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

金重远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

末代沙皇的退位及其遇害

中欧的价值—“欧洲精神”燃烧之地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总理眼中的国家悲剧

赫鲁晓夫的1957

让“失败者”说话

1962：核战边缘

一道翻不过去的墙

谁是苏联的掘墓人？

南联邦解体二十周年祭—记一个“小帝国”的终结

有时候，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裸体主义：东德人的专享自由

东德人为什么要跑？

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保守主义

冷战史中的苏联解体

编选说明

金重远谈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苏联社会

金重远

毫无疑问，对世界、对中国，解体已整整二十周年的苏联仍然是一个无法绕过的巨大存在。只是，它现在已经被涂抹上太多意识形态的油彩，以至于很难看清其真实面目所在。本次受访的金重远教授是历史亲历者，曾经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留学苏联，我们所希望的，是本次访谈能够从另一个角度还原一些历史细节。

关于苏联，现在各种倾向的意识形态化描述太多了，您留学那些年对苏联的观感如何？

金重远：我在苏联待过五年，1954年到1959年作为大学生在那里读书。应该说，我们大学生的外语水平比大使馆的工作人员还要高一点，因为我们入学考试都是口试的。这是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我们大学生都比较自由，使馆工作人员出来要经过苏联外交部批准，只能在一定范围内活动，超过那个范围是不行的。所以他们的活动是很受限制的，钱其琛那个时候在管列宁格勒的中国留学生，我们就给他租了一所房子，当临时居所。我们当时是比较自由的，苏联社会什么样，我们看得清清楚楚，我看比报纸上说的要真切一些。我现在读我们这里写苏联的文章，觉得像又不像，原因就在于太过意识形态化了。

先说物质生活。我看到的苏联社会是非常平静的，没有罢工，更没有反政府的游行示威。我想，这固然有压制的因素，但也因为人民有吃有穿，人人都有工作，普通老百姓有这个条件，他就满足了，不会要求再多。后来苏联不是解体了嘛，物质生活一度很困难，人们回过头来看，过去还是很少发生没有面包这种情况的。苏联这个社会主义，就是说让大家都有个日子可以过过的。当然，苏联的物质生活是有一些缺陷的，在列宁格勒、莫斯科、基辅这些地方，肉蛋类的供应非常充分，绝对不会缺少，但在比较偏远的地方，生活必需品断档的情况是有的，当时它是计划经济，东西拨来拨去，一会儿从列宁格勒拨到莫斯科，一会儿从莫斯科拨到列宁格勒。

我去的时候，赫鲁晓夫刚刚上台。他还要经过一番权力斗争，才能站稳脚跟。《上海书评》最近不是登过一篇文章，讲赫鲁晓夫在1957年很得意吗？我就亲眼看到他是怎么得意的，确实当时的基本物质生活是有一定保障的。像我们这种经历过1949年结束内战的人，到那里一看，北京的大街上当时都是马车、马粪，苏联街上跑的都是小汽车——苏联国产的拉达啊，恰伊卡啊，海鸥啊，莫斯科人啊——没有外国货。苏联的物质生活没有那么的好，但的确是有一定保障的，这个我必须先说清楚。这也算是对社会主义的一种理解吧，大家有饭吃，人人有工作，这不是社会主义吗？

苏联经济光景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比较好，但到了七八十年代就停滞了。

金重远：俄罗斯有一位政治学家说，到了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苏联就像一架飞机，燃料用光了，靠惯性在滑行，整个社会缺乏动力。这是因为体制出了问题，该变动的时候它不去变动。问题究竟出在哪儿呢？首先就是贫富差距，有地位的人——主要是高级知识分子和官僚——和普通老百姓之间的差距太大。譬如说， 列宁格勒大学的校长一个月的工资就可以买一辆小汽车，普通老百姓没有这个条件。但是，苏联政府也在想办法让普通老百姓能够过日子。因为连年战争的缘故——第二次世界大战死了两千七百万人，苏联严重匮乏男劳动力，要靠女劳动力。西方国家的人到苏联看了之后，就批评苏联不人道，让妇女干苦活，冬天街道上扫雪的人，一看都是妇女。但是你叫它怎么办呢？它没有男劳动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苏联也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妇女退休后，就安排她们扫雪、修花圃，而且和政治相结合，在花圃上修剪出什么“共产党万岁”、“我们是共产主义的建设者”这些字出来。这些退休老太太生活条件都比较差，就通过这种办法让她们有活干，然后给她们一定的补贴。

拿我们留学生来说，我们每个月有五百卢布。住宿的条件当然是比较差的，三四个甚至五六个人住在一起，但一个月只收你十卢布，每十天帮你换一次被单，管理非常严格。吃饭呢，大使馆有规定，要把伙食搞好，不能把身体弄坏，我们每天的伙食费是十二卢布，那是吃得很好的，从早到晚都可以在外面吃，要是自己在寝室烧烧弄弄，就更便宜了，剩下的一百多卢布就拿来买书。不要说当时我们觉得好，就是现在回过头来看看，也觉得还过得去，不是什么饥寒交迫的情况。后来中国和苏联吵架，苏联骂中国是“清水大锅汤”，我们就反驳他们是“土豆烧牛肉”式的共产主义，这是赫鲁晓夫说的。

您在苏联留学那几年，正好也是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之时，对于一个中国学生来说，这在当时很难接受吧。

金重远：赫鲁晓夫清算斯大林，主要是把斯大林在上世纪三十年代肃反时，特别是卫国战争时犯的错误都抖了出来，讲得比较坦率，苏联老百姓都不知道，当然我们也不知道。当时是不让我们这些外国人听的，后来是因为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在《纽约时报》都登了，而且苏联方面开始允许部分地向外国留学生传达， 我们才知道是怎么回事。

对这件事情，不要说我们中国人，就连苏联方面一般人的情绪也是抵制的，很多苏联同学不理解。记得有一个男同学听到之后，回到寝室就嚎啕大哭，他说：“我一生的希望、理想就寄托在斯大林身上。现在斯大林这个样子，请问我以后还怎么活下去呢？”还有一次，上政治课的教师——主要是讲苏共党史的——在课上大骂斯大林，有一个女同学马上也哭起来。她在课后说：“你们不要脸，斯大林在的时候你们把他说得那么好，斯大林不在了你们把他说得那么坏，你们到底有一点原则没有！”苏联同学夏天都要劳动，就是去中亚细亚挖土豆什么的，我一个同学从那儿回来以后对我讲，“我们到了中亚细亚真是畅快得不得了。”我问他为什么，他说，“我们到那儿以后就可以放声唱歌颂斯大林的歌了。”所以，我觉得赫鲁晓夫指出斯大林的问题是可以的，但操之过急，毛毛躁躁，在老百姓当中也引起了反感情绪。

当时苏联对思想文化的管制很严重吧，让中国人奇怪的是，苏联知识分子在那样的环境里创作出了很多经典作品。

金重远：我感觉上面是画了一个圈给你的，只要你在这个圈里面活动，上面不会来找你的麻烦。西方左翼媒体的报纸，像法共的《人道报》，在莫斯科街头就可以买到。历史上的农民战争、工人运动、工人阶级政党的建立、布尔什维主义的产生、三次革命等等，尽可以去研究，没有问题，这都是历史上响当当的东西。但是也有些东西，至少苏联不希望你讲，但它又不想用禁止的手段。譬如说历史上的一些改革，它当时就讲，革命是好的，改革是不行的，解决不了问题，1861年的农奴制改革就没改好。我的毕业论文写的是法国人民协助西班牙反抗佛朗哥专制独裁的斗争，教授一看就说好，说你又讲了西班牙人民的反独裁斗争，又讲了法国人民是怎么支持他们的，那就没问题了，你去搜集材料好了。

整体而言，当时苏联大学的氛围比我回国之后感受到的要宽松不少。简单一句话来概括，就是，欧洲终究跟亚洲不一样，亚洲与欧洲相比，在所有的历史发展阶段，都是控制得比较严的。思想管制欧洲人是一点也承受不了的，苏联跟欧洲其他地区相比已经算管得很紧了。

有些研究领域是比较敏感的，譬如苏联三十年代斯大林各种各样所谓反机会主义的斗争，像托洛茨基、布哈林这些人的著作都给锁了起来，一般人看不到的，你要看，要到列宁格勒大学党委签字、开介绍信。我当时就觉得搞搞法国研究蛮好了，不要签字了，否则多麻烦呀，但想看还是可以看的。我的同班同学郑异凡研究托洛茨基、布哈林就搞得很好，现在在中央编译局工作，已经是相关领域的权威了。

当时您看到的苏联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的文化生活如何？

金重远：文化生活是比较丰富的。主要是工人文化宫，到了晚上，有歌剧、戏剧、芭蕾舞。列宁格勒的芭蕾舞特别有名，一般老百姓还是能有点文化生活的。我自己常读法捷耶夫、肖洛霍夫这一类主流作家的作品，现在流行的那些俄罗斯异议作家，当时都没听说过。每个宿舍楼都专门设有一个“红角”，每个月会请来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大学生交流座谈，很长知识。另外，每个寝室都可以收听广播，演出的都是一些比较经典的东西，西方国家现代的东西都是没有的。但我感到这里面有点问题。斯大林讲，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是进步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资产阶级堕落了，所以它的文化是一塌糊涂。我当时就有一个观念，像莫扎特、贝多芬、柴可夫斯基，还有巴尔扎克、托尔斯泰等等，他们都是上升时期的文化，是可以学习的，到了帝国主义时期就不行了。

讲到知识分子，这个问题是很复杂的。尽管俄罗斯经历过十月革命、内战和卫国战争，但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内心深处还是希望喝喝老酒，抽抽香烟，跳跳舞——俄罗斯人比较懒散，有点马大哈兮兮，恨不得每天都舒舒服服过日子。你让他们每天把发条拧紧一点，拼命苦干，他们是不行的，所以现在俄罗斯人也在讲，要他们像中国人那样，每天干十二个小时，拿那么一点工资，他们是不干的。思想改造也好，各种各样的清洗运动也好，随便怎么搞，俄罗斯人还是俄罗斯人。知识分子，主要是大学里面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十月革命以前就经受了完整的教育，在这以后虽然也经历了战争的磨炼，灵魂深处还是向往西欧的文化，那种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在他们头脑中扎了根。我为什么去学法国史呢？就是受大学里面老师的影响。他们过去崇拜法国，讲到法国那是涕泪俱下，什么都好。而且不单老年知识分子是这样，我有一次走到街上去，突然跑出来一个俄罗斯人问我，“你是中国人到这儿来学习的？”我说是，他说，“啊呀，到我们这儿学习不行的，你往西边去，那才是欧洲的文化中心。”可见他们内心深处是怎么想的。后来苏联为什么发生变化那么的快？很重要的一个原因是，即使是在斯大林时期，他们对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也是照单全收的。西欧资产阶级上升时期的文化在苏联没有受到过批判，他们觉得是好的、进步的。所以我在那里听苏联教师讲了很多法国的文化，说巴黎打一个喷嚏整个欧洲就会发烧什么的。应该说，俄罗斯人的文化水平还是很高的，对世界文化的先进部分接受得很好，后来解体之后要用，拿过来就是了。

说起苏联解体，民族问题也是一大原因。

金重远：我在苏联这么多年，从来没有感受到哪怕一点民族歧视。从中亚、波罗的海和高加索地区来的那些同学，和俄罗斯同学相处得都很好，我感觉俄罗斯同学内心深处对其他民族的同学也是没有仇恨和轻视的。这是苏联做得比较成功的一点，它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不断把工业和文化中心向边远地区转移。

至于后来发生的民族冲突，跟戈尔巴乔夫的个人因素有关。戈尔巴乔夫这个人优点不少。他思维很敏捷，思想开放，在当时的苏联领导层中，教育程度和文化水平都很高，但他有两大缺点，一是他没有在军队里面干过，而苏联这个国家没有军队是不行的，等到后来“八一九”政变的时候，部队不听他的话，部队是有自己的一套东西的；二是他没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过，完全按照教科书上的那一套在办事，而教科书上说的和现实是不尽相同的。他的两个前任，赫鲁晓夫是生长和工作在乌克兰的俄罗斯人，勃列日涅夫也长期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对这两方面的事务，戈尔巴乔夫不仅不懂，反而喜欢指手画脚，他身上知识分子的优点没有发挥出来，缺点倒是全都暴露了。

赫鲁晓夫上台之后实行“松绑”，您有没有体会到一些明显的变化？

金重远：我这里不吹捧他，实事求是地讲，在苏共二十大之后，我有两个感受，第一个是苏联的物质生活水平在改善，过去排长队的现象越来越少，你可以在商店任意买到你想要的东西；第二个是人民心态放松了很多，以前克格勃控制得很厉害，现在大家敢讲讲话了。1958年的苏联，吃饭是不要钱的，食堂里面包都摆在那里，只不过莫斯科摆的是白面包，列宁格勒摆的是黑面包。在那个情况下，苏联实行了全民免费医疗，去医院看病不仅不要钱，连伙食费都是医院供应的。我们这些中国留学生到后来都学乖了，哪个月钱没有了，就跑到大学卫生站里说自己生病了，弄到医院里面待几天，饭钱就省下来了。另外还有疗养制度，苏联的休养院、疗养所是遍布全国的，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休养的机会，我确实也看到，包括中国学生在内的人都可以去波罗的海疗养。你看现在美国的医疗制度，克林顿当总统的时候，叫希拉里在国会活动，准备搞医疗改革，结果失败了；现在奥巴马成功了，但是共和党讲，一旦他们总统大选成功，就要把这个取消掉，理由是全民医疗保险制度实行以后，国家赤字大大增加了。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尽管苏联的社会主义不是那么很理想，老百姓的一些基本利益好歹还是可以照顾到的。

赫鲁晓夫在改革上的确迈出了一些步子，但到了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又收紧了。

金重远：我想，对历史人物应该有一个正确的评价，千万不能偏颇，一会儿捧上天，一会儿说得一塌糊涂，那是不行的。而且，对历史人物的评价往往会影响现实的政治进程。他们对斯大林的评价始终是摇来摆去，赫鲁晓夫上台的时候，把斯大林骂得过火了一点，等到勃列日涅夫上台，又把斯大林说得太好了一点。 过火的时候，往往是比较自由开放的时候，反之就是比较保守的时候。赫鲁晓夫当时搞的改革冲了一下，没有人能够更好地、更全面地继续下去，这是后来苏联发生巨变的一个重要原因。现在斯大林的个人评价还是引起不少争论，有数据说百分之三十左右的人还说他好。列宁的墓摆在那里，争来争去，没人敢动他。历史人物就是历史人物，还是要给他们以公平的评价。

我们谈了一些大家现在都不太愿意谈的苏联的优点，但不可回避的是，苏联最后毕竟还是在四面楚歌中解体了。

金重远：首先，苏联的经济始终没有搞好，这是个很大的问题。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斯大林时期就在讲，说重工业可以了，要发展轻工业，改善人民的生活水平，从那时讲到现在，始终没搞起来。现在俄罗斯的生活用品还是靠进口，比较低档的从中国来，高档的就是西欧货。我想这或许和俄罗斯的资源太丰富有关，不需要精工细作也能过下去。我原来就开玩笑，说俄罗斯没有石油天然气也可以过，只要把西伯利亚的森林砍掉就行了。现在上海的俄罗斯公司都没几家。

第二个是政治上的原因。上层和下层的隔阂太深。我在苏联待了几年，最深的一个体会是，要办事，不能找下面的小角色，直接找头头才行。大概是 1957年的时候，我们一批留学生要到列宁格勒去住宿，中国留学生会派我去跟苏联人打交道，争取他们派汽车到火车站去接留学生。找了一圈底下的人都没用，于是有人说，你去找他们站长。那个时候我胆子也大，就直接过去了。那个站长满身都是勋章，显然是经历过卫国战争的。他说没问题，派个车过去。这个问题看历史也可以看得很清楚，朝鲜战争期间，苏联是直接送还是卖给中国武器，这是要谈的，但跟下面的人谈没用。直接找斯大林谈，一谈就成功。当然武器不是全部送的，有部分是低价卖的。所以苏联的官僚主义是很严重的，列宁去世前写的文章已经很着急了，说过去俄罗斯的等级特权又回来了。

第三个是与西方的军事对抗压力实在太大了。苏联国内生产总值最高时只相当于美国的百分之七十，但军备开支和美国是一样的，活活被拖死了。

还有一个是和中国的矛盾。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四十万，发展到最后直接打起来了。这个矛盾最重要的一点在于，苏联的理论体系从此不能自圆其说了， 和同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发生矛盾，这实在说不过去。他们想出的说辞是，中国是存在着的社会主义，但不是行动中的社会主义。用美国人的话概括就是，有两个因素出现，苏联必然垮台——当每一个苏联青年都想往小汽车里面钻的时候，当共产主义理论体系垮台的时候，苏联就完了。当时苏联和南斯拉夫吵，美国人就已经在鼓掌了，但南斯拉夫太小，掀不起什么波浪；和中国吵的时候，美国人高兴坏了，后来基辛格不是讲嘛，当时他的皮包里面装的全是中苏论战的文件，他一直在想怎么利用中苏之间的矛盾。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始终无法调和中苏矛盾，勃列日涅夫上台也还是没有办法弄好。改革开放后，我在美国遇到一些到过苏联的左翼史学家，他们说，到莫斯科苏联人都在叹气：“我们跟中国搞到这种地步，是没有办法自圆其说的。”

张明扬 郑诗亮 采写

刊于2011年11月6日

末代沙皇的退位及其遇害

郑异凡

二十世纪初，接连发生了两起震撼世界的大事，这就是1911年的中国辛亥革命和1917年的俄国二月革命。这两起革命有不少共同点，最主要的是它们都是推翻封建专制王朝的革命，都以皇帝和平退位来实现。这两个特点显示，世界进入二十世纪，再保持封建王朝、保持专制独裁制度已经不可能，这正是孙中山先生所说的：“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

俄国的封建专制制度已经存在几百年，到十九世纪中叶，其农奴制已经严重阻碍社会的发展。1861年沙皇亚历山大二世废除农奴制，试图以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开辟道路。为此他还在地方自治制、司法、军事、教育等领域进行大量改革。1881年亚历山大被民意党人刺杀，改革的进程中断。1894年俄国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登基。在此前后，列宁所说的俄国第三代革命家——无产阶级革命家登场，俄国舞台上展开了新的博弈。

进入二十世纪，工人运动、农民暴动风起云涌。1905年俄国爆发第一次革命，震撼了专制统治的基础。沙皇尼古拉开始考虑向君主立宪制过渡。1905年10月17日（俄历）尼古拉签署了由维特起草的宣言，答应施行“公民自由的不可动摇的原则：人身的真正不可侵犯，信仰、言论、集会和结社的自由”，国家杜马改为立法机关，不经国家杜马同意，任何法律无效，吸收各阶层居民参加选举。这样，俄国开始向君主立宪制过渡。尽管杜马的选举是不平等的，但是杜马并不是由清一色的保皇党人组成，例如1906年选举的结果，杜马的代表中既有立宪民主党人，也有社会革命党人、社会民主党人。为消除农奴制的残余，给资本主义的发展消除障碍，沙皇政府实行了斯托雷平的土地改革，其目标是破坏传统的村社土地制度，为农村资本主义的发展清扫道路，加速农村资产阶级的形成。这是具有进步意义的一项改革，但遭到保守势力的反对，斯托雷平本人于1911年遇刺身亡。暗杀又一次中断了一系列与俄国社会、经济、文化的现代化进程相适应的改革进程。

1914年沙俄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战争使俄国丧失大量的人力和物力，导致了国内的经济危机。与此同时，沙皇夫妇重用宠臣拉斯普廷，任命亲德派斯提尤尔美尔为大臣会议主席。这引起朝野和盟国的不安。1916年11月，米留可夫就在杜马会议上公开谴责沙皇政府背叛民族利益，暗示这条背叛的线索一直拉到皇后。沙皇被迫改任特列波夫为大臣会议主席。年底拉斯普廷被谋杀。

但是除去一个拉斯普廷并不能消除沙俄面临的危机。上层有识之士曾经多次向沙皇发出革命临近的警告。1916年12月3日，保罗•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建议尽快立宪，哪怕是成立一个得到杜马支持的政府也好。12月底亚历山大•米海伊洛维奇大公警告说，预计革命不会晚于1917年春。1917年2月 10日杜马主席罗将柯向皇上报告说，由于革命临近，这次觐见也许是最后一次了，“……将发生革命，出现谁也制止不了的无政府状态”。

1917年初，沙皇政府密探的报告更是详细描绘了社会政治秩序所面临的威胁：工人在工厂内外举行集会，抱怨物价飞涨、面包短缺，抱怨战争，抱怨缺少一个民主政府。他们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提供面包；各党派团体散发颠覆性的小册子和传单；民众高举红旗举行示威游行；袭击警察和哥萨克的行动此起彼伏；抢劫商店，特别是食品店；工人手中出现枪支和其他武器。他们还报告了大量的行凶、抢劫、自杀和纵火事件等等。

1917年2月22日沙皇离开皇村去位于莫吉廖夫的总参谋部。此前，一些大公、地方贵族、杜马中的保守派和自由派代表曾来到皇宫觐见，企图让尼古拉相信，再不进行政治改革，革命马上就会爆发。甚至军队代参谋长瓦•古尔科将军也警告皇上：“陛下，您在有意为您自己准备绞刑架。请不要忘记那些乌合之众是不会讲礼貌的。”

就在22日这一天，彼得格勒最大的工厂普梯洛夫工厂被关闭，使三万六千名工人衣食无着。普梯洛夫工人以及全市其他工人举行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反对物价飞涨和购粮的长队。当时由于大雪铁路运输遭阻，彼得格勒市民不得不排长队购买面包。

2月23日是国际妇女节，女工们上街示威游行。谁也没有料到这一天竟成为俄国二月革命的起点，也成为国际妇女节历史上最辉煌的一天。托洛茨基写道：在头一天，没有一个人的脑子里曾想到国际妇女节会成为革命的第一天。各团体中没有一个曾号召在这一天举行罢工。是纺织女工克服了自己革命组织的反对，主动地掌握了发动权，那越拖越长的购买面包的队伍，成了最后一个推动力。妇女的行动得到广大工人的支持，大学生也走上街头，这一天有约十万工人走上抗议的行列，占彼得格勒全体工人的三分之一。游行的口号也迅速从“要面包”发展到“打倒战争”、“打倒专制制度”。

起初，尼古拉大大低估了问题的严重性，认为警察和军队可以毫不费力地平息首都的骚乱。2月25日下午九点左右，尼古拉致电彼得格勒军区司令哈巴洛夫将军：“我命令你明天必须停止首都的骚乱。”一小时以后，哈巴洛夫在指挥官会议上命令使用一切必要的武力来驱散人群，包括向示威者开枪。次日，他发布公告，禁止示威游行，声称将以武力实施此禁令。

25日晚上，内阁（即大臣会议）得知沙皇下令以武力恢复秩序，表示不同意沙皇的做法，认为结束骚乱的唯一办法是与杜马协商成立新内阁，决定推选两名代表去与杜马谈判。

2月26日军警奉命向示威人群开枪，导致多人伤亡。沙皇和内阁以为问题就此解决了，尼古拉接受内阁建议，宣布解散杜马。然而杜马主席罗将柯于2月26日致电尼古拉，坚持认为“国家权力机构已全部瘫痪，根本无力重新恢复秩序”。

2月27日，经过一夜的思考，原先向示威队伍开枪的士兵决定倒戈，加入游行队伍。工人与士兵一起夺取军火库，解放监狱中的革命者和普通罪犯，占领警察局并纵火焚烧。市政府陷入瘫痪。

沙皇还想借武力恢复秩序，但整个政府已陷入惊慌失措，要求他做出让步。军事指挥官也开始对尼古拉施加压力，要求让步。2月27日午后，西南战线司令谢•布鲁西洛夫将军和北方战线司令尼•鲁兹斯基致电尼古拉，要求成立一个对杜马负责的内阁，避免以镇压手段加剧局势的恶化。与此同时，杜马主席罗将柯致电尼古拉，要求收回解散杜马的诏令，电文最后说：“决定您和祖国命运的时刻已经到了，明天可能就太晚了。”罗曼诺夫家族的成员也开始反对尼古拉，加入恳请沙皇让步的大合唱。深夜十一点左右，内阁首相尼•格利岑致电尼古拉，提出内阁全体辞职。由于害怕发生不测，未等沙皇答复，大臣们就纷纷躲藏起来。次日凌晨两点二十分，国务会议成员致电尼古拉，提出政治折中的建议，要求组织“一个能够完全按人民代表制要求管理国家的新内阁”，他们警告说：“每一小时都很宝贵。再拖延下去或犹豫不决会造成无法预测的灾难。”但尼古拉仍坚持捍卫他的专制制度。

这时彼得格勒出现两个组织：一个是由三分之一杜马代表成立的“恢复首都秩序和与公开组织及机构建立关系的杜马成员临时委员会”，简称“杜马临时委员会”，一个是工人士兵代表苏维埃。杜马临时委员会任命了新部长，并于3月2日正式称作“临时政府”。然而能够控制彼得格勒工人和士兵的是工兵代表苏维埃，不过其领导人并不想亲自掌握国家政权，它只想迫使资产阶级接过政权，实行广泛的民主改革，如用共和国取代君主制，保障公民的民主权利，选举立宪会议，等等。

2月28日，尼古拉离开莫吉廖夫的大本营，打算返回皇村。但路途遇阻，改道去普斯科夫。3月1日晚上，沙皇与北方战线司令鲁兹斯基会见时表示，准许罗将柯组织一个新政府，但坚持各部大臣仍须向他负责，而不是向杜马负责。晚上十点二十分，总参谋长阿列克谢耶夫给尼古拉发来一份电报，告知革命在蔓延，并附上一份在总参谋部起草的宣言稿，建议成立一个全国信任的政府，以罗将柯为首的向杜马负责的内阁。尼古拉准备让步了，签署了阿列克谢耶夫的宣言。但局势的发展又把尼古拉的让步抛在了后面。3月2日凌晨，鲁兹斯基与彼得格勒的罗将柯通过直线电报进行了长达四小时的对话。鲁兹斯基向罗将柯通报了沙皇所做的让步，但罗将柯对他说：“一次最可怕的革命开始了”，您所提出的建议已不足以解决问题，“王朝问题已迫在眉睫”，“人们对王朝的愤怒已经达到了顶点……军队到处都站到了杜马和人民一边，皇上让位给儿子，并由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摄政这一可怕的要求已确定无疑了。”阿列克谢耶夫将军接到了这次谈话的电报副本，并把它转发给前线的每一个司令官，要求他们把自己的意见电告沙皇。这实际上就是一次军队司令部的哗变。上午十点，鲁兹斯基把同罗将柯谈话的记录读给尼古拉听。尼古拉听完后说：“如果为了俄国的利益我让位是必要的话，我准备这样做。”这时候，各地答复阿列克谢耶夫电报的回电也到了，几乎所有的司令都赞成皇上让位。将领们的意见是尼古拉所无法抗拒的。他给总参谋部和罗将柯发去电报，表示同意让位给儿子。他请求总参谋部的阿列克谢耶夫安排起草退位诏书。

3月2日傍晚，杜马临时委员会的两名特使来到普斯科夫，他们是亚•古契柯夫和瓦•舒尔金，任务是劝说沙皇让位给儿子，并由米哈伊尔摄政。然而他们不知道，此前沙皇已经从医生处得知，皇子阿列克谢的血友病无法治愈，所以决定把皇位让给他的兄弟米哈伊尔。尼古拉在3月2日日记中写道：“为了挽救俄国和保持前线军队的安定，需要我退位……”不过，尼古拉直接把皇位转让给米哈伊尔是不合法的。按程序，尼古拉只能传位给儿子阿列克谢，这时阿列克谢尚未成年，无权放弃王位。而米哈伊尔由于和一位平民（即离过婚的女人）结婚，已被迫宣布放弃王位继承权。然而这时候已经顾不得许多了。

经过商谈，尼古拉在退位诏书上用铅笔签了字，其中写道：

在俄国生活中具有决定性意义的这些日子里，我认为自己的良心和责任是使我们的人民紧密团结并团结人民的全部力量以加快取得胜利。我同意国家杜马的请求，从俄罗斯国家皇位上退位并交出最高权力。我不愿与我亲爱的儿子分离，故由我的兄弟米哈伊尔·亚历山德罗维奇大公继位，并祝福他登上俄罗斯国家皇位。我嘱托我的兄弟在处理国家事务时与立法机构中的人民代表保持充分的牢固的一致，遵守将由他们确立的原则，并就此宣誓绝不违背。

尼古拉是在3月2日夜十一点四十分签字的，但诏书上把签字时间写作3月2日下午三点，以显示不是在杜马代表的逼迫下退位的。

但是事情并没有就此结束。3月3日，杜马临时委员会和临时政府开会就君主制的去留展开辩论。只有米留可夫一人主张保留帝制。克伦斯基激烈反对说：只要保留君主制就会引发进一步的骚乱。

米哈伊尔的命运仍在未定之天。整个杜马临时委员会以至大多数其他大公都反对他当皇帝。新任内阁首相李沃夫公爵、克伦斯基等都向米哈伊尔表示，不能保证他的人身安全。在这种情况下米哈伊尔拒绝继承王位，他说：“在这种情况下我不能接受王位，因为……”他没有说下去，因为他哭了。他于3月3日晚六点签署了放弃王位的诏书。诏书写道：

我请求俄罗斯帝国所有公民服从在国家杜马提议下产生的、拥有全权的临时政府，直到在最短时间里在普遍、直接、平等和无记名投票基础上产生的立宪会议做出表达民意的管理方式的决定。

这样，我们看到俄国出现皇冠落地而无人拾起的场景，应了恩格斯老人的预言。1887年12月，恩格斯在谈到未来的世界大战时预言，战争的结果将是“旧的国家及其世代相因的治国才略一齐崩溃，以致王冠成打滚在街上而无人拾取”。诚哉斯言！

3月2日晚上，临时政府成立，其主要成员为部长会议主席兼内务部长李沃夫公爵，外交部长米留可夫，陆海军部长古契柯夫，司法部长克伦斯基，等等。除克伦斯基为社会革命党人外，其余都属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政党。根据苏维埃同杜马委员会达成的协议，临时政府的工作需遵循以下原则：立即赦免政治犯；实行言论、出版、结社、集会和罢工的自由；取消阶级、等级和民族的限制；立即准备根据普遍、平等、直接、秘密原则选举并召开立宪会议；以隶属于地方自治机关的民警取代旧警察；按四项原则选举地方自治机关；不解除参加革命的部队的武装，也不把他们调离首都，士兵享有一切公民权利。这是一个把国家引向宪制和民主的纲领。列宁承认，“目前俄国是世界上最自由、最先进的国家。”

至此，统治俄国三百多年的罗曼诺夫王朝正式结束，俄国进入了一个崭新的时代。二月革命在短短的几天之内推翻了罗曼诺夫王朝。运动是自发的，彼得格勒的群众革命运动推动杜马和政府中的自由派，同时也直接影响军方的高级领导层，自由派和军方将领又对沙皇直接施加压力，逼迫他退位。正是俄国的工人、农民和士兵掀起的反对专制独裁的运动迫使整个统治阶层认识到不能再维持专制制度的统治了，俄国应当顺应世界潮流，走民主共和的道路。俄国的专制制度能以相对和平的方式结束，是人们所料想不到的，这也说明了时代的进步，历史毕竟进入了二十世纪！这是俄国人民自己争取得来的胜利，不是皇上的赐予，也不是哪个政党团体英明领导的结果。

这是俄国民主革命的伟大胜利，它同中国的辛亥革命遥相呼应，汇成了东方二十世纪汹涌澎湃的革命大潮。以二月革命为开端的俄国民主革命虽然是短命的，仅仅存在八个月，但它的历史意义不容低估。

沙皇尼古拉二世退位。由于是让位给自己的弟弟米哈伊尔，还认为他的罗曼诺夫王朝会长存下去，所以并没有提出退位的条件问题。而米哈伊尔拒绝接受王位时，也没有考虑到以后的地位问题。所以整个皇室的命运一直是同俄国革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的。

临时政府中的自由派人士，本来倾向于把退位后的尼古拉及其家庭成员作为公民来对待，首先关注的是他们的人身安全。政府中唯一的社会主义者克伦斯基表示，他不想充当“俄国革命的马拉”，即从自由帽滑向断头台。他想在对待尼古拉的态度上表现出人道的精神：“我要让他知道革命对敌人是宽宏大量的，人道的，不仅在口头上这样讲，在实际上也是这样做的。”但是处在革命热潮之中的广大民众以及代表他们意志的苏维埃却有不同的想法，要求立即逮捕尼古拉及其全家。

3月7日，临时政府司法部长克伦斯基向莫斯科苏维埃发表讲话说：尼古拉已经向新政府提出保护的要求。克伦斯基说：俄国革命开始了，没有流一滴血，我将不允许再发生任何流血事件。他还通报说：尼古拉二世将在最短时间内，在他亲自监督下，被送到港口，从那里离开，乘船前往英国。

克伦斯基的讲话表明，临时政府已决定将尼古拉一家流放到英国去。这是当时各界的共同选择：彼得格勒苏维埃也建议流放王室一家，尼古拉也有意去英国，只是要求战争结束后让他们返回俄国，定居克里米亚—里瓦吉亚。英国乔治国王是尼古拉和亚历山德拉两人的堂兄。英国政府表示同意尼古拉一家在战争期间去英国居住，但要俄国政府担负其一切费用。

彼得格勒公众听到尼古拉一家要去英国的消息后，掀起了强烈抗议的风暴，苏维埃因之改变主意。3月9日，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开会，决定逮捕他，把他关进彼得保罗要塞。英国政府权衡了得失利弊，也作出撤回同意接受尼古拉的决定。

3月8日，当局向前皇后亚历山德拉宣布她已被捕，并宣布了她和她的全家被监禁的条件。皇室的随从可以自己决定去留，愿留者将同样被视为在押犯人。所有人员不得离开居住的亚历山德罗夫斯基宫，信件须经检查，禁止打电话（后改为可在卫兵的房间打电话，但只能讲俄语），等等。3月9日上午，尼古拉回到皇村，也随即被拘禁。这些禁令的执行时紧时松，皇室在一段时间里就在这里过着安静乏味的单调生活。

但是外面的世界并不平静，公众对传闻的皇室得到优待的消息表示强烈的不满。他们要求严惩人民最凶恶的敌人。5月20日，“俄罗斯号”巡洋舰水兵全体会议通过决议，要求“将嗜血鬼尼古拉及其亲信送到喀琅施塔得关押”。5月30日，尼古拉耶夫斯基海军营的士兵要求将尼古拉及其全家送交彼得保罗要塞关押。为皇室的安全，临时政府决定把他们转移到乌拉尔的一个与世隔绝的小镇去。7月11日，克伦斯基去皇村向前沙皇及其全家宣布将之转移到南方，去里瓦吉亚，因为首都不安全，皇村离首都又太近。实际上，当时已经安排好把他们送往乌拉尔的托博尔斯克。

托博尔斯克是穷乡僻壤，特别是在冬天，因为它不在铁路线上。那里是一个地区行政管理中心，有一幢省督的住宅，适合前沙皇全家居住。而把前沙皇押送到西伯利亚去又可以使许多人感到这是一种正义的惩罚，当年沙皇就是把许多革命者流放到西伯利亚的。

1917年8月1日，尼古拉全家离开皇村，在三百多人的武装卫队押送下登上去西伯利亚的火车，有三十九名朝臣、侍从和仆人同行。他们乘坐的是舒适的卧铺，并有一节餐车。列车外面有红十字标记，并挂有一面日本国旗。车到秋明后，尼古拉一行改乘两艘船，从图拉河驶往托博尔河，于8月6日到达托博尔斯克。皇室一家被安顿在省督的住宅里。在这里尼古拉全家像过去的犯人一样拍了正面照和侧面照，并戴上身份牌。不过沙皇一家的生活条件还是相当舒适的。克伦斯基曾经指示过：“不要忘记这是前沙皇。他本人和他的家庭都不应受到任何怠慢。”尼古拉及其家人甚至可以到附近的教堂参加宗教仪式，仆人和随从可以自由出入，皇室成员可以同士兵聊天和下棋。让他们苦恼的倒是终日无所事事。

十月革命胜利之后，有一段时间托博尔斯克处于革命热潮之外，老的市议会继续掌管这座城市，皇室一家仍由临时政府任命的委员会负责看守。11月下旬，当地第二步枪团成立了士兵苏维埃，他们要求对沙皇一家采取更为严厉的措施。1918年1月，他们自行解除了临时政府任命的看管皇室一家的两位领导人潘克拉托夫和尼科尔斯基的职务。皇室一家的待遇开始恶化。新历2月27日，卫队长科贝林斯基接到通知，尼古拉及其一家必须“按士兵标准供应”。为应对这一决定，尼古拉解雇了十名仆人，并规定餐桌上不吃黄油和咖啡之类的“奢侈品”。

使皇室不安的是，1918年春，位于鄂木斯克的西伯利亚地区苏维埃与位于叶卡捷琳堡的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布尔什维克内部爆发了一场争夺对托博尔斯克和前沙皇全家的控制权的斗争。4月初选举出新的托博尔斯克苏维埃，其第一项决定就是将尼古拉送进监狱监禁。但遭到卫兵的拒绝，他们认为，这是国家大事，不能由当地政府决定。

还有一件令卫队担心的事，这就是当时流传的营救皇室的密谋。密谋是存在的，曾有过多起。

沙皇的命运是同苏维埃政权的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的。1918年春，苏俄同德国的和谈处于僵持状态，2月下旬德奥军队向苏维埃政权发动新的进攻，2月21日人民委员会宣布“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此前（20日），人民委员会曾要求做好审判尼古拉的准备。2月23日，《真理报》发表文章，要求对沙皇采取“极端措施”：“必须将罗曼诺夫转移到安全地点。必须剥夺他与任何人自由接触的权利。必须将他关进监狱并立即进行审判。”

由于担心有人要营救、劫持尼古拉一家，莫斯科于4月6日决定将皇室转移，并派遣瓦•雅柯夫列夫前往托博尔斯克执行。他的任务就是“把尼古拉活着押送到叶卡捷琳堡”（斯维尔德罗夫的指示）。被押往叶卡捷琳堡的共三人：尼古拉、亚历山德拉和女儿玛利亚。

4月30日他们乘火车抵达叶卡捷琳堡，住入一所从一名富商手中征收的伊帕季耶夫楼。皇室的其他成员和随从也于5月下旬被押送到叶卡捷琳堡。当局采取一切措施防止前沙皇一家被营救出去。为此在住宅外面修筑了高墙，并派契卡的一个班来守卫。住所布满卫兵，甚至卫生间旁边也站着卫兵。皇室人员受到严格监视，到达叶卡捷琳堡的时候，所有物品都经过严格的检查。不准自己保存钱币，用钱需特别申请。照相设备被没收，因为它们可能被用来提供情报。窗户被封死， 唯一的一扇可打开的窗户加上了铁栏杆。严格限制在院子里散步的时间。禁止卫兵同犯人交谈。饮食也变得简单了，只有黑面包、茶、汤、炖肉、面条和肉饼。这一切显示沙皇一家已经成为名副其实的囚徒。

乌拉尔不仅是布尔什维克激进分子的堡垒，也是激进的社会革命党人和无政府主义者的大本营。后者一直要求逮捕前沙皇一家，把沙皇交给他们惩处，处决沙皇。保皇党人也一直在设法营救沙皇一家。为加强警卫，7月4日，乌拉尔地区副司法委员、叶卡捷琳堡安全部门负责人尤罗夫斯基被任命为伊帕季耶夫楼的卫队长。他整顿了卫队的纪律，采取了许多安全措施。

1918年春夏，布尔什维克党开始考虑如何处置尼古拉的问题，5月份讨论了审判尼古拉的计划。托洛茨基说，6月末或7月初他曾建议，鉴于乌拉尔局势不稳，苏维埃政府应立即行动，公开审判尼古拉，以揭露他在整个统治期间的所作所为，审判通过电台向全国转播。列宁赞同公审的想法，但担心时间不够，有大量的其他迫切的事情要做。

1918年5月捷克兵团发动叛乱。6月，在西伯利亚的鄂木斯克成立了西伯利亚临时政府，叶卡捷琳堡处于危险状态，前沙皇有落入反革命手中的危险。1918年6月末7月初，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主席团委员戈洛晓金曾赴莫斯科与中央领导商讨乌拉尔的军事局势问题，其中包括如何处置尼古拉的问题。据说，斯维尔德洛夫曾对戈洛晓金说：“如果你能组织起审判，那就进行审判，如果不能，那么，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他们很可能对紧急情况下如何处置尼古拉一家有一个设想。

7月16日到17日夜，尼古拉一家被从楼上转移到一间地下室里，卫队长尤罗夫斯基宣布，乌拉尔地区苏维埃执行委员会决定枪毙他们。尼古拉还没有反应过来，枪手立即朝他们开枪。被处死的共十一人：尼古拉夫妇，他们的四个女儿和一个未成年的儿子。此外还有博特金医生、两个仆人和一位厨师。起初打算把尸体掩埋在废弃的矿井里，但都不太成功，最后埋在了一条马路下，尸体经过焚烧和硫酸毁容。

7月17日二时，列宁收到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电报，说：“尼古拉•罗曼诺夫于7月16日夜根据［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的法令已被处决。他的家人已被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点。”同日二十一时，乌拉尔地区苏维埃主席别洛博罗多夫致电人民委员会秘书戈尔布诺夫称，“请转告斯维尔德洛夫，全家的命运与家长同，正式的说法为全家在撤退时死亡”。7月18日，全俄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决议，“确认乌拉尔地区苏维埃的决定是正确的”。

枪毙尼古拉一家到底有没有中央的命令或指示，迄今没有文件可证。

1935年4月9日，流亡中的托洛茨基在日记中写道：叶卡捷琳堡失守之后他回到莫斯科，曾问过斯维尔德洛夫：“沙皇在哪里？”斯回答说：沙皇及其全家都被枪毙了。这是“我们在这里决定的。伊里奇（列宁）认为，我们不能给他们留下一面活的旗帜，尤其是在目前这艰难的条件下”。

有历史学家认为，托洛茨基的说法是无可置疑的确证。但这只是间接的证词。

不过按理说，如此大事，在存在电报这种快捷的通讯工具的情况下，地方政府是不会不请示中央而擅自行事的。何况那时离叶卡捷琳堡失守的7月25日还有几天时间。

不经审判枪毙沙皇全家，是无法无天的行为。这种做法虽然满足了一部分人的报复心理，但是并没有为苏维埃政权添加光彩，反而授人以柄。毕竟尼古拉是自动退位的沙皇，没有现行的反革命行为，而其家人和随从更是全然无辜的，最小的王子尚未成年！正因为如此，枪杀皇室一家的真相长期以来一直保密。

1991年，前沙皇一家的遗骸被发现（阿列克谢和玛利亚的遗骸是2007年发现的）。1998年7月17日，遗骸被迁葬于圣彼得堡的彼得保罗大教堂，在迁葬仪式上叶利钦总统发表讲话说：

今天是俄国历史性的一天。自从杀害俄国最后一位皇帝及其全家以来已经过去八十年了。我们多年避而不谈这一可怕的罪行，但应当说出真相：叶卡捷琳堡的镇压是我国历史上最可耻的一页。我们安葬被无辜杀害者，是为自己的祖先赎罪……安葬叶卡捷琳堡悲剧死难者的遗骸，这首先是彰显人类正义的行为……不管属于何种政治观点、宗教和种族，我们要用忏悔与和解来结束对俄国来说那血腥和无法无天的世纪。

2000年，俄国东正教会尊沙皇一家成员为殉教圣徒。

2008年10月1日，俄联邦最高法院主席团认定尼古拉及其全家是政治镇压的牺牲者并予以平反。

刊于2012年1月1日

中欧的价值—“欧洲精神”燃烧之地

金雁

2010年春节前后，我得到两本与中欧有关的译著。一部是美国学者托尼•朱特撰写的《战后欧洲史》（两卷本），另一本是法国学者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的《欧洲精神》。因为这两部书中提到的内容都是我熟知的，加上手头又有别的事情，所以一时并没有急于阅读。春节假期正好有大块的时间坐下来细细品读，少有的“从容”读书让我对这两部书有了几许惊喜与收获。

“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一份清醒”

这是两部写作风格与着眼点完全不同的书。《战后欧洲史》以传统的史学论述方式，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欧洲作为一个整体来论述，这是该书最有价值的地方。因为以往战后欧洲史都是从“冷战”的角度，把欧洲割裂成孤立的两个有机体分别看待，所谓的“欧洲”一般仅指“西欧”而不包括中欧。当时对介于德国和俄国之间的这片区域鲜有“中欧”这样的称谓，这些大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被赋予了一个具有政治意义的称呼——“东欧”。在我有限的阅读史里，绝大部分关于战后中欧历史的论著中都是把它与东边的苏联联系起来，极少有放在“一个欧洲”的大背景下来写作的。中欧和西欧这个在地理上没有天然阻隔的比邻之地的感觉就像相距遥远的两个大陆，也使我们养成把东欧作为“苏联抱养的孩子”来看待的心理，而较少考虑它与欧洲母亲的血脉关系，幸好有托尼•朱特校正了我们的思维偏差，这是让我感到的惊喜之一。

记得我们还在当学生的时候，老师就说过，当代史不好写，因为近距离写史难以跳出时代的局限，它受到间隔时间短、材料多、头绪庞杂、当事者尚在世等等掣肘，很难客观冷静地描述史实以及论及当下的问题，所以当代史罕有高屋建瓴的历史大视角的“大气之作”。这也就是为什么中国传统上当代人不写当代史的缘故。如果说一国当代史难写，那么当代欧洲史就更难写。在这块只比中国二分之一的土地略大些的面积上现在存在着四十六个国家。天哪，它要涉及多少个民族、语言、宗教和文化背景，要看多少资料，这就如同在桌上摞鸡蛋，要把所有“鸡蛋”摞起来，让它们彼此叠合但又保持完整，其难度之大是可想而知的。如果是在国内保不齐就会由社科基金的一个课题组或其他什么官方机构统领下的集体写作，由一堆人以“拼盘”的方式各自完成其中的一章，最后有人统稿。但此类著作最大的弊病是，要么各自完整而整体重复，要么是观点差异性大，导致书中前后矛盾。《战后欧洲史》的作者以一人之力，完成了这部显然是超越了个人能力之作，而且环环相扣、逻辑性很强，读来之顺畅让人心旷神怡，这是惊喜之二。

惊喜之三的原因很简单，看惯了国内诸多“宏大叙事”作品，毫无差别的空洞废话堆砌、雷同的内容，使人形成一种逆反心理，而一翻开《战后欧洲史》，作者明白无误地表明，他“不希求采取一种类似于奥林匹斯山上诸神的超然态度”，他只是以自己“固执己见”的判断，向世人“坦诚地提供一种晚近历史的个人解说”，“有些可能会是错误的”。正是这份低调的“可能会犯错”的“一家之言”的坦诚打动了我，使我满怀兴趣地读这部“片面深刻”的著作，并为自己有这样一个春节阅读而感到喜悦。我认为托尼•朱特付出的劳动是值得期待的，而且会超出作者谦虚地所说的“至少有些评价和结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最令人感动的是最后的“跋——来自死者之屋”写得回肠荡气，发人深省，充分体现了作者的人文关怀。他对“欧洲把‘集体失忆’当作挡箭牌”（746页）的原因作了深刻的剖析。这一章的主题与 2009年诺贝尔文学奖授予从罗马尼亚移居到德国的女作家赫塔•米勒的理由不谋而合，也使它与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的《欧洲精神》之间有了共识和相通之处，那就是：“拒绝遗忘。”要对从苦难中挣脱出来的历程有记录有分析，先要从记忆入手，然后认知才能上升到它存在的根源和来历，使之上升为一种人类的记忆和反省。历史不但是“记忆”的承载，而且是对过去事实的专业研究，正像《欧洲精神》一书中所说的，“抵抗住遗忘就能战胜死亡”（100页），如果没有了历史、缺乏长时段的连续记忆，只存在于当下，把现实主义、实用主义作为唯一选择，人类思想传承就会倒退。今年恰逢二战结束六十五周年，回首往事，更令人感到不只是“新欧洲”，所有的人类文明要想不断前进，“必须首先有所记忆，才可以有所忘记”（766页）。正如该书卷末语所说的：“历史让这个世界多一份清醒。”《战后欧洲史》不仅让我们了解了二战后欧洲的多重画面，更使我们意识到读史、写史的重要性。

当然我个人对这部书还是有不满意的地方，这么厚重的一部史学著作，有非常完整的专有名词索引，但是没有参考书目和征引文献，大量的数据和引用他人的观点，不知来自何处，尤其是那些存在着较大争议的史实和加引号的引述他人的原话，都不见注释，让人既无法引用也无从核实，对阅读者和专业史研究者都造成很大的困扰。

“寻找纳吉”的难题

《欧洲精神》在体例上是与《战后欧洲史》完全不同的关于思想史的论著。它是以“苏维埃帝国”下的东欧作为单元，以在这个特定的历史空间里的三位“思想者”的反省和警示，来告诫我们“欧洲遗产”中需要继承的精神产品是什么？在当今人们都满足于“面包”和现世快乐的时代，他们的探索与追寻具有什么意义？书中提到的三位思想家分别是：波兰诗人1980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切斯拉夫•米沃什（1911—2004年）、捷克持不同政见者雅恩•帕托什卡 （1907—1977年）和匈牙利思想家伊斯特万•毕波（1911—1979年）。他们三位在剧变前的东欧思想界大名鼎鼎，几乎人人皆知，正如有评论所说的，“幸好有他们存在，让人们认识到东欧诸民族的价值。”作者几乎阅读了他们所有的论述，被这些思想家的道德勇气和精神魅力所折服，被他们非凡的人生轨迹所感动，被他们“人类精神存在”的传递者的角色定位而叫绝，在阅读中甚至都可以感觉到已过了不惑之年的作者写作时的那份激情和陶醉。她以“无价之宝”、“我们时代的英雄”、“三座灯塔”、“最伟大的良心”、“最杰出的思想家”等等词汇来形容她心中的这个“美好的精神团体”。我与作者有同样的感受，也非常喜爱那个时期东欧思想家的作品，对他们以自身苦难的历程和无比的勇气来向世人展示“小民族”知识分子的责任佩服得五体投地，并自认为是他们的“铁杆粉丝”。所以作者的这部令人感触颇多的作品（虽然译文并不是很理想），令我急忙把这本书推荐给我的学生，想让他们与我来一起分享阅读中的兴奋与激动。

没有料到经我推荐后翻阅过此书的青年人，与我阅读后的那份感觉大不相同，要不说读不懂，要不就说缺乏背景知识，或者搪塞道“翻了翻，没时间读完”。这使我想起了2009年7月我们在布达佩斯东郊的新公墓去拜谒1956年匈牙利事件时的国家总理伊姆雷•纳吉的陵墓时遇到的忘却和茫然。在那里“寻找纳吉”成了一个难题，不要说一般的年轻人不知“纳吉为何许人士”，就连墓区管理人员也不知纳吉葬在何处。这种经历使我感到我们这一代人与下一代人在阅读史上的“代沟”，更体会到“拒绝遗忘”意义何在。

细细想来，我考虑他们对“剧变前的历史”记忆模糊，是不是还有这样一些因素存在：具体就东欧来说，转轨二十年过去了，这些国家都已进入“常人政治”，由于政治诉求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政治的严肃性已经被卡通文化、网络文化、摇滚乐文化等表达方式所解构。剧变时期和转轨期间出生的八○后、九○后政治环境与上一代人有明显的不同，这些人都没有经历过“恐怖年代”，普遍的高等教育和网络时代立体交往手段，使他们可以直接获取外部世界的信息。与“泛政治化”年代相反，现在社会流行的是“政治冷漠化”，不关心政治的年轻人对本国的政治人物熟悉程度远远不如我们这些“旁观者”。另外是这些国家“公民社会”逐渐形成，它也给传统的治理模式造成冲击。在当今的“媒体社会”中，“国家无所不能”的时代结束，议会政治下政府的频繁更换，使它从原来与国家重合的身份中剥离出来；入盟后更带来了“国家虚拟化”、“国家弱化”和“去权威化”的思潮，这些时代背景导致“抵制黑暗”和“追寻责任”的公共记忆衰退。具体到中国读者，除了有时代不同的背景外，对东欧国家的陌生也是一个阅读障碍。因为《欧洲精神》的作者撰写过程中有一个预设，她认为战后东欧的时代背景是人所共知而不需要赘述的，上述三位思想家的著作流传面也比较广博，起码都有作者熟知的法文文本，所以她一上来就开门见山谈他们的精神价值，显得有些突兀，的确令很多缺乏历史纵深感的年轻人有些摸不着头脑。一个妥善的补救办法是把《战后欧洲史》与《欧洲精神》放在一起阅读，这两部书在时间段上是一致的，前者厚重的史实描述是理解那个时代最好的参考书，这两本书相互交替阅读，可以起到互补的作用，一个提供时代背景，一个便于进行精神升华的形而上思考。

“东倒（靠向苏联）西歪（融入欧洲）”的小民族

2009年金融危机下的“新欧洲（指2004年加入欧盟的波、捷、匈等国）”讲得最多的两个“关键词”：一个是“integrated”（一体化），一个是 “solidarity”（团结）。“新欧洲”成员要求欧洲这条大船上的船长，不但要顾及头等舱也要顾及二等舱和三等舱，说新欧洲既不是“老欧洲的弃儿”，也不是这个统一体中的“贱民”，而是利益互补的共同体。这反映了他们一贯以来对自己国家的定位和对“老欧洲”的疑虑。对于地处西欧的“老欧洲”，他们自嘲是“二等欧洲”、“另一个欧洲”，是小国、小民族。一直以来这片土地都是一个政治的十字路口，一个地缘政治的“断层带”，是几大势力争夺的矛盾集中点，是东西方冷战对峙的前沿。长期以来中欧人都具有强烈的历史感，他们为自己的独立付出了不小的代价，谱写过可歌可泣的历史，但在历史上它们不是在哈布斯堡王朝的统治下，就是在奥匈帝国辖制内，或者在沙俄帝国的铁蹄下。1918年一战以后的凡尔赛体系使它们赢得独立自主的发展，可这些形成不久的国家仍摆脱不掉欧洲大国的影响。二战前夕波兰沦为“苏德秘密条约”中的筹码，捷克成为西方绥靖政策的牺牲品，匈牙利的霍尔蒂政权因加入法西斯阵营的轴心国在战后没有任何自主选择的可能。这些国家在《雅尔塔协议》下被强行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成为“冷战策略中的棋子”。上述国家都经历过“东倒（被纳入苏联的势力范围）西歪（向欧盟靠拢）”的历史，用波兰著名学者亚当•沙夫的话说，这是一些需要“同别国结盟的国家”，让他们习惯性地认为自己是受害于大国的“小国”和“被绑架”的小民族，是较晚进入历史舞台的失衡国家。

中欧国家在对德战争中，社会各阶层的参与，打破了共产国际“狭隘”的革命性，1945—1948年的“人民民主时期”的广泛社会大联合以及各党派竞争也给这些国家留下一个短暂的美好记忆，但是很快斯大林就改变策略，以新成立的共产党情报局为核心，授意它指挥下的各共产党“并吞”掉社会党。匈牙利党内展开“大清洗”，在国内坚持游击战争的“本土派”几乎被一网打尽，有十九万人被清除出党，因此这个时期被匈牙利人称作“辉煌三年”的结束。在罗马尼亚把社会民主党人作为“不共戴天的敌人”，先并党后清党，把二十万社会民主党人扫地出门，使罗马尼亚成为一党制国家。这种“取消其他党派”的行动在捷克被称作“布拉格政变”，捷克从此进入捷共独家掌权的局面，东欧共产党都采用苏联模式，以消费品和服务业让位的方式开始了“五年计划”的重化工业建设。

苏联不顾这些国家的民族利益和他们正在探索的适合自己本国特色的道路，强制推行所谓的“东欧苏联化”的“莫洛托夫计划”，把它们变成“地理上相邻的复制品国家”。采取哪种社会模式根本就由不得本国人民的选择。斯大林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以及苏联是新型国家“引力中心”的“自傲”膨胀，使苏联以“解放者”的身份对东欧“卫星国”的选择进行粗暴干涉。1947年波兰当时就是否要搞社会主义进行过全民公决，“只有百分之七的人投了赞成票”，波兰领导人哥穆尔卡也说：共产党在1945年以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波兰不能是一个苏维埃共和国”。但是任何要想跳出莫斯科掌心的做法都会引起苏联坦克的大兵压境的武力干涉，让他们深切感受到这类国家的脆弱和依附性。1953年斯大林去世、1956年苏共二十大，东欧国家都以不同的形式力图挣脱苏联的控制，结果惨遭镇压。1956年匈牙利事件在苏军坦克的镇压下约有几千人为此丧生，另有三百四十一人被判刑和处死，总计有两万两千人因“参与反革命活动”被关进监狱，一万三千人被关进拘留营，更多的人失去了工作，处在严密的监视下，估计有占总人口百分之二以上的人逃离了匈牙利（《战后欧洲史》，281页）。1968年，当每个捷克政治局委员身后都站着一名手持武器的苏联红军时，他们的信念就已经死亡了。波兰以两次强迫“自己动手”的方法，才阻挡了苏联大军的入侵：第一次是1956年10月19日，赫鲁晓夫已经下令一个苏联坦克旅开赴华沙，最后因哥穆尔卡保证“自行镇压”，使“波兰的十月”化险为夷。第二次是1980年，面对波兰的团结工会，勃列日涅夫也考虑过出兵占领波兰，是雅鲁泽尔斯基主动实行军管，以波兰军队来取代苏联军队，才令苏联人罢手。小国的命运再次令他们进入历史宿命论的悲哀。

物质与刺刀下的“冬眠期”

当然，苏联仅靠军事占领和严厉镇压无法长久维持控制局面，在莫斯科扶持下的政权光靠政治垄断也无法获得合法性，于是东欧的统治者就以经济怀柔手段来平复民众的敌对情绪，试图以“胡萝卜+大棒”的软硬两手，诱导人们习惯于服从命令和规定，安心当顺民。只要放弃政治追求，选择追求生活，选择与政治制度无关紧要的附属品，选择“为五斗米折腰”是会有安稳的“好日子”过的。政治恐怖+物质诱惑造成了“沉默的七十年代”，造成了人们没有价值感的“空洞化”，人们仿佛被麻醉地迷失在一个满是假象的虚幻世界里。生活在这样一个物质化与恐惧化并存的时代，人们自欺欺人地假装对真相、善恶、是非视而不见，放弃、逃避、懈怠、自我遗忘，“良知缺失”是当时的一个特点。公众生活失去了它的结构、它的方向、它的冲击力，只是靠机械麻木的惯性推动着它的运转。在这个“历史休止期”，不断举行的盛大庆典和周年纪念的奢华下，难以掩盖它的苍白和不自信。

据东欧思想家分析，这块土地进入一个“冬眠期”是由于以下三个原因：首先，小民族“冒着将所有的精力浪费在这种防御中的危险，使得经验贫乏”（234页），在安全真空的情况下，他们担心自己被留在这个“已被抹掉的地区”，所以总是把目光转向自己、全神贯注于身份认同，注意其他国家是否承认它应有的地位，而“无法较好地掌握它与世界的关系”。其次，东欧某些国家的反犹太主义破产后，社会上流行将责任外推给第三者的机制，寻找替罪羊，以一种“怨妇”般的“诉苦”形式努力洗刷自己，争相分辨自我受害化和把他人妖魔化。正如伊斯特万•毕波所说的，五十万匈牙利犹太人在集中营里丧命，并不只是德国法西斯的罪行，匈牙利人“在迫害犹太人问题上，对良知的省察与对责任的追究都没有真正进行过”（259页），对大屠杀中所在国的国民责任讳莫如深，导致整个民族养成推卸责任的“道德破产”。其实，体制的恶是人类社会各种选择的集体性默契合谋，这里面既有领袖个人的因素也有民众的社会土壤，人类若是只会在自身之外寻找“替罪羊”，是不可能长记性地避免同样的错误，历史的轮回必然会再一次嘲弄自以为走出了劫难的民族。第三，革命理想主义剥落以后，官僚机器下的集权社会从内部腐烂，粗糙的意识形态的灌输只不过是最后一块不肯退去的“遮羞布”，当权者自己都不相信又怎能说服民众，这种自欺欺人的空洞的宣传手段必然导致社会上虚伪的犬儒主义流行，就如帕斯捷尔纳克在《日瓦戈医生》中所说的，这种体制“有必要教育人民不要思考，也不要做出判断，要迫使他们去看那些不存在的东西，并且反驳那些明摆着的事物”。

统治者从管理角度竭力倡导整齐划一的“一致性和服从性”的一元文化，同时国家以福利换自由，以及大肆宣扬的消费风气促成了“专政与消费社会的历史会合”（10页），社会腐败和精英层被收买，令人们把思想消磨在日常的内耗中。再加上这种体制的“逆向淘汰”的缘故，致使个体完全毁灭和人们的“无意识化”，使“人们从精神上被消灭了”，好像社会处在混沌蛮荒的状态，人类文明积累的优良品质被抛弃，无法延续欧洲的精神历史，使得欧洲的“质问历史”被打断，人们对是非的判断标准只看是否有利于个人眼下的目的，“恶意、冷漠、思想狭隘与怯弱是这幅社会图景的基调”（213页）。人们都误以为是在制造天堂和未来，而实际上人类文明在倒退，人们都像“大脑缺氧”的生物只为肉体活着。以赛亚•伯林说，“最可怜的人不是被打倒的人，也不是被打败的人，而是像面团一样被随意揉捏的人。”这种现象被东欧知识分子称为“麻痹综合征”。这种综合征潜伏在好几代人身上发展的结果，就是精神价值的“基础失缺”，一方面人人争当缩头乌龟，明哲保身地害怕承担责任，并且又像争抢食物的宠物，只关心自己眼前的私利，隐忍苟安地过着“今日有酒今日醉”的生活。

让欧洲精神再次腾飞

如何治愈这种人类退化的“政治文化畸变”的疾病，米沃什、帕托什卡与毕波三人都表现出对当代欧洲的失望，认为那里只有“无处安身的轻浮”（13页）和已经遗忘掉的“灵魂的忧虑”（114页），他们“讨厌共产主义但并不愿意与资本主义为伍”（44页），只好把目光伸向曾经与欧洲古老文明关联——希腊城邦时代，因此他们提出“我们是古典欧洲的孩子”，“回到希腊人那里去！”在希腊时代欧洲本来是一个“被质问的大陆”，而现代欧洲要体现的价值，既并非自身的温饱，也不是日常生活那一点微不足道的幸福感，而是要不惜一切代价恢复这种“质问精神”，保护它的价值完整。必须要认识到欧洲的精神的无价之宝，从希腊城邦时期，思想家就提出了人类以其最高的方式参与到不断拯救自我的斗争中去，这就是自我征服，真正的人类生活所需要被征服的不是他人、不是自然，而是征服自我，超越自我，这个“精神自觉”是现在的欧洲人已经被遗忘的，而“不被俘虏的思想”是需要精神支撑、道德支撑、哲学支撑、宗教支撑的，欧洲历史上的希腊城邦时代是一个可以汲取养分的重要资源。

也许恰巧就是这些东欧小国可以承担起“恢复精神”的历史责任。因为虽然小国家、小民族有“生存困境”，但它也有很多优点，它没有盛气凌人的霸道，没有咄咄逼人的“自傲”，没有争当国际事务“主角”的焦虑。他们甚至认为“能出生在一个小国家是很好的，那儿本性非常人道，因为它以人为本，几个世纪来多种语言和宗教都能够共存”。“小”并不意味着狭隘，甚至比大国的人更有宽容接纳精神，更有国际性。比如波兰历史上宗教宽容、对犹太人的接纳，使这块地区有一种开放的世界性形态。捷克历史上的三百年“日耳曼统治”使它没有根深蒂固的历史惰性，捷克的国父马萨里克说：“我们没有自己的王朝，没有军队和军阀传统，我们和教会之间没有亲密的关系——这是一个不足”，但是他们有宗教上的大度、文化上的多元和孜孜不倦追求人道、公正和真理的精神。由于历史上的边界的不断变更与其他民族的不断融合，所以小国家与大国家不同的是具有一种包容的心态，对质疑精神保持开放的态度，这些国家不像俄罗斯人一样，具有那么强烈的民族本位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在米沃什看来，故乡并不表示出身纯洁，相反它代表了民族和语言的多元性和多样性，这是一份丰厚的资本。正因为如此导致小民族的人有一个共同的特点，那就是反对狂热狭隘的民族主义，反观世界范围内，小国的人都是国际主义者，大国的人都是民族主义者。东欧人清醒地认识到，偏执民族主义无一例外的具有自我膨胀感，致使“反民主”的民族主义成为“近代最可怕的怪物”（212页）。而这些小民族对“民族主义”另有自己的定义：那就是“不害怕那些持有不同观点、说不同语言或者属于另外一个种族的人，总的来说，就是不害怕各种因恐惧引起的想象出来的危险”（246页），也就是说“真民族主义”在他们那里是可以与“民主”、“人道主义”思想画等号的。他们相信凭借自身的努力，中欧“小民族”可能是“无价之宝”（7页），它能够使欧洲精神再次腾飞、再次燃起。

我们的努力应该用在何处？

关于如何使“欧洲精神”重现，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三人殊途同归地强调了他们认为知识界需要努力的方向。捷克人帕托什卡比较强调“哲学的意义”，因为捷克曾是欧洲文化重镇，又是胡斯运动的发祥地，捷克人非常推崇的国父马萨里克就是一个“执政的哲学家”，他就是以希腊传统的继承者和胡斯精神传人而启蒙捷克民众的。帕托什卡说，我们从来没有这样的时刻，这是第一次，思想家成为国家的领袖。马萨里克延续了欧洲精神，捷克人都知道马萨里克的名言是：“要耶稣不要恺撒！”在专制统治的年代里，哲学家成为了反对派的代名词，上世纪四十年代布拉格哲学圈、1968年以后的“马萨里克协会”都是以哲学作为凝聚知识分子的平台。因为从一片不断“下陷的土地”出发，哲学是可以将思想从日常私利计较中剥离，是可以抵抗复杂多样的诱惑，是有利于思想产生的土壤。在他们看来，哲学是一种特殊的斗争，它既可以避免低俗化，同时又带有最强烈的个人意识。他们说，我们在经历了黑暗深处之后，“只有一个谦虚而重要的哲学发现”——哲学是人类精神个体成长最珍贵的战利品，而现在欧洲大陆再次呼唤一次“精神启蒙”之旅。

波兰人切斯拉夫•米沃什提出走出“被禁锢的头脑”、“走出冷漠的世纪”、“人完全可以活出自我来”（22页），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每个个体都不能“免于自身的责任”（59页），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他特别强调，官僚体制下个体的毁灭和人的“无意识化”（75页），尤其需要有担当的知识群体的率先觉醒。人的思想就是“人性自由的思想”，思想不应被视为权力的一部分，而应确保它能运用一切公民的基本权利并不归功于国家的仁慈，公民本身就拥有人权，这是我们最基本的权。另外要放弃物质的诱惑，东欧的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传教士的牺牲精神、隐修院的禁欲精神、视死如归的气魄，我们所要进行的抗争是超越简单的经济和社会范畴的，我们真正需要的是人文层面的斗争，拯救人类痛苦刻不容缓。这样的呼吁不仅可以帮助压迫的人们，同样也可以帮助那些使用镇压工具的人，正是他们扼杀自己的良知和真实的声音。

匈牙利人伊斯特万•毕波特别注重强调“自由”的真实意义，他说，“自由不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如果它只意味着一个团体以损害其他团体的自由并以其他团体的屈服为代价，那么这种自由只是徒有虚名”（223页）。毕波给出的解决方案与米沃什基本相同。他说，“政治成熟的标志”是“确定并承担起我们每个人应该承担的责任”（215页），世界与后人对我们的评价，是将我们与其他民族相比较时放入天平的砝码，在于我们确认自己的责任时的认真态度和决心，而不是我们否认错误的数量。伊斯特万•毕波倡导要建立起社会的“自我考问”机制，在个人责任感这个问题上毫不让步，每个个人不能以时代或集体作为借口，让良心真正觉醒，不逃避、不推诿，每一个人都是责任主体，以责任感对抗恐惧，使每个个人明白自己的使命和责任，每个当事者承担起他在过去的错误中所应承担的那一部分道德和政治责任，每个人要有为自己的决定、为自己的责任的权利和力量而负责，而不要把一切问题都往前人身上推，往外国人身上推，才能真正体现小民族存在的价值，也是自救的唯一出路。另外他强调在这个经济不断发展的世界里，还有一些东西是更必需的，简单地说就是“可以称之为‘人文精神’”的东西。至少应该先有一部分人不要那么现世、那么物质、那么功利，而是把“责任看得高于生命”，只有在这种状态下，一个社会的主流文化价值才是向上的和引导性的，这时再来谈论“欧洲的良心觉醒时刻”才有意义。

（《战后欧洲史》，［美］托尼·朱特著，林骧华译，新星出版社，2010年1月第1版，887页，88.00元

《欧洲精神》，［法］亚历山德拉·莱涅尔-拉瓦斯汀著，范炜炜等译，吉林出版集团，2009年7月第1版，293页，30.00元）

刊于2010年4月11日

后苏联民族问题的症结

金雁

终于见到了期待已久的季什科夫的大作《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以下简称《后苏联的民族冲突》）一书在中国的翻译出版。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出生的瓦列里•季什科夫是跨苏联和俄罗斯两代的资深民族问题专家。他自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从莫斯科大学历史系毕业后就一直从事民族问题研究。在戈尔巴乔夫时代就是民族志研究所的副所长，剧变以后曾任叶利钦时代的俄罗斯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席，在普京时代是俄罗斯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所长，现在是俄罗斯科学院院士。季什科夫虽曾在“体制内的高位”，却没有沾染上从学者变成政治家的官僚习气，也能始终保持一份不被自己的研究对象拖着走而“迷失在角色”中的冷静。他是当今俄罗斯罕有的勇于反思且能够宏观把握俄罗斯民族问题症结的“解惑者”。季什科夫在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剖析苏联解体后的民族问题大部头著作《后苏联的民族冲突》由姜德顺先生2005年开始动手从英文翻译，到2009年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出版。虽说我们现在拿到手的中文译本距离作者写作时期已过去了十多年之久，此时俄罗斯国际国内的环境也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在叶利钦之后又经历了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任总统，外交政策的定位坐标也几次变化：从叶利钦的“面向西方”，普里马科夫的兼顾东、南的“欧亚主义”以及普京前期的“向北”的“斯堪的纳维亚主义”和普京后期的“新斯拉夫主义”+“强国主义”，但是该书至今读来不但没有过时的感觉，仍有振聋发聩的功效。可以说季什科夫当年对俄罗斯民族问题发展前景定义的“过渡中认同”以及深刻的反思，使人不能不佩服季什科夫作为一个自由知识分子的道德责任感和高屋建瓴般对后苏联族裔问题的整体把握。

苏联早期“实力至上”的民族政策的后果

我们知道，苏联早期民族政策的设计此一时彼一时的差异很大，它完全是根据自身的实力调整的。1917年11月2日通过的《各民族人民权利宣言》具有很强的“革命党”色彩，十月革命前处在反对派立场上的布尔什维克希望各个民族“越乱越好”，在内战阶段因为需要民族主义支持新政权，也唯恐各个民族不“独”、唯恐非俄罗斯民族“缺乏民族自决权”。1918年颁布的《俄罗斯联邦宪法》的特点就是不但同意自治，而且赋予自治很大的权力，宪法中承认“所有的少数民族地区都是自治实体”。比如在对待乌克兰独立问题上，1917年6月27日列宁说：“任何一个民主主义者都不会否认乌克兰独立的要求是完全合理的，更不用说社会主义者了，只有无条件地承认这种权利，才能真正同万恶的沙皇制度的过去永远决裂。”正如后来索尔仁尼琴评论的：“列宁的这一行动表明，他完全容忍了乌克兰从俄国分离出去，甚至容忍乌克兰在分离出去后成为君主国！”等到布尔什维克自己变成了国家的主人，权力稳固下来，力量足够大了，“民族自决权”就成了从自己身上割肉，而这时就需要以稳定压倒一切来取代民族自治了。

包括1920年9月苏俄政府发表的第二次对华宣言（俗称《卡拉汉宣言》）中说，“以前俄国历届政府同中国签订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一切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残暴从中国夺取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地归还中国。”这些被我们欢呼的马克思主义国际主义方针也就是听听而已，不能当真，等苏俄的处境稍有改善，它立马就不认账了。季什科夫坦承：“一旦布尔什维克巩固了自己的权力，他们就会消除与自己的图谋相脱离的权利，给支持各独立民族国家思想的人，贴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标签”，因为从骨子里“苏维埃政府包括列宁本人尽管还发表冗长的政治花言巧语，但并不热心支持族裔联邦制”（57—58页，所有引文的页码均出自该书中文译本，下同），“一旦布尔什维克们的军事局面好转，政府就严格限制自治体的政治地位，列宁多次给瓦利多夫说，先前的协议只不过是‘一张纸’”（62页）。可以说苏俄早期的民族自决背后掩盖了太多的实用主义的考虑，官方批准的民族主义从来都是中央政府需要的一种政治策略，而他们“对真正的民族主义从来没有表现出任何仁慈”（68页）。

我们后来把苏联的这种政策转化归罪于“修正主义”和“社会帝国主义”，其实这是“执政党”不同于“革命党”的决策变换。超脱点看，这种基于利益的谋略外交对于苏俄的生存与壮大确实有过成效，但问题是它的“双重性质和矛盾特征的联邦制的荒谬开始让这个苏维埃政府为难”（59页），这种实用主义的“仓促设计”为日后的苏联解体埋下了伏笔。1924年“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成立，苏俄变成了“苏联”，俄、乌、白俄、南高联邦成为首批四个加盟共和国。苏联时期所谓的“自由民族的自由联盟基础上的各苏维埃民族共和国联盟”，实行的是一种在世界历史上十分独特的“集权一党制下的‘自由国家联盟’”制度。一方面，根据十月革命后的民族自决原则，联盟宪法和共和国宪法均规定了自愿加盟、自由退出的原则，正如前苏联国歌的歌词中唱的“伟大俄罗斯，永久缔联盟，独立共和国，自由结合成”。布尔什维克不但允许这首批的加盟共和国设有包括“外交部”在内的“中央”政府，还在国际社会张扬其形式上的“主权”，直至让乌克兰、白俄罗斯与俄罗斯都成为联合国的“创始成员国”。这样做是为了贪图其“一国占有三席位”的特权。但是这种“联盟”在全境实行一党制，而且党内高度集权统一，加盟共和国的党对联盟党中央而言完全是下级，没有任何自主性可言，并且也不存在反对党。执政党的集中统一便使联盟成员在法律上的自由退出权成为不可能行使的虚假权利。当时谁要敢以宪法为根据实行其“自由权利”，在党内立即就会被干掉，根本不可能在政府或议会的层次上提出“退出权利”，所谓的“人民的意愿，只不过是一种寓言，一种政治工具”（102页）。

这种状况是以党国不分和党内集权为条件，一旦“党国”体制有变，联邦成员本来就合法的自由退出权便由虚转实，使“联盟”的解体变得难以避免。在苏东剧变过程中，三个这样的“联邦”国家——苏联、捷克斯洛伐克与南斯拉夫都解体了。但没有实行这种“联邦”制的其他几个多民族国家，如保加利亚、罗马尼亚等，尽管也有民族问题，也实行了民主化变革，却没有损害国家的统一，更没有导致国家分裂解体。因此民主化绝非导致联邦解体的原因，但那种设置了自由退出权的“联邦”体制，却使这种联邦在“党危机”中难免解体的命运，即便没有民主化，只要党内斗争失控导致党的分裂，哪怕是分裂成几个各自同样集权而丝毫也不“自由化”的党，国家的统一也就完了。

斯大林时期的“苏联建国史

给其人民留下了无数伤痛的记忆”

季什科夫认为，“苏联既是苏维埃各个族裔民族的摇篮，也是他们的牢笼”（455页），“苏维埃斧头大规模建构民族工程到处留下了人为制造边界”的痕迹（68页）。可以说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全面胜利与民族践踏和驱赶是同步的，斯大林时期民族居住地布局的调整力度之大在世界历史上是罕见的。从1919年开始有一百二十五万哥萨克遭难，1931—1932年有两百万库班人被流放，同时期又有两百万哈萨克人饿死或者离开了他们的故土（71—72页）。1926年全苏第一次人口统计共有一百九十五个民族，十月革命后少数民族地区都建立了地方自治政权，伏尔加河的日耳曼人建立自治共和国，北高加索的卡尔梅克人、车臣人、印古什人分别建立了本民族的自治共和国或自治州，克里米亚鞑靼人建立了自治共和国，不久他们就遭到了厄运。第一次的纯粹民族迁移是针对朝鲜人的，1935年有大批的远东朝鲜人迁移到哈萨克斯坦。苏德战争爆发后两个月，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通过了一个秘密决议，说这些民族当中有人通敌，斯大林认为这是“整个民族的集体背叛”，“根据战时的法令，必须对全体民族采取惩罚性措施”，把他们全体迁移到其他地区。这些民族有一个共同的称呼“被惩罚民族”。

1943年12月从高加索完全迁走卡拉恰伊人、卡尔梅克人，1944年2月迁走印古什人和车臣人，3月迁走巴尔喀人，5月克里米亚鞑靼人被迁走，6月克里米亚的希腊人被从自己的家园赶了出去，11月格鲁吉亚的梅斯赫特突厥人与赫姆辛人被迁移。到1953年斯大林逝世的时候，身份被划定为所谓的“特殊定居者”的迁移人数为二百七十五万三千三百五十六人，其中一百二十万日耳曼人、三十一万六千车臣人、八万四千印古什人、十六万五千鞑靼人、十万立陶宛人、八万一千卡尔梅克人、六万三千卡拉恰伊人、五万两千希腊人、五万梅斯赫特突厥人、四万五千摩尔达维亚人、四万列托人、两万爱沙尼亚人（75页），这些数字还不包括被监禁和枪毙的人数，也不包括冻饿病死的死亡人数。这些“被惩罚民族”的民族政权同时被撤销，所谓的“少数民族自治实体”是没有任何权利可言的。受压制的各民族被迫经受了极度的身心创伤——屈辱与丧失集体尊严，成为被摧毁民族和无法律地位的“双重少数者”，它们的领土分给其他共和国或者建立新的行政单位。在被安置地，这些人被剥夺了基本公民权，受到种种严格的限制，他们只能居住在划定的“特殊居住区”内，在居住地四边设置了路障、岗哨，移民不能随便出入，每月要到当地内务部门特别局登记，共产党员要由武警押送参加党的会议，不能使用本民族的语言开设学校、发行书籍和报刊。像日耳曼人原来有五所高校、四百所中小学，而迁入地没有一所学校；克里米亚鞑靼人原来有九种报纸、三种杂志、一所科学院和一个民族剧院，强迫俄语教育使这些民族的文化水平大大降低。虽然1964年和1967年分别给日耳曼人和鞑靼人恢复了名誉，认为给他们加上支持德国法西斯的罪名是毫无根据的，但是迁移后遗症的难题却无法抹平。后来这些民族返回家园的斗争成为苏联解体的导火索，也是如今族际关系紧张和族际冲突的主要原因。

“强制同化”与“人为异化”

后斯大林时代，单一的发展战略和强迫接受来自中央意识形态宣传的总体框架并没有改变，但是大规模的民族迁移告一段落。此后的1960年至 1980年，苏联政府都在为消化斯大林惩罚性的“民族大搬家”的“后遗症”绞尽脑汁，当时的政策是“花钱买平安”，政治上的钳制与经济上收买并行。应当承认，这一阶段民族地区的社会发展成就也是不容置疑的，除了计划体制在工业化原始积累中的优势外，苏联统一计划经济空间的存在也是其他民族发展的重要促进因素。苏联一方面强化中央集权，对各个民族分而治之，“以各族群的层级”理论消除地方认同（60页），使他们的政治地位和族裔关系不匹配。此时民族政策的具体做法是，不尊重你的人权，却比较尊重你的“文化”，甚至可以大力扶植你的经济。苏联根据不同的政治需要，甚至仅仅是根据领导人的喜好，有时固然搞强制同化，有时却也搞人为的“异化”、夸大的文化保护意识，有意识地搞一些大熊猫式的“稀有民族”。“文化歧视与文化再造并行”，文化特征成为被中央使用的战略武器，只要你在政治上听话，别的什么唱歌跳舞、传统民俗、年节礼仪乃至语言文字之类的“民族特色”不仅可以保留，而且往往还大力提倡，甚至人为地阻断自然融合，强化民族差异。政治上不许有异端，“文化”上却提倡有“特性”，一些“专业形式的文化得到支持和发展，甚至被炫耀”（77页）。但是排他的特性认同一旦形成就难以逆转，而缺乏人权导致的不满却不会因为“文化”的受保护而消失，而从唱歌跳舞中成长的排他性认同反而成为争自由的纽带，“潜藏的隐性民族性”一旦有机可乘就会转化为显性的政治民族性、激进民族主义。比如苏联时期“文化”上如此受抬举的穆斯林族、白俄罗斯族剧变以后不但照样反水而去，有时还更加反目成仇，“恐俄者”并没有因为“文化保护”而减少。

第二个特点是“以面包代替自由”，经济上向民族地区倾斜，对被统治民族在严防政治异端的同时，给予经济和其他利益上的恩赐，甚至牺牲“统治民族”的利益来实现这一点，而这样做无需征求“统治民族”人民的同意。然而在非民主制度下，他们“代民作主”镇压非俄族裔的账被算在了俄罗斯人的头上，导致非俄民族怨恨俄罗斯，连带怨恨联盟。但他们“代民作主”慷俄罗斯之慨恩赐于非俄民族，却不会使后者感谢俄罗斯，俄罗斯人却因此埋怨苏联。这种两边不讨好的做法不但使两边对联盟都增加了疏离感，造成政治高压消失后的联盟更难维系。另一方面中央大肆收买地方精英，一些加盟共和国的文化普及程度甚至超过了俄罗斯地区，以为讨好了地方精英就可以保证苏联各民族的团结，尤其是后期由于培养了大批民族官僚和民族知识分子，实行干部本土化，并且处处迎合这些群体的利益。这些人后来都成为推动苏联解体的强大力量源泉，正是苏联培养的这些貌似“没有民族倾向的政治家”的合力“成功地埋葬了”苏联（125页）。

另外，这种体制最大的特点是没有人敢于承担责任和缺乏长远考虑，苏联整个的官僚体系中的人都想的是，“我死以后哪怕洪水滔天”，绝对不能“前人种树后人乘凉”。斯大林种下的民族恶果已成为一个“烫手的山芋”，直至形成与“民族政策有关的所有事物”都患有一种“敏感症”，所有的人都以自我蒙蔽的办法假装它不存在。官僚集团一致的做法是“绕着走”，不去碰它、不去变动它，守住旧摊子，保住乌纱帽。上世纪七十年代的说法是：“苏联是发达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和谐平等。”勃列日涅夫晚期曾出现过试图推动民族关系的企图，比如1977年新宪法讨论过程中涉及民族关系，1984年苏共二十六大前夕有人建议成立一个社会民族政策部，建立民族管理委员会，专门理顺民族关系和解决各民族之间的领土争端，但是都由于遭到党内强硬派的反对而流产再无人提及。到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时期，民族问题的累积已经到了积重难返的地步。安德罗波夫在庆祝苏联建国六十周年时承认说，苏联的民族问题十分严重，解决不好就有激化的危险。1991年统计，前苏联七十九个地区有领土争执问题，苏联解体以后地区划分变成了国界问题，于是就不可避免地成为民族矛盾的导火线。当时的主导思想是强调各民族将来要走向一致，寄希望在苏联会出现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苏联民族”，但是当“苏联民族”的认同尚在“过渡之中”（102页），民族裂变的大潮就已到来了。可以说后斯大林的苏联对民族问题没有一个一以贯之的明确政策和长远理论，俄罗斯是在没有做好“收缩”准备的情况下就面临族裔关系的巨大挑战，当苏联控制的“铁幕”突然崩溃时，俄罗斯拿不出任何应对民主派和民族势力的有效理论武器。

“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及其族裔和谐之路

苏联解体后，叶利钦的“国家收缩”战略强烈刺激了一直都有“霸权型的民族主义”（442页）和“优势群族”心理的俄罗斯人。长久以来他们习惯了扩张性的发展历史，他们一直被灌输的都是“伟大的苏联国家”和“伟大的俄罗斯人民”的身份认同，而如今转轨时期经济长期在“平底锅”里徘徊。有两千五百万俄罗斯人“转眼间发现自己成了散居在外国的居民，很多的俄罗斯人被排除在新型独立国家的政治进程之外”（444页），到处呈现的“一盘散沙”现象令俄罗斯饱受“身份认同危机的折磨”（445页）。于是，激进主义情绪下的“俄罗斯不高兴”在民族主义的大旗下聚集起来，一股强烈的俄罗斯民族主义迅速崛起，俄共、自民党、统一俄罗斯等各种政治势力都竞相瓜分民族主义的遗产。曾任政府部长的鲍里斯•米罗诺夫公开说：“假如俄罗斯民族主义就是法西斯主义，那么，我就是个法西斯主义者。”（《莫斯科新闻》1994年8月28日—9月4日）在民族主义的煽动下，整个社会的“火气旺盛”（562页）。俄罗斯民族主义的灵魂在苏联的躯体灭亡以后，又在民众的心中复活了，各种极端形式的俄罗斯族裔民族主义团体纷纷亮相，迎合了失落了大国自豪感的俄罗斯人的不平衡心态以及把外部世界“妖魔化”的政策导向。苏联霸权型的民族主义经历了质变后开始“向传统的俄罗斯帝国价值转移”，在共产主义和自由主义耗尽了潜能之后，“逐渐被民族主义思想观念以其特有的俄罗斯姿态所取代”（452—453页）。

有人说，现在的俄罗斯弥漫着“斯大林热”，表明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怀念之情。其实只要稍微深入观察就会发现，目前俄罗斯回归的是从被抛弃的意识形态中挖掘“光荣的往昔”的民族诉求。意识形态霸权降低与民族主义霸权抬升经历了一个双向互换过程。官方有意识地对斯大林在进行一种“选择性地再塑造”，以一种“理想筛选”，使人们忘记“大清洗”和“大饥荒”，对“斯大林时代充满罪恶的‘好日子’”抱有幻觉（英《今日历史》2009年10月号），似乎“苏联那时是多么‘安全’和‘幸福’的一个地方，那里的各族友谊鲜花盛开”（475页），这些沉浸在“大国光荣”怀旧的矫饰话语中透露出俄罗斯人的安全焦虑、安全恐慌。

布热津斯基希望俄罗斯回落到一个类似法国、英国那样的“正常国家”，或者像“奥斯曼帝国灭亡后的土耳其一样”，“把自己纯粹限定在一种切合的环境内”，另有些人甚至把俄罗斯与印度、巴基斯坦、南非等国并列，这种国家降级、民族下行的局面让俄罗斯人愤愤不平。而现实当中国家领土的收缩、欧洲与美国忽视俄罗斯的存在、挤压它的“特权利益区”，这一切叫当惯了老大哥、历来具有救世情结、对领土安全极端敏感的俄国人怎能无动于衷呢？怎么能不点燃俄罗斯人“炽热的头脑”呢？“苏联遗产生成的原动力”（472页）是现在俄罗斯的民族建构的重要落脚点之一，它既综合了沙俄帝国的内容，也保留了苏联时期的支配权观念。帝国的三色旗帜和苏联镰刀锤子的旗帜只有在这方面是高度重合的，其结果就是——“新帝国综合征”的产生。似乎只有这样才可以凝聚民族认同，才可以培养下一代的民族自豪感。普京、梅德韦杰夫政权有意识地迎合这种社会资源，并选用了一套新词汇比如强国、民族自豪感、俄罗斯的伟大之处，以及垂青于民族主义的一些象征符号和标语口号。由于出生人口减少，学者们发出了“俄罗斯正在死亡”的呼声，民族学研究所的科兹洛夫教授提出，为了避免“俄罗斯族体死亡”要采取政治措施（18页），据社会学调查结果看，这种趋势依然在发展着。

季什科夫认为，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是双向的，一方面“外部缺乏对苏联解体后那个空间所处的理解和尊重，这可能会阻碍这些国家内建立内部和谐与自尊的进程（550页），同时，正在孵化的微型民族主义——周边的防御性民族主义正在转化成分离民族主义，他们的挑战加速了俄罗斯主体的民族膨胀”。所有这些都刺激了“苏联解体后的仇外和偏执，产生了有利于群体疏远和族际关系紧张的社会风气”（534页），而“新帝国综合征”唯我独尊的成分又会损害周边民族，容易产生新的紧张关系。

如何化解后苏联的族裔紧张关系呢？季什科夫提供的解决方案是：需要对俄罗斯的尊重，尤其应当把对其领土疆界的尊重包括在内，横向结合、减少族裔悬殊、加强地方自治、实行立法多元化、强化秩序并控制武器、拓宽和平区、对族裔领导人进行教育、建立领导人的责任制度、强化族裔和谐的国际因素等等。他尤其强调的是，知识分子不能丧失自我反思能力，要敢于正视自己灵魂深处的“大俄罗斯主义”的阴暗面。季什科夫坦承，现今的俄罗斯“政治和学术界的确出了毛病，这两个领域都没有准备好去‘承认我们错了’”（554页），如今大多数人仍“淹没在肤浅的、火力旺盛的”以“炽热头脑”形成的潮流中（562页）。他告诫知识界说，当事者迷的非理性冲动不可能对俄罗斯的“新帝国综合征”有一个正确的判断，“假如学者和知识分子照样还站在以救世主自居的立场上，不克制那种发号施令的傲慢”（555页）和“俄罗斯式的‘命定说’的陈旧的傲慢”，他们的梦想将会破灭，俄罗斯“新帝国”的梦想也会破灭。

（《苏联及其解体后的族性、民族主义及冲突——炽热的头脑》，［俄］瓦列里·季什科夫著，姜德顺译，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587页，48.00元）

刊于2009年12月27日

总理眼中的国家悲剧

吴伟

2011年12月，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周年。二十年中有关苏联解体的著述汗牛充栋。不仅仅是亲历者，只要是后来人都有机会对这段历史发表议论，作出评判。当然，亲历者尤其是那些距离事件的舞台中央和幕后越近的亲历者，视角和感受会更独特。1985年至1990年任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苏联部长会议主席的尼•伊•雷日科夫，便是这样的苏联解体亲历者。2007年也就是苏联解体十五年后，他写出了《最大的历史悲剧》（中译本《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2010年修订版）一书，给人们提供了观察这幕悲剧的独特视角。其中尤为作者看重的，就是在改革后期急剧膨胀、迅速蔓延的民族主义。在作者看来，这是一把摧毁苏联的“攻城槌”。与别的分析不同，雷日科夫的视角围绕着这把“槌”的打造与运用，展示它的整体“流程”和某些细节。可以说，这是一部按专题、按时间编辑的纪录片。除了已为人知和不为人知的画面，看到的和没有看到的潮流人物的假面与真相，熟悉和不熟悉的文件材料之外，也有作者十多年思考的表露与郁积日久的悔愤之情的宣泄。作者显然不是在做历史研究和学术讨论，甚至也不全是回忆和评说，他是要把能够理清楚的东西理出来，立此存照，与放在这座历史陈列室里的所有物品一样，让每一个驻足的人去感悟去思索。

在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开始以后，为了调动上上下下的改革积极性，增加对“惰性势力”的推动作用，苏联领导人有意识地指出乃至渲染民族关系方面的缺点和不足。民族主义势力开始抬头，它们借助官方对民族问题的自我检讨和揭露，利用长期受片面报道和教育的群众了解了一些“真相”之后产生的困惑、惊异和愤懑情绪，煽动民族主义，竭力证明如果各民族共和国脱离苏联，掌握了国家主权，生活会比现在好很多。加之这时苏共由于改革成效有限、威信下降、控制力减弱。这两种事态发展导致的一个结果，就是民族主义分离势力迅速做大并且向着极端的方向发展。而一种更可怕的情况是，在当时的氛围内，谁对中央政府和党的机关攻击得越积极越厉害，谁就越被当作本民族摆脱“桎梏”、带领民族走向复兴的英雄和救星。

民族主义势力把自己打造成“攻城槌”的第一步是在阿拉木图开始的。任哈萨克斯坦党中央第一书记近三十年的哈萨克人库纳耶夫被解职，而苏共中央派来的接替者是俄罗斯人科尔宾。这一反几十年传统，被雷日科夫客气地称为“不恰当的任命”，“不能不在哈萨克斯坦领导层中引发负面的反应”，导致破坏了苏联这个最大的共和国之一的安定局面。就在宣布任命的第二天，阿拉木图党中央大楼前的广场上就出现了第一批几百人的示威者，他们对苏共中央任命一个似乎和哈萨克斯坦毫不相干的俄罗斯人表示不满。结果，发生了严重骚乱和流血事件。虽然示威很快被警察和军队驱散，但不可能不留下痕迹。按照雷日科夫的看法，这次事件的爆发，还不能说是哈萨克民族主义的挑唆。示威者反感的是中央大员那种盛气凌人、说一不二的官僚作风。当时的人们在到处都高喊着的“改革”、“公开性”的影响下，相信大多数人的意志可以成为政府的决定。他们走上街头不是要反对其他民族，而是要明示多数人的意志，是要给那些高呼改革的人发一份答卷。然而，遗憾的是，戈尔巴乔夫也好，苏共中央和苏联有关部门的领导也好，并没有尊重人们的意志，仍然是按旧的习惯办事。在用强力平息了事件后，又把“民族主义”的帽子扣在事件参加者的头上。事情的逻辑往往就是这样的，当把一个罪名错误地强加于人后，反倒激发了他按这个罪名所具有的方式行事。也许，正是这种错误的处理方法，伤害了群众也激怒了群众，使他们不是向党中央和戈尔巴乔夫靠得更紧，而是拉开得更远。真正意义上的民族主义情绪也在与中央拉开距离的过程中爆发了。

作者非常看重1989年4月在格鲁吉亚的第比利斯发生的那次著名事件。在他看来，与阿拉木图事件不同，这是一次精心策划的、经过长期准备的行动。早在1987年，格鲁吉亚就出现了大批打着“民主”旗号的反对派组织，此后它们的活动非常积极。如果说其他共和国“民主”派在提出政治口号时还多少使用一些“外交辞令”的话，格鲁吉亚“民主”派就直截了当得多了：“打倒克里姆林宫的帝国式狂妄自尊！”、“打倒苏共的无上权力！”、“用笤帚把一切非格鲁吉亚人清扫出去！”于是，对中央政府的不满和对境内其他民族的排斥都被格鲁吉亚极端民族主义势力用来“造势”，终于演化成4月中旬出现的大规模群众示威、集会和静坐。在对示威者规劝未果的情况下，共和国领导人请示中央后决定动用警察、内务部队和苏军驱散政府大楼前及主要街道上的人群。执行任务的军人和示威人群发生了肢体冲突，出现了踩踏，造成多人死亡，大批人员受伤。最让雷日科夫觉得不可思议的,是后来由苏联人民代表大会第比利斯事件调查委员会对此事做出的审判。这个以大名鼎鼎的民主派人士索布恰克为主席的委员会认定，造成悲剧的责任是当时的格鲁吉亚党中央主要领导和执行命令的几位将军；而那些真正动乱和恐怖行动的鼓动者和组织者，只是被轻描淡写地提了几句。在作者看来，这次“可耻的”、“颠倒黑白的审判”，“明白地昭示了，消灭苏联及其社会制度可以通过什么道路和手段，用什么方法进行”。可见，这把“槌子”不仅已经“打造”出来，而且在第比利斯初试锋芒了。

使用“攻城槌”发动第一次直接“撞击”的是波罗的海三国的民族主义者。早在1988年中期就开始出现在立陶宛的具有激进民族主义取向的“立陶宛争取改革运动”（即“萨尤季斯”），爱沙尼亚的非共产党组织“人民阵线”以及拉脱维亚的“人民阵线”，引领了波罗的海三国“捣毁”苏联的进军。在当时的政治氛围下，这些运动开始还是打出了“支持改革”、“反斯大林主义”和“建立公正、民主社会”的旗帜。这样的口号对广大群众很有吸引力，他们也对自己生活的经济状况、对耳濡目染的中央和地方上领导的行政官僚做法、对民族政策和干部政策中的偏差与失误深感不满。当然，不管是三个共和国还是苏联的领导人中，在初期持支持和赞成态度的大有人在。在“萨尤季斯”的成立大会上，戈尔巴乔夫就委托立陶宛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布拉藻斯卡斯向其表示“衷心的问候和祝愿”，因为他从“萨尤季斯”身上“看到了推动改革的积极力量”。而立陶宛共和国共产党和共青团领导人下令，从党员和团员缴纳的党费团费中拿出几个百分点交给“萨尤季斯”使用，随后大型企业得到指令也照此办理。有了足量经费支持，“萨尤季斯”声势骤大，在苏联第一次人民代表大会的代表选举中，分配给立陶宛的四十一个人民代表席位中，“萨尤季斯”得到了三十四个。

但是，“萨尤季斯”也好，“人民阵线”也罢，它们毕竟是要标新立异的政治“另类”，滑向极端民族主义和反苏、反共并不奇怪。当然，“萨尤季斯”也会选择时机和“抓手”，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和1939年8月签订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萨尤季斯”更喜欢称之为“莫洛托夫—里宾特洛甫协定”），就是他们选择的时机和“抓手”。在第一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上，波罗的海三国代表对每个有可能涉及让三国退出苏联的问题，都毫不犹豫地加以利用，竭力在传播到苏联和世界各个角落的电视直播镜头面前，展现“民族自我意识”。身处其中的雷日科夫不得不承认，“代表大会不仅对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各加盟共和国，而且对苏联的其他一些加盟共和国的分离主义情绪的发展，都起到了催化剂的作用”。1989年8月22日，即《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五十周年纪念日前一天，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下设的研究苏德关系及其后果的委员会认为，在《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后，由立陶宛国民会议于1940年7月21日发表的关于加入苏联的宣言和随后苏联关于接受立陶宛加入的法律是非法的。23日，在立陶宛举行了“波罗的海之路”的政治示威活动。示威者的标语牌上写道：“俄国占领者回家去”，“从立陶宛撤走红军”。当天，有成千上万的人手拉手组成一条六百多公里的“人链”，从维尔纽斯一直到塔林，抗议导致三国并入苏联的《苏德互不侵犯条约》。上百万人在要求苏联从三国撤出军队的号召书上签字。更激进的民族主义分子甚至要求组成民族军以 “抗击俄国坦克”。

1990年3月11日，立陶宛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最高苏维埃通过决议，宣布苏联宪法在立陶宛领土上无效，立陶宛退出苏联，成为独立国家；把国名变更为立陶宛共和国；使用新的国徽等。之后几天又改变了一百五十多家苏联的国有企业的归属地位，纳入立陶宛共和国控制之下，规定立陶宛银行有发行国家货币权利等。

全苏立法机构和中央政府也并不是没有进行反击。第三届苏联人民代表大会做出决议，认为上述立陶宛最高苏维埃通过的决议不具备合法的法律效力。苏联政府也宣布立陶宛境内所有联盟所属的设施全归苏联所有，并停止向立陶宛供应石油和削减天然气供应，以加大压力。苏联议会于4月3日通过《加盟共和国退出苏联法》，规定要有三分之二以上共和国公民同意才能退出。同时，苏联总统和国防部决定向立陶宛增派部队。但所有这一切已经于事无补。立陶宛共和国最高苏维埃主席认为，这都是别国的决定，我们对其不承担任何义务。

不可否认，苏联中央政府的制裁增加了立陶宛的经济困难，而这些困难和中央政府的举措被民族主义势力利用来进行鼓动宣传。1991年1月中旬，在维尔纽斯电视塔广场发生了悲剧事件，当时在场的群众和进入广场的苏联部队之间出现流血冲突和人员伤亡。这一事件经过媒体包括很多事先就来到事发地点的西方记者的渲染和报道，又成了苏联中央机构领导人的一条“罪责”。民族分离主义势力获得在与中央政权“角力”的最后胜利。1991年8月至9月间，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签署了爱沙尼亚、立陶宛和拉脱维亚退出的决定。在波罗的海三国打开了第一个巨大缺口之后，整个苏联的“城墙”开始了“多米诺”式的坍塌。

民族主义“攻城槌”对苏联的最后一击毫无疑问来自俄罗斯和乌克兰。叶利钦掌控的俄罗斯在与苏联中央机构作对上毫不含糊而且步步紧逼。乌克兰的民族主义者是他最重要的盟友和依靠。在雷日科夫笔下，乌克兰的民族主义势力壮大有几个值得注意的地方。为乌克兰势力最大的民族主义组织“乌克兰人民改革运动”（“鲁赫”）发放合法“出生证”的正是戈尔巴乔夫。1989年9月，戈尔巴乔夫在基辅街头与“鲁赫”领导人相遇，后者向他告状，说当局不许他们登记注册。接着，“鲁赫”领导人当面把总书记吹捧一通。于是总书记建议不要给这样的改革支持者在登记注册问题上设置障碍。就这样，“又一个觊觎政权、把民族主义意识形态强加给人民的魔鬼，从瓶子里被放了出来”。

乌克兰各种民族主义团体得到了形形色色基金会的资助。这些资助的目的之一，就是全力促进乌克兰“非殖民化”——脱离苏联。仅在1989年，不完全统计的资助近四十万美元；收到的捐款从一千美元到一百万美元不等。有了强有力的支持，“鲁赫”在1990年3月举行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选举中获得可观的“成绩”：乌克兰西部各州的代表几乎全被他们占据；并且还得到了苏维埃中的一些领导岗位。波罗的海沿岸地区的民族主义组织也来乌克兰“传经送宝”，他们的头头定期来到乌克兰与“鲁赫”等组织交流经验，还送来“揭露”党政干部的宣传画、标语和传单。

民族主义者紧紧抓住与民生有关的话题做文章，尽管很多都是颠倒黑白的歪曲。他们整理出数据材料，证明乌克兰的工农业生产甚至比欧洲国家都发达，之所以现在居民生活不好，是“莫斯科佬”吃掉了乌克兰的粮食、肉和奶油；只要退出苏联，乌克兰就会过上和欧洲一样的生活。此外，极端民族主义者还与宗教势力结合，宗教与民族主义意识互相呼应。乌克兰西部是希腊东正教流行地区，1990年6月，这里的宗教人士宣布成立自主教会，推选“基辅大牧首”。此事被俄罗斯正教会各教区主教联席会谴责为“走上了一条错误道路”，要求乌克兰正教会依旧归属于莫斯科大牧首辖区之内。宗教自主情绪在乌克兰民族主义运动和分离势力的活动中起到了“助力”作用。

如果说上述这些都是乌克兰民族主义势力得以壮大的原因，那么在作者看来，乌克兰最高苏维埃主席克拉夫丘克与叶利钦一起破坏新联盟条约的签署，以及签订别洛韦日协议，则是对苏联最后的致命一击。1990年7月通过了“乌克兰国家主权宣言”的乌克兰代表没有参加起草和讨论新联盟条约的所谓新奥加廖沃进程。这就使叶利钦等人有了最后葬送联盟条约的“借口”。1991年8月24日，克拉夫丘克领导下的乌克兰最高苏维埃通过了乌克兰独立的决定。但要退出苏联还要经过乌克兰全民公决这个程序。1991年12月1日，乌克兰举行了全民公决，结果参加投票的公民中有百分之九十点三二赞成独立。知道结果后，叶利钦告诉戈尔巴乔夫，没有乌克兰的加入，新联盟条约便失去了意义；同时还意味深长地说：“如果乌克兰不同意，就应该考虑其他出路。”几天后，这个“其他出路”就在白俄罗斯的别洛韦日森林昭告天下了：由俄罗斯、乌克兰和白俄罗斯组成的“最高缔约方”宣布“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作为国家法主体和地缘政治的现实已不复存在”；“最高缔约方组成独立国家联合体”，“在签字国境内不允许实行第三国的准则，包括苏联的一切准则”。雷日科夫对这份文件的评价是：“一份能够使一个大国——苏联——土崩瓦解的文件”。此文件签署后仅仅二十三天，苏联正式宣告解体。

（《大国悲剧——苏联解体的前因后果》，［俄］雷日科夫著，徐昌翰等译，新华出版社，2010年3月第1版，407页，49.00元）

刊于2012年3月4日

赫鲁晓夫的1957

吴伟

熟悉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历史的人都会知道，尼基塔•谢尔盖耶维奇•赫鲁晓夫这个名字，属于那个时代一位最有名的风云人物。他的名字和一系列重大历史事件联系在一起。从一个放牛娃到世界大国的领袖，再到一个从政治舞台中心迅速消失的“养老金领取者”，他的经历就是一段人生传奇。在赫鲁晓夫的人生经历中，1957年是最不平常的一年。他的命运由此发生了巨大变化。

这一年赫鲁晓夫六十三岁。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清除了自己最大的威胁贝利亚，打压了斯大林看好的接班人马林科夫，不顾党内高层中的反对意见，以极大的政治勇气在苏共二十大闭会当天作了《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赫鲁晓夫已经在最高权力的顶层上，安排好了自己的位置。然而挑战也随之而来。

对赫鲁晓夫的挑战主要来自党内高层，到了赫鲁晓夫现在的位置，也只有来自高层的反对和不满能够对他形成真正的威胁。在刚刚结束的苏共二十大后产生的新一届苏共中央主席团中，有很多人因为不习惯赫鲁晓夫式的工作方式和行事风格而对他大失所望，心存牢骚、意见和不满。他们和赫鲁晓夫接触最多，赫鲁晓夫的优点和缺点他们看得更清楚，感受也最直接和深切。中肯地说，他们的意见很多都是正确的。对赫鲁晓夫身上比较突出的问题，正如研究者一致指出的那样，由于理论功底不深，赫鲁晓夫工作缺乏计划性，往往不重视科学论证，处理问题急躁草率，好大喜功，对任何问题都要发表自己的意见，并且要求立即遵照执行。其实，工作作风上的问题，更深的根源还在于，他对周围的人，特别是最高领导层的同事缺乏应有的尊重。

这种不尊重的表现是多方面的，在叶梅利亚诺夫新著的《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对此有过不少记载。有时候是赫鲁晓夫对最高领导集团的同事颐指气使，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卡冈诺维奇写道：“从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那一刻起过了不多时间，赫鲁晓夫就开始示威……在表现出正面的主动精神的同时，他开始颐指气使起来。”当时的苏联海军总司令库兹涅佐夫元帅对此也有亲身感受，在1955年10月举行的一次军人会议上，“赫鲁晓夫就以其素有的粗暴对我不客气地进行荒谬的指责……令人气愤的是他滥用权力。表面上我还是海军总司令，他没有权力像在自己世袭领地上那样处理国家事务……那几天他在舰上当着各级军官的面谈论舰队、斯大林、未来的计划。他的话使我心烦意乱。他的举止就像是恣意任性的老爷，对他来说没有障碍也没有法律”。有时候这种不尊重表现为独断专行：1957年，赫鲁晓夫没有经中央主席团同意，就宣布到1960年在肉、油和奶的生产上赶超美国，用卡冈诺维奇的话来说，赫鲁晓夫的行为开始像乌克兰歌曲里唱的那样：“自己唱，自己玩，自己奔跑，自己踹脚。自己！”主席团委员、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主席伏罗希洛夫也私下对赫鲁晓夫表示不满：“我们究竟发生了什么？今后怎么工作？侮辱所有的人，贬低所有的人，对谁也不尊重，全是他一个人自己决定！”赫鲁晓夫当众失态的举止也会伤害到其他在场领导人的自尊。在1957年一次与文艺工作者的聚会上，赫鲁晓夫突然当着主席团成员的面开始指责一位女作家（加丽亚•阿利格尔，《文学莫斯科》文选的编辑），并对试图为自己辩护的女作家大嚷大叫，然后又声称他和莫洛托夫有分歧，把主席团内部的分歧公之于众。这次聚会后，主席团成员、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感到“主席团里的气氛是难以忍受的”，以至于他觉得“这种情况我无法忍受。我们想教训赫鲁晓夫。他谁也不尊重……应该严肃地谈谈这方面的事”。

赫鲁晓夫在苏共中央主席团的同事几乎都和斯大林一起工作过，斯大林的工作作风和行事风格给他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斯大林曾让他们感到过不安、紧张和恐惧，但同时斯大林的能力与威望也让他们折服，在他们心目中，斯大林只要在世一天，他的领袖地位就是毫无争议和坚不可摧的。他们对斯大林的不满唯一能做的，就是把这种不满深深地掩藏起来。赫鲁晓夫则不同。他曾是他们中的一员，并且是资历较浅的一员，他之所以在斯大林之后成为党的领导人，并不是由于具有超乎寻常的能力，而是某种平衡的结果。在这个平衡系统中，如果赫鲁晓夫还能保持以前那样的谦逊、随和、关注实干而不追求自我炫耀，也许平衡还可以维持下去。现在，他们觉得赫鲁晓夫不再是原来的那个赫鲁晓夫了，他开始“示威”，膨胀，显示自己“老爷”的地位和权力，有时候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于是平衡被打破了。而他们对此也无需像在斯大林手下那样不敢怒更不敢言，他们有了“教训赫鲁晓夫”的想法和行动也就不足为奇了。

客观地说，赫鲁晓夫的同事“教训”他的想法是有事实依据的。赫鲁晓夫对同事的不尊重，往往伴随着实践上的失误和冒进。像在中央尚有分歧的情况下以个人名义作“秘密报告”，使苏共在由此引发的波匈事件中处于被动；擅自提出赶超美国的目标；与文化界人士多次发生冲突等等。这都是事实，也的确是赫鲁晓夫的错误。换句话说，赫鲁晓夫的一些错误和工作作风上存在的问题，并不是没有被党的领导们发现，也是有可能在他执政早期得到纠正的。毕竟，这时候苏共党内的民主氛围和组织机制，与斯大林后期相比还是发生了变化。

“教训”赫鲁晓夫的行动在1957年6月18日召开的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正式开始了。对赫鲁晓夫来说，这是他同事的一次“突然袭击”。本来主席团会议的议程是讨论有关粮食收购工作和列宁格勒建城两百五十周年事宜。但会议临时更改了议题：讨论粗暴破坏集体领导的问题。赫鲁晓夫也从主持会议的主席变成了遭到群起而攻的对象。在当天出席会议的八名主席团成员中（另有三人或出国访问，或在休假，或在外地未能赶到），站在赫鲁晓夫一边为他辩护多于对他批评的只有米高扬一个。此外主席团候补委员也有四位出席了第一天的会议，其中只有两位是赫鲁晓夫的坚定支持者。

看看赫鲁晓夫的同事们都是怎样批评他们的：在赫鲁晓夫的升迁中起过重要推动作用的卡冈诺维奇说，赫鲁晓夫自高自大，“对中央主席团委员的态度令人难以容忍”，“替代国家机关、越过部长会议领导人直接发号施令”。他建议“应该作出解除赫鲁晓夫中央第一书记职务的决定”。老资格的莫洛托夫说，“赫鲁晓夫不仅在个人关系，而且在决定重大的党和国家的问题时也使主席团内的关系更加紧张了”，“再也无法跟作为中央第一书记的赫鲁晓夫一起工作了”。在赫鲁晓夫举荐下当上部长会议主席的布尔加宁，批评了赫鲁晓夫对主席团内的同事缺乏同志式的态度，并和莫洛托夫一起附和解除赫鲁晓夫职务的建议。主席团候补委员、赫鲁晓夫“秘密报告”的主要合作者谢皮洛夫说，“出现了新的专制者”，并问赫鲁晓夫“您干吗自以为是冶金、化学、文学方面的行家呢？”他们还提到了主席团成员受到了“窃听”和“监视”。

就主席团内部的力量对比来看，赫鲁晓夫处于绝对的少数。但结果是受到群起而攻的赫鲁晓夫最后不仅保住了自己第一书记的职务，而且还给他的主要反对者戴上“反党集团”的帽子，从主席团中清除出去。恰恰是赫鲁晓夫成了1957年这场斗争的大“赢家”。

以往，人们常常把赫鲁晓夫的胜利归结到他得到了中央委员会中绝大多数成员的支持，是中央委员会“战胜”了主席团。还有一种说法，中央委员会之所以不顾主席团大多数成员的意见而支持赫鲁晓夫，是由于这些中央委员很多都是由赫鲁晓夫提拔起来的。还有，赫鲁晓夫得到了强力部门领导人的支持，例如国防部长朱可夫，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谢罗夫，都充当了搭救赫鲁晓夫于危难的“关键先生”。这些都是促成赫鲁晓夫取胜的因素。此外，一些新的材料还为人们理解赫鲁晓夫的胜利提供了新的角度。

事先就决定了赫鲁晓夫不容易被轻易扳倒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反对他并要求罢免他的理由，更多的是反感他的工作作风和对同事的态度，而非路线之争。就是主席团中最激烈的批评者，也没有一个人谴责赫鲁晓夫的政治路线，即由苏共二十大确定的路线。莫洛托夫、马林科夫、伏罗希洛夫、卡冈诺维奇等人，尽管在“非斯大林化”问题上并不完全赞成赫鲁晓夫的做法，他们也知道赫鲁晓夫正是以此作为巩固自己在党内领导地位的工具，但是他们都没有就这个问题向赫鲁晓夫发难。他们攻击赫鲁晓夫的刀剑，可谓密集而猛烈，但却远离赫鲁晓夫的心脏。受攻击者可能伤痕累累，然而很难被一击致命。作为政治领域的行家里手，也许他们看到了改变二十大的政治路线已经不可能，用维护斯大林来与赫鲁晓夫的“非斯大林”对抗是不合时宜了。命运的逻辑是，他们既然不能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动摇赫鲁晓夫，那么他们的反赫之举，就会被引申、联系，甚至强扭到这个问题上。事实正是这样，在随后召开的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愤怒的中央委员们谴责他们的，是他们对三十年代出现的那些悲剧不可推卸的责任；他们反对赫鲁晓夫就是为了掩盖、逃避自己的责任。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仅没能刺倒对手，反而被弹回来的刀锋深深刺中了，而且是心脏。

不仅与赫鲁晓夫没有根本的政治路线对立，甚至反对者还极力避免给人形成这样的印象，因此他们的团结和意志力没有表现出取胜所必需的状态。反对者事先作了准备，包括私下的协商和串联。但是更多的是发牢骚，没有推出核心人物，也没有什么纲领，更不要说具体细致的实施步骤了。这一点与1953年主席团收拾贝利亚的时候大不相同。那时候以赫鲁晓夫为首的一批人，有明确的目的，有周密的安排，有果敢的行动。当然，那时候的贝利亚并不处在党的第一把手地位。 在苏共的历史上，党的第一把手处置下属不会被说成“反党”，更没有过以第一把手为首的“反党集团”。而如果是下属反对党的领袖，倒是常常沦落为“反党分子”和“反党集团成员”，从此断送了政治前程。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会不知道这一点，因此他们需要速战速决，在赫鲁晓夫拿起“反党”帽子扣到他们头上之前逼其就范。6月18日主席团第一天会议上他们近乎突然袭击式的逼宫，表明了他们内心的如意算盘是什么，但同时也说明了他们内心的顾虑与胆怯。《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里给人们展现了1957年6月反对派以及被反对派争取的人们的表现。主席团候补委员、莫斯科市委书记福尔采娃对赫鲁晓夫怀有不满，她对谢皮洛夫抱怨赫鲁晓夫坚持的经济改革：“我们这是在搞什么？全都瓦解了，全都完了……”并且一定要把办公室的电话盖起来才敢发牢骚，以防有人窃听。但就在主席团会议召开前夕，福尔采娃“脸色苍白，情绪激动”地找到谢皮洛夫，警告他不许把他们之间的谈话泄露出去，并且矢口否认到谢皮洛夫这里来过。布尔加宁在中央全会上就作出了悔过，并且指责是马林科夫等人“把他拖进沼泽”；而伏罗希洛夫则流着眼泪请求中央委员们“原谅一个老人吧！”反对者没有坚持几天就基本上“缴械”了。全会最后在一人弃权的情况下，一致通过了“关于马林科夫、卡冈诺维奇、莫洛托夫反党集团的决议”。投弃权票的是莫洛托夫。这就是说，赫鲁晓夫的那些反对者，也都举手同意了这个决议。而他们的这只手，原来是准备在表决赞成罢黜赫鲁晓夫时高高举起的。

赫鲁晓夫的胜利还在于他和他的支持者，在危急时刻把非常手段和程序手段巧妙结合起来。这其中，苏共中央书记处、国家强力部门领导人和中央委员会，是体现这两种手段的集中代表。正是苏共中央书记处—其中大部分书记支持赫鲁晓夫—利用主席团意见出现分歧，反赫鲁晓夫力量稍有放松之际，自行通知分布在全国各地方的中央委员们立即到莫斯科集中，以便召开中央全会。就书记处的职责而言，在没有主席团的决议和授命之下，它是无权通知召开全会的。耐人寻味的是，书记处这一明显的越权行为，没有受到赫鲁晓夫反对者的质疑，他们在措手不及之中，也只能接受这样的既成事实了。事后想来，这是反对者走向失败的第一步。鲁•格•皮霍亚在《苏联政权史（1945—1991）》中对此的评论值得深思，他说：“当赫鲁晓夫在主席团会议上同大多数主席团成员唇枪舌剑的时候，中央机关承担起了秘密筹备中央全会的任务。在斯大林时期被瞧不起、人员构成经常发生变化的中央机关第一次‘凶相毕露’。”国家强力部门领导人，具体说就是国防部长朱可夫和克格勃主席谢罗夫，利用手中权力和资源在最短时间内把分散在各地的中央委员接到莫斯科，为赫鲁晓夫提供了取胜的支撑。这个早已为人所知了。但在主席团和中央全会上，朱可夫不是以个人，而是以苏联武装力量的名义警告赫鲁晓夫的反对者不要一意孤行，恐怕就不大为人所知了。《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中写道：在主席团会上，朱可夫就宣布不打算服从主席团的决定。“如果主席团要坚持自己的决定，他将立即通过武装力量的党组织向党提出意见。很显然，朱可夫现在扮演的已不是像1953年6月26日时的警察角色，而是在表示打算成为哗变的国家武装力量的领导人。”在中央全会上朱可夫发言时也是首先强调“他代表国家武装力量说话”。任何人都会看出，朱可夫把武装力量投入到了这场政治斗争，并且以此向反对者们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朱可夫一个人就代表了整个军队，用整个军队来威胁党的领导者们，这种做法，以前没有过，当然以后也再没有过。这种很不寻常的做法，只能是出现在朱可夫身上，也只能是出现在那种激烈的政治较量情况下，因此它只能出现一次！就是这一次，为赫鲁晓夫的胜利加上了一个很重的砝码。

赫鲁晓夫的1957年，可能是他一生中最不平凡的一年了。这一年，他获得了个人最大的政治成功，收获了一段个人生命中的精彩。同时，被同事指责的那些缺点，赫鲁晓夫没有改正。赫鲁晓夫七年后的政治跌落绝对不能说与此没有关系。

（《未经修改的档案:赫鲁晓夫传》，［俄］叶梅利亚诺夫著，石国雄、张俊翔译，译林出版社，2009年1月第1版，749页，58.00元）

刊于2011年6月12日

让“失败者”说话

吴伟

提起1991年的“8•19”事变，很多人会把它和苏共解散、苏联解体联系起来。不少历史书中，都把这一事件评价为“一次失败的尝试”。从这一事件带来的客观结果看，它沉重打击了苏共的威望，加速了二十世纪那个巨大悲剧时刻的到来。当然，成功者和失败者在书写刚刚过去的那段历史上不可能拥有同等的话语权。这一定程度上激发了人们了解失败者内心感受和真实想法的兴趣。也许，让“失败者”说话，是一个社会公正与包容的体现，也是社会成熟程度的量尺。

“8·19”中的叶利钦

亚纳耶夫的履历相对简单：从共青团干部到青年组织委员会主席，再到全苏工会中央理事会书记、第一副主席、主席；1990年苏共二十八大上当选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他没有长时间主政过苏共党的核心部门，也不是统领一方的地方要员。可以说，他算不上身经百战、经验丰富的政治家。他当上苏联副总统，更多的是由于他支持戈尔巴乔夫的观点——这在1991年的时候已经比较难得了——而不是因为他的政治业绩和过人的能力。还有就是苏共的干部队伍已经严重萎缩，急需用人的戈尔巴乔夫时时感到可用之人捉襟见肘。他给身为全苏工会联合会主席的亚纳耶夫先后提供了几个岗位：到苏共中央主管经济工作，苏共中央国家部部长，国家广播和电视委员会主席，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共产党第一书记，苏联副总统。前几个亚纳耶夫推掉了，最后一个他也想推脱，建议“要认真考虑，还要商量”。戈尔巴乔夫这次回答得很干脆：“您需要跟谁商量？是党在推荐你。”如果倒退十年，这样一系列苏联党和国家的高位，足以让任何一个投身仕途的人晕眩，很多人追求一生都不见得能得到。而此刻，苏共中央总书记、苏联总统对一个以前并不十分熟悉、政治路径没有交叉的干部如此器重并抓住不放，倒是能说明些问题。用亚纳耶夫自己的话说，“苏联存在的最后几年里，干部选拔在国家最高领导人那里成了突出问题”。

正是作为苏联副总统，亚纳耶夫才在戈尔巴乔夫不愿意卷入的情况下被“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其他成员推举为这个机构的主席，从而在彷徨中走入了那场极具轰动效应的事件中心。但他不是事件的始作俑者，用他的话说，他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组织者中最后一个知道”实情的人。就像无数例证已经证实了的一样，人在时势与环境的巨大外力面前，往往身不由己。即将于8月20日签署的《主权国家联盟条约》（又称“新联盟条约”），在准备改变苏联的国家构成方式的同时，毫无疑问也会引起既得利益这块“蛋糕”的重新分配。为了阻止国家和个人利益受损，国家安全委员会主席克留奇科夫、内务部长普戈、国防部长亚佐夫等强力部门首脑率先谋划，准备奋起一搏。他们选择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在乌克兰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休假，而新联盟条约即将签署之际起事，是迫不得已而为之。在准备宣布起事之前，他们还希望能够打出苏联总统这杆大旗。在未能如愿之后，才把身为副总统的亚纳耶夫推到了前台。当已经起草好的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声明和《告苏联人民书》交到亚纳耶夫手上时，亚纳耶夫曾犹豫不决，不肯落笔签字，只是在总统办公厅主任博尔金慢吞吞地告诉他“我们不得不在您不参加的情况下行动”后，他才在文件上签了字。

支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除了上面几位重量级人物外，还有地位同样显赫的苏联总理帕夫洛夫，国防会议第一副主席巴克拉诺夫，苏联农民联盟主席斯塔罗杜布采夫和苏联国营企业和工业、建筑、运输、邮电设施联合会会长季贾科夫。这几乎就是一个政府的主要班底了。人们还告诉他，最高苏维埃主席卢基扬诺夫、苏共中央书记舍宁、国防部副部长瓦连尼科夫、克格勃保卫局局长普列汉诺夫等也是“我们的人”。从这些人员的职位上，就可以感到强大的权力和充实这种权力的实际力量。应当说，在当时能把这种权力和力量聚集起来绝非易事；而一旦聚集起来，谁又会怀疑它不能干成大事呢？

历史恰恰不是按照人们的感觉发展的。尽管“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不乏当时苏联党、政、军、公安、国安等部门的顶级人物，但他们最终没有成功，而且输得很惨。其原因已经有当事人和研究者列出了很多。人们比较一致的看法，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没有采取必要的措施掌控局势，包括对以叶利钦为首的激烈反对“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势力，也仅限于布置一些部队和坦克以施加某种“精神压力”，不过这种“压力”很快就由于军队中的一些将领投向叶利钦，暗中通风报信而变得毫无意义。而叶利钦则站在根本不会向自己进攻的坦克上现身说法，慷慨陈词，利用“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送来”的道具，为自己和“民主力量”捞足了同情分和支持率。

游行人群包围坦克，劝说军人转向叶利钦一方

事后，亚纳耶夫也承认，“除了发表宣言外，我们没有做任何事情”，甚至像给叶利钦所在的“白宫”断电、断水这样“最微小的事情都没有做”。当然，“不做”不是因为没有手段，而是因为亚纳耶夫的“心理底线”，那就是不能“流血”。这不仅是他一个人的主张，也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中很多人的共识。在起事的第一天他们就商定，无论如何要避免流血，一旦发生这样的事情就要停止行动。当8月20日至21日夜间三个自发聚集在“白宫”周围的保卫者被误伤致死后，这个“底线”被强烈地触动了。亚纳耶夫在自己的书中写道：“三个年轻人在莫斯科市中心死亡之后，局势已经彻底明朗：通过成立‘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来拯救国家的行动以失败告终。”在另一本书《1991年8月：神话与现实》里他还说，“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把部队和坦克调进莫斯科“只有一个解释——不能允许挑衅，应该把最重要的国民经济设施置于保护之下。例如，那些向莫斯科供水的水库，制止任何挑衅者向水库投毒”。“我们不想与自己的人民作战。”在意识到“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已经失败后，亚纳耶夫给自己一个朋友打电话，吐露心声：“要知道我们的事业是正义的，是不是这样？只是不知为什么胜利不属于我们。”

看来是这样，亚纳耶夫被临时推到了8月事件的前台，尽管他也对国家的现状不满，对正全力以赴搞垮苏联的人深恶痛绝，坚信为拯救苏联而奋起最后一搏是正义的，但他并没有准备为此不顾一切。他要的这“一搏”，是干净的不是血腥的，是文明的不是野蛮的，是最小代价的不是不计后果的。正义与底线，搏斗与牵制，这就是让亚纳耶夫纠结、痛苦、困惑、恐惧的根源。这些情绪几乎把没有经历过如此重大事件的亚纳耶夫击垮。著名历史学家罗伊•麦德维杰夫在《苏联的最后一年》中的描写为理解作为失败者的亚纳耶夫提供了一个应该是真实的侧面：“亚纳耶夫在20日这个晚上，从克留奇科夫那儿来到卢基扬诺夫那儿，又从卢基扬诺夫那儿到亚佐夫那儿，嘴里不停地重复一句话：‘要是死一个人，我也没法活了。’临时代总统喝得醉醺醺的，在此情况下有谁能下达明确的命令呢？”

亚纳耶夫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失败在哪儿呢？失败在他们的举事不正义吗？显然不是。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况且他们都不是“匹夫”。失败在他们坚守的“底线”吗？似乎也不是。毕竟，“不与自己的人民作战”不是错。也许，人民没有选择站在他们一边，或者确切地说没有立即站出来支持他们，是失败的重要原因。可是，人民为什么没有选择正义呢？亚纳耶夫在书里也没有给出明确的答案。以笔者之见，最有资格回答这个问题的，就是给苏联社会和人民带来巨大冲击和改变的历史进程本身了。

本书的书名按照俄文的顺序，应该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反对戈尔巴乔夫——保卫苏联的最后一战”。中文译者对书名做了调整和词语的修饰。不管哪个书名，都直接把“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与戈尔巴乔夫对立起来了。那么，“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真的是要反对戈尔巴乔夫吗？

广义上可以这么讲，因为戈尔巴乔夫正是签订“新联盟条约”的支持者和推动者；也正是他在与叶利钦等人讨价还价的过程中，设计了未来“苏维埃主权共和国联盟”中央机关的人事安排，准备彻底更换当时苏联政府的班底。对于“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来说，于公于私，他们都有理由反对戈尔巴乔夫。

但是，历史真实恰恰又表明，戈尔巴乔夫不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死敌”；“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曾千方百计争取戈尔巴乔夫的支持。他们的行动似乎正是落实戈尔巴乔夫的“意图”。亚纳耶夫说，早在1990年下半年，按照戈尔巴乔夫的指示，曾起草了实行紧急状态的方案。1991年4月，戈尔巴乔夫进一步布置了实行紧急状态和成立紧急状态委员会计划的任务。就在1991年8月3日，即戈尔巴乔夫去福罗斯休假前一天，苏联部长会议召开会议，一些部长当面向戈尔巴乔夫呼吁，国家正滑向深渊，必须采取紧急措施。戈尔巴乔夫表示：“我们不允许瓦解苏联，我们将采取一切措施，直到实行紧急状态。”根据会议速记记录，戈尔巴乔夫在结束自己讲话时说：“所以，需要采取紧急状态，那就实施紧急状态。所说的是，在紧急状态下，整个国家过去运转，将来也会运转。”最后他还说，他将去休假，“以便不妨碍你们工作”。亚纳耶夫在1993年对采访的记者说：“局势是这样，只要8月20日签署‘联盟条约’（即‘新联盟条约’），联盟就会消失。总统首先应该采取坚决措施来拯救伟大的国家。”

8月18日，也就是“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正式成立的前一天，准备起事的主要成员决定派一个小组去福罗斯面见戈尔巴乔夫，希望总统签字同意实行紧急状态。会见双方事后对此都做了描述，尽管一些谈话的细节有出入，但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戈尔巴乔夫没有在实行紧急状态的总统令上签字；第二，他在与来人握手道别时说了一句耐人寻味的话：“好吧，干吧，行动吧。”这是一种既有“不”也有“是”的态度。从戈尔巴乔夫方面说，他在情况不定的时候采取了观望，给自己预留尽可能灵活的选择余地。从起事者的角度看，他们虽然没有得到最想要的明确支持，但也从中读出了某种默许甚至鼓励。正如亚纳耶夫说到的：“戈尔巴乔夫自动远离了事件……在这种极其必要的条件下，我干了戈尔巴乔夫不去干的那种脏活。”由此可见，“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包括亚纳耶夫在内，在起事的时候并没有把戈尔巴乔夫作为要打击的对象，而是把他当成一个暂时不能公开露面的支持者和同路人。这一点，坦诚的亚纳耶夫没有隐瞒，他在书中写道，“在政治局和国家安全委员会成员中，我是最后一个依然真诚地相信”戈尔巴乔夫的人，相信他“迟早会利用手中馈赠给他的权力为国家谋利益”。

在“8•19”事变中，不仅亚纳耶夫没有明确地反对戈尔巴乔夫，整个“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当时也没有反对苏联总统。俄罗斯评论家维克多•特鲁什科夫就“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成员与戈尔巴乔夫的关系有过很到位的评论，他说在8月19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发出第一号命令时，其成员“客观上已经不再是戈尔巴乔夫分子了”，但他们“主观上……依然是戈尔巴乔夫分子”，“他们的每种作为和不作为都呈现出戈尔巴乔夫的做派”，亚纳耶夫虽然赞成戈尔巴乔夫的行为，但“多半表现为不能对抗戈尔巴乔夫，不能坚定地捍卫共产主义原则”。还有一个最好的例证：在起事失败已成定局的8月21日，“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主要成员克留奇科夫、亚佐夫、卢基扬诺夫、巴克拉诺夫等，又急忙飞到福罗斯觐见戈尔巴乔夫，希望他出来收拾残局。只是这时的戈尔巴乔夫为了掌握主动，为了能够以无辜和受害者的身份“凯旋”莫斯科，重掌总统大权，已经决定抛弃那些自愿帮他“干脏活”却最终没有干好的伙伴了。“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的成员除了自杀的内务部长普戈外悉数被捕；“重获自由”的苏联总统在各种场合都强烈谴责“国家紧急状态委员会”，撇清自己与这些“政变”者的关系。恰恰是戈尔巴乔夫的这些言行，终于让他们看清了戈尔巴乔夫的面目，彻底摧毁了亚纳耶夫等人对他的信任或者说幻想。正是在经历“燠热的8月”之后，有了“水兵寂静”监狱中的痛苦思索，同时看到了自己本来要阻止的事情很快悲剧性地上演，亚纳耶夫终于在主观上也成了反戈尔巴乔夫分子。他的这本遗著（在拿到此书俄文版新书的第三天，亚纳耶夫与世长辞），与其说是作者对重大事件的回忆，不如说是一位壮志难酬、旧痛未消的老人，给后人和历史留下的反省和感悟。这种反省与感悟是袒露的、自剖式的，因而也就携带着某种震动人心的力量。这种力量就在于，他既看透了别人，也看透了自己。

（《捍卫苏联的最后一搏》，［俄］亚纳耶夫著，胡昊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2年11月第1版，188页，39.00元）

刊于2013年1月6日

1962：核战边缘

吴伟

偶尔翻看若干年前从俄罗斯带回来的外文书，其中一本吸引了我。书的封面印着古巴地图和赫鲁晓夫、卡斯特罗和肯尼迪头像，书名：У края ядерной бездны 《在核深渊的边缘》。突然想起，1962年10月发生在加勒比海的那场几乎把全世界都卷入空前灾难的危机，已经过去半个世纪了。

“阿纳德里”行动

人们熟知的这场危机，直接的起因是苏联悄悄把导弹和部队运到了古巴。苏联和古巴相距一万一千公里海路，把大批部队和导弹运送到那里，不是一个小行动。苏联从开始准备到把部队和导弹运抵古巴，只用了五个月时间。整个行动的正式称谓是“阿纳德里”战略行动。根据已经披露的档案和当事人的回忆，我们可以对这次行动的准备与实施过程有一个大致准确的还原了。

以古巴导弹危机为基础创作的电影《惊爆十三天》剧照

赫鲁晓夫是把苏联导弹运往古巴的最初提议者和最主要的支持者。从赫鲁晓夫表达的意思中可以归纳出来的理由有这样几条：制衡美国在战略武器上对苏联的优势地位，保卫社会主义古巴的主权和抵御外来军事干涉的威胁，迫使美国和西方撤除部署在苏联周边的核武器，实现苏美两国在处理国际事务上的“平起平坐”。显然，赫鲁晓夫试图“一石多鸟”。这些理由对苏联党政军领导人来说应该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再加上赫鲁晓夫当时至高无上的领导地位，他的力主决定了事情的最后结果。苏共中央主席团成员和书记处成员中没有谁提出过强烈的反对意见；尽管主席团成员米高扬提出过异议，但实际上不可能改变什么了。国防部长马林诺夫斯基元帅是赫鲁晓夫这一想法的积极支持者；在苏联国防委员会成员、苏军第一副总参谋长伊万诺夫直接领导下，汇集了五十四位元帅、将军和军官组成工作组赶制计划。有关的行动计划方案很快被拟定出来。

根据该方案，首先需要一支战略导弹部队——由五个配备P-12型和P-14型中程导弹的导弹团组成导弹师，导弹有效射程两千至四千五百公里；防空部队由两个防空导弹师组成，装备“C-75”导弹系统；空军部队由一个歼击机团和两个巡航导弹团组成；独立航空兵大队由可作为核武器运载工具的伊尔-28飞机及一个直升机团组成；陆军由四个配备了坦克营的独立摩托化团和三个加强战术导弹师组成。考虑到可能进行的海上军事行动，方案中准备组建一支实力强大的海军部队，它包括两艘巡洋舰，四个驱逐舰大队——其中有两艘导弹驱逐舰、十一艘鱼雷潜艇、十二艘导弹快艇，以及一个鱼雷航空兵团、一个岸防导弹团。此外，还有通讯部队、技术部队和后勤部队等。上述方案预计的部队总人数为五万三千人，为此需要近八十五艘海军舰只执行运送任务。不过，由于形势变化，一些部队并未抵达古巴，实际抵达古巴的苏军人员共四万三千人，以及四十二枚中程导弹及所有设备，一百六十二枚核弹头，四十二架伊尔-28轰炸机，物资总重量三十五万吨。

1962年5月24日，这个方案由马林诺夫斯基和总参谋长扎哈洛夫签署。方案计划的行动被命名为“阿纳德里”战略行动。之所以选取这样一个代号，是因为在堪察加地区的阿纳德里附近已经为导弹团修建起了发射基地。为了转移外界对苏军部队调动方向的注意，不仅以北方一个地区命名此计划，而且还特意给准备开赴古巴的部队发放了雪橇、火炉和羊皮短大衣。

同日，这份行动计划提交给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审议。出于高度保密考虑，计划只有一份，全部为手写。会议由赫鲁晓夫主持，马林诺夫斯基宣读了计划。据出席此次会议的伊万诺夫的记录：“决定——一致完全赞成‘阿纳德里行动’。”6月10日，苏共中央主席团再次举行会议，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全部出席。马林诺夫斯基宣读了略有补充的“阿纳德里”行动计划，全体与会者又一次一致表示赞成。在赫鲁晓夫和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首先签字之后，其余主席团委员和候补委员也依次签上了自己的名字。至此，施行“阿纳德里”行动已经成为苏联最高领导集团的集体决定了。

政府任务和保密措施

很快，国防部和总参谋部给武装力量各兵种总司令和参谋长发布命令，要求他们对部队、舰只的准备要负起完成政府任务的责任；要按照战时标准选派人员、调拨武器装备和物资，并确保部队的战斗准备达到执行战斗任务的程度。动员工作几乎涉及了苏联最重要的军区和舰队，莫斯科军区、列宁格勒军区、基辅军区、北高加索军区、伏尔加沿岸军区、敖德萨军区以及黑海舰队、波罗的海舰队和北海舰队的上上下下都紧张地行动起来。

苏联派驻古巴的部队由伊•亚•普利耶夫大将任总司令，他两次获得“苏联英雄”称号，曾任北高加索军区司令员；第一副司令为巴•勃•丹科维奇航空兵中将。根据命令，驻古巴部队的主要任务是：不允许敌人无论是从海上，还是空中在古巴领土登陆，把古巴岛变成坚不可摧的堡垒。这个任务应由苏联部队与古巴武装力量共同完成。在反击侵略的作战中使用苏联部队的决定只有苏联政府才能做出；驻古巴部队司令部只有按照中央的指示才能使用核武器并使导弹部队处于相应的战斗准备阶段。

应当说，直到同年10月14日前，“阿纳德里”行动进行得还都顺利。在此之前，无论是上万公里的海上运送，还是在古巴各港口的人员和装备卸载，甚至是导弹发射场的初建，苏联的行动虽然被美国军方发现，但都没有引起高度警觉。一方面，苏联的行动的确是美国从没有想到的，另一方面，也得益于苏联保密措施的成功。

据参加“阿纳德里”行动的军人回忆，在整个部队的运送过程中，命令他们不能穿军装，只穿方格的衬衫。白天所有人基本不能出舱，只有在公海和晚上才可以到甲板上走动。狭窄的舱室，闷热的气温，拥挤的环境和有时长达两周的航程，让士兵备受煎熬。在接近巴拿马群岛时，美国的飞机和军舰时有出现，苏联士兵的隐蔽措施也就更加严格：一天只提供两次配给的口粮，到甲板上去上厕所需要排队。

为了不暴露航行的目的地，运送船只从南起塞瓦斯托波尔、北至北莫尔斯克的不同港口出发。不同港口出发的船只都是在起航后分阶段明确航线的。起航前，船长一般会接到几个编好顺序号码的公函。例如，从黑海锚地出发的船只，船长接到的第一号公函，信封上面写着：“驶离苏联海域后开启”；第二号和第三号的信封上什么都没注明。打开第一号公函，里面的内容为：“第二号公函在进入博斯普鲁斯海峡和达达尼尔海峡后开启。”而第二号公函里的指令是进入直布罗陀海峡后开启第三号公函。第三号公函里就是一个再简单不过的指令了：“驶往古巴。”

部队到达古巴后，苏联军人一律换上古巴军装，从港口到营地都是夜间行军。为避免暴露国籍，行军途中士兵严禁交谈，指挥官则临时学会两句西班牙语：“前进”和“停车”。一旦部队开拔，宿营地要清除一切用于伪装的物品。

每个参加“阿纳德里”行动的人员，从士兵到军官都要接受严格的政审和体检。部队政治机关和克格勃机关对参加行动的人员政治可靠性、军事能力、意志品质以及民族属性等，进行考核与评价。有的军人因为是犹太人而被排除在行动之外。对参加行动的军官也有相应的照顾，比如，在出发之前允许他们把家搬到苏联任何一个城市，并有权得到住宅和户口；这对很多军官来说是个极大的好处。

“细节决定成败”

当然，百密难免一疏，再周密的行动计划也会有考虑不周和出现意想不到的情况。对相隔遥远的古巴，苏联对其了解远远谈不上细致入微。加之“阿纳德里”行动准备时间短促，这就使行动计划遇到了一系列困难和挑战。

提前到达古巴的先遣人员立即发现古巴的自然环境会给实现预想的行动计划带来巨大的困难。首先饮用水源就是一个问题。按照军事地理学在莫斯科选择的部队部署地点，不是饮用水水井很少，就是干脆没有开发。而有水井的地方，淡水也仅够当地居民使用。古巴军事人员由于对现代化，特别是重装部队的特点不很了解，对苏军驻扎地的水源估计明显不足。例如，古巴中央军司令阿尔梅达少将给一个苏军摩托化团选择的营地有两眼水井，在他看来，这里淡水供应一个师都没有问题。可是他不了解，不仅是人员需要水，摩托化和自动化军事装备同样需要大量用水。

部队住的条件也是出乎行动计划制定者意料的。按照一般军事学要求，部队最理想的营地应该在树林中。这样既有利于人员和装备隐蔽，也可以躲避高温。但是，古巴闷热潮湿的气候使树林成为并不适合居住的地方，那里密不透风，蚊虫肆虐，古巴居民的生活区基本都不在树林附近。而且，树林的面积都不大，不适于大部队和装备的隐蔽。这些不利的自然因素迫使苏军不得不重新选择营地地点。

道路是又一个大问题。古巴西部和中部地区基本是红黏土地带，特别是在雨季，这样的土质完全不利于车辆通行，更何况是频繁的军事运输。在东部地区又是以岩石地质为主，这里需要大量使用爆破方法才能保证建造符合要求的军用道路。这无疑给部队的通行和驻防都平添了不少困难。

古巴这时的炎热气候所带来的麻烦，也是苏军始料不及的。尽管专业人员在制订“阿纳德里”行动计划时考虑到古巴的气候特点以及可能造成的不利影响，但已经没有充分的时间改装现有的装备了。苏军的装备几乎都是根据苏联和东欧国家气候特点研制生产的，武器装备的外设、仪表、弹药和专用仪器的适应参数和安全参数，也是按照欧亚大陆的气候设定的。这些参数显然无法适应古巴高温的考验。酷热、多雨、飓风引起的温度和湿度的急剧变化，对苏军的武器装备的性能产生了不利影响。无线电通讯设备因高温常常处于“超载”状态而无法正常使用；在黑海和波罗的海可以高速行进的导弹快艇，在古巴水域由于冷却系统达不到要求而完全丧失了自己的特质；导弹燃料（过氧化氢）的储藏和运输也是一大难题，它必须保持在一定的温度之下，这就需要循环水来冷却，这在古巴当时的条件下很难实现。高温和高湿对载重车、加油车、坦克、吊车等也造成了影响，这些车辆的水压系统无法抵抗这里的高温。要在这种条件下维护武器装备的正常运转，需要大批专业技术人员，但首先运抵古巴的是作战部队，技术人员一时无法满足需要。另外，飓风和暴雨也严重影响了军事工程的进度，营房、发射场、战壕、掩蔽所、道路等，常常被风吹毁或被雨水淹没。这都不可避免地延迟了工程进度。

远在异国他乡，又时刻处于高度紧张状态之中，在古巴的苏联军人中也出现了一些情绪不稳定和违反纪律现象。较长一段时间，驻古巴的苏联军人无法和国内亲属建立联系。随着外部形势急剧恶化，苏联军人中抑郁、孤僻、灰心丧气、容易冲动等现象也随之增多；还出现一些精神病病例。此外，酗酒、打架、自暴自弃等违纪现象也给部队的教育管理提出更高要求。尽管出现心理问题和违纪还只是个别现象，但从中还是可以发现苏联驻古巴的军事人员所承受的压力以及这种压力下产生的悲观情绪。

压力和悲观情绪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苏联政治军事领导人和军事指挥机关，对敌人——美国可能采取的针对性行动估计不足，没有估计到美国会在苏联的导弹在古巴部署完成之前发现苏联的意图并立即做出如此强硬的反应。身处第一线的驻古巴部队的情报工作也不尽如人意。他们的情报基本来源是古巴情报部门。例如，有关肯尼迪总统下令美军在10月27—29日进攻古巴的情报，驻古巴苏军司令部是从菲德尔•卡斯特罗那里得到的，而卡斯特罗首先是从拉美一个国家的总统那里得知此事的。在情况不明之下，驻古巴苏军总司令伊•亚•普利耶夫将军做出了最坏的准备。在10月中旬召开的一次所有指挥员参加的会议上，将军说：“如果敌人不使用核武器，我们就将用常规武器作战，并要坚持到最后。我们没有地方可退，我们远离祖国，作战储备够用五六个星期。如果部队集群打散了，我们就以师为单位作战，师被打散了，就以团为单位作战，团被打散了，我们就进山打游击战。”将军这番话中的不屈精神没人质疑，但细细品味，也许还流露出一丝隐隐的无奈。

像“阿纳德里”这样庞大复杂的战略性行动，有一些考虑不周和出现疏漏是难免的。但毕竟这样“细节”上的失误过多，势必对最终的结果会产生影响。不过，尽管美国最后迫使苏联从古巴撤回了导弹和部队，但“阿纳德里”行动完全失败了吗？前面说过赫鲁晓夫是想“一石多鸟”，他投出的石头没有“斩获”吗？在苏联的导弹运去又运回背后，人们看到了美苏两个大国除了对抗、相互威胁和明争暗斗之外，懂得了理智地处理危机，懂得了给自己留有余地，也懂得了给对方留出台阶。因此，“古巴导弹”危机留给后人更有意义的启示是，大国之间更要懂得彼此尊重。

刊于2012年10月14日

一道翻不过去的墙

吴伟

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封锁东西柏林之间边界的决议后，紧张的准备工作立即展开了。封锁边界的行动被赋予一个很有浪漫含义的代号：“玫瑰行动”，但就封锁行动而言，要想在一夜时间内把一个拥有四百万人，街道、铁路和基础设施都紧密相连的现代化大城市一分为二，人为地切断那些上百年来维系着整个城市的经络和脉搏，其难度可想而知。

选择开始“玫瑰行动”的时间是经过深思熟虑的。1961年8月13日是个周末，那天民主德国的劳动者不会上班，按照柏林人的生活习惯，他们这天会去郊外度假。这就避免了在每一个单位里聚集大量人员，并引起罢工、示威等过激行动。这是吸取了1953年6月事件的教训。当时，民主德国政府决定在不增加工资的情况下把工作定额提高百分之十。政府的决定选择在一个星期四（5月28日）予以公布。听到这一决定的工人们纷纷扔下工具，互诉不满，然后他们冲出工厂和工地，聚集在大街上；其他地方也随即掀起抗议示威和罢工浪潮。西方国家不失时机地进行煽动。6月17日，东柏林的群众示威活动酿成流血事件。人们放火焚烧工会大厦、德苏友好大厦和警察局，冲击监狱并释放了大部分政治犯，甚至把部长会议副主席奥托努施克绑架到了西柏林。民主德国政府向苏军请求帮助，苏军出动坦克镇压，冲突中数十人死亡，数百人受伤。

除了时间上的精心选择之外，行动之前的保密工作也受到民主德国领导人的高度重视。8月7日（周一），乌布利希向德国统一社会党政治局成员传达了即将到来的封锁边界行动；同时决定11日（周五）召开民主德国议会——人民议会，批准必要的措施，并启动必要的宣传机器，包括在报纸上发表声明，撰写文章为封锁行动进行辩护性宣传等。也是在周五，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部（史塔西）的高级官员，才能正式得知“玫瑰行动”的内容。12日（周六）中午，在严密的监控下，指定的印刷厂的工人开始印刷边境封锁的官方声明。同日下午，在距柏林市区不远的多恩湖畔，民主德国的部长们和一些党派的领袖被召到此地，参加由乌布利希为他们准备的“联欢会”。将近晚上十点，乌布利希向他的客人们传达了封锁边界的决定。“大家都同意吗？”乌布利希问道。和预料的一样，没人反对。行动的决定就这样被政府通过了；但在午夜之前，在这里的不管是部长还是服务人员，都不得离开这座掩映在桦树林中的政府别墅半步。

“玫瑰行动”的具体组织和指挥者是后来接任乌布利希成为民主德国最高领导人的埃里希•昂纳克。1912年8月出生的昂纳克当时还不到五十岁，几年前他就成为德国统一社会党中央委员会的一名书记，之后成为政治局成员，进入了党的最高领导层。1960年，民主德国成立国防委员会，他被任命为这个以乌布利希为首的最高防务协调机构的书记，主要职责是监管军队、警察、国家安全和司法机关。这使他有机会经常接触国家强力部门的领导人，并一起工作。正是在他的直接参与下，组建起了民主德国国家人民军，他也由此成为军队的重要缔造者之一。

昂纳克是柏林边界管制措施的积极和坚定的支持者。他在回忆录《我的经历》中写道：“在以往的十二年中，民主德国与柏林西区的边界是开放的，与联邦德国的边界在不同程度上也是如此。准确地说，当时整个社会主义大家庭和资本主义世界毗邻的边界是一条开放的边界。这种状况对和平潜伏的危险日益显露出来。”当乌布利希责成昂纳克负责准备和实施必要的有关行动后，他为了直接领导这次行动，便把指挥部设在柏林警察总局。按照计划，封锁西柏林边界的材料是带刺的铁丝网和标桩，它们是作为“演习的部分装备”下达给部队加工制造的。行动开始后，国家人民军和警察预备队进入指定地段。由可靠的工人组成的工人战斗队也在柏林与柏林西区相邻的波茨坦和（奥得河畔的）法兰克福专区进入指定地点。他们和警察部队一起，直接保卫沿柏林西区的边界；必要时，国家人民军和国家安全部的治安部队作为第二梯队支援他们。这些在第一线执行“玫瑰行动”的武装力量得到驻民主德国的苏联军队的支援。在北约部队入侵的情况下，苏联驻民主德国军队才会采取行动。

夜间展开的行动进行得非常顺利，绝大部分柏林人只是在第二天一早才惊异地发现，东西柏林之间昨天还是通畅的街道和相连的地区，忽然被一道铁丝网阻断了。住在西柏林的“自由柏林电台”的记者戈茨•伯甘德可能是最早目睹封锁行动的那一批人了。他在勃兰登堡门看到，在东柏林那一边，有许多工人战斗队的队员，他们穿着淡褐色卡其布制服，挎着武器，保持着战斗队形，组成一道人墙，他们身后是一排高压水枪。之后，开来了几辆卡车，人们从车上卸下一卷卷的铁丝网，慢慢的，圆筒状的铁丝网在勃兰登堡门前铺散开来。

与此同时，在东西柏林边界线一带的街道上，警察和工人战斗队编成小队，进入所有建筑物内，巡视楼梯间和楼顶。上午，在弗里德里希大街火车站，东柏林的交通警察关闭了售票大厅，所有驶往西柏林的火车都被禁止开过边界。成百上千名东柏林居民在车站外等待着，他们还不太清除边界封锁的情况，期待着还有开往西柏林的列车。

西柏林地区和民主德国有一百六十四公里长的边界，其中四十五公里与东柏林相连。1961年8月13日至14日，发生在这条蜿蜒于街道、住宅区、树林或河道中间的边界上的事情，注定会被永远载入史册。

用铁丝网和水泥桩构建起来的边界障碍，向世人宣示着原来的柏林已经不复存在了。这时候，在东西柏林之间建立的还不是日后那道著名的“柏林墙”。按照彼得•怀登在《墙》一书中的说法，最先设置的带刺铁丝网和标桩这类比较简单的边界障碍，是用来试探西方国家反应的，只是看到了西方国家显然不会有什么强烈反应后，真正的柏林墙才开始建造。

正是由于有这样一个从铁丝网到水泥板墙的时间差，一些向往西柏林的人从中找到了机会。

柏林的贝尔瑙大街由于位置特殊，首先成为人们穿越边界的一条独特的通道。这条大街位于柏林的威丁区，东西柏林的分界线，正好从这条大街的南侧划过，大街北侧的建筑物属于西柏林的法占区，大街南侧则属于东柏林。在边界封锁后的几小时，这条大街上南侧建筑物里的人们，纷纷从自家的窗户跳到贝尔瑙大街上，只要双脚落在大街上，就算进入西柏林了。西柏林的居民向站在窗台上犹豫不决的东柏林居民大喊，给他们鼓劲；西柏林的消防队员则在楼下铺开充气垫。东柏林的警察和工人战斗队员开始在临街的住宅里挨门挨户搜查，当他们从窗户里拉住企图跳向楼下的人时，楼下的西柏林人就从下面拽住这个人的脚踝。当然，这种穿越也有很大风险，至少有三个人就因为从楼上跳下受伤身亡。还有一些东柏林居民游过泰尔托运河，进入西柏林。根据民主德国的官方统计，8月14日晚上，共有二十八人穿越了刚刚建立起来的边界障碍，第二天又有四十一人越境成功。但是很快，贝尔瑙大街和东柏林其他类似的街道上的居民都被迁走了，朝向西柏林一侧的所有窗户先是被砌上，最后，整幢建筑都被拆除。这个通道由此被彻底堵死了。

下水道成了穿越的另一个通道。最初利用下水道穿越边界的是一批中学生。他们经过努力在距离边界五百码的地方找到一个检修口。这个检修口位于一个厂区，晚上没有人。从这里下去经过大约半英里就是西柏林了。发现并利用这个通道的学生们得到了西柏林和他们差不多年纪的学生的帮助，他们组织严密，分工明确，专人负责。不过，这个通道也只利用了五个晚上，就被民主德国的警察发现了。

比利用下水道艰难的穿越是挖地道。柏林的地下多是沙质构造，虽然容易挖掘，但也容易坍塌。如果不能解决支撑问题，挖出的地道就有可能是挖掘者和利用者的坟墓。最有名的地道可能要数“二十九号地道”了。1962年5月，由两名在西柏林的意大利人发起，先后有四十一人参与挖掘工作，并且得到了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资助，给了他们五万西德马克的预付款。地道直到9月才挖通，当天有二十九人通过它到达西柏林。但是这条地道也没有成为“半永久”性的，由于穿过地道的一条水管破裂，地道被水淹没了。此外还有各种各样的穿越方式，比如开着改装后的卡车和小汽车闯关的，乘坐热气球全家飞越边界的，从水中潜泳的，试图用撑杆跳的方式跨过边界障碍的……不过，尽管其中有些办法成功了，但在民主德国有关部门的快速反应下，也都立即成了不可复制的办法了。

在与这些边界穿越者斗智斗勇的过程中，民主德国的有关部门也在不断加强边界管理力度，提高反穿越行动的技能。当发现有人利用下水道穿越边界后，民主德国的国家安全机构立即加固了所有下水道的防护栅栏，其用材的坚固程度让那些靠手锯锯断栅栏的企图彻底破灭了。为了对付西柏林帮助穿越者的各种团体，民主德国国家安全部的特工纷纷打入这些组织，通过参与穿越行动向国家安全部门提供准确情报。其中最具有戏剧性的是，当一条地道刚刚挖成，西柏林的接应者正在地道入口等待穿越者时，来了两个看起来很绝望的人，他们请求去西柏林。接应者答应后，这两人说去叫在外面等待的同伴。他们刚离开，全副武装的民主德国边境警察就冲了进来。

除了对穿越者张网以待外，加固边界障碍本身也是一种办法。到了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期，这道边界障碍已经相当完备和坚固了。弗雷德里克•泰勒在他的《柏林墙：分裂的世界（1961—1989）》一书中仔细地为我们描述了这道障碍的构造：

这个边界障碍存在于东西柏林边界靠近东柏林以内的60到90码，由水泥板构成，是所谓的腹地墙。这道边界障碍紧靠着普通的东柏林街道或空地，上面贴满了严厉警告标示。攀爬这道屏障的人是在违反法律，是正式的罪犯，可能遭受枪击。

如果有人爬过腹地墙，而且没有被发现，那么到达腹地墙的另一侧后，他会看到“边界警报围墙”，由带刺铁丝网和水泥柱构成，同时顶部还有倾斜的铁蒺藜，防止人们攀爬。而且，围墙最底下两英尺的范围内均被加固，防止有人从下面钻过去。最重要的是，上面通了电，一旦触碰，就会发出警报声，而且通常还有泛光灯照明。

对于逃跑者而言，他还有很长的路要走。他还需要面对有特别杀伤力的设施，或是尖利金属制成的坦克陷阱一样的障碍物，称为“龙牙”，或者是更凶险的布局，钢制拒马，由铺设在地面上的钢筋、金属尖钉或金属尖齿构成……如果逃跑者侥幸通过了这道障碍，他们还可能被驻守在瞭望塔内的人发现，在东西柏林边界上，每隔一百米的距离就有一个瞭望塔。驻守在瞭望塔内的边界警察奉有可以开枪的命令。随后，逃跑者会来到一条泛光照明的通道……过了这条通道就是所谓的控制地带，更准确地说，这个地带应该称为“死亡地带”，里面有数米宽而且是精心耙过的沙区，任何经过这个沙区的人都会留下非常清晰的脚印或者其他印痕。在这部分边界通常有军犬巡逻。

……只有经过这些障碍后，逃跑者才会到达“边界标记”或“最重要的障碍部分”——十二英尺高的围墙，墙的顶端安有防攀爬设施。这才是西方人说的柏林墙。

这就是柏林墙的全貌。正如泰勒所说，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几乎没有人能越过这道边界障碍，至少在柏林市中心没有人能越过它。它已经坚不可摧。

刊于2011年9月11日

谁是苏联的掘墓人？

梁小民

苏联崩溃已经二十年了。有关苏联崩溃的著作可谓汗牛充栋，既有苏联人自己写的，也有中国人和西方人写的。书有这么多，见解更是众说纷纭，比较一致的看法是，苏联不是亡于西方的“和平演变”，而是亡于其自身内部原因。但究竟什么是苏联崩溃的罪魁祸首？这就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

苏联崩溃的第一负责人，当然应该首推斯大林。他歪曲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建立了与科学社会主义风马牛不相及的斯大林模式，给苏联人民带来了沉重的灾难。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是为了让所有人生活得更幸福，但斯大林模式呢，既没有给人民以面包，又没有给人民以自由。社会主义应该是比资本主义更高级的社会发展阶段，可是斯大林模式却在很多方面名不符实。人类历史上，无论有多少逆流，最终要回到人间正道，正如大江大河，无论有多少回转、险滩，终究要流入大海一样。所以说，最终使苏联灭亡的，还是这种发展模式的建立者。

不过，斯大林模式的错误不一定要以苏联的灭亡为代价来纠正。如果斯大林以后的历任接班人能够走上改革之路，以渐进的方式来改变斯大林模式，那么苏共和苏联仍然可以存活下去，而且活得更有活力、更好。人民对谁来领导、叫什么名字，并不在意，只关心他们的生活是否幸福。“盗泉”的水，如果甘甜的话， 人民为什么不喝呢？所以，苏联的掘墓人还要从斯大林之后的接班人中去找。

马林科夫是浮云，安德罗波夫等病夫也是浮云。在苏联真正起过作用的后斯大林领导人还是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这些人中，赫鲁晓夫认识到了一点斯大林的错误。无论如何，他在苏共二十大的“秘密报告”中解释并批判了斯大林“个人迷信”和大屠杀，还第一次揭开了苏联暗流涌动的盖子，开启了改革的启蒙运动“解冻”。尽管他把这一切归咎于斯大林的“个人品质”，没有从制度上认识到斯大林模式的根本弊病，把“斯大林”和“模式”分裂开来，只批斯大林而不批模式，而且改革的目标不明确，不从根本上否定这种模式，却企图修补这个模式，改革的方法又太任意，谈不上有什么整体方案，但赫鲁晓夫仍然是一个功过参半的人物，正如一位艺术家为他塑的半黑半白的塑像一样。他毕竟开启了改革的大门，这一历史功绩不容抹杀。

现在，人们更多把苏联的崩溃归罪于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许多人至今对戈尔巴乔夫依然心怀恨意，认为他的“公开化”披露了苏共在历史上的许多罪过，如卡廷森林事件等，败坏了苏共在人民心中的形象，为苏共和苏联的崩溃埋下了祸根。我以为，戈尔巴乔夫不过是那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皇帝的确没穿衣服，天真无邪的孩子说的无非是人所不敢言的事实，他有什么错呢？孩子的真诚应该得到肯定，戈尔巴乔夫也是如此。苏共所存在的问题，是千真万确的事实，即使没有戈尔巴乔夫，又还能掩盖多久？其实戈尔巴乔夫的原意还是想推动改革的，不过斯大林模式实在太根深蒂固了，他也没办法，只好“无可奈何花落去”了。苏联崩溃的墓穴并不是他挖好的，他的公开化无非是把苏联向这座墓又推进了一步，而且是推到了墓的边缘。这时无论什么人都无法挽救苏联的崩溃了。至于叶利钦，他只是把苏联推入这座墓的人。这时的苏联已经进入垂死阶段，垂死的钟声一次次响起，斯大林模式被推入墓中，正是水到渠成的事。叶利钦是苏联的送葬者，决不是掘墓人。如果没人先挖好墓，他也不会以埋葬斯大林模式而名垂青史。

到底谁才是苏联的掘墓人呢？最近读了几本勃列日涅夫的传记，尤其是郭春生先生所著的《勃列日涅夫18年》，深觉为苏联掘墓的，正是勃列日涅夫！他才是苏联灭亡的罪魁祸首。他以宫廷政变的方式夺取了赫鲁晓夫的权力，但并没有把改革推进到一个新时期，而是力图再造斯大林模式，重现斯大林的个人集权。 这就加剧了苏联社会固有的矛盾。当苏联人民无法忍受这种制度时，墓也就挖好了，何时下葬只是时间问题，谁来埋葬也不过是历史的偶然。他当政十八年所做的一切，只是不断努力地将墓掘深。当他离世时，经过十八年的不懈努力，这个墓已经挖好了，面对这样一个大墓，任何天才的继任者都无法挽救苏联灭亡的命运，无法再寻求渐进的方式来挽救苏联。戈尔巴乔夫认识到了这一点，叶利钦最后只能把苏联推入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墓中，开启俄罗斯的新时代。

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之一，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任何一个制度的崩溃都植根于它的经济制度和由这种制度所决定的经济状况。一种制度或者模式，无论政治如何集权，文化如何受管制，官员如何腐败，只要人民生活满意，它就可以维持下去。当然，这只是一种不现实的“假设”，如果政治上集权，文化上管制，官员腐败，经济上也不会使人民过上满意日子。政治与经济是密不可分的，这样的发展模式也不会有好的市场经济制度，也不会有良好的经济状况。这样的 “假设”，无非是为了说明经济的重要性。

斯大林模式的核心是计划经济体制。它的政治集权、文化管制、官员腐败，都是以这种经济制度为基础的。计划经济之不可行，已有许多权威著作进行了深入分析，这里不用赘述。所以，改革决不能修补这种经济体制，而是要从根本上否定这种经济体制，即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在这种经济体制根本变革的基础上再进行其他制度变革。这种改革可以采用渐进式的方法，从而避免引起社会大的动荡，利国利民。不过改革者心里一定要明白，改革就是为了埋葬计划经济及相应的上层建筑，所要考虑的问题，无非是在社会基本稳定的前提下，如何一步步实现。赫鲁晓夫的失败，并不因为他的改革方法不对，如分为农业类、工业类之类，关键在于，他根本没认识到计划经济在斯大林模式中的作用及其不可行性。他把一切都归咎于斯大林的个性，没有认识到斯大林之所以能犯下种种错误，关键还在于制度基础。他不想改变制度，更没想到去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他所做的一切，即使再正确，也只是修改、完善这种制度。所以，斯大林所犯下的个人崇拜等错误，他又犯了，而他又并不具备斯大林的权威，最后被勃列日涅夫的宫廷政变赶下台也是必然的，没有勃列日涅夫，也会出现其他的“夫”或“斯基”。

用什么方式获取权力并不重要。在封建的家族式继承或苏联式的上一代领导人指定接班人的权力交接模式中，获得权力都不会是光明正大的，总有某种阴谋或妥协在内。但历史是以成败论英雄的，无论以什么方式获得权力，只要掌权后能推动历史前进，后人也不会苛责。唐宗宋祖获得权力都不光明正大，甚至是在腥风血雨中完成的权力交接，但现在有谁不说他们是一代明君？有谁还在以他们夺权的方式来否定他们？勃列日涅夫以宫廷政变的方式获取政权本来也是斯大林模式的一部分，关键是他获得权力后的所作所为。如果勃列日涅夫继续赫鲁晓夫的改革，而且纠正方向与方法，那么，他今天一定是英雄，也可以避免苏联在一夜之间分崩离析的悲剧。可惜，他不是这样的人。与赫鲁晓夫相比，他上台后是完全转向了，不是前进，而是倒退，回到斯大林模式。他成了一个新的斯大林，又在起劲地挖斯大林已开始挖的坟墓，使之更深、更大。一旦把苏联埋进去，就永无出头之日了。

回到斯大林模式，势必要停止由赫鲁晓夫开始的批判斯大林。勃列日涅夫及其掌权的“第聂伯罗帮”甚至想为斯大林恢复名誉，歌颂斯大林的丰功伟绩。在历史上，为某个人翻案，祭出历史的亡灵，并不是对这个人情深意切，而是为了复兴他们的思想和做法。勃列日涅夫迫于当时人民对斯大林的怨恨，也没敢大张旗鼓这样做，但他们所作所为的确再现了斯大林的那一套。

这首先就是回到计划经济的模式，使苏联在赫鲁晓夫时代开启或正在探讨的“新经济体制”改革停止。那时已被肯定并试验性地采用的企业以利润为中心、扩大企业的自主权、物质刺激等带有市场经济色彩的改革都停止了，正在探讨的“市场社会主义”也受到批判。改革的推动者柯西金受到排挤，行政管理经济的方式重振雄风，管理部门的权力也得到扩张。其实，柯西金当时并不是市场经济的改革派，只不过是要用经济手段对计划经济作一点修补。勃列日涅夫连这点改革都制止了。其中当然有对柯西金夺权、把“三驾马车”变为一人独裁的企图，但从他的经济政策来看，他更是一个斯大林模式计划经济的坚定信徒。要知道，斯大林的关键错误还不在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的大清洗，而在于他所建立的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在此基础上的集权政治。勃列日涅夫想为斯大林翻案，他也不敢否认大清洗之罪，但仍试图召回斯大林模式的亡灵。勃列日涅夫上台后，尽管不敢公开为斯大林招魂，却对斯大林模式一仍其旧。

应该说，计划经济下，由国家集中力量办大事，在一定时期内对恢复和发展苏联经济还是起了重要作用的。在二战后的二十多年中，苏联保持了高速增长。在勃列日涅夫执政的六十年代后期和七十年代初期，苏联经济形势相当不错。第八个五年计划（1966—1970）顺利完成，增长率达到百分之七点四，远高于同期西方国家的增长率（应该指出，把苏联的工农业生产总值与西方的GDP相比并不科学。因为这两个统计体系的内容与方法差别甚大。简单来说，GDP包括产品与劳务，而苏联的统计体系不包括劳务，GDP只计算最终产品，没有重复计算，而苏联的统计体系包括了中间产品的重复计算。限于资料，只能权且作此比较）。到1975年，苏联的工业总产值已达美国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八十以上，而农业总产值达到百分之八十五。

但是，苏联计划经济下的这种高增长是靠大量投入资源而实现的，缺乏技术创新与生产率的提高，因此不具有可持续性，到七十年代后期增长率就放慢了，这就是《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与新科技革命失之交臂”。从六十年代末到七十年代末，工业总产值增长从百分之八点五下降到百分之五点九，农业总产值从百分之四点三下降到百分之一点一，劳动生产率年增长从百分之六点八下降到百分之三点二。靠投入增加来实现增长走到尽头了，又缺乏技术创新，经济能不停滞吗？

苏联学界与政界并不是没有认识到技术创新与生产率提高的重要性。早在五十年代初，苏联经济学界就讨论了“外延式增长”与“内涵式增长”的问题。外延式增长就是靠增加投入实现增长，内涵式增长就是靠技术进步和生产率提高实现增长。学界一致认为，外延式增长迟早会遇到限制，要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必须从外延式增长转变为内涵式增长。苏联的历届领导人也没有少讲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但为什么苏联的增长一直没有从外延式转向内涵式呢？

这就在于计划经济体制阻碍了技术创新。在市场经济中，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企业家追求利润的动机。奥国学派的米赛斯认为，企业家的利润来自产品市场价格与成本的差距。企业家为追求利润就要通过技术创新来实现。追求利润既是企业家内在的动力，又是外在的压力。在计划经济体制下，企业家和企业都消失 了。企业全由国家直接控制，并不以利润为目标，有了利润不能给自己带来好处，亏损了也有政府的“父爱主义”保护，而且，国营企业的领导都是行政官员。这种体制下，企业哪有技术创新的动力呢？而且，与计划密不可分的专制独裁政治制度压抑了新思想的产生。标新立异会引来杀身之祸，循规蹈矩才能生存下去。这种制度抑制了新思想和技术创新。所以，尽管认识到技术创新的重要性，也是只有肤浅的“知”，而没有现实的“行”。

当然，要说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下没有技术创新，也并不准确。苏联毕竟是世界上第一个成功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它的军用技术和空间技术，与美国不相上下。为什么这种技术创新没有体现在国民经济中呢？这就是计划经济体制的另一问题了：发展经济的目的不是富民而是强国。苏联的目标是使自己在军事与空间技术上足以与美国对抗，并不惜以举国之力来实现这个目标。计划经济体制下，想要集中人力与物力来为这一目标服务，还是没问题的，毕竟苏联资源丰富，人杰地灵。但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也必然要放弃其他目标。所以尽管苏联在军事及空间技术上实现了重大突破，但这与整个国民经济并没有关系，相应的技术也并没有运用到国民经济中。而且，把资源应用于这方面，必然减少了用于其他方面的资源。苏联的经济停滞，物资短缺，人民生活水平不高，根源正在于此。在某一时期内，人民为强国作一点牺牲是可以的，但要长期如此，必然引起人民的不满，社会难以稳定。苏联崩溃的深层次根源正在于经济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低下。强国而不富民，最终国家是无法真正强大的。

为强国而富民，如果人人贫穷，生活不易，这倒还不会引发太大的问题，但苏联的问题是大多数人民贫穷，而少数特权阶层却过着比西方资产阶级还腐化的生活。这就不能不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勃列日涅夫正是这个特权阶层的缔造者和代表。

说勃列日涅夫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这是《勃列日涅夫18年》作者的看法，我并不完全认同。我赞同德热拉斯在《新阶级》中的观点，只要是这种计划经济和独裁的制度，就必然有特权阶层，即德热拉斯所说的新阶级。而且，一旦这种制度建立，这个特权阶层就产生了。在十月革命成功后的初期，列宁是坚决反对特权思想的，当时革命者的理想主义和艰苦的物质条件也不允许特权阶层的出现。但斯大林掌权后，为了维护独裁的体制，他有意扶植了一个特权阶层，作为自己统治的基础。个人迷信既是斯大林的爱好，也是这个特权阶层为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创造出来的。斯大林的错误并不在于他的个性，而在于这种制度及其所形成的特权阶层。没有这个特权阶层，斯大林得不到支持。他的个性如何能得到淋漓尽致的发挥？任何时候，专制都不是一个人的事，而是有一个既得利益集团在支撑。所以，造就特权阶层是维护这种专制制度的需要。

计划经济也为这种特权阶层的形成提供了可能性。计划经济以公有制为基础，苏联的公有制名义上是全民所有，实际上真正的所有者、使用者和受益者都是掌握政权的人，因为全民所有由国家代表。在苏联，这种代表又不受人民的制约和监督。这样，全民所有就变成了特权阶层所有。中国批判苏联的“九评”中曾经正确提出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公有制度成了官僚资产阶级所有制。其实不仅勃列日涅夫时期如此，这种制度一旦建立，就必然如此。统治者先有权力，再成为真正的所有者，特权阶层就产生了。这正是哈耶克所说的“有了权才能有钱”。

勃列日涅夫1964年上台，成了当年《时代周刊》的封面人物

勃列日涅夫不是特权阶层的缔造者，仅仅是这个阶层的扩大和强化者，他也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懂也不信马克思主义，尽管讲话中通篇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口号，实际上考虑的还是如何巩固一己统治地位。他依靠的主要是过去的手下，即《勃列日涅夫18年》中所说的“第聂伯罗集团”。他们早已把马克思主义抛到脑后，一切以小集团的利益为导向。勃列日涅夫无原则地宽容属于自己小集团的人，排斥集团之外的人，波德戈尔内、柯西金就是被他排挤出领导集体的。谋取政治地位还是为了经济利益。勃列日涅夫本人就热衷于名车、别墅和打猎，为子女亲属谋取利益。他的女儿和女婿都是名声甚坏的“太子党”。有了这类榜样，当然上行下效，不用说这个小集团的人，即使没有进入这个小集团的官员也要以权谋私。“九评”中把他们称作官僚资产阶级，还是相当有道理的，今天看来也不为过。

这样一个特权阶级形成后，他们与广大人民的清贫生活形成鲜明对照，这势必引起人民的反抗。换言之，当时的社会主要矛盾就是特权阶层与广大人民的矛盾。在专制和舆论控制之下，这种来自人民的不满就形成了异见者。异见者是一些知识分子，但他们的产生是有社会根据的。如果当权者能倾听他们的意见并做出改进，他们也形不成气候。但勃列日涅夫采取强硬的手段，不是抓进监牢、送去劳改或精神病院，就是赶出国。但这样一来，产生异见的基础不但没有消除，还在加深，最终成为推翻苏联旧体制的一种力量。

其实不同政见者任何社会都有，当年的马克思，之后的左翼思想家加尔布雷思、罗宾逊夫人不都是不同政见者吗？但他们都没成什么气候，当局并没有压抑、镇压，他们有些看法被吸收到政策中，不用镇压便自行消散了。对异见者，越是镇压他们就越坚强，越是想扑灭，他们的声势就越大。甚至原来一些本来没有引起人民重视的异端思想，越是镇压，知道并接受的人就越多。勃列日涅夫对异见者的种种打压，最后使他们成为日后推翻苏联的强有力的力量。打压异见者岂不是在给自己掘墓吗？勃列日涅夫打压索尔仁尼琴，打压萨哈罗夫，他们反倒各自获得了诺贝尔奖。打压使这些人获得了世界级声誉，对巩固社会主义苏联有什么好处呢？黑格尔说，“凡是存在的都是合理的”，异见者的出现并形成一股势力，肯定有其社会根源。对异见者釜底抽薪，消除这些根源，异见者这些人如何能存在并发展？打压等于给异见者火上浇油。这就正如对皮球，要给它放气，而不是拍打。放了气，它就动不了了，越拍打，它跳得越高。

使勃列日涅夫给苏联掘的墓越来越大的，还有他的外交政策。出兵捷克和阿富汗是最大的失误。社会主义国家应当尊重别国主权，爱好和平，但勃列日涅夫粗暴地出兵干涉捷克的内政。这只是延迟了捷克的改革，但并不能改变改革的历史趋势。这不仅使苏联在国际上处于难堪的地位，而且在国内也引起人民不满。出兵阿富汗进行扩张，使自己陷入了泥潭，物质人员上的损失不用说，声誉的损失，给摇摇欲坠的苏联以最后一击。外交政策成了压倒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勃列日涅夫十八年经营的内外失败是苏联崩溃的基本原因。墓已经挖好了，戈尔巴乔夫再无回天之力，叶利钦轻轻一推，苏联就进了勃列日涅夫挖好的坟墓。戈尔巴乔夫、叶利钦何错之有？

对勃列日涅夫的评价，国内外分歧甚大。甚至时至今日，俄罗斯为勃列日涅夫歌功颂德的人也不少。我看过的另一本《勃列日涅夫传》是俄罗斯学者谢尔盖•谢曼诺夫写的，由东方出版社在国内翻译出版。他把勃列日涅夫写成一位英雄，甚至对他女儿、女婿之类亲属发财升官之事也不承认。这种书也是一类看法。但我认为离起码的事实甚远。对勃列日涅夫评价的争论还会持续下去，这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德国不是还有人怀念希特勒吗？

（《勃列日涅夫18年》，郭春生著，人民出版社，2009年4月第1版，369页，34.00元）

刊于2011年6月12日

南联邦解体二十周年祭—记一个“小帝国”的终结

金重远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南联邦解体后的地图

1992年4月27日，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成立，至此南联邦正式宣告解体。此时这场政治风暴离1991年12月21日的苏联瓦解仅四个多月的时间。 由于它发生在巴尔干的一个小国，当时并未引起世人足够的注意。事实上，这个“小帝国”的终结不仅对欧洲，而且对世界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值得学界回顾和反思。

一次民族大迁徙

提起欧洲历史上的民族大迁徙，人们自然会首先想起公元四世纪后期至六世纪中期日耳曼人向东的那次大扩展，他们不仅摧毁了西罗马帝国，而且还催生了一系列新国家，诸如法国、意大利和西班牙等。

但另一次民族大迁徙同样不应淡忘，那就是公元六至七世纪，原本游牧在东欧大平原的斯拉夫人大举南下，浩浩荡荡直奔巴尔干。当后来思乡心切，意欲北返时，却遭到剽悍的马扎尔（匈牙利）人骑兵的拦截，从此关山阻隔，只得与巴尔干的崇山峻岭为伍。随着时间的过去，他们与当地居民融为一体，组成南斯拉夫人，与东斯拉夫人（俄罗斯人、乌克兰人、白俄罗斯人）、西斯拉夫人（捷克人、斯洛伐克人）三足鼎立，形成斯拉夫三大民族集团。

巴尔干地处各种势力冲撞之地，我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地看到来自罗马帝国之争、基督教的欧洲和伊斯兰教的亚洲之争、天主教和东正教之争。

而在巴尔干，如以半岛的中部为界，其西侧的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主要受西方文化的影响，均为天主教徒；而其东侧的塞尔维亚人、马其顿人、保加利亚人则长期处于拜占庭帝国和土耳其的影响下，主要受东方文化的影响，大都皈依东正教或伊斯兰教。

这种文化上的割裂使南斯拉夫人的历史进程在外来影响下时起时伏，带有戏剧性的色彩。正如南斯拉夫著名作家拉奇基所言：“我国人民处于东西方的分界线之间，当早就存在的东西方矛盾激化，并向两极发展时，我国人民的全部生活就受到这两股潮流的影响。”

事实也确实如此，在不同文化激烈交锋的背景下，南斯拉夫人竟常拔刀相向，同室操戈，在历史上演出了一幕又一幕的悲剧。

一个拼凑起来的王国

到了十九世纪初，散居在巴尔干半岛各处的南斯拉夫人产生了强烈的认同感。拿破仑在1809年建立的伊利里亚行省（包括克罗地亚和达尔马提亚等地）引发了南斯拉夫人思古之幽情，他们力图把古代伊利里亚人和自己联系在一起，证明古伊利里亚人就是自己的祖先。

十九世纪三十至四十年代，伊利里亚主义在巴尔干半岛曾盛极一时，伊利里亚被说成是塞尔维亚、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的象征。在克罗地亚涌现出许多文化团体，它们都极力宣扬南斯拉夫人民的民族复兴和统一。

1878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终于摆脱土耳其的统治获得独立，1908年保加利亚也获得了同样的地位。

在1912—1913年的两次巴尔干战争中，巴尔干各国齐心合力把土耳其逐出欧洲；塞尔维亚脱颖而出，成为巴尔干的一个强国。

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南斯拉夫人处于不同的营垒：支持协约国的塞尔维亚人、黑山人和在奥匈统治下的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捉对厮杀，酿成少见的人间惨剧，终于使他们痛感有立即联合起来的必要。

经过长期的协商，一次大战的炮火甫停，1918年12月1日便组成了一个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王国，由塞尔维亚的卡拉乔治维奇王朝统治，国王便是出自这个王朝的亚历山大。

这个王国被宣布是实行议会制的民主国家，后来也确曾在1921年、1923年、1925年和1927年举行过四次议会选举，但要说到民主，却是句空话。自青年时代即在俄国宫廷中消磨时光的亚历山大对专制治国素有好感，而把议会则摆在一边，当作一种摆设。

亚历山大主张中央集权，推崇大塞尔维亚主义。从1918至1929年的二十四届政府中，百分之九十二的首相均由塞尔维亚人担任；此外，百分之九十二的内务大臣、百分之八十三的外交大臣也均系塞尔维亚人。所有国防大臣的职务均落入塞尔维亚人之手，同时全部高级军官也主要为塞尔维亚人。换言之，塞尔维亚人掌握了全部军权。

对此，克罗地亚民族主义分子均深表不满。他们认为塞尔维亚、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是三个独立的民族，因此应实施联邦制，坚决反对塞尔维亚一家独大的中央集权，和政府发生激烈冲突。1928年6月，克罗地亚的两位议员在议会中被塞尔维亚极端分子开枪射杀，国内局势发生激烈动荡。

1929年1月，亚历山大国王发动政变，宣布中止议会活动，解散所有政党，将大权集中在国王一人手中，此后又改变国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亚历山大此举使国内局势进一步恶化，克罗地亚极端分子帕韦利奇趁势组成名为乌斯塔莎（意为起义者）的恐怖组织，展开各种破坏活动，并于1934年10月在马赛将法国外交部长巴都和来访的亚历山大国王一并杀死。

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风暴席卷整个欧洲时，这个拼凑起来的小王国根本无力抗击外敌，很快就在1941年4月被德、意、匈牙利和保加利亚四国所占领和瓜分。

一场血腥的兄弟阋墙

南斯拉夫被占领后，塞尔维亚划归德国，而克罗地亚则成立所谓“独立国”，实际首脑即是创建乌斯塔莎的头目帕韦利奇。在他的策划下，克罗地亚加入了轴心国，与民主国家对垒。

帕韦利奇上台后公开宣称：“克罗地亚人根本不属于斯拉夫血统，他们是哥特人的后代，关于他们是斯拉夫人的说法是强加于他们的。”并参照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令，颁布保护克罗地亚人的雅利安人血统和荣誉的法令。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本为同一种语言，只是克罗地亚语使用拉丁字母，而塞尔维亚语则使用基里尔字母，但帕韦利奇竟下令查禁所有用基里尔字母印刷的书籍，甚至宣布只有克罗地亚语，而无塞尔维亚语。

随之而来的则是在“独立国”推行赤裸裸的种族清洗政策。其内政大臣阿尔图科维奇下令禁止“塞尔维亚人、犹太人、吉卜赛人和狗”进入萨格勒布市公园、饭店和搭乘所有公共交通工具。而“独立国”的教育和宗教大臣布达克则更制订了详尽的清洗塞尔维亚人的计划，宣称：“我们将干掉一部分塞尔维亚人，迁走一部分塞尔维亚人，而对于剩下的塞尔维亚人则强迫他们接受罗马天主教，这样一来，这一部分人就将被克罗地亚人同化。”

“克罗地亚独立国”甚至公开叫嚷，它的政策就是要境内的塞尔维亚人“或屈从，或滚蛋”，所有的塞尔维亚人除“接受命运，或投入刀剑之下外，别无其他选择”。

自1941年4月底开始，“克罗地亚独立国”便对境内的塞尔维亚人实施大规模屠杀，如在格利纳一地便有一千两百六十人被关进东正教堂活活烧死。估计战争期间有二十多万塞尔维亚人在克罗地亚境内惨遭杀害，同时在波黑境内也有大批塞尔维亚人被迫害致死。

帕韦利奇及其乌斯塔莎匪帮所推行的种族清洗政策激起了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愤怒和反抗，因而使二次大战期间南斯拉夫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在不少场合带有内战的性质。这种兄弟间的相互残杀和抗击外来侵略的斗争结合在一起，给南斯拉夫人民带来巨大的损失，共有一百七十万人在二战中丧生，占全国人口的 百分之十点六。

一个貌似联邦的“小帝国”

1945年11月，在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便正式成立。它由六个平等的人民共和国组成，即波黑、马其顿、塞尔维亚、克罗地亚、黑山和斯洛文尼亚。塞尔维亚还下辖有伏伊伏丁那自治省和科索沃自治区。1963年更名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科索沃则提升为自治省。

这种联邦制似乎满足了多年来南斯拉夫各族人民的诉求，因为它是自愿联合的各平等民族的联邦国家。

南斯拉夫对内推行自治社会主义，力图摆脱僵硬的斯大林模式，进行经济改革，取得一定成就；对外则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提高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地位。

但是南斯拉夫当时实行的联邦制度实际上仍是高度的中央集权制。领导全国的最初是联邦部长会议，后为联邦执行委员会，并增设总统一职。到了1971年又设立联邦共和国主席团作为集体国家元首。同时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52年更名为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者联盟，并明确党的任务不应干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而只应通过政治思想工作说服教育人民接受党的政治路线。所有这一切都表明南斯拉夫似乎变得越来越开明，越来越民主。

然而事实远非如此。自1936年起便在国内积极开展活动的南共逐渐赢得群众的信任，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又领导人民战胜顽敌，进一步提高了自身的威信。在战后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南共更成为南斯拉夫人民领导的核心。久而久之，南共习惯在所有事务中发号施令，并使群众盲从自己。

铁托长期担任党的领导，在长期反法西斯斗争中坚韧不拔，享有崇高威望，战后历任南联邦部长会议主席兼国防部长等职。1953年起他又任总统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1963年他当选为终身总统。1974年他出任南共联盟终身主席，大权独揽，在世时无人敢攫其锋芒。

这种权倾一时的状况使世人莫不为之咋舌。英国有位名记者曾有幸造访铁托及其夫人约婉卡。当约婉卡带着几分自得向他一一展示每日所替换的华丽衣衫时，他不禁感叹工人出身的铁托已经完全过上了帝王般的生活。

铁托晚年时曾和一名二十多岁的女歌星过上同居生活，在南斯拉夫人民中引起窃窃私议。当南政府的新闻发言人在回答西方记者有关此事的询问时，竟然面无愧色地回答：“我们南斯拉夫人从不过问总统的私生活。”这里总统和国王两字之间完全可以画上等号！

巴尔干半岛即使在走出中世纪后，也全然没有摆脱君主制的阴影。一次大战后，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希腊和阿尔巴尼亚都纷纷打出王国的旗号，南斯拉夫也赫然在其中！

塞尔维亚人在十九世纪由卡拉乔治维奇王朝和奥布雷诺维奇王朝交替统治；而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则长期处于奥匈帝国统治之下，他们对王朝和帝王都素怀敬畏之感。

这样，一党专权加上一个享有终身领袖头衔的铁托便使号称联邦制的南斯拉夫变成一个道地的“小帝国”。

一出悲壮的谢幕

尽管铁托铁腕治国，取得一些成就，然而南联邦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某些弊端仍不时浮现出来。

经济发展虽引人瞩目，但与当时的发达国家相比仍显落后。据1971年统计，为追求更富裕的生活，约有百分之五点二的人去国外打工，其中百分之六十三点二为男性，而且多为三十岁以下的青年。

同时国内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上世纪70年代，南斯拉夫人的年均收入为一千四百美元，其中斯洛文尼亚最高为两千三百美元，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均为一千六百美元，马其顿和黑山则都为九百美元，科索沃最低，只有四百五十美元。到了八十年代，这种情况并没有改变，为争夺一个工作岗位，斯洛文尼亚为一人， 克罗地亚为七人，塞尔维亚为十四人，马其顿为二十二人，而科索沃竟高达四十八人，由此可见那里失业率之高。

由于按国家规定，经济发达地区应抽出一部分资金支援经济欠发达地区，遂使前者深为不满。1969年，斯洛文尼亚激烈反对为在南斯拉夫修筑公路而分摊给它大量的公债。据1971年克罗地亚报刊披露，该国每年约有百分之三十的国民收入转入其他共和国的国库，使克罗地亚社会舆论一片哗然。而不发达地区则抱怨得到的援助太少，同样感到不满。

久已存在的民族矛盾也因此激化。南斯拉夫是个多民族的国家，关于民族的概念一向十分混乱。如波黑境内的穆斯林作为一个民族长期未得到确认：1948年称他们是“身份不明的穆斯林”，1953年则被界定为“民族身份不明的穆斯林”，1961年忽又把他们划归为“人类学上的穆斯林”，直到 1971年始最终承认他们是“民族学上的穆斯林”。

居住在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人在二战后已占当地总人口的绝大多数，他们一直抱怨自己的政治地位太低。1968年发动大规模的游行示威，不仅要求取得更广泛的自治，而且还要求成为南联邦的第七个共和国。只是在联邦政府出动大批军警进行镇压后，这场风波才告平息。

民族主义情绪历来很浓厚的克罗地亚自1967年起便不断开展要求提高本国文化地位的活动，到1971年更逐渐发展成为对抗联邦政府的运动，只有在铁托亲自出面干预后，这场动乱才告终结。

就是铁托本人也难逃这顶民族主义分子的帽子，由于他出自克罗地亚民族，因此塞尔维亚人便一直怀疑他利用手中的权力蓄意削弱塞尔维亚的实力，动摇其在联邦中的领导地位。

除了国内问题，国际上也时有麻烦缠身。1948年，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将南共开除出去，此后便形成南联邦和苏东阵营的尖锐对立。为此南共进行了全面整肃，据统计有五万五千六百六十三人被审查，占1948年全体党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九点五二，其中一万六千两百八十八人被捕和判刑，对南斯拉夫的政治生活造成相当大的影响。

南联邦所经历的上述困难还不时引发党内的激烈斗争。1954年，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时任副总理的德热拉斯猛烈抨击党的各项政策，断言南共已经质变，受到严厉批判，并被开除出党，饱受牢狱之苦。1966年，副总统兰科维奇因主张加强中央集权，反对权力下放，也被撤除所有职务。由于铁托生前大权在握，完全能控制住局面，因此所有党内斗争都有惊无险，未动摇南联邦的根基。

铁托在1980年去世后，南联邦虽采取一些巩固集体领导的措施，但已无法稳定局面。1990年1月，南共联盟宣告解散。在苏东剧变的影响下，南联邦已呈独木难支之势。在随后举行的自由选举中，除塞尔维亚社会党（原塞尔维亚共盟）和黑山共盟在各自的国家中选举取胜外，其他四个共和国都落到民族主义政党手中。到年底，南联邦境内出现两百四十八个政党，情况已完全失控。

1991年6月25日，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同时宣告独立；同年10月15日和11月20日，波黑和马其顿也先后宣告独立。

眼见大势已去，1992年4月27日，塞尔维亚和黑山只得另组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存在逾四十六年之久的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终告解体。

南联邦的解体引发了长达三年之久的波黑内战和1999年的科索沃战争。

2002年，南联盟又更名为塞尔维亚和黑山。从此，南斯拉夫这个字眼遂从政治地图上永远消失！

于是，自十九世纪中叶起南斯拉夫人便开展的争取统一的斗争遂悲壮谢幕。

刊于2012年4月22日

有时候，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

王晓渔

十八世纪德国的康德说：位我上者，灿烂星空；道德律令，在我心中。二十世纪捷克的哈维尔却说：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究竟是仰望天空，还是潜入井下，这取决于繁星的位置，阿伦特将繁星隐没的时代称作“黑暗时代”。我们习惯于随意使用“黑暗”一词，对立两方互相指责对方“黑暗”的壮观，触目可及。阿伦特对黑暗时代有着清晰的描述，特指公共领域消失、人类无法通过言语和行动展示自身的时代。但是，她同时指出：“即使是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在《黑暗时代的人们》里，她认为莱辛、卢森堡、雅斯贝尔斯、本雅明、布莱希特等发出启明的光亮，这是“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却“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阿伦特表示，自己无法告知人们，“那些光到底是蜡烛的光芒还是炽烈的阳光”。哈维尔替她回答了这个问题，启明的光亮既不是来自蜡烛也不是来自阳光，而是来自井里的繁星。蜡烛照亮别人的代价是自焚（“蜡炬成灰”），阳光会灼伤人们的眼睛（参见俄罗斯电影《烈日灼人》），只有繁星发出的光亮，“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却更加永恒。

《欧洲精神》的三位主角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都是“黑暗时代”的人们，也属于那些隐没于井下的繁星。

米沃什因为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最为中国读者熟悉，他的《拆散的笔记簿》、《米沃什词典》和诗歌已经陆续译成中文。1951年，时任波兰外交官的文学中年米沃什利用工作之便“叛国”，在异国他乡生活了大约四十年，直到波兰转型之后，重返故国。米沃什逝世后，波兰总理将这位昔日的叛国者称作“伟大的波兰人”。

捷克斯洛伐克哲学家帕托什卡（又被译作帕托契卡）几乎一直处于地下状态，绝大部分作品被禁止出版，由于德国入侵和“布拉格之春”，他公开执教的时间只有七年。帕托什卡没有因为处于地下状态而沉默。他不仅在家中开设私塾，传授苏格拉底的哲学，还担任了“七七宪章”的发言人，因此遭到逮捕，1977年3月13日经过长达十个小时的讯问之后，因脑溢血“被自杀”。帕托什卡的葬礼让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府惊慌失措，那一天布拉格的花店被勒令关门谢客。以“解构主义”而著称的法国哲学家德里达，为将他的手稿带出捷克斯洛伐克作出种种努力，1981年，德里达到布拉格与一些独立知识分子交流，在机场遭到“老大哥”拦截，以“交易毒品”的罪名被捕，后来在法国政府和总统密特朗的介入之下，方才得以释放。德里达以积极介入黑暗时代的方式，反驳了对于“解构”的误解，他在一次访谈中明确表示：“解构的运动首先是肯定性的运动，不是确定性的，而是肯定性的。让我们再说一遍，解构不是拆毁或破坏。”

毕波，我此前对他一无所知，但是在这个夏天两次与他相遇。一次在侯凤菁的《燃烧的多瑙河》里，1956年的秋天，匈牙利出现“布达佩斯之春”，苏联悍然干涉他国内政，派兵占领了匈牙利，当士兵冲进国会大厦，只有一个人还在坚守工作，他就是国务部长毕波（侯凤菁译为“比波”）。这位部长正在起草一份抗议苏联武装侵犯匈牙利的声明。他客气地告诉士兵，自己正在处理紧急公务，士兵大受感动，竟然自动地在门外站岗，保护毕波不受干扰地继续工作。看到这个阿基米德式的传奇，我既对苏联士兵产生了有限的好感，他们毕竟没像罗马士兵那么二话不说、拔刀就砍；也对毕波充满好奇，是什么精神力量支撑一位部长如此视死如归？直到在《欧洲精神》第二次遇到毕波，才明白他主要是位思想家，而非行政官员，支撑他临危不惧的与其说是职业伦理，不如说是价值理性。在他视死如归的细节上两本书有些出入，《欧洲精神》认为是苏联士兵无视毕波的存在，使他得以继续工作了两天，但这似乎低估了苏联士兵的能力。毕波最终被捕，在死刑判决宣布之前几个小时，由于国际社会的压力改判为终身监禁，后来遭到大赦，在监视之下度过余生。

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都来自我们称之为“东欧”的地方。东欧曾经深陷“黑暗时代”，贡献的繁星却不只以上三颗，捷克的哈维尔、赫拉巴尔、克里玛，波兰的米奇尼克、希姆博尔斯卡、柯拉柯夫斯基，罗马尼亚的马内阿……为何同样是“黑暗时代”，一些地域始终有星星点灯，另外一些地域却是伸手不见五指？这个问题一言难尽，但是“东欧”既承接了欧洲精神又是“二等欧洲”的双重身份，为“黑暗时代”的人们提供了精神资源和现实观照的双重视野，这是其他地域难以比拟的先天优势。

在《帷幕》里，昆德拉反复强调东欧应是中欧。这不是他的一家之言，应该视为正本清源。冷战的东/西二分法，使得捷克斯洛伐克等国家在政治地理学的版图里被划到东欧的范畴里，但是从地理自身的角度来说，这些国家位于中欧；如果从历史、文化、思想的角度来说，他们承接的不是什么捷克斯洛伐克精神、波兰精神、罗马尼亚精神，也不限于中欧精神，而是整个欧洲的精神资源。任何一个国家的思想者，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都会把全世界的精神成果引作自己的资源，这不足为奇。但是对于中/东欧知识分子来说，欧洲精神不是他者，不是他山之石，而是内在于自身的传统。即使在“脱中（欧）入东（欧）”的时代，欧洲精神的传统也没有在捷克斯洛伐克等国中断，甚至他们的“带头大哥”苏联，绝大部分国土位于亚洲，在自我认同上也“脱亚入欧”，以欧洲国家的身份出现。

法国学者拉瓦斯汀选取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作为《欧洲精神》的主角，不仅因为他们承接了欧洲精神，还试图从他们那里寻找到“未来思想欧洲的开端”。昆德拉着重于把东欧从苏联的卫星国拉回到欧洲的中心，拉瓦斯汀更倾向于认为中/东欧知识分子呈现了“另一个欧洲”。一度深陷“黑暗时代”的他们，拥有对欧洲精神的不同理解，比如在萨达姆的问题上，一些中/东欧知识分子支持美国的行动，与欧洲知识分子的主流声音具有很大差异。拉瓦斯汀反对轻易将他们打入另册，她指出米奇尼克把对萨达姆的战争归入波兰反对希特勒或者芬兰反对斯大林的战争系列，认为这些都是正义的，是因为米奇尼克对“黑暗时代”记忆犹新，认为“让人道规则在国际关系中消失是对专政的一种包容”。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立场当然可以商榷，但是如果欧洲的主流知识分子把反美视为承接欧洲精神的表现，却不对一些欧洲国家在历史上的绥靖政策进行检讨，欧洲精神就会逐渐单一化。欧盟对中/东欧的接纳不是一种恩赐，而是收获，曾经“黑暗时代”的“二等欧洲”，将会提供“另一个欧洲”的历史经验和问题意识，使欧洲一体化不是欧洲精神一体化，而是带来欧洲精神的多样化。

拉瓦斯汀指出米沃什的思想具有中/东欧知识分子的特征：“一方面承袭了某种对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浪漫主义批评，表现为不含民族主义倾向的对文化多元性的一贯坚持和尊重，同时另一方面继承了启蒙时期的普遍主义，表现为不含等级倾向的将个人尊严视为最高价值。”可以这样说，米沃什、帕托什卡、毕波创造着具有东欧特色的欧洲精神，这种东欧特色，即使遥远的东亚读者也会从中有所收获。

“纯洁性”一向为各方喜闻乐见，作家主张“清洁的精神”，政府主张“清除精神污染”。但是，米沃什有着不同的“纯洁观”，对极权的亲身体验，使得他没有天真地站在清洁、净化、纯粹、整齐的一边，他没有极权美学常有的那种“洁癖”。两个事件对他构成了挑战，一个发生在1943年的春日，一个发生在1949年的夏天。1943年，纳粹对华沙的犹太区发动武装清洗（“清洗”也是一个纯洁的词语），华沙市民故意忽略了这个让人不快的事实，甚至在战争的烟雾中愉快地荡着秋千。1949年，米沃什已经渐渐习惯于表面一套、背后一套，满足于通过这种精神分裂捍卫一些道德准则。在一个夏日的夜晚，他看到几辆载满犯人的吉普车，士兵们身穿大衣，囚犯们冻得哆哆嗦嗦，他意识到自己很有可能和在烟雾中荡秋千的人们没有区别。米沃什终身的写作，都与这两个事件有关，他总能在美妙的布景之前看到更为多样的现实。他的“叛国”一度被视为污点，但是这也可以视为他对纯洁性的拒绝。几十年后，当巴尔干地区出现种族清洗，很多欧洲国家袖手旁观，米沃什却期望它们介入这场人道危机，尽管这会遭到“相信战争”的指控，他依然坚持自己的观点。

帕托什卡只比米沃什年长四岁，但是他没能与米沃什一起见证“天鹅绒革命”，而是死于非命。面对黑暗时代，离开还是留守，这是个人选择，很难进行高下之分。但米沃什们需要感谢帕托什卡们，没有这些死于非命的“次等公民”，“叛国者”永远是“叛国者”。哈维尔的《无权者的权力》就是为了纪念帕托什卡而作，其中对水果店标语的分析，已经成为著名的段落。本文标题同样来自这篇文章，“有时，我们要下到井里看看繁星”是《欧洲精神》的译法，《无权者的权力》的一个中文译本这样翻译：“有时候，就像为了在白天观察星辰，我们必须下到井底一样，为了了解真理，我们就必须沉降到痛苦的底层。”帕托什卡拒绝像水果店经理一样，向自己无法认同的标语表示忠诚，他公开发出了反对的声音。请注意，重要的不是“反对”，而是“公开”。“黑暗时代”从来不会缺乏反对者，但多是腹诽或道路以目、窃窃私语、交头接耳，最多也不过街谈巷议，而且是以偷偷摸摸的方式进行。反对的声音在黑暗中进行，他们反对的对象反而站在光明之中，拖着长长的影子。只有启明公共领域，才能驱散黑暗。“黑暗时代”的人们不是“地下工作者”，反对不是“潜伏”。帕托什卡是哲学家、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当时是民主国家）首任总统马萨克（通译为马萨里克）的学生，马萨克与胡塞尔是莱比锡大学的校友，两人谊同师友。1935年圣诞节，胡塞尔将马萨克于1878年赠送的阅书架转赠给帕托什卡。读到这里，我想起了台湾的殷海光，他们都是“黑暗时代”的承前启后者。

或许是有陌生化效应，此前闻所未闻的毕波最让我惊喜，我在这一部分画了最多的线。他关于精神自治、“政治文化畸变”、政治歇斯底里症的看法，比如“政治歇斯底里症总是能在给群体造成创伤的历史经历中找到病因：遭受侵略、被外国占领、军事失败、政治幻想覆灭”，让我心有戚戚焉。《欧洲精神》的作者拉瓦斯汀把他称作“二十世纪后半叶欧洲最深刻也最怀才不遇的政治思想家之一”，确实，毕波的很多观点都是怀才不遇。他认为，询问是多数民族首先开始压迫少数民族，还是少数民族首先用破坏性行动来伤害多数民族，这种争吵毫无意义，因为少数民族会使用“相当具有说服力的言语来说明他们所遭受的压迫有多么可怕”，而多数民族则声称“这些在外国大学接受过教育的攻击者如何煽动温和的国民反对政府，以及其他一系列可憎的破坏活动”。如何从这种死结中走出？毕波指出，多数民族应当首先迈出和解的一步。重要的不是谁先伤害对方，而是谁先向对方伸出和解的手，这种思路对于检讨反犹主义以及其他民族问题无疑具有极大的启示。

1946年，雅斯贝尔斯发表了《论欧洲精神》的演讲，他表示：“坚持下述三个要求，我们就不会迷失方向：（1）借以产生真理的人与人之间的无限交往，生存论上爱的斗争的深度，直至此在中诚实的自我忍耐；（2）控制住我们的思维，使我们拒斥任何形态的封闭知识，使我们摆脱任何形式的立场和主义；（3）承认爱是最终的引导，但同时把不可避免的恨当作爱的条件，使之尽可能马上重新挥发殆尽。”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不可企及的要求，但后来的中/东欧历史告诉我们，那些“黑暗时代”的繁星实践了雅斯贝尔斯的演讲精神。

（《欧洲精神》，［法］莱涅尔-拉瓦斯汀著，范炜、戴巧、翁珊珊、吴幼梅译，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09年7月第1版，293页，30.00元）

刊于2009年11月1日

裸体主义：东德人的专享自由

程映虹

东德是前苏联东欧集团中政治上最保守的国家，东德党领导人昂纳克从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执政，一直是东欧的顽固保守派和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和公开性的坚定反对派。但就是在东德，裸体主义却大行其道，一些海滩湖滨河畔和森林公园每到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到处是一丝不挂的男男女女。他们游泳，晒太阳，打沙滩排球，开派对，或者什么都不干，就捧着一本书消闲。他们中既有青年男女，更有全家福，从婴儿到老人，除了不穿衣服，和在别的地方能够看到的人群没有任何不同。根据柏林东德博物馆提供的材料，大约五分之四的东德人实践过裸体主义。

东德裸体主义风气如此之盛，以至于两德统一后，原西德很多人受不了东部同胞的这种做派，尽管西德很多人也奉行裸体主义。面对西德人的抱怨，一些东德人振振有词地说：难道连社会主义都允许的自由，资本主义反倒要剥夺吗？

裸体主义据说是东德人唯一充分享受的自由

一个以政治集权闻名的国家，怎么会允许裸体主义如此盛行呢？裸体主义的背后无疑是强烈的个人主义意识和对支配性权力的拒绝。何况这个制度在原则上一向把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和西方文化的腐朽没落导致人精神空虚，从而放任纵欲相联系。在当时奉行禁欲主义的中国，“文革”时期就连男女的服装也没有太大的不同，人的性别差异无论是在艺术表现还是社会生活中都受到极大压抑。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虽然不至于那么极端，但好不到哪儿去，至于公共场合的裸体行为，是绝对不允许的。

裸体主义在中欧是有历史传统的，最早可以追溯到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初在德国成为一种时尚。它也叫做自然主义（或天体主义），崇尚人的自然状态和人体与自然界的融合。对于提倡者来说，这种自然状态下的裸体行为在观念和实践中都拒绝和性观念、性行为有任何联系。由于这种行为是在公共场合下发生的， 所以实践者即使心念不纯，也难以付诸行动，时间一长也就习惯了把私密场合下的裸体和特定的公共场合下的裸体相区别。

德国是裸体主义的大本营，德语中的Freikrperkultur（FKK）指的就是这些特定的俱乐部和组织。纳粹德国时期，裸体主义作为一种独立的意识形态受到压制。但纳粹种族主义意识形态本身具有对裸体主义有利的一面，因为它认为德国人是雅利安（Aryan）人的后裔，完美的北欧人种（Nordic），和其他西方人相比，德国人和土地及大自然的联系更为紧密，他们既强壮又美丽，所以纳粹德国的宣传中常有炫耀性的裸体形象，很多是以大自然为背景。希特勒青睐的著名女电影导演瑞芬施塔尔的作品中裸体形象更成了一种表现手段。

到了东德时期，政权对裸体主义是反对的，但令而不行，禁而不止，后来就听之任之了。这是一个很有趣的现象，和苏联的酗酒有些相似。两者都在自己民族的历史上有悠久的根源，和政治也没有直接关系。可能是这些原因使得东德人敢于藐视政权的禁令——哪怕违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何况法不责众。再说，一个国家的监狱关满了不穿衣服的人，不是很好笑吗？

相反，和大家都勇于实践裸体自由相比，言论自由就几乎没有人敢出头去争了。现在的历史学家和社会学家认为，裸体主义是东德人唯一的自由权利，所以他们会坚持不懈，最终使政权让步。我想，可能正是因为这是他们唯一的自由权利，所以在实践中发展到普遍而充分地享受的地步，构成蔚为奇观的裸体景象，以至于连资本主义的西德同胞都受不了了。

但是，这个解释如果没有把这个反抗对于个人的微小代价考虑在内，是不完整的。应该这么说：东德当局后来很可能也意识到，与其自己东奔西跑强迫子民穿衣服，不如给他们一个赤身裸体的自由，让它去遮盖和淡化其他缺失的自由，同时让他们觉得政权对自己无可奈何。这样，表面上看是一方欣欣然地觉得自己赢了，一方悻悻然地认输了，其实谁输谁赢不那么简单。应该说政权比它的子民更狡诈。

当今的西方社会科学已经把躯体（body） 甚至情感（emotion） 从个人的意义上升到社会的高度进行研究。从这个角度来看，东德的裸体主义当然大有其社会意义。中国魏晋时的竹林七贤也可以说是用body来表达政治态度。他们对现实不满，但不能公开表达，更无法反抗，只能隐居山林，常常衣冠不整甚至不穿衣服，既是对当局的轻藐，也是为自己避祸。半个世纪前东德人用大众运动争取来的权利，聪明的中国文人一千五百年前就轻轻松松地得到了。看来中国人又多了一项值得为自己骄傲的理由：在那样的制度下生存，我们要有经验得多。

刊于2012年12月23日

东德人为什么要跑？

程映虹

一个社会的普通百姓有汽车，有乡间木屋，享受度假津贴，基本生活物资受政府物价补贴，教育和医疗有保障。这样的制度为什么不能维持下去呢？

这是参观德国柏林的东德社会展览馆（DDR Museum）后的感想。

这个博物馆坐落在柏林的李卜克内西大街一号。李卜克内西是德国共产党的领导人，1919年被右派暴徒杀害。两德统一后，很多由原东德沿袭的反映了社会主义历史和共产主义意识形态的地名都没有改变，例如马克思恩格斯广场，罗莎卢森堡广场等等，体现了统一国家对历史的尊重。中国网上有一篇德国游记，作者根据一本旧的柏林介绍就这些街名议论道：“书上写的这些当然是东西德合并前的名称，我估计现在大街依旧，但名称大致都改了。马克思、列宁、‘解放’、李卜克内西对西德一些人不是太刺激了吗？”事实上，这些地方地名依旧，而且就在作者的脚下。

东德社会展览馆有两个特色。第一是它主要从社会生活的角度来介绍那个已经消失的制度；第二是它的多数展品都可以和观众互动，人们可以通过触摸展品和启动电子装置来让展品“复活”，从而对那个时代获得更真实的感受。

进入这个展览馆后，第一个看到的就是一辆东德生产的家用汽车。东德家用汽车史可以追溯到1954年，当时东德党的一位政治局委员提议：西德大众汽车公司生产了甲壳虫小型家用汽车，东德也要拿出类似的产品。1958年东德的这个叫做Trabi的产品投产，很快就上市。这个Trabi非常小，很难想象平均身材都很高大的德国人如何能舒服地坐进去。

但空间狭小并不是问题，真正成问题的一是汽车的售后服务，修理非常昂贵，零部件极端短缺，修车铺如果要换零部件，常常要车主自己去想办法。为了省钱，很多德国人自己动手修车，用展出说明中的话：很多德国人家中的餐桌就是修车的工作台。二是车的价格，对于多数东德人来说汽车是奢侈品。最后是排队等候购买证，一般要十六年（这是展出说明中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尽管如此，令人惊奇的是很多东德家庭还是想方设法存了钱耐心地等上十多年去买车。到1985年，东德一半家庭有了汽车。这个比例不要说在当时，就是在今天的世界上也可以说是发达国家的水平。

其实，就满足日常交通来说，东德人没有必要购车。东德的铁路公路和城市公交发达，由于国家补贴，费用非常便宜，有时甚至免费，虽然火车陈旧，行驶缓慢，汽车也是如此，经常误点。但和世界上很多交通工具不足的地方相比，东德人的条件应该是不错的。

东德人应该感到满足的还有很多东西。最基本的食品，主要是面包，价格低到一些人拿来喂狗的地步。虽然其他商品，尤其是肉类和水果还是非常短缺。教育和医疗都是免费的，虽然设施和服务并不理想。东德人普遍享受每年外出度假的福利，度假地可以远到波罗的海的沿岸地区和其他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甚至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如果在国内度假，政府向度假者发放度假优惠券，在交通和住宿上提供很大的折扣，低工资者甚至只要付三分之一的费用。1982年时，德国工会在全东德有六百九十五所度假村，向工人兄弟提供度假服务。东德的工会不止是只管理度假，单位食堂和发电影票这些福利，它们在工资待遇上也和政府或者工厂领导有一点讨价还价的权利，虽然基本上是配合而不是为难领导。就业机会是公开的，工厂招人都直接在厂门口贴出告示公诸于众，中国人在“文革”后期渐渐习惯的走后门和顶替这些途径，在东德似乎并不常见。劳动局和人事局这些政府部门对就业的掌控和名额的分配看来或者不存在，或者不重要。

此外，东德很多城里人在郊外和乡下有自己的度假小屋，和苏联一样，叫dacha。他们在那里不但过假日和周末，而且开派对，吃烧烤。东德人普遍奉行天体主义，很多海滨河滩和公园在周末和假日熙熙攘攘地都是一丝不挂的人群，这方面比西方还自由。展览馆中有很多这方面的照片。对此政府开始是反对的，后来也就容忍了。东德青年在上世纪八十年代使用的收录机和照相机品种很多，都是本国生产的，质量很不错，比苏联的要好多了。

如果拿东德和西德在物质生活上相比，就所谓硬件来说，六十和七十年代其实差别不大。当时东西德家庭的陈设，如果只看家具和电器，双方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差异。这两张照片，一张是东德家庭的起居室，另一张是厨房，其设备和布局，用今天中国城市家庭的平均水平来衡量，可能也不见得差吧？

那么，为什么1989年11月柏林墙倒塌后，数百万东德人要开着他们的汽车——这曾经是他们在社会主义体系内比其他国家要优越的象征——越过边界去西德呢？和其他一些前东欧国家不一样，东德的体制不是被革命革掉的，也不是被改革慢慢腐蚀掉的，而是被去国的洪流冲垮的。而在柏林墙垮掉以前，匈牙利的自由化已经造成了东德人拥去匈牙利的奇观。在后冷战的叙述中，柏林墙的垮掉常常被误以为是东欧革命的标志，其实它不是，东德人被过奖了。历史就是这样夸大象征性标志的意义。真正的革命发生在罗马尼亚和波兰这些国家。东德发生的是墙倒众人推，墙倒大伙走，胜利大逃亡。

物质生活的很多方面可以说还不错的东德为什么垮掉，这个问题很大，今天的人可能也都会有一个很抽象的答案，但这个展出馆的内容可以提供一些具体的线索。例如，在一个角落有一个关押政治犯的囚室，说明文字中提到从1949年到1985年，东德一共关押了二十五万政治犯，平均每年将近七千人。东德从建立到瓦解，人口一直没有超过两千万，那这个比例是很惊人的了。大量关押政治犯一直是封闭国家得以维持的主要方法，东德看来不但不例外，而且很突出，也可能是它没有发生激烈革命和顽强的反抗运动的原因。与此相比，西德就没有政治犯。不但没有，六十年代还闹过轰轰烈烈的新左派运动，中心就在被东德包围的西柏林。当时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到毛泽东和格瓦拉，这些革命家都曾经是青年的偶像。对比之下，那些新左派，没有一个由于他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问题被关进过监狱。

又如，一个依靠国家补贴基本生活物资的社会，其内里也很可能是一个特权横行的制度，而不会像表面上那么平均主义。展览馆里有一台冰箱，是东德高级干部家庭的，里面放的是各式名酒和新鲜水果，这是生活在短缺经济和配给制度下的一般东德人无法想象的，尽管他们每天的面包非常便宜。有人可能会问：这台冰箱会不会是虚构，目的是抹黑东德的红色政党呢？可以肯定，和其他展品不一样，这台冰箱不可能是从哪个干部家中抄家搬来的原件，那些水果都是蜡制的。但是你可以这么想：根据中国人的经验，如果在一个物资丰富，消费品的供应实行市场经济的社会中仍然存在着大量特供的话，那么在一个物资短缺的配给制下的消费品特权难道不是更不可避免的吗？苏联东欧历史上的“小白桦商店”就是那些特供品的发放地。

正是因为这些原因，东德建立后的四十年中，尤其是柏林墙建立后的近三十年中，无数人甘愿冒坐牢甚至生命的危险企图逃离这个地方前往西德。从他们逃离的方法中，今天的人们也可以看到当年东德的一般生活水平其实要高出很多国家。例如，把汽车的后备箱甚至座椅加以改装，把人藏进去；自制人力飞机和热气球；自制简易潜水艇和划艇（有人从波罗的海漂去北欧国家）；挖地道（最成功的逃亡方式，有一条从东柏林到西柏林的地下通道曾经在两个晚上让五十七个人逃走）等等。这些都需要相当程度的机械工具、设备和其他条件，而它们多半是由这些逃亡者在他们自己家中完成的。虽然在逃亡者中，多数没有达到目的，而是被送进了监狱，成为每年平均七千名政治犯的重要来源，但毕竟还是有很多人如愿以偿，来到西柏林或者西德。

可以想象，在一个物资极端贫乏，人民家中四壁空空的社会，一个老百姓家中最多只有榔头和老虎钳这些最基本工具的社会，一个一举一动都被邻居看得清清楚楚毫无隐私的社会，这样的逃亡只能是奢侈的空想甚至神话。这些社会中的逃亡者除了靠长途跋涉和游泳这些最原始的手段，恐怕没有其他的办法。用这些社会的标准来衡量，东德已经是发达社会主义（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话）的天堂而不是初级阶段的小康了，除了那些国家福利，这些自制的逃亡交通工具所需要的技术和材料也从反面说明了这一点。这样一个社会中的人对东德人的拼死逃亡可能会这么想：住在这样一个天堂里还不满意，还要冒着生命危险往外跑，除了身在福中不知福，还有什么可以解释的呢？相反，在东德人的眼中，和那些认为他们生在福中不知福的人去解释“自由”这两个字，可能就像夏虫不可语冰吧？

刊于2013年2 月24日

俄罗斯为什么选择保守主义

朱建刚

在今日之俄罗斯，说保守主义已成为俄国政治文化的一部分，恐不为过。官方层面有普京为首的执政党“统一俄罗斯”党在2009年的11月21日十一次党代会上通过的纲领：“党的意识形态是俄罗斯保守主义。这是稳定和发展的意识形态，避免停滞和革命，不断进行创造性的社会革新的意识形态。”社会舆论方面，昔日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家、政论家的著作纷纷再版，名目之繁多，令人眼花缭乱。比如，莫斯科文明学院近年来出版的“俄罗斯文明”丛书，收录的都是一连串陌生的名字：波别多诺斯采夫（Победоносцев К.П.）、谢尔巴托夫（Щербатов А.Г.）、缅什科夫（Меньшиков М.О.）、梅谢尔斯基（Мещерский В.П.），当然也有熟悉的名字，比如陀思妥耶夫斯基、果戈理、阿克萨科夫兄弟等等。值得一提的是，此书系可在该学院网站上免费下载，网址是http://www.rusinst.ru。

说来也巧，我来莫斯科买的第一本书就跟保守主义有关：《开明保守主义：俄国思想家论俄国文明发展之路》（Просвещённый консерватизм: Российские мыслители о путях развития Российской цивилизации）。正如该书编者在名为《开明保守主义与俄国的前景》的序言中所说的：“此书封面上的波别多诺斯采夫现在无人知晓，但曾有个时期，全俄国都知道。”此语若用以描述俄国保守主义之命运，似乎也无不可。继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帝俄统治末期大放光彩之后，保守主义在俄国基本上销声匿迹。在中国的出现也是上世纪九十年代以降的事情了。彼时国内出现了一些讨论保守主义的著述，既有《保守主义》（［德］曼海姆著，译林出版社，2002年版）、《保守主义的含义》（［英］斯克拉顿著，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年版）这样的舶来品，也有刘军宁等学者的研究之作。然而，或许是之前的苏维埃帝国素以红色面目示人，很少跟保守二字扯上关系，我们不难发现，国内已有的著述多数以英法理论为来源，基本上不涉及俄罗斯。在这方面，《开明保守主义：俄国思想家论俄国文明发展之路》一书或许可以给我们提供一些有益的参考。

该书是政治文选，编者为格律芬出版社主编、历史学副博士巴库恩（Бакун Д.Н.）。书中收入了俄国知名的保守主义思想家对俄罗斯政治、文化等诸多方面的评论。作者都是目前国内介绍甚少的人物：除了上文提及的波别多诺斯采夫，还有卡特科夫（Катков М.Н.）、斯托雷平（Столыпин П.А.）等著名政治家。对于这批人物，前苏联的历史教科书上极少提到，偶尔有之，也是作为反动对象加以批判。他们说了些什么，做了些什么，似乎从来无人关注，也不敢去关注。苏联解体之后，曾有一段时间俄罗斯精英的关注焦点在于西方文化，索尔仁尼琴返俄后所受的冷遇及盖达尔的休克疗法大行其道，便是两个再好不过的例子。十九世纪俄国保守主义思想只有到了新世纪普京上台之后才得到更多的关注。因为当时面临的问题跟一百多年前并无差别：俄罗斯往何处去，该怎么办？解体后的近十年内，叶利钦实施的西化政策已被证明行不通，普京必须提出新的治国理念。在这种背景下，上述那些政治家、思想家对百年前俄国命运的思索再度得到重视，他们的著述得以再度出版并详加讨论。也许每个人提出的意见方案不同，但最主要的一点在于：“他们爱俄罗斯，他们的心灵为俄罗斯人民而痛苦受难，他们竭尽所能来帮助自己的国家。”这一点是俄罗斯当代政治、文化精英最为认同的。

该书编者在前言里指出：“对于我们来说，为之已争论数世纪的最重要问题在于：俄罗斯在自己的历史发展中该向哪个方向前进？”编者认为，这种争论之所以持续长久，原因在于俄罗斯历史上受到太多外来思想的影响，反而忽略了自身民族思想。从最早的拜占庭基督教影响，到彼得大帝改革时的全盘西化，再到十九世纪知识分子对西方各种思想的引入，不过现在，“因国家这艘大船上的混乱分裂而筋疲力尽的我们终于能感觉到狂风暴雨要安静下来，我们能借着古代的希望之风扬帆而起。这股风借着创造性的保守主义与传统主义赋予我们唯一正确的方向，指引着俄罗斯走向其命中注定之所，确立自身文明的基础、正教的根源、多民族的外在文化体现”。事实上，这种情景又何尝不是跨入新世纪之后俄国的真实写照呢？

全书分为四大部分，外加前面的诗歌选和后面费多托夫（Федотов Г.П.）的文章作为后记。诗歌选分量不大，基本上以关于俄国命运前途思考为主题，收录了莱蒙托夫、维亚泽姆斯基、丘特切夫等人的一些诗歌片段，有助于读者更好地理解俄罗斯命运这一主题。第一部分名为“保守主义V.S.自由主义：和平或战争？”，收录了卡拉姆津、格拉多夫斯基、契切林等人的文章，其中阐释了何为保守主义，自由主义的类型及其在社会中的影响等问题。著名的自由主义历史学家格拉多夫斯基（Градовский А. Д.）的长文名为《何为保守主义？》，重点从多方面来界定他所理解的保守主义。比如，他认为思想界长期把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相对立，却不知两者根本构不成对立，相反可以互相转化。与自由主义相对应的应该是绝对主义，与保守主义对应的则是进步主义。“保守主义承认国家制度中的历史因素，但它也承认制度发展的必要性，从而在制度的变化中体现历史因素。”与之有关联的是反动分子，“他们生活在过去，不接受任何现代的要求”。进步主义的兄弟是革命主义，两者都要求社会发展，着眼于未来，但不同的是，进步主义是在前人的基础上缓步前进，革命主义则是打破旧世界，创造新天地。从上述角度看，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在某些方面似乎又能找到共鸣。

历史学家契切林（Чичерин Б.Н.）则分析了自由主义的三种类型：街头自由主义、反对型的自由主义和保守的自由主义。街头自由主义是最低级的，这实际上是对自由的歪曲。这种自由主义者除了自己的意愿外不想了解任何东西，凡有不同意见者皆视为仇敌。他们热爱混乱和暴动，平静和秩序对他们来说好比酷刑。反对型的保守主义则是强调与政府的势不两立，凡是国家支持的，他们必然反对。他们的核心在于与官方唱反调，至于唱反调的结果如何，则不去过问。最后一种自由主义是契切林比较推崇的：保守的自由主义。“其实质在于自由的因素与权力法则的因素得以调和。在政治生活中，他们的口号是：自由的尺度与强大的权力。”前者对后者有监督作用，后者则保证前者的实现。实际上，契切林这篇文章发表于1862年，彼时正是俄国思想史上的“六十年代人”走上舞台，“热爱破坏就是热爱建设”（巴枯宁语）这种口号大行其道之时。契切林的文章在揭示这种思潮方面颇有警世之意。

该书第二部分名为“保守派对俄国历史的观点”，收入了卡拉姆津、普希金、霍米亚科夫等人的论述。不妨以卡拉姆津的文章为例。卡拉姆津（Карамзин Н.М.）在今日俄罗斯被誉为“保守主义之父”。早在2001年9月12日，俄罗斯就曾召开名为“俄国保守主义：历史与前景”的研讨会，会上专门纪念了卡拉姆津诞生两百五十周年。该文名为《从政治及世俗层面论新旧俄国的札记》，是卡拉姆津应亚历山大一世之妹的邀请而作，并于1811年3月呈沙皇，集中表达了保守派对当时М. М. 斯佩兰斯基（此公在今日之俄罗斯被誉为“自由主义之父”）改革的不满。在今天看来，该文被视为俄国开明保守主义的奠基之作，因为它不仅影响了沙皇对改革派的看法，而且深入阐述了保守主义的一些基本理念。卡拉姆津的这篇长文先从俄国历史谈起，讲到俄国历史上凡集权则社会发展、国力昌盛，凡分权则内讧、招致外敌入侵。作者发挥其历史学家的特长，不厌其烦地给沙皇上课，教导他必须汲取先辈教训，不要盲目搞改革，以引起社会动荡。“再一次告诉您，俄国人对现在政府不满的主要原因之一便在于它过于热衷国家改革从而动摇了帝国基础，其结果至今值得怀疑。”此处矛头所向，便是斯佩兰斯基当时推行的宪政改革计划。卡拉姆津还提出：“君主的首要责任是维护国家内外之完整；国民之幸福则是第二位的。”因为从来没有哪个国家公民的幸福是建立在外国统治基础之上的。为了达成这一责任，卡拉姆津建议沙皇：首先要选好人才，从部长到参议员，甚至五十多个省的省长人选，都必须通过选拔得来。其次，沙皇必须学会与人交往，从中识得人才。“这种选拔人才并与之交往的艺术对俄国君主而言最为重要。没有这种艺术，试图依靠新建某些机构来寻觅人民之幸福显然是徒劳的。您不必问怎么撰写法令，有那么多部长，有最高委员会；您该问要有怎样的法官，怎样的统治者……言辞适用于报纸，只有规则才适用于国家。”卡拉姆津这篇长文有点类似于诸葛亮的《出师表》，以三朝元老的身份苦苦规劝着年轻的沙皇切莫被西方自由主义所迷惑。至于结果如何，1812年卫国战争爆发前夕，斯佩兰斯基改革失败，被沙皇作为替罪羊拿下，这其中应该有卡拉姆津的功劳。

第三部分名为“政治与地缘政治：对俄罗斯的赞成与反对”。这里主要论述的是俄罗斯与世界的关系问题，如俄国与波兰、俄国与欧洲等。这一部分基本上是俄国思想家对西方的反驳与为俄国所作的申辩。仅以丹尼列夫斯基（Данилевский Н.Я.）的文章《为何欧洲敌视俄罗斯》为例。该文实为其大作《俄罗斯与西方》的第二章，作者首先介绍了欧洲（即西欧）对俄罗斯的敌视：其一是俄罗斯不断扩张，给欧洲的安宁和独立造成了危险；其二是俄国似乎是某种政治黑暗势力的代表，仇视进步与自由。接着作者便分析俄国领土之扩张完全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暴力征服，而是对无人居住地的和平开发（此论从国人的角度来说实在是大谬不然）；俄国对西欧政治的几次介入，完全是为了维护西欧的安宁。比如1812年卫国战争后推翻拿破仑；比如1848年镇压西欧革命。丹尼列夫斯基的结论就是欧洲没有文化上把俄国乃至整个斯拉夫民族视为自己的一分子，由此他批判了欧洲中心主义，继而阐发了自己的“文化历史类型理论”。或许正是基于俄罗斯在欧洲的特殊地位，编者又在该部分里放入了卡特科夫的文章《俄罗斯的尊严要求它完全独立并舍弃一切的联盟》，仅从名字就能看出该文的斯拉夫主义倾向。并且，卡特科夫身为一报（《莫斯科消息报》）一刊（《俄国导报》）的主编，在俄国影响不可小觑。前两年出版的卡特科夫六卷本文集第一卷里序言的题目就是时任英国驻俄大使的一句话：“俄国……有两位帝王：亚历山大二世与卡特科夫。”可以说，他对欧洲关系的看法也代表了俄国官方的态度。西方学者如杜尔曼（Karel Durman）、卡茨（M.Katz）、塞登（Thaden E.C.）对卡特科夫与沙俄外交的关系问题多有论述，此处不再赘言。

第四部分名为“民众与社会，权力与法制”，重在讨论俄国政府体制问题。其间既有理论性的，如阿克萨科夫（Аксаков И.С.）论西欧理论对俄罗斯生活的专制，批评某些西欧派生搬硬套国外理论运用于俄国政治实践的做法，也有从实践角度抨击选举制度及相应限制君权等西欧现代政治理论。对于俄国保守派来说，虽然他们内部在具体立场上也存在分歧，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那就是希望祖国强大，真正做到国富民强，这一点在1905年的日俄战争之后尤为迫切。所以时任部长会议主席的斯托雷平在1907年杜马大会上指出：“国家的敌人们试图选择激进的道路，摆脱俄国历史过去，摆脱文化传统。他们要的是伟大的动荡，我们要的是伟大的俄罗斯！”可惜没过几年，一战的爆发打断了俄国的发展之路。“伟大的俄罗斯”变为红色苏维埃，保守主义正如它所互为依仗的帝制及教会一样，被激进的布尔什维克党人扫入历史垃圾堆。

保守主义在今天俄罗斯的盛行，并非仅仅因为它是俄国思想史上被曲解或遗忘的一股思潮，更重要的是，它是一个多世纪以前俄国知识分子对祖国命运的思考。这种思考，即使到了今天，仍然是深刻的、富于启示性的，它为我们展示了一百多年前俄国历史上的另一种可能性。我们今天去回顾俄国的保守主义，自然亦非出于历史考古的嗜好，而是希冀由此为反思当下处于大变革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另一种视角。国内学人在涉及俄苏思想史问题上已有诸多著述，但基本构架仍不离“革命与反动”之对立，已有的著述如所谓审视《红轮》之类，亦无非是对激进知识分子的历史反思。历史的真相是：俄国的思想史上不仅仅只有激进和革命，在今日之俄国，对革命作深入探讨并与之辩论者无论在过去还是目前都大有人在。历史的真相总是越辩越明，多角度的对话总胜似一言堂的垄断。这就是《开明保守主义》一书的意义所在。

（《开明保守主义：俄国思想家论俄国文明发展之路》，［俄］Д. Н. 巴库恩编，莫斯科格律芬出版社，2012年出版）

刊于2012年11月18日

冷战史中的苏联解体

任东来

有一种史学，可以称之为“纪念史学”。就是在某一个重要历史事件发生、或某个历史人物诞辰（去世）的整数年份里，在政府或某个社会集团的赞助或支持下，历史学界或大众媒体大张旗鼓地展开研究或纪念活动。其长处是普及了历史知识，也让一直在象牙塔青灯黄卷下工作的历史学者得以纷纷登场，告诉民众自己的价值。今年是辛亥革命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共和的价值、中山先生的伟业、中共的伟大、光荣、正确，通过学者的著述、媒体的放大、影视的渲染，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为广大民众所认知。共和结束了中国几千年的帝制，中共开创了一个崭新的时代，因此，再怎么纪念都不为过。

不过，我们还是要放远眼光，从将共和与建党放在世界历史的背景下考察，或许会有更深刻的认识。共和与帝制相对，但漫长的中国历史中既无共和的概念，更无共和的实践，它完全是个来自西方世界的舶来品，中山先生也是在西方文化和思想的浸淫下认定了共和的价值，走上了反清的道路；现代政党同样来自西方，过去的中国只有依靠血缘、地缘、宗族、职业联系形成的“会党”，从来没有出现过以强有力的意识形态为信仰和纽带的现代政党，“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也送来了十月革命得以成功的关键组织因素：有严格组织纪律和统一意识形态的列宁主义政党。

辛亥革命推翻了帝制，建立了共和，但共和之初并没有带来人民期望的民主、自由和稳定。失望之余，孙中山也效法苏俄，并在苏俄的帮助下参考布尔什维克党的样式，改组了国民党。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中国两个最主要的政党均是“以俄为师”。从世界政党史的角度来看， 中国政治精英的这次仿效非常成功，真正做到了“青出于蓝而胜于蓝”，避免了“橘过淮为枳”的制度移植。因为，中共已经成为世界第一大党，拥有八千万党员；国民党也老店新开，咸鱼翻身，在一度丢掉台湾执政地位后，重新执政。而它们所效法的布尔什维克党，早在二十年前就关门打烊了。1991年8月23日，在部分苏联共产党领导人发动“8•19政变”失败后，民选的俄罗斯总统叶利钦乘机下令限期解散机关、企业和军队中的苏共组织。次日，苏联第一位也是最后一位总统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共中央总书记职务，并建议苏联共产党中央解散。就这样，一个经过一次国内战争、一次世界大战考验的一度是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顷刻间倒下，没有遗嘱没有墓志铭，更没有送葬者。

因此，从世界政治历史来看，今年同样也是一个值得纪念的年份。不过，世界舆论关注的不是苏共解体二十周年，而是两件彻底改变战后世界政治格局大事的二十周年：1991年10月3日，分裂了四十五年的德国重新统一；两个月后，12月25日，已经成为光杆司令的戈尔巴乔夫宣布辞去苏联总统的职位，克里姆林宫上的苏联镰刀铁锤国旗落下，代之以俄罗斯的三色旗，存在六十九年的世界第一大国苏联正式解体，分裂成十五个国家！二战的最大战败国统一，二战最大的战胜国分裂了，如此鲜明的对照是历史的必然，还是时代的讽刺？苏联解体已经二十年了，但是，对于苏联解体基本原因的讨论乃至争论却从未停止过，不仅在俄罗斯是如此，就连中国学术界也是如此。概括起来，有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一是体制说：僵化的斯大林体制导致苏联解体。但它没有很好地说明，为什么这个体制延续了六十年，偏偏在戈尔巴乔夫时期难以为继了，陆南泉等人所著《苏联真相：对101个重要问题的思考》（新华出版社，2010年） 是这一解释的力作；二是“个人说”：戈尔巴乔夫是苏联解体的“罪魁祸首”，李慎明主编的《居安思危：苏共亡党二十年的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1年）是这一看法的代表。这一说法不仅有“英雄史观”之嫌，而且它也无法说明，为什么没有戈尔巴乔夫的其他东欧国家也发生了巨变？

美苏在冷战时期的角力构成了二战后世界格局的主色调

尽管时间已经过去了二十年，但由于历史的因缘，不仅俄国的历史学者，就连中国的学术界，在讲述和讨论苏联亡国史时，难免会涉及民族情感和政治敏感。或许，下面这本冷战史大作《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以下简称《冷战》），可以从国际史的角度解释苏联解体的国际背景和制度因素。作者沃尔特•拉费伯尔是美国康奈尔大学历史系的荣休教授，美国外交史学中 “新左派”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这一流派的主要学者来自于威斯康星大学（麦迪逊），因此也叫威斯康星学派。它兴起于反战运动如火如荼的1960年代，坚持从美国国内因素特别是经济因素来解释美国的对外政策，以揭露、批评美国外交特别是战后外交的扩张本质为己任，挑战为美国官方政策辩护的正统学派，因此又有修正派之谓。它也不同于凯南为代表的现实主义外交史学，后者虽然对美国外交政策也持强烈的批判态度，但更多的是从权力政治角度批判，认为美国的外交太受民意和民心的影响，过于追求道德主义与合法主义。

《冷战》初版于四十年前越战正酣的1967年，此后，不断更新再版，补充了越战结束、美苏缓和、冷战结束和反恐战争等新的内容，2006年已经出到了第十版，成为美国大学冷战史和美国战后外交史课程最畅销的一本教材。这样一本在美国新保守派看来有着“反美偏见”（anti-American bias）的作品，作为教材居然行销四十年，从一个侧面说明了这本书的巨大价值。它在很大程度上回答了美国学生心中挥之不去的疑惑：一个伟大的国家为什么会那么迷信武力，随意地使用武力，结果不仅给自己，而且也给其他国家的人民带来了不可估量的生命和财产损失。

作为一个严肃的学者，在解释苏联外交行为时，拉费伯尔采取了同样的研究路径：从苏联制度和内政来解释这个庞大帝国的外交行为和最后命运。我们知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伟大理想，特别是为所有反法西斯国家和人民所接受的罗斯福的“四大自由”：言论自由、信仰自由、免于恐惧的自由和免于匮乏的自由，曾经燃起人们对战后世界多么美好的憧憬！联合国、布雷顿体系（国际货币基金会和世界银行）、关税和贸易总协定等国际制度框架的建立，似乎为实现“天下一家”的理想提供了可能。但是，战争结束不过两年，美苏变友为敌，“铁幕落下”，欧洲一分为二，中国内战，冷战开始，理想破灭！是谁引起了这可恶的冷战？对这个非常复杂的问题，民众需要一个简单的答案。两大阵营的对抗，透射到了学术界，成为政治正确的一种表态。苏联解体后，斯大林成为替罪羊，不仅保守的美国学者这样说，饱受斯大林体制之苦的俄罗斯学者也这样认为。以斯大林晚年对周围所有人的猜忌及其1930年代对政敌残酷无情的清洗为根据，结合现代西方精神病学，斯大林被戴上“妄想狂”的帽子。在几乎是这样“一边倒”的论战中，作者坚持了他四十年前的看法：美苏对抗的基本背景来源于这两个国家扩张的历史，以及美国对苏俄世界革命理想的深深恐惧。在此背景下，斯大林1941—1946年的外交政策是一种正常的现实主义路线，而不能以“妄想狂”来一言以蔽之。“如果他和其他苏联人的确对西方深怀猜疑，这也是现实使然，而不是出于妄想。因为1917—1920年，西方派遣成千上万的军队拥入俄国；在三十年代，西方拒绝与苏联合作；1938年西方试图把希特勒的祸水引向斯大林；西方多次在第二战场问题上食言；1945年，西方还试图进入那些斯大林认为对苏联安全至关重要的地方。”（第17页）作者这样讲，并不代表他赞赏斯大林的做法，他对后者并无好感。在书中，他两次重复赫鲁晓夫的回忆，来说明斯大林不受限制的权力所带来的傲慢：对不愿意合作的南斯拉夫领导人铁托，斯大林宣称：“我动一动小指头，铁托就完蛋了。”（第67、147页。）

作者只是以自己的方式来叙述冷战的开始，指出双方如何在互相猜忌与不信任中一步步走上了冷战对抗之路。但通观全书，其基本的思路还是比较明确的，那就是美国有更多的资源和更强的实力，因此占据更大的主动权和灵活性，对冷战进程中拥有更大的影响。由于存在冷战以及后来的热战（朝鲜战争），美国决策者得以说服原来犹豫不定的国会，增加更多的国防预算，承担北约的领导责任，派美军常驻德国，主导欧洲的安全结构，遏制苏联威胁，美国开始成为一个“国家安全至上国”（national security state） 。这一遏制战略的结果，虽然增加了美国的财政负担并纵容了国内麦卡锡主义的政治迫害，但也让苏联的国际环境更为困难，将有限的财力投入无限的国防开支中。苏联不得不调整政策，斯大林的死亡使调整成为可能。赫鲁晓夫在党内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胜出，并在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上，发表了揭露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作者对此的评论颇为精辟：“他用来驱除这个独裁者的幽灵是剃刀，而不是切肉的斧头。”赫鲁晓夫强调“错在斯大林的‘个人崇拜’，而不是共产党体制本身。他也小心翼翼地保护党和军队免受斯大林罪行的牵累，但是却并没有保护群众和知识分子。在国内事务上，他努力加强他个人的权力，放松斯大林加之于经济上的限制，在不至于诉诸恐怖手段的情况下确保对社会的绝对控制。”因此，“反斯大林是有限度的，特别是当它威胁到了党和赫鲁晓夫权力的时候”（第146、156页）。

在国际上，赫鲁晓夫开始和缓与西方的紧张关系，与美英等国达成协议，从奥地利撤军，恢复了后者的独立。在欧洲冷战格局基本固定后，他改变了从意识形态来判定新兴国家政权性质的成见，向一些东南亚和中东等地的新兴国家提供援助，开始与美国争夺第三世界。“苏联人将拆除斯大林设置的屏障，开进毗邻的高速公路，进入尚未投入冷战的第三世界。”（第147页）这一进程最有戏剧性的一幕就是1962年赫鲁晓夫将导弹运至并部署在古巴，导致冷战中最大一次核战争危机。已经把赫鲁晓夫内外政策视为修正主义的毛泽东对此有一个颇为精辟的评论：“从冒险主义开始，以投降主义结束。”美国的行径的确霸道无理。它可以策划入侵古巴的猪湾事件，可以把导弹部署在土耳其对准苏联，可以使用U-2飞机飞越苏联，却不允许苏联在它的后院部署导弹。赫鲁晓夫的冒险决定，有太多的个人因素，据说这一念头来源于赫氏在黑海海滨的一次度假。他突然意识到，在黑海另一边的土耳其境内，部署着美国的导弹，他遂对手下说：“我要放个刺猬到美国人的裤子里。”这个刺猬就是部署在古巴的导弹！后来，连苏联的一位高官都骂道：“如果斯大林还活着，他会悄声无息地完成每件事情，但是，这个笨蛋却四处声张威胁……迫使我们的敌人增强了他们的军事力量。”（184页）

外交上的失败，国内经济的停滞不前，最终导致赫鲁晓夫在1964年10月下台。勃列日涅夫等人利用赫氏在黑海度假的机会，召开苏共中央主席团会议，决定剥夺他的权力。面对现实，赫氏气呼呼地冲着昔日的战友和助手说了句大实话：“你们今天能罢免我，也多亏了我创建的宽松体制！”显然，这句话给勃列日涅夫等人留下终生难忘的印象，那就是绝不能重蹈覆辙！勃列日涅夫结束了有限的非斯大林化，重新加强国内控制。“质疑政府政策的知识分子，被逮捕、流放，或者被宣布为‘精神错乱’。”因为在勃氏看来，“我们正处于一场经久不息的意识形态战争中”。 缓和是为了减轻与西方在军事和政治上的敌对，对付毛泽东革命的中国，但意识形态的偏离是绝对不允许的。当1969年捷克 “布拉格之春”出现偏离共产党领导的苗头时，勃氏毫不犹豫地以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名义，动员华沙条约军队，将坦克开进了布拉格。在国内，勃氏继承苏联发展的一贯做法，不是靠创新而是靠资源和劳动力的更多投入来增加GDP。虽然在1970年代初，它的煤炭、钢铁和水泥产量已经超过了美国，并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石油生产国，但是国家财富的四分之一左右投入到军备，投入“困难重重的古巴和越南的无底洞”。结果，人民的生活并没有改善， 1970年代的死亡率和婴儿死亡率大幅攀升，人口红利不再。这种粗放的增长自然不可能持续，GDP的增长从勃氏上台初期的百分之五下降到了1979年的百分之零点八。 如果苏联人生活在斯大林时代那种完全封闭的环境下，这样的体制或许还可以苟延残喘。但是，为了换取西方对东欧边界的承认，苏联同意东西方人员和信息的自由交流，多年的“欧安会”达成一个原则性的《赫尔辛基总协定》。面对主管意识形态领导人的担忧，主张和解的苏联外交领导人则称：“我们才是我们房子的主人。”但是，他忘记了，家长打孩子也是违法的，现在，对任何异议者的镇压都让苏联在国内外变得理亏，苏联官员后来承认：该协定“逐渐成为持不同政见者和自由化运动的宣言，这一事态发展完全超出了苏联领导人的想象”。作者认为：“苏联的解体已经在此埋下伏笔。”（第229页）

此时，终身制的领导人垂垂老矣，毫无生气。美国苏联问题专家布热津斯基向新任总统卡特介绍苏联时刻薄地说：“在列宁时期，苏联就像一场宗教复兴，斯大林时期就像一个大监狱，赫鲁晓夫时期像一个马戏团，而勃列日涅夫时期就像美国的邮局。”（第239页）苏联人自己的政治笑话也在传递着同样的信息：苏联三代领导人同坐一列火车，火车突然停驶，领导很气愤，后果很严重。斯大林建议枪毙工程师，赫鲁晓夫提出原谅机组人员再给他们一次机会，而勃列日涅夫则认为，最好是拉下窗帘，权当列车仍在平稳行驶。在这样自欺欺人的氛围中，老人政治最终寿终正寝。1982年勃列日涅夫死在任上，后来的两位继任者在短暂的执政后，也重复了“以身殉职”的命运，短短四年时间，这个国家的三个一把手终老任上，为现代政治所仅见。论资排辈，现在该轮到资格最老的葛罗米柯外交部长了。七十九岁的葛氏毕竟是见过大场面的外交家，他推辞不就，表示不要让世界再看到苏联病夫治国的笑话了，并提议由最年轻的政治局委员戈尔巴乔夫担任苏共总书记。所有人都相信，就像丘吉尔拒绝成为葬送英帝国的首相一样，戈氏绝对无意成为结束苏联帝国的总书记。相反，他希望通过改革成为苏联中兴的英雄，但是，他最终被自己激发起来的力量所吞没，和它一起下沉的还有那个存在了六十九年的帝国。如果说戈氏犯了事与愿违的错误的话，那就是他和他的改革派战友太自以为是了，自信他们能够代表和反映人民心声，控制改革的步伐和节奏。正像一位苏联官员感慨说：戈氏“试图改革那些不可能被改革的事物”。多少值得世人安慰的是，这个不乏革命和战争传统的国家，以一种和平甚至过于平淡的形式解体，缺少希腊悲剧中的悲壮。因此，哲人以赛亚•伯林把解体视为“投降”：“此前，从来没有一个帝国在没有经历战争、革命或者入侵的情况下投降的例子。”（第286页）

与目前西方大多数冷战著述不同，在讲述冷战故事的时候拉费伯尔并没有用一种胜利者的口吻。而且，在他的笔下，没有了苏联后的世界并没有变得更加安全，反而出现了更多的地区冲突；在前苏联地区，人民的生活也没有明显的改善，政治发展也在向集权而非自由方向发展。“结论绝非必然是，冷战结束后的地球变得更安全。“9•11”事件已经向美国人明白地展示了这一点。”最后，他借用美国神学家尼布尔（Reinhold Niebuhr） 理性（我们头脑中的法律）和非理性（我们人群中的法律）的概念，概括了美苏冷战的教训：“如果世界人民不以‘他们的头脑’解决由于经济的、政治的、环境的、核武器的以及恐怖主义问题的萌芽引发的日益增长的无序和分裂，那么他们会容易诉诸尼布尔所称的‘我们人群中的法律’——这不仅由冷战的历史所昭示，还由‘9•11’后的冲突所凸现。”（第350页）

这本著作最大的问题是名不副实：苏联（俄国）的内容最多只占十分之一的篇幅，叙述框架和主体是美国的外交史，而非美苏关系史。大概是为了营销的关系，作者继续使用了这个四十年前的书名。另外，中译本删除了原书的索引，代之以译名对照表。实际上，只要举手之劳，在对照表后注明原书页码，将该页码作为编码放在书中，就可以了。就此而言，这个新译本还不如1980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的本书第三版中译本《美苏冷战史话》更为读者着想。

（《美国、俄国和冷战：1945—2006》，［美］沃尔特·拉费伯尔著，牛可、翟韬、张静译，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1年2月第1版，370页，49.80元）

刊于2011年10月23日

编选说明

作为《东方早报》的周日文化副刊，《上海书评》于2008年7月6日创刊，至今已有两百多期。在这套小书的出版前后，恰逢《上海书评》创刊五周年及《东方早报》创刊十周年。对于我们而言，发表过的每一篇文章都是心头爱，所谓的“精选”着实是难以下手，一口气编了八本还心有不甘，只能以“留白”自我宽慰。

这次的八本书是按主题来编选的，尽力顾及了话题的多元性，藏书、出版、历史、科学、思想、经济均有涉及，分别是《似是故书来》《都是爱书的人》《谁来决定我们是谁》《流言时代的赛先生》 《兴衰之叹》《国家与市场》《穿透历史》和《画可以怨》。这些书你可以看作一般意义上的“合集”—选自两百多期上百位作者，但也不妨视为覆盖多个领域的“专著”—背后有着相似的趣味和共通的价值观。或者说，你可以在茶余饭后当专栏集来消遣，也可以正儿八经地当作挺“沉重”的书来读。

特别要说明的是，希望此前因故无法买到、无法读到《上海书评》的本地特别是外地读者能通过这八本书与我们开始有些交流，期待得到您的批评指正。更重要的是，书出了，报纸还在编着，还有很多未知的“精选”等在前面。

图书在版编目 ( CIP) 数据

兴衰之叹  /  金重远等著；盛韵编；李媛绘.

—南京：译林出版社，2013.7

（上海书评选萃）

ISBN 978-7-5447-3914-6

Ⅰ. ①兴… Ⅱ. ①金… ②盛… ③李… Ⅲ. ①书评—

中国—现代—选集 Ⅳ.①G236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119860 号

书  名 兴衰之叹

作  者 金重远等

编  者 盛 韵

绘  图 李 媛

责任编辑 孙 峰

出版发行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译林出版社

出版社地址 南京市湖南路 1 号 A 楼，邮编：210009

电子邮箱 yilin @ yilin.com

出版社网址 http: //www.yilin.com

经  销 凤凰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印  刷 南京爱德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850  毫米×1168  毫米 1/32 1/16

印  张 6.5

插  页 4

版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447-3914-6

定  价 35.00 元

译林版图书若有印装错误可向出版社调换

（电话： 02583658316）