日记》1914年11月26日记有：“下午得妇来书，二十二日从丁家弄朱宅发，颇谬。”朱安从娘家发来的这封信，很可能就是对这样的家庭情况提出异议。鲁迅指为“颇谬”，说明维护兄弟间的和睦是真诚的。

母亲和周作人一家、周建人一家全部迁居北京后，家庭情况起了变化：一、周作人被聘为北京大学教授，又有兼职，经济收入大大增加，已不低于鲁迅；二、家政改由羽太信子主持。这两条都和后来的家庭纠纷有关。

信子的治家方针是：不尚节俭，只图眼前。周作人在北京大学任教授，最初月薪是240元，以后加至280元。他有兼职，兼职的兼薪是220余元。他的每月收入总数在500元以上。鲁迅除本薪外，也有兼职，兼薪收入数十元。兄弟两人都要留下一点买书等零花钱，然而交到信子那里总在600元以上吧。周建人于1921年9月离京去沪在商务印书馆工作，每月也都有钱寄来。当时周宅经常人口是13名：母亲，鲁迅，朱安，周作人，羽太信子，周作人儿子丰一、女儿静子和若子，周建人，羽太芳子，周建人女儿鞠子、儿子沛（丰二），信子弟重久。另有雇佣工两名。家庭的人口是多了些，但每月600多元大洋的收入，在当时不是一个小数目，如果调度得好，家庭生活可以比较富裕，还可略有积余。可是信子用钱没有计划，不会打算，月月用完，有时还入不敷出。从《鲁迅日记》可见，1920年5月周沛患肺炎，住医院治疗两月多，鲁迅向人借钱400余元；1921年3月周作人患病住院后至香山疗养，鲁迅借债700余元。鲁迅常常还了老债，再借新债。这种债务，已成了鲁迅沉重的负担。

信子的用钱无度，不尚节俭，连住在周家的爱罗先珂也有感觉。这位月收入200大洋寄住在那里的盲诗人，多次劝信子要勤俭过日子，劝她养鸡养鸭养蜂，劝她在院子里种菜。信子心里讨厌，为了应付，也养过几只小鸡小鸭，但当这些鸡鸭下肚之后，事情也就结束了。

许广平在《鲁迅回忆录》中曾记到鲁迅谈起周作人的事。她写道：“有时茶余饭后，鲁迅曾感叹过自己的遭遇。他很凄凉地描绘了他的心情，说：我总以为不计较自己，总该家庭和睦了罢，在八道湾的时候，我的薪水，全行交给二太太，连周作人的在内，每月约有600元，然而大小病都要请日本医生来，过日子又不节约，所以总是不够用，要四处向朋友借。有时借到手连忙持回家，就看见医生的汽车从家里开出来了。我就想：我用黄包车运来，怎敌得过用汽车带走的呢？据鲁迅说，那时周作人他们一有钱就往日本商店去买东西，不管是否急需，食的、用的、玩的，从腌萝卜到玩具都买一大批，所以过不几天钱就花光了。花光之后，就来诉说没有钱用了，这又得鲁迅去借债。”这段记载，大致是合乎事实的。鲁迅经常向人借债，可以《鲁迅日记》为证。

在这种情况下，鲁迅难免有一些要注意节俭的话。如果当时周作人的经济收入不高，家庭中的经济地位较低，那信子也只好听几句鲁迅的话算了。但现在周作人的收入已高于鲁迅，社会地位也不在鲁迅之下，周作人是北京大学教授，鲁迅在北京大学兼课只是讲师，因而信子对于鲁迅的劝说就很反感。她在佣人中还拉亲信，有些事就瞒着鲁迅。这样，这个家庭的分裂已势在必然。但它来得如此突然，而且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却是任何人所始料不及的。

据《鲁迅日记》，1923年7月3日，鲁迅、周作人还一起去东安市场，又同至东交民巷书店，又同至山本照相馆购买云冈石窟佛像和正定木佛像的照片。14日，《鲁迅日记》却记有：“是夜始改在自室吃饭，自具一肴，此可记也。”这说明兄弟间的不和已表面化了。自室吃饭，是兄弟行将分家的前奏，这在旧社会也是常有的事，虽然对于竭力维护大家庭团结的鲁迅来说，不免遗憾，因而认为“此可记也”。不料，19日，“上午启孟自持信来，后邀欲问之，不至。”这是一封什么信呢？鲁迅一直把它保存着，全文如下：

鲁迅先生：

我昨日才知道，——但过去的事不必再说了。我不是基督徒，却幸而尚能担受得起，也不想责难，——大家都是可怜的人间。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现在所见的或者才是真的人生。我想订正我的思想，重新入新的生活。以后请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没有别的话。愿你安心，自重。

七月十八日，作人。

此信的信封上写着“鲁迅先生”四字，由周作人亲自交给鲁迅。从这封信看来，兄弟的分裂不仅是经济问题。如果只是家庭经济问题，兄弟分开过日子好了，何至于决裂呢？信中所说的“过去的事”是何所指呢？何以周作人“昨日才知道”？显然不是指经济问题。何以又扯上“不是基督徒”？而且竟然提出“不要再到后边院子里来”！从这些字里行间揣摩，是否除经济纠纷外，信子还指责鲁迅过去对她有失检点之处[14]。而这类事情最不容易说清楚，也最可能使人伤了感情。从鲁迅收到信后，对周作人“邀欲问之”，鲁迅后来一直保存着这封信，母亲明显站在鲁迅一边，信子的妹妹仍然和鲁迅保持联系等情况看来，鲁迅不像有过什么“有失检点”的举动，家里的人除周作人夫妇外都信任鲁迅。周作人的性格是比较随和的。但随和而没有自己的看法，不敢有自己的主张，那就是懦弱。懦弱而不分是非，或不敢分是非，盲目跟从，随声附和，那就是鲁迅所说的“昏”。鲁迅说周作人“昏”，或许正是指这类情况。周作人给鲁迅的决裂信就是其“昏”的产物。

在收到周作人的决裂信的第8天，7月26日，鲁迅“上午往砖塔胡同看屋，下午收拾书籍入箱”。29日，星期天，“终日收书册入箱，夜毕”。30日，以书籍、法贴等大小12箱寄存教育部。8月2日，“下午携妇迁居砖塔胡同六十一号”。鲁迅从此离开了八道湾。

在鲁迅搬家的三天后，母亲即来鲁迅家看视。以后每隔五六天即来看视一次，常常在鲁迅家住一二宿再回八道湾。母亲表示不喜欢在八道湾，希望能和鲁迅住在一起。砖塔胡同是临时借住，不能久居，母亲住在一起也不方便。鲁迅就托朋友，连日觅屋。

周作人和鲁迅决裂时，双方都给上海的周建人写信。周建人的信任却在鲁迅一边。鲁迅搬出八道湾后，周建人来信频繁。这里还有一个小插曲。在母亲第一次来砖塔胡同看视鲁迅时，带来芳子的条子，要求向鲁迅借10元。鲁迅身边只剩5元，如数给与，又向母亲借5元，托母亲带去。当时周建人与芳子感情已破裂，但仍寄生活费。芳子零用不够时，都是向鲁迅诉说的。鲁迅离开八道湾后，芳子仍向鲁迅借钱，多少也透露了家庭中的微妙关系。芳子生病住进医院，鲁迅仍去看望。

鲁迅于1923年10月30日买定阜成门内西三条胡同21号旧屋6间，是一座小四合院。经过翻修，鲁迅于1924年5月25日搬进新屋。

八道湾的房屋是母亲和兄弟三人共有的，购买时鲁迅出资最多，屋契上还写着周树人的名字。鲁迅搬走后，周作人夫妇俨然是这里的主人了。鲁迅搬家时，只搬走自己房里的衣物书籍，有了新屋后，他就来搬取放在公用书房里的书籍什器，不料周作人夫妇竟大打出手。1924年6月11日《鲁迅日记》记有这么一段：

下午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比进西厢，启孟及其妻突出骂詈殴打，又以电话招重久及张凤举、徐耀辰来，其妻向之述我罪状，多秽语，凡捏造未圆处，则启孟救正之，然终取书、器而出。

书生气十足的周作人竟然跟着妻子搞起武打来了，还捏造罪状“多秽语”，真是斯文扫地！对于这场武打，当时在场的川岛后来在《弟与兄》一文中有一段回忆：

这回“往八道湾宅取书及什器”，是鲁迅先生于一九二三年八月二日迁出后的第一次也是末一次回到旧居去。其时，我正住在八道湾宅的外院（前后共有三个院子）鲁迅先生曾经住过的房子里。就在那一日的午后我快要去上班的当儿，看见鲁迅先生来了，走进我家小院的厨房，拿起一个洋铁水杓，从水缸中舀起凉水来喝，我要请他进屋来喝茶，他就说：“惹祸，管自己！”喝了水就独自到里院去了。过了一会，从里院传出一声周作人的骂声来，我便走到里院西厢房去。屋里西北墙角的三角架上，原放着一个尺把高的狮形铜香炉，周作人正拿起来要砸去，我把它抢下了，劝周作人回到后院的住房后，我也回到外院自己的住所来，听得信子正在打电话，是打给张、徐二位的。是求援呢还是要他们来评理？我就说不清了。[15]

鲁迅的日记还没有记下“狮形铜香炉”！张凤举、徐耀辰都是北京大学文学院教师，周作人的好友。这样一场“骂詈殴打”，兄弟间的怡怡之情，就无可挽回地断裂了。周作人呵，你可还记得鲁迅赠你的“何事脊令偏傲我”那样的诗句？你可还记得为了支援你和信子在日本的生活，鲁迅先行回国工作？你可还记得鲁迅孤零地一人在北京工作而不断地给你和你在日本的岳母一家寄钱？你可还记得全家住进八道湾时，鲁迅让你住朝南向阳的正屋，而他自己住在大门口的朝北小屋里？你可还记得你生病时，鲁迅往来于医院，后来又风尘仆仆奔走在香山道上，而且背了一身债？……周作人，你真昏呵！

从此，文化界的会议，学校的集会，朋友的宴请，常常有鲁迅就没有周作人，有周作人就没有鲁迅。两人偶尔走在一条道上了，一定有一人绕道而去。两人之间再也不说一句话，通一个字。真正彻底地断绝关系了。……

42.情断以后

兄弟之情爆发式的断裂，双方都经历了一场感情波澜。毕竟是同胞兄弟，在一个家庭里长大的，以后的求学道路、工作岗位，又都相同或相似，在一起生活的时间几乎长达40年之久，是不可能不存在深情厚谊的。感情的断裂，在双方引起的震撼，是可以想像的。断裂以后，互相指责，愤慨，不平，遗憾，对对方的不能理解，乃至冲击了自己原有的思想套路，感情是极为复杂的。在这里，以周作人日记和鲁迅日记为线索，参见其他著作，按时间先后，记下两人感情波澜的一些文字表现。

1.关于《土之盘筵》。早在1923年3月8日的《晨报副刊》上，周作人在他的个人专栏《绿洲》中，发表《儿童剧》一文。他说：“我近来很感到儿童剧的必要。这个理由，不必去远迢迢地从专门学者的书里，引什么演剧本能的话来作说明，只要回想自己儿时的经验便可明白了。”他在十二三岁时，曾和几个小朋友自编自演了《制服大头》的儿童剧。他还和几个小朋友自编自演《打败贺家武秀才》。他们自演儿童剧，“感到十分的喜悦”，“要算第一有趣了”。所以周作人在文中又说：“我很希望于儿歌童话以外，有美而健全的儿童剧本出现于中国，使他们得在院子里树阴下或唱或读，或扮演浪漫的故事，正当的享受他们应得的悦乐。”经过四个半月的筹划，1923年7月10日，周作人译写了《稻草与煤与蚕豆》，作为《土之盘筵》之一，发表在《晨报副刊》上。为什么叫做《土之盘筵》呢？周作人在文前引了路德延《孩儿诗》：“垒柴为屋木，和土作盘筵。”这专栏名称的出处就在这里。在专栏的小引中，周作人说：“我随时抄录一点诗文，献给小朋友们”，“在儿童我相信他们能够从这里得到一点趣味。我这几篇小文，专为儿童及爱儿童的父师们而写的”。第一篇是《稻草与煤与蚕豆》，是格林童话中的一篇，是从一个美国译文转译的。《土之盘筵》的第二篇《乡间的老鼠和京都的老鼠》，刊于1923年7月28日的《晨报副刊》上，文末有一段附记：

这一篇儿童剧，取材于伊索寓言，是日本坪内逍遥所作，从他的《家庭用儿童剧》第一集中译出，关于儿童剧的内容本来有应当说明的地方，现在不及说了。

《土之盘筵》我本想接续写下去，预定约二十篇，但是这篇才译三分之一，不意的生了病，没有精神再写了。现在勉强译成，《土之盘筵》亦就此暂且停止。——不过这是我所喜欢的工作，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这个工作将来总会有再来着手的日子。因为即使我们已尽了对于一切的义务，然而其中最大的——对于儿童的义务还未曾尽，我们不能不担受了人世一切的苦辛，来给小孩们讲笑话。

一九二三年七月二十日记。

四个多月前认为很有意义很想做的事，终于开辟了专栏，但事情才开始，怎么就宣告“暂且停止”了呢？这附记写于7月20日，是周作人给鲁迅的决裂书的第二天，可以想见其内心的感情波涛，使他“没有精神再写”，无法再“接续写下去”。他说“不意的生了病”，查日记他当时并未生病。“无论思想变化到怎样”，正是兄弟情断冲击了他原来的思想套路，甚至动摇了他原来信奉的思想。这和决裂书中所说的“我想订正我的思想”是一致的。这点下面还将谈到。

然而周作人终于遏制了自己内心的感情波澜，他于1923年8月3日在《晨报副刊》上又发表了《土之盘筵》之三《乡鼠和城鼠》（儿童剧），8月4日发表了《土之盘筵》之四《蝙蝠与癞虾蟆》（童话），8月7日发表《土之盘筵》之五《蜂与蚁》（童话），以后一直写到《土之盘筵》之十。这说明周作人很快稳定了自己的情绪。

2.编集《自己的园地》并写序。周作人日记1923年8月1日记有：“编杂文集至下午大抵完了。”8月5日又记有：“伏园来，交予《自己的园地》全稿五十三篇，由晨报社付印。”原在《晨报副刊》上以《自己的园地》为栏名连载发表的共19篇，本书收入18篇，剔除原第8篇的《〈阿Q正传〉》。该书有序一篇，作于1923年7月25日，发表于1923年8月1日。序中有这么一段：

我自己知道这些文章都有点拙劣生硬，但还能说出我所想说的话：我平常喜欢寻求友人谈话，现在也就寻求想象的友人，请他们听我的无聊赖的闲谈。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但我还在寻求——这是生人的弱点——想象的友人，能够理解庸人之心的读者。我并不想这些文章会于别人有什么用处，或者可以给予多少怡悦；我只想表现凡庸的自己的一部分，此外并无别的目的。

这段话中所说的“我已明知我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和决裂信中所说的“我以前的蔷薇的梦原来都是虚幻”，几乎完全一样。“蔷薇的梦”是指什么呢？是指他向往的“人类爱”的理想主义思想。他主张人与人之间宽容，文艺派别之间宽容，但现在连兄弟之间都无法实现宽容，哪里还谈得上什么“人类爱”呢？这是继日本新村的衰落后，他再次感到乌托邦理想的幻灭。因而他感到寂寞，感到失落，感到自己的凡庸。他更相信文艺不能有什么作为，只能表现自我。

《自己的园地》作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于1923年9月20日初版。全书含《自己的园地》18篇，《绿洲》15篇，《杂文》20篇。1927年该书改版出书，前两部分不变，《杂文》20篇全删，而加入《茶话》23篇。原来的序也被删去，换了篇一百多字的《小引》，事务性地交代了一下新版的增删情况。为什么要把原来的序也删去呢？因为四年后的这时，他连“过去的蔷薇色的梦都是虚幻”的那种感叹也已没有了。

3.写《寻路的人——赠徐玉诺君》。周作人日记1923年7月20日记：“上午得黄粹君徐玉诺二君函。”21日又记：“上午徐玉诺君来访。”估计徐玉诺是来请周作人介绍发表他的散文诗《我的神》的。周作人读了《我的神》，有感而写了《寻路的人——赠徐玉诺》，两文一并发表在8月1日的《晨报副刊》上。周作人在《寻路的人》一文中有所共鸣地写道：“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现在才知道了，在悲哀中挣扎着正是自然之路，这是与一切生物共同的路，不过我们意识着罢了。”“路的终点是死，我们便挣扎着往那里去，也便是到那里以前不得不挣扎着。”周作人自称是“在悲哀中挣扎着”寻路，这正是兄弟情断后那几天的情绪的写照。他对他自己过去思想套路产生了悲观的怀疑。

4.兄弟决裂后，原来互相支持互相合作的一些著译，也纷纷脱离关系。如《呐喊》是1923年6月付印，8月出版的。原由周作人编入新潮社《文艺丛书》，扉页上有“文艺丛书”、“周作人编”、“新潮社印”字样。本书决裂前付印，决裂后出版，也证明了这场决裂是突发式的。由于新潮社经费困难，为印《呐喊》，鲁迅曾借给200元以为印费。初版2000册，收回书款还不能偿还借款和版税，同年12月再版2500册，这才还清借款和版税。鲁迅也就收回版权，随即编入《乌合丛书》，于1924年5月由北新书局三版，在此书上再无“周作人编”字样。又如《桃色的云》，爱罗先珂著，鲁迅译。1923年7月，由周作人编入新潮社《文艺丛书》，扉页上当然也印有“周作人编”字样。决裂后，鲁迅于当月（即1923年7月）就将它转给北新书局重印，也称“初版”，删去了“周作人编”、“文艺丛书”等字样。但也有一些合编的书，如《域外小说集》，是无法分开的。此书以“周作人译”的署名，1921年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内有鲁迅译小说三篇和鲁迅所作新序（署周作人名）、旧序。这些文字鲁迅无法抽出，出版社也不同意抽出，笔者藏有该书1929年群益三版，全书内容不变。周作人在1936年10月间的《关于鲁迅之二》中说明新序“用我出名，也是豫才所写的”。

以鲁迅署名的译著内有周作人文字的情况也有，而且也不能分开。如《一个青年的梦》，武者小路实笃著，鲁迅译。鲁迅的译文先在《国民公报》后在《新青年》发表。武者小路从周作人信中知道有这么一个中译本，就专为这中译本写了篇《与支那未知的友人》。这篇日文文章寄到北京周宅时，鲁迅正好去绍兴接母亲等家人来北京，周作人就把它译出来了。1922年7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一个青年的梦》时，鲁迅将武者小路之文冠于书首，在《后记》中说明它是周作人译的。兄弟决裂后，鲁迅无法将周作人所译此文剔除，因武者小路是专为鲁迅的译本写的。而且武者小路此文的原稿在周作人那里，鲁迅无从另译。因此，《一个青年的梦》1923年10月再版、1924年7月三版、1926年3月四版、1927年7月改由北新书局出版初版、1927年9月北新再版，该书内容都不变。笔者藏有该书1929年3月北新三版，也是鲁迅生前最后一版，周作人译文和《后记》仍安然无恙地印在书内。

周作人译集《点滴》却是另一种情况。这本译集1920年8月作为《新潮丛书》第三种出版。此书翻开封面，就是一段尼采的原文和鲁迅的译文：

我爱那一切，沉重的点滴似的，从挂在人上面的黑云，滴滴下落者：他宣示说，闪电来哩，并且当作宣示者而到底里去。

——尼采：察拉都斯德拉的序说

（唐俟译本）

尼采的序说今通译为《〈查拉图什如是说〉序言》，唐俟是鲁迅的另一笔名。《点滴》初版时，新潮社主持出版工作的罗家伦将它印了七千册，一时卖不完，因而无法重印。直到1928年11月，周作人将它改名为《空大鼓》，调整了三篇作品，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周作人当然首先将鲁迅译的尼采的那段话删去。但周作人将这段话删去，不仅仅是兄弟之情断裂，还因为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尼采那段话的意思是：云端的点滴向人间下降时，预示着闪电即将来临。周作人五四时期喜欢这段话，而到二十年代末期已不喜欢这段话了。他在《〈空大鼓〉序》中说：“尼采的文句与题目一并撤去，因为我不喜欢那个意思，今改名《空大鼓》，这就是集内第一篇小说的名字。”他的确已“不喜欢那个意思”了。他还在这篇序中进一步说：“《空大鼓》这一类的东西不是我现在所以为最好的，我只觉得它写得还不错，至于内含的意思就不一定是可以服膺的了。单纯的信仰在个人或是幸福，但我觉得明净的观照更有兴趣。人生社会真太复杂了，如实地观察过去，虽然是身入地府，毕生无有出期，也似乎比一心念着安养乐邦以至得度更有一点意思。这是我后来的见解，但回过来重阅以前的译文，觉得十九都还不差，所以还想保存它。”一本21篇短篇小说合成的十多万字的译集的版本变化，竟记下了译者如此明显的思想变化，恐怕也是不多的吧。

然而，对于兄弟之情断裂，在鲁迅，也曾有过“剪不断理还乱”的过程。1924年3月，鲁迅几乎病了一个月。已过了半年多了，这或许是过于劳累所致，但恐怕也很难说与兄弟之情突然断裂无关；1925年11月所作的小说《弟兄》，写哥哥为弟弟的病，经历了一场有惊无险的故事。据许寿裳多次回忆，周作人就生过这样一次病。小说是在真人真事的基础上创作的。如果不是出于对兄弟情谊的眷恋，或许鲁迅未必会写这样一篇小说吧。

[1] 《独秀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1922年版。又见《陈独秀著作选》（第一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2] 傅斯年：《白话文学与心理的改革》，见《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印行。

[3] 鲁迅：《〈草鞋脚〉小引》，《且介亭杂文》。

[4] 周作人：《长之文学论文集跋》，《苦茶随笔》，上海北新书局1935年版。

[5] 文中凯本德和蔼理斯的话，均引自《爱的成年》，见《谈龙集》，开明书店1927年版，第265页。

[6] 胡适《谈新诗》，见《胡适文存》卷一，上海亚东图书馆印行。

[7] 曾有一种说法：天津觉悟社等人原是邀请鲁迅去演讲的，因鲁迅没空，遂请周作人去了。这说法不合乎历史事实。觉悟社是“寻路”者们的群体，不是文学社团。这种说法见：福康《周恩来曾邀请鲁迅讲演》，1988年9月8日《文学报》。

[8] 此文已收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1904—1925）》，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出版。

[9] 两文均见《蔡元培文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10] 两文均见《蔡元培文集》第3卷，中华书局1984年出版。

[11] 叶圣陶：《略叙文学研究会》，《文学评论》1959年第2期。

[12] 这段路程的叙述，参见周作人《道路的记忆》（二），《知堂回想录》，第530—535页。

[13] 苏雪林：《周作人先生研究》，见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版。

[14] 过去已有类似说法，如郁达夫《回忆鲁迅》中说：“据凤举他们的判断，以为他们弟兄间的不睦，完全是两人的误解。周作人氏的那位日本夫人，甚至说鲁迅对她有失敬之处。”该文发表于1939年3月上海《宇宙风》。

[15] 川岛：《和鲁迅相处的日子》，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48页。

第五章 十字街头的塔里的叛徒和隐士（1923—1929）

43.《自己的园地》

周作人和鲁迅的决裂，不少人都认为是思想分歧所引起的。我过去也是这么看的。当然，由矛盾而到发生冲突，本身就是思想不一致的表现。但从宏观来看，当时周作人和鲁迅的政治思想、人生态度，基本上是一致的；文艺思想开始出现了分歧，但也没有到互不相容的地步。那场冲突确是兄弟间的冲突，是家庭中的冲突。

“五四”时期，周作人和鲁迅都是文化革命的骁将。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后，革命队伍发生了分化。在周作人和鲁迅的面前，同时发生了今后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周作人在1923年7月写的《寻路的人》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鲁迅录下《离骚》的诗句作为《彷徨》的题词：“路漫漫其修远兮，吾将上下而求索。”他们各自寻路，后来越来越明显了，所走的是不同的路。

这时候，周作人的作品集《自己的园地》出版了。它记下了周作人寻路的足迹。

《自己的园地》主要收入他从1922年1月至1923年7月间的53篇文艺随笔、短评、杂文，作为“晨报社丛书第十一种”，于1923年9月由晨报社出版。责任编辑是孙伏园。周作人在“五四”前后，写了《人的文学》等有影响的论文、杂文，数量不少，但他一直没有编集。现在他却首先把1922、1923年间的文字编集出版，这是什么原因呢？他希望读者从他的足迹中，了解他的步伐——他最近的思想，最新的观点。

周作人的著作大都有序或跋。序和跋是沟通作者和读者之间的桥梁，它使读者了解有关这本书的情况——作者写它的意图，或写它的背景，或写它的经过，使读者在读正文前，对它有一个粗浅的了解，有一个接纳它的思想准备。周作人写的序或跋，没有什么架势，娓娓道来，使读者感到亲切。《自己的园地》也有一篇序，周作人说明了他写这些文章的缘由。他说：

……写下了几十篇无聊的文章，说来不免惭愧，但是仔细一想，也未必然。我们太要求不朽，想于社会有益，就太抹杀了自己；其实不朽决不是著作的目的，有益社会也并非著者的义务，只因他是这样想，要这样说，这才是一切文艺存在的根据。我们的思想无论如何浅陋，文章如何平凡，但自己觉得要说时便可以大胆的说出来，因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所以凡庸的文章正是凡庸的人的真表现，比讲高雅而虚伪的话要诚实的多了。

周作人在这里所说的著作不是为了“不朽”，是对的；作者应该说真话，应该诚实，也是对的。他认为，作者“是这样想，要这样说”，才有文艺；文艺“只是自己的表现”，是为了“表现自我”，不存在对于社会的“义务”。这些说法，和他过去的观点已有不同。他在1918年12月写的《平民文学》中，反对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而主张于人生有用的文学。他说：二三尺高的五彩花瓶，或一座纯白的观世音，那只能同钟鼎一样珍重收藏，而不能像盘碗那样适用。“因为它虽然是一个艺术品，但是一个纯艺术品，不是我们所要求的人生的艺术品。”他反复强调，“文学也须应用在人生上”，才是有价值有生命的。在同一时期写的《人的文学》中，他认为人的理想，在于“改良人类的关系”，而这“要在文学上略略提倡，也稍尽我们爱人类的意思”。从文学“为人生”到“表现自我”，且不说是前进还是倒退，无论如何是走了一段路程。鲁迅是始终坚持“为人生”的文艺观的，主张以文艺来改良社会。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到两人在文艺观上的最初的分歧。

《自己的园地》的第一篇文章就是作为书名的《自己的园地》。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再次谈论了文学的功能。他有一段十分概括、十分准确地表达他的观点的话，抄录于下：

有人说道，据你所说，那么你所主张的文艺，一定是人生派的艺术了。泛称人生派的艺术，我当然是没有什么反对，但是普通所谓人生派是主张“为人生的艺术”的，对于这个我却略有一点意见。“为艺术的艺术”将艺术与人生分离，并且将人生附属于艺术，至于如王尔德的提倡人生之艺术化，固然不很妥当；“为人生的艺术”以艺术附属于人生，将艺术当作改造生活的工具而非终极，也何尝不把艺术与人生分离呢？我以为艺术当然是人生的，因为他本是我们感情生活的表现，叫他怎能与人生分离？“为人生”——于人生有实利，当然也是艺术本有的一种作用，但并非唯一的职务。总之艺术是独立的，却又原来是人性的，所以既不必使他隔离人生，又不必使他服侍人生，只任他成为浑然的人生的艺术便好了。“为艺术”派以个人为艺术的工匠，“为人生”派以艺术为人生的仆役；现在却以个人为主人，表现情思而成艺术，即为其生活之一部，初不为福利他人而作，而他人接触这艺术，得到一种共鸣与感兴，使其精神生活充实而丰富，又即以为实生活的基本；这是人生的艺术的要点，有独立的艺术美与无形的功利。

从这段话可见，周作人过去他所说的“人生派的艺术”和“为人生的艺术”的含义，是一致的或接近的，现在十分明确地把它们区别开来，是有很大差别的两个概念。在艺术与人生、艺术与生活的问题上，他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自己的园地》的第二篇文章是《文艺上的宽容》。按照周作人的观点看来，文艺既是表现自我的，而世上又有各种人的存在，“各人的个性既然是各各不同，那么表现出来的文艺，当然是不相同”。这就应该允许各种文艺的存在。他也就因此而提出了“文艺上的宽容”的口号。他说：“宽容是文艺发达的必要的条件。”他特别指出：守旧的人固然会反对新的文艺的产生，就是曾经革命而成功的人，也会出来阻止新艺术流派的发展。他说：“每逢文艺上一种新派起来的时候，必定有许多人，——自己是前一次革命成功的英雄，拿了批评上的许多大道理，来堵塞新潮流的进行。”这种现象在文艺史上的反复出现，“不免要笑”，使人“觉得聪明的批评家之稀有，实不下于创作的天才”。这种愚蠢的批评家都是只相信自己的。周作人指出：“主张自己的判断的权利而不承认他人中的自我，为一切不宽容的原因；文学家过于尊信自己的流别，以为是唯一的‘道’，至于蔑视别派为异端，虽然也无足怪，然而与文艺的本性实在很相违背了。”周作人的分析是很切合实际的。他还特别说明：对于旧派，不存在宽容不宽容的问题，因为他们已经存在，而且常常还有一定的势力；他的主张宽容，是为新产生的文艺流派呼喊的，以不至于被扼杀。周作人在《平民文学》中是主张打倒贵族文学的，而“修饰的享乐的游戏的文学”，即使是用白话文写的，“也仍然是贵族的文学”。从《平民文学》到《文艺上的宽容》，应该说，周作人的文艺视野有所拓宽，但也有所妥协。

《自己的园地》的第三篇文章是《国粹与欧化》。这是自洋务运动以来在我国争论了近百年的问题。有些人一谈民族性，就搬出“国粹”来，似乎只有“国粹”最能体现民族性，而他们所说的“国粹”，就是“指那选学桐城的文章和纲常名教的思想”。这种东西当然不能代表民族性，因而这种“国粹”论为周作人所反对。他认为，民族性就是国民性的体现：“我们主张尊重各人的个性，对于个性的综合的国民性自然一样尊重，而且很希望其在文艺上能够发展起来，造成有生命的国民文学。”国民文学就是民族文学。一个民族的民族性，可以不断吸收其他民族的长处，而不断地得到发展。周作人对欧化问题也是采取这样一种态度。他说：“我们欢迎欧化是喜得有一种新空气，可以供我们的享用，造成新的活力，并不是注射到血管里去，就替代血液之用。”作为一种国民性，应以原国民性的本质为基础，“承受各方面的影响，使其融和沁透，合为一体，连续变化下去，造成一个永久而常新的国民性”，这就是周作人对外来影响的态度。在“国粹与欧化”的问题上，他坚持了“五四”以来的民族发展的观点。

对《自己的园地》一书，我们不可能逐篇都作介绍，这里介绍的三篇，有一定的代表性。周作人的观点，有的从“五四”以来已有改变，有的没有根本性的变化而有发展。几年间，他的思想不是凝固的。

44.创办《语丝》

新文学运动初期，有四大报纸的文学副刊，曾为新文学的发展作出了贡献。这四大副刊是：《时事新报》的《学灯》、《民国日报》的《觉悟》、《晨报》的《晨报副刊》、《京报》的《京报副刊》。

《晨报》创刊于1916年8月，每天两大张共8版，第7版刊载文艺作品及学术性文章，称为副刊。1920年7月起，副刊由孙伏园编辑。1921年10月12日起，副刊改出4开4版，定名为《晨报副刊》，随两大张报纸附送，编辑仍是孙伏园。孙伏园，浙江绍兴人，是鲁迅在辛亥革命后任绍兴师范学堂监督（校长）时的学生。经常在《晨报副刊》上撰稿的有胡适、陈大悲、余上沅、冰心、俞平伯、徐玉诺等作家，而以周作人、鲁迅为最多。由于名家荟萃、内容新鲜，为青年学生所爱读，这份副刊就曾风行一时，晨报的发行量也因此而不断上升。“人怕出名猪怕壮”，《晨报副刊》的风行一时，就渐为有的人所觊觎。到1924年，孙伏园的编辑工作就不大顺手起来。先是周作人记录整理的《徐文长故事》，连载了两期共8则以后，有人摇头了，就只好停止发表。周作人在第8则故事的后面有一篇“说明”，其中写道：“有些道学家及教育家或要对我‘蹙额’，以为这些故事都很粗俗，而且有地方又有点不雅，这个批评未必是不中肯綮，不过我的意思是在‘正经地’介绍老百姓的笑话，我不好替他们代为‘斧政’。他们的粗俗不雅至少还是壮健的，与早熟或老衰的那种病的佻荡不同。”这些话就是针对有人摇头而发的。接着，又发生了孙伏园已经发稿的鲁迅《我的失恋》诗被代理总编抽下的事。这位代理总编只是说《我的失恋》“实在要不得”，但又吞吞吐吐的说不清何以“要不得”的理由。孙伏园气不过打了他一巴掌，就辞职了。

过了几天，孙伏园提出要自办刊物。周作人和鲁迅都极表支持。几个人都感到要有一份自己办的能自由说话的刊物。于是一份4开8版的周刊——《语丝》，就在北京——尤其是大学附近出现了。《语丝》开办之初，并无周密的筹划，也没有讨论过办刊的宗旨。撰稿人都是孙伏园一个一个拉来的，并没有组织过什么“语丝社”。《发刊辞》是由周作人执笔的。这篇短短的发刊辞，倒反映了《语丝》开办之初几个热心支持者的心愿，也反映了周作人当时的一些观点。《发刊辞》说：“我们只觉得现在中国的生活太是枯燥，思想界太是沉闷，感到一种不愉快，想说几句话，所以创刊这张小报，作自由发表的地方。”这可以说是办刊的缘起。至于办刊的宗旨，也是有的，就是：“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冲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反对专制，主张活跃思想，提倡独立思考，这确是《语丝》的特色。而主张刊物要为美化人们的生活作出贡献，在当时的进步刊物中，可说是独到的见解。这和周作人提倡“美文”的观点是一致的。文章要有艺术性、可读性和娱乐性，是周作人文艺思想中值得注意的一部分。《语丝》是不存在社团的同人刊物，“但国内同志的助力也极欢迎”，它乐意发表外稿。至于刊物的内容，《发刊辞》写道：“周刊上的文字大抵以简短的感想和批评为主，但也兼采文艺创作以及关于文学美术和一般思想的介绍与研究，在得到学者的援助时也要发表学术上的重要论文。”

发刊后的《语丝》，确如《发刊辞》所说：思想活跃，议论风生。它以具有丰富社会生活的杂文、散文为主，注意发表民俗学、民间文艺、宗教学方面的文字，还旁及古代史事的考证，外国文学的翻译，等等。周作人、鲁迅、钱玄同的杂文，是几乎每期都有的。思想犀利，文字精练，而又常常幽默涉趣。从第3期起，鲁迅的总题为《野草》的各篇散文诗，连续发表。虽然现代散文诗这种体裁，刘半农、周作人早已有过尝试，但都没有像《野草》那样的规模和写作上的密集。这说明鲁迅是有过内容上的酝酿和艺术上的准备的。它们是文学的真珠。周作人的艺术散文，早已形成平和冲淡的独特风格，为读者所传诵。章川岛、孙伏园的记叙散文，使人感到清醒、晓畅。俞平伯的诗追求意境之美，而略带涩味，常引人思索。废名的小说，不是追求情节的曲折，而是追求平和冲淡的意境，自成一家。顾颉刚的古史考辨，江绍原、周作人关于民俗学方面的探讨，冯沅君关于中国古典文学的札记，都要言不烦。还有短小精悍的翻译作品。这些都为广大读者所爱读。

《语丝》办得如此丰富多彩，首功在周作人。编者孙伏园在创办《语丝》不到一个月，就去编《京报副刊》了。虽然他仍兼顾着《语丝》的一些工作，但大量的编辑工作落到了周作人身上。周作人成了事实上的主编。《语丝》的丰富多彩，正反映了周作人的兴趣广泛。他称自己的学问是杂学。他当编辑，倒是名副其实的杂家。《语丝》上有一种很好的作风，就是作者、编者、读者是经常通气的，作者读者的来信和编者的复信，常常刊载出来，而编者的复信常常署名为周作人、岂明、开明；有时一篇来稿的末尾也会出现“开明案”或“岂明案”。这样，投稿者就都知道他的事实上的主编身份了。大量的稿件就不断向他寄去。在忙得不可开交之下，周作人在《语丝》第18期上只得刊出一则启事：

语丝社草创未久，组织简陋，只有一位朋友（或者应说两位）兼管发稿校对及发行的事务，别无专任编辑的人。有些友人寄稿，叫我转交，我极愿意代收，但外来投稿还请直接寄给社里更为适宜，因为我不是主任的编辑人，虽然帮同看稿原是大家共同的任务。

这则启事，无异“此地无银三百两”，反而说明着来稿不妨寄给他。但这则启事，也说明了一些情况：“语丝社”实际上并无这么一个团体，只有一二个人在“兼管”一些编务罢了。来稿“寄给社里”的社，应该是指新潮社。每期《语丝》的刊头下面都印有“地址：北大一院新潮社”。启事中所说的一位或两位兼管发稿、校对、发行的朋友，“一位”是指李小峰，“两位”是加上孙伏园。孙伏园是编者，但也要做杂务。他们曾自办发行，到学校门口去卖刊；也搞预订，每期邮寄。有一位订户来信责问收不到刊物，而按他写的地址寄去的刊物却被退回。孙伏园为此特地去查问。原来那是一家商店，订户是新学徒，老职工不知道他的姓名，因而每期刊物都以“无此人”而退回。向老职工说明以后，这位订户就按期收到了。由此可见他们工作的认真负责。

《语丝》由于内容的丰富多彩，为读者所欢迎，加上发行工作的周到，印数不断上升。对《晨报》似乎颇有些打击，据说还派人来和孙伏园讲和。当然，这时的局面已非孙伏园所能左右。起初，《语丝》的撰稿者不但没有稿费，而且还要付印刷费。后来印数增加，就不要印刷费了。再后来，已略有盈余，大家就把多眨眼而少说话的李小峰尊为“老板”，勒令他把盈余拿出来，每月在饭馆酒家请一回客。更后来，北京大学新潮社发展而成北新书局，李小峰做了真正的老板，《语丝》的编者就有编辑费，投稿者就有稿费了。

周作人和鲁迅仍然没有任何接触。鲁迅的稿件先是交给孙伏园，后来是交给李小峰的，由他们直接编入刊物。每月一次的宴会，鲁迅也都不出席。但兄弟两人既然是同一刊物的发起者和主要投稿者，说明他俩的思想纵有差别，大方向却仍是一致的。

45.在“非宗教”争论的潮流中

周作人不信任何宗教，从不是某宗教的信徒，但他却很重视宗教文化。特别是宗教对于各国文学的发展，给予很高的评价。他认为，不少宗教——他主要谈基督教——的经典要籍，是文学作品，或可以作为文学作品欣赏。

在1920年年底他写的《旧约与恋爱诗》（作为“随想录”发表于《新青年》8卷5期）中说：“《旧约》是犹太教与基督教的经典，但一面也是古代希伯来的国民文学，正同中国的五经一样。”这是他对《旧约》的文学性之高的肯定。

周作人认为，在五经（《诗》、《书》、《礼》、《易》、《春秋》）中，可与《旧约》相比的主要是《诗经》。他在文章中说：“《诗经》中间有许多情诗，小学生在书房里高声背诵；《旧约》的《雅歌》更是热烈奔放，神甫们也说是表神之爱的。”他还说：“《雅歌》的价值全是文学上的，因为他本是恋爱歌集；那些宗教的解释，都是后人附加上去的了。”

几天以后，他又写了一万余字的《圣书与中国文学》长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该文重申基督教经典《旧约》以及《新约》等的文学价值，并再次与中国的四书五经相比拟。他说：“《旧约》是希伯来的文学。”他由《旧约》的内容，还阐述了“艺术起源大半从宗教的仪式出来”的观点，认为希腊的诗、赋（指Epic，史诗或宏伟的史诗般的作品）、戏曲乃至雕刻、绘画也都可以作为例证。他认为，文学艺术都是表现感情的，而宗教是最体现人的情感的，这是“根本上的一个共通点”。除了宗教与文艺有共通点外，周作人还认为，《圣书》与中国文学还有特别的关系。他说：“我们所注意的原在新的一方面，便是说《圣书》的精神与形式，在中国新文学的研究及创造上，可以有如何的影响；但旧的一方面，现今欧洲的《圣书》之文学的考据的研究，也有许多地方可以作中国整理国故的方法的参考。”从整理国故的角度看，他提出：《新约》是四书，《旧约》是五经——《创世纪》等事书类与《书经》、《春秋》，《利末记》与《易经》及《礼记》的一部分，《申命记》与《书经》的一部分，《诗篇》、《哀歌》、《雅歌》与《诗经》，都很有类似的地方。“但欧洲对于《圣书》，不仅是神学的，还有史学与文学的研究，成了实证的有系统的批评，不像是中国的经学不大能够离开微言大义的。”他希望对于四书五经的研究，借鉴西方对于《新约》、《旧约》等《圣书》那样，进行多角度多层次的研究和整理，而从儒家说教（“微言大义”）中解脱出来。至于《圣书》与新文学的关系，“可以分作精神和形式的两面”。精神方面：一是吸取《圣书》中的人性的思想。“近代欧洲文明的源泉，大家都知道是起源于‘二希’，就是希腊及希伯来的思想”，“普通称作‘人性的二元’”。二是吸取《圣书》中的人道主义思想。“现代文学上的人道主义思想，差不多地都从基督教精神出来，又是很可注意的事。”形式方面：在文体上可能会有好的影响，如“希伯来古文学里的那些优美的牧歌及恋爱诗等，在中国本很少见，当然可以希望他帮助中国的新兴文学，衍出一种新体”。又如，“《豫言书》派的抒情诗，虽然在现今未必有发达的机会，但拿来和《离骚》等比较，也有许多可以参照发明的地方。”同时，教会为了《圣书》在中国民间流传，用语体文翻译，是新文化运动之前的白话：“到得现在，又觉得白话的译本实在很好，在文学上也有很大的价值，……可以说在现今是少见的好的白话文。”对于我国现代的翻译也很有促进意义：“因为他慎重诚实的译法，原作的文学趣味保存的很多，所以也使译文的文学价值增高了”。“现在能够译成这样信达的文章，实在已经很不容易了。”从周作人的这一系列的论述看来，他主要是谈《圣书》对中国文学的研究和发展的意义，但人性、人道主义思想的论述，实际上也涉及了他对基督教教义的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的肯定。

不久，1920年12月19日，周作人第三次往少年中国学会讲演。这次讲演记录，后题为《宗教问题》，在1921年5月15日出版的《少年中国》第2卷第11期上发表。[1]这次演讲，仍是谈宗教与文学的关系。认为宗教和文学都是表达情感的，因而是相通的；“文学的发达，大都出于宗教”。周作人这次却又谈了文学与宗教的分离。他认为，文学艺术本来与宗教是合一的。宗教仪式中常常包容了文学、美术、戏曲、舞蹈、音乐等等，“后来因为有些离开仪式，才成艺术”。以后文学艺术离开宗教更远了，是属于社会的了，但在表达感情、渲染感情、振奋感情上，仍是一样的。他说：“近代的文学是社会的，是与宗教相同的；不过不必假借神的力量而可得同样的结果。”在演讲即将结束时，周作人又说了这么一段话：“最后我对于少年中国学会的本身问题，还要说几句不应该的批评。我以为偏狭的迷信一个宗派，自然不大合适；至于不是属于某一宗派的教徒而有普泛的宗教信仰的，似乎没有什么突冲，如泛神论者或信仰一种主义之类。因为世界上没有一种统辖一切的事情，无论那一方面都不能有这种绝对的主张，所以科学也就不能与文艺宗教相连着说。”

大概周作人在津津乐道地谈论基督教的时候，已预感到事情可能有所不妙。1922年1月，在京的基督教学生在清华大学举行“世界基督教学生同盟”第十一次大会。这引起了反宗教的学生们的反对，先是在报刊上发表抨击的启事、声明、文章，接着成立“非基督教学生同盟”。这举动得到文化界人士的支持。3月间成立“反宗教大同盟”，在北京大学召开成立大会，到会500余人，选举李大钊、蔡元培、陈独秀、汪精卫、邓中夏等30余人为干事。会后发表《非宗教者宣言》。国内几个大城市知识界人士纷纷响应，并成立分盟，发言宣言、声明，一时形成相当的声势。周作人没有参与反宗教运动，在3月29日《晨报副刊》上，以“式芬”的笔名，发表《报应》一文，说：“中国人的对于基督教之‘愤恨已久’，大家都是知道的，也不必再提过去的事实了。这一次由智识阶级首先发难，‘铲除恶魔，务期净尽’，完成二三十年来的事业，大约是不很难的。”“然而我所怀疑的，这些同人是不是当真别无信仰的。非基督教这一句话是Anti-Christian呢？还是Non-Christian呢？由前一说，则是各教之中只声讨基督教；由后一说，则是基督教以外的各教徒的同盟，似乎不大妥当，非宗教大同盟的名称，在名目上倒还觉得通顺一点。”作者最后说：“还有我所害怕的，——虽然我不是基督教徒，——是声讨的口气的太旧——太威严了。我平常怕见诏檄露布等的口气。因为感到一种迫压与恐怖，虽然我并不被骂在里面。古人有言，‘城门失火，殃及池鱼。’我所怕的是做宗教战争的鱼。”

过了两天，即1922年3月31日，周作人和几位朋友在《晨报》上发表《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全文如下：

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

我们不是任何宗教的信徒，我们不拥护任何宗教，也不赞成挑战的反对任何宗教。我们认为人们的信仰，应当有绝对的自由，不受任何人的干涉，除去法律的制裁以外，信教自由，载在约法，知识阶级的人应首先遵守，至少也不应首先破坏。我们因此对于现在非基督教同盟的运动表示反对，特此宣言。

周作人 钱玄同 沈兼士 沈士远 马裕藻在1922年3月《生命》第2卷第7期上，周作人发表署本名的《我对于基督教的感想》，重申他过去的对于基督教的看法，“觉得基督教的精神是很好的”。他录了《圣书与中国文学》中说过的一段话，表示过《马太福音》中说的“不要与恶人作对”、“要爱你的仇敌，为那逼迫你们的祷告”等话，“是何等博大的精神”。他又录了《山中杂信》中的一段话，表示过：“我觉得要一新中国的人心，基督教实在是很适宜的，很少数的人能够从科学艺术或社会运动去替代他的宗教的要求，但在大多数是不可能的。我想最好便以能容受科学的一神教把中国现在的野蛮残忍的多神——尤其是拜物——教打倒，民智的发达才有点希望。”周作人说：“以上两节，虽然是以前所写，但现在的意见还是一样，所以录呈，作为我的对于基督教的一种表示。”

周作人等人的《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发表后，反宗教大同盟发出“东电”予以驳斥。同时，周作人又收到陈独秀寄来的私人信件，全文如下：

启明、玄同、兼士、士远、幼渔诸先生：

顷在报上得见公等主张信教自由者的宣言，殊难索解。无论何种主义学说皆应许人有赞成反对之自由；公等宣言颇尊重信教自由，但对于反对宗教者自由何以不加以容许？宗教果神圣不可侵犯么？青年人发的狂思想狂议论，似乎算不得什么；像这种指斥宗教的举动，在欧洲是常见的，在中国还是萌芽，或者是青年界去迷信而趋理性的好现象，似乎不劳公等作反对运动。私人的言论反对，与政府的法律制裁不同，似乎也说不上什么“干涉”、“破坏”他们的自由，公等何以如此惊慌？此间非基督教学生开会已被禁止，我们的言论集会的自由在哪里？基督教有许多强有力的后盾，又何劳公等为之要求自由？公等真尊重自由么？请尊重弱者的自由，勿拿自由、人道主义许多礼物向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日[2]

周作人接到陈独秀的信，于4月6日即写了《信教自由的讨论——致陈独秀》一文，发表于4月11日《晨报》上。文章称：“我们宣言的动因，已在北京报上申明，是在宗教问题以外；我们承认这回对于宗教的声讨，即为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所以要反对。”“先生对于我们正当的私人言论反对，不特不蒙‘加以容许’，反以恶声见报，即明如先生者，尚不免痛骂我们为‘献媚’，其余更不必说了。我相信这不能不说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思想自由的压迫不必一定要用政府的力，人民用了多数的力来干涉少数的异己者也即是压迫。我们以少数之少数而想反抗大多数，一定要被压迫而失败，原是预先知道的；因为世上是强者的世界，而多数是强者，我们少数的人当然是弱者，所以应当失败。先生的‘请尊重弱者的自由’这一句话，倒还应该是我们对先生及其他谩骂我们的诸位说的。”

在发表《信教自由的讨论》的同一天的《晨报》上，周作人还以“仲密”的笔名发表《思想压迫的黎明》一文，对《非宗教者宣言》中所说的“立在自由的真理上，阐明宗教束缚心灵的弊害，欲人们都很依自由的判断，脱出他的束缚与蒙闭”的话表示“极赞同的”。周作人在文章中又说：“我们主张信教自由，并不是拥护宗教的安全，乃是在抵抗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威胁，因这我相信这干涉信仰的事情为日后取缔思想的第一步；到了现在，不幸这恶兆的预言竟证实了。我们因了这主张信教自由的宣言，无端的受了许多周纳的‘诛心’的话，在我们固所不计，但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压迫。”文章又写道：“中国思想界的压迫要起头了，中国的政府连自己存在的力量还未充足，一时没有余力来做这些事情，将来还是人民自己凭借了社会势力来取缔思想，倘若幸而这是‘杞人之忧’，固然是最好的事，但我却很深切的感到这危机是不可免的了，所以我希望以保护思想自由为目的的非宗教者由此也得到一点更深切的反省。”

陈独秀在读了周作人的这两篇文字后，又给周作人写了一信，以《再致周作人先生信》为题，发表在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信不长，文字又精练，且全文录下：

启明先生：

接来示，使我们更不明白你们反对非基督教的行动是何种心事。反对非基督教的动因乃在宗教问题以外，真令人觉得奇异了。倘先生们主张一切思想皆有不许别人反对之自由，若反对他便是侵犯了他的自由，便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那末先生们早已犯过这种毛病，因为好像先生们也曾经反对过旧思想、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文学及妇人守节等等，为什么现在我们反对基督教，先生们却翻转面孔来说，这是“日后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先生们现在果主张基督教、神鬼、孔教、军阀主义、复辟主义、古典主义及妇人守节等等思想都有不许人反对之自由吗？若是反对他，都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吗？都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吗？先生们反对我们非基督教的思想自由，算不算是“取缔信仰以外的思想的第一步”呢？算不算是“对于个人思想自由的压迫的起头”呢？先生又说我们是多数强者压迫少数弱者，原来合乎真理与否，很难拿强弱多少数为标准，即以此为标准，先生们五人固然是少数弱者，但先生们所拥护的基督教及他的后盾，是不是多数强者，这笔账恐怕先生们还未清算。因此我现在仍然要劝告先生们——我平生最敬爱的朋友：快来帮助我们少数弱者，勿向他们多数强者献媚！

弟陈独秀白 四月二十一日[3]

这场争论之后，陈独秀与周作人基本上不再有联系了，他们终于分手了。

鲁迅当时和周作人住在一起，在重大事件中，他们的观点仍是一致的，但对于“非宗教”运动，他没有表态。

这件事情，《新青年》的同仁们，不但步调不一致，而且具体而微地表现出要各走自己的道路了。

46.热心民俗学

五四时期，周作人在民俗学研究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成绩显著。“五四”以后，他对民俗学一直保持浓厚的兴趣，成了我国现代民俗学研究的奠基者之一。

早在日本留学时期，他就关注当时正在日本兴起的“乡土研究”，其中主要是民俗研究。回国以后，他注意收集民歌民谣、民间故事。在绍兴的报刊上，他曾刊登《收集绍兴儿歌童话启》：“作人今欲采集儿歌童话，录为一编，以存越国土风之特色，为民俗研究儿童教育之资材。”此时他已把民间的儿歌童话视为既是儿童教育的材料，又是民俗研究的内容。他在发表于1914年1月的《儿歌之研究》中，阐述了民歌童谣在民俗学、文学艺术、史学和教育方面的意义。此文可能是我国最早提出“民俗学”者。

新文化运动中，民间文学受到了重视。1918年初，刘复（半农）和沈尹默发起征集民谣，得到蔡元培支持，同意以北京大学名义向全国征集民谣[4]。接着就成立了“北京大学歌谣征集处”。1918年2月1日的《北京大学日刊》上刊出《北京大学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简章》中称：征集歌谣后，“本大学拟于相当期限内刊印左列二书：一、中国近世歌谣汇编，二、中国近世歌谣选粹。”《简章》还规定了：“入选之歌谣当具左列各项资格之一：一、有关一地方、一社会或一时代之人情风俗政教沿革者；二、寓意深远有类格言者；三、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四、童谣谶语，似解非解，而有天然之神韵者。”该《简章》还公布了有关人员的分工：“此项征集，由左列四人分任其事：沈尹默主任一切，并编辑‘选粹’；刘复担任来稿之初次审订，并编辑‘汇编’；钱玄同、沈兼士考订方言。”后来这几位教授听说周作人对民俗学感兴趣并已做过一些工作，就请他加入歌谣征集处，和沈尹默一起主任一切并编辑选粹[5]。周作人参加后，认为《简章》中原有一条“歌辞文俗一仍其事，不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亦不可改为官话”，是很对的；但“入选资格”中规定“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对于收集民谣“是一个很大的障碍”。他认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别。”[6]1918年9月21日《北京大学日刊》发表《征集歌谣之进行》一文，称：“由刘复、周作人两教授担任撰译关于歌谣之论文及记载。”而到了1920年2月3日《北京大学日刊》载《歌谣征集处启事》称：1919年12月，因刘复去欧洲留学，歌谣征集处处务已由周作人主持。收集起来的全部歌谣稿件，也由刘复移交给了周作人。

从1918年5月20日起，经刘复选编的歌谣选，开始在《北京大学日刊》刊载，大致是每天刊出一首，该刊星期日停出，每周平均发表六首。至1919年5月22日，共发表来自北京、直隶、四川、江西、黑龙江、安徽、江苏、陕西、湖北、广东、河南、浙江、山东、辽宁、云南等十五省市的民谣148首。5月以后，因五四运动的影响等原因，民谣的收集、整理、编选工作略有停顿。

为了重新振兴歌谣的征集和研究工作，1920年12月初，由常惠等教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1920年12月15日《北京大学日刊》刊出《发起歌谣研究会征求会员》启事，由沈兼士、钱玄同、周作人署名。12月19日，北京大学歌谣研究会成立，由沈兼士、周作人主持工作。但由于经费困难，周作人患病大半年，研究会工作没有多少进展。

1922年初，“北京大学研究所国学门”成立，沈兼士主任其事；歌谣研究会并入国学门，周作人主任其事。歌谣研究会成为国学门的一个部门后，经费也有了着落，同人们决心重整旗鼓，决定办一个刊物，由周作人、常惠任编辑，这就是《歌谣》周刊。它创刊于1922年12月17日，是一份16开8版的周刊，每期随北京大学校刊《北大日刊》附送。创刊号上，沈兼士写了《歌谣周刊缘起》，周作人写了《发刊词》。《发刊词》说：“本会搜集歌谣的目的共有两种，一是学术的，一是文艺的。”学术的目的，就是为民俗学的研究提供重要资料，“我们相信民俗学的研究在现今的中国确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业”。文艺的目的，是要用文艺批评的眼光加以选择，“编成一部国民心声的选集”，或许能引起“民族的诗的发展”。可见，周作人对搜集民谣的意义是估价很高的。

《歌谣》创刊号上还重新发表了《本会征集全国近世歌谣简章》，有些内容作了必要的修改。简章中规定入选歌谣的资格，其中之一是“征夫野老游女怨妇之辞，不涉淫亵，而自然成趣者”。根据周作人的意见，这条内容改为：“歌谣性质并无限制；即语涉迷信或猥亵者，亦有研究之价值，当一并录寄，不必先由寄稿者加以甄择。”周作人认为，所谓“猥亵”，不外乎涉及私情（约会、私奔）、性交、体形等内容。这些对于研究民俗其实都是很有用的。至于直接描述性交的确是“违碍字样”的东西，那可以不公开发表，而收罗起来编订成书，可供专家的参考。从这里可见，周作人对于爱情、婚姻、性关系等方面，是比较开明的，也是有胆识的。他后来专门写了一篇《猥亵的歌谣》，进一步阐明他的观点。

从1918年征集民谣以来的四五年间，周作人还写了一系列关于民俗学方面的研究文章。1919年8月，刘半农从江阴船夫中采录了20篇民歌，订为一册，名为《江阴船歌》。周作人为之写序。周作人在该序中再一次强调了采集歌谣的意义：可以了解“民众所感的情绪与所知的事实”，因而“民歌的特质，并不偏重在有精彩的技巧与思想，只要能真实表现民间的心情，便是纯粹的民歌”，都应采集。从民歌中还可了解人民生活的风俗习惯，“是民俗研究的资料”，“无论如何粗鄙，都要收集保存”。再者，民间歌谣对于文学的发展也有意义：“民歌在一方面原是民族的文学的初基，倘使技巧与思想上有精彩的所在，原是极好的事”，可供借鉴。在民俗学、民间文学还没有怎么受到重视的当时，周作人的鼓吹，真可说是空谷足音。1922年，他写了《神话与传说》、《谜语》等文，还译了《日本俗歌二十首》等。1923年，他又写了《论猥亵》、《谈〈目莲戏〉》、《读〈童谣大观〉》、《吕坤的〈演小儿语〉》、《方言标音实例——绍兴音》、《读〈各省童谣集〉》、《儿歌之研究》、《歌谣与方言调查》、《关于〈猥亵的歌谣〉》等。1923年可说是周作人研究民俗学的鼎盛期。以后，周作人又陆续写了《抱犊固的传说》、《蛮女的情歌》、《〈歌谣与妇女〉序》、《〈初夜权〉序言》、《〈海外民歌译〉序》、《〈潮州歌集〉序》等等。这一系列文章中，周作人介绍了国外研究民俗学的见解和知识，发表了他自己的有胆有识的精辟的观点，指出了民俗学研究对于民族发展的意义，提出了深入研究民俗学的途径。这对后来者起了奠基、铺路的作用。周作人为我国现代民俗学的建立，作了具有开山意义的工作。

《歌谣》的具体编辑工作主要由常惠负责，周作人较少过问。大约从第75期开始，顾颉刚担任主要编辑工作，参加编辑工作的还有魏建功、董作宾。因北京大学研究所要出一个《研究所国学门周刊》，认为歌谣研究是其中的一门，就没有必要出版《歌谣》周刊了。实际上是把《歌谣》周刊的经费、地盘移作《国学门周刊》之用。1925年6月28日《歌谣》出至第97期就这样停刊了。在这97期周刊中，发表了大量的论文，并发表了2226首民谣，是当时我国研究和征集歌谣的惟一中心。1935年，北京大学文科研究所决定恢复歌谣研究会，聘请胡适、周作人、魏建功、罗常培、顾颉刚、常惠为歌谣研究会委员。1936年2月，召开第一次委员会，决议重办歌谣周刊。4月4日，重办的《歌谣》第1期出版，由胡适撰写《复刊词》，由周作人题写刊头。重办后的《歌谣》周刊共出53期，至1937年6月停刊。周作人仍在重办的《歌谣》上写稿。

周作人对于民俗学研究的兴趣，可说是终身不衰。他在民俗学方面的成就，足可供人研究并写成专著。

47.支持女学生的斗争

从1924年下半年开始到1925年达到高潮的“女师大风潮”，是震动全国的教育界的一场斗争，其斗争浪潮还波及了政界、文艺界、新闻出版界。在一定的意义上，这是五四新文化运动后，文化界进步与倒退的斗争。周作人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卷入了这场风潮的旋涡，和已断裂了手足之情的鲁迅不意进行了一场并肩的战斗。

女师大创办于1908年（清光绪三十四年），称“京师女子师范学堂”，民国元年改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1919年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1924年改称“国立女子师范大学”，通称“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校历次变更，规模不断扩大，校长也不断换人。1922年至1923年间，女师大的校长是许寿裳。1924年3月，许寿裳辞职。继任者是杨荫榆。她于1907年左右考得官费到日本留学，1913年在东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毕业。当年回国后，在苏州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14年，她到北京女子师范学校任教。1918年由教育部资送美国留学。1923年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毕业，获硕士学位。归国后，回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教[7]。在她留日期间，许寿裳、鲁迅、周作人也正在日本学习，当时可能有过一般的接触。她又是本校的老教师。因而对于她的继任，许寿裳不表示反对。周作人、鲁迅本拟辞去女师大兼职授课的工作，由于她的挽留——她还亲自把聘书送到他们家里，他们才答应继续任教，连许寿裳也留下了，继续兼职任课。

杨荫榆任校长后，却令人失望。她虽是东洋和美国的留学生，但封建思想浓厚，而且顽固。遇事独断专横，缺乏民主作风。如她上任不到一月，就贸然将校名“北京女子师范大学”改为“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而这样的大事，她竟不通过学校的评议会（相当于后来的校务委员会）讨论，由她个人心血来潮地说了就算。由于广大师生的反对，她只得又将校名改回来。又如，本校分得俄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这是教职员奔走呼号分得的，她却撇开评议会，突然召开“特别会议”，散发自己事先印好的分配比例表，强行要到会者通过。再如，系科设置、教课钟点等，她既不在教务会议上讨论，也不与教务处主任、系主任商量，独自决定，使有的教师不能接受而辞职。每次开会，她都要对教师同人进行长时间训话，然后再讨论议程。会上有人提议、附议，她置之不理，只讨论她个人的意见。有人不同意她的做法，她竟斥为“岂有此理”。诸如此类的事情，竟都发生在她任校长的个把月的时间里。以至15名教师，于4月28日集体签名，宣言辞职。

对于学生，杨荫榆更以家长自主，愈加骄横不可一世。学生张存良，平时不满于杨荫榆的作风。这年6月，她患了猩红热，杨出于报复，竟“不许延医”，到她病重，由同乡人送医院，因耽误了时间而不治。此事在学生中极为震动。

杨荫榆和她手下的舍监，对待学生像对待囚徒、仇敌一样。她们以多年练就的特殊眼光，观察一切：见一封信，疑心是情书；闻一声笑，以为是怀春了；只要男人来访，就是情夫；为什么上公园呢，总该是赴密约。鲁迅称她们的这种所作所为是“寡妇或拟寡妇”所实行的“寡妇主义”。杨荫榆以家长自居，学校就化成了封建家庭。

这年暑假后，学校评议会改选。杨荫榆植党营私，把自己的亲信塞进评议会。《国立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组织大纲》规定：评议会由校长、教务主任、总务主任和由教授推选的十位教授组成。但杨荫榆把并非教授的教师，把规定中没有的附中主任、小学部主任，拉进了评议会。这样，评议会就成了她的御用工具。她也就更其蛮横专权。

周作人对在女师大教书并不怎样的感兴趣，他在1923年8月就曾提出辞职，但当时的校长许寿裳挽留，他就留下了。杨荫榆任校长后，周目睹她的种种所作所为，更不愿意在女师大兼课了。他的日记就记有他辞职的经过：

七月二日，晚杨校长招宴，辞不去。

七月十一日，收女高师续聘书，当还之。

七月十四日，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日，女高师又送聘书来。

七月二十六日，仍送还女高师聘书。

七月二十七日，上午往女高师，与杨校长谈，不得要领。

九月二十一日，马幼渔来，交来女高师聘书。

看在马幼渔的面上，周作人只好答应继续兼课了。但两次退还聘书，可见他当时的态度是很明确的。

教师的不断辞职，并没有引起杨荫榆的注意。到了11月，女师大风潮终于爆发了。事情的起因是：国文系预科二年级学生3人，暑假回家度假，遇到江苏军阀齐燮元与浙江军阀卢永祥开战，不能按时返校。遇到这种情况的，还有哲教系预科学生2名。杨荫榆悍然下令3位国文系预科学生停学，但对哲教系预科2名学生却不作处理。显然，杨荫榆不是公正处理的。而且，女师大章程规定，学生连续缺课3个月，得作特别生处理，这3名学生因客观原因缺课，也不到3个月，强令退学，也与章程不合。学生自治会派出代表与杨荫榆交涉，但杨荫榆坚决不同意，还破口大骂学生自治会代表。学生自治会就召开全校学生紧急大会，讨论如何对待杨荫榆。当时全校学生共237人，其中172人主张驱逐杨荫榆。这样，为保留3名学生的请求，就转而成为“驱杨运动”了。

学生自治会要驱逐杨荫榆；杨荫榆则采取种种手段拉拢师生。“驱杨运动”一度进入相持阶段。1925年2月28日，女师大田、罗两学生来访问周作人。她们自称是中立派，提出只要换掉校长，风潮便自然平息了，要求周作人从中做些工作。周作人当晚就给教育部代理部务的次长马夷初（叙伦）打电话，转达了学生们的意向。马夷初答复：这事好办，校长可以撤换，但学生不能指定后任为谁。周作人因不知道学生是否指定谁为继任者，因而不便答应马夷初提出的条件。这事就被搁了下来。

到了1925年4月，形势忽然起了变化。新任教育总长章士钊表示支持杨荫榆。摇摇欲坠的杨荫榆顿时又神气起来。5月7日是“国耻纪念日”，女师大学生齐集于礼堂开演讲会。杨荫榆突然来到主席台主持大会。她以为这样一来，等于学生承认了她仍是校长。不料这时嘘声四起。她拍案大呼“叫警察来”，学生也大喊大叫，坚持令她退席。杨荫榆不得已只好悻悻离开会场。5月9日，杨荫榆贴出布告，开除学生自治会6名干部：蒲振声、张平江、郑德音、刘和珍、许广平、姜伯谛。5月11日，女师大全体学生在操场召开紧急大会，决议驱逐杨荫榆，并将校长办公室、寝室、秘书办公室贴了封条；学生自治会发出《恳请本校主持公道之诸先生出面维持校务书》，寻求教师的支持。杨荫榆面对学生的反对，并不妥协，她一方面将开除6位学生的事呈报教育部，一方面连续发出《告诫学生书》、《致学生家长函》、《对于本校暴烈学生之感言》，在报上发表，并邮寄学生家长。她的这些活动，使有些学生在家长压力下开始退出这场运动。社会上也出现不明真相的舆论。针对这种情况，学生自治会于5月21日召开校务维持讨论会，邀请部分教职员参加。周作人前往出席，并与六位教师署名发表了宣言：

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

溯本校不安之状，盖已半载有余，时有隐显，以至现在。其间亦未见学校当局有所反省，竭诚处理，使之消弭。迨五月七日校内讲演时，学生劝校长杨荫榆先生退席后，杨先生乃于饭馆召集教员若干燕饮，继即以评议部名义，将学生自治会职员六人（文预科四人理预科一人国文系一人）揭示开除。由是全校哗然，有坚拒杨先生长校之事变。而杨先生亦遂遍送感言，又驰书学生家属，其文甚繁，第观其已经公表者，则大概谆谆以品学二字立言，使不谙此事始末者见之，一若此次风潮，为校长整饬风纪之所致。然品性学业，皆有可征：六人学业，俱非不良，至于品性一端，平素尤绝无惩戒记过之迹，以此与开除并论，而又若离若合，殊有混淆黑白之嫌。况六人俱为自治会职员，倘非长才，众人何由公举。不满于校长者倘非公意，则开除之后，全校何至哗然。所罚果当其罪，则本系之两主任何至事前并不与闻，继遂相率引退？可知公论尚在人心，曲直早经显见，偏私谬戾之举，究非空言曲说所能掩饰也。同人忝为教员，因知大概，义难默尔，敢布区区，惟关心教育者察焉。

国文系教员马裕藻

国文系教员沈尹默

国文系教员周树人

史学系主任教员李泰棻

国文系教员钱玄同

国文系教员沈兼士

国文系教员周作人

这篇宣言发表于1925年5月27日《京报》。值得注意的是，它是由鲁迅起草的，而周作人也签名了。如果不是为了女师大学生运动，他们两人肯定不会一起开会和在同一宣言中签名的。

杨荫榆并不把教师们的宣言放在眼里，她仍然进行压制学生的活动。这时发生了五卅运动，女师大学生上街游行，分队演讲，在活动中加强了与各校学生的联络。在运动的高潮刚过，学校生活稍趋平静时，杨荫榆在7月30日晚上贴出布告，宣布解散女师大学生自治会。8月1日，经章士钊事先同意，杨荫榆宣布解散国文系预科甲、乙班，国文系三年级，哲教系预科一年级等四个班，并带来了保安警察、打手、私党百余人，前来“改组”女师大。由于北京各大学学生的支援，杨荫榆等人才悻悻退去。

针对杨荫榆“改组”女师大的企图，也为了维护正常的学生生活，鲁迅等6位教师发起于8月10日召开全体教师会议。周作人前往与会。会议决定成立校务维持会，由教师9人、学生代表12人组成。周作人、鲁迅都被选为委员。周作人以后多次出席校务维持会的会议。每次会议，委员全部到齐也不过21人，而到会的教师常常只三四人。在这样的小会上，对共同的议题，本来回避见面的兄弟俩不可能不交谈讨论。

然而反动势力方面仍在步步进逼。8月6日，段祺瑞临时执政府国务会议决定停办女师大。8月17日，教育部决定将女师大改组为国立北京女子大学。8月19日，教育部专门教育司司长刘百昭带领武装警察，准备接收女师大，受到学生抵抗。8月22日，刘百昭雇用300余名女流氓、乞丐、老妈子，冲进学校，强行把抵抗的学生拖出校门。8月25日，段祺瑞政府公布了《整顿教育令》，说什么“不职之教职员与旷课滋事之学生，交相结托，破坏学纪”，阴谋进一步加以迫害。

为了声援女师大师生的斗争，北京大学41位教师，其中包括周作人、周树人，发表《反对章士钊的宣言》。宣言指出：“章士钊思想陈腐，行为卑鄙；他作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的第一着就是接二连三的训令各校禁止学生开会纪念国耻，第二着就是提倡荒谬绝伦的复古运动，压迫新思想，抹杀时代精神，以固宠而保禄位。”宣言又说：章士钊“借整顿学风的名目，行摧残教育的计划，对于女师大的风潮，不用公允的办法解决，竟用武装警察强迫解散该校，又用巡警老妈强迫拉出女生；直接压迫女师大，间接示威于教育界，并且可借此压倒种种的爱国运动，达到他一网打尽的目的”。“所以今天我们要出来抵抗他，反对他为教育长官。”[8]从这篇宣言的文风看来，它不像是周作人起草的，但它反映了周作人的观点。

被拖出学校的女师大学生们，在一部分教师的支持下，在宗帽胡同租了屋，筹备复课。9月10日，周作人到宗帽胡同参加了校务维持会。9月21日，周作人又到宗帽胡同参加女师大的新学期开学典礼。出席开学典礼的教职员、学生、社会各团体代表、学生家长、保证人等共200余人。鲁迅也参加了开学典礼。以后，周作人坚持在宗帽胡同上课。

由于人民群众和爱国学生的集会、游行的斗争，加上军阀间的倾轧，段祺瑞政府垮台，教育总长章士钊逃亡天津。消息传来，国立女子大学学生代表来到宗帽胡同，希望女师大学生回原校舍复校。11月30日下午，周作人与其他几位教师一起，护送女师大学生返校。此后，周作人继续在女师大任教。

在“女师大风潮”的斗争中，周作人始终站在战斗前列。他具有民主主义进步思想，反对北洋军阀的统治，反对封建顽固势力，反对强暴的统治者对弱小的学生的压迫。这表明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直到1926年，仍然是战士，而不是隐士。

女师大的风潮，应该说，到此可以宣告胜利结束了，但斗争并没有完。

48.舆论上的支持

周作人不仅在行动上支持女师大学生的运动，而且还写了一系列文章，批判了杨荫榆、章士钊的反动思想，从舆论上支持女师大的革命学生。

女师大学生与杨荫榆的斗争很快进入了相持阶段。杨荫榆拉拢一些学生又打击一些学生，采取分化学生的策略。不久学生中就出现了两派：拥杨和反杨。就在这时候，周作人在1925年5月22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女师大的学风》一文。这篇文章写得心平气和。周作人认为，很多学生反对校长，如校长认为有理由不走，他完全可以不走。但现在女师大学生分裂成两派，即将出现两个学生自治会，报上即会出现相反的代表学生的启事，这样学校就闹到了不可收拾的地步。“到了这个时候想只开除几个学生，或用别的高压手段消除风潮，整顿学风”，那是无济于事的。解决的办法应该是：“杨先生能够因教育前途之棘而引责辞职”，由“后任校长对于学校加以适宜的整顿”。周作人的这个“自以为极公正的主张”，当然是不能为杨荫榆所接受的。

过了几天，7位教师联名的《对于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宣言》发表。这7位教师，除李泰棻外，都是浙江籍的北京大学国文系的教师。《现代评论》派的陈西滢就在《闲话》中制造“流言”说：“以前我们常常听说女师大的风潮，有在北京教育界占最大势力的某籍某系的人在暗中鼓动，可是我们总不敢相信。”现在看了7位教师的宣言，“免不了流言更加传布得厉害了”。陈西滢有意要把这场斗争说成是某些人为了达到不可告人的目的而鼓动学生闹起来的。这样就颠倒了是非，好像黑暗和卑劣倒在进步学生和支持她们的教师一边了。周作人针对陈西滢的《闲话》，写了《京兆人》一文，揭穿陈西滢企图制造流言来封住人家嘴巴的卑劣用心，并称自己已在北京住了10年，今后就算是“京兆人”了，那就没有了“某籍”的问题，“吾欲反杨而拥柳，抑反柳而拥杨，庶几得以自由也乎？”[9]意即他决不会因陈西滢制造流言就吓得闭住嘴巴的。无独有偶，鲁迅针对陈西滢的流言，也写了《我的“籍”和“系”》一文，同样揭穿了陈西滢的卑劣用心，并表示：“无论如何，‘流言’总不能吓哑我的嘴。”[10]兄弟两人的态度是一致的，无意中又互相呼应了。

值得注意的是，发表在《京报副刊》上的周作人与张崧年的通信，表明了他对女师大风潮这场斗争的看法和态度。周作人在《与友人论章杨书》[11]中，说明了他对杨荫榆、章士钊的反动性是一步一步加深认识的。他说：如果将女师大和师大合并，经过改组，成立新的北京师大，他是赞成的。但章士钊没有这样的能力，因而这条路只好说说空话而已。另一办法是：如果一定要解散女师大，那“解散后立即派一个好的新校长从事组织，在8月中各班一体回复，仍旧能够开学，至于这个校长，要……能够真懂教育，思想文章都是真通的人，才能担任这件难事”。这实际上也就是撤换杨荫榆。如果对女师大只是停办，那他是“绝对不赞成”的，周作人还谈了他对杨荫榆的认识过程。他说：“我对于杨女士总当她是位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怀着相当的敬礼，一直到今年4月，并无什么反对的意思。五七之役，杨女士把自治会六职员当作暴烈分子的首要一律开除，我觉得这个办法不公平；随后继之以两系宣告并不反杨的启事，校长对于暴烈学生的文章不通、手段卑劣的感言，我以为这于学风很有害处；八月一日又复带兵回校，并且百计破坏留校学生的饮食供给，阻止卧病学生的入院，手段恶辣至于如是，我真为杨女士可惜，受过高等教育的女子的影子真是一点都不见了。”他的反对杨荫榆的态度就是这样逐渐造成的。他不是出于公愤或私愤，而是出于他个人的认识。至于章士钊，他原来也是不认识的，也是他的行动，使他认识了他的陈腐和反动，包括其“反对白话的‘文以载道’论”。周作人表示：“目下的工作是想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加以反抗”，“明知这未必有效，更不足以救中国之亡，亦不过行其心之所安而已。”这就是周作人当时对女师大这场斗争的认识和态度。

接着周作人在《答张崧年先生书》[12]中又说：他不参加任何党派，也不信奉任何宗教，“我的意见是根据我个人的特质加上外来的影响而合成，特别以蔼理斯与阿那多尔法兰西的影响为多，我对于思想的专制与性道德的残酷之反抗即从我的这种意见发生，我的反对章士钊——及其甲寅运动亦即是这种反抗之一种表现。”这说明他是从一个民主主义者和人道主义者的特质去反抗专制与压迫的，不受任何人的指使。所以他又表示：当自己的女儿在脊椎穿刺进行医学检查时还能镇静，“然而对于喜以逾闲诬蔑女生的杨荫榆、章士钊，以轻薄言动侮辱女生的刘百昭以及宣传女学生可以叫局的那些下流东西，却不禁要动感情，想在文字上加以制裁”。可见，周作人的卷入女师大风潮的斗争是出于正义感。他的这些表白，表明他的思想动机，同时也再一次驳斥了“某系某籍”的谰言。现在事情已发展到“教育部司长刘百昭率领保安队及便衣打手百余人进女师大，将学生打伤，又将闻讯前来救护之家长及各学校代表殴打”，那再去议论女师大风潮及章士钊，都成了多余的废话，他的意见已集中成了一句话：“无论为中国什么计，章士钊都非去不可。”

在《再答张崧年先生》[13]中，周作人指出：女师大学生闹起学潮的目的，本来是很简单的，不过要求撤掉杨荫榆，而换上一个名流。这看来有点幼稚，但确是事实。如果教育部当时撤了杨荫榆，即使暂时没有名流接替，学生得到了部分满足，也不会再闹下去了。可是教育部却不面对事实，在流言和疑心之中，把问题搞复杂化了。甚而至于好像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时是非搞不清了。其实是非是清楚的。这样只能说明章士钊之流的低能和卑劣罢了。

章士钊、杨荫榆还使用他们的职权，发布命令、公告，制裁进步师生；他们又在他们办的或与他们有关的报刊上发表文章，为他们压制学生的行径辩护；他们还不惜出钱，在报纸上刊载启事，威胁反对他们的师生。而他们的命令、公告、文章、启事，不但内容反动，形式也很陈腐——都是用文言文写的。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已解决了的白话与文言之争，在他们那里又重新成了问题。周作人写了《古文之末路》、《老虎报质疑》等一系列文章，对他们进行了讽刺和鞭挞。

周作人曾说过，他曾希望中国的散文向两个方向发展：一是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一是松散柔和的随笔散文。他发现前一种散文并不是自己的特长。事实也确是这样。在和章、杨斗争中，写文章最多的是鲁迅，其次是周作人。鲁迅的文章尖锐，深刻，泼辣，真如匕首和投枪；而周作人的论争文章，却显得平和，缓慢，实在。但周作人毕竟是一员与章、杨战斗的骁将，是有战斗力的。

49.面对五卅运动

正当女师大的学生运动渐趋高潮的时候，上海发生了五卅惨案。先是日本巡捕在日租界枪杀罢工工人，接着英国巡捕在公共租界开枪杀害抗议示威的学生、工人、市民。面对帝国主义的血腥屠杀，上海各界实行罢工、罢课、罢市。北京、天津、南京、杭州、武汉等大城市和多数省会城市的工人、学生、市民纷纷声援上海人民。五卅惨案发展成为全国性反帝斗争的五卅运动。

周作人在几所大学教课，又正在忙于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但他对五卅运动仍十分关注。正当运动发展到北京等全国各大城市时，周作人于6月6日写了《对于上海事件之感言》，发表在北大学生会主撰的《京报副刊沪汉后援专刊》上。他说：“关于这回上海英国人的行凶事件，我们十分愤慨，因为他们不拿中国人当人。我们希望国人力争，当与英国断绝经济关系（没有别的法子），至达到平等待遇的目的之日为止。”但周作人认为，要对抗侵略者“不拿中国人当人”，首先要中国人把自己当人看，要“努力学做一个人，庶几可以站到人前去，争回国民的人格”。如果中国人仍然把人当奴隶、猪羊、器具看，而不当作人看，那就说不上什么自由自主，“就是存活也不容易”。他说：“中国现在应当根据正当的民族主义，办教育，练兵。然而如没有自觉没有改悔，这也是空想梦话，——什么都是空想梦话。”一个国家要抵抗外侮，必先自强自尊，要有坚强的国力，尊严的国格。这说法是不错的。

接着他又写了《讲演传习所》[14]一文。他认为这场运动不能笼统地导向排外。他说：“我们知道这回反对英日是为他欺侮我们，并不因为他是外国人之故。这个理由在听者怕一时不容易懂，其结果每每成为泛反对主义，即由打倒英日帝国主义一转而为打倒英日，再转即为打倒（照原义讲）英日人，三转而为打倒凡外国人了。”他认为这样会“发生流弊”，会“节外生枝，增加困难”。他主张“沪案后援会”等组织应成立一个讲演传习所或讲演指导会，供给讲演材料，统一讲演的宗旨，“不可再任各人随意乱说”。周作人认为运动要有主要目标，打击要针对要害，都是对的。他认为应区分英日帝国主义、英日、英日人、外国人之间的不同，在理论上也是对的，可实际上较难做到，如果没有切实可行的具体办法，这很可能反而会束缚群众的手足。

五卅运动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原来站在运动一边的民族资产阶级首先妥协，致使斗争没有取得预期的胜利。帝国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一些镇压和叛变五卅运动的人得到了种种好处。周作人于7月23日写了《吃烈士》[15]一文，就是抨击这种现象的。他指出：这次五卅运动，“有几位烈士出现”，虽然遗骸确已埋了，但也可认为“全已被人偷吃”。这种“吃烈士”者有两类：大者曰大嚼，“其功效则加官进禄”；小者曰“小吃”，其利不厚，“仅能多卖几顶乌撒纱秋，几双乌撒弓鞋，或在墙上多标几次字号，博得蝇头之名利而已”。周作人写此文时，五卅运动还没有结束。在资本家组织的总商会的策划下，上海各商店于6月23日首先结束罢市而开市营业。工人直到8月下旬至9月，在取得一定成果后才陆续复工。周作人能在这中间敏锐地看到有人正从破坏和出卖五卅运动中捞到私利，并加以揭露和抨击，说明当时这位知堂老人并不只在苦雨斋里喝苦茶，而是关心国家大事并加以严密观察的，而且他还表明了自己的爱憎。

50.在十字街头的塔里

20年代是周作人写作上的旺季。1925年他就写了100多篇散文杂文，译文还不计在内。在这些文字中，有的也直接谈他自己的思想。其中《十字街头的塔》，应该在此介绍一下。

《十字街头的塔》发表于1925年2月23日出版的《语丝》第15期。这篇文章的题目是由日本文艺评论家厨川白村的评论集《出了象牙之塔》、《往十字街头》而来的。厨川白村出版这两本论文集，表示他要离开纯粹的艺术而去参与社会生活的态度。周作人却认为他自己的思想状况犹如在“十字街头的塔”中。他说：他从小就是十字街头的人，因而“喜欢多事，缺少绅士态度”。他“自认是引车卖浆之徒，却是要乱想的一种，有时想掇个凳子坐了默想一会”，因而他的“卜居不得不在十字街头的塔里”了。周作人还进一步在文章中比喻说：“别人离了象牙的塔走往十字街头，我却在十字街头造起塔来住，未免似乎取巧罢？我本不是任何艺术家，没有象牙或牛角的塔，自然是站在街头的了，然而又有点怕累，怕挤，于是只好住在临街的塔里，这是自然不过的事。只是在现今中国这种态度最不上算，大众看见塔，便说这是智识阶级（就有罪），绅士商贾见塔在路边，便说这是党人（应取缔）。”

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坦率地谈了他思想上的矛盾状况。他和那种在艺术宫殿里或象牙之塔里为艺术而艺术的作家不同，他认为自己来自社会下层，关心社会现实的矛盾斗争，关心人民群众的生活，但他没有能投入到社会现实斗争的旋涡中去，没有能到人民群众中去，而常以旁观者的态度发表他的见解，他毕竟和现实、人民大众有一定的距离。他自称“在十字街头的塔里”，是确切而形象化的自我写照。但他对于自己“在十字街头的塔里”抱着自我欣赏的态度，他并不想改变这种状况。

周作人的思想矛盾的状况，在两年前，他也曾有过一次表露。他在1923年7月写的《寻路的人》中说：“我是寻路的人。我日日走着路寻路，终于还未知道这路的方向。”他所说的路主要是指救国救民的路，这当然也是他的人生之路。周作人是民主主义者，他是以民主、自由、平等、人权这些思想武器参加新文化运动，参加反帝反封建的斗争的。这在当时中国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是有积极意义的。但这些思想武器毕竟是陈旧的了。历史已进入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时代。他就难免不断碰壁。因而他说自己仍然是在寻路，还不知道这路的方向。而他的没有寻到路，又是和他“在十字街头的塔里”分不开的。

在发表《十字街头的塔》的第二年，1926年7月，周作人发表了《两个鬼》[16]。他说他心中有两个鬼：“其一是绅士鬼，其二是流氓鬼。”这鬼，“或者应该说是一种神”。这两个鬼，“指挥我的一切的言行”。当流氓鬼占优势时，“我便跟了他去彷徨，什么大街小巷的一切隐密无不知悉，酗酒，斗殴，辱骂，都不是做不来的，我简直可以成为一个精神上的‘破脚骨’”。当绅士鬼领他走时，他便“学习对淑女们的谈吐与仪容，渐渐地由说漂亮话而进于摆臭架子”。两个鬼经常在周作人身上争吵、打架。他说：“我对于两者都有点舍不得，我爱绅士的态度与流氓的精神。”所谓“绅士”是指上流社会有教养的人士，对于社会现秩序常常是维护的态度；所谓“流氓”，是指下层社会中对现社会秩序采取叛逆、破坏的态度者。周作人就常在这两种思想矛盾中苦恼。这实际上也就是“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的精神状态。他有矛盾有苦恼，所以他又说：“我为这两个鬼所迷，着实吃苦不少。”

周作人的“寻路”也好，“在十字街头的塔里”也好，“两个鬼”也好，实质上是反映了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武器不适应当时现实斗争的需要。他有反帝反封建的要求，但他在许多问题上看不透看不深，他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他又向往上流社会的闲情逸致的享受，他常常感到他的一部分思想受另一部分思想的掣肘。他苦闷、彷徨。他的这种思想苦闷，并不只是他一个人如此。在那个时代，许多知识分子处于这样的思想境界。鲁迅当时也处于思想苦闷、彷徨的状况。但鲁迅在1927年前后不断学习新的理论，终于掌握了新的思想武器，投入了新的革命行列。而周作人始终没有掌握新的思想武器，沾沾自喜地“在十字街头的塔里”，大大影响了他当时的战斗力。

51.关于“费厄泼赖”

《语丝》于1925年10月26日出到了第50期。为了总结这50期来的成败得失，当天开了个谈话会。在这个谈话会上，林语堂作了长篇发言。根据种种迹象表明，发表在《语丝》第52期上的林语堂的《谬论的谬论》，就是由这篇发言记录整理而成的。林语堂主张《语丝》要扩大内容，反对“勿谈政治”。五卅运动后，当权的官僚和胡适一类名流大叫青年学生“勿谈政治”、“闭门读书”、“读书救国”等等。林语堂指出：这种叫嚷，实际上是主张“政治是官僚的事，是与小百姓无关的”。这正是官僚政府的政治学，是“中华官国的政治学”。从国民这边来说，不谈政治，也是弱点。他说：“我们不但要反对人家的提倡勿谈政治主义，我们并且应该积极的提倡，凡健全的国民不可不谈政治，凡健全的国民都有谈政治的天职，我们须明白所谓勿谈政治实只是中国民族已成败类的一个象征，勿谈政治是中国民族病态的著现，即中国民族普通惰性的表现，并没有什么精深学理。”林语堂还进而指出“勿谈政治”是一种处世哲学的表现。他说：“所谓勿谈政治即听天由命中庸哲学之又一变卦，即普通中国母亲送小孩入学劝以‘勿管闲事’之又一新形，不但政治不可谈，实则在社会与学堂凡公共事业与自身幸福无关的都不必谈。这种事事畏葸消极苟且偷安的态度是否东方文明的特色我们很可以仔细考量一下。”林语堂的结论是：《语丝》“必谈政治”，应扩大内容。

在《语丝》第52期上，还刊有伏园的致该刊实际上的主编周作人的信《语丝的文体》。伏园表示赞成林语堂的意见。他说：“语丝同人对于政治问题的淡漠”，是指“那种肤浅的红脸打进黑脸打出的政治问题”，至于对与政治有关的“思想学术言论等等问题”，语丝同人其实是很热心的。孙伏园在这封信中又说：“我想先生的主张一定与我是一样的。先生一定说：那一位爱谈政治，便谈政治好了；那一位爱谈社会，便谈社会好了；至于有些人以为某种文体才合于语丝，语丝不应登载某种文体，都是无理的误会。”《语丝》是主张“文体自由”的。所谓“语丝文体”的形成是一种自然趋势，并非有谁硬性的规定。因而伏园认为：文体扩大，也应听其自然。

周作人于《语丝》第54期发表《答伏园论“语丝的文体”》。他说：“《语丝》向来并不是规定‘不谈政治’，只是大家都不是以政治为职业，对于政治（黑狗咬黄狗的政治）也没有兴趣，所以不去谈他罢了。但有时候也要谈谈，如溥仪出宫，孙中山去世等大事件发生，我们都大谈而特谈过。”他又说：“除了政党的政论以外，大家要说什么都是随意，唯一的条件是大胆与诚意，或如洋绅士所高唱的所谓‘费厄泼赖’（Fair Play），——在这一点上我们可以自信比赛得过任何绅士与学者，这只须看前回的大虫事件便可明了，我们非绅士之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他所说的“大虫事件”是指章士钊于1925年5月辞职。当时周作人等没有“打落水狗”，所以说“手段与态度比绅士们要‘正’得多多”。而到了同年的7月，章士钊重新上台，变本加厉地压迫进步教师和学生。周作人并未从中引出教训，反而在洋洋自得于自己的“费厄泼赖”精神。

由于周作人的这篇文章，又引出林语堂的《插论语丝的文体——稳健·骂人及费厄泼赖》一文，发表在1925年12月14日出版的《语丝》第57期上。林语堂重申了《语丝》宗旨之可贵：“办一个小小周刊，不用别人的钱，不说别人的话。”因而他认为，在《语丝》上斥文妖（指斥章士钊、江亢虎）、诃鳄鱼（指抨击张勋、段祺瑞之流），都是可以而且应该的。他说：“我们绝对要打破‘学者尊严’的脸孔，因为我们相信真理是第一，学者尊严不尊严是不相干的事。即以骂人一端而论，只要讲题目对象有没有该骂的性质，不必问骂者尊严不尊严。”这些论述，和他反对“勿谈政治”，主张扩大《语丝》内容，是一致的。谈到“费厄泼赖”时，他也赞成周作人的意见。他说：“此种‘费厄泼赖’精神在中国最不易得，我们也只好努力鼓励，中国‘泼赖’的精神就很少，更谈不到‘费厄’，惟有时所谓不肯‘下井投石’即带有此义。骂人的人却不可没有这一样的条件，能骂人，也须能挨骂。且对于失败者不应再施攻击，因为我们所攻击的在于思想非在人，以今日之段祺瑞、章士钊为例，我们便不应再攻击其个人。”1925年12月初，由于军阀派系间的斗争和人民群众的反对，段祺瑞的政府倒台，教育总长章士钊也跟着去职，林语堂就立即对他们施行“费厄泼赖”了。

由周作人提出、林语堂加以施行的“费厄泼赖”的主张，却遭到了鲁迅的反对。鲁迅写了篇《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发表在1926年1月10日出版的《莽原》半月刊第1期上。鲁迅总结了近代革命中的经验教训，提出了“打落水狗”的著名理论。鲁迅指出：“倘是咬人之狗，我觉得都在可打之列，无论它在岸上或在水中。”而“叭儿狗尤非打落水里，又从而打之不可”。“不打落水狗是误人子弟。”因此，“费厄泼赖”应该缓行，否则，它会变成革命者的弱点，“反给恶势力占便宜”。就以章士钊来说，如对他实行“费厄”，那“反而给人利用了来替章士钊的‘遗泽’保镖”。

鲁迅的论文发表后，引起很大反响，周作人、林语堂实际上多少接受了鲁迅的见解。林语堂接连写了《讨狗檄文》、《打狗释疑》等文，并画了《鲁迅先生打叭儿狗图》，宣传鲁迅的“打落水狗”的思想。周作人在提出“费厄泼赖”的高见之后，仍写了《大虫不死》[17]一文在《京报副刊》上发表。他指出：章士钊这只大虫“何尝死呢”，“章士钊绝不是孤生独立的，他是中国恶劣旧势力的代表，他的背后有成千成万的坏人挨挤着，推着他一个人偶然倒了，他背后的那些‘卯部’多数的无名之老虎是不会倒的，所以他这个大虫是一个不死的、至少也是死而不僵的虫”。决不能“小看他是死老虎”！在1926年1月，周作人又发表《八千元》、《刘百昭的骈文》，猛烈抨击刘百昭。教育部司长刘百昭这时也是下台人物。可见，周作人并不实行“费厄泼赖”，倒也是在打落水狗。

至于他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的论争，也在继续着。

52.并非闲话的争论

女师大学潮的发展分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是进步学生和杨荫榆之间的斗争；第二个层次是章士钊支持杨荫榆，鲁迅、周作人等教师支持进步学生的斗争；第三个层次是“现代评论”派陈西滢、徐志摩等人站在章、杨一边，“语丝”派作家鲁迅、周作人、林语堂、刘半农等站在进步学生一边，展开了舆论上的论争。章、杨下台，女师大学生从宗帽胡同临时校舍返回原址，但第三层次的论争还在继续。

章、杨下台，女师大学生返校，事情的是非曲直是很清楚的了。陈西滢等人为虎张目，也为世所公认。为了遮羞，徐志摩在1926年1月13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说什么：“西滢是个傻子，他妄想在不经心的闲话里主持事理的公道，人情的准则。他想用讥讽的冰屑剿灭时代的狂热，那是不可能的。”又说什么：“好容易他有了觉悟，他也不来多管闲事了。”“果然他有了觉悟，不再说废话了。本来是，拿了人参汤喂猫，他不但不领情，结果倒反赏你一爪。”文章暗示西滢今后将去当学者，去搞研究工作了，因此而又大加吹捧：陈西滢最像学者，最“有资格学法郎士”：“他学的是法郎士对人生的态度，在讥讽中有容忍，在容忍中有讥讽；学的是法郎士的‘不下海主义’，任凭当前有多少引诱，多少压迫，多少威吓，他还是他的冷静，搅不混的清澈，推不动的稳固，他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学的是法郎士行文的姿态：‘法郎士的散文像水晶似的透明，像荷叶上露珠的皎洁。’”眼看陈西滢要败下阵来了，徐志摩出来指桑骂槐为之掩护，并把他捧上天。

周作人立即写了《闲话的闲话之闲话》一文，予以驳斥。他说：说陈西滢“唯一的标准是理性，唯一的动机是怜悯”，是“文章写得多么好”，但徐志摩那时大概不在北京，“没有遇到那个所谓臭毛厕事件，所以不知道章士钊怎样地诬蔑女学生，刘百昭怎样地率领老妈子拖打女学生，而陈源先生那时是取怎样的一种态度！”他站在章士钊、杨荫榆、刘百昭一边压制无权无势的女学生，算是什么“理性”和“怜悯”呢？在陈源看来：女师大已经是“臭毛厕”了，照“理性”讲还不应该拆散么？把女学生拖出去，这也正是“怜悯”她们的缘故。这样的“理性”和“怜悯”就是徐志摩吹捧陈西滢的“一种高贵的品格”！周作人接着又写道：其实陈西滢之流呢，“结果是笔头口头糟蹋了天下女性，而自己的爱妻或情人其实也就糟蹋在里头。我知道在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因为愤女师大前途之棘，先章士钊，后杨荫榆而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两位名人是谁，这里也不必说，反正总是学者绅士罢了。”“许多所谓绅士压根儿就没有一点人气，还亏他们恬然自居于正人之列”！周作人此文发表后，引起北京教育界文艺界强烈反响，普遍注意：说“女学生可以叫局”的究竟是谁？这对女学生实在是太侮辱了，实在是太没人气了！

据张凤举告诉周作人，陈西滢、张凤举、丁西林和还有另一个人，曾在一起谈到“女学生可以叫局”，而这话是陈西滢说的。周作人文中举出此事后，陈西滢即致信周作人，全文如下：

岂明先生：

先生今天在晨副骂我的文章里，又说起“北京有两位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扬言于众曰，‘现在的女学生都可以叫局。’”这话先生说了不止一次了，可是好像每次都在骂我的文章里，而且语气里很带些阴险的暗示。因此，我虽然配不上称为新文化新文学的名人名教授，也未免要同其余的读者一样，有些疑心先生骂的有我在里面，虽然我又拿不着把柄。先生们的文章里常有“放冷箭”“卑劣”……一类的口头禅，大约在这种地方总可以应用了吧？先生兄弟两位捏造的事实，传布的“流言”本来已经说不胜说，多一个少一个也不打紧。可是一个被骂的人总情愿知道人家骂他的是什么。所以，如果先生还有半分“人气”，请先生清清楚楚的回我两句话：（一）我是不是在先生所说的两个人里面？（二）如果有我在内，我在什么地方，对了谁扬言了来？

陈源一月二十日周作人接到信后，给陈源（字西滢、号通伯）写了回信：

通伯先生：

来示敬悉。承问两项，奉答如下。

（一）先生在不在那两位名人里边，只请先生自省一下，记得说过那句话没有，就自然知道。在第一项我答得如此含胡，因为（二）那句话我是间接听来的，如要发表说话的名字，必要先得那位中间的见证的允许。所以请再等我两三天，俟问过那位之后，再当明白奉答。至于“捏造”先生的事实，则吾岂敢。

一月二十一日，周作人。

周作人立即和张凤举联系，这是要请他出来作证的。但张凤举因双方都是朋友，他请求周作人无论如何不要拉他作证。周作人无法，只得给陈西滢写第二封信：

通伯先生：

前日所说声言女学生可以叫局的两个人，现经考查，并无先生在内，特此奉复。

一月二十二日，周作人。

陈西滢接到周作人的第二封信后，知道周作人已向张凤举核实过了，而且也知道了张凤举的态度。他就给张凤举写了一信，其中写道：

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我确实是听见过的，并且听见过两次。一次A君说时，只有我个人在场，所以现在不用去提他。一次B君说时，是在西山卧佛寺，在场的人有先生和西林和我。所以要是周先生没有自己捏造，那么他所指的想来是这一次了。要是这样，先生当然是所说的见证。不是吗？

先生大约还记得那天的谈话吧？B君说起了这话，我说我也听A君说过，不过这是叫人不能相信的。B君说他的朋友亲自看见的，某饭店可以代叫。我说，要有，也是私娼假冒女学生的名字罢了。大家讨论一会之后，我说除非B君的朋友托某饭店叫一个来，让我们考她一考，证明她是女学生，我总不能信。先生和西林似乎也是差不多这样的意见，先生记得吧？

总之，这一晚我们都是立于怀疑者的地位。就是B君，他也并没有怎样的肯定。……

陈西滢这信可以有两种理解：一、他信里所写的是事实；二、他要求张凤举按他信里的口径对外说。信寄出后，陈西滢还不放心，1月25日，他又约张凤举谈话，并要求张凤举把谈话内容转告周作人。张凤举照办了，有他的信为证：

通伯先生：

我们昨天的谈话我已经告诉周岂明先生了。你要我回你一封信。想来想去，我别无他话可说，要说的全对你说了。不过我要向你道歉，因为这次事完全是我误传的结果，与别人绝不相干。你的原信送还，请检收。

张凤举二六，一，二五。

陈西滢在手里有了周作人、张凤举的信以后，他腰板硬了。他给周作人写了封信，破口大骂：“捏造事实，传布流言”，“放冷箭”的就都是你周作人。“女学生可以叫局”这话是你周作人公布的，所以是你周作人“扬言于众”；你既“扬言于众”，所以是你周作人“糟蹋了天下的女性”；由此也可见，“没有人气”的也正是你周作人！

陈西滢又给徐志摩写信，要求把他与周作人、张凤举及徐志摩之间往来的书信，总题为《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引出来的几封信》，全部在《晨报副刊》上公布。徐志摩当然十分乐意这样做的。陈西滢好像拿到了什么把柄，在给徐志摩的信中，把鲁迅也一起捆上，说你看周氏兄弟是怎样的“构陷人家的罪状”，怎样的对人“断章取义”，怎样的随便“捏造事实”，这就是“刀笔吏的笔尖”！陈西滢据此又进而说：鲁迅面前有一面大镜子，他骂别人的正是他自己身上所有的。他骂别人“放冷箭”正是他自己“放冷箭”，他骂别人“捏造事实”正是他自己“捏造事实”，他骂别人“下流”正是他自己“下流”，等等。陈西滢在这封信中还说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是抄袭日本人的。他说：“……《中国小说史略》却就是根据日本人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里面的‘小说’一部分。其实拿人家的著述做自己的蓝本，本可以原谅，只要你在书中有那样的声明，可是鲁迅先生就没有那样的声明。”

其实，“女学生可以叫局”这事，陈西滢并没有拿到周作人（更不是鲁迅）的“捏造事实”的把柄。一则，陈西滢自己承认他确和人议论过“女学生可以叫局”的话；二则，周作人是据张凤举说的，张凤举已在陈西滢面前承认是“误传”，责任在他；三则，听到这话就认为“没有人气”而公开批评的是周作人，并不是陈西滢，陈西滢反而说这是周作人的罪过，真是倒咬一口。陈西滢在这件事上是拿不到周作人“构陷别人罪状”的任何把柄的，又毫无道理的把鲁迅株连在一起，倒是又一次暴露了他陈西滢是站在进步学生的对立面的。

鲁迅立即在《语丝》上发表《不是信》[18]一文，对陈西滢的攻击逐项进行驳斥。陈西滢对鲁迅的攻击，本来就是节外生枝，所拉扯的内容又是“捏造事实”的一类话题。经鲁迅一摆事实，就真相大白。至于“抄袭”一事，鲁迅也说明了他的《中国小说史略》共28篇，其中第二篇和有关《红楼梦》一些材料，曾参考了日本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其余“都有我独立的准备，证据是和他所说还时常相反”。这种情况在学术研究中是允许的，而且是常见的。陈西滢攻击为“整大本的剽窃”，倒实在是不光彩的“捏造事实”。（后来，盐谷温的《支那文学概论讲话》有了中译本，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也有了日译本。鲁迅在《且介亭杂文二集》后记中说：“现在盐谷教授的书早有中译，我的也有了日译，两国的读者，有目共见，有谁指出我的‘剽窃’来呢？呜呼，‘男盗女娼’，是人间大可耻事，我负了十年‘剽窃’的恶名，现在总算可以卸下，并且将‘谎狗’的旗子，回敬自称‘正人君子’的陈源教授，倘他无法洗刷，就只好插着生活，一直带进坟墓里去了。”）

周作人接连发表了《关于闲话事件的订正》、《陈源先生的来信》等文，作了必要的说明和答复。

陈西滢原来以为他这一束信的发表，会发生爆炸性影响，会改变他在女师大事件中所扮演的角色的形象。因而徐志摩很乐意地在1926年1月30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这些信，还特地写了《关于下面一束通信告读者们》，说什么：“这事情应分有撑开了根本洗刷一下的必要，如其我们相信是非多少还有标准的话。”又说什么：西滢只“一个人冷笃笃的说他的闲话”，而“对方倚仗人多发表机关多特地来压灭这闲话所代表的见解”，所以他徐志摩要发表这一束信，以便“就事论理来下一个公正的判断”。不料这一束信发表后，社会效果并非他们所预料的，甚而至于适得其反。于是，徐志摩又在2月6日的《晨报副刊》推出《结束闲话，结束废话！》的通信，大叫：“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他并声明：“本刊此后再不登载对人攻击的文字”。明明是他徐志摩站在陈西滢一边火上加油，现在却装作公正的第三者的姿态来大叫“带住”了。就是在大叫“带住”的信件中，继续攻击鲁迅：“他拿起笔来，总要写到露骨到底，才尽他的兴会，弄到人家无故受累。”徐志摩还声明：“我不后悔我发表西滢这一束通信。”

针对徐志摩的“带住”的叫嚷，鲁迅在《京报副刊》发表《我还不能“带住”》[19]一文，指出：《晨报副刊》刚刚满载了一些东西，人们称之为《反周专号》，现在忽而又叫“带住”了。你要“带住”也好，放开也好，拉拢也好，可以随便玩把戏，但人们未必谨听指挥。鲁迅说：“我的笔要算较为尖刻的”，“但我又知道人们怎样地用了公理正义的美名，正人君子的徽号，温良敦厚的假脸，流言公论的武器，吞吐曲折的文字，行私利己，使无力无笔的弱者不得喘息。倘使我没有这笔，也就是被欺侮到赴诉无门的一个；我觉悟了，所以要常用，尤其是用于使麒麟皮下露出马脚。”至于“带住”，鲁迅说，“想用了串戏的方法来哄骗，那是不行的”，但“带住”也容易，“只要不再串戏，不再摆臭架子，忘却了你们的教授的头衔，且不做指导青年的前辈，将你们的‘公理’的旗插到‘粪车’上去，将你们的绅士衣装抛到‘臭毛厕’里去，除下假面具，赤条条地站出来说几句真话就够了”！鲁迅的驳斥和剖析，真是痛快淋漓，真是入木三分。

周作人没有再写反驳文字，但他也没有“带住”，他还将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斗争下去。陈西滢原以为他的一束信发表，周作人就无招架之余地了，得意之余，就把怀恨在心的鲁迅也株连上。不料这么一来，又使不再交口的兄弟俩，进行了一场互相配合的战斗，文坛上也就多了这么一段史话。

53.与蔡元培商榷

蔡元培应北京政府电促回国，于1926年2月3日从国外回到上海。第二天上午，他对国闻社发表谈话，其中谈到：“对共产，赞成其主义，但主采克鲁泡特金之互助手段，反对马克思之阶级争斗。”当时，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正在南方取得节节胜利，北洋军阀政府摇摇欲坠。蔡元培到上海后，并没有北上去任北京大学校长职务。但人们更为关心的是他对国共合作的态度，因而对他的谈话极为关注。

蔡元培早就信奉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和一些空想社会主义思想。“五四”时期，他就是从这样的思想出发，积极支持北京工读互助团运动。这次回国所发表的谈话，表明他的思想并无发展。基于这样的思想，他回国后一度主张反共清党，赞成“取消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籍”，附和国民党右派的所谓“护党救国运动”，就决不是偶然的。

针对蔡元培发表的谈话，周作人作《外行的按语》[20]一文，与之商榷。对于共产主义，周作人说：“我并不是共产党，但是共产思想者，即蔡先生所谓赞成其主义。”在这点上，他和蔡元培似乎没有太大的分歧。他所说的“共产思想”，是包括各种空想社会主义、乌托邦、中国古代的大同思想，等等。这样的共产主义是不少人都表示能接受的。所以他说：“我相信现在稍有知识的人（非所谓知识阶级）当无不赞成共产主义，只有下列这些人除外：军阀，官僚，资本家（政客学者附）。”周作人甚至把宗教的“净土”、“天堂”、“蓬莱”，都说成是遥远的共产社会；而共产主义者，和宗教家相似，“只是想在地上建起天国来”。所以周作人又说：“照我想来，凡真正宗教家应该无一不是共产主义者。”

但怎样实现共产主义呢？周作人和蔡元培却有了很大的分歧。蔡元培主张采取“互助手段”，周作人过去也主张和平的社会主义，这时见解却有了发展，他认为：必须通过阶级斗争。他说：“主张互助的以为虎狼不互相食，所以人类也就不可互斗。动物以同类为界，因为同类大抵是同利害的（争食争偶时算作例外），但是人的同类不尽是同利害的，所以互助的范围也就缩小，由同类同族而转到同阶级去了。”如果“异阶级也可互助”，并“由这样的互助而达到共产”，周作人认为“太理想”了，他不大相信。他说：“阶级争斗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并不是马克思捏造出来的，正如生存竞争之非达尔文所创始，乃是自有生物以来便已实行着的一样：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不容我们有什么赞成或反对的余地。”周作人认为阶级斗争是客观存在的事实。这是阶级斗争的现实，特别是北伐战争的现实，使他提高了认识。但怎样通过阶级斗争而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具体途径，他“因为是外行不大知道”。

周作人还谈到了日本的新村。他说：“世上或者会有像托尔斯泰、有岛武郎这样自动地愿捐弃财产的个人，然而这是为世希有的现象，不能期望全体仿行。日本日向地方的新村纯是共产的生活，但其和平感化的主张我总觉得有点迂远，虽然对于会员个人自由的尊重这一点是极可佩服的。我不知怎的不很相信无政府主义者的那种乐观的性善说。”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极为推崇日本新村，认为那是“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理想之地，他曾一而再、再而三地写文章加以宣传，还特地路远迢迢地去参观访问，并在北京成立新村支部。现在，他却改变了对新村的看法，认为它“有点迂远”，已“不很相信”。这表明了他的思想有了发展。对于存在阶级斗争的社会现实，他多少加深了认识。

周作人对共产主义的认识很肤浅，但他表示向往。他不反对共产主义，也不反对共产党。他承认阶级斗争，这在实际上是拥护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他的思想显然比蔡元培当时的思想高出一头。蔡元培是他的同乡长辈，他到北京很受蔡元培的提携，但他觉得蔡元培的思想不正确，他就坦然地提出来商榷了。

这件事很说明当时周作人的思想，他是拥护武装斗争的北伐的。

54.在“三一八”斗争中

历史的发展确如周作人所说：阶级斗争已是千真万确的事实。这一阶级即使不争斗过去，那一阶级早已在争斗过来。这个情形随处都可以看出。

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就在眼前爆发了。1926年3月18日发生了段祺瑞政府屠杀爱国学生的惨案。当时南方的北伐战争正在取得节节胜利，北方的革命形势也正在不断高涨。英、日等帝国主义侵略者多次武装寻衅，企图破坏中国革命的发展。3月初，奉系军舰和倾向革命的国民军在大沽口附近发生激战。12日，日本军舰两艘，尾随奉系军舰数艘，驶入大沽口。驻守大沽口炮台的国民军即发旗语，制止日舰尾随奉舰。日舰置之不理。国民军发空炮警告，日舰竟实弹射击，致守军死伤10余名，国民军才自卫还击，把日舰和奉舰逐出大沽口。事后，日本侵略者借口国民军此举违反“辛丑条约”，并纠集该条约签字各国公使，在3月16日向中国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48小时内答复。17日，各帝国主义军舰20多艘，云集大沽口，摆开重演八国联军进攻中国的阵势，威胁中国人民。

3月18日上午，北京总工会等团体和各学校5000人，集会天安门，通过了驳复最后通牒、驱逐各帝国主义公使出北京等项决议。大会结束后，2000多人往段祺瑞政府所在地铁狮子胡同请愿。事先埋伏在那里的段祺瑞卫队突然开枪射击，流血惨案发生，死47人，伤200余人。

惨案发生后，震惊全国。消息传来，周作人十分愤慨。在他任教和兼课的北大、燕大和女师大都有学生牺牲。那天，周作人照常去燕京大学上课，因学生去集会请愿，课未上而归。下午他听到了惨案的消息。当晚他就愤然命笔，写了《对于大残杀的感想》，发表于20日的《京报副刊》，署名岂明。这篇文章后来没有收集，读者不易查找，好在它很短，现全文抄录如下：

民国十五年三月十八日下午北京学生因关于大沽的八国通牒事赴国务院请愿，国务院命卫队轰击，计杀死二十余人，伤二百人以上。详细情形我还不知道，只是往燕大上课去的时候遇见一两个九死一生的逃回来，帽沿上有弹孔，衣上满是死人的血污的学生，听他简单的叙述，发生了这几个小感想。

一、在民国时代，不，就是在满清，自我有知以来，不曾听见北京有过这种残杀。现在却不料发现在国民军治下的北京。

二、这令我联想到去年的五卅事件。但那是在上海租界，发令的是英捕头爱伏生，而死伤也没有这样的多。

三、这又令我想到张之江与章士钊、贾德耀唱和的整顿学风电。张之江是国民军首领，现任西北边防督办，贾德耀也是国民军要人，现任国务总理兼陆军总长，当然也就是执政府卫队的统率者。

四、我不知道这事件将如何结局。爱伏生终于免职而去了，虽然帝国主义是蛮横。这回怎办？或者因为是本国人所杀的，没有什么要紧吧，照所谓国家主义的看法。究竟是那一样呢？有谁能知道。

这篇文章写得很快，说明周作人对重大政治事件的敏感。把这场惨案和五卅惨案相比，便于引导人们认识这次事件的严重性。指名抨击当政者，很尖锐，也很有胆量。但周作人对这次事件的意义没有足够的认识，因而他对“如何结局”感到茫然。帝国主义者在五卅事件后撤掉了一个爱伏生，这是用来欺骗中国人民以掩盖他们的侵略本性，周作人却认为这也是一种结局，不免糊涂。但此文的斗争锋芒应该说还是鲜明的。

第二天，19日，他了解了这次惨案的更多的情况。在激愤之下，他又写了《为三月十八日国务院残杀事件忠告国民军》，发表于21日的《京报副刊》，署名岂明。[21]作人在文中指出：“这是北京城中破天荒的大残杀，比五卅上海事件更为野蛮。其责任除政府当局段祺瑞章士钊贾德耀诸人直接负担，我们要求依法惩办外，对于国民军的首领也不能曲为谅解。”当时冯玉祥领导的国民军（冯玉祥其时在苏联）进驻北京，为与奉系军阀争战，与段祺瑞取得妥协。国民军的不少要人担任段祺瑞政府的要职，对这次惨案也负有责任。周作人写道：“张之江为国民军首领，现任西北边防督办，于国、奉战争正形吃紧之际，不去专心军事而至再至三致电段、章，力请整顿学风，为此次残杀者所得借口，不知是何居心。”周作人在此也指出了章士钊之流的“整顿学风”是为血腥镇压进步学生制造舆论。周作人还写道：“贾德耀以国民一军要人为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今在他所主宰的国务院前任令他所统率的队兵残杀平民，已属不法，况据脱险者报告，群众进门则不发警告即开枪轰击，尤不可解。”周作人还在文中指名责问了“代理京畿卫戍司令及警察厅长”李鸣钟的责任。在一篇短文中，指名道姓点了这么多要人的名，并对他们的罪责提出严正责问，这在当时的抗议文章中是不多见的。周作人还指出：“闯出这样的事件，为民国史上最大的污点。”他并警告国民军：“执政府里虽说还有许多安福及若干卫队，但事实上这个北京是完全在国民军治下，是国民军之北京，无论友仇都不能否认的。现今在这个北京城中发生了这样的残杀案，国民军的当局将怎么办？有补救的意思么？还是仍旧因循下去，仍旧整顿学风，令卫队开枪，奉令禁止或通缉？请随便吧，我的忠告止于此了。”周作人对国民军还是注意分寸的，如用了“忠告”字样，因国民军“比较地能接近民众”，但他仍然提出了义正词严的种种责问。从这篇短文可见，周作人这位民主主义的人道主义者，在正义感的激发下，还是敢于和反动势力进行短兵相接的战斗的。

20日，周作人去女师大参加了“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残杀案后援会”，并参加了女师大为这次事件牺牲的刘和珍、杨德群二烈士的入殓仪式。这天，他又写了《可哀与可怕》，发表于22日的《京报副刊》，署名岂明。文中写刘、杨二烈士入殓时，许多人都不免饮泣流泪，“我在这一刻中忽然不调和地想起一句话来，便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以其有同情也’，觉得他实在很有道理”。这是人道主义者周作人的见解，其实哭泣者何止于同情。但周作人写上这一句，是为了反衬有些人连起码的同情也谈不上。据一位出席“校教联席会”的一个朋友告诉他：那天会上，“北大代表燕君如何的体谅政府，未就职的教长马君如何赞同，艺专师大代表如何肯说公话，……。女大代表似乎不在意，而且，女大学生也不在意，还对女师大学生表示，那时她们正好好地上课，（而你们在被卫队用枪打死！）”周作人说：听了这些话，“觉得脊梁上的寒毛慢慢地竖起来了”，“我真禁不住害怕”，“天下有不知哀矜之情的男女！”周作人揭露了某些人与反动势力的妥协乃至附和。他敏感地注意到了这样的动向。但他只强调“不知哀矜”云云，正是他的人道主义的局限。

21日和22日，周作人都去女师大参加“三月十八日外交请愿残杀案后援会”。22日并开始写《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于26日写毕，后发表于29日出版的《语丝》上。文章表示了对国民军的失望，感到请愿之类的无用，并再次抒发了自己的愤慨和哀悼。他觉得刘和珍、杨德群好像是自己的妹妹或女儿。他“觉得空气非常沉重，使大家呼吸有点困难”；“惭愧我总是‘文字之国’的国民，只会以文字来纪念死者”。

人民群众为军阀政府血腥暴行所激怒。23日，北京各界数万人在北京大学三院召开“三一八死难烈士追悼大会”。周作人到会，并作挽联一副：

赤化赤化，有些学界名流和新闻记者还在那里诬陷；

白死白死，所谓革命政府与帝国主义原是一样东西。

周作人当时仍然十分愤慨，但已开始冷静。“白死”是反语，是指惩办凶手等等都不可能实现，而当初的“外交请愿”更没有达到目的。只是通过这次事件，更使人明白了段祺瑞和革命军妥协成立的“革命政府”的面目。

周作人在3月25日又往女师大参加刘和珍、杨德群的追悼会，并作挽联一副：

死了倒也罢了，若不想到二位有老母倚闾，亲朋盼信；

活着又怎么着，无非多经几番的枪声震耳，弹雨临头。

“母亲”、“亲朋”云云是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他在《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中曾说“我们的哀感普遍是从这三点来的”：“一是死者之惨苦与恐怖，二是未完成的生活之破坏，三是遗族之哀痛与损失。”周作人对活着的人的斗争不抱乐观态度，而且他认为请愿是无用的。“枪声”、“弹雨”云云却也反映了他对军阀的憎恨。

中法大学为“三一八”中被害的学生胡锡爵开追悼会时，周作人也送去了挽联：

什么世界，还讲爱国？

如此死法，抵得成仙！

这后一联，是愤激的反语。他不久在《语丝》上发表《死法》一文，抨击反动派杀害人民的暴行，其中说：各种死法，“想来想去都不大好”，后来想到了枪毙。“枪毙，这在现代文明里总可以算是最理想的死法了”。这篇文章关于各种死法的议论，可说是对挽联下联的注释。这一联虽说是愤激之语，但又有点开玩笑，周作人自己也承认这点。这种玩笑开得不是地方，客观效果会是“化屠夫的凶残为一笑”。

面对“三一八”惨案，周作人毫不犹豫地投入了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是自觉的战士。尽管他使用的是人道主义、民主主义的武器，战斗力不及鲁迅，但从当时的报刊看来，战斗力恐怕也仅次于鲁迅。“三一八”后，段祺瑞政府曾有一份通缉名单，共48人，周作人也在其内。（这份名单没有被采用，段祺瑞政府发的通缉令是通缉五人。）这从反面也证实了周作人曾刺痛了反动派。

55.继续抨击“正人君子”

围绕着“三一八”惨案，周作人还和“现代评论派”的“正人君子”们展开了新的论争，从而使这场斗争进入了新的深度。

血腥大屠杀后，社会舆论正在抨击军阀政府，陈源等人出来说话了。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闲话》，说学生是被人驱使去请愿的，特地举了杨德群为例。他说杨德群：“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三月十八日她的学校出了一张布告，停课一日，叫学生都去与会。女士还是不愿意去，半路又回转。一个教职员勉强她去，她不得已去了。”周作人就写了《陈源口中的杨德群女士》一文，引用杨德群女士的亲属任培道的文章，说明杨德群“专治生物学及社会科学，以备留学俄国，而澈究社会改造之途也”；她曾书志：“行不惑，教不倦，舍生取义，杀身成仁，是中山革命精神；研究革命，宣传革命，实行革命，是中山革命步骤。”这就揭穿了陈源把杨德群说成不问政治、“开会运动种种总不大参与”的谎言。谎言只要揭穿，其面目就自然清楚。周作人在揭穿谎言之后，又进一步指出陈源何以要传播谎言：“实系利用死者以发表阴险之暗示”，“是直接或间接扶助章士钊的各种策略”，同时也用以证明反动派由此而通缉48人“通缉得合于公理”。周作人的分析是一针见血的。同期《京报副刊》上还刊有杨德群的同学孟菊安写的《“不下于开枪杀人者”的“闲话”》一文，说明“三一八”那天，她和杨德群一起去参加集会和请愿的，学校里并无“一张布告”，也没有“不愿意去，半路又回转”的情况，而且根本没有遇见“一个教职员”。这就更加拆穿了陈西滢的当众说谎。这篇文章也印证了周作人的揭露和分析的正确。

接着，周作人在4月2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恕府卫》一文。当时有人主张“惩办段祺瑞、贾德耀、宋玉珍等以外并要求查明开枪凶手悉处典刑”。周作人认为，对下令开枪的人和奉命开枪的府卫兵士，应不同对待：下令者应惩办，而府卫兵士是奉命开枪的，是没有受过教育的，平时是被人看不起的，对他们“应有相当的体谅”。周作人进一步指出：五四运动，六三运动，学生闹得很厉害，何以没有发生开枪屠杀的事呢？现在何以开枪了呢？并不是府卫变坏了，而是舆论发生了变化。“五四运动时北京的报纸除了御用的《公言报》之外几乎无一不非难政府之拘捕学生”、“‘五四’时代北京各校教职员几乎是一致反抗政府”，是“舆论所不许”开枪。而现在呢？“这回大屠杀之后，不特不能联合反抗，反有联席会议的燕树棠，现代评论的陈源之流，使用了明枪暗箭，替段政府出力，顺了通缉令的意旨，归罪于所谓群众领袖，转移大家的目光，减少攻击政府的力量，这种丑态是‘五四’时代所没有的。”以前的政府怕舆论制裁，不敢任意胡为；现在章士钊花一千块钱可以收买一张报纸，一些“知识阶级”就做“段章的镖客”，“段政府自然就胆大了——现在还不开枪等候何时！”周作人写这篇《恕府卫》的目的，就是要人们的注意力从“查明开枪的凶手”转到为段政府镇压人民群众造舆论的不开枪的凶手上来。周作人确是看到了事情的要害，这也正是他文章的战斗性的所在。

在4月7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发表《洋铁水壶与通缉令》，记述了京师地方检察厅给陆军部的公函。公函指出：那天“群众并不携带凶器，也不与卫兵冲突，全由府卫方面主动虐杀，至于政府送去验伤的卫兵均系被他们自己杀伤，而政府送去做群众（即共产党）暴动的证据之两支手枪三把‘微有洋油气味’的破洋铁水壶也都是伪造的”。这样，是非曲直，应该是明了的了，段政府说群众暴动的通电全是捏造诬陷，那个通缉令也就不能成立了。但“教育界”的某些人是不愿意取消通缉令的。因为它“可以腾出五六个校长教授的优缺”，“两个俄款委员的肥缺”，“好赏给出力的走狗”。周作人的这些评析，和鲁迅的看法有相同之处。鲁迅在《而已集》之末的《大衍发微》中，特地录下了这份通缉令的名单，并特地注明每位的籍贯职务，从中“可以看出许多秘密来”，如改组“俄国退还庚子赔款委员会”、“清室善后委员会”等等。鲁迅和周作人都揭露了章士钊和“现代评论派”们，是怎样的企图借军阀的屠刀来为他们“党同伐异”和争权夺利的丑态。

当时有人说：周作人的不断抨击陈源，是“文人相轻”。这是一种不分是非的论调。周作人在4月10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论并非文人相轻》一文。他说：“我轻陈源，与他之是否文人毫不相关，我只轻他是章士钊的徒党，是现代评论社的第一个捧章的人。”他又说：“章士钊是什么？是代表无耻的人。”“捧这种无耻的人的，不是无耻之尤是什么？”

陈源为了混淆是非，自己出来说：周作人对他的攻击，是为报“睚眦之仇”。他是在《杨德群女士事件的闲话》中这么说的。周作人为此又特地写了《论并非睚眦之仇》一文，在《语丝》上发表。他再一次声明：“我与陈源一点都没有什么仇。”“我看不起陈源的是他的捧章士钊，捧无耻的章士钊，做那无耻之尤的勾当。”他还说明道：“《现代评论》当初虽然不是我们的同志，但也未必便是敌人。他们要收章士钊的一千元，也不干我事，只要他们不丢丑，不要当作贿赂拿。但是，看呵，这样一副情形，由不好惹的陈源先生起来千方百计明枪暗箭地替章士钊出力，闲话具在，不是别人能够‘伪造’的。这不但表明陈源是章士钊的死党，即《现代评论》也不愧因此而谥为‘白话老虎报’。”这就是周作人攻击陈源的缘由。

令人感到发噱的是，周作人的《恕府卫》发表后，陈源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闲话》中表示：说他的罪大于开枪的府卫，不免冤乎。周作人于是又写了《恕陈源》一文在《京报副刊》上发表。周作人说：“我恕府卫的理由共有两点，即一因为他们无知，二因为他们是奉命的。”陈源之捧段章，也合乎这两点：一是“他的知识与府卫不见得有多大差异”；二是他“也是同样的奉命的”。“府卫奉的是贾德耀的令，陈源奉的是章士钊的令，而上头的主子则同是段祺瑞。”这对陈源的揭露和抨击也真是淋漓尽致。

周作人在“三一八”后写的抨击陈源的一组杂文，短小精悍，理直词严，富于战斗力，是他杂文中最出色的一部分。陈源的答辩文字，则不像他过去的滔滔不绝，而是被动应付，理屈词穷了。后来陈源选编自己的“闲话”命为《西滢闲话》，1928年由新月书店出版，“三一八”后与周作人答辩的文字一概不收，盖自知不佳也。

56.《雨天的书》

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是周作人一生中的大事之一。在这场争论中，他写了大量的杂文，虽然不及鲁迅杂文的深沉雄劲，但也有相当的战斗力。在这时期，周作人还创作了不少他自己所提倡的“美的散文”。在他的影响下，艺术性散文创作得到了繁荣和发展。这是他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一项重要贡献。

1925年12月，周作人的第一本艺术性散文的集子《雨天的书》，由北新书局出版。周作人的《自己的园地》不少人也称它为散文集，实际上它是文艺随笔、读书札记的集子。特别是1927年调整篇幅（删去“杂文”20篇、加“茶话”23篇），就更成其为读书随笔的集子了。而《雨天的书》却是艺术性散文的结集。他从1921年提倡写“美文”并进行创作实践的2年来的作品，都收在《雨天的书》里了。

《雨天的书》有他自己写的两篇序，其中谈到了他所追求的生活情趣和他的美学理想。他写道：

如在江村小屋里，靠玻璃窗，烘着白炭火钵，喝清茶，同友人谈闲话，那是颇愉快的事。

《自序一》

我近来作文极慕平淡自然的景地。但是看古代或外国文学才有此种作品，自己还梦想不到有能做的一天，因为这有气质境地与年龄的关系，不可勉强。像我这样偏急的脾气的人，生在中国这个时代，实在难望能够从容镇静地做出平和冲淡的文章来。我只希望，祈祷，我的心境不要再粗糙下去，荒芜下去，这就是我的大愿望。

《自序二》

周作人所追求的清淡闲适的生活情趣和平淡自然的美学境地是完全一致的。周作人在1921至1925年间写了不少具有反帝反封建意义的、抨击社会黑暗现象的杂文。同一个人在同一时期，一面写短兵相接的战斗性杂文，一面又追求着平淡自然的美学境界，简直使人不可思议。但这正是周作人“在十字街头的塔里”的具体表现，是他绅士和流氓、隐士与叛徒的两面性的具体表现。追求清淡闲适的生活和平淡自然的意境，正是他内在思想中绅士、隐士这一面的要求。他在《雨天的书》的《自序二》中还说：他近来写的有些文字，“照例骂那些道学家的，但是事既无聊，人亦无聊，文章也就无聊了”，因而这些文章都没有编入集子。可见在编集子的时候，他身上的“绅士”占了上风。

在《雨天的书》中，收入了不少周作人刻意追求平淡自然风格的散文，其中不少是成功之作，如《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喝茶》、《苍蝇》等，被历来的评论家们称为周作人的代表作，被举为现代散文的名篇。

周作人这些散文的一个突出特点是朴实自然。没有出奇制胜的构思，没有花哨秀丽的词句，就像谈家常那样娓娓道来，像推心置腹的促膝谈天，读来令人感到亲切。像《故乡的野菜》，从北京买到荠菜谈起，这种荠菜在故乡的田头菜园是随处可见的。由荠菜而谈到马兰头，谈到黄花麦果，谈到艾饺，谈到草紫。这些确实都是故乡常见的野菜。周作人不仅介绍了这些野菜的特点，还写到了怎么搜寻，怎么采集，怎么食用，字里行间更漾溢了生活的情趣。这也更使读者感到亲切。

周作人这些散文富于知识性，也是一大特点。这些知识来自生活，来自民间传说，来自古籍记载，来自外国书刊，不拘一格，只要和所谈的事或物有关，他能旁征博引，把它们组织在一起。如苍蝇，本来人人感到讨厌，没有什么可写的，可他却写得很有特色。他写到了“苍蝇玩物”，在苍蝇背上用月季的刺钉上一片叶子，叶子就在桌上走动；在苍蝇背上竖穿一根细竹丝，在它脚间放一段灯心草，它便上下颠倒的戏弄，孩子们称为“戏棍”。他引用希腊吉亚诺思的《苍蝇颂》，他抄录自己住医院时关于苍蝇的诗。他讲述了希腊的一种传说：苍蝇原是美丽的处女，与月神恋爱，因太喜欢讲话和唱歌，使他不得安息，把她变成了苍蝇。而在诃美洛思的史诗中，却比勇士于苍蝇。他介绍了法勃耳《昆虫记》里关于狡狯的蝇的记述。他摘引《诗经》里关于蝇的诗句，说明“中国古来对于苍蝇也似乎没有什么反感”。日本小林一茶以一切生物为弟兄朋友，苍蝇也是其中之一，他的一首俳句诗写道：“不要打哪，苍蝇搓他的手，搓他的脚呢。”周作人还写到了绍兴小孩关于苍蝇的谜语。关于苍蝇，他竟引来了这么多的知识。读者读了不但长知识，而且趣味盎然。

周作人的散文还不时从字里行间流露诙谐、风趣和幽默。这种流露很自然，绝不是那种矫揉造作的戏谑，使读者更感亲切。如《故乡的野菜》中引述关于黄花麦果的儿歌：“黄花麦果韧结结，关得大门自要吃：半块拿勿出，一块自要吃。”这是极言黄花麦果的好吃，舍不得送人。仔细一想，十分诙谐。在《北京的茶食》中他写道：“我在西四牌楼以南走过，望着异馥斋的丈许高的独木招牌，不禁神往，因为这不但表示他是义和团以前的老店，那模糊阴暗的字迹又引起我一种焚香静坐的安闲而丰腴的生活的幻想。我不曾焚过什么香，却对于这件事很有趣味，然而终于不敢进香店去，因为怕他们在香盒上已放着花露水与日光皂了。”这也是很有幽默味儿的。

周作人刻意把他的散文写得玲珑剔透，是内容和形式一致的。他写的多是日常生活、身边琐事。野菜，茶食，鸟声，苍蝇，喝茶，苦雨，都是生活中极平凡常见的事物，周作人要把这种内容写成美文，他的那些艺术特点就很合适，很和谐。周作人写日常事物时，还不断宣扬他理想的生活情趣。他在《北京的茶食》中写道：

我们于日用必需的东西以外，必须还有一点无用的游戏与享乐，生活才觉得有意思。我们看夕阳，看秋河，看花，听雨，闻香，喝不求解渴的酒，吃不求饱的点心，都是生活上必要的——虽然是无用的装点，而且是愈精炼愈好。

在《喝茶》中，周作人写道：

喝茶当于瓦屋纸窗之下，清泉绿茶，用素雅的陶瓷茶具，同二三人共饮，得半日之闲，可抵十年的尘梦。喝茶之后，再去继续修各人的胜业，无论为名为利，都无不可，但偶然的片刻优游乃正亦断不可少。

这是何等闲适的生活情趣啊！这样的内容和他特有的艺术形式，形成了风格独具的作品。他的散文何尝不追求着成为“愈精炼愈好”的“无用的装点”。对于读厌了内容陈旧形式僵化的八股文的人们来说，周作人的内容平凡形式新颖的散文，无异像空气浑浊的房间里来了一股沁人脾胃的气流。它受到了人们的欢迎。

鲁迅的小说，作为新文学的第一块奠基石，显示了新文学的最初的实绩。刘半农、周作人的新诗，以及稍后的诗人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充实了新文学初期的内容。现在是周作人的艺术性散文，再一次显示了新文学的生命力及其发展前途。散文，作为新文学百花园中的一个新品种，由萌芽而迅速地茂盛起来。不少作家创作艺术性散文，有些作家甚至刻意模仿周作人的风格。

周作人对于散文创作的鼓吹和实践，得到了新文学界的肯定。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这几年来，散文方面最可注意的发展乃是周作人等提倡的‘小品散文’。这一类的小品，用平淡的谈话，包藏着深刻的意味；有时很像笨拙，其实却是滑稽。这一类作品的成功，就可以彻底打破那‘美文不能用白话’的迷信了。”[22]

郁达夫在《中国新文学大系·散文二集》的导言中说：“中国现代散文的成绩，以鲁迅周作人两人的为最丰富最伟大，我平时的偏嗜，亦以此二人的散文为最所溺爱。”他并比较了两人散文的各自特点。他说：“周作人的文体，又来得舒徐自在，信笔所至，初看似乎散漫支离，过于繁琐！但仔细一读，却觉得他的漫谈，句句含有分量，一篇之中，少一句就不对，一句之中，易一字也不可，读完之后，还想翻转来从头再读的。”两人的散文，都有幽默味，但又不相同：“鲁迅的是辛辣干脆，全近讽刺，周作人的是湛然和蔼，出诸反语。”关于周作人散文的富于知识性，郁达夫说：“周作人的理智既经发达，又时时加以灌溉，所以便造成了他的博识；但他的态度却不是卖智与炫学的，谦虚和真诚的二重内美，终于使他的理智放了光，博识致了用。”这些都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朱光潜还专门写了一篇《雨天的书》。他说：“这书的特质，第一是清，第二是冷，第三是简洁。”他细致地分析了这些特点，给予了很高的评价。他说：“我们有许多简朴的古代伟大作者，最近我们有《雨天的书》——虽然这只是一种小品。”[23]

《雨天的书》的出版，标志着周作人的艺术性散文已形成了独树一帜的风格。这是他的散文已走向成熟的标志。他的散文创作，为新文学的建设增加了一块基石。

57.《陀螺》和《狂言十番》

周作人在这个时期，除了写战斗性的杂文、艺术性的散文以外，其主要的文学活动，就要算翻译了。

他在1920年出版译作《点滴》后，译作并不算多，而且内容较杂。这些译作大都收集在1925年由新潮社出版的《陀螺》、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的《狂言十番》中。《点滴》所收的主要是宣传民主主义思想的现实主义的短篇小说，《陀螺》、《狂言十番》所收的大都是希腊、日本的古典文学作品，多数是艺术性的散文、短剧和诗歌。这和周作人当时正在提倡“美文”的文学趋向是一致的。

如果留心一下《陀螺》的细目，就可发现它们虽杂而又和谐，由希腊牧歌、拟曲，法兰西的散文式小诗、田园诗，日本的俳句、短歌等组成。

周作人在《陀螺》的序中说：“集内所收译文共二百八十篇，计希腊三十四，日本百七十六，其他各国七十。这些几乎全是诗，但我都译成散文了。”这些短小精悍的作品，都有诗和散文的意境，都有诗和散文的艺术美。即使是拟曲、小说，也都只有三四百字，语言精练，寓意深刻，发人深思，或诙谐逗人，或隽永耐读。周作人从青年时代起，既翻译同情被压迫被侮辱者的作品，也爱好希腊、日本等国的古典作品。前者和中华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相一致，激发人们的抗争；后者则主要从艺术欣赏出发，以得到艺术享受为目的。这或许也是他身上的绅士鬼和流氓鬼在翻译活动上的表现吧。

对于这些艺术小品，周作人仍然主张他的直译。他在《〈陀螺〉序》中说：“这集子里所收都是翻译。我的翻译向来用直译法，所以译文实在很不漂亮，——虽然我自由抒写的散文本来也就不漂亮。我现在还是相信直译法，因为我觉得没有更好的方法。但是直译也有条件，便是必须达意，尽汉语的能力所及的范围内，保存原文的风格，表现原语的意义，换一句话就是信与达。”这段话也表明了周作人的翻译观。周作人的翻译确是保存了原文的风格，而且译笔还是相当漂亮的。在这里举一点篇幅短小的作品，既可见周作人的译笔，也可见《陀螺》的内容的一斑：

法国约翰保朗俳谐诗二首

谁呢，笑着和你说话？

不，小河的水，

和两三朵的花。

二

北边的空中是烟，

东边的空中是蝴蝶；

真是轻浮的风呵！

日本与谢野晶子诗一首

野草

野草真聪明呵，

在城里野里，留下了人的走路，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公正呵，

什么洼地都填平了，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有情呵，

载了一切的兽蹄鸟迹，

青青的生着。

野草真可尊呵，

不论雨天晴天，总微笑着，

青青的生着。

《陀螺》是多人作品集，但格调、情趣大都一致。《狂言十番》在格调情趣上和《陀螺》有相通之处。狂言是日本古代的一种小喜剧。当初中国的散乐传到日本，流行民间，后来渐渐用于社庙祭礼，扮演杂艺及滑稽动作，称为猿乐。13世纪以后，受了古来舞歌等文学影响，成为一种古剧。猿乐中的滑稽部分则分化而为狂言。狂言常在两剧的幕间演出，运用精练的口语，描画社会上的乖谬与愚钝。周作人先后译出10篇，在刊物上发表，然后编成一集，题为《狂言十番》。他在这本译集的序中说：“我译这狂言的缘故只是因为他有趣味，好玩，我愿读狂言的人也只得到一点有趣味、好玩的感觉，倘若大家不怪我这是一个过大的奢望。”这就说明了他译狂言的初衷，也再一次坦白了他的艺术追求。

58.译作四种

继《陀螺》和《狂言十番》之后，周作人在1927年内，又连续出版了四种译作：《冥土旅行》、《玛加尔的梦》、《黄蔷薇》和《两条血痕》。除《黄蔷薇》外，其余三种大都是近年翻译的。

《冥土旅行》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于1927年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它收入作品有：希腊2世纪哲人路吉亚诺思的《冥土旅行》；19世纪法国生物学家法布耳的《爱昆虫的小孩》；18世纪英国宗教家斯威夫德的《育婴刍议》和《婢仆须知》；14世纪日本和尚兼好法师的《徒然草》。

路吉亚诺思善于写诙谐的讽刺作品。他创造对话体的形式，表现富于哲理的内容。周作人曾译了他的《娼女问答》三篇（即《对话三篇》），发表在《晨报副刊》上，后收入《陀螺》。《冥土旅行》是一出短小的喜剧。它写人死去后，到冥国去的路上种种不同的表现。霸王是被妻子的情人药死的。他非常留恋人间富贵的生活，不断想逃回人间去。穷人皮匠对人间却毫无留恋，他觉得冥国“一切平权”，“很中我的意”：“在这国度里没有讨债的，也不收税；还有更好的冬天没有寒颤，没有疾病，没有上等人的蹂躏。一切都是和平。桌面是翻过来了：笑的是我们穷人；只是那些富人要去呻吟，要觉得不舒服了。”每个人在世间有过什么罪恶，身上都有烙印。哲学家犬儒原有几个烙印，学习哲学后改恶从善，烙印就被磨去了。穷人皮匠毫无烙印。霸王满身都是烙印。最后冥国判官判决：把霸王戴上镣铐投入地狱，并让他永远记得世间的事，使他心头永远受着折磨。这短剧的主旨是很明白的。

法布耳撰有著名的《昆虫记》。周作人曾专门撰文介绍，收入《自己的园地》中。《爱昆虫的小孩》写作者自己少年和青年时期怎样爱上了昆虫的种种经历。他为家里的人和周围的人所不理解，经常受到哄笑和非难，而这些却又使人感到趣味盎然。法布耳说：“倘若我为了学者，哲学家，将来想去解决本能这个难问题的人而著述，我也为了——而且特别为了少年而著述；我想使他们爱那自然史，就是你们使得他们如此厌恶的这一种学问。”法布耳的作品就用了浅近而生动的文体。周作人赞之为“诗与科学两相调和的文章”，并表示“敬爱之意”，而愿意热情地推荐给中国读者了。

斯威夫德的《育婴刍议》和《婢仆须知》，是讽刺文，写得沉痛且辛辣。周作人说，他译这文章的目的，“主要的乃是满足自己感兴的要求”。他又说：“我有这一种脾气，也就成为一种主张，便是创作以及译述应是为自己的‘即兴’而非为别人的‘应教’。这在理论上当然可以容得许多辩驳，但实行上我总是这样做去。我所译的零碎的小篇中，有温存的，有悲哀的，有教训滑稽的，种类不一，便是这个缘故。”这不但表明了他的翻译动机，而且表明了他的“表现自我”的文艺观，是值得注意的。

兼好法师的《徒然草》是文字短小的随笔散文，每则数十字至数百字，记掌故仪式，风土世俗，四季物色，世间人事，也有格言式的教诲。周作人共译了14则。这里选篇幅短的抄录两则，以使读者略窥一斑：

忧患

有遭逢忧患感到悲伤的人，不必突然发心剃发出家，还不如若存若亡的闭着门别无期待地度日更为适宜。显基中纳言曾云，“愿得无罪而赏谪居之月”，其言至有味。

中年

年过四十而犹未能忘情于女色的人，若只蕴藏胸中，亦非得已，但或形诸言词，戏谈男女隐密以及人家闺阃，则与年岁不相应，至不雅观。大抵难看难听的事有这几种：老人混在青年中间，妄说趣话；卑贱人说世间权贵和自己如何要好；穷人好酒宴，铺张宴客。

周作人很喜欢这位14世纪的日本作家的作品。他在这些作品前写了段引言，其中说：“《徒然草》最大的价值可以说是在于他的趣味性，卷中虽有理知的议论，但决不是干燥冷酷的，如道学家的常态，根底里含有一种温润的情绪，随处想用了趣味去观察社会万物，所以即在教训的文字上也富于诗的分子。我们读过去，时时觉得六百年前老法师的话有如昨日朋友的对谈，是很愉快的事。”可见周作人对《徒然草》首先着眼的也还是趣味性。

《冥土旅行》所收都是古典作品。周作人译出它们，并非出于中国现实的需要，而是从个人的艺术趣味上着眼的。这本译文集可以说是《陀螺》的继续。

但从他青年时期以来热心于翻译同情被压迫和被侮辱者的作品的这根线，到这时并没有中断。《玛尔加的梦》就是写被压迫者的抗争的。它是俄国作家科罗连珂结束西伯利亚的流放生活后的第一个中篇小说。小说写西伯利亚森林里最孤独的居民玛尔加，一生几乎都是在使人不敢相信的劳苦和贫困中度过的。他死后却受到阴间大王的审判，被判决来生将去受更凶的悲愁与辛苦。这次他不再消极、颓唐地承受了，而是忿忿地反抗大王的判决。在沙皇的专制统治下，作者所热望的人民的反抗斗争，只好搬到阴间去写。读者都很理解作者的用意。因而小说发表后，就受到人民群众的欢迎和文艺界的好评。周作人在译完这部小说之后写了一篇长长的附记介绍科罗连珂及其创作，特别介绍了《玛加尔的梦》：“俄国的读书界见了这体材的新奇，文体的光明简洁，结末的抒情诗的美，将以前的种种记述都很有深意的照耀着，——他们喜欢得出神了。”这或许也就是周作人翻译这部小说的缘由吧。这部翻译小说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二”于1927年3月由北新书局出版。

过了五个月，1927年8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作人翻译的《黄蔷薇》。这是他1910年用文言文译的旧译稿，1920年8月经蔡元培介绍给商务印书馆的。《黄蔷薇》的作者，是匈牙利诗人裴多菲同时代人、战友育珂·摩耳。周作人将旧译稿重新出版，说明他对这位参加匈牙利革命战争的作家的未能忘情。

《两条血痕》是日本进步作家的短篇小说集。虽然它只是六个短篇，但1927年10月北新书局出版时，用的是厚道林纸，加上布文纸的封面，显得十分厚重。这六个短篇是：

两条血痕（石川啄木）

一日里的一休和尚（武者小路实笃）

婴儿屠杀中的一小事件（武者小路实笃）

某夫妇（武者小路实笃）

潮雾（有岛武郎）

西行法师（长与善郎）

石川啄木生于1886年，死于1912年，以26岁的盛年夭折于反动势力的压迫中。20世纪初，日本革命形势高涨，统治阶级害怕工人阶级的斗争和社会主义运动的汇合，于1910年6月制造了“谋杀天皇”的莫须有事件，第二年1月处决了社会主义运动领袖幸德秋水等12人。这就是震惊国内外的“大逆事件”。在白色恐怖下，日本文坛一度处于沉闷之中。石川啄木不愿颓唐和消沉，他发表了一系列作品，歌颂人民群众运动，预言“时代闭塞的现状”必将结束。他因此遭到反动势力的排挤和打击，在贫病交迫中离开了人世。周作人译过他的诗和短歌多种。《两条血痕》写作者幼年时期周围人们的不幸，很有感人的力量。

武者小路实笃是日本理想主义者白桦派的主要作家。他信奉空想社会主义，曾捐献家产创办新村，为周作人所倾倒。他的作品敢于揭露资本主义社会的黑暗，深切同情劳苦人民。周作人多次向中国读者介绍他和他的作品。

有岛武郎也是白桦派作家，信奉空想社会主义，曾以家产分给佃农，自己靠写作为生。他生于1877年，于1923年自杀身死。他逝世的消息传来，周作人十分震惊，曾写了《有岛武郎》一文发表于《晨报副刊》，以为悼念。年轻时他就喜欢有岛武郎的作品，这次翻译他的作品决不是偶然的。

长与善郎，生于1888年，也是白桦派的代表性作家之一。周作人曾译过他的两个短篇，收在1923年出版的《现代日本小说集》中。《西行法师》是长与善郎自己喜欢的称之为“会心之作”的作品。它写西行和尚遭人造谣、嫉妒、冷落而泰然处之的情境，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社会风貌和世态人情，具有浓郁的生活气息。

周作人在《两条血痕》的《后记》中说：“这一两年来，也未必因为是住在北京的缘故罢，我的心总是不能安静，译述的笔好久不动了，虽然心里未尝没有好几种想译的东西，如梭格拉第的《辩解》等。日本的作品，我也想续译，有几个人的著作我颇喜欢，但是日月荏苒地过去，到现在收集起来，还只有这六篇东西。我觉得不好意思倚老卖老地把‘疏懒衰老’等话头来做口实，总之是自己不大长进之故，虽然因了‘讨赤’的刀枪声把神志震昏了，那也实在很有点关系。”可见，周作人的译作和中国的现实也还是有联系的，白色恐怖的刀光剑影也曾影响了他的翻译。

59.任中日教育会会长

周作人不但翻译介绍日本文学，而且还主张研究日本文化，进行中日文化交流，同时他也竭力反对日本的对华侵略，猛烈地抨击日本的种种侵略行径。

这里先介绍成立中日教育会的事。

早在1923年，北京大学校方找周作人、张凤举、陈百年、沈尹默、马幼渔等人商量日本退还庚子赔款的事。当年八国联军侵略中国，要去一大笔赔款。美国首先发起，将赔款退还中国，用在文化教育事业上，作为文化侵略的手段。接着英法各国声明效法美国的做法。日本不说不退，但又舍不得退，过了几年才成立了一个“对支文化事业委员会”，后又改名“东方文化事业委员会”，是日本内阁政府的一个机关。北京大学希望日本在退还赔款上有所进展。经周作人、张凤举与日本公使馆等方面商议，并于10月间成立了“中日学术协会”。日方参加这个协会的主干是陆军中将、北洋政府军事顾问坂西利八郎和陆军少佐土肥原，还有当时在北京的东京大学教授今西龙、泽村等人。中方参加的是周作人、张凤举、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坂西和张凤举同被选为干事。坂西想拉李大钊参加，但没有成功。这个协会成立后，开过几次会，但没有做出什么事情来。第二年11月间周作人寄去了一封出会声明书，表示退出。这个会实际上也就不了了之地解散了。

日本在中国还设有“东亚同文会”，从事经济文化侵略活动。它在上海、汉口、天津各地设有同文书院，招收日本青年，培养能说中国话、熟悉中国风俗习惯和中国国情的人才，以便在中国各地活动。1925年，该会又想在中国培养能说日本话、为日本办事的人才。他们主动来找原参加“中日学术协会”的一些人，希望成立新的团体，合办学校。几经讨论，1925年9月间成立了中日教育会。中方参加的有周作人、张凤举、陈百年、马幼渔、沈兼士、沈尹默；日方参加的有东亚同文会代表大内江藤、坂西、土肥原等。推举周作人为会长。议定以天津同文学院为基础，成立中日学院，先办中学部，再扩充到大学部，推举沈兼士为院长，陈百年任伦理学教师，马幼渔教国文。教务方面完全由中国人主持，一切都照中国教育部章程办事。周作人等人以为这不失为进行中日文化交流的机会，同时也希望日本政府能通过种种途径退还庚子赔款，因而参与了活动。

中日教育会不像中日学术协会那样短命。1926年8月间的北京报纸上，刊出了《中日教育会启事》，说明了该会的宗旨，全文如下：

我们因为中日两国在历史上地理上都有密切的关系，而在文化上更有割不断的因缘，觉得为彼此的将来计，为东亚大局的前途计，确非互相理解互相提携不可。然而要互相理解互相提携，先得有充分的互相研究。中国古代的文化输入日本最早，中国固有的学术日本人士亦探求不遗余力，日本有一部分人对于现代中国虽或尚少同情的了解，但多数国民对于中国事情都具有相当的常识，至于专门学者的层见叠出，更不待说。中国国民的对于日本不幸恰恰与此相反。说起日本来，差不多没有几个人敢说知道。数十年来留学日本的虽不少，但大都学的是日本从西洋承受过来的东西，不是日本自己的东西，日本的历史地理文学美术宗教等等真正日本的精神文明，从来没有人问津过，因此日本至今还是一个谜似的，因此中国对于日本的毁誉都不得当。这是一个莫大的缺憾。我们认为这个缺憾是应当填补的，而且这填补的工作是刻不容缓的。根据这个意见，我们纠合两国的同志，组织了这个中日教育会，我们会里第一步的事业是设立中日学院。我们诚实的希望，中日学院的设立可以促成将来中国国民对于真日本的剀切的研究，可以增进中日两方的——不是片面的——正确的理解。

这则启事，是否出自会长周作人的手笔，还没有确证。但周作人和启事的观点一致。他还在1926年8月22日出版的《语丝》第93期上发表《亲日派一》大加推荐，说启事所说的，“我觉得都说得很对的”。他还说：对外国，要对抗，要研究；对英，对日，都应知己知彼。在同期《语丝》上，他又发表《亲日派二》，对“亲日派”作了解说。他说：“中国所痛恶的，日本所欢迎的那种亲日派，并不是真实的亲日派，不过是一种牟利求荣的小人，对于中国与对于日本是一样有害的，——一面损了中国的实利，一面损了日本的光荣。”他说，真的“亲日派”，是真正“理解日本国民的真的光荣”，即理解并介绍日本文化——学术与艺文的人。在这样的意义上，还需要“有真能理解及介绍英德法俄等国的文化到中国来的真的亲英、亲德、亲……派”。这也就说明了：他参加中日教育会的活动是要培养能理解和介绍日本文化到中国来的人。

中日教育会的活动并不很多，但从周作人日记中可知道，他不间断地参加它的会议和一些活动。他曾到天津中日学院去演讲一次，见到那里只不过一所中学的规模，要同时办大学是不可能的。不久，陈百年、马幼渔辞去了那里的兼课。沈兼士坚持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也辞去了院长的职务。周作人到那时也不再参加中日教育会的活动了。

60.爱日本，更爱中国

现在要介绍周作人1925、1926年间对日本侵华行径的愤怒抨击。

当时的中国，已成为多家帝国主义宰割的半殖民地，其中以日本帝国主义为最大祸害。历届的北洋政府，几乎都以日帝为后台。国民革命军进驻北京后，它又积极扶持东北军阀张作霖，不但让张作霖进军南满，而且还鼓励其进军关内。“三一八”惨案后，更使中国人民看清了日帝的侵略野心。

就在中日教育会成立不久，周作人于1925年10月3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日本与中国》一文。他强调了“中国在他独殊的地位上特别有了解日本的必要与可能”。他认为：了解日本，研究日本，“把他当作一种民族文明去公平地研究外”，还当特别注意的是，“他有许多地方足以供我们研究本国古今文化之参考”。周作人竭力主张中日文化交流，以促进两个民族的相互学习，共同发展。但周作人不能无视现实，当时日本对中国已有很多侮蔑的事实。他说：“中日间外交关系我们姑且不说，在别的方面他给我们不愉快的印象也已太多了。”有些日本人来到中国，“把中国看作日本的领土，他是到殖民地来做主人翁”，甚至在北京街头也施展其野蛮、暴乱的本性。特别要指责的是，有些日本人在中国办的汉文报，如《顺天时报》，对“中国的事情也要颠倒黑白，如溥仪出宫事件，章士钊事件”，它都站在反动的一边，仇视中国人民。在这种情形下，中国就只会产生“亲日”和“排日”两种人，不可能会有真正研究日本的人，两国的文化交流又从何谈起呢！

周作人的《日本与中国》发表后，在北京出版的日文的《北京周报》转载了此文，并在按语中说：周作人说及的日本浪人和《顺天时报》，“言论荒谬均系误解”，将撰文辩驳。但辩驳文字一直没有出来。周作人就又写了《日本浪人与“顺天时报”》在《语丝》上发表。他再一次指出：北京确有“以北京为殖民地的横行霸道的”日本人。至于《顺天时报》是“根本应该取消的东西，倘若日本对于中国有万分之一的好意”。因为，“《顺天时报》之流都是日本军阀政府之机关，它无一不用了帝国的眼光，故意地来教化我们”，“我们断乎不敢拜受”。接着，周作人表达了他爱日本但更爱中国的心情：

老实说，日本是我所爱的国土之一，正如那古希腊也是其一。我对于日本，如对于希腊一样，没有什么研究，但我喜欢它的所有的东西。我爱它的游戏文学与俗曲，浮世绘，瓷铜漆器，四张半席子的书房，小袖与驹屐，——就是饮食，我也并不一定偏袒公认为世界第一的中国菜，却爱生鱼与清汤。是的，我能够在日本的任何处安住，其安闲决不下于在中国。但我终是中国人。中国的东西我也有许多是喜欢的，中国的文化也有许多于我是很亲密而舍不得的。……因为这个缘故，无论我怎样爱好日本，我的意见与日本的普通人总有极大的隔阂，而且对于他们的有些言动不能不感到一种愤恨。愤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为中国人的自尊心，恨的是因为它摇动了我对于日本的憧憬。……

这是周作人真实心境的自白。他爱日本，珍惜日本的文化，真诚地希望中日文化交流。但在现实面前，他这种想法不免是“书呆子”式的。他决不能“因耽赏它的艺术而容忍其他无礼的言动”。他表示对日本的侵略行径将“以直报怨地分别对付”。正因为这样，周作人在1925年12月28日的《语丝》上发表的《神户通信》的按语中，写到了这样一件事：11月底，北京发起了反奉倒段运动，工界学界游行示威，提出“打倒奉系军阀”、“打倒段政府”、“建设国民政府”、“实行关税自主”、“废除不平等条约”等口号。日本的《大阪朝日》竟大字标题为“赤化的暴动”。周作人说：“造谣本是日本新闻记者的惯技，但这回愈令人深切地感到他们居心的叵测了。”他就此而进一步指出：“有些日本的浪人与支那通在那里高唱什么日支共存共荣，都是完全欺人之谈。老虎把人吃了，使人的血肉化成老虎的血肉，在它的身内存在，这就是共存共荣。”这分析很深刻，比喻也很恰当。周作人接着又指出：“日本对于中国的态度是的的确确的‘幸灾乐祸’四个大字，于中国有利的事以至言论思想，他们竭力地破坏，妨碍，而竭力赞助，拥护有害于中国的人和东西。日本所最希望的事是中国复辟，读经，内乱，马贼……所最看重的人，文的是辜鸿铭，武的是张作霖。”这也是说得一针见血的。当时统治中国北方的，不论是段祺瑞政府，还是奉系军阀张作霖，都是日本帝国主义者们扶植的忠实走狗。日本就成了压制进步势力、鼓动反动力量的总后台。周作人重申：“我是爱日本的，我重复地说。但我也爱中国，因为这是命运指定给我住的地方。”因而，他“有所爱便不能无所恨”。

周作人在1926年1月14日的《京报副刊》上发表《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为甚还不解散？》一文，对日本侵略行径的抨击更为尖锐和有力。从日本支持张作霖进军南满，帮助张作霖打郭松林，日警在奉天站岗，支持李景林守天津等等事件中，周作人认为，“日本谋害中国的意思一天一天的显出来”，是十分明白了。他主张，“有组织与韧性的排日运动”当与1926年的到来而同时兴起。在这场运动中，“我所觉得最重要的是消除中国国民对于日本之信托与亲近，对于日本对华一切行动加以怀疑与反抗，因为日本是根本上不会要中国好的”。要中国人民千万别上“中日亲善”、“共存共荣”等论调的当，要认识到：“日本是真正帝国主义的帝国。”周作人还说：“我们现在的工作是在广播不信托日本的种子，使大多数人民的心里都长出根深蒂固的排日思想，养成反抗日本以及一切内外迫压的力量。”在这样的时刻，“中日之间还办什么鸟文化事业”，日本政府将庚子赔款移办“中日文化事业委员会”“用意何在”？为什么还不解散？中方的委员会应该自动解散或由教育部撤销！

这时日本报纸上出现了两条消息：一条是1926年1月13日的《读卖新闻》上刊登的——“日韩合并之功臣，李完用侯逝世。宫中得到李侯病笃的消息，下赐蒲桃酒一打以当慰问。”在15日的晚报上又登载一段纪事——“朝鲜人朴烈与金子文子将以大逆罪之被告于16日上午10时在大审院刑事大法庭受特别裁判。”周作人为这两条消息写了篇《李完用与朴烈》一文，发表在1月26日的《京报副刊》上。他说：“李完用是把朝鲜送给日本的一个朝鲜人”，“朴烈是对于日皇谋逆的一个朝鲜人”。但是，“我不知怎的，总觉得李完用倒是确实的逆徒，朴烈……总可以说是烈士，更不必说是朝鲜的忠良了”。在日本吞并朝鲜时，固然出了李完用这样的人，但也有像朴烈那样的数百人被杀。“我对于这亡国的朝鲜不能不表示敬意，特别在现今这个中国、满洲的情形，正与合并前的朝鲜相似！”周作人最后发人深思地说：“我们看了朝鲜的往事，不能不为中国寒心。”

在“三一八”前夕，发生了日舰带奉舰入大沽口、炮击国民军的日本新的侵略行径。周作人写了《排日——日本是中国的仇敌》一文。他历举日本在“时时刻刻谋害中国”的事实，义愤填膺地写道：“我只确信日本是中华民国生存上的一个大威胁，大敌人，所以我们为要保存中国起见不得不尽力排日，是的，应当排日在排一切帝国主义之先，并且还当在排英之先。”他主张积极开展排日运动，并主张“对于日本及朝鲜的革命运动加以积极的帮助”。他说：“我们与日本的人民没有恶感，对于日本的文化有相当的尊重，但这个现在军阀资本家手内的日本，因为于中华民国的生长有大危险，不能不出于抵抗之一途，所以排日一事可以说是中华国民的一种义务。”这篇文章主要的矛头是对着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章发表后的第二天，“三一八”运动爆发。

“三一八”惨案以后，周作人也上了拟通缉的名单，可是他仍然敢于抨击日帝的行径。在5月31日出版的《语丝》第81期上，发表《我们的闲话（十一）》，指出日本政府也要“取缔思想”，这真是“昏极亦趣极”，和中国政府，“真是不但无独而且还有偶”！在《语丝》第86期上，发表《我们的闲话（二十一）》，再次抨击《顺天时报》“是日本军阀的机关报”，“专替中国的反动势力说话”，而对于“三一八”这样的大事，却“独不下一字之批评”，可见其一贯的立场！在《语丝》第88期上，又发表《我们的闲话（二十四）》，指出：安冈秀夫所著的《从小说上看出的支那民族性》中，“列举中国人的恶劣根性”，“痛加嘲骂”，失去了诚实和严正，是一种“轻薄卑劣的态度”！周作人还说：“我为爱日本的文化故，不愿这个轻薄成为日本民族性之一。”

正当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在中国扶植走狗，加紧在东北和华北进行侵略行径之时，中国人民抗议日帝的浪潮日益高涨，周作人抨击日帝的文章也接连发表，一篇比一篇深刻、有力。这表明了他的爱国主义思想，表明了他战斗在人民群众之中。

61.办《骆驼》

在与“现代评论派”论争激烈之际，在《语丝》的鼎盛时期，周作人等组成的骆驼社编辑的《骆驼》第一集，于1926年7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了。

早在1924年9月以前，周作人、张定璜、徐祖正三人组成骆驼社，打算办一种纯文艺的刊物《骆驼》，得到江绍源、废名（冯文炳）等人的支持。很可能由于11月间《语丝》创刊，骆驼们都忙于为《语丝》撰稿了，骆驼社的刊物遂没有办成。

成立骆驼社和打算办一份纯文艺刊物的事，却在文艺界产生了一点影响。直到1926年，沈从文在《文社月刊》第7期发表《北京之文艺刊物及其作者》一文中，还提到《骆驼》。文中说：“《骆驼》，两年前，我们就听见人提起过这个名字了，由骆驼社几位骆驼组织。我所知的，只两个骆驼，就是周作人与江绍源。近来，大概他们自己也忘却了，虽然我一个人感到中国出版物缺乏时‘还念到这不能出版的东西’。”文中除“骆驼”的数量（是三个并非两个）和名字（没有江绍源，而有徐祖正、张定璜）有出入外，所言属实。这篇文章，使周作人“且感且惭”。这也有力地促进了《骆驼》的问世。

《骆驼》是方型36开刊物，道林纸精印，内刊精美插图10余幅，全是法国米勒的名画，这是因为刊物收有张定璜译的一篇米勒传。封面草书“骆驼”两字，是沈尹默题字。封面正中是静物水彩小品，是下村泰三的作品。整本刊物是一本书，给人以图文并茂之感。

在第一集中唱主角的是徐祖正（耀辰）。它以主要篇幅发表他的长篇小说《兰生弟的日记》。徐祖正早年留学日本，是创造社成员之一，在创造社早期刊物上发表过作品。1922年回国后，在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任教。1923年经周作人介绍到北京大学任教授，以后一直和周作人是同事。1925年周作人在北京大学开设东方文学系，起初是三个教师，后来是两个教师，就是周作人和他，几年间共毕业了七个学生。1926年徐祖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兼课，和周作人一起参加支持女学生的斗争。现在他们又成了走在同一条道上的骆驼。

在《骆驼》的第一集中，周作人发表两篇译作：一是《希腊牧歌抄》，一是蔼理斯著的《论左拉》。在第一集中发表的，还有沈尹默的《秋明小词》和陶晶孙的《盲肠炎》。

这确是一本纯文艺的刊物，没有触及当时社会弊端的作品，没有社会评论。它的内容和格调是很有特点的。

《骆驼》只出了第一集，创刊号也就是终刊号。三匹发起的骆驼和后来陆续加入驼队的骆驼，如冯文炳等，虽曾几次讨论续出《骆驼》的事，但它还是夭折了。

骆驼们还出版《骆驼丛书》，共3种，扉页上印有编号，为：1.《兰生弟的日记》，徐祖正著，1926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2.《新生》上册，岛崎藤村著，徐祖正译，1927年12月北新书局出版；3.《新生》下册，著译者和出版时间同上。第2、3种在1929年3月还曾再版。这套丛书都是方型24开，道林纸精印，毛边，虽是平装，但有厚实之感。从这套丛书更说明了骆驼队的主角是徐祖正。

《骆驼》虽如流星似的一闪而过，但周作人的参与其间，给人们一个信号：正在全力以赴编《语丝》的周作人，在文艺上还有另一种追求，那就是对于“纯文艺”的向往。他写《雨天的书》，译《陀螺》和《狂言十番》，都是和这种艺术追求一脉相承的。

62.女师大的命运

周作人追求平和淡雅的艺术境界，也追求平和淡雅的生活情趣，但他遇到的社会现实却是严峻而不是平和的。

女师大学生的斗争，后来使杨荫榆去职，章士钊下台，女师大复校。女师大从此名扬四海，但也为反动势力所注目。“三一八”一役，出了刘和珍、杨德群烈士，更使反动势力视作眼中钉。章士钊的继任者任可澄，继承章士钊的衣钵，蓄意要消灭女师大。在女师大毁校一周年的前夕，任可澄终于提出了女师大和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的计划。为了抗议再次消灭女师大的阴谋，1926年8月5日，周作人作为女师大代表（代表共6人），去教育部往访任可澄，未能得见。第二天又去，又未得见。8月22日，女师大针对任可澄的阴谋，举行“毁校周年纪念会”，以示抗议。周作人参加了纪念会，鲁迅也到会并发表了演说。但任可澄并不理会女师大师生的抗议，他已决定将女师大和女子大学合并为北京女子学院，并委派林素园为院长。

女师大师生不执行任可澄的命令，9月4日，召开考试委员会，讨论续招新生的事。周作人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快散时，林素园到来。林早于9月2日来上任，教职员以未接到教育部命令为理由，拒绝为他开启校长室，遭到林素园的呵斥。现在林素园又来了，大家不想见他，就推周作人、徐祖正前去招呼。略谈几句，林素园就露出不逊的态度来，徐祖正也不客气地指出他前天呵斥教职员有失学长身份，两人就此争执起来。林素园突然大叫：“你是共产党，抓！抓！抓！”在旁的军警并不敢抓徐祖正，倒是徐祖正一定要他拿出他是共产党的证据来。最后林素园只得道歉，并称误会，灰溜溜而去。林走后，周作人、徐祖正及其他教师也陆续走了。不料到了下午一时半，任可澄、林素园带领军警40余人，卷土重来，强行接收女师大。

这时，积极支持女师大学生运动的鲁迅已于8月26日离京南下，其他像林语堂等教师也早已离京，学生运动的骨干许广平等也离校的离校，离京的离京。在校师生虽然反对任可澄的阴谋，但已不能组织起像一年前那样规模的斗争浪潮。任可澄的武装接收女师大就成了事实。

面对这样的现实，周作人也无能为力，但他仍用他的笔坚持斗争。他于9月5日写了《女师大的运命》在9月11日出版的《语丝》第96期上发表。他写道：“女师大又完了。去年被章士钊刘百昭杨荫榆用武力解散，今年又被任可澄罗惠侨林素园用武力接收，前后相距只有一年零十天，女师大真可谓多难了。”但“这并非偶然”，周作人分析说，罗惠侨是去年北大“反反章士钊”的17教授之一，现在他当了教育司司长，当然要竭力推行“大虫政策的继续”的；而“任可澄林素园是吴大帅的秘书”（吴大帅即吴佩孚），更不用说了。北洋军阀政府像走马灯似地换人，教育部也换了人马，但换汤不换药，它们的性质没有变。“在这个状况之下，总之女师大是有着非灭亡不可的运命”，“所以我们无所用其惋惜或是惊诧”。周作人对这件事的承续性的分析是深刻的。

接着，在《语丝》第98期上，周作人又发表《章任优劣论》。他写道：“章士钊卑谄无耻，说诳胡为，已经不堪了，但是他还有作恶的才干，比别人尚胜一筹，他解散女师大，因为女师大有风潮，与他立于敌对的地位，解散之后他一面筹款建立女子大学，一面筹款付清女师大的积欠，这种手腕究竟是可佩服的，无论他是大虫，在别的事件上应该被人唾弃。”可是任可澄呢？一是“不看见他为国立学校筹过一文钱”，解散女师大后“他还把女师大应得的款项分给‘女子学院’去”，却不付教职员的旧欠；二是“这回的女师大可是并不闹风潮”，实在是“无事自扰”。与章士钊相比，“手腕太不高明了”。周作人的结论是：“据说有一代不如一代的定律”，教育总长也是“每下愈况”了。

解散女师大的事件却还在发展。在1926年10月16日出版的《语丝》第101期上，周作人又发表题为《任可澄与女校》的短简。它披露：任可澄解散女师大后，又和女子大学闹翻了。女大不愿和女师大合并而成立北京女子学院，要求独立，还为动用教育部房屋而大闹交涉。任可澄说女大毁坏公物，值9000元，要在女大经费中扣下。可见任可澄的“无事自扰”还在发展。周作人在披露上述事实后说：“我真觉得奇怪，为什么任可澄做了一任教长，别的事都不管，专门同女校争斗？这很有点神秘。”这是再一次证实教长作恶的才能的“每下愈况”。

任可澄的无耻无赖而又无能却还在继续表演。11月21日出版的《语丝》第107期上，周作人又发表题为《言语道断》的书简。它记录了一件事：任可澄的教育部向俄款委员会提出，该会原发给女师大的款项，“全数送交本部支配，本部对于女师大教职员旧欠，自当公平处理”。为了这笔款项能到手，他居然举行已被解散的女师大成立八周年纪念。周作人说：“任可澄林素园分做了院长部长，然纪念起女师大八周年来，一面又不承认女师大的旧欠，一面又伸手强讨俄款。”这真是利令智昏，但亦可怜。周作人就此进一步证实说：“任可澄学不到大虫的能干有手腕，只学得他的无耻与无赖。”“无耻无赖到这个地步，还有什么话可说，古人所谓言语道断，此之谓欤。”

周作人的这一系列揭露和抨击，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北洋政权的反动本质，有助于人们进一步认清当时教育界当权者们的卑劣与无耻。但是女师大已无可挽回地被反动势力绞杀了。而为女师大抗争的，也只有周作人等少数几个人了。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实。

63.悼念李大钊

现实生活并不平和冲淡，更严峻的事实还在后面。

北京的政局在动荡中。1926年4月段祺瑞下台。奉系军阀张作霖和直系军阀吴佩孚联合进攻北京的国民军，并进入北京。张作霖进入北京后，就以“取缔宣传赤化”为名，在文化界实行白色恐怖统治。当月，封闭《京报》，逮捕《京报》经理兼总编辑邵飘萍，并即将邵枪决。鲁迅等一大批文化人被迫离家避难。8月，枪杀《社会日报》主笔林白水，逮捕《世界日报》主笔成舍我。1927年4月6日，张作霖逮捕了李大钊，并于28日秘密处以绞刑。同时牺牲的还有19名革命者。

李大钊的被绞，震惊了全国人民，激愤了全国革命者。周作人作为进步的文化人，作为李大钊的老朋友，是满腔义愤的。

李大钊逮捕的那一天正好是清明节，这天又称植树节，学校放假一天。周作人约了几个人同到海甸去找尹默的老兄沈士远。同时孔德学校的学生也往那里去找老同学。这是郊区春游的盛日。李大钊的大儿子李葆华是孔德学校的学生，那天也去海甸了，并在沈士远家过夜。周作人等人当天回城，看到报纸，大吃一惊：张作霖在这天前夜袭击苏联大使馆，逮捕了一大批国共合作的人，其中最突出的是李大钊。沈尹默见报后赶紧打电话给他老兄，叫他隐匿李葆华，暂勿进城，也不要外出，防备张作霖进行株连。这样过了两个星期。可是海甸的侦察队就在沈士远家近旁，李葆华在那里并不安全。沈尹默就与周作人商量，要他去燕京大学上课的时候，顺便带李葆华进城，就住在周作人家里。第二天，周作人就照办了。哪知次日（4月19日）看报，又吃了一大惊：反动派已于昨天对李大钊执行了绞刑。报上第一版大字标题的新闻，而且还登出了李大钊和路友于、张挹兰等几个人的照片。这事如何告诉李葆华？他每天早饭后是要到周作人书房来看报的。周作人打电话给沈尹默，沈立即赶到周家。两人商量后，决定把这事件告诉李葆华。他们先对他安慰几句，并说令尊为主义而牺牲是有觉悟有准备的。李葆华却早有思想准备，听他们说了后十分沉着，就仔细看报，看报后默然而退。李葆华在周作人家里住了一个多月后，沈尹默把他化名为杨震，和孔德学校的一批学生一起，送去日本留学。

沈尹默、周作人和李大钊都是《新青年》时期的朋友。他们并不信奉共产主义，但他们理解李大钊的信仰和事业。周作人在理论上希望通过和平手段实行社会主义，但并不反对共产党人的活动，而且还拥护北伐。

在白色恐怖之中，在张大帅到处捕人的北京城中，周作人毅然在1927年5月14日出版的《语丝》第131期上，发表题为《偶感》的悼念李大钊的文字。他说：“李君以身殉主义，当然没有什么悔恨，但是在与他有点戚谊乡谊世谊的人总不免感到一种哀痛，特别是关于他的遗族的困穷，如有些报纸上所述，就是不相识的人看了也要悲感。——所可异者，李君据说是要共什么的首领，而其身后萧条乃若此，与毕庶澄马文龙之拥有数十百万者有月鳖之殊，此岂非两间之奇事与哑谜欤？”当时报纸上已报道，李大钊家“室中空无家具，即有亦甚破烂”，李夫人被释“回家后，仅一元之生活费”。李大钊每月工资一百二十元，除家用二三十元外，其余常用来接济穷困青年和革命者，或作革命活动经费。周作人有意提出了问题而没写答案，是要人们去深思：李大钊追求的是什么？从而使人们更同情和崇敬李大钊。在悼念文章中，周作人还写到他认识的张挹兰。她家里还有高龄老母。周作人悼念逝者常会想到他们的家属，这是人道主义者的本色。但这次他却笔锋一转，写道：“老人经过的事情也很多了，知道在中国是什么事都会有的，或者她已有练就的坚忍的精神足以接受这种苦难了罢？”这就更使人们同情和感慨。周作人在文章结束时说：他想起了两篇小说——安特莱夫的《七个绞犯的故事》和梭罗古勃的《老屋》，但没有勇气去读。这两篇都是写沙皇的暴政的。周作人这是暗示读者进行联想：张大帅的暴政和沙皇有什么两样！

同期《语丝》上他还发表《日本人的好意》一文。日本人办的汉文报《顺天时报》发表短评，说什么：“李大钊是一般人称之为‘学者’的，……如果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以此文章和思想来教导一般后进，至少可以终身得一部分人的信仰和崇拜，如今却做了主义的牺牲，绝命于绞首台上，还担了许多的罪名，有何值得。”又说什么：“不过因为思想的冲动，以及名利的吸引，所以竟不顾利害，甘蹈危机，他们却万不料到秘密竟会泄漏，黑幕终被揭穿的。”短评最后还学着中国人的口气说什么：“奉劝同胞，在此国家多事的时候，我们还是苟全性命的好，不要再轻举妄动吧！”周作人的文章就是针对这篇短评而写的。他指出：“你看，这思想是何等荒谬，文章是何等不通。”“日本帝国主义的宣传队以新闻或学校为工具，阳托圣道之名，阴行奴化教育，《顺天时报》历年所做的都是这个工作，这回的文章亦其一例。”然后，周作人就对短评的谬论逐条予以驳斥。所谓“苟全性命”云云，周作人指出：这是劝我中国“同胞”，“趁早养成上等奴才，高级顺民，以供驱使”。周作人又进一步指出：日本民族中也很有些人不喜欢“苟全性命”的，如明治维新时期的志士，如果“个个觉得去为主义而牺牲‘有何值得’”，恐怕日本未必会有今日！“日本之所以得有今日者，一半固然由于别的种种机缘，一半岂不是也由于那些维新志士，‘不顾利害，甘蹈危机’，尊王倒幕，为幕府所骈诛而不悔，始得成功的么？”日本自己的历史上有这样的事例，“而独来教诲中国人‘苟全性命’，这不能不说是别有用意，显系一种奴化的宣传”。周作人的驳斥很有道理，同时在驳斥中也肯定了李大钊是为革新中国而牺牲的，正像和明治维新的志士们为维新日本而牺牲一样。至于“如肯自甘淡泊，不作非分之想”云云，更不值一驳。《顺天时报》曾登过消息说李大钊身后萧条。请问：“身后萧条是淡泊的证据，还是不甘淡泊的证据呢？”周作人最后说：“日本人对于中国幸灾乐祸，历年干涉内政，‘挑剔风潮’，已经够了，现今还要进一步，替中国来维持礼教整顿风化，厉行文化侵略，这种阴险的手段实在还在英国之上。”（周作人说“英国是帝国主义的魁首”。）周作人对《顺天时报》的驳斥，指出了日本的侵略用心，也高度评价了李大钊牺牲的意义。

有人说，周作人对李大钊的态度“纯属私人感情”，这是很不全面的。周作人对李大钊不可能全面认识，但他知道李大钊是“为主义牺牲”的革命者，是为探求中国之道路的革命者。他为此而悼念，为此而痛惜。无论如何，周作人当时是明白是非的进步文化人。

64.斥《顺天时报》

周作人多次驳斥过《顺天时报》。凡是中国发生了反动事件，《顺天时报》就大为称赞，极表支持；而当中国发生革命动向，《顺天时报》就大肆攻击。对于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顺天时报》极尽造谣攻击之能事。身居北京的周作人，多次揭穿该报谣言，并加以痛斥，表明他对南方的革命遥寄希望。

当革命力量集中在武汉以后，国内外反动派对武汉大肆造谣攻击。《顺天时报》是这大合唱的一员。1927年4月12日，该报以大字标题刊出《打破羞耻》的新闻，说“日前武汉方面曾举行妇女裸体游行”，“游行时绝叫‘打破羞耻’之口号”。该报还特地做了一篇短评，煞有介事地说：“此真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为此，周作人在4月23日出版的《语丝》第128期上发表《裸体游行考订》一文，指出：这类新闻“多是靠不住的”。接着他说：“《顺天时报》是日本帝国主义的机关报，以尊皇卫道之精神来训导我国人为职志的，那么苟得发挥他的教化的机会当然要大大利用一下，不管他是红是黑的谣言。”至于“此真为世界人类开中国从来未有之奇观”，周作人说，“在中国是否从来未有我不能断定，但在世界人类却是极常见的事”。即如近代日本，直到明治维新以后，好几种记载记展览女阴的事，门票每人八文。还有武汉实行“公妻”的说法，也是一种谣言。这在日本倒也是有的。他说：“日本现行的卖淫制度内”，“娼妓在一夜中顺次接待多数的客”，这倒真是“俗恶的公妻主义”。周作人进一步分析道：“这样的公妻实行，在文明国家却都熟视若无睹，这是什么缘故呢？或者因为中间经过金钱交易，合于资本主义罢，正如展览之纳付八文钱，便可以不算是百鬼昼行了。”原来，裸体、公妻，是造谣者们自己有的事，是资本主义国家中常见的事。造谣者们之所以要造“裸行”、“公妻”的谣言，无非是想中伤中国的革命者是怎样的荒唐，怎样的不合于人间情理，以激起人们的怀疑、反对。周作人出而辟谣，并勾勒了造谣者们将资本主义社会中常有的事加诸革命者身上的鬼蜮伎俩，不能不说是他对于革命者的爱护，对于造谣者的义愤。

《顺天时报》在造武汉裸体游行的谣言之后，又“宣传武汉女子洗澡叫伙计擦背等事”。周作人在《语丝》第133期上发表《擦背与贞操》一文，诘问道：“我不知道作这样宣传的日本人是何心理，到底是昏愦呢，还是卑劣？该日本人等来中国宣扬德化，维持礼教，当然以上国的文明为模范，但我要请教日本人，在贵国澡堂里是不是普通悉以男人为女子擦背，在贵国是不是有‘三助’这个名称？”周作人愤慨地说：“《顺天时报》真可以说是世上绝无仅有的国际黄色新闻，由日本人在中国用中国文发行，专以侮辱中国，奴化中国人为事的，其荒谬狂妄真是言语道断！”

周作人还写过一篇专门声讨《顺天时报》的文章，那就是发表在《语丝》第146期上的《再是〈顺天时报〉》。周作人写道：“日本汉文报是日本侵略扰乱中国之最恶辣的一种手段，《顺天时报》则是此类汉文报中之最恶辣的一种。”“他除了做本国军阀政府的机关之外，又兼代中国的各反动势力鼓吹宣传，现在已成为某派的半官报。”这里所说的某派当指奉系军阀。周作人又写道：“日本汉文报之胡闹已是有目共见的事实，只要不是媚外的政府就应该依法取缔的，不必等我们来引经据典地揭发它的恶迹。”当时北京是奉系控制的政府，不但“媚外”，而且还是日本的走狗。因此《顺天时报》仍然作恶多端而活下去。

周作人对《顺天时报》驳斥的文章有几十篇之多。这里只介绍这么二三篇，是为了从中窥看周作人当时的民族自尊心，当时对帝国主义文化侵略的痛恨，同时还可窥看他对南方革命运动的态度。

65.抨击国民党“清党”

北方的军阀在杀人，南方国民党也杀人了。对于国共合作的两党，周作人曾寄予希望。在悼念李大钊的文字里，他也同时悼念与李大钊一起牺牲的国民党人，并崇敬他们。在北伐战争节节胜利的途中，上海发生了“四一二”事变，接着各地“清党”，这使周作人大为失望。随着国民党反动派血腥屠杀的愈演愈烈，他的愤慨也与日俱增，终于产生了一系列抨击文字。

周作人首先在《语丝》第132期（1927年5月21日出版）上发表《愚见》一文。此文写得很有意思，篇幅也很短，全文抄录如下：

近来承南方的朋友，上海的U君L君，广州的T君、UC君等来信，告诉我们“清党”的残暴手段，因为在那边没有发表的自由，要求代为发表。我很抱歉没有这样办。我相信诸君所说大抵是真的，我们对于国共两党的不合理的事都觉得应该非难；其次，在北京的确很有这个自由，要反共反国完全随意。但是我想不利用这个自由。我有一种愚见，很自由的言论是没有什么意思的，于不自由中说得几分的自由话这才有点兴味，所以现在北京可以自由地说，而且说了或者更可以得当局嘉许的话，暂且拟不说，——但也并不是绝对的，不过暂且留起，到得较不自由的时候再来说罢了。

五月十日，病中，于北京。

这篇文章很及时地披露了南方国民党反动派对共产党员的所谓“清党”的残暴手段。上海、广州等地已寄来了四五篇这方面的来信来稿，可见“清党”在各地的普遍。但周作人不予发表。北京是在老军阀的统治下，抨击国民党不但自由，还会得到嘉许。然而，周作人决不愿意在某种指挥刀的保护下去抨击另一种指挥刀——即使在客观上会被人看成这种现象，他也决不愿意去做。因此，他对国民党“清党”的残酷，虽予揭露，却还是克制的。

可是，周作人的节制是有限的。他的学生，他的朋友，不断地在“清党”中被杀，他在悲愤中，忍不住进行抨击。《语丝》第140期上，他发表《偶感之三》，说：“听到自己所认识的青年朋友的横死，而且大都死在所谓最正大的清党运动里，这是一件很可怜的事。”接着他列举了几起优秀青年被杀的事实：“燕大出身的顾千里、陈丙中二君，是我所知道的文字思想上都很好的学生，在闽浙一带为国民党出了好许多力之后，据《燕大周刊》报告，已以左派的名义被杀了。北大的L君在北京被捕一次，幸得放免，逃到南方去，近见报载上海捕‘共党’，看从英文译出的名字恐怕是她，不知吉凶如何。普通总觉得南京与北京有点不同，青年学生跑去不知世故地行动，却终于一样地被祸，有的还从北方逃出去投在网里，令人不能不感到怜悯。”这样，南方的国民党统治和北方的军阀统治不是一样了吗？南北方反动派不是联合起来镇压革命者吗？周作人在文章的结尾时说：“南方的杀人者是何心理状态，我们不得而知，只觉得惊异：倘若这是军阀的常态，那么惊异也将消失，大家唯有复归于沉默，于是而沉默遂统一中国南北。”明白了南方的杀人者也是军阀，就不必惊异了。这样，新老军阀就统一了中国。当一般人对南京国民党政府还认识不清时，周作人就指出了他们对革命力量的态度和北方老军阀是一丘之貉，这不能不令人佩服他的敏感。国共合作进行北伐的事业中，共产党人做了很多工作，现在取得了初步胜利，国民党就进行“清党”，残杀共产党人，这是不义，因而周作人忍不住要进行抨击，表现了他的正义感和政治观。

在同期《语丝》上，周作人又发表《人力车与斩决》一文。胡适在上海发表演说，说中国还容忍人力车，不能算是文明国。周作人借此提出诘问：罗织与拷打不说，就杀人而论也实在太多了。“以我贫弱的记忆所及，《青天白日报》记者二名与逃兵一同斩决，清党委员到甬斩决共党二名，上海枪决五名姓名不宣布，又枪决十名内有共党六名，广州捕共党一百十二人其中十三名即枪决，……清法着实不少，枪毙之外还有斩首；不知胡先生以为文明否？”周作人进一步指出：斩首是清朝的一种刑法，到清末假维新时似乎废过，孙中山创建民国以后肯定是废除了。人力车应废，斩首何以不应废？至今还在斩首，是文明还是野蛮，周作人在表面上是诘问胡适，实际上是在诘问国民党反动派。

在《语丝》第141期（1927年7月23日出版）上，周作人又刊出了往来通讯。在署名“荣甫”的来信中披露了：清党（即北方所谓讨赤）中残杀异己，南京一处已死千八百人，上海二千余人。周作人在复信中说：“要不要清党，我们局外人无从说起，但是那种‘割鸡似地’杀人的残虐手段我总不敢赞成：白色恐怖决不会比赤色的更好。”

蒋介石在南京建立反动政权后，国民党内派系林立，互相倾轧，和北方老军阀又有各种勾结和妥协。在《语丝》第148期上，周作人以“山叔”的笔名发表《火山之上》一文，说：“在北京谈论南方似乎是比较地自由的事，但自奉宁合作、奉汉妥协的声浪起来以后，这种谈论也多少含有危险性了。”这是对南北方新老军阀勾结的讽刺，也是对北京现实的揭示。他又说：“对于日本人与南京政府都要说些闲话，真是危乎殆哉，有如跳舞于火山之上了。我们既非受有第三国际的训令，又不是郭沫若部长所派遣，何苦来担受这种风火，弄得一口杂和面都吃不成，将为陈群杨虎所清出。啊呀，还不如趁此刻闭起鸟嘴，爬下火山来吧！”这也是对白色恐怖下的北京现实的讽刺。日本人是当时统治北京的奉系军阀的后台老板，当然不能说闲话。而南京政府正在反共清党，随便议论，就有“共党”嫌疑，而“共党”在北京也是要镇压的。郭沫若在北伐战争中任过政治部宣传科长、行营秘书长、总政治部副主任和主任等职，在北京误传为“部长”。他是文坛所熟悉的诗人，写上他，涉笔成趣。杨虎、陈群是国民党在上海负责“清党”的刽子手，人们有“狼虎成群”之称。周作人有意点一下这两人的名字，以表示刽子手的“威震四方”吧。至于“爬下火山”云云，也是周作人的真实思想。他越是想过宁静冲淡的生活，而现实越是像火山。

然而，周作人并没有立即“爬下火山”。他于9月24日出版的《语丝》第150期上，又发表《考囚徒》一文。报载湖南当局出题要共党囚徒作文，“文佳并宣誓脱党即释”，这实际上是要党人写悔过书。周作人指出：这种办法，“是师法洪宪政府令国民党员自首的故智，实行反‘士可杀不可辱’的政策的”。

在《语丝》第151期上，周作人发表《南北之礼教运动》一文。文中引用南京朋友来信，说江苏中山大学招生，“凡新生国文卷用白话写者一概不敢”。又引用上海朋友来信，说湘省已“通令秋丁祭孔”。然后周作人写道：“吾尝叹北方诸事落后，即复古反动亦不彻底，将来讨赤禁白之大业恐须成于南方青年同志之手：不幸而吾言中。”这是揭露和鞭挞国民党反动派正在掀起尊孔崇儒的复古运动。

同期《语丝》上，周作人又发表《怎么说才好》一文。文中引述了这么一件事：“因一个初中一年级生是CY的关系，就要逮捕其母。”“连古人所说的‘罪人不孥’这句老生常谈还不能实行”。针对国民党反动派的大株连大屠杀，周作人写道：“我觉得中国人特别有一种杀乱党之嗜好，无论是满清的杀革党，洪宪的杀民党，现在的杀共党，不管是非曲直，总之都是杀得很起劲，仿佛中国人不以杀人这件事当作除害的一种消极的手段（倘若这是有效）；却就把杀人当做目的，借了这个时候尽量地满足他的残酷贪淫的本性。”任何统治者杀人自然都是有目的的，但国民党反动派的杀人之多，简直只能用“残酷贪淫的本性”来加以说明了。周作人又说：“吴稚晖忽然会大发其杀人狂”，“蔡孑民胡适之辈身在上海，又视若无睹，此种现象，除中国人特嗜杀人说外，别无方法可以说明。”周作人之所以点了吴、蔡、胡的名，因为他们当时都是主张“清党”、支持“清党”的。于此也可见周作人在政治上远比他们进步。

在《语丝》第153期上，周作人又发表《功臣》一文，其中说：“南方之事全败于清党”。“共党之死者固不少，而无辜被害的尤多，凡略有桀骜不羁之青年非被屠杀亦在逃亡，而土豪劣绅乃相率入党”，“党既以清而转浑，政治军事均以不振，北伐事业转为一场春梦”，“多年的北伐计划至此完全停顿”。周作人所写的情况，历史早已证明完全合乎事实。从这短短几句话中，也透露了周作人对国民党变质的惋惜，对北伐停顿的义愤，和对共产党人的同情。周作人还认为，造成这样的政治局面，主张“清党”的“吴蔡诸元老”负有重要的责任，他们而且“在江南组织政府，奉总司令于政府委员之上”。这里所说的吴、蔡即指吴稚晖、蔡元培，总司令即蒋介石。他们是“清党”的功臣，还是历史的罪人？

总之，在国民党反动派发动政变，进行“清党”，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者时，周作人是旗帜鲜明地予以抨击的。同时，他总是把北方军阀联系在一起抨击的。他决不愿意因抨击国民党而取悦于北方军阀，这也是他始终坚持的。而对于吴稚晖、蔡元培、胡适等人的批评，更表现了他政治态度的坚决和胆识，是难能可贵的。

66.《语丝》被禁

在当时的北京，敢于抨击军阀政府，敢于抨击章士钊、陈西滢等人，敢于抨击日本帝国主义者的文武侵略行径，敢于抨击国民党反动派“清党”暴行的，是《语丝》周刊。在《京报》被封，邵飘萍、林白水被杀，成舍我被捕后，《语丝》不改其面貌，仍然在读者中流行。《语丝》从创刊后，以自己的特色，得到了越来越多的读者。后来的读者常要补全前面的刊物，以至《语丝》创刊号再版了七次，共印了1.5万份。《语丝》越来越为社会各界所重视，也必然越来越为军阀政府所注目。1927年10月，张作霖政府终于查禁《语丝》，并查封了北新书局。

这是意料中的事。北新书局的主持人李小峰眼看北京白色恐怖越来越严重，早已分出一部分人力物力，在上海成立北新书局分店。北京总店被封，他们立刻转移到上海，以后上海成了总店。

《语丝》的被封是语丝同人们的光荣，是主编周作人的光荣。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不愿意在有权者的刀下，颂扬他的威权，并奚落其敌人来取媚，可以说，也是‘语丝派’一种几乎共同的态度。所以《语丝》在北京虽然逃过了段祺瑞及其吧儿狗们的撕裂，但终究被‘张大元帅’所禁止了，发行的北新书局，且同时遭了封禁，其时是一九二七年。”鲁迅所说的“共同的态度”，当然包括周作人在内，而且突出表现的也是周作人，因为许多尖锐地针对黑暗势力的文章是他写的，他还是刊物的主编。《语丝》时期，是周作人在“五四”以后继续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的时期。这个时期，他虽然自我解剖：在他身上存在着叛徒和隐士的双重精神，或者说存在着绅士鬼和流氓鬼，但总的说来，还是叛徒和流氓鬼占着主要的地位。

当时周作人在读者中，特别在青年读者中，比实际上的存在要革命得多，红得多。有人怀疑他是共产党人，甚至有的小报造谣《语丝》拿卢布津贴。北大有个学生曾找到周作人，说自己已加入了共产党，请转言李大钊，能给他找点工作做。于此也可见周作人当时在学生心目中的色彩。

《语丝》是第154期出版时被禁的。这期集中发表了鲁迅的多篇杂文：《扣丝杂感》、《“公理”之所在》、《可恶罪》、《“意表之外”》、《“新时代”的避债法》。还发表了周作人的《蒙氏教育法序》和一些来信的按语。《语丝》的被禁，可能不是因为这些文章，而是反动派早有计谋在这期下毒手了。

《语丝》被禁后，已经编好稿子的第155期、第156期，就改在上海出版。这两期并没有太尖锐的文章。《语丝》本来也不是每期都有尖锐的文章的。

《语丝》在北京被禁后，李小峰一面忙着善后工作，一面筹划在上海复刊。李小峰要求鲁迅承担复刊的工作。鲁迅在《我和〈语丝〉的始终》中说：“小峰有一回到我的上海寓居，提议《语丝》就要在上海印行，且嘱我担任编辑。以关系而论，我是不应该推托的。于是担任了。”

鲁迅编的《语丝》从1927年12月17日出版的第4卷第1期起。为了使新老《语丝》衔接好，这期《语丝》上刊出了启事：

启事一

本刊开张以来，已历三年，货真价实，四远驰名。为答报主顾诸君盛意起见，特自四卷一号起，扩充内容，改良形式，纸张印刷，力求美观，价目亦略加提高，改订如左：

零售：门售六分，外埠七分（连邮）。

订阅：半年一元五角，全年二元八角，国外半年加邮八角，全年一元五。

注意：凡已定阅及在阴历年内定阅者，概不加价。

这是向读者说明《语丝》从北京到上海，主编易人，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所改变。新出版的这期《语丝》还刊出另一则启事：

启事二

本刊因在北京出版有困难，以后委托上海北新书局发行；又因北京北新书局所存语丝定户清册业被封锁，请以前定阅本刊诸君，将定单及通信地址寄交上海新闸路仁济里北新书局，以便续寄。外来投稿，在社址未定之前，暂请寄交上海北新书局收转。又一四一以后，一五四以前各期语丝，亦一时难以取出，凡有漏寄者，待重印后补寄。

这是向读者说明《语丝》在北京被封，已迁到上海编辑出版。因为南北方反动派在压制进步上是一致的，所以只好说得隐晦些。但在读者，已经明白了。

在上海出版的《语丝》上，周作人仍继续写稿。他把稿件寄给李小峰，由李小峰直接编入刊物。以后他的投稿逐渐减少，1929年只寄过一篇，在实际上已离开《语丝》了。

上海的《语丝》，在内容和形式上，都不及周作人主编的活泼。1929年起由柔石编辑，和当初《语丝》的内容更有了明显的不同。1930年3月，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成立，鲁迅、柔石都是左联成员。《语丝》不可能成为左联机关刊物，出至第5卷第52期，就无疾而终了。

67.《泽泻集》

继《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之后，周作人的第三本散文集《泽泻集》，于1927年9月，由北新书局出版了。

这是一本散文选集。他从过去的散文中选出一部分，加上选自近年所写的几篇，共22篇编集而成。周作人在序中说：“近来所写只是感想小篇，但使能够表得出我自己的一部分，便已满足，绝无载道或传法的意思。有友人问及，在这一类随便写的文章里有那几篇是最好的，我惭愧无以应。但是转侧一想，虽然够不上说好，自己觉得比较地中意，能够表出一点当时的情思与趣味的，也还有三五篇，现在便把他搜集起来，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一。”可见本集所选是他自己“比较地中意”的作品，这就值得重视。

本集选自《雨天的书》有：《苍蝇》、《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茶》、《苦雨》、《死之默想》、《唁辞》等七篇。这些都是周作人的名篇，前六篇都以日常生活为题材的冲淡平和的散文，后一篇是纪念孔德学校的一位学生的，虽是深切的悼念，但也写得很平淡，没有伤感的词句。周作人自己也喜欢这些散文，可见它们确是代表作。

选自《雨天的书》的还有一篇《〈雨天的书〉序》。它实在也是一篇很好的散文，记下了雨丝不断的日子里，心思散漫，不想做正经的工作，就随便写两行的心情。同时，作者也抒述了他对于江村小屋，烘着火钵，喝清茶，谈闲话的生活情境的向往。这也正是他的散文所追求的意境。

选自《自己的园地》的，只有一篇《镜花缘》。这是一篇忆述童年读《镜花缘》的散文。但它实在也是一篇读书札记，旁征博引地涉及了古今中外的很多著作中的故事，读来不感厌烦而饶有情趣。

在新写的散文中，最著名的是《乌篷船》，它是公认的周作人散文的代表作，凡选周作人的散文都要选到它。它只2000来字，是给朋友的一封信。朋友要到绍兴去，请周作人指点，应该怎样去玩。周作人向他介绍绍兴水乡特有的交通工具——乌篷船，以及坐着乌篷船怎样的游山玩水：

你坐在船上，应该是游山的态度，看看四周物色，随处可见的山，岸旁的乌桕，河边的红蓼和白苹，渔舍，各式各样的桥，困倦的时候睡在舱中拿出随笔来看，或者冲一碗清茶喝喝。……夜间睡在舱中，听水声橹声，来往船只的招呼声，以及乡间的犬吠鸡鸣，也都很有意思。雇一只船到乡下去看庙戏，可以了解中国旧戏的真趣味，而且在船上行动自如，要看就看，要睡就睡，要喝酒就喝酒，我觉得也可以算是理想的行乐法。……

这是何等平静淡泊的自然景色，又是何等悠闲自在的生活！它曾激起了多少读者心向往之的共鸣！

在新写的散文中，还有一篇《谈酒》。它是和《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吃茶》等篇一样，是娓娓动人的知识小品。

《爱罗先珂君》是一篇写人的散文。散文不外乎写景抒情的，写人述意的，以及知识性的随笔。周作人的散文，不论写景的，还是写人的，都喜欢旁征博引，写成随笔的色彩。这篇《爱罗先珂君》是由三篇写于不同时候的散文组成，记述了这位盲诗人住在北京时的生活，以及对他的怀念。

《泽泻集》收有两篇序文，一篇是前面提到的《〈雨天的书〉序》，一篇是《〈陶庵梦忆〉序》。周作人写的序跋文不少，为什么特地选入《〈陶庵梦忆〉序》呢？因为他很喜欢张岱（张宗子）的散文集《陶庵梦忆》。这不仅是集中所记多是江南风物，其中一部分是绍兴的事，而且还由于他喜欢张宗子的淡泊朴实的文笔。他说：“张宗子的文章是颇有趣味的，这也是使我喜欢《梦忆》的一个缘由。”又说：“他的洒脱的文章大抵出于性情的流露，读去不会令人生厌。《梦忆》可以说是他文集的选本，除了那些故意用的怪文句，我觉得有几篇真写得不坏，倘若我自己能够写得出一两篇，那就十分满足了，但这是歆羡不来，学不来的。”可见他对张宗子的推崇和追慕。周作人甚至还认为，现代散文是受明清散文的影响而发展的。他说：“现代的散文在新文学中受外国的影响最少，这与其说是文学革命的还不如说是文艺复兴的产物，虽然在文学发达的程途上复兴与革命是同一样的进展。”他所说的“文艺复兴”即指承受明清散文影响而言的。所以他又说：“我们读明清有些名士派的文章，觉得与现代文的情趣几乎一致。”这篇《〈陶庵梦忆〉序》写于1926年。随着他提倡闲适冲淡散文的发展，他此后进一步鼓吹晚明小品。可见他把这篇序言选进《泽泻集》是决非偶然的了。

照上面的介绍，《泽泻集》应该是一部闲适冲淡散文的选集了，但也并不全是。选在这本集子里的新写的散文还有：《死法》、《关于三月十八日的死者》、《新中国的女子》、《碰伤》、《吃烈士》、《闲话四则》等篇。它们都写于“三一八”惨案之后，是对反动派的抨击，是对牺牲者的缅怀。周作人不喜欢把文章写得剑拔弩张，但它们决非闲适之文。它们也曾鼓舞人们的奋然前行。

周作人在《〈泽泻集〉序》中说：“戈尔特堡批评蔼理斯说，在他里面有一个叛徒与一个隐士，这句话说得最妙：并不是我想援蔼理斯以自重，我希望在我的趣味之文里也还有叛徒活着。我毫不踌躇地将这册小集同样地荐于中国现代的叛徒与隐士们之前。”

从《泽泻集》，我们看到周作人的两个灵魂，那就是叛徒与隐士。忽视了哪一个，都是不全面的。

68.谈龙和谈虎

在《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之后，1926年8月，周作人还编了本《艺术与生活》，收入20篇文艺论文，交给上海群益书社，但在该社搁浅了，直到1931年才予出版。在这四本书外，周作人从1918年至1927年间发表过的文字，经过选择，还有一百五六十篇。他从中选出关于文艺杂谈方面的44篇，编为一集，叫《谈龙集》；其余的110余篇，编为上下两集，称《谈虎集》。

为什么叫谈龙和谈虎呢？

他在《〈谈龙集〉〈谈虎集〉序》中有过说明。他说：他“喜谈文艺，实际上也只是乱谈一阵，有时候对于文艺本身还不曾明了，正如我们著《龙经》，画水墨龙，若问龙是怎样的一种东西，大家都没有看见过”，“叶公好龙”给人留下了话柄，“我恐怕自己也就是这样地可笑”。“我所谈的压根儿就是假龙”，“有人想知道真龙的请去找豢龙氏去，我这里是找不到什么东西的。我就只会讲空话，现在又讲到虚无飘渺的龙，那么其空话之空自然更可想而知了”。要了解周作人的文艺思想，这段话很重要。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是主张“人生派”的文艺的，进入20年代后，他渐渐转而主张文艺应“表现自我”，并且认为在改造人生、改造社会中，文艺是无用的。他既主张“文艺无用”，就觉得文艺“虚无飘渺”，犹如谈龙，所谈的无非是空话了。

《谈龙集》所收文字从1918年到1927年，其中1918、1919年间的只二三篇，多数是在20年代写的。它于1927年12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在这本集子里，正可看到周作人文艺思想变化的脉络。集中所收的《文艺批评杂话》、《地方与文艺》、《文学谈》、《个性的文学》等文都是了解周作人文艺思想的重要文章。周作人在《文艺批评杂话》中强调文艺批评应反映感性的感受，而不是理性的评判。他说：“我以为真的文艺批评，本身便应是一篇文艺，写出著者对于某一作品的印象与鉴赏，决不是偏于理智的论断。现在的批评的缺点大抵就在这一点上。”在《地方与文艺》中，周作人强调文艺要有个性，如果作品“在普遍之内更没有别的变化”，“便没有艺术的价值”。他认为当时“正有一种普遍的约束”，因袭下去，“思想和文艺的停滞”就开始了。他所希望的，“便是摆脱了一切的束缚，任情地歌唱”的文学。“这样的作品，自然的具有他应具的特性，便是国民性，地方性与个性，也即是他的生命。”在各民族之间，文学的个性便是民族性、国民性；在各地之间，文学的个性便反映地方性，具有地方色彩；在作家之间来说，便有各自的个性。文艺的生命在于各层次的特性即个性。在《个性的文学》中，周作人还提出：“假的，模仿的，不自然的著作，无论他是旧是新，都是一样的无价值：这便因为他没有真实的个性。”写于1927年的《文学谈》中，周作人批评了日本某些作品，虽自称无产阶级文学，“思想上却毫无改变，还是信奉夫为妻纲，把女人当作私有的一种器具”，“只是旧式文人的变相罢了”。周作人认为文学作品不能看它的标签，而要看它的实际内容。他说：“我想文学里不会有什么阶级，但所表现出来的可以是属于某一阶级或时代的精神。”

集中收有《〈竹林的故事〉序》和《〈忆〉的装订》。前者是为冯文炳的短篇小说集写的序，后者是为俞平伯的诗集写的。冯、俞是文坛公认的周作人的入门弟子。冯文炳想以周作人的平和冲淡的散文笔调写小说，《竹林的故事》是他创作的第一个成果。周作人在这篇序中说：“他所描写的不是什么大悲剧大喜剧，只是平凡人的平凡生活，——这却正是现实。”又说：“他三四年来专心创作，沿着一条路前进，发展他平淡朴讷的作风，这是很可喜的。”这些赞词出于周作人之口，很容易理解。俞平伯则努力以平和冲淡的笔调写诗和散文，也深得周作人的赞赏。周作人很喜欢他的《忆》。但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只谈了《忆》的装帧之美，没有评论它的内容和艺术特色。

在这本集子里，还收有《〈须发爪〉序》、《〈海外民歌译〉序》、《潮州歌集序》、《江阴船歌序》、《猥亵的歌谣》、《关于市本》、《谈目连戏》，记下了周作人在民俗学、民间文学方面的研究成果及其代表性观点。

集中《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读各省童谣集》等篇，反映了周作人对儿童文学的关心。

集中还收入了周作人介绍欧洲文学、希腊文学、日本文学的多篇文章，如《三个文学家的纪念》（法国的弗罗倍尔、俄国的陀思妥也夫斯基、法国的波特来耳）、《诗人席烈的百年忌》、《森鸥外博士》、《有岛武郎》、《希腊的小诗》、《日本的讽刺诗》、《关于希腊人之哀歌》、《摆伦句》、《安得森的〈十之九〉》、《爱的成年》、《一部英国文选》等等。

《谈龙集》反映了周作人在新文学运动第一个十年期间文学评论的广泛，几乎涉及了文学的各个领域。

《谈虎集》由北新书局于1928年分上、下册出版。该集所收的是社会评论，用周作人自己的话说，“是关于一切人事的评论”。为什么要叫《谈虎集》呢？周作人解释说：“古人云，谈虎色变，遇见过老虎的人听到谈虎固然害怕，就是没有遇见过的谈到老虎也难免心惊，因为老虎实在是可怕的东西，原是不可轻易谈得的。我这些小文，大抵有点得罪人得罪社会，觉得好像是踏了老虎尾巴，私心不免惴惴，大有色变之虑，这是我所以集名谈虎之由来，此外别无深意。”周作人写的社会杂评共200余篇，《谈虎集》收入130余篇，其余的删去了。

这本集子是周作人1919年至1927年间战斗性杂文的结集。这些杂文有着匕首和投枪的意义。他抨击封建主义，批判旧文化旧传统，揭露军阀政权的反动行径，痛斥帝国主义的侵略活动，痛斥国民党反动派的叛变革命，他提倡民主，提倡科学，主张文学革命，主张思想革命，主张人道主义，主张解放妇女，这都使他的杂文富于战斗的锋芒。在前面许多地方介绍过的，如《思想革命》、《前门遇马队记》等名篇，那些指斥日本侵略、主张排日的文字，痛斥《顺天时报》的文字，抨击国民党“清党”的文字，都收集在本集中。它是从“五四”以来周作人参加社会革命活动的记录。

周作人的这些杂文，丰富和发展了我国的杂文艺术。他晚年在《知堂回想录》中谈到：他曾想在匕首投枪式的文字和美文两个方面发展现代散文，后来发现匕首投枪式的文字不是自己所长。这话是合乎实际的。他的杂文，常常比较浅露，坦直，不够深邃耐读，但也有锐利、精练、幽默等特点。所可惜的是，周作人后来没有在这方面有所发展，而是热心去写淡泊的散文去了。当然，周作人在杂文艺术发展中的贡献，仍是不应抹杀的。

在《谈虎集》之外，被周作人剔除的六七十篇文章，是些什么内容呢？据周作人说：“小半是过了时的，大半是涉及个人的议论：我也曾想拿来另编一集，可以表表在‘文坛’上的一点战功，但随即打消了这个念头，因为我的绅士气（我原是一个中庸主义者）到底还是颇深，觉得这样做未免太自轻自贱，所以决意模仿孔仲尼笔削的故事，而曾经广告过的《真谈虎集》于是也成为有目无书了。”所谓“涉及个人议论”，是指与现代评论派的论争。这些文章原想编一本《真谈虎集》，因论争是从褒贬章士钊的所作所为开始的。章士钊因办《甲寅》杂志而被称为“老虎总长”。周作人《真谈虎集》的封面，原想采用《甲寅》杂志封面上的黄毛大虫，这就更有画龙点睛的意义。但周作人后来认为那场论争是“涉及个人议论”，取消了出版《真谈虎集》的打算。

69.受到“左”的围攻

随着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高潮的到来，创造社的成员们提出了革命文学的口号。他们认为文学革命已发展到了革命文学的阶段。大革命失败后，参加革命的创造社成员纷纷回到上海，以原有的《创造月刊》和新办的《文化批判》、《流沙》等刊物为阵地，进一步鼓吹革命文学。新成立的太阳社也加入了革命文学的运动。

他们开展了对于资产阶级文艺的批判。但由于受党内“左”倾盲动路线的领导和苏联、日本的“左”的文艺思潮的影响，他们并没有认真地研究中国文坛的现状，而将批判扩大化了。他们不但批判新月派的胡适、梁实秋、徐志摩，而且竟把鲁迅、周作人在内的语丝派作为重点批判的对象，批判的锋芒还涉及文学研究会的叶圣陶、沈雁冰（茅盾）、冰心、俞平伯、刘大白等人，甚至还批判原创造社的成员郁达夫和一度并肩鼓吹革命文学的蒋光慈等人。连当时创造社内也有人惊呼：“树敌太多！”

鼓吹革命文学的创造社成员把语丝派作为重点批判对象，其实对《语丝》这一刊物并没有认真地分析过。当《语丝》在北京被禁、在上海复刊不久，《流沙》第3期却刊出这样一篇短文：

反动与正动

语丝之所以南来，是北方的军阀说它“反动”。然则在南方当然是“正动”。但是不然，语丝社接南方当局的警告信了：不得“反动”，否则停止发行。

语丝是真“反动”了。但是语丝于接到这警告之后，继续“反动”下去呢，还是“正动”起来呢？？？？？（氓）

《语丝》在北京被禁，到了上海又受到警告。对此不抨击北方军阀政权和南方国民党政权，却讽刺、挖苦、嘲笑、责问《语丝》，可见他们对于《语丝》的缺乏了解，也可见偏见的可怕！

在《创造月刊》第2卷第1期（1928年6月出版）上发表的《文坛的五月》中，谈到了他们对“鲁迅和语丝派诸君”的比较具体的看法：

鲁迅和语丝派诸君所代表的倾向，分析下来，我们可以大胆地说，不过是以下几种的混合，就是：很多的趣味，相当的不平，些须的人道精神。他们有的一面抄着小说旧闻，一面可以把日本首鼠两端滑头政客鹤见祐辅的新自由主义介绍过来；有的在帝国主义武装保护的北京城中，翻译着古代希腊的恋歌，日本武家专政时代的俳句，一面却高撑着由武者小路的新村借来的人道主义的旗帜。只这两个代表的先生（不是老生！）已经够叫我们看出他们的矛盾和无聊赖了。其他圈读何典的博士先生们，更不用多讲。

这一段话，对鲁迅、周作人都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为研究中国小说史，鲁迅整理过古代小说；为介绍国外某些文艺思潮，鲁迅译过鹤见祐辅的著作，都是无可厚非的；他的《呐喊》、《彷徨》的小说，《坟》的论文，以及收在《热风》、《华盖集》、《华盖集续编》中的大量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更是有目共睹。而周作人从青年时代起，就爱好希腊和日本的古代文学，并陆续翻译了一些，但他也译了不少反映弱小民族和受压迫受侮辱者的抗争的作品；他写的《人的文学》等一系列论文和抨击国内外反动势力的匕首和投枪式的杂文，应该说是周作人“五四”以来的主流。《创造月刊》刊文否定周作人显然是不公正的。

对周作人攻击的焦点之一是他的人道主义。上面所引的一段文字也提到了这点。《文化批判》创刊号上的《艺术与社会生活》中也说：“鲁迅这位老生……反映的只是社会变革期中的落伍者的悲哀，无聊赖地跟弟弟说几句人道主义的美丽的说话。隐遁主义！”鲁迅、周作人在“五四”时期确都存在人道主义思想。不论是鲁迅还是周作人，人道主义思想在他们身上都有积极的一面和消极的一面。如周作人的向往新村而希望能避免暴力革命，其消极性是很明显的；但当时他们的人道主义思想，导致他们主张人权、民主、自由、平等，反对剥削、压迫、奴役，这是积极的，而且积极的一面起着主导的作用。创造社某些成员对鲁迅、周作人的人道主义思想不进行具体分析，而是从一些说教出发，把人道主义思想不问时间地点一概指为“隐遁主义”，逃避现实，指为落伍、反动，甚至说“有意识或无意识地总是支配阶级的走狗”，显然是不全面的、错误的。

对周作人攻击的又一焦点是趣味和闲适。《创造月刊》第1卷第9期刊载的《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中说：“以语丝为中心的周作人一派的玩意：他们的标语是‘趣味’；我从前说过他们所矜持的是‘闲暇，闲暇，第三个闲暇’；他们是代表着有闲的资产阶级，或者睡在鼓里面的小资产阶级。他们超越在时代之上；他们已经这样过活了多年，如果北京的乌烟瘴气不用十万两无烟火药炸开的时候，他们也许永远这样过活的罢。”周作人的趣味，无非是追求知识性、掌故性，以及行文中的诙谐幽默。这并非低级趣味。周作人向往湖边、茅屋、细雨、茗茶的闲适生活，文学中提倡闲适的格调，是可以允许的个人爱好。综观周作人的文学活动，到那时为止，他有提倡闲适的一面，也有进步的战斗的一面。

对创造社的围攻，鲁迅采取了积极的态度。他加紧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学习，与创造社展开了正面的辩论，提高了自己的认识。周作人却采取了不屑一顾的态度。他没有与创造社进行正面的辩论，只是在一些短文中对革命文学冷嘲热讽，并从此对革命文学运动和左翼文艺运动怀着抵触的情绪，对创造社诸人（郁达夫除外）敬而远之，而和新月派胡适、徐志摩诸人却逐渐谅解而开始了新的交往。

鲁迅反对对周作人的“左”的攻击。他曾表示：有些作者，批评过于苛刻，责难过甚，反使人陷于消极，因而极不赞成此种过甚的责难。[24]鲁迅的分析，是很中肯的。

70.消沉

国民党的“清党”，给周作人带来失望。国民党“北伐”的进展，只能使他的失望更为加重。而“左”的围攻，使他对文坛的革命势力抱着抵触的情绪。这都使周作人从1928年起消沉起来。

周作人在1927年11月写的《〈谈虎集〉后记》中说过他的思想发展过程：“民国十年以前我还很是幼稚，颇多理想的，乐观的话，但是后来逐渐明白，却也用了不少的代价。”“我知道了人是要被鬼吃的。”“近六年来差不多天天怕反动运动之到来，而今也终于到来了。……这反动是什么呢？不一定是守旧复古，凡统一思想的棒喝主义即是。北方的‘讨赤’不必说了，即南方的‘清党’也是我所怕的那种反动之一，因为它所问的并不都是行为罪而是思想罪，——以思想杀人，这是我所觉得最可恐怖的。中国如想好起来，必须立刻停止这个杀人勾当，使政治经济宗教艺术上的各新派均得自由地思想与言论才好。”有人摘这段话的个别字句，认为周作人当时因怕被杀而已明哲保身起来。这说法恐没有全面理解周作人的这段话。这些话，周作人显然是用来抨击国民党的。反对“思想罪”，正是周作人作为民主主义者、人道主义者的一贯主张。这是他的进步之处。“可怕”云云，是他不希望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失望而已。但他还仍然抱着中国“如想好起来”的希望。

国民党于1928年6月进入北京。他们的所作所为，和北洋军阀无异。周作人当月写的发表在《语丝》第4卷第28期上的通讯说：“北京现在已挂了青天白日旗了，但一切还都是从前的样子，什么都没有变革。有人问，不知究竟是北京的革命化呢，还是革命的北京化呢？据不佞的观察，自然是后者为近，——本来这革命也就只是招牌，拿到北京来之后必然要更加上一层油漆了。”周作人的抨击仍然是这样的尖锐又这样的大胆，但也包含着对于现实的浓重的失望。

在《语丝》第4卷第29期上，周作人在又一篇通讯中说：“北伐成功，北京变了北平，龌龊的五色旗换了青天白日了。”而投机者们正在飞黄腾达，“拥护五色旗的成了忠实同志”，“反对拥护五色旗的岂不也就翻过来成为反革命了”。这种现象，不仅表现了投机者的活跃，也反映了革命的变质。周作人在信中也十分感慨自己的冷落：“苦雨斋中不知怎的渐渐寂寞起来了”；“苦雨斋便也萧寂得同古寺一般”。

周作人从现实又想到了历史。他在《语丝》第4卷第38期（1928年9月17日出版）上发表《历史》一文。他说：“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影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了九成以上的信仰与希望。”周作人由于对现实的严重失望，以至把历史看成漆黑一团，甚至于对民族和对自己也失去信心。这是他在走向消沉的路上又进了一步。

到了1928年11月，周作人又写了《闭户读书论》。他说：“此刻现在，无论在相信唯物或是有鬼论者，都是一个危险时期。”这正是周作人当时处于“左”右夹击状态下的牢骚。但他的牢骚主要是针对反动派的。所以他又说：“除非你是在做官，你对于现时的中国一定会有好些不满或是不平。这些不满和不平积在你的心里，……总有一天会断送你的性命。”那怎么办呢？“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但这如果不是圣贤，又不是当权者，是很难做到的。那还有第二法：“其次是有了烦闷去用方法消遣。抽大烟，讨姨太太，赌钱，住温泉场等，都是一种消遣法。”但用这一法必须有钱。对于没有钱的寒士来说，还有一法：“这就是‘闭户读书’。”读什么书呢？周作人主张读历史。他说：“历史所告诉我们的在表面的确只是过去，但现在与将来也就在这里面了。”他的结论是：“宜趁现在不甚适宜于说话做事的时候，关起门来努力读书，翻开故纸，与活人对照，死书就变成活书，可以得道，可以养生，岂不懿欤？”周作人所谈的是怎样的一种逃避现实的态度。这里面有他的不平，有他的心酸。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主张读历史去知道“现在与将来”，去“与活人对照”，说明他并没有真正忘情于现实。但闭户读书，在他当时的处境，好像又是他唯一的路了，也就是走向消沉的路。

1929年是周作人写作最少的一年。在整整一年中，他只写了不到十篇的文字，其中几篇还是序跋之类。但在这不多的文字中，有他著名的三赞——《娼妇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娼妇礼赞》是揭露资本主义的卖淫制度的。人道主义者的周作人，历来关心妇女解放的问题。抨击卖淫制度，是他一贯的妇女解放思想的又一次表现。但在这篇文章中，又是对政治妓女——政治投机者的鞭挞。他们出卖的是政治贞操。《哑巴礼赞》是歌颂人能不说话。他说：“语云，‘病从口入，祸从口出。’说话不但于人无益，反而有害，即此可见。一说话，话中即含有臧否，即是危险，这个年头儿。”这是他不满现实而极度失望所说的话。对“祸从口出”的现实，他不是反抗，不是斗争，而是主张消极的不说，去学哑巴。《麻醉礼赞》是歌颂人能麻木。他说：“麻醉，这是人类所独有的文明。”“成心去找麻醉，是我们万物之灵的一种特色。”他又说：“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然而也有人不愿意这样。”“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所苦者我只会喝几口酒，而又不能麻醉，还是清醒地都看见听见，又无力高声大喊，此乃是凡人之悲哀，实为无可如何者耳。”周作人不满现实，又想明哲保身，于是他想麻醉自己，可是他的头脑又是清醒的。这正是他走向消沉的痛苦。

在周作人的人生道路上，1928年下半年至1929年，是重要的转折点。这位昔日新文学运动的骁将，从此走上了消沉之路。叛徒和隐士的双重人格，在他身上已是后者占了上风。

71.编集旧作成新书

周作人在1929年很少写作。不写文章，就编书。他在这一年里整理旧作，出版了两种集子：《永日集》和《过去的生命》。

《永日集》，作为“苦雨斋小书之四”，1929年5月，由北新书局出版。它收入1921年至1929年的文字41篇，其中序1篇、译文5篇、序跋文9篇、杂感16篇、杂论随笔9篇、记事散文1篇。

周作人在本书序的开头说：“民国十七年是年成不很好的年头儿。虽然有闲似地住在北京，却无闲去住温泉，做不出什么大文章。一总收在这小册子里，还不到全部的三分之二，其一小半乃是十七年以前所写的东西。”十七年即1928年。所谓“住温泉”云云，是顺笔对创造社成仿吾的一刺。当年成仿吾曾到过日本修善寺温泉，鲁迅在《三闲集·文坛的掌故》中也曾提到过这件事。

为什么五篇译文也收在集子中呢？周作人在序中作了说明。他说：“有人或要不赞成，以为翻译不该与自作的文章收在一起。这句话自然言之成理。但我有一种偏见，文字本是由我经手，意思则是我所喜欢的，要想而想不到，欲说而说不出的东西，固然并不想霸占，觉得未始不可借用。正如大家引用所佩服的古人成句一样，我便来整章整节地引用罢了。这些译文我可以声明一句，在这集内是最值得读的文字，我现在只恨译得太少。”这五篇译文是：英国哈利孙女士的《论山母》，是一篇研究神话的文字；丹麦尼洛普博士的《平安之接吻》，是《接吻与其历史》一书中一章，探讨了接吻与宗教的关系及其演变；瑞士心理学家查理波都安的《访问》，是其著作《心的发生》中的一章，记下了他访问两位老妇人的经过及感想；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感想录抄，共抄录了六篇日记形式的随笔散文。这五篇译文都富于知识性，读来饶有趣味。蔼理斯是周作人佩服的思想家，他的性道德观就是受蔼理斯的影响的，《雨天的书》中曾对他有过介绍。周作人走向消沉后，对这些译文的内容尤其感到兴趣，因而特别推崇“最值得读”。

集中序跋文中，《〈桃园〉跋》、《〈杂拌儿〉跋》、《〈燕知草〉跋》，是为废名、俞平伯的作品写的序跋，是研究周作人文艺思想的重要文字。

集中唯一的记事散文《在女子学院被囚记》，记下了1929年4月19日，法学院学生用武力来接收校舍，殴打北京大学女子文理学院女学生，并拘禁包括周作人在内的教师11人，达两个多小时。在这篇散文中，周作人再次表现了反对强横的正义感。

在《永日集·序》中，周作人最后写道：“我在文章中所谈的总还是不出文学和时事这两个题目。关于文学，我的意见恐怕如不是老朽也是外行的，——其实外行我原是的。我的意思说在《〈大黑狼的故事〉序》里，虽然谷万川君就不佩服。至于时事，到现在决不谈了，已详《闭户读书论》中，兹不赘。”周作人在《〈大黑狼的故事〉序》中谈了他对文学与革命关系的认识，其主要观点前面已略作介绍。《闭户读书论》的观点前面也作了说明。反对文学为革命载道的观点，不满现实而逃避现实，这就是周作人当时的思想面貌。

《过去的生命》作为“苦雨斋小书之五”，1929年底由北新书局出版。除序外，收作品36篇。

这是一本诗和散文诗的结集。这些作品写于1919至1923年间。周作人是我国最早写白话新诗的为数不多中的一人。他的新诗产生过影响，是我国现代诗歌的奠基者和开拓者。后来写新诗的人渐渐增加，他就不再写了。这些诗从未编集。现在编集起来，也算是对过去工作的一个总结和回顾。

周作人在《序》中说：“这里所收集的三十多篇东西，是我所写的诗的一切。我称他为诗，因为觉得这些的写法与我的普通的散文有点不同。我不知道中国的新诗应该怎么样才是，我却知道我无论如何总不是个诗人，现在‘诗’这个字不过是假借了来，当作我自己的一种市语罢了。”又说：“这些‘诗’的文句都是散文的，内中的意思也很平凡，所以拿去当真正的诗看当然要很失望，但如算他是别种的散文小品，我相信能够表现出当时的情意，亦即是过去的生命，与我所写的普通散文没有什么不同。”

周作人的诗确有散文化的特点。像著名的《小河》，不少段落是散文化的，有时候接连几句不分行的。这在新诗初创期，形式上正在探讨，是难免的。值得注意的是：集中收入了《昼梦》、《寻路的人》和《西山小品》等散文。周作人是把它们作为“别种的散文小品”，即散文诗来看待的。在今天看来，《昼梦》、《寻路的人》较接近散文诗，而两篇《西山小品》是叙事又抒情的散文。它们应是周作人艺术性散文创作的开始。

收在集中的作品，不论是诗或散文诗，都充满着探索新生活的激情。现在，这样的激情已经逝去了。它们确是周作人“过去的生命”。

[1] 周作人讲演后，12月23日“邓君交来少年学会演稿，嘱阅”。第二天周作人即生病，发现肋膜炎，先是医生出诊，后是住院，更后是西山疗养。估计这讲演稿是4月下旬才交给中国少年学会的，因而到5月才发表。

[2] 此信发表于1922年4月7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周作人4月6日写了《信教自由的讨论》一文，一并将陈独秀此文发表于1922年4月11日《晨报》。陈文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3] 此信最初发表于1922年4月23日《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收入《陈独秀著作选》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4] 参见刘复《〈国外民歌译〉自序》，北京北新书局1927年版。

[5] 周作人：《一点回忆》，发表于1962年12月出版的《民间文学》第6期，后收入陈子善编《知堂集外文（四九年以后）》，岳麓书社1988年版。

[6] 同上。

[7] 杨荫榆简历，参见杨绛《回忆两篇·回忆我的姑母》，湖南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8] 宣言全文可参见倪墨炎著：《鲁迅的社会活动》，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9] 此文发表于1925年6月1日《京报副刊》。后收入陈子善、张铁荣编《周作人集外文》上集，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版。

[10] 鲁迅：《华盖集》。

[11] 此文发表于1925年8月10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集。

[12] 此文发表于1925年8月21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集。

[13] 此文发表于1925年8月26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集。

[14] 此文发表于1925年6月25日《京报副刊》。后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上集。

[15] 此文发表于1925年8月3日《语丝》，收入《泽泻集》时文字有改动，今据前者。

[16] 此文发表于《语丝》第91期，后收入《谈虎集》（下）。

[17] 章士钊主编《甲寅》。寅，十二生肖中为虎，因而人称章士钊为虎。虎又称大虫。

[18] 此文收入《华盖集续编》。

[19] 此文收入《华盖集续编》。

[20] 此文写于1926年2月9日，后收入《谈虎集》。

[21] 此文后收入《周作人集外文》下册，海南国际新闻出版中心1995年出版。

[22] 《胡适文存二集》卷二，上海亚东图书馆1924年版。

[23] 朱光潜此文最初发表在《一般》上，后收入陶明志编《周作人论》，北新书局1934年印行。

[24] 转引自周建人1936年10月25日致周作人信，《鲁迅研究资料》第12辑，天津人民出版社1983年出版，第82页。

第六章 鼓吹“文学无用”和提倡“性灵小品”（1930—1937）

72.创刊《骆驼草》

经过沉闷的1929年，周作人想振作一下。他与原骆驼社成员和其他一些青年作家商议，决定出版《骆驼草》周刊。周刊的主持人是周作人，实际的编辑、校对、发行工作由废名、冯至办理。刊名是废名想出来的，它的涵义是：骆驼在沙漠上行走，任重道远，有些人的工作也像骆驼那样辛苦。我们力量薄弱，不能当“骆驼”，只能充作沙漠地区生长的骆驼草，给过路的骆驼提供一点饲料。这寓意是不错的。

《骆驼草》的创刊，原是想继承《语丝》的传统的：作者自由发表意见，不求一致。据冯至近年回忆：该刊第一期出版前，废名写过一张广告，贴在当时位于沙滩汉花园的北京大学第一院门前。广告大意说：《语丝》于1927年冬被迫迁沪，近来又听说业已停刊，北平的空气真是沉浊闷人。为了冲破沉闷的空气，我们将发行《骆驼草》周刊，像过去《语丝》那样和读者们见面[1]。

创刊号在1930年5月12日和读者见面了。这是一份16开8版的赤膊（没有封面）刊物，朴素大方，形式上很像初创的《语丝》。创刊号有一篇《发刊词》，说明办刊的宗旨。全文如下：

发刊词

我们开张这个刊物，倒也没有什么新的旗鼓可以整得起来，反正一向都是于有闲之暇，多少做点事儿，现在有这一张纸，七天一回，更不容偷懒罢了。

不谈国事。既然立志做“秀才”，谈干什么呢？此刻现在，或者这个“不”也不蒙允许的，那也就没有法儿了。

不为无益之事。凡属不是自己“正经”的工作，而是惹出来的，自己白费气力且不惜，（其实岂肯不惜呢？）恐怕于人也实在是多事，很抱歉的，这便认为无益之事，想不做。

专门的学问这里没有，因为我们都不专，但社外的关于学术的来稿，本刊也愿为登载。

文艺方面，思想方面，或而至于讲闲话，玩古董，都是料不到的，笑骂由你笑骂，好文章我自为之，不好亦知其丑，如斯而已，如斯而已。

“乐莫乐兮新相知”，海内外同志，其给我们这个乐乎，盍兴乎来。谨此祝福。

这篇发刊词不大像是周作人的手笔，很可能是废名执笔，但事前必然和周作人商量过，或写成后由周作人过目。如果拿它与《语丝》发刊词对照，便会发现是一大倒退。《语丝》发刊词中说：“我们所想做的只是想破一点中国的生活和思想界的昏浊停滞的空气。我们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断与卑劣之反抗则没有差异。我们这个周刊的主张是提倡自由思想，独立判断和美的生活，我们的力量弱小，或者不能有什么着实的表现，但我们总是向着这方面努力。”短短几句，漾溢着积极的奋发向前的干预生活的激情。而《骆驼草》发刊词呢？不谈国事呀，不为无益之事呀，讲闲话、玩古董呀，充满着颓然消沉之气！

在《骆驼草》上，周作人每期至少一篇文字。他的随笔散文《水里的东西》、《论八股文》、《村里的戏班子》、《专斋随笔》等等，都是可读之作，其中有的也相当尖锐。如《论八股文》，其中说道：“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他还认为中国的土八股、洋八股、党八股都应反对。在周作人的这些随笔散文中，也有顺笔刺及左翼文艺运动的，有的是属于认识上的分歧，如关于文学的社会功能问题；有的是出于对“左”的攻击的不服气，发几句牢骚。周作人没有写过专门对付左翼文艺运动的文章，也没有恶毒的攻击。周作人这时的随笔散文，总的说来，不及《语丝》时期的活泼、尖锐、鲜明，它们仍有知识性，但常常引用书本言论过多，使人有冗长之感，缺少了生气。

周作人过去的一些散文，即使是鼓吹闲适的生活格调和闲适的文字格调的，如《乌篷船》、《故乡的野菜》，有着一种爱家乡、爱山水的生气；而周作人1930年以后的散文，即使和过去的题目相仿，题材相类，却缺少了生气，使人感到消沉气闷。

《骆驼草》上还发表了冯至的诗和散文，俞平伯的散文，梁遇春的散文，和连载废名的长篇小说《莫须有先生传》、《桥》等，都是值得一读的。但冯至却说：他在《骆驼草》上发表的散文和诗，“有的内容庸俗，情绪低沉，反映我的思想和创作在这时都陷入危机”，“这些东西，我后来编选我的诗集和散文集，除个别篇章外，都没有收入”。

令人遗憾的是，“不谈国事”、“不为无益之事”的《骆驼草》，创刊号上就发表了一篇丁武的《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宣言》，说郁达夫、鲁迅领衔发表这篇宣言，“真是不图诸位之丧心病狂一至于此”。说发表这篇宣言的目的是要引起当局对自己的重视，以便“文士立功”。第2期上又发表丁武的《闲话》，公然扬言他在创刊号上的那篇文章是“刺了鲁迅先生一下”，并讽刺鲁迅是“丢掉了自己”。

鲁迅在上海看到了《骆驼草》，读到了丁武的文章。他在1930年5月24日给章廷谦（川岛）的信中说：“《骆驼草》已见过，丁武当系丙文无疑，但那一篇短评，实在晦涩不过。以全体而论，也没有《语丝》开始时候那么活泼。”丙文者，即冯文炳，亦即废名也。

《骆驼草》办至1930年11月3日出版的第26期，无疾而终。

73.《艺术与生活》

周作人从新文学运动开创时期以来，写了不少有影响的文学论文，但一直没有编集。直到1931年2月，才由上海群益书社出版《艺术与生活》。

收在这本论文集中的，有“五四”时期风行一时的《平民文学》、《人的文学》等篇。这些论文的内容，本书前已介绍过，这里不再赘述了。集中还有《新文学的要求》、《国语文学谈》等论文，它们也是新文学运动的产物，为研究者所重视。

集中还收录了关于日本新村的三篇论文和访问记。它们是周作人热衷于空想社会主义的产物。周作人也曾是为救国救民而寻路的人。这些文字本书也曾介绍过，这里也不赘述了。

集中还有关于俄国文学、欧洲文学和日本文学的十篇论文。它们表明作者不是闭关自守的作家，而是眼观全球呼吸着世界各种文艺思潮的空气的人。研究新文学的源流和周作人的文艺思想，它们都是很重要的。

这本集子，周作人在1926年8月就已编好，交给群益书社。该社一搁四年，没有出版。周作人当时写了一篇序，总结了一下自己的文艺思想的变化，其中写道：

这集里所表示的，可以说是我今日之前的对于艺术与生活的意见之一部分，至于后来怎样，我可不能知道。但是，总该有点不同罢。其实这在过去也已经可以看出一点来了，如集中一九二四年以后所写的三篇，与以前的论文便略有不同，照我自己想起来，即梦想家与传道者的气味渐渐地有点淡薄下去了。

一个人在某一时期大抵要成为理想派，对于文艺与人生抱着一种什么主义。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在文学上也就有些相当的主张。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人道主义的文学也正是如此，虽然满足自己的趣味，这便已尽有意思，足为经营这些生活或艺术的理由。以前我所爱好的艺术与生活之某种相，现在我大抵仍是爱好，不过目的稍有转移，以前我似乎多喜欢那边所隐现的主义，现在所爱的乃是在那艺术与生活自身罢了。

周作人在这里说明：正是1924年前后，他的思想开始变化了。为人生的文艺思想过去了，空想社会主义过去了，对新村的向往过去了，人道主义文学的理想过去了，留下的只是对于艺术本身的兴趣，为艺术而艺术了。周作人对自己思想演变的这段概括的文字，是值得重视的。

群益书社把这部书稿搁到1930年才通知作者打算发稿。周作人于此又写了《自序二》。新序除了简单讲述书稿搁浅的经过外，还有这样一段话：

……我所觉得更可感叹的或者倒还是在我自己。……我本来是无信仰的，不过以前还凭了少年的客气，有时候要高谈阔论地讲话，亦无非是自骗自罢了。近几年来却有了进步，知道自己的真相，由信仰而归于怀疑，这是我的“转变方向”了。不过我并不倚老卖老地消极，我还是很虚心地想多知道一点事情，无论这是关于生活或艺术以至微末到如“河水鬼”这类东西。我现在没有什么要宣传，我只要听要知道。……

文中的“客气”，查《辞源》，有“客气虚张，曾无愧畏”之意。文内似有矛盾之处：前面说“本来是无信仰的”，后面却又说“由信仰而归于怀疑”。揣摩他的意思，或许是说：他原没有一种坚持的信仰，他不加入任何政党，也不信奉任何主义，他那时候的“为人生”文艺思想和社会主义乌托邦思想，并不是从某种主义而来，是“自发”的，可说不是信仰的信仰。现在连这种不是信仰的信仰也归于怀疑了。他信奉“文艺无用论”了。所谓“无用”，是指救国救民无用，改变人生、进行革命无用，他只承认文艺的娱乐作用、认识作用和表现自我的意义。他确是“转变方向”了。

不论是保存历史文献以供研究，还是总结经验以便探索，《艺术与生活》的出版，在周作人一生中都是一件重要的事。

74.答问和希腊神话

1931年3月，周作人在汪馥泉主编、光华书局出版的《新学生》第3期的“著作家生活之页”专栏上，发表了6条答问，全文如下：

1.我志愿的学术 希腊神话学；

2.我今年拟着手的著译希腊神话；

3.我最爱好的著作文化人类与民俗学的著作；

4.我常看的中外杂志 不一定；

5.我的著译时间 不一定，大抵在课余；

6.我的起卧时间 大抵十时睡六时起。

从这6条答问中，我们可以约略了解他当时的爱好、著述和起居的一些情况。如果这些问题在“五四”时期问他，就不会这样答复了。

在1925年2月14日的《京报副刊》上，周作人曾在“青年必读书”专栏里，开列过青年必读书十部：

（1）诗经

（2）史记

（3）西游记

（4）汉译旧约（文学部分）

（5）严译《社会通诠》

（6）威斯德玛克《道德观念之起源与发达》

（7）凯本德《爱的成年》

（8）色耳凡德思《吉珂德先生》

（9）斯威夫德《格里佛旅行记》

（10）法兰西《伊璧鸠鲁的园》。

附注：（6）至（10）皆英文本，但别种外国文本自然也可以用。

当年鲁迅也曾回答过“青年必读书”的问题。他的回答也刊载在同期的《京报副刊》上，全文是：

从来没有留心过，

所以现在说不出。

附注：

但我要趁这机会，略说自己的经验，以供若干读者的参考——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少看中国书，其结果不过不能作文而已。但现在的青年最要紧的是“行”，不是“言”。只要是活人，不能作文算什么大不了的事。

把同时的两份“青年必读书”的答案对照一下，其思想差距就很明显地出来了。鲁迅的着眼点在“青年最要紧的是行”，而周作人的着眼点在增加文学素养和知识素养。

但如果把周作人前后两份答案对比一下，也可看出6年间的思想差距。这两份答案，虽然一份是答青年应读什么书，一份是答他在研究什么，但这之间也有相通之处。1925年间，他已不尊奉“为人生”的文艺观，而相信“文艺自身的目的”了。但他所推荐给青年的，仍然是现实主义的作品和民主主义的社科著作。而1931年的这份答案，他已一头钻进了希腊神话，离现实生活更远了。

周作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希腊古代文学。早在1915年，他的墨润堂书房自费刻印了一本《异域文谈》，其目录是：希腊之小说一；希腊之小说二；希腊女诗人；希腊之牧歌。可说是一本“希腊文谈”。他的1918年出版的《欧洲文学史》，第1卷就是希腊文学，系统地介绍了希腊文学的发展和各方面的成就。早年他也译了一些古典希腊作品，但自投入新文学运动后，他这方面的工作就几乎中断了。到20年代中期，他才又恢复了断断续续的翻译。1934年1月，他译的《希腊拟曲》由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在这本书的序中，他说：“这十二篇译文虽只是戋戋小册，实在却是我的很严重的工作。我平常也曾翻译些文章过，但是没有像这回费力费时光，在这中间我时时发生恐慌，深有‘黄胖磉年糕出力不讨好’之惧，如没有适之先生的激励，十之七八是中途搁了笔了。现今总算译完了，这是很可喜的，在我个人使这三十年来的岔路不完全白走，固然自己觉得喜欢，而原作更是值得介绍，虽然只是太少。”12篇短短的作品，断断续续地译了30年了，这不在于它的难译，而在于周作人的心情。自称有着叛徒与隐士双重人格的人，津津有味地鉴赏和翻译古代希腊作品，毕竟是属于隐士方面的工作，而在忙着担任叛徒角色的年头，他就放下了它，这很可以理解。1929年以后，周作人进一步转向消沉，重新来鉴赏和翻译希腊古代文学，这也是很自然的了。文中提到胡适，因这本译文，是交给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的，而胡适正在主持这个委员会的工作。当时周作人和胡适关系进一步友好，和梁实秋等也都有往来。

周作人在他的日记里曾记着：1933年5月4日开始翻译希腊神话。以后的进展并不快。倒是接连写了几篇介绍希腊神话的文章：《习俗与神话》、《希腊神话一》、《希腊神话二》等。在后一篇文章中，他谈了他之所以喜欢神话：一是小时候就喜欢，神怪故事很吸引人。他祖父也赞成小孩读《西游记》，“说这很足以开发儿童的神智”。二是神话与宗教学有密切联系，又和民俗学有关。而且，“希腊神话本身便是一种优美的艺术品，当作文艺也值得单独的读”。神话又和童话有相通之处，而他又是“喜欢童话的人”。神话几乎把他自己所说的“杂学”串联起来了。三是读过外国关于希腊神话的著作，更引起了他的爱好，他并且要介绍给国人。当郑振铎编译的《希腊神话》1935年由上海生活书店出版时，周作人像得到了知音似的，特地写了《希腊的神·英雄·人》在《大公报》的文艺副刊上评介。他说：“中国是无论如何喜欢读经的国度，神话这种不经的东西自然不在可读之列。还有，中国总是喜欢文以载道的”，可神话是“要当作故事听，又要讲的写的好，而在中国却偏偏都是少人理会的”。郑振铎却理会了，而且理会得不错。周作人说：“我相信这故事集不但足与英美作家竞爽，而且还可以打破一点国内现今乌黑的鸟空气，灌一阵新鲜的冷风进去。”从这里也可见周作人当时的文艺观。

周作人从1933年5月开始翻译的《希腊神话》，是根据希腊人阿波马多洛斯所著的《书库》。到1937年本文四卷已全部译完。它是为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译的。后来该会迁往香港，出版的事也就搁浅了。他后来还译过几种希腊古典文学，但出版都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了。

周作人在答问中还说：他最爱好的著作是“文化人类与民俗学的著作”。人类文化与民俗学是相通的。周作人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民俗学。《语丝》上不断进行民俗学方面的讨论，这和主持编辑职务的周作人的兴趣是分不开的。从各民族的祭神到穿裤，都可详加介绍和考证，进行笔墨讨论，确是津津有味的，周作人没有民俗学方面的专著，但写过不少文章，如《关于吃茶》、《关于扫墓》等等。这类问题远不触及现实社会存在的问题，倒是思想消沉时候逃避现实的防空洞。他还写过《〈朝鲜民间故事〉序》、《〈英吉利谣俗〉序》、《〈中国新年民俗志〉序》等文，对促进民俗学的研究和开展民族间的文化交流，多少还是有意义的。

希腊古典文学的研究和翻译，民俗的研究，都不是坏事，在文化建设上也是有用的，今天仍有人在从事这方面的工作。但在周作人来说，他从文化革命的第一线，退居于宁静的书斋研究，这无论如何是他思想退坡的一种表现吧。

75.重视儿童文学

由于研究民俗学，周作人的兴趣延伸到儿童学，特别关于其中的儿童文学。现代儿童文学的开创，是新文学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周作人是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开拓者。

周作人在“五四”时期写过一系列儿童文学的论文。这些论文的总主题是反对封建礼教对儿童的摧残，要民主，要科学，要解放儿童尊重儿童，要重视儿童智慧的发展。这和反帝反封建的新文化运动的总主题是一致的。周作人的这些文章，曾分别收入《自己的园地》、《雨天的书》、《谈龙集》等集子，但没有编过专集。1932年3月，他的专集《儿童文学小论》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这本专集选入论文11篇：《童话略论》、《童话研究》、《古童话释义》、《儿歌之研究》、《儿童的文学》、《神话与传说》、《歌谣》、《儿童的书》、《科学小说》、《吕坤的〈演小儿语〉》、《读〈童谣大观〉》等。这些文章，几乎涉猎了儿童文学的各个领域。

在这些文章中，《儿童的文学》是重要的一篇。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认为，儿童的生活和心理有其独立性，应予尊重。他说：“我们承认儿童有独立的生活，就是说他们内面的生活与大人不同，我们应当客观地理解他们，并加以相当的尊重。”富于各种想象，也是儿童的特点，也应顺其发展。他说：“即使不说儿童的权利那些话，但不自然的阻遏了儿童的想象力，也就所失很大了。”在封建或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里，儿童是父母的依附，必须听从父母的种种教诲，没有独立的人格，不许有独自的思考。周作人大胆提出要尊重儿童，有着反封建礼教的重要意义。

在这篇文章中，周作人又提出了儿童是在成长发展的。给儿童的精神食粮不能一成不变，而应按照不同年龄阶段的特点而变化。他把儿童的成长分为幼儿前期（1至3岁）、幼儿后期（3至10岁）、少年期（10至15岁）、青年期（15至20岁）。“儿童需要文学”，在各个年龄阶段，应给予不同的文学作品。如幼儿前期的诗歌，“第一要注意的是声调”，“要音节有趣”，“因为幼儿唱歌只为好听”。而幼儿后期的诗歌，“不只是形式重要，内容也很重要了；读了固然要好听，还要有意思，有趣味”。寓言、童话、故事等等文学作品，也应随着儿童年龄阶段的不同而有浅深、简繁之别。周作人提出不同年龄阶段应有不同的儿童文学作品，是有其科学性的，合乎儿童在不同年龄阶段的生活特点、心理特点、思维特点和接受能力。直至今天，儿童读物仍分有学前、低幼、低少、高少等档次。周作人当年提出儿童文学要分层次地发展，对我国初创的儿童文学的建设，起着重要的工程规划作用。

周作人在这篇文章的最后部分指出：“中国向来对于儿童，没有正当的理解，……在文学中可以供儿童之用的，实在绝无仅有”；“坊间有几种唱歌和童话，却多是不合条件，不适于用”。他建议：“有热心的人，结合一个小团体，起手研究，逐渐收集各地歌谣故事，修订古书里的材料，翻译外国的著作，编成几部书，供家庭学校的用，一面又编成儿童用的小册，用了优美的装帧，刊印出去，于儿童教育当有许多的功效。”对于初创期的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建设，这些意见都是切实可行的。

在这本集子里，《关于儿童的书》也是一篇重要的文章。他反对当时的《小朋友》出版什么“提倡国货号”，他也反对《儿童报》出版什么“国耻号”。他反对儿童文学作品、给儿童看的书中，乱贴政治标签。他说：“我以儿童的父兄的资格，总反对把一时的政治意见注入到幼稚的头脑里去。”“我们对于教育的希望是把儿童养成一个正当的‘人’，而现在的教育却想把他做成一个忠顺的国民，这是极大的谬误。”儿童是长身体长知识的时期，应该让他们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而不应以许多政治概念禁锢他们的头脑，甚至把儿童培养成只会说些套话、大话、假话、空话的人，这显然是教育的失败。把种种成人才能理解的政治概念向极幼小的儿童灌输，在周作人生活的那个时代危害性不小，他出来反对，无疑是正确的。周作人还不无愤激地说：“在儿童不被承认，更不被理解的中国，期望有什么为儿童的文学，原是很无把握的事，失望倒是当然的。儿童的身体还没有安全的保障，那里就得到精神？不过我们总空想能够替小朋友们尽一点力，给他们应得的权利的一小部分。我希望有十个弄科学，哲学，文学，美术，人类学，儿童心理，精神分析诸学，理解而又爱儿童的人，合办一种为儿童的定期刊，那么儿童即使难得正当的学校，也还有适宜的花园可以逍遥。”周作人所说的不是什么奢望，但在那时要办这么一个综合性的儿童刊物，几乎是无法做到的。

在这本集子中，有好几篇是讨论童话的。中国古代虽有童话作品，但无“童话”这个名称。把“童话”这个名词引进中国，并把这种文学品种加以阐述的，周作人算是较早的一人。他认为，童话在人类原始社会就已产生。人类在与自然界接触和人际关系中，“以道说异闻，已及妇孺相娱”，于是童话形成。他说：“童话者，幼稚时代之文学，故原人所好，幼儿亦好之，以其思想感情同其准也。”他强调童话是文艺，是艺术，“勿忘童话为物亦艺术之一”。而童话对于儿童，又有启发人智等教育意义。他说：“童话之用，见于教育者，为能长养儿童之想象，日即繁富，感受之力亦益聪疾，使在后日能欣赏艺文，即以此为之始基。人事繁变，非儿童所能会通，童话所言社会生活，大旨都具，而特化以单纯，观察之方亦至简直，故闻其事即得了知人生大意，为人世之资。”童话对于儿童，能发展思维能力，培养文艺欣赏能力，和使之逐步理解社会生活的能力。周作人对童话的意义，阐述得很有道理。

这本集子中论及儿歌的有好几篇。他认为中国的儿歌约有两种，一种“其歌词为儿童所自造”，一种是“本大人所作，而儿童歌之者”。在民间流行的儿歌，这两者之间较难区别。周作人认为，儿歌在儿童身心的发展上有着重要的意义。他说：“凡儿生半载，听觉发达，能辨别声音，闻有韵或有律之音，甚感愉快。儿初学语，不成字句，而自有节调，及能言时，恒复述歌词，自能成诵，易于常言。盖儿童学语，先音节而后词意，此儿歌之所由发生，其在幼稚教育上所以重要，亦正在此。”儿歌对于儿童，先是在韵律节奏上给予快感，然后在牙牙学语时会有所帮助，直到孩子长大，有理解能力了，儿歌歌词的内容才会起到作用。周作人的分析是很合乎实情的。周作人曾猛烈地抨击了从儿歌来占验气运，把儿歌比于谶纬的种种封建迷信的做法。1922年出版的《童谣大观》，编者竟然还在说：“童谣随便从儿童嘴里唱出，自然能够应着气运；所以古来大事变，往往先有一种奇怪的童谣，起始大家莫名其妙，后来方才知道事有先机，竟被他说着了。这不是儿童先见之明，实在是一时间跟着气运走的东西。”这种说法，周作人斥之为“奇事怪事”，“真是莫名其妙”，是理所当然的。

在这本集子里，还有讨论神话、传说、科学小说的。周作人反对有些人指责童话“不科学”，他们主张用“科学小说”来宣传科学知识。周作人说：“童话在儿童生活上之必要，因为这是他们精神上的最自然的食物。”这本身就是科学的。而某些用小说的形式图解科学讲义的“科学小说”，却索然无味，是失败之作。他说：“科学小说做得好的，其结果还是一篇童话，这才令人有阅读的兴致。”科学小说首先必须是小说，是文艺，而不是科学知识的演绎。这些见解，在今天看来，仍是很有道理的。

在《儿童文学小论》出版后不久，1932年11月，周作人翻译的《儿童剧》，也由上海儿童书局出版了。这本书共收6个童话剧本：日本坪内逍遥原著的《老鼠会议》、《乡间的老鼠和京城的老鼠》、《卖纱帽的与猴子》，美国诺依思等原著的《乡鼠与城鼠》，美国斯庚那原著的《青蛙教授的讲演》、《公鸡与母鸡》。周作人在1923年写过一篇《儿童剧》，拿来做了这本书的序一；这次他又新写了序，作为序二。周作人在序一中说：“我很希望于儿歌童话以外，有美而健全的儿童剧本出现于中国，使他们得在院子里树荫下或唱或读，或演扮浪漫的故事，正当地享受他们应得的悦乐。”他在序二中又说：“儿童剧的用处大约有两种，一是当作书看，一是当作戏演。但是其间还有一种用处，或者比演要容易又比看还有用，那就是当作对话念。”他还说：希望能胜任的人“出来创作朴素优良的儿童剧”。

周作人除上述两本著译外，还写了大量关于儿童文学的文章。20年代初，他与赵景深在《晨报副刊》上展开了关于童话的讨论。他撰文介绍过安徒生，还翻译了《皇帝之新衣》、《卖火柴的女孩》等安徒生的童话。他写过《谜语》、《玩具》等文章，写过《阿丽思漫游奇境记》、《王尔德童话》、《法布耳〈昆虫记〉》、《歌咏儿童的文学》等等介绍外国儿童文学的文章。30年代，他又写了《〈朝鲜童话集〉序》、《〈儿童故事〉序》、《安徒生的四篇童话》、《〈绍兴儿歌述略〉序》、《儿歌里的萤火》、《儿童诗》等等，为研究民间儿童文学、外国儿童文学和促进儿童文学的创作，提出了他的见解。

周作人在我国现代儿童文学的发展中是作出了重要的贡献的，是不应被忽视和抹杀的。

76.“文艺无用”与“性灵小品”

正当周作人的思想转向消沉，他的散文创作趋于低落的时候，他却发表了一部在文坛产生广泛影响的著作，那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它虽然只有三四万字，却是20年代中期至30年代初，周作人文艺思想发展的总结。其中一系列观点，在周作人个人，在那个时代的一些流派中，都是有代表性的。

这部著作是由讲演的记录整理而成的。从1932年2月25日起，至4月28日止，周作人应老朋友沈兼士之邀，去辅仁大学讲演，每周一次，共讲八次，总题目就是《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学生邓恭三作了详细记录，并作了整理，经周作人校订，交北平人文书店，于同年9月10日单行出版。

在这部书的《小引》中说：“这讲演里的主意大抵是我杜撰的。我说杜撰，并不是说新发明，想注册专利，我只是说无所根据而已。我的意见并非依据西洋某人的论文，或是遵照东洋某人的书本，演绎应用来的。”这就是说，书中确是周作人自己的见解，不是照搬或照套别人观点的传声筒。

全书除小引和附录外，共五讲：第一讲，关于文学之诸问题；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第三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上）——八股文；第四讲，清代文学的反动（下）——桐城派古文；第五讲，文学革命运动。

在第一讲中，周作人回答了一系列文学理论问题：文学是什么，文学的范围，研究的对象，研究文学的预备知识，文学的起源，文学的用处，等等。文学是什么呢？他的回答是：“文学是用美妙的形式，将作者独特的思想和感情传达出来，使看的人能因而得到愉快的一种东西。”对于这个问题，世界上的许多作家都作过回答。托尔斯泰的回答是：“一个人使用语言向别人传达自己的思想，而人们使用艺术互相传达自己的感情。”语言表达思想，艺术传达感情。说得太绝对了些。普列汉诺夫对托尔斯泰的片面性作了必要的订正，他的定义是：“艺术开始于一个人在自己心里重新唤起他在四周的现实的影响下所体验过的感情和思想，并且给予它们以一定的形象的表现。”周作人承认文学传达人的思想和感情，但他在本书的以后几讲中把文学分为言志派和载道派，事实上又把思想和感情分裂开来了。这在下面还将述及。

在周作人上述的答案中，他其实还说到了文学的功能。他认为文学的功能就是给人愉快。他还对“愉快”含义作了解说。他说：“在我的意思中，这‘愉快’的范围是很广的：当我们读过一篇描写‘光明’描写‘快乐’的文字之后，自然能得到‘愉快’的感觉；读过描写‘黑暗’描写‘凄惨’的作品之后，所生的感情也同样可以解作‘愉快’——这‘愉快’是有些爽快的意思在内。”周作人所说的愉快，大概是指艺术享受的愉悦。但给人以文艺的愉悦并非文学的全部功能，他的看法是并不全面的。

关于文学的起源，周作人的答复是：“文学本是宗教的一部分，只因两者的性质不同，所以到后来又从宗教里分化了出来。”周作人虽然没有直接说文学起源于宗教，但他既认为文学是“从宗教里分化出来”，实际上也就是说文学起源于宗教。在历史唯物主义者看来，文学起源于人类最原始的社会生活——劳动生活。周作人又说：“文学和宗教两者的性质之不同，是在于其有无‘目的’：宗教仪式都是有目的的，文学则没有。”周作人再一次否认文学的社会功能。他还说：“文学只有感情没有目的。”

文学只能发泄感情，没有目的，文学也就没有什么用处。自从周作人信奉“文学无用”论以后，他就不断否定过去自己信奉过的“为人生”的文学观。他在本书中，更系统地阐述了他的“文学无用”论。他说：“文学是无用的东西。因为我们所说的文学，只是以达出作者的思想感情为满足的，此外再无目的之可言。里面，没有多大鼓动的力量，也没有教训，只能令人聊以快意。”他完全否定了文学的鼓舞作用、教育作用。他把文学看作是作者为发泄感情而得到满足的产物，好像人打了喷嚏而得到快意一样。这种快意，才是文学的一种用处。周作人还认为：写者得到了快意，他“胸怀中的不平因写出而得以平息”；读者得到了快意，即使是受了压迫受了侮辱，也会感到“气已出过”，觉得没有反抗的必要了。他以《水浒》为例说：“从前的人们都以《水浒》为诲盗的小说，在我们看来正相反，它不但不诲盗，且还能减少社会上很多的危险。每一个被侮辱和被损害者，都想复仇，但等他看过《水浒》之后，便感到痛快，仿佛气已出过，仿佛我们所气恨的人已被梁山泊的英雄打死，因而自己的气愤也就跟着消灭了。”这真是一大发现！生活中被吃的人们看了《狂人日记》后，气就消了，觉得没有再去反抗封建礼教的必要了。祥林嫂们如果读了《祝福》，也一定气消了，不会再发生“人死了有没有灵魂”之类的问题了。文学作品无论怎样揭露黑暗现实，都能起到平定人心的作用。周作人称这种作用为“祓除作用”。周作人原是想用来说明文学无用的。不料说着说着说过了头，把文学说成能平定人心——也就能用来治国平天下了。这不是最大的“文学有用”了吗！

在第二讲《中国文学的变迁》中，周作人论述了中国文学发展的规律：言志派和载道派的不断的交替轮回。什么叫言志派和载道派呢？以文学表达自己的感情而无其他目的者，为言志派；以文学宣传某种政治思想，有某种政治目的者，为载道派。照他看来，晚周（诗经、楚辞）是言志派，两汉（史记、汉书）是载道派；魏晋六朝是言志派，唐朝是载道派；五代至宋初是言志派，宋朝是载道派；元是言志派，明是载道派；明末是言志派，清代是载道派；民国初至“五四”时期是言志派，左翼文艺运动是载道派。周作人的这种历史循环论，他说是受了《三国演义》开头的“话说天下久合必分、久分必合”的启发。他的历史循环论当然是不正确的。把整部文学史的丰富复杂的内容，简单地概括为言志派和载道派在那里反复，这是不科学的。

根据周作人论述言志派和载道派的交替轮回，离五四新文学运动最近的言志派是明末的文学。因而周作人对明末的文学运动特别作了详细的分析和介绍。明末反对文学复古主义、主张文学革新的，主要人物是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兄弟三人。他们是湖北公安县人，因而称为公安派。其中以袁宏道（中郎）为最突出。他们反对复古，反对陈言滥调扼杀作者的心灵，反对旧时格式束缚作者的思路。袁宏道就认为：当时复古主义笼罩下的诗歌，“其高者为格调所缚，如杀翮之鸟，欲飞不得；而其卑者，剽窃影响，如老妪傅粉”，而“其能独抒己见，信口而言，寄口于腕者”，寥寥无几。他还认为，“古有古之时，今有今之时”，今人而“袭古人语言”，“冒以为古”，犹如冬天穿夏衣那样的不合时宜。他们主张抒写性灵，袁宏道就曾鼓吹：“独抒性灵，不拘格套，非从自己的胸臆流出，不肯下笔。”他因此而重视民歌小调，认为它们“不效颦于汉魏，不学步于盛唐，任性而发，尚能通于人之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是可喜也”。他们还提出“师物不师人”，“师心不师道”，“师森罗万象，不师先辈”等现实主义的创作原则。公安派的这些文学主张，毫无疑问，在当时具有革新精神，在文学史上是有进步意义的。

但周作人在介绍公安派时过于推崇，对继承公安派主张而发展的竟陵派，以及受他们影响的清代的张岱、金圣叹等人，都给予了极高的溢美的评价。他甚至把晚明公安、竟陵的文学运动和五四新文学运动相提并论，还进而说晚明文学运动是五四新文学运动之源。他说：两次文学运动的“主张和趋势，几乎都很相同。更奇怪的是，有许多作品也都很相似”。他还说：“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也即是公安派的所谓‘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的复活。所以，这次的文学运动，和明末的一次，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周作人的这些说法，首先是把五四新文学运动降低为只是在表现形式上反对复古的运动。新文学运动之所以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是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由于它有着崭新的尊重人权、主张平等的“为人生”的内容。周作人当年发表《人的文学》、《思想革命》等文章，就曾认为：文学革命如果仅仅停留在形式上的变革，那新形式同样可以表达旧内容，甚至在宣传旧思想时比旧形式影响更大，因而他提出文学革命必须提倡“人的文学”，排斥“非人的文学”。当时，周作人还是“为人生”的文学观的信仰者。现在，他已信奉“文学无用”论了，他也就否定当年自己的主张、自己的文章，进而无视新文学运动的灵魂——人文关怀的内容。即使是文学形式上的改革，两次运动也不能相提并论。晚明诸人只是一些片言只语，并没有因此而产生新的文学样式，而五四新文学运动在形式革新上形成了理论体系，并且小说、新诗、散文诗、散文、报告文学、话剧剧本等一批新样式新体裁应运而生。周作人的论述，即使是在表现形式的革新上，也大大缩小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意义。

周作人为什么特别赞扬公安派，给予特高的评价呢？因为公安诸人的“独抒性灵”的主张，和周作人现在的文学主张，即文学表现作者的感情，表现自我，别无目的，是十分合拍的。周作人主张“文学无用”，“无目的”，只用来表达作者的胸臆为快乐，这不也就是“独抒性灵”吗？

周作人在20年代中期就由“为人生”改变为“文学无用”论者，但在30年代初，他特别强调“文学无用”、“文学无目的”，强调以抒发作者胸臆为艺术的快感，无疑是对革命文学运动、左翼文艺运动的反动。他在本书中就说到：“有人以为文学还另有积极的用处”，那就是“变相的文学”了。周作人在这里没有指名道姓地反对或攻击左翼文艺运动。他说得很注意分寸。他也没有攻击国民党当局卵翼下的“民族主义文学”。按照周作人的理论，它们是当政者的“载道文学”。

周作人的“言志”和“载道”的轮回交替的理论之所以不合乎文学发展的规律，还在于他所说的“载道”和“言志”是不大能明确分清的。诗经中的国风、小雅中不乏“言志”之作，但颂呢，不也有“载道”的内容？楚辞中固有“言志”之作，但《离骚》等篇不也有明显的政治色彩、政治目的么？杜甫固然有“每饭不忘君”的“载道”之言，但不少诗篇不是也抒述他的喜怒哀乐的么？“国破山河在”这样的诗句，算是“言志”还是“载道”？李白、王维等人，或直抒胸怀，或寄意山水，岂能一概指为“载道”之作？五四新文学运动固然反对封建主义的“载道”文学，但《狂人日记》、《阿Q正传》，周作人自己的新诗《东京炮兵工厂同盟罢工》、散文《前门遇马队记》，等等许多当时的作品，不都寓有明白的政治内容、政治目的么？说新文学作品都只是为抒怀而抒怀，别无其他目的，岂不太违背事实？而且，每个人的地位不同，境遇不同，各人的抒情述怀就有各人的内容、各人的目的，岂能一概而论为“无目的”、“无用”之作？因而，他说新文学运动中都是“言志派”作品，是难以作为正确的立论的。

《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发表后，影响很大。周作人不仅高度评价了袁宏道等人的文学理论主张，他还在《〈近代散文抄〉序》等文章中竭力推崇他们的小品散文，视这些小品散文为“独抒性灵”的结晶。这时（1932年9月），上海的林语堂主编的《论语》正好创刊。林语堂等人为逃避现实鼓吹小品散文，尤其鼓吹“为笑笑而笑笑”的“幽默小品”。周作人高度评价从袁宏道到金圣叹的“独抒性灵”的小品散文，立即得到林语堂的呼应。“论语派”们就由鼓吹“幽默小品”而到提倡“性灵小品”。以周作人为代表的京派文人和以林语堂为代表的海派文人就由此而拥抱而合流。一时之间，晚明小品被捧上了天，许多出版商竞相出版公安派、竟陵派诸人的文集选集，草草编就、乱加标点的晚明小品散文的种种名目的选本，充斥坊间。周作人又不断抛出《〈近代散文选〉新序》、《重刊〈袁中郎集〉序》、《谈金圣叹》等文章，使这场“晚明小品热”、“性灵小品热”火上加油。作家、教授陈子展在《不要再上知堂老人的当》一文中，指出当时的情形：

书架上不摆部把公安竟陵派的东西，书架好像就没有面子；文章里不说到公安竟陵，不抄点明人尺牍，文章好像就不够精彩；嘴巴边不吐出袁中郎金圣叹的名字，不谈点小品散文之类，嘴巴好像就无法吐属风流；文坛上这个时髦的风气，不知道从什么时候什么人开头：刚才有人这样问我，我也莫名其妙，只好学知堂老人讲《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样，自己再三再四地声明“谬误”、“杜撰”、“无所根据”，这才说出这一风气是从知堂老人开头的，时候是在中华民国二十一年三四月间。

事情确是如此。周作人在当时所起的作用，就是这样。

当然，当时之掀起“性灵小品热”、“晚明小品热”，并非完全是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一书的影响，而是因为当时在高压统治下社会上产生了逃避现实的思潮，周作人的文章正好迎合了这股思潮的需要。“性灵小品热”是逃避现实思潮的产物。而周作人、林语堂本人，正是这股思潮的代表性人物。

77.与胡适复交

正当周作人走向消沉之时，周作人与中断了几年交往的胡适复交了。这是一件值得注意的事。

还是在1926年鲁迅、周作人和陈源（西滢）争论激烈之际，这年5月，胡适写了《致鲁迅、周作人、陈源信》。信中说：“我感觉你们三位这八九个月的深仇也似的笔战是朋友中最可惋惜的事。”他又说：“我深知道你们三位都自信这回打的是一场正谊之战；所以我不愿意追溯这战争的原因与历史，更不愿评论此事的是非曲直。我最惋惜的是，当日各本良心的争论之中，不免都夹杂着一点对于对方动机上的猜疑；由这一点动机上的猜疑，发生了不少笔锋上的情感；由这些笔锋上的情感，更引起了层层猜疑，层层误解。猜疑愈深，误解更甚。结果便是友谊上的破裂，而当日各本良心之主张就渐渐变成了对骂的笔战。”他还说：“我觉得我们现在应该做的事业多着咧！……我们岂可自己相猜疑，相残害，减损我们自己的光和热吗？”他更说：“我是一个爱自由的人，——虽然别人也许嘲笑自由主义是十九世纪的遗迹，——我最怕的是一个猜疑、冷酷、不容忍的社会。”[2]胡适和陈源是“现代评论派”的密友，这是文坛谁都清楚的事情。在胡适之前，徐志摩在他主编的《晨报副刊》为陈源发表一束一束的信，然后又出来大喊“带住”，稍有头脑的人，都会想到玩的是什么鬼把戏！这次胡适也出来喊“带住”了。鲁迅和周作人都没有理睬胡适，更不予回复。不久，鲁迅离京南下，去了厦门、广州，不再和胡适有什么联系了。周作人也从此和胡适没有任何往来。

1929年5月，胡适发表《人权与约法》，对国民党政府4月发布的“保障人权令”提出批评，指出“人权的保障和法治的确定决不是一纸模糊命令所能办到的”，认为“现在中国的政治行为根本上从没有法律规定的权限，人民的权利自由也从没有法律规定的保障”。接着他又发表《我们什么时候才有宪法》、《知难，行亦不易》等论文，要求法治，真正保障人权。这些主张触犯了实行独裁的蒋介石集团的利益。这年8月，国民党上海市党部作出决议，认为胡适的这一系列文章是“反党义”的，呈请中央对胡适“撤职惩处”（当时胡适任中国公学校长）。

周作人从报上看到上海党部决议的消息，大概发现了胡适正和自己一样“左”“右”为难：一面受到左翼文化界的批判，一面又受到国民党政府的压制。这似乎使他觉得和胡适有某种接近。他于1929年8月30日给胡适写了封信。信中说：“久不通信，并非事忙，实在只是懒而已。去冬兄来北平，我们有些人都劝兄回北平来，回大学仍做一个教授，当系主任，教书做书。昨天报载沪党部有什么决议，对于这件事如乐观说，不会有什么，自然亦可以；又如愤慨说，应该抵抗，自然也应当。不过我想，‘这个年头儿’还是小心点好……我想劝兄以后别说闲话，而且离开上海。最好的办法是到北平来。……我总觉得兄的工作在于教书做书（也即是对于国家，对于后世的义务）——完成那《中国哲学史》、《文学史》，以及别的考据工作（《水浒传考》那一类）。（关于这一点我与陈通伯先生同一意见。）”周作人这些话是真心话，他希望胡适能躲入书斋。这和他的《闭户读书论》的观点是一致的。这时的胡适政治上是有抱负的，说明周作人其实对胡适并不了解。至于信中特别提到陈通伯（即陈西滢），表示他与陈西滢已有交往。周作人在信的最后部分又有这么几句：“我想奉劝你回北平来教书，这是我几年来的意思，一直不敢说，现在因为听见报上所说消息的机会胡乱写这一封信。我自己觉得有点踌躇，这未免有交浅言深之嫌吧？我仿佛觉得‘有’，又觉得没有。假如所说的话有些过分的地方，请你原谅。”[3]这几句话，可说是周作人对胡适几年来疏远的解嘲，也隐含着试探胡适对自己抱何种态度。

胡适接信后，十分重视，于9月4日立即回信。胡适在信中，除了说明“我此时不想到北平来”的几点原因外，特别写了一段很有感情的话：“你信上提起‘交浅言深’的话，使我有点感触。生平对于君家昆弟，只有最诚意的敬爱，种种疏远和人事变迁，此意始终不减分毫。相去虽远，相期至深。此次来书情意殷厚，果符平日的愿望，欢喜之至，至于悲酸。此是真情，想能见信。”胡适如此回复，也真是“情意殷厚”，两人疏远了三年多，至此也就复交了。

复交以后，两人互寄所写的诗，让对方欣赏、指教，还互赠新出版的著作。

1931年11月19日，徐志摩从上海赴北平，为免买飞机票，乘邮政小型班机，在济南附近，坠机遇难。胡适立即从上海赶到北平参与治丧工作。北平文化界于12月6日举行徐志摩追悼会，周作人前往吊唁。很可能在吊唁时，胡适希望周作人能写一篇悼念文章，周作人答应了。1931年12月15日，胡适给周作人一信，催促稿件：

启明兄：

你能替《新月》做纪念志摩的文字，那是再好没有的了。十五日或稍迟都不妨。我有快信去给邵洵美，请他改迟一期，四卷一号仍照常出版，二号作为志摩专号，那就更从容了。依大势看来，他大概可同意。

匆匆问好。

适之二十，十二，十五

胡适信中说“十五日或稍迟都不妨”，是指1932年1月15日。为了等周作人的文章，宁可推迟一期出版“纪念志摩”专号。可见胡适对周作人是那样的在乎。其实，周作人的文章12月13日就写好了。“志摩纪念号”仍然是《新月》的4卷1号，只是出版日期延迟到了3月。《新月》月刊早已不能按时出版，延迟两个月也不算什么问题。纪念志摩的文章共12篇，第一篇是陆小曼的，第二篇是胡适的，第三篇是周作人的《志摩纪念》，第四篇是郁达夫的，第五篇是梁实秋的。这样排列，也表明《新月》同人对周作人文章的重视。

周作人在《志摩纪念》中，先是谈了志摩在文学上的功绩“仍长久存在”：他在诗歌上“孜孜矻矻地从事于创作，自《志摩的诗》以至《猛虎集》，进步很是显然；他的散文，“可以与冰心女士归在一派，仿佛是鸭儿梨的样子，流丽轻脆，在白话的基本上加入古文方言欧化种种成分，使引车卖浆之徒的话进而成一种富有表现力的文章，这就是单从文体变迁上讲也是很大的一个贡献了。”“志摩的诗，文，以及小说戏剧在新文学上的位置与价值，将来自有公正的文学史家会来精查公布。”文章的后半篇谈志摩这个人，有如下一段话：

的确如适之所说，志摩这人很可爱，他有他的主张，有他的派路，或者也许有他的小毛病，但是他的态度和说话总是和蔼真率，令人觉得可亲近，凡是见过志摩几面的人，差不多都受到这种感化，引起一种好感……适之又说志摩是诚实的理想主义者。这个我也同意，而且觉得志摩因此更是可尊了。这个年头儿，别的什么都可以有，只是诚实却早已找不到……我们平常看书看杂志报章，第一感到不舒服的是那伟大的说诳，上自国家大事，下至社会琐闻，不是恬然地颠倒黑白便是无诚意地弄笔头，其实大家也各自知道是怎么一回事，自己未必相信，也未必望别人相信，只觉得非这样地说不可。知识阶级的人挑着一副担子，前面是一筐子马克思，后面一口袋尼采，也是数见不鲜的事。在这时刻有一两个能够诚实不欺地在言行上表现出来，无论这是那一种主张，总是很值得我们的尊重的了。……

这段话明显是影射鲁迅的。鲁迅早年翻译过尼采的作品，也引用过尼采的话，受过尼采的影响；从1929年起，鲁迅又翻译了一些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理论，并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方法分析问题。所谓“一筐子马克思”、“一口袋尼采”，是说鲁迅投机，不诚实。在《新月》刊物上，周作人如此地中伤鲁迅，说他的目的是为了取悦于新月诸君，恐怕并不为过吧！

周作人在《新月》上发表《志摩纪念》，是与胡适复交后的重大步骤，也是和《新月》诸君握手言好的表示。但是这之后，胡适和周作人并不特别亲密，和新月派诸君也仍无多少往来，他们的文化总体素质不同，在政治抱负和文艺观上毕竟是有差别的。

78.坐看云起时

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出版不久，1932年10月，周作人的散文集《看云集》，由开明书店出版了。

《看云集》收入1929至1931年间的随笔散文。这期间，正是周作人的思想转向消沉的时期。从这本集子，可以看到他在这个时期的思想特点。

为什么要给这本散文集取这样一个书名呢？周作人在序中说，他取自王维的两句诗：

行到水穷处，

坐看云起时。

这两句诗，确实很适合用来写照他当时的思想境界。他在序中说：“近来老是写不出文章，也并不想写。而其原因则都在于没有什么意思要说。”这不是说他的思想已“行到水穷处”了吗？什么也不想说，那真的只好无所事事地“坐看云起时”了。

他的“什么都不想说”的思想境界，还在《说知堂》一文中有所阐述。这篇只112字的短文，周作人特地引录在《看云集》的序中。这里且把它抄录于下：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荀子曰，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此言甚妙，以名吾堂。昔杨伯起不受暮夜赠金，有四知之语，后人钦其高节，以为堂名，由来旧矣。吾堂后起，或当作新四知堂耳。虽然，孔荀二君生于周季，不新矣，且知亦不必以四限之，因截取其半，名曰知堂云尔。

周作人的所言所文，一向自称信守“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格言。事实也大致确是如此。他以平淡朴实的文字写出客观存在的人与事为最大的追求，因而较少有夸张之笔，较少有言过其实之言。他的著作富于知识性，侃侃而谈，且言必有据。这在过去也是如此的。在这段话中的重点，是荀子之言。“言而当，知也；默而当，亦知也。”他当时正是“没有什么意思要说”的时期，而这并非出于无知，因而他特别欣赏“默而当，亦知也”这六个字。“此言甚妙，以名吾堂”，要点也正在这里。至于“四知”之说，出自《后汉书》的《杨震传》：东汉杨震为东莱太守，道经昌邑，县令王密求见。至晚，以十金送给杨震说：“暮夜无知者。”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谓无知？”后人崇敬杨震的人品，常以“四知堂”为堂名。周作人自取“知堂”而把“四知堂”拉扯上，实在是扯远了。

本书的内容和序的调子是一致的。正文之首是“三礼赞”：《娼女礼赞》、《哑巴礼赞》、《麻醉礼赞》。这三篇文章，前面已有过介绍，它们是不满现实而又逃避现实的产物。

正文的第二组文章是七篇读书随笔，总题为《草木虫鱼》。为什么要叫“草木虫鱼”呢？因为别的文章不好写。周作人在《草木虫鱼·小引》中说：“在写文章的时候，我常感到两种困难，其一是说什么，其二是怎么说。……有些事情固然我本不要说，然而也有些是想说的，而现在实在无从说起。不必说到政治大事上去，即使偶然谈谈儿童或妇女身上的事情，也难保不被看出反动的痕迹，其次是落伍的证据来，得到古人所谓笔祸。”这里所说的“反动”云云，是指国民党反动派的迫害，反动派对于革命者、进步者都指为“反动”；而“落伍”云云是指来自“革命文学派”的指责：当时周作人正在左右夹攻之中。这种左右夹攻使他感到写文章之难。既然想要说的不能说，那就谈谈草木虫鱼吧！

在这篇《小引》中，周作人还谈了另一层意思。他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所谓“文学无用”，是指于政治无用，于改造社会无用，却承认文学有着鉴赏、娱乐的作用。在这样的意义上，那就不妨写写草木虫鱼。他说：“我个人却的确是相信文学无用论的。我觉得文学好像是一个香炉，他的两旁边还有一对蜡烛台，左派和右派。”“文学无用，而这左右两位是有用有能力的。”但周作人想不管“这左右两位”，而只尊重文学自身。“我想文学的要素是诚与达，然而诚有障碍，达不容易，那么留下来的，试问还有些什么？老实说，禅的文学做不出，咒的文学不想做，普通的文学克复不下文字的纠缠的可做可不做，总结起来与‘无一可言’这句话岂不很有同意么？”然而，只要明白了“世间无一可言”这点，那就“随便找来一个题目”去写，也“未始不可”，于是就写写草木虫鱼。

这篇《小引》的结语是：“我在此刻还觉得有许多事不想说，或是不好说，只可挑选一下再说，现在便姑且择定了草木虫鱼。为什么呢？第一，这是我所喜欢；第二，他们也是生物，与我们很有关系，但又到底是异类，由得我们说话。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罢。”

这篇写于1930年中秋节的《草木虫鱼·小引》，反映了周作人当时的政治观、文学观和人生态度。

收在《看云集》中的，《伟大的捕风》是值得注意的一篇。它反复地宣传了《旧约·传道书》中的一句话：“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周作人之所以喜欢这句话，无非是借以阐发他的历史循环论。并由历史循环论，进而宣传人生的空虚。

集中的《〈冰雪小品选〉序》，也是重要的文章。《冰雪小品选》是沈启无编选明清小品散文的集子，后来改名为《近代小品选》。周作人在这篇序中，已提出了文学史上“载道派”和“言志派”的循环反复的消长。他说：“集团的‘文以载道’与个人的‘诗言志’两种口号成了敌对，在文学进了后期以后，这新旧势力还永远相搏，酿了过去的许多五花八门的文学运动。”这篇序文写于1930年。是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两年前，他已提出了文学史上的历史循环论。只是在这篇短序中，他的论述并没有像后来那样的展开。

必须指出的是，在《看云集》中，有些文章貌似消沉或虽有消沉之意，但也不乏深刻之见。如《论八股文》，表面看来，好像是在谈八股文的“价值”，有些论者就举此为例证明周作人思想的倒退，其实这是一篇声讨八股文的檄文。他说：“八股是中国文学史上承先启后的一个大关键，假如想要研究或了解本国文学而不先明白八股文这东西，结果将一无所得，既不能通旧的传统之极致，亦遂不能知新的反动之起源。”这段说八股文“价值”的话是十分正确的。八股盛行，文学也就凝固了，就成了“旧的传统之极致”，要有所突破，有所变革，有所前进，于是新产生“新的反动”，即新文学运动。要了解近代文学的变革和现代文学的兴起，确实是必须知道八股文是什么样的东西。但周作人所说的八股文的价值并不止于此，他进一步开掘说：“我们再来一谈中国的奴隶性罢。几千年来的专制养成很顽固的服从与模仿根性，结果是弄得自己没有思想，没有话说，非等候上头的吩咐不能有所行动，这是一般的现象，而八股文就是这个现象的代表。”这就不仅是文学的问题，文风的问题，简直和中国人的“国民性”联系起来了。八股文就是思想专制的工具，是养成“服从与模仿根性”的工具，是造成“奴隶性”的工具。周作人的这段话，就是在几十年后，也是很值得深思的。所以周作人又指出：“它的精神在科举废止后在不曾见过八股的人们的心里还是活着。”也正因为这样，到了30年代，仍然是“中国有土八股，有洋八股，有党八股”。周作人最后说：“要想打破一点这样的空气，反省是最有用的方法，赶紧去查考祖先的窗稿，拿来与自己的大作比较一下，看看土八股究竟死绝了没有，是不是死了之后还是夺舍投胎地复活在我们自己的心里。”八股文对中国人有着这么深远的影响，科举制废除后它仍阴魂不散，周作人提出要研究八股文，是很有道理的。从《论八股文》可见，周作人毕竟是学问渊博、深刻理解中国的大作家。

《看云集》所收都是随笔散文。从散文艺术的角度看，《看云集》是更臻成熟了。前面所举的“三礼赞”，《伟大的捕风》，《论八股文》，都是政论的主题，但周作人都以随笔散文完成了政论的任务。它们没有任何政论的架势，像其他随笔一样，如同促膝谈天，娓娓道来，引证左右逢源，十分自然；和其他随笔不同的是，它们内容磅礴，知识丰富，主题重大，蕴含深刻。周作人过去写这类随笔不多，是他在散文领域中的重大开拓，也是他在散文艺术中的重大成就。《看云集》中还收有两组短小的随笔，一组是《草木虫鱼》，共7篇，是知识小品；一组是《专斋随笔》，共10篇，是文艺杂谈。这些小品，特别是《草木虫鱼》那一组，谈金鱼，谈虱子，谈白杨和乌桕，谈水族，谈蝙蝠，真到了玲珑剔透的地步，称得上雍容，漂亮，缜密。

如说周作人的随笔散文到《看云集》时已达炉火纯青的地步，此话恐怕是符合实际的。

79.为李大钊后事奔走

周作人在30年代初思想转向消沉，但也做了一些具有亮色的工作，其中之一就是对李大钊后事的处理。

李大钊的灵柩一直停放在北京宣武门外妙光阁浙寺，到1933年，已有六个年头。一则，遗体长期停放不是个办法，总以“入土为安”；二则浙寺的主人催讨一笔相当可观的停柩的租金，李大钊家属无力偿付。这年4月7日，李大钊女儿李星华、李炎华访问周作人，提出要为李大钊公葬。周作人极表支持。接着，他和李大钊生前友好13人为李大钊公葬发起募资。这13人是：王烈、傅基鸿、沈尹默、沈兼士、周作人、胡适、马裕藻、马衡、傅斯年、蒋梦麟、樊际昌、刘复、钱玄同。

经过几天的筹备，4月22日，由北京大学师生、李大钊生前友好及家属出面，在妙光阁浙寺举行公祭。北大师生，进步团体，教育界、文艺界和新闻界进步人士，日本、朝鲜等国友人，前往致祭，送了许多挽联、挽幛、花圈。周作人前往浙寺，参加公祭，并送花圈一个，奠仪10元。

第二天，举行出殡仪式。灵柩从浙寺起运，进宣武门，向香山万安公墓进发。九时半启灵时，送葬者700余人，全体肃立，唱国际歌。殡仪最前列是旗伞执事，次为供李大钊遗像的影亭，后即棺罩。送葬者均在棺后。送葬队伍中挽联数十副，北京青年的挽联引人注目，横联和左右联为：

李大钊先烈精神不死

为革命而奋斗，为革命而牺牲，死固无恨；

在压迫下生活，在压迫下呻吟，生者何堪。

送葬队伍越聚越多，以至车辆拥挤，不能通行。沿途有不少路祭。至西单时，由送葬者推派代表读祭文，全体三鞠躬，有人发表演说，然后唱国际歌。停留约半小时后，送葬队伍继续前进。至西四牌楼时，又有路祭，青年们发表演说，散发传单，反动军警冲散送葬队伍，捣毁祭坛，逮捕男女学生40余人。但很快送葬队伍又集结起来，继续前进。到了墓地，举行了隆重的下葬仪式。中共地下组织前已送来了刻有镰刀斧头红星的石碑，正面刻有：“中华革命领袖李大钊同志之墓”，背面刻有李大钊牺牲经过并予李大钊高度评价。在反动派的白色恐怖下，这块碑不能用，只得和灵柩一起埋在地下。由周作人等推举，刘复（半农）另行起草了墓碑碑文，因其中也写到李大钊死难经过并表示了深切同情，也不能用。最后立于墓前的是刘半农书写的只有姓名、生卒年月和子女署名的墓碑。

周作人没有参加葬仪。他向北京大学募资临时办事处捐献了20元。鲁迅、李四光、易培基等也都奉献款项。鲁迅是1933年5月6日才收到“为守常募捐公函”的，于11日即寄出了“赙李守常泉五十元”，《鲁迅日记》中有记载。

李大钊牺牲后，他的藏书保存在亲戚家。1932年，那亲戚要搬家，已无寄放这些书籍的地方，同时家属生活窘迫，也希望早日把这些书卖掉。这年8月，李星华曾把卖书事面托周作人。李星华为此也曾找过当时的北大校长蒋梦麟和胡适。蒋的意见：可由北大同人集款买下寄赠学校，比学校出钱买更容易办。周作人就写信给胡适，表示赞成蒋的建议，希望胡适能促成此事。这年冬，由李大钊夫人出面、李星华执笔，又给周作人写信，希望能尽快办成卖书的事。此事结果不详。可能因为接着进行了李大钊遗体下葬的事，把卖书的事搁下了；也可能按照蒋梦麟的建议，买下了部分李大钊的藏书。

过了六七年，1938年8月，李星华、李光华姊弟俩来到北京，准备去延安。周作人一面给星华在北大临时找了工作，一面又托钱玄同设法出卖李大钊藏书。从当时钱玄同给周作人的一封信中可以知道：李大钊的藏书，由钱玄同经手，卖给了女师大。但这只是李大钊藏书的一部分。

不久，李炎华和她爱人因冀东暴动失败来到北京，生活困难。周作人又把李大钊的部分藏书设法请孔德学校买下。他把书款120元的一半给了炎华，另一半分给了星华等。

李大钊的藏书至此还没有卖完。最后一部分可能是几所学校挑剩的，存放在孔德学校。新中国成立后，由李星华赠送给革命历史博物馆。

十几年间，周作人受李大钊夫人和子女的委托，对李大钊藏书作了负责的处理。因为都是卖给学校的，大都被保存了下来。

李大钊身后还有一件重要的事，那就是遗著的出版。李大钊在世时，曾整理过文稿，打算出版。后把文稿都交给了其侄李乐光。李大钊牺牲后，李乐光继续从报刊上搜集、抄录李大钊的著作。这年4月中旬，正在筹划李大钊公葬的同时，李大钊夫人和李星华托周作人赞助出版李大钊遗著。周作人答应了，并立即与上海群众图书公司的曹聚仁联系。他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

兹有一事奉询，未知能设法否？守常殁后，其从侄即为搜辑遗稿，阅二三年略有成就，唯出版为难，终未能出世。近来滦东失陷，乐亭早为伪军所占，守常夫人避难来北平，又提及此事，再四思维，拟以奉询先生，未知群众图书公司可为刊印否？其实文中所谈并不只一问题，不过分量似稍多，此节当可商酌，即全集选集有二办法可取也。守常一子一女均系旧学生，现在长女星华亦在北平，如尊处可以商议，则当介绍与先生直接交涉耳。

曹聚仁接信后，立即向周作人表示可以接受李大钊的集子。5月间，周作人又致函曹聚仁，其中说：

守常遗稿承允出版，至感。当即往访守常夫人，已嘱其先行抄一目录寄呈，全稿经弟略一阅后，再行寄奉。请旧友题记一节，当不成问题。弟拟写一小序，此外胡适之、蔡孑民、陶孟和诸人想亦可作文，钱玄同、马幼渔、刘半农则至少必可题字也。鄙意如陈仲甫、章行严如能找到题序，拟亦有意义，或当容再议耳。

事情的进展，看来很顺利。曹聚仁在南方就四出托人写题序。鲁迅的《〈守常全集〉题记》就是这时应曹聚仁之约而写的。但事情忽然起了波折：搜集李大钊遗稿的李乐光还没有将稿交给周作人，北新书局为兜印此书，和家族另有接洽。这年7月底，周作人给曹聚仁的信中说：

守常的侄子近来始找到，来过一次，稿在其手中，尚未交来。关于出版，事前曾由弟函询尊处，承许接受，代为感激。唯其家属方面，因北新亦曾去信兜印，意欲予之，弟亦不便与争，但对于尊处甚为抱歉，尚祈鉴原为幸。

北新书局愿意出版李大钊著作，是一件好事，而且稿子仍是通过周作人交给北新书局的。这年9月，李乐光把所编《守常全集》的总目交给周作人。不久，共产党人李乐光被捕，稿子由其岳母交给李星华。李星华将全部稿件交给了周作人。稿子共四卷，先寄给北新书局一二两卷。不料这时北新书局因出版了《小猪八戒》，其中有歪曲和侮辱回族人民生活习惯的内容，遭到回民的强烈抗议，店面被砸，法院裁决暂停营业，出版《李大钊全集》的事也就搁起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曹聚仁仍热心出版此书。他又和周作人联系。周作人再度和李大钊家属商量，同意交给上海群众图书公司。以后在周作人的遗物中，发现1935年2月9日曹聚仁给周作人的信，还在讨论此事，其中写道：

前奉大示，说是先生将把李集的稿子寄给我，我正在等候着。我的私见，此间既有检查机关，索性让他检查去，李先生的文章，毕竟关于学术的多，未必不通过也。检查方面的事，我来负全责；序文等等，请先生设法一下。行严、孑民诸先生的序，我亦可设法的。

周作人和李大钊家属虽都同意将李大钊遗著再交上海群众图书公司出版，但原稿第一、二卷已交北新书局，而北新书局不愿将稿子退还，这事也就无法再另有进展。

直到1939年4月，北新书局托名社会科学研究社将原稿的第一、二卷名为《守常全集》出版。但书刚到书店，就被租界当局查禁，因而流传在外的很少。1949年7月，上海解放后两个月，北新书局利用原纸型重版，改名为《守常文集》，并加印了鲁迅的题记。

李大钊著作抄稿的第三、四卷，一直由周作人保管着。解放后，周作人把它交给了李乐光。后来在编《李大钊选集》时，周作人所保管的抄稿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周作人认真负责地处理李大钊的后事，主要是出于对李大钊的情义，但从中也多少可以看出他的政治态度。

80.五十自寿诗

按中国传统的计岁法，癸酉十二月初一日，即公元1934年1月15日，是周作人的五十寿辰。这天他设家宴五席，招待前来祝贺的亲友。八道湾周宅着实热闹了一番。

然而，周作人用来自寿的，少不了弄文舞墨。早在1月13日，他就作了一首自称“牛山体”的七律诗。15日，他又用原韵写了一首。这两首诗全文如下：

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

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

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

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

半是儒家半释家，光头更不着袈裟。

中年意趣窗前草，外道生涯洞里蛇；

徒羡低头咬大蒜，未妨拍桌拾芝麻。

谈狐说鬼寻常事，只欠工夫吃讲茶。

周作人独这两首诗，手写多份，送赠亲朋好友。林语堂也得到了一份。这位善于编刊物的幽默大师，立即把它抄送老朋友们，并索和。接着，他把周作人的原题为《偶作打油诗二首》和收到的第一批唱和诗，以手迹制成锌版，刊载在1934年4月5日出版的《人间世》创刊号上。在目录上，林语堂又将周作人的诗加题为《五秩自寿诗》。唱和诗计有：刘半农的《新年自咏次知堂老人韵》四首，沈尹默的《和岂明五十自寿打油诗歌》二首、《自咏二首用裟韵》、《南归车中无聊再和裟韵得三首》共七首，林语堂自己的《和京兆布衣八道湾居士岂明老人五秩诗原韵》一首。林语堂的和诗是：

京兆绍兴同是家，布衣袖阔代袈裟。

只恋十刹海中蟹，胡说八道湾里蛇；

织就语丝文似锦，吟成苦雨意如麻。

别来但喜君无恙，徒恨未能与话茶。

在《人间世》第2期上，又刊出蔡元培的《和知堂老人五十自寿》二首，沈兼士的《和岂明打油诗写上一首聊塞语堂》。蔡元培的两首全文是：

何分袍子与袈裟，天下原来是一家。

不管乘轩缘好鹤，休因惹草却惊蛇；

扪心得失勤拈豆，入市婆娑懒绩麻。[4]

园地仍归君自己，可能亲掇雨前茶。[5]

厂甸滩头卖饼家[6]，肯将儒服换袈裟。

赏音莫泥骊黄马，佐斗宁参内外蛇；

好祝南山寿维石，谁歌北虏乱如麻。

春秋自有太平世，且咬馍馍且品茶。

蔡元培把诗寄给了林语堂，还直接把手稿寄给周作人。蔡元培后来还写了《新年用知堂老人自寿韵》二首，歌咏故乡（绍兴）新年景物。因已录于《知堂回想录》，这里就不再抄录了。

老朋友钱玄同也送来了和诗。但周作人据钱玄同（自号无能子）手迹录在《知堂回想录》中的诗，与《人间世》第3期所刊钱玄同手稿，文字略有出入，今据《人间世》录下：

也是自嘲，也和知堂原韵 无能子1934年1月22日

但乐无家不出家，不皈佛法没袈裟。

腐心桐选祛邪鬼，切齿纲伦斩毒蛇；

读史敢言无舜禹，谈音尚欲析遮麻。

寒霄凛冽怀三友，蜜橘酥糖普洱茶。

再和知堂 无能子1月31日

要是咱们都出家，穿袈是你我穿裟。

大嚼白菜盘中肉，饱吃洋葱鼎内蛇；

世说专谈陈酉靺[7]，藤阴爱记烂芝麻。

羊羔蛋饼同消化，不怕失眠尽喝茶。

在这几首和诗中，林语堂的一首完全是对周作人的肉麻的吹捧。蔡元培的和诗，两首都是颂周作人的，但涉及了国家民族的安危，就比周作人原诗昂扬得多。钱玄同的第一首和诗，确是自嘲诗，抨击封建伦纲，读史敢于疑古，研究音韵而能突破旧穴，这些都是他一生中最光辉的篇章。这首诗显得慷慨自豪。钱玄同的第二首和诗，格调和周作人原诗较接近，风趣而洒脱。

周作人的自寿诗不仅在《人间世》刊出，还在《现代》刊出。唱和者蜂拥而至，不少文人引此为雅事，一些小报小刊也登载了起来。在上海的胡适，忍不住也唱和起来，而且一首以后又来一首。他的两首诗是直接寄给周作人的，未见在什么地方发表，周作人好像也忘了，没有录入《知堂回想录》。这两首诗的全文如下：

和苦茶先生打油诗

先生在家像出家，虽然弗着啥袈裟。

能从骨董寻人味，不惯拳头打死蛇。

吃肉应防嚼朋友，打油莫待种芝麻。

想来爱惜绍兴酒，邀客高斋吃苦茶。

一九三四，一，十七，适之

再和苦茶先生，聊自嘲也

老夫不出家，也不着袈裟。

人间专打鬼，臂上爱蟠蛇。

不敢充油默，都缘怕肉麻。

能干大碗酒，不品小钟茶。

昨和诗兴致未尽，又得一首；昨诗写吾兄文雅，今诗写一个流氓的俗气。末句用典出在大观园栊翠庵。

适之 廿三，一，十八[8]

胡适的第一首诗是颂周作人的，所颂的正是周作人的消极之点。“先生在家像出家”，道出了周作人当时消沉淡泊的心情。“能从骨董寻人味”，说明周作人是富于人情味的。“不惯拳头打死蛇”，是赞赏周作人颇有“费厄泼赖”精神。“吃肉应防嚼朋友”，很有点弦外之音，这时的周作人是很听得进的。胡适的第二首诗是自嘲。“人间专打鬼”，是指他“发明”什么“五鬼闹中华”，说中国的落后不是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掠夺和压迫造成的，而是“贫穷、疾病、愚昧、贪污、扰乱”等“五鬼”闹出来的，所以他曾倡导“打鬼运动”。他还曾提出“整理国故”能打掉懒鬼。他确是反对中国人民的反帝反封建而专门主张“打鬼”。诗中的“油默”，今一般写作“幽默”。他不玩幽默，也不像周作人那样闲适而品苦茶，他那时正在劲头十足地搞学术活动和政治活动。这诗确是他的自我写照。周作人的两首打油诗，引来无数的相互吹捧或自我吹嘘的和诗，骚动了文坛，很引起一些青年的不满，招来了批评和痛骂。如这年4月14日《申报·自由谈》上有一篇署名“埜容”的杂文《人间何世？》，其中就有一首讽刺和责难的打油诗：

先生何事爱僧家？把笔提诗韵押裟。

不赶热场孤似鹤，自甘凉血懒如蛇。

选将笑话供人笑，怕惹麻烦爱肉麻。

误尽苍生欲谁责？清谈娓娓一杯茶。

诗中所说的“笑话”云云，是指他曾编《苦茶庵笑话选》，1933年10月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怕惹麻烦”是指他越来越逃避现实，“爱肉麻”当然是指写打油诗互相唱和而彼此吹捧了。采取以毒攻毒的办法，也用打油诗讽刺周作人及其唱和者的，还有一位署名“巴人”的人，共写了五首，寄给了胡适，由胡适转给周作人[9]。其第一首是《刺彼辈自捧或互捧也》，第二首是《刺从旧诗阵营里打出来的所谓新诗人复作旧诗也》，第三首是《刺周作人冒充儒释丑态也》，第四首是《刺疑古玄同也》，第五首是《刺刘半农博士也》。且录第一首于下，以见一斑：

几个无聊的作家，洋服也妄充袈裟。

大家拍马吹牛屁，直教兔龟笑蟹蛇。

语丝丢尽几多丑，论语刊来更肉麻。

饱食谈狐兼说鬼，群居终日品烟茶。

这位“巴人”是从广西苍梧寄诗给胡适的。从诗的通俗来看，不大像是也用笔名“巴人”的王任叔的大作。于此也可见，这次唱和或痛骂周作人自寿诗的风波，已不仅仅是文坛中的事了。

从1928年起，周作人“苟全性命于乱世”，逃避现实，走向消沉。进入30年代后，他的思想更趋消极。他在1932年11月给俞平伯的信中说：“……云不佞尚保持‘五四’前后的风度，则大误矣。一个人的生活态度时时有变动，安能保持十三四年之久乎？不佞自审近来思想益消沉耳，岂尚有‘五四’时浮躁凌厉之气乎。”他把五四时期的自己贬称为“浮躁凌厉”。他的思想日益消沉不是无意识的，而是自觉的。

他的五十自寿诗，是日益消沉的胸臆的自我写照。当然，这种消沉是由不满现实而逃避现实造成的，多少还有一点讽世之意。在一片唱和或痛骂声中，鲁迅却给予了中肯的分析。他在这年4月30日致曹聚仁的信中说：“周作人自寿诗，诚有讽世之意，然此种微辞，已为今之青年所不憭，群公相和，则多近于肉麻，于是火上添油，遽成众矢之的，而不作此等攻击文字，此外近日亦无可言。此亦‘古已有之’，文人美女，必负亡国之责，近似亦有人觉国将亡，已在卸责于清流或舆论矣。”5月6日在给杨霁云信中又说：“至于周作人之诗，其实是还藏些对于现状的不平的，但太隐晦，已为一般读者所不慷，加以吹播太过，附和不完，致使大家觉得讨厌了。”这是公允、客观的评论。

81.去日本探亲

北京的夏天，晚上凉快，白天闷热。好静的周作人，一般就很少出去走动，而是躲在苦雨斋里喝他的苦茶。1934年却有些特别。这年的7月11日，趁学校放暑假的期间，他偕同夫人羽太信子去日本探亲。他已有多年不到日本了。

这次探亲，和他1919年那次去日本，截然不同。那次去日本探亲，他先到新村的实验地日向福岛町石河内村。在那里住了五天，作了参观访问，还参加集体劳动。然后才到东京他的妻家。到了东京，他又去访问当地的新村支部。回国以后接二连三地发表关于新村的文章。当时他正在热心地探求救国救民之路，对于乌托邦式的空想社会主义的新村，几乎到了热衷的地步。现在却是另一番心情了。他已没有当年参与社会改革的热情了。这次到东京后的第一天，7月16日，最早来访的是日本日华学会的高桥。第二天开始出去访问，第一个也是高桥。在高桥的引导下，往访了东亚高桥预备学校和外务省的一些朋友。以后，许多参观访问活动都是由日华学会安排的。除日华学会外，周作人还应明治文学谈话会之邀，前往谈话；还往访和参观了东方文化研究所；前往神田青年会应学术协会之招参加了该会的活动；与日本《中央公论》社的人往来；接受了日本《改造》社记者的采访，《改造》杂志上发表了《周作人先生旅舍之一夕谈》。总之，周作人是以学者的身份出现在日本东京的，接待他，访问他的，几乎都是文化学术单位和文化人。

在周作人到东京将近一个月后，8月11日，日本新村的创办人、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等人，知道了周作人在东京的消息，特地赶来拜访，并同往银座白赤食堂晚餐。饭后又同至东京新村支部开会，出席者二十五六人。周作人早在1926年就已表示过：“我以前是梦想过乌托邦的，对于新村有极大的憧憬”，“我至今还是尊敬日本新村的朋友，但觉得这种生活在满足自己的趣味之外恐怕没有多大的觉世的效力”。并非是周作人的思想前进了，觉悟到了新村的乌托邦性质和人道主义文学的无力，而是他的思想逐渐失去了追求社会理想的热情，正如他从“为人生”到“文学无用”一样，他认为新村已是“无用”了。到1934年，他的思想更趋消沉。他与武者小路实笃相见，去新村支部和大家见面，应酬而已。

在此值得一提的是：周作人在东京几次与郭沫若相见。周作人这次到日本，多数日子都是由徐祖正（耀辰）陪同活动的。7月30日，郭沫若到周作人住处访问，当然是徐祖正相邀而来的。这天的周作人日记记有：“郭沫若同其四女来访，与徐祖正共谈良久而去。”在创造社同人攻击周作人时，郭沫若没有直接攻击。周、郭之间并无恶感。因此，8月14日，周作人和徐祖正去郭沫若住处访问。8月17日，周作人与徐祖正往文求堂访田中，郭沫若亦来陪座。这或许是周作人、郭沫若之间唯一的一段友谊。

在东京住了一个多月，8月28日，周作人与羽太信子离开东京，启程回国。

82.刘半农逝世前后

周作人在日本期间，得知了刘半农逝世的消息。那是7月20日，他和羽太信子在大森等处跑了一天，傍晚回到住处，梁宗岱和陈樱已等在那里。刚从国内来的陈樱说：他在南京看到报载刘半农逝世的消息。周作人不相信这是真的，因为他离京来日本前夕，刘半农正往绥远考察方言，前后不过十来天，怎么可能就病死了呢？在旁的徐祖正也说会不会是另一个刘复。陈樱却说：报上登的是刘半农不是刘复，还说北京大学照料治丧事宜。北京大学只有一个刘半农，那是不会弄错的了。

刘半农是周作人几十年交往的知友。《新青年》时代，两人都是新文学运动的骁将，都立过汗马功劳，十分默契的友谊也就是在这时开始的。以后两人又都是《语丝》的台柱。当鲁迅、周作人为女师大学潮与现代评论派笔战的时候，他的嬉笑怒骂的文字，很使陈西滢等人下不了台。在五四运动退潮以后，他和周作人一样，都由战士退居为学者，政治热情逐渐减退。共同的思想基础，使周作人和刘半农，还有一位钱玄同，始终保持十分亲密的友谊。刘半农的突然逝世，使周作人惘然若失。

周作人于7月24日，给刘半农的长女刘小蕙写去了吊唁的信。回国后，他即去往访刘半农夫人，以后又去刘宅商讨治丧事宜，又参加北京大学关于刘半农追悼会的讨论。9月中，周作人写了首悼念刘半农的诗：

昔时笔祸同蒙难，菜厂幽居亦可怜。

算到今日逢百日，寒泉一盏荐君前。

这是写1927年10月24日，因北京北新书局被封、《语丝》被禁而两人同在菜厂胡同一友人家避难，一星期后两人同时回家的事。1934年夏天，刘半农曾说到这一天，要举行蒙难纪念，请一些朋友吃饭。想不到刘半农在7月14日逝世了，到蒙难纪念日还有一百天。这首诗写下了他们的命运相仿、遭遇相同的情形。

北京大学于9月14日，在刘半农逝世后两个月，举行追悼会。周作人送了挽联，并在追悼会上致辞。他的挽联是：

十七年尔汝旧交，追忆还从卯字号；

廿余日驰驱大漠，归来竟作丁令威。

诗中的“十七年”，是从1917年算起的。当时周作人和刘半农几乎是同时到北大的，从此就开始了莫逆之交。“卯字号”，指属兔的人，当年在北大文科教师中，属兔的有：陈独秀、朱希祖，那年是39岁，胡适、刘半农、刘文典，那年是27岁。刘半农是到内蒙古去作方言调查染上“回归热”而遽然逝世的，所以挽联中有“驰驱大漠”云云。挽联只能表达周作人哀痛的万一。

追悼会之后，10月8日，周作人又写了首“浏阳体”，也是悼念刘半农的：

漫云一死恩仇泯，海上微闻有笑声。

空向刀山长作揖，阿旁牛首太狰狞。

周作人在《半农纪念》一文中引用了这首诗，接着写道：“半农从前写过一篇作揖主义，反招了许多人的咒骂。我看他实在并不想侵犯别人，但是人家总喜欢骂他，仿佛在他死后还有人骂。本来骂人没有什么要紧，何况又是死人，无论骂人或颂扬人，里边所表示出来的反正都是自己。”历来有人说：周作人的这首诗，是指的上海的鲁迅。这说法当是符合实际的。

实际上，鲁迅并未对刘半农之死“有笑声”。鲁迅与刘半农，也是《新青年》时代的老朋友。鲁迅南下以后，彼此逐渐疏远了。刘半农逝世后，鲁迅写了《忆刘半农君》一文。他说：“半农去世，我是应该哀悼的，因为他也是我的老朋友。”鲁迅肯定了刘半农在新文化运动中的战绩，说他“是《新青年》里的一个战士。他活泼，勇敢，很打了几次大仗”。当时有人排斥刘半农，说他浅，鲁迅说：“他的浅，却如一条清溪，澄彻见底，纵有多少沉渣和腐草，也不掩其大体的清。倘使装的是烂泥，一时就看不出它的深浅了；如果是烂泥的深渊呢，那就更不如浅一点的好。”对于刘半农后来的不断地做打油诗之类，鲁迅曾善意地提出过批评。鲁迅说：“从去年来，又看见他不断的做打油诗，弄烂古文，回想先前的交情，也往往不免长叹。”鲁迅的结论是：“我爱十年前的半农，而憎恶他的近几年。这憎恶是朋友的憎恶，因为我希望他常是十年前的半农，他的为战士，即使‘浅’罢，却于中国更为有益。我愿以愤火照出他的战绩，免使一群陷沙鬼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

应该说，鲁迅对刘半农的评价，是诚挚的，是恰如其分的。鲁迅的这篇文章写于8月1日，发表于10月间上海《青年界》月刊上。周作人写那首诗时，大概还未看到鲁迅的这篇《忆刘半农君》。那么，他是根据道听途说，或猜测，说什么“海上微闻有笑声”，就不免是造谣中伤了。而把“太狰狞”之类的词也写进去，更可见周作人的憎恨之意。他把这首诗写进《半农纪念》一文是在11月30日，发表于12月20日出版的《人间世》上。《青年界》由赵景深主编、北新书局出版，每期都寄赠周作人的。周作人在可以看到鲁迅《忆刘半农君》的情况下，还要作文歪曲鲁迅原意进行攻击，更可见他对鲁迅的恶意。

鲁迅、周作人的思想分歧是很早就开始了的，发展而至于成为思想冲突，则是30年代初的事。到1933年至1935年间，这种冲突更趋尖锐。周作人借刘半农之死而进行攻击，是两人思想冲突表面化的反映之一。

83.《夜读抄》

周作人鼓吹“性灵小品”，与上海林语堂提倡“幽默小品”，南北呼应，一时间小品文大为繁荣。1932年9月，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论语》创刊，风行一时。接着，林语堂主编的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宇宙风》又先后在1934年、1935年创刊。其他小品文刊物也纷纷出世，在文坛上较引人注目的不下10种。“小品文热”的掀起，和其他文艺思潮的掀起一样，是社会的产物。“性灵小品”也好，“幽默小品”也好，都是人们不满黑暗现实而又企图逃避现实的产物——它们的作者是这样的心态，它们的读者也是如此。鲁迅说过：“人们谁高兴做‘文字狱’中的主角呢，但倘不死绝，肚子里总还有半口闷气，要借着笑的幌子，哈哈的吐他出来。笑笑既不至于得罪别人，现在的法律上也尚无国民必须哭丧着脸的规定，并非‘非法’。”“这便是去年以来，文字上流行了‘幽默’的原因。”这段话虽是对最初的幽默小品而言的，用来对性灵小品也完全适用。鲁迅对当时小品文的繁荣，是有过全面的评价的。

随着小品文的繁荣，周作人经过1928至1929年间的创作低谷，到30年代初，其作品又逐渐多了起来。1934年9月，他的《夜读抄》由上海北新书局出版；1935年10月，同一书局又出版了他的《苦茶随笔》；1936年2月，他的《苦竹杂记》由上海良友图书公司出版；同年10月，上海北新书局又出版了他的《风雨谈》；1937年3月，他的《瓜豆集》又由上海宇宙风社问世：平均一年一本以上。

这些集子，记录了他当年思想和创作的足迹。

《夜读抄》收文37篇，除三篇写于1931年以前外，其余都是1933年7月至1934年7月间的作品。周作人早在1928年就想写《夜读抄》。他在这年1月写了篇《夜读抄·小引》，发表在《北新》月刊上。他在小引中说：他很向往“瓦屋纸窗，灯檠茗碗，室外有竹有棕榈”的夜读境地。这样的境地没有能得到，但“对于夜读也时常发生一种爱好与憧憬”。他很想写一组系列的读书随笔。由于当时他正在左右夹击之中，没有了写读书随笔的心境。这篇小引发表后，他只写了篇《黄蔷薇》，没有再引出别的东西来。

过了4年，1931年11月，他又想写《夜读抄》了。他说：“光阴荏苒，四年的时光差不多过去了，……而写《夜读抄》之类的意思却还是有，实在这几年来时时想到，只是总没有动笔的兴致，所以终于搁下。这回因友人们的策励，决心再来续写，总题目改为《苦茶随笔》，盖言吃苦茶时所写者耳。”为此，周作人写了《苦茶随笔·小引》。他在新的小引中说：他要写的这些随笔，“所说的大抵是关于书或人，向来读了很受影响或是觉得喜欢的，并不是什么新著的批评介绍，实在乃是一种回忆罢了”。这篇小引写了以后，周作人写了《远野物语》、《习俗与神话》两篇文章，又搁下了。

到了1933年7月间，周作人才又开始了读书随笔的写作。这次连续写了一年，编集后仍名为《夜读抄》。集中的多数文章，是一篇介绍一本书。介绍的多是外国的著作，和国内的线装笔记著作。这些著作内容很庞杂，三教九流，天文地理，各方面都有，以国人不易见到的为主。经周作人介绍，这些著作都很有吸引力。例如，《性的心理》，是英国性心理学家蔼理斯的著作。周作人曾说过：“蔼理斯是我所最佩服的一个思想家。”《性的心理》第1卷出版于1898年，被英国政府禁止，后改由美国出版。第6卷出版于1910年。第7卷到1928年才出版。蔼理斯在这部大型著作中，不但阐述了生理上的科学知识，而且还涉及人生哲理。所以周作人说：“他的根据自然的科学的看法”，“参透了人情物理，知识变了智慧，成就一种明净的观照”。周作人还说明：当时希特勒正在“烧性书”，所以他特地来介绍《性的心理》的。这就更有意义。《猪鹿狸》是日本的乡土研究社丛书之一，著者早川孝太郎，1926年出版于日本。“这是讲动物生活的一册小书，但是属于民俗学方面而不是属于动物学的，他所记的并非动物生态的客观记录，乃是人与兽，乡村及猎人与兽的关系的故事。”这样的书当然是令人爱读的。《金枝上的叶子》是弗雷泽夫人所编的一本小书。英国弗雷泽博士著有8卷12册的大书《金枝》，是一部比较宗教的著作。其夫人的《金枝上的叶子》是介绍《金枝》的内容的。这本小书共分六部分：一、基督降诞节与寄生树；二、怪物；三、异俗；四、神话与传说；五、故事；六、景色，并有插图十六页。这种宗教知识书也是能增加人们知识的。

周作人介绍的中国杂籍，大都也能引起人们的兴趣。如《蠕范》，清代乾隆时期的京山李元所著，“是一部生物概说，以十六项目包罗一切鸟兽虫鱼的生活状态”，“实在也可以叫作造化奇谈，因为里边满装着变化奇怪的传说和故事”。又如《一岁货声》，有光绪丙午（1906）年序，“记录一年中北京市上叫卖的各种词句与声音，共分十八节，首列除夕与元旦，次为二月至十二月，次为通年与不时，末为商贩工艺铺肆。”从中可以知道京中从年头到年尾的各种叫卖声，并对各种叫卖声的注释，这当然会使人感到趣味盎然。

《夜读抄》也有少数几篇是记人、记事、记物的，由人、事、物而引出许多书籍记载，如《厂甸》、《再论吃茶》、《太监》、《论妒妇》、《论泄气》等等。

这本集子的最末是《苦茶庵小文》，共9篇题跋，写得精练、隽永，无异于絮语式的书话。

集中多数文章的可读性都很高，但也有引文过多的毛病，有时连篇累牍，不免令人生厌。这个毛病，周作人在后来的读书随笔中还有发展，使人有“掉书袋”之感。

84.苦茶与苦竹

周作人原来想把《夜读抄》改名为《苦茶随笔》，后来《夜读抄》没有改名，而《苦茶随笔》也问世了。

《苦茶随笔》共收1934年10月至1935年5月间的文字50篇，其中读书随笔20篇不到，约占全书的三分之一。这些读书随笔中，序跋文9篇，几乎占了一半。其余几篇，总的说来，内容不及《夜读抄》的丰富和有趣，但也有可读之作。如《科学小品》，介绍了英国大威尔士编著的《生命之科学》汉译本，并由此而谈到英国怀德的《色耳彭自然史》、法国法布耳的《昆虫记》，以及英国汤木生的《动物生活的秘密》和《自然史研究》。周作人善于抓住这些著作中有趣的内容进行介绍，因而还是颇有吸引力的。周作人还从这些著作出发对科学小品作了定义：“所谓科学小品不知到底是什么东西，据我想这总该是内容说科学而有文章之美者，若本是写文章而用了自然史的题材或以科学的人生观写文章，那似乎还只是文章罢了”；科学小品应是“科学文学两方面的优长”的结合。又如《猫头鹰》，引述种种关于猫头鹰的记载，也饶有趣味。

杂文在《苦茶随笔》中约占三分之二，30余篇。读书随笔可以不涉及现实社会，而杂文是必然涉及现实的，因而周作人喜欢读书随笔，但他又忍不住不写杂文。周作人当时一再否认人家说他趋于消极，如《夜读抄·后记》中引述他自己给俊君的信说：“不佞自审日常行动与许多人一样，并不消极，只是相信空言无补，故少说话耳。”但周作人又怕自己积极，他之所以喜欢自己的读书随笔，就是使自己对现实生活不至于太积极。他在《苦茶随笔·后记》中说：“我原是不主张文学有用的，不过那是就政治经济上说，若是给予读者以愉快，见识以至智慧，那我觉得却是很必要的，也是有用的所在。可惜我看自己的文章在这里觉得很不满意，因为颇少有点用的文章，至少这与《夜读抄》相比显然看得出如此。我并不是说《夜读抄》的文章怎么地有用得好，但《夜读抄》的读书的文章有二十几篇，在这里才得其三分之一，而讽刺牢骚的杂文却有三十篇以上，这实在太积极了，实在也是徒劳无用的事。”从中可见周作人对杂文的态度，同时也可见周作人这些杂文的性质。

这些“讽刺牢骚的杂文”，首先是针对当时的黑暗现实的。但周作人已不是直接抨击黑暗势力，而是显得迂回曲折。例如《关于命运》，他认为：“命，就是个人的先天的质地，今云遗传。”“运，是后天的影响，今云环境。”这“二者相乘的结果就是数”。以这个数去查“一本对数表”就可知道自己的命运，这本“对数表”就是历史。周作人查了“对数表”得出的结论是：“现在情形很像明季”。“建夷，流寇，方镇，宦官以及饥荒”，还有“八股和社党”，都像明季。许多人就逃不出面对“明季”的命运，于是麻醉自己。“古来的念咒、画符、读经、惜字、唱皮黄、做八股、叫口号、贴标语皆是也，或以意，或以字画，或以声音，均是自己麻醉”。何以“叫口号、贴标语”也作为自我麻醉的一法呢？因为它们在实际上的无用。周作人也知道应采取怎样积极的态度，但是这很困难。他说：“考虑中国的现在与将来的人士必须要对于他这可怕的命运知道畏而不惧，不讳言，敢正视，处处努力要抓住它的尾巴而不为所缠绕住，才能获得明智，死生吉凶全能了知，然而此事大难，真真大难也。”这样的态度，周作人认为自己也是难以做到的，他只能退而求其次：“只好消极地努力，随时反省，不能减轻也总不要去增长累世的恶业，以水为鉴，不到政治文学坛上去跳旧式的戏，庶几下可对得起子孙，虽然对于祖先未免少不肖”。这很表明了周作人的处世态度：不满现实，但不能去改变现实，自己却无论如何不去作恶。

当年正是民族危亡的关头。日本人入侵东北后，其军事势力已渗透到华北。民族危机，是当时舆论界的重要话题。周作人的“讽刺牢骚的杂文”，也有一些涉及这方面的内容。《弃文就武》指责了反动政府不注意国防建设，对外来侵略者没有抵抗的力量。在《日本管窥》一文中，他谈了日本人的“忠君爱国”，日本人“对于君的感情”，谈到了“日本人是单纯质直的国民，有他的好性质，但是也有缺点，狭隘，暴躁”，“日本人的爱国平常似只限于对外打仗，此外国家的名誉仿佛不甚爱惜。”还谈了：“由君臣主从之义发生的武士道原是日本有名的东西，在古来历史文艺上的确不少可泣可歌的故事，但是现今却也已不行了。”周作人这篇文章写于1935年5月，当时正发生“河北事件”，接着就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何梅协定》；4个月后，爆发了抗日救亡的“一二·九”运动。在这个时候，周作人却来谈日本人的优点和缺点，虽谈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径，却归咎于日本人国民性的缺点，这就说得不觉偏于清淡了。他自己说：“我不喜欢做时式文章，意思又总是那么中庸，所以生怕写出来时不大合式，抗日时或者觉得未免亲日，不抗日时又似乎有点不够客气了。”他就是这么一种不冷不热、不尴不尬的态度。

在他的“讽刺牢骚的杂文”中，有一部分是针对左翼文艺运动的。当时文艺界发生了一场又一场的论争，这在左翼文艺界看来是很有必要的。周作人很不以为然。他在《关于写文章》中说：“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他指一切“载道”的文学为“祭器文学”，在这里是专指左翼文学的。他还说：“我觉得与人家打架的时候，不管是动手动口或是动笔，都容易现出自己的丑态来，如不是卑怯下劣，至少有一副野蛮神气。”“我想写好文章第一须得不积极。不管他们卫道卫文的事，只看看天，想想人的命运，再来乱谈，或者可以好一点。”集中《半农纪念》、《阿Q的旧帐》、《〈蛙〉的教训》等篇，也都有指桑骂槐针对左翼文艺运动之处。

在《苦茶随笔》的后记结尾时说：他写那些“讽刺牢骚的杂文”，“很惭愧老是那么热心，积极”，表示：“以后应当努力，用心写好文章，莫管人家鸟事，且谈草木虫鱼，要紧要紧。”这宗旨，他在《苦竹杂记》所收的文章中，大致是做到了。

《苦竹杂记》收文51篇，除2、3篇是早些时候写的外，都是1935年下半年的作品。这些文章几乎都是谈古代的，谈外国的，谈日常生活的，谈草木虫鱼的，像《苦茶随笔》中那种吞吞吐吐的“讽刺牢骚的杂文”也没有了。集中读书随笔，约占一半，如《冬天的蝇》是介绍日本作家永井荷风的散文集《冬天的蝇》的；《醉余随笔》介绍了宣统年间洪允祥的这本著作；《柿子的种子》是介绍日本作家寺田寅彦的随笔集的，等等。集中有一些随笔小品是谈人谈事的，如《谈金圣叹》，考证了关于金圣叹各种记载的真伪，和金圣叹的真实面目；《日本的衣食住》，所谈内容如题；《说鬼》是引述多种著作中关于鬼事的记载，等等。

周作人在一些文章中一再表明：他写文章一是使自己消遣，二是使读者得到娱乐或知识。他反对“载道”，即反对涉及任何政治。他在《再谈文》中说：“我写文章，一半为的是自己高兴，一半也想给读者一点好处，不问是在文章或思想上。”在本集的后记中，他也一再表白他的宗旨。他说：“不佞文章思想拙且浅，不足当大雅一笑，这是自明的事实，唯凡奉行文艺政策以文学作政治手段，无论新派旧派，都是一类，则于我为隔教，其所说无论是扬是抑，不佞皆不介意焉。”又说：“国家衰亡，自当负一份责任，若云现在呐喊几声准我免罪，自愧不曾学会画符念咒，不敢奉命也。”

即使如此，周作人仍然认为自己“仍旧是太积极”。他在本集后记中说：“这一年过去了，没有能够消极一点，这是我所觉得很可悲的。我何时才真能专谈风月讲趣味，如许多热心的朋友所期待者乎。”周作人当时的思想状态、精神面貌，于此可见。

在写作艺术上，应该说，周作人的随笔小品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随便一个题目，他都能写成内容丰满、趣味盎然的随笔小品文。他的行文平淡朴素，不事装饰，真可说是返朴为真。他自己说：“意思要诚实，文章要平淡。”确是努力做到的。但从《夜读抄》以来更为明显的连篇累牍的抄文，有增无减，他自己的见解常常淹没在令人生厌的引文中。他自己也说：“不佞只能写杂文，又大半抄书，则是文抄公也。”这不能不说是周作人这时期随笔小品的一个弱点。

周作人的随笔散文，原是没有模式的，但到30年代中期，所写的几乎都是读书随笔。介绍书籍的，序跋文，不必说了，是读书随笔；谈人谈事谈物的，写草木虫鱼的，由于引证、抄书过多，也成了读书随笔。像他20年代所写的《故乡的野菜》、《北京的茶食》、《娱园》、《乌篷船》等清晰舒畅的随笔散文，已很难读到了。

85.与鲁迅的争论

以周作人为始作俑者、林语堂为积极鼓吹者的“性灵小品”、“晚明小品”这股风，引起了文坛上关于小品文的讨论。鲁迅在这场长达几个月的论争中，对这股风作了切中要害的一系列的分析和评论，其中不可能不涉及周作人——虽然鲁迅从没有点到他的名字。这使周作人很恼火，借刘半农之死中伤鲁迅只是其发泄恼火的途径之一，他还写了不少别的文章攻击鲁迅。

正当周作人、林语堂倡导的小品文最热闹的时候，鲁迅最早提出了“小品文的危机”的警告。而当一些人围攻林语堂主编的《论语》、《人间世》时，鲁迅却又及时地指出了“小品文的生机”的信号。危机和生机并存，让人们去选择。或许，鲁迅的指出危机，正是为了引来生机。他在1933年8月写的《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五四运动的时候，散文小品的成功，几乎在小说戏曲和诗歌之上。这之中，自然含着挣扎和战斗，也带一点幽默和雍容，写法也有漂亮和缜密的。这都显示了新文学的力量。“以后的路，本来明明是更分明的挣扎和战斗，因为这原是萌芽于‘文学革命’以至‘思想革命’的。”“五四”时期，在文学革命中提出必须“思想革命”的就是周作人，他还专门写过一篇《思想革命》。鲁迅在这里点一下，并非是无意的。可是，现在提倡“性灵小品”的趋势呢，却是要将散文小品成为供雅人摩挲的“小摆设”，要使青年摩挲了这“小摆设”，“由粗暴而变为风雅”。“小品文就这样的走到了危机”。鲁迅说：“麻醉性的作品，是将与麻醉者和被麻醉者同归于尽的。生存的小品文，必须是匕首，是投枪，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但自然，它也能给人愉快和休息，然而这并不是‘小摆设’，更不是抚慰和麻痹，它给人的愉快和休息是休养，是劳作和战斗之前的准备。”鲁迅从时代的特点指出了小品文健康发展的道路。时隔半年以后，鲁迅于1934年4月又写了《小品文的生机》。当时，林语堂辞去《论语》主编，而创刊《人间世》。《人间世》一出世，就受到不少的攻击和指责。林语堂以为这些攻击和指责“是系统的化名的把戏”，意即是左翼作家发动的。鲁迅指出，林语堂的猜疑不对。从攻击和指责的“不同的论旨，不同的作风”来看，它们来自不同方面，既有热心者的劝告，也有富家鹰犬、帮闲文人的打诨。鲁迅认为，《人间世》之受左右夹攻，倒正是它还有被反动文人所不容之处。这说明：“虽是小品，也正有待于分析和攻战的了，这或者倒是《人间世》的一线生机罢。”《人间世》是林语堂主编、周作人支持的刊物，创刊号卷首就刊登着周作人的大幅照片和《五十自寿诗》的手迹。鲁迅无论指出小品文的危机，还是指出小品文的生机，都是善意的劝告。

但是，这时期的周作人、林语堂已不是讨论“费厄泼赖”时的周作人、林语堂了。他们对于鲁迅的劝告不但当作耳边风，而且或许还感到刺耳。他们依然故我地“玩”他们的“性灵小品”。由于逃避现实，脱离生活，也不敢真正抒发自我的性灵，因而“性灵小品”越写越没生气，逐渐走入了死胡同。1935年12月，鲁迅写了《杂谈小品文》，指出：“虽说抒写性灵，其实后来仍落了窠臼，不过是‘赋得性灵’，照例写出那一套来。”又说：“先前的性灵，怎样叠床架屋，现在的性灵，怎样看人学样。”这都是说：写性灵也可以写成八股文，写成老一套的。这古已有之，于今为烈。这个时期周作人写的小品文，大量的已成了“掉书袋”式的文字，已没有早年的生气和情趣。可见，鲁迅对“性灵小品”的指责，虽已不大客气，但仍合乎实情。

周作人的推崇晚明小品得到林语堂等人的响应，于是南北合流，京派海派拥抱，在上海滩掀起了“晚明小品热”。起初，鲁迅是很为一些人惋惜的。他在1934年1月写过一篇《“京派”与“海派”》，其中说到：“北京学界，前此固亦有其光荣，这就是五四运动的策动。现在虽然还有历史上的光辉，但当时的战士，却‘功成，名遂，身退’者有之，‘身稳’者有之，‘身升’者更有之，好好的一场恶斗，几乎令人有‘若要官，杀人放火受招安’之感。”这里所指的可以数出一大批人来，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是在里面的。他丢掉了自己的光荣，热衷于“晚明小品”，大概正在成为“功成，名遂，身退”这一档吧。然而，“京派”和“海派”的合流仍在继续发展。1935年4月，鲁迅又写了《“京派”和“海派”》一文，指出：京派本来是瞧不起海派的。“目前的事实，是证明着京派已经自己贬损，或是把海派在自己眼睛里抬高”，于是做出了“京海杂烩”来。这种“京海杂烩”，鲁迅举例道：

实例，自然是琐屑的，而且自然也不会有重大的例子。举一点罢。一、是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以前上海固然也有选印明人小品的人，但也可以说是冒牌的，这回却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所以的确是正统的衣钵。二、是有些新出的刊物，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了；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但那是半京半海派所主持的东西，和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出产品颇有区别的。要而言之：今儿和前儿已不一样，京海两派中的一路，做成一碗了。

鲁迅的这段话，要加以必要的说明，就可知道几乎每一句，都是与周作人有关的了。

早在1930年，沈启无就编选了《近代散文钞》，收录明人和清人的小品散文，由周作人作序。更早的，则有俞平伯于1926年重刊《陶庵梦忆》，也由周作人作序。这些明人小品的选印都在北京，所以鲁迅文中有“选印明人小品的大权，分给海派来了”的说法。

所说“分给海派”是指施蛰存选辑的《晚明二十家小品》，当年由上海光明书局出版。它由周作人题签，所以鲁迅说它“有了真正老京派的题签”。

文中“新出的刊物”是指1935年2月创刊的《文饭小品》。它由康嗣群编辑、施蛰存筹款创办并发行。该刊第3期（4月5日出版）第一篇文章是知堂（周作人）的《食味杂咏注》，最末一篇是施蛰存的《无相庵断残录》，所以鲁迅说“真正老京派打头，真正小海派煞尾”。由于施蛰存自称是他筹款办的，所以又有“纯粹海派自说是自掏腰包来办”的说法。

在1934年《人间世》创刊时，卷首刊有周作人的大照片和《五十自寿诗》，所以说“以前固然也有京派开路的期刊”。《人间世》由林语堂主持，他曾在北京现在上海，鲁迅就称他为“半京半海派”。

鲁迅这么一段短短的文字，就把京派与海派合流的经过和现状，概括出来了。

那么，京派与海派，即周作人等人和施蛰存等人为什么要合流呢？鲁迅认为：“也许是因为帮闲帮忙，近来都有些‘不景气’，所以只好两界合办，……凑在一处，重行开张，算是新公司，想借此来新一下主顾们的耳目罢。”当时“晚明小品热”正在冷下来，鲁迅已敏锐地感觉到了。

京派和海派合流竭力推崇“晚明小品”的做法，是取其所需，不及其余，存在着很大的片面性。鲁迅曾多次指出他们歪曲了被他们推崇的袁中郎等人。鲁迅在《小品文的危机》中指出：“明末的小品虽然比较的颓放，却并非全是吟风弄月，其中有不平，有讽刺，有攻击，有破坏。”这就是说，晚明小品中确有“独抒性灵”的，也有“夹着感愤”的。周作人等人却避不谈后者。对于袁中郎，鲁迅也认为应全面看待。他在《“招贴即扯”》中说：“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而周作人等人恰恰不是介绍他的全部，却只宣传“作小品文”的一角。鲁迅在《骂杀与捧杀》中，还曾指出：“现在被骂杀的少，被捧杀的却多。”袁中郎就是被捧杀的一个。“这一班明末的作家，在文学史上，是自有他们的价值和地位的。而不幸被一群学者们捧了出来，颂扬，标点，印刷”，却大加歪曲，已不是历史上真实的袁中郎的面貌，“正如在中郎脸上，画上花脸，却指给大家看，啧啧赞叹道：‘看那，这多么“性灵”呀！’”这在袁中郎来说，非但不是幸事，而是“大触其霉头”。所以鲁迅又说：“以学者或诗人的招牌，来批评或介绍一个作者，开初是很能够蒙混旁人的，但待到旁人看清了这作者的真相的时候，却只剩了他自己的不诚恳，或学识的不够了。”鲁迅在这篇文章中虽然直接批评了《袁中郎集》重刊本的标点错误，但周作人无论如何也是“捧杀”袁中郎的一人。

鼓吹“性灵小品”，推崇晚明文学，从逃避现实，到消磨人的意志，已逐渐成为帮闲文学。鲁迅当年多次分析和评论帮闲文学和帮闲文人，也是针对周作人、林语堂的某些做法的。而有些人的跟着起哄，那简直是扯淡了。鲁迅在《从帮忙到扯淡》中就曾指出：“必须有帮闲之志，又有帮闲之才，这才是真正的帮闲。如果有其志而无其才，乱点古书，重抄笑话，吹拍名士，拉扯趣闻，而居然不顾脸皮，大摆架子，反自以为得意，——自然也还有人以为有趣，——但按其实，却不过‘扯淡’而已。帮闲的盛世是帮忙，到末代就只剩了这扯淡。”周作人和这些扯淡者们一起演出了吹捧晚明小品的闹剧，自己又是什么角色呢！

周作人对鲁迅的分析、批评，并不服气，但也无招架之余地。他拿不出什么道理来和鲁迅正面论争，只得在一些文章中，不断地进行攻击和讽刺。

周作人在1935年2月发表《阿Q的旧帐》一文。他说“左翼作家新兴起来”时，有人攻击《阿Q正传》，发生“阿Q死了没有”的问题。“不久听说《阿Q正传》的作家也转变了”，于是事情就起了变化，“不久《阿Q正传》等都被承认为新兴正统的文学了，有广告上说《正传》是中国普罗文学的代表作，阿Q是普罗阶级的代表，于是阿Q既然得到哀荣，似乎文坛上的阿Q问题也就可以结束了”。周作人说到了某些现象，但并不完全合乎事实。左翼作家中开始确有人对《阿Q正传》作了否定的评价，但这种评论是错误的，后来就得到了纠正。并没有人就此而说《阿Q正传》是无产阶级文学的代表作，也没有人说阿Q是无产阶级的代表。周作人有意作这样的曲解，以便把问题引向极端，从而得出他的两点结论：“一是新兴批评家之无眼识，一是新兴批评家之不诚实。”批评错了，当然是“无眼识”，但并不是所有“新兴批评家”都错了。批评错了，应该纠正，这正是新兴批评家的诚实。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是想把鲁迅的“转变”说成屈服，而把“新兴批评家”的纠正错误，说成是“党同伐异”，以此指责鲁迅和左翼作家，这目的是很明显的。

周作人在1935年3月发表《关于写文章》一文，针对鲁迅把某些小品文比喻为“小摆设”，说：“那一种不积极而无益于社会者都是‘小摆设’，其有用的呢，没有名字不好叫，我想或者称作‘祭器’罢。祭器放在祭坛上，在与祭者看去实在是颇庄严的，不过其祝或诅的功效是别一问题外，祭器这东西到底还是一种摆设，只是大一点罢了。”他又说：“我不想写祭器文学，因为不相信文章是有用的，但是总有愤慨，做文章说话知道不是画符念咒，会有一个霹雳打死妖怪的结果，不过说说也好，聊以出口闷气。”他所说的“祭器文学”是指包括鲁迅在内的左翼文学。这也算是他对“小摆设”说法的反击，这就不仅是指责而且是攻击了。

接着，周作人又写《关于命运》一文，其中说：“读经是中国固有的老嗜好，却也并不与新人不相容，不读这一经也该读别一经的。近来听说有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的，这必有甚深奥义，假如不是对人非对事。”这里所说的“新人”，是指左翼作家，他们不读孔孟之经，却读马列之经。在周作人看来，要反对读经，两种读经都该反。“单骂人家读《庄子》《文选》”，是指施蛰存向青年推荐《庄子》、《文选》，受到鲁迅的批评。他为此要打抱不平了。这当然是冲着鲁迅来的，而声援了施蛰存。

周作人于1935年4月发表《蛙的教训》。《蛙》是日本作家森鸥外的译文集。森鸥外在《蛙》的序中有点牢骚，他由于不能跟着青年跑，因而常常挨人骂。周作人介绍到这里，笔锋一转，写道：“其实叫老年跟了青年跑是一件很不聪明的事。”又说：“有些本来能够写写小说戏曲的，当初不要名利所以可以自由说话，后来把握住了一种主义，文艺的理论与政策弄得头头是道了，创作便永远再也写不出来，这是常见的事实，也是一个很可怕的教训。”当时有些人攻击鲁迅只写杂文，不会创作了。周作人则把不搞创作归罪于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其实，鲁迅多次说过：他不搞创作而写杂文，是出于“为现在抗争”，“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同时，他又感到不在社会生活“旋涡的中心”，“所感觉到的总不免肤泛”，怕“写出来也不会好的”。周作人借题发挥，进行攻击，所说的“老年”，是影射包括鲁迅在内的一些人的。

在1936年9月发表的《老人的胡闹》中，周作人更露骨地含沙射影地攻击鲁迅。他借题发挥，写道：有的老人，“往往名位既尊，患得患失，遇有新兴占势力的意见，不问新旧左右，辄靡然从之，此正病在私欲深，世味浓，贪恋前途之故也”。又说：“老人的胡闹并不一定是在守旧，实在却是在维新。盖老不安分重在投机趋时，不管所拥戴的是新旧左右，若只因其新兴有势力而拥戴之，则等是投机趋时，一样的可笑。”周作人对鲁迅分析批判无法招架，就以咒骂鲁迅“投机趋时”来泄恨。关于“趋时”，鲁迅早在《趋时和复古》中说过：当刘半农“为一个‘文学革命’阵中的战斗者”时，“有一部分人，却毁之为‘趋时’”。其实，不少人，康有为、严复、章太炎都“趋时”过。“趋时”中的一部分意思是“前驱”。问题是，“趋时”以后，不要没落，不要去拉倒车。“原是拉车前进的好身手，腿肚大，臂膊也粗，这回还是请他拉，拉还是拉，然而是拉车屁股向后。”鲁迅投入左翼文艺运动，正是他的前进。周作人诬之为“投机”，正表明他是站在马克思主义和左翼文艺运动的对立面的。

周作人还在不少文章中，坚持以“文学无用”论反对左翼文艺运动的革命文学论。这些文章，往往也带及鲁迅进行讽刺。

这就是发生在30年代中期鲁迅和周作人之间的不是争论的争论。

86.鲁迅逝世之后

一个噩耗迅速地传遍中国大地：一代文豪鲁迅在上海病逝！噩耗震惊了文艺界，震惊了青年们，震惊了人民群众！噩耗越出国界，震惊了国际友人，震惊了一切关心中国的人士！

当天，治丧委员会在上海组成，并发出讣告：

鲁迅先生讣告

鲁迅（周树人）先生于一九三六年十月十九日上午五时二十五分病卒于上海寓所，享年五十六岁。即日移置万国殡仪馆。由二十日上午十时至下午五时为各界瞻仰遗容的时间。依先生的遗言“不得因为丧事收受任何人的一文钱”，除祭奠和表示哀悼的挽词花圈等以外，谢绝一切金钱上的赠送。谨此讣闻。

鲁迅先生治丧委员会

蔡元培 内山完造 宋庆龄 A.史沫德莱

沈钧儒 萧 参曹靖华 许季茀 茅 盾

胡愈之 胡 风周作人 周建人

上海的中文和日文各报很快都刊登了这则讣告。周作人、周建人是作为家属参加治丧委员会的。据上海《日日新闻》华文版10月20日的一条新闻中透露：治丧委员会“其中列有中国共产党巨人毛泽东氏之名，极堪注目”。

鲁迅逝世的消息很快传到了北京。上海《大晚报》在北平的记者，19日即访问了周作人。10月22日，该报刊出了题为《鲁迅先生噩耗到平 周作人谈鲁迅》的访问记。周作人对记者说：

关于家兄最近在上海的情形，我是不大清楚的，因为我们平常没有事，是很少通信的。虽然他在上海患着肺病，可是前些天，他曾来过一封信，说是现在已经好了，大家便都放下心去。不料今天早晨接到舍弟建人的电报，才知道已经逝世。说起他这肺病来，本来在十年前，就已经隐伏着了，医生劝他少生气，多静养，可是他的个性偏偏很强，往往因为一点小事，就和人家冲突起来，动不动就生气，静养更是没有那回事：所以病就一天一天的加重起来，不料到了今天，已经不能挽救。

说到他的思想方面，最起初可以说是受了尼采的影响很深，就是树立个人主义，希望超人的实现。可是最近又有点转到虚无主义上去了，因此，他对一切事，仿佛都很悲观，譬如我们看他的《阿Q正传》，里面对于各种人物的描写，固是深刻极了，可是对于中国人的前途，却看得一点希望都没有。实在说起来，他在观察事物上，是非常透彻的，所以描写起来也就格外深刻。

在文学方面，他对于旧的东西，很用过一番功夫，例如：古代各种砖文的搜集，古代小说的考证等，都做得相当可观，可惜，后来都没有出版，恐怕那些材料，现在也都散失了。有人批评他说：他的长处是在整理这一方面，我以为这话是不错的。

他的个性不但很强，而且多疑，旁人说一句话，他总要想一想这话对于他是不是有利的地方。这次在上海住的地方也很秘密，除去舍弟建人和内山书店的人知道以外，其余的人都很难找到。家母几次让他到北平来，但他总不肯，他认为上海的环境是很适宜的，不愿意再到旁的地方去。

至于他身后的一切事，就由舍弟建人就近办理了。本来家嫂是要去的，可是因为家母还需要陪伴，暂时恐怕也不能成行，舍间什么时候替他开吊，要等舍弟建人来信以后才能决定的。

周作人的这篇谈话发表后，舆论哗然。周作人在不少地方歪曲了鲁迅，攻击了鲁迅。鲁迅早期确曾受过尼采的影响，但主流是民主主义，鲁迅历来同情被压迫被侮辱的民族和人民，就和尼采的思想相悖的。鲁迅后期掌握了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既看到中华民族灾难的深重，又对中国人的前途充满信心。鲁迅专门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指出“中国的脊梁”，“在前仆后继的战斗”。他说：“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人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在《门外文谈》等文中，鲁迅也充分肯定了人民群众的创造力。对于鲁迅晚年的思想境界，周作人是不想理解也无法理解的。说鲁迅“在文学方面”的长处是整理“旧的东西”，竟不提鲁迅在小说、散文、诗歌、杂文上的成就，其荒谬是显而易见的，不值一驳。说鲁迅多疑，连住处也秘密起来，更是存心攻击。去鲁迅家里的人，包括得到信任的青年作家，数量是不小的。晚年有一些党内的同志经常去鲁迅家里，其中像瞿秋白、冯雪峰有时就住在鲁迅家里，鲁迅要保证他们的安全；同时，狗特务也经常要加害于革命者，鲁迅也须保护自己；鲁迅写作阅读，时间宝贵，且须安静，要防止一些无聊之辈的打扰，这都是他不能把住址随便告诉人家的原因。周作人与鲁迅分手是出于家庭纠纷，但到后来已发展成为政治分歧、思想分歧，情绪就更对立。鲁迅不幸的封建婚姻，周作人是知道的，在鲁迅死后的谈话中有意带出一句“家嫂”，更可见他的心怀恶意。

周作人的谈话发表后，受到许多人的驳斥。例如当时上海的《文化报》，就发表署名小乎的《鲁迅先生死后的敌人——周作人的态度真正令人奇怪》，指出：“我们看一看鲁迅先生的早年思想，是不是消极的？就《新青年》上发表的作品说，我们可以充分的看出鲁迅先生是一个反封建的斗士，像《狂人日记》，像《阿Q正传》，都可以看出一种反对现实丑恶社会的积极表现，不知周教授从什么地方看得出鲁迅早年的思想是消极的？最最奇怪的，是我们的作人先生竟称鲁迅晚年的思想变为‘虚无主义’！……不知是哪一类的虚无主义！”“为什么周作人对于一位死去的亲哥哥，还这样侮蔑呢？”当时发表的李何林《叶公超教授对鲁迅的谩骂》等文章，也都痛斥了周作人的谬说。

周作人以后还对别的报纸记者发表谈话，如北平《世界日报》等，态度略有不同，内容仍然相仿。在北京大学追悼鲁迅的大会上，他也发了言。上海《申报》题为《平文化界悼念鲁迅》的报道中，写到了周作人的情况：

乃弟周作人氏之态度——由于个性不同，在鲁迅生前，对彼等兄弟间之情感，即有种种不和之传说。……直至北大举行鲁迅追悼会中，彼始有详细叙述彼等兄弟间关系之机会。此后，社会上亦方有一清楚之认识。大概彼等思想上与文学上之主张，极不相同；但彼等情感，固亦绝不如外间所传也。前者观于周作人在追悼会中，曾一再声明，对于民十五后鲁迅之思想，不甚明了，以及盛称鲁迅关于考古学、史学方面之著述，而于小说杂感等著述，则略而不提，等等，可以知之。后者，观于其在追悼会中之沉痛情形，亦可知之。但总结其态度，似乎其本人在追悼会中之答词，可以总括一切。其大意谓：“居于家属地位，略一赞扬，将为人冷笑；加以抑制，又易招人反感，故甚困难。”云云。

从这篇报道使人知道：周作人曾作为家属，出席北京大学鲁迅追悼会，并致答词。会上表情“沉痛”。有的报纸还说“周作人含泪谈鲁迅”。但不论怎样，两人的思想大相径庭，越谈只能越是歪曲鲁迅。从对鲁迅的认识上，人们也可发觉，周作人离开“五四”精神，离开“五四”时期的思想，已有多远。

周作人太不配谈鲁迅了。当《宇宙风》刊出预告将有周作人关于鲁迅的文章发表时，有人写了张明信片给周作人，全文是：

鲁迅先生死了！

今天看见《宇宙风》二十八期所载下期新目预告，将有鲁迅的学问一文发表。我想，鲁迅先生的学问，先生是不会完全懂得的，此事可不劳费神，且留待别些年青人去做。若稿已告成，自可束之高阁，不必发表。此上祝好！

武昌田上。

这张明信片估计是一位青年写的。这举动似乎有些可笑。但从这张明信片也可见，周作人在青年中已是何等一副面目。

周作人仍接连在《宇宙风》上发表《关于鲁迅》、《关于鲁迅之二》两篇文字，回忆了鲁迅青少年时期的一些情况，有一定的史料价值，涉及鲁迅思想之处，是不可能准确的。这两篇文章后来还被编入鲁迅纪念委员会编印的《鲁迅先生纪念集》。

鲁迅逝世后，全国各地大小报纸都刊载消息和悼念文字，各地刊物出版追悼专号、特辑，许多城市召开了追悼大会，许多大学举行了追悼仪式。在上海，前往殡仪馆签名瞻仰遗容的，第一天就有4462人和46个团体；自动前来送葬的人民群众达六七千人。真称得上是举国哀悼啊！周作人却并没有从中得到启示：这样的举国哀恸，难道仅仅是因为鲁迅“整理古籍成绩突出”吗？！在追悼鲁迅的日子里，这位知堂老人的言论，只能表明他离开时代的潮流已经很远了。

87.散文艺术的下坡

周作人在《草木虫鱼·小引》中曾说：“万一讲草木虫鱼还有不行的时候，那么这也不是没有办法，我们可以讲讲天气吧。”因而当他的《风雨谈》和《瓜豆集》出版的时候，人们会很自然地想到：他真的从谈草木（苦茶、苦竹、瓜豆）到谈天气（风雨）了。

然而周作人有他自己的解说。他说：他把集名取为《风雨谈》，是取自《诗经·郑风·风雨》的典故。《风雨》第三节是：“风雨如晦，鸡鸣不已。既见君子，云胡不喜？”周作人在《风雨谈·小引》中说：“风雨凄凄以至如晦，这个意境我都喜欢，论理这自然是无聊苦寂，或积忧成病，可是也‘云胡不喜’呢？不佞故人不多，又各忙碌，相见的时候颇少，但是书册上的故人则又殊不少，此随时可晤对也。不谈今天天气哈哈哈，可谈的物事随处多有，所差的是要花本钱买书而已。翻开书册，得听一夕的话，已大可喜，若再写下来，自然更妙，虽然做文章赔本稍为有点好笑，但不失为消遣之一法。”可见，风雨谈者也就是读书谈也。它和《夜读抄》、《苦茶随笔》一样，是读书随笔。

对于《瓜豆集》，周作人也作了解说。他在这本集子的《题记》中说：“为什么叫作瓜豆的呢？善于做新八股的朋友可以作种种的推测。或曰，因为喜讲运命，所以这是说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吧。或曰，因为爱谈鬼，所以用王渔洋的诗，豆棚瓜架雨如丝。或曰，鲍照《芜城赋》云，‘竟瓜剖而豆分’，此盖伤时也。典故虽然都不差，实在却是一样不对。我这瓜豆就只是老老实实的瓜豆，如冬瓜长豇豆之类是也。或者再自大一点称曰杜园瓜豆，即杜园菜。”什么叫杜园菜呢？据《越言释》云：是指“出自园丁，不经市儿之手”的蔬菜瓜蓏。它的特点是“土膏露气真味尚存”。比喻为文章，就是杜撰的，都出自自己的胸臆，不“人云亦云的说市话”。周作人又说：他历来是遵奉孔子的格言“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的。因而他的“杜撰”，“只挑选一二稍为知道的东西来谈谈”。他的“稍为知道”的是什么知识呢？他说：“我的兴趣所在是关于生物学人类学儿童学与性的心理，当然是零碎的知识，但是我唯一的一点知识，所以自己不能不相当的看重，而自己所不知的乃是神学与文学的空论之类。”由于他坚持“知之为知之”的杜撰，在“思想渐就统制”的时代，难免“多与新旧权威相冲突”，但他多少是有点得意的。

《风雨谈》收1935年11月至1936年4月这半年间的随笔小品35篇。《瓜豆集》收1936年5月至12月间的随笔小品34篇。既然风雨谈也就是读书谈，既然“知之为知之”而所知多为书本知识，因而两本集子中的读书札记占了一半以上的篇幅。这些札记多数是连篇累牍的抄书，像《钝吟杂录》、《郁冈斋笔麈》、《王湘客书牍》、《嵩庵闲话》、《常谈丛录》、《常谈丛录其二》等篇，所抄的书本身并无吸引人的内容，枯燥无味，只能作为某些可供研究的资料罢了。有的札记，是写人写物写事的，却也是抄书。如《螟蛉与萤火》，要是在20年代，周作人可以写得很有情趣，但现在也是抄书，凡是有关螟蛉和萤火的记载，都大段大段地抄引，周作人自己的文字，只是把这些抄录连接起来罢了。《关于雷公》一文，周作人从《寄龛全集》中接连抄了几则雷击鲁氏妇、雷击某甲、桥断溺人、剧场大灾烧人等记载，都是恶人受惩，好人得报。周作人说：“我不惮烦地抄录这些话，是很有理由的，因为这可以算是代表的阴骘说也。”接着，周作人又从《论衡》、《五杂俎》、《乡言解颐》中大段大段抄录关于雷公的记载。《谈鬼论》一文，更从十几种旧笔记中大段大段抄录关于鬼的各种记载和议论。为什么要抄这些段落呢？因为：“论语社发刊鬼的故事专号，不远千里征文及于不佞，重违尊命，勉写小文，略述谈鬼的浅见。”真是为谈鬼而谈鬼。他所“知之”的是有这么多谈鬼的记载，来个“知之为知之”，就都抄上了。这种连篇累牍的抄书，堆砌材料，根本就无从谈起散文的艺术，读者就无从欣赏散文艺术的美了。

但是，在《风雨谈》和《瓜豆集》中，也还有不少值得注意的篇章。首先值得注意的，周作人在有些文章中直接表达了自己的思想。这对于研究周作人的思想发展，研究当年的文艺思潮及其轨迹，都是很重要的。

周作人历来主张文章要质朴平淡。在《本色》中，他又一次提出：“写文章没有别的诀窍，只有一字曰简单。”他所说的“简单”，就是本色，就是真实地写出事物的本来面目，而不加粉饰。这当然是很难的。他说：“若本色反是难。为什么呢？本色可以拿得出去，必须本来的质地形色站得住脚，其次是人情总缺少自信，想依赖修饰，必须洗去前次所涂脂粉，才会露出本色，此所以为难也。”本色的美学境界，是周作人几十年来所孜孜追求的。但周作人的提倡本色，又把它和理想对立起来。似乎生活应该是灰色的，如果写出了生活中的亮色，他就以为是失去了本色。他说：“不佞作论三十余年，近来始知小心，他无进益，放言高论庶几可以免矣，若夫本色则犹望道而未之见也。”他所说的“放言高论”，在当时主要是指左翼作家。或许他认为谈理想、谈革命、谈主义，都是装腔作势，失去了“本色”。

周作人是主张“文学无用”论的。他所说的“文学无用”，是指文学于政治经济、社会改革无用，而于知识性、娱乐性却有用。他在《文学的未来》中重申了他的主张，而且有了发展。他认为文学是个人的。他说：“我想文艺的变动终是在个人化着，这个人里自然仍含着多量的民族分子，但其作品总只是国民的而不能是集团的了。”周作人只承认文艺的认识功能和娱乐功能。他反对“集团文艺”或“文艺集团”，主要是指左翼文艺运动。他主张文学自由主义：“文学既不被人利用去做工具，也不再被干涉，有了这种自由他的生命就该稳固一点了。”他没有摆开阵势和左翼文坛展开论争，而是执著地坚持着自己的观点，一有机会就加以宣传。可以说，他是左翼文坛在理论上的一个“韧”性的对手。

周作人在有些文章中，再一次责备自己“太积极”。例如他在《改名纪略》中说：“我所写的文章范围很小，差不多只以文化为限，凡关于实际的政治外交问题我都不谈，凡是做宣传有作用的机关报纸上也都不登。”他还说：“我近十年来是早已不骂人了”，“不但不再骂人，并且也不敢恭维人”。对人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他想超脱尘世，不问世事。在《瓜豆集·题记》中，他写道：“这三十篇小文重阅一过，自己不禁叹息道，太积极了！”“有好些性急的朋友以为我早该谈风月了，……其实我自己也未尝不想谈，不料总是不够消极，在风吹月照之中还是要呵佛骂祖，这正是我的毛病，我也无可如何。”其实，在《风雨谈》和《瓜豆集》中，早已没有周作人在20年代写的小品文的那种锋芒了，实在说不上有“呵佛骂祖”的文章。他之所以这样说，是为了否定当时文坛普遍认为他已转向消极。另一方面，他的文章极大部分是谈古的谈洋的，或抄书，但偶尔也有涉及现实的，如时有刺及左翼文坛之笔，如《老人的胡闹》的指桑骂槐，如《再谈油炸鬼》中再次为秦桧鸣不平，说什么对外来侵略的主战和主和中，“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这在当时是明显涉及现实的。周作人希望自己脱离现实越远越好，可是他一不小心，有时还是涉足现实，因而他由衷地责备自己：“太积极！”他的这种责备，过去也有，前已介绍过，现在他在实际行动上，在《风雨谈》和《瓜豆集》中都有明显的发展。在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尖锐激烈的年代里，而且整个华北在日本侵略者的虎视眈眈之中，他却一心要远离现实，唯恐远离不够，其思想境界就可想而知了。

在《风雨谈》和《瓜豆集》中，值得人们注意的，还有再次为明代公安、竟陵派招魂的篇章，再次鼓吹“性灵小品”。周作人在1932年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中，竭力推崇晚明的公安、竟陵的“性灵小品”，得到南方林语堂、施蛰存、刘大杰等人响应，“京派”和“海派”合流，标点整理出版晚明小品并延及清代小品，成了一时的风气。甚至连明清的一些日记、尺牍也被大量整理出笼。这中间几家出版社还互相竞争，更火上加油，形成了热潮。1934年底，林语堂创议、刘大杰校点的《袁中郎集》的出版，可说是这个热潮的高峰。重刊的《袁中郎集》由周作人写序，称它的出版“是很有意义的事”。但由于这些重刊的集子，不断发生标点的错误，受到鲁迅等人的批评；当时竞相出版的一些选本、汇编本，所选所编并非精品，而有滥竽充数的现象：因而读者对这些书不免冷淡下来。同时，论语派分化而发生纠纷，林语堂被迫辞去《论语》主编，后虽接连创办《人间世》、《宇宙风》，但不久，1936年8月，林语堂全家离开中国寓居美国去了。晚明小品的热潮就逐渐冷落。周作人在《风雨谈》中的《游山日记》、《陶筠庵论竟陵派》、《〈梅花草堂笔谈〉等》，《瓜豆集》中的《关于尺牍》等篇，再次推崇明清小品，再次鼓吹性灵小品。他认为：晚明的这些作品，“都是旁门而非正统的，但我的偏见以为思想与文艺上的旁门往往比正统更有意思，因为更有勇气和生命”。这话对于公安竟陵派来说原是不错的，但“晚明小品热”已开始降温，他的推崇和鼓吹已成了强弩之末，不能像当初发表《中国新文学的源流》那样产生广泛的影响了。

在《风雨谈》和《瓜豆集》中值得人们注意的，还有几篇散文佳作。它们意外地保持着周作人20年代散文艺术的特点。如《风雨谈》中的《北平的春天》，《瓜豆集》中的《怀东京》、《东京的书店》、《北平的好坏》等文。它们朴实平淡，清净明澄，令人心旷神怡。虽都不涉及现实生活，但文情并茂，字里行间时时流露出作者的爱憎。《北平的春天》是以故乡的春天与北京的春天作比较的，作者写了种种故乡春天的可爱之处，结论是：“我倒还是爱北平的冬天。春天总是故乡的有意思。”表达了三四十年的游子对故乡的深情。《北平的好坏》表达了作者对北京的喜欢。他在北京已住了20个年头。“北平于我的确可以算是第二故乡。”他喜欢北京，第一是气候好，第二是人情好，至少总可以说是大方。在北京他也有不喜欢的东西，第一是京戏——不如故乡社戏的好，第二是无线电广播难听。这些不喜欢的东西都是可以回避的，因而总起来说他是热爱北京的。《怀东京》也写得文情并茂。作者青年时期在东京生活过6年，他了解东京，喜欢东京。“我爱好那个地方，有第二故乡之感。”他近乎陶醉地说，他爱东京的生活，即日本旧式的衣食住。他年轻时在东京如穿袍子马褂，那是奴隶的表示，因而他们喜欢穿和服，“我们觉得和服也很可以穿”。他喜欢东京民间的素淡的吃食，这种吃食和故乡的吃食常有相近相通之处，使他爱好而感到亲切。他也爱东京的住房，它们和食物有着同样的素质。周作人说：“我喜欢的还是那房子的适用，特别便于简易生活。”作者也喜欢东京生活中的习俗，如清洁，有礼，洒脱。“洒脱与有礼这两件事一看似乎有点冲突，其实却并不然。洒脱不是粗暴无礼，他只是没有宗教与道学的伪善，没有从淫逸发生出来的假正经。”观察细致，说得确切。使作者向往的，还有神田一带的新旧书店，使他几十年后都难以忘怀。以东京生活为背景的近代的艺文，例如江户浮世绘，也都使他很感兴趣。作者娓娓谈来，使读者不禁也会神往东京的生活。《东京的书店》所写的内容，从题目就可以知道。那里的书店给作者带来无数次的欢乐。这些散文都具有质朴的美，是散文中的上乘之作。在这里必须附带一笔的是：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步步入侵，国人的抗日运动正此起彼涌。周作人是反对文学与一切政治相联系的，是在极力脱离现实的。但在这样的历史环境下，大谈日本这也好那也好，中国的读者读了在感情上又会有何感慨呢？难道信奉“文学无用”论，竟可以不顾民族的感情吗？

《风雨谈》和《瓜豆集》是周作人失足前的最后两部集子。在他的散文艺术的发展中，它们宣告了一个创作阶段的结束。周作人的散文，从《自己的园地》（多数是文艺随笔）、《雨天的书》、《泽泻集》到《永日集》、《过去的生命》（收有部分散文诗），是创作的第一阶段，亦即昌盛时期。这时期的散文，被人称为美文，受到文坛的普遍好评，为我国现代散文作了奠基性的贡献。周作人作为中国现代第一流的散文家，正是以他这阶段的创作，而当之无愧的。在1927至1928年间，他一面受到反动派白色恐怖的威胁，一面又受到“左”的围攻。从这时到1931年，是周作人散文创作的第二时期，即作品数量最少的低沉时期。他在这时期的政治态度是“苟全性命于乱世”，在散文创作上力图寻求逃避现实的出路。但由于“创作惯性”的作用，他的许多散文仍然是面对现实的，常常表现出不满现实而又想逃避现实的矛盾心情。这时期的作品，数量很少，只有一本《看云集》。从1932年起，他在政治上是更为明确的逃避现实、脱离现实；在文艺理论上进一步鼓吹“文艺无用”论，反对左翼文艺的部分理论；在散文创作上崇尚晚明小品，主张抒发性灵，亦即表现自我。在散文创作的实践上，作品数量得到了复苏，甚至于有了发展。《夜读抄》、《苦茶随笔》、《苦竹杂记》、《风雨谈》、《瓜豆集》，就是这时期作品的结集。人是在现实生活中的，说“性灵”也好，说“自我”也好，要抒发，要表现，怎么离得开现实呢？周作人找到了一条出路：抄书。他在这个时期的绝大部分作品，都是连篇累牍地抄书。抄古人洋人的书犹嫌不足，还大段大段抄自己的书——后来的文章抄前些时为期不远的文章，似乎抄书已成癖，到了“无抄不成文”的地步。也有一些散文是可读的佳作，像前面介绍的《北平的春天》、《怀东京》等等，但也抄书，只是抄得还不太使人生厌罢了。连篇累牍地抄书，还怎么“抒发性灵”呢？还怎么“表现自我”呢？当然也更谈不上什么艺术性了。周作人的散文创作就这样进入了它的末路。这是他的散文创作的第三阶段，即下坡阶段——散文艺术的下坡。

[1] 冯至：《〈骆驼草〉影印本序》，《骆驼草》影印本，上海书店1985年版。

[2] 《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377页。

[3] 周作人此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上册，第538页。

[4] 原注：君自言到厂甸数次矣。

[5] 原注：君曾著《自己的园地》。

[6] 原注：君在厂甸购戴子高论语注。

[7] 原注：酉靺，Humor之一译音。Humor通译幽默。

[8]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31页。

[9] 《胡适来往书信选》（中），中华书局1979年版，第241页。

第七章 从留平教授到文化汉奸（1937—1949）

88.北大留平教授

周作人追求平静的生活和平静的文字，但是现实并不平静。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华北危在旦夕。

中华民族面临着存亡的考验。民族的存亡，考验着它的每一个成员。

卢沟桥事变前，华北形势已很紧张。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及一部分系主任、教授，事变前已去南方。事变发生后，在校的文学院院长胡适等人以为这是局部事件，不至于扩大为全面战争，因而学校生活仍照常运转。但从西南方向传来的枪声，以及不断传来的战争消息，使这所中国最高学府的师生们无法安静下来。从7月15日至31日，北大教职员先后开了三次会，发了通电，表明了爱国立场；后又发表宣言，对时局提出看法。7月29日日军进入北平，许多人的神情不免沮丧。31日召开的第三次教职员会议，开得凄凉沉重，但大家仍相约要“镇静应变，共维残局”。周作人也在沮丧之中。

日军占领北平后，北大大批教职员南迁。火车站挤满了各种难民，一般老百姓早已雇不到汽车，就是骡车、板车也被人们搜罗一空。但北大的教职员不辞辛苦，仍然南迁。周作人没有南迁的打算，但仍经常到校。8月24日日本宪兵四人到第二院要检查校长室，周作人闻讯赶来，用日语与他们辩论，保护了学校。10月间，北大在湖南长沙找好临时校舍的消息传来，更促进了教职员的南迁。胡适早已走了。梁实秋走了，潘光旦走了，罗常培后来也走了。他们都是周作人的同事。曾是周作人学生的川岛、台静农等等也先后走了。本来，北大的专任教职员都应该随校迁徙，但也有例外，如老弱、病残及有其他不能走的原因者。周作人以“家累重不能走”为由，留在北平。到11月，北大教职员中要走的都走了。学校决定4人作为北大留平教授，负责保护校产，每月寄津贴50元。这4位教授是：孟心史、马幼渔、冯汉叔和周作人。这年年底校长蒋梦麟还打来委托保护校产的电报。

周作人在北平沦陷后没有离开，引起文艺界的重大关注。早在“七七”以前，郑振铎曾劝周作人“有必要的时候，应该离开北平”，但周作人认为：日本太强，中国太弱，以至中日就不可能发生战争。他似乎没有想过对日本的步步入侵是否应该抵抗。郑振铎在《惜周作人》中还说：“‘七七’以后，我们在南方的朋友们都十分的关心着他。许多人都劝他南下。……其实，他是恋恋于北平的生活，舍不得八道湾的舒适异常的起居，所以不肯搬动。”[1]郑振铎的分析是有道理的。

郭沫若听说周作人没有离开北平，心情十分焦急。他在1937年8月23日特地写了《国难声中怀知堂》，他说：“我自回国以来所时时怀念着的，却是北平苦雨斋中的我们的知堂。”他还说：“近年来能够在文化界树一风格，撑得起来，对于国际友人可以分庭抗礼，替我们民族争得几分人格的人，并没有好几个。而我们的知堂是这没有好几个中的特出一头地者。虽然年青一代的人不见得尽能了解。”郭沫若给了周作人极高的评价。认为他是足以关系到民族荣辱的人。所以郭沫若又说：“‘如可赎兮，人百其身。’知堂如真的可以飞到南边来，比如就像我这样的人，为了掉换他，就死上几千百个都是不算一回事的。”[2]郭沫若过于自谦，同时也说得有些过分，但他的心情在文艺界和读者中是有代表性的。

周作人之所以留在北平，他在给《宇宙风》的编者陶亢德的信中，多次说明是由于“家累”。他说：“舍间人多，又实无地可避，故只苦住。”“寒家系累甚重，交通又不便，只好暂苦住于此，绍兴亦无老屋可居，故无从作归计也。”他还说：“弟以系累甚重（家中共有九人，虽然愚夫妇及小儿共只三人），未能去北平，现只以北京大学教授资格蛰居而已，别无一事也。”周作人的“家累”确是事实，但贪图安逸，不想奔波，也是事实。

周作人在给陶亢德的信中，还表示了决不会去事敌的心情。他说：“有同事将南行，曾嘱其向王教长蒋校长代为同人致一言，请勿视留北诸人为李陵，却当作苏武看为宜。此意亦可以奉告别位关心我们的人。至于有人如何怀疑或误解，殊不能知，亦无从一一解释也。”这是他当时的真实心情。在他以为，作为一个教授留在北平，也不至于会发生什么事。周作人的这些信在《宇宙风》上发表出来，也等于向南方文艺界和读者们作了说明。

周作人这时期写了两首诗，抒述了他离京不能的真实心情：

其一

燕山柳色太凄迷，话到家园一泪垂。

长向行人供炒栗，伤心最是李和儿。

其二

家祭年年总是虚，乃翁心愿竟何如。

故园未毁不归去，怕出偏门过鲁墟。

从这些诗句，无论如何还找不出周作人想屈膝事敌的迹象。

周作人留在北平，靠北大寄给的50元津贴，当然是难以维持生活的。他想为自己找一个立足之地，首先想到的是译书。他就去和胡适主持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联系。周作人曾和这个编译委员会打过几次交道，他和鲁迅、周建人合译的《现代小说译丛》、他单独译的《现代日本小说集》和《希腊拟曲》，都曾交给这个编译委员会，得到优厚的稿酬。这次去联系，胡适已去南方，由秘书关琪桐代理，很快就谈妥：周作人每月交稿2万字，该会每月付200元，译什么书由周作人自定。这样，周作人一家的生活虽不可能像过去那么阔绰了，但如果艰苦一点，还是可以过得去的。

然而，波折还在后面。

89.出席“更生”座谈会后

北平沦陷后，1937年8月，就出现了汉奸组织“维持会”。维持会要求各大学将保管各项加封，然后由该会察核。12月14日，汉奸政权“临时政府”成立，接着它就接收了中国主办的各文化机构，包括大学在内。一些文化人开始落水，其中有的是周作人的老朋友，如钱稻孙、汤尔和等。

在一些“老朋友”的影响下，1938年2月9日，周作人出席了大阪《每日新闻》社召开的“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到会的，日本方面有：大使馆参事官森岛守人，新民学院教授法学博士泷川政次郎，陆军特务部成田贡、武田熙；中国方面有：议政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汤尔和，新民会副会长张燕卿，前华北大学校长何其鞏，北京大学教授周作人，清华大学教授钱稻孙。“议政委员长”、“教育部总长”都是汉奸“临时政府”的伪职，新民会是以“中日亲善”、维护汉奸政权为目的的组织。座谈会的议题是：“中日两国的文化提携”。

周作人在会上的发言是：余长期从事于东洋文学及日本文学系的工作，而其实，可说当初就在尽可能地使中国的学生通晓日本文学。又为了研究日本，于是特别设立了日本文学讲座。但到如今，从一年的经验上，真是不胜惭愧，盖其中了无良好成绩，总觉得不到日本去是毫无用处的。于这里只好大概地教授关于日本的政治之如何这问题，渐渐便会觉得到日本去是最好的。

钱稻孙附和周作人的看法说：我的意见正与周先生不约而同。盖即令在“北京”学习三四年，不到日本去，也是徒劳无用的。在“北京”，教授日本语的中学绝无仅有。我想，在中学时代教授日本语，实是非常必要的。

这个座谈会的报导和发言纪要在日本大阪《每日新闻》刊出后，余士华先生将它们译成中文，发表在1938年4月25日上海出版的《文摘》（战时旬刊）第19期上。文前有译者的按语，其中说：“据大阪《每日新闻》所载，日前该社在北平召集一个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而于出席者的名单中，赫然有周作人的名字。该段新闻标题上，刊有座谈会开会时照片一帙，亦赫然有周作人在座，更有他在会中发表的意见。使人看了，兴无限悲愤之感。这位一向以淡恬悠闲为标榜的苦茶老人周作人，想来很少有人不知道的吧。看了这篇座谈录，使人不期然想到周氏的令兄一向以勇敢的姿态为正义而斗争的鲁迅先生来。鲁迅先生有知，真不知要如何愤激呢！”

这期《文摘》出版后，南方文化人看了，大为吃惊，也十分愤慨，一时舆论哗然，纷纷谴责周作人。

5月5日，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发出通电，声讨周作人等的附逆行为，指出：“请援鸣鼓而攻之义，声明周作人钱稻孙及其他参加所谓‘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诸汉奸，应即驱逐出我文化界之外，借示精神制裁。”

5月6日，武汉《新华日报》发表短评《文化界驱逐周作人》，支持武汉文化界抗敌协会的通电，认为把“附逆有据”的周作人驱逐出文化界是完全正当的。文章指出：“周的晚节不忠实非偶然”，是他“把自己的生活和现社会脱离得远远的”的必然结果。

5月14日出版的《抗战文艺》（三日刊）第4期，以封面的显著地位发表茅盾、郁达夫、老舍、冯乃超、王平陵、胡风、胡秋原、张天翼、丁玲、舒群、奚如、夏衍、郑伯奇、邵冠华、孔罗荪、锡金、以群、楼适夷等18位作家的《给周作人的一封公开信》。公开信开头就说：“去秋平津沦陷，文人相继南来，得悉先生尚在故都。我们每听到暴敌摧残文化，仇害读书青年，便虑及先生的安全。更有些朋友，函电探问；接先生复书，知道决心在平死守。我们了解先生未能出走的困难，并希望先生作个文坛的苏武，境逆而节贞。可是，由最近敌国报章所载，惊悉先生竟参加敌寇在平召集的‘更生中国文化座谈会’：照片分明，言论俱在，当非虚构。先生此举，实系背叛民族，屈膝事仇之恨事，凡我文艺界同人无一人不为先生惜，亦无一人不以此为耻。”公开信最后说：“我们最后一次忠告先生，希能幡然悔悟，急速离平，间道南来，参加抗敌建国工作，则国人因先生在文艺上过去之功绩，及今后之奋发自赎，不难重予以爱护。否则惟有一致声讨，公认先生为民族之大罪人，文化界之叛逆者，一念之差，忠邪千载，幸明辨之！”这公开信是楼适夷执笔、郁达夫修改的，写得通情达理，仁至义尽，给周作人留下回头的余地。

周作人在1938年2月9日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3月，他又多次赴汤尔和主持的“临时政府”教育部，参加该部的学制研究会会议、编审委员会会议，等等。

但周作人并没有迅速地滑下去。他在犹豫，他存在着内心矛盾。3月12日，北京大学留平四教授中的孟心史病逝，周作人参加了只20余人到唁的凄凉的追悼会，他的挽联是：“野记偏多言外意，新诗应有井中函。”这“井中函”指的是南宋爱国画家、诗人郑所南，在苏州沦陷时将自己的诗集《心史》埋入枯井中，以示自己忠于民族、王朝的心境。周作人把“井中函”写入挽联，固然由于孟心史的名字联想而来，但他认为应该有《心史》那样的新诗出现，不能不说是他对于民族的眷恋和对占领者的不满。

据罗念生回忆：“卢沟桥事变之后不久，我在东城沙滩北京大学红楼遇见周启明，他也在打听南下的交通情况。他告诉我，很想到南方去，但因家事拖累，尚未作最后决定。”[3]

到了5月间，他赖以生活的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编译委员会准备南迁。周作人又面临了他将何以为生的问题。他要去担任伪职是很方便的，但他决定另找出路。这中间，文艺界的一些舆论对他也多少起了点作用。

周作人曾在燕京大学兼课达10年之久。燕京大学是由美国教会办的，当时日美之间还没有交战，对美国势力办的文化机构，日本不能干涉。周作人想重新去燕京大学教书，一则在经济上可以有个立足点，二则在政治上可以有所庇护。他把他的想法告诉了在燕京大学任国文系主任的郭绍虞。郭绍虞一口答应，并于5月20日亲自走访周作人，送去了燕京大学的聘书。讲定周作人作为燕大的“客座教授”，每周授课4至6小时，待遇按讲师论，再额外赠送20元，以示优惠。后来又决定周作人每周只去一次，两种功课各2小时，月薪100元。

有了燕京大学这个职务，周作人就接连拒绝了汉奸政府和由汉奸政府控制的文化机构的各种聘请。7月间，他拒绝了北京师范学院邀为教课的聘请，并退还聘书；8月间，他拒绝参加东亚文化协会，并嘱一位朋友也不要参加，连东亚文化协会的宴会他也谢绝；9月间，汤尔和派人向他说明，拟委任他为北京大学校长兼文学院院长，他婉言辞谢；12月，他推辞了日本报社约他写文的邀请。另一方面，他除在燕京大学上课外，又答应为《燕京新闻》写稿，去燕大演讲，应郭绍虞之招出席有司徒雷登等出席的宴会。

周作人这时期经济上越来越困难了，但他觉得生活得理直气壮。5月27日，他给上海的周黎庵写信说：“大阪每日所载何事，容托人查阅来看。”这是他对“更生座谈会”的消息故意装聋作哑、含糊其辞的回答。信中又说：“此一年来唯以翻译为业，希腊神话已写有二十万字，大约至秋间可以毕事矣。以后拟再译别的希腊作品，赫洛陀斯多怕太多，故暂定选取路吉亚诺斯也。下学年功课，只有燕大友人为接洽大约有四小时，不能当作生计，但有此则可以算不是失业而已。”所说都是实情。这信在1938年7月9日出版的《抗战文艺》第12期上发表，无异是向南方文艺界答复了他的近况。

在成都出版的《工作》第6期上，发表了朱光潜的《再论周作人事件》。文中转引北平友人来信中谈到周作人的近况：“知老近犹晤及，自去年以来，摒绝为外间撰文，最近此间刊物及东邻刊物犹不时索请答词，皆谓在此局面下无话可说，且亦无工夫写文字。又渠谓三十年来自文学艺术方面所了解之东邦文化，全非那末一回事，故自此以后不再谈云。上周有改造社记者访问，所谈更磊落。询及对时局观察，谓此须阅报，始得知之。唯有一点可断言者，将来结束后，两方感情较事变前必益恶化云。”这些记述，很反映了周作人当时的精神状态。朱光潜转述的北平友人的信中，又谈到周作人的生活：“月入仅中基会之二百，故每日译书极勤，然生活似颇窘。闻渠二公子因不能缴费，业已被‘中法’除名。”这大致也是合乎实情的。

周作人在燕大任教，也使朋友们高兴。郭绍虞就曾写信告诉郑振铎：“燕京大学已正式的聘请他为教授，他也已经答应下来了。绝对的没有什么问题。”郑振铎接信后很高兴，曾在朋友中为周作人辩白。

然而周作人托庇燕大、避开日伪的生活，能维持多久呢？这仍然要走着看。

90.胡适的规劝

在周作人设法回避敌伪的过程中，1938年9月20日，他曾收到胡适寄自伦敦的8月4日所作的一首白话诗。这是一首规劝的诗，敦促周作人离平南下。全诗如下：

藏晖先生昨夜作一个梦，

梦见苦雨庵中吃茶的老僧，

忽然放下茶钟出门去，

飘然一杖天南行。

天南万里岂不大辛苦？

只为智者识得重与轻。

梦醒我自披衣开窗坐，

谁知我此时一点相思情。

一九三八，八，四。伦敦。

胡适击中要害地指出天南万里虽然辛苦，但是智者要明白其中的轻重。周作人收到胡适谏诗的第二天，就写了首答诗。因听说胡适即将赴美，答诗就寄到华盛顿的中国使馆转交。周作人的答诗是：

老僧假装好吃苦茶，

实在的情形还是苦雨，

近来屋漏地上又浸水，

结果只好改号苦住。

晚间拼好蒲团想睡觉，

忽然接到一封远方的信，

海天万里八行诗，

多谢藏晖居士的问讯。

我谢谢你很厚的情意，

可惜我行脚却不能做到；

并不是出了家特地忙，

因为庵里住的好些老小。

我还只能关门敲木鱼念经，

出门托钵募化些米面，——

老僧始终是个老僧，

希望将来见得居士的面。

廿七年九月廿一日，知堂作苦住庵吟，略仿藏晖体，却寄居士美洲。十月八日旧中秋，阴雨如晦中录存。

周作人在诗中无非再次以“家累重”为由，来解释他的不能南行。但最后两句，他却很有信心地表明自己不会有变化，将来还要和你胡适见面的。当时他已在燕京大学上课，认为留在北平教书而不落水，是完全能够做到的。

这年12月，他还写了几首诗，同样以老僧自居，表达同样的心境。12月16日写的一首是：

粥饭钟鱼非本色，劈柴挑担亦随缘。

有时掷钵飞空去，东郭门头看月圆。

12月21日他又写了三首诗：

禹迹寺前春草生，沈园遗迹欠分明。

偶然拄杖桥头望，流水斜阳太有情。

禅床溜下无情思，正是沉阴欲雪天。

买得一条油炸鬼，惜无白粥下微盐。

不是渊明乞食时，但称陀佛省言辞。

携归白酒和牛肉，醉倒村边土地祠。

这几首诗中的东郭门、禹迹寺、沈园，都在绍兴，在周作人故居附近。这些诗都表明他愿意艰苦地生活不去“乞食”，而过着“省言辞”的日子。他以为这样，或许可以回避摆在他面前的尖锐的民族矛盾。

但这是不现实的想法。

91.遇刺

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1939年元旦，上午9时许，燕京大学的老学生沈启无来贺年，周作人陪他在西屋客室中谈天。刚坐下，佣工徐田进来说：“天津中日学院姓李的学生求见。”沈启无说：“中日学院学生不是日前刚来过的么？”周作人说：“或许他那天没有来，今天补来的。就请他进来吧。”中日学院的学生来找周作人是常有的事。本书前已介绍过，早在1925年9月，由日本方面出钱，请一些中国文化人合作，成立中日教育会，并在天津成立中日学院。周作人任会长，沈兼士任院长，陈百年、马幼渔、沈尹默、张凤举和周作人被聘为教师。中日学院是中国学生留日的预备学校，学生毕业后，可直接考入日本大学。学院开学那天，周作人被邀去演讲，但一直没有去上课。几个教师去教了一段时期的书后，嫌路太远，陆续辞去了这个兼职，另有一些中国年轻人去任职。“九一八”以后，沈兼士也辞去了院长一职。但周作人的会长，虽没有多少实事，却一直挂名在那里。中日学院毕业生，要去日本留学，如由周作人推荐，手续上就要方便得多，因此常有一些中日学院学生来找周作人。何况周作人对于青年人来访一般都是接见的。进门的两个青年，周作人还没看清他们面貌。其中一人便问：“你是周先生吗？”周作人礼貌地半站起来点头。那青年突然从衣袋里拔出手枪，对准周作人的腹部就是一枪，周立即倒地。沈启无正惊慌失措，也挨了一枪，倒在地上。两青年见事已成，就从容退出门去。周作人挣扎起立从北门退入内室，沈启无也起立跟了进去。佣工徐田原在侦察队做过事，听到枪声，知道出了事，就候在西屋客室门外，那刺客跨出门去，徐田就从背后一把把他拦腰抱住。刺客捏枪的手兜在衣袋里，无法动作。徐田就叫人帮忙先夺下那人的手枪。这天是元旦，近地的车夫正来门房闲谈，人很多，就七手八脚来帮忙。走在前面的刺客，不见同伴跟来，回头寻看，已被人扭住，就大叫：“九哥！九哥快来！”原来刺客共三人，一人守候在外面。听到叫声，“九哥”就赶了进来，见同伴被人扭住，就向众人开枪，车夫多人受伤，张三伤重即死。三个刺客在混乱中逃之夭夭。

沈启无弹中左肩，在医院住了半个月，伤口愈合后就出院。周作人的伤势起初以为很严重，经检查，只擦伤了一点皮肉，肚脐左边有一大圈乌青块。原来，周作人那天穿的是厚棉袍，子弹穿过厚棉袍减少了力量，又正好被里面绒线衫的纽扣挡住。因此周作人稍作治疗就出了院。

这件事是谁干的呢？当天下午周作人出院后，日本宪兵队传他谈话，反复盘问了两小时。宪兵说这是国民党特务搞的。但周作人却一口咬定是日本人干的。这个问题，半个多世纪中，说法很多，扑朔迷离。现已大致明白：这是“抗日锄奸团”干的。这个组织由国民党“军统”控制和指挥。“军统”的人在抗日战争时期做了抗日的事，我们也应该予以肯定。但周作人当时只是出席“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有些国人提出质疑，但他还不担任任何伪职，还不能算是汉奸。他正设法去美国势力办的燕京大学任教，庶几能糊口，从而摆脱汉奸们的拉拢。行刺的事，对周作人的处境来说，真是雪上加霜。日本人就以“保护”为名，把他看管起来，他就不能再去燕京大学工作了。后来，参加行刺的人，或在美国或在国内，写文章或口头宣传，都说周作人当时已当汉奸或已打算去做汉奸高官，他们才行刺的，这是不合历史事实的。

行刺周作人的直接后果是：从第二天，即1939年1月2日起，日伪警察署就派侦缉队员三人，以“护卫”之名，进驻八道湾周家宅院。从此，周作人每次外出，必有一名警察跟随“保护”。

据一星期后去探望周作人的常风回忆：他到了周宅，发现“院子里添了几个彪形大汉，让人看着很不舒服”。可见除警察外，日伪还派了便衣特务监视周宅。这样，周作人就不能再到燕京大学去上课。周作人对常风“很伤感地说，以后不能再到燕大教课了，不知如何过生活才好”。[4]

听说周作人被刺，已被日伪临时政府任命为北京大学校长的老朋友钱稻孙第二天就来访，带来了汉奸临时政府教育督办汤尔和的口信，劝他接受伪北大图书馆长的职务。经过几天考虑，7日他往访钱稻孙，口头表示接受图书馆长的职务。12日，敌伪控制下的北京大学任命周作人为该校图书馆馆长，并送来聘书。此事虽然几天前已口头说好了的，但周作人仍然在苦雨斋书房里踱步一阵，闷坐一阵；闷坐一阵，又踱步一阵，比往日多吃了几壶苦茶，终于函复表示接受。他在这天的日记上写着：“下午收北大聘书，仍是关于图书馆事，而事实上不能不当。”这是他接受的第一个伪职。

从此，他在丧失民族气节的下坡路上不断地滑下去，已无法自制。

3月18日，任敌伪控制的北京大学文学院筹备员，后改为院长。

4月28日，往北京大学陪宴日本宪兵队官员。以后这类宴会不断。

5月8日晚，往赴汤尔和招宴。和“临时政府”议政委员会委员长兼教育部总长的汤尔和，又重新热乎起来。

9月3日，参加东亚文化协议会会议。一年前他拒绝参加这协议会，还劝别人不要参加，现在他也一头栽了进去。以后他参加这个协议会的活动频繁，还当上了理事、评议员。

9月12日，在接受了几种伪职后，在极复杂的心情下，写下了《偶作 用六松堂韵》，全诗如下：

正如群鱼脱故渊，草间煦沫剧堪怜。

四方引领失归路，何处将身托愿船。

漫策断株追日没，执持煎饼补天穿。

高歌岂必能当哭，夜色苍凉未忍眠。

六松是汤尔和的号，六松堂是汤尔和堂名。很可能是汤尔和写诗给周作人，劝他下水。周作人在接受伪职后，用汤尔和诗之韵，写下这首诗，送给已下水的朋友们。诗的第一联是说：他们这些人，像脱离了江河大湖的群鱼，在草间相濡以沫真可怜。第二联是说：四方引领我们走的是不能返回的路，何处是我们的托身的理想之处呢？愿船，是佛教语。佛教的宗旨是普度众生，因而最大的理想之地以船喻。第三联是说：我们这群人，落水还要找一些自欺欺人的理由，其实拄着拐杖枯枝，像夸父追日那样自不量力；拿着煎饼想去补天那样可笑。第四联是说：高歌未必能当哭，我周围是夜色苍凉，使人彻夜难眠。从这首诗说明：周作人落水之初是认识到所走的是一条“失归路”，他无可奈何，心地是一片苍凉。

12月16日往“临时政府”教育部参加会议。以后他不断参加教育部的各种活动。

他像瀑布中的一片树叶，随着急流，向万丈深渊跌去。

92.落水的思想原因

周作人这样一个有学问的人，怎么一枪就使他事敌了呢？他不是多次痛斥日本侵略者在北京街头的横行无忌吗？他不是多次驳斥《顺天时报》攻击我民族的种种谰言吗？他不是表示过“我爱日本，更爱中国”吗？难道这一切都是虚伪的谎言？

周作人当年并非有意做作地说些虚伪的谎言。他有正义感，有爱国心，他的所写所言，确是真实思想的表现。但在他的思想中，有着致命的弱点，正在滋长着发展着。

人类社会的历史，不是直线地而是曲折地发展的。当历史发生曲折的时候，有的人不能正确地认识，而是以为历史是循环往复的，因而产生了历史循环论。五四运动的高潮过去后，一方面革命更深入了，另一方面文化革命队伍分化，反动势力和复旧势力有了暂时的抬头。这时候，即20年代后期，周作人不能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待当时的形势，他只看到张作霖的反动，北洋政府的反动，国民党的反动，认为黑暗势力去而复来，历史是在不断地循环重复。从1926年以后，他的一些文章中不断流露历史循环论的观点，1929年以后，更趋明显了。1932年发表和出版的《中国新文学的源流》，更是集中地系统地以历史循环论来解释中国文学的发展。他在这部长篇学术讲演的开头就说：说书艺人“说三国什么时候，必定首先喝道：且说天下大势，合久必分，分久必合。我觉得这是一句很精的格言。我从这上边建设起我的议论来，说没有根基也是没有根基，若说是有，那也就很有根基的了”。这就是说，历史循环论是他的理论根基。果然，他把中国文学的变迁说成是两种文学潮流（言志派和载道派）的循环起伏，把五四新文学运动说成是明末文学运动的再版。

由历史循环论，又使他产生历史空虚感。他在1929年5月写的《伟大的捕风》中，曾说：“我最喜欢读《旧约》里的《传道书》。传道者劈头就说，‘虚空的虚空’，接着又说道，‘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日光之下并无新事。’这都是使我很喜欢读的地方。”他这就是承认：他赞同、信奉历史循环论，并由此而接受历史虚无主义，和对现实的空虚感。既然“日光之下并无新事”，一切都是旧的重复，没有了希望，没有了新生，那除了虚无和空虚还有什么呢？周作人在这篇文章中还说：“已有的事后必再有，已行的事后必再行，此人生之所以为虚空的虚空也欤？传道者的厌世盖无足怪。”由历史循环论而到人生虚空感，周作人很理解传道者的厌世。周作人自己虽还不至于厌世，但确已遁世。他又说：“对于虚空的唯一的办法其实还只有虚空之追迹。”那真是彻底的虚空了。

历史循环论，使周作人感到历史的空虚和人生的空虚，还使他看不到历史的前进，看不到人民的力量和民族的希望。他丧失了民族自信力。他在后来收入《永日集》的《历史》一文中竟这样写道：“天下最残酷的学问是历史。他能揭去我们眼上的鳞，虽然也使我们希望千百年后的将来会有进步，但同时将千百年前的黑暗投在现在上面，使人对于死鬼之力不住地感到威吓。我读了中国历史，对于中国民族和我自己失去了九成以上的信仰和希望。”在反动统治最黑暗的年代和民族危亡最关键的时候，鲁迅写过一篇《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指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他们“就是中国的脊梁”。“这一类的人们，就是现在也何尝少呢？他们有确信，不自欺；他们在前仆后继的战斗”。因此鲁迅在任何时候，对中华民族的发展都是充满信心的。他说：“说中国人失掉了自信力，用以指一部分则可，倘若加于全体，那简直是诬蔑。”是的，在当年民族危亡的关头，许多人像鲁迅一样，既看到灾难的深重，也看到希望的光芒。真正“失掉了自信力”的，只有“一部分”人，而周作人竟是其中之一。

周作人的这种失掉民族自信力的思想，也表现在现实的中日关系上。他在1934年冬写的《弃文就武》一文中，就认为中日两国的力量悬殊，几乎说不上对抗。他说：“例如两国相争，到得一国的海军歼灭了，敌舰可以来靠岸的时候，似乎该是讲和了罢？不但甲辰的日俄之战如此，就是甲午的中日之战也是如此。中国甲午以来至于甲戌这四十年间便一直只保有讲和状态的海军，此是明显的事实无庸讳言，盖这四十年来的政治实以不同外国打仗为基础而进行着的，到了今日这个情形恐怕还没有变吧？”两国对抗的胜败取决于国力、民心等多种因素。尽管当政者腐败，连年内战，国防力量很薄弱，但中华民族是伟大的民族，决不会屈弱于外族的侵略，加上地域辽阔可与敌人周旋，因而尽管道路曲折，但侵略者是可以赶出去的。可是周作人竟把两国的对抗取决于海军的力量。而当时中国海军力量不强确是事实。因而他认为，来犯者一击，我们只得割地赔款地“讲和”，哪里还谈得上抗击。他就是这样的“必败论”者。他对日本侵略者的野心也估计不足，以为只要我们屈辱“讲和”，局部战争也就结束了。因而根本没有长期抗战的心理准备。据郑振铎后来在《惜周作人》中回忆：抗战前夕，郑和周见过一面，周也向他说：“和日本作战是不可能的。人家有海军。没有打，人家已经登岸来了。我们的门户是洞开的，如何能够抵抗人家？”这就是失掉了民族自信力的周作人所持的抗战必败论。

周作人持抗战必败论，因而对历史上的抗战派与求和派也有他自己的“高见”。他在《岳飞与秦桧》（1935年3月）、《谈油炸鬼》（1935年12月）、《再谈油炸鬼》（1936年7月）等文中，多次为秦桧翻案。他认为秦桧根据当时国防力量“主和”，未必就是坏事。他甚至赞扬历史上的投降派。他说：“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古时自己要牺牲性命，现在还有地方可逃，）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他所说的“主和”，实际上是指屈膝投降，否则怎么会“和成则是万世罪人”呢？周作人在东北沦陷、华北危急之秋，接连发表为秦桧翻案的论调，简直可说是为汉奸们的投降事敌制造舆论。

在现实生活中，周作人的民族界线也是不清的。在1931年“九一八”以后，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对华北也虎视眈眈。洁身自好者，保持民族尊严者，爱国者，都对侵略者较为警觉。周作人的好友刘半农、钱玄同，就是如此。但周作人仍然和日本的某些团体和某些人物，保持着密切的联系。1934年7月他去日本，热心参加的是日华学会一类团体的活动。在国内，他也和一些日本团体、机构往来不断。当时日本人主持的一些团体、机构常常打着“中日合作”的幌子，或挂着“文化研究”的牌子，却进行着文化侵略、思想渗透的活动，甚至搞些收集情报的勾当。周作人却并未保持一定的警觉。但这是“七七事变”以前，中日还未宣战，人们并未深加追究。事变以后，在周作人来说，他去参加“更生中国文化建设座谈会”，好像是很自然的活动。遭到国人的谴责以后，他似乎有所警觉，有过犹豫，但后来还是滑过去了。

另一方面，随着形势的险恶，周作人的“苟全性命于乱世”的思想也越来越抬头了。他的《哑吧礼赞》、《麻醉礼赞》固然是鞭挞黑暗现实的，但也透露了他的浓重的明哲保身的思想。“一说话，话中即含有臧否，即是危险，这个年头儿。”“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如哑吧者，可以说是能够少一事的了。”这就是他之所以要礼赞哑吧。而麻醉呢，正是他遁世良剂：“醉生梦死，这大约是人生最上的生活法罢？”“我们的生活恐怕还是醉生梦死最好罢。”当然，这是他不满黑暗现实的含泪的语言，但在无可奈何中，他还是拾取了明哲保身的处世哲学。看到黑暗的现实，不免要烦闷，他主张“闭门读书”，“苟全性命于乱世是第一要紧，所以最好是从头就不烦闷”。这就是他在《闭户读书论》中的主张。他在1933年2月给俞平伯的信中说：“世事愈恶，愈写不进文中去（或反而走往闲适一路），于今颇觉得旧诗人作中少见乱离之迹，亦是难怪也。”这是他真实感情的表白。说明他提倡的性灵小品，是逃避黑暗现实的产物，是苟全性命的一条途径。

这就是当年周作人思想的危机的一面。一个看不到历史发展的历史循环论者，一个丧失民族自信力的人，一个中日对抗中的“必败论”者，一个“苟全性命于乱世”的贪生怕死的人，一声枪响，子弹没有钻进他的肚皮，却被他面临的一些不是不可以克服的困难，吓弯了他的膝盖，他跪下来了，他屈膝事敌了。当他接受第一个伪职时，他在日记中写着“事实上不能不当”，就概括了他全部复杂的思想情绪。

93.当了伪华北教育总署督办

周作人在民族失节的深渊中继续往下跌。

汪精卫的汉奸政权“国民政府”1940年3月29日在南京成立。华北“临时政府”于同年4月10日改组为“华北政务委员会”，由王克敏任委员长。原“临时政府”各“部”改为各“总署”。与周作人关系密切的汤尔和，任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不久，王克敏由于和汪精卫存在矛盾，同时他的后台日本特务机关“华北联络部”部长喜多被日本政府调回本国，他就只好下台。1940年6月7日，南京“国民政府”任命王揖唐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华北汉奸们就又进行了一番倾轧，汤尔和的地位却不变。汤尔和是周作人在伪政权中的重要支柱。

正当周作人进一步向汉奸政权投靠的时候，汤尔和于1940年11月8日病死。第二天，周作人即往汤宅致吊，并作挽联，大肆吹捧这个汉奸，把丑说成了美，把恶说成了善：“一生多立经国事功，不图华发忽萎，回首前尘成大梦；此出只为救民苦难，岂意擅度中断，伤心跌打胜微言。”把汉奸卖国行径说成“经国事功”、“救民苦难”，说明他自己也跃跃欲试了。

汤尔和死后，逐鹿他的职位者大有其人。王揖唐很想起用有社会威望从而也可提高他的汉奸政权威望、又和自己没有利害冲突的人。周作人正符合这样的条件。因而在汤尔和死后不久，11月24日上午，王揖唐就亲自前往周宅劝进。26日，王揖唐又派人前往劝进。12月10日，王揖唐再一次亲自出马前往邀请。周作人在作了番思考，听了一些人的劝告后，就答应了。周作人是名作家名教授，在汉奸圈子里并无派系纠葛，因而他的晋升，也得到了华北汉奸头面人物的赞同。汪精卫久仰周作人大名，陈公博是北大出身，和周作人有师生之谊，在汪精卫面前很替周说了些好话，因而汪精卫也很赞同推出周作人。12月19日，汪精卫“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第31次会议，通过一项议案：“特派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并指定为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国民政府”随即发布了任命。第二天北平各报都以显著地位披露了这项任命的消息。

12月20日，周作人踌躇满志、神采飞扬地接见了几家报社记者，并发表了谈话。在谈到华北教育工作设想时，他说：“承询对华北教育事业之抱负，余尚不欲多所发表意见。盖华北教育事业，在汤先生任教署督办时，已通盘筹划，且已有良好成绩表现，将来亦不过萧规曹随，就原有之现状向前推进，自不宜多所变更。惟余意将来华北教育经费，如有余裕时，可稍事扩展。”其实他并没有什么计划。

在各级汉奸政府机构中，都有日本顾问一类人物，稍重大的事情都须得到他们的点头。对周作人的任命当然事先得到日本方面的同意。因而任命一发表，日本新闻界纷纷采访周作人，周作人还特别接待了日本兴亚院文化局局长松井大佐的特访。12月21日，《庸报》刊载了松井大佐对该报记者谈话，称：“此次以平素不喜欢政治生活之当代文学界权威者周作人氏，出任巨艰，鄙人觉得非常荣幸。”还说：“日本方面学界舆论界及华北各机关团体无不在庆幸鼓舞。”松井的谈话，有一定的代表性。

周作人于1941年1月1日正式收到由华北政务委员会转来的南京“国民政府”的委任状。当天，他就去见王揖唐，商讨今后华北教育工作如何开展。4日，周作人到教育总署举行了就职仪式。据第二天的北平《新民报》报道：“华北教育总署新任督办周作人氏，于昨四日上午近十时，前往教署接任视事。事先该署事务科，曾于大门及二门前，张悬国旗。是时旭日初升，微风荡动，就职式场之西花厅，亦经妥为布置就绪。周氏于九时三刻，乘车皆从随员、警卫莅至，由方宗鳌署长、张心沛局长，以次各参事、秘书等，亲在二门前迎接，陪赴督办室略为休息。少顷，即在西花厅召集全体职员举行就职，并无任何仪式，仅全体向周督办行三鞠躬礼后，即开始作到任之首次训示，阐述所怀，愿共同迈进，词极恳切，约一刻钟始行完竣，复返督办室。”关于周作人的“训示”，《新民报》还报道说：“召集全体职员训话，周督办略谓：‘本人历来任职教授二十余年，汤公多年之旧同事，想定能以助汤先生之精神助我，故今后亦能愉快任事’云云。”周作人还宣布：“原任各员，均曾随汤故督办任事多年，不无劳苦，决定以不更动为原则。”从周作人的就职过程来看，他是打算照汤尔和的老路走下去的。

在教育总署举行就职仪式后，周作人即往访日本侵略军华北派遣军司令官多田骏和日本兴亚院官员笠原森冈等。下午，周作人去华北政务委员会，向王揖唐报告就职经过。接着又分别访问了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汪时璟、齐燮元、殷同、王荫泰等。

周作人于1月6日，又去外交大楼华北政务委员会就任该会常务委员。就职仪式后，即参加全体常务委员会。周作人是首次参加这样的会议。

从此，昔日在苦雨斋里喝苦茶的周作人，就忙碌地周旋于占领者和汉奸们的上层人士之中了。

94.日本之行

周作人任华北教育总署督办以后，日方表示满意，多次希望他东渡一行，以作鼓励。周作人因忙于政务，一时不能成行。到1941年3月，他才决定下个月去日本走一趟。据《新民报》报道，周作人这次去日本，有好几个任务：一、东亚文化协议会文学部将于4月中旬在日本开会，作为这个文学部的正部长，他应该去主持会议；二、东亚文化协议会日方评议员将于4月16日，在日本举行会长汤尔和追悼会。东亚文化协议会是所谓中日联合组织的文化机构、由中日双方交错担任正副会长和文学部、法经学部、医学部、理工学部、农学部的正副部长，它实际上是由日本控制的进行文化侵略的工具。周作人以主人资格去参加追悼会。追悼会上中方出席的有：汤尔和家族、周作人、钱稻孙、尤炳圻等，日方也有人员参加。周作人在追悼会上致词，吹捧汤尔和为：“汤先生在今日中国，是个伟大人物，他不仅是一位学者，一位大政治家，而且是一位非常的硕佳者。”趁此机会，周作人还向日本主子献媚说：“五十年来，我国的知识阶级，无不深知非以日本为模范去应付新时局不可。”[5]三、“在近年来之日本文教方面跃进情况如何，亦颇有明了考察之必要”；四、联络日方朝野间的感情，实际上是便于更好地做奴才。

周作人于4月6日成行。这次出访规模庞大，随行人员除夫人信子、侄女周鞠子外，有一大批东亚文化协议会中方评议员，如钱稻孙等，共20人。这些评议员都是当时大专院校校长及文学界头面人物。周作人一行先到大连。7日上午由大连乘亚尔圣其那丸出发，10日抵神户，当天就到京都。

4月11日上午，东亚文化协议会第三次文学部会议，在京都帝国大学大会议室举行。文学部正部长周作人、副部长宇野哲人先后致词。周作人谈了关于发扬王道精神的意见。这是一个热门题目。当时日本侵略者正在把他们烧杀掳掠的强盗行径说成是实行“王道”，把中国人民陷于水深火热的沦陷区说成是“王道乐土”。周作人的发言是很投主子所好的。会议开了两天，讨论了中日人员合编《中国大辞典》等议案。

4月14日，周作人一行到达东京。原计划到东京后，参拜明治神宫、靖国神座，访问近卫首相。但计划没有实现，只出席了文相桥田的宴会。15日，拜访内阁兴亚院海军各省和外务文部陆军各省。16日，参拜汤岛圣堂，并赠款100元。圣堂即孔庙。日本侵略者一面用刺刀侵略中国，一面大搞尊孔活动，宣传王道，用以掩盖他们的野蛮行径。日本“国际文化振兴会”当时正在编《日本的孔子圣朝》一书，要求周作人写序，周一口答应。序言于5月5日写出。周作人在序言中说：“晚近思想界多受西洋影响，盛行各派极端的主张。其言或甚美，或多近宗教，不合于人情物理，无论其为左为右，均是过激，大抵害多于利。如凡极端为社会国家而轻个人者，其危险倾向皆可惧也。孔子中道，庶几为救时之良药。中国为孔子故乡，其道当可重光。日本神国而能容孔子道德之教，庙貌俨然，则其影响亦颇深远。窃希望以此因缘，东亚得以保存其思想上之健全性，维持人道与和平，此盖不独为孔子之光而已。”一句话，就是要和日本联合起来，共同抵制“过激”的各种思想。这当然和日本主子的调子是很合拍的。

4月16日，参拜汤岛圣堂后，又往第一陆军病院慰问侵华战争中的伤病人员，捐赠500元。17日，又去横须贺海军病院慰问侵华战争中的伤病人员，捐赠500元。这些伤病人员是在掠夺中国人民、屠杀中国人民中致伤致病的，为讨好主子，周作人去慰问他们，竟还赠款！这哪里还谈得上有一点点民族气味和起码的人格！

在东京期间，周作人还参加了东亚文化协议会理事会议，访问了母校立教大学，去松本楼参加了日华俱乐部茶话会。

4月19日，周作人离开东京动身回国。22日抵达北京。23日接见记者，发表感想。他说：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大的“如家族制度，文教设施”，小的如吃饭的筷子，写字的毛笔，都“有很大的关系，二者大概是同出一源的”。“这样看来，也就可以知道中日两国间的文化交流如何的深远了。在西洋各国，虽然言语、文字、风俗习惯也多近似，只因国家主义发达之故，未必定能协和。若在东洋，则这些共同的文化，常能使各民族维持亲善的关系，如古时中国与印度、日本与中国，都是好例，在别国是不能见到的。日本现今是尽力吸收西洋文明，但是精神还是东方的，保持着东洋的共同文化，使中国人容易感到亲近。”他又说：“敝人离开日本已有三十年，最近去旅行过一次，也已是七年前了。这回重到东京，觉得在这长久的岁月中间，各方面全有非常的发展，但相信其根本的精神则无变化，这是很愉快，亦是可佩服的了。”宣传中日亲善，美化军国主义统治下的日本，大致如此。

周作人的访日活动，当时的华北电影公司，在新闻影片摄影课长伊藤和夫的指挥下，拍摄了纪录片，在这年的6月公开放映。可见日伪政权对周作人访日的重视。

周作人的访日活动，充分暴露了他的丑陋形象，在民族失节的邪路上，已滑得很远。

95.在“治安强化运动”中

既然做了奴才，就得听从主子的指使，去做奴才所必须做的一切。

周作人戴上督办的桂冠以后，他所必须做的一件大事，就是参加“治安强化运动”。

为了巩固日本侵略者和汉奸政权的统治，1941年开始，南京伪政权“国民政府”统辖下的地区（实际上只是苏南、浙东、皖南的一部分），进行“清乡运动”；华北政务委员会统辖地区（实际上只是河北、鲁西、苏北的一部分），进行“治安强化运动”。

治安强化运动期间，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及各督办都出动，分地区投入运动。华北第一次“治安强化运动”于3月底开始至4月3日结束。这期间周作人正在日本访问，因而他没有参与什么活动。

华北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于7月7日开始至8月底结束。王揖唐在7日当天发表讲话说：“这两次运动，虽然同样置重点于乡村，但是此次运动在都市里也要积极实施的，因为八路匪专喜暗地的煽动农民，企图扰乱都市，和他们阴谋获得乡村共产地区一样。”可见“治安强化运动”是专门对付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力量的，而且妄图从农村扩大到城市。

和第一次一样，第二次“治安强化运动”中，所有各督办都出动，并先后在“中央广播电台”讲话。周作人于7月17日下午在电台作《治安强化运动与教育之关系》的讲话。周作人一开始就说：“治安强化运动是和平建国的基础，是华北反共最重要的工作，同时也是使民众得以安居乐业的唯一的途径。”这虽是一些套话，但也是他对“治安强化运动”宗旨的理解吧。接着他就谈了教育与治安的关系，他说：“自从事变以后，华北各省市地方学校，几乎陷于完全停顿状态，后来临时政府成立，努力经营恢复，到现在已经三年多了，逐渐增加，逐渐重设，已经颇具规模，全华北各级学校已达二万余处之多，虽然成绩不能算坏，但是离着我们预期的目的还很遥远，因为各地方治安尚未确立，以致各乡村偏僻地方的学校还不曾尽量复兴，使得华北教育不能够充分的发展。”只有“治安不成问题，则教育已没有障碍，自然可以尽力的发展”。那么治安问题是怎样造成的呢？他说：“社会不安定的原因，大半都是为了失业者过多，所以才流为匪类，滋扰民间。”至于失业者何以过多的原因，他认为：“原因虽然很复杂，而教育不能普及，职业教育不曾发达，确是其中最重要原因之一。”周作人的这番讲话，回避了问题的要害。社会不安定，是侵略者的入侵和掠夺造成的。国破家亡，人民怎能安居乐业？失业者过多，不是社会不安定的原因，而恰恰是结果。失业也是侵略和掠夺造成的。周作人身为汉奸，当然不敢说真话了。但他的讲话，和其他督办之流的杀气腾腾的讲话相比较，显得书生气一些。别人都说治安是“共匪滋扰”造成，而他却认为是由于“失业过多”；对于华北的教育，他也透露了“不够发展”的实情。

华北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1年11月1日起至12月25日止。据王揖唐说：“第三次治安强化运动最大方针为扩大前功，实行对蒋、共经济战。”“对敌、匪地区实行经济封锁”。周作人这次的任务是视察苏北、山东地区的“治安强化”实施状况。他于11月13日晨乘车离京，14日晨抵达徐州，听取了当地对“治安强化运动”及教育之状况的报告，视察了苏北第一师范学校及建国中学校等处，然后赴铜山县郑集“检阅”保甲自卫团之作战演习，召集自卫员训话，接着又到徐州听取市警察局长之治安报告，并在露天市场看了“灭共新剧”。15日他就乘车离徐州，16日抵京。这次“视察”显得草草了事，和“经济封锁”更是风马牛不相及。

华北第四次“治安强化运动”自1942年3月30日开始。这次运动的方针，据报载，除“剿共自卫”外，增加了“勤俭增产”，“以资完成大东亚战争”。1941年12月，太平洋战争爆发，所以提出了“新任务”。在这次“治安强化运动”中，周作人“视察”了河北涿县、保定、定县等地。他在河北机关人员集会上，除大谈了支援“大东亚战争”的重要性外，要求机关人员：“务须积极挺身参加本运动，使匪共绝迹于境内，使仓廪有余，奠全省于磐石之安，这是本人所极盼望的！”他的这番讲话，和汉奸政权所定的调子完全一致，是为日本主子效劳的。

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从1942年10月开始。周作人这次从19日由北京出发，25日返回北京，“视察”了井径、石门、正定、彰德等地。在井径“视察”了炭矿，在石门“视察”了特务机关、宪兵队机关、陆军病院，“视察”了一所商业职业学校和一所小学校，又赴古物保存委员会参观，内有各代铁制罗汉，唐朝磁佛，以及各朝碑文陶器。在正定，“视察”了一些学校，又赴有名古刹大佛寺参观，看到了高达7丈3尺的菩萨立像，还“视察”了该县天主教首善堂，那里有800小生命的孤儿院，周作人特捐赠500元。

华北五次“治安强化运动”，既没有达到“剿共自卫”、“肃正思想”的目的，也没有能“建设华北”、“发展生产”使之成为日本大东亚战争的巩固后方。王揖唐承认：城市居民和知识分子对运动“显然冷淡”，在农村则“并不认真”，连一些负责推行运动的干部也“漠不关心”。华北“治安强化运动”就这样以失败而告终。周作人在每次运动中，来去匆匆，不过三四天时间，大部分时间去看了一些学校和名刹古庙，可说是草草了事。但他也做了些主子所规定的事，如去宪兵机关、特务机关，慰问伤病兵士；他也讲了些主子所规定的话，如那些训话、感想等等：表明他确是在做着日本主子的奴才。

96.汪精卫的随员

在太平洋战争后，日本很想使中国沦陷区和“满洲国”成为它的“巩固的后方”。汪精卫根据其日本主子的旨意，为了加强日本、南京汪伪政府、伪满洲国之“亲善关系”，于1942年5月对“满洲国”进行“国事访问”。5月5日报载下列消息：

［中华社大连四日电］自中日满三国发表共同宣言后，东亚轴心之基础，愈行巩固。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氏，为促进中日满之亲善关系，现已踏上访问满洲国之途。四日午后，乘机到达大连。前往周水子飞机场欢迎盟邦之元首者，有柳井关东州长官、田尻旅顺要塞司令、别宫大连市长……。后乘关东州厅派来之汽车于沿途三国官民欢呼中驶驰星浦宿舍。

［中华社新京四日电］随员名单：国民政府委员兼外交部长褚民谊，参谋总长杨揆一，宣传部长林柏生，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兼全国经济委员会秘书长陈君慧，航空处长陈昌祖，外交部政务次长周隆庠及其他秘书随员等。

在汪精卫的随员中，华北就只周作人一人，可见汪精卫对他的青睐。

5月5日，汪精卫一行到达旅顺。“满洲国”政府派特使迎接，并赠送汪精卫及其随员各满洲刀一把，作为纪念品。

5月7日，汪精卫一行抵达“新京”（长春）。“满洲国”政府隆重欢迎。到车站欢迎的有“满洲国皇帝陛下”的“特派钦使”熙宫内务大臣及国务总理、参议府议长等等；日本方面有于将军武部总务长官、三宅协和会中央本部长、各部大臣，等等。林柏生在长春发表谈话说：汪精卫以元首资格访问“满洲国”，足以增进“中、日、满三国”之友谊，加强东亚轴心力量基础。晚上，汪伪政府驻满大使举行宴会。这些欢迎会、宴会周作人都参加。

5月8日上午，“满洲国皇帝陛下”会见汪精卫及其随员，包括周作人在内，并共进午宴。“皇帝”表示：“汪主席”为建设新中国而奋斗，为善邻盟邦之元首，特加款待。当此“中日满”建设东亚进展时，今日之交骝，为互相提携，向建设“大东亚共荣圈”迈进之“中、满两国”国交前途，划一新纪元。汪精卫向记者发表谈话：他是抱着“休戚相关，安危相共”之至情来访问的，希望“两国”同心协力，共同支持日本完成大东亚战争。汪精卫赠送溥仪象牙花瓶、湘绣等物品，并赠送“满洲国军”1万元，“以为恤兵金”。“满洲国”总理向汪精卫一行赠送礼物，周作人收下4件。

5月9日上午，周作人与林柏生等参观建国大学，并致词。中午，出席“满洲国”总理举办的宴会。下午，“满洲国”政府在长春南岑综合运动场举行欢迎大会。出席大会的有“皇帝”特使、关东军司令官梅津、“满洲国”国务总理及各部大臣，并有学生、市民3900余名，“盛况空前”。大会齐唱“欢迎中华民国主席”歌，还有男女青年团体体操表演。汪精卫及全体随员出席的大会，汪在会上致词说：“中、日、满三国”，为担负“东亚共荣”的使命，要协力同心地干下去。晚上，关东军司令官兼“日本驻满大使”梅津在其官邸为汪精卫一行举行“盛大宴会”。周作人出席了宴会，并收下新京市长赠送的礼物两件。

汪精卫一行结束了对“满洲国”的访问，于5月10日上午离开长春，乘火车到达大连。第二天午后，汪精卫从大连乘飞机回到南京，周作人同机抵宁。

周作人到南京后，在汪伪上层中展开了忙碌的交往活动。当天晚上，赴“外交部长”褚民谊在中日文化协会所设的招待宴。第二天，5月12日，上午周作人同褚民谊、张次溪至日本大使馆访问，接着周作人又往访了“司法院院长”温宗尧、“立法院院长”陈公博；中午至中央大学农场，并出席了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的招宴；下午，先后往访了日军司令部参谋长后官、“考试院院长”江亢虎、“监察院院长”梁鸿志；晚上，出席“国民政府”为庆贺汪精卫六十寿辰的招待宴。13日，周作人上午至中央大学讲演，题为《中国的思想问题》（该文后发表于《中和》月刊）；中午赴林柏生招宴；下午至中日文化协会参加宣传部的座谈会，接着又去北极阁参加汪精卫举行的茶会；晚上至汪精卫住处，赴汪精卫家宴。14日，周作人出席江亢虎的招宴，又往访“司法行政部”部长李圣五。他还为这些“头面人物”写字数纸，留下墨迹，以为纪念。14日下午他乘火车离开南京，15日回到北平。

周作人作为汪精卫随员出访“满洲国”，大大加强了他和汪伪上层，尤其是汪精卫本人之间的亲密关系。周作人多次表示对汪精卫的“敬仰”。他回到北京后不久，这年6月出版的《古今》第4期上，发表了他写于出访前夕的《〈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庚戌蒙难”是指汪精卫1910年参加谋刺清朝摄政王载沣事败被捕。这是汪精卫的“光荣史”，该文当然要大肆吹捧。该文还说什么：“中国历史上此种志士仁人不少概见，或挺身危难，或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为种种难行苦行，千百年后读其记录，犹能振顽起懦，况在当世，如汪先生此录，自更令人低徊不置矣。抑汪先生蒙难不止庚戌，民国以后，乙亥之在南京，己卯之在河内，两遭狙击，幸而得免，此皆投身饲饿虎，所舍不只生命，且及名声，持此以观庚戌之役，益可知其伟大，称之为菩萨行正无不可也。”这些文字，真是极尽吹捧之能事。但从周作人的字里行间，也流露了他们的行径自知“名声”不好，但又硬要说是“忍辱负重”，似乎这也是一种牺牲，借以欺人和自欺。这或许是民族大节上失足者的共同心态吧。

97.鼓吹“大东亚战争”

周作人作为日本主子的奴才，还积极鼓吹“大东亚战争”。

1941年12月8日，日本突然袭击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12月17日，汪精卫发表《对大东亚战争之声明》，说为了“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目的”，“决定与日本同甘共苦，以确乎不拔之精神，临此难局”。太平洋战争初期日本节节胜利，给了汪精卫集团以极大的鼓舞，他们跃跃欲试地要求参战。1942年10月，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开始失利，对汪伪政权开始放宽政策，同意他们参战。1943年1月9日，汪伪政府发出对英美两国的《宣战布告》。

自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周作人就按照汉奸政权定的调子，多次鼓吹为“大东亚战争”效劳。1942年4月22日，他在“视察”河北保定时，对各机关职员作了长篇“训示”，其中说：“关于大东亚战争的起因，是为了全东亚民族的解放，脱离英美的桎梏，这是很容易明了的事实。”他又说：“大东亚战争，并非单纯的友邦日本对英美等国作战，而实是代表我们全东亚民族向从来对我压迫榨取的人民一种反抗。在这次大战之中，不仅日本负了责任，全东亚的人都有应尽的天职。东亚民族应该是整个的，融为一体，不能划分，所以人人都要协力以求得来日之光明。”照周作人的说法，好像“东亚民族”中不存在占领者和被占领者的区别，他力图把穷凶极恶的掠夺烧杀与水深火热的受苦受难“融为一体”，从这中间找出了“整个”的利益。这实在是太笨拙的欺人之谈。

1942年6月1日，《晨报》第一版发表“华北教育家笔上座谈”，周作人的笔谈内容是：“现在要紧的是养成青年学生以及一般知识阶级的中心思想，以协力于大东亚战争。所谓中心思想，即是大东亚主义的思想。”“因为东亚是整个的，唇齿相依，休戚与共，绝对不可分开，所以树立此种思想，当然不算困难。”周作人一有机会就鼓吹他的“东亚民族是整个的”论调。

在《中日基本关系条约》、《中日满共同宣言》发表2周年之际，1942年11月30日，华北教育总署举行纪念会。条约和宣言签署于1940年11月30日，是保证日本侵略军在中国的种种特权和出卖民族资源以换取日本和“满洲国”对汪伪政权“承认”的无耻卖国的文件。周作人特地召开了这样的纪念会，并在会上发表“感言”。他说什么：“根据过去一年之战绩，大东亚战争之最后胜利已不待言。惟吾人之所特别期望者，乃是在战争终了之前，中日关系能彻底的调整。”周作人的意思是：日本占领东亚后，就会与中国媾和，中国就能独立自主地建设自己。所以他又说：“现今中国究与目下仍在英美武力下之印度等国不同，故如欲理想的建设新中国，是诚须待至大东亚战争完遂，东亚完全解放，乃能成功。若是立志复兴中国，保卫东亚，了解日本的真意，自动的参加，共同负担一部分责任，则此时不独当然，亦是可能。”当时日本人的欺人之谈就是：占领东亚后，就调整与中国的关系，中国可以“独立自由”。周作人所说的一套，正是拾了日本人的唾余。

南京汪伪政权在发动“清乡”的同时，开展所谓“新国民运动”，以加强思想统治。“新国民运动”的重点在青少年，汪伪接连发布了《新国民运动青年训练纲要》、《中国青年模范团组织原则》、《中国童子军组织原则》等。华北积极配合，开展了“强化青少年运动”。1942年12月8日下午，在东单练兵场，举行“中华民国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成立大会。统监王揖唐、副统监周作人主持大会，华北各机关、日本军方都派代表参加。参加大会青少年达数万人。周作人新剃了头，戴陆军帽，穿陆军装，斜角皮带，腰宽皮带，俨然军人模样。他在会上作了题为《齐一意志，发挥力量》的“开会辞”。所谓“齐一意志”，就是要“齐一”到“解放东亚”上来。他简直把“大东亚战争”说成中国的生命线了。成立大会后，在天安门举行检阅式。周作人神气活现地穿着军装检阅游行队伍。这副丑态，与当年温文尔雅地在苦雨斋里喝苦茶的“知堂老人”，就不能同日而语了。

周作人在1943年元旦发表《和衷共济》一文，再一次鼓吹“大东亚战争”。他说：“在过去的一年里，全世界均在惊涛骇浪动荡之中，国际风云，诡谲万变，惟东亚民族，则屹然排除万难，而向解放与复兴之途迈进。因为目的正大，故大东亚战争，攻无不取，最后胜利之获得，已无待于蓍卜。”当时日本在东亚战争中已开始失利，周作人因此更为强调中国命运和东亚命运的相连。因而他又说：“古人谓，‘风雨同舟’，今日之东亚局面，即是如此。合则均利，分则均伤，与其为人所乘，不若自力更生，共登解放之途，这才是千秋不易之业，故今日必须作长治久安之计，使复兴之基永奠。”照周作人的说法，中日之间好像不是侵略与被侵略的关系，只要“合作”就能“长治久安”。

汪伪政府对英美宣战的当天，周作人就发表“感言”，说什么：“大东亚战争之目的，则系为整个东亚民族之前途幸福，这也是人们所公认的。但东亚民族的事东亚民族应全体负责，人人有份，虽然一年多以来，战绩昭然，将来之胜利，可操左券，而此时战争尚未结束，英美势力尚未完全消灭，即吾人之工作，尚得努力。”

周作人一次又一次翻来覆去地宣传：“大东亚战争”胜利，就能确立“东亚共荣圈”，日中之间就能全面和平，中国的复兴就指日可待。这种说法是经不起一问的：为什么在“大东亚战争”之前中日不能实现和平呢？不是同样可以“共荣”吗？为什么东亚战争胜利后，日本人就会自动从中国撤兵？他们为什么不再掠夺中国了呢？这些问题周作人是无从回答的。所以，周作人反复宣传“东亚共荣”，真不知是真痴还是假呆？！

98.实施奴化教育

周作人从1941年1月担任教育总署督办，至1943年1月，正好两年。在这两年中，周作人在教育方面做了哪些事呢？是否如他后来所说的“没有进行奴化教育”呢？略加考察，就会发现他说的是谎言。

从1938年起，华北临时政府和华北政务委员会按照日本占领者的旨意，在华北实施奴化教育。他们开办了新民学院，由汉奸政权直属领导，王克敏兼任院长及训育学讲师，佐藤三郎任教务长。它是政治学校，以培养汉奸人才为其任务，学员免缴学费并供给膳宿书籍。第一期学生，都是汉奸子弟。他们改组师范大学为师范学院，改组中国大学、北京大学，委派汉奸掌管这些学校。他们还办了军官学校、外国语学校、师资讲训馆，抓紧培植他们所需要的各种人员。中小学的教育方针也纳入奴化教育需要，课程设置和各种教科书，都作了极大改变。中小学都设日语必修课，设置“读经”、“修身”等课程。取消原有的“党义”、“公民”、“社会”等课程。中小学课本起初由社会局删改而成，以后成立了教科书编纂委员会，由日本人主持，编出了各种课本。周作人上台后，一再表示“萧规曹随”，就是要按既定的奴化教育方针办事，为占领者的侵略服务。

周作人上台不久，即积极开展“兴亚运动”。所谓“兴亚运动”是日本侵略者主持、操纵的奴化中国人民的文化运动。1941年7月，周作人以行政命令掀起“第四次兴亚运动”。据当时报纸报道：“华北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氏，为迎此意义深远之兴亚运动，于日前发出剀切之以兴亚含义之训示，令行华北各省市教育厅局长，转向教职员学生等详为阐述兴亚运动之意义以及目下之世界大势。”报道又说：“教育总署方面为使该项运动永久系于一般学生之脑海中，业令直辖编审会，从事编辑《东亚新秩序建设之基本理念》及《兴亚读本》两种书籍，颁发全华北各教育机关学校处所，俾期永远垂留而不使其磨掉。”周作人不但下令要华北各省市教育部门向各级师生宣传兴亚运动，而且竟还下令为兴亚运动编两种教科书，真可说是不遗余力。

为配合南方的“扫荡运动”和北方的“治安强化运动”，汪伪政府提出“新国民运动”。这个运动的目的在于加强思想统治。1941年12月汪伪政府通过的《新国民运动实施纲要》提出：为完成大东亚战争，树立新精神，从今以后，把爱中国爱东亚的心，打成一片。团体要组织化，行动要纪律化。要以积铢累寸的精神，求发达国家资本。周作人积极推行新国民运动。按照这个运动的要求，在周作人主持下，成立了华北的“新民青少年团中央统监部”。在1942年12月8日的成立大会上，周作人发表长篇演说，说什么：“新国民运动的意义，在于激发国民精神，革新国民生活，统一国民理念，完成国民组织，务使国民从事心物双方之建设，以期发挥国民总力。”他还解释《新国民运动实施纲要》的内容，且看他是怎么说的：

新国民运动的纲领共有六端：一是忠国家，二是爱东亚，三是重道义，四是尚勤俭，五是负责任，六是守纪律。

一、所谓忠国家——就是要知道个体的自由与国家的自由为不可分，泯除党派、阶级、职业、地域等的私利偏见，齐一意志，集中力量，本大同团结的宗旨以求树立举国一致的革新体制。因此对于以阶级斗争为目的的共产党，应认为系“国家”的罪人，而加以排斥消灭。

二、所谓爱东亚，就是要知道国家的自由与东亚的自由为不可分，中国的安危为不可分，故应发扬东亚民族的共同力量，尤应与友邦日本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在东亚解放中求中国民族的生存。

三、所谓重道义，就是崇尚东方传统的文化精神，肃清自由主义个人主义的功利思想，灭私奉公，谋求全体的幸福，更须明礼义知廉耻，培养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精神。

四、所谓尚勤俭，就是因为“勤能补拙”，“俭以养廉”，故实行勤俭，不但可以节约物质增加生产，兼能改善风气，澄清吏治，在大东亚战争发生以后的今天，国民生活能勤俭化，才能实行国民心力物力的总动员。

五、所谓负责任——就是人人均应有责任观念，勇于任事，决不苟且偷安，敷衍塞责，尤须人人在其职责范围以内，尽忠职守，以期从各部门致力国是，收分工合作的效果。

六、所谓守纪律——就是中国至今尚未成为现代国家，即由于国民的无组织，而国民的无组织，即由于不重视秩序与纪律。今后由个人以至于全体，一切当纪律化。

以上六端就是建国的途径，努力的目标，希望青少年诸君在此正确的途径与共同的目标下，纠正民族意识的歪曲，克服自由主义的言行，肃清阶级斗争的邪说，消泯封建观念的流毒，由正确的意识，以指导正确的实践，由推动新国民运动以完成新国民组织，这是青少年重大的责任，神圣的使命。

从周作人的这段话可见，他的所谓“忠国家”就是卖国，就是愚忠于日伪政权；他的所谓“爱东亚”，就是屈服于侵略者，就是爱占领者；他的重道义、尚勤俭、负责任、守纪律，就是要克勤克俭、老老实实地被掠夺被压榨被宰割。从这段话表明，他对日本主子是何等忠诚，他的卖国是何等彻底，他愚弄人民是何等阴毒，他反共是何等坚决。他就是这样一位积极推行“新国民运动”的督办！

为了推行卖国主义的教育方针，周作人多次演讲，在上述“六端”演讲后不过五六天，于1942年12月14日，在训练各省市教育行政人员讲习班上的“训词”中，周作人又奢谈“教育方针”和“确立中心思想”。他说：“自事变以还，因鉴于以往教育方针的错误，致引起兄弟之邦兵戈相见，实在是一件极不幸的事。于是自前临时政府成立后，即以亲仁善邻，定为教育方针。”所谓“亲仁善邻”，就是对日本侵略者卖国投降。这样的教育方针是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的。太平洋战争后，形势有了变化，他们的教育方针也就有了“刷新”，那就是：“本署的教育方针，除以亲仁善邻纠正以往的谬误思想以外，尽力摒除西洋功利主义，发扬东方固有道德，以期一般青年思想纳入正轨，养成国士之风，肩负起复兴新中国、建设大东亚之重责。”这样的教育方针，不仅要为日本侵略中国服务，而且要为日本侵略东亚、与英美作战服务。周作人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其实是很有政治性的。

至于“确立中心思想”，周作人是这样说的：“我国数千年以来，根本就有一种中心思想，那就是儒家的思想，也就是孔孟的仁义之道。但是自晚近以来，欧风东渐，异说横行，于是功利主义和共产思想，便乘机侵入了一般青年，很容易被他所惑，而流入歧途，这是很可虑的事。”但“如果能将儒家的孔孟思想，善为运用，善为诱导，灌输在青年学子同社会上一般民众，使国民中心思想得以确立，外来各种邪说，自然崩溃无余”。周作人企图以儒家思想来抵制民主革命思想和共产主义思想。这两种思想，都是侵略者和卖国者所害怕的。

周作人所推行的教育方针和所鼓吹的“确立中心思想”，还在许多场合反复宣传。例如，1942年元旦，周作人发表《新年之辞》中，就强调他的教育方针。又如，1942年3月20日，周作人主持的华北教育会议上，提出了11条讨论事项，其中：“一、教育方针，以协力东亚之建设为目的，增加中日文化交流”；“二、肃正思想，务使一般国民咸具善邻防共、协力建设东亚新秩序之理念。”诸如此类例子还可举出不少。可见周作人对他所奉行的教育方针和“确立中心思想”是时刻不忘的。

周作人对他执行卖国教育方针十分满意。他常到一些高等学校参加活动，吹嘘他的“成绩”。如他曾参加北大六学院联合毕业典礼，并即席致词曰：“多士济济，卒业一堂。三才六艺，各擅专长。朝乾夕惕，日就月将。淬砺奋发，行健自强。学成致用，勿怠勿荒。毋功异端，文治武昌。明德至善，进益无疆。勉旃努力，邦国之光。”这与其说是歌颂学子，不如说是他的自鸣得意。

据一些材料看来，周作人任督办后，恢复和维持了一批高校，争取了一些经费，增添了一些仪器设备和图书。北京大学在抗战胜利后为法院提供的证明中说：“北大复员后，点查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附清单两件：一、计开在抗战期间增加校产及增建校舍清单：（1）增加翠花街伪理学院校舍一所；（2）增建松公府文学院新楼一座；（3）增建海运仓农学院楼二座；（4）新建西什库医学院全部。二、北京大学图书馆书籍统计——民国二十六年存中文书217297册，日文书4502册，西文书55226册，总计277025册。伪北大时期添购及受赠中文书46251册，日文书9177册，西文书623册，总计74051册。”国立北京图书馆在北平沦陷后，为临时政府接收，后为日本宪兵队查封。周作人当督办后，经多方交涉，北京图书馆才“归还”由教育总署保管，并由周作人兼该馆馆长。周作人亲自到馆，经过短时间整理，即对外开放。抗战胜利后，该馆函复法院证明：在周作人管辖期间，“本馆旧藏中西文善本图书及普通图书杂志报纸等，尚无缺损，均称完好”。还有一些文化教育机构，也存在类似北京大学、北京图书馆的情况。这类情况，在根本的教育方针是卖国主义的前提下，就说不上是什么“成绩”。当然，保护校产和增加设备总比滥加毁坏好，这在审判周作人时量刑轻重方面可作考虑，但决不能因此否定他在教育事业方面的卖国罪行，更不能因此否定他是汉奸，这应该是很明白的。

99.与革命者的联系

世上的事物是复杂的，人也是复杂的。周作人丧失了民族气节的大节，当了汉奸。但他在任伪职期间，还与革命者有过一些联系，多少也做过一些好事，这也不应抹煞。

最突出的例子，是他对李大钊子女的帮助。据李星华（李大钊大女儿）的丈夫贾芝在《新文学史料》1983年第4期上发表的《关于周作人的一点史料——他与李大钊的一家》中说：

卢沟桥事变后，北平沦陷在日寇的铁蹄下，星华带弟弟回到乐亭。光华参加了冀东暴动。暴动失败后，他头部受伤，组织上让他回家。因敌人的搜捕，在老家无法安身，星华也计划去延安，她便带光华回到了北平，作去延安的准备。在北平住了大约一年时间，周作人先生把她安排在伪北大的会计科当出纳员，得以维持他们的生活。光华这时在孔德学校上学。一九四○年，星华带光华和一个三岁的孩子去延安，事前与周作人先生说明她要到延安去。临行前，经周作人先生帮助，预支了两个月的薪金作路费，并办了出北平必须有的“良民证”。他们是化装为商人家属，道经晋、陕敌伪统治区、阎锡山二战区、国民党统治区辗转了四个月之久才到达延安的。那时光华才十五岁。

星华去延安之前，一九三九年有一次去看周作人先生，听周谈了元旦那天两个刺客到他家行刺的情况。据光华说，星华曾问他为什么不离开北平，并说：“大家对您的为人、声望都是很尊重的。对您的处境，又同情又感到惋惜。”周作人先生回答说，他走不了。又说：“我绝不会做对不起中国人的事。”

星华于一九四○年十月到延安后，对我讲起从北平起身的经过。她说临行前还去向周作人告别，说她要到延安去了，问他那边有什么事没有？周说：“延安我不认识什么人，只认识一个毛润之，请你给他带好。”可惜由于种种原因，星华未能将这个口信带到。她后来在提起这件事时也深感遗憾。

一九三九年，周作人先生还多次帮助过炎华。冀东暴动失败后，炎华和她的爱人侯辅庭在冀东不能存身，来到北平。周作人先生得信后曾寄钱给炎华，以解燃眉之急。随后又将卖给孔德学校的李大钊同志的遗书所得百二十元分给了她一半，使她能暂时度过那个困难的冬天，其他一半分送给星华、光华等。还给侯辅庭在伪北大临时找了一个职员工作。侯是共产党人，周先生是明白的。那年九月，侯又回冀东打游击，临行前写信给周作人先生，拜托他关照他的家小。后来侯辅庭再来北平时，曾被内六区所属派出所传讯，也是经过周作人先生的帮助才取得保释的。周作人先生在一九三九年十二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也记有如下的话：“十二月二十三日，下午得炎华信，系守常次女也，感念存殁，终日不愉。……”

在敌伪统治时期，周作人先生与我地下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

贾芝所说的“与我地下组织也有过一些联系”，曾引起了广泛的注意。

据一些材料表明，周作人在出任教育总署督办前后，与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者有一些接触，也直接间接地与中共方面的地下工作者有一些联系。据当时在北京的重庆方面的地下工作者领导人之一的许宝骙回忆，对周作人出任督办的事，他和中共方面地下工作者商议过，还由他去向周作人游说。他回忆道：

一九四○年十一月初，伪华北政务委员会教育总署督办汤尔和病死，这个职位出了缺。我当时在伪组织的高层政治圈中活动，消息比较灵通，得知一些情况。有缪斌者，当时在日方一派力量的牵线支持下，钻营此缺甚力，颇有相当呼声。另一方面，在伪政权中也有人（如王揖唐）属意于周作人，这当是出于日方另一派力量的授意。在我们的一次“三人碰头会”上（那时，王定南同志和我还有张东荪约每半月总要聚会一次，多数在弘通观四号我的家里，汇集情报，研究工作），我报告了这些情况，提出问题并商讨如何运用如何应付的对策。我们认为，缪斌这个国民党党棍、现新民会混混儿，若任其抓住华北教育肆行奴化，那毒害青年真不知伊于胡底，所以应该把他排掉，不能让他得逞。这是一个方面。……但我们又考虑到，以周作人的清望而出任伪教育督办，竟是为日伪捧场，这又是不好的一面。我们继而又转念想到，反正周作人已经当上了伪北大文学院院长，用我们当时的话说，就是他一条腿已经下了水，那么我们就无妨顺水推舟，让他进一步出任伪督办，以抵制为祸最烈的缪斌。权衡利害，按“两害相权取其轻”的道理，这事是可以做应当做的。这就是我们三人主要是我个人分析考虑这事的经过。我于解放之后在北京大学投入思想改造运动而遭到围攻时，曾交代过这个问题，并就此给自己扣上一顶“曲线救国论”的帽子。所以我至今回忆起来还很明确。

“三人碰头会”既经谈出结论，当然是由我去找周作人进行游说。我设身处地为周作人着想，在打谈话腹稿中想出了两句话。我对周作人说：尔叟（指汤尔和）去世，督办出缺，逐鹿者大有人在，而缪斌呼声颇高，其人如何，士所不齿（周听至此，插话问了一两句，我便告诉他，缪斌原是国民党党棍，现为新民会会匪），若任其得逞，则毒化教育，奴化青年，为害不堪设想。（周听至此，似乎动容。）为文化教育计，为青年学子计，先生（指周）若以文学院院长进而出仕，只要排掉了缪斌，就是一种功德。（周听至此，表情倾注，似乎微微颔首。）我更接着说：如果出仕，则在日方督迫下，在职责上当然不免有些要积极去做的事，我方对此可以尽可能保持消极——这是积极中消极；而这种消极正起着抵制奴化的积极作用——这又是消极中积极。（周听至此，又频频颔首，似乎有所理会。）以上所述就是我游说周作人的大意和谈话的情景。我现在完全回忆不起周作人当时对我说过些什么话，此时自然一句也不敢以己意作想当然的编写。我却记得一点：周作人当时曾表示，书生做官，性格不宜；且当局诸公都不熟悉，也恐落落难合（这也只是大意）。我便对他说，在这方面，我当居间给他介绍几个朋友，如殷同声（名同，当时任伪建设总署督办）、汪翊唐（名时璟，当时任伪财政总署督办，是殷同的妹夫），都还算爽朗通达之流，可以相结纳，通声气。过了几天，我便邀殷汪二人和周作人、钱稻孙来我家见面会谈，这一节就算交代过了。

周作人方面这样“心照不宣”地谈妥之后，我随即去看王克敏，向他介绍周作人其人，建议让周出任教育督办。不难理解，伪教育督办出了缺，王克敏作为首脑要找一名新的部局和同事，当然愿意舍桀骜难驭的缪斌而取温文尔雅的周作人。果然一说便成。而最后关键当然在日本方面，也不难理解，支周派的力量远远胜过支缪派的力量。“水到渠成”，周作人就这样出任伪教育督办之职了。南京汪精卫伪中央政权的正式任命，那不过是例行公事，补个手续而已。

周作人出掌教育了，我方所要求于他的首先是要他积极利用职权在可能的程度上较好地维护燕京大学，搪住日方的压力，减缓它的渗进。燕大校长司徒雷登曾托我为他拉拢周作人以及伪组织的其他权要。……此外，中国大学当然更需要伪教育当局的关照，我也曾替何其巩与周作人拉近关系。何其巩曾在其北池子家中宴请周作人，记得同席者有沈兼士、俞平伯。……[6]

许宝骙的回忆很详细。当然，事隔几十年，个别地方记忆有误，也是可能的。如回忆中所说的王克敏，可能系王揖唐之误。王克敏于1940年4月任“华北政务委员会”第一任“委员长”。不久，王克敏即下台。1940年6月王揖唐为“委员长”。11月，汤尔和逝世。起用周作人的是王揖唐，而不可能是王克敏。但从整体来看，许宝骙的回忆录应是可信的。

许宝骙的回忆录，还可与王定南的回忆相对照。王定南说：

在北平的汉奸中，最反动和最顽固的是缪斌。他死心塌地投靠日寇，反共气焰极为猖狂。我们通过王克敏掣肘他。他只当了新民会的副会长，连什么督办也不让他当。

1941年，原伪华北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有很多人想争夺遗缺。缪斌拼命钻营，想当教育督办。

为了同顽固派缪斌作斗争，我和何其巩、张东荪等研究对策。

何其巩和张东荪等都认为，可以要周作人来抵制缪斌。

我想周作人是个读书人，他害怕艰苦生活，不愿离开北平，不肯到山沟沟里去工作。因此，就同意了何其巩、张东荪他们的意见。

缪斌虽拼命争夺，但终于没有当上教育督办。这是我们同汉奸顽固派斗争取得的一个胜利。[7]

王定南的回忆和许宝骙的回忆可以互相印证。必须说明的是：许宝骙去向周作人游说，并不表明代表某党，也不可能说明和谁商量过。而周作人当然会感到许宝骙既来作这样的游说，必有来头，但也不可能确切知道是什么来头。

在周作人来说，他已失足落水，不可能不继续向下滑。他晚年曾在致香港友人的信中说：“关于督办事，既非胁迫，亦非自动。”“当然是由日方发动，经过考虑就答应了。”许宝骙的游说并非是事情的关键，但多少起了点推动作用。

周作人对许宝骙的游说，始终没有忘怀。何况，在周作人任督办后，许宝骙仍和周作人保持联系。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在受审的法庭上和后来致朋友的信中，一再为自己辩护：他之出任督办，“因为自己相信比较可靠，对于教育，可以比别个人出来，少一点反动的行为”。他的这种辩护，显然和许宝骙当年的游说有关。但在锒铛入狱和进行庭审期间，周作人都没有说及许宝骙的游说以减轻自己的罪责，这或许是因为许宝骙是以朋友身份劝说的；而且，许宝骙是俞平伯的亲戚，是由俞平伯介绍而认识的，而俞平伯是周作人的学生、密友。周作人入狱后，俞平伯奔走营救甚力。在这样的情况下，周作人不供出许宝骙，是为了不牵连朋友，也是可以理解的。

许宝骙游说一事，前面已指出不是事情的关键，因而据此而企图为周作人的失足翻案，甚至把周作人说成是“被派遣的”，是“地下工作者”，那都是徒劳的，因为历史事实不是如此。但也不能因为披露了许宝骙游说一事，有人指责为“替周作人平反”，就赶快否定这一历史事实，似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既要弄清史实，又要客观地分析，这才是我们应提倡的研究作风。

许宝骙游说一事，是周作人在敌伪时期和革命者有联系的一例。他还和共产党人有直接的联系。据当时在北京当记者的高炎（郭行健）回忆：“缪斌是一个反共最激烈的人物，他在伪新民会中央指导部任职期间，网罗了一批反共分子，积极策划反共。”“汤尔和死后，伪教育总署督办一职空缺，当时缪斌争着要干。后来还是周作人当了督办，因为相形之下周当比缪要好一些，从而抵制了缪斌。”可见，以周作人抵制了缪斌，不只是一二个人知道的事。高炎当时是不担任领导职务的共产党员，他也知道此事，可见此事并非绝密。高炎由于是《庸报》记者的关系，认识了周作人，后经常去八道湾聊天，周任督办后，给高炎在教育总署安排了“秘书行走”的挂名职务（每月可领到60余元和两袋面粉）。高炎还回忆说：“周作人平素在言谈中，时常流露出对日寇侵略中国，以致民不聊生、生灵遭受涂炭的不满情绪。他经常对我说：‘老百姓生活不安定，谈不上建设。’我借机向他谈了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他点头表示赞许和同情。还应当提到的是，我根据组织上的意见，曾征求他是否愿意去解放区任教，他说可以考虑，但后来因家庭所累及其他原因未能成行。”[8]可见，高炎在周作人面前并不隐瞒自己的政治态度，乃至政治身份。

据高炎夫人罗铮回忆：1942年6月，高炎被捕。罗铮去找周作人帮助，周一口答应。过了几天，周作人对罗铮说：“我找过日本有关人员，他们说这是共产党的一个地下组织，高是其成员之一，都要判刑的。”又说：“一时恐怕救不出来，只能慢慢想办法，找机会。”周作人了解到罗铮一家生活困难，就给她在北大文学院“女学院女生生活指导委员会”找了个挂名职员的名义，不用上班，每月可拿两袋面粉和几十元工资。1945年春节，周作人对罗铮说：“为了庆祝汪精卫政府还都五周年，他们准备搞一次大赦。我借此机会给日本驻华北最高司令官写了信。”不久，高炎果然获释[9]。

周作人还和其他一些共产党人、革命者有过联系。据于浩成撰文回忆：1945年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不久，约这年的9月间，周作人曾派北大教授赵荫棠到张家口找董鲁安（即于力，于浩成父亲），希望通过董鲁安问一问共产党能否接纳他周作人。董鲁安当时任晋察冀边区参议会副议长，兼华北联合大学教育学院院长。董鲁安就将此情况请示成仿吾议长。成仿吾当即一口拒绝。于浩成对于此事分析说：“那时我们还不知道周作人即使在任伪职以后同党的地下组织也还有联系，并做过一些有益的工作，曾营救、掩护过一些共产党人和革命者等。现在看来，周作人正是凭借这一关系，在面临必将到来的国法审判治罪的情况下想到要来解放区的，否则，没有一点渊源，毫无任何凭借，他是不大可能异想天开，贸然派遣赵荫棠来探路的。”这分析是很有道理的。但即使如此，也不能否定周作人屈膝事敌的罪责，所以于浩成又说：“周作人附逆一事完全违背民族大义，丧失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应有的气节，是无法取谅于国人的，要永远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上。我们全面地历史地看待任何一个人物，对周作人采取‘一分为二’的态度，承认他在‘五四’时期及其一生中对我国文化事业的贡献，给以公正的评价，这是正确的，但决不能对他附逆事敌一事也无原则地给以‘宽大’，曲意为之辩解，那就会弄到毫无原则，是非不分的地步了。”[10]这结论是很正确的。

周作人在敌伪时期，还与重庆国民党方面委派的抗日地下工作者有过联系，营救过被捕的抗日地下工作者。其中有几位，在抗战胜利后审理周作人时，曾出庭或写书面材料作证。对周作人审判量刑轻重时，曾起过作用。

总之，周作人在敌伪时期，曾和革命者有些联系，为革命者、抗日工作者做过一些好事，是事实。对这些事实不必抹杀。有人说：周作人帮助李大钊子女，是出于对李大钊的私人感情，是他个人的事，不能说明别的什么问题。这说法恐不妥。周作人对李大钊一家确有私人感情，但在知道了共产党人的身份，并知道了要去延安，仍设法给予种种帮助，这无论如何是有利革命有利抗日的好事。周作人营救高炎，帮助高炎家属，是在知道了高炎政治身份之后，恐也不能仅仅以“朋友之谊”来解释的。当然，对这些事实过于穿凿附会，过于夸张，那也会走到另一面的错误上去。

100.下台

汪伪政权于1943年1月9日对英美宣战，华北成了“大东亚战争”的后方。日本为了达到“以战养战”的目的，必须进一步加强华北的统治。王揖唐在华北统治三年，“建树”不多，而人民怨声载道。日本主子认为王揖唐的用处已不大，决定换马。2月8日，汪伪政权宣布：同意王揖唐辞职，任命朱深为新任“委员长”。朱深即重新组阁。

朱深在重新组阁时，原督办都留用，只免去了王揖唐兼任的内务总署督办和周作人的教育总署督办。据1939年12月30日汪、日签订的《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规定：华北的人事任免，“除特任官外，所属官吏之人事权，属于华北政务委员会”。督办属“特任官”，应由汪记“中央政府”委派或批准。汪精卫很器重周作人，为什么不保周作人，而“批准”其去职呢？

这个问题说来话长。日本在军事占领华北以后，于1937年12月成立了汉奸政权华北临时政府，这和南京成立的维新政府遥相呼应。临时政府的后台是日本陆军，维新政府的后台是日本海军。临时政府首脑王克敏在日本陆军的唆使下，曾提出要成立以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企图将维新政府吃掉；维新政府头子梁鸿志则提出应成立以南京为首都的中央政府，企图并吞华北。结果当然是谁也吞并不了谁，实际上是日本陆军和海军各不相让自己的“版图”。日本政府也希望在中国土地上实行分而治之，以便控制。汪精卫出逃重庆到上海后，为筹划成立“中央政府”，与日本人多次谈判，与华北汉奸政权谈判，都遇到“华北特殊化”问题。王克敏甚至认为“强力的中央政权为不适当，承认多政权之存在，必须实施各该地方特有之政治，承认华北特殊性”，他才能支持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而华北日方机关也向日本中央政府提出了以华北政权作为“事实上具有独立性的自治政权”写入《华北政权指导纲要方案》[11]。而在《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中规定：华北包括“长城线以南之河北省、山西省、山东省及大体上旧黄河以北之河南省”。它在军事、政治、经济的“特殊性”，“中央政府”基本上无权过问。陈公博在《南京政府的组织和我决定的原则》中称：“事实上，华北何只独立，简直是一个国家，举凡政治、军事、经济、金融、交通，无一而非独立。尤其特殊之特殊，南京和北平的文书交涉和一切接洽，都要经日本的手。”[12]日本侵略者就是这样操纵这两个傀儡政权的。那么日本为什么又要扶植汪精卫成立“中央政府”呢？一是出于政治、外交需要。要有一个表面上代表中国的“中央政府”；二是为诱降蒋介石集团的需要。表示有一个统治全国的“中央政府”等着蒋来“复职”，因此汪精卫一直是“代主席”。

在这样的情况下，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人选和入阁人选实际上是由日本人定的，无非是让汪伪政权宣布一下而已。

那么，周作人的下台，会不会是朱深对他有什么看法呢？似乎不像。朱深不像王克敏那样争权，因而和汪精卫集团关系不像王克敏那样紧张。日本主子是想让王克敏重新上台的，因王与汪精卫集团关系紧张，所以想用朱深来“过渡”一下。[13]周佛海在1943年2月8日的日记上记有：“本日，发表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辞职照准，以朱深继，私意较为得，虽朱与我党素无好恶，但较识大体或不致妨碍华北之中央化也。”[14]所谓“中央化”就是能和汪伪的中央政府保持一致。汪伪集团在和日本的多次谈判中，也多次提出“中央化”，这当然是梦想。朱深当然知道汪精卫很器重周作人，他又与周作人没有任何摩擦，无论如何他个人是没有必要把周作人赶下台的。

把周作人赶下台的当然是日本人。周作人任教育总署督办两年来，虽努力参加“治安强化运动”和鼓吹“大东亚战争”，推行其奴化教育方针，但在日本看来，不免太书生气，和上层官僚们联系不密切，工作成绩不大。有些事，周作人又没有完全听其主子的话，如他没有动员大中小学生出席“庆贺皇军占领宜昌”的大会，曾遭到新民会最高顾问、日本安藤少将的训斥[15]。必须说明的是：周作人并非不想做好奴才，但他的行政办事能力实在是很差的。他连家里的家务事都很少过问。留学时期，他的日常生活还得乃兄照料，连上街购物之类的事，也由乃兄代劳。辛亥革命时，他当了省教育司的本省视学，可他根本不到各地去视察，却天天躺在床上看书，被朋友笑称“卧治”。在新潮社，他被选为主任编辑，就看几部稿子，出版事务由李小峰等人办，搞得冷冷清清，远没有罗家伦、傅斯年当干事时那样的生气勃勃。

宣布他下台的第三天，即1943年2月10日，他在日记中记有：“朱深对汪主席云：周不惯政治，坚辞；对王舒鲁（王克敏）云：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合前说而三。小人反复，常用手段故如是也。”这说明周作人其实是很留恋督办这个位置的。但这里也透露了这样的信息：汪精卫可能过问过周何以不再任督办，朱深回答“周不惯政治”，从而道出了“日方反对周放任学生”，不同意周继任督办的意图。因此汪精卫也就不便多说什么了。

101.下台以后

汪精卫深信，像周作人这样的名作家名教授名学者在他的政权里，只会给他增添光彩。这点，也是汪精卫比他的主子——日本军人更高明的地方，或者说更了解周作人的地方。因而，他对周作人的下台多少有点惋惜。他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尽可能挽回周作人的作用。据说，陈公博也从旁敲过边鼓。于是，3月11日，汪伪“最高国防会议”第八次会议通过：“选任周作人为国民政府委员。”12日，汪精卫发电通知周作人。15日，沈启无又送来汪精卫手书。4月1日汪伪国民政府中央政治委员会正式通过：重新任命周作人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

为进一步抚慰周作人，汪精卫邀请周作人南行讲学。周作人应邀，于4月5日乘火车去南京。关于周作人这次南行的活动，将在下面作专门的介绍。

4月27日，华北政务委员会又任命周作人为“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这研究所是日本人控制的情报机构。周作人挂名，不上班，也无权，但能拿到一点薪水。

周作人三个虚职的车马费收入，不低于督办的薪水，使他的排场和生活水平都不至于有所降低。

6月，南京中央大学校长辞职。汪精卫认为，此职如请周作人担任，不但可使学校增光，也可使他的政权增色。他亲自出马函电邀请，但周作人因不愿离开北京的家而婉言辞谢。当时往来的电报，很可见汪精卫的殷殷盛意。

来电（一）

（致朱委员长转）朱委员长勋鉴，渊密下电，请转周委员作人，并请促驾及复电为荷。兆铭。

周作人先生惠鉴：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因事辞职，弟拟屈先生南来担任此职，慰多士之霓望，树全国之典型，万祈不弃，刻日到任。谨此奉恳，并候德音。汪兆铭东。

复电（一）

（托政务会转复国民政府汪主席）主席钧鉴，东电敬悉。承命担任中大校长，本应奉命，唯以家事不克离平，有负盛意，不胜惶悚。愿得在北方为政府同样效力。

尚乞鉴察。周作人叩支。

来电（二）

（致周作人氏）东日托朱委员长转一电文如下：“中央大学校长樊仲云因事辞职，弟拟屈先生南来担任此职，慰多士之霓望，树全国之典型。万祈不弃，克日到任。谨此奉恳，并候德音。”支日再一电。均未复。盼祈念中。其学府关系重要，早日南来，以慰远望，并复为荷。汪兆铭鱼。

复电（二）

（复汪主席）主席钧鉴：东鱼电敬悉。支日托会复电。又函林部长转达下情，想蒙谅察。周作人叩虞。

汪精卫请周作人当中央大学校长没有成功，采取对他谅解的态度。两人之间后来还有书信往来。

1943年7月，朱深病死，又由王克敏接任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重新组阁，周作人仍为委员。1944年9月，北京大学发生了学生殴打日本教师的事。日方要求整顿北大。王克敏为表示尊重日本主子的旨意，自兼北大校长，原任北大校长的钱稻孙调任文学院长。北大文学院长原是周作人，经王克敏亲自和周作人商量，要周让出这个职位，由华北政务委员会聘请他为咨询会议委员。这又是一个毫无权力的虚职，但每月有车马费2000元。加上这个收入，周作人每月约有4000余元进益，比当督办时的收入还多。

1943年4月，华北政务委员会任命周作人为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这个研究所是为侵略者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为主要任务的。

1943年11月，周作人连任东亚文化协会评议会会长。

1944年12月，周作人又任日中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

周作人从督办的宝座上跌下来后，所任的职务，几乎都是虚职。

102.南行

周作人下台后，汪精卫的抚慰手段之一是邀请他南行讲学。周作人明白，他的下台是日本主子旨意，同时对汪精卫的好意心领神会。因此他接受汪精卫南行讲学的邀请。

周作人于4月5日离北平南行，6日下午抵南京。到宁后，周作人即去往访汪精卫及“宣传部长”林柏生、“外交部长”褚民谊等。晚上往龙门酒家赴宣传部的招宴。7日，游了夫子庙。8日下午去中央大学讲演，题为《学问之用》，晚上往汪精卫宅赴汪的招宴。9日下午，出席宣传部和中日文化协会为欢迎周作人而举行的座谈会。关于这次座谈会，《中华日报》刊有一篇《首都文化座谈会追记》，很可见当时的情景和周作人的思想，现摘抄于下：

日前宣传部与中日文化协会当局，为表示欢迎周先生，特邀请周先生与首都文化人，假中日文化协会，举行文化座谈。记者恭逢其盛，畅聆周先生等谠言伟论，确为生平一大快事。特记录一二，以飨读者。

座中除周先生外，有沈启无先生，有中大樊校长，小说家张资平先生，词人龙榆生先生，国学巨子陈柱先生，史学者杨鸿烈先生等。另外友邦小说家林房雄，诗人草野二先生亦在座。宣传部长林柏生先生亦以纯文化人的姿态莅临参加，真是群贤毕至。

……

“请周先生谈谈思想问题吧！”杨鸿烈先生向大家提议，也在恳求着周先生。

“兄弟觉得我国思想，不论古今，不论南北，都是整个的。因时代的关系，形式虽有不同，但内容方面仍是一致的。本人觉得关于思想方面，没有多大问题，一向很是乐观。”打着略带绍兴口音的国语，周先生很率直的说了他自己的意见，别人认为极严重，周先生看来却是平淡无奇。

“孟子所谓不饥不寒，以至民生主义，仍是一个体系，一贯的理论。当前民众的生活问题，却是严重的。”周先生继续解说着，并引证孟子的政治思想。

“现在生活问题太紧张了。所谓‘学问之用’——周先生在中大的讲题——都完全用到生活上去，如中大的学生，大部分是进补习学校性质。”樊校长慨乎其言之的说着。

“去年北方开防共座谈会，兄弟当时发表了一点意见，分析北方加入共党的人有两种，一种是老百姓，因无饭吃，民不聊生；另一种是知识青年，误认为是救国之道。对于民众，应解决其生活，对于青年，应以事实来说服他。”周氏由思想问题，又谈到共党问题。

“现在北方青年情绪，是不是好了点。”林宣长听了周氏的话，激起了对北方青年的关心。

由青年问题又谈到教育问题。

……

“中国思想界的毛病，只在混乱，加以整理即可，内容方面，是不必变更的。”周作人先生又把话题引到思想方面来。

最后谈到文学运动，周先生说：

“中华民国到现在，不过三十多年的历史，现在没有好作品不要紧，因为一世纪中，能有一二篇好作品，已足够光荣的了，最要紧的还是国家生命问题。”

谈了三个多钟点，全场空气是十二分融洽而热烈的。据说平日不大露笑容的知堂老人，今天却异常的谈笑风生。座谈结束了，各人怀了一种愉悦的心境归去。

这篇通讯之所以值得重视，是周作人谈了他几个方面的思想。周作人所谈的“我国思想”，和他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中的观点是一致的。这篇文章原在《中和》月刊上发表，在周作人南来之前，《中华日报》分两次连载。以致当时有人误以为此文是周作人南行期间写作的。这篇文章恼怒了日本御用作家，他们针对周作人提出了“扫荡反动老作家”的口号。此事后面将作专门介绍。周作人座谈会上的发言，还谈到了“民不聊生”的事实，也谈到“防共”问题。从这些发言，可以多角度地立体地认识周作人。

4月10日，周作人在沈启无等共9人的陪同下，乘火车去苏州。在苏州车站早有一批教育界、新闻界、出版界人士在恭候迎接。当天，20来人一行游了木渎，在木渎石家饭店午饭。这家饭店的虾子豆腐，周作人吃得连连叫好，并兴致勃勃地即席成诗三首，挥毫泼墨，题赠饭店主人和随行的人：

多谢石家豆腐羹，得尝南味慰离情；

吾乡亦有姒家菜，禹庙开时归未成。

生小东南学放牛，水边林下任嬉游；

廿年关在书房里，欲看山光不自由。

河水阴寒酒味酸，乡屋况味不胜言；

开门偶共邻翁话，窥见庵中黑一团。

周作人又为《中华日报》题词：“中国的文化是整个的，东亚的运命亦是整个的。中华日报十一周年纪念，在木渎，周作人。”也为《江苏日报》题词：“民为贵。”

游了木渎后，周作人一行又登灵岩山。周作人是坐轿到山顶的。

4月11日，上午赴章太炎墓前拜吊，接着往访参观了俞曲园故居。下午往苏州教育学院讲演，题为《知识的活用》。晚赴中日文化协会苏州分会之招宴，宴后听歌时作诗一首：

我是山中老比丘，偶来城市作勾留；

忽闻一声劈破玉，漫对明灯搔白头。

所作讲演《知识的活用》，和中央大学讲演《学问之用》内容是一致的。周作人说：“值此时局动荡不定之际，一方面人民固遭遇极大之困难，然亦未始非人民加倍为国效劳之时。中国现在正届极危险之关头，凡我人民亟宜加倍劳苦，负担一个半人之责任，以期挽此危机，渡此难关。”接着他就具体地谈了数学、外语、博物、国文、历史等知识的重要及其应用。讲演最后说：“诸君均为将来之教育家，下一代之中国国民均将由诸君训练养育，诸君之努力，可以挽回中国过去之失败。”周作人的这篇讲演是即兴式的，寓意一般，后来没有收入他的集子。

在苏州期间，周作人还手书《癸未春日偶咏》赠送《中华日报》的杨之华：

当日披裘理钓丝，浮名赢得市人知。

忽然悟彻无生忍，垂老街头作饼师。

周作人以无可奈何的心情下台后，又要以隐士自居了。这很反映了他当时的心情。

周作人于4月12日从苏州回到南京。参观了青年时代学习过的水师学堂，往访“国民政府”，接待记者访问，着实忙碌。第二天到中央大学演讲，题为《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他认为，中国文学中反映着两种思想：一种是“为君主的思想”，一种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对于这两种思想的表现，周作人都举出了大量的文学史上的例子。他最后的结论是：“我相信，至少是依据我对于中国思想与文学的意见来说，这种一切为君主的思想本是后起的，因了时代的关系一时间大占势力，在文化表面上很是蔓延，但是终于扎不下深的根，凡是真正好的文学作品都不是属于这一路的，现在又因了时代的关系明显的已失势力，复兴的应该是那一切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不但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基调。”接着周作人又说：“我想这两种思想的交代总是无疑的事实，而且比与普通思潮之流行变化不同，乃是与民族的政治文化的运动密切相关，现今从事于文学工作的人正有极须注意之必要。”这篇讲演稿后来发表于《艺文杂志》，收入《药堂杂文》集。

周作人在南京还去模范女子中学、南方大学讲演，还游了玄武湖。在离宁北返前，他特地去向汪精卫辞行，汪赠金6000元作旅费。周还往访林柏生、李圣五等人辞行。4月16日下午坐上了北归的火车，周作人在车中赋诗一首，可说是他这次南行心态的概括：

脱帽出城下船去，逆流投篙意何如。

诗人未是忘机客，惊起湖中水活庐[16]。

周作人的这次南行，有两点是值得注意的：一、他对汪精卫有知遇之感。这次南行，进一步密切了他和汪精卫的关系。二、下野以后，他演讲、说话，不完全按照占领者规定的框框，官气减少，如“大东亚战争”几乎绝口不提，而谈了些“民族危险关头”、“民不聊生”的话，鼓吹“为人民为天下”的文学，还抒发了看破“浮名”之类的牢骚。这是很可能惹起占领者的不满的。

103.太阳旗下的文学活动

日本军占领北平后，著名的作家，如胡适、冰心、郑振铎、朱自清、沈从文、李健吾、梁实秋、卞之琳、章靳以、萧乾、林庚、熊佛西、潘家洵、张恨水等，以及还不大出名的许多作家，纷纷离开北平。因年龄、健康等原因不能离开北平的，如钱玄同等，拒绝与占领者合作。北平文学界出现了冷落、空寂的时期。

周作人自1939年元旦遇刺后，屈辱于占领者威胁，出任伪职，同时也开始了他在太阳旗下的文学活动。周作人是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骁将，是中国现代第一流的作家，他拥有广大的读者，而他登上敌伪文坛，正是占领者的希望，正可以用他来为侵略和卖国涂脂抹粉，以图欺蒙幼稚的人。一时间，周作人为敌伪文坛的喽啰们所拥戴，成了北京、华北，乃至整个敌伪占领区文坛的首脑人物。

在周作人的支持下，一些出卖灵魂的文艺刊物办起来了。1939年9月，《中国文艺》在北京创刊，由武德报社出版。这是一本大型综合性文艺杂志，鼓吹“和平文学”是它的宗旨。它是月刊，每卷6期，从第3卷第1期后，主编换人，偏重翻译介绍日本文学，更显出奴才气。至1941年7月出版第4卷第5期后停刊。周作人是这家刊物的重要支持者，每期或隔期就有他的文章发表，像《汉文学的传统》、《蔡孑民先生事》等重要文字都发表在这刊物上。

1940年1月1日，综合性杂志《中和》月刊在北平创刊，由新民印书馆出版。每卷12期，至1944年10月出版第5卷第10期后停刊。周作人是经常撰稿者之一，他的《炒栗子》、《老老桓言》、《关于杨大瓢》、《上坟船》等散文就在此刊上发表。

1942年3月，《古今》半月刊在上海创刊，极得周作人支持。该刊至1944年10月出版第57期后停刊。它主要刊载谈古说今的随笔散文，汪伪政权中的不少头面人物为附庸风雅，都为它撰稿。在它创刊一周年时，报刊上登出广告来说：“《古今》半月刊为国内唯一之散文杂志，创刊以来，眨逾一载。名作家长期执笔者，南方有周佛海、陈公博、梁鸿志、冒鹤亭……诸氏，北方有周作人、瞿兑之……诸氏，宿学名士，网罗无遗，领袖文坛，当之无愧，而风格高超，尤称独绝。”北方首屈一指的是周作人，是合乎事实的。他的吹捧汪精卫的力作《〈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就是在《古今》上发表的。他还在《古今》上长篇连载《旧书回想记》、《旧书回想记外遗》、《我的杂学》等随笔散文。

1942年9月，“华北作家协会”成立，周作人被选为“评议员会主席”（“评议员会”相当于后来的“理事会”，“评议员会主席”就是“华北作家协会”的第一把手）。这个协会的宗旨是：一、求文艺学术的发展，与大东亚建设的进展一致；二、谋文艺学术的作品，普遍的产生与鉴赏；三、提高作家在社会上的地位；四、养成职业作家。第一条就说明了它是为日本侵略的政策效劳的。协会成立后不久，即派出六名作家参加华北第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并开展了“中、日、满”的文艺勾结活动。

继“华北作家协会”成立以后，艺文社成立，周作人为社长。在周作人主持下，艺文社创办两种刊物：《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

《艺文杂志》创刊于1943年7月。月刊。《发刊词》说：“这个艺文杂志社里既无所谓同人，社外亦无所谓非同人。凡有兴趣写作的人，肯帮忙稿件的，在篇幅许可的条件之下，我们是极愿意——不，我们都有给发表之义务的。”“这个杂志，一无运动，二无主张，但也不一定便非沉默非暧昧不可。”“似乎是因为杂志还太少，而作者读者们都有点感到不便和寂寞了，那么就办个杂志罢。”刊物发表小说、诗歌，但以读书随笔、古典文学研究笔记为多数。这是周作人办的刊物历来的一种特色。周作人在创刊号上发表《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一文；以后每期的首篇重要文章，几乎都由周作人撰写。该刊办至1945年1月出版的第2卷第12期停刊。这份杂志在华北沦陷区是有较大影响的。

《文学集刊》在发刊以前，曾有出版预告，其中说：“由于文坛耆宿周作人先生之热情与睿智所指导之艺文社，得到全国各作家与青年大众风涌云起之声援，曩者曾使《艺文杂志》创刊，遍行海内博得青年大众绝大之支持与爱抚而成长中。本社为结集文艺复兴之炬火，近日中由周作人先生指导下，并由集青年大众要望于一身之北京大学沈启无先生编辑之季刊《文学集刊》第一集即将问世，目下正忙于万端之准备中。”沈启无原想主编《艺文杂志》，但几个具体工作的编辑人员不赞成。沈启无希望周作人支持他，压制那些编辑。周作人觉得他的要求无理，拒绝了，并表示《艺文杂志》将由他周作人自己主编。沈启无无奈，只得去筹办《文学集刊》。集刊发刊时，周作人不给写稿。该刊创刊号上署“沈启无主编”，出版者为“艺文社”，但不提社长周作人，更无“周作人指导下”之类的话。《文学集刊》创刊于1943年9月，第二辑出版于1944年4月，以后没有再出版。

由于《文学集刊》是以“艺文社”名义出版的，而实际上并不在周作人领导之下。周作人就从1945年1月起将艺文社改名为艺文杂志社。他特地写了篇《艺文社与艺文杂志社》在《艺文杂志》第2卷第12期发表。周作人在文章中说：“艺文社不是文学团体，他的事业不是主办文学运动。艺文社其实即是艺文杂志社，所做的事只是编辑《艺文杂志》而已。自民国三十二年七月至三十三年十二月，凡一年半之间，以艺文社名义编辑、由新民印书馆刊行了艺文杂志十八期，这是一个段落。三十四年一月起取消艺文社名义，改为艺文杂志社，继续编辑刊行《艺文杂志》，这是第二段落的开始。从前艺文社的组织是很简单的，其中并无许多社员若干职员，只有社长一人，由鄙人挂名承其乏，此外有编辑干事二人，如是而已。这不是民间团体或文化团体，没有经官所批准立案，不曾作过团体的活动，尽过团体的义务或享过权利，过去一年半之间所做的只是编辑《艺文杂志》这一件事。现在艺文社的名义取消了，从一月起改为艺文杂志社，社长也不设了，只有编辑部的顾问一人，仍由鄙人挂名承其乏，编辑干事二人，照从前一样，其组织实在也还是仍旧，因为所做的事也还是仍旧，这原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名称改变了，这一件事却是很有关系，值得报告一下。”周作人翻来覆去地强调艺文社只出过一种《艺文杂志》，目的就是要把《文学集刊》撇开，不让它再在社会上沾用他的名声。

这样一来，《文学集刊》处于尴尬的位置，它后来就不再出版了。而《艺文杂志》在出版第2卷第12期后，亦即艺文社改为艺文杂志社后，由于纸张等困难，也关门大吉了。

周作人支持的刊物中，还有散文月刊《风雨谈》。它1943年4月创刊于上海。周作人的不少随笔发表在这家刊物上。周作人南行到苏州时，该刊的编辑特地到火车站迎接，还陪同游了木渎、灵岩山等地。周作人在1936年出版过一本随笔散文集《风雨谈》，刊物的名称显然是受它的影响。周作人的大量随笔发表在这个刊物上，有时候一期刊登三篇。

周作人还支持华北作家协会刊行的《中国文学》月刊。它于1944年1月创刊。周作人为创刊号撰写《新中国文学复兴之途径》一文，刊于首篇地位。但这个刊物为沈启无一流人掌握，后来多次发动对周作人的攻击，跟着他的日本主子斥周作人为“反动作家”。

周作人还为1944年创办于南京的《求是》月刊、1943至1945年间在上海出版的《天地》月刊、1938至1945年间在上海刊行的《杂志》月刊等刊物写过稿。

在1939至1940年间，周作人为北京的《实报》、天津的《庸报》写稿最多。稍后，又不断为《晨报·文艺》副刊写稿。1944年5月1日，《华北新报》开办，周作人题写报头，并发表感想，说：“从来的新闻纸，和民众好像都没有紧密的联系，因此在唤起舆论上，和民众意志的反映上，并没有多大效力。此类问题，并不单是时间问题，而且是空间问题，所以今后的新闻纸，无论如何，至少也要和民众互相连系。”周作人的长篇连续性的随笔散文《我的杂学》，从报纸出刊那天起，就在《文学》副刊上连载。

总之，周作人在失足以后的文学活动是十分活跃的。沦陷区的重要文学刊物和报纸副刊，无论是北京的还是上海的，都得到过周作人的支持。许多刊物，以刊载周作人的文章为荣。周作人的文章还没到，他们就刊出预告，大肆吹擂；文章到后，都编排在首篇的地位，目录上也总以大号字刊出，极为显眼。在他从“华北教育总署督办”的宝座上跌下来以后，他在文坛上的地位基本未变。他是失足文人们公认的可以左右文坛的首领人物，连日本人也承认这点。

104.散文艺术的衰败期

周作人失足以后，文学活动十分活跃，作品也很多。从1939年起，到抗战胜利前夕，周作人的著译在数量上不减于过去任何时期。以著作而论，这个时期共出版了8种。

这8种集子是值得考察一下的。

《秉烛谈》，1940年2月七海北新书局出版，收入1936至1937年随笔散文29篇。

《药堂语录》，1941年5月天津庸报社出版，收入1940年1月至12月间发表在庸报上的读书随笔50则。

《药味集》，1942年3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收入1937至1941年间随笔散文22篇。

《药堂杂文》，1944年1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收入1940至1943年的文章27篇。

《书房一角》，1944年5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收1938年至1943年间所写的书话式读书随笔，计旧书回想记28则，桑下丛谈44则，看书偶记61则，看书余记58则，共191则。

《秉烛后谈》，1944年9月北京新民印书馆出版，收1937年至1939年所写随笔散文22篇。附录《秉烛谈序》、《桑下谈序》。《秉烛谈》出版时无序，因序的原稿在上海战火中被毁，幸而它在《晨报》上发表过，这次找到了，附录于后。《桑下谈》原拟出版的一本集子，后未出版。但序已在《晨报》发表，这次也一并收入。

《苦口甘口》，1944年11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收1943至1944年散文21篇。

《立春之前》，1945年8月上海太平书局出版，收1944至1945年间所写文章33篇。

从这8种集子看来，周作人这时期的散文又有哪些特点呢？从这些散文所反映的他的政治思想、哲学思想、文艺思想，又有哪些变化？综观这8种集子，周作人在他失足的7年期间，他的思想和艺术的发展变化，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939年1月到1942年1月，是他的“失足前期”，从“苟全性命于乱世”到做了“督办”的大官，总的来说，和敌伪统治是顺应的、合拍的；从1942年1月，由“督办”的宝座上跌了下来，直到1945年9月抗战胜利，是他的“失足后期”，这期间政治思想、处世哲学、文艺观点都起了较大幅度的变化，和敌伪统治不是很顺应、很合拍，以至发生了被日本作家指为“反动老作家”的事件。

“掉书袋”式的读书随笔，是周作人这7年间散文的主要品种。《秉烛谈》、《药堂语录》、《书房一角》三书，可说是“掉书袋”专集。其他几种集子也有这类作品。周作人写“掉书袋”随笔，在20年代已开始，到30年代逐渐多了起来。他在《书房一角·原序》中说：“我写文章，始于光绪乙巳，于今已有三十六年了。这个期间可以分做三节，其一是乙巳至民国十年顷，多翻译外国作品，其二是民国十一年以后，写批评文章，其三是民国二十一年以后，只写随笔，或称读书录，我则云看书偶记，似更简明得当。”说1932年以后“只写随笔”即“读书录”，不免有点过头，但越写越多是事实。不但越写越多，而且越写越差。《夜读抄》的出版，可说是周作人第一次把“读书录”编成专集。但《夜读抄》中所介绍的，有不少是古今中外颇有情趣、引人入胜或长人知识的著作，因而文章中引文虽多，但还读得下去；而到了40年代，周作人所写的这类“读书录”，主要是抄线装古书，特别是清代笔记，这些古书本来就枯燥无味，经周作人抄摘连缀，仍然是令人生厌。他在《书房一角·原序》中说：“近来三四年久不买外国书了，一天十小时闲卧看书，都是木板线装本，纸墨敝恶，内容亦是多不登大雅之堂的，偶然写篇文章，自然也只是关于这种旧书的了。”周作人就是埋头在古书堆里写他的“读书录”的。过去他喜欢介绍动植物知识、民俗学知识、性科学知识、儿童学知识方面的著作，特别是这方面的外国著作，给人一种新鲜感。现在他介绍的，是《太上感应篇》、《文海披沙》、《琐事闲录》、《九烟遗集》、《存拙斋札疏》、《姚镜塘集》、《汴宋竹枝词》、《舌华录》、《耳食录》、《绕竹山房诗稿》、《宋琐语》、《燕窗闲话》、《松崖诗钞》、《如梦记》、《西厢记酒令》、《消寒新咏》、《圭盦诗录》、《柯园唱和集》、《诗经新注》、《毛诗多识》、《尔雅义疏》、《山海经释义》、《容膝居杂录》、《荆园小语》、《萝庵游赏小志》、《天籁集》、《越妓百咏》，等等，等等。这里举出这么多书名，基本上是据《药堂语录》、《书房一角》的目录抄下的，读者多少可以望文生义，知道是些什么书吧。这些书，有的或许对某些专门研究有用，有的或许有一二条有用的史料，而一般读者是未必感兴趣的；更有不少是消遣无聊的著作。例如，清康熙间刻本《柯园唱和集》，是一人首唱、五十三人附和的一本诗集。周作人自称：“鄙人不解诗，读之亦觉得无甚好句，但是对于此集感到兴趣者，则以柯园乃是沈园故址故也。”沈园是陆游到过的故地，这本唱和集其实和陆游风马牛不相及，但周作人就据这一点扯牵，拿来介绍了。又如，《越妓百咏》，是一部写于乾嘉之交的“多极凌乱”的抄本中的几页。周作人说：“此百二十咏本系游戏之作，中多狎亵语，亦正是狭斜恶少之本色，唯在诗中却甚少见，又因此得知其时越人游女之姓氏与人数，不失为绝好史料也。”他因此也就拿来介绍了。周作人何以对这些带着霉气的线装书大感兴趣，而且还不辞辛劳地予以介绍呢？他在《药堂语录·后记》中说：“近数年来多读旧书，取其较易得，价亦较西书为稍廉耳。至其用处则不甚庄严，大抵只以代博弈，或当作纸烟，聊以遣时日而已。”周作人失足以后，内心空虚，怕写涉及现实生活的题材，就只好到故纸堆中去消磨时日了。他在“失足前期”尤多写“读书录”，原因也就在此。

知识小品是周作人擅长的一个散文品种，现在也是“掉书袋”式了。周作人的“读书录”常常是抄录一种书的，而知识小品则是抄录多种书的。但知识小品中还有可读之作。如《秉烛谈》中的《江都二色》一文，从中国旧书中关于玩具的记载写起，写到日本永安年间刊行的《江都二色》一书，它是关于玩具的一本专著。书中有图有歌，每图题狂歌一首，大抵玩具两件，故名“二色”，江都即江户，是地名。周作人又从《江都二色》谈到有坂与太郎的《日本玩具史》及他的其他十种关于玩具的著作。儿童学是周作人的杂学之一，关于玩具的著作正是他所关注的。上述十几种著作他都有藏。他的介绍如数家珍，有条不紊，而且周详。《秉烛谈》中的《再谈试帖》、《再谈尺牍》、《谈笔一记》等文，内容都较丰富。周作人当时已收藏有100种左右的试帖诗集、约120种清人笔记和大量的尺牍，因而他能写好那几篇文章。《歌谣与名物》、《赋得猫》等文，也都富于知识和趣味。《赋得猫》不但介绍了关于猫的种种记载，而且还介绍了关于猫与巫术的种种说法。《药味集》中的《卖糖》、《撒豆》、《上坟船》、《炒栗子》、《野草的俗名》等篇，《秉烛后谈》中的《关于酒诫》、《谈宴会》、《谈娱乐》、《谈混堂》、《谈食鳖》、《谈搔痒》、《谈过癞》等文，《立春前后》中的《蚯蚓》、《萤火》等篇，都是属于这类知识小品。这些作品，由于连篇累牍的抄书，作为散文来看，艺术性是并不高的。

周作人在这个时期写的散文中，内容充实艺术性较高的，或者说较多保存周作人原有风格的，要算回忆性散文了。《秉烛谈》中的《记太炎先生学梵文事》，《药味集》中的《关于范爱农》、《玄同纪念》、《记蔡孑民先生的事》，《药堂杂文》中的《留学的回忆》、《鸟崎藤村先生》、《怀废名》，《苦口甘口》中的《武者先生和我》、《苏州的回忆》，《立春以前》中的《记杜逢辰君的事》，都是这类散文。这些散文有几个特点：一、所写内容大都是几十年前或几年前，与现实生活有较大距离；二、所写内容大都是作者亲身经历的事：朋友的初识，友好的往返，友谊的经历，鸿来燕去，朋友间的趣事，以及其他生活琐事，信手写来，使人感到亲切；三、周作人是大作家，与他往来的也大都是作家、名人，因而他的回忆文多有史料价值，多能引起文学爱好者的兴趣，如在《关于范爱农》中，是他首次公布了鲁迅的《哀范君三章》和范爱农给鲁迅的信；四、和过去这类散文一样，写得平淡朴实，不大有言过其实的话，也很少有大段的议论。这类散文，在他的“失足前期”和“失足后期”都写，前期似较多些。

周作人说，他从30年代初起，就只写读书随笔了。这话并不完整。他不但没有中断其他类型的散文的写作，而且到了40年代，他竟接连写出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如收入《药堂杂文》的《汉文学的传统》（作于1940年3月）、《中国的思想问题》（作于1942年11月）、《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作于1943年4月）、《汉文学的前途》（作于1943年7月）等篇。这些论文强调了中国的传统思想是儒家思想，鼓吹了儒家的安邦、利民的入世思想和民为贵、关心民间疾苦的民本思想。这几篇论文，反映了周作人在失足期间，特别是“失足后期”，在处世哲学、政治思想、文艺观点上，似乎都有很大的变化，是研究周作人的思想所不容忽视的。由于它们涉及多方面的内容，这里不多谈，将在下面作专门的介绍。这些论文，和过去他写过的“三礼赞”有相似之处，即都是以随笔散文的形式来写的，大段大段的抄书，作者的观点在抄书和连缀之间表述出来。但这些论文和“三礼赞”又有所不同，“三礼赞”漾溢着作者的激情，抒发主观感情的色彩较浓；而这几篇论文，具有较强的驳辩色彩，是随笔式的论文。从散文艺术的角度来看，这几篇随笔论文并不具有独到的艺术特色。

考察了周作人失足时期的8种集子，就总体而论，周作人的散文艺术进入了衰败时期。他的这时期的多数散文，几乎都是同样的模式：文章开头是破题，接着就是大段大段的抄书，在引文的连缀中发表自己的意见，最后推出结论性的见解而结束。散文进入模式化，那就失去了艺术的活力和魅力。（这是就总体而说，并不排斥个别篇章仍有优秀之处。）周作人这时期的散文，可说是进入了他一生的散文创作的最低点。

105.与其日本主子唱点反调

周作人在明白了是日本主子把他赶下台后，心里很生气，有意与主子唱起了反调。他接连写出了《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汉文学的前途》等一系列论文。对这些论文，研究者的说法和他自己的说法，历来是不一致的，甚至是相反的。初看这些论文，好像周作人在哲学、政治、文艺等方面的思想，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实他是要为主子的思想宣传制造一点麻烦。同时，也想努力改变自己的脸面。

这些论文从表面看来都是宣传儒家思想的。宣传儒家思想，日本主子是同意的。1938年11月武汉陷落后，抗日进入了相持阶段。日本调整了侵华方针，加紧了对国民党的诱降。在一些声明中提出了中日“文化合作”，表示要发扬“两个民族中共有的文化”。在汪精卫政权成立前夕，1940年1月，日方在青岛会议上拟发表几点声明，事先拟了个《声明中应具备之重要事项》，其第三条是“明确表示并宣扬两民族原有的中心思想即道义观念系日华共同前进的目标”。这条文字后面有个注说明：这样做是为了抵制“欧美在窥伺渔人之利”。后来日方在青岛会议上正式发表声明，其中说：“以相互尊重国家民族之本来状态，相互提携、加深互助敦睦之友谊，近邻相戒，防止唯物赤化之侵袭，以保全东洋道义之文化，并以平等互惠之经济，取得长短相补、有无相通之实效。”[17]以后日、汪的官方文件或一些头面人物的谈话中，反反复复宣称中、日有共同的中心思想即道义观念，可用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以保证“东亚共荣”。所说的“道义观念”到底是指什么样的实质性内容呢？它主要是指日本主子和汉奸奴才之间的道德原则，即主子决不会随便抛弃奴才，而奴才要始终忠于主子。例如1940年6月间，日本为加紧对重庆方面的劝降，同时又要稳住汪精卫们的奴才心理，曾表示：“日本方面对汪之道义而言，汪如下野，恐将引起日本国民亦要求蒋下野。”训斥汪方：“正当日华两国期望道义的团结之际，蒋汪同为中国人，无不能合作之理由。”并要汪方：“顾全大局以道义为重，劝诱重庆方面以善意的态度。”[18]口口声声是“道义”，到底是什么东西，还不清楚吗！发扬所谓“道义文化”，另一个目的是为抵制“唯物赤化”，即抵制共产主义思想，为其反共效劳。前面已经介绍过，周作人在一些公开场合中，也曾鼓吹以中国固有的儒家思想来确立“中心思想”，以抵制欧美的影响和共产主义的思想。这种鼓吹是和主子的意图完全合拍的，是周作人奴才嘴脸的一面。

但是，周作人在《汉文学的传统》等论文中，虽然宣传儒家思想，却和他的主子的意图有所不同。首先是，这些论文宣传的是儒家的安邦、利民的入世思想和民本思想。认为这些思想才是中国固有的传统的中心思想，是自古至今都有生命力的。他在《汉文学的传统》中说：“汉文学里所有的中国思想是一种常识的，实际的，姑称之曰人生主义，这实即古来的儒家思想。”周作人在他的几篇论文中，反复地论证了儒家的这种“人生主义”思想的特点。他在《汉文学的传统》、《中国的思想问题》等论文中，引用了《孟子·离娄》的话：“禹稷当平世，三过其门而不入，孔子贤之。颜子当乱世，居于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忧，颜子不改其乐，孔子贤之。”周作人还引用了其他儒家典籍中这一类的记载，认为从中“很可见儒家的本色”。周作人引用这些儒家代表性言论，目的是要阐明儒家“民生主义”的思想核心是：安邦，利民；人应该为安邦利民作出贡献。周作人所宣传的这些内容，正是儒家思想中的精华部分，这和日本主子所宣传的“道义”，显然是不无矛盾。当时侵略者正在谎称他们要实行王道即儒道，要把占领区建设成“王道乐土”。周作人的论证和侵略者的“王道”的谎言也是不合拍的。只有承认邦不安、民受害，才有提出安邦利民的针对性，才有提出“民生主义”的现实意义。这在某种程度上，倒是揭穿了日本人的“王道”谎言。这是与其日本主子唱点反调之一。

日本主子提出“宣扬两民族原有的中心思想”，是为了建立共同的“东洋文化”，以为建立“东亚新秩序”服务。周作人却强调中国文化传统的民族性独立性。这是他与日本主子唱点反调之二。例如，他认为儒家的安邦利民思想，正是中华民族不亡的根本。他在《汉文学的传统》中说：“中国人能保有此种精神，自己固然也站得住，一面也就与世界共通文化血脉相通，有生存于世界上的坚强的根据，对于这事我倒是还有点乐观的。儒家思想既为我们所自有，有如树根深存于地下，即使暂时衰萎，也还可以生长起来，只要没有外面的妨害，或是压迫，或是助长。”在《中国的思想问题》中，周作人反复强调中国有自己的固有中心思想，不必重建什么新的中心思想，也不必与别人去建立什么共同的中心思想。他说：“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苦心的想给他新定一个出来，这事很难，当然不能成功，据我想也是可不必的，因为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的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禹稷为模范的那儒家思想。”他并多次重复一句话：“中国的思想绝对没有问题。”在同一篇文章中，周作人还强调了中国人正因为以儒家民本思想为根本，因而“不愿损人以利己”，也不能“损己以利人”；到了“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也会“铤而走险，急将安择”。这类言论曾招来了日本军国主义御用文人的斥责，被指为“反动老作家”。这件事，后面有专门一节的介绍。

日本主子在主张“宣扬两民族原有的中心思想即道义观念”，是为了抵制欧美影响，“防止唯物赤化的侵袭”。周作人的几篇论文中，都没有强调这些意思。这是周作人宣扬儒家思想和日本主子不一致的第三点。

周作人宣扬中国固有的中心思想是儒家思想——以孔孟为代表、以禹稷为模范的儒家思想，还对中国文学的发展重新进行了考察。他下台以后在南京的讲演《中国文学上的两种思想》中认为，中国文学史上历来存在两种思想：为民和为君。为君的文学是没有生命力的，为民的文学总是很有生气，能源远流长地发展，它们是中国文学中的正统。他说：“对立着的两种主张，为君主的思想乃是后起，虽然支持了很久的时间，但其根底远不及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之深长。”周作人还以“两种思想”的标准，对中国文学史上的作品作了具体的分析。在他看来，《离骚》好像是最为君的了，其实反映了一代的忧怨；《诗经》中的大雅与颂是为君的诗篇，国风则“只是忧国为主而非思君”，其中的代表作“大都是忧生悯乱的悲哀之作”，是为民的；《古诗十九首》，不是为君之作，而阮嗣宗、陶渊明，“所忧者乃是魏晋之末的人民的运命”；杜甫有“每饭不忘君”的一面，而另一面的许多诗，“全出于慈爱之情，更不分为己为人，可谓正是文艺的极致”。周作人甚至认为，从杜甫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为君主的思想怎样的做不成好诗，结果倒是翻过来，好诗多是忧生悯乱的，这就是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的产物。”他并且说：“那一切为人民为天下的思想，不但这是中国人固有的思想，一直也就是中国文学的基调。”在《汉文学的前途》中，周作人再次强调：“禹稷精神当是中国思想的根本”，在诗歌里“自《诗经》《离骚》以至杜甫，一直成为主潮”。而这种文学的主潮，“就可以叫作为人生的艺术”。他认为从中国文学的过去，可以了解中国文学的将来：“这是一个很好的木本水源，从这里可以长发出健全的艺术以及生活来，将来的文学自必沿着这道路前进。”

在这里必须插一句的是：周作人曾把中国文学分为载道文学和言志文学，现在又分为为君文学和为民文学，两者并不完全一致，即载道文学未必就是为君文学，言志文学未必就是为民文学。例如，他曾把屈原、杜甫划在“载道”一类的，而现在对他们作品的为君和为民却作了比较辩证的分析。当然，为君和为民的分法，也并不是科学的，儒家的为民和为君本来就是统一的，屈原、杜甫的为民和为君并不对立而统一在他们身上，这中间的复杂性，周作人不可能作出科学的分析。

周作人推崇儒家的民本思想，认为它应该成为文学的指导思想，而且他还表示要身体力行，即表示要为安邦、利民作出贡献。这点他在一些文章中都有所表示，而在《立春以前》的《后记》中更有一段明白的表态：

民国三十一年冬我写一篇中国的思想问题，离开文学的范围，关心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如顾亭林致黄梨洲书中所说，本国的事当然关切，而且也知道得较多，此也可以说是对于知之为知之这一句话有了做起讲之意吧。我对于中国民族前途向来感觉一种忧惧，近年自然更甚，不但因为己亦在人中，有沦胥及溺之感，也觉得个人捐弃其心力以至身命，为众生谋利益至少也为之有所计议，乃是中国传统的道德，凡智识阶级均应以此为准则，如经传所广说。我的力量极其薄弱，所能做的也只是稍有论议而已，却有外国文士见了说这是反动，我听了觉得很有意义，因此觉得恐怕我的路是走得不错的，因为冷暖只有自家知，有些人家的非难往往在己适成为奖励也。以前杂文中道德的色彩，我至今完全的是认，觉得这样是好的，以后还当尽年寿向这方面努力……

作为屈膝事敌的人，奢谈什么“国家治乱”、“生民根本”，甚至以顾亭林、黄梨洲相比拟，可说是不知羞耻。这篇《后记》写于1945年2月，当时苏联红军反击德国侵略者已进入德国国境，日本军国主义者们在太平洋战争中也节节失利，在中国大陆也困难重重，世界法西斯力量已成了强弩之末，在这样的形势下，奢谈什么“为众生谋利益”而不惜捐弃生命，是故作姿态，以图掩饰自己丑陋的面目，为自己日后留下后路。

但是，周作人下台以后，对日本主子的态度确实有了一点变化。了解了这些情况，对于下面即将介绍的“反动老作家”事件的发生，就便于理解了。

106.关于“反动老作家”

前面已涉及日本有人斥周作人为“反动老作家”。这里要将这件事的来龙去脉作一介绍。

1943年8月25日，第二届东亚文学者大会，在东京帝国剧场开场。“中国代表”沈启无等人参加。参加大会的还有日本、朝鲜及伪满洲国的代表等。东亚文学者大会由日本文学报国会主持和发起的。“文学报国会”是忠于日本军国主义统治者的文学团体。27日，大会进行分组讨论。日本作家片冈铁兵在分组会上作了题为《中国文学的确立》的发言。出人意料地，他在发言中猛烈攻击所谓中国“反动的文坛老作家”。其发言全文如下：

我的议题虽是《中国文学的确立》，但是真正的意义还要狭义一点。在重庆政权存在着的中国特殊情形下有特殊敌人要进行斗争。如不考虑特殊情形，那就不能看出中国的一切动向。昨日以来，在本大会见到中国代表诸君所表示的热情，对大东亚战争的协力，大东亚建设理想上诸君所表示的努力，我们以很深的感动来表示敬意。不过，为了中国之特殊情形，我不得不推想中国代表诸君会有很多的仇敌，那或许会杞忧，可是我仍在推想诸君要立在那种地位。

仇敌之一，我此刻特别要把他作为问题的，是和平地区内的反动的老作家。人在和平地区，却在反对你们的理想和热情，或者与你们的文学运动对立，我要指摘这些有力量的文学家的存在。我此刻不便说出那是谁，不过他用很消极的表现、思想及动作，在敌对着我们及你们。我们如此推想这个老作家，可以说是不应当的诬罔么？诸君及我们的大东亚建设的理想，是新的思想，是青年的思想。要把东亚古老的传统，以新的面目出现于今日历史之中。只有精神和肉体能沉浸于今日历史生活中的青年的创造意志，才能完成困难的事业。那并不是年龄的问题，说个实在，我今年已经五十岁了，可是历史的激浪和大东亚战争使我返老还童，大东亚建设的理想使我成为青年了。那么比我年轻的诸君，诸君的愤怒怎可以不向那个正在嗤笑青年理想的老生精神爆发呢？我确信你们要爆裂了。

特别是，那种老作家正为世上俗人所共同信赖。要把他们的影响从民众和知识分子中切断分离，决不能只看到他们过去的文学功绩。就算在人情上有碍，但也要把民众组织成举国一致，在这新中国紧急必要之前，要不容宽赦地粉碎他。诸君的文学活动正沿着创造新中国的线路前进。可那个老作家毫不考虑中国处在怎样的历史中呼吸，处于怎样的世界情势之下，却自鸣得意地在任意地进行他富于魅力的表现，而对于诸君为新中国的努力暗中加以嗤笑，不愿作任何的协作。他已经是诸君及吾等斗争途上的魔邪者，是积极的妨害者。他是全东亚必须摧毁不能妥协的邪教偶像。他是古老中国的超越的事大主义及第一次文学革命所获得的西洋文学精神的怪奇的混血儿。

我希望于中华之代表诸君，我要求诸君，我要求诸君对于那种存在进行毫不假借的炽热的战斗。这种斗争要立刻开始。如果你们需要，我自己也随时肯即动员出来协力参加斗争，我此刻明言这个决心。[19]

片冈铁兵的发言，和其他这次东亚文学者大会的材料，刊载在日文版《文学报国》第3期上。周作人没有出席东亚文学者大会，无法听到这篇发言，也没有看到那本杂志；而且，片冈铁兵的发言指的是谁，也没有明说。周作人听到一些传闻，也不加理会。直到几个月后，《中华日报》副刊上发表胡兰成的《周作人与路易士》一文，才点明了这件事。胡兰成写道：“听朋友说起，片冈铁兵新近在一个什么会上提议，对于中国某老作家，有甚高地位，而只玩玩无聊小品，不与时代合拍，应予以打击云。据说是指的周作人。”[20]周作人这才借来《文学报国》第3期来阅读。读后觉得：“这所骂的似乎也就是我，虽然不经片冈说明，不能确定。”于是，他在1944年3月20日就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久米局长写了封信：

启者，日前寄奉破门声明，想已蒙察览矣。某乙为鄙人之弟子，非普通之所谓学生，继承鄙人贫弱的学问之一部分，至今未能一步出此范围，在此十余年间又在鄙人指导之下担任职务。乃近一年来行动渐见不逊，遂至以文字见攻击，对于恩师反噬之徒不能予以容忍，因即宣告破门矣。唯因此而想起一事，即去年九月东亚文学者大会上片冈铁兵氏扫荡中国老作家之演说是也。该演说是否由于某乙之示意。又所谓老作家是否即是鄙人。此二点无论如何希望予以说明。为此特请费心转告片冈氏明了回答。窃思片冈氏当已达于能够辨别事情之年龄，应不至说漫无根据的话，并且话已一旦说出，亦应不至重复吞下，为此特请其以男子汉的态度率直的答复为要。如若所谓反动的老作家确是鄙人，则鄙人自当洁身引退，不再参加中国之文学协会等，对于贵会之交际亦当表示谨慎。鄙意发言者虽为片冈氏，唯其责任则应由贵会负之也。如至四月中旬未得任何示复，即认为已经默认。此致

日本文学报国会

久米事务局长台鉴

周作人（盖章）

信中开头部分所说的“破门声明”，是一案又生出的一案，我们将在后面作专门的介绍。周作人寄出这封信后，又将它写在《一封信》中，在3月27日《中华日报》上发表。周作人还写了《关于老作家》、《文坛之分化》等文，在《中华日报》发表，将片冈铁兵的攻击公之于众，并一再表示，如日本文学报国会和片冈铁兵不作答复，他将退出中国文学协会，与文学报国会断绝联系，并退出一切文学活动。

这件事震动了中日敌伪文坛。在日本统治区的奴才文人们，对于周作人的受到主子的攻击，不免物伤其类而表示同情；一些日本有“远见”的侵略者，则认为周作人毕竟是中国有影响的人物，为此而与其闹翻不免显得愚蠢。因而颇有一些舆论是向着周作人的。4月11日《新中国》报发表社论《所望于批评者》，说：“周先生在中国文坛素负声望，其言行笃实，尤为人所敬重。对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亦曾尽极大贡献。今若因此误会而萌消极引退之念，不仅为中国文坛一大损失，且亦势必影响于中日文化沟通工作的前途。”又说：“亲善合作的实现，必以互相尊重的精神为基础，即指正与批评，亦必以善意为之，否则即易发生误会，而误会不仅为亲善国交所不许，抑且为两国国民感情沟通的最大障碍。”对于片冈铁兵发言的批评，意思是很明白的。4月16日《新申报》发表陶晶孙的《关于大东亚文学者》一文，详细介绍了片冈铁兵发言一事的经过，提出了“失言者把他的失言及早取消”，亦即要求片冈铁兵收回他的发言。连日文版的《大陆新报》也在4月19日发表《文化直言》一文，更明白指摘片冈说：“深感遗憾的，是在国际公开会议席上，他竟发表如此过激言论，至为不负责任；同时文学报国会竟许可其如此行为，也足见其对华文化理解的程度。”该文还说片冈的发言“仅一知半解之徒的浅薄行为，殊堪痛惜”。

在这样的舆论压力下，文学报国会才于4月2日给周作人一个电报，说片冈答复请稍待。到4月末，片冈才给周作人写来一封长信。片冈何以要攻击周作人呢？片冈在信中作了说明，其中一段文字是：

请你想起在改造社《文艺杂志》所登载的大作《中国的思想问题》中之一节，原文云，他们要求生存，他们生存的道德，不想损人以利己，可是也不能圣人那样损己以利人云云。这样说起，讲到乱的那一节话，当时鄙人在大东亚文学者大会中发表那篇演说，即有此文在鄙人胸中。只以此奉告，该文作者的先生当能立即觉到鄙人以何者为问题，为何者所戟刺矣。读了“中国的思想”全文，熟读上述之一节，假如不曾感病在今日历史中该文所演的脚色乃是“反动保守的”，则此辈只是眼光不能透彻纸背的读者而已。鄙人感到，不应阻碍中国人民的欲望之主张，实即是对于为大东亚解放而斗争着的战争之消极的拒否，因此在去年九月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第二分组会议席上，作那样的演说。假如中国人虽赞成大东亚之解放，而不愿生存上之欲望被阻碍，即中国人不分担任何苦痛，以为即协力于大东亚战争，使此种思想成为一般的意思，则在此战争上中国之立场将何如乎。为中国人民所仰为指南之先生有此文章，其影响力为何如？鄙人念及，为之栗然。不赌个人的生存之战争可能有乎？不牺牲个人之欲望而愿赢得战争既不可能，然则先生此文无非将使拒否大东亚战争，或至少亦欲对于此战争出于旁观地位之一部分，中国人之态度予以传统道德之基础，而使之正当化耳。文章之批评不可为文章之表面所眩惑，虽是平稳的言词，而在其底下流动之物，必可感知其出于平稳之上，此虽是甚失礼的说法，对于日本人之文章感受性，幸勿予以过低的估价可也。

从这段信可见，片冈铁兵攻击周作人，是由《中国的思想问题》引起的。这篇文章前面已经提到过，它写于1942年11月，发表于1943年1月，正是周作人下台前后。它有哪些内容竟与“大东亚战争”不相容呢？一、据片冈信中说，文章写了“生存的道德”。原文是说：“中国人民生活的要求是很简单的，但也就很切迫，他希求生存，他的生存的道德不愿损人以利己，却也不能如圣人的损己以利人。别的宗教的国民会得梦想天国近了，为求永生而蹈汤火，中国人没有这样的信心，他不肯为了神或为了道而牺牲，但是他有时也会蹈汤火而不辞，假如他感觉生存无望的时候，所谓铤而走险，急将安择也。”周作人的这段话与侵略者是不相容的，因为侵略就是“损人利己”。侵略者鼓吹“东亚共荣”，就是企图掩盖这种损人利己。而“铤而走险，急将安择”，其弦外之音，对入侵者简直是劝告或警告。片冈对周作人的话不能作更深的理解，他只是直觉地感到：“大东亚战争”中损人利己和损己利人都是存在的；要“不分担任何苦痛”，就是对于战争采取“旁观地位”。因而他认为，周作人的说法当然是对于“大东亚战争”的消极抵制。二、据片冈信中说，“讲到乱的那一节话”，也是使他很受刺激的。周作人原文是说：“中国思想别无问题，重要的只是在防乱，而防乱则首在防造乱，此其责盖在政治而不在教化。再用孟子的话来说，我们的力量不能使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也总竭力要使得不至于仰不足以事父母，俯不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不去造成乱的机会与条件，这虽然消极的工作，但其功验要比肃正思想大得多。这虽然与西洋外国的理论未必合，但是从中国千百年的史书里得来的经验，至少在本国要更为适切相宜。”周作人认为，防乱，先得防造乱，而民不聊生，就是造乱。这说法，侵略者不可能接受，而且必然是反感的。因而在片冈看来，“大东亚战争”中，人民难以安居乐业，周作人提出“防乱和防造乱”，简直是与战争唱反调，因而这也是“拒否大东亚战争”。三、据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说：“那篇文章是我照例的鼓吹原始儒家思想的东西，但写的时候却别有一种动机，便是想阻止那时伪新民会的树立中心思想，配合大东亚新秩序的叫嚷。”当时“有人以为中国向来缺少中心思想”，而周作人却强调说：“中国的中心思想本来存在，差不多几千年来没有什么改变。简单一句话说，这就是儒家思想。”而周作人在文中反复论证的，是儒家的民本思想。所以周作人又说：“我相信中国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有中心思想永久存在，这出于生物的本能，而止于人类的道德，所以是很坚固也很健全的。”日本军国主义者要以他们的思想统一全东亚，周作人说中国的思想是没有问题的，是很坚固也很健全的，当然会引起侵略者的恼火。

周作人失足后，说过不少主子规定的话，写过不少主子规定的文字（这些文字都没有收入集子）。当占领者进一步对中国进行思想统制的时候，他却一而再地宣传中国传统思想，宣称中国有自己的坚固的中心思想。“扫荡反动老作家”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

除片冈铁兵给周作人写了复信外，日本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长与善郎也先后给周作人写了信，承认片冈的失言，向他表示歉意，称他是“一举一动都有影响”的“文坛的重镇”，希望他仍然能与合作。这件事也就这样不了了之了。

107.“破门”事件

在“扫荡反动老作家”一案中，有一个问题引起了中国文学界和周作人本人的注意：片冈铁兵并不认识汉字，他何以知道周作人的文章？从片冈铁兵的发言看来，他攻击周作人的不限于《中国的思想问题》一文，好像还有一些道听途说的内容，如说周作人“嗤笑青年的理想”之类。这中间是否有人在搬弄是非呢？周作人认为：有人！此人就是沈启无。

沈启无是燕京大学中国文学系毕业生，曾听过周作人的课，以后在燕京大学、北京大学任教，与周作人过从甚密，有些人称他为周作人“四大弟子”之一。他编有《近代散文钞》，由周作人作序；还著有《中国文学史讲稿》、《笺校人间词及人间词话》、《闲步庵读书随笔》等。北平沦陷后，积极投靠占领者，写诗作文，常在敌伪刊物上发表。周作人的出任教育总署督办，他曾到南京活动，是出了力的。他希望借周作人之力，当教署秘书长或北大文学院院长，但都因与人勾心斗角制造人事纠纷而未果。周作人只让他当了北大文学院国文系主任兼北大图书馆主任，他心里并不满意。1943年4月，沈启无想一人主编艺文社的两种刊物——《艺文杂志》和《文学集刊》，遭到其他人反对时，周作人没有支持他，这使他对周作人更为怨恨。这年夏天，日本文学报国会派文化使节林房雄等到北京，周作人以林房雄原系左翼作家而后来转向者，对之颇为冷淡。沈启无却对之十分殷勤，还特地在中山公园为林房雄举行茶话会，林在会上对周作人有攻击的微词。9月，在第二次大东亚文学者大会的分科讨论会上，片冈铁兵发言中提出了扫荡中国反动老作家的提案，而沈启无也正在这分科会上。周作人后来从《文学报国》第3期上看到了片冈的发言稿，同时还看到沈启无攻击中日合办的新民印书馆的发言稿。新民印书馆与周作人关系较密切，不但《艺文杂志》由该馆出版，而且周作人的《书房一角》和《秉烛后谈》也先后被编入《艺文丛书》出版。这使周作人很恼火。1944年2月，北京出现了一个“文笔社”，出版了一份单张的刊物《文笔》，第一栏是童陀的《杂志新编》，其中说道：“办杂志抓一两个老作家，便吃着不尽了。”“把应给青年作家的稿费给老作家送去，岂不大妙。”该刊通讯栏中还说：“《艺文杂志》代表老作家，《文学集刊》代表青年作家。”周作人不久打听到童陀就是沈启无的笔名，而把老作家、青年作家对立起来的种种说法，正好与片冈铁兵的发言得到印证。周作人断定：片冈的发言来源于林房雄，而林房雄的一些说法来源于沈启无；何况，沈启无和片冈也有直接的接触。周作人在盛怒之下，就向舆论界发出“破门声明”（“破门”是日本语词，是把学生开除出师门的意思）。《中华日报》曾刊出了声明全文：

破门声明

沈杨即沈启无系鄙人旧日受业弟子，相从有年，近来言动不逊，肆行攻击，应即声明破门，断绝一切公私关系。详细事情，如有必要再行发表。

周作人（印）启三月十五日

这篇“破门声明”（原无标点）周作人还把他寄送日本文学报国会等单位。周作人还写了《关于老作家》一文发表在《中华日报》上，指明了童陀即沈启无的攻击，并介绍了他与沈启无的关系：

沈杨本来也只是我三十年来滥竽教书，在我教室里坐过的数千学生中之一名而已。为什么称作小徒的呢？我自己知道所有的单是我的常识与杂学，别无专门，因此可以写文，却不宜于教书。我曾教过希腊罗马欧洲文学史，日本江户文学，中国六朝散文，佛典文学，明清文，我讲了学生听了之后便各走散，我固无所授，人家也无所受，但以此因缘后来也有渐渐来往的，成为朋友关系，不能再说是师徒了。沈杨则可以算是例外。他所弄的国文学一直没有出于我的圈子之外，有如木工教徒弟，学了些粗家具的制造法，假如他自己发展去造房屋，或改做小器作，那么可以说是分了行，彼此平等相待，否则还在用了师父的手法与家伙做那些粗活，当然只好承认为老木工的徒弟。依照日本学界的惯例，不假作谦虚的说一句话，我乃是沈杨的恩师。别的可以不必多说，总之这回我遇见沈杨对于他的恩师如此举动，不免有点少见多怪，但是事实已如此，没有什么办法，只好不敢再认为门徒罢了。我自己自然不能没有错处，第一是知人不明，第二是不该是个老作家，虽我只可承认老，并不曾承认自己是所谓作家。

接着，周作人在《中华日报》上又接连发表了《一封信》、《文坛的分化》两文。前文介绍了他给日本文学报国会的信，也涉及到了沈启无的行径；后文则详细介绍了沈启无企图主编两个刊物而得不到他的支持，因而迁怒于他的经过。这样人们也就明白沈启无何以攻击老师的原因了。

日伪治下的一些报刊，在周作人发表“破门声明”后，多数是同情周作人而谴责沈启无的。沈启无以他更为无耻的行径、很快就成了丑类中的丑类。只有华北作家协会干事长柳光龙之流，站在沈启无一边，拾片冈铁兵的唾沫，狺狺而吠。在柳光龙主编的《中国文学》第3号（1944年3月出版）上，刊有“新中国文学的进路”座谈会笔录，柳光龙在发言中讽刺周作人“破门声明”是“为了个人的爱恶或派别的私见而排除异己的事”。该刊第5期柳光龙写的编后记中声称：华北作家协会将改组为中国文学协会华北分会，并拟推钱某人为会长。这是意图排斥周作人的一个信号。在同期该刊上，还发表署名陈鲁风的《铲除“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一文，说什么：“文学界以新的步伐挺进于新的时代，我们应该呼号扫荡中国‘反动作家’，一般以所谓‘名气’遮挡一切而放任颓败的文化人。”“铲除国民文学前进途上的障碍，就是扫荡已落伍不能长进的反动分子与帮闲人物”，要摒弃“玩些无聊小品，谈茶说烟，话古提旧的作家们”。其语调和片冈铁兵如出一腔。在该刊第6期上，还转述了日本作家岛田政雄“在上海屡次三番的批判现今的中国文坛”的内容，提出要打倒“逃避现实，不能迎受新思潮的‘新第三种人派’”。该刊以后各期也都有攻击“反动老作家”的内容，和北方的《中国文学》相呼应。还有南京的《民国日报》，它也发表了一些指桑骂槐的攻击“反动老作家”的文字。

把“破门”事件说成是丑类中的争斗，是狗咬狗，是不错的。像黄昏时候群鸦的聒噪，只能表明它们更趋于黑暗罢了。但如果要深入地研究周作人当时的处境和复杂的思想状态，由“破门”事件提供的材料，还是值得注意的。

108.被捕

1944年，世界战争形势大变，日军在太平洋战争中败局已定。

进入1944年后，汪精卫病情不断恶化。11月10日，这条断了脊梁骨的日本侵略者的乏走狗，命断日本名古屋医院。11月15日，南京汉奸们举行“公祭”。16日，华北汉奸们举行“公祭”，在祭文上署名的都是一些汉奸高官，其中包括周作人。周作人是无实职的挂名委员，“公祭”可以不参加，但他还是参加了。他穿着蓝袍青马褂礼服，臂缠黑纱，向汪精卫“遗像”三躹躬。汪精卫对他有“知遇之恩”，他是不会忘的。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正式宣布接受无条件投降。周作人在第二天的广播中听到了这条消息。这时北平汉奸集团中人惊慌失措，乱作一团：有的寻找门路，以能保护自己；有的企图与重庆“中央”挂上钩，这样不但可以不受惩处，还可捞到好处；有的携财外逃；有的“坚守岗位”，以向“中央”接收时交代。当时蒋介石在电台上发表演说，对汉奸的惩处“不论职守，只问行为”。周作人与国民党上层攀不上什么关系，也不会寻找门路，但自以为“行为”没有大的罪恶，因而怀着侥幸心理，想仍然与抗战以前一样过教书和写作的生活。8月22日，他复北京大学文学院信，表示同意就任文学院国文系系主任。9月末，新的学期开始了，他还安排自己开两门课：佛教文学和国文研究法。先在一年级教国文研究法，每周一次，讲了三次，检举汉奸运动开始，周作人就不到校上课了。

经过一段时间的侦察，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通知军统局局长戴笠，逮捕华北高级汉奸。10月6日，戴笠在北平东城北兵马司汪时璟（华北财务总署督办）家中，由汪出面宴请高级汉奸，计：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王克敏，司法委员会委员长董康，华北政务委员会委员长王揖唐、王荫泰，最高顾问咨询委员曹汝霖，治安总署督办齐燮元、杜锡钧，教育总署督办周作人、王谟，农务总署督办陈曾拭，工务总署督办唐仰杜，委员兼北京特别市市长刘玉书，咨询委员兼北京物价处理局局长汤芗铭，内务总署署长吴瓯，北京宪兵司令黄南鹏等。这天酒席特别丰盛，但院内警备森严，汉奸们提心吊胆，哪里敢像往常那样开怀大饮。正当他们匆匆吃完之际，戴笠拿出一份名单，向这些人宣布：“从现在起你们都是被捕的人犯，我们准备把大家送往监狱。这是中央命令，本人不能作任何主张。”这时王克敏正在漱口，听戴宣布时，精神突一紧张，即倒在沙发上。戴笠对他说：“你现在有病，不必前去，可在家听候传唤。”王克敏这才期期艾艾地答道：“这场祸事是我惹出来的，还是一起去吧。”戴笠说：“你愿去很好。”接着戴笠又对曹汝霖说：“润田先生也不必去监狱，但不能回家，可同黄南鹏一同住在这里，听候法院传唤。”曹即向戴笠表示谢意。戴笠说完后，即指挥军警用汽车把这些人解往炮局胡同监狱。

在招宴的人中，王揖唐、董康因病住在医院里，吴瓯已外逃，汤芗铭汽车故障，都未赴宴；周作人平时与汪时璟没有往来，也未到席。周作人是当晚在家里被捕的。当军警的枪口对着他要他就范时，他嘟囔着说：“我是读书人，用不着这样子。”他和其他高级汉奸一样，被送往炮局胡同监狱。他家里除书籍外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一块刻着“圣清宗室盛昱”六字的田黄石章和一只摩凡陀钢表，在他被捕时被军警窃去。

炮局胡同监狱中的生活，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回忆说：“在北京的炮局是归中统的特务管理的，诸事要严格一点，各人编一个号码，晚上要分房按号点呼，年近六十的云予优待，聚居东西大监，特许用火炉取暖，但煤须自己购备，吃饭六人一桌，本来有菜两钵，亦特予倍给。”

在炮局胡同被关了将近半年，1946年5月26日，周作人等14人被用飞机解往南京受审。第二天的《申报》有一则消息，记下了当时的情形：

巨奸王荫泰等十四人昨由平解京审理

古城观者如堵 呼骂声不绝

［本报北平二十六日电］巨奸王荫泰等十四名，今晨解京。群奸今晨五时被检查血压时，方知解京受审，乃慌忙写下“遗书”，招致家人，语多劝家人勿忧，而有恋恋不舍之意。汪时璟余晋和押在住宅，临时提来陆军监狱，集合出发。王荫泰被编为“聿字第一号”，与江亢虎一铐。共分七对由狱中走出。王荫泰着灰色西服，余皆长袍，殷汝耕罩一坎肩，有小丑状。周作人光头衣着最陈旧，最好者为汪时璟，绸袍西洋皮鞋，与周成对比。观者叹曰：“作汉奸也还是长财政的。”群奸出狱表情不一。王荫泰颇害羞，尽量低头，将呢帽向下扯，难为了摄影记者，其他尚从容，以汪时璟精神最佳。上车前记者逐一问感想，王荫泰称：“我的事华北都知道，无何感想。”周作人说：“我始终等待就捕，无感想。”周瘦多了，态度仍很“冷淡”。……上机前逐一衡量体重，大汉奸唐仰杜最重，九十公斤，书生周作人最轻，五十二公斤。每人许携物十五公斤，大多为衣被书籍及针线。周携其自著之《谈龙集》，余晋和携有《金刚经》。十点半，群奸别离了曾作威作福的北平。另悉，群奸在狱中每月许接见家人一次，送钱一次。送钱最多者为经济汉奸邹泉荪，每次二十万元，最少为周作人，每次五千元。又据冀高院长邓哲熙谈，汉奸案人犯之刑期，自被捕日计算。

［中央社北平二十六日电］此间巨奸王荫泰、江亢虎、齐燮元、余晋和、殷汝耕、潘毓桂、汪时璟、唐仰杜、文之模、周作人、陈曾拭、王谟、刘玉书、邹泉荪等十四人，二十六日晨十时三刻，由警备部稽查处倪超凡等押解，乘机移送南京审理。

在飞机上，周作人忽然有感，写1942年的旧作七律一首示倪超凡：

年年乞巧徒成拙，乌鹊填桥或大难。

狱是世尊悲悯意，不如市井闹盂兰。

这首诗刊于1946年5月29日《申报·周逆机中赋诗》一文中。周作人当时是想念北平的家人？还是另有寓意？后来不断有人提到“周作人还在解押的飞机上作诗”，大约指的就是这诗。据张菊香、张铁荣《周作人年谱》载，周作人在解押途中还有另外两首诗：

羼提未足檀施薄，日暮途穷剧可哀。

誓愿不随形寿尽，但凭一苇渡江来。

东望浙江白日斜，故园虽好已无家。

贪痴灭尽余嗔生，卖却黄牛入若耶。

据年谱说，这两首诗是浦口渡江至南京下关途中写的。那么，当年押送十四巨奸的飞机是停在浦口，然后再从水路陆路押往南京的？查了几种记载都说是飞机到南京的。但这两首诗的落漠、凄凉、惆怅的诗意，倒是合乎周作人当时的心境的。

周作人等人押解到南京后，就被送进了老虎桥监狱。

109.受审

汉奸们被捕后，就开展了各种活动。同样是华北伪政权中的督办，有的就被从汉奸名单中划去。周作人无巨金可以行贿也无上层关系可以攀援，他所有的只是一些书生朋友和学生而已。最早出来为周作人活动的，是俞平伯。他在周作人被捕不久，即给当时还在美国的胡适写信，希望胡适能为周作人做些工作。信中说：“夫国家纲纪不可以不明，士民气节不可以不重，而人才亦不可以不惜，若知堂之学问文章与其平居之性情行止，先生知之最深，固无待平言矣。为国爱才，当有同感，亦无须赘请矣。”信中还述说了种种额外的担心：“以六旬之高年身幽缧绁，恐不能支，其可虑一也。名为显宦，实犹书生，声气罕通，交游寡援，将来宣判未必有利，其可虑二也。左翼作家久嫉苦茶，今日更当有词可藉，而诸文士亦以知堂之名高而降敌也，复群起而攻之，虽人情之常态，而受者难堪，其可虑三也。在昔日为北平教育界挡箭之牌，而今日翻成清议集矢之的，窃私心痛之。夫被伪命者膺国法，诚不得谓之冤；如今日之赏罚，岂为至当？以一书生而荷重咎，亦不得谓之不冤。”信中希望胡适能“建议政府，或致书友好之当道者，或诉诸舆论”，以为周作人说项。这封信已收入《胡适来往书信选》，不再详细引述。据说胡适当时表示：“案件正在审理，照美国习惯是不能说什么的。”

周作人解押到南京后半个多月，南京的“首都高等法院检查官”提出了起诉书，对周作人的汉奸职务和犯罪事实，有较概括的说明。它的全文如下：

首都高等法院检查官起诉书

被告，周作人，男，年六十三岁，浙江绍兴人，住北京新街口八道湾十一号。

右开被告因民国三十五年度侦字第四六二号汉奸案件，业经侦察终结，认为应行起诉。兹将犯罪事实及证据并所犯法条叙述如左。

犯罪事实：

被告周作人，于中日战争发生前，曾历任北京大学、师范大学等校教授有年。迨北平沦陷，伪临时政府组织成立，遂受汤逆尔和之怂恿，于民国二十八年八月出任伪北京大学教授兼该伪校文学院院长。秉承敌伪意旨，聘用日人为教授。三十年一月经升任为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务委员兼教育总署督办，推行伪府政令。同年十月兼任伪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促进两国文化交流。三十二年六月兼任伪华北综合调查研究所副理事长，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三十三年五月任伪《华北新报》理事及报道协会理事，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同年十二月又兼任伪中日文化协会华北分会理事长，实施沟通中日文化。迨日寇投降，经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将被告捕获，转解侦查到院。

证据并所犯法条：

查被告周作人，对历任上开本兼各伪职迭据供承不讳。核与自白书及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附卷之罪行调查表所载之伪职悉相吻合，事实自甚确凿。至其任伪职期内，聘用日人为教授，遵照其政府侵略计划实施奴化教育，推行伪令，编修伪教科书，作利敌之文化政策，成立青少年团，以学生为组织训练对象，泯灭青年拥护中央抗战国策，启发其亲日思想，造成敌伪基要干部。又如协助敌人调查研究华北资源，便利其开掘矿产，搜集物资，以供其军需。他如促进沟通中日文化及发行有利敌伪宣传报纸，前者为借文字宣传达其与敌伪亲善之目的，遂行近卫三原则之计划，后者希图淆惑人心，沮丧士气，削弱同盟国家作战力量。上开被告种种罪行，据其所任本兼伪职当时之行为固堪认定，况又经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逐一调查属实，有移送书附卷可证，并有记载当时各种会议情形之伪报存卷足凭。核其所为，实犯惩治汉奸条例第二条第一项第一款之罪。爰依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第一条、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三十条第一项提起公诉。相应送请依法审判。

此致

本院刑事庭

计送卷二宗，财产清册一份，证物一封，被告周作人一名在押（请换押票）。

检查官 王文俊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十七日

本件证明与原本无异

书记官 曹文泽（印）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六月二十五日

根据上述起诉书，南京高等法院于1946年7月19日，对周作人进行第一次审理。对这次公审，第二天的《申报》上刊有消息，可见当时法庭上的情形：

京高院公审周逆作人供词支吾无确证

［中央社南京十九日电］周逆作人十九日晨十时，在首都高院受审，历时二句钟，以证据尚待调查，庭谕定八月九日再审。周逆昔日小有文名。今日旁听席上，特多男女青年。审讯前段，被告答复从逆前之经历，颇以二十年北大文科教授之久任自傲。述其附逆动机，狡称：旨在“维持教育，抵抗奴化”。庭长当斥以身为人师，岂可失节。周逆答辩谓：“头二等的教育家都走了，像我这种三四等的人，不出来勉为其难，不致让五六等的坏人，愈弄愈糟。”并称：二十六年秋，留平不去，系因年迈，奉北大校长蒋梦麟之嘱为“留平四教授”之一，照料北大者。惟对其二十八年之任伪华北政务委员会常委兼教育总署督办，以及东亚文化协议会会长，华北综合研究所副理事长，伪新民会委员，伪《华北新报》理事等职，则期期艾艾，对答之间颇感尴尬，但仍东拉西扯，以二十八年元旦之被刺，《中国中心思想问题》之论战，以及胜利后朱校长家骅之华北观感等，作为渠有利抗战之证据。庭上当谕以证据须确凿有力，当谕以为便收集，特宽限三星期再行公审。周逆乃于汗流浃背下狼狈还押。

在这次审理后，周作人的老朋友和亲戚邀集了沈兼士等十五位大学教授，联名发出《为周作人案呈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文》，说是：“周氏原为从事文化运动有功之人，其参加伪组织之举，是否确系甘心附逆，抑曾消极抵抗，有可略迹原心之处，似应确实调查在敌伪时代之言行。”文中举了两个例子：一是片冈铁兵的攻击，二是《杂志》上发表的《周作人服务伪组织之经过》所说的“保护文化，确有实绩”。他们希望“依据实绩，减其罪戾”。但后来在审判中，这呈文好像没有起什么作用。

8月9日，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进行第二次公开审讯。

9月13日，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进行第三次公开审讯。

11月16日，国民党政府首都高等法院对周作人进行特种刑事判决。判决主文是：“周作人共同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剥夺公权十年。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判决书上“事实”一项和起诉书的“犯罪事实”大致相仿。判决书上“理由”一项，却有不少新的内容，加入了周作人的申诉和有关人的旁证：

一、前国立北京大学校长现任行政院秘书蒋梦麟复函证明，于华北沦陷时，确曾派被告与已故之孟森、冯祖荀、马裕藻保管北京大学校产。

二、胡适为校长的北京大学复函证明，北大复员后，查点校产及书籍，尚无损失，且有增加。附增加校产和新建校舍清单；本校图书馆书籍增加统计清单。

三、国立北平图书馆复函证明，周作人任督办和兼任该馆馆长期间，该馆所藏图书杂志报纸尚无损失，均称完好。

四、中国国民党北平特别市执行委员会复函证明，前北平辅仁大学教育院院长、现北平市党部执行委员会委员张怀等，于七七事变后在北平从事地下工作，被日寇逮捕，后经三十余位名流学者联名保释。周作人是联名者之一。

五、抗战时任国民党北平市党部主任委员的董洗凡证明，他曾被日本宪兵队逮捕，判刑十五年，后由周作人设法保释。有一次，国民党地下工作情况泄密，周作人赶快派人通知他，使他能及时避开。

这些情况，审判长认为，“衡情酌理，应予减轻其刑”，但不能否定被告“只图个人偷生苟安，不顾国家民族利益，不能不负刑事上之责任”，因此结论是：“综合各种情状，应予减处有期徒刑十四年，并剥夺公权十年，以维法纪昭平允。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

对这判决，周作人表示不服，向最高法院声请复判。最高法院于1947年12月19日作出判决，其主文是：“原判决撤销。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周作人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为什么要作这样的改判呢？判决书在“理由”一项中，对周作人的罪行和他的申诉逐一作了分析。大部分分析和起诉书、首都高等法院判决书是一致的，对周作人一再提出的片冈铁兵发言一案，重新作了剖析，指出：“查声请人所著之《中国思想问题》，考其内容，原属我国固有之中心思想，但声请人身任伪职，与敌人立于同一阵线，主张全面和平，反对抗战国策，此种论文虽难证明为贡献敌人统治我国之意见，要亦系代表在敌人压迫下伪政府所发之呼声，自不能因日本文学报国会代表片冈铁兵之反对而解免其通敌叛国之罪责。”这分析有一定的见地。审判长最后的结论是：“惟查声请人虽因意志薄弱，变节附逆，但其所担任伪职，偏重于文化方面，究无重大恶行。原审既认其曾经协助抗战及为有利人民之行为，依法减轻其刑，乃仍处以有期徒刑十四年，量刑未免适当。合由本院以职权撤销改判，以昭平允。”

这样判决，对于周作人这样担任过敌伪高级职务的汉奸来说，不但是罪有应得，而且是宽大公允的。然而事实上呢？后来由于时局的变化，周作人不过坐了三年多牢。

110.狱中生活

周作人被押解到南京老虎桥监狱后，住在“忠舍”。这忠舍的情形，周作人在《知堂回想录》中曾写道：“忠舍为看守所的一部，在西北的一角里，东西相对各有五间房子，每间要住五个人；北面有一个小院子，关起门来，倒也自成一个院落。住在里面的人，安定下来就开始募款，记不清那数目了，大约是每月三四十万吧，给他们做酬劳，——这叫做什么好呢？凡是在忠舍当差的人，自看守以至副所长都有所得；据说只有所长没有分润，这是我听说如此，详细也不知道。我们没有钱的也可以不出，反正忠舍的住民里不缺少富翁，他们就负担下来了，例如有一位干瘪的老头子，年纪有七十多岁了，是盛宣怀的侄子，是统售鸦片烟的，上上下下都称他为‘老太爷’，便是一例。因为如此，忠舍的管理比较缓和，往来出入可以自由；烟酒什么违禁物品也可输入。这里照例每月也有检查，但是都是预先知道，由担任‘外役’的人先期收集了，隐藏在板屋的顶上，检查完毕，再一一归还原主。当外役的，都是那些短期拘禁的犯窃盗小罪的人。”

当时任《大公报》记者的黄裳曾去访问过老虎桥监狱，写了《老虎桥边看“知堂”》，对忠舍有过一段描写，可见周作人等人的生活情景：

……由一位狱吏陪了我走进了“忠”字监，这是一个小院子，里边是孤零零的一所红砖房。其中是一间间的小房间，从门口上面的一小块铁丝网窗中可以望进去，房子极小，可是横躺竖卧的有五个人，汪时璟，刘玉书，唐仰杜这些老奸都赤了膊席地而卧，有的在一叠饼干匣上面写信。梅思平在里面的角落里看书，殷汝耕在看《聊斋》，王荫泰藏在墙角看不见。走到第四间，“知堂”刚刚回来，在里面一角里的席地上，脱下了他的小褂小心地挂在墙上，赤了膊赤了脚在席上爬，躺下去了。旁边放着一个花露水瓶子。

黄裳的文章还记下了周作人当时的“神采”：

一会，我在窗外看见一位狱吏带了一个老头儿来了。这是我第一次看见周作人，不过在印象中，是早已有了一个影子了的，现在看着“正身”，大抵差不多。他穿了府绸短衫裤，浅蓝袜子，青布鞋。光头，瘦削，右面庞上有老年人常有的瘢痕，寸许的短髭灰白间杂，金丝眼镜（这是他在一篇文章中提到过的“唯一”的一副金器，三十年前的老样子）。

与想象中不同的是没有了那一脸岸然的道貌，却添上了满面的小心，颇有《审头刺汤》中汤裱褙的那种胁肩堆笑的样儿。

请他坐了下来。他搓着手，满脸不安，等候我发问。这种“会审”式的访问很糟，简直没有什么话好说，只问他这儿过得还好否？他回答还好。我问，这是第几次来南京了，他说南京是他作学生时住过的地方，以后来往路过也有好几次，最后又含糊地提了上前年的那一次南游。……[21]

周作人在忠舍里，虽然一小间挤五个人，但还做了些事。他把一个饼干洋铁罐做台，上面放一块板，当作了书写的桌子。他有一个时候忙着写交给法院的申诉书。心情平静下来后，他翻译了一部英国劳斯的《希腊的神与英雄与人》，交给正中书局，没有出版。（解放后重译，由文化生活出版社刊行，书名改为《希腊的神与英雄》。）此外，他还写了不少旧诗。《知堂回想录》中称：当时“又开始做些旧诗，就是我向来称它做打油诗的，不过这时不再作那七言律诗了，都是些七言绝句和五言古诗，那是道地的外道诗；七绝是牛山志明和尚的一派，五古则是学寒山子的，不过似乎更是疲懒一点罢了。计共有《忠舍杂诗》二十首，《往昔》五续三十首，《丙戌岁暮杂诗》十一首，这里除《忠舍杂诗》外都是五言古诗。”

这些诗反映了周作人狱中生活和精神状态。入狱200日，周作人写了《偶作》，反映了他的狱中生活和表示了“昨非今是”的心情：

入狱二百日，即事多所欣。同居恒乞食，高谈不避人。

忧患互相恤，盗贼渐可亲。昨日岂为非，前路认已真。

拘幽增自力，悲悯即雄心。学道未有成，正愿在今晨。

周作人囚在南京牢里，回想青年时在南京求学，真是两种境况，两种心情。他也写了一首诗：

夏日怀旧

丙戌五月来南京，居于老虎桥，或以炎热为忧，戏述昔日学堂生活，作谐诗以解之。计其时日，盖前后相去已四十五年矣。六月二十二日夏至前。

昔日南京住，匆匆过五年。炎威虽可畏，风趣却堪传。

喜得空庭寂，难销永日闲。举杯倾白酒，买肉费青钱。

记日无余事，翻书尽一编。夕凉坐廊下，夜雨溺门前。

板榻不觉热，油灯空自煎。时逢击柝叟，隔牒问安眠。

周作人的《往昔》是组诗，每组六首，五组共三十首。每首都是从往昔读什么，联系自己处境，有自我解嘲的，有自发怨艾的，有略有体悟的。这里录一首，以见一斑：

往昔读佛书，吾爱觉有情。菩萨有六度，忍辱良足钦。

布施立弘愿，愿重身命轻。投身饲饿虎，事奇情更真。

平生再三读，感激几涕零。向往不能至，留作座右铭。

安得传灯火，供此一卷经。（其二菩提萨）

《丙戌岁暮杂诗》是一组诗形式的读书随笔，如《打油》、《童话》、《读书》、《笑话》、《大寒》、《梅子》、《文字》等，看作是《书房一角》、《药堂语录》的续编也是可以的。最后一首《丙戌岁暮》是谈自己的诗的，且录如下：

从前作绝句，漫云牛山体。近又写五言，似拟寒山子。

自身非禅门，稗贩无一是。还自写我诗，笔画代口耳。

寄还示友生，本意只如此。茫茫大狗年，涂画尽数纸。

倏忽将改岁，唐劳可以已。诚知笔墨贱，不及钱刀利。

岂无恩与怨，欲报无由致。行当濯手足，山中习符水。

周作人囚于老虎桥监狱后，除读书、译书、写诗外，与外界接触很少。家人曾托龙榆生之女龙顺宜，对周作人能就近有所照顾。龙顺宜或其弟龙真材每星期或十来天去探监一次，送些肉食、饼干、糕点之类。每年冬天，由龙顺宜为他拆洗棉衣、棉被。有些朋友给周作人送钱，也多由龙顺宜转交。北平八道湾的人是不来探监的，就是周作人在北平炮局胡同监狱时，也很少去探监。对于探监的或来访的，周作人也常赠以诗。有的新闻记者撰文在报上骂他，以示自己的政治立场正确，到监狱又向周作人求索墨迹，周作人也还是录写旧作相赠。这类赠墨似也不在少数。

这就是周作人的狱中生活。

111.狱中著作

周作人在忠舍住了一年，就被移至义舍。在义舍住了约两个月，1947年7月，住进“东独居”。

东独居是老虎桥监狱中最“高级”的监房了。当时也囚在牢里的郭秀峰在《汪伪政权的没落与伪官的下场》[22]一文中，曾回忆道：“犯人蹲的监房，也有高档、低档之别，有钱有势的伪官们安置在‘独居间’里。所谓‘独居间’，就是另辟一条监房小弄堂，有十个八个小房间，里面有小铁床，每人单独一间。弄堂口大铁门关上后，每个小房间的门都开着，犯人可以过房乱窜，随便谈话。看守站在大铁门外面，弄堂内的事是不管的。最后两间是大房间，可以住三个人……。华北来的王荫泰、汪时璟、潘毓桂、邹泉荪、周作人也关在‘独居间’里。关在‘独居间’的还有周隆庠、陈君慧、卢英、邓祖禹、顾宝衡、袁愈佺等人。他们的家属每星期都送接济，他们照旧大鱼大肉，大吃大喝，乃至得意忘形。”周作人在这时恐怕说不上“有钱有势”，他的得到“优待”，恐怕是在于有名。他在狱中靠朋友的一些接济，寒酸得很，“大鱼大肉”的口福大概也是没有的。但从前面所引的一段文字里，大致可见“独居间”的情形。

周作人在独居间里还是读书写诗，实在也没有别的什么事可做。《知堂回想录》中这样记述当时的生活：“丁亥（一九四七）七月移居东独居，稍得闲静。又得商人黄焕之出狱时送我的折叠炕桌，似乎条件尽够用功了，可是成绩不够好，通计在那里住了一年半，只看了一部段注《说文解字》，一部王菉友的《说文释例》和《说文句读》；其次则是写诗，丁亥暑中杂诗三十首，儿童杂事诗七十二首，和集外的应酬和题画诗共约一百首。”在百无聊赖之中，这样的“成绩”已经可说是不错了。

《丁亥暑中杂诗》都是五言长行，最短的也有二十多行。其中有《中山狼》、《西游记》、《红楼梦》、《牛女》、《伯牙》、《李长吉》、《笑林》、《花牌楼》等。从这些篇名也可知道，诗的内容主要是读书札记和过去生活的回忆，而这两方面正是周作人散文的传统题材。或许狱中生活枯燥无味，文字不见光彩，写不成散文，就以诗行来代替了。这里且录一首：

中山狼

昔有东郭生，骑驴作浪游。道中见狼子，乞命频叩头。

启笈救敝狼，或是墨者流。难去狼复出，欲断先生喉。

咨询及桑树，同意有老牛。动植本一体，何所用怨尤。

终乃逢老叟，纵横多智谋。引狼却入笈，一剑还相酬。

此事大有名，流传遍九州。示戒行道者，慎防貉一丘。

我曾遇野狼，似狗伏道周。望见白梧影，曳尾窜田沟。

人世有异物，面目犹同俦。忽尔现狼相，不省恩与仇。

民间惧人狼，颇复似此否。掩卷灯下坐，思之发沉忧。

周作人对“人狼”原注道：人狼者，人而能化为狼，食人或羊，中国旧称变鬼人，见于谢在杭著《五杂俎》。周作人当年发生“破门”事件时，写过一篇《遇狼的故事》，后收入《苦口甘口》一书，寓意是一致的。

《儿童杂事诗》与《忠舍杂诗》、《往昔》、《丁亥杂诗》都不同，是题材十分集中的一本诗集。周作人在这诗集的序中说：他偶读英国利亚的诙谐诗，妙语天成，不可方物，略师其意，写儿戏趁韵诗，而成本集。本集共72首，按内容分两部分：儿童生活诗48首，儿童故事诗24首。儿童生活诗顾名思义是写儿童生活的，周作人写得生动活泼，风趣盎然。这里且抄录几首：

新年

新年拜岁换新衣，白袜花鞋样样齐，

小辫朝天红线扎，分明一只小荸荠。

上元

上元设供蜡高烧，堂屋光明胜早朝。

买得鸡灯无用处，厨房去看煮元宵。

苍蝇

瓜皮满地绿沉沉，桂树中庭有午荫。

蹑足低头忙奔走，捉来几许活苍蝇。

蟋蟀

啼彻檐头纺织娘，凉风乍起夜初长。

关心蛐蛐阶前叫，明日携笼灌破墙。

中秋

红烛高香供月华，如盘月饼配南瓜。

虽然惯吃红绫饼，却爱神前素夹沙。

（中秋夜祀月以素月饼，大者径尺许，与木盘等大。）

周作人所写的这组儿童生活诗，是写他那个时代的儿童生活的，在今天中年以下的人读来都会感到陌生。周作人在这组诗之后“附记”说：“儿童生活诗实亦即是竹枝词，须有岁时及地方作背景，今就平生最熟习的民俗中取材，自多偏于越地，亦正是不得已也。”时间、地区都有一定局限性，因为周作人只熟悉这样的生活。但从民俗学的角度看，也是有意义的。

儿童故事诗是从儿童的角度写古人与儿童生活有关的故事。由于诗中夹入了不少典故，不但今天的儿童，就是中年人也都较难共鸣了。为使读者见到这些作品的原貌，也抄录几首于下：

老子

当年李耳老而孩，奇事差堪比老莱。

想见手持摇咕咚，白头卧地哭咳咳。

（神仙传云李母怀胎八十一年而生老子。摇咕咚，玩具小鼗鼓也。咕咚读若骨栋。二十四孝图常画老莱子手持此鼓倒卧地上。）

杜子美

杜陵野老有情痴，凄绝羌村一代诗。

偶遂生还还复去，膝前何以慰娇儿。

（子美《羌村》云：世乱遭飘荡，生还偶然遂。又其二云：娇儿不离膝，畏我却复去。）

（按：杜子美即杜甫。《羌村》共三首。）

贺季真

故里归来转陌生，儿童好客竞相迎。

乡音未改离家久，赢得旁人说拗声。

（越中称外乡语皆曰拗声。）

（按：贺季真，名知章。他的《回乡偶书》：少小离乡老大回，乡音难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

凯乐而

绝世天真爱丽思，梦中境界太离奇。

红楼亦有聪明女，不见中原凯乐而。

（《爱丽思漫游奇境记》，英国凯乐而著，赵元任译。用北京话颇流畅。）

儿童故事诗有中国故事，也有外国故事。有的诗后有周作人原注。为便于读者了解，有的诗后加上了“按”，是本书作者新加的。周作人在这组诗后“附记”中说：“儿童故事诗本应多趣味，今所作乃殊为枯燥，甚觉辜负此题。”这虽是自谦之词，但也有自知之明处。这些诗，实在也还是读书札记的内容，本身是枯燥的，儿童更不会欢迎。在枯寂无聊的监狱生活中，又没有参考书可看，全凭记忆写出，一定要写得深入浅出而又风趣盎然，实在也是很难的吧。

《儿童杂事诗》共72首，订成一册，周作人曾手抄几本，用来送人。1950年2月至5月，每首诗由丰子恺配画，在《亦报》上连载发表。1973年9月，这本诗集由香港崇文书店按手写本影印出版。

周作人曾把狱中的诗编集起来（《儿童杂事诗》除外），总题为《老虎桥杂诗》，除在香港报刊上零星发表数首外，没有作为单行诗集出版。[23]

从1948年起，周作人没有再在狱中写诗。他在这年的1月写了一首自题诗稿的诗：“寒暑多作诗，有似发寒热。间歇现紧张，一冷复一热。转眼寒冬来，已过大寒节。这回却不算，无言对霜雪。中心有蕴藏，何能托笔舌！旧稿徒千言，一字不曾说。时日既唐捐，纸墨亦可惜。据榻读尔雅，寄心在蠓蠛。”此后，他好像真的临时关起诗门了。

这就是周作人的狱中著作。

112.狐死兔悲

周作人在狱中写的诗，值得注意的是，有一些是为汉奸辩护，也是为他自己辩护的。

汪伪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行政院宣传部长林柏生，1946年5月31日被判死刑，10月8日处决于南京。林柏生生于1902年，广东信宜人。曾留学莫斯科中山大学，回国任黄埔军校政治教员，后去法国勤工俭学，并创办《留欧通讯》。1929年在香港创办南华通讯社。1930年创办《南华日报》。1932年在上海创办《中华日报》。抗日开始后，在香港主持《南华日报》外，还创办蔚兰书店和国际编辑社，后跟随汪精卫投敌，在汪伪集团中担任高官。周作人和林柏生曾一起随汪精卫去“满洲国”，两人过从甚密，途中周作人去见汪，都由林陪同。周作人跟随汪回到南京，以及后来到南京“讲学”，都受到林柏生的款待。在南京老虎桥监狱里，周作人和林柏生在同一囚室中。林被枪毙后，周作人怏怏有日，写了一首狐死兔悲的诗：

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

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

庾信原是南梁的官员，梁元帝派他出使西魏，他留在那里不归，西魏为北周灭，他又为北周当政者所赏识，直到北周末年死去。后人对于他的“节守”有点微词，但不少人原谅了他，如杜甫《戏为六绝句》仍称赞他：“庾信文章更老成，凌云健笔意纵横。”南北朝时期，南北方分裂成几个小朝廷，但他们仍然在中国的范围之内，因而从这个小朝廷投身到那个小朝廷，和叛国投敌还有区别。陈琳，是三国时人，原任职于何进。何进失败，他投奔袁绍，曾作檄文痛骂曹操。曹操正患头痛病，读了他的檄文，头竟不痛了，称：“此愈我病！”袁绍失败后，陈琳为曹操所用。曹操爱其才，不咎既往，军政要文都出自他手。周作人的诗句“当世不闻原庾信，今朝又报杀陈琳”，意即林柏生不过是像庾信那样的文人，可是他在当世得不到人们像原谅庾信那样的原谅；林柏生也不过像陈琳那样的文人，可是林没有遇上曹操那样的人，竟被杀害了。“后园痛哭悲凉甚，领得偷儿一片心”，是说他周作人为林柏生的遭遇，在放风时暗暗痛哭一场，只有一起在监狱里坐牢的小偷来劝慰他。这首诗不但是狐死兔悲，而且惺惺惜惺惺，也在为自己叫屈。

周作人也为周佛海写诗。1946年11月7日，国民党首都高等法院判处周佛海死刑。周佛海不服，声称自己曾和戴笠通气，胜利后奉命维持上海的秩序有功。蒋介石于1947年3月26日发表《国民政府准将周佛海之死刑减为无期徒刑令》[24]，称周佛海在“敌寇投降前后，能确保京沪杭一带秩序，使人民不致遭受涂炭，对社会之安全，究属不无贡献”，因而特赦。周佛海闻讯后狂喜，在狱中吟诗一首：

惊心狱里逢初度，放眼江湖百事殊，

已分今生成隔世，竟于绝路转通途；

嶙峋傲骨非新我，慷慨襟怀仍故吾，

更喜铁肩犹健在，留将负重度崎岖。

周佛海庆幸自己的绝处逢生，竟自吹什么“嶙峋傲骨”、“慷慨襟怀”，真不知人间有羞耻事！甚至还幻想只要“铁肩”在，将来还可能挑重担！这时，周作人写诗相赠以祝贺：

浮生功过付春秋，成败英雄皆白头。

且喜南柯惊梦后，金陵春意未全收。[25]周作人的赠诗是说，不能以成败论英雄，周佛海虽然失败了，但仍然是英雄，他的好景或许还在前头。

周佛海得了一条老命后，欣喜之余，在狱中为其妻子祝寿而写诗两首：

淑慧初度以诗寄之

其一

茫茫尘海共浮沉，几度风波幸到今。

智勇临机方见导，恩情历劫久弥深；

纵教酌酒三年误，且寄新诗两地吟。

此夕亲朋欢聚处，知君欣喜复伤心。（原注）

其二

佳期遥忆倍魂销，井臼辛勤犹自操。

廿载经营巢已覆，半生节俭力空劳。

立锥无地飘流苦，履险如夷胆气豪。

预卜明年初度日，一相要与醉醇醪。

淑慧贤妻笑览

36年8月23日佛海寄自虎牢

（原注）前年因公分寓京、沪，去年渝、沪同时被羁，今年虽同居南京，而余在狱中。

这两首诗写好后，周佛海抄请周作人一阅，周作人凑趣也写了一首：

周作人赠律一章

（佛海宗兄以寄内诗见示，盖为嫂夫人祝嘏之作也。辄作排律一章以表庆贺之意。）

快读新诗卷，欣闻内助功。

频年共荼蓼，世事笑鸡虫。

尘海容锥立，风波有路通。

大家诚智勇，夫婿亦英雄。

对酌无端误，高吟特此工。

待寻来岁约，佳兴与人同。

知堂周作人[26]

周作人的这首诗是顺着周佛海的诗意而写的。诗中的“大家”，即“大姑”，是古代对妇女的尊称。“英雄”是指杰出人物、有作为的人物。这里当然是赞颂周佛海的。

如果说周作人的《赠律一章》是凑趣之作，那写林柏生的那首诗，周作人是动了真感情的，抒发了他狐死兔悲的心意。

113.出狱

经过辽沈战役、淮海战役、平津战役，中国人民解放军进军长江北岸。国民党政府兵败如山倒，已危在旦夕。1949年1月，关在老虎桥监狱的囚犯，除判处无期徒刑者外，反动政府开始同意找保释放。据郭秀峰《汪伪政权的没落与伪官的下场》中说：“一九四八年九十月间，解放军南下，淮海战役开始。这时，大家唯一的希望，就是解放军早日打到南京，在兵荒马乱中，好乘机疏散出去。根据国民党的绥靖区疏散条例，战争危险地区要疏散监狱，有期徒刑犯人可以担保释放。我们这些无期徒刑的犯人，当然不在疏散之列，但也希望乘乱疏散出去。十二月二日夜，突然听到看守人员通知：‘大家把行李打好。’除了何炳贤、陈君慧、周作人、邓祖禹、袁愈佺这几个有期徒刑犯得到疏散外，我们这批无期徒刑犯人和其他刑事无期犯人共五十余人，全部用大汽车装到下关车站，两人一对，戴上双铐，送进一节三等火车车厢。一路上大家心神不定，彷徨无主，不知去向，等解到上海，下了车才大梦惊醒。”[27]周作人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于1949年1月26日，交保释放的。

周作人离开老虎桥监狱那天，作《拟题壁》一首：“一千一百五十日，且作浮屠学闭关；今日出门桥上望，菰蒲零落满溪间。”这诗并未题在壁上，而是周作人出狱后，追记下来的。周作人后来为此诗加注说：“桥者老虎桥，溪者溪口，菰者蒋也，今日国民党与蒋已一败涂地，此总是可喜事也。”

有个洪炎秋，在香港《纯文学》杂志第1卷第5期上发表《我所认识的周作人》一文，其中说：“周作人知道将被释放，叫尤君写信给我，说他想来台湾，问我有没有法子安置。我就找了老友郭火炎医师，向他借用北投的别墅供住，郭君满口答应。我于是立刻回信给尤君，告诉他住所已有，日常生活费用，我和老友张我军可以负责设法。可是他出狱后没能即刻来台，后来就断绝消息了。”这说法如果不是洪炎秋记误，就可能是尤炳圻的自作主张。周作人不大可能出狱后要求去台湾的：一、周作人是国民党狱中刑期未满交保释放的囚徒，他和国民党要人又历来关系疏远，去台湾做什么呢；二、周作人很留恋的是他的家人和苦雨斋，北平沦陷时多少人劝他南下也走不了，就是为这点。出狱后想和家人很快见面，是真实的；要他一个人路远迢迢地逃出去，和他一贯的思想、感情、作风不大相称。洪炎秋这段记述的真实性很可怀疑。

周作人出狱后，当天就住在友人马骥良家中。第二天，在尤炳圻父子陪同下，乘火车去上海，住进了四川北路横浜桥尤家。周作人到上海后，与他往来的人可说络绎不绝。

上海解放后，周作人开始筹划回北京。不久，1949年7月28日上海《亦报》上刊出一则周作人不为胡适拉走的消息。这条消息是不可靠的。但由于它后来不断为一些人所引用，不妨让读者见到庐山真面目，特抄录如下，并加以分析：

胡适之硬拉周作人

胡适之这次去美国甘心为蒋贼吹牛之前，曾经小住上海，知道周作人出狱居沪，就叫人约周往谈，但为周所拒，后来又约在彼此认识的某君家里吃饭，周仍婉辞。有人问周何故如此？周说我与胡博士私人毫无仇怨，但他近来有点自己说过的话忘记，我只好不识抬举。原来胡适在北平解放之前，曾说：“周作人为北京大学牺牲，我胡适也要留在北平仍为北大努力。”谁知不过几时，他就专机南下。周之牢骚意或指此。

后来胡适又托人坚劝周作人南下，力保无论到香港去台湾，一定有教授位置。周却对来人笑谢，说：“我当年苦住北平，曾以苏武自况，这次倘离上海，难道自居白俄，还是自称政治垃圾？”

周在上海时就僦居斗室，日读希腊神话与塞尔朋自然史自娱。解放后有友人赠以新华书店出版之毛主席、刘少奇、陈伯达著作，亦细读不倦。有天报上说蒋贼广播谓四个月不收复上海自杀，他看了微笑，说不知想吓哪一个？……

这段消息之经不起推敲的地方很多：一、周作人是国民党牢里刑期未满的囚犯，只是交保释出而已，早已声名狼藉，胡适何以会一而再、再而三地“坚请”周作人“南下”？这和周作人身份相称吗？这和胡适身份相称吗？二、抗战胜利后，周作人身陷囹圄，审判在即，俞平伯致信胡适，希望他能为周作人援力。当初胡适默不作答。后来，胡适以校长身份同意以北京大学学校名义向法院函复，证明周作人执掌期间，校产、设备、图书无损且有增加，是很有分寸的。周作人当汉奸，世人皆知，胡适怎么可能说什么“周作人为北京大学牺牲”之类的话？三、退一万步说，胡适真在“北平解放之前”说那些话，身在牢里的周作人怎会知道？而且竟成“牢骚”，岂非太装腔作势？四、周作人是被判刑的汉奸，怎么还说得出“以苏武自况”之类的话？厚颜如此，岂不令人起栗？五、读毛主席著作云云，也无非往脸上贴点金罢了。这则消息是不署名的。它如果不是周作人自己的手笔，恐怕也是他授意周围的人写的。用意也很明白，为抬高周作人的身价，为他返北京造点有利的舆论。

过了十多天，8月11日，《亦报》上又刊出《周作人决定北归》，继续大加吹擂。说什么“胡适朱家骅等曾邀之南下，许以教授席，拒不往”。这次多了一个朱家骅！又说周作人决定北返，是“浩然有归志也”。这“浩”从何而来，这“志”又从哪里说起？吹擂太过，马脚自露，谎言的不圆就昭然若揭了。

晚报上刊出“决定北归”的消息后，第二天周作人在尤炳圻陪同下，就离沪去京。消息与行动，配合何等密切乃尔！8月14日抵北平，先住在太仆寺街。10月18日，才回到了八道湾，回到了他已离开整整四年的家。

[1] 此文发表于1946年1月12日《周报》第19期。后收入《郑振铎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版。

[2] 见郭沫若《羽书集》，群益出版社1945年1月重庆初版。解放后出版的《羽书集》和《沫若文集》均抽去《国难声中怀知堂》一文。但此文后又收入《郭沫若全集》。

[3] 罗念生《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4] 常风：《关于周作人》，《闲话周作人》（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5] 转引自姜德明：《书叶丛话》第264页，北京图书馆出版社2004年版。

[6] 许宝骙：《周作人出任华北教育督办伪职的经过》，1986年11月29日《团结报》。

[7] 王定南的回忆由沈鹏年记录。记录稿经王定南过目。1986年3月19日，王定南在记录稿上签署了意见：“沈鹏年同志写的纪要，我提些修改意见，他接受后予以修改，基本上符合谈话事实。”沈鹏年将记录稿发表于《文教资料》1980年第4期上，海内外某些报刊予以转载、摘录，并发生了一些议论。海外有人说：这是为了讨好日本，所以为周作人翻案。国内也有人就此写了批示。王定南特写信给《文摘报》、《鲁迅研究动态》等报刊，指责沈鹏年发表记录稿事先没有与他联系过，并表示记录稿与历史事实有出入。在1987年12月20日《山西政协报》上，王定南又发表《我对周作人任伪职一事的声明》，其中说：“关于周作人任伪教育督办一事，我回忆有一次我在何其巩家里，何其巩、张东荪对我说：‘伪教育督办汤尔和死了，周作人（伪北京大学校长或北京大学文学院院长）、缪斌（伪新民会副会长）二人活动要当伪教育督办，周是个读书人，缪斌这个人很坏，周如活动成功危害性小些。’我说‘你们这一分析有道理’。我对周作人活动要出任伪教育督办只讲了这一句话，我没有委托任何人去游说周作人。”王定南的这篇声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全文转载。从这篇声明看来，王定南并不否认在周作人出任督办以抵制缪斌这件事上，党内同志中确曾议论过。

[8] 高炎：《我在北平从事党的情报工作的回忆》，见《日伪统治下的北平》一书，北京出版社1987年版。

[9] 罗铮：《周作人营救高炎的经过》，刊于《文教资料》1986年第4期。

[10] 于浩成：《关于周作人的二三事》，刊于《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3期。

[11] 日防卫厅防卫研究所战史室：《汪政权树立工作》，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3页。

[12] 见《汪精卫国民政府成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1页。

[13] 张炳如：《华北敌伪政权的建立和解体》，《文史资料选辑》第39辑，中华书局1963年版。

[14] 《周佛海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231页。

[15] 于力：《人鬼杂居的北平市》，群众出版社1984年版，第16页。

[16] “水活庐”原注：越中俗语，船娘云水胡庐，即。

[17] 引自《今井武夫回忆录》，上海译文出版社1978年版，第349—350页。

[18] 见《今井武夫回忆录》第383页。

[19] 据当时《新申报》所载陶晶孙译文，并据日本木山英雄的《北京苦住庵记》所收引文，作了校对。

[20] 胡兰成：《周作人与路易士》，收入杨之华编《文坛史料》，上海中华日报社1944年1月出版。

[21] 黄裳：《老虎桥边看“知堂”》，收入《锦帆集外》，文化生活出版社1948年版；又收入《金陵五记》，金陵书画社1982年版。

[22] 此文见《文史集萃》第6辑，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23] 周作人曾将《知堂杂诗抄》寄新加坡郑子瑜，托其设法出版，未果。岳麓书社将这部诗集于1987年出版，并附有陈子善辑录的佚诗。

[24] 《令》和诗均转引自黄美真主编《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

[25] 此诗转引自涂宗涛《苹楼夕照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26] 周作人的这首诗，是吴澄首先发现的。吴澄《周作人佚诗一首》，发表于1992年4月18日《文汇读书周报》。吴澄是从《周佛海狱中日记》中发现的。该书由中国文史出版社出版。

[27] 此文见《文史集萃》第6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5年版。

第八章 边缘人生十八年（1949—1967）

114.夜报小品

周作人到北京后，首先遇到的是生计问题：何以为生呢？

在上海的时候，在《亦报》工作的朋友曾谈起，可为他们的报纸写稿，作为生活来源之一。回家后稍事安顿，就为《亦报》不断地写五百至七百字的小品文。从1949年11月22日起，他以申寿、鹤生、十山、荣记、持光、木寿、祝由、木仙、龙山等笔名发表短文。起初隔天一篇，后来每天一篇，有时一天中发表两篇，至1952年3月15日，共发表900余篇。从1950年1月10日起，又为上海《大报》写稿，至3月27日，共发表40余篇。两者共计950余篇。这是周作人个人历史上写小品文最多的时期。这些小品文只有少数编入《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中的人物》两书，多数都没有编集。1960年他编了一本《草叶集》，后改名《木片集》，已排出校样，但后来没有能出版。

这些小品文是很有特色的。它们富于知识性、史料性、趣味性。周作人经历了晚清、辛亥革命、北洋军阀统治、五四运动、国民党统治等历史时期，他又是新文化运动中的骁将，是有影响的大作家。因而他掌握了大量史料，他本人的回忆也具有较大的史料价值。他在《亦报》、《大报》上发表的不少文章，是研究近代、现代文学的有用材料，在这里可以举出很多篇。

《新青年与北大》，发表于1950年1月3日《亦报》，介绍了《新青年》同人陈独秀、胡适、刘半农、沈尹默、钱玄同、陶孟和等与北京大学的密切关系。

《成舍我与刘半农》，发表于1950年1月22日《亦报》，介绍了《世界日报》主编与刘半农的交往。

《孙伏园与副刊》，发表于1950年1月23日《亦报》，介绍了孙伏园在北京大学图书馆工作和编辑《晨报副刊》的情况。

《钱玄同与章氏丛书》，发表于1950年1月28日《亦报》，介绍钱玄同热心筹划《章氏丛书》的刊行。

《朱逖先》，发表于1950年4月30日《亦报》，介绍了章太炎学生、北大教授朱逖先的一些往事。

《北大的史迹》，发表于1950年5月4日《亦报》，回忆了北京大学图书馆旧址和李大钊任该馆主任的一些情况。

《陈仪与鲁迅》，发表于1950年5月14日《亦报》，回忆了鲁迅与陈仪间的交往。

《李越缦与胡适之》，发表于1950年5月17日《亦报》，文章认为鲁迅指出李越缦写日记时就预备印给别人看的，实际上也讽刺了胡适，他的《藏晖室札记》未出版时也是经常借给人看的。

《饼斋的名号》，发表于1950年6月15日《亦报》，介绍了钱玄同（别号饼斋）的一些名号。

《女师大旧事》，发表于1950年7月18日《亦报》，回忆了女师大学生驱逐校长杨荫榆的一些事。

这类文章还可以举出不少，限于篇幅，这里不再罗列了。周作人的这些文章，史料丰富，有的还保存了第一手材料。由于《亦报》、《大报》在文艺界学术界影响不大，这些文章又没有编集出版，因而长期以来这些文章被埋没了。

周作人的这些小品文题材广阔，是又一特点。天文地理、三教九流、花鸟虫鱼、衣食住行，无所不包。而且，所写内容既不是人们耳熟能详的东西，更不是耳食之言，常常用鲜为人知的材料，吸引读者的阅读。这些文章内容广泛，引人入胜，但格调都不低。如果编集出版，可以编好几种散文集，其水平不会低于周作人过去的集子《苦茶随笔》、《风雨谈》、《苦竹杂记》、《瓜豆集》等，比之《夜读抄》、《书房一角》之类，内容更为丰富，写法更为活泼。周作人的这些发表在《亦报》、《大报》上的“夜报小品”，是他的散文创作的新的发展。在当代散文艺术的研究中，无视周作人的这些小品，恐怕是一种疏漏。

周作人的这些“夜报小品”，在表现手法上也很有特色。周作人早期的散文，以冲淡平和、朴实自然见长，到30年代以后，特别是在敌伪时期，越写越多的是掉书袋式的文字，读了不免令人生厌。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的散文又回到了朴实自然的风格。他的“夜报小品”，每篇只有五六百字，但娓娓写来，从容自如，没有因篇幅而产生的紧迫感和拘束感。这不是散文的大手笔是很难做到的。周作人的“夜报小品”数以百计，但无固定的程式，不尚空话套话，总是开门见山，立即进入话题，行文深入浅出，平易近人，使读者感到亲切。这算得上是它们的又一特色。更为难得的是，在这么短小的文字中，周作人却常常写得风趣盎然，字里行间不断爆出幽默，大大增加了这些文字的可读性和趣味性。这些特点，都使周作人的夜报小品散发着艺术的光泽。

当然，周作人这时期的散文，也有不足之处。从总体来看，由于几乎全是知识小品，品种上不免单调，不及“五四”时期他的散文那样绚丽多彩。由于他个人接触过的题材毕竟有限，写到后来，内容不断地重复。他的散文艺术的才能，实际上还没有充分地发挥出来。

周作人一生的散文创作，从五四时期到1927年是昌盛时期，从1928年至1931年是低沉时期，从1932年至1938年是下坡时期，从1939年至1945年是衰败时期；新中国成立后，他的散文艺术进入了复苏时期。

115.致周恩来信

周作人到北京后，急于想要解决的又一个重要问题是：怎样得到政府和人民的宽容，使自己能安定地生活下去。其实这和生计问题又是紧密相连的。

前面已提及，他是8月14日抵北平，先住在太仆寺街尤炳圻家里，不敢贸然回自己的家。他需要了解共产党对他的态度，怕回家以后会连累家人。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宣告成立。孙伏园几经奔走，找到了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最高人民法院院长的沈钧儒，问及周作人将会怎样处置。过了几天，沈钧儒回答说：“毛主席说，他（指周作人）应当公开检讨他的错误。又说，只要不乱说乱动，人民政府对他就宽大了。”[1]得到这样的回答后，10月18日，他就回八道湾的家里去了。

但怎样公开检讨呢？考虑了好久，大约在1949年11、12月间，他给周恩来总理寄了封信。但周恩来总理没有看到他的信。周作人曾将给周恩来的信抄录了一份给郑振铎。郑振铎将它拍成照片，送给唐弢、冯雪峰等一些人，此信就传播了开来。[2]

此信长达6000字。开头一段是想说明：写此信的目的，是“略为说明个人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以及自己私人的一点事情”。这里的所谓“对于新民主主义的意见”，是指他对共产主义、社会主义的认识；所谓“私人的一点事情”，是指他失节事敌的事。

接着，周作人谈到，早年在讨论妇女问题时，他相信：“如英国人卡本德所说：妇女问题要与工人的一起解决，相信共产社会主义是其唯一的出路。这意思多少年来一直没有更变。我由妇女问题一角入手，知道共产主义的正路，因此也相信它可以解决整个的社会问题。”他又说：过去“关于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际，我们在国民党政府之下知道的很少，只从毛主席的二三著作和美国人斯诺等人的书中略有所阅”。北京、天津、南京、上海的相继解放，使他认识到，“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合一，打破过去统治界的传统空气，建立农民的质朴的作风，来推行政治，它的意义与价值之大”，不在推翻国民党政权之下，“而且更为难能，因为这是开创的”。

谈他失节事敌的事，是这封信的重点，但他却从反对封建礼教的“三纲”谈起。他认为：“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是封建社会的人与人关系的规范。“父为子纲，已经够受了，但是说到夫为妻纲更是要不得，儿女只是他的财产牲畜，妻妾则是财产牲畜又益是器具，于同样随意处分之外，还加上一种出于珍惜妒忌之意的残虐行为，是这一纲上所特有的”，那就是妻妾还要为夫守贞守节。而“君为臣纲”呢？正是由“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发展而来，中国的君臣关系中也就有了守贞守节的说法。周作人在信中写道：

专制君主制度在世界上到处有过，君尊臣卑一样是如此，但与中国不同的是，世间一般君臣关系，即使至不平等，也只是主奴的关系，役使生死可以惟命，如是而已，中国的君臣关系则是以男女为规范，所谓臣妾，处士处女，都是对举，诗文中以男女比喻君臣者往往多有，其最明显最普通的联系，则是所谓忠贞、气节，都是说明臣的地位身分与妾妇一致，这是现今看来顶不合理的事。在古时候，或者也不足为怪，但是在民国则应有别，国民对于国家民族自有其义分，惟以贞姬节妇相比之标准，则已不应存在了。我相信民国的道德惟应代表人民的利益，那些旧标准的道德，我都不相信，虽然也并不想故意的破坏它。还有一点我很不满意于董仲舒的话，说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觉得古人只知道讲空话、唱高调，全不实行，这个毛病很大，所以主张道义之须事功化，这也受着颜习斋的影响，却也是由我的实感上发生的。我冗长的说这些话，是想说明一点，我的反礼教的思想，后来行事有些与此相关，因此说是离经叛道，或是得罪名教，我可以承认，若是得罪名族，则自己相信没有这意思，并不以此为辩解，这只是事实的说明罢了。

接着，周作人在信中，谈了他在敌伪政府任职期间，怎样“完整保存”北大理学院、北大图书馆及文史研究所，怎样“保存”国立北平图书馆，怎样“积极维持学校”。在为自己评功摆好之后，他写道：“这有多少成效，不敢确说，但那时相信那是值得做的事情，至少对于学生青年有些关系或好处。我想自己如跑到后方去，在那里教几年书，也总是空话，不如在沦陷中替学校或学生做得一点一滴的事，倒是实在的。我不相信守节失节的话，只觉得做点于人有益的事总是好的，名分上的顺逆是非不能一定，譬如受国民政府的委托去做‘戡乱’的特务工作，决不能比在沦陷区维持学校更好。我的意见有些不免是偏的，不过都是老实话，但是我所顾虑到的只是学校学生一方面，单为知识阶级的利益着想，未能念及更广大的人民大众，这当然是错误，我也是承认的。”周作人始终没有认识到：在外族入侵、民族生死存亡之际，作为有影响的名教授名作家，屈膝事敌，长敌人志气灭自己威风，稳定敌人的占领，成为敌人压迫、奴役国人的帮凶，这对民族的损失和危害，岂是和保存图书馆一些图书之类的事所能比拟的。

周作人的“道义事功化”的思想，在他事敌之前已经存在，这可从他的《岳飞与秦桧》（1935年）、《谈油炸鬼》（1935年）、《再谈油炸鬼》（1936年）等文中，为秦桧的主和辩护可窥见一斑，甚至他认为“和比战难，战败仍不失为民族英雄，和成则是万世罪人，故主和实在更需要有政治的定见与道德的毅力也。”本着“道义事功化”的思想，他甚至在《〈汪精卫先生庚戌蒙难实录〉序》中说，当了头号汉奸的汪精卫是“挺身危难”，“忍辱负重”，“不惜一身以利众生”，是“投身饲饿虎”的“菩萨行为”。显然，周作人的“道义事功化”主要是为自己的落水事敌辩护罢了。

周作人辩护的目的是想减轻自己的罪行，得到政府的宽大，然而这封信却说明了他对自己事敌的罪行根本没有认识，从而也就不能为他带来他所期望的效果，这是很自然的。

116.关于毛泽东的批示

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信到底是怎么回事？毛泽东是否为此说过话或作过批示？传说纷纭。

关于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信和毛泽东过问的事，见于文字的，最早的是唐弢的《关于周作人》[3]。唐弢文中说：

大概是一九五○年吧，中央召开全国文物工作会议，我从华东来到北京。文物局长郑振铎，还有文化部长沈雁冰等，刚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一封周作人给他的信。信很长，将近六千字，是周作人的亲笔。总理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我从西谛（郑振铎）那里得见此信。信的开端没有抬头，只见“先生”，信末则说，“本来也想写信给毛先生，因为知道他事情太忙，不便去惊动，所以便请先生代表了。”写信的日子是“民国三十八年七月四日”，署名“周作人”。按此计算，这封信送出之前，大概有过一段踌躇反复的不算短的时间。

唐弢的这段话，颇有疑点：如，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亲笔信，抬头应该是“总理先生”或“周先生”，怎么会是“先生”呢？显然是周作人给周总理信的抄件。如果是抄件，那就不可能是从政务院总理周恩来那里拿到的。而且，周作人的信怎么要请“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呢？至今没有发现沈雁冰过问周作人的材料，郑振铎是当时文物局长，后来当了文化部副部长，仍分管文物方面的事，他是管不到周作人的事的。唐弢的《关于周作人》中还提到了一个更引人注目的问题，即毛泽东对此信的批示。唐弢文中说：

我不知道文学研究会几位老同人当年拟具了什么意见，却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毛主席说：“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古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让他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大概这就是人民文学出版社每月支二百元（以后改为四百元）的依据，我以为这样处置是合理的。

唐弢的这段文字，笔者经过反复琢磨，觉得：（1）唐“从周总理那里，听到毛泽东主席看完书信后说的几句话”是不太可能的。唐弢当时是华东军政会文物处副处长（处长徐森玉），还不是党员。他赴北京参加文物局召开的业务方面会议，会期1950年10月11日至16日，华东方面徐森玉、唐弢出席。会议期间文化部长沈雁冰到会讲话，未见周恩来出席或接见的记载，而且也从未有唐弢去中南海西华厅做客的说法。要是真有周恩来直接与唐弢谈话的事，唐弢不会只在一篇文章中将此事轻轻一笔带过。（2）周作人当时是一个刑期未满、尚待司法处理的汉奸，给周恩来写信，周恩来如收到信而又愿意过问周作人的事，应准备好怎样处置周作人的意见，再与毛泽东商量，不可能贸然就直接将信转给毛泽东看，但至今没有发现周恩来过问周作人的任何材料。（3）退一步说，毛泽东如果真的说了那些话，周恩来必然会让政务院有关部门起草文件下发，怎么可能将毛泽东的话无序地口头相传呢？但时至今日，未见有这样的文件。（4）再退一步说，毛泽东的话就算口头相传，那总也要落实吧，但实际上从1949年下半年至1954年年底的五年中，周作人以写作为生，直到1955年1月人民文学出版社才以“预支稿费”的办法每月付他200元。难道毛泽东的话竟被搁了五年之久？人民文学出版社的“预支稿费”是以毛泽东的话为“依据”的说法，也就落了空。（5）毛泽东如果说过那些话，因为涉及“养起来”，那必然也要通知司法、公安部门。可是司法、公安部门从周作人回到八道湾后，就不断找他谈话，要他汇报思想，要他写自传等等；1954年12月22日北京市法院判决：自即日起褫夺政治权利。司法部门当然不会不落实毛泽东的话。显然毛泽东并没有说过那些话。

在上面引述的唐弢文中的两段话，对照琢磨，还有个疑点。从唐的行文看，周恩来是一面将原信交“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一面又将原信交毛泽东阅看。在还没有复印机的年代，周恩来是不能把原信一变为二的。如果是分先后看的，而毛泽东阅看在前，毛泽东的意见已这么具体，还要“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什么意见呢？如果毛泽东阅看在后，那原信怎么还在郑振铎手里呢？而且，周恩来交毛泽东阅看时，应该将“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的意见一起交毛泽东阅看，毛泽东的意见应该包括他对拟具的意见的看法，但现在却又没有。

唐弢的说法出世后，不少人引用，但都有补充修改。而这种补充修改也是没有任何历史依据的。这种引用和补充修改不但不能证明唐弢说法的真实性，却反而说明唐弢说法是颇有一些漏洞的。如穆欣在《〈光明日报〉拒发周作人〈元旦的刺客〉》[4]一文把毛泽东关于周作人信的“批示”一事说得更为“具体”和“完善”，该文是这样说的：

总理将信转陈毛主席，主席批示：文化汉奸嘛，又没有杀人放火。现在懂希腊文的人不多了。养起来，做翻译工作，以后出版。当时他还服刑未满，政府自难安排正式工作。但是全面考虑他一生的经历及其专长，仍然给予相当的照顾。除派他的故友前去探望，还由文化部和出版总署出面邀他以翻译家身分出来做事，并指示人民文学出版社在不用周作人本名的情况下可以出版他的译著。

其实，穆欣一文，把唐弢的“口口相传”，改为“批示”，就“正式”得多了，但他没有说明这“批示”是批在哪里的？说“文化部和出版总署邀他”，可有什么根据？总之，疑点也不少。这类文章还有，我已评论过，这里就不再重复了。[5]

令人高兴的是：《胡乔木书信集》[6]的出版，使我们获得了新的材料。周作人给周恩来写了信，久未得回音，约于在1951年2月中旬末，给毛泽东写了封信。1951年2月18日，周作人又给周扬写了封信，并附去给毛泽东的信的抄件。周作人给毛泽东的信，到了作为毛泽东秘书的胡乔木的手里。胡乔木为此给毛泽东写了封“拟办请示信”，全文如下：

主席：

周作人写了一封长信给你，辩白自己，要求不要没收他房屋（作为逆产），不当他是汉奸。他另又写了一封信给周扬，现一并送上。

我的意见是：他应当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他的房屋可另行解决（事实上北京地方法院也并未准备把他赶走）。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周扬亦同此意。当否请示。

敬礼 乔木二月二十四日

周总理处也谈过，周作人给他的信因传阅失查他并未看到。

毛泽东二月二十四日在信上批示：照办。

信的附记对我们弄清问题很有帮助。附记说明：（1）周恩来到1951年2月24日还没有看到周作人给他的信，那他怎么可能在1950年就“交给文学研究会几位同人拟具意见”呢？（2）既然周恩来到1951年2月24日还没有看到周作人给他的信，那怎么可能在1950年就转给毛泽东去看，毛泽东又怎么可能说话或批示。（3）在1951年2月24日以后，至今也没有发现周恩来收到周作人的信的任何历史记载，他怎么可能去向毛泽东转告周作人的信，从而引出毛泽东的“又不杀人放火”等等的说法呢？

在此必须提到王锡荣在《周作人生平疑案》中的情况。王锡荣翻来覆去写了不少文字，但最核心的两个问题，且看他是怎么回答的：（一）周恩来到1951年2月24日还没有接到看到周作人的信，他是怎么在1950年转给“文学研究会同人”的？王锡荣答：“周恩来的秘书收到信后，因某种原因只是口头请示总理后，就直接转给了文化部沈雁冰、郑振铎去拟具意见。”这是没有任何根据的谎言！而且“想像”得也不合情理：政务院会这样工作吗？总理会这样办事吗？（二）周恩来1951年2月24日还没有接到周作人的信，他何时何地去报告毛泽东，从而毛泽东说了“又不杀人放火”这段“批示”？王锡荣答：“假设毛泽东在批示‘照办’之际，‘幽它一默’，说几句议论的话，以后慢慢让听到的人士（或者就是胡乔木）传了出来，那也正是完全可能的事。”这就是说，唐弢所说的那段口口相传的批示，王锡荣也觉得不大可信，于是他新编了说法。但王锡荣新编的说法也是毫无根据的谎言！如毛泽东在写“照办”时说，他何以不同时写下来？他怎么可能会在1951年2月24日看到周作人给周恩来的信，周恩来自己在这天也还没有看到呢？王锡荣的大著中还有十分出人意料的说法，我在本书的《三版后记》中有重要叙述，务请读者一读。

至于胡乔木提出、经毛泽东批示“照办”的事，如“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住房问题，翻译方面仍可做些工作等等，以后是由中宣部逐步下达的。

117.没有能写出深刻的检讨

就在胡乔木收到周作人致毛泽东的信的同时，周扬也收到了1951年2月18日周作人写给他的信，还附了周作人给毛泽东的信的抄件。周作人给周扬的信中说：

现在关于半公半私的事，又写了一封信给毛主席，已经直接送去，抄了一份信稿，附上请你一看。不但因为你是文化部门的主持者，实在还是因为我相信你是肯看而且理解这信的人。……我的意思是不愿在人民政府之下被说是通谍敌国反抗本国的人。以前在国民党时代，是非颠倒全是一塌糊涂，所以也就算了，但是现今相信政府最讲情理，自己的事可被了解，有如溺水的人望见了救生船，不免又有了希望，这是人间的弱点，尚乞鉴原是幸。[7]

周扬接到信后，就和胡乔木通了气。胡乔木写给毛泽东的“拟办请示信”中，就有一句“周扬亦同此意”。2月24日，胡乔木收到毛泽东“照办”的批示后，也一定及时告诉了周扬。

在这样的情况下，周扬决定找周作人谈一次话。周作人日记中，4月4日就记有“得周扬信”。第二天他就“往文化部访周扬”。周扬找他谈话，估计就是要他“彻底认错，像李季一样在报纸上悔过”。周扬同时告诉他，他近期在上海，“彻底认错”的检讨写好后，可直接寄上海。4月22日，周作人日记记“寄周扬信，挂号寄上海”。估计这份检讨写得不好，没有能通过，周扬未予复信。这里接连说了两个“估计”，是有些根据的。据当年担任人民文学出版社副社长的楼适夷回忆中谈到周作人说：“他要求用周作人的名义出版书，中宣部要他写一篇公开的检讨，承认参加敌伪政权的错误。他写了一份书面材料，但不承认错误，认为自己参加敌伪，是为了保护民族文化。领导上以为这样的自白是无法向群众交代的，没有公开发表，并规定以后出书，只能用周启明的名字。——这个书面材料听说有6000多字，因当时我还没到出版社，没有见过。我是1952年到出版社的，与周作人的关系，原来是由外文编辑部的同志联系的。”[8]从时间上推算，正是周扬找周作人谈话那个时候。如果不是检讨，周扬为什么要他寄上海呢？如果不是检讨而是别的事，后来怎么会没有下文了呢？“外文编辑部的同志”、周作人译稿的责任编辑文洁若回忆说：“1963年张梦麟告诉我，周作人曾写信有关方面，要求著译均恢复本名。上级嘱他写一篇检讨，发表在《光明日报》上，以便取得社会上的谅解。但他写出来的文章却通篇都是替自己辩解的话，故未予发表。”[9]张梦麟也是“外文编辑部的同志”，是该部副主任。文洁若的回忆和楼适夷的说法，大致是一致的。可见中宣部要周作人写一份检讨是确有其事，而且看来就是周扬找周作人谈话的内容。周作人的检讨写得不好，没有能通过，处境也就没有明显得到改变。

周作人于1952年6月25日又给周扬写过一信，但不见下文。好像周扬没有理他。周作人仍然靠写稿、译稿为生。

周作人检讨没有过关，付出了重大代价：（1）八道湾大院里的房子，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封了一部分。周作人在给毛泽东信中希望房子能还给他。他检讨不过关，房子的事就无从谈起，一部分房子作为逆产没收，这就是后来大院成了“大杂院”的渊源。在当汉奸期间，周作人还买下八道湾十三号的房屋十间，十五号的房屋四间半，在十一号自己的院子里又建造十二间。这些房屋连在一起，俨然成了住房大户。这些房屋在抗战胜利后，也都被作为“逆产”没收。（2）国民政府在抗战胜利后，曾作为逆产，封存了周家一部分图书，后这些图书划给了北京图书馆（即今中国图书馆）。（3）司法机关向他宣布“剥夺公民权”，没有选举权，定期要向派出所、街道汇报思想和生活情况，不许乱说乱动。如“三年困难时期”周作人在街头向小商贩购买鸡蛋，受到街道干涉，后文联向街道作了说明，街道才稍有放松。

从1954年起，中央考虑到文化建设的需要，要用一批老知识分子。顾颉刚就是这年8月从上海调到北京的，每月给200万元（即为人民币200元），1956年调整为345元，是当时研究员最高工资[10]。也就在此前后，上海新文艺出版社成立编译所，请老翻译家罗稷南等参加，每月给予固定津贴。稍后，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也有类似“社外编审”，如谭正璧等，每月给予固定津贴。在这样的背景下，周作人的处境也有了变化。

1954年12月19日，人民文学出版社刘岚山去周作人家，谈稿费结算办法：自明年起每月预支稿费200万元（即今人民币200元），并商定临时可以支借，出书记账一并核算。这样从1955年1月起，周作人每月有了固定的以“预支稿费”名义的收入。每月200元的收入，在当时算是不低的了。这很可能是中宣部决策的。

虽然周作人没有能写出“彻底认错”的检讨，胡乔木仍然关注周作人的事。据楼适夷回忆：“有一次，胡乔木同志特地召我谈话，要我们重视周作人的工作，给他一定的重视与关心：还要我作为出版社的负责人之一，亲自和他接触，还说过现在虽不方便，将来他的作品，也是可以适当出版的。”这和胡乔木致毛泽东信中说的“他现已在翻译欧洲古典文学，领取稿费为生，以后仍可在这方面做些工作”是一致的。

118.小品文中的鲁迅

周作人发表在《亦报》上的小品文，有相当数量是涉及鲁迅的。他将其中一部分编集为《鲁迅的故家》，1953年3月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署名周遐寿。此书从1957年起改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这部《鲁迅的故家》是第一本系统地提供鲁迅青少年时期的传记材料书。第一部分《百草园》，共94节，实际上真正介绍百草园的只十来节，其余大部分是介绍鲁迅家里、族中和街坊邻里的情形。其中《曾祖母》、《伯宜公》、《介孚公》、《鲁家》、《祖母》各篇，介绍了鲁迅直系亲属的情况。《三味书屋》、《阿长的结局》、《山海经》、《病》等各节所提供的内容，有助于读者加深理解鲁迅的散文集《朝花夕拾》的一些篇章。其余各篇记述了鲁迅少年时期的生活环境，对了解这位伟大作家的成长及其作品的产生，是很有用的。

本书第二部分《园的内外》共33节，着重介绍了鲁迅故家所在的街坊邻里的情况。但这部分显得零乱些，鲁老太太、姑母的事情，也编到这里来，不免有点不伦不类；甚至把周瘦鹃、陈师曾的介绍也放在这里，实在是太勉强了。这或许是因为它们陆续在《亦报》上发表，事先“缺少组织”的缘故。但从每篇文章来看，都是有史料价值的。

本书第三部分《鲁迅在东京》，是周作人有计划地撰写，先在《亦报》上连载发表。它系统地介绍了留学日本时的情境。除本书外，还没有人提供过如此系统的鲁迅在日本的传记材料。

本书第四部分《补树书屋旧事》，共15节，也是事先计划好写成，在《亦报》上连载发表的。它介绍了鲁迅住在北京绍兴会馆时的情形。其中写到鲁迅当年抄碑的目的、抄碑的方法，钱玄同怎样来约稿等内容，都是极重要的鲁迅传记材料，对研究鲁迅的思想和创作都很重要。

《鲁迅的故家》出版后不久，1954年4月，周作人著的《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由上海出版公司出版，署名周遐寿。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的第一部分是《〈呐喊〉衍义》。这部分共91节，在《亦报》上连载发表至29节，其余在出版前没有发表过。它是按鲁迅的小说集《呐喊》的顺序写的。这本书和《鲁迅的故家》应该有所不同。《鲁迅的故家》是提供传记史料的，只要真实地记下来就可以了。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是作家艺术创作的产物，并不是生活里的人的直接的真实的记录。周作人却仍然用写故家的办法，用生活中的人物去比附小说中的人物。这样就很容易用考证、索隐的办法去研究鲁迅小说，而淹没了这些小说揭示生活本质的意义。如《狂人是谁》一节中，介绍了鲁迅有一位表弟曾患“迫害狂”，说他就是《狂人日记》中的模型。鲁迅确有一位表弟患了精神病，总是怀疑有人要谋害他，可说是个患“迫害狂”的病人。但《狂人日记》中的情节，他都没有经历过；他更没有说过“仁义道德”“吃人”之类的话。显然，狂人是狂人，表弟是表弟，怎么能以表弟来回答“谁是狂人”的问题！又如《孔乙己》中的孔乙己，是鲁迅创造的艺术形象，而周作人却说“他本来姓孟，大家叫他孟夫子”，“小说里用姓孔来影射孟字”，小说就成了影射某个人的记录。再如，《药》塑造了当年的革命者夏瑜，周作人却认为“夏瑜即秋瑾”。事实上，只有夏瑜被杀于轩亭口，和秋瑾也被杀于轩亭口，有相似之处，而夏瑜“关在牢里，还要劝牢头造反”；他“家里只有一个老娘”，没料到“竟会那么穷”；夏瑜牺牲后，被埋葬了，他的坟上出现了花圈；等等这些小说中的重要情节，都是秋瑾所没有的。因而简单地说“夏瑜即秋瑾”，是错误的。

鲁迅曾说过，他写小说，“所写的事迹，大抵有一点见过或听到过的缘由，但决不全用这事实，只是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到足以几乎完全发表我的意思为止。人物的模特儿也一样，没有专用过一个人，往往嘴在浙江，脸在北京，衣服在山西，是一个拼凑起来的脚色”。可见，用周作人索隐、考证的办法来研究鲁迅的小说，那很有可能会歪曲这些小说的。

但是，周作人的这些文字，还是有用处的。他提供的某些生活中的素材，某些人物的原型，如那位表弟，那位孟夫子，虽然和小说中的人物不同，但多少可以使人们了解鲁迅是怎样“采取一端，加以改造，或生发开去”的。这对于研究鲁迅的创作思想，他的典型化手法，都是有意义的。

周作人在这些文字中，还大量地介绍了鲁迅当年的生活环境，鲁迅的事迹，绍兴等地的风土人情、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种种人物的种种经历，经过分析，是有助于研究鲁迅的小说的。有些记述，也是关于鲁迅的珍贵的传记材料。而这些也只有周作人才能提供的。

《鲁迅小说里的人物》第二部分是《〈彷徨〉衍义》，共45节。其内容的情况，和《〈呐喊〉衍义》差不多。只是后半部分共18节，其实是《〈朝花夕拾〉衍义》，是提供有关《朝花夕拾》的一些材料的。

本书有两个附录。附录之一是《旧日记里的鲁迅》。它抄录了1898年至1905年的7年间周作人日记中有关鲁迅的记载。这是研究鲁迅早期活动的存世不多的珍贵材料。附录之二是《学堂生活》，共24节。它是周作人回忆他自己在南京水师学堂求学的生活。鲁迅也曾在这学校里读书，情况相仿，因而这些回忆，对了解鲁迅当年的学习生活，也会有所帮助。

总之，《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尽管存在一些缺点乃至错误，但它们所提供的史料，是别的著作所不能代替的。有人曾想对这两本书全盘否定，但不为读者所接受。只要研究鲁迅的工作能够继续和发展，那么这两本书亦将不断显示它们的重要性。

周作人还有一本《鲁迅的青年时代》，1957年由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它是由当时发表在报刊上的16篇文章组成。其中《鲁迅的青年时代》是最长的一篇，从鲁迅的幼年一直写到鲁迅在东京留学的情况。所写的内容大都是《鲁迅的故家》和《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两书中写过的，没有提供多少新的材料。但在其他几篇文章中，却提供了一些鲜为人知的内容。如《鲁迅与清末文坛》中，谈到了鲁迅当年对严复译本的热衷，“他每译出一部来，鲁迅一定设法买来”。对于林琴南译的文学名著，鲁迅也很关注，但后来逐渐感到错译乱译不少，“到了民国以后，对于林琴南的译本鲁迅是完全断绝关系了”。又如《鲁迅与范爱农》中，披露了范爱农致鲁迅的三封信。这对于了解鲁迅与范爱农的友谊，了解辛亥革命后错综复杂的斗争形势，加深理解鲁迅《哀范爱农》诗，都是十分有用的。

119.奋力译书

周作人到北京后，不但要为自己谋生，还要解决全家的生活费用。儿子周丰一虽早已工作，但收入不多。周作人除了为夜报写小品外，便是奋力译书了。

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出版的第一本译著是《希腊的神与英雄》。该书《译后附记》说：“一九四七年春夏之交，曾经化了两个月工夫，将这册书译成中文，后边抄集讲过的关于希腊神话的话，不问散文与诗，附记以备参考。这部稿子经友人介绍交给一家书局出版，可是不久被火烧毁，不复存在了。今年夏秋之间，又由别的朋友劝说，叫我重新翻译，可是重译的事殊少兴味，所以拖延了好久，直至近时才动手工作，到得完工已是立冬前后了。”1947年春夏之交，他还在牢里。可见此书起初是在牢里译成的。这篇《译后附记》写于1949年。“今年夏秋之间”，当是1949年七八月间，可见此书是他从上海到北京前后重译而成。它由康嗣群联系奔走，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出版。康嗣群是《语丝》投稿者，早年在天津中日学校读书时，多次去周作人家求教、借书等，以后他求读于复旦大学，长期在上海工作。此书的《译本序》中，周作人写道：“这是一本写给儿童们看的希腊神话故事书，原名《古希腊的神、英雄与人》，英国人芬斯所著，一九三四年出版。现在译成中文，简称为《希腊的神与英雄》。”在这篇《译本序》中，他举了斯大林在一篇演说中曾引用过一个希腊故事，“可见在苏联今日这些故事也是很熟习普遍的了”，以表明译者似乎很能迎合社会风气。此书于1950年11月在上海初版，译者署名为“周遐寿编译”。后1958年在天津人民出版社重新出版一次，署名为“周启明译”。

周作人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第二部译著是《希腊女诗人萨波》，该书为英国韦格尔原著，1951年8月初版，署名为“周遐寿编译”。周作人在该书的序言中说：“介绍希腊女诗人萨波到中国来的心愿，我是怀的很久了。最初得到一九○八年英国华耳敦编《萨波诗集》，我很喜欢，写了一篇古文的《希腊女诗人》，发表在以前的《小说月报》上边。这还是民国初年的事，荏苒二十年，华耳敦的书已经古旧了，另外得到一册一九二六年海恩斯编的集子，加入了好些近年在埃及发现，新整理出来的断片，比较更为完善。可是事实上还是没有办法，外国诗不知道怎么译好……。末了又搜求到了一九三二年韦格耳的《勒斯婆思的萨波，她的生活与其时代》，这才发现了一种介绍的新方法。……近来翻阅韦格耳书，摘译了其中六篇，把萨波的生活大概说及了，遗诗也十九收罗在内，聊以了我多年的心愿，可以算是一件愉快的事。”

这部译稿得到郑振铎的帮助而得以很快出版。当年主持上海出版公司的刘哲民回忆说：“我和周作人书信往来，是在上海出版公司为他出版《希腊女诗人萨波》开始。解放初期，周作人从南京监狱释放回到北京。他为生活所需，译了这部书稿，没有出版社肯为他出版。他的学生康嗣群来和我商量。郑振铎先生认为周作人对希腊文学有专门研究的，竭力主张我们为他印出来，于是我和他开始通信。”[11]这就是这本书的出版经过。

周作人在1949年以后出版的第三部译稿是《伊索寓言》。让周作人译这部书，完全是出于郑振铎的好意。据《知堂回想录》载：“一九五○年一月，承蒙出版总署署长叶圣陶和秘书金灿然君的过访，叶君是本来认识的。他这回是来叫我翻译书的，没有说定什么，就是说译希腊文罢了。”又载：“过了几天，郑西谛（振铎）君替我从中法大学图书馆借来一册《伊索寓言》，差人送了来，那是希腊文和法文译本，我便根据了这个来翻译；这就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据周作人日记，那是2月21日，郑振铎借来《伊索寓言》，是托废名（冯文炳）送来的。所谓“给公家译书”，是指由领导部门或出版单位指定译什么书，而不是由译者自己决定译哪一本书。本书虽由郑振铎送来底本，但并非出于“公家”的什么计划，起初倒属于自由投稿的译著。

周作人从3月13日起开始翻译《伊索寓言》，到5月8日就完成了。接着他又写好了《关于伊索寓言》，作好了注释，写好了凡例。当时他还在给《亦报》写稿，经常一天发表两篇。周作人的翻译速度和写作效力是很高的。这本译稿交给了开明书店。开明书店于1952年8月将这部译稿转给了人民文学出版社，该社于1955年2月出版了，并与周作人订约，从1955年1月起，每月支付200元，作为预支稿费，而所有译稿都交该社。所以周作人说此书是“我给公家译书的开始”。

《伊索寓言》的每则故事之后，原有数语“教训”。周作人在《关于伊索寓言》中说：“伊索寓言向来被认为启蒙用书，以为这里边故事简单有趣，教训切实有用。其实这是不对的。于儿童相宜的自是一般动物故事，并不一定要是寓言，而寓言中的教训反是累赘，所说的多是奴隶的道德，更是不足为训。现在伊索寓言对于我们乃是世界的古典文学遗产之一，这与印度的本生故事相并，我们从这里可以看到些古来的动物故事，像一切民间文艺一样，经了时代的淘汰而留存下来，又在所含的教训上可以想见那时苦辛的人生的影子，也是一种很有价值的贵重的资料。”因而周作人译的这本《伊索寓言》中，每则故事后面的“教训”，也都是译出的。

周作人在建国之初还译了《俄罗斯民间故事》和《乌克兰民间故事》，由香港大公书局先后于1952和1953年出版。每本都各收故事12篇。周作人早年研究民俗学，喜欢搜集民间文艺，包括民谣和民间故事。俄罗斯和乌克兰都是出大作家的地方，周作人认为这和民间文学的富饶有关。他在《〈乌克兰民间故事〉序言》一开头就说：“我们谈乌克兰民间故事，不能不从果戈理说起，因为乌克兰是他的故乡，他自己是一个哥萨克人，他最能理解并尊重乌克兰的歌谣与故事的价值。”他还从果戈理的作品中看到民间文学的影响。他说：“《庄园的晚上》两集中便显现出这些传说故事的影响，乡土气息与神异分子混在一起，他描写乌克兰夜间的美，草原与村落的美，在这背景里复述一节民间的传说，我们可以推想有的或者是他祖父所讲的吧。”在这篇序言的最后，他说：“我们在这里选译了几篇乌克兰民间故事，聊作果戈理去世百年的纪念，也就请他说明乌克兰与故事的特色和价值，省得我们瞎子摸象似地来任意地说了。”在《〈俄罗斯民间故事〉序言》中，他也说了民间文学促使文学创作的发展：“从那里取得源泉，正常地发展起来，这便可以成为真正的文艺，如在俄国的前世纪，他们排除了西欧的模拟作风，从本国民间出发，普希金和涅克拉索夫的诗，果戈理和谢德林的小说，都是如此，他们与民间文艺的关系是很显著的事。”这两本民间故事集后来都由天津人民出版社于1957年出版。

不属于“给公家译书”范围的，周作人还译有《如梦记》。日本古典作家坂本文泉子的《如梦》，周作人于1943年9月开译，第二年6月译完，译文从1943年12月的北京《艺文杂志》1卷6期开始连载，于1944年9月的2卷9期载完，原拟1945年由新民印书馆出版。但日伪政权日趋没落，物资供应匮乏，纸张配给供应也难以维持，作为他们喉舌的一些报纸也只得停办，《如梦》中译本也就不能如梦面世。1950年代初，周作人曾将《如梦》译稿寄往香港，但也无缘出版。1959年4月1日至5月9日，《如梦》译稿曾在香港《星岛日报》连载，署“知堂译”，但周作人不知此事，也从未拿到稿费，据说可能是有人盗稿卖给报社的。直到1997年，周译《如梦记》经陈子善整理由文汇出版社出版。

120.译书的成绩

从1955年1月起，周作人每月从人民文学出版社领取200元预支稿费，他的著译基本上也就纳入这家出版社的出书计划。周作人就称之为“给公家译书”。

周作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一部译著是希腊古典戏剧家阿里斯托芬的喜剧《财神》。是为“纪念世界文化名人阿里斯托芬诞生二千四百周年”而赶译的。《财神》编入《阿里斯托芬喜剧集》。该集共收阿里斯托芬的五个喜剧，三个是罗念生翻译的，一个是杨宪益翻译的。五个剧本前有罗念生写的长达一万余字的《序》，介绍了阿里斯托芬的生平，并对五个剧本逐一进行了评介。该集1954年11月出版，分市场上销售本和纪念会上用的非卖品特印本两种。这个剧本的稿费可能是另行付给的，因而周作人称他为“公家”译书是从《伊索寓言》开始的。

接着出版的就是《伊索寓言》。它的曲折的出版经过前已作了介绍。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周作人的第三部译著是《日本狂言选》，1955年4月出版。周作人早年译过一本《狂言十番》，1926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当年他对“狂言”作了介绍：“狂言是古代日本的一种小喜剧，发达于室町时代，正当十五六世纪；现在共存二百余篇，至于作者姓名，都失传了。狂言是高尚的平民文学之一种，用了当时的口语，描写社会的乖谬与愚钝，但其滑稽趣味很是纯朴而且淡泊，所以没有那些俗恶的回味。”[12]他在《〈狂言十番〉序》中说：“狂言本系日本名词，因无适当译名，故沿用原文，并取原用专门语十番记数，似颇相称，虽然中国亦有此语，如音乐上之‘打十番’，及‘马上十番’之类。”又说：“我译这狂言的缘故只是因为它有趣味，好玩，我愿读狂言的人也只得到一点有趣味，好玩的感觉，倘若大家不怪我这是一个过大的希望。”这次的《日本狂言选》新译14篇，加上经过修改的原译的10篇，共24篇，并新写了《引言》。他在《引言》中说：“这里有一件值得注意的事情，便是狂言与民间故事的关系。如上边所说，有许多事都是社会上的实相，不过由作者独自着眼，把它抓住了编写下来，正如民间笑话情形相同。一方面有愚蠢无能的人，一方面也有狡狯的，趁此使乖作弊，狂言里的大管家即是一例，对面也就是侯爷那一类了。我们说到笑话，常有看不起的意思，其实是不对的，这是老百姓对于现实社会的讽刺，对于权威的一种反抗。日本儒教的封建学者很慨叹后世的‘下尅上’的现象，这在狂言里是表现得很明显的。”喜欢研究民俗因而也很重视民间文学的周作人，对于狂言几十年兴趣不减，是有其道理的。

周作人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四部译著是希腊古典戏剧家欧里庇得斯的悲剧。罗念生在《周启明译古希腊戏剧》中说：“欧里庇得斯传下18部悲剧，周译出13部，我译出5部，凑成《欧里庇得斯悲剧集》，共3卷，于1957至1958年出齐。”罗念生译的在每卷中都有一剧或二剧，因而三卷的署名都是“周启明、罗念生译”。罗念生又回忆说：“解放以来，我们的文字和翻译风格起了很大的变化，周的译文则显得陈旧，有些生硬。我只对不够忠实的地方提出修订意见。前面说过，周译有他自己的风格，所以很难改动。此外，周译注解很多，我曾建议压缩，但译者不同意，说可以任读者自由取舍。这可能是‘职业译者’的‘苦衷’。”罗还说：“这个‘悲剧集’出版以后，不太令人满意，但也有人认为可以保留。当时曾有一位权威人士指责说，古希腊戏剧出得太多，文艺复兴以后的外国现代剧出得太少。这个评论使我不敢再出这种古籍。”周作人没有为这个悲剧集写作者和作品的介绍文字。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五部周作人的译著是《浮世澡堂》。它是日本江户时代古典作家式亭三马的“滑稽本”的代表著作。1958年9月初版。周作人写有引言和译后记。在《译后记》中周作人引用堀舍次郎在《江户时代戏曲小说通志》中的话说：“文化六年（1810年）所出的《浮世澡堂》是三马著作中最有名的滑稽本。此书不故意以求人笑，然诙谐百出，妙想横生，一读之下虽髯丈夫亦无不解颐捧腹，而不流于野鄙，不陷于猥亵，此实是三马特绝的手腕，其所以被称为斯道之泰斗者盖亦以此也。”而周作人对于“诙谐百出”的文学作品特别感兴趣，用他的话来说就是“有趣味，好玩”。

式亭三马还有一部《浮世理发馆》，可说是《浮世澡堂》的姐妹篇。周作人也把它译出了，并写了《引言》，其中说：“《浮世理发馆》所写的只是来理发的客人，或是日常无事也来闲坐的闲汉，没有像澡堂里面出入的人花样繁多，男男女女，尽有好玩的事可以描写，因此未免显得有些单调，虽然理发馆里有主人鬓五郎，是经常在里边的，可以做一条线索，贯串到底，只是他毕竟是陪衬人物，不能担任主要脚色的。理发馆中没有女人小儿，这也使得减色不少，于是作者苦心安排，无中生有地写出‘婀娜文学’、‘泷姑的乳母’和末节‘女客阿袋’这三段文字来。此外又将社会上的杂事也拉到故事里来，如写巫婆关亡的情形，至有两场，而一是写一只花狗，一是写被妖怪拐了去的老头子的。于了解特殊的风俗之外，也很有滑稽的风趣。”又说：“文字的游戏是日本人所很喜欢的玩艺儿，而在滑稽本上面尤其是不能免的，因此翻译上也就特别觉得困难。但是既然担当了这个差使，也只有如俗语所说，有如‘蛤蟆垫床脚’，竭力来支撑，而无如力不从心，未能加工得很漂亮，特别是注解原想减少，但结局还是不能办到，比起《浮世澡堂》来是有增无减，因为参考不够，有些风俗习惯还未能必要地予以释明，这是我对自己的工作所感觉不满意的事。”从《引言》中的这些话，大致可见《浮世理发馆》的内容、性质和周作人何以津津乐道地予以介绍了。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89年将《浮世理发馆》和已经出版过的《浮世澡堂》合为一册出版。封面上印的书名是《浮世澡堂浮世理发馆》，署周启明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在日本作家石川啄木逝世五十周年之际，于1962年1月出版了《石川啄木诗歌集》。内收诗歌五辑，四辑是周作人译的。全书240页，周作人的译文占222页。署名为“周启明卞立强译”。正文前有《前言》，系卞立强所写。《前言》介绍说：“石川啄木是二十世纪初叶日本的一个具有革命思想的优秀诗人、小说家和评论家，同时也是日本现代革命文学的先驱之一。他的作品，就其思想性和艺术性来说，在日本现代文学史上都有着重大的影响，起着承前启后的作用。”石川啄木当过地方报纸的校对、记者和编辑，在贫病交迫中于26岁逝世。本集中《一握砂》、《可悲的玩具》，带有自叙传性质的诗，熟悉日本诗歌形式的周作人，将它们译成叙事的短歌；《叫子和口哨》、《可以吃的诗》两组诗，写过新诗的周作人将它们译成自由体新诗，译得都很有诗味。

人民文学出版社于1963年出版了周作人的第八部译稿：《古事记》。周作人在本书的《引言》中介绍说：“日本最早的古典文学，称为奈良朝文学，著名的只有两种，散文有《古事记》，韵文总集有《万叶集》。”介绍又说：“《古事记》的内容，是由两种材料混合编成，这便是序文里所引天武天皇的诏书中所说，帝纪与本辞。所谓帝纪就是记载历代天皇的历史，凡天皇御名，皇居，治天下，后妃，皇子皇女，升遐，御寿，山陵这些事实，在大葬的时候当作诔词去念的。现在虽然没有传本，但在那时代，恐怕已经有汉文记载存在，叫作什么《帝王本纪》之类。至于本辞，也称作旧辞，那是别一种性质的东西，用现代的名称来说，即是神话，传说，或民间故事。”周作人又介绍说：“《古事记》的价值，不在作为一部史书上，它的真价乃是作为文学书看，这是一部记录古代传说的书。在公元八世纪时所撰集，这个年代在亚洲各国不算很早，但在日本却是第一部古书了。”他又说：“一国的神话与传说，有些是固有的，有些是受别国的影响的。日本受印度、中国的影响很深，在《古事记》里很明显的看得出来。”周作人对神话、传说、民间故事本来就很有研究，很有兴趣。他译《古事记》实在是情理中的事。

周作人“为公家译书”的第九部是《平家物语》。当年的责任编辑文洁若在《晚年的周作人》中回忆：“7年间，我曾向周作人组过四部稿子：《石川啄木诗歌集》、《浮世理发馆》、《枕草子》和《平家物语》，均系日本文学史上较为深奥的经典名著。”可见译《平家物语》是出版社向他提出来的，而正是他所喜欢的。文洁若又说：“八旬高龄的周作人给我的印象是耳聪目明，头脑清楚，反应敏捷。他曾向我表示，译完《平家物语》后，日本文学当中他还有一部感兴趣的作品：十返舍一九的《东海道徒步旅行记》。可惜由于‘文革’浩劫，不但‘旅行记’未能开译，连已动手的《平家物语》，他也未能译竣。”《平家物语》共13卷，周作人译了前面的6卷，其余由申非译成。申非写了《译本序》，其中说：“《平家物语》作为一部杰出的历史小说，和平安时代的文学相比，一扫纤弱柔雅、温情脉脉的文风，而让那些披坚执锐、跃马相刀的武士取代崇尚温文尔雅的贵族，以其豪迈刚劲的雄势涌现到作品中来。这部作品以史实为主线，广采博收，吸取了许多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的成分，融会贯通，浑然成为一体，其中有见于评书话本的佛家的灵验奇迹、寺社缘起、民间故事、风流趣谈，以及中国的历史掌故；有见于比它早出的战记文学中与源平之争有关的断片；有见于先代有关史实的记录、记事等。”或许正是这些杂七杂八的掌故、记事的糅合，使周作人对它兴味盎然。此书1984年出版时，署名为“周启明、申非译”。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第十部周作人的译稿是《枕草子》，是日本古典作家清少纳言的著作。它和王以铸译的日本另一位古典作家吉田兼好的《徒然草》合在一起，名为《日本古代随笔选》，于1988年出版。署名为“周作人王以铸译”。这是新中国成立后，周作人第一次以本名署名。《日本古代随笔选》由王以铸写《译本序》，其中说：“对照内容来看，认为《枕草子》是个人的随笔、笔记、手记之类的东西，大体上是妥当的罢。”“有关作者的一切，甚至她的名字，都难以确定。至今人们还只能从作品本身对她的身世作若干推测。中外古代的大作家属于这类情况的实非少数。”《译本序》还说：“《枕草子》和《徒然草》两书由于作者所处时代和个人经历不同，它们之间的区别是明显的。《枕草子》偏重直观，《徒然草》偏重思辨；《枕草子》重文学笔法，它的文字细密蕴藉，雍容尔雅，形象也鲜明生动，令人久久难忘，《徒然草》则用刚柔相济的优美的古文写出了不少段令人信服的说理文字；《枕草子》生动感人，《徒然草》机智深刻，二者的著名段落同样能引人深思，同样能给人以丰富的精神享受。两书同样是日本乃至世界文学中当之无愧的瑰宝。”既然两部名著各有千秋，那为什么不是各部单独出版，而要合在一起用上那么一个书名？这大概不是译者的意思而是出版社要这么做的，书中却没有任何说明。

周作人交给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第十一部译著是《卢奇安对话集》，于1991年出版，署名“周作人译”。书的封面和扉页上，都印着“一部喜剧性讽刺作品”字样。正文前周作人写有《关于卢奇安》一文，介绍说：“卢奇妄（Loukianou），又译琉善，可以算是文苑中的一个奇异人物，他是罗马帝国的一个叙利亚人，照那时的说法乃是外夷，但是用了希腊六百年前的古典文字写成传世的作品。他的生卒年月的确定时期，已无可考，据推测大约生在公元115至125年这十年里边，死于二世纪的末年，已是一千八百年前的人，当中国的后汉，他的文学活动盖在桓灵之世。”他当过石雕艺徒，后当辩士。早年在小亚细亚、希腊、意大利和法国南方游历，四十岁前后在雅典定居，改而从事哲学，其有名的文章多在此时写的。他的对话所讲的却不是哲理，而是日常小事，每篇成了短小的喜剧，极富诙谐。“卢奇安著作共存八十四篇，惟其中尚有十余，经近世学者审定系他人之作，此集共选二十篇，差不多其菁华已尽在这里了。”周作人与卢奇安的情结达50多年。还在东京留学时期，他从一本小册子上偶然接触到卢奇安的两篇作品，就十分喜欢。他曾找到了卢奇安作品的英译本，译出《妓女对话》中的三则和《过渡》（易名为《冥土旅行》）等篇，但一直没有找到希腊文的原书。后来有一种英希对译的卢奇安著作，共八册，20世纪20年代他陆续得到七册，1961年朋友帮忙才得到第八册。1962年6月，他就开始了断断续续的翻译。他在1963年5月13日致鲍耀明信中说：“近来正在翻译路喀阿诺斯，才得五篇，此人著作夙所喜爱，前曾从英文特译数篇，今得从原文译出，尤为惬意。”[13]路喀阿诺斯即卢奇安。（周作人笔下，Loukianos都译为路喀阿诺斯，很可能是出版社的编辑根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改为卢奇安。）1965年6月15日，卢奇安对话二十篇译成。他在这天的日记中说：“大功告成，炳烛之明亦殊可庆幸矣。”在1966年2月10日他在致徐信中又说：“我好久想翻译的书于今才得实现，即如希腊路喀阿诺斯的对话二十篇，总计有四十七八万言，这乃是我四十年来的心愿，在去年里总算完成了。虽然何时能够出版，目下还不能说，总之我的心愿已了，对于那位后汉末年的希腊作家，也已尽了介绍之职了。”[14]几十年的愿望得以实现，周作人的愉悦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

人民文学出版社还在1958年出版过一本周作人校订的《明清笑话四种》。周作人早年编过《苦茶庵笑话选》，1933年由北新书局出版。它的内容是《笑府》选、《笑倒》选、《笑得好》选和《徐文长的故事》等四种。周作人为此书写过一篇序，一开场就说：“查笑话古已有之，后来不知怎地忽为士大夫所看不起，不复见著录，意者其在道学与八股兴起之时乎。”他认为：“笑话自有其用处，显明可数。其一，说理论事，空言无补，举例以明，和以调笑，则自然解颐，心悦意服，古人多有取之者，比于寓言。其二，群居会饮，说鬼谈天，诙谐小话亦其一种，可以破闷，可以解忧，至今能说笑话者犹得与弹琵琶唱小曲同例，免于罚酒焉。其三，当作文学看，这是故事之一，是滑稽小说的根芽，也或是其枝叶，研究与赏鉴者均可于此取资，唯中国滑稽小说不知为何独不发达，笑话遂有孤苦伶仃之感耳。其四，与歌谣故事谚语相同，笑话是人民所感的表示，凡生活情形，风土习惯，性情好恶，皆自然流露，而尤为直截彻透，此正是民俗学中第三类的好资料也。”他原计划：“先选抄明清文人所编者为一集，如能更往民间从老百姓口头录下现时通行笑话为第二集，则其价值当更大矣。”但这个计划他没有能实现。25年后，这次为人民文学出版社校订编选的《明清笑话四种》含：《笑赞》，《笑府》选，《笑倒》选，《笑得好》选。书前周作人写有《引言》，他说：“唐宋以后文风称极盛，但笑话却几乎没有了，至少我们未能见到，这大概只是存在民间口头，不曾有人写了下来。等到明朝，我们才又有了笑话集。现在就我们所知道的，收集了四种，连清初在内，来说明一下。本来笑话书此外也还有，但是这四种有一个特色，便是我们知道他的真姓名，这与后来一般匿名的很有不同，便是可以说这不是不负责的著作。”他又说：“要了解中国笑话的特质，从中间去看出老百姓的真正的爱憎来，理想的办法是搜集通行的民间故事，把有关笑话的一部分抽出来，加以整理。不过现在没有这种资料，那末也只好利用既成的书本，虽然这是经文人加工过的，而且中间又是间隔了不少的年代。从这里我们所抄集的三百五十多篇笑话上看来，也可以举出几点来说，但是这有的乃是属于过去的，因为这里反映出来的是过去的社会与生活，——自然有些状况或其影响也可能在现今还存续着。”对于笑话的见解，周作人在二三十年间可说是没有太大的变化。选古代笑话正是他愿意做的一种差使。

从周作人的这十余种译著及包括所编笑话在内，多数都是他从青年时代以来有兴趣、所喜欢的；少数几种由出版社提出选题，但也考虑到他的专长和爱好的。虽然译著、编著不是创作，但它们同样反映了周作人一生中较长时期所坚持的文艺观、文艺兴趣乃至人生态度，这是很值得研究者们注意的。

121.难忘的1956年

到了1956年，周作人的处境更为松动了。真可说是难忘的一年。

这年1月，北京市宣布全市社会主义改造任务完成。全国各大城市接着也都跟了上来。中共中央这时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周恩来同志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们的知识界的面貌在过去三年来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报告还说：为了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要更充分地动员和发挥知识分子的力量。这年5月，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上讲话，认为在文艺和学术研究中应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这样，文艺界、学术界、文化界、思想界、教育界——知识分子的领域里开始活跃起来。

这时，不少人想起了周作人，他逐渐忙了起来。7月4日，北京市政治协商会议邀请他参加在中山公园举行的座谈会。7月9日，文联通知将让他和别的人去外地参观，征询先往何地。9月23日，由文联组织，离京去西安访问。第二天到西安，西安市文联、作协都派人在车站迎接，寓于西安人民大厦。在西安参观了名胜古迹和工厂，于10月10日离西安返京。10月17日，中国文学艺术家联合会邀请他出席招待宴会。10月19日，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10月30日，由文联组织参观官厅水库。

当时在文联工作、具体负责与周作人联系的佟韦回忆说：

我负责做周作人的工作，是受周扬、阳翰笙、阿英三同志委派进行的。周扬同志是中国文联副主席，又是中宣部副部长，他是这一工作的决策者，没有他的指示文联不会与周作人接触。这个工作开始于1956年秋，结束于文联整风的1964年，大约7年之久。

1956年9月，周扬找阳翰笙同志商谈做周作人工作的事。随后，阳翰笙、阿英同志找我谈工作，交代了由我带周作人等去西安的任务。当时他们对我讲的要点是：周作人提出要去绍兴，但周扬同志考虑怕到那里去出现麻烦，安全和影响都有问题。但能让他出去走走看看，是大有好处的，故确定去西安。另外，这个工作是周扬同志指示办的，内部是通过中宣部与陕西省委宣传部联系安排的，公开由中国文联、西安文联、陕西作协出面安排与接待。工作保密，不发消息。

周作人怎么提出要到绍兴去的事，我并不很清楚。据分析，主要是俞平伯先生在其中起了作用。俞和文联往来密切，了解中国文联有组织作家艺术家参观访问的任务。他本人是中国文联全委，故可能与周作人议论过此事。后来，绍兴鲁迅纪念馆的同志表示要周作人去绍兴的愿望，从而周便产生了去绍兴的想法。俞为此事做了些反映和联系的工作，是很明显的。但我未与俞核对过这件事。

经过与西安方面必要的联系和准备，我于1956年9月14日上午到八道湾，面见周作人，婉转说明去西安的打算。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见面。他看来很热情，但没有立即肯定去西安。到了9月15日见他时，才定了下来。同时也确定约钱稻孙、王古鲁同去。我征询他的意见，他笑着说：“这样安排甚好，有他们两位同去，此行我就不会寂寞了。”9月19日我又去他家，看看他准备的情况，并约定接他去的时间。9月23日下午，我去车接周、钱、王三人到车站，送行的有中国文联二同志。第二天晚上抵西安，西安文联、陕西作协四人到车站迎接。住西安人民大厦。在西安半个月中，先后游览了鼓楼、慈恩寺、大雁塔、碑林、华清池、半坡树遗址、霍去病墓等名胜古迹，参观了陕西省博物馆。我们还特意安排了看工农业发展，先后参观访问了国棉四厂、新西和印染厂和桃溪堡村。此外，还请他们看了越剧《晴雯》。10月9日晚上，西安市文联、陕西作协负责同志宴请周作人等。10月10日晚启程，12日返京。

旅行归来，周作人三人邀我在莫斯科餐厅小聚，当场提交了一份类似小结的文字材料，主要讲此行收获不小，称赞党领导下的工农业建设，对中国文联表示感谢。中国文联领导上听了我的汇报，看了他们的小结后确定宴请他们三人。宴会于10月17日在全聚德举行。文联方面是副秘书长阿英同志出席，还有作家、学习部部长王玉堂，以及我和总务科一同去。宴会上，阿英邀请三人出席鲁迅逝世20周年纪念大会。19日，我去接他们到政协礼堂二楼一排就座。他们能参加这样一项重大活动，非常兴奋，也很感激。

此次去西安之后，文联决定由我继续负责周作人的工作，于是我便成了周作人家中的常客了。10月下旬，我们曾组织他们几人到官厅水库发电站参观。12月初组织周作人及家人到碧云寺游览。1957年1月，请周作人及家人观看了京剧《齐天大圣》。[15]

从佟韦的回忆中可见，周扬决定让周作人去西安参观访问，是当时形势决定的。而且请的不是周作人一个，还有也在日伪期间担任过高职的钱稻孙、王古鲁，以及其他“作家艺术家”。

周作人西安参观访问归来，竟一时成了热门人物，来访、来约稿者，一时川流不息。请看下列的日程表：

7月26日，绍兴鲁迅纪念馆托人带来口信，问能去绍兴否？周作人以章太炎旧信托人转赠绍兴鲁迅纪念馆。

7月28日，《中国青年报》来人约稿。

8月4日，《旅行家》杂志社来人约稿。

8月9日，《新港》月刊来人约写纪念鲁迅文章。

8月17日，《文艺学习》杂志社两人来访，约写纪念鲁迅文章。

8月18日，《读书月报》杂志社来人，约写纪念鲁迅文章。《文汇报》社来人约写纪念鲁迅文章。

8月20日，与钱稻孙同往北京饭店会晤日本友人谷川彻三。《民间文艺》杂志社来人约写纪念鲁迅文章。

8月24日，《中学生》杂志社来人约写纪念鲁迅文章。

8月31日，《工人日报》社来人约写纪念鲁迅文章。

9月7日，自香港来京的曹聚仁来访，赠书四册。

9月8日，曹聚仁来访。

9月15日，文联来人谈赴西安的事。

9月29日，在西安，《延河》编辑部来人约写文章。

10月9日，为《陕西日报》撰文。

10月12日，自西安返京。

10月14日，有人陪同日本友人一户来访。

10月22日，与人同往会晤日本友人长与里见。

11月16日，天津人民出版社来人要去译稿。

11月27日，往新侨饭店会晤日本友人佐藤源三。

12月18日，得香港曹聚仁寄《热风》杂志十五册。

12月19日，《北京日报》社来人约稿。

12月22日，中国青年出版社来人谈《鲁迅的青年时代》一书事。人民文学出版社寄来《鲁迅的故家》的合同。

12月27日，应北京鲁迅博物馆邀请前往参观。

日程表不再抄下去了。到第二年，还有《人民日报》社、人民文学出版社、百花文艺出版社、北京出版社的来信来访，邀约稿件。八道湾当年的苦雨斋着实热闹了一番。可是好景不长，不久反右斗争开始了。这场斗争有扩大化的倾向，不过也没有扩大到周作人身上。周作人是“死老虎”，是不可能扩大到他身上的。只是从此以后，八道湾十一号又“门前冷落车马稀”了。周作人又回到了宁静的翻译生活中去。

122.回想及其他

从1960年下半年起，我国在经济建设上，开始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在农村开始纠正“一平二调”的错误，提出了农村工作《十二条》；在意识形态领域内，拉得很紧的阶级斗争的弦，开始略有松动。1961年6月，中共中央宣传部召开全国文艺工作座谈会，讨论《关于当前文学艺术工作的意见》，后在此基础上修订为《文艺八条》，“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方针又为人们所重视。1962年2月，在国防科委召开的科学工作会议上，周恩来作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指出“我国大多数知识分子已有了根本的转变和极大的进步”，肯定了我国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属于劳动人民的知识分子。国内文艺创作和学术讨论开始渐趋活跃。

周作人是不主动参加任何政治活动的。但是国内政治气候的寒暖，也会使枯寂的苦雨斋，发生一些变化。从1960年年底开始，又有一些人想起了周作人。1960年12月，曾几次回国观光的香港曹聚仁，来信约周作人为香港《新晚报》写稿。接着香港《明报》也约请写稿。1962年七八月间，周作人还为国内的《人民日报》、《光明日报》、《民间文学》、《文史资料》等报刊写稿。天津打算出版他的《木片集》，也是在这个时候。1963年，开始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思想领域中也对某些学术观点开展了批判，周作人写稿忙的情况也就结束了。

经曹聚仁的邀约和推荐，周作人就为香港《新晚报》写小品散文，到1964年底，共发表了数十篇。已寄到香港该报社而没有发表的还有20多篇。在这些文章中，一部分是回忆录性质的，常提供一些他本人经历的资料，如《许地山的旧话》，回忆了他和许地山的交往，谈到了文学研究会筹备之初的情形，许地山从印度回来所讲的故事，许地山何以离开燕京大学而去香港大学任教，等等，颇多掌故。特别是，文中还披露了许地山在1928年给他的两封短简。《水乡怀旧》、《书房里的游戏》等文，回忆了童年生活，对了解鲁迅的童年生活也很有用。有些文章是介绍历史知识的，如《关于鉴真和尚》，根据野史杂籍的记载，介绍了鉴真一次又一次东渡失败的情形，其中第四次失败，是由于弟子告密，被官府逮捕，而告密的弟子灵祐是出于鉴真安危的考虑。后来灵祐表示忏悔，每晚不睡，从8时站到早晨4时，达60天之久。这篇文字长达五六千字，这类故事颇多，分三天刊完。《名人的日记》介绍了范寅、王继香等人的日记。《杨贵妃的子弟》介绍了日本有一些人自称是杨贵妃的后代，并称杨贵妃当年实没有死，东渡逃到了日本。《罗振玉这学者》、《帮会的片鳞》等篇也都富于历史知识。还有一些文章是介绍生活知识的，如《吃茶》、《冬至九九歌》、《鸟声》、《闲话毛笋》等等，这类知识多数来自书本，也有来自生活的。写小品散文是周作人的特长。发表在《新晚报》上的这些散文，仍然保持着质朴平淡而娓娓动听的特点，文字间也常流露幽默。

曹聚仁当初给周作人的信中说：《新晚报》希望他每月提供1万字，可逐日刊载，稿酬千字10元，这在当时的香港算是最高标准了。这打动了周作人拟写回忆录的念头。经曹聚仁的认可和鼓励，周作人从1961年开始，到1963年，以3年时间写成了近38万字的《知堂回想录》。这部回忆录的发表和出版，却有着曲折的经历。此稿边写边寄，先后共寄90次。稿中的一部分《北大感旧录》最早发表在香港《循环日报》，连载了2个多月，因“报运不十分亨通”而于1962年底刊载结束。《新晚报》副刊《人物志》从1964年8月1日开始连载，到9月8日，载至第31节（全书206节），因故中止。1965年，《海光文艺》创刊，曹聚仁是该刊编委之一，回想录就在该刊连载。但《海光文艺》中途停刊。连载就又中断。曹聚仁想把它单行出版，但没有印刷费。后来商得《南洋商报》同意，在该报副刊《商余》上发表，从1968年9月23日起，连载了10个月，全文刊完。曹聚仁拿这笔稿费作印刷费，《知堂回想录》才于1970年5月由香港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名义出版。同年7月，又由香港听涛出版社出版。两版之间，除正文前的周作人书信手迹不同外，其余完全一样。实际上，“三育”是曹聚仁办的企业，“听涛”则是曹聚仁临时使用的名称。1971年1月，三育图书文具公司又重行出版。而周作人已于1967年5月逝世，后来的事他都无从知道，书也没有能看到。

《知堂回想录》自叙他从出生到1962年的经历。所写的许多内容是周作人过去写过的，散见于他的散文集和一些报刊，这次是把它们串联起来了。当然也有一些内容是过去没有写过的，是新鲜的。但周作人的这部自传，很多重要的内容没有写入，而拉拉扯扯写入了不少当时报刊上容易找到的与他无直接关系的记载。如留日时期，周作人写了《日本的衣食住》三节，和自传无关，是从他过去的文章中抄来的。写“五四”时期，他写了大量关于蔡元培、陈独秀等等人物的报刊资料，也与自传无直接关系，而篇幅却占了不少。这部自传就显得很拉杂了。但它毕竟从某个侧面，多少反映了新文学运动、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多少反映了新文化阵营的分化和组合。因而它还是值得重视的。

《知堂回想录》是周作人生前写的最后一部著作。他本来很可以通过这部自传来总结自己的人生历程的，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没有这样的思想深度，他还不能深刻认识自己。

在《知堂回想录》之后，周作人没有再写什么重要的著作。1964年他写过一个《知堂年谱大要》，但十分简略，没有提供什么鲜为人知的材料。1964年3月6日，他还写过一首《八十自嘲诗》：

可笑老翁垂八十，行为端的似童痴。

剧怜独脚思山父，幻作青毡羡野狸。

对话有时装鬼脸，谐谈犹喜撒胡荽。

低头只顾贪游戏，忘却斜阳上土堆。

诗后有跋文说：“去年一月，予年八十矣，三月六日，独酌径醉，辄写八句，敢云自寿，聊以自嘲而已。”隔了一天，周作人写了《八十自寿诗说明》，其中对诗句解释说：“此诗系仿陆放翁书适诗而作，首二句即袭用其语。山父与狸均为日本民俗学中事物。山父乃山魈之属，一目独足，能知人意。有箍桶匠冬日在屋外工作，忽见山父站在面前，大惊，心想这莫非山父耶，山父即知之，曰你想这莫非山父么？又想能知心中事这就糟了，山父又亦即知道了，照样说了出来。其人窘甚不知所措，此时手中所持箍桶的竹片因手僵滑脱，正打在山父的脸上，山父乃大骇曰，心里没有想却会干出来，人这东西真是危险，如在此地说不定要吃怎样的亏，赶快的逃回山中去了。老狸能幻化屋宇，广容八席，色甚青新，或有食淡巴菰者遗烟蒂其上，乃忽啧啧作声遽尔消灭，云此乃其肾囊伸张所幻化也。近译希腊路吉阿诺斯对话，中多讽刺诙谐之作，甚有趣味。出语不端谨，古时称撒园荽，因俗信播芫荽时须口作猥亵语，种始繁衍云。”

从《八十自寿诗》可见，周作人晚年对他的生活并不满意，他是有牢骚的。他很同情逃离人间的山父。这就是他晚年的心境。

123.待遇的波动

周作人生活在苦雨斋里，并不敢参与社会活动，但他的生活不可能不随着社会的各项运动而波动。

在我国面临经济困难的时期，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稍有松动。周作人虽然生活得很平静，但他也感受到了生活的困难。在友人劝说之下，1959年12月4日，周作人给康生写了封信。信的内容至今不详，但从事后种种迹象看来，是去诉说个人生活困难的。

1960年1月13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江秉祥去周作人家，商谈预支稿费的事。16日，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函告：同意每月预支稿费400元。周作人自感是他给康生写信起了作用。他后来在给曹聚仁的信中说：“其实政府对于弟是够优厚的了。六○年冬天因了友人的提示，曾向中央一委员诉说，旋由人民文学社派人来说，每月需用若干。事实上同顾颉刚一样需要五百一月，但是不好要的太多，所以只说四百，以后就照数付给。虽说是预支稿费，不过积欠下来不知何时才能还清。因为负担太重太多，加以病人，所以支出甚巨，每月要不足有百余元以上。这是我拮据的实情，论理是不应该的。”[16]据楼适夷回忆：此事是康生批给周扬，由周扬交出版社办的。据当时在文联工作的佟韦回忆，周扬把此事交给他，是他与楼适夷商量后落实的。

周作人在1961年7月27日给周扬写一信，是托李星华转交的。据佟韦回忆：“1961年8月，周作人写给周扬同志一封信，托贾芝、李星华转交。贾、李把信首先转给了我，同时贾、李两人写有给周扬同志的一封信。信中说，周作人做了不少好事，如保存李大钊遗稿、遗书，并掩护李星华同志去延安等，他们可以证明。周作人的信有个标题：《本人从不反对共产主义》。贾、李两人给我写一个条子，希望将两件转周扬同志。我于是便将两封信先给阳翰笙、阿英同志看，而后，同时转请周扬同志阅。我不记得周扬同志有什么文字批覆，只记得让我转告周作人，他的信‘已经看到’，‘希望安心写作’。我记得也如此转告了周作人。从周扬同志的态度上看，我感到，周扬同志对周作人及其家属，在生活上很是关心。记得在周作人死后的鲁迅诞生100周年纪念日前些日子，周丰一同志向我提出解决房子问题，我是答应了，并报告周扬同志，希望他批交北京市委书记协助解决。周扬同志批了，而且很快北京市就给了周丰一一套房子。阳翰笙、阿英同志对周作人都是持此态度的。简言之就是照顾的态度。”[17]

周作人在1963年11月16日给康生又写一信。信中什么内容，康生有什么反应，都不详。

从1964年9月份起，他的预支稿费每月400元，减为200元。这件事7月底已通知了周作人，周在日记中也有记载。通知是由文洁若和另一人，代表人民文学出版社口头告诉的。据文洁若回忆：“1964年，全国城乡掀起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即四清），后来才知道那其实就是‘文革’的先声。周作人译的是古典作品，但即使拿最高的稿费标准算，他历年预支的稿费也大大超过了他已交的稿子所能得到的报酬。于是，决定把他的待遇减半。出版社领导怕我只身去还不足以说服周作人，便先后两次派一位党员陪我一道去向他说明。这样，自1964年9月起，预付给他的稿费就由每月400元减为200元。好在当时他那久病的老伴已去世，否则医药费也难以支付。”[18]其实，在1959至1962年的经济困难时期，像周作人这样的“预支稿费”和上海“社外编审”的津贴，都远远高过一般编辑的收入，群众很有些意见。到1963和1964年间，上海对有些人也有减低津贴的举措。这可能是中央有关部门有个意向性的意见，即可以由各出版社酌情处理，并非人民文学出版社一家的决定。

124.苦雨斋的生活

苦雨斋的生活是有波动的。但另一方面，周作人从回到这里的那一天起，以笔耕谋生，日子过得安定，他又回到他所追求、向往、留恋的书斋生涯，他又成了宁静的苦雨斋的斋主。

周作人的学生、曾在中日学院中学部学习的康嗣群，当年多次往来于八道湾，对苦雨斋他有过一番描述：

说到苦雨翁，就似乎不能不提到苦雨斋，仿佛正是这样一间苦雨斋里该住着一个苦雨翁似的。苦雨斋在故都的西北，是一个低洼所在，一进门便下台阶，其低洼已可想见，对着门便是一棵很大的白杨，随时都哗哗的在响，好像在调剂这古城的寂寞似的，院子里老觉得是秋天。在被称作侧座的房里，悬着平伯君所写的“煅药庐”，很娟秀的一笔字，正如其人。院子里遍种各样的树木，便是仅留着的四条甬道，也被树荫遮着，枝头的花常拂着行人的头。走进去，中间的正房便是苦雨斋。

三间屋子里全藏的书，正中间屋子里还保存着一个北方特有的炕，炕上除了炕几外还有一个很美丽的灯笼，正中悬着若子女士的像，那便是先生的爱女。左边屋里挂着那幅满幅雨气的“苦雨斋”横幅，是沈尹默先生写的。屋子里很寂静，夏天老是那样绿荫荫的，再加上户外的白杨响，便使你老觉得是在下雨一般。这便是翁读书写作并且会客的地方。冬天便连会客也都在后面的围房里了，那便是先生的居处。斋中书架上放着一块砖，那便是凤凰砖，我曾写信说再去时要看看，而到那里看见它好好的躺着，却又觉得似乎不要去搬动它好了。

斋中是很清静幽闲的，老是几净窗明，就是书桌上也从未看见满堆稿纸书籍过；有条理的，整洁的，先生确是懂得生活的艺术的一人。先生从未称赞过他的居处和生活，而我觉得先生却正中意他这居处和生活呢！[19]

这就是周作人的苦雨斋。抗战初期，周作人所留恋的，除了家人们，就是这苦雨斋和书斋生活，以致朋友们晓以民族大义，苦苦规劝他南下，他却离不开这里。整个民族在灾难中，他却害怕奔走，艰辛，他离不开这里。终于换来的，是大门口的太阳旗，出入汽车，随身跟着武装警卫，男女仆人成群，生活阔绰，但苦雨斋哪里还是昔日的苦雨斋呢！然而在周扬等人和文联的关怀下，周作人却像梦一般地又过起往日苦雨斋的生活了。解放后，有时去八道湾走走的张中行，曾这样写道：

北京公用库八道湾的苦雨斋，可是由座上客常满变为门外可设雀罗。我去看他，……如果没有什么事，每年不过去三几次，表示问候。客人来，主人面东，桌上总有展开的书；客人面西，多是羽太夫人送来茶一杯。然后是闲谈。主人还是面带温和，细声细语，很少谈学问；如果不是问到目前做什么，也不说。气氛还是行云流水，冲淡平实。坐一会，告辞，照例送到室门，不下阶。通信比见面的时候多些，因为会有些世间的闲事。永远用毛笔，竹纸八行。[20]

作为周作人译著的责任编辑文洁若，是经常去八道湾的。她笔下的苦雨斋就写得详细些。她写道：

为了表示尊重，每次去联系工作，事先总写封信，并按照约定的时间到达。不论是上午还是下午去，他的书房里总是窗明几净。书桌上只摆着笔砚、稿纸及原书，此外，连张纸片都不见。多年后我曾问过周作人的长子周丰一的妻子张菁，是否因为出版社有人来谈工作才特别收拾了一下。她说，周作人向来极爱整洁，书稿井井有条。工具书都各有固定的地方，用毕必放回原处。她还告诉我，周作人每天伏案工作达10小时以上，而且都是自己研墨，毛笔正楷，从来不用钢笔。他不打底稿，改动很少，考虑好了再下笔。

……

每次到周家，我总感到周作人的工作效率是与安定的生活环境分不开的。由于得到家人一如往昔的照料，晚年的他才能够潜心从事著译。

我头一次见到周作人，是在1959年，当时他已74岁。不论冬夏，他都穿着干净、朴素的中式裤褂。稀疏的花白头发推成平头，腰板挺得直直的，身子骨看上去还硬朗。他态度拘谨，话语简洁，隔着镜片（眼镜也是老式的）以锐利的目光冷峻地看着你。他给我的印象是：他始终也不曾忘掉早年享有的盛名，所以战后十几二十年来遭受的冷遇，使他不知不觉地变得有些矜持了。他同我打交道时，喜怒哀乐从不形之于色，常常使我想到日本古典能剧演员所戴的面具。谈工作时，他的话语多一些，如果谈完工作，我还想扯上几句别的（其实，我是觉得谈完正经事提起脚来就走掉不大礼貌，才这么做的；我一直想让他知道，尽管他在政治上栽过跟头，我还是尊重他的学问的），总是我问一句，他客客气气地答一句，决不饶舌。每次我告辞，他总要亲自送我到堂屋门口，目送片刻方回转身去，然而我不曾看到他哪怕是出于礼数而朝我露出一丝笑容。[21]

一个人的生活环境、生活面貌、生活态度，常常反映着一个人的素养、性格、气质，是了解一个人的重要方面。我因此抄了几段20世纪30年代和五六十年代的记述周作人在苦雨斋中的生活状况的文字，这对于全面了解周作人或许不是多余的。同时，从两个历史时期的苦雨斋生活的对比中，也可看到周作人在生活上追求的是什么。

125.专政对象

周作人虽然又在苦雨斋里过起了笔耕的书斋生活，像是一位宁静的学者，但他又始终是人民民主专政的专政对象。

1949年11月17日，在他回到八道湾家里刚一个月，北京市最高法院，传他问话[22]。26日，北京市最高法院来人，调查八道湾房屋。

国民党政府和人民政府，都将在日伪政府机关和军队中任县团级以上职务者定为汉奸。周作人在日伪政府中任部长级职务，当然定汉奸无疑。对于汉奸，国民党法院已审判了的，如无特殊情况，人民法院一般不再改判。本书前已谈及，1947年12月19日国民党最高法院的判决是：“周作人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公权十年。周作人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需生活费外没收。”但由于政局动荡，大约国民党法院将周作人入牢服刑外，未及到北京没收周作人财产。1949年11月间北京市最高人民法院传周作人问话及调查房屋，与没收其财产有关。据青少年时期到过周作人家的文洁若回忆：“待50年代末至60年代中叶我去周作人家联系工作时，那里就已变成了大杂院儿。如今，后罩房靠西头的三间，成了周作人夫妇的住房。周丰一全家七口人，住中间的四间，东头的两间住进了一家街坊。”其实大门口鲁迅住过的两间，也住进了街坊。这些房屋是作为“敌产”没收后再由房管部门分配给居民的。周作人家除房屋外的财产就是藏书了。藏书也被没收了一部分。据楼适夷回忆：“周作人有大部分藏书被国民党作为敌产没收，囤积在故宫神武门的后楼上，他几次向我们提出要求予以发还，我们也帮助他交涉过，以后好像一直未予解决。”据说这些图书后来移交给了北京图书馆（即现今的国家图书馆）。现在到国家图书馆善本室去还能借到这些图书。这些图书不光是周作人的，鲁迅、周建人也有一份，其中还有鲁迅的手抄本。这些图书在国家图书馆里得到珍藏，能保护下来，也是好事。但这也说明，周作人的政治身份，确是被作为专政对象对待的。

岁月匆匆，到了1953年年底，基层要选举人民代表了。周作人有没有选举权呢？12月8日，北京市法院传他问话，上午10时去，12时半问毕。这次问得相当详细。14日，往八道湾2号办理选民人口登记。但是否能作为选民，即是否有公民的选举权，还是一个未知数。22日，得北京市法院决定：自即日起褫夺政治权利。29日下午，周作人被传至刘海胡同的北京市公安局西四分局听报告，同去的有许修直、刘小坡等人。这报告大概是要他们老实改造之类吧。褫夺政治权利，就是剥夺选举权和被选举权，剥夺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剥夺在政府机关、事业企业单位和人民团体中担任职务的权利。但由于司法部门和文化部门互不通气，这边在剥夺他的这样那样的权力，那边却在发表他的文章，出版他的著译，和他签合同，而他所签的合同照样有法律效力。

从1955年1月起，周作人每月有了固定收入，日子好过起来了。1956年起，文联倍加关怀，让他去西安，回北京后又游水库，又看京戏。1958年4月25日，他向北京市西四区人民法院寄了申请书，要求恢复选举权。国民党最高法院1947年12月判决“褫夺公权十年”，可能周作人想到，现在十年到了。28日，西四法院通知，定30日去法院听取申请结果。30日，往西四法院，得知恢复选举权的申请不予批准。

这之后，当地派出所好像对他更注意起来。1958年9月22日晚，前帽派出所来人令去，周以早睡为由，要求明日去。23日，派出所传问，令其写自传。27日，写好自传大略，共16页。10月2日，派出所来人取走所写自传，并令其继续写材料。12月1日，派出所来人取走所写材料。7日，周作人又写解放后来访日本人材料共3页。12月15日，有人来了解华北政务委员会的事。1960年7月26日，又有人来了解伪华北政务委员会事，令写材料。第二天来人将材料取走。这可能是外调材料，也可能是交代材料，也可能两者兼而有之。令人感到不解的是：正当派出所在对周作人加强管制的时候，文联佟韦等两人送来了食品点心，还询问周作人有没有困难。

有一件事使周作人大为恼火。1960年11月23日，民警同志来，嘱写“计划”。这“计划”大概总是改造计划吧？否则还有什么计划呢。12月29日，日记记有：民警岳某来，召集开会，系成立监督小组事。这当然是监督周作人的言行，促进其改造。这使周作人很恼火。31日，他写了声明文。声明什么呢？无从查考。1961年1月4日，抄声明文拟寄予佟韦。到底寄了没有，不详。1月31日，周作人日记记有：“韩姓妇来，传老岳命令写计划，因以声明二份嘱交予岳某阅之。”周作人这样做，会不会被认为是“翘尾巴”呢？2月24日，寄派出所岳兴信。这位岳兴，当然就是周作人日记中的“岳某”。周作人寄的信会不会是承认自己的做法不对，或者岳兴要他检讨，他只好写检讨信去？

文联终于出面去和派出所协商。佟韦在《我认识的周作人》中回忆：“周夫妇只吃大米，但三年困难时期，这是解决不了的问题。以1962年为例，每人每月大多供应一斤大米。至于副食品就更加困难了。每次与周作人谈到生活，他都表示了食品的诸多困难。对此，我与阿英同志也研究过，想来想去只有为他办一个副食品乙级补助证，靠文联购买很难解决。可是从政治上考虑，感到不太合适。于是后来就只有麻烦文联总务科的同志为他买些主副食品。逢年过节，我也带一些东西给他。在副食品问题上，还有个插曲：1962年初，他写信给我，说他家在街上买了私人的鸡蛋若干，受到街道监督人员的查问和训斥，希望帮他解决这个监督问题，因为需要营养，不买些私人的东西就买不到了。我见信赶往福绥境派出所商谈。福绥境派出所同志对中国文联做周作人的工作，非常支持，听说买鸡蛋的事，很尊重我的意见，以后就叫他随便买了。不久周作人告诉我说：派出所近来未来麻烦。”

然而，因为周作人的身份不变，更强大的铺天盖地的无产阶级专政正向他迎面走来，那就是：“文化大革命”。

126.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羽太信子于1962年4月8日因冠心病去世于北大医院，时年75岁。由于信子长期患病，她的去世，周作人不甚悲哀。只是此后他枯寂的生活更加枯寂了。

周作人自幼好静，晚年更习惯于老和尚式的单身生活。虽然他和儿媳们住在一起，但他并不需要对他的太多的照料。从1962年6月起，他开始翻译希腊作家路吉阿诺斯的对话集。这部对话集长达四五十万字，是一个不小的工程。周作人默默地翻译，枯寂的生活就在他身边一天天地逝去。到1965年3月15日，这部对话集终于全部译成。在他晚年，路吉阿诺斯陪伴着他二三年之久，因而在日记、书信、自寿诗等等地方多次提到这位希腊古典作家。

然而当这项重大工程完成之际，他也想到了死，他似乎应该休息了。他在完成这部译稿的20多天后，1965年4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余今年一月已整八十，若以旧式计算，则八十有三矣。自己也不知怎么活得这样长久，过去因翻译路吉阿诺斯对话集，此为五十年来的心愿，常恐身先朝露，有不及完成之惧，今幸已竣工，无复忧虑，既已放心，便亦怠惰，刘于世味渐有厌倦之意，殆即所谓倦勤欤，狗肉虽然好吃，久食亦无滋味。陶公有言，聊乘化以归尽，此其时矣！余写遗嘱已有数次，大要只是意在速朽，所谓人死，消声灭迹，最是理想也。”

周作人确曾写遗嘱数次，遗嘱中也曾提到对话集。他在1965年4月26日，写了最后的一份遗嘱。他特地在遗嘱前说明：“以前曾作遗嘱数次，今日重作一通，殆是定本矣。”遗嘱全文是：“余今年已整八十岁，死无遗恨，姑留一言，以为身后治事之指针。尔死后即付火葬或循例留骨灰，亦随便埋却。人死声消迹灭最是理想。余一生文字无足称道，唯暮年所译希腊对话是五十年来的心愿，识者当自知之。”

但周作人并没有就死。他又整整活了两年。1966年2月，周作人在一次外出时，腿一软，跌了一跤。幸亏这一跤，与血压无关，也没有跌伤背脊，只是左腿筋肉受了伤，卧了半月，就能下地；过了两个多月，就能慢慢行走。似乎他又渐渐康复了。

但周作人日渐消瘦，体力日衰。1966年5月17日夜里，他发现尿中有血。19日到协和医院检查。6月25日，医院经过一系列检查和化验，确诊周作人是患了前列腺癌。深信“长寿多辱”的周作人，泰然处之。

这时，“文化大革命”的幕布已在紧锣密鼓中拉开了。6月1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周作人当然也在横扫之内。8月，红卫兵运动趋于高潮，对“牛鬼蛇神”的肉体上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各地普遍发生。老弱的周作人也不能幸免。当时在鲁迅博物馆工作的叶淑穗，曾去看望过困境中的周作人。她后来这样写道：

1966年“文化大革命”，周作人受到的冲击是惨重的。开始是院里的红卫兵，后来又串联外面的红卫兵，一连抄了几次家，家里的东西差不多已被洗劫一空了，就连他们的榻榻米也被砸成许多窟窿。幸好在抄家的红卫兵中，有懂得珍惜历史文物的青年人，打电话通知我们，让我们去抢救这批文物。后来在这些青年人的支持帮助下，他们将堆满半个屋子的被抄出的周作人的旧稿和旧信，送到博物馆暂存。……

周作人的结局也是极为悲惨的。1966年8月他被抄家以后，就给撵到一个小棚子里住，只有一位老保姆在照料他。当我们得知这种情况以后，曾去看过他一次，这可能是出于对周氏兄弟的同情或对周作人过去给我们工作支持的感激；也可能是想从他那里再抢救一点活材料……当我们走进他被关的小棚子里时，眼前呈现的一切确实是惨不忍睹。昔日衣帽整齐的周作人，今日却睡在搭在地上的木板上，脸色苍白，身穿一件黑布衣，衣服上钉着一个白色的布条，上面写着他的名字。此时，他似睡非睡，痛苦的呻吟着，看上去已无力站起来了，而几个恶狠狠的红卫兵却拿着皮带用力的抽打他，叫他起来。看到这种情景，我们还能说什么呢？只好赶快离开，没过多久就听说他去世了。[23]

一个癌症病人，遭到如此折磨，确是触目惊心的。但周作人的生命力好像特别强，他没有速死。曾与周作人不断通信的孙旭升在1966年岁暮，去八道湾看过周作人，写下了当时的情景：

……转过一个弯，来到小屋子里。这小屋似乎是四方形的，总有十五六个平方大，中间是一个暖炕，头靠着东墙，炕上有棉被摊着，看得出知堂就睡在这里。不过，在我进去的时候，知堂已经从炕上起来，穿着黑色的短棉袄裤，帽子也不戴，俯着头默默地站立在炕那边的地上。我从他那样子可以看得出，他一定以为又是有什么人来找他麻烦了，所以预先做出‘挨斗’的姿势，默默地站立在那里。暖炕的脚后边有一扇玻璃窗，当然是关着的；窗下放着一张小半桌，上面搁着一棵大白菜，从小桌旁边的煤炉推测起来，此时的知堂大概已经与其子女“划清界线”，一个人独自生活了。

还是我先开口说话，我说：“周先生，你身体可好？”他说：“好好，好好。”其实，我看他脸容黄瘦，精神萎顿，像是正在害着不轻的病；原先蓄着的长须也剪短了，与两年前他送给我的那张半身照，自己在信中戏称为“仿佛有点胡志明的意味”的相比，真有天渊之别。接着，是短时间的沉默。不过，这一回倒是他先开口。他忽然问我：“你是教书的？”我回答他说是的。说实在的，我当时真也想不出有更多的话要说，因为我此次来访，只是关心他的安危，现在见他还是好好的，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反而因为安心而无话可说。同时，在他则更是有话不想说，说什么好呢？……我见他那瑟缩着的身子，像真有点支持不住的样子，所以就只好匆匆地结束了这场难得的会见。我从背包里取出一罐茶叶、十包酥糖，都是我从杭州、苏州特地带去的，就把它放在暖炕上，说：“这点东西请你收下吧。”他就说：“谢谢，谢谢。”最后，我向他告辞，他这才慢慢地抬起头来，对着我深深地望了一眼。[24]

周作人的命大概还算强的，在这样的困境中他还是苦苦活着。红卫兵起初只准他卧在澡间里，后来才准他在厨房的北角搭张床。规定他的生活费每月10元，老保姆15元，每天三餐只能就着臭豆腐喝点玉米面糊糊。由于营养不良，加上日夜囚禁在小屋里，他的两条腿很快就浮肿了。1967年5月6日下午，他大概正要下地来解手时，猝然发病，趴在铺板上溘然长逝。待人们发现时，已浑身冰凉。

周作人死了。他走完了自己的一生。人们说“盖棺论定”，但周作人在去世之前，早已“论定”了。他当过汉奸，丧失了民族大节，这是不能翻案的，也是永远该谴责的。至于对他一生功过是非的研究，会有不同的看法，会有争论，这是很正常的。

新中国成立后，他生活了18年。在这18年中，他是老老实实生活的。他安分守己，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在我国遇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他患了浮肿病，曾写信到香港要求朋友寄给他食品。有人说这是他“不要脸”。周作人要朋友寄食品，是以他的劳动（文稿）交换的，或者是以友情换来的。这和丧失人格的事，应该是有区别的。他曾在致香港朋友的信中，说了些关于鲁迅和其他作家的看法，有些是错误的，有些——特别是对许广平的一些说法，带有攻击的性质。他认为鲁迅在北京时枕下放一把短刀，是做作，当时鲁迅并没有需用短刀防卫的仇人；鲁迅的关于“青年必读书”的答复，是有意与众不同，等等。这些看法未必正确，但这确是他的看法，并非是对鲁迅的人身攻击。他对后人对鲁迅的尊崇的某些方式，不以为然，说了些自己的看法。他针对的是后人，并不是恶毒攻击鲁迅。何况他的这些看法，只是写信向朋友说说罢了，并非写文章广为宣传。由此而给周作人加上种种罪名，未必是很妥当的。

从周作人给香港朋友的一些信中，还可以看到，他很注意他的稿子必须发表在比较进步的报刊上，对于反动的报刊，对于靠近台湾蒋介石的报刊，他决不投稿。有人自称是他的学生，要将他的稿子发表到较反动的报刊上去，他坚决抗议，他辟谣说那不是他的学生，他声明他从没有托过这样的人发表他的作品。这些做法，固然是他怕一不当心会惹来麻烦，但这也不能否定是他接受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的表现。他没有做过违抗党和政府的事，也没有违反社会主义的言论和行动。应该说，拥护政府，遵守法令，是他的基本的政治态度。

中国经历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中央人民政府成立了，新中国诞生了。工人、农民、革命知识分子成了生活的主人。周作人是民族罪人，理应受到惩处，但人民政府给予了宽大对待，在生活上给予了高级专家的待遇，在政治上要求他不乱说乱动。他的日子可说是边缘生活。十八年间，他努力工作，在七十高龄以后，他还常常每天笔耕10小时以上。他出版了三册对后人研究鲁迅很有用的关于鲁迅的书，一册回想录，翻译了十几部外国作品，为我国的文化建设多少做了些有益的工作。这是应该肯定的。

[1] 张铁铮：《知堂晚年轶事一束》，《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 该信全文刊于《新文学史料》1987年第2期，但有不少错字。倪墨炎《晚年周作人（连载三）》（《鲁迅研究月刊》2006年第5期），根据此信照片录下全文，没有错字。

[3] 唐弢：《关于周作人》，《鲁迅研究动态》1987年第5期。

[4] 穆欣文章见2000年12月27日中华读书报。

[5] 笔者写有《毛泽东“关于周作人批示”的来龙去脉》一文，载2003年4月20日文汇报·学林版，可供参考。

[6] 《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年5月版。

[7] 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8] 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均见《闲话周作人》（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9] 楼适夷：《我所知道的周作人》、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均见《闲话周作人》（陈子善编），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0] 顾潮：《历劫终教志不灰——我的父亲顾颉刚》，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58页。

[11] 刘哲民：《我和周作人交往点滴》，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2] 《狂言十番》中《骨皮》的附记。《日本狂言选》中《骨皮》的附记已删去。

[13] 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4] 转引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15] 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

[16] 周作人曹聚仁：《周曹通信集》第一辑，香港南天书业公司1973年版，第60页。

[17] 佟韦：《我认识的周作人》，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8]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19] 康嗣群：《周作人先生》，1933年11月出版的《现代》第4卷第1期。

[20] 张中行：《再谈苦雨斋》，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1] 文洁若：《晚年的周作人》，见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22] 此处和下文的这类纪事日程，均取自张菊香、张铁荣编著：《周作人年谱》，天津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

[23] 叶淑穗：《周作人二三事》，《鲁迅研究动态》1988年第2期。

[24] 孙旭升：《我所知道的知堂》，陈子善编《闲话周作人》，浙江文艺出版社1996年版。

初版后记

周作人是一位复杂的历史人物。正因为复杂，才需要人们进行研究。长期以来，我们对历史上的复杂人物采取最简单的办法：一笔勾销，不许出版其著作，不许史书提及，不许人们研究。只有当“古为今用”的需要时，偶或被拖出鞭尸，而人们都明白，真正所鞭者不是尸，而是现实中的某个人或某群人——是某个人或某群人即将坍台的信号。而当鞭尸的时候，也常常把研究“尸”者株连在内。现在这种做法已越来越少了，但也不能说完全绝迹。因此，对复杂的历史人物进行研究，还得冒一点题外的风险。难怪我的一些亲友、长者听说我在写一本周作人的评传，曾好意地劝我：“可以研究的东西多得很，何必非弄周作人不可呢？弄得不好，会被人说是‘为汉奸树碑立传’的！”这话不无道理。但我也有我的想法：世上不是已经有希特勒传、墨索里尼传、袁世凯传、汪精卫传了吗？何以就不可以有周作人传呢？何况，周作人还远不能和那些“大人物”相提并论呢！研究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起积极作用的人物，固然有其必要；起消极作用的历史人物，既起过积极作用又起过消极作用的“复杂人物”，也有研究的必要。特别是那些“复杂人物”，人们更需要探讨：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他起了积极作用，又在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下他起了相反作用？各种社会势力都要顽强地表现自己，怎样在他身上得到反映？所处的社会地位、所走的人生道路、所受的传统和新兴的文化影响，怎样形成了他独特的世界观？他的世界观又怎样随着主客观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在他身上怎样随着主客观的历史进程而不断变化？各种社会思潮在他身上怎样地冲突和形成旋涡，又溅起了怎样的浪花？通过对这一系列问题的探讨，从中找出规律性的因素，对于我国新历史时期的发展，不无借鉴的意义。不久前，有位长者提出：周作人的失足，反映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弱点。这样的问题，就需要深入的研究，光靠“大批判”，“鞭尸”，或一笔勾销，是不可能找到正确答案的。

写这部评传之初，立下了一个宗旨：努力以历史唯物主义的实事求是的原则，勾勒周作人的历史真貌，不美化，也不丑化。这说来好像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就是了。但好、坏是有主观标准的：同样一件事，你认为好的，他却认为是坏的。这就需要有比较正确的分析和判断。指出了好的、坏的，还必须指出这好和坏，怎么会统一在他一个人的身上，它们之间有着怎样的必然联系；这好和坏及其必然联系，又和历史环境有着什么样的因果关系。如果不是这样做，那就不能比较深刻、准确地勾勒出他的历史真貌。这就不是很容易办到的事了。写作过程中，我深感自己的能力和才力的不足。另外，我在写作中，也遇到了意料之外也是意料之内的干扰，那就是对于某些回忆材料的困惑。在很长的时期内，我们的文学研究是为某种政治任务服务的。外国文学成了“外交文学”：与某国关系好，这国的文学评价也高了；与某国关系恶化，这国的文学评价也低了，甚至成了“反面教材”。中国文学有时也会成为“外交文学”：“洋鬼子”捧了，我们夹屁股也捧；“洋鬼子”骂了，我们夹屁股也骂。既有“外交文学”，当然也有“内政文学”。出于某种斗争的需要，或某个领袖人物几句谈话，一个批示，都可以使某个作家或某种作品，一夜之间改变了评价。这方面我不想多举例，只要举出李白杜甫这两位亲密朋友一夜之间成了儒法路线斗争的代表人物，就足够说明问题了。而大家尊敬的大作家大学者，不也有人为这种“内政文学”去著书立说吗？可悲的是，有些人的回忆录也进入了“外交文学”和“内政文学”。回忆录，顾名思义是对于历史的人和事的回忆，应该忠于历史事实，不论有什么样的风吹草动，历史事实还是历史事实。可是有些前辈却是按照“外交”或“内政”的需要写回忆录的，是一种“配合形势”的回忆录。李白和杜甫离开我们太久了，要是近一点，当年一定也会有人回忆：李白怎样在“斗酒诗百篇”之余醉醺醺地不忘路线斗争，而“每饭不忘君”的杜甫怎样对李家皇朝小骂大帮忙。你要不信，回忆录还可以举出时间、地点以及生动的细节，并有某某在场，使你不敢怀疑。更有甚者，有的回忆录起初是这么说的，后来风向转了，或和什么人讲话什么人批示的口径不一样，于是他的回忆录也作修改了，或重新另作回忆。我不知道别的研究工作者是怎样对待回忆录的。在我是很珍惜回忆录所提供的材料的。但对有的回忆录，我就“不敢不信，又不敢全信”。我在使用时是作过一些考订的。在这本评传中，我引用了不少回忆材料，谨向原作者致以诚挚的谢意，并希望有更多的长者撰写更多的真实的回忆录；而对有的回忆录，我有所选择，有所判断，当然愿意承担自己的责任。我怎么在这里扯到回忆录上去了呢？无非是想说明：要真实地勾勒历史人物的真貌，有时真会有点风险。至于在学术问题上分析错了，判断错了，敬请识者指正，我当服从真理，纠正自己的错误。

近年来，读了好几种作家评传，多数是我所敬佩的，读了很有收获，因此还写过书评。照我的理解，评传应该姓传，应以传为主，评从传出。如果以评论作家的作品为主，那应该叫作品论集。近年出版的几种作家传记，以评论作品为主，是按照作家的创作历程分阶段地编年评论的，内容和名称似较相合。评传的写法是否也可以百花齐放。固然，没有评论，也就不成其为评传，但是否也可以写得平易近人些，可读性强些，读者的面可以大些。我写周作人评传采取周作人写随笔小品的办法来写，全书113节，每节从一千余字到三千余字，只有一二节到达五六千字。读者在八小时劳作以后读上一二节，就不至于太吃力。作家的评传离不开作品的评论、思想的分析，但整整一节也不过二三千字，还比较容易读下去。同时，我尽量注意史料性、掌故性，有些史料为免读者的翻检，择优抄录，以增加相当数量读者的阅读兴趣，同时也为研究者提供方便。这样做的效果如何，还得看读者的反馈。需要说明的是，我这样做，还有一个主观上的原因：我的职业是八小时坐班的。我只得在八小时之余，吃完晚饭，看罢电视的新闻联播节目，再伏案工作三个小时。有时白天工作劳累了，晚上就只好翻翻书刊，积累点材料；有时晚上精力还充沛，就可以疾力写它二三千字，正好是本传记的一节。要像写大论文似地那样写，能力不够，时间也不允许。一个又一个的青灯夜晚，加上一年50多天的星期日和一年20天的公休假，我居然“蚂蚁啃骨头”似的写下了这部书。希望它多少还有点益，不至于白白耽误读者宝贵的时间。

还在小学里读书的时候，就知道了周树人、周作人、周建人的大名。我们绍兴人很以周氏兄弟三“人”而感到自豪。小学毕业那年，是抗战胜利后的第二年。听说周作人当了汉奸，已锒铛入狱，我们感到脸上无光，就不再提到他了。但他的散文，我是爱读的，特别是那些写故乡的山山水水、草木虫鱼、风土人情、衣食住行的散文。它们像鉴湖那样平静，像鉴湖那样清澈，像鉴湖那样优美。从中学时代起，以我很有限的财力，居然陆续购齐了周作人的全部著作和大部分译作，以及大部分他写序跋的书。在我略有稿费收入以后，又购置了周作人经常撰稿或由他编辑的刊物，如《新青年》《新潮》《晨报副刊》《文学周报》《语丝》《人间世》《骆驼草》，比较难得的还有绍兴出版的《叒社杂志》和敌伪时期的几种刊物。当年收集这些书刊是出于爱好，不意今天为我写这本评传，提供了很多方便。我也爱读鲁迅的书。上面所说不少刊物，以及左联时期的大部分刊物，我之所以收藏，也是为了学习鲁迅和了解鲁迅的文化环境。我进行了一些不值得怎样称道的关于鲁迅和现代文学的研究，写出了几本书。在我写关于鲁迅和现代文学的著作的过程中，也使我了解了周作人所处的历史环境，他的不少生平事迹，多少加深了对周作人著作的理解。这都是我今天能写这部评传的一些准备吧。

在动手写这部评传之前，曾到上海图书馆和上海辞书出版社图书室查阅了敌伪时期的全部《新民报》《华北新报》和大部分《中华日报》，并蒙惠予摄影的方便，在此谨致深切的谢意。

在评传写到一半的时候，张铁荣先生先后寄下他参加编著的《周作人年谱》、《周作人研究资料》两大部书，使我在查找和核实资料时得到很多方便。这两部书是研究周作人的开路之作。希望在进行必要的校订和补充后，能得到再版，为后来者提供方便。

在评传的写作过程中，研读周作人的全部著作是不言而喻的，除引文加以注明外，各种史料的吸取，不一一加以说明，以免烦琐，特在此说明。

评传的少数章节，曾在《文艺报》、《小说界》、《人民日报》（海外版）等五六家报刊上发表，使我能在本书出版前听到一些读者的意见。在此谢谢这些刊物编辑的帮助。

在评传的写作过程中，曾得到上海文艺出版社余仁凯、周天两同志的热情鼓励。在审稿过程中，余、周两位同志和责任编辑张安庆同志给予了很多帮助，使本稿避免了不少差错，提高了质量。我谨在此向他们表示谢意，当然，在见面的时候我已多次紧握他们的手了。

最后必须一提的是，本书不是我一人完成的，合作者是夫人陈九英同志。她给予的支持和协助很多，因为是自己人，就不必在此多说了。

倪墨炎

1988年4月30日于种德桥路

二版后记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不少朋友的支持和帮助。天津社会科学院研究员涂宗涛先生向我提供了汪精卫死去时，周作人曾去北京所设灵堂吊唁的材料和周作人在狱中写给周佛海的诗。这些材料比较珍贵，在此向涂先生致谢。

绍兴鲁迅纪念馆馆长裘士雄先生赠送其大著《文史掇拾》（中华书局2001年出版）中，刊有周作人写于1939年9月12日的《偶作 用六松堂韵》一诗的手稿。此诗曾被一些研究者以为是周作人在押解去南京的飞机上写的，其实是他落水后心情的写照。本书已将该诗插印在有关章节中。周作人1912年在绍兴与家人合拍的照片，也转录自士雄兄的大著。在此谨谢这位老朋友。

向关心本书的各位朋友，向为本书的出版费心费力的朋友，致以衷心的谢忱。

倪墨炎

2003年3月20日

三版后记

本书原稿书名是《周作人评传》，责任编辑张安庆先生读完全稿对我说：“现在人物传记的书名，都是《传》或《评传》，千篇一律。你把周作人又想当叛徒又想当隐士，作为他一生的发展线索来写，是否可考虑将叛徒与隐士写入书名呢？”安庆的话给了我很大的启发。经过几天的思索，我提出以《中国的叛徒与隐士：周作人》为书名，安庆表示赞同。周作人以“叛徒与隐士”自许，他举出有这样自许的都是外国人，他却是中国有这样自许的第一人，后来也不见再有中国人作这样的自许，因而书名中特地写明“中国的”三字。这样的书名必须有一篇《小引》，说明周作人早期有叛徒与隐士的自许，但他最后却成了民族的叛徒、民族的罪人。我用这个书名还自以为有着调侃的意味，但“‘叛徒与隐士’：周作人”是同位语，是它作书名，就是肯定了他的自许。乔木同志在给我的信中指出“书名不很切当”，是十分正确的。

二版书名《苦雨斋主人周作人》，既接受了乔木同志意见，又比原书名通俗。但必须在1924年鲁迅搬出八道湾大院后，周作人才是“苦雨斋主人”。周作人1924年才写《苦雨》散文，1927年2月才开始编辑出版《苦雨斋小书》，1928年9月5日致俞平伯信中才自称“苦雨翁”。这书名同样不能概括周作人的一生，特别是不能概括周作人一生中最辉煌的新文化运动时段在内。

现在三版改书名为《“叛徒与隐士”：周作人》，写明是他的自许，但他没有也不可能实现他的自许。他确曾努力既做叛逆者，又做隐居者，但最后成了民族的罪人。我在书中作了如实的叙述。自称是一回事，事实是一回事，他有自己一生的特点。现在的书名，我以为是合适的、可以的。

我写的是第一部周作人传，没有什么模式可以借鉴。我在摸索中得出了一条认识：真实的历史首先在当年报刊、档案中。我是从搜集最原始的记载开始的。“文革”前，南京路上上海图书馆是星期日继续开放，星期一才休息的。无数个星期日，我常常是带两个白馒头，在图书馆中度过。我抄录了几十册材料，我在所写的传记严格做到“有好说好，有坏说坏”：好说到了顶，坏也说到了底。在我的笔记本中，抄录了不少周作人的“东亚共荣”一类话。就是他一边在宣传“中国固有中心思想”，与主子唱点反调，一边仍在鼓吹“大东亚民族精神”。我在书中已引录一些，以见周作人当年的嘴脸，但也有的不引，因为这实在是汉奸们的套话，引得太多，读者也会厌烦的。

本书这次修订，可能是最后的版本了。以后如果重印，修改也不会太多。有朋友建议：第一版的《小引》、第二版的《自序》、第三版的《关于本书的说明》、第一版《后记》、第二版《后记》、第三版《后记》，好好坏坏都印在一起，以让读者了解本书的发展过程。这个建议，很有道理，我照办了。

这次修订，大大小小改动了一百多处，其中增删在四千字左右的有好多处。这里我特别要提到周作人的《偶作 用六松堂韵》诗。它的手稿是绍兴鲁迅纪念馆前馆长裘士雄先生发现的。在我见到时，本书二版已经排好，只得在适当位置上挤入，只作了一句话的说明，如果详加说明，就必通页，那就比较麻烦。其实，这首诗很重要，它反映了周作人“落水”之初的无可奈何的心情。他还不是贪图荣华富贵去当汉奸的，但他意志薄弱，离不开他的那个家，终于在“失归路”上滑下去而不能自制。现在本书对这首诗逐句作了解释，或许对于更全面地认识周作人，会有所帮助。

因为我写的是传记而不是评论，因而对于唐弢的《关于周作人》，正文中只带及，没有再作探讨。唐弢在写作杂文、撰写书话、研究鲁迅、写现代文学史和搜集鲁迅佚文等方面，是有成绩的，但在回忆文章中的“掺假”，毕竟令人遗憾。周作人曾将致周恩来的信的亲笔抄件，寄给郑振铎，郑将它拍成照片，送给冯雪峰、唐弢，唐弢后来还将此信的照片印在自己的论文集《西方影响与民族风格》中，可是在《关于周作人》中，唐弢坚持说此抬头为“先生”的信是周恩来转给“文学研究会同人”的。为什么要这样“弄虚作假”呢？实在不能理解。

有一件事，我要在这里申明一下。我曾在《文汇报·学林》上发表《毛泽东“关于周作人批示”的来龙去脉》一文。接着赵武平先生写了《乔木关于知堂的信》、朱正先生写了《似宜稍留余地》，先后也在《文汇报·学林》上发表。两位都是与我有交往的朋友，都并不反对我的观点，是出于好意有一点补正。如朱正兄的文章一开头就说拙文“论证周宏，很有说服力，足以否定陈说”。我立即写了《学术研究需要探讨和交流》一文，也发表在《文汇报·学林》（2003年11月16日）上，感谢两位的好意，“使我得益匪浅”。我补充说：读到《胡乔木书信集》中胡乔木“拟办请示信”和信的附言，“证明我文章中的分析和结论是对的”。对两位文中有一点欠缺，我也稍稍提了我的看法。可是王锡荣在《周作人生平疑案》中，在“毛泽东对周作人信作过批示吗？”题下，有两个小标题“倪墨炎公开质疑”和“也有人质疑倪墨炎”，歪曲介绍了赵、朱的文章，一字也不介绍我的答辩文章，反而说“倪并没有回答”。这或许是王锡荣匆忙中的疏忽吧？但都是在《文汇报·学林》发表的文章，其他三篇查到了，独有我的答辩没查到？作为“学术性著作”、“资料性著作”也不应有这样的“疏忽”。

在这次三版修订时，我查阅了二版原稿，发现当时编辑部的修改是很好的。我很感谢朱金元、郝盛潮、曹培雷三位先生的帮助。

倪默炎

2013年6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