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推荐序 “动荡”的时间简史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

二○一五年 前提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年 回忆动荡

一九七○年 此后

推荐序
“动荡”的时间简史

向以鲜

1956年5月13日：玛莎父亲法捷耶夫自杀

读完姚月所翻译的汉斯这部年代回忆录或局部自传《动荡》，我的心真的动荡起来。

从哪儿说起呢，我突然想到了另一位伟大的德语诗人里尔克（Rainer Maria Rilke），他在诗作《严重的时刻》（陈敬容译）中写道：“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哭/无缘无故在世上哭/在哭我/此刻有谁夜间在某处笑/无缘无故在夜间笑/在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走/无缘无故在世上走/走向我/此刻有谁在世上某处死/无缘无故在世上死/望着我”。

此刻即这一刻，亦即任意一刻：谁在世上某处死！

那就从“此刻”说起。

就从《动荡》女主角玛莎（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马卡洛娃）的父亲法捷耶夫说起。

由于特殊的地缘及政治原因，中国人对于苏俄文学的了解，尤其是近现代的苏俄文学，有时远胜于对本国文学的了解。20世纪50年代以后出生的中国人，大多能如数家珍地罗列一大批苏俄的作家和诗人：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高尔基、肖洛霍夫、马雅可夫斯基、奥斯特洛夫斯基、富尔曼诺夫、绥拉菲莫维奇等，随口就可以举出一大串。在这些辉煌名字中，小说家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Alexander Alexandrovich Fadeyev）可能不是最明亮的，但却是最沉重的。人们对法捷耶夫的《毁灭》（原名《十九人》）和《青年近卫军》耳熟能详，尤其是后者，几乎成为几代中国人的集体记忆。

表面上看来，法捷耶夫的写作相当顺利，他是斯大林时期的风云人物，从20世纪30代开始，一直处于苏联文坛的核心地位，担任俄罗斯无产阶级作家协会（拉普）领袖，同时还是苏共中央委员会委员、最高苏维埃代表、世界和平理事会副主席。就是这样一位拥有显赫地位和名声的作家，却在年富力强的时候，决然走向毁灭——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饮弹自尽。这样的惨烈结局，似乎应了鲁迅那句话：悲剧是将人生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

法捷耶夫的死，死于良知、压抑、觉醒和阿伦特所说的平庸之恶。他的光芒和黯淡都来自斯大林们（包括赫鲁晓夫）所代表的苏联政治生态。法捷耶夫虽然身居要津，却常常处于服从与背叛的剧烈内心冲突之中：他热爱阿赫玛托娃和帕斯捷尔纳克，却又不得不接受苏共中央的决定，一方面批判他们是“阶级异己分子”，不问政治，无思想性，脱离人民群众生活；另一方面，又认为他们的诗歌才是“真正的诗歌”。这种心灵的煎熬所带给作家的痛苦是难以想象的，法捷耶夫几十年来，一直生活在焦虑与恐惧之中。用他自己的话说：我怕两个人——我的母亲和斯大林，又怕又爱。

法捷耶夫自杀之前曾留下遗书，但这封遗书并没有在他辞世之时公之于世。直到34年后，也就是1990年，法捷耶夫的遗书才为世人所周知。从中，我们知道了当年赫鲁晓夫为什么会极力否认遗书的存在。法捷耶夫在信中呜咽地控诉：“我终生为之献身的艺术已被自负而又无知的党的领导人扼杀，现已无法挽救。那些靠伟大列宁学说起家的暴发户们使我彻底丧失信心。即使他们以列宁学说发誓，也使我难以信任，因为他们可能比暴君斯大林干出更坏的事来。作为作家，我的生命已失去任何意义。在生活中我遇到的是卑鄙、谎言、欺骗与诽谤，因此我犹如从邪恶中渴望得到解脱那样乐于结束人生。”在遗书中，法捷耶夫请求人们把他埋葬在母亲的墓旁。但是，作家留给世人的最后一个小小的请求，也没有能够实现：国家把他裸露着可怕枪洞的尸骨，埋在了新圣女修道院陵园。

从《动荡》中，我们知道了法捷耶夫自杀的具体地点。汉斯在第二章“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中提及了上述遗书：“法捷耶夫是严重酗酒者，在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讲话后，他在彼瑞德基诺的一栋达恰中自杀。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了朱加什维利的罪行。他的遗书不是写给他的妻子或他的子女，而是写给政治局的。这样一个人的想法，甚至在俄国也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达恰是一种俄罗斯乡间小别墅，彼瑞德基诺位于莫斯科西南面，距市中心约20公里。法捷耶夫的自杀地点具有某种象征性。汉斯为我们描述了彼瑞德基诺居住区的特殊意义，这儿可不是寻常之地：诗人帕斯捷尔纳克就住在法捷耶夫的旁边。

“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在30年代将这整个地区交给作家协会的物业管理机构文学基金会。他下令在这里为他的作家们建造50多栋避暑山庄。因此，许多著名的作家有了占地几平方千米的、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团，这也只有在俄罗斯才可以想象。在这里是会感到宁静，还是危险呢？在这里西蒙诺夫、费定和柴可夫斯基等家庭与持不同政见者隔墙而住，那么你能更好地工作，还是你会被更好地监控呢？那个开枪自杀的糟糕的法捷耶夫——玛莎的父亲，在他的房子边上的别墅里，帕斯捷尔纳克正生活和工作着，直到六年前去世。今天，还有很多人去他的别墅和坟墓朝拜。当你站在花园篱笆旁，你仿佛就站在朝圣的路上，沉默片刻，然后继续出发。《彼瑞德基诺》，一组帕斯捷尔纳克在1941年发表的诗，见证了他与这个地方的亲密关系。”

就在这儿，就在此刻：1956年5月13日，法捷耶夫扣动了扳机。

汉斯诗中也曾无数次提及“此刻”，他在《埃内斯托·格瓦拉》（姚月译，选自《比空气轻》）中写道：

死亡在继续。此刻

他找到了伴随他直至生命结束的仇敌

1991年秋天：法捷耶夫女儿玛莎自杀

在我为姚月所译的汉斯50年诗选《比空气轻》所写的序言中，我曾指出：这位出生于20世纪20年代末的髦耋老诗人，在现代德语写作中，具有重要地位。按照德国汉学家顾彬的说法，汉斯是“德语世界的鲁迅”。纵观汉斯的生活经历，我认为有两个时期至为关键：一个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个是20世纪60年代。这两个时代，对铸就汉斯的思想及诗歌品格，发挥着本源性的影响。汉斯骨子里的批判、叛离、反讽与出离，均与之息息相关。对战争、对纳粹德国、对制度或人性之恶的迷惑与反思，是汉斯诗歌精神的支柱。而作为60年代的社会变革与运动的见证者和参与者，汉斯的身份显得扑朔迷离：秘密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学者、革命者、诗人、出版人、俄罗斯少女的热爱者、世界漫游者，还有好多。这些复杂的身份，都可以在汉斯的诗歌中，找到神秘的化身或投影。有时候，我甚至怀疑，作为诗人和作家的汉斯，本质上更像是一个革命家或改革者，他的诗歌中，有着强烈的政治幻觉。无论是写甲壳虫的《往事》，还是写革命者的《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我们都能清晰地看见，活在老汉斯内心深处的英雄，都是具有革命人格的人。

由德国知名出版机构苏尔坎普出版社（Suhrkamp Verlag GmbH und Co. KG）所推出的这本汉斯力作《动荡》，主要回顾了汉斯60年代的动荡生涯，并完整地呈现了1967年至1970年1000天的柏林革命，其中，也包括大量的1963年至1966年的各种文字。那是一段近乎疯狂的岁月，激动人心的日子。

20世纪60年代是一个十分奇特的年代，全世界流行着一种几乎是不约而同的“左”倾思潮，如同汉斯在回答《明镜周刊》记者罗塔·冯·果日斯提问时所说：那个时期很混乱，不仅在纸媒上，现实也很混乱。越南战争，议会外反对派组织（简称APO），红色高棉，尼克松访问中国，布拉格之春。此外，还有法国的左派知识分子及五月风暴，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等。而且，汉斯不仅是那个动荡年代的见证者，也是其中很多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那是充满理想与暴力、青春与混乱的年代。

对汉斯个人来说，无疑又是壮丽和痛楚的年代。他与苏联恋人玛莎的故事，则是壮丽和痛楚年代中所绽放出来的最夺目、最伤心的光芒。

从《动荡》中，我们知道：

玛莎的姓氏：玛莎全名是“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马卡洛娃”。玛莎的母亲是犹太诗人玛格丽塔·阿利格，为什么玛莎不姓阿利格，而名字是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马卡洛娃呢？玛莎母亲玛格丽塔·阿利格的首任丈夫是作曲家康斯坦丁·马卡洛夫·拉基京（1941年于前线阵亡）。玛莎的姓正是来源于马卡洛夫。

玛莎的眼睛：一双大大的、有穿透力的、成熟的眼睛闪着绿色的光，手很细嫩。吃饭的时候她略显不安，而且像只兔子那样只吃了几片生菜叶子。她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不过她会说纯正的、迂缓的、似乎是跟着唱片学来的英语。我觉得她妖娆迷人。她那鞑靼人颜色的眼睛是遗传了法捷耶夫：迅速变换在金属灰和绿松色之间的闪光的蓝。

在法捷耶夫自杀的35年后，1991年的秋天，法捷耶夫的女儿玛莎自杀。

汉斯与玛莎的时间简史

（1）1966年8月27日，炎热的夏天，汉斯从奥斯陆经过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住北京饭店，见到了高尔基。三年前，汉斯还见过赫鲁晓夫。

（2）1966年8月29日早上7点，汉斯飞往巴库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和平大会，“有几百名作家：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其中有很多同志。中国人显然没有被邀请，或者是他们拒绝参加”。

（3）会议中，汉斯与玛莎母亲玛格丽塔·阿利格邻桌，在一次晚餐中汉斯认识了阿利格的女儿玛莎。其时，汉斯36岁，玛莎23岁，正攻读美国文学。

（4）1966年9月，两人在巴库坠入爱河：“玛莎显然觉得很无聊，于是我建议，我们应该逃出会议马戏团，去城里散步。这个九月的天气出奇的热。尽管在每个街角都有冰激凌和格瓦斯卖，但玛莎知道更好的去处，于是我们坐在了沙滩大街的咖啡店。一个俄国女人和一个德国男人就这样在阿塞拜疆用英文闲聊着。”

（5）1966年9月18日，汉斯在游览了俄罗斯一大圈之后，返回莫斯科，再次与玛莎相聚，并前往彼瑞德基诺的达恰（十年前法捷耶夫自杀于此），然后汉斯前往格鲁吉亚的第弗利斯。

（6）1966年9月30日，汉斯再次返回莫斯科，告别玛莎。

（7）1967年3月，汉斯又一次来到莫斯科，与玛莎至彼瑞德基诺，旧地重游。

（8）1967年6月20日，汉斯与玛莎在莫斯科完婚，登记处相关条目是1967年6月20日的案卷第5663号。登记地点——莫斯科市婚姻登记处。

（9）在1967年6月紧接着的周二上午，玛莎从莫斯科坐卧铺火车来到柏林，这对异国新人终于拥抱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二人驱车前往汉斯在福莱格街上的家。但是，接下来的生活却出人意料：第一天就演变成一场灾难。汉斯写道：“她（玛莎）嫉妒，并不只是因为爱情，而是所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语言、我的房子，她觉得这房子里有可怕的鬼住着。她并没有如她所想要的那样，开始新的生活，而是被困在了一个陌生的海岸。对此她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旦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独处，那就不允许其他人再进入。我不得不认识到，她爱的怒火离暴力行为不远了。”之后，两人又回过莫斯科。

（10）1967年10月，汉斯与玛莎来到美国的康涅狄格州，并在米德尔敦住了四个月。玛莎想写一部关于20世纪20年代的俄国先锋派著作，但进展不顺利。“玛莎是流离失所的人，但也生活在铺着软垫的天堂中。她也同样不喜欢住在美国，于是我们陷入了新一轮的分歧。”

（11）1968年1月，汉斯在家园大道收到一封贴着古巴邮票的公函。发件人是在哈瓦那的一个部委。二人决定一同前往古巴，由于“美国政府宣布了贸易制裁，所以没有从纽约飞往古巴的飞机。去墨西哥还必须有一个签证。从那里只有一班去岛上的航班，乘坐古巴航空的老式的伊留申飞机”。在哈瓦那，他们见到了卡斯特罗。

（12）1971年夏天，汉斯与玛莎分手之后，玛莎的母亲曾致信汉斯。汉斯在海格特为玛莎购置了一个公寓，汉斯从来没有去过那里。（13）1979年，汉斯在伦敦最后一次见到玛莎。（14）1980年，汉斯与玛莎离婚。

（15）1991年秋天，在母亲生日前一天，玛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不是第一个她母亲失去的孩子，她的姐姐塔尼娅在她之前很久，在1970年，就死于酒毒性谵妄。”《明镜周刊》记者罗塔曾提问：“您说：‘我要自责，因为我没有理解，我曾经爱过的人是怎样危险的人。’您没有能够拯救她，而她是想要从恶魔中被拯救的，这件事您自责过吗？”汉斯回答：“尽管如此，我也对这个事情没有任何遗憾，否则这将是不慎重和愚蠢的。”记者又问：“您还为她伤心吗？”汉斯回答：“每个女人，只要她曾经与我有过亲密接触，无论最后的结局如何，我都不会糟蹋。每一个女人都有特殊的一面，否则就是我们的能力不够。在与这些女人的接触过程中，都有一些美好的东西产生。人们总是在恋爱的过程中学到一些一个人不能搞明白的事。要感谢他们的女人们。”

（16）1992年8月，玛莎自杀一年之后，玛莎母亲玛格丽塔在彼瑞德基诺（又是这个地方）的米舒林那茨街道去世。

（17）《动荡》最后一句：“这疯狂的爱是一场战争，没有败者，也没有胜者。”

2016年11月25日：菲德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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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斯特罗辞世

在汉斯85岁生日前夕，德国《明镜周刊》发表了记者罗塔·冯·果日斯关于汉斯的专访《迅速离开》。罗塔将汉斯与尤尔根·哈贝马斯、君特·格拉斯、马丁·瓦尔泽一起称为德国现代四重奏：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的哲学家，格拉斯是正直的社会民主主义者，瓦尔泽是语言尖锐的旁观者。恩岑斯贝格尔是谁呢？罗塔的结论是：他显然是在这四重奏中最灵活、最潇洒和幽默的，不顾后果的纨绔，没有责任感的游戏者。他是诗人，在1957年第一本诗集出版时就成名的诗人。他的诗放弃了句首第一字母大写的习惯。他穿黑色高领毛衣和格子西装。70年代，当时还是共产主义者的他，是学生运动的重要领导者。他出版了著名的杂志《指南》，为全国各大报纸写评论文章，他的弟弟乌尔里希是“第一公社”的发起者。恩岑斯贝格尔也积极参与各种活动。他是一名德国的革命家，到过世界的很多地方。至今，他的敌人和朋友还会惊讶他不断改变的立场。

在一个世界性动荡不安的年代中，汉斯所经历的一切，如同一个时代的标本或切片，同时也是一面镜子，所折射出的一切，对今天，对未来，都具有相当大的参照价值。一个世纪老人，敢于直面自己的内心真实，这种勇气，令人肃然起敬。在这段动荡的时间简史中，我们不仅能触摸到世界变革的脉搏，也能听见汉斯热烈的心跳。

在西方知识分子中，汉斯是少有的，曾经深入接触和了解过社会主义阵营的国家（尤其是苏联和古巴）的人，并以此对著名女性思想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的一些言论提出过质疑。显然，汉斯有着自己独立的观察和认知。汉斯不仅是一个诗人和作家，也是一个有着独立精神的政治活动家、思想家和社会学者。他身上流淌着古老而又新鲜的、集诗意与哲学于一体的日耳曼血液。

2016年11月25日，菲德尔·卡斯特罗辞世。离汉斯第一次在古巴见到卡斯特罗，已整整逝去了48个春秋。

一切事物，只要和时间联系在一起，就先天被赋予了“动荡”的生命。正如汉斯所说：“你想要得到的回忆，只能采用一种形式：拼凑记忆。只是，我应该怎样将主观和客观的动荡区分开呢？”

——2016年冬天于成都石不语斋

一九六三年
记录第一次与俄罗斯的相遇

尽管地址不完全正确，那封信还是被投进了我的信箱：Budal Gar, Tome, 挪威。意大利人对他们的文字中没有的字母使用起来总是有困难。我无法立即搞清楚信封上的寄信人，因为那是一个缩写：Comes。信上写着：“亲爱的朋友”，那位友善地给我写信的人叫吉安卡洛·维戈雷利[1]，署名是罗马《欧洲文学》的杂志出版人和主编。这时我才想起，我与他是一年多前结识的。在意大利像他这样有才华的人并不少。他的抱负、智慧，以及与各党派间的良好关系帮助他赚到了钱，当然，这些钱的来路并不十分清楚。他用这些钱成立了一个协会，取名为“欧洲作家协会”。不怀好意的人将他与黑帮老大或马戏团团长作比，但这并不十分合情合理，因为他的举措是很有功绩的。在冷战期间，周围并没有人像他一般如此积极和愉快地跨越敌对双方的障碍，尤其是在文化领域的鸿沟。为此，他曾经组织过一些“西方”和“东方”作家的交流会。

现在我的手中拿着他给我的邀请信，这是一场将在列宁格勒举行的见面会。我并不清楚我怎么会在维戈雷利的邀请名单上。因为，这份名单给我的感觉是，作家们来自许多国家，他们中还有好几位名人。维戈雷利能想到西德人并不是显而易见的事。列宁格勒这个并不在附近，而是在很远的东方的城市对我们来说是一个神奇的地方，如果我们不把它看作是禁区的话。原因之一是曾经有一支德国军队在20年前包围、占领了这个地区，并造成极大的饥荒；原因之二是雅尔塔会议[2]给这座城市拉上了一层幕布，且不能被轻易地揭开。柏林墙两侧的情绪是敌对的，而且被抹上了一层对两大阵营对峙升级而恐惧的毒药。

德国，当时是两个被保护的国家，一边是温吞水的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另一边是“地区”[3]。我对这个地区并不抱什么幻想，给我打预防针的是我的所见所闻和我早期读过的文献：汉娜·阿伦特[4]的《极权主义的起源》、奥威尔[5]的《向加泰罗尼亚致敬》以及切斯瓦夫·米沃什[6]的《被禁锢的头脑》。还有就是在弗莱堡耶稣会成员的帮助下，我也了解到一些马克思主义的基本思想。那就是古斯塔夫·维特[7]，他像食人者吃婴儿那样仔细研究了两册《辩证唯物主义》。在冷战期间，是他的“活体解剖”出来的东西给了我启发，但我缺少的是书中也没有完成的“验尸”。我想通过自己的眼睛看一看，那边到底是怎样的情况，不是在卫星国，而是在俄罗斯，那个很长时间以来只被称作CCCP的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

于是就有了八月的某个下午——我还记得那是一个星期六——我乘坐苏联的飞机并降落在列宁格勒。让-保罗·萨特[8]、西蒙·波伏娃[9]、娜塔丽·萨洛特[10]、安格斯·威尔逊[11]、威廉·戈尔丁[12]、朱塞培·翁加雷蒂[13]和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4]已经到达。东方的客人有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5]、伊利亚·爱伦堡[16]、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17]、亚历山大·特瓦尔多夫斯基[18]、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19]、波兰的耶日·波特曼[20]和匈牙利的提波尔·戴瑞[21]。东德当时也有人参加，汉斯·科赫，据说他是东德作家协会的秘书。英格博格·巴赫曼[22]在最后一刻取消了她的行程，而乌韦·约翰逊[23]坚决不愿与东德和俄罗斯的官员在一起。

尽管如此，人们还是希望能够有那么几个联邦德国的人参加会议，因为外部世界对我们在政治上的隔离正在逐渐消失。但是请哪位德国人呢？马克斯·弗里施[24]或许是合适的人选，但他是瑞士人。不是还有已经出名了的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吗？四七社的奇迹已经在莫斯科传开。官方讨论会的论题：“当代小说的问题”并不使人感到为难。但为什么是我，这个从未写过一本小说的人呢？我想，对我有利的重要因素是我的出生日期。人们估计不会碰到在纳粹时期的一些让人不舒服的细节，而且从某种程度上说，我是“左派”，无论这意味着什么。

在此之前，我没有去过俄罗斯。我也从来没有了解过那里的风俗习气。因为这次会议的主办方是苏联作协，所以我们被视为代表团成员，也就可以算作是国家贵宾。我们被安排在这座城市最高级的酒店：欧洲大酒店。酒店坐落在涅瓦大街。大堂铺着真正的高加索、布哈拉和波斯的地毯。暖气烧得过于热的浴室中，托着庞大的浴缸的是狮爪形状的铸铁底足。甚至还有摆放着棕榈树的玻璃温室。房间内陈旧的华丽装潢，吊灯和沉重的书桌，已经不再是给像屠格涅夫[25]和柴可夫斯基[26]，或是后来的高尔基[27]，或马雅可夫斯基[28]等这样的人使用，而是迎来了一批新阶层的客人。

有一个小报亭出售各种语言的报纸，但我只能读懂《新德国报》《团结报》[29]和《人道报》。而其他报纸，我连它们的名字都无法识别。那是蒙古语、亚美尼亚语和塔吉克斯坦语吗？我还是信赖《真理报》吧，因为，尽管我的俄文很糟糕，但我还是能读懂头条新闻，而且也能猜到会有什么报道：产量的喜报和资本主义世界的坏消息。我想要一份地图的愿望根本没有人能理解。实际上也没有人对地图感兴趣。提出这样的问题已经使得他们感到惊讶了。只有间谍才会寻找这类国家机密。

为了由领队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和我组成的这个“代表团”，他们委派了两位陪同，这在后来被证明是一件幸运的事。尽管这样的向导主要工作是翻译，为外国人提供帮助，但他们还有另外的任务。他们不仅要保护客人，甚至还要保护国家，防止不必要的事情发生。上头当然期待着他们关于这些外国人的行为和思想的报告。列夫·金兹堡是一位沉着冷静、学识渊博的德国文学学者和翻译家，他只是临时接受了这项工作。另一位，他的名字是康斯坦丁·波加特叶夫，似乎也不热衷于执行公务。意识形态词汇被他像讨厌的苍蝇一样赶走。他甚至很快就表示出对他的政党和领导人的鄙视，而我却在想，是否他们给我们安插了奸细。在现实中无所不在的监视下得出这个结论也是必然的。但很快我意识到，我的揣测是错误的。

克斯特亚，康斯坦丁这样称呼自己，是一位身材修长，似乎有些营养不良的30或35岁的男人，可以看出他经历过艰苦的岁月。他对秘密机构十分熟悉，而且知道我们有怎样的限制和特权，哪些店是为特权阶层准备的和有什么样的优惠。当我问他，他的牙齿为什么已经坏了的时候，他冷冰冰地回答说，这是劳教所的纪念品。他断断续续地、不带任何表情地给我讲那些犯人——他也是其中之一——在比乌拉尔还要远的地方度过的几年。从那以后，他就对牙科非常熟悉了。这也被证明是有用的，因为有一天的半夜，汉斯·维尔纳突然牙痛，两天都不能参加活动。

克斯特亚的爱好从来不是政治，而是诗歌。或许是他的这种态度招致了厄运，或许是他抄写了被禁的诗句并转给了别人。依据是他会背诵并摘录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30]的诗句，同样还有里尔克[31]的《杜伊诺挽歌》——甚至是用德语。

像这样的例子在俄罗斯的知识分子中屡屡可见。克斯特亚体现了一群人的精神，他们视诗歌为生命，而这种崇拜在我们中早就不存在了。

有些事情我也是知道的，在圣彼得堡，或者称彼得格勒、列宁格勒，这被遗忘的美丽地方，每隔两条街道就会有文学家的灵魂出现。然而在会议日程安排上，普希金[32]、果戈里[33]、陀思妥耶夫斯基[34]、谢拉皮翁兄弟[35]，而诗人像克列宁可夫[36]和卡姆斯[37]并没有被提及。

康斯坦丁·费定，他是一位相当有影响的人，可以说他是最有威望的作家协会主席。他指责乔伊斯[38]、普鲁斯特[39]和卡夫卡[40]，法国人捍卫新小说[41]，官员赞美社会主义现实主义[42]。唯有虽然没有被正式任命，精神上却相当于苏联代表团团长的伊利亚·爱伦堡给会场带来了一些活力。这也不奇怪，1954年出版的他的小说《解冻》可以说是第一部在谨慎时期批评斯大林的“教父”级作品。作家协会的老兵们都讨厌他。“我们的作家，”他说，“并不是因为他们主张社会主义而写不好小说，而是因为上帝没有赋予他们才华。在苏联，已经看不到托尔斯泰[43]、陀思妥耶夫斯基和契诃夫[44]了。但是我们有许许多多没有才华的作家。”尽管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作家，他们为成千上万的人写作，但也会有其他的人需要俄罗斯文学，我们也有必要仅仅为5000人写作。即使新小说在这个场合被赞扬，他个人也还是不喜欢新小说，但他认为我们大家要尊重尝试的权利。这就是这场争论的最高点。

再没有人回到他的话题上，他自己也不再继续下去。这位见多识广的人更喜欢与汉斯·维尔纳·里希特谈论德国，甚至愿意花时间与我这个在俄罗斯完全没有名气的人交谈。

但是，会议终究还是会议。因此我们，克斯特亚和我，只要有可能就逃离会场。当然时间很有限。我们参观了“阿芙乐尔”号巡洋舰[45]。1904年到1905年，这艘军舰参加了日俄战争。红色的旗帜疲惫地挂在桅杆上。我觉得军舰很小，而且已经生锈了。然后我们又去参观冬宫，那是1917年布尔什维克起义的地方，或者你也可以把它说成是政变。我们还去看了海军部的金尖塔。当然我们也没有更多的选择性。

应该是在……，也许是第二天吧，有一个大型招待会，我记得自己是坐在一位身材魁梧的人旁边，他穿着气派的红色舰队海军上将的制服，戴着一只大戒指，戒指上有白色的浮雕。当我问他这个浮雕的意义时，他大声笑着说，这是他崇拜的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头像。交谈间，宴会在许多贺词中开始了。伏特加酒没有被倒满到杯口上是绝对不可能的。萨特坐在贵宾位置上，他似乎不能应付这种酒。席间，他不得不放弃品尝还将被源源不断送上来的菜，一位谨慎的保镖把他带到了安全的地方。后来听说急诊医生都被找来了，但对这些人们在过道上说的悄悄话我们也不必相信。

最后一天的晚上比较轻松。我记得是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安排的，他比我小三岁，相当清楚在列宁格勒的夜晚可以去哪里玩。

他带我们去的地方是由废弃的厂房改建而成的小剧场。那里有一支小乐队，他们不仅演奏摇滚乐，还懂得西方最新的时尚。他们骄傲地展示他们的皮夹克和或真或假的蓝色牛仔裤。那些年纪大的人很安静，显然已经喝得很醉，而年轻人则跳着扭摆舞直到凌晨。后来我才明白，那些青年是如何掌握最新消息的：自由电台或BBC对苏联的广播，他们从那里听到猫王和披头士的歌。他们很了解怎样避开苏联的干扰电波而接收到短波。

第二天晚上，我们乘坐红箭火车去莫斯科。这种有卧铺的火车有这样的名气要感谢那些没有自己的家的情人们，因为他们在狭窄的居室中找不到幸福，而火车车轮的间距很大，有两张床的小包厢显得很舒适和温馨，还可以不受干扰地接待客人，甚至出售车票时都不需要考察购买者的家庭状况，因此并没有人抱怨旅程长达十个小时。

同样，在莫斯科，没有领队的“代表团”也立即受到了接待。我们被安排在位于红场边上、克里姆林宫对面的莫斯科酒店。酒店是一个盒子形状的高楼，客人进入一个虽然巨大，但灯光昏暗的大厅，大厅内还闲散地摆放着几张躺椅。大厅的墙角还装着扩音喇叭，里面日夜播放着严肃的合唱。沉重轰鸣而且满员的电梯将酒店的客人送到九楼，那里有一位胖胖的女管理员做着记录，以免人走错房间。

我们的节目中还有一个在工会礼堂举办的“国际诗歌朗诵会”。这个朗诵会的语言如此丰富，而观众却很少能理解。有趣的要数伊利亚·爱伦堡的一个私人邀请。坐落在高尔基街上的他的公寓很宽敞，我感觉好像是到了住在公园大道或是凡尔纳街道的人家的家中。墙壁是用经典的现代艺术品装饰的：这儿一幅马蒂斯[46]，那儿一幅布拉克[47]或一幅弗拉芒克[48]。送上香槟酒的是戴着白色帽子、穿着黑衬衣和系着绣花边围裙的女服务员。主人很成功地做到了以假乱真，试图回到已经成为过去的小资产阶级时期。我用法语询问他那些惊心动魄的巴黎时光。那时，他与毕加索[49]、莫迪里阿尼[50]和阿波利奈尔[51]在蒙帕纳斯地区，与迭戈·里维拉[52]在圆亭咖啡馆吃饭。我还问起他在西班牙内战时的历险记。他是一位经历了许多磨难的人，经常跌倒。我必须说，我很喜欢他，是比喜欢康斯坦丁·西蒙诺夫[53]更多的喜欢。西蒙诺夫也在客人之中。他看上去像是驾着私人飞机在西伯利亚狩猎场飞行的人。相比之下，爱伦堡显得更机智，因为他有一些有趣的动机和想法，并且追求相当明确的政治目标。

因为已经有一艘船在莫斯科河等着我们，所以除了这个酒店、克里姆林宫前的列宁墓，或“成就展”，代表团并没有机会在莫斯科多参观一些地方。这艘船将送我们到奥卡河的河口，行程几乎需要一天。要走到码头上船，我们必须经过一个雄伟的、有好几层的大楼，这是一栋类似于船舶站的建筑，建筑上还有一颗闪亮的红星。天气很热。由于我没有地图，所以我也不知道我们将去哪里。显然，首都是与远方的大海相通的，因为不仅有游船在码头停靠，还有货轮，它们将货物运送到波罗的海或里海。我们的船行驶在错综复杂的莫斯科河以及伏尔加河的运河系统，经过了一个大型水坝和装饰着巨大柱子的水闸，水闸像有魔手操纵似的会自动打开。餐桌上不仅有格鲁吉亚的葡萄酒，还有伏特加不停地流着。我很惊奇，不知汉斯·维尔纳在餐桌上是怎样跟上俄国诗人的节奏的。

这期间一个可以说是当天轰动性的新闻被迅速传开。这个幅员辽阔的国家的领导人尼基塔·赫鲁晓夫[54]表示，要给正好在这儿的作家们讲话，甚至有可能在他的家里。大家立刻开始猜想，谁将参加这个派对。

如同往常一样，我还是不能喝很多酒，我的俄语也不好，怎么想我也没有可能参加这被揣测的活动。当一位四十来岁的人用英文与我讲话时，我正站在船的栏杆边。他似乎对作为一个局外人、新人的我，是怎样看这个国家的政治形势的很感兴趣。我提到了著名的《解冻》，并说，多年来计划的进行并不是一帆风顺的。领导本来计划将这个国家从僵化中解救出来，打破固有的局面，但是实际上只是某种程度上的蠕动，个别方面的推动，从一个不易消化的咀嚼到另一个。因此，无人知晓结局将会怎样。这也使得人们处在希望和恐惧的迅速转换中，这不仅发生在知识分子中，而且也许所有人都是这样。他听着，很得意的样子，还说这个观点很不错。

后来，可靠忠实的克斯特亚告诉我，与我对话的人是阿列克谢·阿德休拜[55]。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并没有觉得这个名字有什么与众不同。当我听说此人是赫鲁晓夫的女婿，最高苏维埃机关报《消息报》的总编，而我曾与他毫无隐讳地交谈时，我吓了一大跳。

在日程安排上还写着，我们将坐大巴士去一个神圣的地方参观：位于亚斯纳亚—博利尔纳的托尔斯泰的故居，它在莫斯科以南200公里的地方，按俄罗斯的标准，这已经算是很近了。那里的一切看上去就好像主人刚刚离去：拖鞋还摆放着，写字桌上的墨水瓶还满满的。我还看见一份1910年的报纸和几封信放在那里，估计收件人没有读过它们。人们行走在这个被精心修复的博物馆，仿佛是一次时光旅行。策划如此完美，人们几乎不敢相信这是事实：当然这是一个动人的仿造。

8月13日终于来到。我和那些被邀请的作家们一早来到机场，准备乘坐专机去索契。谁在这份秘密的名单上，现在终于明朗了。斗牛士肖洛霍夫、托弗多斯基、费定、萨特、波伏娃和翁加雷蒂，还有不可缺的煽动者维戈雷利。苏联国内虽然也有几位当之无愧的伟大的卫国战争时期的作家，但有名望的作家并不在这份名单中。而更多的是来自俄罗斯、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等地的许多协会的主席和干部。谁不在，为什么？爱伦堡和叶甫图申科去哪里了？当我再见到赫鲁晓夫的女婿阿列克谢·阿德休拜时，我大吃一惊，我与他在船上的交谈太不小心了。汉斯·维尔纳·里希特呢？为什么他失踪了？我担心他会认为是我从中做了手脚。但我其实真的很想躲在他的后面。

然后我们继续去加格拉，到赫鲁晓夫的家里。我记录了1963年8月13、14日在那里发生的事。

房子的主人来到门口，步子缓慢，步幅不大，双臂摆动着。一位年长的人，他的身体已经感到吃力。他的平静所传递的，更多是耐心，而不是期盼。还没有等他站稳，介绍、握手和拥抱的仪式就开始了，整个过程好比是业余剧团的演出。导演是即兴的，微笑不那么自然，表情有些尴尬。不熟悉的是客人的名字和客人的语言，更加不熟悉的是他们的习惯。他们是知识分子，是一群有许多思想和动机的人。可以相信他们是会嘲讽的。这一天他们所表现出来的尊重，是有所保留的，是傲慢的，甚或还是带有敌意的。这种访问是烦人的。他们是讨厌鬼。

他与他们的见面并不失体面。农民式的优雅不仅体现在绣花的衬衣上，也在其他方面有所表现。人们巧妙地忽略了暗地里的嘲讽。房子、花园和周围的环境也起到了辅助作用。这些世界名人快速瞥了一眼周围的一切，微微点头赞赏建筑，用羡慕的眼神看着散发香气的树木和宽广的、空无一人的沙滩。主人顿时感到一丝自豪。他演示了一堵用隐藏着的马达驱动、可以开合的玻璃墙，这时候，他几乎没有用保镖。来客没有被搜查。这种勇气是友善的，因为他没有把事情搞得大惊小怪。房间对这位居住的人来说显得过于大了些。他缺乏对财富的直觉。建筑师在设计中没有考虑到的小东西被摆放在那里：一个破旧的小挂钟、一个粉红色烟灰缸，都被放在不合适的地方。房间也整理得太干净，使得现在居住的人今后可以无所留恋地将它传给继位者。主人没有特别的愿望，木材也不是自己挑选的。家具是从最贵的组合家具系列中挑选出来的。人们也可以在首都酒店的大厅找到同样颜色的家具。

我们坐在一个小型会议室里。因为主人没有特意准备，所以我们没有得到会议程序。会议室的椅子被合并在一起。在片刻的尴尬之后，客人们开始交谈。他们并不比听者更自信。他们被私底下提醒过，他们的交流对象没有受过多少教育。大家在说话时要注意：尽量少用外文而使用直接明确的句子，必须谨慎，因为这位身材矮小的伟人有易怒的性格。

各个不同组织的主席每人有三分钟的讲话时间。他们动人的感谢词、他们的赞美、他们的承诺都有些花言巧语，不太顾及后果。赫鲁晓夫根本不相信他们。他的听觉非常敏锐，分辨力也很强。萨特在他所说的30句话中没有显出冒险的意味，他观望着，甚至可以说是像绵羊一样温顺听话，完全与他在法国的态度不同，在那里他无所顾虑地批评权力。唯一表现出勇气的是波兰人耶日·波特曼，他要求给苏联作家更多的行动自由。

在上述情形下，我的印象是主人比客人更聪明。不是大多数人在汽车上就已经开始奇怪地激动，并把他们的领带整好，还换了衬衣，反复翻阅备忘录吗？但是对主人来讲，根本没有这样的必要。他非常清楚自己的优势。

当作家和睦的演讲结束时，会场又出现了不明所以的空白。然后，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犹犹豫豫地站起来，继续了这场演讲会。翻译立刻跟上。他带着几分愧意说，他只想讲几句。起初他有些不自信。我猜想，如果这个场合中只有他们自己的人，估计他们会喝酒和大声叫嚷。

紧接着是50分钟的讲话，而我们听不出里面有半点逻辑和推理性的关联。他缓慢地、踌躇地开始讲话，渐渐进入到狂热，夹杂着一些例子和逸事，越讲越快，讲到某个没有预设好的地方会突然停顿。似乎他对自己所说的都感到惊奇。但他也不愿意收回他的话，当然也不愿就此停止。他不清楚如何继续，但他总会想到办法。必须耐心！他有耐心。他等待着，交叉着双手。其他人很紧张，他们担心演讲者卡在什么地方。30秒。然后他又从一个新的句子开始。他从尴尬中解脱出来，又接上人们没有意料到的话题。话题的关联性也许之后可能被猜到，或者根本不可能被想到，主题瞬间变换。是不设防备，还是难以置信的天真？只有愚笨的听众才会有一种认为自己更见多识广的感觉。他们错了，因为没有一个看似简单的表达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的讲话似乎都有些道理，甚至都具有深刻的背景。赫鲁晓夫的演讲并不刺激和吸引人，人们要思考的是他的常识、他的聪慧、他的勇气和他对各种可能的敏感性。语言上他使用日常用语，放弃了鲜为人知的词汇。平稳的声调，小的词汇量，语法简洁。他也注意到，当他想用一些语言的修辞时，字会卡在嗓子口，故而显得不合适和不可信。甚至他的愤怒也显得不那么新鲜，仿佛是已经被用了百十来次了。他不认为一些显而易见的事有必要反复提及。他的观点并不多，但他对自己的观点极其自信，很少出现怀疑，而正是因为这个，对怀疑者来说是一种威胁。

当主人无意间提到匈牙利时，会场出现了一些状况。此前没有人提到过匈牙利1956年革命。但是无论如何，萨特也坐在会议桌上，他对那些人的问候讲话只补充了一句简短而又不明确的句子。我们听见的是辩解的尝试。虽然这个尝试的提法有点广泛和不明智。“如果我们的干预是一个错误，那么我是罪魁祸首。但是今天，七年之后，每个人都看到了：这并不是错误。”

他抓住了公牛的角，没有掩盖什么，而是将区别公之于世。我的印象是，他不满客人们的谨慎和敷衍趋势。是的，在座的人都想要为苏联作家争取到更多的行动自由、出国旅游、举办展览以及出版机会。或许他也想从我们这方得到什么：为他和平共处的思想，以及对他的裁军行动在新闻舆论上的支持。然而，他并不避讳与我们探讨他的统治者的最黑暗的一面。匈牙利的伤口没有愈合。在草都不愿生长的地方，他让它们见到光明。不仅是我们，他也想要说服自己。他不像维戈雷利、翁加雷蒂和苏尔科夫那样给我们带来“好气候”。也就是说他更尊重我们，而不是我们更尊重他。

无论如何，这个插曲是唯一让我们看到他内心的参与的例子。休息片刻后，他又回到委婉复杂的观点中，谈到上帝和世界时，他几乎是杂乱和健谈的。后来有一个上面的领导向我透露，他的健谈引起了他们的一些担忧。那位领导没有保守秘密的能力，特别是当这个秘密可能引起不可避免的后果时。

归纳讲话重点就是：“我们已经取消了无产阶级专政。过了四十五年之后，我们不再需要专政。苏联是人民的国家。今天我们已经是民主主义国家了。只有恐惧的人，才会需要专政。”他为繁荣辩护，反驳中国人提出的观点：“曾经有位代表说，当你们越来越富裕时，你们就会有资产阶级思想。然而，当一个人买了第二条裤子时，他就会变成一名不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吗？我问他，他是否认为最好的共产党员都是不穿裤子走在大街上的。”有时他夸大其词，极力强调自己国家的力量。“并不是资本家聪敏了，而是因为我们更强大了，因此才签署了莫斯科禁止核试验条约。而如果没有加勒比危机[56]，今天，我们的口袋中或许不会有这份条约。”他谈到与美国国务卿迪安·腊斯克还签订了更广泛的、超出舆论所知晓的协议。（在莫斯科流传着这样的谣言：根据马歇尔计划精神，美国将对中欧及西欧的几个社会主义国家提供大量的援助。）

席间少不了关于资本主义弊端的教育。他这样给像萨特一样的人解释社会主义，没有使用武力——他经常在西方的报纸上读到自杀。这绝对不是个人的事！“在我国，类似的事很少发生。我们会追查到底，找到根源和罪人，并试图改善关系。”萨特听着这些分析时，面无表情。

在赫鲁晓夫的讲话中很特殊的一段同时也是唯一的一段是对文学的回忆。他提及1910年,也许是1911年，他在一本自由主义的杂志中读到的故事。他已经不记得作者的名字（可能是克里斯托夫·冯·施密德）。一个乞丐在街上见到一位地主，并向他讨一个戈比。地主在口袋中只找到一个20戈比的硬币，并把它给了乞丐。乞丐兴奋不已，立即下跪道谢。地主想：“他们的幸福仅仅需要这么一点点钱！而我至少要两万卢布才会如此情绪激动。”演讲人直到今天还为这个故事中的人物之间的区别而感动，而且认为有引用的意义。或者，他问，在资本主义国家，工人为谁工作。我们用一个例子来说明问题。

有一个人得到了一份工作，他必须砌一堵墙，但是他不允许打听这堵墙的用处。结果，这堵墙或许是一座监狱的围墙，或许某一天他可能自己坐在墙内……这寓意深远的故事并没有起到正面作用，可当演讲者认识到这一点时，已经太晚，鉴于柏林“防卫墙”，他在这儿谈围墙是危险的。

他叙述图画书的寓言故事时感到很自如。谈到关于个人崇拜问题时，他想到了大象。当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如果村子里有大象来，大家都想去看看。许多人会赶来并把它团团围住，而他因为个太小，最后还是没有能够看见那动物。这与个人崇拜有相似之处。在红场的斯大林墓碑前就曾经有106人死去。他自己的女儿是爬到一辆汽车底下才保住了性命。而今天，当他走在莫斯科的街上，会有人推推另外一个人说：看，赫鲁晓夫正走过来！那人耸肩回答：我认识他。有时他甚至看见有人吐唾沫。

但是，妨碍他并让他生气的却是其他普通的事情。比如肯尼迪的私有财产。为什么工人会选那么一个富翁？他想了想，然后得到一个启示：资本家赢得选举，是因为你们帮助了他们。这是他对着客人们说的。几位作家大吃一惊，另外几位愣住了。但演讲者又安慰他们，他补充说，他当然不是指在座的各位。但他们所承担的责任是艰巨的。这是他关于客人们的工作说的唯一一段话。关于文学和美学他没有说一个字，这使我感到轻松。

也许他高估了写作同盟会的影响力。也许他认为，他们是可以被诱惑和贿赂的，尽管这在苏联是合情合理的。但是他的讲话忽略了传统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思想，结果还把“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这句话的意思说反了。如果他的观点发表在《真理报》上，那一定是一场小小的轰动。现在这些话听上去更像一位只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上听到过马克思主义的人对政治现实的肯定。

讲话突然停止了，因为说话的人感觉到这样就已经足够了，要达到一个平缓的尾声效应，只需再简单地加上一些关于和平、未来和进步的句子。掌声是礼貌的，但不热烈。人们站起身去散步。

天气很热，客人们穿着深色的西装很难受。主人邀请大家去游泳。他自己想要下到水里。客人们没有带着游泳衣旅行。对备案的不满，使他们对此感到困惑，无兴趣。人们可以裸体游泳吗，就像这位国家领导人所决定的，甚至当着《第二性》的女作家的面？人们更愿意坐在台阶上，小心翼翼地交谈，此时主人在两栋沙滩小屋之一的后面消失。只有维戈雷利，一个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和我想游泳。我们走进第二个小屋，在那里看见三条为主人准备着的游泳裤，是他的尺寸大小，但有些破旧。这几条游泳裤的长度可以到我们的膝盖。我必须用双手提着我拿着的那条。在黑海的这十分钟对主人和我们来说，也许是这一天中最惬意的。我们看到在小船上时刻准备营救他的主子的保镖，正担心着我们的安危。

预计两个小时的晚餐，被安排在花园露台。在此之前我们有幸参观了这栋房子。这房子有点像乌发电影公司早期的电影布景：卧室是粉红色的，沙发是柯兰兹勒咖啡馆的格调。席间不多的交谈很平淡乏味，但晚餐是美味的。大家几乎都说俄语。我的邻桌康斯坦丁·费定，没有多少兴趣为坐在斜对面的主人翻译几位外国人说的话。席间也只有一些小对话。我作为晚餐桌上最年轻的人，本来就不合适多说话。

德国只被提到一次：从这儿——主人突然说——他能够看到普鲁士。乌布利希[57]在海湾的那边有他的夏宫。仅此而已，关于政治只字不提。

主人并没有吃太多，也不多喝。我认为他有点感到无聊了，但还是表现出对客人的关注，并热情地给大家提供饮料：格鲁吉亚葡萄酒和矿泉水。矿泉水中有一股硫磺气味微微冲上鼻子。这仿佛就是一次地区政府的邀请，我们就像药剂师和教委官员一样吞咽着佳肴。没有什么交谈，没有醉意，没有玩笑。喝了咖啡后，俄国诗人亚历山大·托瓦德斯基欣喜地表演了为主人精心准备的大型活动。主人忽然看上去很疲惫，眼睛半睁半闭的，只有一部分不信任还清醒着，并用一只耳朵听着。

他有一段漫长的职业生涯。“二战”时期他以一首描写士兵瓦西里·托沃金的诗而成名，这首诗不仅广为流传，还荣获了“斯大林奖”。在赫鲁晓夫执政时期，他是《新世界》杂志的主编，并为当时还没有名气的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58]出版了《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他是这次聚会的重量级人物。

他朗读了40年前的史诗的续集：《士兵托沃金难忘的历险》。在斯大林统治时期，这本书的出版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在《解冻》之后，要通过审查也是有风险的。他们曾推荐给作者一个“修改稿”，但被他拒绝了。

从他带来的这个文本中，我们可以看出原因。因为，这名勇敢的士兵让我们想起了帅克[59]，帅克当时遭遇的事仿佛就发生在苏联。他找不到一个安身之处，而当他抱怨抗议时，却被告知毫无意义，因为这儿所有的人都幸福地生活着——克格勃[60]会为此操心。谁要是表现突出，他会得到非常独特的优待：在民间地狱度假。

这类讽刺史诗在俄罗斯文学中是有传统的。这让我们想到海涅[61]诗歌的段落结构和句式，而且作用也很相近。我也能在自己的作品中观察到。“抒情”和诙谐的段落互相对应，并且一拳击中目标。

自然，外国人不能理解这首诗内在的含义。但是房子的主人仔仔细细听了50分钟长的朗读。有时他显得有些忧伤，有几次他似乎要发牢骚。“诗意”使他感到无聊，但又不能抵抗幽默，好几次他笑出声来。朗读结束后，他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干巴巴地说：“不错。”

对苏联作家来说，这次访问有着决定性的结果，是一次意义深远、精心策划的胜利演习。告别的场景与问候时一样：相互间不自然的拥抱。以作家身份出席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干部们，其中包括从柏林来的那位特别乏味的男人，表情很严肃。

见过赫鲁晓夫后，我对他也没有留下多少印象。假如通过公民选举和议会选举，这个人绝对不会得到政权。他并不显眼，这或许帮助了他。他的强项是一个人求生存的愿望。就是这样，他在那个格鲁吉亚人[62]死后，在斯大林主义和权力争夺中得以存活。我们绝不怀疑他的审慎和韧劲。他处理事情时有非常好的感觉，而不只是体现在完成一件事情上。没有哪位大人物是难以说服的，是听不进理论论证的，是仅仅通过试错法学习的。

他的优点可以从反面来说。他没有他的前任那样夸大和妄想。他的信念很简单，也不给他的行为编程；相反，根据情况的不同，他的陈述也不同。在他有限的陈词滥调中，他是不自信的，也就是说是可教的。而对自己在政治上的才能，他并不知道。这些才华体现在权力的非神秘化上。一位没有秘密的国家首脑，在世界上是少见的，在苏联也是闻所未闻的。他完全不具备“光环”。在他面前只会感到无聊，他丝毫没有魅力，不像戴高乐应该感谢魅力的作用。他不只是否定无意义的个人崇拜，还以身作则。谁要是感到失望，那么他是没有理解其中的利害关系。在与之相关的时代，面对任何一个像拿破仑一样的人，当人们对其欢呼时，都是要冒着集体自杀的风险的。相比之下，赫鲁晓夫在纽约的演讲台上被扔一只鞋，就显得微不足道了。也许与这个人同桌吃饭会让人哈欠不断，但你不会感到有威胁。

在飞行了并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所有的与会者回到了莫斯科。没人有兴趣谈论所经历的事。一些重要的外国客人赶紧开始寻找立即飞往巴黎、罗马或华沙的航班。忠实的克斯特亚到旅馆接我去他的小公寓，与他的几位朋友度过了整个晚上。他的公寓在一栋房子里，那里如蜂窝一样住着一些没有什么名气的作家协会的会员。我们喝了太多的伏特加，我都不记得我们说了什么、抱怨什么和因为什么而笑了。

第二天的上午，8月15日，我轻松地靠在北欧航空公司飞往奥斯陆的飞机座椅上。我的第一次苏维埃社会主义联盟之旅是很值得的。

后记

2014年

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于1971年以沉默的退休人员身份在他的乡村别墅去世。

文章开头提到过的汉斯·科赫于1986年自杀，没有留下一封也许可以解释他自杀动机的遗书。

亚历山大·特里福诺夫维奇·托瓦德斯基在赫鲁晓夫下台后被撤职，于1972年在他的郊区别墅悲愤失望地去世。

旅行回家后我写下了：

厨房便条（1963）

在无聊的下午，今天

透过我家敞开的

厨房门 看见

牛奶罐 洋葱案板

猫的食盘。

桌上放着一份电报。

我没有读。

在阿姆斯特丹的博物馆

我透过画中敞开的

厨房门 看见

牛奶罐 面包筐

猫的食盘。

桌上有一封信。

我没有读。

在一栋莫斯科湖畔的别墅

几个星期前我透过敞开的

厨房门 看见

面包筐 洋葱案板

猫的食盘。

桌上有一份报纸。

我没有读。

透过敞开的厨房门

我看见泼洒的牛奶

三十年战争的重复

落在洋葱案板上的泪水

防御洲际导弹的导弹

面包筐

阶级斗争。

墙角的左下方

我看见 猫的食盘。

[1]吉安卡洛·维戈雷利（1913年6月21日—2005年9月16日），记者、作家和意大利学评论家。

[2]雅尔塔会议是美国、英国和苏联三个大国的国家首脑于1945年2月4日 — 2月11日在黑海北部克里木半岛的雅尔塔皇宫内举行的关于制定战后世界新秩序和讨论列强利益分配问题的一次关键性的会议。

[3]这里是指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即东德。

[4]汉娜·阿伦特（1906年10月14日 — 1975年12月4日），美籍犹太裔政治理论家，原籍德国，以其关于极权主义的研究闻名西方思想界。

[5]乔治·奥威尔（1903年6月25日—1950年1月21日），英国著名小说家、记者和社会评论家。

[6]切斯瓦夫·米沃什（1911年6月30日—2004年8月14日），美籍波兰诗人、散文家、文学史家。

[7]古斯塔夫·维特 （1911年5月4日—1991年11月5日），苏联历史研究者和哲学家 。

[8]让-保罗·萨特（1905年6月21日—1980年4月15日），法国20世纪最重要的哲学家之一，法国无神论存在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西方社会主义最积极的鼓吹者之一，一生中拒绝接受任何奖项，包括1964年的诺贝尔文学奖。他是优秀的文学家、戏剧家、评论家和社会活动家。

[9]西蒙·波伏娃（1908年1月9日—1986年4月14日），法国著名存在主义作家，女权运动的创始人之一，20世纪法国最有影响的女性之一，萨特的从未履行结婚手续的事实上的终身伴侣。

[10]娜塔丽·萨洛特（1900年7月18日—1999年10月19日），法国当代著名的新小说派作家及理论家。代表作：《行星仪》《金果》《天象馆》等。

[11]安格斯·威尔逊（1913年8月11日—1991年5月31日），英国小说家、文学批评家。

[12]威廉·戈尔丁（1911年9月19日—1993年6月19日），英国小说家，诗人，1983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蝇王》，这部小说也奠定了戈尔丁的世界声誉。

[13]朱塞培·翁加雷蒂（1888年2月10日—1970年6月2日），意大利隐逸派诗歌重要代表。

[14]汉斯·维尔纳·里希特（1908年11月12日—1993年3月23日），德国作家，四七社的核心人物。

[15]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肖洛霍夫（1905年5月24日—1984年2月21日），20世纪苏联文学的杰出代表，苏联著名作家， 1965年他的作品《静静的顿河》获得了诺贝尔文学奖。

[16]伊利亚·爱伦堡（1891年1月27日—1967年8月31日），苏联犹太裔作家。1954年发表中篇小说《解冻》，开创了解冻文学的潮流。1960—1964年发表《人·岁月·生活》，是最早公开批评斯大林的作品，被誉为苏联 “解冻文学”的开山巨作和“欧洲的文艺史诗”。

[17]康斯坦丁·亚历山大罗维奇·费定（1892年2月24日—1977年7月15日），苏联作家。所作长篇小说《城与年》《兄弟们》，都以国内战争为背景，描写知识分子的思想变化。1959—1971年曾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

[18]亚历山大·特里丰诺维奇·特瓦尔多夫斯基（1910年6月22日—1971年11月18日），苏联著名诗人，作家。曾两度出任大型文学杂志《新世界》主编。

[19]叶夫根尼·亚历山德罗维奇·叶甫图申科（1932年7月18日— ） ，苏联文坛上一位重要的诗人， 他的诗往往直接介入时代生活。

[20]耶日·波特曼（1910年11月14日—1986年6月23日），波兰作家。

[21]提波尔·戴瑞（1894年10月18日—1977年8月18日），匈牙利作家。

[22]英格博格·巴赫曼（1926年6月25日—1973年10月17日），奥地利女作家。代表作有诗集《大熊星的召唤》。

[23]乌韦·约翰逊（1934年7月20日—1984年2月24日），德国作家。

[24]马克斯·弗里施（1911年5月15日—1991年4月4日），瑞士建筑师、剧作家和小说家，“二战”后德语文学代表人物。

[25]伊凡·谢尔盖耶维奇·屠格涅夫（1818年11月9日—1883年9月3日），俄国19世纪批判现实主义作家、诗人和剧作家，早期写诗。

[26]彼得·伊里奇·柴可夫斯基（1840年5月7日—1893年11月6日），俄罗斯浪漫乐派作曲家。

[27]马克西姆·高尔基（1868年3月28日—1936年6月18日），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奠基人，政治活动家，苏联文学的创始人。

[28]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马雅可夫斯基（1893年7月19日—1930年4月14日），苏联著名诗人。

[29]意大利左派报纸。

[30]奥西普·埃米尔耶维奇·曼德尔施塔姆（1891年1月15日—1938年12月27日），苏联诗人、评论家。

[31]赖内·马利亚·里尔克（1875年12月4日—1926年12月29日），奥地利诗歌界的风云人物，早期的创作具有鲜明的布拉格地方色彩和波希米亚民歌风味。

[32]亚历山大·谢尔盖耶维奇·普希金（1799年6月6日—1837年2月10日），俄国著名的文学家、19世纪俄国浪漫主义文学主要代表，被誉为“俄国文学之父”。代表作有诗歌《自由颂》《致大海》《假如生活欺骗了你》。

[33]尼古莱·瓦西里耶维奇·果戈里（1809年4月1日—1852年3月4日），俄国批判主义作家，代表作有《死魂灵》。

[34]费奥米尔·米哈伊洛维奇·陀思妥耶夫斯基（1821年11月11日—1881年2月9日），俄国作家，1846年发表第一部长篇小说《穷人》，受到高度评价。1849年因参加反农奴制活动而被流放到西伯利亚，代表作有《被侮辱和被损害的》《罪与罚》《白痴》《卡拉马佐夫兄弟》等。

[35]谢拉皮翁兄弟：苏联文学团体。1921年初成立于彼得格勒。名称取自德国浪漫主义作家霍夫曼的同名小说集。这一派的作家反对政治干预艺术写作，强调形式和技巧，追求情节的复杂性和戏剧性，有志于把19世纪俄罗斯文学传统和西方文学经验结合起来，表现当代主题。

[36]维利米阿·克列宁可夫（1885年11月9日—1922年6月28日），苏联诗人。

[37]达尼尔·卡姆斯（1905年12月30日—1942年2月2日），苏联作家。

[38]詹姆斯·乔伊斯（1882年2月2日—1941年1月13日），爱尔兰作家、诗人，20世纪最伟大的作家之一，后现代文学的奠基者之一，其作品及“意识流”思想对世界文坛影响巨大。

[39]马塞尔·普鲁斯特（1871年7月10日—1922年11月18日），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小说家之一，意识流文学的先驱与大师。

[40]弗朗茨·卡夫卡（1883年7月3日—1924年6月3日），捷克小说家，代表作《变形记》，被评论家们认为是20世纪作家中最具影响力的一位。

[41]新小说：20世纪50—60年代盛行于法国文学界的一种小说创作思潮，在哲学上则深受弗洛伊德心理分析、柏格森生命力学说和直觉主义以及胡塞尔的现象学的影响，也被称为“反小说”。

[42]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是文学艺术的创作方法之一。作为苏联文学与苏联文学批评的基本方法，要求艺术家从现实的革命发展中真实地、历史具体地去描写现实；同时，艺术描写的真实性和历史具体性必须与用社会主义精神从思想上改造和教育劳动人民的任务结合起来。

[43]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1828年9月9日—1910年11月20日），俄国小说家、哲学家、政治思想家。同时也是非暴力的基督教无政府主义者和教育改革家。

[44]安东·巴甫洛维奇·契诃夫（1860年1月29日－1904年7月15日），俄国的世界级短篇小说巨匠，是俄国19世纪末期最后一位批判现实主义艺术大师，与法国的莫泊桑和美国的欧·亨利并称为“世界三大短篇小说家”， 其剧作对19世纪戏剧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45]“阿芙乐尔”号巡洋舰，原为俄国波罗的海舰队的一艘巡洋舰，这艘传奇的巡洋舰经历了三次革命和四场战争，因参加十月革命而闻名于世。

[46]亨利·马蒂斯（1869年12月31日—1954年11月3日），法国著名画家，野兽派创始人和主要代表人物。

[47]乔治·布拉克（1882年5月13日—1963年8月31日），法国立体主义画家与雕塑家。

[48]莫里斯·德·弗拉芒克（1876年4月4日—1958年10月11日），法国画家，野兽派主要代表之一。其高峰期的作品以风景和肖像为主，代表作有《洗衣船》《红土地》。

[49]巴勃罗·鲁伊斯·毕加索（1881年10月25日—1973年4月8日），西班牙画家、雕塑家。法国共产党党员。他是现代艺术的创始人，西方现代派绘画的主要代表。

[50]阿梅代奥·莫迪里阿尼（1884—1920），意大利杰出的绘画大师、享誉世界的艺术天才，其画有塔什肯尼画派的强烈色光。

[51]纪尧姆·阿波利奈尔（1880年8月26日—1918年11月9日），法国诗人，代表作有《美好的文字》。剧作《蒂雷西亚的乳房》被视为超现实主义的开山之作。

[52]迭戈·里维拉（1886年12月8日—1957年11月24日），墨西哥著名画家，活跃的共产主义者。

[53]康斯坦丁·米哈依洛维奇·西蒙诺夫 （1915年11月28日—1979年8月28日），苏联小说家，诗人，剧作家。

[54]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1894年4月17日—1971年9月11日），曾任苏联最高领导人，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及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政府首脑）等重要职务。

[55]阿列克谢·阿德休拜（1924年1月10日—1993年3月19日），苏联记者，政治家。

[56]又称古巴导弹危机。

[57]瓦尔特·乌布利希（1893年6月30日—1973年8月1日），德国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活动家，德国社会统一党主席（1971—1973），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务委员会主席（1960—1973）。

[58]亚历山大·伊萨耶维奇·索尔仁尼琴（1918年12月11日—2008年8月3日），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代表作《伊万·杰尼索维奇的一天》。

[59]捷克作家雅洛斯拉夫·哈谢克未完成的长篇小说《好兵帅克》中的主人公。

[60]克格勃：即苏联国家安全委员会，是1954年3月13日至1991年11月6日期间苏联的情报机构。

[61]克里斯蒂安·约翰·海因里希·海涅（1797年12月13日—1856年2月17日），19世纪最重要的德国诗人和新闻工作者之一。

[62]指斯大林。

一九六六年
苏联旅行的潦草日记及其后果

8月27日。炎热的夏天，从奥斯陆经过斯德哥尔摩到达莫斯科。

我的朋友克斯特亚·波加特叶夫到谢列梅捷沃国际机场接我，他是我三年前第一次到苏联旅行时在列宁格勒认识的。这是一次友好的再见。当时我们就一见如故。

波加特叶夫就像许多东欧人那样，比如提波尔·戴瑞，说一口熟练的、老式的德语。我的俄语值得抱怨，只会几百个单词和基本语法，刚够同饭店的服务生交涉。

因此，我只能依赖克斯特亚。我了解到他的父亲是著名的人类学家彼特·波加特叶夫。彼特与罗曼·雅各布森[1]一同去了布拉格，1933年德国人来了，他们又回到莫斯科。在“大清洗”中彼特被逐出大学，直到斯大林死后才被平反。所以我的朋友克斯特亚是在一个典型的俄罗斯学者家庭中长大的。克斯特亚从他住了两年的古拉格回到家后，翻译了他所崇拜的里尔克的诗。他把书保存在玻璃柜中。1965年，克斯特亚参加了一个在莫斯科举行的德国诗歌晚会。在那里他也读了几首我的诗，或许是从路易斯·金斯伯格[2]的译本中选的。路易斯曾计划将我的整本诗集翻译成俄文并出版，但至今仅仅只有几首在《外国文学》或《新世界》上发表过。当时《新世界》大概是托瓦德斯基主持着。

这一次我被安排在北京饭店，而且是在这栋斯大林时期建造的摩天大楼的顶层。已经显得有些破旧的酒店显然是给政府和党的客人准备的。我被领到一间高级套房。套房中有一个超级大的厅，类似一个体育馆，厅内除了一架走音的三角钢琴，没有放置其他东西。厅内还有一个卧室和一个有着巨大的、少了浴缸排水塞子的铸铁浴缸的浴室。

我想要一份作家协会对我的这意想不到的高级待遇的解释。作协设在阿尔巴特区的帕瓦斯卡亚街。这栋新古典主义皇宫的周围是一个私家花园，看上去好像曾经有贵族家庭居住过。（像我这样一无所知的人，根本不知道这曾经属于《战争与和平》中的罗斯托夫家族，而每个有文化的俄国人都知道这事。其实我只需仔细观察花园的纪念碑，在那上面安坐着托尔斯泰，就应该可以明白。从1934年起苏联作家协会的主席继承了这份遗产。）

西方人无法想象这个协会具有的政治意义、权力和财富。成为会员对作家来说关乎着生存问题，而被开除就意味着在社会中的灭亡。这个协会同时也是审查机构、旅行社、财务科和社会局，负责签发休假和国外旅行的证明。作为作家，如果你需要一张火车票、一张飞机票或一个冰箱，要住疗养院或医院，你都要向协会提出申请。协会下属，还有一个所谓的“文学基金会”，它掌握着公寓和别墅的管理、维修和分配。

这天下午，他们把我约在去这个地方见面。一栋很特殊的房子！一方面有敲打官僚主义的打字机的响声，另一方面有充斥着水晶和沉重的天鹅绒的沙龙。在一个大厅中甚至还有一个《米洛的维纳斯》石膏雕塑。

在高尔基和善的目光下，主人用干邑白兰地招待客人。作家协会的外事部门领导人——可惜我忘了他的名字——带了一位德国文学专家和几个随员。有这规格我只能解释为是因为三年前那次纯属巧合——实际上可以说是一个误会的我曾作为赫鲁晓夫的夏宫的客人。然而，有一些证据反驳了这种猜想。因为那位当时在加格拉接待我们的领导人，在一年多前就被推翻了。他的继任者是列昂尼德·勃列日涅夫[3]，不能说他对文学的兴趣会更高些。这对写作行业当然是有影响的。1964年，约瑟夫·布罗茨基[4]以“寄生虫”的罪名在列宁格勒被捕，被判处五年强制劳动，因为此案发酵成了国际丑闻，不久前他才刚被释放出来。而他不是唯一的一位。安德烈·阿马尔里克[5]也有同样的遭遇。还有作家安德烈·西尼亚夫斯基，他因为以笔名阿勃拉姆·特尔茨在国外发表评论文章而遭遇灾难。一所莫斯科的法院以斯大林式的公开审判方式，宣布判处他七年强化性劳教。这个替罪羊正好是犹太人，绝不是巧合。这让我想起50年代初，克里姆林宫的统治者发动的反“无根的世界主义”的运动，以及在他去世前发动的臭名昭著的“医生案件”[6]。许多苏联作家、艺术家和科学家遭受了与朱加什维利[7]的最后几年同样的遭遇。一些人，比如萨哈罗夫[8]或是帕乌斯托夫斯基[9]，他们不愿接受这一事实。他们给勃列日涅夫写了一封署名公开信。持不同政见的情况很快在苏联蔓延。关于这些情况，在作家协会的房子里，人们只字不提。

后来我才得知，在这个地方有针对每个国家和每种语言的专家，他们为国外的多产作家建立档案，并阅读他们发表的每一本书。而且，档案中记录的不仅是他们的书，还有他们的政治言论。建立他们的履历，并且不断更新，甚至报纸剪辑和评论都在文件袋中。也许我也被归在某个精心区分的类别里，并被决定着命运。与“反苏”和“反动”划在一起的，还有“进步的资产阶级作家”，而他们会被特别招待，远胜过那些作品发行量大、稿酬很高的外国同志，因为这些人只被看作是有利用价值的蠢货。这一切都体现着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重要性的认识，而我却认为这重要性被过分夸大了。

我不仅被确认受邀参加即将在巴库举行的“和平大会”，他们还建议我做一个全苏联的旅行，“以便我更好地了解这个国家”。而且不是以通常的“代表团”的形式，不是，我可以与一名翻译单独旅行。这种特权大多数客人是不可能得到的。我立刻提到了克斯特亚，我绝对不会忘记这样一位有着优秀德文知识的人。简短的商讨后，这个建议被接受，一个旅游计划也设计好了，这个计划将给我几乎一个月的时间，让我可以到苏联的内地去。

沙皇的官员有13个等级，这是我从俄国的小说中读到过的。出乎我们的意料，在这一点上现在并没有多少改变。一位上了年纪而身材不高的人——可能是四级或五级干部，对我招招手，把我叫到一边，给了我一个很厚的、装着卢布的信封。这钱是为了什么？这个问题使他大吃一惊。您是我们的客人，他说。谁被邀请了，他总不能靠吞空气过活吧？我的反对意见被甩到一边。“您就把这个简单地看作是预付给您的您今后发表作品的稿费吧。”

在隔壁的作家俱乐部，这天晚上的餐饮很丰富，银质的碗中甚至还有闪光的鲟鱼鱼子酱。这栋房子看上去像是一位银行家或贸易商在革命成功后被没收的别墅。只有俱乐部成员和他们的客人才可以进入。我又见到几个曾在列宁格勒碰到过的人。其中有那位德国文学专家和翻译家路易斯·金斯伯格。他摘引帕斯捷尔纳克[10]的名句说道：“在莎士比亚的戏剧中，那些宣扬道德的人都是罪犯。”也许他是指某些人，他们的书无人问津，但他们有一个好房子、一个司机以及一栋位于克里米亚半岛的房子。

过了一段时间后，我感觉在这个城市中缺少些什么东西。我突然意识到，缺少的是霓虹灯、公司招牌和品牌名字。将因缺少它们而产生的快感取而代之的，是我对它们的想念，这正说明一个迹象，那就是有关商品的场景在我们的意识中会发生反应。尽管在莫斯科等地区，汽车的销售量在最近的三年翻了三倍。这是不是瓦尔特·乌布利希所说的，他保证，他们会超过西方，而不只是赶上西方呢？

坐落在红场的著名的GUM，也就是国立百货商场，建造于1893年，当时是欧洲最大的百货商场。老布尔什维克不喜欢它，在革命后它被关闭了很长一段时间。斯大林去世后，要感谢赫鲁晓夫使它又复苏了。它迷宫般的楼梯间、走道、玻璃穹顶、桥墩、桥和画廊，让人想起皮拉内西[11]的卡西里。有时那里会出售人们在其他商店根本找不到的东西。因此，全国的人都会出现在GUM的过道上，没有人会抱怨要在柜台前排长队等待。

此外，对商品的膜拜如同国家权力的存在，绝对不会灭亡。相反，西方的商品在这儿是地位的象征。在简单的生活用品大量短缺的时期，不平等在加剧。一位莫斯科的熟人专门收集德国邮购商家“耐克曼”和“源泉”的目录，并出租给别人。他们还有布尔达出版社的服装剪裁图，并借给个体女裁缝。能去国外旅游的人，自然是有特权的。因此有人会给他购物单，请他带回期望的东西。这东西可能是维持生命必需的药品，也可能是时尚的饰品或是特别的玩具。这份责任会让没有外汇的旅游者感到烦恼，由此他也会请求邀请自己出国的人提供帮助。

在莫斯科的火车站我们可以看到100个民族。列宁格勒人、雅罗斯拉夫人、喀山人、白俄罗斯人、基辅人、库尔斯克人成群结队。等候大厅总让人想起战争时期。旅客们自带食品，在地上睡觉。他们有无穷无尽的时间。谁要是没办法到这个国家的各地看看的话，只需在火车站走一圈，就可以领略各地的语言和民族服装。

8月29日。飞往巴库参加作家协会组织的“和平大会”。早晨七点。克斯特亚、路易斯·金斯伯格、小说家瓦西里·阿克赛诺夫[12]和几个我认识的人，都已经到达机场等候大厅的一个桌子旁边。所有的人都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没有人谈论《消息报》上的消息。确定意识形态是早餐时的忌讳。取而代之的是客人们携带的伏特加酒瓶。他们用茶杯喝酒。100毫升是最小的量。我的酒量不行，这在这个社会中意味着没面子。

金斯伯格开始骂中国人。我知道这在苏联是一个比较普遍的态度。在这一点上，大多数人突然与他们的权威一致了，而几年前这样做是会被关起来并送去劳改营的。原因不只是近年来发生在阿穆尔河[13]和乌苏里江边境的激烈冲突。

与我同行的路易斯和克斯特亚说，你们在西方的人应该感谢我们，因为是我们俄罗斯保护了你们。那么朱加什维利呢？我问。这样的问题会引起不安，即使是对那些在大清洗中受到打击的人，至少是红军打退了德国。有一个人私下跟我说，美国人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打越南，那是因为，不然的话共产党最终将征服全世界。在这样一个早晨，当伏特加在身体中流淌时，阵线会分明起来。

巴库到处是鲜花、旗子，以及欢呼世界和平胜利的横幅。酒店和会议大楼，都是丑陋难看的水泥建筑。亚洲和非洲的代表团正在庆祝再次见面，显然他们中的一些人以前就认识。

叶夫根尼·叶甫图申科也出现在大厅。他是这次大会的明星。摄影师们都围着他。在苏联他的出现就好比是在美国好莱坞的明星出场。我很惊讶他马上就记起来我们几年前在列宁格勒见过面，更没有忘记那个非官方节目的摇滚之夜。

在某些报纸上，有人把我与他做比较，这是我的不幸。从他的角度看，似乎也有同感。这是“愤怒的青年”的翻版。像他这种现象只有在苏联才可以想象。人们只需仔细听他用朗诵者般滚动的声音作报告。这并不是他的发明，这是习俗，至少从马雅可夫斯基就开始了，甚至可以追溯到19世纪。还有就是他代表的角色，似乎他代表着数以百计失语的人。自然他引起了对手的嫉妒，他们怀疑他并说他玩的是政府的游戏，他是他们雇佣的写手。事实上，不是每个人都能荣幸地看到自己的诗出现在《真理报》的头条，并像加加林[14]那样被赞誉。另外，他也曾写过文章并发表，文章中他说“别让他出来！守住他的墓，不许他复活！”或类似的话，指的是斯大林，大家都明白。

大多数参加会议的人，我都不知道他们的名字。有几百名作家：印度人、阿拉伯人、非洲人、印度尼西亚人，其中有很多同志。中国人显然没有被邀请，或者是他们拒绝参加。东德有一位名叫爱德华·克劳[15]的作家前来开会。这不是舒服的差事。来自日本的是安部公房，他的名作是《砂女》。他的脸庞不大，很礼貌认真地坐在那里听叶夫根尼讲述他的经历，还犹豫着要不要脱下外套。叶夫根尼告诉我们，他一直想要在大型体育馆里朗诵。在这个夏天，他终于成功了。他抗衡着台下的声音为150000名观众朗诵了他的诗，这声音被当作鼓掌。他被“冷场”了。这使他很失望，因为这意味着告别他的青春。为他尖叫欢呼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但观众并不生他的气。

他列举了一些与他有关的人和部门：作家协会主席、党委秘书、审查机构、编辑部和决定纸张数量的部门。他抱怨他的最后一本书印量只有20万册。“他们压制我，因为这本书的预订数已经有38万！”然后他又指出，在俄国的诗人中有一种虚假的团结：谁要是敢批评别人，就会被看作是背叛。教条主义不仅麻痹他们的敌人，而且还感染了他们自身。

他不知疲倦地继续讲关于一个100岁农民的故事。当有人问农民关于平等问题的看法时，农民回答：你必须自己用计谋去争取，否则你会被处死，这对你是不公平的。但你也不能用太多的计谋，否则你只是自以为是却又意识不到，因为你的计谋永远是不够的。农民还说，为公平而战是公平的。这是否是叶甫图申科编造的故事呢？

我承认，他的慷慨、他那看透一切的姿态、他的虚荣心、他的经验、他的对抗常规的行为、他的手势和表情、他的无休无止的话语、他的长手臂、他的忏悔、他的谎言、他的友情、他对冒险的热衷、他如同一位网球运动员般的训练、他的矫情、他的监狱生活、他的演讲和他的欺诈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他能无比地信任，同样也能无比地奉承和苛求他人，尤其是女人。金斯伯格曾跟我说，叶夫根尼很喜欢炫耀被他征服的对象。每一次他都说，这次的这个是他一辈子的女人，而下一次却又是另外一个，而几乎每次他都娶了她。

他总是能够被准许去他想去的地方旅游，比如哈瓦那、芝加哥或巴黎。总会有人帮他从格鲁吉亚的黑市买新鲜的草莓，一盒要花32卢布，这是汽车司机一周的工资。

他认识这儿所有的人。在汽车上，他指着一个人说：他是集中营的翻译。那个人是男妓。后来他还向我介绍了一位“老师”，他曾经是足球运动员，现在是一位好诗人。他夺走了这位朋友的妻子，但他们还在一起喝酒。他们一起尝试修改1945年的一首诗《医院》。另一篇文章讲的是一位沙俄时期的农民，她坐在伏尔加河边等待着收回被夺走的土地和牛。她把她饲养的鱼又投入河中。叶夫根尼说，他在她那里用一根芬兰的竿子和泰国的苍蝇钓到过很多鱼。

都是这样的故事。在农场，一位退休的人坐在一个小凉亭里给大家提各种建议，但没有人听从他的意见。后来集会都是背着他举行。老人发现了这事后愤愤地喊：为什么我还没有死？于是他开始写诗。他给那些一生会读会写的人的大腿间横插了一棒。

与这些趣闻逸事相比，会议桌上的讲话别提有多冗长了。跳着不合时宜的民族舞蹈的笨拙姑娘，咆哮的诗人，叶甫图申科称这是一场闹剧，并拒绝讲话。可是他又为什么要来呢？

他居然还能在这吵闹声中，倾听一位在莫斯科住了五年，来自危地马拉的25岁的矮小男人的讲话。这个人严肃、不幸、狂热，而且已经喝醉了。他认为自己是殖民主义的牺牲品，并与叶夫根尼争吵，指责他是被供养着的花花公子，他代表着一切财富，而这些却是自称是伟大的奥夫雷贡[16]的小罗伯特[17]丢失或从来没有拥有过的。那位俄国人丝毫没有失控，还不断与这位喝醉的诗人碰杯。但是对方继续骂街。

第二天我听见一位官方审查部门的人与叶夫根尼交谈。他个人是叶夫根尼的崇拜者，而且喜欢他的诗：“那个，爱鸟的人，死了。一群鸟在他墓地盘旋。可是有谁会来扫墓？我的工作是肮脏的。叶夫根尼，鸟笼在哪里呢？而这些我必须删掉的句子，却正是我喜欢的。但是不删掉的话其他人会误解，而且会用来反对我们。一个人有多少力量对抗一群人呢？” 显然他也是喝多了，感叹着自己的悲哀。

我更愿意与雷蒙·库内[18]交谈，他是南非祖鲁族人，持有英国和埃塞俄比亚的护照。我问他，南非种族隔离还会持续多久。他说，他们会推翻有害的白人的统治，但是核武器是提供不了帮助的。他们的不安、他们的恐惧，迟早会引起政府的垮台。他是否认为，世界上不会有人插手吗？答案显而易见。看一下越南吧！中国是对的，他们认为越南共产党必须通过自己的力量得胜，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阵线以及其他解放运动也一样。“这听上去似乎是冷嘲热讽。”“但这是事实。我们正在准备打游击战。”“所以你们要杀掉300万人吗？”“不。有些白人他们自己会离开，他们是最差和最好的人的一部分。我们会与其余的人和平共处，就像肯尼亚一样。” “但是你们会非常痛恨他们，以致你们不能与他们共同生活！” “为什么不行？胜利后，他说，敌人会赢得比仇恨更多的尊重。”

专业鼓吹和平的人做着冗长空洞的报告，同时以15种语言。对于越南，他们不会不用英勇作为形容词来表述。他们称美国发动的战争是“垂死的帝国主义的挣扎”。一位个性很敏锐，而且态度明确、聪敏的阿尔及利亚人在讲台上与他们唱一个调子。我问他为什么这么做。他说在这儿他代表的不是他自己，他只是在形式上被邀请。他的任务是代表委员会的主席发言。这就是游戏规则。

我决定不在这个讲台上发言。我没有兴趣与这些风车对阵。

玛格丽塔·阿利格[19]的到来是一种安慰。她是位五十来岁的犹太诗人。她不仅拥有尊严和人文知识，还很幽默。晚餐时我与她同桌。显然，她不必费力就看出了这场在此地很平常的戏。对会议大厅的演讲，她的反应是沮丧地抬一下眼皮。我被介绍给她和她的女儿玛莎。为什么玛莎不姓阿利格，而名叫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马卡洛娃呢？她23岁，读美国文学专业。一双大大的、有穿透力的、成熟的眼睛闪着绿色的光，手很细嫩。吃饭的时候她略显不安，而且像只兔子那样只吃了几片生菜叶子。她会说一点法语和西班牙语，不过却会说纯正的、迂缓的、似乎是跟着唱片学来的英语。我觉得她妖娆迷人。

在一个专制国家，社会上通常充满了政治宣传，对待新闻媒体必须相当谨慎。只有你掌握了游戏规则，才有可能时不时地得到一些有用的消息。我还记得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我在这方面所得到的锻炼。如同那个时候的德国，再令人迷惑的新闻也会从非官方的媒体得到补偿：通过小道消息。信息越是保密，小道消息就越是猛烈。你如果不想成为因为不知内情而失败的人的话，你需要问对人。

我相当好奇，在我的同伴中打听关于她们的消息，不仅因为我想更多地了解玛莎，还因为她的母亲，我的邻桌，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不出所料，路易斯和克斯特亚了解她们。因此，我了解到玛格丽塔·阿利格有过一段冒险的、艰难的经历。她1915年出生在敖德萨。她的姓有一半是重新构词的，因为她父母的姓是塞利格。她的生活让我联想到伊扎克·巴别尔[20]讲的一个故事。少女时期她是在内战时的敖德萨度过的，经历了所有的革命，这些我们可以在帕乌斯托夫斯基和吉夫亚博廷斯基的书中读到。也许她是一个热情的布尔什维克。当时是有政治希望的。所有的一切都同时出现，并使得大家沉醉：知识分子的重要角色、升职的机会、艺术、诗歌和新电影。

她的第一个丈夫是康斯坦丁·马卡洛夫·拉基京。这段婚姻中她育有一个孩子，但在1938年就夭折了，只活到一岁。玛莎的姓要感谢马卡洛夫，可惜他于1941年在前线阵亡。战争时期玛格丽塔生活在被围困的列宁格勒，那里每天的面包限量比布痕瓦尔德还少，她还写了一首爱国诗，这是一首苏联学生都知道的诗。诗中的女英雄是一名12岁的女游击队员，名字叫卓娅，她后来被德国兵杀害了。为此玛格丽塔被授予了斯大林奖。这个奖以及她的犹太身份是她与爱伦堡所有的共同点。克斯特亚说，这个奖几十年来保护着她的生命，尽管她总是与错误的、不受欢迎的人走得很近。她与安娜·阿赫玛托娃[21]和其他“大清洗”的受害者，或与只差一根发丝宽度就会遭受迫害的人是朋友。

玛莎的姓的来由是因为玛格丽塔嫁给了作曲家康斯坦丁·马卡洛夫，尽管那时玛格丽塔与亚历山大·法捷耶夫[22]已经开始谈恋爱。亚历山大短暂的名声要归功于一本1927年出版的小说《十九人》。我知道这本书。他不是没有天赋。或许他可以成为作家。他第二本书是《青年近卫军》，一本忠实于路线的书。后来他成为斯大林思想的执行者，并几十年掌管着苏联文学界。他曾称萨特是“打字机上的鬣狗”，这只是很小的一件事。萨特在巴黎，法捷耶夫并不能对他怎样。相反，对那些俄国的朋友、同志和同事，他把他们送去了古拉格。

显然，他从未照顾过他的女儿玛莎。但我猜想，她那鞑靼人颜色的眼睛是遗传自他：迅速在金属灰和绿松色之间变换的闪光的蓝。

事实上，这个法捷耶夫是严重酗酒者，在赫鲁晓夫的一次重要讲话后，他在彼瑞德基诺[23]的一栋达恰[24]中自杀。赫鲁晓夫在讲话中指出了朱加什维利的罪行。他的遗书不是写给他的妻子和他的子女，而是写给政治局的。这样一个人的想法，甚至在俄国也是没有人能够理解的。

我对玛格丽塔家族的秘密不能也不想更深入探究。我不知道，我是否应该相信别人在巴库给我讲的这一切。据说至今玛格丽塔·阿利格还有直通党中央委员会的良好的人际关系。据说她的生活中还有第三位丈夫，名字叫伊戈尔，是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还有一位记者在我的耳边轻声说，美丽的玛莎应该已经结婚了，但并不幸福。在一个没有娱乐小报的国家，丑闻到处开花，而这些消息几乎与《真理报》一样不可信。

其次，我注意到，在苏联人们对男人和女人同居的看法还是很开放的。人们常常结婚，常常离婚。私生子并不会被打上耻辱的标签，而且我听说堕胎是控制人口的一种形式，很普遍。妇女解放取得了在西方妇女运动中不可想象的丰硕成果。我认为，这与极其沉重的生活负担有关。这负担是妇女们不仅在战争中，而且在和平时期，在工厂或农场，当她们的男人被关押、阵亡或沉醉于伏特加中时不得不承担的。

玛莎显然觉得很无聊，于是我建议，我们应该逃出乱哄哄的会议大厅，去城里散步。这个九月的天气出奇地热。尽管在每个街角都有冰激凌和格瓦斯[25]卖，但玛莎知道更好的去处，于是我们坐在了沙滩大街的咖啡店。一个俄国女人和一个德国男人就这样在阿塞拜疆用英文闲聊着。从建筑风格上看，这儿仿佛是一个存放野花花瓣的花瓶，我们可以欣赏到新艺术风格、哥特复兴式和苏联式建筑。玛莎向我介绍说，高档奢侈的房子是石油繁荣时期的产物，是19世纪末开始出现的。阿尔弗雷德·诺贝尔[26]的一位兄弟是创始人之一，他们从中得到了巨大的财富。罗斯柴尔德家族[27]也参与其中。从里海吹来的风仿佛都带着石油的味道。伊斯兰教只有在城市的老区还比较活跃。那里还有一个纯正的东方市场，我们在那里逗留了很长时间。

在城市外围的一个高高的小山丘上，有一个很大的游乐场，从远处就能看到五彩缤纷的摩天轮，我们被它吸引了。附近的餐厅的门前有巨大的石柱装饰。人们的服装上体现着民主主义：从长裙到破旧的外套。环绕大厅的圆形吊灯照亮了红地毯，饥饿的猫在地毯上找掉下的食物。紧接着是黑暗中的草丛双人幽会。一场疯狂的爱就这样开始了，而且这爱很有可能会发展成为一个激烈的俄罗斯传奇。

第二天，我们去阿塞拜疆的一个石油钻井平台玩。除了克斯特亚，还有玛丽娜·帕弗恰斯卡亚，一位年轻的女翻译，她说一口流利的德语。她曾经去过一次德国。出乎我的意料，她说：“你们那里缺乏个性，这使我感到失望。”

当船停稳后，我首先看到的是一座金属的房子。玛丽娜给我翻译墙上写着的字：“甜蜜的生活。”这儿全都是由上置着有孔的水泥板的竿子和木板搭建而成。基础渐渐地生锈了。在我们的敞篷车下，树桩台出雷声般的轰鸣。所有的一切让人想到1919年：那历史性的响声就像这儿的电动车在运送大石头时发出的轰鸣声。这木板城方圆有数公里。还有一些岛屿围绕着石油平台和钻井平台。里海是不可预测的，风可以在两个小时内变成剧烈的狂风暴雨。最让人担心的是那些悬崖和沉船的残骸，以及水面上棕色的脏物和被挖空的奇异岩石上大块的柏油。早期的采油损失惨重，因为当时不断发生事故。现在这里已经有砌着围墙的居民房、一个饭店和露天电影院。它们形成一个整体，奇妙地漂浮在海平面上。黑色的、工业的“威尼斯”，被海鸥和猫变得生机勃勃。一切都是易碎的、缝缝补补的、由剩余的东西拼凑起来的。不像美国人那样，冷血地计算他们在技术上的优势，以对付自然。

脸部表情粗犷、沉重的工人们看上去理直气壮，仿佛他们是真正的教科书上说的“领导阶级”。激烈的工业化进程仍然带着初期的悲怆。这情景让我想起爱森斯坦老电影中的灰黑的石子。发动机和钻头不是电器时代的工具，而在这个时期，柴油发动机已经开始显得过时。这工具曾经用在斯瓦尔巴群岛的第一代煤矿居民村中。科幻片的作者想象的外星球上的第一代原始群落，也不过如此。

在各地，苏联给观众展示机器和工业产品、“文化园”、农场、“人民宫”，当然在阿塞拜疆社会主义共和国也离不开这些。那位见过更好东西的外国游客，对这些单调的平房感到郁闷。用花做成的马克思头像、纪念馆中列宁的石膏像，这一切让他在感动的同时，也感到厌恶。

在巴库，我有机会接触到了苏联富豪罗曼·卡门[28]，一位纪录片制片人，他导演了关于1945—1946年纽伦堡审判的纪录片《人民审判厅》，以及康斯坦丁·西蒙诺夫，一位记者，中流小说家，1953年因为斯大林国歌受到赫鲁晓夫的批判而受到牵连，现在又继续着他的记者工作。这些都是有经验的、忧郁惆怅的“战马”，是见多识广的人，像海明威那样经历了西班牙、远东、古巴或越南的战争。他们的战地报告是军事学院的学习材料。鲜明的讽刺是他们的特点。他们能够接受特权，同时也能承受失败。

卡门给我讲日本投降和他与毛的谈话。关于中国人经历的这一切，他简单地引用了斯特林堡的名言：“可惜了人类。”

后来克斯特亚还把我带到他的朋友那里去，那是一位建筑结构工程师。一位具有极强魅力的人。他觉得自己是巴库的建设者。这座城市有“他的”学校和居民楼。他的妻子来自奥塞梯，高加索人的样子，乌黑的头发，黑眼睛，长勾鼻子。并不美，但骄傲温柔。

晚餐很丰盛，这次旅行以来，我还没有吃到过这么好的晚餐。主人鄙视地谈论着警察，在这个说百十种语言的地方，他们也无能为力。每个村子都有自己的习语，没有人说俄语。政党对这些古老的习俗也无从下手。村里的百岁老人从来没有见过鱼，只有供马车走的山路，没有汽车道，没有香烟，没有报纸，没有酒，没有电话。妇女依照伊斯兰习惯只是当作用来劳作的动物，不得参与谈话。这是破碎方舟的最后一些剩余岛屿。主人说，没有人能够把他们拉拢到共产主义，打破他们的思想，让他们转变需要100年的时间。

他对他不熟悉的西方很好奇，但是，他既不能被我们的生活方式催眠，也不指责它。他仅仅是打听我们的工资和房租。他对偏见一笑了之。当克斯特亚的翻译出现状况时，他以哑剧协助。

吃完饭，我们看电视。此时碰巧有一档读书节目。出乎意料的是，那居然是叶甫图申科。他并不是很受欢迎。对他的爱出风头，人们不屑一顾。诗人得到了布莱希特所期望却没有得到过的评论。这些观众不过就是随便地做出判断，毫无顾忌。然后主人继续紧接着的行程，并给自己倒了一杯格鲁吉亚白兰地。

在巴库的最后一天，会议终于也结束了。我们两人都已经很不耐烦了。我只愿意与玛莎去彼瑞德基诺，她的母亲在那里的森林中有一栋达恰，我们要躲避这一切，不再听到任何一个政治问题。但这不可能。活该！为什么我要有这么一个远征到西伯利亚的大计划呢？我们将互相通信，并等待我们在莫斯科再次见面的那一天。

9月3日。我与克斯特亚经阿什哈巴德飞往塔什干。我们仍然拥有特权，被允许首先登机并被安排在有软垫椅子的舱位。与往常一样，机舱内有发霉的味道，由胖空姐分发的餐食特别难吃。然后我们转机，并在飞机场附近做短暂的逗留。这是一片位于亚洲的沙漠。只听得见蟋蟀鸣叫。在砂石路边，一位老妇给口渴的人提供哈密瓜。这种水果从来没有这么好吃过。

在塔什干，也是作家协会的人来接我们。大街上川流不息的人有各种民族和语言。从一个街角到另一个街角，服装、习俗和肢体语言都在不断变换。

五个月之前，在城市标志性的革命广场的钟楼上的钟停了。地震中心正好在城市地底下8公里的地方。不可思议的是，这座百万人口的大城市只有15人死亡。倒塌的30多万间房屋中，大多数是用黏土建造的。混凝土建筑和结实的房子在地震中经受住了考验。市中心的废墟已经清理成平地。苏联各地都派来了工人和机器，整个建筑行业都被召唤到了此地。我们还能看见当时人们居住的临时帐篷。这很成功，远比土耳其成功。同样强大的地震，在土耳其死亡人数达到3000多人。据说那里无家可归的人至今还睡在大街上。

以暴力实施的苏联治世，用他们的监狱使得在亚洲中心的这个多民族国家至今没有发生内战。在列宁的国家政策下，有许多受害者，却没有能够化解几百年来的血仇。我自问，从经济角度来看，是否在实质上苏联是值得的。在农田与骆驼间建一所大学——俄国人到底得到了什么？也许在沙皇统治时期，投资也远超过回报。

9月5日。我与克斯特亚继续前往布哈拉。这座城市给我的感觉是灰色的，没有生活气息，肮脏，人们流露出不满的情绪，似乎时间与他们擦肩而过。在市场上，我们已经感觉不到丝绸之路的存在。大多数顾客都光着脚走路，只有俄国人穿鞋。卖家在他的货物前席地而坐。在一家小吃店，客人盘腿露天坐着，也有人躺在垫子上，似乎正在午睡。在一个平民窟后面的平房区，有同样的商店和同样空空的商场。这儿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游客，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带我们参观了名胜：清真寺、宗教学校、东正教教堂。

人们很少能想起这个城市曾经是科学大都市。甚至最著名的布拉哈的儿子，博学的伊本·西拿，或尊称阿维森纳，也没有得到一尊纪念碑。埃米尔，据说他有500个儿子，他的夏宫中有一个很大的、石头围起来的水池。他应该是在石阶上方的宝座上挑选地主们送来的女儿与他一起洗浴。据说他每次都会向当天选出的女子抛一个镀金的苹果。当地的大家族也无法反对，因为埃米尔的愿望就是他们所能得到的一个特奖，在宫中，这些年轻女子会得到照顾。

9月6日。不停顿，继续赶路。我们的下一站是在如今的乌兹别克斯坦的撒马尔罕。宜人的温度。语言的迷宫：俄语、乌兹别克语、哈萨克语、波斯语、土库曼语、吉尔吉斯语……甚至阿富汗的普什图语也可以偶尔听到。

这个城市以她的辉煌让人想起伊斯法罕[29]。尽管总体来说，混凝土建筑体在很大程度上扭曲了城市面貌，但这里还是保留了一些例如蓝色清真寺、可兰经学校、宫殿和“学院”，这些几百年的伊斯兰教文明的奇迹。著有诗集《柔巴依集》的欧玛尔·海亚姆[30]是著名的波斯诗人、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他应该就是在这儿研究并写作的。我只隐约记得，是他首先研究三次方程以及二项式系数的。而我总为那永恒的、愚蠢的抄录问题所困扰：他叫海亚姆还是伽亚谟，是《鲁拜集》还是《柔巴依集》呢？

在撒马尔罕的郊外，我们参观了兀鲁伯[31]天文台的遗址。兀鲁伯是一位帖木儿家族的君主。他的爱好是天文学。这座15世纪建造的天文台是一栋三层圆形石砖建筑物，在君主被杀害后遭到破坏。俄罗斯考古学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挖掘出它的残余。

兀鲁伯与从波斯召集来的科学家一起计算了黄赤交角和分点岁差，以及无比精准的恒星年的时间。由于当时没有可以使用的望远镜，因此必须有一个大的六分仪。这个仪器的地下部分直径36米，今天人们还可以见到。

这项研究的计算方法也有记载：三角函数表，星历表的计算思路，占星数据，更主要的，还有一部记录了1000多个星球的天文表，精确记载了它们的方位。这项伊斯兰的研究是非常可敬的。一位陪同我们参观的人在介绍时摘引了一位学者的名言，这位学者的名字我不记得了。他说：“幸福是离开世界早于被世界放弃。”

紧接着的一天，我们去了内地。一位名叫安德烈的乌兹别克年轻人说服了他的父亲，一位极其虔诚的年长的教师，请我们到家中做客。我们品尝着东方的食品，他还宰了一头羊，斟上当地的葡萄酒，并郑重地致敬酒词：“把这儿当作自己的家！”他拿出自己腌制的西红柿、葡萄、瓜、自家园子里的李子。那里还有一张大床，类似于沙发，主要是给有心脏病的女主人午休用。女儿们被监护着，严防失了贞操。急切期望拥有一辆汽车的安德烈，在父亲面前不能抽烟。回程中，他一支接一支地抽着三套车。

晚上，收音机里一条消息，并没有让人感到悲伤：亨德里克·维沃尔德[32]，支持种族隔离的建筑师，在开普敦遇刺，因腹部受伤而死亡。

9月8日。继续飞行去阿拉木图，哈萨克斯坦的首都。这座城市的状况非常好。从市中心可以远眺海拔5000米的塔尔加尔高峰。覆盖着雪的阿拉套山脉风景如画，冰川壮观。阿拉木图离中国边境不远，在这儿我们要习惯完全不同的地理坐标。向北有草原、宽敞的公园和花圃。以及杏子、瓜、烟草和酒。气候适宜，只是夜间有些凉爽。

克斯特亚与往常一样，立即询问火车站的位置。从30年代开始，阿拉木图就是土西铁路的一个重要车站。战争前，在斯大林的关心下，火车站建造得非常华丽。招待我们的人中，有一位歌德的译者、一位喜剧作家和一位职业和平女士，他们执意要安排我们参观雄伟的东正教大教堂。这座沙皇时期装饰华丽的木质建筑显然从未被烧毁。

在这里显而易见的是一种对欧洲近乎于渴望与爱慕的兴趣。我们被带到一家在苏格亚与萨弗丽娜街角的书店，展示的都是德国文学：亲切的东德出版的席勒[33]、歌德[34]、海涅的书，沃尔克·布劳恩[35]，莱比锡的岛屿出版社，医学与植物手册。他们向我介绍说，自1933年以来，在这个城市生活着很多德国移民。这一定可以成为一个研究课题（逃亡、迁移、清洗、劳教、平反等）。你们为什么不在这儿住一个星期呢？辜负这样的信赖，我觉得很难。

荒谬的是，我们在一家芬兰餐厅吃晚饭。是什么原因导致餐馆老板来到这儿谋生的呢？类似于这样的宴会，桌上少不了用来装饰的纸做的小旗帜，而且总是少不了一面美国国旗。或许这是对赫鲁晓夫喜欢说的“和平共处”的问候吧。

我们匆匆忙忙赶着穿越布哈拉、撒马尔罕和阿拉木图，此次旅行有些疯狂。我都没能写下笔记。这也是因为当地主人的照顾、检查和习俗，他们必须执行他们的指令。晚上，在无法拒绝的饭局、喝酒聊天和喝醉后，当然，我还是比较清醒的，我和克斯特亚坐在酒店的房间，组织着报告，那是我的朋友必须为克格勃做的工作，向他们汇报我的情况：赞美了“政绩”，批评也恰如其分。

9月9日。中途在新西伯利亚停留。飞越东部的阿尔泰山脉。经过西西伯利亚时，草原灰色中隐约可见小的树木。水位高，很多沼泽地。后来又出现北方针叶林。然后是浩荡的鄂毕河，平坦而又缓慢地在巨大的绿岛间穿行，汇入河口。

我很高兴又回到北方。克斯特亚在这儿与我告别。接替他的是玛丽娜·帕弗恰斯卡亚，她也参加了巴库的会议，从现在开始她担任翻译和监护。相比我的朋友，我对她少些信任，但她是机灵聪敏的。机场宽敞、舒适，体现出大都市的自信，轻松感可以与美国相比。

继续飞行两个小时。那一片庞大的西伯利亚的天空，生态环境与气候的变化用肉眼都能看清，到处是淹死的树木。

途中与玛丽娜谈“体制”问题。她认识到议会与党的矛盾，提到在1921年被托洛茨基血腥镇压的喀琅施塔得水兵和工人的起义。她觉得监护人的角色使她不自在。她总是被委派陪同这些代表团参观！

9月10日。抵达伊尔库茨克。第一次呼吸就让我感觉到混杂着工业废气的泰加林的味道。伊尔库茨克是一座有300年历史的移民城，是当地最大的城市。她的特色是纯俄罗斯的，虽然能见到许多布里亚特人或蒙古人的脸。在市中心有沙皇时期以圣彼得堡作为样板建造的，带有灰泥墙面装饰的宫殿和剧场。楼房顶上覆盖着涂了焦油的木板，彩绘百叶窗有雕刻精美的艺术品。

这座城市位于安加拉河和西伯利亚大铁路之间，这是一条开往海参崴，经过乌兰巴托并能到达北京的铁路。这征服扩张空间的行为让人联想到美国的英雄时代，联想到美国的铁路大亨，只不过不是向西方而是向东方。军事谋略家和原料探索者一直知道在无人区可以做些什么，怎样去利用，并想通过这种方式征服。不过，人们在此地发现的是另外一个地域：距离中国和中亚，美国和日本，都比欧洲来得近。

西伯利亚大铁路是在设计的时候就经过这些在干线上的大城市的呢，还是因为有了铁路，城市得到繁荣？至少伊尔库茨克是在有铁路之前就存在的。在沙皇时期，这个地方就起到了核心作用，不仅巩固了西伯利亚统治者的统治，并且也给为铁路建设而召集来的流放者、犯人和强迫劳工提供了居所。

被驱逐的人当中，最有名的应该可以说是“十二月党人”。有两个纪念他们的博物馆，分别在贵族瓦康斯基家族和托布茨库易家族的老宫殿中。过去，在这精心修复的木结构建筑中，曾有某些阴谋被策划。博物馆中展示着手铐、铁脚链、审判记录和信件，但同时也有妇女们的针织品和被软禁的贵族弹奏过的一架羽管键琴。被判无期徒刑而流放在西伯利亚的巴枯宁[36]也曾经在这儿生活过几年。据说他是州长的亲戚，所以受到比较好的照顾，直到他成功逃跑，并经过日本和美国加利福尼亚州到达欧洲。后来，来了些古拉格的犯人、难民和战俘，他们的遭遇比在沙皇时期受到的迫害更差。整整一堵墙的墙面上有被称作俄罗斯田地的“兄弟坟墓”的照片，以纪念那些埋葬在这里的无名人士。

我们还参观了格里戈里·舍利霍夫[37]的墓碑，18世纪他帮助沙皇殖民阿留申群岛，并探索阿拉斯加。他被赞誉为“发现新大陆的俄罗斯哥伦布”。人们还能感觉到西伯利亚人因为失去阿拉斯加的那种隐隐的痛——阿拉斯加被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卖给了美国。

几百步远处的乡村周围，诞生了一座现代城市，单调的楼房、高校、机关和在整个东部所谓的大型工业企业“联合体”。

尽管俄罗斯与欧洲之间实际距离很远，但那种俄罗斯从文化上说是属于欧洲的感觉却没有消失。我不仅在与作家和教授们的谈话中感受到这点，而且也从年轻人那里得到体会。我被邀请去参加一个学校的联欢会，还在体育馆为一个“俱乐部”剪彩。老师们的面部表情有些尴尬，但还是友好的。就像在所有的学校一样，我们感到那儿的束缚，但是小姑娘们都非常天真可爱。一位学过法语的苏联女共青团员向往巴黎，她用法语高喊：“我喜欢男人。”

虽然在这个季节还没有西伯利亚的冷空气，中午温度也可达到15摄氏度，但我们入住的名叫“西伯利亚”的酒店还是为我们准备了热水袋，还有一个为泡茶而准备的塑料暖水瓶。用这儿的话说：“100克伏特加不是酒，100卢布不是钱，100公里不算远，100岁不算老。”

我试着尽一切可能多给在莫斯科的玛莎打电话。打电话找不到她，是否因为三小时的时差，或是因为她居住的达恰，还是因为电话总是通不到那里去呢？我决定相信玛丽娜。她建议我控制好自己的不耐烦，并预防官方的陷阱，在这个社会中或许会碰到这样的事，而且它也许会发生在那些外国人意想不到的地方。

9月11日。第二天继续旅行，目的地是布拉茨克。看上去这是个简易飞机场。有一架单引擎双高翼小飞机。如果没有这样的飞机，北方的许多地方将无法到达。拥挤着旅客的大楼中，没有等候大厅。这个既老又低矮，年久失修，肮脏的军营不久将被拆掉。

为什么是布拉茨克？为什么把这个边缘的地方列在旅游计划中？为什么它属于外国人必须访问的城市？

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所取得的巨大成果。安加拉河与奥卡河交汇处生成了一个海，它并不是被麦哲伦[38]或库克[39]发现的，而是人工截流形成的。人们将泰加林撕开，并建立了一个巨大的建筑工地。1952年莫斯科决定将布拉茨克这个17世纪形成的小居民区扔进谷底，沉入人工湖：工业革命的“维内塔”[40]。这个解释必须从文字上来理解，因为水坝和水力发电站的建造过程非常艰辛。当然，在这个地区，这也不是什么新鲜事。因为，从1947年起，这儿就有了监狱和战俘营，五万名犯人作为强迫劳动力被派往建造从贝加尔湖到阿穆尔河的铁路。

有人带我们参观了占地5000平方千米的巨大的人工湖，以及有几英里长的水坝。为此还特意建造了一个水泥厂，今天这个厂还在生产。那里的人还向我们介绍了大型铝冶炼厂。我捂住了鼻子。根本不需要一个量杯，我们就能知道这个工厂给周围环境制造出了多少灰尘和废气。

最值得我们的陪同骄傲的，当然要数这辛苦建设的核心部分——布拉茨克的水力发电站。我们的陪同是专业人员，还是宣传工作者呢？这儿已经有2/3的工程完工了。威武闪光的高塔提供给远近的用户500千伏电力。到1966年底，容量将提升到4.5吉瓦。我们脚下的大地在颤抖。人们带我们走进没有人的、放着钢筋混凝土的水泵的长廊，感受涡轮发电机在外壳中的工作。

两个小时后，当我们要离开发电厂时，我看见在机房有一名工人坐在他的陋棚中，我进去时就注意到他了，因为他什么都不干，似乎在打瞌睡。我问一位工程师，他是怎么一回事。“他呀！他已经在那儿无所事事几个月了。” “他病了吗？”“没有。但自从他的妻子跑了，他就得了相思病。我们劝过他，但最好还是随他去吧。”残酷的执行规则和温和的忍耐，我实在难以摸透这两者是如何结合的。还有，在控制室，一位姑娘无精打采地坐在屏幕前，工作热情极其有限。

回到这座城市人口在十年内发展到14万的新城。城市中单调、一律、严格的长方体形状的房子显示出一种自信。一个有暖气的房间，一张床和紧闭的窗，这是这个地方的共产主义战果。我问一位照看我们的人，如果突然有人想要造一栋自己的房子，会发生什么情况。在泰加林区是拥有足够空间的。他惊讶地看着我，并说：“为什么会有这个想法，计划经济会很周全地为我们考虑？”

一些遗留下来的老房子是创建初期建造的与这里的景观和气候相适宜的木屋。与伊尔库茨克的老式的木雕建筑装饰相同，这些房子向我们展示了木匠的品位。与我的陪同一样，据说他是作家，更可能是干部，他说，这些可能也很快会被清除。

那位设计了这种公房建筑的建筑师，应该被扔进安加拉河里，如果存在这样一个人的话。但是，也许整个规划是在莫斯科的某个部委集中设计，并由一位写字桌上的工作人员完成的，而事实上，他从来没有看到过这个地区。或者，是否他该涨红着脸用他的剪刀剪一条“苏联星”红绸带呢？

今后，人们将处理这些人类的“鸟笼”，如同现在他们处理前辈的东西：清算，也就是说将这些房子炸毁，如果它们在此前尚未倒塌的话。就像这些老房子， 我猜想，玛丽娜和我将被掌权的技术官员当作“过街的老鼠” 。我们一致认为，我们应该帮助园林和灵魂工程师拥有最起码的历史意识。但是，我估计，我们的这些想法只会被当作耳边风。

第二天早上，我与一位发电厂的创建者谈了很久，他是一个生硬、内向的人，一位混凝土工程师，在我看来，他好像是失去了政治局信任的党员之一。他说话缓慢、轻声、有条不紊，是在西伯利亚常常会遇见的新一类人。他的生活像现代的游牧民族，因为，他和他的妻子经常从一个发电厂转移到另一个发电厂。她是莫斯科一位著名设计师的女儿，她的父亲属于权贵阶层。在首都，这位混凝土工程师将可以得到一个大的公寓、仕途和与其相匹配的特权，但他放弃了这些待遇，因为他想留在西伯利亚。

他谈起他的一位朋友，他去过北越[41]，在战争期间给当地提供“兄弟般的援助”。而当发电站完工时，美国人却轰炸了它。这位同事的腿被炸断了。很多天后，人们在丛林中发现了他，并经过河内将他运送回家。一丝微笑在讲故事人的脸上出现，使得他的激动可以被接受，我甚至觉得他很可爱。 “建设艰难，”他说，“破坏容易。”他根本无法理解进步是不可阻挡的，要付出代价的，伴随着惊骇和惨状的。尽管如此，他仔细听着我的论据，愿意思考一下我提出的问题。

晚上在酒店，我与一位来自东德电台的人起了争执，因为我向他抱怨他收音机短波的噪音。他认出了我。这位消瘦、头发呈稻草黄色的家伙，说话带着萨克森口音，以及不自信的官员腔调。 “就在我们之间说说而已”“您不要以为我想煽动您” “我说这话并不是我唠叨”。即使他讲的东西是合理的，可听起来还是感觉很虚伪。我并没有让我的偏见自由发展，而是递给他一支雪茄，是那位工程师塞给我的。他很惊讶并犹豫着，不知是否应该接过雪茄。他是多么胆小啊！由此，我心中又生出一丝怜悯。天晓得，他有多少孩子要养活！

我想到那个在机房躲在角落嘟嘟囔囔的工人，他因为爱情而纠结。我也想到在控制室的屏幕前几乎要睡着的女孩。我估计，英雄时代在布拉茨克也已经结束了。“劳动英雄”们正在准备进攻他们的下一个项目。而不久后，在这里只有官僚说了算。

9月11日。通过针叶林乘车返回伊尔库茨克。雄伟的丛林，并不茂盛，笔挺，光线充足。这里有丰富的亚北极植被：地衣、菌菇、蓟和一些显得奇异柔嫩的小花朵，还有桦木、松树和雪松。最美丽的是西伯利亚落叶松，它的树冠似乎被风暴吹得蓬松。倒下的树木上烧焦的树皮显示出混交林在被闪电击中后自我调整恢复的能力。

两小时后，我们离开公路，走路去安加拉河岸边，发现一条发臭的、被泡沫覆盖的、粪便混合着纤维的河流。“这猪，这人”（戈特弗里德·贝恩），这是一个对我们的宠物不公平的看法。大自然的植被和原始力量将埋葬我们在这里建造的一切。说这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也不过是一个极其微小的安慰。

第二天早上，从伊尔库茨克到贝加尔湖，路上需要两个小时。贝加尔湖应该是世界上最深的湖泊，有1600多米，这也是一个世界纪录。我已经忘记它有多大了，也忘了它能存储多么巨量的淡水。

我们的目标是海岸边的利斯特维扬卡村，那是安加拉河流入叶尼塞河的地方，叶尼塞河又在遥远的北方进入北冰洋。贝加尔湖是世界上的一个奇迹。它的水清澈透明，但游泳会感觉太冷。这儿风很大，比下游也凉爽些。现在气温还行，但在冬季会有好几个月气温低于零下20摄氏度的冰冻期。

有人在科学院的湖泊研究所等着我们，这个研究所是从1928年建立的研究站发展而来的。在这儿工作的是一群高级专业人员，他们的专业涉及面很广：海道测量师、地质学家、气象学家、植物学家、动物学家、地球物理学家……他们的主要任务是观察环境的变化。他们抱怨政治上的束缚和科技工具的缺乏。不过，这儿也有一些乱七八糟的工具和仪器。我自然不明白曝光镜和反照率测量仪之间的区别，更不用说雨量计和测深学。这儿甚至还有一个测量霜的仪器。

自然博物馆设在一栋老式木结构房子里。这个地区的很多动植物都是世界上独一无二的。麝鼠和海豹在这儿生存得很惬意。鱼很肥大，如果它们太靠近水面，就会在阳光的热照下死亡。如果我们有更多的时间参观，我一定会被这里所拥有的各种各样的东西搞晕。

对岸有积雪覆盖着的山。西伯利亚的火车从南侧继续向东往太平洋方向驶去。在贝加尔斯克，烟雾在上升。那里有巨大的纸浆厂和造纸厂，从长远看，它们正以它的排放物质破坏着湖泊的生态系统。该研究所的生态学家说：“我的女儿五岁，当她长大后不会再认得出贝加尔湖了。”他感到绝望，因为在莫斯科没有人听取研究员警告性的研究结果汇报。

第二天，又到伊尔库茨克，我遇到了一个人，关于他我还想再说几句。他的名字是斯拉夫。我只记得他的名，忘了他姓什么。在这样的旅行速度下这也不足为奇！那些没有立刻写下的东西，两天后就会忘。斯拉夫是一位作家，但他绝不是一位普通的作家，而是一位独行者，他与他的当教师的妻子住在一间很简陋的房间里。他不爱说话，属于幽闭型的人：头正正方方，身体肌肉发达，眼睛如猎人般敏锐。为了生存，他必须为当地报纸写东西，虽然他很讨厌它。他没有钱，可能是因为他喝得太多了。

夏天，他用借来的钱收买了一位空军飞行员，带他往北飞行了几百公里，行李中有睡袋、枪和伏特加，到依靠驯鹿生活的萨摩耶人居住的地方去。那里还存在巫师。国家太大了。在那里女人只有当生了孩子后，才可以结婚，孩子的父亲是谁并不重要。

猎人带着他的战利品回到城里：兽皮和皮毛，这些他可以拿到黑市上去卖。他说，如果我再来西伯利亚，他要带我去萨摩耶人的村庄。

出版书的时机看起来对他并不是很有利。他给我看一份已经完成的手稿，题目是《远行后，请回来》。他还在写续篇《做你自己》。他会讲英语，知道汉姆生[42]、福克纳[43]、塞林格[44]和伯尔[45]。他告诉我他是如何弄到詹姆斯·乔伊斯唯一的一个俄文版本的：那是1935年出版的一本《外国文学》杂志。他谈论文学时很自信。“你必须像那些古典作家那样写作。”他鄙视叶甫图申科，尤其是他写的关于布拉茨克发电厂的诗。我也渐渐地失去了等待这诗人的耐心。我不希望他有什么不幸，但我不能摆脱那种对他不利的预感：一个“具有重要意义的火箭”，就像王尔德[46]在他的小说中描写的，出现时有重大影响，但很快就会消失。

告别时我们拥抱了对方。也许我们不会再听到对方的任何消息。

9月13日。到达新西伯利亚。一个沉重的城市，第一印象就是缺少文雅的都市风格。玛丽娜向一位高大的年轻男子打听火车站的方向。泛红粗糙的脸庞，棕色的眼睛，结实的下巴。他一瘸一拐的，因为两个月前他从摩托车上摔了下来。他叫格里戈里，农民气质中带着些许稚气。他指给我们看涂成白色的火车站，如此自豪，仿佛这是他亲手建造的。只是餐厅的菜他觉得不好吃。他对那里斯大林式样的装饰不屑一顾。

那里有圆顶、画廊、配殿、走廊和隧道。混杂在一起的农民、残废老兵、吉尔吉斯商人、民兵、佩戴着勋章的军官、卖花的姑娘和鞋匠以及他随身携带的碎皮、橡胶鞋底和工具，日日夜夜，熙熙攘攘。在地下通道里有带着包裹和箩筐的过夜的人。一个吉他手已经在那里驻扎。这儿比在德国的火车站要少一些禁令。时钟显示的是莫斯科时间。

在这种人挤人的状况下，飞机场肯定不会有私人空间。这让我想起爱伦·坡[47]和波德莱尔[48]描写的街道景象中拥挤的人群。这飞机与巨大的绿皮火车的奇妙，根本无法相提并论，开往阿穆尔的火车上有俄罗斯茶饮机和标有苏联红星的软卧。

与每个俄罗斯的大城市一样，这儿也有一个问讯处，用来替代地址电话簿。但是，我们不仅要知道询问的人的姓氏和名字，也要知道他从父亲那里得到的名字，以及出生年月日和出生地，否则，就像玛丽娜用卡夫卡的话说的：“不被接受。”

格里戈里，我们的向导，出生在新西伯利亚，而且从未离开过这座城市。午餐时他告诉我们，他与他的父母、兄弟五人和他的女友生活在一起，“在基洛夫区最好的地段”。他们的木结构房子是他们用买来的材料利用晚上和周末自己造的，据说也是完全合法的。以前，他自己从来没有想到过要做这种冒险的事，因为他在一家机械厂里当工人。如果他留在那里的话，他可以得到厂里的一个好一点的公房。但后来他还是想读能成为装饰画家的专业函授课程。从那个时候开始，他以绘制电影海报和做布置橱窗工作来挣他的生活费，有时钱很多，有时也很少。钱被他很快就用完了，他自己也不知道怎么花的。于是，半个城市的人都成了他的朋友。但是，这比存钱好。他的女朋友在鄂毕河的汽船上！如果冬季船不开，她能得到一半的薪水，但必须保证在下一个季节到来时又回去上班。他说，她不像他那么粗心。他不应该喝酒抽烟。就在昨天他们还吵架了，因为她太严厉。她怀了一个孩子。他很想要一个儿子。这是他最大的心愿。他不提汽车、旅行、电视机。他没有向我提过一个有关我们的生活水平的问题。那么，是什么促使了他来陪同我们这几个小时呢？他随我们一直走到酒店的门口，才微微一笑与我们告别。

下午，市中心给人留下的几乎就是南方印象。很多年轻人都喜欢组成一个像游行车队那样的队伍在街上玩。直到晚上，天气才凉爽下来。在一家电影院的售票处，玛丽娜和我与两个姑娘交谈着，她们的年龄不超过25岁。她们以前从来没有与外国人说过话。她们立即问我是从哪里来的。当我回答说来自德国时，其中一个问：“纳西？”这是指东德，因为，这在苏联的语言中是“我们的”的意思。一位来自西方的访问者显然是比较有趣的。没有铁幕世界的敌对情绪，但同时又为自己的城市而骄傲。

玛拉，年龄稍大的那位，在飞机制造厂工作，另外一位在电子研究所工作。两人都希望成为工程师。早上七点到下午四点上班，然后去夜校上课到晚上十点。这个大城市虽然有一个真正的大都市所具有的一切：歌剧院、交响乐团、音乐学院和几所大学，但是没有酒吧，甚至没有一个普通的小酒馆。我们只好邀请我们新结识的朋友吃冰激凌，因为这在西伯利亚的每个路口拐角都有。

阿拉，比较年轻和聪明的那个姑娘的名字。当被问到我的职业时，我必须承认，我是一名诗人，这时，我们开始了一段关于诗歌的交谈。虽然我很早就知道，在俄罗斯这一职业享受着尊贵，而这在我们那里是根本不可想象的，但她并不想把它理想化。当我问她，她对一位诗人有什么期待时，她回答说：诚意。

她们两个想继续我们的交谈，这完全不是卖弄风情，但在过堂风吹过的街头，我们逐渐感到有些冷了。怎么办？设法躲过门卫后，玛丽娜把我们带到了我们的酒店大厅，那里至少是暖和的。

现在辩论真正开始。阿拉被证明是一位热情的读者。普希金、叶赛宁[49]、曼德尔施塔姆的诗，她都能背诵。玛丽娜问，那么当今的作品呢？我提到叶甫图申科。阿拉只是说了句：“啊，他呀。他应该继续为报纸写东西，并在电视上出现，但我相信他的话。”那么沃兹涅先斯基[50]呢？ “他还可以，但也不诚实。最好的还是那位年轻的，我在一本杂志上读到过。非常好，她的名字是叫阿赫玛杜琳娜[51]，你们听说过她吗？”

我们就这样谈了很长时间。我的俄语根本跟不上这位批评家的论据，而如果要翻译的话，玛丽娜又觉得好麻烦。这些年轻妇女的能量，从长远来看，远比西伯利亚所有的资源更有价值。

由于大厅值班的人要关闭大门了，阿拉提出要我们把她们送回到她们的住所。走了一刻钟后，我们来到一栋破旧的公寓楼。躲过正在一个玻璃房间里打鼾、头发花白的妇女——她是这栋公寓的管理人员，阿拉把我们偷偷地带进了公寓楼。到了四楼，我们的女主人悄悄地打开房门的锁，在黑暗的走廊上踮着脚尖走路。走道闻上去有炭和消毒剂的气味。墙壁被堆放的东西挡住了。这些东西是否是手提箱、储存货物或其他什么杂物，在黑暗中无法辨认。另外，走廊也被用来晾干衣物，因为，我们走过时会碰到挂在那里的湿漉漉的衣服。一直走到走廊的尽头，我们才到了阿拉的小房间。她开了灯。我第一次见到一个集体户的房间。

很显然，我在至今的旅途中还没有见到这样的住宅，尽管从1918年起，对生活在苏联的数以百万计的人来说，这是很普通的事。我去过木屋和达恰做客，也去过知识分子家的厨房，在那里我能见到物理学家和作曲家、人民剧院的人和语言学家。那里有一种亲切舒适的独特的氛围。许多事都是理所当然的，根本没有必要特别说明。意识形态的高调是不受欢迎的，金钱不值得一提，很多报纸上没有写的东西，很快会被传播。

集体户的生活却是完全不一样的。第二天早上吃早餐时，玛丽娜给我讲解了它们的区别。像这样的一个集体居住的房子，以前只住着一个小资产阶级家庭。现在，这里住着几十个人，甚至不是暂时的，而是几十年。通常，一对夫妇与他们的孩子同居一室。有特殊状况时，房间不得不用帘子隔开。房间是由管理局分配给住户的，且根本不顾及他们的年纪，他们从哪里来，他们曾经学过什么，和他们怎样挣面包钱。厕所只有一个，人们要在厕所外排队，还有一间总是被占着的浴室。旅行箱、冬天的靴子、面粉袋、腌菜坛子要放在哪里呢？总是闻到洗洁精和醋的味道。厨房里有人在吵架。我的皮帽子丢了，谁偷走了小阿廖娜的绒毛兔子？

在这样的环境中，羞辱，为日常琐事的激烈争吵，诬陷诋毁和告密是不可避免的。没有人统计过，到底有几百万人住在这样的房子里，而他们，就像玛丽娜告诉我的，只有一条出路：楼板房。

阿拉的房间里摆满了家具。我们只能坐在睡床和橄榄绿行军床上，以及放着靠垫的地上。我们了解到，她与她的母亲一起住在这个房间里，这几天她母亲去乡下看望她生病的姐姐了。高高的天花板上的石膏雕花可以证明，这是一间大房子，被一层薄隔板分割成了两间，以便安排新分配的住户。

当我们告别玛拉和阿拉时，天已经快亮了。她们中年轻的那个在门口问我，是否我会在这儿生活。这个问题，我在这次旅行中问了自己无数次。答案是：最好不要！

当我思考这个晚上发生的事，我得出的结论是，苏联人民的生活经验比任何一个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更说明问题。这个国家的人民十分了解身份、地位和生活水平的细微差别，而这不仅仅体现在住房上。谁可以拥有私人电话？如果有可能，他会去哪里度假？他有什么样的证件，还缺少什么？当他生病的时候，他到哪个医院看病？他在哪家店买东西？他被允许去哪儿旅行，哪里又不行？他穿什么样的衣服？他在哪里学习，学什么？他穿什么样的鞋？他吃什么？他有一栋达恰吗？女人们必须忍受什么？她们会排起长队，当她们听说 “他们在抛售鞋子”，或肥皂，或冬天里的游泳衣。这儿的代名词“他们”，代表着某一个计划部门。多数情况下，货架是空的，橱窗是用旧的罐头堆起来的金字塔。你必须排三次队：首先是在柜台领取一张纸条，然后，去收银柜台付钱，最后才是取货。在这个国家里，几十年来不曾有过的东西是卫生棉条，对计划经济来说，就好像是从未听说过在这个地球上还有女人生活着。没有人能向我解释。

这些问题和其他很多问题，一个外国游客可以提出，但他不可能找到答案。同样大的谜是，在俄罗斯金钱所能发挥的作用。在我认识的那些人当中，如果恰好谈到钱，也总是轻描淡写。他们蔑视西欧对金钱的重视。

像那位西伯利亚的皮货商斯拉夫那样的人，或阿拉，那位用热水瓶里的茶招待我们的姑娘，他们需要全盘考虑。他们必须节约。但是什么可以节约呢？国家百货商场、火车站、乡镇小店的商品价格会有莫名其妙的浮动。有些厚厚的书却是绝对的便宜。在大城市里，隔条街的街角就有很普通的克里米亚起泡酒卖，价格与柠檬水相同。有一次，我看到一个显微镜，标价不过就是几双拖鞋的钱。每一个传统经济学系的系主任看见价格表上的价格，他一定会晕过去的。亚当·斯密[52]在这个经济体系中没有发言权。我怀疑在苏联除了卢布外，一定还有完全不同的货币在自给自足和以物易物的经济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人们所需要的东西都与人际关系中有形和无形的特权有着关联。

在酒店，吃了晚早餐之后，一位名叫伊利亚·弗的人叫住我们，因为他猜想我们与他可能是同行。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与前一天晚上的两个工厂女孩正好相反。他认为自己是一位诗人，因此他以某些艺术影片中画家的样子为榜样，留长胡须戴巴斯克贝雷帽。他是一位善意而又沉闷的人，他的作品集的出版数是3000册。他去过墨西哥和越南，去看望过在鄂毕河三角洲的石油勘探者，还为此接下了写诗的任务，写下文章和诗歌。除了这种责任性的练习作，他似乎也没有什么其他作品。玛丽娜提到他时说：“也有我们这种无聊的人在这个国家里蓬勃发展。”

不仅在知识分子中，所有的苏联人都用一种特殊的方式以第一人称复数作为物主代词。他们说“我们的诗人”“我们的作曲家”“我们的发明家”“我们的宇航员”等，而且是在那种情况下，即当追忆某个名人的时候。然而，当他们还在世的时候，却惨遭践踏。

9月14日。顺路去了一下阿卡杰姆戈罗多克，这是一座新的城市，始建于50年代，在新西伯利亚南部的巨大人工湖边上。鄂毕河变成了150公里长的内海。这个地方有六万名科学家，像一个组合大脑。这里集合了数据中心、别致的酒店和研究人员居住的别墅。 这是归属于科学院的一个机构。它有很好的食堂和图书馆，有一种舒适的校园氛围。有一条很长的让人能想起伊利亚·列宾[53]的经典风景画的台阶，穿过白桦林通向海滩，在那里研究人员可以休息。

然而，在这儿产生的研究成果远比美国少许多。关于研究院的科学家们格外受宠的传说当然是被夸大了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其他地方根本不可能被接受的一些东西，在这儿是可行的。墙上还挂着马蒂斯、米罗[54]和超现实主义作品的印刷品，社会的现实主义在这儿是没有机会的。

科学家们——粒子和等离子体物理学家、数学家、遗传学家、地质学家们，他们说的英语多数带着浓重的口音，他们也到西方去旅游，比如：帕罗奥图、普林斯顿大学、日内瓦……我们进行了畅所欲言的对话。那里的领导是一位有礼貌的官员，但水平一般，大概是来监视人的。在这儿实行着另外一种权威，或许是可以用一个简单的理由来解释的。如果想要跟上军备防御和技术更新的话，政党是要依靠这些大脑的。研究人员抱怨说，他们的计算设备太老旧了，不能与西方的标准竞争：速度太慢，存储容量不足。在数据中心的控制人员很懒散，对理想根本不感兴趣。关于政策只是晚上在家里谈论，也仅仅是“为了好玩”。没有人愿意成为“劳动模范”。

一位年轻的地质学家，用一个玻璃杯向我解释他的石油起源理论。他研究的是“在流失海洋的海岸的微生物系统技术过程”。沿海地带的潮汐通过摩擦在地质时期应该产生了芳香烃。如果他的假设是正确的，那么，这将对在西伯利亚兴奋忙碌地寻找新物质的研究产生重大意义。

令我印象最深的部门是细胞学和遗传学研究所。领导它的是一位大概50岁的美丽妇女，叫拉伊萨·伯格，她说话直言不讳。也许她有犹太血统。

赫尔曼·马勒[55]，美国的共产主义者，后来的诺贝尔奖得主，在苏联工作了四年，他是一位热衷于优生学的科学家，也是拉伊萨·伯格最重要的老师。她跟随他研究群体遗传学，并继续从事他的突变实验。这些实验的最主要对象是果蝇。但是后来，斯大林最喜欢的、狭隘的农学家李森科[56]来到这里，他把遗传学谴责为“资产阶级科学”，这引起了灾难性的后果。1946年，发生了一场意识形态的运动，拉伊萨·伯格被她的莫斯科研究所开除。直到“解冻”的时候，她才被允许恢复他们的实验。最近，她被调任到了阿卡杰姆戈罗多克。我认为，她有决心在俄罗斯再次将科学引向自由。见过她的人，不会怀疑她的斗志。显然在她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群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反对派。

当她在进行介绍的时候，我想起了以前曾经想写关于自然科学历史的报告和论文的老计划来。这个介绍为我这样的外行开启了一个了解实验的矛盾的特殊大门。例如：布莱希特[57]的戏剧《伽利略传》，或是托马斯·库恩[58]研究的“新的起源”。我很有兴趣重新开始这个专题，那是我以前在电台做过的内容。

最后那个晚上，数学家亚历山大·达尼洛维奇·亚历山德罗夫接待了我们，并不是在研究所，而是在他的私人住宅。我们进行了一场时间很长的谈话。他看上去是有某些德国烙印的爱因斯坦类型，头发花白但还很浓密，鼻子高翘。我们的谈话结合了严肃性、想象力、魅力和自我嘲讽。他曾经在列宁格勒大学担任过12年校长。他得到的一个斯大林奖，曾经帮助他免遭镇压。他的研究范围涉及量子力学、微分几何、晶体结构。他说，他29年来致力于凸面问题的研究，但只找到部分解决方案。然后，他又谈到豪斯多夫定理，而我根本不理解这个理论。这个理论说的是，你如何能将一个领域分成四个部分，并且从中又生成两个新的领域。

数学是“科学的女王”吗？对这一点，亚历山德罗夫持怀疑态度。他认为，说数学对社会有巨大意义，是传统的谎话。“它们不能提供真理。”毕竟，它需要论证。而这项科研在目前不被重视，因为政治家掌握了越来越多的权力。

他沉浸在讨论中，忘记了时间。我很激动，因为在高中教学大纲中，数学界的微积分理论发生之后的事都没有讲到：没有组合学，没有拓扑学，没有复数，没有群论……他反驳说，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由于大多数人的抽象思维能力是不够的，为了跟上脚步，这种文化上的延迟就成了正常的、必然的。

但是，这是否对生命有危险呢，如果我们没有意识到我们的所作所为带有政治性。他说：“我们的意识是受经验影响的，也会一直这样存在下去。”费米[59]赞成对日本投放原子弹，尽管他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我提到战略空军司令部的飞行员，我们在这样一句话上达成共识，即，知识和道德想象力充其量是互补的。

晚上，返程，天空显得不那么高，我们穿过有烟熏味的大草原。在冒着黑烟如飘扬的大旗的高大烟囱后面，是一座不断在扩大的城市。

夜晚，我壮着胆子一个人坐电车穿越宽阔的街道和漆黑的街区。在俄罗斯，地方街道的名字到处都是相同的：马克思大道、共青团广场、无产阶级站、列宁街。居民区和工厂之间是一片荒地。在码头，我出于好奇登上了一艘停在鄂毕河的汽轮。直到轮船发出启航的汽笛声时，我才在最后一分钟跳上岸。否则我将会在风浪中度过24小时，而且没有回来的可能。

9月17—18日。乘坐西伯利亚铁路的火车从新西伯利亚去莫斯科。去莫斯科！终于！这趟旅途比这条线路上的任何一个冒险传说都来得单调。几个星期的旅行，这个国家的时差让我感到疲惫。伊尔库茨克和莫斯科之间有五个小时的时差。在这个庞大的国家中不断地飞行对我的精神状况影响很大。

好在我得到了软卧车厢的一个包厢，有一盏灯，带褶的灯罩使用了粉红色的面料。在走廊里我遇到了抽烟的男人，他们穿着条纹睡衣，甚至白天也这样穿着。一对日本夫妇也前往莫斯科，正用相机努力记录窗外的虚无。火车时不时会在某个荒无人烟的车站前停下，谁都不知道为什么，车站只有一个昏暗的窝棚和一台水鹤[60]，看不见任何城镇，只有一座列宁塑像，伸着右手，好像是想要请求搭车。一天中的任何时间，人们都可以在火车最后一节车厢的一位妇女那里要一杯热茶，杯子是玻璃的，外面有一个镀银的杯套，还有一块方糖。依照这个国家的习俗，你应该先把糖放入嘴中，然后喝茶，这样茶就会有甜味。火车也有一节餐车厢，当邻桌穿着棉袄的工人用勺子喝着罗宋汤时，两位娴静的女人正坐在那里织着毛衣。我们终于越过了在雅罗斯拉夫尔的伏尔加河大桥。乘客开始将他们的睡衣和他们的食物放回到包裹和旅行箱中。他们知道，这儿离莫斯科不远了，不过就是300公里—— 一箭之遥。

9月18日。这一路上我并不怀念大都市的那种善意的家长作风，同样我也不怀念官方的节目。尽管我的护照中有一个“好签证”，并在北京饭店有一间宽敞的房间，但我并没有想要使用它。相反，我去了一个完全不同的地址：拉夫罗森斯基巷19号，在莫斯科运河南岸，与特列季亚科夫画廊非常近。手里拿着一份我搞到的地铁图，坐三站到新库兹涅茨克站，轻而易举。找到这种既便宜又壮观的交通工具，对我来说是一件特别兴奋的事。花费几个戈比，人们就可以站在很长的自动扶梯上，向下滑动，然后进入混杂着壁画、浮雕和雕塑装饰的车站。这些艺术品以一种特殊的方式结合了沙皇的辉煌和共产主义的意象。

只有在一个长长的、穿风的、肮脏的通道里，状况会有所不同。那里有一个非法的小型零售市场，出售花、报纸、手工制品和很可能是违禁的商品。在这儿我为什么会突然想到许多年前，我在汉娜·阿伦特书中读到的内容呢？“只有莫斯科有地铁的断言，将只是一个谎言，如果布尔什维克没有能力销毁其他所有地铁。只有在完全控制和主宰世界的前提下，极权独裁者才能够鄙视所有事实，将所有的谎言付诸现实，让所有的预言成真。”

但我并不同意这种观点。我将要去按门铃的那栋房子是30年代精心建筑的房子之一，当时这些楼房是为特权阶层建造的。我事先通知了玛莎我将到达的信息。她们正在玛格丽塔·阿利格的公寓里等我。这个公寓宽敞舒适，但远没有达到爱伦堡所展示给我们看的那种国际化标准。旧的家具、旧的记忆、旧的钟、芬兰式梳妆台和一块旧的格子呢毛毯。在这里，你看不出浮华的特权，更多的是工作和知足，仿佛是一个包含着很多我不知道的东西的时间囊。

最为重要的是玛莎在这里，现在我们两个人要制定计划，而且不只为未来的七天。她的母亲很热情地接待了我，她懂她的女儿，所以她不只是担心，她还伤心苦恼。这段与来自西方的客人的私情该怎样发展呢？玛莎应该跟他到国外去吗？

最后是玛丽娜·帕弗恰斯卡亚帮助了我们。除了克斯特亚和路易斯，她也被证明是我们的幸运使者。她认识玛格丽塔，她也知道怎样来处理棘手的情况，她从包里拿出一把房门钥匙，在那里我们可以不受打扰地见面。

玛莎的母亲没有反对我们去彼瑞德基诺，于是我也终于有机会了解这个有很多传奇的地方。我们只需要坐电动小火车往南走大约一刻多钟。火车站就像一个窝棚。这里也显示出平等至今只是一句空话：庄严的住宅与摇摇欲坠的茅屋共存。只不过贫穷的木房子也不缺电视机的天线。幸运的话，刚到站的人可以找到一辆马车，带你穿过云杉大道，经过村庄的公墓和别墅，直接到达玛格丽塔在森林边的达恰。

这是一个像契诃夫中篇小说中描写的地方。在那里，我才真正认识了这栋避暑山庄的女主人。忠实的娜佳曾经是玛莎和她的姐姐塔尼娅的奶妈，后来又成为她们的保姆。现在，70多岁的年纪了，她还烧壁炉，保养房子，照看她的山羊，照顾狗，给很老的猫——洛游瓦喂牛奶，还为来客准备茶炊。

这老太太一直住在这儿，经历了饥荒和清洗，经历了斯大林时期，经历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她亲眼目睹了玛格丽塔失败的婚姻和爱情，经历了死亡和幸福的时刻，以及家庭成员的自杀。她也照顾过玛莎，当她的母亲在列宁格勒被围困期间，或去前线的时候，以及后来坐在书桌前工作或前往智利、巴黎或阿拉木图旅行时。

达恰里有一条大狗，是已经很老的圣伯纳犬，名字叫艾利。我不知道，娜佳是如何在艰苦的岁月中把它一路带着和喂养的。这在苏联，在肉制品很难找到，而且还相当昂贵的地方，这是奢侈的，只有少数人能承担得起。我从来就不是一个喜欢狗的人，但艾利给每一天都带来我喜欢的尊严。它不会对我吠叫，身上没有怪味，也不喜欢舔人，在它的种类中它是位绅士。我们带着它在树林中转悠，寻找蘑菇和浆果，以及我们的安宁。

过了一段时间，我才想起来要了解一下规划这样一个彼瑞德基诺居住区的意义。马克西姆·高尔基曾经在30年代将这整个地区交给作家协会的物业管理机构文学基金会。他下令在这里为他的作家们建造50多栋避暑山庄。因此，许多著名的作家有了占地几平方千米、在莫斯科郊外的一个家。他们组成了一个特殊的社团，这也只有在俄罗斯才可以想象。在这里是会感到宁静，还是危险呢？在这里西蒙诺夫、费定和柴可夫斯基等家庭与持不同政见者隔墙而住，那么你能更好地工作，还是你会被更好地监控呢？那个开枪自杀的糟糕的法捷耶夫——玛莎的父亲，在他的房子边上的别墅里，帕斯捷尔纳克正生活和工作着，直到六年前去世。今天，还有很多人去他的别墅和坟墓朝拜。当你站在花园篱笆旁，你仿佛就站在朝圣的路上，沉默片刻，然后继续出发。《彼瑞德基诺》，一组帕斯捷尔纳克在1941年发表的诗，见证了他与这个地方的亲密关系。

当你匆匆走过这个地方，你想记住与这个地区有关联的名字都是困难的：犯罪嫌疑人、免遭迫害的、著名的、被遗忘的……伊尔弗和彼得罗夫是否曾经在这里生活过？巴别塔、奥莱沙、皮利尼亚克、卡维林、普拉东诺夫呢？我不知道。我只能说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和丽迪雅·柴克弗卡亚[61]，他们在这儿住过，因为他们与玛莎的母亲是很亲密的朋友。我很幸运遇见过他们。

此后，我们再一次坐上当地的火车回玛格丽塔的公寓。与玛格丽塔的沟通，我从来没有感觉到困难，这不仅是因为她会讲法语、英语，甚至还会一点点德语。也不仅仅是因为她的善良可爱，而是她对生活的态度，是她不顾自己国家的灾难环境而一直坚守着的态度。她甚至还保留着一部分天真。有时候，她给我的感觉像是一个《圣经》里的人物，但很快她又回到她小女孩的模样。她无法长期维持像她的同事和同胞们那样的自我欺骗。政治幻想的抹杀也是一个渐进的过程。很难说，伤口何时会愈合，也不知智慧何时会开启。她从未失去勇气。她未曾写过赞美斯大林的诗。在“解冻”的那几年中，她成功地出版了阿赫玛托娃、帕斯捷尔纳克和茨维塔耶娃[62]的诗歌。

针对这种压制，玛格丽塔并不是用大声的抗议来反抗，而是以遵守道德准则的姿态向着天空轻微地耸耸肩。当第一个持不同政见者在红场被逮捕，她发现，正义是站在他们一边的，但她认为他们的示威游行太戏剧化。玩世不恭不是她的性格。我从第一天起就欣赏和崇拜玛格丽塔·阿利格。

鬼才知道，是否有人在观察着我们的进进出出呢？是否作家协会办公室的人会闭着眼睛，当我的北京饭店的房间没有人住的时候？玛莎的母亲很担心我们的事。还有那位忠实的玛丽娜，她提醒我们说：“你们在任何一个地方都没有真正登记过。”我反问道：到谁那里登记？又一次，我被证明是无知和傲慢的。迎接我们的将会是什么呢？

在我的行程安排上，还真真切切写着其他旅游计划：格鲁吉亚的短期旅游。但此时此刻，我根本不需要这个。我已经受够了晚宴上的讲话和对世界和平的讨论，以及对社会主义或对随便哪个现实主义的讨论。再不要参观，不要祝酒词，不要飞机场！

为什么我不把作家协会的好意安排扔到一边，并取消一切活动呢？反正这些都只是表演给傲慢的西方人看的。我那俄罗斯传奇的开始，只不过是一场恶作剧吗？总是比我更坚定的玛莎没有说什么，但她的沉默是对我的犹豫的指责。不管怎么说，她对她母亲和朋友们的反对置之不理。她也不在意我们俩都是结了婚的人。她决心与早就不知去向的丈夫离婚。“这不过就是一张纸，”她说。她更在意的是，尽快把一份真正的护照装在口袋里。所以她想要在这几天完成这些事情。因为这几天，无论我开心还是讨厌，我都会在格鲁吉亚。

我在9月25日那天抵达了第弗利斯，这个城市实际的官方名称是第比利斯。我在那里的日子充满“断片”。因为我太累了，连写几篇简短笔记的力气都没有了。虽然我接收信息的能力早就耗尽了，人们还是把我带到了格鲁吉亚，这个城市也有一个苏联名字：格鲁新尼。当然，我不是独自旅游，但我不记得是谁陪着我了。是玛丽娜或克斯特亚吗？

去格鲁吉亚的官方理由是出席一个纪念活动。绍塔·鲁斯塔韦利[63]是该国的民族诗人。我记得他的出生或死亡至今已经过去800年左右。我不知道他。我从来没有读过一行他的史诗。据说这篇史诗《虎皮武士》相当长。于是，在我的箱子里多了一个1公斤重的纪念品，别人送给我的，不过，我一定会偷偷把它丢弃在什么地方。

我对国家举行的各种仪式已经非常厌烦了，于是我尽量躲避，并挤出时间到老城区去散步，在公园的长椅上睡觉或到市场上去吃葡萄、李子和杏子。谁要是从莫斯科来，他会惊讶这里物产之丰盛。格鲁吉亚不仅腐败，也很富裕。这个国家是一个奇特的国家，大都市都比其他省份来得穷！

第二天，我被主人带到哥里。汽车西行两个多小时。这是必须要做的事，因为这个穷乡僻壤是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的出生地。在格鲁吉亚，人们对斯大林还一直崇拜着。谁有了一辆汽车，他就会在挡风玻璃上贴上斯大林的肖像。这座小城市的市政厅有一尊大约20米高的斯大林塑像，这个城市的生活大概也是要依靠旅游业的。游客们被专车送到一个异常大的博物馆。这所谓的出生地看上去像是假的。一个巨大的建筑保管着他的烟斗、制服和独裁者的头像。但最有意思的是，这里收藏着来自世界各地的丰富多彩的礼物，这些都是感恩于他的人带给他的。这些不是一般的国家特色工艺品。有趣的是那些小的、手工制作的矿山模型、火箭、花的马赛克、彩色锦绣人像……每件作品都配有标签，上面是捐助者的名字、地点和日期。

这还不够。我们继续开往一个著名的矿泉水疗中心博尔若米。这里有沙皇时期的老别墅和宫殿。矿泉水是一种温暖的、咸的、有异味的汤，但被认为具有奇异效果。据说托尔斯泰喝过这种水。

对首都第比利斯的那顿晚餐，我只记得那位有文化的主人德语很好，而且格鲁吉亚的菜十分美味。我被著名的白兰地灌醉了，这种白兰地根本不必害怕与干邑酒做比较，半夜，我累倒在酒店的床上。

我终于在9月30日又回到莫斯科。然后告别玛莎、玛格丽塔、克斯特亚和玛丽娜，不知道什么时候与他们能再见。

两天后，我回到奥斯陆，回到我的家人中。在行李中我背着一本70厘米×30厘米、约4公斤重的大开本书，那是我用剩下的卢布换来的：《自然地理世界地图集》，1964年由莫斯科科学院和土地测量制图总局出版。黑色亚麻封面上有锤子和镰刀，以及围绕着它们的由麦穗组成的花环和一颗五角星，绕着麦穗的飘带上有以15种语言书写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在总共249页的版面上，显示着地球上所有爱好者不可能更期待的丰富多彩的内容和详细的介绍：地质构造、空气、水的温度、植被、动物、人口、日照、降水、冰川学、矿物质……在这本精美的著作中，没有问题找不到答案，美国人和欧洲人也祈求能达到这个水准。而这一切只不过区区40卢布！

多年以来，我与我的挪威妻子达格伦，以及我们的女儿塔娜奎尔居住在彻默岛，这是在滕斯贝格和奥斯陆峡湾间的一个岛屿。我们买了一栋带一个大花园的小型白色船长楼房。下面是我对我们生活的意境描写：

“北方6月的夜宁静/ 岛上无忧的黄铜时钟嘀嗒/ 被遗忘，这有围篱的木屋/ 屋内从不黑暗/ 宁静，宁静地，船停靠在码头/ 仿佛这就是幸福，宁静 / 书、岩石在那儿，壁炉台上 / 一杯清清的白兰地。”

然而，一段时间以来，我有一种在德国即将会有什么事发生的感觉。共和国的大梁噼啪作响。带着威廉统治残余的传统专制国家和遗留着的顽强专政已经不能再存活下去。或早或晚，我希望找回在这个国家的可居住性。于是我与邻居乌韦·约翰逊在弗里德瑙买下了房子。我们的计划是夏季在柏林，冬季在挪威度过。

但是，一封封爱的信笺和电报洪水般从莫斯科涌来。我不能再对我的俄罗斯传奇保持沉默。分离不可避免。我觉得自己是小偷，时不时不加思考地行窃。没有破坏性的能量，人是不能逾越自己的规则的。

再说我一手创办的杂志也很难进行远距离操控。缺少编辑出身的主编卡尔·马库斯·米歇尔的帮助，更是完全不可想象的。他是一位智者，尽管《指南》杂志遇到很多困难，但他仍然保持忠诚。

德国的政治局势变得极其激烈，因为大联合政府的形成，使得共和国缺少了一个有能力的反对党。德国基督教民主联盟与巴伐利亚基督教社会联盟组成的联盟，以及德国社会民主党共同制定了所谓的“紧急状态法”，这样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烂摊子，我们不愿意接受。我们，一个议会外的少数派组织，除了几千名学生，还有亲莫斯科的老共产党人和一些嬉皮士，以及一个自由激进组织，主要由工会中的一股强大势力组成，我们武装起来了。1966年10月，我们组织了一场在罗马广场的大游行，叫喊着“民主的紧急关头到了”的口号。我记得在那里有一些人发言。他们是恩斯特·布洛赫[64]、赫尔穆特·里德[65]和德国工业金属工会的格里格·奔驰，都是一些可敬的人！

我很生气，因为我愚蠢地被说服在25000人面前做演讲。这是一件很恐怖的事，因为在我做长篇大论的过程中，我突然意识到我能够不断地煽动愤怒的人们。当我把这个国家描述为一个香蕉共和国，并断言“在防空洞里坐着的人，正在颤抖！”时，我对自己产生了反感。但对于我曾经说过的话，我不收回任何一个字。

然而，扬声器从四面八方又将剧烈震动的回音扔了回来，于是，我突然想起了什么。我是在什么地方见过这个热烈气氛的呢？是不是25年前，在柏林体育宫有过类似鼓动者的声音鞭策着人们？我正在使得自己变成一个煽动者。不管我的论据是否正确，这是一种令人作呕的感觉。我试图尽力将这件事做个了结，并发誓永远不再走上讲台。这一点，我做到了。对于大集会，我是打过预防针的了。

1966年12月10日是星期六。几个学生，我的弟弟乌尔里希也在其中，在柏林的库达姆大街上演了一出闹剧。后来，这场闹剧被证明后果严重。他们扔彩色纸屑和唱圣诞歌曲抗议越南战争。“我们为警察游行，”他们宣称，“我们呼吁为他们提供现代的装备，取代橡胶棍棒，我们要一个白色盒子，里面应该装着给哭泣的孩子的糖果和给相爱的青少年的避孕套。”警察想不出什么更好的办法，使用了武力。正好是一个星期之后，还是这一小群人，他们混入散步的人群中重复了这种游击队行动。这一次，大街上失控的无能为力的警察不得不毫无区分地镇压所有的示威者、游客、退休人员。80多名散步的人，包括儿童和家庭妇女都被逮捕。

他们的挑衅行为不仅使得煽动者遭到逮捕，同时也给他们带来了第一次反响大的媒体效应。1967年，街道剧院正式开场。我没有参加。我又一次去了其他地方。

后记

2014年

我带到苏联的一本蓝色袖珍词典，被证明毫无用处。无论如何总是要用到第三种语言来协助翻译，特别是英语、法语和西班牙语。除此之外，我只能完全依赖朋友的帮助。

那本路易斯·金斯伯格翻译的诗集，虽然已经印刷了，但从未出版。该版本后来被做成了纸浆。

回到柏林的家，我写下了下面这首诗，这可以被理解为对旅途的回顾：

和平大会

飞机载着一百位骗子降落。

城市问候他们，以一把花，

以石油和汗水的味道，

以亚洲平原吹来的风。

聚光灯下，骗子们说

以五十种语言：我们反对战争。

我沉默地拥护骗子们。

骗子们说了真理，但是

为什么他们需要五十个小时

为一句话？

当他们离开，花蔫了。

烟灰缸装不下

团结的香烟头

坚定的雪茄烟蒂

和不可战胜的残余。

痰盂里漂浮和平。

白宫，聚光灯下

同一时刻，诚实的人宣布

另一个真理：战争在滋生。

只有骗子们不可动摇。

白宫的花鲜艳，

痰盂已经消毒，

烟灰缸炸弹一样干净。

一阵风掠过城市，亚洲平原

吹来的风。像女人在抽烟，

为命运抗争的受压制的女人。

在1967年6月发行的《指南》第9号中，刊登了一篇关于《1921年的喀琅施塔得事件或第三次革命》的专题报道。编辑和评论都是由我一个人担任的，当然我没有考虑过在莫斯科作家协会的读者的感受。但是他们很勤劳，他们把发现的这份报道报告给上面。结果是我立刻失去了“进步资产阶级作家”的身份。虽然我不知道后来我是被如何分类的，但显然我并没有被划到“反苏势力”中，否则他们可能再也不会给我签发签证了。

1967年，我从莫斯科得到我的朋友克斯特亚死亡的消息。他是在自己家门口的楼梯间被打死的。这起谋杀案一直未破。似乎没有人知道，这到底是一起普通的入门盗窃刑事案件，还是一桩涉及政治的犯罪行为。

拉伊萨·伯格是1967年“46人的信”的签名人之一。这是一封反对政府侵犯人权的抗议信。不守成规的拉伊萨，在所谓的解冻之后失去了在新西伯利亚学术城的工作。1974年，她决定移民到美国，并在威斯康星大学和圣路易斯大学继续她的研究。1988年，她出版了她的回忆录：《后天的特征——一位苏联遗传学家的回忆录》。在政治领域她也没有停歇，并为持不同政见者争取权益。2006年，她在巴黎去世。

1973年，安德烈·陀纳妥维奇·西尼亚夫斯基离开苏联，于1997年在巴黎附近去世。约瑟夫·布罗茨基于1972年被流放——当年是这样称的——他去了维也纳。然而，他没带他的手稿，只“有一个手提箱和50美金”。他于1996年在纽约去世。关于集体户，他在他的《列宁格勒的回忆》（1987年，慕尼黑）中做了详细的报道，从中我们可以看到那些普通的知识分子在这种生活方式中受到的打击。唯一一位研究这个的历史学家，我知道是卡尔·施罗格。

[1]罗曼·雅各布森（1896年11月11日—1982年7月18日），俄罗斯语言学家、文学理论家。

[2]路易斯·弗拉基米罗维奇·金斯伯格（1921年10月24日—1980年9月27日），俄国文学家，作家，翻译家。

[3]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1906年12月19日—1982年11月10日），苏联政治家，曾担任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

[4]约瑟夫·亚历山德罗维奇·布罗茨基（1940年5月24日—1996年1月28日），美籍苏联诗人， 获1987年度诺贝尔文学奖。

[5]安德烈·阿马尔里克（1938年5月12日—1980年11月12日），苏联历史学家。

[6]克里姆林宫医生案件： 1952年12月，克里姆林宫一名医生季马舒克给有关部门写信，揭发克里姆林宫的许多医生对国家领导人采取了不正确的治疗方法。此后，塔斯社于1953年1月13日发布消息说，国家安全机关破获了一个医生恐怖集团，他们旨在通过破坏性治疗，缩短积极的苏联活动家的寿命。该集团的成员包括多位专为苏联政要服务的医界泰斗。随后，大批医生被捕。斯大林去世后，1953年4月4日，苏联内务部宣布，此案的所有指控都是伪造的，被捕医生全部被释放并恢复名誉。但已有两人在狱中死去。一般认为，此案乃是斯大林发动新一轮政治大清洗的信号。

[7]贝萨里昂·瓦诺维斯·朱加什维利（1853—1909），斯大林的父亲。

[8]安德烈·德米特里耶维奇·萨哈罗夫（1921年5月21日—1989年12月14日），苏联原子物理学家，曾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的研发。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9]康斯坦丁·格奥尔基耶维奇·帕乌斯托夫斯基（1892年5月31日—1968年7月14日），苏联作家，以探索作家创作活动的《金蔷薇》一书著称。

[10]鲍里斯·列昂尼多维奇·帕斯捷尔纳克（1890年2月10日—1960年5月30日），苏联作家、诗人、翻译家。凭借《日瓦戈医生》获得1958年诺贝尔文学奖，后因受到苏联文坛的猛烈攻击，被迫拒绝领取诺贝尔奖。

[11]乔瓦尼·巴蒂斯塔·皮拉内西（1720—1778），意大利雕刻家，建筑师。

[12]瓦西里·阿克赛诺夫（1932年8月20日—2009年7月6日），苏联作家。

[13]中国称为黑龙江。

[14]尤里·阿列克谢耶维奇·加加林（1934年3月9日—1968年3月27日），苏联宇航员，是第一个进入太空的地球人。

[15]爱德华·克劳（1911年7月29日—1976年12月13日），德国作家、外交官。

[16]阿尔瓦罗·奥夫雷贡（1880年—1928年7月17日），墨西哥军事人物、政治人物。1920年12月至1924年11月间担任墨西哥总统。1928年，再次当选总统，但在就任之前不幸遭刺杀身亡。

[17]罗伯特，南美人常用名。这儿泛指南美人。

[18]雷蒙·库内（1930年5月12日—2006年8月11日），南非诗人、作家。

[19]玛格丽塔·依尤西夫娜·阿利格（1915年10月7日—1992年8月1日），苏联诗人。长诗《卓娅》的作者。

[20]伊扎克·巴别尔（1894年6月13日—1940年1月27日），苏联犹太裔小说家、戏剧家。

[21]安娜·安德烈耶夫娜·阿赫玛托娃（1889年6月23日—1966年3月5日），苏联女诗人，俄罗斯“白银时代”的代表性诗人。

[22]亚历山大·亚历山德罗维奇·法捷耶夫（1901年12月24日—1956年5月13日），苏联作家，无产阶级文学的主要倡导者和理论家。以小说《毁灭》（原名《十九人》）和《青年近卫军》闻名。玛莎的亲生父亲。

[23]位于莫斯科西南面的一个居民区，距市中心20公里。

[24]指具有俄罗斯建筑特色的乡间小屋。达恰在俄罗斯相当普遍，在一些苏联共和国中也有分布。

[25]一种盛行于俄罗斯、乌克兰等东欧国家的低度酒精饮料，口感酸甜，有少量二氧化碳，以黑麦面包发酵制作而成。

[26]阿尔弗雷德·贝恩哈德·诺贝尔（1833 年10月21日—1896年12月10日），瑞典化学家、工程师、发明家、军工装备制造商，炸药的发明者。

[27]罗斯柴尔德家族是欧洲乃至世界久负盛名的金融家族。18世纪末期，罗斯柴尔德家族创建了整个欧洲的金融和银行现代化制度。

[28]罗曼·卡门（1906年11月29日—1978年4月28日），苏联纪录片导演。1946年导演纪录片《纽伦堡审判》。1969年，他的纪录片《柏林同志》获得东德艺术奖。

[29]伊朗第三大城市，是伊斯法罕省的省会。

[30]欧玛尔·海亚姆（1048年5月18日—1122年12月4日），波斯诗人、天文学家、数学家。

[31]兀鲁伯（1394年3月22日—1449年10月27日），伊斯兰学者。1424—1428年间在撒马尔罕建造了兀鲁伯天文台，天文台中拥有当时世界上最大的象限仪。

[32]亨德里克·弗伦施·维沃尔德（1901年9月8日—1966年9月6日），1958年9月2日—1966年9月6日担任南非首相。他是南非种族隔离的支持者，在任期内以立法方式逐步建立黑人与白人之间的隔离政策。

[33]埃贡·席勒（1890年6月12日—1918年10月31日），奥地利绘画巨子， 维也纳分离派重要代表，是20世纪初期一位重要的表现主义画家。

[34]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1749年8月28日—1832年3月22日），德国著名思想家、作家、科学家，他是魏玛的古典主义最著名的代表。代表作《少年维特之烦恼》。

[35]沃尔克·布劳恩（1939年5月7日— ）， 德国作家。

[36]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1876年7月13日），俄国思想家、革命家，著名无政府主义者，有“近代无政府主义教父”之称。

[37]格里戈里·舍利霍夫（1747—1795），俄罗斯地理学家，航海家和商人。

[38]费南多·德·麦哲伦（1480年10月17日—1521年4月27日），葡萄牙探险家、航海家，完成了人类首次环球航行。

[39]托马斯·库克（1808年11月22日—1892年7月18日），英国旅行家。

[40]传说中的一座在波罗的海沿岸的沉没之城。

[41]越南民主共和国，俗称北越，是1945年至1976年间在越南北方建立的一个共产主义政权国家，也是东南亚地区首个社会主义国家。

[42]克努特·汉姆生（1859年8月4日—1952年2月19日），挪威作家，192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主要作品有《大地的成长》《神秘的人》《饥饿》。

[43]威廉·卡斯伯特·福克纳（1897年9月25日—1962年7月6日），美国小说家、诗人和剧作家，为美国文学历史上最具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49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44]杰罗姆·大卫·塞林格（1919年1月1日—2010年1月27日），犹太人，美国文学家，代表作《麦田里的守望者》。

[45]海因里希·特奥多尔·伯尔（1917年12月21日—1985年7月16日），德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最重要的作家与翻译家之一，197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46]奥斯卡·王尔德（1854年10月16日—1900年11月30日），作家、诗人、剧作家，英国唯美主义艺术运动的倡导者。

[47]爱伦·坡（1809年1月19日—1849年10月7日），美国作家、诗人、编辑与文学评论家。

[48]夏尔·皮埃尔·波德莱尔（1821年4月9日—1867年8月31日），法国诗人。代表作包括诗集《恶之花》及散文诗集《巴黎的忧郁》。

[49]谢尔盖·亚历山德罗维奇·叶赛宁（1895年10月3日—1925年12月27日），俄国诗人，以创作抒情诗文为主。

[50]安德烈·沃兹涅先斯基（1933年5月12日—2010年6月1日），苏联政治活动家、经济学家、诗人，被罗伯特·洛威尔称为“一切语言中最伟大的在世诗人”。

[51]贝拉·阿赫玛杜琳娜（1937年4月10日—2010年11月29日），俄罗斯诗人、短篇小说家、翻译家。

[52]亚当·斯密（1723年6月5日—1790年7月17日），苏格兰哲学家和经济学家，他所著的《国富论》成为了第一本试图阐述欧洲产业和商业发展历史的著作。

[53]伊利亚·叶菲莫维奇·列宾（1844年8月5日—1930年9月29日），俄罗斯画家，巡回展览画派的主要代表人物。

[54]胡安·米罗（1893年4月20日—1983年12月25日），西班牙画家、雕塑家、陶艺家、版画家，超现实主义的代表人物。是和毕加索、达利齐名的20世纪超现实主义绘画大师之一。

[55]赫尔曼·约瑟夫·马勒（1890年12月21日—1967年4月5日），美国遗传学家及教育家。因发现X射线诱导突变而获得1946年诺贝尔生理学和医学奖。

[56]特罗菲姆·邓尼索维奇·李森科（1898年9月29日—1976年11月20日），苏联生物学家、农学家。

[57]贝托尔特·布莱希特（1898年2月10日—1956年8月14日），德国戏剧家、诗人。代表作《四川好人》。

[58]托马斯·撒母耳·库恩（1922年7月18日—1996年6月17日），美国物理学家、科学史学家和科学哲学家，代表作为《哥白尼革命》和《科学革命的结构》。

[59]恩里科·费米（1901年9月29日—1954年11月28日），美籍意大利裔物理学家。他对量子力学、核物理、粒子物理以及统计力学都做出了杰出贡献，并参与创建了世界首个核反应堆芝加哥1号堆。

[60]用于向蒸汽机车的水柜或煤水车供水的设备。由于蒸汽机车要消耗大量水，水鹤曾是铁路车站的基础设施之一，通常位于站台的一端，以便在机车停靠站台时为它补水。

[61]丽迪雅·柴克弗卡亚 （1907年3月24日—1996年2月8日），苏联作家，诗人，儿童文学作家。

[62]玛琳娜·伊万诺夫娜·茨维塔耶娃（1892年10月8日—1941年8月31日），俄国诗人和作家，布罗茨基称其为20世纪俄罗斯最伟大诗人。

[63]绍塔·鲁斯塔韦利（1172—1216），诗人。对乔治亚古典文学的贡献堪称最大。他的著作《虎皮武士》是乔治亚的国家史诗。

[64]恩斯特·布洛赫（1885年7月8日—1977年8月4日），德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主要著作有《希望的原则》。

[65]赫尔穆特·里德（1919年7月18日 — 2007年4月15日），德国宪法律师。

二○一五年
前提

我快85岁了。有时候，我年轻的妻子凯瑟琳、我的女儿们或某个记者，或随便哪个学生会向我打听从前的事，这些学生为的是能在他自己的名字前或后加上缩写 ，比如为博士或文学硕士的需要，而必须提交论文。

他们想在我这儿得到这些信息是不容易的。我的记忆就像是一个漏勺，那上面不会挂着什么，这不仅仅是因为我的年纪。不过我至今没有得那个以爱罗斯·阿尔茨海默的名字命名的著名疾病[1]。阿尔茨海默也因此成名。

再说我对一本自传也并不感兴趣。我不想记住与我有关的一切。翻看我的同时代人的回忆录，让我很反感。我不相信他们。你根本不需要是一位犯罪学家，或是知识论学家，你就会知道证人在关于自己的事情上的证词是不可信的。从有意识的谎言到巧妙地自我呈现，经过修饰的部分难以辨认。看一看这一文体的鼻祖卢梭[2]的著名自白吧。其他一些描写生活的文字，听上去好像就是代笔者所为。

像这样的练习，我对自己说，你千万别染指。如果不是有一天，我在我的地下室惊讶地发现一些东西的话，我将一直保持我自己固有的顾忌。一些纸箱在葡萄酒架和工具箱之间被发现。我打开了它们，为了寻找一份什么旧合同，而我却猛然间发现了早已被遗忘的信件、笔记本、照片、剪报、搁置的手稿。发现这堆纸是一个巧合。但至少在那么长时间过去之后，在这堆杂乱的东西中没有事后人为的编造内容。

所以，我认认真真地阅读了这些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笔记本和文件夹。我还应该从这些原始资料中重新开始做些什么吗？这样的尝试并不强调结果，不过，注重结果从来不是我的强项。一切取决于一试。

我所发现的笔记中的痕迹，很不完整，也常常难以破译。最容易的是处理那些1963年的材料。我找到的这些记录，只需要在文体上做最简单的修改，更正粗心造成的错误和笔误。而1966年的“潦草笔记”却成了大问题。这些文本并不是为了外交性的准确的再现。残缺的句子被补充完整了，不可辨认的地方被删除了，拼写错误更正了。我保留了某些愚蠢的事情，除去了私密的内容。笔记的日期是根据旅行路线记录的，而不是写下文字的日子。所以两者之间通常会有几天的间隙，有时在酒店或在路上只容许我有一刻钟的时间。我在这份拼凑在一起的东西中还陆续夹了一些信件、日历纸、1966年的剪报等。

这些“回忆动荡” 甚至根本就不符合文献资料的规范，更不用说哲学的标准。1967—1970年期间，我缺乏连续写日记的欲望、时间和乐趣。更何况，人们不可能将发生的事1∶1地呈现出来。这是因为有名的“地图自相矛盾”——如果一张图将地形极为精准地复制出来，那么现实将被加倍扩大，那是没有必要的。 （顺便说一句，所有权力的幻想都是因为他们梦想控制一切而告失败。）所以：请读者谨慎！

而且，那些在我地下室发现的东西中的、我曾经遇见过的人也已经变得陌生。记录中的我也是另外一个人。我认为只有用唯一的一个方法去接近他：一种我与我的分身对话的形式，他就像是我的弟弟，而我很长时间没有想到过他。我想问个究竟。但是，我既不想审讯，也不想忏悔。我并不在意，当时这位快40岁的人是否处在内疚或尴尬的境况，他的所作所为是对是错。这是他自己应该想明白的事。我唯一感兴趣的是他对我提出的问题的答案：亲爱的，你做这一切的时候，到底在想些什么？

在“后记”中只列出作者当时不知道的事情。（人总是自己的事后诸葛亮。或许你变得比较聪敏，但你也会更自以为是。）要是有谁自己亲身经历了我所叙述的这段时期，那他可以忽视这段补充内容。

[1]阿尔茨海默病（AD），又称老年痴呆，是一种起病隐匿、进行性发展的中枢神经系统退行性疾病。临床上以记忆障碍、失语、失用、失认、视空间技能损害、执行功能障碍以及人格和行为改变等全面性痴呆表现为特征，病因迄今未明。

[2]让-雅克·卢梭 （1712年6月28日—1778年7月2日），法国18世纪伟大的启蒙思想家、哲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杰出的民主政论家。

一九六七至一九七○年
回忆动荡

我们两人都无法从对方那里认出自己。这样的谈话将会怎样进行呢？这是一个启迪式的手法吗？我应该给你一个访谈吗？

而你并不是记者！[1]

对啊，不过这比你想象的更容易。

我们会起争执，我们将陷入自我矛盾。

没关系。我只有一个问题要问你。你能否给我解释，你当年都干了些什么？

不行。我已经忘记了大部分事情，而重要的又没有被理解。

告诉我一切。我希望你从开头讲起，并讲完这过去的故事。

你想要得到回忆，只能采用一种形式：拼凑记忆。只是，我应该怎样将主观和客观的动荡区分开呢？我这糊涂的记忆，像神志不清的导演拍出的一部荒谬的次序混乱的电影。声音不同步。全部的设置曝光不足。有时候，银幕上只是黑片。很多是用手摇电影机拍摄的。大多数人物我都不记得了。

这是好事。

这是一场混乱。

创造这个词，德国人没有模仿任何其他语言。在两个音节中将所有的不协调押韵。它把没有出路的状况归结得比简单的“杂乱”更好，也比无害的“乱七八糟”好，甚至比任性的“杂乱无章”好。

你不必对我讲这些外来语！

我不太明白，在这1000多天中怎么可能发生那么多事情？

这似乎是导演不断被跌跌撞撞的运动裹挟着。图像在时间和空间之间来回跳跃。然而，在电影的衔接处也还有某些事情在发生，交易在进行、阴谋和谎言在制造、诗歌相继出现、革命、犯罪……有人将这一切洗净灌入瓶子，变成回忆录。我觉得这个方法有些莫名其妙。

我们最好从你的俄罗斯传奇开始。你和玛莎后来怎样了呢？

这是私事。你为什么要那么仔细地打听我的爱情故事，这并没有多大意思，而当时是有根本不同的事情发生吧？

因为如果没有你的那位俄罗斯姑娘，那么没有人会理解你自身和政治上的位置。我也不会。

有必要吗？敞开我的心扉——这又不是一道风景。不过，好吧。

如果你坚持要知道这些，是这样的：我很欣赏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她也愿意为我放弃一切她熟悉的东西，中断她的婚姻——这段婚姻实质上早就搁浅了，以及离开她母亲的家，跟随我，这个她才认识了几个月的男人到一个她根本不了解的国家，甚至这个国家的语言对她而言也是陌生的。

虽然她像所有的俄罗斯人那样喜欢他们成长的地方。但是，不管你在政治上是怎样的思考，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身上都潜在着一个“苏联人”。玛莎想要摆脱这个“苏联人”，因为她不能再忍受领导她的那个政府。她追求自己的目标的决心使我为之倾倒，也让我吃惊。

她想与我开始“新的生活”。尽管我们俩都不知道这将意味着什么。但玛莎并不害怕她将碰到的各种阻碍和困难，这些反倒使她成长。

为了离开这个国家，她首先需要苏联当局的许可。而只有“Owir”才有审批权。

“Owir”？从未听说过。

你已经不记得当时的情况了吗？这就是声誉很差的“签证和登记处”，属于内政部，当然也就是属于克格勃。只有在那里，玛莎才可能拿到护照和出境签证。其实，我早该知道这些，因为每一个外国人都有义务在入境后的三天内，到当地登记他的居留情况，没有这个章，你将会遇到各种麻烦。我从来没有遵守这个规定，所以也不知道它。鬼才知道，是谁一直在莫斯科暗地里帮我活动着。

当然，这所有的困难也因为我们两个的狂热欲望而增加。像我这个年纪的人绝不可能甘愿服从政权，如果这个政权想要禁止他与他所爱的女人一起生活。以往如此，将来也会如此。

很快一件事得到了证实，只要我们还没有结婚，玛莎根本没有办法出境。而为此又要得到她母亲的同意，而她对我们的计划并不高兴——她不希望她的女儿嫁给一个外国人，因为她对他根本不了解。但我与玛格丽塔相处得很好，并且能够说服她。她做出让步，并动用了她在有权势的作家协会的关系。她不仅认识有权势的作家协会中有影响的人，她还在统治政党的中央委员会中有熟人。对于这些背景，我不太明白。但驻莫斯科的德国大使馆明白在这种微妙的情况中必须给出的建议，并承诺在紧急情况下会非正式地帮助我们。

你是说那些办事处、腐败的官僚、不可理解的条例应该对你的困境负责。然而你本身也是结了婚的。

当然。与达格伦。

你有一丝重婚的感觉，不是吗？

想怎样？忏悔吗？

不，亲爱的！你不要指望我赦免你。但是，也没有指责。我会与你保持一个安全的距离来观察你的行为。

特别是我们的女儿塔娜奎尔，想到要离婚让我感到很为难。这个是像你这样的老学究也会理解的吧。

我开始在柏林、挪威和莫斯科之间疯狂地来来回回。几个月的时间里，我们只有信赖和依靠邮局和电话。玛莎几乎每天都给我写灼热的信，或给我发电报。

你还有这些信吗？让它们自己来说话吧。

我根本不会考虑把玛莎的信扔给你或任何一个其他人当作“饲料”。但有一件事我及时注意到了。她在学业上有很大的困难，她一直没能完成硕士论文。每次考试，她都感到恐慌。从这个角度看，她缺乏那种让我印象深刻的毅力。沉醉于玛莎的决心，困扰于对我挪威家庭的内疚，分心于我卷入的政治旋涡，使得我没有把玛莎的情绪波动当回事。

甚至另一种迹象也被我忽略了。有一次，她请我给她带一些在莫斯科买不到的药品。这也没什么奇怪的，因为每个从国外来的人，或者被允许到国外旅行的人，都会被委托这样的事。所以我认为，她要的那些药——大量的精神科药物，如利眠宁和阿米替林，是给亲戚或朋友的，也许是给玛莎的姐姐塔尼娅的，她很有才华，漂亮，但有些轻率和情绪不稳定。

这只能表明我是多么糊涂。后来，当我在玛莎的床头柜上看到这些东西时，我才明白，这是她自己需要的药。医学界称这样的病症是双极性情感障碍和惊恐发作，因为他们觉得恐惧、狂妄和悲伤这样的词汇不够科学。我必须责备自己，因为我从来没有理解我的情人有多么脆弱。要是我不只是注意听她说话，而是注意一下她的字迹，我就会明白她的状况。有时这些字是潦草慌张和混乱的，有时又是相当大胆、充满希望和自信的。

她哭了吗？

你会不知道吗！这已经够糟糕了。我们都坐在各自城市的等候大厅，她在莫斯科，我在西柏林。

1967这一年，从一个微小的，但是了不起的发明开始。1月1日，“第一公社”这个没有经过注册的协会成立了。据说这个名字是鲁迪·杜契克[2]起的，不过他从来没有搬去那里。我听说他是一个趾高气扬的人，因为他提到了1871年的巴黎公社，还想要超过共产主义政党。然后，他们住进了我在弗里德瑙空着的房子。

你又开始旅游了吧。

是。去了罗马、卡塔尼亚、锡拉库扎。

为什么呢？

我已经不记得了。后来，我发现我的房子被一些人占领了，比如孔策曼[3]、朗汉斯[4]和弗里茨·托费尔[5]。他们认真地对我说：“一起干吧！公社是答案。”没有什么比这个我想躲得更远的了。对我来说这就是一场彻底的噩梦。我立刻把他们这群人扔了出来。

那么现在公社应该去哪里居住呢？在柏林的人都知道乌韦·约翰逊已经住在纽约有一段时间了。公社的一位社员提出一个想法，搬进他的公寓。他们中也有我的小弟弟乌尔里希，他甚至与乌韦签了租赁合同。

乌尔里希和达格伦、我的妻子，凑到了一起。我们的声音在电话里时常被混淆，但这只是假象。因为他一直与我有很大的不同。乌尔里希对她很好，他收留了她并给她安慰。

而我很难想象温柔的达格伦会成为柏林的女公社社员。但是，我又怎么能反对她的决定呢？我没有这个权利。她从来不是复仇型的。但是，在我们当时只有十岁的女儿塔娜奎尔这件事上，我很坚决。“你可以随时来看她，她也一样。但她先住在我这儿。我们一起买菜、做饭、收拾房间。你完全不必担心。”

2月2日，我们协议离婚，我们不需要自己坐到法院的长椅上。霍尔斯特·马勒[6]代表了我们，他一定是以他“同事般的风度”和“军官餐厅的声调”给法院的主席留下了印象。我得到了女儿塔娜奎尔的监护权。

动荡中的一个正规程序。

“第一公社”当然全然不顾这些。

难道我们真的要回过头来谈这个无聊的俱乐部吗？我相信，关于这些已经有半个书架，被称为二次文献的著作了。

等一下！你低估了这些人的潜力。

也就是屈指可数的那么少数几个头脑发热的人。他们能够提供的所有素材都是第二或第三手资料。一点蒲鲁东[7]、威廉·赖希[8]和亨利·米勒[9]，一点达达主义和从情景主义的宝箱中摘录的几句句子。但不管怎么说，谈论《马克斯和莫里茨》比马克思多。如果你问我，我会说这是一群失败的艺术家。你提到他们，无非是因为你恰巧跟他们比较接近，因为你的挪威妻子和弟弟乌尔里希在他们中间，也因为他们毁了你与乌韦·约翰逊可疑的友谊。

你从来没有懂这些究竟是因为什么。

那就解释给我听吧！

让我们先从这些人的巨大成功说起。他们很快做到了让各方反对他们。首先当然是小资产阶级社会，因为他们的财产、家庭、正义和宗教被取笑。但是，左派也被他们激怒了。一个名称缩写是SDS[10]的组织，他们代表着左翼学生，也立即把他们开除了，东德放下了拦木，还有很多激进的共产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也指责他们为反革命分子。凭借他们狂欢节式的创意，他们很快抛开了所有的理论家。甚至埋炸弹的人也觉得冤枉，因为三个或四个公社社员根本没有流血，他们只用了彩妆而不是用燃烧瓶。他们原本是想给社会一个惊吓，并以流血进行刺激，但是他们并不想杀人。这在未来的恐怖分子看来是不值得信任的。取代对检察官开枪的，是一位不知名的同行者硬是在某一天向法庭开枪。

只有媒体很高兴。“第一公社”给媒体带来了好几年的头条新闻，并使销售量上升。他们同时也为电视提供了精彩的画面。一方面，这个小分队被指责有谋杀威胁；而另一方面，媒体又把他们塑造成大众偶像，图像编辑可以说是相当专业。他们利用各种所谓的变态，为观众的虐待狂和暴露性倾向服务。

顺便说一句，公社与娱乐新闻的关系从一开始就是互惠的。电视台在大门上挂了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先付费，再说话！”每一次采访和拍摄都需要给钱。这样，记者们才能支付房租和给冰箱里装满食物。

而从另一方面看，朗汉斯、孔策曼、托费尔等是有突破性的。他们是第一个认真对待废除隐私的团体。他们可能不知道他们这样做的后果。在这条路上，一个完整的产业跟随着他们。私人电视台原本还容忍着隐私，而现在他们复制了这些人的方子，以适当的形式收费。从那以后，性欲狂们，无论男女，都无须到柏林破旧的房子里去实现愿望。只需按下门铃的按钮就行。

你对公社的表扬信是一把锋利的双刃剑。

你知道我当时有其他的顾虑。在莫斯科，玛莎正忙着语言学系的毕业准备，对她的毕业论文也很绝望，完成这篇论文还遥遥无期。而毕业的期限近了，她非常紧张。1月21日，她终于通过了考试。

你等待着。

是的。我很着急。我养成了借助地理来解决我的问题的习惯。

这是什么意思？

缩短时间的最佳方式是换地方。有一天，我站在新德里的机场。我对印度一无所知。在首都，下午五点钟，非常准时，有一个维多利亚式的下午茶邀请。我在瓦拉纳西看着被称为生命源泉的混浊运河，看到石阶上燃烧的尸体。我尽量避免参观别人想要介绍给我的景点。

我在印度唯一认识的人是来自德国的一个金发、蓝眼睛、身材瘦长的无法忍受家里的事的社会学家。一个非政府组织请他作为援助工作者和研究人员来到北方邦。在那里，他的任务是调查一个“村庄社会”。“如果你到了印度，为什么不到我那儿去看看呢？”他曾在柏林问过我，并给了我一个在新德里的电话号码。当我到了那里，我在酒店找到了这张字条。他答应第二天来接我。

没有汽车道，只有一条尘土飞扬的板车道。我们坐在他的摩托车上越过树枝和石子，看见驴子和顶着重物的妇女，过了两三个小时才到了他所在的村庄。他住在当地的一个精修处，那是一座废弃的寺庙。他也为我准备了一个空着的小房间，有一张行军床。那里没有电和自来水。接待我的主人已经学会印地语。他向我解释他的村子、种姓制度、行会、什么是有些人可以吃的、什么不是、谁可以嫁给谁、租约、习俗、禁忌和冲突的复杂结构。巧合的是，这里正好有议会选举。一顶帐篷被当作投票站，并由武装士兵把守。因为几乎没有人能读会写，所以各个政党在他们的海报上印上了他们的标志：一只张开的手、一把雨伞、一辆自行车。选民们在帐篷前排队。留着胡子的年轻人与他们交谈着，为了拉拢选票。谁投过票了，手上会被盖上章。没有人能向我解释，候选人名单是怎么产生的，但这一天有着节日的气氛，而且没有暴力。

在精修处有一位村子里的寡妇照顾着这位在世界尽头的孤独的研究员。人们很难猜出她的年龄。在一个酒精炉子上，她烧着素食，并把它们放入十多个小罐子，然后呈上。那么可口的东西我很少吃到。

我的主人不仅把他的理论，而且也把他的牛仔裤和产自他原籍的衬衫脱下，用晨衣裹着躺在了床上。晚上，只有当他那位母亲般的看护人在烛光中，仿佛是在唱歌一样讲着童话故事时，他才能入睡。在我看来，他是一个快乐的人。

那你呢？

我再次到莫斯科已经是三月了，并和玛莎一起到彼瑞德基诺去。想象一下乡村的夏天。这里都是熟悉的人，相识多年了。在这里可能会有间谍坐在桌边，但谁都不会相信。

首先是前菜：腌黄瓜、低脂肪奶油薄饼、“大都市色拉”，其中有鸡肉、煮鸡蛋、豌豆、土豆丁、小黄瓜和蛋黄酱。没有伏特加是不可能的。一种在柏林或纽约少有的气氛。

大多数在场的人都有很多经历。可能老科尔涅伊·楚科夫斯基[11]也在，他的《电话》《大象》和《鳄鱼》，每一个俄罗斯的孩子都知道。他一定是年近九旬了。他的女儿丽迪雅怎么样了？我不知道。她的书我没有读过。这也并不奇怪，因为这些书在苏联时期并没有出版。但我只需要问问玛格丽塔，她了解丽迪雅与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友谊，也了解她为拯救她的诗所做的努力。

在这个厨房中，大家都记得那些受害者和幸存者。只有那个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客人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会死去，而另一个人却奇迹般逃脱。就像康斯坦丁·帕乌斯托夫斯基，他的六册《一生的故事》那时终于得到出版。就是这样一位，他自称可以从敖德萨的人行道的砖头或列宁格勒的小巷，看到世界的历史。但他不再坐在厨房的桌子上，因为他已于1968年在莫斯科去世，终年76岁。

很久没有这样的一桌子人了。但你应该谨防怀旧情绪。

经过与莫斯科官方几个月的周旋，我们终于办妥了一切。甚至还找到一家卖郁金香和康乃馨的铺子。在一家出租礼服的店，新人可以用不太多的钱租赁白色婚纱和黑色西装。他们与家人在前厅等候，直到轮到他们。办事人员有些肥胖。他们的办公室中用来装饰房间的花朵跟他们一样硕大。她用单调而拖拖拉拉的声音在苏联国旗下，对我们进行社会主义要求我们做到的任务的教育。然后，她阅读了证书：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男性公民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出生于1929年，

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女性公民玛丽亚·马卡洛娃，亚历山大的女儿，出生于1943年，

于1967年6月20日完婚，登记处相关条目是1967年6月20日的案卷第5663号。登记地点——莫斯科市婚姻登记处。

在1967年6月接下来的周二的上午，在两个离婚和一个结婚之后，我们终于拥抱在柏林的动物园火车站。玛莎是从莫斯科坐卧铺火车来的。我们驱车到我在福莱格街上的家。

这第一天就演变成一场灾难，使得我们很长时间都无法恢复过来。我不知道我的爱人是如何设想我们共同的生活的。不管怎样，她对日常生活没有做好准备，而这是由我的工作特点、我与一些人的私人关系及各种友谊和习惯所决定的。这似乎使她惊讶和糊涂。我为什么不能学她，抛下所有的一切重新开始呢？她所见到的一切对她来说都是很陌生的，或许更可以说是带有敌意的。在莫斯科时她就计划着要开始学习德语，但她最多就会几句简单的。 （当然我的俄语知识也不过如此。每次我斗胆冒出一句他们的语言，她就会嘲笑我，因为她觉得我的结巴很可笑。）

在柏林，玛莎从来没讲过一句德语。当然，这也根本不会影响在我这儿进进出出的人，以他们习惯的方式交谈，而我不可能把他们讲的一切翻译成英文给她听。更何况他们关心的事，玛莎也不会感兴趣。

她嫉妒，并不只是因为爱情，而是所有的一切：我的工作、我的语言、我的房子，她觉得这房子里有可怕的鬼住着。她并没有如她所想的那样，开始新的生活，而是被困在了一个陌生的海岸。对此她根本没有思想准备。一旦我们在同一个房间里独处，那就不允许其他人再进入。我不得不认识到，她爱的怒火离暴力行为不远了。

当达格伦打电话来说她们要过来的时候，这个现象更加显得异常清晰。达格伦与我的弟弟乌尔里希，以及我们的女儿塔娜奎尔住在附近的“第一公社”。但是我不愿意把我们的女儿留在那个意识形态的疯人院，她在我的家里还留有她自己的房间，我不在家的时候达格伦会来照顾她。

当她们两个来我这儿时，玛莎惊呆了。我们喝茶。这个十岁的孩子的表现是无可挑剔的。她寻找着话题，并试图像一名外交官一样在大人间沟通。但她的努力是徒劳的。喝茶一结束，达格伦和塔娜奎尔刚刚离开，玛莎就与我闹开了，这情形就像斯特林堡[12]的一部戏剧。

是我想要继续在我的家里接待我的第一任妻子，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吗？“爱的背叛” 这个字她不会说，但这是她的意思。塔娜奎尔住在家里，玛莎愿意咬牙勉强接受，但她不会容忍达格伦来见我。这对我是不可想象的。“这个，”我大声说，“不可能！”玛莎拿起她的行李箱就要离开，随便去哪里。我劝阻不了她，只好为她在附近的宾馆开了一个房间。这是我们久别重逢后的暂时结局。

当我今天回想起这在我看来如此荒谬的一幕时，我必须承认，玛莎已经预感到了什么。后来的事证明，不是她不确定，而是我。因为她，这位有危险的、不稳定的、脆弱的人，对一切是坚定的。我不是。这个下午只是一个不平等的斗争的开端。玛莎绝望地寻找着出路。她与她的母亲玛格丽塔交谈，还有那些在巴黎和伦敦想帮助她的朋友们。第三天，她离开了。尽管如此，我们两人还远远没有放弃彼此。

想必你比她的情况要好些。你有其他事情要忙，就像一句古老的格言：一个女人有人要爱，一个男人有事要做。

我不同意这个观点。但在某一点上你是正确的。此时我并不孤独。在柏林，我认识至少100个人。我的朋友加斯顿·萨尔瓦多[13]，他是1965年从智利的圣地亚哥来到德国的，我每天与他见面。与此同时，我还有自己的日常工作，那挂在我脖子上的杂志。甚至时不时我还写一首诗。但除此之外，我是独自一人在家。 达格伦已经不能长期忍受“第一公社”，塔娜奎尔也早就不喜欢柏林的生活。她们决定要回到挪威。于是，她们两人很快搬回到挪威的岛上的白色船长楼房去了。这是我心甘情愿留给她们的房子。

你是要想向我说明，你远离了北方的家了吗？

不是。我去奥斯陆的时间间隔从来没有超过半年。

亲爱的，那时候你是怎样想的呢？你让自己与她们食宿分开，也已经离婚，却还是经常到那里去住一阵子？这只能说是极大的厚颜无耻。

我并不是你想要证明的坏父亲。我一直照顾关心着女儿。如果你愿意，我可以给你看塔娜奎尔的信来证明这一点。即使有了我的俄罗斯传奇，也并没有使得我们分开。

这听起来像是道歉。

溢出的牛奶难收回。

但对在柏林发生的事情，你不再关心了。

关心啊。参议院正准备接待来自美国的国宾。那是出生在南达科他州的副总统，他的名字是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14]，这个名字让人联想起纳博科夫[15]的小说《洛丽塔》中的英雄。同样，“第一公社”也想表达他们的“敬意”。照例是那几个嫌疑人在乌韦·约翰逊的公寓与十多个其他的人商量应该如何接待客人。喜欢扮演疯狂独裁者的孔策曼建议用烟雾弹攻击。其他人认为这个风险太大，只有朗汉斯愿意参与。连那个警方的线人也在场。

4月4日，政治警察拘捕了11名学生，其中包括弗里茨·托费尔和乌尔里希·恩岑斯贝格尔。奴性和歇斯底里的柏林的媒体，刊登出的标题为：“刑事侦查警局挫败了对汉弗莱的刺杀计划——柏林自由大学的学生用炸药制成炸弹”（《晨邮报》）；“强威力化学品。填满炸药的塑料袋作为燃烧瓶”（《图片报》）；“恩岑斯贝格尔的儿子是密谋杀汉弗莱的同谋”（《每日电讯报》）。这是出现在报纸上的最大的错误信息。在被找到的袋子中装的除了面粉和颜料外，只是一种做布丁用的粉，这种粉成了一个传奇。

第二天早晨，奥托-苏尔大街实行了大范围街禁。尽管如此，数百名抗议者还是聚集在夏洛滕堡城堡，他们齐声高喊“美国，滚出去”。我不想错过这些活动。但我没有被起诉，而只是暂时被拘禁，并被关在附近警务站的一个暖和的单间。在做完识别程序后，我平静地入睡了。第二天早晨，我被放了出来。而且公社的几个社员也被放了出来，并召开了他们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

就连《纽约时报》4月6日也有报道：“预谋谋杀汉弗莱的11个人被扣押在柏林。”有人通报了乌韦·约翰逊，他请求君特·格拉斯帮助他把“以前的一些朋友，如乌尔里希·恩岑斯贝格尔先生和达格伦·恩岑斯贝格尔夫人，和所有在那里住着的人”从公寓中清除。这事就这样执行了，公社社员们只好搬到斯图加特广场边上红灯区内的一个旧的建筑里。

至于我，在我游历过的许多国家中，他们从来没有任何理由将我拘禁，甚至不在那个我的护照上标有我国籍的地方。 在监狱多于一个晚上的经历，我提供不了。这是一个有力的证据，说明我这个人是善良无害的。

你觉得惊讶？

是的，但我能理解，我也希望是这样的。让我吃惊的，倒是从来没有一个秘密机构试图招募我。联邦情报局没有，国家安全局没有，克格勃也没有请我帮过任何一个小忙，而其实这在冷战期间是常事，虽然我经常到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去。

你既没有成为间谍，也没有成为好同志。这是什么原因呢？

就像在中小学、在大学和在办公室，我是常常缺席的。当沙阿访问柏林的时候——因为他，发生了很多事——我正在莫斯科的厨房坐着。一次又一次，我错过了巷战，或者是我睡过了头。在“特格勒街的斗殴”我也错过了。加斯顿告诉我，他们用了催泪弹，包里装着玻璃球和弹子，并把它们滚到骑警那里，使他们的马匹受惊。

有一次，在克罗伊茨贝格，这在当时还是一个工人居住的街区，我站在离柏林墙几百米的路边，看着第三楼层上两位丰满的女性，她们靠在敞开的窗口的靠垫上，惊讶地观看着示威者，看着他们手挽着手高呼“呼！呼！胡志明！”或者抑扬顿挫地喊“为红色西柏林”。

这在当时并不是明智的。

当时有谁是理智的！我不能说我自己有这一特点。不过，当然，看游行的克罗伊茨贝格区的妇女是完全有理的。红军在几公里之外准备着，要结束西柏林内岛的存在，将其社会主义化。然而社会主义并不会听这种叫喊。

对这一切玛莎说了什么呢？

她并不觉得有趣。几个星期后，我收到了她的第二封信。在信中，她告诉我，她想在俄罗斯度过夏天：“如果你有可能，请速来看我。你在我妈妈那里一直是受欢迎的。”

你不需要第二次邀请吧。

不用。不久前，玛格丽塔再次见到战争时期认识的一个朋友。我记得这位伊戈尔是出身一个工程师家庭。他们两人当时是从莫斯科撤离到乌拉尔生活了几年。他们当时还年轻，都喜欢上了对方。后来两人又分开，这个故事似乎都被忘了。25年后，他们又在莫斯科偶遇。那个男的立即认出了她，与她说话，还请她吃饭。这期间，伊戈尔做过政党的官员，在中央委员会工作过。这是他们两人晚到的幸福。但是，俄罗斯的传奇故事通常没有“幸福的结局”。在伊戈尔搬到玛格丽塔那里后，他的前妻自杀了，而当玛莎得知她的母亲又结婚了时，她非常愤怒。

这个我不能理解。

玛莎的嫉妒不同于其他人，会觉得这是不好意思的事。我们经常几个月不在一起。但她从来没有问过我，是否在这段时间里我与另一个女人上过床。不吐一个字，也丝毫没有不信任。但是，当我在她那里时，只要我走出了家门去买报纸、我与从德国来的客人说德语、我想安静地写作，这些在她看来，都仿佛是我背叛了她。她也以同样的方式对待她的母亲。每次当她回到家，她就要占有这个公寓、达恰和玛格丽塔。而突然多了一个陌生的男人！母亲怎么能这样对她呢？这是一个不可原谅的伤害。她再没有跨入拉夫罗森斯基巷的公寓。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她才回心转意，并与她的母亲约在一家咖啡馆见面。与母亲的新丈夫，她从来没有说过一句话。

尽管如此，我还是去了莫斯科，因为我想见她。通常我会乘苏联国际航空公司的飞机，因为它比较便宜。渐渐地，我的钱花得差不多了。常常坐飞机来回是昂贵的，还有房租、酒店，电话账单也起了作用。但苏联知识分子一向鄙视钱。这在亚历山大·赫尔岑[16]时期就被视为是小资产阶级情调，而被不屑一顾。也许这并没有什么不好。

在莫斯科，玛格丽塔的房子下面刚刚建成一条新的地铁线。每四分钟她的玻璃柜中的杯子都会摇晃。玛莎的母亲对女儿的情绪波动有着佛教徒般的耐心，但我发现情况并不乐观。对一切了如指掌的玛丽娜对我说，最近，谁要是能拿出3000卢布现金摆在桌子上，谁就可以逃脱集体宿舍。你只需要在郊外的楼板房中买一个小房间，其余的钱可以分20年偿还。

这是当猛兽还没有出现在地平线上时的第一只资本主义的燕子吧？

也许吧。玛丽娜同时也知道，在那个郊区新城，人们必须在泥泞的土路上长途跋涉，才可能到达最近的商店、最近的地铁站。因此，他们宁愿留在他们加里宁街的小房间里。

但她还是为玛莎和我在那个新移民区找到了一个避难所。新大楼还没有完工。要走到大门口，你必须跨过很深的水坑。我像一个白痴一样建议自救。于是我与邻居们协商，搞到了一辆独轮车，用泥土填满广场上的坑，又在某个建筑工地偷了一块木板，使得我们进屋时终于能有一双干的脚。玛莎对我只是表示出生气的沉默。首先，我们住在这个楼板房里是非法的，因为没有证件，因此管理人员随时可以告发我们；其次，每一个自发的改进将带来不可估量的风险。她说只有像我这样的外国人会提出这种建议来丢脸。

除此之外，住在莫斯科对我和对玛莎自然也都不是办法。她最多能接受到伦敦居住。她喜欢这个城市。她的英语很棒，对英国文学十分熟悉，在那里也有朋友。给她在巴特锡找个小的公寓也比较容易。于是她搬到伦敦去了，只要我有时间，我也常常去看她。我成了英国欧洲航空公司的常客。我们的俄罗斯传奇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就像每个契诃夫读者熟悉的那样，渴望与争执、平庸与爱情不断交替。而这并不是半小时或两小时的事，我们的戏通常持续到两人精疲力竭。我总是为自己感到自豪，因为我讨厌动手打人。但我还是很惊讶，我没有在黎明时将玛莎掐死。我不止一次接近这个临界状态。

对于未来的工作，她有什么想法呢？

除了给英国大学生上几节俄文课，玛莎觉得自己在英国没有未来，甚至在莫斯科也没有什么好的前景……

现在你似乎能更从容地在柏林继续你的工作了。一些编辑工作，一些旅行——上帝知道你去哪里…… 但你对一个小插曲却保持着沉默。

你指什么？

在舍恩贝格市政厅前不是发生了一件事吗？

好吧，既然你提到了！那时我正好在我弟弟那里，发现“第一公社”的成员情绪很高昂。他们化装打扮，为他们的政治秀穿上了戏装。这一次，他们想要破坏一个国家庆典活动：一位刚刚去世的有功的前帝国议会主席的葬礼。

其中一个人正在将上面刻着“参议院”字样的黑色纸板棺材钉在一起，里面躺着穿睡衣的“第一公社”社长。棺材要抬到市政厅前的广场去。到了那里后，他的一名追随者会在很多电视摄像镜头前掀开棺材盖。然后孔策曼应该从棺材中站起来，向人群散发传单。这些后来也真的发生了。

而你是这次行动的追随者？

我根本不知道那位受到敬仰的保尔·罗伯是谁：一名社会民主党人，1933年他曾对《授权法》投了反对票，纳粹两次将他关进集中营。

你跟着演了这场戏吗？现在，你大概是后悔了吧。

倘若仅仅是这样！但公社向人群散发的宣传单中写着更可恶的东西。我至今仍然不知道谁应该对这件事负责。

这些满足你了吗？你喜欢对我最糟糕的出丑幸灾乐祸，而你笃悠悠向后靠着。这不仅是不公平的，这也是典型的老年综合征。你已经没有能力再做愚蠢的事了。

我们真的还要继续讨论关于青春期和老年期的优势吗？你不是认真的吧。让我们还是回到你的俄罗斯小传奇吧。

你纠缠不休啊。那好吧。有一天，我收到一封挂号信，信中的消息让我大吃一惊。信来自新英格兰的某所大学：康涅狄格州的卫斯理大学。署名是大学的主席，一个名叫维克多·L.巴特菲尔德的人。这位有威望的人从1943年起就领导着这所高校。他雄心勃勃想要建立高级研究院。他要聘用我。他怎么会想出这个主意的，我至今也不知道。他提供给我一整学年的工作、一份丰厚的薪水，并给我足够的自由，不必完成通常一所大学的教员所要承担的义务。

从信中飘落了一本小册子，照片上面可以看到秋天田园诗般的风景。校园主要由建筑组成，在新英格兰这些建筑随处可见：新哥特式、新都铎风格、新古典主义，有塔楼和多立克柱被公园环绕着。19世纪中叶才有了一所文科院校的这座城市，仿佛还在昏睡中，她的名字叫米德尔敦，意为中等城市，这名字与城市很吻合。

“请您考虑一下我的建议。一旦您有时间，请您最好能来参观一下卫斯理大学。我自作主张给您附上了一张您可以随时兑现的机票支票。”

以我对你的了解，你飞过去了，当柏林还处在混乱时期。

是。

这又是你的一次逃离。

随便你怎样定义吧。但在纽约和加利福尼亚州也有抗议运动。只是米德尔敦还没有。这是一个宁静的绿洲。一切都在枫树下很文明地进行着。我想起纳博科夫的最温柔的小说，普宁就在这样的环境中玩。不过，卫斯理也涉及这些人：爱默生[17]、马丁·路德·金[18]和约翰·凯奇[19]。

这并非是你的真正原因。你只是想继续你的传奇。

是的，我立刻给玛莎打电话，并告诉她有这个可能性，我们可以开始新的篇章。不是在莫斯科，也不是在伦敦，更不用说是在柏林，而是在第三方，一个中立的地方。对我对她，新英格兰都不会有过去的鬼魂。她立即答应跟我去。

当我对巴特菲尔德先生阐述了我个人的情况后，他笑了。“在这里，您的妻子不会有丝毫的困难。我们的俄语系会很高兴她的到来！供您居住的一个舒适的房子也已经准备好了，同样您还会有自己的秘书办公室。”

而这所有的都是发生在越南战争最激烈的时候。

“异议和抗议，”校长继续说，“在我们这儿是很寻常的。这是我们传统的一部分。”

你当然答应了。

并没有立即答应。因为还有些其他事情。1967年的秋天，在伦敦有一个诗歌节要在泰晤士河南岸的一栋巨大的碉堡式新大楼举行。出席的威斯坦·休·奥登[20]和威廉·燕卜荪[21]都很低调。当晚的明星是巴勃罗·聂鲁达[22]。我几乎熟知一切他所写过的东西。因为我那么喜欢他早期的诗歌《复仇女神和处罚》和《土地的居民》，所以我后来在智利朋友的帮助下将它们翻译成德文。诗人能背诵他的作品，还喜欢充满激情的，用他那很响的、圆润的、像神父那样慢慢的、以及因为泪水几乎哽咽的声音朗诵这些作品，就像传统的俄罗斯诗人那样。

在伊丽莎白女王音乐厅的活动结束之后，所有的与会者被邀请参加泰晤士河游艇上的一个聚会。芬兰、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的作家也在那里，我们用勺子吃爱尔兰炖肉，并喝着有营养的汤。

我不知道聂鲁达是什么时候出生的。尽管他声称，这一天恰好是他的生日，但他常常这样做，以便大家都围着他转。

过了一会儿，有人问那位贵宾去哪里了。找了很长时间，人们才在船后面的一个漆黑的角落看见他把耳朵紧贴着收音机。他在等待来自斯德哥尔摩的消息。消息到了，但这个消息不是针对他的，而是另外一位小说家米格尔·阿斯图里亚斯[23]，他不仅是来自拉丁美洲，而且是来自危地马拉。这大概会伤害到每个智利人。但更糟糕的是，由此瑞典文学院的成员完成了他们在今后很长一段时期内应分给伊比利亚美洲[24]的配额。所有人都试图安慰诗人，但最后还是请急诊医生来救护晕过去的他。这热闹的派对气氛到这个时候彻底结束了。大家都拿上自己的大衣回家去了。

这个故事要说明什么呢？这与你，与玛莎，以及你们的计划没有任何关系吧。

也许吧。你喜欢一切都像会计师那样准确吧。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但我不在乎！1967年10月，我们到了康涅狄格州。我有白纸黑字的证明。她从莫斯科，我从柏林，到了不来梅，我们登上远洋客轮。晚上，在头等舱有舞会，船上的乐队演奏老的格伦·米勒[25]的经典曲目，还有一位舞男已经做好准备，要陪同明尼阿波利斯啤酒厂总裁的寡妇。第二天在航行途中，我们通过无线电收到了格瓦拉[26]在玻利维亚死亡的消息。

我们才刚到康涅狄格州，在华盛顿就发生了第一个五角大楼前的示威。虽然后来并没有几十万人参加，但一些大学越来越混乱。但在米德尔敦，人们并没有感觉到。除了在有几家酒类专卖店和自动取款机，一家小餐馆和一个房地产中介公司的主街上，晚上，整座城市都没有人。我们的地址是：家园大道。我们的别墅有14个房间，三个浴室和三个车库，一个前花园和一个露台。此前住的那家是一位为美国总统写演讲稿的政治学家。我可以使用他的办公室，这被称为“窝”，意思是指类似“狐穴”的房间。这间房间在一种类似于中间夹层之中。人们可以，只要你愿意，在教师活动中心点菜吃，我们还获得了去其他教授家做客的可爱邀请。

我们在米德尔敦坚持住了四个月。我根本不习惯在战争最激烈时的风平浪静。我终究是来自柏林的人。我怎么可以过这田园诗般的生活呢？这好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而且玛莎在米德尔敦也不开心。她的工作没有进展。

什么工作？

她想写一部关于20世纪20年代俄国先锋派的书。她没有向我透露更多。

是否存在那么一个地方，她属于那里呢？无论是莫斯科还是柏林都不在其中。

玛莎是流离失所的人，但也生活在铺着软垫的天堂中。她也同样不喜欢住在美国，于是我们陷入了新一轮的分歧。在昏暗的1968年1月，家园大道收到一封贴着古巴邮票的公函。发件人是在哈瓦那的一个部委。

又是这么一个美妙的消息！曾经有过一封来自神秘的维戈雷利先生的信，他提供你去列宁格勒的机会。然后，你说过，有了去莫斯科和巴库的邀请，这也造就了一个俄罗斯传奇，现在你又说从古巴来了一封无法解释的信。

纯属巧合，不管你信或不信。

这封神奇的信中到底写着什么呢？

这是一个文化大会的邀请。会议的标题不起眼，所以说我马上就忘记了。虽然经验告诉我，作为文化节的客人或代表团的成员，你什么也不会搞懂，不过我很好奇，玛莎也一定想要跟去。

你理所当然是同意了。

为什么你这么幸灾乐祸？去的一路上很麻烦。美国政府宣布了贸易制裁，所以没有从纽约飞往古巴的飞机。去墨西哥还必须要有一个签证。从那里只有一班去岛上的航班，要乘坐古巴航空的老式的伊留申飞机。

你们要去那里干什么呢？最后一个左派乌托邦？

这座1519年建立，名字一直叫哈瓦那的城市，盛行着欢快、凯旋的气氛，与莫斯科、东柏林和华沙的气氛完全不同。她有很多魅力。不管怎么说，古巴革命并不是借助苏联坦克进口来的。他们独立地取得了胜利，与俄国人没有关系。我的印象是，在街道上的大多数人，他们不仅接受了，他们还欢欣鼓舞。

卡斯特罗[27]邀请了不下500名作家、科学家和艺术家。有些人的护照或出境签证遭到他们政府的拒绝。萨特因为生病而请假了，但在曾经的希尔顿酒店，现在的哈瓦那自由酒店，我们还是见到了欧洲左派的老朋友：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米歇尔·莱里斯、路易吉·诺诺、胡利奥·科尔塔萨、出版商朱利奥·埃诺迪和吉安基亚克默·费尔特里内利。这场讨论，本质上没有什么新的内容。“东方集团”做好了他们保持路线的工作，中国人根本就没有出现。不过，有那么一丁点的争议不仅是允许的，甚至是受到欢迎和期待的。

当墨西哥画家大卫·西凯罗斯[28]出现在展览会的开幕式上时，法国人安排上演了一场小丑闻。这个老斯大林主义者曾在1940年持枪入侵列夫·托洛茨基在墨西哥的房子。他想杀害他，但托洛茨基幸免于难。虽然后来西凯罗斯对他的罪行有所悔过，但在拉丁区，人们还是想要报复他。一个超现实主义女诗人踢了他的屁股，并高喊着“安德烈·布勒东[29]的美好问候”。

哈瓦那的观众有其他的事情要干。他们在街上跳伦巴，或比赛棒球。卡斯特罗与十个人下国际象棋车轮战，当他被打败时，他还会生气。所有人都在庆祝一个政治狂欢节。

看，我这里有什么。

几张旧的图片报。

这儿有三份很厚的《波希米亚》，这是我刚到的第二天，流动小商贩卖给我的1958—1959年的旧报刊。我立即买了。《波希米亚》是一份传统杂志，天知道他们怎么会起这个名字，我记得应该是1908年开始发行到现在的。这些老的杂志是很吸引人的读物，因为它们报道了革命胜利后的最初阶段，当时“大胡子”[30]的神话还没有真正的政治内容。

当时，就像1945年春天德国的战争结束时美国人决定不报复那样，一种轻松冲昏了人们的头脑。逃亡的独裁者巴蒂斯塔[31]总是被热心的记者翻来覆去地与纳粹政权相比较。

该杂志的图片上不仅有卡斯特罗——当时他还没有博士学位和眼镜，还包括年轻的格瓦拉。旁边还有曾流亡国外，现在刚刚回归的反资产阶级的政治家摆着姿势。

热衷于统计的人说，古巴在1959年之前是拉丁美洲最富有的国家，他们的生活水平与西班牙或智利一样高，80%的古巴人能读会写。但是，谁会相信这样的数字呢！总是有这样的人，他们不会出现当局的统计表上。

翻看《波希米亚》，我们可以看到被拷打和被刺伤的人。第二页上还有几乎带着施虐快感的对死刑的报道。最惨不忍睹的照片，比碎尸更悲惨的是“莫错那”，一家古巴的疯人院：饥饿赤裸的孩子躺在生锈的病床上，蹲着的病人挤在被称为狗窝的内院里，还有一位眼睛很大的老妇，看上去半像巫婆，半像算命的，赤裸着身体，嘴巴张得很大。如果这是事实——疯子是社会隐藏着的真相……

另外一份是关于粉碎赌场和博彩机构的不太乐观的报告：自动赌博机被拖到街道上，赌桌被扔出来点燃，如同西班牙无政府主义者曾经做过的那样。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行为。当年巴黎公社也向塔钟开枪，以争取时间。

除了这一切，1959年的广告根本不管这些，它们继续做着宣传，比如泛美航空、埃索、好彩香烟和美国铝业。在广告栏的边上还有胸部整形、庸医和私人学校的宣传。一位红衣主教为肥皂品牌祈福，并让人拍照。

1月11日的社论标题是《反共产主义》，文章引述了菲德尔·卡斯特罗的讲话：“政府将终止与独裁国家的所有合同，首先是苏联。在许多欧洲国家，他们压制自由，并对手无寸铁的匈牙利人用机枪射击。世界上没有比这个更大的暴政例子了。”

这些旧报纸记录了这一瞬间。革命尚未稳定，这是最危险的时刻。这些报纸是叛乱和广告的混合，左边是格瓦拉，右边是润发油，当时似乎还属于正常，今天看来有些不成体统。

此外，在《波希米亚》上还有许多消失的面孔：他们是叛徒、被抛弃的人和死人。显然我们也可以看出，如果没有美国人的愚蠢和贪婪，这场革命会像其他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一样销声匿迹，不会比善良的可口可乐女孩更长命，这些都提醒着梦想革命的人：暂停一下吧。

好。只是很遗憾，从你的这堆旧报纸中看不出这一切都与你有什么关系。

什么也没有。

你们有什么打算呢？

古巴人声称，在这里，他们迫切需要像我们这样的外国技术人员。一位穿橄榄绿制服的军官问我，我们是否愿意很长一段时间内留在古巴。但他不能向我们解释，我们的事与什么样的技术有关。

我个人把这个邀请看作是给我们两个人的一次机会，也许那将是最后一次。我们俩都不了解这个岛。她是新的领地。没有令人不安的过去，没有你说了别人听不懂的语言，没有家庭的复杂矛盾。此外，我们两人西班牙语都讲得相当好。难道不值得一试吗？

内容丰富的非政治性最后陈词！你们，你的俄罗斯姑娘和你，只是想逃离米德尔敦，借助一场轰动的事件。

别无选择。伟大的政治比主人的善意和盛情邀请更吸引人。

你们在新英格兰没有得到很好的照顾吗？他们提供给你们整整一年的避难所、奖学金，很多钱，一栋大房子和一个有空调的办公室，外加上一位女秘书，而她没有什么事情要做。其他人对此会幸运地赞美！而你们毫无感激之心。金的鸟笼，你们喃喃自语，你们抱怨着在地球另一边的那场战争，你们冷落了你们的资助者，还引发了一场登上《纽约时报》第一页的公开的丑闻。

原本这也不是一封公开信。但善良的巴特菲尔德先生已经退休，我只好与他的继任埃德温·埃瑟林顿谈这事，并与他告别。更糟糕的是，他除了这个职位外，甚至还是纽约证券交易所的总裁。要我给你读这封信吗？

不必。我知道里面写着什么。“为什么我要离开美国？”你大声疾呼。

我以为埃瑟林顿先生会对我写给他的信保密，并让我们搬走。但却出现了一位热心的教授，我本来以为他是站在我一边的，他把这封信给了新闻界。

这事做得并不优雅！接二连三的尴尬！乌韦·约翰逊在他的小说《纪念日》中详尽地叙述了这些。为显示他的不满，在书中他称你恩岑斯贝格尔先生。此外，他也对你们去古巴很不高兴。

约翰逊是恶毒的，但他在有些方面是有道理的。我必须同意他的观点。而他不知道的是我们的古巴冒险中发生的意外喜剧。

毕竟我还有个想法，怎么可以让我自己在古巴有用。被卡斯特罗送往伦敦、柏林和斯德哥尔摩的青年外交官们已经是无望地不堪重负了。我知道这一点。他们不懂资本主义制度是怎样的。那些懂得更多的外交上的老手都及时落户到了迈阿密。一个小型研讨会，半年时间，教那些山里来的年轻的“穆拉托”[32]学会ABC，这就是我的想法。一点历史、最基本的基本法或宪法知识、政党、工会、议会和法庭。你们必须知道你们与谁打交道，我还想要你们记住：你们将与部长们、媒体、说客、官员、从地方当局到布鲁塞尔交涉。我想，谈一些与之相关的内容没有坏处。

太棒了，哈瓦那当局说。同意！您秋天再来！在此之前，我们会为您的妻子和您，安排好一切。

这意味着玛莎要在伦敦，或在莫斯科等候，而对我来说，要回到柏林的动荡、战壕战斗、混乱当中去。我觉得自己就像个台球桌上的球，在桌子上被撞击得到处滚动。但在这样的撞击中，还有第三位球员的参与，我在酒店大堂巧遇到他。

在那里，我被介绍给西哈努克[33]亲王，他是从柬埔寨到哈瓦那来谈判的，还有他的一个看上去教养很好的、在文理中学上学的儿子。西哈努克亲王穿着优雅的浅蓝灰色中山装，量身定制的，当我们在大堂坐着时，陪同他的大使突然说：“我们会感到很高兴，如果您到我们金边去。我会为您办理好机票及签证，并确保您到机场后，有一辆豪华轿车等待着您。”

等一下！按次序。一个一个来。

你喜欢这样，但我不干。而且，这不行。你最好放弃年代记事表。你不是很喜欢说，在热动力学中，湍流无法用线性方程描述吗？或合你心意的话，至少你想一下布朗运动。正如加热气体中每个粒子是随机和无控制的一样，政治、色情、气候、和——该死的——那个道德的动荡也是如此，而这是我们这儿要讲的事情。

你想象一下，你好几个小时坐在黑暗的剪辑室，并要处理你记忆中的素材：这儿一个连贯的情节，那儿几个同步的镜头，还有中间插入的黑白片。这不适合像你这样的观察家！要把这些碎片整理出来，毫无希望。这绝对不能制作成一部纪录片。

此外，亲爱的，你可能已经忘记当时是多么的吵闹和骚动。就说音乐吧，你绝对无法逃脱！超级动听的：在斜坡的伦巴，在纽约的爵士，在莫斯科公园军乐队演奏“黑眼”的辉煌成就，一首古老的俄罗斯万年青。耳机里响着滚石乐队的新唱片，灌输进我们的脑垂体：“让它流血吧。”在酒店卫生间的音乐传送带播放着：《关塔那摩》《鲨鱼有牙齿》。在“电子马戏团”夜总会震耳欲聋的喧嚣，在“最新音乐周”上的手动风钻声和口哨声。只有德国流行歌手一如既往与听众的耳垢协调共振。

在帕罗奥图的一张黑胶唱片上，一个铁皮般的电脑声音唱着统一战线的歌曲：“黛西，黛西，给我你的答案吧！/我快疯了， 因为爱你！/这不会是时髦的婚礼。/我买不起马车/但你会看上去美丽可爱/两个座位/在一辆双人自行车上。”版权所有：IBM。我愿意向你承认，此时我想到的并不是瓦立克郡的伯爵夫人，而是玛莎。

尽管如此，你还是接受了在哈瓦那一家酒店的大堂中，小王子突发奇想提出的建议。

是的。我喜欢消失时不留下地址，在路上像一个骗子那样，被债权人和法警追着。

我认为你在世界各地的旅行，只不过是逃跑。虽然国际刑警组织对你从不感兴趣，检察官也从来没有发过一份写着你名字的通缉令。

这是事实。

也许你是在逃离你的妻子。

你必须永远有理吗？我是想借这个机会想一些其他的事情，而不是柏林的混乱、我的俄罗斯传奇、古巴革命、我宽宏大量的出版商齐格弗里德·昂塞尔德、在挪威的房子及不再属于我的家。

我开始了一次长达一个月的盲目飞行。在我的外套中放着装订在一起的在红色复写纸上手工填写的表格，展开时像一个花环。这些都是我的机票。

现在我们又进入另外一部电影。

怎么会呢？并没有一个剧本。下一站是旧金山。哥伦比亚大道，百老汇街口，唐人街和北滩之间。我不是认识城市之光丛书的诗人吗？我干脆直接走进了带天窗的房子的顶楼。劳伦斯·佛灵盖蒂[34]像兄弟般欢迎了我，并递上姜汁汽水。格雷戈里·科尔索[35]也在场。我认识他的传单《炸弹》中的几行：

哦 炸弹 我爱你

我想吻你的碰撞 吃你的炸响

你是赞歌 是哭的缩影

是雷电先生抒情的帽子

哦，让你的坦克膝盖回响

轰隆 轰隆 轰隆 轰隆 轰隆

……

是 是 在我们中间将落下一颗炸弹……

以前我也曾经翻译过他的作品：

最后一名歹徒

我在窗口等待

芝加哥来的死酒贩子围在我的脚踝

我是最后一名歹徒，终于安全

我在防弹窗口等待。

我朝下看着大街，认出

我的两个从圣路易斯来的刽子手

他们只有多大啊……

枪在他们粗糙的手指间生锈。

当时他38岁，但他的穴居人的前额和发光的眼睛使得他看上去老多了，就像他的最后的一名歹徒。

你的私人影院中的下一部影片是什么呢？

圣迭戈。

给我讲一下你要到那里去做了什么。

这个大都市中有许多军备巨头、冲浪者和海军陆战队成员，虽然看似不那么吸引人，但就是在这个地方的加州大学，有赫伯特·马尔库塞[36]——他是纽约社会研究所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战略情报局的老将，1964年成为这所大学的政治学教授。当然，我们是在柏林就认识的。在那里，他也曾经教过书，而且他的演讲相当成功。此外，还有一位朋友莱因哈德·列陶，虽然我们从来没有用“你”来互相称谓，但他也在圣迭戈担任讲师，而且是他很熟悉的专业——德语。

我们坐在游泳池旁，喝着“日落汁”，并为“一维人”而争执，这个概念是这位哲学家发明的。 （意思可能是指一个曾经是二维的人被压扁了。几何从来不是这位哲学家的强项。）

他们两人积极参与反对越南战争的暴力抗议活动。作为教师的列陶并没有受到影响。他告诉我，这几年他只给他的学生灌输两部德国文学作品。他们不仅需要翻译，而且必须阅读原文：《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37]和卡夫卡的短篇小说。我是多么高兴啊，因为它们的相互矛盾、它们的严肃，以及忧郁的情绪！

之后我继续去到法属波利尼西亚的首府帕皮提。行政区的政府大楼上飘扬着三色旗。塔希提岛是法国在太平洋的前哨。机场内，从日本和美国来的旅游团正在出港。因为我不想搭乘等候着的公交车，所以我必须与非法出租车司机交涉，以避开拥挤。司机是个结实的波利尼西亚人，只会一点点法语，他绕了一个大圈把我送到一个在棕榈大道的尽头的破旧殖民地木房子。茅草屋顶上正下着一场突至的暴雨。

在我的记忆中，照相机可以直接拍到开放的阳台。你可以听到雨水击打在屋顶。八个健壮的印度人坐在摇摇晃晃的椅子上抽烟，安静地打着瞌睡。他们既不会读书，也不会写字，他们也不明白他们是如何到了塔希提岛的。一位面露着忧伤表情、穿着很正规的先生与我礼貌地打招呼，并向我解释说，他们正在等钱、证件、担保和能带他们到巴黎去的飞机。我向这位先生介绍了自己，他递给了我他的名片。他的名字是萨尔瓦多·阿连德，是一位参议员。在智利之外，几乎没有人听说过他。他是切·格瓦拉的玻利维亚探险队的最后幸存者的保护人。第二天早晨，他把我带回了首都，他必须到那里去打电话，我又向西继续我的盲目飞行。

在世界的另一端还有一个对你来说实在是过于频繁的文学节。

你是指在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的“作家周”吗？原本这事与我也没有什么关系，我只是恰巧在附近。我可以想象，这与在莫斯科或在伦敦一样，有人致欢迎词，而我不记得了。诗人们上台用很难听懂的语言朗诵诗句，在签名会之后大家参加了愉快的酒会。

这些并不是我对这几天的印象，我记得的是远离大都市的内地的一个牧羊场，这只能经过尘土飞扬的道路才能到达。它的名字我还记得：伍兹贝格·威尔，在安娜贝镇上。庄园主是杰弗里·达顿，一位绅士、诗人、骑手和战争飞行员。我只记得一些断断续续的镜头了。

在他的办公桌上我看见了什么呢？一张维多利亚女王的签名照。在谷仓里，他向我展示一辆30年代的漂亮汽车，他曾经开着这辆车翻山越岭，横穿大陆直到帝汶海，因为当时还没有固定的道路。

然后我又去库伯佩地的澳宝矿，这显然与达顿先生和他美丽的女儿们没有任何关联。据说，这片沙漠的名字在当地人的语言中是“洞中白人”的意思。事实上，在他们自己挖的20米深的竖井中，数百个大胡子男人用镐、铁锹和矿灯在红色的土地中寻找几块石头，从悉尼来的代理商会给他们一个面包和一瓶威士忌以作交换。是谁用什么工具把我带到这片荒芜的，位于安娜贝以北400英里的地方的呢？为什么做这漫长的旅行？当我再在最下面的抽屉里翻找时，我发现有一些被遗忘的澳宝、一个小丑，一个乳白色拱圆形宝石，以及三颗深红色和翠绿色的闪闪发光的饰品，可能只花费了几个美元。自古以来，澳宝就是盗贼和间谍的护身符。

在那里，只有用“牛奶跑步”才能继续上路。这是一种小型单引擎飞机，为了向澳大利亚的偏远地区运送邮件和货物。每次穿越大陆的飞行，需要三天时间。

你是怎么说服他带上你的呢？你是唯一的乘客。牧民们都给你讲了些什么？他们很友好地接待了你吗？为什么他们给你吃的？那你又给了他们什么呢？那架小飞机从来没有不能起飞的时候吗？它到哪里去加油？在爱丽丝泉吗？你从未与一个土著人说过话吗？

我只记得那飞行员是一个矮小结实的威尔士人，与他一起我一直到了北海岸，一个炎热的日子，他把我放在达尔文港。我要在这儿做什么吗？总是有这个问题，我却不知道一个正确的答案。军营中，带着睡意的英国人正检修他们的飞机，我请一个偷懒的家伙喝了几瓶詹姆斯·斯奎尔的九尾酒。

在新加坡，在国家元首让挖掘机疏通城市古老街道之前，人们可以在热气腾腾的街边大排档花很少的钱吃到好的食物。相当破落的大英帝国遗留下来的莱佛士酒店，其实不应该这么有名气，那里的游客们将“新加坡司令”鸡尾酒灌进领带后面。在曼谷，大兵们放弃参观宝塔，而是利用这短期度假，去专门的妓院来放松战争带来的劳累。“咱讲英国话！”

我到过世界各地太多的机场。走过长长的、闪光的行人走道——两边是没有必要存在的商店，其他一些地方是透风的小屋，拥挤的公交车，排着长队等候的人们。熟悉不发达国家的人能估算出从在窗口登记到起飞之间的时间跨度有多大。这可能会长达3小时。刺耳的广播喇叭用当地方言宣布着延误。为了打发时间，脾气暴躁的海关收税官员会在手提箱和包裹中翻检，在一个无助的老女人那里查到禁带的香肠或一瓶威士忌时，他们耀武扬威。手提机枪、穿着制服的打手在大厅里越多，紧张的军事的气氛就越浓。

但是，你的机票钱不是你付的吧。

不是。这是西哈努克亲王，或是他那穿中山装的高中生儿子给的。在金边我被一个穿制服的司机接去，并送到一个豪华的有法国18世纪新古典主义风格的公寓。晚上，在五颜六色的彩灯下，蝴蝶蜂拥的游园会开始。不过这次并没有正式的接见，这可能要求过高了，但君主还是给了我几分钟时间。他向我介绍一切，比如“胡志明小道”，与越南人、美国人、中国人交往的困难，为什么要不惜一切代价维持柬埔寨的中立性等等。

我们谈到他的对手，我也是刚好认识亨利·基辛格[38]的。曾经有一次，在我的出版商家里我遇见过他。当时他坚持说美式英语，却带着一种很特别而又是我熟悉的口音。我还问过他，他是否来自纽伦堡附近的小镇菲尔特。“您怎么知道？”“我从您说话的口音中分析出来的。”这使他不那么高兴。在当时印度支那战争期间，他是我们认为的战争怪物之一。 “也许您也觉得我是战争罪犯吧？”他问我。这下他击中了要害，因为对于战争延伸到柬埔寨，毫无疑问，他是负有责任的。

西哈努克看上去与他的对手有很大的不同。他身材矮小，整天讲究精致的法国礼仪，而且略显忧郁。他对我说：“虽然我是国家元首，但这又意味着什么呢。我只是想要拯救一个没有朋友的国家。”其实这是很绝望的事，他已立于失败的位置。一位自己国家的流亡者：这是他告诉我的潜台词。后来，来了一位舞女，她是属于宫廷的一件礼物，好比有人把花放到了房间里。这就是一次礼貌性的访问，这就足够了，没有一个人会坚持要一个从西方来的野蛮人利用这个机会。

我还记得在吴哥窟废墟的星期天祥和地散步的人。他们在丛林中的这个寺庙城野餐，这座城市仿佛是石头的森林，人们可以看见数百件14世纪的复杂的呈性感拥抱造型的雕塑，尽管热带植物已经缠绕得情人们要窒息了。

离开金边之前，我经过一个蹩脚的街头市场。妓院入口处坐着一个年长的女乞丐，我把在我口袋里找到的几张美钞给了她。

在柏林发生的事，你不再感兴趣了。

感兴趣啊。1968年2月，3000名听众聚集在技术大学的大礼堂参加国际越南会议，杜契克、加斯顿·萨尔瓦多、彼得·魏斯和埃里希·弗里德都讲了话。而我又一次恰好在其他地方，我记得我是在加州的伯克利。在那里，也发生了许许多多的事。一年后，尼克松到柏林访问。不过那时发生了什么，我不知道。

有时候你是否会自问，是否“运动”才刚刚开始，还是已经结束了？也许它只是存在于自己的亡魂，就像每个时尚都是一个“复古”的再生？

如果没有这种内心的思考，我估计我与你一样不能理解。我不是一个好的同志，我一直没有加入任何一个组织，不管它是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协会，还是集体户、公社、作家协会或许多的共产主义政党之一。在出名的示威游行和巷战的照片上，你不会看到我。我更喜欢在背景中。

当然，我的大书房是为各派领导人服务的，在我挂在墙上的战略轰炸司令部的大的世界地图下，他们进行着关于资金和战术联盟的谈判。鲁迪·杜契克也在场，在他身边是我的朋友加斯顿·萨尔瓦托，还有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协会的人，像贝恩德·拉贝尔、克里斯蒂安·塞姆勒和蒂尔曼·菲希特，但也有几个看似不那么可靠的人物，比如孔策曼和马勒。

鲁迪不仅是非常德国化，而且他的出现是在该国的西部不可能想象的现象。他是有史以来唯一的一位从系统内部的反对派中产生的政治领导人。他那样勤奋、冷静，根本没有一丝玩世不恭，如果没有像他这样的人，不管是托洛茨基，还是列宁将不可能实现目标。但他也有最脆弱的一点——脚后跟，这不仅是他的对手的目标，也是另外一些人的目标，而这些人与在议会政党的后排的议员一样，试图想要担任领导职务。然而在这一点上，杜契克是崇高的，因为他对他的职业生涯根本没有什么想法。这让他刀枪不入，使得他具有独特的权威。他不适合任何宗教主义，尽管他在政治和道德上有宗教背景，而别人并不了解这些。

对他口中说的奇特的语言，我感到困扰。他给自己编织了一个自己的马克思主义，这与其他人的马克思主义集体研讨无共同之处。我有时不明白他到底想要讲什么。

如果他的身边没有那位与他成鲜明对比的加斯顿·萨尔瓦多，那是不可想象的。加斯顿的背后总是跟着一群传奇人物——既有臭名昭著的人，也有恶意的诱惑者，作为依赖，作为背景，或是自诩是罗马的安东尼奥尼[39]的工作人员，或是未来将去北京的智利驻华大使。加斯顿原本就对拉美寡头政治的习惯很熟悉，但他常常没有钱，他有很多伟大的计划，他是本能胁迫症的敌人，他任性、虚荣、大方以及乐于助人。他戏剧性的设想是很具魅力的。在德国的许多地方，他的存在就像是一种挑衅，在这个国家他既被羡慕，同时也被欺负。

巴曼·尼罗曼德[40]也常在那里，他是一位波斯人，从1965年起又再次回到德国生活，我与他之间是老交情了。我是在德黑兰巴列维国王统治时期认识他的，在歌德学院，那里有提供给反对派领导们的平台。当时，这个瘦男人戴着金丝边眼镜，看上去像一个年轻的老师，他向我走来，并用一种无可挑剔的、表达相当明确的德语与我说话。我要感谢他，让我了解了伊朗的一切。多年以后，巴曼的书《波斯，发展中国家或自由世界的独裁模式》发挥了关键的作用，不仅仅表现在巴列维国王访问柏林及其后果上。

有一次，彼得·施奈德[41]也在那里。杜契克游说了他很长时间，直到他愿意组织一个反对施普林格出版社的活动。我看出他对这件事并不热心，但他接受了这个任务。计划是沿袭伦敦的罗素法庭的做法，对柏林报纸提出公诉。一切都将按照民法的规定进行。必须有检察官、辩护人、专家和证人。彼得·施奈德已相当努力地设计好了这样一个过程。但是，这并不符合许多同志的想法，他们脑子里想的完全是另外的行动，并梦想用燃烧瓶搞破坏，还有一些人从报界的竞争对手那里拿钱，或者从东柏林寻求帮助。正如预期的那样，这件事如同一些通常的争论那样，不久就告吹了。

虽然我愿意把我的房子用来作为会议地点，但我避免介入派系斗争。法国人称我这种两面态度是背信弃义。人类学家更愿意说这是“参与的观察者”，当他们与当地人一起吃、跳舞或上床。但这很少会成功，因为，他们要找到解决绝望的明确方法是没有希望的。他们要么堕入他们敌人的阵营，即研究人员的专业术语说的“融入本土 ”，要么他们发明一个传奇人物，像当时的玛格丽特·米德[42]，他们喜欢这个传奇人物胜于喜欢事实。

哪个魔鬼主宰着你的双重生活？

这个问题我既不能对你也不能对我自己解释。可能当时我认为，错过这在德国社会中相当罕见的事将是一个错误。像1848年或1919年那样，少数人推动社会运动不是经常发生的事情。即使这只是从前的斗争的重演，像现在这种情况，停留在街头剧场——总还是比什么都没有要强吧。

当然，那些有政治头脑的知识分子首领知道，即使一个作家满嘴都是政治语言，也终究不能依靠。因此于我而言，我以我的热情暗地里继续写了许多几年后才能曝光，或根本就没有可能曝光的东西。

你耍花招了。

当然。你现在想要扮演真实、正义、真诚的人吗？这不适合你。事后诸葛亮并不是艺术。然而，人们已经忘记当年都发生什么了。

是的。

有一次，巴曼在慕尼黑制造了一场意外惊喜。他带领65个头上戴着黑帽子的他的跟随者占领了波斯总领事馆。他们开始绝食，没收情报档案，与此同时也把宣传做到了最大：电视和报刊都在行动现场，但警察不在。当警察局长希望与领事交谈时，尼罗曼德在电话那头婉言拒绝，但他要求得到援助。

此时，慕尼黑的八个左派组织也觉醒了。他们想用传单号召人们参加“团结游行”。经过十个小时的谈判，他们的“代言人”表示，很遗憾存在“不可逾越的意识形态上的分歧”。 尼罗曼德说：“那我自己来写这份传单。”为此，他不过需要一刻钟时间。这8位代表一个接着一个来到领事馆，他们发现文本极其优秀，游行可以举行。如果没有巴曼的干预，他们会“为继续推动必要的组织内部分离进程”而无休止地争执下去。

而另外一个关节却并不是那么容易突破的。对于当巴列维国王被驱逐后发生在德黑兰的事情，尼罗曼德不能采取任何行动。在穆拉政权面前，他也不得不逃亡。每一个政治行动都会导致不可预料的后果。有时会适得其反，致使胜利转变为一场灾难。在这一点上，我的朋友，尽管他是一个精明的人，也无能为力。

你又转移话题。那么当时你是否参与了呢？

没有。

也就是说，这些与你并没有一丝关联。请继续讲。你们在某个时刻终于到达古巴，玛莎和你。你们不是想要作为“外国技术专家”发挥作用吗？你们的美好愿望实现了吗？

什么也没有。每次我与当时形式上主管教育的那位部长拉奴萨通电话，他总是很简短地回答。他一直说“明天”，而显然他是做梦都不会想到要实现他的诺言。

你觉得尴尬。

不仅对我，也是对邀请我们的民政事务总署的人，他们也灰心丧气了。但我们可以接受。

能讲得更详细些吗？

为了安慰我，部长建议我们做一个全国的旅游。这可以使玛莎和我更好地了解情况，因为，仅仅在首都逗留是不够的。这个提议对我不陌生，它让我想起了我是如何从莫斯科被送到苏联内地去的。

我们感谢了他，并告诉他，我们不太想走通常的参观路线，也不愿意坐为外国代表团兜风专用的大巴。我们更希望有一个司机陪同我们旅游。那个老狐狸说他会安排，这一次拉奴萨遵守了他的诺言。我们真的得到了一位私人司机，他叫托尼，在人事管理部门工作，同时又是走私犯——走私一种亚热带地区特有的混合物，这在古巴并不少见。他有一辆破旧的雪佛兰，他将开着它，送我们去我们想要去的地方。

他当然不像我们的陪同克斯特亚和玛丽娜。我们的托尼很懒，而且容易被收买，他必须写关于玛莎和我的报告，虽然这个报告也不会有人读。我也同样没有兴趣像在俄罗斯那样写日记。因此，这三个星期的长途旅行，只有一点点匆匆粘在一起的、断断续续的影片保存在记忆中。

首先，我们来到比那尔德里奥，它位于岛的西北部，被松树林环绕着。这座城市给人一种昏昏欲睡的印象，但世界各地的行家都知道，在这个绿色的省份种植和加工的是什么：最好的古巴烟草。在著名的生产厂家的宣传中，卷雪茄的姑娘是将深色的雪茄纸放在裸露的双腿上卷雪茄的，但这也不过就是一则寓言。相反，她们在一张长桌子上规规矩矩做着计件工作，当另外一个人在讲台前激情地宣读革命家何塞·马蒂[43]振奋人心的讲话时。很久以前，在雪茄的腹带和标签上就闪烁着不同的守护神的名字：亨利·克莱[44]、赫尔曼·乌普曼[45]和温斯顿·丘吉尔[46]。

在岛的另一头，有一次我们去到山上一个被遗忘的角落，离巴拉科阿不远。晚上，这里的村民都聚集在一块挂在两棵树干间的白布前。在一辆卡车上放着一台投影机。这儿的人第一次看到电影，好像是在卢米埃尔兄弟时期，当一列火车向他们驶来，他们紧张、尖叫。是谁装备了这支探险队，把他们送到内地的呢？这一定是阿尔弗雷多·格瓦拉，著名的哈瓦那电影学院的创始人。

幸运的是，我们的司机对政府运作的圣人遗骨馆并不关心。因此，我们没有到一些纪念地去。比如在圣地亚哥，我们没有参观蒙卡达兵营改建成的革命博物馆。我们更喜欢参观关塔那摩的铁丝网，在它的后面有被憎恨的美国海军在驻扎，还有一个可怕的镍矿，西恩富戈斯的精美建筑，或者是艾斯堪布雷山脉的洞穴和树蕨——有太多的东西想要一次看完，又因为太匆忙以至来不及为所有的参观做好笔记。

直到我们回来，在酒店无聊时，我才有足够的时间记录我们最后去的地方：

特立尼达岛位于海洋和艾斯堪布雷山脉之间，是古巴最古老的城市之一，3万人口，没有港口，没有工业，仅仅是一个电影摄影景点。只有老的、有西班牙名字的贵族宫殿——不显示他们的徽章，因为觉得这样太高傲了——在街道两边衰败，石砖上长出青草。在紧闭的窗子后面隐约可见豪华的家具。晚上，特立尼达几乎没有照明。一个穆拉托小孩骑着一匹身上有像苹果状斑点的灰白色马正穿过荒凉的广场。

只有当一位老住户死去，宫殿中才会砌起隔墙，挂起洗净的衣物，晶体管收音机声音很响，孩子们蜂拥出油漆剥落的大门。村里的某个角落有木乃伊般的美感。

多年来，艾斯堪布雷山脉一直是反对革命政府的武装起义的中心。贵族们，他们妄想的傲慢禁止他们参与每一个政治行动。

一位有伯爵背景的城市历史学家和法官的宫殿上现在挂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这里是“保卫革命委员会”。他的同行嘲笑他。他笑着讲述一个关于邻居家的小资产阶级的儿子的故事：

P.是同性恋，在革命后开始对英格兰入迷。他钦佩丘吉尔，总是在女王的生日发一封很长的电报到伦敦。他创立了一个“英国俱乐部”，那里只供应英国糕点和茶水。圣诞节，他发出写在手工纸上的圣诞布丁宴会邀请信，当然晚宴要求正装出席。

当时他想拉拢在卡马圭和哈瓦那有同等境遇的年轻人，他与其他五个人在喝茶的时候被捕，他被送到农场干六个月的农活，其他几个人只是被软禁。审讯时，他必须公开表明自己不再是贵族。这对他是最大的惩罚，因为当地人已经习惯称他为伯爵。流亡时期是他生命中唯一有过劳动的日子。出狱后，他卷入黑市交易，并计划在欧洲买一个爵位，还试图乘小船逃亡，失败后再次被捕。他这个可怜鬼和他的城市都留下了不发达的烙印。

总是这般离题！最好请你告诉我，你们作为革命的无功受益者的感觉？

你总是这样不讲道理，你这老家伙！我尽力而为了。当然我很生气，我并没有得到他们答应我的工作。“为什么你们把我请到这里呢？”我大声问，“我坐在这家酒店，还让你们养着我。有意义吗？”“哦，”官员说，“那个项目没有被通过，因为外交部有顾虑，但我们会给你们找到工作的。”

后来我当过出版社的顾问，做过翻译和中介，尽力而为。只是在哈瓦那没有空的公寓，和在莫斯科一模一样。因此，不管他们愿不愿意，只好将我们安排在酒店。在旅游指南中说，这“国际酒店”是这儿的第一家酒店。黑手党在那里曾经预订了所有的套间。强盗，他们的名字叫幸运的卢西亚诺或迈尔·兰斯基，与腿上坐着脱衣舞女的参议员，以及好莱坞的明星在那里进进出出。埃罗尔·弗林[47]和玛琳·黛德丽[48]，当然不会少了海明威，他们也是那里的常客。在可以俯瞰马勒孔海滨大道的花园露台上，部长和参议员马查多[49]们和巴蒂斯塔们喝着他们的莫吉托和德贵丽鸡尾酒，谈着他们的生意。这田园诗般的生活到1959年戛然而止。

现在，坐在同一张桌上的是我们和一位失败的游击队员，还有一位巴黎老托派，他，略显桀骜不驯，扔着面包做的小球球，说着马克思、弗洛伊德的名言。此外还有一位穿着正装的美国新左派，他看上去像年轻的艾伦·金斯堡[50]。我还记得有一位南斯拉夫的军火商、度蜜月的渔夫和他的妻子、一位苏联的核电工程师。酒店有鸡尾酒吧、热水、电和暖气。我们有一个带浴室的大房间。与普通古巴人比，我们好像就是亿万富翁。

以前的服务员都还在那里。他们被禁止收小费。但是，他们穿着燕尾服服务，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还有一位疲惫的钢琴家继续演奏着美国的老歌，他能背出“你是我的阳光”或“烟进入眼睛”。菜单很长：

“游击队英雄”

鸡尾酒虾

山药清汤

烤里脊肉

西洋菜沙拉

冰淇淋

有一天，黄油没有了，只剩柠檬。

到了晚上，有一位客人来敲门，说着带有暗示意味的话。他望着天花板，做着动作，怀疑到处有窃听器。而其实他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东西要说，只是抱怨糟糕的剃须刀，并站在门槛笑着说，这只是他的妄想症。

当你们明确知道没有人需要你们时，你们可以尽快离开这个岛。

而正因为如此，我们才更想留下。我想知道门帘内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们开始与各方建立联系：码头、地下组织、真真假假的艺术家、落马高官——我们不在乎他们代表哪种观点。

甚至其他滞留在“国际酒店”的人也是好的资源。每个人都有故事可以叙述：来自得克萨斯州的劫机者、前总统的侄女，或来自萨尔瓦多的诗人和游击队员罗克·道尔顿——他不得不逃离他的战友们，因为他们要改变他的人生。还有一位德国人也在这儿，他有些水肿，曾经到维也纳驻古巴大使、一位老派的外交官那里寻求政治庇护，因为他不愿加入德国联邦国防军。我很同情逃兵，尤其是那些懂很多文学知识的人，像这位M。只是他现在待在他的酒店房间，也没有什么事情要做。于是他开始翻译埃维尔托·帕迪利亚[51]的诗。这是一位诗人，M把他介绍给我们，后来我们成了朋友。

有时，负责照顾我们的人会开一辆凯迪拉克来接我们。他们就这样出现，从来不事先通知我们他们的来访。一个惊喜，他们总是喜欢开玩笑，但他们不告诉我们去哪里。

我们上车。他们做简短交代：别担心，一切都会解决。总之：我们是他们的客人，所以任由他们摆布。汽车开到有一大群人等候着的城市中心。原来，他们是带我们来看芭蕾。三人舞，高雅的圆舞曲，热烈的掌声，那是世界上最好的芭蕾舞团之一。为什么我们感到轻松了呢？为什么当半夜门卫打开车门，我们回到这栋有城堡外墙和塔楼的石头建筑时，我们还感到疑惑呢？这栋楼还是斯大林之前的风格，因为在1930年，苏联的“七姐妹”[52]还没有装饰莫斯科的全景。这匪徒的宫殿就像是一个公开的陷阱。但是我不是K，至于革命，也并没在这里发生。

但是，很显然你们喜欢这个城市。

描写哈瓦那的最坏的词就是颓废，她是破碎的、腐烂的、虫蛀的。这座老城，因为她的建筑，就像是一个巨大的蚁丘。混乱的通道和藏身的角落，老鼠乱窜，让人联想到那不勒斯的西班牙区。庭院中破旧不堪的棕榈棚屋的旁边是100户人家合用的厕所和洗手池。在逐渐倒塌的宫殿中，加勒比海版的苏联集体户正在苏醒。楼梯陡直，肮脏，石膏脱落，商店和酒吧是空的。

首都对这个国家来说实在是太大了，水龙头中没有水，因为哈瓦那没有河流。在大多数区域，水龙头每天至少有三至六个小时是干的。

不发达，农村人逃离家乡来到城市，人口过剩使得大都市越来越贫穷。甚至他们的富裕地区都没有逃过这一劫。曾经这儿有过美国娱乐主导的歌舞厅、乡村俱乐部、脱衣舞剧场、赌场和娱乐场所。革命政府关闭了这些地方，或做了其他用途。游艇俱乐部现在安置着工人俱乐部，军队霸占了曾经的高尔夫球场，现在是新兵操练场。不过，米拉马尔区的主街仍然叫第五大道，建于1939年的传奇的“热带花园酒店”仍然可以赚到受欢迎的外汇，当然也有一个相比在放荡不羁时期，可称为勇敢的“星空下的天堂”——这是一个在马里亚瑙区的活动，那里有一个可容纳1000名客人跳舞的舞厅。

往东部开一个半小时的车可以到达巴拉德罗。东部曾经是富裕的资产阶级首选的避暑胜地。那里有沙滩和许多松树组成的长长的沙嘴。有精致可爱的老别墅，它的色彩渐渐褪去。立在木桩上的大阳台让人联想到1910年或1920年的波罗的海或巴尔干半岛。

后来，美国人来了，造了第一家国际酒店——豪华的炼狱。餐厅粉红色的灯照亮了在冰冷的空调中的黑暗，有一支糟糕的乐队正在其中哭喊。现在坐在那里的是有功劳的制糖工人和机械师，他们握着女孩子的手。其中也有几个黑人。当然他们只有度蜜月时方可在这儿过夜。

远处郊外的沙丘上有一栋仿西班牙城堡的房子，是杜邦的。内部有精致的支柱，栏杆是黑橡木的，阳台铺着摩尔人的瓷砖。甚至在无人使用的图书馆中电视机也装在一个中世纪的箱子里。塑料花装饰着博兰斯勒三角钢琴。美国艾尔钢管公司制造的小型管风琴是自动的，它的柜子里放着音乐滚筒，还保存着19世纪的歌曲。固定在墙上的柱子上有泛黄的照片。慈眉善目的主人逗着他的狗。他那奔放美丽的妻子，仿佛是从斯科特·菲茨杰拉德[53]的小说中逃脱出来的。

提醒一下：杜邦建立了世界上最大的化学品公司。公司的产品如聚酯、尼龙和聚四氟乙烯都是很有名的。公司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建造和推销生产钚的设备中起了作用。屋内有小的标志提醒参观博物馆的游客不要触摸展品。革命这样保护他们的文化遗产。

同样，策展人谨慎地处理了海明威的遗产，这是另一个景点。大作家比杜邦更有审美力，但却缺少一些动力。他在哈瓦那的房子、公园、园丁、鞋子和书籍，还有他的枪和钓鱼竿都证明他与化学工业家一样喜爱收藏，只不过不是股票，而是另一种财富：每一张狮子皮都是《驴皮记》中的皮，每一条猛兽之路都是他自杀的前奏。

因此，你们是在岛上度假。

他们还一直安慰我们。目前缺少一个可以接受两个外国失业人员的“单位”。但这并不是说在古巴缺乏组织！恰恰相反。你刚刚到达机场，就会被问：哪个单位的？您是归哪个研究所管？为了找到答案，不知情的人可以翻阅一本参考书。因为在哈瓦那是有电话簿的，不像在莫斯科。电话簿第一部分有半个手指厚，蓝色的纸，记录着无数的缩写字母。一大堆缩写：从Minsap到Icaic，从Anap到Oficoda，让人明白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无漏洞地记录着。假如被问到哪个“单位”，而你又不能给出合适的回答，他们会让你明白，你是一个无影人，不属于这儿，因为如果你不能说出缩写，那就意味着你是昏头昏脑的人。

显然，你描述的官僚主义弊端是很有说服力的。可是你呢？是我糊涂了，还是你自己有一个——不管它们是哪种性质的——与组织受困扰的关系呢？你从来没有长时间待在某个单位里。

那又怎样呢？在这件事上，我们并没有把命运交给得了小儿结核病的作家联盟，因为它并没有以苏联为榜样得到权力和财富，而只是拥有了在维达的G街上的那栋拉丁美洲高档的大楼。在那里，他们接纳外国的作家，其中包括许多来自拉丁美洲的被驱赶的和逃离自己国家的流亡者。

这栋楼的创始人和主任是海蒂·圣玛丽亚。她被认为是女英雄，而实质上应该说是革命的圣人，因为她1953年在古巴的圣地亚哥参与了有传奇色彩和滑稽的蒙卡达兵营攻击战，但以失败告终。她被捕，又被精心策划地折磨。当着海蒂的面，巴蒂斯塔的人把她弟弟亚伯阉割并杀死。但是，她保持沉默，并没有告发她的同伙。

她是革命的烈士，我们绝对找不出其他词来表达。这个故事许多年后还愿意被提及。在古巴，流血和死亡的榜样是政治家的言辞。祖国或死亡！这个口号在卡斯特罗的讲话中从不缺少。甚至在许多招待会上，当花色小蛋糕传来传去的时候，这句口号也会被引用。我认为这是相当可怕的。海蒂的英勇行为使得她得到某些自由，例如，作为一份文学季刊的发行人，使其成为古巴文化政治的旗舰杂志。相比她的美丽，如今这位45岁的人的活力在所有的政治变迁中保存得更好一些。总的来说，她比大多数的领导人更谦虚。

她只有一个动人的弱点是我能察觉到的。她的房子好像价格昂贵，是巴黎女人喜欢的那种：一切都上了白色的漆，有一些私人照片和纪念品。我无意中去过她的私人浴室，那里有一系列精致的法国香水。没有人会有因为这些而产生批评她的想法。清教主义是违背古巴人的天性的。

在你眼中，女英雄不就是一个可怜虫吗？她并没有多少发言权。而你只是见过作为政治演说家的卡斯特罗，当他在革命广场上对着情绪高昂的人群做长时间的演讲时？

不止这些。刚到古巴的那段日子，我们还是很受欢迎的，有一天晚上，我们受邀参加一个在室内运动场举行的特别政府活动。当我们坐着车开过去时，警卫带着子弹上膛的武器正在执勤。他们用对讲机报告了我们的到来，并把我们引到有皮沙发和空调的办公室，那里放着几个玻璃书柜。两位副部长、一位大学校长和十几个穿橄榄绿军装的人已经在那里等待。有咖啡送上来。然后，被选来的客人允许坐到场内空空的看台上。

大家紧张等待着，并窃窃私语。突然，球场上出现一群穿着红色球衣的男人。那两位部长也在其中。在他们的头顶上还向前伸出来一个壮实的大胡子男人。这是那位领袖。所有的人欢呼、跳跃，他们声音嘶哑地喊叫，相互间扔着皮质的篮球。他们来来回回跳舞，直到比赛开始。他们的对手是一个从外省来的学生球队。尽管这些队员看上去似乎训练有素，但两个12分钟后比分是104∶72，政府球队赢了。

中场休息时，领袖要接见一些观众，可能是保加利亚贸易代表团或一位来自加拿大的种牛专家。他显得很轻松随意，避免出现任何能让人联系到国家接见礼仪的情形。表演赛充满异国情调：礼仪性的比赛，部落文化，国王当中锋，胜利之后一大堆空话。罗宾汉打篮球。他赢了，当然是为了穷人和被剥夺权力的人。为安全起见，在入口处需要出示武器接受检查。

我还能回想起在革命广场声势浩大的集会。卡斯特罗在这种场合总是会亲切地面对摆在他面前的很多麦克风，同时，他会教导人民他所知道的有关杀虫剂的全面知识或者是精神病学或核电能的优点。

但是在这个下午，他却是一位遗传学和奶牛养殖方面的专家。所有的奶牛中最好的，他说，是F—1，一个品种，它将很快给整个国家的婴幼儿提供牛奶。革命尚未解决这个细节问题。像往常一样，讲话延续了几个小时。

几天后，我收到了一封令人惊讶的邀请函。总司令亲自邀请我到他的私人示范农场去。在有空调而且干净的牛棚中，有几头前面提到的可以提供足够牛奶的种牛。他让人把它们从欧洲空运过来，还买来了最好的挤奶机和奶油分离机，还安排了能干的瑞士专家团队：乳品专家、动物遗传学家和兽医。一个最为尖端的项目！

几天后，两个穿制服的人按响了我们房间的门铃，并递给我一个包裹，这是用来证明奶牛质量的：一个精心包装的圆蛋糕形状的卡芒贝尔奶酪，不过在35摄氏度的气温下，而且过了24小时，所以它几乎不能享用了。生产这种美味食品花了大概可以买一辆新拖拉机的钱。他也把奶酪给了那位法国来的援助者、农艺顾问勒内·杜蒙，并问他，是否他的奶酪与来自诺曼底的奶酪不同。杜蒙不忍心说是。因为这么说的后果就是立即被驱逐。

相反，在哈瓦那风传着我们得到了那些并不是我们应得的好处，而且一夜之间我们甚至还得到了一些其他的好处：不只是之前无法找到的床头柜灯泡，甚至是一个公寓。

住酒店你们觉得还不够好吗？

我们搬到了米拉马尔区的第10街。只是我那可怜的记忆里提供不了门牌号了，遗忘它要比你许诺它的要简单得多。好吧，算了，不管了！玛莎给我们找到了这间位于哈瓦那以前的富人区，现在是领导们住的别墅区的公寓。石膏装饰花纹的外墙和棕榈树会让人有那么一点点想起迈阿密。

完全不同于我的是，玛莎在第一时间就已经理解了岛上玩的是什么样的规则。她感到很舒心。她嘲讽来自西方的游客的幻想，他们把卡斯特罗和他的领导层看作是社会主义的最后机会。而对我，她有惊人的耐心。她是一个好老师，因为她知道，虽然她应该帮助我，但要说服我是不可能的，慢慢地我会自己想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当然，她也立刻明白了苏联顾问到达机场意味着什么。国家安全委员会——大家熟悉的缩写为“克格勃”的一帮同志准备给他们的古巴同事提供兄弟般的支援。他们穿的是便衣，但从他们穿着的怪里怪气的西装上，他们仍然很容易被识破。

虽然卡斯特罗自1960年以来拥有全方位的监控系统，即所谓的防御革命委员会。这个小监视器对揭发这个那个是有利的，但它们不能取代经验丰富的专业机构。总司令从来没有犹豫过要摆脱那些早期的同事，一旦他们让他觉得讨厌，他有足够的监狱和拘留营来教育反对他的人。在紧急状况下，已经有一队执行枪决的人准备就绪。从长远来看，这种“紧急决定”不能解决这个岛上社会主义自身带来的问题。迟早在即兴发挥方面必须有一个体系，但现在他还不具备这个。

而这个，即使是有丰富经验的俄罗斯人玛莎也绝对不知道。她自己认为，在社会主义中必须有一个全能的党，并学习苏联取得胜利或走向灭亡。

而我却越来越觉得昏暗迷惑，因为古巴的一切是完全不同的。政治局只存在于纸上，中央委员会从来不开会，而且在古巴也没有类似于列宁灌输给俄国人的铁一样的党的纪律。苏维埃政权的最高位子只有一个人，那就是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

所有这一切，并未让我感到你们在古巴的逗留使得你们悲观和沮丧。

我们离这一点还远着呢。我们从来没有相处得这么好过。玛莎很幸福。我们第一次有了一个共同的家，包括所有家庭要做的事，这些是很重要的：采购、做饭、分担，为各种琐碎和事务奔走……作为所谓的“外国专家”，有专卖店为我们开着，那里有许多普通古巴人根本搞不到的东西：朗姆酒、雪茄、各种食品、炼乳、咖啡，甚至包括牙膏、灯泡和电池。在我这个纯粹的左派看来，这样的特权是值得怀疑的，我犹豫着尽量不去利用它。玛莎觉得我的顾虑是古怪的。相反，她说，我们有责任高兴地用它。于是她收买了司机托尼，他曾经在部长的安排下带我们周游了全国，我们坐着他的老爷车，开到给外国人的商店前，并在后备箱中装满只有在那里才弄得到的宝货。

从此，第10街为各界朋友举办庆祝会。剧作家维尔吉利奥·皮涅拉[54]来过，他已经被作家联盟搁在一边，还有那位只要他愿意随时可以出国旅游的作家、人类学家米格尔·巴尼特[55]。最重要的是，我们能够用蒙特克里斯托雪茄和帕塔加斯雪茄，招待肥胖的古巴文学元老何塞·莱泽马·利马[56]，他好久好久没有抽到雪茄了。他的主要作品小说《天堂》也终于出版了。

当然还有那些连半个影子都不属于文学世界的人，光耀的女主人玛莎也同样欢迎他们。所有人都认为她是唯一不带任务，没有克格勃的批准而来到古巴的俄罗斯人。男人们簇拥着她，她很喜欢这一点。

有时，也有人从港区带可疑的朋友来，那里还留有半上流社会的残余。任何人都可以在这样一个社会中一夜之间失去他的工作和他的生活费，如果他的嘴唇冒了太多的险，或因为他是同性恋。也许偶尔也会有那么一两个优雅的间谍加入，但我们并不会顾及这点。

我们最喜欢的客人是埃维尔托·帕迪利亚，他与我的年纪不相上下，他有出奇明朗的、无偏见的心态，所以他在严肃和犬儒之间游刃有余——一个真正的古巴现象。他那一头浓密的卷发和他的大眼镜装点着我们的每一个派对。他了解俄罗斯，与玛莎也谈得来。对于他的同事们所关注的问题，他一笑了之，好像在他身上并无大碍。他和他那不守语言常规的诗歌，隐约围绕着自由精神的境界。有几首诗我特别喜欢，因此我翻译了：

女性旅伴

她中断她的学业

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

我的女性旅伴

她站在包厢

头伸出窗外

开始大声呼唤：

她喊 向着外面 结束吧

外面 什么东西掠过

比乌鸦黑

尾随一股臭气

隆重 像王的腚。

埃维尔托是比那尔德里奥人，是一个根深蒂固的吸烟者。他对美国很熟悉，曾经在莫斯科当过记者，这保护了他的某些幻想。1968年10月，莱泽马·利马参与评选的委员会授予了他“诗歌奖”，奖励他的诗集《游戏之外》。因此，作家联盟只好出版这本书，尽管领导极度不高兴，还发表了一份几页纸的决议，警告他的“反革命观点”。从那时起，他被认为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罪恶的象征，这对他的未来相当不利。

但以我对你的了解，你的表现在相当程度上是不谨慎的。

尽最大可能吧。你必须这样想象：周日清晨五点半有人在敲房门。有人打听我在哪里。我从睡梦中惊醒。一个信差带给我一封信、一个包裹和一杯茶。到处都是坏的情绪，因为咖啡没有了。

包裹里面是精心包装着的一双旧网球鞋。我从衣柜里拿了一条裤子，套上衬衫，读那封信：“亲爱的，我半夜四点到你这儿，为了给你带来这双神奇的鞋子。它们看起来好像有100岁了。我希望它们能在农田里对你有用。我不能跟着去，因为我昨天与我的研究所所长发生了激烈争执，所以必须睡一觉。”

我喝着我的茶，随手关上身后的门，并揉擦掉眼睛中的眼眵。外面有一个穿着很旧的衣服的姑娘在两辆凯迪拉克之间等着我。我们走到公共汽车站。每个人扔5个分币到投币箱。汽车需要在路上开三刻钟。我们在郊外的一个站下车。天还很暗，街上没有行人。我们在垃圾堆、香蕉和拴在桩上的山羊间穿行直到水塔。我们问一位在那里蹲着的老农：“作家们在哪里？”他只用一个含糊的手势回答。绕了几个圈子后我们遇到了一群打着哈欠的人，每个人都支撑在一把锄头或一把镐上。天渐渐亮了，所有的人都走向闲置的农田。

这片土地应该变成一个种植园。“最高统帅”决定，1968年的春天必须在首都周围种植4000万棵咖啡树苗。号召所有“文化工作者”在星期天自愿工作——没有人会把这个想法看成原创，假如他了解苏联。

谁把你叫去的？有人强迫你吗？

没有。

那就是你自找的。

是。

继续讲下去。

然后开始干活，除掉草和蓟，挖小坑。卡车运来许许多多绿色灌木。塑料袋被撕开，种下幼苗，并在坑中填上土。在其他的农田里，也有一些不是农民的人在干活：那前面在砍伐的是国家图书馆的人，右边是剧院的人，那很后面的是国家出版社的人。只有电影界的人似乎已经溜走。中午，太阳火辣辣燃烧，手上打起了泡。骑在一匹瘦马上的大胡子男人出现，无声地分发面包。下午两点钟后，工具被扔成一堆，我走在回家的路上。

在水塔边，我再次见到那位老农，他吃了他的面包晚餐，心情比清晨好了些。他抽着烟告诉我，在这片土地上永远不会长出咖啡。苗会死，因为这里的土太黏和太干。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是，没有人问我们！对于以不可教的国家利益至上为原则的地方，这是正常现象。

我站在拥挤的公交车上，让比博拉区剥落的石膏、柱子和贫民窟的栏杆经过我的身边。在已经褪色的从前的饭店招牌上，我们可以读到：“四方天堂”，“另一世界”，“天堂，牛排50分”。

这是你唯一的一次去田里干农活吧？

当然不是！但为了能做出更大的贡献，我必须先休息一下。

你不必强迫自己。

你知道“巧妙”是什么吗？那是自古以来古巴制糖工厂的名字，这个词是从早期工业时代的“巧妙古迹”引申来的。这些都是魔鬼般的机器，在布莱克的诗中曾经提到过。至今人们还可以在这些地方找到老的营房，那里曾经居住着奴隶，还有，蒸汽机车仿佛是在为世纪交接的疼痛而叹息。在一个巨大的机器厂房里，楼梯、走廊和天桥上行走的人们显得十分渺小。巨大的飞轮、烟尘、油、巨大的锅炉，散发着蒸汽，发出有节奏的响动，嘶嘶叫着，磨着和搅拌着。半裸的男人在一堆甘蔗、传送带和容器之间工作。一个古老的迷宫，却不得不因为水泵生锈和老阀门故障常常关闭好几天。

太感人了，你对古巴的糖厂、牲畜养殖和生产统计那么有兴趣！在我看来，你对在德国的芜菁、甘蓝和水泥工厂根本就是很冷淡。

卡夫卡写过一篇关于狗的调查。我的志向并不高，但古巴是一个小国，而且我认为这是一个很好的实地试验，即便结果不会理想。我对狗一无所知。但你不可能劝我放弃对古巴人的喜爱。

只有你对卡斯特罗没那么欣赏。

卡斯特罗经常把自己与堂吉诃德相比。“革命，”1966年卡斯特罗说，“已经显示出在古巴有更多的堂吉诃德，而不是桑丘·潘沙。”塞万提斯的小说《堂吉诃德》是他第一批出版的书中的一本，发行了15万册。每个人都应该读这本书。有一尊雕像证明他把自己与英雄等同看待。他让人把雕像建在作家联盟的花园中。雕像展现了反帝战士堂吉诃德。

我们知道，他的很多成功和耻辱应归功于他的大嘴巴。1959年6月他承诺：“十年后，古巴将达到世界最高的生活水平。”1963年，他说：“如果人民不能享受成果，词语又起什么作用。”1965年1月他又强调：“到今年年底，将不再有配给食品。”他讲话的合集没有被印刷。历史必须修饰和不断被改写，这个方法是卡斯特罗从他的苏联榜样那里学来的。

有一点我们必须尊重总司令。他并没有将自己无条件地交给莫斯科盟友。虽然他对俄罗斯的石油供应并无异议，但他讨厌斯大林的继任者的修正主义倾向。一个致命的严重冲突发生在1962年，当所谓的古巴危机到来之际。卡斯特罗宁愿冒着打一场核战争的危险，也不愿放弃在其领土上驻扎的核导弹。这个心愿导致他受到了最大的羞辱。当赫鲁晓夫和肯尼迪背着他达成和解协议时，他发了一次可怕的脾气。

就像大多数政治家一样，这位无所不知的人在经济问题方面却一筹莫展。他很苦恼，因为经济不听他的话。同样感到力不从心的是可怜的埃内斯托·格瓦拉，他作为经济部长必须面对这些问题，比如牙膏如何生产。作为国家银行行长，他要保护货币，因为货币贬值巨大，纸币上的面额已经没有了它的价值。

为结束长期的物资短缺，政府不断安排着运动，总有新的计划在宣布。该政权如何成功地令热带水果和蔬菜，这些海岛上丰盛甚至过量的东西无影无踪地消失，将永远是他的秘密了。

有一天，卡斯特罗突然想到了糖。早在西班牙和北美统治时期，甘蔗种植就是岛屿财富的基础和诅咒。80%的出口依赖糖。19世纪后期，祖国先知何塞·马蒂就认定：“一个国家，如果只立足于一个单一的产品，就等于自杀。”

最初，革命想要结束这单一的文化。于是产量被降低。从1960年到1969年，在国际市场价格下跌时，收成只在380万吨和670万吨之间。1969年10月总司令大叫：收回命令！他不懈地宣布：“明年，古巴将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糖生产国。”那么就是说产量必须突然达到1000万吨，所有“扎弗拉”[57]中的“扎弗拉”。在斜坡，哈瓦那的观赏路，灯火辉煌，但什么也买不到，一夜之间却出现了沃霍尔[58]式的荧光屏——闪烁和嘈杂中带着错乱的霓虹箭头和星星，为糖的丰收做广告。

这个项目最终可能给他的国家带来了有史以来最大的经济崩溃。在1969年和1970年间，古巴的经济几乎到了停滞状态。学校、工厂和办公室都关了好几个月。所有的人都必须自愿报名去收糖。军队整个师出动。他们不仅到田间地头干活，还必须保证军事纪律。

负责制糖业的部长向总司令汇报说，他的目标无法实现。部长向他证明，所有的工厂的生产能力都不可能完成这个量。旧的机器，他说，只能达到40%—60%的正常运行量，因为必须不断维修它们，而且没有零配件。除此之外也没有运送糖的火车，而只有牛车供使用。领导很生气，并问其他人：“哪位革命家有足够的勇气，取代这位拖延者来承担这项任务？”立即有几个对事实有免疫力的人举手，那位失败者被当场解雇。他知道他在说什么，他保留他的意见。

你又是如何知道这一切的呢？你当时在那里吗？

这些是被废黜的糖业部长本人告诉我的。当然“扎弗拉”是一个失败。虽然卡斯特罗的“纪录企图”使得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但产量仍然只达到微薄的800万吨。从此，制糖业迅速走下坡路，而且再也没能从这场较量中恢复过来。

但是这并没有威慑到你，相反，你却手握砍刀上了战场。

不是这次收割，而是整整一年之前，在1969年的那次悲惨的“扎弗拉”。我无论如何不愿加入革命游客的队伍：瑞典的金发女孩、来自中西部的嬉皮士、奥弗涅大区上层社会的子女们和萨尔瓦多的倔强的神学者，他们在卡马圭的甘蔗地做大弥撒。他们很愿意被拍照，还愉快地接受采访。有些人很快就疲劳不堪，以至不再思考他们的积极性将起到什么作用。

不，我宁愿与那些拿着砍刀，被派到收割前线的普通的古巴人在一起。下工后，在有三层床的凑合搭起的帐篷中，可以了解到在“美洲的第一个解放区”的真实现象。

你想听一些诗句吗？

你还写了一篇相关的诗吧？

是的。这首诗的标题是《托莱多的营房》：

厨房桌上骨牌的噼啪，

沙沙声来自我下面的木榻：

优雅的刚果人读一份旧的

《法国世界外交论衡月刊》。

磨刀石上砍刀的嘎嚓，

咳嗽声和无线电的蜂鸣。

两首巴西流行歌之间

铁皮屋顶下杜布切克[59]辞职。

窗内站着无数敌人，

他们应该拯救国家，

肆意疯长 又高又壮

绿色的甘蔗：乌黑的天空

糖厂上方无声的烟囱。

你的作品似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但可能这些旧事再也没人想要知道了。

那么我们现在可以结束了吧。

现在你感到受侮辱了。我应该离开吗？

你可以捂住自己的耳朵。在哈瓦那的公园，当然也在内地省份的农村广场上，孩子们往往会与外国人说话。三个女孩，两个黑人，一个白人，她们大概八岁或十岁，礼貌地问我有没有“切可乐丝”。一开始我没听懂，不知道这是什么东西。后来我想到她们可能是指一个美国口香糖牌子。

“你们从哪里知道这是什么东西的呢？”

“以前知道的。”

她指1959年前。

“但我不是美国人，再说我也没有‘切可乐丝’给你们。”

“那你是一个俄罗斯人。”

“不，我是德国人。”

“德国也像古巴一样美吗？”

“我喜欢那里，但也喜欢这儿。”

“在你们欧洲，什么都有。”

“是的，如果你有钱。但你们为什么一定要‘切可乐丝’呢？”

“我们要自由和‘切可乐丝’。那你是不喜欢口香糖了？”

“不怎么喜欢。”

“那是因为你们欧洲什么都有。人总是想要得到没有的东西。”

这一字一句，天真，严肃，仿佛这是她们刚巧在草地上想到的。

你还有更多的东西要讲吗？

还有。你知道什么是“波萨达”[60]吗？古巴向来是存在给恋人们的小客栈、钟点房的。1959年以前的哈瓦那还有两个美洲最大的妓院。只有欧洲的新左派认为“波萨达”是对性解放的革命性发明。他们的新只是在于这些场所现在由国家来经营，更具体地说就是由度假管理中心来管理。不是所有的地方都像海滨大道的“狄安娜”那样脏。我听说，那里有最贵的弹簧席梦思，不过毛巾不干净。

“波萨达”的选择性很大。客人们也可以看看其他客栈，例如“音乐剧”“加拿大燥热”“别致”或“魅力”。常客们甚至知道，有一家在电话簿中找不到的，但可以开汽车去那里的店，这家的名字叫“纪念碑”。

男人们在这样的房子前排队，尤其是在周末。他们还必须登记。但不需要出示证件。女人隐身在一个拐角处，或在院子里等待，直到那个男人得到一个房间。然后她被从后门放进去。

头三个小时的费用是2比索60分，有空调的要3比索。不过，有人告诉我，大多数空调机都是坏的。客房服务员送来啤酒或朗姆酒。在一些客栈，想要的东西可以用一个篮子传送上去。墙壁是如此之薄，以至每一笔付钱、找零钱都很容易被听见。

那家“普尔曼”还立了一块大的政治墙，墙上有广告，两面红色的旗帜和一张格瓦拉的肖像。据说上面还写着：给人民最优质的服务！还有一份证书，证明工作人员以革命意识执行工作。房间里有通知，上面写着：“自从革命攻势拉开序幕，我们不再收小费。”

这个好。

奇怪的是，清教徒的表现与政权重视的许多方面都吻合：官方在学校和收割营地采取隔离措施，以及教育部长的虚伪，他说：“只要有证明，我无所谓，他们可以做一切他们想要做的事。”堕胎一直是免费的，不会被细究。没有避孕药，据说是因为它太贵，但医生可以随便开避孕环的处方。

但是，革命的性教育中最恐怖的一章是追捕同性恋，为他们还专门建了一个劳教所，那个臭名昭著的、如同集中营的UMAPs（支援生产的军事单位），被送去的是“怕工作的人、反革命分子和违背道德的人”（这里指的是男同性恋者）。

当然，古巴人这场与自己的斗争是徒劳的，因为在这个亚热带岛屿上，性天才们虽然知道这是被禁止的，但他们根本不畏惧。甚至在首都的中心，离革命广场不远的他们最大的墓地——哥伦布公墓，有时晚上会有男人们在那里见面，他们抒发着被禁止的男人的爱，就在巨大的石膏守护天使下的鲜花簇拥着的神奇的米拉格萝莎墓地边。这是一个标志，任何一个教条必定会失败，因为它的矛盾和这个民族的无政府状态，无论是过去还是——我们所担心的——未来。

这也许是因为魔法和启示经常会在同一个头脑中找到位子。有一次我遇到一位女革命家，她是妇联和工会的代表。这黑人老巫婆是信奉萨泰里阿教的，这是在奴隶制度时期很普遍的非裔美国人崇拜的宗教。学者们喜欢把这个叫作民间宗教。他们说，许多他们的宗教仪式来自西非和刚果。总之，其中包括击鼓、舞蹈和令人陶醉的音乐。在恍惚中一个天主教圣徒很容易转变成非洲的神。因此，红发的芭芭拉——火炮的守护神，在萨泰里阿教中变成了尚戈——雷电之神，约鲁巴人的好战之神。

但是，古巴的融合主义所做的还远远不止这些。那位妇联的老战士告诉我，她不仅热衷于这个宗教的上帝与神，也热衷于马克思主义。当然，她也懂占卜和某些植物的治愈能力。她不读书，但喜欢醇美甜蜜的故事。在文化政治的争执上，她能参与讨论，她说，因为她最近参加过一个研讨会，从那时起，她觉得自己了解了意识形态。

有些首脑们也是萨泰里阿教的追随者，并在私下参加宗教礼仪，还有一些其他的人喜欢笃信神鬼的降神会。人们处处担心邪恶的眼神。有一次，我允许自己找点乐趣，对文化部长解释说：“谁反对我，必死。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这个想法。我从来没有要发誓。只是很遗憾，我无力阻止。”部长“梆、梆、梆”敲了敲木头。两个月后，他被废黜去了偏远的农村地区，在那里突然中风死了。

你有对这些逸事的偏好。你真的相信这与革命有关吗？

我知道，历史学家认为这样的故事不体面。但是，这是一个错误！这些事经常比任何理论更能说明问题，它们具有简明的优点。你还想听一个吗？

以上帝的名义。

有一天晚上，我们房间的电话响了。一个陌生女人在电话那头，她想要与我约会，为什么呢？“因为钦佩。”我反问了几个问题之后，知道这个打电话的人并不是很清楚她所敬佩的人是谁，为什么。这显然是一种独特的交易。在国际酒店的周围，你会遇见这样的女孩。这个陌生人很固执，她试了三四次。

后来，一次偶然的机会，我在一个聚会上认识了她。 S.面黄肌瘦，但还是显露出一丝以前的优雅。她曾经一定是漂亮的，也许是美丽的，现在却是满脸沧桑。酒精或毒品的原因？头发染成红色，眼睛化着浓妆。看起来像40岁，但实际可能年轻得多。

她是相当富有的东方省地主夫妇的女儿。17岁时，在参加了一个急救速成班后，她去了塞拉利昂。那是1957年，她曾与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有过恋情，他是一位游击队的英雄，被卡斯特罗降职后，神秘地死亡了。 至今S.仍然在她的房间里放着一张这位革命家的大幅照片。她的父亲在当时是拥护卡斯特罗的，就像许多古巴的富人那样，她的父亲想摆脱巴蒂斯塔，但又不把卡斯特罗当回事。因此，从山上游击战争时起，女儿认识了所有今天在古巴有名望的人。（“当时我为这些英雄包扎。他们像婴儿般抽泣。”）

革命胜利后，她为国家安全部门工作。几个月后有了第一个冲突。她拒绝暗中监视塞拉利昂的同志。然后她被逮捕，接着是未经审判便被执行的四个月的监狱生活。她的人际关系帮助她出狱。她嫁给了一个年轻的医生，当她拒绝与他移民到美国去时，离了婚，她的前夫在那里现在生活和发展都很好。然后，她又爱上了一个在哈瓦那做进出口贸易的西班牙人，并在他的办公室工作。有一天，菲德尔·卡斯特罗在那里出现，并认出了她。“你在这儿？你为什么要帮一个资本家？你为什么不为我们工作？拿着这个，给我打电话！”那个写着秘密电话的小纸条，她至今放在她的手提包中，拿出来给人看，看，这是证明！她声称从来没有回过电话。为什么不呢？

那位西班牙商人于1966年离开了古巴，公司由国家接管。她的护照上有西班牙入境签证，但这一次她还是拒绝离开这个岛。那西班牙人今天还会给她写奇怪的信。

她不再工作。她的父亲仍然在国内。他以被没收财产时得到的补偿为生。她给他发了电报，请求2000比索的汇款。她的公寓足够大，可以邀请朋友来小住几天，她给他们吃的，并像母亲一样照顾他们。因此，她的那个1958年造的庞大冰箱，在多数时间里是空的。然后，她去黑市上买东西。她抱怨一切，显得有些冷漠，但还是认为自己是革命家，特别是当她喝了酒的时候。“社会主义，白痴的话，这夸张的演说是恶心的，但对古巴人，你们又知道些什么呢！做这样的事情是必要的，已经不可避免，而且这是古巴的事情。外国人应该闭嘴！”

她只与国外来的游客睡觉。“古巴人对他们的妻子不好，还欺骗她们，但如果女人出轨，那么他们会变得很野蛮。如果他们满足了，他们会睡得像头死猪。他们从来不跟人说话。”她换男人好比换衬衫，但也非常容易嫉妒。在电影院，如果看到有裸体镜头，她会问她的朋友：“你喜欢吗？”如果他不否认这一点，她会生气。

她自己缝制她的衣服。外国人没有带给她任何东西。她确信自己是被监视的。监控小区的居委会跟她说不上话。父亲希望她回到他身边，但她告诉他，她不想在外地省份生活，无论如何她也不想干农业工作。于是，他有一个月不给她寄钱，而最后他不得不接受她，她是不会被要挟的。

我是在克可依那里见到她的。克可依在老城区的土耳其浴室当管理员，挣一份自己的生活费。在这个破旧的房子里聚集着爵士音乐家、半诗人和摄影师，举办着忧郁的晚会。有人即兴写诗或放一张已经有划痕的披头士唱片。啤酒和朗姆酒，每瓶25或30比索，从黑市买的。那里也有几个穆拉托和他们的瑞典女友，她们担忧古巴的室内装潢，叹息政府没有品位。他们对菲德尔只有耸肩。一位法国女人解释说，为什么计划经济行不通。一位同性恋抱怨受到压制。习惯性地，那个玩笑又被开了一次（“菲德尔死了，进了天堂……”“菲德尔与他死去的母亲说话……”）。有些是失业者，其他人还坚持着他们的幻想工作。他们对革命不感兴趣，但他们也不愿去迈阿密。他们花的钱是哪里来的呢？这儿有一种绝望的宁静和欢乐。克可依对这些都习惯了，但S.似乎已身心交瘁。

你讲这所有的事，只是为了分散对柏林发生的事情的注意力。

1968年4月，那里的酒吧挤满了同志。没有人确切知道，到底这些人，无论男女，是暂时的同志、政党的同志、思想的同志，还是床笫上的同志关系。

在“圣周四”那天，一个由于受媒体人物追踪而被煽动的贫穷魔鬼用一把手枪对着鲁迪·杜契克的头部开了三枪，导致他伤势严重，生命垂危。当天晚上，几千人聚集在考赫街道的施普林格高楼前，妄图强攻却没有成功。在几个经常挑起事端的人的帮助下，几辆车被烧毁。这就是所谓的“复活节暴动”的开始：在20个城市的封锁、示威和巷战，至少有两人死亡。

我又一次不在场，当时我正在布拉格的郊区维诺拉第，我的翻译家朋友约瑟夫·赫尔萨尔的房间。他的妻子博胡米尔给我们做了捷克煎饼。我记得，我们没有谈论“布拉格之春”，我们争论的是实验诗歌的未来前景。

我5月1日回到家。柏林的媒体正在膨胀。五月巴黎风暴、波兰的学生抗议和哥穆尔卡的反对“犹太复国主义”运动、越南战争的升级——仿佛到处在燃烧。然而，刺杀杜契克之后，在大型的新克尔恩劳动节集会上笼罩着一种奇怪的压抑情绪。我不是唯一一个有这种泄气感觉的人。当然，没有人愿意承认。

但是很快，反抗高潮的极点已被突破的迹象不断增加。 5月30日，德国大联盟政府在联邦议院通过了《紧急状态法》。六月戴高乐重新执政。五月巴黎风暴结束，8月苏联入侵，清算“带有人性面孔的社会主义”。

这段时间你又在哪里呢？

我不记得了。

也就是说黑影片，黑场。要我来帮你回忆一下吗？莱宁[61]这个名字你有印象吗？

有印象，现在我想起来了。我到阿姆斯特丹去过几次。

我想你是去玩，还是荷兰人欢迎你去？

不过就是因为他们翻译了我的东西，虽然“德国佬”——荷兰人这样称呼德国人——并不是那么受欢迎。当年，去那里希望得到大麻的游客们的汽车轮子经常被割破。我告诉我的出版商，我与其他人一模一样，但他们不想听这些。我对许多在德瓦伦很值得欣赏的橱窗并没有兴趣，那里有妓女等待着嫖客。我直接去了亚瑟·莱宁的家。

这是一位有许多藏身之地的人。谁要是幸运，就会在斯海尔德河入海口的一个岛上、在梅尼蒙当的一间阁楼、在巴塞罗那不知什么地方的一个秘密后厢房、在法国中央高原的一个农舍找到他，甚至有几年他是在遥远的雅加达。以赛亚·伯林[62]促成牛津大学万灵学院邀请莱宁去任教。万灵学院是破旧而斯文的世俗寺庙之一，这也只有在英国才有。这个学校很自信地证明了一个文明，这个文明有能力选一个老的无政府工团主义者，同样也能选像在伦敦大学伯克贝克学院的任性固执的共产党员埃里克·霍布斯鲍姆[63]一样的人。

但最好的情况应该是能在阿姆斯特尔，亚瑟·莱宁的老房的屋顶下找到他。门上从来没有擦得铮亮写着学历和头衔的黄铜牌子，就像其他很正经的人家，而他们在25岁时就已经放弃寻找他们自己到底是谁。绝大多数的来电都是白费工夫，学院里的人只会说：亚瑟飞走了。

这所位于阿姆斯特丹绅士运河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是他多年前参与创立的。所里的档案资料经历了危机、革命、游行、一次世界大战和一次被占领，如果你没有在那里工作过，你是不会知道那里隐藏着什么样的宝物的。

我对亚瑟的英雄时期了解不多。我认识他时，尽管他那浓密头发的发际线已经开始后退了，但他仍是一位头发梳理得整整齐齐的70岁的绅士，而不是那个年轻好斗的人了。他面部轮廓清晰，在20世纪20年代，他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位出版四种语言杂志的人。这本杂志是《i10》。要列举其中出现的人物，几行字是根本不够的：施维特斯、本杰明、埃尔·利西茨基、阿尔普、格罗皮乌斯、康定斯基……这还没完。

当然亚瑟始终是自成一格的“无政府主义者”。在画册中把保险丝和炸弹拿在手中的人，没有一个像他那样喜欢小资情调的恐惧刺激。博士先生是一个流浪者，一只没有巢，而只留下知识金字塔的候鸟。巴枯宁档案的建成是他的终身成就。每隔几年亚瑟就会重新用四到五种语言出版蓝黑色丛书。我希望他不会完全飞离我们这些笨拙无望的年轻人。

但我古巴都还没有讲完。

如今不会有人想要了解得那么详细。

我想讲点关于“制人工厂”的事。

如果你认为有必要。

在繁忙的卡洛斯三世街上曾经有一个肉制品市场。女警察携带猎枪守卫在那里。市场的中间是敞开式的，人们可以看到每一层楼，就像是从门廊看进去。一条长方形的水泥坡道从内院通向楼上，由此人们可以不必走楼梯而上到顶层。墙上的巨型横幅宣告着：“古巴胜利！古巴——美洲的榜样！”

首先要设计一个人的模型。纸样是从老的辞典中用网目凸版和油印板获取的。一个壮实的黑人认真仔细地用石膏复制头颅，并画上颜色。其他人完成石膏腿、石膏胸部、石膏手。在几步之外的隔壁房间里，这些模型被浇注。然后才开始真正的生产。400名以前的官员在这样一个大的工场工作。

那个人是由浸泡过的旧报纸做成的，这些报纸被塞进石膏做的空模子中并晾干。这桶每天会被打开一次，于是一个人就出生了。他的身上有许多孔，是一个成年人，粗糙而且是空的。他还缺少脑、肺、心脏、脾脏、胃、肠和性别。他是赤裸的、空心的、难看的，在他的皮肤上人们还可以阅读到党报社论。然后，他会被打磨抛光。下一个工作台，一位妇女把他浸入刺眼的绿色：这是上底漆。紧接着是涂上一种阴森森的粉红。一个年长的穆拉托，用刷子把他的肌肉画上腥红色。大脑在其他几个工作台上和桶里生产：许多有蓝色静脉的黄色球体被全部切成两半。不耐烦了的官员们给扁桃体、胆囊、子宫上色。一个戴着眼镜、穿着整齐的先生正忙着处理半个切开的乳房。一个胖女人弄着腿，她的专业技术是弄一根特殊的骨头。腿被水平悬挂在慢慢旋转的支架上。完全组装好的人，也以自身为轴纵向旋转，颅骨和脚分别固定在轴的两头，几条黄色筋被补上。最后，这个人还得到一个小的黑色数字。他随时可以被拆卸开。他的颜色很过激、让人毛骨悚然，如魔鬼一般，他们似乎就是以这个为目的制造的，因为我们在世界的任何一个地方从来没有看到过这样的人。

然而，不是所有厂里生产的东西都适合这个人。例如，一大批这样的人有巨大的耳朵，它们的尺寸几乎与大象相配。耳廓后面的奇怪的结构让人联想到地质构造。此外，这儿还生产小牛的胚胎、皱胃、直肠和肉质浮雕，而这些浮雕看不出是想表现长绒毛，还是想表现发霉的橙子。

所有这些东西都是一件一件手工制作的。“制人工厂”是屠宰场的逆转，活体解剖的反向。渗透的、不可清除的旧的肉的味道仍然黏附在墙壁、石桌和院子里的铺路石上。

工厂呈现出骄傲和满足。他们的产量为一年300到400个人，而需求量却是上千人。这是计划经济的要求。一切为教育！

革命之前，只在首都为数很少的私立学校中有教材。有一段时间，新政府从东德进口过昂贵的教材。一位热心的部长不赞成这样的财政开销，他对他的部门进行了梳理，发现内部有多余的人和一个肉制品市场，而市场上早就没有肉出售了，于是他寻找并找到了石膏、颜料、旧纸张、画笔，抓住几位专家教他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创作，无意间创建了超现实主义的纪念碑。所有在那里刷油漆的人都和他一样客观和充满信心。

你能告诉我，这个工厂的意义吗？是教育的大滑稽戏吗？或者是纸浆做的刑讯室？

在我看来，这是对“新人”恶意而滑稽的模仿。同时，这件事也说明，与清除不发达艺术相比，转型更加容易。

这一切与你根本无关。你让我想起童话故事《名字古怪的小矮人儿》。“哦，多么好，没有人知道……”让我们最好还是回到玛莎和你。

如果别人的故事比我们自己的更有趣呢？例如，不幸的意大利人，他的结局很悲惨。他来自皮埃蒙特，他的父亲在那里有个农庄。而他不想留在那里。于是他去了都灵，当钢铁工人。他有15年在共产党内活动的经验。在一次美国大使馆前的示威中，他伤得很厉害，但并不是被警察打伤，而是被党的安全部门。他带着一张切·格瓦拉的照片，并喊了有关武装斗争的口号。他的这种思想是一系列《团结报》的文章带给他的，报上把游击战斗说成是实现社会主义的唯一途径。作者当然被警告必须遵守规则。不过他并没有受到体罚。后来这位记者作为联络员和特派记者去了哈瓦那。

34岁的P.放弃了他的工作，并用他的积蓄成功到达古巴。在那里，他试图与拉美游击队的特使接触。当被问到他是怎样产生这个想法时，他说出了他的同胞，那位记者。而当那位记者被问及这件事时，他向古巴官方表示，他不能担保P.，他同样也有可能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因此，安全局不得不到意大利调查他的信息。

这期间，P.自告奋勇报名参加农业劳动。不久，他成为“先进工作者”。这种热情并没有使他在其他工人中更受欢迎。他焦急地等待着首都的决定。而那里的人似乎已经把他忘记了。几个月后，他自己想办法又回到哈瓦那，并从一个部门打听到另一个部门。因为无人负责他的事，所以他们只是让他兜圈子。最后，他在意大利特派记者的公寓找到那位记者。记者告诉他，他不能为他做什么，另外，游击战在这块大陆上也已经不存在了。

就在当天晚上，P.参加了一个小型的聚会。客人大多是外国人，来自尼加拉瓜、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的流亡者，也有一个美国的劫机者和一些古巴的干部。P.赞美了食物，但只喝了一点，并对每个愿意听他说话的人宣布，他将在今晚自杀。清晨大约五点时，他在自己的房间割开了手腕。他失去了知觉，但是并没有大出血。上午11时左右，他又醒了过来，然后跳窗了。

不是那位记者，也不是意大利的使馆，当然更不会是当局安排了P.的葬礼。那次聚会上见过他的一个陌生人，打听到他的消息，才得知他的尸体已经在冰柜放了几个星期。他们付了灵车的钱，15比索。在墓地，他们为P.买了一个所谓的“穷地”。死者当然绝对不能，也不会容忍在他的坟墓上竖一个十字架的。但在哈瓦那的哥伦布公墓，摆放十字架（1比索40分）却是规定。一小群送葬的人接过十字架，在它被架上去之前，他们中间那位强壮得像运动员的工程师，尽其所能把它折弯了。

P.在意大利的寡母几个月没有收到她儿子的消息，于是写信给各种可能的古巴的官方部门，但未得到答复。最后，她在一份共产党晚报上发现一个小广告。一位古巴马坦萨斯省的女工想要找一位意大利的信友。于是P.的母亲回了一封长信，信中她请求收件人帮她在哈瓦那调查。收件人花了许许多多的精力想要读懂老年农妇的语言，但她还是无法破译和弄明白整个内容，于是她将信交给内政部。那里的人立即开始进行调查。曾收留过P.的人成了杀人嫌疑犯，为他送葬的同志也被逮捕、受审，等等。

你想要证明什么呢？是想说在哈瓦那也不是那么有趣吗？

这又不是什么新鲜事。1968年夏天，黑市逐渐繁荣。店里的1磅大米卖18分，黑市的价格是3比索；其他的东西则是：1盎司咖啡：0.95/5.00；一块牛柳：1.00/25.00；一双尼龙丝袜：2.00/12.00。有人愿出30比索买我的宝丽来眼镜。工人用他们从工厂偷来的旧车子的皮革和皮传送带做成鞋子卖。进口的设备在港口就已被拆卸，因为到处都缺少零配件。

推动这个活动的是1968年夏天政府宣布的“革命攻势”：取缔彩票、酒吧和小酒馆，没收最后的小商贩摊位、发廊、洗染店、手工作坊和私人餐厅。在国有化的比萨饼店前面排起的队伍越来越长。渐渐产生了专业的站队人，他们愿意为一支香烟或一块糖给你提供一个“位子”，也就是说，一个允许你第二天加入队列中的位置。人们被禁止收亲戚从国外寄来的包裹。烟草定量大大减少。所有这一切的口号是：打击自私自利！

这引起的后果是毁灭性的。曾经居住在世界上最富饶国家的古巴人，没有什么可以吃的东西了。没有水果，甚至几乎没有肉。也许人们感到更困难的是，放弃那些本来不必要的东西：雪茄、咖啡、朗姆酒。因为批评不被允许，公开抵抗亦不可能，人民只有通过黑市交易、裙带关系、盗窃和贿赂来自卫。一个新的恶性循环开始了：食品越缺乏，警察越没有好处，他们就会愈加腐败。

而这一切在这个国家总是被解释为落后，只是似乎没有人知道落后到底是什么。我认为这只是一个对某种存在形式的精确的定义。经济机制最能够清晰地概括，因为它显然退回到了殖民化。而要深究心理的复杂状态是极其困难的：磐石般的人的自我意识，他们的权力、妥协和腐败的观念。

在哈瓦那，这种复杂的情况尤为明显。这不仅是因为在这里，财富和贫困会在同一个巷子中碰撞，而且与这儿普遍存在的大男子主义症状有关。睾丸不断成为话题。关键是你要有“球”。卡斯特罗认为自己是一个典范。显而易见，在这里反对同性恋和对他们的追查是有其根源的。加勒比海的特殊种族主义形式源于殖民历史。在这儿，表达不同颜色等级的词汇比其他地方更丰富。这说明，一个穆拉托会感觉自己远远比黑人高贵，即使没有人承认这一点。没有人会联想到每个人都知道的反帝国主义的言论，每个人都否认他知道的。这同样适合多次被宣布废除的卖淫。落后，从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还包括在日常生活中，忠诚与奖赏作交换，服从与宽容作交换。

你的古巴故事渐渐地让我感到无聊。

随便你吧。我当时也到斯德哥尔摩去过几次。

我对此不感兴趣。

真的？你把她忘了吗？

谁？

内莉。内莉·萨克斯。

你怎么能这样说？我是她的朋友。

就是啊。斯德哥尔摩比罗马或布拉格距离我在挪威的房子她更近，所以我常常出现在她的贝松斯丹特街的小公寓中。那时她年近七旬，已经把诺贝尔奖的媒体报道忘在脑后。即使在动荡年代，人们对这个属于犹太社区的避难所也会另眼相看。我对她的生活当然是了解一些的，也知道什么是她的负担。我避免用通常的问题去纠缠她。不解释，不试图将诗人的作品——不管怎样命名——进行“分类”。崇拜有时也是恼人的，如果崇拜的人挤破了门。

当内莉·萨克斯在小厨房里准备晚饭的时候——实际上她是很好的厨师，我们总是首先谈些非常普通的事情：谈家庭，谈她的医生和她的病痛，或谈她翻译过的这个那个瑞典的诗人。我避免谈起任何悲怆，也从不提到她也许是最后一位古老的犹太传统中的先知，这很合她的心意。

事实上，我担心许多她的崇拜者误解了神秘主义者。他们认为这些人与世隔绝，或者是柱子上的圣人，仿佛希尔德加德·冯·宾根从未推荐治疗阳痿的药；雅各布·波墨的手中没有握着锥子；斯威登堡不是因为对煤矿业做出的发明而得到荣耀。至于哈西德教派，他们更不以为然。这的确是一个非常特殊、轻如羽毛的幽默，他们得到了这个幽默的祝福，而这个幽默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的。

许多与她有交往的开明的斯德哥尔摩的中产阶级，或者文学界的人士都帮助过她。当然也有其他人与她关系比较密切。我一直没有忘记在她的隔壁住着的一位女士，她的名字叫罗茜·沃斯克，出生于匈牙利，是奥斯维辛死亡集中营的幸存者。只要内莉需要，她总是帮助她，不仅仅是当内莉身体不舒服、伤心，或缺少药品的时候。有时只不过是因为牛奶或盐没有了，或者是给内莉那双小脚买鞋子，或换一个灯泡。这位受到过严重创伤的女人展现出奇特的力量。她，这位高大而年轻许多的人扮演着母亲的角色，并庇护着诗人。她是这栋楼里唯一有电视机的人，有时内莉敲她的门，她们两个就会偷偷地看一部电影或足球比赛。

这听上去很可信。

我也可以和你聊聊其他事情。我可以给你讲莫斯科哪里明亮了，或者莫阿比特发生了什么。

之前还是之后的事？你把一切搞混乱了。

你需要我反复强调多少次，什么是动荡吗？我不可能胜任“我们的历史的会计师”这个职位。如果这个使你感到生气，我看，我们可以中断这场谈话。

不，我的小家伙。就这样继续下去！

我不小了。当这一切开始的时候，我已经38岁，对所谓的学生运动、议会外反对派等来说都已经是太老了。大学从来不是我的地盘。那里的事跟我无关。我认为教授和他们的学生应该自己解决他们的“职位分配圆锥”“三方平等”和“中间考试”问题。

我所喜欢的是对德国秩序的冲击。时机早就成熟，而且不可阻挡。对我来说，这是主要的魅力所在。反对权威——这是当时的口号。我并不感到困扰，当我自己也有成为某种哪怕是可笑和微不足道的权威的危险的时刻。

这些对你都无所谓。但我并不喜欢你的沉着冷静。

那么不喜欢，就像我对你的兴奋的不喜欢。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是指各种语言的混杂和不易理解，以及革命的呐喊。

这红色的东西对联邦共和国来说，可能是最糟糕的事情。而且，不仅是对政府，也是对人民。大多数嘴里说着革命的人，都想用这个词来吓唬人，他们也达到了目的。我从来不完全相信他们。

好，那就让我们来看看你的电影中下一个片段。你现在看见了什么？

巴黎。我问自己，为什么克利希广场如此安静。这个城市好像完全空了，仿佛颁布了戒严令。街上的铺路石在雨中闪光。突然警报器响起。米兰市喷泉广场有一个炸弹爆炸。其他地方，坦克履带发出研磨的声响。一个老厂房，地上放着床垫——也许是在柏林的莫阿比特。穿戴性感而又不整齐的人注视着三台同时放着节目的黑白电视机，但并没有声音。在一个屏幕上有人在迷幻般抽搐，另一个上面是洗涤剂的广告，第三个屏幕上有燃烧着的人。扬声器中传出《你需要的只是爱》的吼叫。

我请你停止长篇大论。

这些都不是我捏造出来的，当时就是这样。迷糊的声音，到达，客厅中的枪声，标语，呼喊，记忆有中断。莫斯科地铁的一个车站，发生了争执。一个醉汉与退伍军人打架。召集民兵。一切如旧。在柏林的一个停车场，一个年轻男子被枪杀，他的脸无法辨认。一群冻僵的示威者聚集在克莱斯特公园边的普鲁士商会法院大楼前，这栋楼从1948年起就空着，之前是柏林的盟国管制委员会，战后德国最高权力机构在那里。常见的铁丝网，常见的水炮，常见的逮捕行动。在胶片的其余部分仅仅是飞舞的斑点。

或者，我眼前出现了“纽约夜间法庭”的快速审判官。一位略显无奈、身材魁梧、白发、通情达理的人，以分钟计算，对毒品犯、强奸犯、小偷做出判决。不必担心，他通常会从宽处理，通常只是罚点小钱或做几个星期的社区服务——铲雪或扫街。只在三次犯法时，被告才会被送进监狱。

还有，曾经当过“发展援助者”，现在自己做“当冲客”[64]的那个人在麦当劳街的家中干什么呢？他坐在电脑前。在浴室里，他总是准备着一个大包，里面装着有怪味道的白色粉末。当黎明来临，他需要一点新的剂量。他必须保持清醒，因为当华尔街还在睡梦中时，东京证券交易所已经开始工作。

罗伯特·罗森伯格把一架小飞机停在他在苏豪区的楼顶的平台上，并绘上刺激的彩色。到处是画廊和在墙上画满抗议和封圣的艺术家们。每一节地铁车厢中都有涂鸦。街头涂鸦者将切·格瓦拉的轮廓喷在围栏和车库的墙壁上，为了方便甚至还会使用模板。

其余的是黑片。

你现在是否明白，动荡是不可能绑在架子上生长的了？

你是想说，有时，当你醒来，你无法知道自己在哪里？

是的，我就是有这样的感受。沉默仿佛被棉花包着，闻上去有雪的味道。发出轻微低沉的隆隆声的铁圆筒壁炉中，淡淡的烟雾上升。我想，那应该是白桦树的木头。是谁点着了火，当我熟睡的时候？是不是那位俄罗斯姑娘娜佳亚？

在其他地方，它的气味会有所不同。是消毒水的味道吗？是液化气的味道吗？是呕吐物的味道吗？游泳池的蓝色水有氯气味道。石油运输管道上有一处破裂了，里海有沥青和硫黄的怪味。

在借住的床上还有其他味道：桉树、木槿、三角梅和带有苔藓和野性的性的气味，这气味是比阳台上的热带花卉更能麻醉人的……

没有尽头的逃亡。但并不像约瑟夫·罗特，事关生死。一切都只是一场悲喜剧。

喜剧部分是不由自主的。我不得不在卡拉奇等待两天。人行道上躺着死气沉沉的人。有的人还有呼吸。空气中弥漫着腐烂物或屎的味道，到处飞满绿头苍蝇。逃亡的反应比同情和好奇更强烈。为了自身安全我躲进一家我一直觉得恶心的，有消过毒的统一浴室的喜来登酒店，当外面的世界正在滴着脏水。只有在那里，我才能抵挡困境，正如有时我背靠在汉莎飞机的座椅上，望着两侧许许多多的沙漠和丛林，让它把疲惫的我带回法兰克福。

或者去莫斯科。你不是想告诉我，这个城市亮了起来，哪怕只是在某些地方。我不相信这会是真的。

你知道库图佐夫大街吗？斯大林主义曾经为之自豪，如今却是有些荒凉，而且非常需要整修的街道之一。那栋门牌号是12的房子正好与这种遗留状态相匹配，有深色的楼梯和大多数时间停运的电梯。那里居住着退役将领或高级官员，他们看上去很像鬼。

围墙的后面，在一个带厨房的两居室公寓里隐藏着一个崇高的奥秘：首都，甚至也许是全国唯一的一个高雅的文学沙龙。这个地方的辉煌既不能归功于墙上挂着的夏卡尔[65]的画和彼罗斯马尼施维利[66]的画，也不能归功于在那里能遇见的来自世界各地的著名游客：莫斯科大剧院的芭蕾舞演员、意大利的电影人、来自拉丁美洲的诗人和巴黎的时装设计师，更多地应该归功于接待他们的那位女士，她的名字是丽娅·布利克。

当我第一次访问她时，我只知道她是两位名人的遗孀，她与他们有过“三角家庭”关系：马雅可夫斯基和约瑟夫·布利克[67]。后来我才知道，丽娅的寡妇身份还有一段延续：她的另一个丈夫是1937年红军清洗的受害者。现在她又再婚了，与一位以勤奋出名的剧作家。他帮助女仆招待客人，并谦逊地站在丽娅的椅子后面。

当我见到她时，她就像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68]曾经描写的那样：“她有栗子色的眼睛，漂亮，红头发，不胖。她的许多朋友中甚至有银行家和其他一些老先生。她喜欢戴金苍蝇和老式俄罗斯十字架形状的耳环，有一串珍珠项链，上面挂满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她会同时表现出忧伤、自负、轻浮、傲气、爱、智慧。”提她的年龄也许是少了点骑士风度，但不得不说尽管她70多岁了，她仍然能自如地和别人调情。

她是完美俄罗斯化的，同时也是完美国际化的。她的文学判断是会让你感到畏惧的。她似乎什么都懂。每个到她这儿来的人，她都会问：“你们有什么新鲜事吗？为什么你们的政治家与我们的一样丑陋？这个冬天流行什么时装？”她认为社会主义是错误，资本主义是愚蠢。她帮助俄罗斯的诗人，当他们还年轻的时候。她耐心地帮助他们掀开一层层的眼罩。他们经常来，也喜欢来，因为丽娅爱他们，而且她的菜也好吃，这里也许是莫斯科最好的厨房之一。一旦年轻的诗人成为明星，她就对他们失去了兴趣。“这些可怜的家伙，”她说，“现在他们已经坠入到他们的成功中了。”

她懂得如何恐吓官僚机构，这在莫斯科相比其他地方要困难得多。她根本不顾忌毫无疑问是被装在电话机上的那个窃听器。她以使人窒息的开放谈论斯大林，谈论三四十年代，以及谈论背叛。她还提到不同的名字，每个人不知何时会被轮到，只有极少数人毫发无损。

每年一次，她会前往巴黎看望她的妹妹爱尔莎·特奥莱和她的妹夫路易·阿拉贡[69]——著名的沙龙共产党。伊夫·圣洛朗[70]崇拜她，并承诺为她设计套装。我认为，有时她也会感到累，但她不会让人察觉。她认为自己感到无聊是不礼貌的。

在莫斯科，她有许多敌人。她的同胞认为她太诡计多端，太漂亮，太机智和太独立。人们最讨厌她的，也许正是她的成功：她讨厌纪念碑。她用技巧和力量拒绝了老板们要给马雅可夫斯基做一个正式的塑像的各种尝试。她有魅力，不接受贿赂。在她的同时代人的眼里，这是两个不可饶恕的错误。莫斯科并不是特别有趣的城市。如果没有丽娅·布利克，那么那里会更加灰暗。

顺便提一下，我在莫斯科再次见到了聂鲁达。如果他来俄罗斯，总是会为他准备离克里姆林宫一步之遥的国家酒店中最好的角度、最好的楼层的最好的房间。他立即邀请我一起共进早餐。戴着帽子和系着白色围裙的女服务员推着她的茶水车走过来，里面是他要的东西：鱼子酱、薄饼和香槟。意识形态问题被他撇到一边。“你在干什么？”他问，“你什么时候到智利来？你想喝什么，咖啡，茶，伏特加？看，送你我最近出的一本书，一个豪华版，只有100本。”然后，他用他的看着不顺眼的手，在书上签名题词。我当然不是唯一的一个被赋予这种好意的人，因为他喜欢他的豪华套房门庭若市。他认为这是很自然而然的，因为他是一个诗人。聂鲁达却能够忽略这样的神话的消失。他觉得自己就是拜伦[71]男爵，虽然这位著名的前辈很可能有许多次都是自己付的账。骄傲自大的态度已经成为他的第二个天性。

他建造在智利黑岛的博物馆也可以做证。他是一个热情的奖杯和艺术收藏家。有一次，他被邀请去一位讲究的俄罗斯人那里做客，我见证了他在一幅画前下跪。他的眼睛无法离开那幅画，他这样告诉女主人，她惊呆了，以至最后她将这幅他期望的作品送给了他。人们无法对他的这种热情生气。他是一个死里逃生的人，但自私自利离他很远，他不需要。有时他是一个孩子，有时是一位大师，但一直是一个诗人。

那你呢？谁给你提供住处呢？谁付了账呢，是什么基金会，作家协会， 歌德学院，艺术理事会，地主，富有的大学？

你清楚地知道，当一个多产作家的名字突然出现在看不见的“施乐名单”上，会发生什么事情，他们有一点点钱可以分，他们的评委相互模仿抄袭。这类似于在政治中一个人掌握多个机构。

我并没有想要责备你。我们两个都知道，没有干净的钱。没有一个印钱的国家能够控制，也没有一位财政部长知道钱流向何方。这就是现金的优点，它会经过很多人的手。也就是由于这个原因，每天晚上你必须清洗你的手指。给我讲讲，你的获奖情况。

大多数奖项是在钱用完之前就被我忘记了。曾经有一次发生了一点争议。那是在纽伦堡。他们给了我6000马克。我把一部分钱分给几个老共产党员，他们因为没有遵守对德国共产党的禁令而被拘禁了。据说当时在德国可能进行过一万个政治调查，因为他们确信敌人一定是站在左边的。

当然，这些钱只是杯水车薪。只有市议会，以及新闻界的人才会兴奋罢了。不去想了！

我承认，在动荡期间我也在西西里岛得过一个奖。不要问我什么时间，以及支票上写着多少里拉。在卡塔尼亚华丽的马西莫贝利尼剧院，以及位于塔奥敏纳的一家豪华酒店举行过阅读分享会。但是，这与几年前在同一个讲台上，安娜·阿赫玛托娃的出场无法相比。我没有忘记她出场的样子。75岁的她是以怎样的姿态登上讲台，一个骄傲自豪的美女，她的诗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坎坷之后战胜了她的仇敌斯大林！她曾经熟背这些诗歌，并烧毁了它：“手、火柴、烟灰缸——美丽而痛苦的仪式。”这是丽迪雅·柴克弗卡亚在彼瑞德基诺向我叙述的。

意大利人终于例外地以他们老式的排场，做出了一次正确的决定。两年后，这位俄罗斯诗歌的不可接近、从未退位的女王在多莫杰多沃去世。

但还是再回到古巴话题上……

这是你的痴迷。

那么，我们也可以谈谈其他。

你也在罗马晃悠了一段时间。

在那里，我与卡洛斯·法朗库伊[72]交上了朋友。这是一位古巴作家，他是卡斯特罗早期的同伴之一。他与他们国家最尖刻、最精明的辩论家吉列尔莫·卡布雷拉·英方特[73]一起创办了一份周报，起名为《革命的星期一》。早在1961年，他们的嘴就被堵住，卡布雷拉被作为文化专员遣送到布鲁塞尔。几年后，他辞去公职并流亡伦敦。

又是古巴！

是的。卡洛斯·法朗库伊已经在那里坚持了很长时间。我知道他的观点，因为他是《哈瓦那的审讯》[74]的提问人之一，而且我知道他几十年来勇敢却徒劳地抵抗着对仅存的一些自由思想者的压制。他十分了解政权内部。对支持苏联武装入侵，导致布拉格之春结束的行为，他无法接受。他与卡斯特罗断交，之后流亡在罗马的一个房间。我非常感激他和我们共同的朋友劳拉·康萨雷斯，使我在这种混乱之中没有做出某些愚蠢行为。

我经常会到把一切再次搞乱的境地。在特拉斯提弗列，我每次都去找劳拉，她为朱利奥·埃诺迪做编辑工作，收入微薄。她比我知道得更多。一方面，她在语言学方面训练有素；另一方面，她对意大利共产党以及在意大利的左派了如指掌。她会说西班牙语，曾经去过古巴，还不断给我提供卡洛斯·法朗库伊的情况，还多次帮助我。

现在，我仿佛正与美丽的琪琪和傲慢的马西莫——他们的姓我不记得了——坐在离美国大使馆不远威尼托街的一家酒吧。在使馆的前面乱石飞舞，催泪瓦斯一直飘到我们坐的地方。然后我们去跳舞，和英格博格·巴赫曼，她穿着一条带发光亮片的长裙，与朱塞培·翁加雷蒂手挽着手。

够了，你这种用名人名字抬高自己的行为！

哦，当时我们都已经出名。人们同样喜欢与无名的记者，或者是卡罗·埃米利奥·嘉达、克萨雷·卡瑟斯和吝啬的莫拉维亚坐在一起，即使甜蜜的生活早就结束。

不谈谈汉斯·维尔纳·亨策[75]吗？这有点奇怪。你们认识的呀，你们对哈瓦那都印象非常深刻，而且还有过长期的合作。你们之间还是有些故事的！一部歌剧，各种音乐……

在罗马，他住在一个植物茂盛的老式公寓里，隔壁住着桑德罗·佩尔蒂尼，意大利议会主席。在三角钢琴上，他陈列着音乐家、剧院院长和歌唱家潇洒的签名照。放在前面的是那些与他要好的人的照片，竞争对手和反对他的人会失宠，照片被背着放或被拿走。

当时，我还为他的仁慈感到高兴。我在古巴和马里诺，都喜欢和他一起工作。在阿尔巴尼山，汉斯·维尔纳买下了雄伟的勒普阿庄园。传说这片土地曾经是科隆纳家族的一个狩猎场，不知是真是假。我能够肯定的，不过是作曲家曾经在这里收留照顾过鲁迪·杜契克和来自德国地下组织的难民，虽然他更愿意坐在他的隔音工作室作曲。

他用蓝色的稻草纸给我写信，字迹有些拘谨。但是有一天，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友情消失了，我们从此再没有听到对方的消息。

你仍然忠实于对斯堪的纳维亚的偏好。

是的。我经常去瑞典。语言上，我在那里没有困难，因为我能读懂所有的东西，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运用我的挪威语。

斯德哥尔摩我们已经讲过。动荡时期，你在社会民主主义的中立立场上休息了一阵。

唉，即使在那里，也有制造麻烦的人。一个小的学生团体，他们是来自富裕的中产阶级家庭的四个男孩和三个女孩，误入了左派的迷宫。他们希望结束自己资产阶级的病态思想，并认真对待他们的意识形态。他们把自己关在奥斯特玛区的一个公寓中，冰箱装满了食物，然后进行自我批评。每个人都必须轮流坐在一把椅子上，并向大家解释他的出身、他的生活和他的观点。他们发现并没有新人加入到他们中间。因此他们七个人决定，审讯必须加强。谁的答案如果不正确或缺乏斗争性，就会被打耳光和受到殴打，当然，是经过本人同意的。一周后，几乎没有吃的东西了，只能偶尔睡一个小时的觉。然后，其中一个女孩逃跑了。她是通过浴室的窗户从阳台逃脱的。

据说她至今还给人精神恍惚的印象。现在，她在郊区的一家工厂工作，仍然还会煽动工人。但她说话时会自相矛盾：当她谈到阶级斗争时，会用自己的正常的女低音，而当她向医生描述她的噩梦时，她会转变成假声，一种单调的、吹口哨似的歌声。她不接受治疗，如果她在市中心遇到一位过去的同志，她会换到马路对面去。

其余的六人陷入了一种极度兴奋和绝望之间的神迷状态。第12天，一个男孩出现了严重的政治反复。他表示出怀疑革命的倾向，并对人的可改造性提出质疑。然后，小组决定对他进行审判。他们判处他死刑。那个男孩接受判决，他认识到自己是一个没有希望的人。获得一种新的意识完全超越了他的能力范围。他们用窗帘的绳子把他绑起来。那是初夏的晚上，十点钟。钉上钉子的门被打破。有一个人去开停放着的汽车，他们轻手轻脚地把这个偏离了正确路线的人抬出电梯，装进汽车并往海港方向开。因为他们没有武器，而且想要避免留下痕迹，于是他们一致认同，包括被判处死刑的犯人，以溺水的方式来达到死亡。他们将车停在码头，却忽视了一个禁止停车的标志。一辆巡逻警车恰巧路过，停下来，要求检查他们的证件，并最终发现了车后座上被绑着的人。

与警察——也可能是一个邮递员或清洁女工——的相遇起到的作用就好像是一个阀门被打开了。这是他们12天后与外部世界的第一次接触，是一个爆炸性的现实冲击。包括犯人在内的这六个人，他们并没有逃跑或抵抗，而是开始歇斯底里地大笑。警方以为他们喝醉了，做了呼气测试，又白费工夫做了毒品嗅探，最后让他们走了。

他们分手了，没有提及伟大的主席。他们之间再没有什么话要说。如果物质和反物质相遇，它们会消失在一个突然的静电放电过程中而不留下任何痕迹。当代物理学发明的神话中不就是这样说的吗？

我不相信你。你从哪儿听来的？

从一个对这个阶层的人相当熟悉的人那里听来的。一个可靠的消息来源。

所以是二传手。道听途说。都是传言，政治八卦。或者说，就是你在说谎。

我没有必要这样做。事实已经很充分。你只需要听听M.后来怎样了。你还记得那个逃跑的学生吗？他移民去了古巴，否则他会被关进监狱。他完全没有适应能力。为了摆脱他，他们给了他一份当德语老师的工作。但他却因为他的“风流事”而失去了工作。再加上，他为卡斯特罗坚决反对的同性恋进行辩护。在“自愿”参加了5分钟的收割劳动后，他就开始摘引阿多诺。他作为难民却被舒舒服服地安排住进一家酒店，他从来没有不带上纸条——上面是他用手写的他的电话号码——而离开住地的情况。如果看到他喜欢的穆拉托女人，不管是在街上还是在公交车上，他都会发给她们他的电话号码。他夸口说，用这种方法他获得了成功。

通过这种方式，他找到了他的艾芳格丽娜，他每隔几天就把客房服务给的罐头和食品包好送到很远的瓜纳瓦科阿，那里几乎没有什么吃的东西。如他自己所说，这满足了他内心疯狂的反共产主义的想法。他想与留在德国的妻子离婚，并愿意不惜一切代价娶艾芳格丽娜。

这听起来就像是用讽刺体裁改写你自己的爱情故事。

我必须忍受你这种伤人的话吗？这个女人是他在路上捡的。

那又怎样。他的故事的结局是什么呢？

在绝望中他向所有他认识的人，包括我，讨几个美金。最后古巴人把他定义为“政治上不可接受的元素”而将他遣送回去。丢下了没有钱、没有护照和签证的艾芳格丽娜，待在她来的地方。后来我听说，那个逃跑的学生很快又找到别的女人来安慰自己，而这次对方有比较多的文化和社会资本。

我也想对你讲讲那些“蠕虫”。这是官方对那些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想要离开这个国家的人的称呼。他们不只是富人、被剥夺土地的地主、自由职业者和被推翻的独裁政府的官员，还有农民、牧师和店铺被国有化了的小商贩。他们在外交部和西班牙以及瑞士的大使馆门前排队。人们可以很容易地从他们那种与世隔离的感觉、他们的恐惧和他们的习惯上分辨出他们。

他们在前往马德里的出发厅等待，挤在大厅的玻璃墙上，希冀能获得一个机上的座位，与此同时，玛莎和我已经把我们的登机牌拿在手中。

突然他们成了牺牲品，而我们却成了虚拟的胜利者。他们认为，我们与穿着橄榄绿制服的警卫是一伙的。这给他们的沉默加上了一层神秘的窥视感。在古巴，对朋友和对敌人的感觉是格外敏锐的。而从两方传递来的感觉都让我们不舒服和心神不宁。

终于，飞机起飞。三个年长的农民也上了飞机。在机舱内，其中一个人手中拿着弥撒书和祈祷书。“这儿，这是我的证件。”他对机组人员说。“您不再需要这个了，先生，您可以把它收起来。”一件不寻常的、激动人心的事情用这句话来说明！女士们旅行时穿着她们最好的服装：昂贵的天鹅绒、绣花手袋、帽子和面纱。少女们在她们的诗歌本子上激动地涂写。 “哇，好吃的东西！” 当食物端上来的时候，一位已经喝醉的瘦弱农民惊呼。

在马德里，零下4摄氏度，一个长得怪怪的多米尼加和尚接待了他们。手放在头颈上，手帕捂着嘴巴，移民们进入了陌生的国度。

曾经有一次，你给我讲过在布拉格老城区的门和窗前的沉重的铁卷帘，也讲过生锈的锁和巨大的钥匙，漆黑的教堂，泥灰剥落的外墙，以及瓦茨拉夫广场旁外国人住的酒店。那里有可以用外汇得到的姑娘、秘密警察、阴谋对话……或者是更早些的时间，什么时候的事，1964年，1967年？

布拉格的情形很难用日期来记录。我必须在以前的明信片中寻找，把剪报收集起来，修复传记。我最好还是不碰它吧。只是铁卷帘还是原来的样子，不屈服的小说家们所在的赫拉巴尔[76]的酒吧，上午就有喝醉的人踉踉跄跄从里面出来，走廊上那些无能为力的斯大林主义者正在消沉，犹太人墓地的石头，“二战”前叮当作响的有轨电车，过去和今天的卖国贼的别墅依旧在那里。但究竟是什么时候，我不记得了。

过了一段时间后，被禁的话语在街头流传。2000、2万、20万个字……游行，革命在这里发生，权力争夺、宣言、谣传、基本请求、期待的冲动不断产生。这个疯狂的运动与其他一些疯狂的运动有什么关联？与巴黎和柏林的哑谜、与彼瑞德基诺的濒临死亡的田园生活、与在全世界乱窜的玻利维亚游击队、与湄公河的战火又有什么联系？没有成功或者失败。我应该如何同时对这一切“理解”“解释”并“说到点子上”呢？

当瓦茨拉夫广场正被一场虽然无暴力，但却沸腾的骚动笼罩时，我走上一栋老房子的楼梯，来到一个半明半暗，堆满纸、日常物品、书籍和绘画的房间，那里充满了一种奇异的宁静。吉里·克拉[77]在这里工作。这是他送给我的两张纸，如果你怀疑我说的话，你可以摸一下它，以证明我不是凭空想象出这个场景的。但是否这宽敞的房间是一间阁楼呢？下午或晚上？我既不记得日期，也给不出地址了。

吉里·克拉话不多，只简单地展示了他的工作，以及他的那些沉默的关于动荡的材料。他就像一个不知疲倦、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杂食动物，不放过任何碎片、剩余、影射，抓住完整的故事，它的大体和小事，并把它一年又一年地拆开、分解、撕裂、剪切和不加评论地粘贴在一起，重新构图。

你会在他的工作室的宁静中感到仿佛正使用一架射电望远镜感受外界的噪音。“诗人真正的能力在于他的专注，”奥西普·曼德尔施塔姆这样说。整个房间，直至屋顶，充满特殊的兴奋和喜悦。这位“西西弗斯”[78]不会出汗。他具有一种优雅和资深大师的松弛。他已经70岁了。此后不久，他不得不将布拉格工作室与巴黎的一间小租屋交换。我知道，他的房间里挤满了文章、图片、勺子、拐杖、剪刀和茶壶，他仍然像以前一样，让这些东西说话。尽管如此，那里，他在的地方，依然宁静。吉里·克拉是孤单的，但他没有放弃。

几个星期后，杜布切克接过政权。在一家走廊咖啡厅，我遇见了我的两个文学朋友。其中一人在1948年之前是共产主义者。我听着他们谈论巴黎五月、先锋派、毛泽东和越南战争然后发生了激烈的争执。第一个人非常生气，不打招呼就走了。另一个向我坦白：“我憎恨政治。我永远不会再碰它，艺术是我唯一需要的。其他的一切都是谎言。”

在几百米远处的理查大学校园内，我遇见两名佩戴着红色的毛泽东小徽章的学生。“过去，这是不可能的，”他们说。“但现在的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自由的国家。”

与众不同的是一位大胡子哲学家，住在莫斯科的古巴人，喜欢自称“不墨守成规”。他抨击西方人胸前佩戴切·格瓦拉画像的个人崇拜，认为警察因此打击法国学生的事是完全正确的，这是世界的幸运。不可想象，如果他们占了上风！用催泪瓦斯对付他们已经是过于温和。

对他或其他人进行反驳，我没兴趣。

但倒霉的T.的遭遇完全不同。

我不知道你讲的是谁。我不喜欢你的缩写。

我说不出名字。

非常体贴周到。但谁知道，你现在又要捏造些什么。

你也不必相信我。这个T.，无论怎么说也是一个年轻的作家，看起来差不多就像一个农民，虽然听说他也曾经是哈瓦那典型的知识分子，会说多种语言，拘谨而风趣。1968年的春天，他被批准来欧洲。他对意大利印象深刻。他在佛罗伦萨的一所学院学习。他想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但画廊的门关闭着，据称是因为需要修理。一位朋友告诉他，这纯粹是一个借口。

接着他又去了威尼斯。他觉得这个他从小到大一直梦想的城市，就是一个奇迹。然而，他的同学告诉他，在革命到来后将它拆除是有必要的，因为威尼斯的居民生活在不人道的条件下，也就是说靠展示自己的苦难给游客观赏为生。

在罗马，他告诉我，他的意大利朋友正在宣传这些目标。一个有钱人家的儿子是学生运动的领导之一，他是一个敏感、对美学极有灵性的知识分子，也是T.著作的意大利语译者。

这并不是一个孤立的事件。不久前，柏林的一个可怜的B.受到一位不速之客的访问，那是一位所谓的委员会的委员。三位鱼干脸的同志到她那里坐下，说他们考虑把她当作候选人，然后开始审讯她。“我们提请您注意，H.同志会把你所说的话记录下来。”新手招募的方法以建立警察档案开始。自称先锋派的组织使用了苏联政党历史上用过的最恶毒的传统手段，即间谍行为和盲目服从。

“死去的世世代代的传统，像一个恶魔存在于活人的大脑中。当他们开始从事一些过去并没有发生过的事，并恰好在这样的革命危机时代，他们会焦急地召唤过去的幽灵来为他们服务，借用他们的名字、战斗口号、服饰，并用借来的语言展现新的场景。”

你了解你自己的蓝皮书。

我从记忆中引用马克思的话。我们必须像他那样，无情地废除过去。

你会是合适的人选吗？

我不知道。

当我又来到布拉格，春天的梦想已经结束。1968年8月，苏联人采取入侵的方式终结了它。难道我必须乘一个俄罗斯航班降落到鲁济涅[79]吗？然而，别的途径不存在，因为我们在去哈瓦那的途中，玛莎和我——一个苏联人和一个德国人，谁要是听见我们说话，一定会把我们看成是占领者。正好是29年前，德国国防军到了这里，而几个星期前，苏联的坦克轰隆隆地碾过瓦茨拉夫广场。街上笼罩着沉闷的寂静。只有大学仍然在罢课。我们小心翼翼地只用英语交流，并希望没有人能看出我们从哪里来。电话系统还完好无损，我们给老朋友打电话，因为我们知道约瑟夫和博胡米尔·希尔沙在维诺拉第，还有吉里·克拉也在那里，即使在这种极其危险的情况下，我们也是受欢迎的。

此后，你们又回到了你们的不舒服的哈瓦那。

有一点你必须相信我：并不是只有变焦和广焦镜之间的变化会扭曲认知，混乱也同样能够限制视觉。因此，别人在做什么，我并不知道。

但仅仅是1969年的7月，德国的报纸就对以下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事件做了报道。我引述如下：

安道尔总委员会宣布推广妇女选举权。但政府部门的要职仍然不可能由妇女担任。

一位名叫亚历山德拉的德国女歌手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死于车祸——谁不知道她那《泰加林》的歌呢？

在坎帕拉[80]，十万人欢迎教皇保罗六世。

德国央行提高了10%的存款准备金率。

利斯塔尔的梅塔·安廷把五项全能的世界纪录提高了23点，达到了5046点。

这一切我很少注意到，就像互联网的诞生，当时它是从美国高等研究计划署网络——五角大楼的想法中衍生出来的。虽然我没有错过同一个月的两名美国人登月事件，尽管我觉得航天没什么意思，但整体上看，我犯了“隧道视觉病”，不仅看不见各种事实，也忽略了许多重要的事。

我们为什么把注意力放在越南战争上，而对当时许多其他武装冲突很少关心呢？在尼日利亚，至少有200万人死亡，因为比亚法拉[81]想要脱离中央政权。在阿穆尔州发生了有危险的小冲突；在圭亚那、南也门、肯尼亚和新几内亚也有战争发生；北爱尔兰、哥伦比亚、克什米尔和巴斯克地区的内战一触即发。关于洪都拉斯和萨尔瓦多，人们还开着玩笑，尽管在所谓的“足球战争”[82]中有2000人死亡。不过，即使是发生在阿拉伯人和以色列人之间的 “六日战争”[83]，也仍然在越南发生的事情中黯然失色。

我经常在思考，原因到底是什么。在像我这个年龄的德国人中，只有少数人有反美主义倾向。我清楚地记得当我第一次看见美国士兵的那个瞬间。这事发生在弗兰肯的一个村庄。有五个美国陆军黑人士兵围坐在篝火旁，还抽着烟。他们是与巨大的坦克车队一起来的，就这样把希特勒碾平了。这是很令人兴奋的事。我松了一口气，并与他们交谈。他们并没有像德国军队那样衣衫不整。他们的制服笔挺，他们带来了我们不认识的物品。但更重要的是：他们具有一些德国没有的东西，一些以字母D、E和M组成的[84]，在其他地方已经很熟悉的东西，例如在英国、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半岛。

我不是唯一喜欢这些东西的人。因此，当他们的士兵在世界的另一端用枪指着黄皮肤的小孩子的头时，我更加对美利坚合众国政府失望。

要怪就怪你自己，谁首先将一个超级大国理想化，然后又愤愤然，因为它的形象并不符合你所期待的。

“我们不知道这联欢早已结束

而其余的一切是

世界银行行长

和负责国家安全的同志的事。

这一定发生在六月，不，

四月初，复活节之前，

我们走下斜坡，

一点多，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

用愤怒闪光的眼睛看着我。

我们用混杂的语言交流

西班牙语，俄语和德语，

谈可怕的一千万

糖的收成，当然今天

无人提及。这糖

与我有何相干，我是游客！

逃兵大喊，然后他引述

霍克海默，偏偏是霍克海默

在哈瓦那！我们还谈到斯大林

和但丁，我不记得为什么，

但丁与糖有何相干……

这些让人拍照的外国人

在东方的甘蔗地，刀

高举，头发粘在一起，棉布衬衫发硬

因为糖浆和汗水：多余的人！

在首都的五脏六腑，过去的苦难

继续平静地腐烂，散发老尿液

和老奴役的味道……

而那瘦削的男人，行走

在哈瓦那，激动，心烦意乱，介入争吵，

隐喻，无尽的爱情故事——那人真的是我吗？

我并不能发誓。”

没有人重视你的誓言。内莉·萨克斯后来怎样了呢？你不再关心她了吗？

当然还关心。我回到斯德哥尔摩后，她抱怨那些在贝松斯丹特街她家门前埋伏着的人。她听到尾巴们通过无线电对讲机与梅拉伦湖对岸的人交流信息的声音。此外，他们也可以窃听我们，如果我们坐在她的厨房的话。经验告诉我，试图说服她放弃这种被威胁的想法是没有希望和结果的。“我们到后面去吧，”我建议，“那里没人能听到我们。间谍的天线还达不到那么远。”在阳台上，我轻声告诉她，尾巴们应该受到控制。她反复出现的恐惧，从长远来看，我是没有办法解决的。

几个星期后，她不得不离开她的公寓。在贝肯贝利亚的医院，她度过了她生命中的最后几年，那里的医生和她的瑞典朋友尽了最大的努力帮助她。当我最后一次见她时，她将一首写在蓝色纸上的诗送给了我。她抖动的字迹很难辨认。但是，直到最后一刻她都没有怀疑过对她来说重要的事。

好吧。但还有一件事，我想要问你。你能告诉我一些有关你与红军派的瓜葛吗？你是认识乌尔丽克·梅茵霍芙[85]的吧？

我当然认识她！她当时一个人住在橡树下大道的什么地方，与她的丈夫分居，他是左派商人。她的孩子们被送到了其他地方。她是一个著名的咄咄逼人的女记者，但她并不满足。她的养母用于培养她的是非典型的德国式新教，她根本摆脱不了。她很孤独，像是没有生活在修道院的修女。我为她感到遗憾。当她摘下眼镜时，她看上去是那么的无助。

和平主义、社会工作、煽风点火，这所有的修行她都觉得不够力度。写专栏，这不是胆小鬼该做的事吗？当第一辆汽车被点燃，报纸上只提了一笔，这些行动似乎注定仅仅只能征服小报的第一页。乌尔丽克·梅茵霍芙参与了荒诞的暴力讨论，这在当时是能震动人的心灵的。暴力对付财产或他人？这好像是在陆地上游泳。这种抽象的思考在我看来是荒谬的。

但后来，在1970年5月的一个下午，四个气喘吁吁的人突然出现在我在弗里德瑙的公寓：乌尔丽克、古德伦·安司林[86]、安德列亚斯·巴德[87]，还有第四个人，我不记得他是谁了。他们是直接从达勒姆过来的，巴德因为纵火案在那里坐牢，他们用武力在他一次临时离开监狱的时候把他救了出来。我虽然知道他们正在逃亡中，但不知道他们做了什么。在这次行动中有一位图书馆工作人员受了重伤，一个不祥的预兆是那位官员姓左，这些都是我后来了解到的。

他们没有事先准备好藏身之处，于是想在我这儿住下。我向他们解释，为什么这不是一个好主意。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在我家门前有一个男人坐在黑色的大众汽车里，他的无聊任务是观察谁在我这儿进进出出。这对我来说并没有什么。我甚至还与那位特派政治警察交谈过，我问他借了个火。所以我对我的不速之客说，如果他们在这儿停留，那么不会等很久，抓捕他们的人就会到来。于是他们很快就消失了。

我从这个小插曲中得出结论，红军派[88]是被误解了。他们第一次武装行动的唯一目的是不想让他们的同伙坐两年的牢。他们并没有任何政治思考或进一步的行动决策。然而，罪犯们却让自己陷入了绝境。在非法的前提下，他们不得已寻找藏身处，通过抢劫银行来搞到钱，并为他们的行为创造一些意识形态上的根源。外部世界已经不再发挥作用。他们以及受到被隔绝的惩罚。为此，他们不应再受到任何法庭的谴责。

后来，乌尔丽克·梅茵霍芙辗转给我递来地下组织的秘密消息。中间人带我来到一间位于汉堡的安全的房子，她和与她一起逃亡的同志在那里设置了障碍物。她把我叫去，是要告诉我他们这个小组织的特殊指令，并狂妄地自称现在他们是红军派。把自己打扮成武器和服装怪物的牧师的女儿古德伦·安司林也在场。可怕的安德列亚斯·巴德无可非议地成为了这魔鬼军队的首领，他这个在逃的匪徒，曾经为一本同性恋杂志当照片模特，除了爱他自己，他还喜欢速度快的汽车。女人们无条件地顺从他。他对她们的态度好比是一个皮条客。乌尔丽克绝望地谈到武力推翻“系统”的必要性。我告诉她，我认为这种幻想没有意义。巴德最后宣布结果，我被一致认为是一个懦夫，因为我没有兴趣参加他们的勇气测试。我对他们隐瞒的是：早在30年前，希特勒青年团的“小班班长”就给我提出过类似的要求，我必须从高墙上往下跳，只是为了证明我并不是个懦夫。我认为这个理由不充足。

直到她自杀，我再没有听到过可怜的乌尔丽克·梅茵霍芙的消息。司法与联邦刑事警察局，媒体和国家安全局处理了其余的事。

最近，我的一位女性朋友从土耳其给我带来一封旧信，是你在那个时候写给她的。要我读给你听吗？

最好不要。我能想象。

不必担心。这里面没有多少你当时写的尴尬的东西。听着！

“今天，1969年的第三个主日，这儿的情况是：法兰克福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分裂为三个小组：ML-1、ML-2和ML-3。大街上到处都是钱在飞扬，百货公司里提着圣诞包裹的人在喊叫。人性的解放有着巨大的进步。没人知道什么是真，什么是假，一切混乱如同一张‘哈希什图片’。在这里，‘红色土耳其人’很受欢迎，而警察无能为力，并不是要应对未来的事情，而是解决现在正在发生的事。

“我常常一个人吃饭，如果我不去伦敦，就会到住在巴特西的玛莎那里去。在那里，你必须始终将半个克朗装在你的口袋里，否则一旦煤气供应中断，那就会迅速变得非常寒冷。夜间只有零下15摄氏度。我得了流感。但我并不是不幸福。在古巴，他们徒劳地想要与糖战斗，衬衫总是汗水淋漓，并与甘蔗汁混合形成一层壳。我记得，那是一种讨厌的工作。那里，一切都被严格配给。我现在很老了，但还能跳跃如一只蝗虫。每天都有新书送来。我几乎停止阅读它们。其实，我应该工作，但很多时候我没有兴趣。我也有足够的钱。‘好利获得’在报刊上登的广告是切·格瓦拉的照片，下面写着：‘我们会马上雇用他，因为这样的人我们需要。’在另外一个广告上是50个臀部。我们的社会是一个广告牌，每天都有新的东西出现。

“我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不应该自杀。大多数时间我甚至拒绝对自己生气。在我家里，人来人往，川流不息。他们希望得到一个公寓者讲述他们的故事，或想知道他们应该怎么做，或想得到钱。我几乎从来不把他们赶出去。我最喜欢的是，他们把冰箱吃空，或穿走几双鞋。我只是不想有麻烦，因为现在我太老了。”

但并没有老到不能移居去挪威，跟你的前妻。

也不能这样讲。我最多在那里逗留两个星期。你完全知道，那到底有多愉快。彻默岛的水会在三天内让皮肤和头发年轻十岁。衬衫可以穿整整一个星期。白色的和腥红色的房子：颜色像是你在大城市的广告上认识的那种。北方的透明，是一个还没有被历史吃掉的自然。旁观者在这里不会变老。

借口在那里几乎很少用到，只有奢侈的安宁。

没有电话，没有迫切的工作，没有约会和预约好的事。我觉得自己好像还是24岁或35岁。就像过去一样，我走到邮箱那里，希望能收到外面世界寄来的瓶中信。没有人给这条靠沙滩的老路铺上柏油。公交车的司机还记得我。邻居也过来喝一口白兰地。你还记得那个标签，上面印着一个坐在帆船旁的白兰地圆桶上的小伙子吗？上面写着“雷登酿酒厂的蒸馏酒，奥斯陆”。邮局局长的妻子向我问候，小杂货店还在相同的地方，那只地板滚球还在草地上，与十年前一样。

在岩石、树木和海湾的平静中，还存在着一个干扰因素。 达格伦，所有妇女中最温柔的那位，她致力于马克思列宁主义政党。那份像描图纸描出来一样的《北京周报》上的简单世界，在挪威的农村比在柏林显得更充满异国情调。对宗教信仰的需求能排除一切怀疑。这温柔的小女人以严厉的面孔向我解释，莫斯科审判是人民法制的榜样，更不用说托洛茨基——这个叛徒已经得到公正的结局。只有资产阶级宣传仍然在诽谤斯大林同志。流放到古拉格的俄罗斯共产主义者是人民的敌人、修正主义者、间谍。无疑，过分热心的领导也犯过错误，但斯大林对此一无所知。这个版本的《天外救星》应该叫这个名字：赫鲁晓夫。十月革命的痛苦是从他开始的。

这段话表现出的天真已经略带时不时出现的精神错乱。这个小城市中的达格伦的年轻同伴们骄傲地举着一个杀人犯的照片，要去解放他。

关于这件事，你说了什么吗？

我等到所有的长篇大论结束。但只要社会真的需要“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而使得整个民族的苦难不至于被无耻地压制下去，我希望这一阶层的人能够长寿，并希望他们甚至能活得比资本主义长。

你是否也曾经工作过一点呢？你曾经思考要写一本关于古巴的书。

我试过。我做了一个毫无意义的素材收集，许许多多的数据、名句、价格表——纯粹的事实跟踪。放弃的原因不只是还剩余的一部分自我审查，因为我不愿与一个病狗打架，更主要的是因为我对这整个事情感到无聊。因此，这个计划逐渐停止了。

在哈瓦那，我最后的感觉是我自己就像遥远的未来的遗物。因此，我只做过一个小的公开告别：一份分析报告，1969年交付打印——《一个政党的肖像》，共25页，为那些仍然对这些东西感兴趣的人。这在哈瓦那引起许多不满，但对作者并没有产生严重后果，因为我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那个国家。

你再一次全身而退。

是的。不过，我是想通过这篇文章表明两件事情：我不会被当地的卡斯特罗追随者吓倒；他的官方团队不必把我当作宣传员。因此这儿和那儿的收件人做出的反应自然就只有愤怒了。

半年后，卡斯特罗做了件令我满意的事，他抛弃了他的最狂热的追随者。

是什么原因导致你们最终离开你们的临时“天堂岛屿”的呢？

你的经验告诉你自己，在每一个独裁体制中都存在着灰色地带。一方面有直接的镇压，规模可以从驱逐到种族灭绝，这取决于政府如何定义他的敌人。在通常情况下，规则甚至像下雨，只不过是以纸的形式表现出来。但在另一方面，相关机构又以非正式的方式处理，特别是当它涉及外国人时。有的记者被拒绝进行资格认证，一位讨厌的当代史学者不能再得到签证。酒店游客的房间被搜查。在边境，手稿会被没收。违反外汇管理规定将有不好的后果，甚至还会遇到温和的敲诈勒索。

有时只要与你交往的朋友有异类的气味就足够了，或恰好某个间谍将有关一号领导的大致言辞报告上去。因此，外国人获得了一个古巴机构特意为他们准备的美丽称号“Conflictivo”[89]。翻译成外交语言，它的意思就是你将成为不受欢迎的人。这并不构成威胁。不拘禁，不驱逐，只是不时的小刁难，那么一点点特权也在空气中消散，监控会逐渐增多一点。我不知道在我们这件事上，分歧是因何而至。是因为赫伯托·帕迪亚[90]事件吗？是因为我在欧洲出版的东西吗？还是我们失宠了，当“最高领袖”称赞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时？难道我们真是到了这一刻才认清，拆除在哈瓦那帐篷对我们是有利的吗？

当你又回到柏林那个舒适的家时，那里是什么样子？

我发现在一个大的衣柜中，从下到上堆满了信。当时，在柏林和哈瓦那之间的正常通信是不可能的。人们要依靠中转站、信使、邮递员，他们有时会将一份手稿或包裹越过审查机构和税务局走私进来，我们的邮政几乎被切断。因此，一位女邻居把给我的所有邮件都塞到这个大衣柜里。很大一部分事情都在这期间自己解决了。我们比我们自以为的，更可有可无。

你总是会从古巴带几样东西回家的吧？让我看看你的纪念品！

一把砍刀，牌子是“公鸡报晓”，手柄有60厘米长，中国制造。早已发黄的宝丽来相片。一件长外套，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由布劳瑙的弗朗茨·温特量身定制。铁盒子里的胶卷。一本全国文化委员会出版的画册，其中有奇迹的图片，体现着享乐和财富的寄托；雪茄盒的金色浮雕标签，上面是皇冠、奖牌和丰满的女人，她们的脸颊像肉铺的女售货员那样红润，正如克瑞斯和英杜斯特里亚——农田和作坊的女神。豪华品质！“阿芙乐尔”号巡洋舰的迷你模型也在铁皮盒中躺着。还有一件印度的有佩斯利图案的真丝晨衣，没有穿过，它的标签上写着“伯灵顿的阿育王酒店，新德里”。柬埔寨的硬币、卢布、港币。几乎会立刻变得粉碎的棕色两比索纸币，它从来没有值过多少钱，由埃内斯托·格瓦拉·德·拉·塞尔纳——古巴国家银行行长签名——偏偏是他，那个从来不知道如何计划钱的人！这些剩余的东西就好比是马尾藻海没有了水。

你是否会有时梦见古巴呢？

当然。只是我不知道，为什么我难以摆脱这个小的、微不足道的、疯狂的岛。

你没有什么更多的事要对我说吗？

没有了。1968，现在只是一个虚构的年份数字，一些混乱的回忆、自我欺骗、经验的总结和这几年发生的事情在某个地方的投影。那些经验被埋葬在媒体、档案材料、专题讨论以及已经不可想象的老兵的经验程式的粪堆下。

你是不愿提供一份简历的吧？

我亲爱的老伙计，你和我一样清楚，动荡从未结束。它只是在其他地方继续着，在摩加迪沙、在大马士革，在拉各斯和在基辅，幸运的是，我们并不在那里生活。这只是一个视角的问题。

似乎你是不记仇的。

但愿不是。我并不愿像你那样，很幸运，我们两个根本没有相似之处。

至少在这一点上我们能够达成共识。

后记

2014年

1969年的秋天，一位信使，他的名字我想不起来了，送来两邮包“第一公社”的材料，这个组织在莫阿比特的一个废弃工厂躲藏两个月之后终于解散。当发现里面是精心粘贴着剪报的利市文件夹时，我并不感到惊讶。这么多对秩序的爱是与公社成员非常重视媒体对他们的报道有关的。我已经把这两大袋东西送到另一个地方去了，他们对这么重要的遗物会感兴趣的：阿姆斯特丹的国际社会史研究所。

谁要是想知道关于公社的更多详细信息，可以读我弟弟写的一本书：乌尔里希·恩岑斯贝格尔，《第一公社的这些年：柏林1967年—1969年》，科隆，2004年。

我离开很长时间后，抗议运动也蔓延到了米德尔敦。卫斯理大学不得不在1970年夏天关闭，因为学生封锁了所有大课教室，也有很多教授与他们团结在一起。

我在世界各地旅行，就像伊姆雷·柯特兹[91]在他的《日记2002—2011年》中写的那样：“毫无意义，艰辛，但却是美丽的。”

埃维尔托·帕迪利亚的诗选也在德国出版：《游戏之外》，是君特·马施克从西班牙语翻译过来的，法兰克福，1971年。

以前，为纽伦堡的一个展览，我撰写的简短的对动荡的回忆被发表出来，参见《缅怀吉里·克拉。日记1968年》，纽伦堡艺术馆，1984年，第10—11页。

有一本名为《啊，欧洲！》的书，1987年出版。我在这里提及这本书，是因为吉里·克拉为封面拼图和扉页提供了素材。他于2002年在布拉格去世。

1980年7月，海蒂·圣玛丽亚用一把枪在她的办公室自杀，这对政府是一件极其尴尬的事件。此前不久，卡斯特罗要求那些被他称为败类的反对他的人离开这个国家。125000人，根本不需要第二次被提醒，他们从玛利尔港组成小船队向佛罗里达州航行，离开了岛屿。“灰色的十年”开始。海蒂失去了支持，并认为工作上不会再有前途。或许她也只是从字面上选择了古巴国歌中的一句句子：“为祖国而死，虽死犹生。”

亚瑟·莱宁度过了21世纪的第一天，于2000年1月1日在利圣若尔热去世，在他的第100个生日。他收集的一份与巴枯宁谈话的翻译稿，1987年由诺德林根的格雷瑙出版。

“北方的夜晚安静……”是《回忆60年代》中的一些诗句，选自《盲文》，法兰克福，1964年。

卡洛斯·法朗库伊终于没能得到谅解，而于2010年在波多黎各去世。

很多有关内莉·萨克斯的事可以在一本美妙的专辑中找到，这是阿里斯·费奥雷托斯在她去世40年之后撰写的，由苏尔坎普出版社在2010年的展览会时出版的：《逃亡和转变——图片传记》。

不仅能解释我的外部行为，同时也能解释我的内心世界的晕眩的人，只有占星家们，他们从来没有缺少过理由。1968年确实出现过冥王星和天王星的会合，它们是站在土星的对立面的。说中了！

回来后我写了几行关于再教育的难处：

目标明确

所有伟大的计划：

黄金时代

人间天国

国家消亡。

显而易见。

要不是因为人！

人随时随地的干扰。

他们将一切搞乱。

如果事关拯救人类

他们跑去理发店了。

取代兴奋跟随先锋的步伐

他们说：现在来一杯啤酒才好。

取代追求公正

他们对付着抽筋和麻疹。

关键时刻

他们寻找一个信箱或一张床。

新世纪到来的前夕

他们煮着尿布。

所有失败归结于人。

与他们建立不起一个国家。

一麻袋跳蚤或许更简单。

小市民！

消费白痴！

历史残余！

不能把他们全部杀死！

不能整天劝说他们！

要是没有这群人

事情会完全不同。

要是没有这群人

则变化会更快。

要是没有这群人

那么！

（那么我也不愿在这里继续打扰。）

[1]本章中，作者采用了与自己的分身对话的方式进行叙述。为示区别，现在的作者采用楷体，回忆中当年的作者用宋体。

[2]鲁迪·杜契克（1940年3月7日—1979年12月24日），1968年德国学运领袖、代表发言者之一。曾因学运在1968年4月11日被约瑟夫·巴赫曼开枪射击。

[3]迪特·孔策曼（1939年7月14日— ） ，德国激进左翼政治活动家。

[4]莱纳·朗汉斯 （1940年6月19日— ） ，德国作家，电影制片人，演员。

[5]弗里茨·托费尔 （1943年6月17日—2010年7月6日） ，德国作家。

[6]霍尔斯特·马勒（1936年1月23日— ），德国律师、政治活动家。他曾是德国极左军事组织红军派创始人之一。

[7]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 （1809年1月15日—1865年1月19日），法国互惠共生论经济学家，无政府主义的奠基人。他在1840年出版的著作《什么是所有权？》一书中，提出了让他蜚声于世的论点——“财产就是犯罪”。

[8]威廉·赖希（1897年3月24日—1957年11月3日），美国心理学家，心理分析家。

[9]亨利·米勒（1891年12月26日—1980年6月7日），20世纪美国乃至世界最重要的作家之一，是富有个性又极具争议的文学大师。

[10]SDS，社会主义德国学生协会。

[11]科尔涅伊·伊万诺维奇·楚科夫斯基（1882年3月31日—1969年10月28日），苏联作家、文学评论家、翻译家。

[12]奥古斯特·斯特林堡（1849年1月22日—1912年5月14日），瑞典作家、剧作家和画家，被称为现代戏剧创始人之一。

[13]加斯顿·萨尔瓦多 （1941年9月29日—2015年12月11日） ，用德语写作的作家、剧作家。拥有智利血统。

[14]休伯特·霍拉蒂奥·汉弗莱（1911年5月27日—1978年1月13日），美国政治家，1965—1969年间出任第38任美国副总统。

[15]弗拉基米尔·弗拉基米罗维奇·纳博科夫（1899年4月22日—1977年7月2日），俄裔美国作家，20世纪杰出的文体家、批评家、翻译家、诗人、教授以及鳞翅目昆虫学家。代表作《洛丽塔》。

[16]亚历山大·伊万诺维奇·赫尔岑（ 1812年4月6日—1870年1月21日），俄国思想家、革命活动家。

[17]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1803年5月25日—1882年4月27日），美国思想家、文学家。

[18]马丁·路德·金（1929年1月15日—1968年4月4日），美国民权运动领袖。1964年度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

[19]约翰·米尔顿·凯奇（1912年9月5日—1992年8月12日），美国先锋派古典音乐作曲家，著名实验音乐作曲家、作家、视觉艺术家。

[20]威斯坦·休·奥登（1907年2月21日—1973年9月29日）， 诗人，20世纪重要的文学家之一，中国抗日战争期间曾在中国旅行。

[21]威廉·燕卜荪 （1906年9月27日—1984年4月15日），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和诗人。擅长研究中国现代派诗歌，代表作《朦胧的七种类型》。

[22]巴勃罗·聂鲁达（1904年7月12日—1973年9月23日），智利外交官与诗人，1971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他早期的爱情诗集《二十首情诗和一首绝望的歌》被认为是他最著名的作品之一。

[23]米格尔·安赫尔·阿斯图里亚斯（1899年10月19日—1974年6月9日），危地马拉小说家。1967年荣获诺贝尔文学奖。代表作《总统先生》《玉米人》。

[24]指使用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的所有美洲国家和地区的总称，它们曾经都是西班牙或葡萄牙的殖民地，属于西班牙殖民帝国或葡萄牙殖民帝国的一部分。

[25]阿尔顿·格伦·米勒（1904—1944），美国摇摆年代的爵士大乐团乐手、作曲人和乐队领袖。

[26]切·格瓦拉（1928年6月14日—1967年10月9日），古巴共产党、古巴共和国和古巴革命武装力量的主要缔造者和领导人之一。1959年起任古巴政府高级领导人，1965年离开古巴后到第三世界进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游击战争。

[27]菲德尔·亚历杭德罗·卡斯特罗·鲁斯（1926年8月13日—2016年11月25日），古巴前领导人，马克思主义者，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思想家、军事家，是当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领导人之一。于20世纪50年代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巴蒂斯塔政权，将古巴转变为社会主义国家。

[28]大卫·阿尔法罗·西凯罗斯（1896—1974）， 墨西哥油画家和壁画家，墨西哥现代壁画的开拓者。墨西哥共产党领导人之一。

[29]安德烈·布勒东（1896年2月19日—1966年9月28日），法国作家及诗人，为超现实主义的创始人。其最著名的作品是1924年编写的《超现实主义宣言》。

[30]指卡斯特罗。

[31]鲁本·富尔亨西奥·巴蒂斯塔·萨尔迪瓦（1901年1月16日—1973年8月6日），古巴军事领导人， 1940—1944年为古巴合法总统。之后他又通过军事政变于1952年重新成为古巴最高领导人。1959年巴蒂斯塔被卡斯特罗所领导的游击运动驱逐出境，史称“古巴革命”。

[32]穆拉托是一血统分类上的习惯名称，指黑人及白人的混血（这些人多数是男主人和女黑奴的混血儿），主要分布于非洲、北美洲、南美洲及加勒比海一带。欧洲前殖民国家境内及欧洲海外省及海外领地亦有分布。

[33]诺罗敦·西哈努克（1922年10月31日—2012年10月15日），柬埔寨王国前国王。

[34]劳伦斯·佛灵盖蒂 （1919年3月24日— ） ，美国作家，诗人。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之一。

[35]格雷戈里·科尔索 （1930年3月26日—2001年1月17日） ，美国诗人。美国“垮掉的一代”作家之一。

[36]赫伯特·马尔库塞 （1898年7月19日—1979年7月29日），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法兰克褔学派的一员，主要研究资本主义和科学技术对人的异化。马尔库塞与马克思、毛泽东并称为“3M”。

[37]《海因里希·冯·奥弗特丁根》是德国浪漫主义诗人、作家、哲学家诺瓦利斯的一本小说。

[38]亨利·阿尔弗雷德·基辛格（1923年5月27日— ），德国犹太人后裔，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美国前国务卿。

[39]米开朗基罗·安东尼奥尼（1912年9月29日— 2007年7月30日），意大利现代主义电影导演，也是公认在电影美学上最有影响力的导演之一。

[40]巴曼·尼罗曼德 （1936年9月18日— ）， 伊朗—德国文学家，作家。

[41]彼得·施奈德 （1940年4月21日— ） ，德国作家。

[42]玛格丽特·米德（1901—1978），美国人类学家，美国现代人类学形成过程中最重要的学者之一。

[43]何塞·马蒂（1853年1月28日—1895年5月19日），古巴民族英雄，思想家，同时又是卓越的诗人。

[44]亨利·克莱（1777年4月12日—1852年6月29日），美国参众两院历史上最重要的政治家与演说家之一，辉格党的创立者和领导人。美国经济现代化的倡导者。

[45]英国银行家，他是第一位非古巴人在哈瓦那使用自己名字为品牌设立工厂的人。

[46]温斯顿·伦纳德·斯宾塞·丘吉尔（1874年11月30日－1965年1月24日），英国政治家、历史学家、画家、演说家、作家、记者。1940—1945年和1951—1955年两度出任英国首相，被认为是20世纪最重要的政治领袖之一，领导英国人民赢得了第二次世界大战。

[47]埃罗尔·弗林（1909年6月20日—1959年10月14日），澳大利亚电影演员、编剧、导演、歌手。

[48]玛琳·黛德丽（1901年12月27日—1992年5月6日），德裔美国演员兼歌手。

[49]格拉多·马查多 （1871年11月28日—1939年3月29日）, 古巴政治家，独裁者。1925年至1933年任古巴共和国第五任总统。

[50]艾伦·金斯堡（1926年6月3日—1997年4月5日），美国诗人，代表作《嚎叫》。他在六七十年代的反越战抗议及左翼运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

[51]埃维尔托·帕迪利亚 （1932年1月20日—2000年9月25日） ，古巴诗人。

[52]“七姐妹”是位于俄罗斯莫斯科的一系列采用“斯大林式”建筑风格的建筑群，其建造于斯大林执政的最后十年间，结合了巴洛克式城堡塔、中世纪欧洲哥特式与美国20世纪30年代摩天楼的特色。

[53]斯科特·菲茨杰拉德（1896—1940），20世纪美国最杰出的作家之一。代表作《了不起的盖茨比》《夜色温柔》。

[54]维尔吉利奥·皮涅拉 （1912年8月4日—1979年10月18日） ，古巴作家、诗人。

[55]米格尔·巴尼特 （1940年1月28日— ） ，古巴作家、人类学家。

[56]何塞·莱泽马·利马 （1910年12月19日—1976年8月9日） ，古巴诗人、散文学家。

[57]指古巴的糖收成。

[58]安迪·沃霍尔（1928年8月6日—1987年2月22日），美国艺术家、印刷家、电影摄影师，是视觉艺术运动波普艺术最有名的开创者之一。

[59]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21年11月27日—1992年11月7日），原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家，曾经于1968年1月到1969年4月担任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第一书记。

[60]西班牙语中客栈的意思。

[61]亚瑟·莱宁（1899年10月23日—2000年1月1日）, 德裔荷兰作家。《i10》是他在1927—1929年间，用四种语言出版的一本前卫杂志，包括荷兰语、德语、法语和英语，反映艺术和政治的新的革命运动。

[62]以赛亚·伯林（1909年6月6日—1997年11月5日），英国哲学家及观念史学家，被认为是20世纪的顶尖自由主义思想家。

[63]埃里克·约翰·欧内斯特·霍布斯鲍姆（1917年6月9日—2012年10月1日），英国历史学家及作家。

[64]当冲客又称当日冲销者、日间交易者，指的是以当日冲销的方式，即一般都是在一个交易日内将所有头寸进行平仓，进行金融商品交易（例如股票、货币、选择权、期货等）的人。

[65]马克·夏卡尔（1887年7月7日—1985年3月28日），超现实主义画家之一。出身于俄国的犹太家庭。

[66]尼古拉斯·彼罗斯马尼施维利（1862—1918），格鲁吉亚艺术家。

[67]约瑟夫·布利克 （1888年1月16日—1945年2月22日） ，苏联先锋作家，文学评论家。

[68]维克托·什克洛夫斯基（1893—1984），俄国文学评论家和小说家，自1914年起即是俄国文学批评流派形式主义的主要代言人。

[69]路易·阿拉贡（1899—1982），法国诗人、作家、政治活动家。1920年弃医从文，成为超现实主义派作家。

[70]伊夫·圣洛朗（1936年8月1日—2008年6月1日），法国时尚设计师，也被认为是20世纪法国最伟大的设计师之一。

[71]乔治·戈登·拜伦（1788年1月22日—1824年4月19日），第六代拜伦男爵，英国诗人、革命家，独领风骚的浪漫主义文学泰斗。代表作《唐璜》。

[72]卡洛斯·法朗库伊（1921年12月4日—2010年4月16日），古巴诗人，作家，记者和艺术评论家。

[73]吉列尔莫·卡布雷拉·英方特 （1929年4月22日—2005年2月21日），西班牙作家，电影评论家。

[74]《哈瓦那的审讯》，汉斯·马格努斯·恩岑斯贝格尔著，苏尔坎普1970年出版。

[75]汉斯·维尔纳·亨策（1926年7月1日— ），德国作曲家。

[76]博胡米尔·赫拉巴尔（1914年3月28日—1997年2月3日），捷克小说家。

[77]吉里·克拉（1914年9月24日—2002年8月11日），捷克诗人，视觉艺术家和政治活动家。

[78]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一位被惩罚的人物。他受罚的方式是：必须将一块巨石推上山顶，而每次到达山顶后巨石又滚回山下，如此永无止境地重复下去。

[79]指布拉格鲁济涅机场。

[80]德国最北面的一个州。

[81]乌干达首都。

[82]足球战争，又称100小时战争，是1969年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之间的六日战争。事实上，足球与该战争的关系微乎其微。萨尔瓦多具侵略性的态度，与非法入侵洪都拉斯领土才是导致战争爆发的主因。

[83]六日战争，即第三次中东战争，发生在1967年6月初，是“先发制人”战争的一个典范。它发生在以色列国和毗邻的埃及、叙利亚及约旦等阿拉伯国家之间。战争从6月5日开始，共进行了6天，结果埃及、约旦和叙利亚联军被以色列彻底打败，是20世纪军事史上最具有压倒性结局的战争之一。

[84]指民主，来自英文单词Democracy。——译者注

[85]乌尔丽克·玛丽·梅茵霍芙（1934年10月7日—1976年5月9日），德国左翼恐怖分子、记者。1970年，她建立了左翼恐怖组织红军派。

[86]古德伦·安司林（1940年8月15日—1977年10月18日），德国恐怖组织红军派创始人之一。她与五起炸弹袭击有关，造成四人死亡。

[87]安德列亚斯·巴德（1943年5月6日—1977年10月18日），西德恐怖分子、德国左翼军事及恐怖组织红军派的最初领导人。古德伦·安司林为其女友。

[88]红军派（简称RAF），德国的一支左翼恐怖主义组织，主要由安德列亚斯·巴德、古德伦·安司林、霍尔斯特·马勒、乌尔丽克·梅茵霍芙等人建立；主要活动时期自1970年至1998年。在其近30年的活动过程中，造成了34人死亡和无数人受伤。1977年，其猖獗的活动导致联邦德国发生了大规模的社会危机，史称“德意志之秋”。该组织与其他许多左翼恐怖主义组织均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89]意为：抵触的。

[90]赫伯托·帕迪亚（1932年1月20日—2000年9月25日），古巴诗人。

[91]伊姆雷·柯特兹（1929年11月9日—2016年3月31日），匈牙利作家，2002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一九七○年
此后

一种炼狱

某一天，一切都结束了。“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感到极度的平静。”当我写下这两行字时，一切开始走向正常。是否理智回归了？不。动荡并不是没有意义的。重要的是，动荡最后带给我们的是什么。不仅是对我，而且是对绝大多数人，甚至是那些与之无关的人。

出乎我的意料，那些遭受过破坏的国家，几乎是在我们的背后非常缓慢地变得适宜居住了。不再有人需要服从命令，不再有人需要鞠躬，司机开始在十字路口让过路行人先行，警察脱掉了圆筒警帽，公交车司机等待着老太太，而不是在她鼻子前开走。“撮合私通条例”和“刑事法第175条”被废除。宽松的性行为形式战胜了极权国家再三的阻力。在德国发生了神迹、奇事。人们可以有这样的印象——共和国走上了文明之道。

是时候告别那些近几年来一直困扰我的政治问题和个人的痴迷了。为了达到起码的清晰度，我竟然——可以这样说——深深陷了进去，用了几个月的时间写下日记，并期望这些笔记——当他以后再读它们的时候，他会感到厌恶，而这是它们应得的。我心想：会有再见的一刻！现在看来我是对的。下面是这些纸张的节选：

首先，关于政治气候：伟大的计划有了进步。在德国，勃兰特政府以他们的新东方政策缓解了发生在柏林墙的对抗。据说对议会外的反对派会有大赦免。

然而，身患绝症的诗人仍然坐在他布拉格的厨房中，将他的书在打字机上誊写着，这本书永远不会被印刷。与以往一样，密探还在家门口。在破旧的酒厂，瓦茨拉夫·哈维尔系着肮脏的橡胶围裙靠在啤酒桶边，还有，杜布切克提着他的旧公文包走进毫无希望的林业局档案室。

新的大国之间的交易摆上了议事日程。尼克松正准备他的北京之行，并放弃孤立中国的企图。苏联，一个“拥有导弹的上沃尔特[1]”国家，被他们自己造成的困境逼到了患上破伤风病的边缘，正与美国探讨协议。甚至古巴冲突也被暂时搁置。双方同意结束失败的越南战争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不久，北越共产党的领导黎德寿[2]与我最喜欢的“战争罪犯”亨利·基辛格，分享了诺贝尔和平奖。

为什么不呢？这里盛行和平。商品像苍蝇一样繁殖。我们的一切都是平安货[3]，包括人。就连政治家们也有了些平民的模样。紧急状态法在抽屉里枯萎。在峰会上人们传言说要放弃使用暴力。自1945年以来，因为这些原因我们不用上学——战争期间的休假。后方从未如此如田园诗般，夏天从未如此无忧无虑。

我们习惯了眼前的一切。我们已经不再惊讶，当房子不再被炸。而战争在其他地方发生。有时报纸上出现一些字眼，如“乌苏里江”，但谁又知道这条河的中文是什么呢？

这将一直持续下去吗？至少我们应该思考一下夏季和冬季的大甩卖。桌子上的电子时钟不再嘀嗒作响，它无声地走着。又一个进步！我的头脑当然完全明白。但我却不能使自己有恐惧感。饭后甜点有冰镇的瓜。人们已经开始只满足于现状了。

有些人欢呼地抬起食指说，他们已经预料到这一切。多么满足的事啊，当你终于有一次说对了，哪怕是延迟了几十年！其他人仍然相信毛，并寄希望于中国，那里，红色的黎明发出曙光，就像弗拉基米尔和爱斯特拉冈等待戈多，或者，他们把恩维尔·霍查看作是国际上最后一座灯塔。谁要是还在谈论革命，好像那位革命者正从附近走来，那么，他对政治局势的理解就好比是扫烟囱师傅坐在考夫博伊伦的城市议会席位上。

创业的一年

与苏尔坎普出版社的合作无法继续下去了，《指南》杂志在1970年必须寻找新的合作伙伴。克劳斯·瓦根巴赫愿意提供他的小出版社的资源。但我对读者中的同志有足够的了解，所以知道，即使是对很微不足道的计划，他们也会露出窥视利润的鬼脸。因此，为了防止这种怀疑的产生，决不能分配哪怕是最小的利润。

我们开始准备成立一个有限公司。为此要走一些必要的程序，而我并不懂：夹满合同的文件夹，公证处的无聊的庆祝仪式，语言上的小心谨慎，在工商局注册和在银行开户。银行行长像一条巴甫洛夫的狗，同时发出两种相反的信号：对我们的不信任和赢得新客户的希望。

民法认为，很难防止股东进行资本积累。只要没有人起诉，那么民法就可以对其视而不见。我们的策略，在政治压力下保证这本杂志的独立性，被视为是不切合实际的。瓦根巴赫和我感觉到我们作为好心人的角色受到排挤，但这个角色也随时可能因其他的事被上紧发条，如果他们觉得有意义的话。

事实证明，剥夺自己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你准许！

我做了告别，人们可以这样说。我担心，我对政治发烧般的兴趣只是出于自卫。是否在世界上还有比反反复复、无聊、永恒的权力争夺更重要的东西呢？

1970年7月，我和塔娜奎尔去了普罗旺斯几个星期。这几年，我们已经习惯了每年一起旅行一次。这与我其他的一些无目的的旅游无关。应该去哪里，由女儿决定。这一次，她希望去法国。借此我们去访问了我们在洛里的老朋友罗杰·皮埃丹。

当我们还年轻潇洒的时候，他教会了我几件在致命的50年代对我来说新鲜的事情。他不仅知道雅里的《愚比王》，还能够背诵阿波利奈尔的诗，并把我介绍给格诺和尤内斯库。他生活的座右铭也让我信服，那就是：你准许！这在当时被禁忌围绕的德国是一种被禁止的想法。在我无辜的眼中，巴黎看上去依然是地地道道的灯城，在贝尔维尔的罗杰的小阁楼公寓——多年来这一直是我的避难所，当我自己的国家让我忍受不了的时候。我们都没钱，但罗杰是来自奥弗涅大区的人，对于饮食的好坏从不妥协。他写诗，但没有成功，以在广播电台工作养活自己，并在这个媒体行业中成为人才。而后，他觉得巴黎的生活很愚蠢，对天气也不满意，所以他搬回了普罗旺斯。

他宽敞的房子，门是整天开着的。在院子里有一群人就着法国茴香酒聊天，他们中有音乐家、舞蹈家，可以看得出他们这些人在戏剧界、广播台或小型出版社工作：一位旧书商，但他的店很少开门；剑桥大学讲师的妻子；一个设计针织服装的新手；或者是一位自称“大公爵”的俄罗斯人，几十年来无动于衷地过着入不敷出的日子。还有附近村子里农民的儿子，他感觉这儿跟家一样。在这些人当中，没有人关心政治。这给他们一种在柏林得不到自由的假象。

海纳，一位来自杜塞尔多夫的神话般的舞蹈演员，同性恋，有肝病，没有抽象思考的能力，他开一辆小的双座敞篷车带我们一起去阿维尼翁。在那里，你会在斯维塔酒吧遇见让·维拉尔，一个小丑，试图向从教皇宫出来的绝望的游客讲解毛泽东思想，而游客们正用纸巾擦着前额，跌跌撞撞地走到外面。晚上到处是艺术表演。这在这个地方根本无法清除。

第二天，我们驱车前往艾克斯，那里正在上演亨策的音乐作品《逃亡的黑奴》。西多木，日本鼓手，是信禅宗的信徒，而穿绿色衬衫的歌手李·布劳威尔在米拉波大道担心着古巴革命。傻傻的、天真的女孩围着他，她们除了想与他在床上度过一个小时，并没有什么其他想法。在商店里总是有新的东西出售：仿野生动物的奇装异服，镶满黄铜钉的皮带，印度手工编织的薄纱衬衫。

到了晚上，在洛里的地方政府大楼后会有一个“乡村舞会”，是罗杰组织的。胖胖的西蒙娜带来冰镇的甜酒，由橙汁和朗姆酒调制而成。四个严肃的古巴黑人演奏着酒吧音乐。话题又是何塞·马蒂和《关塔那摩》，不谈政治！塔娜奎尔，13岁了，第一次穿上舞会的礼服，是昨天在艾克斯买的（一件所谓的罩衫，有腰褶，膨化袖，粉红色的，几乎透明），她与一个日本的“德尔维希”[4]跳着莎莎舞。我脚下的木屑比柏林运动所沉沦进的泥潭更能说服我。

在回程路上，我们拜访了在舒瓦西勒鲁瓦的迭戈·卡马乔，一位西班牙的移民。许多年来，大多是在晚上或周日，他书写着西班牙内战时的英雄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的传记。工作日里他在一家小作坊上班，这位老无政府主义者打印电影院海报或化装舞会的邀请函，也印刷他们自己的传单和小册子。在他的小公寓，他邀请我们吃橄榄和火腿。乘坐城市交通工具，经过半个多小时，就到了罗斯柴尔德男爵夫人的城市别墅，当年整个巴黎的左派都是她的座上宾，据说他们还很欣赏我的诗。

哈瓦那的审讯

我甚至还去过一次雷克林豪森。初看这个位于鲁尔区的地方与1961年古巴的猪湾战争[5]没有一丝一毫的关联。这件事已经过去9年了，当时美国中央情报局在肯尼迪的掩护下曾试图武装入侵那里。入侵失败后，卡斯特罗的军队逮捕了千余名囚犯，而美国不得不支付6000多万美元的赎金，以赎回自己的雇佣兵。

发生这事件的地方——猪湾，并不是很令人印象深刻。那里根本没有什么可以看的，甚至没有仔猪。尽管如此，我还是要谈这件事，甚至还写了一本书。书的名字是《哈瓦那的审讯》——一幅反革命的自画像。书的封面上可见绿色和棕色的迷彩色块。

因为我在哈瓦那没有什么更好的事可以做，所以我看到了电视里播放的1961年4月的纪录片，并同时做了笔记，记录当时发生的事。胜利者用了四个晚上对他们的俘虏召开公开听证会。这是一个相当特别的过程，因为囚犯可以在台上解释他们的动机和为自我辩护。很少有独裁政权敢如此冒险与他们的敌人讨论。

最后我把这个集会引入到雷克林豪森，一个离哈瓦那很远的地方。由西德广播公司参与，并由鲁尔戏剧节和埃森剧院排演。导演是穆勒—施塔尔，明希哈根担任主持人，整个演出有现场直播。我并没有考虑加勒比海地区的异国情调场景，而是注重这个实验所需要具备的条件。每一个当时被审讯的古巴人，我都想为之找到一个德国的替身来扮演。这是不容易的，因为，入侵者之中有腐败政客的儿子，有情报局的人，有拷打者和军事牧师，也有普通人和温和改革派。有些经历类似的人很容易找到：东普鲁士的土地被没收的地主，他们想讨回自己的财产；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有名的波恩政治家的女儿；甚至还有联邦国防军的随军牧师愿意加入表演。这样一场电视之夜很容易失败，首先是因为经历相似的人的表演并不一定是令人信服的；其次，这些客人也与当时的古巴分身遭受着同样的经历。这件事是有风险的，比一个谈话节目来得更紧张、扣人心弦。那个时候，这种事情在德国电视中还是有可能发生的。

可怜的性学专家

N.有一半巴西血统，一半法国血统，没有职业。她的钱一部分是父母给的，他们在逐渐衰退的殖民帝国挣得了一个舒适的晚年生活；另一部分来自她的男人们。她住在巴黎，经常旅行，为人大方，无忧无虑也很健忘。她只看得见涉及她的朋友的不幸，其他一概不管，但她一定会尽全力帮助朋友们，毫不犹豫。我很喜欢被她诱惑。她在爱的能力上像野兽般强大，而且不带一丝柔情。

南方人的个性是比较容易表露自己，不会因自己的感情被赤裸裸地展现出来而感到不舒服。北欧人的头脑很难理解这样的事情。他们会感到纠结，如果一个女人能够在他们的文明所允许的范围内不说谎言。

这对女性性欲的研究是多么尴尬的一件事啊！这是基于金赛以及马斯特斯的研究，他们混淆了美国郊区的女性与城市女性。一个令人不那么愉快的错误。由此，启蒙成为了神秘，治疗成为了宣传。一位安达卢西亚的妇女绝对不会让这样的专业人才来预测她的高潮曲线。

像N.这样的情人会带给男人新鲜感，会给男人按摩，且并不会把这些简单的行为理解成压迫她的象征。有关爱情的每一个独立性标志都是对男人的解脱。大气是一个女人不带口臭的魔力。

老照片

在我的抽屉里有一些后来再也没有联系过的朋友的照片，有童年的房子和没有碰过的女孩的照片。一张陌生女人的照片，对我来说像是一个谜。 照片背面写着一行字，字体很小，仿佛是一个老太太写下的：“1951年8月，圣母海岛。”

照片上有一个美丽的女人，脸部表情非常平静。她长长的黑发分在两边。一条围巾遮盖着她的脖子。她的衣服是深色带褶的，仿佛是圣母马利亚的雕像。仅在胸部和肩膀上方有白色的花边。你可以看到颈部、锁骨和一直裸露至腋下的手臂。

这个女人躺在大海中的一块岩石上，后面还可以看见海浪。她用手撑着自己。这张27岁的脸没有丝毫表情。她并没有注视着摄影师。也许她不知道他的存在吧。她静静地望着海水，好像她正听着什么，或在想什么遥远的东西。她的摊开在岩石上的手指有点粗大，但她的脸很精巧。脚被裙子和岩石遮挡着，看不见。她看上去很孤单。这不是一张摆拍的照片。

1951年，我还不会说西班牙语。圣母海岛在哪里，我至今也不知道。照片是放大在专家们称为棕黄色的纸上的，边切成很早以前那种难看的花边，规则与不规则相间，这种时尚一直延续到50年代。右下角有黄色斑点。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个女人。她的视线也永远不会在我这儿安放。她只看到岩石和水。她与所有艺术品一样，他们从未兑现承诺。

古斯塔夫松[6]先生本人

你需要耐心，如果要乘火车从奥斯陆去西曼兰的登斯哈玛，但那里的那种宁静，是你在其他地方根本想都不敢想的。拉尔斯·古斯塔夫松与他的妻子马德琳，她可能比他还聪敏，但她保守着这个秘密，他们常常在夏季到艾斯美内根，隐居在他们简朴的房子里。

对于他的巧妙构思，有时他自己都感到惊讶。他会用横笛演奏小曲子，也会抨击社会民主主义。这一切都让我们有足够的时间，看一下我对他严谨的、神秘的诗歌做的翻译。 （有人将拉尔斯称为“理性神秘者”，这是一个有说服力的个性描述。）

我们在深深的、变幻万千的湖上划船，谈论弗雷格、维特根斯坦和铁器时代的出土文物。1500年前，人们从这儿的地底下挖出矿石，并用泥土和石头建造井式炉子，在超过1000摄氏度的高温下熔化铁，直到它足够柔软，以便铸造。在森林里，我们经过一栋白色的别墅。从敞开着的窗口传来约翰·海尔米希·罗曼[7]的钢琴奏鸣曲。微风吹过窗帘。我真想看看女钢琴演奏者，但她却是隐形的。

有几次，我也是拉尔斯在韦斯特罗斯[8]的家的客人。他是瑞典最后的高级知识分子之一。他无戒备的虚荣心，以及他的思维的流动性，显露出他曾在乌普萨拉和牛津大学接受的训练。我们玩得很开心，当我们提名最差的经典作家时。拉尔斯：鲁本斯。我：陀思妥耶夫斯基。拉尔斯：巴尔扎克。作为一个不好的经典作家，我提议：瓦格纳[9]，而他当然是一位经典作家，而且将来也永远是。否则这个游戏将失效。

我们两个都发现，我们像孩子一样对图片上的东西感兴趣。抽象画是一种灾难：它不说明什么，或仅仅是表达心态，但我们看不出来。或者，先锋文学，其中除了他们自己，别的什么都不出现。在音乐方面也有这种情况，越是先进的越没法听。“人民”只需要公式小说和俗气的图片是有根源的。咆哮的雄鹿在某种程度上是欲望的长官，而这种欲望是当代艺术想要否认的。

顺便说一句，我的朋友拉尔斯完全不是那种傻头傻脑的学者类型。他喜欢使用工具，磨石，修补渔网，甚至曾经钻过一口井。这也许是因为他的父母并不富裕。他的父亲是保险代理商，在20—30年代过得并不容易。他的母亲，一个和善的妇女，很内向，对生活不存希望，头脑中有一些奇怪的东西，从不读她儿子的书。

内莉·萨克斯于1970年5月去世。她委托我看管她的著作。因此，我必须去一次斯德哥尔摩，并处理她的遗物。我一个人是承担不了这份悲伤的工作的，但在她忠实的朋友本特和玛格丽特·霍姆维斯特的帮助下，我至少解决了一些事。

两个可爱的青少年

两年前他们还整天与朋友混在一起，吃“LSD”[10]，没有钱，但总还是买最后一张唱片和做这样或那样的电影项目。现在，他们都在工厂工作，是“ML”的成员，可以说是这儿的三个亲中国的教派之一。这里有很多这样的缩写。他们对这些缩写了如指掌，并能很准确地分辨，仿佛是在分辨香烟或汽车的牌子。柏林做着对这些组织的记录，并号召各种运动。有三个人在一个房间里决定，“去鲁尔区！”或“打击德国联邦国防军”。他们要求他们的拥护者结婚、放弃节育，生很多孩子，使得世界在未来很快就充满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他们总是认为自己的政党是唯一的，像所有“已经组织起来”的政党一样，总是以单数计。如果你要打听这是哪个政党，他们会不明白你的问题。党在内部两派分裂后，仍然认为自己是唯一可以存在的。他们谈到中央委员会的最后决定时有一种欲望，期待进行清洗，或者，他们为危险的党的路线而愤慨。他们使用辉煌或英雄的词语，发生感到很开心。领导层内部发生冲突时——有半打的同志——他们以动情的严肃态度进行讨论。他们对托洛茨基分子给予一种奇特的崇敬。他们认为自己的职责是瓦解政党和渗透到组织里去。当然，在柏林也不过只有两打“第四国际”的追随者，但这些人“客观上”是帝国主义的间谍。一位年轻的姑娘向我透露，她的枕头下有一部题为《巨大阴谋》的作品，这本集子将无情地撕破他们的嘴脸。

而实质上，这对情侣只是很可爱。他们两人放弃自己的习惯和舒适的生活，还尽可能地否认他们的出生，因为“这事”的缘故。工人们没有理由怕他们。这是一个好消息，因为如果革命真的摆上了议事日程，这些善良的半疯子会因此而有什么话要说，那么人民将只有一个选择：在这么多盲目的行为面前大声地保护自己。

私人故事

A.的女友与他发生了一次激烈的争吵。他建议她读一本列宁的文本，“永远是这些无用的东西！”她大叫。一夜的吵闹后，她离开了他。 B.的妻子请求他的出版社，不要把作者的照片印在封面上：“您是知道的，他那么丑。”为什么C.每天晚上吃5片安眠药？没有人知道，为什么D.同志自杀了？ F.不负责任地说，他的论文是自本雅明[11]在德国出版后，最重要的马克思主义的文本。为什么G.没有对他的女朋友说他有淋病？H.有必要在每次为客人倒酒时，告诉对方酒的价格吗？I.最后导演的一部电影受到各方的严厉批评。他死于心脏病发作，但在他的账户上有十多万马克。

名字可以替换。八卦报纸给出的有关柏林左派的信息，比对任何帝国主义的分析都准确。为什么有人自愿接受这种强迫性的环境，仍然是个谜，没有确切的答案。

飞机上的奇怪遭遇。我旁边坐着一个工匠，正喝着第三杯啤酒。他想找人聊天。在东方，他说，没有什么意思，但在西方，生命同样也不再有意义。事实上，他很想成为护林员，因为在大自然中一切都要好些。重点：最后得出结论，他是恩斯特·荣格[12]的一个儿子。他为他的父亲辩护——脾气很好，对敌人束手无策。

许多同龄人被他们的出生日期锁定。是否他们的身体也已经开始抛弃他们了？阳痿、幻想和恐惧。早饭前，他们惊恐地看着梳子，因为那上面挂着几根头发。当然还有那无情的、可以被浪费的时间，刷牙，填写表格和去理发店。

文献代替冰毒

每天的政治文献都是一些反刍食物和经院哲学[13]。一本文学杂志《马克思主义文摘》指出：这门学术开始自身消化。我也已经对新的文学刊物缺乏耐心了。

亲爱的蒙田[14]！不考虑历史的距离，仔细翻阅他的生命，我们并不会感到多少陌生。资产阶级的意识在他身上不仅是一个惊喜，更是空前的新鲜。

或者，看看《法布尔和佩居榭》。福楼拜[15]的仇恨实质上是他的观点——现实给了愚蠢合理性，而不是愚蠢本身。很显然，他在这两个人物中辨认出了自己。当他开始写书的时候，他并不知道这一点。当你做这样的计划时，死角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白痴话被证明是事实，那么你会发晕：“金钱买不来幸福。” “先做出一些东西，然后你们可以示威。”“你从来没有爱过我。”

被平凡震撼，就好比是在飞机上，当飞机遭遇气流，你会抓住椅子。

作为第三个紧急援救者，我要拉住狄德罗[16]。人们应该把《宿命论者雅克和他的主人》改写成剧本。无论如何，他的杰作的结构预示了电影的蒙太奇技术。拍摄地点：塞文山脉、中央高原、几乎荒芜的地区。两位英雄在山区和高原像芭蕾舞中的人物那样行走。衣服撕裂，三角帽上有虫蛀的洞，瘦弱的马匹。棕色和灰色，没有花纹。18世纪时内地的破旧和贫困。小说的活力中有一种悲伤的沉淀，是一种绝望的黑色幽默。人们也应该加入一些书中没有出现的场景，以布吕赫尔的画作为背景，这里是一名女子正在被强奸，那里是房子正在被点燃，而主角们并不在意。

与这样一个计划无关的，是我将每年重新读一次这部小说。

来自加利福尼亚州的客人

成为像莱因哈德·利特那样的德国人，不是哪个人都能做到的。他来自图林根州，并声称埃尔福特是地球的中心。但同时，他又逃离了家园。他喜欢移民生活，并为他的美国护照感到自豪。像他这样的作家，在德国是罕见的。他创作不多，但写的东西真的不赖。两年前，他的精彩的小说集《敌人》出版，胜过50公斤的政治小册子和盗版书。他是好战的，但是以他自己的方式。激进主义对他来说并不是一个风格问题。比起与示威游行队伍一起慢悠悠地走，或向施普林格集团投掷石块，他更喜欢在电视摄像机前，以他瘦高的个子撕碎《图片报》。

最近利特一家搬回到了柏林。他们夫妇刚到我这儿坐下喝茶，就边吃边赞叹卡门培尔奶酪，还马上递上他们带给我的礼物，然后介绍经验和体会（这真是特别的东西，为什么，这是一些天外来的东西）。立刻，前线的城市发生了变化，带着些许狭隘，像一张贵族的脸。无论是一只恼人的黄蜂，还是对面人家的难看的门面，他把一切无法使他愉悦的东西都称为“法西斯”，但是人们还是原谅了他荒谬的对厌恶的东西的爆发。有莱因哈德·利特来做客，他的恩典、他的礼貌和他的机智是一个意外的惊喜。

他的妻子维罗尼卡从美国返回时完全变了样。之前，她是迷茫的、一无所知的，现在她清楚地知道她想要什么。当她喝酒、抽烟斗或看书时，她总是自问：头儿们会怎么说？头儿们高兴，是坏的；他们生气，是好的。于是，她也参与了左派的妄想，自然是以一种温和的方式。我们可以想象，头儿们根本不在乎维罗尼卡喝什么酒，读什么书。一个简单的世界观的优点平衡了每个异议。

她的政党，当然这个党只以单数出现，自称是“进步劳工党”。维罗尼卡说，她最初也有过这样或那样的困扰，妨碍了她对党的决定的理解，但她找到了一个合适的方式来消除自己的疑惑。最好的办法是，为其他人难以理解的程序做辩护。通过这种方式，最后你会发现自己也被完全说服了。因此孩子气的维罗尼卡重新发现了帕斯卡[17]的基本原理——人们可以通过信仰的外在迹象得到信仰。

伯尔尼纳快车

访问赫伯特·马尔库塞时，他正在蓬特雷西纳的皇冠大酒店度假。这个地方仿佛是被迪伦马特[18]幻想出来的一样，到处是杜鹃、女服务员和布谷鸟钟。哲学家的资产阶级生活习惯与那里尤为吻合。瑞士的高雅总是纯朴、稳固和不可阻挡的。疗养的客人，平均年龄62岁，穿着花裤子和厚夹克，以拐杖为武器进行所谓的障碍通行：你必须走一段森林小道，道路边有搪瓷招牌。每隔几分钟，你就可以读到上面有关体操练习的指导。当一对德国夫妇热情地问“你好”时，勤快地做着这种散步的马尔库塞会用全世界最平静的表情回答：“您先请。”

与他的谈话证明了他绝对远离机会主义，而且以强烈的同情心坚守着他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可以最终追溯到德国唯心主义的传统。他对普通百姓的不信任是没有界限的。在他的嘴里说出的无产阶级这个词是具有讽刺意味和带有引号的。“人民是一个纳粹概念。”这个在30年前写了关于文化受压迫的本质的人，却坚持着一个我认为是奇怪的艺术信念。他说，在《浮士德》中，包含了比西方世界所有领导团体都更多的革命潜力。他也许不无道理。但他的固执激怒了我，以至我最后变成了一位羞怯的列宁主义者，来捍卫无产阶级专政，抵抗柏拉图对哲学的统治。因此，在阿尔卑斯山，我们终结在不同的设想中。

固定的想法

我在宗教、哲学和意识形态体系方面的困扰是：我很遗憾不能完全相信它们是认真严肃的。如果有人告诉我，我不喜欢理发是基于对阉割的恐惧，会让我发笑的。我认为一切真实的背后显然还存在着其他的东西，而这个东西才是真实的。 “说真的”，我从来没有相信过有一个什么精神世界的存在。一位认识论理论家向我保证，这个是否有一个外部世界的问题，是不可判定的。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也许在每一个大理论中都有一个瓶中小人被困，在等待时机逃跑。但我不知道那句可以释放恶魔的咒语。他就该留在那里，不管他叫什么名字：阶级分层或圣灵，人类的存在或爱欲。

还有一种比较流行的理论，即不再有“个人”了，人的核心已经成为一个单纯的幻想。什么是正确的，显而易见。不过，我还是为那些把这个理论当作真硬币，并吞下的人感到遗憾。这只能导致严重的咳嗽和窒息。每个人都能区分他的同胞异化与否，不仅因为他们的名字或他们的帽子，还因为他们走路的姿势、他们的声音，甚至是他们在厨房里制造的声音，当他们烧一壶水时。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但很多人不敢违背被灌输的那些理论知识。 “忍受压迫”“强行促进消费”“操控”，这些都是启发式的概念，它在某些情况下是有用的，但使用之后可以被扔掉。

在目前的宪法中，左派是极其依赖他们的基本理论的，他们甚至宁愿否认证据，而不愿将他们固有的想法或习惯扔进废纸篓。有时“解放”是穿着一件紧身胸衣走来的。

空

阿赫蒙·加蒂讲过一段他的北京之行。毛泽东接见了一个来自欧洲的代表团，每个人都有机会提问。加蒂想知道伟大的主席是如何思考人类的未来的。毛将手伸进他的前胸口袋，掏出一个笔记本并翻了翻，找到了一页空白的，撕下，并把它交给了提问者。

加蒂把这张白纸夹在一本书里保存了好几个月。有一天，他的一个孩子从书架上抽出这本书，发现了一张纸，把它画满彩色象形文字，潦草到每个解释都很可笑。

再次告别古巴

1971年3月，埃维尔托·帕迪利亚被捕，罪名是“对政府的颠覆活动”。他被迫在一场公审大会上承认丧权辱国的罪行。这个过程让人想起1936年，举世瞩目的莫斯科审判。62位作者，其中包括让-保罗·萨特、胡利奥·科尔塔萨、伊塔罗·卡尔维诺、卡洛斯·富恩特斯、玛格丽特·杜拉斯、胡安和路易斯·高蒂苏罗、阿尔贝托·莫拉维亚、豪尔赫·森普伦、苏珊·桑塔格、皮埃尔·保罗·帕索里尼、胡安·鲁尔福和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给卡斯特罗写了一封公开信，统帅气愤地回了信。信中指出：信的作者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诽谤者和中央情报局的特工，帝国主义的间谍，我们将永远拒绝他们进入古巴”。这是一个愚蠢的行为，因为这使得他和他的政权失去了在西方左翼那里的最后一点声誉。当然，我也从此被划为帝国主义的特工，因为我是这封公开信的第一批签名人之一。欢迎来到俱乐部！

与激动的孩子的一个晚上

联邦新闻办公室邀请了一些拉美作家来访问。负责的官员起草了一份程序安排，这几乎与苏联代表团的访问计划没有什么不同。通常会有为早餐和晚餐准备的小优惠券，以及许多坐大巴参观荷斯坦奶牛或汽车厂的活动，也安排了采访、研讨会和招待会。“代表团”的组成很奇怪。与会者都尽力表现出礼貌，但在私底下，不仅有帕迪利亚事件正燃烧着，更糟糕的是还有其他的政治分歧。来自阿根廷的灰白色脸的秘书似乎代表军事独裁统治。三位巴西人显然很克制。但也有一些明星在这里：他们是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和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20]，老朋友和对手，他们以讽刺和幽默对他们的分歧进行交流。

因为我会说一点西班牙语，我提议大家到我家度过一个轻松的晚上，还真有一打客人接受了我的邀请。有足够的酒可以喝。谈得最少的是文学。一小时之后，似乎是约好了，几个感到无聊的人站起来准备离开，包括阿斯图里亚斯，他一直没有抹去诺贝尔奖的耻辱，并说了再见。音乐被打开，大家抽着自己卷的哈希什和大麻烟，有的人躺在地板上。每个人都松了一口气。这几个小时中，他们躲过了访问计划。

开支

人们常说许多所谓的“六八运动”的参与者，他们后来有着舒服的职业生涯。而大多数人也只是做到了教师或教授等公务员职位——不会被解雇以及有离休公务员的待遇。做到部长、国家秘书和企业领导人的大概屈指可数。但是，从来没有过一场政治运动不给人们带来灾难和死亡。通常，那些从多层意义上说无私的人，他们既不顾自己，也根本不为他人着想，拽着他们不知情的追随者走向毁灭。极少数的人，他们的失败帮助他们赢得了值得怀疑的声誉。他们被媒体尊称为烈士，或者被抬高成为明星。

余下的大多数人很快被遗忘。没有人提到那些因为吸毒进了监狱和精神病院并由此终结一生的人。有不少人自杀。

在我撤退的时候，这对我来说无疑是赢得了自由，我常常会想到那些失败者。偶尔我会被挂上一个在动荡的几年中起了主角作用的名声，而这并不是我的本意。但要说我是共谋者，我当时不拒绝，现在也不否认。每个参与了混乱的人，他所负的责任只多不少。所以，我会尽我所能帮助一些不知名的人，或者，如果这已经是不可能的话，那么，纪念他们。

我把所有的人都算在里面，无论他们曾经站在哪一边，也包括做帮工的约瑟夫·巴赫曼，他因企图谋杀罪被判处七年徒刑，然后在牢房里用塑料袋闷死了自己，还有杜契克，这个巴赫曼想要谋杀的人，九年后他在丹麦的浴缸中溺水身亡。激进主义不知道怜悯。

展望来世

穆斯林的天堂承诺给他的信徒们那些现实中被拒绝的东西：绿色牧场，而不是沙漠；美丽的处女，而不是得不到的女人和紧急时的同性恋人；丰富的、溶解在空气中的食物，而不是痢疾或霍乱的威胁。这个天堂作为现实社会的精准的对立面，是遵循了相当有说服力的逻辑的。

基督教有两个乐园，它们奇怪地相互竞争着。伊甸园符合古老的东方幻想。它是感性的，而且被形象地描述为：茂密的植被，与自然的和解，人都是赤裸的，他们不用工作。相反，从纯理论上说，天国乐园是禁止被描述的，因为它会麻痹想象力，只是承诺永远的无聊。在欧洲，对地狱的恐惧总是比一个这样的奖励的欲望更强。因此，教义问答以它自己的武器开辟道路，宗教催生了神经症。

伊甸园很早就让我感到讨厌。作为一个孩子，在我看来，天堂的名字不是它应得的，如果把它写在一块牌子上，那就是“不要随地吐痰”“狗必须系上绳子”或“禁吃苹果”。今天我的想法有所不同，因为这道禁令赋予了花园居民自由和时间——之前的时间和之后的时间。苹果是园林能够提供的最大的享受。伊甸园打开折叠门和紧急出口，承诺爱欲和智慧。如果没有禁果，那么这个地方就只是一个监狱。对天堂的要求是，人们可以离开，如果你在那里待够了。这也适用于政治乐园，就像它对共产主义的承诺。

沉默是金

我的弟弟克里斯蒂安告诉我一个生病、丑陋、半疯狂的女诗人R.的事，她是从东德逃过来的，靠一份不知哪里来的很少的养老金过活。她一直是很奇特的人，是一位后来者，她写的东西是从床头柜来的神秘主义作品。但克里斯蒂安说，她正处在她的最佳时期。她以一种也只有女诗人才能够做到的纯真，在她的厨房里窜来窜去，并说：“宁死不要无产阶级！”

这是一句这一个世纪被思考得最多，但在任何政治讨论时从不被说出的句子。大多数坐在讲台上说这句话的人会一边从杯中喝一口水，一边解开每一个衬衣纽扣。我认识的大多数共产主义者，根本不可能承认这一点。

在流水线上工作的人，更会这样说：我宁愿活蹦乱跳，而不是待在我现在待的地方。人们称这是资产阶级化。也不能指责工人。左派中的嘲讽者会更经常地把这些人称为“小资产阶级”，然而，越接近这一层的人，越深入地做阶级分析的人，反而更不会考虑到把它运用到自己身上。这里还出现了一种与自己的学说所传授的一切互相矛盾的情况。因此，你所要传播的，必须尽可能地与自己保持距离。

格列佛现象

我从来没有完全忘记以前的一件可怕的事。大概是在我五岁的时候，当我第一次在商店里卖的普通读物中读到斯威夫特[21]的书，在这本书中有彩色的、残酷的，但画得很详细的插图。一个巨人躺在草地上，他被许多细线缠着，而且无法动弹，虽然他比围着他嬉笑的小人国的人强大，但是他们人数众多，且做事冷静。

为什么我像大多数小孩那样，会立即觉得自己就是格列佛呢？我觉得，好像我的身上也有绳索缠绕着，感觉着被束缚的痛苦，企图用力挣脱，甚至还会发出嘲笑，因为受害者同时也在折磨自己。他也可以就这样安静地躺着的！

但在这张照片中，还有更多我根本不想看到的东西。是否最后我与那个独自一人闯入小人国的入侵犯等同了呢？为什么我不把自己看作是矮人社会的一员呢，他们不是代表社会理性的一面吗？什么样的狂妄自大使得一个五岁的小孩会觉得自己是一个巨人呢？

是什么毁了海涅，这个直到最后还抬着头的倔强男人，仿佛他根本不知道压迫他的束缚是什么？那是完全不同于我的、更牢固的绳索：德国的怨恨、审查制度、贫困、疾病和他的犹太教，不仅仅是一个宗教。

他关于共产主义的说法是预言性的。他从中唯一看到的是否定的工具——就像调查官对罪犯说：给他看刑具。但他也预料到这个具有这一名字的政党，将做些什么。当然，没有人理会他。

误导

任何会划船的人，任何哪怕只射出过一颗子弹的人，任何一个受到力的平行四边形折磨的小学生，他们都知道与多于一个的变量打交道是有潜在的危险的。划船者必须平衡水的流动和风向，射手必须瞄准，必须考虑风引起的偏差、枪支的重量和目标的运动。他射击目标，却可能打偏，或打中一些他并不想打的东西。

在所有的社会状况中，变量的数目会多出几十倍。因此每个市议会、每个公司领导和每个不称职的律师要考虑的，都要求他有正确的判断、实践和评估的能力。如果反作用力强于自己的力量，那么难度会剧增。

只有一个发生在资本主义国家，以革命性的变化为目的的运动不明白这个道理。他们把他们的目标描绘得美丽纯洁，并向着这个目标前进。但是，通常情况下，他们的对手已经不在他们的视线之内。因此，政治行动很少能够达到他们的愿望。更多的时候，情况恰恰相反。而意识形态最不能保护他们。

议会外反对派和他们的分支派别帮助他们反抗的社会民主主义在德国取得了胜利。由于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的煽动行为，工会对他们特别注意，尤其是生产过程中的错误。亏损推动了在高校早就应该实施的结构改革。玩具店尝试新的形式，而这些并不是教育家们想要知道的。系统反对派以这种方式成为现代化进程中单纯的继电器。果断促进资本主义社会的学习过程的是反对派，而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捍卫者。

好斗的左翼做出了反应，他们更进一步地激进。从长远来看，他们对他们要反抗的政权是有利的，因为这个政权在不断地、更好地适应全球化的形势。

对政治力学的最基本规则的盲目性，以及在意识形态学说上对奇迹的信念，一场运动具有多个宗教特征，这些特征与19世纪的早期社会主义有相似之处。

不可实现的项目

于是必须回到写字桌前。我无耻地工作着——不像以前，在“运动”的背后，现在是毫不掩饰的。我为布维那文图拉·杜鲁提的传记准备材料，在西班牙、法国、荷兰寻找他的足迹，并拍摄下对友善的老人的采访，他们叙述他们受到的迫害、武装抵抗和他们的失败。为每一个版本（电影、广播、书），我必须发明一种属于自己的结构。

然后，在写字桌上出现了一个有关一位在古巴的逃亡黑奴的，由他本人叙述，并由米格尔·巴尼特通过磁带进行录音编辑的人生故事。这个黑奴，当时已经106岁，我因此认识了他。他说过这样的话：“最重要的是沉着镇定。做不到这一点，人不能生活，不能思考……这不是悲观，因为这是事实。”这句话属于舞台，我想。要是把这句话写成唱词会怎样呢？也许会激励起亨策给它配乐？

还是我们应该敢于写一部歌剧？

在德国，每天晚上几十个剧院不断上演着《蝙蝠》《月神》或施特劳斯、奥芬巴赫或莱哈尔的其他作品。轻歌剧被认为是不合时宜的大众媒介。为什么不能选一篇关于政府债券历史的作品？例如，按照卡尔·福斯腾堡，写一部《德国银行家的一生》，地点和情节发生的时间完全符合轻歌剧的全盛时期。轻歌剧是描写在巴尔干的资本掠夺的化妆舞会。或者，利奥波德二世，比利时国王，他撕碎了非洲的心脏，吞噬了他的刚果自由邦的肉。在1884年的柏林会议上，俾斯麦和几个大国的代表们将猎物送给了利奥波德二世。利奥波德可以在他的情妇的陪同下，于浴缸中开始唱一曲胜利咏叹调，与此同时前厅黑肤色的侍从正等待着他们的工资。这不正是轻歌剧的素材吗？为什么不应该上演呢？

好吧。那么我们围绕着我们自己的时间。写一部关于古巴革命的喜剧。为此，米格尔·巴尼特也有一个脚本：《蕾切尔的歌》（哈瓦那，1969）。也许对古巴音乐了如指掌，又与米格尔是朋友的亨策能接受这个素材呢？

人们也可以把耳聋的贝多芬的谈话录做成广播剧，或者把19世纪的黑暗的警察喜剧翻新一下。比拉比什更恶毒的作家索库瓦·科贝林，今天已经彻底被遗忘。此外，一些尼古拉·厄尔德曼的作品也失踪了。1925年，梅耶荷德将他的著名作品《自杀》搬上舞台。斯大林期间，他在古拉格度过了20年，今天我在报纸上看到，他在莫斯科去世，享年70岁。我也可以设想一个双心理剧，讲述两个社区：一个是IBM经理为“敏感训练”被派到阿姆斯特丹附近的一个城堡；另一个是一群热衷政治的人为他们的教义和空冰箱发生争执。

如此等等。又出现的，但同时也许这在媒体市场上是没有生存机会的，就是回到这一切被压抑的欲望，而这才是我最喜欢的。

动机

当我还是一个孩子的时候，我就知道一些事情的存在。这是人们为自己准备的一个储备，一些没有说出，又不允许凝固的想法。而其背后则是真正的动力。这并没有什么神秘。

在哲学上，这是不可能的。该理论必须表达它的思想，而文学会将许多东西变得开放。一个好的诗人说的比他知道的多。每个读者都以他自己的方式理解文本。因此，误解是不可避免的，甚至误解是被高度欢迎的。

什么是经典作品？一部能存在很长时间的作品，因为它包含开放的可能性，这种可能也许作者根本也不知道。他以前不是，现在也不会是唯一控制事件的人。虽然他必须学会一些东西，也就是说，在技术上他必须是精湛的，但同时他需要有尚存的天真来逃避理论的统治。实际上，合理性和公正性是不兼容的。但是，这也恰恰正是文学赋予它的自由度。

没有人知道什么是他们允许做、什么是应该做或者必须做的事情。有些作者不认为自己有责任改善世界。如果你与他们谈及这些问题，他们会反驳道：做你想做的，但是，别打扰我！这是他们的权利。一个作家，如果他为其他作家设定规则，那他就是个白痴。

俄罗斯传奇的最后一章

6月，在剑桥的那个下午，仿佛刘易斯·卡罗尔和他的爱丽丝正望着我们。我们在田园诗般的康河上划船。1972年，玛丽亚·亚历山德罗夫娜获得国王学院的奖学金。我想知道怎么会有这个决定的。一个女人在男修道院中，再加上是一个外国女人！是谁在什么地方牵的线，莫斯科和其他地方吗？可能是以赛亚·伯林从中周旋过。或者是丽迪雅·柴克弗卡亚？我不知道后台的秘密。

玛莎从俄罗斯带来满满一箱稀有的素材。多年来，她收集了从1915—1930年先锋文学高产期的传单、宣言、杂志，现如今再也找不到的诗集、泛黄的小册子。在远离现实噪音的地方，她想写一本重要的关于这些的科学著作。

在剑桥宏伟的哥特式建筑的背后，盛行僧侣习惯和坏习惯。不成文的法律是不容易被识破的。大学里的门和楼梯吱吱作响，房间里并没有什么家具，但同时教师们的日常生活也享受着中世纪遗留的奢华。没有人能立即说出信上的邮票要多少钱，人们把邮件直接交给坐在大门口的满头银发的门卫，他会贴上邮票。就连洗衣服，那些获得奖学金的学生也不必操心。

但是，默许的期望很高。谁不能达到这个期望，会受到陶片放逐法[22]的威胁。没有人会大声说些什么。但学术界对失败的人是无情的。这最后的一次爱的相聚之后不久，玛莎在我为她在巴特西租的公寓中向我承认，她为她的论文只是添加了几段毫无关联的笔记。也许是她对自己的要求太高，致使她在这上面的失败。她已经，不管怎样说，使她的神经紧绷到了极点。她的奖学金在几周后也将停止发放，很显然，她留在学术界的机会是非常渺茫的。这个夜结束在泪水中。

然后，她靠教俄文和翻译为生，过得并不好。她找到在苏塞克斯大学的一份兼职工作，还为《精英电影》杂志写过几篇文章。

虽然她还会与母亲争吵，但她还是经常出现在莫斯科。她从遥不可及的西方带去礼物，以她国际化的魅力使她的朋友们着迷。但她对这种环境并没有家乡的感觉。我听说，她后来代表了极左的观点，还喜欢无产阶级文化。20世纪20年代俄罗斯作家协会的领导人之一是那位名声不好的法捷耶夫，玛莎的亲生父亲，她从未见过他。1932年中央决定解散这个自称俄国无产阶级作家协会的组织，法捷耶夫立刻疏远了他的同志，并对自己过去的“错误”表示后悔。有这种可能吗，玛莎想要对她的父亲进行晚到的、智慧的报复？

在这儿是安全的，因为在伦敦她并不缺朋友，他们是比工党更左的人，会制造激进的气氛。有人告诉我，新左派在她家狂欢过几次，她作为女主人熠熠生辉。要相信这点，我并不感到困难。我认识的英国知识分子都是高智商的、国际化的人，大多是记者、教授、电影人和翻译人员。但我怀疑他们曾经与和玛莎同类型的女人有过什么交往。也许她带给他们的欲望和恐惧是等同的。也许他们估计到在她热情的外表后面隐藏着一些他们害怕的东西：孤独、不幸和失败。在她身上总有一些东西在微微发光，即使她已经没有太多的时间。

我们后来仅仅再见过对方一次。我担心，我们双方都到了一种疲劳状态。但一个俄罗斯传奇不能就这样在沉闷的寂静中结束。戏剧性一幕是必须要有的，最好是在深夜或黎明。像玛莎这样的女人总是需要压轴出场。这疯狂的爱是一场战争，没有败者，也没有胜者。

后记

2014年

玛丽亚·阿莱克桑德罗·恩岑斯贝格尔，出生姓氏马卡洛娃，大家叫她玛莎，我最后一次见她是在1979年的伦敦。一年后，我们离婚。我还在海格特为她购置了一个公寓，但我从来没有去过那里。1991年秋天，在她母亲生日的前一天，她与母亲的关系再也无法调和，玛莎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她不是第一个她母亲失去的孩子，她的姐姐塔尼娅在她之前很久，在1970年，就死于酒毒性谵妄。

玛格丽塔·依尤西夫娜·阿利格，她的生命中遭受了许多不幸，1971年夏天她给我写了一封信，那是在我与玛莎分手之后：“我感谢您的来信，悲伤的真相。我的上帝，这是多么可悲。可怜的女孩，傻女孩，小女孩。而且没有人是有罪的，没有人可以提供帮助。但您是正确的：显然再继续探讨这件事已经没有意义。我感到非常遗憾，我们见面的次数不够多，也很少谈话交流，我本来认为，未来我们还将有很长一段日子，可惜不是这样了。在我看来，而且我会经常这么想，与我的女儿相比，我是一个很简单、很普通的人，甚至是很原始质朴的。因此，很遗憾，有许多事我无法理解。您要快乐幸福。请不要忘记我。我会永远喜欢期待您来我的房子。”

我很幸运，能在1967年的夏天与她重逢。她正受到失明的威胁。医生说这是一种无法治愈的老年黄斑变性。所以，她只能戴笨重的黄色镜片眼镜阅读。我说服她来慕尼黑，这儿有好的眼科医院，以及为这种状况特配的镜片。我们去植物园散步，居然感到一种很奇特的高兴。1992年8月，在她的女儿玛莎去世一年后，玛格丽塔在彼瑞德基诺的米舒林那茨街道去世。

可怜的埃维尔托·帕迪利亚于1980年在爱德华·肯尼迪的帮助下终于离开古巴。在美国，他的存在没有幸福可言。虽然他还出了一本小说和诗歌，但却再也没有从他所受的公开羞辱中恢复过来。他的妻子贝尔可丝离开了他，他喝酒太多，心脏病发作，于2000年9月在亚拉巴马州东部的一个小镇死去。

对“帕迪利亚事件”的详细报道文档可以在《自由》杂志，第1期，巴黎1971年，第93—145页中找到。

赫伯特·马尔库塞于1979年在施塔恩贝格去世，在他访问尤尔根·哈伯马斯的期间。

有关巴德、梅茵霍芙小组，可以在扬·菲利普·利斯马赫与沃尔夫冈·克劳斯哈的访谈中找到：《红军派和左派恐怖分子》，克劳斯哈主编，2006年汉堡，第2卷，第1392—1411页。

莱因哈德·利特久病后，于1996年在卡尔斯鲁厄去世。他的坟墓在柏林，位于E.T.A.霍夫曼的旁边。

纪念（1978）

那么有关七十年代，

我可以简短概括。

问讯处永远占线。

增饼奇迹[23]仅限于

杜塞尔多夫及周边。

可怕的新闻通过电传，

被接收并存档。

无力抗拒，总的来说，

它只能吞食自己，这

七十年代，

不承担责任对后人，

土耳其人和失业者。

希冀谁宽恕地纪念它，

太过奢望。

[1]上沃尔特即布基纳法索，非洲西部的内陆国，意为正直人居住的土地。

[2]黎德寿（1911年10月14日—1990年10月13日），越南政治人物、军人、革命家、外交官，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越南共产党前领导人之一。

[3]指在第一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那些在战争爆发之前生产的商品。后也用于代指使用高品质材料、保质期长的产品。

[4]德尔维希在波斯语中是乞讨者、托钵僧的意思。

[5]猪湾战争，又称猪湾事件，是指1961年4月17日，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协助下逃亡美国的古巴人在古巴西南海岸猪湾登陆，向菲德尔·卡斯特罗领导的古巴革命政府发动的一次失败的入侵。

[6]拉尔斯·古斯塔夫松（1936年5月17日—2016年4月3日），瑞典作家，哲学家。

[7]约翰·海尔米希·罗曼（1694年10月26日—1758年11月20日） ，瑞典作曲家。

[8]瑞典东部城市，西曼兰省省会。

[9]威廉·理查德·瓦格纳（1813年5月22日—1883年2月13日），德国作曲家，以歌剧闻名。

[10]一种强烈的半人工致幻剂。

[11]瓦尔特·本雅明（1892年7月15日—1940年9月27日），德国哲学家、文化评论者、折中主义思想家。

[12]恩斯特·荣格（1895年3月29日—1998年2月17日），德国小说家，早年为军国主义者，20世纪20年代末期成为和平主义者。

[13]经院哲学，又称士林哲学，意指学院的学问。起初受到神秘、讲究直观的教父哲学影响，尤以奥古斯丁主义为最，后来又受到亚里士多德哲学启发。

[14]米歇尔·德·蒙田（1533年2月28日—1592年9月13日），法国在北方文艺复兴时期最有标志性的哲学家，以《随笔集》三卷留名后世。

[15]古斯塔夫·福楼拜（1821年12月12日—1880年5月8日），法国文学家，代表作《包法利夫人》。

[16]德尼·狄德罗（1713年10月5日—1784年7月31日），法国启蒙思想家、唯物主义哲学家、无神论者和作家，百科全书派的代表。

[17]布莱兹·帕斯卡（1623年6月19日—1662年8月19日），法国神学家、哲学家、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音乐家、教育家、气象学家。

[18]弗里德里希·迪伦马特（1921年1月5日—1990年12月14日），瑞士德语作家、剧作家。

[19]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1936年3月28日— ），秘鲁作家和诗人。创作小说、剧本、散文随笔、诗、文学评论、政论杂文，也曾导演舞台剧、电影和主持广播电视节目及从政。201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

[20]加夫列尔·加西亚·马尔克斯（1927年3月6日—2014年4月17日），哥伦比亚文学家、记者和社会活动家，世界文学史上最伟大的西班牙语系作家之一，拉丁美洲魔幻现实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20世纪最有影响力的作家之一，1982年凭《百年孤独》获得诺贝尔文学奖。

[21]乔纳森·斯威夫特（1667年11月30日—1745年10月19日），18世纪英国著名文学家、讽刺作家、政治家，被高尔基誉为“世界伟大文学创造者”。其代表作品是寓言小说《格列佛游记》，另写有大量的政论和讽刺诗，抨击英国殖民主义政策。

[22]陶片放逐法是古希腊雅典等城邦实施的一项政治制度。雅典公民可以在陶片上写上那些不受欢迎以及极具社会威望、广受欢迎、最可能成为僭主的人的名字，并通过投票表决将企图威胁雅典民主制度的政治人物予以政治放逐。

[23]《圣经》中关于耶稣神迹的一个故事，又称为“五饼二鱼”神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