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uthor: 高华
Date: 2015-10-31T16:00:00+00:00

历史学的境界

高华 著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桂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历史学的境界/高华著.—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5.11

ISBN 978-7-5495-7141-3

Ⅰ.①历⋯ Ⅱ.①高⋯ Ⅲ.①史学－研究 Ⅳ.①K0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5)第202152号

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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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 读书有感

-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 他何以选择离开
-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 “思想”的累与痛
-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 在海峡的那一边

-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 论文点评

- 答客问

-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一、五四和五卅反帝爱国运动推动民族意识的增长

自19世纪末以来，中国面临的民族危机空前加剧，帝国主义国家侵华给中国人带来的一波波的屈辱感触发了中国民族意识的增长。在强烈民族感情的基础上，建立一个统一、富强、民主的现代独立国家也成为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最大诉求。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产生于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建立现代民族国家，已与传统忠君爱国有本质的区别。现代民族主义的基本要素是：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主权的独立；对自我优秀价值、文化的认同；为强盛国家、革新本国不适应现代生活的制度和文化，向西方学习先进科技、制度。

在前现代社会的中国，传统的“爱国”总是与“忠君”相联系，不存在任何现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现代民族主义发轫于西方，其具体形态为在公民自主的基础上建立民族国家（nation-state）。19世纪的维新派最早将民族主义观念引入中国，经过几十年的演变，至孙中山“民治、民有、民享”三民主义的提出，标志着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理论已渐臻成熟。

中国民族主义的兴起与外部的刺激密不可分。亚当·斯密最早对中国文化做过悲观性的评述，他认为中国文化已经“停滞”。黑格尔的看法较有眼光，他说，“中国在等待着，一旦出现主客观的对峙，中国就会产生真正的变化”。一百多年来，正是在外力的压迫和作用下，中国内部的积极因素勃兴，才开始加快了建立现代民族国家的步伐。

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也是面对西方的侵略和压力，中国内部积极因素扩张的结果，无论是康梁、立宪运动，还是孙中山、五四运动，无不从民族主义汲取资源。

近代中国的现代化是历经了几个重要的阶段而展开的。这几个重要阶段构成了中国现代化的转折年代。换言之，历经这几个转折年代，中国的现代化一步步进入更高的层次。一百五十年来，大致有下列几个阶段：第一阶段，在外力冲击、刺激下，中国内部变革的因素急剧扩大，中国进入器物层面的变化，即从“中华世界中心主义”，转而向西洋学习先进科技，此即1860—1895年的洋务运动。第二阶段，从器物层次的变革演进到制度变革层次。甲午战败标志“洋务”破产，中国先进人士开始呼吁改革政治制度，“戊戌维新”、“清末新政”、“立宪运动”，到中华民国的成立，在这个过程中，和平改良与暴力革命同时并存。第三阶段，民国肇始，传统势力依然强大，又有先进分子发动思想革命，由政治制度改革的层次演进到思想价值层面的变革，此即新文化—五四运动，其基本诉求是：全面反传统，全面接受西方价值，再造一个现代中国。

五四爱国运动是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第一次高潮。1915年1月，日本政府向中国的袁世凯政府提出了“二十一条”。根据“二十一条”的规定，日本将控制中国的东北、内蒙古、山东、东南沿海等地，甚至中国的内政也将被日本所操纵。消息传来，“国耻”的呼声响遍全国。在中日谈判期间，最先有组织的抗议行动为海外留学生所发动。2月，留日学生宣布集体离开日本回国，而在美的部分学生则成立国防会，强调国防的重要。国内表达爱国反日的一个重要举措为抵制日货。1915年3月18日上海率先开始抵制日货，从此抵制外货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表达方式之一。

然而，历史的吊诡之处就在于袁世凯政府一方面希望通过中日交涉，能获得日本的支持；而另一方面，袁世凯也希望借助民族主义，获得中国人民对其政府的最大支持。因此在长达数月的谈判中，袁世凯政府有意识地向北京的新闻界透露中日谈判的内容，经过报界的传播，全民性的爱国高潮兴起，社会各界对袁政府的认知果然也大为加深。直至中日签定“民四条约”，这一局面方彻底改变。这种借外力强化自身合法性的政治策略也被以后的历届政府所采用，几乎屡试不爽。

如果说1915年“二十一条”带来了巨大的民族耻辱使得中国人“毋忘国耻”，那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则源于厚望落空后形成的巨大心理落差。1918年1月美国总统威尔逊在国会演说时，提出“十四条”，其中包括废除秘密条约、公海航行自由、裁军、尊重殖民地人民的公意等。“十四条”被普遍认为是弱小民族利益的护身符。在“公理战胜强权”的欢呼声中，1919年巴黎和会在凡尔赛召开。作为战胜国的中国应有权收回被德国强占的青岛和胶州湾，然而在和会上，上述土地不仅未被收回，反被日本继承。对中国而言，在现实国际政治的角逐中，理想化的“十四条”并未产生效力，失望与愤怒驱使新一代的知识分子在5月4日走上街头，于是引发了全国性的“五四运动”。以城市为中心，工商阶层、劳工阶层、知识阶层等都被卷入，出现了全民性的爱国主义运动。

五四运动融合了爱国和民主两个关键要素：“外抗强权，内除国贼”和“健全的个人主义”的提出，推动了民族主义高涨，成为20世纪先进的中国人追求变革的路标。

然而“五四运动”在表现其运动主旨的“外争主权”方面却过于笼统，没有具体的诉求目标，而1924年的“废约运动”则明确提出“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在法律意义上实现中外之间平等的主题。在寻求废约这一过程中爆发“五卅运动”，则使得中国民族主义再掀高潮。

1925年5月30日，上海市民高呼“上海是中国人的上海！”“取消一切不平等条约！”等口号举行游行。游行队伍途经南京路时，与英国巡捕发生冲突。英国巡捕枪杀游行的群众十三人，逮捕五十余人，从而导致了“五卅运动”的爆发。运动爆发后，全国大中城市发生了以“罢工、罢课、罢市”为标志的三罢运动和抵制外货运动。在这过程中，原始资本主义的积累条件下劳工与外国雇主的矛盾也有激化的表现，并和反帝运动结合了起来。在广州，抗议“五卅惨案”的游行队伍路经沙面租界区时，英租界内的军警向游行队伍开枪射击，造成五十二人被射杀的惨案。广州沙面事件再次激发中国民族主义的高涨，其诉求也由先前政府与列强谈判“废约”，向以民众广泛参与反帝运动的激进方式转变。

1925年的“五卅运动”具有两重意义。一是引发对列强与不平等条约的全面抗争。20年代中国民族主义的诉求具体体现为废除中外不平等条约，1924年“废约运动”即在全国范围内展开，第二年的“五卅运动”更激化了这一诉求，形成全国性的反帝浪潮。二是增强了对北洋政府的不满。在与列强交涉中外条约时，北洋政府采用技术性的方式，通过修订即将到期的不平等条约，达到废除不平等条约的目的，但在民族主义全面高涨的20年代，这只会被视为是对列强的软弱。与之相对应，南方广州政府的革命“废约”更易赢得民众的支持。这两重意义相互作用，进而引发出新的概念：若要实现国家独立，唯有先推翻列强与军阀的统治。到了1926年，广州政府明确提出“打倒列强除军阀”，并以此为口号昭示全国，出师北伐。

二、国民党与现代民族主义

1928年，国民党形式上统一了中国。经过几次短暂的上层权力斗争，蒋介石最终战胜了国民党内其他各政治派系，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指导、监督国民政府的运行。

标榜以三民主义为治国纲领的国民政府，在制定各项政策时，皆宣称以实现“三民主义”的承诺为出发点，实行“民族主义”自然应是国民政府必须考虑的重大问题。

自1840年鸦片战争始，中国即丧失了独立的关税自主权，列强强加给中国的“值百抽五”关税税率严重阻碍了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随着1928年北伐告成，列强相继承认国民政府，国民政府于是正式提出重订关税条约。国民政府原想与各国集体谈判解决新约问题，但遭到了拒绝。美国出于遏止日本在东亚急速扩张的考虑，率先与中国修订新约，承认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在做出重大的让步后，中国方才与日本签定了关税协定，至此中国基本实现了关税自主。

收回关税自主权是中国外交的一大胜利。在收回权利运动中，外国特许权从39项减至13项，一些小国治外法权被取消，实现了邮政国有。

在30年代日本侵略扩张咄咄逼人的情况下，仅靠纵横捭阖的外交策略已不足于维护国家的主权，国民政府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在全力“剿共”的同时，也在积极为随时可能爆发的中日战争做战前准备。

在“九一八”事变后一年，国民政府于1932年11月成立了国防设计委员会，它的首要目标为调查、研究国防经济，筹划经济动员。1935年，国防设计委员会改组为资源委员会，其工作的重点是发展与国防联系紧密的重工业。为此专门制定了发展国防重工业的五年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国民政府寻求外援。1936年2月，中德签定了《中德信用借款合同》。根据合同规定，德国向中国提供军火、兵工厂，中国则以钨、锑、猪鬃等战略物资作偿付。在资源委员会的统筹下，五年计划在有序地进行，一批与国防有关的工矿企业在湖南、湖北、四川、江西相继建成。只是由于抗日战争的爆发，五年计划不得不夭折。

国民政府为抗日做了许多准备，特别在交通建设、国防建设方面都取得较大的成就。国民政府通过依靠国家力量，快速集中资源发展重工业，进而“发达国家资本”的工业化模式无疑在当时的条件下具有可行性和合理性，但在经济上表现出这种开放姿态的同时，在政治、文化上却是保守主义盛行。

作为国民党政治权威的蒋介石，一贯注重从中国传统文化中汲取与开发资源，以传统价值为思想主干，重建民族的信仰体系。1934年蒋介石在南昌发动“新生活运动”。新生活运动是国民党在全面抗战爆发前追求“民族复兴”的重大行动。仅在五个月内，蒋介石先后发表了《新生活运动要义》、《新生活运动之中心准则》、《力行新生活》等数篇文章，并亲自修订了《新生活运动公约》、《新生活运动歌》，将运动推广至国民政府实际控制下的各省区。

根据蒋介石的规划，新生活运动以“礼义廉耻”为准则，要求个人生活的一切方面皆体现在这一原则上。大力宣传以“礼义廉耻”为符号的价值体系，虽在禁烟、禁赌等方面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在其后也暗藏着不断纯化社会思想的政治意图，而纯化思想的过程也就是追求国民党思想一元化的过程。

与统一思想相配合的是在新生活运动中推行军事化。所谓“军事化”，即指“重组织，尚团结，严纪律，守秩序，知振奋，保严肃”，[1]希望以军事化特有的集中服从来打消个人的自我意识，使社会成员在迷失自我价值的基础上认同国民党的权威。

由于国民政府奉行以蒋介石为中心的新权威主义策略，在引入西方的科技、军事知识的同时，还是以传统方式拒绝进行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国民党所努力的“民族复兴”的成效有限，离建立一个得到社会成员普遍认可的民族独立国家的目标距离尚远。

三、抗战与全民爱国主义

1935年，日本侵华的步伐不断加快，华北危机日益加深。救亡团体风起云涌，中共的“八一宣言”传到国内，其抗日主张得到社会各界的同情、重视和支持。面对日本大规模侵华的压力，国民政府以“军事演习”为名，调兵北上，在华北积极备战。同时，蒋介石在外交上做出重大调整，在继续争取英、美外交支持之余，开始谋求中苏两国关系的和解，以备中日战争一旦爆发时，中国能获得苏联的支持。

1935年春，蒋介石派曾任自己侍从达八年之久的邓文仪任驻苏武官，负责沟通中苏高层间的联系。为了改善中苏关系，蒋介石不得不重新处理自己与中共的关系。他对此慎之又慎，并且决不允许其他人与中共有任何交往。1935年年底，国民政府与中共开始某种试探性的接触。国共双方此时的联系仅停在较低的层次上。蒋介石的这种调整纯属不得已而为之，他在与中共保持联系的同时，又力图彻底削弱中共的实力。在蒋介石看来，唯有如此，方能减弱中共日后的发言权。因此，蒋介石对红军依然重兵围剿，却又不中断双方的联系。

经过近一年试探性接触，国共两党的谈判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双方的高级代表陈立夫、潘汉年在上海进行直接会谈。然而双方距离相差太大，谈判陷入僵局之中，蒋介石于是决心继续对中共保持高压政策。在处理完两广事件后，蒋介石于1936年10月携其高级党政军官员飞抵西安。

蒋介石的督战最终激化了他与张学良、杨虎城之间的矛盾。在数次劝谏无用后，1936年12月12日，张、杨发动兵谏，西安事变爆发。西安事变爆发后，在共产国际的干预下，中共放弃了原先“公审蒋介石”的主张，而改为“逼蒋抗日”。经过蒋介石、张学良、中共三方数天的磋商，西安事变终获和平解决，为国共第二次合作奠定了基础。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在抗战初期，国共两党在某些战役如忻口战役中，相互配合，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然而，两党长期的争斗又决定了彼此缺乏足够的信任。随着中共敌后根据地的不断扩大，中共军事实力也有了显著增长。对于中共实力的扩大，蒋介石深感不安。1939年1月，国民党召开五届五中全会，专门成立防共委员会，制定各种“防共”、“限共”政策，国共两党的冲突与磨擦迅速白热化。

1941年1月初，皖南事变爆发，致使国共合作抗日的局面几乎破裂。皖南事变加剧了国共之间的不信任。虽然其后不久中共又恢复与国民党的谈判，但双方的猜忌与疑虑已很难化解。这种互不信任也预示了战后国共和谈的失败，国共合作终将被兵戎相见所替代。

在国内政局发生重大变化的同时，国际形势出现了有利于中国的变化。1941年12月7日，日本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得中国的重要性开始提升。1942年1月，中国与美、英、苏等26国共同签署了《联合国家宣言》。与中国国际地位提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原先中外间的条约使中国处于不平等的地位。随着日军在太平洋战争初期的胜利，特别是英美在华利益最为集中的沿海地区已被日本占领，英美此时在华的种种特权几乎已没有现实基础，废约已是刻不容缓。

1942年10月10日，美英政府发表声明，表示愿意就条约问题举行谈判。经过谈判，中美、中英于1943年1月签署条约，宣布废除美、英在华的领事裁判权，以及辛丑条约后所获得的一切特权。以美英废约为先导，中国先后与比利时、加拿大、荷兰等国签定条约，宣布废除其在华特权。

不平等条约的废除，洗却了中国百年来的外交屈辱，是国民政府所取得的重大成就，大大加强了国民政府的民族主义的正面形象。其后，中国参与了国际间针对德、意、日法西斯的重大会议。1943年11月，蒋介石与罗斯福、丘吉尔在开罗举行中、美、英三国首脑会议，讨论对日作战问题。《开罗宣言》明确宣布“日本所窃取中国之领土，例如满洲、台湾、澎湖列岛等，归还中国”。开罗会议是中国第一次与世界大国平等对话，也进一步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声望。

1944年8月至9月，美、英、苏、中四国在美国举行会议。在这次会议上，四国决定成立联合国作为新的国际组织，代替一战后成立的国联。联合国的主要职能由安全理事会承担，而美、英、苏、中四国为安理会的常任理事国，享有一票否决权。常任理事国的职务使中国的大国地位获得了承认。二战结束后，中国因而也成为世界“四强”之一。

然而，中国世界“四强”地位的获得更多是美、英、苏地缘政治的产物，世界“四强”之一仅仅是在心理上满足了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而就自身而言，中国尚不具备成为“四强”的实力。在1945年的雅尔塔会议上，美、苏牺牲中国利益换取苏联对日作战就是明证。1945年《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几乎完全恢复了帝俄在华的特权，而一年后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也严重损害了中国的经济利益。这表明，中国若想成为真正的现代民族独立国家，还有待时日。

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革命民族主义

作为一个列宁式的革命政党，意识形态的重要性对中共是不言而喻的。中共的指导思想是从俄国传来的马克思主义，即列宁—斯大林主义。然而，中国的情况与苏俄毕竟大相径庭：中国的产业工人人数不多，且大多分散在中心城市，以城市工人暴动的方式夺取政权几乎不可能。有鉴于此，毛泽东在马列的理论框架下，另辟途径，寻求非苏俄式的革命路径，从而实现武装夺权。

1927年秋，毛泽东领导中共武装，最先展开与国民党的军事斗争。在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共江西根据地，党的基层组织多由出身农民的党员组成。毛重视在农民中发展党员与其长期从事农运有关，同时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在江西红色根据地内，几乎不存在任何马列经典概念中的产业工人，从农民中发展党员方是发展中共唯一现实可行的做法。

毛对农民问题的重视，恰恰回应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一个重要主题，即中国的现代化不应是简单地引入、模仿外来的思想、制度，只将着力点置于上层政治结构的制度创新，而忽视改革社会的下层结构。毛的成功之处就在于他重视社会底层，其发动农民进行土改，进而实现“农村包围城市”的策略，恰恰是将中国历史的传延性与外来思想相调适乃至融合，将中国本土资源进行了创造性转化，从而使农民成为中国共产革命最大的依托，因此中国共产革命虽在上海、广州、长沙等中心城市受到严重挫败，但仍可依靠在农村的根据地与国民党展开长期的武装斗争。

1933—1934年，中央红军在蒋介石的军事“围剿”中失利，被迫撤离江西，进行长征。在长征途中，毛泽东重新获得了对红军的军事指挥权和领导权。1935—1937年，毛泽东致力于中共的发展，暂时无暇顾及“形而上”的理论问题。随着第二次国共合作和抗日局面的到来，毛泽东加紧建构他对马列理论的新解释框架。这一时期所写的《矛盾论》、《实践论》集中代表了毛的马列理论见解。

在1935年前，毛泽东仅被视为中共党内的军事问题专家和农村问题专家，其理论贡献尚未被中共党内普遍认识。毛深知作为党的最高领袖，不仅要在政治上成为党的核心，还必须在精神上为追随者提供理论指引。30年代初以王明、博古、张闻天等为代表的留苏学生在党内之所以能得势，即因他们能用马列主义对现实做出理论阐释。两相对比，更促使毛要在理论上有所建树，创造出对马列的新解释；也唯有如此，方能彻底巩固自己在党内的领袖地位。毛在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将自己思索已久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理念和盘托出，并以此一举奠定了党内精神导师的地位。

毛泽东所言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指将马列主义置于中国的特殊语境中，以一种灵活的政治现实主义的态度对其进行解释、延伸与创新，将其灵活地与中国本土资源、苏共组织架构相融合后所创造出的革命意识形态。毛泽东这一概念的提出，有助于中共摆脱苏俄革命经验的束缚，标志着毛建构了自己的理论体系，从而迈出通向“君师合一”型领袖的关键一步。

1937年，中共以延安为中心再建红色政权，经过数年经营，至40年代初，延安已成为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在这个高度组织化的社会中，中共的干部居于中心地位。

中共干部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个是经历过1937年前与国民党武装斗争的“老干部”，另一个是1937年后从各地投奔延安的知识青年。对中共而言，意识形态是其生存与发展的重要支柱，对新参加革命的知识青年自然要进行必要的意识形态培训，而培训的场所就是中共创办的各类学校。

为了培训干部，中共在延安创办了大量学校，计有：马列学院、中央党校、陕北公学、中国女子大学、泽东青年干部学校等。这类学校的职能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对入学的干部进行意识形态思想训练。通过学习，让他们充分领会、掌握中共的各种理念与政策，并熟练地运用于现实斗争中。

思想训练还有一个目的，即实现中共党内的思想统一。中共意识形态以马列主义为思想圭臬，故而从苏联学习返国的王明、博古等“理论家”能在党内呼风唤雨。但随着王明等人的错误被全党逐步认识，以及毛在中共党内政治地位的上升，毛开始积极谋求用中国化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彻底改造中共，将全党的思想统一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大旗下。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成立的各级学习委员会的职能之一，便是通过系统地指导广大党员学习毛泽东著作、讲话、党内文件等方式，在改造自我意识的基础上统一思想，对于可能出现的异端思想，则一露苗头就坚决给予反击，凋谢在《野百合花》中的王实味就是一个鲜明的前车之鉴。

思想训练另一个目的是将左翼知识分子、五四“爱国”与个性解放的关系理清。

1919年的“五四运动”是型塑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分水岭。在“五四运动”前的“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胡适、李大钊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在对中国传统文化严厉批判的基础上，大力宣扬个性解放与个人权利，力图以个性意识的萌发冲击中国传统的家国观念，进而全面颠覆中国传统价值观和与之一体的政治制度。但在“五四运动”前后，在爱国情绪高涨的情况下，知识界却出现了重大分化。分化的关键点在于对中国社会转型的路径设计上。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者仍坚持原先点滴改良社会的主张，希望通过对社会问题的逐个解决，最终实现社会的整体转型；而在以李大钊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信仰者看来，个性解放不足于解决中国的诸多问题，唯有通过彻底的、系统的社会综合改造工程，才能毕其功于一役，一揽子解决个人、社会与国家的问题，而马克思主义正提供了这样一种为人类伟大的自我改造工程整体解决的方案。

长久以来，寻求一个根本解决的路径正是中国部分激进知识分子所寻求的，而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传来的俄式马克思主义，恰恰勾勒出一条由现实至未来彼岸的康庄大道，即发动、组织社会底层的民众，以暴力革命颠覆旧社会，并在此基础上重建人间天堂。马克思主义不仅在路径设计上有巨大的吸引力，在终极目标上，共产主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大同”图景有同构之处，由此，马克思主义成为20年代后期兴起的左翼知识分子的集体信仰。

在这项社会综合改造工程中，“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已预示了个人价值将被置于集体利益之下。而当个人与集体发生冲突时，集体高于个人就成为不证自明的真理，这种集体至上的倾向又暗合了中国传统哲学轻个人、重集体的价值观，于是，“新文化运动”所追求的个性解放、个人自由，在20年代后建构民族新国家的进程中很自然发生了蜕变。

除了统一思想外，农民的组织化也是中共革命成功的重要经验之一。1927年后，作为“现代农民革命战争”主体的农民，成为中共武装的主要来源。早在中共革命草创初期，毛泽东便有意识地将经过组织的农民纳入中共体制框架内。毛认为只要把农民组织起来，对其进行必要的思想训练，使他们掌握一些马列的基本概念，即可启发农民的觉悟，实现农民党员思想的布尔什维克化。经过毛泽东的精心整合，原先处于分散状态的社会底层被凝聚在中共的组织体系中，这样，中共组织的生态构成发生了重大改变，农民党员逐渐在中共党内占据压倒性多数，“农民性”的色彩也因此日益彰显。

1937—1947年的延安十年，中共实现了从俄式党向中国党的转型。通过整风运动，毛的党领袖的地位不仅得到了巩固，而且成为中共党内唯一的理论指导者。毛的思想、理论也上升至党的意识形态。1945年的中共七大将“毛泽东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列主义”并列为中共的指导思想。1949年后，中共将延安时期的革命经验与苏联体制相糅合，创建了全新的国家形态。从这个角度而言，延安可以说是1949年后中国的母体，延安经验对中共的意义自然不言而喻。

五、革命民族主义与中共的建国纲领

中国近代以来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的历史决定了任何政治派别都不能回避民族主义这一话题，中共自然也不例外，但民族主义在中共话语体系中却有着双重性：一方面，中共革命所追求的目标之一即是建立现代民族国家，使中国摆脱外来侵略，这也是许多中共党员信仰共产主义的动机之一；但另一方面，中共意识形态又决定了中共只是苏共控制下的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在苏共眼中，推崇民族主义就意味着脱离共产国际的领导，严重者甚至还会被贴上“反苏”的标签。因而对中共而言，民族主义是一个极为敏感的字眼。直至30年代中后期开始，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共才正式大规模地宣扬其革命民族主义。

中共所信奉的“革命民族主义”是将民族主义纳入其意识形态的解释体系中，具体而言，革命民族主义诉求的现实目标为反对日、美、英帝国主义以及他们支持的蒋介石政权，而在当时的环境下，就是抗日。

在革命民族主义的框架中，苏联的地位极为独特。中共的信仰体系源自苏联，苏联在抗战初期对中国的支持以及苏共在中国共产革命期间给予中共的巨大帮助，这一切都决定了中共对苏联有一种认同感。然而苏联在与中国的交往中，还有侵害中国民族利益的一面，对于这一点，中共多从“阶级利益”的角度考虑，将政治现实主义置于比较重要的地位。

1945—1949年的国共内战以中共的获胜而告终。中共在军事上的胜利使得中国重新统一在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政府之下，结束了自晚清以来内乱不断的局面。这大大满足了中国民族主义的要求。中国民族主义的另一重大诉求是建立一个现代中国。在美苏对抗的战后冷战格局下，中共只能选择依靠对中国共产革命长期抱有同情和支持的苏联。无论是从意识形态的相似性出发，还是现实主义的可能性出发，在中共看来，现代国家的母版自然应是苏联，为了在意识形态上保持与苏联的一致，新中国不用“民族主义”的表达，而将“爱国主义”和“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行起来，教育全国人民正确看待中国与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1949年6月，毛泽东宣布即将成立的新政权实行对苏“一边倒”的政策，这在事实上预告了中国将全方位引入苏联体制，通过集体化道路，快速实现苏式的现代化。政治制度可以不源于本土，可如果一味横向移植，只会水土不服，淮橘为枳，而中国共产革命在与国民党角逐中的最终获胜，个中原因之一在于毛泽东成功地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对苏一边倒”作为建国初的一项国策是当时环境下的一种战略性安排，似乎和民族主义存在着某种矛盾，故而逃到台湾的蒋介石政权马上将他的“反共复国”行动定义为“反共抗俄”，以凸显国民党代表了中国民族主义。随着国内经济的恢复和中国外部环境的改善，1952年后中国不再提“一边倒”，而是加强发展和亚非新独立国家的友好关系，中国的独立自主大国的形象就清晰化了。

六、中国融入世界

回顾近百年中国现代民族主义的演进历程，可以发现，在由前现代社会向现代社会的转型中，由于西方列强的侵略，后发国家的民族利益与尊严受到严重践踏，但现代化的因子也随着同一过程被注入体内。

一百年来，对中国影响最大的三个国家是苏联、日本、美国，其中苏联的影响最大。苏联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在于：十月革命给中国送来革命经验，帮助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建军，也给中共提供了意识形态基本框架，支持中共革命。50年代对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经济援助和国防援助。直至今日，中国政治制度的基本框架也是来自苏联。日本对中国的影响基本是负面的：发动甲午战争，利用中国的战争赔款，奠定了日本现代化的财力基础，完成了向世界强国的过渡；1931—1945年的侵华战争，极大地破坏中国的现代化。美国的影响较为复杂：1949年前，在思想、文化、科技领域培养了一批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帮助中国建立起现代教育制度。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迫使中国脱离世界体系二十年。1979年后，中美建交，中国逐步进入世界体系和全球化的进程。

在硬件方面，中国现代化所受西方影响表现在：

1）建立了新式军队。

2）政党制度。

3）新式教育，新式法律制度。

4）新式工业和科技。

中国现代化的制度、技术等广泛方面，都是在西方的影响下产生和发展起来。毋庸置疑，我们不能全盘西化，也不可能全盘西化，但在另一方面，中国的现代化肯定需要参照西方先进国家的经验。显而易见，民族性与现代性二者间存在着的矛盾，即一方面要坚持民族特性，另一方面又要汇入世界潮流，这两者之间确实有着许多纠葛。如何调适二者间的关系，成为每个后发国家必须正视的问题。

民族主义与民主主义本是双胞胎，区别在于：民族主义强调集体认同和国家认同，民主主义强调个人本位、个人权利、个人自由。从理论上讲，当国家、民族面临严重的危机时，国民应让渡出自己的一部分个人权利，以服从于国家利益，支持国家战胜危机，而国家的最终目的是保护个人自由。但是近代以来，民族主义经常吞噬民主主义，这主要是由中国近代的政治和大的环境造成的，也与人们认识的误区、统治阶级的狭隘和自私有关。

一些有识之士很早就看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性问题，他们希望建成对国家、集体的认同，同时又促成国家保障、维护个人的权利。梁启超在1900年流亡澳大利亚时，就对中国社会的某些严重弊端作出深刻的批评。

他说：“中国是一个奴隶的国家”，而西方每个人都有主权，即使孩子都“自治其事”，虽然梁启超的看法有表面化的缺点，因为他没看到澳大利亚的土著在当时所受到的不平等待遇，但澳大利亚在1900年后，确实开始实行社会福利政策。梁启超的观点其实就是五四的先声，他比胡适、陈独秀早了十几年，把“国家、民族、个人权利”联系在了一起。

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的矛盾是中国现代化的一个基本困局，民族主义的要义是建立强大国家，民主主义的要义是保障个人自由。民族和民主都是中国人追求的基本价值，但民族主义的作用对中国进程的实际影响更为显现。民族主义有它的限度问题，在限度之内，它是一股建设性的力量，它是被奴役、被压迫的民族正当防卫的强大武器，但民族主义也有可能成为某些保守势力煽惑人心的工具。

进入20世纪后，义和团式的盲目排外，以愚昧对抗文明的方式已被中国主流意识完全抛弃，而“全盘西化”更多只是一种学理上的假设，不具实际可操作性，因为作为一个有着数千年灿烂文明的大国，中国绝无可能一刀斩断与历史相连的脐带，简单地模仿西方样式，这样并不能真正实现中国的现代化。正如一位美国学者所言：“20世纪中国政治史的一个‘特色’是：‘特色’本身事实上几乎完全是在外来政治模式的基础上产生的。从议会主义到法西斯主义，再到共产主义，所有这些制度都具有‘中国的’特色，但它们都不是真正起源于本土。”[2]在中外联系日益紧密的情况下，中国融入世界毕竟已是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

[1] 蒋介石：《新生活运动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载《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政治（5）”，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94年，774页。

[2] 柯伟林（William C. Kirby）：《认识二十世纪中国》，《二十一世纪》2001年10月号，115页。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私＝私家历史

高＝高华

孙、蒋学习苏联建党军

私：孙文和蒋介石先后在学习苏联、建党建军原则和党军党国问题上，都认为苏联是个学习的好榜样，你觉得其中有什么必然性吗？

高：向苏联学习，“以俄为师”，这个思路是孙文定的。孙对苏联革命的总结是，苏联最成功的经验就是建立了党军，这是一支由党和党的领袖来完全控制的军队。我们中国革命之所以不能成功，就是这方面毫无建树。孙文自己没有去过苏联，他的这个思想是根据二手材料和当时西方的报道提出的。更重要的是，1923年他派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左右。这段历史在美国学者陶涵（Jay Taylor）刚出版的《大元帅：蒋介石与近代中国的奋斗》中有所描述。蒋亲自去看了，对十月革命后的俄国有了自己的认识。他基本认同孙的看法，就是以党治国、以党治军，这主要是从中国需要的角度出发。加上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后，苏联给了国民党很大帮助。所以在学习苏联问题上，孙提出了思想，而蒋接受并传承了它。蒋介石以后虽然反共，但“以党治国”的路数并没有改变。

私：如果孙文只是为了建立一支亲信部队，他也可以学习美国。为什么他和蒋介石都倾向于学习苏联？是不是苏联的意识形态更能对应其在中国的追求？

高：孙、蒋都曾多次提到，想要拥有一支有主义、有思想的军队，因为他们认识到，这种军队是布尔什维克成功的最重要因素。当时中国军队大都是无主义、无思想的私家军。至于他们为何没有提出要建立美国式的国防军，我印象中孙没有专门论述过这个问题。也许他觉得中国和美国的差异太大，美国在南北战争后实际上是一个稳定和成型的社会，军队在社会中没有特别显著的作用。而十月革命则完全是靠军队，把布尔什维克的力量从莫斯科一直延伸到全国。一支有主义、有党领导、有工农群众参加的军队，从革命实用主义角度，给孙和蒋都留下了深刻印象。中国人过去都是“吃粮当兵”的想法，相比之下，俄国人能鼓动劳动大众为了主义和思想自愿去流血去打仗，这太了不起了，这也是为什么1924年黄埔军校建立以后就有了“党军”这个概念。

私：孙、蒋学苏联的倾向是否也与苏联愿意提供大量卢布和军援，而欧美却不愿扶助有关呢？

高：欧美对“孙大炮”不看好，他们是地道的现实主义者；苏联则是出于自己“东方战线”的战略考虑，选上了孙中山。第三国际建立后，它觉得俄国革命需要其他国家支持。而在20年代初，从芬兰、巴伐利亚到匈牙利，俄国支持的欧洲革命都失败了，进攻波兰也失败了。此后列宁把目光转向中国。他先要联络吴佩孚，因为后者有保护劳工的表现，后来发现这个人似乎不行，又转向联络在广东一带有明显社会主义改革思想的陈炯明。最后，远东共和国（俄国西伯利亚赤塔建立的一个被苏俄控制的缓冲国）一个外交使团成员达林以记者身份去了广州，发现国民党在工人中影响很大，而共产党当时还很弱。事实上，国民党早于中共搞工人运动，马超俊几个人是最早在广州搞工会的。此后鲍罗廷被派往中国，担任孙的首席政治顾问。鲍罗廷此人不仅革命意志坚定，而且有一种改变别人思想的能力，他的英语非常流利，可以和孙文流畅交谈，并迅速地影响了孙。随着孙中山向左转，苏联的军援等也都来了。所以1924年国民党一大的很多事都是在苏联帮助下完成的，黄埔军校也是在苏联人的帮助下建立起来的。

民族主义、愤青和毛主义

私：当时强调批判国民性中的一团散沙，要求用民族主义、爱国主义意识形态把国民团结起来，这是中国特有的吗？

高：不是中国所独有，欧洲19世纪下半叶，在意大利、普鲁士等都有民族主义建国运动的兴起。中国19世纪民族主义的兴起，当然跟中国历史、几千年文明、近代以后受到帝国主义的欺辱，以及严复以后从欧洲传来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这些理论有关。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洋人对中国的观察越来越多，他们中的许多人有“西方中心论”的倾向，对东方人、中国人充满蔑视；但是中国人也因国门洞开，接触到异邦文明而开始关注到自己的一些弱点。美国传教士史密斯（即明恩溥）在1894年出版的《中国人的素质》一书中，说了不少有关中国人的弱点，诸如怯弱、一盘散沙、言而无信、缺乏公共精神，鲁迅就受过此人影响。敏感的鲁迅旅日后又接触到日本人对中国国民性弱点的看法，激发起他的对国人“哀其不幸怒其不争”，即国民性批判与改造的思想。早期的严复、郭嵩焘，以及出洋的使臣、留学生等，都很自然地产生了类似的看法。

自康梁以来，中国现代民族主义一代代传承下来，成为一股巨大的社会潮流，这点和日本不同。日本在明治维新后形成的主流思想是“脱亚入欧”，这在中国是不能被接受的。李大钊就是一个强烈的民族主义者，他一直认为中国文明虽然需要改造，但西洋文明也未必可以救世。这个思想后来对毛泽东产生了影响。

毛是“五四”那一代人中少有的一个主张东西方文明需要同时改造的人。对于“五四”时那种全面倒向西方的潮流，毛没有全部接受。他一方面批判中国传统，另一方面说西洋文明未必尽是。我认为他这个思想可能多少受到梁启超等人的影响。梁去过欧洲后写下《欧游心影录》，说欧洲人还嗷嗷待哺地等待东方人来救。梁去欧洲是在一战之后，第一次世界大战对欧美一些知识分子刺激很大，科技文明的昌盛怎么会导致人类的大规模杀戮？东方价值是不是更符合人性？再就是跟我们中国的传统太深厚有关。

私：这是否可以解释为什么孙文最初完全是美式的民主思想，可后来他认为中国有特殊的环境，要走独特的发展道路，后来蒋介石也慢慢产生这样的认识？

高：孙文以后改组国民党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但他没有完全拒绝西方价值或发展模式，他提出的军政、训政、宪政的建国三步骤，最后还是要走到宪政阶段。蒋介石则从没有接受过自由主义的基本价值观，有时嘴里说几句民主之类的话，那纯粹是应付形势。他是一位崇尚实力的军事强人，具有强烈的权威性格，同时，他也一直是一位大中国主义者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爱慕者。蒋的日记就能体现这一点，他的日记记载了他每天的思考，包括对日本人的愤怒、对西洋人的批评、对国内重大事件的点评。1945年蒋在长江上看到纤夫背纤心痛不已，说战后的中国一定要发展经济，否则中国人太惨了。他对日本人更是恨到极点。1934年5月20日，他在一篇演讲词中控诉日本：“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他还在日记中说过更激烈的反日的话，都很难引用。蒋并非不了解日本文化，他青年时期在日本待过，通日文。但他强烈的民族主义就燃烧到这种程度。蒋介石也不喜欢西人，他认为俄国人对华是不怀好心，英国人是老奸巨猾，美国人也经常有意无意损害中国，所以他认为中国人还是要独立自强，发扬我们的民族道德。

私：你怎样评价近十几年来一浪高过一浪的民族主义？

高：近十几年来的民族主义当然与中国国力逐渐强大的新情况有一定联系，19世纪下半叶至20世纪初的民族主义更多是以悲情和愤怒为特征的。毛时代的民族主义既是本土的，又有国际视野，它将爱国主义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平行起来，也可以说是一种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变形，它强调的是中国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受难的人民，而且实打实地出钱、出力、出物资支持世界革命。80年代以后，在某种程度上我们开始回归世俗理性，或者用另一种说法，回到现代化主流文明的轨道上了。于是GDP等开始被提出来，有时就得以国外的标准来评价。

1980—1990年间，中国社会基本上是面向西方的，当时社会形成一个共识，从中央领导到知识界到普通老百姓，全国上下都支持改革开放，都认可十年间发生的巨大变化。而90年代以后兴起的民族主义，跟国际环境的变化有密切关系。中国和西方的关系在某些问题上开始紧张，某些传媒开始使用具有民族主义色彩的词汇，多种因素作用下，于是国内的民族主义被催生出来了。

私：“民族主义”这个词在当代是否有了贬义？

高：不一定。这个词在一些知识分子那里带有一定贬义，但在很多国家主义者特别是大学生看来，“民族主义”不是一个贬义词。特别是许多年轻的大学生，他们没有接受自由主义的价值观，大概接受的更多的还是主流看法或和主流比较接近的民族主义价值。

私：这些大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遇到一些困难，会不会马上又转向另一个层面？

高：那大概很容易变成传统社会主义的拥趸。我最近在网上看到一篇文章，是一位据称北大学生的女孩子写的，说她现在成了毛主义者。她觉得社会、自己的国家、世界都不好，穷人毫无地位和尊严，但一想到毛时代就泪流满面。确实，眼下两极分化是十分严重，无权无钱者看不到希望，对她来说现在的生活是处处碰壁，没有激动人心的理想，而可以想象到的未来也不美好，不是做房奴就是车奴，所以未来没有任何光亮。北大这位女学生的看法颇有代表性，她的看法源于我们的现实生活，许多年来，在巨资投入的“主旋律”影视中，经过艺术加工的“红色岁月”具有非凡的吸引力，几乎具备一切真善美的元素，而且整个贯穿50—70年代，某些可称为历史教训的时期，或被隐去、淡化，或者干脆美化之，久而久之就成为许多人评判现实的一把尺子，于是两极对应：一边是“平等与无私”的1950—1970代，另一边是在当下现实生活中感同身受的“权力—市场原则”，这样一对比下来，怎么叫她不怀念50—70年代？所以说，只要存在严重的社会不公，或者改变的步伐与人们的期望值落差较大，人们就会留恋过去的年代。

私：在“改善”的过程中，国家是否应承担更大的责任？

高：你说得完全对。现在我们的国力是今非昔比了，50—80年代那种在财政上捉襟见肘的日子早就一去不复返了，完全可以称得上是财力雄厚了。国家这些年来已拿出许多钱做改善民生的实事，现在还在继续做，因为国家的责任就是为民众提供更多、更好的公共产品和服务。在这一点上，我们还可以学学过去的“老大哥”俄罗斯，这个国家转轨已快二十年，可是还保留了不少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民众都享受免费医疗，城市交通费用、水电取暖费用都很低廉。我们在传统社会主义时期的社会福利只是面对城市人口，而对数亿农民，国家是顾不过来的。那个时期，国家底子薄，我们还要勒紧裤带大力支持世界革命，对国内的老百姓照顾太少，现在国家有钱了，可以回过头来补做。总之，应让各阶层民众都看到希望，否则社会上的戾气太重，对营造和谐社会的氛围是非常不利的。

私：对20—30年代的民族主义狂潮，并最终促成1949年建政，你怎么看？

高：19世纪中期以来，中国饱受外国列强的欺凌，当时的民族主义是有正当性的，中国民族主义主要是由外患引起的。事实上，中国在1928年已经开始逐渐改革，蒋介石和南京国民政府为此做了很多努力。虽然外界压力那么大，日本人还在不断侵略，但是共产党的力量当时都被迫转移去了西部偏远地区，国民党方可以相对集中精力在中心地区搞经济建设。1937年前，国内的经济和交通等都有长足的发展。有记载说，当时的首都南京到处都在建设，很有些蒸蒸日上的景象，民族主义的高涨主要是由于日本的侵略而引起。

据张学良回忆，孙文在1925年临终前曾见张学良，提醒东北青年一定要记住赤、白两种帝国主义，他讲的“白”，主要是日本，“赤”指的是苏联。“赤、白帝国主义”是20年代初“国家主义派”最先提出的，孙文居然在私底下也接受了这个概念，在大力联俄的同时对俄国抱有警惕，这说明孙先生在政治上的老练。果然不出孙先生所料，十年后苏联把中东路卖给了日本和“满州国”，苏联还把它的军队和影响力渗透到新疆，军事占领了外蒙古，1944年还把中国的唐努乌梁海的四万多平方公里的土地强行割走，让中国吃了不少闷亏。只是当年国人还认不清苏联对华两面政策的本质，在一大堆意识形态话语下放松了警惕，这是我们的深刻教训。蒋介石希望拉住苏联对付日本，但他对苏联在中国周边的扩张行为一直保有警觉，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的外交官戈公振—他本人还是著名的报学研究者，是翻译家戈宝权的叔叔—戈公振在给国内的报告里汇报了他到苏联中亚地区考察时看到苏联正在加紧修筑通向中苏边境伊犁的公路，戈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人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南京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省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行政院长汪精卫：“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

如果日本不是那么穷凶极恶，中国的民族主义就不会形成那样一种高涨的局面。1937年是一个分水岭。此前中日交流还比较多，1928年后中国的左翼文化运动，在相当程度上也是受了日本左翼文化的影响。即使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一批国民党在日进修的爱国军官愤然回国，但还有不少人一直留到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才回来，郭沫若就是这时回国的。

私：德国和意大利通过国内民族主义高涨达到国力的迅速增强，这个现象是不是对国人当时的思潮有影响？

高：蒋介石集团内部的少壮派，确实试图从德国、意大利、苏联复兴过程中获取一种力量，蒋自己也曾对德国、苏联经验表示欣赏。南京当时有个中统主办的《前途》杂志，就是主张向德、苏学习的。德、苏对中国的影响主要是在官方，对当时的新闻界也有较大的影响，在国民党内部，许多人很重视德国工业化、军事现代化的经验。德国还为国民党训练了不少精锐军队，以后多数战死在1937年的淞沪战场。苏联的影响与中国30年代民族主义的关系更复杂一些，当时蔚然成风的左翼文化运动的主潮还不是民族主义，而是对中国当下现实的批判和对“苏俄新世界”的憧憬，左翼高扬起民族主义的旗帜是在《八一宣言》传到中国之后。

毛泽东占据了道德、思想制高点

私：王明是个什么样的人？除了他在留苏人员中有一定地位外，为什么他在整风时期被毛泽东选为重点打击对象？

高：第一，他是留苏派的领袖，所谓“擒贼先擒王”；第二，他是留苏派中有理论、能出书的人。留苏派一般被认为都有理论，其实非也。留苏派中有很多人可能会翻译、会写文章，但写不出著作。第三，也是更重要的原因，整风前夕，其他留苏派领袖都已纷纷缴械投降，而王明却认为正在形成的风暴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在一定程度上这也有点道理，因为王明在莫斯科时，确实对国内的事，比如博古在江西的一些措施，提出过批评，所以他觉得事不关己。起初毛是把博古提到前面批判的，没有提王明。但到1941年的9、10月份，王明突然跳出来直接批评毛泽东在抗战中的政策，不是谈历史问题，而是当下问题。

当时是季米特洛夫来了封电报，质问毛泽东：“你们准备怎么对付日本人？”毛泽东拿这封电报给大家看，意思是讨论一下。王明就开始提出意见，他说我们是不是对蒋介石的态度太左了一点。这就是公开地质疑、批评毛的新权威。到1938年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以后，毛就很少碰到这种情况，基本上他就是党内第一号人物了。

私：当时延安一批有五四运动、苏联精神背景的人，为什么会在那个过程中集体噤声呢？

高：我认为毛泽东占据了几个制高点。毛在理论上提出了几个最重要的概念，这些概念解决了一些最重要的问题。比如他说新民主主义文化应该是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三个方面。“民族的”是指整个中国的民族主义、爱国主义；“科学的”可以理解为对西方的、五四精神的概念接受；“大众的”可以通向民粹的、平民主义的概念。三个方面，一网打尽。比如一个文化保守主义者，当他听到中国共产党是中国文化传统的继承人，要讲中国文化、中国气派，那大概会为之心动的。

“大众的”，大众主义是30年代很流行的口号，那时还有过大众文化的讨论。这能满足很多具有五四精神的、特别是中下层的左翼知识分子的思想追求，他们大多生活困窘，和丁玲那些人不同。在上海以前的弄堂里，就特别容易滋生愤怒的小左翼知识分子。除了思想上占领五四以后中国最重要的命题—爱国主义、科学精神、平民主义（民粹主义）这三个道德制高点外，毛泽东还是个组织、宣传的大家。共产党就是靠宣传、组织，把奔赴延安的年轻人变成一股重要的力量。所谓“组织”涉及方方面面，既有一般的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党组织，也有各种党领导的群众组织，还有其他特殊组织。

例如：“批评和自我批评”，当然这也是从苏联来的，以后中共党人给它加了许多新内容，虽然我们今天的年轻一代对这个词语可能已经失去感觉了，但在20—40年代，那是前所未有的新鲜事物。中国人过去都是一团和气，从没讲过批评与自我批评。这种全新的人和人之间的交往方式，对青年很有吸引力，这就是为什么金岳霖老先生入党后，只要一段时间没过“组织生活”就不太开心。“组织”这个东西特别重要，它把来自五湖四海的人全部集中到一个网络里，把他们安排在各个环节，给他们归属感。

私：占据制高点是不是仅凭喊口号就能做到？

高：中共喜欢喊口号，国民党也喜欢喊口号，这是20世纪的新现象，既要反帝反军阀，唤起民众，那不就得动员群众吗？当然，这也是从苏联学来的。苏共中央原就有宣传部，以后还叠床架屋地再设了一个“宣传鼓动部”。清王朝搞预备立宪，做了许多实事，也没见清廷发布“口号大全”供全国臣民诵读。国民党在抗战初有一个简单有力的口号，叫做“抗战建国”，这个口号当时非常深入人心，差不多老妪皆知，但国民党在“建国”方面做得太少，还是给共产党抢了风头。毛在70年代和美国人说过，中国人喊口号，有时是放空炮，但在抗战时期，除了少数面对国统区和外国人的统战类或国际统战类的口号外，中共在根据地还是把喊口号和做实事结合起来的。其实，中共是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能埋头苦干的政党，脚踏实地，别人做不到的，他们做到了。还记得我在若干年前到山西、陕北去，车行经过黄土高原，俯看脚下的万丈沟壑，遥想当年共产党在这里带了一些大学生和中、小学生发动群众，建立什么一分区二分区地委、各个县委，一直深入到村子里，把有献身精神的年轻人派到基层做工作。其中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作用，一个是民族主义，一个是平民主义，再一个就是知识分子必须接受长期思想改造，三管齐下，一下子就把那些青年镇住了，继而使他们心悦诚服，中间穿插开展整风审干运动，让他们“脱胎换骨”，等于是给那些青年打了一针长效药，从此，“东方红、太阳升”，领袖英明、群众伟大、个人渺小等等那些概念就完全内化了。

私：这个模式是学来的吗？

高：应该说是中共独创的，甚至超越了苏联。苏联搞过“余粮征集制”，也搞过集体农庄，但都是用高压手段强制农民的，都不及中国共产党在革命胜利前给农民以好处，和农民如此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经历了抗战，中共基本从苏式变成了中式，实现了中共真正的起死回生。

就是抗战时期，共产党跟中国的农村开始了真正的结合。我指的并不是30年代江西苏区的结合，江西苏区时期还是一般化的、表面性的结合，它虽然有社会改革的内容，但还没来得及推行。在严重的战争情况下，许多措施都是竭泽而渔。那时如果征粮征兵任务没有完成，是要被当成反革命抓起来杀头的。这一套在战争期间很有效。

而在抗战时期，宣传方面也出现了新文字（我说的不是汉字拉丁化，那是失败的，我说的是汉语言的通俗化、口语化）、新文学，赵树理写的《小二黑结婚》令人耳目一新。中共开始从社会底层、从草根获得了生命力。那个时候，不少外国人把中共看成一个农民党，甚至不少农民出身的党员也认为中共是一个农民党，这是1949年，甚至50年代中期前，很多党员对党的性质的“模糊认识”。只是这个“农民党”的上层并不是一般意义上大字不识的农民，更不是骄奢淫逸的农民领袖，以毛泽东为首的领导层，是有理论，有想法，有战略、策略，懂文化的精英。这样一个领导层，将中共重新组装以后，目标非常明确，要夺权—当然这是它一贯的目标，并不始于抗战时期—这保证了它的成功。

此外，共产党抓住了一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平等主义。共产主义来到中国后，早期是共产无政府主义。清末学者刘师培就曾将共产主义解释成一种平等理论，强调平等，而我们中国这个社会最大的问题就是不平等。从过去到现在都是如此。

私：第三次内战的成败，跟中共的情报工作很有关系。除了向苏联学习的一套外，可能中国这片土壤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本来就比较厚道，不总是严防、警惕他人，这也提供了空间。此外是不是组织工作也很关键？

高：正如你说的，中国的人际关系很独特，国民党就是一个比较松散的、世俗化的政党，列宁主义色彩不太浓厚，只要称兄道弟，混进去就很容易，经常是报纸上登个招生、招聘启事，就接受一批人。而中共是高度严密的组织，特别是它情报部门的上层，进出非常严格、规范。事实上，这也是吸取了30年代的失败经验。1937年前，除了钱壮飞那些个别例子外，中共的情报工作基本是不成功的。抗战以后，中共将情报工作和统战工作捆绑在一起，这才迅速打开局面。

私：领袖的个人品质能够多大程度上影响国家和民族？

高：现在的历史学比较“政治正确”的观点是，一般不强调个人品质对历史进程所发生的作用，而是强调那些在意识、运动中更重要的方面，比如经济的作用或是一个思潮的作用，如此这样是有道理的；但是在另一方面，也不能过于机械论之，因为无数的历史事实证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是会对历史的前进方向发生重要作用的。我们经常听到一种说法，说是“机制”比“人”更重要，这话不错，可是“机制”也是人创设的，在创设这些机制的背后，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某些历史人物各种复杂的人性考虑，有的或许与“个人品质”无关，有的则不能排除这种干系。就以斯大林为例，苏联30年代“大清洗”的发生固然有各种复杂的背景，但是设想当时的苏联领导人是布哈林，这个被列宁称为“全党都爱戴的人”，他会搞“大清洗”吗？或者我们暂且同意苏联30年代的历史进程中存在一个“历史的逻辑演进的规律”，即搞“大清洗”不可避免，可是布哈林会把“大清洗”搞得那么极端吗？我的答案都是否定的。最后，历史人物的个性特点经常会体现在历史进程中某种突发性和偶然性上，而我们在考察历史进程时，的确不能排除偶然性对历史变迁的重大影响。

至于偶然性的背后，有没有品质方面的因素？我认为它有一定影响，但起到更多作用的，是时局、国际环境、思潮、经济变动、底层意愿等因素。比如蒋介石，虽然他在日记里脾气火爆，经常辱骂别人，但现实中他的态度还是比较客气的。再如毛泽东，到了晚年他比较率性而为，但在延安初期他受到各方面条件的制约，就不能随心所欲。他后来回忆说，自己曾违心捧过斯大林。

私：共产党和国民党在行使集权时为什么有相当的不同？

高：这跟国共两党的信条有关。毛泽东向来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忠实信奉者，而且他是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进一步阐释者和发挥者。蒋介石却不是，他从来没有阐释过“资产阶级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最重要的就是超越法律、直接诉诸暴力。列宁也讲过，革命不是带着白手套进行的。其实1949年前中国很多知识分子没有读过列宁的东西，而列宁是真正把马克思理论现实化的人。所以知识分子光看《资本论》是不够的，那只能变成经济学家，完全不知道什么是无产阶级专政。毛泽东讲过无产阶级有两把刀，一个列宁一个斯大林，他是深知这个东西的，且一以贯之。

蒋介石是个矛盾的人物，一方面他曾是中国最高统治者，他在很多方面刚愎自用，甚至是暴力主义的。特别是在30年代，放纵戴笠做了很多坏事，杀史量才、杨杏佛等。1949年以后在台湾也搞白色恐怖，杀了几千人。另一方面，他又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还是个道学家、宋明理学的信奉者。

私：为什么要学历史？

高：人们都说，学历史可以鉴往知今，增进人类智慧，这都不错。而在我看来，它就是一个私人爱好。中国人的历史意识特别强，有些人就喜爱读历史书，我就是其中之一。

私：请推荐一本最近在看的新书。

高：最近在看台湾学者齐邦媛写的《巨流河》，虽是个人回忆录，我却把它当作历史书来读。这本书展现了20世纪中国史的多重面向，特别是50年代前的大陆部分，尤其震撼人心。该书有血有泪，感人至深，是良史，也是美文，更充溢着一股民族浩然正气，其价值远超过一般的叙述同一时代的历史书。

* 本文刊登于《私家历史》第1辑，上海书店出版社，2011年4月。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研究现代史上的中国民族主义问题，蒋介石是绕不开的，蒋所处的年代内忧外患，战乱不已，蒋究竟以何种思想应对局势，其成败得失如何，颇值得研究。

一般对于民族主义的理解，包含以下两条基本要义：

一、对国家领土主权的维护；

二、对民族传统基本价值的坚持。

今天来议论蒋的民族主义，也以这两条来做为评判的依据。

一、蒋的思想资源以中国传统为主；

二、他的民族主义是防御性的，涉及政治、文化与种族。

在几十年间，作为中国实际上的最高领导人，他以中国传统思想为依靠，应对极其复杂的内外形势，不管所处的20世纪各种思潮学说如何花样翻新，蒋自己坚定不移的信条就是《大学》中的三大纲领、八项条目。蒋说：

《大学》这部书，将一切做人做事的道理，都包罗无遗，发挥尽致。所谓“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就是《大学》的三大纲领。所谓“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大学》的八项条目。由内在的道智之修养，到外发的事业之完成，为一贯不断进取开展的过程，可说是本末兼赅、体用合一、修己治人、明体达用之道。[1]

他进而认为，大之救国救民，小之个人的道德提高，只要抓住这些就可以了。

蒋非常感叹：这么好的思想，“中国不能用，所以中国国家如此衰弱，民族如此堕落，几乎在世界中成了一个落伍者”。[2]

原先以为蒋就是说说而已，近年来蒋日记解密，始知蒋真是宋明儒学的信徒，他就说过，他从“八岁时读大学中庸，九岁读毕四子之书。在十八岁的时候，大学中庸不知道念过多少遍，但是并不知道其中道理的重要，甚至因为革命思想发达，以为这些陈腐的东西，完全无用。直到二十八岁的时候，听到总理说大学中庸的重点，自己还不甚注意。到了三十八岁，自己一切阅历经验增加了，再拿这部书来研究，才觉得真是重要，差不多一切做人做事的实践道理，统统在内。以后至少每年看一遍，愈看愈觉得其中有无限的道理，无穷的奥蕴。直到四十八岁……自己深觉有得于心，可以自信”。[3]

可见，他除了是行动家，还是一位道学家！随手翻翻稿本，这类言论不胜枚举：1934年5月22日，蒋记：“立国之本在于修身，建国之方在于由小而大，由近而远也。”[4]

蒋毕竟是政治人物，不是学问家，他要解决面临的问题。站在他的角度，中国在那个时代有两大问题：

外患是日本；

“内患”—蒋认为是共产党。

蒋开出的药方还是：振兴中国固有文化。

对日本：

1932年5月，蒋氏在一次讲演中称阳明心学为中国的立国精神。他说：“要知道日本所以致强的原因，不是得力于欧美的科学，而是得力于中国的哲学。他们日本自立国以来，举国上下，普遍学我们中国的是什么？就是中国的儒道，而儒道中最得力的，就是中国王阳明知行合一‘致良知’的哲学。他们窃取‘致良知’哲学的唾馀，便改造了衰弱萎靡的日本，统一了支离破碎的封建国家，竟成功了一个今日称霸的民族。我们中国人自己忘了自己的立国精神，抛弃了自己固有最良的武器……以后我们要复兴中国，抵抗日本，完成革命……就是要把复兴中国，抵抗日本的紧要武器，拿住在我们手里。”[5]

对中共：

“我们今天对共产党的斗争，乃是文化与思想的斗争，在文化上的基本政策，是恢复民族的精神，发扬人类固有的德性；在思想上，着重心性修养与公众道德之协调一贯、良知良能的启迪，与心、物、群、己关系的调和。其精义是‘心物一体、知行一体’，我们既不偏于唯物，也不偏于唯心，对事物的观察，是物质与精神并重；对人生的理解，是思惟与存在合一。”[6]

其成效究竟如何，要结合历史事实来评价，先说外交方面。

蒋所处的时代，列强环视中国，最主要的是面对日本侵华、苏俄压力，英美对华也是各有企图。蒋自知中国为弱国，青年时代在日本办《军声》杂志，提出对中国最大威胁的国家是日、俄、英，应特别关注西藏、满蒙。

1928年，“济南惨案”，蒋采取“不抵抗主义”，“忍辱负重”，给他留下深重的耻辱。1931年，“攘外必先安内”，但时时受到日本巨大的压力，蒋在安内攘外时期，压抑不住强烈的反日爱国立场。1934年5月20日，他在南昌飞机场就任航委会委员长的训词：“外国人是人，我们亦复是人，为什么我们有飞机、有海军、有陆军，而不能抵御人家，而人家飞机可以随便飞到中国领空内抛炸弹，他们的兵舰也可以随便开到我们的领海和内河耀武扬威，陆军要进占我们什么地方就进占什么地方，简直不当作中国是一个国家，不当作中国人是一个人，所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任凭人家予取予求，生杀予夺。”[7]

蒋所说的欺负中国的外国，就是日本。

1933年5月14日，蒋记曰：“闻古北口新门岭死伤之大，为之魂惊魄悸，悲愤填膺，恨不能离赣北上，亲赴前线，与共生死也。”[8]

他在给陈济棠的电报中，提醒陈注意日本在华南的侵略和挑衅，蒋说，日本“用高压手段一举逼我屈服。最低限度，必欲消除我全国反抗之气焰，除陆续调兵增援，压迫关内，企图占领黄河流域，扶植反国民党之新政权，以资为傀儡外，全国中如武汉、广东、福建为反日论之已达最高潮者，其随时寻衅示威自在意中。”[9]

1934年5月3日，济南惨案六周年，蒋在日记中写道：“此日此时乃六年前余在济南被倭寇压迫包围身受国耻之初也。今尚何如？可不自勉自强乎？又曰：当誓洗涤此耻。此耻一日不洗，则此心一日不能忘。”[10]

1934年5月19日，蒋见了一日本人，记曰：“倭人之卑劣行动，令人无不生厌，西人称，倭人男子皆有侦探特性，妇人皆带妓女特性。至今益征其言不诬也。”[11]可见他对日本的愤恨有多么强烈。

1934年10月，蒋提出：“中小学教育，应在各中小课程中激励学生之民族意识。”[12]

1934年10月10日，蒋记曰：“身为统帅，而不能报复国仇，何以对此国庆日，何以对先烈与国父在天之灵也。”[13]

1934年10月15日，蒋在西安演讲：“你看我们的祖先是何等的伟大，我们的历史是何等的光荣。但是到了现在，内患纷至沓来，国家已陷于危险存亡的境地。不仅不足与各国并驾齐驱而独立生存于世界，并且连第三等的国家的地位也做不到。而且要列在次殖民地的地位，随时有被灭亡的可能，这是何等的耻辱，何等的悲痛。”[14]

对苏联：蒋对苏在中国的扩张抱有警惕心，但希望拉苏牵制日本。

对苏，蒋曾一度判断失误，1933年5月15日记：“苏俄对日，因五年计划关系，有让步意，惟出让中东路尚无实现可能。”[15]

给陈济棠电云：“倭寇乘欧美列强忙于对付德国，自救经济之恐慌，苏俄复忍辱逼战，专心完成起第二个五年计划，不能亦不敢干涉远东问题之时机。”[16]

但是随着苏日为出售中东路加紧联系，蒋对苏的态度有重要变化，在其日记中，把倭俄一提并论，常思量对“倭俄策略”。

1943年，苏侵新疆阿拉山口，蒋抗议，后苏收敛在新疆的扩张，压蒋在外蒙问题上让步。

战后蒋对苏犯的一大错误，是为了表明对美友谊而拒绝访苏，而失去了与斯大林博弈的机会。

对英美：联英美以制日，但也防英染指中国权益，蒋有时在内部还大骂英帝国主义。蒋在1951年骂英，他说：中国人所恶者乃英人在亚洲殖民，以不平等待黄人耳。[17]他还说，英对中华民国国民革命的力量特别仇视。[18]同时担心美牺牲中国，私下对美有尖锐的批评，批美辱华，侵华权益。1951年7月26日日记中记：美国以美援要挟，要蒋的军、经做不合理的紧缩，“悲愤忧伤，竟至夜梦泣醒，此种污辱刺激实为近年来未有之现象”。[19]蒋并大骂美驻台顾问团欲谋台之军、财统治权，是新殖民主义，有“控制黄种之狂妄野心”。[20]

总结起来：在远东和亚洲，蒋完全不起主导作用或主要作用，对几个大国，无能为力，受制于列强，只能因势利导，尽量保卫中国的权宜。

对内部，蒋用“新传统”整合中国，所谓“新传统”，就是大量吸取传统价值和元素，对三民主义进行新解释，服务于现实的政治目标。

一、以国民党为中心，走军政、训政、宪政之建国三阶段道路，其实质是维护国民党一党专政。蒋政权类似于凯末尔式的民族主义政权，但蒋在文化方面非常传统，较凯末尔保守。蒋是软弱的独裁者，所以社会仍保有很大的自由空间。

二、蒋也建立了新的行政、军事和经济管理机构，有其成功方面（在大陆时代，初步网罗技术官僚，在抗战中动员民众，举国一致），更有其失败之处（任用亲信和亲戚，忽视社会基层改革，没能建成有效率的廉洁政府等）。

蒋的悖论：

对军阀，国民党是新的，故胜之。

对共产党，国民党是旧的。国民党的意识形态在30年代被儒学化，蒋说的那一套，过于空疏，绝难对付共产党，思想制高点被中共占领。

对社会：只吸引了民族派知识分子，自由派游离在外，左派另有旗帜。

对普罗大众、对社会底层，没有关怀，没有改革措施，就是空话。他在1934年10月说道：湖北“匪区”收复后，“要办集团农场，试行最新耕作及管理方法”，[21]可谓言不及义。

这里还要讲一讲蒋的民族观：

五族共和，此“族”或为种族，也是民族，故有汉、满、蒙、回、藏。

坚持省治：绥远、新疆、西康、青海。

不设省治的，归蒙藏委员会，由行政院辖，笼络上层人士，警惕英帝国主义，但力不能逮，对于边疆地区，采安抚政策，尽量优容宽厚。

对小民族不关心，不尊重，蒋在日记骂龙云是未开化的猡猡。

对新疆：1943年前，国民政府力量不能进入新疆。但蒋也多有关怀，1934年5月31日，电告新疆建设厅长：“新省僻处西陲，频经劫难，建设落后，民生凋敝，甚盼开辟交通，促进生产，实事求是，努力以赴。则以新疆蕴藏之富，固不难数年之间，蔚为殷阜耳，以增厚国力，充实边疆。”[22]

1934年，中国驻苏公使馆官员戈公振在中亚考察，给国内电报，汇报中苏边界苏方境内赶修通往伊犁的道路，还言及归化军的动向，并说留在中亚的东北军中不少思想激烈，“强邻进逼随时有为人工具之可能”。戈向中央建议，全力改善陕甘交通，早与新疆恢复商务，“经济上有联系，斯情感自能密切，派教育专家和师范生入新服务，奖励新省优秀子弟赴京沪求学，以启民智”等等。蒋阅读后批示：“最可注意者为二：俄人筑路，俄拟遣送入新之义勇军，而驻俄各馆均无报告，非其知识不足，即办事不敏，益感新边各馆改组之迫切。蒋电汪院长，戈报告均关重要，望妥为规划实行。”[23]

苏德战争后，蒋开始考虑解决新疆问题：一、派吴忠信考察西北；二、1942年，派其两子去大西北考察三个月，也是为解决新疆问题探路；三、本人考察西北，到了甘、新交界的地方，当时都没有对外宣传。

1943年盛世才归顺重庆后，中央军入疆，把新疆从苏联势力中解脱出来。

中央办过训练班，培训民族青年，也是笼络上层的路线。

对外蒙和西藏，蒋有所坚持，但也有判断上的严重失误。1934年5月6日，蒋在日记中曰：“对满蒙藏于此十年内为其自治试验之期，如于此期间，果能自强自治，不为外族所侵占压迫，则准其完全自治。但其土地仍属中华民国，而其人民意志则完全自由也。此略果能行乎？”[24]

自治的前提：不为外族侵占压迫。此应指外国帝国主义。

蒋还致电何键：“请再代购左文襄全集，须大字木刻装有木箱者”，乃是“为研究边疆问题之资”。[25]

在1945年8月20日的日记上，蒋介石是这么写的：“关于外蒙独立与西藏自治二事，乃为我党革命与我国盛衰最大问题之一，按照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原则，以及国际之现状及利害种种而论，则当断然允许外蒙之独立、扶植西藏之自治。此一政策之转变与决定，乃为存亡盛衰之枢机，余应独负其责，功罪毁誉自当置之度外，在所不计也。”换言之，蒋是基于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民族自决与民族主义）、国际现状与利害（与美英同盟关系以及需要苏俄出兵）等原因，做出“允许外蒙独立与扶植西藏自治”之决定。

在蒋的观念中，西藏自治就等于西藏独立，因此，8月18日他告诉国府参政议员“对西藏亦要扶持其独立”，使与会者“莫不现出惊骇之色”。那么蒋是否真的支持西藏独立呢？当天的日记蒋有清楚的说明，蒋写道：“彼等实不知政治与革命为何物，余信西藏对余此一宣言之发表，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此种心理之妙运，非智者不能明断其蕴奥也。”但他还是对大感惊骇的参政议员“直道解慰，告其余对此一大问题之决断与处置，于心甚安也”。

蒋介石还能够心安，乃因当时西藏实际上是受英国控制，国民政府纵使反对其独立，亦无能改变现状，且将反招西藏之反抗。相反地，倘赞成西藏独立（自治），则或许西藏“今后不仅不受英人之教唆，而且不愿再要求其独立矣”。这是蒋的欲擒故纵之计，在当时的环境下或许是不得已的办法，也是蒋的想当然。

小结：

蒋是一个民族主义者，或受挫折的民族主义者，不仅是他个人的受挫，也是那个年代中国在列强压力下的受挫。蒋在维护国家利益方面尽了最大的努力，取得重大成就。

一、1929年，改订新约；1943年，列强废除对华不平等条约；1945年，领导抗战胜利，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之一。

二、1943年，新疆回归中央。蒋对盛有安排，为农林部长，派张治中宣慰新疆。

三、收回台湾，在重庆笼络“半山”，为台湾回归准备人材，如谢东闵、连震东、黄国书、黄朝琴、吴三连等。

四、运用传统价值于民族复兴的动员，对知识分子较为尊重和礼遇，如对胡适、冯友兰、马一浮、贺麟、竺可桢等。

不足的方面：

蒋受到他的出身、教育以及时代背景等限制，所作所为有比较浓厚的传统色彩，他无力创造新叙述，尤其融合西方价值创造新概念的能力薄弱。蒋很早就知道运用民族主义资源以复兴国家，但资源贫乏，说来说去就是：礼义廉耻，四维八德，用之于“剿共”，也用之于“新生活运动”，没有注入时代性的新内容，甚至提出以传统“六艺”（礼、乐、射、御、书、数）来治军和整军，表现出与时代脱节的严重弊病。

* 2009年7月20日在香港理工大学“中欧论坛”上的发言。

[1] 蒋介石著、张其昀主编：《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第85页。

[2]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65页。

[3] 王觉源：《力行哲学引义》，台北：正中书局，1986年，第132—133页。

[4] 《蒋中正“总统”档案事略稿本》（以下简称“事略稿本”），第26卷，台北“国史馆”，2006年，第185页。

[5]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一册，第628—629页。

[6] 《先“总统”蒋公全集》第二册，中国文化大学出版部，1984年，1894页。

[7] 《事略稿本》第26卷，第142—143页。

[8] 《事略稿本》第22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199页。

[9] 《事略稿本》第22卷，212页。

[10] 《事略稿本》第26卷，16页。

[11] 《事略稿本》第26卷，140页。

[12] 《事略稿本》第28卷，台北“国史馆”，2007年，第223页。

[13] 《事略稿本》第28卷，257—258页。

[14] 《事略稿本》第28卷，277—278页。

[15] 《事略稿本》第20卷，台北“国史馆”，2005年，第209页。

[16] 《事略稿本》第20卷，第211—212页。

[17]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以下简称“长稿初编”），卷十，台北：中政教基金会，2003年，第195页。

[18] 《长稿初编》卷十，198页。

[19] 《长稿初编》卷十，235页。

[20] 《长稿初编》卷十，241页。

[21] 《事略稿本》第28卷，223页。

[22] 《事略稿本》第26卷，第209—210页。

[23] 《事略稿本》第26卷，第139—140页。

[24] 《事略稿本》第26卷，28页。

[25] 《事略稿本》第26卷，第69—70页。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战争爆发前的中国是怎样一种状况？

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的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地位。

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一直坚持“党治国家”。那么这种党治国家结构的基本情况是怎么样的？

国民党创设的“党治国家”结构有着重大的制度性缺陷，它无法整合30年代国内不同的政治和社会力量，更不能有效保证现代化目标的实现。

在当时中国这样一个人口众多、经济落后的后发展国家，实现社会变革，应对外部危机难以跃过一个由国家对人力与物力资源进行快速积累的阶段。从这个角度看，“以党治国”不失为一种加强中央权力、稳定社会秩序的方法。

但是实行“以党治国”有赖于一些基本条件的支持。首先，这个执政党应是一个具有现代化导向的动员型政党，它必须有一个符合时代潮流的政纲来吸引党员和公众，应兼顾社会发展与维护政府权威两方面的关系，通过建立富有活力的政治制度来对各种政治和社会力量进行整合和调节，以发展经济，增加国力。更重要的是，它还有赖于国内政局的相对安定，和有一个有利于国家经济建设的和平的外部环境。

1927年后，由于国民党顽固坚持反共和“剿共”战争，引致国内政局的长期动荡。国民党各实力派之间的混战、对抗和日本对华不断的侵略，更加剧了政局的动荡，严重消耗了国民党，使其领导的国家政权机构长期处于虚弱的地位。

达成“以党治国”的另一关键是，执政党必须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保持高度统一。1927年后，尽管蒋介石一再鼓吹国民党党员“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必须无条件服从领袖和组织，但是国民党无法真正成为纪律严明、富有效率的党。长期以来，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党纪松懈，内讧不断。比较大的派系就有以汪精卫、陈公博为首的改组派，以邹鲁、谢持为首的西山会议派，以胡汉民、邓泽如、古应芬为首的胡汉民派和以孙科为首的“再造派”（太子派）。在蒋介石集团内，又有政学系与CC系、黄埔系与CC系的明争暗斗。1930—1931年两年内，国民党两度分裂，1932—1936年又有南京与以胡汉民为精神领袖的半独立的粤、桂等省的对立。党内派系不断冲突和演化，使国民党的党纪形同具文，政治上和组织上始终难以真正统一。

国民党的思想“统一”更是建立在沙滩上。由于国民党在对待孙中山遗教上表现的严重随意性，三民主义已丧失了一个完整理论所必须具备的严肃性和内涵的规定性。在理论层面，国民党无法绕开孙中山，解释清楚三民主义与共产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民主主义的关系、三民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关系等深层次的问题。

在现实层面，国民党不能解释，为何要在国难日亟的关头继续内战、“自己人打自己人”的问题。蒋介石只能有意不顾共产党、红军是有理论、有思想的政治及武装力量的事实，把中共与红军诬为“土匪”，他只能用“服从命令”的训斥来回答蔡廷锴、张学良等对其继续内战的“必要性”所表示的怀疑。

在国民党的党组织与政府机构及社会的关系上，国民党只是在中央一级实行“以党统政”，省以下则实行党政的完全分开，在省以下的基层，其党务机构形同虚设。

30年代后的国民党逐渐出现“空壳化”。搞党务的人得不到“实惠”，当官的人都要当政府的官。据陈立夫晚年的回忆，当时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常委的月薪是300元，而政府部长每个月的薪水是600—800元，所以搞党务的都忙着要找兼职。下面的省、县也是这样。

国民党在1927年把共产党员排除后成了单一的执政党，迅速恶化，在其执政的头几年，不少人抱升官发财的目的入党，使国民党流品复杂，党的形象一落千丈，多被社会舆论批评，一般的党员也毫无“党员”荣誉感可言。以后，国民党更是在军公教人员、大学生中“拉伕入党”，“集体入党”，党员人数虽大为膨胀，党的作用却不见增长。

南京十年，国民党一直试图借助民族主义的若干符号来巩固自己的权力基础，但是国民党在党治原则下推行的“安内攘外”政策却加剧了民族危机，同时也暴露出国民党政治结构所存在的严重弊端。1935年后，在日本不断扩大侵华的压力和社会各界强烈要求下，国民党开始对“安内攘外”政策作出局部调整，但仍然拒绝对其政治结构作任何实质性的重大改革，这也是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政权在处理国内问题上长期陷入政治危机的主要症结。

1937年抗战全面爆发前，国民党的“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效果如何？

1928—1937年，在严重的民族危机和社会危机下，蒋介石试图以党治国家的形式，通过推行“安内攘外”政策，维护和巩固国民党的统治，然而国民党制度和政策中所存在着的巨大障碍性因素，使蒋介石无法达成这一目标。

在这十年间，“攘外必先安内”是南京国民政府的基本国策，“安内”的对象是地方实力派和中国共产党。

1928年后，蒋介石试图以国民党和中央军来整合中国。如前所述，国民党在30年代后已经走向“空壳化”，因此蒋介石要重建小核心。1932年，在蒋的授意下，成立了“三民主义力行社”，这是一个由蒋的黄埔亲信学生组成的秘密组织，主要由军方人员组成，社员包括贺衷寒、邓文仪、康泽等。他们标榜“崇拜领袖”，“服从命令”，羡慕德、苏带有浓厚的法西斯主义和国家主义的色彩。其外围组织是“复兴社”，又被称为“蓝衣社”。“三民主义力行社”提出的口号是“民族复兴、反共、反日”，要求实行“统制经济”，也提出“反对腐败”的口号。蒋介石手上还有另一个秘密组织，这就是党方的秘密小组织“青白团”，专门吸收青年，由陈立夫控制，也是听命于蒋。

中央军是蒋手中的王牌，蒋对中央军加以新式训练，不断对中央军高中级军官进行“精神训话”，蒋把其主要用于内战，而置日本扩大对华北侵略而不顾。

蒋的政府是以军事强人为主导的威权式弱势政府。蒋介石也要发展中国经济，30年代国民党征用了不少专家参加政府，但蒋介石更迷信武力，他企图用中央军和秘密组织来整合社会都是不成功的，秘密组织所普遍施用的暴力、恐怖手段根本得不到社会大众的认同。

为什么说蒋的政府是“弱势”的呢？因为国民党内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国内也没有实现完全的统一，两广、四川、新疆、山西、云、贵等只是名义上听从南京国民政府。

更关键的是，国民党没有能够有力地回应全民族“抗日救亡”的要求，国民党一再对日本作“最大的忍让”，“骂了不还口，打了不还手”，极大地损害了它作为一个中央政权的政治形象，造成国人对国民政府的严重疏离。“安内”在翦灭地方实力派方面虽有效果，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经过长征，到达了陕北，蒋介石企图消灭红军的计划完全落空。到了1935年底，人人都可以看到，蒋的“攘外必先安内”已经走到尽头，“攘外”是彻底失败的，日本不断扩大侵略，蒋若再不抵抗，国民政府的合法性将全面流失，地方将以“抗日”而起，取南京国民政府而代之。1936年“两广事变”就是一个明显的信号。

1937—1938年举国一致共赴国难，是抗战使中国形成了新的统一。

在抗战开始前的十年里，国民党是如何调整和中共的关系？又如何改善和苏联的关系？

九一八事变后，中国共产党最早旗帜鲜明地提出反日，但国民党大军对共产党领导的各个苏区发动持续“围剿”，在这种形势下，共产党自然谈不上和蒋的合作，生存才是第一要务。

1935年10月1日，中共通过在巴黎的《救国时报》发表“八一宣言”，明确提出中共愿和一切党派合作抗日。圣诞节前夕，陈立夫、张冲奉蒋介石命去苏联秘密交涉，其意也是希望和中共打开关系。陈立夫一行经海路到欧洲，秘密到达德国，准备前往苏联。后来因为消息走漏，苏联担心日本有所反应，蒋只得命令陈立夫等人从欧洲回国。

1936年，蒋的亲信、国民党驻苏大使馆武官邓文仪也向中共驻苏代表团联络，王明的回答是：国共两党的中央都在中国国内，谈判也应该在国内进行。中共代表团随即派潘汉年回国，国共双方开始秘密接触。

中共与国民党的关系在这十年间发生了一连串的变化：从“反蒋抗日”到“逼蒋抗日”，再到“联蒋抗日”。西安事变后，内战结束。经过国共双方多次谈判，在1937年9月23日，蒋终于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

“九一八事变”后，中苏加快了因“中东路事件”而中断的两国邦交的复交谈判。1933年初，中苏复交。1935年，梅兰芳访苏，这是当时两国文化交流的一件大事，但双方实质性关系进展缓慢。

日本入侵中国东北后，苏联也感觉到了日本的侵略威胁，这使得苏联感到与中国合作的必要。1936年，陈立夫奉蒋之命和苏驻华大使鲍格莫洛夫接触，希望与苏结成军事同盟，“使日本知难而退”。蒋的这一举动还有另一考量：“使苏俄不要乘中日战争而帮助中共”。但苏不愿和中国签订军事同盟条约。1937年春，经鲍大使和王宠惠外长多次谈判，双方于8月21日在南京签订《中苏互不侵犯条约》。这个条约的实际意义是苏联愿向中国提供军援。

1937—1939年是苏联援华的高潮。苏联是这一阶段最大的援华国家。抗战爆发后，立法院院长孙科三次赴苏，获得了2.5亿美元的军事贷款，杨杰将军任驻苏大使，专门接洽军火来华问题。苏空军援华计1000架飞机，2000名飞行员，500名苏联军事顾问活跃在中国几个战区，[1]并通过从阿拉木图—迪化（乌鲁木齐）—兰州的战略公路，援助中国大量的军火。1939年，蒋通过孙科向斯大林请求，再派北伐时期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伦将军来华。加伦将军又名勃留赫尔，30年代初升任苏联元帅，是苏联远东红军总司令，但孙科被告知：加伦是日本间谍，已被处死。当然，被强加在加伦将军头上的罪名是子虚乌有的。二战爆发后，苏联对华援助逐渐减少，1940年后，苏空军飞行员和顾问陆续回国，对华军援停止。

* 2005年11月华中科技大学“化成天下”第1106期讲座的文字整理稿，刊载于“化成天下”网（http://uzone.univs.cn/news2_2008_169421.html）。

[1] 参见徐中约《中国近代史》（下册），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2年，606页。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张＝张明扬

高＝高华

张：国民党的失败是一个大题目。政权能出自枪杆子，也能失自枪杆子吧？

高：那是啊，在东方许多国家是这样的，政权更迭是由枪杆子决定的，当然在枪杆子的后面有政治等因素。关于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原因，最流行的答案是：国民党的失败乃是“历史的合力作用”，既是政治的，又是军事的，也有文化、思想的，以及教育等等因素，多种因素交互作用，导致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覆亡。如此说法，是非常全面的，确实每个方面都能找到许多证据，但在我看，最重要的原因还是军事，如果朴素地还原到基本史实，军事失败乃是最重要的失败，其他原因都是从这里派生出来的，说到底还是军事第一。

1949年3月5日，毛泽东在西柏坡举行的中共七届二中全会上说：所谓人民共和国就是人民解放军，蒋介石的亡国，就是亡了军队。

张：抗战后，国民党的军事实力至少在账面是占很大优势的吧？

高：抗战胜利后，很少人想过国民党政权有可能被中共打败的问题。从实力对比上讲，双方悬殊很大，国民党占绝对优势。1945年底，国民党军队数量有450万，远超过共产党，共产党军队只有127万。在武器装备方面，国民党多为美式，又接收日本和伪军武器，明显优于中共。据航委会主任周至柔报告，国民党有可起飞的飞机344架，完全掌握制空权，并有海军船舰240多艘。在获得外援方面，苏联在东北虽然也给共产党不少援助，但总量上少于美国对蒋的援助。由于国共力量对比悬殊较大，蒋介石轻视共产党的思想非常严重。1945年9月23日，蒋说：“长江以南各重要都市接受投降大体完毕，陇海路亦已接收过半，共匪祸患已除其半矣”，而实际上中共力量集中在长江以北，实力俱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彭学沛说，共产党军队只是“毫无训练的老百姓”，1946年5月，四平战役国民党获胜后，蒋更不把共产党军队放在眼里，他对其内部人员说“中共除一部分外，本属乌合之众，经此次打击，势必瓦解无疑”，“共果不就范，一年期可削平之”。6月17日，蒋还说：“共产党的战术和江西时代一样，并无多少进步……他们在东北虽然得了不少日本的武器，但并不知道运用。”“我们有空军，有海军，而且有重武器和特种兵”，“如果配合的好，运用灵活……就一定能速战速决，把奸匪消灭”。

连毛泽东也没想到中共会快速战胜国民党，毛虽在1944年12月说过，“这次抗战，我们一定要把中国拿下来”。可在当时，那只是一种心里愿望的表达，还看不出有实现的可能性。几年以后，毛泽东提出要敢于胜利、敢于打败蒋介石的问题，换言之，就是到那个时候，许多中共党员也没想到果真能打败国民党。

国民党历史上的几次成功是有特殊背景的：1934年逼迫红军向西突围，那是因为国民党军队占了绝对优势，现在看，即便当时中央红军由毛泽东领军，若国内形势不发生变化，中共处境也不会有根本的改变。抗战期间国民党军队打日本也可以，那是因为民族主义激发了国民党军人的抗日斗志。1946年春，国民党在东北打中共也行，那时国民党挟抗战胜利之势，加之由善战之白崇禧督兵，致使林彪败退四平街，一直退到哈尔滨。但是1947年后，国民党打中共就不行了，蒋所面临的内外矛盾进一步加剧，这一年确如金冲及所说，中国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国民党从强者变成弱者，只是当时绝大多数中国人不知道。

张：国民党恐怕是过于轻敌了。

高：现在看，国民党在1945—1946年的骄傲是没有道理的，是虚火上升。经八年抗战，共产党生聚教训，实力早已今非昔比。国民党虽然知道这一点，但抗战以后双方毕竟没有大规模交手，而国民党在1934年江西“剿共”成功的经验又严重误导了国民党的高中级将领，使之严重轻敌，从蒋到宋子文，再到国民党中宣部部长，再到领兵的国民党将领，多把共产党军队看成是“乌合之众”。

的确，抗战期间八路军的作战方式多为游击战，不少高级将领连运动战都不会打了。但为适应和国民党的决战，解放军在战法上实现了迅速转变，万毅回忆说，当他在1946年初开始和国民党中央军作战时，还弄不清楚运动战应当怎么打，更不曾和装备好、作战能力强的敌人打过仗。在东北打了几仗后，提高很快，迅速掌握了大兵团、正规化、攻坚战的战法。在战略上，解放军无所谓一城一地的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根本不在乎因丢失地盘国际舆论会有什么看法。

而经过土改，解放军兵源充足，又接收一些投诚的伪军，扩充了兵力。黄克诚也说，几个月时间，开往东北的十万部队就扩大为三十余万，其中许多为前伪军。共产党在用人之际，没有教条主义，只要有用，都吸收，以后再清理。在组织上，中共党、政、军完全军事化，轻装上阵，军队不需发工资，只要吃饭穿衣就可。蒋介石则与此相反，要支付巨额军饷，他在1949年4月30日的日记上写道：“军饷发给现银导致金融枯竭。”蒋的亲信、曾任江西省省主席的王陵基说，他的很大任务就是征粮送东北内战战场，不问丰歉，都征到九成以上，由于征粮任务重，江西省田粮处处长被他逼得在吉安跳水。国民党短期内又不能打赢，从而带动经济出现严重危机，造成通货膨胀，导致物价狂涨，蒋却不在意，以为只是暂时现象。

共产党干部没有私产，这点尤其重要，蒋介石在1949年6月8日写的日记有一段为“以敌人之长处为借鉴”，列数中共优点七项，将“干部不准有私产”列为中共优点第一条。

张：既然已经打仗了，国民党的动员能力怎么样？

高：老百姓是不愿打仗的，内战得不到民众支持，国民党也缺乏强大的动员能力，始终没能建立举国一致的军事动员体制，“总体战”只是一句口号，甚至连口号都称不上。老百姓不知道为什么要打内战，国民党也没有办法让人民接受它对“勘乱”的解释。虽然国民党政府宣布全国进入“勘乱”时期，上海、南京、北京、武汉、广州等大城市，仍一如往常，国人完全没有进入非常时期的感觉。1949年8月24日，蒋介石飞重庆指挥，其时重庆已非常危急，随行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发现当地百姓“表面上看来作息正常”，和陪都时代“没有多大改变”。蒋介石在1951年也承认：我们当时的确没有动员。

张：蒋介石个人军事才能与毛泽东的差距也是失败的一大原因吧。

高：说起来蒋介石靠军事起家，打了几十年的仗，但他没有形成概念的军事思想，而毛泽东有“十大军事原则”。虽然有时蒋的大眼光是正确的，但明明自己意见是对的，当遇到反对，蒋却不能坚持。1948年2月，蒋多次要卫立煌撤主力至锦州，卫不听，蒋也就只能听之任之。蒋要傅作义撤军南下，傅作义不舍离开察、绥老地盘，说出的理由是：坚守华北是全局，退守江南是偏安。蒋就同意了。

更重要的是，蒋介石的军事战略方针有重大缺陷，套在他脖子上的致命绳索是他以“保城守地”为中心的军事战略方针。蒋介石非常在乎一城一地的得失及国际观感，1947年后，他进一步明确以争城夺地及确保城镇和土地为作战目标，这些在他看来，是理所应当的，国民政府既为执政当局，就要承担所谓“守土保民”的责任。可是，国民党军队要守护的摊子太大，为反击国民党在东北的进攻，中共军队在关内四面开花，使得国民党军队穷于对付，兵力不敷使用，被解放军各个消灭；蒋介石为此深为忧虑，他感叹“防不胜防，此剿彼窜，颇难为计”，国民党于是就“抓壮丁”，又造成民怨沸腾。

蒋对军队的指挥也有严重的问题，非常僵硬呆板，蒋一向喜越级直接指挥，在蒋身边负责作战事务的国防部三厅厅长郭汝瑰几十年后写道：由于当时通信不发达，战场情况千变万化，蒋虽是根据前方的报告作指示，下达命令，可是命令下来，情况已经变化，而军师长因怕受军法审判，有时明知蒋的指令有错也执行。而白崇禧当时就批评道：蒋“远离前方，情报不确，判断往往错误”，认为国民党军队的失利为蒋军事干预的结果。何应钦则批评部队用人，团长以上皆由蒋亲自决定，完全不经国防部评判会议审定，故而造成军事失利。

对于白、何等人的上述意见，蒋完全拒绝。1948年8月7日，蒋在日记中加以辩驳：“近日何、白之言行态度，谓一切军事失利由于余直接指挥部队所致，而归咎于余一人，试问余曾否以正式命令指挥某一部队作战，惟因前方将领径电请示，余身为统帅不得不批露督导责任。”蒋并责斥何应钦与白崇禧互相唱和：“不知负责，不知立信，而反于此时局势严重，人心彷徨之际，意作是想，是诚万料所不及者。”

张：蒋介石好歹也是日本士官学校的正牌毕业生吧。

高：蒋介石的军事教条主义非常严重。内战初，他把胜利的“宝”押在“速战速决”上，还细定了战术守则：“在共军主力未溃之前，各路行军纵队仍应严守战术原则，每纵队应以一旅兵力为基准，每日行程以二十公里为度，至多不得超过二十五公里，其行军序列亦应照旧日战术分尖兵、前兵、前卫与本队及后卫、侧卫等布署。”这样的指令固然称得上细腻、严整，犹如旧时普鲁士、日本士官学校的战役学教程，然而怎么能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形势？蒋还有一些很具体的战术指导，诸如“口袋战术”、“反口袋战术”、“坚壁清野”、“主动出击”、“防中有攻”、“攻中有防”等等，皆为永无错误的教科书式语言，毫无创意，机械搬用之，怎么能追上身手敏捷、不拘固定战法的解放军？同时使得前线指挥官不能随机应变，当机立断。相比之下，林彪则是从战场上总结出战术原则，张正隆的新作《枪杆子：1949》中提到，林彪的六个战术原则：一点两面，三三制，四快一慢等，一有机会就讲，不仅师团干部会用，连许多老兵都懂、会用。

张：在用人上，蒋介石也未见高明之处吧。

高：在东北，蒋介石临阵换将，先杜聿明，继陈诚，再卫立煌等，都无堪重用。在淮海，蒋仍然没有章法，他重用的几个人都不行，这是关系到党国生死存亡之战，但是整个国统区日常生活照样运转，不受影响。毛也在东北换将，但都是为了减少矛盾，以求高度统一：林彪等与彭真在一些重大问题上有矛盾，1947年6月16日，毛任命林彪为东北最高军政首长，把彭真调回西柏坡，在东北的政治局委员、中央委员都归林彪节制。

蒋介石很少有像林彪、彭德怀、刘伯承、粟裕这样的统帅型将领，1948年3月25日，蒋在日记中写道：“甚叹今日求一李鸿章、胡林翼、骆秉章之流而不可得也。”

蒋之用人，一看派系，二看服从和人身依附，白崇禧为国民党军队中少见的统帅型将领，因不是蒋的人马，聪明才智不能得以发挥。蒋重用胡宗南几十年，而此人只是一个师长的才能和气局，却被蒋当作统帅用。1943年，陈立夫去西安劝他突袭延安，“建不世之功”，他未敢。当然，胡宗南即便敢偷袭延安，也无济于事，因为他身边的熊向晖肯定会提前就把消息密报给延安。

张：可与共产党相比，国民党高级将领的履历要辉煌多了。

高：毛在建国后多次说过类似的话：“老粗出人物。我们军区司令百分之九十都是老粗，行伍出身。”“我们人民解放军的元帅、将军中间，只有林彪，刘伯承等有数的几个人是军事学校中出来的……不是黄埔军校的洋包子打败了土包子，是土包子打败了洋包子。”毛自问道：“许世友念过几天书？！……韩先楚、陈锡联也没有念过书……刘亚楼也是念过高小。”他说：“结论是老粗打败黄埔生。”应该说，毛说的这番话是事实。在国民党军队内，特别是中央军内的中高级指挥官，大多是有文化的。例如，张灵甫就是北大历史系毕业生，是抗日名将，以后却输于中共之手，不仅仅是他，一大批国民党的黄埔生、陆军大学毕业生，也都败于中共之手。

相比之下，中共将领大多文化低，多为贫苦农民出身，知识分子担任高级军事将领的极少，即便有几个，也多为参谋人员，很少被赋予带兵打仗任务。而国民党高级将领都通文墨，中低级军官大多也有文化，许多人还是“十万青年十万兵”时投笔从戎的，怎么会被没文化的“老粗”打败？共产党确实是创造了一项奇迹。

张：这与国民党的派系斗争有关吧，蒋介石就听之任之么？

高：蒋介石在大陆时期，从没有实现真正统一，特别在军队方面的统一，不同军系间存在着尖锐的矛盾，在局势危急时，内部冲突更加剧烈。蒋介石一向私心自用，嫡系与非嫡系，划得很清楚，他在1945年3月25的日记中以蔑视的态度大骂出身彝族的龙云：“龙云之骄横不道，殊非想象所能及，猡猡终身为猡猡，夜郎自大为意中事，无足为奇。”在蒋系内部也矛盾重重，战场上的拥兵自重，见死不救，已是常态。用陈诚的话说，叫做“贪婪怯懦，毫无生气”，打起仗来，只顾保存实力，互相推逶，见死不救，临到紧急关头，往往丢下部队、临阵逃遁。1948年7月，第五军军长邱清泉看着第七十五师师长沈澄华被共产党军队包围也不救，致其被消灭，使蒋大为愤怒，他在日记中写道：“此全由于邱清泉违令不进之所致。中原战局从此万分严重，将领自私自保，不能团结互助，而又怕战，毫无出击精神，至此能不叹军事前途之惨淡乎？”邱为蒋的嫡系，就是见死不救，事后也没事，到了淮海战役时邱又故伎重演，黄伯韬兵团被共产党军队包围，向他求援，邱居然按兵不动，连参谋总长顾祝同亲飞徐州，请他出兵也被拒。

对于国民党军队的失败，蒋介石一直不解，他说，从武器装备到后勤补给，国民党军队样样在先，怎么还是“不能迅速把匪军消灭”，“匪军何以能用劣质装备而以毫无现代训练的部队来击败我们整师整旅的兵力”？蒋不找自己的原因，把责任往下推，只能骂下属。但是怎么骂，还是不同的：蒋的嫡系打败仗，蒋也骂，但和骂李、白是不一样的。杜聿明和邱清泉兵败淮海，杜被俘，邱自杀，蒋在1949年1月10日，即邱清泉自杀当日写道：“而杜聿明、邱清泉二将领虽作战失败，但其始终听命，奋斗到底，实不愧为革命军人。”

国民党“军统”的头目毛人风总结辽沈战役国民党军队失败原因就提到：高级军政长官擅离职守。当“匪军”未抵沈阳时，卫总司令（即卫立煌）即于10月30日飞离沈阳，未服从上级指示制定计划布署，部队因无人指挥军心动摇，自行溃散。又沈阳警备司令胡家骥、市长董文琦、辽宁主席王铁汉等高级将领，身负防守重任，亦竟于30日弃职离去，激起军民怨恨，相率抢劫，全市混乱激起民变。

此等情况在解放军渡江后更加严重，蒋介石愤然道：“无论上海、厦门、广州，每一次撤退，高级将领总是先部下而退，置部下的生死存亡而不顾。”所以说，国民党军队既非“党军”，更非“国军”，而是将领们拥兵自重的“私军”，这样的军队怎么不败？

张：国民党军队中的政工部门不起作用吗？

高：国民党军队中虽有政工部门，但有名无实，不起作用，只是主官下的一个幕僚机构，基本职能在人事铨叙等业务方面，不管思想动态，特别是行宪后学美军，政工人员无地位，无权威，军队内部无凝聚力。据王鼎钧回忆，国民党官兵谈论军队的失败，像是谈别人的事，都幸灾乐祸，可见军中纪律之松弛已到了何等地步，最后大家都被解放军打败或当俘虏。到了大失败的1949年10月，蒋介石大声疾呼“官兵一致，生活一致”，“实行军民合一，真正做到军队是人民的军队，武力为人民的武力”，但为时已晚矣。

张：您提到了熊向晖，国民党在情报和保密方面的失败看起来一点也不亚于战场。

高：在40年代后期内战环境下，国民党的情报失败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双方在战场上的胜负。1988年，杨尚昆在纪念李克农的一篇文章中说：“为配合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我情工人员深入到国民党的机密决策指导机关内，及时准确地供给了党中央和军委及各地区战略性和动向性的重要军事情报，为党中央和毛主席研究战局，制定解放战争的战略方针提供了主要依据，使我军在解放战争中对敌人的主要情况了如指掌，始终掌握了战争的主动权。”

然而多数论者没有注意到，或不了解，在抗战前国民党反共的大环境下，处于“非法”状态的中共无法向国民党党政军系统大规模渗透。钱壮飞等是个别的事例，在此之后，就很少有类似成功的事例了。

相反，抗战前，国民党对中共领导机关的渗透和破坏却是非常成功的，到了1933年初，中共中央几乎完全不能在上海立脚，只能转移到中央苏区，依靠军队的保护才能生存。在1933—1934年，中共中央留在上海的机构—上海中央局又被国民党大破坏，两任中央局书记被捕后都叛变。据“中统”要员万亚刚自述，抗战以前，“中统”在中共内部，上至中央，下至省委机关都有内线“布置”，对中共的动态了如指掌。

中共情报工作获得全面转机是在1937年抗战爆发后，由于国共合作，实现了中共合法化，从而给中共的情报工作提供了非常广阔的空间，用蒋的话说，中共从此获得了“渗透、潜伏、发展蔓延的大好机会”。1938—1939年，就成为中共大渗透的时期，由周恩来、董必武、邓颖超、叶剑英等操盘和布局，将张露萍、熊向晖、王超北、沈安娜等一批情报人员，打入国民党党政军系统，长期潜伏。

中共还对一些意欲回头的原脱党人员和前“转变”人员进行思想和感情感化，让他们重新回炉为中共做情报工作，但是一般不给党员名份。1943年延安指示中共西安情报处：“为要（了）开展情报工作，必须大胆放手地吸收各种各界人员，这是我们的既定方针。你处工作干部中，无论曾脱离过党或自首叛变过党，或是特务，只要他愿意为我党工作，均可使用。”

张：为什么1938年后，有许多人为中共做事呢？显然不是为了名利。

高：中共有抗日的形象，平型关之战影响巨大，很多人敬慕八路军；中共有廉洁和奋斗形象，而国民党有浓厚官僚气，抗战中期后迅速腐败，很多人转而欣慕中共；中共有民主形象，特别是新民主主义一改苏俄式的色彩，国民党一个主义、一个党、一个领袖，引起许多人的反感，中共反而有强大吸引力；中共有平民形象，在根据地实施了一些社会改革，满足了社会上普遍存在的同情、关怀底层普罗的民粹情绪；原投降叛变的中共人员，只是因怕死而叛变，脑中的中共思想却很难清除，加之在国民党内不受重用，他们对过去行为产生歉疚感，转而想为党做贡献以赎前错。

张：据说就连蒋介石身边都是谍影重重。

高：据长期担任蒋介石医官的熊丸在其口述历史透露：“我记得那时总统在黄埔路官邸设地图室，地图室三巨头是总统、周菊村与刘斐（为章），三人在南京指挥徐蚌会战。但刘为章本身正是个中共特工，以致我方作战命令共方完全知晓，自然我军每战必败。那时大家都觉得奇怪，为什么蒋先生下的命令共方都知道……后来大家都认为刘为章十分可疑，蒋先生却都听不进去，也没人敢直接告诉蒋先生，故直到最后证实这点时，蒋先生连想都没想到。”

刘斐建国后担任全国政协副主席，据郭汝瑰说，情报人员多为单线联系，他本和刘斐关系很坏，只要刘有建议，他必反对，后党组织派人带话给他，叫他注意搞好和刘的关系，不要被敌利用，他才意识到刘也是在为共产党工作。

正是因为有刘斐、郭汝瑰等潜伏在国民党核心部门，为中共提供了重要的情报。至于长期潜伏在国民党军队中的何基沣、张克侠、廖运周等，都是带兵的重要将领，他们和解放军里应外合，一到关键时刻，或阵前起义，或诱国民党军队进入共产党的包围圈，蒋怎能不败？

张：迁台之后，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有什么反思么？

高：民国将亡，人心已散，大势已去，蒋最恨谁呢？不是恨毛泽东，而是一恨美国，二恨桂李。蒋责美袖手旁观，不救他。1949年1月31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此次革命剿匪之失败并非失败于共匪而是失败于俄史（斯大林），亦非失败于俄史而是失败于美马（马歇尔），“美必后悔莫及而马歇尔须负全责”。

蒋自欺欺人地认为，如果他不是被逼下野，中共就不会获胜，他在1949年5月的《上月反省》中大骂：“桂李投机取巧争权夺利寡廉鲜耻忘恩负义”，1948年9月25日，他在日记中写道：“战局逆转，情势不利之际，一般高级将领往往乘机争取，挟匪要胁，如华中剿匪总司令白崇禧者，每月要求武汉市私筹一千万金元，由某个人支配应用，不令中央知云也。时局稍变则叵测之徒即起异心。”

蒋介石在台北草山的“革命实践研究院”曾总结出国民党军队失败的原因：“我们此次失败，并不是被共匪打倒的，实际上是我们自己打倒了自己。”因为我们的军队是“无主义、无纪律、无组织、无训练、无灵魂、无根底的军队”，我们的军人是“无信仰、无廉耻、无责任、无知识、无生命、无气节的军人”。

1949年的最后一天，蒋在日记自省：“一年悲剧与惨状实不忍反省亦不敢回顾。”而最令蒋感到苦痛且悔之已晚者，乃是“军队为作战而消灭者十之二，为投机而降服者十之二，为避战图逃而灭亡者十之五，其他运来台湾及各岛整训存留者不过十之一而已。”

张：作为领袖，蒋介石对国民党的失败还是应负主要责任吧。

高：蒋在1949年10月16日革命实践研究院开学典礼上的讲词中明确说道：“失败的原因很多，而主要的原因是由于我们军事的崩溃”。蒋的分析是正确的，但对他个人的责任有所回避，他是党国的重心，以一人领党、国、军，对军事失败负有最大的责任。就军事而言，除了前面所讲各种原因外，还有几个重要原因也应提及，这就是仗打不好，背后还有政治等各方面的因素所致，例如在其政治和经济、社会政策方面，国民党体制僵化，在大陆时代，蒋介石一直未能建立有效率的军政机构，用余英时的话说，蒋介石是“无效独裁”。更重要的是，几十年来，国民党对改善民生福利做得太少，使其得不到底层民众的支持。从蒋介石的日记看，他是知道并同情底层民众痛苦的，他在1943年4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

公务员生活穷困万状，妻室有以产无钱多谋堕胎者，有医药无费病贫益深者。华侨在粤有鬻子女过活者，河南灾区，饿殍在道，犬兽食尸，其惨状更不忍闻。

同年8月27日的日记中写道：

川民最痛苦而其工作最残忍者二事，即背长纤上滩与提大锤凿石，令人目睹耳闻，悲伤难忍，如何而使我同胞永免此难，其惟改革社会，发展工业，以提高劳工生活，保护劳工健康而已，战后急务莫过于此也。

但是，因各种原因，蒋介石并没有将其想法和对底层民众的关心付诸具体有效的社会改良行动，1949年2月1日，蒋介石在故乡溪口又写道：

为政二十年对于社会改造与民众福利着手太少，而党政军事教育人员，更未注意三民主义之实行，今后对于一切教育，皆应以民生为基础。亡羊补牢未始已晚也。

1949年10月19日，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今后整军要着重解决为谁而战的问题，他说，“要为实行三民主义……提高人民生活，减租减息、反对剥削、反对专制压迫……而战，为平均地权、耕者有其田，实现民生主义而战。”蒋介石有此省悟，只能说对稳定台湾有益，但就大陆而言，历史已不复给他实践之机会。

蒋是过渡年代人物，他的主要活动年代在20世纪，这使他的言与行都有了若干现代色彩，然而他却保留了大量宋明儒修身齐家的传统思想。到了二战后，他仍坚持把西洋“科学方法”与中国的传统思想结合起来，甚至“不合时宜”地，或“对牛弹琴”般要求他那些世俗化的文武官员“必须皆有哲学与修养基础，能以圣贤自期，而以英雄之魄力以实现圣贤之宗旨”。他教育他的部下，他说军事教育应以“六艺”（礼、乐、射、御、书、数）为中心，这句话，他从黄埔军校一直讲到重庆，再讲到大失败之后的台北。由是观之，在尚力又尚智谋的现实世界，蒋之落伍甚矣。蒋的军事学“六艺”本无错误，但怎么可抵抗或消解解放军的“翻身打老蒋”、“诉苦”？

从日记中看，蒋在1949年雪崩般的大失败环境下，已尽了他个人的最大努力。他对自己要求甚严，将修身与政治行动融为一体，在极端困难的境地，自我激励，奔波各地，督促部下，布署那些毫无希望的救党救国行动，也就是他所说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对我更是如此”，应该说，他心目中“保国保民”的信念也是真诚的，然而，他所有的努力和牺牲皆为徒劳，大陆江山易手，蒋不得不退避台岛。

* 载《东方早报·上海书评》，2009年9月13日。

读书有感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他何以选择离开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思想”的累与痛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读龙应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札记

一、引子：龙应台要说什么？

龙应台去年出版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在台、港和海外的华人社会引起强烈反响，作为一名近代史研究者，我读过许多探讨1949年前后中国历史变化的著述，我自己也曾就其中的某些问题写过文章，但是龙应台的书还是给我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应该说，这是一部用散文的文体，以新的思维对1949年前往台湾的一群中国人进行全新论述的重要作品。

《大江大海一九四九》意象复杂，场面宏大：从1949年200万大陆人渡海迁台，再到二战时期的德、俄战场和南太平洋战场；从“白色恐怖”对“外省人”的残酷迫害；到“本省人”对“祖国军”的期盼和失望，再到“亚细亚孤儿”的悲情。全书有家有国，以个人和家族的变迁，来折射时代和国家的大势走向对个人命运的影响。以人文的、人道的史观，穿透被宏大话语总结、归纳的历史，从中还原一条条鲜活的生命，寻求其中的意义和价值，这是《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的基本特点。在我多年的阅读中很少见到两岸的历史学家有如龙应台这样，将自己的研究与人性关切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在书中，龙应台满怀温情地写了她的父母槐生和美君千辛万苦、万里漂泊到台湾的故事，也写了一系列当年的小人物，在六十年前背井离乡、生离死别、逃难、跨海、落地生根于台湾的故事。过去人们只知道国民党政权1949年被中共打败，被迫退往台岛；今天龙应台第一次向世人展现1949年庶民渡海迁台的画卷，里面由无数的个人和家庭组成，结合起来，就成了一部罕见的中国近代“南渡”史。

该书是写给台湾人看的，也是写给大陆人和所有中国人看的，全书的中心意旨是以人道的观念，来反思1949年由国民党政府的大失败而引发的国内一部分人群的大迁徙、大逃亡，“向所有被时代践踏、污辱、伤害的人致敬”。龙应台在书中着力描述了被意识形态宏大话语长期遮蔽的一个个历史场景，讨论了一系列与1949年相联系的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问题，但是她不直接评判那场内战的是非功过，而是重点叙述那些内战的牺牲者及1949来到台湾的人群，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和尊敬：

他们曾经意气风发，年华正茂，有的人被国家感动，被理想激励，有的人被贫穷所迫，被境遇所压，他们被带往战场，冻馁于荒野，暴尸于沟壑。时代的铁轮，碾过他们的身躯。那烽火幸存的，一生动荡，万里飘零。

她写道，当夜里她一人独对史料：

我感觉一种莫名的涌动，千军万马继续奔腾，受伤的魂魄殷殷期盼，所有温柔无助的心灵仍旧悬空在寻寻觅觅……（16页）

龙应台告诉人们，正是这批被视为“失败者”的人群，“在跌倒流血的地方，重新低头播种”，“以失败教导了我们，什么才是真正值得追求的价值”。她并表示，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

在我的印象中，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在台湾谈论“外省人”和“失败者”的关系，是十分敏感的话题，龙应台直截了当地提出以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这是极为罕见的，需要直面历史的非凡勇气！许多年来，“外省人”是和贬义性的“失败者”一词相联系的，设想若非40年代末国民党的大失败，当年的200万人怎么可能背井离乡，如潮水般涌向台湾？2003年秋，在台北的一次有关抗战史学术讨论会的茶叙上，我亲耳听到当年参加抗战的前国民党将领说：败军之将，何以言勇？方知时间虽已过去几十年，这个“败”字，还是这样使人刻骨铭心。

国民党之“败”于中共，也让它在台湾的一些反对者对打败国民党的中共倾羡不已，也学着运用马列毛理论来挑战国民党，只是以后越走越偏，居然走到“台独”的方向。近十多年，把“外省人”等同于“占领者”的“台湾自主性／主体性”话语，又成为新的压迫性话语，在“失败者”和“占领者”这两种强势话语的压力下，虽然许多外省老一辈的内心有诸多苦楚，但还是“隐忍不言”，直到这次龙应台的新书问世。

龙应台是饮誉华人世界的著名作家，然而她对书写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她写道：

我没办法给你任何事情的全貌……没有人知道全貌。而且，那么大的国土、那么复杂的历史、那么分化的诠释、那么扑朔迷离的真相和快速流失无法复原的记忆，我很怀疑什么叫“全貌”。何况，即使知道“全貌”，语言和文字又怎么可能表达呢？……所以我只能给你一个“以偏概全”的历史印象。我所知的、记得的、发现的、感受的，都只能是非常个人的承受，也是绝对个人的传输。（146页）

龙应台开宗明义表明自己的叙述的有限性，显示了她的自信、真诚和科学态度。确实，她做的是一个非常大的题目，要在一本15万字的书里把所有与1949年有关的问题都阐述清楚，那是极为困难，甚至是不可能的，对书中的某些内容与论断，不同的读者因关切不同而存有异议也是正常的。任何一本书都不会是完美无缺的，同样，《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也不是没有可议之处。例如有一些内容，无论是作为1949年大变局的近因还是远因，都间隔得较远，不一定和主题十分贴切。只是这些瑕疵与该书的成就相比，是微不足道的。让我印象深刻的还有，作为一名作家，龙应台已在做历史学家的工作—她不仅对众多的历史见证者做了口述采访和抢救采访，还查阅了台湾和大陆的大量文献资料，例如：龙应台查阅了著名的台湾《传记文学》的创办人刘绍唐于1951年出版的《红色中国的叛徒》一书，该书通过刘绍唐在林彪率领的解放军“四野”的一段生活及其出走香港的经历，反映了易代之际的社会和人心变化，具有颇高的史料价值。据我所知，该书早已绝版，许多专家都未必看过，龙应台却找到了。她所做的这一切努力，使得她的叙述更贴进历史真实。

二、他们为什么去了台湾？

对于研究近现代历史，又是出生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我，早就知道1949年是一道分界线，是把历史和人的命运分开的坐标线。这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崩溃，蒋介石率领一批国民党军政人员逃往台湾。在我成长的那些年代，大陆每天都在搞政治运动，“深挖国民党残渣余孽”是每一次运动必有的内容，所以我对1949年去台人员总是有很深的兴趣：他们为什么去台湾？他们是怎么去的？

1987年后，两岸恢复联系，我曾当面听过一些台湾学者谈论他们当年去台的经历：张玉法教授是山东流亡学生，他是先经澎湖，再去台的（在龙应台的书中，专门有一节叙述了他的1949年）；尉天骢教授是南京“国民革命军遗族子弟学校”的学生，1949年跟随学校经广州辗转迁台；蒋永敬教授是从东北战场南下南京，再从上海坐军船，经舟山去了台湾。

2004年，我在台北见到钱永祥先生和钱伯母，他说当年他母亲和他当国民党军团长的父亲是分别来台的，他的母亲一手搀着他的姐姐，另一只手怀抱着刚出生不久的他，在海南岛上了前往台湾的军舰。而钱伯母的去台路线，恰与龙应台的母亲美君一样，都是在海南岛登舰，目的地是台湾。

显然，他们和龙应台书中所写的那些被抓的壮丁完全不同，他们有“各人的理由”或“自由意志”，都是在内战的烽火中，自愿去台湾的。于是又回到那个最关键的问题，他们为什么去台湾？

1949年的国民党政权，前景一片渺茫，年初蒋介石下野，李宗仁接任“代总统”，以为蒋下台，在美国的支持下，可以在保存国民党原有架构下与中共“谋和”，实现划江而治；结果希望落空，美国对国民党沉沦袖手旁观，知识分子大多留下等待新政权。

“山那边”的共产党则如日东升，气象万千，正紧锣密鼓准备开国。暂居在香港的民主党派和左派知识分子纷纷北上，“青春做伴好还乡”。我从民国老报人雷啸岑的书中还看到，1949年10月10日，在香港的亲国民党人士为纪念“双十”而举办的招待会上，出席者仅十余人，为首的还是民社党的伍宪子和徐复观等人，场面之萧条，可称之为“惨不忍睹”。在那年夏天，国民党当局很不容易凑了一点钱，在香港办了一份《香港时报》，每天只印五千份，其中一半以上寄赠给在港避难的国民党前官员和香港的社会名流，那些人却视国民党政权为“过去式”，唯恐避之不及。

1949年4月，解放军渡江后，迅速占领首都南京和东方大都会上海，国府南迁，先广州，后重庆，再成都，最后于1949年12月10日迁往台北。国府南渡，与历史上的南渡完全不一样。解放军以席卷之势挥师南下，势如破竹，在许多地区就是一路收编国民党军，国民党没有任何喘息的空隙来站住脚跟，更别说在长江以南维持一个偏安的局面。解放军只用了大半年的时间，就把在大陆的国民党军队全部歼灭，时间之短，亦是罕见。

可就在这历史的转折点，有人却追随国民党前往风雨飘摇的台湾；也有人留下来观察新政权，但为时不久，也选择离开，其中有沪上名作家张爱玲，以及当时还没有名气的国民党少校柏杨、小知识分子聂华苓、刘绍唐、傅建中等。

龙应台对“他们为什么去台？”是虚化处理的，她当然知道其“因”，她说，在其后面，“早有埋得极深的因”（195页），但她就是点到为止。龙应台在书中选用了柏杨在迎接解放军入城的北京街头，流着泪说左翼青年那一段话：“政府对你们有什么不好？……你们整天游行，反饥饿、反暴政，你们饥饿吗？八路军进城那一天起，你们立刻改吃陈年小米，连一块肉都没有，你们却不反饥饿？”（192—193页）

国民党很多事做得太烂，抗战胜利后，将“接收”变为“劫收”，特别是恶性通货膨胀，搞得天怒人怨，这都是事实。台大教授齐邦媛当年亲历“六一惨案”：国民党军警在武汉大学校园枪杀了三名左派学生，这是国民党的疯狂行动，有可能是地方当局的个别行为，未必是受最高当局指使。从总体上讲，国民党对教育是尽了心的，特别是在抗战时期，为了给国家培育人材，对学生的助学贷款等于免费全给，当局办西南联大，办各省联中，也都尽心尽力，只是人性特点之一就是多关心眼下，国民党在战后的执政实在是乏善可陈，左翼青年把几年前国民党的照顾忘得一干二净，也就很自然了。易代之际，社会快速变化，各种人因地位、处境不同而对新社会的看法、态度有异。知名人士因社会影响大，人民政府出于稳定大局的需要，对他们多有安排，吸收了他们中的不少人参加了各级新政权；相比之下，这些知名人士可能比一般小知识分子更能接受新思想，更加拥戴新社会；而小知识分子因地位卑微，不具统战价值，不少人甚至还失业，这批人反而对新社会有批评或保留，这才有柏杨在北京街头指斥左翼学生的那一幕，最后他们选择离开。

由是观之，当年去台湾的200万军民（内有63万军人，其他为公教人员及其家属），固然有一部分人是被抓的壮丁或被无奈裹挟去的，然而，不可回避的是，还有很多人去台湾是自动的选择。他们不愿生活在即将开始的共产党的统治下，自愿追随国民党，投奔风雨飘摇、前途未卜的台湾。

三、死的都是农家子弟

大陆在50—60年代出生的人，所受的基本政治教育就是战争为“正义”和“非正义”两种；我们被告知，革命战争是推动历史前进的火车头，“战争引起革命，革命制止战争”。革命战士应“发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还有就是林彪在东北战场上的名言：“在需要牺牲的时候，就要敢于牺牲……枪声一响，老子上了战场，今天就准备死在战场。”60年代初，中共批判苏联的赫鲁晓夫，罪状之一就是“渲染战争恐怖”，中国还连带批判反映赫鲁晓夫“和平主义”错误的苏联作家肖洛霍夫的小说《一个人的遭遇》。1968年，北越派出黎德寿和美国在巴黎谈判，中国正值“文革”高峰，当时就影影绰绰传闻北越受了苏联修正主义影响，不敢再打仗了云云。

“革命英雄主义”要有具体的人物做典范。牺牲自己，为部队前进开辟道路的董存瑞就是解放战争时期的英雄人物，他曾被称为“中国的马特洛索夫”（苏联卫国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当然各部队还有自己的“爆破大王”、“射击英雄”等等。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在全国各地广建烈士陵园，供社会各界，特别是年轻人凭吊瞻仰。

国民党和共产党打了几十年的仗，但很少有什么思想政治动员，蒋介石对其部下说得最多的是鼓励他们杀身成仁（178页），1950年后才有消极性的“克难英雄”的评选活动，这也是当时因美援中断，军费极为紧张，为了克服军中的供应困难才发起的运动。台北有集中祭祀的“忠烈祠”，却未听说每年清明节组织大批青少年为国民党阵亡将士陵园扫墓。

中共宣传、鼓动革命英雄主义，但绝不会在力量对比不利于自己时也主张打仗：1945年抗战结束不久，国共就开打，当时共产党军队力量较弱，在一两年内，中共和左翼方面就一直高呼“实现国内和平”。然而到了1948年10月辽沈战役后，解放军已完全占领东北全境，还解放了济南、郑州等华北、中原大城市，对国民党军队已占明显压倒优势，此时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呼吁和平，就被视为国民党的“反动走狗”了。张申府是中共创党元老之一，也是周恩来、朱德的入党介绍人，以后退出中共，一直以左派教授身份参加政治活动，是民盟的主要成员之一。此君却“书生气”或“怜悯心”太重，于1948年10月23日在储安平主办的《观察》上发表了《呼吁和平》一文，结果《人民日报》斥责张申府是“人民的敌人”，其妻刘清扬已到了解放区，宣布与他离婚，民盟宣布开除他的盟籍，建国后他本人则被打入另册，长期不准发表文章，也没有安排他任何职务，1957年还被打为“右派”。

所以，“反战”、“要和平”不是任何时候都正确的口号。庞朴回忆说，1949年设在济南的华东大学干训班的学员们个个欢呼共产党，可是同学中又普遍存在有渴望和平、结束动乱的情绪，经过上思想大课和反复讨论，大家才认识到：“这样的和平的愿望，又很容易倾向于在事实上同情敌人”，“虽说痛恨蒋，未必不会冒出有利于蒋的思想和情绪来。”[1]这些未来的新干部终于发现自己立场还有问题，于是纷纷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才把思想端正了过来。

易代之际，通常都是血流成河，龙应台对长春围城造成大量民众饿死哀痛不已，也强烈谴责国民党军队在山东战场下达造成“绝地”，“无论男女老幼，一律格杀”的命令（188页）。她写了新一军将领孙立人、陈明仁对解放军死伤的不忍，“看着敌人的尸体也不禁流下眼泪”（132页）。她的笔下对国民党军队多有同情，因为率领国民党军队的都是前不久与日军浴血奋战的抗日名将。

她再现了内战的真实场景：国共为争夺苏北重镇盐城，造成大量的伤亡：1946年冬，国民党军队攻下盐城，发现周边的战壕里掩埋了七百多具被冻僵的解放军士兵的尸体，每个人的口袋里都有被雪水浸透了的家书和亲人的照片（259页）；而在同一城的护城河里，又发现有王铁汉的国民党军队第49军的三千多具尸体（261页）。

龙应台在书中描绘的济南战役后的一个场景和所引用的一位叫卢雪芳女子的话，尤其令人震撼。在解放军攻下济南后，街上走着一位浑身发抖的国民党伤兵，他的右眼、鼻子和上嘴唇都被战火削掉了，卢雪芳正在街上行走，看到这位伤兵，她的眼泪一下涌了上来，却听见后面两位八路军士兵说：这就是给国民党卖命的下场。卢雪芳转身对那两位士兵说：“你们怎么可以这样讲他？他算什么国民党？还不是跟你们一样只是一个兵而已。”（150页）的确，如果不是被拉上战场，这位可怜的伤兵不就是一位在田里耕作的农民吗？龙应台引用一位国民党军人给家人的信说，“脱下了军衣，是一个良善的国民”，这句话饱含情感，令人感动：那些从死人堆里爬出来脱去军装的国共士兵，他们或在海峡此岸的家乡务农，或在台岛被派去修筑横贯公路，他们哪一个不是农家子弟？

龙应台在书中说“历史往往没有声音”，在之前，也有人说，“谁掌握了现在，谁就掌握了过去”。在几十年里，大陆的历史撰写中，国民党军队抗战的史迹被抹去了，直到80年代后才重见天日。在台湾，“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的受难者直到90年代实现民主化后才得以平反昭雪。

尽管“朝代可以起灭，家国可以兴亡”，历史记述往往也是胜利者的专利，但是时代变了，价值观也会随之变化了，台湾自不待言，在大陆，也有一些改变。我认识的一位女学者原先研究1945—1949年的军事史，几年前她对我说，不想再研究这一段历史了，“实在没意思，因为都是中国人打中国人”，这句话使我印象深刻。但是，从人文和人道的角度，全景性地对这段历史做出反思，在大陆和台湾都还没有出现，龙应台为第一人。

四、1949年，重塑社会的关键年代

在中国几千年历史上，年年有饥荒，有灾难，1949年也如此。但是1949年不是普通的一年，它是“城头变幻大王旗”的一年，却完全不同于中国历史上一般的王朝更替或改朝换代：这一次是天翻地覆，是政治与经济制度、思想、文化、生活方式、价值观念等的快速、彻底的改变。

1949年11月27日，朱光潜就在《人民日报》发表《自我检讨》的文章，这是知识分子为适应新社会而进行思想改造的开端。一年后，江苏扬州中学的教师进行思想改造运动，这是一所建于清末的著名中学，曾培养了许多知名的专家、学者。一份50年代初的档案材料写道，该校“178名教师有变天思想，怕蒋匪卷土重来的达59人，怀疑敌对苏联共产党、人民政府的有61人，存在同情地主的封建思想的有39人，比较显著的怀疑、反对镇反，认为杀人太多者达60人，崇美、恐美、亲美的达105人之多”。[2]以现在的眼光看，这份档案多少反映了建国初“宁左勿右”的思想，但如此多的知识分子有“变天思想”，并在建国后没几年就被划入另册，这也是令人吃惊的，更是那些知识分子没有想到的。

1949年，跟随国民党去台湾的是少数人，大批原国民党军政人员都留在了大陆，包括被共产党视为最具危险性的“阶级敌人”：地主和国民党“军、警、宪、特”。这些人在易代之际选择留下，等待新社会的到来，一方面是对国民党完全失望，另一方面也是相信共产党的《约法八章》。当然还有许多南方乡村里的地主，不知世事有变化，以为自己勤俭持家，老实本分，没有招惹谁，还可以像往常一样过日子。在一年后“镇反运动”中，有现行破坏活动的国民党残余分子及有反共“血债”的前国民党“军、警、宪、特”和“恶霸地主”等，约七十一万人被镇压，和跑到台湾的那些人相比，他们成为引颈待戮的一群。

去台湾的人，虽然还生活在熟悉的历史文化的氛围中，但是台湾社会正在发生深刻的变化，那就是四处弥漫的白色恐怖：跑到台湾的200万军、公、教人员，居然有四千多人被当作“匪谍”，命丧马场町等刑场，几十年后，人们才知道，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不是共产党员，至多是左翼青年或左翼文学爱好者。这些所谓“匪谍”大多是“外省人”，他们千辛万苦到台湾“自投罗网”，把命丢在了台湾！

在大陆时代，国共有两次合作，以后虽然翻脸，但是毕竟不久前还是朋友和战友，不少国民党高官一时还拉不下脸面，许多人都保护过共产党员，例如：蒋作宾为被捕的廖承志做过担保，陈诚曾帮助过田汉在皖南事变后避难，杜聿明也曾保护过田汉在昆明不被骚扰，等等。共产党干部基本上则是“亲不亲，阶级分”，但这不能归之于党员和干部个人品德，而是党的严格纪律使然。在1947年的老区土改中，一大批共产党员和区、县干部因“包庇地主家庭”而受到开除党籍等严厉的处分。因此在建国后，除个别外，很少与闻共产党高中级干部对那些即将要被枪毙的、曾帮助过自己的前国民党军政人员伸出援手。

1949年后，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成了惊弓之鸟，龙应台说“很多残酷，来自不安”（90页），这是千真万确的。那些国民党大官很少再出面保人了，在台湾，往往就因为读了一本左翼作家的书，就随意把人长期关在火烧岛。更令人发指的是，1949年12月，澎湖卫戌司令李振清把追随国民党千辛万苦带领八千山东流亡中学生到澎湖的山东联合中学校长张敏之（前烟台中学校长）及老师等七人全当作“匪谍”枪毙，造成千古冤案！这件事，过去未见史书记载。杭立武是当时的“教育部长”，为山东联中（由八所中学组成）撤退澎湖，亲自和澎湖驻军办过交涉，但是在80年代后期台湾“中研院”近史所对他进行的口述采访中，他只是提到该校培养了多少人才，却对当年的惨剧无一字说明和交代。2004年春，我在台北第一次听尉天骢教授亲口对我说过此案，至今还记得尉教授在讲述这件事时的愤怒表情。去年，我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知道了该案的更多细节；今天龙应台的书让广大的读者了解那个年代“白色恐怖”的无耻和无法无天！

龙应台以外省人后代的身份理解、同情台籍人士在“二二八事件”中所蒙受的苦难和牺牲，又公正地提出外省人为50—60年代白色恐怖的最大受害者。现在看来，当年的国民党不管是有意还是无意，客观上通过“二二八事件”和“澎湖山东中学匪谍案”两大事件实现了台湾社会氛围的转变，蒋经国等依靠白色恐怖，使亡国之君蒋介石的威仪重新确立，也使台湾的政局稳定了下来。以后国民党从“抓匪谍”中尝到了甜头，就频频运用“匪谍”的罪名来抓人。

在这个问题上，国共的路数完全不一样。在大陆，共产党采取公开的、大张旗鼓的方式，运用一切宣传手段，通过群众运动和专门机关相结合的方式，开展“镇反”和“肃反”运动；在制度建构方面，以“阶级分类”为依据，依靠单位、街道和公安部门三结合的方式，建立起社会治安网络，以监督“四类分子”（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1957年后再加上“右派”，统称“五类分子”）和一切“破坏分子”；国民党则专由特工部门负责，以暗箱作业的方式，在全岛各行各业密布“眼线”（即“线民”），形成天罗地网，重在制造恐怖，形成威慑。龙应台在她的另一篇文章中提到，1962年，她十岁的时候，曾亲眼看到穿着“黄卡其衣服的一堆人，手里有枪”，到她就读的小学来抓一位数学老师，那位老师跑出教室，特务们紧追，最后那位老师的“尸体呈大字型打开”，就死在学校操场的黄沙上，而所有的师生都不言语，好像没发生过此事一般。

龙应台亲眼所见的这件事，在那个年代经常发生。《万象》上刊载的一篇文章《稻田里的学校》也写到和龙应台在小学时所见到的几乎一模一样的抓“匪谍”案，这次是穿中山装的人来学校，把正在上课的外省籍老师抓走。恐怖形成巨大的震慑力，被抓者犹如人间蒸发，大家都回避谈论。显然，这就是国民党当局所要的社会效果：白色恐怖造成无边的社会恐怖和心理恐怖，使百姓彼此分开，就在百姓的恐惧中，国民党当局的威权如日中天，无所不在。

五、白色恐怖，还是岁月无忧的日子？

50—60年代台湾的“白色恐怖”打击的主要目标是“外省人”，龙应台的父亲龙槐生在大陆时代当过国民党的宪兵连长，去台湾后就做一个乡村警察，按理说不应是党国体制的“怀疑对象”，但还得写自传。齐邦媛的丈夫是铁路工程师，也被要求写出历史反省材料。相比之下，本省人的处境似乎要好得多，只要当顺民，政治上“安分守己”，不涉及左翼和“台独”，该干什么干什么，一般不会遇上太多的麻烦。

在白色恐怖下有没有正常的生活？应该说这是一种受到政治干扰的被扭曲的生活，在白色恐怖下，百姓的日子还得过，居然还越过越好，这里主要的社会结构性的背景是，台湾不是单一的、由政府掌控一切的计划经济体制。50年代中期后，在当局的管制经济之外，市场的因素也开始增长，小百姓依靠市场，总还能找一碗饭吃。龙应台的母亲美君设在高雄港的卖菜的小摊子，在她的经营下，1953年扩充为一家小店—“美君商号”，这也是大陆开始消灭私有经济、加速社会主义改造的关键年代。在当时一般人不会特别注意到这些，人们关心的只是美国给了台湾多少经援，苏联给了大陆多少援助，而不知道一个社会的经济自由才是最重要的。再则，台湾没有如同大陆那样搞“群众专政”，“匪谍”的家属、子女虽然也受到歧视—龙应台的书中提到王晓波因母亲被冤杀，而受到学校老师的侮辱，但是总的说来，“匪谍”的家属、子女还不至于被普遍视为“不可接触者”，遭遇到“人人喊打”的境地，其子女还可以读书、升大学。

虽然身处白色恐怖的年代，也有人没觉得有什么压力，这里面既有外省人，也有本省人。《万象》杂志有文章谈50年代初某作者从大陆流亡到台湾，有幸在台大法学院读书，度过了他称之为“象牙塔里”的一段平静的求学岁月。在文章中，这位作者自称当年是国民党外围组织成员，也是台大校园社团活动的活跃分子，还参加过出外访问的大学生代表团，显然，作者是当局信任的对象，他对50年代的回忆是有其角度和立场的。

这种情况无独有偶，对大陆50年代的社会生活，不同的人也是有不同的感受。例如：有许多知识分子在数十年后对“思想改造”持批评和反思的态度，有的甚至直接批评为“洗脑”；但是也有知名知识分子欣赏、怀念那段生活，把它称为是“永远力量源泉”的“火红的岁月”。[3]

郑鸿生是一位本省籍的批判知识分子，他生长在台南的一个小康之家，家境颇优渥。他在回忆他的中学时代时，很少提到那时在许多外省人心头上时刻存在的对白色恐怖的惊觫感，也很少提到一些外省人在回忆中通常会提到的50—60年代初的困窘生活。他详细描述了他的味觉开发的过程，从台南外省人的食物小店或小摊子，一路吃到求学的台北，从此喜欢上了外省菜的菜肴和食物。[4]

台湾的“戡乱戒严时期”是一种奇怪的状态，它的高峰期应是50年代的十年，60年代后开始缓和，以后特务虽然还不时抓人，告密仍然盛行，甚至达到了普遍化和深入化，许多有“卓越反共表现”的“忠贞党员”都遭过“检举”，但是社会的紧张度已有所松弛。这个时期的台湾社会，已有一定的自由度，又被穿上紧身衣。龙应台成长在这一时期，她既亲眼见过穿黄卡其装的特务来抓她所在学校的老师，也和那一代人一样，“在和平中，天真而开阔地长大”。

六、省籍问题的症结

近十多年来，“台湾自主性/主体性”的政治话语，在台湾学术、思想、文化领域不断扩大影响，这种思潮自有其历史根源，龙应台以理性客观的态度，将其抽丝剥茧，展现在公众面前。

龙应台在书中花了许多笔墨描述了台湾本省籍人士在国家认同问题上的困惑和迷惘，只是在我看来，有些已不属于“困惑”和“迷惘”，而是错以殖民国日本为认同对象！给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日据时代的台湾青年以当日本兵的“军属”、“军夫”为荣，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积极报名参军，居然报名者高达100万人，而被录取的少数人莫不以为日本效力而自豪！我读到这一段，感到触目惊心，日本在台“皇民化”政策的推行居然如此“成功”，这是我过去没有想到的。我不由想起蒋渭水之弟蒋渭川对蒋介石说的一段话：台湾人敬畏而不怀德。蒋渭川是台籍人士，却说出如此贬损台人的话语，是在国民党高压下为讨好蒋介石而违心说的假话，还是他真实的想法？这些都不得而知了。

1945年10月25日，台湾光复，被台湾人民盼望的“祖国军”却形同乞丐，毫无文明举止，被称为“叫化子军”，再次让台湾老百姓失望，因为他们看到的是：日本兵就是战败了，也是军容整齐，威风凛凛。没两年，1947年的“二二八事件”，大批台籍精英被枉杀，让台湾百姓彻底领教了国民党的专横和残暴，从此省籍问题成了台湾本省人一个难解的心结。

几十年后，台湾歌手罗大佑颇有深意地用日据时期台湾老一辈作家吴浊流的名著《亚细亚的孤儿》的书名，写出著名的歌曲《亚细亚的孤儿》，唱出了台湾人在冷战时期对冠之以“红色”和“白色”的高压和恐怖的那种惊惧感和凄凉感：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黄色的脸孔有红色的污泥

黑色的眼珠有白色的恐惧

亚细亚的孤儿在风中哭泣

没有人要和你玩平等的游戏

每个人都想要你心爱的玩具

亲爱的孩子你为何哭泣

多少人在追寻那解不开的问题

多少人在深夜里无奈地叹息

多少人的眼泪在无言中抹去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道理

亲爱的母亲这是什么真理

龙应台和罗大佑理解和同情台湾本省人在两蒋统治时期所受到的压力，写出了许多人都感同身受的那种无助感和无力感，这都是历史事实，但是若要说国民党自台湾光复就蓄意打击台人，则与事实不符。国民党治下的中国和日本不在同一社会发展的水平上，1945年抗战胜利时，国民党不是没有装束整齐、兵员素质较高的精锐部队，只是他们远在印缅战区；国民党也不是不重视收复台湾的准备工作，他们在重庆早就设有专门机构谋划此事，只是国民党不是共产党—1935年初，红军长征进入贵州遵义城，为使该城百姓对红军留下好印象，上级命令红军一律着鞋。国民党办事大而化之，太不认真，更不重视办事的落实，这是它的一贯风格。国民党军队和陈仪的长官公署对在日人长期统治下台湾民众的心理，没有兴趣去深入研究，更不会有的放矢去做收买人心的工作，加上不少官员有贪污行为，态度又很骄横，在推行“国语”运动时过快过急，让百姓无所适从等等，于是长官公署和“祖国军”在台湾人心目中的地位就一落千丈了。“二二八事件”在客观上强化了国民党的权威，使台省同胞对国家的感情产生严重的疏离，但那时蒋介石并没料想两年后他会丢掉大陆，退守到台岛。事件后蒋改派文人魏道明做省主席，任命台籍人士丘念台为民政厅长，林献堂、杜聪明等为省府委员，其着眼点都是安抚人心，客观地说，“二二八事件”中蒋介石派兵去台湾镇压，不是他为退守台湾预做准备，而是国民党当局在整体中国的框架下的一次伴有大量滥杀行为的反共治安整肃行动。

省籍问题以后越演越烈的全部症结乃是“反攻大陆”不成，由统治合法性危机而造成，中央级“民意代表”为外省人占据，以后成为“万年国代”确是事实，但又事出有因。设想若无于右任、吴稚晖、王世杰、王云五、胡秋原等等充任“立法委员”或“国大代表”，其“法统”又如何体现？蒋氏父子一方面堵住台籍人士参与高层政治的轨道，严密监视他们任何形式的结社活动，逼使他们走上经营私人经济的道路；另一方面，为了笼络人心，也给了少数本省籍人士省、县“参议会议员”等位子，二十年后，终于开花结果。随着台湾经济起飞，台湾出现了大批本省籍的企业家和专业人士，到了70年代初，更有蒋经国“崔苔菁”，大量提拔台籍精英参与政治，台湾的政治生态终于发生重大的变化。

七、新价值从失败而来吗？

从“丢失江山”的角度讲，国民党、国民政府是“失败者”，这是无可更改的事实。熊式辉说，想起在大陆的失败，“切肤痛心，不敢回顾”。陈诚痛切反省国民党失败的原因，从他参与并领导的江西剿共战争一路反思，他声称：未能在1934年10月消灭朱毛红军，致使功亏一篑，遗恨千古。国民党高官的这些反省和反思，都是从丢掉大陆江山的角度出发的。

如今龙应台从民间的角度提出“向失败者致敬”，并坦陈：以身为“失败者”的下一代为荣！但是这里有两个问题：第一，台湾是不是失败者？齐邦媛教授就不同意这个命题，她认为台湾百姓不是“失败者”，她说，如此看问题，是因为各人的“价值观”不同。

第二，龙应台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没有展开论述她的一个隐匿的命题，而在她的其他文章里都有所涉及，这就是1949年国民党的失败与台湾以后开出的自由民主新价值的关系。

可是人们也会提出疑问，难道没有1949年国民党的失败，自由民主的新价值就开不出来？证诸大陆时代，虽经战乱摧残，不是也有新价值和民间社会的存在吗？只是这些新价值最终挡不住左倾思潮的冲击而凋零。

当然，如果只是“思潮”，是冲不垮手上握有数百万大军的国民党政权的，关键是在左翼思潮背后有高度组织化的强大的军事、政治集团，并得到广大农民及苏联的帮助和支持，而国民党与社会底层，特别是广大农民极为隔膜，又被普遍认为是贪污腐败，这就使得左翼的解释直逼人心，为共产党争取到越来越多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国民党也因军事失败造成全局崩溃，最后被迫退守台湾。

龙应台在书中没有专门讨论国民党大陆失败的“因”，但是她实际上已相当程度地涉及这个关键的问题：书中引用一位被俘的国民党军军长对淮海战役的一段回忆说，国民党军队打仗，老百姓“快闪”，“粮食也都被藏了起来”，而“共军和老百姓在一起，像一家人那样亲切”，“除了所穿的衣服，便衣和军服不同外，简直分不出军与民的界线”（185页）。

常言道，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这位被解放军俘虏的国民党军长或许只能按照共产党军队的口径如此这般说，可是逃到台湾的前国民党连长林精武也是这么说，那就说明他们所言都是事实了。在淮海战役中负伤逃亡的路上，林精武看到老百姓推着几百辆独轮车，“碰到河沟或结冰的路面，深陷的泥潭，二话不说就把推车扛在肩膀上，继续往前走，走到前线去给共军补给。老老少少成群的妇女碾面、纺纱、织布，蹲下来就为解放军的伤兵上药，包扎”（185—186页）。

国民党失去了民众的支持，使自己犹如空中楼阁般的脆弱，最终难逃覆亡的命运。1949年初陈诚奉蒋介石命接掌台省主席一职后，痛定思痛，宣称以“人民至上，民生第一”为治台之理念，从“三七五减租”着手，将社会基础夯实，开始新的出发。显然，台湾以后取得的成就和进步是与其失败相联系的，龙应台不会为国民党1949年的大流亡而骄傲，她是为台湾人从失败后站起来又开出新价值而自豪。

龙应台非常动情地描绘了以下几个镜头：

为躲避解放区土改和清算斗争冲击的豫衡联中五千名流亡学生，和同样原因逃离家乡的山东联中八千名学生一样，一边读书，一边南下流亡，到了宿营地，“背包一放下，学生们就开始升旗、唱国歌、读书、听课”。一位返乡不愿南下的同学留下的《古文观止》，“变成颠沛流离中的珍贵教材”。豫衡联中的流亡学生，带着这本《古文观止》，一路艰难跋涉，在广西和黄杰率领的国民党军队第一兵团下的九十七军二四六团会合，在他们的保护下，于1949年12月13日，和黄杰部属一起退入法国统治下的越南，原来的五千多学生此时不到三百人，随后他们又和国民党官兵被法国人迁往富国岛，在一场大火中，张子静校长抢救出的唯一物品就是这本《古文观止》，1953年，豫衡联中最后到达台湾的学生只有208人（106页）。

进入越南的国民党军队黄杰部下三万多人在富国岛刚刚安顿下来，就建起“中山堂”和“中州豫剧团”……

也是在1949年，钱穆等离开大陆，前往香港，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筚路蓝缕，创办新亚书院，中华文化的薪火，从中原大地一路南下到了香江之滨。

毋庸讳言，1949年后的台湾，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是由一个专制主义的国民党党国机器严密统治的。一方面，两蒋卧薪尝胆，励精图治；另一方面，国民党风声鹤唳，草木皆兵，在思想、文化方面厉行禁书和“文字狱”，在这种背景下，怎么可能开出“新价值”？

历史的悖论也许就在这里：国民党吸取大陆时代“放任主义”的历史教训，以蛮横、粗暴的“一刀切”的方式，彻底清剿一切“煽动阶级对立”的30年代左翼文学或社会科学，终于实现了它多年以来梦寐以求、在大陆时代一直没能达到的目标：台湾社会的面貌被高度同质化了，依照党国机器的设计并在它的一再努力下，“反共”成了台湾社会的主导价值，台湾社会也成了一个反共社会。

和台湾形成对照的是，1949年后，大陆成了“革命社会”，与台湾一样，大陆也禁绝一切“反动”读物，不断清理、淘汰图书馆的藏书，甚至街头的“小人书”的摊子也被反复清理。和台湾不一样的是，大陆是越到后来禁书越严，及至“文革”爆发，所有图书馆关门，在马、恩、列、斯、毛、鲁迅外，所有书籍基本都被禁。而在台湾，到了60年代后，禁书的尺度大为松弛，出现了许多翻印本。大陆禁书对达到“舆论一律”的目标，居功厥伟，以后才会有狂热效忠于领袖的“红卫兵运动”。但是，大陆毕竟很大，无论怎么禁书，总有漏网之鱼；再则，60年代初，大陆为“反修”而在内部出版的“灰皮书”、“黄皮书”，在“文革”中流传到社会，多少打开了通往外部世界的窗口，实际起了启蒙的作用。

在禁书方面，类似台湾的还有新加坡。二战后的许多非西方国家和地区在经济衰败的同时，还会受到世界性左翼思潮的影响，大多会加剧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动荡。老练的李光耀为了截断中华人民共和国对新加坡这个华人社会的影响，也是严禁左翼读物的流通。几十年后，当该国的中产社会已经稳固，当局又开禁左翼文学，此时那些作品已少有人问津，不再具有革命动员的作用了。

长期禁绝左翼读物，使得台湾一些知识分子对某些左翼名著的社会作用充满不切实际的想像。我认识的几位台湾学者都对我说，他们在解严后买了马克思的《资本论》仔细研读，其潜台词是读了该巨著，也就可以了解中共革命了。我告诉他们，他们是被某些“匪情专家”误导了。在大陆的共产革命年代，除了非常少的党内学者和“教条主义者”，中共大多数领导和党的高中级干部是不读《资本论》的。中国的共产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75.8%，文盲共300.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在那个年代，他们所接受的就是毛泽东的若干重要概念，以及“打土豪分田地”、“保卫土改果实”、“翻身打老蒋”等口号。至于知识分子，与其说他们是被《资本论》吸引参加中共革命，还不如说他们是受了鲁迅和苏俄文学的影响才投奔延安和参加学运的。我的这番话让这些朋友多少有些失望，他们大概不会接受我的看法，作为学院知识分子，他们还会一如既往地去读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左翼名著的。

说到台湾长期的反共宣传，其间虽然有许多歪曲和夸张（“反共八股”），但是大陆在50—70年代一些执政方面的极“左”错误，被台湾方面利用，用来凝聚台湾的民心，并取得成效，这也是不争的事实。两蒋时代台湾对大陆的“心战”广播，对大陆的城乡青年尤其是偏远地区的一些青年也产生了影响。君不见，“文革”期间，大陆“公检法”的宣判公告里，有多少“偷听敌台犯”，其中最多的就是偷听来自台湾的广播。一些城乡青年，其中不少还是工农子弟，居然按照台湾广播中提供的地址，给国民党敌特机构写“反革命挂勾信”，要求寄钱寄物给他们，最终都落入“公检法”的法网。“文革”期间，大陆对台广播也有影响，但是吸引的多为台湾左翼青年，对一般民众影响很小。大陆长期搞政治运动，搞株连，“文革”又大肆破坏文物典籍，把台湾民众吓坏了，蒋氏父子相应推出“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虽为官办，也有形式主义的流弊，但在台湾社会传播优秀典籍，普及中国传统文化，总比“评法批儒”，歌颂秦始皇，更易让台湾百姓接受。

今年春节前，CCTV—4频道报道哈尔滨工业大学一位在台学习的大学生对台湾社会的感受。她说：“台湾人超好。”我理解她说的“超好”就是她在那儿感受到了一种在大陆生活中缺乏的人与人之间温良恭俭让的氛围，而这是去过台湾访问、旅游的大陆人对台印象最深的地方：台湾虽然很小，却充满浓郁的中国文化的氛围，与大陆相比，更有传统文化的底蕴！所以，我非常理解龙应台对台湾的深情和眷恋，我也完全明白齐邦媛为什么会说出那么感性的话语：“天佑台湾”，“愿台湾在历史上长久存在”。无独有偶，这两位杰出的女性都是外省籍人士：龙应台于1952年出生于台湾，她的父母1949年来自大陆；齐邦媛于1948年来到台湾，当时她是24岁，从那以后，她在台湾生活了六十二年。

如果说，新价值的孕育需要市场经济的土壤，中国传统文化追求“日新又新”的特质又推动了新价值融合、落户于台湾社会，那么战后西方思想、文化就成了新价值的直接搬运者。

1949年后，台湾被纳入美国冷战反共的轨道，受到西方战后思想、文化很深的影响。尽管自由主义思想在台湾长期被压抑，受打压，但始终是台湾一个重要的思想潜流，其长效作用随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慢慢凸显。而在西方战后文化的影响下，1957年后，台湾的现代文学运动兴起，60年代后，台湾一些人还引入了存在主义哲学，于是西方个人主义与两蒋的专制主义又形成张力。

走笔到此，我想起以前读的郑鸿生的《青春之歌》。他说，由于两蒋当局完全禁绝左翼读物，1968年，钱永祥等这些反抗党国专制压迫的青年知识分子，是从罗素、萨特还有一些欧陆的逻辑经验论者那儿吸取思想养分的。使我特别印象深的是，钱永祥等坐在台北的冰果室里，一边抽着烟，喝着热柠檬茶，一边在为他们的社团刊物《大学论坛》安排稿件。啊，热柠檬茶！多么神奇的物品！我敢肯定，1968年绝大多数大陆青年还不知热柠檬茶为何物！同样都是在思索着青年的出路，那个年代海峡两岸青年可以说是生活在完全不同的物质和精神世界里。相比之下，钱永祥等是幸运的，他读的是全台最好的中学—台北建国男中，以后又进入台湾最好的大学—台大，如果他的母亲没有把他带往台湾，在上世纪60年代的大陆，“国民党反动军官的子弟”是不可能享有平等受教育的权利的，更别说考入大学，甚至还会因思想异端，被送上断头台—在1970年的“一打三反运动”中，一些“出身不好”的青年就是因为“离经叛道”而被处以了极刑。所以可以这么说，相比于“极左主义”，台湾的右翼专制主义还有其“柔性”的一面：柏杨居然在台湾的牢房里写出他的名著《中国人史纲》，而丁玲因长期被单独监禁，不许阅读，是靠着背诵儿时母亲教给的古诗词才免于发疯的。两蒋父子从来没有认同过自由主义价值观，但是在他们的治下，台湾也从来没有切断过与美国密切的政治、经济、文化沟通渠道，于是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思潮，“随风潜入夜”，最终为新价值的孕育和成长提供了丰饶的土壤。当所有这一切都聚合在一起，1987年7月，蒋经国宣布开放报禁、党禁和大陆探亲，台湾就跨过了通向现代民主社会的门槛。

八、千古兴亡多少事，不尽长江滚滚流

去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建国六十周年，也是国民党退守台湾的六十年。六十年，这是两代人的时间，但是在历史的长河中，也就是短短一瞬间。

10月下旬，我在上海医院的病榻上，手术后的伤口疼痛，没有使我流一滴眼泪，但是当我读到《大江大海一九四九》的最后一段，也是全书点睛之笔，我的眼睛充盈着泪水，龙应台的几段话深深地触动了我。

龙应台写道：

太多的债务，没有理清；太多的恩情，没有回报；太多的伤口，没有愈合；太多的亏欠，没有补偿……

龙应台不回避，不遮掩，以赤子之心，将她对公平正义的立场和态度，完全无保留地展现在公众面前，分量之重，超过了任何宏篇大论。

几个月后，我还是在医院的病榻上，春节期间的医院十分安静，我再读龙应台的书，这次是在南京，更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

南京，是旧时国民政府的首都，也是中国历代建都最多的城市之一，石头城下，秦淮烟水，见证了多少王朝的兴亡和更替。然而，在这儿建都的王朝几乎都没有兴旺长命的，这就使得这座古城有一种凄凉落寞之感，白先勇笔下《台北人》中的南京，也有几丝愁苦的意蕴。

1998年，蒋介石的机要秘书周宏涛回到南京总统府旧址。1946年初，他曾陪同蒋介石从陪都重庆回到这里，那时南京万人空巷，欢迎蒋委员长胜利还都，可是三年不到，蒋介石仓惶辞庙，再也没有回到南京。半个世纪过去了，如今他作为蒋的机要秘书重归旧地，触景伤情，百感交集，想蒋氏去台后，“念念不忘光复大陆的使命”，却事与愿违，“泪水不禁夺眶而出”。

十年后，龙应台也回到南京，望涛涛长江，寻找她父亲经历的抗日战场，和已消失的在日军侵占南京时关押过“八百壮士”的老虎桥监狱，造访城郊的外交九烈士墓和航空烈士墓，着眼点是恢复历史真貌和彰显人性。

六十年过去了，南京已高楼林立，长江上已建成三座横跨南北的大桥，中山路上的梧桐依旧，却不复旧时的静谧。就在总统府旁，建成了南京最大的仿民国建筑的时尚酒吧区“1912”，民国时代达官贵人的住宅区—江苏路上的洋房群，也被重新修缮一新，据说将作为城市新的旅游亮点。那些和1949年相关连的地点：通往上海的下关火车站，已成为一个小车站，那个曾经挤满逃亡人群的小广场，如今只有几个老人坐在那儿晒太阳。城东的中山门，是1949年国民政府各机关从陆路逃离南京，南下宜兴、杭州的出发点和必经通道，现在已树木葱葱，成为沪宁高速公路的起点。

“人生有情泪沾臆，江水江花岂终极？”在南京，我看到一个远去的民国时代的背影。

岁月无声，江山有情，今天，经济成长了，国力强大了，与六十年前和三十年前相比，大陆民众的生活得到很大的改善，但是离一个自由和公平、正义的社会，路途仍然遥远。展读《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不同的人群有不同的感受，如果说台湾的外省老一辈从中读出“伤”与“痛”，那么在大陆的许多读者，则带着自己的关怀，已不全然是为了追忆历史，更是祈盼新价值成为福佑人民的灯火，从此照亮国族前行的方向。

家国六十年，河山千万里，“世界无穷愿无尽，海天寥廓立多时”。

2010年2—4月，于南京

美国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历史系博士候选人常成对本文的修订提出意见，对本文的完善有所帮助；他和香港中文大学社会工作系的博士候选人王泳还分别给我寄来龙应台的《大江大海一九四九》，在此向他们一并表示诚挚的谢意。

* 原文发表于《领导者》杂志总第34期，2010年6月。

[1] 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6页。

[2] 扬州中学各种错误思想的检查，江苏档案馆馆藏苏北行署档案，3001—短期—0079。

[3] 庞朴：《火红的岁月—1949年华东大学社一部学习生活点滴》，《历史学家茶座》2009年第4辑，第14页。

[4] 郑鸿生：《山东白、四川菜与台南外省面—记一个府城少年在升平年代的味觉探索》，《万象》第12卷第1期，2010年1月。

他何以选择离开

王鼎钧《关山夺路》[1]读后

写20世纪40年代后期国共内战的书很多，大陆和台湾都有上乘读本，但这些书大多都缺少“人”之活动，及至齐邦媛、龙应台、王鼎钧书的出版，才弥补了这个缺憾。

齐邦媛的《巨流河》，以自传的形式，将国族危难与个人遭遇结合起来，写出20世纪中华民族的苦难和抗争，又以满含感情的笔端，描绘了几位令人回肠荡气的爱国者，扬我浩然民族正气，让无数的国人为之感动。

龙应台生于50年代初的台湾，相比于齐先生和王先生，她是晚辈，在《大江大海一九四九》一书中，以宏大目光反思历史和人性，展现了历史的冷峻和温情。

王鼎钧经历最丰富，1949年前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解放战争中的三大战役经历了两个，对国民党的大失败有近距离观察，赴台后服务于新闻界，因“历史问题”受到情治部门长期监控，王先生与台湾社会上下层都有互动，目光如炬，写成老辣酣畅之文字，给人以持续性的思考。

三人都成就蜚然，各有千秋，彼此不可取代。

王鼎钧的代表作是他的回忆录四部曲：《昨天的云》、《怒目少年》、《关山夺路》、《文学江湖》，书刚问世，就受到读书界的重视。2009年秋天，台湾“中研院”近史所陈永发先生寄赠我一套，我立即展读，爱不释手，以后在病中又读了两遍。去年9月陈先生来宁，11月底我和李晓林见面，我们都情不自禁谈起王鼎钧的回忆录，他们也都非常喜欢这套书，永发说，他也读过两遍。

王鼎钧这套书的前两本写作者的青少年时代，后两本横跨战后的1945—1979年，紧扣冷战岁月国共的热战和武力对峙，以“人、岁月、生活”为经纬，用简练优美的文字，写尽被时局主宰的普通人的艰辛、苍凉和辛酸，又跳出个人局限，在时局大动荡中展现人与时代交融的复杂状态。而作者在当时或事后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思考和反省，更是弥足珍贵，使其完全不同于一般的个人自传，具有丰富的思想性，故此书既有历史价值，还有很高的思想价值。

躲避左翼革命，逃往台湾

王鼎钧，山东临沂兰陵人，抗战胜利之初投笔从戎，入国民党宪兵部队，先后移驻南京、上海、沈阳等地，后调至天津，全程经历国共内战，在平津战役中被解放军俘虏，旋被释放，遂自行前往上海投奔在国民党军队中服务的同乡前辈，被一同带往台湾，上岸后不久即办理相关手续，完全脱离军队。王鼎钧天资聪慧，虽然学历只是初中毕业，但在抗战时期流亡中学读书时，有幸遇上几位学问好的老北大毕业生，打下很好的文史基础，学生时代就给报纸投稿并获采用，从此他的信心大大增加。来台第一天，就在基隆码头给《中央日报》副刊写了一篇小文章，立即被刊用，从此一发不可收拾，历经多年努力，终成著名作家。1979年王鼎钧获准离台，前往美国西东大学讲授中文。

王鼎钧之所以能写出他著名的四部曲，都缘于1949年5月在上海吴淞口的决定。就在那个关键的时刻，王鼎钧随同他的“上校爷爷”和看守江湾军火库的国民党军人爬上了开往台湾的军舰。1949年，王鼎钧只有24岁，他为什么不像当时大多数社会贤达和知识分子那样，留在大陆等待解放，而是跑到台湾去呢？那些名流宿耆、党国高官都对国民党失望，他一个小伙子，怎么还对国民党如此留恋？

从他的书中得知，作者对国民党的弊端有深刻的认识，他批评国民党军队欺压老百姓，“以致教育出几百万卑视百姓、欺凌百姓的官兵来”（王书：56页）。与此相联系，王鼎钧对中共艰苦奋斗的精神、中共和农民的紧密联系等一直抱有好感，1946年后，他随部队在东北，这方面的感受更深。王鼎钧回忆说，在东北严寒的日子里，解放军匮乏艰苦到极点，士气仍然很高，能征惯战，无论如何这是奇迹。王鼎钧感慨：“毛泽东用兵如神，练兵也如神。”“当时大家猜想，共军可能冻死很多人，可是他们怎么没冻死？”“真是天亡我也。”

既然对国共两党有如此的认识，王鼎钧为何还要选择逃离共区？答案是：作者对左翼革命有相当的保留。他认为解放区“绝对没有”他所要的自由空间，他也“很难适应中共管理人民的方式，自己也无法达到中共对老百姓的期许”，他只有到“腐化的，封建的，自私的，涣散的”社会里去讨生活，只能随国民政府南逃。我以为王鼎钧之所以对左翼革命存有保留或否定，在相当程度上是受了解放区土改运动的刺激。

和当时绝大多数知识分子不一样，王鼎钧对解放区的土改运动有较多的留意和观察，1946年他随军驻守在南京，对在南京聚集的“苏北难民”产生了强烈的兴趣。

1946年春，中共中央发出指导各地进行土改运动的重要文件《五四指示》，而作为土改运动的热身准备，以阶级斗争、暴力剥夺及消灭反抗地主为主要特征的“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已在共产党领导的各根据地全面进行。苏北根据地基层政权对地主这个昔日统一战线的盟友普遍采取了过激政策，诸如“开斗争会、游街戴高帽子，规定地主富农没有公民权，并做上各种记号以示识别”（如剃半边头、穿红背心、挂布条等等）；此外，各村还成立管理小组，通过钉镣或联保的方式对地主实施人身管制：走路没有自由，不能参加任何会议，不准早起晚归，不能与其他地主通话，等等。更为激烈的做法是，开会斗争时动辄对被斗者实施吊打、捆打，以致“在吊打问题上打死人事情，全华中可能已有上万的数目”。[2]

所谓“苏北难民”在革命话语系统中被称为“苏北逃亡地主”，就是受到“反奸、清算、复仇”运动和土改运动的打击，被扫地出门而逃亡到南京、上海等地的苏北地主、富农及其家属，最多时达数千人。

1946年6月23日，马叙伦、雷洁琼率“上海人民和平请愿团”在南京下关车站被“苏北难民”殴打，引起舆论大哗。作者因关心他的家乡鲁南地区的土改，对与鲁南毗邻的苏北的土改情况特别留意，花了三天时间向“苏北难民”了解有关情况，那些人把他看成记者，纷纷向他倒苦水。作者才知道，这些“难民”在南京，根本无人理睬，他们派出代表去国府请愿，被警卫部队轰了回来。请《中央日报》记者来长谈，但报纸一个字也没登出来。“国民党完全不管他们，还有人说他们是地痞流氓，活该共产党整治他们”。更重要的，南京的老百姓不要听他们的诉苦，他们说，“共产党为什么要这样做？没必要嘛，再说，他们也做不到”（王书：113—114页）。王鼎钧说，北方发生的故事离南方人的经验太远，国统区的人民连听也懒得听。就是听到有关解放区的“暴政”，也都有自己的解释，相信自己家乡纵然解放了，也不会受到这般对待。

这是一个经验和事实互相背离的怪圈。以后京沪一带的人逃到广东，广东人对他们也是不信，“不同情”；待广东人跑香港、台湾，台湾人也是不信，说他们肯定不是好人，否则不会被家乡人赶出来。王鼎钧说得非常正确：凡是完全超出经验范围的事，都叫人很难接受。抗战胜利后，南京、上海出版过苏联叛逃者揭露斯大林“大清洗”的回忆录《我选择了自由》，但没有任何社会反响，因为该书的内容太反常，超出人类经验的范围，谁都难以相信书中的内容。左翼青年拒斥可以理解，中间派或自由派知识分子也跟着视而不见，就令人费解了。盖因这些人受过良好教育，许多人还留过洋，相信自己客观公正，其实他们大多受二战后社会潮流的影响，对斯大林充满美好的想像，很难真正做到独立思考，实际上是先入为主，早已在头脑中筑起了拦河大坝，已自动过滤了与自己价值观相悖的其他信息。

作者在南京与“苏北难民”的接触对他以后的选择产生了直接的作用，他说，自南京访问“苏北难民”后，他对解放区的情况非常注意，这个“注意”非同小可，几年后把他带到了千里之外的台湾。而他父亲的“离开”，则是缘于其个人的经验。

王鼎钧的书中写道，某个早晨，他的父亲眼见驻扎在家乡的国民党军队在悄悄撤离，马上手牵儿女，连家都不回，就紧随国民党军队离开家乡，最后来到上海。他的父亲怎么有此胆识？山东的地主多数只读了几年私塾，目光短浅，舍不得家里的房子、土地和坛坛罐罐。王鼎钧的父亲也是一个“守旧的乡绅”，但是他读过专科学校，一向关心时局，还曾是军阀孙传芳的幕僚，八路军第一次占领其家乡兰陵时，曾被短期羁押，后因没有劣迹，才被释放。王鼎钧说他的父亲“细密谨慎”，从此知道“中共革命，他没有生存的空间”，看到国民党军队撤退，担心前脚国民党军队走出，后脚解放军进来；也唯恐国民党军队出城以后，中共地下工作者关闭城门，禁止出入。机不可失，他没有回到深宅大院去多拿一件衣服，就跟着国民党断然出走，而那些留在家乡的山东土财主，以后大多死于暴力土改。

山东土改之剧烈，还可从山东联中八千学生流亡南下得到佐证。这些学生多为地富出身，由家长交由学校带出逃命，也是那样的问题，他们的父兄家庭，虽然知道土改的厉害，但是“小人恋土”，只求把家中的孩子托付给学校，为家里留一个根，自己宁愿在家乡守着房子和土地，接受命运的安排。这个时间为济南战役之后，此时山东大局已定，八千学生跟随山东联中校长一路南下，最后落脚澎湖，只剩下五千学生。1949年12月，校长等七位师生被指为共产党“匪谍”，惨遭澎湖司令枪杀。学生虽然以后陆续被接到岛内完成学业，但澎湖司令的这个“下马威”成了这些学生的终生阴影，一直难以消除。

何以不受左翼风潮的影响？

40年代是左翼思潮风行全国的时期，左翼思潮的温床有两处，一是学校，二是左翼文学。

学校成为左翼思潮的温床，最令国民党当局哭笑不得。抗战军兴，国民政府为了保存、培育未来建国人才，花了大量人力、财力、物力将沿海地区教育单位内迁。国府对战时教育十分重视，1937年后，全国有208个教育单位、2.5万名教职员、30万学生内迁。政府为学生提供基本生活条件，不收费用，还以贷款的方式维持学生的生活，但学生对政府的意见还是很大，共产党的影响不断扩大。

作者的中学阶段是在抗战期间流亡中学渡过的，他所就读的国立二十二中学，由李仙洲创办，随战局的变化，从安徽的阜阳迁至陕南的汉阴，老师多是谦和好儒之人，对学生有潜移默化的影响。作者说，如果不是离开了山东，他本人很难不受山东共产党的影响，山东地富子弟背弃家庭，参加中共者很多。齐邦媛也是受了老师影响，她发现被左派学生指责的人，有些是她父亲的朋友，她都有所接触，认为他们都是好人，是爱国者，于是她和左派学生就逐渐拉开了距离，也不去读书会听左派学生的高谈阔论，这就引起了左派学生的愤怒，左派学生的反应是加大对她的孤立和打击，这就使她更远离了左派。

抗战胜利后，左翼思潮举世滔滔，30年代左翼文学受到青年普遍热爱，各地都有中共地下党或外围组织的“读书会”，但是王鼎钧不喜欢鲁迅的“气性”，也不喜欢巴金、茅盾、郭沫若，觉得他们“只谈意识形态，不谈艺术技巧”，作品满口不离“压迫”、“剥削”、“受侮辱和受损害的”，“不能陶情冶性”，只能“引起绝望的积极和毁灭的快感”。王鼎钧虽然热爱文学，却排拒了当时占主流地位的左翼文学，这在广大青年文学爱好者中是罕见的。

对于当时不断发生的学潮和学生游行，作者也有自己的看法。那年代，社会舆论普遍同情学潮，王鼎钧的看法则属于少数派。他说对学潮，能理解，但不能支持，作者感伤自己失学，认为那些学生不珍惜学习机会实在可惜。他给报社投书说，求学机会难得，何不及时努力？“社会上有千千万万失学的青年，你们领公费，读大学，为什么要罢课？”

作者对时局转折之际的很多社会现象都有看法，他对当时的知识分子也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对国共两党持双重标准。他说，那时关内关外，每当共产党军队受挫，国民党军队得手的时候，也就是和平呼声很高的时候，左派的媒体、中立的贤达、纯真的学人，平时有各种分歧，却在这一点上异口同声，他们奔走呼号……催促国民政府大幅度让步求和（王书：95页）。但当李宗仁向共产党求和时，这些人却全部保持沉默。

作者当时虽然只有二十多岁，但几乎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有自己的意见，尽管他对一些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夸夸其谈有所批评，然而他的思想底色还是自由主义，用他的话说，“我一心想往个人自由，我的人生观改变了，大我，纪律，信仰，奉献，都是可怕的名词，背后无数负面的内容”。

国民党失败如此迅速，谁也没想到

作者战后随军去了东北，亲眼目睹国民党在东三省的统治由盛而衰再败的过程。当解放军在东北整军经武，扩大地盘的时候，王鼎钧所在的宪兵部队正在训练立正和稍息，甚至在组织中下级军官学习《比较宪法》，还搞什么“策论题”考试，其中一个题目是“用人唯德与用人唯才孰为得失”。王鼎钧在沈阳“代长官读了十几本书”，“没有一本是批判共产主义，没有一本是分析国际局势，也没有一本介绍东北的风土人情”。

国民党失败之快，有许多原因，苏联对中共的支持，蒋介石军事战略错误、用人不当，共产党地下工作者里应外合，各路军头拥兵自保，见死不救，都是重要原因，设想华中剿总司令白崇禧若以二十多万兵力支持淮海，或许不败？但这只是假设。

国民党丧失“民心”一说，大陆的著述说得最多，其实，民心如流水，随时会变化。王鼎钧说，“国民党似乎并非因为失去人民而失去土地，乃是失去了土地才失去了人民”。他的依据是，在山东国共“拉锯战”时期，“地方上的乡镇干部都有两套班子，一套接待共产党军队，一套接待国民党军队。小学里有两套教材，国民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这一套，共产党军队占领期间使用另一套。乡镇公所办公室预备蒋先生的玉照，也准备毛先生的玉照。直到国民党军队最后一败涂地，老百姓也就一套教材、一张肖像了”。

“先有土地，后有人民”，话虽不太好听，但知内情的人都知道这话是有道理的。1949年前，国统区的人民虽然强烈不满通货膨胀和国民党的腐败，但受正统思想的影响，对蒋还存有相当的迷信，对中共还缺少正面认识，并非就是在盼着共产党去解放。他们的思想转变都是在解放军进城后，对于国民党官兵而言，更是如此。作者于1949初在天津被俘，解放军班长教他们学唱革命歌曲，劈头就是“蒋介石，大流氓，无耻的汉奸卖国贼”。全场默然，作者更是张口结舌，说这未免太离谱了，他认为这不仅是侮辱蒋氏，也是侮辱他们这批被俘者的知识程度。以当时民众的“思想觉悟”程度而言，完全接受“打倒蒋介石”的口号，还需一个过程，蒋的威望还不至于一瞬间就消耗掉。

蒋介石打内战不谓不努力，但内里已被蛀空，战场上又处处失败，最终还是无力回天，只能以“气数已尽”为解释了。但是退一步，蒋如果在重庆谈判时对毛施以辣手，国民党会败走台湾吗？当时蒋的声望如日中天，作者在书中没有展开这个问题，但是我读该书时却不时联想到这种可能性。2004年，我在台北参观大溪蒋中正陵寝，驻足良久，也在想这个问题。

许多事实证明，特别是从宏观历史的尺度来度量，蒋确有“妇人之仁”，虽然他杀人也不少，但在杀伐决断、手段凌厉上，那就远逊于他的对手了。1945年8月后，毛在重庆谈判，这对于蒋，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蒋似乎也有此意，他在9月27日的日记中例数毛的“罪状”：割据地盘，拥兵作乱，阶级独裁，自立为王，擅征租税，私发钞票等等，称毛为“罪大恶极之祸首”，“如不加惩治，何以对我为抗战而死亡军民在天之灵耶”！[3]俨然有审毛、加害毛之架势。

蒋是能看透毛的少数人之一，但还是下不了手，主要是受美国、苏联的牵制，同时也是被毛所迷惑。毛在参加重庆国民参政会为纪念“九一八”的茶会上高呼“三民主义万岁”、“蒋主席万岁”用以麻痹蒋，是刘备“闻雷失箸”计谋之重演。当毛于10月安全返回延安后，原先高度紧张的精神一下松弛下来。据师哲回忆，毛得了严重的眩晕症，不能见生人，常会晕倒，只能搬到延安郊区休养，以至于斯大林专门从莫斯科派了医生来延安为毛调养身体。这段时间长达数月，到了1946年3月才得以缓解。

毛安全回延安，是他的命大，也因为蒋宽厚，若蒋不罔不顾，对毛施加毒手，中国历史将会彻底改写。历史固然没有“如果”，也不可以“假设”，但是评说历史，臧否人物又怎能完全排除偶然性因素对历史进程的重大影响？

试想当年重庆发生了针对毛的恶性事件，一个没有毛的中共将是什么样的呢？在中共和国民党的长期角逐中，毛和蒋是棋逢敌手，甚至明显高出蒋几筹。毛目标明确，以夺权为唯一目标，蒋则要受到各方条件的制约。虽然毛的本钱少（地盘和军队），但是负担也轻，正可以放开手脚和国民党搏江山，加之毛谋略多端，有张有弛，收放自如，蒋何尝是他的对手！故而在30年代前期，毛在中共党内还没有执掌最高权力时，蒋就把毛当成中共的灵魂和最有权力的人。

毛之不可取代，也是中共领导层的一致看法，毛之桀骜不驯，常使党内高级同事难堪，但大家多对他妥协忍让，其原因也是看重毛的“本领高强”，认定只有毛才能对付蒋介石。毛上台后，中共实力和地盘均获得巨大增长，全党已把他看成延续党命、拓展党业的根本。

所以一旦毛有不测，中共只能采守势。由于中国基本问题的存在—农民希望获取土地，国民党对此始终拿不出切实可行的方案和行动，而中共植根于农民之中，随时准备以剥夺地主土地来动员农民，从而使自己在和国民党的争斗中拥有取之不尽的人力—国民党不可能把中共和军队完全吃掉。在国民党优势兵力的进攻下，中共会失去多数根据地，对全国政局的影响力也将明显下降，但在北方守住一两块根据地，则问题不大。1945年中共七大后的刘少奇虽然位居党内第二号人物，但在党内、军内，远没有一言九鼎的权威，刘的专长在党务，不在军事，其个人对军队的影响力极有限，根本不能遥控中共几个大战略根据地，最后只能由朱德、周恩来等元老组成议事的主席团，即政治和军事领导联席会议来处理党和军队的日常事务，周恩来会拉上朱德、刘少奇、任弼时等，一起来承担责任。以周之性格和气局，不可能有太大的作为，最后还是听命于斯大林。如此，蒋介石的天下完全可以守住。

人生无常，命运莫测

作者在平津战役中被俘，后被解放军释放，一路南逃，最后跑到上海江湾，在一位家乡长辈“上校爷爷”的庇护下，在江湾军械库谋得一个文书的职位，有了一个饭碗，作者后来发现，这位“上校爷爷”收留了十几位家乡的青年，最后这群人也都随军械库迁台。

1949年5月，解放军已逼近江湾，国民党守军为了撤退，还设了警戒线抵抗解放军，大批军人就坐在吴淞口张华浜的江边上等国民党的军舰来载他们去南方，远处解放军枪炮声已清晰可闻，而能否爬上船，全靠自己的运气，有些人就在船舷边的甲板上，被上面的士兵推下江去。国民党此时已无章法，从吴淞口南撤的军舰一共有多少，每天如何安排，只有天知道。最后，国民党军舰根本不管那些舍命掩护他们撤离的军人，明知道他们未及上船，就起锚开拔。天亮以后，王鼎钧看到他的父亲是船上唯一的老人，周边的人都面有怒色，当许多年轻军人都被蹬到了江里，他和他的父亲却爬上了军舰，这不是天意，又是什么？！

台湾此时已由陈诚宣布戒严，严格限制人员入台，“谁也不知道这条船开到哪里去”。依当时形势，王鼎钧上的这条船应开往广东或海南岛，但这两处也不是安全之地，作者以后才知道，他们一船人是托了“上校爷爷”之福，由于这艘船运的是军火，才得以允许入台。

1949年的台湾需要的是军械，不缺的是人。6月，国民党刘安祺统领十万人有序自青岛撤退，抵基隆港登陆台湾，后又奉命转赴海南和广东，其所部大部分不准在台湾留下，这批人以后或“起义”，或被解放军消灭。最近从解密的蒋中正日记中才知原委：原来蒋怀疑此部混夹共产党“匪谍”。他说，看到刘部军纪荡然，四处游嘻，不寒而栗，为不使其中的“破坏分子”损害台湾，才把他们支到海南和广东。

设想王鼎钧当年若是就近逃到青岛，再上了船逃到台湾，最后还得随舰被运到海南岛或广东放下，也就不会再有他以后在台湾的三十年的岁月。在左翼主义的大环境下，他会被当成“特嫌”，一辈子被怀疑，任他再说什么“热爱共产党，热爱毛主席”也无济与事，类似的情况，不管是在苏联，还是在中国，都有许多。大陆学者萧功秦教授的两个堂兄，在1949年先后来到台湾，其中一个很有科学家的天赋，在当时就被斯坦福大学研究生院录取，却因恋家、恋女友再回大陆，当他回到家乡后，女友却因他去过台湾而与他断绝来往。无独有偶，他的另一个堂兄也因恋家返回大陆。这两个堂兄，一个在湖南，一个在江西，遭遇是一样的，都因这段经历被长期审查，饱受各种挫折和磨难，几乎荒费了大半生的生命。江西那个堂兄在80年代平反后虽做了省里的科学院副院长，但早已失去锐气和创造力了，故萧功秦称他是“离科学殿堂最近又最远的人”。

其实，萧功秦两个堂兄的选择在当年是具有普遍性的，1949年后，有不少知识分子从国外回来，参加国内的建设。1950年，实业家卢作孚先生率他的民生公司从香港回到大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中国人来说，大陆是一个安全的安身之所。即使一些对共产党心存疑虑的人，对共产党也多从好的方面去理解，诸如，中共和苏联共产党不一样，中共只是搞新民主主义。在这个过程中，毛的《新民主主义论》和《论联合政府》等发挥了安定人心的重要作用，毛在他的这两篇论著中，多次重申中国不走苏俄式的道路，让许多知识分子和资本家放下了心。中共颁布《约法八章》，宣称对历史上有反共行为的人既往不咎，更把一大批国民党“军、警、宪、特”稳定了下来。至于大多数工商界人士和知识分子，相信共产党也要发展经济和教育，自己凭本身吃饭，共产党不会为难自己。王鼎钧父亲有一个朋友是复旦大学教授，依当时的标准，可以称得上“进步分子”，他就劝王父留下来。他说，“你换一顶新帽子还有三天不舒服呢，两周后就习惯了”，所以识时务者为俊杰，逃得越远，罪孽越重。他介绍了一首当时的顺口溜：“走不如留，留不如投，晚投不如早投，不留有祸，不投有过，早投没错。”

此时离抗战复员不久，内迁之颠沛流离实在不忍回顾，人们再也经不住又一次大搬迁了。另外，搬哪儿去呢？台湾，风雨飘摇，共产党随时会打过去；香港，人生地不熟，又是英国的领地；美国？完全不可能；巴西，远在天边。于是，除少数人外，大家都留下来等待共产党。一两年后，当共产党接续推出“镇反”、“知识分子改造运动”、“抗美援朝”、“三反”、“五反”等一系列政治运动后，他们中的有些人后悔了，但此时再离开已无可能。卢作孚先生被迫自杀了，其他有名或没名气的知识分子及资本家也自杀了，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他们活了下来，但在和平年代，他们却选择了自己结束生命。

如此看来，王鼎钧是幸运的。可是他去的台湾，远不是天堂，那是一个右翼主义的大环境，他躲过了初一，躲不过十五，等待他的是另一种形式的审查，这一查也是三十年，直把他从一个青年查成了中老年！

2010年2月21日—3月15日

[1] 王鼎钧《关山夺路》，尔雅出版社，2005年。以下简称“王书”。

[2] 《陈丕显在华中土地会议上的总结》（节录）（1948年4月25日），载《江苏党史资料》总第35辑，137页。

[3] 秦孝仪主编《“总统”蒋公大事长编初稿》，卷五下册，第839页。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读王鼎钧的《文学江湖》[1]

大陆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在毛时代是怎么度过的，已有许多文字反映，台湾知识分子在这三十年的生活，却不为大陆的人们所熟知。一般人所了解的就是台湾土改、经济起飞、人民生活富足等很表面化的内容，对在那段特殊的岁月人是怎么生活的等详细情况大多不知，也很少见到亲历者就这三十年写的生活实录一类的读物。王鼎钧的书恰说的是这一段，虽名曰“文学江湖”，然绝非单讲文学，而是作者通过他生活于中的“文学圈”，对横贯在台生活的三十年岁月（1949—1978）的观察、记录和反省，与作者的《关山夺路》构成姊妹篇，展示了在政权更迭、易代之际一个中国读书人在台湾的日常生活。

由于1949年后海峡两岸长期武力对峙，蒋氏父子以此为由，利用戒严和反共，在台湾建立起独裁统治，但相比抗战、内战，这三十年毕竟是一个承平的年代，于是出现一种怪异的状态：国民党挂着“戒严”的牌子，用战时的“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来统领社会，实际上偏安一隅。在如此大环境下，一方面，个人被无所不在的政治裹挟；另一方面，随着社会的成长，个人逐渐也有了一定的自由空间，但更多的是遭受横逆，被生活揉搓与挤压。尤其作者在50年代漫长的十年里，心理压抑，创痛巨深，这伤害既来自国家、民族的分裂，更来自党国的专制。从本书中既可窥见这三十年世事人情和时代潮流的演变，也能感受作者对国家命运、历史教训的独立思考，是一份极具历史和人文价值的个人总结。

一、“以蒋来拒毛”

列宁曾把年轻的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称为“全世界社会主义大火的中心”。[2]1949年，这股最早点燃于俄国的革命烈焰，终于在中国燃成一片，在列宁的学生毛泽东的领导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彻底焚毁了国民党在大陆的统治。

这场熊熊大火让200万人被迫逃离大陆来到台湾。1949年5月26日，王鼎钧随兵船从上海撤退到基隆，他没想到这一住就是三十年，当时来台的绝大多数人都以为几年后会随“老总统”一起回大陆。

当年的台湾，落后贫困，国民党后面被解放军追赶，犹如惊弓之鸟，人是来到台湾了，可是靠什么活下去？政府不管。王鼎钧是军队中的文书，就拿到一纸国民证，其他什么也没有。当局对离职的士兵，允许带走两套旧军服，另发560元老台币，而一碗炒河粉要700元。士兵离营时可以把睡觉的席子带走，供倒地而卧或倒地而亡—用席子卷人埋了（王书：24页）。

所有上岸的人都需登记的白纸成了王鼎钧投书的稿纸，就在基隆码头上，他买了一瓶墨水，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很快就被刊用，就此走上写方块（小专栏）谋生的人生道路。他先后给《中华日报》副刊、《公论报》副刊、《征信新闻》（《中国时报》的前身）等写专栏、编副刊，一干几十年，靠着朋友的帮助，更靠自己的天分和努力，在台湾站住了脚根，还供养弟妹读书，赡养父亲。这在大陆是无法想象的，盖因在台湾只要不反对政府，还可以让人活下去。

人是有思想的动物，遭1949年的大变，不会不思考。到台湾，除了那些被裹挟的“壮丁”外，都是追随蒋介石来了。可是为什么支持他、追随他，这是回避不了的大问题。大陆作家邵燕祥当时只是北平的一个初一学生，回忆他的1948年时就说过，选择毛还是蒋，“对每一个20世纪的中国人都是多么严肃郑重、需要深思熟虑的问题”。对于政治早熟的他或知识分子，这是成立的，但我认为大多数老百姓，特别是国统区的老百姓，则谈不上选择，就是在这个问题有所认识，也多是事后的认识，对于广大普罗来说，只要不是异族的暴虐统治，在哪个朝代都是干活、吃饭。

王鼎钧来台湾属于自觉自愿，这是符合邵燕祥那个命题的，他就是追随蒋介石来台的，用王自己的话来说，原因是“以蒋来拒毛”。王说，在对蒋和毛的态度上，台湾外省人和本省人完全不一样：本省人仇恨蒋，但不怕毛，他们是从“二二八事件”和“白色恐怖”中知道了蒋的厉害。王则不一样，他是被共产党赶到台湾去的，知道毛的厉害。他对本省人说，“你们不知毛更厉害”，而他们之所以支持蒋，是因为只有蒋可以对付毛，所以要克制自己来配合蒋。

王鼎钧的思想底色是自由主义，来到台湾后，他的自由主义和大陆时代有了差别，最典型的莫过于他对胡适的态度：他虽然尊敬胡适的思想和主张，但是又认为自由主义不切合当时台湾的处境。这个矛盾怎么解决？王说，《自由中国》半月刊给了他答案：“除了自由主义，反共没有理论；除了纳粹，反共没有办法。”（王书：112页）

可现实是当局对自由主义深恶痛绝，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掉了大陆。到了台湾，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当这些类似纳粹的做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

于是作者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也厌烦和别人交往。作者在台湾的三十年活得不容易。既要有所为，又要有所不为，他在保持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做人的基本准则；同时又展现出灵活性和韧性，适时还得作出忍让和妥协。但是人非机器，一旦超到了心理承受的临界点，也就是实在不能忍受时，怎么办？那就去找一个参照物，这就是大陆。

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一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最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王书：432—433页）

二、“匪谍妄想症”和“做出来的匪谍案”

50年代初，台湾国民党当局要求党员和非党员“自清”—凡是在大陆和中共人员有过接触的人，都要向当局办理“自清”手续，否则视同继续联络中。这很荒唐，在大陆时代，国共两次合作，国民党与共产党有太多的交集，特别在抗战时期，不是同学就是老乡，很难切割清楚。国民党当局以后就以这些做借口，拿一张合影照片、一张旧报刊说事，大抓“匪谍”。

与此同时，毛号召在中层（政府部门）、内层（党的部门）工作的共产党员交代与国民党及资产阶级的关系。更早，在40年代初的延安整风运动时，也要求党员向党组织说清与国民党的关系。

国民党因吃中共的亏太大了，对自己完全失去了信心。按王鼎钧的说法，在大陆时代，国民党是一个大马蜂窝，处处可以潜伏（王书：158页）。逃到台湾后的国民党刚安顿下来，就开始总结失败教训了，他们的结论之一就是中共已大量渗透进国民党，才导致国民党的大失败。患了“匪谍恐惧症”的当局把台湾搞得一片肃杀，四处可见标语：“小心，匪谍就在你身边！”

仅有口号，远还不够，更重要的是要有措施，国民党也是吸取了大陆时代仅有口号而无措施、更无落实的弊端，从此专注于在基层、在草根阶层发展势力。蒋经国在各单位广设“眼线”，即在各基层单位布建“细胞”，这项工作在大陆时代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制约，没有来得及做。国民党来台后特别重视在工人、勤杂人员中吸收“细胞”。王鼎钧多次提到在“中广”公司那些工友特务，《郭廷以先生纪念集》中也提到在“中研院”近史所图书馆工作人员中也有当局布建的“眼线”，通过主动向研究人员介绍有关“匪谍”的书刊来“钓鱼”。

在这方面，中共起步要早于国民党，这也是中共战胜国民党的重要原因之一。早在抗战初期，有关部门就在延安各机关、学校布建“网”，发展“网员”（情报员），江青在延安“鲁艺”工作期间就是一名工作不甚主动积极的“网员”。她的单线领导许建国（原名杜理卿）在建国后曾担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和驻罗马尼亚大使。许建国指示江青多以“灰色”面目出现，以利于收集各方面情报，但江青从不主动向他汇报工作，而是经常往毛的住处跑，让许建国很是生气和无奈。这种工作传统一直沿续了下来，建国后，保卫部门着手在各要害单位布建秘密组织，诗人牛汉当时在中国人民大学工作，有关方面动员他加入“保卫毛主席的绝密核心组织”，并说先送到莫斯科受训，他在中共元老、校长成仿吾的暗示下婉言谢绝了。[3]

国民党迁台之初，台湾确有中共地下人员的活动，但是在蒋经国的严厉打击下，到1952年，全台的中共地下组织基本被摧毁。其后，就是借抓“匪谍”来统合社会，树立“党国”和蒋氏父子的权威。

大陆在60年代后也是少有真正的“国民党派遣特务”和“潜伏特务”，他们早已在“镇反”等运动中被消灭了。大陆在镇反运动后，在各单位都设有政工、人保干事等，防特、保密已完全制度化。1962年蒋介石宣称要“反攻大陆”，其派遣特务往往在东南沿海一登陆就被全抓，已达到“来一个消灭一个，来两个消灭一双”的程度。对于社会上的“特务”或“特嫌”（特务嫌疑），只会是多抓，不会漏网，用大陆的术语，就是“扩大化”。例如，中共对历史上当过“宪兵”的人高度警觉，几乎把他们全都看成“特务”，对他们的处理，最轻的也是戴“历史反革命”的帽子，交派出所和群众监督改造。其实中共对国民党“宪兵”的判断是有误的，宪兵中是有特务，但只是非常少数的人，大多数宪兵就是维持治安和军纪而已。王鼎钧说自己在国民党宪兵服役时，没喊过一句反共口号，没读过一页反共资料，没破获过一个中共地下情报组织（王书：157页）。至于“文革”中被揪出来的大把“国民党特务”，完全是“阶级斗争”走火入魔的产物，与真正的“台湾特务”无涉。

台湾在60年代抓出的“匪谍”案，基本上是“做出来”的案子：特务引导被抓人员，再施以酷刑，迫其咬出同伙，交代上、下线，与大陆在“文革”中的“深挖五一六”如出一辙。

国民党一方面对“匪谍”充满恐惧感，另一方面又肆无忌惮，枉杀枉捕。任何一张旧的合影照片，一份旧报刊，一封诬告材料，一本左翼文学书籍，都可以成为诬人为“匪谍”的所谓“证据”。

王鼎钧告诉我们，“匪谍案”是真正的“艺术品”：所有材料都是“真”的，这些材料结构而成的东西都是“假”的（王书：36页），因为“酷刑之下，人人甘愿配合办案人员的构想给自己捏造一个身份，这些人再互相证明对方的身份，有了身份自然有行为，各人再捏造行为，并互相证明别人的行为，彼此交错缠绕形成紧密的结构，这个结构有内在的逻辑，互补互依，自给自足”（王书：37页）。

斯大林“大清洗”中形形色色的叛国案，诸如“布哈林叛国案”、“图哈切夫斯基叛国案”，“文革”中的“刘少奇叛徒、内奸、工贼”案，都是这样做成的。最近披露的材料说，参加刘少奇专案的一个必要条件就是文化程度不能很高，只能在小学五年级到初中三年级之间。[4]

这一套是从哪儿学来的？是从苏联学来的还是效法于本土的周兴、来俊臣？这或许是人性幽暗面不加控制而带来的灾难？毕竟那是一个极端年代。

特务之猖狂，令人发指。王鼎钧多次提到的那个在“中广公司”半公开活动的“英俊高大的特务小头目”，其中讲到他对“引刀成一快”的解释，说“没那么快”，意思是，特工部门不会就一刀砍死嫌犯，“让你们死得那么痛快，而是要折磨你们求生不得，求死不得”，让王鼎钧闻之惊骇不已，毛骨悚然。特务一直紧盯王鼎钧，盖因王有“历史问题”，即平津战役期间被解放军俘虏又被释放一事，因而长期被监控。手段有：“五人联保”—互保思想正确，行为合法，一人有罪，四人联坐。还有跟踪，私拆信件，偷听电话，命令他的朋友侦察他的言行，勒令写自传，要求从六岁写起，作者怕每次写得不一样而带来灾祸，不得不经常背诵自传。

王鼎钧书中有三个章节专写他所遇到的特务：“匪谍是如何做成的？”“特务的隐性骚扰”，“与特务共舞”—特务“瞻之在前，忽矣在后”，如影相随，横跨了王鼎钧在台的整整三十年。

在这种社会氛围下，知识分子做特务似乎也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王鼎钧说，那时官场盛传“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有三，党务、洋务、特务”。书中有一段写得非常生动，几个朋友久别重逢，大家互道问候：“混得不错啊，你通了特务啦！”看了谁神清气爽，春风得意，第一个念头就是此人已做了特务。王鼎钧说，在他看来，50—70年代的台湾，知识分子做特务的比例很高，甚至几个人中就有一个是特务（卧底）。据王鼎钧说，不少作家都做特务（王书：306页），甚至是老作家，也做了党国的“卧底”，他自己就多次遇到来打探他个人消息的老作家，转眼就去向特务部门汇报去了。

类似的情况大陆也存在，只是表现形式不同，大陆更强调该工作的革命意识形态意义。大陆学者章诒和前几年撰文，披露著名翻译家冯亦代如何以“为革命”，“做好党的驯服工具”来说服自己，克服了心理障碍，主动积极地在她家做“卧底”的。在经历多次政治运动洗礼后，冯亦代已有了全新的人生观和世界观，为了提高自己的职业素质，他还专门买了苏联的《一个肃反工作者的手记》和有关介绍“契卡”（全俄肃反委员会）历史的书籍。他说：“以前的生命只是行尸走肉而已，今天我已经消除了那种腐朽的感伤的情绪，我觉得我在保卫党的工作中，我的生命日益丰富起来。”（冯亦代：《悔余日录》，1960年8月3日，256页）他自认为“是在第一线作战”（冯书：288页）的“一个保卫工作者”（冯书：258页），于是，心中“也就释然了”（冯书：335页）。冯亦代以“好友”的身份定期到已被打成“大右派”的章伯钧家聊天、喝茶、吃饭，然后再向有关方面汇报章伯钧在家中的言行。对于当年的行为，冯在晚年有很深的悔悟，在他的《悔余日录》一书中将此隐私公之于众。

谁是特务，都是慢慢发现的，也有弄错的时候。王鼎钧写道：有一位作家问我，你看台湾的前途怎么样？咱们的反共文学这样写下去，到底是活路还是绝路？这种问题只有一个标准答案，怎么明知故问。莫非他是一个特务，打算“引蛇出洞”？后来冷战结束，两岸交流，那位作家向我抱怨，你为什么劝我写反共文学？现在共产党要来了！我思来想去，你大概是个特务。（王书：307页）

无独有偶，许倬云先生也提到他在台期间被特务检举和骚扰，由于他与蒋经国有工作上的接触，蒋经国说了一句话：我对他了解，他不是你们说的那样。这才使许先生被解脱。

60年代以后，国民党杀人少了，但还是什么都记录在案。特务直接对王说，“你几根骨头，我们都知道”，但一般不再直接行动。他们对谁都不相信，陈诚有一个逻辑：连程潜、张治中都投共了，还能相信谁？特务甚至盯上了《蒋公介石序传》的作者黎东方先生。此君在大陆被认为是亲蒋右翼知识分子，但在台湾的情治部门的眼中，却演幻为“左翼嫌疑”。他对王鼎钧说，他演讲时提了几次“中共”，几次“共匪”，有没有引用“蒋公”语录，引用了几次，都有人记录。

王鼎钧也曾被弄到“保安司令部”谈话，被罚站，他在那儿见到那位一直监控他的“英俊的特务”，特务对王鼎钧还算客气，没有留下他。多数被叫到“保安司令部”（以后易名为“警备司令部”，再改名为“警总”）问话的，都不许回家，许多人就这样神秘失踪了。在如此恐怖气氛下，谁都不敢打听，个别人有大佬援手，也无结果，盖因蒋经国非常冷漠，“铁面无私”。

照顾蒋氏父子一辈子的翁元对蒋经国有非常深入的观察，他认为蒋太子最大的特点就是“永远神神秘秘，让人猜不透他心里想的是什么”。他说，蒋经国是“双重性格”，在外面和私下完全不一样，讳莫如深，高不可测，故做“神秘”状，“铁面无情”。连翁元这样对蒋经国极熟的人，都感到“时时有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惶恐之感”。[5]

魏景蒙是蒋经国的亲信，又是“中央社”的老人，是董显光的手下，1943年曾陪美国记者访问延安，写有访问记，对王震有近距离的刻画。然而就连魏景蒙向蒋经国求保“中广”副总经理李荆荪也被拒，致使李荆荪无辜被关押十五年。

台湾在70年代还在抓“匪谍”。“中广”崔小萍案发生在1968年，李荆荪案是1970年，与真正的“匪谍”毫不相干，都是被诬陷入狱。在这之后，台湾的情治工作有所变化，开始注意“公关”形象。军情局长沈之岳有意展现新风格，还笼络王鼎钧为情治单位的公关电视片写文字稿。当王鼎钧收到赴美国大学讲学的邀请信后，情治部门派出五个人定期与王喝茶、谈话，他们只听不说，对王进行新一轮面对面的考察。王知道，自己能否飞出鸟笼，获得自由，就在此一举了，他孤注一掷，和盘说出他对台湾甚至是军情部门的批评和建议，结果王鼎钧被批准出国。

三、“中国广播公司”

王鼎钧在“中广”服务十年。“中广”全称“中国广播公司”，是国民党党营事业，前身为中央广播电台，建于1928年，原在南京，1949年1月迁台，把所有重要业务资料都带走了。

50年代，在台湾是广播电台占领天空的十年，听众众多。“中广”吸引听众的主要手段是广播剧，王鼎钧参考了“中广”从南京带到台北的30年代的一些剧本，诸如曹禺的《日出》、《雷雨》，还有郭沫若、洪深、陈白尘、李健吾、丁西林等的话剧剧本，然而特务身手敏捷，很快就把这些剧本都搜走了。在大陆时代，国民党对这些事是从来不管的，但是败退台湾后，完全翻了一个个儿，凡是左翼和留在大陆的学者、作家的作品一律查禁。

当局明明以专制主义治台，却要扮出自由民主的模样，其意也是为了争取美援和国际好感，为此大耍两面派，国民党在香港办的《香港时报》是一份地道的“党报”，却标榜“以自由主义反共”，“社论充满自由主义色彩”，但这份反共报纸不能进口，只特许进口八百份，供指定单位参考（王书：258页）。“中广”被允许进口一份。

王鼎钧从事广播稿的撰述，一直小心翼翼。广播有其特殊性，特别要注意谐音字的问题，因此禁忌特别多，“蒋总统复行视事”，简为“总统视事”，可以听成“逝世”，因此要改字，改为“总统复职”。广播不能用长句，有一句是：“美轮美奂的大会堂中间悬挂着总统的肖像”，播音时断句换气，说成了“悬挂着总统”，引起了惊扰。王鼎钧也叮瞩，“总统”之前切忌有任何动词。10月，更要小心注意，因为许多重大节日都在10月：10月10日是“双十节”、10月25日是“台湾光复节”、10月31日是“蒋总统诞辰”，“每一个节日都要节前有酝酿，节后有余波”。可是“十一”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庆，这对于台湾来说是迎头一击，无形中把“光辉灿烂的十月”的亮度减低不少。国民党的反制措施是从“十一”前一天，台湾就不准有任何喜庆的表示，广播中更不准有祝寿的内容，不可开张剪彩，快乐幸福的歌曲一概禁播，天气报告中如有“台湾海峡乌云密布，长江中下游阳光普照”，都会被治安机关追究。

在那个年代，真正是草木皆兵，政府对百姓家中的收音机也不甚放心。50年代初，政府管制制造收音机的器材，谁家的收音机坏了，还得向治安部门报废备案，交回零件。

当局对收音机一类的硬件不放心，对软件就更不放心了。当局患有严重的“文字敏感症”，在“警总”眼中四处都是共产党在搞颠覆宣传。王鼎钧回忆说，1951年前后，他把文章写好以后总要冷藏一下，进行自检，假设自己是检查员，把文字中的象征、暗喻、影射、双关等一起杀死，反复肃清，才敢放心交稿。

即便如此，也有马失前蹄的时候。“中广”有一批从南京、重庆时代就从事播音工作的老播音员，个个都有很高的播音艺术水平，他们把广播剧演得出神入化。由于广播剧的效果太逼真，也被怀疑。某次，王鼎钧编写的广播剧讲述大陆镇压反革命，出现有枪毙人的场面，使听众有身临其境之感，被“中四组”（即国民党改造后的中宣部）叫停，情治部门也来调查，被怀疑是影射国民党杀人。

从王鼎钧的书中才知道，在50年代初，“中广”的收音效果很差，与大陆完全不可相比，大陆广播在台湾任何地方都能收听到，而“中广”的播音，连陈诚的家都听不到。陈诚清廉，不愿接受新收音机，“中广”只能派出技术人员一处处勘测，来确定收听的信号的强弱，并把陈诚家的老旧收音机带回来修理，重装了真空管和换了线路，才给陈家送回去。

至于大陆人知晓的“敌台”之一“中国广播公司、自由中国之声”，只是挂在“中广”名下，与“中广”台湾播音部没有关系，台湾对大陆的广播直接归国民党中央党部“中六组”领导，实际上是情治部门的一个组成部分，“匪情专家”王健民曾长期在“中广”大陆部工作，此人以后用国民党掳获中共原始资料为基础写成《中共党史稿》，1979年后被引入大陆，在内部流传，颇被重视。

四、“反共文学”，写还是不写？

王鼎钧以报刊专栏作家而闻名，当朝鲜战争爆发，美国第七舰队巡航台湾海峡，台湾大局稳定后，党国要人，也是国民党文学界的掌门人张道藩就组织起了写作讲习班，王鼎钧报名被录取，第一期只录取30人，大多为外省人。王鼎钧非常认真地听名家讲课，也勤于习作，由于大家都是经战乱而来台湾，写作主题很自然的就是流离岁月和对中共的“控诉”，但是那时还没有一个正式的“反共文学”的口号和概念。

不久，张道藩提出要写“反共文学”即所谓“战斗文学”，却碰到一大难题，这就是“反共文学”的禁忌太多，作家不知如何去刻画共产党，甚至张道藩写的《老天爷，你不长眼》一曲，也遭到“警总”的查禁，因为此曲也可读成对蒋介石的批判。某次，“总统府”前举行歌舞会，一出维吾尔舞蹈被检举是“苏俄舞”，在“反共抗俄”的年代，这是严重的“为匪张目”的行为，于是张道藩马上辞职。

所以，在那个时代，可以不写“反共文学”，不写，没人找你麻烦；而写了，却可能遇到大问题，因为分寸拿捏不准，作家的“反共”与官方的“反共”规格不合，当局更害怕“反共文学”有可能演变成对国民党失去大陆的检讨批判。

怎么写共产党？令许多人头疼。共产党到底是什么样的人？这些去台的作家个个有体会。在大陆时代他们和共产党员都有或多或少的交往，不是同学，就是朋友或老师，但是他们却写不出具体的人物，用大陆的专业语言讲，就是写不出“典型人物”，无法在文学创作中塑造出符合国民党意识形态要求的“共产党员”的形象。

于是讲习班请来胡秋原，此公早年曾参加“福建人民政府”，事败后去过莫斯科，在莫斯科和重庆与共产党领导人王明、周恩来、邓颖超、叶剑英等有过近距离的接触。他说共产党有“宗教心理”、“会党心理”、“军队心理”，有集体性，宣扬全体主义，同规一宗，说话使用特别的切口，使用巫术、图腾、咒语，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云云。胡秋原上述言论谈不上深刻，特别是胡秋原说中共党员“身体动作单调重复，产生交互作用”，就纯属无稽之谈，在他之前和之后都没有如此说法，堪称胡秋原的原创。可能是过于荒唐，胡的这段话没有传播开来。

当时王鼎钧就认为中共不好写，一写就写成了国民党。事实也如此，阎锡山骂中共的那些泄愤之语，怎么可以搬到小说和戏剧中去呢？只能是那些概念化的“青面獠牙”、“五毒俱全”的“匪干”和“匪谍”了，时间一过去，“反共文学”的大部分作品就被大浪淘沙了。

就在当时，这些学员就说，看来写共产党只能是将来的大陆人才能写出来，果其不然，王鼎钧在几十年后高度评价几位大陆作家，认为他们在几十年前的话应验了。

那位姜贵呢？王鼎钧与他很熟，对他的作品也评价很高，我最早是从夏志清的《中国现代小说史》知道姜贵的大名，以后在台湾，朋友还送给我一本九歌出版社2004年再版的姜贵的代表作《旋风》，但是我实在读不下去，这本书没有引人入胜之处。

五、“做成宝石，镶在五星徽上”？

台湾在50年代之穷，远甚于大陆。大陆幅员辽阔，人口和物质资源极为丰富，财富收入也多，国家对高级干部（高干）、高级知识分子（高知）、高级民主人士的待遇都很优厚，他们工资高，待遇高，住房条件好，还依级别配有秘书、警卫、小轿车、公务员等。台湾当时只有700万人口，美援主要是军援，经援相对较少，而等待土改出效果，还需要一段时间。

据蒋氏父子的副官翁元回忆，蒋经国一家在50年代初的早餐就是一盆粥，煮一次罗宋汤一连吃几天。他还说，在官邸工作年终时，“老先生”（蒋介石）会发给他们一份100元的奖金，他说，这笔钱，对于一个普通的公务人员是多么大的鼓励。[6]胡宗南家境也颇困窘，盖因他的工资分三份，家中仅留一份，其他支援故旧，别的一般家庭就可想而知了。至于投稿、赚稿费也并非人人都可胜任，给《中央日报》副刊写稿就绝非易事，胡宗南之子回忆其母为弥补家用，给《中央日报》副刊投稿三次均被退回，其母为此在家痛哭，而胡宗南妻还是留美博士。

王鼎钧书中说，1951年中秋节，“中广”公司发给员工的福利，只有一块月饼。50年代初，有些作家坐不起公交车，虽然每张票只是5角，作家手上捏着4角钱，跟在公交车后赶路。有的作家因裤子破洞而不能出门。那时，在台北的公车上还常看到赤脚的军队传令兵。

我也听朋友说，即使一些公教人员家庭的子女，在1960年前很少有钱穿袜子。

1957年，开始出现初步的繁华，有霓虹灯了，也仅限于台北。1960年开始，台湾初步富裕起来了，台北有所谓“吃文化”的兴起。东华大学历史系的李教授对我说，到1964—1965年，生活才真正好起来了，许多家庭有了电视机。到了1968年“四年经建计划”完成，同年，实施“九年义务教育”，台湾的社会面貌发生了很大的变化，民众的收入也不断增加，1970年后，甚至出现“全民阅读”的热潮。作者曾去成衣加工厂参观，看到缝衣的小姑娘利用钉钮扣的间隙，看摆在缝纫机上的书本，竟是钱穆的《国史大纲》（王书：470—471页）。

要不要建设台湾，也有争议。有一种看法认为，建设好了台湾，还不是送给共产党？“你有本事把台湾打磨成一粒钻石，中共有本事把它镶在五星徽上。”（王书：351页）还有人认为，全力建设台湾固然很好，但在其背后，是不是觉得“反攻无望”呢？

1954年，王鼎钧第一次听一位本省人说，“你们回不去了”，很受震撼。在50—70年代，台湾学生人人都会唱“反攻大陆”歌：“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反攻，反攻，反攻大陆去；大陆有我们的同胞，大陆有我们的国土……”“反攻大陆”是蒋介石在台统治的合法性基础，也是凝聚人心的精神基础，是神话也是信仰，一旦无效，心理崩溃将不可避免。因此蒋氏父子只能以暴力和镇压来维系这个信念，然而现实是残酷的，两岸的力量对比太悬殊，反攻怎么可能？更大的障碍是美国不支持。

蒋介石只能忍耐，1960—1961年，大陆的大饥荒已达到顶点，也是人心最浮动的时候，国民党对大陆没有实施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到了1962年的6月至1963年初，大陆的情况已大为好转了，国民党开始行动了，派出小股武装骚扰闽、粤、浙、苏、鲁等沿海地区，都以失败而告终。1964年，国民党不得不把“反攻大陆”改为“光复大陆”，军事性的内容消失了。王鼎钧说，一向高歌“我们明天回大陆”的人由痛苦产生幽默：我们一定会回去，自己打回去，或是解放军押解回去。（王书：351页）

蒋氏父子念兹在兹的“反攻大陆”，终因主客观条件所限而告彻底失败，但是他们对发展台湾经济还是很有远见的。60年代蒋经国提出“建设台湾”的口号，70年代后，终见成效，台湾各方面都取得长足的进步，特别是经济繁荣了，百姓的生存状况有很大的改善，以后随着两岸关系的改善，对大陆的经济社会发展也起到良性推动作用，这一切都是当年他们未曾想到的。

人生如梦，世事难料，就像人们不可能料到蒋经国去世一年后东欧会发生历史性巨变、武装到牙齿的苏联也会解体一样，当年的人们很难想象国民党在台湾铁桶般的统治也会结束。国民党从特务横行，嗜权如命，到遵守政党轮替的游戏规则，其间既有人的因素，也有客观环境推动的因素，但不管怎么说，国民党进步了，台湾社会进步了。

说起人的因素，人们必然说起蒋经国，他确实是台湾现代化、民主化的重要推手。王鼎钧先生呢，他难道不也是推手吗？他在台几十年的文字耕耘，把青春和汗水都洒在了这块土地上，不仅是为了谋生，更是寄托了自己对台湾、对大陆的理想和追求，他在这里有压抑也有喜悦，正所谓冷暖自知。如今他不悲不怨，以坦然豁达的态度重拾那幽长的岁月，他说他在年轻时不满意当时的社会，以为只有社会主义能解决问题，后来又相信美国的资本主义能解决社会主义不能解决的问题，但是又是失望，“奈何奈何！前面再也没有一个什么新的主义了！”（王书：361—362页）。一位八十多岁的老先生所思所虑还是“中国向何处去”这个萦绕他一生的主题，这是何等让人敬重！如今他的《文学江湖》一书，既是为历史做见证，也给我们启示和教益，让我们知道一个普通的中国人在过去的20世纪所经历的痛苦和所怀抱的梦想、希望。所幸的是，那个专横的、看不到尽头的“反共”一元化时代已经结束，一个孕育未来新创造和新文明的思想和价值多元的时代已经来临。

* 原文发表于台湾《思想》杂志总第18期，2011年6月。

[1] 王鼎钧《文学江湖》，尔雅出版社，2009年。以下简称“王书”。

[2] 《列宁全集》第37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86年，372页。

[3] 牛汉口述，李晋西编撰：《我仍在苦苦跋涉》，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92—93页。

[4] 郑彦英：《与刘少奇专案组副组长同行》，2011-03-28，见http：//blog.sina.com.cn/s/blog_500c7f7401017kt5.html？tj=1。

[5] 翁元口述，王丰笔录：《我在蒋介石父子身边的日子》，中华书局，1994年，28页、224页、218页，以下简称“翁元”。

[6] 翁元：48页。

“思想”的累与痛[*]

胡伯威《青春·北大》读后

几年前我就陆续读到胡伯威先生这本今天定名为《青春·北大》的回忆录文稿，立刻被其深深吸引。二十多年来，已出版的一些有关反右的回忆录大多集中于当时的知名人士和文化名人，对于右派中的“小人物”在反右运动中的经历，以及其后几十年的命运沉浮，出版界兴趣较少，所幸这几年也看到“小右派”的回忆录，毕竟，当年被打成右派的绝大多数人都是小人物，即生活在社会下层的普通人。相比于那些著名的“右派”，这些人言说的声音虽然微弱，而且较少受到社会的关注，但他们的际遇却更能反映这个重大事件对国家和社会带来的影响。

胡伯威当年在北京大学求学，相比于众多被打成“右派”，散布于穷乡僻野的小学教员和城镇企事业单位的小干部、小职员等，他算得上社会的“精英人士”，但是和那些党内外大名鼎鼎的“右派”相比，他又是一个“小人物”。胡伯威的“从左向右转”的成长道路，颇具历史学和社会学研究的价值，大多数人毫不涉及“思想”，只因对基层领导的官僚主义有所不满，而提了一些批评意见，或根本没提任何意见，就因历史问题被打成“右派”，作者与他们不同，确实是因“思想问题”而被划为“右派”的，而他的“思想问题”恰来自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作者从一个虔诚的“少年马列信徒”，“堕落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人民的右派分子”，是在北京大学完成的，这就使得他和北大这所中国的最高学府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北大在中国20世纪历史上有重要的地位，作者在北大求学的岁月正是北大发生重大转变的年代，它构成了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外部环境。胡伯威回忆录最大的特色是写出了50年代积极靠拢党组织的“进步青年”，在时代的大转变中思想发生一系列变化的轨迹，以及在这一过程中北大师生等各色人群的精神风貌。因此他所书写的就不仅是他个人一段历史，而是从个人的角度，提供了50年代我国教育和思想文化领域的一个横切面。胡伯威的“右派生成史”的特别之处就在这里。

胡伯威是从少年时代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显然是受到中国革命胜利的时代大环境的影响，但是他的“接受”过程却是自动自发的。作者的中学年代是在上海度过的，横跨了新、旧中国两个阶段，他亲眼目睹了战后中国的动荡和40年代末国民党统治的衰败、混乱，也亲身感受到解放大上海的人民解放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他虽然出身“非无产阶级的家庭”，但被革命和革命领袖完全吸引，1949年8月就参加了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在初中三年级就是团总支委员。他热烈地拥护新社会，支持党在建国初开展的一切社会改造的行动，真诚地按照党的要求，不仅积极参加学校党团领导的一切活动，在家中也积极宣传革命的道理，教育父母弟妹也要热爱新社会。他以“革命”为判断是非的标准，家人要给受到革命打击的亲戚寄送物品，他也要愤而指责，加以制止。1953年3月，年轻的胡伯威为斯大林的去世而悲伤地流泪，他和他的那些高中同学，模仿起苏联30年代那部按照斯大林思路反映列宁去世后苏共党内斗争、把斯大林塑造为列宁唯一接班人的有名电影《宣誓》，自发地在斯大林画像前宣誓，表达他们要继承斯大林的遗志，永远忠诚于共产主义事业的决心。胡伯威在1953年以优异成绩考入北大，又成了团支部书记，他根据组织上的要求，放弃了自己热爱的物理专业而进了气象专业，一如既往地听组织的话，跟党走。在北大最初几年，胡伯威的政治热情持续高涨，他积极争取入党，一时间也左得可爱，他有一个同学，在和他“交心”时提到一个长辈的告诫：政治都是凶险的，被胡伯威批评是染上了“旧社会的偏见”。

那时，1949年革命的胜利还散发着巨大的热浪，国家刚结束新民主主义的时期，开始向社会主义过渡，新民主主义时期相对宽松的社会氛围还没有立即消失，“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在起步，工农大众中涌动着创造新生活的宝贵热情，新社会和新中国发出耀眼的光芒，对美好未来的理想，强烈地激励着像作者这样的青年。在全国所有高校，学生读书住宿都免费，北大甚至还发给每个学生由社会主义兄弟国家捷克斯洛伐克赠送的一大、一小两个白色半球状搪瓷钵，用于食堂打饭，“开会谈的都是学习的事”，校园里每天飘荡着中国和苏联革命歌曲的旋律：“提起那雀儿山，自古少人烟，飞鸟也难上山顶，终年雪不断。人民解放军，个个是英雄，雀儿山上扎下营，要把山打通……”刚刚进入北大的胡伯威满心振奋，所闻所思在这个时期实现了完全的一致。

应该说，在50年代初，特别是在“反胡风运动”之前，国家在积极建构新意识形态秩序，对知识分子加紧进行思想整合，使之适应新社会的同时，对知识分子总体上还是宽和的，尤其在北大这样的学校。老校长马寅初登台做报告开口还是“兄弟我”，党委书记江隆基每次都很谦虚地让马校长走在前面。从旧社会过来的老先生还在讲台上继续上课，“出身不好”的青年依成绩仍然能考入大学，他们比1962年后那些因家庭问题不能升学的青年幸运得多。科学与民主思想、质疑和讨论的空气还在理科类的专业课中延续，独立思考也得到老师的鼓励。

在两大阵营严峻对峙，和西方文化完全隔离的状态下，这时期中苏友好的文化氛围，以“苏联和社会主义阵营”为符号的视野和世界观，为广大青年提供了一个“进步人类不断走向胜利”的激动人心的图像，显出朝气蓬勃的力量，更激发青年的理想主义热情。作者高唱“莫斯科—北京”，“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完全信服当时报刊对苏联现状的描绘，这就是苏联“展开了壮丽的共产主义建设的宏图”：宏伟的古比雪夫水电站、伏尔加—顿河大运河、土库曼大运河、预计比顿巴斯还大的库兹巴斯大煤矿，还有乌拉尔的马格尼托哥尔斯克钢铁基地（在这里产生的工业管理体制被中国人称为“马钢宪法”，以后在“大跃进”运动中受到批判）等等，作者对苏联经济建设的成就，就像对新中国的建设成就一样如数家珍。他虽然学的是理科，但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熟悉和热爱苏联的历史和小说、电影、歌曲。每年的五一节，胡伯威和他的同学们满怀真诚，高举着社会主义各国领导人的画像在天安门广场游行，他们像尊敬中国的革命领袖一样，牢牢记住各“兄弟国家”领导人的名字：苏联的马林科夫和赫鲁晓夫、保加利亚的契尔文科夫、罗马利亚的乔治乌—德治、匈牙利的拉科西、捷克斯洛伐克的哥特瓦尔德、波兰的贝鲁特、阿尔巴尼亚的霍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皮克和乌布利希、外蒙古的乔巴山和泽登巴尔、朝鲜的金日成、越南的胡志明。今天的人们除了还记得赫鲁晓夫、金日成和胡志明，大概早已忘记当年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和外蒙古领导人的名字，他们已消失在遥远的时光隧道，可是在当年，就是他们组成了50年代中国青年大学生在中国之外的“世界”。

然而非常遗憾，伴随着向社会主义的快速过渡，在革命的凯歌行进中，隐藏在革命肌体中的极“左”因素也渐渐扩散。对于革命的政治，作者在解放初感觉非常亲切，看到的都是“一片光明”，可是当他来到北大一两年后，他的心里却渐渐生出了“凄怆之感”，胡伯威发现，他理想中或想像中的新社会和眼前的不完美居然还存有不小的落差，他为这落差而沮丧，而在建国初年种下的崇高的理想主义，又容不得他“眼睛里揉进一颗沙子”。他渐渐失去了以往那种走在坦荡大路上安然自信的感觉，“不时袭来一阵忐忑、一阵躁动、一阵惶惑”。

作者作为北大学生是幸运的，他有机会听许多领导同志和名人的报告，但胡伯威却没有对自己比一般大众可以多获得一些信息而心怀感激，他听过报告后的感受反而是：平常百姓在资讯获取的方面“贫乏到多么可怜的地步”，“统一、简单、标准而响亮的口号”，把“翻身当主人”的老百姓“搞得头脑简单又简单”。作者也发现，那些赫赫有名的“理论家”，没有哪一个有什么自己的研究结果，“统统都是革命领袖的传声筒”：“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革命成功、人民掌权以后除了一个革命领袖就再不允许有任何一个独立发表新论点的理论家了吗”？

教条主义的压抑和枯燥逐渐吞噬了胡伯威心头的热情，那时苏联已开始走出斯大林教条主义的泥沼，出现了“解冻”的早春天气，可是非常吊诡，当时的中国，正全面向苏联学习，而且是把向“苏联老大哥”学习的问题上升到政治的高度来认识的，却没有跟上苏联的新变化，“照搬苏联的教条主义”仍坚硬如常。理论宣传上的照本宣科，对理论问题不能发问，如果发问，那就是“阶级立场”和“思想感情”有问题，会受到老师的警告。政治理论课从讲课到“课堂讨论”，到总结复习，到考试评分的过程，都“僵硬死板到极点”。课堂讨论发言不能按自己理解去发挥，“用不同的话说出同样的意思也不行”。胡伯威回忆的一个细节极为生动：北大某副教务长为了说明无产阶级情感和资产阶级情感的区别，在台上先后高歌《马赛曲》和《国际歌》，他的结论是：《马赛曲》反映的是资产阶级的鼓噪、张扬、浮华，而《国际歌》表达的是无产阶级的深沉和庄重。因为无产阶级饱受最深重的苦难，而又肩负着最沉重、艰巨、复杂的、最终要解放全人类的伟大历史使命，因此无产阶级的革命者就要像《国际歌》那样洗净一切浮华，表现出坚毅、沉稳的品格。

于是，在北大，在当时的社会上，就出现了一种被正面提倡的，叫做“驯服工具”的人群，胡伯威“逐渐感觉到，解放若干年来，人的性格普遍朝着一个令人丧气的方向被塑造着”。“人要尽可能没有个性，没有色彩，老成持重循规蹈矩到了索然无味的程度才算是‘进步’到家了”。在他的班上有一个留级下来的女生是唯一的党员，她选中的几个入党培养对象，个个都有这种特点，“他们按照上面的精神说话，一句不多、一句不少；你看不出他们有什么作为，也找不到他们有什么错误”。而后来在“肃反”和“反右”运动中，他们都是那个党员在班上最可靠的臂膀。作者发现，这并不是他所在的这个班上的特殊现象，在北大的同学中早就流传着对这种人的各种形容词：“面包干”、“五分加绵羊”等等。

作者发现，一些从老解放区来的干部，“不像搞学生运动出身的人那么民主和透明，有的还带来些等级地位观念”，北大在那时虽说是官场气氛最淡薄的地方，却也见过对“首长”点头哈腰的现象。胡伯威偶然外出时更见到个别官员拿腔作势，这又和他心目中共产党员的形象相去甚远。

50年代中期发生的“高饶事件”，对作者这些还没跨进党的大门，更未经历党内斗争考验的青年更是一次巨大的冲击。曾几何时，高岗的《荣誉属于谁》是和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的修养》、陈云的《怎样做一个共产党员》并列，都是入党积极分子必读之书，但一瞬间，高岗成了人民的敌人，这使作者非常困惑，因为经过几年的宣传，高、饶在他的心目中“都是令人敬仰的党性、正义和高尚品德的化身”，他们“都是环绕在毛主席周围的亲密无间的战友”，胡伯威一直以为，“他们之间的关系无疑应该是共产主义的诚挚友爱的典范，可是怎么一下子他们就被宣布为极坏的坏人”？“平时他们教导给我们的那种伟大人格怎么在他们身上一点都没有了”？于是又有“更多疑团涌上心来挥之不去”。

北大的“反胡风”运动，对作者的刺激更大，他在思想上“打起疙瘩以及政治上的消沉”就是从看到“反胡风”开始的。在北大的肃反运动中，极“左”思维随意化，甚至把不安心读气象专业的同学打成“反党集团”，都为作者亲眼所见，都使之发生困惑，使其对理想和现实的落差发出更多的疑问。

在北大，胡伯威真诚地实践着那个时期国家对广大青年的要求，他怀着新社会“主人公”的强烈责任心和使命感，不仅关心国家大事，还真正按照“德智体全面发展”的方向，要求自己，提升自己，在专业知识学习之外，他热心关注着我们国家文学电影艺术等的发展，可是这一来又带来了新问题，他觉察到建国后文艺、电影出现了严重的“公式化”偏差：“解放初一接触‘人民的’新电影、新小说、新歌曲，还感到一股新鲜味。后来渐渐就感到千篇一律，索然无味的老一套。”他和那个时代的许多大学生一样，不由自主地喜欢上苏联的电影和文学，因为苏联的电影和文学，虽然也强调“政治正确”，但还保留了人性和人情之美，不像他曾一度喜欢的某些解放区文学和建国后的作品，尽是一些标准化的“英雄语言”、“群众语言”和“坏人语言”，“看了上面，下面就能猜出来”。

其实，那时我们的体制刚刚建立，而它又是从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的斯大林体制以及战时状态下的中国革命根据地的体制互相融合而来的，由体制的不完善而衍生的一些缺失在当时只不过刚刚萌芽。世上本不存在绝对的完美，“水至清则无鱼”，这是普通的道理，问题是没有经历过革命战争和根据地岁月的像胡伯威这样的青年，都是在建国后“理想、纯正的共产主义理念和道德准则”教育下成长起来的，他们已被培养出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他们理所当然地追求一个美丽的新社会，而当他们以这种眼光观察现实，再以这把尺子衡量眼前的事物时，就觉得如梗噎喉，难以容忍了。

正是在作者的思想苦闷中，他迎来了1956年，这一年称得上二战后世界历史的一个转折点，在这年2月举行的苏共二十大上，苏共领导人提出的一系列新概念，震撼并改变了世界，对斯大林个人崇拜后果的揭露，对胡伯威和他的那一代人而言更是石破天惊。然而，他看到的却是“没有人公开地大事谈论，《人民日报》上照登了会议情况，除了一般的套话，对那些新鲜、敏感的内容没有作什么评论”。他感到纳闷，“为什么建国后人人都不断地受着各种形式的政治教育，参加频繁的政治学习，可是当苏共二十大这样一个大情况出现的时候，至少在表面上反映出一种普遍的‘麻木’状态”？胡伯威得出的结论是：教条主义对人们的长期影响，已使得人们“对党和国家的大事独立动脑筋甚至发表自己意见的那种功能早已退化殆尽”。作者其时并不知道，有关领导和有关方面受苏共二十大的震动更大，其中一些同志正密切关注着社会各界，特别是党的高中级干部和知识分子对苏共二十大的反应，正等待“乌龟王八旦”露头，好一举歼灭之。

年轻的胡伯威和当时许多人一样，他们并不清楚中国和苏联的差异性，他们看到的更多是两国的同一性，他们以为中苏两国的差异只是在于苏联是“老大哥”，工业比中国发达，集体农庄的康拜因比中国多，科技比中国先进，人民生活的水平比中国高，他们想当然地以为，苏联提倡的，中国也会跟着提倡，殊不知完全不能把中国等同于那些有苏军驻扎、靠苏军解放而建立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中苏友好”虽然在一段时间里响彻云霄，但丝毫没有影响到中国的独立性，中国从来就是从自己的角度来取舍苏联经验的，在一些核心问题上，中国绝不会随苏联亦步亦趋，事实也正是如此，就在苏联“解冻”的同时，中国风紧云急地开展了“反胡风”和“肃反运动”，只是在“中苏友好”的大气候下，连老同志要理解和读懂这其间的复杂性和微妙性都是不太容易的，更不要说那些涉世不深、思想单纯的青年了。

天真的胡伯威“沉不住气”了，他觉得中国方面对苏共二十大有一种“暧昧态度”，他为此而焦急惶惑，他也不满意《人民日报》上先后发表的那两篇论无产阶级专政历史经验的宏文，认为这两篇文章以“一贯正确”的姿态，否认中国和苏联一样，也存在着对领袖的个人崇拜，是不符合事实的。胡伯威并非不知道这两篇文章所具有的权威性和指导性，但他还是“本着对党的事业的高度责任心”，以真名投书“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恳请最高领袖在党的八大上亲自出面制止对他的个人崇拜的宣传。他也写信给《人民日报》，请求党报把东欧正在发生的变化的准确信息告诉人民。胡伯威期待一种真正体现马克思理想的新政治文化，它的内核仍是拥护社会主义，拥护共产党，他以赤诚之心，把组织看作亲人，把自己的苦闷和希望向党倾诉。胡伯威给中央的信没有得到回音，他给《人民日报》的投书也没有发表出来，但作为思想动态，刊登在当时供党内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阅读的《内部参考》上（几十年后，胡伯威才看到了这份《内参》）。在刊发胡伯威来信的“编者语”中，没有对这封来信的性质直接下判断，只是说该信提到一些重要的问题，不久，《中国青年》杂志派专人来向胡伯威征求意见，并向他约稿。

在1956年为时很短的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似乎出现了一种寻求新发展、新路径的可能性，在有几十个兄弟党代表团参加的党的八大上，最高领导只是致了一个简短的开幕词，没有涉及反个人崇拜的问题，但是中央领导同志在八大的报告却提到了反对个人崇拜的问题，党的八大通过的新党章在党的指导思想的表述上甚至有了新提法。然而，在遥远的几万里之外的波匈事件的发生，却在中国造成极其严重的后果，强大的传统思维迅速将创新的思想火花扑灭，刚刚开始的对新发展、新路径的探索在转了一个弯后不但没回到原地，却朝向一个更极端的方向急速滑去。胡伯威铸下了“大错”，他的“错”，就在于他的“思想”太活跃，背离了“思不出其位”的数千年的祖训，竟受到苏共二十大“修正主义”的影响，也要在中国反对“个人崇拜”；也“错”在他真的相信了“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以为同属一个社会主义阵营，中国也会走苏联的路；更“错”在他真的把自己当成了“主人公”而忘了自己仅是一介“小民”，竟敢上书言事。胡伯威是一个依“思想逻辑”而存在的人，而他的那个对“政治”怀有恐惧、曾被他批评留有“旧社会偏见”的同学，是依“生活的逻辑”而存在的人，他虽然没有“思想”的勇气，却无可厚非。正因为他遵从了“生活的逻辑”，才在“反右”运动中毫发无损，不少和那个同学一样抱“明哲处身”态度的同窗，虽然在“反右”运动中受到惊吓，却暂时躲过了一劫，在运动中落网的都是如胡伯威这样的“理想主义者”。

作者为自己的“理想”和“思想”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北大的“反右”运动中，他被打成“比较严重的反社会主义分子”，1958年北大“反右补课”，又被升格为“极右分子”，成了北大几百名右派的一员，其时胡伯威才22岁，已毕业被分配到湖北省气象部门，不幸中的万幸，是他已离开了北大，如果是在北大被定为“极右分子”，那就有很大的可能被逮捕了，北大的一些“极右份子”就是在当时被逮捕的，以后被关押、劳教了二十年。胡伯威是在湖北被送往农村劳动改造的，60年代初被摘了“帽子”，成为“摘帽右派”，在“文革”中再受冲击。胡伯威的个人生活也完全被破坏，直到1976年，才得以成家，那时他已40岁。

作者最富创造力的青春岁月就这样被极“左”思维无情地摧毁了，胡伯威的不幸，既是个人的，也是国家、民族、人民的。“文革”的极“左”泛滥成灾有其精神来源，这就是在50年代中期就冒头的、以极“左”面目出现的、带有浓厚蒙昧主义色彩的专断思想和专断作风，胡伯威在几十年后给这个现象一个概括，称其为封建政治文化在“无产阶级专政”外衣下的复辟和延续。正是这些汇溪成流，导致我们的国家在50年代后期陷入了长期的极“左”的方向，而一步步滑入“文革”。

胡伯威的这本回忆录在不经意中触及一些重大问题，这就是革命与知识分子的关系问题。在20世纪中国革命和社会改造运动中，有两种突出的现象：一种是对革命知识分子作用的强调，另一种是对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强调。人们都熟悉这样的领袖名言：没有知识分子的广泛参加，革命是不能成功的；人们也都记得“文革”中那句流传全国的口号：“知识越多越反动”。革命离不开知识分子，建设也离不开知识分子，所以我们在胡伯威的书中看到，在建国初百废待兴的情况下，国家给大学生提供了在那个年代所能提供的较好的学习和生活的条件。对“思想一致性”的要求，在革命战争年代自有其必然性，但是当国家进入和平建设时期，“思想一致性”却逐步转入绝对主义的领袖崇拜的轨道，除了国际共运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极“左”的传统，还有“中国革命道路模式”的深刻影响。中国革命是以农村为中心、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到1949年12月，农民出身的党员有340.1万人，占党员比重的75.8%，文盲共309.6万人，占全党党员比重的69%。[1]1949年，革命的胜利者满怀自豪进入城市，其中一些同志对知识分子充满鄙视和偏见，革命领袖虽也看到农民的狭隘性，但认为“忠诚”更重要。胡伯威的书中提到，在“反右”运动前，北大一些“思想正统”的同志非常不满物理学、气象学专业课上那种质疑讨论的气氛，他们一直为此感到憋气，认为北大是一个资产阶级思想的大染缸，一直到了“反右”运动打出几百名右派，才出了那口气。

自那以后，较具开放和人道主义色彩的50年代苏联文化就逐渐成了历史名词，未几就被贴上“修正主义”的标签，受到批判和禁止。当拒斥了“西方资产阶级文化”后，中国对苏联东欧文化又关上了大门，从而真正走向了完全封闭的自我欣赏的方向。“马克思（实为斯大林）加秦始皇”被尊为治国之不二法门，“外行领导内行”已成为铁律，蒙昧主义和思想专断越演越烈，思想盲从、领袖崇拜、农民思维、农民习气，被认为是体现了纯正的无产阶级特质而受到高度推崇，而与城市相联系的知识分子等阶层则因其出身和所受的教育被认定是旧阶级、旧思想的载体，被无休止地要求纯化思想。在这种蒙昧、专断的狭隘思路下，配之以强力的惩戒手段，继50年代在知识分子中不断“排队”、“分类”，发展到60年代“文革”前夕对知识分子整体“一锅煮”。有句名言：我们没有大学教授，没有中学教员，没有小学教员，全是国民党的人。除了极少数“红色笔杆子”，干脆把新老知识分子，包括党员知识分子全部打入另册，一概加之以“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或“臭老九”的“帽子”。北大这所已经打了几百名“右派”、不断受到阶级斗争洗礼的中国最高学府，更被视为“反动堡垒”，还被加封了“庙小神灵大，池深王八多”的贬敕。由极“左”思想滋生的蒙昧主义终于掀起“文革”的滔天恶浪，荼毒了人们的心灵，严重戕害了国家、民族的发展和科学文化创新的生机。

胡伯威在回忆录中提到叶企孙先生的遭遇尤其令人唏嘘。叶氏是著名物理学家，一惯同情革命，抗战初，曾派遣他的学生为晋察冀根据地筹集和运送材料，制造军火。解放北平时，叶先生又不畏艰险参与组织护校，50年代还在北大给一年级大学生亲自讲授基础课。“文革”期间，古稀高龄的叶先生受尽摧残羞辱，一位留校任教的胡伯威当年的同学有一次从外面回校，“看见一个老叫花子坐在西校门边墙脚下，用一根草绳系着又脏又破的棉袄，手上捏着一个干馒头在那里啃，走近了一看竟是叶先生！！”

胡伯威先生的书是一个蕴涵丰富思想性的个人实录，多年来我们熟悉“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这样一个充满历史正当性的响亮命题，可是在我们的官修正史或学院修史中，却很少见到普通大众的踪影，看到更多的是一些阐述历史大规律的宏大叙述。今天作者以他个人在北大“右派生成”的具体经历，为我们提供了北大历史上一个重要时期的横剖面，甚至是更广阔的“五十年代史”的某些重要方面的生动图像，对当今和以后的历史编纂学都是一个贡献和不可或缺的补充。我也注意到在这部独特的个人化的“五十年代史”中，作者对他在反右后的痛苦遭遇着墨很少，他谈得更多的是他在那个火红年代的理想、激情和对国家健康发展的期盼，他真切地希望我们的国家能吸取历史的教训，实践社会主义民主、法治和“以人为本”的理想，他的全部文字都渗透着对祖国无限的爱。胡伯威的叙述细腻而耐读，读者随他走进一段岁月，看到一个革命青年的理想是如何燃烧，又怎么被极“左”思想所摧残，走向无边的深渊，再到80年代改革开放获得新生，作者不怨不忿，更增添他这本书的感染力，带给读者更多的回味和思考。

2006年3月于香港中文大学

* 原文标题《“思想”的累与痛—给胡伯威〈青春·北大〉的序》，发表于《博览群书》2006年第5期。

[1] 赵生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纲要》，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236、243页。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1973年，毛泽东已届八十高龄。年初，他亲自部署批判1972年的“右倾回潮”。在这年夏天召开的中共十大上，毛的“文革”理论体系再次被全面肯定。他提拔的王洪文、张春桥等进入中央核心层。在维护“文革”理论体系的前提下，毛也安排邓小平等老干部逐渐复出，形成了一种由毛完全主控的新的权力平衡，环顾神州，四海晏清，毛的所有政治对手都已被铲除。然而他并没有稍稍松弛，中共十大后，毛又开始酝酿批林批孔运动。

毛泽东从容坚定，老而弥坚，却早已步入垂暮之年，心情是沉郁和凝重的，就在毛频频就“批林批孔”运动发出“最新指示”的同时，他也像一般老人那样，对自己过去的诗文重又燃起兴趣，就在这年的冬天，毛捡拾起搁置多时的旧诗文，并对其中的一部分作了新的修改订正。

毛泽东一生写有大量文稿，生前公开出版的只占其中的一部分，未公开发表的原因大致有几个方面：

1.自觉不成熟，或公开出版与当下政治斗争有违的文稿，如毛在60年代初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的谈话记录；

2.涉及党内上层斗争的机密，公开后会有损现今领导人威信的文稿，如毛在40年代初批判王明路线兼及批评周恩来等的《九篇文章》；

3.毛在部署某些重大政治斗争前夜对若干重要问题进行思考的文稿，如毛在1966年7月8日写给江青的信，以及生前从未公开、写于1966年6月的《七律·有所思》；

4.完全属于个人情感领域的诗文。

在1973年冬毛泽东重新改定的诗文中，有一首写于五十年前的《贺新郎》，直至他逝世后的1978年9月9日，才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

《贺新郎》是作于1923年的一首咏毛杨之恋的爱情诗，也是目前仅见的毛泽东的一首爱情诗。毛泽东与杨开慧由相知、相恋于1920年结婚后，夫妻情爱笃深，然毛此时已是一位职业革命家，常常奔走四方，与杨开慧分多聚少。杨虽系五四新女性，但仍深受其家庭传统文化氛围之濡染，情感丰富细腻，不仅深佩毛之魄力、学识，且对毛依恋极深，杨善诗词，写有一些旧体诗和日记，常咏对毛的爱恋（1927年后，杨开慧将这些诗文藏于其家中的墙壁内，1983年老屋翻修才偶然发现）。杨开慧希望夫妇长相守，毛却难以做到。因此夫妻间难免有口角龃龉，毛偶尔也有厌烦之意。他曾抄写一首唐代诗人元稹的《菟丝》给杨开慧：

人生莫依倚，依倚事不成。

君看菟丝蔓，依倚榛和荆。

下有狐兔穴，奔走亦纵横。

樵童砍将去，柔蔓与之并。

此事对杨开慧刺伤很深，毛虽多次解释，均未得冰释误会。1923年，毛奉中共中央命，又要前往上海转广州，此次远行，杨开慧也未去送行。毛写下这首柔情缱绻的《贺新郎》：

挥手从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往。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重感慨，泪如雨。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毛泽东的一生有一半时间是在战争年代度过的，他常说自己的那些诗词是在“马背上哼出来的”。1955年，毛对法国前总理富尔说，很留恋那种马背上的生活。毛诗意象雄迈，豪迈慷慨，他虽“不废婉约”，但更重“豪放”。就创作内容而言，毛诗中更多反映的是政治、理想和斗争。1962年毛接见越南南方客人，在谈到自己的诗词时，他说，“我也是写阶级斗争”。

1957年，毛泽东、杨开慧的故旧李淑一将她回忆的一些毛杨诗词寄给毛，请他帮助回忆考证，其中就有李淑一忆及当年毛给杨的《虞美人》的残句。毛复信曰：“开慧所述那一首不好。”毛说“不好”，未知是否为真心话，却有一种过分政治化的感觉。然而在私底下，在毛激越高亢的潜层，在其不予示人的个人天地之一角，还留有一份对“婉约”的欣赏。

毛泽东晚年一再圈点柳永词，1973年冬，他将那首《贺新郎》又作了最后的修定。毛将原词中“重感慨，泪如雨”一句改为“人有病，天知否？”

“重感慨，泪如雨”，虽浅露直白，却饱含平常人之情暖，将其改成为“人有病，天知否”，则更精彩，一下跃升到“形而上”的层次。

“人有病，天知否？”究竟是何含义？毛之问天，胸中又有何等强烈的愤懑？五十年白云苍狗，此时之“病”与彼时夫妻间的感慨难道仍是同一物吗？

毛泽东不太喜欢别人对他的诗词作注释，他说，“诗不宜注”，但毛也不反对诗家从不同的角度来注解他的诗词。毛在1964年对他的老友，也是注毛诗的名家周世钊先生说，注毛诗“可以意为之”。毛的《贺新郎》在1978年发表后，注家蜂起，李淑一以毛杨老友的身份发表学习体会，称诗中之“人有病”乃是指人民在三座大山压迫下所造成的苦痛，“天知否”有唤起人民革命推翻三座大山的含义。注毛诗的另一名家周振甫先生也持类似说法。李淑一等的解释或许可以说得通，但我总觉得隔了一层，我更相信毛在1923年写作该诗时，主要是咏夫妻间的情爱，而1973年修改此句则意蕴深远。

毛泽东晚年的心境极为复杂，在壮怀激烈的同时，又日显幽深苍凉。毛之一生，事功厥伟，然改造人性又何等艰难！毛虽早已一言九鼎，一呼百应，但“真懂马列”又有几许人？万千众生，有待拯救，却懵然不知，又怎不让人焦虑！

1975年，毛曾三次让工作人员为他诵读瘐信的《枯树赋》：

昔年树柳，依依江南，今看摇落，凄怆江潭，树犹如此，情何以堪！

当毛一遍遍听读《枯树赋》时，是否也有一种夕阳西照，而壮志难酬的慨叹与无奈？

在毛泽东生命的最后阶段，他让文化部抽调名家在秘密状态下为自己灌录了一批配乐古诗词。在这些古诗词清唱中，毛最喜爱南宋张元幹的《贺新郎·送胡邦衡待制赴新州》，词云：“天意从来高难问，况人情老易悲难诉。”晚年毛的心思又有谁能猜透呢？

近读陈徒手《人有病，天知否：1949年后中国文坛纪实》，对作者何以用毛词之佳句作书名再三体味。以吾观之，此“病”似病又非病也：病者，有待改造的人性之痼疾，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腐朽思想也；非病者，精神，灵魂之痛也。对焉，错焉？

2000年11月5日

* 原文发表于《万象》，2001年第3卷第2期。

在海峡的那一边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我抵达台北的第三天就是“二二八纪念日”，系里的秘书在电话里建议我抓紧休息，从疲劳中恢复（几天后她告诉我，是因为我的人身保险还要两周后才生效，她担心我去人多处发生意外），但在2月28日那天下午，我还是赶到市中心，因为我听朋友说，绿营肯定会在那里搞大活动，这是一个难得的现场观察的机会，来到台北，不去看，则太可惜了。

我是在台北市中心忠孝东路隔街观看“牵手”的，来台北之前我从大陆媒体上就知道2月28日民进党要搞大游行的消息，到达后我从“东森”电视新闻上获知，这次活动的主题是所谓“反飞弹，要和平”。

我从地铁站出来时正是活动开始的下午2点28分，街上喇叭口号声响成一片，我站在街边花坛高台放眼望去，只见马路对面人行道一条望不见头的长龙，气氛极为热烈，参加者多数是举家出动，老人小孩都穿着绿营制作的“yes Taiwan”的短袖杉，手举小绿旗，头上绑着统一制作的口号布条，似乎已打破了阶级、阶层的分野，表现出某种广泛参与的性质，这是给我印象最深之处，也是最让我忧虑的。

整个活动时间持续不长，我看着手表，两点四十分，马路对面队列中临时展开的要求国民党交还党产的横幅就收起来了，刚才还有的长龙自动散开，人群涌向地铁和公车以及绿营提供的大巴，街面很快恢复平常，也没有留下垃圾废弃物。

这个活动是李登辉发起，准备了三四个月的时间，其性质很清楚，就是以柔性民粹的方式刺激大陆，彰显所谓“台湾自主性”，他们的口号是“台湾Yes，向中国说不”。

我是明确反对“台独”的，看着我回去的地铁车厢里挤得满满的那些参加“牵手”的一个个家庭，我没有和他们交谈，也没有什么话可说（在我来时的地铁里，一个热心的中年妇女为我指路，交谈后才知道她的父母是青岛人，1949年来台，她坚定支持泛蓝，对大陆乡土充满感情），但望着那些父母小孩，看着那些脸晒得通红的阿伯阿婆，我心里五味杂陈，真有不忍之感（我回来后马上看各电视台转播的全岛“牵手”的回放，参加者多数是普罗大众，甚至有四代五代六代同堂，举家两百口参加的），再看到有关报道，全岛有两百万人参加，这个数目肯定有水分，但参加者人数众多，也是事实。“牵手”后的几天，绿营力量激升，目前两方的“民调”已十分接近，蓝营情况十分危急，双方天天开露天造势大会，从表面看，绿营的气更盛，蓝营已决定在13日也搞百万人大游行，但“舆情”的制高点已被对方所占（所谓“爱台湾，反飞弹”），估计下面双方的争斗更为激烈。

“牵手护台湾”肯定是绿营为陈水扁选举造势，但从中反映的问题又不那么简单，台湾相当多的人在感情和心态上与大陆已越来越远，不管3月20日蓝绿营谁方胜选，这种社会情绪都会对台湾的政情发展产生牵制性的影响。

2004年3月4日晚于台北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我来到台北的时候，离“大选”只有二十多天，选战已进入最后冲刺阶段，蓝绿两营都拼足最后的马力在争夺选民，每天电视上都可以看到动辄数万人参加的两方造势大会的热闹场面，“立法院”也是吵翻了天。但是一周以来我观察周围的普通人，好像并没有受到选战的什么影响，开店的继续开店，上学的照常上学，追星的还是追星，只是他们所追的“星”不是政治明星—前几天王菲和黎明为他们主演的一部新片来台北宣传，受到崇拜者的热烈欢迎；韩国当红电影小生裴勇俊今天抵达台北，竟有来自全岛各地的数百崇拜者冒着大雨，包了十辆大巴到机场接机，甚至订下裴勇俊下榻的圆山饭店的五十间套房，为的是和裴“呼吸同样的空气”，看那场面简直使你忘了还有“大选”这回事。

我住的地方是离某大学十分钟路程的一个幽静的小巷，出了小巷转个弯就是热闹繁华的商业街，街道很窄，数条公车线路经此，小商店，小饭店，鳞次栉比，人潮川流不息，可是我没有在街上发现一条有关“大选”和“公投”的标语或广告，我看到的唯一一条横幅是卫生当局提醒民众要注意灭蚊，防止登革热。

尤其给我印象深刻的是“大选”前夜大学校园宁静的气氛。在我们的经验中，大学生是一个最热心参与讨论政治和社会问题的群体，中外莫不如此，但是台湾这儿的大学，却提供了另一种类型。据说有明确规定，选举期间政治不能进校园，我在这所著名大学里看不到一丝一毫的选战痕迹，学生社团活动的启事包罗万象，就是没有选举的内容！前天和我一同坐校园大巴的一个博士生，很有兴致地向我打听大陆的学术研究进展情况，几分钟后匆匆和我告辞，他要赶去上“唐代政治史专题研究”的课。

选战不可进校园，对于任何人都一样，谁都不能违反，若一意为之，必定会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3月3日，陈水扁到文化大学搞座谈，题目是“台湾之子青春梦—与青年朋友对谈”。据报道，他是应文化大学一个亲绿营的学生社团邀请而去的，当然他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争取青年学生的选票。事先学校当局表示：“选举期间，这个活动不宜核准”，口气虽然柔和，态度还是明确的。这件事发生后，陈水扁受到“立法院”亲民党议员的炮轰，被质询的“教育部”部长当场表态：选举不应进校园，陈水扁的行动不妥。文化大学校长也批评那个学生社团背后的某基金会“陷文大于不义”。

某一规则一旦成为社会共识，再神通广大的政客也是无可奈何，只能变着法子绕过去。陈水扁到文化大学的同一天，他的竞选搭挡吕秀莲突发奇想，说是要体验学生时代挤地铁去上课的感受，她带着保镖和一群媒体人员，于晚上六点多钟的高峰时刻挤进地铁车厢，她的目的也是很明确的，就是要通过深入民众，展现个人的亲和力，为连任拉票。捷运（地铁）公司有规定，大选期间不得在捷运车站等处从事竞选活动。面对这个约束政治人物、反映社会共识的“紧箍咒”，吕秀莲寻机迂回突破。她预先设计要和乘客一一握手，只可惜车厢里人挤人，竟然无法顺利进行，她也一路站到终点站。但她还是借着台北地铁的由头对随行的媒体人员说了一通赞美陈水扁的话，说地铁是陈任市长时的政绩。事后台北捷运系统公关主任表示，当天吕秀莲搭乘地铁没有选举行为，因为“她没戴竞选帽子，没使用旗帜，如同一般乘客，并未违反相关的规定”。吕秀莲是正在台上的“副总统”，在众目睽睽之下，只能搞些小动作，大的方面仍不得不受着社会共识的约束。看来，台湾的市民社会已慢慢成长起来了。

2004年3月6日于台北

* 原名《“大选”下的台北生活》，发表于《南方周末》2004年3月19日，笔名“侃之”。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来到台北后，听到不少人都说，绿营会选举。根据我来台做客座教授的所见所闻，发现“绿营会选举”并非虚言，而彼等最擅长的就是运用“民粹动员形式”。

民进党的“民粹主义”一是体现在它的选举诉求，二是它的选举动员形式，其基本方面就是面对社会各阶层，尤其面对底层民众，以所谓“中国打压”做由头，强调、膨胀“台湾主体性”的叙述，载之于老百姓喜闻乐见的方式，聚积社会支持，争取选票。

陈水扁、吕秀莲都是精通群众政治学和群众心理学的“大师”，他们目的很明确，就是要争取连任成功，可是民进党执政四年，台湾经济滑坡，政绩乏善可陈，陈水扁只能避实就虚，以某种高调的“宏大”叙述吸引选民，这个叙述就是“台湾主体性”，“台湾要发声”。这次陈水扁竭力要把“公投”和大选捆绑在一起，这既和民进党的“台独”理念相连，也是他们的选举策略。绿营所期望的，一是刺激大陆，再巧用大陆的回弹力，制造台湾和陈水扁被打压的弱势悲情效应，来拉动选票，坐等选票大丰收；二是将自己打扮成“台湾之子”，以“爱台湾”、“超族群”的高姿态，引导民众，尤其是底层民众，淡化“民生”感受，往“理想”层面走，往“未来远景”走，往“形而上”走，以保住现实中的“总统”宝座和民进党的执政地位。

以我观之，陈水扁等对民粹主题，已到了烂熟于胸、操控自如的程度。他在大选期间所提的口号皆有强烈的民粹煽情色彩，在各种“造势大会”上，他从不忘提及“守护台湾”、“人民”、“爱”、“幸福”、“孩子的未来”、“土地”、“家园”、“台湾主体性”、“站在历史最正确的一边”、“永远和台湾人民站在一起”等话语，一意将议题往上抬升。陈水扁抓住蓝营在两岸关系上欲说又止、模糊不清的“软肋”，一再逼蓝营对“一中”表态。绿营造势大会的会场上也是一片民进党绿旗的海洋，几乎从不见国民党旗帜。陈水扁在“士农工商挺扁造势大会”上抨击蓝营3月13日大游行的主题“换总统，救台湾”，是“为反陈水扁而反陈水扁”，“格局太小”，“没格局”，而自赞绿营2月28日发起的“牵手护台湾”是“格局大”。应该说，绿营的这一套叙述不仅迎合了绿营群众的心理，对青年人，以及部分“中间选民”也有相当的影响。

绿营在大型群众造势大会上也是工于运思，非常重视运用各种形式，包括大陆30—40年代左翼文化的元素，来调动群众情绪，使参加者的情感汇聚于民进党的主题。3月4日晚我看了民进党在高雄举办的一场“民主路上我和你”大型造势音乐晚会的电视实况转播，其中有一个反映普罗大众和蒋政权斗争的舞台剧，竟然有一个名不副实的剧名“全民公投，民主大跃进”。且不说“大跃进”是一个有特定含义、引自大陆的词汇，看着舞台上昂首挺胸的青年男女，我竟有时空倒错之感，“梦里不知身是客”，几乎忘了身在台湾：只见一小群身着青色布衫的学生、农民和工人，在国民党军警的压迫下，身体扭曲，面部表情呈痛苦思索状，他们开会讨论，互相激励，然后手执小旗，冲向国民党军警把守的铁丝网，前赴后继，跌倒了爬起来，再跌倒，再前进，直到冲垮了铁丝网，把国民党军警赶下了台，最后在高昂的音乐声中，青年男女相拥在一起庆祝胜利。这是我非常熟悉的舞台场面，和记忆中反映“一二·九”、“反内战”的文艺节目如出一辙，唯一的差别就是舞台上演员手上舞动的小旗变成了小绿旗！难怪我见到的几个历史教授都说，绿营很会学共产党，很会运用毛泽东的方法。据他们说，民进党私下里很推崇毛泽东，乍听很奇怪，其实道理很简单：在此地民众心目中非常厉害的蒋介石是被毛泽东打败才退守台湾的，这似乎让过去许多年受蒋氏父子打压的民进党出了一口气。

绿营的选举造势大会在针对群众的心理、诉诸民进党主题、调动群众情绪、掌控会场节奏等方面也胜于蓝营。在绿营大会的这类演唱中，既有充满强烈意识形态色彩的政治歌曲：“勇敢的唱，大声的喊，国家的名，是台湾”；也有诉诸群众乡土情感的民歌，诸如“阮（你）若打开心内的门，就会看到家乡的田野”。在绿营的语境中，爱乡土和“台湾主体性”是一体两面，本来爱乡土是人之自然情感，“台湾主体性”却是隐含“台独”理念的政治性诉求，绿营就是要把这两种不同的东西捏合在一起，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

在这种每天都开的造势大会上，都有音乐的旋律伴随着大会从开场直到结束。会场上播放出的这种音乐，就是在下雨天，也可使身着雨衣的群众始终保持高昂亢奋的状态。某音乐人，自称跟随陈水扁已十多年，对陈的演说内容和风格十分熟悉，因认同绿营理念，曾多次拒绝蓝营的邀约，他不仅为陈水扁专门设计、制作了一套具有陈水扁个人符号识别特征的登台音乐旋律，还会根据陈水扁的演说内容的变化，奏出或低沉或激昂，或幽远或庄严的音乐旋律。该音乐人也分别为民进党重要人物谢长廷（高雄市“市长”）、苏贞昌（台北县“县长”，绿营竞选总部总干事）量身定做了出席造势大会登台时的个性化音乐旋律。如此精心打造，必然对参加大会的底层群众产生感染力，在造势大会特有的场域中，随着音乐旋律的起伏和台上政治人物对台下群众的呼喊（一般几分钟就会呼喊一次，如：国民党是不是黑金啊？在台上主持人的引领下，台下民众回应：是！我们要不要爱台湾啊？民众回应：要！我们怕不怕中共飞弹啊？民众回答：不怕！），许多男女老少情绪亢奋，似乎实现了台上高官和台下群众跨阶级、跨阶层的大融合、大对流。据有关报道，在绿营的支持者中，中学以下，小学以下文化程度的选民占到46.9％，大幅领先于蓝营。为了让会场的气氛对民众心理产生持久的影响力，在绿营造势大会结束时，陈水扁都会和台下民众同唱“相信台湾”（“二二八手护台湾”活动的主题歌曲），呼喊“台湾第一”、“改革第一”的口号，把大会的气氛推向最高潮。无一例外的压轴音乐则是贝多芬的《欢乐颂》，绿营颇有深意地用《欢乐颂》做造势大会的结束曲，似乎要以此来凸显绿营“抛弃中国封建主义”（李登辉语），“台湾是世界的台湾”，台湾以主体的姿态进入国际社会的立场。

相比于具有长期党外抗争经验的绿营，曾经执政五十年的蓝营在造势动员形式及能力方面均逊色不少，宋楚瑜、马英九等为了取悦、贴近群众，虽然也会在蓝营造势大会上用各种方言舒展歌喉，随时开唱，但具有蓝营政治诉求内容的文艺节目并不多见，一般都是为表演而表演，更没有带有蓝营标识性的音乐旋律相伴随。一般而言，蓝营保有对中华文化的敬意和感情，造势大会的会场也经常是一片青天白日满地红旗的海洋，可是我从没有听到大会上响起“梅花”的音乐旋律。显然今天的国民党、亲民党要和过去年代带有意识形态符号象征色彩的“梅花”划清界限，因为在眼下的台湾，在压迫性的“爱台湾”政治正确的语境下，“爱台湾”已成为和“爱中国”相对立的话语，说唱“梅花”歌曲中的那句“巍巍的大中华”已成为禁忌，政治人物若表明自己“爱中国”则马上会被指责为“卖台”。可是不清楚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既会引致那些怀有中华情感众多选民的失望，更重要的是，在“一中”问题上含糊其词，还是避免不了绿营的强力进攻。

于是蓝营只能走高官人性化争取选民的道路。已六十多岁、从政三十余年、历任一系列要职、性格谨严的连战，面临激烈的选战，现在也性情大开，他和夫人连方瑀在接受电视访谈中，对着全岛民众谈起他们留美期间在芝加哥第一次初吻的情况，连战还在记者的追问下说他穿的内裤是四角裤而不是三角裤。连战甚至表示，如果他的儿子带回家的不是女孩子，而是一个男朋友，他也会给以理解。连夫人更是不辞辛劳，除了陪同连战出席各种造势大会，还替夫出征，和宋楚瑜夫人陈万水（“万水姐姐”）发起“台湾女人向前走，百万妈妈站出来”等活动，到处“赶场子”，拉票拜票。为了消除过去那种官太太高高在上的形象，拉近和选民的感情，她经常在造势大会上唱歌，自称“战嫂”，拜托大家“把神圣的一票投给战哥”。连方瑀还组织了一批蓝营夫人登台献唱闽南话歌曲，结果遭到吕秀莲的讽刺和挖苦，说是“一群官太太在唱歌”，“哭哭啼啼像王宝钏哭寒窑”。

为了赢得大选，蓝营急追直上，也向对手学了一些民粹动员的形式，在争取群众方面已不遗余力。本来，高教育者是蓝营的重要支持力量，有51％的受过高等教育者支持连宋。但为了不让绿营独占“民粹”之利，蓝营最近接连举办了“连宋与农工生”、“连宋疼惜劳工之夜”、“农渔民大团结”等大型万人造势大会。连宋以劳工“贴心人”的姿态出现，一再向群众承诺，当选后一定要在政府出台新政策照顾疼惜农工。为了做大选的最后冲刺，3月10日，台北市“市长”、连宋竞选总部总干事马英九向台北市政府请假十天，他在一场街头剧中穿上了厨师的白衣帽，扮成小饭店老板的模样，对着麦克风喊着：“经济大滑坡，生意不好做，没人来吃饭，换总统救台湾。”绿蓝两营的达官显贵都把身段放低，眼睛向下，一时间都成了群众的“贴心人”，双方都把老百姓当成荣国府的贾母一样哄着捧着供着，其实社会大众心知肚明，蓝绿两营最爱的还是老百姓手中的那张选票。

到了3月13日蓝营台北大游行，一时风云又变，从中山纪念馆到“总统府”几公里的途中，水泄不通，数十万蓝营群众扶老携幼，摇旗呐喊，声势壮大，据蓝营方面报道，今天全岛有三百万支持蓝营的人走上街头，人数之多出乎不少当地人的预测。

大游行和集会有序进行，没有出现任何违规现象，在主会场和“总统府”前的空旷地有一条数十米的隔离带，警察一字排开，零散的人群仍可进入。数十万人在主席台前呼喊“陈水扁下台”，但没有一人冲向警察设置的铁丝网隔离带。主会场设在“总统府”前面的凯达格兰大道，我站在离连战不远的主席台的左下方，亲耳听到他的有关大陆政策的最新叙述。连战和夫人连方瑀还走下主席台，全身趴在地面，五体投地亲吻地面。在同一时刻，宋楚瑜夫妇在台中会场含泪跪下，亲吻地面。这个行动的象征意义正在被解读和放大，对民众的心理产生了很大的冲击力。连战的讲话和行动是蓝营为选战的最后冲刺，蓝营在大陆政策上的模棱两可，一直被民进党抓住，攻击蓝营“亲中”，连战今天的新说法对争取中间选民可能起重要作用。它标志着蓝营对两岸关系重大的转变，已和民进党的相关叙述无多差别。

当晚，李登辉和陈水扁在高雄有五十万人参加的绿营大会一同登台，李和扁责骂连战亲吻土地是“欺骗”，李说：爱台湾为什么把钱放在美国，他号召“不许旧势力复辟”，“消灭外来政权残留势力”。83岁的李登辉为陈水扁拉票已到了不顾老命的地步。

选战已进入到“割喉战”和“肉搏战”。台湾至此政治生态已经大变。

2004年3月13日于台北

* 原名《大陆应知晓的台湾竞选生态》，发表于《凤凰周刊》2004年9期，笔名“侃之”。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

我刚来到研究室，才看到你的来信。

昨天一天都在看电视，中午×××教授请我和几个朋友吃饭，谈的是“大选”，晚上一个中文系教授来我住处聊到11点半，也是主要谈“大选”。

现在的情况是，台湾政局处于持续的动荡中，蓝绿都在等美国的态度，只有美国才能干预。

从“三二〇”晚9点半连战发表讲话到现在，几天来虽然下着小雨，但聚集在“总统府”前的蓝营群众还没离去，今早7点40，宋楚瑜又前往讲话，为群众打气，但他提到，自8点起，请不要鸣号，以避免影响附近学生上课。

我的看法是：3月20日晚9点半连战“选举无效之诉”的讲话不是一时情绪失控，而是蓝营开会一致作出了抵制决定，事实也是如此。据报道，只有马英九一人低调，但马英九昨天已在群众大会现身，和连宋保持一致。

蓝营这一举动令老×等朋友大吃一惊，我认识的其他教授也深感意外，他们都说国民党已软弱成性，难以想到会作出如此激烈的反应，这太不符合国民党的性格。

但我却不感意外，因为在我看来，这是蓝营绝望的最后一搏，从此，很大的可能是，连宋退出政治舞台，中国国民党要变为台湾国民党，民进党将会长期执政，“去中国化”将更加深入，国民党再起来已是非常渺茫了，而那时的国民党已不再有多少“蓝色”，或许就是“浅绿色”，和“深绿色”的民进党无多差别了。

你的看法是对的：蓝营在“三一九”下午就应提出对“枪击”的质疑。可是当那天晚上陈文茜在电视发表质疑讲话受到绿营猛攻后，蓝营就吓得缩回去了。

本来我预测蓝营胜选，也得到证实：所有报纸，电视台的内部民调都表示：在“枪击”那天的上午，蓝营还领先绿营百分之十，当晚就变为双方差距百分之一，大批中间选民在枪响后投向绿营。

那一枪改变了历史！

上一次“大选”国亲的数字没有很多意义，因为国亲数字中，包含李登辉为连战拉的票，这次李登辉为陈水扁站台，李在台湾下层民众中有大批支持者，他的票都流向了陈水扁。

还有一点可能我们在大陆感受不深：绿营其实是“革命党”，很有那种走入群众和百姓“打成一片”、“和群众心连心”的样子。民进党为目的不择手段，它虽为“执政党”，但处处是“革命党”的风格，用一切民粹的方法鼓动下层民众，那个以“台湾佃农之子”自傲的头面人物可能是因为出身贫寒，还对钱特别充满欲望，黑白通吃；国民党虽是“在野”党，但做派是“执政党式”的，连宋都是一口流利的英语，有颇浓厚的“大官人”的派头，也有不少“礼义廉耻”、“忠孝节义”的味儿。老蒋时代国民党当然也是黑白通吃，蒋经国时代就好得多，到了连战“连博士”这会儿，国民党只能守着过去的“党产”过日子，早已没有当年的狠劲和霸气，完全是中产阶级的一套，怕这怕那，处处小心谨慎。被许多人寄予希望的马英九在太平时期绝对是一个“好官”，但不是痞气十足的“革命家”，而台湾的下层群众还是很吃“革命家”的那一套。

民进党这些“革命家”就以“台湾人要出头天”，“不许中国人（外省人）欺负台湾人”，“连宋亲中国，是中国代理人”，来动员普罗大众，这就是所谓“台湾主体意识”，往上再抬升，用学术语言讲，就是“建立对台湾新国家的认同”，在这种“政治正确”的气氛下，被愚弄的南部少数群众就喊出了“外省猪滚回中国去”！

国民党过去对绿营的打压并非如我们想的那么厉害，就是在30年代，国民党还有反省院，陈独秀等还可在监牢中看报读书，说起来还是“民主无量，独裁无胆”。来台后国民党搞“白色恐怖”最厉害的50年代，国民党杀的就是两千多人，以后零星杀搞暴动的“台独”，数字极少，而大量材料已公布，其中许多真是武装台独分子。现在他们中的一些人经常在电视上讲当年的“革命历史”，说当年如何准备在草山（即台北的阳明山）蒋的住处外准备暗杀蒋介石。大前天我就看到绿营电视台对“台独”教父史明（《台湾四百年史》一书的作者）的采访，他大谈当年如何收集枪支和他的同志去杀“大魔头”蒋介石，又如何失败了从基隆秘密坐上装运香蕉的船逃往日本。

以我看法：蓝营已难翻盘了，因为那个“验票”起码要半年时间，今天股市已大跌，工商界已出面呼吁蓝营接受大选结果。

除非马上能揭开“枪击”之迷，或美国明确表态反对陈水扁，而这两点都不太可能。

若如此，绿营马上会冲上街头，台湾会一片大乱。

据许多报道：“枪击”有太多的疑点，陈水扁受伤后行动自如，吕秀莲只擦伤一点皮，但做出受大伤的样子，进出都坐轮椅，电视观众都发现太假，而废票高达三十多万，比上次多十倍，很多人认为有明显的“造假”的痕迹。

今天几个朋友都说心里难过，他们为台湾的形象受到伤害而难过。

就是陈水扁上台，他的日子也不好过，台湾一半人都反他，但我估计蓝营最后还是会接受现实，台湾大概不会出现动乱，因为美国不允许。

2004年3月22日上午于台北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这次来台湾是我的第三次，前两次都只有半个月时间，这次在台北的一所大学客座，要待一学期，又恰逢台湾“大选”前后，所见所闻颇为丰富，各种信息扑面而来，使我对台湾和这边人的各种感受要比过去体会得更深刻一些。

说起“台岛心态”不能不先说“中原心态”。“中原心态”这个词，最初是由台湾“中研院”社科所钱永祥先生所提出，上海大学朱学勤教授最近也有专文论及这个话题。的确，“中原心态”在很多大陆人那里是存在的，个别大陆学者来台湾访问时，自觉不自觉之间流露出一股傲气，很刺伤台湾的朋友。这次来台后，我经常提醒自己，即使像我等自认为超越了“中原心态”的人，可能还是需要警惕意识深处是否还存有一小块“中原心态”的角落。

“中原心态”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缺乏对台湾民众“弱势悲情”心理的体察。毋庸讳言，这种“悲情”心理是普遍存在于台湾民众的意识深处的。百年来中国深受外敌的侵略压迫，国势衰落，在日本殖民主义长期统治之下，台湾人民犹如“无花果”，一直备受挫伤和压抑。对台湾民众的这种“弱势悲情”心理，我一向以同理心来理解，早在80年代，学校图书馆港台阅览室收藏的台湾作家的书几乎都读过，也买了一大堆台湾作家的小说、散文。我读过吴浊流、钟理和、杨逵等一大批台湾乡土老作家的小说，从中深深感受并体会到那个时代台湾同胞心灵的漂泊和无奈。台湾光复后，又发生了“二二八事件”的悲剧，国民党打不过中共，但它在台五十五年，却是“巨无霸”，特别在50年代“白色恐怖”时期，“红帽子”满天飞，不仅杀害了几千个被称为“匪谍”的人，还打压、伤害了许多无辜的台湾百姓，使得台湾民众中的“悲情”感更加深重。

当我对台湾民众抱有一份深深的理解和同情时，我也注意到这十多年来，台湾的“悲情”已被某些政治人物有意放大，肆意炒作。这些政治人物一方面美化日本在台的殖民统治，另一方面煽动族群的对立，一步步引导台湾往危险的“台独”方向滑落。现在国民党被民进党说得丑陋不堪，但我还是看到来台后国民党的另一面：国民党在70年代后，由蒋经国主导，逐步开始革新过程，它在台湾还是做了许多好事：一是它的重师重教，连农村小学老师在社会上也受到普遍的尊重，时至今日，这种社会气氛也未改变，这给我很深的印象。二是它的“三七五减租”和“均富”政策，让底层民众过上了小康的生活。贫寒子弟只要努力，不涉政治，照样有出头之日。前几天，我和现在所在大学的原文学院院长聊天，他是台湾最南部道地的农民出身，考上台大再留学美国。类似这种情况并非个别。就是这位先生告诉我，在台湾南部的乡下，还保留浓厚的“古中国”尊师的气氛。国民党搞的只是局部“革命”，拿到权力即可，社会、个人和传统的空间并没有被消灭，客观上为社会保留了一份活力，也使后来的社会转型较为平顺，不至于那么动荡。前天系里组织春游，出台北去了乌来温泉，小镇上的国民党乡党部，相当于我们那边的乡党委，却叫“民众服务社”，他们甚至没听过“乡党部”，而“民众服务社”已有二三十年了。我可能是因为做近现代史和民国史研究，故而对国民党来台后的这番作为，有一种特别的感觉。

我来后一个多月，因是长住，都是自己打点生活，每天要上街吃饭，买报纸，还要隔三差五去超市，不像短期来访，都是被接待，不易了解到台湾的真实民情。我看到的是，对大陆来的客人，台北的一般民众，绝大多数是善意的，也是有礼貌的，但无可讳言，确实有一些底层民众歧视大陆人。在这里，我们习以为常的“阶级分析法”已失灵：“台独”的同情者和最大的支持者不是台湾的中产阶级，而是占人口多数、处于社会低端的广大普罗群众！我经常去一家早点店喝豆浆，这家早点店是一家四姐妹开的，三个都很有礼貌，但其中一个听我口音不是台湾的“国语”腔，脱口就问：你是不是偷渡来的？去年11月我去“中研院”访问，住在学术活动中心，一个女清扫工看我是大陆来的，一直是冷脸相对。台北的公交巴士从不报站，只有少数线路的公车上有显出站点的视频，给外地来客造成极大的不便，有几次我问司机站点，他听你不是说闽南话或台式“国语”，就爱理不理，所以我每次坐公车都问同车的乘客，特别留神，生怕下错了站。我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母亲的老熟人已七八十岁的年龄了，因讲大陆方言，在菜市场受到小贩的欺辱。前天我参加系里组织的春游时，一位教授太太和我聊天时说，他的先生日前在他住的新店家附近的小吃店吃饭，也是因为讲“国语”而被羞辱。他说的还是台式“国语”，而且还是在文明程度最高的大台北地区。在台湾南部，因说“国语”被羞辱更是常事，前不久电视上报道，南部一小吃店老板娘把一碗热汤圆泼到说“国语”的客人脸上。我原想利用假期，环游全岛，但有朋友提醒我，不要一人去南部，一定要有人陪同。

90年代中后期以来，台湾有不少学生来大陆求学，但是当局就是坚持不承认大陆的学历资格。上个月，当局出台一项政策，规定迎娶大陆新娘要具备600万的家产，在引发社会强烈的反弹后，才不得不修改。

在提出“中原心态”的同时，我觉得也应看到在台湾确实存在一种可称之为“台岛心态”的现象，其主要表现：一是“自我中心感”，二是封闭性和排他性。它不仅盛行在下层民众中，更反映在社会的“高端”，这种社会心态包含有多方面的来源，它既是政治人物操弄“族群”对立的产物，也有它自己特殊的生长轨迹，使这种精神气氛几乎随时可以感受，甚至可触摸到。

几次来台湾，我都发现了一个现象，就是台湾有着自己特有的“议题”，所谓“特有的议题”就是社会所关心的话题是从台湾的环境及面临的社会问题中产生，这其实非常正常，因为任何社会都是这样，两岸的制度和社会发展水平不一样，总不能叫台湾老百姓去关心我们的“下岗再就业的问题”。两岸分隔五十多年，造成两岸经济、社会、文化发展方面诸多的差异，但是两岸毕竟同文同种。然而我看到的是，台湾社会所关心的议题除了个别部分和大陆有交叉，绝大多数和大陆没任何关系，甚至和外部世界也没任何关系，社会所关心的问题都是局限于一个很小的范围，对于不少人来说，台湾之外的世界几乎是不存在的，说得严重一点，给人一种很自恋的感觉。在3月6日绿营的造势大会上，吕秀莲竟说：“台湾要以柔性国力征服世界！”我相信这种极为夸张的“自我中心感”是和近年来陈水扁一再鼓吹的“台湾第一”和“台湾优先”有极大的关系，甚至就是以“台湾主体性”为核心价值的“台湾意识”的外化表现形式。在台湾政界人物齐喊要融入“全球化”进程，在官、商、学界都有大批留美博士的台湾，这种现象确实令人匪夷所思。

我的住处的电视有一百个频道，可是我极少能看到有关国际新闻的报道，除非发生重大事件，例如西班牙马德里车站爆炸案，才有从外电编译的电视新闻。我为此问过一位台北文化大学的教授，他说是因为台湾百姓不关心外面的事，电视台从市场需要出发只能如此。一般情况下，电视上有关大陆的新闻每天会有一两条，几个电视新闻台滚动播放，也有正面客观报道的，但多数是从CCTV剪辑下来的大陆各地“黑心方便面”、“硫磺泡牛肚”的消息，间或有几条大陆社会新闻，诸如“鞍山美发厅跪式服务”、“痴心郎跪爬十里求爱”。我不清楚这样安排有没有什么“导向”，更大的可能性还是市场的因素，还是那个原因：台湾百姓对大陆没兴趣。

学界对大陆的兴趣也大不同于以前。近年来，不少过去研究中国史的学者纷纷转行研究起台湾史，台湾史本来就应该研究，这无可厚非，但我发现这里兴起的台湾史研究，有相当一部分是和“建构台湾的国族认同”相联系的。绿色人物已在批判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台湾大历史学家连横的名著《台湾通史》，说该书反映的是“失去台湾主体性”的“大中国史观”。过去我们来访的人一般很难接触到绿营人士及其社会基础，现在可以说根本无需专门寻找，“绿色”人物到处都有，学界更甚，一些人更发展到非理性的程度。著名社会学家萧新煌已成为“总统府”的“国策顾问”。台大法学院退休教授李鸿禧是陈水扁在台大读书时的老师，原是和胡佛等齐名的七八十年代台湾自由派代表人物，现在以陈水扁的“国师”自居，他在“民视电视台”主持“天佑台湾”专栏，在3月30日的节目中，竟信口开河说，“中国在清朝以前没有”。昔日的乡土派作家汪笨湖，早已成为绿营极为活跃的政治鼓动家，他除了时常主持在南部的露天群众大会，还在“年代”电视台主持“台湾心声”专题访谈节目，他每天晚上都面对“乡亲们”喊话，和被他邀请来的学者、教授一起，情绪激动地用闽南话在批判所谓“大中国主义”。现在“中研院”个别研究所已逐渐调整学术交流的方向，以减少和大陆学界的来往。申请和中国历史文化有关的研究，很少能得到政府的资助。

说起“中研院”，就不能不提到院长李远哲先生。来台以后，我一直关心有关李远哲的新闻或报道，也时常听到不同朋友对他的议论。在“大选”前几天，李远哲和陈水扁同开记者会，然后表态支持陈水扁，只是这次李没有提出号召，而是说他个人的态度，和四年前已不一样。当天下午就有五个私立大学校长发表公开信对李进行了批评。王永庆、张荣发等商界巨亨一直到最后都没有明确表态，但两人都公开呼吁开放“三通”。

李远哲当年回台是一件大事，这其中肯定有他对台湾乡土的一份强烈的关怀，每个人都会持有自己的理念和价值向往，但学者一旦卷入政治，事态就不可避免要复杂化。总的说来，李远哲现在的社会声望已大大降低。他这次的表态对拉升陈水扁的选情没有起任何作用，因为支持绿的人早已决定，支持蓝的人不会被李影响。不少学界朋友都说，李远哲的超然地位已没有了，原先他享有的那种类似胡适50年代在台湾的影响力已经基本流失。

李远哲先生引起社会争议的还有一件事，这就是他主持下的台湾“教改”。“教改”和最近几年教科书内容的修改没有直接关系，但有间接的关系。在台湾当局教育部门主持下，新版大中小学的历史教科书中，中国已成为和台湾相对应的“外国”。在当下的台湾，彰显“台湾优先”是以“去中国化”，即疏离大陆的历史和文化为前提的，这种社会氛围已对年轻一代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前不久，我应邀担任某著名教授一个研究生论文口试委员会主席，他特地问我选课学生的情况，我告诉他，选课学生很多，其中还有外系学生，甚至外地大学的学生专程来上课。他说“学生有兴趣那就好”，然后称赞道“早知你上课好”，我初不解，后恍然大悟：我的这位老朋友原是担心台湾学生对有关大陆历史的课程没有兴趣！更有意思的是，一个博士生告诉我，我的课受到同学的普遍欢迎，他们说：“到底是来自大国的学者。”我闻之，哭笑不得，百感交集！

选我课的学生并不代表台湾学生的一般情况，因为他们是学历史专业的。我所在的这所著名大学有一门面对全校大学生的通识课“财经制度与社会生活”，现在已用“国语”和闽南话进行“双语教学”。不久前，“国家”考试中竟有闽南话，其中夹有日语的出题形式。高雄医科大学并在医学系一年级开设“台语文入门”，在三年级开“医学台语”。中部某私立大学把中文系改成“台语系”，在征选应聘教师面谈时，所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是中国人，还是台湾人？该系教授以最流行的闽南话讲“台湾文学史”，大受学生的欢迎，选课同学高达三百多人。学生告诉我，台湾年轻人对大陆的最后一次关心是在十多年前，自那之后，就对大陆彻底丧失了兴趣，那个学生说，“是由厌恶而导致的没兴趣”，我闻之，汗沾襟背！“台岛心态”竟包涵如此复杂的内容！

在两蒋时代，台湾社会的大氛围还保存一种“中华”气象，80年代台湾人几乎都会唱的一首歌至今仍让许多蓝营群众热泪盈眶：

青海的草原，一眼看不完，

喜玛拉雅山，峰峰相连到天边，

古圣和先贤，在这里建家园，

风吹雨打中，耸立五千年，

……

经得起考验，只要黄河长江水不断，

……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千秋万世，直到永远。

但是到了现在，“正确”的观点是“乞丐赶走了庙公”（李登辉语），而谈“中华”更是“政治不正确”。“主流民意”对大陆毫无兴趣，其口号就是那个“台湾第一”，“台湾优先”，你要是“立足台湾，放眼大陆”，那就是“唱衰台湾”。和大陆民众普遍关心台湾的情况形成鲜明的两极对照，“主流民意”对大陆抱着“惹不起，躲得起”，还要加一条，最好对大陆什么也不知道，紧闭双眼，紧紧抱住美国，要建设一个“小而美的台湾”。如予不信，请听眼下台湾最流行的歌曲《相信台湾》：

山是海的岸，海为山唱歌，

这家拢是台湾仔，互相疼痛惜命命，

咱的代治家已管，勿免别人来操烦，

相信咱台湾，相信咱台湾，改革无底限。

海涌若夯头，海水缀咧走，

春风叫醒咱心肝，满地翠青好作伴，

意志坚定亲像山，打开未来向前看，

台湾咱的名，台湾咱的名，为伊来打拼。

这是一首类似民谣的歌曲，它乡情浓郁、朴实诚挚，可它就是今年绿营“总统大选”竞选主题曲！在当下的台湾，在社会意识的领域，“台湾主体意识”更多就是以这种草根性的形式出现的，它裹挟着台湾人民爱乡土的朴素情感，却少了从历史深处而来的磅礴的大气、恢宏的气度和开放的心态，而透着强烈的封闭和排他色彩。台商有近百万人在大陆，大陆就紧靠着台湾，但我在这里却经常有这样的感觉：大陆好像是在遥远的非洲！

2004年4月7日晚于台北

* 发表于《凤凰周刊》2004年12期，笔名“侃之”。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前几年，我应邀在台北的一所大学担任客座教授，待了一个学期，还去了台湾的中部、东部、南部的七所大学交流、讲课。我看到一个现象，就是在台湾社会，虽然“台独”思潮严重泛滥，还有其他严重的社会问题，但依然保存着较为浓厚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氛围，特别是台湾的普通民众，保有很多传统的美德：纯朴、善良、厚道、礼貌，不以恶意看人，乐于助人，而且尊重传统、尊重祖先，那种奸诈、刁滑、坑蒙拐骗的人，很少看到。

一位台湾教授对我说，你想知道什么是明清时代的农民，就看一看台湾南部的农民，那儿还保存着“古中国”的氛围。这位教授的话可能有些夸张，但从我的接触看，情况大体如此。我看到的是，在这个高度商业化的消费社会里，“传统”和“现代”有机交融，这里说的“传统”不仅指习俗，也指人的态度和精神状态。比如在台湾教授家里和乡下普通农民家里，电视机、冷气机和祖宗牌位十分协调地相处在一起。再比如，城乡很多人隔三差五就去庙里上香拜菩萨，老人去，中青年也去。不能说他们都愚昧迷信，因为台湾的教育普及率非常高，老百姓大都识字，大学毕业生在总人口中的比例在东亚地区据说是最高或次高的。

在与研究五四思想的名家林毓生先生的交谈中，我谈及上面那些观察。林先生说，这与台湾没有受到五四文化的影响有很大关系。应该说，这是符合历史事实的，五四在台湾的影响确实很有限，只是局限于少数知识分子和他们的组织“台湾文化协会”，对一般社会层面，尤其对社会的基层，基本没产生影响。在日据时代，台湾没有发生从五四思想中来的大规模的政治和社会运动，国民党或共产党类型的社会改造的实践，在台湾都不存在。台湾20—40年代的都市里出现的所谓“社交自由”的“新文明”，是来自日本的“文明开化”的产物，和五四没有关系。

这些年学界关注一个问题—对五四激进主义的反思。我的看法是：一、从历史的脉络看，确实存在五四激进思潮这个重大现象；二、这种思潮的发生有其深刻的社会历史和思想背景，不是几个人凭一时冲动就可以形成风潮的；三、这股思潮对中国发展的影响是多重性的，既有正面价值，也有很多教训；四、阻碍中国发展的是几千年的专制主义，它是一个体系，包括制度层面、心理层面和思想价值观层面，把它笼统归于传统文化，是很表面化的。

简言之，五四激进思潮的产生是中国近代全面危机的反映，危机迫使中国走上全面变革的道路，这就是从思想革命到政治革命，再到社会革命，以求建立能自立于世界的现代民族国家。问题是，在达成这个目标后，这几种革命渐次向更高阶段递进，进入不断纯化思想的精神价值领域的革命，由此再带动政治革命、社会革命和思想革命，从此生生不息，不断革命。在激进和更激进的上升中，激进主义的革命政治进入一切领域，从而阻滞了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也就是说，从激进主义思潮很容易滑入一种叫做“无限革命”的轨道。而另一种革命的模式是所谓“有限革命”，它以政治革命的完成为目标，尤其不触及精神价值领域，因为精神价值领域是一个很特别的领域，它有其坚固性，它的变化在很大程度上随社会变革而来，是一种渐进的、自发产生的过程。人为地使用政治的手段去推动这个领域的“革命”，其效果可能相反，这已被20世纪的历史所证明。

在谈到这些问题时，我不是在苛求我们的五四前贤，对于陈独秀先生那一辈人，我们永怀敬意。那些激进主义的负面性问题，有的与他们那一辈人有关，也有一些是后来者的认识误区，如斯大林模式的影响。陈独秀先生的思想遗产有许多在现在也是有积极意义的。在21世纪的今天，我们纪念陈独秀等先生，在肯定他们的巨大价值的同时，也指出他们的时代局限——这才是真正的纪念。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从语言社会学的角度，在中国大陆，“书写”和“民间”都是“新词”，与“书写”有关的“民间”之出现，还应是90年代中期《天涯》上的“民间语文”，后有徐晓等编辑的“民间书信”，那算是“民间”二字在书写领域浮现了。

再有就是“书写”一词，现在这是一个平淡的词，过去叫“写作”。“文革”前的“写作组”，是很神圣的，最有权威性的应是钓鱼台的反修写作组。还有就是毛发动“文革”的推动力量：上海丁香花园的市委写作组。“文革”起来后，中央“文革”组织起对刘少奇“黑六论”的“大批判组”，各省也都有属于当地省革委会领导的“大批判组”，都能呼风唤雨。那时参加者，被称作“笔杆子”和“秀才”，虽然也是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文学仆从”，但是他们多数的自我感觉还是很好的。中央级“秀才”中最显赫的，如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都是政治局成员了，甚至是常委。

过往历史的写作，就是史官垄断，其原则就是“成王败寇”，野史笔记是不入流的，写史是神圣的事，所谓“文章千古事”，都是官家行为。官史写作，一是自我论证合法性，再有就是强调历史的教化功能，当然也有司马迁等良史，所谓“以史为镜，可以知兴废”。

三方面互为联系，也互为矛盾，最重要的还是自我论证，这些好像和普通百姓没什么关系，说来说去，什么“资治”啊，都是叫统治者如何管教老百姓。

可是到了科技革命兴起，90年代中后期，特别是进入21世纪后，电脑和打印机普及化，个人博客兴起，现在书写进入寻常百姓家，早先神圣化的写作也就平淡化、平常化了。

“民间”一与“庙堂”对应，二与“学院体制”对应。与“庙堂”对应的民间，自古有之，即“官史”之外的野史。与“学院体制”的对应，则复杂一些。近代以来，政治社会对人们的束缚逐步松懈，私人写作、出版方兴未艾，私人撰述历史与学院修史没有明确界限，评价体系也是单一的。出现大变化是在新中国建国后，书写国家化，历史著述更是被视为一种国家行为，有关社稷安危，被完全纳入国家指定的轨道，也就没有任何私人化的历史书写了。

1949年之后，出现另一种历史书写，那就是大规模的个人自传的书写，只是它并非一般意义上的历史书写：首先，它是用于领导审查干部或个人之用；其次，它不会公众化，不进入公众阅读领域。前几年出版的郭小川的《检讨书》等都有这方面的内容。

久而久之，形成一种认识定势：历史是官家所写，这特别体现在一些大项目的通史和断代史的写作上。历史也可由个人所写，但要体现官家的意志。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了历史读物的一个生产、出版、推广、评价的系统化体系，再加上官办的史学会和省社联一类的机构，有几个大佬分兵把守，项目之获得、评奖，都与作者的利益挂钩，形成一个产业链。这就是近六十年来，我们所看到的历史书写的大致情况。遗憾的是，许多被评奖的官史的学术价值很低，还是余英时先生说得对：“人文著作尤其需要通过时间的测验，轰动一时之作，未必真站得住。”

民间书写的兴起有其大背景：平反冤假错案，1981年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提供了一定的空间；“文革”后读书界对“假大空”的厌恶；对外开放，域外读物的引进带来的刺激；社会空间的扩大，市场化……都是对长达几十年的一元体制下的国家化历史写作的反弹。

然而，社会上对民间的历史书写是不是历史，是有疑问的。要回答这个问题首先我们还是要问，历史是什么？我们说，历史是过去的事实,历史也是历史学家的作品。克罗齐认为，人们通常认定的历史中有一部分并非真正的历史。和其他人往往强调历史事实不同，克氏认为只有被表述的历史才可能是历史。为什么有的被表述，有的被省略，这必定有选择，换言之，即如葛剑雄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他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

说到民间的书写，这里的情况千差万别，有的是史家的文字，也有的只是普通人的作品，其中多为回忆性作品，主观性强，当然没有大量的注释，也不符合学术规范。

其次，历史由谁来写？学院内的人可以写，民间的人能否写？而且学院内的人是否就一定要以官家意志来写？何为“民间”？是不是学院之外的，都是民间？依我看，区分官史和民间的历史，就是看有无民间的视角和民间的价值取向：

1.官史都是从执政者的角度，是运用宏大话语来阐述历史规律，在这种角度下，人民是附带和附属的，不是被观察、被研究的中心。民间的取向就是跳出这个框框，去“自我论证化”，但还是继承“鉴往知来”的中国优秀的良史传统，

2.官史谈现代有避讳，需遮蔽，谈古代好得多，因为和现实的关联性较少，民间不避这个忌讳。即如唐德刚先生所言：“谁说历史学家不能对现实说话！我是历史学家，我知道过去是怎么回事，我当然可以对现实发言。我的看法可能不对，对不对需要时间来检验……在我看来，历史不是一条直线，而是弯弯曲曲、有上有下，许多历史，恐怕还要等到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评断。”[1]

3.官史论人看地位，分等级；民间的取向看人物看多重面，看底层也是多重面，没有神圣的大人物，也没有神圣的劳动人民。最近我看一本书，张胜写他的父亲张爱萍的书，《从战场中走来：两代人的对话》，是一本难得的好书，有民间的取向。该书去领袖神化和圣化。1958年，领袖穿泳衣召见张爱萍谈粟裕问题，张爱萍回家对其妻表不满，这是非常罕见的。

以上是举其要者。从这个角度看，官史坚持国家化的历史写作也是可以理解的。前几个月我在看电视剧《浴血坚持》，拍得很不错，对项英的描绘有很大的突破，对陈毅的描述也较真实，但还是有一些败笔。例如：几次让陈毅说他想念毛泽东同志，又说项英也怀念毛，这些都是无中生有，中央到陕北后自顾不暇，一直没去联系项英、陈毅。当然这是影视作品，可以艺术加工，但也不能太离谱。所以，国家化的历史叙述就是这样的了，我只是希望在国家化的叙述之外，还有民间历史这一块。我曾在几年前参加过福建师大历史系一名博士生的答辩，他的论文题目就是谈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恢复和整理，并对之有较高的评价，这是一份很严肃的研究，可以和国家化叙述对照起来看。

我认为，学历史、读历史，记住余英时先生的一段话是很重要的。他说：“学历史的好处不是光看历史教训，历史教训也是很少人接受，前面犯多少错误，到后面还是继续。因为人性就是大权在握或利益在手，但难以舍弃，权力和利益的关口，有人过得去，也有人过不去。所以我认为读历史的最大好处是使我们懂得人性。”[2]

近三十年的民间书写有几类：

第一类：重点叙述“文革”期间名人和普通人遭遇的一些出版物。

例如：冯骥才的《100个人的十年》（1986），余习广的《位卑未敢忘忧国：“文革”上书集》等。现在看，80年代在执政者、知识界和民众之间，有一种共识，这就是记取历史上的极“左”教训，防止悲剧重演。因此，有关讨论“文革”历史的作品较多。90年代后，这类出版物在数量上大大减少。在赫鲁晓夫十年执政年代（1954—1964），苏联出现了一批“反思文学”，勃列日涅夫即位后很快销声匿迹，在中国也不知从何时起，“文革”叙事已被视为不合时宜。前几年上海的《收获》杂志辟出专栏，从文学角度刊登有关“文革”的回忆与研究文章，记录了我们民族不应忘却的那段历史，现成书为《亲历历史》，其执著和真诚令人感动。《亲历历史》收有张贤亮、杨宪益、蓝英年、王蒙等十七人的回忆，其中最为珍贵的却是叶兆言、费振钟、万方、严平这四位的述说。因为“文革”开始时，他们最大的才十三岁，最小的还不到九岁。“那个年代”中的少年儿童及“文革”对少年儿童的影响，以前确实少有提及。他们的回忆说明了阶级斗争教育对青少年儿童成长的严重影响。

二章的作品—章立凡主编的《记忆：往事未付红尘》和章诒和著的《往事并不如烟》等系列作品。这两本书可归于文学书，但在我，却是把它们作为历史来读的，我把它们看作民间的历史，去官方化是这两本书的共同特色。当然，可归于民间修史范畴的图书还有很多，但能够达到这两本书水平和境界的并不多。

章诒和一再强调此书的真实：“曾经，最珍贵和最难得的个人活动，便是回忆。因为它是比日记或书信更加稳妥的保存社会真实的办法。”没有经历那场运动的人，对这句话可能不会有刻骨铭心的认同感。1957年那场运动的残酷，非一般常人所能想象，被打成阶下囚和下放的人数量是如此之多，所使用的各种谋略和手段在太平盛世中的普通百姓看来，也有些荒唐。但在当时，这些无法想象的手段却都是被看作光明正大的行为。和《往事并不如烟》一样，《记忆：往事未付红尘》也从民间的眼光出发，强调历史的真实还原，强调真实地反映当年那些心比天高、命比纸薄的人的悲惨遭遇。

第二类：一些研究性读物。

例如：谢泳的部分作品，王学泰的《发现另一个中国—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杨天石的《找寻真实的蒋介石》，后者以美国胡佛研究所最新解密的蒋介石日记为基础，揭示了蒋氏早年的思想、性格及其发展和他不为人知的内心世界，剖析了近代中国的许多政治内幕，是作者研究蒋介石二十年的集大成之作。作者为知名的蒋介石研究专家，却不抱残守缺，以七十多高龄远赴美国，两度在斯坦福大学图书馆抄录刚开禁的蒋介石日记，以高度的学术热情和同情之理解的态度，重新勾画了蒋氏大陆时代若干重大事件的原委，逐步接近了一个真实的蒋介石，该书对重新认识中国近代史有重要意义。

胡文辉的《陈寅恪诗笺释》，其背景是1983—1985年，余英时教授在海外发表文章，认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里存在着一套“暗码”系统（即借助诗的古典与今典，表达诗人的心曲），此论一出，堪称石破天惊。不过，正如很多学者所指出的，余英时的解说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他解读的只是陈寅恪晚年的部分诗作。胡文辉的这部著作，解读陈诗一句不遗，旁征之博，考订之精，令人叹为观止。[3]陈寅恪身处20世纪的革命、内乱、外敌入侵的大变局中，目睹传统文化与道德之花果飘零，更在上世纪中叶开始的空前一体化的举国体制下，忧国感时，将其私语诉说投放在诗稿中，“以诗证史”。数十年后，作者将其“密码”破译出来，使我们得以了解这位文化泰山的心迹和他笔下那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吴宓日记续编》，收集的是吴先生建国后详细的私人日记，对了解50—70年代历次政治运动对知识分子的影响有非常重要的史料价值。

第三类：自印本。

一些前右派和知识分子的作品。这类读物数量较大，前右派长期生活在底层，对社会和体制的缺失和弊端有深度体会和观察，又有一定的写作能力，一般反思力度都较强，例如赵文滔的《伤害》等。还有一些知识分子在海外写的回忆录，其中刘光华《烈日之下》就很有价值，作者是南京工学院建筑系教授，该书全面展现了他所工作和生活的南京工学院（前身为中央大学，后身为东南大学）在建国后的历次政治运动及其对高级知识分子的影响，此书是留美华人历史学会印刷的文本。

另一些是前高干某些不符合主旋律的作品，例如粟裕夫人楚青的《慰英灵》等。

第四类：在境外出版的不符合官方宣传口径的前“文革”或高干读物。这些出版物数量颇大，水平参差不齐，在大陆较为严格的出版环境下，只能拿到香港出版。

网络中的一些读物，包括个人博客，使得书写进入平民百姓。

我看过的比较有内容的历史类个人博客有：

1.方子奋的博客。“狗日的档案”，“南京慧园里六号的母子冤魂”。

2.萧一湘的博客。作者是湖南常宁人，八十多岁，谈建国后该县历年政治运动。

3.《释证纪历》，所收都是“文革”名词解释，刊于“凯迪中途岛”。

4.《我的阶级斗争的第一课》，说的是“文革”前西宁市中学存在的严重的出身歧视，反映的是当时全国一个普遍性的问题。初中第一节课，老师叫每个同学报家庭出身，令作者屈辱、愤懑，更令他感受到政治的残酷无情。

5.《拾来的纸片》。说的是作者的一个同学，“文革”大乱的时候，校长室的文件扔得到处都是，他拾到一些纸片，其中一份就是《北京小学教职员工情况》，说的就是作者的母亲，当时作者所在的北京一所中学在“文革”前对老师搞的政治类别的排队。原来在四十四年以前，每个人就是这样要被基层党组织：五名“支委”—三个不太老的老太太和两个不太老的老头，在会议上逐一仔细排队。该校总共有五十四个“群众”，三十一个都有“问题”。只是1963年的那五个支委，没有一个逃过了1966年坐“喷气式”被斗争，斗他们的大多不是他们认真分析过认为有各类嫌疑的人，而是从这个“黑名单”上漏网的党团员和群众。

还有一些网上发表的个人长篇回忆录，例如：丁人卜编著《难忘的岁月—安徽省无为县共产风史迹》，包含了丰富的史料。《一个乡村教师的人生回忆》，作者安寿，发表在“猫眼看人”，2007年4月发表，我是7月初看到的，说的是上海青浦县一位乡村教师的普通一生，其中写到“反右”和“大跃进”对作者一生的深刻影响，很朴实感人。这些正印证了某位哲人的话：“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

另有两个综合性的、与民间回忆相关的网站，也受到读者的欢迎和重视：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主办的“民间历史网”，以及加拿大陶世龙主办的“五柳村”。

有两份个人主持的网络电子刊物，在记录历史方面也做出很大的贡献：

1.《往事》。2004年由原中宣部干部郑仲兵创办，作者1939年生于福建长乐市。1963年毕业于中央民族学院（现为中央民族大学）。“文革”中两次入狱，1978年平反，后调中宣部理论局工作。《往事》不定期，已有七十多期，主要为回忆和专题研究文章。

2.《记忆》，2008年9月13日创刊，综合性电子刊物，由吴迪、何蜀主编，已出26期。主要刊登“文革”回忆和研究资料。

由此可见，互联网拉近了学院研究与民间的距离，促进了学院与民间的交融。民间对历史尤其是近现代史的兴趣一直较高，这可能和所处的时代有关，凡是与当代现实有某种关联性的历史，都会引起社会的兴趣。一些网站辟历史专栏，也设立个人专栏，如“天益网”等，也受到读者的欢迎。

汤因比（1889—1975）说：“历史学家必须提防的事情之一，就是听任胜利者垄断对后人叙述故事的权力。”历史真相不是不可还原的，至少可以部分还原。民间书写的兴起体现了普通人的价值得到尊重，是人性的彰显。民间叙述的兴起也受惠于印刷术的改进和互联网、个人电脑的普及，但是对于研究者，在使用这类资料时还应详加考辨，与其他材料互相印证，以求更准确地反映历史真貌。

2008年12月19日在华师大历史系

2009年6月28日在华师大国史讲习班

[1] 唐德刚：《活在别人的历史里》，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06年4月10日。

[2] 余英时：《历史研究要恢复“人”的尊严》，发表于2008年10月26日，来源：真名社区门户，作者：李怀宇（南方都市报记者）。

[3] 参见《南方周末》编辑部评语，2009年1月，http://www.infzm.com/content/22360?efxh3。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张鸣教授的报告非常精彩，表现出一个杰出学者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以及对我们教育发展的强烈责任感，我谈不上“点评”，就是谈一谈听了张鸣教授报告和读了他的文章后的几点感想。

有关1905年废科举，我们只要是学过中国近代史的都知道。但是，我们对科举被废的了解是非常粗浅的，只知道科举是考四书五经，八股，因为不适应时代而在1905年被废。科举制是什么？科举制的实质是什么？科举和过去人们的日常生活有什么联系？选官制度和知识传授系统有什么区别？科举就那么废了，为什么国人震动不是那么大？科举制被废带来的后果，尤其是对中国乡村结构和文化的影响是什么？应该说，对于上述问题，绝大多数的人，包括学历史的大学生也是基本不知道，或不关心，甚至包括学者教授也是讲不出什么道理来的，虽然我们有不少专门研究教育史的学者专家，但他们大多说得很不清楚，也没接触到问题的实质。

张鸣别具洞察力，在大量史料的基础上，回答了这些问题：

一、严格来讲，我们的科举主要是一种通过考试选拔官员的制度，属于选官制度，虽然随着科举的推行，学校制度（官学）日益和科举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成为科举制度事实上的附庸。

二、人们真正学东西的所在，其实是私学（各种名目的私塾），真正的老师也是私学的教书先生（尽管在那个时代，人们一般对自己真正的受业老师并不重视，却将那些在考试中录取自己的官员当成所谓的老师。这是一种人际关系的扭曲，目的无非是结成官场上的人脉）。所以，实际上，西方学校制度的对应物应该是中国的私学体系，而不是科举制度。晚清新政时大家众口一词的“废科举，兴学堂”，按理应是“废私塾，兴学堂”才是。虽然废科举后，私塾也走向式微，但那是废除科举的副作用导致的。

三、废科举似乎表现了中国人学习西方的热忱，其实背后却有古已有之的老套路在起作用。如果没有这种老套路，科举即使不可避免地会被废除，也断不会如此迅速，更不会如此的朝野一致。因为古代的中国人在政治上有个习惯，只要国家出了问题，无论这个问题是出在经济上，还是军事上、制度上，甚至干脆就是皇帝自己家里有了麻烦，大家在找原因的时候，板子往往都打在“士”的头上，打在士风或者学风上，而最终又都反映在选举（官吏选拔）上。这是非常深刻的。

四、科举制度在古代社会的作用，还体现在这个制度对日常生活的塑造上。

五、更重要的是，张鸣教授还联系新中国教育制度的演变，把对这个问题最尖锐也最深刻的思考展现出来。

张鸣说：后来的民国政府，考试作为一权独立出来，表明国人已经注意到了这个传统资源的重要性，而且，学校不再和选官考试捆绑在一起。应该说，民国的教育，比较成功地将教育和选官分离开了。可是，新中国建立以后，在计划体制下，科举居然以一种非常特殊的形式复活了。不仅科举复活，而且当年的科举制度下选官和学校制度不分的老病再次复发。新中国的高考，怎么看都像是科举的变种，不仅形式像，而且考试内容也充斥了八股味道。凡是高考及第者，一律转户口、粮食关系，毕业就是“国家干部”—好像是23级？

所有这些都显示出张教授的丰富学识和思想的敏锐性和深刻洞察力。

我谈一点张鸣教授的研究风格。我们知道，在研究的道路上，一个初学者是谈不上风格的，即便许多研究有年、术业有专攻的学者，在已成制式的学术生产链上，尽管不断有作品产出，但也很难说有什么自己的特色。我以为这有两方面的原因，一是学术生产链对学术产品事实上存在的那种同一化、制式化的产品要求，限制了学者自主性及其个性风格的发展；再一个就是学者本身素养、眼界的问题。我们往往屈从于学术机器的要求，久而久之，思维呆滞，语言干瘪，一下笔就是教科书式的论述，无非是“三个原因”、“五个要素”等等，现在还把这一套往我们的下一代传播，真是为害不浅。它的结果是什么呢？就是写出的东西只在小圈子里看，专业外的读者豪无兴趣，说得严重一点，甚至有点自娱自乐的味道。

张鸣教授是严肃的学者，又是一个优秀的史学随笔作者，他的所有论述，都有坚实的史料基础，他把淹没在史海的史实打捞出来，靠的是什么，就是一个杰出学者独到的历史眼光。他特别注意到那些被掩蔽在大叙述、大规律下的历史细节，可又都是历史的关键之点，经他的剖析，用生动酣畅的文字给予点化，给我们读者以启示。

我记得马克·布洛赫说过，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现象，而理解历史的现象又能帮助我们理解现实。张鸣教授从小在北大荒成长，经历了从“文革”到改革开放的历史过程，对社会、对人和人性有很敏锐的观察，这些和历史结合起来，就有一种高度。没有丰富的人生阅历，没有对历史和现实的联系性的深刻体会，没有很好的文字功底，是写不出像张鸣教授这样优秀的、发人深省的历史随笔的。所以听张教授的报告，读张教授的文字，我们能得到一种启示，一种思想和智力的增长，而从中获得一种智慧的喜悦。

我对张教授报告中有关新中国教育制度和科举选官制度的联系，有一点补充。张教授在报告中说：科举的复活，是以一种扭曲的形式嫁接在我们的制度上，科举中最陈腐和选官的内容，被绝然安在了高等教育体制上，而选官制度却跟科举没有了关系。传统就是这样以错位的方式被继承了下来。我想，这在政策设计时可能是不自觉的，也就是说，在设计时并不一定考虑要从科举制那儿吸取养分，我觉得还是较多从革命根据地的传统而来，或从苏联经验而来的，例如在革命根据地时期，就把高小毕业生纳入干部体系，所有各类根据地学校的毕业生都统由组织分配，而在学校的体制内，又都是行政部门的权威大大超过教师和教学部门，这样的传统在建国后被继承了下来，成为学校的基本管理模式，大中专学生也成为我们干部的重要来源之一。

* 2006年12月7日下午在南京大学科技馆点评张鸣教授论文的发言。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最近二十多年以来，中外学者对中国50年代农业合作化问题、人民公社问题有许多研究，这些研究，依我看有几类：

第一类最常见，就是对党和国家有关叙述的再阐释，依据政府的一些官方权威叙述进行论述。基本主题是：当年的行动举措是必要的，运动的不足之处在于过急、过快。基本上，这类研究只是一种政策阐释。

第二类，运用社会学、人类学的概念，以田野调查入手，对发生的事件、过程作细部研究。这类研究有重要贡献，提供了在一个同质化的社会里表现出的丰富、复杂的差异性。如果有什么不足的话，是对整体的把握有缺陷，还有就是对建构理论过于热心，有学者批评，叫做“一村一理论”。

第三类是某些研究眼下三农问题的学者，出于某种现实关怀，带着某种理论预设的眼光，对当年这些事件之合理性进行新叙述。常见的看法是：集体化、公社化是中国工业化过程中的必然产物，有其内在铁的逻辑，合作体制实现了国家获取资料的利益最大化，等等。

第四类不常见，就是运用社会学的概念、框架，再加以历史学的考察，以原始资料和田野调查中获得的信息，通过对局部地区的剖析，就重大的事件提出自己的解释，所谓“小中见大”、“大中有小”。

我认为周晓虹教授的论文就是这第四类研究中一个非常成功的范例。这和周教授的知识构成有重要关系，因为他的博士专业是中国近现代史，他不仅有社会学理论的背景，还有丰富的历史学资源，这就使他的研究更加深入。

这篇论文的视角有别于以往研究单纯集体化考察的视角。他抓住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关键，就是把集体化运动置放于1949年后国家与社会关系的框架下加以认识和解释。

毛发动集体化的动机、目的是什么，周教授都做了分析，但他抓住了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就是此举实现了中国历史上空前未有的从中南海到每一个自然村的全面控制，即国家对农村生产资料、生活资料的完全控制，实现了经济组织与政权单位的合一。

这就是中国农村前所未有的高度组织化，1949年，毛说要使广大农民完全服从国家，农村中的自治因而完全消失。这或许就是毛泽东的理想社会了，号召阶级全面专政的那个社会状态（建立全面的国家控制）。事实上，这种农村中的新状态在1960年也曾实行过，城市全面公社化，也就是1960年兴起的城市人民公社化运动，实现了国家与社会的一体化。周晓虹论文的这个视角极为重要，打开了过去研究忽视的空间。

集体化的动力问题。过去的研究都是顺着毛的言说，就是广大农民有走社会主义集体化道路的积极性，至于农民的另一种积极性：小生产的积极性，则说得很少，而其实是广泛存在的。周晓虹提到，后一种才是事实。周建立了他自己的分析，例如贫下中农入社是希望“揩油”，合伙开饭，吃大户。这点从毛的话中也可印证，毛说：农民要自由，我们要社会主义。

如何使他们自觉自愿入社？那就要发挥政治优势了，这就是两手都要抓：

1.政治压力：突出阶级成分的划分，坚持阶级分层。1953年分为下中农、中中农（1955—1956），此举具有极大震慑力。坚持现实中的动态阶级分析，在政策上以先后入社的顺序实现政治身份的差别。对地富和落后分子，实行管制、批斗、“攻碉堡”等斗争手段。

2.制度推进：1953年推行“统购统销”，切断农民与市场的关系。

3.政策的倾斜：入社可以得到政策照顾，三管齐下，贫下中农吵着闹着要入社，富裕中农也争着要入社。

用周的论文观点表述，就是：用经济性资源的调控，社会资源的调控，来实现入社动员。

“关于党和国家的近乎完美的权力网络”，这种说法是我第一次听到。我能理解周教授为什么用这个词语。我认为，周教授的措辞是可以成立的。

党和国家的动员手段一言以蔽之，就是以“阶级斗争”为动力，借助于两翼，即党的组织和宣传，大力推进集体化运动。方式就是在权力网络中搞运动。所以，我们称之为“集体化运动”、“人民公社化运动”。

关于宣传的作用，周晓虹提到几个环节：

1.树典型，开现场会（1960年推行代食品也开现场会，1958年更是如此）；

2.“攻碉堡”（和“对立面的斗争”）；

3.摆远景。

事实就是这样，即在1958年农村有线广播建立之前也是这样。从建国初到70年代，一以贯之，其效用是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后才逐渐减弱。

我的点评的结论：

1.文章通过微观和宏观的交汇，回答了一系列重大问题，包含丰富的思考，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点，基本看法都是可以成立的。

2.非常清晰，逻辑严密，应用了社会学和历史学的元素，交融自然，是上乘的好论文，非常严谨、非常规范，避免了概念的孤立演绎。

3.有两个建议：

（1）批判“小脚女人”，实际是在党内先造舆论，除了邓子恢，还批了薛迅，当时的张家口地委书记。

中共长期在农村，许多高干有民本思想，毛要先打破这些。梁漱溟则是社会的代表，要采取新举措，就要从几个大人物开刀，以获取动力。

（2）毛几十年都防范农民自发的小生产意识，却又在政治思想领域高度重视农民（认为他们有朴素的阶级感情，对党忠诚），贬低知识分子，包括党内知识分子，这是一个重大现象，值得研究和进一步思考。

2004年10月，于南京大学社会学系

* 本文是对周晓虹《1951—1958：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国家与社会关系视野下的社会动员》一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张大力的“第二历史”图片展有很强的冲击力，他把原始图像称为“第一历史”，即原生状态、未经修改的历史；而把经过加工、修改的图像所呈现的历史，称为“第二历史”，这里展出的都是我们曾经很熟悉的历史照片，只是我们不知道它们已经过了修饰、删改等。张大力如此分类是有他的思考的，其中最重要的，是他并没有将所谓“第二历史”的图片一笔勾销，而是给其新的命名，以区别于“第一历史”。

如何看待“第二历史”，我只能提一些粗浅的看法。

一、在20世纪的中国，为了追求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就要建构“英雄创世记”的新叙述，而文字和图像是其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之不断进行修改和完善，是一常见的现象，革命政治家和艺术家自觉或不自觉地使其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

对文字和图像的修改和再造，在20世纪不是罕见的现象，和19世纪相比，人们对文字和图像重要性的认识已大大提高，就技术方面而言，教育发达使识字的人多了，照相术发明后迅速传到了东方。

就中国而言，还有更重要的政治和社会背景，这就是在20世纪的中国，出现了争取建立现代民族独立国家的社会运动、政治运动和革命运动。为了反抗外敌侵略，建立一个现代国家，就要对人民进行思想动员，给他们简明、生动的叙述，我将其称为“新国家叙述”，张大力先生的“第二历史”展览中提到的三个内容：领袖、英雄、群众，恰是新国家叙述最重要的三个主题：

1.领袖，是引导人民的先知或“灯塔”，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都曾被塑造为“民族救星”；

2.英雄，是群众的楷模，是领袖意志的体现者和带领群众的楷模；

3.群众，是有待教育、感化的大众，而一经动员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就成为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前进的基本力量。

为了教育、改造人民，政治家、革命家总要根据最新的政治变化，对自己的理论或叙述做出修改、完善和补充，在历史上的某些时期，这甚至是常见的，文字的修改更是司空见惯。

这样的删改，包括文字的和图像的，在当时是光明正大的，大家都习以为常。胡乔木说过，领袖要给群众最好的精神食粮。在“文革”中，根据政治需要删改历史文献，是大家可接受的，被认为是正常的。反之，则是奇怪的。在“文革”中，如果有关文献保留了那些已被打倒的领导人的名字，还会遭到群众的指责。文字可以修改，历史歌曲的歌词也可以修改，1970年重新发表了30年代一组救亡歌曲供全国人民传唱，绝大多数的歌词已被修改，添加了歌颂毛和共产党的内容。至于图像则更被重视，因为对人民影响更大。

对毛的图像，一向要进行修改，张大力展览中的许多照片都说明了这个现象。

对鲁迅与他人的合照，也做某些技术方面的处理，不可以出现林语堂、伊罗生、李济等的形象。

1972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冀朝铸担任周恩来翻译，外国记者把照片和录像传遍了全世界，但是《人民日报》登出来的照片，站在周恩来总理旁边的却是王海蓉。

中国的这种做法或传统是否受了苏联的影响？直接证据还没有，但心口相传、耳濡目染，则是肯定的。

1933年，苏共中央政治局分工，斯大林除了总负责，还分管文化宣传工作。斯大林不断修改十月革命后的历史，文字的、影像的，有关托洛茨基等的图像全删去。斯大林脸上有麻子，在照片上也都被隐去。斯大林要让历史—就是对过去的记叙—服从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他特别重视影像，通过电影《列宁在十月》、《列宁在1918》、《宣誓》等，美化、突出自己。

斯大林的好学生，“大清洗”的直接领导者叶若夫，本来其貌不扬，但是在油画上，叶若夫被画得“魁梧英俊，两眼炯炯发光，神仙般的威严”（闻一：《苏维埃文化现象随笔》，137页）。

1935年，苏联举办第一届工农业成就展，展览会上“工农兵”雕像的形象，突显了社会主义制度下工、农、兵的坚毅、健康和美好，以后对中国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造型艺术影响很大。

二、背后的思想逻辑是什么？我认为是一种完美主义的世界观，背后是一种绝对论，也就是为了表现某一种概念、思想及其代表人物，认为他体现了人类的所有美德，而为了突显这种美德，就必须将有关记忆或记叙反复修改或者删改，使之符合现实的“完美”。

“完美”首先是“政治正确”，而达到“政治正确”则需要建制上的保障：

1.反映领袖国事活动的新闻记录片有中央审看制度，“文革”期间主要由姚文元（政治局委员）负责审看，有时，周恩来、江青也参加审看。

2.“文革”前，如回忆录中出现有关领袖的叙述，则需报批。1957年，李六如为了写他的《六十年的变迁》，特将涉及青年时期毛的革命活动的有关章节送中宣部检查。

3.拍摄者的自律。

为了达到“完美”，就要突出主要人物，突出英雄人物，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简言之就是突出领袖，这就是“三突出”的由来，以后就成了一种指导原则。

“完美”也是要体现在“艺术完美”上。

正面人物，工农兵的形象是被固定化的，从源流上讲，就是1935年苏联的工农业展览馆的工农兵形象，简言之，就是“高大全”式的。据中山大学冯原教授研究，1949年解放大军南下，一些没有学过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广东艺术家，他们自发创作的有关毛和工农兵的作品是非常个性化的，但不符合国家主义的美学路线和完美主义的世界观，于是很快都被淘汰了。

江青的一系列署名“峻岭”、“大海”的摄影作品，就典型地反映了这种完美主义的艺术观。

更突出的是，有些国家要求所有外国参观者在参观照相时只能照好看的地方，不许照不好的地方；为了突出完美主义的美学思想，还将所有残疾人赶出首都；更厉害的是，把接待外宾的小朋友们都训练成会随时假笑的一群—瞬间就笑起来，呈现出幸福欢快状，这就达到了最高境界，完全控制了人们的喜怒哀乐，无须艺术家再做二次修改，而是标准化了。也就是，照片是真实的，内容是不真实的。

类似的情况，在70年代的台湾也有过。1975年4月，蒋介石去世，台北民众在街头跪迎蒋的灵柩，场面颇震撼。但一位当事人，也是台湾一位著名教授几十年后回忆说，他的下跪，是不自愿的，是在场的情治人员大喝一声“跪下”，他的腿不由自主发软，才跪下的。还有一位台南的大学教师对我说，他是在他的小学老师强迫下才下跪的。

这是“第一历史”还是“第二历史”呢？

三、何谓“第二历史”？

看展品，回想历史，有启示，也有困惑，对什么是“真实”疑问更多。我们通常讲的“历史”，有两层含义：

1.原来的事实；

2.被表达的事实。

今天我们通常讲的“历史”，已很难说它是完全客观的了，因为历史事实一经表达，就主观了，大凡我们所谓的“历史”，都是经由主观才被反映和表达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今天我们所看到的一切历史，都有其主观性。”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福柯也说：历史是被塑造的。

所以，我觉得更适合的概念应是：“第二历史”应该是国家主义的文字影像再造工程的产物。为什么是“国家主义”的？

首先，它不是一种在个人美学趣味支配或主导下的创作或修改过程，而是国家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的表达；其次，它是经由国家推动的方式加以传播和扩散的。

我个人对“当代摄影”与真实的关系有一些悲观，因为太多的事实说明，“电脑成像术”对“真实”起了一种消解与颠覆的作用，以至于我对什么是“真实”，都发生了疑惑。例如：记录“影像”应是反映真实的，可是它又不尽是“真实”，它还是创作者的“作品”。这些都使得我们在这个高科技的时代对许多过去可以认知的现象发生困惑。因此我把这个疑问提给各位专家，不知能否获得解答。

* 2010年3月27日下午在广东美术馆参观张大力“第二历史”展览的发言。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1.学习“理论和方法”有无必要？

其必要性不言而喻，从1997年我给硕士生上课就不断强调，要学习社会科学的方法，使之有机融入历史学研究。

过去有没有“理论和方法”？1949年前，主流史学不强调这个问题，那时多数人信奉“史料就是史学”（傅斯年）。前有乾嘉学派，后有引入的兰克史学，都是“史料派”的鼻祖，在中国对接，合流了。

“解释史学”的兴起是马克思主义史学兴起之后，但在建国前不占主导地位，处于边缘，以北大几位教授、胡适为一派，他们主张史料即史学，马克思主义史学不容易进来。1949年后解释学派成为主流并占绝对主导地位，几十年一贯如此。其主旨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和阶级分析的方法来研究历史，有其贡献的方面，20年代引入中国后，大大开拓了研究的视野，史料派排斥他们是不对的。但1949年后出现“三化”（绝对化、公式化、教条化），由国家的力量在支撑的解释体系，只能解释一部分，不可能完全解释复杂的中外历史现象。

90年代，有学者提出，“实事求是”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灵魂，历史学的本质就是求真求实，在方法上，除了阶级分析法，还可运用其他社会科学的方法，这样“理论和方法”的问题就有了一个比较开放的空间了。

2.80年代初以来，又有另一类“理论和方法”引入史学界。

最早是“新三论”：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把自然科学的概念引入历史学。以后，新潮不断翻滚，席卷社会科学，包括人文传统科目。经二十多年引入，现在可以说：在经济学、社会学、法学、人类学、政治学、传播学等学科，西洋理论已占主导地位。在美学、文艺理论、文化批评、美术理论等人文学科，也是占据主流。唯有历史学和中国文学、中国哲学例外，其中以历史学最为排拒“新潮”。

为什么会这样？我想，一个是外部原因，一个是内部原因。在中国，历史学有其特殊性，是建构意识形态的主要构件之一，长期有几个“老战士”分兵把守，他们有很强的“阵地意识”，这种情况在其他学科基本已不存在。老同志、“老战士”掌握资源，影响极大，而文学界、美术界等早已多元化，早没了“老战士”。

另一个原因是中国历史学的学科特点所决定的。（1）求真求实是历史学的本质，它不关注宏大理论，理论就是借用来的分析工具，这和政治学和社会学等完全不同，后者总是要在最后创造一个概念，例如岳村政治、华西模式等。（2）中国历史学有自己的评判标准，它不以运用西洋概念的多少来作为判别史学作品优劣的标准，而是看事实的发现和叙述的清楚，以及它给今人的启示等，以史为鉴是中国史学的传统（再现历史就是常看常新），所以历史学是“实学”。那些以西洋理论为骨架的学科，反而因历史学的这个特点，非常重视从历史学吸取养分。

去年12月，在深圳和澳门举行的“中青年批评家论坛——中国美术批评的转向”研讨会，专门请我去参加，要我谈对20世纪中国左翼文化的看法。

今年5月，在香港浸会大学举办的浸会——清华大学第六次研讨会，主题是“转型中的中国：国内和国际的挑战”，他们请孙立平和我做大会主题发言，孙立平讲现在，我从历史学的角度谈50年代的治理方式。

随着中国近现代史研究领域的拓宽，在社会史、经济史、生活史等领域，引入西方概念成为趋势，但应“润物细无声”，而不是我们所见到的某些研究那样食洋不化。学历史与学社科理论不一样的，后现代，理论先行，有些美国学者也不认同，研究梁漱溟的艾恺教授就极不以为然。所以要有学术的自主性，不要随西人而舞，心中无定力，跟在别人的后面亦步亦趋。

3.西人或海外在对1949年后中国历史研究中的几种叙述框架：

（1）极权主义叙述

（2）“伟大的中国革命”叙述——“革命民族主义”

（3）“全能主义”叙述——“国家与社会”

（4）“新左”叙述

（5）“历史延续性”叙述——“传统帝制复辟”叙述

除了“极权主义”和“新左”的叙述，都不是完整理论在研究中的运用，而基本上是一种分析视角，是一种碎片化的融入。特别到90年代后，几种叙述有综合化的趋向，这很可以理解：中国之复杂，不是一个整体性概念就可穷尽解释的。

4.历史学是人文学，不是社会科学。经济学和社会学、人类学都有很大的数据调查的要求，要有统计，要有可供验证的条件，也要验证，必不可少需要有理论和方法，使其走向更细致更精密的地步。芝加哥大学是方法学的重镇，十分之四的诺奖得主出自芝大。

但是历史学所面对现象更复杂，我不太同意所谓掌握了科学的方法就能完全认识人类思维和活动的一切现象，我更不同意学好了史学方法就可成为一个杰出的史家。我们看到，一些学者，就是以研究方法为志业，但一辈子也没写出有影响的史学著作。

我觉得“人文科学”这个词也不准确。真正优秀的历史研究不是那种满纸理论，而是建立在丰富资料基础上的分析性叙述。它需要研究者对所研究的历史现象有深入理解，这不是读几本方法论的书籍就能解决的。运用西洋理论，最后还是要落到对中国历史的叙述，是好是差，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两者有结合得好的，也有结合得不好的。

结合得好的：余英时的家国情怀，浓郁的历史文化意识，个体生命对历史的体会和理解是历史学的最高境界，没有那种体悟，学余英时是学不来的；许倬云，他有西方的东西，但润进了他的作品中，写的东西气势磅礴，他写的《万古江河》，没有格局的人是写不出的；张灏，精细的剖析，“幽暗意识”的发掘；唐德刚，丰富的历史感觉，等等。

也有许多结合不理想的：只是用一点历史资料，把西洋概念连接起来，历史学的元素很少。这是快速、跃进型的研究路径，现在颇为流行，是一朵“奇葩”，但不会是历史学的主流。

等而下之的，不知道是在说什么。历史学研究不是理论研究，首先要寻找事实，然而要探究形成这个事实的诸多因素、条件、环节，关键是要清楚。如果是用西洋理论来叙述西洋历史，那不在我们的讨论范围。我们看一看，那些优秀的有关中国近现代史的叙述，哪一个是洋八股化的？越是在西方受过教育的，越懂这个道理。

最重要的是史学研究者应具有一种思想境界，这更不是读“理论和方法”就能获得的。它包括：视野，辽阔的视野，大气，目光贯穿于中外，贯穿于过去、现在和将来，不是眼观鼻、鼻观心。理解现实生活的能力，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历史的各种现象。所谓察古观今，乐在其中对知识的追求和兴趣，用马克斯·韦伯的话来说，“如果你不能从学问中获得陶醉感，那就离学术远一点”。对人，对人类基本问题的诗意的关怀。

要有一种独立自由的人生态度，既不脱离现实，又在思想上超越世俗，阿伦特说过：坐在在垃圾山上也能看到光明。最后，要有某种历史感的高度。

5.历史学的家法：史料和叙述。

搜集史料。

辨别史料（史料有真假，辨别史料要有功底）。

分析史料（这是一个无底的过程，要有穿透史料的能力，不能简单地堆积史料）。

建立叙述框架。

逻辑性。

文字。述而不作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一般人若声称自己述而不作，那只能说明他不会作。

规范。历史叙述要有规范地表达出来，所有东西要有依据，回答命题的学术史回顾。大家也可以反规范，文章并无定法，只要你写得好，史景迁、黄仁宇都是大家。

摆脱功利的思想境界，视野，关怀，接触和观察社会、生活,阅读体会，师徒交流，学友间的交流和切磋，加上历史学的“家法”的训练，悟性的提高，历史学要长期积累、阅读，阅读中有体会。优秀的书要反复读，每次读后都有感悟。我以为这才是正确的历史学的学习过程，也是一个立志以历史学研究为职志的学习者或研究者的生活方式。

要排除那种急功近利的庸俗情绪，克服急于成名成家的焦虑，学术是一个志业，也体现研究者对社会或知识的一种关怀，不是捞取功名利禄的敲门砖，在这方面跌跤的人很多。

坦率说，现在一些同学连“为什么学历史”都不十分清楚。和历史系的研究生谈这个问题，似乎不合适，这个题目似乎应该对那些还没有以历史学作自己第一选择的人来说的，其实不然：我发现并不是所有学历史的研究生都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学历史。

（1）因为现在的情况有些特别，许多人不是因为“热爱”而选择学历史的，只是作为职业选择的一种过渡性的人生设计或生涯规划来学历史的。

（2）也是因为到了所谓的“后现代”，本来就是相对主义，学什么只是来源于临时的冲动。

（3）现在历史学研究和其他所有学科的研究一样，已不是一种较为单纯的“智性”活动，它是和某种计划性的生产、“体制”的安排相联系的，在某种程度上可称为一种“知识、权力和利益”三边互动行为。这在本质上已和学术研究的原意大相径庭了，出现了“行政化的知识分子”和知识分子追求“行政化”的趋势，大学的行政化，董健教授称之为“失魂的大学”。

于是就出现了三个现象：一个叫“功利”，一个叫“缺乏对学术的热情和兴趣”，一个叫“无所谓”。对此现象，一些高校老师都颇有感觉：萧功秦教授告诉我，有的学历史的博士生连“费正清”都不知道是谁。我见到的一些外地名校的博士生，也有类似问题。可能硕士生的情况更严重。怎么办？有的学者认为是学生原先的知识构成有问题，因而提出“吐狼奶”。有的则“痛心疾首”，说出一些很重的话，使得不少学生觉得受到伤害。

我的看法是：不要责怪学生，他们是无辜的，要责怪就应责怪教师和我们现存的教育体制。

（1）过去的大学教师是什么样的？尤其是名校的大学教授是什么样的？是知识中人，是学术和社会的“清流”。可以看看谢泳的文章：《过去的教授》。

（2）过去的大学是什么样的？

（3）过去学历史的人是什么样的态度？“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或哀家国之变，怀感时之心。然而我们这里，前几十年是“为革命学历史”，现在是为饭碗学历史。

（4）也要明确告诉学生，学历史本来是奢侈的行为，是一种智性的活动，或是一种高度个人化的行为，从中是得不到财富和权力的。

我说这些不是要给学生压力，我只是从我的角度谈对这些问题的看法，不是要设一个高台，把学生往那儿赶。现在的社会已是一个价值多元的社会，人有自己的看法，学历史从来就是一个孤独的事情，同时也不是现在这种学法，主要是靠师徒传艺、青灯黄卷的方式才能摸出门道，然后还要经多年的清锅冷灶，才能出师学成的。还有就是强烈的爱好，也有自学成功的。

学历史是要靠内驱力，外力推动是没用的，生产线、流水线的方法是学不好历史的。所以我从不去拉学生读硕读博，更没有那种“导师癖”，而是姜太公钓鱼，愿者上钩，不愿，再脱钩，也都行，绝不阻拦。

在另一方面，作为教师，对学生也要负一份责任，该说还是说，听和不听，悉听尊便。我带的学生都知道的。

要开阔视野，也得看看别人是怎么写的。

这次推荐学生看的书是唐德刚的书，《新中国三十年》。

另外推荐读几篇文章：

金观涛：《二十年的追求：我和哲学》。

萧功秦：《他坐在那高高的山顶上》、《为什么我们缺少独立特行的人生态度》、《晋豫之行手记》。

袁伟时：《察古观今，乐在其中》。

余英时：《我为什么写陈寅恪》。

关于“史识”，我多讲一点：刘知几云，史家需兼“史才”（要有治史的才学）、“史学”（要有学识和功底）、“史识”（洞察历史的眼光），三者中间，最重要的就是“史识”。前两项是可以通过刻苦学习而获得的，后一项则是要有思想境界和人生阅历才可接近的。我们中老年学人为什么读余英时的《中国知识分子的边缘化》有很大的触动，而读其他一些论知识分子的文章没感觉呢？就是他的洞察力触动了我们，把我们有感而没表达或不会表达的思想很好地表达出来。李泽厚在80年代谈“启蒙和救亡”也有这种效果。

我们现在有些学者多具工匠性，文字也不错，然而，读后没感觉，说到底，就是没有洞察力，也就是“史识”。

唐德刚的前两项较弱，但后者是强项，这就是他的著作虽然有不少时间、地点等错误，但仍被欢迎的最重要的原因。

学历史的要有历史的眼光，而不是那种庸俗的急功近利者，或者等而下之，以此混进身之阶者。

我们看看，有多少当年红极一时的论著，最后被时间所淘汰？汤志钧的能留下，夏东元的能留下，范文澜的能留下，陈恭禄的能留下，可那一大堆各种新编近代史，哪一个能经住时间的洗刷？当然，现代人管不了那么多，在世时好吃好喝，有权有势就行，于是生活也很公平，人们很快就忘记了他，更忘记了他当年的论著。

2006年9月4日/9月11日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谈邹谠《中国革命再阐释》

此书由何高潮翻译，由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出版。何高潮曾研究农村革命问题，80年代在武汉学习，后去国外读书。

80年代中后期邹谠在北京大学做客座教授多年，北大当时是全国高校政治学教师的进修基地，把邹谠先生的看法很快传播了开来，这就是他使用的“全能主义”的概念。其实“全能主义”概念和极权主义概念在英文是一样的，只是邹谠考虑到当时大陆的语境而使用了“全能主义”，从而拉开了一个口子，使这个原先禁忌的问题可以谈了。“集权主义”的概念在改革开放后偶尔出现，“社会主义集权主义”在80年代用过。在邹谠说了此概念之后，中国学者就运用此概念谈“国家与社会”。1990年代初，“市民社会”概念复苏，大凡重要理论或概念的出现都与时局变化有关。“市民社会”概念进入中国时分成两块讨论区，一块为邓正来主办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另一块为《天津社会科学》。

邹谠是国民党元老邹鲁的儿子，居正的孙女居蜜曾是美国国会图书馆东亚部的负责人。谢持的孙子谢幼田对“西山会议派”有研究，写了《谢持年谱》，是研究“西山会议派”必看之书。

中国革命的解释原来是有巨大覆盖面的解释，邹谠的新解释与此是有交汇的，原来的解释是共产国际、列宁（《民族与殖民地提纲初稿》）给的。共产国际和苏联对中共的帮忙，其中之一是在关键性的理论问题上，为中共提供了理论的基本框架和论说体系。20年代共产国际有中国问题研究机构，列宁吸取了专家的意见，比如印度的罗易。1937年以后，毛的几篇文章建构了他本人对中国革命的解释框架，毛泽东在此前基础上发展，他的解释大致能说明问题，所以说中共传统的解释覆盖面很大。

孙中山和蒋中正的解释与毛泽东的解释有共通之处。孙中山的重点在满汉对立，满人对汉人长期欺压，对中国文化压制，使中国的立国精神丧失，这与唐君毅和牟宗三有了交汇。新儒家不是在象牙塔里做学问的，他们感时而发，唐君毅有强烈的历史文化精神，1978年病逝后安葬在台北，他说台湾是中华文化最后的干净地。

孙、蒋说中国是“次殖民地国家”，与“半殖民地国家”差不多。1927年以前国共的理论分界是很模糊的，中共方面左翼主题并不突出。1927年以前为“国民革命”，与以后的“工农革命”有重大区别。1927年后中共阶级意识出现了，1935年后“中国”概念也突出了。

中国第一个民族主义政党为国民党，中共在毛泽东掌权后开始中国化，毛泽东对中共的精神气质有重大改变，此前中共的国际色彩很重。

近代的主题是建立民族独立国家，背景乃东西洋对中国全面的侵略，如果没有他们打进来，则中国处在改朝换代的循环中，东西方列强的入侵促使中国变化。

毛泽东和蒋介石对历史的解释都有有效性和局限性。中国传统文化崩溃（特别是1905年废除科举后），毛对此不太在意，新儒家注意到了，可以参看唐君毅的文章。

中国旧制度自我更新慢了，研究20世纪中国第一个十年很有意思。那是大幅改革时期，中国在发生巨变，全方位的改革。清政府想改革，但又为何失败了？革命往往产生于改革时，改革是危险的，不改是安全的。

邹谠的新叙述之“新”在于突出了外部因素对20世纪中国革命的影响问题。国共都淡化了这个问题。对国民革命和工农革命以及后来的人民革命，外部因素起的作用太大了。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

苏联为20世纪中国的政治集团提供了强有力的治国新模式，国共都吸取了。中共吸取列宁主义上、下端，上端是阶级斗争和暴力革命，下端是党治、党军。国民党只要阶级调和，孙中山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病态的反映。日本没有提供整体性东西，而苏联提供了很多。

苏联对中国的影响是持续的，从20年代到70年代。大陆叙述肯定了苏联对中国的帮助：（1）苏联在大革命时期对中国的帮助。（2）抗战初期苏联对中共的帮助。但是30年代中期前，苏联对中共的支持一般不提，因为当时在党内是留苏派掌权。（3）40年代后期对中共的帮助。（4）建国后对中国的帮助。

60年代对苏叙述开始大变（1960—1970），对于苏联的帮助一般只提列宁，斯大林对中国的帮助一笔代过。叙述有矛盾之处，一方面指责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焚尸扬灰”，另一方面又批评斯大林对中国的霸权主义。

1956年苏共二十大对中国国内政局的发展有持续性影响，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对毛泽东晚年的政策和人事安排有重大的影响，1957年把批评斯大林大国主义的知识分子打成反苏、反共分子。毛泽东自己可以批评斯大林，但不允许群众对斯大林有任何批评。陆定一是中央书记处书记兼中宣部部长，他跟在毛泽东后面批评斯大林，结果在“文革”中被打成反斯大林分子。1960—1970年的叙述突出了斯大林的大国主义和斯大林对王明的支持。斯大林和中共的交往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交往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毛与斯讨价还价，表面看起来毛更高明，但中国还是吃了斯大林许多闷亏。

中国在外蒙古问题上对斯大林有批评。1924年中苏签订了《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可见北洋政府是有原则的，中国领土在北洋政府时期至少在法理上是完整的，失去领土是以后的事。

1949年后中国制度架构一半来自苏联。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苏联发来唁电称毛泽东为“同志”。1969年中苏关系恶化到极点，但双方还是互称同志，这是很矛盾的。（历史应该清晰地去描绘，但这很难，很多事错综复杂。）

1979年后北京大学出现了“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专业（后转型为国际政治专业），很多学科随时代而变迁。由于各方的档案不开放，研究处于濒死的状态。1985年前中苏关系也不好，看不到苏联的材料。90年代情况变了，苏联解体，档案开放了。但普京上台后要重振苏联时代的大国雄风，档案又不开放了。邹谠强调外部因素对中共的影响是正确的。他有生之年虽然没有看到苏联解密后的材料，但他的论断很准确。

日本对中国的影响

中国近代化向日本学习，其中就包括清末新政。19世纪末中国开始向日本派大量留学生。社会主义思潮向中国的传播也是通过日本。日本侵华破坏中国现代化的进程，对此国民党提得很多。邹谠强调偶然事件对历史的重大影响，这也是对的。他认为日本的入侵救了红军。红军会师陕北不算长征的胜利，对于前景大家心里都没有底。情况很危急，共产国际来了指示，要求建立统一战线，毛打出抗日旗号，这样才名正言顺。到1936年下半年，情况大为好转，又发生了“双十二”事变，国民党军停止“剿共”，红军才算胜利。日本对国民党、共产党正反两面的作用太大。蒋中正将精锐的部队全部用在淞沪一战，70万人损失殆尽。而毛泽东则是绕到敌人后方去，发动群众。毛蒋的思维不同。蒋中正认为自己是大国元首，要有责任和义务。

邹谠的缺点在于他对知识分子和中国革命的关系体会不深，他的人文感觉稍有欠缺，这是一个不小的缺陷。国民革命、共产革命和知识分子有重大关系。参加革命的是两类人：知识分子和农民。毛泽东称是共产党的农民打败了国民党的知识分子。为什么知识分子打不过农民？因为国民党将领的拼劲不大。（看书要看他的优点，但也要看其不足。）

邹谠对延安时期的叙述有偏差。他认为，在毛泽东、刘少奇领导下，温和理性的党内斗争模式建立起来了：（1）斗争大会开得少；（2）失败者不被处死。如果说理性是对革命和人性的精密分析，邹谠的这个观点能够成立，但“温和”肯定不能成立。邹谠说斗争大会开得少是错的。在延安时期斗争大会是很常见的。研究“斗争大会”是个很好的博士论文题目，这是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启发。斗争大会的模式在江西时期开始建立，在延安时期经常开。邹谠说失败者不被处死是对的，但问题是这种模式也不是毛泽东一手建立的，1921年后党内斗争失败者都不会被杀死。苏联有这个杀死失败者的情况。毛泽东吸取了江西时期的经验，他主政后，一般不处死党内斗争失败者，但会长期监禁他们。

关于美国对中国的影响

（1）精神、思想上的影响。三民主义一定程度上吸收了美国价值观，林肯的东西影响力更大。

（2）在文化、教育、宗教方面，培养了一代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中国留学生在日本学习短而快，回来干革命、做生意。中国没有产生“留日派”，但有“留苏派”、“留美派”，留美生横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尤以自然科学为重。1949年后有从美国回来的知识分子，从事军工业。而台湾一直受美国影响。

（3）美国在某种程度上也干预中国政治，但与日本、俄国是不一样的。日本从甲午战争至1945年一直干预中国的政治（比如支持孙中山，帮助康梁，支持制约蒋介石的力量，北洋时代政府更迭的背后都有日本的影子）。美国为阶段性的干预。1927年后国民政府有亲美色彩。美国的干预主要在抗战后，特别是在珍珠港事件以后。在1941年后支持国民党民主派，对蒋介石独裁进行制约。美国既支持蒋，又对蒋的专制有抵制。美对国共关系也强力干预。1949年美国对台湾有巨大影响，美国从战略出发必须支持蒋介石。1949年后美国在大陆的影响被全面扫荡。美国的影响只存在于表面，在制度架构上没有在中国留下任何东西。今天台湾制度架构中已融入了美国因素，比美国更自由，是一人一票选最高领导人。

邹谠的贡献在于分析了19世纪中国革命发生的原因和后遗症的问题。19世纪西方进入后，中国社会崩解（军事、政治、精神上全面崩解），导致了要求重组社会的新力量出现，北洋是新旧捆绑的过渡性政权。国共乃重组社会的重大力量。

20世纪重组社会的方式

新社会力量要重建国家，方式乃是社会革命。国共社会革命纲领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社会要求。（十分吊诡，大家在享受着北洋的自由，但又要打倒它。）

（1）追求国家独立、领土完整。苏联无民族概念、无地域概念。（马克思：工人无祖国，祖国乃地主资产阶级国家。）国民党骂他们，因为国民党有民族主义色彩。

（2）都提出社会公正问题。孙中山的三民主义也谈到社会公正。

（3）提出社会解放（禁烟、反对裹小脚等）。

以上三点是国共都具备的社会革命纲领，顺应时代要求。革命不是几个人就能策动的，革命不是想不想的问题，关键是有革命的条件了（西洋和东洋对中国的侵害，中国人的痛感）。蒋介石认为中共革命背后有莫斯科的黑手，其实这是不对的，不是几个人就能煽动起革命的。20世纪中国革命有深刻的背景，基于反抗压迫的革命是合理的。慈禧太后和北洋政府解决不了这些问题。国共革命要解决这个问题，但有很大的后遗症。国民党进行的是有限革命，国民党的革命是政治层面上的革命，政权一到手则革命就告一段落。国民党的革命后遗症小，因为革命是有限的，未进入精神革命领域。共产党进行的是无限革命，革命的后遗症大。国民党是同乡、同学、利害关系和信仰关系的结合。1928年后蒋介石开始建构国民党的理论，但马马虎虎，搞“党义”的被人称为是卖狗皮膏药。国民党党部的工资收入低，大家都削尖脑袋往政府部门跑。国民党的性格太中国了，只是镀了一层西洋的外衣。大家都称兄道弟，而共产党是不来这一套的，叫一声“同志”，就把所有亲朋好友，七大姑、八大姨的传统伦理联系切断，只认共同信仰的人是亲人。

中共的全面革命要求进入社会、生活、个人、精神价值观的层次。“文革”是“灵魂深处爆发革命”。现在看来革命不能进入最后领域，人为的大力推动到最后层面是有问题的，限制了社会、个人自由。马克思说要建立自由人的自由联合体。中共建立了巨大的、无所不在的国家，国家完全控制一切空间、资源。列宁称此为“兵营式的社会主义”。

国民党理论来源（2006年10月23日）

国民党理论来源有三：（1）中国传统文化；（2）苏俄一党专政的党治国家概念；（3）西方自由主义思想。以上三点对国民党以后的行为有巨大影响。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民党内和社会要求国民党结束训政，进入宪政。1936年通过《五五宪草》。1950年国民党去台湾后方实现对社会的全面渗透，1987年蒋经国去世前才发生变化。

国共是对近代中国问题的回应。国民党是中国第一个对社会中下层的人士产生影响的党，代表近代工商业阶级的兴起。国共都追求民族独立和社会改造，但路径不一样。中共重点面向社会底层，主张激进快速的社会改造。1927年不是这样，当时中共阶级特征不是很明显，1927年国共分家后才凸现阶级特征。国民党则重视中间阶层。1927年后国民党放弃对社会底层大规模的社会改造活动。江宁曾为国民党县一级改革的模范县，但改革不激进。

1934—1937年国民党对中央苏区的社会恢复工作是一个研究课题，当时的“恢复”是阶级调和，而非现在宣传的“反攻倒算”。这是江西一名博士建立在大量资料的基础上所做研究得出的看法。

谈许倬云《从历史看组织》（2006年10月30日）

80年代开始“中共组织史”的写作（李锐的建议），各级党委组织部门有专门的常设机构负责此事。有中央卷和地方卷，价值很高，中组部收集得最全。研究近代史要会用这套材料。台北“中央研究院”近史所图书馆收藏得非常多，香港中文大学的中国研究服务中心收得也不少。

许倬云乃大师级学者，国内知道他的名字是80年代中期，最先是美国华文的《知识分子》杂志介绍的。杂志里选了一些一流华人学者的文章，许倬云在上面发表文章谈轴心时代，他把中外历史打通，将中外历史作比较研究。确实，谈中国史应该放在世界历史大背景下谈，过去国内是将两者完全分隔开来研究的。

许倬云先生看书多，感悟强。他将人和组织结合起来谈，他说，一个杰出人物需要有几个重要的条件：

（1）知识，这可以通过学习得到；

（2）见识，这也可以在经验中培养，要胸襟开阔；

（3）胆识，这个不太容易，碰到问题要当即立断，与人的性格有关。前提是要具备前两者，而且还要有使命感。

而做一个领袖，则需要：

（1）目光远大（毛泽东肯定有，邓小平也有，曾国藩也有）；

（2）坚毅果断（坚强的意志力，认定了就非常执著，红八军军团长周昆在中途放弃，就是意志力薄弱）；

（3）胸襟开阔，这是成大器者所必需的；

（4）公忠体国；

（5）能开一代之风气；

（6）能带动一批人成为自己的追随者。

下面谈一谈中共革命组织形态的来源问题：

（1）来自苏联，列宁主义党提供了组织制度。一元化、同心圆结构适应中国人组织意识的严重缺失。50年代后中国人对组织的依赖，高度计划经济下，每个人都有组织。组织控制了一切资源，个人离开就不能生存。除此之外，还有人的心理需求的一面，因为人要有归宿感。1949年，毛泽东就提出要将全国人民安排到各个组织中。中国革命之“新”在于有了现代组织。

（2）中国的传统（20年代片断性而非全面地进入党）。

（3）毛泽东的独创（总学委、“文革小组”等），现在还没有文章专门来谈这个问题。

列宁主义党可以领导军队。博古二十几岁领导军队，得到李德和周恩来的辅助。博古在党内有权威，博古会断，周恩来谋多，周会综合各个人的观点，取中庸的方法。

中共跳出历代农民起义造反的传统，就在于有“党”的组织。毛泽东一身兼党、军两职。

地方首长兼军区政委。60年代初后，社会潮流尚军，以军为荣。

建国后周恩来掌政务院，政务院有党组干事会，周恩来是党组书记，政务院各部都听周的，包括公安部在内。按不成文规则，公安部应归一号人物控制，所以毛泽东对周主管公安部很生气。1953年毛泽东作出重大改革，公安部的一切直接送给毛，抄送周。

丞相是外朝，权力太大时皇帝就要依靠内朝了。研究近代史必须了解一些古代史。

中央书记处是党最重要的机构，而非国务院。中共中央书记处管意识形态和干部的任免和升迁。刘少奇组织政治局会议，落实在书记处。周恩来的国务院是业务部门，要听书记处的。彭真在1956—1966年的权力很大。

党管业务，这也是学苏联。1956—1966年北京市委有大学部、工交部等。政府每个机构都由党委管。

组织与制度（经过一个阶段就要重新调整）：（1）因事设置。（2）因人设置（只是给你一个位置），张闻天为政治局委员，但他在东北时受政治局委员高岗的节制。

许倬云的结论：（1）制度由人来建，制度中有人。（2）组织也会老化、涣散。组织内部会因各种变量转变而产生张力，要借力转力，开创新局面。笨人狂妄、自私，误用张力走向失败。

对唐德刚其书的看法

唐德刚的研究方法基本是传统的，也就是不太运用西洋框架，而是根据若干史料，以中国人和中国知识分子的是非观、价值观（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的价值观已融入一些西洋自由民主的元素），结合他个人的感悟，发表看法。由于唐德刚生于战乱的20世纪中国，又长期居住美国，在美期间曾为顾维钧、李宗仁、张学良等民国要人撰写回忆录，和胡适也有较多的接触，故对历史帏幕后的政治、社会等各种复杂因素有具体的体察，加之他和台湾知识界、政界的一些人物有密切的联系，二十多年来又经常游走于海峡两岸，故而对历史的看法有比较开阔的视野，同时渗透他个人强烈的主观感受。

一般而言，他在史实陈述方面着墨不是很多，重点在议论，而这就是他作品的精彩之处。他的文笔非常流畅，但也有一些戏谑之气。唐德刚不能算是学院派，一是他的作品严谨性欠缺，二是他没进入美国主流汉学界，只是在一般大学教书。尽管如此，我以为他仍可称为杰出的史学家，虽然唐的考据功夫不强，有些作品在具体时间、地点、数字上有错误。

余英时、许倬云、杜维明、张灏、林毓生等肯定是学院派，唐不是，但他在大陆和港台的读者一定比前几位多。唐自有其地位，学院派中有些食洋不化的年轻后生难望其项背，这就是他具有史学家最重要的特点：史识，即洞察历史的眼光。唐德刚的强项不在史料。例如：他总结毛的三十年，能一字点破天机，就用一个词就概括之：专政。这起码是1949—1979年社会治理的最重要的特征。为什么他没用“追求理想的三十年”？那也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因为在他看来，那不是这三十年最重要的特征。而“专政”是一个客观词，任你怎么想都可以，留了一个空间给读者。另有一点我也很欣赏，唐是“民众本位论”者，这点也不是很多史学研究者能做到的，许多史学研究者是“国家、民族、领袖三位一体论者”。唐的作品不少，我以为唐的代表作有三本：《晚清七十年》、《袁氏当国》，以及他谈新中国前三十年的著作。

谈魏斐德的作品（2006年11月20日）

魏有《历史与意志》、《洪业》、《中国特工》、《上海警察》等著作。魏斐德是“上海学”最早的推手和代表性学者。地方史研究是现在的热点，上海影响太大，对上海历史的研究成为国际汉学界的趋向。我刚从德国回来，发现德国《德意志报》每天都有上海的新闻。通过研究地方而回答大问题，不能拘泥于一个地方，不能“一村一理论”，没有那么多理论。魏斐德不提上海理论，一切从实际出发，在他书中没有“上海理论”。史家可运用一些当时的文学性作品作为研究资料，比如对上海的研究，就可以看《良友画报》、30年代左翼文化作品（左翼的呐喊）。30年代上海乃全国出版中心，各种出版物很多。

魏斐德《上海警察》是名著，看这本书要注意控制、权力、人性、国家、社会的意识等，学历史到最后要融会贯通。中国现在的警察制度是向日本学习的，民国警察部门级别不高，这值得思考。国民党对社会控制不强，但1949—1980年台湾控制就严了。

我去维也纳开会，发现维也纳街上没有警察，有人认为像共产主义社会，这个城市犯罪率很低。第二大城市萨尔茨堡也没有警察。魏斐德说1927—1937年上海警察是有组织的犯罪，香港警察70年代之前一直如此，这在第三世界是普遍的情况，可能是必经之路。现在警察除了维持治安的功能，还有服务大众的功能。台湾的警察社会管理能力较强，也是兼顾社会治理和服务公众的功能。我去派出所办暂住登记，一警官马上上来请座，还送上一杯水，墙上的标语写着“做人民的褓姆”。大陆的警察也在转型，现在已增加了服务功能。

“公安”一词由孙科提出，此前称警察。广州现代化从20年代开始。公安和警察有区别，警察乃强力符号，公安则比它更宽泛，有社会管理协调能力。

苏区的社会管理模式

（1）中共军事先行。领导根据地的力量以军队为主导，有军队才有地方苏维埃。

（2）中共与国民党的区别在于动员民众参加革命，所以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由基层党来承担公安的功能，以群众路线为导向，苏联革命不是这样。

1931年7月中华苏维埃政权成立后，开始建制，成立了国家政治保卫局。此前由一方面军中的政治部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由毛泽东统领。保卫局的成立，标志着将苏联斗争管理模式移入中国，其任务是肃清内部反革命，包括军队、社会底层、干部，它是公开的机关，是一个强势的部门。

到延安后，改为陕甘宁保安处，再成立中央社会部（主管特工业务，对敌，反特）。三头并进：中央社会部、地方社会部、军队社会部（锄奸部）。根据地还有公安局。

1949年在此基础上建公安部，1949年后主要功能既对内，也对外，协助政府处理民事问题（“马锡五调解法”）。此组织的来源为：（1）本土革命经验、（2）30年代苏联模式的引入，两者融合，难解难分。也有中共自己的特色，毛强调保卫部门必须在党委的绝对领导下，康生系统不能进入军队系统。

1949年后，公安部有段时间在周恩来的领导下，后来由毛泽东管，只是名义上隶属于国务院。军队和警察这两把刀由毛泽东控制，“文革”后期华国锋负责公安部，此前还有罗瑞卿、谢富治，他们都是毛泽东非常信赖的人。

“文革”前有公安军，是现在武警的前身。“文革”前公安军人数在二十万以上，负责保卫边防线和内卫等。今天的边防线，和平地带由武警负责，敏感危险地带由解放军负责。公安部有边防总局，管理边防武警（80年代修地方史时有“公安志”，“公安志”查阅有限制）。

谈魏斐德的《间谍王》（2006年12月4日）

《间谍王》一书的序是刘东所写，写得不错，提炼出了魏斐德此书的主旨。特工在中国历史上有，在世界上也有，在中华革命党时期没有这种组织，大革命时期也没有。中共为了保护自己而先于国民党有这种组织。1926年，周恩来派陈赓、顾顺章、李士群等去苏联远东学习“格伯乌”方面的东西，此时国共尚未彻底决裂，说明周恩来高瞻远瞩、未雨绸缪，苏联在这方面的经验非常丰富。

国民党1927年后才开始建此组织，蒋中正面对的问题很复杂：（1）中共造反，南方农村广泛开展土地革命，对国民党有威胁，中共背后有苏联支持；（2）蒋中正以正统自居，要建立以他为中心的现代国家，各地军阀成为阻碍；（3）1927年后，日本侵占中国的野心暴露，干涉蒋中正的北伐，蒋中正要面对这个问题；（4）国民党派系太多，这是历史留下来的问题，蒋中正要针对党内离异力量。总之，他要实现他本人及国民党对中国的广泛控制，这是他建立这类组织的根本目的。

这个组织在1949年前的发展靠戴笠、徐恩曾等。1949年后，有人认为如果戴笠活着，蒋中正不会那么快失败。国民党在台湾的特工掌控者为蒋经国，他是特工系统的核心负责人。白色恐怖与他有密切关系，他同时又是台湾现代化推手。在苏联则是安德罗波夫，同时他还是苏联80年代改革的推手，也是主张苏联入侵阿富汗和捷克的强硬派分子。

在中共那里，特工组织的思想动力是马克思主义，为无产阶级的解放等等，意识形态的解释特别重要。

在国民党那里则是蒋式爱国主义，特别在外族入侵时，爱国主义可以超越党派，金钱是次要的。而且国民党特工组织营造大家庭气氛，家长是戴笠，领袖是蒋中正。此组织是不流动的，所谓“生为领袖人，死为领袖鬼”，有自己特殊的伦理。1949年去台湾后，每年4月1日是国民党纪念戴笠的日子。在这个组织中子承父业。在台湾的两蒋时代，国民党强化了意识形态叙述，“领袖、主义、国家”三位一体是他们的精神力量。

中统、军统是国民党的两个特务组织，蒋中正成立调查统计局，这个词儿，有意思，表面上看就是搞调查研究，比较能迷惑人。1943年后，中共也全面对国内的社会组织、社会名流进行调查统计。

30年代中统用的口号是“中华民族复兴”（“新生活运动”），活动范围在知识界。1936年“中华文化本位宣言”的发起者中不少是中统外围组织的成员，他们比较认同国民党的政策。中统的活动集中于知识圈，不干脏活，很文雅，脏活由军统来干。许多知识分子被中统的温情拉下水。中统头目是陈立夫、徐恩曾。中统也有杂志，邀学者文人写稿。陈立夫名声没有戴笠那么坏。陈立夫乃反共高手，他手下有大特务张冲，在上海打击中共很凶，但又支持国共合作。《现代史料》是中统特务杂志，乃中共变节人员主办，写的东西有真有假。30年代是国民党特务的黄金时代。

中统、军统重视利用中共变节人员。1931年后对中共的方式发生变化，从一味屠杀到动员自首。“九一八”事变后南京政府认为自己是合法政府，在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国民党若再杀中共人员会受到国人的指责。他们认为中共是受了苏俄的影响，是可以“迷途知返”的，于是国民党对中共采取自首政策，只要认同三民主义，就可以不杀，送进反省院，不劳动，写写“三民主义”读后感。中国女革命家杀身成仁的多，而男性自首的多。写读书报告的一部分人乃是应付国民党而不出卖组织，只有少数人做了国民党的鹰犬。写了认同三民主义的读书报告但不出卖组织的人，还可以留在党内，出卖了组织的人则是叛徒。对不自首、情节不是特别严重的则送去军人监狱，如陶铸。对坚决不自首的则杀，这是为了打击中共的士气，如瞿秋白，因为他是一个时期的中共负责人。向忠发诚心向国民党自首，但蒋中正还是杀了他。

万亚光写过《国共斗争亲历记》，此书基本真实，有重要史料价值，在香港可以买到。80年代作者回国内，受到杨尚昆、邓颖超的热情接待。他长期当国民党特务组织图书室主任（瞻园为中统最初工作处），护送中统材料去重庆，后来又护送材料去台北，但不对大陆学者开放。他还编过徐恩曾写的回忆资料《我和共党斗争的经历》，中国大陆和台湾，以及美国都有。似乎上海图书馆也有。该书一直没有出版，哈佛大学东亚研究中心有一本。

戴笠为了凝聚团体的人心，制定了军统局局歌。30年代苏联每个行业都有歌，除了“格伯乌”外。从国家和民族角度看，戴笠系统做了两件好事：（1）在孤岛领导锄奸（不是所有军阀都是汉奸，比如吴佩孚、段祺瑞严守民族大义，不做日本人的汉奸）；（2）收集、判别日军情报，知道了珍珠港事件和德国要对苏联进攻的消息，提前告知了美国。

英美特工组织的界限清楚（除麦卡锡主义盛行的年代以外），特工组织不能干预民间，界限模糊的情况主要在后起国家。应该有一个界限化的过程。斯大林完全界限不清，毛泽东在革命时代也尝试明晰界限：（1）军队不能受康生系统的干涉，（2）对党内人士不能采取特工活动。这是毛泽东吸取苏联教训，界线化和区隔是很重要的。

谈史华慈的《中国的共产主义与毛泽东的崛起》（2006年12月11日）

史华慈写过《寻求富强》，也写过《中国古代的思想世界》，他关心中国，还写时评。史华慈最初想做犹太教传教士，他有思想家的特点，他用平常的史料，又能释出新意，说明他的敏锐。他的史料来自中国、日本。但是，他对中共相当意识形态化的史料照单全收，因为他同情中共运动。日本的史料相对客观。日本对中共做了深入研究。史华慈不用国民党的材料，他不相信国民党的史料。其实应该作具体分析，不应该带有偏见。

他也引用李昂的《红色舞台》一书，此书可能南京大学民国史中心有，二十多年前我看过。书的内容反映大革命时期和30年代初期的情况，50年代很流行，作者是朱其华，写有《大革命的回忆》，后离开中共，被中共视为托派，40年代被胡宗南杀了，具体情况如何，到今天也不甚清楚。

史华慈该书首次使用“毛主义”的概念。毛泽东主义最早由中统提出，其实1935年国民党中统就提过“毛泽东主义”，称中共革命是披着马列外衣的“流寇”进行的“农民造反运动”（见《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中共打下了中国后，史华慈在该书首用“毛主义”的概念，这个词才被注意了，也流传开来了。

毛主义在不在马克思主义的范围内？我们看是否马列的，标准是：有没有阶级斗争，有没有无产阶级专政，对私有制的看法（消灭私有制）。从以上标准看，毛泽东的思想基本在马列主义的范围内。毛泽东从来说自己是马列主义者，即使在“文革”时，也是如此。当然毛也吸取了马列之外的东西，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国传统思想。

史华慈这本书成书于冷战的开始，当时西方普遍认为中共乃苏联“黑手”下的一部分，毛泽东是斯大林的代理人。而史华慈则看到中苏的差异，他认为毛泽东是另一个铁托，乃是“异教徒”。这显示出了史华慈的远见。此书有一部分随着时间过去而过去，现在人们更关心的是中苏的相似性、毛泽东和斯大林的相同性问题（这是90年代开始新的研究动向）。现在看，中苏的相同性远超出差异性。

史华慈不知道富田事变的性质，照单全收了毛泽东1936年与斯诺的谈话，且史华慈认为AB团是存在的。他认为他的基本观点大致成立。我们现在的世界有不确定性，史华慈乃优雅的知识分子，他怎么可能理解20世纪复杂的共产主义运动？有的东西不是档案就能反映的。斯诺在60年代到中国，受到了高规格的接待，但他看到的中国并不是真实的中国情况。他写了《大洋彼岸》一书，有许多不实之处。

史华慈的这本书主要谈四个问题，中心是中共运动的内部关系：（1）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与苏联的关系；（2）马列主义与中国的马列主义思想的关系；（3）思想起了什么作用（共产主义背后的思想背景）。本书后附的是他的《德性统治》一文，就是谈共产主义运动背后的思想。史华慈针对恐怖政治背后的道德和思想的追求，谈了他的看法。他对“文革”有深入剖析。史华慈有两点论：既不完全是权力斗争，也不完全是思想斗争。他的看法有道理。共产主义运动不完全是意识形态追求，也不是没有思想的权力追求。意识形态与革命运动的关系是大问题，实际上既有意识形态，也有权力和政治运作问题。

史华慈对人的局限性有充分的认识，不那么自负，这是很了不起的。还有就是史华慈知性的追求，他无固定的方法论。我一再说，不是学了方法论就能成为历史学家的。关键在于要有关切和预设。“可能是这样”即预设，也可称之为猜想。猜想要有史料基础，已经有了大概看法即预设，预设会不断修正的。史华慈还有跨文化研究的优势，他对苏俄的政治和思想史有深入的了解，而中国20世纪政治的母本是苏联。他有相当的思想性，他的作品有浓厚的人文色彩。历史乃研究人与社会、环境的关系。如果没有人，政治史就枯燥乏味。千万要注意对人的关切，人非常复杂，有不确定性。历史学中要有人文精神底蕴。

史华慈的政治史研究强调了三个关键要素的关系：（1）意识（人都有思想），（2）处境，（3）行动。政治史就是讨论这三者的关系。上述三点是政治史三要素，优秀的政治史作品一定要有此三要素。史华慈是思想史与政治史的融汇。这是他杰出的地方。史华慈提出了德性统治这个大问题。恐怖统治背后肯定有思想背景和理想，但能否称“德性统治”？复杂的东西怎么能用那么简单的词来概括？这个问题值得研究。精神分析学在20世纪初年兴起，在社会科学各方面渗透，关心心理、精神对重大事件的影响，但不要将其绝对化。它有一定可解释性，但不应过分泛化。

讨论张鸣的《乡村社会权力和文化结构的变迁》（2006年12月25日）

张鸣是近来大家关注的学者，他作品中有思想性，即使是随笔，他所说的东西都有深厚的学术支援。他的书写乃率性而为，他完全了解中国最基本的情况。他关心晚清以来的历史。张鸣与黄宗智、杜赞奇有区别：（1）他最先研究义和团，研究底层民众；（2）他深入下去调查湖南、贵州、广西的基层社会；（3）他的草根性很重。

20世纪后国家权力下移，国共和地方派都重视农村，农村结构大大改变，中共起了最大的作用。建国后国家权力下移的目的之一在于国家工业化，农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中国用农产品向苏联换武器。为此建立了城乡二元体制，农民完全被固定在土地上达三十多年，今天国家对农村有支援，特别是从2007年开始免除农村中小学学费。

控制是为了动员，张鸣讲了乡村近代以来社会变迁的过程。张鸣有些哀婉，对乡村文化的失衡有很深的感伤，萧功秦写过《冀豫日记》，也有这种感伤，但不及张鸣强烈，萧功秦认为乡绅文化的破坏导致现在山西农村的衰败，源头在于50年代的暴力土改。谢泳写过20年代阎锡山在山西开展防疫工作的文章。他的作品虽然短小，但很不错，他很重视发掘民间史料。

张静也是研究农村问题的著名女学者，读张静的书与张鸣有完全不同的感受，她曾写过《阶级政治和单位政治》，非常学理化。杰出的学者，两种叙述模式都能轻松驾驭，首先应知道规范，但任何理论都有其局限性，千万别成了理论拜物教。

历史的书写是高度自由，历史是：（1）过去发生的事实，（2）史学家对过去历史的重建。让我们去感知、认识。史学家要有思想性，要有能力去看懂材料，档案不是唯一的。要了解社会的众生态，比如日记、随笔很重要，日记乃重要的材料，比如《吴宓日记》。历史书写当然有主观性，所以历史学非科学，观察角度不同则呈现出不同的东西。

青年人第一步要熟悉学术规范，邓正来主编的《中国社会辑刊》最早提出学术规范的问题，背景在于80年代中国史学的复苏，但有些凌乱，许多人在空疏谈论，没有规范。90年代学人的头脑冷下来了，回到学术中去。1959—1980年不强调学术规范，只是为伟大领袖的著述做注解。1956年，由于毛泽东提出“双百”方针，《新建设》开始讲规范，当时历史类重头文章刊在《历史研究》、《光明日报》和《新建设》上。

谈汤森的《中国政治》的几个重要观点（2006年12月30日）

汤森认为：

1.中国传统对预测这个国家的未来有重要作用；

2.历史和历史学家在中国政治研究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因为过去和现在的历史有关联，只有从历史中才可以理解今天和过去的区别的意义。为什么外面的观察总是错？就是因为不了解这个时代从历史中继承下来的智慧，而在这领域内的政治学家却相对较少。

3.革命的基本特点是什么？反体制的批判性和分裂性，所以邓的改革不是革命。

4.中国革命是否衰落的一个标志，是看军队在中国政治过程中的作用之强弱。他认为政治斗争的激烈，就使得理想主义者或野心家毫不犹豫地突破游戏“规则”，使用军队。

5.分析中国政治的几种模式：

（1）集权主义模式。他在这里说的是50年代美国西海岸学者的范式，里面有些论述不完全错，书中把“极权主义”翻译成“集权主义”是不对的。极权主义是指希特勒等人的暴政，不能通过审核，只能将其译为“集权主义”。

汤森认为该模式有四个基本特征：一个官方意识形态，一个单一的大众政党，一个独断领导，控制论传媒，对经济的控制。

（2）“发展中国家模式”。有一个动员系统和新列宁主义的大众政党，实行激进的或集权主义的一党体制；

（3）中国模式。

他提出中国现行体制的起源有四：

（1）中国政治传统；

（2）革命的背景；

（3）苏联共产主义（这是研究中共必须考察的）；

（4）中国在1949年前的历史（更应该看1949年以前国共互动的历史，要搞清脉络，这是历史的延续性）。

汤森的书有其重要价值，比较客观。所罗门写过《文化革命与新政治文化》，已经翻译出来，但没有通过审核。白鲁恂和所罗门是研究中国政治的专家。施拉姆对毛泽东有同情。麦克法夸尔则不同，他写过《文化大革命的起源》（三卷），但中国没有出版。

有关军队是现代化的推动者和先锋队，此说在西方学者那儿已是共识，在部分第三世界国家是成立的。50年代中国军队对政治影响不大，1953—1959年全面学苏军，注重军队现代化，从农民军队变成了强大的军队。1959年后毛泽东将军队引入国内政治。林彪治军十年，军队现代化进展不大，而且在往过去传统回归，例如搞“骡马化”。但林立果《571纪要》中有军队现代化的影子，有由军队主导现代化的色彩。

汤森对中国资料掌握得比较差。他为本书材料不足作辩解，他说，因为一个被内部战争和革命搞得支离破碎的社会，获取材料是极其困难的—这不完全对。他的研究长处在于用了政治学作为学术支援，对中国的政治有真知灼见。他对中国历史只是概念性的描述。裴宜理是政治学中的历史学家，要了解当下社会从历史中继承的智慧。政治学家要有历史的资源，而历史学家要有政治学概念，如“政治社会化”的概念。毛主义、毛思想的政治社会化，是通过哪种方式灌输乃至社会化的？显然，50—60年代政治社会化成功了。历史研究要借用社会科学的若干概念。运用政治学等概念能打开一个新天地。历史研究要会吸取社会科学的其他概念。另外，注释有两种：（1）资料引用性（包括观点的引用），（2）解释性注释（西方学者用得多，中国学者用得少，对前人作品提出有依据的分析和评判）。

论文点评[*]

《“文革”时期舆论宣传中的家庭形象：以〈人民日报〉为例》

作者：王××

此文谈“文革”时期舆论宣传中的家庭形象，选题有新意，是过去的研究很少涉及的论题。文章也叙述了一般性的情况，有助于人们了解这个问题。文章的不足在两个方面：一、“文革”的一个思想目标是和共产主义革命的至高目标相连的，这就是要创造一种新的人类生活方式，要培养新人，1958年就有这样的试验，它的高级阶段可以是取消家庭，分男营、女营，小孩由国家供养，这是共产主义革命激进的方面。此文完全没有探讨渊源的问题，是一大缺陷。二、文章的主要资料来源就是《人民日报》，它有指标性，以它做样本是可以的，但还是单薄了，还有许多出版物，都可利用的。另外，文章主要是谈1968年前后，更多的是1968年的《人民日报》的相关叙述，与文中标题不对称，其实很可以研究，为什么在1968年这个问题会这么被《人民日报》强调？《人民日报》背后的思想和权力力量是什么？经过“文革”的人都知道，《人民日报》完全在江青、康生、陈伯达、张春桥、姚文元的严密控制下，这些大人物对这类宣传有无指示？

《邓小平在“文革”前中共党的组织和运作中之角色：以中央总书记为中心的观察》

作者：钟延麟（台湾政治大学）

邓与党的组织运作，这个问题过去大陆学者很少或完全没研究，国外的研究也很少，盖因档案资料完全没开放，研究非常困难，已有的资料也极为分散，将之梳理成脉络是难度很大的，作者做到了，而且做得很好。文章分几个方面论述，都是极为关键的方面，分析到位，很有深度。文字也非常清楚，有很强的逻辑性，值得大陆博士生学习。

海外学者研究大陆历史往往有两个偏差：第一是“隔”，只知表象，突破这点要长期积累，才能进入历史情境的场域，在台湾和海外，能做到的人不多，作者很年轻，很努力，做得很好，是陈永发教授博士生中最突出的；第二，机械搬用西洋概念，食洋不化，以至不知所云，作者的文章没有这个毛病，这些都是值得肯定的。这是一篇很成功的文章，完全达到在重要学术刊物发表的水准。但是文章对邓与彭真的互动中，没提邓对北大“四清”问题的处理以及“国际饭店会议事件”，是一缺陷。

《中国50、60年代革命历史小说中英雄形象的建构分析》

作者：胡××

文章谈革命历史小说中的“英雄形象”的塑造，分析了性格特征和美学特征等六个方面，都是可成立的。文章的缺点是创新性和深入性不足。洪子诚和黄子平的定义是革命历史小说是一种意识形态读物，文章接受这个看法是没问题的，关键是开掘不够。首先，革命历史小说“英雄”的来源问题，它有延安小说的背景；其次，它受中国古代传统小说的影响，如马烽的《吕梁英雄传》；第三，它也受到苏联斯大林时期小说的影响，苏维埃文化的一个核心部分就是革命历史的叙述及革命英雄形象的建构，如西蒙诺夫的《日日夜夜》，绥拉菲摩维支的《铁流》，法捷耶夫的《毁灭》、《青年近卫军》等等。有关组织化对作家的支配问题，文章写到了，但没深入。建构英雄是通过“规训和惩罚”来实践的，几十年文坛大批判其中一个主题就是指责“丑化英雄”，文章对此没有深入开掘。建构英雄的逻辑发展就是“文革”文学和样板戏的“高大全”，此文未及全面论述，是一个缺陷。

* 2007年1月8日在香港中文大学“国际博士生论坛”上的发言。

答客问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王实味的表达和体制化力量的反应，建构起现代中国历史上知识分子和集体主义体制紧张性关系的经典叙述。

王表达的中心议题就是左翼知识分子以党的道德化的理想批评现实中的反道德化现象。具体而言，就是在平均主义的结构中表现出对“特权”问题和“权力异化”问题的焦虑和敏感。

共产革命是以追求建立一个“平等的新社会”为号召的，为此专门设计了“供给制”，中国革命中的军事共产主义供给制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具有神性意味的共产生活方式，产生出巨大的动员功用和精神感召的凝聚能力。它告诉革命者，天下的无产阶级是一家，作为一种新文明，它的基本特征就是对“金钱物质”的排拒，革命者不要“金钱物质”，但作为一个革命党，它又需要“金钱物质”，这是革命的“最高律令”。

但是这其间存在着悖论：现实中存在的等级差序是从思想转化为制度的必要建构，但在另一方面，又冲击共产革命的核心价值“公平”。过去，这两者的关系是“只可意会不可言说”，到了王实味，他把这模糊地带截然分开，并用明确的语言表达出来，从而冲击了革命的“意义”系统，这使得王终于被“轧出”。

王实味事件是“规训和惩戒”模式的初步形成和操练，从此思想改造和组织处理依据这些规则开始运行：

1.以阶级出身为标尺判别思想纯化，阶级立场问题的突出强调；

2.观点和方法问题的派生；

3.在对“反革命分子”斗争和处理时，对越过底线者采取严厉的惩罚措施，王实味成为第一个被冤枉者。

王实味事件的又一后果是促成了左翼知识分子的新身份认同：左翼知识分子是无可争议的革命者；可是他们又带有旧阶级的烙印，是需要永远改造的群体。

他们中的多数人接受了自己的这种新身份，并从中获得了满足和快乐。[1]

延安时期对王实味的批判是公开进行的，《解放日报》上曾刊有大量的批判文章，温济泽的《斗争日记》就是最先在该报发表的。

国民党在1943—1945年出版了王的《野百合花》小册子，但没有引起大的社会反响，盖因1943年后大后方的高级知识分子开始向左转，对王实味事件没兴趣，认为是国民党反共造谣。

有趣的是，建国后1949—1957年开展的各类思想批判斗争一般也不提“王实味”，以至于建国后王的夫人刘莹一直在等王回家。为什么会这样？主要是面对新解放地区的各界人民，需要有一个“光明叙述”，王实味因而被尘封。就像建国后至“文革”初的十七年间，事实上存在的党内“路线斗争”却被遮蔽，直到“文革”，作为一种政治话语，公众才知中共党内有“两条路线斗争”。

王实味浮出水面，和国内形势有密切关联。1958年，毛写了《再批判》的按语，把王定为“右派”的祖宗，也是因为1957年的“右派”言论对毛的刺激，使其产生脉络意识，所以在反右的组织处理阶段，毛把王实味、丁玲等人二十多年前的旧文翻出来，所谓“新账老账一起算”。在“文革”初期对“三十年代文艺”和“黑线文艺”批判时再次提及王实味。1977年，公布了毛在1962年初的“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毛提到王是国民党的“探子”，但是反对将其处死，这就把王实味和王事件完全公开化了，刘莹也就是在这时候才知道其夫王实味已死的确切消息。所有这些有关王实味信息的传播，都是在体制主导下进行的。

80年代，王实味第一次成为知识分子热烈讨论的话题，和当时的社会“反思”浪潮相激荡。1988年问世的《王实味与〈野百合花〉》一文，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反响。李维汉的《回忆与研究》、他助手的相关文章，以及温济泽的不断呼吁、王凡西的证明文章，促成1991年平反王实味冤案。其后凌云的文章、杨尚昆的回忆录都提到王和王冤案，王既是政治话题，又是公共话题，在这过程中，《黄河》杂志上一篇《王实味：前“文革”时代的祭品》使王成为民间讨论的公共话题。到了90年代初王平反后，王实味的文存也正式出版了。

80年代后，王实味的思想主题得到延伸，韦君宜、李慎之、何家栋、戴煌等以不同形式延续和深化着王的主题，网络兴起后，围绕这些主题一直有持续讨论。

未来一旦张力消失，王实味事件一定会完全进入历史，唯王留下的人格上的意义，将是长久存在的。

2004年11月2日

[1] 参见徐光耀的回忆，载《炎黄春秋》2004年第10期；沈容：《东北坡记事》，载《南方周末》2004年11月4日。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数学零分的历史学家

时代周报：你求学时为什么选择了历史学，为什么会选择近代史？

高华：从那个年代来看，我不是抱着功利的心态去选择专业。在1978年读大学的学生更多是从自己的价值观、爱好选择的。而那些从功利角度选择读书的人太理解权力的重要。但我们不要去批评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选择的权利。

当时那个年代只有文科和理科的选择，从毛泽东时代走出来的人都感觉文科的危险，我不是不愿意去学理科，可是我在“四人帮”时代只读过两年初中，而且学校天天搞运动，几乎没正经教过学，高考时，我没去考数学，我的数学成绩是零分，但我的文科分数很高。数学是零分怎么去考理科呢？当时中学的数学叫做“工业基础”和“农业基础”，没有今天这样的数学的概念，而我们进历史系的时候专业也没有像今天分得那样细。我选择历史学是因为我自己对中国近代史更有兴趣，更为具体的细分是在研究生阶段。当时仅仅是出于自己的爱好，没有系统地想过这些。

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整个社会可谓是“冰河解冻”，社会开始苏醒，也充满了很多希望。虽然有很多限制，主要来讲那还是一个苏醒和开放的年代。对于物质没有太多看重，人们互相传诵的是《人民日报》当天又刊登了什么文章。放在今天可能很难理解。

时代周报：根据我以前读文史哲书籍的经验来看，有一些学者以占有资料为荣。我看《革命年代》时有一种特别的感觉，你在写作中非常热心地向同行推荐新材料，我记得你提到苏联解禁史料、地方档案与台湾资料。

高华：我不太了解你说的情况，所以也不好评论。每个人研究的方法和心态也只有了解以后才能去评价，不过这也不是很特别的例子。过去有你说的这种现象，但更多的史学工作者在接触到了比较有意义的史料，还是愿意与同行进行分享或将新书告诉大众。历史学是非常强调实证的学问，很看重材料，有的朋友可能会在掌握这些资料后，觉得这些材料对于自己是非常有用的，于是就会有你所说的那种现象。

时代周报：你也是以这样一种平和的心态去看待历史？

高华：我们并不能超越当时的历史角度去分析历史。或许当年也有别的选择或是更好的选择，但在两者之间很难把握。我们不可以用今天的观点来要求1949年以前的选择。虽然在1949年可能会有其他的选择，而那些选择为什么最终又没能被选择，你可以去研究。

时代周报：你很留意一些大叙事中不被提到的人物，比如说共产主义运动中的女性。而且你所谈到的共产女权主义问题也会涉及很多问题。

高华：我曾经在香港科技大学讲林彪、叶群，之后又用了30分钟聊到了王光美等一系列人。去年7月份在香港召开的一次会议“新中国的建国60年”就遇到一位美国华裔女教授，她提交的报告基本上是根据《中国妇女》画报来作的。她指着一张幻灯片上的两位妇女向大家提问：这是谁（指邓颖超和蔡畅）呢？她自答：这是中国的“国母”。在发言时，我很客气地告诉她，“国母”之说只能代表你的看法，据我所知在国内很少有人这样称呼她们。从研究角度来看，更多称她们为“女革命家”、“妇女活动的组织者”，这两位是高度政治化，也是非常革命化的妇女解放运动的先驱，是受人尊敬的“老大姐”，但并不是她说的女性主义者。

汉学家爱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

时代周报：与你的工作类似，有许多西方汉学家也在研究中国近现代史。比如说麦克法夸尔、史景迁等人，你对这些研究中国当代史的外国学者有什么样的评价？

高华：总的来说，他们以局外者的角度来看中国历史，从他们所处的地方和环境来谈论中国历史，尤其当代史，要方便很多。另外，他们非常容易通过西方的资料、大陆的资料以及台湾方面的资料来研究中国当代史。大陆方面有时候出于国际统战的需要，会给予他们方便去查阅资料。另外西方学者一般都有比较严谨的研究态度，他们成长于美国二战以后从麦卡锡的反共主义时期到肯尼迪的缓和阶段，再到中美关系的解冻，不可否认他们的研究有自己的价值倾向，这很自然。同时，在历史上，还有相当一些美国学者有一种“左翼迷恋症”，他们把对苏俄共产主义的向往转而投射到了中国的毛泽东身上，这是一个传统，而中国革命的传统确实又非常让人着迷，无论革命的意志主义、浪漫主义都是如此。

有一次我到太行山，从山上一眼望去，都是那些巨大的沟壑。抗战期间很多北平、天津等地的青年带着理想从这里深入底层，去动员群众，进行某种社会的改良，这是很不简单的。以后的土改是另外一回事，起码抗战中的“减租减息”，还是要给予很高的评价的。

这种理想主义，超越了物质主义的思想追求，把国外的一些左派和自由派都“醉倒”了，我不能说这仅是一种迷恋，而是一种“醉”。他们一边喝着卡布奇诺，一边欣赏东方的农民革命，你无法指责他们，为什么不可以呢？

可以设想一下，譬如我现在一边喝着卡布奇诺，并不妨碍同时在欣赏尼泊尔的无产阶级革命，你不用置身于那个环境中嘛。沙龙里的左派享受着资本主义民主制带来的自由和安全，又革命，又前卫，当然，他们中间最激近的分子也可能不满足于在沙龙高谈阔论，他们会去陕北，去南美玻利维亚格瓦拉的丛林营地。所以冷战时期很多美国学者能够同情、理解毛泽东，而对蒋介石没有兴趣。很多外国人看国民党是怎么看都不顺眼，对不对？蒋介石一点都不吸引人，有毛泽东的巨大个人魅力吗？他们对于蒋介石太熟悉了，同时也厌倦了，相比之下，他们对于中国罗宾汉式的共产主义就非常欢迎，于是情不自禁就“醉”了。

时代周报：读者对历史书写者的身份的确应该有清醒的认识。有人说历史是建构起来的，你在写作的时候对以往的历史写作进行了叙事策略的分析，这一点是非常新的，在传统史学中很少见。

高华：20世纪国共双方都有对自己历史的叙述，都很重视建构历史。在这个过程中共产党投注的热情和精力更多，成效也较大，某些历史论说的社会化程度非常高，似乎国人都能有了解，都知道甲乙丙丁，这是让我感受比较深的；国民党也有，但很粗糙。我们可以理解，双方的叙述都基于对领袖的推崇和突出“合法性”，但建构历史是20世纪的一个突出现象。你可以称其是扭曲历史，但很多的时候还是一种对历史的遮蔽或突出一部分历史。

时代周报：历史书籍的出版热和阅读热持续很长时间了，作为历史学家如何看待大众对历史的热情？

高华：读者对于历史通俗读物的热爱也不是什么不好的事，起码在这样一个物质主义高涨的年代大家都还愿意去读历史故事。我想这和我们中国人历史情结有关，是长期历史氛围形成的。我记得有学者也提过，中国人在相当程度上把历史当作宗教来看待，因为我们没有一种西方宗教化的传统。历史给我们提供鉴往知今的知识。在一定程度上对于普通大众而言，对历史的感悟更多还是来自历史故事，如《三国演义》、《水浒传》等。

历史学的研究者是用另外一种角度来读史，当然我们也可以把历史学看做纯粹技艺性的东西，完全是与自己的生活状态没有关联的。但是，作为生活在中国的历史学家不可能完全离开这样的背景，我们对一百多年甚至更为久远的时间中的事件会有很多触动，特别是以历史研究为志业的人。当然我不反对把历史研究作为一个谋生的职业，但历史学家都会用自己的价值观来看待历史。

时代周报：你觉得自己幸福吗？

高华：对什么是“幸福”可以有不同的理解，有家人和朋友的关心和支持，这让我觉得很幸福。另外我们经历过这样的时代，能亲眼看到1978年后的这种历史转折和变化。比起那些没有看见这些的人，我觉得也是值得高兴的。当然，我们生活的环境有许多的不公和不义，但我不企求一个早晨就能解决所有问题，因为“一揽子解决主义”是一种空想，既不现实，也不可能，甚至会带来可怕的后果。我们应尽自己的努力，能改进一点，就做一点。我之前说过这世界上没有完美的事，完美主义的世界观是有问题的。

* 载《时代周报》2010年3月31日，第72期，发表时名为《高华：蒋介石是一杯平庸、世俗的卡布奇诺》。记者曾园。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问：近十年来，国史（党史）研究的状况如何？还有哪些限制？

高：有几本重要的资料性著作出版，如《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2003年出版的《毛泽东传》（建国后部分），也使用了较丰富的史料。张素华的《变局：七千人大会始末》是很重要的成果，资料很丰富。再比如杨奎松利用档案资料对“镇反”运动进行的实证研究，沈志华运用了中、苏等方面的史料，对50—60年代中苏、中朝关系所做的研究等。还有一些在海外出版的著作，如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的十卷本《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杨继绳的《墓碑》等。其他的研究成果，印象不深，其中有一些是重复性的研究。

有关研究的“限制”问题：现在如果研究明代的城墙或鼻烟壶制作工艺，那是完全自由的，也会得到国家资助，这毕竟和现实没有任何联系。

问：回看过往六十年，你觉得历史的迷雾是否已经基本拨开？有哪些特别值得当下的中国人关注，去汲取教训？

高：这要看怎么理解。大的方面，都有研究者涉猎了，是否深入，还远远谈不上。例如：1962年1月，“七千人大会”后，中央实行较为宽松的政策，2月至7月这半年就没搞运动，这在毛时代是罕见的。8月，毛就在北戴河重提阶级斗争，发起反击。这半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们已知的是，有刘少奇对“三自一包”的默许，有周恩来、陈毅在广州会议上对知识分子“脱帽加冕”，有对大批“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平反，有对香港电影的进口等。现在我们还知道，在这半年中，一些省开党代会，有的同志就在会上直接要求中央为彭德怀平反，我想这些省的党代会的事对毛肯定会有影响，而过去我们的研究者就从来不注意这些问题。

再譬如，“革命”是我们在过去那个时代使用频率最高的词句，革命实际上就是意味着一种新的生活方式，我们回头看六十年前那些人们，当年他们是以什么的态度来接受或适应生活方式的变化的？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上海一些资本家痛哭流涕，有些人甚至向政府提议，将南京路改名为斯大林大街，幸而上海市政府没采纳他们的意见，否则以后又要把路名改过来。这件事也说明，当年的革命是如此深入，逼得这些见多识广的上海资本家实现了嘴巴革命化或超革命化了。

学历史是否会汲取教训，这是很难说的。我们读史写史，往往着眼于“鉴往知今”，但是人类有一个最大的缺点就是忘性大，事实上，我们人类很难从过去的错误中汲取教训，所以还是余英时先生说的对，学史读史有助于我们理解人性，或者说，我们可以从过去的教训中丰富人性，增长智慧，从而提升公民意识。

问：你怎么看1949年后两岸走的不同道路？

高：回答这个问题，离不开19世纪后半叶以来中国的大背景，这一百多年的中国的基本主题就是争取民族独立和进行深刻的社会改造。这两大主题在20世纪有不同的回应方式，简言之，一条就是中国共产主义革命，这是激进的、面向社会底层的社会改造路径；另一条就是国民党的“国民革命”，这是主要面向社会中间阶层的渐进改造的路径，其间的差异巨大，但两者都是为了追求建立一个现代民族独立国家，1949年中国内战结束，国民党败逃台湾，在冷战的大背景下，两岸分别走上不同的道路。

大陆从最初的效法苏联，到走自己的路，顺着战争年代的惯性，50年代在苏联的帮助下，开始宏伟的工业化过程，其间取得过重大成就（“一五”计划顺利完成），也经历严重的挫败（“大跃进”、“大饥荒”），更发展到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极端（“文革”），到1979年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中国改而奉行务实路线，才走上使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道路，经三十年的奋斗和努力，虽然还存在着许多有待解决的发展中的问题，但人民生活得到普遍的提高，中国已成为世界上举足轻重的国家。

台湾在1949年后被纳入美国的体系，在两蒋的领导下，长期与大陆武力对抗，与此同时，大力发展经济，保持了政局的长期稳定，成就为亚洲四小龙之一。在蒋经国接班后，开始大量提拔台籍精英，舒缓因“反攻大陆”失败而造成的执政合法性危机，到晚年进行一系列重大政治改革，推动台湾实现民主化转型，而“台独”思潮也借机蔓延，逐渐扩大影响，形成左右政局的力量，对台海和平形成很大的威胁。

问：两岸六十年当代史中，有哪些共同的经验和教训？

高：第一条感触是，发展经济，走务实路线，是使社会安定、国家强盛的不二法门。国共两党都曾经非常重视意识形态论述，希望以此整合社会意识，如此，站在历史的角度，都是可以理解的，但是仅靠那些，并不能真正解决国家强盛、人民安康的现实问题，关键的还是要大力发展经济。蒋介石在这方面有值得肯定之处，他汲取大陆时代经济崩溃导致国民党失败的教训，去台后，非常重视经济，经常亲自主持开会，听取汇报。他重用技术官僚，尊重专家的意见，如尹仲容、李国鼎、严家淦等。毛也想发展经济，也曾亲历亲为，1956年春听取各部委汇报，做“十大关系”报告，但是他的思想多浪漫，又过于自信，1958年发动“大跃进”，听不进不同意见，遭受严重挫败，从此对经济不感兴趣，专搞政治不回头，甚至发展到以意识形态治国，给国家民族带来严重不幸。所幸邓小平、胡耀邦在70年代末把国家的航向拨正，才有了这三十年的发展和成就，而邓最宝贵的思想就是务实。

第二，兼顾贫富，合“市场”和“社会主义”之优势。搞市场经济，也要兼顾社会公平，从孙中山那儿就有这种思想，他称为“均富”，所以孙中山也被称为“社会主义者”。台湾在此方面有许多努力，如早期扶持中小企业，推行“九年义务教育”，以后的“全民健保”等等。大陆从社会主义的理想出发，过去一直强调社会“平等”，但是在高度集权、等级森严的政治体制和计划经济体制下，特别是在城乡二元体制下，并没有真正实现平等，广大农民事实上被排斥于社会主义保障体系之外的。80年代后的改革打破“大锅饭”，使经济迅速发展，但是毛时代的许多社会福利也严重缩水，引致不少群众产生平等缺失的强烈的社会感觉。现在国家已经重视这个问题，推出一系列纾困的民生措施，例如对中小学生免费教育，帮助西部穷困农民实施安居工程等等，如此就把“市场”和“社会主义”的优势结合了起来。

第三，应走渐进民主之路。毛和蒋是一代人，他们用他们的方式回答了那个时代的主题。毛说的一句话很对：“放下包袱，轻装前进”，大陆在建国后前三十年，运动连绵，严刑峻法，中国历史上的开国之初，大多如此，都要用一段时间，巩固政权基础。国民党刚败逃台湾，如惊弓之鸟，故有50年代国民党在台湾的白色恐怖，到60年代后，才有所缓和。在大陆，只是这一段巩固政权的时间太长了，在和平的环境下，人民所付出的牺牲太大了，马上得天下，也是马上治天下，把敌人的范围不断扩大化，1979年后开始调整，与民休息，整个社会才从革命年代的急风暴雨中走出来了。

问：在历史的巨流河里，你怎么看两岸未来的走向？

高：两岸应互相学习，殊途同归，只要是中国人，思维和处世方式就离不开中国文化的背景，为政者安邦治国，最高的境界还是要“为万世开太平”，用今天的话说，就是要使中国走上长治久安的道路。

从两岸六十年的经验看，发挥“市场”和“社会主义”的优势，促进法治、民主，实践“以人为本”，就可以培育一个健康的、正常的社会的发展，到那时，水到渠成，就可达成国家的统一，如此，中国走出“历史的三峡”（唐德刚语），实现全面的民族复兴，是完全可以期待的。

* 《亚洲周刊》2010年第1期，记者柴子文。

Table of Conten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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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录

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创建中国现代民族独立国家

谈中国20世纪的革命、内战与民族主义

蒋介石民族主义观之得失

谈谈抗战历史的几个问题

谈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失败

读书有感

六十年来家国，万千心事谁诉

他何以选择离开

冷战年代一位读书人的困窘和坚守

“思想”的累与痛

读毛泽东词《人有病，天知否？》

在海峡的那一边

台北二二八“牵手”的现场观感

不让选举妨害正常的社会生活

选战中绿蓝两营的动员形式

2004年“三二〇”之后台湾的选举震荡

近距离感受“台岛心态”

激进主义的再思考——从台湾谈起

历史学的技艺与观念

近年来民间的当代史书写

对张鸣“近代中国教育之我见”的点评

对周晓虹“中国农业集体化的动力”论文的评述

国家主义的文字、图像的再造

与研究生谈历史学研究的“理论和方法”

和研究生谈几本史学名著

论文点评

答客问

答学生：“王实味叙事”是如何形成的？

答《时代周报》：历史研究作为志业

答《亚洲周刊》：回看国共六十年

封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