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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机

最年轻的科学

水母与蜗牛

脆弱的物种

聆乐夜思

版权信息

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机

作者：（美）托马斯（Thomas,L.）

译者：李绍明

校对：徐　培

责任编辑：孙佳均　吴　炜

ISBN：9787535765543

目录

版权信息

修订版序

译者序

细胞生命的礼赞

可用作倒计时的一些想法

作为生物的社会

对于外激素的恐惧

这个世界的音乐

一个诚恳的建议

医疗技术

说味

鲸鱼座

一个长期的习惯

曼哈顿的安泰*

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自治

作为生物的细胞器

细菌

我们的健康

社会谈

信息

暴尸野外

自然科学

自然的人

伊克人

计算机

科学的规划

生物神话种种

语汇种种

活的语言

关于几率和可能性

世界最大的膜

译注

译后记

修订版序

岁月蹉跎，一事无成；教书半生，功过难论。暂端饭碗，偶尔译书，聊忘世情，效等儿戏。沙地拾贝，持归雕琢，或助易米，兼以娱心。此三书者，《细胞》、《水母》，幸蒙出版，于今十余年矣。原作之美，未尽毁于拙笔。读友不弃，致获重镌。托马斯氏，当世文章大家。仆亦何人，敢尚友之。惟有尽心竭力，勉求信达，诗心文采，闻之齿寒。游戏之意减半，罪我之虞倍生。前两译佶屈累赘，乖谬实多，今日展卷，愧赧无地。有幸重订，痛改昨非。《年轻科学》，则有周前辈惠民先生旧译。珠玉在前，出新岂易。然不敢参考，恐落窠臼。非甘冒错讹之险，冀略存自家面目。读友幸察之。高密李绍明谨志。二〇一〇年二月廿三日，于济南。

译者序

1987年冬天在美国朋友钱杰西博士（Jessie Chambers）建议下读了这本小书时，我欣喜、激动的心里，充溢着“相见恨晚”的遗憾和毕竟相见的庆幸。

自从我带着紧迫感和工作的快意搞完译文的初稿到现在写这篇小序这一年多来，我越来越意识到，我初读此书时遗憾与庆幸交集的心情，不只是为我个人，也是为全体中国人的。在一片四化、改革、振兴、崛起、腾飞的鼓噪中，在城市繁荣、经济发展、技术进步的景象中，也存在傲慢与麻木、自私和短视、难以忍受的拥挤和污染、对大自然的不负责任的破坏以及人口问题的困境。在这样的时候，将这本振聋发聩的书，奉献给迷惘、失望、然而却仍在思考的中国读者，还是颇合时宜的。

这本书是一个医学家、生物学家关于生命、人生、社会乃至整个地球的思考。思想博大而深邃，信息庞杂而新奇，批评文明，嘲弄愚见，开阔眼界，激发思索。1974年出版后，立即引起美国读书界和评论界的巨大反响和热烈欢呼，获得当年美国国家图书奖，此后十八年来由好几家出版社印行二十多版次，至今畅销不衰。这些随笔文字迅速进入美国大学的英文读本，社会学课本和其他多种文集。刘易斯·托马斯的名字也因这一本小书而家喻户晓，有口皆碑。有评论家甚至把他比作当代知识武装下的蒙田。

这本书实际是一些随笔文的结集。它的出版过程也许可以告诉我们，这么一本极其有趣的书，其内容何以显得这么庞杂，其结构又显得这么松散而似乎让人不得要领。刘易斯·托马斯在他的第三本书、即他于1983年出版的《最年轻的科学》（The Youngest Science）一书中高兴地讲到他写作和出版《细胞》一书的有趣经过。1970年，在一次关于炎症现象的讨论会上，主办者要德高望重的托马斯来一番开场白，给会议定个基调。不知道与会者要提出什么观点，他只好随意独抒己见。他讲得又轻松又偏颇，为的是让会议不像平常这类讨论会一样沉闷。讲话的部分内容大约就是本书中《细菌》一篇。没想到主办人将他率意为之的讲话录音整理，分发给与会者，并送了一份给《新英格兰医学杂志》（New England Journal of Medicine）。杂志的编辑原是托马斯高一年级的校友。他尽管不尽同意托马斯的观点，却喜爱那篇讲话的格调，于是就约托马斯写一组风格类似的专栏文章，每月一篇，内容自便，编辑不改一字。托马斯起初抱着听命于老大哥的心情连写了六篇，便央求罢手。但此时读者和评论家已经不允许杂志和托马斯停止他们的专栏了。于是，托马斯一写就是四年。此时，已有好几家出版社与托马斯联系，商议结集出版。惟因他们多少都要求他加以修改或插入一些关联性篇章，致使托马斯呻吟再三。后来有一家出版社答应将这些篇什不修不补，原样付梓，托马斯欣然应允。于是，以排在前头的一篇为名的这本书于1974年问世了。

刘易斯·托马斯对整个生物学界都作了广泛的涉猎和关注。在书的副标题里，他戏称自己是个“生物学观察员”（a biology watcher）[1]。他以超人的学识和洞察力，把握了所有生命形式共同的存在特点，批判地超越了19世纪以来统治生物学界、并给了整个思想界和人类社会以深刻影响的达尔文进化论。他指出进化论过分重视种的独特性、过分重视生存竞争等缺陷，而强调物种间互相依存的共生关系，认为任何生物都是由复杂程度不同的较低级生物共同组成的生态系统，并以生态系统的整体论为我们指示了理解物种多样性的新的途径。《作为生物的社会》和《社会谈》诸篇是关于群居性昆虫的有趣研究和独特理解。他一反生物学家把人类跟群居性动物截然分开的成见，难以置辩地指出了人和群居性动物的共同性。《对于外激素的恐惧》、《这个世界的音乐》、《说味》、《鲸鱼座》、《信息》、《计算机》、《语汇种种》、《活的语言》诸篇，则强调了生物间信息交流的重要，从另一方面指出了人和其他生物本质上的同一性。作者的目的不只是为我们展示一个由声音、气味、外激素、计算机、人类语言等组成的生机勃勃、趣味横生的信息世界，不只是为我们提供生物交流技术方面的有趣知识。很明显，刘易斯·托马斯是在自己最拿手的领域中，批判和嘲讽着人类的傲慢或人类沙文主义。

人，这种生物圈里的后来者，在其科学和技术发展的过程中，抛弃了对神的信仰，嘲弄了原始的神话，却编造了并坚持着自己的神话和信仰。相信自己是万物的灵长和主宰，相信自己有高于其他一切存在物的品质和权利，相信自己是、或应该是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在杜撰的人与外部环境的对立中，人能控制一切，战胜一切；人能制天、制身、制心，人能控制疾病，干预死亡，预言未来。刘易斯·托马斯从独特的角度，带根本性地批判了这种人类自大或人类沙文主义。疾病是生命存在的正常形式；许多疾病是人体的反应造成的；有些疾病，特别是大病，是一种偶然的、不可知的自然力量。人要消灭疾病、消除死亡，是徒劳的，也是反自然的。人其实并不是独立的、自足的实体。人是由具有独立的生命、独自复制繁衍的细胞和细胞器组成的复杂的生态系统。而宏观地看，人又是社会、城市这些巨大生物的细胞，是无名的组成部分和工作部件。因而，人的自尊自大是没有根据的，也是不必要的。人与其他生物的同一性比其特殊性更为重要。

人类沙文主义还有其不容异己的另一方面。自负的背后隐藏着恐外。《可用作倒计时的一些想法》一篇嘲讽了那种恐外星生命的普遍的怪想。《曼哈顿的安泰》以蚁群之死，发出了警世的呼吁：离开大地，生命是不会长久的！《自然的人》一篇，则集中论述了人类自然观的演化，论述了人与自然的应然、实然、无奈因而是必然的关系。对于我们这些相信过“世间一切事物中人是第一个可宝贵的”、相信过“土地供我们生息、山林给我们以矿藏、江河给我们舟楫之利”、信奉过“与天奋斗、与地奋斗”的人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至今还在“发展”和“工业化”的旗帜下自私地、不负责任地践踏、掠夺、污染大自然的人们来说，对于我们这些至今还以“经济损失多少万元”为主要理由批评环境污染的人们来说，托马斯的呼声，有甚于振聋发聩者。

为了理清部分篇章之间的关系，也许我已经过分强调了《细胞》一书的批判锋芒。实际上，《细胞》一书是相当积极的和建设性的。托马斯以轻松有趣的方式提出了一连串激动人心的想法。他把许多事物看作整体的、有生命的活的系统。群居性昆虫群是一个生命，鱼群、鸟群是一个生命，社会、城市是一个有机体，科研机构是活的生物，人类语言是活的生物，地球是生物、是发育中的胚胎、甚至是一单个细胞。从表面上看似游戏的文字里，我们领略到不可企及的哲人的深思和达观。对于科研、科研机构、社会、地球这些活物，最好不要去作人为的干预，人的干预是徒劳而且有害的。人能做到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站远点，别碰它们，让它们自然地发展。就连预言发展也是不可能的和可笑的。

整本书都是对于生命的赞歌，赞颂地球生命的坚韧，赞颂万物的生机，庆幸人类的存在，鸣谢人体自我平衡、自我调节的能力。甚至在讲到疾病和死亡的时候，托马斯医生也以他独特的学识和魅力，把阳光洒满这些阴暗的领域。基于这样的理解，我把这本书的名字，也就是具有提纲挈领作用的第一篇的题目，译作《细胞生命的礼赞》。

最后，还是应该谈谈音乐，特别是谈谈巴赫的音乐。刘易斯·托马斯在书中好几处以备极推崇的激情提到巴赫，不能不让人认为，这决不会仅仅出于他对音乐的爱好。托马斯的思想有着巴赫般的复杂性。在托马斯的头脑里，混响着自然、社会和艺术的全管弦交响乐。他兴趣的广泛，学识的渊深，胸怀的博大，比之音乐，那只能是巴赫的协奏曲。不止于此。托马斯推崇音乐，还因为音乐高于个别的生命形式，因为音乐为所有的生命形式所共有；音乐高于任何科学技术，因为科学技术会过时，而音乐则是永恒的；音乐之用于表现人类自己，高于语言或任何其他符号，因为后者往往太清晰、太拘泥于某一特殊的信息、太有局限性。托马斯是把语言当作音符使用来写这本书的。我在翻译这本书时常常感到困难的是，托马斯常用一些有歧义的词，这些意义像丰富的和弦，很难用单音部的音符记录下来。他的行文也往往若行若止，曲折逶迤，令人回味无穷。特别是二十九篇文章的安排，品味之下，真像要用语言文字来重现巴赫的赋格曲了。一篇篇读下去，我们似乎可以“听”到那陆续进入的主题、对位、呈示和插入，“听”到那复调的各个不同的声部。托马斯以这本小书完成了蕴义无穷的完美乐章。当年他没有答应改写和插入一些关联篇目，想来决不仅仅是因为公务繁忙吧。

李绍明

1989年3月于山东大学

2010年3月1日重订于威海寓中

细胞生命的礼赞

有人告诉我们说，现代人的麻烦，是他一直在试图使自己同自然相分离。他高高地坐在一堆聚合物、玻璃和钢铁的尽顶上，悠晃着两腿，遥看这行星上翻滚扭动的生命。照这样的描绘，人成了巨大的致命性力量，而地球则是某种柔弱的东西，像乡间池塘的水面上袅袅冒上的气泡，或者像一群小命娇弱的鸟雀。

但是，任何认为地球生命脆弱的想法，都是人的幻觉。实际上，地球的生命乃是宇宙间可以想象到的最坚韧的膜，它不理会几率，屏蔽着死亡。而我们倒是那膜的柔弱的部分，就像纤毛一样短暂、脆弱。而且，人早就在杜撰一种存在，他认为这种存在使自己高于其他生命。几千年来，人就这么脑汁绞尽，用心独专地想象着。因为是幻觉，所以，这种想象今天如同过去一样没有使他满足。人乃是扎根在自然中的。

近年来的生物科学，一直在使人根植于自然之中这一点成为必须赶紧正视的事实。新的、困难的问题，将是如何对付正在出现的、人们越来越强烈地意识到的观念：人与自然是多么密切地联锁在一起。我们大多数人过去牢牢抱有的旧观念，就是认为我们享有主宰万物的特权这种想法，正在从根本上动摇。

我有一说。可以满有理由地讲，我们并不是实际存在的实体，我们不像过去一向设想的那样，是由我们自己的一批批越来越复杂的零件逐级顺序组合而成的。我们被其他生命分享着，租用着，占据着。在我们细胞的内部，驱动着细胞、通过氧化方式提供能量，以供我们出门去迎接每一个朗朗白天的，是线粒体。而严格地说，它们不是属于我们的。原来它们是单独的小生命，是当年移居到我们身上的殖民者原核细胞的后裔。很有可能，是一些原始的细菌，大量地涌进人体真核细胞的远古前身，在其中居留了下来。从那时起，它们保住了自己及其生活方式，以自己的样式复制繁衍，其DNA（脱氧核糖核酸）和RNA（核糖核酸）都与我们的不同。它们是我们的共生体，就像豆科植物的根瘤菌一样。没有它们，我们将没法活动一块肌肉，敲打一下指头，转动一个念头。

线粒体是我们体内安稳的、负责的寓客。我愿意信任它们。但其他一些小动物呢？那些以类似方式定居在我细胞里的生物，协调我、平衡我、使我各部分凑合在一起的生物，又是怎样的呢？我的中心粒、我的基体、很可能还有另外许许多多工作在我细胞之内的默默无闻的小东西，它们各有自己的特殊基因组，都像蚁丘中的蚜虫一样，是外来的，也是不可缺少的。我的细胞们不再是使我长育成人的纯种的实体。它们是些比牙买加海湾还要复杂的生态系统。

我当然乐于认为，它们是为我工作，它们的每一气息都是为我而呼吸的；但是否也有可能，是它们在每天早晨散步于本地的公园，感觉着我的感觉，聆听着我的音乐，思想着我的思想呢？

然而我心下稍觉宽慰，因为我想到那些绿色植物跟我同病相怜。它们身上如果没有叶绿体，就不可能是植物，也不可能是绿色的。是那些叶绿体在经营着光合工厂，生产出氧气供我们大家享用。但事实上，叶绿体也是独立的生命，有着它们自己的基因组，编码着它们自己的遗传信息。

我们细胞核里携带的大量DNA，也许是在细胞的祖先融合和原始生物在共生中联合起来的年月里，不知什么时候来到我们这儿的。我们的基因组是从大自然所有方面来的形形色色指令的结集，为应付形形色色的意外情况编码而成。就我个人而言，经过变异和物种形成，使我成了现在的物种，我对此自是感激不尽。不过，几年前还没有人告诉我这些事的时候，我还觉得我是个独立实体，但现在却不能这样想了。我也认为，任何人也不能这样想了。

我有一说。地球上生命的同一性比它的多样性还要令人吃惊。这种同一性的原因很可能是这样的：我们归根结底都是从一单个细胞衍化而来。这个细胞是在地球冷却的时候，由一响雷电赋予了生命。是从这一母细胞的后代，我们才成了今天的样子。我们至今还跟周围的生命有着共同的基因，而草的酶和鲸鱼的酶之间的相似，就是同种相传的相似性。

病毒，原先被看作是一心一意制造疾病和死亡的主儿，现在却渐渐现出活动基因的样子。进化的过程仍旧是遥无尽期、冗长乏味的生物牌局，唯有胜者才能留在桌边继续玩下去，但玩的规则似乎渐趋灵活了。我们生活在由舞蹈跳荡的病毒组成的阵体中，它们像蜜蜂一样，从一个生物窜向另一个生物，从植物跳到昆虫跳到哺乳动物跳到我又跳回去，也跳到海里，抱着几片这样的基因组，又拉上几条那样的基因组，移植着DNA的接穗，像大型宴会上递菜一样传递着遗传特征。它们也许是一种机制，使新的、突变型DNA在我们中间最广泛地流通着。如果真是这样，那么，我们在医学领域必须如此集中注意的奇怪的病毒性疾病，就可被看作是意外事故，是哪儿出了点疏漏。

我有一说。近来，我一直想把地球看作某一种生物，但总嫌说不通。我不能那样想。它太大，太复杂，那么多部件缺乏可见的联系。前几天的一个晚上，驱车穿过新英格兰南部树木浓密的山地时，我又在琢磨这事儿。如果它不像一个生物，那么它像什么，它最像什么东西呢？我忽而想出了叫我一时还算满意的答案：它最像一个单个的细胞。

可用作倒计时的一些想法

每一帮远征月球的宇航员归来时，人们总要搞的那一套苦心经营的仪式，其中总有某些晦涩难懂的东西，似乎还是某种象征。宇航员们总要首先赞美地球的不可侵犯性，而每一次赞美，都以程式化的设计重新表演出我们对于生命本质久已有之的忧虑。他们不像我们或许要想到的那样，双膝跪倒，亲吻飞船的甲板；那样会侵犯、搅扰、玷染那甲板、那飞船、周围的海和整个地球。相反，他们戴上外科手术用的大口罩，迈着小步，举起双手，啥也不碰，进入一个无菌箱。他们从玻璃板后面神秘莫测地像无菌操作一样向总统招手，唯恐鼻息里的月尘沾到总统身上。他们被高高挂起，悬渡到休斯敦的另一个密封室里，等待四十天检疫隔离的期满。在此期间，人们不安地看着接种了的动物和组织培养，害怕真的出现什么凶兆。

直到这长长的灭菌隔离仪式完成之后，他们才获许重见天日，才能开车子光顾百老汇。

外星来客或另一个世纪的人，会认为这一套玩意儿不折不扣是疯子行为。唉，局外人是不会理解这一套的。这年头，我们作事就得这样。假如月球上有什么生命，我们首先要怕它，必须提防着它，免得染上点什么。

或许那是一只细菌、一条迷路的核酸、一个酶分子，或者是什么光滑无毛、灰眼睛透着狡黠的无名小东西。不管是什么，一旦我们想到了它的存在，这个外来的、因而便是有恶意的东西，就不是好玩的。一定要把它关起来。我想，关于这事儿的辩论会会转向讨论如何最干净利落地杀死它。

真是奇事一桩，我们竟能连嘘一下也没有，就全都接受了这种恐惧外来者的作法，好像这样作只不过是依某条自然法则行事似的。这从某种方面暴露了我们的世纪，暴露了我们对生命的态度，暴露了疾病和死亡对我们的困扰，还有我们的人类沙文主义。

有片断的证据说明我们错了。我们所知的大多数有生之物的相互关系，基本上是合作关系，是程度不同的共生关系；看似敌对时，它们通常保持距离，其中的一方发出信号和警告，打旗语要对方离开。一种生物要使另一种生物染病，那需要长时间的亲近、长期和密切的共居才能办到。假如月球上有生命，它就会为我们接纳它加入球籍而孤苦地等待。我们这儿没有独居生物。在某种意义上，每一个生物都跟其他生物有联系，都依赖于其他生物。

据估计，我们真正认识的微生物，很可能只是地球上微生物的一小部分，因为它们中的大多数不能单独培养。它们在密集的、相互依赖的群体中共同生活，彼此营养和维持着对方的生存环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系统调整着不同种间数量的平衡。在我们目前的技术条件下，我们还不能把所有的微生物一个一个地都分开，单独培养，正如我们不能把一只蜜蜂从蜂窠取下，而使它不致像脱皮的细胞般干死一样。

细菌虽小，却已经要现出群居性生物的样子了。它们一定能为研究不同生命形式之间在所有层面上的相互作用提供相当好的模型。它们靠合作、适应、交流和以物易物而生活。细菌和真菌，很可能还借助由病毒建立的通讯系统，组成了土壤的基质（有人提出，得力于微生物的腐殖酸，对于土壤物质来说，它就相当于我们体内的结缔组织）。它们彼此靠对方而生存，有时还生活在彼此的里面。蛭弧菌属（Bdellovibrio）钻透其他细菌的体壁，蜷缩进它们里面，在其中繁衍，然后再冲出来，好像它们认为自己是噬菌体一样。有的细菌群体插足于较高级生命形式的事务如此之深，以至于看起来好像是那些植物和动物体内新型的组织。根瘤菌充斥于豆科植物的根毛中，看起来就像一群贪婪的、入侵性的病原体。但是，它们介入后形成的根瘤与植物细胞合作，却成了大地的主要固氮器官。在植物细胞与微生物细胞之间进行的豆根瘤蛋白生产，是共生高技术的样板。蛋白质是由植物合成的，但这种合成只有在细菌的指令下才能进行；为这种物质编码的植物DNA，可能归根到底还是在其进化的初期从微生物来的。

那些生活在昆虫组织内的细菌，比如跟蟑螂和白蚁的含菌细胞结合在一起的那些菌类，看上去好像寄主身上特化的器官。迄今还不清楚它们为那些昆虫干了些什么，但已经知道，没有它们这些昆虫就活不长。它们像线粒体一样，一代一代由卵细胞遗传了下来。

已有人提出，原核细胞之间的共生联系，乃是真核细胞的起源，而不同种类真核细胞间的融合（比如，游动的、具纤毛的细胞并入吞噬细胞），导致了一些菌落的形成，这些菌落最终变成了后生生物。果真如此，那么，那些把此与非此区分开来的同一性标志，早已经混淆不清了。今天，海洋生物在这样的程度上被共生关系主宰着，已经很难说谁是谁的问题了，甚至某些共生生物扮演着一单个生物的角色时，也很难说清这由共生生物组成的生物与其他生物之间谁是谁的问题。那些牢牢地附着在某些蟹类甲壳上甚至螯足上的海葵，它们能够准确识别那些附着面的分子构型；而蟹类也能辨认出它自己的海葵，有时会找到它，让它附到甲壳上作为装饰。有些在它们自己看来已经成为某些种海葵的功能器官的少女鱼类，在它们很小的时候就使自己适应于生活在寄主那致命的触手之间；它们不能立即游进去，必须先在边缘地区来回窜动，直到体表带上海葵认为可以接纳的标记，才能游进这些触手。

在调节动物间关系的过程中，有时会有一些发明创造，就像是即兴想出来的，为可能的进化提出的建议。其中有些是和善的，甚至是机智的。几年前，有些澳大利亚冲浪者被一些小动物螫了。原来那是一些装备有僧帽水母毒刺的裸鳃类动物。这些海神鳃属的群落以水母为食，将水母作为食物加以处理，让其中的刺细胞附着于它们的体表，一时产生了某种暂时的杂种，它带有海神鳃和水母两者的特征，尽管有些不对称。

甚至在情况要求有赢有输的时候，这种交易也未必是一场战斗。海生腔肠动物门海扇的几个种的成员彼此之间表现的那种冷漠表明，保持个性的机制一定在进化出免疫机制之前很久就业已存在了。海扇们长起来总是密密丛丛地挤在一起，长成一块块枝状的东西，但它们并不彼此融合。假如融合了，那它们的形态无疑将乱成一团。西奥多（Theodor，J.L.）在一系列漂亮的实验中表明，当将两个同种的个体放在一起、密切接触时，其中较小的一个总是先行解体。这种自我毁灭来自一种完全由较小者控制的裂解机制。它没有被摔出场外，没有被以力战胜，也不是火力不敌，它只是自愿退场。知道生物界还有这样的事，未必就令人安慰，但至少让人吃惊之余会觉得舒舒服服。

大气中的氧，是植物中的叶绿体产生的（让人惊讶的是，叶绿体也生活在巨蛤和更低级的海洋生物的吸管里）。组织培养中，遗传上毫无联系的细胞聚到一起，无视种的不同，融合成一些杂种细胞，这乃是一种自然的趋势。炎症和免疫机制实在得设计得非常强大，才得以把我们这些生物彼此分开。如果没有这些相当卖力的机制，我们或许早已进化成一种到处流动的合胞体，盖过地球，那么，大地上就连一朵花都不会生发出来了。

也许，我们会觉得，仅仅出于善意而接纳从其他星体来的别的生命形式是可能的。我们这个星球毕竟是在雨水里含有维生素B_12的星球！据帕克（Parker，B.C.）的计算，当农田耕作时，对流的风暴把B_12从土壤带到大气上层，它在雨水中的含量已足够使偌大的水塘中开出一朵可见的裸藻花。

作为生物的社会

从适当的高度往下看，大西洋城边青天白日下的海滨木板路上，为举行年会从四面八方聚集而来的医学家们，就像是群居性昆虫的大聚会。同样是那种离子式的振动，碰上一些个急匆匆来回乱窜的个体，这才略停一停，碰碰触角，交换一点点信息。每隔一段时间，那群体都要像抛出钓鳟鱼的钓线一样，准确无误地向恰尔德饭店抛出一个长长的单列纵队。假如木板不是牢牢钉住，那么，看到他们一块儿筑起各式各样的巢穴，就不用感到吃惊了。

用这种话来描绘人类是可以的。在他们最强制性的社会行为中，人类的确很像远远看去的蚁群。不过，如果把话反过来讲，暗示说昆虫群居的活动跟人类事务总有点联系，那在生物学界将是相当糟糕的态度。关于昆虫行为的书籍作者，通常要在序言里苦口婆心地提醒人们，昆虫好像是来自外星的生物，它们的行为绝对是有异于人的，完全是非人性、非世俗、几乎还是非生物的。它们倒更像一些制作精巧、却魔魔道道的小机器。假如我们想从它们的活动中看出什么显示人类特点的东西，那就是反科学。

不过，让一个旁观者不这样看是很难的。蚂蚁的确太像人了，这真够让人为难。它们培植真菌，喂养蚜虫作家畜，把军队投入战争，动用化学喷剂来惊扰和迷惑敌人，捕捉奴隶。织巢蚁属使用童工，抱着幼体像梭子一样往返窜动，纺出线来把树叶缝合在一起，供它们的真菌园使用。它们不停地交换信息。它们什么都干，就差看电视了。

最让我们不安的是，蚂蚁，还有蜜蜂、白蚁和群居性黄蜂，它们似乎都过着两种生活。它们既是一些个体，做着今天的事而看不出是不是还想着明天，同时又是蚁塚、蚁穴、蜂窠这些扭动着、思考着的庞大动物体中细胞样的成分。我认为，正是由于这一层，我们才最巴不得它们是异类。我们不愿看到，可能有一些集体性的社会，能够像一个个生物一样进行活动。即使有这样的东西，它们也决不可能跟我们相关。

不管怎么说，这些东西还是存在。野地里一只独行的蚂蚁，不能设想它头脑里想着很多。当然，就那么几个神经元，让几根纤维串在一块儿，想来连有什么头脑也谈不上，更不会有什么思想了。它不过是一段长着腿的神经节而已。四只、或十只蚂蚁凑到一起，围绕着路上的一只死蛾，看起来就有点意思了。它们这儿触触，那儿推推，慢慢地把这块食物向蚁丘移去。但这似乎还是瞎猫撞着死老鼠的事。只有当你观看聚在蚁丘边的、黑压压盖过地皮的数千蚂蚁的密集群体时，你才看见那整个活物。这时，你看到它思考、筹划、谋算。这是智慧，是某种活的计算机，那些爬来爬去的小东西就是它的心智。

建造蚁丘的时候，有时需要一批一定规格的细枝，这时，所有成员立刻都着魔般搜寻起正合规格的细枝；后来，外墙的建筑就要完成，要盖顶，细枝的规格要改变，于是，好像从电话里接到了新命令，所有的工蚁又转而寻找新型号的细枝。如果你破坏了蚁丘某一部分的结构，数百只蚂蚁会赶过来掀动那一部分，移动它，直到恢复原来的样子。当它们觉察到远方的食物时，长长的队伍便像触角一样伸出来，越过平地，翻过高墙，绕过巨石，去把食物搬回来。

白蚁在有一个方面更为奇特：群体变大时，其智慧似乎也随之增加。小室里有两三只白蚁，就会衔起一块块土粒木屑搬来搬去，但并没有什么结果，什么也没有建造起来。随着越来越多的白蚁加入，似乎达到了某种临界数目或法定人数，思维开始了。它们开始把小粒叠放起来，霎时间竖起一根根柱子，造成一个个弯度对称的美丽拱券。一个个穹顶小室组成的晶状建筑出现了。迄今还不知道它们是怎样交流信息的，也无人明白，正在建造一根柱子的白蚁怎样知道停止工作，全队转移到一根毗邻的柱子，而时候一到，它们又怎样知道把两根柱子合拢，作成天衣无缝的拱券。一开始使它们不再把材料搬来搬去，而是着手集体建筑的刺激物，也许是在它们的数目达到特定阈值时释放的外激素。它们像受了惊一样作出反应，它们开始骚动、激奋，然后就像艺术家一样开始工作。

蜜蜂同时过着几种生活：既是动物，又是动物的组织、细胞或细胞器。离窠外出寻找花蜜的单个蜜蜂（根据一个跳舞的小蜂给它的指令：“去南偏东南七百米，有苜蓿——注意根据太阳偏转调整方向”）仍然是如同有细丝系住一样属于蜂巢的一部分。工蜂在营建蜂巢的时候，看上去就像胚细胞在构成一片发育中的组织；离远一点看，它们像是一个细胞内的病毒制造出一排排对称多边形晶体。分群的时刻来到，老蜂王打算带着它的一半家口离巢而去，这时的景象就像蜂巢在进行有丝分裂。群蜂一时来回骚动，就像细胞液里游动的颗粒。它们自动分成几乎一点不差的两部分，一半跟着故主离去，另一半跟着新王留守，于是，像一个卵子分裂一样，这个毛茸茸晶黑金黄的庞然大物分裂成两个，每一个都拥有相同的蜜蜂基因组。

多个单独的动物合并成一个生物的现象并不为昆虫所独有。粘菌的细胞在每一个生命周期都在作这样的事。起初，它们是一个个阿米巴状细胞在到处游动，吞吃着细菌，彼此疏远，互不接触，选举着清一色的保守党。然后，一阵铃声，一些特殊的细胞放出聚集素，其他细胞闻声立即聚集一起，排成星状，互相接触、融合，构成动作迟缓的小虫子，像鳟鱼一样结实，生出一个富丽堂皇的梗节，顶端带一个子实体，从这个子实体又生出下一代阿米巴状细胞，又要在同一块湿地上游来游去，一个个独往独来，雄心勃勃。

鲱鱼和其他鱼类的群体有时紧紧挤在一起，动作如此协调，以至于整个群体从功能上似乎是一个多头鱼组成的巨大生物。成群的飞鸟，特别是那些在纽芬兰近海岛屿的山坡上作窝的海鸟，同样是互相依存、互相联系、同步活动。

虽然我们无论如何也是所有群居性动物中最具社会性的——比蜜蜂更互相依赖，联系更密切，行为上更不可分，我们却并不经常感到我们的联合智慧。然而，我们也许是被联在一些电路里，以便贮存、处理、取出信息，因为这似乎是所有人类事务中最基本、最普遍的活动。我们的生物功能，或许就是建筑某种丘。我们能够得到整个生物圈中所有的信息，那是以太阳光子流作为基本单位来到我们这儿的。当我们知道这些东西是怎样克服了随机性而重新安排成各种东西，比如，弹器、量子力学、后期四重奏，我们或许对于如何前进会有个更清楚的概念。电路好像还在，即使并不总是通着电。

科学中使用的通讯系统应能为研究人类社会信息积累机制提供简洁而易操作的模型。齐曼（Ziman，J.M.）在近期《自然》杂志上著文指出，“发明一种机制，把科学研究工作中获得的片片断断的知识系统地公布于世，一定算得上现代科学史上的关键性事件”。他接着写道：

一份期刊把各种各样……大家普遍感兴趣的知识，从一个研究者传递给另一个研究者……一篇典型的科学论文总是认为自己不过是一条大锯上的又一个锯齿——它本身并不重要，但却是一个更大项目的一个分子。这种技术这种使得许许多多以微薄的贡献进入人类知识库的技术乃·是·17世纪以来西方科学的秘密所在因为它获得了一种远远超过任何个人所能发出的共同的、集体的力量（着重号是本书作者加的）。

改换几个术语，降低一下格调，这段话就可以用来描绘营造白蚁窝的工作。

有一件事让人叫绝：探索（explore）一词不能适用于探索活动的搜索一面，但却起源于我们在探索时发出的声音（英文explore，其语源拉丁语explorare有“喊出”之意——译者）。我们愿意认为，科学上的探索是一种孤独的、静思的事。是的，在最初一些阶段是这样。但后来，或迟或早，在工作行将完成时，我们总要一边探索，一边彼此呼唤，交流信息，发表文章，给编辑写信，提交论文，一有发现就大叫起来。

对于外激素的恐惧

假如事实证明，我们拥有外激素，我们可怎么办？我们究竟会拿这些东西来干什么呢？有着丰富的语言，还有这么多新式的通讯工具，我们还有什么理由再去向空气中释放那么一点点气味，来传达关于任何事情的信息？我们有事可以发信，打电话，窃声发出隐秘的约请，宣布要举行的宴会，甚至可以从月球上“弹”出话语，让这些话语在行星间转圈儿。为什么还要制造一种气体，或几小滴液体，把它们喷洒在篱笆桩上呢？

康福特（Comfort，A.）最近著文说，我们有许多理由相信，我们的确拥有一些解剖学上的结构——一簇簇体毛，占着战略地位的顶泌腺，无法说明的分泌液体的区域，它们的存在除了作为外激素的来源别无合理的解释。甚至在我们身上的某些地方还有些皮肤的褶皱，这种设计只是为了有控制地培植细菌。我们已经知道，有些微生物像18世纪的乐师靠效劳恩主谋生一样，它们靠产生化学信号装点寄主的排泄物谋生。

已知的外激素，大部分是些小而简单的分子，极小的浓度就起作用。只需要八到十个碳原子的短链，就能发出关于任何事情的精确、明晰的指令——何时何地聚集成群，何时解散，在异性面前如何行为，如何确认什么是异性，如何把群居成员组织成适当的等级，如何标记房地产的确切边界，怎样无可争议地确定某个个体就是它自身。踪迹可以敷设，可以被追踪，敌手被惊吓、蒙惑，朋友则受吸引而迷恋。

情报是十万火急的，但传达到目标时，就我们所知，却是暧昧难解的一点气味。“今天下午四时。家中。”雌蛾说。她释放出一点点蚕蛾醇。这种东西，只要一个分子就能使方圆数英里之内的任何雄蛾身上的茸毛颤动，使他以莫名其妙的热情顶风而来，但值得怀疑的是，他是不是知道自己被一阵化学引诱剂的烟雾所俘虏。他并不知道。相反，他很可能忽然觉得天气是这么晴好，气候是这么令人振奋，时间是这么适合他那几只老翅来一番舒展，于是就轻快地转身迎风而来。在路上，顺着一缕蚕蛾醇飞行时，他注意到有其他雄蛾也都朝同一方向飞行，都那么兴冲冲的，你追我赶，好像只是来参加飞行比赛一样。然后，当他飞达目的地时，他可能认为那是最偶然不过的事，是极大的运气：“老天保佑，看这里是什么呀！”

有人冷静地估算过，假如一只雌蛾一下子喷放出液囊中的全部蚕蛾醇，理论上她能够立即吸引来一万亿只雄蛾。当然，这种事不曾做出来。

鱼类用化学信号来识别同一种内的个体成员，也用来宣告某些个体地位的变化。作为地方首领的鲶鱼有一种特别的气味，而一旦它失去这一地位，它就会有不同的气味，所有的鲶鱼都会认出它地位的丧失。美洲鱼可以一下子识别出它新近的敌手刚刚游过的水域，它可以从鱼群中把那个敌手和其他所有的鱼区别开来。

有初步的、目前还是零星的证据证明，灵长目动物有着重要的外激素。雌猴在雌二醇的作用下，会造出一些短链的脂肪族化合物，雄猴闻到它就兴奋得不要命。灵长目之间是否还借助外激素进行其他类型的社交，目前还不知道。

关于人类是否有这种事的可能性，这个问题直到最近才引起较多的注意。预言其结果还为时过早。可能，我们只是保留了一些早先用来产生外激素的器官的遗迹，而关于那些器官的记忆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在对我们技术的新的挑战中，我们也许能安保无恙，在20世纪即将流逝时，我们也许只能作到把注意力集中在如何直接从太阳取得能源的事上。

但关于后事如何，尚有些极微小的暗示和提示。去年，有人观察到，在宿舍里贴近居住的年轻女子，她们的月经很容易自动同期进行。《自然》杂志上有篇文章，报告了一位不具姓名、特具定量头脑的英国科学家的亲身经验。这个人在一个近海的岛子上与世隔绝地生活，一过就是很长时间。他把每天刮胡子时落入电动剃须刀里的胡髭称重。这位科学家发现，每一次回大陆并邂逅女孩子时，他的胡子都长得快得多。另据报道，精神分裂症患者分泌的汗有特殊气味，经追查，发出那种特殊气味的东西，是反-3-甲基己酸。

在现代通讯的影响下，我们高度发达、不可能再含糊其事的大脑，现在还在进化着。人们可以想象，一个个新的企业拔地而起，制造出新的香味（“基剂与发味剂的科学结合”），泽西洼地上兴起其他一些更大的联合企业，耸起顶端冒出明火的塔楼，制造出苯酚、麻醉剂和其他可能的鲜绿莹莹的喷雾剂。它们遮盖、伪装、压抑所有的外激素（“万物无臭牌”）。对大气标本进行气相层析，可以显现出各种人类活动所释放物质的波谱差别。它能区别哪是格拉斯哥的足球赛，哪是职称评定委员会的会议，哪是星期六下午的夏季海滩。人们甚至可以用气体分析方法，想象到五角大楼激烈的会议和日内瓦的新协议。

据称，受过良好训练的猎犬可以准确无误地跟踪一个穿鞋的人的足迹，即使那个人穿过留下了无数其他人脚印的开阔地，只要事先让狗闻一下这人的衣物就行。假如非要为全国人类气味研究会（可以用食品药品管理局和联邦通讯委员会的预算合资建立）想出一项研究与开发计划，这将是一个开创性的极好的问题。这项计划也许还会产生一些我们愿意看到由联邦资助的次级科研项目。如果真像小说里说的那样，聪明的狗能通过嗅觉辨出一个人跟其他任何人的差别，那么，这也许就得从10碳原子分子几何形状的不同，或从数种混杂的外激素相对浓度的不同得到解释。如果这是事实，那么，研究免疫学的人们应该感兴趣。他们早就像立界桩宣布所有权一样宣称，他们弄清楚了区别此与非此的各种机制。也许，敏感和精确得出奇的、能发觉半抗原那样小的分子的免疫机制，代表着发觉同一标记者的另一种方法。人的最好朋友可被用来嗅辨出组织相容性的供给者，等等。只要我们能成功地将研究活动维持在这一水平，并或许能成功地通过释放大量的金钱，把每个人的注意力都从其他方面转移开来，我们可能就不会陷于麻烦。

这个世界的音乐

我们面临的问题之一，是随着我们拥挤地生活在一起，我们的通讯系统越来越复杂，我们彼此发出的声音变得更像嘈杂声，是偶然的或无关紧要的，我们很难从这噪声里选拣出有意义的信号来。当然，原因之一，是我们似乎不能把通讯仅限于携带信息的、切题的信号。假如有任何新的技术来传播信息，我们好像一定会用它来进行大量的闲聊。我们之所以没有灭顶于废话之中，只是因为我们还有音乐。

使人聊以慰藉的是，听说较新的学科生物声学须得研究别的动物相互发出的声音中存在的类似问题。不管它们有什么样的发声装置，大多数动物都要发出大量含糊不清的嘟哝声。需要长期的耐性和观察，才能把那些缺乏句法和意义的部分加以剔除。为保持聚会进行而设计的那些无关紧要的社交谈话占了主导地位。大自然不喜欢长时间的沉寂。

然而，总有一种持续不断的音乐潜在于所有信号之下。白蚁在蚁穴中黑暗的、发着回响的走廊里用头部敲击地面，彼此发出一种打击乐式的声音。据描述，这声音在人的耳朵听起来，像是沙粒落在纸上，但最近对这种声音的录音进行的摄谱学分析显示，在这敲打声中，有着高度的组织规律。这敲击声以有规律、有节奏、长度不同的短句出现，就像定音鼓部的谱号。

某些白蚁有时用上颚的颤动来发出一种很响的、高音的咔嗒声，十米之外都能听见。费这么大的力气来制造这样一个音符，其中一定有紧急的意义，至少对发音者是这样。发出这样的大声，它必须猛力扭动身体，以至于让反冲力把它弹到两三厘米的空中。

企图赋予这种特别的声音以某种具体的意义，那显然是有风险的，整个生物声学领域都存在这类问题。不妨想象一下，一个头脑糊涂的外层空间来客，对人类发生兴趣，在月球表面上通过摄谱仪听到了那个高尔夫球的咔嗒声，而试图把它解释为发出警告的叫唤（不大可能）、求偶的信号（没那回事），或者解释为领土占有的宣言（这倒靠谱）。

蝙蝠必须几乎连续不停地发出声音，以便借助声呐来察知周围所有的物体。它们可以在飞行时准确地发现小昆虫，并像有导向装置一样准确无误地向喜欢的目标快速前进。有这种高超的系统来代替眼睛的扫视，它们必定是生活在一个常伴有工业声、机器声的蝙蝠式超声世界里。然而，它们也彼此交流，也发出咔嗒声和高调的问候。另外，有人还听见，它们在树林深处倒挂身体休息时，还发出一种奇异的、孤凄的、清脆如铃的可爱声音。

几乎所有可被动物用来发声的东西都被用上了。草原松鸡、兔子和老鼠用脚爪发出敲击声；啄木鸟和其他几种鸟类用头部梆梆地敲打；雄性的蛀木甲虫用腹部的突起敲击地面，发出一种急促的咔嗒声；有一种小甲虫叫做Lepinotus inquilinus，身长不到两毫米，却也发出隐约可闻的咔嗒声；鱼类发声靠叩动牙齿、吹气或用特殊的肌肉敲击定音用的、膨大的气囊；甲壳纲动物和昆虫用生有牙齿的头部使固体振动而发声；骷髅天蛾用吻作洞箫，吹奏出高调的管乐。

猩猩拍打胸脯作某种交谈。骨骼松散的动物把骨节摇得咯咯作响。响尾蛇那样的动物则用外装结构发声。乌龟、短吻鳄和鳄鱼，甚至还有蛇，也能发出各种各样某种程度的喉音。有人听到水蛭有节奏地敲击叶子，以引起别的水蛭的注意，后者则同时敲击作答。连蚯蚓也能发出一组组微弱的、规则组合的断音符。蟾蜍双双对歌，朋友们则报以应答轮唱。

鸟类歌声中事务性通讯的内容已有人作了那么多分析，以至于看起来它们没有多少时间从事音乐。但音乐还是有的。在警告、惊叫、求偶、宣布领地、征募新友、要求解散等词汇的背后，还有大量的、重复出现的美妙音乐，说这些是八小时以内的事务性语言是难以讲通的。我后院里的画眉低首唱着如思如慕、流水般婉转的歌曲，一遍又一遍，我强烈的感觉是，他这样作只是自得其乐。有些时候，他似乎像一个住在公寓里的专业歌手一样练唱。他开始唱一段急奏，唱到第二小节的中间部分哑然而止，似乎那儿应该有一组复杂的和声。于是他从头再来，但还是不满意。有时他明显地改用另一套乐谱，似乎在即兴来几组变奏。这是一种沉思的、若询若诉的音乐。我不能相信他只是在说，“画眉在这儿。”

歌鸲能唱婉转的歌子，其中含有他可以随自己的喜爱重新安排的多样主题；每一个主题的音符构成句法，种种可能的变奏曲形成相当可观的节目单。北美的野云雀能熟练运用三百个音符，他把这些音符排成三到六个一组的乐句，谱出五十种类型的歌曲。夜莺会唱二十支基本的曲子，但通过改变乐句的内部结构和停顿，可以产生数不清的变化。苍头燕雀听同类唱歌，把听来的片断输入自己的记忆里。

人类普遍地表现出创作音乐和欣赏音乐的需要。我不能想象，甚至在我们最古老原始的时代，当一些天才画家在洞穴里作画之时，附近就没有一些同样具有创造才能的人在创作歌曲。唱歌像说话一样，乃是人类生物性活动的主导方面。

其他器乐演奏家，比如蟋蟀或蚯蚓，它们单独演奏时听起来或许不像音乐，但那是因为我们听的时候脱离了上下文。如果我们能一下子听到它们合奏，配上全套管弦乐器，那巨大的合唱队集合在一起，我们也许就会听出其中的对位音，音调和音色的平衡，还有和弦和各种亮度。录制的座头鲸歌曲，充满力度和肯定，模糊和暗示，不完整，可以将它当作一个声部，好像是管弦乐队的一个孤立的音部。假如我们有更好的听力，听得见海鸟的高音，听得见成群软体动物有节奏的定音鼓，甚至听得见萦绕于阳光中草地上空的蚊蚋之群缥缈的和声，那合成的音响大约会使我们飘然欲飞的。

当然还有其他方法来解释鲸鱼之歌。那些歌也许是有关航行，或有关浮游节肢动物的来源，或有关领地界限的简单而实打实的叙述和声明。但迄今还没有得到证据。除非有一天有人证明，这些长长的、缭绕舒卷的、执着的曲调，被不同的歌者重复着，又加上了它们各自的修饰，不过是为了向海面下数百英里之外传递像“鲸鱼在这儿”之类寻常的信息，否则，我就只能相信，这些曲调是真正的音乐。不止一次，有人看到鲸鱼在歌唱的间歇，完全跃出水面，然后以背着水，全身沉浸于阔鳍击出的波涛之中。也许它们是为刚才的一支歌如此成功而喜悦，也许是为环球巡游归来之后，又听到了自己的歌而庆贺。不管怎样，那样子就是在欢腾。

我想，造访我的外星客人听到我的唱片放第一遍时，会同样迷惑不解。在他听来，第十四号四重奏也许是发布某种讯息，意思是宣布“贝多芬在此”，而经过时间的流逝，湮没于人类思想的洋流中之后，过了一百年，又有一个长长的信号回应它，“巴尔托克在此”。

假如像我所相信的那样，制造某种音乐的驱力如同我们其他的基本生物功能一样，也是我们作为生物的特点，那么其中必有某种道理。既然手边没有现成的解释，那我自可冒昧作出一个。那有节奏的声音，也许是另外什么事的重现——是一种最最古老的记忆，是一支舞曲总谱，记载了混沌中杂乱无章的无生命的物质转化成违反几率的、有条有理的生命形式的过程。莫罗维茨（Morowitz，H.J.）以热力学的语言提出见解，他的假说是，从无穷尽的太阳那里，不断地流向外层空间这个填不满的窟窿的能量途经地球时，从数学上来看，不可避免地要使物质组织成越来越有序的状态。由此产生的平衡行为是带化学键的原子不停地组成越来越复杂的分子，同时出现了贮存和释放能量的循环。太阳能处在一种非平衡的稳定状态（假定如此），不会仅仅流到地球，然后由地球辐射开去。从热力学上讲，它势必要把物质重新安排成对称形式，使之违反几率，反抗熵的增加，使之提高——姑且这样说吧——到不断重排和进行分子修饰的变化状态。在这样一种系统中，结果就会出现一种偶然的有序，永远处在陷入混沌的边缘，只是因为来自太阳的那不懈的、不断的能量潮流，才使这种有序状态继续违反着几率，没有解体。

如果需有声音来代表这一过程，对我的耳朵来说，它会像《勃兰登堡协奏曲》（巴赫）的排列。但我不免纳闷，那昆虫的节奏，鸟鸣中那长段的、上下起伏的急奏，鲸鱼之歌，迁飞的百万头蝗群那变调的振动，还有猩猩的胸脯、白蚁的头、石首鱼的鳔发出的定音鼓的节奏，是否会让人回想起同样的过程。奇怪得很，“grand canonical ensemble”（宏正则系综）这个音乐术语，通过数学被热力学借来，会成为热力学中计量模型系统的专门术语。再借回来，加上音符，它就可以说明我所想的是什么。

一个诚恳的建议

伦敦《观察家》报上曾有一个四分之一版面的广告，是关于一种计算机服务的，说那设备会把你的名字编入一个贮存着五万个其他人名的电子网络，找出你的趣味、倾向、习惯和最深层的欲望。把这些跟一些异性相匹配，只需几秒钟和很小的费用，就可以为你找到一些朋友。广告说，“它（计算机）已经给数千人找到了真正的幸福和长久的友谊，它也可以为你作同样的事！”

用不着花费，也用不着填写问卷，我们所有的人都由于其他原因，被信用调查局、户口普查、税收员、派出所或军队等联结在类似的线路中。长此下去，或迟或早，各种各样的网络会彼此接触、融合，待它们联结起来以后，就会开始互相选拣、寻找，那时，我们都会成为一个巨大网栅上的一点点信息了。

对这种用电路联在一起、帮我在五万人中寻找朋友的计算机，我并不十分忧虑。即使出了错，我总能推说头痛而道声失陪。但那些更庞大的机器，那些可以对城市、对国家发出指令的机器又怎样呢？如果它们用今天的自然观来按程序调整人类行为，那么，启示录里说的世界末日真的就要到了。

今天管理着各国事务的人们，通常是一些讲究实际的人。他们接受的教导是，世界划分成敌对的系统，拳头大的是哥哥，侵略是驱动我们的核心力量，只有适者才能生存，只有强大才能更强大。于是，我们原是遵循了自然规律才在俄国和中国的土地上，在我们中西部的农田里，像栽种多年生块根植物一样安置了无数的无名的导弹，还有更多的将要造出来，十亿分之一秒内一触即发，一个个都是精确计算，要在我们所有城市的中心燃起人造的太阳。如果我们一下子发射足够的数量，甚至可以把海洋中的单细胞绿色生物烧个干净，从而断绝了氧气供应。

在这种事干出来之前，人们希望计算机能囊括有关世界存在方式的每一点信息。我想我们可以假定大家都希望这样。甚至那些核现实主义者，尽管他们的头脑肯定是在忙着算计大规模死亡的可以接受的级别，他们也不愿忽视任何东西。他们应该愿意等待，至少一段时间。

我提一个诚恳的建议。我提议，大家先别采取进一步行动，等我们获得关于至少一种生物的真正完全的信息再作道理。那时，我们将至少能够宣称我们知道自己在干些什么。这一推迟也许要十年，姑且说十年吧。我们和其他国家可以确定一个国际合作科研项目，这就是达到对于一单个生命形式的完全理解。作到了这个，把取得的信息编入我们所有的计算机程序，那时，至少我自己就会愿意碰碰运气。

我提出一种简单的，十年内容易搞出成果的研究对象，这就是原生动物Myxotricha paradoxa，它居住在澳大利亚白蚁的消化道深处。

我们似乎不用从头进行研究。关于这个生物我们已有相当多的信息——当然并不够理解它，但足够告诉我们，它有些意义，说不定还有重要的意义。初看，它像一只普普通通的能动的原生动物。值得一提的，主要是它能快速径直地从一处游向另一处，吞食着它的寄主白蚁业经细细咀嚼过的木屑。在这拜占庭般复杂的白蚁生态系统里，它占据着中心地位。没有它，不管木头嚼得多细，都不会被消化；它提供了一种酶，能把纤维素分解为可食用的碳水化合物，只剩下不能继续分解的木质素，然后由白蚁以细小的几何形状排出体外，用来作建筑白蚁窠拱券和穹顶房间的砌块。没有它，就不会有白蚁，也不会有只有白蚁才会培育而别处不长的真菌种植园，死树也不能转化成沃土。

用电子显微镜更细致地观察，可以发现那同步甩动、使myxotricha这样径直前进的鞭毛，原来根本不是鞭毛。它们原是外来客，是来帮工的，是一些全首全尾的完整的螺旋体，均匀地附着在这只原生动物的整个体表。

这还没完。靠近螺旋体附着点的地方，在原生动物的体表里还嵌有一些椭圆形的细胞器，另有一些类似的生物体带着尚未消化的木屑微粒在细胞质里漂游。在高倍镜下发现，这些东西原来是细菌，与螺旋体和这个原生动物共生在一起，很可能提供着消化纤维素的酶类。

这整个生物，或者说整个生态系统，如今暂且停滞在进化的半道上，看起来就像是一种模型，说明着像我们的一样的细胞是怎样进化而来的。马古利斯（Margulis，L.）总结了现已相当可观的资料，他指出，现代的有核细胞就是由这样一些原核细胞生物凑到一起一步步形成的。光合作用的最初发明者蓝绿藻，跟原始菌细胞结成伙伴关系，构成了植物的叶绿体；它们的后裔在植物细胞之内还是互不相干的独立的动物，有着自己的DNA和RNA，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复制。其他一些在膜中有着氧化酶的微生物是ATP（腺苷三磷酸）的制造者，它们与发酵微生物一起，成了后来的线粒体。此后它们删除了部分基因，但保留了个体的基因组，它们只能被视为共生物。与M.paradoxa身上的附着者相似的螺旋体合在一起，就成了真核细胞的纤毛。那些伸出微管，让染色体在其上排列成行，进行有丝分裂的中心粒，一样是些独立的生物；在它们不忙于有丝分裂时，它们成了纤毛所附的基体。还有另外一些小生物，尚未得到清楚的描述，但胞质基因的存在，就指明了它们是存在的。

有一种潜在的力量，驱使几种生物凑在一起，组成了myxotricha，然后又驱使这一组合体与白蚁结合。如果我们懂得了这一趋势，我们就可以窥见整个过程之一斑：这一过程使独立的细胞凑到一起，构成原生动物，而最终登峰造极，发明了玫瑰花、海豚，当然，还有我们。或许事实会证明，是同样的内在趋势，使得生物结成群落，群落结成生态系统，生态系统结成生物圈。如果这是事物演化的真相，是这个世界的存在方式，我们也许就能最终认为，免疫反应，以化学方式标志自我的基因，或许还有所有进攻和防御的反射性反应，只是进化过程中的枝节。这些东西对于调整和协调共生关系是必要的，但不是用来打入进化过程，只不过是用来防止进化过程失控。

如果生物的本性就是要合资，就是要一有可能就融合，我们就会有一条新的途径来说明，生物的形式为什么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复杂。

我相信，计算机虽无灵魂，但也有某种智能。因此我愿意预言，十年之后，输入到那时已获得的所有信息后，机器嗡嗡响数秒钟，结果就会整齐而快速地打印出来：“进一步查询资料。螺旋体是怎样附着的？不要开火。”

医疗技术

我们的国家为了满足自己的需要，不得不在一些科学事业上花费巨额资金。对于这些事业，技术评估已成为例行公事。一些精明的委员会正在不断地评估在空间技术、国防、能源、运输等等方面进行的各种活动的效益和成本，以便告诉人们如何审慎地投资于未来。

但不知怎的，医疗事业，尽管据说它每年花费着我国八百多亿美元，但还没怎么接受这样的分析处理。人们似乎理所当然地认为，医疗技术只是存在，管它不管它都一样。决策人物感兴趣的唯一主要技术问题，只是如何把今天这样的保健服务公平地提供给所有的人。

分析家迟早一定要转到医疗技术上，到那时，他们将不得不面对如何衡量为控制疾病所作的一切事的相对成本和效益这个问题。他们就是吃这碗饭的，我祝他们顺利。但我能想到，他们将过一阵头昏脑胀的日子。因为一方面，我们对付疾病的方法在不停地变化——部分是因为受到生物科学各方面来的新信息的影响；另一方面，大量的活动又与科学没有密切的联系，有些事跟科学根本不沾边。

实际上，医疗方面有着三个水平的非常不同的技术，它们彼此如此不同，就像全然不是一种活动。如不把这三个水平的技术彼此分开，医生和分析家们就会陷入麻烦。

1.首先，有一大部分技术可以称为“非技术”。这些技术不能用它改变疾病自然进程或改变其最终结果的能力来衡量。很大一笔金钱是花在这上面的。不但病人，医学专家对此也评价甚高，其中包括有时称之为“支持疗法”的方法，它帮助病人治愈一些一般说来还没有被理解的疾病。这就是“护理”、“维持”这类字眼所指的事。这种技术是不可取代的，但却不是真正意义上的技术，因为它不涉及针对疾病机理采取的措施。

在病人疑心自己得了这种或那种不治之症时，任何好医生都要花费大量时间向病人保证、解释，说他实际上很健康。这种事就属于这类“非技术”。

内科医生过去在白喉、脑膜炎、小儿麻痹症、大叶肺炎和所有后来得到了控制的其他传染病患者的病床边所作的事，也属于这一类。

现在的医生对下列疾病的患者也必须作同样的事。这些病包括难以驾驭的癌症、严重的类风湿性关节炎、多发性硬化、中风和晚期肝硬变。人们可以想出至少二十种主要疾病需要这种支持疗法，因为对这些疾病还没有有效的技术。我本人要将大量的所谓精神病和大部分癌症包括进这一类。

这种非技术费用很高，而且一直越来越高。它不但需要大量的时间，也需要内科医生的艰苦努力和高超技术。只有最好的医生才善于收拾这种败局。这还意味着长期的住院，大量的护理，并涉及医院内外大量的非医疗方面的专业人员。简言之，这种疗法构成了今天医疗费用的重要部分。

2.比非技术高一个水平的是某种技术，最好称之为“半拉子技术”。这就是发生既成事实之后非做不可的一些事情。有些疾病，对它的进程你几乎无能为力，而它的一些使人丧失功能的作用你得费力补偿。这种技术是用来弥补疾病后果或推迟死亡的。

近年来的突出事例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其他一些器官的移植，还有同样令人瞩目的人工器官的发明。在公众看来，这类技术似乎已经成为自然科学中高技术的同义词。大众媒介倾向于报道每一道新的程序，似乎它代表了一个突破性进展和治疗学的胜利，而不是实际上的权宜之计。

实际上，这个水平的技术本质上既是高度发达的，同时又是非常原始的。这种事人们必须继续去做，直到真正理解了疾病机理为止。比如，慢性血管球性肾炎在今天看来，似乎是引起变态反应的变应原制约着这一疾病，是这些变应原导致肾小球的坏死。对于这些情况，我们还有待进一步了解清楚，然后才能知道如何明智地施行干预，阻止或逆转那一过程。当我们达到了这样水平的了解时，肾脏移植术就没有多大用处，也就不会产生今天这样的后勤学、费用和伦理学等巨大问题了。

为了控制冠心病发明了极其复杂而昂贵的技术，包括专门化的救护车和医院病房、各种各样的电子玩意儿。还有众多新型的专业人员，来对付冠状动脉血栓造成的后期症状。今天用来治疗心脏病的办法几乎都是这一水平的技术，目前最先进的便是心脏移植和人工心脏。当人们的知识多到足以理解心脏病到底是什么东西出了问题时，人们就应能想出一些办法防止或转化这一过程。一旦这事发生，现行这一套煞费苦心的技术很可能就被搁置一旁了。

在癌症治疗中所做的很多事情——手术、放射治疗和化疗，都属半拉子技术。因为这些措施都是指向业已形成的癌细胞，而不是针对细胞转变成赘生物的机理。

这类技术的特点是耗费大量的钱，并要求不断扩大医院设备，没完没了地需要新的有高度训练的人员来经营此业。而且，在目前的知识状况下也没法不这样。如果建立一些专门化的冠心病护理病区能为几个冠心病者延长生命（没问题，这种技术对少数病例是有效的），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出现这样的状况：能建造多少这样的病区就会建造多少，能找到多少钱就会花费多少钱。我看任何人都别无选择。能让医学撇开这一级技术的唯一东西是新的知识，而获得这些知识的唯一源泉是研究。

3.第三类是那些如此有效、以至于公众似乎最少注意的技术；这类技术已经被看作理所当然了。这是现代医学中真正有决定意义的技术，最好的例子是用于白喉、百日咳和小儿病毒性疾病的现代免疫方法。其中还有当代运用抗生素和化疗对付细菌感染的方法。能够有效地对付梅毒和肺结核，这体现了人类努力的一个里程碑，尽管这种潜力还没有得到充分利用。当然还有别的例子：使用适当的荷尔蒙治疗内分泌紊乱，预防新生儿溶血性疾病，防治各种营养紊乱，或许还有刚刚出现的对付帕金森氏病和镰状细胞贫血症的方法。还有其他例子，每个人都可以提出一些自己喜欢的候选者名单，但实际情况是，实际上能有效对付的疾病远没有公众相信的那么多。

这种真正的医疗高技术，是从对于疾病机理的真正理解得来的，而一旦可行，它就比较地经济，比较地容易施与。

我一时想不出有哪种重要的人类疾病，在技术的费用成为主要问题时，医学能有足够的能力给以预防或治愈。对付同样的疾病，在非技术或半拉子技术的初期阶段，那费用可是高得没谱。如果今天不得不用1935年最好的方法来治疗一例伤寒热，那费用会叫人瞠目结舌。比如说，需要住院五十天，要求最麻烦的护理，还有作为当时疗法特点之一的、令人昏头的对饮食细节的要求，每天还要有化验检查，有时还要用手术来对付肠穿孔。我想，这样对付这病，一万美元还算保守的估计，而今天的代价呢？仅仅是一瓶氯霉素和一两天的发热。50年代初，就在进行使用接种预防脊髓灰质炎的基础研究之前，为对付那种病而方兴未艾的半拉子技术，为这一论点提供着另一证据。还记得肯尼护士（Sister Kenny，Elizabeth，1880—1952，Australian）吗？为脊髓灰质炎患者的康复而设的那些机构的费用，还有那安慰性施放的热敷材料，那关于受累肢体是让它完全失去活动能力，还是应让它尽可能频繁地作被动活动的辩论，还有那些为支持这种或那种意见而在统计学上被折腾来折腾去的大堆资料，这些大家都还记得吗？这都是那种技术的费用和相对的效果，就是应该将这跟接种的成本和效用比一比。

肺结核在历史上也有过类似的几段插曲。50年代初忽而出现过切除患肺组织的手术热，还有人煞费苦心地计划，要在结核病院安装进行大型肺结核手术的新型昂贵设备。后来，异烟肼和链霉素出现了，那些医院也关门大吉。

当医生们由于不完备的技术和没有清楚地理解疾病机理而手忙脚乱、陷入困境时，保健系统的低效就显得最为突出。如果我是决策者，又有意从长远观点节省金钱用于保健，那么我将很审慎地给予生物科学的基础研究以高度的优先地位。这是让医学科学从生物学得到充分好处的唯一途径，尽管这看起来像早前年人们常说的那样，就像要摘下月亮一样难。

说味

我们不论走到哪里，不管触动什么东西，都会留下踪迹。由小孩子作出的奇异发现之一是，两块卵石猛地相撞，它们就发出一阵古怪的烟熏味。把石子洗干净后，气味淡了；将石子放入炉中灼烧后，气味消失了。但当用手拿起准备再次撞击时，气味重又出现。

一条鼻子灵敏的聪明的狗能根据气味跟踪一个人，穿过开阔地，并能把这个人的踪迹跟其他人的区别出来。不但如此，狗还能发现一片载玻片上很淡的人的指纹的气味，并能记住这片玻璃，在长达六个星期之内、气味消失之前，从其他玻璃片中嗅出它来。另外，这种动物能嗅出同卵双生子的相同气味，并且交叉地跟踪两人的踪迹，好像那些踪迹是一个人的。

我们由鞋迹留下的化学物质标记着自我，就像在我们组织的同种移植中可辨出的膜表面抗原标记一样，准确无误，各各有别。

其他动物也赋有类似的信号机制。成队的蚂蚁在路上爬行时可嗅出同群和其他蚂蚁的区别。蚂蚁熙熙攘攘过路，留下踪迹，亲近的蚂蚁可以跟踪，别的蚂蚁就不能。有些蚂蚁是食肉蚁，生来就具有觉察到它们惯于捉来作奴隶的蚁类踪迹的本事，跟踪受害者，直到它们的巢穴，释放出特殊的气味物质，使受害蚁群惊慌溃乱。

鱼和鲶鱼可以通过个体特有的气味辨别出同类中的每一个成员。很难想象，有一个独居的、独立的、存在主义者鱼，单个儿挑出来能被认出；处在群体中的鱼，在行为上像一个动物体内可以互相替换的相同部件，但个体还是存在。

嗅觉问题不但跟免疫学一样可以区别此与非此，也有着目前免疫学中存在的困惑与混乱。据计算，一只野兔大约有一亿个味觉感受器。这些感受器的细胞在不断地、快得令人吃惊地更新，几天之内就有新的一茬细胞从基细胞出现。试图解释嗅觉的理论跟免疫应答的理论一样多，一样复杂。看样子，带味的分子的形状很可能是最重要的。一般说来，气味物质在化学上是一些小的、简单的化合物。在玫瑰园里，玫瑰之所以是玫瑰，是由叫作香茅醇的10碳原子化合物决定的，是原子构成的几何形状和原子间化学键的角度决定着那种特有的气味。气味物质分子里的原子或原子团的特殊振动，或者说整个分子的振动乐曲，被用作好几种理论的根据，这些理论假定“锇频率”是气味的来源。分子的几何形状似乎比组成分子的原子本身的名称还要重要；任何一组原子，如果精确地排成同样的形状，不管排列以后叫什么化学名称，就会有芳香味。还不知道味觉细胞是怎样被气味物质激发。有一种观点认为，感受器的膜上被捅了个洞，引起了极性改变。但其他工作者则认为，这种物质可能跟对之有特殊感受器的细胞联结在一起，然后可能只是停留在那儿，像抗原对免疫细胞那样，以某种方式在一定距离显示信号。有人提出存在特殊的感受器蛋白，不同的味觉细胞携带着用于接受不同“基本”气味的特殊感受器。但迄今还没有人成功地找出那些感受器或叫出那些“基本”气味的名字。

训练细胞的味觉似乎是一种日常的现象。让一只动物重复闻很小剂量的同一种气味物质，结果其嗅觉灵敏度大大增强，这意味着可能在细胞上又增加了新的接受器场点。可以想见，带有特定感受器的新的细胞无性系在训练过程中受到激发而出现。在免疫学上大名鼎鼎的豚鼠，经过训练可用鼻子感知极小量的硝基苯，而不用借助弗洛因德佐剂或半抗原载体。鱼被训练来觉察石炭酸，并把石炭酸跟P-氯苯酚区别开来，两者浓度仅仅为十亿分之五。鳗鱼被教会嗅出二到三个苯基乙醇的分子。当然，鳗鱼和大马哈鱼必须生来就能记住它们被孵出的水域的气味，以便在海洋中靠嗅觉洄游产卵。当大马哈鱼的味觉上皮接触由其产卵地流来的水时，嗅球中的电极就要放火花，而来自其他水域的水流则不能引起任何反应。

我们周围的动物都有这么些奇妙的感觉技术，为此，我们感觉到有些低人一等，人家有的咱没有。有时，为消除这种失落感（或感觉的失落），我们自我安慰，我们早已在进化过程中把这些原始的机制抛在身后了。我们总爱把嗅球看成是某种考古学发现，而提到人脑中古老的嗅觉区时，好像它们是些上年纪的、疯疯癫癫的亲戚，需要有些嗜好。

然而我们的实际情况可能比我们想象的要好一些。一般人可以觉察出几个分子的丁基硫醇，而大多数人可以感觉出若有若无的一点点麝香。甾族化合物有奇异的芳香味儿，它们能发散各种各样麝香一样的、性感的气味。女人能敏锐地感知一种叫作环15内酯的合成甾族化合物的气味，而大多数男人却不能。所有人都能闻出蚂蚁，而pismire（蚂蚁）这个大词儿本来就是为这种气味而杜撰的（pis=piss：撒尿，mire：蚂蚁）。

也许还有一些气味物质使我们嗅觉上皮的感受器兴奋起来，而我们并没有意识到气味，这包括人与人之间不自觉地交换的信息。维纳（Wiener，H.）凭直觉提出，这种气味通讯系统的缺陷和误解，可能还是精神病学中未被探索的领域。他提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因在感知自己或他人的信号方面有缺陷，而产生认同力和现实感的问题。的确，精神分裂症患者体内有些装置可能有问题；据说，他们的汗液中有一种陌生的气味，最近已被确认是反3甲基己酸发出的。

不同动物之间用于通讯的嗅觉感受器，对建立共生系统至关重要。蟹和海葵依靠分子构型认出彼此是伙伴，海葵和跟它共生的少女鱼也是这样。类似的装置还被用于自卫，比如帽贝，它用来防御食肉海星的方法是将套膜外翻，使海星失去一个立足点；帽贝能感觉出一种特别的海星蛋白。公平地说，所有海星都制造这种蛋白，释放至周围的环境。这种系统显然是古老的一种，比我们现在为识别彼此而如此倚重的抗体的免疫感知早得多。最近已知，细胞抗原标记自我的那些基因和那些通过抗体形成而发生免疫反应的基因有着密切的联系。有可能，抗体的创生，来自共生所需的早期感觉机制，这种机制可能部分是用来避免共生活动失控。

一切生物，不管是植物还是动物，它们之间进行化学通讯的非常普遍的系统，被惠特克（Whittaker，R.H.）称为“allelochemics”（不同种间化学作用）。每一种生命形式都用这种或那种信号，对周围的其他生物宣布它在近处，向来犯者划定界限，或向潜在的共生者散发出欢迎的信号。总的效果，是形成一种调节生长速度和领土占领的协调机制。这显然是用来使地球自我平衡的。

乔治·博尔赫斯（Jorge Luis Borges，1899—，阿根廷）在他新出的关于神话动物的寓言集中特别提到，许多善于思索的人都作出过关于球形动物的想象，而开普勒（Johannes Kepler）则曾经认为，地球本身就是这样一个存在物。在这样一个巨大的生物体内，化学信号可能起着整体内激素的作用，使种种相互关联的工作部件的运作保持平衡与对称，通过其他所有种类间相互联系的讯息，以没完没了的长途接力，将马尾藻海里鳗鱼的境况告知阿尔卑斯山中植物的组织。

如果能把一个个计算机做得足够大，大到能装下附近的星系的话，它们或可用来解决这个有趣的问题。想想还有这么多未解之谜等待生物学去解决，这倒是令人愉快的，虽然不知道我们到底能不能找到足够的研究生去研究它们。

鲸鱼座

鲸鱼座（Ceti）这颗恒星离我们较近，又很像我们的太阳系，因此，它成了有生命存在的可信的候选者。看起来，我们正准备开始跟鲸鱼座以及我们感兴趣的更遥远、远在天边的天体进行接触。CETI还被人们有意地作为第一次关于与外星智慧进行通讯的国际大会的首字母组合。那次大会是由美国国家科学院和苏联科学院联合发起，于1972年在苏联的亚美尼亚举行的。与会者有来自许多国家的著名物理学家和天文学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相信，外星上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很大，至于某个地方存在文明，掌握了堪与我们匹敌或超过我们的技术，这种情况也有相当的可能性。

基于这样的假定，会议认为，普遍接受的星际通讯方式很可能是射电天文学，因为这种方式既快速又经济。他们提出一项正式的建议，可以组织一项国际合作项目，用新的、巨大的射电望远镜探测空间深处，寻找有意义的电磁信号。我们最终会筹划自己发出一些讯息，然后接收回答，但在开始的时候，更实际的似乎还是捕捉外星人之间的谈话片断。

于是，我们最尖端的科学里所有复杂高技术中的精英，很快就要全力从事于本质上是生物学的研究——这当然还包括社会科学的某些方面。

仅仅在最近十年中，地球就变成了过于狭小的地方。我们有一种被封闭起来的感觉，好像一个小城市要在一个小县里发展，被憋住了。我们已看到了火星表面的样子，它黑暗、千疮百孔，从最近获得的照片判断仍无生命。因而，这些景象似乎并没有扩展我们的视野，反而把我们所处环境中又一副令人不满的容貌拉得更近、太近了。晌午无云的蓝天，已失去了它旧日那广阔深邃的面貌。已经有一种说法，说天空并不是无限的。它是有限的。实际上，它是我们的屋顶，是我们生活于其下的一层膜，明亮，但充满阳光时又令人不解地有折射性。我们可以感觉到头顶上数英里处的这一曲面。我们知道它足够的韧，足够的厚，所以坚硬的物体从外部撞上它都要着起火来。地球的彩色照片比外面的任何东西都更让人惊叹：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一座蓝色的屋子，是我们自己吹出的一个气泡。外层天空漆黑一团，令人惊骇，那是一片开放的乡野，让人不由得要去探索一番。

那我们就开始了。外星上的一个胚胎学家，不时仔细地观察过我们，可能就会得出结论，说地球的形态发生在正常进行，神经系统开始建立，有了以城市形式出现的相当规模的神经节，现在又分化出直径数英里的圆盘状感觉器官，时刻准备接受刺激。不过，他也很可能要纳闷，我们会怎样作出反应。我们正发展到斯金纳箱里的斯金纳鸽那种境地：四下瞅望，试图建立联系，到处探测。

当终于从外层空间传来第一句话时，我们很可能已经习惯于这一想法，我们已经能提供关于这里或外星生命起源的相当不错的解释了。如果一个湿润的行星上有了甲烷、甲醛、氨和一些有用的矿物质，每样都有足够的量，在适当温度下受到雷电轰击和紫外线照射后，几乎任何地方都会生出生命。未解决的难题，就是怎样让那些聚合物组成膜，发明出复制繁衍的方法。剩下的事就畅通无阻了。假如它们遵循我们的法规行事，那么，首先会有厌氧生物，然后再有光合作用，呼出最初的氧气，然后有呼吸生物，变种迅速增多，后来是新种形成，最后有了某种意识。这些讲起来很容易。

第一次发现别处有生命的迹象，我们虽感惊讶但还较易接受。但是我担心，当我们从这最初的惊讶恢复过来、点头问好、微笑之后，我们恐怕就要震惊了。相对来说，我们一直独善其身，独一无二了这么多年，因此很难面对这样的想法：我们周围那无限大的、转动的、钟表一样的宇宙，它本身就是活的，只要条件适合，便能随时产生生命。毫无疑问，我们会照既有生命的样式去进行联系，飘放出我们的细丝，伸长我们的菌毛，以此作出反应，但到头来我们不免会觉得我们比任何时候都渺小，小到像一单个细胞。不过也会感觉到相当新鲜的连续性，这还要人去慢慢适应。

不过，直接的问题，还是一个实际得多的现实问题，CETI的与会者想必正为这个睡不好觉。不妨设想，在遥远空间的某个地方确有有感觉的生命，并且，我们能成功地跟它取得联系。那么，究竟我们能说些什么呢？如果它离我们有一百或更多光年——看来很可能是这样，我们的谈话就要有一些很长的停顿。仅仅是我们开始谈话的那些寒暄——从这头的“喂，听见了吗”到传来那头的“听见了，你好”这就得至少两百年。到我们找到受话人时，我们也许已经忘了要说什么了。

我们可以碰碰运气，把宝押在我们技术的正确性上，而只是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消息，像发一封印制的圣诞信一样。但我们得仔细选定要说的项目，那些事必须在我们心目中有长久不变的意义，不管我们提供什么信息，它都必须在二百年后还对我们有意义，而且必须仍然显得重要。否则，谈话会让有关的人都觉得啼笑皆非。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二百年后，思路很容易断。

如果技术条件允许，最初能作的最保险的事，是发出音乐。要对空间其他生命解释我们是什么样子，这种语言是我们拥有的最好的东西，最少模糊性。我要投票选巴赫，将巴赫的全部乐曲源源不断地播向太空，一遍又一遍。当然，我们那会是自吹自擂。但对这样的新相识，一开头摆出尽可能好的面孔，当然是情有可原的，更加严峻的事实不妨随后再讲。说句公道话，比起我们可能发送的其他东西，比如《时代》周刊，或联合国的历史，或总统演说等，音乐更能清晰地显示我们的真实面貌。我们当然可以发出我们的科学，但是，不妨想一想，两百年后那头的礼貌的评语传到我们这儿，会使我们多么惊讶。我们能提供的在今天看来是最热门的任何项目，到那时一定会过时，会变得无关紧要，甚或是滑稽可笑的。我想，还是应该发送音乐。

也许，如果技术可以适应，我们应该发出一些绘画。可以用塞尚表现一个苹果实际上是一半果子一半泥土的那些绘画。没有什么东西能比这些绘画更好地向外星人描画这块地方是什么样子了。

我们应该问什么样的问题呢？作出选择是很难的。每个人都希望先问他自己的特殊问题。你们那里最小的粒子是什么？你们曾以为自己独一无二吗？你们也感冒吗？你们有没有比光快的东西？你们总是讲真话吗？你们哭吗？这样的问题单没完没了。

也许，我们应该等一会儿，直到我们拿准了我们想知道的是什么，然后再坐下来商讨细节问题。毕竟，主要的问题将会是开头语：喂，听见了吗？如果回答会是：听见了，你好？那我们也许想在那儿停一停，考虑这问题，多花点时间想一想。

一个长期的习惯

尽管我们在理解生物学某些深奥方面比祖先前进了很远，但对于死亡，我们仍然像我们的祖先一样采取十分复杂的、逃避的态度：我们像他们一样厌恶谈论个人的死亡，也同样不愿想到个人的死亡。那是不雅的事，就像旧时对男女混杂的人群谈论性病或堕胎一样。大规模的死亡倒没有以同样的特殊方式让我们不安：我们可以团团围坐在晚餐的桌边谈论战争，其中有六千万生命一朝灰飞烟灭。谈起这个，我们就像谈论坏天气一样。我们可以天天在电影和电视上观看突然的血淋淋的死亡，并且是色彩鲜活的景象，而用不着去忍住一滴眼泪。只是当死亡的数目很小、又发生在近处的时候，我们才开始焦躁不安地苦思苦想。问题的核心，乃是人们自身赤裸的、冷酷的死亡。这是自然界一切现实之中我们最有绝对把握的现实，而它却说不得、想不得。也许，我们比我们的前辈更不愿面对这一现实，因为我们心中希望这事会离开我们。为了掩盖这种想法，我们愿意认为，我们有这么多似乎能驾驭自然的令人惊叹的方法，只要在今后，比如明年，变得更精明些，我们也许就会避开这一核心问题。

托马斯·布朗（Thomas Browne，Sir，1605—1682，英）说道：“活着这一长期的习惯使我们不愿死亡。”现下，这习惯成了一种瘾：我们执迷于活着；它牢牢抓住我们，我们牢牢抓住它，这中间的纽带越长越坚韧。我们不能考虑戒除这一习惯，甚至当活着已失去原来的热情，甚至连对热情也失去热情之后，也不想戒除它。

为了免除死亡，我们在技术能力方面已经走了遥远的路程，可以想象，我们也许能把死亡延迟更长的时间，或许能使寿命比得上俄国的阿布哈兹人。据说，那些人能延年益寿，身心健旺地活过一个半世纪。假如我们能够摆脱某些慢性的、使人衰老的疾病，以及癌症、中风和各种冠心病，我们就会长寿。这话听起来很吸引人，也合乎情理，但一点也靠不住。假如我们摆脱了疾病，我们会在最后十来年中更好地安度晚年，但仍可能会按大约跟现在一样的时间表而终结。我们可能像那些遗传上不同种族的老鼠一样，或者像海弗利克（Hayflick）那些不同的组织培养系，在程序事先规定的天数内死去，控制它们寿命的就是它们的基因组。如果事实如此，我们终将老死，只是其中一些人可能在六十岁就散了架，而另一些人则晚得多，这要依遗传的时间表而定。

假如我们真能摆脱今天的大多数疾病，甚或能摆脱所有的疾病，我们临终也许会干枯，随一阵轻风飘走，但仍然要死亡。

我的大多数朋友不像我一样看待这件事。他们愿意理所当然地认为，我们死亡，只是因为我们生病，是这种或那种要命的疾病所致。假如没有这些疾病，我们就会无限期地活下去。尽管在生物学家自己的职业生涯中，已经有证据表明死亡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但是他们之中的有些人也愿意认为死亡是疾病所致。什么东西都死亡，我们周围的一切，树木、浮游生物、苔藓、老鼠、鲸鱼、苍蝇、线粒体，概莫能免。最简单的生物有时难以认为那是死亡，因为它们身后留下的丝丝缕缕能不断复制的DNA，明显的是它们自身的活的部分，而我们的情况则不那么明显（并不是有什么根本的不同，但看上去是这样）。苍蝇并不是一个个因疾病缠身而死。它们只是衰老、死亡，像苍蝇一样死亡。

我们渴望活下去，即使有明明白白的证据摆在面前：高龄长寿在我们迄今构造成的这种社会里未必是什么可以享受的乐趣。如果我们能把寻找新技术的事暂搁一旁，直到发现了一些更让人满意的事可以在延长的时间里干，那就是幸事一桩。当然需要找到一些事来取代坐在大门口一遍又一遍地看手表。

也许，如果我们不是这样憎恶辞世时的不适，我们就不会这样急于延长生命。尽管我们在生物学其他方面取得了令人目眩的进展，可关于这一举世普遍的死亡过程，我们的知识还少得惊人；似乎是我们不希望了解它。即使我们能够想象，死就是死，用不着先痛苦地病倒然后再过渡到死，我们也会怕那件事。

有迹象表明，医学也许正在对这一过程表示新的兴趣，部分是出于好奇，部分是由于困窘地意识到，我们在处理疾病的这一方面时，并没有显示出过去的内科医生曾经表现出的技巧。在那些年月里，他们还没有像我们现在这样确信，疾病是孤立的，有时是可以战胜的。那时，一个好医生最难、也是最重要的服务，就是在病人临终时守护在近旁，安慰他们。这些通常是在家里作的。现在，这些事是在医院里，并且是悄悄进行的（人们今天越来越惧怕死亡，原因之一，也许就是相当多的人对死亡全然陌生；他们从未真的在现实生活中看死亡发生）。我们的有些技术，让我们可以否认这事的存在。我们把闪烁不定的生命在细胞的这一个或那一个群体中维持很长时间，就好像我们在使一面旗子持续飘扬。死亡并不是一下子发生的事；细胞一个接一个地死亡着。如果你愿意，你可以在生命之光熄灭数小时之后，把细胞大量救活，还可以用组织培养使它们继续生长，因为不可逆转的死亡消息最终传遍身体的所有部位，需要几小时甚至几天时间。

也许我们就要发现，死亡毕竟不是一件太坏的事。威廉·奥斯勒爵士（Sir William Osler，1849—1919，加）就曾这样看。他不同意人们讲死亡的痛苦，坚持认为并没有那回事。

在一本19世纪关于非洲探险的回忆录中，有大卫·利文斯通（David Livingstone，1813—1873，苏格兰）的一个故事，讲的是他自己的一次濒死的经历。他被一头狮子抓住，那头野兽撕裂了他的胸膛，只是由于朋友及时射来一颗幸运的子弹，他才死里逃生。后来，他历历在目地回忆起那段经过。他是那样惊异于与死亡相联的那不同寻常的安宁、平静和绝无痛楚的感觉。于是他创造了一种理论，说所有动物都有一种保护性的生理机制，在死亡的边缘开始起作用，将它们在一团平静的云雾中带到彼岸。

我只有一次见过死亡的痛苦，那是在一个狂犬病患者身上。长达二十四个小时之内，他极其清楚地知道他自身解体过程的每一步，直到最后一息。在狂犬病人的特别神经病理学中，好像保护机制遇到障碍，没有开启。

从越来越多的心脏病患者那里，我们有新的机会来了解更多关于死亡生理学的第一手知识。有些病人经过那整个过程，然后又活回来。从第一批由心脏病假死中复活的人们那儿了解到的情况来看（这种假死已被称作拉撒路症候群），奥斯勒似乎说对了。那些记得那段经过的全部或部分的人们并没有回忆起任何恐惧或痛苦。有几个人看上去似乎已经死了，但在整个过程中一直清醒着，他们经验到一种奇异的超脱感。有一个人发生冠状动脉梗塞，在一家医院门前心脏停止了跳动，实际情况说明他已经死了。几分钟后，他的心脏在电极的刺激下重新起动，又恢复呼吸活了过来。据他描述，最奇怪的一件事是，有那么多人围在身旁，那么急促地来来去去，那么激动地摆弄着他的身体，而他感觉到的只是平静。

最近有人研究了肺障碍疾病患者对死亡的反应，其结论是，那一过程对旁观者造成的痛苦大大超过给患者造成的痛苦。大多数病人似乎在泰然地作着死的准备，好像直觉地熟悉这桩事情。一个年老的妇女报告说，死亡过程中唯一痛苦和沮丧的是被人干扰。有几回，她被给予传统的治疗措施，以保持她的氧供应或恢复体液和电解液。但每一次她都感觉到活过来是一种折磨。她深恨打断她的死亡过程。

竟然想到死亡这件事没什么不好，我自己都觉得吃惊。但也许不该吃惊。死亡毕竟是一种最古老、最基本的生物机能，它所形成的机制同样注意入微，有利于保持生物特性的遗传信息指引着生物通过死亡的每一步，像我们司空见惯的生命的所有其他关键活动一样。

但即使如此，如果在开始的、局部的阶段，这种转化是协调的、整体和谐的生理过程，仍然有一事尚待解释，那就是意识的永久消失。我们还得永远困惑于这个问题吗？那意识到底跑哪去了？莫非它只是立地倒毙，失落在腐殖质里，变成废物了？考虑到大自然有为复杂难解的机制派上用场的趋势，意识消失这事在我看来是不自然的。我宁愿认为，它不知怎的跟它所悬附的细丝分开，然后像轻吸一口气一样缩回到它所从来的膜里，成为生物圈神经系统的一点新的记忆，然而我没有任何资料证实这件事。

那要留待另一门科学、留待日后去研究。也许以后会证明，如某些科学家所暗示的，由于某种测不准原理，我们永远不可能研究意识，因为这种原理规定，仅仅是“看”这个动作就会使它抽动、模糊，从视野里消失。如果真是这样，我们就永远不会知道实情。我羡慕我那些相信有心灵感应的朋友；奇怪得很，是我的欧洲科学家相识们最愿意相信它，最轻易地接受了它。他们的姨妈们全都接收到了心传，于是，他们就坐在那儿，手握意识转移的证据，手握创造一门新科学的材料。没有那么凑巧的姨妈，从来收不到一点感应，可真是令人沮丧呵。

曼哈顿的安泰*

又是昆虫。

群居性昆虫被收集成群后，会变成一些在质的方面不同于它们独居或成对时那种样子的动物。单个的蝗虫是安静的、若有所思的、固着的东西。但当一些蝗虫汇集另一些蝗虫时，它们就变得激动，变色，内分泌显著地改变，加剧活动，直到足够多的蝗虫比肩挨踵紧挤在一起时，它们就会振动，嗡嗡叫，能量赶得上一架喷气式客机，于是便轰然起飞。

沃森（Watson，J.A.L.）、内尔（Nel，J.J.C.）和休伊特（Hewitt，P.H.）三人曾经从野外收集到大量白蚁，把它们放在一起，有的成群，有的成对，进行观察。放在一群的白蚁变得越来越友好而好动，但没有表示产卵或交配的意向；相反，它们缩减摄水量，注意减肥，其飞行肌肉的线粒体代谢活动增快。被聚集成群的白蚁不断地用触角互相接触，而这似乎是中心的控制机制。重要的是被触动而不是触动。去掉触角，任何白蚁仍可成为群体中的白蚁，只要足够频繁地被其他白蚁接触。

分开的、成对的白蚁又成了另一种东西。一旦从蚁群中分出来，与其他所有白蚁的接触一停止，它们马上变得富于攻击性，冷漠刻板。它们开始强制性地饮水，而不再互相接触。有时它们甚至互相咬掉触角的末端部分，以减少触动的诱惑。暴躁易怒的白蚁终于安下心来，要在逆境中尽量过得好一点。它们开始准备产卵，并照顾新孵出的幼蚁，同时，飞行肌中的线粒体停止活动。

群居性最强的动物只能适应群体行为。蜜蜂和蚂蚁离群之后，除了死亡别无选择。实在没有单个个体这种生物，它并不比从你皮肤表面放逐出来的细胞具有更多的生命。

蚂蚁其实不是独立的实体，倒更像一个动物身上的一些部件。它们是活动的细胞，通过一个密致的、由其他蚂蚁组成的结缔组织，在一个枝状网络的母体上循环活动。条条线路交织得这样致密紧凑，使得蚁丘具有一个生物的所有基本标准。

弄明白蚁丘通讯系统是怎样运行的，那才是绝妙的事。不知怎的，通过相互间不断接触，通过像货币流通一样交换上颚上带来带去的一点点白色的物质，它们能告知整个蚁丘关于外部世界的情况：食物的地点，敌人的接近，维修蚁丘的需要，甚至告知太阳的方位。据说，在阿尔卑斯山中，登山者用细长的蚁穴那阿米巴状构形当指南针。蚁丘的回报方式是管理那整个机构的事务，使其各个蠕动的部件协调一致，使蚁穴保持通风、清洁，以使之持续四十年之久，通过长长的触角取来食物，养育幼仔，捕捉奴隶，种植庄稼，并不时像生儿育女一样在近处生出亚群落。

群居性昆虫，特别是蚂蚁，已被作为各种寓言的源泉。它们给人以勤劳、互相依赖、利他、谦卑、俭朴、耐心等种种教诲。它们被用来在我们整个社会道德领域中指导我们。从白宫直到街道储蓄所都得接受它们的指导。

而现在，它们终于成了一种艺术造型。纽约的一家美术馆展出了收集到的二百万活的兵蚁，那是从中美洲借来的，以单个群落的形式展出，题为“图案与结构”。它们被陈列在沙子上，放在一个大方匣子里，四周是塑料挡板，高得足以防止它们爬出来，爬到曼哈顿的街上。作品的创造者阿兰·桑费斯特根据他自己的灵感和蚂蚁们的趣味，改变着各个食物来源的位置，而那些蚂蚁就自动地形成一些长长的、黑乎乎的、绳子一样的图案，伸展开来，像一条条扭动的肢体、手、手指，爬过沙地，排成月牙、十字和长椭圆形，从一个站点伸到另一个站点。经过这样摆弄的蚂蚁，被一群外着冬季服装的人们充满热情地观看着。这些人排成整齐的队形，连同那些蚂蚁成了一种抽象、一种活的活动雕塑，一种行为绘画，一种实物艺术，一个事件，一件模仿滑稽作品，随视点不同而异。

我可以想象，那些人围绕塑料挡板移动着脚步，肩挨着肩，有时手碰碰手，交换一点点信息，点点头，有时笑笑，像纽约人惯常那样随时准备一有风吹草动就逃之夭夭。他们身上的线粒体油足火旺，咝咝冒着蒸汽。他们围绕大匣子以整齐的队列移动，有分寸地、彼此无伤地互相拥挤着，往下看着，点着头，然后退开，让位给新来的人。从远处看，围着装有长蛇状兵蚁群的白色塑料匣子的人密集一起，彼此交头接耳，一遍又一遍地咕哝着，这些人看起来绝对是令人惊异的东西。他们莫不是从另一个星球上掉下来的？

很可惜这一些我都没有亲眼看到。待我从电视和早报上得到消息，按捺不住想要前往曼哈顿，而且也准备好要往那儿迁徙时，我得知，那些兵蚁全都死了。

艺术造型干脆解体了，一下子解体了，就像英国画家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 1909.10.28—1992.4.28）的画中那些正在爆炸消失的脸孔。

没有解释，除了那个没有证实的传言：死亡可能是周末期间画廊的冷流造成的。星期一早上，它们懒了，活动不那么准确了，没生气了。然后，死亡开始波及一部，然后另一部，一日之间，两百万蚂蚁全部死亡，由人扫入塑料袋，放到外边，以便由清洁车吞食、消化。

这是一个悲凄的寓言。对其寓意我没有把握。但我想，这一定跟那塑料有关系，还有那离开土地的距离。从中美洲丛林的土地到画廊的楼板有好远，特别是你能想到，曼哈顿本身也是悬在某种水泥台上，由一些电线、煤气管道和供水管道的网络支撑着。但我想主要还是那塑料。在我看来，那是人迄今造出的一切东西中最非自然的东西。我不信你能把兵蚁从地上悬起来，悬在塑料上，悬任何一段时间。它们会失去接触，耗尽能源而死去。

人踩在蚂蚁身上，踩死一只或一小群，天天如此，而不加思索。但想到大到二百万蚂蚁组成的这样大的一头动物之死，就不可能不感觉到一阵深切的同情，和一点说不出的什么。神经紧张地这样想着，特别想到曼哈顿和那个塑料台，我放下了手中的报纸，伸手从架上取过那本书——我知道其中有一段，恰好是此时此刻所需要的宽心丸：

“人们把群居性昆虫和人类社会作了很多类比，这是不奇怪的。然而，从根本上说，这些类比是错误的，或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昆虫的行为是由先天的指令性机制严格定型和决定的；它们很少甚至全然没有学习的领悟力和能力，它们缺乏一种根据许多世代累积的经验发展社会传统的能力。”

当然，这类东西只自己一个人读还是一种不完全的安慰。要获得充分的效果，需要好些人一齐朗读，需要许多口唇同步活动。

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一旦你像我一样，由于意识到我们是一种社会性物种而惊讶不已，你会留眼观察，注意片片断断的证据，以证明这总的来说对我们是件好事情。你环顾四周，寻找一些我们集体地和无意识地从事的事业，寻找一些我们像造马蜂窝一样建造出来的东西，而我们个人却不知自己在干些什么。这年头，在大部分时间里，这种寻找是一种令人沮丧的活动。消耗我们大部分精力，把我们大家捆在一起的联合建筑活动，当然是语言。但语言结构之大，发展又这样缓慢，没有人能在这件工作中感觉到个人的参与。

稍小些的、更有限的项目，其大小能让人把握住的，如国家，或空间技术，或纽约城，想一想就难免让人沮丧。

只有在很小的事业中，我们才能在某些地方得到鼓励。坐落在伍兹霍尔（Woods Hole）的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就是个范例。那是一个人类机构，具有自己的生命，进行着自身繁殖，四周都有人的干预触及它，并不断被这种干预改善、润色。这地方被凑成一起，赋予生命，维持到今天这种成熟状态，还准备进一步发展，进一步变复杂，而做出这一切的只能被描述为一伙人。不管是百年来那些主任其事的显要的名人，还是季节性涌来骚扰的那数不清的委员会，还是名义上拥有并操纵着它的那六百人的集体，甚至包括那些董事们，都未能对之做更多的事，不过是极轻地执着这个机构的缰绳。它似乎自有主意，而它的主意是以其自己的方式拿定的。

从来都没有显得很好地组织过的一代接一代的人群，从1888年得到批准时就一直在建造这个实验站。准确地说，是早在1871年开始的。其时，马萨诸塞州的伍兹霍尔被选中作一个海洋渔业局的驻地。这儿是湾流和北部近海海流的交汇处，各种各样的海洋和海湾生物这里都可见到，另外还有各种鸟类可供观瞧。学究型的人们从波士顿漂到这里，到处看了看，开始互相解释些什么，于是，这地方就起步运行起来。

从一开始，实验站就缓慢然而也稳步地发展着，不时生出新的建筑物，担负起新的功能，扩大着规模，每年夏天通过自己的某种趋向性吸引来越来越多的生物学家以及世界各地来的学生。今天，它成了这个国家唯一的全国性生物学中心；它成了没有官方命名（迄今也没有官方资助）的国家生物学实验站。它对于生物科学的成长和发展的影响，抵得上这个国家许多大学的总和，因为它一向有来自全世界的科学天才中的佼佼者主持每年夏天的科研和教学活动。你四处打听一下就会发现，那儿总有一些当今生物学和医学界的重要人物，起初是被这里的夏季生理学课程非正式地引入实验站的学术活动；更多的人是在夏季作为访问学者在此处的实验室消磨时光时，偶尔产生这种或那种想法，促成了他们的关键性实验。还有一些人只是来度个假，就获得许多想法，足以使远在国内的实验室整年忙个不停。有人统计过，有三十位戴上诺贝尔奖桂冠的人曾经在某段时间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工作过。

令人惊异的是，这样一个机构，对学术有这么多的影响，竟能够一直这样绝对地保持自治。当然，它跟外界有着种种联系，因某些研究生教学计划跟外部一些大学有些勾结。微妙地、有些莫名其妙地附着于街那头的伍兹霍尔海洋学研究所，从没有受外界任何机构或政府部门的支配，也没有任何外部团体告诉它应该作什么。在其内部，机构的重要决策似乎都是通过调节和适应的过程进行的，可以承受的力量总是适合于有弹性的目标。

无脊椎动物的眼睛在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被发现是一架光学仪器，为现代视觉生理学开辟了道路。伍兹霍尔枪乌贼的巨大神经轴索成为创立今天令人惊奇的神经生物学的契机。发生生物学和生殖生物学在这里被承认和定义为科学。这两门科学从海胆卵研究开始，以后就稳步发展起来。海洋生物的模型在肌肉结构与功能研究的早期曾经是至关重要的，而关于肌肉的研究已成了海洋生物学实验站的主要的当务之急。生态学在这里很早就是一门严肃的、有人员勤勉从事的科学，比我们其他人发现这一学科要早数十年。近年来，还有一些新的领域一直在扩大和加强着，生物膜、免疫学、遗传学，还有细胞调节机制等学科正在飞速发展。

你永远不敢预料什么时候会有新东西从不可思议的行为当中生出来。最近发现，海星身上的阿米巴状细胞含有一种物质，能使哺乳动物的巨噬细胞失去活力，很像一种更高级生物体内免疫淋巴细胞的产品。海兔，一种海生的蛞蝓，看上去不可能有任何用处的东西，被一些神经生理学家发现满身都是真理。鲎是世界上的保守动物之一，最近人们发现它含有一种试剂，能探测出若有若无的极小量革兰氏阴性菌的内毒素，可用于监测无发热原物质。鲎很快就会成为医药工业产品，像龙虾一样上市了。

像海洋生物学实验站这样一个机构，你无法预见它的前途会是什么样子。不管以什么方式，它总要演进。它可能很快变成另一个样子，年年有新的教学和科研计划，年年有新的工作人员。但它在作到这些时，须得不伤害其夏季项目的巨大力量，不然，机构就会一片大乱。如果它的研究生计划还要照常扩展的话，它还要寻找新的路子来联系各个大学。它还必须跟海洋学研究所发展新的共生关系，因为这两个地方有那么多东西得失攸关。还有，它还要筹集到更多的钱，多很多的钱——那样的数目只有联邦政府才拥有——同时又不失去它自己任何的主动性。

在未来的年月里，它会是颇可观赏的有趣的地方。在一个理性的世界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的事情应能像过去一样顺利进行。它应当成为更大、更敏捷的集体智慧。如果关于地球生命你能想出什么好问题可问，那么，来这里寻找答案比哪儿都好。

现在的情况确是这样。你可以先从它近处的海滩看起。那海滩的作用是某种神经节。它叫作石滩，因为过去曾覆盖着让人踩着发疼的碎石。不过，很早以前，某个由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因为受到太太们的催促，找到了足够的钱为它铺了一层砂子。这个最小的海滩，因离实验站很近，研究者可以在阳光明媚的周末跟孩子在此搞个三明治午餐。不时有纯粹物理学家在此出现，他们在国家科学院夏季驻地开着会，只有几分钟的闲暇。由于他们对隐密类的事情作预报而疲倦了，带着一幅大难临头的神情*。这些物理学家是另一个物种，皮肤更白，搭一块遮阳的毛巾，一幅不食人间烟火的样子，脚板过于敏感，便在沙子上也要蹒跚而行。

一个小男孩，五岁光景，带着近视和眼镜，从水中现出；非同一般的是，他的头发滴着水，眼镜却是焦干的，看来已经很有技术了，在许多人的谈话中走向他妈妈。那位妈妈正在解释叶绿体DNA和细菌DNA之间的同源性。他惊奇地摇着头，看着手中的一种黄褐色凝胶状的东西说：“那片水真有趣。”在石滩，那片水首先被视为是有趣的，连小孩子也这样看。

在炎热的仲夏的周末，你可以看到那支配的机制是怎样运行的：海滩上很挤，人们得踮着脚找来找去，才能找见一块歇歇腿的地方。但不管怎样，总是有很多人站着。生物学家似乎喜欢站在海滩上，彼此讲话，打着手势，弯下腰在沙上划着图形。到夜幕降临的时候，沙上已横竖交叉着乱七八糟的纵坐标、横坐标和曲线。那都是为了解释自然界各种事物的。

没等看到人，你就可以听见远处沙滩上传来的声音。那是一种最不同凡响的声音，半像呼喊，半像歌声，由同时提高的人声汇流而成。那是在彼此解释什么事情。

在星期五晚间讲座结束时，你可以听到类似的声音，那是海洋生物学实验站每周一次的大事。其时，来自世界各地的客座主讲人到场，提出他们最令人惊倒的科学片断。当听众涌出礼堂时，就有同样的兴高采烈的合唱。那是拥挤的人群发出的大声，以大脑能跟得上的最快速度彼此解释着什么。你听不出人群中个人的说话，只能听到那个反复出现的短语：“可是你听我说……”，不断冒出于语言的潮水之上。

没有多少机构能月复一月、年复一年地随意制造出这样自发的音乐。这真需要灵秀之所钟，而海洋生物学实验站似乎正是得天之独厚。也许，这竟是我们建造语言的方式之一面。这里的规模很小，而且并不清楚它是怎样运行的。但是，在我们似乎还不能理解或作对任何事情时，想想这里的事倒满令人愉快的。

自治

用指尖操纵打字机，就像骑自行车或在小路上散步，最好是一点也不去想它。一旦想它，你的指尖就会踌躇，敲到错误的键上。干那些只要熟巧就能干好的事，你一定得放松与每一动作有关的肌肉和神经系统，叫它们自行其是，你自己则不要搅在里面。这并不意味着丢失了权力，因为你要决定干与不干，而且你可以随时进行干预，改进技巧。假如你想倒骑自行车，或者走路要走出别出心裁的慢跑步法，每到第四步就轻跳一步，还要边跑边吹口哨，你可以那样作。假如你集中注意力于每个细节，使每条肌肉都保持紧张，每一步都让全身自由落下，但到最后时刻控制住自己，及时伸出另一只脚阻止下落，到末了你会累趴下，累得抖成一团。

我们有福气，在学习这种无意识协调动作的过程中，我们有选择和进行变更的自由。假如我们生来就具有所有这些技巧，像蚂蚁一样自动化，那我们一定会失去多样性。如果我们走路或蹦跳人人都一样，从来都不从自行车上摔下来，那这个世界就不会如此有趣了。假如我们按遗传程序规定生来都会弹一手好钢琴，我们也许永远不能学会理解音乐。

对于我们在身体内部进行的那些复杂、协调、奇巧无比的操作，规则又不同了。我们不需要学任何事情。我们的平滑肌细胞生来带有全套指令，一点也不需要我们帮助，而是按自己的计划一路工作着，调节着血管的口径，把食物移经肠道，根据整个系统的要求开启或关闭管道；分泌细胞秘密地制造着它们的产品；心脏收缩、扩张；荷尔蒙被发送出去，跟细胞膜不声不响地进行反应，使腺苷基环化酶、前列腺素以及其他信号开了又关；细胞之间靠互相接触彼此进行通讯；细胞器向别的细胞器发出讯息。所有这些都在不停地进行，我们并没有对它们说什么悄悄话。整个安排是一个生态系统，其中每一部分的操作都由其他所有部分的状态和活动制约着。事情通常是顺利地进行，这是一个万无一失的机制。

但现在，对这块长期以来被认为不可侵犯的内部领地，其自治权已经有了争论。实验心理学家们最近发现，内脏器官可以被训练去作各种事情，就像小伙子学骑自行车一样容易，方法是应用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如果一件事按照人所要求的方法随信号作了，就马上给予合适的刺激来强化刚做过的动作，于是，这件事就形成了条件反射。通过刺激其大脑中的“快乐中枢”，老鼠被教会看见信号就加快或减缓心跳，或改变血压与脑电图的波形。

同样的技术已被应用于人类，给予的刺激不一样，而其结果是惊人的。据称，你可以使自己的肾脏改变尿液形成的速度，增高或降低血压，改变心率，绘出不同的脑波。

已经有人在谈论人类疾病防治上的突破了。照支持者的说法，技术完善并扩展之后，一定会导致治疗学上的新的可能性。如果像报道说的那样，一只老鼠能控制让一只耳朵的血管比另一只耳朵扩张得多一些，那么，在自我控制和自我操纵方面会有多么丰富的体验可能摆在人的面前？文学杂志里已经有了神秘的广告，敦促人们购买一种能根据自己的趣味训练并调节脑波的电子耳机。

我是不信这个。

不是贬低它。我知道，这种技术是极其重要的。有希望自己说了算，由自己发号施令，像玩玩具火车一样控制自己的细胞活动，人们应该感到兴高采烈。既然知道脏腑可以被控制，我们自然会想到，这些年来我们一直忽视了它们，而且想到，通过明智地运用人的智慧，可以训练这些原始的结构去作出我们想给它们定的任何标准的行为。

我的麻烦，说老实话，在于缺乏自信。如果明天有人告诉我，我将与我的肝脏直接联系，而现在就可以指挥它，那会把我愁死。那倒不如告诉我，丹佛城上面四万英尺上空我曾坐过其中的一个二等舱座的747喷气式客机，现在是我的了，爱怎么摆弄就怎么摆弄；那样我至少还有希望跳伞逃命，如果我能找到一个降落伞，并很快发现怎样开门。但要我负责肝脏，那我和我的肝脏就没救了。因为，实事求是地讲，我大不如我的肝脏聪明，另外，体质决定了我没能力作出肝的决定。但愿我不会被迫这样做，永远不要。应当作什么，我一点谱儿也不会有。

关于我身上的其他部件，我有着同样的感觉。不管它们干什么，没有我的干预，它们都会更幸运。理论上，接管脑子或许有些诱惑力，但我不能想象在现实生活中这样作。我会失去联系，把事情弄乱，在错误的时候开启错误的细胞，丢三落四。我怀疑到那时我究竟能不能想出我的思想。我的细胞生出来，或分化出来，就知道怎样一起干这样的事。如果我插进来组织它们，它们会反感，也许会吓坏，也许会像群蜂一样涌出，涌到我的心室里来。

但我说过，这毕竟是一种诱惑。我从未真正满意过我的脑子的运行，而且，尝试自己去掌管它，哪怕就管一次，或许是一种乐趣。如有机会，有几样东西我想改变：有些记忆没留下记录就要溜走；另外一些则多得可厌，宁愿抹掉它们；有些想法我不愿老是这样不停地放进去；还有那一串串的想法，在里面转了一圈又一圈而永远理不出什么头绪。我一向疑心那里面有些细胞一直在那里瞎混，浪费大部分时间，而我愿意看到它们更加专注，更踏踏实实地工作。而且，如果我来掌管，它们会稍为尊重地听我指挥。

不过，权衡利弊，我想最好还是别卷入这种事务。一旦开了头，要你负的责任就没完没了。我宁愿给我所有的自动功能很多自治权，它们想要多少就给多少，然后什么都别管，抱最好的希望就是了。想一想，你得操心怎样管理白细胞，跟踪它们，竖起耳朵听信号，一有情况就赶它们到这儿到那儿，那怎么得了！开始你还能为有了所有权而闪过一丝自豪，然后，这种事就会让你疲惫和衰弱，那就没有一点工夫干别的了。

那怎么办？不能把这种技术放在一边就完事儿。如果这个世纪我们还学到了什么，那就是，一切新技术，不管有利有害，迟早都要被应用。我们的本性就是这样。不能指望条件反射的工具技术会逍遥法外。我们会被驱使着去给它派上用场，去费力跟我们的内部环境交往，去胡乱干涉。它会消耗我们这样多的能量，致使我们到头来会进一步跟外界事物切断联系，失去生活乐趣的主要源泉。

关于出路何在，我有一个建议。如果我们有能力控制自动功能，调节脑波，指挥细胞，那为什么没有可能把完全一样的技术运用于正好相反的方向？为什么不能做到不搅和，不接管，而是学着分开、分离、拆散，学着自由飘动？假如你要试一试的话，你只需要小心点儿，别把安全绳也撒了手就行。

当然，人们很早就在试图作这类事情了，只不过用的是另外的技术，运气也不同。想想的话，禅宗的射艺似乎就是这么回事。跟一个大师学习好几个月之后，你学会放箭的时候不是自己去放，要让手指头放，让它们自己说了算，轻轻地，像花的开放。学会这个以后，不管箭射何处，你是准中无疑。你可以跳到一边看景去。

作为生物的细胞器

我们似乎正经历着一场生物学革命——至少迄今是这样。但是，这场革命没有把我们搞得一团大乱，甚至也没怎么叫我们不安。即使我们并不完全清楚它是怎么回事，我们却在学着把它视为当然。这是一种古怪的、和平的革命。在这场革命中，那种人心惶惶、怕旧观念遭到贬斥和推翻的事，是没有的。相反，整个的、大块大块的新知识几乎每天都带进来，正好放在从前是一片片空白的地方。关于DNA和遗传密码的消息并没有取代某一种旧的教条，那地方原来没有什么东西要靠边放。分子生物学并没有排斥关于细胞功能内部细节的旧有的定论。我们好像是在从头、从零开始。

我们不仅把它视为当然——我们倾向于在谈论生物学革命时，似乎期待着从中获利，就像上世纪的工业革命一样。技术上各种各样的革命性改变，从人类疾病的最后控制，到世界食物和人口问题的解决，都被假定是为了未来。我们甚至已经在争论，什么样的未来我们喜欢，而什么样的未来我们愿意取消。有一些问题，如基因工程的价值，从单个细胞制成可取的人类无性系，甚至关于两个脑袋会不会真的比一个脑袋聪明，等等，已经在一些讨论会上被争论着。

迄今为止，我们似乎还没有为各项新知识中的什么事真正感到震惊。人们感到过奇怪，甚至有过惊愕，但还没有恐慌。期望这个也许为时尚早，也许它就在眼前。

但是，寻找麻烦却并非为时过早。我能觉察到一些，至少对我来说。我从关于细胞器的了解中意识到这些麻烦。我从小就接受的信仰是，细胞器是我细胞里面看不见的小小引擎，由我或我的细胞代理人所拥有和操纵，是我智慧肉体所私有的、显微镜下也看不见的小东西。但现在的情况好像是，它们中有一些，实际上也是最重要的一些，完全是陌生的。

证据是有力的、直接的。线粒体内膜不像其他动物的细胞膜，倒最像细菌的膜。线粒体的DNA跟动物细胞核的DNA有质的不同，却酷似细菌的DNA；另外，像微生物的DNA一样，它跟膜是密切相连的。线粒体的RNA跟细胞器的RNA一样，而不跟细胞核的一样。线粒体里面的核糖体像细菌的核糖体，而不同于动物的核糖体。线粒体是固有的，它们一直在那里，自行复制繁衍，跟所在细胞的繁衍没有关系。它们从卵子传到新生儿；有几个从精子传下来，但多数是来自母方。

同样，所有植物里的叶绿体都是独立的、自我复制的寓客，有着自己的DNA、RNA和核糖体。在结构和色素内容方面，它们是原核生物蓝绿藻的写照。最近有人报道，叶绿体的核酸实际上跟某些光合微生物的核酸同源。

也许还有更多。有人提出，鞭毛和纤毛曾经是一些螺旋体，它们在有核细胞形成时跟其他原核生物并到一起。有人认为，中心粒和基体是半自治的生物，有着自己独立的基因组。也许还有另外一些，尚未被人发现。

我只希望，我能够保留对自己细胞核的所有权。

很令人惊讶，我们竟如此平静地接受这样的信息，好像它恰好符合我们一直就有的观念似的。实际上，叶绿体和线粒体可能是体内共生者这件事，是早在1885年提出来的，但人们仍然会期望，这一提法的确认会让研究者们跑到大街上大声呼喊。然而，这却是一个静思的、勤勉的领域，工作井井有条地进展着，现在正特别注意细胞器的分子遗传。对于它们最初是怎样到那儿去的，已有审慎的、有分寸的思考，已达成一致看法，认为它们很可能在大约十亿多年前被较大的细胞吞并，从那以后就一直呆在那里。

通常的看法是把它们视为被奴役的生物，它们被捉来为自己不能呼吸的细胞提供腺苷三磷酸，或者为没有光合装备的细胞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这种主奴关系是一些生物学家的共同看法。他们还是些发育完全的生物学家，一个个都是真核生物呢。但事情还有另外一面。从细胞器的立场看问题，可以认为，它们很早就学会了取一种最好的生涯，它们过起日子来最不费力，而且它们和它们的后代最不用冒险。它们跟我们不一样。我们一路进化而来，煞费苦心地制造出越来越长的DNA长链，冒着越来越大的危险——说不定哪一天会发生某种突变，把我们送到进化上的死胡同。它们却相反。它们决定不再长大，安守本分。为达到这种目的，为保证自己尽可能延续持久，它们打入了我们和所有生物的里面。

线粒体和叶绿体一直体小、保守和稳定。这对于整个事业来说是件好事，因为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这两种细胞器是地球上最重要的活物。二者携手合作，制造出氧气，并安排它的应用。实际上，是它们在经营着生命。

我的线粒体组成了我的很大一部分。我算不出确数，但我想，把它们晒干了，其体积几乎跟剩下的我一样多。如此看来，可以把我看作是一个很大的、会移动的呼吸菌的菌落，操纵着一个由胞核、微管和神经元组成的复杂系统，为细菌们的家庭欢乐和生计工作着，而这时候，正在操纵着打字机。

我跟我的线粒体密不可分，还不得不为它们做大量至关重要的工作。我的细胞核按遗传密码造出每个线粒体的外膜，大量附着在线粒体嵴上的酶必须由我来合成。据说，它们的每一个都只制造仅够自己存续下来的一点物质，剩下的都要由我提供。而操心犯愁的事都是我的。

既已知道了这种形势，我可以找到各种各样的事情让我犯愁，比如病毒。如果我的细胞器真的是与我共生的细菌，它在我身上开拓殖民地，那么，我有什么办法能阻止它们沾染病毒？或者，如果它们真有溶源性这东西，我又怎能阻止它们把噬菌体传送给其他细胞器？然后还有我的产权问题。我的线粒体全都跟我一块儿死去吗？我的孩子们取得了母方的线粒体，还一块儿取得了我的一些吗？我知道这种事本不该叫我犯愁，然而就是叫我犯愁。

最后，还有我的身份这个大问题，甚至还有我作为人的尊严问题。当我第一次知道，我是由低级的生命形式出身，我并不在乎。我心里想象着一个眉毛粗浓而突出、没有语言、多毛的类人猿家族，栖居在树林里，而从未反对它们是我的祖先。说实话，作为一个威尔士人，知道自己已经进化得明显高于它们，我倒是颇感骄傲。能作为本物种改进过程的一部分，这是满足感的一个源泉。

成问题的不止这些。我以前从没料想到我的出身原是一个没有胞核的细胞。就说是这样吧，如果这就完事了，我也就忍了。但现在又加了一层羞辱，说从某种真实意义上讲，我根本不是由某个祖先遗传而来，我一直是把所有这些东西带在身上，或者，也许是它们一直带着我。

既然是这么一种形势，那保持尊严就没啥用处了，最好也别费力去保持。这真是不可思议，它们就在这儿，在我的细胞质里到处活动，为我自己的肌肉呼吸着，却是一帮陌生客。它们跟我的关系大不如它们彼此之间和它们与那边山脚下自由生活的细菌更密切。它们感觉起来像陌生客，但我又想到，这同样的生物，完全一样的生物，也住在那边的海鸥的细胞里，还住在鲸鱼、沙丘的草、海草和寄居蟹的细胞里；也住在我后院的山毛榉的叶子里，住在后院篱下那窝臭鼬里，甚至也住在窗上那只苍蝇里。通过它们，我跟这些联系在一起。我的近亲——比近亲只远了一层——遍天下。对我来说，这是一种新的知识，我有点遗憾我不能跟我的线粒体保持更密切的接触。如果我集中注意力，我能想象我感觉到了它们：它们不怎么蠕动，但不时有某种震颤。我禁不住想，假如我更多地了解它们，更多地知道它们如何保持了它们和我的同步活动，我会有一条新的途径理解音乐。

在所有的共生关系中，都有一种固有的好意，这是一定的。但这一种——很可能是最古老、建立最牢固的一种，似乎特别公平。一点也不像弱肉强食的样子，也没有哪一方摆出一副仇敌的姿态。如果你要寻找一种类似自然法则的东西来取代一个世纪前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你得从叶绿体和线粒体暗寓的生命意义中汲取教益。这很费力，但能找到。

细菌

看着电视，我们会认为，我们是在四伏的危机中作困兽斗，被追逐我们的细菌团团包围，之所以免于感染和死亡，那只是因为化学技术在护卫着我们，每时每刻在杀退众菌。我们得到的指导是把消毒剂到处喷洒，卧室要喷，厨房要喷，洗澡间尤其要使劲喷，因为我们自己身上的菌似乎是最危险的。我们拿了烟雾剂，为了吉利再加上除臭剂，喷鼻子，喷口腔，喷腋窝，喷隐秘处的褶皱，甚至连亲爱的电话听筒的内部也要喷一通。我们把烈性的抗菌药敷上小小的疙瘩疮，然后再用塑料布严严实实地包扎。塑料成了新的保护者，我们把旅馆里的塑料杯再包以塑料布。我们把马桶座垫用紫外线照过，再把它像国家机密一样封起来。在我们生活的世界上，种种微生物总在图谋接近我们，想把我们撕裂分解成一个个细胞。只是因为我们朝乾夕惕，勤于防务，我们才得以囫囵个儿活在世上。

我们至今认为，人类疾病的肇事者，是一群有组织的、现代化的魔鬼。而在这敌阵中，最显眼的、坐中军大帐的便是细菌。我们断定，它们干起坏事来该是饶有兴致的。它们到我们身上逐利，它们数目太多，疾病看来是不可避免的，我们人类就这么个生活条件，没法子。假如我们成功地剿灭了一种疾病，总会有一种新的疾病伺伏在一旁，等着取代它的位置。

这些都是具有社会规模的妄想狂的幻觉。究其原因，则半是因为需要树敌，半是因为我们对过去的事情还记忆犹新。直到不过数十年以前，细菌还是真正的家门之患。尽管活下来的还是多数，可我们每时每刻都意识到，死神就在不远处。我们一行一动，都是带着家小出生入死。我们有过大叶肺炎，脑脊髓膜炎、链球菌感染、白喉、心内膜炎、伤寒、各种败血病、梅毒，而肺结核则无时不在，无地不在。现在，大多数人已脱离了上述大部分疾病的威胁，这要归功于抗菌素、科学研究、文明，还有金钱。但我们没有忘记过去。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即使在最坏的情况下，我们也从来都只是那个庞大的细菌王国相对漠不关心的对象。细菌致病并非常规。实话说，细菌致病是这样罕见，鉴于地球上细菌的家口之众，致病菌的种类相对来说这样少，这件事有着捉摸不定的一面。疾病的发生，通常是为共生而进行的谈判无结果造成的，是共生双方中的一方越过了边境线，是生物界里边界协定的误解。

有些细菌只是在产生外毒素时才是对人类有害的，而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们只是在自身生病时才产生外毒素。白喉杆菌和白喉链球菌只有在受到噬菌体侵袭时才产生毒素；为毒素的产生提供密码的是病毒，未受感染的细菌是没有获得密码通知的。我们染上了白喉，那是种病毒感染，但病毒感染的不是我们。我们卷入的不是一场跟毒素的直接对抗赛，而好像是无意中撞入了他人的麻烦。

有些微生物具有侵害人体的特殊能力，我可以想出几种，大概有结核杆菌、梅毒螺旋体、疟原虫，还有另外数种。但从进化论的意义上讲，它们能引起疾病或死亡，这对它们自己也没什么好处。对大多数细菌来说，引起疾病也许是它们的祸事，它们要冒的生命危险比我们的危险更可怕。一个人带上了脑膜炎病原菌，即使不用化学疗法，致命的危险也不大。相比之下，脑膜炎病原菌运气不好碰到人身上，它们的生命危险可就太大了。大多数脑膜炎病原菌很精明，只停留在人体的表面，在鼻咽部呆着。脑炎流行时，大多数带菌者身上，鼻咽部就是病原菌呆的地方。一般说来，它们在那儿对人是无害的。只有在原因不明的少数人身上，它们才越过了界线。这时人菌两方就一块儿遭殃了，而大多数时候，更遭殃的是脑膜炎病原菌。

葡萄球菌生活在我们全身到处。大多数其他细菌不适于生活在人类的皮肤上，这种菌倒似乎适应了那里的条件。看着它们如此之众，而我们自己是这样形单影只，然而，跟它们相处，麻烦却如此之少，这真是奇怪。只有很少几个人受疖疮之苦，而那大半又要归咎于我们自身白细胞的多管闲事。溶血链球菌是我们最贴身的友伴，甚至亲密到跟我们的肌细胞膜有同样的抗原。是我们以风湿热的方式对它们的存在作出反应，才给自己招来麻烦。我们可以在网状内皮组织的细胞中长期携带布鲁氏菌，而根本感觉不到它们的存在。不知什么原因，大概与我们身上的免疫反应有关系吧，我们才周期性地感觉到它们，这种感觉反应便是临床的病症。

大多数细菌一门心思在吃喝，它们不断改变着有机分子的结构，这样，这些分子便可被用来满足其他生命形式的能源需要。总的说来，这些细菌相互之间不可分离，以相互依赖的群落的形式生活在土壤或海洋中。有一些细菌在更专门、更局部的关系中成了更高级生物的共生者，作为工作部件活在其组织中。豆科植物的根瘤如果没有根瘤菌，那就既不会形成，也没有作用。是大量的根瘤菌群集在根毛中，与之结成亲密关系，以至于要用电子显微镜才能分辨得出，哪些膜属于细菌，哪些属于植物。昆虫身上都带有细菌的群落。这些菌细胞似乎成了昆虫体内的小小腺体。没人知道它们在干些什么，只知道它们干的事很重要。动物肠道内的微生物群落成了动物营养系统的一部分。当然还有线粒体和叶绿体，它们在一切生物里都是正式居民。

细察之下，最居心叵测的微生物——那些似乎真的希望我们得病的细菌，倒更像旁观者、流浪汉和偶来避寒的陌生客。它们一有机会就侵入人体，进行繁衍，有一些会到达我们肌体最深处的组织，闯入血流。但还是我们对它们的存在作出的反应使我们得病。我们身体中用以迎战细菌的火药这样猛烈，又牵涉这样多的防御机制，它们对我们的危险性比入侵者还要大。我们周身都是爆炸装置；我们全身布满了地雷。

是细菌带来的信息让我们受不了。

革兰氏阴性菌就是这方面的最好例子。它们在细胞壁里产生类酯多糖内毒素，我们的组织接触这些大分子，就似乎得到了最坏不过的消息。一旦感觉到了类酯多糖，我们就可能动用一切可用的防御手段。我们会轰炸、洒落叶剂、堵截、封锁，直到毁掉那一地区的所有组织。白血球活跃起来，变得更具吞噬性，释出溶菌酶，变得粘稠，成群密集在一起，堵住毛细血管，切断血液供给。血清防御素相机而动，释放趋化性信号，从全身召集白细胞。血管变得对肾上腺素过度敏感，于是，生理上的集中反应突然具有了使组织坏死的性质。白细胞中放出发热原，又在出血、坏死和休克之上加上发烧。一切全乱套了。

所有这些似乎都是不必要的恐慌。内毒素并非生来有毒。但一旦被细胞感知，它便显得可憎而且可怕。细胞认为，内毒素的出现，意味着革兰氏阴性菌的存在。于是，它们就奋起抵御这一威胁，谁也挡不住它们的行动了。

我原以为，只有高度进化、高度文明的动物才上这个当。但事情不是这样。鲎是一种极原始的化石动物，渊源古老，开化未深。但它像兔子和人一样容易在内毒素面前崩溃瓦解。班（Bang）证明，在鲎的体腔内注射极小剂量的内毒素，就会引起大量血细胞凝滞，阻塞住脉管，胶状凝块使血液循环陷于中断。现在已知，卷入反应的主要是鲎的凝血系统——恐怕是我们人类凝血系统的老祖宗。抽出的血细胞，加进极少量的内毒素就会凝固。全身注射内毒素后引起的整个生物自行解体，可以解释为是机体所犯的错误：用心不错，却带来致命的结局。这个反应机制本身是相当好的，只要运用得当有度，其对付单个细菌侵入的作用还是大可赞叹的：它把血细胞召到现场，逐出可凝蛋白，细菌陷入罗网，失去活力，这事儿就整个儿地了结了。只有当遭遇到大量内毒素自由分子的信号，让肌体想起了大量弧菌的存在时，鲎才惊惶失措，一下子使出了自卫的浑身解数，这才把自己毁了。

这种过程基本上是一种对于信号的反应，有点像蓄奴蚁分泌的外激素，这种外激素在受害蚁群中引起恐慌，导致受害蚁群的混乱和瓦解。

我觉得，我们的大多数疾病很可能都是这样得的。有些时候，滥杀的机制是有免疫作用的，但像鲎的例子中一样，经常是一些更加远古的记忆。我们因一些信号就把自己撕毁成碎片，我们在这些信号面前非常脆弱，比在任何食肉兽群面前还脆弱。实际上，我们在受着自身的五角大楼的摆布。大多数时候是这样。

我们的健康

我们不断提醒自己，我们每年在健康上花费八百亿美元，或许现在已是九百亿美元？不管是八百亿还是九百亿，那都是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只要一提起它，就会意味着有那么一个庞大而有力的机构，相当复杂地组织和协调着。然而，这又是一种让人迷惑不解、大伤脑筋的机构，它在稳步地日见扩大，却没有具体的人在规划和管理它。去年花进去多少钱，只有在花完之后才发现；明年的账单上又会是多少，没有一个人看得准。社会科学家们为这样一些大问题所吸引，开始从四面八方涌来，以便就近看个究竟；经济学家蜂拥而至，在这里摇头咂嘴，将越来越多的资料输入计算机，试图弄明白，这到底是一个运转正常的机构呢，还是一座纸糊的屋子，徒有其表。对正在开销的数目，似乎并无疑问，但这些钱花到哪里，怎么花的，就不是那么清楚了。

提到这桩事，人们图方便总是以一言蔽之，说这是“健康事业”。这就造成一种幻觉，让人觉得，这都是应人们的需求造出的一种毫无疑问的产品，那就是健康。于是，保健成了医药的新名字。现在，医生干的事是保健，医院和其他专职人员跟医生一道工作，一总称作保健事业。病人成了健康的消费者。一旦上了这条道儿，那就得没有尽头地走下去。就在最近，为纠正今天保健制度的种种弊端、偏私、逻辑缺陷和濒于破产，政府创设了新的官方机构，称作保健组织，大家已经熟知它叫HMO（Health Maintenance Organization）。这种机构像邮局一样遍布全国，准备把包装整齐的健康分送各处，就像真的是仓库里新备了大批健康可以分送一样。

我们迟早要因这个词而遭到麻烦。这个用语太具体、太明确，不宜用作委婉语，而我们似乎正是要把它用作一个委婉语。我担心，我们会牵强地使用它的意义，以掩盖一个现实。这个现实说不得，我们似乎心照不宣地避免公开谈论它。但不管怎样，疾病和死亡依然存在，盖也盖不住。寻常一样的疾病还在使我们苦恼，我们没有控制住它们。它们为所欲为，随意袭击我们，叫我们无法预测。只有它们冒头以后，我们才能开始对付它们。我们的医疗工作只能这样被动，医死医活莫论，只有尽力而为吧。

假如事情不是这样，这个世界要好些吧。但事实却就是这样：疾病的发生，不仅仅是我们疏于保健。我们生病，不仅仅是我们放松了警惕。多数疾病，特别是大病，是盲目地突如其来的，我们不知道怎样预防。我们实在还不那么善于防病或保健，至少现在还不善于此。我们也不会善于此，除非有一天，我们对有关疾病的机理知道了很多。

在这一点上，大家当然意见不一。我们当中有些信徒，他们相信，一旦我们有了行之有效的保健制度，这个国家就会变成某种大型的矿泉疗养地，它提供的预防药就像欧洲矿泉水瓶子上贴的商标所说的：包治百病，管它肾虚脾热，都治。

让人吃惊的是，我们迄今还不知道，这个词儿乃是不应验的咒符。一个人几十年精神健全，保不定他将来不发生精神分裂；同样，社会的精神健康中心，也未必能保证社会的精神健康。虽然这些可敬的机构对付某些形式的精神病是明显有用的，但那又是另外一回事。

我责难这些字眼，是因为它们听起来太像保证兑现的诺言。一个保健组织，如果组织良好，财源充足，它将具有一个诊所和医院的最好特征，对任何社会都应是有价值的。但是，这个社会的人会期望它的新名字名副其实。门上挂了保健的牌子，它就会成为分发健康的官方机构，如果此后任何人发生了难以对付的心脏病，多发性硬化，或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是那些既不能防、也不能治的大多数癌症，或慢性肾炎，或中风，或脾气郁结，那么，人们就不免要环顾左右而窃声议论了。

与此同时，对于人体组织本身的耐久性和力量，我们给予的注意和重视则嫌太少。人体组织最坚定不移的倾向就是稳定与平衡。把人体描画成一件一碰就倒、一用就坏的洋玩意儿，老是得小心看护，老是得修修补补，老是处于破碎的边缘，这是一种歪曲。岂止是歪曲，还很有几分忘恩负义。这是人们从所有的信息媒介中最常听到的，也是最头头是道的教条。我们真应该建立更好的健康普及教育制度，用更多的课时，对我们的良好健康状况搞搞鸣谢甚至庆贺——说实在的，我们大多数人在大部分时间里身体就是好，好极了。

关于将来在医药方面的需要，我们面前仍然摆着一些大家熟悉的问题。在完善的保健制度中，最理想地讲，还要设哪些项目？如何估计，在最合理的情况下，每个病人每年共需要多少医生、护士、药品、化验检查、病床、X射线透视，等等？我建议用一种新的方法来产生对于这些问题的答案，这方法就是，仔细地考察一下，现在可以随时进出保健机构的、最老于世故、最有见识的、大概也已经满意的顾客。也就是说，那些受过良好训练、富有经验、有家室的中年医生，在日常生活中是如何利用今天医疗技术的各个方面的。

我想我可以自己动手设计这张问卷。在过去五年中，你的家人包括你自己，作过多少次任何种类的化验检查？作过多少次全面体检？多少次X线透视和心电图？一年中给自己和家里人开过几次抗生素？住过几次院？作过几次手术？看过多少次精神医生？正式看过多少次医生，任何医生，包括你自己？

我打赌，如果你得到这方面的信息，把各种情况都考虑进去，你会发现，有一些数字跟现在官方为整个人口规划的数字大不相同。我已经以不尽科学的方式作了这样的尝试，那就是询问我的一帮朋友。我得到的资料还不是充实有力的，但是却相当一致。这些资料表明，我的医生朋友们从服完兵役后没有一个人作过常规体检；很少有人照过X射线，只有看牙医的情况是例外；几乎全部拒绝了手术；连他们的家人也绝少作化验检查。他们用很多的阿司匹林，但似乎很少开药方，家里人发烧也几乎从不给抗生素。这倒不是说，他们从不生病；这些人家发病率跟别人一样高，主要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疾病，跟别人有着同样多的焦虑和稀奇古怪的想法，也有同样多——总的来说并不叫多——可怕的或破坏性的疾病。

有人会反驳说，医生及其家人其实是常驻医院的病人，不能跟其他人相比。每个家庭成员出现在早餐桌旁时，那一碰头，其实就是医生的家访，作父亲的就是名副其实的家庭医生。说得不错。但是，这更使我们有理由期望更理想地利用全部的医疗技术。这里没有距离的限制，整个保健系统近在身边，随时可用，而且所有项目的费用当然也比没有医生的家庭要少。所有限制着一般人使用医疗机构的因素，在这里都不存在。

如果我对几个医生朋友所做的小小的抽样调查，得到的预感是正确的，那么，这些人运用现代医术的方式，似乎跟我们八十年来有计划地教育公众去作的方法大不相同。说这是“鞋匠的孩子没鞋穿”是说不过去的。医生的家人的确喜欢抱怨，他们得到的医疗照顾比不上朋友和邻居，但他们确实是一班正常的、通常是健康的人们，由医生诊断而生的疾病更是少得可怜。

此中的奥秘，医生们知道，他们的妻子结婚不久也学到了，但就是对一般大众秘而不宣，那就是，大多数毛病不用治自己就好了。是呵，大多数毛病到早上就好一些。

可以想见，如果我们能控制住自己，还有我们的计算机，不去设计那样一个制度，在这个制度中，两亿人全都被假定每时每日都处于健康恶化的危险之中，那么，我们本可以建立一个以保障平衡为目的的新制度，向任何人提供他们所需要的良好医疗。我们的司法制度在不能证明有罪时就假定人无罪。同样的道理，医疗制度要最好地发挥作用，就要假定我们大多数人是健康的。没人管的话，计算机会以相反的方式工作，就会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时每刻都要求某种直接的、坚持不断的、职业的干预，以维护每个公民的健康。那时，我们的钱就甭干别的，全得花在那上面了。再说，如果我们还想及时改变这种挤住在一起、特别是挤在城市里的方式，我们还有许多别的事情要做。社会的健康是另一个问题，更加复杂，也更加迫切。我们要付的账单不仅仅是身体的健康呢。

社会谈

并不是所有群居性动物都具有同样程度的社会性。有些种类，其成员彼此联系在一起，互相依赖，就像一个组织内接合松散的细胞。群居性昆虫就是这样。它们一生中都在集群中行动和生存；一个蜂窠就是一个球形的动物。有的种类，群居性不这么严格，其成员一起建立家庭，集合资金，组团出游，分享食物。但任何个体离群独居都能存活下来。还有一些种类，之所以也算群居性动物，只因为它们或多或少趣味相合，时时到一起聚会，利用社交聚会来进行进食和繁殖等特别活动。还有些动物只是在走过时彼此点点头，连直呼其名的关系也没有。

要确定我们属于哪一类可不是简单事。因为，我们一生中总有那么几次会设法结成各种各样想得出来的社会组织。特别是在城市中，我们像蚂蚁和蜜蜂一样互相依赖，然而，愿意的时候，我们可以跟大家分开，可以到树林里自己生活，至少在理论上是可以的。我们互相依靠，互相照顾，为此，我们建造起复杂的制度，甚至包括在加油站设置售货机提供冰淇淋。但是，我们也有许多书籍，告诉我们如何复归田园。我们聚族而居，但不定什么时候又会翻脸打起架来，好像我们是不同的物种。作为一个集体，我们像蚂蚁贮存食物一样渴望积累起整个宇宙间的信息，并把这些信息传播到我们中间，好像那是种不可缺少的食料（科学上每一缕极微弱的真正的讯息，也具有某种外激素的作用，能使天边地角的实验室中的工作人员毛发倒竖）。但是，我们每个人也都建立起自己个人的秘密知识库，像不能触动的珍品似的对别人藏匿。我们每人都有个名字作为个人的标记，我们毫无保留地相信，这种分类制度会保障我们的实际存在，保障我们彼此或与其他的生物截然分开。但是，在一个拥挤的城市的中心，这一分类体制看不出有什么作用，从本质上讲，我们都没有名字，大部分时间是这样。

谁也不愿认为，迅速膨胀、黑压压盖遍地球表面的人群，跟一个蚂蚁窝或一个蜂巢的生活有什么重要的相似之处。谁愿意稍为想一下，我们这三十亿人在彼此联系起来的时候，是一种巨大的动物？我们不是没有头脑，我们的日常行为也不是由基因组详细地编码好的。我们看起来也不像是强制性地联系在一起，在干着一种类似昆虫筑巢那样单一的、统一的、一成不变的工作。假如真能把我们的大脑聚合到一起，像蚁群那样产生一个共同的思想，那思想将是不可想象的，真会让我们摸不着头脑的。

群居性动物倾向于专心一志干一件特别的事，通常是对它们的个头来说很庞大的工程，它们按照遗传指令和遗传驱力不停地干，用它来作群体的住房和保护所，保证自己的永久性。

当然，在我们一起做的一些事情中，有表面上类似蚂蚁的地方，比如，在整个大地上营造玻璃和塑料的城市，在海底耕耘，组建军队，或把我们自身的标本送上月球，或向邻近的星系送去一份备忘录。我们一起做着这些事情，而不太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干。不过，只要愿意，我们随时可以停下一件事转而干另一件。我们不像土蜂那样，被基因制约着永远埋头于一项活动。我们今天的行为，比起12世纪倾城出动在欧洲大陆到处建造大教堂那种活动来，并不更受约束。在那时，我们相信，那桩事可以永远干下去，相信那就是我们的生活方式。但那不是。说老实话，我们大多数人早就忘了大兴土木造教堂是怎么回事了。这种活动是暂时的，次社会性的，我们干的时候是带有强制性，是全力以赴，但仅仅在历史上的一小段时间内才这么做。那么，在生物学的意义上，这些活动是不能算作社会性行为的。如果我们能随意干、随意停，那就不大可能是我们的基因编码了详细的指令。建造沙特尔大教堂（Chartres，法）固然有益于人心，但人生依旧，世事沧桑。罗马的犁头已成粪土，激光弹、高速运输、着陆火星、太阳能、合成蛋白质云云，又焉能久存？在我们生命的长途中，我们当然还会即兴搞点别的什么新名堂，但很清楚，我们有选择的自由。

实际上，从长远看来，我们大概还是不要在生物学意义上为社会性的好。这并不是说，成不成社会性的，这事我们说了算，甚或可以举行表决；也不是说，我们已经有了办法，怎样行动就免成社会性的。这不过是说，如果有谁告诉我们，从智力方面说，我们自己是被用绳子拴成一串儿的，在遗传因素的驱动下，懒洋洋地在干着某种毫无特色的集体性工作，建造着一种庞大的东西，大得让我们永远见不到它的轮廓，那么，我们不会把这当成好消息的。我们这一会说话、会辩论的独特物种，如果竟也有这样的负担，那岂不特别残酷、特别危险吗？这样的一种生活，还是留给虫们和鸟们，留给较低等的哺乳动物和鱼们吧。

然而，我们人类的语言没想到恰恰就是这么回事。

有一件事越来越令人不安：似乎语言的天赋是人类的唯一特征，是它在遗传上把我们大家标记为人，把我们跟其他的生命形式区别开来。语言，像鸟作窝、蜂筑巢一样，乃是人类普遍的、生物学上特有的行为。我们进行这种活动的方式是集体的、强制性的、自动的。没有它，我们就不成其为人；我们若与之分离，我们的头脑就会死灭，就会像离开蜂窠迷路的蜜蜂一样。

我们生来就知道如何运用语言。辨认句法的能力，把字词组织、配置成可解的语句的能力，是人的大脑生来固有的。我们辨别句型，创造语法，都是程序规定了的。语言中有些不变的和可变的结构是我们所共有的。小鸡生来就能识别头顶的飞影，从众鸟中辨认出鹰隼，同样，我们生来就能从一串词里辨认出语法的意义。乔姆斯基（Chomsky）像生物学家观察活组织一样观察了语言，在他看来，语言“肯定是人类大脑的生物学特性”。语言的这些普遍属性是遗传决定的；这些属性并不是我们学到的，也不是我们在成长过程中创造的。

我们终生从事这一活动，我们集体地赋之以生命，但我们对之不能施加半点控制。个人不能控制语言，委员会、研究院或政府也不能控制它。语言一旦有了生命，就会像一个活泼会动的生物一样活动。由于我们大家全都从事于其中的、永不停息的活动，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无时不在变化。新词被造出而加进来，旧词改变或抛弃了原有的意思。连词成句、联句成章的新方法兴而又灭，但是，内在的结构只是生长着，丰富着，扩大着。单个的语言也衰老，并且似乎死灭，但却在周围大地上留下了子裔。独立的几种语言可以并列生长，几个世纪互不接触，保持各自的独立完整，其活生生的组织互不相容；而有些时候，两种语言又可能凑到一起，融合，复制，生出几胎新语言。

如果说，语言处在我们社会存在的核心，把我们聚拢在一起，用意义的大厦覆蔽着我们，那么，也可以同样有把握地说，美术和音乐乃是那同一个遗传决定的普遍机制的作用。大家一起做做这些也算不得坏事。如果因此我们就成了群居性生物，就跟蚂蚁一样，那么，至少我（或者应该说至少我们？）是不会介意的。

信息

根据目前最权威的语言学流派的看法，人类一生下来就有认识和形成语言的遗传天赋。这一定意味着，我们有接受一切信息的基因，有着一条条特殊的、人类所特有的DNA，能够认知语句的意义。我们必须想象，在我们的深层结构中有一种形态发生，它根植于我们的大脑，像按遗传密码构成蛋白质一样产生出词类。正确的语法（逻辑上正确，并不是说流行的意义上正确）乃是我们这一物种的生物学特征，正像鸟有羽毛一样。

如果真是这样，那就意味着从某种本质意义上讲，人脑能产生词类以外的东西也是预先编码的。由于我们认识的属人行为的其他一切都派生于语言这一中心机制，那么，这同一套基因也至少间接地制约着这样一些令人惊讶的行为：音乐厅里，几百人挤在一起，不声不响地、侧着耳朵、若有所思地听着音乐，好像在接受什么指令一样；或者在画廊里，慢慢往前移动着脚步，眼盯着画面，无暇旁顾他人，那么全神贯注，好像在读着什么指令。

这种观点跟一个非常古老的观念相符合，那就是，对于意义的理解力似乎在我们一生下来就植入了我们的大脑。我们一生下来就带着一些模版，随着生命的继续，把所有适合的东西都嵌入它们。有一些神经中枢自发地产生关于各种生命事实的无数假说。我们积累信息，就像细胞积累能量一样，当我们碰巧找到一个与感受器直接匹配的事实，那么，我们的大脑深处就发生一次爆炸，那一观念突然扩大，收拢，充满新的能量，并开始复制。有时会产生一连串的连锁爆炸，摇撼了一切，就像我们平时所说的，想象受到了震动。

这一系统似乎只限于人类。因为只有我们才有语言，虽然黑猩猩有能力按照某种句法使用一些符号。我们与其他动物之间的一大区别，可能是由语言造成的质的差别。我们的生活靠的是把能量转换成话语，加以贮存，再以受控爆破的方式释放出来。

没有语言的动物做不来这样的事。它们办事局限于一锤子买卖。它们也像我们一样，东游西荡寻找与假设相符的事实，但当感受器碰着对号的事实时，只有嗒的一声响。没有语言，像弹簧一样卷曲在信息里的能量只能使用一次。独居蜂即土蜂在临近产卵的时候，高高地在空中飞舞，头脑里只有一个概念：找一只毛毛虫。这时候，它实际上是一只长翅膀的毛毛虫感受器。找到了符合假设的一个时，它飞扑而下，刺之，使之瘫痪，攫之起，飞下，把它准确地放在圆形洞穴的门口（那洞穴，是它着迷于同一概念的不同版本时早就准备下的）。它放下毛毛虫，钻进洞穴，最后视察一遍洞里有无异常，然后出来，把毛毛虫拖入洞中以便产卵。看上去，它的动作深思熟虑，井井有条。但是，如果在它钻入洞中作最后检查时，你把毛虫移开一点距离，它重新考虑这事时就不是那么聪明了。它钻出来，找一会儿，找到，拖回到原先放的地方，放下，又钻进洞中作那最后的检查。如果你再次拿开毛虫，它就会重复先前的程序。假如你有耐心并且忍心，这套把戏你爱玩多久就可玩多久，可以一直让它专心干那一件事。这是一种强制性的、本质上是神经质的行为，像尤内斯库（Ionesco，Eugene，法国剧作家）描写的人物一样没头脑。可土蜂就是想象不出这事还有另外的做法。

跟土蜂一样，淋巴细胞由遗传程序规定的任务是巡察，但它们每一个似乎都只获准有一个各不相同的意念。它们在组织中漫游、感觉和监测。由于它们数目太多，所以可以作集体的猜想，能够觉察到地球表面任何抗原性的东西。但它们干起事来都是一次只能完成一个意念。它们在体表的感受器里携带着特殊的信息，表现形式是一个问号：那边有没有我要找的那种特别的分子构型？生物信息大约是本质如此吧，它不但把自己像能量一样积累起来，还怂恿大家去找寻更多的信息。这是一个不知餍足的机制。

淋巴细胞显然熟知它们周围所有的异物，而有些淋巴细胞有着特殊的装备，使之适合一些原来并不存在、后来由有机化学家在实验室里合成出来的聚合物。这些细胞能做的不只是预言现实；它们显然还有作出大胆设想的程序。

可以想见，并非所有动物的淋巴细胞都有同样的信息范围。像语言一样，这一系统是由基因制约的。在不同物种之间，在同一物种的近交系之间，都有着遗传上的差异。有些聚合物适合一个种系的豚鼠或老鼠的感受器，但不适合另一个种系的感受器；有响应者，有不响应者。

一旦联系建立，一种装有特殊感受器的特殊淋巴细胞跟一种特殊的抗原相遇，大自然中一种最了不起的小小奇观就出现了。细胞增大，以极大的速度制造出新的DNA，转而发生极其恰当地被称作的细胞爆炸。它开始分裂，按原样复制出新的细胞，每一个都带有同样的感受器，带有同一个问题。新的群体是不折不扣的记忆。

此一机制要想有用，这些细胞就得准确无误地紧扣要点。任何意义不清，任何游移不定，都会给这些细胞带来严重的危险，而给它们的主人带来的危险则更大。只要有一点点误差，就要引起一些反应，邻近的细胞就会被视为异己而卷进反应。有一种理论说，衰老的过程可能就是由这种误差的累积造成的，是信息质量的逐渐降低。这个系统容不得半点偏差。

也许就是在这个方面，语言跟其他生物通讯系统最不相同。用言语从一处向另一处传播重要信息时，模糊性似乎是至关重要的、不可缺少的成分。为传达意义，经常需要有一种微弱的奇异感和扭曲感，没有语言的动物和细胞做不到这一点。淋巴细胞表面的特化锁定抗原并不派该细胞去寻找完全不同的东西；当蜜蜂使用偏振光追踪蜜源，像我们看手表一样观察太阳时，它不能分心四顾，去发现一朵花的动人魅力。只有人的大脑能这样做，面对被锁定的信息，也还能骋目他顾，不断寻求新的、不同的旨趣。

假如我们没有感知所有语言的字词所具有的这种模糊性和奇异性的本领，我们就无法识别意义中多种声部的层次，我们就会整年整月坐在石墙上抬眼望着太阳出神。的确，那样我们就会永世使用那二十六个字母讲讲柴米油盐，大概还会达到能够闲聊天的程度，却不大可能从简单的词语进化到巴赫式的复调。人类语言的伟大之处，就在于它能防止我们停留在手边的事情上。

暴尸野外

你在城市附近的公路上见到的动物尸体大都是狗，也有少量的猫。深入乡间，动物尸体的形状和颜色就是陌生的了。那是些野生动物。从车窗望去，它们残缺不全的肢体，让我们联想起土拨鼠、獾、鼬、田鼠、蛇，有时是残破到面目全非的鹿。

这景象总给人以莫名其妙的震动。一半是突然涌来的悲悯，一半是没来由的惊讶。见到死在大路上的动物简直就是令人震惊。这种心灵上的伤害倒不全是因为它们死的不是地方。不管它们死在哪里，都不该这么触目惊心地横陈在我们面前。你不希望看到动物陈尸在光天化日之下。动物应该独个儿地、远远地、人不知鬼不觉地死去。这才是它们的本性。不该看到它们倒卧大路之上，不该看到它们死在任何地方。

万物皆有一死，但我们只觉得死是一种抽象的概念。站在草地上、山脚下，仔细检视四周，几乎目之所接的所有东西都在死亡着，大多数东西要在你之先早早死去。若不是你眼前一直进行着更新和取代的过程，那么，那片地方终将在你脚下变成石头和沙砾。

有些生物似乎永远不死。它们只是整个儿地消失在自己的后代当中。单个的细胞就是这样。细胞一个变两个，两个变四个，如此下去，过一会儿，它自己的最后一点痕迹就消失了。这不能看作死亡；若撇开变异不论，那么，那些后代仅仅是第一个细胞，重新活过一遍。粘菌的生活史中有些结束阶段，看起来像是死亡，但是，那带有柄和子实体的干枯的蠕虫，却显然是发育中的动物的过渡性组织。游来游去的阿米巴状细胞集体地使用这种机制，来产生更多的细胞。

据说，地球上任何时候都有着成亿兆的昆虫。按我们的标准，其中的大多数寿命都很短。有人估计过，在温带的每平方英里的上空，往上延伸到数千英尺的大气中，悬浮着二千五百万只形形色色的昆虫。它们在层层大气中像浮游生物一样漂游，不断死亡着，有些被吃掉，有的只是随时随地掉落下来。它们这样围绕地球，无可计数，死了随即分解，没有人看到。

谁见过死鸟？那么多鸟当然有许多要死去，但谁见过那么多的死鸟？死鸟是不宜见到的。见到死鸟比突然飞起的活鸟更叫人心惊。我们心里一定会认为什么地方不对劲。禽鸟总是死在背人处，死在丛中石下，从不飞着栽下来。

动物似乎都有这样的本能：独个儿去死，到背人处死。即使最大、最招眼的动物到时候也想法荫蔽起自己。假如一头大象失检死在明处，那么，象群不会让它留在那儿。它们会把它抬起，抬着它到处走，一直找到一个莫名其妙的适当地方再放下。遇到遗在明处的同类的骸骨，大象会有条不紊地一块块将它们捡起来，在哀思绵绵的纪念仪式中，疏散到邻近的大片荒野中。

这是自然界的奇观。世上万物皆有死，每时每刻都在死，其数量跟每个早晨、每个春天让我们眩目的新生一样多。但我们看到的，无非是面目全非的残肢，十月的别墅门厅里挣扎的苍蝇和公路上的残体而已。我这一辈子一直揣着个闷葫芦：我的后院，有的是松鼠，满院都是，一年四季都在，但我从来也没在任何地方见过一只死松鼠。

我想这没有什么不好。假如世界不是这样子，死的事都在公开进行，死尸举目可见，我们就永远忘不了这东西。幸而，我们可以在大部分时间忘了这事，或认为那是可以有某种方法避免的事故。但是，这的确也让我们把死的过程看得比实际更意外，当我们必须处于这一过程时更觉为难。

我们也在以自己的方式尽可能使自己跟自然界协调一致。报上的讣告栏告诉我们，我们在死亡着，而出生栏则用小字排印，毫不显眼地印在页边上，告诉我们后继有人。但从这里我们还是把握不了那规模之大。我们在地球上有三十亿众，在我们的一生中，这三十亿到时候都要死去。年逾五千万的巨额死亡，在相对悄悄地发生着。只有家里人或朋友死了，我们才知道。孤立地来看这些死亡，就认为是不自然的事件，是反常，是伤害。我们低声地谈论这些死亡，某人是被疾病击倒，或者是死于非命。好像可以见到的死亡只能有什么原因才发生，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一样。我们送花圈，悲痛，举行葬礼，撒骨灰，却浑忘三十亿，都在此途中。所有这芸芸众生的血肉和意识终将消失，被大地吸收，而暂时的幸存者，对此则毫无知觉。

过不了五十年，替换我们的后人要超过此数的两倍。难以想见，有这么多人死亡着，我们还怎么能继续保住这一秘密。我们将不得不放弃这一观念，不再认为死是一种灾难，是可恨的事，或是可以避免的事，甚或是奇怪的事。我们将需要多知道一些我们之外整个生命系统的循环，知道我们跟这一总过程的联系。任何事物的生，都是某一事物的死换来的，一个细胞换一个细胞。意识到这一同步过程，许是一种安慰。这种过程表述如下：我们都在一起走着下坡路，我们的伙伴遍天下。

自然科学

作为人类行为表现的科学，其本质的盲目性还没有被广泛地意识到。当我们从科学活动中遴选有价值的新东西时，我们也不断发现，活动时某些部分似乎需要更好的控制、更高的效率，而其不可预测性则需要减少。我们愿意花得少一些，而更加按部就班、有条不紊地按期取得投资的效益。华盛顿制订计划的人们试图在这方面有所作为，产生了一些新的项目，把那里所有的科研活动都集中组织起来，特别是在生物医学方面。

这事还需要想一想。科学活动进行得顶好的时候，就有某种几乎不可驾驭的、生物性的机制在起作用。这一点是不应忽视的。

在研究的课题坚硬而复杂，事实还没有掌握时，困难就更加突出了。科学研究的开端是由彻头彻尾的惊讶组成的一片乱糟糟的领域。非得等到科学从这片混乱中解脱出来，问题才能获得解决。因此，在从事研究的实验室中，那些必须加以规划的，是完全不可预见的东西。如果要把科研活动集中化地组织起来，那么首先必须把制度设计得有利于诱发怀疑，庆贺意外。

另外，科学研究要搞得像个事业，就得把各各不同的个人头脑中孤立的想象力合到一起。但这样的安排更像一场游戏，而不像是有板有眼的事业了。科学上的异峰突起，是由一些突如其来、不知其所以然的奇思异想和直觉造成的。这些意念和直觉，科学上称之为灵感。

困难的科学研究，其最为神秘莫测的一面还是其进行的方式。这倒不是指那些日常的例行公事，不是指那些以前谁也不知道把东西如此拼凑起来的拼凑活动，也不是指作一些联系。这些都是操作的方法，是家常便饭，细枝末节。这些活动诚然有趣，但都不如那根本的奥秘那样令人惊异，那奥秘就是：我们毕竟在这样干着，我们是这样非干不可。

在所有的人类事业中，我还不知道有什么其他的事情像科研这样，甚至我眼里的艺术也难与它相比：在科学这宗事业中，从事其中的人如此被卷进去，整个儿地沉浸其中，被驱使着做他们资财、力量所不逮的事。

工作着的科学家就像按遗传指令行事的动物，似乎是深植于人体中的本能在驱使着他们。尽管他们努力保持尊严，但还是像动物幼崽一样在作着胡闹的游戏。每当他们接近一个答案，他们都毛发倒竖，汗流浃背，沉浸在自己的肾上腺素之中。抓住答案，抢先抓住答案，就是他们最强的驱力。跟这一驱力相比，什么取食、育儿、保护自己不受自然力的侵害等等，也都不在话下了。

这种活动有时看起来似乎是孤立的，但却是人类活动中最不孤立的活动。没有什么东西具有这样的社会性、这样的集体性，这样地互相依赖。一个热门学科就像一个巨大的智慧蚁穴，单个的头脑几乎消失在层层叠叠的头脑群体之中，每个头脑都各自携带着信息攘来挤去，以光的速度交相传递着信息。

有一些特别的信息好像有趋化性。一旦出现什么蛛丝马迹，人们脖子后的感受器就立即颤动起来，大群能动的头脑便汇集一处，如群雀噪起，迎风飞去，团团围住信息的来源。这是一种智力的浸润，是一种炎症。

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景象。混乱的大脑群体似乎杂而无章地凑到一起，像捣烂了蜂房的群蜂，在一片乱纷纷一塌糊涂的活动中，零零碎碎的信息飞扬四散，扯成碎片，崩溃瓦解，被鲸吞蚕食，突然，峰回路转，悠然一曲，关于自然界的一条新的真理出现了。

一句话，科学事业在运行着。这是人类千百年来学会一起干的最有力、最富有成果的事情，比耕种，比渔猎，比建造教堂，比赚钱都有效。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本能的行为。我不懂它是如何运行的，这种活动不可能预先精密地安排。你不能把人的大脑整齐地一行行排列起来，然后由纸带向它们发出指令。你不能指令每一个头脑，你去干这一件，它去干那一件，然后由一个中心委员会把所有按指令干活的大脑干出的一件一件组装起来。不，事情不是这样干的。

需要的只是创造出合适的气候。要叫一个蜜蜂酿蜜，你不需要制定太阳导航和合成碳水化合物的法规。你只要把它跟其他蜜蜂放到一起（最好快放，因为单个的蜜蜂活不成），然后尽可能把蜂房周围的总体环境安排好。像蜜蜂酿蜜一样，气候适宜了，科学到时候自然就出来了。

这活动有点像侵略，但与其他侵略性行为不同，因为它不以某种破坏为目标。进行之际，这活动外观和感觉都像侵略：冲上去，揭破它，拖出来，抓住，它是我的了！它像一种原始的逐猎，但到头来并没有伤害什么。更有可能，到头来毫无所获，只不过是一声长叹。但这不要紧。如果空气适宜，科学活动在正常运行的话，长叹马上会停止，因为自有一个新问题会嗷嗷大叫，呼唤人们去解决，于是，乱糟糟的活动重又开始，又一次失去了控制。

自然的人

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近来正在深入探讨生态和环境问题，他们的研究得出了令人不安的结果。知道可以对湖泊、草地、作巢的塘鹅甚至整个海洋进行成本效盖分析，我们总觉有些难受。要我们直面环境方面的多种可能性和难于作出的选择，已经够不容易，而看到那样醒目的代价时，我们就更觉得难堪了。甚至那新术语就让人心烦：读到environments（环境）时，我们的心就发痛。那个复数形式，意味着还有那么多选择，像在市场上挑选商品一样得考虑一番，而且还得投票表决。经济学家作这些研究时真得有冷静的头脑和冷酷的心才行，而他们写出的文章也必定是冷冰冰，常常还得是滑如冰的散文。

我们大多数人刚刚开始意识到，我们人类在控制地球上的生命这一方面已卷入多深。这意味着人类思想的又一次革命。

这场革命的到来也非轻易。我们刚刚在同一题目上走过了一段成果未稳的路程，刚要就我们对自然的态度拿定主意，就像一个庞大的委员会刚刚达成了某种一致意见，就发现又该把议题重新审议一遍了。现在，就让我们再作一遍。

最古老、最容易接受的想法是，地球是人类的私有财产，是人类的菜园、动物园、金库和能源，它摆在我们手边，任我们消费、装点，愿意的话还可以将它撕成片。按我们过去的解释，改善人类处境是世界存在的唯一理由。人要胜天，掌握奥秘，控制一切。这是一种道义责任和社会义务。

最近几年，我们这种看待事物的方法突然扭了个弯，并达成了某种一致看法。这就是，我们过去想错了。虽然在一些细节问题上还有争论，但我们已经勉强在几乎所有方面承认，我们并不像从前想的那样是大自然的主人。我们依赖于其他生命，就跟树叶、蠓或鱼依赖其他生命一样。我们是生态系统的一部分。一种表述方法就是，地球是一个结构松散的球状生物，其所有的有生命的部分以共生关系联系在一起。照这样的观点看来，我们既不是所有者，也不是操纵者，至多可把我们自己看作是一种专司信息接受的能动组织——或许在所有可能的世界当中那个最好的世界里，我们的作用是整个生物体的神经系统。

有些人认为，这种观点过于强调了依赖性。他们愿意把我们看作是一种独立的、具有质的不同的特别物种，跟任何其他生命形式都不同，尽管我们也与其他生物有着共同的基因、酶和细胞器。不管怎样，这种观点的深层还是有这样的意思：不管我们处于统治地位与否，我们都要关心自己生活其中的生态系统，不然，我们不可能单独存活下来。这一意思已经相当强固，足以发起保留自然环境面貌和保护野生动物的运动，足以关闭不知餍足的技术开发，足以导致维护“整个地球”的运动。

但时到今日，正当新的观念似乎得势之际，我们也许要再转一次弯了。这一次比从前经历过的转弯都更让人沮丧，更没有把握。在某种意义上，我们将被迫返回来，仍然要相信新的看法，但又受着种种生命事实的制约，因而就只得生活在旧有的生活方式中。或许，就像事情结果已经显示的那样，要想按新观念过活，已经为时太晚了。

实际上，愿意也罢，不愿意也罢，我们就是万物的主人。

这种形势真叫我们绝望。一方面，我们实际上已是21世纪的人类，非常富于新知识，有着万物一家的观念；而另一方面，又仍是19世纪之民，穿着带钉的皮靴，踏在大自然毫无遮盖的脸上，使它臣服，使它开化。而且，我们不能够停止这种控制的行为，除非我们自己从山脚下消失。这真够让人为难。若真有世界之灵这东西，怕也要在这难题面前发疯吧。

真实情况是，我们的卷入之深，超出了我们的想象。我们这样坐成一圈，认真地忧心着最好怎样保护地球的生命，这件事本身就最能表示出我们卷入控制的程度。并不是人类的妄自尊大，把我们引向这一方向。这是自然界最自然不过的事。我们就是这样发展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这么一个物种。

尽管痛苦，尽管不情愿，我们还是又成了大自然本身。我们到处生长，像一个新的生物体盖满整个地球表面，触动和影响所有其他种类的生物，也合并着我们自身。地球有因我们的充溢而窒息的危险。现在，我们是我们自己环境的主要特征。人类，这地球上庞大的后生动物，被居住在他们体内的共生微生物提供的能量驱动着，按照由最古老的、具有生命的核酸发出的指令，依靠从本质上与地球上其他生物一样的神经元获取信息，与柱牙象和地衣有共同的结构，依赖太阳生活着。这就是人类，现在是地球的负责人，掌管着地球，管好管坏又当别论。

可真是这样吗？你也知道，事情可能正好相反。或许，我们是被侵略者，是被征服、被利用的一方。

某些海洋动物变成半动物、半植物而活了下来。它们吞并海藻，海藻则把自己变成对整个结合体的生命至关重要的复杂植物组织。我揣想，如果巨蛤更有灵性些，它或许该为自己怎样奈何了植物界而时时痛悔，悔恨自己吞并了这么多生命，把这么多的绿色细胞变为奴隶，而自己则靠它们的光合作用而活着。但是，对这件事，植物细胞兴许会有不同的看法，认为自己是以最满意的条件俘虏了巨蛤，靠它组织内的小小镜片而为自己的利益聚集着阳光。也许，海藻也会因自己以众凌寡奈何了蛤界而有伤心之时呢。

还算幸运，我们的处境或许跟巨蛤差不多，只是规模大些。大概事情无非如此：在地球形态发生的某一具体阶段，需要有我们这样的生物，至少有一段时间，需要我们获取并输送能量，照看新的共生系统，为将来的某一时期积累信息，作一定量的装饰，甚至把种子向太阳系里撒播。就是这么回事。地球算是找着干活儿的了。

假如我还有一点发言权，我就会很愿意扮演这种有用的角色，而不去做一种本质上不属这地球的生灵（我们实际上似乎正在向这种生灵演进）。这将意味着，如果我们真的认为，我们是自然界的不可分割的成分，那么，我们在对待彼此的态度上就得来一番相当根本的改变。我们最应该忧心的环境无疑是我们自己。我们将从自己身上发现我们已从大自然的其他部分看到的奇观。说不定，我们甚至会承认，我们有着所有高度分化的生物所固有的脆弱性，于是会开展一场运动，把我们自己作为濒危珍稀物种加以保护。我们可不能失败。

伊克人

伊克人（Iks）的小小部落，从前是在乌干达北方山谷里采集、打猎的游牧人种，现在可是一举成名了。他们成了文学上的一个象征，用来代表整个人类失去信心、失去人情味后，最终命运将是什么。两桩灾难性、决定性的事情降临到他们头上：第一件，政府决定开辟一个国家公园，于是，他们为法律所迫，不再在山谷间打猎，而成了耕种于山岭薄地的农民了；第二件，他们在此后两年间受到一个人类学家的采访。那个人类学家憎恶他们，写了一本关于他们的书。

书的意旨是，伊克人已把自己变成了一群不可救药的、让人讨厌的人，六亲不认的野蛮动物，极端自私，毫无爱心。这是他们传统文化遭到摧毁之后的结果。另外，这也是我们其余的人内心的真面目。如果我们的社会解体，我们都会变成伊克人。

这种论点当然立足于有关人类本性的某些假设，而且无疑是推测性的。你必须事先同意，人如果独自走到外界，本质上是恶的，表现出感情和同情等德行只是一些习得的习惯。如果你取这种观点，那么，伊克人的故事可以用来证实这一观点。这些人似乎生活在一起，聚集在拥挤的小村子里，但他们实际上是孤寂的、互不联系的个人，彼此之间没有明显的好感。他们也说话，但说出的只是些粗暴的强求和冰冷的回绝。他们什么东西都不共享，从来不唱歌。孩子一旦能走路了，就把他们赶出家门去抢劫。只要可能，随时都会把老年人抛弃，让他们饿死。行劫的孩子从无助的老人嘴边抢走食物。那是个下贱的社会。

他们生儿育女时毫无爱心，甚至连粗疏的照顾都没有。他们在彼此的大门口排便。他们对邻居幸灾乐祸，只是见到别人不幸时他们才笑。那本书上写到他们常常笑，也就是常常有人倒运。有好几次，他们甚至笑这位人类学家，而他对这种事特别反感（人们可以从字里行间感觉到，那位学者本人并不是世间最走运的人）。更糟的是，他们把他拉到家里，夺过他的食物，在他的门口排便，叫唤着不喜欢他的声音。他们让他过了艰难的两年。

这是本让人泄气的书。果真像他所暗示的，我们每个人的内心只是伊克人，那么，我们还能继续拥有人这个称号的唯一希望，就在于无休止地修补我们社会的结构。而社会的结构这样快、这样彻底地变化着，我们会连找针找线都来不及。如果把我们孤零零地撇在一旁，我们将变成同样的无欢乐、无热情、互不接触的孤独动物。

但这种观点恐怕太偏狭。伊克人首先是与众不同的。实际上，他们是极其令人惊讶的。那位人类学家在别处从没见过他们那样的人，我也没见过。你会想到，如果他们就是代表了人类的共同本性，他们本应更容易了解。相反，他们是古怪的，反常的。我也知道一些特殊的、难处的、神经质的、贪婪的人种，但我一辈子还没见过任何真正令人始终厌恶的人。伊克人听起来更像反常的、病态的人种。

我不能接受这种观点。我不相信伊克人代表着孤立的、赤裸的、没有以社会习惯加以伪装的人。我相信，他们的行为是某种外加的东西。他们这种不懈的、强制的排外性，乃是一种复杂的仪式。他们这样行事是后来学会的，是不知怎么模仿来的。

我于是有一说：伊克人发疯了。

孤独的伊克人，在被毁的文化废墟中被孤立起来。他们已经为自己建起了一种新的防御。假如你生活在一个吃不开、兜不转的社会中，你也会建立自己的防御的，伊克人就是这样行事。每一个伊克人成了一个团体，是人自为战的单人部落，是一个选区。

这样一来，一切都各归其所了。难怪他们看起来有几分眼熟。我们从前见过他们。大大小小的团体、机构，从委员会到国家，恰好正是这样行事的。当然，正是人类的这一方面落后于进化的行列。这就是为什么伊克人看起来这样原始。他极端自私，一毛不拔，就像是一个成功的委员会。当他站在自己茅屋的门口长篇大论地大声辱骂邻居时，就像是一个城市在向另一个城市讲话。

城市具有着伊克人的全部特征，在人家门阶上排便，在自己和别人的河湖里排便，到处倾倒垃圾。它们甚至设立机构来遗弃老人，把他们弄到人看不见的地方。

国家是最像伊克人的机构了，无怪乎伊克人看上去这样眼熟。在极端贪婪、强取豪夺、无情和不负责任等方面，没有什么能比得上一个国家了。国家在本性上是孤独的，自我中心，离群索居，国家与国家之间是没有感情这东西的。真的，没有哪个国家爱过另一个国家。它们从各自的门阶上叫骂，往整个大洋中排便，抢夺所有的食物，靠仇恨而生活，对他人幸灾乐祸，为他人的死亡而庆贺，为他人的死亡而生存。

就这么回事。我不再为那本书心忧了。它并不意味着人的内心是个孤独的、非人的东西。他没有什么不对劲。那本书只是说出了我们一向知道、但还来不及心忧的东西，说我们还没学会在聚群而居时如何保持人性。伊克人绝望之下行出了这种败相，或许我们应该给以更密切的注意。国家这东西已变得让人不可思议，想一想太可怕了。不过，我们或许可以从观察这些人而学到些什么。

计算机

你造得出差不多像人一样的计算机。在某些方面，它们是超人：它们可以在棋盘上杀败大多数人，眨眼之间记住整本电话簿，能谱某种音乐，能写朦胧诗，能诊断心脏病，会向为数众多的方面发送私人请帖，甚至还会一时发疯呢。迄今还没有一个人设计一种计算机能在解决难题时转念再用另一个办法，或突然发出大笑。但这样的计算机说不定真会问世。迟早有一天，会出现真正与人一样的硬件，出现一些嗡嗡叫、嘁哩咔嚓响的大盒子，聪明到能读杂志，能选举，脑瓜转得极快，快得我们没法比。

这可能吧，但至少一时还不会出现。我们有一天会开始为我们自身这软件开辟禁猎区和保护区，以免我们像鲸鱼一样消失。但在此之前，我有一说，可使诸公稍安勿躁。

即使有一天，技术成功地造出像得克萨斯州那么大的机器，能干我们所能干的一切，它顶多还是一个单人，实际上，这不顶什么事。要跟我们比，它们得有三十亿众，还得有更多的不断走下流水线。我怀疑是否有人能花得起那份钱，更不用说腾得出那样大地方。即使真能造出那么多，它们还得用电线统统连起来，连得那么复杂，那么微妙，像我们一样，互相之间进行交流，一刻不停地讲着、听着。如果它们不能在醒着的全部时间内这样彼此相对，它们就毕竟不会成为任何意义上的人。我想，在未来很长时间内，我们可以高枕无忧。

我们的最神秘之处在于我们的集体行为。除非我们理解了这种神秘，不然就造不出像我们一样的机器。而我们现在离这种理解还很远。我们只知道这样的现象：我们花时间互相传送信息，一边讲话，一边专心听话，进行着信息的交换。这似乎是我们最紧要的生物功能，是我们毕生的事业。临近末了时，我们每个人都积蓄了惊人的一堆信息，足够让任何计算机忙死。其中大多数是不可理喻的，而且一般来说，我们输出的信息比收集的还要多。信息是我们的能源，我们为它所驱动。它成了巨大的产业，成了自主的能量系统。我们三十亿人都由电话、收音机、电视、飞机和卫星联系在一起，利用大众传播系统、报纸、期刊长篇大论地讲话，从高天撒落传单，从别人谈话的边上插话。我们越来越成为环绕地球的电网、线路。长此下去，我们就会成为一个计算机，它会取代所有的计算机，它能把世上所有的思想融合起来，成为一个合胞体。

已经没有什么封闭的、双向的谈话了。今天下午你讲的一切，都会向四面八方传播出去，不到明天就传遍全城，不到星期二就传遍世界，快至光速，一边传一边变调，形成始料不及的新的信息。最后，它出现在匈牙利时成了一个极其荒谬可笑的笑话，成了金融市场上的波动、一首诗，或者竟成了巴西什么人讲话中间的一个长时停顿。

我们进行大量的集体思维，大概比任何社会性物种都要多。尽管这种思维几乎是秘密进行的，我们并不公开承认这一天赋。我们不像昆虫那样因进行集体思维而备受赞美，但我们仍是这样干着。我们能毫不费力、不加思索地在一个寒暑之内，在全世界改变我们的语言、音乐、风尚、道德、娱乐，甚至改变穿着的时尚。我们似乎是通过一个全面的协议这样作的，但这里不用表决也不用投票。我们只是一路想下去，到处散播着信息，交换披着艺术外衣的密码，改变想法，改变自身。

计算机玩不了这一层次的事。这对它是不大可能的。而这也没什么坏处。如果它玩得了这个，那我们就该打主意争取对自身的控制权，以便筹划长治久安的大计，否则那就一定是我们的末日了。那会意味着，某一才智过人、消息灵通、当然还有计算机引路的集团，将会动手决定五百年后人类社会该是什么样子，而其余的人将以某种方式被说服而跟着他走。到那时，社会发展的进程就要嘎嘎响着停下来，我们就将永无尽期地停滞在今天的辙里。

倒不如不要什么管辖，走出自己的路。前景如此多趣而多险，不能交托给任何能预知后事的可靠代理人。我们需要失足跌跤的一切机会。最重要的是，我们需要保留自己相互联系着的大脑的绝对不可预测和不可思议的性质，像过去一样，让所有的选择都敞开在我们面前。

如果有更好的方法来监察我们能干出些什么，那敢情好。那样，我们就可以在变化发生时意识到变化，而不是像现在这样，大梦醒来，才吃惊地发现，过去的一个世纪一点也不像我们原先想象的样子。也许计算机可用来有助于此，但我仍然心下怀疑。你作得成城市模型图，但你会知道，这些城市是理性分析所不能理解的；如果你试图用常识预测未来，事情会搞得比先前更乱七八糟。这是很有意思的，因为城市是人类最集中的群集的地方，所有的人都在竭力施加着影响。城市似乎有着自己的生命。如果我们不能理解城市运行的奥妙，我们就不可能十分深入地了解整个人类社会。

不过，你还是会认为总会有某种理解的途径。地球上人类的大脑群集在一起，看起来就像个统一的、活的系统。麻烦之处在于，信息之流大多是单向的。我们都着迷于尽快地往机器里输入信息，但缺乏多多收回的感觉机制。我承认，我很少感觉到人类的头脑里想的什么，还不如我感觉到一只蚂蚁头脑里想的什么更多些。大家来想一想吧，这也许会是个很好的出发点。

科学的规划

人们普遍承认，生物科学成绩辉煌。仅在过去十年间，生物科学就揭示了大量全新的信息，还有大量信息就要被发现。生物学革命显然方兴未艾。相反，公众对同一时期医学的进展，态度就有保留，打折扣，忧喜参半。尽管也获得了一些新的知识，但我们仍然有些可怕的疾病，难题得不到解决，缺乏满意的解释，也缺少满意的治疗。人们不免要问：既然生物科学正在继续蓬勃发展，产生了能够十分详细地解释生命过程本身的新的强大技术，那为什么还迟迟造不出新的灵丹妙药呢？

把我们的科学冠之以“生物医学”这样一个大词是无济于事的，尽管我们愿意对人讲，大家都属同一个研究领域嘛，有成果莫分偏厚，平均分享。比如，分子生物学跟癌症的治疗之间，仍然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我们不妨直说：基础科学的进展和把新知识应用于解决人类问题这二者中间，有着相当明显的区别。这需要解释。

由于这个问题直接关系到国家的科学政策，今天它成了一个议论纷纷的问题。把医学上实用学科发展的缓慢归因于缺乏系统的规划，这是华盛顿当局的一种时髦作法。据云，如果有了新的管理体制，大家更郑重其事地注意实用的发明，我们就能更快地达到目标，据说这样也更实惠、更省钱。于是出现一个新名词，叫作“目标规划”（targeting）。我们需要更多有的放矢的研究、需要更多注重实效的科学。基础研究可以少一些——可以少得多。据说，这正是时下的新趋势。

这种看法有个问题：它认为，生物学和医学已经有了一宗很可观的可用信息，这些信息又是一致的，互相联系的。其实不然。在现实生活中，生物医学还远没有达到能普遍用于解释疾病机理的程度。在某些方面，我们像20世纪初的物理学一样，蓬勃发展，进入新的领域，但在工程方面并没出现相应的进展。很可能我们就要产生一门相当的应用科学了，但不得不说，毕竟迄今还没有产生。对于制定政策的人们来说，一个重要的问题是，应该让这门科学自然出现呢，还是可以使用管理和金钱的影响力来加快它的出现。

这里存在一些危险。我们已经有一些大家都熟悉的麻烦，而现在又可能在自找更多同类的麻烦。自从有了医疗这一行当，几千年来，它就一直在一个陷阱里打转转。我们亘古以来就有这个习惯，那就是有一点机会和希望就要试一试。这种观念有时是以经验为依据，有时则是异想天开。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证明了，这法子并不灵验。放血、拔罐和泻下疗法是大名鼎鼎的例子了，还很有一些更晚近的例子让我们难堪。直到现在，我们一直让一些类似的技术代用品捉弄着。毫无疑问，在这种事上我们的动机是好的：我们大家在集体地渴求尽快成为应用科学家，可能的话，明早一觉醒来成了才好。

然而这是要做一些事的。大家都忘了，要使真正重要的实用技术变得实用，那需要长久的时间、艰苦的工作。现代医学的伟大成就是控制和预防细菌感染的技术，但它并不是随着青霉素和磺胺药的出现一朝落在我们面前的。那一技术起源于上世纪末叶，人们进行了数十年最刻苦、最费力的研究，才了解了肺炎、猩红热、脑膜炎以及其他一些疾病的病原学机理。为解决这些问题，几代精神抖擞、想象飞扬的探索者耗尽了他们的生命。说现代医学始于抗菌素时代的说法，忽视了多到令人瞠目结舌的基础研究。

不管多么令人不快，我们还是要面对这种现实的可能性：对于今天尚未解决的一些疾病，如精神分裂、癌症或中风等，我们了解的程度可比之于1875年那时候对传染病的了解水平，类似的关键性知识还没有获得。我们离解决问题就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需要过那么多年，就是需要做那么多工作。如果前景果真如此或差不多如此，那么，对于任何要用更好的办法加速事情进展的意见，都必须加以虚心而严谨的细察。

全国规模的长期规划和组织显然是十分重要的。这件事说起来一点也不陌生。实际上，二十多年来，我们一直在通过全国健康研究院来组织全国规模的联合攻关。今天的问题是：它的规划是否重点突出，组织是否十分严密；我们需不需要有一个新的科研管理体制，以便把所有的目标都清楚地展示出来，作好安排，以后照着办就行了？

这样做看起来有条不紊，让人放心，而且也确有一些重要的难题已被这样地攻克了，这说明，直接的、正面的攻势的确奏效。脊髓灰质炎就是最引人注目的例子。一旦人们由基础研究了解到有三类抗原型病毒存在，而它们可以通过组织培养大量生长，大家就肯定了，可以作成一种疫苗。这并不是说事情很容易，也不是说不需要从前的研究中那样勤奋的工作和精湛的技术。只是说，这事能办到。只要以精湛的技术进行试验，作成疫苗不成问题。这个例子雄辩地说明了应如何组织应用科学。正因为如此，如果事情不能成功，那可要让人惊讶了。

这就是应用科学之区别于基础科学的地方。只因有了这惊讶，事情就不同了。当你组织起来，应用已有的知识，树起目标要制造一种有用的产品时，你从一开始就要求有十足的把握。你赖以制定计划的所有事实，都必须相当可靠，丝毫不能含糊。然后，能不能成功，就看你能否有力地计划工作，组织人员，使结果能如期、准确地出现。为此，你需要大权独揽，令行禁止，精心细致地制订时间表，还要有以进度和质量为依据的某种奖励办法。但是，最重要的是，你要有清楚明白的基本事实赖以开端。而这些事实必须来自基础研究，别的来源是没有的。

在基础科学方面，每件事都恰好相反，一开始需要的就是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然就不成其为重要问题了。开始时只有一些不完全的事实，它们的特点就是意义模糊不清。经常需要首先发现互不相干的点滴信息之间有什么联系。你赖以作出试验的计划并非确定性，而是或然性，甚至是微小的可能性。结果准确地如期出现，当然是好事；但只有同时使你感到吃惊，那才称得上是重大发现。你工作的好坏，可以用你吃惊的程度来度量。你为之惊讶的，可能是事情竟然不出所料（在有些研究领域中，百分之一的成功率就被认为是高效了）；或者惊讶的是，预言全错了，而根本没想到的结果出现了；或者使问题改观，要求制订新的研究计划。不管哪种结果出现，你成功了。

我贸然认为，若以这种分类法为依据，把有关疾病的重大难题来一番清点盘存，我们将发现有限数目的重要问题，这些问题的答案尚可预见有几分把握。这不失为一个好主意：一些委员会坐下来动手制订长远规划，规划出一些针对疾病的研究，把这些问题从其他所有问题中辨认并分离出来，在这方面，运筹学的方法将是极其有用的。关于哪些问题有把握，哪些问题没有把握，专家们定有许多争论；或许可把争论的激烈程度和延续时间作为把握大小的尺度。不管怎样，一旦就一些适于研究的问题达成一致意见，就可以运用应用科学的极其有条不紊的方法加以解决。

不过，我更其贸然地认为，生物医学方面有待进行的重要研究，绝大部分属基础科学一类。大量有趣的事实与我们的主要疾病有关，还有更多的信息从生物学的各个方面不断传来。新到的一大堆知识还不成形、不完全，缺乏互相关联的关键线索，像一条弯曲的小巷，每个拐角处都有误导的标志，而且还尽是些死胡同。整个领域充满了迷人观念，无数具有不可抗拒诱惑力的试验，各种各样的新路子，条条通往问题的迷宫，但每一步都是不可预测的，其结果都不可预料。这是一个迷人的季节，也是出成果的黄金时节。

不知道你打算怎样为这样一种活动制定井然不乱的规划。不过我想，纵观近百年乱糟糟的纪录，你可以发现一些东西。不管怎样，得创造一种气氛，以便使令人不安的犯错误的感觉成为探索者的正常态度。应该理所当然地认为，成功的唯一途径，就是甩掉包袱，驰骋想象。特别要大胆承认，有些东西也许不可想象，甚至几乎是不可能的，但同时又是真实的。

这里倒有一个好办法，你不妨到走廊里听听科研人员讲话，以了解基础研究的进展如何。如果你听见有人说完话后再喊一声：“咳，没门儿！”然后是一阵朗声大笑，那么，你就知道，某人的井井有条的研究计划正在顺利进行。

生物神话种种

世界上动物神话中的神物，乍看之下，似乎纯属无稽之谈。人们会认为，文明的、科学技术发达的西方社会充分证明了人类的进步，因为它已经超越了这类想象。这些动物，连同它们在其中扮演着令人不解、莫名其妙的角色的那些逸闻传说，都是已经过时的东西。我们现在已不需要这些神话动物，也不需要关于它们的神话了。格里芬（Griffon）、长生鸟（Phoenix）、半人半马怪（Centaur）、斯芬克斯（Sphinx）、曼提考（Manticore）、甘奈沙（Ganesha）、麒麟，等等，都好像萦回不散的噩梦，而我们现在总算把它们远远抛开了。

麻烦的是，它们当真如梦，却未必是噩梦，我们离开它们，日子可能就不好过。对于社会来说，它们也许跟神话本身一样重要。它们充满了象征。我们的集体无意识结构需要它们。如果列维-施特劳斯（Lévi-Strauss）的话对，那么，神话跟语言一样，是根据一种普遍的逻辑编造起来的。这种逻辑是人类的特征，就像筑巢是鸟的特征一样。关于这些动物的故事可能各不相同，但其深层结构无论何时何地总是一样的。它们像记忆印迹一样植根于我们的基因之中。在此意义上，动物神话是我们遗传的一部分。

这些魔魔道道的动物，大都有着基本一致的地方。它们都是违反生物学的，且都在同一方面违反生物学。动物神话通常并不是纯凭想象，把一些我们从未见过的部分拼凑成一个个全新的动物。相反，它们的组成部分完全是我们所熟悉的。它们的新奇和惊人之处是，它们都是不同物种的混合。

大概正是这一特点，使得20世纪的人觉得通常的动物神话如海外奇谈。我们的最有力的故事，是进化论。它相当于一个普遍的神话。且不管进化论是真的而神话是假的，问题是，这一理论充满了象征，而它就是靠这个才影响了全社会的思想。照我们最新获得的启蒙来看，传说中的怪兽岂但不合理，实在也是不可能的，因为它们违反了进化论。它们不是实有的物种，它们否定物种的存在。

长生鸟最像一种常规的动物，成年时完完全全是一只鸟。实际上，这是一切有羽鸟类中最夸张、最杜撰、最多斧凿之痕的东西。它见于埃及、希腊、中东和欧洲的神话，中国古代的凤凰也跟它一样。这位鸟中王一世五百岁，死的时候作一卵状的茧，把自己裹起来，在其中解体，然后变成虫子一样的动物，旋而长成新的长生鸟，又要作五百年的鸟王。其他的说法则说，此鸟死时，会突然化成火焰，然后新鸟自灰中翩然而生。化虫说是极古老的，无疑出于一位早期的生物学家之口。

在动物神话中，这样的杂种太多了。你可以说，在远古人的头脑中，对于生命形式的混杂有着热切的信仰。或许，在他们信仰的深处，这种移花接木象征着别的什么。神话动物像梦魇一样令人不安，但奇怪得很，它们大多数都被当作祥瑞之物。比如，古中国的麒麟，鹿身被鳞，短角，尾帚而蹄偶。见麟而吉，获麟而功成。

甘奈沙是最古老、最熟知的印度教神衹之一，身体如一肥男，有四条人臂和一个神情欢娱的大象的头。据认为，遇到难处时，向甘奈沙祈祷是最灵验的。

并非所有的神话动物都与人亲善。但即是有敌意的神话动物也有些悦人之处。曼提考狮身人首，尾端生着毒蛇的头。它张着巨爪和三排牙齿的口，到处窜跳着寻找猎物，但鸣声却如银箫，美妙极了。

如果不考虑所用术语的不同，那么，有些动物神话里竟有现代生物学理论的痕迹呢。古印度有一种传说，认为地球上最早的生命形式，起于雷电和沼气。这种初始的生物很符合我们关于第一个细胞是由有膜核酸原核构成的理论。神话中没有描绘、也不可能描绘那个印度生物是什么样子，只说它自觉孤单，畏惧死亡，极想得到伙伴，于是它就膨胀，内部重新安排，终于裂成相同的两半，变为两头牛，一牝一牡，交配，又变为两匹马，也是一牝一牡，如此这般，直到变为两只蚂蚁。于是，地球上便有了各式各样的生物。这故事未免太简单化，像速记符号一样简单，难为精细的现代科学所用，但其中的神话色彩则依稀可辨。

在最早的神话系统中，蛇的形象反复出现，总是作为宇宙生命和造物绵绵不断的中心象征。大约公元前2000年，地中海东部国家的一种祭瓶上，绘有两条一模一样的巨蛇，彼此缠绕盘结，构成双螺旋，代表着生命的起源。它们是生命最初起源复制出的两部分，奇妙的是它们是同源的生物。

秘鲁有一种神衹，绘在公元300年的一个陶罐上，据传是农事的守护神。他的头发是一条条蛇，缠绕成辫状，用一些翅膀作为头饰。体侧及背部丛生着各种植物，口里则生出像某种蔬菜的东西。其总的形象粗犷蓬乱，但本质上却是与人亲善的。谁能知道，这种出自想象的东西还真是一种实有的动物，那就是几年前《自然》杂志里描绘过的Symbiopholus。这是新几内亚北部山中的一种象鼻虫，与几十种植物共生。那些植物生长在它的甲壳的凹龛和裂纹中，把根一直扎到它的肉里。在那片肉体植物园里，还有螨类、轮虫类、线虫类和细菌组成的整个生态系统。这种象鼻虫不妨用来预兆好运。用不着引经据典，它本身就带有足够的证据：它不受食肉类动物的袭击，安享高寿。没有东西吞食它，因为这个系统不像动物又不像植物，其貌不扬，其味不佳。这种象鼻虫只有三十毫米长，很容易被忽视，但是却拥有制造神话的资本。

或许，我们应该在四周找一找，看有没有其他候选者。依我之见，我们该用新的动物神话来取代种种旧的动物神话了。如果大家愿意接受微生物神话，如果我们要寻些隐喻，那么我能想出好几种生物可以用来满足这一需要。

第一种是Myxotricha paradoxa。这是一种原生动物，本该出名而没有出名。这种动物似乎在把一切的一切一股脑地讲给我们听。它的纤毛其实不是纤毛，而是一个个螺旋体。在每个螺旋体基部的附着点上，有一个椭圆的细胞器，植于myxotricha的膜中。这个细胞器其实是一只细菌。实际上，这种生物不是一个动物。它是一个集团，一个组合。

Myxotricha给我们讲述的故事像任何神话一样有深度，一样有深刻的寓意。这种生物进化在我们大家后面，它还处在进行集合的过程中。我们的纤毛早就放弃了独立存在的地位，我们的细胞器现在已真正属于我们自己，但控制着我们细胞的各个部分的基因组还是不同的基因组，住在独立的居室里。严格说来，我们仍然是一些组合。

还有一种原生动物叫做blepharisma，它讲的长长故事是关于复杂生命的危险性和易错性的。称它为blepharisma，是因为在它口器的周围生有明显可见的长有纤毛的膜，很容易让人想起眼的睫毛（blepharidos）。整个神话般的故事是吉斯（Giese，A.C.）在一本书里描述的。Blepharis-ma比myxotricha走得远一些，但还不够远，还是要摔交子。它有三组不同的自我复制的核，每组中的DNA都起着不同的作用：一个大核，掌管受伤后的再生事宜；一组（八个或更多）小核，含有繁殖所需的那部分基因组；还有许多微小的核，纤毛就是从这些核生出来的。

这种生物的一部分产生一种呈粉红色的色素，现称作blepharismin，它跟金丝桃蒽酮以及某些其他光敏化植物色素相似。Blepharismin通常不找麻烦，但一旦这个生物游入阳光中，这种色素就立刻把它杀死。在某些条件下，blepharisma周围的膜解体，变得可以自由游离，好像脱掉的皮壳一样，使那个生物成为透明的白化体。闹饥荒时，单个的blepharisma会吞食邻居，然后膨胀得很大，变成一个吞噬同类的巨人，简直就是北欧神话中的魔鬼。显然，这种生物仍难协调自身的各个部分，在集体中也很难跟其他的blepharisma相处。

另外，还有无数植物和动物的结合。这些生物大多生活在海洋里，其中的绿色植物细胞为整个生物提供碳水化合物和氧气，而自己也得到一份能量作为回报。这真是最公平不过的结合。每当草履虫没有食物时，它只需呆在有阳光处，这样，它的体内绿色共生物就会像叶子对待整株庄稼一样为它提供养料。

细菌是组办联合企业的巨子。其寄主的生命全靠这些企业。根瘤中的固氮菌，昆虫的菌胞体，许多动物消化道中产生酶的微生物群落等，都是一些大同小异的十分均衡的共生物。

这些故事的意义也许跟中世纪的动物神话基本一样。不同的生物都有一种这样的倾向，那就是结合在一起，建立联系，生长在彼此的体内，回返到早先的秩序，一有可能就结伴儿过下去。这不就是世上众生之道吗？

这一倾向的最简单、最壮观的标志，就是细胞融合这一新现象。今天的分子遗传学很借重这一实验室技术来取得研究的资料。在某种意义上，这是最反生物学的一种现象。它违反了上世纪最基本的神话，因为，它否认生物的特殊性、完整性和独立性的重要。任何细胞，不管是人的、兽的、鱼的、鸟的或虫的，只要给予机会和合适的条件，跟任何其他细胞——不管多么天差地别的——在一起接触，都会与之融合。细胞质会毫不费力地从一个细胞流向另一个细胞，胞核会结合，于是至少在一段时间里成为一个细胞，有着两个完全的、不同的基因组，准备双双起舞，准备生儿育女。这是一个喀麦拉*，一个格里芬，一个斯芬克斯，一个甘奈沙，一个秘鲁神，一头麒麟，一个预兆好运的灵物，一个对于整个世界的祝愿。

语汇种种

有一种观点认为，群集的社会性昆虫在某种意义上相当于庞大的、多生命组成的生物。这些生物具有一种集体的智慧和善于适应的天性，这种智慧和适应力远远高于个体的总和。这一想法始于著名昆虫学家威廉·莫顿·惠勒（William Morton Wheeler）的一些论文中。他提出“超有机体”（Superorganism）这一术语，以描绘这种组织。从1911年到50年代前期，这一思想被列为昆虫学的重要思想之一，吸引了昆虫学圈外许多热心人的注意力。米德林克（Maeterlinck，M.）和马雷（Marais，E.N.）写了几本畅销书，书的基本观点认为，在蚁穴和白蚁巢中的某个角落，必定存在某种精神。

后来，不知怎的，这个想法突然不时兴、而且不见踪影了。在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在昆虫科学激增的文献里，几乎没有一处提起它，没人谈论它。不只是因为这一想法被人忘记了；倒似乎是这种想法提不得，提起来让人难堪。

这件事很难解释。那个想法未必就错到哪里去，也没有与其他任何更容易接受的想法相冲突。只是因为，没有一个人想得出，这样一种抽象的理论，拿它来好干什么。那时它在知识界占了重要的一席之地，正值昆虫学作为颇有力量的开拓性学科刚刚兴起、刚能解决复杂细致的问题的时候。它俨然成了新还原论的范式。那一巨大思想——个体的生物可能在与一个密集社会的联系中自我超越——是新技术无法处理的，它也没有提出新的实验或方法。它只是横在当道，只不过被落叶般的论文所覆盖，需要有启发性的价值衡量才能幸存。而缺的就是这个。

Holism（整体论）这个生造的词一向被用于“超有机体”这类概念。人们思忖，是否就是这个词吓退了某些研究者。这个词的面目可畏。简·斯马茨将军（Jan Christian Smuts，1870～1950，南非）1926年杜撰了这个词。当时，如把它写成wholism也许会好些。Wholism在词源上完全合格，而在我们这种世纪，它会因足够世俗而能幸存下来。然而，既写成现在的样子，其前途就可忧了。Holism这个词见于某些科学词典，但还没有收入大多数标准的英语词典中。牛津英语大辞典增编里收了它，这是重要的，但还不足以保证它存活下来。弄不好它会随超有机体学说一块儿灭亡。

对这事我不能置一词。如果一个理论不能自行发展，推动它是无济于事的。最好还是让它呆在那儿吧。

然而，问题可能在于，有人推过它，但推的方向错了。依照惠勒的标准，蚂蚁或白蚁、蜜蜂、群居性黄蜂的群落，可能实际上都是超有机体。但在目前，就昆虫来说，很可能这就是信息线的终点了。或许，如果你把这种理论用于另一种社会性物种或较易对付的物种，路子会顺一些吧。这样的物种是有的，比如说，我们。

有件事长期以来让昆虫学家心烦。这就是，我们这些外行人总是干预他们的事务：总是用人类的行为来为昆虫行为提供解释。昆虫学家花了大力气向我们解释，蚂蚁们根本不是人类的小小机械模型。我同意他们的意见。我们所确知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一切，没有一条有可能解释蚂蚁们的所作所为。我们不应当过问蚂蚁的事，那是昆虫学家的事。至于蚂蚁本身，很显然，它们才不需要我们的教诲呢。

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们不能反其意而用之。比如，走运的话，蚂蚁的集体行为，可能有助于我们理解人类的问题。

这方面有着许多可能性。但只要想一想一个由上百万只蚂蚁组成的群落营造巢穴的情景吧。每一只蚂蚁都在不停地、强迫性地工作着，把自己那部分工作干得精益求精，却一点也不知道别处正在营建着什么东西。蚂蚁就这样度过短暂的一生，而它为之工作的事业对它来说则亘古永存（蚁群每天死亡百分之三到四；大约一月之内，一代蚂蚁就销声匿迹，而蚁穴则可存续六十年之久；若无天灾，则永世不坏）。蚂蚁们在一片混乱之中精确无误、专心致志地工作着，蹒跚着越过一只只蚂蚁同伴，衔来一点点细枝和泥土，把它们准确地排列成合适的形状，好给蚁卵蚁仔们保暖通风。但孤立起来，它们一个个都那么柔弱无力。这样看来，在人类活动之中，只有一件事能与之比拟，那就是语言。

我们制造着语言，世代相接，自古及今，却不知道语言是怎么造出来的，也不知道造完时——假如还能造完的话——会是什么样子。在我们做的事情当中，这件工作最具有强迫的集体性，最为遗传程序所规定，最为我们这个物种所独有，同时也是最自发的工作，我们干起来也是准确无误。这是自然而然的事。我们有经管语法的DNA，有经管句法的神经元，什么时候也不得停止。我们摸爬攀越，经过一个又一个文明时期，变着形，到处造出工具和城市，而新的词汇随时都在跌跌撞撞拥挤而出。

那些词汇本身也令人惊异。每个词都是完美地为其使用目的设计出来的。旧词和较为有力的词是膜状的，塞满了层层不同的意思，像是些一字诗。比如articulated起先是划分为小关节的意思，后来不知不觉有了成句说话之意。有些词在日常使用中渐渐改变，直到变化完成时我们才知道发生了变化。今天的一些副词中的-ly，如ably（得力地）、benignly（慈祥地）等词中的后缀-ly，几百年前刚出现时是用来代替like（好像）的。后来，like历经消磨，成了个后缀。通过类似的过程，love-did（古英语love（爱）的过去时）后来变成了loved。

没有哪一个词是我们认识的哪个人造出的。它们只是需要时在语言中出现。有时候，一个熟悉的词会突然被人抓过来，用来指一件很奇怪的东西：今天，奇怪（strange）这个词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词。原子物理学家需要它，用它来代表一种衰变极慢的粒子的性质。现在，这种粒子称为“奇异粒子”（strange particles），它们具有“奇异数”（strangeness number[s]）。这种旧有的熟词突爆冷门现出陌生面孔的事，我们已认为稀松平常。这一过程已经进行几千年了。

有几个词是我们当代的几个独居人造出来的，比如Holism是斯马茨造的，Quark（夸克粒子）是乔伊斯（Joyce）造的。但这类词中的大多数是异国风味，昙花一现的。一个词要真正站得住脚，那需要大量的应用才行。

大多数新词是由原有的其他词演变来的。语言的创造是一个保守的过程，旧物翻新，很少浪费。每有新词从旧词脱颖而出，原有的意思往往像气味一样在新词周围萦绕不去，诡秘莫辨。

创造Holism的人意思很简单，不过意指若干生命单位的完整组合。只因它貌似holy（神圣），便暗示了“在生物学方面超自然”的意义。追根溯源，那个词来自印欧语中的词根kailo，意为整个（whole），也有未遭打击、未着伤之意。数千年来，它嬗变成hail（whole的古语）、hale（whole）、health（健全）、hallow（使神圣）、holy（神圣）、whole，还有heal（愈合），直到现在，这些词义在我们头脑中还是同往同来。“Heuristic”（启发式的）是个更专门、用途更单一的词，它来自印欧语中的wer，意思是寻找。后来，出现于希腊语中，成为heuriskein，于是，阿基米德发现浮力定律时就喊出了Heureka（我找到了）！

来自印欧语的还有两个容量颇丰的词：gene和bheu。每一个词简直都是一个蚁丘。我们已经由这两个词建造了万物这个概念。起初，或者说从有案可查的时候，它们的大意是存在。Gene意思是开始、生育，而bheu则指存在和生长。Gene依次变成kundjaz（日耳曼语）和ge-cynd（古英语），意为kin（亲族）或kind（慈）。Kind开始指亲属关系，后指高的社会地位，再后来变成了Kindly（慈祥地）和gentle（优雅）之意。与此同时，gene的另一支成了拉丁语的gens（氏族），后来成了gentle。它同时也表现为genus（种属）、genius（天才）、genital（生殖的）和generous（宽宏大量的）。然后它变成了nature（自然，来自gnasci），但仍然包含着它的内在意义。

就在gene演化为nature和kind的时候，bheu经历了类似的变化。其中的一支变成了日耳曼语中的bowan和古挪威语中的bua，意思是生活和居住，然后成了英语中的build（建造）。进入希腊语，成了phuein，意为产生和使生长，后来成了phusis，这是意指自然的另一个词。由phu-sis又生出physic，physic开始意为自然科学，后指医学，再后来成了physics（物理学）。

这两个词发展演化到了今天，毫不夸张地说，可以合在一起涵盖世间万物。这种词可不是随便一找就能找到的。它们也不能被从零造起。它们需要活过很久才能表示意义。C.S.刘易斯（Lewis）在讨论词汇时写道：“‘万物’是个不可言传的论题。”词本身必定显现出长期使用的内在标记；它们一定包含着自己的内部对话。

这些年来，自然和物理两词在其现存意义上，早就被我们的头脑通过某种猜测联系到了一起；在今天这种时候，知道这一点可让人心里踏实些。萦绕在它们周围的其他词令人迷惑，但看起来挺有趣。如果你松松神儿，所有这些词就都会掺和到一起，变成一种可爱的、令人不解的东西。“Kind”是亲属，但它又意指自然。Kind跟gentle原是一个词。啊，老天爷，物理自然是自然，但是慈（kind）竟然也是这个词。在这迷人的结构中，就包含了极其古老的猜测，诸多古老思想在其中混响着。

大约部分是由于语言的魔法吧，有些人可以用完全不同的词作到殊途同归。14世纪有个女隐士，叫做诺威奇的朱利安（Julian of Norwich）的，就此说过一段精彩的话，一个物理学家最近著文评论当代天体物理学，文章是结结实实的学术论文，在其导言中却引用了那段话：“渠授余一物，大如榛子，圆若走珠。余于掌中观之，不解其底为胡物也。久之乃悟：彼天造地生者，不曰尽在于斯乎？”

活的语言

“Stigmergy”是一个新词。格拉西（Grasse，P.P.）新近创造了它，用来解释白蚁的筑巢行为，大概也可推及其他群居性动物的复杂活动。这个词是在几个希腊语词根的基础上造出来的，那几个词根的含义是“受激工作”。格拉西意图表明，是工作成果本身为进一步的工作提供了刺激和指令。他是在长期观察白蚁筑巢行为后得出这一结论的。除了人造的城市外，白蚁的巢大概要算自然界最庞大的建筑了。如果白蚁站在巢边照个相，而我们据此来评价一单个白蚁，那么，它相当于一个纽约人，而比洛杉矶的居民显出更好的组织感。非洲大白蚁（Macrotermes bellico-sus）的垤穴，有的高达十二英尺，直径达百英尺，一窝里生活着几百万只白蚁。在穴的周围，聚集着较小的、较年轻的蚁垤，好像城市的四郊小镇。

巢的内部好像一座三维的迷宫。其中有螺旋式的回廊和通道，有拱券式屋顶，通风良好，还有空调。有的大洞穴作真菌种植园，白蚁靠这些园子获得营养，也许还用它作取暖设备。有一个圆形的拱顶宫室里住着蚁后，这个室就称作后宫。整个设计的基础单位是拱券。

格拉西为了解释这些细小、盲目、相对来说没有头脑的动物建造形体如此庞大、内部结构如此复杂的建筑物的能力，便需要用自己的新词来描绘它。是每一只白蚁都有着一份图纸，还是那详细到每个拱顶的整个设计都编码于它的DNA？或者，由于这么多小小脑袋互相联系，整个群体便有了可与大承包商相比的集体的智慧力量？

格拉西把一批白蚁放进一只盛满泥土和木屑的盘子，观察它们怎样工作。木屑的成分是木质素，是种微型木料。开始，它们的举止一点也不像个承包商。没有谁站在那儿发号施令或收费。它们只是团团转着跑来跑去，漫无次序地衔起土粒木屑又放下。后来，两三颗土粒木屑碰巧堆叠在一起，这一来一下子改变了所有白蚁的行为。它们开始表现出极大的兴趣，发疯一样把注意力集中到初始的柱上，给它加上新的木屑和土粒。达到一定的高度后，建筑停止了，直到近处建成了别的柱子，它们才重新活跃起来。这时，构造由柱变成了拱，弯度匀匀的，然后合龙，一个拱券建成了。于是，几只白蚁又开始建造另一个拱券。

构造语言的工作大概也是如此。可以想象，原始的印欧语系的人偶然凑到一起，胡叫乱嚷着。有一次是被蜂包围了吧，其中一个突然嚷道：“Bhei——！”这时，其余的人就采用了bhei，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于是，这部分语言就作成了。不过，这是一种有局限性的、过于机械的观点。这种观点把音素当作木屑，意味着语法的深层结构是由像粘固木屑的某种粘合剂作成的。我不赞同这一观点。

更有可能的是，语言只是活着，像一个生物一样。我们说起活的语言时，彼此谈论的就是这件事。我想，我们所说的“活”并不纯是一个抽象的比喻。我们的意思是语言真的活着。词是语言的细胞，它们使语言的巨大身体活动起来。

语言生长、演化，身后留下化石。单个的词像动物的不同的种，突变时有发生。不同的词融合，然后交配，杂交词和作为野生变种的复合词便是它们的子嗣。有些混成词酷像亲本中的一方，而其另一方则是隐性的。一个词今年的用法是其表现型，但它还有一个深层的、不变的意义常常隐藏着，那就是它的遗传型。

如果我们对二者都更多了解的话，遗传学的语言可用来以类似的方式描述语言的遗传。

大约在五千年前或者更早的时候，印欧语系的种种独立的语言可能原是一单种语言。操这一语言的人们由于迁徙而分离，这对语言产生了影响。这种现象可与达尔文在加拉帕戈斯群岛观察到的物种形成相比拟。各种语言成了不同的种，跟始祖保留着足够的相似之处，因而仍可看到同属一族的相似性。种种不同的语言一直在变化着，变化的原因是操不同语言的人偶尔与自己的语言孤岛之外的人接触，还可能是随机的突变。

但是，词还有其他的性质，使得它们看起来、摸起来都像是活的、会动的、具有自己头脑的生物。要感觉这一点，最好能找到一本把全部词根上溯到假定的化石语言——原始印欧语——的词典，把它们查出来，然后观察它们的行为。

有些词始于印欧语，后来涌入世界上很多地区的宗教。比如，blaghmen一词意为神甫。它进入拉丁语和中古英语，形式是flamen，这是异教徒对神甫的称呼；进入梵语作brahma，后来成了brahman（婆罗门）。Weid，意为看见，后来有了智慧和机敏的内涵。进入日耳曼语系，成为witan，进入古英语为wis，后为wisdom（智慧）。它又成了拉丁语里的videre（看见），于是有了英语的vision（视觉）。它加了后缀成为woid-o，于是又成了梵语veda（知识）。

Beudh一词走了同样曲折的旅程。它的本意是知道，到了古英语成了beodan，意为预兆。在梵语作bodhati，意为“他醒了”、“被启蒙”，于是有了Bodhisattva（菩萨）和Buddha（如来佛）。

Bodhisattva中的sattva部分来自印欧语es，意为“存在”或“是”，后来进入梵语，成了sat和sant，同时也成了拉丁语里的esse和希腊语里的einai；einai成了某些词的后缀-ont，意为存在，例如“symbiont”（共生）。

印欧语中的bhag，意为分享；进入希腊语变成phagein（吃），进入古波斯语作bakhsh（小费）——后来生出baksheesh（小费）；到了梵语，因为bhage有好运的意思，它成了Bhagavadgi-ta（有福人的歌，其中的gita来自gei，意为歌）。

Hari-Krishna人唱的歌很接近英语，尽管听起来不太像。Krishna（黑天）是毗湿奴的第八化身，名字来自梵语krsnah，意为黑人。这个词来自印欧语kers，意为黑色（kers亦产生了cher-nozem，意为黑色的表土，递经俄语词chernyi而来）。

这样例举下去显然无休无止，可以耗费人的一生。幸而在过去的一百年中，几代比较语言学家已经作了毕生的投入。威廉·琼斯（William Jones，1746～1794，英）1786年发现了梵语跟希腊语和拉丁语之间的相似之处，从那时起，他们的研究就进入科学之境了。1817年，弗朗兹·博普（Franz Bopp，1791～1867，德）出版了一本书，从此大家承认，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波斯语以及日耳曼语系所有语言之间联系如此密切，那么，早先一定存在过一种共同的始祖语言。从那时起，这门科学就跟生物学大致平行地发展着，只不过没有后者那样大张旗鼓罢了。

在这个领域中，那些不用负责的门外汉可以不断找到神秘兮兮的乐趣。有一个直通通的问题，比如，盎格鲁-撒克逊语中那个最有名的、最臭的、印不到纸面上的四字母脏词*是怎么来的？你要是找到了答案，那答案会提出令人难堪的新问题。现在我们就词论词。它来自peig。这是个让人厌恶的、刻毒的印欧语词，意为邪恶和敌意，咒骂话中少不了它。后来它成了poikos，再后来变成日耳曼语的gafaihaz和古英语中的gefah，意为仇敌。在日耳曼语中，它从poik-yos又变成faigjaz，在古英语中则为faege，意为注定要死，于是生出fey（苏格兰语，意为注定要死的）。在古英语中，它又成为fehida，于是有了feud（世仇）一词；在古荷兰语中则为fokken。不知怎的，从这些词出发，它变成了英语中最厉害的骂人话之一，意思是“不到时候你就死！”现在，这一出不得口的恶意已经深埋在那个词的最里面，而其外表则显示它自己不过是一个脏词。

Leech（水蛭，蚂蟥）是个迷人的词。它是一个指医生的古词，同时又指水生动物水蛭（Sanguisugus），古代医生用它吸吮人血治病。两个意思天南地北，但这里却发生了类似生物拟态的现象：作为医生的leech，是用leech这个虫子来治病的人；leech这个虫子又成了医生的标志。作为医生的leech来自印欧语leg，意为收集，这个词派生出许多意为讲话的词。Leg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lekjaz，意为会念咒语的人、巫士。在古英语为laece，意为医生（在丹麦语中，医生一词仍为laege，在瑞典语中为lakare）。由于leg有收集、挑选和讲话等意思，于是产生了拉丁语legere，由此而有了lecture（讲课）和legible（字迹清楚易读）等词。希腊语中，它成了legein，意为收集和讲话；legal（法律的）和legislator（立法者）等词由此而生。leg在希腊语中进一步变为logos，意为道理。

这一段演变史听起来头头是道，凿凿可信，医生们会乐意读一读。然而，另一种leech，那种虫子，依然存在。它的来历尚不清楚。不过，它在语言中的演变跟作为医生的leech同时开始，在古英语中以laece和lyce出现，这两个词让人一看就知道指的是虫子，同时又具有医学上的重要性。它还有了寄生的意思，也就是靠别人的血肉而生活。后来，大约受了中古英语AMA*的影响，leech一词渐为那虫子所专有，而医生则称为doctor，来自dek，意为接受，后来意为教导。

Man（人）这个词没有发生变化。在印欧语中就是man，意义相同。但另外两个表示人的词却是来历蹊跷。一个是dhghem，意为土；它在日耳曼语中变为guman，在古英语中为gumen，在拉丁语中则成为homo和humanus。从这些词，我们有了human（人类）和humus（腐殖质）。另一个表示人的词含有同样的警诫之意*，但却把讯息倒传回来。这个词就是wiros，在印欧语中意为人，在日耳曼语中为weraldh，在古英语中为weorold，后来令人吃惊地形成了world（世界）一词。

搞这门科学看来真不容易。你会想，既然一个表示土的词产生出一个表示人的重要的词，而表示人的一个古词后来成了表示世界的词，那就可能发现表示土的其他词也会有平行发展的情况。否：印欧语中倒是有一个词ers后来变成了earth（土），而据我所知，人们只提到它演化出表示一种动物的词，它就是aardvark（土豚）。

我很高兴在我钻进这门学问之后，我的大脑有着半透性的记忆力。假如你不得不一边讲英语一边在脑子里还要把所有单词的词根过字幕一样过一遍，一直追溯到印欧语那里去，那你免不了要从自行车上栽下来。说话是件自动的事。你也许会一边说话一边寻找字眼，但你的大脑里有些代理人可以替你找，而你对这些代理人并没有直接的控制权。假如你硬要去想什么印欧语，那保你会时时语塞，或者会唠叨不清（babbling，来自baba，意为说话不清；在俄语为balalayka；拉丁语balbus，意为笨伯；古法语baboue，后来产生了baboon（狒狒）；希腊语barbaros，意为外来的或不礼貌；梵语babu，意为爸爸）。不一而足。

在探讨stigmergy一词的时候，我遇到了更多的麻烦。我在寻找有没有别的词表示刺激和激励工作，结果遇见了toeggon（督促，鼓励）。这里的egg来自ak，表示锋利，在日耳曼语中加了后缀为akjo，意为刀锋；在古挪威语为akjan，具有了egg的意思，亦即刺激、刺棒；同一个词根到了古英语，出现了两个词：aehher和ear，表示玉米的穗（corn，这里又节外生枝了，它来自greno，指粮食，后来到了古高地德语成为korn，在拉丁语为granum，在古英语为cyrnel，于是生出kernel——谷粒）。不过，从ak来的egg和ear不是真正的egg（卵、蛋）和ear（耳朵）。真正的egg（蛋）来自awi，意为鸟，到了拉丁语成为avis（鸟）和ovum（蛋。当然，不知先有的鸟还是先有的蛋），在希腊语中成为oion，与spek（看见）合并为awispek，意为“观鸟的人”，它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auspex，意为观察飞鸟预言凶吉的占卜官。

真正的ear（耳朵）起先是ous，后来成为日耳曼语的auzan、古英语的eare、拉丁语的auri；演变途中与sleg（松弛的）结合，成为lagous，意为“耳朵下垂的”，这个词后来成为lagos，这是希腊语的“兔子”。

一旦上了这条道儿，你就没法停下来，甚至想原地转圈都不成。Ous成了aus又成了auscul-tation（听诊），听诊是医生（leeches，来自leg）谋生（living，来自leip）的手段，除非他们是法律界的（legal，来自leg）leeches，但顺便补充一句，这些leeches跟律师（lawyer，来自legh）又不是一回事儿。*

行了，这些就足够了（enough，来自nek，意为获得，后为日耳曼语的ganoga和古英语的genog，还有希腊语的onkos，意为负担，于是有了oncology——肿瘤学），对此你可以有基本的（general，来自gene）概念（idea，来自weid，后来成为希腊语的widesya又变为idea）了。不过思路也很容易掉线（thread，来自ter，意为摩擦、绞——twist，兴许termite——白蚁也是从这里生的呢）。——喂，你在听着吗？

关于几率和可能性

从统计学上讲，我们之中任何人来到我们现在呆的地方的几率都是极小的。于是你会想，仅仅在这世界上存在这一件事实，就会让我们大家惊喜莫名。遗传学上的各种可能性多得惊人，而可能取代我们现在位置的人更多得数不胜数。我们活着，是因为他们没运气。

若从物质方面来看，我们的存在在统计学上的几率更是小得惊人。整个宇宙之间，物质的可预测的常态乃是随机性，是某种大致的平衡。各种原子及其粒子乱纷纷四散着。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我们则是完全组织好的物质结构，每一条共价键都有信息在蠕动着。我们活着，靠的是在电子被太阳光子激发的一霎那就捉住它们，偷来它们每一次跃迁时释出的能量，把这些能量存入我们自己错综复杂的回路里。我们的本性是违反概率的。能够有条不紊地这样做，又是这么千态万状，从病毒到巨鲸一起都这样做，这是极其不可思议的。而在我们生存的数十亿年中成功地继续了这一努力，没有漂回到那随机状态，这简直就是数学上的不可能。

另外，还有一种生物学上的不可思议，使我们这一物种的每一个成员都保持自己的独特性。每一个人此刻都是三十亿中的一个，每一个都在描述着生的机遇。每一个人都是一个独立的、自主的个体，细胞的表面都载有特殊蛋白质构型的标记，每个人都可由指尖那块皮上的指纹，甚至还可能由特殊混合的气味辨认出来。——这么讲下去，你会觉得越来越惊异。

我们活着而没怎么感到惊异，这件事实大概并不令人惊异吧。毕竟，我们对于不可思议已经惯见不惊了。我们生于斯而长于斯，已经像安第斯山里的土民一样，适应于这一海拔高度了。另外，我们都知道，我们的惊异是暂时的。迟早有一天，组成我们的粒子都还要回归那混沌的世界。

此外，也有理由认为，我们其实并不像看上去那样，是一些绝对的、纯粹的实体。我们有种平凡感，这也使我们的惊异减轻。诚然，在我们的细胞和组织中，有一些证据表明我们有生物学上的隐私（比如，除了同卵双生子以外，三十亿人中的任何两个人之间，他们的身体对对方细胞膜的一小部分都能加以辨认并且排斥），但在我们的头脑中，却存在某种滑动。实际上，没有一个人敢肯定地说，他的头脑在任何程度上有着像由指纹或组织抗原所规定的那种特殊性。

人的大脑是大地上最公开的器官。它向一切开放、向一切发出讯息。当然，它掩藏在头骨之中，秘密地进行着内部的事务。但几乎所有的事务都是其他头脑里已经想过的东西的直接结果。我们在大脑之间传递着思想，如此具有强制性，如此迅速，致使人类的众多大脑在功能上常常显得是处于融合的过程中。

想想这一点，可真是令人惊讶。关于自我的整个可爱的概念——认为自我具有自由意志、自由进取心，是自主的、独立的孤岛这种古老的奇思妙想，原来是一个神话。

我们还没有强大到足以取代那个神话的一门科学。如果你能用某种类乎放射性同位素的东西，给我们周围像浮游生物一样不断游动的所有人类思想的片片断断都作上标记，也许你能从整个过程中看出某种系统的秩序吧。但为什么实际上整个过程看上去又几乎完全是杂乱无章呢？你这种视像一定有误。如果说，我们拥有这样复杂、有时看起来这样强有力的一个器官，在这样广大的规模应用它，只是为了制造某种背景噪声，那是说不过去的。在断片的谈话、几纸往日的书信、书刊的断帙残篇、关于老影片的回忆以及纷乱的广播、电视节目的掩盖之下，一定有更加清晰可辨的信号存在。

或许，我们只是刚刚开始学着使用这个系统，而作为一个物种，我们整个的进化过程几乎还都在后头。也许，我们今天产生并在大脑之间疾速传播的思想，就好像在香港和波士顿的宴会桌上同时讲着的笑话，就好像我们发式的突然改变，就像今天流行的所有爱情歌曲。它们不过是日后更复杂的聚合结构的原始阶段，可以跟生物进化早期漂游在浅水洼里的原核细胞相提并论。后来，时机适宜的时候，那些片片断断之间出现了融合与共生，那时，我们就会看到真核的思想，看到思维的后生动物，看到思维彼此生长在一起的巨大珊瑚礁。

这样的机制已经存在，并且无疑已经能够发挥作用，尽管迄今为止的全部产品基本上还是些断片。但不得不说，从进化的角度看，我们运用大脑的时间还极其短暂，不过区区几千年，而人类的历史怕要延续几十亿年。在这几千年中，人类思想一直是斑斑块块地分散在地球各处。这样的思想交流，或许有某些规律，规定了它可以有效地运行的临界浓度和质量。只有到了本世纪，我们才大规模地彼此靠近，才得以在整个地球范围内开始融合，而从今往后，这一进程可以迅速向前了。

如果进展顺利，前景相当可观。很侥幸，我们已经看到，点点滴滴交流的思想汇集成今天的艺术和科学的伟构。作到这一步，只需要把那些断片在大脑之间传播起来，直到某种自然选择作出最后的选择。选择的依据也是适者生存。

真正让我们吃惊的，在他们出现时让我们惊倒的，总是那些突变型。我们已有过这么几个，他们像彗星一样，周期性掠过人类思想的原野。他们对于从其他头脑倾泻而来的信息有着稍为不同的感受器，还有着稍为不同的处理机制，因此，经他们的大脑流出来再汇入整个大流的是新东西，充满了种种新的意义。巴赫就是这样，从他那儿来、汇入音乐大流的，是原基。在这个意义上，《赋格的艺术》和《马太受难曲》，对于人类思想这一进化途中的生物，是鸟生出有羽的翅膀，是人有了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是额叶有了新皮层。

但是，从今往后，我们也许不会这样依赖于突变型。或者，我们周围有了更多的突变型，多到我们认不出来。我们需要的，是更密集、更不受限制、更执着的交流，需要更多开通的渠道，甚至是更多的噪声，还需要更多一点的运气。我们既是参与者，同时又是旁观者，扮演这样的角色让人困惑。作为参与者，我们对事物的进程没有选择；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就是这样的。作为旁观者，我的劝告是，站开点，给这个进程让点地方。

世界最大的膜

站在月亮上远望地球，让人惊讶得敛声屏气的事儿是，它活着。从照片上看，近景中干燥的、备受击打的月球表面，死沉沉如枯骨。高高地漂浮于天际，包着那层湿润的、发光的、由蓝天构成的膜的，是那冉冉升起的地球。在茫茫宇宙的这一方，唯它才是生机四溢的活物。假如你能看上足够长的时间，你会看到大块盘旋的白云半掩着陆地，陆地隐现于白云之中。假如你能看到来从远古的地质纪年的演化，你就会看到大陆本身也在移动，看到它们在地火的推动下，在地壳的板块上漂移。看上去，地球就是一个有组织的、自成一体的生物，满载着信息，以令人叹羡的技巧利用着太阳。

在生物学上，从无序中理出秩序的，是膜。你须能获取并抓住能量，贮存起准确的需要量，然后再把它均衡地释放出来。细胞会这样做，它里面的细胞器也会这样做。每一个生命集合都在太阳能的粒子流中摇摆不定，从太阳的代谢物中攫取着能量。为了活着，你必须能够跟平衡抗争，能够保持不平衡，积聚能量以抵抗熵的增加。在我们这样的世界上，只有膜才能处理这样的事务。

地球活起来之后，就开始构造自己的膜，其基本目的就是处理太阳能。起初，在地球上由水中的无机成分合成肽与核苷酸的前生物期，除水以外再没有什么东西来遮挡紫外线的辐射。最初的稀薄大气直接来自地球慢慢冷却时的排气过程，其中只有丝丝缕缕、若有若无的氧气。从理论上讲，水蒸气在紫外线的作用下也能发生光解而产生氧气，但量不会多。如尤里（Urey，H.C.，1893～1981，美）指出，这一过程会有自我限制的作用，因为，光解作用所需的波长正是氧气所屏蔽的波长。氧气的制造几乎一开始就被切断了。

氧的制造需等待光合细胞的出现。它们生存的环境，必须有充足的可见光以便进行光合作用，同时又必须遮蔽，不受那致命的紫外线的照射。伯克纳（Berkner，L.V.，1905～1967，美）和马歇尔（Marshall）推算出，绿色细胞必须生存在约十米深的水下，很可能是在水塘里，这些地方水比较浅，没有很强的对流（海洋不可能是生命的起源）。

你可以说，向大气释放氧气是进化的结果。你也可以反过来说，进化乃是有了氧气的结果。你怎么说都通。一旦光合细胞——很可能相当于今天的蓝绿藻——出现，未来的地球呼吸机制就形成了。从前，大气中氧的水平增高到今天氧气浓度的百分之一时，地球上的厌氧生物便受到了威胁，下一步，不可避免地要出现带有氧化系统和ATP（三磷酸腺苷）的突变型。有了这些，我们便来到了一个爆炸性发展的阶段，千万种会呼吸的生命，包括多细胞的生命形式就可以滋生繁衍了。

伯克纳提出，曾有过两次这样的新生的爆炸，像大规模的胚胎学转化一样；两次飞跃都有赖于氧的水平突破某一临界值。第一次飞跃，氧的浓度达到了现在水平的百分之一，遮挡住相当的紫外线，使细胞能够移居到河湖海洋的表层水域。这一变化发生在大约六亿年以前的古生代前期，那一时期的地质记载中海洋生物化石陡增证明了这点。第二次飞跃，出现于氧的浓度达到今天水平的百分之十的时候，距今约四亿年，这时，已经形成一个足够强大的臭氧层，减轻了紫外线辐射，使生命可以从水中出来，移居到陆地上。从此以后，生物的发展便畅通无阻，除了生物创造性的限度外，再没有什么能限制物种的发展了。

还有一件事说明我们极其有福。氧气吸收的，正是紫外线光谱带中对核酸和蛋白质最具杀伤作用的部分，而同时它又允许光合作用所需的可见光充分通过。如果不是氧气的这种半透性，我们不会这样进化起来。

从某种意义上说，地球也呼吸。伯克纳提出，氧气的生产和二氧化碳的消费，也许存在一个循环的过程，这个循环有赖于地球上动植物的相对繁盛，而几次冰期则代表呼吸的暂停。植物的过分繁茂可能曾使氧的水平高于今天的浓度，于是相应地引起二氧化碳的耗竭。二氧化碳含量的下降可能损坏了大气层的“温室效应”。二氧化碳温室效应为大气层保持着来自太阳的热量，温室损坏，热量就从地表辐射散失。气温的下降又反过来抑制了很大部分生物的生长。一阵长长的叹息，氧的水平可能下降了百分之九十。伯克纳推测，这就是大型爬行类动物所遭到的灾难。它们的块头在一个含氧丰富的大气环境中还不成问题，但此时它们遭到了氧气耗尽的厄运。

现在，我们有离地球表面三十英里处的一层薄薄的臭氧层。它保护我们不受致命的紫外线的损害。我们很安全，通风良好，安然无恙。如果我们能避免那些可能乱鼓捣臭氧层、或者可能改变二氧化碳浓度的技术的话，氧气还不是我们的大患，除非我们放手进行足够次数的原子爆炸，去杀死海洋中的绿色细胞。如果我们这样干，当然，那就是拉起绞绳往自己脖子上套。

大气本是无情物，很难跟它动感情。然而，它却又实在是生命的一部分，也是生命的产物，就像葡萄酒和面包。总的来讲，天空真是奇迹般的成就。它运行着，就它的设计功能来说，它就像自然界的一切一样运行无误。我不相信任何人能想象出什么办法使它更加完善，我们能作的，也就是偶尔把某一块云从一处移往别处。用“偶然”来解释天空这样的宏伟建筑是讲不通的。叶绿体的出现，也许还有点幸运的成分，然而，一旦这些东西登场，天空的进化就绝对是命中注定了。“偶然”暗示着有替换物，暗示着有其他的可能、不同的出路。在鳃、鳔、前脑之类细节问题上，“偶然”可能起了作用。但天空的造成不会是这样。对于它，简直就没有别的出路。

我们应该称颂现在这样子的天空：就它的大小、就它功能的完美，它都是自然界万物之中最伟大的、无与伦比的协作成果。

它为我们而呼吸。它还为我们的欢乐保护着我们。每天都有几百万个陨星落入这层膜的外层，由于摩擦化为乌有。没有这层屏障，我们地球的表面早就会像月球表面一样，在流星的轰击下化为齑粉。尽管我们的感受器还没有灵敏到听见那轰击，但我们还是知道有它而感到安慰：那声音就在我们头顶上，像万点夜雨敲打着屋顶。

译注

*安泰（Antaeus），希腊神话中的利比亚巨人，只有身不离母亲大地才力大无比。后被对手举离地面扼死。

*这里戏讽核物理学家，他们跟核弹有关系。

*喀麦拉（Chimera），又译吐火兽，希腊神话中狮头、羊身、蛇尾的吐火怪兽。

*指英语fuck，意为性交的一个脏词。

*AMA，美国医学协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的英文缩写，不是什么中古英语。这里戏讽该协会有垄断性。

*据基督教，上帝警戒人说，你从土里来，还要到土里去。见圣经·创世记3：19。

*这里暗骂律师为吸人血的蚂蟥。

译后记

这本书讲的是生命和死亡、人和自然等大题目。一个博通古今的学问家，对它一定大有可说吧。可译者却是一个普通的、顶多是个热情的读者，对它决无评判的力量。这里仅就所了解到关于作者的一鳞半爪，写下几段话，或许能使愿意看完的读者不觉得枉费时光。

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作过实习医生，还作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领导了好多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他又接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院长。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托马斯写书，看来似乎是偶然的。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么，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里。主编是托马斯自实习医生时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月刊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作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他得此机会，自然乐于应命，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TheVikingPress的总编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改，原样成书。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托马斯写书，实非偶然。用句中国的老话说，此老前身合是诗人。他在医学院读书时就曾发表过诗作。作实习医生时，受同事怂恿，他经常写诗，赚取稿酬，在献血之外，用以补贴窘迫的日用。从可以见到的部分诗作看来，显然存在济慈的遗痕，只不过在优美哀婉之上，加了一些些不敬。1941年发表于《大西洋月报》的一篇《黄金时代》，是关于未来的热核战争的，写出他对人类前途的殷忧和悲悯。不知为什么，珍珠港之后，托马斯把他的诗笔连同梵阿铃一起，束之高阁，而专心于严峻的科学研究了。

这些文章，我们自可当诗来欣赏。奔放不羁的哲思，蕴藉缭绕的结构，字里行间不尽的余味，使人觉得就是在读无韵的诗。不过，假如我们稍稍了解一点这些美文背后的严肃的研究，我们似乎可以通过这些别具一格、引人入胜的文章，更加满怀敬意地领略其中的视野和洞见。托马斯一生中研究过非常广泛的领域，写下二百多篇学术论文，涉及神经病学、免疫学、内毒素、胚胎学、气味学，以及多种疾病的病理学和药理学研究等。他认真涉猎过的学科就更多了。他甚至兴致勃勃地研究过比较语言学和汉语词源学。书中的大多数篇章，都来自他本人的直接研究成果。也有些篇章是有感而发和有为而作的。比如，第二篇写于人类第一次登月成功之际，面对人们对“月菌”的警惕，揭出了这种态度深处的人类沙文主义本质；关于计算机的一篇，是有感于其时某些科学家对人工智能的夸大；有几篇关于医疗保健制度和科学规划的，乃是作者对于这些方面社会问题的深思熟虑。托马斯作过纽约市的卫生官员，1967年还被任命为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委员。1968年，鉴于医疗费用的增高，白宫令委员会研究一下美国现行保健制度在科研方面的需求。托马斯领导一个小组工作了一年，得出的结论是，“半拉子技术”我们负担不起。要降低医疗费用，就要突破这种“半拉子技术”，真正认识自己，认识疾病，这就要政府把更多的资金用于“有风险”的基础研究。小组的报告由于越战而被搁置。后来，在尼克松执政时期，连科学顾问委员会本身也由于反对反弹道导弹计划和超音速飞机计划而被撤销了。这些文章坚持了当时的意见；过了几年，1978年，作者又在《华尔街日报》著文，重申这些主张。由此可以看出托马斯对于这些社会问题的执著的关心。

这本书里的文章，从题目看来显得很驳杂，但实际上却有着共同的主调。总的来说，它们是讴歌生命的。一反圣经启示录以来对于世界前途的悲观论调，一反整整一个世纪里占统治地位的达尔文主义和社会达尔文主义，托马斯对于自然界、至少对生物圈的前途是持乐观态度的。他看到，自然界众生之道是趋向融合、结合、合作、和谐，而不是弱肉强食的竞争和残杀。他谈音乐，谈气味，谈语言，谈细菌，谈昆虫和其他星球，其实都是谈一个主题：通过交流与合作达到生命的和谐。托马斯的书之所以受到广泛的欢迎，可能就是因为它们给人以积极的启迪和力量。

内容的庞杂，文风的恣肆，使我在译这本小书时倍觉困难。多亏美国同事钱杰西博士（Jes-sie Chambers）给予许多语言上的帮助，同窗好友徐培君又认真地阅校了译文，才使之避免了许多错误。今天写这后记时，还不禁记起学者的惠助和畏友的诤言。谨志于此，以申远怀。

李绍明

于济南·山东大学

2010年2月28日修订于威海寓中

[1]这个名目甚为有趣。既谦称自己不是生物学专家，又让人想起那些以观察鸟类习性为乐趣的birdwatcher和古代以观察飞鸟占卜吉凶的巫士（birdwatcher）。前者的特点是早起晚眠，翻山穿林、泥里水里傻跑而其乐无穷；后者在今天看来则可能具有环境监测的重要意义。比如，某种鸟的减少可能是由于附近工厂排放着过多的二氧化硫，自然是不祥之兆，等等。

版权信息

最年轻的科学

作者：[美]托马斯

译者：李绍明

ISBN：9787535765529

目录

版权信息

译者新序

译者序

1 爱美谛街

2 出诊

3 1911年的医学

4 1933年的医学

5 1937年：实习医生

6 蚂蟥，医生及其他

7 护士

8 神经病学

9 关岛和冲绳

10 行踪

11 NYU病理

12 NYU贝尔维尤内科

13 健康理事会

14 内毒素

15 剑桥

16 怎样管理一所大学

17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支原体

18 MsKCC：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

19 嗅觉与跟踪鼠

20 生病

21 羊骚症，羊瘙痒症

22 随笔与大地女神

译注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

译者新序

岁月蹉跎，一事无成；教书半生，功过难论。暂端饭碗，偶尔译书，聊忘世情，效等儿戏。沙地拾贝，持归雕琢，或助易米，兼以娱心。此三书者，《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幸蒙出版，于今十余年矣。原作之美，未尽毁于拙笔。读友不弃，致获重镌。托马斯氏，当世文章大家。仆亦何人，敢尚友之。唯有尽心竭力，勉求信达，诗心文采，闻之齿寒。游戏之意减半，罪我之虞倍生。前两译佶屈累赘，乖谬实多，今日展卷，愧赧无地。有幸重订，痛改昨非。《最年轻的科学》，则有周前辈惠民先生旧译。珠玉在前，出新岂易。然不敢参考，恐落窠臼。非甘冒错讹之险，冀略存自家面目。读友幸察之。高密李绍明谨志。

二〇一〇年二月廿三日

于济南

译者序

这回奉献给读者诸君的，是刘易斯·托马斯的第三本书，由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原刊于1983年。1995年、1996年之际，我于翻译他的成名作《细胞生命的礼赞》及其续集《水母与蜗牛》之后，接着试译了它，但一时没获出版。今天，由于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的努力和魄力，我的拙译终有了面世的机会。箧底翻出，如对故人，这是值得我自己感激和欣幸的。

这本书原有旧译，是山东大学医学院教授周惠民前辈主译，由青岛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人认识托马斯，周老先生是先觉者。他早在20世纪80年代就译介过托马斯的一些随笔文，陆续发表在医学杂志上。他编著的医学英语读本，也选了一些托马斯的篇目。同是病理学家，他和托马斯是有私交的。老先生的开山之功，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该忘记。

周老先生和我说，托马斯的书，最有价值的，是这本《最年轻的科学》。它是学医科的学生必读的经典，应该人手一册。老先生的卓见，自是权威性的。《最年轻的科学》一书，是托马斯对于西方现代医学的发展史所做的最切近、最全面的观察。他看他父亲行医，自己学医，做实习医生，随军，做住院医生，研究，领导科研和教学，参与城市卫生管理与规划，服务于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观察大学、研究所和医院，体察护士的工作和生涯，甚至还受过伤、生过病。对于今天准备做医生的人，托马斯是无法取代，不可错过的。没有他，你的专业教育将是不完整的、缺乏高度的。

然而，我也另有自己的外行人的看法。托马斯是不可方物，无以名之的。这样一个人，你不可以轻松、规整地给他一个或几个名字了事。那正是我十几年前所做的。在他前两本书的译序或译后记里，我曾称他为“医生、病理学家、教育家、行政官员、诗人和散文家”。现在我可不满意这样做了。一个人，如果兼作上述这些行当，他就会获得某种超越，他就是任何这些行当所不能局限和定义的。换句话说，如果他是这些，他就同时又不是这些。那就意味着，他已经达到了这样一个高度，他的话，是对于人类有着普遍意义的，即使在他谈论着高度专门的题目时，也是这样。《最年轻的科学》无疑属于医科学生，但它不仅仅属于医科学生。它是属于所有年轻的头脑的。

不过我还是建议读者朋友从《细胞生命的礼赞》和《水母与蜗牛》开始，走近托马斯。我当然不是什么权威。打个比方，我可能不是高明的厨师，却愿意做一个老练的跑堂，懂得在什么季节，上菜的次序。把作文的托马斯比作艺术家，那么，《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是他的艺，《最年轻的科学》则是他的人，他的人生。你为他的艺所吸引，自然便想看他的人；关于这个人和他所做的一切，你就全然感觉着不同的意味了。

作为文字，《细胞生命的礼赞》和《水母与蜗牛》是诗性的，有着诗一般的浑然、多层、曲折和感性。那是两大片迷魅的山林，值得你不顾一切一头钻进去。而《最年轻的科学》则是散文的，小桥流水，草坪人家，虽然也不乏魅力，但性质是很不同的。对于这不同的感觉，我心目中的次序是这样：譬如名伶，你必须先迷恋于她的歌喉，在台下为之击节叫好，然后才可以约见于后台，素面吃茶；譬如美人，你必须先倾倒于她的美艳，扑到她怀抱，然后才可以听她款款絮絮把心事细说。

然后，经由了我的拙笔，你若能进而再读托马斯的原著，升堂入室，和他零距离，那时候，我就甘愿妒忌而无奈地站到一旁。没我的事了。

你的新人托马斯原有一份不薄的陪赠，那是书后长达二十二页的附录。主要是一个长长的参考书单，多半是作者自己的科研论文。作者于此还有个私愿，就是把一些难以割舍却不便塞进文内的诗作，录此存念。考虑到本书的规格和造价，我和编辑商量再三，决定昧下了。就算是我和老托保留一点初识的私密吧，还请读者诸君予以宽谅。

李绍明

2010年3月3日，在威海寓中

时春雪未消

1　爱美谛街

我的记性向来很差，从我能记事的时候就这样。并不是说我把事情整个儿忘掉了，而是忘了把它们储存在什么地方。我需要提醒物。当提醒物改变了时——大多数提醒物从我小时候就改变了——我的记忆也随之消失了。

我出生和长成于斯的那个小镇不见了。唯一留下来标志我家住过的那旧木板屋的，是长岛铁路，它还是一如既往地沿一道深沟穿过小镇。沿着深沟，在一座水泥墙后面，就是我家房子的后院。其余的景物荡然无存了。在本是后院的地方，坐落着一座巨大的公寓楼。整个街区，连同围绕我们邻近的木屋和后园子的其他街区，都盖上了公寓楼。这些楼房固定地连成一片，就好像它们是一个多核体结构，而从前的树木，大多是枫树和榆树，则无影无踪了。我们家大多数礼拜日早上前去的那个教堂仍在，看上去有些苍老颓败，门脸上的匾额，表明它已非旧日的荷兰改良教会，而是朝鲜清教的会所了。这条街两边的公寓楼紧靠路边石而建，把街道夹在中间像条隧道一样。我驱车走过街区，没看到一点东西使我得以唤起生活中的任何一幕。

由于没有路标，我拿不准我脑海里尚存的片片段段的记忆究竟有没有任何可靠性。这些记忆可能是我杜撰出来的，或者，它们竟不过是一些残梦的萦回呢。我确曾时时梦回福乐盛，梦见自己骑在自行车上，穿行于爱美谛街和麦迪逊街之间的保罗姆大道（这些街名都不见了，而由一些号码代替了它们），梦见那马拉的城市垃圾车，由长着红头发，凶巴巴地瞪着两眼名叫疯威利的小伙子驱赶着，隆隆地疾驰而过，威利高高地坐在驾驶座上，自言自语着。这段记忆我相当清楚。是有那么一辆垃圾车，赶车的是叫疯威利，可是，为什么我至今还把这样一个形象记录在额叶里，以待日后许多个夜晚重新播放，而其他的东西都付阙如呢？想着想着，我又记起来，那个礼拜日后半夜，姓割草机*的那一家来访。那是我家的朋友，从老远老远，大概从俄亥俄来的吧。后来知道，那家朋友姓劳利莫尔。想必也是在那时，我发现了女仆告诉我的沙漏下面的铜器（copper），大片大片浸水的，易碎的铜器，足以确保我家的家产——那时候我就知道需要确保家产了。后来，几年之后，我丢了那份家产，因为我知道了，女仆说的可能是地毯（carpet）。院子尽头，靠近水泥围墙的地方，有一棵高大的樱桃树。后来，大树出毛病了，大概死了罢，我想。它被伐倒了，就地截成数段。而存在我脑海里，六十年后的今天依然宛在的是，那树木发出异香，就是整个大地的香气，香溢满院，直到用大车拉走时，一连数日在我家所有房间里缭绕不散。

我最早清楚记得的母亲是她高高的身影，独自站在房后草坪的中央，眼瞅着草地，慢慢地转动着身子，扫视地面。从我童年最早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景象悄悄地标志着母亲的烦恼，也是一家的烦恼。有时，她只在那儿待一小会儿，有时则要待上五分钟之久。然后，她会以最快的速度俯下身去，采起她正在寻找的一茎四叶车轴草*，回到屋里。假如当时我在后门厅那儿看她回来，她会对我笑笑，永远是那句话：“愿主供养我们。”

就我所知，这是她唯一的迷信，不管怎样，是她如仪躬行的唯一迷信。而且也总是为了同一个目的，那就是让父亲的病人付他们的账单。

很少病人即时付账，而许多病人根本就不付账。有的病人送来小额的现金，隔几个月致送一次。有那么寥寥几个病人很令人赞叹，可能是有钱人家，非但即时付账，而且一次付清。每遇上这种时候，父亲下了班总是兴高采烈地跑上楼来。

为钱犯愁的事没完没了，尽管大家谁也不很想谈论这个话题。一家人都理所当然地认为，每月为收入操心的是父亲。我们知道，他绝对坚执地在每月的第一天就付清所有账单，从不含糊。他认为，欠债是最最糟糕的事。他在收到账单后，一旦有能力就马上支付所有的人——菜店老板、肉店老板、送煤的、税金，还有器械商和供应他诊所的药铺，视他在银行的存款数目而定。但那年头可不作兴很快支付医生。

那是人人都认为是这个国家好光景的年月，也就是大萧条*以前的十年。小镇一片繁荣景象，但是，行医却被认为是不保险的赚钱养家的行当。没有人会料想医生能富裕起来。医生们自己心里最明白。在我生长的那个镇子，有两三家医生似乎很有钱，但那钱是世传的家产，而不是行医所得。父亲的其他同行们则是月月靠病人支付的薄酬凑合度日，很多工作都是白干。他们并不是愿意这样做，或者有什么行善的自觉，而是因为当时的风气就是那样。

父亲自己记账，记在一本台历上，用娟秀的斯宾塞书体*记录着每天接诊的病人的名字，名字后面跟着他开的价目，再后面记实收的数额。管事儿的就是这最后一栏。母亲仔细地注意着这些数目，而她回到草坪上去寻找她的四叶车轴草也正是在每个月月底的几天。

我永远不会知道她是怎样寻找的。等我长大些了，到了七八岁时，我喜欢跟着她一块儿寻找那种家庭的幸运草，尽量相帮吧，但从来没找到一棵，尽管我的眼睛离地面近得多。我经常紧靠母亲站着，尽量和母亲看同一块草皮，睁大眼睛使劲盯着，但甚至到她弯腰要去采起一根时，我还看不出来，直到那根草到了她指头上。

此后很久，我是哈佛医学院的四年级生了，我更客观地了解到关于医学经济学的更多事实。1937届的年鉴是阿尔伯特·库恩斯编辑的。他是我在班上最要好的朋友。他邀请我忝于编委之列，因为我曾经写过一首关于医疗与死亡的诗，题目叫《艾伦街》。库恩斯为年鉴准备了一个问题单，在1936年年底寄发出去，寄给1927、1917和1907三届哈佛毕业生。问题主要涉及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各方面的训练经验，这是毕业十年、二十年、三十年后的哈佛生最重视的，但也有一两行，措辞优雅得体，并且保证匿名，问受问者1937年的估计收入。问卷后面留了大块空白，征询总的评述，对1937届有何指教。

想不到竟有60%的问卷被填写了，寄了回来。这些回答对库恩斯和我，对我们所有的同学都是饶有兴味的读物。大多数回答对毕业后的训练不感兴趣，而集中于钱的问题。十年毕业生的平均收入约3500美元，二十年毕业生约7500美元。有一个人，一个神经病学家，报告了五万美元的收入，这是一个反常的例子。其他所有的人，就1937年的生活水准，他们的收入尽管还算体面，但也相当菲薄。*

问卷底部的空白处写了关于此事的评语。所给的劝告大同小异：大家普遍说，医生是个最好的职业，但不是一条好的生财之道。假如可能，你最好娶一个阔气的太太。

作一个医生，工作艰辛呵。所有的男子们（那些哈佛班上只有男子）对工作都写了一两行：长长的工作时间，上班中间不休息，假期短，他们对1937届的忠告是，做好准备，应付艰辛的工作。别指望发财。

看父亲工作是我童年最坚持做的日课。他的诊所设在家里。福乐盛所有的医生都是如此。屋子是宽敞的维多利亚结构。底楼辟一间候诊室，一间工作室。那个时代，在其他人家，那地方本是用作门厅和客厅的。我家的起居室在二楼，但餐厅却在底楼，离病人的候诊室只有一门之隔。因此，我家吃饭比大多数人家要更安静、更快。

在最好的年景，直到大萧条开始的时候，我家用着一个长住的女佣人。她的房间在三楼。还用着一个洗衣工，住地下室。后来，大萧条最初几年，改用一个女短工。最后，什么人也不用了。做饭的总是母亲，有女佣的时候也是如此。后来，连打扫和屋里其他的活儿也都是她做了。剩下的时间，她就在后院的周边部位经营起菜园子来。记得我家曾经有过一个园丁，在1920年代的头几年，是一个叫吉米的意大利人，从山溪街上来干活儿。吉米天天和母亲谈论着园子的进展。他情绪激昂，挥舞手臂，滔滔不绝地讲着意大利语；而母亲则安详斯文地讲着措辞坚决的英语。他们处得很好。后来，在大萧条的年月里，她耕作着那整片地方，而孩子们则刈割草坪。

有两条街面目陌生，孩子们都不敢去。一条是山溪街，就在长岛火车站下方。那条街住着意大利人，有几十户人家，都很穷，都是在家说意大利语，到别处则讲磕磕绊绊的英语。另一条是林肯街，住着黑人。林肯街不是贫民窟。它正居福乐盛镇的中央，全镇最好的地方，可林肯街整整两个街区全部住着黑人。我常常纳罕，这到底是怎么发生的，为什么所有黑人全都住在这两个街区，但从未得到解答。事情一直是那个样子的。

悼念日*和七·四*是镇上的大事。两个日子都有游行。第一次游行从北大街到镇政厅再到内战*纪念碑。到了那里，有个童子军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有一年是我担当此任）。第二次游行从第一大道到桑福德大道。人们拥在街道两旁，等待敞车的到来。敞车上拉着内战老兵，都是年过八旬的老人，满脸烦恼和困惑，身穿联军的制服，然后是一战老兵（那时叫大战，因为还没有人想到要给它一个编号）。他们年轻、鲜光，穿着咔叽制服，打着绑腿。铜管乐队，旗旌，共济会和哥伦布骑士团*，村警，消防队员，穿着童子军和女童子军服装的潮水般的孩子，女先锋队，童子海军，还有小孩子们，穿着日常的服装，高高兴兴，满面红光。

镇上最重要的两个人，老幼皆知，德高望重。一个是盖小姐，在二十小教一年级。一个是比尔斯先生，他是二十小的校长。盖小姐是大名人，教了好几代福乐盛人。比尔斯先生的社会地位则全靠他的地位高。他是外来人，来镇不过十年。

福乐盛的孩子整个儿一帮少年犯。一到晚上，我们满镇乱窜，按人家门铃，然后绕过房子的一边去躲起来，拿着彩色粉笔在路边爬，为万圣节前夜*做演习。这时，我们立时变成一帮凡达尔人*，砸人家窗户，往人家前院扔垃圾箱，拧路标，让它们指错误的方向。我们撬窃伍尔沃斯家的店铺，到珍尼斯电影院去撬开安装在座位后面的自动售糖果机，买皮尔蒙德牌香烟到第一大街去坐在街边石上抽，就这伙儿十岁的孩子。真是一帮坏蛋。

在我小的时候，没人指望孩子们会做什么好事。大家都认为，小孩子嘛，自然是坏的。谁也没有指望我们良心发现，因为我们没有良心。所以，正像小孩子成长的习性一样，我们长大了全都成了相当好的人。

我父亲从来没有正式的护士或秘书。应门的是母亲，或者任何一个凑手的孩子。要么就是父亲自己，在他手上没有病人的时候。上班时间是下午一点到两点和晚上七点到八点。我记这些数字像记一些老歌一样，是听母亲应答电话的声音记住的。妈妈一次次对打电话的人重复这些数字，她的声音里有一种令人安慰的语调，像唱歌一样：下午一点到两点——晚上七点到八点。

候诊室在上班前一个小时就满了。在忙时，有些病人得等在外面车里或前厅。大多数日子，父亲每小时看十个病人；我想这些病人有一半是新病人，另一半是从前看过，来复诊的。

除了上班时间和匆匆地吃饭之外，父亲的时间都花在路上。清晨一大早，他到地方医院查房。他在那家医院里作外科主刀。他到外科病房查房，也顺便看自己的病人。上午晚些时候和下午，就是家访。在他行医的最初几年——那时他和母亲从纽约城来到了福乐盛，之所以选了福乐盛，是因为这是一个乡间小镇，有林木田园，但也有进城的火车——那时他有辆自行车。一年后，有了一辆马车。他讨厌自行车和马车。在我出生前约一年，他有了足够的钱买了一辆汽车。先是一辆麦克斯韦，经常熄火抛锚，让他不断地生气。然后是一辆狮鼻式车头的富兰克林轿车。最后是一辆相当阔绰的富兰克林轿车，车头换了时称摩登的老样式。

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花在这些车里，开往医院，转福乐盛，穿过邻近的镇子，看一个接一个的病人。大多数晚上，他都得九点十点才回家。

但正是在夜晚，全家人早已进入梦乡的时候，父亲最艰苦的工作开始了。中夜过后，电话豁啷啷响起来。我从卧室就听得到大厅的电话声，听到了他的声音，疲倦的、睡意未消的声音，询问细节，然后听见他在黑暗中挂了电话；通常他咒骂一声“真扯淡”，有时，他恨极了，就会更直截地骂一声“扯淡”，或简直“操蛋”，有那么几回，真的气急了，也听见他骂过“他妈的操蛋”。然后，我会听见他从床上挣起来，穿衣，客厅里的电灯亮起，然后他的脚步声响在后门的台阶上，到了院子，上车，轰然而去，去家访。这种事每天晚上都会发生，至少一回，有时三到四回。

我在黑暗中听着，从不知那些电话所为何来。它们听起来总是那么紧急，有时是一段长长的对话，我可以听见父亲在出主意，说他明天早上就到。更多的时候，他简短地说几句，然后就挂上，穿衣。有的是要给孩子接生，我记得这些，是因为在更晚的时候，父亲出去家访了，大厅响起母亲接电话的声音，说医生出去“临盆”了。但并不都是接生。有时是医院打来的电话，是深夜来的急诊病例。有的是新病人从家里打来的电话，因这样那样的急病而惊慌。有时是垂死的病人在病榻上，或已经死在了病榻上。父亲在很多个深夜被叫走想必都是因为垂死或已死的病人。

二十年后，当我忝列于图林医学院，投身于医学科学时，我得以从另一角度仔细观察了行医的这个方面。我曾应邀去密西西比州中部一个县级医学学会参加一次年会，做一个关于抗生素的发言。会议是在当地的旅馆举行的。东道主是新当选的学会会长，一个全科医生，四十来岁，事业很成功。那天晚上，他的事业就要登峰造极，宴会之后即将就职。在那方土地上，作县级医学学会的会长是很大的荣誉了。吃着饭，他被叫去接电话。几分钟后，他回到主席座前，向大家道歉，他得出一次急诊。饭局依旧进行，他的就职典礼令人尴尬地在他缺席的情况下结束。我做了发言，晚会告终。正当人们往外走到了门口时，他出现了，一脸倦容和愁容。我问他电话是什么事，他讲，是一个老妇人，他多年来照顾的一个病人，那天晚上早些时候，去世了。就这么回事。他知道那一家人很悲痛，需要他。因此必须去。他很遗憾错过了晚会。他整整一年都盼着这件事，可他说，有些事你就是没办法。

这是1950年代前几年的情况。那时，医学正在成为一门科学，但那门古老的艺术还在。

2　出诊

父亲每次出诊总要带上我，只要我在屋子附近没走远。在我整个童年时代一直那样做。他喜欢有人做做，而我则喜欢看他做事，听他说话。我想这是在我大约五岁时开始的。因为我记得我坐在前座上，从一家到另一家，从家中到医院，再从医院回家，父亲和街上的许多人都戴着口罩。那是1918年流感大疫的时候。

在这些频繁的出诊中，我觉得最来劲的是到桑福德街一个大院子去的那几次。他从不把车停在这所房子前面，而是通常把车子和我放在离房子一个街区远的拐角处。后来他解释说，病人是基督教科学派*的名士，是该门派的大梁。他本来完全可以停在门前，假如两人之间关于他所做的事有更清楚的理解的话。因为，他做着的，也算是某种信仰疗法。

我对他的药箱极有兴趣。那是一个小小的黑色手提箱，里面分了格子，装着他的听诊器、各式各样的玻璃瓶子、安瓿、注射器、注射针，还有一个金属匣子装着些仪器。药箱发着来苏味儿和乙醚味儿。箱子里的家当就那么一些。吗啡是最重要的。那是整个药典里唯一不可或缺的药物。毛地黄制剂价值仅次于它。胰岛素是在他开始行医二十年后才出现的。他有。肾上腺素也在里面，装在小安瓿里，以备遇到过敏反应病例，不过他从未遇见过。开车上路后，他就一路谈论要诊视的病人。

我相信父亲一直希望我会向往做个医生。这可能也是他带我去出诊的原因之一。不过，他的言谈的主旨，意在尽早让我明白，医学中有一个方面，在他整个行医生涯中最令他困惑。那么多人需要帮助，而他能够为他们任何人做的又是如此之少。他有必要在那儿，有必要出那么多诊，但他没有让我产生这样的想法，以为他能有多少作为来改变他的病人们所患疾病的进程。对父亲来说，让我懂得这一点是很重要的。这是这个行当的根本特点。一个医生不但要心中有数，而且不能自欺欺人。

做到诚实不欺并非总是易事，他说。他最初的病人之一来到他新开的诊所，那时他在镇上还默默无闻。病人主诉大量的血尿。父亲仔细地为他做了检查，取了带血的尿样，做了其他一些检查，发现自己不能做出诊断。为了赚取足够的时间以便阅读资料，他给病人一些布劳德氏药丸，一种铁剂，当时流行的治疗贫血的药物，告诉病人四天后回诊所复诊。到了约定的日子，病人兴高采烈地回到诊所，带着一烧瓶清澄的尿液，完全好了。随后的几个月里，父亲发现，他因这一次成功而声名鹊起，满城都知道，新来的医生托马斯，是个天才。甚至连他自己也不知道——这么说是因为，父亲生气地抗议说，他的布劳德氏药丸不可能对血尿有任何作用。那个病人可能是正在排一块肾结石。可能就这么回事，父亲说。但他已经赢得了神医的声誉。这一声誉在他行医的以后岁月里一直见长，对此他毫无办法。

直到今天，他过世二十五年了，我还常常遇到一些曾经在福乐盛住过的人，或者其父母在那儿住过的人，我从他们那儿听到类似的传闻逸事，是关于他的能耐的。某某的孩子得了大脑炎，或风湿热，他们的命就是父亲救的。某某和某某得了肺炎，是得到他的照料才好了的。甚至某某的不治的心内膜炎，来势凶险的伤寒热、腹膜炎，不一而足。

可是，关于那年头其他好的、兢兢业业的全科行医者，也流传着同样的故事。病人的确好转了，至少有一些是这样，包括得了最要命的病的病人；很少疾病，像狂犬病，能致死所有的病人。大多数疾病倾向于致死一些，放过一些。假如你属于那些幸运的人，同时身边又有一个从容镇定、博学多能的医生，你就会相信，是那个医生救了你的命。当我坐在他巡诊车子的前座上的时候，父亲对我最早的教训就是，假如我做医生的话，可要小心，自己是不能相信自己能救人命的。

可是，尽管如此，他还是到处带着那些药方，向所有病人连篇累牍地开出来。那是一些妙不可言的组成，含有五六样植物成分，每一样都要求由药剂师仔细地称量。药剂师把药物捣成末，溶解在酒精里，装在瓶子里，标签上面只有病人的名字、日期，以及关于用量的医嘱。那内容是深深的神秘，要的就是这神秘劲儿。药方总是用拉丁文写的，更增加其神秘。这种疗法的目的本质上是安慰。一个熟练的、富有经验的医生可能会记得数十个药方，以备随时随地一有情况就能无懈可击、天衣无缝、详详细细地开出来。但是，他能有点儿把握地预见的仅仅是，那汤药苦的程度、色调、气味，以及作为溶剂的酒精的浓度会产生多少效力。这些药方是安慰剂，是医学中主要的药典，一千年来，它们具有宗教仪式里咒语般的力量。父亲对这些药物的效用一样也不信，可他在行医中天天用它们。他的病人期待它们。医生不开这些药方，就会很快失去业务。就他所知，这些药没有任何害处。既然无害，它们就会给病人一点事做，而让那病——不管是什么，按既定的过程自己长去。

《美国药典》，一本像家用的圣经那样大部头的书，墩在父亲诊所的书架上，跟几十本教科书和内外科专书在一起。进入药方的那些成分，它们的配伍和服法，都收录在内。那本药典的真诚是丝毫不爽的。那是一千页真正的信仰：这套成分宜用于肺结核，那套成分用于“急性食滞”（后来称为冠状动脉栓塞），另一套宜于神经衰弱（凡是病人，偶尔都不免会有点神经衰弱），等等。全部已知人类疾患的名目都在，应有尽有。每一情况都有不同的药方，通常是三到四个。最通用、最有效的药方，是那些“补药”，用于提神儿。这些补剂含有最上头的酒精，而鸦片则是19世纪药方的基本成分。当人们意识到，很多上年纪的人，特别是一些“神经兮兮”的老妇，坐在摇椅上，用鸦片用上了瘾，飘飘然不知所之的时候，它就被从那些方子里去掉了。

直到我是哈佛医学院的学生了，这个传统依然存在。在波士顿市立医院的门诊部，每天有成百的病人到那里登记，换药方，每个医生都有满抽屉的药方，印得好好的以便节省时间，只需要医生签个字。最通用的一个药方是用于那些慢性的、不易确诊的疾患的IQs酡剂，也就是铁、奎宁、马钱子碱剂，每样成分一点点，溶解在威士忌之类的里面。

在我父亲行医的年代，医学很受一阵又一阵风气的影响。在他那个时代之前很久，顺势疗法出现了，而且在他行医的早年还拥有许多虔诚的实践者。这一复杂的理论涉及被认为具有疗效的“以毒攻毒法”，应用微量的药物，热病热治，寒病寒治。此疗法得势于19世纪中叶，是当时的毒物疗法的反应。那时时兴的疗法通常用剧毒的药物，如汞、砒霜、铋、马钱子碱、乌头，诸如此类。接受顺势疗法的病人感觉好些，活下来的机会多些，差不多跟不加治疗一样多。因之，此理论风行了数十年。

到20世纪最初几十年，一种新的理论又非常时髦了。这一理论把人类疾病归因于肠道下端对毒物的吸收。“自体中毒”成了医疗的主要标的。引进了最强烈的措施来排空大肠并使之保持排空状态。泻药，设计精巧、变化多样的灌肠器，以及其他一些用于刺激蠕动的装置，成了医疗的主流。我的父亲，禁不起医疗设备供应站一个推销员的劝诱，于1912年买了这么一套装置，一个圆圆的、铅做的物件，像滚球一样大，套在皮套里。病人租用这个装置，遵嘱每天数次躺在床上，顺时针绕腹部顺着结肠的方向滚动。父亲尝试了短短的一段时间，试过几个病人，效果不令人鼓舞，有一天就把它放在一个香烟箱子的顶上。后来，那个箱子，装上了轮子和一条长长的绳子，当礼物送给我大姐姐了。大姐高高兴兴把它拖过拐角，拖向邻家。父亲再也没见到这个铅球，直到十二年后，地方报纸以通栏大标题宣布，发现了独立战争的炮弹，在那家邻居院子后面的被发掘的园子里。铅球放在邻居的壁炉架上公开展出。它使前来观瞻的历史学家们大伤脑筋。他们研究了当时英军和美军的交战，怎么也想不出它是顺哪条弹道飞来的。就此问题，发表了几篇头头是道的文章。父亲私下对家人宣布，让我们发誓保密，说他创造了医学的历史，尽管是间接地。

就我所知，他再也没有相信过医学理论。1920年病灶感染论出来，他没有相信，因而一定失掉了一些有利可图的业务，因为没有摘除正常的扁桃体、阑尾和胆囊。当心身病学说袭来时，他仍是一个怀疑主义者。他听任母亲给全家服用鳕鱼肝油，就他除外，甚至让她给我们服用一种叫作埃斯基氏神经磷酸盐的东西以有助于我们的神经。但他自己从来没有相信过药物的价值。

他由长期不迷信医药，逐渐地转向对外科的兴趣。他发现自己在外科有特别的天赋。最后，到他五十岁时，他决定放弃普通医学，而转营外科。他干得很出色。他的内在的怀疑主义使他成了一个特别成功的外科顾问。多年以后，他早已去世了，但还有些他当年的年轻同行们告诉我，他的意见特别有价值，全县之内被广泛征询。因为，大家知道，除非他坚信绝对有必要，否则他决不主张动刀。他的收入可能因此受影响，但他的声誉却稳步地确立起来。

3　1911年的医学

我父亲毕业于普林斯顿两年后，于1901年入P&s，即哥伦比亚大学内外科医学院。他那时接受的教育已经受到了治疗虚无主义的影响。对此思潮，约翰斯霍普金斯医学院的威廉·奥斯勒爵士和他的同事们负主要责任。这一思潮是对19世纪初叶所教的和所行的那种医道的反动，那时，碰巧撞入医生脑袋里的任何想法都要得到尝试，用于治疗。那些年月的医学文献今天读来是可怕的。充满学问的文章连篇累牍，阐述何以该用放血法、拔罐法、大泻法，用涂发疱膏来发疱，把身体浸泡在冷水里或难以忍受的热水里。关于植物提取物有长长的单子，把植物煎了煮了，仅仅靠一时的灵机把它们混合在一起——所有这一切都灌输到医学生脑子里去。这些学生的医道实际上大部分是在诊所里，跟年长沉稳的医生当学徒学到的。可是，奥斯勒和他的同事们在医学里闹起了革命。他们指出，通行的疗法，大多数弊多利少，只有很少几种药物确有疗效——毛地黄制剂和吗啡是其中最好的。他们制订了一套新的、高度保守的课程表来训练学生。当我父亲到了P&s时，教医学的人们主要关心的是教授诊断学。根据对疾病的自然进程的了解和每一种疾病的病理变化来辨认疾病，这是医生的真正任务。能做出准确的诊断，医生就能够根据这些信息，对每一个病人的疾病的可能结果做出预言。

但是，那几十年的医学生们还有其他艰难的东西要学。药方是一种期待的仪式，作为一种背景音乐，在一天十六个钟点的真正工作时播放。首先，人们期待医生走进来，接过去；他要为此后的结果负责，不管他能不能影响这一结果。其次，大家认为，他会招之即来，来之能站——站在病榻旁，直到事情完结。第三，这大约是他最重要的职责，这就是，他应该解释发生了什么，还将发生什么。所有三种职责，都要求富有经验才能做好。前两种要求对人有普遍的、深切的好奇，还混有一种与生俱来的同情心。这同情心很难学而致用，但却是一个好医生不可缺少的。第三项，预言的艺术，需要有人教，这是医学院的唯一贡献。好的医学院产生这样的医生，他能够做出准确的诊断，了解足够的关于疾病自然进程的知识，以便做出可靠的预后。这是医道中唯一跟科学沾边的一面。是信息的积累使得我父亲那一代人有可能做出诊断和预后，而这一积累在20世纪初还是新鲜事儿。

那时，教学医院的组织跟现在大同小异。当然，比起现在的大型医疗中心来，那时的规模还是小得多。医学院负责指派所有在病房工作的内科和外科医生，而那些人在医学院的教席中都有职称。P&s的教授和医学系主任同时也是罗斯福医院的内科主任，而外科学教授主持外科，儿科学教授负责所有儿科病房，等等。学生们在最后两年被指派轮流到临床各科实习。实习医生则从全国各医科院校毕业生的申请者当中挑选。到教学医院作实习医生的名额的竞争像现在一样激烈。指派到罗斯福教学医院临床实习，就算为在纽约市区成功行医打开了大门。P&s的师资队伍搜罗了本市的主要内科和外科医生，他们每天都由学生和实习医生们前呼后拥着来医院查房，同时把他们的医学知识毫无保留地教给下级医生和年轻人。通过这一机制，实习医生也有机会实地观察医学中一些不能尽如人意的地方。

在父亲作实习医生的时候，罗斯福医院P&s科有个医师是纽约医学界一个上年纪的、非常成功的自负的家伙。他是威廉·奥斯勒爵士发生影响之前很久接受训练的那一代的典型。该医师享有诊断大师的声誉，特别长于诊断伤寒热。那是当时纽约各家医院里最常见的疾病。他主要依赖舌诊，那是当时医学界普遍的方法（现在来看，那方法全然是莫名其妙的，早就被忘记了）。他相信他能通过触摸那一器官来发现重要的异常。此人做的查房实际上就是查舌。每个病人都要伸出舌头，由这位大爷捏在大拇指和食指间，感觉其质地和异常。从一张病床移动到另一张病床，诊断说他们得了伤寒热，正在早期，这样说了一遍又一遍。然后，一个星期或者一个星期多一点，让每个人吃一惊：他说对了。他是很有成绩的传播者，只用他的手，比伤寒玛丽*还有效率。

一个好的医生需要了若指掌地知道一个好护士能做什么。在我父亲用的医学课本里，关于治疗的章节通常一开始有一段，是讨论“良好护理”的重要性的。这里的真正意义是，“好护士”的服务是必不可少的。护士有自己的行当、自己的学校、自己的诀窍。大家心照不宣的是，护士们在做着医生们吩咐做的事。但医生通常对护理知之甚少，因此，他的吩咐经常是笼统的一句“好好照顾病人”。护士们知道怎样使病人感觉舒服些，而且也更自信，更满怀希望。她们也知道医院里的事是怎么做的。

我母亲是在罗斯福医院接受的护理训练。她生长在康涅狄格州靠近串珠瀑的一个小而穷的农场上。关于她的童年，她从未对子女们讲很多，但是，我们从片片断断的了解，也足以知道，她的童年很艰难。她五六岁时就没了爹妈，由祖父母和几个缺乏同情心的姑妈拉扯大。那农场是个崇尚坚毅与简朴的地方。姑妈们每个星期天带她到教堂，然后到当地的墓地，要她记住所有先人的名字和生卒年月日。姑妈们宣称，派克和布鲁斯特是五月花号的后裔（母亲怀疑这一点，因为康涅狄格州那块地方的人们都是生来就有同样的信仰）。她到了能逃离的时候就逃了出来，十七岁时，在渡口登上了赴纽约的轮船。她带着一封由纽黑文一位家庭医生写给罗斯福医院一位同事的介绍信，说她是一个意志坚强、禀赋颖异的女孩，会成为一个优秀的护士。

到我父亲来到罗斯福医院作实习医生的时候，她已经读完护校，升到一个病房的护士长了。后来，她又升到罗斯福医院的护士在本地所能升到的最高地位，作外科主任医师乔治·布留沃医生的私人助理。由于行医的需要，布留沃医生要造访长岛各种各样的私第，我母亲的任务是给他打前站，提前一天整理房子，为他的手术做准备。手术通常在厨房的菜台上进行。当时，富人们生病自始至终都在家里；而医院则被看作是去死的地方。

父母结婚后，母亲的技能就几乎无例外地奉献给家人了。父亲作我们的家庭医生的事，我只能记得很少几次。我们生了大病，父亲通常请他在福乐盛的一个同行到我家出诊。由医生看自己的家人似乎总觉得有点悖理。我们的大多数小病小灾，总是母亲负责照料的。

她对父亲的造诣相当自豪，可能自豪到叫父亲感到不舒服。不过，她对父亲的看法想必是他整个一生的保障，在他遇到艰难时给他以慰藉。在屋子周围，她向家里人说话时，总是绝对不含糊：我们的父亲，不但是全镇最好的医生，而且是全昆士县最好的医生，甚至他很可能是任何地方最好的医生。我记得，大约1920年晚些时候，父亲已开始专攻外科，遇到一个异常棘手的病例——当地浸礼教会的神父，患的是严重的胆囊感染。父亲一天晚上在福乐盛医院为他做了手术。过了几个星期，这位神父渐渐恢复了。当他又好好地登上了讲坛时，他做了一次甚具煽惑性的布道。这篇布道辞第二天刊登在《每日晚报》的头版上，题为“浸礼教神父为恢复健康致谢上帝”。母亲愤怒地把报纸向腿上一摔，说：“岂有此理！”她对我们大家说：“这事跟上帝没关系。是你们的父亲救了他！”

父亲间或遇到急难，这时她就会介入，到父亲的诊所相助。如果诊所的门开了，听到父亲大叫“老天爷！”我们就知道，楼下发生了严重的事。有人出血了，晕过去了，或者需要他所不能提供的镇定。也有病人在下班时间来，专找母亲看病。随着岁月的流逝，她积累了自己的非正式的、不拿钱的业务。

一天晚上，父亲出诊一个急病号，回来时带回一个婴儿。是福乐盛一家老住户，他赶到的几分钟前，这家的未婚女孩刚刚生了个孩子。他发现女孩的母亲正在试图用一个枕头窒息婴儿。一连几天，我母亲一面照顾婴儿，一面尽力跟那家人谈判，要他们接受这个事实。最后，她把纽约孤儿医院里的修女们带来见她的朋友们。后来我知道，在父亲的行医生涯中，这种事发生过不止一次。母亲，这位在清教原教旨主义信仰下长大的人，有一次告诉我，她很惊异，孤儿医院的天主教修女们是她见过的最好的护士。

有天上午，一个钢琴教师，是个中年老处女，见神见鬼，大嚷大叫来到诊所，在父亲赶回来上班之前，又惶惶然离去。母亲接过了这个病例。每天两次，提上几盘好吃的，到镇子的另一头拜访这位女士的公寓。据她描述，这是一例典型的急性精神分裂症。若在其他地方，就需要马上转送贝尔维尤医院或黑井岛的精神病院。可母亲坚持用自己的方式对付这个病例。一连几个星期，这位钢琴教师拒绝开门。她会跟母亲探讨一会儿她的问题，然后让把盘子留下，留在门槛上，等母亲离开后再取进去。这种状态持续了两个月，然后，那位女士恢复了，继续干她成功的事业。所有这些都是秘密进行的。镇里没有人知道，顶多知道这位音乐老师在家里“病了”，我母亲在她的公寓里照顾她。

4　1933年的医学

我入医学院的情况，今天是不可能发生了。竞争并不很多。我的四百个同窗里面，打算报医科的还不到三十人，大多数是医生的儿子。并没有特别的课程表。固定的必修课只有基础物理和两门化学课。“医科大学预科”这个名目当时还没有发明出来。我在普林斯顿的成绩单是中上；我十五岁上大学，上中学时是个相当聪明的高中生。可后来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又笨又懒，在要求实干的课上表现中游或低于中游的水平。直到四年级，我冒昧选了斯温戈尔教授的高级生物学课程——那时他刚刚发现了一种肾上腺皮层的激素——情况才有改观。这时我反应敏锐，成了一个像样的搞学问的。然而，到那时我的平均成绩已把我死钉在班上的中间档次，所谓“君子三级”。要在今天，我会被任何地方拒绝的，除非是加勒比地区一些私家医学院。

我进了哈佛这所最难进的学校，靠运气，我想也靠点关系吧。汉斯·齐泽尔，细菌学教授，在罗斯福医院和我父亲一起做过实习医生，爱慕过我的母亲。当我于1933年冬天前往波士顿面试时，主任的秘书教我跟齐泽尔医生谈谈。面试很简短，但在我看来是满意的。齐泽尔仔细地看了看我，像看一个标本一样，然后告诉我，他和我父母都是好朋友。我如果想入哈佛，他会尽力帮忙，但是为了他们的缘故，而不是为了我。他是个大好人，但在这事上却丁是丁，卯是卯。这事有点照顾，但我很清楚，并没有多少人情的成分。

原则上，我受的医学教育跟父亲大同小异。比起他上学的时候，细节改变了好多，特别在疾病机理方面。解剖学和生物化学比从前复杂得多了，也远比从前说明问题。至1930年代，微生物学和免疫学已经改变了我们对一些主要传染病病因的理解。然而，课程设置的宗旨似乎比三十年前更保守了。这个宗旨是，只教授疾病的识别、分类、体征、症状、化验表现，以及怎样做出准确的诊断。疾病的治疗是课程表里最次要的部分，差不多完全抛开了。当然，第二年开设药物学，大部分讲述寥寥几种常用药物的作用方式。这些药物有：阿司匹林，吗啡，各种泻剂，溴化物，巴比妥，毛地黄制剂，还有几样别的。用维生素B治疗震颤性谵妄那时正在时行，后来就放弃了。三年级，发了一本薄薄的袖珍书名叫《常用药物》，大约一百页的样子，我们在进入教学病房和门诊部时把它放在白大褂的口袋里到处带着，但我不记得老师里面有谁曾经参考过那个本子。我也不记得在四年的医学院生涯中听到很多关于疾病治疗的谈论，除了从外科大夫那里。而他们的谈论大都是关于处理外伤、排脓和感染器官与组织的切除。在有限的程度上，也谈论癌肿的切除。

我们受训行的那种医，本质上说来，是奥斯勒氏医学。我们未来的任务是诊断和解释。解释是医道里的正事。病人及其家属们最需要的，就是知道疾病的名称，然后，假如可能的话，说明是什么东西导致了这病，最后，最主要的，这病会怎样发展。

诊断和预后方面的成功被视为医学科学的胜利。实际上就是这样。这方面的造诣，花费了数十年对于许多病例细致的、艰苦的观察；发表了数不清的论文，详细地描述一个又一个症候群的方方面面。还涉及其他好几门科学：疾病的临床表现与宏观微观异常的相互关系，这是好几代病理学家们的贡献。时至1930年代，我们以为，关于当时一些突出的临床问题，该知道的都知道了。这些问题包括：梅毒、结核病、大叶肺炎、伤寒、风湿热、丹毒和小儿麻痹。已知癌症的大多数种类已经作出了详细的分类，生存期的估计已有一定的准确性。心电图已经出现，对心脏病的诊断本已可能相当准确，现在就更加准确了。神经病学拥有一些神经系统任何部位病程的定位法，当我们学会了所有这些时，我们就准备攻读医学博士，而人们期望，至于实际的对于疾病的日常治疗，我们会在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期间自己去发现。

在三年级和四年级，我们也开始知道一些我们都担忧的事，尽管这些事我们谈论得不多。在伟大的波士顿教学医院——彼得·本特·布莱汉医院、麻省综合医院、波士顿市立医院和贝斯·以色列医院的病房里，我们慢慢意识到，我们关于真正有用的东西知道的不是很多；意识到，对于我们如此忙碌地分析的大部分疾病，我们不能够做很多事情来改变其进程；意识到，作为一种需要学问的职业，医学在现实生活中是一个非常无知的行当。

这些事情，有些其实是我们的临床老师们教给我们的，有些则是夜谈时从同学那儿得知的。现在有时候被人问起，哈佛教师里，哪位对我的医学教育影响最大时，我不再翻查那本有名的花名册去寻找某个名字了。时隔这么久远还让我记得的，是同学们的影响。我们互相教育。我们甚至为彼此选定职业，而当时并没有意识到竟然进行着这样一个如此根本性的教育过程。我现在不像从前那么忧心忡忡地认为必须改革医科院校的课程表了。现在使我心忧的是，不论它的顺序怎么排列，这个课程表总是挤满了讲课和讨论会，充斥了大量需要学习的数据资料，学生们恐怕没有充分的时间在未来前途方面教育彼此了。

有一个重要时期，我们发现了未来的医道将会是怎样，那是在内科病房住院实习的三个月。那是四年级医科学生必修的一部分。我申请去贝斯·以色列医院实习，部分原因是由于赫尔曼·布鲁姆伽尔特教授的声誉，部分原因是由于我最好的朋友里有好几个也去那里。跟随布鲁姆伽尔特医生查房真是益智又惬心。当我随着他在开放的贝斯·以色列圆形病房里从一个病床走到另一个病床时，我对医学之无知程度的殷忧大大地减轻了。从那时起，我所看到的与他匹敌的人不超过三四位。他是一个瘦高身材，动作敏捷的人。一望便知是个集智慧、冷峻和温情于一身的人。他有一种特有的禀赋，走向一个新病人时，还没等走到病床边就已经察知他的问题是轻是重。他做到这一点似乎靠了直觉。有时候，在别的走过场的人看来没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而布鲁姆伽尔特却会异常警觉，全神贯注，要求住院医生详细介绍最近的每一点病史，然后更靠近病床，向病人提出自己的问题，最后亲自做体检。看一个诊断大师进行全面体检，近乎是一种美学的体验，很像观看一个芭蕾舞家或乐队里的大提琴演奏者。布鲁姆伽尔特麻利地做完体检，再问几个问题，就把我们拉出病房，来到走廊上，跟我们讨论这个案例，做出诊断，有时是死刑的判决。然后返回病床，跟病人简单地做一番亲切的谈话。声音低得我们听不见，能看出是给病人吃宽心丸，然后继续查房，查下一个病床。就我所知，在跟布鲁姆伽尔特密切接触的那三个月，每天上午三小时里，他没有出过错，一次也没有。但是，我仅能记起三四个病例，他的诊断能导致一点点手段来改变疾病的进程。而这三四例中，每一例都涉及请来外科医生做这个“一点点”：切除甲状腺小结节、胆囊，或肾上腺瘤。对大多数病例来说，只好让疾病自生自灭，变好或变坏。

还有其他的医学大师，各个作风独特，像布鲁姆伽尔特一样，在波士顿别的医院里每天被实习医生和医学生们围着。

波士顿市立医院是波士顿最大的医院，分管贫穷的波士顿居民的医疗，分为临床五科，其中两科的医护人员由哈佛医学院的人员充任（由官方指定为第二科和第四科），两个科由塔夫特医学院的人充任，一个由波士顿大学的人充任。哈佛教席中最显眼的主任医师齐集市立医院的病房，他们是1920年代由于桑代克纪念实验室的建立而吸引前来的。该实验室是一个以医院为基础的独立的研究机构，由一系列斜坡和隧道直接跟教学病房楼相连。桑代克纪念实验室是弗兰西斯·威尔德·皮保德创立的，波士顿人至今记得他大概是哈佛出身的最好的医师。皮保德确信，对于人类疾病的研究，不应局限于病床边的观察，像直到他那时候为止大多数内科医师们所做的那样，也不应局限于大学实验室里桌面上的研究。他相信，应该建立全副武装的研究机构，包括研究任何有希望的研究的实验室，这些实验室与医院的病房直接联系。他的见解为此一领域的发展提供了最好的机会。

桑代克开山之初的人员配备也是皮保德的手笔。到1937年我来的时候，那儿是人才荟萃，令人惊叹：乔治·米诺（其时已因发现肝提取物治疗顽固性贫血而拿到诺贝尔奖），威廉·卡斯尔（他发现了顽固性贫血的内在缺陷），柴斯特·契佛，索莫·威斯，麦克斯韦·芬兰，约翰·丁格尔，欧仁·斯达特——每一位都在经营一个实验室，在病房教学，还为一些年轻医生提供研究训练。这些医生来自全国各地的教学医院，来作两到三年的访学学员。桑代克是一个令人惊叹的试验，成了后来的其他医科院校里主要科系的样板，当时只有纽约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医院能与之比肩。

麦克斯韦·芬兰创建并经营了传染病科。在治疗大叶肺炎时，他和他的助手们做了关于抗肺炎双球菌血清的大部分决定性工作，试验了每一种新的兔抗血清制剂，这些制剂是从乐得乐各家实验室来的。后来，麦克斯韦·芬兰的几个实验室成了鉴定好多新药的全国性中心，这些新药包括青霉素、链霉素、氯霉素，以及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接踵而来的其他抗生素。早在1937年，医学就在转变为以真正的科学为基础的技术。转变的征象具体而微，很难看见，因为大量的病人我们无能为力，只能站在一边干看着，但是，这些征象依然存在，毫无疑义。用保罗·厄尔李奇的砷凡纳明（六〇六），早期梅毒已经能治，并最终治愈；疗程很长，要好几个月，有时得好几年。如果在该病的后期开始用砷凡纳明，那时中枢神经和主要动脉的最严重的破坏正在进行，结果很少满意的。但是，在早期应用，下疳然后还有二期梅毒中的疹子和螺旋体都会被杀掉，瓦塞尔曼反应转阴。治疗是艰难的，砷化物药物的毒副作用是骇人的，有时是致命的。（我不能想象，这样一种疗法会被今天的任何食品暨药物管理局或其他管理机构引进和接受），但它对许多病例确有疗效。并且，这也带来了未来的音讯：有可能破坏一种入侵机体并同细胞和组织密切结合的微生物，而不用破坏细胞本身。在传染病方面普遍使用化疗的前景已经为期不远，而我们应该知道这一点。

那时，免疫学渐渐成为一门应用科学。多亏二十年前由艾佛利、黑代尔堡和戈培尔发起的基础研究，已经知道，肺炎双球菌在其外皮上拥有特殊的碳水化合物，这种碳水化合物引起了高度特化的抗体。到1930年代，兔抗肺炎双球菌血清已能用于治疗最常见的大叶肺炎。血清的制备是困难的、昂贵的。有时在已经由于感染而奄奄一息的病人身上导致剧烈的过敏反应。但是它在许多病人身上有立竿见影的效果。恶性贫血，无一例外是致命的疾病，很明显地被肝脏提取物改善（后来发现，起作用的是其中所含的维生素B_12）。糖尿病已经能治了，至少到了能降低血糖和纠正酸中毒的地步——酸中毒是会导致糖尿病休克和死亡的——方法是用由班廷和贝斯特分离的胰岛素制剂。蜀黍红斑，这种在南部贫穷农业人口中最常见的死因，已经能治愈了，方法是用哥尔德堡发明的复方维生素B和后来发现的烟酸。白喉能够预防了，方法是用对白喉杆菌毒素的免疫。当该病发生时，可以用白喉抗毒素多少有效地治疗了。

所有这些，我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作实习医生时就知道了。但是，它们看起来实在是微末不足道的进展。那些大病，在漫长的几个冬月里让各个病房人满为患的那些，是一点治疗办法也没有的传染病。

生命的两大敌人是结核病和三期梅毒。这些病是人见人怕，像今天人人谈癌色变一样。对结核病一点办法也没有，只好等着瞧，希望身体自己的防御机制会最终遏止结核菌的发展。有的病人得益于丢弃患肺（通过向胸腔注射空气，或切除肺上方的肋骨）。所有的一时奇想都被引进，用于治疗：山地疗养、新鲜空气、阳光、补品——但是，对于大多数病人，不管怎样努力，结核病还是我行我素，走完自己长长的消耗性进程。三期梅毒甚至更糟。精神病病房里充满了这些精神病病人，他们被此病弄成终身废人——“麻痹性痴呆”；有人声称发热疗法有些作用，但是没有多少真正的有效疗法。风湿热，这个见于儿童致命心脏病的最常见原因，据考伯恩显示，它是溶血链球菌感染的结果。唯一的治法是阿司匹林，它能减轻此病中难忍的关节痛，但对于心脏损害却没有作用。对于1937年波士顿市立医院的病房里的大多数疾病来说，什么招数也没有，只有卧床休息和增加营养。

后来，传来关于磺胺药的爆炸性新闻。医学里的真正革命开始了。

我还记得1937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治疗肺炎双球菌和链球菌性败血症的最初几例时造成的轰动。那个现象几乎是不可置信的。明摆着是奄奄一息的病人，不加治疗必死无疑的，可是在给了这种药后，几小时内眼看着变好，第二天或稍晚些时候感觉完全好了。

干这一行的人当中，受这些非同寻常的事件影响最深的，我想就是实习医生了。老一点的医生们同样吃惊，但是轻而易举地接受了这一消息。对实习医生来说，那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在眼前展开。我们这些人从小就志在这一行，而我们意识到，这一行就在我们刚刚踏入之际已经变了样。我们知道，磺胺类药物的其他分子变体正在从医药工业源源而来，并且听说过盘尼西林和其他抗生素的神通。一夜之间，我们坚信了，未来的一切皆有可能。医学终于起步腾飞了。

5　1937年：实习医生

自从医学院毕业后，我干过的工作中，没有像实习医生这样收获丰厚的了。说收获丰厚可能不正确，因为薪水是分文没有。一间卧室、伙食、给洗白了的大褂——这些是医院提供的。工作时间是一天到晚，天天如此，隔天晚上一次听班，负责接收病人入院，处理急诊，每次都是整整一个晚上。就没有周末这一说。上班时间那真是上班。夜间，特别是冬季的几个月里，实习医生们比上白班还要忙。

岁月悠悠，往事如烟，关于种种工作的记忆杂凑脑海。然而，回顾那段实习医生的生涯，我没有搞错，也不是把它浪漫化。那确实是我的黄金时代。

缺钱花不是什么大问题。波士顿市立医院有两个科是由哈佛人员充任的。在这两个科的实习医生中，没有一个是已婚的。结婚的事儿听都没听说过。很可能，已婚的考生会被遴选委员会拒之门外，仅仅因为他们是结了婚的。用不大着零花钱，因为有了也没工夫花。不管怎样，实习医生们倒是有一条稳定的路子赚外快：他们是献血的主力军。二十五美元一品脱（美制一品脱约0.47升，后同），一个月献两到三次就让我们生活富足。不仅如此，而且1937年的麻省法律规定，献血者有权享受一品脱威士忌。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那是一品脱金婚牌威士忌。

实习期分为六个阶段，每段三个月。人们自动逐级晋升。但每上一个档次就像量子的跃迁。最新来的人是新生，也称作小崽子；他们的生涯耗费于采收血样、尿样、粪样、脊髓液、痰样，有时是胸膜液的样本，然后做化验诊断——做派给他的所有病房的诊断，每病房三十个病人。日子长得好像永无尽期。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得尽力跟上来自上几个层次的指令。此后的三个月是门诊实习。主要有两大职责。整个上午在门诊，大部分时间坐在桌子前，听上年纪的病人主诉。这些人就爱到市立医院的门诊来串门儿，以此消磨时光。他们中很少人真的有病，许多是几个星期以前获释出院，而回来复查一下。有些病人生着一些慢性疾患——糖尿病、关节炎、高血压和轻度的心力衰竭。另外半天，回到病房，为治疗做准备，比如，准备静脉盐水滴注，输血，注射胰岛素或肝脏提取物，给用于抗肺炎双球菌的抗血清，等等。第三个阶段是在街对面，称作南院的庞大附属建筑物度过的。那是传染病区——数百名病人，大多数是儿童，患有白喉、百日咳、猩红热、水痘、麻疹，还有小儿麻痹症。这儿的工作跟普通病房的大同小异，但需要更多的时间，因为需要穿戴那些无菌白大褂、手套和口罩。而且从一张病床移到另一张病床时，这些都要重新换过。

后九个月苦尽甘来，享有发号施令的特权，而不是听命于人了。高级实习医生负责接收病人入院，取病史，查体，决定让人做何种化验检查和治疗程序。

再上去一个级别，是住院助理医生，负责监督高级实习医生的工作，而在当班的大部分白天或夜间前去外科、神经科和精神病科参与会诊。最上一个级别是住院医生，其级别和尊荣相当于今天住院医生班子里的住院主任医师，只不过前者是在值班十五个月后自动升上来，而后者则是在工作四五年后，从为数众多的竞争者当中选拔产生。

整天整天，客座医生们身穿白大褂，穿过一个坡道，来往于皮保德大楼（该楼是第四科，是哈佛医学院附属两科之一）与他们在桑代克的实验室和诊所之间。他们上午十点钟来，正式查房，由实习医生和医学院的学生们前呼后拥着，逐床巡视。然后，下午不定何时，忙里偷闲就会回来，常常待到很晚，诊视他们特别感兴趣的情况严重的病人。

病房是很长的长方形，天花板很高。靠四边摆开三十张病床。冬天，每个病房都人满为患，容量扩充一倍，加三十张帆布床，分两排摆在中间。这个季节的查房时间比夏天长些，一方面，这是因为重病号多了，另一方面，整个地方让病床和床头桌占满，空间狭小，如何让客座医生和扈从们通过，成了一大后勤问题。

每一个病房的一端，都有一个单间，是专为垂死者保留的，至少理论上是这样。可实际上，那个小间留给了谵语的病人。他们夜里的喊叫会吵得其他病人无法入睡。死的事是在小单间外面，在病房进行的。这事每日每夜都发生着。每张病床周围都竖着竿子，挂着白色的帷帘，做体检时拉上遮挡一下，人要死时也这样做。病人一死，把尸体从病房移走时还有套仪式。这套仪式新来的病人很快就熟悉了。先是护士长从病房的一端疾步逐床跑过，把床前的帘子拉过每个病人的脚端。无论在大楼的什么地方，你都可以听到帘子环的铮铮声，响过二十九下，然后，担架床从那个小方格子里推出，推过病房，出来，推上电梯，放到太平间。病房中间帆布床上的病人则用移动屏风挡一挡。病房里每个人都知道发生的事情。这套仪式并不力求保护生者敏感的神经，而是为了尊重新亡灵的隐私。

人们认为，病房必须是开放的，以便让护士能随时看到一切情况。那时，公开病房的管理费用是很低的。只有在波士顿的大型志愿医院的私人诊科，病人才拥有私人病房和私人护士。但公开病房里的病人们很少有人抱怨。他们彼此间很快成了朋友。那些身体稍好，能够起来走动的病人挨床串门儿，闲聊天儿，帮着给自己不能吃饭的病人喂饭。

在这些病房里，大部分工作只是看管。病人们带病而来，几乎全部是重病。不是生命受到威胁是不会经由急诊室入波士顿市立医院的。一旦你被接收入院，被用担架车推过医院的隧道，上了电梯，来到病房，剩下的事就或多或少是让疾病走完自己的历程。假如在医院卧床有什么不同，那主要是因为这儿温暖、遮风挡雨、适宜的饮食、友善的关怀，还有技艺无比娴熟的护士来提供这些东西。至于能不能活下来，则取决于所生疾病的自然病程。医学管不了多少事儿，或者根本不管事儿。

然而，每个人，所有的行家们，的确是忙得急如星火，整日整夜做这做那，试图对付疾病。这些努力的主要目的是确保不出任何差错，证明诊断是对的，证明这病不属于据认为真正有效的治疗的那少数例外。

有真正治疗方法的大病只有那么几种。一旦辨认出来，就成了病房里的紧急情况。

最常见的一种，要求实习医生最辛苦、最紧急地工作的疾病，是大叶肺炎。肺炎季节始于晚秋，持续到来年早春。为了保证没有一个病房、没有一个实习医生被这工作压垮，那时有一个制度叫作“肺炎计数制”。病号由急诊室轮流送往哈佛、塔夫特和波士顿大学附属各科。假如一个实习医生某天深夜突然面对四个大叶肺炎病号，他当然不能逃避。可他至少知道，别的医院的实习医生也有同样的问题。诊断通常是最简单的部分。病人主诉突发寒战和发烧，咳嗽，有时痰中带血丝，一侧肋间疼痛；体检显示患侧肺部叩诊浊音，同一部位听诊有典型的呼吸音改变。有了这些情况，你就可以开始做出预测。对于年轻的成年病人，预后是最有把握的：持续十天到两个星期的急性期，每天有高烧，胸痛和咳嗽加重，在这一阶段将要结束时，或许有令人惊慌的虚脱和衰弱，然后，像雨过天晴一样突然，一样明亮，出现人类疾病中的一大景观——转变期。两个星期来，病人似乎一天一天黄泉路近，突然有一天，病人的体温急转直下，数小时内从106华氏度（约41.1℃）降至正常，与此同时，随着大汗一场，病人会宣布他感觉好些了，想吃东西，这病就这样结束了。所有这些都可以圆满地解释：说实在的，大叶肺炎是我记得的唯一疾病，解释起它的病程来感到心智上的满足的。病因是肺炎双球菌，就是那种用革兰氏染剂染成深蓝色的细菌，总是作为两个成双的圆圆的球菌出现。这种微生物的囊膜里含有一种多糖，这是一种碳水化合物，赋予细菌一些进攻性，同时保护它不被寄主的白细胞包围和杀死。肺炎双球菌有大约四十个不同的类型，每一种都有自己特殊类型的囊膜多糖。此病的病理最初涉及肺炎双球菌侵入肺泡空间，新的几代肺炎双球菌通过肺的这一部分扩散，直到整个大叶由于细菌种群的充塞和肺泡内仍然无效的白细胞而硬化，有时，还涉及这种微生物伴随败血症扩散到病人的血流。然后，在第十天或在此前后，病人自身的抗体动员起有效的防御，这种抗体是一种化学物质，按其设计是用来准确地匹配这种而非他种肺炎双球菌种群的多糖的分子构型的。一旦这种情形发生，而且血流中循环的抗体达到一定水平，足以同所有多糖化合，肺炎双球菌就成输家了。与抗体化合后，它立刻被白细胞扫除和杀掉，这病于是完结。这一事态就是那转变期，体温骤降，出汗，食欲恢复，游戏结束。

有几种情形会改变命运，我们知道这些情形，它们改变了紧急情况的意义。有些种类的肺炎双球菌毒性较大，需要更及时的治疗。酗酒的病人比正常病人更易患败血症，感染来得更凶猛。孕妇更加脆弱，死亡的危险更大。老年病人死亡的危险最大。

治疗原则是针对我们所知的疾病机理的：静脉给予针对那种具体肺炎双球菌的多糖的特型抗体。桑代克实验室备有大多数已知种系肺炎双球菌的纯化兔抗体商业制剂，而实习医生首要的任务就是识别那种肺炎双球菌，以便能够采用恰当类型的血清。可通过痰样来做此鉴别，这些痰样里通常含有大量的肺炎双球菌。只要把各种抗肺炎双球菌血清的样本加进一点点的痰样里，再把样品用亚甲蓝染色。假如你用的血清对头，在一双微生物的每一只周围的囊膜就会膨胀，变成深蓝。假如你走运，取了合适的痰样（唾液是不行的，必须是真正的咳出的痰），而且用于诊断的血清也凑手，你可以在几分钟内做出鉴定，并且打电话给芬兰医生的实验室，要来治疗所需的血清。假如不太走运，你得等待。该肺炎双球菌的病理培养会在两天之内长出，那时你就可加以分辨。要么，你可以把痰样注射入小白鼠体内。假如有什么肺炎双球菌被你错过，没发现，它们会在数小时内从小鼠的腹膜腔里长出来。你可以通过这一途径分辨它们的类型。不管用什么方式，实习医生必须找出它的类型。不到这一任务成功地完成，是不用谈睡觉的事的。治疗有赖于准确的答案，其他答案是不成的。光知道诊断的是大叶肺炎是不够的；光知道微生物是肺炎双球菌也是不够的。然后，你得知道它是I型还是III型，或是别的什么型，否则是谈不上治疗的，除了眼睁睁看着疾病走完自己的自然病程之外，绝对无事可做。

但是，一旦知道了它的类型，治疗就成了技术上的绝活儿，是实习医生所掌握的唯一真正的良方。

知道了它的类型，有了恰当的兔血清的供应，实习医生就成了力挽狂澜的人物。血清从静脉缓缓推入。如果起作用，就会在一两个小时内起作用。眼看体温降下来，而病人，数小时前还可能奄奄一息的，这时就会健康无病地酣然睡去。

并不是所有的病例都这样，但成功的比率这么高，让人值得做出极大的努力。高级的医生看实习医生，最看重的就是这种成功，而不是其他素质：如果你的大叶肺炎病例处理得很好，你很有可能有前途；如果不很好，则没有。

第二种紧急情况，甚至比肺炎更要求思维敏锐、行动准确，那就是糖尿病昏迷。及早识别，尽快做出恰当的处理，实习医生有把握救人一命；逡巡延误，或低估了使用胰岛素和静脉输液的必要，病人就可能死去。处理昏迷需要呼吁所有的帮助和尽可能广泛的咨询。高级客座医生会从桑代克穿过斜坡跑来，医学生们被从学习区召来，住院医生和所有级别的实习医生，齐集病床边，共同商定处理的细节。

另外一种紧急情况是急性心力衰竭。能做的只有三件事。涉及三种技术，并非总是有效，在任何意义上也不能把病治好，但是，如果做得恰当，这三件事能魔术般地起死回生。第一件是放血，即从臂上的静脉快速抽出一品脱血；这一样就经常能缓解呼吸困难，因为这减轻了心脏输送静脉血液的负担。第二件事是给予毛地黄制剂，当时能得到的仅有毛地黄叶粗制剂。要慢慢地、小心翼翼地给，恰恰足以加强心肌的力量，而不致引起中毒——这项技巧是客座医生队伍里上点年纪的临床医生早就驾驭纯熟的，而从头学起相当不易，就像烹调一样。第三件事是输氧，由搬运到床边的氧气瓶提供，给法是如果有氧气罩，就用氧气罩。如果没有，就用一根胶皮管插到鼻子里，用胶布固定。

然后还有梅毒。这病从没有需要疗法的紧急情况。当它到了危及生命的某一阶段时——比如，主动脉瘤将要炸开，或者大脑因麻痹性痴呆而崩溃——采取什么措施也为时太晚，不能奏效了。行动的时机和敏锐诊断的时机，在它的早期。然后，想一想此后的任务，实习医生的心就凉下半截：那将是几个月甚至几年的治疗，用的是砷化物、汞和铋，治疗本身就有破坏肝脏的危险。早前年，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里，诊断其他疾病时，先得排除这种称为“高度疑似症”的疾病。第一样常规检查是寻找阿盖尔罗伯特逊瞳孔。方法包括两个很快的操作。首先，你把小手电筒对准眼睛，观察瞳孔的收缩，然后，让病人看你的指尖，一面把指头移近眼睛，看瞳孔是否收缩调节。假如第一项试验无反应而第二项试验有反应，你就可以做出诊断了：神经梅毒。我想，现在，即便很忙的实习医生一年中也顶多见到一例阿盖尔罗伯特逊瞳孔。这种病消失了，至少暂时消失了。当然，由于新的性解放，现在仍有梅毒，可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多。但它很容易在一期或二期就被截断，很少病人发展到残酷而要命的第三期，到那时疾病侵及大脑。这不是良医的功劳，至少功劳不大。说实话，公众健康中这一应大受赞叹的进展倒非常可能是庸医的功劳。因为他们动辄用青霉素，一点小病，咳嗽，伤风，就用青霉素。梅毒螺旋体被一场全国性的青霉素大喷雾所笼罩，剩下极少的幸存者在那儿苟延残喘，好不容易才能找到机会造成一个病例。麻痹性痴呆和脊髓痨曾经是任何年轻实习医生的忧患，现在它们已经成为过去。再也没有人要求波士顿的临床实习生寻找阿盖尔罗伯特逊瞳孔，或要病人两脚并拢，闭上双眼（摇摆和倒下标志着脊髓痨）。他们也不用像我曾经学过的那样，要病人重复“God save the Common-wealth of Massachusetts（上帝保佑马萨诸塞州）”。在1937年，假如一个人有明显的精神错乱，但还能重复这个句子，他就是精神分裂；假如绊绊磕磕，他得的是麻痹性痴呆。

波士顿在1930年代有很多酗酒者。市立医院有一个特殊的病房，有大约四十个床位供他们专用。每天晚上，都有三四个病人因震颤谵妄而从急诊室送上来。那是实习医生一生中能见到的最惨的景象：浑身颤抖，见神见鬼，两眼大张，整个活人散了架。危险在于高烧。有的病人会突然体温升高到108华氏度（约42.2℃），在深度休克的余波中死去。治疗用聚乙醛，大剂量口服，有时甚至注射入臀部肌肉，差不多足以造成麻醉。如有高烧，给手中放置冰块，维生素B，还有肝提取物，也是大剂量使用（尽管没有人说得准这些东西有什么作用，假如有的话）。对于震颤谵妄（酒狂），就这样对付。我们看到过很多死亡的病例。

皮保德大楼在顶楼有实验室，那是它的工作中心。这里有显微镜和其他设备，是用来做血液计数和测定血沉速度的。尿样和粪样一排排摆着，让下级实习医生们每个上午来检查。细菌培养器用来培养血样、胸膜液和脊髓液。还有些更专业化的检查——血糖、胆固醇，还有几种反常血清蛋白的检查（这被认为对诊断肝硬化有用），血中非蛋白氮的水平（肾衰竭时上升），做这些检查所用的血液标本由实习医生带到医院的中心诊断实验室，它在邻近的一座楼，占了地下室的两个不大的房间。复杂的细菌学程序，特别是那些诊断脑炎、肺炎和败血症所需要的程序，是由桑代克的某一个实验室来做的。

皮保德大楼是实习医生和医学生们聚会的地方。一个大记录本躺在门里边的桌子上，登录着刚刚接收的在下面病房的每个病人的名字和初步诊断。门口人来人往，络绎不绝，挤挤撞撞，手里拿着试管架，或者怀里抱着参考杂志。

皮保德大楼有个秘书，在离实验室不远的地方有一间小小的办公室。这位秘书每天把要出院的所有病人的详细病历总结缮打清楚，而已死病人的病历总结尤其长而详尽。每到星期五下午，住院医生和客座医生都要会见医院的一个病理师，把死去的所有病人逐日的病历细细爬梳一遍，看有没有出现什么差错。

最坏的差错——可能是我亲眼见到的最坏的差错——发生在我作下级实习医生的头一个月。一个年轻的黑人音乐家因前一周剧烈的寒战和高烧入院。其时正当肺炎季节，高级实习医生怀疑是大叶肺炎，可体检时找不到任何证据。我负责在采血样做常规血液计数时采取他的痰样。病人倦怠冷漠，不咳嗽，没有痰。我端着盘子按单子上开列的名单采病房里别的病人的血样，上午晚些时候上楼到化验室去做化验。这个病人的血红蛋白惊人的低。我打电话给病房，报告说新病人有急性贫血；然后我看了看涂片。我还从来没见过这样的东西。几乎每一个红细胞都含有一些染蓝的物质，看起来恰像教科书上疟疾图片上的样子。血液学家穿过斜坡跑来观看，然后，下到病房亲手采了血样。不大一会儿，所有人都来了，所有的住院医生，所有的客座医生，所有的学生。就像波士顿没人见过疟疾一样。

下午，事情已经明朗。病人承认自己是海洛因成瘾者，常常参加一些聚会，聚会上针头和注射器轮流使用。那帮人里面某个人，大约是从离城市很远的地方来的，可能是传染源。

与此同时，整个下午，来病房看的还在继续。病人更加倦怠，后来，傍晚时分，他深度昏迷，不到一小时死去了。他得了最恶性类型的疟疾，一团团的受患细胞堵塞了他脑中的微小血管。假如上午早些时候我们不是给予那么多的临床兴趣，那么活跃的注意，而是在诊断是疟疾后立即给予奎宁，他可能会活下来。治好一桩疾病，甚至救一条命的机会，在市立医院的病房里并不多有。这次机会来了，又失去了。住院医师回到他的房间，找出他那本奥斯勒的《医学教程》，翻到疟疾那一章。他面对聚集在房间里的全体住院医生，大声读出了第一句：“任何医生，没有使用奎宁而让疟疾病人死去，他就难免误医之责。”

第四科自认为是波士顿市立医院顶好的科，是本城最精明最挑剔的教学医院中的佼佼者。我们告诉自己，我们是铁人。那天晚上，皮保德大楼顶楼实验室的灯光彻夜通明，住院医生彻夜未眠。过了一会儿，我们互相安慰，总算从应得的深深的负罪感里挣脱出来，转而产生了羞辱感，这还稍微好受些。我们对自己说，脑疟疾常常进展迅速，因而，没有什么东西能够奏效，即使是大剂量的奎宁也无济于事。但是，这记忆是抹不掉的：那一群群身穿白大褂的专家们来来往往于那个顶有趣的病例的床前，采着新的血样，讨论了又讨论，最终什么也没做。那是哈佛的晦日。

6　蚂蟥，医生及其他

几年前，我偶尔闯入一个奇妙的学术领域——比较语言学的疆界。忘了在何时何地，我曾经纳闷过，为什么leech一词既指医生，同时又指被医生使用了许多个世纪的一种蠕虫（蚂蟥）。二者谁先出现的，是医生，还是那虫子？

可爱的《美国传统词典》有个五十页的印欧词根附录，基本上是根据《波科尔尼印欧语言词典》辑录的。我妻子曾跑遍纽约城的大小书店，在一家珍本书店里找到了一本波科尔尼，作为送我的生日礼物，此后，从前的书再没翻开过。

语言的进化可比之于生物学上物种的进化，就看你愿不愿意从那么远处去比。在这两个方面，首先的和最深刻的问题都是迄无定论，而且是无法回答的：生命最初是怎么开始的？最初的人类语言是什么样子？

两者都存在化石，这使得我们有可能追溯到接近起初的某个地方。最初的生命形式是原核细胞。那些有机物形状和大小都跟细菌一样；好多种系的球菌和杆菌在岩石中留下丝毫不爽的印迹，把生命的历史溯回到三十五亿年前。此后的二十五亿年里，类似的微生物构成了这一行星上的全部生命。这些微生物有的是自由生长，更多的则聚群而生，形成像“藻丛”那样的庞大群落。后来，这种巨大群落化石成为巨大的地质结构，称作垫藻岩。只是在晚近的时期，也许是在十亿年前，原核的藻类才向地球的大气中输入足够的氧气，使有核细胞得以形成。线粒体是为所有的有核细胞提供氧化能量的；植物细胞内的叶绿体利用太阳能，生产出植物所需要的养料和氧气——它们都是细菌和蓝绿藻的直系后裔，在这十亿年间与我们所有这些生命形式结成共生关系。

人类语言的化石当然晚近得多，并且只能通过比较语言学的间接方法加以观察。可那些化石的确是存在的。最面熟的是那些印欧语词根，相当于原核生物，乃是大多数西方语言和某些东方语言的祖先。这些语言包括梵语、希腊语、拉丁语、所有的斯拉夫语言和日耳曼语言、赫梯语、吐火罗语、伊朗语、印度伊朗语族诸语言，还有其他数种，均来源于粗略估计约二万年前的一种共同话语。这些语言进化所来自的那些原始词汇，可能就是关于一些简单的无核概念的表达法，是一些词义毫不含糊的单义词。

Leech的两种含义是生物拟态现象在语言里进行的例子。意为医生的leech，它的词根可追溯到语言的起源：leg一词意指“收集”，派生意义为“讲话”，不知怎的，还带有知识和智慧的含义。它后来成了古英语里的laece，古荷兰语里的lake，意思均为医生。一路演进下来，在早期的日耳曼语里，它产生了lek-jaz，意指“讲着咒语的巫师”，这与早期医生的职责是正相符合的。医生在英语里被称为leech有好几百年。丹麦医生现在仍叫作Laege，在瑞典，则称为Lakere。

Leg又生发出其他的子裔，跟医生不同，但意义有些关联。这些词有lecture（讲课），logic（逻辑），还有logos（逻各斯，理念），这些例子够让医学受宠若惊的。

作为虫子的leech较难追寻其渊源。《牛津英语词典》记录其10世纪的形态为lyce，后来写作laece，再后来，这两种leech不管怎样，实际上成为同一个总的意思。医生这种leech靠使用leech这种虫子来谋生；leech这种虫子据认为（我认为这种认为是错误的）有祛病强身的功效，因而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医生。像这样，两个意义不同的词融合成一单个词，带有两种意义，这有个术语叫“同化”。“收集”这一意思大概没有被融合，却在两种用法里都顽强地保留下来：蚂蟥采人血，医生收诊费（同时兼采人血）。税吏曾被称为leech，当然用的是血吸虫的意思。

Doctor（医生）一词来自dek，意为某种合宜的、可接受的和有用的东西。它变成拉丁文的docere，意为教导；还变成discere，意为学习，于是有了disciple（门徒）。在希腊语里，它被认为意指某种可接受的教导，于是产生了dogma（教条）和orthodox（正统的）。Decorum（礼）和decency（宜）两字同源。

Medicine（医）本身来自词根med，意指分给一定分量，或采取适当措施。拉丁语使用这个词根，造出了mederi，意思是照料，愈合。英语词moderate（适度）和modest（适中）也是med的后裔，包含着被长期遗忘的对医家的古训。对这些词源学上的表兄弟们，医学生们应时时加以静思（meditate，另一个同源词）才对。

Physician（内科医生）一词来自一个奇妙的词，是古语言里词根的元老之一，即bheu，意为自然本身，生存和存在。希腊语里用这个词根造出了phu-sis，一路演进到英语，生发出physic（体质的），通常用于医学；还有physics（物理学），意为研究自然。

Doctor（医生），medicine（医学），physician（内科医生）这几个词，连同围绕它们成长起来的一些同源词一起考虑，告诉我们许许多多。它们告诉我们，古代社会对这一行当有怎样的期待。这些期待很难达到。对我来说，在这个名单上，适度和中庸最需要铭记不忘。词根med深埋在这些词的内里，它在medicine里的类似存在，应成为一个源源不断的讯息，要时常提醒教育者、愈伤者、科学的收集者，那古老的leech。

医学曾经是最受人尊敬的行业。而今天，当它具有了数年以前还简直不可思议的治疗（或治愈）疾病的种种技术时，却因各种各样的理由遭到抨击。批评者说，医生无非是些应用科学家，光知道头疼医头，脚疼医脚，从不把病人当作个人，当作一个完整的人来关心。他们并不真心听病人倾诉。他们不愿意，也没能力对病人及其家属做出解释。他们的技术不保险，经常出错，要不，为什么误医保险会急剧上升？要找他们，只能去诊所或医院。那些地方，大得叫人害怕；四壁森严，没点儿人情味儿。“非人化”被用来作为这些人受训方式和行医方式的徽号。古老的医道失传了，被遗忘了。

美国的医学院受到四面八方的压力，要它们找回家庭医生——那渊博通达的、慈祥的内科医生，他们惯于做家访，照料那一家老小的大灾小病，甚至能叫出那家的狗的名字。为此，整个新的系科建立起来，其中有一些，在州立医学院里，实际上还是通过立法来建立的，在官方的名单上被称作家庭行医、保健基础、预防医学、草根医学。其意图明言不讳，就是要制造出更多的全天候普通行医者。那种行医者是每个人从小记得的，或从他的父母或祖父母的小时候就记得的，或通过书本、电影和电视记得的。

人们一直从医生那里期待的，到底是什么呢？医学这一行当究竟是怎样历经这样长的人类历史而存续至今呢？作为一个阶层，医生一直因其软弱无力而受到批评。蒙田（1533～1592），莫里哀（1622～1673）和萧伯纳（1856～1950）在他们各自的时代，比今天的批评者更瞧不上医生和医道。那么，19世纪的，此前几个世纪的，上追到我这一行的祖先，直到史前的萨满巫师，那些医家的病人们，在搬请医生之际，他们到底希望些什么呢？大疫之年，每天夜里，大板车辘辘前来，走街串巷，把死的拉走，拉去埋掉：那时候，医生的作用又安在哉？淋巴腺鼠疫、斑疹伤寒、结核病、梅毒，是为数众多的传染病里典型的例子。这些传染病发病迅速，通常致命，不管医生做了什么，大部分受害者都难逃一死。这时候，那个被人深夜唤出，看望病人，却拿不出任何缓解之法、遑论治愈良方的人，他干了些什么呢？

是的，有一件事他干了，从远古时就干了，那就是巫术。萨满以最艰难的方式学会了他的职业：他被迫亲历某种死亡，活过来时，他被认为有了对付病人的资格。他发一阵阵的癫痫，看见幻象，听见天声人语，一连数星期迷失于旷野，三番五次长时间昏迷不醒。醒转来后，就有资格行医了。他在病榻周围跳舞，制造烟火，诵唱谁也不懂的咒文，触碰病人的各处。那触碰才是真正的职业秘密。从来没有人承认过那是核心的、至关重要的技艺，总是被舞蹈和诵唱所掩盖。但那用手的触摸却是忙碌不停地一直存在。

我想，医生最古老、最有效的行为，就在于此。有些人讨厌被人摆弄。但病人不这样，或者几乎从不这样。他们需要被触动。得重病的部分苦恼就是缺乏人的密切接触。一般人，甚至亲密的朋友，就连家里人，都倾向于远离病重的人，尽可能少碰他们，因为怕打搅他们，或怕染上那种病，或仅仅害怕沾上晦气。医生最古老的职业技巧就是把双手放在病人身上。

经过几个世纪，技艺越来越精。那双手除了单纯的接触，还学会干其他的事情。它们学会了把脉，触诊脾尖，摸肝的边缘，在胸部叩诊，以辨肺区共鸣的清浊，在皮肤上涂油膏，拉道小口子放血，等等。可是，与此同时还在触摸、抚弄，完了还拉住病人的手指头不放。

那些躬行用手触摸的人，想必至少天生就有同情心。的确有些人不怎么喜欢他人。他们宁可不去从事这种要求跟人接触的行业。假如阴差阳错，不留神学了医，他们要么会退缩不干，要么就会成为不成功的医生。

用肉耳接触病人是医学史上一大进步。一旦人们知道心和肺会自动发声，而且这声音会有助于诊断，内科医生们就把耳朵贴近心脏处，前胸后胸，倾听内里的声音。很难想象还有什么更加友好的人类姿态，更加密切地表示关切和同情的信号，能比得上这种低首下心的接触。19世纪发明了听诊器，大大加强了胸腔的声音，可同时也使医生离他的病人远了一些。这是第一个这样的设计。此后还有许许多多，一项又一项接踵而来，为的都是拉开这一距离。

今天，医生可以根本不见病人，而在另一座大楼的诊所里执行许多最重要的任务。甚至还有记录病史的计算机程序。一个实习生可以提问题，在印好的表格上打勾，而计算机就会迅速打印出一些可能性供诊断考虑，还有需要做的化验程序。医生用不着花四十五分钟的时间听诊胸腔，扪摸腹部，而可以签张条子，把病人送到放射科做CT扫描，在一个小时之内就可清晰入微地看到所有的内脏情况，而从前，这些都需要借助手指和耳朵做出猜测。有了病理科，再也不用在冥思苦想中等待新的体征和症状出现了。电脑化的装置披露出有毛病的心脏或不灵便的大脑的电波秘密。几代人以前，那些内科医生在病床边忙活着触摸，远远达不到这个精度，并且有些地方摸不到，也想不到。

如果愿意，医生可以把自己安置在老远，远远离开病人及其家属，始终不接触任何人。例行公事地草草地拉拉手算是最初的，也是唯一的接触。行医不再是手的触摸，而更像是从机器读取信号。

医学的机械化是站住脚了。新医学管事儿。它成了更加复杂的行当，更多生死攸关的事需要闻讯即做。内科医生们责任未减，还像五十年前一样过劳，并且常常是劳累加沮丧。可他们又有了应有尽有的技术操作，需要迅速准确地完成。在病家看来，生病求医的经验迥异于父母告诉他的那个样子。有些重要的东西不复存在了。医生看起来不像从前那样亲切、自信，不像从前那样把他作为一个人来关心，而是一心一意对付他患的那种疾病。这一点是无法改变的。没有回头路好走。而且，仔细想想也没有什么真正的理由要人希望走回头路。假如我发生了恶性高血压，或结肠癌，或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我当然希望能就近找到安慰和友谊。可我最希望的，还是尽快地得到有效的治疗以保住性命，如果可能的话。假如我躺在一家现代医院的病床上，同时还要为这床位的价码而担忧，那我就会希望尽快出去，可能的话，最好囫囵个儿健康无病地出去。

在我父亲的时代，跟病人谈话可是行医的最主要部分，因为除了谈话也没有多少事情可做。医生与病人的关系，好也罢，坏也罢，是一番长谈，谈话中，病人乃是关怀的中心，而病人也知道这一点。到了我作实习医生时，科学的医疗技术刚刚发轫，谈话依然存在，但变得匆匆忙忙，经常是边跑边谈了。

今天，医学界的新技术繁多而复杂。到床脚（而不是到床头、床边）查房，抽血样去自动估价每一种已知（或想到）的生化异常，轮椅和担架滚过走廊前往放射科——有了这些，就更没有多少时间谈话了。跟住院病人做的最长的、最关切的谈话，是在他们来医院时，由受过会计训练的人员进行的，那是关于财务和保险的讨论。他们的科研仪器是计算机。一时间，住院病人感到，他成了一架巨大的自动装置的一个部件。他入院出院都是由计算机操作的。有时连医生的名字都不知道。对病人来说，这一差别可能是怪怪的，有点令人沮丧。可是，还有另一个差别值得强调。许多病人很快就出院回家，健康良好，病患治愈了。在我父亲的年代，这种事发生得少得多。而偶有发生，那是仗着运气好，要么就是体质强。这种事发生在今天，更经常是仗着技术。

其中的代价是必须面对的。这代价不仅仅是实在的沉甸甸的金钱。内科医生那贴近的、令人宽心的、温暖的触摸，那安慰与关怀，那连病家的狗也编织进话题中去的闲闲的长谈，正在从医道中消失。日后可能证明，这些不但是病人的大损失，对医生一方也是同样大的损失。这种独一无二的微妙亲切的关系，可追溯到医史的源头，值得保存下去。做得恰到好处并非易事。这要求有最优秀的医生，最好的友情。一旦丧失，即使在短短一代人手里丧失，那么，要把它重新找回可就太难了。

假如我还是一个学生，或是一个实习医生，刚要开始走进这一行，关于我的前途的方方面面，我最担忧的就会是这一方面。我会担心，我的真正工作，照顾患病的人，可能会被弄走，给我剩下的是一桩大不相同的职业——照看机器。我会尽力想办法阻止这事发生。

7　护士

1903年，我母亲成为罗斯福医院的注册护士时，任何人心目中对于护士作为专家该做的一切都毫无疑问。医生命令她们做什么，她们就做什么。值班医生通常清早来查房。当他来到值班室时，护士长会在那儿迎候，接过他的帽子、大衣，还有手杖。医生在查房前喝杯茶时，她侍立一旁。进病房时，她为医生开门，把着门，让他先进，然后让他的扈从——实习医生和学生们跟进，她随其后。在每张病床边，医生做完检查，查阅完病人的病情发展之后，会告诉护士那一天要做什么，护士则把医生的话记在病历表上的护理记录一栏里。一两个小时后，医生离开病房，随后一天一夜的工作就是护士的了。除了医生要求的规定事项之外，她要做的还有一长串例行公事，都是她在两年的护理学校学到的本事：床单要换过，新床单要铺好。铺床单要按准确的几何设计来折叠掖握，除了训练有素的护士，别人谁也做不来；病人需要从头到脚擦洗；病床盘必须送来，使用，倒掉，冲洗；体温需每小时一次查取，并详细地记入病案；该灌肠的要灌肠；尿样、粪样需采集，标记，并送往化验室；整日整夜，各种各样的药物，通常是片剂、各种植物的提取液和酊剂，要用盘托了，逐床发给。一年中大部分时间，病房里四十来个病人中，约有一半患的是伤寒热。这意味着，护士不能简单地逐床履行她的职责；每个伤寒热病人都有屏帐把他跟其他病人隔开，要求护士在接近病床前换上新的白大褂，并且在杀菌剂里洗手。发高烧的病人要隔一小会儿用海绵蘸冷酒精擦身。深夜擦背乃是例行的入睡仪式。

在这些日常的、上流水账的工作之外，护士还管答应每个病人的呼唤，而且，人们期望叫一声她就会跑着来。她的任务，本来是有条不紊计划好的，可一次又一次被这些呼唤打断。每种情况都要她来迅速地做出判断：伤寒病人突发的腹疼可能是肠穿孔的征兆；突如其来的乏力、口渴和面色苍白意味着肠出血；结核病人咳出血块是病情紧急。有的呼唤是邻床正在康复的病人发出的；在开放的病房中，病人总是密切地注意着彼此：邻床的病人可能昏迷了过去，或好像要死，或者真的已经死了。对这样的紧急情况，护士得立刻报告值班医生，通常是分到该病房的实习医生。他可能不在值班室，而去了门诊部，或在化验室工作（那时的实习医生自己做所有的化验；化验员这一行当还没有发明出来），要么就是在他的房间里。不允许护士给打针，或进行像脊椎穿刺或胸部开洞这样的操作。但人们期望，她们知道什么时候需要这些操作，并在那位实习医生来到病房前准备好要用的一盘盘器械。

这是个令人精疲力竭的行当。可在我母亲的述说中，那是桩最令人满意、最有回报的事业。作为一名护士，她在职业等级中处于下层，总是听命于医生，跑这跑那，同时还得受护士班子内部上级人员的严格约束。可所有这些在她的记忆中都化为云烟。她只记得，她有用。

每当父亲跟我谈起护士们和她们的工作，他总把她们作为专家而高度地评价。尽管他很清楚，护士的任务是听命于医生，可同样清楚的是，他钦佩她们能做那么多他不可能做到，也没有受训练去做的事。后来，在他自己作为主治医生查房的时候，他曾就疑难病例征询过病房护士的意见，并且仔细地注意她的观察结果和病案记录。从他做实习医生那时起（也许部分是由于我母亲的感化，我不清楚），他就对整个护理职业产生了深切而持久的尊敬。

我在整个职业生涯中一直与护士有着密切的联系，也深切地依赖她们。并且，像我许多执教的同事一样，我也为医护之间的关系忧心不少。在20世纪的大部分岁月里，护理行业真是时世维艰。这一行，如果不能说完全是，也得说基本上是妇女的职业。职业地位的种种问题本来就很敏感，而妇女在现代社会中作用的变化这一特殊问题更使之复杂化了。这些问题已经导致了医护关系的疏远，甚至敌对。日常的职责已经日愈繁重不堪，护士们还不得不担负起越来越多的纯属行政性的任务：把病历整理得井井有条；保证病房里各种紧急情况所需的供应应手可得；督察被称为LPN（有执照基层护士）的新型辅助护士的活动——现在，是她们在做着从前RN（注册护士）在病床边做的大部分工作；保证按计划要做放射检查的病人按时前往放射科。这一来，她们只好花更长的时间待在病房值班室的办公桌前，而待在病床边的时间就少了。护士们已经开始意识到，她们正渐渐被排斥在一个任务之外。先前，这项任务曾是她们最重要的酬劳，可一直被人认为理所当然而没有人在列举护士的职责时提及的，这就是，与病人的密切接触。意识到这一点可能为时已晚。护士们在长长的一天中做那么多事，又辛苦，又卑琐。可是，相伴而来的还有报偿：她们有着无可比拟的机会成为众多患难者的有用的朋友；她们整日又经夜地听病人倾诉；她们给病人及其家人安慰和保证；她们像朋友一样熟悉病人；她们被人依赖。想想她们工作中失去了这么一部分，乃是护士们普遍的殷忧，也是全国方兴未艾的护士学校里负责制订课程表的教学人员的殷忧。这个话题是医校和护校行政之间一直进行的争吵的中心，可一直没有表述清楚。近年来，护理教育上了新台阶。从前的教学医院招收高校毕业生，让他们学习两三年后给一张RN文凭。现在，这些医院教学部全都被医学院和大学的附属学校所取代。这些学校学制四年，学生毕业时同时取得学士学位和RN文凭。

医生们担心，护士们正试图抛开对医道的历史责任（实际上意味着医生的命令）。护士们声称，她们有自己的职业，向自己的水准负责，跟医生是平起平坐的同仁，而且不希望成为单纯的病房行政人员或技术员（尽管她们有些人，戴着“从业护士”这个令人尊敬的新头衔，正由护校训练来执行医院急诊室和特护室里最复杂的技术任务）。医生们声称，护士们真正希望的是成为准精神病医生。护士则回答说，她们对病人的心理健康和幸福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些责任都与医生的责任不同。这些争论最终会有个水落石出，会达成某种一致意见。不过，想要明智地解决问题，就得找到某种途径来保存并加强护士和病人之间那种传统的密切关系。

在这方面，我有着相当多的亲身体会。曾有三年光景，我断断续续在我工作的医院里当过病人，由忧患而领悟，于是比我那些内科医生朋友们略胜一筹。关于护士们做的事，我比他们知道的多一些。

护士们做的一件事是把这地方联系成一个整体。每个病人从他的病床这一有利地位观察这个庞大而复杂的医院的事务时，都时时感到惊讶，诧怪这整个机构何以没有分崩离析。一个医院是在不同的强大力量不停地相互作用下运转的，而这些力量方向不同，互相排斥。每一股力量对于办成必要的事项都是至关重要的，但它们之间总是相互抵牾。实习医生队伍本身几乎是股不可抗拒的力量。他们边学医边行医，挑起了到手的所有担子，既冲击着地位稳固的主治医生和行政人员，又经常与护士相抵触。主治医生是各自为政的企业家，试图在每一张病床边办起一个小型家庭手工业。化验室、病理室是一个个封建采邑，靠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不知餍足的服务需求而繁荣发达。学生们满地都是，一面尽可能多多学习，一面却抱怨没有人关心他们，因为他们认为自己应该是所有人关怀的中心。每一个工作人员，从外科主治医师，到食疗医师，到病房小姐、搬运工和开电梯的，在生活和工作中都抱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认为离了他或她个人的贡献，这整个大机器就会停止运转。而在这种或那种意义上，他们都是对的。

我先是在内科，后来在外科做过病人。作为病人，我的发现是，使这个结构黏合在一块儿，没有破裂，能够作为一个有机体发挥作用的，是护士，而不是任何别的人。

好的护士（我所在那层楼上的护士个个都是好的），以了解发生的一切为己任。她们在出差错之前就发现差错。她们了解病历上的一切。最重要的是，她们把自己的病人作为各个特有的人来相识，并且很快就认识了他们最亲近的亲属和朋友。由于有这些知识，她们就能很快察觉到恐惧并采取措施。住大医院的病人一般都感到有被弄错的危险，因为除了手腕上拴个塑料牌，写着一个名字和一串数字外，再没有标志身份的东西。老怕突然被人用担架车推走，推到错误的地方去经历错误的手续，或者更糟，到了该被推走的时候却没有被推走。主治医生或住院医生前来查房时总是匆匆忙忙，可能在出门口时嘟囔几句安慰的话。可是，要足以支持一个人的信心，让他相信情况真的还有办法而不会马上失控，却必须有个自信、干练、令人愉快的护士，整天在那儿，晚上也进进出出做这做那才行。

由于知道了这些，我全心全意支持护士。假如她们继续与医生进行职业的纷争，假如她们希望巩固其职业地位，并增加工资，假如她们由于要求职业平等而激怒了医生，假如她们要摘下月亮，我站在她们那一边。

8　神经病学

在医学院念二年级时，我修了一门选修课叫“高级”神经解剖学。执教的大卫·里奥克教授，是解剖学系的教师。全部课程是全班一打左右的学生每人用黏土做一个人脑模型。那是小儿的游戏，从好几方面说是这样：建造一个迷人的玩具，由榫钉连接在一起，饰以条条的线路，在这些线路上，用各色的胶泥捏出大脑的各中心构件；把一种美学的经验凑到一起，让各部分正确拼接而不致散架；最后，大惑不解地注视着一个关于那庞大、奇妙、在当时是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大脑的全然原始而且幼稚的概念。即使这样，在1934年，在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多么无知时，做成的模型似乎还有些意思。我们的线路自己安排起来，代表着从脊髓进入大脑基底部的大感觉神经束，在半道跟从脑干垂下的丛丛运动纤维束联成网络。再往上，输出一些互相沟通的纤维束，联结起基底神经节、小脑、丘脑，还有一些较小的泥球，代表着下丘脑的种种结构。所有这些都用线路精致地联结起来，向上、向外伸展，直达大脑皮层的最高领域，如我们的模型意在显示的那样，其他的一切都从这里受到支配和管辖，就像是一个奇妙的电子装置。在这些模型完成，并由教授详细地检查之后，我们给它喷上清漆，拿回到自己的房间里。我的那个模型给了我极大的乐趣，以至于我把它保存了将近十五年。直到它在我的壁橱的后架上最终干了，散了架。

这一简单的机械练习只花了三个月，却带来了长久的魅力。在此后的两年学习中，我在波士顿各教学医院住院实习时，最使我感兴趣的、我在病房和回到图书馆花时间最多的病人，就是那些神经疾患的病例。

做出神经病学的诊断本身就是某种游戏。你需要玩的只有三样器具，一个橡皮槌，用来敲击筋腱和肌肉以引发反射；一个大头针，用来检查痛觉感受器，还有一小束棉花（有的神经病学专家带一根羽毛），用来检查轻微的触觉。拇指的指甲用来搔挠脚心，看脚趾是否伸展；这个反射，称作巴彬斯基反射，可能是神经科检查的最重要的特色，意味着长运动通道已经受损，是真正的麻烦。

在此后的医学院学业中，直到我作内科实习医生的整个期间，我的大脑深处一直记着，有一天我要认真研究神经病学。人家告诉我，要试一试的话，就到霍普金斯大学、麦吉尔大学、哥伦比亚大学、宾夕法尼亚大学和哈佛大学这些地方，可我不知道这几处是不是哪处更好一些，或者说它们是否各有所长。后来，到1938年，在我作实习医生期间，有人告诉我，罗伯特·F.洛布医生就任了纽约神经病学研究所的所长，我应该去看看有没有可能到那儿做个住院医生。洛布是P&s（内外科医学院）医学系的教员，年纪不大，声誉却不小，因一些研究工作而得到国际的承认。这些研究涉及爱迪生病、肾上腺皮层的代谢作用，还有个新领域，就是生理过程中盐和水的控制。他从来没有做过神经病学的研究，但被人劝说离开了普莱斯比梯利安医院的正教授职位，去重组神经病学研究所并使之现代化。特别是要把更加近代的研究课题引入这个一直声誉良好，而其科研兴趣却很有局限的临床机构。

这是一个令人兴奋的消息。神经病学一直完全是一门描述性的医学分支。一旦临床医生找出了大脑或脊髓中损伤的准确位置——当你足够了解神经解剖学，你就会知道，做这种定位所表现的精确性是这个学科里真正叫劲儿的——在治疗方面并没有多少事可做，因为关于这些结构如何运作，我们所知甚少。当然也有例外。主要的有恶性贫血，这种疾患经常跟脊髓中的长感觉通道和运动通道的破坏有联系。这可以用肝提取物来治疗；有神经性梅毒，对这种病，高烧疗法有点作用；还有糙皮病，到那时，这病已不多见，仅见于慢性酒精中毒。在这种疾病中，由于VB缺乏，在中枢和周边神经系统中出现广泛损伤。少数几种脑瘤可能通过神经外科手术成功地摘除。但那些最常见的脑瘤却几乎总是不可手术的。1930年代，神经病学的当务之急显然是引入一些合宜的实验室，专门从事脑病的研究。

当时，在神经病学研究所占支配地位的是一个庞大的主治医生班子，几乎所有的人都独自行医，并有着“神经精神病专家”的职称。他们不能仅靠神经病学谋生，因此，大多数临床医生兼看精神疾患。研究所里许多私人房间让“神经病病人”占了，这些病人还没有病到关进隔壁的纽约州立精神病研究所，可也确实没有真正的神经疾患。有些是不幸的神经过敏者，需要休养和安慰，再就是嗜酒者，是住进来戒酒的。还有少数几个是巴比妥盐酸成瘾者，他们住进来接受一些措施，而这些措施通常证明对戒除那种药物是不成功的。

真正的神经科疾病在那些开放的病房里。一个病房二十个床位，由神经科住院医生相当独立地管辖。这些住院医生审慎地推举几个神经科主治医师来指导，每天上午跟这些住院医生一起查房，后面跟着一群群哥伦比亚医学院的学生，是学神经病学选修住院实习的。洛布医生每星期一次从他的研究所顶楼新办公室下来，到这个或那个病房巡察。这是些隆重的场面，参与者不但有神经科专家，还有由住院医生、学生和从街对过的宾夕法尼亚医院内科来的名人们组成的庞大扈从。我们花大量的时间挑选一些案例在这些巡诊中诊视，这些病例必须是复杂的神经疾患和内科疾病的有趣结合。我们一直希望有那么几例病人，能构成诊断上的难题，足够隐蔽难解，把洛布本人也难倒。但是，据我回忆，这种事从没发生过。洛布确是诊断大师。他具有我先前在哈佛的贝斯·以色列医院的赫尔曼·布鲁姆伽尔特身上见到过的那种禀赋：他能从病房走一趟，似乎通过某种直觉就发现在谁身上发生着严重的问题，一个也不漏。他也驾驭了提问的艺术，提的问题很有趣，没法回答却总是很有趣。这些问题涉及我们要对付的疾病深处可能存在的机理。在多发性硬化症（这是我们那些病房里最常见的病症之一）这样的疾病中，以我们之见到底正在进行着什么病变？这病开始发生在年轻的成年人身上，症状是一系列突发的、微小的神经科缺陷：重影，语音不清，步履不稳，某一肢端无力，某一部位出现麻木区，然后是同样突如其来的新的一轮周期性障碍，病情深化，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大脑和脊髓某一区域中神经纤维周围髓磷脂鞘的斑斑块块的破坏。大多数病例病程长达数年，但不是全都这样。有些病例只有一两次为时短暂的发作，然后不知怎的，病症无影无踪。还有一些一直继发下去，直到完全、永久地失去那些器官和肢体的生理功能。正是在洛布的巡诊，还有由他提的问题而引发的长久讨论中，我逐步地确信，多发性硬化症乃是一种自动免疫疾病，病因是脑中存在一些抗体，针对脑组织本身的一个组成部分。在1930年代，这还是一个新看法。托马斯·里弗斯，乔治·帕克·贝里，还有弗兰西斯·史文特克五年前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就证明过，猴子在反复注射猴脑组织提取物后，发生类似多发性硬化症的脑损伤；他们的观察是偶然的事，是在试图为预防各种引起脑病的病毒而研制疫苗的过程中做出的。查房时讨论的问题是如何从这一试验模式来推断原发的人类疾病；如何通过针对大脑的抗体来解释这一疾病，解释它何以一连多年步步深化，破坏性损伤一处接一处。这一事项直到今天仍是同样的无解；不过，已有寻找线索的新的源泉：人们疑心，潜伏期长的病毒，比如麻疹，可能停息在脑组织中，后来引发出抗体，在针对病毒的同时又针对脑组织的一个组成部分；据知，患多发性硬化症的病人作为一个组，在HLA基因座方面不同于其他人，而HLA基因座是支配免疫反应的。也许，这些病人有先天的免疫感知缺陷，由于这种缺陷使大脑中得以产生自我排斥的抗体，对本来无关的病毒做出了反应，于是发生本病。

1940年，洛布医生回到P&s医学系，不久后成为该系的主任，而来自哈佛的特雷西·杰克逊·普特南医生成了神经病学研究所的所长。普特南首先是一位神经外科专家，但他在研究方面有着悠久而突出的记录。他的一项发明让人至今记得，是他与合作者休斯顿·莫里特一起做出的，那就是用来治疗癫痫的地仑丁类抗惊厥药物。

普特南迅即组织了一个实验室，寻求途径在实验动物身上产生脑脓肿，以便设计更好的方法通过手术与化疗相结合治疗这种脓肿。化疗拟用新开发的磺胺类药物的某一种。我于1940年夏末开始这项研究工作，因为那时作为住院医生在病房的工作相对轻松了。

我们设计了一种方法，它又灵验，又可重复，造成了脑脓肿，可以一连观察好几个星期，又在细节上跟人脑类似损伤极其相似，于是，我写出了第一篇论文。此后不久，青霉素出现了，不再需要研究脑脓肿的动物模型了。这病本身已经罕见，并至今如此。

我结束了住院医生阶段，后来在研究所成了第一个神经病学蒂尔尼特别会员。这样就保障了1941年有一千八百美元的收入，条件是我将在哈佛度过这一年，然后回纽约，回到神经病学研究所做住院主任医师。我当时二十七岁。一生中第一次取得了足够的独立，也有足够的偿付能力结婚了。贝里尔和我于1941年元旦在曼哈顿格雷斯教堂的礼拜室举行了婚礼，当天下午前往波士顿。我们在朗伍德大街有一套小得不能再小却极其完美的公寓。就在儿童医院对过，离医学院的四方院往南一点。我们在元旦之后安了家。几天后，我们得知，约翰·丁格尔的实验室被动员前赴新斯科舍的哈利法克斯。已经确认那儿脑膜炎大流行。由于战争，那儿的卫生当局人手紧缺，向哈佛求援。于是，我们再次整装，飞往哈利法克斯。到了那里，我去治疗脑炎双球菌性脑膜炎，用的是一种新的磺胺类药物叫作磺胺嘧啶，一种我从未听说过的药物。贝里尔被聘为实验室助手，负责记录和传递培养物。

我们在哈利法克斯大约一个月，培养了数百名脑膜炎病人的脊髓液，从这些病人和虽未发病却与病人有过密切接触的人们身上采集血清样本，目的是研究抗体可能具有的对抗该病的作用，并仔细记录在接受磺胺嘧啶治疗之下该病的临床病程。对确诊的所有病人均给此药。磺胺嘧啶真是神效。唯有的不见恢复的是那些起病迅速、感染严重的病人——他们有的在数小时内出现昏迷，送往医院时深度休克。他们的皮肤表面布满一片片的出血坏死（看起来非常像我几年后将要研究的施瓦茨曼现象）。这些病人没等我们开始治疗就死去了。其余的全部，也就是大多数病人，在给予磺胺嘧啶后就很快恢复了。我们没见到一例后期并发症——失明，失聪，头脑混乱。这些症状从前出现在未经治疗的流脑病例中。

我们满载一箱箱的培养物和血清返回波士顿。我的实验室承担了脑膜炎双球菌的课题，还研究它对人类大脑和脊髓表面特殊亲和力的机制。传统的实验动物中没有一种特别易感这种微生物：家兔、豚鼠、大鼠和小鼠都能抗过静脉注射大剂量活的脑膜炎双球菌，毫发无损。十来分钟后，这些细菌就从它们的血流中消失了。很显然，这些动物具有高度有效的机制来自我保护。于是，我沉下心来继续探索。首先和最简单的可能性是，一种业已存在的“天然”抗体杀灭了注射进体内的脑膜炎双球菌。这是极容易在兔子身上试验的。于是，家兔成了实验室日常必备的动物。我们很快得知，正常家兔的血清能够破坏几乎任何数目的脑膜炎双球菌。在多达一百万个细菌中加入一毫升新制得的家兔血清，随后将其在37℃下培养数小时，这些细菌样品就毫无活力了。假如血清样本在加入细菌前加热到56℃，持续一小时，杀菌的反应就全然失去，显示那杀菌的能力有赖于补体的存在（是一种尚未完全理解的蛋白质序列，它们使得抗体对细菌表面的抗原的反应成为可能）。

我们想，既然有了关于动物体内已经存在天然免疫力的强有力的例子，那么，看看我们是否能通过给家兔免疫而得到更加强有力的抗菌血清，那将是有用的。我们给动物注射了经高温杀死的脑膜炎双球菌的悬浊液，一星期一次采集血清，把这些样本像最初的试验那样如法炮制，添加上不同数量的活细菌，确定在多长时间内有多少被杀死。此后的几天里，我们遇上了悖论：未经免疫的家兔的血清，本来能够在数小时内杀灭一百万个脑膜炎双球菌，免疫之后的兔子的血清却没有这能力了。在这些血清中，存在着潜在的、特异的抗体，这一点通过其他试验，比如凝集试验、沉淀试验，还有补体固定试验，就可证明。然而，随着特异抗体的出现，其杀菌作用消失了。

不仅如此，类似的事情可以在活蹦乱跳的家兔身上显示。我们把活细菌注射到经过免疫的动物的血流，然后通过连续血液培养，测定细菌的存活率。这时我们吃惊地发现，二十四小时后，那些经强度免疫的家兔的血液仍呈阳性。与此对比，在那些没有经过免疫的兔子身上，所有脑膜炎双球菌在十到十五分钟之内全部消失了。

这时已到1941年4月末，我有些心急。问题渐趋迷人，既有悖论，又有惊奇。我知道人家期望我下年的一月份返回纽约，去作神经科医生，于是就尽力加紧工作。我闯入的问题是一个古老的免疫学现象，称作“凝集前区”，在这一现象中，过量的抗体关闭了免疫反应，除非血清足够地稀释。然而，我的实验室里情况不同，是一种新的情况，就是这种现象发生在活兔身上：动物经过免疫之后，能失去其自身固有的防御能力。我想，这可能对某些人类感染的易感性具有一些有用的含义。这些感染不但包括脑膜炎，也有其他的感染，比如伤寒热和布鲁菌病。我想着手这方面的研究。

可后来的结果是，我从未解决这一问题，甚至也没有回答其中的主要问题。我也再没回到神经病学研究所。洛克菲勒研究所于1941年年底接到预备服役的通知，后来被征用作海军的一个医疗研究单位。我被分配到该单位，军衔是海军上尉。我得到命令，在1942年3月底着军装到纽约报到。约翰·丁格尔和我很不情愿地同意对未作结论的活体凝集前区问题做了不成熟的结束，并提出研究报告。直到今天，我一直没能全力以赴地返回那个问题。它至今还悬在我心里，而且我也相信，没有任何其他一个实验室曾经解决过这个问题。

我至今认为，神经病学乃是所有领域中最迷人的领域。现在，这一领域已经开始切入从前被精神病学拒之门外的一些问题，来自神经药理学的贡献也已开始改造这一学科。其中最吸引人的是内啡肽，那是大脑内分泌的一种简单的肽，这种肽有一种特殊的作用，它特别附着于专司痛觉感知的细胞的表面，它附着的地址正是吗啡因和海洛因惯于附着的。

我对这些事感兴趣，乃出于各方面的原因，包括一些要紧的原因。现在，既已知道它的化学结构，就有可能开发出新类型的镇痛药物，也许它们没有吗啡因的副作用和成瘾的特性。还可想到，可以得到关于成瘾机制本身的新的洞见，也许，会找到新的途径，来对付20世纪最令人痛心的社会问题之一的纯医学方面，有朝一日，我们足够地了解内啡肽，并熟悉了一个概念，就是我们大脑里存在这种东西，我们或许会对成瘾采取不同的态度。我不知道，假如药理科学终于制造出一种“天然”药物，比如，像内啡肽一样自然，具有海洛因一样给人快感的品性，而不使人成瘾，这种药物能被允许吗？抑或我们会通过法律来禁止它吗？

于是，最有趣的问题是，这样一种物质何以存在？内啡肽的生物学目的是什么？它的镇痛作用是它被设计出来的真正目的吗？或者，那原来或多或少是一种偶然的副作用，一件生物学事故，而其实它在大脑中带有其他尚未猜测到的调节信息的作用？

假如它真的是一种减缓疼痛的内装机制，那它是怎样通过进化的选择性检验而到达那儿的？为什么它能对某一物种或对一个动物个体具有生命存续的价值？对此，你必须找到解释，不然，其存在就会在现代生物学的语境中失去意义。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任一物种一致具有的每一重要的遗传特性，都是自然选择的结果，这条定律像科学里任何定律一样坚实而不可动摇。

假如只有咱们人类在大脑中生出内啡肽，那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你也许会争辩说，对于像我们这样的一个物种，这样聪明，这样既相互依赖又彼此提防，安装这样一种装置来防止不可忍受的疼痛，或使个体能更容易地通过痛苦的死亡过程，是有用的。没有它，像我们一样在拥挤的居民区密切地生活在一起，可能会太难了，我们会彼此分离，每个人都要单枪匹马尝试生活，那样，这个物种当然会分崩离析。

可为什么连小鼠都有这同样的装备，迄今为止研究过的每一其他脊椎动物也都有这一装备呢？

而且为什么连蚯蚓也有，任何生物都有？因为刚刚发现，环节动物原始的神经系统里富有同类内啡肽感受器，可以断定，蠕虫拥有我们自己的大脑中存在的缓解疼痛的同样的系统。我很高兴知道这一点。我知道，蚯蚓的确拥有感觉装备，它们在被触动时很快地退缩，甚至在被轻轻吹动时也这样。假如没有保护机制来抵御无法忍受的疼痛，虫子们每天的生活，让人踩，给鸟啄，在犁头下碾，在溪流里冲，可就惨了。

或许，这不过是自然界的一份不同寻常的好运气。也许，在进化的早期，有什么东西涌现，从此，我们大家全都愧领了某种不可言喻的东西，什么代价也不用花费，不带特别的竞争价值。这些基因只是传下来，经过一个个结撰复杂的物种，以便抑制生和死的苦痛，而这一机制的形成则纯属偶然。我不能不怀疑这一点，因为我相信进化的细节。

可作为生物界普遍的慈悲之举，它是存在的。我不能解释它，只能说，假如我处在最初阶段，作为一个委员会的成员坐在那儿，负责为将来挤满三千大千世界的生命在这一星球上组织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我会赞成把它装进来。凡属这样的系统，没有一个能无痛地运作，痛觉感受器要为所有有感觉的生命形式详细设计，这种设计显然是为它们自我保护和避免危险的。但不能抵御无限制的疼痛。那样会带来动乱的后果，在整个系统甚至还没来得及运行时就使它在苦恼中散了架。并且，我还要认为，它也不能抑制死亡感知。我会投票赞成疼痛调节器，调得很细，保证它的用处，但装备某种监控装置，保证它永远不会失控。在这种意义上，内啡肽之在我们大脑内发生，或许不是为了我们这一物种的天择价值，或任一物种，或不论什么物种的任一个体的天择价值，而是为了整个生物圈的存续和永存，或者像有时称作的，为了这个系统。

没有人能够预言关于内啡肽的故事的最终结局会怎样。因为它只是刚刚开始。在目前阶段，它可以走向任何地方，意味任何东西，可以想象，这一类的化学信使，小小的肽分子，甚至可能被牵连进大脑的错乱，包括精神分裂症。

这种事态讲述着关于科研的一条中心的真理。当新的事实到来时，就前景如何作出猜测是科学中的日常工作。但科研决不是计量精确、脚踏实地的企业，像它有时声称它有资格似的那样。确切的预言是众所接受的衡量成功科研的尺度，是研究者也是他的资助人的最终收获。传统上，这种预言的到来要连续显现两次：首先，科学家预言，他的试验结果将会是预言的样子；后来，工作做了，他又预言他的试验展示了什么未来的试验，不管是由他还是由别人来做。这听起来像是无懈可击的心智杂耍。思维一时停住，然后，在吊架从对面飞来，荡至其弧线之末的刹那间准确地跳到半空，荡下，荡开，又荡上，飞到另一端，放开手，空翻三周，然后抓住第二根吊架，这根吊架正是计算好让他在这一瞬间抓住的；然后在震耳欲聋的喝彩声中荡至一个平台上。这里没有失误的余地。成功并不那么依赖眼力，也不在那一抓之间，当然也不依赖想象力，而仅仅依赖于要抓住的吊架放过来之可预知的定性。这是一种类乎钟表的机械装置。

科学研究的运作可不是这么分毫不爽。假如科学家以为会这样，他就会一事无成，只会有一大堆骨头散了架的学究被用担架抬走。

在现实生活中，科研有赖于人类能够做出错误预言的能力，也有赖于返回头来再试一试的这种更属人的天赋。这是科研工作进行的正路子。预言，特别是偶尔证明是正确的那些真正重要的预言，乃是一些纯粹的猜测。失误才是常规。

我们都从骨子里知道这回事，不管是从事科学研究，还是度过平常的生涯。我们最有把握的预言通常是碰运气的事，其根据与其说是确定性，不如说是我们想象中的概率。我们很早就习惯了跌跤子。真的，普遍的经验，在每一个小孩子的成长中得到的，跌跤的经验，摔东西的经验，说错单词，洒掉燕麦粥，还有把大拇指戳到眼里的经验，都是为成年生活做准备的。一个成功的小孩子，是透彻地了解到自己容易出错的品性而一生忘不了的那一个。

在科研中，失误的用处在于，它能导致更多的研究，这也正是error（失误）这个词告诉我们的。失误（toerr）并不真的意味着把事情弄错；它的词源来自印欧词根ers，仅仅意味着“处于运动之中”；它进入拉丁语成为errare，意为游荡，可同一个词见于古英语时作ras，意为东奔西跑，寻寻觅觅，从这个词我们得到英语词race（赛跑）。为了把某件事情办好，我们必须首先把许多事情做错。

stochastic（随机的）这一术语充满同一教训，我们今天用它来表示绝对的随机性（absoluterandom-ness）。某些计算机被编了程序，能产生成串的随机变量，以便使生物数学家能够安排适当的控制，来做涉及大量的数的实验。“随机的”这个词是为纯粹偶然性而造出的专门术语。

可是，像语言中常见的那样，这个词儿开始时意义恰恰相反。最初的希腊语词根是stokhos，意为用作靶子的砖垛；从这一意思，产生了意为“瞄准”的单词的词根。

我们乐于认为，我们利用人类准确和精确这些天赋来瞄准并击中目标。但秘密就在于此，根植于语言本身：我们只有通过尝试失误，才能做到准确。我们倾向于东游西荡，寻找目标。允许我们做成事情的，是处于运动状态之中，是随机（random，顺带说一下，来自一个意为“奔跑”的词根）。

免疫系统就是这样工作的。当你把一种外来的抗原，比如马血清蛋白，注射入一只家兔，几个淋巴细胞就能够认出这种特殊的蛋白。它们马上开始制造特异型的抗体来对付马血清蛋白，同种的其他细胞则开始迅速分裂，于是，生产这种抗体（只有这种抗体）的小小工厂就在淋巴腺内建立起来。现在，这头动物就被敏化，或者说免疫了，并从此以后一直保持这种状态。在首次揭示这一现象时，人们以为，面临马血清分子的那些淋巴细胞是不知怎么被那一接触教会怎么干的，每个细胞，一开始都是无知的，通过抗原的存在得到指令，然后学会了如何制造正好符合需要的抗体以准确地连锁在那种外来蛋白上。

这一看法，即“指令”论，尽管听起来合情合理，后来却证明是错误的。现在，代之而起的是被称之为免疫反应的“克隆”理论。后者有着大量坚实的研究作支持。根据这一理论，淋巴细胞生来就知道要寻找什么。一个个单个的细胞，每一个都有一种由遗传决定了的独特的感受器，在血液和组织中漫游，寻找跟现有的特异感受器相匹配的特殊抗原。当一个淋巴细胞遇上与它匹配的抗原时，它立刻扩大，并开始分裂成完全一样的子孙后代，每个都拥有同样的感受器，结果造成一个由同样的细胞组成的无性系“克隆”，全都准备在现在或将来合成所需的正好是那种特殊的抗体。它是一种细胞记忆组织。

在幼小动物体中就存在的数十亿个淋巴细胞当中，有着一些个体的细胞，它们能够识别自然界几乎任何东西的分子构型，包括全新的、自然界中从未见过的合成的化合物。这样见多识广的细胞的各个种群，以及它们集体智慧的广度，随着动物的成熟而大大扩展，原因很可能是体细胞的突变，或者是不时从母细胞发生的基因的重新安排，这些母细胞产生淋巴细胞。这个系统管事儿，并且工作得令人惊异地有效，这是由于那些识别细胞的高度活动性，由于它们的数量之大，也由于它们通过迅速复制所需的消息灵通细胞而迅速扩大抗体生产的能力。

它的工作效率是很突出的。可是，从任一个淋巴细胞个体的角度来看，这想必不过是一个接一个的错误。当马血清蛋白出现时，除了细胞种群中的极少数之外，谁也不能识别它们；对于大多数淋巴细胞来说，这是时间、运动和努力的浪费。并且还危机四伏，有着跌大跤的可能，危及整个生物体。可能产生有毛病的淋巴细胞，不能分清自我与非我。假如它们大量复制繁衍，就会生出灾难性的自动免疫疾病，搞垮那整个结构。可能存在盲点，或者存在可以比之于色盲的识别误差，因此，某些种系的动物天生不能识别某些细菌和病毒的外来性。

尽管如此，权衡得失，免疫系统还是工作得很好，实在是好，以至于神经生物学家们目前正在考虑同样的选择理论以解释大脑是如何工作的。人们假定，跟淋巴细胞等同的思维单位是一排排紧挤在一起的神经元，组成大脑皮质的大部分物质。这些神经元的丛集是些感受器，是事先预备好去迎接这种或那种感官刺激，或这种那种意念的，对于我们会看到的宇宙间万物，包括至今还没有想到的东西，人脑都拥有或这或那有准备的、有知觉的、见多识广的一簇彼此联系着的神经元，预备像青蛙的脑子紧盯住苍蝇的运动一样，紧盯住那一意念。这一识别又被一排细胞内和与之相联系的别的组织之间突触处的许多变化而放大，于是，一条记忆就装上了。

从统计学上看来，像这种处于发育早期的任何理论，而会证明是正确的，这样的概率当然是小到几乎没有，尽管有免疫系统里有一个可以比拟的机制这样一个显眼的支持也无济于事。其实，它的对与错乃是次要的，关键的是它已经激起了兴趣和兴奋的涟漪，而其他研究者正在开始计划试验，酝酿思想，他们的心思在游荡，他们的感受器严阵以待，等待那恰好正确的思想一路走来。神经病学和免疫学可能就要交汇到一起了。

几年前，我就计算机写过几篇小文，文中写到我反对那样一种思想，那种思想认为，机器可以做成具有计算机专家自称为人工智能的东西。他们总把这一技术大写，并在学术论文里用AI来指称。我不喜欢那一意思，并说了出来，继而又指出人的心智运作中犯错误的必要性。我认为使人脑不同于计算机的就在于此。作为反应，我收到了大量的信件，大多数婉言抗议，但态度是友好的。在诸事乖违的时候，这种信是最糟的信。它们用最朴素的语言指出我简直错到了什么地步。计算机当然通过尝试错误来工作。整个技术就以此为基础，而且不能以另外的方式工作。

关于计算机，我一直不喜欢的还有一件事，就是，它们让人感到丢脸。尽管我希望它们不这样，但它们的确类似人脑的操作。差别是有的，可拥有庞大而聪明的计算机的人工智能中，人们已经走得很远，足以表明，这些机器的行为就像会思维的机器。假如这些人是对的，那么，令人忧心的是，他们最终会造出优于我们大脑的电脑，而原先属于我们的大脑反不如它们，至少我个人的不如它们。我还从没有听说过一台计算机，即使很简单的一台，致力于成心地忘记信息，丢失信息，根据上下文恢复之但又出之以误导的形式，或产生这样一种散乱、模糊的局面，像一般的人脑中每天发生的那样。我们已经被拉下了一大截儿，只好时时在尴尬中讨生活。

在我的一生中，用他们的话说，我一直在往大脑里输入一点又一点确凿的数据，其中有一些从一个耳朵进，又从另一个耳朵出来了，可大量的数据还是留了下来，存在了什么地方，据说是这样。可在我的电路系统中，我没有一样可靠的装置在需要时找回它们。如果我想得到极简单的一点东西，比如某人的名字，我不能发出一条直接的指令，然后有任何把握能得到那个正确的名字。我常常要思索别的什么事儿，毫不相干的事儿，然后等待，在大脑的门厅里留连，拿起几本书再放回，来回踱步，然后，如果那天走运，那名字就会突然冒出来。没有计算机能被任何工程师设计出来以这种方式做工或误工。

我时时学得各种事物，我记得我学得了它们，可现在这些东西失迷了。我忘了三十年战争或百年战争都是在几世纪，就连牵涉的问题中那些最明摆着的事实也不凑手了。我曾经念过济慈，念过他许多诗，倒背如流；这会儿，我想济慈还在，大约散落在我脑子的左半球的额叶中，或者已经翻译到右半球无字的语言里，永久地作为一组第六感保存在那儿，可是，却不能以语言的方式再度找回了。我失迷了我很久以前研究并喜爱过的大多数哲学家。关于海德格尔，残余的些许确切记忆，只有怅惘而已，即使今天再读他也是如此。我已经忘了怎样开立方根，后来从未再学会过。计算尺，立体几何，托马斯·哈代，仅仅几年前还大本大本地学过的汉语词源学，还有《圣经》，特别是主日学校的《圣经》，都早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了。

我想到，计算机和人脑的比拟需要考虑到人脑一定程度的易错性。没有这种易错性，人脑似乎就不自然了。也许，我们带有强制性地做的，有点像你身带强大的磁铁走过一台计算机时所发生的情形，这是为了保证我们的头脑永远合理地预备让我们通过任何新的一天。可能我们拥有类似的装置——也许是某种化学信使——它们能周期地消除大脑中过剩的信息，以便让芯片和电路对新的一天的需要开放。我不能记得济慈，是因为有一天他被删除了。假如要他回来（我并不很急于这样做），就不得不从头再学一遍。他原先是寄寓在我的额叶中的，只是现在消失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一想法可能叫人放心，特别是像我这样的年事渐高的人。知道我有一个机制，即令它不在我控制之内，能定期地扫过我的大脑，删去陈年积累的不再好用的信息，好像清理写字的桌面，处理掉所有的旧杂志和已读过的书籍，让大脑腾出空间，以待新的寓客，这是令人惬意的。说实在的，假如没有这么一个机制，大脑迟早有一天会塞满、肿胀，被事实撑破，而不能接纳任何新的东西了。所有的额叶都得显示出信号，说“磁盘已满”或“勿再写入”，甚至还有最糟糕的情形，信号重写，改作“退出系统”。

想一想，你真的不能够以任何其他方式管理大脑，多余信息的消除必须继续自发地，也许是自始至终地进行。诚然，是有些片断的思想要归入不可进行分解还原处理的，如加法，家人的名字和读取出租车价格表，但大量的材料是可以用后即抛的，实在需要有一种迅捷的环境卫生系统，因为你永远也没有把握，知道什么时候你得找地方放入新的东西。至少你需要拥有并使用一种机制，以便把事实推向一边，使之离开当道，进入某种类似厨房垃圾袋的东西。不然，你就要冒险：你会失去所有好主意。你有没有注意到，有多少次，一种真正好的主意——那种在到来时看上去好像能解释一切的一切的主意，是在你冥思苦想着全然不同的事情时突然跳到你手边的？在走运的日子里，这种事情时时在发生。你就在那儿，正往出租车里钻，冥思苦想着右膝关节软骨的状况，突然，一个新的念头嗡嗡叫着飞来，寻找栖落的枝头，你最好保证你有一些空白的地点，清除了所有类似思想的东西，准备好让它栖落。不然，它就会飞走，飞入茫茫的黑暗。计算机做不了这样的事。它们能表演非我所思的数学绝活儿，指头一敲就构造出电脑动画，轻而易举地写出类乎二流诗歌的东西，甚至还能产生令操作者惊异的情景。但我很怀疑，一台计算机，不管它有多大多复杂，它自己能够被惊动，能“感到”惊奇？还是没有足够的空间干这事儿。

计算机善于看出规律，这方面比我们做的好。它们能把似乎彼此无关的事物联系在一起，扫视夜空，或扫过一片电泳凝胶体上五万个蛋白质形成的染了色的斑迹，或全世界所有股票市场上产生的数字，而找出有意义的联系来。我们也用大脑干这种事儿，但干的方式大不一样；我们把事情弄错。我们运用信息时，大多不是为信息本身，而更多是为了引向思想，这些思想实在是不相关的、无联系的、无规律的，有时因此而相当新颖。假如人脑没有这一特别的天赋，我们就会仍在磨利斧头，自言自语，而不能作一首诗，甚或不能拉声口哨。

这两种天赋，不可预测地失掉信息和做出错误联系的能力，使得我们的大脑优于我能想象出的迄今造出的任何计算机。人工智能是一回事，我每日每时都钦佩它，可人的智能又是另一回事。假如我成功地理解了施瓦茨曼现象，或学会了荷马的希腊文，那不会是因为从一个先前的刺激，线性地来了这样做的冲动。我得瞎闯进去，以为别的什么会导向它，而其实这个别的什么原是朝向另一方向，为的是另一桩事务。

这并不是说，我不尊敬我的大脑或别人的大脑。我尊敬，而且，我把声明我不理解它看作是尊敬的额外标记。我自己的大脑，易错、易失误、善忘、不可预测，并且不可驾驭的大脑，是令我摸不着头脑的。

9　关岛和冲绳

我参加过最罪过的战争，被命令做我愿意做的一桩一桩的事情。洛克菲勒研究所（现在是洛克菲勒大学）签字应征，作了一家海军医学研究单位。我被带去在洛克菲勒医院院长托马斯·M.里弗斯医生的实验室工作。里弗斯是世界上收藏病毒最广泛的人士之一。他储存病毒用的是干冰方法。

洛克菲勒研究所医院于1942年被动员作一个海军单位，赴纽约着手研究在当时引起部队关注的数种疾病的问题：链球菌感染、风湿热、一种当时叫作原发性非典型性肺炎的流行性肺炎（称作“非典型性”，是因为找不到肺炎双球菌或其他病原体）、肝炎、黄热病、疟疾、寄生虫感染，还有脑膜炎。医院的病房住满了海军和海军陆战队的官兵，是从各地方训练基地送来的。大多数患的是肺炎。我的住处就在里弗斯的实验室，直到当时，那个实验室一直完全用于研究高度致病和不友好的病毒。我有一个供自己使用的干冰箱，里面装满当时已知的大多数种类的病毒的冷冻标本，包括狂犬病病毒、马脑炎、裂谷热、脉络丛脑膜炎，十种不同的鹦鹉热变种，还有数种斑疹伤寒立克次体（不是病毒，但归类于病毒，因为它只有包容在活细胞里才能生长），还有丛林型斑疹伤寒，那是一种高度致命的疾病，也叫日本秋恙虫热，海军对之感兴趣，是因为它发生于太平洋中的日本占领区。

我在纽约的实验室里被同时派给了四项任务。第一项是尝试从原发性非典型性肺炎病人那儿分离出一种病毒。第二项是尽可能多地了解斑疹伤寒，尤其是丛林型斑疹伤寒，特别要学会处理这些病原体而不染上它。其他研究机构的实验室工作人员中已经有了好几例死亡。第三项是继续研究纽约市鸽子中的鹦鹉热，这一工作已由约瑟夫·斯马德尔在里弗斯的实验室进行了好几年。这并不是一个真正的有关军事的问题，但也被认为是该城市相当重要的公共健康问题。

第四项任务是唯一让我感到安全而不惧怕的。我每日一次收到一个箱子，满装着来自东北部每一个海军基地的尿样，要做阿谢姆·宗代克试验（怀孕试验）。怀孕是海军很头痛的一件事。最高层官员们于是决定，里弗斯医生的实验室是可以依赖的，不但因为它有适合的实验设备（其实就是小鼠），也因为它能保守秘密。我每日报告两三例阳性试验，想必是该号妇女预备队员一次回归平民生活的结果。

那个夏天的大部分时光，我是在华盛顿国立健康研究院的诺曼·托平实验室度过的，身份是客座研究员。托平是研究伤寒热的高级权威。他的实验室正在加紧努力，研制一种对付丛林型斑疹伤寒的有效疫苗。他教我怎样在鸡胚胎里培养该病原，怎样制备该活病原体的浓缩悬浊液以便进行血清学试验，还有，最要紧的，怎样使之不受实验室空气的污染。韦林搅拌器刚刚被作为实验室内均匀各样组织的有用工具而引进。而在托平实验室，它的使用已司空见惯，用来得到斑疹伤寒病原体的均匀悬浊液。直到那年年底我离开很久以后，人们才认识到，搅匀后过早地打开搅拌器的盖子是很危险的；实验室里一位高级研究人员，那个夏天亲自教过我操作的，就是由于从韦林搅拌器周围的空气中染上了丛林型斑疹伤寒而身亡了。

1943年，我们被告知，洛克菲勒的海军研究单位要被派往太平洋，迁移的准备工作业已开始。准备工作要花一年工夫。到1944年秋，购买实验室设备的工作已经完成。该单位须增补的专业人员也已谈判妥当。当我们沿跨美铁路线开赴西海岸时，我们几乎拥有身穿戎装的生物学各科的代表：昆虫学家、哺乳动物学家、软体动物学家（螺）、鸟类学家、生化学家、临床医生、微生物学家、免疫学家、病毒学家，两位立克次体学家（杰罗姆·西弗顿和我），还有一大批行政官员和一些无军衔的官员，他们是作为技术员应征入伍的。我们到圣布鲁诺停住，就在旧金山之南，进行一个阶段的强制训练，待命远航。

我想我们肯定是路经圣布鲁诺的受训人员中最奇异的一群。我们集中住在自己的营房里，远离要开赴太平洋的数千其他海军和海军陆战队人员。我们每天一大早集合操练，在一位海军陆战队中士开足嗓门的操令下练习齐步走。这位中士不怎么喜欢我们；关于我们，他唯一有把握的，只是知道，我们在肉搏战中毫无价值。操练前照例点名。点名总是同一种方式，就是按名字的字母顺序一路往下唱。每个人依例在听到自己的名字时即刻喝一声“到！”在我的名字前面，是杰罗姆·西弗顿。他来自罗切斯特，是位极威严的教授。西弗顿名字中的“西”发短音，可是，第一天上操时，那位中士把“西”发成长音“赛”，西弗顿的回答是“西弗顿——到！”这种情形持续了四周，每天早上，中士唱名唱到s，我们都等着，等到坚定而高亢的发错音的名字，跟着是西弗顿的更正加一声“到！”这一时刻蕴义无穷：官兵的头脑对秀才的头脑，阶级斗争的瞬间接火，动物的领土意识，人权，纯趣。这一幕使每天一开始就有了轻快的调子。

每星期有三天，我们被装上半轮距卡车，开到西边一面俯临太平洋的悬崖上，学习使用勃朗宁自动步枪（BAR）。那是我们这些人见过的最可怕、最致命的武器了。我们当中有一位，是位昆虫分类学家，也是全国有数的分类学大家之一，可他走路走不快，眼镜片厚到不能再厚。轮到他打枪了。他抄起家伙，可注意力被旁边草里动着的什么东西吸引住了。他转向教官的方向，手指还扣在扳机上。差点儿就要走火了。可终于没有走火，蓦然一惊，发现我们大家，教官和这帮秀才们，一个个全都趴在地皮上，大声吆喝，叫他放下那该死的玩意儿，要么就把它对着太平洋。

十二月初旬，我们出海，在檀香山登陆，停留了一个星期光景，然后前赴关岛。一群科学家和技术员，处于大队护送队伍的中间，他们是开赴火线的海军陆战队和陆军步兵团。我们扎下营帐，在建筑进行时暂住帐篷。我们大家一起——不管什么官衔，从司令官到列兵，一起建造太平洋岛屿上曾经存在过的最好的一组实验室。作房顶和四壁的金属板材都有标签，只待用螺丝装配在一起即可。把它们拼凑在一起是再简单不过的事情，想出错都不容易。可工作完成以后，我们还是非常自豪，一边为自己的慧心巧手而得意，一边看着一队海军工程兵在邻近的一块地面上作业。他们是些专业的建筑工，在用同样的材料建造该岛的海军医院。后来我们得知，原来的计划是由海军工程营来建造我们的实验室的。可是我们的指挥官又决定，最好还是由我们自己动手，这样就会保证我们在政治上独立于关岛机构的其他部分。据认为，这一点对于单位的前途很重要。我们要自治，要能够自己决定要研究的问题，而不是接受岛上其他当局的命令。人们担心，他们会把我们单位变成例行健康部门的实验室。

要我们提供服务的第一项任务来自硫磺岛*。有报告说，在刚从日军手中夺取过来的洞穴深处遇上了细小的红色螨类。攻占该岛的作业刚刚开始，伤亡人员沿路下来，来到海军陆战队的医院。传言继之而来，说攻占该岛是不可能了。螨类的存在加重了困难。在硫磺岛上爆发丛林型斑疹伤寒，那将是一场大难。一队技术人员被派往该岛，去取得那种虫子的样品。他们回来时报告说，不是那种螨类。不是日本秋恙虫热的传播媒介。人们到处弹冠相庆。我们这个单位本来很有被讥为无聊的学究集体、关岛上的象牙之塔之虞。这一来，得到了承认，被认为对海军有用。我们的声誉至少暂时地确立起来了。

大约与此同时，自菲律宾传来了传染性肝炎爆发的报告。由乔治·米里克医生率领的一个小组乘飞机前往，采集血样和便样，以便在关岛的实验室进行研究。据认为，这种病原体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可那时没有关于这种病原体的性质的资料，也没有能感染这种病的任何实验动物。除了隔离新病例和进行传统的传染病学考察以便找出传染源，对这一问题竟无计可施。可不管怎样，知道关岛的单位有求必应并在研究这一事项，海军也就放心了。

理查德·肖普占据的实验室跟我的隔一条小路相对。在岛上的头几个月里，他的小组没有直接的任务。他当时是全国最主要的病毒学家之一，发现了猪流感和兔乳头状瘤病毒。他已经被告知，据计划安排，下年春，美军攻取冲绳，那时他将率领一哨人马在该岛登陆，可当下却有余暇在手。我每天上午都倾慕地注视着他迈出实验室的前门，一只手拿着一个培替氏培养皿，里面装着血液琼脂。他每天表演如仪。两臂伸直，托着敞开的培养皿，先向北方，足一分钟。然后右转，顺次对着罗盘上的四方，期待有什么东西会落到他的血液琼脂盘里。然后回到房内，把培养皿放在他的细菌培养箱里。他在寻找某种野生的微生物，这种微生物或许对他的小鼠群体中传播的流感病毒具有抗生作用。作为一个研究者，肖普不但有恒、审慎，而且还一直走运。不出几个星期，他分离出一个青霉素（penicillium）种系，恰好具有他希望的作用。那种微生虫的肉汁培养物的滤液保护了他的小鼠免遭感染。就我所知，那是抗病毒抗生素的第一次展现。他以妻子海伦的名字命名它为“海伦宁”（Helenin）。该制剂对马脑脊髓炎有效。其效力尚不足以用于临床，可对于未来寻找抗病毒药物的工作也是一条重要的线索。

肖普一面进行这些工作，一面组织赴冲绳分遣队，由十名军官和大约二十名入伍人员组成，装备有活动实验室，用来研究丛林型斑疹伤寒、昆虫和啮齿动物、病毒，还有一个寄生虫病学小组，这个小组有着关于传播血吸虫病的螺类的第一手知识。我的任务是寻找丛林型斑疹伤寒，负责一个箱子，装有五十只小白鼠，以供此目的之用。

我们于三月乘一艘陆军运输船离关岛前赴冲绳，于反攻日后两天在那霸*镇北下碇。攻占岛南端的战斗已经打响。我们能听见自己的舰载机发出的轰炸声，听得见加农炮和轻火器的射击声。入夜，看得见离海约一英里（1英里约1.61千米，后同）的陆上的闪光，看上去那是个危险的地方。可我们更急于登陆，而不想待在运输船上。因为这地方对我们来说危险得多。神风突击队*的攻击已经开始，我们，还有几十只其他船只密密地挤在港口，那是坐等挨打的死靶子。战斗开初几天，已有好几只船被打中，但不是我们的。忘了是几天之后，我们上了岸，爬下结在船舷的绳网，进入一些小艇。我不得不用一只手攀越，因为另一只手还得抓住捆小鼠箱子的绳子。在航程中，我把箱子放置在我的铺位底下，每天都把大堆的手纸添放进箱子，作小鼠的卧铺。因此，这是那帮小鼠第一次在众目睽睽之下曝光。我看见头顶的栏杆上排着一溜海军陆战队士兵，一脸的惊奇，手指着箱子，彼此呼唤着。我能记得的，除了一般的惊呼声，还有一句评论：“妈妈的，每一只我都看得清！”

我们上岸，爬坡，在坡的中途驻扎下来，立刻感觉到我们需要单人掩体。并不是要防敌人的火力，倒是要保证自己不挨上自己人的船上防空火力的打击。这些火力是瞄准偶尔从我们头顶往下俯冲的日军飞机的。我们的第一个发现是，冲绳的土地是由番薯构成的。不管在哪儿掘，总是耕作的田地，并且慷慨地施了大粪——后来发现，那是伤寒杆菌和类伤寒杆菌的丰富源泉。一个月后，这些菌类在我们部队中制造了一起不算厉害的热病流行（起初误诊为丛林型斑疹伤寒，因为有些病人的腹部出现红斑）。

后来证明，冲绳岛上没有丛林型斑疹伤寒。从来就没有过。岛上也没有过血吸虫病的记录。这意味着，肖普和我从一开始就被有效地出局了。没事可干了。我得为那些小白鼠找到别的用场，而肖普呢，用了一个星期走遍了岛上的山溪，寻找血吸虫寄主钉螺，一无所获。此后，他不得不寻找别的兴趣点了。

几星期过去，时到六月，真正的问题来了。这种情况谁也没有预言过，给岛上司令部的每一个人带来了震惊。一种恶性脑炎在冲绳岛北端的好几个村子爆发开来。美军中报道了三例类似的脑病，从症状和病程上看，该病显然是某种病毒感染了中枢神经系统。最可能入选的是被称作日本B型病毒的病原体。那病毒早已被认出是日本本土的一种时疫，但美国的流行病学家没有预见到冲绳岛会有此危险。我们单位匆忙应变，开始研究。我们从好几例死亡病例的尸检中取得了脑组织样本，在干冰中冷冻，通过海军陆战队的空运把它们运回关岛的实验室。与此同时，我们在日趋减少的小白鼠身上接种了脑组织悬浊液。不出一星期，我们得到了那种病毒，在小鼠身上重复了该病，而余下的时光里，每星期都能看到零星的病例。美军中并没有出现新的脑炎病人。于是，我们的任务就转向寻找这种病毒的来源。类似的几种脑炎病毒在美国也是常见的。称作“马”脑炎病毒，携带者有马和野生鸟类，由蚊子传给人。我们坐吉普车从岛的一端转悠到另一端，从多种家畜和野生鸟类身上采集血样（我们一行除哺乳动物学家和昆虫学家，还有鸟类学家，而且装备了猎枪），网罗蚊子，每天两次驱车去海军陆战队的简易机场装运标本，以尽快运到关岛。

除了研究，主要的心事就是安全。我们在名护（音译）村头废弃的茶馆里建起了实验室，靠所谓的C类口粮（听装食品）过活，把睡铺安放在邻近的一个谷仓里。安置停当的那天，当地海军陆战队的司令官来访，告知我们，我们处于防御的边缘，实际上我们就是这个边缘。就在我们营地的南边，是一条狭路，通往两座高山之间。大约连续一周，营地每天晚上都遭到机关枪的流弹，那是从岛南方主战线突围下来的日军的散兵游勇。没打到任何人，可我们在帐篷外面都挖了很深的单人掩体。

海军陆战队在我们身后的路中央设了一个机关枪阵地。我们对枪手们怀有深情。一天晚上，且有了更深的敬意。在靠南二百码（1码约0.91米，后同）处，拦路设了报警索。一天深夜，报警索的闪光亮起，显示出一伙人不声不响地向我们这边跑来。年轻的机关枪手推开枪，用无线电呼叫相邻的哨位：“别开火！老百姓。”说罢，他爬过沙袋障碍，沿路跑过去，在黑暗中，只身一人，手无寸铁地跑过去，护送那帮人，几个老人，还有几个抱孩子的妇女，来到我们的谷仓。我想恐怕没有人会记录下这一行动，可假如我们这伙人说了算，我们会投票发给他一枚金质奖章。实际情况是，我们又鼓掌，又叫好，告诉他，他是一个伟大的海军陆战队战士。

战争结束时，我在冲绳岛北端住在一架帐篷里，收束着关于日本B型脑炎的研究工作。从岛上马的血清学研究中，我们已经得到足够的证据，使我们有理由肯定，这些牲畜是那种病毒潜在的来源。可以推想是由蚊子从马传到人，但我们没有从任何地方看到一头病马。而且在当地也没有听到过岛上的动物中有生类似脑炎病的传说。可是，冲绳岛上几乎所有的成年马在其血样中都有抗日本B型脑炎的补体固定抗体，水平还很高，而幼马所含的抗体水平则较低，或没有抗体。这意味着在这些动物中有过一种流行规模的病毒感染。

我们说服了驻岛司令，建起了一座密封的棚屋，在一头辟有一块小的实验空间，从附近的一个牧场带来三头小马驹，瘦骨嶙嶙，可还算得上健康没病。我们在每头马驹身上注射了感染过的小鼠脑的盐水悬浊液，然后，每天从马驹的颈动脉采取血样，把这种血样的各种不同浓度的稀释液注射入小鼠脑，以此来测定有关病毒，每种浓度用四只小鼠，一连三天，结果都是阴性的。可在第四天和第五天抽的血样里，我们得到了要寻找的答案：尽管每匹马都健康无病，据我们判断，它们现在正在其循环着的血液中制造着高滴定浓度的活病毒，预备迎接任何蚊子光临。

厩里有三匹马，可以开展各种各样的研究。在这些马体内，病毒来自何方？脑组织里发生了什么？其损伤是否跟人的脑炎的损伤类似？正在筹划之际，来了命令，叫我们收拾行装，撤回关岛。我们不能离开那几匹马，因为每一匹都带有足够的自由病毒，如果放出来，足以制造一起新的时疫，很明显，要把它们杀掉，按传统的行话叫“牺牲”掉。在生物医学研究报告中，实验动物几乎从不被杀掉，它们作了牺牲。我们不知道怎样去杀死三匹马驹。询之于随军的政府单位的兽医，他建议枪杀。我说，不，那样会把带病毒的血溅得到处是。他问，“你们带没带甲醛？”有的是。“静脉注射一些，”他建议。果然神效。然后，司令官安排人掘了深深的墓穴，遗体安然下葬，有足够的甲醛使它们永垂不朽。我们打起了行装，下一班的海军陆战队空运机有两个空座。飞机飞向关岛。离开冲绳五十英里时，一台发动机失灵，停止工作，我们滑翔回简易机场，在那儿又等了一天，才定好飞机，直飞关岛。

这时已届九月末。战争已正式结束，我们该马上回家了。每天早上，我们都挤到公告牌前看有没有关于出发日期的消息。有几个人已安排离开，可剩下的人却被告知，一时间回不去，也许还要等几个星期。我们被劝少安勿躁。这一等就是三个月。动物室里还有几十只家兔，没有计划用它们做什么试验。于是我开始了工作。我实验室的冰柜里有好几个种系的A组溶血性链球菌。于是，决定用一种混合疫苗给一部分家兔免疫。这种疫苗中含有高温杀死的链球菌。还有正常的兔心脏组织的均浆。想看那些微生物能不能以某种方式刺激那些动物，让它们产生抗体，对付自己的心脏。阿尔文·科伯恩早在十五年前就已证实，A组链球菌感染对于引发急性风湿热和风湿性心脏病是至关重要的。许多人已猜想到，那种链球菌可能具有诱发各种自动免疫反应的特性。既然手头尚有时间，且有那么多家兔，我就动手验证这种猜测。

试验异常顺利。我从前还从没做过这样的试验，此后也再没做过。结果这么显著而明确。所有接受杆菌和心脏组织混合疫苗注射的兔子都发了病，两星期之内死了。死兔心脏的组织学切片显示我所见过的最剧烈、最散乱的心肌炎。其中一片片的发炎细胞很像人类风湿性心肌炎中的典型损害。只注射了杆菌或心脏组织的对照组家兔则仍很健康，没有显示心脏损害。

我完全有信心，我已经解决了整个风湿热问题。此时已是12月中，就在我做完最后一只兔子的最后一次尸体解剖时，下来了叫我回国的命令。

我可以长话短说。1946年1月我回到洛克菲勒研究所时，拿我的切片给霍默·斯威夫特看了。当时他负责该研究所的风湿热研究项目，而且是该领域的大名人。斯威夫特医生极感兴趣，大加勉励，告诉我，在他看来，我在家兔身上重复了风湿热的标准病理学特征。我立刻开始工作，用了跟关岛试验一样的杆菌种系，而用了洛克菲勒研究所的家兔（跟1944年我们带往关岛的同一种系）。接下去的九个月里，我旧戏重演，试验做了一个又一个，反复做了一次又一次，用了几百只兔子，极尽可能地改变着杆菌和心脏组织的剂量，可没看到一只病兔，没看到一例心肌炎，甚至也没有在任何一只兔子的心脏上看到最轻微的炎症。

过了不久，我放弃了尝试。关于关岛试验的成功，我能想到的唯一解释是，关岛的兔群必定有某种潜伏的病毒，具有引起心肌炎的性质。可为什么只是在高温杀死的杆菌和心脏组织悬浊液存在的时候才做到这事，我给不出一点解释。

记载这些试验的记录本我还保存着。没有解释，也无法发表，提醒我在科研中百事违拗。假如我当时少一点自信，而多一点小心，离开关岛时我怎么费事也会带回一些关岛兔子，或至少带一些冷冻心脏组织的样本，可我没有；我那时那么肯定，认为那些试验意味着我希望它们意味的，而从没想过，回到纽约我竟再也无法得到同样的结果。我安排了所需的所有对照组；可我太傻，没有意识到关岛本身也许就是个对照组。

10　行踪

1950年代，设在巴塞斯达的全国健康研究院迅速扩展，它的研究项目迅速膨胀为遍布全国的医学院。许多这样的医学院开始上新设施，增设新的教职，以适应这一大发展的需要。我这一代人，相当于战后返回教席的博士后，在新的、装备精良的实验室中找到许多研究职位，机会之多，是战前从未有过的。于是，我们登上漫游的旅途。那是一个学术上的长征年代：薪水跟战前不相上下（我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位从事生化研究的朋友常常尖刻地抱怨说，德雷克糕点铺那个开卡车的挣他两倍的钱），但用于科研设备、技工和实验动物的预算是从未有过的慷慨。我们经常搬家。

贝里尔和我比那些年月的大多数人搬家都勤，后来竟搬家成瘾了。即使我们觉得已在一个城市安顿下来，根都扎下了，可此癖一发，我们又收拾行装，从城这头搬到城那头，从这一边搬到另一边。非止一次，我得填写联邦调查局的长长的安全合格表。这些表格有一个数行的栏目，要求被授职的人写下大学毕业迄今住过的所有地方的住址和居住日期。我做不来。前前后后，我们在纽约住过七处公寓，在巴尔的摩住过两栋房子，在新奥尔良住过两栋，明尼阿波利斯两栋，纽黑文有三栋。每次搬家，都要丢几把椅子，几张桌子，几只灯，几块小地毯。安然无虞丢不了的，唯有书和书橱。我们在每一座城市都增添新的书橱和卷帙，而且，贝里尔从来忘不了每一本书的名字和在书橱上的位置。我们从来不需要掸书。每隔一两年，书房都自动进行大扫除。

所有这些城市中，巴尔的摩是贝里尔和我最深情怀恋的，尽管我们在那儿只待过两年。第一年，我们在帕克街一座古老的褐色沙石建筑中有一套公寓，跟霍普金斯大学的几个实验室隔城相对。楼上的房客是爱略特·科尔曼，在大学教授写作、演讲和戏剧。而且，作为他一生事业的中心而不是副业的，他还是个诗人。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在大学的庭树园教工俱乐部共进晚餐。通过科尔曼，我们认识的霍普金斯大学文科教师比医学院的还要多。晚上，爱略特常光临我家，朗诵他的诗作，问我一些科学上的问题。我的实验用家兔后来隐晦地出现在他好几首十四行诗里。

在巴尔的摩的第二年，我们搬进了一座令人艳羡的房子，在华盛顿街，是古典的巴尔的摩联立屋，前面带一个白色的游廊。房子就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医院后面，到实验室只要步行半个街区。这样的距离最便于记录一些不能在上班时间采取的实验结果。

那时，我还以为自己要在霍普金斯永久地待下去了。可惜，我的职位在儿科。我不是不喜欢儿科。可是，除了传染病之外，我对儿科所知甚少。我渴望回到内科学或神经病学。1948年，图兰大学宣布，要在医学系成立一个微生物和免疫学教研室，邀我前去主持。他们答应，我可以研究过敏性脑脊髓炎。那是生在实验动物身上的一种疾病，很像多发性硬化。他们提的条件是，我得同时管理慈善医院的传染病科。我一家于六月迁至新奥尔良，先住在林苑区一所大房子的一层，后来搬到校园中旧军营的一套公寓。那时，空调还没有进入新奥尔良，住户只用上了换气扇。可医学院的实验室里却有好多地方装有小型的，但也是名符其实的空调。那些地方的研究工作需要温度控制。我们喜欢那里的人，也喜欢那个城市的一些部分（但有些部分不喜欢，比如波旁街或迎斋星期二*）。况且，那个医院正跻身于南方第一流学术机构的行列。贝里尔和我曾经商量住下去，安顿下来，甚至跑去托房地产经纪人寻找一座平房。可我们怀念冬天和雪。

两年后，我们一劳永逸地满足了这一心愿。欧文·麦夸里，明尼苏达大学儿科学系主任，来新奥尔良拜访我，给我带来儿科学及医学系的座椅，实际上是双料座椅，外加处于附属哈特医院中的新建的实验室。我可以研究我喜欢的任何项目——内毒素、脑炎、施瓦茨曼反应、链球菌，什么都行——只要我另外还愿意组织一个研究单位，为医院的儿科和内科研究之用。贝里尔和我在春末和夏初两访明尼阿波利斯。那座城市及其气候令人神往，正在装修的一个个新实验室让我们瞠目咋舌。是年秋，我们驱车沿密西西比河北上。英国造奥斯丁牌轿车刚刚容得下我们一家：我们俩在前座，三个女儿和一只威尔士小猎狗在后面。到明尼阿波利斯时正赶上那儿早来的冬天。

从路易斯安那来到明尼苏达，令人精神一振。不光因为气候的改变，还有其他原因。明尼阿波利斯在1950年是，我想现在仍然是，一个洁净无瑕、阳光灿烂、充满活力的城市，雄心勃勃，要在全西北确立文化中心大都会的地位。一个个博物馆，安塔尔·多拉梯麾下的明尼阿波利斯交响乐团，刚刚组建的剧院，连同气势恢宏的明尼苏达大学，都成了当地的骄傲。那天我们开车到达，就感觉那是个好地方。在大学的一个居住区安顿下来暂住了几星期，更证实了这一感觉。于是，我和贝里尔便四周转着物色房子。不到一个月，我们找到并买下了一座遗世独立，有外层木板护窗，带护墙板的房子，在圣安东尼场，位于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之间的交界处。那是我们拥有的第一座房子。第一次，几个孩子有了各自的房间；第一次，我有雪要扫。终于扎下根来了。

我们在那儿从1950年住到1954年，那儿的一切一切，什么都喜欢，包括那雪。实验室从全国各地吸引来最优秀的年轻细菌学家和免疫学家：罗伯特·古德，钱德勒·斯特森，理查德·史密斯，弗洛伊德·丹尼，刘易斯·沃纳梅克，理查德·范·科夫。他们都以某种方式对风湿热感兴趣，都有自己的研究天地。

真是乐趣无穷。我以为要永远在那里待下去了。

11　NYU病理

我在明尼苏达待了四年。一天，电话铃响了。是科林·麦克劳德，纽约大学医学院微生物系的教授和系主任。他是老朋友的老朋友，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多年，我去时他刚刚离开。我对他钦慕已久，知道他是一个出色的科研管理者，又是一位不倦于研究的科学家。他是艾弗里麦克劳德麦卡蒂三人组的一员，他们的工作揭示了DNA在遗传学上的作用。他在电话里说，纽约大学（NYU）病理学系需要一个新主任。冯·格拉汉刚刚退休，我的名字列在物色委员会的名单上。他知道我不是地道的病理学家，但迄今为止我的大部分工作都围绕着实验病理学，因此，我在这一领域也该略有所知吧。那么，我会感兴趣吗？我说是的，我马上就去。他说，可是，你知道，物色委员会得把名单过一遍。我说我知道。但如果他们定下是我，我马上就去。

NYU医学院坐落在一组形容憔悴的19世纪末楼房里，紧靠26号街北边，在第一大道上，跟贝尔维尤医院隔街相对。它的声誉部分是建立在了不起的贝尔维尤医院之上，后者的病房是NYU临床教学资料的唯一来源。NYU医学院还有一个方面是众所周知的，就是其学生传统上大部分来自纽约城区，许多来自较穷的家庭，其中大多是犹太人，有一些一代意大利人，少数爱尔兰天主教徒，还有很少很少的黑人——学生的成分迥异于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这个医学院过去产生过一些令人瞩目的名人，如詹姆斯·商南，乔纳斯·索尔克，阿尔伯特·沙宾，约瑟夫·高尔伯格，但它最坚实的声誉还在它每年都造就出聪明的、有踏实训练的、最重要的是经过贝尔维尤训练的内科医生，他们构成了纽约城及其附近地区医疗实践的主力军。

我认识该学院教席中的一些人，更多的则是不识其人但闻其名。我欣然答应麦克劳德的电话约请，还没等人家奉送那份工作就踊跃接受，原因正在于此。生理学有霍默·史密斯，生化有塞弗罗·奥克欧，药理学有伯纳德·戴维斯，解剖学有多纳尔·希恩，微生物学有麦克劳德。这个国家的医学院中，我不知道哪一个的教席中有这么多基础科学家，能比得上NYU的花名册。临床各科有内科的威廉·蒂里特，外科的约翰·马尔霍兰，精神神经科的塞缪尔·沃蒂斯，产科的威廉·斯塔迪福特，皮肤科的马里恩·苏兹贝格，儿科的埃米特·霍尔特。风湿病专家柯里尔·麦克尤恩现任院长。那是一个小小的医学院，生存在狭小的区域里，临床教学依赖于资金不足而负担超荷的贝尔维尤医院，生源只有当地的社区，有一个很大的大学母校作后盾，而这所大学众所周知是患有慢性财政困难的。但与此同时，在我看来，它有全国最优秀的教师队伍，也是最引人入胜、令人振奋的医学院。一个新楼正在兴建，将作为实验室和教学区，就在街对过，贝尔维尤北面，还有组建新的大学医院的计划。

几星期后，我去了纽约，接受物色委员会的面试。委员会由NYU医学院大多数系的系主任组成。进行了两个小时的谈话。问我假如选了我来主持病理系，我将有何作为。我知道那个系很小，由于新近的退休和辞职而更为衰弱。我回答说，假如可能的话，我会募集实验病理学方面（以我之见，包括免疫学）的研究人员，尽力振兴该系。我会希望，该系的教学将包括医学领域内的主要空白领域，让学生多方接触，开阔眼界。我说，我认为病理学系摇摆于基础科学与临床各科之间，这是个有利的地位，既担负比较明显的责任，又可以探索一些空白的领域。

时当春天。数星期后，柯里尔·麦克尤恩告诉我，假如我想要，病理学系的主任就是我的了。我和妻子认真计划起当年夏天迁往纽约的事。直到那时，我还没有跟NYU的任何人谈论过预算的事。我知道那是很有限的，需要从全国健康研究院（NIH）争取相当的资助来加以弥补。这样，我心中的振兴大计才有可能实现。至于我个人的工资，我很遗憾地得知，相当惨，要比我目前在明尼苏达得到的还要少些。而我们知道，纽约的生活消费将会高得多。尽管这样，这个机会甚至比我刚刚知道时还要迷人了，我们开始探讨在纽约寻找住房的可能。

我们在明尼苏达的紧邻内夫一家几个月前先我们迁来纽约。约翰·内夫，地球物理学家，在哥伦比亚大学就职，在拉蒙特天文馆工作。其地在城北十五英里，哈德逊河的西岸。我们跟萨利·内夫接上了头，她开始为我们猎房。就在拉蒙特的北面，有一个村子，名叫斯内登坞，建在帕利萨迪斯山的一条山谷间。这是一个古老的荷兰人定居点，大约有三十五座房子。一条路随山谷蜿蜒，一头通往9W公路，另一头通往河边，房子在路两边随意而建。其中有一座，是一座古老的，但新近改造过的荷兰农场房子，最近招租，内夫了解到这一情况。很久以来，斯内登坞已经易主，现在的住户是些画家、作家、戏剧演员，还有几个科学家。我们能找到一所空房真是极大的幸运。许多城里人想来住。贝里尔和我从长途电话里听到消息，立时拿定了主意。我一边结束进行中的试验，一边打包房子里的一切，在1954年的夏天搬了家。

斯内登坞真是好极了。小学在不远的山坡上，走一段路，过了公路就是。在小学的一旁，是百货商店和帕利萨迪斯村办图书馆。由于一代代好读者的奉献，这里有各种各样的书，所有年龄的人读的书都有。我们的三个女儿，一个十三岁，一个十岁，一个六岁，兴高采烈地注了册，九月份开学。学校的活动成了村里人兴趣的中心，而大多数教师也是当地的居民。每逢帕利萨迪斯小学跟洛克兰县其他小学比赛垒球，全村居民倾巢去看。大女儿艾比盖尔成了很好的投球手，作了一名正式队员。我记得有一次比赛，在一个星期三下午，帕利萨迪斯队将要惨败，因为县里有规定，星期三下午的宗教课是选修，所有班级可上可不上，队里最好的队员都不在。快到终局，他们要输了，打得还是很顽强，却是很难堪了。突然，全队精神振奋地高呼，“天主教徒来了”。他们真的来了，刚刚受了教义问答的感化，满面红光，卷地而来，大有平吞天下之意。结果真的平吞了天下：他们漂亮地赢了那场比赛。从那以后，“天主教徒来了”这句话成了我们家的口头禅。每当感觉情形不利，但前头却尚有希望时——比如，邮件意外地没到，终于姗姗来迟时，我们就会大呼“天主教徒来了”。

斯内登坞唯一的毛病，是哈德逊河上的上帕利萨迪斯到东河上的东三十号街这段距离。没有顺道好走。最初几个星期，我一直遐想，以为作一个准确无误、按点上班的通勤人员，也蛮好的：贝里尔会开车送我到几英里外的沓潘火车站，我从那儿乘七点来钟的火车，臂挎公事包，手拿报纸，逍遥地缓行那长长的旅途，到韦霍根，坐渡船过哈德逊河，再乘公车过三十四号街到实验室，结果是天天迟到。后来放弃了这一路线，改为开车上班，先南行过华盛顿大桥，穿过曼哈顿，每天花一个多小时。最后，我加入了一个合伙使用汽车组织，此后的四年中，平均每天花四个小时闲聊天。我算了算，一年有整整两个月坐在汽车里。

一个新的系主任，头一项任务就是罗致人才，往往还牵涉到另一件更困难的任务（难得多，有时是不可能的），就是甩开现有的某些人。幸好后者还不成问题：由于前几年的缩员，NYU病理学系已经规模不大。留下的人，大概是经过了自然选择，全是本行里的佼佼者：约翰·霍尔，外科病理学大师；马文·库什纳（现为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校长）；罗伯特·麦克拉斯基（现为麻省综合医院病理科主任）。这些人，加上一伙为数不多的下级助手，形成这个系的核心。一年后，前些时因病离开NYU的西格蒙德·威伦斯又回来了，作了贝尔维尤医院病理科的主任。

这个系所在的医学楼位于三十号街第一大道，单从建筑面积来讲并不狭窄，可是设计得不太合理，好像是专为那些通过显微镜看玻片的人们使用的。所有的房间都是狭长的长方形，备有两条放显微镜的工作台，一排水槽。全系用于科研的实验室装备，清点盘存，满打满算，计有：水盆一，细菌培养器一，铜制试管架数十，还有两台年高德劭的离心机。幸而，墙壁还容易打通，因为线路和管道都走天花板，工作台也是可移动的，于是，不出数月，我们有了几个宽敞的实验室，可以用于更广泛的研究目的。

我原以为，罗致人才的工作会非常困难。那时，对于搞基础科研的人们来说，病理学还不是特别有前途的学科，即使对于那些从事用动物模型做实验病理学研究的人来说也是如此。另外，地方狭小，NYU给的薪水偏低，纽约城及城郊住家困难，都使这个系似乎难以吸引我们所需的人才。

我就是没有考虑到一个电话就把我拉到NYU的那种磁力。麦克劳德，史密斯，奥克欧，A.M.佩本黑默，戴维斯，还有其他人，已有足够的吸引力。我开始收到我非常希望引诱前来的那些人的来信，问我打算干什么，那地方怎么样。第一个来的是钱德勒·斯特森，他曾经在霍普金斯大学和我一道做博士后会员的研究工作，后来去了洛克菲勒，再后来从军，在怀俄明沃伦堡的一些风湿热研究所研究链球菌。我打电话给斯特森，问他能不能考虑前来，他回答说一个月后就到。

然后，我接到核物理学家利奥·西拉德从芝加哥大学的实验室打来的长途电话。他说，听说我正在筹建一个新型的病理学系，这样，我得抓住霍华德·格林，他正在华盛顿瓦尔特·里德医院用鸡胚胎做有趣的免疫学研究。我打电话给格林，他与我素未谋面，却一口答应，真是没看现货就成了交。

年底，我到巴黎参加一个免疫学会议，遇到了巴鲁吉·伯纳舍拉夫，他是个年轻的免疫学家，在布鲁赛医院工作。伯纳舍拉夫在巴黎长大，但战争期间来到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去弗吉尼亚医学院读医学博士，又到哥伦比亚的卡伯特实验室做免疫学方面的博士后研究，此后才回到巴黎。我们一起进了一顿长时间的午餐，上咖啡时，他已同意来系作副教授，薪水一年五千美元。

这些人又吸引来其他的人。此后不到两年，我们收罗起相当可观的一帮年轻研究人员，他们大多数研究人类疾病机理中的免疫学方面。与此同时，利用休闲年假作客座研究员的学者们也开始来系工作。菲立浦·盖尔来自伯明翰大学，盖·瓦赞来自巴黎，雅鲁斯拉夫·斯德泽尔来自布拉格，雅科布斯·波特来自爱丁堡，彼得·密斯彻尔来自巴塞尔。密斯彻尔是个实验血液学和免疫学专家，此后多次回来访问，最后决定留在NYU任终身教职（他于1966年回瑞士，去领导日内瓦血液学诊所）。

对病理学来说，那是一个激动人心的时期。该领域在其久远的历史中一直详细地研究着病理解剖学，多年来忙于详尽地分析作为疾病典型的形态学变化。就当我们在NYU组建新的病理学系的时候，大家逐步达成共识，认为，对于从事学术研究的病理学系来说，疾病机理不但是当仁不让的本分，而且，现在也可以通过科学的实验来加以研究了。这在免疫学领域尤其明显，过去那一直是一个相当孤立的学科。在区区一个系里，集中了这么多从事于这一领域的年轻研究者，这件事引起了NYU医学院学生们的兴趣。稳定的学生之流开始涌入各个实验室，来做钟点工或周末工，做假期的志愿助手。这大概是这个系里最重要的变化了。没有什么东西能比得上学生的存在更能激发科研。而且，NYU的学生是我们见过的学生里面最有情趣、最富于好奇心的了。我们的成果之一，是造就了新一代从事免疫学研究的NYU研究生，他们许多人后来在事业上出人头地：埃米尔·戈茨里奇，后来在洛克菲勒大学设计成抗脑膜炎双球菌和淋球菌的疫苗；格雷戈里·西斯金德，现在是康奈尔医学院的医学教授；弗里德里希·贝克尔，现在休斯顿M.D.安德森中心作癌症研究部主任；罗纳德·赫伯曼，现在全国健康研究院（NIH）作主任研究员；还有一长串名单，这些人都是在病理学系第一次接触科研的。

病理学系的各个实验室很快就人多得容纳不下了；后来，那么多人申请来做研究，那些本来就狭小的房间，连不到一半的人都容纳不了。但我的印象是，越拥挤，工作干得越好。不管多么高级的研究人员，都顶多分到一个大约四百平方英尺（1平方英尺约0.09平方米，后同）的单间供他或她使用。偶尔有人痛苦地抱怨：人们不断地相互挤撞；仪器前造成交通阻塞，特别是在那些价格昂贵、多人共用的仪器前；来宾没地方坐；办公室，包括我本人的办公室，是些六英尺乘四英尺（1英尺约0.3米，后同）的壁龛，可研究工作照样进行。所有人都从事教学，上午给整个二年级讲课，或者下午在教学实验室的工作台之间走来走去，但师资充足，因而没有人教学任务过重。教学实验室和古老的贝尔维尤医院太平间的尸体解剖室是教学活动的两大中心，总是挤满了学生。

起初，来系作博士后培训的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都是年轻男子，也有少数几个年轻女子，他们的方向是作医院的病理学专家。那时，这些专家供不应求，而一个社区医院的病理学专家（这个专家通常附带管理所有的诊断实验室）很有用，地位稳固，薪水在所有医科专家中也差不多是最高的。后来，本系重组两年后，我们开始收到一些申请，申请人打算留在学术医学领域，需要做病理学专家的训练，同时也需要做研究人员的训练。再后来，更多外地的人员在当地完成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工作之后来此，为了学习做免疫学方面的研究。

一开始，全国各地的医院病理学专家圈子里的人对我们有些意见，病理学学报上登了几篇充满敌意的文章和社论。有些人感到，我们是在离经叛道，或者企图使古典的病理学背离其传统的目标，训练年轻人去做研究，而不是去进行病理学的实践，降低了整个领域的档次。我对这些批评的答复是，关于人类疾病机理的问题从19世纪菲尔绍的年代就已列入病理学的议程，我们不像有人声称的那样，是在背离传统。然而，我们的确不打算培养新的几代医院病理学专家。假如我们那样做，恐怕也做不好；大部分学生也不愿意我们那样做。并且，有的是医科院校在培训那样的人员。

尽管如此，后来，实验病理学方面的机构为各大学输送了那么多教师和研究人员，记录之好，令人鼓舞。我在明尼苏达和NYU的免疫学研究实验室里工作了八年，这期间，有十位较为年轻的人经过我的实验室，后来成为一些主要大学的系主任，这些大学有哈佛、耶鲁、佛罗里达、得克萨斯、密西西比、明尼苏达、西北和纽约大学。

我在病理学系的任期结束的前一年，NYU医学院从联邦基金会得到了七十五万美元的巨额基金。基金会指示，基金可用于对学校的前途最有用的任何事业。校方跟基金会和全体教师进行了初步的磋商，出现了一些建议，涉及建立一些培训医务助理人员的新的教育方案，这些人员包括物理疗法专家、工作疗法专家、医疗社会工作者，还有其他一些跟内科医生密切合作的专家们。我们进行了好多争吵，后来，系主任会议在科林·麦克劳德的主持下开始开会，讨论其他的可能性。几个月后，产生了一个迥然不同的计划，由我负责起草最初提案。那是个新型的方案，称为“荣誉方案”。根据这个方案，新得的所有基金将要留出来，只用于一个目的，就是为一些选拔出来的学生提供新的机会，让他们在校期间就从事基础研究，给他们奖学金会员资助，允许他们不按正规课表上课，以此给他们充裕的时间，要求是，他们得在毕业前提出一篇足够长度的正式“荣誉”论文。经过许多辩论，“荣誉方案”终于获胜，起步实行，执行基地和办公机关设在病理学系。就我所知，这样的方案尚属首创。后来，NIH资助这一方案，要它作其他大学创立类似方案的样板。这些方案最终结果是M.D.和Ph.D培养计划的结合，现在在大约二十所医科院校实施。回顾起来，我想，这是我在NYU期间参与其事的所有尝试中最有趣的一个了。

12　NYU贝尔维尤内科

1958年，在病理学系作了四年主任之后，我搬到了另一张椅子上，进入了一个不同的世界。威廉·s.蒂利特医生原在贝尔维尤NYU作内科学系主任和内科主任。那年他以六十五岁退休了。委派了一个教职物色委员会来寻找继任者。我没有被任命为委员之一。这有些使我不解，因为在研究方面，内科学系跟病理学系的联系和相互依赖一向密切，其原因一则是传统上的，二则是因为两边的人大多对人类疾病机理有着深厚的兴趣。我本认为我的系在决定人选时有代表资格，正要找委员会就这事提出抗议，可委员会先找了来，问我愿不愿接任这一职务。

我表示反对，但说得极委婉，怕我说什么他们就会信什么。我指出，我已离开内科学很远，这一点是显然的。而我先前的经验更多在儿科学和神经病学，而不是在内科学。我说，委员会应该再好好找找，看有没有人比我更有资格。但我又说（说的声音足够大），假如他们真的要我干，我没二话，马上到任。

这并不是因为我对病理学系的工作不满意。没有不满意。我热爱那一工作，那是我一生最好的时光，我可以一辈子待在那儿作一名病理学教授。然而，在贝尔维尤医院管理临床部门的机会实在是无法抗拒的。

贝尔维尤很像波士顿市立医院。一组快要散架的古老建筑，一长溜开放的病房，挤满了纽约城最贫穷、病得最厉害的市民。它没有从城市得到足够的支持，却有责任来者不拒，接受上门求医的所有病人。这颇与曼哈顿的其他任何医院不同。1958年，医院部分家，分属NYU、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NYU对其第三、第四两科负责，占了古老的C&D大楼四层楼的病房。大楼坐落在贝尔维尤校园的南侧，面对东河。哥伦比亚分到了第一科，康奈尔分到了第二科，每家两个病房区。三家学校之间存在活跃的、有时是激烈的竞争，争地盘，争声誉。但另外两个主任，哥伦比亚的迪金森·理查兹和康奈尔的托马斯·阿尔米，都是医学界受到普遍尊敬的人物，也都是我的好朋友。唯一的难题是NYU的第四科。这个科一直是由内科研究生院管理的。那是纽约大学的一个独立部分，设立在几个街区之外的老研究生医院里，有一套医护人员班子。许多年来，它被用来向从业医生们教一些补习课程，这些医生在开课一年中来校数星期，但它从来没有医学生进入病房。它也没有多少空间和设备用来做研究。我的任务是组织一单个NYU医院部，把第三科和第四科合并起来，并利用整个第四层楼——大约有一百二十个床位——来教育医学生和全体住院医生。在开始时这是一桩冒险的生意，每走一步都要准备伤一些人的感情。牵涉到两个独立的使命，既包含内科学本科教学也包含研究生教学。这两个部分看起来是不相容的。还有，这两类职业人员有潜在的冲突。一部分人专攻内科学中的基础方面，怀着雄心勃勃的蓝图，准备建立更大的实验室，而另一些人则几乎完全投入应用医学。不仅如此，眼前还有那种最棘手的问题，跟卫生经济学有关联：已经草拟了一些建立接受私人病号的新医院的计划，医院要建在贝尔维尤北边，旧的研究生医院要迁过去并入其中，改名为大学医院。这个医院要不要接受第四科，或第三科，或两个科的医生们的私人病人；还有，新医院里床位怎样分配，医生们的收入将一定会有赖于这些床位。

还有另一个问题。NYU有个最困难的任务。这是康奈尔和哥伦比亚所没有的。这就是它要管理贝尔维尤精神病中心的另一组病房，称作精神医学科。占据这些病床的病人既有精神疾患，又有内科疾患：精神分裂症、躁狂抑郁症、酗酒，还有老年病人，他们被送来贝尔维尤，身患肺炎、脑膜炎、心脏病、糖尿病，或是任何其他状况。不但需要精神病医生，还需要内科医生的医术。这些病房必须同NYU医院部的其他部分以某种形式结合起来，并用于教学和科研。

任务似乎很艰巨。不但我，而且NYU所有教员中的任何朋友也拿不准这任务交给我能否完成。人们揣想，这块地方一定会充满学术上的争论。方方面面都会抵制任何的改变。结果，事情相当顺利，我任该职一连八年，那时已经是我的纪录了。最后只是因为要作医学院院长了，才不情愿地离职。

使那地方运转起来的，是有关人员的素质。尽管两组人员术业有专攻，负的责任也不同，但他们中的高级成员，除少数例外，都是本行非凡的能手。还有——这一点使得一切都不同了——他们的大多数是在贝尔维尤受训、成长的，并且决计在这个医院从事自己的事业。我最亲密的朋友，也是我一生中遇到的最优秀的临床科学家，著名的肾病专家肖索尔·法伯，舍伍德·劳伦斯，免疫反应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转移因子”的发现者，这些人，还有他们的同事们，深爱着贝尔维尤，爱着这整个医院。两个科几乎在一夜之间合并成一个单位。

我在学术医学方面背景驳杂，这也许也是我的优势。想象不出我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人们勉强承认，我懂一点传染病和免疫学，但想象不到，我会一夜之间变成一个枢密大臣，凌驾于NYU内科的所有分支和专业。还有一点也很清楚，我也不大会把自己魔术般地变成一个从业大师，从而抢走新医院的床位。

随后几年里，渐渐地，这个科不失凝聚力地扩大了，有着富有实力的临床和研究各科。有几层楼的房间还空着，有些是很久以前结核病人住过的病房。这些房间改造成了合用的实验室。其他的实验室则安排在医学院大楼，最后完工时，则囊括于大学医院的院内。这个科成了一时的大科。医生队伍有七十多位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还有超过此数的博士后会员和研究助手。到1966年，该科年轻的临床研究人员和教员在大西洋城五月年会的小淘气讲坛上（美国临床研究人员协会）成了出类拔萃的演讲者，而其数量也堪与来自这个国家其他地方以科研为重点的大学的竞争对手相匹敌。在那些年月里，被大西洋城的年会接受一篇论文，是医学学术生涯中最重要的事件，是学术上上进的坚实阶梯。尽管后来由于该城变成赌城，其年会易地举行，这种情况至今仍旧，每年的官方声明仍然这样说，“大西洋城会议”将在旧金山，或华盛顿，或其他什么地方举行。

在贝尔维尤的年月里，我最喜欢巡诊的是精神病科的病房。从前，这些病房被教师、住院医生和学生们视为西伯利亚流放地，然而，细察之下，它们又成了教学问题的金矿，很容易成为贝尔维尤医院的广阔天地中最激发心智的领域。入院的病人似乎患有司空见惯的寻常疾病，由于精神不健全而在家里或在纽约市的街头被耽搁了，结果证明原来还患有这样那样稀奇古怪的疾病，跟精神病患叠加在一起。在个别情况中甚至还有像甲状腺紊乱等疾病，乃是不易察觉的精神病病因。我在此之前和之后从来没有看到慢性酒精中毒竟有这么多不同的表现。其中大多数是单纯因酒精的作用造成的脑病——震颤谵妄、柯萨可夫氏精神病、沃尼克氏病、多发性神经炎、急性酒精中毒幻觉，还有失语症。我很久以前被教导说，这些疾患多是不可逆转的，一旦酒精开始溶蚀大脑，人们对于病程就束手无策了。于是就经常出现令人惊讶的事。有些病人慢慢地从各自不同的可怕境地中走出来，健康复元，穿着整洁，离开医院，大多数重新返回巴威里街的下等酒馆，把医护人员的耳提面命当了西北风。我认得一个中年男子，三年之内十次进出精神病科，每次来都深度失语，记忆全失；每一次，只需卧床休息，加强营养，还有精心护理，他又重现原形，成为一个聪慧、多思、脾气好，只不过有点愁容的汉子，再次走入酒馆林立、酒鬼出没的街区。

贝尔维尤曾作了本市有病的犯人的医院。这些犯人是里克岛或曼哈顿拘留所送来的，有些人以凶险出名。在精神病大楼的几层楼上给他们安排了病房。几层楼是上了锁且有人看守的，被称为精神病犯人病房；其余的人，判罪较轻的，则收入NYU各科的公开病房。这些人总有警官陪伴，日夜轮班监守在病床边。警方人员似乎喜欢这种散差，但实习医生们却总是愤愤不平，认为这样做削弱了他们的权威，也浪费着市里的钱财。记得在我巡诊的病房中有这么一个病人，一个胖胖的老者，在时代广场掏包被抓住，在里克岛服刑期间得了充血性心力衰竭。我为他做检查时，他在氧气罩里，有人架着，显然是奄奄一息了。这时，一个警察荷枪实弹如临大敌地上岗，从我肩头上方注视着。在我看来，我们两人都是在垂死的病榻边躬行着无用的套礼。我的劳作准帮不了什么忙，而他保证那可怜的人不至于逃走的工作也实在多余。运气得很，毛地黄强心剂和利尿剂意想不到地生了效。数月之后，这人从氧气罩里出来，能够坐在顺床放的椅子上，同警卫亲切交谈了。最后，他病愈出院，被带回监狱，服满短短的刑期。此后一直没见到他，直到六个月后，他又一次躺在氧气罩里，回到病房——又一次在时代广场掏包被抓住了。这次住院以后，此人一去无踪。我想，他可能还是重操旧业吧。

对实习医生来说，贝尔维尤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在这儿可以学会如何在最糟糕的条件下为病得最厉害的病人提供可能做到的最优良的医疗服务。假如你能在贝尔维尤顶下来，那你此后几乎什么事儿都能对付。我有一个实习医生，一个不苟言笑、绝顶聪明、考分最高的研究生，到医院服务一星期后失踪了。警察在城里一家旅馆的房间里发现了他，昏迷不醒，用耐波它企图自杀。他被救了过来。我们带他回了医院。他歉疚地说，他一直害怕做得不够好，怕出差错。经过人们起劲儿地劝慰，他又回去上班，后来成为医院里顶好的医生之一。

每一种医疗设备，每一种物件，从青霉素到卫生纸，都供应短缺，经常一点也没有。一个病房的实习医生学会了在紧急情况下从另一个病房偷东西，也学会了怎样把供应品藏起来。什么都有待修理：病床、轮椅、担架、暖气片、窗户、电梯，特别是电梯，差不多一半时间运转不良或干脆开不动。在狄金森·里查德从哥伦比亚分部退休时，我们在世纪俱乐部宴请了他。致辞结束，我们送了他一个铸铜镇纸，显示了A&B楼的电梯按钮和附带的说明：一个按钮标记为上，另一个为下。还有一行小注说：欲下按上。

贝尔维尤的麻烦不全在钱少，更在这钱一点一点施舍的方式。贝尔维尤有一个中心行政办公室，但实际上纽约市的医院管理局成了日常的管理者。这跟别的市立医院一样。医院管理局从数英里外的沃思街125号行使职司，每一项要求，就连不起眼的花销，如外科手术服，也得像穿针眼一样穿过各市局不知名的官僚手中。其中大多数项目都要经过市采购局长官和其他市政大楼里的预算局长官草签批文。实际上，每个财政年度开始时，拨给贝尔维尤的总预算足够医院之需，可这笔钱得由城里给条分缕析一点点地花。真正的预算比拨款少得多。有些年头少25%。贝尔维尤成了城市的某种肮脏的金库：纸上拨款一年三千五百万美元，但那一年只让你花二千五百万美元，给市里省下一千万美元用来除雪，或维护地下铁道，或整修路面。

这是一个可怕的体制。里查德、阿尔米和我在沃思街花了很多时间跟医院管理局专员激烈地争论。专员的答复千篇一律，总是说他站在我们一边，但爱莫能助。有几次，我们闹到市长办公室，耐心地解释，由于贝尔维尤的管理方式，我们病人的生命受到威胁。有一天，我在一个委员会聚会上见到一位高高在上的官员。我以为终于找到阎罗天子了，于是发动了求助的呼吁。可他却老僧入定一般，神色泰然：贝尔维尤拿到了它所需的所有的钱，又说，市里不应该在一个“充满游民和酒鬼”的地方浪掷更多的金钱。我急了，提高了嗓门儿，争吵说，酒鬼只占贝尔维尤病人的一少部分。医院人满为患，挤满了男人、女人和儿童。他们来这儿，是因为他们穷，接着我论证说应该改变体制，给医院充分的自主权，自己决定怎样花钱。即使数目比官方预算少些也行。我一无所获。人家冷冷地告诉我，预算局干这事多年了，而我作教授才几年？

一夜之间，我成了一个愤愤然的被冒犯的改革家。我写了一些义愤填膺的信件，作讲演，找到可能找到的任何当选官员申诉，我甚至还去跟当时的民主党头目卡迈因·德萨皮欧秘密会见，抱怨这一体制（有人告诉我这是个好主意。结果不是）。

有一天，我得知了那位预算局官员的名字。他的草签总是出现在取消贝尔维尤预算一方。我来到市政大楼看他是谁，长什么样子。他的办公桌是一个大房间二十四个办公桌之一。桌上打字机咔嗒咔嗒响着，电话铃丁零零不断地响。一摞摞纸张盖满了桌面。一个胖大男子，慈眉善目，彬彬有礼，长者风度，倚靠在一张结实的转椅里，手里拿支红铅笔（红的！），问我有何见教。我解释说，我是贝尔维尤的内科主任，担心医院倒闭，甚至比倒闭还要糟。他说，啊，这种事他很理解，而且他正在努力工作来弥补。我们的对话又短又不满意。他解释说他坐这张办公桌二十五年了，作为一名土木工程师坐到这一职位。他对医院了如指掌。我一推桌子，转身离去，听见他说，祝你好运，医生。

我们决定组织起来。阿尔米的一个朋友是职业公关家，自告奋勇前来服务。组合成一个新的、免税的协会，叫作“改善贝尔维尤协会”，协会献身于两大目标：劝说市里开始执行一个被长期拖延的计划：重建整个医院，同时，把贝尔维尤从城里那些官僚手中解放出来，让医院有某种自治权。第一个目标较为容易。建筑蓝图早已画好，唯一所需的，就是派出代表团，出现在评估委员会面前，展开雄辩，要求加紧实施。那时，在1960年代初期，这种大规模公益项目，不论其成本如何，都具有方方面面的政治上的吸引力，并且不管怎样，关于耗费会达多少，谁也没有确切的概念。官方的估计是五千万美元；十二年后（比原计划拖后九年），当优雅的新医院最终落成时，耗费的金额很可能是最初估计的三倍。

可第二个目标就难多了，甚至像最后证明的一样，是不可能的。末了，市宪章成了拦路虎。干脆不存在一个法律机制，把贝尔维尤从远在下曼哈顿的机构的手中和红铅笔下解放出来。再试图这样做，所有人都会被关进监狱。最后，我们订了一个新计划，把它带往北方的奥尔巴尼。那个计划想设计一项立法，据此可以成立一个类乎公共事业的公司，这是以纽约和新泽西的港务局为蓝本的。这个公司将拥有并操作这一市立医院，但同时也规定，每一个机构都会在行政上自治。该法案的中心特色是，把整个系统跟市政脱离。所有资金来自国家医疗保健制和公共医疗补助制。其时，在1960年代末，这似乎是完全可行的。法案通过了州立法机构的审议，可到了最后关头，就在准备通过的时候，有人插进一项规定，市长将任命新公司的董事长和董事，于是有效地保留了像过去一样的对医院的控制。当时的局势是，产生了一个高度集权的新的官僚机构，是前医院管理局的翻版，同样直接地管理着各医院。这是一种令人丧气的体制。我还是认为它本可以像一个公共事业一样运作。我们的方案，即使拿到今天，尽管自从1970年代以来保健资金削减，它也会比现行体制更好地起作用。

我于1966年就任NYU医学院院长，搬出医院，住到了街道的上头，可我没有完全脱离贝尔维尤的事务。住房问题仍很严重，影响到贝尔维尤医院和医学院。相邻的两个街区都是些棚屋，有许多废弃的衰朽老房。就是没有地方给已婚的实习医生、护士或技术员找到住房。菲普基金会接过了这一问题，我们所有人再次到市政厅，建议清除第二十三号街和第三十号街之间的七个街区的地面，以便建筑新的公寓楼。到1960年代末，这些计划被接受了。数年之后，贝尔维尤南院出现，满足了当地居民和贝尔维尤人员的需要。

今天，贝尔维尤是一座令人瞩目的大楼，白色的方楼拔地而起，雄视第三十号街南面的东河。哥伦比亚大学和康奈尔大学迁走，现在是NYU统辖这整块地方，跟上一个街区的大学医院在分担某些临床和技术责任方面有着巧妙的安排。自从我第一次步入旧大楼那扇脱落的大门，直到现在，我一直把它看作是这个国家最出色的医院，它有着最具奉献精神的职业人员。假如我生大病倒在出租车里，或在纽约某条街上被撞倒，我会希望被送到这家医院。

每当我驱车经过，或在远处想到它，记忆中的两幕就浮现眼前。一次是1959年给实习医生的一次早课。那时我刚刚作医学教授。一个年轻的实习医生正在提出关于一个患晚期肺炎和脑膜炎、住院两星期的病人的报告。他前一天晚上彻夜未眠，做了他能想出来的一切，从高级医师和传染病顾问们那儿征求帮助。可病人还是死了。他做正式报告到一半时，泪水充满了眼眶，滚落到两颊上。报告做完时他擦了擦泪，我明白，这泪水不是为挫折而流，而是悲痛的泪水。我第一次意识到，我所在的是怎样一个医院。

我的第二个记忆是关于玛乔里·巴娄。她八十多岁，是纽约市了不起的女性，负责病人图书馆。每天，巴娄夫人、我妻子，还有另外几个妇女，都是志愿来的，推着一车车书往来于病房之间，为病人服务。巴娄夫人修长苗条、弱不禁风的样子。她是研究贺拉斯的学者，也是赫罗斯维塔权威，关于拳击的任何出版物她无所不晓。她为自己保留了一组病房，专由她推车送书，从不允许任何别人接管。那是一些精神病犯人病房。她在那儿总能成功地结识新朋友。她对这些病房里的病人极其尊重，从不害怕。尽管有的是叫人害怕的病人。对有些人，她曾有过充满敬意的、动情的赞语，她常说：“你看，他是个满会读书的人。”

13　健康理事会

读医学院之前，我关于公共健康这一行的知识仅仅局限于那首儿歌：“玛格丽特，去洗脚，健康理事会把你找。”读医学院期间，关于公共健康也所知甚少，只知道有个所谓的“卫生考察”，那是三年级和四年级之间的一次必做的实习。所有学生两人一对被分派下去，到一个市或县的卫生部门做观察员。我有个要好的同窗家在辛辛那提，于是我们就做了安排，到该市考察。我们得到了从前闻所未闻的许多知识：污水处理、水细菌学、性病诊所、婚前瓦塞尔曼氏（梅毒）检查，还有公共浴池，但这似乎离医学很遥远，离科学更遥远。我在这方面的训练仅此而已，直到1956年我被认命为纽约市健康理事会的理事。我在该机构服务十五年。

纽约市健康理事会是这个国家同类机构中资历最老的，成立于1866年，是为了对付当时危害该城的霍乱和黄热病等时疫而组织的。依照法令，它是一个独立立法机构，有权自己制定与该市公共健康直接有关的法律。这些法律包括从前所称的卫生法规，现称健康法规。理事会由五人组成：一个健康专员，三个内科医生，还有一个是外行。

我受命到理事会工作是去接替托马斯·里弗斯医生的，他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人，其时刚刚退休。另外几位理事是黑文·爱默生医生，代表公众健康；塞缪尔·Z.莱文医生，当时是康奈尔医学院的儿科教授；还有柴斯特·巴纳德，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头儿。后来，路易斯·洛布，曼哈顿的一位律师，华尔士·麦克德莫特医生，康奈尔的公共卫生学教授，还有保尔·黑斯，哥伦比亚大学法学教授，成为理事会的成员。在我服务于理事会的十五年里，大部分时间，健康专员都是由莱奥娜·鲍姆加特纳担任的。

在我将要进入理事会之时，健康理事会，连同该市的卫生局，都已经开始无所事事了。很久以前，在19世纪后二十五年到20世纪初年，纽约市卫生局一直是其他城市和州卫生部门的标兵，成果累累，勇于创新，功绩卓著。可现在，到了1956年，从前该部门花费那么多年精力去对付的公共健康方面的主要问题，似乎已经得到解决。结核病已不多见。从前那些为寻找病例、追查与活动期病例有接触的人们而精心设计的复杂措施，现在都用不着了。梅毒和淋病仍是重要的问题，但它们现在似乎更多的是治疗的问题而不是预防的问题了。那些大瘟疫、小儿麻痹症、伤寒、猩红热，还有白喉，先前要求全城的学校和家庭隔离检疫的，现在已经得到控制。至于天花，几年前还由于游人回归而短期出现，需要任何城市都不曾进行过的大规模疫苗注射计划。但这种疾病并没有造成疫情。鼠疫没有，霍乱没有，其他疾病也没有造成疫情。整个卫生局，其传统的使命一直首先是时时刻刻保持警惕，以防大众中的传染，现在却不得不检讨自己未来的用场了。

有几桩传统的任务，健康理事会巴不得推掉。可这些任务已经植根于该市的经济生活中了。比如牛奶。以前几十年里，理事会一直负责严格检查牛奶的生产，因为存在牛结核病和链球菌感染的危险。这曾经意味着在生产的每一道工序都加以监察的一套复杂制度——在农场，在仓库，在瓶装公司，在卡车上，在全城所有乳制品店，都要监察。引入在牛奶容器上标注生产日期的程序，是为了限制牛奶里细菌生长的数量，而不仅仅是让消费者防止牛奶变酸。所有这些手续都要花费大量的钱，不光卫生局监察和抽样的工作要花钱，而且，生产者和分销商需要增加人手，也要增加费用。鉴于牛奶似乎不再是纽约市重要的疾病传播媒介，专员和健康理事会便提议退出牛奶业，并就此发表了公开声明。此举之后怨声四起——牛奶生产者、牛奶管理者工会、卡车司机、小店主、还有应有尽有的民间组织，全都要求举行公开听证会。律师们送来长长的通报和请愿书，抗议有关牛奶的新主意。

理事会每月第一个周三开会。在我上任后的第一年里，几乎所有会议的议程表上都塞满了关于牛奶的项目。我记得一个上午，讨论的题目是奶瓶上标注生产日期。一个代表运奶卡车司机的律师向理事会陈述。他真正担忧的是，假如牛奶标明日期的措施被修正或放弃，卡车司机们就没有那么多工作可干了，因为那就不需要跑那么多趟去收取那些过期的容器了。可他并没有这样陈述理由，他大步流星走上讲台，向我们挥舞拳头，大声喊叫：“先生们，你们真能证明腐败的牛奶不会致癌吗？”我们从来没做出多少证明。立法的每一改变，都导致新的公开听证，并且诉诸法庭。于是，关于牛奶的立法就至今雷打不动。

在城市饮水中添加氟化物的问题更加棘手，更让卫生局着急上火。证据在1950年代中期是无可争议的：在饮用水中添加微量的氟已被证明能确保预防龋齿。大家也知道这是完全无害的。这似乎是所有公众卫生措施中最为合理的一种。纽约市已经拖延得太久。这个城市比其他任何城市都更加需要这一措施。城里较贫穷的区域的大多数孩子从没有看过牙医。龋齿和过早脱齿是成千上万人的严重健康问题。但关于这一问题没有做过任何事情。卫生局满怀激情地探讨了加氟的前景，因为这是一个机会，证明自己在专业方面是有用的。健康理事会通过了一份形式上的决议，授权安装添加氟的装置，市长也同意了。这下子可捅下大天来了。一个又一个民间组织及其律师们都要求公开听证。他们抗议所谓要毒害公众的企图。一时间，大有不纠缠几年不算完的势头。在辩论的最初几个阶段，论题呈现意识形态的面目，而且日趋激化。在一次马拉松式的听证会上，下午三四点钟开始，直争到半夜，在估算理事会面前，在大礼堂里，健康理事会的理事们被一个个无情的演讲者指控为共产主义者，或者是共产主义的工具。在美国的许多地方，加氟被视为外国的阴谋，为的是削弱这个国家。可能是通过造成癌症的大流行。氟化水是非美国的。这可能是最终扭转大局的一个问题。各方面都汇聚来了：医生和牙医协会、护士组织、纽约市律师界的代表，最后是国会中代表商界利益的议员，他们终于被说服，相信了，维护了其市民的牙齿健康，整个城市可以节省一大笔钱。一天深夜，结束了最后一场听证，市长和估算理事会同意拨出相当的款项以安装必要的设备。于是，健康理事会为自己搞了个静静的庆祝。

卫生局的工作人员找出了其他问题作为公众卫生改革的新领域，并列出清单供理事会审议。所有传统的忧虑都上了清单：餐馆和市场卫生、肉食检查、海洛因成瘾、吸烟、酗酒、老鼠和蟑螂、市民定期体检、儿童免费门诊，等等，但在这一议程项目单上，第一件事儿——这是卫生局官员唯一真正想有点作为的，如果能够插手的话——是住房。杰罗姆·屈奇特，卫生局里一个任期很长的专家，也是一个真正有奉献精神的公仆，安排理事会做了好几次考察，让理事会亲自看一看，在哈莱姆区，在南布朗克斯，在贝德福德·斯图佛桑，在布朗斯维尔，人们住的是什么地方。即使在那时，倒退到1950年代后期，也很显然，本市住房的很大部分——特别是依“旧法”出租的房屋，大多数城市贫民住的地方，还是些摇摇欲坠的准废墟。同样明显的是，这些住房威胁着所有寓客的健康。在一些个冬日，我们走过一个个荒废的街区，坐在长长的铮明瓦亮的黑色城市轿车里，觉得自己是有罪的闯入者。我们由屈奇特引路，爬入爬出公共住宅和旧式的多层公寓。他细心地安排了这些考察，以便我们能够亲眼看到问题的最糟糕之处。随身有一些卫生局的摄影师拍照，以便使我们不会忘记正在观看的景象：没有照明的楼梯，带有破残的梯磴，会导致从高处落在暗处；厕所横溢，并沥沥拉拉漏到下面的房间里；走廊上破碎的窗户，地下室里破烂的锅炉；老鼠像猫一样大，蟑螂像老鼠一样大。每家的厨房里都挤满了小孩子，偎在火炉周围以期取暖。其他房间没有供暖。炉子日夜生着，显然有火灾和一氧化碳中毒的危险。但这是日子能凑合下去的唯一招数。这些炉子，还有各式各样精巧的发明创造，主要是铁棒，用来锁上或堵在每家每户的前门，以防小偷。他们为买海洛因寻找来钱的门路。这是快二十五年以前的事了。就我所知，从那时至今唯一的改善，就是最终毁掉、铲平南布朗克斯和布朗斯维尔的许多建筑，把其中的寓客赶到城市其他地方去挤住，那些地方也许至今同样糟糕。1950年代的其他官僚机构告诉卫生局，这其实不是一个卫生问题，并不是该部门该管的事，并且其他城市机构正在关照此事。不管怎么说，早在那时候，钱就已经开始尽数到位了。

健康理事会的注意力也被引向其他事项。这些事项可以立即就办，区区小事，并无麻烦。布鲁克林区爆发肝炎。传染病学家追踪寻源，原来是临水门面区为迎合入境的船员而开的一间文身美容房带来的。这一事件带来了随后几周的繁剧工作。理事会负起了起草新法律的责任。又是辩论、听证会和法律文书。能否明文规定，保证文身针具的消毒，要么把那些文身房干脆关掉了事？这事不难解决。最后，缺乏有说服力的论点，说明公众能从文身得到任何利益。然而文身有传染肝炎的危险这一论点也不是完全有说服力的。文身房就这样被规定为非法的了。这是很小，小到极点的欣慰。差不多根本就没有什么欣慰可言。

根据法律，健康理事会拥有一项重大的权力，这权力只属于理事会，并不跟市或州的其他机构分享。这就是宣布危险来临状态的权力。起初，在19世纪，这项授权旨在使市政官员采取非常措施合法化。这些非常措施包括限制时疫的蔓延，对整个地区实行隔离检疫，阻止市民迁徙，甚至必要时把人关起来。在政府做这些事之前，健康理事会得发表声明，说以其内行的意见，每个人都面临危险的处境。

在我任期之内，曾有两次，理事会受到了巨大的压力去做这一声明，两次都是为了防止工会组织的罢工。这些罢工引起很大的不便，却极难说是危险。第一次是掘墓人要求增加工资的罢工。在这次罢工期间的漫长冬天里，在城市的每个墓地，棺木都码成一堆，排成一大溜，其他方面的当局要求健康理事会宣布，这样会威胁公众的安全，特别是当春来解冻时。我们看不出为什么，尽管这很显然引起许多家庭里个人的沮丧和痛苦。幸而罢工很快解决了，没等到兴师动众去辩论和公开听证。第二次提起这样的问题，是在清洁工人一次长期的罢工期间。垃圾塑料袋和垃圾桶堆得满城都是，堆满了人行道，又溢到马路上。城里每个人先是感觉不方便，继而反感，最后被那乱糟糟的景象和气味儿恼怒了。报刊上朝我们大声吆喝，如果真有什么面临的危险，那么这就是了，请宣布吧！我们认为，通过其他方式解决罢工会更好（也更公正些），而不能开这么一个危险的先例。于是我们说，我们不知道垃圾会造成什么流行病。我们五个人成了本市政府最不欢迎的人。至少在罢工解决之前是这样。

纽约市卫生局的研究机构是实验室管理局。它是19世纪末由当地的卫生官员威廉·H.帕克医生组建的，旨在研究这样一些问题，比如诊断白喉、结核病，还有伤寒，也研究一般传染病的病原学。在1930年代，在菲奥里洛·拉加第亚任市长期间，公众健康研究院成立，作为一个独立的机构，由市财政拨款，对公认为主要公众健康问题的人类疾病进行长期的基础研究，特别是对结核病和营养病的研究。1959年，莱奥娜·鲍姆加特纳决定，卫生局的研究活动需要重新检讨和扩展，也需要更清楚地预见，长远的未来中需要些什么。在弗兰克·豪斯福尔医生，华尔士·麦克德马特医生，詹姆斯·商南医生（当时是全国健康研究院院长），还有我的协助下，她组织了一个为期两天的会议，与会者有来自全国的约一百名生物医学科学和公众健康方面的权威。结果有点令人惊讶，对纽约市各医科院校的院长和教授们来说是颇为惬意的。原先人们预料，会建议扩大公众健康研究所或实验室管理局。结果相反。与会者认为，它们现在的规模对于其立法的功能来说已经几近完美了。大会建议，卫生部门组建一个新的机构来资助本市医疗机构的科学研究。瓦格纳市长接受了这一意见，宣布，从此以后，每年八百万美元，全市每人一元，要投入医学研究。结果便是健康研究理事会。

这个理事会后来成了一个极其有用的社会发明。全国其他地方的大学及其医学院无不羡慕。它的主要功能是选拔和资助青年研究者加入纽约市各医科院校的教师队伍。其会员资格为期五年，还可以连任第二期。它对这些学校的作用几乎是立竿见影的：青年男女的申请书从远至加利福尼亚的地方源源不断地寄来。这些人像事后证明的一样，一直盼望着到纽约生活和工作。这是令人惊奇的事。这个城市的机构从未有过足够的资金来进行从城垣以外募集人才的行动。而这个城市，这么庞大，有着七所受人尊敬的医科院校，在作为生物医学科学中心方面竟然稍稍落于波士顿、巴尔的摩和洛杉矶之后。没出几年，瓦格纳市长的一人一元计划开始改变了局面。为了在每年的预算听证会上鼓励健康研究理事会的继续存在，我们常常算账，每一美元至少有十倍的效益。在从NIH争取拨款支持的竞争中，新的健康研究理事会（HRC）会员高度成功，每一笔赠金都为技师、实验室助手和其他的人提供工作。健康研究理事会实际上为纽约创造了一个蓬勃发展的新兴行业。我相信，单靠这一机构自身就使纽约市在全国的医学科研中心中步入无可争议的第一名。

尽管这个城市的官员们从未坚持让健康研究理事会把它的资助局限于直接有关本市的健康问题的研究项目，而且大量有价值的基础研究完成了，并不跟任何特殊疾病有联系。但每个人都清楚会员奖金的大体意向。因此，有人做出了精心计划的努力，开始研究好几个现实的问题。其中之一是海洛因成瘾问题。

到1960年代初，海洛因被公认为该城市最为关注的公众健康问题，也是个可怕的经济问题。仅在青少年和刚成年的年轻人中，每年就有五百多例死亡发生，还有相当大数量的人死于与海洛因有关的杀人案件和事故。因针头感染的急性肝炎在成瘾的人群中蔓延，然后殃及其他人。细菌性心内膜炎、肺病、疟疾和慢性肝病等亦可归因于海洛因的使用。有的婴儿生来成瘾，早夭的危险很高。至于经济上的代价，据估计，窃贼为买海洛因而偷的钱每年给市民带来十亿美元的损失。以当时的市价，每个吸食者至少需要每天五十美元才能维持平均的用量习惯。

我曾经对这一问题感兴趣，也曾就此写过几篇充满忧虑的文章。因我在贝尔维尤的病房中亲眼见过这么多少年成瘾者。我曾被健康研究理事会任命为一个特别委员会的主席，负责研究这一事项，数月之后，向理事会提出建议措施，但那是在1962年的春天，其时我刚刚接受了一个休闲年假，被任命为爱丁堡大学细菌学系的客座教授，7月份就要到任。在春季，委员会开了几次会，每次会议都发现海洛因问题越来越复杂，还发现，真正的研究工作并没有多少突破口。我们甚至说不准这到底是个医学问题，还是一个社会困境。我说服了NYU医学系年轻的Ph.D.，生物化学家艾里克·西门作为一个生物化学问题关注一下海洛因成瘾，并拨了一间实验室和一笔会员费供他使用。对他来说这不啻一场赌博。离开自己现在的研究方向而从事一项全新的、显然是不好对付的课题，这是相当冒险的事。然而他抱着相当的热心接受了这一课题，此后二十年一直研究不辍。西门很早就找到了最佳突破口：是不是在脑子里存在对吗啡及其衍生物的某种特殊的感受器？他用一些化合物，用放射性示踪物质作为标记，给家鼠注射。他发现，特殊的感受细胞的确存在，存在于中脑特殊的细胞里。药物跟这些细胞表面的附着可以通过吗啡对抗剂来预防。西门和其他几个人的研究工作最终导向下述的发现：大脑制造出自己的类吗啡化合物——内啡肽，来匹配那些相应的感受器。

我对海洛因问题的另一个更间接的贡献，是在七年一次的休假年如期前往爱丁堡大学，这意味着，在我离开的一年里，要有另一个人担任特别委员会的主席。我有个朋友叫文森特·道尔，他是洛克菲勒研究所的一位成果卓著的研究员，在代谢疾病方面有着广泛的兴趣和经验。我打电话请他务必来作主席。他先是反对，明智地指出，他的研究跟海洛因问题毫不沾边。他对这事一无所知。但后来就同意主持开个会什么的。于是我就飞往苏格兰。那一年间，道尔首先作了一个认真自觉的主席，然后成了该领域兴致颇浓的研究者。而且，一年没到头，成了不可抗拒、势不可当的科学家在工作。他扔下其他的研究工作，一头扎进实验室，全面研究起海洛因成瘾。不久就有了主张，然后在洛克菲勒研究所设立了一个诊所来检验这一想法。这一想法是，美沙酮可能成为阻断成瘾者发作高潮的理想药物，而且它没有副反应，因而使成瘾者能够戒除海洛因，从而改变生活方式。道尔的工作至今还是临床研究中一例令人惊讶的成功，一直是对付海洛因成瘾的最实用有效的途径。

像某种抽资脱离一样，道尔和他的妻子玛丽·奈斯完德尔又开始对本市的监狱发生兴趣。几年后的一天下午，我同文森特参观设在曼哈顿中心区的拘留所。他在那儿开了个美沙酮诊所。我发现他在每一个拘留室都有好朋友。对道尔来说，监狱生活成了他与其他事务无关的关切，一半智力上的，一半是感情上的。我猜想，早晚有一天，他会把关注更切近地转向，而出现一个改变监狱的想法。那将很符合健康研究理事会的初衷——组织优秀的科学头脑，为纽约的未来而关注一些至关紧要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在1970年代中期纽约预算大危机中，理事会因财源枯竭而萧条潦倒，终于寿终正寝。这个机构的影子漂游到奥尔巴尼，至今作为一个州立理事会在纸上存在着。但纽约城失去了它。可能是件好事，但我希望不是这样。一旦财源再回，纽约城再度富足而雄心勃勃，如果有人问我，我就会投票赞成恢复健康研究理事会，还是一人一元——在做其他任何事情之前。

14　内毒素

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医生曾有句名言说，长寿的关键是生一种不愈的慢性病，然后好好地养着它。即使到了今天，这话说过一百五十年之后，这个方子仍然灵验。假如你害了慢性关节炎，你很可能要在这一生的大多数日子服用相当剂量的阿司匹林，这可能减少你因冠状动脉血栓形成而猝死的机会。当你生着慢性病的时候，我想你也不大会去开汽车，或爬梯子，或因爬上阁楼去收藏图书而摔下楼梯，也不大会大量吸烟、喝酒。

在科学研究中，只要你把霍姆斯定理的字眼做些调整，那么它就依然成立。在实验室里度过漫长的、心满意足的一生，其关键就是有一个不可解决的难题，然后锲而不舍地研究它。但这并不意味着不遇到麻烦。相反，这意味着没完没了的、结果渺茫的试验，一个接一个困惑地做下去。这样做也值得，因为这就是发现新事物的路子。不管它能否——通常是不能——使你问题的一部分豁然开朗。不过，当你以这样的方式工作时，没有什么能一劳永逸地解决。

在这方面，我知道的一个最好的例子是内毒素。这个课题在全世界的实验室里已经研究了近百年，至今也没有完成。我是亲身知道这件事的，因为我三十五年前就卷入了内毒素的研究，从此就再也没能罢手，却也没能在该问题的任何重要部分做出过定论。

内毒素最初是作为一个生物化学问题提出的。20世纪初，有人在尝试制备一种抗伤寒热的疫苗时，遇到了这一问题。伤寒热疫苗很快就出名了，但并不是由于它有任何预防伤寒热的能力。实际上，尽管它至今还多少像常规一样被应用着，用的差不多还是最初的形式，即高温杀死的菌壁上满是内毒素的伤寒杆菌的粗悬浊液，其效用一直不明显，顶多是很微茫的。伤寒热疫苗之所以引人注目，其最饶有趣味的性质，从一开始就是它能够引起发热。“热源”一词马上被造了出来。它一开始本是个造成不便的枝节问题，结果成了一个课题，关于它的研究文献连篇累牍地积累起来。今天，论述内毒素及其生物和化学性质的科研论文的篇目要数以万计。不时有长篇大论评述这一领域的文章写出来，通常是从这个或那个专业化的观点出发的，比如，专门论述细菌壁上的类脂多糖分子，实际上就是那内毒素的化学结构。这些评述文章的各种观点本身就构成卷帙浩繁的读物，远远超出任何一个读者的耐力。

尽管研究工作具有这样的强度和规模，但还是不知道内毒素是怎样引起发热的。更令人大惑不解的是其他的一大些毒性作用，从全身许多器官的零星出血到深度休克（其表现类似外伤休克）直到死亡。这些试验许多是在兔子身上做的，它是传统的实验动物中最易受感染的。但也有观察说，在人身上注射小量的内毒素，还有，通过观察患伤寒或有关感染的病人的反应，便知道，人甚至更易受感染，说不定是所有动物中对内毒素最为敏感的。不到百万分之一毫克就会在正常成人身上引起寒战和高烧。

问题的核心是，内毒素并不真的是毒素，至少不是在对活细胞有毒性这一通常意义上说它是毒素。相反，它似乎是某种信号，一则误导的消息。当进入血流时，它携带着宣传，宣布大量的伤寒杆菌（或其他有关细菌）兵临城下。于是，数种防御机制马上自动开启。如果内毒素的剂量够大，这些防御机制便一齐起作用或一个接一个起作用，开始了规定套路的生理反应，包括发热、倦怠、出血、虚脱、休克，昏迷和死亡。这有些像兵工厂里发生的爆炸。

这就是内毒素问题何以庞杂繁复的原因，至少是原因之一。这一现象为医学中大破坏理论提供了工作模型：疾病可以导源于机体自身的自我保护机制的正常功能，只要这些机制同时开启，起劲地投入，最终导致组织自杀。

你可以在实验病理学家们玩了多年的内毒素花招里观察到这一点。这个花招叫作施瓦茨曼现象，因为它是格莱格雷·施瓦茨曼在1928年最初发现的。把小量的内毒素注射到兔子的肚皮里，不足以让这只动物生病，但恰恰足以引起患部的轻度炎症，造成发红的一块，有二角五分银币那么大。如果不再做任何事情，一天之后，炎症消退，消失。但如果在皮下注射之后等待十八个小时，然后再把小剂量无毒的内毒素注射入做了上述试验的兔子的耳部静脉，奇异的事情发生了：随后的两个小时里，在曾做过注射的皮肤上出现了很小的，像针尖大小的出血区。这些出血区扩大，接合，直到那银币大小的整个区域变成深紫色的硬硬的一块出血，然后坏死。

施瓦茨曼反应是一种病理学的仪式，有着严格的规则。首先必须注射那块皮肤，然后做静脉注射。两次注射的时间间隔大致定在十八到二十四小时。如果静脉注射做得早一些或迟一些，什么也不会发生。如果两次注射都做在皮肤上，什么也不会发生。

我听说这个现象时，是在1936年，我正在哈佛医学院读三年级，此后就开始阅读我能找到的关于内毒素的一切资料。我开始考虑自己在这方面能做些什么，遐想着种种可能性。原来，特有的一块组织竟有法子“自己动手”通过自己的装置来进行毁灭性的疾病，只需要把几个事件以特有的方式组合起来，而孤立地讲，这些事件每一桩都是无害的。这可以作为当时一些传染病中可能发生的各种现象的模型。那些传染病当时司空见惯，又是医学中不可解决的问题。除了其他疑问，我当时想知道，假如两次注射都做在静脉上，间隔十八到二十四小时，那只兔子会发生什么，会不会是某一内脏器官已经“做好了反应的准备”？后来，当然我做了通常豁然开朗的发现，那是科研中最为常见的现象：别人做了我的试验。几年前，两个德国病理学家把两次注射都做在静脉上，结果造成不寻常的一种病症，称作双边肾皮质坏死。照片很生动。我至今还记得那份病理学杂志右边的一页：两肾的外层部分全部被密密的出血和坏死区所破坏。这一现象现在被称作全身性施瓦茨曼反应。

看到该论文几天之后，一次经历使我的思绪转向实验病理学的研究。那是一个星期四的下午，我在麻省综合医院特雷西·麦勒瑞教授的办公室里开会。那是麦勒瑞教授所开的高级病理学选修课中每周一次的讨论会。当时谈论的话题我忘记了，但记得我靠在椅子里，我的头后仰时撞到了身后组织样本架上的一个沉重的玻璃罐，把它撞翻了。我把它扶起，放回原处。这时我看到里面盛有一双人肾，上面的病损就跟照片上的一模一样。标签上说，器官取自一个死于子痫的妇女，还并发了几种细菌感染。

当时的医学博士课程在训练生物医学科学研究方面不是很成功，至今也还是如此。Ph.D.课程提供了更有活力和深度的科研经验，在生物学基础领域有着更好的基础，而这正是医学科研所需要的。然而，获得医学博士学位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差可部分地弥补它的不足。四年医学院读下来，你就不可能在考虑一个生物学问题或读一篇文章时，不去同时在大脑的一部分里试图跟人类疾病相联系。全身性施瓦茨曼现象本来就有内在的方面令人吃惊，已经足够吸引我的兴趣，使我渴望去研究它。但那只玻璃罐中的人体组织使我越过了界线，从那天起，我决心以某种方式转向，作一名专门致力于那一古怪反应的研究者。

死亡在活的生物身上最为司空见惯，在整个生物死亡之前很久就发生着。假如你是发育中的一团胚胎细胞里的一员而具有意识，你可能会被各方面细胞的大量屠杀而吓坏的。凑成一个胎儿涉及大量的抱有成见的删削。有些结构是潜心搭成的，比如肾脏的前驱，后来，像事后转念一样，这些细胞被毁掉。一种新的、型号更先进的肾安装了起来。在为大脑皮质建构一列列标准尺寸的神经细胞的过程中，许许多多神经元被制造出来，比组成电路所需要的多得多。这些重复的细胞在最后的完美的电子装置可以投入运转之前必须被处死。在成年生活的整个时期，在许多活生生的器官中，死亡和替换飞快地进行着。肠道的衬里细胞、血细胞，还有皮肤细胞，是最忙碌的。甚至还有一类正式的脑细胞，就是鼻衬里的嗅觉神经元，也是这样，在那里，旧的细胞死亡，新的细胞发生，大约三个星期替换一遍。

有这种机制在各处运转，那么，听说有些场合中这些自我毁灭的装置被笨手笨脚地乱摸，在错误的时候被开启，结果造成疾病，那就不会大惊小怪了。

在施瓦茨曼现象中，细胞死亡的原因，是关闭目标组织的血液供应。第二次注射后，受试皮区的小静脉和毛细血管被稠稠的血小板和白细胞团块堵塞住。这些团块相互粘结，并黏结在血管的衬里。在这些结块的细胞后面，血液凝固住，于是，组织因某种窒息而死亡。然后，血管迅速膨胀，堵塞物往前移开，移到前面较大的血管里，坏死的毛细血管的管壁破裂，组织由于出血而充血。

在全身性施瓦茨曼现象中，同一类因果链也在肾脏发生。最小的血管，血管小球毛细血管丛的那些，被一些细小的血栓堵塞，周围的细胞死于缺氧，血管本身破裂，最终结果便是双侧皮质坏死。

在随后的十年里，我和同事们在约翰斯·霍普金斯大学、图林大学和明尼苏达大学试图找出这些灾难性事件的参与者。第一个可观的发现是，当循环的白细胞恰恰在预期的血管闭塞之前被逐出局外时，该现象完全防止了；方法是将兔子用含氮芥子加以处理，剂量应刚好确保在二十四小时里清除白细胞。此后，我们发现，通过适时注射肝素，暂时抑制血液凝固，也能防止这一现象。可的松不管用。鉴于可的松能完全保护动物免于内毒素那种致命的、致休克的效应，这事倒颇为怪异。

我们从未真的弄懂，白细胞是如何参与这一现象的，只知道它们有个明显的作用，就是堵塞血流，除此之外一无所知。我们也没有找出血管怎样被诱发而破裂管壁。

但在尝试的过程中，我们遇到了一些其他事情，证明与施瓦茨曼现象无关，但其本身却足够有趣，像密歇林的导游所说的，值得绕道一观。其中之一是木瓜蛋白酶的作用。我们忽然想到，被破坏的组织细胞释放的蛋白水解酶可能是破裂小血管的途径之一。我们猜想，这种酶可能是在酸度减低的环境中最活跃的一类。我们已知它存在于受试兔皮之内。于是，没有冥思苦想，我们将这类型的一种植物酶，即木瓜蛋白酶（来自番木瓜的树乳），少量地注射入兔皮之内，一小时后，依样葫芦地复现了局部施瓦茨曼现象中的出血坏死。

我们认为，这正是条路子。下一步就是静脉注射木瓜蛋白酶，打算复现全身性施瓦茨曼现象，复现肾坏死，等等。我们做了，但什么也没有发生。受试动物安然无恙，活蹦乱跳，能吃能喝。它们的肾脏完好无损。我们重复试验，用各种剂量的木瓜蛋白酶，可结果总是阴性的。后来，我们注意到，那些兔子尽管显得健康良好，但它们的样子却有些异样而且有趣。它们的耳朵，不是像兔子那样，一边一个直竖，却慢慢地软了下来，几小时后，完全耷拉下来。最后挂下来，像长毛垂耳狗一样。一天之后，耳朵又竖了起来。

我难于启齿，解释所发生的事用了多少时间。我是1947年首先观察到木瓜蛋白酶效应的。我检查了患耳的显微切片，没有发现任何问题，细胞没有，纤维组织没有，软骨组织没有，耳中其他结构也都没有出任何问题，于是就把这事扔下了。此后，每过几个月，我就回到这个问题，有时是为了向朋友和同事们展示那个不同寻常的变化，但从未做出任何解释。直到六年之后，我才悟出来一个道理。兔子的耳朵是靠软骨竖立起来的，那么，一定仅仅是那些耳朵的软骨板体出了问题。我回头再来，把经过木瓜蛋白酶处理的兔子的耳朵软骨间质——软骨细胞之间那种坚实的物质——同正常兔子的做量的比较，立即发现了毛病所在：尽管软骨细胞本身看上去完全健康，但在木瓜蛋白酶处理后，支持间质几乎完全消失了。另外，同一病变在所有软骨组织出现，包括气管、支气管，甚至椎间盘都出现了病变。附带说一下，在我发表了关于这一发现的报告数年之后，有些矫形外科医生引入了木瓜蛋白酶的使用作为不用手术而清除破裂椎间盘的方法。就我所知，除此之外，我的木瓜蛋白酶研究成果并没有出现其他任何实用的价值。但还是有一两个有理论意义的地方，或许跟疾病机制有关。

木瓜蛋白酶作为一种酶，只是在还原状态下才起作用，而氧化了的酶则会失去活力。然而，跟我们预期的相反，只有氧化了的不活跃的酶才在兔子身上起作用。静脉注射还原的木瓜蛋白酶并不引起兔子耳朵下垂。这种酶也不能成功地冲出血流，进入软骨组织。只有不活跃的木瓜蛋白酶能这样做，据猜测可能是被一种已经存在于软骨间质中的还原物质所激活。至少，反应中有两部分是在兔子自己的控制之下的：先是把酶运过软骨壁，然后是把它激活。

有一篇颇长的学术论文，是两位社会学家巴伯和福克斯写的。这篇论文几乎成了某种经典，反复出现在这一领域的好几种评论文集里。文章写到木瓜蛋白酶的这一作用，但却是从特殊的社会学的角度看问题的。他们从一个病理学家朋友那儿得知，另一位研究者在就另一问题从事酶化学研究的过程中遇到了木瓜蛋白酶在兔耳上的效应，但没能继续下去。社会学家的问题是要发现，为什么我做到了这一点而他却没有做到。我记得，这项研究五年之后，我在贝尔维尤的实验室受到采访，费尽心思思考为什么我当时就是搁不下那个问题。而我能想起的原因，仅仅是它如此有趣。其时我也得知，可的松具有值得称道的性质——使兔耳保持下垂，因此我能够有理由研究看起来如此无意义的一个问题。理由就是，可的松可能有能力干预组织内粘多糖的合成——这使得整个事情以实际、有用的一面出现。但我有义务承认，尽管如此，那项研究能做成，还是因为它有趣。

15　剑桥

1959年和1960年，我分别从NYU和贝尔维尤拿到一半的安息年假*，每次都是暑期的三个月。休假期间我去英国研究胎盘，携家人同往。七年一次的安息假不是叫人休息的，而是让人暂时进入到一个新的领域。其时我在寻找一类新的问题，不同于内毒素和微生物感染。那时我已着迷于人类胎盘那奇异的结构。不光这样，我和我的助手们几个月前发现，在妊娠期间，属于发育中的胚胎并受其操纵的多核组织，不时大块大块地脱落下来，漂流而去，流入母体的循环。我很好奇，想探讨这是怎样发生的，它的意义是什么。

人类胎盘的滋养层是由两层细胞组成的。这些细胞既是最原始的，同时又是我们所有细胞中最为特化的。它们差不多从一开始就存在，在受精卵开始连续分裂后马上出现，形成一层入侵性的组织，附着于子宫的壁上，并从那里把自己的根扎入未来的胚胎里。植入之后，营养层就成了一层衬里，托起很大一注母血，胚胎就赖这母血为生。从母体的免疫角度来看，这一组织当然是外来的，从原则上讲，这个营养层是一种自体移植片。

然而，这又是最成功的一种移植片，在九个月的妊娠期间存活下来。一开始，它是由一个个单核细胞组成的，称作弓状营养层。可植入后不久，这些细胞又生出一层融合的细胞，包含数不清的细胞核，被称为多核体营养层。这个多核体扩张、伸展，成为一单个形成整个胎盘的庞大构架。这是自然界最大的单个细胞。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它没有被母体排斥；然后，可能忽然一下子遭到了排斥，这便是分娩的动作。

很久以前就已知道，多核体的碎片时常与胎盘脱离；在死于子痫的妇女的肺中，发现有小片小片的多细胞组织堵塞着那里的小静脉和毛细血管。但那时没有认识到这是一种正常的事件。我们贝尔维尤的研究小组了解这一点是通过从导液管中抽取血样，把导液管插入股静脉，插到起着排泄胎盘血库作用的子宫静脉进入腔静脉的水平处。在正常妊娠期间，从第六周开始，孕妇的血里每立方毫米中就有数十个多核体团，每一个有四五十个白细胞那么大。在我做的血液涂片上，这些碎屑看上去足够坚实，但很显然，它们必须有一些途径，以分解成更小的碎片，或者进入母体血流之后一下子解体；不然的话，它们就会阻塞住她的肺循环，使妊娠成为不可能。我们当时做出了猜想——我想至今也是个不错的猜想——这一胚胎组织成块地脱离是一种使母体脱敏的方法，使她的循环中充满如此大量的异体抗原，让她的免疫系统“瘫痪”，不能够做出反应。

当时，我就此问题跟J.迪克逊·鲍伊德教授通过信。鲍伊德当时是剑桥大学解剖学学院的院长。他很喜欢这个想法，就邀请我过去在他实验室工作。其时，鲍伊德是人类胚胎形态学方面的主要专家之一，收集有妊娠期所有阶段胎盘组织的大量组织学样本。

我们于五月份到达剑桥，在格兰特柴斯特的“兰苑”找到了一座小房子作为暂时的居所。后来，我们在溪头租到了很大的康福德屋子的一半，位置在城边，在麦丁雷路的一条岔道上。这些年来，回想那两个夏天，我很难记起在实验室里日常发生的事件，却能记起康福德屋子的种种——屋子旁边院子里的鸡群、花园，每次驶上窄窄的甬道时那兴奋的感觉，剑桥特有的天空，还有那份宁静。

我开始在鲍伊德的实验室工作，尽力设置组织培养的设施，希望得到活的营养层制剂以从事免疫学研究。几天之后，事情很清楚了：这将成为我力所不及的一个技术问题。迪克逊·鲍伊德建议我们跟昂诺·菲尔小姐（现在是昂诺夫人）谈谈。菲尔小姐是五花八门的实验室的主任，关于细胞和组织的培养知道的比城里任何人都多，也比其他任何地方的人都多。于是，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时候，我驱车前往斯特兰韦斯，车上依然塞了半车没包装的袋子，去见昂诺·菲尔。

菲尔小姐在实验室工作台前等着我。她高高的个子，是个老派的尊严的女士。斯特兰韦斯实验室的研究计划巨细无遗，事必躬亲，同时又完全忙于自己的工作。她从来是自己的工作自己亲手完成，而且我相信往后也会继续这样做。她有个实验室助手，是个年轻些的男子，又干练，又机敏。他的作用是准备她要研究的材料，在她工作时递递拿拿。但在我第一眼看到菲尔小姐时我就清楚地知道，她是独力做研究的。她在实验室某个地方可能有张办公桌，但我从来没见她坐在桌前。

菲尔小姐发现了许多用于培养胚胎器官的复杂程序。这类工作中最大的困难是，弄不好就会通过空气或研究者自己的呼吸道带来细菌，污染培养基。而菲尔小姐发展了一套精细的、几乎万无一失的技术，使她的培养基免于偶然的感染。时到1950年代末期，通过在组织培养基中使用抗生素，防止感染本来不是难事了——用青霉素与链霉素配伍在当时已通常用于这一目的。但不是在菲尔小姐的实验室。她绝不使用抗生素。实际上她厌恶抗生素。部分原因是，它们在任何实验室中都引入新的变量，但我疑心还有个原因：她觉得，任何细心的工作人员都应能保持事事清洁。依赖抗生素，逃过这种谨慎的需要，总有那么点卑劣。

我们谈起了胎盘，谈了约二十分钟。我的印象是，菲尔小姐不像我一样为这一问题所吸引，并且一点信心也没有。她认为，短短的一个夏天搞这么个课题并不合适。可她对我极友善，提了一些有用的建议。这时到了用下午茶的时间，话题离开胎盘，谈兴转高，谈起了菲尔小姐实验室里的问题。其中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在她心里处于最高地位，这就是培养全小鼠胚胎骨骼。为此她已制订出绝妙的技术，涉及把那些小骨头放置在一些小布巾上，浸入非常复杂而有用的营养液里。其次，占据她实验室的问题还有维生素A对这些外植体的作用：加入这种维生素之后一天许，那软骨间质全都溶解、消失，只剩软骨细胞，仍然健全，坚实地簇生在一起。印象是，维生素A不知怎么抑制这些细胞，使之不能制造间质，但并不损害这些细胞本身。

这些小鼠骨的显微切片非常像我那些兔耳朵切片。说来也巧，这些样本我从纽约带来一些。它们就在泊在门外的车里，在一个没装箱的盒子里。于是，我把它们带进实验室。我们仔细地观察了并排摆在一起的这些鼠骨和兔耳。那次下午茶是我平生最愉快的一次。到了五点钟，我们一致认为，木瓜蛋白酶在兔子身上的全身作用，和维生素A在小鼠胚胎骨骼上的局部作用，其间必有某种联系。到五点一刻，我们已经计划了将要占据剩下的夏日时光的试验。

第二天早上，我给家里打电话，要人供应我一些高度提纯的木瓜蛋白酶晶体，并跟鲍伊德教授做了安排，让他私下分拨我六只小兔，供我使用。这是违法的，因为我在英国还没有取得做动物试验的执照。但情势紧急，似乎值得冒这个险。而且我相当有把握，用六只小兔仅做一次试验，就会产生我们所需的所有答案。

此后的数星期事事顺遂。菲尔小姐在她的小鼠骨骼培养基里加入一点木瓜蛋白酶，重复了维生素A的效应，而我用胃管给我的小兔施用了大剂量维生素A，它们的耳朵在二十四小时之内耷拉下来。在两例中，有关组织的显微改变正如预期的一样准确出现。

解释几乎是不言自明的，那就是，维生素A必定是在鼠骨外植体和活兔软骨组织中引起了蛋白水解酶的分泌。它像木瓜蛋白酶，具有绝对有选择的作用，除去间质而不影响细胞。这只能意味着，在正常的软骨组织中已经存在这种酶的来源，只不过没有激活。其时已知的来源中，最先入选的当是溶酶体，那是些有衬膜的小口袋，盛满各种各样的水解酶，散布在所有细胞的胞质间。这些细胞器是几年前由克里斯蒂安·德迪韦发现的（为此他得了诺贝尔奖），并被推测在各个细胞消化过程中起着某种作用。随后的几年里，斯特兰韦斯小组证实，这确实是维生素A效应的解释：那种维生素引起了溶酶体膜有选择的瓦解，造成其酶的释放。于是，一种其性质跟木瓜蛋白酶相似的蛋白酶就把软骨间质冲刷一空。就这么回事。

16　怎样管理一所大学

很久很久以前，在二战前那些宁静的年月里，在一所美国医学院的医学系（或生物学系、外科学系，或者其他什么系）作一个系主任，跟在大多数大学的英文系作系主任是很一样的。年复一年，医学院规模依旧，还是在同样一些饱受风霜的楼宇里。大学还在跟医学院分享着一份固定不变的捐助。后者尽力争取自己那额外的一份资金，这笔钱，从来不是一大笔，来自富裕的校友或他们的病人。医学院的预算年复一年总是相当稳定的一笔资金。在一所大学的这两个部分办一个主要的系，其主要的不同点在于教员队伍中主要的成员，也就是教授们。医学院门诊部的教授们既没从大学，也没从医学院拿到一份工资。这些人在城市的其他地方开有自己的诊所。他们在那儿个人行医，赚取家用。在医学院拥有教授职位是职业优越的标志。有这个标志，病人感到放心，其他医生会把病人介绍给他们，请他们诊断和治疗。这些教学医生过得很滋润。

其时，我正踏在学术阶梯的最低阶级上，正想染指科研。研究用的钱是一点一点筹措的，终于足够买一些兔子、小鼠和一些小型的仪器了。技师是稀缺人才，只有在级别最高的教授的工作台前才能见到。理所当然，我应该自己准备细菌学培养基，自己洗刷玻璃器皿和消毒，并照管实验涉及的任何动物。在桑代克工作的前两年中，所有供应的费用达到每年五百美元。这笔钱来自一个名叫惠灵顿基金的特别赠款，是数年前赠给这个实验室的。

战后，联邦政府认定，科学是有用而且重要的。于是，医学院里的科研便成为更像样的事业。结果，管理医学院里的科系跟管理大学里其他科系的差别就很显著了。英语系仍然过着跟从前大同小异的稳定生活，得到有保证的教员编制定员，不管是属于该系的还是不属于该系的，同样保障一份稳定但很菲薄的固定收入。这份款项来自大学的拨款，以支付其费用，而医学院的科系，还有大学里另一些理工科系，却开始起步腾飞了。教师队伍里的某些个人，比如微生物系的一个教师，一个研究链球菌或脑膜炎双球菌的专家，现在可以提出申请，申请政府拨款资助他的实验室，购买必需的设备和新的仪器来探讨某些新的想法，支付他薪水的部分或全部，并使他得以雇用一到两名技师。又过了几年，整个的科系得到巨大的支持，资金的数目足以招募新的教工，提供会员基金以增加Ph.D.考生的数目和博士后会员的数目，甚至有钱建设新的实验室。更后些，时到1950年代，直过了1960年代的大部分年月，联邦政府科研拨款大批大批到位，数额之大，足以改建现存的医学院建筑，而且可以建成二十所崭新的学院。

在这段迅速发展的时期里，我在纽约大学医学院做过院长；在基金缩小——尽管不到点点滴滴的地步，也是涓涓细流了——的时候，又在耶鲁大学医学院做院长。这两段工作的经验，使我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加接近了现代大学的内部运作。在医学院当教授是一条好途径，可以发现这些高度专业化的机构及其附属的医院是如何运作的，可是要看大学本身却如遥望世外云山，只觉它虚无缥缈。做一个院长就不同了：你得往里看。

如何管理学术机构，这个课题一直被一个又一个学术委员会考虑了再考虑，审议了再审议。为此写下的报告甚至比关于课程表或所有权的还要多。这种劳作从未见产生多少成效。应该如何办大学？谁是真正的负责人、掌权者？正当的答案当然是，谁也不是。我知道有一两所学院或大学真的是受着严密的管理，像管一个大企业一样管理着，由一个校长和紧紧围绕他身边的官僚们控制着每一个细节，但这些学院和大学首先不是一所真正的好学校。它们被那样管理着，是因为它们到了资财荡然的边缘。在正常时候，对于捐赠和收入相对稳定的机构来说，没有人真正说了算。

经常有人说，大学有失去其存在意义的危险。那么，大学是什么呢？我认为大学是学者的共同体，当其事务进行顺利时，当其学生获得对文化的某种理解时，当其教员为自己的特殊领域贡献新知识时，它在自我运转着，颇像一个巨大的生物。管理者的作用仅仅是注意让资金充足，足以服务其目的，没有花费过度而出现亏空。注意空气适宜，注意它的场地有条不紊——然后别挡它的道儿。

要照它的设计和意图来运作的话，一所大学应是所有机构里最散漫的。

这一点不容易做到，可出人意料的是，这方式不是实际采用的，大致说来也行得通。政治的冒险永远存在，而没有什么东西比学术政治更费解，更无目标，或者说，有时候更痛苦和充满自责。有人曾做过评论，此人是加利福尼亚政治家杰西·昂鲁，他说，大学政治的麻烦所在，大学政治与普通国家政治不同并更有潜在破坏力之处，在于“赌注太小了”。这话有些道理。在现实生活中，通过某一个委员会或特别小组的临时领导，去改革课程表，或改变行车规则，或撤换一个院长，或是别的什么，都不会取得多少成效。其领导人，即使做得成功，也不大会由于他的办公室或实验室薪水提高、面积扩大而有大获全胜之概。弄得不好，他要冒的险则更大：什么东西也没有变，或者最坏的是，得到了破坏他人安宁的坏名声。

最糟糕的一份工作，莫过于做学院的院长。从纸面上看，他担负着很多责任——安定团结，多出成果，维护他职权范围内所有系主任的声望，而有什么差错出在外围，出在实验室或某个教师，或出在某个研究生宿舍，那么，责难会飞快越过高级教席，越过系主任秘书（他是通常处理全系日常事务的人），而直指中心，加到院长头上。

院长的真正权力，顶好的情况下，是什么事都仅仅沾点边。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他试图运用这一权力，也会是危险的。在一所大的、进行科研的大学，特别是那些有医科院校的大学，办系的资金是由教员和他们的学生生发出来的。正常时候，这笔钱从院长头顶上飞流直下，汇成小河，流过系主任的办公桌，流入教员个人的预算。在这种情况下，教员确信，大学之所以运转是由于他们的努力。大学能存在下去，永远是多亏了他们。他们有权得到严格而确切的说明，通过自己的努力得来的资金，每一元钱是怎么花了。在这种情况下，院长的职责是为教授们服务。教授们得到薪水，转而要为低级教工服务，因为是他们在真的做那些带来捐赠的研究工作，还有学生们，他们帮助了这些工作。

学术委员会的主要作用，是让人们互相认识。你真的需要很了解你的同事们，因为你每星期都跟他们坐在一起两三个小时，一起谈论，比如，学生给教员打的分数。以这样的方式，人们就可能知道一个男人或女人的大概情况，其素养和可靠性，比通过一起乘独木舟闯险流知道的还要清楚些。你很快就知道谁值得信赖，谁令人担心。

各种委员会的主要作用，那一最可能长远影响大学的质量和未来命运的作用，是从教员中物色人选，把他晋升到终身职位上。只有在这个领域，院长才能够行使真正的权力。因为决定终身职位评定委员会的人员组成，在大多数地方是院长的特权。假如他认为副教授史密斯很可能是终身职位的一个人选，任命他有利于大学将来的声望，他可以任命一个评定委员会，其成员可能站在史密斯一边。或者，他至少能避免任用那些可能对史密斯或史密斯的研究领域抱有偏见的人。在有些大学里，教员知道院长在此事上拥有的权力，因而坚持，终身职位的评定委员会应是一个常设委员会，其组成不因院长的意志而改变。

管理者——校长、教务长、院长们的主要任务，除了保证有一个合宜的制度来监控财务，并对外界做出所有资金使用情况的可信的报告，然后就是听其自然。不管怎样，在一个确立了声誉，有着良好记录的大学，这是管理工作的主要部分。不去掺和，这是要学习的技巧。大学或许是所有社会发明中最伟大的一种文明奇迹，一种集体智慧发挥到极致的产物。一所好的大学与其说需要领导，倒不如让它自行其是。管理者的任务，绝不是容易的任务，就是保证让这种情况出现。有一些诱惑，从上面插手干预，插进一杠子，改变这地方运作的方式，每天早上来到办公桌前，头脑里装满令人兴奋的想法，要把整个机构搞活，这些都是魔鬼的引诱，需要管理者的坚强人格来加以抵制。

单靠经验估计就可知道，把手缩回去是最稳妥的办法。评议员的手，州立法院的手，校友的手，联邦拨款官员的手，国家职业与教育联合会的手，还有大多数管理者的手，都不能往前伸。也许可以从老远拼命地挥舞，但决不能碰到那个机制。我宁可指挥一个排的带水肺的潜水员，游进一座珊瑚礁，试图改善它的安排，以此为生，而不愿冒昧去修正一个大学的生态系统。它很需要不被干预，很需要自发地发展、演化。

医学院是大学园里的怪物，运作机制别有不同，有时弄得整个机构的原则都岌岌可危。医学院时时刻刻、方方面面都有一些手在摸着它，那些手握着钱，或者威胁要拿走钱。还有另一些手在拧转它的头，使之向一边偏斜，旨在让它直接为社区服务；也要它向钱看，拿了钱则要它保证很快提供某种实实在在的回报。这可不是大学应有的习性。并不是说大学不谋求钱财。实际上大学日夜都在谋财，但总的说来并不承诺做出某种服务或提供什么产品。

我的职业生涯大部分是在这所或那所医学院度过的。我对这些机构怀有深深的感情和敬意。但我能看到，它们某些方面在出着毛病，并且越来越重。假如我是一所主要大学的校长，我不会希望设一所医学院，假如它已经有一所，我会彻夜不眠去寻思怎样甩掉它。

一开始，大学设医学院并不要担很多责任，一点麻烦都没有，并且对于整个大学的声望还有好处呢。以今天的标准而论，医学院是桩小生意。一个年级一百名学生或不足百名。两年基础生物化学课，执教这些课程的教员们通常通过科研和教学给大学增加资源。后两年由临床教员执教，更不费钱，因为他们大多数人都靠个人行医，只为大学服务，而不用大学破费。教学医院是自治的机构，由当地社区资助，被作为跟大学没关系的独立的合作实体经营着，要么靠自愿捐助维持，要么由市（或县）财政资助。医生这一行尽管不以有利可图著称，但也总是在心智上收获颇丰的、因而是受人尊敬的铁饭碗；生源充足，但也不是多得挤破大门。医学院常常坐落在城镇的另一部分——有时在这个州的另一地区——远离大学的其他部分，在大部分时间里被大学遗忘了它的存在。

大变化是在二战结束后紧接着的几年开始的。起初是全国健康研究院（NIH）进行的校外研究的扩大。在1950年代中期，我是当时称之为全国健康研究院“高级理事会”的理事。这个理事会就是全国卫生顾问理事会，它直接向美国公共卫生局局长汇报工作，并负责制定政策。那可是我们这些人一生中的黄金时期。似乎没有办不到的事情。国会很振奋，因为在医学研究的前景中有这么多的可能性。里斯特·希尔议员和约翰·弗伽第议员都是有实权的人物，其时已经开始经营起医学科学方面立法的事业。全国的医科院校万众一心，要动手扩大它们的科研设施，而且到处都是钱。理事会执行书记弗里德里希·斯通医生是一个干练而雄心勃勃的官僚，全国健康研究院院长詹姆斯·商南医生，他确切地知道要研究院往何处去，并且知道怎样把它引向目的地。那涉及加强这个国家的医学科研能力，途径是把科研植根于美国各医科院校的日常的、中心的和至关重要的功能之中。

反观之下，可以看出，扩张NIH和招募医学教员来履行NIH在全国的使命，乃是历史上任何政府所做的最明智、最富想象力的举措。NIH本身，主要由于商南的纯意志力和预先计划的能力，成了地球上最伟大的科研机构。只有一件事出了毛病，那个错误是当时身在其中的人们没有一个人曾预见到的：谁也没能想到，科研会这么费钱。一方面，NIH唯贤是举，挑选了最强有力的大学及其医学院进行这一努力，与此同时，以下意见成了人人接受的观念，这就是，全国每一家医学院的每一个教员都必须是一个忙碌的科学家，都要有一笔NIH拨款，还要有一个实验室任他使用。作为一个不可避免的结果，在医学院中招募和提拔教员的择优原则，必须部分或全部地由其科研成果和发表的文章来决定。

由于这一刺激，现代的医疗中心，现在有些大学称为健康科学中心或类似称号的机构开始出现。今天，这些机构在许多大学中占着显要的地位。它们的一个特色是坐落于校园的边缘或接近边缘。一个巨大的结构，围绕其核心而建，这个核心是一所医院，充满着各科门诊、化验室，还有特别的建筑用于各种目的，包括康复、精神健康、发育迟缓者、老年病、心脏病、癌症、心力衰竭，还有应有尽有的其他门类。在那些年月里，这些门类的规划随时随地引起了这个或那个国会委员会的兴趣。作为中心的医院通常命名为“某大学医院”；有时候，大学直接拥有这个医院，或以其他形式与其有着合同安排，给大学以一种关键的权利——委任自己的教员作为医院职业班子的成员，而其薪水则通常是由医院提供的。

这些医疗中心，大多数对于邻近的社区有着巨大的价值。公平地讲，其中的许多可被视为全国甚至国际范围内最为娴熟、最为专业化的保健机构，其优秀卓著是无可置疑的——实际上，它们起到了提高全国医护职业水准的作用。

只有一个问题，现在，这个问题引起了医学院和大学两方面管理者的苦恼。这就是，它们与大学的宗旨是否相符合。在这些医疗中心初建的年月里，这一问题并不经常出现。在那些有足够的财源保持其格调的年月里也不常出现。可时到如今，在1980年代，所有政府项目都要求简缩，到处都叫唤反对医疗费用，特别是医院费用的增高。于是，这些医院和它们的母校之间，医院、医学院跟它们的财源保障——大学之间的关系就变得越来越紧张，越来越别扭。

同时，在过去的十年或二十年期间，医学院本身已经经历了大扩张，不仅全国医学院的数目增加了50%，许多医学院学生的数目也翻了一番或更多。这都是在那样的时期发生的，那时，联邦政府也好，许多州立法机构也好，都相信，我们缺乏医生。医学院的拨款是以人头计算的。那是某种奖金，入校的年级新增加多少人，就得到多少份。现在，联邦预算已经开始削减，包括大幅度削减低息学生贷款。许多医学生仅仅免于破产。作为身处这个制度中的学生和那些现在打算进入其中的学生们，医学教育的费用变得如此之高，只有那些有富裕家庭支持的学生才负担得起。私立大学的医学院，单是每年的学费一桩，对大多数人来说就接近一万美元，有些超过了两万美元。州立的医学院便宜得多，但它们的费用也急剧地上升了。

大学现在也受到了威胁。它们一步一步地——也许谁也没有意识到每一步的分量——最终控制了这个国家保健制度的一大部分，并且担负起它的最终责任。某些医学院的年预算相当于或超过了大学所有其余部分的运转预算。许多医科院校终身教职太多，研究生教育和博士后教育负担太重，比例失调。现在，流向华盛顿以支持医学院的资金看来是削减定了的。那些大学和评议员们不得不决定从哪儿动手做这些不可避免的削减。大多数大学年年朝不保夕，非常倚重校友和慈善朋友们的捐赠。各种事业能俭就俭。他们预见不到有什么资源能弥补任何部分的赤字。而医学院的赤字确实很快就会成为很大的数字了。

不管怎样，这些医疗中心将不得不更好地选择其组成部分。医学院的教员肩负教学、科研和照料病人的责任，并基本上依靠医院作为收入来源。作为大学的组成部分，医学院不应该经营庞大的医院，就像法学院不应该办当地的法院系统，贸易学院不应该操纵本市镇的主要公司和银行一样。教学医院不能跟它们所归属的医学院完全分离，但它们应被社会以其本来面目加以承认和支持——它们原是复杂的、费用高昂的机构，不只对本地社区是不可缺少的，对于全国，其中某些实际上对于全世界也是不可缺少的。

17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支原体

在研究人类疾病，试图对其中的问题进行推理思考的时候，最大的困难就是，据以思考的坚实事实如此之少。这跟物理学甚至生物学那样一门科学不一样，在那些领域里，已积累起大量的资料，剩下的问题是从中遴选，做出联系，据以形成理论。在20世纪大部分时间里——20世纪乃是医学史上技术进步最多的——我们从已知动物疾病状态的比拟中找出了一些线索，有时候，那些疾病跟要研究的人类疾患只有很微茫的相像。

对于类风湿性关节炎，在动物身上自发产生的唯一可资比较的疾病是由支原体引起的感染。在好几种家畜里，最有说服力的是猪。由支原体引起的关节损伤，其显微细节与人类类风湿性关节炎是难以区分的。

只因为这一孤立的线索，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中已做了许多尝试，试图从关节液和类风湿性关节炎组织中培养支原体，结果基本是阴性的。也有几例培养结果阳性的报道，但我的几个实验室没能证实其中的任何一例。问题仍未得到解决，尽管关于失败尝试的文献再多也绝不排除成功的可能性。支原体是些奇怪的、挑食的动物，已知的几种所要求的培养基包括古怪的、匪夷所思的养料。就是在过去的数年中，在仔细研究了半个世纪或更长时间的植物和昆虫中发现了几个支原体新种。现在已知，迈阿密数千株棕榈树的黄死病就是由这种微生物引起的。因此，假如某种不明的支原体跟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挂上了钩，那是不会多么令人吃惊的。

还有另外一丝线索：有一项观察，发现所有种类的支原体在金盐的作用下都特别脆弱，不堪一击，其中金的作用机制迄无解释，但它的效力却是确凿的事实。跟这一事实形影相伴的另一件也同样确凿的观察是五十年前做出的：有时候，类风湿性关节炎由注射金盐而治愈；迄今为止，金是此病唯一公认的克星，尽管由于该金属频繁而剧烈的中毒反应，它的应用受到了限制。

不过，与某些动物疾病的形态发生学上的相似，这本身并不足以使人拿定主意，而最熟练、最负责的一些关节炎研究者仍然怀疑其中的意义，这是令人赞赏不已的。与此同时，也积累起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在这一疾病中，免疫系统中某些东西犯了大错误。现在，类风湿性关节炎在一些标准的教科书里被列为一种自动免疫障碍：已经确定的理论是，有抗体形成，对付人自己的组织，而关节损害则是这种异常事件的结局。但这种理论也未得到证明。这一领域仍为玄思推想敞开着大门。于是，顺带说一句，就有了那么多平装畅销书，讲怎样治愈你的关节炎，方法包括特别的食谱、矿泉水洗浴、体育锻炼、静功，还有各种各样配伍使用的维生素。那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

在这种情况下，任何人都可以完全沉迷于自己的真正信仰里面。这里我供认我的信仰。我听信把这病跟动物中的支原体感染相联系，尽管这联系并不牢固；也听信关于金子的故事。过去二十年中，我虚掷了不知多少个钟点，在我自己的实验室里，调制一桶又一桶的培养基，试图从患关节炎的关节液中培养支原体，但结果总是阴性。我沉迷于其中的可能性，因而欲罢不能。换个场合，我想我的行为会被归入妄想狂的。我实验室的笔记中，充满断断续续但没完没了的关于这一个课题的长篇大论的废话；在多少有些可敬，涉及内毒素、链球菌、木瓜蛋白酶什么什么的其他试验中，支原体和关节炎这档子事不断地冒出来，像查理王的脑袋*一样。我不能丢下它不管。

最近几年，我的立场已有些改变了。好吧，也许这么狂热地相信支原体是错了。但对L型细菌又该作何论？在其基因的起源方面，这是些大不相同的微生物，但在形态学上却跟支原体难分彼此。它们可以在实验室里被造出来，方法很简单，只要把活的细菌的细胞壁剥去，然后，把这些剥光了的、脆弱的动物培养在特殊的、防止它们炸开的培养基里，一旦它们适应了在培养基里生长，就会生长出一些与经典的支原体难分彼此的种群。

我十年以前就开始在耶鲁我的实验室里研究无细胞壁的细菌——其时我是病理学教授兼院长——并一直把它们带到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我还从来没有研究过这么一个问题，这样迷人，这样充满不可言传的万花筒般的可能性。L型正中下怀，真是些兴味盎然的存在物，把研究者引向园林中一条又一条的幽径，下面即是一例。

从正常的链球菌制造L型的一个好办法，是把这种细菌养在含有一定浓度的青霉素琼脂培养液里。青霉素的作用是防止细菌合成细胞壁的成分。当青霉素的浓度恰恰适当时，你可以制造出没有细胞壁的有机体，它们不被杀死，但能突然改变群落构成的方式和生长需求，将其变成典型的支原体。它们被称作L型，因为它们是在伦敦里斯特研究所首次得到描述的。在青霉素里培养这些有机物一段时间之后，就可以让它们离开这种抗生素。此后，它们就会一辈子以无细胞壁的形态生活下去。

一个冬日，我的实验室里出现了一条幽径。其时我有机会由于其他原因给豚鼠施用青霉素。令我吃惊的是，它们三天后死了。这时，我知道了一些同行们早就知道的关于传染病的事情：青霉素对豚鼠是致命的。的确，如果弗洛里和弗莱明最初用豚鼠做青霉素试验的话，我们或许永远不会进入抗生素时代了。关于青霉素对这一单个物种的致命作用，还从未有过满意的解释。

于是我想到，在这一现象与青霉素把正常细菌转变成L型的能力之间或许有联系。据知，豚鼠养育自己的链球菌物种和肺炎双球菌。这些细菌作为潜在的传染病存在于它们的淋巴结里，但有时蔓延成灾，造成不可抗拒的致命的传染病。也许，青霉素会在这些动物身上产生抗生素的某种微妙变化，结果使L型的群落具有了某种新的毒性。不管怎么说，这似乎是一个很好的主意，可以顺藤摸瓜研究下去。于是，我订购来十几只豚鼠，开始为试验制订计划。由于物资购销部门的耽搁，到我开始做试验时，已是三月中旬了。

我们给三十只豚鼠注射了致命剂量的青霉素，做了周密的准备，一旦这些动物死亡就立即培养它们的血样和各种组织。第三天，一切准备就绪。可那些豚鼠一只也没死。就连病象也察觉不出来。再注射青霉素，剂量越来越大，可那些动物仍活得健康旺盛。

我们认定，我们弄来的豚鼠种系不对。于是又订购了另外一批。这回是从康涅狄克州和纽约州其他养殖者那儿订的。然后一切从头再来。此时已到了四月末。我们开始了试验，规模更大，也更加井井有条。因此，后来证明，结果更加令人注目地报废。没有豚鼠死亡，甚至没有一只不舒服。

我们回头查阅文献，找到了关于这一现象的种种变化的几句零星的评述。荷兰有一间实验室报告说，它有一个群落的豚鼠能抗青霉素，因而他们的研究工作进了死胡同。但大多数论文说，由青霉素引起的死亡在90%～100%，甚至剂量极少也是如此。

于是，我们把这事就此撂下，转而忙活其他的事务，直忙了一个夏季和早秋。然后，忘了是由于什么原因，我们决定再次试验。又弄来几十只豚鼠做青霉素试验。这时已到了十一月初。这一回，所有小动物三天之内全死了。我们继续用更多的豚鼠做试验，处理了一批又一批，全都抗不住青霉素。随后的五个月里，实验室充满了用来分离L型的培养基。尽管我们取得的结果尚为阴性，但我们对预言的结果仍充满乐观和热情。再后来，到了三月末，一切又放倒在地停止不前了。青霉素又一次不能致命了。从此以后，我们把这一试验作为实验室的例行试验，每隔两星期给六只豚鼠注射青霉素。整个夏天和早秋，没有出现死亡。随后，到十一月，死亡开始，通过三月，然后再次停止死亡。

我们这试验一直做了三年，从未获得足够长的青霉素致死时间来完成我们所计划的试验，并且一直未能解释那个有规律的季节性现象。甚至一直未能写成一篇足够明晰的论文描述这些事件，以供发表。那些观察结果现在仍待在我的笔记本里，胶结在那儿，得不到解释，等待下一个冬天来临。

所有这些年月里，我们的豚鼠试验时做时辍。与此同时，我的同事多罗西·麦克格雷格和我一直继续试图从风湿性关节炎病人的关节液样本和滑膜组织活检样本中分离L型。这些样本是由纽约和纽黑文各家医院的外科同事们深思熟虑地提供的。我们至今还在研究着。自十年前我们第一次想到这是一个好的想法时一直在做着。我们一次也没有培养出任何与L型群落相像的东西，但我们在培养了约二十四小时后的盛有关节液的离心处理小球里看到过一些很像L型的东西。我们还从那些关节液和活检组织中培育出了一些称作棒状杆菌的细菌，这些细菌外观一样，行为也一样，它们是不能从患有其他种关节炎的病人的关节液或滑膜组织中收集到的。事情可能证明，这种想法可能毕竟还是对的。可能真的有些L型，其行为像支原体，可能它们是棒状杆菌的L型，也可能，它们与类风湿性关节炎的病理有某种联系。我希望是这样的，因为研究这一课题花的时间实在太久了。

1971年，我应加利福尼亚大学戴维斯分校的邀请，作为学监教授进行了为期两周的访问。那是一次曼妙的、被捧场捧得飘飘然的访问。只安排了一些任情适性、不作强求的闲差，如几次演讲，几次非正式的讨论会，外加一次多多学习的机会：我可以在我碰巧感兴趣的研究课题中亲身学到好多。我马上接受了这一邀请。当然，不管怎样我总归会接受的，但这次的巨大吸引力是发出邀请的执教同仁，还有我将被分赴的那个单位。那是该大学的兽医学校。

加利福尼亚大学的各个校园都发展起这样那样强有力的特殊领域。数十年来，戴维斯就成了全国兽医学校中的佼佼者之一了。与之匹敌的，只有康奈尔、衣阿华和宾夕法尼亚。我最初迷上这一领域是由于理查德·肖普的影响。肖普和我在冲绳军营的几个月里就成了挚友。在那些黑暗的夜晚，他常常会滔滔不绝地对我讲兽医学取得的成就，讲他怎样对兽医怀有深深的敬意。当然，他最初受的训练是作为一个内科医生，但他从事的大多数试验涉及动物疾病（兔乳头状瘤和猪流感占了他一生大部分时间），在兽医中他有许多知交和合作者。他有一长串动人的荣誉学位，而他最看重的一个就是加利福尼亚大学授予的名誉兽医学博士。

我分到了一间办公室，从这间办公室可以出入戴维斯兽医科学中心的一个小实验室，并可以随意漫游。那儿的本科生是相当令人惊叹的。作为一个教学医生，我从前一直认为医学生是顶顶优秀的学生，没承想在戴维斯学兽医的学生竟也是同样出色的青年男女。我说这话有点伤感，可他们的心智方面的素质和才气，他们的好奇心和怀疑能力，最重要的是他们作为学生的纯趣，使得他们比我读医学院时更加有趣。看学生和教师们巡诊成了另一桩惊人的事。动物顾客不像我先前揣想的那样，是被作为有趣的对象或有待解决的技术问题来对待的。我们巡回在病牛、病马的厩棚和猪栏间，巡视住有几十只宠物狗和猫的小屋，一笼一笼的病鸟，甚至还有两个上了锁的猴子和黑猩猩病房。学生和教授们认识所有这些动物并能一一认出它们谁是谁。不仅如此，而且它们受到诊治时还得到高度的同情和关怀，我想，如果我在纽约城任何一家医院卧病在床，所能期待的也不过如此。

后来，在跟学生们开讨论会时，我又发现，考取戴维斯兽医学校的竞争跟考医科院校同样激烈，甚至容有过之，但竞争的原因却并不一样。每个学生心里想的是不同的职业。有些人希望专攻大牲畜，有些人想培育良马，有人想面向城市宠物，还有为数不多的人向往在联邦农业部有从事研究的机会，或在兽医学院谋一教席——但好像没有一个人心里想着高收入或社会地位。他们来此学习，乐此不疲，只因为他们喜欢动物。

我受到邀请的原因之一，是因为我曾研究过支原体。由于科研和经济两方面的原因，这个课题在兽医界特别受到重视，因为这些细菌造成可怕的致命的瘟疫：牛胸膜肺炎；猪、山羊和绵羊的关节炎；鸡、火鸡和其他禽类的肺炎和脑炎；还有一长串其他疾病。这真是一桩怪异的事：这种有机物有这么广泛的动物寄主，甚至延及那些迈阿密棕榈树，然而相对来说却似乎对人类这么冷淡。有一种重要的肺病，一度曾被称为病毒性肺炎，或第一期非典型性肺炎，我曾在洛克菲勒研究所研究过的，最后证明是由一种现称为M.pneumeniae（肺炎支原体）引起的。还有好几种支原体现在已知与外阴感染有关联（或许自动流产的成因也涉及它）。但除了这一些疾病，据知人类并不受支原体的感染。不过，由于某些动物疾病在关节和血管病变细节上的确像某些人类疾患，如风湿性关节炎、狼疮、动脉炎和脑炎，还因为我碰巧是在这方面感兴趣的人员之一，请我来戴维斯还有点道理。

亨利·阿德勒教授和他在戴维斯的鸟类疾病小组几年来一直在研究一种家禽呼吸道疾病，这种疾病是由一种称为M.gallisepticum的支原体引起的。这种生物的一个变种，称作s-6种系，具有在火鸡身上引起一种不常见的神经疾患的能力。把含有s-6支原体的悬浊液注射给火鸡幼雏，第六天或第七天上，这只幼雏开始变得怠惰，然后，十二小时之内死亡。死因是选择性破坏和分子粘连——只在脑动脉发生。除脑之外，身体内唯有的受患血管就是关节周围的结缔组织中的那些。我特别感兴趣的是动脉病变，因为它非常像一种人类疾患中的病变，这种疾患被称作多发性动脉炎结。好几年前，我在耶鲁的病理学系开始研究这种支原体。除了其他事项，我还知道，s-6支原体具有特殊的、独一无二的性质，就是特别亲近火鸡的脑动脉。在感染一两天后，在这些血管里就出现了支原体抗原，大块大块地住在衬里细胞的底下，并常常长进动脉壁的所有层次。这种有机物带有某种神经毒素（其化学成分尚待辨认），它在静脉注射不到一小时内产生广泛的脑损征象。为了得到活力，该毒素得通过脑血管到达大脑；而当同样或更大剂量的支原体直接注射进脑组织，却并不出现中毒的征象。毒素的种别性很值得称道：它只感染火鸡，并不感染鸡、鸽或鸭，也不感染大鼠、小鼠或仓鼠，并且只让火鸡幼雏致病。

在做这一研究之前，有好几年我一直研究着另一种支原体，感染小鼠和家鼠的，称为M.neurolytic-um。这种病原体是一种特别脆弱的有机物，很难在任何培养基中培养。它制造出另一种神经毒素，影响小鼠和家鼠，而不感染其他实验动物或鸟类。毒素本身就极其微妙，不易摆弄；它可以冷冻储藏，但只要放在室温下两个钟头不管它，它就会全然失去活力。毒素引起的脑损并不涉及动脉，而是在脑皮层的神经元中间和之间产生广泛散布的胞状空腔，很像人类某些脑病中可见的所谓海绵状脑损。

还有金盐治疗类风湿性关节炎那桩公案。1930年代末叶，阿尔伯特·沙宾在从事一个毫不相干的问题、涉及鼠组织悬浊液在动物与动物之间顺递时，在感染的小鼠中遇到了一种现称作M.arthritides的支原体，能在小鼠和家鼠中造成广泛的慢性关节炎。那时候，人们知道，金盐对人的类风湿性关节炎是有疗效的。于是，抱着不妨一试的心理，沙宾用金治了他的小鼠。效果是戏剧性的：关节肿胀消退了，支原体消失了。多亏了沙宾，从此以后，证明了金子对所有形式的支原体引起的动物感染都有效。这一发现是颇饶兴趣的，尽管并不特别有用，因为治疗支原体病用抗生素更便宜、更安全。然而却非常有助于胡思乱想。这又是一点点间接的证据，表明有种可能性：类风湿性关节炎也许是由支原体引起的。顺带说明一下，在这一系列偶然一遇的观察中，有一点值得注意：第一次观察到这种对关节炎的效果的是福雷斯蒂埃，一位法国临床医师。他在1920年代寻求一种治疗结核病的方法，决定尝试各种金属盐类，其中包括金盐。被治疗的结核病病人没有一个人有起色，但他们当中还有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的，这些人的关节病被金治好了。

小鼠和家鼠的M.arthritides感染仍是一个饶有兴趣的疾病范型，但还不如另一种疾病那样近似于人的关节炎。这种疾病原发地生在猪身上，很容易由一头猪传给另一头猪（但并不传给其他物种）。那种致病的支原体物种只能在猪身上找到。

这些观察是我的实验室对支原体感兴趣的直接的和实际的原因。但使我对支原体着迷这么多年的，还有一个原因，与此大不相同。简言之，就是支原体是些美丽的、不可思议的动物。我在1960年代初第一次用显微镜看到它们，当时有人送了我一份M.pneumoniae培养基。我想用它来比较它的抗原与链球菌的抗原。那些链球菌是我从初期非典病人那儿分离出来的。这种菌最初是从一个叫麦克金尼的病人的肺组织中采集到的，故此称作麦克金尼球菌，后来正式定名为麦克金尼氏链球菌（Streptococcus MG）。正如后来显示的那样，在支原体和链球菌之间有着共同的抗原，但吸引并占据我的注意的还不是这个。我知道了支原体群落在澄清的琼脂中生长数日后是什么样子。

开始培养支原体的技术是再简单不过的事。你需要一些生长着一些群落的琼脂培养基——群落本身很小，你得用一个手镜才能确认它们的存在。然后，切去一块琼脂，正直地放置在一片载玻片上，顶上放一小薄片盖玻片，盖玻片事先浸入一种明丽的蓝色染色剂，然后干燥，群落在不到一分钟内就染上了这种颜色，于是就可以在高倍普通光镜下观察了。

群落的直径约二十微米，有一个白细胞两倍大。它们有着完美的圆形的中心，这个中心染上了很深的蓝色，在中心的周围，是一种晕状的淡蓝色，再靠外褪成了灰蓝色的边缘模糊的圆形边界。

就这么多。我说不上它们为什么这么悦目。但是它们就是这样。中心的、深色的核心部分是一块坚实的支原体，不知怎的深深地长入琼脂里；晕状部分是由薄薄的一层微生物形成的，长在表面。中心的一些支原体何以生长得那么有力，深入琼脂，是不得而知的。但这是这一类有机物独具特色的、用以区别于其他生物的结构特点。也许正是这种几何构型，还有在这种安静的、静止的结构中那种力度感使它这么可观。还有它的色彩。在浸过油的镜片下，放大到一千二百倍，每一个有机物都可看到，是一个亮蓝的斑点，仅此而已。但当你注视那成百万的亮蓝斑点组成的巨大云团时，那就是看到了一个生命。

在电镜下，用金刚石切成薄片，放大五万倍，支原体就由毫无特色的一点蓝斑变成了屋子那么大，也像屋子那样忙碌的东西。它没有细胞壁，没有包裹普通细菌的那种厚实的边界，只有一个娇弱的双层的膜。里边是核糖体，生命所需的蛋白质就在这里制造；在那些核糖体之间可以看到的纤细的网状物中，散布着一串串携带指令的DNA。有些支原体很小，圆圆的，在一端带一些小小的疙瘩；另一些则是长长的蜿蜒的细丝；还有的肿胀得很大，像人的白细胞一样大。有些里面有着自己的病毒，类似普通细菌的噬菌体微粒。没人知道那些病毒在那儿干啥；它们显然是某种寓客，或许在执行传递信息的服务，把遗传信息从一组支原体传给另一组。可以想象，支原体的毒素可能是由DNA编码好的，而这DNA则是由噬菌体带进来的。白喉杆菌和链球菌似乎就是这种情况。但这一点还有争议。

在微生物里面，支原体可算是独一无二的了。从分类学上讲，它们既不能划归细菌，又不能算作病毒。有些研究者认为，它们是一些古老细菌的后裔，这些细菌很久以前就失去了自己的细胞壁。这一想法颇有吸引力，因为我们已知，你可以剥去细菌的细胞壁而不杀死那生物。做到了这一步，无细胞壁的细菌就成小群落生长，跟支原体难分彼此。然而，在支原体DNA和迄今研究过的所有其他细菌的DNA之间有着足够的不同，使得这一联系容有争议，于是争议继续了下来。

尽管其体甚小，样子也很娇弱，支原体却是很皮实，又极能适应的。做组织培养的实验室都遭它的瘟疫：突然间，某人精心培育出的、视若拱璧的纯种哺乳动物细胞会开始分解，就因为支原体的污染。它们是从实验室的空气中带来的，或从研究人员的呼吸中带进来的。一旦进来，就几乎不可能从培养基中被消灭干净。它们在组织培养的细胞的表面、被覆物里面，甚至深入到内部安身立命，从此能够保护自己免受抗生素之害，而这些抗生素平常是会把它们杀光的。人们已发现，支原体生活在昆虫的组织里，而有些植物显然就是以这样的方式受到感染的。它们可以适应不同寻常的环境；有一个种被发现很自在地生活在冒着烟的煤矿小山上，另一个种在80℃的温泉里活得繁荣兴旺。

像这样的生命形式，你不得不心存敬意。

甚至常常有人提议——当然纯属猜想——把它们提名为古代有核细胞的先驱的候选者。它们有高度的可塑性，因为在单位膜之外并无边界，有本事扩大到正常有核细胞的尺寸。不仅如此，它们还有着合并入其膜中的胆固醇。这使它们更像有核细胞，而不像细菌。可以想象，它们一时曾经作为别的原核细胞生物的寄主，一百多万年前，某种原始微生物穿过了那层薄薄的边界，在里面寄居下来。这些寄寓者可能进化成今天植物和动物的细胞核、线粒体，或叶绿体。怎么进化的，我猜不出。这只是个猜想。任何人的猜想。很可能（但不见得）永远不会由实验来证明。可在我看来，这是我对这些亲爱迷人的小生命动感情的又一原因。

18　MsKCC：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

我在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工作整十年了。它坐落在约克街和第一大街之间，占了差不多整整两个街区，在六十八号街和约克街交汇处与洛克菲勒大学和街对过的纽约医院康奈尔医疗中心相连。纪念医院是世界上最大和最全的癌症诊治设施，也是我从局内观察到的最为出类拔萃的医院。它是最专业的医院，又是最综合的医院，不但对付这一特殊的疾病，也对付侵袭癌症病人的无数其他疾患。这些病人中有新生儿，也有九十多岁的垂暮老人。

记不清有多少次，在餐桌上与生人相遇，当他们知道我在哪儿工作时，就满怀同情地问：“有那么多人死去，你怎么还能忍受那种地方？”

几年前，休伯特·汉弗雷成了医院的病人。他是来治疗膀胱癌复发的，后来这病要了他的命。他很清楚自己处境严重。入院的那天晚上，他既忧虑，又清醒、沉静而多思。我去看望他时，他只身一人待在病房里。我们谈了一会儿。他完全清楚自己身遭劫数，幸免的机会是很微茫，几乎是无望的了。但他注意的焦点却正是这个“几乎”。此后的几天中，他像换了个人似的，我觉得他这是刻意追求的。他成了一个热情奔放、谈起话来滔滔不绝的汉弗雷。倒不是为了他自己，却由于他看到的周围的一切。他住的那层病房楼里大约有四十个病人，得的全是这样那样的癌症。有的刚来，在接受诊断，准备治疗；有的已经定好第二天上午做手术或化疗；有的准备出院，满怀希望地回家去，一劳永逸地治愈了；还有的已近终点，濒于死亡。

汉弗雷把整整一层楼都承包下来了。他一边去接受X射线检查，跑各个诊断部门，一边抽空在病房间巡视。他穿着睡袍拖鞋，在病房间走动，在每张病床前驻足，做简短而令人兴奋的谈话，最后来到护士值班室，把所有的护士和实习医生逗得乐不可支。在他进出医院的那好几个星期里，汉弗雷的巡回已经远近闻名了。一天晚上，我见他带来了杰拉尔德·福特，高兴地把他作为一个崭新的朋友介绍给每一个病人。他们两人在一起，汉弗雷还穿睡袍，福特穿一套蓝色西装，一起点头、微笑，度过愉快的时光。福特为了听到病人微弱的话音，就俯下身来，贴近病人。他们做得顶在行，够档次。

这种谈话是非同寻常的，因为汉弗雷和他的客人们大名鼎鼎，又长于谈话。这些客人中，应特别提到的有缪雷尔·汉弗雷。她自然是世界上最可人的女性之一。可是，这种事在纪念医院又是天天进行的。能起床的病人总在楼层的病房间巡行，找到新朋友，在别人的病床边停下来，闲话家常。在走廊上，人们会听到有人在说：“啊，我得了这病，没事，真的没事。你等着瞧，你会觉得好起来的。”

每天有外行人直接参与创建和维持像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这样的机构，这是美国特有的现象。建立这样一个机构的最初决定与政府完全无关。直到二战之后，政府才有所资助。起初是洛克菲勒家族负责此事的。19世纪后半叶，约翰·D.洛克菲勒，即小洛克菲勒，感到需要组建一家专门从事癌症治疗的医院，带有一个研究机构，专门对付这种疾病。他把这块土地集中起来，于1930年代，现存的建筑破土动工。他的儿子劳伦斯为整个医院投入了很多的时间和精力，作董事长二十五年，从他家族的其他成员和广泛的朋友圈子中征集赞助，使捐赠的数额持续增长。

还有那些志愿者，那数百名年龄不一的男男女女，有的是已愈的病人或病人的亲属，有的人不动声色地走来，自告奋勇伸出帮助之手。到夏季，数十名十几岁的年轻人忙碌地进出医院的各个部门，干很繁重的活儿。许多人天天来，完成本职工作后尽量抽时间来，能干整天就干整天，能干半天就干半天。他们把一整车书刊从一个房间推到另一个房间，送花儿，跑腿儿，在门诊部最忙碌的桌前帮忙。有人感到孤独，感到无依无助时，他们就会随时跑来，跟病人和他们的家人谈话，那几乎是任何时候都需要的。十五楼有个宽敞方便的亭子，还有个藏书颇丰的图书馆。管书的人是一个熟练的图书管理员，还有一个志愿的助手。有架钢琴，病人随时可以弹，而且，每星期总有几次像模像样的演奏，有专业琴师来弹琴，还有其他乐师和歌手伴奏伴唱。他们来此，为的就是让癌症病人们开心一刻。

所有这些能够运作，其原因就是，在纪念医院，没有小问题，没有无关痛痒的小利害。有些病人带着癌症诊断来此，一查查出不是这病，因而兴高采烈地回家。还有的病人从前做过手术，或接受过化疗，现在怀疑复发，再次被接诊入院。发现没有复发，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但是，所有进入纪念医院的病人，他们来时，都做了死心塌地的心理准备，就是认为自己的确患了癌症，没有选择，只有面对它，全力做最后一搏。他们、他们的家人和朋友们受的惊吓不是一般病症造成的惊吓。到了自己的病房里，他们怕，怕痛，怕死。他们需要安慰，找到多少要多少。

有些时候，这安慰来得很迅速，有着坚实的科学依据。妇女患了早期乳腺癌，没有扩散到淋巴结时，手术后有95%的希望能终生免于复发；对那些有淋巴结扩散的病例，前景就说不准了。但经过手术加化疗，存活率还是有70%左右。肺癌在几年前还被认为是不治之症，现在似乎有40%的病人有救了，只要在此病的最早阶段发现。这主要应归功于外科手术大师爱德华·比第和他的同事们的工作。童年时期的恶病，包括白血病，从前被认为是致命最快速的癌症，而今，通过各种药物配伍使用，它们成了最容易治愈的病症（“治愈”这个词姑且暂时借用。但这些孩子许多已长成大人，很健康，一点病象也没有）。睾丸癌是年轻男子的恶症，不久前还迅速致人死命无有宽贷；现在，有了新型的化疗，看上去大多数病人是可以治愈的。

统计显示，近年来，纪念医院约有半数的病人出院后健康无病，身心复元。

因此，进入这个医院就像某种赌博，庄家和病人各有一半的胜机。对于晚期肺癌病人，或那些有了广泛转移的乳腺癌，或结肠癌，或前列腺癌病人来说，这消息不能带来一点安慰。这些人知道，不存在真正的希望，而他们需要希望胜过需要任何东西。能给他们的，是很小很小的一点希望：很少几种癌症，包括扩散最广泛、生长最迅速的癌症，是不能通过化疗减缓的。可以把活跃而有用的生命延长几个月，甚至几年。对于上了年纪的人，延长这短短的一段生命就像得到一份馈赠，足以让他们收束各种各样的当务之急，把这些事情理出头绪，像我们所有人迟早要做的一样准备死亡，但尚有时间专注地做这种准备。对于年轻一些的病人来说，增加数月甚至数年的生命，较比之下不太像一份厚礼，但他们可以希望些别的东西：在这同一时期，新事物可能出现，有可能把他们的癌细胞转变成良性。顺便说一句，这前景完全是合乎理性的，一定要装在心里。目前生物学研究，特别是关于癌症的基础科学研究，进展非常迅速，新的洞见不断出现，使关于正常细胞和赘生细胞的生物学中许多问题豁然开朗。因此，现在可以合情合理地希望，全新的疗法的出现为期不会很远了。

希望本身就是良药。我信这个，尽管我不能证明它。我亲自观察癌症病人的经验不是很久，但我有一些极其机敏的同事，一生从事肿瘤学研究。他们坚信，那种能够保持某种精神的病人应付得好些，活得长些，有更多的病例恢复了健康；而那些从一开始就沮丧、气馁、放弃希望的病人则相反。有几项研究发表在医学文献里，支持这一印象，尽管还没有足够的数据使之成为坚实的定论。有一篇文章是一个澳大利亚肿瘤专家写的。文章把一些病人的死因比作一些原始社会里的“骨指”综合征：巫师拿根骨头指向一个人，这个人就会在数星期内死去。这些病人也是这样，相信自己在劫难逃，结果不久之后真的死了。伟大的哈佛生理学家沃尔特·坎农研究过施魔法现象。他结论道，某些个人的确陷入了万念俱灰的心态里。他们死去，只是因为他们被告知死亡这件事就会发生。坎农也好，其他人也好，都没能解释这种事何以发生，但这事的确发生了。于是就提出了一种可能性：与此相反，把安慰给予那些真正患病垂死的病人，就可能增强对这一过程的抵抗。可能就是由于这一原因，那么多江湖骗子在治疗癌症方面会取得暂时的成功。他们那些生物学上毫无用处的药丸或注射剂似乎一时创造了奇迹，只是因为病人有了信心。

人们普遍认为，癌症是一种痛苦的疾病。有时是这样的，特别是在那些病程殃及骨骼和神经的病例中。但大多数患了致命癌症的病人并无痛苦。实际上，对于大多数人来说，死于癌症比死于其他原因痛苦更少，更平静。即使痛苦真的发生，也几乎总能被完全控制。我在纪念医院里负责疼痛科的一个同事告诉我，疼痛总是能控制的，途径是吗啡或更新型的吗啡制剂。只要医生和护士们善于给药，而不拒绝使用必要的任何剂量就行。在护理晚期癌症病人时最不应为吗啡成瘾发愁。可有些医生和护士还是顾虑重重，而他们的病人就会遭受不必要的痛苦。

我们对付肿瘤病的技术能力取得了一些进展，但迄今为止，这些进展都是一点一点、零零碎碎地取得的。每一件技术都只针对某一特殊形式的癌症。有些药物对儿童白血病非常管用，但对有了转移的成年病人就帮忙不大。乳腺癌可以由激素疗法治疗，但这一疗法对其他肿瘤不起作用。某些癌症单用照射即可根除，而其他的癌症则无动于衷。由于有这些不同的反应，人们就认为，从某种意义上说，癌症其实不是一种疾病，而可能是上百种不同的疾病，每一种都要求有自己单独的研究计划，而且最终，是要求有自己特殊的治疗方法。有时，这种相当惨淡的观点乃是一种以退为进的战法。提出这种观点的人们来自政府内部，也来自一些慈善基金会。他们怕公众期待轻而易举、很快就能办到的万应灵药，而不准备给癌症研究以持久的支持。而万应灵药是不可能的。一旦希望落空，就会泄气退却。

我本人有个信念。这信念与其说是基于数据资料，倒不如说是基于揣想的。我相信，上述看法根本是错的。最终，一旦所有基本的事实都齐备了，我想事实会证明，所有形式的癌症，不论发生在什么器官，不论采取什么细胞型，原是一种疾病、是由一单个出了毛病的中心机制造成的。现在下赌注为时尚早。可不管怎样，我要打赌，在所有细胞中存在一个或一组基因，通常情况下，在健康的细胞中受到了压抑，但不知怎么会摆脱控制，导致癌症。这些基因可能与胚胎发育早期开始作用的那些有联系。在那一阶段，迅速的、几乎不受限制的细胞增殖是必需的。尔后，当分化的组织已臻完善时，这些基因又停止作用。已经有一些证据，说明存在这种机制。这些证据是在当前的分子遗传学研究中出现的。有人提出，在动物实验中据知引起癌症的那些病毒，之所以能致癌，是因为它们在自己的DNA中携带有某些哺乳动物的基因，这些基因释放出另一些造成无限制、无分化生长的基因。我相信，最终会发现，那些化学致癌物质在细胞的同一基因座起作用，开启了跟病毒致癌相同的致病机制。

在我看来，那种关于不同器官的癌症是彼此无关的不同疾病的观念，即使在今天的知识水平上看也是难以置信的。有一些化学致癌物质会引起孤立的肝癌、肾癌、肺癌或脑癌，视动物的年龄、化学物质的剂量，或该物质分子结构的微小变化而异。在这个物种造成肝癌的一些病毒，在其他物种就会引起肾癌或肺癌。德国研究者朱克雷早就表示，一种亚硝胺衍生物在成年老鼠身上导致肝癌或肺癌，而给予老鼠胚胎则会造成脑癌。只不过，这种脑癌直到该胚胎达到老鼠成年后期才开始生长。

所有这些，至少对我来说，都意味着，癌症仍是一个基础科学问题。不过，在相关的领域中，在细胞生物学、分子遗传学和免疫学等领域中，近三四年进展如此之快，我们知道下述一点时将不会特别吃惊，这就是，在所有形式的人类癌症的背后，实际上存在一单个决定性机制。当然，那个机制的性质一旦真相大白，必定会让人惊诧的。一旦获得这一深层的信息，就会导致药理学上的成果，旨在把那个机制关掉，或使之转向。一旦达到这一点，我们就能够开始谈论“一种”治疗癌症的方法。

还有一个层次，不那么深刻，但比较容易到达，这就是抗癌的问题。很值得一提的是，抽烟抽得厉害的人会得肺癌，一生吸烟的人发病率高达10%。可更值得称道的是，有90%的吸烟者并不得癌症。在所有社会中，不管有害的环境多么千差万别，所有形式的癌症的总发病率据估计在25%左右，这意味着，我们四分之三的人可能拥有某些机制，能让我们在一生当中成功地抵制癌症。有些癌症病人似乎有着易患癌症的倾向；侵及多个器官的多发性癌症并不罕见。有统计数字说明，一个病人，通过手术治愈一种形式的癌症，后来又会在另一组织生出另一种形式的癌症。这种情况的概率显著地高于全体人口中的癌症发病率。生来就有免疫系统缺陷的儿童患淋巴癌的概率比正常儿童高得多。

可能存在某种免疫反应，对抗着最初的癌细胞的出现。这一反应可能在机体辨认出这些细胞的外来性质之时随即出现。这样一种机制，假如它存在于人类癌症之中，那么，可能就是它在保护着我们中75%的人一生免遭此病之患。我们大家的环境中都有这样那样的致癌因素，也许我们在时时经历着某一种癌细胞及其后裔的侵袭，不在这一组织就在另一组织之中。而当我们的淋巴细胞感知出它们是外来者之后，它们就被迅速地清除了。如果识别得太迟，或根本没有识别，癌症就发生了——这就是我们当中25%的人易患癌症的原因。我二十五年前提出这一见解，后来，伯奈特对之加以阐述。他用的术语是“免疫管制”（immunosurveillance）。这一假说迄今仍未证实，但我对之仍抱有好感和很高的希望。因为那是我向理论生物学做的为数不多的短途旅行之一。

近年来，这一说法从一个不相干的医学领域得到了间接的，然而却是坚实的支持。世界各地至今已有相当多的人接受了肾脏和心脏移植，在长期的药物治疗下成功地活了下来。这些药物抑制细胞的免疫系统，如其不然，这一系统就会引起对移植器官的排斥反应。在这些病人中，约有10%在移植手术后一年之内得了癌症。做肾脏移植而存活了十年的病人，癌症发病率接近50%。这些癌症什么种类都有，但其中淋巴癌的比率大大高于所涉及的那些年龄组的通常值。这一现象有个解释——目前已是老生常谈了——那就是，免疫抑制类药物本身就直接致癌。我倒是倾向于另外一种解释，这就是，这些恶性肿瘤的出现，可想而知是失去“天然”免疫力的结果。我们所有其他人也会出现同样的癌症，只不过我们有种天然的能力，随时随地在杀掉最初出现的癌细胞。

癌症自动平息这一现象虽不多见，但却是引人注目的大观，在医学的年鉴中不断出现，完全不可理喻，却是真实存在的。它是一根救命稻草，吸引人做出假设，探求灵验的疗法。时而有病人来诊，癌症已届晚期，治愈是无望的了。他们接受了研究性的手术。外科专家观察到，转移已遍及腹膜和肝脏。病人被送回家，等待死亡。十年之后，竟出现在医院，病症全无，身体健康。现在，全世界的科学文献中已有数百个这样的病例。没有人怀疑观察的有效性，但也没有人能哪怕稍许地解释这是怎么发生的。有人揣想，这是免疫防御机制突然动员的结果；也有人提出，某种细菌或病毒的感染从中干预，破坏了癌细胞。但这有谁知道？它是一个有魅力的谜，但同时又是一个坚实的基础，让人对前途抱有希望：如果数百名病人成功地做出了这种事，谁也不靠，自己清除了大量的恶性肿瘤细胞，当然可以想象，医学也有可能学会随意地做到这一点。

我希望，在20世纪结束之前，癌症的历史也该结束了。在我这种地位上的人，传统上为保险起见，宁可做出五十年后的预言。但近年来我已变得乐观得多。说真的，我现在相信，这一前景可以随时降临，从明年甚至下周开始。这要看基础研究的力度、质量和运气。医学世界越来越充满出现奇迹的前景，而我们讨论中的这种惊奇也是其中之一。

当它果真出现时，我当然希望它首先出现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但它也可能出现在世界任何地方。因为，如今有着运转迅速、准确无误的信息交流系统。上星期在帕萨迪纳或纽约或巴黎做的试验的消息，几乎一夜之间就到达了东京或纽约或墨尔本的研究者的耳朵，要让科学文献学家或历史学家找出荣誉属于谁，那是很难的。真的，科学事业辉煌的特色之一，一直是参与者尽快展示其工作成果的那种迫切性。只有非常少的例外（其中大半涉及商业发展的技术。这些技术是面向市场的，而并非真正的发明）。除此之外，在研究领域不存在保密。研究者有把握得到的酬劳就是展示工作成果给别人看。发表论文让公众考察和批评，是科研的全部主旨，也是活跃的科学家进步的唯一途径。这方面没有真正的国界或障碍：西方的免疫学家知道布拉格在这一领域发生的一切细节；西方的数学家知道华沙和卢布林的同行们在干什么；哥伦比亚的理论物理学家大致说来也知道莫斯科相同的一些领域发生的事情。

攻克癌症的荣誉，必定要分属于广泛的地方和人们，不管是哪个研究机构宣称对最后的成功享有优先权。我揣想，最后的决定性答案，不论那答案是什么，它到来时必会让每一个人吃惊。大多数研究者会诧异，为什么是别人想到去做那些恰好正确的试验，而自己却没有及时想出来。但是，它来时不可能是完全的意外。几乎可以肯定，那将是一块新的信息，完美准确地填补在已经累积起来的巨量信息的顶巅。而这一块信息将取决于那巨量信息已有的一致性，并因之而具有意义。

如果事后证明，最终的发现不是在斯隆凯特琳纪念医院做出的，我将这样将其合理化。我想现在提前宣称，纪念医院从事这些研究已近一个世纪。这些年来，一直在馈入一片片新的信息。斯隆凯特琳研究所三十五年来已倾其才华和精力于这一问题，建筑起金字塔的坚实台基。现在，就等着恰好是那套新的试验来毕其功于最后一篑。

19　嗅觉与跟踪鼠

1930年代末，我在神经病学研究所作神经科住院医生期间，曾学过一点嗅觉学。前任神经外科主任约瑟夫·爱尔斯伯格医生，当时还在研究所工作，而他在科研方面着迷的课题，便是利用嗅觉的灵敏度作为诊断脑病的一项体征。他设计了一种复杂的系统，由一些玻璃容器组成，有吹气机，再连上一些管子，固定在鼻翼上，利用这一装置，他和他的助手们便能够以某种粗略的定量方式来测定鼻子每一侧的感知能力。被感知的物质计有红松、樟脑、肉桂之属。该小组确定了那一程序在定位某些深在前叶和额叶内里的恶性肿瘤中的作用。该程序的毛病，在于它要求实施操作的技师有极端的耐心和经验，娴熟的技巧，而结果呢，在为数极少的住院病人身上才有意义，因而最终被放弃了。在神经外科的人员中，没有一个较为年轻的成员对之有足够的兴趣，而在爱尔斯伯格退休之后继续从事相关的研究工作。

其时我阅读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献，发现关于嗅觉学的文献不但湮没无闻，而且数量稀少。似乎对这事谁也知道不了多少。据知，嗅觉感受细胞不折不扣是一些脑细胞。在大脑的正式细胞中，只有它们才暴露于外部世界，作为自己的感受器从环境中接受信息。而所有其他的脑细胞，那些涉及触觉、位置、味觉、听觉和视觉的脑细胞，全仗神经冲动接力传来的信号，这些信号来自高度特化的感受细胞，它们在末梢区域拾起恰当的刺激，将其一路传送到大脑的内部，这内部的机制专管从这些感觉中整理出意义。嗅觉神经元的最有趣味、最值得称道的特点是，它们去的去，来的来，在鼻腔后上方的嗅觉黏膜表面自己的位置上进行着自身复制、取代。没有其他脑细胞有这种增殖和繁殖的性质；脑的其他部位的神经元，一旦到位，就一直待在那儿直到死亡。而那些老化、死去的则不能再生。可作为嗅觉感受器的神经元却源源而来。据显示，在小鼠，两三个星期之间其数量就翻一番；这些细胞另一独具特色之处是，尽管它们暴露给外界，而它们的位置也在气流通道区域，其中充满各色各样的细菌和病毒，但它们所在的组织却不受感染。曾有一时，人们认为，脊髓灰质炎病毒就是经由嗅觉神经元进入大脑的。但后来证实，这种想法错了。现在，人们相信，这些细胞不知怎的受了黏膜的抑菌性保护，这黏膜总在那儿，以薄薄的一层覆盖着那些细胞。

在生理学的文献中，偶尔出现一些关于嗅觉的新信息。自1950年代起，就这一现象召开了一系列国际会议。作为一个局外人，我尽可能接触这方面的资料。大约十年前的某一天，我碰巧找到了一些更早些时候——早在1920年代——的一些观察结果，是关于跟踪犬的本领的。那时已有相当多踏实的研究，大多数研究工作是由一些欧洲国家的警探部门发起的。这些工作探讨了受过训练的犬类跟踪某一个人的脚印的能力，这个人的足迹穿过野地，同时也有其他人的足迹混杂其间。

这些记载大多是逸闻性的，基于野外试验中孤立的观察，而且是在不同部门竞争的情况下做出的。但这些逸闻却是大量的、一致的，构成了广泛接受的一致意见：一条受过良好训练的猎犬能够准确无误地分辨出一个人的踪迹中发出的某种气味，在这踪迹敷设四十八小时之后还能分辨，而且能从其他人敷设的所有踪迹中分辨出这一特殊的踪迹。

如果这果真属实，那就意味着，犬类能够嗅出来自一种踪迹的信号，这踪迹把每一个人标记为一个个体自我。然而，人们已知，另一个复杂而准确的生物系统是为这同一目的存在的：标记自我的免疫标记存在于身体所有细胞的表面；对这些化学分子的感知，造成下面的事实：如果植皮来自别的什么人，除非取自同卵双生子，不管外科手术多么精确，植皮还是受到排斥。这被认为是一种普遍现象：除非组织的交换是在同卵双生子之间进行的，否则，这个行星上四十亿人类中，没有一个人的皮肤能成功地移植于任何其他人。如今，肾脏甚至心脏也可以移植了，但只有借助于药物，使淋巴细胞失去作用，这些淋巴细胞是专管异体组织的免疫排斥的。

我很诧异，为什么在进化中竟出现两套不同的系统执行同一个功能，而两套系统各自独立，彼此毫无联系。于是，我开始悬想，它们实际上是从一单个远古的系统进化而来的，这个系统在进化的早期被用来使最初的原始有机体得以把自己的细胞表面跟其他细胞的表面划分出来。据知，这种机制在大多数古老的后生动物，比如海绵和珊瑚虫中是大量存在的。几年前，莫斯科纳证明，把两个种的海绵分离的细胞混在一起，在盐水悬浊液里搅动，两类细胞会重新集结成集群。每个集群都清一色地由这一种或另一种细胞组成，那些细胞显然能够与自己的同类认同为自我，又能同时避免与非我族类的细胞黏结。雅克思·西奥多曾把同种但来自珊瑚礁上不同群落的软体珊瑚虫的两爿放在一起。他观察到，最初，两爿融合成一个珊瑚虫的前部，尔后却彼此分开，严格地沿着最初附着生长的一线分开，最临近那条线的细胞全部死掉了。最近，希尔德曼和他的助手们在海绵中观察到同一类移植排斥：同一群落的两块海绵会永久地融合在一起，可如果两个海绵虽然同种但来自不同的群落，融合十到十二天后又会相互排斥。不仅如此。两个海绵似乎对这一事件有某种特别的记忆；当外植过又分开的两部分重新放置到一起，但换了不同的接触面时，排斥反应加速出现，在外植的两到三天之后出现。这一现象极像小鼠的移植排斥。来自异鼠的第一块植皮在八到十天后被排斥，但同一组织的第二次移植在三到四天后被排斥。

在小鼠，移植排斥反应基本上是由一类特殊的淋巴细胞，称为胸腺淋巴细胞（之所以这样命名，是因为它们的来源是胸腺）制约的。控制该反应的是一组特殊的基因，称为H-2基因座，总是在一单个染色体上待在一起。在人类，制约着自我非我之分和组织移植排斥的相应的基因座，称作HLA基因座。

数年前，我应邀去一个免疫学研究会就免疫学研究未来方向做演讲。我探讨了自我标记的问题，表达了这样的看法：在自然界中，建立两套煞费苦心、复杂的自我标记系统，一套系统涉及组织相容性的免疫标记，另一套动用嗅觉，而又让两套系统并行发展而不彼此密切联系，未免有些奢侈，是浪费能源。其时，我开了个我认为在生物学上是个温和的玩笑，我预言，在这两套标记系统中，必能发现相同的基因组，而且，有一天，“人类的最好朋友就会被用来嗅出组织相容性的供体。”

我刚才还在跟爱德华·波伊斯讨论这事。他在斯隆凯特琳的研究室天天用一些广泛收集来、精心杂交培育出的、严格界定了血统的小鼠。他的妻子珍妮特·波伊斯亲自负责监督同属小鼠各种变种的培育。这些变种的家系间唯一的遗传区别是第17染色体上的H-2基因座。该基因座制约着移植排斥，编码出组织抗原中的主要组织相容性染色体组（MHC）。小鼠们装在透明的箱子里，以便使它们的交配行为处于密切而经常的观察之下。波伊斯夫人刚刚注意到，某种特定家系的雄鼠显示出一种偏向，它们更愿意跟拥有不同H-2基因的另一家系的雌鼠交配。这就产生了一个可能性：或许雄鼠能嗅出这一区别。因为这是遗传上完全相同的动物的两个家系，其不同只是H-2基因的区别。显然，雄鼠这种嗅出这一区别的能力定然涉及一种标记自我（在严格的个体自我的意义上）与非我的区别。

没用多久，波伊斯夫妇跟斯隆凯特琳的年轻博士后会员山崎医生和山口医生就以满意的统计学显著性确定，在H-2同种小鼠之间交配选择的现象是真实和一致的。尔后，我们转而以另一较为简单的系统来接近这同一问题，这在起初涉及训练一只跟踪鼠。

简言之，这一技术基于传统的Y形迷宫。两种不同的气味从Y的两枝放出，一种来自跟踪鼠自己的家系，另一种来自同种异系的小鼠，其不同仅在于H-2基因座。选对正确的一枝，给一滴水的奖励。跟踪鼠被迫使谋求这滴水，方法是事先给它断水二十四小时。训练之初，是教它分辨肉桂和红松；然后，当它明白了诀窍之后，就训练它区分它自己的气味和完全不同种的小鼠的气味。最后，让它觉察出同种异系的气味。在这一试验中，是区分它自己的B-6系和异系B-6H-2K。

试验很灵，而且至今很灵。一致性和可重复性的程度都高得惊人。总算起来，两年中共有八只聪明的跟踪鼠被教会嗅出H-2基因，每一次试验用二十四步达到目标，每一步的分枝处都随机改变。选择正确与否由一个第三者记录下来。这第三者本人不知道选择是否正确。当通往Y形迷宫的一枝的气味盒装有恰当遗传系的小鼠时，每只跟踪鼠以非常之大的统计学显著性，学会了区别自己的气味与同种异系小鼠的气味。然而，当盒子里装的是各种小鼠组织，包括脾脏、肝脏、肾脏、肺或脑的均浆时，这种同种异系的气味是不能察觉出的，即使盒子里装的是整个小鼠的胚胎时也闻不出。然而，当要闻的是尿样时，分别就很容易察觉，其准确性甚至比在气味箱里放整只小鼠还要高。当尿样盛在培养皿中放在盒子里时，跟踪鼠能分辨出同种异系尿液的气味，当尿样稀释四十倍时，气味还是能被感知。气味物质惊人的稳定，能抗一个小时的煮沸。那是一种很小的分子，能穿过透析囊。

后来我们得知，同样的气味物质也可由这两个同种异系间杂交种得到的F-2分离种小鼠的尿液觉察出来，有效地排除了来自亲本环境或种族窠盒子的气味。

弄清楚是身体中哪些细胞制造这种自我标记的气味物质，最终来到尿液中的，那将是很令人高兴的事。以我之见，干这事的主要候选者，就是淋巴细胞本身，因为它们的中心作用就是调节自体移植排斥机制。在莫奈尔研究所，有一个实验仍在进行之中。该项实验已经产生了一些蛛丝马迹，有利于这一见解。山崎把一种同家系小鼠（B-6）改变成另一家系（B-6H-2K），方法是照射B-6小鼠，破坏它们所有的骨髓细胞，然后把H-2K家系的淋巴细胞输入进去，移居到已空的骨髓。这样，原先是纯种B系的小鼠就变成一只在其细胞上带有K系标记的小鼠。然后，这种变种了的小鼠的尿液在Y形迷宫中受试，看对受过训练的跟踪鼠来说，它的气味是怎样的。它被认为是K系的尿液。这表明，其气味物质分泌到尿液中（可能在尿液中集中），是由于骨髓细胞的活动使然——最有可能是骨髓里的淋巴细胞。

同一气味也是妊娠阻断的原因。该现象被称作布鲁斯氏效应。这是一种很别致的反应。当一个新受孕的小鼠跟一个陌生雄鼠放在一起互相接触时就会发生：妊娠立即终止，雌鼠开始发情。当然，当它与原先使它受孕的雄鼠接触的时候，这种现象不会发生。

利用仅仅在H-2上不同的同种小鼠，山崎和他的小组发现，把原雄鼠换成同一种系的另一雄鼠并不引起布鲁斯氏效应，但如果这个新的雄鼠尽管是同一种系，却有不同的H-2基因座，大多数雌鼠就会停止妊娠，并恢复发情。这一反应并不需要真的存在H-2不同的雄鼠；只要受孕的雌鼠靠近合适种系的尿样就会发生同样的结果。

布鲁斯氏效应并不由接触同种系雌鼠而引起，或由这样的雌鼠的尿液引起。这样看来，布鲁斯氏效应必定是由于受孕雌鼠感知了分明的两种信号引起的，一种信号表明雄性，另一种信号则表明存在一只不同H-2基因座的雄鼠。

我还不知道对布鲁斯氏效应有什么满意的解释，至少从目的论的角度没有解释。也许，这表示有一种内装的反应机制，这一机制倾向于加强异型杂合，并在某种程度上破坏近亲繁殖。或许——我倾向于这一种目的论解释——仅仅由于近处存在一只其H-2的气味不同于元配种鼠的一只陌生雄鼠，就意味着小后代的父亲离去了，要诞生的一窝小崽子失去了由他保护的希望，因此，雌鼠在此时放弃这一窝而另起炉灶，不亦宜乎？关于这一点，我们的试验一点也没有告诉，只是说明，陌生雄鼠的气味是由编码免疫学区别的同串基因所编码的。

去年，波伊斯医生和我有机会观察跟踪犬执行任务。先是在巴尔的摩警局训犬站，后来在伦敦南面不远的苏格兰场的训犬站。我们所看到的，足以使我们相信，具体地、有选择地跟踪一个人，的确是真实的和可重复的现象。如果设置一套试验，来解决同卵双生子留的踪迹是否完全相同的问题，应该是完全可行的，甚至可以——尽管我在这里可以想象一些艰巨的技术性困难——试图把跟踪的准确性跟人的HLA型号联系起来。不消说，我们还没有开始做这些方面的试验，但我们已经观察到的一些事即使没有科学的价值，也或许有些逸闻的兴味吧。有一件费解的事情我们还不明白：当一只猎犬开始跟踪一个指定的人时，它不像有些电影里那样把鼻子靠近地面，而是一边走，一边把头高高抬起，左右摇晃。当踪迹急转弯时，它当然会跑过拐弯处而失去线索，然而，当它回过头来重新找到时，它靠的是嗅高高离开地面的空气，不是从地面寻找线索，也不是从脚印处找线索，而是从由地面升起的某种东西来寻找。

在苏格兰场的试验中，我们随身带了好几块纱布，这些纱布曾经放置在装有两组同种系小鼠的好几个笼子的窝铺里的，这两组小鼠彼此的不同只是在于其免疫自我标记基因的不同。我们请求训犬人试一试，他的狗能不能学会把两者区分开来。这些方块的纱布随机放置，隔一定距离沿长长的一条草坪放置。给狗一块要选择的气味的纱布嗅嗅。它快步一路跑去，头离纱布块几英寸高，直到到达正确的一块。他用牙齿娴熟地咬起来，带回给主人，像带回晚报一样。整个操作看起来轻而易举，好像自动的一样。在狗看来，似乎那是最简单不过的事了。假如我们人类也拥有外激素来标志我们作为个人，我很高兴地说，我们不能嗅出这种标志，至少通常不能。社会生活已经够复杂的了。但假如一条苏格兰场警犬能把任何一个人的尿样的气味挑出来，区别于所有其他人，我一点儿也不会吃惊。

然而，即使跟踪鼠和Y形迷宫在技术上很有局限性，现在也有可能知道小鼠尿液中由H-2编码的气味物质的化学性质了。实际上，山崎和山口两位医生新近就是把他们的实验室搬到了费城的莫奈尔研究所，该所的气味物质化学是一门高技术的专业，正适合做这一研究。那儿一定有些有趣的问题。那种高温下保持稳定的物质究竟是什么东西，在其结构中有着足够的变化，能够为无数的小鼠个体提供独一无二的自我标记，或为四十亿人类提供标记？我揣想，事实将证明那将是一组化学物质，很可能是同类的物质，但具有不同的结构变形，安排成无数多可能的混合式样，可能在一组的不同成员中有很小的密度变化，每一个个体的气味都能拨响独一无二的琴弦。

或许，一些分子组的信号的类似安排会说明在免疫系统中细胞标记的无限变化。可以想象，组织抗原是些类似的不同信号集合，以不同浓度打出来以达到独特性。不难想象，那些实际上产生气味感受细胞的分子构形，可能最终证明是同一些，或跟最后发射一个胸腺淋巴细胞的那些个有着密切的联系。并且，把此事引申到最大程度，甚至可以想象，这类信号安排中的某些个，可能就在做着胚胎细胞的导航工作，指挥着海绵的自我保存，并在一个阿米巴虫内部保存着内部隐私。果真如此，那会给信号细胞本已复杂的生涯加上更多的责任。作一个信号细胞，生活并不简单。然而我无权这样说。我自己作一单个细胞的时间距今已经太久。我对那段生活经历一点也记不得了。

20　生病

医学里，难学更难教的事情之一，是作一个病人感觉如何。从前，在一些大病还是寻常茶饭的那些年月，作医生的通常亲身经历过至少数次这样的插曲，于是，关于他的病人有什么感觉，就有了相当切实的体认。20世纪初长大的许多个肺病专家，最初之所以对这一领域发生兴趣，是因为他们自己生过结核病。在康复医学领域内，有一些领袖人物，曾经被小儿麻痹症致残。关于肺炎和伤寒热，在那几代医生则是人人都有亲身体验，至少是接近于亲身体验，要么自己生过这些病，要么他们最亲近的家人生过。

今天，情况大不同了。要命的或接近要命的疾病，大多都留给了人的晚年。再没有人经历过伤寒热那危险的六到八星期了。那几个星期，天天和死神面面相觑。过来之后，可能性格更坚强了，而人生观的改变则是一定的。有些用以对付大病的高技术，比如，强护病房里的电子监视仪，对付癌症的化疗药物，当代外科技术的那些绝活儿，还有越来越多的复杂的诊断程序，这些都是需要先从课堂笔记和书本中学习，然后通过切实的临床实践才能掌握的。但是，这些经验实际上感觉如何，只有极少数医生才知道得多些，大部分医生只是略知一二。就连儿童常患的大部分传染病也都消失了。这要归功于一些疫苗，像麻疹疫苗、百日咳疫苗、水痘疫苗，等等，特别要归功于对链球菌感染的成功控制。今天的年轻医生们不知道患耳痛是什么滋味，更不知道扎耳鼓意味着什么了。

在生病这方面，最接近一次亲身教育的，是流感。这差不多是我们不脱产训练中唯一剩下的病症了。我希望，在我们继续清除许多其他人类疾病时能不管怎样也要把它留下。真的，我赞成跟流感多缠绵一些，还有它的表兄普通感冒，缠绵得尽可能长久些。我想，可以立个案，把这些不算厉害但也很迷人的疾病作为濒危物种留下来，好让我们观察其中牵涉到的各种病毒。这些濒危物种基本上是有益于人类环境的，有点儿像食螺鹈。

大多数患上流感的人抱怨它，而这正是它的德性之一。对人来说，不时有点真正可以抱怨的东西，一个真正的魔鬼，是有好处的。间或被撂倒在床，让大自然强迫放下任何其他事务，好好儿地卧床，也是件好事。它特别的好处就是，发发烧，欠点爽，知道过三四天就会好，同时又有资格享受病人的一切特权：卧床休息，冰水伺候，阿司匹林，可能还有个冰袋放在头上或颈后。家人们挂念担心又关注。同情呵，像这样的事，咎不在己，又肯定会在几天之内过去，且会牵动他人的同情和关注，这样的机会，人生能有几次？我说，把这感冒留着，并且找到某种手段把它排到医学院所有学生的课表上。比如，应该每年两次，让生物化学与分子生物学的讲堂悄悄暴露于呼吸系统病毒的悬浮微粒中，把整个班级同时放倒。既已订入医科院校的课程表，就会保证，许多学生就会被迫脚踏实地的在随后的几天几夜带着肌肉酸痛和发烧工作，并体验一下无人照顾是什么滋味。这对他们有好处。对他们未来的行医生涯也不无小利。

真正的问题是危重病的打击，是它们那突如其来和出人意料的性质。我们大多数人，不管是病人还是医生，都会安度一生大部分时间而没有体验到真正的威胁。而一旦它真的来临，它就显得像是一场侮辱，像件不公道的事。我们不像从前那样对疾病见惯不惊了。我们一点儿也不习惯成为高技术的一部分。

在这方面，我倒是学到了一点东西，但只是最近才学到。这为时太晚，对我的临床技术起不了多大作用了。从大约六十四岁开始，我有了好几次机会从病床本位上就近观察内外科医学，而且我也要讲到，也更加密切地观察了自己。总的说来，我很喜欢我观察到的一切，但只有在离开病床可以回家反观时才这样看。在病床上时，我发现，当个病人委实不易。

人们常说，患了危重病的人，特别是那些经历过外科手术的人，往往爱谈论他们遭的罪，只要有人想听，就会长篇大论地讲。我对此很有怀疑。生病是一件个别的、个人的经验，而且我所认识的生过重病的人都倾向于三缄其口，一旦触及就改变话题。可是在这里，我就要谈论一番我生病的经历和从中学到的东西了。可我要预先说一句，我这样做是出于职业的兴趣。

第一次经历最出乎意料。某个星期二下午，突然出现一种不常见的肺炎，寒战、发烧、乏力，和与之俱来的一切。我在家里心情轻松地向床一躺，预计到将有好几天热汤冷饮、软枕，还有家人大量的服侍。可一星期过去了，我还是发着寒战和高烧。妻子唤来了医生，我的一个朋友，也是个真正的出诊医师。他做完例行检查，采了几个血样，嘟囔了一些病毒“散布全身”之类，预言说过一两天，烧就会退。可第二天，我躺到了医院的一张病床上，做了更多的血检，让一大队实习医生和住院医生查体，进出放射科，身体各部位包括骨头都拍了片。化验显示，血红蛋白水平只有八克不到，为常量的一半。那么，当务之急就是要查明那些血跑哪去了，现在正跑向哪里。

随后的几天里，肺炎消失了，寒战和高烧也一去无踪，而我则成了诊断学上的新问题。

要诊断原因不明的贫血可是件费劲的事。最可能的原因是失血，而最有可能的失血原因是肠道出血，为讨吉利，称之为隐性出血。我给输了两次血，然后一头栽到技术里了。我记得，第一件事是骨髓活检。那是在骨盆上做的，又快又利落。那位血液学专家边做边进行连发快射式的解释。告诉我感受将会如何，什么时候会痛，可是，尽管吃了他的定心丸，但我还是禁不住强烈地意识到，把一个人的骨髓抽到一个针管子里，乃是一桩不自然的行为。人决不该遭受这样的对待。其实倒不是很痛，但是，用套管针咔嚓咔嚓地啃骨头，随后跟着一阵特有的、怪怪的骨髓里的痛，却是陌生的感觉。一点也不好受。

我自己也曾给人做过骨髓活检，从很早很早作实习医生的时候就做过，此后也不时地做过。一直以为这道手续是小事一桩，几乎无痛。但我从来没想到，不管痛不痛，它竟造成这样深刻的不快。

此后的调查一帆风顺，有时还饶有趣味。一次钡餐透视把我的胃壁和上部肠壁令人叹服地显示了出来，大肠被类似的灌肠剂显示了出来，而且证明一切都好。可我继续出血，在长长管道的某处出血，需要输更多的血。

医生照顾医生本来就不易，而当这位作医生的病人是一个同事和好友时，照顾就更难了。那要求走钢丝一样小心。得在俯身跟这医生病人谈话时要仔细地别伤着他的职业尊严。可也得同样仔细，保证让病人乖乖地听话。我得到的对待极其娴熟又坚定，担起了我这个责任的同事和朋友们依然是我的好朋友，但对于我的地位却从来毫无疑问：我是个病人，而他们希望我像个病人一样行事。我不能试图对医疗有所决定。我得不到允许回家待几天，尽管在后来证明是为期颇长的一次住院期间我几度很想回家。医生对我极其温婉地解释说，出血源还未查明，我随时都可能发生大量失血，并且不那么温婉地说，那样，我会遭受相当严重的脑损害，因此，这种情况不能让它在家里发生。

有了X射线的负片，我的肠道需要另眼相看。考虑到我有可能在什么地方生了息肉，造成流血不止，但息肉太小，X射线片显示不出来，于是，我被用担架推到内窥镜科，用大肠镜做检查。那大肠镜是长而柔到不可思议的石英光纤管，通过它，外部的光线传输进去，直接照明内部，把大肠的所有部分显示出来。作为对我的职业的客气姿态，那位医生在操作中常常停下来，把仪器的观察端从我肩后递过来，放到我的左眼前，“想看看吗？”他问。我以前从没有通过这样的仪器看过东西，尽管看过不少拍成的片子。我想，不管怎样这总是有趣的，可由于看的是我自己肠道的深处的情景，我看得全神贯注。“那是什么？”我吆喝起来，因为我看到了有红红的东西进入视野。他看了看说：“那是你自己，正常的黏膜。”

这次观光既迷人，又令人不快。又过了几天，我又经历了一次出血，血红蛋白降到了令人不安的水平。给了更多的输血。还决定，我很可能需要外科手术，以便切除据认为是出血的那个部分。但由于不知道确切的出血源，这意味着，要拉掉很大一段肠子，说不定还没拉着地方。负责我的病例的胃肠道专家保罗·金洛克医生，他知道还有一个可能性没有排除。那是我闻所未闻的一种状况，是由肠壁内一根动脉和静脉的不正常连接造成的。最近据报道说，它也是肠道出血的病因之一。

当时，在我看来，这种情况可不是瞎猜。X射线和大肠镜排除了大肠癌的可能（最初我相当相信我得了那病），憩室形成（肠壁内有了小的褶皱），息肉也排除了，剩下的可能性，大概只有这一新的动静脉反常症候群了。

要找出这病，需要胃肠道专家和放射科专家密切合作。一根导管插入右腿上部的股动脉，然后往上推入主动脉，直到导管的顶端到达主动脉分枝，为大肠供应血液处。这时，打入一种不透明的染色剂，充满所有那些动脉，就在推针管之前，放射科主任罗宾·沃特逊医生告诉我，我将有一阵热乎乎的感觉，不用担心，那是一种崭新的感觉印象，大概除了经历过这种动脉造影术的病人之外，从没有人经历过：有大约三十秒钟，我感到身体的下半部像突然起了火。然后，这种感觉消失了。与此同时，对染色剂所到之处的血管床进行动态拍照。诊断被确凿地证实了。几分钟后，沃特逊医生来到房间，手拿一些显示损害的样片，“想看看吗？”他问。我像着了魔法一般。在那儿，在我大肠的右边，只有那么一个地方，有染色剂的溢出混合，问题定下来了。这件事让我大惊，认为是精密技术的杰作，同时，又是一幅具有美学性质的画片，颇有可观。我听得见远处其他医生们的话音。是那种低低的欢庆声。一个难度大的诊断最终决定时，医生们就是那样的。

那天晚上，那位贫血病专家来探视，时间很短，但总是那么让人放心地解释，第二天将要做什么。次日早晨，我躺在担架车上滚过大厅，进入电梯，来到手术室，服了安定，进入一种惬意的迷醉状态。然后，我看到的是恢复室墙上的钟，还有我的朋友护士长那可人的面容。她告诉我，手术做得很顺利。关于手术室我一点也记不得了。只记得墙上开关的声音和我的担架床进入其地时自动门的咝咝声。

那是我第一次亲身体验需要医院技术的病症。回想一下，我想不出任何事情我想加以改变或试图改进。尽管那过程有些部分委实像被非人地装到了一家大（而安静）的工厂的流水线上。我的确像一个需要仔细观察和复杂装配的物件一样被摆弄来摆弄去，经过一道又一道程序，一样样检查，日复一日，由小车从医院的一处推到另一处，直到事情解决。当这些正在进行之际，我感觉到不大像一个出了毛病的生人，倒更像是一个医学问题，需要尽快解决。使这机器运行，并且防止像“非人格化”和“非人化”之类的念头进入我的头脑的，是我对那些左右我的人的技能和智慧有着绝对的信心，部分是因为我自己知道他们有那样的技能，但更大部分来自我的观察。当他们做这做那时，我发现他们是全然自信的。

接下去的两次教程是外伤。我一生中从未受到过真正的外伤。或者说只有一次，那是在语法学校还是小男生时，被一只飞来的垒球打中脑袋，一时昏了过去。第二天，头开始发痒。我在房子里走来走去，上学下学，不停地搔着头，逢人便讲，那只垒球伤害了我的神经。我母亲不大信，因为她几乎总是亲自诊断的。她仔细察看了我的头骨。我头上生了密密的虱子，大约是在学校里从谁的帽子传来的。不大一会儿，但经历了相当多的痛苦——纯煤油、飞燕草香波，再加没完没了的篦子梳头，最后理了很短的发，我得救了，尽管我不敢肯定，我母亲是否还认我是同一个男孩。不管怎样，那是我唯一的一次外伤，直到十六岁那一回。

那是我在阿马甘塞特冲浪的时候，我在随一个高浪俯仰。一个转弯，想赶上潮头，冲上海滩。但右腿膝盖突然出了毛病。挣扎了一会儿，吞下许多海水，我终于踩着碎浪上了岸，试图站住，但站不起来，只好挥手求救。我被抢上来，给朋友用马驮回，右腿还不敢承重。上滩途中，贝尔维尤的同事，赫伯特·柴斯特和他夫人巴巴拉来看我。赫伯特关于肾病和高血压的知识，比我认识的所有人都多，而巴巴拉则是我在贝尔维尤的年月里主管神经科的病房。他俩当然很同情我，但令人惊讶的是，他们对膝盖也知之甚多，并且像贝尔维尤的所有好人们一样，助人为乐。柴斯特竟然在他的海滩旅袋里装了一副合用的膝支架。他帮我披挂上，解释说，我无疑扯断了一根膝部软骨（他几年前扯断过，故而有此装备）。少顷，拐杖也已备好，我便动身回家。包扎后，去了曼哈顿，去了特别外科医院，又是X射线检查，又让我吃了一惊。又是光纤仪器。这回是关节镜，用来探看关节内部的。仪器进去了，在膝内从这一部分移动到那一部分，后来停下了。“想看看吗？”外科医生问着，把目镜递给我。我瞪大了眼睛，大吃一惊。在排列于膝关节部，在光源下发灰白色光的软骨的规整几何图案中，我看到了他看到的东西，一块不小的软骨折断、脱位了。我好像说，“谢谢你，现在怎么办？”“出院，”他答道。于是，又是安定，又去那个不记得的手术室。长椭圆形的切口，细针密线缝了数不清多少针，是次日换药时我亲眼看到的。我得令下床，不管疼不疼都得站一站。人家告诉我，这对我有好处。但我忘了为什么。可能是给它个教训吧。然后，拄双拐数周，拄单拐再数周，每日三次锻炼，用脚搬起重物（我做不了几天，然后就开始撒谎了）。最后完全复元，只剩下偶尔那一种怪怪的疼。又一次胜利。我开始觉得，我想写一本教科书了。

再来一次，我想我就完了。我应邀去纽约的大都会俱乐部做一次晚间演讲。听众中满是尊贵的、聪明的妇女们，包括我的妻子。我准备了一篇演说，内容是关于共生现象的。还有数张幻灯片以说明昆虫行为中我最感兴趣的范例之一——合欢树割枝天牛。讲到半截儿时，我叫人开幻灯。灯光熄了，我走向屏幕，指出天牛的下颚结构的所在——黑暗中我摔下了讲台。被人拉起来后，我发现因肩部疼痛，左臂不能举起了。我用右手摸摸左肩头，发现有个空腔。喘息甫定，有人拉过一把椅子，让我坐下，有几个同情的声音，建议我取消当晚的演讲。但我很想讲完天牛的故事，于是又挪回到讲桌前。对听众来说，那可能是一次痛苦的演讲。我以为没有人会注意到我的肩膀。我单调低沉地讲了下去，汗水流满眼镜，洒落在讲稿上。我把肘部撑在讲桌上，以为那就没事了。后来，我发现安德瑞·古南医生——贝尔维尤了不起的心脏病学家，离开前排的座位，取一把椅子靠讲桌坐下来，警觉地看着我。我记起了医院的一件件旧闻。车祸，被炸的街道，医院当局人士从人群中挤到出事地点。“让一让。我是贝尔维尤的人。”我想，假如我摔倒，安德瑞会伸手抓住我的。

不管怎样，总算讲完了。尽管不知道是否有人在听。已唤来救护车伺候。我又一次被用小车送到了纪念医院。X射线检查显示，肩部脱位，骨折。（“想看看吗？”）我的朋友们动手把它复位。我俯卧在床，因扎了吗啡，头嗡嗡地响着，左臂垂下，泰德·比第（纪念医院的外科主任）躺在地板上，往下拉我的手臂，可它就是不肯回复原位。拽了半个小时后，做出了决定，我得在全身麻醉下做复位术。一个电话打到麻醉科主任保罗·戈丁纳家。那时已是晚上十点，保罗在西柴斯特县的家里。他赶忙上车，驱车沿公园路赶赴纽约。离家五分钟，他经过一个车祸现场，发现一个男子倒卧在草地上。他停下车，走近男子，发现他已无脉搏、停止呼吸了。他动手做人工呼吸。麻醉师是最擅此道的人了。不一会儿，他的病人恢复了呼吸和神志。他奔回自己的车上，继续赶奔纽约。而此时，比第已经把我的肱骨复了位。可这时为时已晚，来不及通知戈丁纳，叫他待在家里，不用来啦。他到门口时，得到的消息是他的一趟奔波是没有意义的。然后他讲述了自己愉快的故事，结果，他的一趟奔波是生来最有意义的。一个麻醉科主任在野外公路上救人一命，这样的机会并不多有，戈丁纳何其三生有幸！我常常想，哪一天如能找到这位病人，让他请戈丁纳和我吃顿饭，那有多好。

上面是我作为病人进行的最后一次试验。到目前为止那还是最后一次。关于医院、医学、护士和医生，我现在比过去了解得更多了。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相信技术有用，技术越高越好。但我希望能有较为容易的途径，让医学院的学生们和实习生们达到这一理解。或许，做成一些电子模型，像训练飞行员在模拟机上感受迫降那样。每一个年轻医生都应该确切地知道，出了灾难性的毛病，自己命在垂危时，究竟是什么感觉。这对他们的行医生涯是不可缺少的。

我看了不少我自己内部的情况，比大多数人要多。你会认为，我大概获得了更多的洞见，甚至有某种豁然开朗之感吧。可是，我还是像从前一样处在黑夜之中。我没有感觉到跟自己以任何新的方式联系了起来。说实在的，如果有什么不同，毋宁说，这种距离拉大了些，而我自己则比以往更加二元化了。我由一套又一套结构组成，而对于这些结构，我一点儿发言权也没有。我现在有个感觉，就是，假如要我继续下去，通过各种镜头和明亮的光线哪儿都看，甚至看我脑中的一个个小室（假如我想尝试的话，技术上是可行的），或想看一看心脏中的动脉的话（在今日，这又是一项容易办到的技术），我也不会跟自我更拉近些。我存在着，这一点我拿得准，但不是在所有这些软的部件里。假如我是（我猜想事情的底里就是如此）由电磁粒子组装而成的，我现在怀疑的是，是否存在任何中心，任何旅客车厢，任何隐私的绿屋子，能找到在其中为客的我。我的结论是，这一安排是自我治理，在我的管辖权之外的。不时需要专家修理，但大体说来是运行良好的。我也很高兴我用不着操心那些细节。假如我真的管事，握有全权，要让所有一切有条不紊，那不消几分钟，就会有严重的出轨事故。

而且，关于任何出了毛病的部件，我都没有抱怨。相反，既然看到了它们要应付的种种，我比从前更增加了几分敬意呢。我向它们全体触帽致敬，我很高兴我身在局外，在哪儿都行。

21　羊骚症，羊瘙痒症

妻子说：“你怎么可能一连四个小时都在谈论羊骚症呢？”这是1981年我在伦敦正要上出租车赴一个讨论会时的事情。我说，不是羊骚症，是羊瘙痒症。但正在那时，车门关上了，我失去了解释的机会。我要解释，羊瘙痒症和脑病里有些慢作用病毒具有一些令人惊叹的性质。这些病毒可以今天造成感染，但直到二十五年后才发病。这些生命形式妙趣无穷，任何人，包括我妻子，都应该会感兴趣的。已经发现，这些生命形式能绝不靠DNA或RNA来复制繁衍。这确是今天生物学上最大的疑案之一。车行在伦敦街道上，我突然想到，或许，羊瘙痒症的病毒不过是一种开了开关的正常基因。被认为致病的蛋白物质可能根本就不是活的，只不过是一种信号，打开了脑细胞中某种基因的本应保持关闭的开关。这一想法在我坐车的大半路程中充满脑海，我巴不得赶紧回家，把所有这些解释给妻子听。

可后半天里，又轮到贝里尔得意了。她像平时一样同时读着好几本书：一本是一位来自波兰的剑桥大学客座教授写的。这位教授从前跟我们一起吃过几次晚餐。他的书写的是古老的东方法律和宗教史。我知不知道麦加的黑石头比伊斯兰教早得多，并且据认为那石头原本是纯白的？我知不知道成吉思汗的四只狗？我愿意听听伊本·赫勒敦这个14世纪政治哲学家的故事吗？愿意愿意。我们就这样继续下去，在球网两边一来一往，我在这边大谈我的羊瘙痒症，她在那边大讲她的美索不达米亚河谷盆地及其文化中心。

回想四十多年的婚姻生活，我估计我从她那儿得到的更多些，尽管她也从我这儿得到了一些。不管结果好坏，让人变得丰富了还是更贫乏了，反正我有所迷，卿必好之。她读了蒙田的全部，许多的华莱士·史蒂文斯，还有小学生读的荷马。关于内毒素和施瓦茨曼反应，她知道的可能比我们认识的任何学者夫人都要多，尽管我的那些话题是为了活跃谈话而偶或提及的。相比之下，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一切一切，各种各样，都是若非她，我决不会捡起的东西。贝里尔不仅无所不读，而且过目不忘，更兼一边读一边告诉我她所读的课目。若不是她这种循循善诱，我决不会开始读，并一直读完简·奥斯汀。有一次，我随她的航迹颠簸前进，读了一部分普鲁斯特，可没有跟完全程。下个月，我就会开始读乔治·爱略特，或许很快就开始吧。因为我看见她晚上兴冲冲地在房间里走来走去，把她的小说读了一本又一本。这样我尚且坐得住。但当她读迈克尔·弗雷恩读到半酣，笑得疯疯癫癫时，我才意识到我又错失了多么重要的东西。有些地方我一直没能涉足：安东尼·鲍威尔和所有以对话见长的书，保罗·司各特的全部，中世纪哥特式建筑，她像收集古瓷一样无一漏网地收罗来的英语侦探小说，苏格兰历史、法国史、英国史，大卫·西塞罗的《梅尔本传》（她最钟爱的书之一），还有复辟时期的诗人们。我靠她才了解什么颜色与什么颜色相配，才知道什么时候，窗帘或地毯或一幅画里，某种特定情调的玫瑰色或绿色才是恰到好处。我虽非色盲，却系色聋。

我长于播放唱片。我想我对巴赫尤其娴熟。我还喜欢在深夜里让屋子充满贝多芬晚期的四重奏，把音量开到最大。有一时，我听不够巴尔托克和艾略特·卡特尔的四重奏，开大音量，放了一遍又一遍。前些时，我买了一台索尼便携机。那是电子技术的一个奇迹。我可以在上面放盒带，放很响的立体声，在我的耳朵之外却什么也听不见。可贝里尔不喜欢这个装置，宁愿让我放开地听，坦白地讲，甚至在她更喜欢安静时也是这样。

共同生活就像一场长期的、迷人的教育游戏。我们一直在交换着一点点的信息、趣味、偏好、洞见。这么长的时间里一直都这样，好像我们两个的脑子一块儿工作。我有一个牢固的印象：我之所以一直比她出一头地，只因我在一个意义上占她的上风，这就是，她教给我这么多令人惊奇的事，而我从未积存起那么多的东西来回敬她。不过，尽管不对称，但事情的进展仍然是双向的。

权衡之下，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是女人比男人优为的事情。女人当然更有教育自家孩子的资格。所有的故事啦，神话啦，小孩子们最能领悟的诗歌啦，对很幼小的头脑的激励，提醒，唤醒婴儿，明白所有浅笑和大笑的含义，解释这一切所带来的巨大快意——这基本上都是女人对文明的贡献。记住并代代传下文化的坚实基础的，是女人而不是男人。男人们可能后来出现，言传身教一些日常的知识，关于大千世界的所见所闻，有时带有必需的朦胧感和抽象性，但他们的贡献不能纳入扩充和爆发幼小头脑的过程，除非有女人——妈妈和妻子，姨妈，外婆和姐妹们——首先做了她们的工作。我甚至怀疑，若不是首先由一个女人牵着手进入乐趣之园，一个孩子究竟能不能发现乐趣并享受它们。

既然讲到这儿，我不妨把两性分别的全部真理，把整个谜底和盘托出。这是我的信仰，部分是依据我个人的体会，部分也是由观察周围的人们所得到的。这信仰就是，我们这种动物，男性的童年要比女性的童年延续得长得多。有一种深层的不成熟中心构筑在男性的大脑里，总是需要加固和重新定向，按其设计来说需要重构和指导。这大概可比之于雄鸟左脑的鸣唱中心，季节不到，散漫无章，但春天一来，神经节就要重新组合，很好地执行其功能。女人头脑的表层、外层总是在不停地改变，像她们经常挪动家具或更换手袋一样，可头脑的中心却趋向于维持一个稳固的场所。

一句话，我对女性是佩服得五体投地。我觉得，按她们生物学上的构造来说，她们本该接管更多的世务才对。在那另一个X染色体的某个地方，有一圈圈的核酸，其中含有一些信息，用以指导一类行为，这些行为与一般Y染色体里的指令具有质的不同。我想，这一不同是为本物种的长远需要而存在的，可能跟寻找重大目标有些关系。诚然，大多数女人比男人更倾向于虑及生活中的细枝末节和行为规范，她们更操心事情的外观，她们更担心误了火车，或丢失一只手套，她们更容易打怪失惊。但是，在真正的大事上，时到需要确切、正确的推测，时到人类存亡的紧急关头，我放心的将是X染色体，担心的将是Y染色体。

于是我有一个建议。纵观人类政治的历史，细评功过，在我看来，这地球上男人们管事管得也够久了；他们干的那些蠢事儿，现在看来历历在目，铁案如山，让我们每一个人都不免担心，未来掌握在他们手里会是什么样子。该换换班儿了。我是说，该让女人们管管事儿了。让咱们试它一个世纪如何？男人们别去投票，只有女人才有选举权。不管怎样，可以试试嘛。愿意的话，在法律上写上一条：男人们可以在一百年之后再开始选举，假如到那时他们还想选举的话。但与此同时，把人类存在的短暂历史上最大的一件事，就是动用还是摒弃热核战争武器这件事，不容分说，放在这个世界的女人们的怀抱里。这事儿上她们会怎么干，我是毫无疑问。因为，她们确实有余外的一些基因来理解和欣赏孩子们。这事儿上我不信任男人。假如由男人来管，某个地方，某个人，为回答一个Y染色体的某个疯狂的信号，就会把那些武器放出去，那我们作为一个物种就完结了。

还有另一件事。现在的世界知识充塞，还有更多的源源而来。在未来的世纪里，公平地分配知识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要。直到现在，女人们在这方面还没怎么插手。一旦我们摆脱了那些炸弹，儿童的充分教育，从少年直到成年早期这期间的教育，将很快成为对人类的一大挑战。我想，这件事更有理由让女人去管。她们个个都是天生的教师。把男人送去冲一会儿澡——这“一会儿”暂定为一百年。他们是该好好地、长长地洗个澡了。

22　随笔与大地女神

1970年，开了一次关于“炎症”的讨论会。开会的地方在卡拉马祖近郊，叫作溪庐。主办者厄普约翰公司出资修而葺之，使溪庐成为各大学的科学家们经常集会的中心。派给我的任务是准备某种叫作定调发言的东西，在会上用作开场白。要在会上提出的还有四十多篇论文，作者来自全国各地，都是研究炎症现象的行家。因为事先无从知道那些论文讲些什么，我可以就这个题目讲任何我爱讲的话。我知道，那些论文的总的倾向，会涉及活的组织内防卫机制中的生物化学细节，就是在存在外来入侵者时，白细胞与其他细胞之间信号交流的方式；制约微血管扩张收缩的那些介体，其作用是调节血液细胞和各种各样可溶成分通过毛细血管和小静脉壁的通道；血管内白细胞和血小板的凝集和黏附——所有这些，最终造成盖伦氏征中的红、热、肿、疼，这就是传统的炎症反应。这些事件互相联系，形成复杂的连环，导致外来物质被破坏，被逐出活的组织——这就是所要讨论的课题。

这种讨论会往往会相当沉闷。我有心一开头制造点儿轻松的气氛。因此，我提出了一种故意歪缠的观点。我当时认为，而且至今仍认为，那基本上是一种由自感应造成的疾病的范例，而不是纯粹的自卫。互不相容的十八般兵器一下子全使出来，常常是给主人造成的伤害比给入侵者的还要多。这种生物学上的事故可比之一场多头车祸，牵涉到消防车、救护车、警车，还有两辆大卡车，全撞到一座桥上。

发起者把整个会议录了音。数月之后，我收到一宗邮件，其中有一个小册子，那是我的发言的整理稿。与之相伴的，还有一则短柬，说，该讲稿已印发给其他与会者。过了一两天，我接到一个电话，是弗兰兹·英格尔芬格，《新英格兰医学杂志》的主编。

英格尔芬格说，他读了那篇东西，很喜欢，至少喜欢其中的某些部分，尽管他不完全同意其中的观点。他希望我试着就照着那种笔调给他的杂志写些小品文。条件相当有吸引力：我得每月写一篇，每月的第三周周末限期交稿，篇幅不得超过杂志的一页，大约一千个单词，题目不限，愿意写什么就写什么。稿酬是不给的。作为回报，他允诺不让任何人改动我的文章。他们要么采用，要么不用，但不会改动。

我不能拒绝。并不是因为该杂志声名颇隆，也不是看好这个随意发表意见的机会。我不回绝，是因为长期以来，我已经习惯于听命于英格尔芬格，他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这里面掺杂着条件反射行为，是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作实习医生时处理紧急情况而建立起来的。我到医院作小崽子时，早一年哈佛毕业的英格尔芬格正是高级实习医生，比我领先九个月，因而是我的头儿。我们的关系从此开始，继续不断，这关系就是他发号施令，我一样样执行。可事情还不止于此。那些年月里，在波士顿市立医院作实习医生，就如同在纷乱的战场上拼死格斗。历经艰苦的朝朝暮暮，我们成了亲密的朋友。除了其他品质之外，英格尔芬格还是个天生的良师。从我穿上崭新的白大褂出现在他管的病房那一刻，他就着手教我他所知道的一切。有好多好多小技巧需要学习——怎样在缺少常规部件时架设起权宜的氧气罩；怎样把新的氧气瓶从外边走廊的存放处搬运到病床边（它们太沉，搬是搬不动的。得把它们撬起来，到一个准确的角度，推着它们在打蜡的地板上滑动起来，跑向病房）；怎样给休克的病人洗胃；怎样把针头扎进一根看不见的静脉中，等等。到了晚上，我俩会坐在他的房间或我的房间里，听候来自急诊室的召唤、放唱片。英格尔芬格对莫扎特比我还熟，就连放唱片时还不住地上大课：他喜欢放上唱片，播放那么一秒来钟，然后拿下唱针，考问我这是哪个乐句，在什么方位。1937年圣诞之夜，我当班，而英格尔芬格休班，得到翌晨七点才上班。病房的夜晚很沉静。我把一片短笺按在他的房门上向他问候。是一张圣诞贺卡：

我是带来圣诞快乐的使者，

把好消息带给英格尔芬格，

好多人在病床上辗转呻吟，

但所幸没有死者，没有死者。

我们一起度过了十八个月，我带着深深的敬意离开那地方，敬服他的头脑，敬佩他的品格。实习医生阶段过后，他去费城，我奔纽约。在以后的年月里，我们不常见面。每年一两次，通常相逢在大西洋城，在临床研究社五月的会上。每次重逢，我们都得坐下来，拾起上年搁下的话题，继续言归正传。

于是，我告诉英格尔芬格，我乐意为他的杂志写那个专栏，说干就干。

读医学院时，每有兴会，还曾写点儿东西。毕业后一两年内也写过。此后就再也没有任情适性地写作过，顶多偶尔写点打油诗，或写一首正儿八经，但既无条理，又不曼妙的诗。胡诌几句相当不错的歪诗是我的拿手好戏。此外的写作只有科研论文，大约二百来篇。那种语言要字字绝对不含糊，因而文风就冷峻平板，今天读来，糟糕得不堪入目。得到这么个机会，冲出那么一种文字的牢笼而试试随笔这种样式，这提起了我的精神，但同时也让我犯愁。我曾经试图勾画出几篇的轮廓，开列出每篇想谈的题目，把我的思想组织成有条理的系列，写出了好几篇差劲透顶的小品文，差劲得怎么也不想看第二遍。于是，我不再打算按部就班地写了。我把这方法干脆改为无法。通常在周末，交稿的最后期限过了两天之后，在深夜里挤出合适的时间，事先不拟提纲，飞笔疾书。这法子效果好些了，或者说至少更有兴味些。我终于能够开始了。我写好一篇，题为《细胞生命的礼赞》，随后一篇写的是对月菌的提防，时当第一次登月之际。然后，一连数篇写共生现象。六个月之后，已发了六篇小文。我想，这就够了。我给英格尔芬格写信，提醒他，我大概该搁笔了吧。六篇文章凑成一个系列，我原先还没承想写这么多呢。我就此抛开，你另找新手，写些新的东西，或许对杂志更有益处吧。收到回信，答曰“不准”，我得把专栏写下去；说杂志收到一些读者来信，表示对这些文章感兴趣。假如我缺乏自信，那么，我该知道，连罗威尔都打电话告诉英格尔芬格，说托马斯那些文章蛮不错的。那个罗威尔是弗兰西斯·卡伯特·罗威尔医生，是英格尔芬格在波士顿的同学，睿智严肃，是个严厉的批评家。假如罗威尔都首肯，我当然应该写下去。

时日一长，执笔为文竟成了我的习惯。我一路写下去，一连四年，相当守时。一天，我收到一封信，发自加拿大温莎。写信人乔伊斯·卡罗尔·欧埃斯，是我从未谋过面的。信中告诉我，一位医生给她看了一些文章的复印件。她劝我考虑把这些文章汇集成书。其时，我已经收到相当一些关于这些文章的很有趣的来信，多半来自医生和医学生们。可欧埃斯的那封信当时是、后来一直是我所存书信中最好的一封。我看不出这些文章怎么能成书，因为，这些文章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联系。但她的首肯鼓舞了我。稍后，1973年，我收到好几家出版社的信，探讨出书的可能性，但同时告诉我，假如我有兴趣试一试的话，那得下一番改写的功夫，插入一些新文，称之为“承上启下的片段”，以便让所成之书意义更明晰。当时我忙于耶鲁医学院院长的公务，因此回复说，这事我干不了。后来，伊丽莎白·西芙顿，维京出版社的一位编辑，一天早上来电话说，她愿意就照原样刊出这些小品文，用不着我修修补补、承上启下什么的。我在电话里当即答应。1974年，书印了出来，就以第一篇的题目为名，叫作《细胞生命的礼赞》。这样写书再容易不过了。后来让我惊讶的是，这本书销路很好。我特别高兴的是，它的最活跃的市场，是在大学和医学院的书店里，那正是我所希望的。既已染上这一习惯，我就继续写些小品文，有些给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有的没有发表。四年之后，又集起第二本书，名为《水母与蜗牛》。

尽管这两本书在《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上均得好评，而且许多从事基础研究的科学家们来信表示大致同意和支持的意见，但我还是跟一些集团中的人们发生了争执。那是些颇有知识的人，跟我所写的题目有密切干系的。他们起劲地表示异议，倒不是针对其中的事实，更多是冲着其中的观点来的。

有些进化生物学家批评这本书里贯穿许多篇章的一个意思，就是暗示说，地球的本体像某种有机体，表现出那么多的相互依赖和关联性，以至于像一个依然处于发育之中的巨大胚胎。在我看来，这一想法相当有理。只消想一想古生物学中明摆着的事实，就可知道，在其75%的存在期里，地球的生命完全是由孤立的、原生的微细胞组成的。连这些细胞本身也可能都是很久很久以前那第一个细胞的后裔。后来，它们不知怎的在大约十亿年前成功地发育成有核细胞，然后又成为多细胞的实体，直到今天复杂的植物和动物。所有这些动植物都过着依赖的生活，它们直接或间接地依赖于今天的微生物种群。由罗夫罗克提出，得到马古利斯支持的盖娅（地母）假说走得更远一步。这一假说认为，这一行星上合起来的生命不仅形成某种有机体，而且还成功地调节自己，让其大气与水成分的相对组成保持着稳定，达成了见之于一些复杂有机体，比如人类自身的某种体内平衡。这种体内平衡是学传统的复杂有机体的学生们都熟知的。

大气中的氧气、二氧化碳和氮的浓度最有利于生命。它们与无生命的星球上可预见的大气非常不同。有重要的证据表明，这些气体的每一种，还有一些微量气体如氨和甲烷，也由各种各样生命形式的代谢活动控制在恰到好处的浓度。海洋中的盐分和pH值维持在一个常量，尽管有些趋势本会老早把海水变成了盐卤。之所以没有这样，只是因为生命的缘故。地球的平均温度保持在约10℃至20℃，至少十亿年来一直是这个样子。是这个星球的生命在维持着这种生命。有些力量，假如没有一个复杂的机制把环境中各种事物之间的平衡维持居常，那么这些力量本会无可避免地导致全面的死亡。此外，最显而易见的是，生物圈已经并继续做出调整，以适应太阳亮度持续的增加。自从约三十五亿年前生命初始，太阳的亮度增加了至少30%。这块地方真是稳定得可以。渐渐看出，对它益寿延年的唯一真正的威胁可能是我们。

盖娅论有一个导致争议的问题，就是它似乎破坏了达尔文主义的中心教条，这一教条说，物种出现了，其存其没，取决于自然选择的竞争；说，至于出现什么新物种以参与这场物竞天择的角逐，纯然靠的是运气，是由随机的突变，或由同样随机的现存基因重组来制约的。据某些进化生物学家说，暗示说这整个装置，也就是盖娅，现在有着一套深不可测的、复杂的机制，来进行内部的调节，并暗示说，这些机制共同协作，维持着全体的稳定，这就隐含一种意思：这东西不知怎么是设计出来这样运作的。这可是犯规的，因为有一个批评家就批评说，“自然选择是不能事先计划的”。这我同意。但我并不认为这一思想就那么大有目的论之嫌，而且也决不像同一位批评者所断言的，是对于地球的“神化”。在我看来，生物行为中实实在在有着有利于导致合作的趋势。而且，地球的历史也有丰富的记录，充满成功合伙关系的例证。这种合伙关系早在藻丛时期就开始了。这些藻丛由不同层次构成，各层之间相依为命。那是十多亿年以前的事。地球的生命很大程度上就是从那时植根于那些藻丛之中的。这种合作可能最终达到新水平：有些微生物进入另一些微生物的肉内，构成了叶绿体和线粒体。我认为这是所有步骤中最带根本性的一步。这一步使得最后十亿年来上场的所有活物成为可能：这是一个由后生生物、植物和动物组成的系统，装备有利用太阳能以制造养料和氧气的手段，而反过来，又利用这氧气来取得养料中所储存的能量。我毫不怀疑，这一过程是偶然发生的，在自然选择中成功了。但是，这成功如此令人瞠目，以至于为所有后来的事件搭成了舞台，而后者没有前者是决不会出现的。这些最原初、最重要的内共生系统一直保留了足够的自己的DNA和RNA，以便告诉分子遗传学，说它们起先实在是，或者曾经是一些独立的生物。然而，它们可能已经把某些至关重要的基因加以转化，改变了自身的结构和功能，使之适应了它们现在生存其中的细胞的核。

我认为，这就是这一段自然史的意义所在。我承认我太沉耽于这一想法之中了。可能正因为如此，我才倾向于尽可能多地从记录中寻找其他共生关系的例子。可能也是因为心目中存此偏见，我对自然界中侵略、贪婪和恐怖主义的例证注意不够。我想我可以改变自己的想法，花点时间考虑，认为昆虫基本上是些害人虫，是疾病的传播者，主要是一种苦恼，而不认为它们是空中和水中生物的主要的、不可或缺的食物来源，植物遗传的载体和森林生命循环的技术助理。我承认，这是一种邦葛罗斯*式的偏见，可我吃不准，邦葛罗斯是不是真的那么大错特错。在现实生活中，这是所有可能的世界中最好的世界，只要你把“可能的”一词加上着重点。

关于我们，我却并不那么乐观。人类正在使自己，连同世界的其余部分陷入越来越深的麻烦之中。除非我们很快地成熟起来，否则，我不会在我们的幸存上下很大赌注。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度过人类这一物种的童稚期。在进化论的意义上，我们来到此地的时间并不长。难怪我们还没长大，只不过进化出额叶、拇指、语言，还有成为我们赖以遮风挡雨和生存的屋宇的文化。我们可能瞎摸索而做错。热核战争是最令人不敢悬想的情况，只此一项就足以造成这一物种的灭亡。可我们还有其他东西威胁我们的长治久安：我们可能因人口过剩而灭亡，因森林砍光而灭亡，因污染而灭亡……多少噩梦会成真。警钟一直在窗外响着，提醒我们：果园在毁灭。我们安然过关只有靠运气。这种运气既无法估算，也不可相信，全赖于我们今后数十年的作为。关于这个，我有个很好的想法，这就是，我们首先是世界上所有生物中最不可思议的。说不定，我们同时也赋有不可思议的运气，也未可知。

译注

1

1.小刘易斯把人名Lorrimer（劳利莫尔）听成了lawnmover（草坪刈割机）。同样，也把carpet（地毯）听成copper（铜器）。

2.车轴草，又名三叶草，一般一柄三叶，四叶则为罕见植株，美俗以为幸运的象征。

3.大萧条，指1929～约1939年发生于北美洲、欧洲和世界其他工业化地区的经济衰退。

4.斯宾塞书体，是出生于俄亥俄杰尼瓦城的P.R.spencer（1800～1864）所创草书体，19世纪50～80年代美国最流行的书体。其体清圆，右斜。

5.据刘易斯·托马斯，考虑到物价、纳税等所有因素，1937年医生的收入的数字乘以5，便可与今天相比较。

6.悼念日，5月13日，美国法定纪念日，原为悼念南北战争中死亡的将士，后来扩大而纪念死于历次战争中的所有美国人。

7.七·四，即独立纪念日，美国全国性假日。1776年7月4日，《独立宣言》在第二次大陆会议上通过。

8.内战，即美国南北战争，美国联邦政府与美国南方联盟政府（由宣布脱离联邦的南方11个州组成）之间进行的长达4年之久的战争。

9.哥伦布骑士团，天主教男信徒国际性友爱互利团体，总部在康涅狄格州纽黑文市。

10.万圣节前夜，10月31日，主要是儿童的节日。是夜，儿童戴面具、乞讨、玩各种恶作剧。

11.凡达尔人，公元300～400年间入侵西欧的日耳曼部落。后指故意毁坏财产、文物的人。

2

1.基督教科学派，宣传靠信仰治病的宗教派别，1879年在美国波士顿创立。此处的病人身为该派台柱，不好意思公开请医生看病。

3

1.伤寒玛丽（1870？～1938.11.11），纽约城中著名的伤寒带菌者。她自己对伤寒杆菌有免疫力，但直接传播了51例伤寒。后被遣送到北方兄弟岛的传染病隔离中心。

9

1.硫磺岛，位于西太平洋的日本火山群岛，面积20平方千米。1945年，日军和美军在此激战，双方伤亡惨重。

2.那霸，日本冲绳岛市镇。1972年始为日本冲绳县治所。

3.神风突击队。神风，原指1281年将进逼日本西海岸的元朝舰队吹垮的一股台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4年10月莱特湾海战中，日军用自杀性飞机对付同盟国海军。冲绳之战，美国海军损失惨重，近5000人丧生。战士情绪激愤。

10

1.迎斋星期二，法国节日，即大斋首日的前一日。是日，人民恣意大进酒食。新奥尔良市有法国人居住区（波旁街）。

15

1.安息年假，或称休闲年假，美国大学教授每七年可享受一次的休假。

17

1.查理王的脑袋。1649年1月31日，英王查理一世被人民送上断头台。狄更斯小说《大卫·科波菲尔》中有一个人物，精神失常，经常看见查理王的脑袋从眼前景物中浮现。

22

1.邦葛罗斯，伏尔泰小说《老实人或乐观主义》里的人物。老实人的老师，乐观派哲学家。在他看来，世界是完美的，一切人和事物都尽善尽美。这种观念后被残酷现实所打碎。

作者介绍

刘易斯·托马斯，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医学院。一生担任过儿科学、内科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等多个教授职位，曾任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和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最后的职位是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院长和荣誉院长。著有《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最年轻的科学》《聆乐夜思》《脆弱的物种》和《等等，等等》。除最后一题谈论英语词源学，难于迻译外，我社强力推出托马斯为一般读者所写的全部五种科学著作汉译本，以飨读者。

译者介绍

李绍明，山东高密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后留校任教，偶尔译书。译作除刘易斯·托马斯系列五种外，尚有《贝格尔号航海志》以及校订的达尔文作品精华三种；此外有《宇宙为家》《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祭祀与王制》《欧罗巴的黄金时代》《摄影大师——500经典巨作》等。其中《细胞生命的礼赞》于2012年获第六届吴大猷科普佳作奖。

版权信息

水母与蜗牛

作者：[美]托马斯

译者：李绍明

ISBN：9787535765536

目录

版权信息

修订版序

译者序

水母与蜗牛

图森动物园

我们周围最年轻的和最聪明的

论医学中的巫术

绝妙的错误

池塘

犯错误的是人

自我

保健制度

论无性造人

论单义词和混合词

科学的危险

说疣子

论玄愁

对不起

论疾病

论自然的死亡

远游

论瞎鼓捣

论委员会

大脑里的扰频器

句读短笺

教区长的杰作

医学预科的课程设置

关于医学经济学的历史短笺

常读常新话蒙田

关于思想的思想

说胚胎学

医学的历史教训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

修订版序

岁月蹉跎，一事无成；教书半生，功过难论。暂端饭碗，偶尔译书，聊忘世情，效等儿戏。沙地拾贝，持归雕琢，或助易米，兼以娱心。此三书者，《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幸蒙出版，于今十余年矣。原作之美，未尽毁于拙笔。读友不弃，致获重镌。托马斯氏，当世文章大家。仆亦何人，敢尚友之。惟有尽心竭力，勉求信达，诗心文采，闻之齿寒。游戏之意减半，罪我之虞倍生。前两译佶屈累赘，乖谬实多，今日展卷，愧赧无地。有幸重订，痛改昨非。《最年轻的科学》，则有周前辈惠民先生旧译。珠玉在前，出新岂易。然不敢参考，恐落窠臼。非甘冒错讹之险，冀略存自家面目。读友幸察之。高密李绍明谨志。

二〇一〇年二月廿三日

于济南

译者序

这是刘易斯托马斯的第二本文集。他的第一本书，The Lives of a Cett，我译作《细胞生命的礼赞》。在那本书的译后记里，有两段话，关于作者和写作过程的，抄在这里，也还合用：

刘易斯·托马斯，1913年生于美国纽约城边，一个小镇外科医生的家庭里。受教于普林斯顿大学和哈佛医学院，毕业后做过实习医生，还做过为期不长的住院医生。参加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的繁荣时期，他辗转领导了好几个教学、科研和医疗机构，其中包括明尼苏达大学医学院和纽约大学贝尔维尤医疗中心。在耶鲁大学任医学院院长数年之后，又接任纽约市斯隆凯特林癌症纪念医院院长。他还是美国科学院院士。

这里，我想我可以附加几句话。人之常情，应该是读其书，想见其为人。可是，托马斯医生我们再也无法见到了。他已于1994年早些时候谢世。我见过他的两幅照片，都是晚年的，正是写作本书前后不久的时候所摄。一幅是在书房里，背靠书橱站着，两手扶书橱，头微低着，若有所思的样子。另一幅是在实验室，穿白大褂，也是沉思的神情。看起来身材壮伟，穿着讲究，绅士气派十足。他在自传中提到，六十六岁那年海边冲浪时膝部受过伤。由此可见他是个体魄强健的人。

接下去抄第二段，关于刘易斯托马斯写书过程的：

1970年，托马斯任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时，应邀在一个关于炎症的学术讨论会上作“定调演说”。他轻松幽默的泛泛而谈被录了音。不知怎的，演说的整理稿传到了《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主编的手上。那位主编是托马斯实习医生时期的年兄契友，他喜欢这篇东西，便命托马斯为他的杂志写一系列短文，让他照此泛泛而谈，条件是题目不限，一文不给，一字不改。

托马斯本具文才，可惜大半生献身研究，只好搁起他的锦心绣口，去做那些刻板的学术论文。得此机会，他自然乐于应命。

一连写了六篇，甫议搁笔，但已经欲罢不能了。热情的读者和批评家们要他把专栏写下去。于是，他一发而不可收，连写了四年。这时，出版商已争相罗致出版。维京出版社（The Viking Press）条件最惠，许他不加修补，原样付梓。于是，我们就有幸看到了这本辉煌的小册子。

这是说他的第一本书，《细胞生命的礼赞》。该书收文二十九篇，以排在最前头的一篇的篇目为书名。

此后他还是写，过了四年，又可以结集了。发表在《新英格兰医学杂志》上的，加上几篇发在别处，如《美国艺术科学会刊》（Journat of American Academy of Arts and Sciences）和《纽约时报》的，还有几篇未发表的，又得二十九篇，还是以排头第一篇的篇目为书名，叫The Medusa and the Snait，勉强译为《水母与蜗牛》。

译得笨拙，只好附加些解释，聊以塞责。Medu-sa（美杜莎）是希腊传说中三大妖怪之一。她的头发是一条条蛇。有一个属的水母长有触手，像那妖怪的蛇发，因而得名。

书中写到的是此属水母中的一个种。这里的Snail，并不是那些背着自己的小房子、在潮湿的草地上悠闲地爬来爬去的蜗牛。书中写的是一种海生的蛞蝓，裸鳃类，没有壳。作为篇名和书名，只能简单出之，结果是让人不得要领。那篇文章，讲的是那不勒斯海湾水域中那一单个特殊种的水母和那一单个特殊种的蛞蝓结成共生关系的故事。用这一篇开始并命名这本书，也许是偶然的，但也很可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为，刘易斯托马斯一直关注着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中的共生、依存和合作的现象。共生与合作是他第一本书的主题之一，也是这第二本书的主题之一。

当然，这本随笔集的主题远不止此。在这二十九篇文章里，托马斯谈生谈死，谈人间，谈地狱，谈民主和自由的社会设计，谈水獭、金鱼和疣子，谈疾病，谈思维，谈诗，谈语言学和标点符号。用他特有的托马斯方式。

这种自由的神侃允许托马斯做一件别的思想家做不到的事：允许他留有漏洞、矛盾和不一致。像蒙田一样，托马斯把人的性情、思想和行为中的不一致视为当然。他就那样意到笔随地写下去，并不在乎什么思想体系，也不担心什么地方出点差错。他甚至大谈犯错误的重要性：词语的误解和误用使语言进化得丰富而有活力；实验室里的错误是科学发现的通常方式；不犯错误就不成其为人；人本身也是DNA不断犯错误的结果。他的思想中存在着显然的矛盾：他不主张强调自我，却痛恶泯灭个性；他嘲讽催眠术之近巫，却以尽管是调侃的口吻，揭示出一大片科学研究的野地；他反对限制科学研究，却又讨厌无性造人，讨厌对潜意识（姑用此名）和自主自治的器官瞎鼓捣。

因此，托马斯曾把他的思想比作由好几个“自我”组成的委员会。这些“自我”开会时，常常是吵吵嚷嚷，议而无决。托马斯宣称，这个委员会没有主席。我想，这话不能完全当真。托马斯本质上是一个科学家。在他的八小时以内，在他作研究者的时候，在进行科研和教学管理的时候，在作政府卫生官员的时候，是这位科学家在作着思想委员会的主席。尤其是在那个国家关于生物医学科研的政策出现危险的偏斜，或舆论中谬见风行的重大关头，这位科学家便毫不迟疑地从工作岗位上凛然地站起来。当然，托马斯不只是一个科学家。他讴歌生命，保卫生命，捍卫生命固有的谐调，捍卫不容干犯的人性，干预社会机体和公众心理上的疾患——这时，他是超越了科学家的。但是，正因为他不只是一个科学家，他才是这样好的一个科学家。他关于科学发现的过程、关于科研的规划与管理、关于国家的科研政策、关于美国保健制度的困窘、关于生物医学科研中的社会和伦理含义等一系列问题的论述，值得每一个关注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的人认真研究。两书俱在，就不用我在这里详述了。在结束这篇小序之前，我想引用刘易斯托马斯作为科学家凛然站起的一个场合讲过的一番话，我认为，这番话是值得我们这些很愿意讲讲科学，却不很愿意知道科学为何物的人们铭诸座右，引以自警的。

20世纪70年代末，美国人举国上下反对生物学家滥用重组DNA技术，怕他们使DNA与大肠杆菌之类相结合而造出什么危险的杂种。人们用最坏的字眼儿，骂那些科学家“强暴”、“渎神”和“狂妄自大”。甚至有人已建议诉诸行政和司法的干预。于是，托马斯当仁不让，发出了毫不含糊的声音：

“……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做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真有前途的学科，那就不可能对之做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方。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没法选择你认为你将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李绍明

1996年3月6日于山东大学

2010年3月1日重订于威海寓中

水母与蜗牛

这年头，我们对于自我的意识好像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强了。时行的杂志上，连篇累牍的文章奉劝我们要对自我做这做那：如何找到自我，确认自我，培养自我，保护自我，更有甚者，在一些特殊的场合、时令，如周末什么的，还要学着如何暂时地忘掉自我。很有些诲人不倦的书本，销路甚佳的书本，是关于自我实现、自助自强和自我开发的。一群群自尊的人们付很高的费用，去参加为期三天的短训班，学习如何意识自我。简直可以在大学里开出关于自我启蒙的选修课来了。

读着这些，你可能会想，咱们发现自我，只是新近的事。咱早就疑心，有那么个东西在那儿活着，掌管着这块地儿，分离于其他所有事物，绝对的个性化，绝对的独立。这会儿总算封了它一个真正的名号，布告天下，叫作自我。

说起来，它却是个有趣的词儿，早就形成了。它在社会方面的意义，比你想象的要模棱得多。

最初的词根是se或seu，仅仅是个第三人称代词，而它的大多数子子孙孙，除了self（自我）本身，是造出来暗指别个、在某种意义上有关系的人的；sibs（血亲）和gossips（密友）都来自seu。Se也曾被用来指某种外在的或分离的事情，于是有了separate（分离），secret（秘密）和segregate（隔离）这些词。它的一个扩展的词根swedh进入希腊语，成为ethnos，意指属我族类，还有ethos，意为这些人的风俗习惯。Ethics（伦理，道德）意为属我族类、伦理观念相近的人们的行为。

我们容易认为，我们自己是自然界唯有的完全独特的生灵。可事情不是这样的。独特性是生物界极为稀松平常的品性，实在算不得什么独特。一个现象不可能既是独特的，同时又是普遍的。要说独特，就连一个个独个的、自由游动的细菌也可被看作是独特的实体，即使它们是一单个无性系的后裔，也能各各区分出来。斯普第奇（Spudich）和科什兰（Koshland）最近报道，同种的能动微生物，其个体的游动行为各不相同，颇像一个个性情孤僻、行为乖张的“怪人”。在它们寻找食物的时候，有的会歪歪扭扭地向一个方向前进，行进确切的几秒钟后，戛然而止；而其他的细菌则以不同的方式歪扭前进，行进不同的，但各有定数的时间。假如你逮住它们的鞭毛，把它们挂在覆了一层抗体的滑片的表面上，仔细观察，你可以通过其扭动身体的方式把它们一个个分别开来，分别得如此准确，好像它们各有不同的名字。

豆类携带有自我标记，彼此区分得如此清晰，就像一只小鼠通过它的气味做的标记一样。这些标记有糖蛋白，有植物凝集素，而且还可能跟某种内部的、至关重要的安排有关。这种安排是关于豆子和固氮菌之间的附着关系的。固氮菌生活在这种植物的表皮里，埋植在它的根瘤中。一个种系的豆类的植物凝集素跟前来这个种系殖民的特殊菌类的表面有特殊的亲和性，但对于来自其他种系豆子的菌类就没有。这一制度的设计，似乎是为了维护一些排他性的伙伴关系。自然界就是由这样一些小小的势利帮派凑合而成的。

珊瑚虫也有着生物的自我意识。如果你把同一种系的珊瑚虫放在一起，让它们互相接触，它们会融合成一个珊瑚虫，但如果是不同种系的，它们就会相互拒斥。

鱼类能通过各自的气味把同类作为个体而一一分辨出来。小鼠也能这样做。这种嗅觉的辨别力是由H2基因座控制的。用于免疫自我标记的基因也包含在同一些H2基因座里。

唯一似乎完全没有隐私感的活个体，是那些被从母体分离出来、分放在培养皿里的有核细胞。一旦得到机会，条件适宜，来源天差地别的两个细胞，比如，一个酵母菌细胞，一个鸡红血细胞，就会接触、融合，那两个细胞核也会融合，然后，这个新的杂交细胞就会起劲地分裂，繁生出大量的子孙来。赤裸的细胞缺乏自尊心，似乎一点儿自我感觉都没有。

自我标记，还有负责识别这种标记的感觉机制，传统上被看作是为了自己的利益在维护自己的个性的。有了这一机制，一种生物才能够自卫，保护自己免受所有其他生物的侵害。这样看来，自我性乃是有利于自我保护的。

不过，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却不是这样。海生无脊椎动物的自我标记机制想必是远在进化的过程走到我们这儿之前很久就早已完善了的。这种机制的建立，是为了让一种生物找到其他生物，但不是为了捕食，而是为了建立起共生的家庭。生活在蟹子甲壳上的海葵，择偶的标准极其挑剔。蟹子们也是一样。只有那一种海葵能找到那唯一一种蟹子。它们明确无误地感觉到彼此，然后就生活在一起，就好像是天造地设的伴侣。

有时候，不同的自我相当纠缠不清，以至于两种生物，受彼此分子构型的吸引，会把两个自我合并在一起，结成一单个生物体。关于这，我听到的最好的故事，是关于那不勒斯海湾中的裸鳃类动物和水母的。那种裸鳃类动物是一种海生蛞蝓。初看时，发现它身上长着一个小小的发育不全的寄生物，样子像一个水母，永久性地固着在裸鳃动物的口器的腹侧表面上。出于好奇，有些海洋生物学家就去探讨，那水母是怎样来到那里的。他们首先搜寻邻近海域，寻找其早期的发育形式，结果有了惊人的发现。那种附着的寄生物，尽管显然是特化了，放弃了独自的生活，但实际上还是能够繁衍后代，因为在一年中的某些特定季节里，它们的数量特别多。它们在较为靠上的水层中随波逐流，成长得惊人之好，最终长成羽翼丰满、像模像样的正常水母。与此同时，那种蜗牛也产下了幼仔，也开始正常生长，但是时间不长。还在极小极小的时候，它们就被水母的触手逮住，然后又被吞没到那伞状的身体里。乍看之下，你会觉得，水母现在是捕猎者，而蜗牛则是它的猎物。上辈子受辱蒙羞，低人一等，这会儿可算天道好还，扬眉吐气了。可是不然。蜗牛不但没被消化，而且还贪而无厌，没过多久，就开始反咬一口了。先吃掉水母的辐管，接着吃它的周边，最后吃掉它的触手，直到那水母实质上被全部吃掉，而蜗牛的个头则相应长大了。到末了，两者的关系又回到我们最初见到的样子，那头裸鳃动物优哉游哉，晃来晃去，水母却没剩下什么，只有一个经过成功加工的圆圆的寄生物，安然无恙地附着在蜗牛口边的表皮上。

选拣这个故事，已经觉得无从下手；思考它的含义，更加令人茫然。两种生物都是为了这次邂逅才来到这个世上，都带着自我的标记，以便在那不勒斯海湾的水域中能彼此找到。这一合作，如果你愿意这么称呼的话，是完全特定的。只有这个种的水母，也只有这个种的裸鳃动物，才能够走到一起，这样生活。而且，更加令人惊奇的是，它们不能以任何别的方式生活。它们只有互相依赖才能生存。它们不是真正的自我，它们明明白白是异己的。

想想这些活物，让我产生一种怪异的感觉。它们没有使我想起任何曾经见过的事。真的没有。这样的生活轮回，我从没听说过。这些东西是稀奇古怪的。没错儿，就是奇特。而与此同时，如同一个朦胧记得的梦，它们让我一下子想起了整个地球。于是，我的心翻腾不已，再也不能平静，而且百思不得其解了。

图森动物园

科学中的大部分信息是通过还原法得来的，这就是探求细节，然后探求细节的细节，直到一个结构的所有最小的小块儿，或者一个机制的最小的部分，都明摆在面前，以供计数和细察。只有办到了这事，那研究工作才能扩展，包容要探讨的整个机体或全部体系。我们是这么说的。

可有时候，这么干是要蒙受一些损失的。今天，公众对于科学的许多忧虑就在于，我们可能会永无休止地、着了魔地执著于部分，从而把全体永久地忽略了。关于这种忧虑，我有过一次短暂的亲身体验。有天下午，我在图森，手中有点闲暇，就去了趟动物园，就在城边，很方便的。营造公园的人在两个不大的人工池塘之间开掘了一道深的通道，两边是透亮的玻璃墙。这样，你站在两墙中间，就可以看到每一个池塘的深处，同时，还可以看到水面。在一个池塘里，通道的右侧，是一家子河狸；在通道的另一侧，是一家子水獭。离开你的脸数尺之内，在你的两边，水獭和河狸在纵情嬉戏，一会儿扎到水里，一会儿露出水面，忽而迎面游来，然后又悠然而去。我一辈子见的动物可算多了，可从没见过像它们这样充满生机的。就差那层玻璃，不然，你可以伸过手去，摸摸它们。

我一时呆住了。现在回想起来，那时我心中只有一个感受：那是深的欢喜，掺杂着对于那种完美娴熟的惊奇。我飘飘然从一边浮到另一边，脑子也装了转轴似的，一会儿惊奇地盯着河狸，一会儿又叹羡地盯着水獭。我听得见脑壳里胼胝体两边互相呼叫的声音，从这个半球呼叫那个半球。记得当时想道——我的意识还剩了一点没失控——我不要关于水獭跟河狸的各个部分的科学；我永远也不要知道它们是怎样表演出那种绝技的；我希望不要听见有关它们的科学新闻，不要知道它们的呼吸生理，它们肌肉的协调，它们的视觉，它们的内分泌系统，和它们的消化道。我希望永远也用不着把它们想成是一些细胞的集合。我所要的，唯有那完整的，毫发无损的，此时此刻在我眼前的，那些个水獭和河狸丰满健壮、毛茸茸、活泼泼的整个复杂机体。

这种感受，遗憾地说，仅仅持续了几分钟，然后，我就回到了20世纪末叶，像以往一样，又成了一个还原论者，由于习惯的力量，好奇地想起细节来。可这一次，想的不是河狸和水獭的细节。相反，是关于我的细节。某种值得铭志不忘的东西在我的心中发生了。这一点我毫不含糊。如果能够做到，我会把它放入脑干的某个部位；或许，这是我的大脑的边缘系统在运作。我成了一个行为科学家，一个实验心理学家，一个动物行为学家。一时间，我全然失去了那种好奇和倾倒的感觉。我一下子蔫了下来。

但是，我离开动物园的时候，还是似有所得。那是关于我自己的一条信息：我是不知怎的编了码来感受河狸和水獭的。我当它们的面表现出了本能的行为，就在它们被展出的玻璃后面伸手可接的地方，一齐窜上窜下的时候。我有着感受这种表演的感受器。用动物行为学的术语说，水獭跟河狸拥有针对我的“释放刺激物”，而那释放的过程就是我当时的体验。我释放了什么呢？是行为。什么行为？站在那儿，吃惊地转过来转过去，感到狂喜，和一种油然而生的友情。经过这样的交流之后，我并不能告诉你前所未知的关于水獭和河狸的任何信息。我没有了解到关于它们的任何新的东西。如有所知，只是关于我，恐怕还有你，或许还有关于整个人类的：我们被赋予了一些基因，它们编码出我们对水獭和河狸的反应，可能还有我们彼此之间的反应。我们拥有印制好的、一成不变的反应模式，时刻准备释放出去。并且，由于这种遭际而在我们内部释放出的行为，实质上是一种惊奇的情感。这是一种强制性的行为，我们只有竭尽心力，自始至终不断制造有意识的遁词，才能够避免这种情感。放任自己，机能地、自动地行事的话，我们就会嘤嘤求友的。

人人都说，别跟蚂蚁纠缠在一起。它们对我们没什么教益。它们是些脆弱的小小装置，是非人的，不能控制自己，既缺教养，又少灵魂。当它们聚成大群之后，彼此触碰，交换着携带于下颚上的像备忘录似的一点点信息时，它们就成了一单个动物。当心这一点，这是种贬值，是个性的失落，是有违人的本性的，是不自然的行为。

有时，人们主张这一观点是一本正经，经过深思熟虑的。其中包含的信息就是，要保持自我，离群索居，自私自利。而利他行为——这是个行话术语，从前称为爱——要比软弱还糟，简直是犯罪，是反自然的。彼此分离吧。别作群居性动物吧。不过，当你不得不借助语言来陈述它的时候，这个论点是很难服人的。你得印发小册子或者出书，然后还得出售、分发。你得在电视上露面，一下子吸引成百万人的注意，那时，你还得对他们所有人讲话，他们则同时收看，全都泰然地、注意地听你说：独个儿待着；不要互相依赖。你这样讲的时候，恐怕做不到脸不变色心不跳吧。

或许，利他行为乃是我们最原始的属性，离我们很远，我们对之莫可奈何。要么，它就是离我们很近，伸手可得，就等着被释放出来。现在，在我们这种文明中，它披上了种种外衣，叫作感情、友谊或者附着。我看不出，为什么所有人类就不该拥有一条条DNA蜷缩在染色体里，为我们编码出有用和利人的本性。有用这种属性可能会最终成为适者生存的最硬性的考验，比进攻性更重要，长远来看，比贪婪更有效力。假如这就是生物科学留给后世的信息，不但普适于蚂蚁，而且也普适于我们，那么，我举双手赞成科学。

有一件事，是我最想知道的。那就是，当那些蚂蚁筑成蚁丘，聚集在一起，互相接触、交流，而那整个群体的行为开始像一单个庞大活物，并且开始思想时，那思想到底是什么呢？当你在思考这一点时，我还想知道第二件事：当这事发生时，任何一只蚂蚁知道发生了什么吗？它会因之而毛发倒竖吗？

我们周围最年轻的和最聪明的

（在一个医学院毕业典礼上所作讲演的底稿）

各位医生：

在我们星系的另一边的什么地方，有一个遥远的行星，离一个其等级和温度都正合适的恒星恰好不远不近。此时此刻，那上面有一个委员会正在开会，研究着我们这个小小的偏远的太阳系。会议进行了一年之久，现已接近尾声了。那地方的智慧生物们正在一份文件上签名（当然是用某种数字），文件断言，说在我们这地方，生命的事是不可思议的，而这地方也不值得来一趟远征。他们的种种仪器已经发现，这儿存在最最致命的气体，就是氧气，这一来，什么戏都没了。他们曾经打算过要来，带来可移动的工厂，以制造能给予生命的阿摩尼亚。可是，冒这个被窒息的危险有什么用呢？

对于上面的剧情梗概，我真正相信的部分，是那个委员会。我把这看作是一个基本的信条，这就是，关于人的本性，我们所知道的最根本的方面，就在于此。如果你要到其他天体上去寻找生命的证据，你需要有特别的仪器，上面要装有能发现委员会存在的极其灵敏的感受器。假如那儿有生命，你就会找到一些财团，一些合作的集团公司，工作餐，等等，到处都是。

至少，在我们这种生物中是这样的。

火星，从我们迄今所能看到的看来，是一个可怖的地方。从所有的外观看来，它死气沉沉毫无生机，绝对是我们任何人所曾见过的最死寂的地方，看的时候很难做到不背过脸去。想一想，它可能是我们曾经从近处瞥过一眼的任何大小的地方中唯一真正的死地，而看到其近景更让我们不胜悲哀。

或许，竟有生命在火星上，而我们可能迄今一直还没有找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周围绕轨道旋转的无数个顾问大人们，这工夫儿正在就这一点进行激烈的、高度技术性的争论，争得一塌糊涂。在火星的沟沟洼洼的深处，宁无生命之孤岛乎？我们不该放下一队队带轮子的车辆，到它表面的各个部分，散开来到处探查？到一个个深深的罅隙里，升天入地地找寻，翻起一块块石头，到处嗅嗅，看能不能找到生命？也许，竟有那么一块儿地方，就一小块儿，会包藏着生命呢。

也许是这样吧。但是，那样的话，它就是最最可怪、绝对不可思议的事情了。因为，我们不熟悉这种生活方式。我们没有独居的、与世隔绝的生灵。设想一单个生命形式，独自地、无依无靠地存在，不附着于其他的生命形式，是超出我们的想象力的。

假如，你降下一辆车或亿万辆车到我们这个行星上，你也许能够找到一两块没有生命的小块地方。但那只有在你取的样很小的时候才是那样。我们最最酷热的沙漠里，最最寒冷的山顶上，都有活的细胞在。甚至最近在南极掘出的古老冻岩中，都有石内生物（endolithic organisms），舒舒服服地掖在石头表面下多孔的空间里，活得跟花店橱窗里那盆矮牵牛花一样旺盛。

就算你真的在火星上那么一单个地方找到了一单个生命形式，你将如何解释它呢？这种安排，有个术语叫作“封闭的生态系统”。而这就是个谜。我们这儿没有封闭的生态系统。根本没有。我们所知的唯一的封闭生态系统就是地球本身，但即使在这里，这个术语也得扩展，把太阳也包括进去作为系统的一部分，并且，老天爷才知道，有哪些至关重要的矿物质，是在某些个古老的年代，从外界漂游到我们这个行星的表面上来的。

这儿的每一种活物都依赖其他活物的生存而活着。所有的生命形式都互相联系着。我提出，委员会是现世生命的基础，指的就是这个意思。位于最中心，负有最大的责任，比其他任何实体，或者说，比地球整个躯体的任何其他工作部件都更深地卷入维持这整个系统运作的，是由那些无核微生物组成的庞大委员会。没有细菌领头儿，我们决不会有足够的氧气来分发，也不能够找到并固定氮素来制造酶，也不能够循环使用那些实实在在的生命物质来传宗接代。

关于系统的一个技术性的定义是这样的：所谓系统，就是其各组成部分之间相互作用、相互交流的一个结构，这些部分作为一个团体，单独或联合地作用或操作，以便通过各个单独部分的协同活动来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当然，这也就是完全令人满意的关于地球的定义。容有可商之处，大约只是定义的最后部分，就是系统的共同目标。那么，我们的共同目标到底是什么呢？我们到底是怎么搅和到这么一块地方来的呢？

这便是我们这一物种最大的不安之所在。我们当中有些人干脆大笔一挥，要勾销这种不安，宣称，我们的处境是滑稽可笑的。说，这整个地方是不可统驭的，因此，我们的责任，就是管好自己就行了。然而，这并没有解决问题。不安还是存在。我们还是那密集的、复杂得惊人的生命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我们还是陷入彼此长在一起的共生体中，而我们却真的不知道自己要干什么。

地球抱成一个整体，其各个组织有着一致性。它看起来真的像一个可能会具有某种可解意义的结构，只要我们对它了解得足够多。离远一点观之，比如从月球上拍照，它似乎要像一个有机体了。从它的最初看到它的现在，那么，它显然正处于发育的过程中，像一个大个儿的胚胎。尽管它个头惊人，部件无数，生命形式有无限的花样，可它还是具有一致性。每一个组织的生存能力都依赖于所有其他组织；它借助共生方式一路走来，而结伴共生的新方式的发明是其胚胎发生学的基本过程。对这种生命的进化，我们是没有条例限制的。从某些生物数学的细节上讲，关于制约着地球上一个个单一物种进化的规律，我们已经知道得很多。但是，迄今还没有出个达尔文来考虑这整个令人惊异的系统有条不紊地、协调地生长和分化，更谈不上它看上去是永恒的幸存了。这就构成一个饶有趣味的问题：有些机制，看上去完全是由偶然性和随机性制约的，它又是如何产生新的物种，并且还让这些物种彼此适配得天衣无缝、恰到好处、互利互用，好像它们就是一个生物体的一些细胞呢？这真是一个极好的谜。

如今，人类已经像蜂群一样攘攘挤挤地充斥于这整个表面，改变着所有东西，鼓捣着其他所有的部分，使人相信我们说了算，却拿这整个壮观生物的幸存去冒险。

你可以宽恕我们，或不管怎样原谅我们，原谅我们的无知。至少可以为我们说一句，我们终于渐渐地意识到了这些。在我们短暂的存在期间，人类在哪一个世纪也没有像现在这样深、这样痛苦地了解到我们对于自然之无知的广度和深度。我们正开始直面这一事实，并且正试图通过科学来作些什么。这或许可以拯救我们大家，假如我们足够聪明，足够幸运的话。但我们几乎是从零开始的。我们的道路还好长，好长。

请记住，我并不打算贬低我们自己；我热切地相信我们这个物种，而一点也不耐烦时行的把人类贬低为自然的有用部分的那一套。相反，我们是生命中令人瞩目的辉煌表现。我们有语言，还能像核糖体制造蛋白一样娴熟而确切地制造隐喻。我们有感情。我们有着编码有用属性的基因，而这有用的属性正是我所能猜想到的最接近自然界众生的“共同目标”的东西。最后，并且可能也是最好的事情是，我们还有音乐。任何物种，能够在其发育的最初的、幼稚的阶段——用任何进化论的标准来衡量，几乎都只不过是刚刚出世而已——产生出约翰·塞巴斯的昂·巴赫来，那就算不得很糟了。关于自己的未来，我们该感到更有把握才是。因为我们有诺威奇的朱立安（Julian of Norwich），他说，“但是，万事大吉，万物大吉，一切一切都会大利大吉。”而关于我们的罪恶时代，我们又可求助于蒙田（Montaigne）。他说，“假如自说自话不显得发疯，那么，我无时无刻不会被人听见自己骂自己说，‘你这遭瘟的笨蛋’”。

然而，我们怎么也无权认为自己高枕无忧。我们或许是地球上所有动物中特有的忧患动物。我们担心着未来，不满于现状，不能够接受死亡这个想法，不能够稳坐钓船，我们因忧患而伤心。以我看来，我们实在该当有个更好的舆论形象。我们一向有着关于自己来源的最强烈的猜想，那个猜想使我们身价倍增；从我们所知的最古老的语言，也就是印欧语里，我们拿Dhghem这个词来表示地球，又把它作成了humus（腐殖质）和human（人）；还作出了humble（谦卑），这个词更让我们无上荣光。不管怎样，我们无疑是所有物种中最坚持不懈、最执著的群居性生物，比最有名的群居性昆虫还要彼此依赖，而且，当你注视着我们的时候，就会看到，在群居生活方面，我们也真的比它们有更多的想象力和娴熟的技巧，多得它们没法比。我们长于此道；我们就是这样才营造起所有文化，营造起各种文明中的文学。我们有很高的期待值，也为自己的群居行为制定了很高的标准。如果我们犯了过失，因而危及这个物种——20世纪中我们就有好几次做了这种事——我们能够找到的责骂自己和自己行为的最强烈的字眼，就是那两个切中要害的词：“非人的”和“无人道的”。

人类的状况一点也不奇怪。我们就是举足轻重。在我看来，下述的是一个很好的猜想，有许多想过这事儿的人们都作出了这样的揣测，这就是，我们可能在从事着为这个星球上的生命形成某种头脑的过程。假如真是这样，那我们仍处于最原始的阶段，仍在摸索着语言和思想，但对于未来则已获得了无限的能力。这样看问题，那么，我们在这么短的时间——用地质学家的尺度衡量根本就算不得什么时间——就已走了这么远，可真是大可称道的。我们真是周围最新、最年轻、最聪明的东西。

论医学中的巫术

医学一直承受着压力，要它对它所对付的疾病向大众提供解释。而炮制一些无所不包的、统一的理论，乃是这个行当最古老、最心甘情愿的要紧事。最初，需要祛除的害人精怪是主要的病根病源，而萨满教巫师的职责仅仅是发展和改良画符念咒的技术。稍后，特别是在西方，一种新观念又风行一时。这种观念认为，体液在各个器官中的分配决定着疾病的进程。于是，我们便无所遁逃，一连好几个世纪用放血、拔罐、发汗和泻下等方法来尽力地干预。20世纪初，又生发出自体中毒的理论，于是，大多数疗法就又指向了排空大肠，并让它保持虚冲。然后，病灶感染的概念又风行全球，与之同来的还有假想中的微生物病原致敏的想法。那些年月，天知道拔了多少颗牙，摘除了多少个扁桃体、胆囊和阑尾。结果，到20世纪30年代，出现了身病心治的思想，于是，这想法似乎又横扫了医学界。

渐渐地，我们有些最要命的疾病一个一个地被从这些迹近巫术的系统中挑剔出去了，方法就是无可争议地找出它们的原因并加以对症治疗。结核病就是一个范例。那是人类最为顽固、不可遏制的进行性疾患，实际上能侵及人体的所有器官。出了些理论，涉及整个大气候，特别是夜气和光照不足，结果，温泉浴场成了某种医疗机构。直到现代由于有效化学疗法的发展，大家都才明白了，那种疾病有着一单个主导的、中心的原因。一旦驱除了结核杆菌，也就摆脱了那种疾病。

可是，那又成了过去的事了。如今，那种认为复杂疾病可以有一单个病因的思想又成了明日黄花。那些可以由抗生素来成功对付的微生物感染被看作是侥幸的例外。新出的理论是，今天的大多数人类疾病，传染病除外，本质上是多因子的，是由两大系列致病机制引起的。第一，环境因素的影响；第二，个人的生活方式。为使医学有效地对付这些疾病，大家已经公认，环境必须改变，个人的生活方式也要改变，而且还得彻底地改变。

这些东西没准儿会证明是对的。可是，要取得必要的证据则将很费时日。与此同时，这个领域对于巫术还是门户大开。

要得到直截了当的答案，有一大困难，这就是，要对付的疾病中，有这么多种，其病程是不可预测的，而且有一些疾病颇有自动平息的倾向。比如，对类风湿性关节炎，有这么多天差地别、毫无共同之处的治疗措施。戴铜手镯，迁居亚里桑那，用低糖低盐低肉低什么什么的饮食，甚至，病人们还接受了一本灵感论的书，据说还管事儿。这么一来，评估的麻烦就在于，大约百分之三十五被如此诊断的病人，是不管做了什么，都注定要康复的。但如果你真的得了类风湿性关节炎，或者精神分裂症，姑且这么说吧，而后来又好了，或者，你是个医生，看到发生了这事，要叫你相信，好转的原因不是你做了的某件事，那是很难的。于是，你就需要数目很大的病例，需要很长的时间，还要有冷静的头脑才行。

这不，巫术又来了，而且是凶猛地卷土重来。Laetrile杏仁露治癌症，针刺能改善耳聋和腰痛，维生素则百病皆治，还有坐禅、瑜伽、跳舞、生物反馈，周末在拥挤的房间里彼此大声喊叫，一个压倒一个：这些对人的健康都有特效。跑步本来就是一件好事，现在又有了医疗的价值，而这些价值从前本是印度尼西亚产的一些稀有草药的属性。

有一个反复出现的广告，是蓝十字会登在《纽约时报》的言论与社论版上的。这个广告敦促你利用科学来改变你的生活习惯，建议说，如果照办，在生活方式上采纳很容易做到的七条，你就可以凭添十一年的寿算。今天我等男女的平均寿命约在七十二岁，这就将意味着我们到时候还要活下去，至少活到八十三岁。据称，这样惊人的事你是可以办到的，要做的只是用早餐，常锻炼，保持正常体重，少喝酒，不抽烟，每晚睡眠八个小时，还有勿吃零食。

导致这一启蒙的学问，是加利福尼亚的几位流行病学家的一项研究的成果，其根据是分发给约七千人的一张问卷。问卷发出五年后，查找县级死亡证书做了死亡人数统计。这期间有三百七十一个人死去了。把他们的寿命跟他们当年在问卷上的答案一一对号。毫无疑问，在抽烟抽得很厉害的人和饮酒者当中，死的人较多些，正如你可以由已知的事实所想到的那样，吸烟者当中，肺癌的发病率高一些；而在饮酒者当中，肝硬化和交通事故的死亡率高一些。但是，自称不吃早饭的人，也有较高的死亡率，不进行体育锻炼的人死亡率甚至更高，这些人中，有的一点体育活动都没有，就连周末开车到郊外野餐也不去。出人意料的是，超过标准体重百分之二十并不很坏，但是，体重不足却明显地跟较高死亡率有联系。

那篇描述这些观察结果的文章已被广泛地引用，而且不限于被蓝十字会引用。那七条健康生活习惯准则在一些流行杂志里和一些报纸的健康专栏里不断露面，而提到时总是带着那增寿十一年的承诺。

这一研究成果正符合老百姓关于疾病的新的信条。你生病，是因为你生活方式不对头。假如你得了癌症，不管是什么原因，反正是你自己的错。假如你没有抽烟喝酒或吃了不该吃的东西，那就是因为你纵容自己的坏脾气，在不恰当的环境中一意孤行。如果你得了冠状动脉栓塞，那是因为你跑得少了，要么就是你过于紧张，要么就是你不会知足常乐，而且还兼有睡眠不宁。或者是你发了胖。你的错。

可吃早饭又算什么？那是一种魔法，纯粹的巫术。

你得仔细读那份报告，才能发现，对于那些研究成果还有一个更平直的解释。且把抽烟抽得很重的人和贪杯者放在一边不论，因为在这两种情况中，事情都很明显；两者都是危险的行当。可是，怎么也难于想象，五年不吃像样的或不像样的早饭，能成为死亡的实在原因。

那个解释把原因和结果颠倒了过来。七千人中，那些回答说他们不吃早饭，不去郊外野餐，体重不达标，或者睡眠不安的人们，其中有些人肯定在收到问题单时就已经有病了。他们不吃早饭，是因为他们一见饭就心烦。他们没了食欲，体重减轻，懒得四处活动，并且睡眠也成问题。他们没有打网球，或者没有全家去野餐，是因为他们感觉不好。这些人中，有的很可能已经患有尚未察觉的癌症，大约是胰腺癌；其他人可能患有高血压，或早期肾衰竭，或是某种别的器质性疾病，而从那份问卷是没法儿看出的。那份研究没有弄清那三百七十一人的死因，而这些没有识别清楚的异常中只有少数几例死亡可能对统计造成明显影响。该论文的作者还算谨慎，注意到了这些可能的解释，可是并没有足够强调地指出来。这样，你在读它的时候所得到的总的感觉就是，只要你用早餐，打网球，你就会一个劲儿地活下去。

人们广泛接受这养生七诀，把它作为长生不死的法门，正好反映了今天公众态度中某种重要的东西，或者说，至少反映了大众心理中的一些态度，这就是对于疾病和死亡的态度。人总想知道一些简单易懂的原因，并且，个人还得能够对之做些什么。假如你相信你能通过慢跑、乐观、饮食有度、起居有时，来防止一些早死的原因，如癌症、心脏病，还有中风——这些疾病的病因我们实在还并不理解——那么，这会是很好的事情让人相信，尽管它们不见得真实。医学经历过其他一些有着统一理论的时期，那些理论是为解释所有人类疾病而构建的，其效力还并不总是像这次可能导致的那样有好生之德，可医学还是苟延残喘，活了下来。说到底，如果人们能受其感化而把烟戒掉，不再过饮过食，而去进行某种体育活动，他们当中的大多数肯定会由于生活更有条理、更有规律而感觉好些，并且，许多人也一定会看上去更精神些。

对于让人保持健康的纯粹善意，谁也说不出什么难听的话来。可是，对于那些承诺，我们还是得小心为是。

在这个养生七诀的信条中，还包含着一个颇具吸引力的意识形态两刃剑，还不算在那两个数字里潜在的幸运观念——逢七见十一（一种骰子戏里的术语——译者）。政治上的左右两派，都能从中各取所需。对于右翼来说，听说个人，这个一直是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美国公民，现在要对自己的健康负责，出了什么事儿都是他咎由自取，因为他抽烟喝酒或生活方式不对头（而且他还会高高兴兴地自认倒霉），那是相当有吸引力的。反过来，对于左翼来说，被告知，我们所有的健康问题，包括死亡在内，都是社会造成的，是因为社会没有引导其成员生活得法儿，那也是件好事。如果你们真想改善人民的健康，答案并不是科学研究；你们应该起来推翻现存社会，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这叫作正过来我赢，反过来你输，真可谓左右逢源了。

夹在左右两派的中间，医学上的怀疑论者日子可就不好过了。在疾病机制方面，承认无知比之声称完全理解，让人信服就要难得多。特别是当那种声称的理解能导致——不管合不合逻辑——某种行动的时候，人们就更愿意信从。当事关大病的时候，公众倾向于怀疑那些怀疑者，而更愿意相信那些名副其实的信徒。这也是人之常情。这是医学最古老的两难处境，公平坦率和花言巧语都解决不了这个难题。需要的，是大量的时间和耐性，等科学到来，像过去一样，带来铁的事实。

绝妙的错误

大自然迄今取得的唯一最伟大的成就，当然要数DNA分子的发明。我们从一开始就有了它。它内装于第一个细胞之中，那个细胞带着膜和一切，于大约三十亿年前这个行星渐渐冷却时出现在什么地方的浓汤似的水中。今天贯穿地球上所有细胞的DNA，只不过是那第一个DNA扩展和惨淡经营的结果。在某种本质的意义上，我们不能够声称自己取得了什么进步，因为，生长和繁衍的技术基本没变。

可我们在所有其他方面却取得了进步。尽管，今天再来谈论进化方面的进步已经不时髦了，因为，如果你用那个词去指称任何类似改进的东西，都会隐含某种让科学无能为力的价值判断，可我还是想不出一个更好的术语来描述已经发生的事情。毕竟，从一个仅仅拥有一种原始微生物细胞的生命系统中一路走过来，从沼地藻丛的惨淡生涯中脱颖而出，演进到今天我们周围所见的一切——巴黎城，衣阿华州，剑桥大学，伍兹霍尔（Woods Hole海洋生物学实验站），南斯拉夫普利特维策国家公园那巨大阶梯一般、石灰华夹岸的群湖叠瀑，我后院里的马栗树，还有脊椎动物大脑皮质模块中那一排排的神经元——只能代表着改进。从那一个古老的分子至今，我们真的已经走了好远。

我们决不可能通过人类智慧做到这一点。就是有分子生物学家从一开始就乘坐卫星飞来，带着实验室等一切，从另外某个太阳系来到这里，也是白搭。没错儿，我们进化出了科学家，因此知道了许多关于DNA的事，但假如我们这种心智遇到挑战，要我们从零开始，设计一个类似的会繁殖的分子，我们是决不会成功的。我们会犯一个致命的错误：我们设计的分子会是完美的。假以时日，我们终会想出怎样做这事，核苷酸啦，酶啦，等等一切，做成完美无瑕的、一模一样的复本，可我们怎么想也不会想到，那玩意儿还必须能出差错。

能够稍微有些失误，乃是DNA的真正奇迹。没有这个特有的品性，我们将至今还是厌气菌，而音乐是不会有的。一个个加以单独观察，把我们一路带过来的每一个突变，都代表某种随机的、全然自发的意外，然而，突变的发生却绝不是意外；DNA的分子从一开始就命中注定要犯些小小的错误。

假如由我们来干这事，我们会发现某种途径去改正这些错误，那样，进化就会半路停止了。试想，一些科学家正在成功地从事于繁殖文本完全正确的原核细胞，像细菌一样的无核细胞，而有核细胞突然出现，那时，他们会怎样的惊慌失措。想一想，那一个个受惊扰的委员会将如何集会，来解释那丢人现眼的事：为什么那些三叶虫会大量增殖，满地都是；想一想，他们会如何动用集团火力，怎样撤销所有权。

我们讲，犯错误的是人，可我们并不怎么喜欢这个想法。而让我们去接受犯错误也是所有生物的本性这个事实，那就更难了。我们更喜欢立场坚定，确保不变。可事情还是这样的：我们来到这儿，就是由于纯粹的机遇，可以说是由于错误。在进化路上的某处，核苷酸旁移，让进了新成员；可能还有病毒也迁移进来，随身带来一些小小的异己的基因组；来自太阳或外层空间的辐射在分子中引起了小小的裂缝，于是就孕育出人类。

不管怎样，只要分子有这种根本的不稳定性，事情的结果大概只能如此。说到底，如果你有个机制，按其设计是用来不断改变生活方式的；假如所有新的形式都必须像它们显然做了的那样互相适配，结成一体；假如每一个即兴生成的，代表着对于个体的修饰润色的新的基因，很有可能为这一物种所选择；假如你也有足够的时间，也许，这个系统注定要迟早发育出大脑的，还有意识。

生物学实在需要有一个比“错误”更好的词来指称这种进化的推动力。或者，“错误”一词也毕竟用得。只要你记住，它来自一个古老的词根，那词根意为四处游荡，寻寻觅觅。

池塘

曼哈顿有很多区域浸在水里。我还记得贝尔维尤新医院是什么时候兴建的。那是十五年前的事。第一期工程最为壮观，最为圆满，那是一个巨大的方池，有个名字叫贝尔维尤湖。它来到世上两年许，那个闷闷不乐的预算局还在为下一期工程筹集钞票。方池被圈了起来，从旧医院高层楼房的窗口才能看到，可是它实在好看。炎炎仲夏，它清凉而蔚蓝；隆冬一月，它又有北国冰城佛蒙特的景象，镜面新磨，闪闪发光。那围墙，像所有城墙一样，总有些残破的豁口。我们本可以下楼去使用它。可是，大家知道，它的开掘曾搅起东河的沉滓。在贝尔维尤，对于东河有个明文规定：不管谁掉下去，都将是传染病科的急诊病例，而复苏后要采取的最初措施，就是给予大剂量的抗生素，不管什么抗生素，医院的药房能供应什么就用什么。

但假如把东河澄清，你会得到满城的湖光水色，至少能点缀曼哈顿东区。假如把帝国大厦和邻近的高层建筑连根拔起，你立马会得到一个内海。在适当的地方钻几个洞，水就会下灌地铁，那你就会有一些可爱的地下运河横贯哈得逊河，北逼城北哈莱姆河，南通闹市区的炮台公园，那将会是一个地下威尼斯，就差没有鸽子。

不过，这还不行，除非你能想出个法儿别让鱼进来。纽约人不能忍受活在露天地里的活鱼。我解释不了这件事，可事情就是这样的。

有一个新的池塘，比贝尔维尤湖小得多，在第一大道东侧，七十号大街和七十一号大街之间。它是去年什么时候冒出来的。在扒了一排旧公寓楼，为建新的公寓楼挖好地基之后不久，就有了它。到现在，它已是曼哈顿区一个不大不小的池塘了，一个街区长，四十英尺宽，中心部位可能有八英尺深，略呈肾形，很像个超尺寸的郊外泳池，只不过有些漂浮物，而且，现在又有了金鱼。

有了金鱼，这池子似乎就极为讨厌了。从人行道上就可清楚地看见，有好几百头。在曼哈顿的其他池边，行人们通常会从围墙豁口观鱼。可这儿不一样。四邻的居民们经过时，往往要越过街道，走另一边，眼睛看着别处。

对这池塘，人们已经有了一些抱怨。实际上，这些抱怨毋宁说是针对那些金鱼的。人怎么能干这种事？遗弃宠物阿狗阿猫，就够坏了，是什么人，竟然忍心遗弃金鱼呢？那些人定是趁夜深人静，端着鱼缸，往里一倒了之的。他们怎么能做得出来？

有人找了防止虐待动物协会。一天下午，他们的人带着划艇来了，用了渔网，把鱼捞起来，放进新式的禁闭鱼缸带走，一部分送往中央公园，一部分带到防止虐待动物协会总部，放到养鱼池里。可是，那些金鱼已经下了仔，或者是那些深夜端鱼缸下楼前来的人还继续来，鬼鬼祟祟，没心没肺地往池里倒。不管怎样，鱼太多，协会捞不胜捞，简直是老机构遇到了新问题。一个官员在报上发表声明说，将要求财产的所有者们用水泵把水抽干，然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再来把它们一网打尽。

看人们议论纷纷时那神气，你会认为，那是些老鼠或蟑螂。把那些金鱼弄出池塘，怎么弄都可以。必要的话，用甘油炸药也行。可要除掉它们。有人说了，冬天将至，那池塘那么深，它们会在冰下面游来游去的。把它们弄出来。

我想，作祟的不是那些金鱼，而是所有曼哈顿居民头脑深处关于东河的知识。玻璃鱼缸里的金鱼对人心是无害的。说不定对人心还有好处呢。可是，听任金鱼自生自灭，自我繁殖，更有甚者，还能在东河那样的死水潭里幸存下来，不知怎么，就威胁到我们全体。我们不愿意想到，有些条件下，特别是在曼哈顿水塘那种条件下，竟然有存在生命的可能。那里面有四个破轮胎，数不过来的破啤酒瓶，十四只鞋子，其中有一只是橡皮底帆布鞋，而在整个水面上，都是看得见的灰蒙蒙、绿荧荧的一层。那是曼哈顿所有池塘的老住户。池塘边的泥土不是通常农田里的土，而是曼哈顿垫地用的复用土。那是积年的垃圾，变成化石的咖啡渣、葡萄皮、城市的排泄物。有金鱼在这样的水中游，一小群一小群神神秘秘地倏忽而来，倏忽而往，显然还在吃东西，看上去又健康，又得意，像在最昂贵的水族馆的玻璃橱窗里的同类们一样，这就意味着，我们的标准有问题。在难以言喻的深层意义上，这是一种侮辱。

有一次，我想我发现了一种特别的鳍，那是水面下两条鱼的背鳍。随着一阵狂喜，我突然想到，在这样一个池塘里，有着各种化学上的可能性。没准儿会含有某些诱变因素。这样的话，不久就会生出一群群突变型的金鱼来。我想，只要给它们多一点儿时间就成。然后又想——我还从来没有这样用最典型的曼哈顿思路想事情——下个月，防止虐待动物协会就会再来，带着他们的划艇和渔网。财产所有者会来抽池里的水。渔网不停地抛，划艇往下降，然后，防止虐待动物协会的官员们将会突然惊叫起来。一阵扑扑楞楞，灰蒙蒙、绿荧荧的水花四溅，在池塘的四周，金鱼们就会用新长出的小脚，爬上四岸那种纽约城填地用的陈年老土，爬上人行道，四散爬开，横过马路，爬进门厅，爬进防火太平门，其中有些在小脚上长着小小吸盘的就爬墙上楼，钻进开着的窗户，寻找什么东西。

当然，这种情形不会持续很久。这种事从来就长不了。市长会来，亲加申斥。卫生局会来，建议从城外购进食鱼的猫类，因为城里的猫们生来就讨人厌。全国健康研究院会从华盛顿派来大队专业人员，带着新型的杀鱼喷剂——这种产品四天后将被撤销，因为它对猫有毒性。

不管怎样，数星期后，事情就会过去，就像纽约的许许多多事件一样。金鱼们会潜形匿迹，无影无踪，池塘里就会扔满橡皮底帆布鞋。会有工人前来，到处倾倒水泥。到明年，新楼矗起，被人住满，那些人对他们的特别环境曾经造成的效应将一无所知。可那曾是多么动人的一幕。

犯错误的是人

时到如今，想必每个人都已经有过至少一次涉及计算机错误的亲身经历。突然间有报告说银行存款余额从三百七十九美元一跃而为数百万；吁求慈善捐款的信件，是发给听起来陌生的名字的，却一次又一次发到了你的地址上；百货商店派错了账单；一些公用事业公司会写道，他们什么事情也办不了了，诸如此类。假如你费尽周折终于跟某人接上了头，向他投诉，那时，你会得到同一台计算机即时打印出的道歉信，说：“我们的计算机出了毛病。您的账号正在校正。”

这些事情被认为纯属偶然的故障。人们不认为，犯错误是运转良好的机器的正常行为。如果出了错，一定是个人的错误，是人的错误。指法不对，干扰，某个键粘死了，有人击错了键，等等。计算机，在其顶好的正常状况下，是一贯正确的。

我怀疑这是不是真的。说到底，计算机的整个要旨，就是它代表着人脑的延伸，虽然大大地改进了，却仍然是属人的，没准儿还是超人的。一台计算机能够清楚、快速地思维，足以在棋枰上杀败你，有的还编有程序，能做朦胧诗呢。它们能做我们所能做的一切，还能做许多我们做不到的。

迄今还不知道，计算机有没有自己的意识。而要找出这一点是很难的。当你走进现今为这些巨大机器建造的某个庞大厅堂，并且驻足谛听时，很容易想象，远处那隐隐约约的声响就是思维的声音，而卷轴的转动，使它们看起来更像一个个野物在转眼珠子，要集中注意力，紧盯住什么，被过量的信息噎得说不出话来。可是真正的思想，还有做梦，又是另一回事。

另一方面，有证据表明，某种很像无意识的，相当于我们的无意识的东西，在我们周围无处不在，就在我们的每一份邮件里。作为人脑的延伸，它们的结撰具有同样的易错的品性，是自发的，不可控制的，而且充满着种种可能性。

错误植根于人的思维的最基底。它们埋植在那里，像根瘤一样喂养这个结构。假如我们不是备有犯错误这种花巧，我们永远也做不成任何有用的事情。我们通过做一连串的正误选择而思想，而做出错误选择的频度必须跟正确选择的频度一样高。我们就这样生活下去。我们是被建造来犯错误的，编码来出差错的。

我们说，我们是通过“尝试错误”来学习的。为什么总是这样说呢？为什么不说“尝试正确”或“尝试成功”呢？那个古老词组那样表述，是因为在现实生活中，事情就是那样做成的。

一个好的实验室，跟一个好的银行，好的公司，或好的政府一样，得像计算机那样运行。几乎每一件事都得做得完美无瑕，照章办事，所有加数加在一起，凑成那预料的和。时光就这样一天天过去。然后，在某个交运的日子，在一个交运的实验室，有人出了点差错：用错了缓冲剂，某个空填错了，点错了小数点，室温高了一度半，一只小鼠跑出了笼子，或者，仅仅是误读了那天的规程。不管怎样，结果出来时，某个指标显然给非法抬高了，而这时，行动就开始了。

误读还不是重要的错误；它不过是为错误开了门。下一步才是顶要紧的。当研究者能够说出，“尽管这样，可是你瞧！”，那时，那个新的发现，不管是什么，就只有一步之遥，只等伸手去抓了。进展所需要的，是根据那个错误去行动。

每当新型的思维将要完成，或者新的音乐样式要诞生时，事先一定要有一番争论。同一个头脑里有双方在争辩，长篇大论，慷慨激昂，有个可爱的谅解就是，一方是对的，而另一方是错的。事情早晚会有个水落石出。然而，没有这两方，没有这争论，根本不会有什么行动。希望就在于这种犯错误的能力，这种易错的倾向。从信息的高山一跃而过，轻轻降落在错误一边的能力，代表着人类天赋的顶峰。

也许，这就是人类特有的天赋，可能还是在我们的遗传指令里规定好了的。别的生灵似乎没有这样的DNA序列，使犯错误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例行公事，当然更不会使程序化了的错误成为行动的指南。

我们的头脑是变动不居的。在有着多于两个选择的时候，我们的属人的特性就顶好地显示出来了。有时候有十条，甚至二十条路可走，除了一条，其余都肯定是错的。在这种形势下，那丰富的选择可把我们提升到全新的地位。这一过程叫作探索，而它乃是基于人的易错性的。假如我们的头脑中仅有一个中心，只有在将要做出一个正确选择时才能够做出响应，而非这样乱糟糟的，由各不相同、容易上当受骗的一丛丛神经元组成的系统，能够冲进死胡同，上穷碧落下黄泉，走错道儿，转弯路，我们就只能死死地钉在今天这个样子。

较低级的动物没有这样辉煌的自由。它们的大多数是受到限制，只能绝对准确无误的。猫们，尽管有许多好的方面，却从来不犯错误。我从未见过一只蠢笨拙劣、疏忽失策的猫。狗们有时会失错，犯些可爱的小小的错误，但它们是在试图模仿主人时才这样的。鱼类做什么事都无懈可击。组织里的细胞个体是些没有头脑的小机器，完美地执行着它们的功能，像群蜂一样，绝对是非人的。

在我们日趋依赖于更加复杂的计算机来安排我们的事务时，这一点应该谨记在心。我要说，给那些计算机以头脑；让它们以自己的方式行事。如果我们能学会这样做事，在工作进行时转过脸去，见好就收，那么，人类和计算机类都将会前途无量。普通寻常的好计算机能瞬间完成我们任何人要用计算尺忙一辈子的计算。想一想通过现在离我们无限近的、俯拾即是的、机器造成的、精致的计算错误，我们能有什么收获吧。我们将会动手解决自己最困难的难题。比如说，既然我们显然已经成为一单个群体，我们应当如何在星球规模上组织自己的群居生活？作为一个工作前提，我们不妨假定，达到这一点的所有道路都行不通。那时，为了取得进展，我们就需要一个长长的错误选择项目单，比我们任何人现在所能想到的错误路线所组成的单子都长得多，也有趣得多。实际上，我们需要一个无限长的单子，而当这个单子打印出来时，我们需要计算机去自行开动，随机地做出选择，选择下一步该怎么走。假如那是个足够大的错误，我们会目瞪口呆地发现自己上了一个新台阶，走出了困境，可以再度行动了。

自我

据说，有些精神病病人能有不止一个自我。其中，有一位为此病所苦的美丽聪慧的年轻女子，前些时曾受到资助，出现在一个电视谈话节目上，表现她的多重自我以及她们之间的纷争。她说，她自身拥有不少于八个别的女人，或者说被八个女人所拥有。那些女人各不相同，都有各自的名字，彼此争吵、排挤，都力图控制那整个实体，于是引起无休止的混乱和窘迫。她（们）想摆脱她们（她）全体，当然，除了她（们）自己。

专业人员称这样的人为歇斯底里，或精神分裂症病人。我还听说，对他们似乎无能为力。有不止一个自我，这本身就被看作是很严重的病态。还没有什么已知的法子能赶走那些闯入者。

我是拿不准，不同自我的数目本身是否就有那么病态：我希望那不算病态。在我个人看来，八个自我是个合情合理的小数目，不难管理。他们同时出现才真正成问题。我觉得，精神病学家要做得更好些，最好说服他们排队挨号，像我们正常人常做的那样。难道不能通过给予奖励或施以关于惩罚的温和的威吓来调理他们吗？“你好，非常高兴在这儿见到你。我有不多不少正好五十五分钟，过此时间恕不奉陪，因为还有别人要来。不过，明天这个时间我们再准时见面行吗？请吃一块薄荷巧克力，然后说说话，就咱们俩。”这种方式也许有用，至少可以让他们排成某种次序。

说句实在话，跟我说，有不止一个自我是一种病症，这会让我难为情。我活到如今，有过多少自我，我已数不清，也没法跟他们一一保持联系了。有一点很大的不同，使我一直感觉正常，这就是，我（们）的自我是一个接一个按部就班地出现的。五年前，我不是这个人。那是个年轻小伙子，所作的所说的，我现在是不可能同意的。十年前的我是个陌生人。二十、四十年前……我已经惘然。你会称之为病态的那种事情，我只体验过一件，就是排的队中间出现空档，一个已经完结，退出了，下一个还没准备好，没接上，一时间空了场。庆幸的是，那种事我记得只发生过三四次。有一次是我已经长成大孩子了，可那个小青年还没出现。后来还有两次，似乎一时糊里糊涂，不知道下一个该是谁。其余的时间，他们规规矩矩挨号而来，前面的一暗示，后面的马上准备接手，有时赶得上气不接下气，还需要临时交代情况，但也没误事，总是坚定不移地走下去。令人惊奇的是，世道变化这么快，他们却不需要多少背景情况介绍。我记不得五年前那个人是谁了。只记得他在读语言学，并且刚刚发现了哲学的天地。可是没做成多少事，他就离去了。

说真话，有那么几次，他们还一齐来过，像电视上那些个女孩子一样，吵吵嚷嚷，都想得到青睐。他们组成整个整个的委员会，一个住房委员会，一个预算委员会，一个牢骚委员会，甚至还有一个会员资格委员会，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进来的。从来没有个主席。我当然不是。顶多，我是个行政助理。从没有议事日程。末了，我只好送来些水果、点心之类来让大家提提神儿。

我们干吗要开会？很难说。砰的一声门开了，忽拉拉他们拥进来，叫唤快开会，然后就一齐讲起来。说也奇怪，那并不仅仅是乱吵一通；他们会在讲话中留出些空间，这样，一个人讲话的词语会插入到别人讲话里不声不响留下的缝隙。好的时候，那感觉就像一场极其复杂的对话，可也有些时候，那声音更像从远处听到的繁忙车站的嘈杂声。更坏的时候，各音部的停止没有同步进行，而是彼此打断；那时，就像所有文件突然被一阵风吹离了桌面。

我们从没有解决什么问题。近年来，我感觉到，他们对我——不管他们认为我是谁——越来越不耐烦，也不管他们状况如何，说来就来。他们并不按时出现，说声状况不佳。不过，他们已开始有个迫切的需要。最需要的，是一个主席。

最坏的情况，是我本希望只有一个自我的时候。想了个法子，夜晚出去，到海滩走走，看看满天星斗，使劲儿想：成为一个，成为一个。不管事儿，从来不管事儿。你刚觉得有上升感，开始转动，那架精神时钟呼呼发响、正要敲响报时的钟声，这时，其他的自我又开始讲话了。不管我想什么，他们总是说，不，根本不是那回事儿。

只有一个办法能让他们安静，让他们停止讲话，那就是放音乐。这法儿灵验。巴赫的乐曲每次都能让他们就地停下，好像那就是他们一直在等待的。

保健制度

这个国家的保健制度是一个令人瞠目的企业。在那个形容词的任何意义上都是这样。不管它怎样分配失当，欠缺协调，那总的集体性努力的巨大规模和广度，还有那费用，都首先让人目瞪口呆。所耗费的美元的数目几乎不可思议。那数目年年不同，总在上升，从1950年的约一百亿，到1978年估计的一千四百亿，未来几年，到了全国医疗保险方案落实之时，还得更多地上涨。官方估计，我们现在正把国民生产总值的整整百分之八投入保健事业。这个比率很快就会上升到百分之十到百分之十二。

这些还是官方的数字，只计入从官方渠道流入的美元——只计入了医院的收费，医生的酬劳，开出的药物，保险费用，设施的建筑安装，科研经费，如此等等。

但这些美元只是其中的一部分。有什么理由，把估算局限于严格的职业费用？实际上，此外还有一个巨大的市场，在那个市场中，种种意在改善健康的事物进行了庞大数额的流通交换。

国民经济的不算小的部分，电视业和广播业，是很需要靠健康，更确切地说，是要靠疾病来养活的。许多故事，并不是专讲医疗事件的，也贯穿着基本上是医疗的情节、疾病，或外科手术的场景。在这些故事中，占中心地位的人类两难处境就是疾病。不仅如此，几乎所有的商业广告，每个普通的晚间都要播出的，都无异于专营康复物品的杂货摊儿。治什么毛病的东西都有，什么胃胀气，便秘，头痛，神经紧张，失眠或多眠，关节炎，贫血，烦躁不安，令人绝望的体臭，多汗，黄牙根儿，头皮屑，疮疤疖子和痔疮，都有东西治。饮食业成了医生的代理人。听他们的广告，好像早餐吃的谷类食物是补品，是维生素，是强壮剂。现在，这些东西让专业化的保健食品业抓到手里，独家专营。他们的产品是无污染的、有机的，“天然”地使人恢复生机和活力。口香糖现在卖作牙齿清洁剂。维生素则取代了从前祷告的位置。

出版业也是。硬皮精装书、纸面简装书、杂志，这一切好像离了健康就不能活似的，都在谈论求取心理健康的新方儿，根治关节炎的妙药，而大多数药膳则什么都管。

我们环境的改造本身也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为了让它有利于健康，我们投入的费用比上天摘月还要昂贵。污染被认为首先是个医学问题；当电视上的天气预报主持人告诉我们，那一天纽约的空气是不是“可接受的”时，他认为他就是在谈论人的肺。污染物质可能损害海洋中藻类的光合作用，或者毁灭表土中所有的生命，或者杀死所有的鸟。这些物质正在引起忧虑，怕它们在我们身上致癌——真不得了。

网球不光是国技了。它成了一种严格的训练，成了一种集体物理疗法。慢跑有很多人在做，每天都有大群的人们，穿着衬裤，涌上街头，以一种呆头呆脑的快速小步移动着，指望靠这个长生不死。自行车也是治病良方。坐禅也许有益于心灵，但更加有益于血压。

作为一国的国民，我们执迷于健康。

所有这些事情中，都存在某种本质上非常不健康的东西。我们似乎不是在寻求生的乐趣，而是在防患堵漏，在推迟死亡。我们对人体已失去信心。

新的共识是，我们是设计粗劣的物件，天生就有出毛病的倾向，容易受到一大堆内外敌患的伤害，所以是人命危浅，朝不虑夕，随时都会散架。因此，我们永远需要监督和支撑。若没有一个医疗保健制度来加以职业的关照，我们会就地倒下。

这可是看待事情的新态度，也许只能解释为自发的、未受指导的、社会性的宣传的表现。我们不断地彼此讲述这类事情，它们反过来又见之于电视节目和新闻周刊，确认着所有这些恐惧，指示我们，像日报里的悄悄话专栏通常的结束段落那样，去“寻求专家的帮助”。去做个检查、节制饮食、静思、慢跑、做个手术。两片，水冲服。泉水。假如还疼痛，还反常，还百无聊赖，去看你的医生。

真是怪哉了，我们刚巧现在才相信自己健康状况很糟，时时刻刻受病死的威胁，而现在各种事实都应该说明事情正好相反。在一个较为理性的世界里，你会认为，我们该为自己总的良好状态搞搞两百周年庆典了。1976年，约二亿二千万人口中，只死了一百九十万，或者说百分之一稍弱。单从死亡率看，这个记录绝不算令人沮丧。全体人口的估计寿命上升到七十二岁，这是这个国家里曾经达到的最高纪录。尽管还有一系列尚无办法的大病——癌症、心脏病、中风、关节炎，等等——我们当中大多数人显然是健康长寿的。这种状况，是任何前代人都不可能想到的。查美国人死亡统计报告中的数字，可以看出，最困扰我们的疾病，是呼吸系统和胃肠道的感染。而这些疾病基本上是暂时的，是可以逆转的事情，需要的不过是讲卫生不生病之类的奶奶的叮咛。主要应归功于19世纪的卫生工程学、营养学和住房改善；其次，应归功于当代的免疫学和抗生素，我们摆脱了那些厉害的传染病，特别是结核病和大叶肺炎。那些疾病曾让我们寿命未半而夭折。我们甚至已越来越多地理解了仍然困扰着我们的一些顽症深层的机制。迟早有一天，有赖于生物医学研究的质量和力度，我们将学会有效地对付它们的大多数乃至全部。到那时，我们仍会衰老、死亡，但是，那衰老，甚至那死亡，都可以成为一个健康的过程。较比之下，那时我们应该对自己更满意，而对前途则更乐观。

麻烦在于，我们已被宣传缠身，那宣传不但危害社会的精神；它还会使任何保健制度，不管它多么庞大而有效，都行不通。如果人们被教导着相信，他们本质上是脆弱的，时刻处于致命疾病的边缘，总是需要专职人员的四面搀扶，永远依赖于一个臆想中的“以防为主”的医学，那就会有数目无可限量的诊所、卫生所和医院，要它们来满足这一需求。最后，我们大家都成了医生，整天不用干别的，忙着互相拍片照相，发现疾病就得了。

然而，在现实生活中，我们却是相当健康的。我们绝非组装不当的伪劣货，而是坚固耐用的有机体，皮实得惊人，充溢着健康，时刻准备应付大多数事变。假如我们继续听那些说教的话，对我们利益的新的威胁，就是全民都成为健康臆想狂，活得战战兢兢，光愁就愁个半死。

而且，我们再也没有时间耗在这些事上了，也不能再为这些事分心了，因为有别的，要紧得多的问题需要去对付。真的，我们应该犯愁的是，像我们这样把个人的健康作为当务之急，可能正是一种症状，名字就叫作逃避。因为这样想就有了借口，可以跑上楼去躺在沙发上养养神儿，嗅嗅空气，看有没有污染，拿除臭剂喷房间，而与此同时，在屋子外面，整个社会却乱七八糟没人管。

论无性造人

现在，由任何动物或植物的随便哪个体细胞含有的DNA来再造一个一模一样的生物个体，从理论上讲已经是可能的了。可以引逗一单个植物根端细胞去孕育那整株植物的完美复本；一个青蛙肠道上皮细胞，拥有着建造一个新的、同样的青蛙所需要的全部指令。假如这项技术进一步发展，你也可以这样造人。而且，现在世界上到处都有了一些惶惶然的预测，说总有一天，就会真的做出这种事来，为的是保存一些经过细心挑选的、特别有价值的人们，让他们能以某种方式长生不死。

科学上有好多事情让人忧心：行为控制，遗传工程，脑袋移植，计算机作诗，还有塑料花的无限制地开放。克隆（无性繁殖）造人也是其中的一例。

克隆要算前景中最暗淡的部分了。它敕令取消性活动，而作为补偿的，仅仅是在象征意义上消除死亡。知道一个人有个一模一样的无性系代理人继续活下去，这几乎就算不得什么安慰，况且，那活着的很可能迟早会把那个日见衰老的真我排挤到一边。很难想象，一个未经配对的细胞核能有什么孝心或敬意之类的事；更难想象，一个人那新的、自行生育的自我，不过是一个绝对茕茕孑立、举目无亲的孤儿。至于把一个人的自我从婴儿期拉扯大，要涉及多么复杂的人际关系，要怎样教他语言，教他守规矩，灌输良好的行为方式，等等一切，就更别提了。请问，如果你在五十五岁的时候，通过代理人，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少年犯，你当作何感想？

来自公众方面的质询是显而易见的。谁将入选，标准是什么？这个技术被滥用怎么办，比如，有钱有势，却难以为社会接纳的人，自行其是，决定自我克隆；或者，由政府克隆一帮愚笨驯良的群众，去进行一些世界事务：这样的危险将如何应付？那种同一性对我们所有未被克隆的人们会有什么效应？毕竟，千万年来，我们已经习惯于为自己的独特性而欢欣鼓舞；在本质的意义上，我们每一个人跟那四十亿的其他人都是完全不同的。自我这种属性乃是基本的生命事实。想想人无自我，彼此完全一样，是件很可怕的事情。

罢了，还是别去想它吧。因为，这种事是不大可能发生的。以我看来，即使未雨绸缪，居安思危，也还看不到其实现的可能。我同意你可能会克隆出像煞供体亲本的某些人来，但是，结果可能是，他们之不同，将不亚于你之于我，决然比今天任何的同卵双生子更加不同。

这一试验所需的时间只是问题之一，可这一个问题就大得可怕。试想，你要克隆一个不同凡响、成绩辉煌的外交家，好让他照管遥远未来的中东问题。你必须逮住并说服他摘下一个细胞。这也许不难办到。但在此之后，你不得不等待他的胚胎长大，然后还要再等至少四十年。在此期间，你得保证，所有的观察者耐住性子，在他前途未卜的童年和青少年期不去乱加干预。

这还不算。你还得有把握能再造他的环境，大约还要造得丝毫不差才行。“环境”一词其实意味着人群，因此，你要克隆的恐怕远远不止于那个外交家本人。

这是克隆问题的非常要紧的方面。我们对于克隆而成的个体激动不已，却基本上忽视了这个方面。你用不着完全同意B.F.斯金纳（B.F.Skinner）的全部论点，就可以承认，环境就是能造成不同。而当你审视我们用“环境”意指什么的时候，就会发现，它最终指的就是其他生人。我们用委婉语和行话来表达这个，诸如“社会力量”，“文化影响”，甚至还有斯金纳氏的“言语群体”，但是，这些词语真正的意思，是指邻近的密密挤挤的人群，在讲，在听，在微笑，在皱眉，在给予，在保留，在勉励，在推动，在爱抚，或对这个人抡起大棒。不管那些基因组说什么，那些人对于这个人性格的塑成至关重要。真的，如果你仅有些基因组，而没有人在其周围，你会培育出一株脊椎植物，不会更多。

因此，一开始，你无疑需要克隆那个人的父母。这一点是没有任何疑问的。这就意味着那个外交家不在场，即使理论上也不会在场，因为，当这个外交家本人初露头角，被认为国宝时，你就不可能从他的双亲身上得到细胞了。你得把资格已备，确有价值，并且父母双全的人们先行找齐，加以遴选，列出一个名额有限的单子。那父母也需克隆，而且，为了确保一致性，还得克隆他们的父母双亲。我想，你还需要有通常所需的手术同意书，填好，签字画押。如果我对于为人父母的情味有所了解的话，我敢说那是不容易办到的。让祖父母签字画押就更难了。

可事情还刚刚开头。实际上，根据现时的精神病学思想，影响到一个人成长的，不仅仅是父母，还有那整个家庭。那么，克隆那一家子。

然后，还克隆什么？家庭每一成员成长的方式，都已经被在他周围确立的环境所决定了，这个环境意味着更多的人，家庭之外的人们，同学、熟人、亲爱者、敌对者、合伙用车入伙人，甚至，在一些特殊情况下，还有从地铁站柱子那边穿过来的与众不同的陌生人。找到他们，然后克隆他们。

但是，这个规划是没完没了的。外围的每一联系都有自己周围的一家子，连同那一家老小各自的外围联系。得克隆他们全部。

要把这事做得圆满，要想最终结局是一个人的真正复本，你真的别无选择。你得克隆整个世界，少一点也不成。否则就没有任何希望。

我们还没有做这种规模的试验的条件，而且我认为，我们也不愿意去做。首先，那意味着用一个完全相同的世界来取代今天的世界，紧随其后。而这就意味着不会有自然的、自发的、随机的、幸运的新生儿。一个孩子也不会有，只有那些现在在场的一对对的人工制品，再加上那些完全一样的一对对成人，包括今天这些吃政治饭的，都是成双成对。这太过分了，想都不敢想。

还有，当这整个试验完成时，比如说五十来年以后，你怎样得到有关结果的诚实无欺的科学读数呢？在那一世界的某个地方，会有那个最初的克隆人，五十好几的岁数，兴许已被遗弃和忽视了，而在他的周围，到处都是今天所有人的确切复本。那会是与今天同样的一个世界，满溢着今天人们的所有复本，连同他们同样的问题的复本，可能都会因为不得不像我们今天一样从头再来重作一遍而心怀怨愤，恨死了那个最初的克隆人，要找他的别扭，跟他没完，假如他们能找到他的话。

很明显，即使那件事做得恰到好处，他们还是会寻找途径，解决普遍不满的问题。迟早有一天，他们必然会巡视四周，彼此看着，拿不准到底该克隆哪一个对社会有特殊价值的人，好让我们摆脱这一切。于是，这件事就会周而复始，可能还要反复无穷。

在我的一生中，我曾活过那么一个阶段。那时我纳闷儿地狱会是个什么样子，于是我挖空心思，想象某种永劫。我不得不承认，我从来没能想出任何类似上述景象的事情。

如果你在寻找出路，那我倒有另外一个选择。放下克隆的事，别去尝试它，而去试试相反的方向。找些门路让突变来得快一些，多一些新的变种，多一些不同的歌声。假如想瞎鼓捣混日子，那宁可鼓捣点别的，也不要去想方设法让事情千篇一律。别鼓捣任何人，连你自己在内。头顶上面有个天，天道可是喜变不喜居的。

论单义词和混合词

单义词被认为是词汇里的纯金，是词汇里的晶体，绝对的原装货，仅仅指称人们自古以来要它指称的意义。如今，这样的词已是凤毛麟角了。我们用的词大都是混合词，是由古老的、用过的旧词凑合成的，这凑合的过程颇像废品的回收利用。我们周围到处堆满了弃置不用的词，丢弃在我们头脑的四郊，像一堆堆破铜烂铁。

当你真的邂逅一个原汤原味儿的单词时，那体验就有些惊喜参半了，好像在箱箧里的旧中学年刊中看到了一个学友的照片。那些词都非常老，而那些最意味深长的词，都可上溯到印欧语中的词根，它们后来成了不同语言里同源词的祖先。这些不同语言有梵语、波斯语、希腊语、拉丁语，还有很久以后形成的英语的大部分。Sen意为旧的，老的（old）；spreg意思是讲话（speak）；swem是游泳（swim）；no-men是名字（name）；porko是头小猪（pig）；dent是一颗牙（tooth）。Eg是我（I）和我的自我（my ego），tu是你（you），me则是我（me）。Nek是死亡（death）。Mormor是低语（murmur）。Mater, pater, bhrater和swesor是最亲近的亲属（父、母，兄弟，姐妹），而nepots则是甥侄和甥侄女儿（nephews和nieces）。Yero是一年（a year）。Wopsa是一只黄蜂（wasp），aspa是棵杨树（aspen）。Deru是棵树（tree），同时也是某种耐久而真实（true）的东西。Gno是知（to know）。Akwa是水（water），而bhreu则是沸腾（boil）。使用基本的印欧语，再加上挥手，你可以走遍天下，差不多跟用纽约英语一样方便。

当然，也有些最初的词汇彻底地改变了意思。Bhedh是今天珠子（bead）的前身，但它的本义是要求或吩咐（bid）；bead一开始意指祈祷。Dheye意为看和见，到了梵语里成为dhyana，意为静思，到了巴利语中为jhana，到了汉语里为禅，到日语而为zen（禅）。

你可能认为，现代科学大概一直在创造簇新的单义词以满足其需要，可事情并非如此。我们的大多数表示新事物的词汇是翻新的旧词。一百年前开始使用的词热力学（thermodynamics），是一家古董铺子：印欧语的gwher，意为热，后来成为希腊语里的thermos，而印欧语里的deu，意为做，成为希腊语里的dtunesthai，意为能做什么，于是有了能动的（dynamic）[dynamite（甘油炸药），bonus（奖金、礼品）和bonbon（夹心糖）来自同一个deu]。计算机行话里的二进制数码（bit），尽管造的时候意思最不含糊，其组成部件是binary（二进制的）和digit（手指、数字），然而，它的来源却有着纠结不清的意义：binary来自dwo，意为二（two）。这个词还生出twig（小枝），double（成双）和doubt（怀疑）；digit起源于deik，意为展示或教导，后来跟另一些词结伴来到英语，它们是token（记号），paradigm（范例），dit-to（同上），还有toe（脚趾头）。

核酸（nucleic acid，来自ken，后来是knu，加上ak）是某种坚果，跟某种锋利的东西结了对儿。

霍乱病毒（cholera toxin），让一个初识我们文字的外人翻译出来，可能是一副铮明瓦亮的弓箭。Ghel最初的意思是明亮的，后来意为黄色；它先后成了希腊语里的ghola和khole，意为胆汁，后来成为英语里的choler（胆汁症）和cholera（霍乱）。ToXin起初是tekw，意为跑或逃，后来成为波斯语里的toXsa和希腊语里的toXon，意为弓和箭；病毒的意思大概来自涂在箭上的毒，或者，如罗伯特·格雷夫斯（Robert Graves）所说，来自紫杉树taXus，其木可制最好的箭，而其浆果长期以来被认为是有毒的。

指称毒（poison）的那个词来路更为曲折，颇像一个耽搁已久的转念。它来自poi，意为喝，后来成为拉丁语里的potare，由此又生成potion（一服麻药）[还有symposium（研讨会），来自sun，意为在一起，加上posis，意为喝]。那个有毒的含义是随着媚药这个概念而出现的，此后，毒这个观念才进入意识当中。

在venom（毒，毒液）背后，也有段类似的稀奇古怪的历史。这个词一开始是wen，意为希望或意愿，或多或少直接导致了win（赢得）。在演化的途中，它的一支通往venus（性爱），venery（性欲）和venerate（尊崇），这些都是爱的变种。媚药称作venin，不知怎么，这个词渐渐有了今天的毒或毒液的意思。

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毒和毒液能来自媚药。或许，当时的药理学还很原始，很玄乎，跟毒物学只隔一层窗户纸。或者，当时大家有个常识和共识，就是，任何意在引诱虚假的爱的化学添加剂，在本质上都是某种毒物。这透露了初民的一点重要的可爱之处，他们憎恨弄虚作假的爱，于是就把毒液和毒物从那些爱情骗子那里剥夺了来，还给虫豸的毒刺和蛇的毒牙。

病毒（virus）的概念对我们来说虽然很新鲜，可virus这个词却很古老。它的词根是weis，意为流动，是徐徐流出、分泌（ooze）那个意思。那个词先是从古英语的wase到了中古英语的wose，于是就成了ooze本身。后来，它派生出一个意思，指某种弯曲曲、滑溜溜的东西，由此，鼬鼠得到了它的名字。此后产生的联想更令人不快，意指某种讨厌的、不卫生的、有毒的东西（noXious），结果有了viruses（毒素，毒害）的virulence（毒性）。凑巧，noXious来自nek，意为死亡，是从拉丁语里的necare和nocere来的，这些词为我们提供了necropsy（尸检）及其同源词。甘露（nectar）是神的饮品，因为它是防止死亡的（tar的意思是克服）。

听起来这像是一系列的偶然事故，也许，语言的进化大体上是种碰运气的事，就像动物的进化一样。尽管这档子事里包含的许多事实已被两百年来探微索隐的语言学盖棺定论，可是，在这整个行当中，还是有些普遍的、不可避免的、高度不可思议的性质。假如这就是词汇的进化方式，那么，这种进化似乎是依赖很多纯粹的运气，或者，像法国人说的，是hazard（古法语，掷骰子赌博；英语，碰巧，意外，危险，冒险，掷骰子赌博）。

运气（chance），现在终于有个词表达它了。帕特里奇（Partridge）给了它近两栏的篇幅，用最小的小号字排印的，但不只是在这一个词条下。如果你要查到chance，你得找到cadence，那个词最接近一个单义词，可离单义词还是相距甚远。Cadence来自kad，意为倒下，落下（tofall, falling）。Kad导致了拉丁语里的cadere和梵语里的cad，意思还是倒下，有时意为死亡，从这儿，来了一大串意为冒险和暂时的词：cadaver（解剖用的尸体），decay（腐烂），casualty（事故，死伤），deciduous（脱落的，暂时的）和casuistry（决疑法）。

倒下的概念生发出一些词，如cadence（节拍），cadenza（华彩乐段，终止）和cascade（瀑布）。Chance一词，你大概已经猜到了，来自骰子（dice）的落地（falling）。

碰巧，hazard也来自dice，是经由古法语hazard和西班牙语azar（来自阿拉伯语yasara，意为玩骰子戏）来的。Dice得名于游戏中用的骰子（die）。Die一词来自印欧语do，最初意为给予，后来变成了do-nation（捐赠），dowry（嫁资），endow（捐赠），dose（剂量）和antidote（解毒剂）。在俗拉丁语中，动词dare后来意为游戏，生发出一种游戏用具da-tum，到了古英语为dee，后来成了die（死）和dice。

很明显，这类事情是不可能通过人的心智有意做成的。今天的语言，乃是无休无止的一系列小错误的结果。这些小小的错误一个接一个，把我们引回到遥不可溯的从前。这些词汇只是被我们放了出去，让它们在那片黑暗中飞舞，互相碰撞，以乱七八糟的方式配对儿，生出些野种，生出些随机的杂种（混合词），理性对之莫可奈何。

试想假如我们在这上头用了心思，我们将会做得多么好吧。这里需要的，就是更好、更清醒的组织，并且对于人类言语有更加有效的行管控制。一直缺少的就是管理。事情似乎是这样的，有时还是可悲的：假如今天的大多数词汇是通过这一不可思议的杂交过程造出的，那么，杂交就是我们现在要加以控制的。我们需要学会的，是怎样使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结对儿，使交配能够发生，然后选出我们所想要的小崽子。政府将需要参与其事，因为我们将需要在全球建立整个新的研究机构，在各国的首都占据很大的地面，专门从事词汇的养殖，就像上个世纪的那些农业实验站一样。词汇养殖可以成为未来官僚机构的当务之急，像过去一样，不过比从前组织得更好，委员会也更多。给以大堆储备好的生育新词儿的室内创造性，在可行时尽量把字母输入改为数字输入，由计算机赋予的能力加以财政上的优化，切中要害，针对目标，分清轻重缓急，我们最终会摆脱对过去的依赖。新的杂种，在我们本地的代理机构合成的混合词，到时候就会取代那些印欧语词，而带有它们所有的原始性、前文化性，和叫人难为情的共鸣。

首先，我们应该用另一个词来取代hybrid（杂种，混合词）这个词。并不是因为它没有满意地描述自己，而是它有那么点不够直截了当，不足以担当我们要它担当的科学任务。Hybrid是个较新的词，很容易被不动感情地处置掉。然而，在它的背后，站着一个面色凛然的拉丁语词hybrida，指的是公野猪和母家猪所生的不合意的崽子。这个词在英语里毫无用处，直到大约17世纪，有人不经意间提到了hybrid，指称野猪和家猪的不正当婚配。可直到19世纪中叶，它才真正进入英语这一语言。那时，植物学和动物学都需要这个词了。迅速发展的语言学也需要它，甚至连政治学上也用到了它（如国会里的混合法案）。

Hybrid一词的麻烦，在于它的一些更远的来源。那个词带有内里的责难。在成为hybrid之前，它是hubris，那是个早期的希腊语词，指的是僭妄，对诸神的傲慢。Hubris本身来自两个印欧语词根：一个是ud，意为上（up）或出（out）；另一个是gwer，意为暴力和力量。总的意思是侮辱。Hubris在19世纪末叶成了英语里的一个中性词，被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的学者们发掘出来，就地使用，作为一个俚语，来形容有意运用人的高度智能去自找麻烦。Hubris（狂妄自大）是陷入某种学术柔道的危险；假如你机关算尽，使尽聪明，你会被自己的力量甩抛到地狱的边缘。

汇入植物学家和动物学家产品中的最新杂种，是哺乳动物细胞和细菌细胞核酸的结合物，这样的结合是可以通过重组DNA的新技术像串珠一样容易地办到的。有人希望停止这些杂种的生产，理由是，这样的存在物的生物特性可能是有害的。

做成你自己的语言？靠研究所里的一些委员会？你在说些什么。

科学的危险

如今，有个批评科学和科学家的专用词，叫作狂妄自大（hubris）。一旦你说出了这个词，你就说出了一切。这一个词，概括了今天公众头脑中所有的恐惧和忧虑——忧虑的不仅是科学家们自己的让人难以忍受的态度——人们认为他们是这样的。在这同一个词里，还包含着另一层忧虑：人们还认为，科学和技术的所作所为正在使这个接近结束的世纪变得极其错误。

Hubris是个有力的词，包含着多层有力的意义。它来自一个非常古老的世界，但有着自己的新生命，早就远远超出了本意的藩篱。今天，它已足够强大，正以千钧之力，对人们的无所不竭其心智提出非难。人们的这种态度曾导致了露天剥采、近海钻油、DDT、食物添加剂、超音速运输机，还有那小小的圆圆的塑料粒子。新近发现，这种粒子正在塞满马尾藻海的水域；这种智力活动也想出了原子核的聚变和裂变，使之能把一个个城市先吹倒后烧掉。

现在，生物医学正急起直追，就要赶上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科学和技术了，于是也就招致了同样的批评意见，用的也是那个贬义词。据说，整个生物学革命，都是狂妄自大造成的。是狂妄自大的态度，给我们开辟了这样的前景：行为控制、精神病外科学、胎儿研究、心脏移植，从其自身的一点一点非凡的细胞，克隆出性能突出、功勋卓著的政客，还有医源性疾病、人口过剩和重组DNA。最后一个，这种让人们得以把一种生物的基因缝合到另一生物的DNA上面的新技术，被作为狂妄自大的最高典型。人要自作主张地随意制造杂种，就是狂妄自大。

于是，我们又回到了那第一个词，从杂种（hy-brid）到狂妄自大（hubris），在这里，那个人为地把两个存在结合在一起的意思不知怎么仍然保留着。今天的结合直接是希腊神话式的：这是把人的能力与诸神的特权相结合，而今天批评者使用的，正是hubris一词中所含的强作妄为的意思。这个词就是已经长成了这个样子，成了一个警告，一个专用的咒语，一个来自英语本身的速记符号，它说明，假如人开始做那些留给诸神做的事情，把自己神化，结果会是很坏的，在象征的意义上，比公野猪配母家猪生下的杂种对古罗马人来讲还要坏。

因此，被指控为狂妄自大是极其严重的事件，要进行反驳，不是简单地嘟囔几声“反科学”和“反智力”等所能胜任——这正是我们许多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现今所做的。对我们的科学事业的怀疑，来自人类最深刻的忧虑。假如我们是对的，而批评者们是错的，那么，情况只能是，狂妄自大这个词被误用了；强作妄为并非我们的所作所为；对于科学，存在（至少一时存在）着根本的误解。

我想，有一个中心的问题要对付。我还不知道如何对付它，尽管我很清楚我自己的回答是什么。问题是这样的：是否有某些信息，导致人们不管怎么知道了一些人类还是以不知为妙的东西？科学的探索有没有一个禁区，设置这个禁区的根据，不是可不可知，而是该不该知？对有些事情，我们该不该半途而废，停止探讨，宁可不去获取某种知识，免得我们或任何人会利用那种知识来做些什么？我个人的回答是直截了当的“不”。但我得承认，这个回答是直觉的反应。可要我通过推理想透这个问题，我既不情愿，也没有受过那个训练。

在科学界的圈里和圈外，都已有了一些努力，要把重组DNA作为解决这一争论的焦点。这一研究的支持者们被指控为纯属狂妄自大，是僭越诸神的权利，是僭妄和强暴；更有甚者，他们自己都承认在干着亲手制作活的杂种的勾当。坎布里奇市的市长和纽约市的首席检察官都得到建议，要他们立即制止这件事。

然而，关于要不要给知识划定禁区的争论，却与此大不相同，尽管那当然也是问题的一部分。知识已经有了，而争论的热点在于它在技术上的应用。DNA已经被用来制作某些有用而有趣的蛋白质，那该不该把它跟大肠杆菌（E.coli）结合呢？有没有可能插入某些错误种类的毒素或危险的病毒，然后，又让新的杂种逃出实验室，在外面扩散？这会不会成为一种制造病原体新变种的技术，该不该因此而被制止？

假如争论控制在这个水平，我看不出为什么它得不到解决；有通情达理的人就行。上个世纪，我们已学会了好多处理危险微生物的方法，尽管，我不得不说，重组DNA研究的反对者们倾向于贬低这一大块知识。曾经有过这种或那种危险的东西，如狂犬病病毒、鹦鹉热病毒、鼠疫杆菌，还有伤寒杆菌，被研究者在保险的实验室里加以处理，仅在罕见的案例中，有研究者自己感染上了，而造成瘟疫流行的案例则是决然没有的。像有些论者现在坚持的那样，设想造出了又厉害又贪婪的新病原体，能逃逸出同样保险的实验室去危害整个人类，这个假定是颇费想象力的。

但这却正是重组DNA问题的麻烦所在：它成了一个情感问题，争论的两边都曾多次大发其火，而且还一发而不可收拾。这场争论听起来已经不像是关于技术安全的讨论，而渐渐像是别的什么，差不多像一场宗教的纷争了。这里又回到了那个中心的问题：科学中有没有什么东西，是我们不该知道的？

在这个问号之后，不可避免地还跟着一长串难以回答的问号，领头的一个就是要问，首先，做决定的人该不该是坎布里奇的市长？

或许，我们大家最好还是放聪明点，急流勇退，趁重组DNA的事还没有扩大到不可收拾的时候赶紧罢手为好。假如我们一定要就此干一架，让它局限于讨论之中的重组物的安全和保安问题，无论如何，要让我们有一些规定和守则，来确保公共安全。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提出或甚至暗示到这些规定或守则，都要遵守。但是，假如可能，让我们别碰那个给人类知识划定禁区的问题。那里面针线太多，我们简直就不可能对付它。

说到这儿，已经很明显，在这一问题上我已经站到一边去了，而且我的观点完全是偏见。没错儿，是这么回事。但要加些限定。不要以为我是多么支持重组DNA。我的观点，与其说是支持重组DNA研究，倒不如说是反对那些反对这方面探索的意见。作为一个长期研究传染性疾病病原体的研究者，我不客气地驳斥那种断言，说我们不知道如何在实验室里防止感染，更不知道如何防止它们逃逸出来并在实验室外扩散。我相信，关于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知道很多，老早就知道了。此外，我还认为，宣称人能轻而易举地制造出要命的致病微生物，那也是一种相反形式的狂妄自大。在我看来，一种微生物，要经过很长时间，通过长久的共同生活，才能成为一种成功的病原体。在某种意义上，致病性是一个需要高度技能的行当，在地球上无数的微生物中，只有为数极少的一些卷入了其中；大多数细菌忙着自己的事，进食，进行着生命其余部分的循环。说实在的，在我看来，致病性是一种生物事故，信号由那些微生物误指了，或被寄主误解了，像在内毒素的情况中一样。或者，寄主和微生物之间的亲密关系太长久了，结果，某种形式的分子拟态现象成为可能，像在白喉毒素的情况中那样。我不信仅仅通过把新的基因组合放到一块儿，就能造出一些生灵，能像一个病原体那样——因为病原体必定是那样的——有高度的技巧，而且适应了寄人篱下的生活，正如我从来不信来自月球或火星的微小生命可能在这个星球上存活一样。

但是，我说过，我拿不准争论真的就是这个。在它背后，还有另一个讨论，我希望我们用不着陷进去。

关于物理、化学、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我不能赞一词。那些学科在20世纪有了长足的进展，用任何标准衡量都是这样。可是，在我看来，在生物科学和医学中我们实在还太无知了，还不能开始做出判断，什么东西是我们该了解的，而什么东西是不该了解的。相反，我们对于能够抓住的一点一点都应该满心感激，我们探讨的范围应该比今天的大很多。

用“狂妄自大”这个词的时候，我们得十分小心，应保证在没有充分理由的时候不去用。把它用在追求知识上面，就要冒很大的风险。知识的应用又是另一回事。在我们的技术中的确存在大量的狂妄自大，但是，我不认为，寻找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不管在什么水平上，可能被称为非自然的。真的，如果人类除了语言之外还有什么属性，使他们能区别于地球上所有其他生灵的话，那就是他们不知餍足地、不可控制地求得知识，然后跟这一物种里的他人交换信息的驱动力。想一想就是这样，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学习。我还想不出有什么人类冲动能比这一个更难以驾驭。

但是，我却能想出许多理由来力图驾驭它。首先，关于自然的新的信息，很可能引起什么人的不安。关于重组DNA的研究已经够让人不安的了，不但因为现在正在争论的一些危险；而且面对一个事实，人们会从根本上受惊的，这个事实就是：控制着这个星球上生命的遗传机制，竟然会这样容易地被随意糊弄。我们不愿意想到，任何像物种家系这样固定、稳定的东西，可以被改变。那一想法，认为基因可以被从一个基因组取出，插入另一个，是让人沮丧的。古典神话充满着混杂存在物，半人半动物，或半人半植物，而其中大多数是跟悲剧相联系的。重组DNA让人记起了一些噩梦。

对于这种事情，社会最容易作出的决定是，指定一个代理机构，或一个委员会，或者在代理机构下的分支委员会，去调查该问题，并提出建议。而面临任何看起来正在惊扰人们，或使人们不舒服的过程，一个委员会所能采取的最便当的方针，就是建议停止那事，至少暂时停止。

我能很容易地想象一个这样的委员会，由无懈可击的场面人物组成，得出结论说，就基因移植做进一步探索的时机尚未成熟，说，我们应该暂时把它放一放，没准儿放到下个世纪，转而做些别的不这么让人为难的事情。为什么不弄点更招人喜欢的科学，比如说，如何能更便宜地得到太阳能？或精神健康？

麻烦在于，一旦这一研究开始了，那就很难停止它。毕竟，有许许多多科学研究，为大众的这一部分或那一部分所不喜。我们很快就会发现，我们在华盛顿建立了挤满屋子的小组委员会啦，常设委员会啦等，来表彰，然后控制科学研究。提醒你一句，那表彰或控制的依据，不是那新知识的可能的价值和用处，而是要保卫社会不受科学狂妄的骚扰，抵御一些知识，那些知识我们还是没有为好。

那绝对是个令人神往得抵抗不了的消磨时间的好办法，人们得排长队申请委员资格。几乎什么事都会成为正当的攻击对象，任何跟遗传学沾点边的，有关人口控制，或者，反过来，关于衰老问题的研究，等等，当然都是非禁捕猎物。极少学科能够走脱，大概有几样是例外，比如，精神健康。在这一领域，没有人真的指望能发生什么了不得的事情，肯定不会有什么新的或让人不安的事情。

遇到最大麻烦的研究领域，将是那些已经包含某种东西，会让人迷惑和惊讶的，并可以想到会震荡一些现存教条的。

要预言科学将会生出什么结果，那是很难的。假如是一门进展顺利的学科，那就不可能作出预言。这是科学这一行当的本性所决定的。如果要发现的东西真是新的，按定义讲那就是事先不知道的，因此就无法预言真正新的研究线索会引向何处。在这件事上你没有选择，没法选择你认为你将会喜欢的，而关闭那些可能会引起不快的线索。你要么有科学，要么没有科学，可一旦你有科学，你就必须在接受那些规矩的、马上就有用的信息的同时，接受那一片片令人惊讶、令人不安的信息，甚至是那些让人不知所措和把事情搞得天翻地覆的信息。事情就是这样。

我感觉完全有把握的唯一一条硬邦邦的科学真理是，关于自然，我们是极其无知的。真的，我把这一条视为一百年来生物学的主要发现。它以自己的方式成为一条发人深省的消息。假如听说，我们所知的是多么少，前头的路是多么令人迷惘，连18世纪启蒙运动中那些最辉煌的头脑也会大吃一惊的。正是这种突然面对无知的深度和广度的情形，才代表着20世纪科学对人类心智的最重要的贡献。我们终于要大胆面对这一事实了。早些时候，我们要么假装已经懂得了事情是怎样运作的，要么就无视那一问题，或者干脆编造一些故事来填补空白。现在，既已开始诚恳地探索，一本正经地搞科研，我们终于得以窥见那些问题有多大，离得到答案有多远。正因为如此，对人类心智来说，现在正是时世维艰。难怪我们心情沮丧。无知不算很坏的事，假如你对这一事实完全无知；难就难在，多少清楚地知道了无知这一现实，知道了有些场所最糟，偶尔还有些场所不那么糟，可是，在任何隧道的尽头都没有真正的亮光，甚至连真正可以信赖的隧道都还没有。真的是艰难时世呵。

但我们已经开了头。在科学事业中，我们应该有某种满意，甚至狂喜。方法对头，很可能没有什么想得到的问题是不能得到答案的。甚至包括意识的问题也迟早会得到答案。当然，一定有些我们还想不到的问题，从来想不到的问题，因此人类心智的能事也有了局限，而关于这些问题和局限我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可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在这有限的范围内，如果我们锲而不舍、持之以恒地干下去，我们应能通过工作得到所有的答案。

我以这样的方式处理这个问题，用了我尽可能做出的臆断和尽可能唤起的信心，为的是提出另一个、最后一个问题：这是狂妄自大吗？是否有某种东西是根本上非自然的，或内在的错了的，或危险的，让我们这一物种这样野心勃勃，驱使我们大家去达到对于自然、包括我们自己的全面的理解？我不能相信这个说法。我们这样富有好奇心，洋溢着问号，天生具有可以提出清楚问题的才能，而让我们甘于跟其他物种平起平坐，不去对自然作些什么，甚至还试图捂住那些问题的盖子不放，这样，在我看来更不自然，更冒犯自然。试图假装我们是另一种动物，假装不需要满足自己的好奇心，假装可以不要进行探索、研究和试验而过下去，假装人的头脑可以干脆声称有些事情它不需要知道就能超越自己的无知，这才是更大的危险。以我的思路，这才是真的狂妄，并且会危及我们大家。

说疣子

疣子是些绝妙的结构。它们可以一夜之间出现在皮肤的任何部分，就像潮湿草坪上的蘑菇，长得羽翼丰满，而其建筑艺术则有辉煌的复杂性。把它们切片染色，放在显微镜下观察，就可以看到，它们是最特化的分子安排，好像是为某种目的建造的。它们墩在那儿，像一座座建有塔楼的山丘，这些山丘是致密的，攻不破穿不透，是为防御外部世界而设计的。

在某种意义上，疣子既有用，又重要，但不是对于我们。实际上，疣子那生长茂盛的细胞，乃是一种病毒精心结撰的生殖机器。

从它们的样子，你可能会想，被疣子病毒所感染的细胞是运用这一反应作为自己抵御那病毒的方式，这方式未免笨重，甚至使自己更讨人厌。但事情不是这样。疣子正是病毒想要的；这种病毒恰好只有在进行这种赘生的细胞中才能繁滋兴盛。它根本不是什么防御；这是一种五体投地的欢迎，是热情饱满的资敌，迎合着病毒的需要：来吧，多多益善。

疣子的一大奇趣是，它们会消失。它们长得羽翼健全，人身上再没有什么比它看上去更泼实，更耐久。可是，不知怎么，它们的生命到了尽头，常常极其突然地消失得无迹无踪。

而且它们可以通过某种作为而消失。这种作为只能称为思考，或某种类似思考的东西。这是疣子的一大特点，绝对是令人震惊的。其令人惊异的程度，胜过克隆或重组DNA或内激素或针刺疗法或任何在报刊上招摇的东西。它是科学上的一大疑团：疣子可由皮肤通过催眠暗示来下令抹去。

并不是每个人都相信这个，但证据由来已久，言之凿凿。一代代的内科医生和皮肤病专家，还有他们的老祖奶奶们，都相信有这回事。有一次，一位出名的老教授，当年威廉·奥斯勒爵士（SirWilliam Os-ler）的一个善于独立思考、聪明有为的青年门生，告诉我，他有一个治疣子的招数：在疣子上涂上龙胆紫，然后坚定地向病人担保，疣子会在一星期内消失。此法屡试不爽。已有几位优秀的临床研究者进行了好几项细致的研究，用了妥当的对照组，其中的一项研究，十四名病人生有看上去颇难对付的、身体两侧都有的广泛性疣子，被施以催眠术。给他们的暗示是，一侧的所有疣子将开始消退。数星期后，显出无可争议的肯定结果。九个病人受暗示一侧的疣子已全部或接近全部消失，而对照侧上的疣子还像从前一样多。

大多数疣子按指示准确无误地消失，这真是饶有兴味的事；而更加令人神往的是，竟会发生错误。有些事情上，你需要清楚地理解何为左侧，何为右侧。你也可以想到，在这儿也同样需要。其中有一个病人左右弄混了，毁灭了错的一侧的疣子。嗣后，麻省综合医院的一个研究小组做的一项研究中，两侧的疣子都被斥退，尽管指令是只注意一侧。

我一直想参悟出，那由无意识的头脑——不管那是头脑还是别的什么——在催眠术下发出的指令是什么性质。在我看来，很难想象头脑会简单地说，开路，自己消失吧，而不在同时提供有关如何消失的细节要求。

在这些试验的结果刚刚发表之时，我曾想过，那些指令可能是极简单的。或许不过是一道命令，说要关掉流入疣子中和流经疣子周边的所有前毛细血管小动脉的血流，直到把疣子憋死。无非如此，而不会更详细些。至于头脑会如何准确地做到这一点，切断一个疣子的血液供应而放过另外一些，我是想不出来。但不管怎样，我满意于到此为止，不予深究。并且我很愿意认为，我的无意识的大脑会无可旁贷地负起这一责任，因为，假如我是受试者之一，我决不会有本事亲自做成这事。

可现在，知道了有关疣子的病毒病原学的信息，问题就变得复杂了。最近又出了一种振振有词的看法，认为免疫机制在排斥疣子过程中非常可能有些瓜葛。这样，问题就更复杂了。

假如我的无意识能想出如何操纵那些用于摆脱该病毒的机制，并把所有各色各样的细胞加以正确地配置以达到组织排异，那么，我就没什么好说的，只有说，我的无意识比我能耐得多。真巴不得此时此刻生个疣子，好看看我是否那么神通。

在我的脑子里——姑且这样说吧——有样东西，“无意识”这个词不够用，即使用了大写也不敷用。应该有个更好的字眼来代替它。我自小受的教育，是把思维的这部分看作是某种私人疗养所，在我大脑的某个郊野，用围墙围起一块地方，与其他部分分隔开来，没有别的能耐，只能生产出一些含混的信息，诸如，使我的大脑本部永远有些不平衡。

可是，话又说回来，任何能够拒斥疣子的精神机制，同时又成为别的什么。这不是你可望在书里面读到的那种无意识所控制的那种混乱无章的过程，处于事物的边缘，管做梦或在词语问题上弄错或发生歇斯底里。不管是什么，不管是谁，管这事，都得有外科医生般的准确性。简直就需要有个人在说了算，操持一些任何人都无法理解的细微末事。那是一个熟练的工程师加经理，一个办公室主任，是那整个地方的头儿。我以前从未想到，我还有这么个房客，或许，更确切些说，想不到竟有这么个房东，因为，假如局面果真如此，我就只不过是个房客而已。

除开其他造诣不论，他还必须是个世界级的细胞生物学家，能够分辨一个人身上各种类型的淋巴细胞，每一种都有我所不懂的彼此迥然不同的功能，以便动员正确的一些来干掉那些错误的，以期完成组织排异的任务。假如这事留给我干，而我也不知怎么被赋予能力，能号召淋巴细胞，指令它们去我疣子的附近（假定我能学会做这样的事），那么，我的那些淋巴细胞们就会杂乱挤撞在一起，B细胞、T细胞、抑制细胞、吞噬细胞，无疑还有我还不知其名的其他细胞，一齐拥来，那就什么有用的事也干不成了。

即使不牵涉免疫学，而要做的事情只不过是关掉局部的血液供应，我还是一点也不知道如何做起来。我设想，有选择地关闭小动脉可以通过某种化学介体来完成。我还知道一些介体的名目。可即使我知道怎样做，恐怕也不敢把这种东西放出去。

好吧，那么，是谁在监管这种作业呢？没有人来管，这你知道。你不能坐在那儿，光受催眠了事，接受一些暗示，就能叫它们准确地起作用，而不用设想存在某种非常像一名控制者一样的东西。恐怕不能把那整个复杂事务推诿给一些较低级的神经中枢，而不发送一组相当详细的规范。这些都远不是我的头脑做得来的。

有某种智慧知道如何除掉疣子。想到这一点，是让人不安的。

这还是个绝妙的问题，需要加以解决。只要想想，假如我们拥有任何类似某种清楚理解的东西，知道一个疣子被用催眠术除掉时发生了什么，那我们会知道多少。

我们可能会知道相当于组织排异中的细胞和化学参与者，可以想象还带有某些关于病毒怎样在细胞内造成异化的途径的附加信息；我们就会知道这些反应物的交通是怎样指挥的，然后或许能了解某些疾病的本质，在这些疾病中，发生了错误的交通指挥，指向了错误的细胞。最好的结果是，我们可能会探索出某种存在于每个人之中的超智能，比我们聪明千万倍，拥有我们目前理解力所远远不及的专门技术。那样的话，真值得来一场“反疣之战”，一场“疣子的征服”，建一所全国疣子研究所，等等。

论玄愁

据说，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里的文明人有一种独特的倾向，那就是特别的紧张，一触即跳，对未来抱有史无前例的不安，对现在感到沮丧绝望，想起不久前的过去就夜不成眠。所有这些，都归因于包围着我们的复杂技术和机器噪声，还有我们建造起来把自己同大地隔开的那冷酷坚硬的钢铁和塑料的装置。根据这种看法，无休无止的忧虑乃是现代的一大发明。何以解之？唯有关掉所有引擎，爬回乡野去。原始人戴着玫瑰的花环，睡得香甜。

我不大信。人一向就是特异的多愁动物，有着几乎尚未开发的忧愁能力；这是使人区别于其他生命形式的特有禀赋。无疑，在人的大脑深处，有一个神经中枢来协调这一功能，就像专司饥饿感和睡眠的中枢一样。

史前的人，尽管没有工具也没有火供他思虑，也必定是所有动物中最忧愁的。他在光线微弱的洞穴里四处摸索，使劲地想，他该干些什么；感觉到了逼到眼前的神圣责任——制造工具。那时，他必定花了好长时间冥思苦想他的拇指，并且为之着急。我想象得到，他会怎样盯着自己的双手，惊讶地把拇指尖跟其他指头一一相对，想，老天爷，这一点是把我们跟野兽区别开来的东西；随之而来的是苦苦的思索：它们生成这样，到底是为什么？一定有许许多多个难眠的长夜，脑子里全是拇指。

假如得知曾有一些史前的古老委员会，我是不会感到惊异的。这些委员会举行集会辩论说，拇指可能正在让我们走得太远。假如不是有拇指而是多有一个平常的指头，我们的生活会过得更好。

忧虑乃是人类功能中最自然、最自发的。现在是承认这一点，甚或是学会更好地忧虑的时候了。人是忧患的动物。这一特征需要进一步发展完善。大多数人容易忽视这一活动，生活在忧虑的薄冰上，但从不深钻下去。

要完全沉浸于一种纯粹的、给人启迪的烦恼之中，我可以推荐一种改造了的超级坐功。我在读一本学术性很强的杂志时碰到了关于那一功法的文章，并躬亲实践了一番。在我的后院，有棵山毛榉树。树下有条翻倒的破独木舟。我坐在里面，按说明中的指令，一丝不苟地如法做起。放松，目微闭，调匀气息，默念一字真言，此处是“哞……”，一遍又一遍。这些要求对山野散人是颇适合的；我的意识，通常东游西荡浪掷时间，抓住什么是什么；现在已经准备要一念顿断，随风飘逝了。可这时，屋里丁铃铃电话响起，也不管你正在气息调匀念那“哞”字真言，响了好几遍后戛然而止。此时此刻，我一下子发现了玄愁功法。

玄愁功法简便易行，任何人，不管其年龄、性别或职业状况，几乎任何场合都可以做。对初学者，我建议二十分钟为一节，上午上班前做一遍，深夜失眠之前再做一遍。

要做的是坐在某处，最好是单独一个人，绷紧全身肌肉。假如你开头就使自己适度不舒适，比如，坐进独木舟的底部，紧张就会自然出现。现在合上眼，集中注意于这一点，直到合眼的努力引起眼皮的轻微跳动。然后呼吸，分析地思考呼吸涉及的肌肉活动。最好，尝试用单侧鼻孔呼吸，两个鼻孔交替使用。

现在，念动真言，真言是“愁……”（worry），快速重复。这个字本身就很有效，因为这个字的历史使之有暗示性的同源语。这样，一边念，一边就横插进一些回忆，记起它原来来自印欧语词根wer，意思是弯曲、扭动、欲求、逃避。这个词到了古英语成为wyrgan，意为窒息而死，其近亲包括weird（离奇的），writhe（苦恼，扭动），wriggle（蠕动，挣脱），wrestle（摔跤），还有wrong（错）。“错”是同样有用的真言，理由也与“愁”字对等。

然后，放出你的意识，让它自由漂浮。大约过三分钟，你就可以感到有这么回事发生。几乎在漂浮的同时，你就开始倾覆、下沉。这种种感觉的综合，成了一种知觉：知觉到有某种严重而不可逆转的麻烦。

末了，成功的话，你会开始听到“铮铮”声。那是一种若来自远方的、有韵律的声音。其律不合呼吸，亦不合真言念动的节奏。几分钟后，你把脉细评，就会发现，这“铮”音与脉搏同步，发自头颈间，想来是某动脉转弯处的湍流所致，甚至还会是一个血小板的振动引起。现在，你接上头了。

什么都没有了，只有让那加剧的玄愁自动进展，到下一阶段，名叫主绞盘，途中，你经过似乎是自四面八方汇流而来的系列画面，杂乱无章，转瞬即逝，极快地跳动而过，像部断烂影片，许多画面看似微不足道，可每一张都联系着一种突坠空云之感（在此给你一个有用的提醒：vertigo“眩晕”也是由wer派生出来的）。你像一只鸟儿惊叫着飞掠头脑，这时，你也许会突然看见一个时行的灯光广告牌；或者幻觉看到加油泵那快速转动、让人无法识读的数字表；或者最后一条座头鲸，向空旷的海洋深处唱最后的一首歌；或仅仅是电视新闻广播，宣称，现时的缓和意味着苏美两国人工心脏工程。要么就是最新的科技信息，涉及中微子脉冲簇射，由坍缩的行星向人发出，你无可逃遁，即使在南达科他州的盐矿底层也逃不了。当然，还有水门事件。约翰·凯奇（JohnCage）的音乐，学术场合的黑板上粉笔画出的下降曲线，交替地预言着未来美国宠物狗的种群数量，哈莱姆的老鼠，头顶上和盐矿深处的核爆，挪威的自杀事件，印度作物歉收，世界人口总数；想到月亮的吸引力会引起秃顶，不可避免的大陆漂移，电子吉他，各种东西在悄悄溜走，感觉到处的小地毯从什物底下滑出去：这些意念渐渐汇流，渐趋于无定形，尔后归于虚无，融入一种结实的、凝胶状的偏斜思想。一旦这事发生，你就开始进入最后的阶段，那便是关于纯愁的纯愁。此乃西方智慧的精华，我将其称为玄愁。

现在且论玄愁的用处。首先，它会在头脑空虚的时候把它整个儿填满。你的头脑倾向于闲愁万种，绵绵无尽，盘桓心底；老是纳闷儿，是不是忘了什么该愁的事儿。这会儿不然了。你一下子就得到充分的体验，来有定时，时间由你自己安排。

其次，在大白天无可烦愁时能让你过得充实，因为有虚实之对比而大欢喜。

第三，第三条好处我忘了，这说明要愁的事又少了一桩。

当然，也有不利的方面，需要面对。我得承认，玄愁是种代用的体验，是真愁的替代品。在这种意义上，总是存在做过头的危险。另一种危险就是技术的介入。我毫不怀疑，很快就会有广告，登在小型文学杂志最后几页，推销一些电子装置，装在黑色的塑料匣子里，有旋钮，有显示屏，耳机里响着受激而发的嗡嗡声，还有终端可固定在头骨的各部位，以便使脑波跟玄愁交相呼应而彼此加强，并可随意选择波形。自然还得说一句，如不满意（或即使满意），钱款退还。这些装置会被冠以诱人的品名展开销售，如忧愁放大器，或人工沮丧机云云。想到这些，又添一段愁，可这份愁或许没什么大不了，顶多像普通的汽车收音机。

对不起

观察者在生物学研究中所起的作用是复杂的，可是并不奇怪。他或她只是观察，描述，解释，或许偶尔还嘶哑地喊叫一声，仅此而已。观察这一动作本身并没有改变观察对象的根本方面，或按理说不应该改变什么根本的方面。

在现代物理学中，情况可大不一样。测不准原理并不意味着，观察者一定会一经观察就毁坏确切的动量，或改变被观察的粒子，尽管这些事情是有的。实际上，那效应更深刻些。观察者和他的仪器创造被观察的现实。没有他，单个的粒子有种种的可能性，表现为种种的波形。要由他的仪器加以研究的现实不仅仅存在；那现实是由实验室生出来的。

我想到了这一点，但不能长久地专注。词语老是构成障碍。物理学的词汇本身就够使人迷惑：“魅力”（charm，核物理学），“奇异性”，“强”力和“弱”力，还有“夸克”。“物质”（matter）一词本身就跟梦幻一般，由一个基于儿语的印欧语词根ma生长而成。这个词根后来成了mater，再后来分化成好几个词如maternal（母亲的，母系的），material（物质），还有matriX（子宫，基质）。德墨忒尔（Demeter）的名字就来自这一词根，她是管整个大地的神。

说到这儿，我突然记起，我自己一直在做着某种物理学的观察。没经过正规训练，观察用的仪器是一个铅笔尖，而可能还无意中引起了麻烦。我没想改变什么，并且，我想说，假如有所打扰，那么我得为这打扰说声对不起。

大约自去年开始，有好几回，我坐在北向面对东六十九号街的一个高层房间里，在办公桌前，直直地看七十二号街和三号大道交汇处的一座高层公寓楼，看那上面某块玻璃上太阳的反光。太阳从午后出现，出现的地点随季节而慢慢地变化。这你也能想到。但一天中太阳出现地点的变化可快得多。如果我看得足够久，我的眼睛可以携带多达八个又黄又绿的太阳的余像，把它们移到房间墙上的任何地方，把它们移上移下，所有的八个太阳，随意移动。

现在，我得说说我一直干的是什么了。

偶有几次，我把纸张（我用的是一种带黄色格子的拍纸簿）放在书桌的中心，把铅笔尖（最好用削得溜尖的铅笔尖）放在纸张的中央，注意七十二号街和三号大道间那幢大楼，然后把笔尖固定在那儿。

这种时候，我做的就是改变那系统运作的方式。我没有使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转动一周，而是把稳笔尖，让太阳慢慢地绕东六十九号街转。谁都可以做这件事。开始启动得费点力气，但经过几分钟的凝神苦想，你就能让东六十九号街居于不动的中心，然后你就感觉到太阳从你右后方升起，慢慢划一个大圆；一旦你启动了太阳，就不难组织起太阳系的其他部分，使整个系统围着一个不动的地球旋转，更确切些，是围绕曼哈顿东部的一个中心点转。当然得对付某种偏心性和不对称，并且，事件也并非井井有条，可它还是在转。

可是，在我开始做这件事的时候，我并没有意识到的是，它必然要触动更大的范围，这范围超出了太阳系。

你得使整个星系转动起来。整个星系在二十四小时转一圈。可然后呢，还有所有其他星系，它们不能被高高挂起，置之不理。它们也必须同时启动，旋转起来，跟我们当地的太阳准确地同步运动。当它们被启动旋转，发着尖利的哨声穿过太阳风湍流的时候，得允许它们围绕彼此开始自己的无摩擦而有韵律的舞蹈，各自还带着自己的部件在内部跳舞。这是件巨大的工作，你得牢牢把握住铅笔尖才能做得正确。你得做那整个事情，完全地做，否则，就会把那个结构震撼成碎片。

假如你想要太阳每二十四小时里转一个整圈，你就得带着那整个宇宙，所有的星系，太空里所有的东西，离开那个弯曲的边缘。

这件事情里，最难做的部分，是你必须以那样的速度转动最外围的星系，以便使所有一切在二十四小时里转过来。这意味着，你需要非常高的运行速度，远远超过光速，否则，有些部分就要落后在外围磨磨蹭蹭。这样不行。宇宙需要在二十四小时内围绕一个固定的地球旋转，可你必须愿意投入那么多时间，并且牢牢地握住铅笔。

现在让我烦心的是，这种活动会给宇宙学家造成什么效应。他们可能会在帕萨迪纳，或波多黎各，或巴洛马，或匹茨堡，或其他什么地方，观察着什么。在我转动宇宙的时候，很可能万事大吉，想象到，我是在首尾一贯地做这件事，并且，实际上也没有什么附着在边缘上的膜曾被我无意中撕裂。可是，在我玩腻了——有时我真的会玩腻了——而放下铅笔，转而想别的事情时，情况又会怎样呢？我想，一定会出现某种倾侧，某种震动，直震到边缘，这时，事情会作出调整，调回到老样子，地球每二十四小时自转一周，同时又绕太阳公转。

我想我应对此说几句话，为的是万一在我做完了那件事情时，需要就我的观察结果作些调整。可同时我也想到，我个人的操作可能不是唯一的。完全可能，还有个什么人，在西部中央公园，在第八十号街的上头的公寓里，在那儿使宇宙绕固定的一点旋转。或者，甚至在提奈克（Teaneck）也有人做着同样的事。或者，甚至远在旧金山，还许有人以我所不解的方式歪曲着一切。实际上，这样的事也许会一直出现，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掀动着宇宙，使其绕这个或那个固定的点转动，有时甚至还会彼此矛盾。这事应该告诉那些天文学家，不然恐怕就太晚了，来不及意识到那乱糟糟的数字。

我为自己所作的感到抱歉。可这并不意味着，我有把握能停下来。一旦你精确地把握住那个铅笔尖，把它固定在一个好地方，整个宇宙发着哨声围着它转，以必要的速度使所有天体物质缩小到乌有，感觉到那整个东西颠簸起伏，几乎要失控飞走，但仍旧举着它，旋转着——那时，要想停下是很难的。

论疾病

从远处看去，脑膜炎双球菌好像是整个人类的残酷无情的危险敌人。时疫席卷过军营，校园，有时危及整个城市的居民。那种微生物侵入血流，然后侵入脑膜间隙，结果便是脑膜炎。在有效的化学疗法出现之前的日子里，那是一种可怕的、高度致命的病痛。脑膜炎双球菌似乎特别适应于人类脑膜内的生活。从这一意义上讲，这种遭遇好像是有针对性的。你甚至会说，它就是这样讨生活。是一种捕食性动物，而猎获的对象就是我们。

可事情不是这样。如果你计数感染脑膜炎双球菌的人的总数，再比较一下被脑膜炎整倒的人数，那么，这一安排就呈现出不同的面貌来。真正发生脑膜炎的病例总是非常少的少数人。没错儿，有多数人感染这种菌，但在带菌者身上，它只局限于待在鼻咽道，带菌者通常不知不觉就过去了。在感染几天后，它们在那些人的血液中产生针对脑膜炎双球菌的抗体，然后，那种微生物或继续留在咽黏膜中，或不留下来，但事情到此就了结了。没有侵及中枢神经系统。

脑膜炎病例是一些例外。脑膜炎双球菌感染的常例是一种良性的，暂时的上呼吸道感染，几乎就不是一种感染，倒像是一种平和的结社。某些病人竟然发生脑膜炎，这仍是个谜，但不大可能意味着这是那种细菌的特别嗜好。可能的情况是，受感染病人的防御机制在哪方面出了毛病，以至于脑膜炎双球菌得到了进入的特许，可以说被请了进来。不管怎样，这种病是自然界的某种反常事件，很像是一场事故。

淋巴球性脉络丛脑膜炎的病毒在小鼠群中是无所不在的。它造成的典型疾病是一种致命的脑膜炎，其中，脑表面的渗出物几乎完全由淋巴细胞组成。初看上去，那种疾病似乎是一种特别适应于这种行为的病毒对中枢神经系统的侵害。然而，实际情况是，疾病是由寄主自己的淋巴细胞侵入大脑表面引起的，而不是由该病毒的任何神经毒性引起的。如果淋巴反应得到了预防，比如，在胚胎期诱发感染，产生对那种病毒的“容忍”，结果便是持久的、无处不在、包括中枢神经系统都有的病毒感染，但没有任何脑病的症状。如果这时通过从正常的、不容忍的小鼠身上移植入淋巴组织来恢复免疫反应，那么，几天内就发生脑膜炎。新来的淋巴细胞涌满大脑表面，寻找病毒，而这正是致命的。从本质上讲，那种疾病是寄主对病毒的反应的结果。

肾上腺皮质酮有着许多性质。其中之一，就是关闭对细菌的各种防御反应，似乎也关闭传染病的一些最显眼的临床表现。20世纪50年代初，在肾上腺皮质酮刚刚能用于临床研究时，用它治疗了好几例患肺炎双球菌性大叶肺炎和几例非典型性肺炎。一开始，观察到似乎是神奇的临床疗效。不出几小时，高烧，不适，虚脱，胸痛和咳嗽都消失了，而病人自己也感到恢复得健康如常，要吃饭，声称能起来走走了。但与此同时，X光检查显示，肺炎的病程惊人地加深了。于是，试验立即停止。后来，其他研究者在伤寒热和立克次氏体感染的病人身上观察到类似的临床表现戏剧性消失的现象，同样伴有感染加速蔓延的不可接受的代价。

病理由寄主支配的最显眼的例子，是通过革兰阴性菌类酯多糖内毒素在各种动物身上诱发的一系列反应。在这些情况中，那种细菌毒素本身甚至看上去没有毒性。尽管那种物质对各种细胞和组织，包括多形核白细胞，血小板，淋巴细胞，巨噬细胞，小动脉平滑肌等都有很强的效应，对补体和凝结机制也有很强的效应，但所有这些效应都是完全正常的反应，是正常生命过程中每天做着的事情。使其成为灾难的是，这些机制由寄主一下子全部开启，似乎是对一个警报信号作出反应，结果便是广泛的组织破坏，如在全身性施瓦茨曼反应中那样；或者造成血循环的立即衰竭，如在内毒性休克中那样。

施瓦茨曼反应可由简单地抽除反应参与者之一的方法加以避免。暂时除掉多形核白细胞就可做到。方法是用氮芥处理，或者用肝素防止血凝结。这样处理过的动物既不能发生局部施瓦茨曼反应，也不能发生全身性施瓦茨曼反应。致命休克的现象可由事先用肾上腺皮质酮处理而完全防止。

至今还不知道内毒素是如何作用而产生信号的，但该机制似乎是自然界非常古老的一种。最敏感的实验动物之一就是鲎（Limulus polyhemus）。一微克类酯多糖注射入它们的血流，就会引起剧烈的反应。循环的血细胞陷入密集的凝块中，跟凝结的蛋白黏结在一起，这些蛋白是由这些细胞分泌出的。结果是，血流停住了，动物死亡了。这个反应似乎代表着一场大大夸张了的防御反应，旨在保护鲎免遭革兰阴性致病体的侵袭。

弗雷德里克·班（FredrickBang）显示，血细胞微粒含有一种可凝蛋白，当革兰阴性菌进入组织时，这种蛋白便被逐出。可以想见，平常，单个的微生物就是这样被包围、吞噬的。纯化的内毒素一旦注射进血流，就成了一种宣传，发出信息说，细菌到处都是了，需要加以包围。于是，所有血细胞立刻放逐出这种蛋白。实际上，现在已有证据，内毒素的信号是由血细胞提出物中所含的一种受体直接接受的。于是，就有了用鲎血细胞提出物检测内毒素的极其敏感精确的方法。在这一试验中，一毫克血提出物中只要加入一毫微克的类脂多糖，就会产生凝血反应。

从鲎的观点来看，这无疑是一个有用而有效的机制，用来防止病原体的入侵。在它工作良好，对付一单个或一小撮微生物时，这个机制是不会带来危险的。但是，当防线被突破、细菌大量出现时，或者当纯化的内毒素在实验中注射进来时，它就成了一种代价高昂的防御。于是，防御机制本身成了病因和死因，而病菌则扮演着旁观者的角色，从它们的角度看是清白无辜的。

甚至在细菌的确对寄主的细胞具有毒性和破坏性，如在一些制造外毒素的微生物的情况中那样，对于遭遇的直接性，还是不能不存疑问。白喉杆菌，假如不是由于它的毒素，它在任何意义上都不会是病原体。然而，毒素细菌的关系必定是极其密切的双向关系，涉及承认，还有准确地适配入那种细胞的分子机件，就好像那种毒素被误认作蛋白质合成中的一个正常参与者。此外，说句公道话，毒素也不是白喉杆菌蓄意制造的。它当然是细菌制造的，但却是受了一种病毒——噬菌体的指使。只有对病毒具有溶源性的微生物才能产生毒素。白喉不单纯是白喉杆菌的感染；它是一种噬菌体的感染。那种噬菌体的平生事业就是感染那种细菌。甚至可以想见，使得噬菌体能够诱使该细菌产生某种毒素的遗传信息，乃是在别处，在同该动物寄主的长期密切关系中获致的。这或许可以解释，毒素跟寄主细胞本身的组成何以如此酷似。

这实在是一种奇怪的关系，其中并没有我们关于传染性疾病曾设想过的那种直来直去的捕食者猎物之间的种种关系。很难看出，白喉杆菌能因它有产生这种毒素的能力而在生活中得到什么好处。棒状杆菌属在人类呼吸道黏膜的表面过得相当好，而制造坏死性的假膜就要冒着杀灭寄主、结束关系的危险。简言之，这样做没有什么道理，看上去更像一场生物学混乱，对它的进化似乎无益。

对人类来讲，最有恶意的微生物外毒素，要算肉毒杆菌。这里，毒素的不相干性是没有疑问的。破伤风及其毒素代表着同样意义的事故。不过，这些微生物，像白喉杆菌，还有A组链球菌及其红斑毒素，是因为遭到某种噬菌体感染才产生毒素的。这一点倒颇为有趣。假如可以推而广之，说细菌只有在有某种病毒提供详细指令时才制造外毒素，那么，这倒是一个不同寻常的谜。

在第一次登月旅行准备之际，我们都得到保证说，会采取最大的防范措施来保护地球上的生命，特别是人类的生命，免受可能生活在月球上的不管什么东西的感染。实际上，最初几次登月，每次完成之后，都进行了挖空心思想出的细致入微的月球灭菌仪式；宇航员们被戴了面罩，隔在玻璃板后面，送去作四十天检疫隔离，勿使接触地面，直到我们确认不会从他们身上染上什么。认为细菌在我们周围到处都是，老想接近我们，吞食我们，毁灭我们，这种想法深深地根植于现代的意识之中。于是，人们自然会认为，从月球上带来的陌生的细菌会更可怕，更难对付。

诚然，细菌在我们周围当真到处都是，它们构成庞大土壤的起眼的部分，在空气中也不少。但是，它们当真不是我们的天然敌人。实际上，我们惊异地意识到，地球上这些众多的细菌种群中，只有这么少的少数对我们多少还感点兴趣。细菌与较高级的生命形式之间最常见的相遇是在后者死了之后，是在分解复用生命元素的过程之中。这显然是一般微生物的主要营生，而这与疾病毫无关系。

自然界中，细菌与其后生生物寄主之间的共生关系，可能比传染病要常见得多，尽管我不能证明这一点。但是，如果你计算一下，有多少生活在各种肠道里的不可或缺的微生物，在供应着至关重要的营养物质，或提供用以分解本来无法消化的食物的各种酶，再加上所有那些特殊的细菌——它们生活在许多昆虫的组织里，好像是其必要的器官；再加上所有的细菌共生物，它们跟豆类植物合作，从事固氮的工作——那么，营共生关系的整个庞大群体将会使你瞠目结舌。在另一面，人类重要的细菌性传染病的名单可真是短得很。

我想，假如我们关于卫生学，营养学和拥挤状况知道得较少些，事情就会两样吧。对于没有做好这些事情的那些地方的新生儿来说，事情的确不一样。婴儿死亡率的最大原因，无疑是肠道感染，由环境污染而传播开来的。然而，随着我们文明程度的提高，装了上下水道，总的来说，感染已经成为对生命的比较小的威胁了。现在，在我们有了抗生素以后，威胁就更小了。

但是，甚至在所有这些之前，在到处的情况都一律可怕的年月，在大瘟疫的几个世纪里，微生物和人之间的战争也从不是真正大规模的事件。往往，那些疾病之所以凶狠肆虐，首先归因于寄主防御机制的凶猛。麻风，像结核病一样，是极具破坏性的疾病，但那破坏主要是免疫性的，是由寄主支配的。梅毒中的主要损害，包括动脉损害，可能还有脊髓痨，是基于，至少是部分地基于针对螺旋体的免疫反应。

今天，有这么多的传染病得到了控制，剩下的是一系列要紧的疾病，渐趋时髦的叫法是“退行性疾病”，包括脑脊髓的慢性病，慢性肾炎，关节炎并发动脉硬化，以及各种各样由血液循环障碍引起的失调。虽然制约这些疾病的内在机制基本上还是个谜，但越来越流行的观点是，其中的许多，可能是环境影响的结果——我们吃的，呼吸的，或接触的种种。就像在对于癌症的这么多观念中一样，我们正在从外部寻找什么东西出了毛病。

可是，一旦我们关于病理学知道得更多些，事情可能证明，在这些疾病中，组织破坏背后的多数事件是寄主的机制，是由寄主控制的。我们易受伤害，是因为我们过于复杂。我们是各种机制的不同系统，受各种各样微小干扰的影响。那是因粗心而落在机器里的小东西。它们能够最终把原本是协调的、细微准确地定了时的相互作用的无尽链环摧折，撬散。

论自然的死亡

关于死亡的新书真是层出不穷，以至于现今的书店里要为之开辟专架，跟关于保健食品和家庭维修的平装书以及性知识手册等并排陈放了。这类书中，有的充满了关于死亡的详尽信息和执行这一功能的一步步的指导，于是，你可能会想，这是一门新技术，大家现在都要学习掌握。一个漫不经心的读者一目十行翻阅时得到的最强烈印象是，正常的死亡已成了不寻常的，甚至是有异国情调的体验，是某种只有那些经过特别训练的人才做得来的事情。

你还会被引导去相信，我们是唯一能够意识到死亡的活物，相信，当自然界其他所有部分的生命循环一代又一代走到死亡这一环节时，那是另外一种过程，是自动地微不足道地完成的。“更自然些”，像我们所说的。

我家后院的一棵榆树今夏得了枯萎病，几乎一夜之间就立地死亡，叶子脱得光光的。一个周末，它看上去还是一棵正常的榆树，或许有些地方枝叶有些稀疏，但没有什么值得惊怪的。下一个周末，它就没有了，故去了，离开了，弄走了。说弄走了更准确些，因为树医昨天来过，带了一帮年轻助手和铲车，一枝一枝地锯倒，弄到一辆红色卡车的后部拖走，每个人都一路小曲儿而去。

一只田鼠，死在一只可爱的家猫的颚下，是我看到许多回的场面。那情景曾常常令我不忍。一开始，我总要朝猫扔一根棍子，使它放下老鼠。可早就不这么干了。因为放下的老鼠照例跑一段路然后还得死掉，但我总还要朝那只猫喊叫一些愤怒的声音，教它知道它这样做就成了怎样的畜生。我想，大自然，乃是可恶的东西。

最近，我就那只鼠的事作了些思考。我想到，它的死难道跟我们那棵榆树的死一定有什么不同吗？如有不同，那么，最主要的，就是那疼痛的事。我不信榆树拥有痛觉感受器，可就算是这样，我还是想，假如树有神经末梢——它当然没有——枯萎病还是较少痛苦的完结方式。可话又说回来，在一只大灰猫的利齿下尾朝下耷拉着的那只田鼠却是另一回事。你会认为，难以忍受的疼痛，痛彻它小小的身躯。

现在，已有了一些言之有据的理由，让人认为事情根本不是那样。如果你愿意，关于那只田鼠以及它的死，你可以讲出一个完全不同的故事。在被捕倒并用牙齿穿透的一瞬间，下丘脑和大脑垂体细胞释放出肽类荷尔蒙；这些被称为内激素的物质即时附在另一些专管痛觉感知的细胞的表面上；这些荷尔蒙有鸦片一样的药理性质；于是没有痛苦。于是，田鼠似乎总是懒洋洋地耷拉在猫的颚下，被放翻时总是那么安静地躺在那儿，不经挣扎就死于自己的创伤。如果能够抽动，田鼠就会抽动的。

我不知道这一说是不是真的，即使它是真的，我也不知道怎样证明它。也许假如你能足够快地赶到那儿，施用那路克松（Naloxone），一种特异性吗啡对抗剂，你就可以阻断内激素，从而观察到疼痛的重建。但这样的事我不愿意做，也不愿意看到。我想，对此说我还是听之任之，作为关于让猫吃掉的田鼠的惬意的猜想，或许还是关于死亡的普遍猜想。

关于死亡，蒙田有一个想法，是根据他自己从马上摔下来的事的详细回忆作出的。他伤得很厉害，同伴们都以为他死了。大家哭着把他抬回了家。“浑身是血。涌出的血染遍全身”。他记得那整个插曲，只是不记得“死了两小时”那一段。他的记忆充满好奇：

我的生命似乎就悬在我的唇间。我按部就班地合上了眼睛，似乎便于把生推出去，甘愿地沉于怠惰，放自己走。那个想法只浮在我灵魂的表面上，像其他的一切一样脆弱，可当真不但没有沮丧，却是混有那甜蜜的感觉，那是曾让自己滑入睡眠的人们有过的。我相信这是许多人都有的同样状态，在我们看来，那些人是在死亡的痛苦中一命呜呼。我坚持认为，我们怜悯他们是没有道理的……为了习惯死的念头，我发现没有比接近它更好的方式了。

后来，在另一篇随笔中，蒙田又回到这一话题：

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去死，可别麻烦自己；大自然会一下子完全足够地教给你；她会准确地为你做那事；不必为那事烦心。

我见到的最糟糕的场面是在冲绳。那是在登陆的早期。一辆吉普车撞了辆运兵卡车，几乎把自己撞扁了。吉普车里有两名宪兵，被弯曲的钢铁卡住了，都受了致命的伤，只露出头肩部还能看到。在人们用合适的工具试图把他们撬出来的时候，我们交谈了几句。“出了事很抱歉，”他们说。“不，”他们说，“他们感觉还好。”“别人都没事吧？”其中一个说。“那好”，另一个说，“那就不用急了。”然后他们就死了。

疼痛有助于规避，在有时间逃开时有助于逃开，但如果事情已到终局，又不能悔招儿时，疼痛就很有可能被关闭，而做到这点的机制绝妙地精确和迅速。假如要我设计一个生态系统，其中的生物必须依彼此为生，而死亡又是生活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我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好的途径来控制这件事。

远游

我未曾有一分钟相信过，人类的惊奇已到了尽头。只有极其见多识广的科学家们才反复争辩说，在有了分子生物学和宇宙物理学之后，关于物质，是没有多少好了解的了。仅有的例外，他们总是补充道，是人类意识的性质。而他们总是又补充道，那个嘛，由于测不准原理，是我们无法达到的。也就是说，我们的思想如此处于生命的核心，于是，在我们观察它的时候，它不可能安坐不动。

可是，或许有什么门路能超越这些。事情的结果可能是，意识这一机制可能广泛得多，不但我们有，生物圈互相联系着的其他生物也都有。这样，由于我们或许不那么绝对处于中心，我们说不定能够看看它，但对于这种神经生物学，我们将需要一种新的技术；在那种研究中，我们很可能发现，还有无穷无尽的惊奇延伸在我们前头。当然，永远假定，我们还在这儿。

为排近忧，需依赖科学家们的帮助。但为谋远虑，却只好仰仗诗人。我们应该学会更逼近地询问他们，更仔细地倾听他们。说到底，诗人是某种科学家，但致力于一门定性的学科，其中没有任何东西是可以度量的；他生活于其中的数据是不可数的，而他的种种试验只能做一次。按照定义，一首诗里的信息是不能复制的。诗人的试验牵涉到辨别撞入他头脑的事物。他的本事包括迅即决定哪些该保留，哪些该摒弃的能力。他检查和挑选撞入头脑的东西，寻找遥远的相似性标志，寻找远距离的联系点，找到一些小小的不规则，表明这一个实在就是跟那一个一样，只不过更重要些。在做这些时，他跟科学家是等同的。他精确地度量诗节，把一块块宇宙准确地拼起来，拼凑成的几何构形像晶体一样美丽，一样均衡。音乐家和画家聆听，然后把听到的誊录下来。

我希望诗人能够对具体的问题给予具体的回答。但是，这就像要求宇宙物理学家扳着指头计算，而由我们在一旁观看那计算过程。我想知道的是：在当今时代，我对大地应抱有怎样的感觉？旧日的大自然哪里去了？世界那浑莽的，翻滚扭动的，不可理喻的大块生命现在何处，我们旧日的惊恐震怖的兴奋如今何在？不过五十年工夫，从我是个郊区小镇的小男生到今，世界就变成了一个钢铁和塑料的结构，明白易解，在往小里榨；我的天地，曾是纽约城郊一个迷魅的枫林中的小村，现在是整个儿地消失了。树什么的，都没了，现在，它是一个由公寓楼组成的合胞体，绽发出一个水门汀的母体，横被充塞了那一地区，那地方本来有二万五千人走在草地上。现在，我住在另一个，更遥远的市镇，街道旁有树也有草坪，而到夜晚，我却听得见水门汀的声音，像上涨的潮水一样涌来，沿朝晖公路从纽约逼来。

如果你绕地球飞并一直朝下看，你会看到我们已无处不在，到处插足安家。所有土地都已耕耘，所有山峰都已爬遍，而且正在被覆盖以钢筋水泥和塑料；有些山，像阿巴拉契亚山系，干脆像树一样被伐倒了。鱼类被全部网罗起来，加以驯养，被养殖在水下围起的渔场上。至于走兽，我们永远不会有足够的塑料袋装它们的尸体；不用多久，唯余的幸存者将会是用以喂养我们自己的牛羊，屋子里的阿狗阿猫——在尚有鲸鱼肉可食的时候，它们靠鲸鱼肉喂养。还有耗子和蟑螂，外加数种爬虫。

有翅能飞的昆虫正在消失，还有鸟蛋里的钙质，连同鸟类。

我们已征服、支配了自然。从今以后，地球是咱们的了，成了我们的果园菜园，直到我们学会自己制造叶绿素，把它们放进塑料的膜里放飞到阳光里。我们将在珠穆朗玛峰上建造斯卡斯代尔城（Scarsdale）。

我们会将一切都置于控制、管辖之下。然后我们做什么呢？在那些个长长的星期六下午，除了我们自己再没有对话者，那我们还能做什么？

正是由于这些原因，我们如今才忙着加紧细察火星那黑暗的两侧，探测那因看上去没有生命而面目丑恶的不毛之地。我们就像在察看导游图册的一家子。

此事未免有点过分之处。由于我们的庞大数目，还由于我们这么快地发展了能让全球的人彼此亲自听到、看到的人工器官技术，我们越来越顾影自怜。听到我们的思想，你会认为，地球上除了我们，别无有意义的东西了。

或许我们应该尽力离开这地方，至少离开一会儿。换一换场景或许能给我们带来老大的好处。

可麻烦在于，近处的所有行星都是不毛之地，说不定我们的绿拇指会很不走运，不能够在火星上或泰坦（Titan，土星的最大卫星）上创造或维持顶顶微弱的生命。还有什么会阻止我们到别处，更远处寻找？假如我们能学会御太阳风而行，我们就可能在那儿扬帆，抢风掉向，驶到风息处，练练自由降落，整天练，寻找重力，追逐幸运，碰碰运气。那会像是从前的日子。

论瞎鼓捣

当你面对任何一个复杂的社会系统，比如一个城市中心或一只仓鼠时，觉得其中有些东西你不满意而急于修补，你可不能简单地一步闯进去动手修补。这样做是不大可能对它有所助益的。意识到这一点，是我们这个世纪令人痛苦沮丧的事情之一。杰伊·福雷斯特（Joy Forrester）用数学方法对此做了说明，他用计算机模拟城市，做了一些模型，用来阐明，不管你依据常识提出做什么，你将几乎无可避免地使事情更糟些，而不是更好些。从外部鼓捣一个复杂系统的一部分，你就几乎一定是在冒险，会在某一边远的部分引起你意想不到的灾难性事件。假如你想修补什么，你首先必须详尽地了解那整个系统。对于很大的系统来说，你不能不借助很大的计算机做这种理解。即使理解了，最保险的方略似乎还是站在一边挥手，而不去触动它。

干预乃是引来麻烦的途径。

假如真是这样，这就提示出对付城市问题的新的门路。这是从实验病理学的角度提出的：也许，有些出毛病的东西，是某人努力帮忙的结果。

这样一来，问题就简化了。这意味着，不要闯进去到处改变什么，而试试小心翼翼地探进手去，只是把干预者驱除出来。

辨识、分离并驱除捣乱者，乃是现代医学的营业，至少在纠正由可辨识的微生物引起的疾病时是这样的。把一个处于解体的城市比之于一个生病的有机体，这并非想象力过了头。以梅毒为例。在旧日的医学，在识别出微生物致病机理以前，一个处于晚期梅毒的病人是一个出了毛病的复杂系统。没有任何单一的、可分离的原因。那时，医学的处理方法基本上是瞎鼓捣。不妨试想，假如我们已知道了现代医学的全部，只是不知道微生物感染和螺旋体，将会发生怎样的情况，那么，这一比拟会更加令人瞩目。我们会对种种事情进行干预。通过某种集体心理疗法，去纠正由于麻痹狂而来的思维紊乱；心脏外加主动脉移植以对付心血管梅毒；开出免疫抑制剂来防止脊髓痨中的自动免疫反应；从肝中摘除梅毒瘤，等等。我们甚至还会疑心，在这一特别的“多因素”顽症中，还有紧张在起作用，由此会生出各种关于“整体论”解决方法的建议，从家庭环境的改变，直到白宫关于空气污染作用的调查委员会。要是在从前，我们会忙活着放血，拔罐，泻下，像我们确曾做过的那样。或者画符念咒，或像萨满巫师那样当众跳大神，一阵阵昏倒在地。什么法儿都想得出来，为的是给整个身体带来一线转机。

这些是未有科学之前的年月里医学干预的经典例子。毫无疑问，这些方法大多数害大于益，画符念咒可能算是例外。

当然，梅毒的问题现在是简单了。由于确切地知道了螺旋体是捣乱者，所以，你要做的，只是小心地伸过手去，清除这种微生物。假如你能足够快地做到这一点，在整个系统被震坍成碎片之前，系统会自我调节正常，问题就自动解决了。

在社会系统病理学上，事情无疑更复杂些。可能不只涉及一个捣乱者，也许会有整整一群，没准儿还会有一整个捣乱的系统渗透到了你试图修补的那个系统的方方面面。假如这样，那么，问题也相应地困难些，但仍然有法可想，一旦你找出那个干预的事实，它就是可以解决的。

有人或许要抗议，说我这样做，是在编制一个新型的假想敌名单，为一些自发的病理事件假想一些外部的因素。难道复杂的社会系统本质上不会不借外因而自发地出毛病吗？且看人口过剩问题。且看卡尔洪（Calhoun）的有名的模式。那些生活拥挤的老鼠种群和它们的恶性社会病态，全都是它们自己的行为偏斜造成的。我的回答是：否。你只需要找出那捣乱者，在这个事件中，就是卡尔洪教授本人，那么，那个系统就会自我纠正。那些老鼠的麻烦，不在于生活拥挤的老鼠有着出毛病的内在趋势。它们的麻烦，在于那些科学家，他们把那些老鼠带离其广阔的天地，把它们放进了一个过于狭小的箱子。

我不知道纽约城的卡尔洪们是谁，但在我看来，似乎有一个不过分的建议，就是找出他们，确认他们，然后把他们干净利落地除掉。没有他们和他们的干预，这个系统会良好地运转，也许不完美，但在其中过日子还是可以的。

有一长列疾病，医学上叫做“原发性的”（idio-pathic），意为我们不知道它们是什么引起的。现在，这个名单比从前短多了。百年以前，伤寒热和结核性脑炎等常见的传染病都被归入原发性疾病。最初，当这个术语首次进入医学语言时，它跟现在不同，曾有着高度的理论意义。当时人们认为，大多数人类疾病是原发性的，归咎于这样那样的内装的缺陷，是某种体液出了差错。“原发性的”一词，顾名思义，是指某种有自己的根源的病，一种原发的，没有任何外在原因的病。随着医学的发展，特别是本世纪医学的发展，这类疾患的数目日见其少，于是，这一术语也失去了原来的教条意味。我们现在使用原发性一词，仅仅指称，某一特定疾病的原因尚不知道。极有可能，在我们跟医学结束关系之前，走运的话，我们将会发现，所有种类的疾病都是某种捣乱的结果，而再也不会有什么原发性疾病了。

假以时间，加上更多的运气，社会科学方面也会出现这样的结果。

论委员会

自我的标记不可逆转地、毫不含糊地配置在我们的行为之中，不论我们聚会成团体或独自散步，都一样。实验室之外，谁也无法知道任何别人的独有的免疫标记，我们没有任何把握嗅出各个人的外激素区别。因此，我们据以彼此分别的，唯有行走的姿态，声音，写信的方式，转头的方式等。我们在这事上不会出错。没有人真正很像任何别的人；这儿那儿偶有相似者，但没有确切的复制品；我们是四十亿各各独特的个人。

于是，当委员会集会时，每一个成员必定是一个演员，不可控制地扮演着自己的角色，读着据以识别他的文字，宣称他的身份。这件事耗费大量的时间和能量，一旦开了头，就没有多少机会做成别的事了。许多委员会在某一年被任命，然后一直工作好几年，直到下一个十年期，可除了每个成员的这些连篇累牍、无法打断地展示自己的特有行为标记外，并没有发生许多事情。

假如不是每个个人有这种强制性的行为，委员会将是个令人惊叹的进行集体思维的发明。可这种强制性行为是存在的。我们似乎是设计好的、编了码的，就是要把个人放在最高的优先地位。我们必须首先干这事，不管代价如何，即使它意味着整个群体受伤致残也在所不惜。

这当然是民主制度背后的思想动力。令人惊奇的是，这个制度竟然运转，更不用说运转良好了。个人是真正的人类财富，只有他得到了良好的培育，能够充分表达其个性，他才能对社会有充分的价值。像许多吸引人的想法一样，这个想法也是古老的本色中国货。诚实是最为个人的品质。团体和社会不能拥有它，除非一个个凡人拥有它。这就是文明进程的艰难之处。

但个性可能被过分地伸张。你在委员会中几乎总能看到它。有一些非常古老的字眼用来批评过分地展示个性。如果某个人太不合群，过于索寞，跟人老死不相往来，他的行为被称为独行（egregios）。这曾经是个好词，意为出类拔萃，意为特出、独到。然而，通过语言学上的词义转贬过程，这个词具有了反社会的意味。个性太强的人被称为怪异，奇怪，乖张，最坏的词是白痴（idiots），来自idios，最初的意义是个人的或私人的。

如今，我们生活于其中的各种组织日趋复杂，数目众多的我们越来越密集地装在一起，委员会的工作可以严重得要命。当需要预言未来时，就更是如此。我们每一个人都本能地知道，有一项责任是不能信任地交托给任何单个人的；我们必须一道来做。

由于前头的种种问题都很紧急，老式的标准委员会近年来设计出种种变体，以便更好地进行集体思维。现在，有了头脑公司，这是委员会和工厂产下的杂种，是专营思维的公司。有了政府委员会和董事会，其成员被召集到华盛顿，奉命坐下，去想出集体思想来。工业企业已经组织起自己的恳谈小组，在这里，执行人员坐满一屋子，互相拍桌子瞪眼睛大喊大叫，希望激发出新的想法来。可是，旧有的麻烦依然存在：聚在一起进行集体思维的人们首先是一些个人，需要表达自我。

避免这一麻烦的最新发明是德尔菲技术。这是20世纪60年代的发明，是兰德公司的点子，他们不满意委员会为将来制定计划的方式。这方法听起来有点简单而傻气。其法是不召集会议，而是向小组的成员分发问题单，每个人把答案写下来，悄没声儿地寄回来。然后，这些答案再散发给所有成员，要他们重新考虑，注意别人的不同意见之后，再次填写问题单。如此这般。通常三个循环足矣。那时候能够达成的一致意见达成了，最终的答案据说是基本可靠，并常比第一轮更有趣。在此法的某些变体中，参与者在提供答案的同时，也引入新的问题。

得知德尔菲方法竟然可行，有时效果还极好，我们几乎感到大丢面子。人们的第一反应是愤慨，认为这又是一个社会操纵、社会科学圈套的例子，是行为控制。

但后来，大量例证说明这一技术当真行之有效。面对这一例证——至少在企业和政府的未来预测中——人们一定要从中找出些好的东西。

也许，这方式究竟能既保留个人及其全部自我，同时又把头脑联系起来，以便使小组能进行集体思维。简言之，这是两全其美的方式。

德尔菲方法的实质，是真正安静而多思的对话。对话中，每个人都得到聆听的机会。闲谈的背景噪声，反复出现的虚荣的声震，从一开始就消除了。有了思考的时间，没有了话音，因此也没有提高嗓门的叫喊。这样看来，它就是一个伟大的发明。德尔菲之前，委员会开会时，真正的聆听几乎总是不可能的。每一个成员的功能都是讲话。其他人讲话时，每个成员都在忙活着思考，下一个轮到他时该说些什么来支撑自己原来的立场。委员会真正做的是辩论而不是思想。把要求得分、引导讨论、保全面子、博取喝彩、压下反对者的叫喊、吓退反对者等所有这些活动都除去，一组聪明的人得以坐下来安静地思考。这个主意不错，我很高兴它可行。

德尔菲这名字起得很有意思，显然暗示了它起的天启预言的作用。最初的德尔菲（Delphi）是阿波罗的所在，而阿波罗乃是预言之神。不止于此。他还是一些最优良的希腊品行，如节制，稳健，细心，注重律条和慎重等的来源。实际上，从词义学上来讲，阿波罗一开始可能是个委员会。阿波罗（apollo）一词（或许是有关的词apello）最初意为政治的聚会。人们一定很早就认识到，大众的会议对于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办是很重要的，对人类社会是基本的，因此需要融入神话，而且要创造出一个司命之神，于是产生了阿波罗，多利安人（Dorian）的预言之神。

人们并不真的认为，德尔菲的女预言家会发布关于未来问题的明确回答。相反，她的判词常常含有像《易经》一样的模棱之处，其设计也同样提供多种选择，让人可能从中挑选。她所象征的更像一个委员会的议程。当她狂迷而倒在鼎上，喃喃着模棱的话语时，她成了今天的问题单。细节的描述涉及对预言者判词作出的详推细勘，那是exegetai（诠释者）的任务。那是个公民的委员会，部分由雅典的公民选举产生，部分由德尔菲预言家任命。这个制度似乎在长期内行之有效，构成了希腊宗教的法令和法律基础。

于是，今天的德尔菲代表着一个改进了的古代社会设计，对委员会的程序作了新颖的修正，这一程序制约着一组组的人们，让他们更安静地想，更安静地听。这方法作为正式的程序看似新鲜，其实非常古老，也许跟人类社会本身一样古老。因为在现实生活中，这总是我们作出决定的方式，尽管总是以散漫无章的方式进行。我们把话传开；我们冥想不同的人会怎样论述这个问题；我们读诗；我们默想文学；我们播放音乐；我们改变主意；我们达成谅解。社会是这样演进的，不是靠大声喊叫彼此压倒，而是靠独有的个体互相理解的独特能力。

大脑里的扰频器

语言学家在理论问题上有很多争论。他们也应该争论。可以想见，那些穷其一生来参悟语言之谜的，就是说，要整个儿理解人类的学者，会经常各执己见，甚至弄得烦躁易怒，彼此不耐烦。叫人更为忧虑的是，他们比其他学科的同行们争吵得更多。

面对语言学家，特别是那些担当哲学家之任的大学问家，有一个坚硬的技术问题：他们不得不用来进行研究的唯一工具，正是他们欲加研究的那个系统。这使得他们特别容易遭到自海森伯以来物理学家们牢记不忘的那种危险。语言学家越接近问题的核心，就越需要用正在操作的那一机制来审视那个机制；难怪在问题的答案似乎伸手可得的时候，它就突然抽搐，震颤，在一片烟雾中逃之夭夭。

你可以在某些有关语言的书中看到这一现象。在那些其作者本人并非科班出身的语言学家、因而小心翼翼的书中，情况就更是这样。这些作家是从局外进来向大众解释一些事情的，因而他们总是达到一点，在这一点上，文章本身突然间变得极难理喻，解体为无意义的废话。这种事通常是在语言学逻辑的要点业已阐明，转换语法的基本想法经过了解释，是不是一些语言比另一些更“复杂”这个问题得到了论述，对句子作深层分析的数学技术已充分描述了之后才发生的。用这么多有力而有用的信息装备起来，非专家于是勇往直前，不知道他此刻正在跨越边境，进入一个未知的，或许是不可知的国土，然后就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了。

我不太清楚在通信的这一阶段上发生了什么。我愿意相信，信息的传输机制出了毛病，一经传输，给读者的就成了废话。但这一点上我可能错了。也许那究竟是平直清晰的散文，而问题出在我这头，出在我的脑子里。也许我没有为这种讲话而设的感受器。

或者，信息进入时我把它改变了，但并没有意识到我正在这样做。

在其他场合，在一些不牵涉语言学的事情上，我有过同样不受用的疑虑。有一位耐心而文雅的数学家曾给我解释过哥德尔定理。正当我要整个儿接纳它、不住地点头欣赏，赞叹这整个思想之美时，我突然听到水银质的墙中开关啪嗒一响，那思想一下子在我头脑里变成了废话。听电子音乐时我有过类似的体验，而在阅读诗论的时候还有过更糟糕的体验。那体验不像是抹掉数据或失去兴趣或走了神儿，绝不是。其时，我的脑子如有异常，那便是更加警觉，热切地抓住每一个语句，可尔后，开关一下子关上了，而进来的则转变成深不可测的密码。

这使我对大脑，至少是我的大脑，有了一种说法。我相信在大脑的什么地方，可能在右半球，有某种中枢，它有种扰频作用，类似那些装在政界要人电话上的电子装置，它能把所有机密的语句即时转变成无意义的噪音。

也许，在涉及语言的情况下，需要秘密。可以想见，假如我们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有某种全面的、有意识的理解，我们的语言就会沦为永无休止的磕磕巴巴，甚至会成为一片死寂。要驱除那些最简朴的句子，可爱的华莱士·史蒂文斯（Wallace Stevens）式的句子，比如，“那人回答道，事情就是那样，在蓝吉他上变了样，”是心智上不可能做到的。做这种事，监测所有的肌肉，紧盯着句法，警惕由语序的最微小变化而带来的语义灾难，留心声调，还有眼角嘴边上的表情，最要担心的是说出什么无意义的东西来的危险，做到这些非常之难，要比由你负责自己的呼吸，被告知要使用你的有意识的头脑照管那一功能，每下每下没完没了，还要难。

大脑里的扰频器会是一个保护性装置，保全娇弱的语言机制中枢免受敲敲打打的修补和瞎鼓捣，屏蔽心灵，不让它接触它不想卷入的信息。

你可能认为，假如在大脑的一部分有一个神经元扰频器，那就应该有某种系统地安装好了的反扰频中心。在另一个额叶的什么地方，能够把解体了的信息复原成近乎本来的次序。我怀疑这一点。我承认，大脑不大可能冒险使自己充溢完全无意义的噪声，但我想更可能的是，像言语的真正性质这样的真正深刻而危险的被扰频了的想法，被整合成了不可辨认的愉快的体验，如闲谈或音乐或睡眠。有些人，身手极快捷，能捉住倏忽而过的思想，不等它们消失进扰频器就逮住它们。史蒂文斯那样的诗人就有这等素质。但在我们大多数人，事情是在看不见处自动完成的，而我想这也没有什么不好。

句读短笺

关于标点，并没有确切的规则可循（福勒，Fowler，提出了一些一般意见（鉴于英语散文写作的复杂情况，他已尽其能事了（比如，他指出，我们只能有四种停顿（逗号，分号，冒号和句号（严格说来，问号和感叹号算不得停顿；它们是语气的指示（甚可怪者，希腊人用分号作问号（这样，读一个平淡无奇的希腊语问句时，就生出一种怪异的感觉：“你为何哭泣；”（而不是“你为何哭泣？”（当然，还有括弧（这的确是一种把整个事情弄得更加复杂的一种标点符号，因为你得计数有多少爿左括弧，以便肯定地用数目相同的右括弧（但假如弃括弧而不用，只有那四种停顿，我们便会大大地灵活，比试图用物质障碍隔离所有短语、副句的作法更能使用丰富的意义层面（在后一种情况下，一方面我们要表达的意义可能取得更多的精度和准确性，同时也将失去语言的本质特性，那就是它的绝妙的模糊性））））））））））））。

逗号是所有停顿中最有用、最好用的。写作时，把逗号安放在适当的位置非常重要。假如你试图在写完一段话后回过头来把它们安放在引诱你安放的那些地方，你会发现它们会像小鲦鱼一样钻进各种各样的缝隙中，你从前没有意识到这些缝隙的存在，没等你反应过来，那整个句子变得失去活力，被逗号横缠竖捆在作无望的挣扎了。最好尽可能少用，富于情感地用，只有在每一个逗号之需准确地提出来时才用，运用得妙，即成佳句。

近年来，我越来越喜欢用分号。分号告诉你，刚刚写下的完整句子容有可商；需要补充点什么；有时，它使你记起了那种希腊用法。遇到一个分号几乎总比遇到一个句号让人高兴。句号告诉你，就是这样了；如果你没有得到你需要的或期待的意义，不管怎样，你得到了作者打算包装发出的一切，现在你得读下去了。可对于一个分号，你便有一种小小的期待的好感；随后还有来者；读下去；事情会更明白些。

冒号的魅力就小得多，原因如次：一，它们给你一种被呼来喝去的感觉，或至少牵着你的鼻子朝一个方向走，而没人管你的话，你可能不愿意走那个方向。第二，你疑心自己被卷进了那种句子，它标了号码要列举一些论点：第一、第二，等等，隐含的意思是，假如不是这样标了序号，你就没有足够的聪明跟上这些想法的思路。还有，许多作家用这一系统时既随便，又不完全。开始是第一点第二点，似乎要扳着指头数下去，然后，却滔滔而下说个没完，没有了你已经被引导去期待的一系列标记，害得你慌得到处瞎摸，寻找应该有的第九点或第十七点然而却没有。

惊叹号是最惹人烦的标点符号。看！它们说，看我刚才说了什么！我的思想多新奇！这就好像被迫观看别人家的小孩子在起居室中心疯狂地跳上跳下、大叫大喊让人家注意。假如一个句子真有什么重要东西可说，这东西相当值得一提，那么，用不着用一个记号去指出。而如果它到底是一个平庸陈腐的句子，需要加点活力，那么，那个惊叹号只能强调它的陈腐平庸！

引号应该用得诚实而稀少，只有在手头有真正的引语时才用，而且，引号中包含的词语必须严加审查。如要引用，就必须引用确切的词语。如果由于篇幅所限，某一部分必须省略，规矩是插入三个圆点以示省略。但假如故意把原作者没打算加以联系的思想联系到了一起，那就是不道德的。顶要紧的，引号应该用于那些你不愿据为己有的思想，可以说，那些凭空得来的身外之物。它们也不该放在陈词滥调的周围；如果你想用一句陈词滥调，你应该自负全部责任，而不要试图把这冒牌货委之于某个不知名的作者或社会。最需要反对的引号的误用，但却说明了通常散文写作中引号误用的危险的，见之于广告，特别是为小餐馆作的广告，比如，“就在拐角处”，或“吃饭的好去处”。没有一个能够被确认而可以引用的人真的说过“就在拐角处”，更不用说“吃饭的好去处”。最不可能的是，任何人会这样谈论使用这种文体的那号餐馆。

破折号是个很顺手的工具，较为随便，而且基本上是游戏的，告诉你就要转入不同的航向，但会以某种方式与现在的路线相联系——只是你须记住，破折号在那儿，你要么须在这一想法讲完后再用一个破折号，以便让读者知道，他又回到原来的路线上，要么就结束句子，像这儿一样，用一个句号。

使用标点符号，最大的危险在诗作里。在这儿，用逗号和句号时须节俭而吝啬，就像字词一样要惜墨如金。任何其自身似乎携带微妙意义的标点符号，像破折号和一溜小圆点，甚至分号和问号，都应该全然不用。不该插入它们，让模糊的意义造成堵塞。惊叹号尤不可用。一首诗不管说了些什么，只一个惊叹号就足以毁掉那整件作品。

T. S.爱略特的诗里，特别是在《四首四重奏》里，我最喜爱的，是那些分号。你听不到它们，可它们在那儿，摆明着意象与思想之间的联系。有时你瞥见一个分号过来了，还差几行，就好像在树林中爬一个陡峭的台阶时，看到了前面不远的拐弯处有个板凳儿，你可以指望在那儿小憩一会儿，喘口气儿。

逗号不会做这样的事；它们只能告诉你，一个复杂思想的不同部分是如何凑成一块儿的，但你不能停下，甚至也不能喘口气，只因为有个逗号。

教区长的杰作

关于人类健康的前景，我有一种最光明、最乐观的预感。这种想法似乎一直让一些非常明达的人士反感。这种感情复杂难解，半是愤慨，半是沮丧。好像我说出了关于未来的很坏的话似的。实际上，我的全部断言，部分是出于信仰，部分是来自过去一个世纪的生物科学的零星的，但却是丝毫不爽的点点证据，这断言就是，人类有朝一日会想出办法，摆脱现今那些过早结束人的生命或造成长期功能伤残和痛苦的数目有限的大病。简言之，我们有一天会成为一个摆脱了疾病的物种。

除了对于人类意识的本性（这一课题可能会在很长时期内难倒我们，或许永远解决不了）获取确切的洞见，我想象不出还有什么其他东西限制我们理解活物的深度。这一前景可能出现在几百年后，可能更晚些，可一旦出现，它显然会导致对人类疾病机理的详尽解释。我的一个基本信条就是，那时候，我们会知道如何直接地进行干预，使其转向或防止它们。

有些类似的事情已经发生，比如在大多数主要传染病的情况中。尽管生物学出现未久，我们仍处于原始的、最初的阶段，比如，跟物理学相比就是这样，可我们还是完成了足够的基础科学，使我们得以发展特异抗菌性抗血清和令人瞩目的一长串安全可靠的病毒疫苗。辨识细菌为病原体后不到五十年，我们就已经能把它们分类，关于其复杂的代谢方式已了解了足够多，以至于为抗生素的出现扫清了道路。20世纪40年代末以来，悠久的医学史上第一次技术革命出现了，从前肆虐灭门的传染病至今已成陈迹，快被人们遗忘了。

在传染病学领域，事情进展迅速，这可能代表着异乎寻常的好运。对其他某些大病来说，如心脏病，癌症，中风，老年性精神病，糖尿病，精神分裂，肺气肿，高血压，关节炎，热带寄生虫病，等等，我们可能还有一番更难更远的路程要走。但这也说不准。过去二十年中，科研的速度大大加快。有如此才华横溢的生力军加入生物学的研究工作，我们随时都可能作出惊人的奇迹。不管怎样，这些疾病迟早会不再神秘，得到解释和控制。

在我看来，这些前景令人兴奋，使人增加信心。可是，一些冷言冷语，通常生出非难的缄默和冷眼，却叫人难以面对。你还会认为，我宣布了一项最终的灾难呢。

麻烦之处，在于自然而然生出的问题：“那将如何？”一个普遍的信仰就是，我们需要这些疾病，它们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天然部分。折腾它们，摆布它们，像我提出的那样，让它们不复存在，那是违反自然的。“那将如何？”没有了疾病，我们还能死于什么？我们会不会无病无灾，活个没完没了，除了时间的流逝，再没有什么占据我们的心灵？没有疾病，你怎样不失尊严地结束生命，诚实地死去？

最后这一问题相当难，几乎难以面对。因此，这种问题，正是你该找一首诗来回答的问题。这儿便有一首，它就是“教区长的杰作，或绝妙的单马车”，作者是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Oliver Wendell Holmes，1809-1894）。表面看来，这首相当拙劣的19世纪打油诗似乎写一辆精工打造的马车是怎样解体的。但在这首诗的内里，使它有力量抓住我们的头脑在一百年里久久不放的，是关于人的死亡的一个神话。

不仅如此，它还是适合现代头脑的一个神话。曾经有这么个共识，认为活的机体是一个易受损害的，本质上摇摇欲坠的东西，时刻处于危险之中，不是这儿就是那儿出毛病，过于复杂，不容易囫囵个儿维持多久。时到如今，由于有了分子生物学的知识，特别是关于次细胞结构的形式和作用及其大分子组成部分的知识，还有为获取太阳能以供各种各样细胞之需的完美无瑕的安排，生命中最动人的一面就是它坚强的力量。由于有了这一新近获得的观念，结果，意识到事情竟可能出差错，倒成了某种令人害怕的惊奇——某个部分的紊乱可能拉垮那整个令人惊叹的系统。以这种观点看来，疾病似乎成了违反自然的，是一个可怕的错误。一定会有个好一些的完结方式。

于是，详细地剖析霍姆斯的马车，他的诗就可读作一个关于活物或者一个细胞的隐喻：

我且告诉你打造马车的诀窍，

永远会有某个地方最不牢靠，

不是毂就是轮箍，辋，弹簧或辕，

或是车身，车前横木，桥或底盘。

或是钉、销，总底皮带——更不保险……

无需怀疑，原因只此一桩，

马车散了架，可是没有磨损净光。

这是19世纪关于疾病的看法，也是我们今天的麻烦所在。它假定总有某个地方最不牢靠，就像前生注定的一样。系统中如没有根本的，局部的疵点，它就会简单地衰老下去。实际上，它命中注定要不到时候就垮掉，除非你能想出法子找出并加强那最脆弱的部件。霍姆斯医生囿于他那个时代的科学发展水平，看不到这种可能性。但借助想象，他的确看到，有可能存在经久耐用的完美途径。教区长是他的中心人物，是奥林匹亚造物主，象征大自然，是不会失错的。他设计的是一个完善的生物。

……所以，把它打造得散不了架，

……最弱的地方也能承受应力，

照我说的把各个部分装起，

只需

让那地方像别处一样牢固。

然后是一步步的创造的作业，总起来看便有奇迹性，格调有如圣经：

……最结实的橡木，

既不劈裂，也不折不弯。

派工匠寻来箭木作辕，

最直的蜡木作成横杆，

作车身的白木奶酪一般，

可作成车子却赛铁坚。

钉儿销儿踏板和顶杠，

车轴车辖轮箍和弹簧，

用的是铮明瓦蓝的好钢。

总底带用野牛皮又厚又宽，

老硬皮作脚绊，车盖和挡板。

就这样他“把她装配齐整”，

“行”，教区长说，“总算把你做成。”

车子还真行。马车活了起来，实际上，无病无灾无瑕无疵地整整活过了一百年。每一部件都完美无缺，由所有同样完美的其他部分支持着。它1755年在教区长手中诞生，是里斯本大地震那年；1855年崩坏，一天不差整整一百年，也是大地震的一年。

崩坏是全过程中最精彩的一幕。直到最后一分钟，那辉煌的轮子转过最后一圈儿为止，马车运转得无懈可击。当然，存在衰败，霍姆斯在他的神话中承认这点，但却是一种可敬、体面、正当的衰朽：

全车都有些微的朽坏，

可哪部分也不更加厉害。

因为教区长手艺高强，

做得各部分都是一样，

不会有首先破坏的地方。

然后，崩坏的时刻到了：

……轮子和车辕一样结实，

底盘和桥也毫无二致。

车身坚固得可比底盘，

后杆牢靠得恰似前杆。

可作为整体它有了疑问，

过一个钟点它就要毁损。

这是怎样的完结方式！

五十五年霜月开头一天，

这早上教区长赶车溜弯。

喂，小孩子们让让道儿，

顶好的单马车开过来了。

拉车的是鼠尾羊颈的骝马，

“驾”，教区长吆喝一声上了路。

然后是崩坏的场面本身。没有眼泪，没有怨诉，没有附耳倾听最后遗言，没有悲伤，只有众生之道，功德圆满的成全。听：

车子来到山坡上的会议厅，

突然间辕马站住不动，

先觉一震，接着打了个激灵，

然后像着了魔法一样笃定——

教区长蹲到一块石头上，

会议厅的钟正把九点敲响——

最后是残余的景象：

教区长站起身四周环顾，

你道他看见了什么景物？

旧马车成了堆可怜的朽木。

就好像进过磨坊遭了碾压！……

——它一下子全散了架……

没有哪一个部件先坏——

恰像肥皂泡爆破开来。

这首诗里我最喜爱的句子，是最富有意义的那句。它许诺说衰老是一个井然有序的，干枯的过程，以最自然的事件而告终：“就好像进过磨坊遭了碾压！”

这句诗以高度的隐喻暗示了一个健康的老动物、老人或老蜉蝣死亡时的情景。并没有来自外部的邪恶力量，也没有举足轻重的中心缺陷。死亡的过程内装于系统中，以便于这事能一下子发生，在定好时的、由遗传因子决定了的生命配额的尽头发生。中央集权结束了，平常拢聚细胞们使其成为一体的力终止了。细胞们彼此间失去了认同，细胞间的化学信号到头了，血管由血栓堵塞住，管壁破裂，细菌得以自由进入通常禁止入内的组织，细胞内的胞器开始脱离；没有什么还聚为一体，这是数十亿肥皂泡一下子爆裂开来。

这是怎样的完结方式！

医学预科的课程设置

过去十年间，现代医科院校对这个国家文科教育的影响一直是破坏性的。这样说一点也不过分。医科院校的招生政策乃是麻烦的根源。如果不做点什么来尽快改变这些，那么，上大学的所有乐趣就全毁了。不但对于那越来越多的多数为当医生而活着的大学本科生来说是这样，对其他所有人，对所有学生，以及所有教师来说都是这样。

医科院校过去常说，他们希望考生受过尽可能广泛的教育。他们也真的那样做了。医科院校的前两年几乎全给了基础生物医学科学，几乎所有入校的学生是在那些年月里第一次就近窥见科学的。三门化学课，物理课，还有某种生物学，就是要求于大学生的全部。医学院的介绍材料上花言巧语，鼓励学生主修一些非科学的学科，如历史，英文和哲学。但没有几个人这样做了。近几代医学预科学生中，几乎全都主修化学或生物学。可不管怎样，他们还是被允许涉猎其他学科。

医学院院长办公室里，至今还有关于需要普通文化背景的议论，可没有人真的这样想，而医学预科的学生们的确不相信这个。他们专注于科学。

他们发疯似地专注于科学，他们为分数而活着。假如有一些文科课程让他们选修，而不至于妨碍在班级的名次，他们会排队选修。但除科学之外，任何别的学科他们都不可能钻进去，获得坚实的功底。所谓的社会学成了传统学问的极其热门的替身。

医学预科的学生毒害了文科院校的空气。这不是学生的错。他们开始并不一定是一帮坏人。他们的行事有着坚定的信念，假如不这样行事，他们就进不了医学院。

我有个建议，要实行这一条建议，需要所有医学院院长发布如下的通告：自即日起，任何考生，凡自我标记为医学预科，而以其选修课程区别于其他同学者，其档案将在三级分档中列入第三档。“医学预科协会”的会员资格本身，就是医学院拒收的理由。任何院校，凡自称开有“医学预科课程”的，或为一些自称为“医学预科顾问”的人们兴办的，医学院都将拒绝承认。

再说分数和年级排名。显然没法无视这些作为录取的标准，但是，予以重视的，应是各科的总分。而且，由于医科院校的课程表如此，或应该如此局限于生物医学科学，那么更应该注意学生入校前在其他的、非科学学科里的成绩，以便确保作一个医生所需要的心智上的广度。

于是，假如有医科院校升学考试的话，那么，科学部分应尽可能简短，而分量则应最轻。文学和语言学的知识应该是主要的试题，分量也应最重；历史应该考，严格地考。

最好还是一劳永逸，把医科院校升学会考取消，而完全依赖大学教师的判断力。

假如有一些中心的、核心的学科，普适于所有学院的课程表，能够用来估价大学生头脑的自由程度，他的坚韧和决心，他在理解人方面的固有能力，和他对人的处境的同情心，这事是可以办到的。为此目的，我建议恢复古希腊语，作为大学本科教学的拱心石。美国大学生活中失去荷马和古希腊的阿提卡语（AtticGreek），乃是20世纪的灾难之一。恢复它的地位，将会迅速弥补几代人靠译本读支离破碎的希腊古典而对现代思想造成的使人意气消沉的效应。有能力仔细研读荷马的语言，从中感受到美妙的诗意，这可以作为一项苛刻的试验，考验一个内科医生所需要的头脑和个性的品质。

如果每个人都必须掌握希腊语，那么，有志于读医校的大学生就会被跟别人放在同一条起跑线上，他们作为特殊一伙的标志就模糊了。这对大家都好。此外，目今大学校园里在读法学预科，甚至还有商学预科的学生中出现的选修特别课程这一令人沮丧的潮流，或许也可以及早制止，以免造成更大的破坏。

拉丁文也应该恢复，但如在中学里就学习过，那就免了。如果在读大学之前就已消化了贺拉斯，那么，拉丁文可就此打住。但希腊语一科却实在适宜于大学生的头脑。

英文，历史，至少两种外国语言文学，还有哲学，都应列于名单的前列，仅次于古典，作为基本的要求。报医学院的考生应被告知，这些课程的分数将比其他任何学科更重要些。

考生们须知，如果他们在暑假里去当地社区医院做志愿工，做病房助手或实验室助手，不一定就会因此而遭到白眼，但同样也帮不了他们的忙。

最后，学院也应该在谁上医学院方面有更多的发言权。如果他们了解——他们应该了解——那些典型的聪明可敬的学生，他们的判断应该对升学最有分量。如果他们决定不用班级排名作为推荐考生的标准，那么，他们的评价应该站得住脚。

这一新政策的第一个和最明显的受益者将会是大学生本身。再也不会有“医学预科”学生——在他们可以被认作一个一致帮伙的任何地方——那一个最可憎的帮伙来蚕食大学的心脏；其次，得益的是大学教师们。他们会重新掌握自己课程表的命运，不管好坏；再次之，但可能是最受益的，将是医科院校里从事基础科研的教师们，他们会再次面对坐满教室的学生，这些学生求知若渴，随时准备为全新的、陌生的知识领域而震惊和兴奋，而不再为什么有关什么无关这些先入之见所毒害。这些观念瘫痪了今天医科院校学生的头脑，他们已被科学填饱到腻味的程度，以至于在第一年的头三个月就想开始做精神病医生了。

最终受益的将是社会。我们可以期待新的一代医生，他们跟任何人一样博学，跟学院和大学里的任何人一样懂得人生，懂得人一直怎样度过他们的一生。在关于我们文明的知识的岩床上，医科院校的学生尽可以构筑起坚实的医学大厦，但那岩床会永远存在，直直地托起所有的一切。

关于医学经济学的历史短笺

医学过去的好时光是什么样子，风光有什么不同，我已有些惘然。当然，我知道，这些年月，科学和技术已经历了巨大的改变。现在，医生们能够治愈这么多疾病，减轻这么多伤残，这是我年轻时想象不到的。可还有另一点不同，我已把它给遗忘了。

几天前翻看1937年毕业于哈佛医学院时的年级纪念册，我找到了它。阿尔伯特·库恩思（Albert Coons）是那本纪念册的编辑。纪念册收入教师中突出人物和行政人员的通常尺寸的照片，还有我们年级每个同学的较小的照片，每张照片附一则生平短语，其中包括毕业生的职业打算。顺便提一句，库恩思倾其一生从事免疫学研究，以发现用荧光染剂标记抗体的方法起家，这种方法称为库恩思技术。他在照片下方的短语中声明，他打算去东部行医，作内科医生。实际上，我的同学中，几乎所有后来走上科研和教学道路的，在毕业时都相当有把握认为自己将成为开业医生。

我扯远了。我想说的是，作为编辑，库恩思本来的打算不仅仅是记录年级的统计数字。他决定为纪念册做的事更有雄心些。他准备了一个长长的问题单，发给本校十年前、二十年前和三十年前毕业的几个年级的男校友。我还记得寄出那些问题单时的讨论，特别记得我们大家当时的共同感觉，就是，我们是在取样很极端的学长：1927届和1917届毕业生对我们来说已是很遥远的人物了。而1907届的人则像盖伦（Galen，古希腊医学家，公元129～约199）一样遥远。

谁也没想到，二百六十五个男校友中，有百分之六十的人填写了问题单并寄了回来。这对我们这些初涉社会学的人来说是相当好的结果了。

最有兴味的发现，是年度纪念册中详细记载的校友们的纯收入。那些数字，用当时的标准衡量，显著地高于美国医学协会统计的美国内科医生的一般收入。这对我们是剂宽心丸。我们知道，实习生和住院医生得到食宿，可薪水是谈不上的。我们很高兴地知道，哈佛毕业生一旦去行医，在收入上能好些。我们当然巴不得告诉自己，重要的不在那份金钱，仅仅是因为，如果得出结论说，假如他们挣钱比别人多，那他们顶可能是较好的内科医生。那会是公平的。

再说那不同和惊奇。毕业十年到三十年的那一百六十五名哈佛生的平均纯收入在每年五千到一万美元。只有五人超过两万。有一个毕业二十年的外科医生挣了五万。1927届有七个毕业生收入在两千五百元以下。

男校友们还应邀在问题单上留出的“评论”栏里填上自己的评论，前提是这样的谅解：既然问题单上这么多项目旨在找出他们赚多少钱，那么，他们可能愿意大体上讲讲医生的生活情况。结果，大多数“评论”也是关于钱的。一个典型的评语是如下的样子：“我很满意以医学为毕生的事业。但我只向那些有大笔金钱为后盾的人们推荐这一职业。许多干这一行的人从来没赚很多。”

四十一年前，事情就是那样的。

常读常新话蒙田

每逢周末，屋子里没有新书可读，外面又下着雨，也没有多少东西去想去写，长长的午后凄冷空虚，这时，没有什么能像蒙田一样令人感觉好些。

他喜欢搔着自己的耳朵，说，“搔痒乃是大自然最甜美的恩赐。”

对他那个时代那些被人天天当作新闻描写着的奇迹，他是以怀疑之笔写着的。他写道：“以我看来，世界上的什么怪异，什么奇迹，都不如我自身这么显著……我越通过自省而自知，我的畸形就越令我骇异，而我就越不懂我自己。”

蒙田的作品从未绝版过。这实在是我们这个文明的令人鼓舞的一面。在他死后第一个十年，他因当年曾在政争的两端取中间道路而在政治上失宠，但即使在那一时期，他的随笔集还是出了四个版本，并已被译成英文和西班牙文。到今天，从地球上所有书面语言都可读到他了，各国都有学者靠他那三本书干起了红红火火的事业。

我曾经磕磕绊绊地读过弗洛里奥（Florio）的译本。那个本子由于文字古老而极其难啃，可费的事还是值得的。及至唐纳德·弗雷姆（DonaldFrame）的美式英语本面世，我的阅读也起步腾飞。我有个习惯，就是每遇到写的佳胜处，都要把那一页折了角，知道日后还会想回首重温。我记性差，不得不做这种事。如今，八年多过去了，有一半多的书页握了角，所以，书墩在案上，变成两倍厚。而我则对蒙田生出一种新的兴趣：在那些未折过角的书页上，我读过又忘了、有待重新发现的，是些什么呢？

他是从第一页起就决心要向你讲述关于他自己一切的一切。他也真的这样做了。用了最长的篇幅，在弗雷姆译本的所有八百七十六页里，他讲了又讲，关于他自己。

本来，这应该，几乎从定义上说，是注定要成就一个大大的厌物了。可蒙田却不是。在所有那些书页中的任何一页，都一点也不令人生厌，这是为什么？甚至那篇噜苏个没完的“雷蒙·塞邦德赞”也不令人生厌。有几年，我是把那一篇当作干燥的论文翻过不看的。我知道他为了讨好他的父亲，曾翻译过塞邦德写的一篇神学小册子，而在这冗长的经历之后，他的随笔还是包含着他自己的思想的。所以，我每次阅读都越过它，或一目十行翻一遍，什么也吸收不到，没有一页握过角。后来忽一天，我读进去了，从此就再也没钻出来过。原来，雷蒙·塞邦德是蒙田最不关心的；在最初几个段落里，他对他的父亲和塞邦德尽职尽责地点头示意，还有一段义务性的说教，说为达到真理，推理是有用的，此后，蒙田干脆信马由缰，想写什么就写什么了。最要紧的，他想说，理性并不是人类特有的禀赋，并不能使人类与大自然其他万物分别出来。蜜蜂更善于组织社会。大象更关心其他大象的福利，并且更富想象力；它们会用木头和泥土填起人挖的陷阱，把陷进去的大象弄回到地面上。他甚至拿不准，人类语言是否就比野兽间肢体和气味的交流更复杂，更微妙。他列举一长串生物，喜鹊，豺，狐狸，鸣禽，马，狗，公牛，龟类，鱼类，狮，等等，引用古典里的轶事，说明它们如何有理性，更重要的，如何温和可爱，满意地证明了“这些动物如何比我们优良，而我们对它们技巧的模仿又是多么低能。”简直妙不可言。

蒙田在书的开头几页就跟人交上了朋友，而随着那一篇篇随笔伸展开来，他成了你的朋友里最要好、最密切的朋友。当然，他只是一味说着他的自我，不过，那个自我后来也变成了读者的自我。此外，他从不装腔作势。没错儿，他喜爱他自己，可他从来不像讨厌鬼那样洋洋自得，忘乎所以。他喜爱他的头脑，他的头脑里的所有一切都叫他爱恋而快乐。

当然，他是个道德家，像其他所有最伟大的道德家一样。不仅如此，他还是个幽默家。难以想象，任何人仔细地读蒙田，聚精会神地注意他讲的什么，而不在大多数时间发出会心的微笑。

那就像跟一个交往了很久的朋友任心交谈。有时会出现沉默。这种沉默不但被允许，而且还得到鼓励。本着当时的风尚，每一页上都有摘自经典作家的语录，这些摘录打断了文本，可这些地方的作用通常是让人歇口气，不要求多么注意的。

这些随笔，愿意的话，你可以漫不经心地浏览，眼睛扫过书页，就像你透过窗户看外边的草坪，等待什么有趣的事出现。然后，“顺便说一下，”他说。这时，你正在椅子里俯身向前，而他又开始告诉你做一个人是什么样子。

赞颂自我是蒙田毕生的事业。不是自我的成见，也不是自我陶醉，几乎也从不是自我期许的。顶好的意义上，是一种有限制的自我满足，是令人费解的决心，决心要跟内里的我和平共处。对蒙田来说，自然界一切事物中，最接近，最让人埋头热衷的物事，是蒙田。不是最亲的，却是最近的，因而是最便于了解的。

他为自己的不一致而着迷，并进而认为，不一致性乃是人类区别于其他活物的普遍生物学特性。“我们都是东拼西凑而成的，”他说，“如此不成形状，构造各异，至于每一小块、每一时刻都在玩自己的游戏。”

他那时候还没有精神病医生，但假如有，蒙田会向他们提出警告性的劝告：“在我看来，即使最好的作家也常常犯错误，他们坚持从我们当中找出原型，塑造出一致的坚实的虚构人物。他们选择一种普遍的特点，进而安排和解释人的所有活动，使之适合他们的画面；假如他们不能使这些特性足够扭曲，就动手把它们异化……对我来说，最难的事，莫过于相信人的一致性，而最容易的事，莫过于相信他们的不一致性。”他声明，我们自身在这么多时刻变成了这么多不同的人，结果，“我们自己跟自己的不同，就像我们跟他人的不同一样多。”这件事分析起来太复杂；他承认，可以作这样的努力去“探索内里，找出是什么发条驱使人们去行动。”但是，他警告说，“由于这一行当又难又危险，我希望更少的人去参加。”提醒一下，这话是四百年前说的。

他感到毫无希望了解自己。他写道，“从我身上可以找到所有矛盾……羞怯，蛮横；贞洁，淫荡；健谈，寡言；坚强，纤弱；聪明，愚鲁；暴戾，和蔼；撒谎，诚实；博学，无知；慷慨，吝啬又奢侈，所有这些，我都在自己身上或多或少地看到，就看我偏向哪方……关于我自己，我不能讲任何绝对、简单和坚实的话。这样讲时，我不能不感到混乱和混杂，也不能一言以蔽之。”

发现了并面对所有这一切，他却丝毫没有为之烦恼。他平静地，甚至兴高采烈地接受自己的、也接受人类的局限性和不坚实性。“没有什么能比好好地、尽力地扮演一个人这样美，这样合法了；也没有任何一门科学能比认识到好好地、自然地过此一生更艰难。我们的疾患中，最猖狂、最蛮横的，就是瞧不起我们的存在……就我来说，我爱生活，并开拓它。”

就这样，他写下去，一页又一页，表露着自己的思想，而不让自己受制于任何一致性的律条。“世界上最伟大的事，”他写道，“是一个人懂得如何作自己的主人。”结果，跟他自己的预言相反，后来竟是，一切都是他，都是完整的一体，像石头一样坚实，一样完整无损。正如他到处讲的那样，他是一个平常的人。他在每一页里都让你相信他是平常的。在这一点上你不得不相信他。他首先是个诚实率直的人。而他的书的独特魅力正在于此：如果蒙田是一个平常人，那么，一个平常人是怎样的令人鼓舞，说到底，是怎样的杰作！你不由自主地充满希望。

关于思想的思想

在醒着的每时每刻，人的大脑都充满活泼的思想的分子，称作想法。头脑就是由这些结构之密云组成的。这些密云随机地从一处漂游到另一处，彼此相撞，反弹回来，再碰撞，留下随机的，两步的，像布朗运动一样的轨迹。这些想法是小小的圆形结构，没有羽毛，只有一些凸出，以便与某些具有同样感受器的其他思想粒子相匹配而锁定。很大一部分时间里，这种活动什么结果也没有产生。一个想法遇到一个与之匹配的想法，匹配得这样密合，以至像宇宙飞船的对接，这样的概率在开始时是非常之小的。

但当头脑有点发热时，运动就加速，碰撞就增加了。概率上升了。

感受器是枝形的，很复杂，其构型千态万状，天差地别。一个想法与另一个相匹配，并不要求匹配的双方有相同的内部结构；只有外部的信号才对会接有用。可一旦任何两个想法互相锁定时，它们就构成一个微小的记忆。它们的运动方式改变了。现在，它们不再随机地在头脑的长廊里漂游，而是直线运动，来来往往，寻找另一对儿。会接和锁定在继续，对子跟对子结成配偶，团粒形成了。这些团粒，看上去已经像是活的、有目的的生物，四处猎取新的事物以便与之匹配，到处嗅嗅，看有没有相匹配的感受器；到处翻动，见东西就想抓住。随着尺寸的长大，任何看上去相配的东西，哪怕有一点眉目，都被试过，黏上去过。一旦有可乘之隙就插上一足，挂到人家表面上。它们渐渐地像海洋动物，浑身饰满了其他生物，与之结成共生关系。

在其发育的这一阶段，每一单独想法的联结体，同时进行着记忆和寻找，移入自己的固定的轨道，绕头脑作长椭圆形的旋转，一边行进一边自转。这时候，它就是一个思想了。

有时候，一团粒子结合得如此牢靠，它开始像借助重力一样把头脑中所有其他东西吸引到自己这儿。然后，中心不再抱成团了，所有东西都发生偏斜，其他的团粒摇摇晃晃地前进，摇摆着进入新的轨道，绕新的浓密团块旋转，而且没有什么能逃出这一引力。此时，它就是一个黑洞，头脑似乎消失得无影无踪，睡眠开始了。

不过，这不是事情发生的正常过程。在适宜的情况下，当所有沿轨道运行的结构处于均衡时，是有和谐存在的。由来自外界的冲动形成的新想法，在大气层中飘游。它们互相锁定在一起，结成对子，成双再成双，然后，当事情进展顺利时，被扫到这个或那个沿轨道运转的大的团粒的表面上。在重力没有强大到造成附着时，这些新的想法可能只是移进小的轨道上，绕聚合的思想运转。这还不是思维，但这是为进行思维做准备的最后阶段。

当许多集合同步飞翔，而孤立的轨道既已安排成微微发亮、彼此挨得非常接近的膜时，这时候的选择分类的过程，就像一场复杂的、安排入微、井井有条的舞会。新的想法从一个椭圆路径甩到另一条路径，与不匹配的表面相撞，弹开，有待被远处的团块抓住并各归其位。

现在，所有大大小小的结构的运动都有了条理，不停地运动，像那几首《勃兰登堡协奏曲》。那些集合开始放出测风飘带，思想的羽毛。这些羽毛接触，黏合。有时，不太经常但有时候，所有粒子都组成团粒，所有团粒互相联系，头脑变成一单个结构，已经是能动的了，能够进行有目的、有方向的运动了。这时，寻猎又开始了：寻猎类似的东西，带有匹配的感受器，从外向内寻觅。

对位只是结合、分离、回忆和重新结合的过程的一个方面。跳舞只是运动的一个方面。冲向前去遇见新的成对的想法，聚成新的团粒，沿轨道运转，大块团粒偶尔飞离轨道，腾入别的空间，最要紧的，是孤独的思想的粒子从一个轨道切换入下一个轨道，像电子一样，上升或下降，依周围电荷的多少和涉及的团块而转移。这些动作的完成似乎偶然，但永远遵从规律——所有这些都有音乐的景观。在人的所有体验中，它让人想起的只有音乐。

于是我提议，何不把过程反转过来？不要去运用关于思维的猜想来解释音乐的本质，而是反过来作一遍看。从音乐出发，看它能告诉我们哪些是关于思维的感觉。音乐是我们为向自己解释我们的大脑如何工作而作的努力。我们聆听巴赫时像被施了定身法，因为那就是聆听一个人的头脑。《赋格的艺术》不是思维的一种特殊模式。它不是关于任何一桩具体事物的思维。在赋格曲之末那伟大的未完的层次上拼出了巴赫的名字，无非是一个暂时的想法，是闪过头脑的什么东西。那整个段子不是关于某具体事项的思维的，那是关于思维的。如果你愿意，作为一种体验，想听听整个头脑怎样工作，把《马太受难曲》放上，从始至终，开大音量，那就是人类的整个神经中枢的声音，一下子奏鸣出来。

说胚胎学

不久以前的1978年，医学上爆出的最新奇闻，上了所有报纸头版的，是一个在盘子里受孕，九个月后生出的英国婴儿。稍为早些的惊奇，直到现在还让我们所有人不安的，是一条孤独的精子和一单个卵子在任何情况下都会融合，长成为一个人，并且，不管怎样植入，这一融合细胞固着于子宫壁上之后产生的一小簇后裔细胞，都会成长，分化成一个八磅重的婴儿；这件事在我们眼前进行得如此之久，我们已经习以为常了；于是，就有了这次的惊叫失声——这次实在只是对那总的过程作了点小小的技术修正，真的，也就是把那一过程的开端从输卵管移到一个塑料容器，值得一提的也许还有，把那婴儿的父亲排斥在局外，使他不起任何作用，不能给他增加一点理所应当的虚荣。

当然，已经有些风言风语，在谈论要扩展这一技术，让它超出受孕这一动作本身。并且，已经作出一些预言，说整个胚胎发育的过程，整整九个月的过程，最终将会在精心制造的塑料瓶里进行。一旦这事发生，那又会造成一个惊奇，动用更多的大字标题，人人都会说，啊呀，科学的新力量是多么了不起。而且又得起一场辩论，争辩科学是否应该立时停止。这些辩论将使参议院的小组委员会忙个不停，那又会动用更多的大字标题。可与此同时，那一过程的纯粹不可思议的性质，不管它发生在子宫内还是发生在某种玻璃容器内，倒很有可能像今天一样被人忽视。

因为，如果你愿意惊奇，那么，真正的惊奇还是那过程本身。你开始于一个精子和一个卵子配对儿而生成的一单个细胞，这个细胞一分为二，然后为四，为八，如此这般，到某一阶段，又出现了一单个细胞，以后，整个人脑就会是这个细胞的后裔。单是那个细胞的存在就该是地球上一件最令人惊奇的事情了。人们应该整天走来走去，在醒着的时间内一直走来走去，惊奇地此呼彼应没个休歇，别的什么也不说，只是谈论那一个细胞。那东西真是匪夷所思的，可是它出现了，在环球数十亿人的每一个胚胎的挤挤挨挨的细胞中准确漂亮地冒了出来，出现在自己的位置上，就好像那是世界上再容易不过的事儿。

如果你想得到惊奇，这就是来源。一个细胞打开开关，要成为有着万亿个细胞的整个庞大装置，用于思维和想象，而且还会惊奇。一切活动所需要的所有信息，学习读写，弹钢琴，在参议院小组委员会上陈辞，步行穿过车水马龙的街道，或作出令人叹羡的人类行为——伸出一只手扶树而立：所有这些活动所需的所有信息，都装在这第一个细胞里，所有的语法，所有的句法，所有算术，所有音乐。

还不知道那开关的开启是怎样发生的。在胚胎发育之初，在不过是一簇细胞的时候，所有这些信息和多得多的东西都潜伏在簇中的每一个细胞里。当脑的主干细胞出现时，情况可能是，具有头脑的特性只是开启了。但也很可能是，所有其他东西，所有其他潜在的性质，都关闭了，于是，这一所有细胞中最特化的细胞再也没有它的先驱那种成为甲状腺或肝脏或别的什么的选择了，而只能成为一个大脑。

关于这事是怎样运作的，谁也没有半点概念。人生没有什么其他东西能这样费解。如果什么人能在我有生之年成功地解释它，我就会安排一架空中书写飞机，或者安排一群，把它们放到高空，去放烟飞行，书写一个接一个的大大的惊叹号，写满天空，直到花光我所有的钱。

医学的历史教训

按照惯例，现代医学的开端被定在20世纪30年代中期，以磺胺类药物和青霉素进入药典为标志。人们还通常把医疗实践中的革命性力量归因于这些事件。在那个时候，事情看上去就是这样。医学被翻了个个儿，真的给革命化了。从前的许许多多不治之症，在那时找到疗法了。已经有了治愈的良方。在当时的我们看来，那似乎是一个崭新的世界。医生这回能够治愈疾病了，这很令人惊讶，而最感到惊讶的，就是医生们自己。

毫无疑问，那的确是医学中的一件大事，是生物科学应用于医学的巨大胜利。可是，时到今日，从这样的距离反观之，那也许算不得一场革命。因为，医学上的真正革命，那场为抗生素和今天有效疗法中的其他手段开辟了道路的革命，早在青霉素问世前一百年就发生了。那场革命不是随着将科学引入医学才开始的。科学被引入医学是多年以后的事。像许多次革命一样，这一次也是以破坏教条开始的。约在1830年，人们发现，医学的绝大部分都是无聊的胡闹。

在医学教育中，这一段医史从来没有成为引人注目的课题，原因之一就是，那段故事很悲惨，悲惨得无可缓解。一个世纪又一个世纪，一直上溯到几千年前医学的源头处，这个行当就仅凭纯粹的猜测和粗糙的试验一路走过来。很难想象，在人类的诸多努力之中，还有什么事业比这个行当更不科学。事实上，任何能想出的用于治病的东西都在此一时或彼一时得到尝试，而一旦尝试开了头，这东西就绵延数十年甚至数百年，才能最后放弃。反观之下，那种人类试验是最无聊，最不负责任的，其基础仅仅是尝试—错误，并通常也真是按这一逻辑而告终。放血，泻下，拔罐，给予每一种已知植物的浸取液，每一种金属的溶液，每一种想象得到的饮食配方，包括完全的禁食，所有这些，其根据都是关于病因的最怪诞的想象，无非是些向壁虚构——这就是一个世纪多一点以前的医学遗产。令人惊讶的是，这个行当竟然幸存了这么久，有着这么多不如人意的事情，竟然被轻易放过，而没有引起多少抗议的呼声。差不多每个人都上过医学的当。显然，要能看透那源远流长的胡闹，就必须是一个天生的怀疑主义者，像蒙田那样。他曾尖刻地描写过在伊凡·伊里奇（IvanIllich）之前几百年那些由医疗造成的疾病。但即使蒙田也无济于事。大多数人对医药的神功坚信不疑，逆来顺受了。

后来，时到19世纪中叶，几位医学界巨子意识到，当时可用于治病的几乎所有复杂的疗法并不真的管事儿。在美国和别处，颇有一些有胆有识的内科医生暗示道，这些疗法中的大多数实际上是害多利少。与此同时，有了惊人的发现：某些疾病是自我限制，不治自愈的，可以说有着“自然的进程”。时至今日，我们很难想见这一发现的分量及其对医疗实践的影响之巨。源远流长的医学传统，是不管什么病，都有某种方法治。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每一种疾病都要求治疗，假如不加治疗，就会要人的命。1876年，哈佛教授爱德华·H.克拉克（EdwardH.Clarke）写过一篇严肃的文章，回顾了此前五十年他心目中的主要医学成就。这些成就包括一些研究，它们证明了，伤寒和伤寒热患者在没有医疗干预的情况下会自行痊愈，并且，不治比接受当时流行的那些奇巧的草药、重金属和热敷等治疗时恢复得更好些。谵妄性震颤这种机能紊乱，长期以来被认为若不加持续的医疗干预就会致命，无人能够幸免。结果，有观察表明，在不加治疗的病例中，病症更容易缓解些，存活率显著提高。

此后数十年，传统的治疗仪式渐渐被放弃了，同时，后来被称为“医疗艺术”的东西出现了。现在看来，这种医术才真正是医学科学的发端。它基于对病人的细致、客观、甚至还是冷酷的观察。通过这种努力，我们了解了疾病自然进程的细节。其结果，举例说吧，人们懂得了，伤寒和伤寒热其实是两种毫不相干的疾病，其病因也迥然不同。确切的诊断成了医道的中心宗旨和理由，随着诊断方法的改善，确切的预后也成为可能。于是，病人及其家人不仅能被告知所患疾病的名目，而且也有几分可靠地得知，该病顶有可能出现什么结局。到20世纪开始时，人们已经普遍认为，这些就是内科医生的主要职责。此外，渐渐出现了一种新的疗法，远没有从前的疗法那样雄心大志，远没有从前那样虚夸，称作“支持疗法”，在很大程度上基于一些简单的常识：精心的护理，适宜的卧床休息，合理的饮食，忌用那些祖传秘方和专利药物，外加有分寸地相信自然，相信它在自己的进程中常常会把事情引向圆满的结局。

于是，医生成了较前更有用，更受尊敬的专家。尽管有着种种局限，尽管他不能够做很多事情去预防或结束疾病，但你却可以依赖他解释一些事情，减缓焦虑，还有他的在场。在困难的时刻，包括死亡的时候，他是受依托的顾问和向导。

与此同时，从19世纪最后十年开始，未来的医学所需要的基础科学已经上了路。病菌和病毒在疾病中的作用被认识了。主要的致病微生物，最令人瞩目的是结核杆菌和梅毒螺旋体，其面目和作用已被认知。到19世纪30年代末，这一研究已得到报偿。主动和被动免疫的技术已经发明，用于白喉，破伤风，大叶肺炎和另外几种细菌感染；传染病分类学已成为一门有条有理的学科；时机成熟了，于是，磺胺药，青霉素，链霉素，以及其他所有东西便应运而生。但需要强调的是，在基础科研上，花了五十年左右的锲而不舍的努力，才达到了这一水平；假如没有进行这种研究，人们便不可能想到还存在链球菌和肺炎双球菌这些东西，那样，寻找抗生素的努力就毫无意义了。没有关于结核杆菌的长期而艰苦的研究，我们还会认为，结核病是由夜气而生的，于是仍旧会试图通过晒太阳去治疗。

其时，关于治疗的较为温和的怀疑已经历了约一百年，最后几乎到了虚无主义的地步了。这时，我们却突然进入一个新时期，几乎一夜之间，柳暗花明，一些最常见，最要命的人类疾病——大叶肺炎，脑膜炎，伤寒，斑疹伤寒，结核病，各种类型的败血症，都可能用抗生素立时治愈了。只有那些病毒性疾病还遥不可及，可就连某些病毒性疾病，比如小儿麻痹症，也很快就要靠制作疫苗的新技术得到控制了。

当这些事件发生时，人们只有瞠目结舌。在磺胺药和青霉素出现时，我还是个医科学生，记得当时的反应是绝对不相信会有这等事。早在一百年前，我们就在疗法上甘心失败了。只有少数的例外，被我们看作反常，比如维生素治疗玉蜀黍疹，肝提取物治疗顽固性贫血，胰岛素治疗糖尿病，等等。粟粒形结核病和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病例的死亡率是百分之百。于是我们确信，像这样的病，我们是没法改变其进程的，我们这辈子不行，再一辈子恐怕也不行。

一夜之间，我们变成了热情洋溢的乐观派，意识到只要关于疾病的机制知道的足够多，就能够通过治疗使其好转。这一认识仅在四十年前还是全新的概念。

大多数人忘记了那些年月，或者是太年轻，记不得那些年月，于是，他们认为这些事情是理所当然的。他们要么生来就知道抗生素，要么就是他们走运，这些药物从天上掉下来，落到他们怀里。我们需要提醒，现在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提醒，医学对付传染性疾病的能力不是瞎猫撞见死老鼠，也不是简单地随时间的推移自然发生的事。那是许多年辛苦的直接结果。多少想象丰富，技艺娴熟的人员从事了这一工作，但谁也没有预见到他们前头几个十年期内的什么地方还有个青霉素和链霉素。那是等次很高的一门基础学科，为自己积存起大量的有趣的知识，生发出巨量的信息，已做好准备，一旦利用知识的时机到来，就会整装出发。

举例来说，人们用了很长时间，做了很多工作，才了解到还有溶血性链球菌这种东西，了解到血清学上有四十多类主要链球菌物种跟人类疾病有关，了解到它们中有一些导致风湿热和瓣膜性心脏病。首先要做的，是细菌学和免疫学的研究，这一工作花费了数十年，到20世纪30年代初，这一工作取得了足够的进展，人们才认识到链球菌感染与风湿热相联系。

直到获得了这一信息，人们才确认，一旦能找到防止链球菌感染的途径，风湿热是可以预防的，与之同来的是，大量的危及青年的主要心脏病也是可以预防的。同样，辨识出大叶肺炎中肺炎双球菌的作用，地中海热中布鲁氏菌属的作用，伤寒热中伤寒杆菌的作用，流行性脑膜炎中脑膜炎双球菌的作用，都需要对当时看来无限复杂的大量信息加以辨别和分析。在从事传染病研究的实验室中，大部分艰苦的工作在20世纪头一个三分之一内达到了这一水平。这一研究结束时，舞台已经搭好，就等抗生素粉墨登场了。

当时没有意识到，而直到现在也没有充分意识到的是，在人类其他疾病上，要达到这一步有多么艰难。我们仍有心脏病，癌症，中风，精神分裂，关节炎，肾衰竭，硬化，以及随年老而来的衰退性疾病。一总而论，在这个国家可以列举出大约二十五种主要的人类疾患，而在世界上的不发达国家里，还可以列出更长更可怕的单子，包括寄生虫病，滤毒性疾病和营养性疾病。它们构成了当代生物医学的未结束的议事日程。

而对这样一个清单，人们将怎样制订科研政策呢？快捷容易的办法是作出结论，说这些还没有被驾驭的疾病，干脆是我们力所不及的。要做的事情，是就此止步，停留在今天的科学和技术的版本上，并作出保证说，在这样一个不圆满的世界中，我们的保健制度已经装备精良，而且发挥到极致了。这政策的麻烦在于，我们供它不起。费用已经过于高昂，并且还在逐年猛增。另外，现有的措施就是不够好。我们不能够继续用开胸手术来对付心脏病了。这办法是在那种病跑完破坏性的全程之后才施行的，其代价高得怕人。另一方面，我们也不能通过把问题简单化而拖着不去解决。以我看，我们把今天这么多慢性的，致残的疾病委之于环境或生活方式不当，便是一种简单化的作法。明摆着的事实是，我们关于事情的真相知道得不够，关于自己的无知，我们该更加坦率地承认才是。

说起来有点像悖论的味道：另一方面，医学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显得前途光明。在医学中，在由杂乱无章的保健制度及其巨大代价而来的悲观主义和沮丧情绪的底下，存在一股潜流，这就是，有一种近乎无理的乐观态度，认为只要我们能够坚持不懈地学习，在人类疾病的治疗方面我们是前途无量。从事心瓣膜系统研究的科学家们完全自信，他们不久就会接近事情的核心，他们不再把心脏病的机制视为不可理喻的秘密。从事癌症研究的科学工作者，尽管他们在公开场合下关于如何组织其研究工作意见不合，可对于正常细胞和增生细胞的内在行为也有了深刻的洞见，这些见识是几年前还无法想象的。真核细胞，那具有真正胞核的细胞，它本身已成了实验室里的一件工具，几乎跟20世纪50年代初期的菌细胞一样精致顺手。现在，这一工具已可用于阐明，在发育中的细胞分化，或在癌细胞的情况中分化停止这些过程中，基因信号是如何打开或关上的。致癌物质，或病毒，或迄今尚未识别出的其他因素是如何干预细胞的行为调节，仍是尚未解决的问题。但这些问题本身现在看上去是有门可入了。借助过去十年已经学到的东西，这些问题的研究可以继续推向前进。

神经生物学家在研究中可以做各种各样的事情，于是乎人脑这一器官跟二十五年前已大异其趣。它远非一个复杂却又最终可以简化的、由一些线路图统辖着的一大堆电子电路。现在，它显出本质上是内分泌组织的面目来，在这一组织中，基本的化学反应，神经冲动的内部传送，乃是由生化催化剂及其抑制剂决定的。用于单个神经细胞的定量研究的现有技术是有力而精确的。而今，这项研究已经转向细胞集团的行为，视觉和听觉感知的中枢等，因为这一层次的研究现在可以进行了。很难想象有什么问题是永远无法研究的。诚然，意识的问题正在争论之中，被作为永远遥不可及的候选者之一，可这场争论听起来更像是一场哲学讨论。我们过去认为，我们永远不会发现大脑是怎样工作的。现在，再也没人有这种感觉了。

免疫学家，分子生化学家，还有新一代着迷于细胞膜的结构和功能的研究者们，他们全都发现，他们真的是在一起进行研究，连同遗传学家们一道，在研究一组共同的课题：细胞和组织是如何自我标记的，制约组织和器官有条不紊地发育和分化的动力是什么，还有，这一过程中的错误是如何得到控制的。

这真是前所未有的时代。我发现很难想象，这一新的巨大信息之潮的结局仅仅是理解正常细胞、组织和器官是如何执行其功能的。我认为，与此同时，必然会发现关于疾病机理的详细情况。

我认为，过去半个世纪的记录确立了两条关于人类疾病的普遍原则。第一，必须多多了解疾病的潜在机理，才能真正采取有效的行动；必须知道，是肺炎双球菌引起了大叶肺炎，才能想到要用抗生素。用不着知道所有细节，甚至用不着知道肺炎双球菌是怎样对肺造成损害的，但你得知道它在那儿，并且起着决定的作用。

第二，每一种疾病都有一单个关键的机制，压过其他所有机制。如果能找到它，然后想出法子来对付它，就能够控制那种疾患。这一概括较难证明，并且容有争议，与其说这是一条科学论断，倒不如说它是一个强烈的预感。可我相信，迄今为止的记录倾向于支持这一预感。我所知道的最为复杂的、牵涉到多细胞，多组织，而且多器官的疾病，是三期梅毒，慢性结核病，还有顽固性贫血。在每一种情况中，至少有五个主要器官和组织卷了进去，而且每一器官、每一组织似乎都受到许多环境因素的影响。在对之进行科学分析之前，每一种都被认为是我们现在所说的“多因素”疾病；它们过于复杂，不允许人们考虑任何一单个发病机制。然而，当所有必要的事实都到手时，很清楚，只要关掉一件事情——螺旋杆菌，结核杆菌，或者是那一种维生素缺乏，那么，整套紊乱的、似乎互不相干的发病机理都能够一下子全关掉了。

我相信，类似这样的一件大有前途的事情，就是医学的希望所在。我毫不怀疑，会发现数十种各各独立的因素能够引发癌症，包括各种各样的致癌物质，很可能还有各种各样的病毒。但我认为，将来会证明，在事情的核心，必有一单个机关，有待人们去发现。我认为，精神分裂症会证明是一种神经化学紊乱，有某种核心的、单一的化学事件出了毛病。我认为是一单个致病因素引起了类风湿性关节炎，这个因素至今还没找到。我认为有一些关键的血管异常引发了冠状动脉堵塞和中风，这些异常现在还没发现，但它们是存在的，有待于关掉或打开。

简言之，我相信，主要的人类疾病已成为可探究的，最终可以解开的生物学之谜。这样，下面的一点就顺理成章了：现在已有可能想象一种相对地摆脱了疾病的人类社会了。半个世纪前，这一想法当然是不可思议的。而很奇怪的是，这一想法听起来竟有点像预言世界末日：假如出现这样的事情，我们拿死亡怎么办？我们拿如此庞大的人口怎么办？不死于疾病，我们还能死于什么？

我的回答是，不会带来怎样的不同。我们仍然会衰老朽坏，所根据的时间表跟今天的差不多。最终的事件将更像奥立佛·温代尔·霍姆斯笔下那辆出名的单马车一样，突然解体，一下子崩坏。其主要效应，在我看来几乎纯粹是有益的，将会是，我们不会在生活的最后几个十年中为疾病所苦，以疾病为特色，像今天我们大多数人那样。我们可能成为一个健康的物种，跟我们已经习以为常的健康无恙的种种家养植物和动物没什么不同。中风，老年痴呆，癌症，还有关节炎，并不是人类生存条件的天然组成部分。我们应该尽快摆脱这样的障碍。

关于这样的前景，还有另一争议需作评论。据说，作为生物，我们本质上是容易出错，容易坏事的。如果我们成功地摆脱一组疾病，总会有一些新的疾病等在林子里，准备取代它们的位置。我不知道这样的事可曾发生过。当然，今天，老年人慢性病的发病率比20世纪初年高些。但那是因为有更多的人活到了老年。据我所知，还没有什么疾病取代了白喉，或牛痘，或百日咳，或小儿麻痹症。是的，大自然善于创造，因而总会有不可思议的新的疾病出现，但新病的出现，并非为的是补足人类命中注定的疾病配额。

确实，官方医疗保健系统关于发病率和死亡率的统计表格，似乎已经在向我们讲述这样的事情。可是，尽管我们很焦虑，也似乎不情愿接受这样的消息：从记录上讲，西方社会已经成为人类历史上最健康的社会。一个世纪前，每个家庭都得失去年轻的成员。跟那时相比，我们是活在一个崭新的世界里。年轻家庭里的死亡已不被看作是司空见惯的常事，而被看作少见的、可怕的不幸。我们集体的估计寿命今年胜过历史上任何一年。健康和生存上这一普遍和缓慢的改善，部分地要归功于卫生工程，住房的改善，可能还要归功于更富足的生活，但近年来，一大部分还要归功于生物医学。我们做得还不坏。开头就这么好，我看不出有什么理由不能在未来作得更好。

关于怎样作得更好，我的论点不会令人吃惊。我要说，我们必须继续进行生物医学研究，其规模和广度要像过去二十年一样，并且要让这整个事业的扩张和发展取决于新的前沿课题。这项事业费用高昂。可尽管如此，它也只占今天医疗保健业年费用总额的不到百分之三，那个数字统算起来是一千四百个亿。并且，比起我们试图在今天的医学水平上不得不依赖的半拉子技术而过活来说，这一点都不昂贵；假如我们在这个世纪剩下的年月里停留在这些半拉子技术上的话，这费用还会扶摇直上，要冲破电离层的。

可我还想在这一论点里插入一点修正。这一点修正意见出自一个医生之口，似乎更有点令人吃惊。我认为，研究工作的主流，这自古以来向未来作的最大投资，应在基础生物科学的广大领域。自然，随处会有机会进行立竿见影的应用科学研究，比如，可比之于制作小儿麻痹症疫苗，或比之于为小儿白血病设计药物配伍疗法这样的研究。但这些机会不会常有，也不能在不成熟的时候强行让其出现。为将来的医学所急需的，是关于生命过程最基本水平上的更多的信息。我们还远没准备好在应用医学方面从事大规模的项目。因为我们知道的还不够多。

像在物理学上一样，成功的应用医学要求对已有的基本事实、特别是这些事实的含义有高度的把握。而在医学的大部分中，我们还没有达到这一点。在这一阶段，我们也不能很有信心地作出预言，说哪些具体的新信息会来自什么领域，最有可能跟什么具体疾病相干。在这种情况下，必得有相当程度的猜测甚至博弈。我个人的看法是，对将来最富有成果的，应该来自那产生最有趣，最激动人心，最令人惊异的信息领域。首先要令人惊异。

在我看来，在这一赌局中，最保险，最审慎的是，把宝押在惊奇上。极有可能，今天生物学里令我们惊异的东西，明天将会成为可用而且有用的。我认为，这一点乃是过去科学本身铁定的记录。我们应对这一规律有更多的信心。化学科学发端之际，就是这样运作的；我们以这样的方式得到了电力；用惊奇作向导，我们从牛顿物理学前进到电磁学，到量子力学，到当代的地球物理学和宇宙学。在生物学里，进化论和遗传学是早期的大惊奇。但是，过去四分之一世纪中一直发生的事情简直让人惊愕得发愣。对于医学，最大的惊奇仍在我们前头，但它们存在，等待迟早有一天，被我们发现，或把我们绊一跤。

我这样持论的出发点是最实际，最脚踏实地，最实用主义的。在现实世界中，这样作科研，最可能引向人类健康方面的重大改善，而且费用也较低。顺便说一声，这一点值得进一步强调。一旦医学真的已经在技术方面取得辉煌的成功，比如，像在免疫学，或抗生素，或营养学，或内分泌替代疗法中那样，以至于治疗措施可以被直接指向内在的机理，并且具有决定性的效力，费用可能真的很低。只有在我们的技术不得不在疾病的进行中半道阻击时，或者不得不在事件发生之后引进，以弥补毁损组织的损失时，保健才弄得昂贵得可怕。我们对疾病机理了解得愈深，我们就有更多机会设计直接的和决定性的措施去预防疾病，或在为时不算太晚的时候使它转向。

关于实际的一面就讲这么多。未来的人类健康需要多得多的基础科学，这点就不拟细论了。

但是，关于生物学，我还有最后一点要讲。即使关于这些预言我竟然讲错了，而事情的结果是，我们可以不用了解那一过程，只靠一路瞎搅，就能作到治疗或预防某种疾病（除非这种事儿发生，否则我是不会相信的），只要继续向生物科学投资，我们就不会失败。明智的国会不会失败。公众不会失败。

这就是我想说的。

论理，现在应该是人类心智的黄金时代。可事情不是这样。各种各样的事情似乎都证明是错了的；一个世纪似乎都从我们指头上滑了过去，差不多什么诺言都没有兑现。我不想就此猜测我们文化悲哀的所有原因，甚至不想猜测其中最重要的那些原因。但我可以想见我们的一个错处，这错处还在蚕食侵蚀着我们：我们关于自己知之甚少。关于我们如何运作，占什么位置，最要紧的是关于我们扎根于其中作为工作部件的这个巨大的、不可思议的生命系统，我们是无知的。我们并不了解自然，一点都不了解。我们是有了长足的进展，但刚好足以意识到自己的无知。完全的无知并不是多坏的事；最难堪的，是走在通往真知的半道儿，远到足够知道自己的无知。这叫人难堪，叫人丧气，它是我们今天的麻烦之一。

这是我们所有人的新体验。仅在两个世纪前，我们还能够解释一切的一切，纯粹出于推理，而今，大多数费心结撰的和谐结构都在我们眼前散了架。我们哑口无言了。

在某种意义上，这毕竟还是个健康问题。因为，只要我们还被自身的神秘所困扰，由于自己跟生命其他部分的联系而不安，而奇怪，而困惑，并且由于自己头脑的莫测高深而哑口无言，那么，在今天这个世界上，我们就不能被称为健康的动物。

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意识到这一点，似乎是这个看上去毫无结论的世纪的唯一意义。我们已经发现如何提出重要的问题。为了我们文明的缘故，现在真正急需的，是获取某些答案。现在我们知道，我们再不能靠搜寻大脑而致知了。因为那里没有多少好搜寻的。我们也不能够靠猜测而致知，或自己编造关于自己的故事。我们不能待在原地，胶固于今天水平的了解，也不能开倒车。我看不出在这上头我们有什么真正的选择，因为我只看到前头的路。我们需要科学，更多，更好的科学，不是为它的技术，不是为玩乐，甚至也不是为健康和长寿，而是为了有望获得智慧。我们这种文化必须靠获取智慧才能生存。

作者介绍

刘易斯·托马斯，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医学院。一生担任过儿科学、内科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等多个教授职位，曾任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和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最后的职位是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院长和荣誉院长。著有《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最年轻的科学》《聆乐夜思》《脆弱的物种》和《等等，等等》。除最后一题谈论英语词源学，难于迻译外，我社强力推出托马斯为一般读者所写的全部五种科学著作汉译本，以飨读者。

译者介绍

李绍明，山东高密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后留校任教，偶尔译书。译作除刘易斯·托马斯系列五种外，尚有《贝格尔号航海志》以及校订的达尔文作品精华三种；此外有《宇宙为家》《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祭祀与王制》《欧罗巴的黄金时代》《摄影大师——500经典巨作》等。其中《细胞生命的礼赞》于2012年获第六届吴大猷科普佳作奖。

目录

译者序

前言

Ⅰ

离校五十年

成就一名医生

写回忆录的技和艺

头脑里的生命

Ⅱ

大疫之年

艾滋病与吸毒

正常衰老前景谈

责任

Ⅲ

我的猫咪乔弗里

科学与地球的健康

在圣约翰教堂的布道·1984年6月

Ⅳ

合作

交流

联系

译者序

7月至半，久旱的威海迎来透雨。雨后山气，空翠清爽。日课早毕，步月归来。决定开始给最后的工作写序。

年来衰甚，且不见复元的希望。偶得译书的机会，踌躇再三，决定一搏。春间签约了三本旧作，《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和《最年轻的科学》，费大力修订已毕；上半年在艰难授课中偷忙草成第四本，叫做《聆乐夜思》。学期结束，弱弩之末，稍作喘息，7月1号起，下口啃LT（刘易斯。托马斯）的第五本书，《脆弱的物种》。应该做的，值得做的，鲁迅先生有言：是要赶紧做了。

跟出版社的协议，订了9月前交稿。意思是背水一战：给自己六十二天时间，满满一百八十多页书，容易算出，每天工作量是三页。头几天，是在亲戚家阴暗有霉味的平房里做的。精神甚差，一节工作半小时，勉强完成任务。大部分时间，在屋后的凤凰公园里闲逛。家庭聚会全数谢绝，显得不近人情。

7月14号返回威海。下午四点的慢车上，八九成乘客是放假的大学生。一百二十八人员满的车厢里，只见一二人在看小报，似乎无人看书。因误了午觉，状况不佳。自觉愧甚，拿出曹聚仁的《万里行记》，儿子给买的，看起来。邻座小伙子在玩手机。风气如此。甚为LT的汉译本担忧。

这几天做得顺手。17号，工作已过三分之一。艾滋病和吸毒。LT说，艾滋病首先是，最后还是，一个科学问题。拒绝作道德上或制度上的考虑。审慎地谈到教育。不谈大学教育，提及初、中等教育，而强调学前教育。不为早期智力开发。是父母的关爱和尊重。

为什么不严打呀？社会制度呀？

宁肯背上治理的麻烦，宁肯背上经济的重负，也不忍对人民行苛政吗？

所以是仁者之言，所以是智者之言呵。

日前译到前一篇，“头脑里的生命”，心想，有了。有这一篇，这本书值了。我的苦作值了。

一个人写到第五本书，是很容易出现“倒熟话”的。可这篇写得多精彩呵。“快乐中枢”终成陈迹；快乐就是活着的证据；不要鼓捣你的大脑；感受快乐的最好方式，就是关掉你平常为打发时光而让你的大脑忙活的东西。包括电视，MP3，也许还有手机。我想。

张悟本，显然是江湖卖膏药的，在电视上忽悠。听起来，似乎世界变得极简单：只要地里还长茄子、冬瓜和绿豆，全体中国人就会健康无病，所有医院和医学院也可以关门了。不。我对自己说。张悟本不代表中国人的智力。我对自己说。那有些太让人难堪。可是，天哪，我没法安慰自己的是，那一班电视节目主持人，全都是帅哥靓姐，穿着入时，发型酷毙，围绕着张大师所谓“采访”，就是“我代表××台电视观众……”当然我不信他们能代表他们的观众，可是，他们毕竟代表他们自己。面对那个智力水平的张大师，没有一个主持人提出哪怕一个略有挑战性的问题，全都惊奇佩服得没有保留。这让我受不了。作为“高校”教师，我常常负疚，因国人做了不该做的，我常常觉得我没有尽到责任。这一回，我就想，这些年轻人，难道不是我们外国语学院的毕业生？或者是文学院的？新闻传播学院的？信息工程的？工商、管理、经济……学院的？反正是我们造成的。都是我们的错。我的错。

难道不怪我，没有更早地教他们读书，比如LT的书？

这第五本书里，有几个标题，代表着几个关键词：责任，合作，交流，联系。睡眼惺忪中，似乎LT跟我说：你呀，你的责任，就是把我的书翻译好，把我这点意思，拿去和中国人交流，让我们的头脑建立起联系，以便像一个社群那样合作。而且要快……

说话间，已是9月。后天就要开学、上课了。我的翻译工作刚刚草成。我几乎兑现了我的诺言。再写两句，就可以封笔、交稿了。写些什么呢？忽然间似乎有了主意。在这本封笔之作里，LT最后的话语，是什么呢？是地球。他说。有个新的想法，认为地球是个活物。他说他信。作为一个真正的生物，地球尺寸是大了些，但不比你我和甲虫更复杂。它呼吸着，代谢着，自体协调、平衡着，而且思考着，产生着信息。我们乃是它的一个个细胞。

还记得吗，读者朋友，LT的第一本书，名字叫做《细胞生命的礼赞》；第一篇的末尾，说忽然想到，地球最像一个活的细胞。细胞，地球；地球，细胞。这是LT的最初一言，又是他的最后一言。LT像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一样，完成了他的宏大乐章。以细胞地球始，以地球细胞终。地球是一个超级的细胞。细胞是一个微观的宇宙。在宏观、微观两界的中间，是一个日常尺度的世界，我们和甲虫。他就是这样把生命给打通了。我们常说，物我同元，天人合一。说着说着，往往因自己也感觉太过虚玄而失去信心。LT不讲形而上学。他不是哲学家，活得也并不超脱。他的道理更朴实。可是，难道有哪个哲学家，比这位医生更称得上“学究天人”吗？难道有哪篇大道理，比这位医生讲的更坚实，更雄辩吗？我这样的感动，并且激动了。

于是，我满意于自己作了LT的感受器，也但愿我发射给读者朋友的信号，没有太多不可接受的扭曲和变形，只不过保留甚至增加了些许的模糊和歧义。但愿这些模糊和歧义，是属于人类及其语言的。

李绍明，

2010年9月4日，

于威海寓中。

前言

1970年代初，《新英格兰医学杂志》发生一件值得纪念的事。它断断续续刊载了一系列文章，总题目颇谦逊，叫做“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记”。这些写给医生看的文章提醒人们，人类是微妙而美丽的自然界的一部分。后来，这些文章结集成两本书，面向大众，一本叫做《细胞生命的礼赞》，一本叫做《水母与蜗牛》。两书面世后，有数百万读者观念为之一变，人生因之增色。

刘易斯。托马斯和我表面上颇有些共同之处：我两个都是本乡本土的纽约客，读的是同一家医学院，也都在波士顿市立医院那个生死场实习过。从那儿之后，我俩就天各一方。刘成了一名杰出的生物学家；儿科学，病理学，内科学和生物学教授；作过两家医学院的院长；还作了一间伟大的癌症医院的院长，功盖全国，名满天下。我则浪迹天涯三十年，始归纽约。再见到刘的时候，最震撼我的，乃是他的言谈：他的吐属神隽，一如他的文采风流。

最近我改行，涉足出版界。我联系的第一个作者，便是刘易斯。托马斯。我建议他写本书，谈谈1930年代末期我们作实习医生以来，生物医学发生了哪些变化，他在《最年轻的科学》里，曾说过那时候“医学起不了多少作用”的。他认为这个命意很好，慨然答应为我检讨本世纪后五十年里生物医学的进展。然而，如此巨大的任务，莫说在他的年纪，换了谁，单人独手也弄不来的。像以往一样，他慷慨地问我，如果他把近十年未刊的文章和讲谈的底稿，大约有六十篇之数，全拿给我，我会不会感兴趣。没过多久，四大包文件到了我手上。展读之下，我再次被他的写作捉住了心魂。随之，我发觉有几个主题贯穿于这些篇什之中：一个人在回顾自己对本行的热爱；他对于当今一些医学课题的兴趣，这些课题包括艾滋病，吸毒和衰老；他对于“高悬天际，生机四溢”的地球的关注；以及对于“如此可爱的一个生物”所面临的可能破坏，他所提供的基于生物学的对策。

我两个要感谢罗伯特。斯图亚特，他是Scribners出版社的总编辑。别的不说，本书的题目，《脆弱的物种》，就是他的主意。这名目来自书里的一篇文章，其中有云：“我属于一个脆弱的物种，这一物种是地球上的后来者，和其他任何大小生灵相比都是最年轻的，以进化的尺度看，才刚刚几个瞬间过了，正值青春年少，是一个孩子物种。我们只是给尝试着安置在这儿的，极容易犯错误，有着暗中摸索的风险，目前的真正危险，在于身后留下的化石过于薄弱。……”

刘的几本书大都没有序，它们也不需要什么序。当他要我给这本《脆弱的物种》写个前言的时候，我很高兴也很惶恐。谁敢来谈论这么一个文采风流、落笔惊人的人？我能说的顶多就是，建议你读读这些篇什，在这些篇什里面，刘所说的那些奇妙的物事，是那么奇妙而美丽地跟他的文辞相交缠。

肯尼思·沃伦

Ⅰ

离校五十年

几乎整整五十年前，我们所有人都在自己的心智发展中经过一个里程碑。在我个人的记忆中，那岂止是个里程碑；那是一座标志成就的纪念碑。大家都会记得它，尽管持续很短，也就是毕业考试到实习的开头数周。然而，那可是我们一生中所可能有的最好的时间了。一下子，我们确凿地知道了一切的一切。而且，对我们大多数人，当然对我本人，在整个职业生涯中，是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时刻了。

从那时起，我们的职业生涯便是一阵接一阵令人困惑的无知，五十年中，对于越来越多的事情知道的越来越少。整整半个世纪中，大家越来越困惑于医学，困惑于疾病机理，困惑于人类社会，困惑于医学的经济学，还有一种困惑与恼怒的混杂交织，为的是所有那些为遮蔽我们的职业缺陷而发明的术语行话，举例来说，提起保健制度，总要说什么供应者啦，消费者啦，福利啦（总是用大写字母），用来取代老式的医生，患者，医疗和疾病。而且，似乎为了让事情更显其赝伪，又造出一个缩略语，叫做HMO（Health MaintenanceOrganization保健组织），就好像维护健康乃是医生最拿手的好戏，且不管现实中有戏没戏。而且是成本效益分析，而且是技术评估。还有整体论医学对还原论医学。还有伦理与道德，还有医学教育中增加人文教育，更不必说增加人情味儿。我记得，我父亲五十年前教过我一个真理，那就是，不管谁，不管什么时候，一提起医疗伦理，那就意味着金钱，道德则意味着性。就是那么回事。

这五十年里到底遇到过多少样无知，我数不过来。那名单实在太长了。我倒是开列了另一份名单，这个名单短小些，也更叫我难为其情。那是一些事情，假如不是在这些漫长的年月里一直为医学本身所困惑，对之原可以了解更多的。我猜想，这些事情，我的同龄人大多觉得很容易理解的，而我却从没有机会坐下来好好研究过。

联邦保护制度高居我名单的首位。我从来不知道它是什么，它做了什么，它怎样做的，而更有甚者，我干脆不想被告知这些。跟这些东西同样的还有股票市场，证券市场，文字处理器（这个我有，而且莫名其妙），还有内燃机，还有这个宇宙，黑洞，银河系，其他宇宙，以及时空。首先是时空。那是我把握不了的。

我甚至跟进化生物学也有着自己的麻烦。请注意，这并不是指跟它的基本原则，并不是跟那宏观的画面，而主要是跟一些细节。我也懂得一些随机性和机遇，还有选择，还有适应，等等一切，现在，我对这门学问的了解，不限于能够夸夸其谈进化论的进展，更不用说目的论什么的。我的麻烦是，每当我思索已知的最早生命形式的时候，问题就开始出现了。想想吧。岩石中那些无可争议属于三十七亿年前的细菌细胞，毫无疑问是我们的老祖爷爷老祖奶奶。此后的二十五亿年间，世界上无非细菌；可现在，却有了我后院里那棵核桃树，我那只阿比西尼亚猫杰弗里，几乎但不完全自由地生活在我们细胞里、披着线粒体外衣的微生物，还有，顺便说一下，我们令人惊叹的、尚未成熟的、充满危险的自我，精明到足以威胁整个自然界，除非有音乐让他游移分心。我们需要一个比“机遇”、甚至“纯粹机遇”更好的词儿，来描述这一系列的事件，同时又不涉嫌“进步”的概念。但是，仅仅三十七亿年间，就从无性繁殖的古细菌，一路走到B小调弥撒曲和后期四重奏，这整个记录，仅仅用一个技术名词“随机性”来概而言之，怕是不够吧。

我更喜欢stochastic这个名目，因为在我们的语言里，它是有来历的。最早的词根是stegh，那是三万年前印欧语里的一个词，意思是有尖的桩；到了希腊语里，stegh成了stokhos，意思是射箭的靶子；后来，到了英语，靶子还是靶子，不过又加上了瞄准的意思。既然是瞄准，射不中即是题中应有之义，于是，stokhos便意指“或中或不中”，纯粹运气，随机性，于是有了stochastic（随机性）。既然它有此来历，那么，我高兴把进化论一下子接受下来，但我还是困惑不解。

我单子上的最后一项，是衰老现象，这个题目，我渐觉亲近，并且想用点功夫去关注一番。有人问布鲁斯·布利文，老来是何况味。布利文是《新共和国》的主编，当时七十多岁。他回嘴说：“我没觉得自己像个老人。我觉得自己像个年轻人，只是内里出了点毛病。”

关于衰老过程，我读到过一种可爱的技术解释，说那就是熵和热力学作的怪，那就是周身的钟表不准，分子错误累积，等等一切的结果。最近我顶喜欢的说法，是《生物学季刊》里的一篇文章，题目叫“热噪音与生物信息”，作者是H.A.约翰逊。他的意思是，生命所需的热力，产生与生俱来的噪音，这噪音导致活细胞及其部件赖以生活的信息的质量持续下降。照这个意思，人体最适宜的温度是三十七摄氏度，这个温度最有利于各种酶类发挥作用，然对于信息系统的长期保存却嫌太高了些。长期看来，比如从七十五年之期（还不到一生时间）看来，热力的这种损毁信息的效应，就会慢慢地超过其维持生命的功能。假如我们的体温近于室温，或者像乌龟那样冷血，我们就会更加福寿绵绵；最好是生活在开氏的绝对零度，那样我们就会长生不死。

不过，要是那样，我们当然会长生不死，然而根据自然法则，我们就仍旧还会像三十七亿年前的古细菌一个样子，不能犯分子错误，被剥夺了尝试运气的机会，而永远也不会跌跌撞撞发展出大脑来。离开哈佛医学院后的五十年间，我学到的关于世界的事情中，顶可爱的就是这个。

成就一名医生

医生者，衣冠不一，业务长忙。人类历史上，无时无地没有医生。难以想见，还有什么职业，比起医生这一行当更加让人信赖，或更加历久不衰，更难想见，将来会发生什么事件，能导致它的灭绝。其他的行业——做金银首饰的，给尸体涂油膏的，造教堂的，施魔法的，甚至弄哲学的——都曾经几起几落，甚至于一时销声匿迹，然而，行医治病的，自有语言和社会以来，就一直伴随着我们，看来很可能还会永远伴随下去。换句话说，只要我们还会生病和死亡，这一行当就会存在下去，那也就意味着永远存在。

我们期待于它的，自从数千年前的萨满巫师，直到现代的医学大师，是什么呢？就是不管怎样做点什么。就是这样。

病发之初，还没等辨认出是何症状，便有一种早期的感觉，那就是恐惧。是哪里出差错了。而在意识的深处，便掠过一丝人命危浅之虑。那是我们最古老的恐惧。必须做点什么，而且要快。来吧，求你了，救救我；或者是，去，求你了，去找人救我。于是出现了医疗这个行当。

你或许要希望，这样的呼唤，既然起源既深且古，时到于今，必已积存起巨量的传统教条，卷帙浩繁汗牛充栋，每一本都充满了一条又一条古老的智慧，每一条都经历了世代的检验。但事实不是这样。卷帙是有的，但所有卷帙都簇然崭新；几乎所有有用的知识都是几个月前来到的。医学知识并不像表面上那样是自我积累的。它只是取代了原先设置在那里的结构，就像纽约的天际线。医学知识和技术发明，都会随生物学的进步而贬值。五十年前在波士顿或纽约或亚特兰大所行的医道，在今天的医学院学生或实习医生看来，都是莫名其妙的，就像让今天在哈肯塞克听摇滚乐的人去观看孔三部落（南部非洲喀拉哈里沙漠地区土著）跳祭神舞一样奇怪。

我且把这个意思再推远点。现代医学的困境，现代医学教育深层的中心弊端，最要紧的，实习医生培训中的深层弊端，就是这个不管怎样做点什么的驱动。这是病家所期待的，而医生则十有八九也自信能做点什么，不管自己多么无知。而且，说句实话，就是在近年来精确科学知识大块大块到来的时候，无知也是如影随形，大量存在的。

这不是什么新鲜事。在1876年，当这个国家百年庆典之际，一本名为《美国医学一百年，1776～1876》的书问世了。五位作者无可争议属于各自领域里的权威，位列哈佛、哥伦比亚和杰佛逊医学院的教席的。那本书是对于过去的一个世纪美国医学重要成就的总结。是书最后的一句话颇为乐观，或许它的作者也没有意识到它会如此有力。那句话说：“拥有未来，总胜似拥有过去。”过去一百年的医学，很大一部分是可怕的。

早前年，并不存在疗法科学这东西的。也就是少数几个内科医生在那儿努力区分人类疾病，记录下临床现象的自然过程。可靠的实证经验是没有的，有的只是些传闻轶事罢了。所谓疗法，不过是错了再改，也就是所谓的“尝试错误”，而尝试所依赖的，无非是以意为之的瞎猜。瞎猜的依据，大部分是一些莫名其妙的教条，是盖仑以来千百年间传下来的。盖仑（约130～约200）本人就是瞎猜的老祖宗，心游八极，也错得离谱。他写了不下五百篇论文，又是论医，又是论道，说什么凡百疾病，皆由人体中“体液”分布失衡所致。盖仑认为，各脏器的充血是要加以对付的麻烦；到了18世纪，这一观念升级为一个常规疗法，据认为包治百病，至少是百病皆给人家治，治好治歹莫论，那就是用这样那样的方法排除过剩的体液。那些方法是直截而了当的：切开静脉，一次放掉一品脱或更多的血，足以让病家头晕目眩，脸色白中发青；用拔罐吸取淋巴液；给予大量汞剂或植物浸出液以引起排泄；一切无效后，还可以催吐。乔治·华盛顿可能就是这样给治死的。其时他66岁，强壮矍铄。那天出去骑马踏雪，遛了一圈回来。下午开始发烧，咽喉疼得厉害。他赶紧卧床在家，并召来几位医官。人家给他在咽喉部敷了泥罨剂，让他口服姜汤加蜜，随后两天里，给他放了五品脱血。老人家对医官们说的最后一句话是：“求你们，别为我劳神了。让我安静地去吧。”

大约到了19世纪30年代，医学开始自我反省，要改弦易辙了。在波士顿，在巴黎，在爱丁堡，一伙伙医生针对当时一些标准疗法的真正效验提出新的质疑，被他们的大多数同行目为离经叛道。慢慢地，人们开始把科学方法应用于临床治疗，尽管不是很正式地。人们把伤寒热和震颤性谵妄的病人——当时那两种病被认为是必死无疑的——分作两组，一组用放血、拔罐、泻下，和其他一些跟人叫劲儿的疗法；一组什么疗法也不用，只是给予卧床休息、营养和观察。结果明白无误，令人震惊。到了19世纪中叶，种种疗法都被弃如敝屣，一个号称“无为而治”的时代开始了。

由此带来的巨大启发，称得上是几百年来实践医学的第一次革命。其中的讯息就是，许多疾病实质上是自我限制的。假如没有人为的掺和，它们就会自己走完可预测的进程，而一旦走起来，就会走到头，某些病人就会自动康复。拿伤寒热来说，尽管极其凶险，能够致人死命，可是，在五到六个星期的发烧和衰弱之后，病程便会结束，约有百分之七十的病人会恢复健康。大叶肺炎持续十天到两个星期，然后，在一些走运的、原先较为健壮的病人那儿，有名的“关键转折”就会发生，病人一夜之间转危为安。表现出骇人听闻的震颤性谵妄症状的病人，只需要在暗室关几天，然后就可以出来，重回到光天化日下，能吃能喝。当然，有些人一开始就命中注定，但不是全部。新的教训就是，这些疾病，治疗使结果变坏而不是变好。

这一消息给大多数内科医生造成多大的冲击，时过境迁，已经难以想象。传统的信条一向是，每一种疾病最终都是要命的，若没有医生和他的积极救护，或没有更高层力量的神奇干预，所有病人都将死于所得的疾病。要承认实际并不是这么回事，要承认，除了几个罕见的例外（最显眼的是狂犬病），大多数疾病都会自动好转，那是有违当时众所接受的信条的。甩掉旧观念，需要勇气、决心，还有时间。

反观整个那一宗让人难堪的记录，研究那段历史的人想必伤透脑筋，无从索解，为什么一个十年又一个十年下来，对医生、对诊所、对医院、对保健行业的需求竟然有增无已。你本会以为，人们对医生这个行业会敬而远之，甚至要弃之如遗了。特别是当人们想到，贯穿19世纪整整后半叶和本世纪前三分之一，医学既没有提供多少有效药物，也实在没有提供任何种类的技术，贡献之小，令人侧目。鸦片，毛地黄，奎宁和各种溴剂（所谓有益于“神经”的），还算是硕果仅存。除了这些，内科医生们做了什么，在所有这些年月里，让他们的病人依然求诊、就诊？

喔，他们做了许多非技术，而那是非常有用的。主要的是，他们开药方，向病人和家属解释各种问题，然后站在一旁，担起责任。怀疑者和批评者当然是有的，可医生从没有退场。蒙田关于医生有这样的直言：“我结交过许多那一行的好人，他们大多数都让人喜欢。我攻击的不是医生，而是医术。是对于病痛和死亡的恐惧，还有寻求灵药的妄念，糊住了我们的双眼。我们上当，纯粹是因为怯懦。”莫里哀在他的世纪里温婉地嘲弄过医生；狄更斯对医生尚有好感，但不甚尊重。他笔下的医生大多数脾气乖张，容易出错，在他的小说里总是些小角色，却也少他们不得。萧伯纳尖刻地批评过医学中的装腔作势，他的话拿到今天也是切中时弊的。

然而，不管怎样，大众对医生的敬意甚至忠心却始终不渝。一个好例，是皮卡迪里的圣詹姆斯教堂北墙上的一方刻石，那是纪念理查德·布赖特爵士（1789～1858）的，是他发现了一种肾病，那种病至今还冠戴着他的名字。正当那个从“什么都试试”派向“只是观察”派转变的时期，他在哈雷大街行医，行事不算很出格的。刻石铭文中有这么一段：

神圣地纪念着

理查德。布赖特爵士

医学博士，民法学博士

女王陛下的杰出医师

他为医学贡献了许多种科学发现

做了很有价值的工作

度过了温情的，纯洁无瑕的

有大益于人的一生

正当职业生涯华枝春满时

他告别人世

这就是19世纪人们对医生的期望，并相信现实生活中他们大多数也都是这样的。这一期望至今犹在，然而现实却已经两样，至少在大众的心里已经悄然改变了。

今天仍有许许多多优秀的内科医生，哪儿都有，他们就像布赖特一样有才华，也像布赖特那样被器重，无可争议有着远胜于前人的装备来对付威胁生命的疾病，受到良好训练，对于疾病机理的理解是任何19世纪医生所梦想不到的，可是，“温情”和“纯洁无瑕”，今日听来，却像是某种时代错误，甚至“有大益于人”云云，也会遭到公众的质疑。现代的医生为高技术所包围，这些技术能够预防或治愈过去曾经杀死青少年和中年人的大多数疾病，最令人瞩目的是细菌和病毒感染，正是这些疾病造成布赖特时代不到四十五岁的生命预期。但是，医学的议程表上，仍然包含着一个长长的致死和致残疾病名单，大多数是让老年人致残的慢性病，对于这些，仍然没有治疗的技术，甚至对它们的潜在机理也没有清楚的理解。

无可争议的成功，在于一些大病的控制，包括粟粒型肺结核，神经梅毒和心血管梅毒，小儿麻痹症，儿童传染病，败血症，伤寒，风湿热和心脏瓣膜疾病，以及大多数其他的主要传染病，这些疾病，现已基本得到控制，或者完全征服了。这归功于医学上的第二次转向，开始于大约五十年前，那时候引进了磺胺药和青霉素，还有其他抗生素，那是科学的直接馈赠。那一次革命乘“生物学革命”的长风，继续挟雷霆以进，至今还只是初试锋芒，方兴未艾。假以如有神力的新的技术，比如DNA重组和单克隆抗体，那些神秘莫测、几年以前还完全无门可入的疾病机理，现在至少已经明摆在眼前，可以直接地观察其细节了。对于癌症的机理，以及长长单子上其他疾病的机理的理解，这样的前景，已经让大学里和企业研究所里的年轻研究者信心百倍，摩拳擦掌，准备大干一场了。

然而，未来依然杳不可见，医学仍胶着于许多既不能治、又不能防的可怕问题，而胶着期间的长短未可预知。用于精确诊断的技术发展迅速，令人瞩目，然与此同时，它也日愈复杂而昂贵。新的诊断活动耗费着学生和实习医生越来越多的时间，也耗费着他们所服务的医院越来越多的资源，以至于越来越没有时间跟病人打交道了。从前那长时间的、优哉游哉的采取病史的仪式没有了；同样长时间的全面体检的礼仪没有了；还有随后那长长的解释，是哪里出了错儿，然后直言相告结果可能如此这般：所有这些都没有了。现在的病人，感觉医院是一家嗡嗡响的巨大机器，而所有的专家——医生，护士，实习生，打下手的，还有搬运工——全都准确如仪地跑来跑去。问题单要喂进计算机里，同时喂进去的，还有一些项目，用于分析病人的经济状况，也就是负担医药费的能力：这些东西取代了病史的采取。血样去了化验室；CT扫描和核磁共振机用于体检，认为比人更可靠。

每个人，就连参观者，似乎也匆匆忙忙，时不我予。时间总是不够，整个地方超载运转，似乎就要累垮，上气不接下气，强撑着以待下一场不可救药的灾难——急救室来的刀伤；脑电图没有了波动；心跳停止；还有每个病区每个病房无处不在的死亡。希波克拉底的格言“技艺永长，人生苦短”在这里加了速，变得一片模糊了。

每个人都太忙，忙些别的；再没有时间作那些老式的凝神沉思、又推测又揣摩的巡诊，也没有时间在床边作那些可人的谈话。所有的住院人员——实习医生，住院医师，年轻的、前来作为期一年的全国健康研究院基金项目培训的初级研究员——侧着身子急急穿过走廊，赶去照料那些“专号”（委婉语，指那些濒死者和新死者，事后证明，两者实际是一回事），要么就是赶去解读来自诊断部门的计算机信息，要么就是赶去抽取血样和注射液，要么就是赶去接收新病号。教授们在别处忙，试图分配时间，什么时候撰写研究申请（有人估算，教师们得花费30%的醒着的时间去撰写项目款申请报告），什么时候到实验室去做或至少监督他们的研究工作，什么时候看望私人的病号（维持一个现代的门诊部已愈来愈倚重于教师们的私人业务带来的收入），什么时候为终身职位没完没了地发愁（外加愁着找地儿泊车）。能整天靠上的专家，大约就剩护士了。是她们，整天守在病房，提防着意外情况，跟病人和家属谈话，听他们诉说。不管怎样，是她们掌管着这地方，神奇地维系着这地方，使它免于顺着自己的倾向归于崩溃。

我只有两个建议，与其说是对于时弊的救正，不如说是对于未来的执迷的愿望。首先，我希望，医学院的课程表上，前两年的大部分课程能够砍掉，留出足够空间，加进几门关于医学之无知的课程，让学生一开始就清楚地看到一些医学所不知道的事情。然后，我希望有更多对于仍未攻克的人类疾病的机理的研究。当今医学的麻烦，在于我们干脆知道的不够多，我们仍然基本是一个无知的行当，对于一长串疾病，缺乏真正的理解，没有能力做很多，能做的仅仅是尽力做出正确的诊断，尽可能通过这样那样的半拉子技术支撑住（在我们还没有理解那些器官发病之前是因为发生了什么事件导致了破坏时，能够提供的措施也就是心脏、肾脏、肝脏和肺脏的移植了）。在现代医院里，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用在了收拾残局上。

我们不得不这样继续下去，代价持续走高地继续下去，除非我们摆脱疾病，至少摆脱现在占据花名册主要位置、填满诊所和医院的那些疾病。这听起来像是要求太多，其实不然。我们当然永远摆脱不了那些自我限制的小病，我们也不应该打算把死亡推迟到超过正常生命预期。活到七老八十，少数幸运（或不幸）者能活到九十，已经不错了。可是，一旦我们知道了怎样做，还是有大量事情好做，无论治疗还是预防。这些事情，永远不能靠瞎猜，像千百年来这个行当的人们学着去做的那样。也不是通过现在时行的什么改变“生活方式”就能改变很多的。那些杂志文章的说法儿我不敢苟同。限食，慢跑，改变思维方式，在我们健康无病的时候当然能让我们感觉好些，可是，这些东西，既不能改变真正灾难的概率，也不能改变它们的结果。喜欢也好，不喜欢也罢，我们就是得依赖科学；只有科学，才让我们有希望解开那些生物学哑谜，如阿尔茨海默氏病，精神分裂症，癌症，慢性血栓形成，中风，多发性硬化病，糖尿病，类风湿性关节炎，肝硬化，慢性肾炎，现在，还有盖过一切的艾滋病。当我们对于上述每一样疾病的潜在机理达到了清楚的、细节上的理解，那时候，医学就会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这是毫无疑问的。

写回忆录的技和艺

比起写自传来，写回忆录应该容易些，当然也应该简短些；坐下来听人读一篇回忆录，那定然比听人读一部自传容易些。我以为，一部自传，那该是一件事情接一件事情的线性的描述，而且人们希望，这些事情应该一步一步导致一个人的现存事态，直到写作时的此刻当下的。以我而论，这将要跨越七十年之期，一年一年挨着来；大约要扣除睡眠所花费掉的百分之二十五，余下的要对付的时间还有四十五年呢。饶是这样，若把所有的事情逐一回忆、逐一记录的话，要覆盖的时间还是太多了些。但折扣还是要接着打。一万六千天里，醒着的二十万四千小时并没有做很多事，不过是看看报纸，两只眼睛盯着一张白纸发呆，从一个房间踱到另一个房间，拉拉家常，更多时候听人拉，要么什么也不做，只是等着下一件事情发生。抹掉这些无关紧要的部分，然后看看剩下多少，按妥当次序排排好，不要捏造。这就有了一部自传，现在已从活过的无所事事的四分之三里解脱出来，只剩下十一年，或四千天，或六万四千个钟点。要你回忆的也就所剩寥寥了，但把它写下来则仍嫌太多。

可是，这还要拿掉那些模糊不清的记忆，还有一些可疑的回想，你疑心它们是你的头脑妆点起来的、对你有利的事情，这也得去掉。只留下那些你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的事件，那些执著地跃出于脑海之上的想法，那些跟你纠缠不清的观念，还有那些你宁可抛掉、却挥之不去的画面。然后大刀阔斧，痛加剪辑，把六万四千个钟点化简到大约三十分钟，那便是你的回忆录。

以我而论，把这个缩短的单子从头到尾捋一遍，我发现余下的记忆中，大部分并非真的是个人的经历，却主要是别人的思想，我所读到或听说的东西，是一种总的记忆。有一部分与其说是回想，倒不如说是愿望，这部分东西之多，令人惊讶；那是一些希望，希望它们所处的地位像所有人认为的一样起作用；那是一些渴望，巴不得一桩事情导致另一桩事情那就是意味着某种方向；还有就是希望纷乱中乃有某种条理，熵里面乃有某种真义。

触及个人的历史，那是要带点自我招供的情调的。曾经一度，我原是一单个细胞。关于我生命的这一阶段，我是一点也记不得了，可我知道这是真的，因为大家都这么说呢。当然在此之前还有一段是某种半生命状态，当真是一半；那时候，两个被赋予了一半生命的单倍体配子，每一个都带着我半数的染色体，摆脱了束缚，自主地行动，渴望彼此相撞，也真的这样做了，由于随机的偶然，纯粹的运气，不管是好是坏，是穷是富，等等等等，于是我的生涯开始了。

我不记得这些，可我知道我开始分裂了。我大约从来没有这么卖力过，也从来没有这么娴熟和自信。在某一阶段，很小的时候，也就是几个钟点大吧，我把自己整理归类，变成了一个由各种细胞组成的系统，每一类细胞都贴上了标签，这是脑子，那是胳膊腿儿，那是肝儿，如此这般；所有部分都彼此打着信号，算计着自己的地盘，落实着我的蓝图。到某一时候，我拥有了一个可观的肾脏，对于任何高级鱼类都足够好了，可我旋又有了更好的主意，一下子把它给毁了，原地装配起一对儿更适于陆上生存的。这些事情进行时，我并没有作什么规划，可我的细胞比我记性好，它们作了规划。

现在回头想想，我庆幸自己当时没有负起责任干这干那。假如当初要我来规划我的细胞，我会把事情弄错，落下什么东西，忘记了该把神经嵴装在哪儿，把它弄乱。要么，我就会停在自己的轨道上，让大批大批的死亡给吓坏，眼见自己成百十亿的胚胎细胞被有系统地杀死，以便为更高级的继任者腾出地方，死亡的规模如此巨大，想起来就不得不强忍眼泪。到了我出生的时候，死去的我比活下来的我还要多些。难怪我记不得什么：在那九个月时间里，我换了一个大脑又一个大脑，最后才建造起这个有可能成人的模型，装备了以待语言。

正是亏了语言，我现在才能较远地追思自己的世系。让我自己做，我仅能记起父母双亲，祖母或外祖母，还有一些威尔士家族的故事，直到那晦暗不明的过去，那时候所有威尔士人都是国王，但也就是这些了。再要继续上溯，那就得依靠阅读。

我读过的文本教导我说，我的直系始祖，可以上溯到智人那里，从此一直是人类，但也许还够不上人类，如果你像我一样，以语言这一品性作为属人的尺度，进而还有语言的品性，这就是对于无可争议、独一无二的自我的意识。我拿不准我从什么时候开始能算得上一个人，这一点谁也没有让人信服地告诉过我。究竟什么时候，我的亲属开始说话的？

写作的历史还比较容易追溯，那也就是数年以前的事吧，或许是一万年前，反正没有很久。而追溯说话就需要瞎猜。假如我们是较慢的学习者，就像我们解决现今的难题一样慢，那么我猜测，说话的起源，也就是最近十万年的事吧，上下总差不了五万年。这叫做不太科学的猜测，然而无关紧要，总之是为时非常之短，而想到我有这么多祖宗，从大约一百万年以前的头一辈老祖宗算起，一代又一代都不能说话，我不由得难为情。我来自一个制造工具、刮削骨头、挖掘坟墓、涂抹洞穴的家族，自有几分骄傲，因为他们总归是人。可是，一想到他们是地道的哑巴，一生一世没有隐喻，不能交谈，连家长里短都不会说，我就心疼。我宁愿他们生来就被赋予全副本事，一从进化让他们的脑壳大到装得下话语就会谈话，谈得天昏地黑，日月无光。可惜我猜测，事情不是这样子，语言是后来才有的。这件事情容我回头再说。

牢固地占据我脑海上层的，还有关于我家系的另一面，也是不可回避的一面。这远远超出我的记忆，但我疑心是我的细胞让我依然记得。事情微妙，难以启齿。鼓起勇气来说吧，我的家系，继续上溯（这一回有点确切了），还会上溯到类人的祖先之前的无数年前。不管喜不喜欢，我，你也一样，都来自同一个最初的祖先，他的遗体展现在岩石里，距今大约三十七亿年。他生在地球本身成形、变冷约十亿年之后。家系的第一位，我们的始祖，毫无疑问是一只细菌。

这件事在我心头萦绕不去。一时间，它成了我所知道的最重要的事情，是任何回忆录都非写不可的开端，是长期埋没的语言的起源。我们乃来自一个细菌的家系（如此说来倒也算得上历史悠久）。上个世纪，当我们第一次听说自己来自一个古猿家族，跟黑猩猩是本家兄弟的时候，我们曾经多么为难而义愤填膺呵。可现在，这些都不必介怀了。那到底还不难接受，因那些亲属跟我们毕竟还有几分相像。可是，由当今科学确认无误、我们毫无希望否认的新的亲子关系，又是另一回事了。乍听之下，这消息想必是一场羞辱。可真是出身微贱呵。

然而，从词源学追寻上去，我们的语言一起初就有着关于这种起源的猜想的。承认这一点，我们多少也可以心安理得些。我们的human（英语：人类）一词，乃来自古印欧语词根dhghem，意思就是土地。最说明问题的同源词是humus（腐殖酸），它是微生物产业的最初产品。值得一提的还有humble（谦卑的），还有humane（人性的）。绕来绕去，那句道歉的老话：“惭愧，我只是个人”，也就奇异地有了新意。

那么，我们大家的祖先，那第一只微生物又来自何处呢？没人知道。既然没人知道，那就人人得而猜之，而且猜来花样百出，人人不同。弗朗西斯·克里克提出，要它自己在地球上形成，那几率太微茫了，我们只能想象，它是来自外层空间，这就把问题一下子抛给了银河系另一部分乃至更远处的科学家。其他人断言，那件事当然是在此地发生的，是一个分子一个分子聚合成的；亿万年中，在太阳光和闪电的作用下，由于某种纯粹运气，终于生成了恰好正确的核苷酸序列，包在恰好正确的一种膜里，于是我们起步了。

毫无疑问，最初的成功发生在水里；也很少疑问，最初的事件，不管它怎么发生的，乃是唯一的这样的事件，唯一的成功。正如宇宙物理学中的大爆炸一样，生物学里也仅有这一次，完全是独一无二的现象，是一件空前绝后的好运气。这件事的概率如此之小，不管它怎么发生的，是自发的还是偶然的，发生一次以上的可能都断不会有。假如这还不够让你信服，那么，且想一想下面这个明摆着的事实吧：此后到来的所有细胞，一直到我们当今的脑细胞，都携带着同样的DNA串儿，也都根据基本相同的遗传密码运作着。这就是最明白不过的证据：我们都是同一个父母的直系后裔。我们都是一家人——草，海鸥，鱼，跳蚤，以及这个共和国所有的选民。

我本该记得这一家族关系，因我身上所有的细胞都活生生充满着提醒物。一天一天，它们带我做这做那；它们在做每一件事情时，都在使用着它们的微生物前驱所用的生化装置。杰斯·罗斯和他在全国健康研究院的同事们显示，细菌王国早在我们这样的有核细胞上场之前，就已经学会了如何通过化学信息彼此打信号，并为此目的发明了胰岛素和其他一系列辉煌的肽类分子，我今天也正是利用这些来指示我的脑细胞做各种正当行为的。

不仅如此。没有大群专业化细菌帮忙，我是不能够来在这里，在阳光下眨巴眼的；它们大约十亿年前涌进了我这样的细胞里，然后一直呆在那儿，作为不可缺少的寓客，一代一代自主地复制繁衍着。这就是我的线粒体，是学会利用氧气产生能量的最早细菌的直系后裔。它们占据我所有的细胞，哪里有活儿做就涌向哪里。没有它们，我抬不起一个手指头，想不出一个思想，而它们离了我也活不成。我和我的线粒体是共生关系，为了生物圈的演进捆绑在一起，和谐地共生共存，甚至于相亲相爱。肯定地说，我喜欢我的微生物引擎，我猜想它们也乐于为我工作。

难道一定得这样子，而不能颠倒过来看待我们的关系吗？或许，我整个儿是细菌的一块殖民地，是它们早年作出决定，要尝试一种进化上的全新花样，占领了我，把我当成他们装饰性的甲壳呢？不管怎样，反正我们两下里相得就是。

植物的情况也是如此。它们也是浑身所有细胞里涌满了线粒体，同时也有别样的外来群落。它们的叶绿体，就是那些汲取太阳能、制造所有糖分的小东西，乃是染有色素的古老微生物的后裔，那些微生物叫蓝菌，曾有个名字叫蓝绿藻。它们生活在至少二十五亿年前，是最早学会利用空气中的二氧化碳、水和阳光，为市场提供食品的生物。

我简直为细菌迷住了，不光迷上了我自己的和后院那棵马栗树的，而是细菌一般。想想看吧，若没有固氮菌，就是大多生活在豆科植物根瘤里、像是它的特化组织的那些，我们就不会有氮元素来合成生物圈里的蛋白质。我们永远不会有腐败；死了的树就会永远躺那儿，我们也是，那么，大地上什么也不会给回收利用。我们也没法儿养牛，因为牛类不能够消化它们所吃的食物，除非肠子里的细菌先为它们处理一遍；同样道理，也不会有白蚁来复用木头，因为实际上它们离了细菌就没法儿活。我们的水族箱里也不会有发光的鱼，因为它们眼睛周围那夺目的光辉，乃是它们私有的发光细菌的殖民地。还有，我们永远也呼吸不到氧气，因为空气中所有供我们使用的氧气，都是海洋上层水域和湖泊里的光合微生物和森林里的叶子所呼出的。

并不是我们发明了有着现代胞核的新型高级细胞，然后再邀来原始的、较为简单的生命形式作我们的季节性工人。更有可能，这整个组合乃是由不同种类的细菌一起凑成的；较大的细胞，那最初的“寄主”，可能是失去了坚硬细胞壁，并因此缺陷而膨胀起来的。林·马古利斯提出，螺旋体可能是最初那个委员会的成员，后来成为现代细胞纤毛的前驱，也是成熟分裂和有丝分裂的组织者，还是它，排起了染色体，并把DNA分配给后代——总之，它是所有遗嘱的宣读者。假如她说的这些是真的，那么，螺旋体还是有性繁殖的发明者和等等一切，包括结局性的死亡。

现代细胞并不是我们几年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只是一个建筑砌块。它是一头自足自立的生物，是一块共管地，由托管者管理着。

假如真是这样（我相信是的），那么，地球上的生命就要比从前我所认为的更加亲密。这是我心里萦回不去的另一件事。这些天我心里满是这个，竟然把其他想法都挤了出去。此刻，它让我正襟危坐，让我站起身来，然后又一记重拳把我打一边去了。这个世界在运转。整个地球是活的，是一个整体，一个活的东西，一个生物。

它为我们也为自己呼吸着；不仅如此，它还精确入微地调节着呼吸。空气中的氧气并不是以任何旧有方式随机地放在那里的；它确切地维持一个最佳浓度，使得这地方最适于生存。若是比目前水平高出几个百分点，全部森林就会起火烧光；若是低几个，大部分生物就会窒息而死。是这个星球的整体生命组成的信息环给它以反馈，把它维持在如今的常量。植物呼出的二氧化碳给维持在确切的低水平，这在那些没有生命的星球是绝对不可思议的。这个浓度恰好使地球保持着现在的温度，就连海洋的温度，也是恰好。甲烷，全部来自细菌的代谢，也为温室效应出一份力，而它的水平恒定不变。如今，政治家们是要把一只眼睛紧盯着有关数字了，因我们通过燃烧太多燃料和砍伐太多森林，已经提高了二氧化碳的水平，以至于下个世纪内，地球可能会遭到气候灾难了。

可是，话说回来，尽管我们一味瞎鼓捣，地球还是我们能够想到的最稳定的生物，一个复杂的系统，一个巨大的智能，在太阳的温暖里转动着，管理着自己的内部事务，其精确无误，胜过任何一台大型计算机。当然不是完全不出错，这有古生物学的记录为证。发生灾难乃归天然，那是系统内部的磕碰和故障：冰河时代，流星碰撞，火山喷发，全球阴暗，活组织的大块死亡。用我们谈论计算机的话说，它会暂时黑屏，但从未死机，总是不一会儿又重新启动，又有新的画面可以展示。

最新的东西，它的工作部件里面最新的花样，好像是我们——说着话、唱着歌、制作着工具、烤着火、闲得发慌、忙着打仗的人类，而我就是那一伙的。

关于儿时怎样学的语言，我什么也记不得了。我诚然记得一些片片断断，比如四五岁时怎样学着读和写，可是更早些时怎样学的说话，却一点也记不得了。这可是让我吃惊不小。你会以为，第一个单词，成功说完的第一个句子，会是怎样令人瞠目的里程碑呵，那会是一生最了不起的时刻，会让人刻骨铭心永不忘记的，然而我忘记了。也许本来就没有在我心里怎么扎根呢。生而为人，也许我本来就懂人的语言，从我睁开眼睛看见人的面孔的时候，语言便油然而至，就像呼吸一样自然。之所以我不记得那学习的过程、早期的错误，也许是因为，那时候，那些错误根本就不是错误，那就是儿童的正常语言，像第一口呼吸一样不值当记忆。

长大以后，我一直希望自己有朝一日能像一个法国人那样说法语，但时到今日，因困难重重，我几乎已经放弃努力了。那些法国小孩子，只有我膝盖一般高，我千辛万苦做不到的事，为什么他们很快就做到了？而且，无论是英国的小孩，还是土耳其的小孩，把他们放在巴黎，几个月工夫也都做到了？我知道答案，可并不很喜欢听人说出来，因为这意味着，还有别的妙招诀窍，我给丢失了。学语言就是童年的事，这是一点疑问也没有的。小孩子长于此，越小的孩子越长于此；那真的就是儿戏。它是这个物种一生只有一次的馈赠，长到十几岁就给收回，关掉，再也不能够重获。我想必也有过一次，而我把它花在了寻常的英语上。我拥有过一套辉煌的神经元，栖在我左半脑的某个中枢里，大约跟歌鸟的一样，他的歌唱中枢也在左半脑，是在雏鸟期用来学习自己物种的歌曲的。像我的一样，鸟的歌唱中枢也是童年期为学习唱歌而存在；如果他在那一时期听到适当的歌，他就会终生记住，待日后装饰上简短的琶音，便成了自己的，那就是特别的、自己所特有的曲目，跟众家亲属稍稍不同、却也是清晰可辨的。但是，假如在童年时候他没有听到合适的歌，中枢不能够自己创作出来，当他长大成鸟、准备歌唱、准备婚配的时候，他所唱出的，那就是有声无调的叽叽喳喳了。这是实验生物学里最伤心不过的故事之一。

人类大脑究竟发生了什么，使得这一语言天赋成为可能，至今仍是个谜。可能是出于突变，是一套新型的DNA构建起一种新的中枢，为早期的灵长类所没有的。不然的话，它也可能牵涉一系列更为普遍的新型号，那就是，不要停止，继续制造成排成列的神经元组件，把大脑建造得更大些。也许，不管什么脑子，只要皮层够丰富，都可以成为会说话的脑子，外带一个有自我意识的心灵。

这是一个令人满意的想法，值得写进回忆录。我乃来自一些更高级的祖先，他们的大脑业已进化得远远超过所有亲属，结果就是语言；赖有这个，他们成了大地的主人，上帝的影像，有自我意识，能记得前生，能预想来世，能写出类似“太初有言”这样的意思。再没有什么是人类够不到的，本地的太阳系固然不在话下，再远一点，进入星河，假以时日，到整个宇宙间去殖民，也是办得到的。真的是万物皆备于我呢。

但是，这样说话让人不好意思；很像是小孩子不晓事说的大话。我得检点自己的思维器官。可那是个大地方，而我不知道它是怎样运作的，也不知道我在里边占什么地位。我属于一个脆弱的物种，是地球上的后来者，是大小生物中最年轻的生物，用进化的时间度量，来到这儿不过才短短几个瞬间，是一个年轻的物种，是物种里的年轻人。我们只是尝试性地给安放在位，易犯错误，有个到处乱摸索的毛病，很有可能没等积存下多厚的一层放射性化石就整个儿灭绝了。

放眼四顾，还有这么多事情要学，那就更应该不好意思。当然我们是与众不同的，可是，我们的不同，不因为我们的大脑，而是因为我们的失败，特别是彼此相处的失败。地球生命的所有其他部分似乎全都相安无事，互相匹配，互相适应，在赌注太高时甚至会彼此让步。它们的确以彼此为生，彼此吞食，抢夺生境，但总不超过一定限度，似乎有着某种约束。用我们的某些尺度来衡量，这自是一个粗野的世界，但玩的不是赢者通吃的游戏，像我们不久前所玩的那样。回首远望，把目光掠过成千万亿的物种，一直看到由协力合作的巨大微生物共同体所建造的那些化石叠层，我们没有看到自然界有过什么下贱品质或肆意摧残的迹象。总的来说，那是一个平衡的、可爱的地方，像我们所说的，本质是好的。

此时此刻，我们是反常的，是人群周边的一帮忸怩的孩子，不确切自己的位置，不愿入群，倾向于贪婪。我们要学的不只是语言呢。

可是，我们也不像有些人所说的那样坏。一个世纪以来，时兴贬低人类，说我们是一次失败的尝试，是一场必输的游戏。我不同意。往顶坏里说，我们也许正在度过一个物种的青少年前期，这个时期什么感觉，想必人人还清楚记得。成长的烦恼，对个人来说固然艰难，对整个物种就更是长期的磨难，对于一个像我们似的又聪明又敏感的物种就更是如此。假如我们能平安度过这个阶段，甩掉这个世纪的记忆，静待一段时间，或许就会柳暗花明，豁然开朗，再度起步上路了。

这是一个乐观的、彭罗斯式的观点，而我随时准备承认我完全错了。也许，我们实在已经走完进化的全程，永远胶着于现存的行为方式，不管生存多久我们也就是成熟到这个水平了。我不信这个。我们并不是没有了改弦易辙的余地。

我相信社会生物学家的某些说法，认为我们不只在制造语法方面受到基因的影响，我们对待彼此的态度，也是受基因影响的。但也仅此而已。假如说只有这些才是理解行为的内在向导，那我们在彼此发布要紧信息时，岂不就会局限于隐喻和模糊性吗。我以为，从本性上讲，我们还会做些别的。

从初为婴儿的时候，没用学习，我们就能浅笑大笑，能辨认面孔和面部表情，并渴望朋友和伙伴。说我们有着彼此喜欢的基因，未免有些牵强，但我们有那个倾向，因为我们是生物学规定的社会性物种。我确知如下一点：我们比任何有名的社会性动物还更加具有强制性的社会性，更加相互依赖，更加无法摆脱地彼此依附。我恐怕，我们一点也不像蜜蜂和蚂蚁那样，一心一意以利他行为作为自己的生活方式，但至少我们能本能地感觉到彼此应尽某些义务。

人类有一种品性，天然地推动我们向前的，这就是对人有用的驱动。这大约是我们生物强制性中最为基本的驱动了。我们会在这上面出错，误会它，把它错当成自尊，甚至于会伪造它，但它依然存在，就在我们的基因里面，只不过需要一系列更好的定义。对于什么叫有用，迄今公认的定义是有问题的。

这么说，我们并非完全胶固不变、就这副德性了。我们当中，有些人可能有更多的与人相处的主导基因。环顾此生的周围，我疑心，我们也赋有另外的、更加抑制性的等位基因，广为散布，以便加强反常状态。我们大多数是两者的混合。愿意的话，我们可以端然不动，相信大自然会带给我们一个最好的世界。不然，我们还可以希望，随着进化一路走去，自己就会有更好的教养，更好的品性。

我们的微生物祖先倒有些跨越长长进化时段的快捷方式，很令我自愧弗如。它们总有大量的病毒，穿越物种间的界线，从一个细胞冲到另一个细胞，大部分时候并不造成伤害（所以得名为“温和”病毒），但总是从宿主那儿掇拾起零头碎脑的DNA，把它们四散传开，好像在服务一个大型的聚会。这些零零碎碎被接受者用以改善自己，算是武装了新招数，以应付新的事变。

我希望我们这一物种也有这样的机制。想想吧，或许我们竟然有呢。毕竟我们也生活在海一样的病毒里，大多数病毒来这儿似乎并无目的，甚至也没想让我们生病。我们可以希望，它们中有一些会时不时掌握些有用的遗传信息，然后为了种族的前途而加以传播。

反正这可以做成一条令人愉快的注脚：下一回你觉得要感冒了，就可以想想，没准儿你正在为进化贡献一点小小的助力呢。

头脑里的生命

传统上看人的大脑，是把它看作一个复杂的、由电线连起来的计算机器，通过装备良好的接受器从外界接受信息输入，然后，要么把信息储存起来供日后搜寻，要么就把它从一个中枢发送到另一个中枢，即时处理并据以行动，视具体情况而定。近年来，大脑是变得远为复杂了。现在，它不仅仅是一个有硬体线路的装置，而渐渐显得乃是通过化学信号的交流掌管着自己的内部事务，有几百种这样的信号，在几十亿神经元之间穿梭往来。近年来，人们对这一令人敬畏的装置刮目相看，已习惯于尊它为宇宙间最为复杂精致的结构，甚至复杂到包容宇宙本身；实在的，有些人还认为，宇宙离了它就不存在；认为，惟有的现实，就是人的头脑所感知的现实，正如那片没有耳朵的树林里那棵倒下的树。黑洞只因我们察知它们存在而存在。

这一观点符合一个主流的想法，就是认为，整个自然界是一架巨大的机器，约三十七亿年前作为一个不可思议的原核细胞启动了自己。它的前身也许是一缕缕RNA，具有新近归属于某些RNA构型的酶一样的性质，终于在学着制造合适的蛋白质和合适的细胞膜；过了很久之后，跟随而来的是原核生物间的共生安排，结果产生了我们这样的真核生物，再然后，像昼夜相随一样，是后生动物的生命大爆炸，直到最后，终于有了我们大家和我们的大脑。

这么说来，整件事情就是一部机器。大自然是一个巨大的机械结构，依照物理学的规律自动运转着。我们和我们的大脑，乃是这部机器的工作部件，在这里登场，在这里存在，也因了那些规律的摆布，给安放在机器的顶尖上（我们喜欢这样想），乃是因为机遇和量子力学慈悲的作用。纯属运气，没有决定，没有目的，一路走来，都是如此。

这一观点有助于我们理解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算是前进了一大步，然而还前进得不够。我们依然困惑于意识的问题，而由于这一问题悬而未决，我们又困惑于没完没了的其他问题；我们的意识拿这些问题继续祸害我们，让我们不得安眠（顺便说一句，不得安眠的问题，我们也没有一个满意的解释）。这些问题有：我们是这个星球上唯一有真正意识的生物吗？为什么存在要存在，为什么不是不存在？为什么是有而不是无？摒除了目的、因果、道德、进步等等，仅仅根据那些规律，你将怎样组织一个生命，一个社会，特别是当你因有了大脑、里面活跃着这些想法而不得不这样做的时候？那样好玩吗？

这个世纪的前五六十年里，职业心理学家一直能做到躲避不快，办法是及早地取一种严格的科学态度，谨守现有的事实，以应对这样的问题：人类大脑是怎样工作的？根据现有的事实，对这个问题，即时的回答是，没这回事。当然，大脑是有的。机器是有的。但是，它所做的每一件事，都由它碰巧已有的经验，由一种反射的方式所决定，而超出这一范围的任何事情——思想，比如说——都属于某个声名狼藉的范畴，叫做“唯灵论”，那是职业人员指称白日梦的一个术语，对于心智努力来说无非是浪费时间；如果干脆并没有心智努力这回事，那就只是更多的对于偶发事件的自动反射。

话说当年，在1950年代，所谓快感，在人的大脑里干脆不存在。那不过是一种感觉，或一组感觉，是解除了这样那样的痛苦带来的结果。“驱动”就是一切。驱动产生紧张，那是一种有痛苦的状况，而一旦一个驱动，管它是什么，由餍足而得到解除，痛苦的阙如就成了快感。尽管从词源学上说，satiety（餍足）和satisfaction（满足）这两个词，直接来自古印欧语词根“sa”，意思是悲伤。弗洛伊德相信，唯一重要的驱动是性欲；因此他认为，小孩子表面上所有的快乐并不是真玩意，那都是别的东西的曲折表现，是小孩子得不到满足的性生活的预演。行为主义者列举了其他一些驱动，可它们在解释乐趣这方面不比弗洛伊德的高明，更无法将其纳入他们的体系。

像其他许许多多重要的科学发现一样，下面要讲的发现也属于歪打正着。欧尔兹喜欢用苏黎世人W.R.海斯所设计的一套技术来定位各种各样的大脑功能，方法是把电极永久性埋入活动物大脑的不同部分，然后施以刺激。早些时候，马古恩已经显示，这一技术可以用于研究下中脑网状物质中的睡眠和觉醒中枢，而詹姆斯·欧尔兹打算继续跟踪这一研究。该他走运，有个仪器稍为弯曲变了形，他的电极最终触到了中线附近的一束细窄的纤维，很久以来被神经解剖学者称作前脑内侧束。

当这个神经束受到刺激的时候，家鼠表现出非常怪异的行为。它们无拘无束，完全可以跑掉的，然而却并不跑掉，而是一次次回到原地，在实验箱里准确地回到刚才受到电击的地方，好像在等着再来一下。欧尔兹想必是个做实验的大师，马上设置了一套测试，看看这到底怎么回事。首先，它让那些家鼠穿过传统的迷宫，发现它们很快学会了走哪条通道，以便接受刺激。然后，他测试了刺激的吸引力，方法是设置各种障碍，阻止动物们接近刺激：他发现，他的动物愿意爬高，绕过封锁，走过通电的网栅，那是很疼、足以让觅食的普通家鼠却步的。最后，他采用了斯金纳箱，让家鼠通过踩一个踏板来刺激自己的脑子。

现在，没人管它们，由着它们自己尽情刺激，动物们什么都顾不上了。当电脉冲的长度和电流的强度调试到最满意状态时，家鼠会呆在踏板那儿，一连几个小时，白天黑夜不肯离开，频频揿动杠杆，每小时达到一万次。外面的世界不要了。控制它吃喝，让这些又饥又渴的老鼠自己选择，要食物还是要踏板，它们没有例外全都选择了前脑内侧束上的电击，不理会什么食物。实在的，除非把它们从装置那儿拖开，否则，动物们就会刺激自己，直到筋疲力尽，奄奄一息。

这一现象全然不像早先研究过的其他奖励机制。似乎完全不关乎满足饥渴的驱动，不关乎性的唤起或满足。对这些刺激不存在餍足这一说，反应中也没有导致真正的成瘾。断开电源时，动物们往往会再试几下杠杆，然后就干脆丢开，睡觉去了。

欧尔兹和他的同事米尔纳随后着手研究，是否“快乐中枢”（他们这样命名被刺激的区域）仅限于家鼠的大脑，以及是否还有其他区域同样有吸引力。他们的研究成果引发了世界各地其他神经学者潮水一般的类似研究，而三十多年过去了，问题的这一方面仍然悬而未决。前脑内侧束固然是细窄而方位限定的，但是，它似乎跟大脑的几乎所有部位，从额叶前部皮层到脑桥，都有联系。现在，多数人同意，类似反应也见于其他一些部位，尽管不那么夸张，刺激置于那些部位的电极，反应也还是显著的。那些部位包括：额叶皮质，海马回，丘脑内侧区，蓝斑前部，伏隔核，以及其他多个部位。传导信息的纤维被认为属于去甲肾上腺素系统，而不是多巴胺系统。

神经学里面，像詹姆斯·欧尔兹的最初研究这样，区区一个课题，就引发这么多研究，在世界各地期刊上发表这么多论文，我不记得还有其他先例。到1970年代末，有关文献在《医学索引》里占了数百行，而我和我的秘书在附近的图书馆里也如数查阅到这么多。堆在地上好大一堆呐，可是，最近几年却也就渐渐销歇了。作为局外人，我有个印象，就是，个中人士差不多已经再没有问题好问了。

并非只有家鼠拥有一个或多个快乐中枢。类似实验还在家兔、狗、猫、金鱼、鸟类和好几种猴子身上做过，在人身上也做过的，当然是在有限程度上。约翰·李利报告，在海豚大脑里埋入电极能引发类似行为，这可让我大为吃惊，因我一向认为，海豚首先是一种最不缺乏快乐的动物。对每一个物种的实验，结果基本都是一样。在内侧纵束的附近，存在一些通道；在其他部位也有反应较弱的区域：在这些地方，刺激能引发一种感觉，让动物非常喜欢，希望尽可能多地重复得到。那不是内激素的释放，因为那路可松对这一现象无效。另有其他区域，其中有一些非常靠近那些引发快乐的部位，能够产生厌恶反应，很像是对于痛疼或危险的反应，但它们似乎跟快乐通道没有关系。

拥有快乐中枢的动物的范围已经足够广泛，至于可以概括说，这是一个内置于所有脊椎动物大脑的性质了，尽管我还没发现有人提及爬行动物。我也不知道是否无脊椎动物已得到排除。我真的希望有人试一试龙虾和鲎。假如我在什么地方读到，海兔有一串神经元会产生快乐，或一条蚯蚓或一头果蝇能给诱导去刺激一组特别的神经节，我愿意到处组织铜管乐队，在全世界的大街上跳舞，直到我的钱全部花光。

我愿意认为，恰恰是因为像我这样喜欢胡思乱想的人的存在，那些神经生物学家们在这一问题上才变得小心翼翼。此外，或许还因为他们有一个预感，就是，这一回，他们所鼓捣的东西，很少甚至全然没有能够想到的应用价值。也许有人会有兴趣建立一个不错的精神药物学研究模型——哪些药物会加强、而哪些药物又会抑制快乐反应？但那件事更要小心从事。甚至会让人害怕，因为早在1950年代和1960年代，约翰·李利曾经用电极猛杵海豚的头部，罗伯特·希思曾经用植入电极让他的精神分裂病人毛发倒竖。这号事最好悄悄地做。

于是乎，到1970年代，研究工作尽管仍有些热闹，集中于家鼠和猴子，却是比较低调了。经所有人同意，“快乐中枢”这一名目终于弃置不用，在神经学出版物上再也没有出现，在《医学索引》中也不见了踪影。史论中时不时还有提及，但论到当年把动物比拟于人的蠢事，也总是不以为然。不管家鼠的脑子里发生了什么，总不能解释为对人的思维有任何意义。在所有论文里，都不提什么快乐、快乐中枢，或快乐刺激了；那一现象，现在叫做ICSS。想找到它，你得搜索IntracranialSelf-Stimulation（颅内自身刺激）。ICSS，就这么回事。1984年9月21日出刊的《科学》杂志，是专为神经生物学综述现状、展望未来的专号，做得很好的；在那期杂志里，压根儿没提起它。

也许，它最终会消失在文献里，时不时露露面，或被人瞥见从阁楼窗户往外看，就像一个疯子，是神经生物学的一个失心的表兄，是这个领域某种无从索解的难堪。或许，它竟会再次猛地火起来，由什么新观念把它点着，再烧它三十年，直到把所有人的兴趣烧完。可眼前，它似乎陷入了赤道无风带，动静皆无。最近，有一位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人士写了一篇满有生气的文章，描述如何用一个自动化、电脑化的装置，昼夜分析ICSS下家鼠的行为，定量分辨不同程度的奖励和影响家鼠行为的其他因素。这样的玩意说不定会再次把事情舞起来呢。

与此同时，在我看来，这个现象已然摆在我们面前，免费地送与我们，娴熟的、还原论的研究推着它能走多远就走多远，然后就放在那儿，供人思考，供任何感兴趣的方面、包括鄙人，免费涉猎，免费悬想。

私下里说，我喜欢它这样。我甚喜欢看见这一课题就此搁浅，至少暂时搁浅，在最近的将来不大会有什么把它卷走，或解释完。我宁愿它这样。因为，在我看来，它已经引出了各种各样的可能性，在我的记忆中，生物科学还从没有这样活跃过。考虑到现今大多数人看待大自然及其作用的方式，这种活跃现象怕会是空前绝后了。

说开了，那就是，在我们的大脑里，存在纯粹的快乐这回事，而且还有一种机制使之活泼泼的。而且，不光是我们这样高等的、世界级的、超灵长的人类大脑有这个，大约所有种类的大脑也都有。擅自把它暴露在我们面前，尤其是通过如此机巧的系统来展示它的存在，乃是扭曲的，极不自然的，根本是误导的。观看一只老鼠刺激自己的脑子里能够给它不可言喻的快乐的部分，几至于把自己销磨致死，是令人反感甚至厌恶的。但这个可以放过不论，而想想在这些实验的背后，真正揭示了什么。至少有一条通道，可能还不止一条，联系着大脑的不同部位，其作用是传导快乐。

因何而乐呢？难道它只是内装在那儿，作为大脑深处的一个自动机制，自主运行着，总是开启着，只是在关闭了其他噪音时才上升到意识的层面？或者，难道它有所待，专待跟大脑之外的世界有联系的感受器向它发射信息，成为自己感觉的源泉，就像中枢神经系统大多数其他事件那样？难道它是对于奖励的感觉，只因来自外间的某种特殊的消息而开启？难道不是饥，不是渴，不是疼痛或疼痛的解除，不是触觉或本体感觉，无关乎视像或声音，非干异性，无关称霸也不为领土，不是语言或其他种类的歌声，而干脆是什么东西在悄没声儿地给予快乐？

如其不然，那么，这消息还能是什么呢？那源源不断流入所有动物中枢神经系统的，经过正确的通道，找到正确的感受器，尔后保持同样内容不变，一段一段接力往下传，传到脑边缘系统，往上进入前额叶，散布（姑且这么说）到四面八方，这一消息究竟是什么呢？它必定是什么重要的东西，意味着我们要满意地活着它就必须意味的什么。

我投票赞成这个，我投票赞成活着。我以为，前脑内侧束传递着那些脉冲，来自全身各处的细胞，携带着消息，说它们活着。就这么简单。我把这话先说在这儿，不是为了与人争胜，或是要赢一笔奖金，而是因为，目前那一研究幸而沉寂销歇，我得趁此机会，趁着它没被抢走，或被科学的进步给毁掉，赶紧把这一想法贴出来。活着的感觉理应存在，哪怕随着研究继续进展发现它不应该。活着的快乐理应作为一个特别的、独立的、自主的感觉而存在。假如由我负责装配一个像地球生命一样庞大的封闭生态系统，并打算让它因进化而幸存、长存，我会一开始就把这一性质跟核糖体与细胞膜一块儿装进去，作为所有活物的基本性质，把它从自然选择和任何竞争中排除出去，即使违反所有的规律也在所不惜。仅此一桩，做成一个例外，暂且不管那些规律，让乌鸦们在悬崖边上御风而下而享受纯粹的乐趣；让猫们在不忙于猫务的时候有猫戏之乐；订一条款，让人，特别是小孩子，有玩耍之乐；装进一个机制，以便处理第十四四重奏和《庄严弥撒曲》第四乐章所传递的深层信息，在那里，小提琴和声乐部翕然合一；并且安装适宜的感受器，以便理解那行诗里的那个字，那个形象的猛然抽动；考虑动物的一种特别需要：它需要确切知道自己活着。一句话，让游戏值得玩，让每一个游戏者都觉得好玩。

经过考虑，我希望关于ICSS的研究就此止步，再也不要往前推进了。就此止住，在本世纪的这个时候，它就是顶恰当的一条科学信息。天可怜见，不要推动它了；就让它呆在这儿，好让人思考。

别跟我说可卡因或安非他命或别的什么可能正在时行的人为地打开快乐机制的药物学花招。我怀疑上述这些、或任何其他人工装置当真能打开这样一个根本的东西。更有可能是，它根本就总在运转着，总在开启着。如果药物跟它有所牵连（实际上可能真有牵连），它们是在鼓捣它，干扰它的真正作用，让它脱离现实，在某种意义上乃是在扭曲它，就像欧尔兹的电极实是在扭曲前脑内侧束一样。詹姆斯·瑟伯说得对：“别鼓捣你的大脑。”也许，感受快乐的最好方式，如果你愿意作出牺牲的话，就是关掉大多数你平常为打发时光而让你的大脑忙活的东西。

达尔文晚年一定瞥见了这一点，那时他写道：“许多年了，我不能忍受读一行诗。……我也几乎失去了对于绘画和音乐的品味。……我的头脑似乎成了某种机器，为的是从大量事实积存研磨出普遍的规律来。……失去了这些品味也就是失去了幸福。”用行话说，折磨着达尔文的，可能是一种谐调海量感官信息之“守门体系”的过度作用。

然而，在达尔文早年，他的前脑内侧束可是工作得极好。他在1858年给妻子艾玛的一封信中写道：“我在草地上睡着了，醒来时听到了四下里鸟的合唱。松鼠往树上跑着……我一点也不在乎鸟呀兽呀的是怎么形成的。”可能是这样：假如他不是年轻时高高地打开了内在的快乐机制并把它发挥到极致，我们也许永远也不会读到《物种起源》。实在的，假如不是因为那个前脑内侧束，还有它的纤维所传导的消息，不管什么消息，我们也许永远也成不了我们希望成为的物种。

Ⅱ

大疫之年

也就是几年以前的事，1988年1月，自然史博物馆举办艺术作品展。去一趟展出，大多数人留下的印象是，那是很久以前发生过的事件，是非常古老的历史的片断，是一个奇怪而让人不安的世界，现在可是给远远地甩在身后了。现代人的头脑，特别是现代人日常的头脑，已经娴于轻易打发掉本世纪那些死亡相藉的大战；想到成千上万的活人一下子死于一单个原因，那就像金字塔一样渺远和事不干己。而想到人类的死亡竟然会如此明白可见，如此暴露在光天化日下，甚至会觉得奇怪。我们关于死亡的概念是，它只是私密地发生，在暗中发生，远远地离开别人。在众目睽睽之下死亡，让人隐约觉得是某种事故，不对头。

这是可以理解的，至少对我们生活在西方工业化世界，而且成长在本世纪下半叶的人来说，是容易理解的。现在，在我们的文化里，死亡乃是一桩例外的事情，几乎就是反常的。我们承认它的可能性，甚至在糟糕的时刻也承认它的不可避免，可是，只有到了时候才肯这样承认。而且，那个“时候”，适宜的和可以接受的“时候”，现在被推得愈来愈远了。当这个世纪开始时，美国人和欧洲人的平均预期寿命大约在四十六岁左右；现在，我们大多数人可以打赌的寿命快要到了此数的两倍。当然要排除战争，那种情况下，任何打赌都不算数了。

实在的，过去几个世纪里折磨人类的瘟疫，在当今我们这样的社会，最能与之相当的东西，也就是死亡本身了。我们从骨子里知道，或早或晚，自己总归要死的。可是，我们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于忍受这个想法了。我们想要叫它发生得越来越晚。想到死亡，我们以为那是失败，是羞辱，是在应该有赢家的游戏中输了游戏。许多人认为，通过改变生活的方式，死亡当真能被推迟，至少能被敷衍过去。“生活方式”通过它与疾病和死亡的联系进入语言。我们慢跑，跳绳，参加有氧训练班，吃某种“套餐”，好像食物本身成了新型的药物，甚至努力改变思维，好让我们的细胞不要懒惰，而像健康细胞一样奋发有为。一些热情的打坐者把参禅悟道当作打针吃药。这些功夫，若是为求健康，当然于身心有益。可是在我们内心里，做这些与其说是为了健康，不如说是为了推迟死亡。于是，劳神费力，不但无益身心，长远看来，或许反而害之。

当然，对死亡的某种程度的恐惧，也并不是新东西。那是一种最为古老的心情，很正常的。可在我看来，事情确实颇有些奇怪，因为那种焦虑近来变得愈来愈急迫；在当下这个世纪的最后年月里，本来我们大多数人已经很有机会活得比以往任何时代都要长些，结果反倒比以往更为死亡所忧烦了。

我觉得，我们之所以愈加痛切地害怕死亡，部分原因，恰在于我们活得长些了。我们一向把死亡的到来视为理所当然，只是在最近才忽然意识到，我们对生死到底有些发言权了。死亡终是要来的。可是，既然能够推迟它，像最近几十年我们的确已经做了的那样，为什么不能推得更迟些呢？既然我们已经不像以往那样仅仅幸存三四十年，而是拉长到八九十年，那么，为什么不把事情弄弄好，以便活到一百二、一百五，而且到那时候，有什么理由还要停下呢？

可现在，正当我们期许甚高的时候，我们蓦然瞥见——当然这一瞥很短暂，也并不算晚——长长的几百年前生存是什么样子了。实际上，最近几十年，我们又再度面临着极大规模死亡的威胁。并不是一向让我们不安的那种死亡，不像是在软弱的旧时代那样，生命从我们指缝溜走。这一回，是我们刚刚成人的青年人的死亡，一方面，包括许许多多最有才华、最有创造力的青年人，另一方面，包括许许多多生在长在我们最愚昧的邻国那赤贫中的青年人。不但如此，几乎已经确定，我们现在所看到的，只不过是远为严重的威胁的开端：现在还是一场局限于少数人口的瘟疫，但不久就要转而成为祸及所有人的大范围流行。我们只要看一看非洲一些地区的事态发展就行了，在那里，往往整个村镇的居民都染上了艾滋病。那病毒既已在非洲蔓延开来，就没有理由希望，它不会蔓延到全世界的所有人口。

我想要说的仅仅是，艾滋病，首先是、最后还是，科学所要面对的问题和挑战。这一种不同寻常的病毒，我们干脆所知不够多——或者，正如它已经开始显示得那样，这不是一种，乃是一组彼此相关又有细微不同的病毒——我们还有大量东西要了解。在我看来不言自明的是，要摆脱困境，唯一有把握的途径是研究。这并不是说，从临时观点看问题，教育和行为方式的改变就毫无价值；那也可以暂时限制它的蔓延，一时延缓其全面流行。很明显，我们必须教育所有年轻人，这病毒是什么，已知的传播方式是什么，而且当然应该尽我们所能，包括建立更多美沙酮诊所和在海洛因成瘾群体中免费给予消毒针头。但是，这些都不是长久之计。如果我们想逆转它的发展，就必须探究出如何杀灭这个病毒而不杀死它所寄寓的细胞，或者如何给整个人群免疫以抵御之，或者两者并行。这些都是科学的课题，非常困难也非常复杂，也许是生物医学面对过的最坚硬的问题。但与此同时它们也绝不是令人完全不知所以的奥秘。在相对较少的几间致力于此的研究所里，已然出现了非常迅速而令人鼓舞的进展，而我可以说，在医学中我能想出的几乎最为肯定的事情就是，艾滋问题是可以解决的。研究工作才刚刚开始，尚处于初级阶段，要学的东西还很多很多。

意识到我们面临一种崭新的传染病，而我们对之很少理解、因而也很少作为，这令人惊讶，乃至震惊。现代医学已经让公众坚信，我们几乎知道一切的一切。所以，这是一个顶好的机会让人们纠正这一印象。实际上，尽管这里那里确有点滴证据，说明生物医学——我们喜欢这样称呼这桩事业，以便于把渐趋坚实的生物学与令人尊敬的医学结合为一——尽管做得还好，但也许还当不起广大公众对它的巨大信任。

需要回顾一下发生了什么，让我们的生命预期有所改善。然后，或许我们就可以简略地揣测未来。

科学对于我们境况的改善有一手，这是没有问题的，而医学在此中也有所贡献，但决不像在科学某些其他方面那样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读那些论文，你会以为，在过去的世纪里，医学已经独自发展成为一门羽翼丰满的科学，于是我们也就比18世纪、19世纪活得长些。医生们固然愿意这样想，然而却很难当真。诚然，微生物学和免疫学这些起步于百年稍多一点之前的基础生物医学，最终带来了免疫和抗生疗法等应用学科。由于在西方社会它新近有了预防或治愈一些主要人类传染病的能力，医学现在差可自诩为科学了，但也只是部分的科学。即便在这里，在每个人都会承认是现代医学最伟大胜利的治疗科学方面，科学在其中究竟起到何种作用，也还是可以提出问题来的。伤寒热和霍乱，在抗生素出现很早之前就已经稀见，在工业化世界的大多数地方甚至成了异国情调的东西，那要归功于卫生条件的改观，上下水管的设置，营养的改善，不那么拥挤的居住环境，一句话，归功于生活水平的提高。结核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也早在链霉素、异烟肼、利福平等发现之前就下降了很多，与此同时，医理部分的进展也开出了理性治疗的先路，而最终的成功，乃归功于旧式的公共卫生措施，加上营养更好、更健壮的人口提高了对于结核病的抵抗力。风湿热和心脏瓣膜疾病也是在引进青霉素预防法之前就已经开始衰退了。

最引人注目的胜利之一，当然是三期梅毒的干脆灭绝。最近我在纽约和波士顿一些医学研究中心的神经学同行中广泛询问，得知十多年间，没有人见过一例全身麻痹性痴呆病例。这一种大脑的恶性失常，在我学医时曾经比精神分裂症病人占据更多的医院床位，而今则几乎消失了。可这事是怎么发生的？难道是过细的案例排查和对一期和二期梅毒（这些病例如今在美国大小城市仍有很多）所有病例所作青霉素早期治疗的结果？我颇为怀疑，特别是考虑到今天大多数市立和县立医院保健部门的无能为力的状况，就更是如此。然则如何解释呢？早期梅毒仍然是家常便饭，大多数案例像过去一样，不用治疗就进入潜伏状态，那么，何以我们看不到三期梅毒，尤其是神经梅毒呢？

我的说法是，这事发生，乃由于科学，然而是歪打正着。自从青霉素进入市场，它就被过度地开出处方、也过度地施用了。大多数上呼吸道感染或原因不明的发热，也往往给来一通青霉素，剂量足够大，很可能不管哪儿出现螺旋杆菌，都给一网打尽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在笼罩整个国家的青霉素气雾剂里，三期梅毒一不留神给近乎根绝了。

最近几十年风湿性心脏病的日见稀少，大约也可以作此解释。A组β溶血性链球菌仍在我们周围，但是，它过去那种在学童中引发大规模咽喉感染的能力，则因错误地轻易使用青霉素而大受限制了。然则很难说这是科学。当然也不必挂怀，毕竟它管了事儿嘛。

1950年代以来，在美国，冠状动脉血栓形成的发病率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而且是往好里变，总计每年递减约百分之二十。似乎没人知道这怎么发生的。不知道，也没有什么好奇怪的，因为本来就没人确切地知道冠状动脉疾病潜在的发病机理是什么。既然如此，那谁都可以提供自己的说法，就看他怎样看待该病的机制。愿意的话，你可以声称，这是因为，全国范围内，食物内饱和脂肪的摄入量下降到足够的程度，但是，我恐怕你很难证明这一点。不然，你还可以把它归因于慢跑运动的大流行，但我认为，在那一运动疯行全国之前，冠心病的发病率就已经开始下降了。要么，假如你属于那一伙人，他们认为，过分进取的个性对本病发病率有影响，那你可以声言，1950年代后，国民的性格渐趋沉稳，不像在前那么咄咄逼人了；但不知道你将如何支持自己的看法，或许你可以干脆列数近年来心理健康职业者、咨询师的大量增加，还有生活方式权威和各色各路的保健掌门人在我们身边大量涌现、大行其道？可我不信，正如我不信他们能让我们大家全都心泰神闲。

我个人的说法是，美国人冠心病百分之二十的下降，乃是拜了电视广告所赐。电视出现于1950年代初，从一开始它就主要依赖商业广告为生。它白天黑夜地广告些家常医治腰酸头痛的药方，而所有那些药方都包含阿司匹林。这样做的一个可信的结果是，这些年来，全国人民血内水杨酸盐水平维持在一个最理想范围，恰好抑制了前列腺素合成酶，结果呢，便是血小板疾病百分之二十的下降。假如我是对的，那么，随着阿司匹林报刊形象甚为不佳而泰诺林的各样变种正在走红，我们就可以预期这病的发病率又将抬头。

我的看法是，在我们的医疗实践中，确有一些科学的成分，但还远远不够，前面的路还很长很长。实在的，医学中大多数被视为高科技的东西——CT扫描，核磁共振，以及许多诊察各种各样微妙生化异常的精致方法，实际上只是一套精确诊断技术而已。但是，并没有任何与之匹敌的疗法转变。我们仍然面对一个老龄化人口那些慢性致残问题，对于这些疾病的机理仍然缺乏清楚的理解——比如说，老年痴呆，或糖尿病，或肝硬化，或关节炎，或中风，还有长长名单上的其他项目——而不知道它们的深层机制，就不会有新的治疗方法。诚然，在外科方面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像心脏、肾脏、肝脏的移植，等等一切，但这些乃是我所说的半拉子技术，是在这些器官原因不明的疾病已经走完其进程之后，用来收拾残局的。并且，这些措施，加上那些精确诊断新技术，已经占了今天不断攀升的保健费用的很大部分。很明显，至少在我看来，把这个费用拉下来的唯一可行的对策，乃是在生物医学领域做更多的基础研究，以期深入理解人类疾病的机理。我相信，这一点迟早会做到的，而我希望早些做到。顺带说一句，这乃是全国健康研究院的使命所在，我希望谁也不要为任何政治目的干扰这个出色机构的运行，既不要让它“私有化”，像一些空想家已经公开提议的那样，也不要微观管理它的事务，像一些国会委员会有时候禁不住要做的那样。近年来我常想，假如你要寻找什么坚实的证据，说明政府真能出色地发挥作用——这年头确有许多人在寻找但苦于找不到——那就看一看全国健康研究院；它确是20世纪以来最好的社会发明，以独特的方式在运作着。

医学院是不大教医学史的。原因之一就是，那里面充满着尴尬和无奈。在医疗这个职业的几千年历史中，从它还是萨满教巫师的时候起，公众对它的期待一直过高过苛，使它难副其实。首先是要求它辨认疾病，解释它，然后消除它。在大部分时间里，医学对这三者都无能为力。对寻求帮助的病人来说，医生的唯一用处，就是提供安慰，然后站到一边，让疾病自己发展。千百年来，医生的真正角色，是某种职业朋友，守在病床边。医生曾经被称作theraPist，那个名称来自希腊语的theraPon：帕特罗克勒斯是阿基里斯的theraPon，乃是半仆半友的身份；在东主有麻烦时陪陪他，听他苦诉，可能时劝劝他，忍受他，最后甚至为他去死。TheraPy这个词在古希腊比在今天分量更重些，后来不知何时被医生捡了起来。在它的古老意义里，在它的内里，携带着医学和其他保健职业对艾滋病人的责任：站在一边，尽力而为，抚慰，并且承当大疫之年医生所面对的一切危险。

1933年，我初到哈佛的时候，谈起疗法学，没有人认为那是一门像今天的药理学一样的连贯一致的医学学科。当然，也有几样东西要学：洋地黄管心力衰竭，胰岛素和肝提取物管恶性贫血，维生素B管糙皮病，还有另外几样。总的来说，我们被教导不要瞎鼓捣。我们的任务是了解现有的关于疾病自然病史的知识，以便作出确切的诊断，合理地推断预后。做到了这些，作为医生，我们的作用就是取最好的护理，解答病人和家属的问题，然后手旁观。

不仅如此。我们被教导，不瞎鼓捣不但是唯一最好的医道，而且还是我们终生要行的医道。没有人，学医的学生中肯定没有任何人，哪怕能渺茫地想到，我们的职业什么时候还能跟1930年代有所不同。当后来磺胺药、随后是盘尼西林出现，造成天地覆的时候，我们是一点心理准备也没有的。看到细菌能被杀死而病人不给杀死，我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那不仅是令人惊讶；那就是一场革命。

细说来那是两次革命。第一次革命是，我们之前千百年来常用的医疗方法并不真的管事，弊大于利，应予放弃：这让我们几乎无所事事，因我们既不能改变病程，也不能改变它的结果。然后来了第二次：一种基于基础研究、在实验动物身上试验过、然后在人身上做过对比试验的疗法，成为可能。看起来，医学真要起步腾了。没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如果我们能治愈链球菌性败血病，流行性脑膜炎，亚急性细菌性心内膜炎，肺结核，三期梅毒，伤寒热，甚至斑伤寒，那还有什么事情我们不能做呢？手到拿来的事，我们想。

时到1950年代，事情渐渐明白，解决剩下的所有医学难题的任务，似乎不像我们从前想象的简单。我们当中有些人忽视了一个事实，那就是，细菌感染的征服和对于一些病毒性疾病的免疫，并不是一朝一夕落到我们怀抱的。没有对于我们所成功治疗或预防的那些疾病的深层机理的最有穿透力的理解，那些事情是决不会发生的。这并不是说，我们对于脑炎双球菌如何导致脑膜炎或肺炎双球菌在人的肺脏里的特殊活动已有多少了解。这些都是毫无概念的奥秘。在某种程度上，病原学的机制至今仍是个谜团。但是，我们已知的点点信息却至为关键，那就是涉案的微生物的名称、形状和一些代谢规律，它们在人体组织中造成的病理改变，以及它们在人群中的传播方式。这些信息并不是一朝落到我们怀抱里的。那是几十年艰辛探索的结果，那些工作，若在今天，是要称之为基础生物科学研究的。没有那几十年在微生物学和免疫学方面的研究，我们决不会进入现代治疗医学的第一期的。

可现在，事情又要开始改观了。像癌症这个问题，1970年代初干脆是无门可入，过于深奥，连猜想都无从猜想的，一时间竟成了整个生物学中最为活跃、最为激动人心和有竞争力的问题，也是最为把捉不住的生物学难题之一。本来似乎是一百样各不相同的疾病，每一样都要求特殊的解决，而今看上去更可能是，所有人类癌症，将会发现都是一单个原因造成，是一种关键性的遗传反常。这一令人惊讶的新信息从世界各地的研究所潮水般涌来，几乎肯定能导向眼下无从预言的新的治疗和预防方法。

在队伍迅速扩大、研究者跨越国界保持密切联系的神经生物学领域，也有同样令人激动和充满期待的事情。人的大脑，在过去数年之内，已经从一个无限复杂的计算机般的装置，变成了一个由化学信号掌控的系统，由对应数十种、更可能是数百种短肽链指令的特异感受器管理运行着。

现今在癌症和大脑研究中发生的进展，大多是基础研究的结果，这些基础研究，当它们发轫之际，并没有针对上述任何问题，甚至在工作进行到决定性阶段了也是如此。分子遗传学这一新的领域，只是在发现了限制酶后才开始瞥见自己的潜能，而DNA重组技术直至演进到特殊探测分子在手，才忽然明白，研究癌细胞深层作用的最强大武器也已经在握了。与此同时，细胞融合技术业已导致杂交瘤细胞的研发，而单克隆抗体也已经成为研究基因产物和细胞表面抗原所不可缺少的利器。然而，那些做了工作、使这些技术成为可能的人，在他们的工作发轫之初，并不知道自己是在铺就攻克癌症问题的新途径。早先，从事那些研究的人谁也没能预言，自己的工作将呈何面目，导向何方；即在今天，也还不能预言，将来会如何从中受益。他们只知道工作有吸引力，令人着迷，以后还将充满惊喜。

这就是医学前进的方式，如果生物医学研究以目前的速度和规模继续下去，事情就将如此。老年痴呆，冠心病，关节炎，中风，精神分裂和狂郁精神病，慢性肾炎，肝硬化，肺纤维化，多发性硬化，等等等等，随你说出什么名字，都将随着生物学本身现在还无法预言的发现而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供我们近观详察。未来需要什么信息，不能由什么委员会来事先规划，而各种官僚机构也无从决定，首先需要的是哪些信息，什么时候需要。在基础研究中，来不得事先的发号施令，如若不然，按定义讲，那就不是基础研究。

听起来，医学的前途也很可乐观了。是这样的，因为我的预言是，从今往后，人类疾病不再是奇怪的奥秘、其潜在机理是不能理解和把握的了。有人会反驳这一观点，说我是把极其复杂的问题给简单化了。他们会说（实际上他们已经在说了），把疾病归于单一原因，这种观点已经落伍，而且是错误的，说那些把疾病归于单一原因的人们是过多地受了传染病事例的影响。今天的慢性疾患，他们会说，原因并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因素的，是整个整个系统出了错。环境本身就需要归置，同时还有生活方式呀，食物呀，锻炼呀，还有人的个性也需要弃旧图新。

兴许是这样，可我不信。我不怀疑，有许许多多因素影响着人类疾病的发病率和严重程度。肺炎双球菌性肺炎，遇到一个长期酗酒者，或垂老的人，或免疫功能有缺陷的人，那就完全是另一种疾病了。然而，中心问题还是那同一个肺炎双球菌，它仍是理事会的主席。我认为，在其他疾病的机制中，在老年痴呆中，在精神分裂症中，在肝硬化中，在所有其他疾病中，也都有一个理事会主席，或者是一整个委员会的主席。一旦确认，就能揪住他，就像梅毒螺旋体一样，制约着就我所知最复杂的、多脏器、多组织、多机制的疾病，最终还是被揪了出来。一旦揪出来，只需简单地消灭螺旋体，也就终结了其他所有事件。对此没有很好的解释，可我相信，对付人类疾病，就这样才管事。

而今，对付艾滋问题，需要的也是这条路子，只是还要进一步拓宽它。通过全国健康研究院、巴斯德研究会和国内外其他几间研究所的共同努力，已经有了一份明智的投资（尽管数目有限，不敷所用），用于艾滋病及其病毒的生物学研究。考虑到那种病毒的发现才不到十年，而它又是世界上最复杂、最让人困惑的生物，各有关研究所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我留心生物医学一辈子，先前还没见任何研究触及过它。如果这种病出现得更早些，出现在分子生物学还没有发展出DNA重组技术作为研究利器的时候，我们就仍会完全束手无策，甚至无从对艾滋病的原因作理性的猜测。多亏了这些出现于跟任何医学问题毫不相干的纯基础研究的新方法，现在我们对于该病毒的结构、分子构成、行为，以及目标细胞等等的了解，超过了世上任何病毒。简言之，研究工作进行得很漂亮，然而仍处于初级阶段，不知道还要走多远。此刻当下，有三条研究线似乎最有前途，而每一条线路上都已经出现了可观的资金缺口。

一条线路，最直接但也最难预测的，是在药物学的领域。需要一类新的杀毒药物，它要能杀灭侵入所有细胞的病毒而不杀死那些细胞本身。这些药物必须跟1940年代那些抵御细菌的抗生素旗鼓相当。我们已经有了数种部分活性药物；事后可能证明它们是这一类药物的原始先驱，AZT（齐多夫定）就是其中之一。可是，它们的效力仍不完全，顶多起到暂时治标的作用，而其毒性则是不可接受的。尽管如此，也还没有理论根据说，我们就不能研发出有决定性效力的抗毒药物，包括阻止艾滋病毒一样的逆转录酶病毒的复制繁衍的药物。实际上，急需的、不可缺少的是关于逆转录酶病毒及其酶类系统的新的、深度的信息，是这些酶类系统让它们能够进行其专业营生——穿透并繁殖于目标细胞。一句话，需要更多最基础的基础研究。

其次，我们需要大量的关于人类免疫系统的新知识。可以想到的防止艾滋病毒继续蔓延的唯一途径——甚至一旦（或假如）我们到手了一种真能控制个体病例感染的抗毒药物也是这样——乃是研制一种疫苗。这意味着，需要更多地了解病毒表面的分子标记，而其中又是哪些标记代表着免疫反应的作用点。由于已经知道，这一特殊病毒有个怪异的性质：它会不时改变自身标记，甚至于同一病人在不同病程中分离出来的同一批病毒也会改变其标记，研制疫苗的任务并不轻松。已经在小群人类受试者身上进行着少量疫苗试验。结果如何，目前还未可乐观，也没有可行的办法加快进程。假以好运，很多的好运，某个研究所就可能成功地确切地在病毒表面锁定一个稳定的、真正脆弱的目标分子，那时候一种疫苗就是可行的了。但是，从现在的情况看来，为对付今年的病毒而做的疫苗，保不定五年后还会广泛有效，会比几年前的流感疫苗对付今冬将要爆发的流感更有用些。

第三条研究线，涉及人类免疫系统本身，它是艾滋病中首当其冲的攻击目标。实际上，大多数甚至所有艾滋病患者死于其他感染，而不是艾滋病毒本身的什么直接致命作用。那过程是微妙的，颇像是一盘残棋。病毒的作用很有针对性而精确入微，专门搞掉负责防卫外界各种细菌的淋巴细胞，这些细菌对正常人大多是无害的。从某种意义上说，病人并不是死于艾滋病毒，他们是给大量涌入毫无防卫的寄主的其他病菌病毒杀死的。需要深入研究免疫细胞的生物学，以期通过正常免疫细胞的移植来保存或替换它们。即使在找到了杀灭病毒本身的药物之后，这也许仍是必要的；因为，在一些病人那儿，当病毒被全部杀死之时，免疫系统也早已被摧毁殆尽了，而仅有的希望就将是替换那些细胞。

在艾滋病出现之前，这已经早就成为基础免疫学领域的热门课题了。现在需要的只是研究的加强。我个人看来（或许有偏见，因为我自己搞过免疫学），这是目前对付艾滋问题所有途径中最紧急也最有前景的研究线。

总之，艾滋病首先是、最后还是一个科研问题，只有通过好的研究所做基础研究才能解决。最近几年的研究做得很漂亮，成果累累，这些成果明确地告诉我们一件事：它是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它特别复杂而坚硬。在现阶段，谁也无法预测，研究工作将会呈何面目，也无法预测，真正决定性的答案会在哪里找到，但是，胜算是多多的，前景是光明的。特别令人鼓舞的是，最需要的研究，是由学术机关和企业集团合力做着的。这是这个国家里出现的新现象，在当前情况下尤其值得注意。直到最近，过去十年许之前，大学里的研究所与医药企业里的研究所还老死不相往来，甚至还互相鄙视。是1970年代的生物学革命，确切地说是DNA重组和单克隆抗体等新技术的出现，给两大板块的科学家带来了密切的学术关系，每一方都承认，对方能为找到干预人类疾病机理的方法做出无价的贡献。当前，在科学从一个惊奇走向另一个惊奇的时刻，特别是在分子生物学和病毒学领域，过去我们心目中那条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截然划分为两大部类的界线日趋淡化了。学术科学家与企业科学家都承认，他们真的是在做同一行当的工作，而一种新型的研究合作正在各处建立起来。总而言之，科学工作者正在全速前进。很明白，人才已经捉襟见肘。不过，我把这看作是极其健康的结构性转变。引起的反应，必定是招募和培训更多才华横溢的年轻人加入未来的工作。

这里，我想说一说艾滋研究可能带来的有用的副产品。简言之，那是无穷无尽的。艾滋病毒造成的免疫缺陷，使病人越来越易感卡波济肉瘤，而同一类免疫细胞可能为保卫人体、抗击许多其他癌症、也许是所有类型的癌症起到重要作用；艾滋病感染晚期出现的痴呆，很像其他类型的人类痴呆，关于前者的信息应该有助于理解后者；假如我们能学会如何阻击艾滋病逆转录酶病毒而不杀伤它们所寄寓的细胞，我们就会发现自己装备了新的、更加广谱的抗病毒药物，而它们将会有更加广泛的用处。早在我读医学院的时候，校园里就有一个被当作自明之理的说法，说假如我们果然能够通过认识一种疾病——梅毒——而完全理解了人体内发生的事情，我们也就完全懂得了医学。今天，我对艾滋病也作如是想。

很明显，未来年月里艾滋问题所需要的科学，只有在大笔公共资金的支持下才有可能。这一事业显然要求公众的支持。但我确实希望，热切地希望，它能不管怎样跟政治分开。艾滋病不是、决不是一个政治问题。有些问题，诸如要不要给人群做艾滋检查，哪些人要做检查，甚至如何检查，以及如何保守隐私，等等等等，那是公共健康部门职业人员份内的正当问题，他们多年来早就知道如何处理这些事情，而不是竞选中的政客份内的正当问题。艾滋是一个复杂的科学难题，是生物医学迄今面对过的最复杂的问题，我也想不出还有什么比这更紧急的问题。一句话，它是科学要对付的紧急情况，需要我们动员顶好的科学家做顶好的科研，需要尽我们所能动员最广泛的国际努力，而且要尽快做。

艾滋病与吸毒

在世界范围内，有许多巨大问题威胁着现代社会的健康。它们作为健康问题互相联系，只是偶然的，而且在非常有限的意义上互相联系着：艾滋病在静脉注射海洛因者中间，是通过污染的针头传播的，尤其在美国是如此。据我们所知，这是艾滋病问题与吸毒问题的唯一联系，然而，这也许足以鼓励我们深入研究社会的病理，从中找出别的瓜葛渊源。

这两大灾难——艾滋病与吸毒——合起来，不久就会耗费这个国家比任何其他健康问题更多的金钱，也许比我们所有其他健康问题耗费的总和还要多。

不出几年，单是艾滋病本身，也许将会耗费如此巨额的金钱，这笔金钱本来可以用来救治逾百万人，多数是年轻人；在他们绵延数月乃至数年之久的缓慢、痛苦、目前看来是绝对不可避免要死的病程中，要求医学现有的最高级、也是最昂贵的技术。关于保健经济学的猜测，自会有人去做；前头尚要花费的银两数字，自会有人去确定。对于我们数量如此巨大的最年轻公民的死亡，我就是以纯粹经济损失的角度也无从去猜测。我确定地知道的是，他们当中许多人是智力很高、才华横溢、富有潜力的同性恋者；我也相当肯定，这种疾病在异性恋者群体中传播的时候也已经到来了。如果允许我作不甚科学的猜测，那我会猜想那全部花费可能为数百亿美元之巨，而且还要逐年升高。

至于我国的另一灾难（绝对是灾难）吸毒问题，耗费的金钱已经超出了国民经济所能支持的限度，且不说生命和生产力的损失。却说，我们从哪里找来“物质滥用”这个滑头字眼来指称这样一个问题的？在我听来，动用这样的字眼，总像是成心要掩盖什么，让大家不要去思考。说白了，问题就是海洛因，可卡因，和快克，这些是我们这种社会里的较新的难题，还有酒精，那是一个更为古老也更难对付的问题。这些难题互不相干，不可能把它们捏到一起，一揽子解决。当然，窃以为它们都有某种共同根源，那就是人的道德纤维有了缺陷（不管这意味着什么），它们的存在，可以看作是整个社会下滑的证据。确实有什么东西出了错，而不管它是什么，这个什么东西的代价当然不能纯粹以美元来衡量的。但毫无问题，美元的代价是存在的，尽管我没有能力去计算它们。不光是疾病和死亡——恕我重复一遍，大多数牵涉我们最年轻的公民——还得加上全国对付毒品贸易的警力的费用，再加上边境控制，再加上刑事司法系统，再加上矫正机构，以及等等一切。这里，顺便说句，又来一个不知何时进入使用的滑头字眼，“矫正机构”。你指的就是监狱，每年增建更多的监狱，只为毒品贸易。真也没有多少别的可以提供了。

难道说，我们在哪儿当真有足够数量运作有效的机构，在致力于矫正海洛因和可卡因成瘾，顺带说及，甚至是酒精成瘾者吗？好吧，这儿那儿，在一些城市，我们的确有几间美沙酮诊所，是为海洛因成瘾者设立的，但是远远不敷所需，既缺资金，又少人手；这儿那儿，我们的确也有寥寥数间戒酒所，是为一些富家子弟慢慢戒除酒瘾的。

我还没听说在任何现实的规模上有任何有组织的努力，筹划起某种安排，致力于探究，我们社会里到底是什么东西如此之错，导致这么多年轻人试图通过吸毒（且不说自杀）逃避这个社会。假如有可能进行这样的探究，而要达成某种解决，我相信那将花费一大笔钱。考虑到我们的社会如今对自己的态度，我非常怀疑它能不能拿出这笔钱来。

有一件事是肯定的：蓬勃繁荣的海洛因和可卡因产业所生发的巨量金钱，是分文不会再投资于这个国家的经济之中的；既不会以纳税的形式，也不会兴办慈善事业来拯救我们的儿童。相反，像这样一些有厚利可图的跨国企业，是指定要投入尽可能多的资金，来逐年扩大市场、增加客户的。谈什么增长企业！只需要回过头来想一想：二十五年前，那还是一个较小的、不难控制的疥癣之疾，当然也是令人讨厌的，但只限于居住在我们城市最贫穷地段的少数民族群体，每年区区数十亿美元流入海洛因毒枭的囊中；大麻是一种较为温和的毒品，我们认为，吸食者多是那一小撮黑人音乐家；可卡因，则是一种异国情调的物质，没多少人公开谈论它，少数民族居住区之外难得遇见。你看看现在：可卡因已经从我们城市那些被遗弃的区域蔓延开来，方兴未艾，实际上大行其道，遍及城里，一直来到华尔街旁的人行道上。我疑心，海外那些精明的海洛因、可卡因和大麻经营者每年在美国生发的纯利润总额，想必超过了早餐食品和烟草企业收入的总和，再加酒业的一大块，再加残存的电视机和钢铁生产。可是，尽管此业是美国经济的巨无霸，所涉的美元却滚滚南流，流到了海外。顺带说一句，或许有谁能告诉我，这些美元中，有几多出现在我们年度贸易逆差的账上。假如能够，那谁能预言，五年之后将会如何？

问题的经济方面就说这些；即便我给不出确切数字，似乎也可以想见其数目之巨了。我们的确遇到一个大家伙，在劫难逃了，除非我们能很快学会如何改过自新。我得承认，此时此刻，我对金钱的作用并不乐观，不认为它有改变现实的魔力，除非我们学到了很多现在不懂的东西。对于一个已经陷于一系列经济困境而大多数人徒呼负负的国家，我们能做的只有惊恐，而现在惊恐得还嫌不够。在成堆的其他问题之上，又加上艾滋病和吸毒带来的经济冲击，将把我们的文化毁坏到无法修复的地步。

经济学家们一定感到，这些事情构成理论的挑战，可我承认，对于他们能做什么，我是全然无知。我希望没有人打算问我，医学界，或与医学有关的任何学科，或精神病学者和心理学家或其他社会科学家，针对吸毒问题在做些什么。假如问及，我只好作一个郁闷的回答：没有很多。除了美沙酮维持疗法——在1960年代文森特·道尔和玛丽·奈斯王德初次想出这一招的时候，那的确是个聪明的主意，可时到如今，因早年缺乏公众的支持，现在又因为海洛因问题早就因快克可卡因问题而相形见绌，那一措施早已是杯水车薪，无济于事了——职业人士没有多少好吹的。我不喜欢到处使用“咨询”这个术语，因为它带有毫无保证的隐含意义，那就是只消跟年轻成瘾者谈谈话，或倾听他们，就会管事儿。这我很怀疑。而今，又时兴说“教育”。关于教育我有更多的话，一会儿就说。

问题的光明一面，假如可以用“光明”这样的字眼，是在艾滋病和艾滋病毒的生物学研究方面已有了心智投资，尽管投入的规模还远远不够。考虑到这种病毒刚刚出现不几年，而它又是世界上最复杂、最令人困惑的生物，从事这一研究的实验室已经取得的进步是惊人的。因此，艾滋病本质上是一个科学投入的问题，它的解决只能来自好的实验室所做的基础研究。

现在我要来说说有关教育和艾滋问题的几件事，以及教育与吸毒问题的几件事。尽管我不喜欢使用“教育”一词来指称这一过程，但我的确同意说，今天，干预艾滋病在整个人口中传播的唯一途径，乃在于个人行为的改变。在我看来，教育并不是一个恰当的词，因为它意味着学到关于这个世界的许多东西。这年头已有而能拿来传达的最好信息，只牵涉寥寥几件大事，包括性接触的限制，避孕套的使用，或许还有节欲。别的我想不出来了。这几件事，不管称作教育，还是称作咨询还是别的什么，很显然都是有用的忠告，在某种程度上对限制病毒的传播可能有效，但我很怀疑它能阻止疫情的蔓延。那病毒出笼已经太远，影响及于男女两性，它的扩散是必然的。尽管如此，做了这些保留之后，我还是站在那些呼吁紧急努力的人士一边，呼吁在我们所有学校里，在所有媒体上，把艾滋病的事实尽可能明明白白、原原本本、坦言无隐地展示出来，俾使人人皆知，包括青春期以前的儿童，能多广泛就多广泛。但是，我要重申，魔鬼早已出笼，它将会继续扩散，直到我们解决了有关的科学问题。

然而，说到教育对吸毒问题的作用，我连这种程度的谨慎乐观都没有，不像今天大谈“教育”的人们所想的那样；在地平线上，也决然看不到有什么科学会有助于此。

在我看来，吸毒问题的蔓延，开始于我们最贫穷人口中的年轻人，现在甚至牵涉很小的儿童，这意味着，我们一起生活的方式出了多大的毛病，我们对待儿童的方式有多么错误，所以我们应该开始以全新的思路思考教育问题。

尽管不想在这里详加讨论，我还是要提及一下小学和中学水平上公共教育的忽视和欠缺所带来的缓慢破坏。大家都知道这事，也都在谈论它，都知道，所有城市里的公办学校，在过去的几代人中被听任堕落为儿童和穷人的收容所，而为富裕一些的白人儿童设立的私立学校和教区学校也好不到哪里去。我很高兴地听说，这个国家的一些公司领导开始关注这一问题及其对于当前和未来美国劳动力素质的影响。我相信，长远看来，这是一个私营部门可以增加干预和赞助的领域。作为社会，我们难辞忽视学龄儿童心灵之咎。这一点是明白的，所以我只言及此，接叙下文。

我更其担忧的教育忽视，存在于更深的层面。长此下去，得不到纠正的话，它将造成更加恶劣的文化破坏。那就是对于很小儿童心灵的忽视乃至强暴。从幼儿园或入学之前很早的婴幼期就是如此。受害最烈的，当然要数黑人和西班牙家庭的孩子，出于最贫穷的城市贫民家庭，许多出于单亲家庭，近年来越来越多双亲皆无甚至无家可归，成年累月像动物园里的动物一样给收容在市立医院的儿科病房里。每年都有数十万孩子像这样走上人生路。就像我们今天犯愁他们的前辈、犯愁数十万流浪街头的无家儿童一样，十五、二十年后，我们就会犯愁，这么多的公民同胞，何以变得这样糟糕，这样反社会，这样罪恶。

我们好像忘记了，或者从来不知道，小孩子实际是什么样子，他们的心灵是多么特殊。大多数人倾向于认为，童年只是人生的初级阶段，儿童的心灵是有缺陷的，不过长大后自然会好起来。我们一直低估了儿童头脑在学习方面的强大力量——那是后来任何时段都无法比拟的。在适当条件下，跟其他民族的孩子生活在一起，三四岁的小孩子能同时熟练掌握三四种语言。住在德国的土耳其移民家庭的小孩子，每天晚上都要费力地教父亲母亲怎样说好德语。

我们老说，语言习得是儿童的特有天赋，但这样说的时候，我们似乎以为，那是他们的唯一天赋；似乎语言感受器是不知怎么装配在儿童的脑子里，后来的年月里被别的什么更有用、更成年的东西取代了。我不信这个。我读到一些终生研究幼童的专家写的东西，我自己也观察他们，故而坚信，幼儿拥有神奇的大脑，不但娴于学习语言，学起诸般武艺都不在话下。他们内装的感受器是要接受整个世界。他们的生物学特长就是学习。但是，如果在人生之初被剥夺了适于学习的环境，缺乏适当的刺激，那他们就会空过那个时段，长成后就会有完全两样的心灵。也不是蠢笨或没脑子，请注意，就是不一样，对世界及其安排的概念是扭曲的。

在我看来，塑造儿童心灵的最最重要的经验，是爱和尊重两者的结合。这个神奇的药方，是由父母、尤其是母亲提供的。没有这个，或有了又被收回，那么，社会为自己的未来着想也必须以某种方式在儿童的环境中提供代偿。已有一些私立机构关注学前儿童的周围环境，也有为数不多的公家资助的努力，比如“从头开始”项目，已作过尝试，成绩可观。

说也奇怪，我越上年纪，就越是执著于我国巨大教育问题的这一特殊方面。不知怎么，我现在相信，除非我们找到途径，把爱与尊重的结合物带到儿童——特别是我们最贫穷的儿童——的日常和夜间的生活，我们想做的其他任何事情都将徒劳无功，日后想改善他们的教育，也只能是一条死胡同接一条死胡同。我们诚然需要全面改变教育的面貌，直到大学教育在内。但是，假如我们希望一代年轻人不再惴惴惶惶想方设法——包括可卡因和海洛因和印度大麻和等等一切——逃避这个世界，我们就应当把学前儿童的教育高高放在首位，而且应当首先在我们鄙夷地称之为城市贫民窟的那些使人沦落的部分开始努力。别的我且不管了。

正常衰老前景谈

尽管今天我们对这么多疾病、包括大多数与衰老相关的慢性疾患如此无知，然而，在生物医学领域做基础研究的同仁们却乐观得惊人，几乎到了狂喜的地步。我觉得，像如今这样的好年头，真是前所未有的。大多数研究者，特别是年轻的研究者，对于他们所做的工作跟各种人类疾病问题的联系，概念很是渺茫，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研究，迟早要结出实际和有用的果实来。然而，这可能还不是背后推他们努力工作的动力。主要的动力，还是研究者相信自己能发现事物是如何运作的。那些免疫学者，在构成人类免疫系统那复杂到超乎想象的细胞网络和细胞间通讯信号中艰难跋涉的时候就是这样。那些探究着炎症反应参与因子的实验病理学者和生化学者也是这样。他们几乎每个月都能发现新的起调节作用的细胞产物和信号装置。癌症生物学者完全自信，他们正在接近细胞转换中那些分子隐秘，而病毒学者更是神气十足，得意洋洋。远在前沿的是那些分子生物学者和遗传学者，他们掌握着先进的研究利器，让他们能够提出并且回答涌现在脑子里的几乎任何问题。

要探究衰老问题、包括癌症问题的深处，有赖于基础研究去找出正常细胞中各种东西是如何工作的；但与此同时，那也是应用科学的一桩事业，因为，没有人怀疑，我们不但会清楚理解细胞如何衰老和癌变，而且还极有可能发展出某种方法去逆转或控制那些条件。衰老研究是一个很好的范例，说明近年来生物医学已成为一桩国际性事业，跨越国界进行着活动。如果人类衰老问题和癌症问题经由今天的一种或数种研究途径得到解决，那么，把最终的解决归功于某个具体的研究室或一组研究室，就将是不公平的。事业做到今天这样前景光明的一步，那是各国研究者组成复杂网络通力合作的结果，而要想取得最后成功，就必须依然这样走下去。当然，照常还会有刺耳呼声，争辩究竟是谁搭上了字谜游戏的最后一块，但是，每个人都会明白，我希望每个人也都能记住：没有至少过去四十年里最为强力的国际合作，莫说解开字谜，就连字谜本身也不能成形呢。

对于搭成前方问题框架所必不可少的那些关键的点滴信息，乃来自世界各地的研究所。这个领域的科学家们一直保持密切的接触，至于一篇论文尚未发表，它的内容几个月前就已经人人皆知了。最近在爱丁堡或波士顿所做的实验的结果，几乎在刚刚完成之时，远在墨尔本或东京的同行们就已经知道了。科学研究上国际交流的机制是非正式的，似乎还是漫不经心的，比其他信息系统都更像闲聊天，只不过闲聊天乃是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而这种科学信息交流则通常是坚实的和未经歪曲的。信息不但是传播开来，而简直是奉送出去。这一现象甚为可怪，颇像生物学里的利他行为。参与者本能地意识到，数据的交流是游戏继续的唯一途径。假如某人的新信息为保密起见不跟其他实验室分享，他那个实验室的至关重要的信息交流就会停止，而整个交流可能就会因之滞缓甚或整个儿停顿。

不久以前，对于癌症研究还没有如今这种乐观的感觉。在1970年代，当我忙于研究各种各样免疫和感染问题的时候，我想不出还会有什么课题比癌症问题更死气沉沉。那时我认为，癌症研究是一桩不可能的事情，而对于衰老，我也是同样的想法：两个问题看起来都是不可解决的。我不明白，在那两个领域从事研究的同行们何以会有那等热情和勇气；我甚至觉得惋惜，他们困在科学的死胡同里而不自知。那时候，衰老和癌症看起来不像是单个的问题，而像是一百个不同的问题，每一个都要求单独的解决，并且已经提出的所有问题不但极其困难，而且都是一副不可究诘的模样。像癌症这样似乎笼盖生物化学所有学科——病毒学、免疫学、细胞生物学，以及细胞膜结构与作用——的问题，怎么还会有人动手去寻求其答案呢？衰老作为一个科研问题就更其糟糕了。

那时候我知道，这儿那儿有那么几个人在做着临床研究，并已经发现，有数种化学物质对儿童白血病有调节作用。那些化学物质很危险，毒性很大，很难摆弄。那些临床研究者正充满希望，而我这个旁观者却大为不然。如果有哪个年轻的博士后或医学博士在1960年代后期问我，可否从事癌症研究或衰老研究，我会劝他离远点儿，不妨去试试别的、进展顺利的领域，比如免疫学。甚至到了1970年代初期，在全国癌症计划已经搭起架子，声明其宗旨是要发动所谓的“癌症攻坚战”、而且大笔资金已经到位的时候，我和许多同事对整个事业仍持怀疑态度。攻坚作业为时尚早，我们说。生物科学还没准备好这一步。我们所知还不够多。有些人甚至在各种各样的国会委员会公开作证说，五十年后再谈解决癌症问题，为时不晚。

过了些时，还是在1970年代初，事情起了迅速的变化，而且从此之后就一直在迅速变化，让所有人为之绝倒。几年前最前沿的研究工作，到这时已经成了古董；最有才华的新起一代科学家从各方各面蜂拥而至，前来研究癌症。最令人欣慰的是，他们来到这个领域，是因为它正在成为生物科学中一个最激动人心、最令人着迷、生机勃勃、充满可能性的问题；它看上去已经像是一个可以研究、甚至可以解决的问题了。

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导致了这一变化呢？我猜想，开始的时候，金钱的作用固然存在，但不是首要的。真正发生的是，基础研究隔三差五做了基础研究想做的事，那就是，它有幸造成了一系列令人绝倒、事先未曾规划到的惊奇。有两大惊奇更加突出，值得纪念，后来证明，两者都是后来的研究不可缺少的，不止对癌症的研究，而且对广大领域的人类疾病和衰老的研究，都是如此。第一个惊奇是DNA重组技术，它使得研究者能够就活细胞基因的内部细节提问几乎任何问题，然后得到明确的回答。运用这些技术，很快就明白了，存在癌变基因和其他基因，是它们制约着癌症的进程。现在，我们已经知道，各种化学致癌物质和癌症病毒能够改变并开启这些基因。整个一对一细胞间系统及其特别信号和感受器的领域，都因DNA重组技术而完全改观了。另一个重大进展是细胞融合的发现，接下来是形成细胞工厂，专门制造单克隆抗体。

有了这些工具，现在已经能辨认出哪些是癌细胞和其他反常细胞制造的基因产物，进而高度精确具体地检查细胞膜在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时发生的变化。我们很可能不久就会发现，为什么一个正常细胞会变成一个衰老的细胞。病毒学者们总是在欢庆成功；免疫学者们正准备宣称，整个癌症问题乃至衰老问题纯属于他们的问题；生物物理学家，核酸化学家，遗传学家，还有细胞生物学家，都在争取最后答案的竞赛中撞在了一起。在生物学的任何领域，还从没有任何时候像现在这样充满兴奋、欢乐和信心。这种局面，有点像人们读到的关于20世纪早期量子论开始形成时物理学的情景。由于细胞生物学中的新发现，生命科学正在经历天地覆的转变过程。没有人说得准前景如何，只能肯定一点：将会有崭新的信息来自最深层次、因而也是重要的和有用的。

在我看来，这一科学现象中有两个方面的特征，对于制定公共政策和健康研究的前景有重要含义。首先，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没有任何委员会可能预言已经发生的这些事件。我们观察到最佳状态的基础研究：它从一个惊奇走向另一个惊奇，专靠惊奇发财；发现事实即穷追不舍，不管它们引向何方；一路上有机会就尝试，不惜冒险，大胆假设；追逐问题，直到最终解决它们。研究者不遵守什么操作手册，不理会什么长远规划，只凭灵感往前闯。第二个值得称道的特征，是生物医学疆域的扩大。随着工作的进展，广阔的天地向人们展开。癌症本身成为一个可以解决的问题，尽管我无从猜想最可能的结果将是什么。答案可能在于通过药物或免疫获得对于开关细胞转变机制的控制，也可能在于癌变基因所编码的蛋白质基因产品的化学性质和行为方式。另一方面，在细胞表面或细胞膜内发生的一组信号事件也可能是把正常细胞转变为癌细胞的罪魁祸首。重要的是，不管这东西的内在机制是什么，随着研究手段日愈强大和精准，无法设想它还能长期隐迹遁形。与此同时，细胞生物学也正在发展成一门庞大的新学科，成为解决癌症问题不可或缺的生力军。近十年之内，细胞免疫学已成为一门非常成熟的生物医学学科，有可能为解决所谓的自动免疫疾病，比如风湿热、糖尿病以及多发性硬化等等开出一条新路。现代病毒学与细胞免疫学相结合，已经找到新方法来对付糖尿病中胰岛细胞的损害机制，并最终逆转之。

神经生物学也在最近数年起步腾。继一系列其他内部激素——由脑细胞分泌、传输到大脑本身的激素——之后，内激素的发现，把中枢神经系统由一个计算机似的、硬件组成的、不可思议的装置，变成了一个由化学物质控制的信号系统。在原始海洋生物身上所做的试验，正在揭示出短期记忆和长期记忆中所牵涉的一些神经机制和结构。在阿尔茨海默氏病患者脑组织里，已经观察到一些选择性酶类缺陷，而其他形式的老年痴呆症据知是由一种所谓“慢病毒”（克雅因子）引起的。

在我作实习医生的时候，恶性高血压曾是板上钉钉的死刑宣判，而今已经能治。另外，有几种新药，是专门用来抑制那些导致高血压的特殊酶类的。心血管病药物学已经成为一个由化学家说了算的领域。一言以蔽之，整个生物医学领域生机勃勃，是医学有史以来从未有过的。

我不知道随后二十年内还将发生什么，但我猜想，我们正处于大发现的边缘上，这些大发现将会跟一代人之前控制传染病的伟大成就相匹敌。鉴于我们正在基于对疾病机理的深层理解发展新的决定性技术，我猜想，这些技术比之医学目前不得不依赖的一些措施应该便宜些。只要我们把当前的生物医学基础研究进行下去，并真心实意把它跟临床研究相结合，那么，一种真正的医疗高技术，将在十年之内使医疗实践完全改观。

有大量证据表明，衰老问题是科学研究的正当领域，亦是人类生物学所有领域中最为广阔的一块儿。要问的具体问题有长长一串，令人瞩目，每一个问题都不易对付，要求基础科学和临床医学两方面最优秀的从业者进行强力而密切的详察细究。而当答案到来的时候，毫无疑问，医学就会设计出新的技术，以对付衰老过程中出差错的事情。这是一种乐观的估计，却并非过分乐观，只要我们审慎对待“出差错的事情”这个短语。确实存在广泛的衰老病理，事情一件接一件出差错，一个故障接一个故障，其累积的效应就是大多数人思之惧之的衰老形象。但是，在这些疾患背后，常常被个别的病理所遮蔽的，还有一个大不相同的现象：正常的衰老；那根本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人生的一个阶段，不可逆转，不能绕开，除非通过一条令人全然不满意的途径。然而，这年月，我们仍然把衰老看作某种慢性死亡，其中事事都在出错。

我想把问题的这两个方面区分开来，因为我认为，前者是可以通过通常的科学研究直接加以探讨的。病理事件的名单虽长，却也有限。高踞首位的是导致痴呆的大脑失调，这是所有衰老者及其家人最害怕的疾患；随后当然是癌症；骨质疏松；骨折；关节炎；失禁；肌肉萎缩；帕金森氏病；缺血性心脏病；前列腺肥大；肺炎；然后是变本加厉的全身易受感染。这些都是彼此分离的、可以明确分辨的病状，附加在自然衰老过程之上的，每一种都能够把正常一段人生变成旷日持久的病态和能力丧失，或变为早来的死亡。对它们，医学和生物医学只能分而治之，各个击破，每一个都要用既有的科学方法来对付，就是说，要依靠极其细节的、高度还原论的研究技术。假如我们关于阿尔茨海默氏病了解了足够多现在仍没弄清的事实，我们早晚会有机会逆转、甚至预防它。倘若没有这些事实，我们就决没有办法去减轻它，或对受害者有所帮助。假如科学家成功了，某种病态的重负就可望从老年人背上卸下，而他们只要面对衰老就行了。

然后呢？如果这一成功让老年人直到死亡时刻不再生病，那么，是不是衰老问题就会从社会关注的议程中抹去呢？是不是他们的健康和社会问题都将结束，大家都放弃老年病学这个专业，而把科研兴趣限制在老年医学？当然不是。但很有可能，要为老年人担心的事情比今天要少，来诊所求医问药的老人比今天要少。即便这样，衰老总归是衰老，那是一个奇怪的过程，给每一个人带来问题。到那时，或许医学专家们的方法应该更少些还原论的，而更加注重整体。他们也许会整个儿地看待那个人，而不是集中注意个别疾病的特殊表征。

1920年代，简·斯马茨将军创造了“整体论”这个词，用以简括一条几乎自明的真理：任何活着的生物，甚至任何一群活着的生物，都大于其工作部件的总和。我希望整体论会继续作为一个令人尊敬的术语，供科学使用。怎奈它时运不济，遇人不淑。科学本来就是个整体论的事业，没有其他术语能更好地描述它。就像几年前数学家庞加莱所写的那样，“科学由事实建成，正如房子由石头建成，但是，一堆事实不是科学，就像石头不是房子。”整体论这个词儿始而流行，终成流言，流失殆尽，在科学里不见了踪影。这年头，提起整体论，对我来说，脑子里感觉好像从一个清楚的钢圈变成了一团模糊的钢绒。这年头，那些被称作整体论医学的东西，假如还算东西，我感觉，就像要把科学放逐出医学，完全忘记身体中那些工作部件，而以意为之地拿从前那些关于疾病的瞎猜来蒙事儿。我们需要另一个词儿，一个把系统跟系统的组成部分区分开的词儿，可我想不出来。

所以，眼下应该继续从生物医学家的角度看待衰老，这就是还原论的角度。如此，我们或可以构建起某种假说，来说明可能是什么机制导致了像老年痴呆这样的问题，或动手在大脑中寻找那些选择性酶类缺陷或者羊瘙痒病一样的慢病毒。或者，可以把衰老动物细胞免疫系统里细胞对细胞的信号加以理论化，而切近考察所有发育阶段的淋巴细胞的活力；最终我们也许会找出，在一个老化的免疫系统里是什么东西出了错。而且，也许我们手中掌握了必要的信息，可用于解释骨头中金属元素流失并解决那一问题；或者，我们可以追踪失禁中那些神经通道，而学会怎样奈何它们。假以运气和更多的免疫学和微生物学，我们应该能够一劳永逸地解决类风湿性关节炎和骨关节炎。我们正在了解关于营养和长寿的从前所不懂的事实。但是，我们仍会有人在死亡之前变老，而医学将不得不了解更多关于衰老的情况。行为科学家，精神病医生，心理学家，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或许还有经济学家，都会前来为要做的工作出一分力，获得数据，把信息凑到一起，努力从问题的各个彼此分离的部分理解整体；然而，他们的个别努力尽管有用，也许仍是不够的。

我建议，应该有一份正式名单，供年轻的研究者和内科医生在规划职业生涯、要从事衰老研究的开初作参考。青年人不知道老来况味，难于构建假说。要一窥老境的真面，你先得暂时把科学置诸脑后，请教文学（不是文献，那是研究工作的结集）。只是平实的、旧式的纯文学。我心目中有一些原始资料。名列榜首的华莱士·斯泰格纳，小说家，比周围任何人都不逊色，甚或胜之。1976年，他写了一部《旁观鸟》，说的是一个文士和他的妻子，一方望七，一方已步入古稀之年了。要入我的所选，你得有足够年纪，懂得你笔下所写的事情。斯泰格纳恰胜此任；他的小说，在任何计划从事老年病学研究的青年医生，都应是必读书。实在的，《旁观鸟》这样的好书，对于想从事任何领域研究的年轻医生，都有足够的教育意义。

名单上的第二位，是迈尔科姆·考利和他颇见性情的随笔集《八十之见》。这本书胜过任一部医学课本，信息量之大，决非那些大流老年病学专著、专论所可比拟。考利已“跑步进入”八十之年，刚喘过一口气来，笔下自无虚言。他钦慕布鲁斯·布利文，《新共和国》杂志的前任编辑，且引用布利文写过的话：“我们依老者的条例生活。牙刷是湿的，你知道自己刷过牙了。早晨床边的收音机是热的，那是你一宿没关。一脚穿只棕色鞋，另一脚穿只黑色鞋，鞋柜里就可能还有同样的一双。”布利文写下去：“我走路蹒跚着，有小孩子跟在后面，他们打赌到路口我朝哪拐。这使我不安。小孩子不应该赌。”考利写起来神情莞尔。而他所仰慕的那些年届八十、九十的人也都天生的好脾气。然而好脾气的人也并不总是出语轻松。他有个望九之年的朋友，是一位出名的律师，曾在一次晚餐讲话中说：“你老去的时候，他们埋怨你老忘事；可是，等你不太知道自己忘了什么的时候，他们反倒不埋怨了。”

斯泰格纳的小说《旁观鸟》的主角杂乱无章地描述说，在他的垃圾邮件中，有张问题单，是一个取样调查老年公民的研究单位寄来的，想了解他内心深处的自尊情况。他写道：“在这个社会，老年人的自尊下降，说明社会在各方各面对老年人毫不看重，认为他们是它的包袱，让它难堪。耻笑他们的经验，回避他们的问题，把他们隔离在医院和阳光城市里，平常忽视他们，除非要拉他们的选票，让他们掏腰包或贡献社保卡。”还有几位老人严肃地写过他们的处境，颇有洞见和智慧。芙罗丽达·司各特·麦克斯韦，一位成功的英国女演员，也是笔耕不辍的作家，写道：“年龄使我困惑。我认为这是一段宁静的时光。七十岁到八十岁过得多趣而清静，八十岁到九十岁倒过得充满激情。我是越老越热烈越认真。自己也感到吃惊的是，我忽然变得热切笃信。我不得不努力使自己沉静。我缺乏自制，容易沉耽于道德狂热。”年近九十、孙辈们一个个离开她去了澳洲后，她一个人住在伦敦的公寓里。她写道：“我们老了的人知道，年龄不仅仅意味着失去能力。它是浓烈而多样的经验，几乎令人力不从心，但时而也使人奋发高扬。若说它是长期的失败，那它未尝不是一场胜利，充满意义，令人直想从头再来，哪怕对平生较少作为的人也是这样。”她还写道：“每当又残缺一样能力，我就环顾四周，看死亡是否已经来了；我轻轻呼唤：死神呵，是你吗？是你来了吗？于是，那残缺说，别傻了，是我。”

谈起衰老，倘使没有病痛的困扰，就会有许多好话要说的。那绝对是人生独一无二的时段。只有这时，才得到整个世界的同意和赞许，可以自由地回顾和冥想一生中发生的事情，而不是老被压迫着往前，建立新功。人一生在三个阶段有责任把文化一代一代往下传。老年便是其中之一。另外两个，一是童年，创造语言，并且传下去，另外就是做母亲的，保证社会的爱能传到下一代。老人呢，假使有人听，他们就会传递经验和智慧，在早先，这种传递在任何文化中可都是中心项目。我们容易认为，能力残缺乃是衰老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无需分类学名字的长期疾患，是人的形貌和精神两者的扭曲走形。衰老是自然的，我们说，正如死亡也是自然的，但我们对两者都敬而不爱。但愿科学能想出办法，让我们完全免于衰老，让我们精力健旺地活着，从网球场直到比如说一百二十岁时死亡的病榻。若能这样，很可能大家都会投票赞成。但是，就算科学能做到这个——我是想象不出什么时候能做到——整个社会可是要蒙受损失。

在我看来，苟无老年一代的一份沉静，人类文明就不会存在，而每一个人都会被剥夺在一个运转良好的世界里不可或缺的经历。衰老在自然界不是普遍的；它甚至不是常见的。大多数野生动物一失去身体或精神的能力就立即死亡或被杀死，就像我们的奥林匹克体操健将十几岁、网球明星二十几岁就开始退役；实际上所有运动员都一样，没到中年，从职业来说就已经老了。衰老，真正的衰老，那历经漫长渐衰过程的生命的继续，乃是人类的一项发明，或许还是比较晚近的发明呢。很可能，我们最遥远的祖先处理他们老去的亲人，其方式还很像那些更早些的原始文化，那就是或种形式的安乐死。是费了好长时间、获得了相当可行的经济条件之后，我们才认识到，健康的、明智的、年老的个人，对于人类文明的进化是一笔财富。这曾是一个好主意，我们应该守住它；然假如要它保留早先的意义，那我们就得学会善用老年人的智慧。

需要有什么东西提醒我们，一些特别有用的点点工作，不是过去做成的，就是正由极其能干的人在做着。这些人，有的身体很好，有的身体差些。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死于六十五岁，这在18世纪就算比较老了，但死前不久，他刚刚发明了一种奇异的新型音乐，致力于把赋格艺术融入一个令人惊倒的段子，它基于旧规则，却把构成形式转变为纯之又纯的纯音乐，终于大功告成。蒙田死的稍年轻些，五十九岁，但在16世纪，那也算是高寿的了。临死时，他仍在修改自己的随笔集，为将出的续集做注，还为续集挑了一个合适的题目：《益壮集》。在我们的同时代，桑塔耶纳，罗素，肖，叶芝，佛罗斯特，还有福斯特，我可以把名单续写到好几十，他们都是到了七老八十甚至更多，还在那儿思考和写作。伟大的法国诗人保罗·克劳迪尔过生日时写道：“八十岁。一只眼睛也没剩下。没有耳朵，没有牙齿，没有腿，没有气儿。可是，当要说的说了，要做的做了，一个人即使没有这些，做得还是何等好呵。”

衰老时能够出毛病的所有事情中，心力的丧失是最为糟糕、最为可怕、无可比拟的了。而我相信，正是在这里，医学才最有用武之地。我觉得，大多数老年人宁愿忍受其他所有的由年龄带来的不便，行动笨拙，精力衰弱，甚至忍受各式各样的疼痛，用以交换不失心力的保障。我想不出今天的生物医学中还有什么课题能占有更高的优先地位；我相信，大多数目前还没有受到阿尔茨海默氏病或任何其他种类的痴呆症威胁的年纪较轻的人，都会同意它的优先地位。就今天的情况看来，随着公众对此病了解得越来越多，整个家庭都在犯愁这一问题，细观察他们的父母和祖父母，看有没有一点点心力崩溃的蛛丝马迹，不知道会不会、不知道什么时候，整个家庭一下子陷入这一种疾病造成的灾难之中。我们需要更多更好的关于脑衰的研究，研究与痴呆相关的生化和结构变化，研究中风及其预防，研究慢作用病毒，还有自动免疫的种种机制。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照料为此病所累的病人，改善机构性护理和家庭护理，增加对患者家庭的帮助。但是，最重要的，假如我们想摆脱这一灾难，我们就需要研究，需要好的、老式的、着迷的、还原论的科学。

因此，在结束本文时，我像开头一样，抱有有根据的高度乐观。如果继续下去，依赖最好意义上的还原论的事实，我们应能在生物医学所有领域内，将老年医学推进到一个新的水平。只要在未来的年月里鼓励和坚持生物医学领域内基础研究的国际合作，胜算实在是非常之高的。正常衰老的可能性现在已经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都高了。而胜算最终将会完全在我们一边，医学将会证明自己不是吃白饭的。

责任

如今，我们这个物种现存的成员约有四十五亿。大约半个世纪后，这个数字几乎肯定要一番。约有三分之一生活在现代的工业化社会里，应该说是享受着良好的健康，得享人类的天年。此外的那些，人类的多数，贫穷国家的公民们，生存机会只有我们的一半，死得早，活得惨，恒常受到饥饿和致残疾病的威胁，那是幸运的三分之一所不知道的。

这些粗略数字背后隐含的对外政策问题是明显的：较为健康的十五亿人应该做些什么，才能把另外那三十亿带到20或21世纪？我认为这是不言自明的：此处有某种责任在。

首先一个，是道义的责任，但这一责任背后的驱动力，除了我们传统的、文化的道德观念，其深处更有着生物学的律令。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乃是一个极带强制性的社会性物种。比之大多数其他哺乳动物，我们这个物种个头不大，身体脆弱，前脑复杂，惶惶不安，长长的童稚期里又易受伤害，所以，在生存竞争中地位不利。之所以幸存到今，乃因有遗传程序让我们营社会性的生活。我想不出一个形单影只的独居人，正如我想不出一单只白蚁，或一只遁世的蜜蜂，更能够独自过日子。把我们拢作一团成为互相依赖的共同体的，是语言。我们肯定是由我们的基因组编了语言程序，正如歌鸟的鸣唱。

我并不是说，我们就那么善于群居，也不是说，迄今我们做得很成功了。假如是那样，我们就不会像今天这样密密麻麻盖遍地球，至今还像以往几百年一样成对数增长我们的人口，以至于到了崩溃的边缘。一家一计我们做得还好，尽管有些家庭会把它们的成员逼疯。每个人都有一个密友圈子，得到他们的信赖乃至友爱；每一个朋友又有别一个圈子。你会期望，这些圈子会像波纹一样扩大开来，及于所有人，然而不然。我们已经成功地组成部落，长期幸存下来，尽管部落间有互相争战的倾向。是在民族国家的发明上，我们才不留余地地违反着所有社会依存法则，从而威胁到了自己在大自然中的位置。我们没有像同种同源的社会性动物群体一样发展，相反，我们倾向于分群而存，如今所有群体都彼此成了敌人。有的群体，由于运气或地利之赐或特别坚忍，变得既富又强，另一些则变得既贫且弱，于是大家都陷于麻烦。人类本是一块，同属一个物种，像现在这样是不成的。

只有一个理由，让我能原谅我们自己，那就是，我们是游戏中的新来者，还没有怎么学会它。如果认为，人类的文化演进可以方之于生物的进化，那就错了。我们来这儿没有多久，没资格用古生物学者和地质学者的语言去谈论自己的生活习惯。在地球学者称作时间的长长时段中，社会人的出现和发展才开始不过几个瞬间。我们几乎是刚出炉的。说我们这个物种尚处于青春期，似乎还未免僭越之嫌。地球的生命已有近四十亿年，而物种的进化是以百万年为单位记录着的。

在我们这种动物的进化中，我们正经历着某种童年期。刚刚到来不久，刚从树上下来，惊异于自己的拇指，刚开始掌握一种把我们跟所有其他动物区别开来的天赋。这样想来，或许就用不着惊奇，我们何以这样笨手笨脚出了这么多错。我们还没开始长大。我们所谓的当代文化，多少年后，或许证明是一种非常早期的原始思维，正在朝着成熟人类的方向前进。在我们看来易出事故的管理国家事务的把戏，民族国家那致命的愚蠢，还有面前时间那令人丧气的空虚感，也许仅仅相当于早期的少年犯罪或青春期过失。有些人提出，我们可能会在这个阶段被杀灭，而我们所经历的阶段也正是游戏的残局；果真如此，那就是我们自找的，很可能是通过核战争自找的。假如我们侥幸不死，那么，我的猜想是，有朝一日，我们会通过成为一个物种让自己吃惊。把自己当作幼虫，甚至当作青少年，则可能更乐观些：尽管我们做了这么多蠢事，我们仍是一种辉煌的、大有希望的生命形式。我站在我们一边。

如果我认为，我们将会解决首当其冲的不平衡问题，我会对前景有更好的感觉，而对前途更有信心。跟我说，我们有些人比他人更聪明更灵巧，更善于打理本地社会，使之丰饶，因而必定要过得更好，这是一回事；然而，跟我说，一个世界性社会，其中三分之二的人口以及当中的孩子们没有真正的机会过上人的生活，同时我们这些过得好的又把脑袋扭到一边，而这样一个世界是正常的和安定的，那又是另一回事了。

在今天这样的世界，由我来谈论什么平等，谈论什么世界财富再分配，尚非其时，当然亦非其地。而且，这种事情，也不是区区如我有资格插嘴、甚至思考的。但是，我确实看到有可能，至少技术上有可能，去做点事情，以改变世界不同部分在人的健康方面现存的巨大差异。此外，我还相信，这个国家，还有跟她一样的所谓工业化国家，有道义责任尽其所能去改变这些不平等，仅仅因为我们都是一种社会性动物的成员。

我疑心，此外还有政治性的责任。毕竟，有一个安定的、可以预测的世界，是符合我们的自身利益的。欠发达国家的疾病问题，部分是贫穷和缺乏营养造成的。这些问题，又是人口过剩造成的。可是，问题又反转过来，形成因果循环：人口过剩又是由疾病、贫穷和营养不良所造成。了解这一情况并改善之，就必须循一种逻辑顺序去综合办理。它不是一个问题，而是一个问题系统。改变现状而不致产生弊端、越帮越忙，并非易事。对一个活的系统进行处心积虑的改变，是一桩危险的事情。牵一发而全身动。改动一部分，一个方面，很容易在遥远的其他部分、其他方面，引起更糟糕的病态事件。最危险的行事方式，莫过于没等认清系统何在就贸然动手。在这里，所谓系统，就是所有的人，包括这个富裕国家的公民，我们都是它的工作部件。

假如我们认定，事情大致就这样子了，干脆听其自然，那我就很难看到，未来发生的事件从政治上、且不说从道德上讲可以接受。如果大多数生民要这样下去，没等得到人生机会就死去，死于原则上可以预防的疾病，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没有致命的疾病、只因饥饿而死，这事情就无法秘而不宣。做电视节目的就会去那儿，而当灾难和整个整个国家由于人民濒于死亡而解体，而让世人瞩目，电视上就会有新闻聚焦新闻调查新闻跟踪。说这会让富裕国家的电视观众感到不安，那就把他们可能的反应轻描淡写了。与此同时，成百万受难的人民就会更加努力地离开现居住地，渡越边境，涌入他们觉察到食物和生存希望的任何地方。剩下的人们就会继续毁坏热带雨林，灭绝其他物种所赖以生存的巨大的生态系统，造成难以预见的全球气候变化，危及这个星球本身的生存。

最大的威胁还在于我们自己的反应。听其自然，有朝一日我们就会认定，这个问题已经无可救药，那些高伸双臂捶打我们大门的人就成了我们的敌人，对付的办法，只能是传统的一招：杀了他们。经历过我们这样的世纪以后，这一场景绝非不可想象。我们甚至会说服自己，这是自然的行为，对整个物种是有益的。其他动物，没有我们这样的大脑和技术，过一段时间就会以自己的方式，通过“崩溃”来减少自己的数目。“崩溃”这个术语，是生态学家用来描述一些灾难性事件的，这些事件是某种生物的发展走得太远、数目超过了小生境的食物承载能力、超过自己在星球上的领地份额之后，最终要发生的。可是，别的生物，我们所喜欢说的“低级”动物，却不是有选择地崩溃的；它们是一下子崩溃，一块儿崩溃的。

不出百年，我们很可能将涌满地球，从一极到另一极，覆盖满每一英亩可居的地面和水面。一些人甚至已经在认真地谈论着太空空间，设想着有无可能用巨大的运载工具，把合成材料做成的城市和乡村航运到银河系，甚至于到其他天体殖民。

在必定是有限的范围内，我们能做点什么呢？具体些说，我们应该规划些什么东西，来改善那些局于情势、生活得，用几个老词儿说，龌龊、畜牲一般，而且短命的人群的健康呢？有没有可能做什么事，而不致引起另一波人口扩增呢？如果无论什么地方的人，都能像美国人这样健康，出生率和死亡率基本跟我们一样，世界人口仍会过剩到不可忍受的地步吗？考虑到另一种选择——已经发作而失去控制的大规模人口爆炸，很大程度上基于一部分人口的生儿育女的驱动，那些人是除了生儿育女之外几乎什么都被剥夺了——我心里一点谱儿都没有。依我看值得一试，而想不出还有什么别的行动方针。

我们西方人使用“健康”这个词的时候，指的不仅是活着不死，和没有那些致残的疾病。真正的健康，还要幸福、富足。但是，为了便于当下的讨论，我宁愿不越过其旧式的意义。

让我们放想象，设想一种经济事态，其中，经济情况允许较富裕的国家把它们医疗保健技术的完整复制品，输出到那些穷国。我想这将牵涉预先版复制的麻省综合医院和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把它们安置在中部非洲、亚洲和南美洲的所有主要城市，外加全套职业医护人员，再加最高等次的、鉴定合格的美国式医科大学。还要有足够的银钱来维持这些事业，至少长达二十五年之期。我相信，这一慷慨义举的净效益可能为零，或低于零。那些有钱有势的当地官僚体制内现存不管什么机构的成员，无疑将会享受这些新的设施，从而节省现在所需要的送他们去伦敦或纽约就医的空运费用，但广大民众，特别是那些挤住在棚户区或农村地区的人们，将完全沾不到光，甚或沾到负光，因为对于技术总要有资金投入，而所有投入对他们的健康问题全然是文不对题。

我们之间实在有天壤之别。在我们这种社会，今天这庞大靡费的保健系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装备起来，基本是为了对付中年人和老年人的医疗问题的。而开始于19世纪的全人口健康的改善，到那时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早年夭亡已经不成其为真正的日常事件，而更像是某种烦人的唠叨声，或者是一种神经过敏的焦虑。我们的注意力集中于癌症、心脏病，以及中风等疾病，但我们已用不着担忧在第三世界每天肆虐滥杀的那些东西了。

毫无问题，我们的健康在过去百年里有了令人瞩目的改善，但关于这是怎么来的，一直没有停止过争论。有一件事似乎是肯定的：这事的发生，并不是由于医药，或是医学，或是由于医生的存在。

更大的功劳，应归于西方世界的管子工和工程师。人类粪便污染过的饮用水曾有一时是人类最大的病因和死因，在第三世界，至今还是这样，与之伴随的是饥馑和疟疾。伤寒热，霍乱，以及痢疾，在19世纪初年的纽约曾经是生存的最大威胁，而当管道工和卫生工程师在我们的城市建设中完成了他们的工作时，这些疾病就开始消失了。今天，霍乱在这个国家是闻所未闻，但假如我们倒退回旧时代那种找水喝的方式，它肯定还会卷土重来的。

可是，早在安装管道以前很久，就已经发生别的事情，改变了我们的健康前景。不知怎么，在17、18两个世纪中，我们美国人和欧洲人成了富人，能够改变生活方式了。第一个也是最重要的改变，就是农业的进步、随之是营养的改善，特别是儿童食品数量和质量的提高。随着我们生活水平的提高，我们也建起了更好的住所，不那么拥挤，防寒性能也好多了。

所有这些，跟医药的关系并不很多。19世纪末年，细菌感染在人类疾病中的作用被发现，流行病学成为有用的科学，引入给水加氯的技术，设计出检疫方法以限制传染病的扩散。在这些改进中，医生的呼声是起了作用，但这些技术却不是他们发明的。医疗保健本身，就是到病人家里出诊，把病人转送医院，这些事情，在19世纪和20世纪前三分之一这个时段，无论对于疾病的预防，还是对于病程的逆转，那作用实在是微乎其微。实在的，本世纪之前的大多数世纪里，医生治病时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帮倒忙。他们给奄奄一息的病人放血，他们用蚂蟥吸病人的血，在所有感染的部分涂上使皮肤起疱的油膏，用有毒的汞剂给病人清肠，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他们所谓的帮助病人排除患部充血，那是公元1世纪盖仑式臆想的残余。

如今观之，19世纪中叶萨缪尔·汉尼曼引入顺势疗法、大获成功，是不足为怪的。顺势疗法所依据的两个概念，都没有任何科学依据，纯是汉尼曼自己臆想出来的。第一个概念他称作“相类法则”，也就是所谓“以毒攻毒”，或者什么东西治什么。假如一种药物能引起一些跟某病相似的症状，比如发热或呕吐，那么，该药物就应该能用来治那个病。但还是他的第二个概念保证了他的成功，也确保了他的业务：该药物应给予极微的剂量，稀释为一百亿分之一的浓度，有时候还要更稀淡些。实际上，所谓顺势疗法就是没有疗法，等于是安慰剂，于是，许多病人因此受到保护，免遭当时的传统医学之害。无疑他的病人感觉好得多，康复的希望也大得多。

直到20世纪早期，才出现针对人类疾病的理性疗法，而直到世纪中叶，我们才拥有了大规模治疗和预防感染的理性认识和强大技术。与抗菌疗法同时发展起来、并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它的外科技术，也变得更加强大和成熟。伴随着感染的控制，外科医生又学会了维持血量和电解质平衡，于是，心脏手术、器官移植、微血管修复、断肢再植以及从前无从措手的大范围癌肿摘除等等，现已成为日常的常规程序。

那么，我们能否把所有这些技术打成一包，发送给那些穷国呢？我们应该这样做吗？那会管用、或者用如今通行的话说，成本效益如何呢？我的回答是否定的。

我相信，在第三世界的社会里，人的健康所需要的，是同美国和欧洲在引入现代医药之前同样的普通卫生基础。除非先做到这个，否则，把我们昂贵的、高级的技术加到他们现有的基础上，干脆是徒劳无益的。

中部和南部美洲、非洲大部和亚洲的一大部分地区短寿早夭的人们有另外一些问题。以他们的现有条件养活一家老小，几乎肯定有半数或多于半数的孩子要死于婴儿期或童年期，相应地，他们就尽量多生早生。孩子的夭折大多是痢疾造成的，原因是饮用水污染和卫生问题。由于食物短缺，在某种程度上也由于不懂得为幼儿选择食物，他们对致命感染更其脆弱。除了婴幼儿因感染和营养缺乏而死亡外，生活在热带和亚热带的人们还有一个主要健康问题，那就是寄生虫病。

有一些健康问题，是这个国家真正的用武之地，实际上也许正在做着了。我们或许可以向它们提供预防和治疗寄生虫病的一些方法，但我不得不马上申言，这些技术本身成效甚微，而要使之进入需要它们的那些地区，还牵涉巨大的后勤问题。要确保病人得到它们，甚至还有些更加难以跨越的障碍：官僚体制的障碍，文化的障碍，还有金融方面的障碍。即使这样，我们仍要加倍努力，尽可能出手施援。

不应该致力于把我们高费用的、针对中产阶层、针对中老年病的保健体系，输出到我们南边的贫穷邻国，或是输出给非洲和亚洲的穷邻居。他们付不起我们这种高技术的昂贵而且仍在攀升的费用。况且目前阶段他们还不甚需要它们。我们的系统，在当前阶段，是用来保障我们的公民有长寿机会的。而穷邻居们需要的，乃是更好的生存机会本身。假如我们想要有益于人，我们就应该寻找途径，输出别样的、政府性的工具，这些工具，在我们的实验场里，对于我们防止传染病、营养不良和健康无知是至关重要的。这就是我们在19世纪到20世纪前半叶所拥有的那种地方保健部门。于今，我们自己的地方保健部门已经萎缩成了退化器官，无事可做，或许已经到了灭绝的边缘。但是，像这样的组织，当它们高速运转、问题多到它穷于应付时的样子，却正是欠发达国家所需要的模式。不是我们首都那种典型的、高度集权的官僚部门，甚至也不是部分分散但仍嫌过于庞大的组织，像我们的州政府保健部门。我这里说的，是那种小型的、老式的卫生局，尽量地方化，尽量自治，直接监督一国、一乡或几个村子的健康事务。这是我们过去真正起了作用的机构。

非洲有几个国家已经有了一些与此大同小异的组织网络，但它们一般来讲既缺乏资金，又缺乏经过充分训练的人手。需要更多的培训中心，更方便的手段，以培训职业人员担任工作，并为地方训练卫生干部。我认为，这乃是我们可以介入的地方。我们还没有忘记如何管理一个地方保健部门，我们还有懂行的人在。

这就是那些护士们。护理这个职业是由精力充沛的女性缔造的，使病人来到医生诊所或医院门诊部就诊的大多数问题，她们都懂得如何处理。本世纪初，这些人大都离开了医院，而在我们城市的最贫穷的街区安下身来。她们被称作公共健康护士，或访问护士。她们的职业后裔，仍在接受训练（实在是更好的训练，比从前任何时候都好），被称作从业护士或医生助理。亦有少数非常敬业的年轻男性从事这一行当。

我国政府若是真心想在保健领域帮助穷邻居，我不认为，大量配置受过美国训练的内外科医生会满足外国社会的需要，何况我们未必能够做到。在某种意义上，那些地方真正的健康问题太基本了，用不着我们医科学校的产品。我们的学生，大多数要花费极高的代价，在大学和教学医院受训至少十二年，才能拿到行医执照，处心积虑地装备了最高的医疗技术，目标是从事专门的业务。这些人当中，在职业方面和性情方面有准备对付贫穷落后的社会里的日常健康问题的，为数寥寥。

大体上说，护士从事自己的职业，是因为她们有个直接的志向，就是要助人益人。她们希望通过直接“照顾”需要她们的人而实现这一志向。二三年的护理教育（如今，在此之前要接受二年大专教育），她们就能够担任从前我们自己的农村社区里旧式的家庭医生所担任的角色，而且有些事她们比从前的医生做得好得多。她们能教育那些没有卫生常识和营养常识的人们，她们能组织给整个社区免疫的系统，她们能诊断、或学会诊断地方性流行病。当有了新药可用于治疗或预防寄生虫病的时候，是护士们最懂得如何在实地合理配置它们。有了适当的抗生素，她们完全有能力诊治一般的细菌感染。

在她们的培训和早期职业经验中，这个国家的护士还必须学会管理。所以，作为医生，看到由她们负责管理地方保健部门，我是一点担心也没有。

当然，医院也是需要的。但规模决不能像美国和欧洲的那么大。一个由苏格兰乡村医院式样的小型地方医院组成的中等规模的网络，如果配备编制有限的内外科医生，将会是很有价值的。这样的专业人员，在有关国家已经有一些了，如果我们把心思转到这上头，还可以为它们培训更多。目前的困难是，他们在本国缺乏在医院工作的机会和足够的收入，有意移民到任何有这种机会的地方。显然有必要在医院建设和维持上加大投入，但比之我们在美国的投入，这种投入总是个小数目。

下面这些是需要的：卫生设施；去污染的（无污染的则更好）饮用水供应；抗生素、疫苗及其分发系统，以确保这些东西发放到全体人口；治疗寄生虫感染，外加一个小型医院组成的网络，配备有基本医疗保健专业能力的人员，再加一个访问护士团队，全部由从业护士和医生助理进行管理，一开始在美国及其富裕邻国受训，嗣后将由在发展中国家受过类似训练的护士代替或接替。这些就是我关于提高公共健康水准的要求。

听起来，我要求的，似乎是和平队的某种版，只不过，考虑到它在卫生、传染病和营养方面的意图，规模比和平队还要大些，要从所有工业化国家抽调职业人员，而不是只从美国抽调。中国已经建立了差可比拟的保健体系。

对那些职业人员的回报是看得见的，不用我来说了。感觉自己对社会有用，这种收获不是很多年轻人都能得到的。这对那些选择去海外服务的人们就是足够的动力了。可是，在我们本国，护理这个职业反倒陷入麻烦，要从中学生和大学生里面招募到更多聪明的年轻人，要花大量的钱，这是我们一直不愿意花费的。在美国是如此，在欧洲和英国也是如此。

于是，跟我唱反调的是金钱，但考虑到我们为同第三世界国家搞好关系而在其他方面所花费的，从贷款坏账，到军事机器，这不是一个大数目；无论如何，金钱也不是主要的问题。

我们真正具备了所需设施和人才而能做的贡献，将在研究上。所有成为问题的疾病，代表着一些尚未解决的、仅仅知道有关寄生虫分类学名称的问题。比起我们用来治疗和预防细菌和病毒感染的技术来，我们对付寄生虫的方法真的是非常原始。常用的化学物质中，许多东西对寄主和对寄生虫同样有毒，而那少数几种有效的，比如现在通用的抗疟疾药物，则那些寄生虫很快就学会了抵抗它们。在药物学和免疫学方面，还有大量工作要做。

仅寄生虫病危害的人数就让人难堪。阿米巴痢疾祸及世界人口的百分之十，多数发生在第三世界。受疟疾威胁的人口超过十二亿，估计今天被感染发病的就有一亿七千五百万；非洲锥虫病（昏睡病的病因）和美洲锥虫病威胁到七千万人，现今感染约两千万人；血吸虫病，在全世界祸及不少于两亿人；丝虫病和利什曼病祸及二亿五千万人；钩虫病八亿人；盘尾丝虫病，热带地区的一种常见的致盲原因，祸及两千万人。

这一连串数字中，有一件事让人马上注意到，就是它们都不是死亡数字，而只是发病数字统计。每年由这些疾病引起的实际死亡人数比这少得多，比如，整个非洲死于疟疾的人数不超过一百万。在世界的贫穷地区，疾病的负担，与其说是个死亡问题，不如说是个生命质量的问题：大多数病人活下来，但长期疾病缠身，失去能力，甚至残废，寿命缩短。沙眼死不了人，但让两千万人失明。约有一千五百万人患有麻风，那是所有疾病中最为慢性的疾患。疟疾和血吸虫病，两者合起来祸及全世界人口中的十五亿，比其他问题更加重要，不是因为它们夺去多少人的生命，而是因为它们抽取了如此巨大的能量和活力。

这多少回答了我早先提出的问题：解决发展中国家的疾病问题，会不会徒然增加它们的人口，反倒无益？答案是：很可能不会。成就了该做的事情，将会减少慢性伤残，而大大增加数十亿人的活力和生产力。

可以粗略匡算一下某些疾病造成了多大的人力损失。比如，疟疾发烧，一天要耗掉五千卡路里。据估算，仅仅这一种疾病，就使受害社会蒙受相当于它们百分之二十粮食产量的能量损失。

多年来，寄生虫病被认为不能靠真正的科学去解决，而只能凭经验性的甚至稀奇古怪的种种疗法来对付。这一观念正在迅速改变。细胞生物学新近研究出培养疟原虫的技术，免疫学家对它们的表面抗原发生极大兴趣，而分子生物学家就要克隆出掌管表面标记的基因，该寄生虫就是靠那个表面标记保护自己免于被寄主杀灭。这意味着，不久的将来，就有希望研制出完全可行的抗疟疾疫苗了。锥体虫已经成为当代遗传学饶有兴趣的研究对象，因为它有一样本事：每当寄主开始动员免疫反应的时候，它都会改变自己的表面抗原，而掌管这种规避的基因已经有人在直接研究。如果能制造出预防人畜锥虫感染的疫苗，由是消灭非洲昏睡病，仅这一项措施就会把现在无法居住的地区变为万顷良田，面积相当于整个美国。我猜想，寄生虫病学不久将成为先进的生物科学中最为活跃的领域之一，而我们不久就能有一系列新技术用于免疫和治疗。

热带传染病和寄生虫病领域的基础研究，将为穷国的健康、福利、生存和经济发展带来巨大效益。然而，尚有另一科研领域长远看来同样重要。赖有分子遗传学和DNA重组技术，我们已经在农业方面进入崭新的科学前沿。现在，真的有可能利用基因操控来改善当前庄稼和牧草的抗恶劣气候能力和抗病能力。美国科学院院长弗兰克·普莱斯预言，假如植物遗传学的一些基本问题得到解决，“全世界将有大约百分之四十的有生产潜力的处女地可以开垦利用”。

在这一方面，那些第三世界国家也有机会在生物科学和生物技术领域开始发展自己的科研基地。这件事已经成为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UNIDO）内激烈争论的话题。1983年9月初在马德里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二十五国部长级代表达成协议，在书面上成立了一个国际生物技术研究与培训中心，但没能就中心的所在地达成一致。印度，巴基斯坦，泰国，突尼斯，保加利亚，意大利，西班牙和比利时等国提议由它们各自的国家作东道国。讨论到该中心设在何处有利于吸引世界级科学家的时候，发生争执，讨论无果而散。出现了意料之中的两极分化：第三世界国家代表坚持认为，该中心应该设在某个穷国，而美国，英国，法国，西德和日本的发言人则一致反对。中心的名称大家都同意，但仅此而已：它将被称作国际基因工程与生物技术中心。

窃以为，假如拟议中研究中心的目标能缩小一些，严格集中于一个最优先的研究领域，那次争论就会少些政治而多些科学。第三世界不怎么需要，至少目前不需要，一个大型生物技术研究设施，全面进行基因工程的研发。为盈利而生产像生长激素，干扰素，胰岛素，或工业用酶等等产品，对这些社会的经济并无多少用处。相反，将基因操控用于农业研究，则跟它们直接切题。此外，进行这一工作的合乎逻辑的地点，出于种种原因，应该在农业技术欠缺的地方。潜在的有待改良的庄稼和食用动物在印度和非洲，而不在比利时。实际上，与其只在某一个穷国设一处中心，倒不如在各种各类第三世界国家设多个中心，协同合作，组成研究网络，更为有用。

农业研究中的种种问题，已经让工业化国家的许多科学家大感兴趣。招募研究者前往各研究中心，去研究新出而紧急的地区问题，我相信是可行的。实际上，接受过欧美训练的第三世界科学家已经建立了一个非正式组织，他们表示有热情回各自的国家建立生物技术中心，且有信心，假以时日，定能取得优异成绩。过去，富国试图在穷国引入繁重的工业化，希望藉以改造穷国的经济，均告失败。这件事情则大不相同。靠科学来改善农业，以是改善那些社会的营养，对于提高健康水平，比任何其他方面的现代技术更有助益。

最后，通常引用来反对上述建议的意见——私下的，如果不是公开的——是说，保障更多儿童存活和更多成年人长寿，可能会导致人口激增，超出可以想见的食物供应资源。我不信这个。我的猜想是，只要人们相信生存是可能的，儿童能够养活，人口就会前所未有地稳定。幸运的话，人们将会相信，要想生活，就必须搞计划生育（像现在中国那样），目前灾难性的人口攀升或许将会变为持平。没有这样一个基本健康水平的改变，人口曲线无疑会继续上升，一直升高到最终的崩溃。我认为，值得冒险一试，比我方需要投入的有限钱财和人才要值得多。

万般不成，我还有最后一个道理。这道理极简单、极原始，然而拿来说对外政策，或许也最没有说服力，那就是：我们该做。我们有责任在人的健康上确保一种类乎公平和平等的东西。我们别无选择，除非我们打算不再做人。“四海之内皆兄弟也”这个道理，不是暂时的、属于某种文化的，不是一句口号，让我们一喊，就感觉浑身温暖通体舒坦的。它乃是一条生物学律令，是更硬的道理。

Ⅲ

我的猫咪乔弗里

我打算游离于自己的本行之外，到另一行当的领地去打回游击了。在不丢脑袋的前提下，我想就头脑说几句话。

不是要泛论头脑，跟您说；只是要说说它周边部位的一个模糊地带，那就是我所谓的对于自然的意识。我谈这个话题，让人听起来，与其说是雄心勃勃，不如说是令人迷惑，因为我心里正有一个特殊的、小小的迷惑呢。话分三头，是三个互相关联的问题：第一，这年月，我们究竟怎样看待自然，我们集体地用“自然”这个名目指什么东西，或者说，自然对于我们有没有一种集体的意义？第二，自然是怎样看待它自己的，从而又是怎样看待我们的？当然这后一方面又产生一个分支问题，就是，我们之外的任何一部分自然会不会具有我们所谓的思维？第三，天地万物的中心，是什么东西处于我们和我们之外的自然所注意的焦点，或者说，真的存在什么中心吗？

在开始讨论之前，我得先说一句：我可不是要正经八百地谈论这些事情，也不打算往很深里谈。相反，我坚持停留在事情的浅表，基本是踩在一层薄冰上，一路上弄几个轻松的想法耍耍，如此而已。

第一个想法：愚以为，这年月，我们目不见自然，足不由自然，身不亲自然，而且很明显地心不敬自然。这是近年来发生的变化，当然是在这个令人叹惋的世纪的最后年月发生的变化。不知怎的，发生这个变化的历史阶段，却正是在我们人类比从前几千年更多地知道了自然的原理细节的时候。可是，我们知道的愈多，似乎就愈是疏离我们之外的生命，好像我们是一种单独存在的生灵，生物圈中其他居住者都是事不干己的，我们跟它们如此不同，就好像来自另一个星系。我们宣称自己有责任管理这地方，主宰这星球，掌管其生命，然而同时又感到比从前以往更不像是它的一部分。

我们随时都想离开它，我们挤住在一起，从绿意绵绵的乡村来到庞大刚硬的城市，尽可能远离大地；非得要看的话，我们躲在密封玻璃后面呆望，或通过半小时的电视短片一瞥。世界人口的城市化，乃是我们这个物种新近行为中最离奇的一个方面；城市化，与人口过剩一起，也最具潜在的灾难性。旅鼠越悬崖[1]，我们搬进城市。

与此同时，我们也大谈关注自然。我们高谈道德，比以往更加大叫大嚷，嚷着“窝弄脏了”，叫着“是谁之过”。我们的生活高度机械化了，我们跟大自然的唯一联系，就剩了那个恼人的恐惧，怕哪一天把我们开动起来，再栽进去。我们的农田和溪流乃至海洋的污染让我们愁，因为那可能危及人类所必不可少的食物和水源。空气中二氧化碳、甲烷和氢氟化碳和等等一切水平的升高让我们烦，因为它们造成的气候剧变影响到人类栖息地。这些烦恼，实际上并没有延伸到整个自然。

对我们大多数人来说，自然本身，那个巨大的、不可理解的、沉思着的存在，已经仅仅意味着偶尔在附近树林中散散步，或者是屋顶花园的花草，或者是肥皂剧里最后的大熊猫或美洲鹤。对我们有些人，“自然”一词仅仅提醒我们，亚洲蟑螂正从佛罗里达北迁。

然而，还有那个伟大的词，也许是英语词汇里寓意最为广泛、最为神秘的字眼，源自约三万五千年前的印欧语，它的直系后裔散布于印欧语系所有语言之中。最初的词根是gen或gene，意思是（母之）生（子），（父之）生（子），以及做一切有关生殖，有关传宗接代、成立门户的事情。Gen进入古希腊语为genos，意为种族或家族，还有gignesthai，意为降生；进入拉丁语为gnasci，然后是natus，意为降生。一路下来，从最初的词根衍生出许多同源词，意思为nature（自然）本身，那就是整个有生的世界，连同所有我们真的认为是自然的本质部分和属性的东西，比如natu-ral（天然），human nature（人性）和good nature（好脾气）。与之并在的，乃有gen所派生的词汇：gentle（温文），generous（慷慨），genetic（遗传的），genital（生殖的），genial（亲切），in-genious（机灵的），还有benign（慈祥的）。在同一棵树的另一枝上，也是从gen派生出的，乃有：kind（和蔼的），kin（亲属），kindly（亲切的），甚至还有kindergarten（幼儿园）。像nature这样一个有着如此悠久的记忆、混响着所有这些普遍意义的字眼，怎么会失去这么多意义呢？

说到这里，或许已经明显，我一直在谈论的，不是这个城里的人，不是这个国家的人，也不是任何国家的人。当然，我是在谈论我自己，谈论我如何担忧自己对于自然的感觉所发生的变化。今天，是我自己的自然意识让我烦忧。我自言自语，自己给自己做心理治疗。等待某种转化，从我头脑的一部分转到另一部分。或者，更确切地说，从我大脑的一部分转到另一部分。

那样更好，我觉得。像这样转换问题，从谈论头脑到谈论真家伙——我的大脑，将开出一片新天地，让自己解脱。别的大脑，是什么情况呢？在所有其他生灵、包括生物圈里非人亲戚们的大脑里，都有些什么在活动呢？它们想些什么，它们一直在想些什么呢？最后这一问，在生物学领域的大多数地方，都显得不着边际，甚至是不可究诘的，对这个问题，快速而容易的回答是“没有”，或“几乎没有”，或“当然没有”；它们是没有我们所谓的思想的。没有一种生灵有真正的思想，没有一种能预见未来或追悔过去，没有一种有自我意识，除了一种超灵长的人类，就是我们。

而且，顺带说及，我如何能够武断地称它们为亲戚呢？我只是在谈论我们的近亲黑猩猩或狒狒，还是所有生灵都包括在内呢？假如是所有生灵，那凭什么要把它们称作亲戚呢？

这个问题倒容易回答。澳大利亚有块石头，年岁有三十七亿年了，其中包含着我们最早祖先的遗骸，那是我们无可争议的头辈祖宗，最高叔祖；我们和生物圈所有其他生命都是它的直系后裔。毫无疑问它是个菌细胞。在它之后的大约二十五亿年里，也就是说在地球到那时生命的大约三分之二期间，地球上除了这第一个细胞的细菌后裔之外，再也没有其他活的居民了。地球本身是大约四十五亿年前形成的，产生这第一只细胞用了十亿年。随后，它们遍布全球，活在每一个想得见的小生境里，没完没了地忙活着它们版本的进化，做着各种准备，包括发明一个适于生存、适于呼吸、含有氧气的大气，为了养育像我们一样的生灵。它们进化的方式像我们一样是达尔文式的，但也许更快些，效率更高些，有着更多的多样性选择。尽管在随后的年月里它们好像分化出无数的变种，在我们今天看作是各各分离的物种，但在它们的王国里，物种这个术语意义容有不同。它们成功地发展了一套杂交的机制，穿越我们所认为的种间壁垒，把点点DNA传来传去。这种杂合每日每时到处发生，不可遏制，致使松尼和潘尼塞二人严肃地提出，所有细菌，不管形体如何，实质上都相当于一个巨大的无性系，整个是一头巨大的、装配松散的生物。

不仅如此，在所有那些年月里，细菌们还整出了一套煞费苦心的模式，为了共存与合作，甚至为了一种活动，此时此刻我打算将其称作小小的、然而是至关重要的思想的表征。还不是意识，怎么说都不是，天知道有没有某种过程可以称作自觉。细菌构成着地球表面和其下那大块活组织的绝大部分，各各互相联系，互相依存，整天整夜通过信息交换作着生物学上最密切之交流，在细胞与细胞间转换着DNA，但这还不是思想。这是一个信息系统，但不是我们所能想象的头脑。

但它是那个过程的一部分，是思想的中途。任何时候，如果你有一个由大量彼此交流的“媒介”组成的系统，一个不停地把信息传来传去到处传的系统机制，你可能就有了构成智能的条件了。细菌界实在是这样一个系统，而细菌的细胞质基因就可以看作是传达小小意念的隐喻。且说最近，当几间纽约市立医院里的细菌的细胞质基因突然想出了主意抵抗某些抗生素的时候，消息就像流言一样在类似细菌中迅速传开，传到秘鲁，澳大利亚和日本。细菌身上的病毒惯会这样做，把信息从一处传到另一处，比夕发朝至的快邮还要快。在一个足够大，足够连贯的系统里——细菌王国乃由万万亿比特组成——这一网络的净结果，可能跟今天所谓的人工智能技术一样高效。

很早以前，也许二十亿年前，细菌开始把自己组织成种类繁多的共同体，很像我们的城市。其化石遗存，便是今天那壮观的垫藻岩，而其活着的对应物，便是到处都有的潮汐沼地里的藻垫。这是由微生物的多重共管领土组成的，层层相叠，就像拥挤的公寓的层楼，居住着数十亿房客，每一层都以代谢产物的形式为上一个楼层提供着不可或缺的什么，而自己也吸取下一层渗浸上来的产物，赖以过活。这些结构是真正的社群，平静而惬意地生活着。那个世界的经济学不以掠食者猎物关系为基础，而是依据平等交换的法则。那里没有为夺取和守卫领土而搞起的军备，而有着不断释放出的化学信号，有的信号从相邻群落要求营养，有的宣布本地边界所在，为的是限制邻居们的侵蚀，还有的充当着不可抗拒的吸引物。

任何活的系统，依赖于这种广泛的密切共存关系，都有资格称得上是“共生”，而共生关系所依据的大多数规章制度，就是在那二十五亿年的进化期间制订实施的，那时候，这个星球上除了微生物再没有别的活物。也许是由于这些规章制度的直接承传，以及那为达成合作而苦心经营的信号系统，共生现象这才进化成为当今生物圈的主导生活模式。尽管有许多适当的保留，尽管有那么多忧虑担心，仍可以说，这一模式也包括我们人类的社会。

话说到此，似乎没有疑问，第一个有核细胞于大约十亿年前登场，乃是共生过程的结果。涉及一对从前自由生活的细菌，或许是更多细菌组成的小小委员会。一个或多个这样的细菌形成了细胞核，另一个则担当起通过氧化取得能量的任务，后来又成为所有线粒体的祖先。另有一个，一头懂得光合作用的细菌，或许类乎今天的蓝绿藻（蓝菌），成了最早的叶绿体，由此演成后来所有绿色植物的家系。林·马古利斯已经提出，螺旋体参与了最早期的委员会，作了我们这样的细胞的鞭毛。

科学家已经识别出一批化学分子，是各色各样的细菌至今还在用来打信号的；它们似乎是代相承继而来，到了我们似的多细胞生物这里，又派了其他的用场。有一种分子，性质很像胰岛素的，便是其中之一。另有一些较小的肽分子，现在被用来协调我们脑细胞的生长和互动。

我们多亏了，甚至全亏了这无数代细菌和它们的仆从——病毒。在计算寿命时，我们心里应该有它们。我们迄今只活过很短一段，混迹于灵长类动物只有一百万年左右的历史，自有语言把我们区分为一个特殊的物种算来，才不过数千年之暂。而作为对比，细菌做这些事情，已经做了三十七亿年之久；它们才是真正的适者、存者，合作者，发明者。我们欠它们的，欠了更切近的研究，也欠了某种敬意，或者，少到底，是欠了更多的思考。想到它们的存在，想到那个明白的事实，那就是，它们好歹也是我们的祖宗，我就感觉那是自然界最奇怪不过的事，也是永远让我们困惑的事。

我们大概是唯一一个能获取这样的信息、然后对之思考的物种了。然而，若说我们是唯一会思考的物种，像生物学家和心理学家曾经宣称的那样，那肯定就错了。窃认为，思维方式是各种各样的，要思考的事情无穷无尽，思维无处不在，思想千态万状。我刚才提到过，细菌王国（带着它们的病毒，细胞质基因，以及其他小小的“复制子”）从事着某种人工智能，因为有巨量信息在活的复杂实体间持续不断地传播，那些实体跟马文·明斯基所说的理想人工智能机器中的“媒体”可以相提并论。沿进化的梯子再往上来，进到早期无脊椎动物的世界，就有了小小的、看起来没头没脑的生物，比如埃里克·康德尔实验室里那些海生蛞蝓。它们已有了完全的记忆，长期记忆短期记忆都有。还不是我们意义上的思维，但当然是思想的最基本、最必要的组成部分了。我想不出，没有某种记忆，还能有什么思维可言。然后，再往上，就是我的猫咪乔弗里。你一路“往上”，像我们所说的，朝着我们的方向，越过那些多多少少有些根基的种类，直到我们这些真正的后来者，科学，技术，金钱，等等一切，你必定要撞到一个在我看来无可遁逃的东西：意识。

麻烦在于，我们大多数人，高踞于进化之山的顶巅上，拿我们对自己意识的意识没办法。我们整天（据说还有整夜）思考个不了，但只有在稀少的场合，我们才遇到一点真正的新思想。甚至，让我们难为情的是，我们的一些亚洲佬邻居对这一问题的看法可能一向是对的：对于意识的意识，只有在头脑清空了其他信息、关闭了所有内部外部通讯时，才能达到。那样的心态，中国的道家老早就用了一个术语，意思是“无知”。据说，一旦无知，你就会对世界有不同的看法，那就是开了窍。

这个我做不到，开窍无望，我只能靠一点点间接知识，寻一点次等的满足啦。于是，我首先要思想其他动物的行为。

蟋蟀，比如说，以及它们的独特思想，非常小的思想，基本是关于交配和关于蝙蝠的，但或许也关于蟋蟀社会。蟋蟀似乎很宜于用来避开某些情感问题，那些问题是探讨动物意识时必然要提起的。据我所知，没有人能够想象到，在蟋蟀的头脑里发生的什么，能跟人类头脑相比拟，就连一个19世纪二流诗人也想不到。如果世上还有什么生物，当得上那个轻蔑的描述，是什么活的机器，没有头脑，没有思想，那么，蟋蟀就够资格。所以，谈论蟋蟀能做什么，当它们彼此交流时——毫无疑问它们确在交流，通过独特的竞逐和鸣声——是不会发生所谓拟人化的错误的，那是最吓人的术语，是用来指称一个现代生物学家所能陷入的最深的谬误的。

如果你降低一头雄性蟋蟀的体温，他发射的鸣叫信号速率就相应降低。实在的，有几位最早的博物学家曾用过“温度计蟋蟀”这个术语，因为他们观察到，你可以通过计数你所熟悉的蟋蟀的鸣叫速率，相当准确地估算那块地里的气温。

这是很可怪的，然而，随着季候的变化，还有更加可怪的事呢。同一块地里的雌性蟋蟀，由遗传决定是要应和它们那个特殊种的鸣叫速率的，但能随着气温变化和新出的变慢的速率调整自己的认知机制。正如多赫蒂和霍伊在观察这一现象时所写的，“暖的雌性更好地应和暖的雄性所唱的歌，而冷的雌性则更好地应和冷的雄性所唱的歌。”这一现象称作“温度匹配”。同样的现象，在蚱蜢和树蛙的交配行为中也有遇到，在萤火虫的闪光交流系统中亦有发现。雌性蟋蟀的接受头脑，如果你愿意这样说的话，迅速调整自己以适应雄性的发送头脑。这让我感觉那是动物适应环境变化的最佳例证。

可是，我首先想到蟋蟀，心里想的却是不同的事情。那就是蝙蝠。早就知道，蝙蝠贪婪于蟋蟀和夜间行的蛾子。蝙蝠们能凭借神奇般精确的超声声纳机制在行中侦知它们。考虑到自然之足智多，有件事应该能猜得到，但只是到了最近才得到证实，这就是，某些种类的蟋蟀和某些种类的蛾子有耳朵，能发现蝙蝠发射的超声波，能分析出超声来自多远，什么方位。这些昆虫使用两个分别的防卫花招躲避蝙蝠。

第一个干脆就是躲开——向一边或另一边，或者干脆落到地上。这一行为在蝙蝠信号来自一个安全距离，二十米到三十米时是有用的。在这一范围，昆虫能发现蝙蝠，但蝙蝠却因距离太远，耳朵接收不到由昆虫身上弹回的超声波。于是，蟋蟀或蛾子不用做很多，至少一时不用，只消偏离蝙蝠的听觉范围就成。

可是，当蝙蝠就在近处，三米或三米不到的时候，昆虫的生命危险就近在眼前了。因为这时候，蝙蝠的声纳提供着确切的定位。拐弯转向都来不及。蝙蝠能毫不费力地跟踪这种简单的规避。怎么办？K.D.罗伊德提供了答案。他设计了一个极好的实验室模型，包括模仿蝙蝠信号强度和方向的仪器，用来代替实地考察。

在一只听到蝙蝠迎头逼近的蟋蟀或蛾子或草蛉，答案是混沌：这时候这头昆虫不转弯也不栽落，而是突然启动一种狂乱的、古怪的、无序的行模式，不可预测到了极点。这种反应会让蝙蝠困惑，结果常常使昆虫得以脱身，于是，进化过程就把它选择留下，作为对于威胁的最后的、定型的“最后机会”反应。看上去是个极其聪明的举措，不管是不是想出来的。

所以，混沌乃是蟋蟀或蛾子的日常有用的心理装备的一部分，而这个，我认为，是需要重视的新东西。我不想夸大它的意义，但在我看来，这说明了一个朴素的想法。这一观察没有触动关于动物意识问题的长期争论，但是，它的确揭示了争论的反面，拟人化的反面。是这样：撇开低等动物头脑里有无我们所谓的自觉思维这个问题不论，那么，在我们人类的头脑里，有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与动物的思维习性相提并论呢？混沌当然是一个广阔的共同基础。我坚信，我自己的头脑在大部分工作时间，且不说睡眠时间里，处于混乱状态，可以和那头听到了蝙蝠近时的蟋蟀相比拟。然而此处尚有一大区别。我的混乱不是由蝙蝠所引起，不是突然开启，以利逃跑，不是一个规避策略，由任何新的危险所启动。我觉得，它毋宁是事情的常态，不光在我这个特殊头脑，在一般的人类头脑都是一样的。混乱是我存在的自然状态，正如近年来在高等数学领域出现的混沌概念一样。

我的理解是——我得赶紧声明，我对这事的理解是很肤浅的——当任何复杂的能动系统，其或一子单位被一个微小的紊乱扰动时，混沌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结果是，扰动被放大，然后就是不可预见的无序行为在整个系统蔓延。是完全的不可预见和无序状态，使得“混沌”这个术语毕竟可用，但如果说，那个系统的行为从此就成为无序的，可就不对了。实在的，正如克鲁士菲尔德和他的伙伴们最近写到的，“混沌中是有秩序的：在混沌行为的底层，乃有优雅的几何形态，创造出混沌状态，正如一个千手洗牌，或者像搅拌机打蛋糕糊。”混沌行为，无论是湍流的，还是天气的，或布朗运动的，或离蝙蝠的蟋蟀的中枢神经系统的，都是由同一些数学定律决定的。麻省理工学院的杰伊·弗里斯特在他的大城市模型中也遇到了这样的行为：当他在城市模型的一个小部分中做出一个微小的改变时，改变被放大，在他模型的偏远地址导致巨大的城市行为扰乱，没有一次是可以预见的。

一头蛾子或蟋蟀，都有一个小小的神经系统，小到似乎可以预见，大多数时间似乎是有序的。没有多少神经元，电路似乎大多就是些反射通道。在正常的一天，一件事情，比如，安全距离之外的一只蝙蝠的声音，导致另一件可以预见的事情：着向一边转弯。只有当什么非常新鲜，非常重大的事情发生时，比如三米外的蝙蝠声音，系统才突然陷于混沌。

我认为，我们的不同在于，混沌在我们乃是常态。可预见的，小规模的，井井有条的，因果相循的序列是难得见到的，即使出现，也不会持续久长。几乎总有另外的事情同时出现，于是就总有另一条思想序列并行相扰，于是又一次陷于紊乱和混沌。走运的时候，在系统无序运作的最佳状态时，某种令人惊讶的事情会油然而生，不可预见，甚至不可想象，而这种事件我们称之为灵感。

然而，我却不知道该把我的猫咪乔弗里的头脑归于何类。他是一只阿比西尼亚小型猫，是一个优雅、雍容、安详的生灵，是一件活的雕塑，完全是个谜。我们管他叫乔弗里，是因为有一头18世纪的猫，是不可预见的诗人克里斯多夫·斯马特在他的《羔羊颂》里写到的，就叫这个名字。那只有名的猫出现于很多诗行，且让我随机地摘抄一些：

我会想我的猫咪乔弗里……

他用他带电的皮毛和闪亮的眼睛抗拒着黑暗。

他用生的欢愉抗拒着魔鬼死神。

早祷时他和太阳彼此慕恋。

他是虎的本家……

他呜噜呜噜地表示感激，因上帝和他说他是只好猫。

儿童们用它作工具学习慈善……

他是严肃和调皮的化身……

安静时，他那份和平安宁无比甜美。

行动时，他那份生龙活虎难以形容……

为了活命他会凫水。

他还会爬。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我的猫咪乔弗里头脑里想的什么，除了确信，那是一个真正的头脑，有着真正的思想和混沌的倾向，但在所有其他方面又跟我的不同。我常看他伸伸懒腰躺在阳光里小地毯上的样子。基于对他的长时段的观察，我有个感觉，我觉得他的头脑在更多时段具有几何图案般的秩序，同时又会更娴熟自如地把自己几乎但并非真的完全关掉，相应地，也就更容易进入纯粹的快乐。一方面，他能听到我所听不到的声响，嗅到我所不知道的重要事情，会突然像体操明星一样从一把椅子跳往另一把椅子，跑上楼再跑下来，满屋子跑，每一个动作都无懈可击，总在寻觅他永远找不到的什么，另方面，他也有长长时段的沉思，思考的什么我可一点也不知道。

他的大脑比蟋蟀的大得多也灵活得多，但我不知道二者有什么质的不同。蟋蟀脑子里带着两个伟大的想法而生活，交配和蝙蝠。他的世界是一个特殊的声音的世界。我想他也许是个小小的机器，就看你如何定义机器，然而是他的时而混沌和不可预知，让他当得起“有灵性”的美称。为了获得狂乱行、借以逃脱的本事，他只好当真动脑子了。制约蟋蟀大多数行为的神经元和相互联系的纤维是比较简单的，相当于感觉运动反射弧，但在他作逃脱行的情况下就不是了。在那种情况下，他得动用一个更加复杂的系统，包括听觉中间神经元，称作Int-1。当Int-1由逼近的蝙蝠的声音激发时，信息由一个直接跟昆虫大脑相连的轴突传递，在这儿，也只有在这儿，混沌行行为产生了。这个我认为就是一种思想，一个非常小的思想但毕竟是思想。尽管不知道有何根据，我猜想我的猫咪乔弗里的大脑，醒着的时候每时每刻都有亿万个差不多大小的思想。而说到我，还有我这种头脑，那真是不知从何说起了。

我们总喜欢认为，我们的头脑里装着一串串的思想，或者一道道意识之流，好像它们是线性事件的井井有条的安排，一个想法以原因结果的方式引向下一个想法。逻辑就是那进行的方式；我们高度重视逻辑，不像E.M.福斯特《小说面面》里那个老妇人，人家听见她说：“逻辑？瞎扯！还没看到我怎么说，我怎么知道我怎么思想的？”

我可以公开承认，大多数时间，我的头脑是一团乱麻般的想法，大多数呈问题的形式，从不是以任何适当顺序排好队、只等时间允许时加以选择和处理；大多数时候，它们不可预见地涌入我的脑壳，跟碰巧飘过来的不管什么其他想法推挤冲撞，每一次新的扰动都放大了所有其他想法中的混乱无序，创生出新的几何形状的混沌，叠加在其他混沌之上。

我认为我也许能够把事情捋直，恢复某种秩序，至少减少一些嘈杂声，假如能把现在不停地困惑我的几个最奇怪的哑谜一劳永逸地解开。

我可以开列出其中几个，但要加一条警示性的注脚：这只是今天的名单，而明天，它无疑将会是一团不同的乱麻。

高居我名单之首的，是那个所有问题中最烦人的问题：到底什么是头脑？别在乎那个规矩的解释，涉及我皮层里所有那些柱状的细胞组件，全都由复杂的纤维束跟无数其他组件连着，线路极其累赘，由化学调节器装配起来，那些调节器的功效是使某些子系统更有可能被选中用于记忆，等等等等。这条研究线，对于解释那个结构性设计大纲，解释如何按照它把脑子里数十亿有关细胞组装成一单个连贯的信息，然后再把这条信息跟早就植入线路中的其他信息相联系，那还是满好的。我钦佩那条研究线，也很赞同它，可是，不管它在理解大脑等级机制方面有何助益，它仍然留下那个叫人上火的问题：即便如此，头脑究竟是什么？难道它是个单独存在的东西，是某种笛卡儿式的与肉体分离的实体，浮现在所有机械装置之上，然后回过头来像摆弄仪器一样，说“给我动那根指头”，或“现在给我想那个思想”？

或者，自觉乃是别的什么，某种实体，来自独有的区域，取决于有多少细胞单位投入工作？这样的话，它到底在脑子的哪一部分呢？一只普林斯顿蜜蜂，当它来到黑暗的蜂箱，带着消息，说“詹姆斯·古尔德刚要把盛糖的盘子往南偏东南再移动二百码，咱们现在过去，就会赶在古尔德前头到达”的时候，它意识到自己脑子里想的什么吗？在白蚁那十二英尺高而且还在见长的巢穴里，就算我们必定会同意，任何一只白蚁都没有足够的脑子想出哪怕远远地跟思想有点沾边的思想，也就是兴许知道，本地的外激素浓度，意味着此时应该再捡起一小块粪粒，爬上巢穴该部分的下一个拱顶，那里需要弯成完美的弧度才能合龙；好吧，可是，关于那成千上万只白蚁在黑暗中全体一致，全都由触动和气味连在一起，做着建筑，做着木雕，以及空气调节，以及军事行动，以及生儿育女子孙永继的大业，一切一切都进行得美好而和谐，关于这些，我们又该说什么呢？难道这不就是昆虫头脑的集合？虽然每一只寿命只有几个星期，但整个活的结构已经存在了六十年，它们全都连在一起，难道不就是某种头脑？难道说，一个蚁丘，一个蜂窠，或一个螱巢，乃像马里斯、惠勒和其他人提出的，是某种“超级生物”？而假如是这样，那我们呢？当我们人类在拥挤的区域集合在一起，满地球都是，组成愤怒的暴众，或组成秩序井然却易做蠢事的民族国家，或在音乐厅里聆听着后期四重奏，那时候，我们难道是在从事某种集体思维，跟我们单个脑袋里发生的思维是一种性质不同的过程吗？

这怎么回事：我们的身体为我们把所有、至少大多数必须做的事情都做了，而没有要求我们自觉的头脑干预或监督那做的过程？如果告诉你，“这是你的肝儿，右上象限，现在你来，自己操作吧”，你感觉如何？或是你的松果体？老天会帮你！或者，最糟糕的可能，开始管理你的脑子！可是且慢。据报道，在催眠状态下，疣子能被命令脱落，燎泡能鼓起来，这都怎么做到的？

最容易的事情就是放松对你大脑、或头脑、或不管它是什么的控制。如果听之任之，那就说不准下一步它会去哪，打算干吗。是一团谜在做那些，而且迄今也没有门路抵御那些谜。它们从四面八方而来。我个人有一个办法应付这种局面，有点像顺势疗法：引入一个自己人为的但一样是不可解的谜，它将起到消除或至少压低所有噪音的作用。像狗的尾巴。

我的花招是斐波那契数列。一旦让这个东西进入头脑，如果你不是一个很专业的数学家，最好像我这样连业余资格都没有，那效果将是神奇的——当然只是一时奏效，可是，这年头，哪怕是一小段时间没有混沌，也不啻于到瑞士阿尔卑斯山去避几天暑呐。

数的排列是这样的：数列中每一个数都是前两个数的和。于是就有了：1，1，2，3，5，8，13，21，34，55，89，144，233，377，610，987，1597，2584，4181，6765，如此这般，以至无穷。值得注意的事情之一是，后数与前数之比趋于那个有名的无理数1.618034，而前数与后数之比趋于0.618034，这个关系规定了所谓的黄金分割率，建筑上依赖它作为传统美学的准则；它也规定着树木的成长，野兔的繁殖，规定着向日葵种子和松果的螺旋排列，甚至，我最近还读到一篇很有学问、但难于理解（在我如此）的文章，是一个匈牙利音乐学者写的，说是它也规定着巴尔托克的作曲。

自从列昂纳多·斐波那契于13世纪确定了它，此后一代又一代的业余爱好者为斐波那契数列及其无穷的衍生结果迷惑颠倒。我曾写下满满一笔记本自己的“发现”，无疑几百年前甚至更早以前就已经有人发现过了。比如说，数列里的任何数，乘以322（或321.9），都约略得出在它之后的第十二个数；乘以322的平方根，得出它之后的第六个数；乘以322的四次方根，得出后面第三个数；乘以322的八次方根，得出前面一个数的3.3301倍，等等等等。

把一个斐波那契数里的所有数字相加，直到化约为一单个数字，比如：10，946（碰巧是第21个数）=20=2。然后，试做10，946之前第12项，那是34，或者做其后的第12项，那是3，524，578，你会发现它们化约为单个数字都是7。这样，每一对相隔12项的斐波那契数分别化约为单个数字后，两数字加起来都是9，不管它们是7+2，还是5+4，6+3，8+1。这还不算。这些化约后的数字排列起来，呈现一个绝对可再生的环，每24个斐波那契数组成一环，不管那些数变得多大。

有人确切知道这些事情为什么这样，而正牌的数学家无疑能用方程式证明这些经验事实，可是我不在乎。就我的目的而言，斐波那契数列能让我的头脑安静——不是平和安宁，那就未免奢求了，但至少是安静。而且，恕我多说一句：在我的头脑看来，这隐隐地跟音乐的声音有联系。

有些人批评当今科学的倾向，担忧未来，害怕我们或许已经知道了太多的内在自然原理，犯愁前头会不会有什么东西，人类干脆不宜发现，有一些知识，在我们物种发展的现阶段还把握不了。据称，有些东西，我们还是以不知道为好。

据说，科学已经成为迹近hubris（傲慢自大）的事业。那个词是个杂交词，其本义说白了就是“侮辱”，后来由希腊语的hubris来到拉丁语的hybrida，用来指称某种灾难性的杂合，现在又回到最初的意义hubris，意为傲慢到了侮辱性的程度，乃至有冒犯诸神的危险，换个说法就是冒犯自然。

在我看来，我们的问题恰恰相反：我们从科学知道，自己所知是如此之少，理解的更是少得可怜，需要学习的是如此之多。假如我们受到科学的威胁，那是因为我们捡起了一些从科学衍生出来的无益的技术，如果我们继续发展这些技术——核武器就是这些技术中的一个例子，我恐怕，这样的例子是很多的——我们将会一路瞎摸，尝试使用它，由于我们对于自然的无知。

当我们最终开始了解现在依然神秘的一些东西时，关于我们，关于我们的前途，我就会开始感觉好些。从蟋蟀的头脑说起，我要说，一路说下去。理解到我的猫咪乔弗里，我们就算起步了。还不算到家，但已经上路、起舞，几千年内达到理解为什么巴赫的音乐成了它所是的那个样子，准备好迎接那开阔的外层空间。给我们时间，我要说，给我们无穷无尽的时间，就是在我们谈论现实世界时所指的那种。

科学与地球的健康

一个人类胚胎，姑且可以说，任何种类的胚胎，都是从一单个细胞开始了生命的历程。这个细胞迅速分裂，生发出后代细胞，直到形成一个关键性的巨大团块，其中的细胞看上去完全是一样的。这时候，好像响起了一阵铃声，这个团块开始了分化的过程，在未来不同器官中赋有特殊作用的细胞纷纷登场，向某一区域迁移集中，形成组织和器官。目前的看法是，细胞成分的区分整理工作，是由一个在细胞间交流的化学信号系统组织和制约的。这些信号的性质及其在每个细胞表面的感受器，应该是由特定的遗传指令决定和控制的，而这些指令则由最初那第一个细胞加以处理并传递给它的一代代后裔。

尽管对于这个过程的每一阶段所发生的结构性变化，我们都已有了清晰而细节的画面；对于某些细胞分化时的一些化学信号，也已经有了星星点点的了解，可是，对于这个系统的工作方式，则全然缺乏理解。一般认为，胚胎发育和分化现象，乃是人类生物学中论深奥数一数二的未解决问题——另一个问题是大脑的运作。这两个问题之奥秘核心，在于细胞自身的合作行为。胚胎从一单个细胞发育成一个精心结撰的复杂结构，一个婴儿，由亿万个细胞组成，每一个细胞都各司其职，不越位，不多事，然而却通过化学广告与所有其他细胞保持着交流。大脑由数百万个神经元组成，这些神经元由线路联成网络，复杂到不可思议，但同样是由化学信号制约着，这些信号协调着每一个细胞的发射与接收行为。

地球的生命仿佛胚胎，而在地球的生命中，我们这个物种的生命又仿佛中枢神经系统。地球本身是个生物，仍在发育和分化中。

这个星球形成一个扁球形，约略四十七亿年前给甩进轨道。不到十亿年之后，最初的生命出现了。出现的确切时日尚无验证，但我们有化石证据，证明三十七亿年前就存在仿佛今日链球菌的细菌之链。

没有人知道最初的生命是怎样凑成的，尽管各种假说应有尽有。不过，很有把握的是，它是一个细胞，最可能像今天的某种细菌。当然也许是个病毒，但果真如此，它也应该是携带遗传指令、能够做成一个细胞的那种。四十亿年前，地球在很多地方仍然很热，有可能，生命乃出现于某个极热的地方。实在的，假如我们从高温环境设想，倒是更容易解释那个如此极不可能的事件。大多数关于生命起源的猜想，必然要假定一系列随机事件：覆盖地球大部分表面的水中，有了氨基酸，有了核苷酸的前驱形式，这些建筑构件在雷电或强烈紫外光的作用下装配成更加复杂的核酸和蛋白质分子，形成生物膜以包封反应物，然后一声“变！”变出了生命。这个剧情说明中有个麻烦，那就是一连串正确事件所需的时间。我们一直设想，今天的地球温度，对于生命就是最佳温度。在这个温度下，每一个步骤，由它自己发生的话，都是不可思议、极不可能的。然而，假如那些事件发生在一个极高温度，一切一切都大大加速，那么，十亿年时间也就不算短了。现在，有一种可能，至少可以设想了，这就是，地球上所有生命的始祖可能就是这样的热液生物。

我们的许多、甚至所有的细胞间交流系统，都是从我们的细菌祖先那里继承来的。全国健康研究院最近一些研究发现，某些细菌制造一些蛋白质分子，其性质跟胰岛素难以分辨。其他微生物制造一些肽类信息素，跟我们身体中一些特化细胞用以协调大脑功能，开启甲状腺细胞、肾上腺细胞、卵巢细胞和消化器官细胞活动的那些信息素毫无二致。我们没有发明自己的类固醇激素；那样的分子很可能早在二十亿年前就由我们的细菌祖先出于别的理由制造出来。从生化角度讲，阳光底下并无新事。

大气中氧气的水平，由于地球上光合作用生物种群的增长而缓慢地提高。这些生物，有一些仍旧采取最初的细菌形式，这就是生活在地球水域中的蓝绿藻。其他的现已成为更为复杂多样的高等植物。氧气从三十五亿年前的近乎零水平，达到现在大气中恒定不变的百分之二十，所有这些，全都是生命自己的杰作。这个氧气水平还有一个在我看来值得称道的特点：它在四亿年前即稳定在目前浓度，从那以后似乎就固定了下来。这对我们、对地球上的生命，真是一桩幸事。增加百分之二，大多数植物就会起火；降低几个百分点，大多数生命就会窒息而死。它恰到好处地平衡着，遮蔽着所有的危险，保持在绝对的最佳水平。

大气中其他气体，包括二氧化碳，氮气和甲烷，似乎同样是在很长时段协调和稳定在最佳浓度，尽管有些自然力不断施加干扰，要把它们抬高或压低。当下此刻，就是说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由于化石燃料的燃用迅猛增加，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水平缓慢地上升，但对于天气的影响还没有观察到。

甲烷从量上说来是大气的较小成分，但对于生物的利益却至关重要。现存的甲烷大部分都是生命活动的产品，就是种群巨大的产甲烷细菌的代谢产物，它们生活在土壤和水中，生活在反刍脊椎动物的肠道，以及白蚁的后肠里，后者的贡献占了很大的比重。甲烷浓度是怎么调节得到处都一样恒定稳定，还不清楚。知道的是，假如它的浓度明显降低，大气中氧气的水平就要开始升高，直到危险的程度。很可能有某种反馈连环，在其中，甲烷调节着氧气，氧气也调节着甲烷。

地球表面的平均温度也在大段地质时间内保持可观的稳定。这可能主要是大气中二氧化碳浓度相对的稳定所致。不时出现一些波动，造成冰河时代的周期性出现，但总的来说，地表温度基本持平。这也意味着存在某种协调机制，因为自从生命开始，太阳的辐射已经增加了大约百分之三十。

1972年，罗夫罗克和马古利斯提出，地球上生命的环境，主要是生命自己协调的。他们猜测，地表的成分，海洋的PH值和盐浓度，基本都保持恒定，对于生命也都处于最佳水平，这都是由一些反馈反应的复杂连环造成的，其中就牵涉微生物、植物和动物的生命活动。这个概念可比之于多细胞生物的自体平衡现象。后者是克劳德·伯纳德简要勾画，后来由沃尔特·坎农加以详述，用以解释人体内部环境之稳定的。组织中有一个成分起了变化，其他各套成分会做出回应，把事态变回原先的样子。

罗夫罗克和马古利斯把自己的理论命名为“盖娅假说”。这个术语显然意味着，地球上联合的生命，她的行为颇像一个一致的、自我协调的巨大生物。这个想法在生物学圈子里引起了怀疑和反感，进化生物学者们对之尤为厌憎。一者他们不很喜欢那个名目，认为它有种神学和神化的色彩。二者他们怀疑，这个想法恐怕与既成的进化论难以相容。他们质问道：没有汰劣选择，这样一个东西又如何进化呢？而且，他们认为，进化不可能预先规划未来的偶发事件，比如，怎么可能调整大气中的各种气体，为尚未出现的生命形式预备好最佳生存条件呢？我不想在此应对这些反对意见，我只想说，那些试图解释胚胎发育的生物学者也面临类似的困惑。我可以想象到，一旦第一个初生细胞登场，装备有自我复制的DNA分子，更重要的，它还能继发突变成有着新型生存战略的新型细胞，那么，一个系统就产生了。一旦一个活的系统足够复杂，它就会自动地提供一系列选择，提供一整套对付未来偶发事件的战略。一旦出现这些，这个系统看起来就像是会做计划、有目的性了。然而这些用语都是错的。我们知之不足的，是那些从未用过的战略，因为从未出现过它们要对付的那些事件。

这不是要暗示说，地球的环境永远是仁慈的，也不是说就不能发生事故。相反，巨大的灾难总是常规，不过这些灾难不是一下子全来，而是相隔足够的地质时间，所以，不管破坏多大，生命自身总有大量时间恢复元气，再出现时，又是头口众多、也更加复杂的生命形式了。古生物学记录中，最大的灾难性事件是二亿二千五百万年前，二叠纪后期的大灭绝，那时候，至少有百分之五十的海生动物永远丧失了。那次灾难的原因是世界的几大洲接合，成为一个超级大洲，地质学上称为泛古陆，这一变动抹去了当时活着的海生动物赖以生存的大部分浅海栖息地，造成了它们的灭绝。第二个大灭绝发生在大约六千五百万年前，又有半数海生动物和包括恐龙在内的许多陆生动物，干脆消失了。对于这次灭绝，提出了各种各样的解释，包括火山爆发，小行星碰撞，造成全球尘云，长久地遮蔽了阳光，造成大多数植物和动物生命的终结。

我们的大灭绝还没有完。生物学界目前的忧虑是，下一次大灭绝可能近在眼前，而且将是人亲手所为。

1983年8月，在亚利桑那开了一个全国生物学者与生物地理学者会议，讨论的议题就是生物灭绝的历史和动因问题。与会者一致认为，活物种的数目和多样性已经达到骤然跌落的边缘，将要达到的灭绝的水平，堪与六千五百万年前的大灾变相提并论。这一事件很可能发生在今后的百年，几乎肯定等不到二百年之后。一旦发生，它的原因将是全球性的农业发展竞争，主要是较穷国家之间的竞争，还有速度惊人的森林毁灭。尽管热带雨林仅覆盖地球陆地的百分之六，然而却容纳着世界百分之六十六的动植物群，包括动物，植物，鸟类和昆虫。目前的毁灭速度是每年约十万平方千米。地球的其他地方，城市发展，化学污染，特别是水道和海岸线生态系统的污染，以及大气中二氧化碳的持续增加，也对林林总总的物种构成新的威胁。近期面临危险的物种主要是人类。假如有什么大灭绝已经临近，最显眼的受害者就会是我们。尽管我们数量众多，我们还是应把自己列为濒危物种，原因是我们完全依赖其他脆弱的物种作为食物，同时，作为社会性物种，我们也依赖彼此。

但是，不用担心地球的生命本身。任何灭绝，不管涉及地面多广，破坏多烈，都不可能把地球上的生命赶尽杀绝。即使我们在估计能导致大灭绝的多少属于自然的事件之上，再加上一场大规模的、全面的核战争，以它的爆炸力和辐射，也不可能杀灭一切。我们或许能减少多细胞动物物种的数目，减少高等植物的数目，使它们仅剩寥寥数种，但是，细菌和它们的寓客病毒仍会存在，或许，因如此规模的死亡扩张了它们的生态环境，它们还会空前繁荣昌盛。这个星球将会回到十亿年前，无从预测它未来的进化历程，只可以说，由于进化的随机性质，很像我们的生物是极少可能再度出现了。

假如生态学者们不幸而言中，那我们就面临人类从未遇见过的新东西，一套谜题，需要每一个人严密注意。它不仅是一个国际问题，只需各国负责对外政策的专家们去处理就成。人类干脆不能像现在这样干下去了；不能这样，竭尽大地的资源，改变地球大气的成分，消除我们最终赖以生存的其他物种的数目和多样性。设想我们干脆能把地球拿过来，当作自己的农场、公园和动物园，把它驯化，而自己仍能作为一个物种而留存，这不仅是错的，而且还是最大规模的愚蠢。

直到最近，我们还坚定地相信，我们只能这样干，而把这种前景当作人的必然宿命。我们错误地认为，那就是所谓的天道。最强的物种将接管一切。弱者将被毁灭，被吃掉或以其他方式用掉，或者推到一边——这就是张着血盆大口的自然。过去了。我们就要更善于学习，而如果学得及时，那就幸运了。

在自然里混是门艺术，而不是诉诸蛮力的战争。它更像是一场要求复杂技巧的伟大游戏。

利他行为在生命现象中是一个奇异的生物学事实，困惑着达尔文以来的生物学界。你如何解释，有些物种，其某些成员，似乎受到遗传指令，为保全群体而牺牲自身，而且作为常规行为这样做着，这样的物种何以能存留下来？初看上去，自然选择理论似乎饬令，任何这样行为的生灵，都是该万劫不复的呀。

表面看来，利他行为固然是个悖论，然而却决不是罕见例外的行为形式。在生物学者看来那是极有意思的事情，但不是因为它奇特和反常。在大多数社会性动物那里，利他行为对于各物种的存续是至关重要、每日每时都存在的生活方面。在人类这儿，或许不见得是日常的生活方面；当这种行为见于人类时，你无法证明、也无法证伪，它有着何等的遗传基础。社会生物学家如E.O.威尔逊者认为，人类的利他行为，也是受到遗传基因制约的，在我们物种普遍存在，不管它是否采取潜在的或受抑制的形式。其他人，如反社会生物学派，则决不相信有何证据能说明利他基因的存在，而把这种行为仅仅归之于文化的影响。当然，他们并不否认那一特点能够遗传。就我所知，论争的两方都可能是对的，但我要在这里加一条注脚：我有一点保留，这就是，人类文化并非完全不是生物性的现象。我们或许不能够通过遗传得到一些基因来制约文化行为的具体项目，但是，我们的语言能力则定然是基因决定的；既然语言是这样，那么，文化本身自然也必是这样，不管它的表现是什么。

利他行为仍是个谜，但贯穿自然界无处不在的合作行为更是一道深刻的科学难题。要解释这个，我们不能够回到老路上去，做基因的加减，做亲族进化收益的算术。但那些行为仍在，一从生命肇始就一直存在。生物圈，尽管极度复杂，天差地别，但还是有赖于共生安排。自然的这一方面总的来说是可爱的。从前我们对这方面认识不足，承认的也很不够。

我们的行为并不受基因的严格限制。大多数其他动物——当然不是全部，但大多数是的——没有为了生存随意引入新程序的选择自由。它们那样行为，那样通常倾向于合作，是严格根据基因规定的。我们或许，很可能实际上就是，也是那样被指令的，但仅仅在总的意义上如此，而在具体情况下，则可以根据意愿改变主意。我们的选择自由，我们干傻事的危险，由于有了语言而弄得更加复杂了。利用语言，我们更容易劝说自己不合作，然而，也正是我们集体思维的可变性，给了我们幸存的机会。任何时候，即使在绝境中，我们也总是能够改变对于彼此、对于有生世界其他部分的行为方式。由于前方的时间再也不是理所当然的无穷无尽，也由于我们出于本性总在讲谈，或许我们仍然来得及改弦易辙。

有两大危险悬在全球生态系统的头上。两个都出于我们所为。如要去除它们，这去除的工作就该我们人类自己去做。

第一个危险是，由于我们愈来愈多地要求能源，我们已经给地球造成了破坏。尽管我说过，我们还没有怎么改变地球的气候，但可以肯定，两百年内我们早晚一定会的，恐怕只会早不会晚。我们不仅干扰了大气成分的平衡，通过燃烧化石燃料，向大气中排放了从没有这么多的二氧化碳，可能会把整个星球的平均温度提高好几度；我们还有可能极大破坏外层大气中薄薄的臭氧层，主要是通过与污染俱来的氮氧化物。我们总说臭氧层保护我们免受皮肤癌的威胁，好像别的一切都无关紧要。这种谈论法恰恰暴露了我们考虑全球问题的方式。臭氧层的破坏所造成的生态后果远不止此。紫外光带增加百分之五十，光带中高能端的能量就要增加五十倍。这些波长的能量，对于植物的叶子，海洋浮游生物，以及许多哺乳动物的免疫系统，都具有高度破坏性，并最终使大多数陆生动物失明。

关于地球的日常生活，我们要了解很多很多，才有望清晰地窥见前头的危险。开始学习的一个途径，是更好地利用现有的空间技术。美国航空航天局（NASA）的未来规划项目单上，有一个所谓的“全球可居性”研究工程，就是要对地球的解剖、生理和病理进行严密的、细节的、深度还原论式研究的。NASA拥有的做这种常年严密研究的工具，多到令人目瞪口呆，而且假如项目资金充足，还将有更好的设备源源而来。太空中已经有一些仪器，能定量地记录海里的叶绿素浓度，从而推算出生命的密度；能逐英亩记录整个地球所有地方森林、野地、农田、荒漠和人类居住区的面积；能记录南北极海上的大片冰积块群的季节性运动以及降雪的分布与厚度；记录外层和内层大气中的化学成分；记录地球各地区水面的涌高与沉降。现在已经有可能监视这个星球，及早发现所有生态系统、包括我们在内的所有物种的麻烦所在。

假如能够付诸实施，全球可居性研究工程可以做成最有用、最富成果的国际科研典范。当下，把它推到优先地位从而争取到研究经费的希望极其渺茫。它的劣势在于，它只能产生长期的效益，这就意味着启动时会有政治风险。这不是马上就能弄好的小事情。那将是未来数十年的研究，而不是今后数年的研究。而且也不是花点小钱就能办好的事情。那意味着进出国会，为获得预算而奋斗。最后，还需要地球上所有国家科学和工程学许多不同学科的科学家专心致志，坚持不懈，通力合作，这意味着最为艰难的国际政治运作。但是，不管困难多大，这一工程应该启动，而且要尽早启动，因为，这个项目将有益于已知世界中最为有趣、最为可爱的研究对象。

我刚刚说过，作为一个一致的生态系统，地球的生命力面临两大威胁。第二个威胁不是长期的。今天它就高悬在地球之上，此后还将一天天恶化。它就是核战争。

习惯上，人们常用多少人口面临威胁来估计这一新型军事技术的危险性。我们读到，假如北半球发生全面核战争，涉及大约五千个百万吨当量的爆炸，或许十亿条生命立时死于冲击波和热辐射，另有十五亿条生命将在数周或数月内死于它的余波。而假如规模较小，比如说五百个百万吨当量，人命的损失将相应减少。这年头我们甚至听到争论，争的是多少个百万条性命才算可接受的数目，这个可接受的水平算是有限度的核战争，这么多人命双方都能损失得起，而不至于消灭各自的社会——似乎唯一受到威胁的是人类的生存。

可是，在一场核战中，许多其他事情将会发生，这些事情，普通公众并不知道，或并没有被告知。发生这种问题，正是我们所谓的“大自然”首当其冲。

生物学家和气候学家曾开过一个“核战之长期生物后果讨论会”。根据与会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所做的一项研究，很可能发生好几个事件。设若大多数或全部爆炸发生在地面水平，大量尘埃和烟雾炸向大气中，可能在数月乃至一年内使整个北半球暗无天日。阳光可能被屏蔽掉百分之九十九，而内陆地表的温度将会剧烈下降到摄氏零下四十度，有效地杀灭大多数植物和所有森林。热带森林的丧失，可能毁灭这个星球上的大多数物种。海洋上层水域营光合生涯的生物和浮游性生物将被杀死，大多数海生动物的食物链基础就此溃灭。

海洋与大陆之间新的、大范围的温度梯度变化曲线，将给所有沿海地区带来前所未有的风暴，许多浅水生态系统将遭毁灭。

火球下风地区的放射性沉降物，据估计能把五百万平方千米地面暴露于一千拉德或更多的放射，大多数剂量将集中于四十八小时之内。这个放射量将比从前设想的任何情况都要高，足以杀掉受害区域内大多数脊椎动物和几乎所有形式的植物性生命，包括构成北半球较冷地区森林的针叶树。

事件发生数月后，局面将愈形恶化。臭氧层会消失殆尽，或所剩无多，于是，一旦尘烟散尽，这个星球将完全暴露于致命的紫外线放射之下。十亿年前，全亏了臭氧层的保护作用，复杂的多细胞生物才得以立足，这些生物的大多数，至今在紫外光下仍旧脆弱无助。

假如核交火局限于北方，南半球所受影响将比较小些，但是，广泛的破坏仍然不可避免地殃及全球，大多数灾难归因于天气变冷。

比起高等生物来，细菌性物种不那么易受放射性和寒冷的伤害。可是土壤里的许多细菌物种将在最初火球的热能之下丧失，或者在后来的火暴和蔓延大片地区的野火中丧失。

还不知道会有多少生命形式会永久地失去。数年之后，有些幸存的物种或许会重新立足，建立起新的生态系统，但是，无法预测那将是哪些物种或怎样的系统，最多可以说，所有一切必定会面目全非。

在这样的事件中，人类幸存的问题几乎就无关紧要了。当然，有一些人会度过劫波，甚至能活下去，但是，生存的条件将比一二百万年前刚刚出现的人类苛酷百倍。文明，以及文化的记忆，将会一去不返。既然有了我们物种这样的大脑，还有记忆的天赋，那么，留给散落各方、四下呆看的幸存者的，只会是一种负罪感，痛悔自己对于这么可爱的一个生物做出这样的破坏。对于一个惨淡的开端，那将是一份惨淡的遗产。

在圣约翰教堂的布道·1984年6月

在古罗马，随军治病疗伤的医生称为免役者。公家免除这些职业人员的公众劳役，希望他们专心致志履行其医疗责任。从那以后，凡有战争，医生照旧从事他们的业务，好似在这个古老意义上被免除了劳役：人们不期望他们拿起武器，或被射杀，而且，他们对于战争的技术也不能说三道四。

近年来，平民医生们的观点时不时被战争部门征集采纳，但仅仅在有限的题目上是这样。放弃生物战争的决定大约受到了医生顾问的影响，然而，与其说这一决定是出于任何人道主义的考虑，倒不如说是由于那一技术极端不现实，而且可能殃及己方的部队。没有一个参部会听取医疗职业人员的忠告，仅仅因某种武器杀伤过多而放弃使用。

现在，事情不一样了。世界各国的医生再也不能享有职业性豁免待遇。他们只是用不着冲在前面，但也要在伤害造成之后上战场，尽力施行救治。他们肯定知道新武器的一些情况。

热核战争不仅是军事专家的一个技术问题。它对人类文明和人类这一物种本身构成致命威胁。对负责经管地球上各国政府的政治人士及其顾问们来说，它首先是一个医学问题；对于一个较小些、也更势利的集团也是这样，他们当然必须对核战争的医学方面看得更细，更多思量。这就是世界的武装人员，兵士，负战争之责的职业阶级。总的来说，他们智力不低，受到战争科技的教育，当然，由于他们行当和职业的本性，他们受过思索战争的训练，关于大规模死亡比我们其他人想得超前得多。他们的使命是为人民服务，可是，他们要服务的人民却无法幸免于热核武器的使用。任何一方都是这样。这种战争不再是直来直去的军事游戏，有三军将士在权衡自己的胜算和风险；是人类社会本身被不情愿地配置在前线。政客们总能找到策略上的权宜之计，也总能找到新的说辞来胡扯；他们总能推迟决定，得过且过，敷衍到任期结束。行伍阶级处境不同。他们也好，他们的职业也好，他们为国献身的悠久传统也好，都无法设想能够幸免于他们所在社会的彻底毁灭。就算两方发射的都是最规矩，最干净的核武器，摆在这些职业人员前头的，都不是任何熟悉意义上的战争了。它不能被视为有组织的战斗，或是技术操作，或者跟旧时的金铁相击有什么共同之处。那将是个全新的东西，超越任何防御技巧，事后无法收拾河山。一旦开始，就没有可以重拾的碎片，没有可以重组的社会制度，绝没有任何东西可供号令。

可是现在，军事政策，跟它一道的还有国家政策本身，正为一个特殊的科学技术分支所驱动。国防部门的实验室不再是受命奔赴工作，生产政策制定者所要求的一定规格的武器；相反，是那些玩技术的说了算，想起什么造什么，然后再把崭新的进展献给当局，这样，游戏的每一步骤都改变了。这年头，政客们不是领头在前，而是尾随在后，跟在那些玩技术的后头跑来跑去，不能够自定主张，外交上如此，军限谈判上也是如此，因为永远不知道下个月、甚至下个星期会发生什么，说不定到时候核武器实验室某个玩技术的突然会说，大意是：“且慢！我们又弄出新的来了。”

最近的进展是装有智能弹头的弹道导弹，上面装备了雷达和计算机，能在最后下降穿越大气层时改变航向，击中计划目标半径数米之内，而不是老式洲际弹道导弹的数千米之内。某些军事分析家抓住这一进展，为整个核战争概念辩护。该领域一位要人在《纽约书评》上著文提出，这一新技术能消除我们对于核战中杀伤平民的所有顾虑。在他看来，下一次大战，将会像18世纪之前那样浪漫地进行，战争的结果，取决于个别剑客的剑术和勇气。一方或另一方，或者双方都能够，像外科手术般准确地拿掉对方的武器和指挥官，而所有的城市和非战斗平民则毫发无损。当然，所有这些，都建立在一个不大可能的假想之上，那就是，大家都限于使用最小的炸弹，像广岛的那样小巧，而对手的武器和指挥机关又全都部署在城市或城镇的安全距离之外。本着这个信念搞军事计划，有点像做梦的性质，不像是现实中可能发生的，充满大错和愚行的战争史上绝没有这种事情。可是这样的论调居然出现了：是对于核战争的愿望。

还有同样如梦如幻、眼皮低垂的象牙塔里的科学家们，不但犹自闷着头在搞他们的超精准导弹，而且也在搞核防御，头脑里装着各种各样的可能：激光束和粒子束兴许能在所有弹发射时或重返大气层时把它们弄死；反氢弹氢弹；城市用纤维玻璃遮蔽起来；全体人口迅速安全转移入山；整个国家用希望，用国旗，用眼泪，用任何旧观念，用安慰性的字串，遮蔽起来。

当然，我们需要冻结，但是，在这种科研上，必须双方一起冻结。我是做科研的，我不会主张禁止某一探索道路。但这个，我以为，并不是真的科学。它丝毫无关于对自然的理解；它干脆不是探索自然。它唯一可能的结果，只是毁灭自然本身。它应该被叫停，在它失控之前双方都叫停。

军方人士，这儿的也好，外国的也好，有两个现实的、切实的医学问题要犯愁，而现在，他们必须为之犯愁，犯愁的程度，在现代战争中应该是前所未有的。不仅为他们所指挥的部队犯愁，而且也要为他们应该保卫的平民百姓犯愁，不止是城市居民，哪儿的人民都一样。另外，尽管我怀疑，军事手册上未必说得很多，可是，现在他们必须忧虑，至少夜深梦回时候要辗转思量，一般的生命将会如何，这个星球整个的生命将会如何。乔纳森·谢尔在他所著《地球的宿命》一书中，对于后者有长篇雄辩的论述。他的观点激怒了《华尔街日报》，激怒了世界各国许多讲究现实的人，那些人不喜欢被人告知，地球明白地是一个有着复杂内在联系的脆弱生命，最好把它当作一个巨大的胚胎来呵护，而且，像所有幼弱的生物一样，它也会死的。

关于核战对地球的气候和生命可能产生的影响，有两个科学发现已见诸报端，但仅仅引起国内报纸短暂的注意，电视上则几乎毫无反应。

第一个发现，是国内外科学界，包括气候学家，地球物理学家和生物学家众所周知的，原则上也得到了苏联科学界同行的确认。计算机模型显示，一场投入交火的炸弹数量不到苏美核弹总量三分之一的核战争，将会从中弹燃烧的城市和森林产生浓密的烟尘云，改变整个北半球的气候，从现在的季候状态，变成没有阳光的寒冷长夜。数月之后，核烟尘沉降完毕，天空再度晴明，但地球已没有了臭氧层的保护，恶毒的新型阳光，携有全部紫外光带，将使所有陆生动物失明。这项研究重新计算了放射性沉降物的广度和强度，预言说，大面积陆地将暴露于极强的辐射，其强度远远超过从前预言的水平。该报告人称TTAPS，是几位研究者姓氏首字母的缩写，他们是：特尔克，图恩，阿克曼，坡莱克和塞根（旧译萨根）。

第二项研究，是由保罗·厄尔里奇和另外十九位知名生物学者所做，研究显示，上述关于核烟尘的预言，干脆意味着地球生物圈的大部灭绝，不但涉及北半球，极有可能也牵连到南半球。

综合来看，两篇论文足以改变全世界关于热核战争前景的概念。两文已经引起国内外有关学科科学家审慎而挑剔的评论，似乎多多少少已就其结论和技术细节达成共识。反对者也是有的，然而反对意见大多针对细节事项，以及这类研究之绝对把握性问题。在一些评论者看来，TTAPS报告还算低调，没有把数据所意味的气候破坏全盘说尽。我认为，新概念之下，将是一个新的世界，要求新型的外交，新型的逻辑。

到目前为止，国际社会的政治家，外交家和军事分析家们倾向于把核战的前景看作仅仅是拥有核武器的敌对各方的问题。军备限制，以及那些毫无结果的核裁军谈判，已经被认为是那几个直接对抗的国家的责任甚至特权。现在，一切都已改变。如果任何两个国家或几个国家集团开始核交火，地球上将没有一个国家会免于毁灭的威胁。如果苏联和美国，以及两国在华约和北约的同盟国开始发射导弹，一旦超越了尚未议决、暧昧不明的最低限度，那么，瑞典和瑞士等中立国就栽进了同样的长期效应之中，需要面对的慢性死亡就跟直接参战国并无二致。如果上述的预言说得对，就算大规模交火发生在遥远的北方，澳大利亚和新西兰，巴西和中东地区，也该跟德国一样担忧。如果一个国家对任何另一国家发动了大规模攻击，就算不发生别的事情，就算没有反击，发动攻击的国家自己也会在随后数月内灭绝，连带着所有北半球国家。

迄今为止，这种战争的危险，一直是按传统的方式估算的，那就是估算战争结束后死人的数目，军人和非战斗平民都在内。人们一直用“可接受的”和“不可接受的”这些用语，意思是多少多少百万的人类死伤，来冷酷地判断是否需要新型的、更加准确的武器系统。从今以后，事情不一样了。

还有别的事情会同时发生。危及异类，人类应该感同身受。拥有核武器的继续拥有和积累，一时没有的也在考虑怎样获取；包括我们在内的人们不断努力，想消除它们对地球本身的威胁，但遭遇的是阻止、拖延和失败。在我看来，所有这些，都已构成更高级别的问题，跟不久之前看上去的大不相同。它不再是一个政治问题，可以留给少数国家的几个政治家和军事头领靠自己的智慧和远见加以解决。现在，它成了一个全球困境，牵涉到整个人类。

现在我希望，国际社会所有国家的科学家会密切注意那些数据和迄今所做出的结论，以各种方式挑战并拓展那些研究，并根据研究的结果向各自的政府坚持不懈地直言忠告。我并且希望，各国的记者们会找到合适的途径，把真相告知全世界人民，详细地，一遍又一遍地解说前头隐伏的危险。

我这辈子从照片里见到过的最美的东西，是从遥远的月亮上看到的地球，但见它浮在空中，显然生机四溢。尽管乍看之下，它似乎由无数各各分离的物种所组成，然近观细察，乃知道它的每一个工作部件，包括我们，都跟其他部件互相联系，互相依赖。一方面，它是我们任何人所知道的唯一的封闭生态系统。另一方面，它又是一头生物，四十五亿年前横空出世，距今三十七亿年前，它靠自己的生命变成了活物。我想年年岁岁祝它生日快乐，祝它万寿无疆，为了我们的子子孙孙以及他们的子子孙孙。

我把我们这物种看得很高，因为它是生物圈里的新成员，也是尚未成熟的成员。以进化的尺度衡量，我们来到这里，只几个瞬间过了，我们还有待于成长许许多多。假如成功，我们将可能成为地球的某种集体智慧，成为地球的思想。眼下，尽管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还如此年轻，我们也无疑是地球所有工作部件中最聪明、最有头脑的部件。我相信我们愿意继续下去，竭尽全力维护这个星球的生命。为这些原因，我把这两份科学文件不仅看作一种警告，而且，假如足够及时地广为世人所知晓、所承认，它们还可以成为莫大的福音。因为我相信，作为一个整体，人类一旦了解了事情的真相，就该懂得如何对待核武器问题。

Ⅳ

合作

说句公道话，开讲之前我应该首先承认，我打算宣扬的，是一种另类的观点，个人癖好如此明显，所以说，应该十足算是一己之偏见了。这一讲如此，希望随后两讲也是如此。立论举例子时我将会刻意取我所好，若遇到什么证据不支持我的观点，我要么会加以驳斥，要么，驳斥不了的话，就干脆轻描淡写打发掉。我只有一个主题，我不想让任何事情妨碍它。我要谈论的大部分材料，都是我本行的人们称作奇闻轶事的，应用到科学证据上时，这一般来讲是个轻蔑的词儿。在科学批评中，只有一个词儿比“奇闻轶事”还要难听些，那就是“无足轻重”，而那个险我也要冒一冒。不仅如此，我还打算谈论一些技术事项，那是超越我的专业训练和职业能力的。谈论到那些事情时，我要假装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我会依赖一些二手信息，来自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只要我相信他们的研究成果，而他们提供的证据又恰好符合我的偏见，我就会拿来使用。一句话，我的演讲，一半时间我希望是在传播信息，另一半时间则可能是在忽悠。

我的论点，总而言之，简而言之，是这样：大自然中的驱动力，在我们这种星球上，我们这种生物圈中，是合作。在进化中，万物互相竞争，求存求胜，而长久看来，自然选择乃先留胜出之个体，次选成功之物种，所选留的个体和物种，其基因都是最善于发明有效方式共生共存的。自然界最富创造力、最新颖、在决定进化途程伟大里程碑式事件中大概也是最举足轻重的方略，是共生。那干脆就是合作行为发挥到了极致。然而，也有些事情多少有点类似共生，不那么倾心相与，比较短暂，仅仅是有愿望互助合作：这样的事情则渗透整个生物圈。

我得赶紧辩解一句：这个想法，大多适合于从长远看问题。短暂看来，具体某一天，周围四顾，看到的或许是弱肉强食，血雨腥风。

可是，就是短暂看来，也时而有些证据，佐证我的观点的。为说明这一点，我先讲第一个逸闻。

却说在1960年代晚期，在布法罗大学，有人拿各种品系的阿米巴虫做试验。发展了一种神奇而精细的技术，从一头阿米巴身上取走胞核，而替换以另一头阿米巴的胞核，这下子为细胞生物学和遗传学的研究开辟了令人激动的无量法门。已经知道，一个胞核可以成功地在任何不同品系的阿米巴虫之间移植，移植之后，其功能跟被吸取掉的原来胞核同样完美。这的确令人惊异，因为，在胞核与细胞其他成分之间，是有着极其复杂的协调和生殖方面的交易勾当的。可是，更加令人惊异的，还是观察到，这种成功移植，在有遗传关系、但稍有不同的两个品系之间，就无法做到。在这种情况下，胞核移植就像是不同种系间小鼠组织移植的缩影，不可避免要出现组织排异反应。究竟是外来胞核排斥寄主细胞，还是寄主细胞排斥外来胞核，尚无定论。不管怎样，移植后的杂种迅即死亡。现已有了新的技术，能检查一个胞核与其细胞的亲密程度，以及它们关系中牵涉的遗传因素。

后来，正如非常引人入胜的基础研究冒险中常会出现的那样，灾难发生了。N.K.琼博士正在田纳西大学做那项研究，忽然发现，他的阿米巴虫繁殖速度骤然下降，看上去实在是病恹恹的，已经开始死亡了。经细观察，他发现，整个种系遭到一种杆状细菌的入侵，每个细胞中都有了多达十五万头细菌。

平常情况下，若不影响将来的工作，那盘阿米巴会被倒掉，再培养一盘新的就是，然而这回不是。这一盘动物很珍贵，正在揭示细胞核的自我标记基因呢。所以，琼博士继续喂养它们，希望它们摆脱感染，恢复过来。附带说明一句：尽管入侵和感染这些字眼用来描述当下的情况并无不妥，然而，在此之前，必有尚未发现的早期阶段，其中的局面，看上去正好相反。阿米巴在进化中有其成功秘诀，那就是它的能动性和噬菌性。细菌不能够进入这样的细胞，除非它们被追逐、捕捉和吞没。早些时候，在出事之初，事情看上去可能更像是细菌种群遭到了阿米巴的入侵。可后来，食物到口以后，捕食者倒被口中食物拿下，后者不但没给消化掉，反而把宿主变成了自己的殖民地。在高等生物的感染中，也常常发生这样的情况。我们也是。伤寒热和结核病就是这样的例子。寄主的防卫细胞，反倒成了入侵细菌繁殖后代的主要场所。

尽管困难，琼博士也还是有能耐继续养活他的培养物。经过好几个月的精心分盘，精心养护，那些阿米巴健康如初，恢复了正常的繁殖速度。但是，它们决没有摆脱细菌。每一个细胞依然携带着五万头之多。事到于今，本来很容易做出解释，那就是，阿米巴已经适应了它们的居民，或者细菌已经不知怎么对于寄主失去了毒性。可是，后来证明，发生的事情远为微妙，远为深刻。

阿米巴，经过了数月内部带着细菌的生活，变得依赖它们，离了它们不能活了。用适当的抗生素处理之后，细菌死光了，可是，没过多久，阿米巴也死光了。加热处理时，也出现同样情况：培养基加热到一定温度，估计可以杀死细菌而不会伤害阿米巴的，可是双方却即刻都死了。

感染后作出适应的阿米巴胞核，在适应过程中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把它们移植给从未受过感染的同一种系，已感染的胞核现在对正常阿米巴成了要命的东西。比较之下，当感染过的阿米巴的胞核被另一感染过的细胞的胞核取代时，移植倒是无一例外全都成功。

于是知道，在寄主细胞与病原体之间的互动中，两桩重要的事情发生了。两桩事情似乎均牵涉某种基因改变，为的是让被感染的阿米巴能够存活、繁衍。病原体被赋予新的角色，成了不可或缺的细胞器，而阿米巴的胞核则改变自我标记，把它变成可以觉察出的不同自我的标记，大约变成类乎“自我+X”的东西。在这些事件中，最有趣也最充满寓意的，是细菌一方从致病性向被依赖性的转变。这一现象背后的机制目前还不清楚，因为那些细菌本身在活阿米巴之外还无法培养成活。在我看来，局面的改观不大像是归因于细菌的改变或其性质的改变。在琼博士的实验中确实也找不到这方面的证据。看样子，发生的是，被感染的细胞不但学会了抵抗细菌的毒性作用，而且，可能恰恰由于它们在细胞质里的继续存在，它还学会了利用它们，而最终依赖它们而自己存活。

在更晚近的研究中，洛奇和琼拓展了这项工作，发现，阿米巴胞核的适应性改变，以及互动从寄生到共生的转变，发生时是相当快的。整个转变，看上去就像是进化的小小模型的，竟然在短短数星期之内就能实现，在此期间，被感染的阿米巴不过才繁殖了十六个世代。

这样似乎是异想天开的事件，可以做成某种关于进化的寓言，提醒我们，在地球生命进化的三四个最为关键的转折点之一处，想必曾经发生过什么。我说的那一个转折点，就是我们这样的复杂有核细胞从它们的细菌祖先的形成。那个事件很可能发生于距今约十亿年前。

在这个事件有可能发生之前，必定发生过许许多多其他事情，为它搭建了生物学舞台。实在的，进化史上最长的进化时段，地球生命的整整四分之三，似乎都被单细胞生物所占据，它们都在试图把自己组织成玩得转的系统。

回到最早的阶段，也就是生命的最初，需要的不仅仅是想象力的跳跃和对于古生物学数据的依赖——你回溯得愈远，后者就愈为稀少——还需要我们在某种程度上作为一个物种的虚心和谦卑。像我们这样，或者说像我们认为的这样，高坐在生物进化的顶尖上，我们必须要面对一个事实，这就是，我们的出身实在卑微。我们对自己谱牒的兴趣，似乎仅限于之前数代，只要能证明自己来自帝王之家就万事大吉。有那么几个专会追根溯源的人，还会把我们的世系追溯到很远很远的祖先那儿，追到那浓眉突出的、脑袋小小的、多毛甚至有尾巴的、在树林里跳荡穿越的先辈那儿。可是，喜欢也罢，不喜欢也罢，我们家世的真相是，人类的最初始祖，乃是一单个细胞，几乎毫无疑问其形体和作用类乎今天的或一种普普通通的细菌。甚至有必要追溯得更远，把我们的世系系之于某个品系的RNA，近四十亿年前由于一场雷暴偶然串到了一起。

这正是纯粹的猜测，然而却有些坚硬的事实可供猜测之用。地球上任何种类生命的最早的化石记录，都是在确证距今至少三十七亿年前形成的石头中发现的。这个星球本身，乃形成于大约四十七亿年前，这就是说，粗略地讲，生命用了十亿年的工夫，才出现了足够复杂的形式，至于会留下自己的微观痕迹。从那时起，细菌一直在地球表面繁衍扩散，整个长长时段，只有它们才是活着的生灵。只有到了相对较短的时间以前，也就是说只是到了六亿年前，宏观生命形式才出现，才有着够大也够结实的身体，至于留下肉眼看得见的化石。从那以后，生物的演化就相对容易了，而今日进化论的大部分动人主体，乃基于仅仅五亿年之内的古生物记录。

可是，关于我们的细菌祖先，有一件事我们的确肯定地知道，这就是，它们很早就学会了聚在社群里生活。关于这一点，坚实的证据存在于垫藻岩中。那是由层压岩石构成的复杂小丘，岩石里有各种花样的层次，是由多种原核生物物种的群落所构成和占据的。作为化石的垫藻岩非常像今天的藻垫，那是一些见于世界很多地区沿海沼泽的结构，分层方式跟垫藻岩大致相同。这些结构包含一些活的群落，很像古化石里的那些生命形式：厌氧微生物靠硫磺为生；其他的利用二氧化碳而产生甲烷；还有的物种靠甲烷为生，而产生新的有机养料，供在它之上的层次享用；蓝绿藻（现称蓝菌）靠太阳为生，产生氧气，外加无数螺旋体和其他微生物，所有这些住在一起，只能被看作一个庞大家院。

大多数微生物都以这种方式生活在一起，那些显然在土壤中自由生存的无数其他细菌物种也是这样。它们无法被彼此分离，并以传统的细菌学培养基分别培养。因此之故，关于它们的代谢作用或营养需求知之甚少，只知道一个显眼的事实：它们生活在一起，离开彼此就无法生活。

那些最早形式的细菌，有两大特点似乎是没有争议的。它们必定都是厌氧菌，因为有坚实的地质学证据表明，地球的早期大气中不包含氧气，如有，也是很稀淡，若有若无的。而且，最早的几匹，必定真正是靠山吃山，靠地吃地的，因除了它们自身之外，世界上还没有任何别的有机物质。当然，这两大特点也并不牵涉特殊的花样。厌氧菌直到今天还到处都是，或者说，在任何它们能够免于暴露给氧气的地方到处都是：在深深的泥沼里，或者有其他细菌遮蔽着的地方，那些细菌能消耗尽周围任何氧气。因为对大多数厌氧菌来说，那是一种致命的毒气。此外，它们仍有大量的同胞，能仅以硫磺或别的无机物质为食物和能量而过得很好。

直到最近，还似乎很有可能，这些古细菌，作为一类厌氧菌，乃代表着最初第一个或第一簇细菌的直系后裔，于三十五亿年前到四十亿年前之间出现在这个星球上。可是而今，分子遗传学带来了给RNA做化学分析的强大技术，借助这一技术，事情看起来似乎是这样：一个庞大的分支，称作始祖细菌的，因有深刻的古老根基而成为原始生命最有力的候选者。在始祖细菌中，有产甲烷细菌，那是一些厌氧菌，由于把水和二氧化碳转化成普通可燃气体而产生沼泽火。这些生物的RNA很像好几种更加怪异的细菌的RNA：嗜盐菌，在饱和的咸水里繁荣昌盛；thermoPlasmas，很娇气的没有细胞壁的支原体，被发现在热度很高的冒烟的煤渣堆里讨生活；还有第三组传统长相的细菌，嗜热嗜酸菌，它们只能在温泉那极热的酸液里才能存在。这些微生物，乃是伊利诺伊大学卡尔·沃斯同志的得意对象；他认为，这些东西是最古老的活物，兴许是我们所有众生的老祖宗。如果你在四处寻找什么生物化学相似之处，能把我们跟它们联系起来，这将是一个不坏的主意。有一个物种的始祖细菌，叫做硫化叶菌，从温泉里生长出来的，已被发现，其DNA在一个重要方面很像我们的：它的基因也被所谓的“介入子”，也就是干扰性DNA串所打断。这些串儿起什么作用还不清楚，但那些作用迄今一直被视为现代有核细胞所独有的特征，非普通细菌所宜有。

然而，是始祖细菌在敌对环境中生存的能力，使得它们如此迷人，特别是它们能在甚高温度下活着而且生长的本事，让人认为它们可以入选地球生命的始祖。假如，像通常设想的那样，地球上最早的细胞必须得由一系列随机事件所凑成，牵涉地球水中现成的化学物质，那么，哪怕给十亿年，这样的事件出现的统计学概率都是小到几乎为零的。要想一下子达成一种无懈可击的编码，构成DNA和RNA的复杂信息系统，后来再变成四十亿年之后所有地球生物普适的编码，曾经显得如此绝不可能，至于让弗朗西斯·克里克和莱斯利·奥吉尔认为那干脆是不曾存在的；于是，他们认真地提出，细菌想必是很久很久以前由外星来客播种在这里的，把生命起源这个难以处理的球踢给别的科学家，干脆一脚踢到太空里去了。两人的理论，称作“意导泛种理论”，并不比现存的想法更不可思议，同时，当然也并不更可思议。

然而，假如有了足够的热度，那个十柱全倒[2]大成功所需要的随机事件就会进展得快得多。因此之故，在过去几年里，“黑烟囱体”细菌已成为最大热门，也成为当代生物学最有争议的课题。这些细菌是产甲烷菌，据称能在极热的水中、在极高的压力下，在很深的海沟底下的地壳开口处存在的。它们由巴罗斯及其伙伴从硫磺锥嘶嘶冒出的摄氏三百多度的热水中分离了出来——那热水在那样的高温下仍旧是水，是因为其上有极大的海水压力。现在据称，这些细菌实际上可以在实验室类似条件下培养和生长。加利福尼亚拉乔拉有个斯克里普斯海洋学研究院，院里有个特伦特，他不赞同这个说法，认为那些匪夷所思的细菌是人工造出来的，于是发生争议。在全部科学里，我还想不出有什么课题比这个更加重要。假如巴罗斯说得对，那就是有一个全新的可信的生物起源剧情，供所有人去理解和思考。我还要加一句：即使他错了，他那关于随机事件在水中由高温大大加速的想法，再加上关于许多始祖细菌的知识，知道它们今天无可争议地存在，在较低、但也接近沸点的温度下活得舒舒服服，那将会使他的剧情在未来年月里作为一个假说而众口相传。说到底，我们可能是火里出生的。

不管它们从何起源，始祖细菌随后最艰难的任务，便是学会幸免于大气中出现的最初氧气。这个事件没有确切的发生日期，但可能开始于大约三十亿年前，那时候，出现了会做光合作用的新的突变型，它们就是今天蓝菌的对应物。此后，氧气在大气中稳步增加，于二十亿年前达到百分之一的水平。到这一阶段，暴露于大气的任何细菌想必都已发展出一套生化机制来保护自己，此后不久，新的物种——喜氧生物出现，它们能充分利用氧气，满足自己的能量需求。

在某种意义上，整个地球开始呼吸了。光合生物仅靠阳光、水和二氧化碳，就慢慢把氧气充满大气，使之达到今天的百分之二十水平，在此过程中也制造出碳水化合物。这时候，会呼吸的细菌四周到处是有机物，于是就利用新的过量氧气来燃烧自己的食物。

现在，舞台是已经搭好，所有进化步骤中最伟大的一幕可以上演了，这就是有核细胞的发明。不管这是怎么发生的，反正离不开两大主角的存在，一位是会做光合作用的蓝菌，一位是会呼吸的喜氧细菌。不管怎样，两位主角想必来到某一更大的、现在尚不知道的什么原核细胞皮肉里，在那儿作为共生物而结合在一起，分别转变成细胞器，在绿色植物中叫作叶绿体，在所有有核细胞中叫作线粒体。最初的寄主细胞可能是某种支原体，一种无胞壁、能膨胀的生物。要么就可能是一只细菌，此前失去了坚硬的胞壁，就像是今天的L型。从那以后，这些细胞器就一直保持着这种安排，依然自主繁衍着，不依赖细胞核，保留着大多数（但不是全部）DNA和RNA。在现代植物和动物细胞中，它们从祖先那儿继承来的标记依然清晰可辨。它们是细胞中永久的寓客，对于我们称之为高等生命形式的生物绝对不可或缺，证明着进化的进步中共生关系之力量和稳定性。

没错儿，那曾经是，现在仍然是一个进步。这年头，在某些领域，时兴的是否定自然之中有进步，宣称进化并没有导致生物在复杂性和深度等方面上一个台阶。当然，如果你匆匆回眸作短短一瞥，比如仅仅瞥见我们之前六百年，这样的观点也还有些招架之功；19世纪和20世纪早期，生物学家的眼光也就能看见那六百年。可是，如果你回顾整个进化路程，一直看到世上没有别的、只有细菌的时段，然后再看到那些细菌互相接合、组成有核细胞那一演进瞬间，然后再看到此后那些神奇的事件，那就很难否认一个想法了，这就是：进步就是进化的大道，也是这个世界的大道。或许并非一路坦途，容许有些摇摆不定，由于小行星的周期性碰撞，每隔大约两千五百万年就倒退一步，灭绝一部分生命，然而总的趋势还是前行。

但可能还不够让我们得意忘形。在地球完全由细菌占据的长时期内，必定进行过极多漂亮的生化和遗传学试验，生物学上的新花样必定到处涌现，层出不穷，有的行得通，有的行不通。在内共生和真核细胞发明之前很久，细菌们早就学会了在微观生态系统内互相依存，依赖彼此为生，在小生境内立稳脚跟，互相打着信号，在各自的群落内构建起通讯系统和信息接收机制。有些化学信号，我们一直认为那是我们自己的高级荷尔蒙、为我们生活中的高级任务而量身定制的，实际上很早以前，或许在我们或我们之类的东西上场十亿年前，就由最简单不过的细菌合成好了。比方说，有种很像胰岛素的分子，其性质跟胰岛素毫无二致；还有一些肽类，跟我们自己的生长激素也大同小异。还有一些，正在被辨认和认识其性质。很可能，我们一向称之为内分泌，维持着我们自身这一有核细胞巨大集合的完整性的，乃是被细菌用来协调和维持其早期社群的那些分子的直系继承人。

没问题，我们已进化得高于它们，当下此刻高居于自然界上层。我们拥有大脑，拥有与其他四指相对的拇指，还有各种各样别的附属配件，都是我们的细菌祖先梦想不到的。但是，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带有那个祖先的遗痕。多多地了解它们，对我们的心灵是有益的，对于我们看待自己在自然界的位置也是有益的。而且，知道有一些东西，它们能很容易地做到我们力所不及的事情，比如用内装罗盘导航，也是感觉很好的事情。我们知道，鸽子和蜜蜂能通过内置于特化器官中的小小磁石四处寻路，也许有一天，会发现人类大脑里也存在类似的结构。假如真是这样，即便真是这样，也看不出我们多么善于使用它们，而且它们也决不是什么新发明。某些种的古厌氧菌，住在深深的泥沼里，需要靠得住的法子分辨方向，以便游到最适合它们生存的地点。它们就装备了小串的磁铁晶体，像一串珠子，跟身体一样长。把它们放到磁场里，一端代表北极，这些细菌马上就朝那边游；把磁极一转换，这帮畜牲像舞蹈家一样一转身，又朝相反方向游去。在北半球，这些细菌习惯性地往北游；在新西兰，就往南游。在巴西赤道带，它们就难于决定何去何从了。我们总说，我们人类或许是最聪明的动物，可是，这个游戏我们轻易玩不赢。至少迄今还玩不赢。

可是，共生乃是所有游戏中最聪明的游戏，远比其他游戏聪明得多。最显眼的例子也许要数叶绿体和线粒体，但是还有更多别的，对于所涉伙伴的生存和进化同样重要。林·马古利斯曾为内共生概念做过很大贡献，现在正在钻研一个想法，那就是，原核螺旋体可能把自己附着于某种最早的有核细胞上，后来演变成现代细胞的鞭毛。这个想法必然导致下一个想法：有核细胞的基体，现在已知在有丝分裂过程中大有作用的，乃来自跟螺旋体同样的共生联合。

尽管还没得到证实，这个想法却不像乍听起来那样不着边际。螺旋体享有善于共生的大名，完全比得上它制造梅毒的大名。某些白蚁的肠道里，就含有一些能动的原生动物，其能动性完全仗着有大量的螺旋体附着在它们表面上，绝对同步甩动着，把这些动物移来移去。

白蚁本身就是共生现象的生动范例。整个白蚁巢穴就是一个合作行为的榜样。成千上万各各独立的昆虫，行为起来颇像是一头庞大生物的一个个细胞，几乎像是跑在无数只腿上的一个头脑。每个个体似乎都携带遗传来的建造蚁丘的蓝图，可据以建造那个复杂建筑，底下是柱子和拱券，有为蚁后特别设计的宫室，整个建筑都有空气调节和湿度控制。可是，进一步讲，每一只白蚁个体又是许多部件装配而成的，从功能上讲是一种嵌合体。那昆虫以木头为食，但是却没有自己的消化系统把赛璐珞转化成可利用的碳水化合物。这就是那种能动原生生物的作用了，那是一种单细胞真核生物，住在白蚁的肠道里，通过进食一代一代传下去。在有些物种里，原生生物自己不能动来动去，去摄取白蚁所吃下的木屑，于是就靠附在其表面的这些螺旋体完成移动。这还不完。在每一头原生生物身上，有无量数细菌规规矩矩一层层嵌埋在那头动物的表皮之下。它们是最终的共生者，贡献着用来消化白蚁吃下的木屑的酶。螺旋体帮着找到木屑，原生生物吞下它，只待这些细菌来把它们转化成糖。这是全部生物学里最为成功的一个委员会。

互相依存的习惯在地球细菌中继续存在，少了它，生命就会寡然无味。尽管它们已经得到一个病原体的名声，那也是由于细菌中极少数不走正道者的所作所为。实在的，致病性也许是场误会，是当事生物间发生了信号误读，很像琼博士那些被感染阿米巴身上最初发生的事件。更经常的是，细菌寄主安排乃是一种伙伴关系。根瘤菌看上去确是入侵和感染了苜蓿和大豆的根毛，在根组织里面形成庞大的菌落，怎么看也像是不可抗拒的全面感染。可结果呢，却是为植物的生存获取了氮气，同时，并非偶然地，也增加了植物生长所在那块土壤的肥力。所有反刍动物前肠里面，都生长着数量极大的细菌，它们是至关重要的共生者，所起的作用像白蚁肠道里的一样，也是分解赛璐珞。没有它们的微生物寓客，我们既不会有奶牛，也不会有牛奶。

我不知道海里的某些鱼类何以要在眼睛周围有一圈发光的组织，可它们有，或许是有助于找到猎物，或吸引伴侣吧。不管目的为何，发光乃是这些鱼类物种专属的、显然是可遗传的特点。然而，发光可完全是来这些组织内殖民的共生细菌的作品。

蟑螂和其他昆虫组织内含有整个整个的器官，都是纯粹由细菌组成的，紧密地挤装在一起。完全不知道它们在那儿干什么，只知道它们很重要，是一代一代传下来的。如果用抗生素把它们消灭掉，那昆虫就慢慢地衰弱、死亡。

关于共生这一普遍现象，还需要进行更多研究，而那实在将是困难的工作。一个很大的技术难题，总是构成障碍，但在田野生物学家那儿特别棘手，那就是在稳定的共生伙伴关系确实存在的时候难以辨认它们。除非利用超微结构分析，那些伙伴常常难以彼此区分；通常没法在生存状态下彼此分离，以便分别作生化分析。根据许多生态学者的猜想，我猜想事情应该是这样：共生现象比通常认为的更要普遍得多，甚至可以说是平淡无奇，家常便饭。哪怕我们今天看见它依然非同寻常，稀少例外，甚至有异国情调，它看上去已经像是个极端重要的东西了。正如马古利斯两年前所写的那样，“共生对于进化道路的影响，就像两性双亲关系的影响一样深刻。两者都导致新个体的形成，这些新个体携带着不止一个亲本的基因。……共生亲本的不同基因非常亲近；自然选择把它们当一个单位对待。”

我的观点是，管它是相对不常见抑或到处都是，共生现象的成功和不懈存在，暗示着存在一个潜在的一般倾向，那就是自然界倾向于合作行为。说“好人没好报”是不对的；毋宁说，好人享百年。伟大的生态学家伊夫林·哈钦斯几年前指出，复杂的自然社群并不遵循“适者生存”中应该包含的数学定律。假如那个术语果真意味着“赢者通吃”，那么，某一物种，某一身体生长快、幸存子孙多的掠食者，就应该永远凌驾于众生之上，高出一等，支配一切。到野地里看，这种事并没发生。相反，倒有数百种不同物种组成的稳定生态系统倾向于继续稳定和处于平衡。只有在罕见情况下，一单个物种才会排斥所有别的物种，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一个物种当然也就崩溃了。荆冠海星曾经让研究暗礁系统的生物学家吃惊不小，因他们看到，这种掠食动物就像传染病毒一样蔓延开来，快要消灭掉太平洋沿岸的所有珊瑚礁了。我那时在伍兹霍尔有间实验室，那件事在伍兹霍尔所有走廊上引起的骚动至今还历历在目；珊瑚礁在消失，环礁受到威胁，海洋本身的生命也危在旦夕；得做点什么事；得找一种海星毒剂；得组织一支潜水员大军奔赴澳大利亚。后来，某种事情发生了，它超越了科学分析，人们称之为“天行其道”：那个问题干脆消失了。荆冠海星还在，一路吃着，也许还被别的小东西一路吃着，但不管怎么有了制约，活在最利于合作的水平上。

动员海洋科学的资源细考察这一情形，考察类似的其他东西，对人类将会大有益处。同样深深陷于类似困境之中的我们，最好很快能了解到荆冠海星是如何走出困境的。我相信，即使作为社会性物种我们存在的年月很短，但关于自己的困境我们也已经有了一些集体的预感。

真正的利他行为在自然中的存在是不难解释的。在社会性最强的物种里，个体牺牲自己的生命去帮助社群，乃是平常不过的事情，那就是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比如蜜蜂，一旦为保卫蜂窠而攻击入侵者，由于尾刺上有倒须，它们都要把自己的内脏拽出来；从生物学上讲，这才是真正的利他主义者。在绝对直白的意义上讲，它们那是在保存自身，因为它们所保卫的，恰就是进行保卫和蜇刺的那些特别蜜蜂的基因。在生物学里，自己基因的存续，即是生殖的成功，因而也是进化的成功。这种行为自然会在达尔文式进化过程中被自然所选留。

非常可能，其他物种也存在类似真正利他行为的东西，尽管在发生的时候，甚至在人类家族中发生时，更难确认那是由基因驱动的行为。并且也说不上是常规的或可以预见的现象，特别是在如今这样的社会背景下，谁也不会宣称，儿女和父母一生中每日每时都能站出来为彼此作出牺牲。J.S.霍尔丹总结的数学原理“我会为两个亲兄弟或八个堂兄弟献出自己的生命”，实际是假想的抽象，它规定，霍尔丹如果纯粹由霍尔丹的基因控制而不是由霍尔丹的文化所制约的话，霍尔丹将会怎样做。这是一个令人生疑的揣想。

尽管如此，至少从理论上讲，对任何专心一志要保存自己种系的物种，利他行为仍有着生物学的意义，只要它不失控就行。但是，合作又当作何论呢？合作跟利他行为可是大不相同呵。两者涉及的利害关系不一样，合作伙伴间所涉及的基因并不相同，甚至也未必有亲缘关系，没有谁需要牺牲自己的生命。如何在现行进化论的框架下解释纯粹的合作，以有别于对纯粹利他行为的解释呢？是否有这样一些情况，在这些情况中，在一个一般不合作、自我中心的物种，一个采取合作行为的个体就比其他个体具有优势，或者，在一个一般不合作的世界里，一个采取合作行为的物种，乃比其他物种具有优势呢？

也许是的。密执安大学的罗伯特·阿克塞尔罗德最近论证说，不管怎样，计算机是这样说的。如果你想知道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因陷于艰苦卓绝的堑壕战而互相残杀时，许多士兵如何坚持生存了下来，合作无可争议地就是正确的答案。托尼·阿什沃思关于这件事写了整整一本书，书名就叫做《堑壕战1914～1918：我活你也活的系统》。战争初期，德军士兵与盟军士兵在相隔数百码的战壕里兵火对峙，干脆把所有的弹药倾泻到对方阵地，没日没夜这样干，结果是双方死亡无算。然而，随着战争的继续，大为不同的策略开始出现了。双方作战单位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协议，远离前线的两方将军和指挥部对他们却失去了控制；实质上，从一开始出于“我不杀你你就杀我”的动机，导致大规模的毁灭性杀伤，慢慢转变为“我活你也活”的思路。那就像一场游戏。参与者后来都学会了玩法。当给养物资从敌方战壕后面送上来时，交火就暂时停一会儿。一旦一个连队破坏约定，轰炸敌方的补给线，它就发现，自己的补给线即会遭到超常猛烈的报复性反击。一旦交战部队发现战事将要旷日持久僵持下去，面临数周乃至数月的对峙，交火就会沉寂下来，几乎达到象征性的水平。双方的高层指挥官大为恼火；一些士兵被送军事法庭，整个连队受到军纪处分。可是，协调互惠行为依然如故。用阿什沃思的说法，堑壕战策略可以纳入他所谓的“礼节性攻略……，一种仪式，敌对双方以规律性的、互惠的交火参与其事，象征着……一种同病相怜的情绪和一种信念，就是认为敌人也是受害者。”当然，从这一记录得不出什么生物学结论。士兵们知道自己在干吗。仅仅是运用常识，以求把死亡降到最低水平。

然而，反观之下，其中也实在有着生物学的教训。阿克塞尔罗德和汉密尔顿根据博弈理论设计了一个复杂的计算机游戏，以决定当两个或更多个完全自我中心的参与者为重要资源而互相竞争，而一再处于长而无期的对抗时，会发生什么。玩家每个回合都面临两个选择：合作，则双方均得到有限的好处；背叛，则一方得到更大的好处，而以另一方的损失为代价；若双方都背叛则谁也得不到好处。这是古老博弈理论中一个悖论的改进版，该悖论称作“囚徒困境”。

阿克塞尔罗德征集了七十五名数学博弈论专家、计算机智能专家和进化论生物学家，请他们帮忙设计一系列计算机比赛，目的是要了解，是否会有某一套特别的策略，能在合作与背叛的考验中胜出于其他策略。大量程序被设计出来，提交给阿克塞尔罗德，有的异常复杂，有的诡诈奇巧，有的奸猾莫测，有的利用对方心理，无所不用其极，招招进取，咄咄逼人。这些程序展开循环赛，互相争长，同时也跟一个所有决定均为随机选择的程序相对抗。每一个程序都要跟所有其他程序较量，包括跟自己的克隆版本较量，如是比赛二百轮，然后，整个大赛再连续重复五遍。

比赛结果收入阿克塞尔罗德编著的一部非同寻常的大书《合作的进化》。无可争议的胜者，乃是策略最简单的程序，设计者是多伦多大学的阿纳托尔·拉巴波特教授，是个哲学家和心理学家，也是一个长期钻研解谜囚徒困境游戏的行家。拉巴波特的程序，在计算机传统行话中，叫做TITFORTAT（针锋相对，礼尚往来），它仅仅规定一条战略：第一步你合作；再往后，对方咋动你咋动。他背叛，你亦背叛；他合作，你亦合作。

结果发现，TITFORTAT并不是赢得最快的战略。它决不是一味猛揍对方；它总是输掉一些，也总能赢回稍多一些。可是，当它跟足够多的玩家、包括那些最聪明最狡猾的玩家，玩足够多的次数之后，长远看来它总是赢着。阿克塞尔罗德无以名之，姑且称之为“可人的”策略，但不是“过人的”策略。你合作我就合作，你背叛我就反击，有记性，不计较，可信赖。

这样的策略不可避免地、有数学确定性地，将在运用其他策略的玩家群体中传播开来。一帮子TITFORTAT的信徒是任何怀有敌意或咄咄逼人的其他玩家都无法战胜的。只要游戏无限长期地进行下去，这一策略就能在海量的竞争者当中站稳脚跟；一旦它站稳脚跟，整个城里就只有这个玩法了。这个玩法并不需要特别的智慧，也不需要任何类似直觉的东西。实际上，短期看来，TITFORTAT策略还有些根本性的反直觉。它恰好符合我们可能预期的无量数微生物在一块现代藻垫或一块前寒武纪垫藻岩中的合作行为，它同样也符合一片热带雨林里各种生命的行为。这个计算机游戏让我们相信，它就是我们期待进化过程中通过自然选择可能出现的那种生物学逻辑。

我从没有期待过计算机科学会带来这样的消息。作为一个局外人，一个不玩游戏的人，我一向认为，计算机游戏会是好勇斗狠者的游戏，一心要吃掉对方，炸掉对方，恰像我们所看到的人类委员会，特别是现代民族国家的行为。现在，我举双手赞成计算机，并希望这个消息尽快传播开来。

交流

从我们的角度看，别的生物，最显眼的是社会性动物，在密集的社群中共同生活，相互依赖到如此程度，以至于很难想象还存在任何像是个体的东西。它们为遗传指令所安排，营集群生活。它们出现在命中注定的城堡中，有的当兵，保卫着蚁丘和蜂窠；有的做工，弄来尺寸恰好的细枝，用于巢穴建筑工程的不同阶段。有的采集食物，把死蛾子一路拖向山丘；还有的专门充当生殖单位，实质上是在复制那个社群；甚至还有一些，专管排风通气，打扫巢穴，处理死者遗体。我们管它们叫自动装置，是些小小的遗传机器，不能够选择自己的行为，做着它们的基因严格指令的事情，一代又一代，没头没脑地这样做着。它们通过化学信号互相交流，身后一路留下毫不含糊的分子，意味着各种各样对昆虫有意义的新闻报道：死蛾子就在这块石头后面那个蚁丘另一边；入侵者正从那个方向逼近；女王在楼上，还问候您哪，如此这般，尽是这样的消息。蜜蜂，那最早、最伟大的几何学家，在黑暗中跳舞，告诉大家太阳在哪儿，二十分钟后又将转到哪个确切的方位。

当然，我们不一样。我们作为个体就世间万事作决定；我们环顾世界，计划下一步怎么走；我们记得上星期发生的事，那时候自己犯了错误，陷入了麻烦；我们为长久不忘而保留记录，甚至会保留好几代。我们还拥有所谓自觉或意识，大多数人认为这乃是人类独有的禀赋。我们甚至能预想死亡，而难以想象一只昆虫，更不消说一匹狼，一头海豚，甚至一头鲸，能这样做。于是我们不一样，并且高级得多。

然而，不管怎么说，我们还是个社会性物种。我们聚集在社群里，比任何蚁穴或蜂窠都要密集和复杂；我们比任何行军蚁大军还要彼此依赖，个体才能生存。我们的社会性具有生物学的强制性。并且，我们之所以这样，是因为语言。

说起自然界任何地方能观察到的合作行为，我想不出任何东西，能与人类语言相匹敌，能这样自由交换独断的意见，能在交流中达到平等和平衡。我们彼此讲话时，并不像社会性昆虫那样只是留下化学痕迹；我们的交谈，含有两个最独特、最灵活的人类特点：模糊与和婉。人类交流中，几乎每一条讯息都可作两解或多解。发送讯息也好，接收讯息也好，到处都有选择的余地。在这方面，我们不像蚂蚁和蜜蜂。我们必须更细地谛听，把听到的加以剪辑，能听出或读出话里的不确定性。

另一个不同是，比我们更老的动物，它们的交流系统是固定的，不可改变的。我们的系统，语言，则刚刚开始，仅有数千年之暂，仍是试验性的，尚有柔性和弹性。我们可以随时随意改变它，而且持续不断地在这样做。试问多少人还会说乔叟时的英语，或盎格鲁撒克逊英语，或赫梯语（小亚细亚东部和叙利亚北部古代部族赫梯人所使用的语言）？或者还能读那些文字？

然而，它仍是一种遗传决定的禀赋，这是没有疑问的。我们说，写，听，是因为我们有管语言的基因。没有这些基因，我们或许仍然是街区里最聪明的生灵，能制造工具，干起仗来机敏算胜别的动物一筹，甚至仍可以预想未来，事先计划。但我们不会是人。

还不清楚，语言的秉赋是随突变而来，通过安装崭新的语言中枢一下子把我们由此一物种转变成一种截然不同的生灵，抑或是你由于大脑够大而自动地获得了语言。两者皆有可能。我们可能由于为产生语法而设计的特化中枢而成为人，像歌鸟在大脑的一侧进化出清晰可辨的神经元簇，用来产生鸟歌一样；要么，我们之所以能产生语法，并改变它，干脆是因为我们有了足够大的大脑，能做这样的事。

这可不是个无足轻重的小问题。早晚有希望解决它，因为这个问题不仅为猜想敞开，而且也为科学探索敞开着。究竟是我们成为人，乃因为获得了语言的能力，还是因为我们获得语言，乃是有了人类大脑的结果？

这个问题不是鸟类的问题，尽管愿意的话，也不妨从它们而引发出关于我们自己的假想。歌雀唱自己复杂的歌，程式化地传达寻常一般的讯息，但能加上自己的装饰音，因为他拥有勾画清楚的巨大神经元簇在他的左侧前额叶皮层里。如果他在生命早期，还是个雏鸟的时候，听到自己物种特有的歌，他就能记住它，十个月之后准确地唱出来，加上自己的一些变调。假如他儿时受到阻碍，听不到自己同类的歌，他就永远也学不会了。假如他接触到的是另一物种，比如沼泽雀的歌，他成年后就会唱出一种奇怪的歌，曲调既像歌雀，又像沼泽雀。假如他为雏时就患耳聋，他就唱不出任何曲调，只会嘈杂地喳喳作响。金丝雀管唱歌的细胞是典型的、传统模样的神经元，在大脑的一些区域变了颜色，清晰易辨，但两个繁殖季节之间，这些神经元就萎靡、消失了。然后，春回大地，它们重新出现，又是羽翼丰满的脑细胞，突触相联，一切如初，唱歌中枢再度到位。这是一条很好的消息：脑细胞能够死而复生。从前，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脑细胞是没有再生能力的。一旦死去，它们永不再来。直到几年以前，洛克菲勒大学的诺特包姆和他的同事们从歌鸟研究中知道了这件事。从前我们也知道，在开放的鼻腔里，嗅觉感受细胞随时都在再生，每过三个星期左右就长出新的一茬，但我们以为那是非同寻常的例外。现在，有了金丝雀的故事，我们就可以开始猜测，或许大脑的任一部分，都可以获得再生的能力，只要我们关于其中所涉的调节机制了解够多。我过去不怎么喜欢金丝雀，也不怎么喜欢它们的唱歌，可现在，曾经研究过神经病学的我，对它们可要另耳相听了。

我刚才说过，人类语言兴许尚在早期阶段，刚刚出现，正要进化为对我们物种有用的一个特征。我们何时开始有的语言，尚不知道。可的确有些东西，像是某种化石记录。大约两万年前，我们的人类祖先就已在岩石上刻画了一些记号，马沙克和其他学者将其释读为原始算术和簿记。距今六千年前的古苏美尔碑刻，包含一些清晰的算账记录，大多数牵涉大麦的计量，不是以我们的十进制，而是以六十进制为基础的。多亏了过去两百年来比较言语学家所做的学问，我们可以据此对我们今天的一些词汇的起源甚至年代做很好的猜测。在这样的距离下，我们甚至可以看到，我们是如何从它们的词汇做成了今天的隐喻的：比如，true（真），就是来自他们的deru（tree，英语，“树”）；World（世界），来自他们的Wiros（人）。几年前，有人说过，我们比前人知道得更多。T.S.爱略特听到这话后，说道，是的，但只是就我们所知。

人类文化的进化之路，跟生物进化有些相似。研究过数种不同语言的发展和变种，你就会发现，这些语言中某些语汇间有一致的相似性。这会让你推断，必有另一个词，是其他语词的亲本，曾在过去的某一时间存在于一个更早的语言之中。这跟今天的分子生物学家上溯今天一些基因的起源所用的方法是一样的。比如，普通的细菌，有一些DNA序列，跟现代有核细胞的DNA序列有显著的差异，同时也跟所谓的古细菌——很早以前那些产甲烷的古厌氧菌的DNA序列有显著差异。分子遗传学家们看待这一问题，就像19世纪早期的言语学家是一样的，他们看到希腊语跟拉丁语和其他凯尔特语系、日耳曼语系和斯拉夫语系诸语言，以及这些语言跟梵语和更早的古语言之间的不同，由是推断出存在一个原初语言，古印欧语，时间上先于其他语言。对于分子遗传学者来说，一个理论上的物种，叫做“原初细菌”，讲一口古代的、然而仍能听懂的生化语言，起到的作用相当于古印欧语。

我发明了我自己的语言分类学，不是要分类国族或民族的言语模式，仅仅是要将语言分成数种用途。我的分类法把语言还原为四大部类。

第一部类是家常话。这是一种人类话语，没有深层的意义，唯有那个简单的讯息：这儿有个人，喘着气，现成的。我们使用这种交流，主要是在社交聚会场合。现代的鸡尾酒会是听这种话语的最佳场所，然而我毫不怀疑，同样的话语模式一向存在，与社会本身一样长久。说的什么并不重要，也不在涉及的语法和句法。所传达的唯一讯息，就是标志存在：我在这儿。为此目的，描述天气的礼节性语句，刚刚开车走过什么路线，钢琴上摆的什么花儿，钢琴本身，就够了。

人类也用语言宣告领土边界，为了在满是其他人类的房间里占据具有竞争性的空间，偶尔也为了向异性求爱。

第二部类，是真正的、有意义的语言。这是合作的开始。这里是人性的市场。思想想了出来，打好包，拆开来，再打包，让人犯愁，然后发布，但从不出卖，只是给出。这是世界上最奇特的市场。没有任何东西在出卖，没有要求支付或接受；什么都是赠与的，希望得到某物作为回赠，但不打任何保票。

言语，在最好意义上，是思想的交流。当它运行良好时，一个人能告诉另一人，他脑子里由上万亿突触联合连接起来的上千亿神经细胞间爆破发火所刚刚出现的一切结果。不管有多少电极插入大脑物质中进行探索，不管用什么脑电图记录跟踪，都无法不甚离谱地告诉你脑子在干什么，但一个简单的陈述句有时却能透露一切。有时候，一个短语就足够描述总的来说人是什么东西，甚至他们如何看待自己。中国人几千年前有个老词儿，至今用来描述一个人匆匆忙忙，太匆匆忙忙，那就是“zou-maguan-hua”。“zou”是“走”，“ma”是“马”，“guan”是“观”，“hua”是“花”。整个短语，意思是骑在马上，同时在看花，或者在试图看花。我们会说，仓促的，急躁的，意思是在越悬崖时东张西看。

语言不止是一个信号和指示的系统；它是用以描述一个头脑里正在发生什么的机制。最经常的，它是用来指出一物与似乎不同的另一物之间关系的。它倚重隐喻，使用匹配在一起的词语和意象，使用的方式，要能揭示相当新、相当不同的什么东西的。14世纪有个女僧人叫做诺维奇的朱利安的，想要描述在她看来世界是什么样子，写道：“渠授余一物，大如榛子，圆若走珠。余于掌中观之，不解其底为胡物也。久之乃悟：彼天造地生者，不曰尽在于斯乎？”朱利安《启示录》里的这一节，语言本身很简单，几句话直是明澈如水，然虚涵多意，六百年来，阐释不绝，甚至今天先进的宇宙物理学家也还受其启发。

没人知道，人类语言是何时开始、如何开始的。说法不一，却都是猜想。一种猜想是，大脑中专管产生语法的中枢作为突变而出现，由于达尔文式的优势被选留，此后就传遍整个物种。这种猜想让我感到很不可能。大脑近似于智人大脑的最早的人类，并不生活在一起，生活在一个便于变种间杂交的社群之中；没有可能的途径，供那个突变型从一个社群来到另一个社群，像苹果核约翰尼[3]一样，到处撒播新型的种子。突变是随机出现的，首先影响一个物种内的个体成员，此后很久才能影响到整个物种，而语言这个机制如此复杂，如此错综缠结，设想大脑中发生只为这一个功能的突变，将需要预先设想一种极端稀见的事件。这样的事件不可能在一个又一个社群中反复独立出现，每次出现总是同样的突变。

更有可能，说话的天赋，是与人类大脑的逐渐演化一同到来的，不需更多，只需要大脑体积增大，使细胞间联系有可能渐趋复杂，同时，碰巧又有了恰当的口，舌，颚，喉，使得发声成为可能。或迟或早，假以足够大的大脑，任何动物都会开始以那个方式交流。甚至舌喉都不是实质性问题，甚至用来听话的耳朵也都不是的。生来聋哑的儿童，能跟正常儿童一样迅速地学会手语，而他们所经过的语言习得发育过程，跟正常儿童惊人地相同。幼小的聋哑儿，他们的最初手语，表现出同样的儿语特征，带有同样的句法错误，同样有分辨“你”“我”等术语的早期困难，凡此种种，与正常会说话的儿童的经验亦正相同。成熟的手语很像成熟的说话；也是同一个意思有许多表示方式，模棱暧昧表达起来也同样容易，而日常语言的手势甚至也可以转换成类似诗的东西。

就算语言是人类的天赋，是随着拥有一个寻常人类大脑而俱来的一部分，就算因此我们便无须考虑那几乎不可能的地球某处某个单独的突变型开始了那桩买卖，我们仍剩下语言是怎样开始的这个问题。难道说，一旦我们的大脑达到了某个尺寸，每个人都一下子开始讲话？难道说，语法和句法，灵活的句子结构，以及一个真正的词库，干脆是一下子涌进我们的头脑？要么，这些东西是慢慢地，一步步到来的？我们环顾四周，看着现在满世界正在使用的这数千种语言，却没有现成的东西帮我们决疑。诺姆·乔姆斯基首先提出了一个清楚有条理的理论，说语言的起源是生物性的，但他并没有成功地发现一个关于普遍语言的完整理论所必然要求的深层结构，并且，很难说，现存的花样百出的语言之间，就不会有什么根本性的不同。许多语言学家坚持认为，不存在一种原始语言；所有语言都是讲这种语言的人们适应自己所居环境的结果，然都是同样复杂，同样微妙的。的确如此。有些偏远地区原始社群的人们所讲的语言，比英语要更复杂，无疑也有更高级的曲折性，而现存的最古老的语言，汉语，则最少曲折，在某些方面，还最简单，也最清晰。本杰明·李沃夫指出，不仅是不同环境造成全然不同的语言的出现；语言本身也施加着全然不同的看待世界的方式。霍皮语（北美印第安民族）里没有词语来表达我们所谓的时间；世界就是这样子，它并不随时间、由因果而改变。沃夫说，这种语言倒比英语更适于图画20世纪物理学的天地。元古代的语言在复杂社会关系方面的语汇微妙到不可思议。沃夫写道：“充分意识到世界范围内语言系统的多样性达到了怎样不可思议的程度，一个人就会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感觉：人的精神竟是惊人的古老；若有一把尺子来衡量我们在这个星球上的过去经验，有文字记载的数千年历史只不过像尺子上的一道铅笔道儿那么细……那是从说不出的更长过去传下来的遗赠。语言的配方何止亿万，人类只不过浅尝了其中的寥寥数种；看待自然的方式何止万千，人类对自然实在不过是管窥蠡测。”沃夫写道，认识到这一点，不一定会“劝阻人们做科学，倒是应能培养人性，这个人性须跟真正的科学精神相结合，从而禁止精神的傲慢，是这种傲慢阻碍着真正的科学好奇与超脱”。

一定有一个产生语言的普遍机制，即便通过这些机制凑成的各种语言在细节上天差地别，即便很少甚至没有真正重要的细节见之于所有语言。不管乔姆斯基对不对，不管“头脑里相同的深层结构是任何语言里产生转换生成语法的源泉”这一说法是否站得住脚，迄今为止的失败都应该归因于神经生物学仍处于原始阶段。或许我们大脑里真的都有产生语法的中枢，跟已知的语言中枢可以相提并论但远为复杂，或许笼统地可以比之于马勒和诺特包姆那些鸣禽的歌唱中枢。

可是，就算我们达到了这个水平的理解，而有了些许神经科学来解释语言的生理学存在，我们仍然困滞于另一问题：它是怎么开始的？是谁开始的？难道是最早的采集渔猎部落里任命了一些委员会，推选出最智慧最有经验的长老作委员，想出了更好的交流方式，超越了简单的指着东西嚎叫嘟哝？难道是那些委员会列出一系列词语，规定了一些规则把它们串到一起，使之有意义？还是什么更自发的东西在起作用？

妈，妈妈，爸，爸爸，就近乎语言中的普遍东西了吧。这些字眼，或发音相似的字眼，在世界的许多语言中也都存在。也许他们就是很小的幼儿最初所讲的话了吧。当然，这也是猜想。

PuPil（瞳子，童子）这个词，有两个意思，一个是眸子里的瞳孔，一个是小读书郎，或许两个意义都是从儿童得名。它的印欧语词根是PaP，指乳头或乳房，转成“幼童”的意思，还是有些逻辑的：在拉丁语为PuPus和PuPa，然后是PuPillae，再然后是PuPil。来自印欧语的每一种语言都有这样的多字关联，而且出于同一理由：人在窥看别人瞳子的时候，他看到的是自己的映像，或自己映像的一部分。可是，为什么叫这一部分眼睛为瞳子呢？同样成双成对的字眼，用完全相同的词指称瞳子和童子，也出现在各种毫不相干的语言里：包括斯瓦希里语（东非），拉普语（斯堪的纳维亚北部和科拉半岛），汉语，和萨摩亚语。是谁做出了这样的联系，并决定用同一个字眼来指称一个儿童和眸子的中心？最有可能，我觉得，会是一个童子。除了童子，还有谁，会闲着没事，去窥看别人的眼睛，看见那里有个小人儿，然后就叫那部分眼睛是瞳子？我觉得，当然不会是负责拼凑语言的部落长老会的任一成员；他们永远也想不到去做那种事。童子眼睛这一联系必定首先出现于儿语。

这把我带到了德里克·比克顿和他用以解释各种克里奥耳语言起源的理论。比克顿是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在他职业生涯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研究夏威夷的克里奥耳语，那是1880年之后某个时期发展起来的一种语言。当时，夏威夷群岛开发蔗糖业种植园，需要快速输入大量劳动力。新来者来自中国，朝鲜，日本，菲律宾，波多黎各和美国，混入当时存在的讲英语的社群和夏威夷土著社群。每一个群体都有自己的语言，不能跟其余任何群体交流。正像这种情况下总是发生的那样，很快出现了一种洋泾浜话语。那不是一种真正的语言，缺乏至关重要的大部分语法成分，更像是一个粗糙的指物称名和发出简单指令的系统。大多数词汇都是杂合词，由各种语言凑集而来，结合而成，要么就是模仿英语词汇。洋泾浜（Pidgin）本身就是这样一个词，是“bus-inessEnglish”（商务英语）的发音错误所致。

在1880年到1910年之间，夏威夷克里奥耳语出现了，成为岛上的通用语言，让年轻一代工人得以顺利交流。克里奥耳语跟洋泾浜有质的不同，有着真正的语言形式，有自己严格的句法、语法和词序规则，自己的冠词变化和介词，自己的时态、性别曲折变化和标志。一句话，是一种崭新的人类语言。

比克顿说，他曾有机会采访最初的定居者，那时候，夏威夷克里奥耳语刚刚出现，来得最早的成年工人既不会说，也听不懂这种语言。它乃是第一代儿童的语言，也必定是整个儿地由那些儿童构建成的。

比克顿称，夏威夷克里奥耳语是一种独特的语言，与做成这种语言的那些孩子的父母所讲的各种语言有根本的不同。然后他断言，这个克里奥耳语，跟世界其他地方其他时期历经类似语言灾难后出现的其他克里奥耳语，比如非洲的塞舌尔群岛的语言，在重要的细节上相类似。其他学者，特别是职业上称之为克里奥耳语学家的语言专家，曾经不赞成他这些断言。他们认为，夏威夷克里奥耳语包含一些语言特征，跟父母的语言有足够的类似，这就存在借用某些语法的可能。但就我所知，在他的中心论点上，大家都没有争议，这就是，夏威夷克里奥耳语不可能是由于任何成年人参与而成为种植园通用语言的；父母既没有教，也没有学，所以必定是由孩子们发明的。

比克顿还有另一论点。夏威夷克里奥耳语有些特征，使它跟世界上所有地方长大的幼童语言在词序安排和句法上有着技术上的相似。于是，在他看来，这就重演了儿童习得语言过程中的一个阶段。他认为，这可以认定为一个过硬的证据，证明在语言习得过程中和语言本身存在他所谓的普遍“生物程序”；而我认为，这就意味着，在人类大脑中有某个或数个语言中枢，专管语法的产生和学习。

如果比克顿说得对，即便对了一部分，他的观察乃把儿童置于人类文化进化中，派给了新的、不可或缺的参与者、实质上是原动者的角色。谁都知道，幼童特别善于掌握新的语言，越小越好，他们无疑比青少年更聪明些，大多数成年人则完全出局了。而一个幼童要学会一门语言，不需很多，只需要把他放在说那种语言的其他儿童的密集区域。像字面的意思那样，那就是一桩儿戏。

我能想象到一个时期，我猜想不到那是几千年前的事情了，反正是很久以前，那时候，才只有很少数我们这号的人类，有着我们这号的大脑，这儿一群，那儿一伙，散布在世界各地。那是些制造工具者，穴居者，采集渔猎者，有一些一家一户独居着，另一些则开始一帮一伙，聚群而居，结为部落。还没有语言，只有大量的呵斥，唿哨，警告性的叫喊，不满的哼哼唧唧。然后是一些单词，一些名字，动物的，树木的，鱼的，鸟的；有“水”，或许还有“死”。这些单词里面，许多一定是相互模仿，就像印欧语里的ul，本来意思只是嗥叫，后来成了日耳曼语里的uurValon，再后来是古英语里的ūle，最后成了英语的oWl，猫头鹰。一路上，它漂流到拉丁语成为ululare，意思是嗥叫，到中古荷兰语的hūlen，最后，天知道历经多少年多少代，到了英语，成了那几个词，恰好是最初印欧语里的那几个意思，从ul到hoWl（嗥叫）和ululation（悲泣，哀鸣）。

如此，我们就可以设想，在每一个早期人类社群中，在任一种语言产生之前，都可能存在一个自发的词汇发育阶段。环境中的事物会有约定俗成的名字。很有可能，人也各有其名。在这一阶段，人的说话，就会局限于信号和记号，颇像现代的洋泾浜，但用于传输人的思想仍是贫乏的。同时可以设想，每一个人的大脑，都已有了语言能力，尽管语言尚不存在。那么，它究竟是怎样开始的呢？

我认为，它是在儿童当中开始的。很有可能，当最早的定居者，或是最早的游牧部落，达到了足够密集的群体，于是有了足够数量的幼童，有条件密切接触，达到了临界值的儿童集群，整天在一起游戏。他们想必已经从大人那里学会了各样事物和人的名字，剩下的事情，就是把那些单词串起来，使之有意义。为做这事，他们动用了大脑里的语言中枢，组装起语法，构建起句法，一开始可能像鸟儿构造鸟歌那样。要这个中枢点火起爆，并且把事情弄正确，你需要密集的儿童之群，一个达到临界值的大群，长时期整天彼此相向。

事情初发生时，必定在成人中间引起极大的惊讶。我能想象到那个场景：部落在某种公用大院里集合，正要计划下一次出猎或迁移，或只是商量当天的食品供应。他们使尽浑身解数，又是嘟哝，又是单音词儿，因近处空场上一群玩闹的小孩子吵嚷声渐高而略感恼火。近几个星期以来，孩子们比先前更为吵闹，特别是三四岁的小孩子更是如此。今晚，他们的吵嚷声，是先前未曾听见过的，一串串声音滔滔不绝，单词连着单词跌撞而出，那是最新颖最杂乱的人声，音量愈大愈密，欢欣鼓舞，兴高采烈，所有这些，都是开会的大人们完全听不懂的。此时此刻，人类文化起步腾了。

刚才不久，我曾试图分类人类语言，但只说到家常话和普通语言，后来一路说到了小孩子。现在，我要在那两类之上，再加上两类。

第三大部类，是一种全新的交流形式，在过去几个世纪内由点点片片的逻辑组装而成，而今开始变成第一个、至今也是唯一一个真正的普遍人类语言。它的一些部分可以上口说，全部都是书面写的，跟使用者的母语毫无关系。这就是数学语言。

如果你想跟别人解释这个宇宙是怎么运作的，解释到已知的最深处，从远处天体上发生的事件，到原子核里进行的勾当，若不用数学语言，用任何语言，你都做不到任何程度的清晰，甚至说不出任何真正的意义。20世纪的量子力学世界，是所有世界中最奇异的世界，对我们大多数人都是不可理解的，而且一直在变得越来越陌生。然而它又无可争议地是真实的世界。它似乎把我们一向以为真实的所有事物变成了不真实的，威胁着我们关于时间、空间和因果关系的既定观念，把我们抛入了一种新的、或许我们这个物种从未体验过的不确定性和困惑之中。波就是波，但同时又是粒子，全凭我们选择如何观察它。

所有这些，除了用数学语言，再也没有任何语言能够加以表达、理解或探讨，其实质也无法译成英语。各种想法可以快速地拿粉笔写到黑板上，被一些受众理解和讨论，这些受众无须熟知任何其他共同语言，英语、法语、德语、意大利语、俄语，什么什么。你用数学语言买不到一杯咖啡，但据说几乎可以解释世间万事。这里和国外有些理论物理学家，他们对自己领域新近的进展如此自信，乃认为所有关于物质世界的重大问题，都可以通过一个大一统理论加以圆满地回答。或许在本世纪结束之前就能做到。这种事情也许会发生，可一旦发生，所有答案都将只能出之以数学语言。对我们大多数人，因缺乏对那一语言的掌握，世界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要陌生。哲学家传统的责任是向我们其他人解释这些事物，到那时也将无事可做，除非他们事先接受最高等数学的训练；兴许他们当中有一位能学会译、至少解释其实质部分。这里且加一个注解。这将成为我们改革中学和大学教育体制的最紧迫的理由。我们将需要比现在大得多的年轻数学家群体，他们能讲数学语言或能写数学语言，不仅为了技术和工程或一般科学的需要，而是为了至少略窥世界在新的现实中是怎样运作的。

我心里还有第四个语言部类，但只想在末了顺带提及。这就是诗的语言，我把它看作是超越语言本身所有正常用法的一种交流的延伸。它对于没有训练的头脑并不是那么不可破解，但在某些方面它之不同于日常语言，正可比之于高等数学。在最好的意义上，它像音乐一样难以索解，我也没打算深入探讨这些令人生畏的巨大问题。

只想说这么多：儿童在其中有一手，而童年可能是人在一生当中唯一为诗歌所占有的阶段。若没有作为我们物种特点的那个长长的、困惑的幼稚期，诗歌可能永远也不会进入我们的文化，决然永不会在人类记忆所及的遥远过去如此横被文化的进化。

儿童介入此事乃是在诗国的起初，把这一人类头脑中不可驾驭和奇妙的方面安放到位。他们是通过童谣做到这一点的。那真是极尽了说话接近音乐之能事。谁也没说童谣是儿童创作的，但没有疑问它们是由儿童，而且是最小的幼童，加以装饰，并转变成语言之舞的。童谣由儿童自己一代一代传下来，无疑借助母亲们的帮忙，但多数是儿童对儿童口口相传的。它们存在于所有语言之中，永远是同样的节拍、韵脚和韵律。艾欧纳·奥佩和彼得·奥佩在两人合著的《牛津童谣词典》引言中说，童谣是“世界上最为著名的韵文，完全不像世俗认为的那样，仅是拙劣的顺口溜而已”。罗伯特·格雷夫斯写道：“古老童谣里的最佳篇什，要比《牛津英诗集》里的大多数篇什更近乎诗。”G.K.切斯特顿宣称，“遥远的山那边”是所有英诗里面最美的诗句，而大诗人斯威夫特，彭斯，丁尼生，史蒂文森和亨利，全都从童谣中偷过句子，为己所用。

有些童谣似乎在世界各地儿童中到处流传，就像他们是单独的部落，跟我们的世界没有关系似的。他们讲着一种共同的语言，而我们其余的人则对之一窍不通。有一个童谣是在儿童做游戏挑选参与者时所用的数数儿歌谣，便是许许多多例子中的一个：

伊尼，迷你，没你，哞；

巴塞罗那，棒哪，中啦。

这是奥佩夫妇所录制到的威斯康辛童谣。

在德国它是这样：

伊尼，替你，蒙你，没；

牧童，古董，骨头，有一位。

在英国的康沃尔是：

伊娜，梅娜，米娜，没你，

巴斯卡，劳拉，好啦，要你。

在纽约，上溯到1820年，是：

哈娜，娜娜，诺娜，迈克，

巴塞罗那，棒哪，来一个。

尚有其他更古的版本，其中，似乎毫无意义的词句容有不同，而那些差异却不可忽视。

在爱丁堡是：

英蒂，婷蒂，苔丝拉，买丝拉。

在美国，有一个数数儿歌谣叫做“印第安数数儿”：

伊恩，梯恩，苔泽尔，菲泽尔，菲普。

这跟罗马人占领不列颠前后凯尔特牧童数羊的单词几乎完全相同。这些凯尔特童谣几个世纪口口相传，可能在两千年前让威尔士儿童学了来。

比如说，可以把那首19世纪美国歌谣：

伊恩，梯恩，苔泽尔，菲泽尔，菲普

跟一首苏格兰的相比较：

伊坦，菲坦，皮尼，胖普。

还有一首牧童的歌谣（那是古荷兰的数字）：

伊恩，梯恩，苔瑟尔，买瑟尔，品普：1，2，3，4，5。

奥佩夫妇结论道，凯尔特语历经罗马人占领而保存最为完好，是因为凯尔特人居住零散，彼此隔绝，特别是那些为罗马驻军所倚重的人，牧羊人和饲养牲畜的人。两人认为，威尔士儿童可能是从这些成人学到了那些数字，保存了下来，此后加上些许修饰，口口相传，把这些童谣传遍欧洲，然后传到大西洋地区。

这又是一个理由让我们对儿童肃然起敬，甚至悚然生畏。长长的童稚期，并不是一个脆弱、不成熟、易受伤害的阶段，并非仅仅是在真正人生闪亮登场之前，一个需要赶紧过去的发育过程。它是这样一个时期，其间，人的大脑有一些中枢可供开发语言、趣味、诗和音乐，这些妙用，此后一生中都将一去不返。假如我们没有童年，而是不知怎么纵身一跃，从婴儿一下子就到了成年，那样，我们会不会成其为人，我深表怀疑。

联系

这一讲，容我先从两个假设开始。首先我假设，未来年月中，对人类社会构成最可怕威胁的中心问题，是民族主义。尽管近来欧洲政治出现令人鼓舞、激动人心的转变，但这一威胁并没有改变。实际上，欧洲的转变，或许反倒增添了这方面的隐忧。现代的民族国家，包括那些最好意义上的民主制国家，乃是与生俱来根性上不稳定、不可预测的生物。不管什么系统，但凡由贸易、产业和政治捆绑在一起，就只能变得愈加危险。这样一个系统，存在于持续不断的、常常是随机的运动之中，可以比之于其他非线性动态系统：那整个装置随时都可能偏离方向，陷于混沌，就是在绝好的年景，有些时段也不免受累于轻度的精神错乱，一旦出现那种情况，便会人人闭目塞听。

我的第二个假设是，确也有某种前所未有的强大的稳定黏合力，意在让每个国家都注意所有邻国的利益，进而及于世界各国，在国际范围内改善道德气候，抓住由所有生物内在的、一有可能便要营共生生活的倾向所提供的机会，在协同作用上重下赌注，认定它是跨国界合作的自然结果。我会提出一个候选者，作为这样一种稳定人类社会、加强国际亲善的力量，这就是基础科研。

可能需要在此回顾一下，“comity of nations”（国际亲善）这个可爱的老词儿，从词源上讲，本意不止是没有深仇宿怨，甚至也不止是持久和平，当然更不止于国际间一团和气，外交礼貌。Comity这个词来自印欧语词根smei，意思是“微笑”，整个词语的意思，或应有之义，是各国一起微笑，笑面相向，那是地球上任何地方都未曾出现过、但也不是不可想象的一种事态。不管怎么，我将要想象这样一种事态，而且认为，在科研方面相对较新的、已然令人瞩目的国际合作现象，迄今仍然是自发的，没有节制的，其起源全然没有民族主义性质——而且在我看来，最好由它这样——乃是未来的大希望之所在。

这一现象的例子随处皆是，最瞩目的是每星期的《自然》杂志和《科学》杂志的目录。1989年10月19日出刊的《自然》杂志，有文章总结了苏联火卫一2号探测器对火星周围及其奇异卫星的探索结果；共有十四篇论文，几乎占了那一期的全部篇幅，都是关于火卫一的，撰稿者总数逾百名。可以想见，大多数撰稿人是俄国人，但并不全是，而十四篇论文每一篇的作者名字下边都有脚注，表现了这项工程的跨越国界的性质：非苏联参与者所在研究所的本土基地包括柏林（德国），帕萨迪纳（美国），普罗维登斯（美国），赫尔辛基（芬兰），图森（美国），奥赛（法国），巴黎（法国），图卢兹（法国），格林贝尔特（美国），马里兰（美国），洛杉矶（美国），诺德韦克（荷兰），奥尔良（法国），布达佩斯（匈牙利），索菲亚（保加利亚），格拉茨（奥地利），安阿伯（美国），林登（德国），还有爱尔兰的梅努斯。

尽管火卫一工程的规模和重要性非同寻常，或许不足为训，但这个现象，就是多人署名撰文，撰稿者来自世界各地各各独立的研究所的现象，在所有科学领域日愈成为家常便饭。在分子生物学方面——如今在每一间以科研为主的大学，在许许多多企业的生物技术实验室，这都是一个突猛进的学科——便是这样。这是当代科学又一个有趣的特色。一个个独个的实验室本身就成了多国性的研究中心；我以为，这特别是今日美国基础研究景观中的特色之一。单从撰稿人的名字看，很明显，许多研究型美国大学，以及许多企业实验室，若没有越来越多来自欧洲和联合王国的年轻研究者，还有来自日本，中国，印度，台湾岛，以及其他亚洲国家的年轻研究者，它们是不会如此多产的。我私下猜想，尽管我们由于美国教育体制的失败而陷于麻烦，并有那么多富有才华的本国青年人舍弃科学而投奔了华尔街，我们仍有可能由于亚洲青年的涌入而在一二十年内安保无虞，这种安全状态也许会继续到我们自己国家的人才储备得到改善。

我现在在这整个事情上感到非同一般的是，这一机制运作得如此良好，看起来让有关各方都觉得饶有趣味。这实在让人一则以喜，一则以忧。忧的是，年轻人投入到越来越大的大科研之中，冒着近乎无名的危险，在同一篇论文上，有那么多别人的名字与自己同等并列或名列在前，这桩事业能否永远这样有趣？关于哪件工作归功于谁，有这么多模糊性，激动和乐趣还能否长期如旧？我相信这一点将会随时间推移自动解决，但只有整个在国际规模上做基础研究的体制继续扩展、增长才行。并且，至少在生物医学领域，我希望同时也会重新发现，小型的实验室还能继续有所作为。

在顶好的世界里，基础科研的稳定健康发展，正是顺理成章应该发生的事情。我希望会是这样。单看有这么多才智之士以如此速率跨越所有国界奔凑到一起，就已经够让人惊讶。迄今为止，随着我们日愈逼近这个若非如此便会暗淡凄凉的世纪之末，这一现象证实了彼得·梅达沃的断言，他在《科学的局限》一书序言中写道：“科学是一桩伟大而光荣的事业，我认为，它是人类曾经从事过的最为成功的事业。”

这桩现在快要达到全速的事业还有一个可爱之处，这就是，世界各国的政府似乎全然没有注意到它在进行。我指的是基础科研。决不是说的应用研究，决不是说的从科学派生出的有利可图的技术。全世界的官僚体制洞悉这些事情，研究的后期阶段已经纠缠在国际专利和商业条约等乱麻之中，每一步都遭受官僚体制的羁绊和公务员的清规戒律。但是，至少迄今为止，基础研究还逍遥事外。

当然，基础研究很费钱，也应该有回报，而主要的支持来源一向是政府，但其支持机制一直有别于对技术开发和应用的支持。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愿意认为，差别的方式，至少部分地是由全国健康研究院，在1950年代初决定的，而启蒙之功则要大部分归于詹姆斯·商南医生，他不折不扣是发明了一个概念，就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应该是联邦政府的责任。应用和研发自可以放给私营部门，但是，维持人类对大自然的运作做纯粹的猜测并冒险尝试任何灵感的能力，由于不大可能由商业部门接过来并加以资助，则应该成为政府的责任。现在，全世界都在大声反诉任何种类官僚体制的易错性，在这种情况下，反观全国健康研究院早年的建树，还是抑不住有一种历史的喜悦。那时候，那个机构还是我国政府罕有其匹、毫不含糊的心智成功。

然而，为要使对于基础研究的支持永远免于羁绊，甚至仅仅希望在未来有限年月中维持如此，也是要做一些努力的。我们需要不断提醒，几乎所有近年来登场的令人目眩的高技术成就，所有那些改变了我们的信息系统，我们的运输，我们的能源，在较次要程度上还有改变了我们的农业，或许现在尚在初级阶段、然而也已经有效而决定性地增加了我们对付人类疾病的能力——的技术，无不是作为多年前所做的基础研究的结果落到我们怀抱的；它们都不是我们预先想到的；当时从事研究的理由，跟现在到手的技术毫无关系。

要说明这种探索，一个适时的例子，见之于今天生物技术的发源，特别是在我听来不甚恰当地称作遗传工程的那个支派的源头。才几个十年过去，那个领域已然阔步迈进了这么远。回想1940年代初期，整个领域处于怎样的无知状态呵：就连“基因”那个术语，都还是一种抽象说法，当时纷纷猜测，这样一个结构会是什么做成的。出现了形形色色的想法。实在的，就连基因这东西到底有没有一定结构，也还没有一致的意见。基因说的先驱者之所以要用这个词儿，仅仅是为了跟那些想法分道扬镳。后来，有了艾弗里、麦克劳德和麦卡蒂的发现，他们发现，基因的结构在于DNA，然后，詹姆斯·沃森和弗朗西斯·克里克阐释了它的精细结构，于是，全世界的研究者都沉下心来，玩起了这个新玩意。

用“玩”这个词来描述这个活动再恰当不过。随后的三个十年，一路下来，迷人的惊奇接踵而至，最终是那些限制酶，作用是切割、然后拼接DNA；把一个生物的基因插入另一生物的基因组，那叫做DNA重组；而让所有人、包括最密切参与其事的研究者本人都惊奇不置的是，这竟然成了一项新技术，重要得让人害怕，上市面可以出售，整个儿是一路蒸蒸日上的新产业。

当然，所有这些，并不像我刚才说的这样来得容易。回过头来，人们就能看到，这是一项艰苦卓绝的长线工作，竞争炽烈，许多研究者遭遇挫败。尽管如此，对于那些富有想象力的赢下游戏的玩家，这工作乃是最大的乐趣。那不是一场游戏，而是一场接一场的大游戏。推动这一艰难工作前进的动力，不复杂，它就是催人去发现大自然最最奇异迷人的部分之运作方式的驱动力。

这样一条研究线，假如于发轫之初，便有行政的计划，严密的组织，任务的分工，到处张挂着流程图，目标就是开发什么有用而可用的东西，潜在的重利足以开始一路新产业，那么，我猜想，那工作便会原地转磨，哪儿也到不了。它会由一些中心集权的大大小小委员会来管理，每一步都要由它们发号施令，包括最终成果，最后期限，等等一切。由于管理井井有条，那就不会有惊奇一刻，不会因结果出人意表不可思议而大叫大笑，也不会有中途转念，改弦易辙。而且，由民族主义驱动这桩事业，根据民族主义的自然本性，每个研究所都会有隐私，每间实验室都会有秘密，足以在每一步上都使工作停顿不前。

在现实生活中，对有关各方都幸运的是，任何地方都没有真正的秘密。恰恰相反，从事工作的人们，一有发现就赶紧发表，生怕给墨尔本或剑桥或巴黎或任何地方的竞争团队抢了先，挥汗忙完最后几个星期的草稿复查，就是想保密也力不从心。无心保密，实在是真正的优秀科学家、特别是优秀年轻科学家的标志之一。做科学的部分乐趣即在那一刻：结果来了，无可争议；从圣地亚哥打来长话，呼叫牛津，然后跑到大街上，见人就说，只要人家肯听。

这个系统至今仍在这样运转着，可就怕将来未必如此。直到现在，到处或几乎到处都承认，基础研究本身即是好东西，对社会有价值；它的价值就在于它是一种手段，用来探索世界的运行方式，以满足那个不可回避的需要：对于大自然和自己在其中位置的永不停顿的探求和永不餍足的好奇。正是这一需要把智人跟这个星球上的所有邻居区别开来。出于这个至高理由，作为我们物种有效常识的一个特征，我们在最近数百年一直注意，保证科学探索以这种或那种方式被承诺负责；各国政府，不管它们的支持慷慨大方还是吝啬小气，总的来说，都承认深层科学探索是合法的。可现在，由于对本国产业来说有利可图，出于民族主义利益的苛刻要求，存在更大的压力，要在本国之内推进科学，并只要在本国推进科学。

本世纪形成的科学共同体，是我能想见的唯一真正的世界共同体了。它与民族国家的特殊利益没有丝毫的联系。它进行着自己的探索事业时，对国土疆界毫无敬意，它把信息传来传去，就像在参与一场盛大派对；正是由于科学共同体的这些习性，科学本身才一路发育滋长，欣欣向荣。每一个研究者，不管在哪个实验室，他的工作，就靠着从四面八方的实验室滔滔而来的信息才能进步，同时也发送着自己实验室的最新发现，不管此刻刮的什么风，都让自己的消息随风扬。

我不信，科学能够以别的方式做成，而我至盼至祷，全世界的基础科学家共同体能一如既往，保持自由，交流自己所知道的一切，不为别的，只为交流的纯粹乐趣。当然也有竞争，但那是在一场永无休止的盛会上冒险犯难、充满乐趣的游戏，而不是商业或军事上那种勾心斗角。因为科学事业方兴未艾，几乎任何重要东西都尚在前头，有待了解和理解。技术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是大众之事，大众可能决定对之加以监督和节制；而科学则必须享有恢廓的空气，必须拥有冒险的自由。

前方的问题层出不穷，亟待解决。为世界人口解决能源技术问题，就跟人口问题一样巨大，我没有能力对两者做出猜测，仅能私下断言：除非通过基础研究知道了新的、迄今尚未猜到的东西，这些问题是得不到解决的。任何人的清单上都有一些困惑，是由已经融入日常生活的那些技术引发的，它们忽然面目一变，弊大于利，需要弃旧图新。

然而，比之开列出未来我们将喜欢要哪些技术，就基础科学优先项目开列清单将是更大的挑战。任何这样的清单，都应由全然不同的专家团队来开列，也应出于全然不同的动机。基础科研项目，几乎明显地应该首先包括最深的奥秘，包括自然的那些个我们因自己的无知而最感难堪的方面，需要启蒙的理由明明白白：我们无法忍受对于无知的意识。人类不知道自己无知时，日子犹然好过；这正是我们的一般状态。可一旦知道，有什么事情自己不知道，我们就受不了。安排技术的优先权也不容易，但至少我们还知道自己喜欢什么，需要什么；总还有些信心，只要足够耐心，工作足够努力，总能得到自己所要的，核裂变或太阳能，或两者都有，比方说。

如要我开列一个清单，有哪些具体的科研领域需要根本的改变，我怎么也会把农业列于首位。有一些最聪明的分子生物学家，到处寻寻觅觅，要找些新型的细胞耍耍，终于发现了植物细胞，于是，一夜之间就变成了分子植物学家。并不是因为，他们想栽培热带雨林，或是要种植吉迦谷物（gigacorn croPs）；只是因为，植物细胞忽然显得迷人，可以对其内部做些基因操控和转变。分子生物学家意识到这个，已经为时不早。可现在他们已经跟这些细胞一块儿起步腾，各种各样的东西摆在面前，准备对地球上的作物来一次革命。不用多久，就会有人告诉我们，玉米或小麦或大豆可以克隆，我们要它有什么成分便会有什么成分，大盆大缸地以单细胞形式种植，端到桌上作早餐，外加一杯克隆奶。假如这些听起来未免轻薄，那就不说也罢；我们至少就要能养活世界上困于饥饿的人口了。

而且，我们还应该尽力保存植物基因，保存这个星球上的生物多样性。美国多年来一直维持着一个国家种子库，地点在科罗拉多的柯林斯堡，在一座平平常常的三层楼的冷藏室里。这一设施，对植物育种者来说，相当于国会图书馆，它收藏了二十五万种作物种子及其野生亲属的标本，能提供大量珍贵的植物种子，另有一个不可取代的分类基因库，可用于培育更耐恶劣条件、更高产、更抗病虫害的新作物，为将来的农业准备着。当我得知，这个国家种子储存实验室，那个负维持之责的小小政府部门管它叫NSSL的，美国一般公众竟然从没听说过，而且不得不靠不敷所需而日见萎缩的预算勉强支撑，实在让我惊讶乃至震惊。尽管如此，它也实在是这个国家的一笔财富，可以跟世界其他地方的几个同样小、同样患着不足之症的种子库相提并论。

1770年，本杰明·富兰克林在英格兰作着殖民地代办。这位智者给国内寄来一包种子，那便是美国最早的大豆。数年之后，托马斯·杰佛逊又表现了一回同样的先见。杰佛逊并不是一个喜欢夸张的人，他曾写道：“一个公民，他为自己的国家能做的最大服务，莫过于为本国的同胞增加一种新作物。”

现在，由于出现了分离、标识和克隆单个基因的新方法，一个藏品全面的种子库的伟大价值，以往任何时候都不可比拟。不管怎样的环境灾难等待在人类前头，包括很有可能发生的全球变暖（同样也可能发生全球变冷，后者意味着，一个新的冰河时代正等在我们前头，可能不出下个千年），人类要想存活，将需要大量而且多样的遗传性状新颖而适应性强的植物种群。而且，或许更为重要的是，种子库的存在本身，就应能激发分子遗传学领域的基础研究，使之扩展到一般的植物生命，那几乎是保证通往新的惊奇的道路，等待着全世界的生物学家放胆前行。

这样的资源应该很快就能敞开一条研究之路，让人们得以对一般共生现象进行细节的，深入的，还原论的探索，那相对来说仍是基础科学中未被触及的问题。我认为，长远看来，没有什么能比对这个问题的理解更为重要。毕竟，共生伙伴关系，意味着大自然有一个深层的律条，像量子力学对于物理学一样重要，而我们对于其中涉及的机制至今所知甚少，关于共生在进化中必然起到的主导作用所知就更少了。植物生命给这些研究提供着可爱的模型，比如植物昆虫间的伙伴关系，植物原核生物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如此等等。而且我们还可以指望容易到手的副产品：澄清共生依存关系，将会开出一条新途径，让我们借以获得关于寄生现象的新概念。螺旋体跟寄主整合为更加高级的细胞，转变为其中的鞭毛，或者跟锥体虫整合，转变为其中的鞭状体；或者在更加古老的整合中，其他原核生物转化为所有现代细胞里的线粒体和叶绿体：所有这些，现在已然可以进行细节的研究。一句话，要做的事情有的是。

其他探索领域也逐年向科学智慧敞开大门。神经生物学家兴奋地扑在大脑及其工作原理上。关于意识本身不但是一个哲学问题、可能很快也会成为一个生物学问题的想法，在大众面前已经不再难于启齿。病毒学家开始认识到，他们的研究对象在传播基因方面扮演着至关重要的角色：它们在满世界的细菌中传播着基因，把进化加快到达尔文渐进说所未曾梦见的速度；这些病毒，至少其中有一些，有朝一日会被视为第三性，不但本身花样繁多，还在寄主中间制造着更多的基因多样性。

而且还有那些数学家，他们专管在幕后背人处制定不可理解的新规则，只有在我们其余的人开始明白，我们的一些最难解的奥秘，离了他们的一套套方程式就永无解决之日，他们才渐渐走近灯脚下的明亮处，那些方程式是半个多世纪前由数学家们发明出来，专为自娱自乐的。我想不出过去有什么基础科学领域不曾依赖过数学家的成就，而要想在未来有所成就，就更离不开理论数学家了。

所以，应该在这里申明，而不是走过场般地提一提：数学界为我们其余的人树立了最好、也最为典型的科学国际化的榜样。数学家彼此对话已经数百年，远隔山水，往来不断，超越所有民族国家的疆界，给出自己的信息，而总能收回更多，真正是在全球范围内交换着人类思想。如果我们四处寻找加强基础科学国际合作的新途径，我们就应该看看数学家过去是怎样做的。

可能有人要说，这个系统很复杂，我们或许应该由它去，别掺和，让它自己去生长、变化。更明智的，或许是干脆不要去讨论那件事，免得我们身在政府和企业的朋友们猛地从座位上站起来，瞪大眼睛，忍不住要对它加以更好的管理。就让它那样子吧，别打理他，甚至不要谈论它。

我不知道。我的确认为，我们至少应该为这个系统犯愁。一方面我担心，假如民族主义成了组织科研的动力，我很痛苦地知道，做科研的银钱将会来自何方。地球上的政府，现在还有世界上的某些企业，严格说来是我们的东家，他们如何理解国际科研的目标以及科研如何能做得最好，是很关键的。什么事情都是越透明越好办。他们当然会善用来自世界科学共同体的踏实、客观的忠告，尽管那样的忠告在许多耳朵听来，必定是对提议者自己有利的。

我在这事上受到的教育，部分系得自六年期间为政府做事的经验。我曾服务于一个政府机构，称作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简称PSAC的。那是美国人的一项发明。我承乏任事的几年，那个委员会已届生命晚期，终于被尼克松总统赐以安乐死。当其盛时，PSAC对美国政府曾是个非常有用的机构。它有大约二十名成员，大体代表当时的物理学诸领域却也配备了少数但足够的生物医学和社会科学类专家。委员会每月集会两天，由白宫最高行政长官发下议程，但留有足够时间审议委员会自己提出的议题。主席为白宫科学顾问，由总统任命；充任过这一职位的，有基斯塔科夫斯基（哈佛，1959～1961），魏斯纳（麻省理工，1961～1964），杜布里奇（加州理工，1969～1970），霍尼格（布朗大学，1964～1969）和戴维（工程师，1970～1973），全都是美国科学界德高望重的人物，同时又因意见客观和工作投入为政客们所信赖。在委员会存在的二十几年里，其作用如何，很大程度上有赖于那位科学顾问进出总统办公室时气氛是否融洽；这是个变量，时移事易，一任政府与一任政府略有不同，至少部分地跟顾问大人的个性，当然也跟现任总统的个性有关。那个机制虽然有用，但内部出现分裂，因为很有几个委员就当时的行政政策公开表现出意见不合。委员会随时都有可能被掐死，因为白宫认为，整个委员会是由一伙自由派精英所组成，而70年代早期执掌政府的是保守党，这就像是异种皮移植在别人的肉上。

可是，千错万错，PASC这个主意不错，而现在已有迹象，看来类似的机构有可能回复原位，以阿伦·布朗利（耶鲁，1989～1993）为主席，作总统的科学顾问，此公直接面见总统好像是已经许诺了的。

我在此处提出这个话题，是因为我相信，当有不少人对它有兴趣。实际上，所有发达国家的政府，还有一些发展中国家的政府，都设有某种顾问机构，以保障就科研政策事宜向当轴建言。这些机构中，有些乃非正式而不常设，其他的则高度有组织，而纳入政府体制。我认为，现在倒应该考虑，如何组建一个国际性的机构，在全球范围内服务于同样的目的，相当于PSAC的世界版，一个国际科学顾问委员会。至于如何动手组建，如何遴选代表、轮换委员等等，我没有具体的想法。在一个更好的世界里，这样的机构应纳入联合国系统；我仍认为，假如这样的委员会成为联合国的一部分中心责任，将不失为一个好主意。那将会给联合国一件保证有用的事情去做，很可能会加强世界卫生组织的作用和地位，那是另一个保证有用的机制。

可联合国似乎不讨人喜欢，至少目前如此，嫌它两脚陷入自己的官僚体制中。或许一个新型的、完全独立的非政府组织（NGO），一个跟任何特别地区或特别利益都没有联系的NGO，将会把该做的事情做得更好。可以考虑，由国际科学联合大会（ICSU）担当此任。或者由ICSU的部分委员组成一个小组委员会；这里的困难无疑是，许多政治家认为，这样一个机构，将为科学家的私利所驱动，因为近年来科学家颇有这样的名声。我觉得我会投票赞成联合国，但有着各种各样的保留和担忧。

另一种可能，直到最近还被美国科学界视为不切实际，这就是国际应用系统分析研究所（IIASA）。这是一个智慧而高效的研究机构，在研究国际科学问题方面成绩卓著，令人钦佩。可是，它在里根时代被美国政府严重忽略，结果，美国的参与基本仰仗各种各样私家非政府组织提供的那点不可预测的资助。不过很明显，事情已经起了变化。美国政府已经在资助IIASA了。布什政府对IIASA未来的全球气候变化研究尤感兴趣。而且，特别令人鼓舞的是，关于资助IIASA的正式决定，并不牵涉对于具体研究项目的规定，不管它致力于怎样的中心研究课题，政府都将给予固定的、可以预测的支持。

但是，仍需要发明一种新型机制，并将其安置到位。或许是某种国际机构，一开始仿照科研政策支持集团的模式，只不过要负责制订国际的而非国内的科研政策研究议程。这样一个机构可能是有用的。不光各国政府面临各种可怕的问题，亟需由这样那样的学科加以解决——全球变暖或变冷，臭氧层天窗，人口爆炸，比从前更多地区遭受的饥荒，艾滋病，疟疾，锥体虫病，小战大战核战（最坏的情况可能是小核战），一桩桩灾难都有可能，让人害怕，全都需要科学探索，有的恐怕只能靠现在想象不到的新技术才有望解决，此外还有另一个特别严重的问题：在公众心目中，恐怕科学本身也要失宠了。

自古以来，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巫术公行，到处都是，不限于加利福尼亚南部，就好像某种感染到处蔓延。聪明的、受过教育的人们，盘腿打坐，周围摆一圈晶体，唱着，哼着，深思着深呼吸。他们投奔一些特异功能者请教前程，或者像一些昏庸的大臣仰观自己的将星。人们导引，但从不问导引意味着什么。你在大街上碰见的人，都是要去瞧咨询师，要么就是去接受某种难以启齿的心理治疗。他们哼着。周围的晶体得按一定几何形状摆放，不然法术就不灵。一旦灵验，那真是有病祛病，无病强身。科学不行了，因为它是还原论的，头痛医头，脚疼医脚；还是整体论管事儿。

加利福尼亚边境，有个塔霍湖。两年前，那里有些人感觉到疲倦；那个新东西往南蔓延，然后往东，现在我们纽约人也有了，叫做慢性疲劳综合征，CFS，据信是由某种病毒引起的，或许是EB病毒（人类疱病毒）；另有颅脑损伤后综合征，PTS；经前综合征，PMS；颞下颌关节综合征，到处都知道它叫TMS；而且，当然，在每一个大城小镇和村庄，我们都有紧张，致命的紧张，致致命癌的紧张，由害怕致致命癌症的二烷引起，尽管二烷主要对豚鼠是致命的，就像比如说青霉素一样。我不知道，如果消息传开来，说有种准晶体，是种慢冷却合金，几何形状更离奇古怪，像是彭罗斯花砖，这意味着，不甚对称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是由古老的黄金分割率，也就是1.618034决定的，那是巴台农神庙之和谐美的基础，是向日葵之螺旋排列的成因，是斐波那契数列的顺序，又将如何。我猜会有更其复杂的晶体打坐吧。

医生曾经是巫师，引得人对健康作各种期待。可现在，咱们想做巫师也做不成，晶体疗法做不了，整体论是门新学科，咱们这伙儿缺乏训练，不够好，不纯正，没资格，不是正路子，被还原论污染过，整个儿得脱胎换骨，换成一套“另类”医术。

还不光是医学。作为某种职业人士，我感觉到了一种反科学的空气，这就不止是怕科学了，而是急于用法术代替科学。同时我也感觉到，有一种普遍的、横扫一切的反科学思潮，或许跟反智主义相联系，那是一种新的世界观，横扫人口中受教育最多、也最耳目灵通的部分。在我最晦暗的时刻，我想不出任何招数对付它，只是在束手等待，希望它早早过去。可现在，我们也要认识到，反科学在大众心目中快要占据哲学的地位了，而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挺身面对。就说这些。

眼前有本书，是彼得·梅达沃和珍·梅达沃夫妇合著的《生命科学》。末尾处有几段颇令人安慰，他们写道：

17世纪早期以来，人类思想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因期待宿命而变得黑暗。如今，人们怀着世界末日般的心情，预见到一个时代，在其中，人口的压力会大到承受不了，贪婪和自私自利剥夺了环境，国际竞争使商业和交通停滞不前。

与此相反，我们并不认为，有什么邪恶将要降临人间，无法预防，也不相信，有什么邪恶正在困扰人类，无药可救。为了救治，人们首先仰仗科学，一旦失望，才会他顾。这，部分是因为他们错看了问题的性质，部分是因为他们就是这样被教养长大，惯于认为，科学和技术乃是神迹的俗世替代品。

我同意梅达沃夫妇的估价，只是想加上一句：未来的科学并没有别的道路可走，无论发生什么，都要继续做下去。

走运的话，我们可以期待，关于世界的点点信息，将会像过去一次次发生过的那样，改变世界的面貌；甚至于，非常走运的话，我们将使它越变越好。不是以任何日常方式，不是说GNP增加多少或实现全面繁荣，而仅仅是观念的改变。

这种事情可能已经发生，尽管才刚刚开始。有很好的理由开始认为，地球乃是某种活的生物。尽管在我们心里，隐喻性的“盖娅”一词引起了一些担忧，但是，詹姆斯·罗夫罗克提出的看待地球的方式，还是有些坚实的科学依据的。

我相信这个新东西，相信地球真的是一个活物，尺寸是大了些，但并不比任何其他生物学上证明了的生物，包括我们人类自己，更加复杂。我们就等于是那个生物体内的一个个细胞。整个东西呼吸着，代谢着，自动地调整着自己的工作部件（但愿也包括我们），使之适应于自己的内部环境。不管怎样，地球生命之连贯一致、万物一体的最有把握、如假包换的证据，乃是它维持自己大气成分的稳定和平衡的令人惊叹的技巧，最令人瞩目和不可思议的，是氧气的固定水平，惭愧，还有二氧化碳的，大洋PH值的和盐浓度的，其各界有生成分的多样性和发育的新颖性，那巨大的有线相联、维持所有无数部分间互相联系和互相依存的联络图，还有生命的那个最终产品：越来越多的信息。

有个东西，时时令我疑惑，过去如此，很可能将会永远如此：假如地球真像我认为的那样，是一个硕大的生物，完整无损，表里一致，那么，它会有头脑吗？假如它有，它在想什么呢？这年月，我们喜欢傲慢自大地告诉彼此，说我们才是那思想的部件，我们就是大地的意识本身；没有我们和我们了不得的大脑，就连天地宇宙都不存在。它，连同它结构里的所有粒子，都赖我们赋之以形，没有我们在场，整个事情都会砰的一声爆成碎片，变回到从前的随机无序。这些，我只相信一点点，也只相信到这个程度：不管我们经过努力达到什么样的意识，它总也脱不出地球的掌心。但我还相信另一件事，比这一件还要大些。地球包括了大量、几乎无数的活的物种，所有物种都在从事于某种思想。蛾子，比方说，从事着自己的思想；它们有专对蝙蝠超声探测的感受器，能够偏向一边或另一边，或者掉落在地上，如果蝙蝠处于安全距离，允许它做那些花样。但如果蝙蝠来在近处，只有一二米远，逃跑几乎不可能，蛾子就会做出某种高难度的快速思维，启动大脑里的混沌程序。结果是一连串狂乱的、不可预测的猛冲运动，于是，偶尔就有些幸运的蛾子借此逃生，而这时蝙蝠就只好另打主意，当然仍是蝙蝠的主意。

整个地方都有大脑，都在从事于思想，有些思想当然真的很小，但所有思想都在相互作用，相互联系，就如所有白蚁个体在二十英尺高的蚁丘里彼此联系着那样；有了地球上大块的营营众生和它的大气，包括地上沼，地下水，那么，必有什么东西像一个头脑在工作，在那大块的周围或顶上或内里游荡。

我的科学家朋友们可能不喜欢这个想法，尽管我敢说，把这个观点缩小些，他们仍会反对的，那个较小的观点是：任何活的东西，只要彼此密切联系，彼此交流，或早或迟，那团东西一旦变得足够大、足够密集，都会开始发射信号，表示一致性和一时的同步。就算这样，我的朋友们也会反对“头脑”这个字眼，担心我是在倡导一种神秘东西，地球事务的某种主宰，某种人格，对这个或那个部分发号施令，掌管这地方。

没这回事。或者说有也不多。我幻想的是不同性质的东西。它只是在那儿，一个巨大的集体思维，遍及所有地方，跟细节没有联系。假如它在，它毋宁是地球生命的结果，而决不是原因。我心意里的这个头脑，假如它不是在操纵这部机器，那它在干吗呢？我的回答是：它在沉思，这就是它干的事。

没什么了不得，我告诉我的科学家朋友们；不用担心。无论如何，它还没有注意到您呐。而且不管怎么，假如它真的全神贯注于自己的某一特殊部分，这个部分，如霍尔丹曾经说过的，很可能会是所有那些各色各样的无量数的甲虫。

[1]此处指北欧旅鼠。该物种有个奇异的习性，会定期集体迁徙，常径直行进入海，造成大量溺亡，迹近自杀。

[2]美国十柱滚木球游戏术语，第一球击倒全部十柱，借指大成功。

[3]苹果核约翰尼，出自美国开垦时代的农场童话《苹果核约翰尼》。主人公苹果核约翰尼穷四十九年时间撒播苹果种子，梦想着一个人人衣食无忧的国度。

版权信息

聆乐夜思

作者：[美]托马斯

译者：李绍明

ISBN：9787535766267

目录

版权信息

难忘的火灾

眼角

让科学管事儿

炼金术

聪明的动物

说气味

我神奇的节拍器

关于说话的说话

七大奇观

人工心脏

无边风光处处新

基础科学与五角大楼

科学与“科学”

收容所的需要

利他行为

作伪与失败

医学与原子弹

痴呆问题

测谎机

科学建言

大脑里的阁楼

人文与科学

论可疑的事物

聆乐夜思

译后记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

难忘的火灾

对负有规划未来战争之责的军方人士来说，最艰难的任务，想必是全面周到而与时俱进地判断，在这样或那样的情况下，对方会怎么做。为审慎起见，就必须考虑到各种各样的可能性，首先要包括那“最坏的情况”。20世纪战争的记录已经证明，最终发生的往往就是那最坏的情况，而那种情况通常是事先没有谋划到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初，英国人并没有想到他们要丧失整整一代最优秀的青年；欧洲人也没有算计到，德国社会的解体会直接导致希特勒上台。第二次世界大战，当交战各方都在磨刀霍霍时，没有人预料到，德累斯顿和考文垂最终会被挑出来作为攻击目标。在越南，美国人开出的可能结果列表上，哪儿也找不到终于落败的结局。后来在柬埔寨，在老挝，美国的方案上也没考虑过失败。

今天，我们生活于一个拥挤的世界，人口密集，通信方便，整个地球表面上所有人都在密切交流。从适当的远处看，整个地球就像是一个社会、一个社区，那是一个高度社会性的物种在挨挨挤挤着，试图寻找有什么途径能达到成功地相互依赖。到这一阶段，我们显然需要动手构建某种世界文明了。现在，我们所有人要面临的最终的最坏情况，就是我们物种的自我毁灭。

对于这个星球，即使真的这样，也算不得新鲜事儿。化石记录中充满着各种生物的悲惨故事，当它们如日中天时，看上去真是令人咋舌的成功，尔后，却随着一场接一场灾变灰飞烟灭。三叶虫是优雅好看的甲壳动物，曾经到处都是，可现在只有化石，没有活的。恐龙出现过，称霸过，后来一下子说灭绝就灭绝了。

瘟疫、陨星碰撞、火山、大气层随二氧化碳的浓度而发生变化、地震、地球表面温度剧热剧冷等，都曾在此时或彼时列入部分生物圈的最坏情况表。但是这些情况，对于我们这样聪明、这样足智多谋的物种，都不大可能构成致命的威胁。这些艰难时世，不管有多艰难，都不能把我们从地球表面抹去；我们是些皮实的、容易恢复的动物，善于应对艰难时世。假如我们玩儿完，那就是被自己，通过热核战争给玩儿完。这件事是会发生的，因为军方那些做计划的人，以及密切注意他们的那些政府，正在猜想那最坏的情况，而且在猜错。

眼下实际上只有两大集团，苏联人和我们，但不久就会有其他人，他们已经在排队等候了。

两下里都在猜测，或早或晚，对方总会首先开火。为防止这事发生，每一方都拼了命要获得一种武器技术，这一技术要能达到两种目标：第一，防止对方首先开火，方法是拥有足够的火箭，以便在对方第一次打击齐发之前就摧毁它（当然，这意味着自己的第一次打击）；第二，作为备份保险，要拥有足够强有力的后备反击力量，足以给对方的人民造成“不可接受的损失”。在今天的城市化世界，这意味着城市被摧毁。1980年8月，卡特政府发布名为“59号总统令”的国策修正案，文件规定，在一场“持久、有限的核战争”中，敌方的指挥、控制网络和军事基地会成为主要打击目标。即便如此，一些城市和城镇将不可避免地被摧毁，然后无疑是更多，甚至可能是所有城镇。

“不可接受的”这个术语带有一个隐含的意义，就是说热核炸弹造成的损失，在某种程度上还是可以接受的。这意味着，我们进入了一个时代，在这个时代中，有限地使用这种武器已不再属于最坏的情况。战略武器旨在整个地毁灭敌人——陆军、海军、城市等一切。而战术核武器另当别论。它们小些，规矩些，能够端掉有防御工事的据点，有选择地、轻巧地拿掉坦克师什么的。这样说的话，战略武器对自己国家造成的损害也许是不可接受的，而战术武器则提不起这号问题。

这就来了。最坏的情况是铺天盖地的火箭自天际而来，对准了城市。还有一种仅仅算作较坏的情况，则可能是忽视了战术武器的长处，那种武器较小，外科手术般准确，在常规战场上形势对己方不利时需要使用。好像是这样。

也许事情正好相反。所有方案中最坏的情况，或许正是微型热核炸弹的战术使用，尽管比起分导式多弹头导弹所带的那些大家伙，它们不过是“噗”的一下而已。

说起“噗”的一下，有必要回头想想广岛和长崎。我们已经习惯于认为，1945年8月6日和9日从我们的B29轰炸机扔下的那两颗炸弹，比起我们今天手头现有的家伙来，不过是原始的先驱，还算比较没劲的装置，甚至是相当精巧的技术古董，好比是丝纱罗灯[1]。跟我们现有的相比，它们确也不过是“噗”的一下罢了。如果我们和苏联人真的把所有的核武一下子使出来，几分钟内，我们可以造成的破坏，比很久以前那两个8月的早晨所造成的伤害要厉害一百万倍呐。

你怎么去想象这个一百万倍？你必须首先较为细节地、确切地知道，广岛和长崎的破坏是什么样子，然后再努力想象，把它扩大一百万倍。如果你想象不出，那就罢了。今天的一颗顶好的氢弹，至少产生一千倍于广岛或长崎那号炸弹造成的冲击波、热量和辐射。十二英里（1英里=1.609千米）直径内，没有东西会活下来，不管怎样防护或“加固”防护。以波士顿作例子，你就会确切地猜想到，现在的炸弹能做什么，比如明天早上。

有件事是肯定的：这样一颗炸弹不会留下任何人参加什么委员会，去制作一本速写与油画集，像几年前出版的《难忘的火灾》那样。那本画册包含了一些人的记忆，他们是当时广岛的居民，多数人在震源——市中心的相生桥——两英里许半径之内。他们没死，三十年后画了这些画。若是一颗今天的炸弹，那些人全都会在爆炸后若干分之一秒内蒸发掉，靡有孑遗。他们记得最生动，画得最令人伤心断肠的，是他们周围的死人，坍塌的建筑，最不堪的，是那些还活着的人胳膊上、躯干上挂下来的一条条黑色的皮肤。他们记得那绝然的无助，任何人都没有能力帮助别人，以及垂死者身边那些伤者的孤独。读着他们的描述，忍着眼泪看那些画，人们确凿地感觉到，任何社会，不管组织得多么复杂，都无法应对那一事件。不管设置了多少医生和医院，事先准备了多少医疗技术前来救助，比如来到今天的波士顿或巴尔的摩，火球升天那一刻，所有这些帮助都将在新太阳的光辉里消失殆尽。至于那核辐射，一个近乎致命的辐射病例，偶尔还可以在今天有全套手段的高专特救护室里获救，牵涉没完没了的输血，没完没了的骨髓移植。但你如何一下子应付一千个这样的病例，或者十万个？且不说还有更多常规伤残、常规烧伤的人们，那更要多达数百万人。

面对热核武器战争带来的那些不可避免的事件，“灾难”和“大灾难”这样的用词儿让人觉着轻浮。“破坏”一词简直就不着边际。语言里就没有词儿来形容它。单个的人可能活下来，但“活下来”这个词本身就不对。然而，照政府里身居高位的那些人的思维逻辑，他们自信能钻到地下防空洞找个地儿藏起来（十有八九他们能），完事再从地下冒出来，还由他们接下来掌管社会（这就不能了，因为社会已经死了），或者，更荒唐些，那些大公司的执行官员，他们先就在山里设立了地下总部，出来之后精神已然错乱，还想着要重新安排电话线路，或者照管自己的石油业——这些人根本就没有思维可言。

《广岛和长崎：核轰炸之物理的、医学的和社会的后果》一书厚达七百页，平实地描述了1945年8月发生的一切，包含数张照片和大量图表，图示着文字里的巨量细节。偶尔能在寥寥几段不动感情、力求真实的文字里找到几个句子，表露出至今留存在日本人心头对于这种武器和美国动用这种武器的深深的反感和嫌恶。有条简短的注解，说是1945年之夏，大多数日本城市遭到了广泛的轰炸，广岛却被留了下来。人们满心欢喜地相信了一个传言，以为美国人不炸广岛是出于尊敬，因为这个城市是有名的佛教中心。后来，原子弹轰炸之后不久，人们就意识到，之前这个城市被保留下来，没遭到常规武器的破坏，原来为的是确切地测度新型炸弹的威力。有简单的回忆说，一个月后来到现场的第一批美国记者，他们感兴趣的只是物理破坏的程度，以及那一装置的巨大威力所留下的迹象。有进一步的注解说，联合占领当局不让发布任何关于人员伤亡的消息，特别是关于辐射疾病的消息。“1945年9月6日，占领军总部发布声明，明确表示，受原子炸弹之害、濒于死亡的人，应听其死亡。官方的态度是……受辐射伤害的人不值得救护。”于今，当然啦，日本是美国的盟友，跟咱们国家订有和平条约，但人民还记得。那一绵绵不绝的悲惨记忆在内心深处流淌，其深度远非芸芸美国人所能想见。广岛和长崎的幸存者尚有三十七万，这些人身体和心理上所受伤害的长久见证，巨细无遗地记录在《广岛与长崎》一书中。除了他们，全体日本人民也都惊吓于另一个国族怎么能对那一惨剧至今如此麻木不仁。

再回到那各种情况，最坏的情况。今天，当美国和苏联把所有能挪出来的美元和卢布全数投资于更新更强的军备，拥有的火箭足以在两国所有住人的地方造成人工的太阳，还有法国，英国，印度，中国，南非，可能还有以色列，谁知道另有什么国家也在要么囤积自己的炸弹、要么准备建造这样的炸弹，当此之时，请猜猜看，你认为所有的可能性当中，最坏的可能会是什么？可能发生的错误中，最坏的是什么？

一个很坏的错误，尽管可能算不上最坏的错误，将会是一种技术并发症。这种情况公众还没大谈论过，但对于所有军事科学家却已经像一架弥天大网，随时都会落到他们头上。这情形现在还只是理论上的，未经检验，恐怕也无法检验，但实在是非常可怕。想法是这样的：一个相当规格的核炸弹，比如千万吨级当量的，在某国非常高的高空，比如二百五十英里上空爆炸，或者一组数个这样的炸弹在某大洲上空爆炸，就会在其下的大气层中引发如此巨大的电磁能，以至于地球上所有的电子装置全部失灵，或彻底摧毁——所有计算机，收音机，电话，电视，所有电网，所有通信设施，全部瘫痪，叫天不应，呼地不灵。莫斯科或华盛顿所有该按的电钮，假如任一国处于辐射覆盖之下的话，也都失灵。发射井打不开，发射不出火箭。当此之时，受累一国实际上已处于瘫痪状态，那么，另一方的继发火箭就能够把他们的目标火箭一个个拿掉，像从树上摘果子一样容易。只有游弋于远方海下的潜艇部队尚能还击，而它们所能得到的唯一发火信号，就是国内信号全失。这时，侵略者自己的城市就会命悬于单舰作战的指挥员手指尖上，跟世界其他部分脱离了接触，被迫读取沉寂的意义。

倘此说成立，它将为游戏引入一条新的逻辑。金属屏蔽可被用来保护部分的军事通信线，而有些线路也已经在更换为光缆。核工厂可以作部分屏蔽，大约也足以使它们免于整体融化掉。但是，目前还没有人敢说能防得住这一新的怪异威胁。

任何第一次打击，都会牵涉这一先发制人的技术操作，而且都有风险：大洋里什么地方会有反击，或者陆基火箭中尚存的智能会进行反击，但永远有一个诱人的前景：敌国像汽车前灯下的野兔一样瘫伏不动。不管怎么猜，猜错的结果都将是灾难。我想，双方军事学院的教师们早就在脑子里和电脑里把这桩事过了一遍又一遍，寻找着新的原则了。

但总而言之，瞻念前途，我看最大的危险还在于，各方政府易于悬想，任何敌方政府中，掌握战争政策的人们未必都算得上真正的人。我们一直就在这样推测苏联人，毫无疑问他们也正是这样推测我们。当然我们了解自己，盲目地相信自己：我们当中，谁能想到自己会为任何理由发射出集束火箭，给另一国家造成百万倍于广岛的破坏？我们都会断言（我发誓恐怕并非人人敢于断言），说谁也不会。可是我们认为，那边会有人并不跟我们一样想。

有可能，就在当下此刻，通往终点的道路已经铺好，办法是使用那些战术的“舞台”式小炸弹，尽可能做得小做得准确。如果对方的坦克占了我方的上风，而我们就要输掉一次行动，就叫他们吃一枚！一旦他们回敬一枚较大些的，就叫他们再吃一枚更大的。打退他们，我们会说，叫他们吃个够。往来几个回合，洲际弹道导弹就会腾空，整个人类就会给大卸八块。

我希望上述两书能被广泛翻译，然后摆到各国政府最高层官员那些若有所思、工于算计、没有表情的眼皮底下。或许，那会让他们比从前更加用力地考虑未来，考虑他们个人的前程，想一想一个回合的核炸弹后还能不能留下现今执政的任何政府，或者留下现今指挥任何事情的任何军官。

或许，军方人士应该坐到一起，以中间的立场，不考虑那些政客和外交家，也许再由各自的首席医疗官员和医院行政官员陪同，一起谈谈这档子事。他们肯定会是奇怪而稀见的一伙，在某种意义上不食人间烟火，但他们了解彼此，或至少能够学着了解彼此。经过数天的讨论，不动感情地，冷冰冰地，但是尚未闹翻，“同行是兄弟”的古意犹存，他们就可能得出结论：世界正跑在一条错误的轨道上，人类不能用这种武器打架而依旧为人；由于军火行业的存续离不开有组织的社会，那就到了该住手的时候了。那些将军们自己应该足够明白，是该下令冻结核军备的研发，然后逐步地，有序地，小心翼翼地裁减这种军备了。要么，他们也可以学学制造长矛，尽管他们活着用那玩意儿的机会也很稀少，不会比我们局外人多很多。

与此同时，战备在继续，梦一般的仪式在预演，要以整个地球为燔祭的祭坛，把惨剧的人牲奉献与一个想象中的斜睨之神。广岛衣冠墓的墓碑上，刻着这些字样：保持和平，因为错误不能重犯。碑文自有它的生命。一开始只是当地人的祈祷和许诺，后来改变意义，成了一句警告，现在，它又变成了一句威胁。

眼角

有些东西，人只能从眼角看见。最妙的例子，小孩子都知道的，就是那些隐约可见的小星星。这样一颗小星星，当你直视它时，它隐去了；而当你移开眼睛，凝视近处的夜空时，它重又出现。如果你挑出彼此相邻的两颗这样的小星星，聚焦于其中一颗，它消失了，而同时你就从眼角看到另一颗。你可以让你的眼睛来来回回，关闭处在你视网膜中心的一颗而打开另一颗。这一现象有个生理学的解释：在我们视网膜的周边，更多一些视杆，那是用来感知光线的细胞；而在视网膜的中心，则更多一些视锥，那些细胞是用来感知色彩的。

类似的事情，也发生在音乐里。巴赫的赋格曲里，有些音符串你并不是真能听见的，除非同时响起了其他音符，主导了那片地方。有些旋律，只能从大脑的角上听到。音乐的真谛端在于此。

有一时，我曾经犯愁，担心计算机会不会如此强大，如此精致，至于能取代人的大脑。人工智能这个想法曾把我吓得半死。一台足够大的机器，已经能做各种各样超出我们能力的智力活儿：多少分之一秒内算出靠人脑需用好多年才能算出的数学答案，凭记忆绘出精确的图画，甚至能制造出一串串声响，让你不得不承认那像是音乐。计算机能翻译整本教科书，自己撰写博士论文，甚至能朗读印刷的页面，发出非人的机器语声。它们会彼此交流，在全球的网络上自己举行咨询会和委员会。

当然，计算机会犯错误，小错不断，让人心烦。但这些错误几乎总会得到纠正。在这方面，它们根本是非人的，而正是这点，让人想一想会松口气：计算机不会接管世界，它们取代不了我们，就因为按设计它们不像我们这样，生来就有模糊性。

试想想，一台计算机要按照程序制造语言时所面临的困境吧。咱不说黑长尾猴之间那种好玩的声音交流，也不说聪明透顶的黑猩猩天才们所作的符号交流，咱只考虑真正的人话。语法倒不是过于困难，由原形词，也就是那种最初的，纯粹的，用来指称实物的不带歧义的词来构造某种词汇，应该也不成问题。可是，要它们犯人类在用词时所犯的那种必要的错误，像我们这样，在建造语言时本能地，直觉地犯一些错误，改变词义，让它们意指大为不同的事情，处心积虑地构造出花样百出的歧义，那就不可能了，而没有这个，话就永远成不了人话。

如果你想一窥人的大脑有什么特殊性质，致使机器望尘莫及，那就看看语言的记录。比如，看一看我们日常所用的隐喻，正是这些隐喻讲述着我们是谁，我们住在哪儿，我们来自何方。

不妨就从地（theearth）这地儿开始。Earth一词从前指的是我们行走其上的地面，我们种庄稼、挖蛤蜊的泥土，还有地球本身；我们也用它指称全人类，比如我们说，整个大地为一个孩子的美丽而欢呼。

我们语言中表示earth的最早的词，是那个印欧词根dhthem，看看我们对它做了什么。我们通过增加后缀，把它变成拉丁语里的humus（土，地）；今天，我们称那种把肥沃土壤连拢在一起的复杂多聚物为humicacid（腐殖酸）；不知怎么，同一个词根还成了humility（谦卑）。换一个后缀，那个词成了hu-man（人）。是土地变成了人，还是人来自土地？有一种解释，可能包含在一个可爱的同源词里边，它就是humble（地位低下）。接着，humane（仁慈的，人道的）一词被建造起来，把大地和我们自己都延伸了。在古希伯来语里，有个词adamha意指土地，而指人的词则是adam（初人亚当即是这个词）。怎样的计算机会如此自己运行，这样子摆弄来摆弄去？

我们也从另一方向达到这一定义自己的系统。指人的最初词根是wiros；后来一路抬举我们，演变出virile（男子气的）和virtue（德行），这够让我们虚荣的。可是，它也演化出日耳曼语里的weraldh，意为人生，并由此演变成我们英语里的world（世界）。

在这种追根溯源中，我们领略到一种深藏的蕴意。人的世界乃来自这个星球，跟泥土的生命共祖同源，和所有其他生命一起谦卑地生活着。我想不出如何给电脑设计程序，让它想出这样的想法。反正20世纪的电脑是做不来这样的事。

时髦的说法是，世界起源于“大爆炸”。我们老是这样，用一些错误的字眼描述世界和我们自身的起源，而避免用另一个词儿，怕它让这个世纪难堪。当然不会有任何爆炸，因那时还没有空气去传导那声波，况且也没有耳朵听见。那是别的什么，发生在我们所能想象到的最绝然无声的寂静里。它就是“大光”[2]。

从前我们还说那是什么混沌（chaos）。但是，那时候的世界，还不是我们今天会用混沌一词指称的这个世界。我们今天用这个词，指的是什么东西都乱七八糟乒乓乱撞。希腊语里的chaos可不是这个意思。人家的意思就是虚空[3]。

到了我们语言里，我们拿过它来，从chaos，变成了cosmos，意思不过是秩序，齐整。我们惊异于这秩序，而我们的宇宙学者和物理学者们不肯罢休，还在继续寻找这份秩序之令人震惊的新方面。我们过去从整个这回事做成了一个词universe（宇宙），字面意思是把所有万事万物笼统为一。我们惯于说，它是个miracle（奇迹），至今还纵容自己说宇宙之妙不可思议（marvel），而把这两个词，miracle和marvel的原本意思保留在潜意识里。它们的古老词根是smei，指的是一笑。见所未见，是给人这东西大欢喜的，而知所未知，就更让人欢喜无限，而最最让人欢喜的，乃是思所未思。最晚近的惊奇是土星的光环。我的所有物理学家朋友们都为这一现象神魂颠倒，惊异于对于行星动力学的小小违反，震惊于那些莫知其所以然的、像乱刻乱画一样穿插于道道光环中的带子和轮辐。让物理学家们看到新的、无从索解的东西，是件好事。那意味着，自然界的规律又一次需要再加一条新注脚。

最大的惊奇，乃在于我们自己本地近郊风光的太阳系。还不是火星；火星自有令人惊异之处，但还不够令人瞠目结舌。没找到生命的征象，是不免让人失望；从火星登陆舱传回的照片，确也有点让人悲哀：可怜那长着长腿的装置，茕茕孑立，举目无亲，用它的多节手臂到处刺探，捡了一块又一块标本，一块一块都是不毛的火星土块，想从中寻找生命的闪现可是啥也没有。茫茫火星上，唯有的生命迹象就是那登陆舱，那只是人的思想从地球到火星的延伸，绝对是孤独的。

土星也不是多大的惊奇；木星不是，金星不是，水星也不是。瞅瞅其他的几颗，也都未足为奇。

让人绝倒的惊奇，我们迄今所知的整个宇宙间最怪异的结构，所有科学之谜中最伟大的宇宙科学之谜，抗拒着我们所有的理解努力的，是地球。我们刚刚开始品味到它有多么奇异、多么了不起、多么让人惊讶得屏声敛气。它是太阳周围漂浮着的最可爱的物体，包裹在自己吹出的蓝色气泡里，制造和呼吸着自己的氧气，从大气中把自己的氮固定在自己的土壤里，在雨林表面形成自己的气候，用自己的活的成分构撰起自己的背甲：白垩石崖，珊瑚礁，早期生命形式的古老化石，现在又是一层层新生挨挨挤挤长满球体，特洛伊上面摞着特洛伊。

从适当的远处，从外星来客的眼角看，它必定像是一单个活物，附着在圆圆的、暖暖的石球上，在阳光里打转。

让科学管事儿

300年来，我们做科学，试科学，用科学，用它来构建所谓的现代文明。当代技术每一奢侈的项目，从运河船闸，到拨号电话，到盘尼西林，到火星登陆舱，无不是通过分析由某一系列科学试验提供的数据凑合而成。同时，我们最担心会对文明构成威胁的那些技术，也是这样凑合成的。成堆储存的炸弹有放射性，出毛病的发电厂有核泄漏，酸雨，杀虫剂，土壤贫瘠，臭氧层耗竭，外大气层二氧化碳含量增加等，都是这样的例子。

三百年的时间，足以检验一条达到人类相依而存的新途径，足以让我们沉下心来对科学的方法来一番苛刻的评估，甚至足以让我们投票表决是否还要继续做下去。这件事好有一争。一开始就有抗议的声音发出来；19世纪在工业革命早期还曾提高了嗓门儿，发生了暴力抗议；时到如今，就核能问题，随便哪天都能把着急的人群召集到街头。有些声音说，把科学还回去，它并不真的管事儿，我们试过，它并不管事儿；倒退三百年；弄点别的，弄点对人类更有把握的。

当然，科学家们不同意。部分是出于职业的偏见，但也是因为他们有不同的方式看待过去五十年里科学的发展历程。总起来说，这个世纪的主要发现，是窥见了我们对于大自然之无知的深度。过去的一些似乎清楚合理的事情，一些绝对肯定的事情，比如牛顿力学，从我们指头缝间溜走了，留给我们的，是一套新的巨大谜团，整个宇宙变得不确定和意义模糊；有些物理学定律隔几年就修正一次，有些定律干脆取消了，还有一些经历了有立法含义的修正版本，好像它们是国会法案。

在生物学，那就是一阵又一阵的发昏。仅仅三十年前，当DNA分子的迷人几何形态披露在大众面前，遗传基因的线性语言初被解码的时候，我们还称之为生物学革命。一时间，事情似乎变得简单而明白。细胞是一个规规矩矩的小机器，是一个机械装置，随时可以拆开、重装，像只小小的手表。而就在过去的几年里，它忽又变得不可思议的复杂，里面满是怪怪奇奇的部件，其功能非今天的想象所能理解。DNA本身也已不再是录在带上的一套直白的指令。基因之间，夹有一些长条，看上去是些废话，是组装蛋白质时剪辑掉的，然而对于组装的过程却依然至关重要；有些基因叫作跳跃基因，从一段DNA移动到另一段DNA，重新安排信息，霎时间达成某种程度的花样异变，过去我们还曾以为那种异变需要千万年的长久演进。细胞膜不再是简单的细胞外皮；它原是流动的马赛克，是一大片至关重要的荡漾着的信号之海，自身就是一个器官。细胞彼此交流，像窠上的蜜蜂一样交换着信息，协调着彼此。基因由一些性质神秘的外界分子打开、关上；基因内里某处有些开关，打开或关上时，就能把任何正常细胞转变成癌细胞，有时也能再转回来。

不只是要做更多，而是什么都要做。生物科学，身后浪迹里跌跌撞撞拖着医学，上路了，但仅仅是上路了。前方所有的，如继续做那些基础研究的话，前方可能有的，将远远不止是征服人类疾病，或推广农业技术，或在大海里养殖营养品。随着我们更多地理解一般有生之物的基本过程，我们将更加了解自己，或许包括我们的大脑——这个星球上任何神经构造也无法与之比拟——是如何达到了地球本身的意识的。说我们通过如此努力就能变得明智，或许未免奢望，但我们至少可以获得某种水平的信息，在这个水平之上，一种新的智慧可以立基。眼下我们还是一个无知的物种，慌乱于我们是谁，我们从何而来，我们所为何来这些哑谜。要押宝让科学继续，可真是一场赌博，但在我看来，这是城里唯一的游戏。

从仪器里近观火星的死土，近观土星的怪异光环，近观土星、木星、金星和其他星球那奇怪的表面，那真是不似人间，人类对于太阳系探索的前途于此可见一斑。但从理论上讲，没有理由说，人类就不能亲身前往那些地方，甚至更远，到星河旅行。

解决能源问题要靠科学，舍此更无他途。当然，太阳在那儿，随时供我们采取，但我们不能安坐在政治会厅走廊的沙发里，一味猜想和企盼；那需要长年甚至多年的研究。与此同时，还有其他可能性需要我们加深探索。核裂变能源，尽管有当前的诸多短处，包括往哪里放置垃圾，究竟可以通过做好研究来使之更安全可靠；而氢聚变，从大洋里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比裂变核能安全得多，正在前方等待我们去探索。一旦我们进一步理解了单细胞微生物的可变基因，我们或许就能学会制取大量的氢气、乙醇或甲烷。如果继续大量烧煤，我们将需要一些研究模式，用来预测我们究竟可以向这个星球的大气里面排放多少二氧化碳，以免冒险去融化南极冰架，淹没我们的海滨。我们将需要科学来保护自己免受自己之害。

如今，表达对于计算机的恐惧，已经成为时髦了。人们害怕这种机器会代替我们思想，怕它们思想起来比人类大脑更快更好，怕它们自我构建，自我复制，接管并最终取代我们，等等。我承认我也有过自己的恐惧，但是我有个想法，就是我怕它们，是因为我不够了解它们。或许不但我，任何人，包括计算机专家自己，也都还没有足够了解它们。让我宽慰的是，关于那像是巨大的神经节一般满地球纵横交错连在一起的计算机网络，我确定地知道一点，这就是，它们的小小芯片里装满的点点信息，都是人类头脑给装进去的；也许它们也能做一些属于自己的思考，但这种思考至多不过是人类思维的远房表兄，而唯因其新，才有着潜在的巨大用处。

“地球科学”这个相对较新的名词本身就是一种鼓舞。知道我们自己亲爱的星球，已成为大批专业研究者为之神魂颠倒的研究课题，拿地球当一个活细胞一样研究着，也像一个细胞一样可望发现它运作的细节，着实令人欣慰。一个个人造卫星日夜不停地仔细观察着它，记录着它的云块的形变规律，它的表面所有部分的温度，它的森林、作物、水道、城市和不毛之地的分布和状况。地震学家和地质学家探测着在地表下深处这种或那种东西——或许是甲烷吧——推动下板块的移动，思索着纷至沓来的关于大陆不断漂移的证据，日愈精密地计算着揭示地震机制的数据，一次又一次惊异于自己的发现。他们所用的仪器越来越像CT扫描一般精确可靠。地球仍有着深深的秘密，但它们在那儿，等着我们去钻探。

天文学家久已成了物理学家，物理学家久已成了天文学家；而两者久已又成了我们过去所谓的化学家，远而检查着亿万光年之外云团里的氨或甲醛的水平，近而测量着冥王星大气里甲烷的浓度，东一头西一头地撞，撞入一些悖论里。当代物理学专靠着悖论过活。尼尔斯·玻尔就曾说道，伟大的真理者，它的反论同样是伟大的真理。我们的太阳并没有放射出理论上那么多的中微子；哪里出了点错儿；不是太阳出了错，是我们的知识出了错。有射电天文仪器去监听宇宙创生的残留声音，天文学家给吓愣了，难得听见自己的思想。

社会科学家比起上述两者就更其落后，然而假如一旦他们终于沉下心来面对正确的问题，他们就可能做成最要紧的科学事业。我们对待彼此的行为，乃是最奇怪、最不可测的东西，在我们不得不生存其中的纷纭现象中，唯它才几乎是完全不可解释的。在整个自然界中，对于人类的最大威胁，乃是人类自己。为解开这一最让人头痛的谜，我们需要最聪明、最灵活、最年轻的头脑，他们能够梦想出从未想出过的主意，能够驰骋想象于巨大的深度，我敢希望，他们因有巨大的计算机而倍加灵巧，而对于长长的问题单和庞大的数字却存有疑问。

在这个国家，基础科学一直没有成为国家行为。这一状况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才有所改观，那时候，一些有影响、有远见的政府顾问指出，不管战争需要什么技术，都要在基础研究方面打下坚实的基础之后才能获得。在艾森豪威尔执政期间，白宫创立了一个官方机构，宗旨很明确，是为了向总统提供科学建言。那个机构叫作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主席是新设的政府官位，名为科学顾问。全国健康研究院，是战前就存在的，本来是一组较小的研究室，做着癌症和传染病方面的研究。战后时期却迅速扩张，涵盖了生物医学所有学科。专门组织了国家科研基金，以资助基础科学。每一个联邦部门和机构，也都组织了自己的研究力量，各自负有与该部门相关的使命。规模最大的计划，是国防、农业、太空和核能等部门组织的。

这个国家的大多数基础研究是由各大学承担的，于是，大学日愈依赖于联邦政府的资助。甚至这些大学的存续，也系于联邦政府了，以至于引发整个学术界的警报。做现代科学研究的费用日益增加，特别是今天的精密复杂仪器日趋昂贵，再加上联邦政府一个劲地削减各方面的开支，这就让大学陷于深深的麻烦。与此同时，慈善基金，战前曾经是大学里科研经费的主要来源，现在已显得杯水车薪，贡献甚微了。

除了联邦政府的国家研究所和学术机构，这个国家的科学事业尚有第三脉资源，那就是企业。直到最近，企业的科研还在相对孤立地进行着，跟其他两脉并无联系。这一点已有改变的迹象，让人对前景颇为鼓舞。一些对高技术，特别是能源技术负有责任的公司，已经跟几个研究型大学如麻省理工和加州理工建立了牢固的联系，并已在物理学和化学长线研究方面投入巨资。好几家制药公司也已跟医学院和私家研究机构联合，投资于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

需要有更多这样的伙伴关系。这个国家的未来很可能有赖于我们是否能与私营方面建立一种新的联合研发体系。尽管目前已有一些前景看好的合资研究机构正在运行，但为数还嫌少些；在企业这一块，还是倾向于注重应用研究与开发，而拒绝考虑基础科学。在学术机构这一块，则避免涉足与新产品的研发关系较近的领域。两方互相排斥，都以为对方来路不正，基本是假科研。一方不过是赚钱机构，另一方则迂腐不切实际。与此同时，我们在欧洲和日本的竞争对手却早已找到有效的途径，把企业的研究同官方机构和学术科研联系起来，用不了多久，就会把这个国家甩在后面。在有些领域，最显眼的是设计制造新的科研仪器方面，他们已经进入前沿。

美国传统的科研格局，运作时显然有些掣肘之处。公司科研受制于它的性质，只能注重有利可图的产品，而研发过程也只能高度保密；而学术科研，从本性上讲，则必须公开进行，其进步有赖于一发现新的信息就马上自由交流。然而，这对于彼此合作并不是不可逾越的障碍。展望未来，基础研究将要产生的成果，对于企业已经是生死攸关；企业界投资于基础研究将会是顶顶明智之举。哪怕仅仅是浅尝一点基础科研，只要尝到一点直接的甜头，都会产生长远的效益。而大学的科研圈，尽管大谈什么象牙之塔，也是在朝思暮想如何能将科研成果付诸应用；与企业研究者建立行之有效的联系，将大有助于早日认识到自己成果的潜在实用性。

科学时代的真正开始也就是三百年前的事。就是在那时候，人们才刚刚意识到，人类对于世界的好奇心，乃代表了一个深切的愿望，也许深藏在人的染色体里：想要通过试验和确认试验来认识世界。将科学做得能够应付眼前的问题，只是在20世纪才刚发动，而挂上快挡仅仅是最近五十年的事情。对什么事情作出解释，那是有史以来任何时候都不缺乏的，但现在，我们必须以新的习惯思索和生活，要求对那些解释做出可重复的观察和事实的证据。这种时代不像以往那样容易混：我们已经从怀疑和不信的童年成长而来；我们感觉到什么事情都需要证据，就连像我们的意识如何运作这样深奥的事体，也还是要拿出证据来，尽管那里迄今对任何东西都没有清楚的证据可以预期。不确定性，幻灭感和绝望，都是生活于科学时代所要付出的代价。启蒙是我们追逐的目标，但它不是一下子来到的，而是一点一点地、偶或来到的，即使来到，也从来不是宏伟明亮，使大众洞悉一切。没有承诺，说有一天我们一定会浮出存在之谜的深渊。

虽然这么说，我们还是已经开始在世界规模上做着科学，依靠着科学，寄希望于科学了。不光是科学家，每个人都这样；不光希望着启蒙而已，而是希望能有把握地预期新的技术，那从来都是大船后面的飞沫一样，随在科学后面到来的。我们需要更好的方法预料，一项新技术如何更有可能出现，在国际水平上如何更有效地关闭那些威胁到我们星球生存，包括人类自身的生存（谈不上首先是，更不是像通常那样仅仅考虑我们自己的生存）的东西。将来，我们必须携着技术更加沉重地前行，因为需求会日益加重，而赌注将会异常高昂。现在还是在应付，或试图应付四十亿人的需求。不久的将来，我们将不得不面对两倍于此数的人的需求，也许是刻不容缓的需求，而用不了多久，这个数字会再翻一番。对人类智谋的真正挑战，还在未来的一个世纪。

我猜想不到，我们要平安度过前头的时光，还需要从科学知道些什么。但我愿意就致知的方法作一预言：我们不能够事先发号施令。我们不能对自己说，需要这种或那种技术，因而我们将做这块或那块科研。事情不是这样做的。我们将像从前一样，不得不依赖一般的、基础的、一视同仁的科学，靠它来获得新的洞见，为技术发展开辟出新的前景。科学是有用的，有时还是不可或缺的，但当它前进时，那前进的方式是制造惊奇；你也不能事先规定我要的是哪一类惊奇。对技术是应该严加警戒，监控，批评，甚至由全体选民投票表决，但对科学本身却要让它自由行动，如果我们想要它管事儿。

炼金术

炼金术由来久矣，那是人类最深层、最古老愿望的一个表现：想发现这个世界终有意义。此术的工作理念是，大地上所有东西必定都是由某一种元物质组成的。这一理念，导致了数百年艰苦的工作，旨在将现成物质分离还原，再根据炼金术士的喜好重新安排之。若能找到那一元物质，那就没有什么能逃得出人的掌心。将贱金属变成金银，直小可之术耳，与这一宏伟前景相比何足道哉。如若懂得了那一基本物质，你可以做的，比获得金钱要多得多。你炼得成包治百病的灵药，你能为天地祛除邪恶，在此过程中，你做得成一种万能溶剂，想溶解什么就溶解什么。这是个使人陶醉的意念，一代又一代的炼金术士劳作终生，试图将物质还到最终之原。

做炼金术士可是个严肃的行当，需要长年的学徒和大量夤夜的钻研。从这一职业最早的年月，就已有大量的材料要读。文献可追溯到古代世界的阿拉伯文、拉丁文和希腊文作者，再往上追溯，尚有早至公元前10世纪的印度早期梵文。所有这些古老文件都包含多得可怕的整套知识，大多表现为咒语的形式。那些咒语乃是年轻炼金术士必修的学问，按其设计，就是让门外汉无法破解。有人认为，“tibberish”（急促不清的话）这个词，源出于8世纪炼金术士扎比·伊本·海晏，他因施行巫魇，怕遭杀头，就把自己的法术编写成隐晦的咒符，几乎谁也听不懂他说的啥。

实在的，大多数人认为，炼金术士在他们的丹室里舞弄的那一套，就是巫魇。满屋子乌烟瘴气，又是砒霜，又是水银，又是硫黄，还有煮着浸着咕嘟咕嘟冒着泡的各色各样稀见的植物。我们往往会站在今天科学的高处回看，认为那些人不过是可笑的角色，是乖张孤僻不合群的人，头戴小丑的高帽，从事些毫无意义的研究，一条死胡同走到头，换条死胡同再走下去。然而实际未必如此。他们的工作自是艰辛而充满挫败的，但却是实验化学和物理学的起步功夫。他们执迷于中的那个中心理念，认为有一个基本元素或粒子，世上万物都是由它组成的这个想法，直到今天不是依然令物理学家着迷吗？

他们从没有成功地从贱金属炼成金银，也没有从那些植物浸出液做成长生不老药，当然更没有使这个世界摆脱邪恶。然而他们也有所成就。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他们把事儿舞了起来。他们在实验室里鼓捣来鼓捣去，不停地彼此说着话，设置一个又一个试验，写下一摞又一摞笔记，这些笔记从阿拉伯文翻译到希腊文再到拉丁文再翻译回来，事业就做了起来。更多的人员发生兴趣，卷入工作，于是，就像此后的科学研究中一直发生的那样，一件事情引向另一件事情。随着时序的推移，工作的进展，经过一个错误又一个错误，新的、确切的东西开始出现。关于金属和合金的性状行为的坚实的知识学到了，酸碱盐的性质认识了，热力学的数学表达也整出来了，就这样，只消几个世纪，来那么几次跳跃，DNA分子的双螺旋结构及其所有奥秘就给揭示出来了。

关于科学可能给人类社会带来什么后果，近来颇有一些忧虑，这些忧虑，包括对于技术的担忧，其实不是什么新东西。3世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就曾下诏焚毁有关炼金术的所有手稿，理由是这个行业是反自然的。在他治下，炼金工作从此转入地下，损失了一些资料，但仍有大量翻译成其他文字，流传开来，并得以保存。

自古以来，在民众的心目中，炼金术一直是跟巫魇相联系的。部分原因是此术的目标，也就是把一种物质转变成另一种，看起来就跟巫术差不多，因为按照定义，巫术也是把东西变来变去的。还有原因是那个杂合的名目：alchemy（炼金术）这个词，al这部分仅仅是阿拉伯语里的冠词，但chemy这部分，却是黑色土地的意思，来自希腊语khemia，指的是埃及。另一个发音相似的词khumeia，意思是浸出液或灵药，这一意思被融合进炼金术一词，成为它意义的一部分。其中埃及的意思起源非常古老，可一直上溯到透特，那是掌管魔法的神，后来转成赫尔墨斯，那就是炼金术里掌管封印的神，是炼金术士仰仗来封固据认为工作中必不可少的真空容器的。炼金术的想法大概跟语言一样古老，语言与法术相关联这一想法也是同样古老的。毕竟，trammar（语法）一词在中世纪曾经用来指高深的学问，但同时又隐含有熟习炼金术的意思。Grammar的前身是tramarye，意思是秘术和巫术之学。在苏格兰语里，trammar写成tlam-our，意思恰恰就是咒语和施魔法。

医学也有个阴暗的起源：它起源于数千年前的古老萨满巫术，到中世纪乃与炼金术密不可分。炼金术士的当务之急是金属及其性质，于是导致一些试验，虽然如今看来这些试验大多徒劳无益，其内容却真是在试验各种金属的疗效的。16世纪名医帕拉切尔苏斯，他的大名就是来自对汞和砷的热情使用。他的理论基础，现在看来完全是神秘主义的，全心全意服膺炼金术哲学，认为它是贯通天人之理，是同时理解宇宙和人身的钥匙。受他的影响，三百年间患各种各样疾病的病人都被施与大剂量金属，主要是汞，剧烈的通便乃成了标准的医疗行为。

于今，物理学和化学已经成长为成熟的科学，医学则还在成长的途中。不管在物理学、化学还是医学，早先那种暗中摸索真正科学方法的努力，现在是哪儿也难以找到了。炼金术已成为博物馆的藏品、心智的化石，如此古老，以至于让我们回忆起来再也不用难为情了，但那份记忆还在。科学始于暗中摸索。这法子起作用，因为从事其中的人在工作，而且是一起工作。他们会兴奋、激怒，他们大声叫唤着交换着一点点信息，还有，最为叫绝的是，他们彼此纠缠不休。

今天或许仍有类似事情发生着，只是我们没有意识到而已。在科学的所有领域的最晚近、最辉煌的方面，就在发生这样的事。敝行内的一些人，还有像物理学和化学这些真正“硬”科学领域的同行们，往往会轻视甚至轻诋所谓社会科学工作者的努力。我们喜欢说，他们的资料是“软”资料。我们没有给予行为研究领域内诸多学科以应有的承认。谈论到精神分析、社会学、语言学、经济学以及人工智能等，就好像这种种探索是囫囵一块儿，有关人士都戴着同样的小丑高帽儿。事情当然不是这样的。时下这些学科主要的共同特征，是它们能吸引相当数目的学生，这些学生认为，探索人类行为，有着不可抵抗的前景，他们热切地希望能够找到某种强大有力的科学方法来从事那些探索。在这些学生看来，社会科学议程表上的所有事项，都比人类历史上任何时候更加迫不及待。今后的年月里，事情可能会证明，一个关于人类的坚实学科将会形成，像量子力学一样坚实，充满着深刻的洞见，虽然也像物理学迄今这样，困惑于各种模糊不清，但将有新规则、新方式把事做成，比如，摆脱热核武器，摆脱爱国辞藻，摆脱民族主义，一下子全都摆脱。如果出现任何这样的结果，我们将会回首今天的社会科学家，以及他们亲密的人文学科同事们，认为他们乃是启动了一门新科学，其成就完全可以跟旧时的炼金术士相提并论，而达到那种成就的路途，就是干脆去研究问题。只不过，这一回不再是物理世界的统一性，而是人心的基本、根本的统一性了。

聪明的动物

研究动物行为的科学家，由于职业的原因，注定要过着比他们的大多数同行更其玄乎的日子，总是要冒着被他们所研究的动物给愚弄的危险，更糟糕的是，还会自己愚弄自己。不管他们的试验涉及经过驯养的家畜，还是从地里逮来的野物，实验动物当着研究者的面所能想出的令人惊奇的花样简直无穷无尽。有时候，你真要觉得，动物们天生就有遗传程序，专为令人困惑，特别是让心理学家困惑。

当那些科学家训练动物做这做那，而自己的职业名声有赖于受试动物的诚实无欺时，那可就更加危险了。这方面，最有名的案例是聪明的汉斯，就是那匹世纪之初的德国马，由于动物行为学里那个技术词汇而永垂史册了，那个术语就叫作“聪明的汉斯错误”（Clever Hans Error）。那匹由海尔·冯·奥森拥有和训练的马，不但能解复杂的算术题，还能从黑板上读题，准确无误地用一只蹄子敲打出正确的答案来。更有甚者，换个全不相识的人提问题，它的主人不在现场时，它照样能表演出那些计算。这可把科学家们弄懵了，一帮又一帮的人对它进行了强化的研究，当真认为它有着跟人一样的智力，甚至有可能比人还要聪明。后来，到了1911年，终于有个奥庞斯特教授发现，汉斯所做的根本不是什么算术，它只是观察试验者的行为。微妙的、不经意的动作——点头，屏气，敲到正确答案时点头的停止——都被那匹马丝毫不爽地读出，成为它停止敲击的提示。

每读到关于那一现象的讨论，我总希望聪明的汉斯会得到更高的评价。通常关于此事的描述，多是揭穿实验者或那匹马或两者的某种下意识的骗局。当然，那匹马并不是真的会做算术，可是，记录表明，它观察和解读人，大大优于人理解马，甚至优于人理解人。

然后是猫。对于意在了解动物心理的行为学家，猫构成着长期有效的非难。猫的头脑是个不可思议的谜，实为人类所望尘莫及。据说猫是最不通人性的动物，可同时，所有养猫的人都可以作证，它又是世界上最聪明的生灵。1979年，《科学》杂志上刊出一篇文章，作者是B·R·莫尔和S·斯图塔德，文章题为“格斯理和费力斯博士耍猫记，或两个博士让猫给耍了”。文章写得极好，讲的正是这一物种家常会玩的那些科学把戏。三十五年前，E·R·格斯理和G·P·霍尔顿两人描述过一个试验。把一群猫放在前脸儿是玻璃的迷宫箱里，训练它们找路出来。在箱子前部，竖一根细细的直棍，推动小棍，门就打开。叫两个实验者大感兴趣的，还不是那些猫怎样学会去撞那根直棍儿，而是在它们撞棍儿之前，每一只猫都要表演一番长长的、高度程式化的礼仪动作，在箱子前板上摩摩头，擦擦背，转几圈儿，最后才去撞那根小棍儿。该实验成了实验心理学中的经典之作，有些人甚至疑心，猫类会不会有某种迷信：在小棍开门之前，有必要来一番仪式，于是有了那一连串神神叨叨的动作。

莫尔和斯图塔德重复了那个格斯理试验，观察到同样的“学习”行为，但是，旋又发现，那一行为仅仅发生在受试猫能看到人类的时候。如果没有人在屋里守着那箱子，那些猫就啥也不做，只是呼噜呼噜打瞌睡。只需看到人类的身影，就足以发动起它们那套忸怩缠绵的动作，不管有棍儿没棍儿，有门没门。才不是学到的什么行为模式，根本就是猫在戏人。

法国科学家R·肖万曾经一度研究过蚂蚁群落的边界问题，他还曾求助于热心的物理学家，带了放射性化合物和盖革计数器前来帮忙。他们将一个蚁丘的蚂蚁做了标记并加以跟踪，以便了解它们是否进入到一个邻近蚁群的领地。正在观察的时候，几个物理学家忽然像芭蕾家一样跳起舞来，中止了试验，同时，成百只蚂蚁，两个窝里的都有，涌上他们的脚面，钻到他们裤裆里。在生态学家肖万的眼里，两方做出的都像是有目的的行为。

蜂类更是充满惊奇的东西，谁研究它们就迷惑谁，产生的传奇事迹数不胜数。我们认识的一位女士，有个姐姐在加利福尼亚北部办养蜂场。有一回，这位女士去看望她。两人把车停在小路上，穿戴起防护衣具，穿过田野去巡视蜂窠。不知什么原因，那天下午蜜蜂小姐们大发脾气，对两人发动了集团进攻，浑身上下都落满了。咱慢慢地走开吧，姐姐说，早晚它们会放了咱。两人一直走得清清爽爽不见蜜蜂了，于是绕着地边走了一圈，回到车上，发现蜜蜂在那儿等着她们。

我讲个新出的蜂故事，管保会让所有人叫绝。是从巴西发来的报道，说是有种帮植物授粉的长舌兰蜂，其雄蜂对DDT上了瘾。亚马孙地区有些人家喷洒这种药物控制蚊子，这些人家忽然遭到成千上万只蜂的入侵，它们群集在墙上，把DDT收集到后腿的“小袋”里，装满袋子飞走。整个夏天的几个月里，大多数人家全都闹了DDT荒，居民们十分抱怨那嗡嗡的聒噪。对这一行为至今没有解释。那些飞虫没受到DDT的伤害。蜜蜂只要六微克那么点DDT就足以迅速致命，可这些野蜂，成车拉走两千微克却毫无不便。可能，这些野蜂只是喜欢DDT那味道或气味，但谁知道它们不是有意识要保护自己的蚊子堂兄呢。关于蜂子，关于其他动物，你尽管想象好了。怎么想象都不会过分。

说气味

公寓的后卧房里，吸尘器发出高调的悲鸣，跟厨房里茶壶的蒸汽报警器的啸鸣难以分辨。唯一帮我判断是否该去照看火炉的方法，是查看手表：一天中有一定时间开吸尘器，另一时间烧开水。客房的电话，其响声颇像后门的电铃，所以，你可以等它再响而三响，然后起身。前门某处有种吱吱轧轧的不规则声响，听起来像是一群人在纷乱中脱橡皮套鞋，但仔细听之，则听得出那是一种可以忽略的声音，不用作出反应，是门边墙里古老的电梯在发响。事情就是这样。我们日逐熟悉了这些，无何窍门可言。或有时，我们生活周围的声响出了新花样，以至于让我们困惑，难以分辨：曾有人送我家一只八哥作圣诞礼物，名叫拜伦，这畜生会模仿近处的所有声响，惟妙惟肖，于是整座房子都飞忙起来：应门，接电话，给门合页上油，开窗查看是否落下了物件，窥看无人的洗澡间，想知道是谁在冲水。

我们不会这么轻易给视觉误导。眼前的大多数东西都明摆在那儿，不会被误认为别的什么，除非甘愿花钱上魔术师的当。有时候，黑暗的天幕下纽约城中的灯火，那样子像是从近处看到了永恒。平常时候，我们的眼睛不好糊弄。

嗅觉可就是另一回事了。我觉得，我们应能预测今后数百年生物科学的前程，途径是估算要全面完整理解气味还要多少时间。这不像是一个凌驾于整个生命科学之上的多么深奥的问题，但其中还是包含一片一片的神秘。且说烟火气：燃着的烟草、煤烟、柴火烟、树叶烟。首先是烧树叶冒的烟。这是唯一一种我通过想象就能把它唤回意识的气味。我能够坐在椅子里，想，而清楚地唤起秋天烧树叶的气味，它给编了码，储存在某片额叶的什么地方，一旦想它，就能向我右半脑的所有部位发出爆破似的信号。但别无其他：如果我试想冬天的爱丁堡那浓密的气味，或是不小心烧着了的塑料梳子的气味，或是一朵玫瑰，一杯葡萄酒，我做不了这样的事。我能得到想要记起的任何一张面孔的清晰画面，也能听见我想记起的任何一段贝多芬四重奏，但除了那树叶的篝火，我再也不能真正凭空记起任一种气味。当然，我知道樟木的味儿，柏木的味儿，当它们出现在我鼻子前时，我能丝毫不爽地说出它们的名字，但就是不能通过想象让它们变为实在。

嗅出某物，嗅出任何东西，那行为像极了思想行为本身。就在感知那一瞬间，你即时感觉到大脑在运转，把那种气味发送到这儿那儿，在整个脑子里搬演出复杂的保留剧目，登记一个又一个投票中心的选票，看有没有什么迹象，能帮助记起什么熟人、往事或关系。我猜想，事情也应该如此，因为掌管嗅觉的细胞本身就是大脑的正式细胞，而只有这些神经元的轴突上携带着从外部世界收集来的第一手信息。它们没有树状突起，而有着睫状突起，装备有感知各种各样化学刺激物的感受器，在某些方面像淋巴细胞一样神秘莫测。有理由相信，每一个这样的神经元都有自己特定种类的感受器，跟淋巴细胞一样，每一个神经元都预先知道自己要寻找什么。对于不同种类的发味物，有响应者，有不响应者。而且，它们也是唯一会自我复制的神经元。小鼠的嗅觉感受细胞大约二十八天就换一茬新的。我想应该有修正版本的无性选择理论来解释嗅觉学习和嗅觉适应现象。小鼠的嗅觉感受器能嗅出自我与非我的区别，那是一种势利的天赋，同样是由掌管自体移植排斥的H2基因座加以编码的。人们不禁要问，是不是鼻黏膜里的淋巴细胞也携带有这种遗传信息，把它们赋与从基细胞生出的一代代新的嗅觉感受器。

这些脑细胞在医学上的最可称道之处还是，它们并不受到感染，至少并不经常受到感染，尽管它们在鼻子的世界里暴露于那么多微生物。在那冲洗浸泡着这片脑子表面的黏液里，一定有着最不同寻常的抗生素，包括某种和事佬式的抗病毒物质。

假如你要寻找什么东西，来扯平寻常动物的脑子和我们这些超灵长物种大脑之间的悬殊，鼻子这一装置将很宜于供人谦卑地思考。比起普通的狗，或是野地里任何的啮齿动物，我们还算是原始的、感觉迟钝的生物，是生物学上的败笔。天知道有多么奇妙精彩的世界让我们错过了。

我猜想，如果努力尝试，我们应该能改善自己。毕竟我们这个物种里也有些个体在闻味儿方面赋有异秉。造香水的、品茶师、鸡尾酒调制师，等等，据说，这些人能通过反复操演不断提高技艺。也许，我们能不再浪费巨大资源于化妆品业，去制造种种化学物质以便伪装或简直毁灭气味，转而研究开发一些途径，去加强大自然的气息，去面对大千世界。

与此同时，我们先就应该紧紧抓住所剩无几的伟大气味不放。我投票保留树叶篝火的味道，必要时通过立法来保留。这一种乃是纯粹的欢喜，像音乐一样易于完好无损地唤回，从塞得满满的无数标准尺寸神经元列柱中搜检出来，带有泥土做伴的童年时光的所有细节，在大脑的所有角落激发出往事的记忆。秋天马路边的一场篝火，包含了教育所需的所有元素：危险、惊奇（虽然事先知道，用合适的棍子，插到叶堆底下合适的部位，立时会跟来一阵灼目的热火和香气，但这些发生时，还是让人惊喜不置）、风险还有把握运气的胜利（如果你在恰当的时刻跳过火堆，火苗就会错过你的裤子），最要紧的，还有同伙同伴同气的馨香（如果老远就闻到树叶的香气，便知道邻近街区有伙朋友，也在自己的树叶中跳跃狂欢，没准儿还有谁给烧着了）。

改变这个是个错误。管它有烟没烟，管它什么二氧化碳和温室效应，等等。放弃烧秋天的树叶是个损失。现在我们急于保护环境（仔细想来，就是保护我们自己），我们搂起树叶，装进黑色的大塑料袋，像包起的死尸一样沿街边摆开，由垃圾车拉走，拉到哪儿埋掉，或填入大海，或作柴草，或做酒精，或是做这年头他们用秋天的落叶所做的任何东西。不。我们还是应该把它们还给孩子们去烧。

我神奇的节拍器

星期五深夜，我醒来，自觉像长岛铁路线上的一列火车，全速颠簸疾驶在一段糟糕的路基上。出于医生的职业习惯，我把了下自己的脉，发现它快得没法儿数得确切。我挣扎着起床，坐到椅子里，心情沉郁，不知所终。过了一会儿，列车减下速来，快停了，我的脉搏也突然降到了每分钟三十五次。我决定拨一通电话，再作主张。

我知道的下一件事，是躺在街那头医院里特护病房的床上，静脉滴注管子在位，一条条电线从胸前各部，通往四肢的电极，床后面，监视器灯光闪烁。如果我猛地转过头来，我会看到我的心电图在跳跃前进，图写出全然不知所以的乱涂乱画，突降的搏动，大段的空无所有，后面紧跟着像是个惊叹号。是司命之神写在墙上的警告了[4]，我想。只不过字迹难辨。

这会儿已是星期天，下午晚些时候。监视器仍在乱跳，报警的灯光依然提示着麻烦。所有常用来稳定心率的药物都已试过，墙上的书迹依然如鬼画符。床头的心血管外科医生对我解释说，非上起搏器不可了，马上，当天下午。你的意见呢？

我认为，随后我说，这种事，当事人是无权参加意见的。你做主。我说。

大约一小时后，我从手术舞台回来。说舞台是恰当的：主刀医师全身披挂，占据中央，台上灯火通明，几个同行从旁观赏，我则是主要的道具。剧情到了关键时刻，前来解围的角色从天而降，它就是大名鼎鼎的人工起搏器，给植入主道具的胸壁，演出收场。从今以后，它就是我的配件，我的节拍器。最要紧的是，我的心率成了绝对规则、安全可靠的每分钟七十次，能根据要求提速，但不可通融地被调制到不低于七十次。电池保证七年左右不用更换。那么，有的是时间为它犯愁，暂且按下不表。

两天后出院回家，起床走动，想干点什么就干点什么，上下楼，甚至能把家具搬来弄去。然后照常上班。

下面是后话：

一种新生的虚荣，愧领的徒有其名，然而却是按捺不住的骄傲，涌上心来。洒家如今要以高科技的风采在人前亮相了，那就是我。无可怀疑，起搏器的确是高技术的奇妙缩影，我的外科医生朋友乃是高技术熟练工人，这且不说。最奇妙的是，我自身的心泵，我的心肌，竟然能够从那个小黑匣子接受电子指令，乖乖地照它的指示干活儿。我特别高兴我的机动的自我这么听话，这么配合。从前根本没想到我会有它，可现在有了，嘀嗒走着，寂然无声，精确无误，我抑不住一阵阵的纯粹虚荣。

此外另有惊奇：

我并不想很了解我身上的新技术。我甚至不想找什么理由要求对我完全讲清楚。只要它管事儿，它也确实管事儿，我宁愿尽量保留些神秘感。而这正是惊奇之所在。我本应该认为，作为相当聪明的医生病人，我会有满肚子明智而深刻的问题要问，会刨根问底地去了解程序的一步一步，然后自己拿主意，甚至发号施令。结果完全不是。我成了那种不管不问的病人，满足于让真正的专家管这管那。出院的时候，那位心病学家交给我一个马尼拉纸袋，里面装满了片子、小册子。起搏器使用说明书，是给医生看的，开列着适应证、注意事项、常见故障等。我把纸袋放在哪儿？好像是放在壁橱的隔板上，再也没动它。说实话，我压根儿就不知道起搏器是如何工作的，我也不怎么想知道。

我知道这是违反时下的智慧的。这年头，人们在所有地方，特别是流行杂志中读到的是，病人应该负起更多的责任，更有自信，更能参加意见，说三道四，最主要的，要求医生什么事都说清楚，最好所有医生都说清楚，然后才老实就医。作为医生，我也曾有过这样的想法，可现在，作为一个成功的病人，我却有了不同的感觉。别跟我解释，我说，你干你的，要装就装。

我猜想这样做我应该感到内疚。在某种意义上我确实这样，因为过去我曾写过也讲过，如今的医学如何过分地依赖技术，以及随之而来的医疗费用急剧攀升。我对我称之为“半拉子技术”的东西一向持批评态度，批评它们硬撑着这个那个，在器官使用期已过、出了毛病时，还强迫它们工作。而今，我正在享用着这种技术。我食言了。

近来，起搏器已经承受着不堪的压力，好多故事，说的是它的滥用啦，飙升的价格啦，要医生退赔、要医院退赔啦，丑闻啦，等等。也许，这些故事，至少有些，是真实的。可是，我要站出来为这个小玩意本身辩解一句，因为我本人现在和它利害攸关。假使在遥远的过去，比如在我做医学院学生的时候，什么人告诉我，有朝一日，有一个像打火机一般大小的装置，将会永久地植入心脏之上，带有一些电线深入心室之内，控制心脏的传导系统，完美无瑕地谐调着心率，我会冲他的脸笑出来。假如他告诉我，这种事有一天会发生在我的身上，我就会痛苦而恼火。可现在，它就在这儿，不可理喻，然而我相当喜欢它。

关于说话的说话

英语没有任何问题，至少在我看来没有，但或许这只是因为我没有远见。假如我受命去掌管它，比如当全国语言改进研究会的主席，我不会去动英语一个手指头。它适合于我能想到的所有需要：灵活，清晰，隐喻之微妙，需要模糊的地方还会模糊（这种需要比通常承认的还要频繁），最要紧的，还有可变。我喜欢语言可变。我是一个社会向善论者，坚信过去所有的变化是越变越好；我毫不怀疑，比起伊丽莎白时代的语言或乔叟时的说话，今天的英语已经是可观的进步，比起古英语更是遥遥领先。到现在，这种语言已经达到其最终的完美之境，我会满足于让它永远这样。

但我知道这样想是错误的。英语还在改变着，在我们的眼前和耳朵前时时在变，不受任何个人、委员会、研究会和政府的控制。从前的讲话者无疑也曾这样满足于他们各自时代的说话版本。乔叟那一代，此前所有的世代，决不会意识到有任何必要去改变或改进自己的语言。蒙田完全满意于16世纪的法语，并且显然喜欢用它做事。很久很久以前，最远最远讲英语的祖先一定曾经用古印欧语混得很好，而决然想不到，他们的语言有一天会消失殆尽。

然而，用“消失”这个词来描述所发生的事情究竟是不对的。数千个印欧语词根直到今天还活着且活跃着，像共生物一样规规矩矩塞进了其他词语，塞进希腊语，拉丁语，还有所有日耳曼语言，包括英语的词汇里。我们今天彼此用英语交谈的许多话语，都可以用带点印欧腔调的希腊语加以解释。而从今起三四百年之后，很有可能，今天的英语基本会谁也不懂，除了几个语言学家和历史学家。

印欧语词根的古老意义有时候扭曲甚至歪曲，真相难辨了，但它们还在那儿，从内里发着回响，作着提醒。古老词根theue，意思不过是呼叫，来到日耳曼语变成了tudam，后来成了英语的God（上帝）。Meut这个词根本来指的是某种湿乎乎滑溜溜的东西，几千年后，变成了正规英语里的meek（温顺，柔和）和土话里的mooch（闲荡，徘徊），还有schmuck（可鄙的人，笨蛋）。Bha在印欧语里意思是说话，到了希腊语成了Phanai，意思一样，很后来很后来成了我们语言里的一个很基本的词，意思是不能说话：infancy（婴幼期）。Ster这个词根意思是stiffen（使僵硬），后来成了日耳曼语的sterban和古英语的steorfan，意思是死，再后来成了我们这儿的starve（饿死）。

语言的变化会永远继续，可是，没有人说得准，是谁改变了它。有一个可能是儿童们要对此负责。夏威夷大学的语言学教授德里克·比克顿在他的《语言的根源》一书中对此作了探讨。1880年顷，夏威夷发生了一次语言大灾变：数千名移民工人被引进夏威夷群岛为新兴的蔗糖业工作。这些人讲的是中国语，日本语，朝鲜语，葡萄牙语，还有各种花样的西班牙方言。他们无法彼此交流，无法跟夏威夷土著交流，也无法跟占统治地位、讲英语的种植园主交流。他们所做的，是所有这种混杂语言群体古来就做的：讲一种洋泾浜英语，是一种退化变质的“事务英语”。洋泾浜实在不是一种语言，倒更像是一套用来指称实物的信号，缺乏表达思想和想法所需的语法规范。后来，仅仅一代人之后，整个混杂的人群开始讲一种全新的语言：夏威夷克里奥尔语。新语言包含从所有原有语言借来的现成语词，但用来串起语词的规则却跟那些语言前驱很少或绝无相似之处。尽管通常被视为一种“原始”语言，夏威夷克里奥尔语却由相当精致的语法规则构建起来。比克顿教授的伟大发现是，这种崭新的话语，只有孩子们才造得出来。别的解释也许有，但就是没有这样充足的时间。1880年工人涌入不久，语言还是夏威夷洋泾浜，而二三十年之后，通用的语言就成了克里奥尔语。最初的移民，那些说洋泾浜的父母们，不可能创造出新的语言并教给孩子。当克里奥尔语出现时，他们连听都听不懂。掌管那地方的讲英语的成年人既不讲，也听不懂克里奥尔语。根据比克顿的研究，那只能就是儿童的杰作，在他们群集在一起，亟亟于彼此讲话，一起游戏时。

比克顿引用这一在他看来无可争议的历史现象作证据，形成了一套理论，那就是，语言是生物性的，与生俱来的，由遗传决定的人类本性，由大脑里编码语法和句法的一个或多个中心所驱动。他为这一语言天赋创造了一个名词，叫作“生物程序”（bioPro-tram）。这一思想支持并发展了乔姆斯基大约三十年前所倡的设想，他认为，语法是人类大脑的产物，而只有人拥有这样的大脑。然而，新的研究最为引人入胜的方面，还是它那个证据：儿童，很可能是极小的儿童，有本事构建一整个语言，靠的是大家一起做，或者更有可能，大家一起做着玩。

这件事能让你对儿童刮目相看：他们竟能做出令人生畏的事情来。我们向来知道，儿童时期能够快速而容易地学会新语言和自己的母语。在大多数人，这种能力在青春期就会消失，从此往后，学一门新语言就是艰辛的劳作。当然，儿童天生就是干这个的。但是，他们竟有可能创造语言，改变语言，或许，从初民交流演变成20世纪话语，原来也是他们的功劳，这就要求我们对他们更高等次的尊敬了。假如没有儿童和他们的特殊天赋，我们或许至今还在说着印欧语或者赫梯语，可是我们都在这儿，说着数千种不同的语言和方言，它们的大多数，倒退回几百年，地球上没有人听得懂。

或许，我们应该严肃地注意儿童在语言起源中可能扮演的角色了。当然，我们这个物种究竟什么时候开始出现的语言，至今还无人知道，而对于它如何发生的，也只有纯粹的猜测。有一个流行的猜测是，在人类脑壳和里面的大脑进化的特定阶段，说话在少数几个突变型个人那儿成为可能。从此以后，这几个特别聪明的人及其基因胜出了他们所有不会说话的堂兄，自然选择导致了智人（homosaPiens）的出现。这一想法要求整个地球周围有许多彼此孤立的不同共同体出现相同的突变，不然，你就得假设，有几个幸运的讲话者能够在地球上相当灵活地旅行，到处留下他们新型的基因。

从对于儿童和语言的新观点看来，还有另一种可能性，那就是，人类语言并不是随着特殊突变而突然出现的，而是在整个物种进化的某一点上，所有人的大脑全都出现一种潜在的性质。大脑语言中心的表达所需的环境仅仅是儿童，足够数目的儿童集聚在一起，有些情况，使他们有可能花费大量时间一起玩耍。只要有足够数量的家庭定居下来，住在紧密的区域，就像很久以前从事采集渔猎的部落那样，或者在早期的农业社会里一样，在这样一个足够稳定的社会中，儿童数目就可能达到创造语言所需的临界值。

这想法够做成一个有趣的剧情说明。部落里的成年人和智慧的老者，围坐在火堆旁讲着关于日常琐事的洋泾浜，指着一样样东西嘟囔出孤立的字眼。没有句法，没有字串，没有真正的想法，没有隐喻。近处的某个地方，达到临界数目的吵吵嚷嚷的幼小儿童团，急促不清地彼此吆喝着，因发现了什么而兴奋地提高了嗓门儿，讲着，讲着，从此往后就讲个不停了。

七大奇观

前不久，我收到一个杂志编辑的来信，请我去和六位其他人士吃饭，共同拟出当今世界的七大奇观，以取代旧有过时的七大奇观。我回复说，我做不了这样的事，仓促之间不能应命。尽管当时谢绝，这个问题过后还是在我大脑的穿堂里萦回不去。我只好去查阅过去的那些生物学奇观，看有哪些已经退化贬值，赶不上形势了。我查到了巴比伦的空中花园，还有等等一切，然后，我又得查阅“奇观”这个词，确定它是否就是我所理解的意思。我忽然想到，如果那份杂志能找到任何七个人，就一份包含七个这种物事的单子达成一致意见，你就会在饭桌上当场得到现代版的七大奇观。

奇观（wonder）这个词就是个奇观。它包含混杂的讯息：某种奇妙（marvelous）或神奇（miracu-lous）的东西，令人惊讶，就自己提出难以回答的问题，使观察者惊奇，乃至提出怀疑的问题，比如“我纳闷儿（wonder）那怎么回事”。神奇（miraculous）和奇妙（marvelous）这两个词便是线索。两个词来源于同一个古老的印欧语词根，意思不过是微笑或大笑。任何奇妙的东西，都是可以展颜一笑，令人艳羡的[inadmiration。顺带说一句，admiration来自同一个词根，与之俱来、给人启发的词里，还有一个mirror（镜子）]。

我决心试拟一个名单，不为该杂志的晚宴，只为借此机会，我也理一理有哪七样物事让我最感惊奇。

我且把第一个留着最后再谈。且从这儿开始吧。

我的第二奇观，是一种细菌，早先地球上从未见过，直到1982年，还是从前做梦也想不到的生物，违反我们从前视为自然规律的律条，直接就是来自地狱。不管怎样，就是我们从前想象的那种地狱，就是地球内里热得无法生存的地域。这样的地域新近可进入了科学的视野。有人设计了一个科考潜艇，沉到两千五百多米的水下，来到一些海底洞穴的边上，那里，张开的孔道喷涌出高热的海水，一缕缕水蒸气，从地壳留出的烟囱里往外冒，海洋科学家们称之为“黑烟囱体”。冒出的东西，不仅仅是热水，或水蒸气，甚至也不是高压水蒸气，像实验室高压消毒锅喷出的那种。话说高压消毒锅，那可是我们几十年来最有把握杀灭所有微生物的东西。不是这些。那就是极高压力下极热的水，温度超过三百摄氏度，在这样的温度下，我们所知的生命的存在是不可想象的。蛋白质和DNA将会解体，酶会融化，任何活的东西都会瞬间死亡。我们早就裁决掉金星上有生命存在的可能性，就因为那个星球上的类似温度。我们裁决掉我们这个星球的早期，四十亿年之前，存在生命的可能性，基于同样理由。

B·J·A·巴罗斯和J·W·戴明最近发现，从这些深海孔道里直接提出的水中存在活得很旺盛的细菌群落。不仅如此，当它们被弄到地表，装进钛质注射管里，封起来，装进高压舱，加热到二百五十摄氏度，那些细菌不但还活着，而且充满热情地繁殖起来。要杀死它们，只有降低温度，把它们放到沸水里。

然而看上去，它们不过是普通的细菌。电子显微镜之下，它们也有同样的基本结构：细胞壁，核糖体等一切。假如它们真像现在有人提出的，是我们所有生物的祖先原细菌，那它们或它们的后裔怎么学会凉下来的？我是想不出一个更加奇异的把戏。

我的第三号奇观，割枝天牛，是一种甲虫，是我的一个研究病理学的朋友告诉我的。朋友家住休斯敦，后院有好多合欢树。这种甲虫并不新鲜，但它有资格入选现代的奇观，因为，它们的雌性个体的头脑里有三个一连串的想法，向研究进化论的生物学家提出了非常现代化的问题。雌虫的第一个想法，是找一棵合欢树，于是她找到一棵并爬上去，对邻近的其他树种不屑一顾。她的第二个想法是产卵，于是她再爬，爬到一根树枝上，用上腭切开一道纵向的切口，把自己的卵安放在切口之下。她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想法，是关于她的后代的福利的。甲虫幼虫在活的木头上是不能存活的，于是，她退后一尺左右，把树枝规规整整环切一圈，切断树皮，直入形成层。这个细木工活儿花费她八个小时。然后她离开了，去了哪里我不知道。树枝由于环切而枯死了，下一场小风，把它吹落到地面上。幼虫吃着长着又成了新一代甲虫，这些问题依然故我，没有答案。她这三个互相关联的想法究竟是怎样在进化途中一起演进而来的？离开其他两个想法，其中任何一个想法单独是怎么定型为甲虫行为的？是怎样的条件，有利于这完全孤立的三小块行为——喜欢某种特定的树，拉一道口子产卵，环切树枝——由随机机遇在甲虫的基因中一起发生？难道说这个聪明的甲虫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而且，合欢树是怎样在她的进化途中进入图景的？由它们自己长，不加修剪的话，合欢树的预期寿命是二十五年至三十年。每年修剪，那就是甲虫所完成的工作，这种树就能枝繁叶茂地活上一个世纪。合欢树甲虫的关系，是共生关系的漂亮范例，而共生现象已被公认在自然界到处都是。在我们心智的壁炉架上，有这么个昆虫和它的朋友树，对我们大有好处，因为它们不断提醒我们，我们还多么不了解自然。

我名单上的第四号奇观，是一种传染病原，名叫羊瘙痒病病毒，它在绵羊、山羊和好几种实验室动物脑中引起一种致命疾病。这个病毒有个近支兄弟叫作克雅病毒，是人类某些老年痴呆症病例的原因。这两种病毒人称“慢病毒”，理由极好：今天感染的动物，一年半到两年之后才会发病。这个病原体，管它是什么，能够大量繁殖，今天染上寥寥几个单位，一年后就会生出十亿多个。我用“管它是什么”这个短语，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迄今还没有人从羊瘙痒病病毒或克雅病毒中找到过任何DNA或RNA。可能是有的，但如果真有，那数量必定是少到无法觉察。同时却有大量蛋白质，致使有人认真地提出，那种病毒应该全是由蛋白质组成的。然而据我们所知，蛋白质是不能够不靠别的物质而自我复制的，反正在我们这个星球上是不能。这样看起来，羊瘙痒病病毒算得上生物界最为怪异的东西，除非有一天有谁在实验室里弄明白它是什么，否则它就可以入选为一个现代的奇观。

我的第五号奇观是味觉感受器细胞，它们位于鼻腔高处的上皮组织里，嗅着空气，寻找周围环境的蛛丝马迹，朋友的香气，烧落叶的烟味，早餐，夜间和上床时间，一朵玫瑰，甚至，据说还能闻出圣洁。做这一切——向大脑最深部位发射紧急消息，一个个打开无可索解的记忆——的这种细胞，自己乃是正式的脑细胞，是确证无误属于大脑的神经元，只不过远离在外，暴露于外界的空气中，满世界刺探。它是怎么做到感而知之，丝毫不爽地分辨出茉莉和所有非茉莉的东西，乃是神经生物学里的深层秘密。仅这一点就够让人惊奇，然而还没有完。这一脑细胞群体不像脊椎动物神经中枢的任何其他神经元，它们会弃旧出新，每过数周就翻新一茬。一些细胞磨损，死去，代之以崭新的细胞，跟远在大脑深处的同一些中心重新接上关系，而感知并记得同一些奇妙气味。如果，或一旦达到对于这些细胞及其作用的理解，包括由它们支配的情绪和奇想，我们就会更多地了解大脑，多得无可形容，总归跟现在有霄壤之别。

名单上的第六号，我有点犹豫，该当是另一种昆虫吧，它就是白蚁。然而这一回，构成奇观的并不是单个白蚁，而是它的集体性质。单只孤零零的白蚁，并无任何奇异之处。实际上，从功能上讲，世上不存在孤独的白蚁这种生物，正如我们想象不出世上存在孤独的人类这种生物；没有这种东西。两三只白蚁给收集到盘子上，也好不到哪里去。它们可能四处转转，不安地彼此碰碰，但什么也没有发生。然而，一直往盘子上添加白蚁，数目达到某一临界值，这时候奇迹开始了。好像突然间接到了一条不同寻常的消息，它们马上组织成连队，开始叠放土粒，到了一定高度，就把它弯成拱形，再把它跟别的柱子相连接。拱柱相连，构建成一个大教堂，包括许多个房间，这个群落此后数十年就居住在那些房间里，直到群体消亡。这座大教堂有空调，有湿度控制，一切都按照它们基因里编码好的化学蓝图构造起来，无懈可击，而它们一只只却都是瞎子。它们并非表面看上去那样，是好多单只昆虫组成的密集群体，实在它们是一整个动物，是跑在一百万只腿上的一个沉静善思的头脑。关于这只新动物，我们真正知道的仅仅是，它的建筑和它的工程是它通过一个复杂的化学信号体系做成的。

当今世界第七号奇观是一个人类儿童，任何儿童。过去，我曾经困惑于童年和我们这个物种的进化。像我这样，如此不吝笔墨，大谈那个长期的脆弱无助的阶段，看起来未免过分。实在的，从生物学的意义上讲，那个阶段真的并没有什么好称道的，除了那种无用无益的、不负责任的童年欢乐。我经常想，那毕竟占了整个人生的六分之一啊！为什么我们的进化对它不管不顾，任随我们像小猫小狗一样蹦蹦跳跳，从青春期一直跳到成年（而且，我曾经认为，那是人生最有成效的阶段）？那时候，我忘了语言的事，毕竟那是唯一的人类特征，就是它把我们明确地标记为人。是这种性质让我们能够存活下来，成为地球上所有生物中最强制性、最执著、最为生物学所规定的社会性动物，甚至比最有名的社会性昆虫也还更加互相依赖，互相联系。这一些我都忘了，我还忘了，儿童是在童年期做这件事的。语言就是童年期的事业。

还有一种与之相关、然而不同的生物，大不如人类儿童那样奇妙，大不如它们那样有希望，是一种需要整天整夜为之犯愁的东西。它就是我们，是我们这种集体地、苛求地集合在一起的集群。迄今为止，我们仅仅学会了在很小的小群内彼此有用，在家庭里，在朋友圈里，偶尔，尽管尚不常见，也在委员会里。对人有用的驱动本来就编码在我们的基因里。然而，当我们很大数量集合时，比如在现代的民族国家里，我们又似乎能做出各种程度的蠢事和自我毁灭，这在整个自然界还是仅见的。

总的说来，作为一个物种，我们还太年轻，太幼稚，不足以信赖。我们生长得太快，仅仅数千年间（在进化的时钟上根本就算不上什么时间）就盖满了地球表面，覆盖了这个星球所有可住的部分，威胁着其他生命形式，而现在又威胁着自己。作为一个物种，关于生活我们要学的还太多，但就怕时间不够用。暂时地，也就是暂时地吧，可以把我们也算作一种奇观。

现在终于要说到我名单上的头号奇观了，我在动手开列名单时决定把它留在最后的，它乃是当今世界名列第一的奇观。要命名这一奇观，你必须重新定义这个世界，实际上在我们这个所有世纪中最讲科学的世纪里它已经被重新定义过了。很久以前，我们就称我们所住的地方为世界（theworld），这个词来自印欧词根wiros，本意是人。现在，我们住满了宇宙这个想想就让人发昏的膨胀中的几何体。我们周围是太阳系，早晚有一天，我们会把生命撒播到那里，然后，很可能还要超越它，进而撒播到整个星河。在所有够得着或看得见——尽力远看，直看到尽头尽边——的天体里，最奇妙，最神秘的一个，终归还是我们自己这个地球。哪儿都找不到与它匹敌的东西，至少现在还找不到。

它是一个活的系统，一个硕大无朋的生物，仍在发育着，协调着自己，生产着自己的氧气，保持着自己的温度，让所有不计其数的有生部分，包括我们，都互相联系，互相依赖。它是所有地方里最奇怪的地方，关于它我们什么都要学。假如我们能学会不去瞎鼓捣，不去毁灭，它能在未来数千年里用各种问题让我们醒着不睡，兴高采烈。我们的大希望在于，我们还是一个年轻的物种，才用语言思考了很短的时间，还在学习，还在成长。

我们不像那些社会性昆虫。它们只有那一种做事的方式，而且还会永远那样做下去，它们就是那样被编码的。我们则是用不同方式编了码的，不是二进制的，行或不行。我们能一下子有四条路线好走，走哪条要看气氛感觉如何：有行与不行，还有大概可行，再加上管它个头咱且试试。只要走个不停，只要活着，我们是注定要遇到一个又一个惊奇了。我们能建成从未见过的社会构造，从未想出过的思想，从未听见过的音乐。

假如我们不杀灭自己，假如我们通过爱心和尊敬——我相信那也是我们的基因编码了的——相互联系，我们在这个星球上或星球外可能做的事情是没完没了的。

眼下，我们仍处于进化的初级阶段，刚刚过了婴幼期，进入童年期。再往后，运气好的话，就是我们长大成人的时期了。我们这个物种当下最需要的，仅仅是有个未来。

人工心脏

不久前，我写了篇小文章，无条件地称赞了人工起搏器那一技术奇迹，赞颂那个精巧的小装置在一颗心脏超过了使用期、已经出毛病之后，还能使它继续服役。对于那件事我没有保留意见：那是一个可以列于高技术的工程项目，那是一个极好的范例，预示着应用医学该有多么诱人的前景。

后来，又从盐湖城传来消息，已经研制出人工心脏，可以从职能上完全取代那一器官，档次之高，远远超过了我那小小节拍器之类的技术缩影。科幻小说变成了现实。

消息铺天盖地，占据了所有报纸的头版，成了各家新闻期刊的封面要闻，而我的反应，惟有钦佩和欢喜。毫无疑问，这确是一场胜利。

然而接着，就是转念再思、三思而四思，这些想法在我脑子里翻来覆去，留下了一连串的担忧：究竟出了什么事？如果工程师们继续研究，我肯定他们会的，而这一奇妙的装置不断完善，它也肯定会的，结果呢，我们最终将会全然用不着那个急救车，连同那套压缩机和那些管子；这装置就会成为任何人已坏心脏的完全可行的替代品。然后呢？最初那个小装置是为一种相对不常见的心脏疾患发明的，那种疾患叫作心肌病。牵涉的费用很高，但病人数目毕竟有限，故对于国民经济压力尚不很大。但是，有了人工心脏，事情就不一样了。谁能说，只有患那一种罕见的、难于对付的心力衰竭的病人才可以安装它？那成千上万心肌受损于动脉粥样硬化、不加治疗就会死于充血性心衰的人们，又将如何？谁将决定，只有特定的病人，在特定的年龄段，将会入选，采用这一救命（至少延长生命）的技术？会不会有一些委员会，围坐在华盛顿什么地方，制定出有关国策？国会如何脱得了干系，因为它已经立下了资助人工肾的制度，那一制度又已经导致费用失控，远远超出预计的数目，而且谁也看不到端线？而且，在纳税人的每一分钱都被紧攥得变了形的时下，这份钱又将从何而来？

我的结论是，人工心脏的成功，其最大的潜在价值，乃在于，或应该在于，它能够有力地说服政府以及全体民众：这个国家就是要把更多的钱投入到基础生物科学研究。

我们根本就不理解心肌病的潜在机制，而对于更为常见的心脏病中，是哪些生化事件毁坏了心肌和瓣膜，我们的理解也好不到哪里去。然而，有一些蛛丝马迹，足以提起许许多多基础学科中人的兴趣，眼前就有许多引人入胜的问题，要多少有多少，等待回答。麻烦在于，大多数最终可能导向预防方法的好问题，比如，衰竭心肌中的代谢情况和内在病变问题，营养、病毒感染、凝血异常、高血压、生活方式，以及其他未知因素所扮演的角色，等等，都是一些长线课题，结题之前需要多少时间根本就无法预计。并且，任一特定研究线究竟会导致什么结果，也是无法预料，只知道科学研究的结果一定是新的信息。无法保证研究成果就会有用。然而，有一点可以保证，那就是，如果不做这样的研究，我们就会永远卡在眼前这种半拉子技术里，这种技术昂贵得负担不起，造成伦理困境，我怀疑我们还能支持多久。

对于其他大病，特别是那些危害老龄人口的慢性疾病，我们也处于类似的困境。治疗中风，或多发性硬化，或阿尔茨海默病，或关节炎，或糖尿病，或肝硬化，或癌症晚期，等等，我们现有疗法的费用还会加速度攀升，令人望而生畏。不用多久，我们花费于对付这些慢性健康问题的钱就会超过GNP的百分之十。这些问题至少在一个方面有可比性：谁也不能许诺科学研究会解决它们，但有句准话可以讲在头里，这就是，没有科研，那就永无希望预防或摆脱它们。

有了很好的科学，再加很多的运气，有朝一日，人工心脏就会成为饶有趣味的古董，其历史地位将会类似于人工肺，还有研发出脊髓灰质炎菌苗并实际上根绝小儿麻痹症之前曾经列入计划的那些弥补性机动装置，或者，可以比之于曾经计划要装备国家疗养院的那些复杂而昂贵的肺手术设备。后来，发展出对付肺结核的化学疗法，不但那些设备成为历史，就连那些国家疗养院本身也关门大吉。

过去三十年的生物学革命，已经为生物医学提供了一系列研究手段，这些技术手段的伟力，是从前想象不到的。所以，应该有可能提出关于细胞层面和组织层面的正常生理和病变机制等非常深层的问题来了。这些问题，不久之前，比如十年之前，还是想不出来的。在我们思考人工心脏的意义时，对这些新的事态变化不能不加以更多的注意。

无边风光处处新

1980年，海伦·加德纳在哈佛作了有名的诺顿系列讲座。在一次讲座中，她关于批评讲了一些批评的话，特别是关于当代文学批评的还原论倾向，对于源自法国的新兴批评学派，称作解构主义的论调，攻击尤烈。指责它阐释诗歌，不但肢解为一行一行，而且肢解为一字一字，一个粒子又一个粒子。对于那新的教条，她深表忧虑。那个教条说，一首诗，除非读者，也就是观察者，给一个个单词带来随机的洞见，此外，无论怎样的意义都不会有的。对于一行韵文，能够感知的唯一现实，乃由读者随机安排，而非诗行的创作者所能掌控。加德纳小姐对此深感不安，认为这是冒犯文学。她写道：“这标志着对于文学的价值和文学研究真正失去了信仰，……之所以振振有词，显耀一时，只因为它跟一种普遍的怀疑态度能扯上关系，那就是根本怀疑我们认识现实世界的可能性、怀疑我们真正理解日常经验世界的可能性。”“文学文本的不确定性，”她说，“是整个世界不确定性的一部分。”

琼·佩泽在她的一本论现代音乐的旧作新版的绪论中，对于当代音乐中发生的事情表达了类似的惶恐。她写道：“现时代音乐越来越少有伟大和崇高，这件事应归结到达尔文、马克思、爱因斯坦和弗洛伊德”；她补充道，“这些人思想的传播，把所有隐藏的东西推到明处；分析消灭了神秘。”

遗传学者C·H·沃丁顿在他关于现代艺术的书中断言，现代绘画中抽象表现的最早征象，较为著名的是康定斯基及其追随者的作品，就是来自对于20世纪物理学的反感。康定斯基认为，科学家“只能承认那些可以称可以量的东西。”

安妮·迪拉德写了一本关于批评的绝妙的书，名叫《靠虚构活着》，讲到现代物理学对现代小说的作用时，她说：“现代派小说的最大特色，就是对于叙事线的破坏。……叙事拼贴的运用特别适合于20世纪对时空的处理……风景变得平板了。……事件不再引发别的事件；相反，任何事件都是可能的。……世界成了没有方向性的能量；它是随机可能性的无限系列。”“这就是量子力学小说，”她接着说，而她对此不甚看好。她相信，世界是有意义的，但又结论说，我们所有人中，最有能力寻找这个意义的是抒情“诗人。”

我希望人文学科的人士，不管是哪个领域的，艺术家，作家，诗人，批评家，还有音乐家，首先是音乐家，暂时放过物理学，而开始更多地属意于生物学。从个人角度讲，这些年我泛览过的物理学家写给像我似的非数学家看的书籍，可以排满长长的书架，看过这些之后，我已经不再从太小或太大的事件里寻找意义了。我已经深信，要想把神秘感塞进量子力学，或者从量子力学里整出点神秘感来，或者，说实在的，要想把新的意义强加给日常的、不大不小的世界的事务里，这样的事情，我是做不来的。世上的确有些事情，并不是任谁都有权利说三道四。关于微观世界，关于黑洞，或者在更大的世界里、黑洞之外的其他什么宇宙，我没有权利说三道四，因为我做不来那些数学演算。物理学，深奥美丽的物理学，只有通过纯粹而普遍的数学语言才能谈论。没有其他现存语言能表达它的意义，至少现在还没有。没有语言，我承认那不关我的事，而我也就放弃了这一块儿，不再谈论它。

话又说回来，生物学又当别论，那是另外一回事，另外一种物质，实际上很有可能是另一种物质形式，至少是物质的另一面吧。而这一面，还没有被数学化的量子力学所窥见，或者说迄今还是量子力学所无法窥见的。

一个大的不同是，生物学，作为一门更加困难的学科，已经落后了，落后到还没有真正理论的程度。就是说，还没像理论物理学那样，把它的学科一路往前驱赶着，使它一直前进到可以做出预言的程度。生物学家们直到现在基本还在做着观察和收集事实的工作，尝试着一切可能把一组事实跟另一组事实相联系，但仍没有很多基础做成什么大一统理论。进化论算是我们达到的近乎是这种理论的东西了，它也确乎是一个大而包括一切的概念，但它却更像是一个绝妙的谜语，充满了点点滴滴的信息，等待着更多的点点滴滴前来，方能把整个事情充得圆满。必定的，它还是一个高度还原论的科学领域，需要深研细究无尽的细节，然后是细节的细节，尔后才有可能看到整个有条不紊的过程那清晰的大画面，而这需要数十年，没准儿还是数百年的工作，然后我们才能够退后几步回首远看。甚至还可能是，有些信息我们永远也抓不到手中，因为地球的寿命之长和体量之大，而有这么多关键的生命形式正在从记录中消失，没有它们，就无法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

实际上，我们还可以只作较短的回顾。直到20世纪50年代，进化论构架最坚实的部分据为基础的那些化石记录，只是提供了对于最近五亿年许的较为切近的观察。现在，我们从巴洪、克劳德、肖夫以及其他人的研究成果得知，有一段为期至少三十亿年的生命史，我们知之甚少，而那段时期的大部分时间，地球的唯一占据者是原核生物——细菌和，我毫不怀疑，它身上的居民病毒。我们易于使用类似“早期”或“原始”等字眼形容这些生物，好像我们这伙真核生物世界的成员，拥有着有核细胞，正在形成自己的大脑，构成着一个具有质的不同的、远为高级的生命形式。有时我们甚至不屑地球上生命史的五分之四的时段，认为那不过是真正进化事件发生之前的一大段长而乏味的序曲，到处无非是没有特色、没有目的的细菌，在等待真正的演出开始。

事情可能完全不是那样。先不说那件令人激动的事件，那就是第一个细胞的成功出现，带有膜，核酸，核糖体，蛋白质，等等，从一个寂静池塘的某处，或许出于雷暴一震之余威，或许出于数种能源之合力——太阳能，电离放射和火山热能。那可以当作一个言之凿凿的故事来讲，容易想象，因为，历经最初的十亿年，所有必需的化学建筑砌块都在其位或都已到位，所以，当发现三十五亿年前的岩石里存在形式漂亮的细菌化石时，就不应再让人大吃一惊了。顺带说一句，我希望当初做成的是一个比“原初汤”更好、更可爱的词语，来形容地球早期水域里那些富有营养的泥浆表面。“汤”这个字眼，用于如此有巨大重要性的事态，未免显得轻蔑些；她扮演的角色简直就像是受精卵里面的卵黄（当然听起来这也好不到哪里去）。或许，这乃是科学语言里尚未有人探讨过的传统：为那段耸听的高潮戏，尽量把别处的行文弄得平淡。后来出现的，或许是进化遗传机制中最深奥，最微妙的机制，称作“跳跃的基因”：还是平淡的寻常语词。

最有可能，这个星球上第一个细胞的出现仅仅是这样子的：单个原初细胞，能够自我复制。这是一个能引起巨大理论兴趣的生物。然而，近二十五亿多年间发生的事件，在我看来，更加迷魅动人。完全有可能，第一个细胞的后裔们，要学会在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中过活所需的所有至关重要的事情，是需要一段时间的。在第一次大跃进——十亿年前从原核细胞转变为真核细胞——能够做出之前很久，有大量的技巧需要获取。

在那些年月里，地球的生命当然是由大量单独的细胞组成的。每一个都自行复制，然而，在一个局外的观察者看来，它们与其说像一组分离的，彼此无联系的存在物，毋宁说更像是一个组织，是一个巨大生物的各个分化的部分。在大多数地方，在很长一段时间覆盖地球很大部分表面的藻类丛中，微生物把自己安排成匹配井然的层次，以高度特化的方式喂养着彼此，发展着合作与协调的机制，我相信，从此以后这种机制就一直成为生物圈的特色。

准确微妙的化学信号即在此一阶段演化出来，无疑是用于分配空间，鼓励（或劝阻）邻近微生物的复制繁衍的。有些这样的化学信号至今还与我们同在，不过现在它们是由更高级生物的特化细胞发射出来，起着激素的作用。比如，大名鼎鼎的古老细菌E·coli的品系，就能够制造胰岛素，或一种很像胰岛素、也有着类似性质的蛋白质。其他细菌据知能制造一种物质，很像人类的绒毛膜促性腺激素。后来，当原生动物和真菌从其原核生物祖先演化而来时，它们就装备了促肾上腺皮质激素、胰岛素还有生长激素，所有这些都很像它们的现代对应物。

此外，地球上的生命也开始了那个谐调、调节这个星球物理条件的长长过程。今天大气中的氧气几乎完全是生物光合作用的结果。自从蓝绿藻从微生物中出现之后，光合作用就开始了。很可能正是这第一步，或者说革命性的一步，导致了后来的真核生物有核细胞的分化，而几乎没有疑问，这些新型的细胞乃是由原核细胞的共生结合作用凑到了一起。今天的绿色植物里，利用太阳能，制造着我们大气中氧气的叶绿体，乃是古老蓝绿藻的直系后裔。我们身上所有细胞中，利用着氧气从植物性食物获取能量的线粒体，乃是古老的氧化细菌的后代。在根本的意义上，作为整体，我们仍然是靠太阳活着的微生物。如今的所谓高级生物，虽然由精心结撰的建构装点、装饰着，仍然不过是微生物为自己建造的住所。海草，狐狸，当然还有我们自己，都是这样。

我们可以想象三个生物学世界，大致跟三个物理学世界相对应。一个是非常微小的世界，现在正由分子遗传学者和病毒学者研究着。那块地方尽管不像量子力学那样怪异，但也朝着怪异的方向走得很远了；一个日常的，不大不小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看山是山，看水是水；另有一个非常大的世界，那是整个事情，一个所有有生部分可爱地联系在一起的生物圈，一个硕大的胚胎，一个封闭的生态系统，我们乃是其中的工作部件。这个地方，罗夫罗克和马古利斯发明了“盖娅”（地母）一词来指称她，因为她有着超乎寻常的自我调节能力。在我看来，这是一个比之微观世界还要奇异的世界：它看上去像是我听说过的最大的生物，同时又是最最娇气最最脆弱的，就是从月球表面拍下的最早的照片上看到的那个娇气脆弱的生物。正是在这个层面上，我发现了华莱士·史蒂文斯的意义，尽管我一点儿都不知道，史蒂文斯在他的“弹蓝色吉他的人”中是否就是指的这件事。那首诗里有这样的诗句：“他们说，你有一把蓝色的吉他/在上面弹不出事情的本相/那人回答说，凡是存在的一切一切/都在蓝吉他上变了样。”那是一首很长的诗，由于歧义而活生生的，但我觉得，可以把它读作地球本身的故事。

有些生物学家不喜欢罗夫罗克和马古利斯的观点，尽管他们也同意，地球生命的调节性自体平衡的确是不同凡响的现象。原因之一是，他们不喜欢“盖娅”这个名目，因为它可能有着宗教的底彩。他们还不喜欢那个名目所隐含的设计论思想，尽管走出困境的途径之一是称之为“系统”，然后宣称，无穷无尽的起调节作用的信号之链和复杂缠结的反馈连环，就是复杂系统幸存的唯一途径。在解释生物进化，如今是在解释地球大气稳定性的时候，没有必要暗示说，有一个囊括所有现存生命形式的、互相依赖密切联系的一整个生物存在。最后，据称，可不能采取那样的观点；那样很可能会完全解除人类对于环境的责任感，让他们立场后退，而不再关注那整个地方，借口是它自己运行，从前如此，别无他途，在我们登场之前很久就这样做着了。然而，我倒是认为，这一观点可能恰好产生相反的效果，强加给我们对于所有地方整个环境的忧虑感。如果你坚信，你作为一个本身有生命的东西的一部分而存在，你很可能就会更加努力地不去伤害周围的其他部分。

不管怎么，反正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容轻视的生物学概念，而且需要大量的思想和更多的科学。这门科学的一部分可以由本来为空间研究发展起来的技术来做。自从美国航空航天局开始工作以来，最大的发现就是，整个太阳系中，或许整个银河系中，最有趣，最引人入胜，最令人困惑的物件，就是我们自己的星球。我想这大约是所有人都会同意的。它需要更多的研究，需要大规模的，同时又是微妙的，高度还原论的研究工作。与此同时，它还在那儿，可供人文学者去思考，而且有些新的，可爱的方面，是科学和高技术免费的赠品；对于诗人，它是一块可爱的迷惑，对于我们所有其他人，它是一条教我们谦卑的指令。

在我所居住的这个日常的、不大不小的世界里，生物学才刚刚开始工作。医学，这门最新，最年轻的科学，拖在生物学后面的浪迹里颠簸前进，实在还没有把握自己能否真的称得上是科学，然而却有把握，如果医学要有一个科学的未来，这个未来只能来自生物医学方面的基础研究。我不肯定是谁发明了那个杂种词“生物医学”。我觉得应该是敝行一边的某人吧，指望借光于“生物”这个前缀来声称自己是一门应受尊敬的科学；然而也说不定还是一个纯生物学家，指望借光于“医学”这个后缀来染指全国健康研究院的科研经费呢。不管怎样，它是一个可爱的词，包含了一个真理：长远看来，医学乃是生物科学的一个分支。

这意味着，作为一名医生，我有权利向我的生物学朋友们问一些问题，让他们回答。这些问题迄今还没有人认为直接属于我的职权范围，正如他们也指望我和我的同事们就一些问题给出即时的回答一样，我们也觉得他们管得太多，那些问题包括癌症，慢性疾病，精神分裂，烧心，等等。实际上，唯一让我置之不顾，认为不可能答复的问题，碰巧是这年月最多提起的问题，不但由我的生物学朋友提起而且由每个人提起，那就是紧张的问题，如何避免紧张，预防紧张，减轻紧张。我拿定主意，拒绝跟这桩事有任何瓜葛；从近年来的所读所闻，我认定一点，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紧张，那就是一个简单的状况：他是个人。我不会建议以任何方式去折腾它，由医学也罢，由其他职业也罢。

但我要扯开一点。我心里想的，是一个假想的情况：如果我被允许向生物医学界提三到四个问题，要他们尽快通过研究来为我一决，我能简短列举出我的优先困惑是什么，就是说这些事情比别的事情更让我困惑吗？答曰：我能。

首先，我想知道，一只蜜蜂头脑里活动着什么。诚然，像人们经常宣称的那样，一只蜂子不过是一架小小的，规规矩矩装配好的机器人，只能够依照蜂子DNA编了程序的指令而行，难道还会有别的什么在它头脑里活动？简言之，当蜜蜂利用太阳偏振光和自身携带的协助导航的小小磁石，在远方的食物源和蜂窠之间往来巡航的时候，它知道自己头脑里活动着什么吗？或者，蜜蜂不过是一架机器，不能够以任何其他方式算它的数学，舞它的语言？用唐纳德·格里芬的名词说，一只蜜蜂有没有“意识”；或者，用我更喜欢的话说，一只蜜蜂能不能思想或想象？

关于这点有个试验，至少有个观察。很久以前的观察，是卡尔·冯·弗里希，较为晚近的，是詹姆斯·古尔德在普林斯顿作出的。原来，生物学家要想研究诸如蜜蜂航行，语言和一般行为等课题的话，就须训练它们从蜂窠飞向不同的地方。为此，他们先得放置一个糖源在距离蜂窠很近的某个地方（因为训练者认为，蜜蜂总是些愚笨的畜类），以便让蜜蜂懂得那游戏是怎么回事。然后，每隔一定的时间，再把盛糖的碟子放得离蜂窠越来越远，每一次增加百分之二十五的距离。最后，目标一下子移动了一百英尺或者多些，总之是距离蜂窠很远的了。或早或迟，在这个过程进行的时候，那些摆放碟子的生物学家就会发现，蜂子已经学会准确无误地提前来到他们下一步将要摆放的地点，在等着他们了。这一观察令人不快，作出解释更是困难：为什么，蜜蜂要在进化的途中，被设计了这样的程序？花并不走开，更不会以规律的，可以预言的距离跳跃。古尔德作出一个可能的解释，尽管作了深度的保留和存疑，解释是，蜜蜂是非常聪明的动物，它们知道那些生物学家要干什么，能够想象出他们下一步会带着糖出现在哪里。古尔德还喜欢另一个可能性，就是，我们干脆不懂得这桩事，需要更多地了解蜜蜂。我喜欢这个答案，这就是我把蜜蜂问题放在我列表首位的理由。

我的第二个问题，是笼统地提给整个生物学界的，这个问题跟音乐有关。当然，音乐（还有普通语言）的问题，乃是人类生物学中的深刻问题，无论怎样想都不会过分，而我则希望看到对它做点什么。几年前，德国政府设立了一个庞大的顾问委员会，来研究下一届马克斯·普朗克研究会应该担负的科研课题。委员会研究了很长时间，终于提出建议：新一届马克斯·普朗克研究会，应该致力于音乐的问题——音乐是什么，何以它对于人类存在是不可或缺的，音乐到底意味着什么——如此这般的困难问题。而政府呢，却自有主张，明智地否定了这一想法，打着官腔嘟哝了几句诸如迂阔不切事情啦，什么什么的，就把事情搁下了。于是我想，假如咱美国也能为类似目的召集一个委员会，提出一个想法，说应该批准成立国家音乐研究会并加以资助，我倒会认为那将标志着一种成熟。我不想坐等这样的事情发生，却愿意遐想小打小闹先干起来，使命有限，预算谦虚：先从一个狭窄的问题开始，比如说，为什么《赋格的艺术》就那么重要？这一支音乐对人类头脑做了什么？其他问题，更难对付的问题，随后再说。

科学呵，如果你还没给这些问题放倒的话，那么我还有最后一问，这一回离医学更近些。几年前，康奈尔大学的神经学教授，哈罗德·沃尔夫博士做了下述的试验。他催眠了几个志愿的受试者，当他们处于深度催眠状态时，他用一只普通铅笔触碰他们的前臂，告诉他们那是很热的物体；然后他让他们脱离了催眠状态。在大多数案例中，在铅笔触碰处的皮肤上，迅即发生了一块红肿面，在某些案例中，红肿面继续严重，变成了典型的燎泡。我想知道这一现象的一切一切。我还想知道，那些生有久治不愈的疣子的病人，如何就能在催眠状态下按照指示把它们除掉。

如此想来，比之此时此刻我能想到的其他任何现象，我宁可清楚地理解这一现象。蜜蜂和音乐且往后放放。假如真像看起来这样，人类的中枢神经系统能想出如何在一个特定的皮肤区域不借助别的而自行产生一个燎泡，或者指示自己的血管、淋巴细胞、天知道还有自己组织里别的什么参与者，去消灭一个疣子，那就很清楚，人的神经系统已然进化得远远超到了生物医学的前头。如果我生有一个像样的疣子，我会很高兴参与这个试验，也高兴随时尝试在燎泡上动动脑子，但我这样做的动机将是毫无价值的。假如管事儿，我会感到异常的庆幸和虚荣，时刻准备出去撮一顿，庆祝我自己的头脑远比我更聪明。

基础科学与五角大楼

基础科学可以有好多种方式加以定义，但一般的意见是，这桩事情的中心特点，它跟其他各种各样学问的区别，乃是它不存在任何可以预言的，有用的产品。在生物学，尽管有这个明显的限制，它一向还是极其多产的；它对于大自然各种机制的发现，有时间接地、常常是不经意间研究出了干预那些机制的方法。传染病的控制，只不过是其中的一个例子。

最近几年，生物学和医学领域的基础研究陷于艰难时世，物理和化学更是如此。宇宙学，大约是最最基础的科学，陷入的麻烦也最深：对我们太阳系的探索刚刚有了辉煌的开端，从事探索的机会却被搁置一旁了，原因是缺钱。

一时间，我们好像被卡在了这样一个历史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纯为兴趣追根问底的探究被搁置起来，留待未来。今天进行的大部分研究，都指向清楚可见的目标。那就是应用研究，旨在制造可以买卖的产品，利用的是在一整个多产的世纪里积累下的基础知识的库存。

我不想在这里跟这一趋势争吵。如果这个国家已通过民选领导作出决定，要大力推进实用技术和新技术，而不是投资于纯粹为研究而研究的项目，我不会在这里争论这一决定。我只是不同意，认为那不明智，但也仅此而已。我们毕竟生活在民主制下。

但是，如果非得做这样的决定，我觉得应该做得公平、干净，而且毫不含糊。这意味着，我们应该仔细检点国家科研事业的所有方面，以便确保基础科研整个儿地被捂住，无有例外。

现在，我要在基础科研的定义上加上一条，以便弄清楚，要寻找的是哪种科研。不只是没有看得见的目标和缺乏想得出的产品。还应该是那么一种研究，它以纯粹假想为基础，它要加以检验的假说，仅仅由猜测构建起来。它是在高度不确定的气氛中进行的。要问的问题是那种“如果……那将怎样？”的问题，而不是“怎样去做？”的问题，后者推动应用学科平稳向前。它可以被看作是某种梦想家的工作，做这种研究的是一些很聪明但也极其不切实际的人，是象牙塔里的居民，跟人间烟火相隔绝。最后，那需要钱，纳税人的钱，有时候还需要很大的数目。

我希望我可以报道说，这种科研受到了一律的限制，根据的是对于国策的理解，各个领域全都平等。可事情不是这样。

有一个巨大的例外，巨大的反常，使得整个政策显得滑稽可笑。

这个国家，好像不经意间，在坚持进行着唯一一项绝对称得上是纯粹基础研究的事业，按上述定义来讲比历史上曾经尝试过的任何其他项目更加基础。不仅如此，花进去的公众的银钱，数目达到了几十个亿，足够在未来数代之下支撑所有其他领域的基础研究，包括宇宙学者和天体物理学者那些最不着边际的奇思异想。有这样数目的银钱，我们能在火星上建起斯卡斯代尔大教堂，假如我们有那份决心。我们能在银河星系里种满庄稼。我们能让我们自己、我们的动物和我们所有的植物摆脱疾病。我们能解决我们的能源问题，学会在自己的周围星球上做到人去场清。我们能开始关注所有的孩子，星球上每一个孩子，以及未来他们的孩子。我们甚至能足够彼此了解，以便作为一个物种成长起来，彼此喜欢，进而彼此相爱。

这个巨大的例外，这个在裁减资金的时候一直被人忽略的基础科研领域，这个没有人注意到的基础研究领域，就是对于热核武器的研究。

我宣称它理当归类为基础研究是有充足理由的。它符合任何定义的任何义项。

首先，它没有可用的产品。当然有那些导弹，塞在发射井里，或游弋在大洋底下，但是，谁会把它们称作产品？谁打算用它们，任何时候，为任何目的？美国人不会，我们说。苏联人不会，他们说。欧洲人不会，那当然。

不但如此。一个巨大的科研事业在全球存在，没有其他目的，只有制造得更多、更大、更好，带有更准确的制导系统，要在地球上他们选中的任一小片地方产生新的太阳。更有甚者，既已有了手头的非产品，于是又附加了新的研究计划，谋划着要保护这块或那块小地方免受对方飞弹的打击。在所有这些科学问题的底层，是一个深刻的、从科学角度无法回答的、中心的问题。就是那个判别基础研究的“如果……那将怎样？”的问题：如果这些东西飞出去，那将怎样？其他无法回答的问题还有：如果你有一个几近完美的反弹道导弹防御体系，能够极其准确地摧毁向我们飞来的一千枚导弹里的九百五十枚但会错过另外五十枚，或者说，如果你有一个有不可思议把握的防御体系，能做到仅仅错过其中的十枚，你将怎样保护一个社会免遭破坏？那时候，将要发生的是，如果一枚导弹便是一个一千万吨到二千万吨当量的炸弹，能够蒸发掉它碰巧碰到的任何一个中等城市，你怎么办？

现任政府并不特别喜欢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国家科研基金会正在大幅削减这些领域的经费——顶好的时候也没有很大方过——它们在学问的家族里是后娘养的。很好很好，如果这个国家如此便能长命百岁，一些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以及它们的子子孙孙们，可以暂时喝着西北风，以待天时。但是，热核武器中所牵涉的基础研究事业含有一系列触目惊心的行为科学问题，那是最最纯粹的社会科学，是从来没有提出过的人类行为问题，含有深度的模糊性，只有在几乎完全不确定的气氛中才得以探究。我猜想，军方人士心里也必定会有这些疑难问题。如果是这样，这个国家会为这些基础性的问题提供经费，而同时又把社会科学的其他领域搁置一旁吗？那不公平，甚至是背弃原则。

但是，也许不公平的是我。也许，这些事情从没有列入研究计划，在五角大楼的预算单上并不存在。但那又如何？谁会带来资料，告诉我们，当比如说二十分钟之内五百万人消失了，另有五百万人留下来，烧尽了骨髓，皮肉一缕缕挂下来，看着四周死尸的残骸，等待着死亡的时候，我们该期待什么？或者说，把这个问题放大到更加接近现实的维度，当其他几亿人被变回到星际尘埃时，剩下的数百万幸存者彼此将会说些什么，做些什么？这个，在我看来，需要我们研究，强令我们研究。难道就没有人对这人不再为人的困境投以人类学的一瞥吗？

根本性的问题还在于那武器本身。先不要理睬社会科学，至少现在不要。它们可以等。假如大家都同意——大家似乎是同意的——这些武器永远不要放飞出去，永远不会使用，甚至永远不要让它们离开发射井；假如与此同时，所有人也都同意，这些东西不但对于我们，而且对于苏联的安全，也都是不可或缺的，那么，我们就面对着一个真正巨大的两难处境。

然后是不确定性的方面，那是判别基础研究的结结实实的标志。仅仅分导多弹头重返大气层导弹的存在本身就提出了一些问题，而它们在外层空间弹道上的存在提出的问题就更多了：这些问题足以让眼球夺眶而出。如果它们飞过北极，如它们很可能的那样，制导资料会有多可靠？它们会不会摇摆、颤抖、偏离、改变轨道，从曼哈顿偏离到马尾藻海，到雅浦群岛，到任何地方？我们还能指望什么？

做梦般迷迷糊糊的，眼皮重重垂着的，住在象牙塔里，研究着那些武器的科学家们，同时也在研究着核国防。他们心里想着所有的可能性：在入侵导弹尚在安全的高空时用激光弄死它们；反氢弹氢弹；把整座整座城市用天知道什么诡秘铠甲罩住；整个人口安全转移到山洞里；整个整个国家用希望，用国旗，用眼泪，用任何旧观念，用安慰的辞藻遮蔽住。好吧。我断言这是基础研究，而这号研究应该停止。

要么，就让它继续，并得到资助；要是这样，我也要插一杠子。洒家好歹也是个公民，有时候还是个科学家。我坚持有权利分一杯羹，管它是两千亿美元还是多少，有我一份。碰巧我有个想法，跟我迄今听到的关于热核武器的那些想法一样好，怎么也值它几十亿美元。想法是，现在美国不是在欧洲驻有三十万军队吗，那是多年前投放在那里，标志着保卫欧洲的决心的。我们宣称——我相信那是很正确的——假如任何大小的核弹，直至最精致，最干净，最战术的“舞台式”战术核弹被动用来对付这些军队，这个国家将一定要放飞我们的核弹作为回报。我们承认，至少我们大多数人承认，那将导致大西洋两岸越来越大的核弹的往还，百万吨级再加百万吨级，直到把所有东西杀灭。

要避免这一结果（在《纽约时代周刊》的一篇文章里，两位军方当局人士，热核研究的支持者，曾简略地提到过这一结果，说那是“令人郁闷的前景”），我建议，我们应该以不同方式使用这些人质。说服苏联人也投放三十万军队，对等使用，以为信物。让所有苏联军队驻扎到美国，把它们装上火车，不同的火车，不同的路线。把三十万美国军队送往苏联，装上火车，随机布置。让这些火车按时刻表正常开动。一旦开始，这一计划要向双方提供绝对的保证，保证另一方决不会知道任一给定时间这三十万士兵的确切位置。这样，两国哪一国也不会放飞任何导弹，怕那样会杀死大量自己人。美国和苏联的列车时刻表都是公众所知道，而且充分理解的，就是知道并理解它们的不可预知性，以便双方都感到安全。

我承认，这有点像把多路导弹装上地下火车那个最初计划，但却是一个真正的改进，花费更少，也远比在犹他州或内华达州把那些昂贵的导弹弄来弄去更简单易行。那会是最终的国防战略。省下的钱足够为所有士兵提供真正的、老式的普尔门列车[5]食宿，吃饱吃好，风景绝佳，看电影，睡卧铺，等等一切。整个两国的铁路系统都会扭亏为盈，甚至有足够的盈利去改善路基。每个人都从中受益，没有人会受到损害。谁也不会从国外开火，一枚飞弹也不会发射，生怕会伤着他们。

一个附加的益处，可以说是副产品，可能是对于坐火车的部队本身的好处。在两个国家的乡野上奔驰，看着窗外的异域风光，农庄田园，特别当他们的假目标火车在各种各样大小城镇进站的时候，他们会看到他们自己和他们的指挥官从前都意想不到的东西：车外面还有人呐。

科学与“科学”

关于核武器，我仍然困惑于该把它算作哪门子科学，哪门子技术。由于这种研究中包含的高度不确定性，以及它的成果的模糊性和不可预测，早先我曾经宣称，应该把它归于基础研究，因为按定义讲它就是那样子的，所以这个国家要削减基础研究的预算，它也不能逍遥法外。

后来我又改变主意了。我收回论调，一方面是由于国防部新近公布的研究与发展计划，说是要打一场“持久的”核战争。受此影响，我收回那一论调。这种军用研究不像我听说过的任何种类的科研，既不像基础研究，亦不像应用研究。它是一种新的、特殊类型的事业，该发明一个别的名目来称呼它。它最像是一种没有尽头的游戏。我猜想你会争辩，说科学研究都像是某种游戏。但这里有所不同：平常的游戏总会在某一点结束；分得出赢家和输家。但在核“科学”的规则之下，这两点都不可能。这一个游戏按设计是要永远玩下去的。——我把科学二字加引号，是表示姑且暂用，待我想出一个合适的委婉语再作道理。

它跟游戏有许多不同，但其中有一个是决定性和强制性的。一般科学有个特点，就是在选择和探索问题时意识到会犯错误。这是一条最普通不过的判别标准：一个科学家无论从事何种的研究，他都要从一开始就谨记，他的心血可能白费。你可以根据一个研究者意识到自己走上死胡同的快慢，来判别他是一个世界级科学大师，还是一个到处都是的平庸之辈。死胡同和没有目标的花园幽径，乃是科学研究的主要风险。

做科学的人全都知道这一点，尽管他们不大谈论。大多数科学假说，包括最看好、最聪明不过的假说，事后证明都是错了的。我猜想，最走运、最多产的研究者，他据以启动工作的最初想法的正确率，顶好也不过百分之一。算数的是，他能凭直觉发现错误，甘愿放弃本来喜欢的信念，随时准备改弦易辙，重起炉灶。到处都是不可解决的问题。一旦出现这样的问题，认出它们之不可解决，就跟认出那些可以通过研究一劳永逸解决的那些问题，需要同样的敏锐判断。

有两样东西能够遮蔽科学家的眼睛，让他分不清这两类问题，倘若他仅是中等才智的话。一样是钱。如果一个特定研究项目的资金从他头顶滚滚而来，这个科学家便会被误导，以为自己逮到的是个好东西，而不管自己的数据如何显示。我只是怀疑有这个可能，因为从没见过这种事发生。另一样是设备。研究者也可能让自己的设备给引到花园的小径上。倘若他拥有能力巨大、高级精密的设备；倘若他得到承诺，说无论他还需要什么新家伙，只要想得到，一句话，明天就会送货到门，那么，他就会觉得难以停步，尽管他甚至自己也知道那是一条死路。我久已相信，没有一个活着的科学家，他的事业能不被一个敌人所终结。假若这个敌人有能力一夜之间成十倍、成不管多少倍地追加他的实验室的预算，并许诺受害者，不管他想得出什么设备，他马上就能得到。

今天的国防“科学”中，也许就有其中的这样那样或两样都有，遮蔽着研究者的眼睛。无疑，银钱滚滚而来，许诺还有更多，足以使单个研究者坚信，那项目必定是个好项目，即使他不明白为什么。同时，像是巨大的、不可抗拒的、闪着光打着转的玩具一样，还有那些导弹和弹头，每一个都比广岛那些厉害一千倍，装备了强大的制导系统，比地上和天上的任何东西都好玩。任何技术上的奇巧玩意，都是一呼即应，立刻满足。真的是玩具了。

然而，那该死的研究还是不解决问题，那“科学”没有任何出路。该知道的人都知道这个，几乎所有人，就连广大公众，意见也都一致。那是一盘残棋，一个不中用的东西，一种非科学，弊窦丛生，名为导弹，实属扯淡。没有办法设计、再设计这种武器，用它来打一场战争，更不用说打赢战争，也没有任何人类想得出的技术安排能保证防御它们，如果要保卫的是人类社会。

然而那“科学”依然进行着，一方增加武器装备，威胁要平吞另一方的城市，另一方则悬挂出新的饰品，与之匹敌；一方戴上恐怖的面具，另一方则打出恫吓的旗语；一方跳起黩武的舞步，另一方则以反向的舞步回应。

索利·朱克曼勋爵，长期以来作为英国政府的科学顾问，充当着一般科学、特别是军事科学和技术方面的策士。他写了一本书专论此事，那是我近年来读到的关于此事的最好的书了。书名叫作《核战的幻觉与现实》。朱氏认为，那些“搞技术的”是我们今天主要的麻烦之源。有趣的是，他像许多正经科学家一样，审慎地使用这个措词，甚至，比如说物理学家，在谈论自己的时候也是这样。他们谈到那一领域的研究者的时候，不称他们为科学家或工程家；他们是“搞技术的”。

唉，朱克曼说，那些搞技术的掌握世界的命运已经太久了，假如你同意说，世界的命运，至少部分命运，将取决于我们所有人如何对待核战争。跟大多数国家的大多数科学顾问一样，他坚持说，“核武器与核武器体系并不是什么战争武器。”他又直率地，比大多数科学家还要直率地说，科学界对于今天的困境要承担更重的责任。“那些为政府国防部门，或在国防工业工作的科学家们，并不是和平的使徒。这些‘专家’是一些坚持所谓强硬路线的人。政治和军事的领导人不应该继续躲在他们身后，用他们做自己的挡箭牌……要想桥梁不至沉没，政治家们就必须管好那些搞技术的。”又一次，这是一个科学家写到其他科学家的工作，而不得不称他们是“搞技术的”。

由科学家站出来，向公众声明，说某一条科研之路应通过公众行动去堵死，这种事是不常发生的。大多数时候，整个科学界都会坚持说，深层研究不可预测，因为它旨在发现关于大自然的全新的信息。在任何领域的任何一点停止科研，那就有限制人类知识之虞，而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都真心相信，知识和对于世界的理解是这个世界所必需的。当然，也曾有过少数的例外：较早的是20世纪40年代晚期，许多著名物理学家和数学家曾经强烈反对可能导致氢弹研制的任何科研；更晚近些，为数不多的生物学家也曾建议推迟关于DNA重组技术的探索，直到那一技术的安全得到保障。

但是，还有一些理由，可以用来反对核武器所涉及的研究，这些理由跟传统上科学思维中的公开性和好奇心等毫不相干。这不是科学家自己堵死了科研之路。要堵上的，如果真能堵上的话，并不是真正的科学。它只有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国家安全，而那个目标就像古代的炼金术士们的炼铁为金一样，实非他们所可及。实在的，正如朱克曼书中指出的，“核武库的持续增长，对于国家安全，非徒无益，而又害之。”

朱克曼的话说得不留情面。他说，核武器的研制，其动力不是来自任何军事科学，亦不是来自任何一国的国策。就是那伙搞技术的，热衷于此，“异想天开，在武器实验室里舞弄着自己的行当。”他这里谈论的，并不是那些他愿意称之为科学家的人。

难以预见，那些拥有核武器的国家怎样便会达成一致意见，削减军备，干脆扔掉手上现有的部分武器装备，尽管早晚有一天他们必须走出这一步。然而，为长远的稳定起见，更重要的还是，所有旨在研制更好的武器和更好的防御体系的研究努力都要停止。世界需要的是一个多边协定，在这个协定下，所有各方将一致同意，停止流向核武器研发试验室的财源，停止所有武器系统的试验，而最要紧的，是禁止那些“搞技术的”再煲出什么新的念头。

收容所的需要

医学科学时或取得一场无争议的胜利，给社会各层带来纯粹的利益，称得上是“突破”或“奇迹”。这个名单不很长，然而那些项目对于未来却是实实在在的小小的鼓励。结核病，天花，和中枢神经系统梅毒的征服，在任何人的名单上也得列于首位。风湿热，四十年前还是最常见的心脏病起因，现在已经稀见，几乎成了异国情调的失常，这要归功于为治疗脓毒性咽喉炎而引入的抗生素。有些形式的癌症，最显著的是儿童白血病，霍氏病，还有某种感染青年人的肉瘤，在很大一部分病例中已能治愈。小儿麻痹症已不再纠缠我们。

然而，仍有一个大得吓人的疾病名单，对之尚无治愈良方，需要许多研究，才能使它们的病机病理大白于天下。对这些疾病，有的我们只能提供半拉子技术，那就是一些治疗措施，超乎想象的昂贵，仅有部分效果，有时是边际效果。一些重要器官的移植已经成功，但仅仅适于心脏、肾脏受损的相对少数的病人，而且代价高昂，无法普及。大量患有这些致命疾病的病人没条件接受这样的治疗。对于肾衰竭病人，肾透析能延长生命数月乃至数年，但那是一种艰难的生存。

对医学中的某项进展估价过高，会导致任何人都预见不到的麻烦，任何技术，在投放市场之前，都应该加以审慎的思考和仔细的分析。比如，冠脉搭桥手术，对于有限数目的人看起来已经是不可缺少的程序了，但对于大量病人，那个昂贵的程序可能就是不必要的。

这种没等成熟就铺开使用的医疗措施，还有其他的例子。二十多年之前，大规模引入氯丙嗪及其化学近亲治疗精神分裂，就是这样的例子。这一措施造成始料不及的、间接然而却是灾难性的后果，造成的社会伤害最为严重。曾几何时，当它第一次在州立医院用于精神病人时，那一系列新药看上去实在是奇迹一般。那些在幻觉和妄想驱动下做出狂暴不可控制的行为的病人，经治疗后，变得如此安静，以至于人们觉得，收容所里那些上锁的单间都可以关门了。而那些轻型的精神分裂病人，则有可能至少暂时离开那些设施，去过正常人的生活。这在严重精神病的治疗上，乃是第一次真正的进展，整个精神病学界似乎要柳暗花明，面貌一新了。一夜之间，精神病药物学变成了前途光明的崭新学科。

然后就来了副作用。不是医学上的副作用（尽管也有一些），而是政治上的，并且是一场灾难。既然认为，新的药物使住院不再必要，于是，有两个社会政策抛出来了。无论是职业的精神病学界，还是负责精神病患者保健的政府部门，全都热烈地拥护那两项政策。全国各地建起了形式全新的机构，雄心勃勃地称之为“社区精神健康中心”。这些中心将成为推广新技术的基地，治疗精神分裂和其他精神疾患。理论上，病人会来到诊所，被给予所需的药剂，必要时辅以心理疗法。与此同时，下来了命令，住在州立医院的大多数病人即刻遣散回家，如无家可归，则安置到社区其他处所。

一时间，看上去成了理想世界，至少在纸面上是的。各州和联邦有关部门散发了小册子，里面满是精美的图表，显示州立医院入住率的曲线急骤下降，而下降的速率恰与新药的引入相吻合。没人注意到，与此同时，私家精神病医院的入住率出现上升，尽管升得不很高，而年住院费每张病床在四千美元上下。到处都在喊着“突破”。但是，时过不久，事情不像是突破，倒更像是突发了。精神病者是出院了，但许多情况下，他们只是来到了大街上，不太兴奋了，但却嗒然若丧；依旧是废人，却没有了照料。社区精神中心不是设计来担负起托管监护任务的。它们只可以在预约时间提供住所，夜间概不留客。

局面至今如此，但究非良策。没问题，药物是有效，但也有限，仅能减轻精神分裂症的某些最令人苦恼的表现。它们没有根除那个病。精神散架的征象依然故我，时轻时重，往来反复，跟最初对于此病的描述毫无二致。慢性而不愈的残障者受益良多，服药时精神折磨程度减轻了；但同时受害更多，因为当他们需要存身之处时，却再也找不到收容之所了。相反，他们来在街头，或下到地铁，或者在公园游荡，或者，就一个人关在下等旅店的下等房间里。或许他们住在家里，但没有许多人过得高兴，也没有许多家庭高兴他们住在家里。严重精神患者的高危风险之一是自杀，这些被抛弃的病人，有许多就选择了这条解脱之路，而没有人去制止他们。这是一种可怕的状况。

据称，老式的州立医院甚至更为可怕。它们被称为疯人仓库，什么病都治不好，而且更有可能通过一个被精神病学界称作“机构化”的程序雪上加霜。那是一个一步步下坡，直到完全依赖那个暗淡凄凉的机构的过程。那些地方管理不善，缺乏人手，医生、护士和所有为那些患者所需要的人们全都望而却步。据说，没有他们反而好些。也更省钱，当然，这一点没人说破。

好像从来没有人想到，至少没有公开谈论过的是，有了这些药物所带来的大大提高护理质量的可能性，怎样把州立医院从不好的机构变成好的机构。部分原因是，这些机构古来就是这样子。数百年来，它们被称作疯人院，其唯一宗旨，就是把精神错乱的人们关起来，让公众看不见。尽管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曾有过改革的努力，它们实质上还是些拘留所。

但时到如今，已经很清楚，州立医院里的生活尽管很坏，但也比地铁站，比城里街道两边的门洞里的生活要好些，在那些地方，在寒冷的夜里，购物袋里空空如也，没有东西御寒，没有东西抵御掠食动物的骚扰，也没有东西能帮他们抗拒突如其来的自我毁灭的冲动。怎么办？

我们应该恢复州立医院系统，改善它，必要的话扩大它，投入足够的资金，以保证那些必须入住这些机构的病人能够从街道上进来，体面而温暖地住在这儿，受到工资高、能力强的职业人员和富有同情心的代理朋友的照护。

假如钱不够，有的是法子节省。曾有一时，许多医生很高兴志愿地贡献他们兼职的服务，实际上他们争先恐后地这样做，不要州政府或联邦政府付钱，也不用保险公司报销费用，只为能够照看那些生活不能自理的人。我们应该再次这样做，到处寻找这样的医生，不一定非得是精神病学专家，但须是受过良好训练的内科医生，而且对有麻烦的人抱有同情——这是一种品质，我们希望，自古至今，挑选从医之人，必须以这种品质为基础。我们不能坐视精神不健康的同类处于现在的状况。

这是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试金石：看它怎样对待自己最弱势、最没人疼爱的，它的疯人。从现状来看，我们固非善类。到了改过的时候了。

利他行为

利他行为一直是生物界深深的谜。为什么任何动物，离群独处时特征明显且由各种信号标记为个体自我的，会选择放弃自己的生命，为的是帮助别个？大自然，长期以来可是被视为野蛮的、混乱的战场，挤满了上千万个不同物种，成亿兆互相竞争的个体，锁定在无尽的战争里，唯有一个成功的标尺：生存下去。生存，在生物学那冷酷的经济学里，简而言之，意味着保存自己的基因，一代一代传下去。

初看之下，放弃自己的生命，甚至自己的所有物，那好像是不自然的行为，是对大自然的违反。然而，面对不可能，利他主义的例子随处皆是。一只工蜂，在蜂窠外围巡逻的时候，觉察到人类入侵者的近来，它的攻击纯粹是无条件的自杀；它的尾刺带有倒须，一旦拔出，那昆虫就受了致命的伤。其他种类的社会性昆虫，最显眼的是蚂蚁和较为高级的白蚁，都有着士兵阶层，对它们来说，牺牲自己乃是家常便饭。

这一问题，很容易用一句话打发掉，那就是说，“利他行为”这个术语用于这类行为是不恰当的。这个术语只用于人，拼凑出来，是为了描述人类行为的一个不常见的方面的，不应该把它用于没有头脑的自动装置。蜜蜂跟我们似的生灵没有关系，它们没有头脑，不能思虑未来，无法预见那一刺所能带来的后果。

然而，一个蜂窠五万来只彼此联系的头脑所思考的，就不是这么容易打发掉。大群蜜蜂能说出一天里的时辰，能算出关于太阳方位的几何命题，能争论出下一次分窠的最佳地点。蜜蜂能对其他蜜蜂作密切的观察；或许它们知道那一刺的后果而义无反顾呢。

况且，利他行为并不限于社会性昆虫。鸟类甘冒生命危险，有时简直牺牲自己的生命，为了把掠食者的注意力从巢穴引开。在狒狒、斑马、麋鹿、角马和野狗的群体中，总有那么几只命中注定的顽强守卫者，随时准备慷慨赴死，以争取时间让全群逃离。

那是遗传决定的行为，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动物有专管利他行为的基因，这些基因在许多种生物的进化途中被选留下来，因为它们有利于那个物种的延续。这样看来，利他行为不像我们设身处地想象的那样，带有那么多感情负担；它只是又一个明白的生命事实，或许不像其他事实那么刚硬，实在有些可人，思之不能无感。

著名英国遗传学者J·B·S·霍尔丹总结过冷酷计算的问题，归结为一句话：“我可以为两个亲兄弟或八个堂兄弟献出生命。”算来算去，归根到底还是自利的：牺牲个体，以保存家族为补偿，也就相当于存续了自己的基因。特利弗斯，汉密尔顿，还有其他学者还曾构建起一些数学模型，用以解释社会性昆虫的利他行为，把蜜蜂不惜扯破肚子保卫蜂窠的行为加以量化，算来算去还是有利于自己的基因。蜂窠里满是幼仔，时刻准备把牺牲了的蜜蜂的角色在蜂窠未来的世代中扮演下去。利他行为是以亲属关系为基础的；通过亲属的保存，个体保住了自己。在某种意义上是的。

霍尔丹的说法听起来像是一个序列的开头：两个亲兄弟，八个（比如说）叔伯兄弟，然后关系愈远，数字也愈大。可是，照此说来，血缘关系的影响力到哪儿停止呢？在哪一点上，推定的利他基因淡化到毫无意义呢？标示利他行为的曲线，在八个叔伯兄弟之后迅猛下降，很快趋向于零呢，抑或还有长长一段缓坡？战斗中的士兵，为了保护全连队的兄弟，倒身扑向嘶嘶冒烟的炸弹，那是同样的利他行为，抑或是丝毫没有技术上的生物学意义？当然，那个士兵的基因是定要灰飞烟灭，永永不复的；从统计学上讲，两个亲兄弟，或八个叔伯兄弟在同一个连队的概率是极小极小的。但他冲上去了，胸腹朝下，好像是出于本能。战争时期，这样的例子时见于簿录，尽管不多，但足以证明那种举动是自然而正常的人类行为，有理由为战斗部队准备足够的勋章。

究竟在哪一点上，我们彼此之间的遗传纽带变得如此淡远，以致我们感觉不到本能的驱动去帮助他人？关于这事我想得出一场争论，有着正反两方，但这将是一个高度思辨的讨论，决非不着边际，但两方都无法遽作定论。一方可以满有理由地声称，人类的利他行为与遗传毫无关系，不存在什么遗传基因规定要自我牺牲，甚至不存在遗传基因要对别人有用、要关心他人；就连管爱心的基因也没有。这些品性必定是后天从社会学来，由文化习得，有榜样教导的。另一方可以理由同样充足地坚持正相反对的立场，说既然谁也拿不出证据来，那就也有可能是，我们生活在人类社会里，是因为我们按照设计就是共居的动物；有遗传基因指示我们，必须对彼此有用。这一方还可以进一步争辩说，当我们做出坏的行为，杀戮、残害、抢夺时，我们是在根据误导的信息而行动，而这些信息是从我们以错误的方式组成的社会那儿学来的；假如我们的文化不被扭曲，我们将会是较好的一群，更注重倾听基因的指令。

为了当下的辩论起见，我将要站在社会生物学者一方，因为我要把他们的论点推远一些，超越人类的范畴。我不难设想，所有人类，所有人种，所有地理来源的人，在基因组中都有足够接近的相似，致使我们有理由认为，我们所有人，都接受一个生物学意义的命令，要我们尽力保全其他同类的生命。尽管当下还有着另一种声音，我也还是要坚持认为，我们生来就彼此喜欢，因为有专管这个的基因。我们可能被劝说反其道而行，因为基因乃是遥远的乐声，而我们有的人耳朵重听。社会太嘈杂，会淹没我们自己也淹没我们的关联。耳朵重听，我们走向战争。聋若木石，我们制造核弹。尽管如此，那乐声还在，等待更多的赏音。

但是，事情并非到我们这一物种就结束。假如我们当真认为，分享相似的基因这件事，对于分享者意味着相濡以沫的责任；假若真如我猜想的那样，就连非常遥远的堂兄表弟，也都携带着这种责任的丝丝缕缕，那么，整个世界就成了某种东西，它需要扎扎实实的科学的、还原论的、遗传学的关注。因为，我们有数不过来的堂兄表弟，到处都是，驱动他们的基因与我们的如此相像，以致其间的差异无非是些微不足道的技术细节。我们大家，男人，女人，儿童，鱼，海草，沙虫，海豚，仓鼠，以及土里的细菌，这个星球上所有的有生之物，通过DNA和RNA的复制使我们一代代绵延不绝，尽管不同物种，其分子中核苷酸的排列容有不同，但组成这些分子的物质根本是相同的。大家都以同样的古老方式制造蛋白质，细胞生命所最需要的许多种酶也是到处相同。

实际上本来就应该这样。假如堂兄表弟的定义就是有共同的血缘，那么，人类家族只不过是一个更大家庭中新近增加进来的一个小小支派，那个大家庭的族谱至少可以上溯三十五亿年。我们都是单个细胞的后裔，所有后来的细胞都由它衍化而来，那个细胞极有可能就像今天土壤里的一只细菌。在地球生命的近四分之三期间，整个生物圈都是由最初的那种细菌构成的。只是在不到十亿年前，我们的这号细胞才在海洋脊椎动物那儿出现，而这一些细胞也还是各种早期的原始细胞参与拼凑、融合而来的，依旧保有同一血统。有些参与者，就是一些已经学会利用氧气的细菌，它们至今仍与我们同在，组成我们的肌肉，寄寓在所有动物和植物的细胞中，驱我们走动，替我们呼吸。这原来就是一家子堂兄表弟！

即使我试图折扣掉在血缘上把人类与其他生灵连在一起的其他遗传相似性，我细胞中这些存在物本身也足够把我跟我后院那颗栗子树和树上的松鼠联成一家了。

关于这种关系，当然应该先作某种数学计算，尔后可以宣称存在何种亲属作用。问题是那个数字太大了。与此同时，即便想那样做，我们仍然无法把责任感排除在外。它在那儿，也许就在我们的基因里，好让我们认出堂兄表弟，如若不然，它也应该在我们的智慧里，好让我们能够学会那件事。在生物学意义上，利他行为是我们必备的。我们有好大一个家庭要照料；或许这样说有些奢求，听起来好像我们是这个星球的官方园丁和动物管理员，而我们或许还没有足够成熟，负不起那么大的责任。我们也许需要新的术语来描述关切、尊重、爱心等，这些都是利他行为的代名词。但是，至少我们应该承认那些家族关系，以及随之而来的责任。一旦做错，散布污染物，往大气里排放过量二氧化碳，破坏薄薄的臭氧层，烧山林，扔炸弹，到处践踏大自然，好像她是你自家的财产，那么，欠的债总是要还的，就怕到头来没东西去还。

作伪与失败

我的两个朋友，都是杰出的科学家，在科学管理与科学政策方面负有重责，新近被召，要在国会某委员会的听证会上，为美国科研的道德标准提供辩护。人家问他们，为什么近年出现这么多假科研和抄袭剽窃，这么多实验发表了论文却没有实际做出来，这么多数据出于捏造？

与此同时，几篇指斥学术造假——特别是生物学领域学术造假——问题的文章，刊登在《纽约时报》和两种受人尊敬、拥有很多读者的技术类期刊——《自然》（在伦敦出版）和《科学》（在华盛顿出版）上。几篇文章都出于深思和忧虑，总的倾向是说，见诸报道的科研人员蓄意造假的事例似乎在增加，而传统上据以发现并立即揭露所有数据造假案例的自我监督系统，则似乎失灵。

关于假科研的报道实际并不很多，然而，颇有几项研究是在这个国家声誉最著，长期以来被奉为学术诚实楷模的科研机构的院墙之内进行的。《科学》杂志在1981年4月10日出刊的那一期中坦言：“没有疑问，最近十年以来，科学研究已经显现其阴暗的一面。……仅仅1980年一年，在生物医学领域，就有四次作假大案被曝光，以致外间传媒的一些观察家称之为‘犯罪浪潮’。”所有报道列举了同一些案例：一个病理学家明知故犯地使用了一个受过污染的细胞培养系；两个高级研究人员剽窃了别人已经做过的实验；一个临床研究者被发现在一项有关癌症化疗的研究中往电脑中输入了假数据。上述案例均不牵涉重大科学课题；出问题的论文都是针对较小课题的，不大可能在任何领域造成颠覆效应。尽管如此，它们的后果却是浪费了别的实验室大量的时间和金钱，去证实那些无法证实的东西。而真正的后果还在于伤害了公众对于科学方法的信任。在科学界内部已经有了一些担忧，怕有人，在某个地方，比如在华盛顿，会动手构架一些规定，要人们保证确切和诚实，因为科学研究这一行当一向以此自豪，而且也有赖于这两个特征。

既然这个问题如此公开地浮现于大众视野，那就很有可能因事生事，谣传四起。再出现什么令人吃惊或离经叛道的科学发现时，也就会有更多的揣想和怀疑。实际上，许多旧的谣传如今已经出土、复活了，似乎要揭露科学过程中固有的伪诈：什么公元2世纪，托勒密如何用他那些异想天开的数据，证明太阳围着地球转；什么17世纪，牛顿如何捏造一个又一个数学公式；甚至对于一百年前孟德尔的植物遗传定律——那是经典学说，绝对牢不可破的——也有人窃窃私议，说它还欠完美。跟着这些谣传，又来了言之凿凿的例证，说明科学中固有邪门歪路：1930年西里尔·伯特关于同卵双生子智力遗传的数据；二十年前，洛克菲勒研究院的一个在读博士后关于细胞蛋白结构的作伪；还有1974年在斯隆凯瑟琳癌症研究中心发生的臭名昭著的植皮作伪，如此等等。这些东西，如果你愿意的话，会连成一个整体，在科学的记录上形成一块越来越大的污渍。或者，也可以像我这样，把这些看作是反常现象，是一些脑筋出了问题的研究者所为，或者，像牛顿和孟德尔的例子中一样，是过分地夸大了哪怕顶尖科学家也会有的小小谬误。

科学家伪造数据而能逍遥法外，那是不可能的，除非他十分走运，他的数据在所有细节上凑巧暗合了他所猜想的关于自然的真理（这种幸运的概率是极小的），或者，他的工作实在微不足道，没有引起其他研究者的兴趣。如若不然，他是走不脱的。假如他所报道的真有重大意义，他绝对想得到，别的研究者一定会重复他的实验。假如他的数据是闭门炮制的，消息马上会传开，他的一生事业就毁于一旦。假如他抄袭了别人的论文，世界各地的研究机构全都有强大的电脑检索系统，他早晚会被逮住，结果也是一样。

一句话，这个系统管事。那一年，在全国健康研究院资助的一万八千个科研项目中，仅有四例造假，这意味着什么，本来是很明白的；这种事例是非常稀少的。并不是说，科学家本质上是些无懈可击的诚实的角色，尽管我坚信，顶好的科学家全都是的。这仅仅说明，在一个作弊就要输的游戏中，人是不大会去尝试作弊的。

只要拿来刊载着指斥学术造假社论的那一期《自然》杂志，翻一翻其他页子，你就会感觉出这系统真的在运转，且运转得再好没有。有两篇长文，是针对一个重大而饶有趣味的问题的。那个问题一年前由几个加拿大免疫学者提出来，他们找到了一些证据，于是审慎而未作结论地提出，小鼠会通过父系遗传，在其免疫细胞中获得一种被称作“耐受性”的反常。果真如此，它的意义非常重大：它恰恰证明了拉马克的学说，那是早就被生物学所丢弃了的。这将是一次颠覆，需要重新面对；又将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就是获得的特性能否遗传的问题。两篇文章探讨这个问题，是用了设计精巧、操作细致的实验，结论是，加拿大人的研究得不到证实。在这个事例中，没有向壁虚构的数据，甚至也没有故意误读的实验结果；它就是一个科学研究中典型的不一致，这种事情，每当探讨重大思想的时候都会发生的。这种情况下，它会在这三间致力于这个课题的实验室里导致更多的研究，无疑还要在迄今尚未卷入的其他实验室里导致更多的研究。它还将导致更多新的知识，对于免疫学的更深入的理解，还可以想见，将要导致某种令人吃惊的东西，即使那几个加拿大人终于被证明是完全错了的。

同一期杂志里，还有三篇极好的文章，一篇来自剑桥大学，两篇来自加州理工。那三篇文章将会在生物医学中引起更大的扰动，引发惊奇和争论，在世界各地的实验室爆发新的研究。人类线粒体的基因构成得到阐明，这些结构，长期以来被认为是一些细菌的后裔，作为永久的寓客寄住在所有有核细胞里的，现在却显示，它们的基因安排跟地球上任何东西都不相似：它们的DNA螺旋表现出惊人的简约，在某些方面，其遗传密码不同于迄今为止一直被认为是世界普适的那种密码。这是相当新颖的发现，离经叛道，始料不及，因而肯定会遇到挑战，然而也肯定会被重复、证实和延伸。于是，分子遗传学将会上一个新台阶，关于线粒体起源的新解释将会被想出来，并受到检验，科学研究本身也会腾空而起，朝新的方向疾行。

单是一期《自然》杂志的页子里，就有这样的工作在进行，《科学》杂志里也有类似的事情，这年头一星期接一星期都这样，我是没工夫为作伪和欺诈操那么多心。只要想到，我的字典在falsity（作伪）下面给出一个拉丁语词根fallere，而它也就是failure（失败）的词根。

医学与原子弹

在免疫学、遗传学和癌症研究这三个复杂、光明且有着相互联系的研究领域，有一个共同的常规技术，那就是把一只小鼠的骨髓细胞移植给另一种系的小鼠。操作方法是，以致命剂量的X射线照射受术小鼠，摧毁其所有的免疫细胞及其祖先形体，替换以供体的骨髓细胞。如果新的细胞的遗传标记与受体自己的体细胞足够接近，骨髓会很快生长，小鼠就会活下去，活到正常寿命。当然，如果供体细胞不够匹配，它们就会认出自己与受体组织的不同，结果就是所谓的移植物抗宿主反应，把受体杀死，方式与一只外来小鼠的植皮被受体的淋巴细胞杀死的方式相同。

这是一个漂亮的生物学花招，因有了关于移植排异所牵涉的遗传学的细节知识而成为可能。任何新的骨髓细胞，只要细胞表面上的标记跟受体的标记相同，都能够经得住受体的防卫机制并且使之增长，而现在已有精确的技术来事先辨别这些标记。

在人类身上也可以做类似的事情。现在，对于那些骨髓因这种或那种原因而有缺陷的病人，已经可以用骨髓移植术加以治疗。它对白血病尤其有用。X光照射和化疗杀死了白细胞，同时也会破坏病人自己的免疫细胞，病人要想活下去，就得置换这些细胞。那是一个可怕的程序，要求有可用的组织相容的供体（通常是病人的家庭成员），牵涉极高的费用和高度专业化的医疗设施——绝对无菌的病室，以防新的细胞刚开始增殖时受到感染。有这种设施的医院并不很多，全美国也就二十到二十五家吧，而每家每次也只能接受寥寥几个病人。在这种病室工作的医生和护士属于最专业化的临床职业人员，而这样的人员并不多。一句话，这是一个代价高昂的冒险，只在少数地方可行，但由于各个病室都在进行着相关研究，这些研究工作会带来新的知识，而且当这一程序有效时，它也真能救人一命，所以这一技术尚有存在的理由。

这样说来，当代医学拥有技术，能治疗致命的X线放射，可它的能事也就如此了。

烧伤治疗最近几年有了长足的进步。皮肤大面积烧伤的病人，搁在十年前必死无疑的，现在经常能够保住一命了。这一成就所需要的医疗设施，其技术复杂性和高昂费用，堪与骨髓移植的情况相提并论。需要空气无菌的隔离单元，外加大群经过训练的专业人员来照料无数的管理细节。这至今仍是一种令人丧气的努力，需要情绪高昂、意志坚定的医护人员来坚持进行，然而它却常常能够证明，在数目有限的医疗中心装备这种设施还是不无意义的。有些这样的设施一次能处理多达三十名病人，再多就不行了。

重伤员的手术治疗，在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期间获得技术上的脱胎换骨，现在已能做种种事情来挽救伤员的生命：动脉和神经能成功接合，断肢能够缝合，代用血液可以输送，休克可以预防，广泛内伤可以修复。这里也一样，特殊病室和受过高度训练的人员是至关重要的，复杂的设备和快速运送工具是关键性的，每个单位所能接受的伤员数目是极少的。

医学确实取得了真正的进展。医疗这一职业可以引以自豪，而公众则可以相信，这类的工作将来还会稳步改善。救治各种致命伤害的前景，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看好。

如有足够金钱，这类事情可以扩大规模，在全国主要城市广泛设立上档次的特别治疗单位，外加急救直升机起落点，以满足这个国家的日常需要，治疗放射损伤、烧伤和随处而有的广泛伤害。这些单元的建立和维护需要大量经费，但想到能救回几十条性命，这样做也值。

我认为，加强这些方面的技术，应符合国防部的既得利益。我想，那一机构当然在花费大笔研发经费，把这些方面的研究推向深入。在任何常规战争，救治战场伤员，都不仅仅意味着兵员的补充：对于部队的士气，那效果是无法计算的。

然而，我怀疑，国防部那些做远期计划的人们，心里是否有这些事情。

军用预算跟民用预算一样，也要仔细分析潜在的成本和效益的，尽管军方所计较的“成本”和“效益”，其意义容有不同。至少大家能够同意，金钱不应该花在到头来根本没有用处的事情上。五角大楼和克里姆林宫负责考虑战争伤害的办公室里，这年头日子必然很不好过，因他们时时要想到热核战争的可能。在这些办公室里，任何头脑清醒的分析家都禁不住要想划去一些费用，就是那些与放射损伤，烧伤，炸伤的外科救护的费用，就是救护那些骨髓干枯，皮肤蒸发的男人、女人和儿童的费用。面对瞬间燃烧，把金钱投入医院的无底洞究竟有什么效益？那些医院，往顶好里说，也就能救治上百个受害者；面对成千上万人躺在那儿，它能怎么办？没有什么技术，能对付原子弹爆炸的必然结果，哪怕只是一个小号的，规矩的，所谓战术性的原子弹。至于一个大号的炸弹所引起的问题，比如说二十百万吨当量，大约相当于两千个广岛爆炸的那号的，落在纽约市或莫斯科，数百万人死或濒死在那儿，医疗技术还有何是处？一句老话：别去想它。想想别的。弄台电脑玩玩，在山洞里，估算一下可能有多少人幸运地死亡。

全世界的医生们当然明白这回事。他们自从1945年广岛和长崎“事件”之后就一直明白，可是直到最近几年他们才如梦方醒，意识到广大公众可能还不明白。这个国家和国外有些医生正在结成新的组织，公开声明，自己的宗旨是要让每一个人明白，在热核战争中，现代医学没有任何用处拿得出来。就连象征性的用处也没有。不像他们对于别的灾难的反应一样，他们不再谈论增加研究的必要，不再争取更多的资金去扩充现有的设备。他们说的实际上等于：别算上我们。

这个问题并不真的与政治有关。医生不一定非得是和平主义者。他们信什么主义的都有。他们心里想的、并且要告诉世人，希望自己集体的职业观点会引起公众注意、并可能达于世界各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之听的，仅仅是这样：如果你们继续这一营业，你们瞬间造成的死伤，是任何医疗体系都无济于事的。由于这里和别国的医疗体系都是立基于城市的，它们可能在第一次打击中就灰飞烟灭；就算出现奇迹，它们幸存下来，那也不会造成任何不同，哪怕是边际性的不同。

我希望心理分析学家和社会科学家在他们的领域做得比现在更好。我们亟须一些专家能告诉我们，这一代政治家的头脑出了什么毛病。这么多人，外观上看起来老成持重，说话算数，头脑精明，令人信服，以至于在世界各国的政府里升到了最高地位，何以就如此完全地失去了对人类的责任感，本来他们是对之负责的？他们着魔一样囤积核武库，急不可待地制订使用它们的计划，有些方面，在本质上，换了别人，换了其他场合，那要被视为疯子的。在他们把自己说了算的所有东西放飞，而我们这个特别智慧的物种走向毁灭之前，弄明白事情怎么会弄成这个样子，尽管无补于事，也算换个明白。我们的后人，假如还有，应该想要知道的。

痴呆问题

有些人批评政府，说它不该立法批准特别拨款，用于研究某些特殊疾病（批评者用了个名词，叫作“每月一病综合征”），而忽略这个国家的更广泛、更有成效的基础研究项目。对此我有同感。证据充足可信：通过研究正常的生物过程所了解到的人类疾病中心机制，比通过对一个个病种搞什么针对性前沿攻关所了解的要更多些。比如说，当我们早晚有一天找到了通往癌症问题核心机制的门路，装备有足够的深层信息，知道如何把一个赘生细胞转变回正常存在方式的时候，那将会是因为我们关于正常细胞的基础研究自会产生那些关键信息，我想，大多数这样的信息，可能会来自将DNA重组技术用于基础细胞生物学研究。

然而，从这个无目标原则，我要挑出一个例外来，而且要推动对它作特别的考虑，在人类疾病当中，给它以特别高度的优先性，不是本月之病，而是世纪之病。这是一种脑病，因社会老龄化而祸害着愈来愈多的人口，这就是老年痴呆症。此病的主要形式，叫作阿尔茨海默症，也就是早老性痴呆，累及多达五十万五十岁以上人口，大多数在七十到八十几岁。他们占据了这个国家家庭护理院的大多数床位，目前的费用已逾一百亿美元，未来几年内按计划还要增加到四百亿美元。

这是一种最糟糕的疾病，不仅在于它对病人的伤害，还在于它对家庭和朋友造成的伤害。先是失去习得的技艺，比如算术和打字，进而日愈无情地恶化，直到完全关掉思维功能。它本身不致命，不残酷；患者活下去，活下去，基本没有脑子，但其他方面还是健康的，活到七老八十，除非一场肺炎让他解脱。

我们过去认为，那就是衰老的一个方面，或者说是人类生存常态的一部分。实际不是这样的。甚至不是动脉的硬化或者是我们知道的任何部分的硬化。它仍是一个未解之谜。

有一个可以接受的猜想是，它的病因，可能是一类奇异的病毒，称为“慢作用病毒”。几年前有人从老年痴呆患者的脑组织里分离出一种这样的病原体。那是在内陆国家新几内亚，那里有个部落，大多数人到了四十岁就因一种叫作“库鲁”的疾病而失去思维能力。据了解，那个部落有种食人的风俗，牵涉葬礼上吃死人的脑子，连小孩子也来吃。盖达塞克和他的同事们通过脑内接种脑组织成功地让黑猩猩感染此病。后来知道，这种病世界各地均有发生，不过比较罕见，即以发现者克罗茨菲尔德和雅各布命名，也能从这种病人的脑组织中培养出类似病毒。

那种病毒本身乃是所有生命形式中最为奇特的。首先它几乎无法杀死，对常规灭菌程序如煮沸；暴露于乙醇、甲醛和其他消毒剂等都有抵抗力。实际上，从病理学陈列馆已在福尔马林中保存十年或更久的好几个脑组织标本中获得的病原体也都毫发无损。注射给易受感染的实验动物如黑猩猩，豚鼠，小鼠，仓鼠等时，在十八个月或更长期间内没有造成发病迹象，此后，大脑迅速遭到破坏。跟别的病毒不同，这个病毒在电镜下看不出——或者说至今没有看出——有更小组成部分，迄今也没有人在其中找到核酸，以说明它如何在患脑中成许多倍地繁殖，甚至明知患脑里有成万亿传染“单位”时也是如此。假如它不是由核酸组成，而又能自我复制繁衍，它真可算得上这个星球上最最怪异的生物了，但我们还没有把握这样说。或许它也有自己的DNA和RNA，藏在什么地方我们找不到，或者它像见之于植物的那种极小的裸病毒。目前它仍是个谜。

克罗茨菲尔德雅各布病是罕见的，只占这个国家痴呆症病例群体的极小部分，但也很有可能它不像看起来那样独一无二。有个想法，就是它可能在病因机制上与统称为阿尔茨海默症的脑症候群有联系。这个想法并非不着边际。可是，如果就此假想，阿尔茨海默症的病因也是类似的慢作用病毒，并建立新的实验室来进行研究，那也是相当冒险的赌博。所以，很少人计划过或实施过这样的项目。

但是，尽管总的来说，大家都不情愿做长线研究，这儿却另有原因让研究者裹足不前。即使事后证明这个想法有道理，它也需要太多的时间和经费，比这年头大多数生物医学研究者认为自己能够支配的要多些。假如你打算给一系列实验动物注射一些嫌疑病毒样本，一想到一年半或两年之后你才能合情合理地期待得到顶多是初步的、不成熟的答案，你的手就禁不住回缩了，除非你是一个初出茅庐的研究者。等到你做完第一期实验，你的第一期赠款大约也所剩无几了，十有八九，你拿不出任何东西展示你的成绩：没有年度报告，没有发表论文，拿不出东西让学术委员会考虑你的职称。

做这号研究课题的气候不对头。全国健康研究院的拨款大多以两三年为期。大多数年轻研究者的工资是由这些拨款支付的。有一种广泛的、热切的想法，就是研究项目要绝对地有把握，一定会形成论文，以便在第一年结束时款项能继续拨下来。

即便研究者决定取一条较为保险，或许也更容易出成果的路线，比如，研究某种已知的慢作用病毒——羊瘙痒病病毒，能从绵羊传染给小鼠，或者一种类似的、能感染貂类大脑的疾病——的细节特征，希望得到关于这类病毒（假如它们真是病毒的话）的结构或作用的新知识，而希望这些知识能用于人类疾病，也还是存在时间和金钱的障碍。每一个实验都需要好几个月的等待，而这么长时间内维持小鼠或豚鼠的良好健康状况，那费用是惊人的。科学家，就连那些对于错综复杂又引人入胜的难题有着狂热好奇心的科学家，面对这样的问题也会敬谢不敏。

有必要专为老年痴呆问题设计一种新的研究支持机制。这种机制当然要提供金钱，大把的金钱，但也要留意时间的问题，这对解开这一特殊生物学难题有特殊意义。时间问题，是全国健康研究院框架之内无法解决，至少迄今还无法解决的。对每一个这样的实验室的支持，都要保证以十年为计，还要保证年复一年随通胀率而追加数额。至少要组织六所实验室，把它们设在这个国家的主要研究型大学之内。

一个科研项目，十年之期似乎是超长时间的投入了。那确是长了些。然而可能还不够长。假如有人提出需要十五甚至二十年，我也不会反对。

问题是，有谁会为此买单，谁会担当起如此大任呢？很明显不是联邦政府。政府部门不会担起这样长期的责任；预想两年之内的事情，有时候四年，还是他们所优为的，再长就不成了。那么还有谁呢？

我相信，只有少数大型私家基金会才能当此大任。它们已经担负起称作“保健配送体系”的使命。老年痴呆乃是，或应该是，高居它们关注议程之榜首的，基金会的干部们会时时想到它，因为当前它的代价实在太高了，而且可以预见，今后十年内还将继续攀升，足以吞掉任何保健体系的其他部分。而且最要紧的，还是那个明摆着的事实：光靠重组现存的医疗设施或增加新设施，对减轻这一问题是无济于事的。靠训练计划，靠招募新的职业、非职业人员，靠重新安排支付机制，等等，只要对这个病的知识停留在今天的水平上，一切都将无济于事。唯一的希望在于研究，并且研究的规模还得与问题相称。而除非各大基金会介入，否则事情是办不了的。

有些基金会的托管人已下定决心，远离任何涉及生物医学基础研究的科研。他们相信，联邦政府应该负起那一责任。直到今天，他们仍然抱定那一决心，每年花费多少个百万，用于完全没有风险的努力，不断完善自己的体系，要把健康分发到每家每户。他们的确做到了，而且多有收益。我愿意凑份子为他们举办宴会，庆贺他们的成功。我的朋友都会来，只要在宴会上有哪个托管人宣布，从今往后，在未来的十五年内，他们会拿出一半赠金致力于痴呆问题的研究。

我在这里且自己下一注脚。我得承认，我倡导举办宴会还有个动机，就是要推动克雅氏病慢作用病毒的研究。从科研的角度讲，那个问题应该是无法抗拒的。它被抗拒的唯一理由，就是极少有人能得到长期资助，支持他们在这样一个新而游移的基础上开展项目。可是，且想想那心智上的回报吧。能够逮住，并从所有方面监察一个活的且自我复制的生命形式，一个迄今没人能够见到或通过化学方式发现的东西，可能后来证明它自有一套私密的繁生后代的机制，跟地球上其他生命都全然不同，这对任何研究者可都是一生难逢的机会。有这样一个生物学之谜，蹲在那儿，没人解决没人理睬，这是让生物科学难为情的。

测谎机

人类前景，时或堪忧；如处棘丛，出路渺茫。每当此时，有个显眼的，无可争辩的好东西让人自见，实乃莫大的福音。难得有块坚实的高地，让人登临远望。

语言常常有用于此，还有音乐。画中妙品，如遇真赏，自可令人神清，如见光明。沉沉暗夜，遥闻笑语，亦会令人悠然神往。然而，有些刺激物，不可强求，须待你一时兴来，不期然而相遇，令人感发，那就需要一点运气了。

近来读杂志，读到了关于测谎机的故事。我忽然感到，这正是我在寻觅的东西。那是有既真又实的科学数据为支撑的一点人生的鼓舞。文章所言，如此看好，我决定不加挑剔，全盘相信，无复他求。至少一时是这样的。

据我的理解，一个人，凡有撒谎，哪怕极小的谎，就不可能不在大脑额叶的深处触发某种警铃，其结果便是脑波的突然释放，或某种脑荷尔蒙的突然倾泻，或两者并作。这种结果，由测谎机这小玩意记录下来，是高度可重复的皮肤电行为、心率以及呼吸规律的一连串变化，类乎对于各种压力的反应。

这么说来，撒谎乃是有压力的，尽管我们撒谎可能仅仅为的是保护，或放松，或避害，或趋利，或干脆喜欢那撒谎而不给逮住的乐趣。那是一种紧张，令人沮丧，足以在神经中枢引起信号的来往，警告着某个地方不对头。在纯粹生理学的意义上，它是不自然的行为。

可是，我却把这看作是出奇的好消息，除非一切都是我的捏造，那么，它意味着，我们乃是一个强制性的有道德的物种，至少在有限的意义上，我们在生物学设计上被要求彼此忠实。提醒你一句，撒谎并不伤害谁；你完全可以白天黑夜年复一年撒谎而不受伤害；但也说不准。或许，测谎机告诉我们，反复性、顽固性的不实，会逐渐损伤周边血管系统、汗腺、肾上腺以及其他我们不知道的什么。或许，我们应该检视撒谎，看它是不是一些至今无法解释的常见人类疾患的病因，比如说，反复发作的头风，或者最为人类所特有的一切原因不明的失调，突然腰疼，等等。

这里面有一种严格的生物学意义，可能代表着内装于我们基因里的生物学特性，人之有它，正如鸟之有羽，鱼之有鳞；它让我们在最好意义上活得更像人样。我想，这乃是所谓“社会生物学”的观点，明显的有异于另一个观点，那就是，我们从小就是在这样的文化规则下给带大的。然而，如果后者是真的，你会期待时或遇见一些社会，它们不讲这样的规则；可是，我还从没听说过有这样的社会，其中撒谎是生活的常态，每个人都撒谎，一生都在撒谎；我也想象不出，这样的社会还能成功运转。从生物学意义上讲，我们有理由尽可能约束自己，不对彼此完全撒谎。我们当真是一种社会性动物，比有名的社会性昆虫还要彼此依赖；我们不比一只蜜蜂更能营一种独居生活；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不得不互相信赖。信赖是我们这种存在方式的基本要求，没有信赖，我们之间的所有纽带最终都将断裂。

自我约束的力量不大，温和得几乎察觉不到。但它在那儿。从所谓的歉疚我们知道它，而今又有了一个漂亮的小机器来记录它。

了解这一信息似乎是不足道的小事，但或许它让我们再思、深思。如有更好的仪器，能探测更深的层次，我们当能看到，指针在抖动，图表上的曲线记录着量化了的精神卑劣或缺乏爱心之程度。我并不是希望有这样的仪器。我希望永远也不要造出这样的仪器。有了它们，好端端一个大题目就给做小了。知道我们不能撒谎，不能背叛信约，哪怕事实明摆着，没有人会上当，可一旦撒谎，我们头脑里有一部分也会受惊。至于其余，我宁可猜测。

当然，尚有一个问题，医学有责任早晚给弄个明白。这个问题关乎安慰剂。那个糖丸有时是很有效力，不可缺少的，可它实质上就是无害的撒谎。假如你把一个普通的好实习医生用电线连起来，在他开出药方的时候，指针不会抖动吗？

此事派生的科学方面的课题，还是留给别人去做吧。这样的课题兴许有不少的。是否存在什么皮肤分泌、外激素，在此过程中释放出来？一只受过训练的猎狗，能否嗅出撒谎者皮肤的变化？全然没有这种分泌，是否就是“圣洁”的气味？我能想出许多令人满意的实验，要多少有多少，而且应该有人去做的，但我承认，我严重担忧，可能有人会滥用这一知识。设若真的找到了一种特殊的戊肽，在人撒谎时释放到血液中，或某种怪异的含糖类酯化合物出现在某人手掌心的汗里，或者，最坏不过的是，吹出的气球中，就有什么化学物质被侦测出来。那样的话，下一步，将一定有新的工业涌现在得克萨斯或日本，制造出电子感知装置，暗藏在口袋里，或明放在袖口边，因消费者的特别需要而异。政府迟早会介入，律师和道学家就会整天跑现场。不用多久，我们就不再对人讲话；电视将被取缔，因电视业成为重罪惯犯；政治家都要被软禁。总之，文明就不用进步了。

想想吧，你干脆根本就不用研究人类了。想到这里真是让人轻松。动物甚至植物，都彼此撒谎，整天在撒谎。我们可以把研究限于它们，把关于自己的真相放到一边，先放他几百年，待我们喘口气，再作道理。是什么东西，让花朵长得像长大成虫、可以婚配的昆虫？让负鼠装死？让雌萤火虫变换闪光信号，以便吸引不同种的异性，然后吃掉他？那些专靠欺诈谋生的动物是怎么回事？那些生物拟态，那些伪装者，鱼类在自己巨鳄前面招摇着一点肉体作诱饵，鸟类为了把猎食者从巢穴引开，装着一瘸一拐往前挪；还有孔雀，当然总是在装腔作势：这一切一切，究竟都是怎么回事？这实在是一片肥沃的土地，有待未来许多届毕业生前来开发，而毫无冒险之弊。我们要做的，只是要提醒自己，这不是人类的问题，只是要明白，咱们已经进化得超越了说谎，除了在一些特别的场合；进化得跟那些仪器毫无干系。

当然，这对科学家自己倒是无妨，因为好的科学是依赖说真话的。我们应该愿意在白大褂的衣领上佩戴探测仪，一天到晚戴着。对此我只有一个小小的保留。科学家的确有点虚荣的倾向。有一些最好的科学家还特别爱点虚荣。这里没准儿有什么机制，跟撒谎乃有深层的瓜葛。或许，这正是应该及早对人类做的试验之一，假如它能通过地方道德委员会的审查：当一个杰出的研究者纠缠于新闻发布会的时候逮住他，休管他看起来听起来都像是有核细胞创生以来世界上最了不起的东西；把他挂到机器上，或者把探测仪别到他领带上。那时候，我们就可以学会如何把研究工作控制在背景噪音的水平，进而展开对昆虫的研究。

我刚才写的什么我不想再看一遍。我没写过上面的话。

科学建言

有科学顾问被委任并安置于白宫，这是个好消息。大家很明白，他的角色，不是代表科学界发出声音，而是向总统提供最博通、最客观的建白，以便总统在制定国家科研政策时作参考。从前在白宫也有过科学顾问，却从来没见有过什么科研政策。科研政策，乃是雄心勃勃的勾当，那个顾问本身也需要多多益善的建言。单是一个科学家，或任何全职官员，坐到那个位子上，都不可能对这个国家今天这样庞大的科学前沿上所有课题的进展作出评估，更不用说顾及全世界的科学研究了。他需要广泛代表科学、工业和教育诸领域的一大些专家委员会或专家组跟他通力合作。他同样也需要很好的建言：他需要倾听那些善思、明达，却跟科学与科学家水米无干的公民，听他们怎么说。像总统科学顾问委员会（PSAC）那样的机构，本来是很有用的，可惜在尼克松执政后期被定了罪。那样一个委员会，对于科学顾问的工作是不可缺少的。也许有一天，还会组建一个这样的机构，但政治上要保持中立；组成它的成员要能够认同，自己的宗旨不是要向科学技术的赞助者们发出申诉，而是要为政府未来年月的科研事业提供不带偏见的建言。

在20世纪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我曾在PSAC服务四年，所以，我颇知道保持客观中立的困难。生物学家要做更多的生物医学研究；物理学家要做更多的物理学研究，并且要更多的大型仪器；社会科学工作者希望，至少在困难岁月里能维持学科生存；企业家要求更多的应用研究；而广大公民则要求确保，科学研究会增进普通大众的健康、安全和生活质量，而不是像一些人所担心的，反而会对这些造成威胁。然后，幕后什么地方，还有军方和情信方面，又会要求照他们的路子去做研究。

不过，现在的政府征询建言，要对付的恐怕又是全然不同的难题了。早先，在20世纪70年代初，科学顾问和他的顾问们主要的任务，是找出最重要的国计民生问题，看看如何改进研究才对之更有助益，一旦确认，那可是就要推动更大规模的研究，管它是什么。到处是机会，PSAC的各个工作小组整天放大炮，报告一个接一个往上打，总是在建议增加科研。而今不同了。政府上层恐怕没有人在四处找门路花钱了。更有可能的是，科学顾问将会帮着审查这个国家的科学事业，瞪大眼睛，看看有哪些花费需要削减，甚至勾销。

已经放出话来，说是美国承担不了它应该做的所有科研。人家告诉我们，不应该试图探索生物科学或物理学或化学或行为科学的所有领域，而应该安排一个更加有限的议程表。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个有限数目的有把握成功的科研领域，集中力量搞，以期迅速成功见效。能源当然是明显的首选，然后农业。生物工程也算一个。

要是这样，科学顾问及其委员会的日子可就难了。只讲把握性，猜测未来的科研当然容易，比如，通过DNA重组技术从细菌获取廉价蛋白质，应该是有些把握的。可是，要想猜测，哪些基础科学研究线不大可能产生有效益的知识，就是另一回事了。对一个委员会来说，我想不出还有什么营生比这更令人丧气，不管它的成员多么聪明，多有想象力。

哪些科学分支，我们现在应该放弃，或交付给英国、日本或苏联的后起之秀，由他们来做？或者说，在这些分支之内，具体哪些研究线，我们应该搁置一旁，理由是它们短期见效的前景过于渺茫，不宜贸然投入？在应用研究领域，我尚能想出怎样回答这些问题：很明显，太阳能比之核聚变比之自然保护比之化石燃料比之氢气这等等项目，是可以计较其研究所需的美元和年月，而合理明智的评估是可以达成的。

可是，关于基础研究，任何领域的基础研究，你又如何能够谈论其产出呢？没有一个科学顾问或委员会，曾经成功预测过这种科研事业的未来结果。基础研究的本质就是这样，未来如何，不到事情发生，你是不会知道的。20世纪50年代之初，没有一个委员会能坐到圆桌旁，预见到如在固态物理学上孜孜以求，会产生出微型芯片这样的东西。20世纪60年代，你让全世界所有分子生物学家齐集在任何大会堂里，也想不出，一个物种的基因链，不久就会插入完全不同物种的DNA，而造出可卖的产品来。我们任何一伙顶好的细胞生物学家，热切寻觅着可能的癌症线索时，也不能有任何把握地预计，具体哪一条研究线，就比另外一条有更高的成功概率。

说到底，我们究竟是在谈论什么？这是成本的计较吗？这个国家难道穷得就要破产，至于让总统大人非得顾问于人，如何削减国家的科研事业吗？我是百思不得其解。基础研究是一种特别的智慧玩意儿，是一种国民的天赋，正是美国人所优为的，正是美国及其机构，主要是人才济济的大学所优为的。在这种每一个钢镚儿都要盯紧、都要攥紧的时候，叫我说的话，好的基础研究还是比较便宜的。从国民总产值比例来说，今天花在基础研究上的钱，究竟是小数，若把它纳入国防部的预算之中，它会小到难以发现。我们实在付得起更多。

当然，并没有人征求我的意见；没准儿人家还不喜欢这些意见。可是，叫我说的话，那就是大把地投入，大把地挥霍，哪儿都不要削减；鼓励基础科研，只要有问题让人着急，让人着迷；别考虑排斥任何领域，永远别在乎成本。这是最好的投资，短线也好，长线也好，都是这个国家该投的。

大脑里的阁楼

我父母的老房子有间阁楼，那是整座房子最黑暗，最陌生的部分，得爬上梯子，打开天窗，才能上去。里面堆满了难以辨认的物件，说它们不重要吧，扔垃圾箱舍不得；说它们重要吧，一时半会儿还用不着。这个神秘的空间乃是此地此处的记忆。多年之后，搁进去的一件一件都会在意识里失去。但我们知道，它们还在，安然无恙，熨熨帖帖地贮存着，构成这屋子不可或缺的肌理。

这年头，我们大多数人住进了小些、现代些的房子或公寓，阁楼消失了。甚至，连我们从前用来把东西堆放其中、暂时忘掉的那种深深的壁橱，也很少设计到新式的住所里。

而今，所有东西都放在公开处，公开承认，公开展示。而一旦我们厌倦了一段记忆，一把旧椅子，成箱旧书信，就把它们装车拉走，送到垃圾场，烧掉。

这或许是一种较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吧——除了烧掉时冒的烟。一切都在当眼处，没有什么奇奇怪怪暗藏在屋顶下，没有什么被忘记，因为没有那深不可测的暗处可供忘记。公开性就是这新的生活方式，没有了身份不明的物品，没有了属于个人的隐秘。敞亮就是建筑学的金科玉律。房子嘛，无非就是供人居住的机器。天下哪有一部机器，会把自己磨损的、行将废弃的部件藏起？

然而，乱堆东西却是我们人类的天性。我们渴望有一些地方，留出来专供乱堆乱放。我们恋物，同时又不愿为物所拘。时不时搜检旧物，挑出一些来扔掉，乃是我们永无休止的心理负担。我们老觉得，自己日后说不定会想起它们，为它们派点用场；而假如它们一去不返，送到垃圾场，我们就会心烦。我猜想，现如今我们大家老爱拿手指头敲桌子，会不会都是让这事给闹的。

联系到本世纪对于大脑的了解，我们也许会从这里学到点什么。我们一下子想到，有一天我们发现了大脑里的阁楼，尽管所有我们称之为大作家的人们早就时时提到过这个东西。我们真正找到的是天窗和梯子，于是噌噌爬上去，用手电照亮那角角落落，翻抽屉，掸灰尘，困惑于一样样物件的名字，把它们掼到下面的地板上，到末了找人来，给人每小时大约五十块钱，把它们拉走、烧掉。

用这套新的方式做事做了几辈子之后，我们又以改宗新教门儿那样的热度信起了公开和敞亮。所有东西都摆在明处，清清楚楚看得见，就像新房子的设计一样。或许这是一种较为健康的生活方式吧——除了烧东西时冒的烟。

现在，我觉得我们又有了一种新愁。现在愁的是，没地方放那些不起作用的、不规整的、无从索解的想法了。大脑里已没有那些黑暗、舒服的角角落落，来掩藏那些不想扔掉、又想忘掉的东西了。阁楼还在，但天窗老开着，梯子老在那儿，我们也老在进进出出，打手电到处照，样样东西都有名字。神秘感没有了。

对于新兴的精神分析疗法，我有一个诚恳的建议。当然我知道这意味着排队等候。

把旧时的阁楼弄回来。给那些被我们的时代弄得烦乱紧张的病人，包括我自己，一些新的指令，要它们作出有意识的努力，去隐藏起适当比例的思想。考虑到我们已经在另一方向走了多远，一路讲啊讲啊，那一定会是个缓渐的过程。起初大概一天只应压制一两个想法。最容易，最温和的方式，大约还是从梦开始。首先禁止病人说梦，提都不准提，更不用说回想细节了。进而鼓励他们干脆把曾经做梦这回事也彻底忘掉，什么都不要想起，除了一点微茫的感觉，但觉睡眠中曾有种熟悉的声音，屋顶下什么东西有过切换，有过滑动。

这样，我们大约会重获那种自发性和对想法的热情。有东西突地跳进脑海，那是些没法儿控制，没法儿驾驭的思想，就是一种感觉，觉得此一想法不可理喻地跟彼一想法有某种联系。我们会重新拥有真正的记忆，那种记忆只能来自杂乱的旧家具，老照片，以及片断的音乐。

我们这个时代的大错之一，是认为通过对于思想的思想，然后谈论它，我们就有可能把头脑抻直弄平。莫名其妙地认为，你理解你的大脑如何运作，这乃是一种虚妄，这一虚妄带来的损害比什么都严重。一旦让这样的想法进到你的头脑，危险可就来了：你会进来坐镇，掌管那地方，引导你的思想，把你的头脑当群羊，驱赶它到这儿到那儿，控制它，给它开列一套套的规定。然而，人的头脑天生就不是让谁统治的，绝不是给谁通过迄今写成的什么规则手册统治的。它理应该自主经营，而我们的义务是跟它走，尽力跟上它的步伐。意识到你的意识自然是再好不过，甚至可以为它而自豪，可是千万别尝试操纵它。你干不了那个活儿。

我想还是把这留给分析家们去做，由他们去发明某种技术，用它去做现在该做的事。他们总该是最最熟悉路道的专家了，而他们要做的，仅仅是走另一条道儿，一节一节，一步一步。那需要一定量艰难的囫囵吞咽和大量经过修正的专业行话，我对他们的苦境深表同情。但是就怕此路不通。

我们大脑里似乎天生秉有一些无意识的思维之官。假如真是这样，它们就应该被视为我们的正常结构，装在那儿，是有一定目的的。我不很肯定它们装在那儿是为了装什么，但我是个生物学家，深知一切有生之物都有用处，我会理所当然地认为，这些无意识结构是有用的，还可能是不可或缺的思维之官。拥有一个决非坏事，但我不会琢磨去鼓捣它，那还不如琢磨着怎样去鼓捣我的肝脏，那是一个同样神秘的装置。根据我们在医学其他领域所学到的，除非有一天我们懂得比现在多得多，在此之前，明智之举还是别管它们，首先是不干预它们。甚至，这里我想向我的心理分析师朋友们传达的想法是，往里装东西，把更多东西放到里面，利用这些结构。想忘掉什么就忘掉什么。时不时，练练不开放，多发现不用来讲说的新事情，学着含而不露，学着三缄其口。但最要紧的，是发展人类天赋里的忘记能力，忘记字词，忘记短语，忘记不合心意的句子，忘记所有牵涉畏缩的经验。假如我们失去了失去记忆的本事，我们可能就会同时失去人类所能打出的信号中最动人的信号——脸红。假如我们交出去羞赧的能力，随之逝去的将会是指尖的触动，然后是突然的爆笑，然后是莫名其妙地意识到哪儿出了错儿的肯定的感觉，最后，将失去那种妙不可言的自信：做人真好。

你想要操纵这么一个武装有人类大脑这奇伟之器的思维之官，在我听来，就好像要用世界最大的计算机去给一列列数字做加法，或是用尼龙绳拖一辆劳斯莱斯。

我曾想给这新兴行业起个名字，可每当想到一个好名目，总是没等写下又忘了。我能够抓住的，只有一个“心理压制”（Psychore Pression），可我却无从猜想那收费价目单。

人文与科学

开尔文爵士是19世纪末叶最伟大的英国物理学家之一，影响重于一时，在某些方面具有确立不拔的老派科学领袖的地位。他做了许多有益的好事，然而也像休谟一样，偶尔也有打盹儿犯迷糊的时候。那一次两次犯迷糊的事例，值得如今一起回顾，因为我们仍有一些偶犯迷糊的科学闻人，需要重提往事，借以提醒的。

曾有一次，开尔文作讲演，讲到数字的至高无上的重要性。他认为，对于大自然所作的观察是不值得注意的，除非这种观察可以用精确的定量方式加以表述。数字是最终的也是唯一的检验，不但对于真理是如此，对于意义也是如此。他说：“当你能够度量你所谈论的东西，并且表达为数字的时候，你还算知道一些你说的什么。可是你如果不能，那么，你的知识就是不值一提和不惬人意的。”

可是，随后至少有一件事情，显示开尔文恰好把道理弄反了。把观察转化为数字这一任务是最为艰难的，是研究的最终一步而不是最初一步，而这最终一步，只有在你关于观察结果本身了解了很多之后，才能走出来。当然，你可以通过定量研究去获取对于大自然的深刻理解；可是，在你开始运用数字进行预测之前，你必须首先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在开尔文的例子里，他手边的是地球和太阳系的年龄问题。运用当时物理学关于能量来源和能量损失的知识，他计算出，不管是地球还是太阳，其年龄都不会超过数亿年。这一结论使生物学界和地质学界很惶恐，那些进化论者，更是如坐针毡了。达尔文本人就让那些数字给弄得很丧气，因为这一时间对进化论来讲是太短了点。达尔文说，开尔文的那些数字是他“最感头痛的麻烦”。

T·H·赫胥黎早就意识到对生物学问题过早运用数学处理外推的风险。1869年，他在地质学会讲到数字时说：“这似乎是许多那样的事例之一，在这些事例中，人们过于相信数学处理那众所接受的确切性，听任它给它自己得到的结果披上完全不可接受的权威的外衣。……世界上最伟大的磨坊，也不能从豆荚磨出麦粉来；同样，连篇累牍的数学公式，也不能从不可靠的数据计算出确定的结果。”

麻烦在于，物理学还没有前进到可以让开尔文去揣想的地步。核聚变与核裂变都还没人梦见，从当时的数据，也无法哪怕猜想出地球的年龄。那一学科还没到做数学的时候。

从那往后，还有别的滥用数字和计算的愚蠢例子。开尔文关于不经度量就不成其为真科学的坚定看法是有感染力的。别的研究领域，也有人执著于让自己的学科成为确切的科学。被那时以后一直存在的“物理学崇拜”所困扰，于是就动手把自己知道的任何一点东西转化成数字，并进而做出方程式，号称自己有预言的能力。我们至今仍有这东西，在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历史学，我恐怕，在文学批评和语言学，也都有的。这东西经常管用，而一旦管用，就会有程度不等的成功。这种研究中产生的不良社会后果屡见不鲜。学会何时运用数字，跟学会如何运用数字同样重要，也同样艰难。在社会科学和行为科学领域的教育议程表上，这一课题仍应名列前茅。

当然，开尔文在地球年龄上的出丑仅是特例，几乎是19世纪物理学定量研究中绝无仅有的失败。从那时起，物理学的仪器做得日愈精密强大，那个领域也一路前进，经过电磁理论，胜利连连，并且为20世纪伟大的物理学革命搭好了舞台。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要想让度量管事儿，一须仪器管事儿，二须知道你要度量的是什么，三须知道出来数字后你要用它干吗。科学这一获取知识和理解自然的系统实在运转良好，于是便伴有另一个危险，那就是相信自己无所不知。

19世纪末，开尔文本人就掉进了这一陷阱。（我并不是要逮住开尔文不放；他当然是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一再提他，只是因为他凑巧说了几句话，我觉得可以用于这里的讨论。）他在总结19世纪物理学的成就时说，那是一门几乎无所不包的科学；实际上，关于物质世界我们需要知道的一切，都已经知道了；只有在电磁理论中，还有几件反常，几处不一致，几个头绪还有待结束，但这些，以后几年内就要解决的。这样说来，物理学再也不会像过去一样，能够吸引最聪明，最富想象力的年轻头脑了。最有意思的部分已经做完了。然而，不到十年，放射性出来了。普朗克，量子，爱因斯坦，卢瑟福，玻尔，其他一切一切，还有量子力学——整个学科翻了天，成了一门崭新的人类事业，直到今天，在几乎百年之后的许多物理学家看来，它还是一个方兴未艾的领域。

然而，即使在今天，尽管物理学每年都惊现新知，尽管从微观世界的研究到宏观世界的研究都有突进，但是，一般公众对于科学的印象，仍然像极了19世纪末开尔文留给公众的印象，那就是，首先，科学要做的，就是把所有数字凑到一块儿。那些数字早就在自然之中，等着人前去发现、整理、合计。要是有足够的机器人，足够的计算机，科学家们简直可以上海滩玩去，等着论文为他们写出来。其次，今天所知道的自然，几乎就是整个故事；我们很快就要万事皆备、万事大吉了。从此以后，总的来说，要做的就是结束一下尚且纷乱的头绪，把自然整整好，把档案理理顺。未来的惊奇，仅仅是技术上的应用，那也是科学家们根据今天已有的知识就可以炮制出来的——公众更在乎、更能理解的，也就是这个了。

我要说，这要怪罪科学界。如果说，关于科学在博通教育中应摆什么位置，关于科学在20世纪文化中扮演何等角色，人文圈与科学圈意见尚有差别的话，我相信，是科学家本身对于自己的成就和地位多有误解。一般人的误解是他们给造成的。

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我们一直在教科学，而且教的时候，总拿它当作从来如此、一成不变的学术成果。这一点就是错误的。比如，今天教生物课，几乎就跟我早先上高中时学拉丁文一样的感觉。首先是基础知识，内在原理，基本语法，然后是读课文。一旦掌握，就是那样了：拉丁文就是拉丁文往后永远是拉丁文。而生物学确切地就是生物学，是庞大的一套客观事实，要作为基础来学习。然后是读课文。

另外，我们教科学的时候，不管怎么，就好像它的事实比别的学问高出一等似的，更根本，更坚实，更客观，更不可改变。文学不仅是一种思维方式，它还是各种各样的思维方式；诗歌是游动目标；艺术、建筑和音乐中的事实那不是真正的事实，你可以通过讨价还价随意改变它们。但科学就不一样，对待它，跟对待其他学问截然不同。它没有歧义，不可改变，是永远有用的数据展示，只需要打起包来，安装在额叶的什么地方，就能完全理解客观世界。

当然绝不是这样的。在现实生活中，我能想到的每一个科学领域，都是不完全的，尽管两百年来大有成就，它们大多数仍处于初级阶段。在我最了解的生命科学里，要求最专业、最精深的头脑也要能够改变主意，往往每隔数年就要来一次剧烈的倾斜。在生物学的某些领域，主意改变得愈来愈快。下周的一期任何科学刊物都会把那个领域翻个底朝天，摧毁任何数目的固有理念，从而又安装上新的教条。这样的事情一直发生着。在物理学，在化学，在材料研究，在神经生物学，在遗传学，在免疫学，这都是每天在发生的事。坚硬的事实，一夜之间软了，化了，在新的坚硬事实的压力下消失殆尽。大自然看似最坚实的方面，对它们的解释也会改变，现在比历史上任何时候变得都多。科学的结论，近察之下，一向都远比人文学科的同行们作出的大多数设想更加临时、暂时，更带尝试性。

现下在社会生物学家和反社会生物学家之间进行的持久战，对学生而言乃是奇观，值得近看细看。那真是各走极端，互不相容，令观者张口咋舌。一路是高度智慧，训练优良，知识广博，想象飞扬的科学家，他们认为，各种各样的行为，动物的也好，人类的也好，无例外都是由基因制约的；另一路是同样才华横溢的科学家，却正相反对，坚持认为，所有行为，无不由环境或者文化所规定和决定；论争两方均在《纽约书评》之类刊物上连篇累牍大肆喧嚷。这真是极好的教育机会，每一个大学生都不可以错过的。要学的这一课的本质，不在于哪方说的近于事实。这论争本身就是教育，它的主旨是，我们的知识，还不足以解决这号问题。

诚然，在任何特定时间，表面看起来，在每个学科中，似乎都有某种满足，尽管可能不过是自我满足。任一个星期二上午，问起来的话，一个好的忙于研究的科学家，都会高兴地告诉你，他那个领域还是井井有条的，事情终于渐渐明朗，显出意义，总之是皆大欢喜。可是，下星期二再去找他，他就会让你知道，他一生事业的屋顶刚塌下来，所有旧观念，有时候是上星期的观念，不再是好的观念；有奇怪的事情发生了。

正是大自然的怪异，使得科学如此迷人。这一点乃应成为科学教育的中心。科学结论中不止有七七四十九层模糊，有待分析，而华莱士·史蒂文斯的诗歌，跟遗传密码相比，反而是明如冰雪。

我打算把事情颠倒过来，以便表明恰恰相反的观点。科学，特别是20世纪科学，为我们从前不知的事物提供了一瞥，恰好昭示了人类的无知。几百年来，我们习惯了一个信念，那就是，我们多多少少知道了一切的一切，除了一两个奥秘，比如神灵的心理过程。每一时代，不只是18世纪，都把自己看作是理性时代。我们从不缺乏对于世界及其方式的解释。到现在我们才如梦方醒，而这正是科学的功劳。我们终于看清，我们正面对着奥秘的旷野，还需要探索行进几百年。走通这条路，我们将需要科学，但不止是科学。科学到时候将会产生数据，还将弄清这些数据的部分意义，但永远不会是全部意义。要获得全面的把握，要在意义到手时窥知真正的意义，我们将需要科学以外各种各样的头脑通力合作，最重要的，当然是诗人的头脑，但也需要艺术家、音乐家、哲学家、历史学家，还有广泛意义上的作家。

主要是由于这一需要，所以我倡议改革科学教育。当然需要教育将来要做科学研究的年轻人，但他们永远只是我们中极少的少数。更深层的需要，是要把科学教给那些将会思索科学的人，这几乎就意味着上述群体之外的每一个人，而希望其中有少数——比科学圈人数更少，或许更不易求——将在他们的思想过程中，能够想象出可能被我们大家迷失的新层次的意义。

况且，时到如今，也该培养职业思想者团队了。这一团队，或许比科学家集团还要大些，他们或可建立起科学批评这一学科。迄今为止，我们幸运地出现过少数佼佼者，跻身于科学哲学家、科学史家和科学报道者的行列，我希望出现更多这样的人，但是，我们至今还没看到拉斯金，没看到利维斯，也没看到爱德蒙·威尔逊。科学需要他们水准的批评，但广大公众更迫切地需要他们。

我建议，科学入门的课程，在所有层次上，从小学到大学，都来一番彻底的改造。暂时把那些所谓的基础知识放一边，让所有学生都集中注意那些未知的事物。当然，没有数学基础，你不可能教好量子力学，可是，你仍可以通过量子理论来描述世界的奇异性。应及早让年轻人知道，有深深的奥秘，深层的悖论，由量子之说远远地、粗粗地显现出来。让他们知道，这些奥秘，我们当然可以更加逼近，更加受其迷惑，一旦足够地掌握了数学的语言。

一开始就教，在任何基础知识之前就教，那些至今无法思议的宇宙之谜；让年轻人知道，越早越好，宇宙中有些事情在进行着，它们是超出理解的，让他们明白，已经知道的是多么少。

不要教他们，说生物学是一门有用的，甚至是有利可图的科学；这一点可以以后再说。反之，要教他们，我们的所有细胞中，蠕动着一些结构，为生活提供着所有能量，而它们本质上乃是外来的生灵，十亿年或更早之前被带到这里，跟我们共生共存，而它们乃是细菌的直系后裔。教他们，至于那些生灵怎么来的，它们怎样进化成今天的结构，如何起作用，我们连一点概念的影子都没有。至于氧化磷酸化作用以及光合作用的细节，可以以后再说。

及早教生态学。让年轻人理解，地球的生命是互相依存，互相依赖的芸芸众生组成的系统，而我们根本就不懂它是如何运作的。地球的环境，从大气的气体成分，到海洋的化学组成，从生命肇始之日起，就一直被控制在一个几乎不可理喻、违反概率的谐调平衡状态，而稳定与平衡的谐调，完全是生命自己所成就的，像一个巨大生物体的内部环境一样，而我们同样不知道这一个是如何运作的，更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教这个。

我要说，别在乎科学有时会给予的免费的许诺。这年头，技术诚然比以往更依赖于科学，但是，技术远不是做科学研究的首要理由，也未必是期待于科学的首要产品。公众决定要什么样的技术，与科研的决策完全是两码事，两桩事业不可以夹缠在一块儿。科学的中心任务，是一步一步达到对于自然的理解，但这并不是说，科学就是为了谋求驾驭自然。总有一天，科学会让我们更好地理解我们自身，但是，我希望，永远不要希望通过某一套技术，做这做那去改善我们自己。听见有人宣称，人的意识有一天会通过研究得到阐明，像电脑一样给拆卸开来，一件一件仔细观察，我就不胜紧张。他们还说，然后……好一个然后！我也会热切希望，我们对自己的大脑知道更多些，而且看不出为什么这一奥秘就应该逍遥法外，永远得不到理解。可是，想到会有怎样的前景，想到我们可能会运用新得到的知识，动手对它做点什么，比如改善它，我就会打心底里不安。这跟寻找信息，用以对付精神分裂和老年痴呆还不是一回事。那些地方，我们迫切需要技术；没有技术，总有一天大家会陷入困境。可是，普通的，日常的，多多少少正常的人类大脑，都是极好的仪器，容不得任何人瞎鼓捣，管它科学非科学，都不行。

人文教育将是不完全，不充分的，若非对于科学各个分支的现况有相当深度的了解，特别是像我刚才说的，对于我们无知的领域有深度的了解。这不是说，我知道怎么做，也不是说，我不知道其中包含的困难。大多数物理学家，一听说要把他们的学科教给诗人，就会反感。生物学家，由于获得新的能力而心醉神迷，不能自已；因装备有无懈可击的仪器，而能说出整个人类基因组的核苷酸序列；在度量生命过程时，精准到几乎跟物理学家相媲美。但是，要他们开门课，对自己的学科作一巡礼，他们就会敬谢不敏。每一个生物学教授，都会要求自己的学生对本教授的研究课题了如指掌；人文学科的教师呢，也会一如既往，对科学家怀有疑心和不安。“科学家想要干吗？”一位剑桥教授在弗朗西斯·康福德所编的绝妙杂志《微观世界研究》上发问道。“探究进行中的一切”就是毫不犹豫的回答。那是早在1912年的事情，从那以后，大学基本没变。

科学教育中最坏的事情，是其中的巨大乐趣消失了。数量极大的优秀学生，说起考医学院，就会想到不得不经历的艰辛劳作。其他人仔细观察那些医学预科生，看到他们如何为升级和级部排名而流血苦战，于是打消了学医的念头。极少有人把科学视为高度的冒险——它真是那样的，是人类从来进行过的最为疯狂的探索，其中包含逼近观察从来没见过的东西的机会，包含为发现世界如何运作而严格地操作。实际却不是这样。人们很早就让科学给挫伤和迷惑了。他们受了误导，以为自己之所以挫伤、迷惑，只是因为没学到所有的事实。没人告诉他们，其他所有人，从领受特别津贴的教授，到整宿守在实验室的博士后研究生团队，也都一样的挫伤和迷惑。每一项重要的科学进展，来的时候都像是个答案，但早晚有一天，通常是很早的一天，答案就又变成了问题。游戏还刚刚开始。

理解体味今天科学里发生着什么、还有多么巨大的距离要摸索前进，应当成为人文教育的收益之一。科学，它应该本身就是好的，而不是为了某一职业生涯而非得要学的东西。它应该是思想列表的一部分，这些思想是踏上这个世纪之途的时候所需要的。一个受过教育的人，不管他或她怎样度过时间，都应该有这部分心智武装，让他们感觉到，大自然是奇怪的，是不可解释的东西。

或许，仅仅是或许，一套新的课程，系统地讲述科学中的无知，能起作用。科学家们将会发现新的、颠覆性的招数，吸引学生的注意力，让他们听得眉飞色舞，充满好奇，惊喜地知道，科学正像布什所说的，是一片“没有尽头的边陲”；而人文学者，在他们一方，也将会满意地看到他们的科学家同事坦言自己的无知。肩负着未来重任的诗人呢，就或许，在深夜里，把事物反复思量，而看到什么被我们其他人漏落的意义。这值得一试。

论可疑的事物

几十年前的“两种文化”之争，现在虽已平息了一些，但仍与我们同在，没有解决。当年，C.P.斯诺为一方，F.R.利维斯为另一方，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今天，两个观点还在争论未已。这一边，人文学者被攻击为不懂、也不想懂多少科学，甚至也不懂当代科学对于人类的意义，因而，他们带有反科学的偏见。那一边，科学家被描画成聪明但没有文化的一伙，读书很多，但科学之外一无所知，甚至，就像利维斯说斯诺那样，便写小说也写不到好处。争论中，人文学科被认为是凭空想象出来的关于人类行为的一些想法，无法证实；不过是诗人和小说家编造的故事，既不现实，也无分量。而科学，则被认为无非是寒酸地处理着贫乏的事实，刚硬的数据，不容辩驳的理论，不容置疑的真相，和不含歧义的生命事实。

那场争论贯穿着捏造的断言和虚构的形象，在这里我就不想陷进去了。两方的观点我都不想附和。相反，我却打算站在那一团混乱的中间，想搅和那两种观点，让大家看看，实际上其中并无争论可言。要做到这点，首先我要试着显示，实际上，有一个坚实的中间地带，可供所有人文学者和所有科学家立足；只有一个潜在的世界观，在驱动着所有的学人，不管他们是什么学科的，是史学家还是结构主义批评家还是语言学家还是量子色动力学家还是天体物理学家还是分子遗传学者。

我认为，是有这样一个共同的世界观，它的名字叫作困惑。每个人都知道这一点，只不过不常谈论它。困惑隐藏在我们所有高等学府的最阴暗的橱柜里，每当它冒出头来，快要让大众看见时，都被捂住；有时候能看见他从阁楼的小窗子探头探脑往外看，样子就像是学问的表兄。它是20世纪科学，也是20世纪艺术和文学的熟悉的秘密。人类知识并不是停在原处不动。我们这辈子学到的就是，我们并不真懂得这片地方，也不懂它是怎样运作的，而我们懂的最少的就是我们自身。并且，知道得越多，我们就越是，或应该是，惊讶得发呆。

困惑是一种很棒的乐趣，但只有前方存在有把握的前景，相信不久的将来能把事情捋直了时，你才乐得起来。它就像一场绝妙的游戏，只要你有招数能够得分，而我们的时代好像就缺这个。游戏是有困惑，太多的人选择不玩，缩回身，只拿已经到手的一点点知识，凑合着过，否认困惑，假装信这个信那个，愿意赞同什么就点点头，远远离开存在的困惑。

假如我们从来没有发明过“科学”啊“人文”啊这些名词，然后再把它们对立并置，好像它们代表着两种不同的智力活动，那会好得多吧。我看不出为什么要那样区别，可是我们那样做了。现在，让事情更加糟糕的是，这两大阵营不但有争执，还从对方偷窃问题。有些历史学家，希望自己被看作是社会科学工作者，想通过在自己的办公室安装电脑解决历史上的疑难；解构主义者想最终成为研究诗歌的科学家，用本质上是还原论的眼光，像粒子物理学家面对原子那样，看待每一行每一字，却意识不到制约一首好诗的测不准原理：观测者不仅能改变观测对象，而且能毁灭对象。生物学家侵入了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把基因的种种需要加起来，用一套套方程式去解释利他行为和对人有用；社会生物学家越来越成了想当人文学者当不上的人，让蚂蚁们弄得兴奋不已。物理学家需要有新名词形容自己的惊奇，从乔伊斯那儿借来“夸克”，把物质的可以确切量化的方面也贴上富有诗意的引喻的标签，什么“奇异性”，“色彩”和“味道”；不用多久，这个世界的有些部分就会开始“作痒”了。

当然，我们的知识，不仅是让我们夸夸其谈，谈文学，谈科学的，但我们常常拙于言谈，特别是不愿谈到自己的无知。世界上大多数东西捉摸不定，令人困惑，试图解释一番了事是错误的；它们在那儿，让我们吃惊赞叹，而我们不应该到此为止。

我不是要说，我们被不可知的东西所包围。实际上，我还想不出有什么关于我们自己或关于自然的东西，提出问题而不会迟早得到解决。我承认，深夜冥思，我曾经犯愁过时间问题：明显地，我们必须尽快摆脱现代化战争，越快越好，不然，走运的话，到头来我们就会用长矛和石块作战。若不走运，我们就可能在来日无多的本世纪用完时间，然后，无意中出错，掀翻桌子，结束所有东西的生命，大概只剩下细菌，如有足够的辐射，它们也要完结，那样，整个游戏就结束了。如果你喜欢犯愁我们的学校里那些年轻人想的什么，或者在苏黎世或巴黎或悉尼或东京或任何地方的大街上那些年轻人想的什么，那就想一想我们这个物种的暂时性，和整个地球白热化的危险；这是一个全新的概念，人类的年轻一代从未实际面对过这样的问题。

我有个主意，算作旁白。何不跟苏联人达成一致意见，在所有的导弹上，他们的和我们的，安装一个成本不高，技术上一致的东西：两个小而舒适的房间，在发射之前加上去，一个装载上由另一方挑选的外交家，另一个装载上随机挑选的律师？那可以算作开个头。

我们不知道的事物太多了，这里列一个清单，多少是信手拈来的：

愿意的话，我有资格说，意识存在于这个星球的每一个生灵之中，蠕虫，海胆，蚋，鲸，类人猿，类猿人，等等一切，都有意识的。我这样说，是因为我们不知道自己在说些什么；意识，连我们自己的意识，也还完全是一个谜，所以根本就无法猜想其他生物有没有它。我可以说，鸟的歌是歌鸟为自娱自乐而创作的音乐，是纯粹的乐趣，对我们也是的。碰巧便于用来求偶或标志领地，那是由于运气。愿意的话，我可以说，社会性昆虫，它们的行为，就像是一个巨大中枢神经系统的工作部件：白蚁群落是生着成百万双腿脚的巨大头脑；单只白蚁是一个会动的神经元。这将意味着，存在集体思维这一现象，一旦足够数目的生物足够彼此联系，就会发生这一现象；也将意味着，人类如果尝试也能做到，或许我们已经在一遍又一遍地做着了，在创造语言的时候，在做着比喻的时候。我甚至还可以大声说出来，作为一个物种，我们乃是由感情（物理学家可能称之为“弱力”）和某种爱心（“强力”）维系在一起。没有人能证明我是错的。哪怕反对这一观念的证据成了堆我也不屑一顾。我们所有的破坏性和喜欢争吵的品性，都是一些错误和易错性；装入我们物种，是允许更多的选择灵活性。没有人能叫我放弃这一想法，除非我立场游移，改取别样的观点。

我愿意不加保留地宣称，人类行为中有一个中心的、普遍的方面，由遗传所决定，由生物学所制约，驱动我们每一个人前行。它可以被定义为对人有用的驱动。这一驱动力也驱动着社会前行，决定我们个人或团体的行为，发明我们所有的神话，创作我们的诗歌，谱写我们的音乐。

同时，做一个社会性物种也不容易，这么年轻，几乎是崭新的物种，在一些群体里打转，试图构建一个持久的文明。对蚂蚁来说，对别个有用是容易的：你只要在构建蚁丘的正确阶段，等待正确的化学信号，然后，你就出发去寻找那一阶段所要求的恰当尺寸的细枝，把它运回来，拖上蚁丘的一侧，放置到位，再出发去做同样的事。一只蚂蚁可以为自己有用，一辈子这样，从不做错而搞搞庆祝。

对于我们，问题就不一样了，冒着这么多做错的危险，弄错了细枝，找不到蚁丘，甚至连蚁丘的轮廓也辨认不出。我们镶嵌着一串串DNA，一个个巨大的基因序列，指示我们每一个人要对他人有用，迫使我们一生一世要对人有用，却从不告诉我们怎样去做。那些编码的指示不像用户说明那样清楚明白；我们得每时每刻做出猜测。当我们一群一群组在一起做事时，这一困难越发加重了；我见过也干过无数的委员会，没有一个不想成大功，结果全都毫无用处。我们的更大的集体，比如城市，几乎从来做不对任何事。当然，还有现代民族国家，那简直是自从那些巨大爬行动物以来最让人惊呆的生物错误的例子，每一步都走错，却总是在大声庆祝自己了不起的价值。这是一个生物学问题，像珊瑚礁和雨林一样属于生物学，但是，发生在人类国家身上的这些事情，却从来不发生在一群鱼身上。想到这个，真是一种羞辱（humiliation），可话又说回来，humble（谦卑）和human（人类）原就是同源词。我们比鱼聪明，但它们的指令随鱼卵同来；而我们的指令，则需要我们自己去猜测，而我们在这方面学起来很慢。

所有的科学和人文学科都是一块儿，都是人的头脑所做的同样的工作，做法都是生发猜测，然后去寻找证据支持它。方法和标准有所不同，那是当然。科学上的东西，比较容易证明是如此这般，而关于荷马、塞尚或是华莱士·史蒂文斯，就不容易下一断语，而经得起来自方方面面的批评。至于要成为荷马、塞尚或史蒂文斯，那就更难了。可是，游戏依然是同一个游戏。对于科学家，最艰难的任务，几乎还没有着手进行的任务，是找出自己的发现在深处有什么意义，以及一块坚实的信息，经反复实验确认不移的，如何同别一地方迥然不同的一块相匹配。自然界是一个整体，我们从骨子里知道这件事，可是，要看到联系是如何建立的，却要走很远很远的路。

如果你四处寻找真正深刻的奥秘，寻找人类存在有什么本质方面，是不管科学还是人文都无法提供任一种解释的，我建议你不妨从音乐开始。职业的音乐研究家，个个都是饱学之士，我对他们心怀崇敬，可就是他们，关于音乐是什么，或我们为什么做音乐，为什么不做音乐就不成其为人，甚或是——这一点最说明问题——人类头脑如何自行做出音乐，而不一定非得把它写下来或演奏出来，却连一点概念的影子都没有。生物学家对这事毫无帮助，心理学家，物理学家，哲学家也没有帮助，不管这年头他们在哪儿。没有人能解释它。它是个谜，并且为这事得谢天谢地。巴赫那些勃兰登堡协奏曲和晚期四重奏不是为了向我们保证说我们已经到达哪儿；它们携带着消息，说我们的头脑深处有一些中心，对于它们，我们一无所知，只知道它们在那儿。

为度过眼前的短短几年，要做的就是庆贺我们的无知。不要把整个人类知识描画成山一样结实的一致信息，只要掌握了所有的细节，就能解释一切的一切，而应当承认，在现实生活中，人类知识仅仅是不很起眼的一小堆困惑，各个部分决然谈不上互相匹配。作为一个物种，我们在生物学意义上的长处乃是学习新东西；多亏个体有了较大的大脑，多亏首先有语言的天赋把它们联系在一起。庆幸的是，作为语言使用者，我们仅仅存在了数千年，就已经走过了一定的路程；但是，认识到前面还有如此遥远的路途要走，那就更加叫人深感欣幸，甚至欣喜若狂。我要说，叫我们度过随后几年，只要叫我们安然度过这个世纪而进入下个世纪，到时候看我们能成就什么。

聆乐夜思

现在听马勒[6]的第九交响曲，已全然没有了从前聆听此曲时那种悲欣交集之感。曾有一时，并不很久以前，我听此曲，特别到了结末的乐章，那就是在坦然承认死亡，同时也就是轻声赞颂与那一程序相关联的那份平静。我把这个曲子看作是一个隐喻，一份保证，证实着我的一个强烈的预感，那就是，所有活物的死亡，所有经验中最自然的，只能是一份平静的经验。我信赖自然。所有琴弦端底上那些长长的经过句，那只有音乐才能如此贴近的对于寂静的表达，我过去听来，知道马勒的意思，是认为顶好意义上的道别就该如此。不过，每一次，我都是单独地、私密地听着，思索着死亡。

现在听它，况味大异。现在听马勒第九，到最后乐章，会有一个巨大的新想法破门而入：到处都是的死亡，所有一切的死亡，是人类的末日。在渐行渐弱的琴弦上用这样轻柔纤细的反复短句表达出的淡淡哀伤，一遍又一遍，如今闻之，不似旧日那熟悉的生死轮回。每听过最后一串音符，我的心中涌满了一个世界，在那个世界里，热核炸弹开始爆炸，在纽约和旧金山，在莫斯科和列宁格勒，在巴黎，在巴黎，在巴黎。在牛津和剑桥，在爱丁堡。思想中推不开那放射性云团，沿茵迦顿河一路飘来，透莫洛迦关口到富滩，杀灭这个世界我最爱的部分。

而今，我已经一把年纪，早就习惯了死亡之念，跟死神打过照面，思之也常自伤。不过那次还只是暂时被击倒，尚能很快地原地爬起，每想起那次经历，就不禁会有重生之感。到了很近的近来，我产生并珍爱着又一个外行人的想法，每到暮色昏沉，不堪其情时，这个想法都能让我脱然释怀：地球的生命同生物的生命一般无二：这个巨大的圆形存在物自有头脑：这个头脑装有无数的想法和记忆：当我末日来临时，我可能会发现自己犹作某种半天之气状萦绕不去，像一个小小的思想，缩回大地的记忆中：在这一特殊意义上，我仍将活着。

现在，所有这些都已改变。我不再能继续那样想。只要那些东西仍然各在其位，到处都是，预备发火，我就无法再那样想。

对于我这代人，这已经是个够坏的东西。我犹自猜想，我们能够忍受它，因为我们必须忍受。喜欢它也罢，不喜欢它也罢，我们还是在一路前行。我甚至可以照样私藏我那个幻想：作半天之气状萦绕不去。

我不能想象，不能忍受，在我脑际一直转磨，把马勒变成阴险的噪声，几乎要我的命的那个想法是：若还年轻又将怎样。年轻人将何以堪？他们怎么做到神志正常？假如我很年轻，十六七岁，我想我会开始，可能缓慢地，可能不知不觉地，发疯。

马勒曲子里，接近最末处，有一个短短的经过句。那个短句里，若断若续、缠绵反顾的几支小提琴，渐渐被推至一边，在最后几个小节里让位给大提琴。那几个低沉的音符从第一乐章拾起了一些断片，好像预备着一切一切从头再来，然后，大提琴也沉下去，终于寂灭，像一声呼吸。过去，我听到这儿，总会有几秒钟奋发之感：我们还将回来，我们还在，一直前行，前行。

可现在不一样了。我眼前书桌的一角上，有本小册子。那是国会技术评估局发行的，题为“多路建基战略”（MXbasint），分析了所有的战略选择，如何配置并保护数百个核弹头火箭，每一个都能够制造出人工太阳，把一百个广岛化为乌有，一齐动作，将能够毁灭整个大陆上的生命。这时候，我就听不到同一个马勒了。现在，那几个大提琴音符，在我脑子里，听起来就像是所有的发射井天窗一齐打开，就像是点火前的瞬间沉默。

假如我十六七岁，也许我听不到自己的大脑在开裂，但我确切地知道，整个世界就要散架。我还依稀记得十六岁的况味。那时我已经发现了勃拉姆斯的交响曲，我也知道，贝多芬后期四重奏里面有某种东西在进行，这东西，我将不得不加以领会，也知道不管多么烦难，自己眼前有的是时间去领会。那时候我还从没听见过马勒。我并不心急。我还在读大二，而且已经认定，华莱士·史蒂文斯（1879～1955，美国诗人）加上我，就足以全面理解一生所需的一切一切。岁月如斯，江流无尽。我曾祖的曾祖来自威尔士，他在家传圣经的扉页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而百年之后，在同一页上，也留有我父亲的签名。我从未想到过21世纪，它反正就在那儿，是既定的，在有把握的远处某个地方。

星期天中午，电视里那个已届中年，面容稳健，长相好看的家伙，无所不知，看上去比大多数中学校长还要可靠，正在大谈全民国防。那是他在华府的职责。那将会非常不同，他说。不会有什么二十分钟内八千万美国人一下子死亡，他说。经过仔细的筹划和演练，我们完全能够把这个数字降低到四千万甚至两千万。要做的事，他说，是快速撤离城市，让所有人疏散到乡村，钻防空洞。如此，我们将有机会复原，与此同时，我们会组织反击，把整个苏联社会烧成灰烬，他说。好吧，他说。不管怎样，他说，如果苏联人明白，他们顶多毁灭我们四千万人而不是八千万人，那就会威慑住他们。当然，他补充说，假如他们真的发了狠，他们是有能力毁灭我们所有两亿两千万人的，但他们知道，我们对他们也能做同样的事。而假如数字只有四千万，那将威慑住他们，不值得麻烦，不值得冒险。八千万则是另一回事。所以，我们应该保卫自己，避免一下子损失那么多，他说。

假如我只有十六七岁，非要听这些，读这些，我就宁可不要读不要听。我会开始设想新型的声响，跟从前听过的任何音乐都迥然不同，并且我就会扭动，转身，摆脱人话。

译后记

好多年没在春天里做翻译活儿了。一来贱躯似乎颇不宜于春寒，二来每年的三月到五月，总是我最为紧张的时段，因要给毕业生看论文。今年破了例，竟然在这两个多月里，把刘易斯·托马斯的这本小书做完。上课如常，身体竟也没出新的毛病：这在我是值得欣幸的。

译稿弄完，照例该写点什么，至少聊赘数言，附在书末。因为总觉这是译者应有的礼数，就像跑堂的上菜时报个菜名。可是，这一次实在无话可说。一则上了几岁年纪，早不像以前那么饶舌；二则这次是出版社集中推出托马斯的好几种书，关于老托其人其文，我见到的，读者也都见到，不要我来说了。

然而，还是觉得像有义务似的。那就借此版面，少说两句。也算是利用这个机会跟读者朋友交交心，不过，这好像又偷偷地把义务变成特权了。

先是一点信息。这个集子所收的，是托马斯氏1980，1981，1982，1983这四年里，给美国几家杂志写的专栏。其中，“说气味”刊于《新英格兰医学杂志》，“难忘的火灾”刊于《纽约书评》（原题为“Unacceptabte Damage不可接受的破坏”），其他篇章多数刊于《发现》；只有两篇，“七大奇观”和“无边风光处处新”，或许在结集之前未曾发表。

这些文章，我觉得比较好玩的，是谈论炼金术，动物，气味，起搏器，说话，奇观，测谎机，大脑里的阁楼，还有眼角，等等数篇。读之不但增加见闻，而且也是可作进一步思考的有趣材料。

比较沉闷的，是关于科学研究和原子弹的那些。这个集子里面，这两个话题比从前更重些。似可说明它们是这一阶段托马斯氏心中老在考虑的话题。

好玩的那些，有些话题是从前说过的。可是，放在本书里，它们又有了新的意义。比如气味，在《细胞生命的礼赞》中已经说过。在彼书，我以为那是讲这个世界的同一性的；而在本书里，则主要想说那是我们无知的领域。跟相关的几篇一道，最终是要强调，我们无知的领域还有很多，科学的前景依然远大而光明，而科学教育也大有可为的。

关于科研的几篇，我们可以把它们跟“无知”这个主题一同来看。基础科研的出发点不是确定性，而是相反。关于原子弹的几篇，那确是沉闷。何况，这个话题也有些过时。可是，在冷战以后的世界上，核扩散一直还在进行。近期的紧张状况，尽管不像当年两个大国之间的那样让人难忘，但局部地区的愚蠢行为，也还是让我们不能完全无动于衷。

而且我想起了，几十年前，面对核战争的威胁，那一代中国人所耳熟能详的豪言壮语是，“南方不亮北方亮，黑了西方有东方”。意思是，中国人不怕原子弹。杀死几亿，也不打紧的。可怪的是，当时怎么就没想到，上亿人的死亡，意味着什么；还有那么多一时死不了的，他们感觉如何，你又怎么去帮助、去救治他们。就是没有人去想这些。

当时的我们，面对这样的人间惨剧的威胁，何以如此麻木不仁？！我们曾经是怎样的一伙？我们怎样成为那么一伙的？现在想想，真是不可思议。托马斯的文章，照见了我们较为黑暗的一面。是该想想堕入那黑暗的原因，以及今后如何避免堕入那黑暗的路途所在了。

最为吃重的一篇，是那篇谈论人文与科学的。科学教育，弄得不好，是很容易成为迷信教育的。我们从小学科学，就是学着相信。从来没有人教我们去怀疑。我们以为科学是既定的、万能的，只要相信、学会，就好。托马斯说，不，我们是无知的。20世纪科学的最大成果，就是知道了我们的无知。科学就是一大堆困惑。他要改变科学教育的课程表，首先要教年轻人知道我们的无知。“基础知识”可以往后放。这一提议是严肃的，也是当今中国人迫切需要的。如果认识到，科学就是困惑，就是学会去知道人的无知，那么，我们在谈论“科学发展”的时候，就会想到，这可能也意味着在一大堆困惑中发展，就会想到，我们可能要学着了解，我们实在不知道如何去发展。发展所牵涉的人的行为，社会的行为，社会的走向，实在是世界上最为复杂，最为难以预知的事情，需要更多的开明、公开和开放，需要诸多学科的学者，包括艺术家和广义的作家，更多的探究、怀疑和讨论的自由，也需要一般公众拥有更多怀疑和讨论的自由。只有这样，我们才不至于走上迷信和愚蠢的老路。

最有意思的一篇，我以为是“眼角”。人的眼睛真奇妙，能在游移于不同目标的时候发现新东西；人的语言真奇妙，能在谈论着不同事物的时候产生新理解；人的思维真奇妙，能在出入于不同学科的时候发现新意义。我忽然想到了翻译：往来于外语和母语之间，翻译者是不是也能在母语和外语中，发现只讲母语的人和只讲那种外语的人所未曾发现的什么？是不是能看到一些作者未曾想到，或没想去表达的东西？刘易斯·托马斯的文章，我一向是本本分分、老老实实地翻译的。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译文与原作之间，就没有多少的若即若离。以为是即了，可能实际是貌合神离；看去是离了，或可能给人以游移目光、发现新意的机会。

想到这次双语对照本的出版，本来心里面增加了不少压力：托马斯所讲的，大多是我所不知道、不理解的。错误不知有多少，这回可是原文具在，跑不了了；还有我那些笨拙拖沓的词句，比之托马斯的流动简洁，更难免贻笑大方。可是，想到眼角，也就想到，读者朋友们方便地把目光在我的译文和原文之间来回顾盼之际，当然会有皱眉，有苦脸，甚至怒容吧，但希望也会有展颜一笑的时候的——怕就怕以后我走在校园里，会多了几只眼角在看我。[7]

李绍明

2010年5月18日

雨中的威海寓中

作者介绍

刘易斯·托马斯，医学博士，毕业于哈佛医学院。一生担任过儿科学、内科学、病理学和生物学等多个教授职位，曾任纽约大学医学院院长和耶鲁大学医学院院长。最后的职位是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院长和荣誉院长。著有《细胞生命的礼赞》《水母与蜗牛》《最年轻的科学》《聆乐夜思》《脆弱的物种》和《等等，等等》。除最后一题谈论英语词源学，难于迻译外，我社强力推出托马斯为一般读者所写的全部五种科学著作汉译本，以飨读者。

译者介绍

李绍明，山东高密人。1982年毕业于山东大学外文系，后留校任教，偶尔译书。译作除刘易斯·托马斯系列五种外，尚有《贝格尔号航海志》以及校订的达尔文作品精华三种；此外有《宇宙为家》《你干吗在乎别人怎么想》《祭祀与王制》《欧罗巴的黄金时代》《摄影大师——500经典巨作》等。其中《细胞生命的礼赞》于2012年获第六届吴大猷科普佳作奖。

[1]丝纱罗灯，美国丝纱罗公司产品。公司1837年创办于纽约，创办人是美国珠宝商蒂凡尼（Charles Lewis Tiffany，1812～1902）。

[2]大光，虚空，均出自《圣经·创世记》。

[3]大光，虚空，均出自《圣经·创世记》。

[4]《圣经旧约·但以理书》第五章载，伯沙撒王设筵纵饮之际，忽有人的指头显出，在王宫的粉墙上写字。王惊惧，群臣莫对。有人举荐先王虏来的犹大术士但以理。但以理为解曰：上帝已经数算出你国的年日到此完毕，你被称在天平里显出你的亏欠，你的国分裂，归于玛代人和波斯人。

[5]普尔门列车，美国发明家Georte M·Pullman（1831～1897）设计的豪华型列车车厢，有坐卧两用、特别适于夜间旅行的高档舒适设备。

[6]马勒，Gustav Mahler，1860～1911，奥地利作曲家，指挥家。曾任维也纳宫廷歌剧院指挥。

[7]本书逻辑思维订制版无英文原文。

Table of Contents

细胞生命的礼赞——一个生物学观察者的手机

版权信息

修订版序

译者序

细胞生命的礼赞

可用作倒计时的一些想法

作为生物的社会

对于外激素的恐惧

这个世界的音乐

一个诚恳的建议

医疗技术

说味

鲸鱼座

一个长期的习惯

曼哈顿的安泰*

海洋生物学实验站

自治

作为生物的细胞器

细菌

我们的健康

社会谈

信息

暴尸野外

自然科学

自然的人

伊克人

计算机

科学的规划

生物神话种种

语汇种种

活的语言

关于几率和可能性

世界最大的膜

译注

译后记

最年轻的科学

版权信息

译者新序

译者序

1 爱美谛街

2 出诊

3 1911年的医学

4 1933年的医学

5 1937年：实习医生

6 蚂蟥，医生及其他

7 护士

8 神经病学

9 关岛和冲绳

10 行踪

11 NYU病理

12 NYU贝尔维尤内科

13 健康理事会

14 内毒素

15 剑桥

16 怎样管理一所大学

17 类风湿性关节炎和支原体

18 MsKCC：斯隆凯特琳癌症纪念医院

19 嗅觉与跟踪鼠

20 生病

21 羊骚症，羊瘙痒症

22 随笔与大地女神

译注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

水母与蜗牛

版权信息

修订版序

译者序

水母与蜗牛

图森动物园

我们周围最年轻的和最聪明的

论医学中的巫术

绝妙的错误

池塘

犯错误的是人

自我

保健制度

论无性造人

论单义词和混合词

科学的危险

说疣子

论玄愁

对不起

论疾病

论自然的死亡

远游

论瞎鼓捣

论委员会

大脑里的扰频器

句读短笺

教区长的杰作

医学预科的课程设置

关于医学经济学的历史短笺

常读常新话蒙田

关于思想的思想

说胚胎学

医学的历史教训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

脆弱的物种

译者序

前言

Ⅰ

离校五十年

成就一名医生

写回忆录的技和艺

头脑里的生命

Ⅱ

大疫之年

艾滋病与吸毒

正常衰老前景谈

责任

Ⅲ

我的猫咪乔弗里

科学与地球的健康

在圣约翰教堂的布道·1984年6月

Ⅳ

合作

交流

联系

聆乐夜思

版权信息

难忘的火灾

眼角

让科学管事儿

炼金术

聪明的动物

说气味

我神奇的节拍器

关于说话的说话

七大奇观

人工心脏

无边风光处处新

基础科学与五角大楼

科学与“科学”

收容所的需要

利他行为

作伪与失败

医学与原子弹

痴呆问题

测谎机

科学建言

大脑里的阁楼

人文与科学

论可疑的事物

聆乐夜思

译后记

作者介绍

译者介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